（一）
网文“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知识分子是什么东西？”（张亚月 梁兴国 译 ｜2021/9/23）报道：
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知识分子是什么东西？
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而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声誉。/托马斯·索维尔
才智是指理解事物时的一种敏锐性，它明显不同于这样一种能力——对被理解了的事务采取明智行动的能力。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
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知识分子是什么东西？
智力，并不就是智慧。正如托马斯·卡莱尔描述哈里特·泰勒（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朋友，后来成为密尔的妻子）的思想时所说，会有这样一种智力的存在，即一种“不明智的智力”。存粹的脑力就是智力，它是理解和运用复杂概念和理念的能力。但智力也可能会受到概念和理念的役使，而导向错误的结论和不明智的行为。在考虑进去所有相关的因素后，人们可能就会发现这一点。
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这样一个经典案例，即它是一个根本上的错误概念所展开的智力上技艺精湛的鸿篇伟制。具体而言，《资本论》所呈现的错误观念就是：“劳动”（即对原材料的物理处理）和生产工具，是财富的真正来源。如果马克思的这一观念为真，那么拥有众多劳动力和很少技术或创业活动的国家，将会比拥有很少劳动和很多技术或创业活动的国家更为繁荣；但显而易见，实际上的情形却是截然相反。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约翰·罗尔斯精致而复杂的著作《正义论》中，在其中，正义成为了一种毫无疑问要比其它任何社会考量都更为重要的东西。但是显然，如果任意两种东西有丝毫价值，那么一种东西不可能绝对性地比另一种东西更有价值。一枚钻石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一枚硬币，但是足够多的硬币，其价值将远远超过任何钻石。
与智力相对应的才智
理解和运用复杂理念的能力足以用来定义智力，但是不足以涵盖才智。才智还包括：在选择相关解释因素时、在为任何新出现的理论确立实证检验时的严谨判断，以及这种严谨判断与智力的结合。才智减去判断就是智力。智慧，则是所有品质中最为稀缺和珍贵的，它将智力、知识、经验和判断等综合起来，并以某种方式形成融会贯通的理解。智慧是对这一古老箴言的全面实现：“从你经历的一切中获得理解。”智慧需要一种自律，也需要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理解，其中包括对个人经历和理性之限制的理解。智力的反面是迟钝或者迟笨；但是智慧的反面是愚昧，而愚昧要比迟钝或者迟笨危险许多。
乔治·奥维尔曾经说过：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会有某个知识分子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那些理念。在这方面，20世纪知识分子的记录尤其令人震惊。在20世纪，几乎没有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缺乏知识分子支持者；这些独裁者不仅拥有自己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拥有自己国家之外的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支持者；因为在那些民主国家里，人们可以自由表达其思想。在西方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有各自的崇拜者、捍卫者和辩护者，尽管存在着这些事实：这些独裁者中的每个人最终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屠杀过本国人民，更甚于之前的专制政权。
定义知识分子
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在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时所指的是哪些人。本书所用的“知识分子”概念，是指一种职业种类，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处理理念，这些人有作家、学者等等。尽管脑外科医生或者工程师们也需要经历严苛的脑力训练，但大多数人不会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另外，事实上也没有人把那些最聪明、最成功的金融奇才当作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核心是“理念处理者”。这种处理并不是对理念的个人性运用，比如像工程师运用复杂科学原理来建造高楼大厦或建造机械装置那样的个人运用。一个其工作可以被类比为“社会工程”的政策专家，很少会亲自监管他自己首创或倡导的计划。监管和执行的任务，留给了官僚、政治家、社会工作者、警察或者其他任何可能直接负责完成政策专家之理念的人们。这些政策专家的工作也许可以贴上“应用社会科学”这一类的标签，但是政策专家的工作从本质上看，其对普遍理念的运用仅仅是要产生出关于社会政策的更具体的理念，而那些具体理念的付诸实施则交由其他人来完成。
政策专家的工作并不是亲自执行这些具体想法，就像医生把医学应用到某个有血有肉的人身上，或者像工程师穿着长筒靴站在大楼或者桥梁的施工工地上那样。知识分子的成果，即其终端产品，是由理念所构成的。
乔纳斯·索尔克的成品是一种疫苗，就如比尔·盖茨的成品是计算机操作系统。尽管在这些成就或其他成就中也包含着脑力、洞察力和天赋，但这些人并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工作开始于理念并终结于理念，不管这些理念可能会对具体事情带来何种影响；理念所影响的这些事情和理念所带来的这些影响，往往并非由知识分子所承担，而是由别人所承当、承受的。亚当·斯密从未经营过商业，卡尔·马克思也未管理过古拉格。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都是知识分子。理念本身不仅是知识分子功能的核心，而且也是知识分子成就的评判标准，同时还是这种职业经常具有的危险诱惑力的根源。
学术世界的典型知识分子，举例来说，指的是身处那些被理念所渗透的领域中的人们。当我们想到学术知识分子的时候，通常不会想到大学的商学院、工程学院、医学院或者体育部门的人们。此外，学术知识分子中的流行意识形态和态度，通常在象牙塔中的这些具体院系中最为少见。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会发现社会学系比医学院更加一边倒地在政治上左倾，心理学系一般比工程学院更加左倾，英语系一般比经济系更加左倾，等等。
“伪知识分子”（pseudo-intellectual）一词，有时被用于形容知识分子这种职业里才智平平或者知识不那么渊博的人。但正如无论我们有多么失望，一个坏警官终究也还是一个警官那样，一位肤浅、糊涂或者不诚实的知识分子，终究还是这种职业中的成员，并且也还很有可能会被当成该职业中的典范。一旦我们明确了这一点：当我们说到知识分子时，我们所谈论的是对一种职业种类的描述，而不是对此职业中的人们所给予的尊称或所赋予的一种定性的标签。对知识分子概念进行了这样一种职业性的界定后，我们就可以审视这种职业的特征，了解这种职业中的人们所面对的激励及限制因素，以便看清楚知识分子的那些职业特征是如何与他们的那种行为方式相互关联的。而我们想要最终探究清楚的最重大问题则是：知识阶层的行为，如何影响着他们所生活其中的社会。
某位知识分子的影响，或者一般而言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并不依赖于他们作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的影响。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那些直接面对广大民众发表演讲、发挥影响力的人。一般知识分子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各自专业领域内的其他人的想法，或者受制于一般而言的其他知识分子的想法。20世纪拥有极大影响力的一些书籍，出自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和西格蒙德·佛洛伊德之手，一般大众中很少有人读这些书，能理解的人更是少数。虽然这两位作者其著作中错综复杂的分析并没有太多影响力，但与之很不相同的是，这两位作者的结论却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上数量极多的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的传播而影响了普通大众。这些著作的显赫声名，为其众多的追随者们增加了影响力、提供了自信，虽然许多追随者本人并不精通这些著作，甚至也没有努力去理解过这些著作。
即使普通大众很少知道其大名的某些知识分子，也拥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著作鲜为人知，甚至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圈子里也很少有人阅读，其中最为显著的是《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但这些著作开启了知识分子的“反革命浪潮”；米尔顿·弗里德曼后来加入了这一浪潮；并且随着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和罗纳德·里根各自在英国和美国的主政，这一浪潮达到了其政治上的顶峰。虽然其著作鲜为人知，但哈耶克却激励了世界各地的许多公众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这些人继而让哈耶克的理念成为广泛讨论的主题，也成为制定政府政策时的影响因素。哈耶克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典范；正如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所说：哈耶克作为一位思想家，就是“其死后或者其被遗忘一百年之后，那些从未听说过他的人们，也还会被其思想中的态度所影响”。
知识阶层
在理念生产者们多多少少有些固定化了的核心知识分子的周围，还围绕着许多被知识分子理念光辉所映照的外围人士，他们的角色是使用和传播这些理念。这些人包括教师、记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幕僚、法官秘书，以及其他将自己的信念和行动建立在知识分子理念基础之上的人们。新闻记者在其作为社论作者或专栏作家的角色当中，既是知识分子理念的消费者，又是他们自己理念的生产者，因而可以在这些角色中被视作知识分子。这是因为：既然只要其终端产品是理念的人就被界定为知识分子，那么原创性就不是知识分子定义中最本质的成分。但在新闻记者担任报道角色时，一般都会认为他们报道的是事实；然而就这些事实是按照知识分子中的主流观念而有所筛选、并且被有倾向性地加以报道而言，这些报道者也成为知识分子周围地带人士中的一部分。他们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这个阶层包括但不仅限于知识分子。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人也属于知识阶层：他们的职业不太受知识分子理念的影响，但他们仍然有个人兴趣来跟进那些理念的最新发展，以便能在社交场合的讨论中援引这些理念；这些人乐于被其他人视为知识阶层的成员。
理念与问责制
知识分子可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无论其声名显赫还是不为人所知时。因此这一点就显得非常关键：尽力去理解知识分子的行为模式，以及尽力理解对他们的行为模式产生影响的那些激励和限制因素。
观念当然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属财富。观念的复杂度、难度和质量水平，也并非决定观念生产者是否可以被看作知识分子的关键因素。工程师、金融专家同样也在处理复杂的观念，与社会学家或者英语教授是一样的。然而谈及知识分子时，人们更多想到的是社会学家和英语教授这些人。再有，最能展现出跟知识分子相关联的态度、信念和行为的人，正是社会学家和英语教授。
可验证性
对工程师和金融家进行评判的标准，是一种外部标准，这种标准存在于理念王国和这些职业共同体的控制之外。因此，工程师所建造的桥梁或建筑物的倒塌，意味着一位工程师的事业被摧毁；金融家一经破产，其事业也同样被摧毁。无论当初他们的观念在其伙伴眼中看来是多么合理或多么令人钦佩，但事实才能决定一切——布丁好不好吃的证据，最终要在品尝时才能得出。对于工程师和金融家来说，他们的失败可能会被牢牢记入他们各自的业绩记录中，他们在其专业领域中的声誉也会下降；但那只是他们失败的效应，而不是他们失败的原因。相反，在工程师和金融家的领域，有一些人持有在其同事们看来没有多大前途的观念，但如果这一观念在实践中取得非常显著的成功，它就能被这一领域的人普遍接受。这一点在科学家那里以及在体育教练那里都是完全相同的。但与工程师和金融家所在的领域极为不同的是，对于一位解构主义者观念的最终检验，却是其他解构主义者是否认为这些观念有意思、有原创性、有说服力，以及是否论证很精致或很巧妙。对类似解构主义这样的观念，并不存在任何来自外部的检验。
简单来说，在所有从事有相当脑力要求的职业的人中，有一个明显的断层线区分出了两类人：一类是那些最可能被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人；另一类是往往不倾向于成为其观念最终受内外部标准检验的人，而是选择成为其中加以折中的人。在知识分子中关于推崇或拒斥的那些特别的言辞，反映出在那些推崇或者拒斥之中并不包含什么经验的标准。那些“复杂的”、“激动人心的”、“创新的”、“精微细致的”或者“进步的”观念容易受到推崇；与此同时，另外一些观念则被拒斥为“过分简单化的”、“过时的”或者“反动的”。但与知识分子圈中的这些评判标准完全不同的是，在橄榄球领域，没有人会依据其貌似有理的先验原则，来评判文斯·隆巴迪关于怎样从事橄榄球运动的观念；或者也没有人依据隆巴迪的观念，通过对比其他橄榄球教练的相似观念更加复杂还是更加简化，来对隆巴迪加以评判；更不会有人依据他对于这项运动应当如何进行的概念是新颖还是陈旧，来对隆巴迪加以评判。对文斯·隆巴迪的评判，是根据其观念运用到球场上后所发生的一切效果来进行的。
在大相径庭的物理学领域也同样如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不能因其看似合理、精致、复杂或新奇而赢得赞许。不仅其他物理学家一开始对爱因斯坦持有怀疑态度，而且爱因斯坦本人也极力主张：这一理论在被经验证实之前，不应当为科学界所接受。对相对论的关键性检验终于到来：全世界的科学家们观测了一次日食，并且发现光的运行同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前所预测的情形完全一致；尽管之前这个理论和它的预测看起来是那么不合理。
评判标准上的纯粹内部原则最大也是最具社会危险性的问题在于：以这种标准进行的检验，很容易变成与来自外部真实世界的信息反馈完全隔绝的检验，而成为在自己的验证方法中进行循环论证的检验。一个新的观念看上去是否正确，要取决于某人已经信奉的理念。如果对某人来说，其仅有的外部验证就是其他人所信奉的观念时，那么一切就取决于他所面对的那些其他人是谁了。如果他们仅仅是一般而言的志趣相同者，那么对于某个特定新观念的群体共识，就取决于这个群体已经普遍信奉的理念，而根本不需要考虑那种理念在外部世界中的经验有效性。
就其理念源头或者对其的验证来看，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一些观念仍然可能会对外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希特勒的理念对数百万人产生了极大的、致命的影响，尽管在这些志趣相投的追随者以及下级执行者的圈子以外，那些理念就其自身而言或者在外部人眼里非常缺乏有效性。
理念对于真实世界的影响很难被质疑。然而反过来，除了一些由重大事件所引起的理念上的重大改变所带来的流行观念，真实世界对理念的影响力却并不这样清晰。正如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所指出的：“战争不用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就能够蹂躏整片大陆或者毁掉一代人。”在许多世纪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历次战争经常做出这两种事情：蹂躏土地与毁灭人，所以战争很难成为一种要求得到全新解释的新现象。
尽管有人可能会把例如凯恩斯的经济学，看作是与它发表年代的时代大事（即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高度相关的思想体系，但这种理念与现实世界的联结显然很鲜见，因此不能被说成是其他标志性的知识分子之思想体系的特征。在牛顿发展其万有引力定律的时代，是自由落体现象更普遍了呢？还是自由落体现象更具有社会影响力了呢？在达尔文撰写《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之际，是新物种正在出现，还是旧物种正在消失？抑或是这些生命进化的过程正在变得更加频繁或更加必然？除了爱因斯坦自己的思考之外，还有什么促进了其相对论的形成？
问责制
知识分子（这一词汇的严格意义与其一般用法在很大程度上相重合）最终是不对外部世界负责的。这一点的流行和其假定的好处，被诸如终身教职这样的好事验证，也被“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这样的宽泛概念验证。在媒体领域，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宽泛观念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简言之，对外部世界不负有责任，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原则。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坚持认为：当知识分子在为其他人设定社会准则时，他们甚至不应当受到社会准则的约束。知识分子不仅与物质世界绝缘，他们也经常享受到豁免权；甚至在犯下明显错误后，他们连名声方面的些许损失也不必承受就。正如埃里克·霍弗所说：
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而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声誉。在斯大林清洗成百万的人、扼杀人们的全部自由时，那些崇拜歌颂他的知识分子，在后来的年代里并没有受到谴责。他们仍然光明正大地对各种话题大放厥词，并继续受人尊敬。萨特在德国学习哲学后于1939年回到法国；然后他告诉这个世界：法国与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区别不大。饶是如此，萨特照样成为了学界教主，并且受到世界各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的崇敬。萨特不是唯一的例子。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在1968年说过：“让所有人类都足以果腹的战斗将会终结。到20世纪70年代，整个世界将面临饥荒，届时上亿的人将被饿死；无论现在开始着手实施何种强有力的解决方案，都将无济于事。”然而，过了十年，又过了几十年，不仅埃利希所预言的那些事情一件都没发生，反而出现了不断增长的新问题，即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出现肥胖问题，以及农产品过剩滞销的问题。但埃利希教授不仅持续获得大众的热捧，同时也被声名显赫的学术机构授予荣誉和奖金。
同样，拉尔夫·纳德尔在1965年出版了《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一书后，开始成为一位重要的公众人物。在这本书里，他只是泛泛描述了一般美国汽车存在发生车祸的风险，但却特别突出了科威尔（Corvair）车型的问题。然而事实却是：经验研究表明科威尔车至少跟同时代的其他汽车一样安全。但纳德尔不仅仍然拥有可信度，而且获得了理想主义和富于洞察力的美名，这让他几乎成为了人间圣徒。还有其他无数的错误预测，包括从石油价格到冷战政策的后果等等；这些广泛的预言造就了无数失败的预言家，但他们却得到了同成功的预言家一样的荣誉。
总而言之，施加于其他大多数领域中的人们身上的那些限制因素，并不适用于知识分子，即使只是近似等同地运用。如果这以点没有导致知识分子的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那倒会令人惊讶。在这些行为方式的差异中，有知识分子看待世界的方式，有他们看待自己与其同胞人民之间关系的方式，也有他们看待之间与他们所生活之社会的关系的方式。
谢选骏指出：这人似乎觉得，史上的灾难该由知识分子承担——这其实是一种毛泽东反智思想
的翻版。在我看来，马克思固然胡说八道，但是直接责任还是应该由列宁斯大林来承担；何况，马克思不仅是个知识分子，还是个共产党国际的匪类，这样他更多地并非一个知识分子了。
（二）
网文“陈奔：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评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2015-05-03）报道：
纵观《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作者以一种特有的犀利眼光、深邃的洞察力和诚恳反省甚至是批判的态度，对当今西方知识分子道德层面的缺陷作了一次全面审视和剖析。该书观点的睿智而新颖之处就在于清晰地阐明了知识分子的独特性，即他们不仅以自由的言论直面社会，而且还应该对其产生和传播的理念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负责，因为不受任何约束的言论自由和缺乏道德底线的理念传播一旦与“不出版则灭亡”的学术行规为伍，必将导致不负责任的思想在理念上不断地标新立异直至惊世骇俗，最终逾越识分子的道德底线。
自由独立、卓尔不群，怀有自己独特的舆论意识，且力图诠释社会、针砭时弊并为解决社会问题开方献策，这些无疑都是知识分子的共性。他们虽无执政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势，却对当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拥有难于估量的影响力。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知识分子犹如一只巨大的无形之手，运筹帷幄、左右乾坤。没有他们，历史或将改写。但即便如此，起码的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仍然对他们普遍适用。理念涉及公共生活的知识分子固然必须坚持学术独立和执著坚韧的精神，努力做到思维清晰和逻辑缜密，不论其提出的建议是否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与此同时，他们还必须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谨言慎行，并且充分认识自己经验和常识的不足，跨越“圣化构想”的藩篱，从而构建切实可行并且利国利民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和对策。一旦发现理念输出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则应勇于担当，不是投机取巧地惯用“辞令技巧”文过饰非，而是及时调整和修正自己的观点，弥补错误言论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径直“向真理投降”。
很显然，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在向公众发表意见和观点时应时刻坚守道德底线，不为权势所左右。与此同时，他们还应不断学习，避免在自己研究范围之外的领域大放厥词。《知识分子与社会》在美国出版后引起极大反响，好评如潮。《现代》(Modern Times)一书作者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就该书评论说：“在我看来，在当前美国仍然开展研究的哲人中，托马斯·索维尔是最具原创性和吸引力的一位。”《纽约时报书评》则认为：“此书在好几个方面都非同凡响……在索维尔的论证之中没有什么倾向性或偏袒性的内容……他的这本著作公正、清晰、富有说服力。”《美国观察家》甚至认为：“索维尔的分析总是这样见闻广博，丰富地展现了那种不断增长的不寻常的品质，同时也大量展现了常识。”
无疑，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作者虽然仅以美国等西方社会为背景，对其中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义务与道德底线做了明晰的界定和剖析。同时，对以授业解惑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该书同样有着深刻的启迪和警示作用。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界的一面镜子，它时刻告诫我们在这一特殊职业的发展道路上务必平和淡定、敢言善言，坚守起码的职业道德责任和底线。从这个层面上讲，《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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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当代美国杰出经济学家和社会评论家，现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本文系2012年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专项课题“反思西方话语”(课题编号：2012B06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奔，男，1961年生，博士，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 361005
谢选骏指出：上文十分危险，具有文字狱的倾向。要求知识分子成为圣人，否则就不能发言？这不是又要开办“五七干校”了吗？
（三）
网文“刘军：读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 ”（新京报2013-11-18）报道：
《知识分子与社会》 作者：(美）索维尔著，张亚月，梁兴国 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9月
《知识分子与社会》是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反思及批判美国社会中“公共知识分子”的著作，从观念、经济、社会、媒体、法律、战争等方面，检讨了西方（美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舆论导向作用。
“科技知识分子”与“观念知识分子”
索维尔通过大量历史和现实的案例，分析了知识分子导致社会变动的背景、原因和后果。其发现的惊人之处在于，很多时候，声誉显赫、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为社会病症所开出的“药方”，经常被实践证明并非良药，反而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但知识分子却常常无视那些灾难而固执己见。此书主旨即在于批判知识分子的言论判断即便不符合事实，或者造成巨大灾难，却往往毫发无损。换句话说，知识分子似乎拥有一般社会成员并不具备的特权，其言论行为被免除了社会责任，处于无可苛责的状态。
索维尔此著中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大致排除了科学\技术类、医科、金融类等领域的“科技知识分子”，而专指以“处理理念、观念”的“观念知识分子”，大致相当于美国学者科赛所说的“理念人”。科学、技术类知识分子被排除在外，是因为这些知识、技术从业人员的工作结果一般要经受现实标准的验证，或真或伪，或高或低，一般都有现实验证的可能性。复杂、纯粹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简单、实用如建筑师的大楼、医生的处方或基金经理的投资组合，或远或近、或迟或早，都能够得到逻辑或事实的验证，而这类知识分子的声望、名誉乃至报酬和财富，均会据此而变动。但是，观念知识分子则不然，他们以生产、传播、消费观念/理念为业，据此换取报酬、财富、声望乃至不朽的名誉，但却似乎豁免于现实原则的验证。在观念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这里——正如理查德·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同样观察到的——知识的市场机制似乎失灵了。
言论免责：思想市场的失灵
现代观念知识分子的言论免责现象，是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自从知识经济时代随着工业化时代而到来，人们曾尝试建立诸多制度和理论，来理解、调节和管理思想市场、知识社会。其中的一种取向，是采取思想市场的自由化、市场化理论。其经典理论认为在保障表达权利的前提下，让思想自由竞争，可以去伪存真、优胜劣汰，即所谓的“真理越辩越明”。但是，人们也很容易发现，如同完全市场的假设一样，思想市场也是一个美好的假设或者理想。其中的原因很多。一来是因为芸芸众生的思想生产力和知识话语权并不平等；二来，辨明真理的思想市场需要高度发达的思想生产逻辑和言论交流规则，这些都不是能够轻易获得的“无成本的”的知识市场基础设施（所谓自由不是免费的），而是需要高度发达的昌明法治、强劲文教加以保障。现实往往缺乎此，从而思想市场往往失灵。
另一个治理思想市场、知识市场的取向，是采取精英主义的专业组织自律，将知识的判别权力交给知识分子分化而形成的专业共同体，由其通过行业自律，来甄别专业知识分子的专业水平、贡献和声望，其最易理解的特征就是“同行评议”。知识分子通过在职业团体中经受同行审查而发表成果、创造公共知识，通过贡献于学科、专业领域的知识积累而获得声望，而在其成就被同行否定、抛弃或超越时，承受专业声望及其附属的业内报酬的下降、消失等代价。专业知识分子团体自治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制度来保证，比如终身教职、学术自由、创造发明优先权竞赛、引用数量排名以及保护知识创新的产权机制（专利版权制度，严惩剽窃、抄袭）等职业特权与职业规范的建立。
除了这两类领域——我们大致可以称其为公共领域和专业领域——还存在着伴随着知识商品化、市场化而产生的一个思想\知识经济领域，即知识生产与消费的市场经济。这个领域更多地受到纯粹市场化的生产与消费规律的调节。比如，现代大众传媒的收视率、收听率或者订阅率，对于很多“媒体知识分子”是绝对的权杖。有些人一旦被传媒受众抛弃，其市场价值就会呈现下跌态势，而为理性的媒体经济所抛弃。
总的来看，上述三种规制思想、知识市场的方式，看上去都不是那么靠谱。市场知识分子有时靠炒作、丑闻、八卦等吸引眼球就能赚钱，“眼球经济”此类现象屡见不鲜。另外，有些专家在专业领域犯错误，往往也得到免责的豁免权。比如，索维尔的同行、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很多预测，结果证明都是错误的，但是其错误言论似乎并未受到惩罚，其学术声望似乎也没有受到损害。事实上，即便在专业领域，因为体制惰性、意识形态派性以及小集团主义等原因，犯错的学术知识分子一般也很少受到惩罚，比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因“索卡尔”事件而声名狼藉的某些学者，至今仍然活跃于美国主流学术圈内。学术制度的自我纠错、自我净化机制，并不如理想主义者设想得那样运作有效、出手迅捷。
“说错了没啥”，因此“随便说”
越出专业领域、进入公共领域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索维尔在书中也着墨颇多。他尤其针砭了声名显赫的专家越出自己的专业领域而发表的大量“非专业”或“公共”言论的现象——其中很多言论今天听起来其幼稚愚蠢的程度令人咋舌。比如在“二战”爆发的前夜，罗素主张废掉英国的陆海空三军；萧伯纳认为希特勒着手管理的欧洲可以让他安心入眠，而责怪美国人“过于畏惧独裁者”。
这类越出了知识分子专业领域的言论，诚如波斯纳冷嘲热讽的那样，并不比报头刊尾的读者来信或者街谈巷议的大众闲谈更具备“知识含量”，却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的“名人效应”，往往具备放大了的社会影响力。波斯纳在其《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中，对于公共知识分子错漏连连的“胡言乱语”做了经济学式的分析。他的核心观点是，当前社会中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是学院教师（拥有博士学位、终身教职），多为专业领域内的狭隘专家和职业保障无虞者。他们在公共领域内的“胡言乱语”，一般不会影响其职业保障（不会因此而失去终身教职），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退出成本极低，从而导致其提供的公共知识产品质量缺乏保障。通俗地说，就是“说错了也没啥”，因此就“随便说”。
在这里，权力与责任是不对等的。观念知识分子在思想市场、观念市场上成为拥有特权的卖家，却缺乏制约其话语权/市场统治权的对等机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理论、言论被现实颠覆的观念知识分子，其言论仍在流传，拥趸仍然存在，其观念的铁蹄，仍然在很多人的头脑中“跑马圈地”。
市场机制、专业机制和公共责任伦理机制均告失效，使得知识分子的苛责问题显得困难重重。
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悖论
历史地看，拥有语言、知识、观念、技术等符号化资源优势及特权的知识分子，其社会历史角色和地位，经历了显著的变化——从巫师到祭司，从丧事操办者到儒生，从主教、廷臣到公务员，从贵族科学家到科学院、大学实验室里的研究员，从教士到大学教师、新闻记者，从发明家到跨国公司研发总部的工程师……而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分析与反省，也不乏振聋发聩或妙趣横生的研究。比如，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看到了现代专家与知识分子必然“弃圣绝贤”（祛魅）的趋势后，深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无地可依，曾经悲叹“专家没有灵魂”。哈耶克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唯科学主义的“理性自负”倾向，是制造20世纪诸多浩劫的内在思想诱因。法国学者阿隆激烈地攻击法国激进知识分子服膺的意识形态纯属“鸦片”——这些人对于民主制度的缺点毫不容情，对滔天大罪却态度宽容。英国学者鲍曼认为“后现代”知识分子已经从社会的“立法者”变成了“阐释者”，虽然仍然掌握着解释价值的话语权，但已经失去了“立法者”的权威。索维尔此书，可谓在此知识分子批判系列中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细究起来，索维尔此书中对于有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的理解，有断章取义之嫌。另外，对于某些专业学者的学术误判，也有过于苛责之嫌，因为科学发展毕竟有“试错”的过程。但总的看来，索维尔此书还是揭示了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一个侧面：知识分子应该对其思想言论的社会后果负责；必须约束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特权，尝试建立思想言论的问责制。
当然，如何约束知识者的特权，如何建立知识分子思想言论的问责制，则是一个歧义丛生、众说纷纭的问题。我们自然无法主张思想管制，但又如何规制思想市场，建立言责自负、言责一致的思想市场机制呢？是强化法治治理？还是进一步整固行业自律？是强调事实验证？还是遵循逻辑推理？是依赖规范衡量？还是高呼价值判断、道德判断？这涉及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中一些最复杂难解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答案，问题仍然是开放的。但是，索维尔所揭示的诸多历史事实的触目惊心或滑稽可笑之处，还是有必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在业已到来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创新经济时代，在法治保护的思想市场竞争、社会协作的专业团体自律以及市场规律平衡的调节机制的协同运作之下，在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合力之下，我们有必要尽快建立起负责任的知识生产与消费制度，开辟走向创新经济、创新社会、创新国家的坦途。
谢选骏指出：这篇说的还算缓和，没有把这位“毛泽东的反智同案犯”捧上了天。
网文《托马斯·索维尔》（维基百科）报道：
托马斯·索维尔，一个黑头发的男人，戴着眼镜，西装革履，看着镜头——索维尔在1964年。
原文名 Thomas Sowell
出生 1930年6月30日（91岁）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加斯托尼亚
配偶
阿尔玛·简·帕尔（1964年结婚；1975年离婚）
玛丽·阿什（1981年结婚）
网站 https://www.tsowell.com/
研究机构
康奈尔大学
布兰戴斯大学
城市学院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胡佛研究所
研究领域
福利经济学教育政治历史种族关系儿童发展
学派 芝加哥学派
母校
哈佛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芝加哥大学
博士导师 乔治·斯蒂格勒
受影响于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密尔顿·弗里德曼
军事生涯
效命 美国
军种 美国海军陆战队
服役年份 1951–1953
托马斯·索维尔（英语：Thomas Sowell，1930年6月30日－），是美国经济学家，社会理论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索维尔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在纽约哈莱姆区长大。他从史垈文森高中辍学，在朝鲜战争期间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回到美国后，索维尔进入哈佛大学学习，195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1959年，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6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索维尔曾在几所大学任职，包括康奈尔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还在城市研究所等智库工作。自1980年起，他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工作，目前担任罗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公共政策高级研究员。索维尔从自由意志主义保守主义的角度来写作。索维尔写了三十多本书，他的作品被广泛选编。他是国家人文奖章获得者，他的创新奖学金包括历史、经济和政治科学。
他的新书《特许学校和他们的敌人》于2020年出版。[2][3]
生平
早年生活
索维尔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加斯顿尼亚。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了已经有四个孩子的女仆母亲。一位伯祖母和她的两个成年女儿收养了索维尔，并把他抚养成人。[4]在他的自传《一个人的奥德赛》中，索维尔写道，他童年时与白人的接触非常有限，以至于他不知道金发是一种发色。[5]索维尔九岁时，为了获得更大的机会，全家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搬到了纽约市的哈莱姆区，加入了非裔美国人从美国南部向北部迁移的大趋势。
他进入了纽约著名的学术高中史岱文森高中，他是家里第一个学习超过六年级的人。然而，由于经济困难和家庭问题，他在17岁时被迫辍学。[4]索维尔担任过很多职位，包括在机械车间工作，也曾在西联汇款做过送货员。[6]1948年，他参加了布鲁克林道奇队的选秀。[7]1951年朝鲜战争期间，他应征入伍，并被分配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由于他在摄影方面的经验，索维尔成为了一名海军陆战队的摄影师。[4]
高等教育和早期职业生涯
退伍后，索维尔在华盛顿特区从事公务员工作，并参加了霍华德大学的夜校课程，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他在大学理事会考试中的高分以及两位教授的推荐帮助他被哈佛大学录取，并于195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经济学文学学士学位。[4][8]第二年，他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8]
索维尔曾说过，“在我20多岁的那十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最早的专业出版物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实践的同情性审查。[9]然而，1960年夏天在联邦政府实习的经历使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而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在他的工作中，索维尔发现了波多黎各糖业工人法定最低工资的提高与该行业失业率的上升之间的联系。通过研究这些模式，索维尔得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实施最低工资法的政府员工更关心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穷人的困境。[10]
1968年，索维尔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8]他的论文题目是“萨伊定律和普遍供过于求的争议”。[11]索维尔最初选择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乔治·斯蒂格勒。当他得知斯蒂格勒已经搬到芝加哥大学时，他也跟着他去了那里。[12]
职业生涯
1965年至1969年，索维尔担任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30年后，索维尔在描写1969年康奈尔大学黑人学生占领威拉德直学院时，将这些学生描述为“学术问题严重的流氓”，“他们被以较低的学术标准录取”，并指出“碰巧的是，在我在康奈尔大学和伊萨卡岛任教的四年时间里，黑人学生在校园和城市里遇到的无处不在的种族主义对我来说并不明显。”[13]
索维尔曾在霍华德大学、罗格斯大学、康奈尔大学、布兰迪斯大学、阿默斯特学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经济学。自1980年以来，他一直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并在那里以罗斯和他的导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字命名。[8][14]此外，索维尔还多次出现在小威廉·F·巴克利的节目《火线》中，在节目中他讨论了种族和私有化的经济问题。[15][16]
1987年，索维尔在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罗伯特·博克被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听证会上作证，支持博克。索维尔在证词中说，博克是“这一代人中最有资格获得提名的人”，他认为司法能动主义“对少数族裔没有好处”。博克自称是原教旨主义者和文本主义者，反对司法能动主义这个概念。[17]
拉里·D·纳赫曼在《评论》杂志上对索维尔1987年的著作《愿景的冲突》进行了评论，将索维尔描述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18]
个人生活
索维尔曾于1964年至1975年与阿尔玛·简·帕尔结婚，1981年与玛丽·阿什结婚。[19][20]他有两个孩子，分别是约翰和洛林。[21][22][23]
2007年，索维尔评论说，现代电视谈话节目的质量比不上大卫·苏斯金德的《开放式谈话》或芝加哥大学圆桌会议，蒂姆·拉瑟特主持的《与媒体见面》不像劳伦斯·斯比瓦克或比尔·门罗主持的节目。[24]索维尔也以鄙视自我推销而闻名。[25]
著作和思想
索维尔的写作主题从种族、民族群体、教育和决策的社会政策，到古典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到被视为残疾儿童的问题。
索维尔有一个全国联合的专栏，由创作者联合发行，发表在《福布斯》杂志、《国家评论》、《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纽约邮报》和其他主要报纸上，也在《市政厅》、《世界日报》和《犹太世界评论》等网站上。[26]索维尔对当前问题发表了评论，其中包括自由媒体偏见[27]、司法能动主义（同时捍卫原创性）[28][29][30][31][32]、 完整的扩张和取出（在美国联邦法律中被描述为部分生产流产）[33]、最低工资标准、全民医保、政府政策计划保护和家庭自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平权行动、政府官僚机构[34]、枪支管制[35]、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激进主义、毒品战争和多元文化主义。[36]
2016年12月27日，86岁的索维尔宣布结束他的联合专栏，他写道，“问题不是我为什么要辞职，而是我为什么坚持这么久，”他还提到了专注于他的摄影爱好的愿望。[37]
2021年1月25日，自由选择网发布了一部纪录片《托马斯·索维尔：无情世界中的常识》，详细描述了他的职业生涯。[38][39][40]
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
虽然他经常被描述为一个黑人保守主义者，但他不喜欢被贴上标签，他说：“我喜欢不被贴上标签，但我怀疑‘自由意志主义者’比其他许多标签更适合我，尽管我在很多事情上不同意自由意志主义运动。”[41]索维尔主要撰写经济题材的文章，通常主张以自由市场的方式对待资本主义。[42]索维尔反对美联储，认为它在防止经济萧条和限制通货膨胀方面没有取得成功。[43]索维尔在他的自传中描述了他对卡尔·马克思的认真研究。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并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批评。
索维尔还写了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三部曲，包括《愿景的冲突》，他在其中谈到了政治冲突的起源，比较了保守/自由意志主义和自由/进步的世界观。在《对宇宙正义的追求》一书中，正如在他的许多其他著作中一样，他概述了知识分子、政治家和领导人需要在乌托邦中修复和完善这个世界，最终他提出了灾难性的时尚。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他在早期作品的基础上，单独写了《知识分子与社会》，并在不同领域讨论了他认为的知识分子的盲目自大和愚蠢。
他的著作《知识与决策》曾获得1980年法律与经济中心奖，被誉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因为它对我们理解市场过程和政府过程之间的差异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贡献”。在宣布该奖项时，该中心赞扬了索维尔，“他对我们理解监管过程的贡献使这本书变得重要，但在再次强调市场使多样性和效率成为可能的过程中，[他的]工作更深入，更有意义。”[44]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写道:“索维尔以一种完全独创的方式，成功地将抽象和理论的论证，转化为对当代经济政策核心问题的高度具体和现实的讨论。”[45]
索维尔也支持所有毒品的合法化，[46]偶尔也会写关于枪支管制的文章，例如：[35]
人们可以挑选一些事实研究，或引用一些后来被证明不可信的研究，但大部分研究表明，枪支管制法律实际上并没有控制枪支。总的来说，它们并没有拯救生命，而是使生命付出代价。
种族和民族
学术生涯
他曾在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学术机构讲授经济学课程。[3]曾担任政府部门经济顾问。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罗斯与米尔顿·弗雷德曼”学会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驻校学者。索维尔获得过多种荣誉，包括总统人文成就奖、全国人文学科奖、布莱德雷基金奖等。[47]
人物著作
《知识和决策》
《种族主义美国》
《种族和文化》
《爱因斯坦综合征——说话晚的聪明孩子》
《诡辩与真相——经济学入门》（Basic Economics），（中译本：罗汉、田菊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5月，ISBN 9787532751013）
《美国种族简史》（中译本：沈宗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ISBN 9787305016158）
《被掩盖的经济真相》
《知识分子与社会》，（中译本：张亚月、梁兴国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 ISBN 9787508639178）
《知识分子与社会》，（中译本：柯宗佑译，繁体字版，远流出版社，2014年3月， ISBN 9789573273585）
《谬误与真相》（Economics Facts abd Fallacies)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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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辩与真相——经济学入门》，上海译文出版社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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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PAN内的亮相页面（英文）
Roberts, Russ. Sowell on 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 EconTalk. Library of Economics and Liberty. February 25, 2008 [2020-05-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3-25）.
谢选骏指出：这不仅是一个“黑头发的男人”，而且是一个“黑人”。这个黑色知识分子否定知识分子，是基于种族主义呢，还是黑豹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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