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对朝鲜战争的反反思

《对朝鲜战争的反思（第6稿修订版）》（胡安 军事爱好者）报道：

一、伐谋

二战尾声时，美苏协议以朝鲜半岛上的北纬38°线作为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北、南朝鲜是美苏两国终结日本对朝鲜的占领状态后依据受降分界线分别扶持起来的两个政权。

1949年的4月金日成派特使向毛泽东递交了朝鲜劳动党致中共的信，主要内容是请求中共把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交给朝鲜政府。这一请求得到中共的满足，毛泽东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这可以说是“抗美援朝”的萌芽。当年6、7月份，两个朝鲜师整建制（共21000余人）地回到了北朝鲜。1950年初又有16000余名朝鲜籍解放军回到北朝鲜。这37000名经历过战争锻炼的朝鲜战士是金日成组建军队的骨干。有了骨干后，斯大林给了北朝鲜一批武器装备，其中包括150辆坦克。以中国提供的骨干和苏联提供的武器为基础，金日成组建了一支十几万人的军队，实力超过韩国军队。在金日成用速成法组建起来的军队中，各个层级都有苏军顾问，以致没有苏军顾问军队就无法正常运转，甚至进攻南朝鲜的战役计划都是苏军顾问团包办的，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朝鲜战争的本质。

再从全球战略态势看，二战结束后呈现出美强苏弱的局面，表面上苏联军队庞大，但是苏联在二战中人员损失惨重，战后经济困窘，继30年代后出现第二次饥荒，总体上是一种头重脚轻、下盘不稳的状态。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欧洲发生的柏林空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苏联在欧洲手握重兵，近水楼台，但它封锁西柏林这一挑战行动还是失败了，西方阵营通过动用大量财力物力化解了危机，展示了自己的综合实力。苏联在近在咫尺的东欧都搞不出名堂，在美国全面控制的太平洋沿岸又怎么能搞出名堂呢？

握着这支速成的军队，金日成满以为能够解放南朝鲜，于是发动朝鲜内战。在朝鲜半岛上金日成的军队占优势，但美军用庞大的海军和陆战部队控制着整个西太平洋，在这样的战略态势下金日成的风光注定不能长久，开战后仅3个多月，金日成就准备到中国当流亡首相了。在美苏争霸中苏联本来没有资格冒险，因为它的综合实力明显弱于美国，而且二战中失血过多，这是为什么美军仁川登陆后苏联不敢对等地直接出兵，也是中国参战初期借半岛内的小优势一鼓作气统一朝鲜半岛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老成的斯大林不顾苏联在全球战略形势中的弱势而企图挤占美国的战略空间则是利令智昏的冒险。

1949年，在“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决策层选择了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了东西方对阵中的苏联，这是后来参与朝鲜战争的政治前奏。美军仁川登陆后北朝鲜军队开始溃败，在不敢派空军协同中国出兵的情况下，苏联对中国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中国接纳北朝鲜的流亡政府，苏联自知在朝鲜问题上失算，没能进一步只好退一步，退出朝鲜半岛。出乎苏联意料的是中国替它出了头，帮它维持了战略对抗的均势，因此苏联是中国出兵朝鲜的最大受益者。令世人大跌眼镜的是，10年后苏、中这两个意识形态相同的盟友竟然闹翻了，20年后美、中这两个意识形态相左的国家居然开始亲近了，三大国聚散离合的历史经历表明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并不是明智的选择。60年代末最高领袖让几个老帅研讨美苏两霸对中国的利害，结论是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这是对出兵朝鲜决策的一个讽刺性结论。如果新中国走的是中立外交路线，就不会参与朝鲜战争，美苏都会看到中国在两强争霸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必然争相拉拢，利用这种拉拢，中国可以在相当宽松的环境中发展自强，在国家战略的内外两方面做到双赢。

1950年4月，斯大林首肯了金日成发动军事进攻的想法，这是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的第一个绿灯，但同时强调金应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5月，金日成到中国向中共通报北朝鲜将发动旨在统一半岛的战争，中共向苏联询问，苏联方面给毛泽东发电“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电报说的很清楚，中共是有否决权的，如果中共不同意，金日成就不能发动军事进攻。然而中共没有行使否决权，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了第二个绿灯。不仅开了绿灯，最高领袖还积极地表示必要时将出兵支持朝鲜：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最高领袖的这个表态预示了“抗美援朝”的必然性，这一表态也道明了朝鲜战争的本质。决定中国打不打的红线是三八线，这一既定军事政策成为后来最高领袖定下出兵决策的根本依据。从周期上看，“抗美援朝”比朝鲜战争短4个月，但从实质上看，“抗美援朝”是朝鲜战争的主体，因为“抗美援朝”作为一个在预定条件一旦满足就履行参战义务的战争预案，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就已经诞生了。“抗美援朝”是宣传口号，其实质就是朝鲜战争。笔者把文章的标题定为《对朝鲜战争的反思》，而非《对抗美援朝的反思》，抓的就是这个本质。

有的体制内学者带着凡是论的紧箍，研究朝鲜战争几十年，研究成果是“朝鲜战争不应该打，但是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如果朝鲜战争不应该打，那么最高领袖的“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就是表错态了，“抗美援朝”作为一种战争政策就是错误的，又何来“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呢？

最能印证1950年10月的“抗美援朝”目的与1950年5月的金与毛商定的战争目的相同的就是准备参战的兵力变化。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发动进攻后，中国政府的因应动作就开始了。7月2日，周恩来向苏联大使罗申表示：为应付未来朝鲜战争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中国政府准备在中朝边境集结9个师的兵力，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这些部队将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参战。7月5日斯大林向中共发电：“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作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7月10日，保卫国防会议召开，通过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从7月中旬到8月初，第十三兵团（含第38、39、40、42军）在中朝边境进行布防。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最高领袖表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8 月5日最高领袖致电东北军区：“（东北）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 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 月上旬能作战”。8月18日最高领袖指示：“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 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 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8月下旬，朝鲜战场进入僵持阶段，战争的变数越来越大，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写信给最高领袖，提出第十三兵团力量还显单薄，建议调第九兵团为第二线，第十九兵团为第三线，部署于山海关内机动地区，以备不时之需。最高领袖批准了这一建议，这是“轮番作战”的萌芽。8月底，中央军委开会起草《关于加强边防军的决定》，决定将东北边防军兵力由原来的四个军逐渐增至十一个军三十六个师，并分为第一、第二、第三共三线部队，第一线为五个军；华东军区原准备渡海攻台的第9 兵团和西北地区的第19兵团分别在十月底和年底集中，作为东北边防军的第二、三线部队，“轮番作战”进入准备阶段。

从中国的一系列因应步骤看，当北朝鲜军队进展顺利时，中国准备了9个师，预备小打；当战争的前景变得不可知时，中国准备了36个师，预备大打。这36个中国师是朝鲜战争扩大化的军事基础，如果说金日成的十几万军队是东方阵营向西方阵营发起挑战的第一梯队，那么这36个中国师则是东方阵营的第二梯队，当朝鲜战争扩大化的物质（第二梯队）和精神（既定战争政策）都具备时，朝鲜战争扩大化就成为一种必然。早在1950年8月底，在美军发起仁川登陆之前，中国出兵朝鲜就已经是一种必然了，虽然此时战火离鸭绿江尚远。

仁川登陆发生后，北朝鲜军队迅速溃败，1950年10月1 日，朝鲜特使携金日成、朴宪永给毛泽东的信抵达北京，直接向毛泽东求援：“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同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10月1日夜，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召开，最高领袖与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讨论对策，周朱刘三人的态度都很谨慎，最高领袖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经过彻夜讨论，周恩来改变了态度，赞同最高领袖的出兵主张，朱德和刘少奇仍持保守态度，至今未曾有过朱刘二人主张出兵的记载。后来最高领袖曾说，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中央同意的人只有一个半，一个指他自己，半个指周恩来。由于最高领袖具有最高决定权，10月1日的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已经定下了出兵朝鲜的战争决策。因为最高领袖指示这次会议不作记录，会议的细节不得而知，但后人可以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这一决策作出评判。

2日凌晨，毛泽东紧急电告高岗、邓华：“(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中国的战争车轮已经开始启动。10月2日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出乎最高领袖的意料，绝大多数高级领导人对出兵都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特别是军队的将领们几乎都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把握。林彪说：“我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虽然中国在北朝鲜发起进攻后就开始了军事调动，但10月1日的朝鲜战况与早先的预计已经大相径庭。“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所预计的局面是北朝鲜军队主力犹存，南方的军事力量占了上风，中国军队上前助一臂之力；而10月1日的战场局势是北朝鲜军队大部已经损失，中国军队赴朝作战就得担当主力，如果中国军队作战失败被赶了回来，就可能召致美军的报复性进攻，这是中国领导层大多数人对出兵谨慎保守的原因。

虽然不同意见很多，但开会只有一个目的：将出兵决策贯彻下去。最高领袖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我们不能再议而不决。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最高领袖指示周恩来：“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主要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彭德怀一句话也没说，据当时在场的秘书师哲回忆：“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反对出兵”。10月5日上午，最高领袖派邓小平找彭德怀进行沟通，邓小平把上面内定彭德怀挂帅向彭作了透露，然后将彭德怀接到中南海面见最高领袖。彭德怀对最高领袖说：“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最高领袖问：“如果苏联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仗是不是能打？” 彭德怀反复考虑后说：“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空军能掩护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最高领袖说：“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彭德怀认同出兵并接受挂帅任务，出兵朝鲜在人事安排上已经妥当，下午的政治局会议就可以拍板决定了。

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召开，能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来了。会上仍有人主张不出兵或晚出兵，林彪说：“我看还是以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但周恩来和彭德怀都作了支持出兵的发言，气氛开始向出兵的方向转变。会议的结果是最高领袖“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观点得到了贯彻，最终出兵决策得以通过，出兵朝鲜形成了国家决策。但仍有人从内心里是不赞成出兵的，散会后，林彪对最高领袖说：“主席呀，出兵弊多利少，事关重大。你要好好考虑呀，千万慎重。”周恩来、林彪被派到苏联要军援，在路上林彪给毛发了封很长的电报，再次劝毛回心转意，放弃出兵。彭德怀到沈阳召开13兵团会议，会后几个人找到彭德怀说：高岗也不愿出兵，你在西北为什么赞成出兵呢？出兵朝鲜20年后，中美开始直接外交接触，对此林彪说了句“大好局面被耽误了20年”。

虽然在后来的几天里，因苏联空军支援问题上的扯皮，苏中双方决定中国暂不出兵，北朝鲜军政人员准备疏散，但10月13日，中国决策层敲定无论苏联空军支援落实得如何，中国都要出兵。军队是国家的重器，动之须慎重，战争是关乎国家前途的大事，决策须谨慎，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作为反面教材可供中国人长期反思。

10月1日夜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最高领袖就定下了出兵的决心，促使他作出战争决策的因素有两个：

一是在1950年10月以前的一年多里，最高领袖始终对金日成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想法持支持态度，只是在时机上有不同看法而已。早在1949年的4月最高领袖就向北朝鲜特使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1950年5月金日成到中国与最高领袖商谈时，最高领袖虽然明白金日成的计划与中国的统一进程相冲突，还是同意了金日成的进攻打算，而且有“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的重要承诺。在1950年10月1日，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在金日成发出求救信，斯大林希望中国出兵的情况下，最高领袖自然要履行“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的承诺。10月2日出兵决策尚未贯彻时，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暂不出兵”，斯大林回电：“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毛泽东先前关于出兵的承诺已经成了斯大林敦促中国履行承诺的依据。

二是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金日成发动进攻，台湾成了冷战的棋子，被美国捏住了。最高领袖决定出兵不光是为了帮别人，也有为自己国家的打算。最高领袖一贯奉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军事斗争哲学，你美国进入中国的台湾，我就去朝鲜打你，来而不往非礼也。这种斗争哲学富于豪情与气魄，但浪漫主义有余，现实主义不足。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军队的装备落后，如要大打一场，经济上、军事上都不具备条件，必须依赖苏联的供给，而苏联实力比美国弱，胆子比美国小，私心比美国重，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这座靠山都不那么可靠。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思维也有所把握，他在回电中说：“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结果后来的事实与斯大林的话完全相反。斯大林勉励毛：“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甚至放言：“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事实是当时无论在欧洲方向还是在远东方向，苏联在战略和军事上都表现得小心翼翼，在二战中失血过多的苏联需要休养生息，根本没有实力和胆量与西方阵营来一场彻底的较量，如果它敢来一场大较量，将提前30年解体。

以往正统话语谈到“抗美援朝”必有一句“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这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

战火的确烧到了鸭绿江边，但是鸭绿江的那边，不是鸭绿江的这边。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时已结束战时体制五年，陆军只有约20个师，主要部署方向是欧洲，在这样的兵力和部署格局下，如果说美军准备入侵中国，纯属匪夷所思。美国当时既没有入侵中国的实际计划，也没有入侵中国的长远打算。意图进攻中国是重大的战略选择，如果属实会有很多迹象表现出来，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点痕迹也看不到。中国的决策层作出出兵决策后，下发了一个《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其中有“(3)从北朝鲜缴获文件及其他方面证明，美国确有侵占朝鲜后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4)美国此种计划与以前日本对华侵略历史如出一辙，日本是第一步侵略朝鲜、台湾，第二步侵略东北，第三步侵略全中国。由于这一切，为了我国的安全，不能对美军侵朝置之不理。”这些臆造和想象的“证据”今天看来纯属子虚乌有。《指示》中还有“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在报纸上应多发表反对美国扩大战争侵略朝鲜、台湾，反对亲美恐美”，就此开始了对美国的妖魔化，也开始了对民意的训导。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不计其数的指示已如过眼烟云，但这个添加了民族主义佐料的《指示》却始终在部分人群中发挥着作用。

“抗美援朝”伟大论的拥趸者最喜欢说的一个理由是保住了北朝鲜，中国就有了一个军事缓冲区，并以成语唇亡齿寒佐证。其实这个军事缓冲区对中国意义不大，中国最能威慑入侵者的是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以及新政权的“人民战争”思想，二战时一百多万日军陷在中国战场动弹不得，这个前车之鉴其它军事大国怎能不忌惮？不要说1950年时美国的20个师，就说上世纪70年代苏军在西伯利亚部署的100万军队，又能把中国怎么样？

至于“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只能理解为侵占了传统意义上的，但当时处于分治状态的中国，而非分治中的一方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政府的管辖效力没有到达台湾。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是国民党政府（原中华民国遗留政权）邀请的，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仍属于国民党政府，从法理上讲，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不是武装侵占中国领土，而是干涉了中国内政。朝鲜战争和美国染指台湾是互为因果的，北朝鲜发动进攻标志着冷战升级为局部性热战，苏联拿朝鲜半岛作文章，美国自然就想到拿台湾岛作文章。从军事角度看，在东亚，东方阵营在陆地上占据优势，西方阵营则在海洋上占据优势，台湾岛恰恰就是一个便于美国发挥海洋战略优势的目标。美国如果想挽救国民党政权，三大战役时出兵更有利，中共部队到达长江北岸时出兵也还来得及，等到国民党政权流落到台湾岛上再救就晚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表面上是要挽救国民党政权，实质上则是美国因应冷战升级而采取的战略对应措施，从国家统一的层面看，最高领袖选择“一边倒”战略是很不理性的。意识形态只是政治的一部分，从长远的国家利益出发，在国际体系中为本国选择一个合理的位置，在历史的风浪中稳妥地掌舵，这是对政治家的合理苛求。这方面西班牙的佛郞哥做得比较好，从西班牙内战和意识形态角度看，二战爆发后西班牙很容易滑向轴心国，从二战初期的形势看，如果西班牙加入轴心国，可以彻底斩断英国与中东远东的战略联系，能为本国争得很大的政治利益。但佛郞哥看得长远，在德国取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军事胜利，大力拉拢西班牙入伙的情况下，拒绝了难以拒绝的诱惑，保持了中立。

美国对朝鲜战争的一系列反应展现了它的战略实力和军事能力，对于和美军作战，“这场仗是不是能打？”说明最高领袖在军事上是没有把握的，彭德怀的“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说明他认为有可能打赢，而非肯定能赢。孙子兵法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中国的军政领导人庙算很不明朗，怎么能急着出兵呢？孙子兵法又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中国的决策者是先打过去再说，走了后一条路。孙子兵法还云：“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中国参与朝鲜战争有好处吗？能达到战争目标吗？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吗？“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这一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符合“非危不战”原则的，如果当时的决策层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制定决策，中国与朝鲜战争无缘。

二、伐交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战线又回到了三八线附近，一些国家开始斡旋和谈。1950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开会，13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团起草了《朝鲜和平方案》，主张：“立即停火；中美两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少量部队和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留在朝鲜，完成选举后撤走。”该提案以51票对5票（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反对）通过。13国提案对中国是有利的，其中有“美军撤离台湾海峡”这一促使最高领袖作出战争决策的政治目标。而且必须注意的是，联合国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支持这一提案，这一提案代表了大多数国家期望和平的意愿。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13国提案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１．立即实现停火；２．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３．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在朝鲜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４．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５．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51年1月13日，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五步方案。

五步方案相比13国提案，增加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虽然不提美军撤离台湾海峡（给美国一个下台阶），但四大国讨论台湾问题这一条已经承认了中国大陆政府的主体身份，谈判的最后结果必然是美军撤离台湾海峡。13国提案对中国有利，五步方案对中国更有利，这是发动第3次战役的效果，是军事上的有利态势（虽然是表现上的）在政治天平的一侧添加砝码的效果。五步方案相比13国提案，对北朝鲜来说也更宜于接受，13国提案中的“选举”一项对北朝鲜不利，因为北朝鲜人口处于劣势，“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这一条金日成也不能接受。五步方案在朝鲜半岛本身的问题上去除了具体措施，改之以“安排进一步措施”、“制定临时性办法”、“采取措施”等笼统的词句。

五步方案对中国的利益已经明确了，“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实质上是承认了中国在远东问题上拥有四巨头之一的地位，有了如此高的政治地位，不仅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不在话下，也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打开了方便之门。五步方案对朝鲜半岛本身的问题则给予了时间和空间，对北南双方均无偏袒，这是对朝鲜半岛历史与现实的尊重，对北南朝鲜来说也是宜于接受的。

对于五步方案美国表态赞同，1月17日中国政府却致电联合国：“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中国的决策层主张先谈判后停战，实质上是想继续打下去，要战争不要和平。第三次战役后战线已经接近37线，金日成在领土上已经占了不小的便宜，和平提案已经包括保障中国政治利益的最重要的两条──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此时是结束朝鲜战争的最佳时机，也是中国名利双收的最佳时机，为什么中国政府还要继续打下去呢？答案就在于前文论述的“不能不打”的这场仗究竟是“抗美援朝战争”，还是金日成发动的原装的朝鲜战争。

拒绝五步方案最终坐实了中国出兵朝鲜的战争目标，就是把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冒险空想达成实现，统一朝鲜半岛。这一战争目标从宏观上看不符合当时美强苏弱的战略态势，从微观上看东方阵营谋划已久的第一梯队的攻势仅几个月就被西方阵营的军事力量打垮，仓促间把第二梯队开上去替补，能保住北朝鲜政权的存活就不错了，怎么能奢望把西方阵营逐出朝鲜半岛呢？

代表了众多中小国家意见的五步方案对中国十分有利，赞同五步方案就是与众多中小国家结成统一战线，而中国的决策层却把统一战线拱手让给了美国。拒绝五步方案使中国在法理上处于被动地位，在世界上失掉了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同情，中国的政治地位急速下降了。这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政治博弈的转折点，由主动转为被动，中国政府不积极对待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探究一下当时最高领袖的思想状态，可看出三点：一是意识形态至上，国家利益居其次；二是在国际政治上只走大国路线，不走群众路线，只想着傍苏联，不愿搭理众多中小国家；三是军事上迟钝，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已经出现攻守之势开始易位的微妙变化，最高领袖却混然不觉。从战略、政治、意识形态三方面评判，五步方案在战略上、政治上对中国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唯独不符合意识形态原则。为遵奉意识形态而弃战略上、政治上的重大利益而不顾，是舍熊掌而取鱼也。

拒绝五步方案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44票对7票通过了美国所提的谴责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的议案，这一方案的通过是东方阵营在联合国舞台上政治博弈的一次大失败，中国政府的国际声誉遭受了极大损失。5月18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所提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禁运的提案，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对中国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有用的物资。

三八线的划定为美苏两国在远东和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奠定了基础，三八线成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对垒的既定分界线，实质上就是美苏在东亚的战略平衡线。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错误就在于没有遵循节制原则，想再进一步，独占朝鲜半岛，在战略对抗中压苏联一头。如果它恢复三八线后止兵，在政治上、道义上收获已经很大了，军事上因为歼灭了北朝鲜军队的主力也很安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把苏联失掉的这条战略平衡线恢复过来，已属难得，而要逾越这条线就超出了自身力量所能达到的范畴。

从国家利益的层面看，1950年10月“抗美援朝”的战争目标定错了，它应该与1950年5月金与毛商定的战争目标不同。如果把挽救北朝鲜政权定为“抗美援朝”的战争目标，那么第二次战役后就可以停止大规模军事行动，及时转入政治博弈轨道，可能出现边谈边打的局面，但打的规模会小得多，在不把朝鲜战争的政治主动权和军事主动权让与美国的情况下，中国志愿军的伤亡会小得多，笔者估计志愿军至多再伤亡几万就能结束战争。如果中国以恢复三八线为出兵目标，能取得军事和政治的双重胜利，付出的伤亡不到最后实际数量的四分之一，物质上的消耗也不大，而且将在美苏对抗的战略格局中获得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军内就出现对第三次战役后没有停下来表示遗憾的声音，近年来民间也出现很多这样的声音。确实是一个遗憾，但这个遗憾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统一朝鲜半岛是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在战争爆发前的共识，当第三次战役结束，东方阵营的军队又一次越过了三八线，“统一”这一既定目标又一次在前面招手时，东方阵营的军队是停不下来的，如果停下来发动这场战争就没有意义了。这个遗憾只证明了一点——“抗美援朝”的实质就是朝鲜战争。

三、伐兵

第二次战役是在对志愿军非常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联合军以22万余人（其中美军7个师）在不知道中国军队大规模进驻朝鲜的情况下贸然北进，中国军队以约41.5万兵力（30个步兵师）虚位以待。

在西线中国军队先以少部分兵力实施运动防御，至11月25日将“联合国军”引至预定战场，黄昏时志愿军发起战役反击。26日，38、42军占领德川、宁远地区，消灭南朝鲜军第7、第8师大部，打开了战役缺口。志司令38、42军分别向军隅里、三所里和顺川、肃川穿插，实行双层战役迂回切断美军退路。38军第113师于27日晚从德川出发，14小时军70多公里，于28日8时到达三所里，切断了美第9军由军隅里经三所里通往顺川的退路。113师在三所里打退美军骑1师10余次冲击，并抢占了龙源里。113师成功穿插到位，为西线达成战役合围创造了条件，志司令第113师坚守阵地，阻击南撤与北援之敌，令38军主力速向113师靠拢，令第42军速向顺川、肃川攻击前进，令正面四个军速向安州、军隅里方向进攻。29日、30日两天，第42军被新仓里的美骑1师第7团阻挡，延误了插向顺川、肃川的时间，志愿军未能实现战役合围，美第9军大部经安州、肃川退向平壤。由于轻装部队火力不足，113师无法有效控制龙源里附近的公路，美第9军辖下第2师两个团携200多辆坦克和汽车经公路成功南撤。

在东线联合军以5个师向北冒进，志愿军第9兵团集中两个军的兵力将美军陆战第1师大部及第7师31团级特遣队分别包围于下碣隅里、柳潭里和新兴里地区， 虽然达成战役合围，但志愿军火力薄弱，补给困难，加之气候严寒，部队因冻饿出现大量非战斗减员，除集中5个团将新兴里的31团特遣队重创（阵亡失踪被俘约1700人）外，未能歼灭陆战第1师主力，其在美第3师接应下有序撤走。

第二次战役的战果是收复平壤，基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上的颓势。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如此有利的战役态势下，没能成建制地大量消灭美军。11月28日夜，得知38军穿插到位后最高领袖回复志司，期待志愿军西线东线共歼灭7个美英师（英军实为旅），看来他是把38军穿插到位与淮海战役发起后中野攻克宿县联想到一块了。但战役结果是1个美军师也没歼灭，甚至1个整团的战果也没有（西线甚至没有歼灭一个整营）。

如果第二次战役的作战对象是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肯定是场大歼灭战，打美军却打不成歼灭战，说明美军是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的作战对象。

在中方的第二次战役记录中，毙伤俘敌3.6万余（其中美军2.4万余），美军的损失统计是值得推敲的，美军总共7个师，十几万人，如果第二次战役减员2.4万，减员比率约为17－18%的样子，属于中度减员，肯定会有部分建制部队几个月内无法再战，而事实是在一个多月后的第四次战役中，美军7个师一个不落地参加了进攻，而且表现得精神抖擞，向北推进了约百公里。

官方文字宣布志愿军伤亡3.1万，这个数字也值得推敲。1988年出版的《抗美援朝卫生工作总结》记录9兵团阵亡7304人，负伤1.4万多，冻伤3.07万多。《第一次较量》记载9兵团冻死4000多人（包括伤重不治），总减员5.6万，其中死亡1.1万。两个记录相互吻合了。第一次战役志愿军6个军伤亡1万，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规模比第一次大得多，西线志愿军伤亡不可能只有约1万（3.1万减2.13万），笔者估计西线伤亡应在2万左右。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减员总数约7.6万，约占投入兵力的18%，为中度减员，可见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的人员损失无论在数量还是比例上都远高于联合军。第9兵团的20军、27军因减员严重，无力参加第四次战役，只有26军勉强能参战。

军级建制在一次战役后失掉再战的能力，这一现象在后来的第四次战役同样出现。在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长达62天的防御作战中，志愿军第38、50、42、66四个军在美军的优势火力下苦熬，伤亡程度可想而知，在第五次战役的作战序列中这四个军全部缺席。第四次战役的伤亡对比统计同样不实，在中国官方的记录中志愿军歼敌5.3万余，自身伤亡4.2万余，第二次战役联合军陷于被动志愿军的损失尚且高于联合军，第四次战役联合军处于主动，志愿军的损失怎么可能少于联合军？相对志愿军38、50、42、66军全部缺席第五次战役，美军的7个师又是一个不落地上了阵，这说明了什么？

可以说中方关于朝鲜战争每次战役的伤亡对比统计都是失实的，不实统计的累计结果就是战后中国官方宣布歼灭美军39万，而事实上美军战斗伤亡加被俘失踪总共14.14万(包括北朝鲜军队的杀伤)，混编进美军的韩国兵在战争中的伤亡失踪被俘人数为3.2万（从军事角度界定应该算作美军伤亡），二者合计17.34万。因为无从得知北朝鲜军队杀伤美军的数字，即便把17.34万全部算作志愿军的战果，中国的官方记录也把它夸大为2.25倍。中国对志愿军战斗伤亡加被俘失踪的统计是36.6万（卫勤总结的战斗减员是52.29万），是广义上的美军实际伤亡的2.11倍，如此中方每次战役后的伤亡对比统计水分有多大就一目了然了。没有制空权的参战方不是只有前方才会有伤亡，是否在后方从事运输、施工的人员也有较大数量的伤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无法大量歼灭美军，并且出现从未有过的伤亡呢？这就要深入探讨志愿军的短处和美军的长处。

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中国军队的弱点主要表现为三：打击能力弱、机动能力差、后勤补给不足。第二次战役志愿军不能大建制地吃掉美军，原因就在于已经拖住的不能尽快吃掉，相距不远的无法追上咬住，前两项弱点尽显。第三次战役时志愿军距后方基地已远，后勤补给薄弱的短处也显现出来，部队只能打7天，7天后则呈强弩之末。对手后勤补给上的弱点被李奇微查觉到，志愿军被动地投入到事实上由美军发动的第四次战役。第四次战役中的砥平里战斗中，志愿军打击能力不足更加凸显，8个团围攻美23加强团和法国营，付出不小的伤亡仍不能吃掉对手。第二次战役无论西线还是东线，志愿军在达成战役包围后无法大建制地消灭的美军，砥平里战斗表明即使在战术包围的条件下志愿军也不可能成建制地消灭美军，这个基本事实最高领袖和战区统帅在第五次战役后才认识到。

美军的长处则正好相反：打击能力强、机动能力强、后勤补给充足。第五次战役中美军反攻，志愿军有的军打阻击几天就撑不住撤下来，能撑下来的军战后要补两万新兵，伤亡之大令人咋舌；美军一旦形势不利，跑得很快，步行的志愿军追不上，一部美军如果被困，临近美军救援迅速；面对经常缺乏粮弹的志愿军，美军却可以使用5倍于作战规定的弹药量。

回顾国内战争，那种“小米加步枪胜过飞机加大炮”、“铁脚板赛过汽车轮子”之类的话非常不妥，这种唯心主义口号起了强化盲目自大心理的负面作用。事实上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每次歼灭战中，中共军队的大炮数量都超过了国民党军，战场上胜利既是意志的胜利，也是物质的胜利，二者是相辅相成的。面对新的对手，老的经验不灵是很自然的，只有尽快认识新对手的特点，才能在新的战争中少损失，多受益。

第二次战役西线战事结束后，12月8日彭德怀致电最高领袖：“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歼灭敌主力。” 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看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最高领袖采纳了彭的建议。但13国提案通过后，出于为统一朝鲜半岛作政治铺垫这一目的，12月22日中国政府声明反对13国提案。最高领袖改变了原定的志愿军休整两个月的计划，决定打一场废除三八线的政治仗，12月13日最高领袖给彭德怀发电：“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第二次战役是一场胜仗，但只是收复失地的胜仗，并没有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第一、二次战役后志愿军减员8万多人，约占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收复失地的同时后勤补给的距离也大大拉长，在这种情况下主动进攻很不明智。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在战争中军事上的得失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天平，不顾军事上的可行性硬让它为政治服务必然会带来相反的效果。

12 月19日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致电最高领袖：“两次大胜后，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都有增长。”、“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1日最高领袖致电彭德怀：“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29日最高领袖发电催促彭德怀：“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但如不打这一仗，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明年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 第二次战役中国志愿军已经有不小的损失，发起第三次战役的各种客观条件均比第二次战役差，怎么可能取得超过第二次战役的战果？最高领袖在电文中不切实际的乐观表明他对敌方长处缺乏认识，对志愿军的短处也没有足够的重视。

第二次战役基本上恢复了北朝鲜的领土，所谓“不能不打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目标已经达到，发动第三次战役脱离了“抗美援朝战争”，露出了“不应该打的朝鲜战争”的本质。12月31日，第三次战役开始，中朝联军跨过三八线南进，朝鲜战争的主升浪开始掀起来，这是东方阵营在战略上正式发起的第二次挑战。第三次战役历时8天，期间没有大的战斗，基本上是志愿军向前推进，美军主动后撤，中朝联军拿下了汉城，打到水原、骊州、原州一线，已经临近37度线，但没消灭多少敌人。第三次战役表面上是志愿军节节挺进，美军步步后退，实际的军事态势则是志愿军愈显疲弱，美军则收缩积蓄力量，攻守之势的转化到达了一个临界点。

第三次战役引来东方阵营的一片叫好，《人民日报》的社论激昂地高呼：“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誓把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不应该打的朝鲜战争”的目标被宣传得尽人皆知。实际上第三次战役强化了最高领袖的盲目乐观心理，促使中国政府拒绝了宝贵的五步方案，结果在政治上打了个大败仗。第三次战役的目的是在政治上得势，结果却是在政治上失势，反映出当时最高领袖在战略上很不清醒，在政治上也很糊涂。孙子兵法云“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看，第三次战役违反了这一古训。孙子兵法又云“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发动第三次战役在军事上是勉强的，如果最高领袖按“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行事，中国就能取得“不能不打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初定下出兵朝鲜的决策时，决策层在军事上是没有绝对把握的，既然没有绝对把握，就应该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谨慎行事，第一、二次战役是摸着石头过河，而第三次战役是没摸石头就一脚踩了下去，结果踩进了旋涡深水区。

近代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样论述进攻与防御的关系：“战略优势在战略进攻中会逐渐消失”、“而任何进攻都不得不以防御告终；至于这时的防御是什么样的防御，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敌人的军队已经被消灭，情况可能很有利，如果敌人的军队没有被消灭，情况也可能很困难。”在勉强的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的战略优势明显被耗尽了，而联合军的主力未损，恰恰是具体情况的后一种。

1951年1月15日，联合军采用“磁性战术”对中朝军进行试探性进攻，摸清情况后，1月25日，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指挥联合军16个师、3个旅、1个空降团，共23万余人，由西至东逐步在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此时中国志愿军已经打了三个战役，历时两个月又20天，第一线部队十分疲劳，兵力不足，运输线延长，物资供应困难。13兵团的6个军累计伤亡估计为3.6万，战争结束后卫生勤务总结显示病员占伤员的比例为91.5%，按此比率推算6个军非战斗减员约有3.3万，总减员约7万。6个军入朝时员额为27.5万，此时能战兵力大致也就20万了，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就是长津湖战役，这场战役是第9兵团的军事灾难，现在这个军事灾难的连带后果要由13兵团来承受了。

彭德怀想利用联合国的决议展开政治博弈，帮助缓解军事上的不利局面，1月27日彭致电最高领袖：“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如果按此建议行事，中国在政治上就占据了主动，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就不易通过，李奇微的进攻就会受到国际舆论的掣肘和约束，横城反击战后战事很可能会停顿下来，中国则避免了在军事上转入被动。

28日最高领袖复电：“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我军没有补充，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绝对不能让敌人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封锁汉江。美国要想在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也是决不能允许的”、“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 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最高领袖的复电清楚地表明他要把汉城有效控制在中朝联军手里，任何失掉中朝联军军事优势下的暂停军事行动或停战议和他都不想要。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在战役上出其不意、蓄势而发都没能歼灭美军部分主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第三次战役挟胜出击也没有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到了自身困难重重，对手摩拳擦掌的第四次战役怎么可能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孙子兵法云“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而最高领袖走的是最糟糕的不知敌之不可击而击之，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而击之，结果自然是此战必殆。在军事形势已经不利的情况下，在自身筹码有限的情况下，最高领袖居然幻想战场上会出现奇迹。1月31日彭德怀致电最高领袖：“第三次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四 )次战役则带着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孙子兵法云“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如果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最高领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能听从彭德怀的建议，“抗美援朝”可能会有一个好得多的结局。

彭德怀巧妇勉为无米之炊，部署志愿军第38、50军在西线汉江以南阻击联合军向汉城方向的进攻，以付出一万多人的伤亡为代价，争取时间让第39、40、42、66军向横城附近集结，在东线形成局部优势，发起横城反击战，歼灭一个南朝鲜师大部，中朝联军在横城地区共歼敌1.2万余人。横城反击战结束后，美军占据的砥平里在东线突出且暴露出来，志愿军邓华集团以约1.3万兵力（平均每个团的人数降至不到入朝时的一半）围攻美法合计4000人（美军也处于不满员状态）据守的砥平里。这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经历的最惨烈战斗，两夜一昼的作战伤亡约2300人，伤亡比率达20%，单位时间的伤亡强度是上甘岭作战的数倍。另外原州附近一支配合砥平里作战的大建制部队（约2个师，估计是42军的部队）在白天冒险机动，被美军炮兵观察机发现，遭到美第2师炮兵火力的长时间轰击，伤亡估计至少有几千人（飞行员报告河水染红了）。李奇微十分看重砥平里防御战的成功，将其称作“朝鲜战争的葛底斯堡”，从此美军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树立起了自信。

中国的决策层却未能从砥平里作战中汲取教训，反而准备投入更大的赌注，3月1日最高领袖致电斯大林：“将现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3个军（有2个军现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共9个军27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4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6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4个军共10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6月中调用。”、“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30万人，再补充30万人，以利轮番作战。”轮番作战将动用三批共21个军，是出兵前计划的三线11个军的近两倍，从人力资源上看，21个军约占中国陆军的一半。从财力上看，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占到45.64%，总预算中的32％直接用于朝鲜战争，苏联的军事贷款尚未计算在内，中国为朝鲜战争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为了帮邻国实现统一，中国要付出半个卫国战争的代价，今天的国人看到这一点该作何感想？

3月7日，联合国在西线集中主力，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新的兵团到达前，中朝联军以空间换时间边打边撤，3月15日联合军进占汉城，23日进占高阳、议政府、加平、春川一线，4月进至三八线以北的铁原、金化。在第四次战役的最后一周，因为13兵团的6个军损失很大，难以支撑战局，志司不得不提前动用63军、60军这两个原本计划在第五次战役中才使用的军用于防御作战。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至此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占领的土地几乎尽数吐还对方，重城地得失而没有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注定保不住到手的城地，第三次战役违背了内战时期重要的军事原则，第四次战役使美军看到了自己的优势，大大增强了与志愿军作战的信心。

《战争论》有“进攻的顶点”理论──“大多数战略进攻只能进行到它的力量还足以进行防御以等待媾和的那个时刻为止。超过这一时刻就会发生剧变，就会遭到还击，这种还击的力量通常比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大得多。我们把这个时刻叫做进攻的顶点。”第三、四次战役成为诠释“进攻的顶点”理论的标准战例。第三、四次战役实际上是一次战役，原因有二：一是两次战役相隔时间很短，1月8日中朝联军停止进攻，1月15日联合军就开始小规模进攻；二是第三次战役时联合军主动后撤就是为了在有利时机发动反攻，第三次战役是因，第四次战役是果，从因果相关来看，第三加四次战役是一次历时3个月零20天的双方都有攻有防的拉锯式大战役。第三加四次战役从空间上看，起于三八线，止于三八线，似乎是个平手，而实质上中朝联军失败了，依据有两点：一是中朝联军在政治上对三八线的挑战失败了（对北朝鲜而言是第二次），二是朝鲜战争的军事主动权已经偏向了联合军一方。

在第三次战役和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伤亡约5万人，从入朝作战算起志愿军累计伤亡加非战斗减员估计约达18万人。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三八线并没有抹掉，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搞得灰头土脸，最高领袖在战略上是否清醒了呢？没有，3月1日最高领袖在致斯大林的电文中说：“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这个“解决朝鲜问题”就是体制内学者所谓的“不应该打的朝鲜战争”。最高领袖仍然坚持帮金统一朝鲜的战争目标，只不过把时间延长了，只有一次更大的葛底斯堡式的失败才能让最高领袖清醒过来。

四、攻城

早在1950年12月29日，最高领袖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提到了第二年的春季攻势：“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一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1951年1月14日最高领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预测：“还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2月份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 1月28日最高领袖致电彭德怀：“战役之后，敌人可能和我方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在占领大田、安东之后，我军再进行两三个月的准备，然后再发动第五次战役是有利的。”3月1日最高领袖在致斯大林的电文中说：“我们计划在我军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4月15日至6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在这四封关于春季攻势的电报中前三个的心境和第四个是不同的，前三个电报表现出最高领袖的高度乐观，“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 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在占领大田、安东之后，我军再进行两三个月的准备，然后再发动第五次战役”，而后来的事实是第三次战役没有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第四次战役不仅没有占领大田、安东，反而被对方压回了三八线，因此第四封电报对春季攻势的设想已经不是最后一战，而是扭转中朝联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被动态势。

在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第一番部队中的6个军以艰难的阻击战、反击战为第二番赴朝部队争取时间，到4月中旬第3兵团、第19兵团全部到达集结位置，这两个新兵团已经换装苏式装备，无后坐力炮、120毫米迫击炮、高射机枪等支援武器配备到了团一级。此时志愿军的兵力空前雄厚，总共14个军步兵军，另有地炮、高炮、坦克、铁道、后勤部队，总计95万人。投入第一线的兵力有步兵11个军33个师，加上地炮、高炮部队共约55万人，装备各种火炮6000余门，其中大中口径火炮1000余门。北朝鲜投入第一线有三个军团十几万人，中朝军前线兵力近70万，联合军在朝地面作战兵力总数为34万人，能投入第一线的还是第四次战役时的那二十几万人，中朝军和联合军的兵力对比约为3比1，在重点地段可以达到6比1以上的优势。4月17日志愿军政治部下达《第五次战役政治工作指示》明确指出：第五次战役的任务是大量的歼灭敌人几个整师，每个军歼敌一至两个团。战役目的是取得主动权，争取缩短朝鲜战争的时间。4月18日中朝联合司令部下达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部署，明确此役目的是“歼灭北汉江以西美军3个师(欠1个团)，英、土3个旅，伪1、6两师”， 战役指导为“掌握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各个歼灭敌人及战役分割与战术分割相结合之原则，运用得力部队，渗透切断敌后路，以求干净、全部、各个包围歼灭敌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中对美军有“士气不高，实战经验不多，战斗力弱。”的介绍，在此种误导下新的参战部队普遍存在轻敌心理，入朝后第3兵团代司令曾说：“就美军那点兵力，还不够一场淮海战役打的。”战前他还向彭德怀表决心：“彭总，我们1个兵团消灭敌人1个师不成问题，我保证还要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

4月22日，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战役拉开了序幕，第五次战役的经过几乎是第三次战役加第四次战役的翻版，亦像是一场混乱的彩排。战役的第一阶段中朝军主动进攻，打了7天，西线由志愿军负责，东线由北朝鲜两个军团负责。在西线，左翼宋时轮集团５个军突破顺利，插入联合军纵深30余公里，对美第24师、南朝鲜第６师给予一定打击，但未能取得较大战果。中央方向的第３兵团突破后被美第３师、土耳其旅挡住，进展较慢，包围美３师35团后无法歼灭，该部美军在飞机、坦克和火炮的掩护下突围撤走。右翼第19兵团突破临津江后，因64军未能迅速突破南朝鲜第１师阵地，致使两个军的５个师的兵力大部拥挤在临津江南岸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遭联合军炮兵、航空兵火力突击，损失很大。63军歼灭英军第29旅一个营，因全兵团没有实现战役迂回，歼灭英军第29旅的任务落空。第一阶段中朝军虽然打开了战役缺口，但由于联合军注重坚守要点，有序后撤，志愿军没能有效地穿插分割，战役发展形成平推，歼敌不多。由于在汉城以北大量歼敌的机会已失，携带的粮食弹药基本用光，中朝军遂停止进攻。

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整个战线从西南向东北呈斜线走势。美军集中在西线，东线由南朝鲜军的６个师防守。中朝联军决定第３、第９兵团隐蔽东移，实施第二阶段作战，先集中兵力歼灭南朝鲜军第３、５、７、９师，而后视情况再歼首都师和第11师。这与第四次战役中的横城反击战如出一辙，打不动美军时在南朝鲜军的防守地段寻求突破。中朝军13个军（志愿军9个，北朝鲜4个）发起的第二阶段进攻历时五天，将南朝鲜第3、9师大部歼灭，将第5、7师击溃。联合军的东线出现了缺口，美第３师和南朝鲜第８师以摩托化行军，十几个小时行进100多公里，迅速堵塞了缺口，建立了纵深防御，联合军又形成东西相连的完整防线。

第一、二阶段的作战历时一个月，中朝军相当疲劳，大部已接近断粮，遂向三八线附近北移以图休整。据中国官方的统计，第一、二阶段的作战歼敌4.6万，水分几何不得而知，反正未消灭营级建制美军。相对中朝军的疲弱之态，美军的战斗力和一个月以前没有多大差别，已经摸清志愿军作战规律的美军自然要抓住机会反攻。中朝军北撤的第二天，联合军实施全线反击，由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的合成化团级特遣队为先锋，从多处楔入中朝军防线， 三天内向中朝军纵深推进了50～80公里。志愿军第27军、第12军两个师、第60军180师被阻隔在联合军后方，前两支部队成功脱险，180师被困，损失7000多人。

在历时约20天的第三阶段中， 中朝军被动地撤退防御，面对联合军的优势火力又大吃苦头。战役结束后，中方统计志愿军战斗减员8.5万人， 毙伤俘联合军8.2 万，北朝鲜损失不祥，即便是这种水分化统计，中朝军的损失也超过了联合军。第五次战役志愿军的减员比率为15%，联合军的减员比率肯定比志愿军小，其中美军的减员比率更是小得多，结合中朝军重创的大建制单位只有第南朝鲜3、9师，估计联合军减员在3万左右，不会超过4万。第三阶段毙伤俘联合军3.6万是根本不可能的，防御战中杀伤敌军的数字统计最不可靠。

第五次战役是一场败仗，一次生搬硬套内战经验的战役，一次不该发动的战役，其实质是错误的战役思想指导下的产物，战役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歼灭美军几个整师”，目标就定错的战役结果可想而知。表现上看第五次战役是中朝联军“进攻的顶点”，实际上第五次战役只是中朝联军努力的顶点，在战略上中朝联军“进攻的顶点”在第三次战役时就已经过去了，第五次战役是一次纯属多余的战役，是一次主观愿望支配下的盲目的赌博。

最高领袖决定发起战役时周恩来曾建议等一段时间再打，最高领袖未予采纳；洪学智曾三次向彭德怀建议把美军往北放一段距离再打，也未被采纳。如按周、洪的建议的时间和空间发起战役，战术角度上好一些，不会败得那么惨，但在战略上仍将是一个失误，因为当时对志愿军而言最好的选择恰恰是相持于三八线打阵地战，而不是再打什么运动战、进攻战。在国内战争中有一条作战原则是多打运动战，少打阵地战，那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中共军队的火力处于弱势，而机动性处于优势。而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打运动战却不灵了，原因就在于美军的机动性强于志愿军，在第二、第三次战役里中国军队抓不住美军主力，多次证明了这一点。运动战不好打，阵地战就成了好一些的选择。在火力、机动性、后勤供给作战三要素中，打运动战志愿军三个弱点全占了，而打阵地战机动力差的弱点就能隐匿掉，后勤供给差的弱点因为省掉了无谓的进退消耗，也有所隐匿。人是有能动性的，能够想出办法在敌方优势火力下减少伤亡，反斜面战术和坑道战术就是有效的发明，坑道战术使志愿军在以后的上甘岭作战中挡住了联合军最后一次较大的进攻作战。如果第四次战役后，以增加的兵力打阵地战，损失会小些，消耗美军的兵力会多些，还能在三八线附近多保有一些土地。

３兵团180师的折损是发动第五次战役的第一恶果，这是中共军队战史上少有的师级建制损失。按原计划180师应于5月23日北撤，日落后准备行动时，60军收到3兵团部一封催命电“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据此命令180师继续在原地布防，掩护兵团主力撤退。就在23日白天，180师右翼63军部队未通知180师就撤出阵地，此处为3兵团和19兵团的结合部，两个兵团之间暴露出一个缺口。24日联合军从缺口处插入，渡过北汉江向北突进，防守城皇堂渡口的180师营级分队伤亡殆尽。整个北汉江南岸只有180师一个师级部队，并且三面受敌，处境险恶，24日下午60军电令180师撤过北汉江，渡江时600多人被激流冲走。“各部暂不撤收”电白白耽误了180师一天时间，180师滞留于北汉江南岸对战局未起任何作用，自身反而陷于不利境地。25日后撤过程中180师陆续有官兵被俘，联合军了解到有一支较大建制的志愿军部队被隔断在美军身后。下午180师接到军部转发兵团的第二道命令：师部带两个团占领驾德山，另一个团占领马坪里北侧山地。26日拂晓，180师部率两个团到达驾德山，发现联合军已经在他们的北面──马坪里，另一个团则走错了方向。180师的处境由原来的被隔断恶化为被包围，减员很大，剩下约3000人，180师的命运已定。下午军部指示其向鹰峰突围，部队分成两路行进，美军以炮火封锁道路，部队建制被打乱，美军飞机在上空盘旋播音，点明180师的番号劝降。27日拂晓，180师余部1500来人到达鹰峰，遇到的仍是美军，军部命令向史仓里突围。28日，接应部队没能赶到史仓里，180师余部只余400多人，无力突破128.6高地，遂分散突围。

第五次战役是“轮番作战”的高潮，参战的3个兵团中有两个是首次作战，由于参战兵力庞大，基本战役单位由前四次战役的军升级到了兵团，在高级指挥上多出一个层级，这是第五次战役在指挥体系上的一大弊病（第二次战役也有兵团，志司即13兵团部，负责主战场西线，东线是个独立的分战场，由第9兵团负责）。这个弊病在优势兵力的掩盖下，在错误战役思想的笼罩下被忽视了，此弊病与前四次战役中本已存在的通讯联络迟缓（前沿出现的重要迹象反馈到指挥高层要2天时间）这个志愿军的第四个弱点叠加共振，酿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志司不再直接指挥军，战役第三阶段志司下达命令后由兵团自己组织撤退，大多数部队只是照转命令，没有具体的部署，没有具体的指导，形成志司－兵团－军3个高级指挥层级都不能负起责任的局面，导致各部配合出现问题。3兵团部未经志司批准，令15军提前于22日黄昏开始转移，3兵团部在转移中遭遇突袭，一度与所属各军失掉联系。29日晚上志司才得知180师失联，30日1时志司向60军、15军发出救援180师的电报，而此时距180师指挥完结已经过去一天半了。

损失180师的直接指挥责任在３兵团指挥部，兵团代司令不了解现代化战争，拿内战时的旧经验来指挥作战，对美军惯用的快速反击战术没有心理准备。“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是一封糊涂电，到驾德山阻击敌军的命令和“各部暂不撤收”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设定错了阻击敌军进攻的地点，3兵团指挥部两次为180师设定阻击地点，而事实上联合军两次都跑到了设定点以北。60军指挥部同样对美军的快速反击战术缺乏心理准备，23日下命令时期望180师能阻击敌军3至5天，事实上一天都很勉强；25日60军部在半小时内接连收到３兵团部关于180师行动的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好一些，60军部未能加以权衡，两道命令原样转发180师，说明60军部在战场研判上和３兵团部同样不清醒。

对180师的损失开始上面还说“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所造成”，如果一层一层地追究，顺着“最后一战”、“春季攻势”的藤摸瓜，就追到了最高领袖头上。后来从兵团一级开始层层推诿，把责任全推到师级以下基层，罪之以“右倾动摇”，以逃避整个战役失败的责任。直到今天抗美援朝“正史”还说第五次战役是胜仗，只是不圆满而已，撒谎也是一项政治任务。第五次战役的失败对志愿军的士气影响很大，6月1日 彭德怀向最高领袖报告：“三兵团损失很大，四处溃逃，企图回国现象严重，现正派人分途拦挡归队”。部队后撤中有2万人失踪，3兵团因一时混乱失踪最多，达1.6万人，边境的丹东市内甚至出现了三五成群流浪的志愿军离队士兵。

第二个后果是志愿军被俘1.7万人，占战争期间被俘人数的80%,让美军拣了个大便宜，为美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压中方一头提供了机会，说难听点第五次战役就是给美军送俘虏的战役。180师有5000余人被俘，照应了3兵团代司令战前说的“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

第三个后果是战线被美军北推，战役停止线在战役发起线北面10几公里处，既损失了部队，又丢了土地。

第五次战役上上下下都有责任，责任最大的还是最高领袖，“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如此结局的首要责任不得不由最高统帅来负。180师的折损惊动了统帅，在调查失败原因时统帅关注的竟然是3兵团代司令是否右倾，而第五次战役失败的本质恰恰是左倾军事冒险。第五次战役进行到第三阶段时,斯大林就最高领袖设想的“零敲牛皮糖”战术坦率地来电：“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第二，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一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

“轮番作战”在战后关于抗美援朝的各种文字中常被津津乐道地提及，字面里洋溢出一种人力资源自豪感。轮番作战是对伤亡过大的因应，原有部队因伤亡无法继续作战，下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需要投入比原先更多的兵力，于是不得不持续派兵。国内战争时期不可能轮番作战，条件不允许，也没打过消耗那么大的仗，轮番作战的实质是国家以全面战争的投入来参与一场局部战争。轮番作战的最大弊端是新部队不熟悉敌军的特点，不熟悉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在作战中导致无谓的损失，在第五次战役中第3、19兵团的损失明显大于第9兵团。第五次战役后彭德怀在致各军的电报中说“有些部队不讲战术，队形密集，伤亡特别惊人”，“各级指挥员不善于组织指挥，这是血的教训”。

美军从第四次战役中获得了有益的作战经验，既看到了自己的长处，也了解了对方的短处，所以美军在第五次战役中知彼知己，先以稳健的防守及适当的后撤消耗中朝军的粮弹，再以快速有力的反攻杀伤中朝军。利用空间的伸缩削弱对方的有生力量，这是中国军队在内战和抗日战争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自己忘记了，却让美军用上了。最高统帅和战区统帅未从第三、四次战役中汲取教训，没有充分认识美军的长处，也没有认真审视己方军队的短处，在相当程度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失败是必然的。孙子兵法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两位统帅发动第五次战役，既没有先创造出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也没有等待敌人可被已方战胜的条件出现，就一厢情愿地期望“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注定是军事上的一场幻想。孙子兵法又云：“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第五次战役的失败生动地诠释了这一古训。《孙子兵法》之所以名列人类古代第一兵法，就在于它揭示了战争中强与弱、胜与负、主动与被动的辩证关系，《孙子兵法》的智慧核心在于其哲学性、思辩性。在朝鲜战争最大的一次战役中，诞生了《孙子兵法》的国度的军队败于外国军队，是很不应该的。

第五次战役是朝鲜战争中继仁川战役后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从此攻守之势完全易位，中朝联军彻底失掉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在第五次战役中，中国对人力和物力的使用达到了极限，战役的失败使中国的决策层放弃了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目标，改之以维持三八线，并且开始与对手谈判，但和谈的内容已经不涉及中国的政治利益了。第二次战役后的外交斡旋中，“美国武装力量自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确定必须得到保证”是中方理直气壮的两条，而第五次战役后开始的谈判中，这两条不见了踪影。 1951年下半年的战况基本上是南攻北守，志愿军拼死作战的目标就是保住最高领袖曾经不屑一顾的三八线。

五、战争的情绪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争执最大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二是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中朝方持上述主张，联合军一方则主张中朝军后撤38～68公里，停战谈判不涉及撤退外国军队问题。谈判桌上谈不拢，于是演变成大炮和机关枪的辩论，联合军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空中绞杀战”。“秋季攻势”以志愿军阵地为目标，历时24天，中方统计歼敌7.9万人，中朝军伤亡9.1万人，以单位时间的伤亡统计中朝军的损失强度超过了第五次战役。历时一个多月的“夏季攻势”以北朝鲜军阵地为目标，打完后中朝军宣布歼灭联合军7.8万余，未公布已方损失，夏季洪水成灾，中朝军供应困难，伤亡情况可以想见。

中朝军以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空中绞杀战”中的大量伤亡换取了联合军放弃1.2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要求。联合军的两次地面攻势只占领了6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与推进到朝鲜半岛蜂腰部（平壤、元山一线）的期望相差甚远，这是其兵力有限所致，美国不可能为一场局部性热战调拨其它战略方向上的兵力。交战双方逐渐认同以实际控制线作为停战的分界线，但总体上看联合军在战略上是有优势的，因此联合军寻找其它议题刁难中朝军，后来战俘遣返议题成为焦点。中朝方主张全部遣返，联合方主张自愿遣返。为战俘遣返问题双方打起了政治仗、道义仗、意识形态仗。

1952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必须遣返全部战俘》，声言：我方被俘人员必须全部遣返，如达不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斗争决不休止。5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反对美国扣留战俘》：“美国……扣留战俘，是完全违反世界人类正义，破坏国际基本公约的非人道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谈判桌上的分歧照例演变成大炮和机关枪的辩论，为了迫使联合军接受全部遣返原则，1952年4、5月，志愿军各部开展了以“挤占”为目的的小规模战术反击，中朝军宣布进行了大小战斗1800余次，歼敌11.79万余人，未宣布已方伤亡情况。“挤占”没有挤掉自愿遣返原则，没有达到政治目的。

1952年7月13日，联合军代表提出8.3万人的遣返数字，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7.68万人，占应被遣返人数的近80%，中国人民志愿军64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32%。愚蠢的第五次战役导致志愿军战俘的数量大大超过美军战俘，为美国搞政治操作提供了机会。两年前意气风发地越过三八线的金日成对这场战争已经绝望了，他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文中说：“在过去一年的谈判时间里，我们实际上减少了战斗行动并转入了消极防御。这种状况造成了敌方在不停地使我方遭到人力和物质财富上的巨大损失，而他们自身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敌方利用这种形势提出了谈判中我方无法接受的要求。”自愿遣返对朝方来说是件无所谓的事，金日成急切地想按美军的条件停战。和金日成相比，中国的最高领袖更看重政治上的尊严，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能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为了战俘遣返这个政治议题，志愿军官兵将继续付出血的代价。

1952年10月，美军发动“摊牌行动”，即上甘岭作战。作战历时43天，在前7天中15军45师伤亡3200多人，15军军长说“45师打得差不多了”，令29师加入战斗，还陆续从军直属部分队和机关抽调1200多人参战。打了18天后，15军无兵可抽调了，3兵团安排的预备队12军参战。在上甘岭作战中，志愿军伤亡1.5万多人，其中阵亡7100多人，亡伤比例为接近1比1，而非正常的1比3，联合军伤亡9000多人，其中阵亡2400多人，志愿军以人命和联合军的钢铁作了交换。志愿军在上甘岭挡住了联合军的进攻，表明中国凭借人力资源的优势可以和联合军继续抗衡，宣传者感到非常振奋，把上甘岭战役升华成一次政治上的胜利，一种精神上的胜利，15军从此声誉雀起，盖过了38军。

10月24日最高领袖在贺电《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中说：“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保卫和平，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奋斗到底!》。1952年11月28日 周恩来发表声明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必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 1952年12月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责联合国“通过了一个支持美国政府违反国际公约、强迫扣留战俘的立场以利其继续和扩大朝鲜现行战争的决议案（印度方案），这一行动显然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周恩来与北朝鲜外相分别于1953年1月14日和1月17日发出通告，拒绝接受印度方案。1953年2月7日，最高领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上声明：“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上甘岭作战为中方赢得了军事上的尊严，却没能转化为战俘遣返问题的胜利。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继任者很快改变了对战俘遣返问题的态度，3月21日苏联领导人给毛泽东和金日成去信：“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同意苏方的提议，只补充一条“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在朝鲜战争的所有重要节点上，中国都是唯苏联马首是瞻，最后这一次也不例外。3月30日周恩来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声明》，表示：“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中方的声明放弃了2个多月前曾经坚持的立场。

战俘自愿遣返对中国而言是很没面子的，除去提前交换的病伤战俘，战后有1.4万多志愿军战俘去了台湾，回国的只有不到六千人，而同期没有回北朝鲜的人民军战俘只有不到一成。自1952年1月至1953年4月，交战双方围绕战俘遣返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激烈残酷的战役战斗，志愿军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这都是无谓的牺牲。彭德怀后来回忆中方接受自愿遣返原则时曾有过遗憾而痛苦的记述，最高领袖后来也说：朝鲜停战协定就是妥协。

有种说法是金城战役打好了，为抗美援朝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战役本身好不好的另说，先说金城战役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迫使李承晚政府签字。为了让对方在一个既对中国无任何实际利益，还让中国政治上没面子的停战协定上签字，中国居然得付出代价努力争取，这是何苦呢。金城战役中国为北朝鲜争取到167（一说140）平方公里土地，可它在38线上亏损的土地有2900多平方公里，挽回一点有多大意义呢？关于此战役中志愿军的伤亡，以前有3.3万的数据，现在多数文章不提了，有人根据相关军史和卫勤资料得出67、68、60、24军四个军伤亡5.7万的统计（缺54军数据）。

第一年的朝鲜战争是东西方阵营为争夺势力范围而打的战争，双方打了个平手；后两年的朝鲜战争是为政治而打的战争，东方阵营实际上落败了，因为中朝方最初坚持的“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和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后来都放弃了，对中途冒出来的战俘遣返问题也放弃了，最后的停战协定基本上代表了美国的态度，谈判桌上的落败是苏联的总体实力弱于美国的表现。有识之士这样评价朝鲜战争的胜负──“朝鲜战争的胜负不是在战场上决定的，也不是由停战协议确定的，而是由冷战的最后结局决定的。”

六、战略与政治

有的“抗美援朝伟大”论者从国家发展角度论证“抗美援朝”的正确性，说只有打了朝鲜战争，才能从苏联得到156个工业项目，才能较快地走上工业化道路。这是一个认识误区，战略不等于战争，中国得到156个工业项目，是战略上一边倒的收获，并不是只有参战才能得到。如果中国接纳金日成的流亡政府，苏联在退后一步的情况下能不倚重中国？156个工业项目能少一个？一批批的军事装备苏联会不舍得？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展现出来的能力反而让苏联有所顾忌，在海军装备的出售上颇显吝啬。50年代中期肖劲光去苏联商议海军军购，给周恩来发电“他们给我们的是破烂”，周恩来复电“破烂也要”。中国花重金从苏联购进4艘旧款驱逐舰，而仅仅几年后，苏联的同型舰就退役作为靶舰使用。沙皇俄国是唯一被黄种人国家（日本）在一场战争中击败过的西方列强，所以“黄祸论”在俄国以至后来的苏联心理层面较其他西方国家都更有影响，90年代后期中国从俄罗斯引进苏30战机，俄罗斯规定了一条——不得部署在黄河以北。民族个性的改变是需要长时间的，近来俄罗斯在对克里米亚问题的处理，以及对乌克兰主权的干涉上表现出的对领土不合时宜的欲望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

中国政府常说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友好相处的典范，是这样，不过中国大巴基斯坦小，有没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两个大国间友好相处的典范呢？有，就是苏联与印度。朝鲜战争结束的当年，苏联就开始对印度经济援助，1953年12月印度与苏联签定了《印苏贸易协定》。1955年，印苏两国领导人的互访，签署了《印苏钢铁协定》、《印苏航空商务合作协定》、《印苏关于购买钻探机的协定》。依协定苏联帮助印度建设比莱炼钢厂，为此苏联还以优惠条件向印度提供长期贷款。1956年印苏签署《印苏航运协定》、《印苏关于在苏联训练印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协定》。1951至1959年，印度与苏联的贸易增长了15倍。印度没有为苏联出一兵一卒，同样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援助。

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加大了印度的经济援助力度，帮印度建设了一批国营工厂。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援助大幅增加，1964年印度与苏联正式签署双边武器协定。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后，苏联继续扩大对印度的军事援助，除了向印度提供大批军用飞机，还帮助印度建设三个米格飞机工厂。从50年代到70年代以前，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集中在电力、石油和钢铁等重工业；从20世纪70年代到到苏联解体前为止，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转向能源和电子部门。

印度从苏联以至后来的俄罗斯长期受益，这一点值得中国反思，一个国家的战略应该保持长期性、稳定性。既然中国选择与苏联结盟，就应该长期保持这种关系，50年代末苏联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中国以原教旨意识形态反对，把中苏关系搞僵了。当时中国在工业、科技方面只打了一个最起码的底子，失掉了苏联的帮助，对进一步的发展影响很大。以国防工业为例，要研制歼8Ⅱ，得参考从埃及弄来的米格23，研制69式坦克，得参考从珍宝岛冲突中获得的T62；参照50年代苏联科特林级驱逐舰研制051驱逐舰，技术水平大体相当，服役时间却延误到了70年代；到了80年代，中国空军的主力机型还是50年代米格19的仿制品，空军装备的整体技术水平比伊拉克空军还落后一代。

美苏在冷战期间一共进行了5轮较量，第一回合是朝鲜战争，第二回合是古巴导弹危机，第三回合是越南战争，第四回合是中东代理人战争，第五回合是阿富汗战争。5轮较量苏联一平一胜三负，苏联能取得一平一胜是因为中国的协助，如果没有中国帮忙，朝鲜战争马上就输，越南战争大概率是平。由此可见，中国在美苏冷战格局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偏向其中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战略天平的晃动，如果中国在冷战期间走中立外交路线，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或依据自身的利益稍作偏倚、随时调整，那么40余年的冷战对中国来说就是一段难得的发展机遇。

朝鲜战争之于中国，从精神层面剖析里面藏着两个东西：一是原教旨意识形态，一是小农式民族主义。这个原教旨意识形态，从战略上看对中国损害很大，首先是恶化了和美国的关系，恶化得太过，如果第二次战役后停止大打，中美关系不会恶化得那么厉害。《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大力妖魔化美国，美国则认为“共产党中国对东南亚的觊觎一直存在”，1951年美菲签署《美菲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9月美国召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外长会议，8国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该条约把中国南海纳入美国的冷战防御圈，而此前南海位于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之外。在其后的20多年里，该条约鼓励了菲律宾和南越等国损害中国的南海主权。

朝鲜战争造成了东亚的小冷战格局，停战后美军长期驻扎在韩国，1953年10月，美国、韩国签署《韩国和美国共同防御条约》。1961年中国和朝鲜签署《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该条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第七条规定：“本条约在未经双方就修改或者终止问题达成协议以前，将一直有效。”三八线上北南双方重兵对峙，中国长期在经济、军事装备上援助朝鲜，朝鲜成了中国的包袱，一直背到今天，现在包袱里还装着原子弹。

日本是朝鲜战争的受益者，1947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规定日本不保有军队，朝鲜战争扩大化后，美国开始逐渐武装日本，1951年9月美日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2年日本内阁设置保安厅，改警察预备队为保安队，增设海上警备队。朝鲜战争结束后，为适应美国的远东战略，1954年3月美日签定《美日共同防御协定》，6月日本把保安队改组为陆上自卫队，海上警备队改组为海上自卫队，新建航空自卫队。日本的国家武装力量初步成型，宪法中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失效了一半，日本在军事体制上具备了实施战争的能力。

1951年，美、英等国日本政府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和约第三条规定：日本同意美国将北纬29度以南之西南群岛包括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孀妇岩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及硫磺列岛，及冲之鸟岛、南鸟岛，置于美国托管制度之下。美国所托管的琉球并不包括钓鱼岛。1953年12月美国陆军少将奥格登代表美国琉球民政府发布“第27号令”，即关于“琉球列岛地理界线”的布告，称根据1951年签署的对日和约有必要重新指定琉球列岛的地理界线，其中第一条规定：将当时美国琉球民政府管辖的区域指定为，“包括（北纬28度、东经124度40分，北纬24度、东经122度，北纬24度、东经133度，北纬27度、东经131度50分，北纬27度、东经128度18分，北纬28度、东经128度18分各点连线的区域内各岛、小岛、环形礁、岩礁及领海”。中国钓鱼岛的地理位置在北纬25度至北纬26度，东经121度30分至东经126度四线之间，恰位于该范围内。钓鱼岛问题就这么冒出来了，归根结底这个问题的出现是日本战略地位提高的结果，再追溯源头就是朝鲜战争。

1950年6月前，美国在台北仅派驻一名领事级代表，1950年7月27日杜鲁门批准的“美国在台湾的紧急行动方针”中规定：“第一、继续执行目前阻止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的政策；第二，给予国民党武装一定数量的无偿军事援助；”1951年将驻台北“总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5月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抵达台北，10月美国国会通过《共同安全法案》，决定向台湾政府提供大量援助，仅军事援助1951年和1952年的总额就约2.6亿美元，1953年计划援助近2.18亿美元，三年的援助金额超过国共内战时期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当时台湾人口不足800万，人均金额是内战时期的60倍以上。经济方面，美国向台湾提供大量物资，如小麦、棉花、黄豆、油脂，还帮助台湾大力发展工业、电力、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1954年美台签定《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经济、军事上受到扶持的台湾发挥出牵制大陆军事力量的作用，两岸不断发生空战、海战、岛屿炮战，直到60年代中期才逐渐平息，两岸的紧张与对抗使中国的国防战略产生了严重的扭曲。

朝鲜战争使中国从东亚到东南亚都处于被围堵的态势，客观事实完全走向了“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这一主观意愿的反面。原教旨意识形态使中国先是得罪了美国，继而失掉了苏联，然后再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来回摇摆，亲疏不定，这不是理性的长期国家战略，是一种战略病态。朝鲜战争大大延误了中国的统一进程，使两岸问题长期拖下去，分治的时间久了，民族感情就疏远了，后人解决起来就难了。朝鲜战争衍生出钓鱼岛问题，恶化了南海问题，各种连锁反应全是负面的。就自身的战略环境来看，对中国来说，朝鲜战争是根据一个错误的目标，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手进行的一场不加节制的错误的战争。

意识形态是政治的一部分，战略与政治的关系高于战略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处理战略、政治、意识形态三者的关系，在政治博弈中合理地把握运用是一门高难度艺术。如果为追求意识形态正确导致损害了战略和政治选一个反面案例，最高领袖的朝鲜战争可视为经典。二战结束后，大多数国家期望和平，期望休养生息，1950年12月，13国提案以51票对5票（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通过，反对该提案的只有苏联和几个东欧卫星国。大多数国家反对朝鲜战争扩大化，希望尽早结束战争，如此明显的国际态度，如何对待13国提案的改进版五步方案就要头脑冷静、慎之又慎了。最高领袖却认为“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拒绝了五步方案。中国拒绝五步方案，站在了大多数国家的对立面，陷入了失道寡助的不利境地，结果“对朝鲜的侵略者”这顶高帽子落到了中国头上。这种政治上的被动证明“一边倒”外交战略是错误的，错误的战略抉择导致错误的战争决策，错误的战争决策导致错误的战役思想，具体的战场上的种种错误就应运而生了。朝鲜战争时的最高领袖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意识形态家，这位意识形态家依赖军事手段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他对现代军事又是外行，这就导致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上的遗憾。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朝鲜战争作为一场意识形态战争也有非常沉重的影响。首先是促使最高领袖放弃“新民主主义”理念，更快地、更彻底地向列宁式“无产阶级专政”方向走。朝鲜战争结束后短短5年内，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接踵而来，直至1959－1961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原教旨意识形态与小农式民族主义还能发生化合反应，产生另一种东西——极端的个人专权。对“抗美援朝”的顶礼膜拜加剧了个人专权，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在朝鲜战争中对最高领袖几乎是绝对服从的彭德怀被最高领袖批判为“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指鹿为马。个人专权在最高领袖生命的最后十年达到了顶峰，酿造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场和平时期的动乱——文革。

停战后最高领袖在内部说过一句话：朝鲜战争和美国打了个平手。这是从军事角度说的。1956年最高领袖会见访华的米高扬时坦言：朝鲜战争是个错误。这是从战略层面说的。反思过去不是为了不翻篇，而是为了向前看。当前中国的东、南、西三个战略方向上均呈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在未来20年能否解决（或初步解决）这三个方向上的主权与领土问题决定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战略生态。只有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合理的国家战略，把握好内外政治的大方向，才能正确地伐谋、伐交、伐兵。当然中国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应该最大限度地避免用兵。

注：有两处数据文字引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和《冷战时期印度与苏联的关系及其影响》。

后记：2010年6月写作第6稿时就感觉到10个小标题的内容有交叉，全文的结构不够合理协调，由于想维持《十点反思》的题目不变，未作改动。5年后再看第6稿，感觉行文有些繁琐，有些话可有可无。再加对上甘岭作战的定位有了新的认识，知远防务论坛的网友对龙源里战斗提出了指正，几个原因加起来，使笔者有了作一次修订的想法。此次修订改6个标题，简化文章结构，并加强内在的逻辑和论证。（发布于 2019-06-14）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看到——斯大林发动朝鲜战争的主要目的是阻止中国共产党攻占台湾。否则世界上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毛泽东五月份刚刚拿下海南岛，六月份朝鲜战争就爆发了！本来，六月份应该爆发的是台海战争。但是，斯大林害怕中国统一后会收回蒙古，所以故意搅局，而毛泽东上当。斯大林是通过广布中共党内的情报网，深知毛泽东喜欢逞能，于是先和金日成勾兑好了，发动朝鲜战争，然后故意不出面，而让小金出面，使毛泽东不好拒绝。朝鲜战争一爆发，中美成为死敌，苏联的压力就减轻了！所以，苏联故意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出兵决议，让共产党中国成了人类公敌整整二十多年。期间苏联坐收渔翁之利。简直美不胜收。——这就是谢选骏对于“对朝鲜战争的反思”之再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