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也会像人类一样有创伤后遗症吗？》（Sharon Levy BBC 2021年10月17日）报道：
北美洲的雪鞋兔行为和大脑的化学变化与人类的创伤后遗症（PTSD）相似——每隔数年，加拿大育空地区的雪鞋兔数量就会达到顶峰。随着这种野兔数量的增加，其捕食者山猫和土狼的数量也会上升。接着雪鞋兔的数量会急剧下降，其天敌的数量也随之减少。
这种生态往复循环现象在生态学界非常有名，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科学家已着手研究了100年。
近年，科学研究人员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雪鞋兔数量从顶峰下落，原因不仅是天敌的大量捕食。另一个因素是，生活在强敌环伺的长期压力下会导致雪鞋兔的母兔减少进食，因而生产的兔崽也会减少。
遭到天敌反复的捕食追逐后造成的生存创伤会引发这种野兔大脑化学物质的持久变化，这种变化与受过创伤的人类大脑相似。即使捕食的天敌已绝迹，脑部化学物质的变化仍使得雪鞋兔的生殖率无法维持正常水平。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的行为生态学家丽安娜·赞勒特（Liana Zanette）和迈克·克林其（Michael Clinchy）指出，有创伤后遗症的不仅仅是雪鞋兔这种动物。赞勒特和克林其是夫妇，他们大学本科读的是心理学，现在专门研究他们称之为“恐惧生态学”的科研题目。
所谓恐惧生态学是将野生动物的恐惧行为生态与人类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相结合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天敌捕食给野生哺乳动物和鸣禽造成的恐惧会使这些物种生产和养育的后代减少。受到惊吓的田鼠和北美歌雀的后代，就像饱受紧张之害的雪鞋兔后代一样，很难活到成年及成功繁殖下一代。
上述发现为已有的众多证据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说明可怕的经历会对野生动物产生持久的影响；具有令人不安的闪回记忆、以高度警惕和焦虑等特性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是生命面对危险所作出的一种相当古老并且是由进化而来的反应。有关创伤后遗症的本质，以及这种精神创伤是哺乳动物、鸟类和其他生物共有的进化反应还是人类独有的特性，这个题目在科学界有广泛的争论，这对科学家夫妇的研究证实集中在这一领域。
对恐惧生态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此之前，科学家们认为捕食动物攻击某个猎物，如果这个猎物能逃过一命，事过境迁，只会有短暂的影响。例如一只野兔逃脱北美土狼的攻击，或者一只斑马逃离狮爪的抓捕后，会生活如旧。
但恐惧生态学的研究表明，被猎食者捕杀的恐惧可以改变从鱼类到大象等野生动物的长期行为和生理反应。
赞勒特说，“恐惧是所有动物为了避免被捕食者猎杀所作反应，对动物生存有巨大好处，因为能让动物活到繁殖后代的一天。但这是有代价的。”
恐惧的理由显而易见。最近的研究发现，在非洲塞伦盖蒂（Serengeti）大草原，32%的成年母长颈鹿有狮子攻击留下的伤疤，欧洲北海南部的海港鼠25%有灰海豹的抓痕和咬痕，非洲水域中四分之三的蝠鲼身上有多个鲨鱼咬噬的伤口。这些逃脱猎杀的幸存动物除了身体上的伤疤，可能还会留下恐怖的记忆。
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种群生态学家鲁迪·布恩斯特拉（Rudy Boonstra）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研究极端压力对加拿大育空地区雪鞋兔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的影响。布恩斯特拉的研究是受到自己的家族史的启发。他出生在荷兰，母亲和许多荷兰人一样，在二战期间经历了严酷的压力。他说，“这可能影响了她的子女。这种压力感是影响我们生理的一个因素，总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布恩斯特拉知道，在雪鞋兔数量升降周期的衰退期，绝大多数的雪鞋兔都难逃被捕食的结局。但还不仅止于此。布恩斯特拉的学生迈克尔·谢瑞佛（Michael Sheriff ）在雪鞋兔数量周期的上升和下降阶段检查了活捉的雪鞋兔的粪便，发现母兔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水平会随捕食者数量多少而波动，在捕食者数量最多的时候会达到峰值。
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压力很大的母兔所产兔崽数量较少，兔崽的个头也会较小。应激激素水平升高也会从母兔传递给所产的雌性兔崽，从而减缓了雪鞋兔的繁殖速度，即使其捕食者已经绝迹。而且，即使野兔不虞植物的匮乏，也会如此。所以这可以解释为何在布恩斯特拉的研究地，雪鞋兔的掠食者几乎全部消失后，其数量在三到五年内仍然很低。
应激生理学的早期先驱关注的是人类问题，并认为应激反应是一种病态，但对这一观点布恩斯特拉开始持不同看法。
他认为，雪鞋兔的应激反应是一种对生存的适应，使这种野兔力所能及地适应最恶劣的环境。在许多捕食者虎视眈眈的压力下，雪鞋兔会花较多的时间躲藏天敌，因此花在觅食的时间要少一些，所以后代数量会减少，但这也因此得以让较多的成年雪鞋兔存活下来，以利循环周期再次开始时重新繁衍种群。
野生动物受创伤后的一些最显著影响已在非洲大象身上观察到。由于偷猎、合法捕杀和栖息地的丧失，非洲大象数量急剧下降。未受到干扰的大象生活在由母象统治的大家庭中，雄象到了青春期才离开象群。今天，许多幸存下来的大象曾亲眼目睹母亲和雌性长辈如何被人类屠杀。
幼年受到的创伤，加上缺乏安稳的家庭（大象家庭通常由年长大象主持大局），使得这些大象孤儿进入青春期时会变得非常狂野。
威尔士班戈大学（Bangor University）研究非洲象的行为生态学家格雷姆·香农（Graeme Shannon）指出，“我们在人类和大象身上看到了相似之处。”幼年时的创伤和缺乏稳定的家庭是人类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主要原因。香农指出，在经历过创伤的幼象中，“观察它们长大成年的过程，我们看到其发育和行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说，大象在经历了一次可怕的经历后，可以保持高度警惕好几年，并会以高度的攻击性作出反应。
香农和他的同事在南非的彭古拉野生动物保护区（Pongola Game Reserve）跟踪一群大象时，亲身体验到了这一点。
研究人员让他们的车与象群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在汽车转弯时，领头的母象布加（Buga）挡住了车子前面的路。司机立即关掉了引擎，通常这会让大象平静下来。但是布加却开始攻击汽车。香农回忆当时的一幕说，“接下来我们知道的是，我们的车被掀翻，然后我们开始狂奔逃命。”他怀疑布加的极端反应与这头母象六年前被人捕获并被转移时所受到的创伤有关。
人类对危险、伤害和损失的反应很可能是与动物同一套进化反应的一部分。大量的证据表明，老鼠、人类的大脑--事实上，所有的哺乳动物、鸟类、鱼类，甚至包括某些无脊椎动物的大脑--基本结构都是相同的，而且对恐惧或快乐的反应也相同。
发出恐惧信号并保存可怕事件记忆的大脑神经网络位于大脑的杏仁体区域，这种结构在前脑膨大的原始人出现很久之前就已经进化产生。
当代大多数患有创伤后遗症的人是因为经历战争、犯罪袭击或车祸而精神受创。但创伤的侵入性记忆，长期的过度警觉等症状会消耗身体的防御系统，导致身体罹患疾病。正是这些来自古老的大脑神经网络的应激反应，也让雪鞋兔时刻提防饥饿的猞猁，或长颈鹿保持警醒戒备狮子的袭击。
大脑杏仁体产生情绪记忆，并与海马体有重要联系。后者能形成日常事件的有意识记忆，并将记忆存储在大脑的不同区域。杏仁体受损的人或动物会失去恐惧记忆的感觉，因此危险来临不知逃避。
脑成像研究表明，创伤后遗症患者的海马体体积较小，这是新神经元生长，即所谓“神经发生”（neurogenesis）受损的标志。“神经发生”对人和动物遗忘记忆或者是保持适当记忆起到关键作用。当神经发生这个过程被抑制时，创伤的记忆就会铭刻在脑海里无法忘怀。这就是为什么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在到达安全地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会被对痛苦经历的生动记忆困扰不已。
同样，对捕食者的恐惧也抑制了实验室老鼠的神经发生。赞勒特和克林其夫妇的研究证明，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生活在原生栖息地的野生动物。
这对科学家夫妇首先在森林里播放鹰的叫声，随后发现听到叫声的正在筑巢的雌性北美歌雀，所诞生的后代数量比没有听到叫声的同类少了40%。在后来的实验中，他们证明了褐头燕八哥和黑顶山雀在听到捕食者的叫声整整一周后由于恐惧而表现出持久的神经化学变化。燕八哥的杏仁体和海马体分泌的双皮质激素的水平会降低，而双皮质激素是新神经元诞生的标志。
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野生老鼠和受到捕食者高度威胁的鱼类身上。这些神经化学信号与啮齿类动物的创伤后遗症模型中的信号相似。研究人员长期用啮齿动物作实验，以研究认识人类的创伤后压力综合症。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种类广泛的动物都有经历过极端压力的长期影响，但仍有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人类独有的精神问题。南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的神经生物学家大卫·戴蒙德（David Diamond）说，创伤后遗症是根据人类的反应来定义的，“迄今没有生物学上的测量，即是说无法通过血液测试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一种心理疾病，所以我称之为人类精神障碍。而老鼠是无法向人讲述它的感受的。”
但现在一些研究人员对这种唯人类有创伤后遗症的观点不予苟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进化人类学家莎拉·马修（Sarah Mathew）说，“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有很多共同之处。”这包括了解和应对危险，警惕出现危及生命的情况。
马修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很深的进化根源，一些症状是由适应危险而引起的，比如精神的高度戒备状态，这使得包括人类在内的许多物种的个体能够管理应对危险。
这种进化观点开始改变人们的想法。赞勒特和克林其夫妇曾组织多场讨论恐惧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生态学的会议，与会者有生态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克林其回忆说，“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把创伤后应激障碍称为病态反应，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恰当的适应行为，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表现出这些极端的反应，因为这会增加当事者的存活率。”
对此，戴蒙德最终表示同意。他说，创伤后遗症患者的大脑“不是受损或功能失调的大脑，而是受到过度保护的大脑”。
戴蒙德补充说，“大家说的是一个经过致命袭击后幸存下来的人。因此，过度警惕、无法入睡、持续不断的噩梦会让人重温经历的创伤，这只是一部分适应性反应出错。”
赞勒特说，“通常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被看成是见不得人的羞耻事，患者会讳疾忌医，不寻求治疗。但要是患者能理解他们的症状是完全正常的，是进化出来的功能，这可能会减轻一些耻辱感，从而会去寻求治疗。”
*本文原刊登于在线学术刊物《Knowable Magazine》，按照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ce）重新发表。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当代大多数患有创伤后遗症的人是因为经历战争、犯罪袭击或车祸而精神受创。”——却不懂大多数中国患者却是因为政治迫害而精神受创。历次政治运动的残酷迫害，造成了“创伤的侵入性记忆，长期的过度警觉等症状会消耗身体的防御系统，导致身体罹患疾病”——致使中国的社会精英越来越少。为何这会导致中国的社会精英越来越少？因为野蛮化暴力革命的矛头大多对准了社会精英，受伤的社会精英遭到大量消灭，硕果仅存的也吓破了胆，再也生不出孩子来了，最终中国社会精英成为凤毛麟角，中国社会的野蛮化程度日益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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