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荀子的时代和荀学
荀子生卒年代无可确考，据汪中荀卿子年表，托始于赵惠文王元年（以公子胜为相封平原君），终于赵悼襄王七年（楚李园杀春申君），相当于公元前二九八——二三八年。荀子一生的重要活动大约就在这个时期。这一时期正当战国末叶，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临终的前夜：奴隶所有制社会即将告终，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社会即将取而代之。
孟子在战国中叶，曾有“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之说，荀子时代不但王霸的形式已经过时，而且他在“德”与“力”之外，还肯定了“以富兼人”的另一形式（荀子议兵篇）；所谓“法令滋章”，正是由此发生的现象。秦以“变法”独早之故，“耕战”之效已见，所以荀子也称其“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类”于“治之至也”，而独惜其“无儒”。这就表示了儒者在当时——尤其在秦国——并不被重视。大约是因为这个缘故吧，荀子没有留在秦国，而终于废居兰陵，著书以殁。他的弟子也曾透露了这个消息：“孙（荀）卿迫于乱世，鰌（鰌亦迫也）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示）天下以愚。”（荀子尧问篇）在过渡的时代，荀子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于当世重法术、轻礼义这个现象表示不能容忍。他在解蔽篇就批评过慎到和申不害：“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埶（势）而不知知（智）”。史记孟荀列传又记载着荀子不满意当时的阴阳家和庄周派：“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但另一方面，荀了对诸子的批判，却受了他所批判的对象的影响，因而他又表现为由“礼”到“法”的学术流变的中心一环，表现为集权主义的拥护者。
荀子是后期儒家的伟大的代表，他始终没有离开儒家的立场。他看到当时七雄的斗争日烈，秦国统一中国的倾向日强，所谓礼乐已经扫地无存了。
因此，他不能不说明礼的起源（在孔子时代，这是不必要的，只简单说“礼也”或“非礼也”就够了），借以证明，要避免争乱，就必须振兴礼乐以辩明“别”（类别）与“和”（调和）；另一方面他又扩大了礼的涵义，接近于法。法家所谓的“法”大都从战功来定尊爵地位，军事体制已经渗透于所有制之中，这就适合于封建土地 所有者的要求。所以自礼记采取他的学说以来，后世的礼乐理论，始终没有超出荀学的范围。由于当时社会变革的结果，商业资本已经突破国境，反映在政治上，就成为这样的情况：君臣之间早已失掉过去的氏族血统的纽带，变成了买卖的关系，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田鲔教其子田章就说到：“主卖官爵，臣卖智力”。既争于力，必重威势；既计利害，必讲法术；这是互为因果的。若在春秋时代，“若立君，则有卿大夫与守龟在”（左传定公元年）。战国中叶，孟子还说：“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在那样的氏族贵族政治之下，人君和臣下的关系，是有宗法的规定的。例如“周巩简公，弃其子弟而好用远人”（左传定公元年），结果呢？是“巩氏之群子弟贼简公”（同上二年）。这就是说，宗法关系是利害的。在荀子的时代，这种情况已经变化了，“法术”中的国民地位已经提高了，这里孕育了社会变革的萌芽。
明白了这一事实才能理解以继承仲尼、子弓自任的荀卿何以竟会大谈其法术；才能理解亲事荀卿的韩非（李斯也略相似）何以单独继承并发展荀子的法术思想。
荀子的学问兴趣很广泛，哲学、政治、经济以至于文学，都是他所注意研究的对象；在他以前或和他同时的学派，除了仲尼和子弓以外，几乎没有不受到他深刻的批判，就是儒家各派也不能幸免。他的自然天道观就是批判地接受了初期道家学派的思想，奠下了他的学说的基础。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各派诗学虽经荀子传授，但他自己做起诗来，却采用了民间的形式——“成相”的调子，同时还创造了“赋”这一种新的文体；可见他的作风是怎样和当时的社会息息相关的。
汪中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荀卿子通论）
所谓有功于经，是对前人诋毁荀子而说的，而有功于诸子思想的综合，则正是这里所要究明的。
（谢选骏指出：因为荀子已被马匪戴上了“唯物主义”的桂冠，所以对他的评论就成了“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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