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斯大林的神学很不及格

 

《斯大林，从神学院学生到布尔什维克》（Yve -6月4日2021年）报道：

1900年的史太林，开始积极参与革命活动。

假如希特拉成为画家、墨索里尼继续在小学教书，世界或会多一分和平。独裁者未必天生，出身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Georgia）的史太林，少时曾进入神学院，日后却成为布尔什维克一员。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及历史学荣誉退休教授Ronald Grigor Suny去年出版「史太林：革命之路」（Stalin: Passage to Revolution），追溯史太林从童年在格鲁吉亚到投身革命的轨迹。

Suny近日接受美国左翼杂志「雅各宾」（Jacobin）访问时谈及著作，他指，初入格鲁吉亚第比利斯（Tbilisi）神学院的史太林，是一名会写诗、爱歌唱，充满浪漫色彩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然而，Suny形容，尽管史太林之母寄望儿子日后成为神父，神学院目的也是培养神父，该神学院却是塑造革命者的工厂。

格鲁吉亚自19世纪初成为沙俄帝国一部分，1878年出生的史太林在帝俄管治中成长。Suny解释，当时神学院有反格鲁吉亚民族倾向，由最冷酷、最具压制意识的俄罗斯东正教神父运作，他们蔑视格鲁吉亚人、禁止在学院使用格鲁吉亚语言，决心要进行「俄罗斯化」（Russifying）。身为民族主义者的史太林自然大受打击。

Suny 表示，出于国籍身份关系，史太林可能曾被俄罗斯教士唤作格鲁吉亚狗，格鲁吉亚语则遭斥为狗语。这些言行举措导致许多神学生不仅反对宗教教育，更进而反对沙俄政权。充满压制的困境中，神学生们终于在格鲁吉亚其他知识分子及前神学院学生的宣扬下，找到名为马克思主义的出路。

1890 年代的格鲁吉亚，除了少数贵族，社会结构以农民为主，还有一部分工匠及工厂工人，构成规模不大的工人阶级。其余工厂工人多是俄罗斯或亚美尼亚人，而非格鲁吉亚人。社会中层以拥有企业的亚美尼亚人为主，而管治格鲁吉亚的，便是为独裁统治服务的俄罗斯官僚体系。

身为神学生一分子，Suny 认为少年时代的史太林出现双重意识危机（double-realization crisis）。一方面，史太林等贫穷的人处于社会边缘，生活艰难；其次，饱受社会及阶级歧视的他们，还遭由政权提倡的种族歧视。从他们的角度看来，要成为完全的格鲁吉亚人，就必须反对沙俄政权。为实现解放自我及祖国的愿望，史太林转向革命，并接受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超越民族主义、强调国际的思想。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及历史学荣誉退休教授Ronald Grigor Suny指，史太林亦逐渐认同当时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宣传的俄罗斯社会民主运动，并放弃格鲁吉亚为本的民族主义思想。20世纪初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中，较温和的孟什维克（Mensheviks）派别在格鲁吉亚拥有更大的基础；但日后的史太林，却是布尔什维克一员。

孟什维克倾向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结盟，列宁则认为应要跟贫农及工人阶级结盟。Suny指，史太林正是受列宁理论吸引。1902年，列宁出版「怎么办」（Chto Delat）小册子，反对社会民主工党内的「经济主义」（economism）。

「经济主义」主张支持工人自行争取减少工时、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但列宁认为，若由工人自主行动，他们只会发展出充满资产阶级意识的工会意志，满足于留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以获得更大份额的经济分红，而非成为革命者。列宁认同工人有自然而然的社会主义倾向，但碍于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及资产阶级主导的思想影响，工人难以自发信服社会主义。故社会民主工党应向工人传达信息，并教导他们社会主义意识，以及革命之必要。

史太林的父亲是一名鞋匠，来自工人家庭并成为知识分子的他，受列宁赏识提拔。Suny 补充：「想像一下，像史太林这样年轻、充满活力的革命者，读到列宁『怎么办』这本小册子时，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会认为，是列宁的远见让自己担任向外鼓动及宣传的重要角色。所以，史太林马上转为列宁主义的信徒。」

1902至1904年间，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确实在格鲁吉亚取得部分支持。但1905年起，将马克思主义带到格鲁吉亚的当地政治组织「第三集团」（Mesame Dasi）领袖换成孟什维克人士，致使当地运动仍由孟什维克主导。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上台，孟什维克则成功接管格鲁吉亚，更于1918年5月26日宣布独立，成立新的独立共和国。

Suny 表示革命后的列宁，未必视孟什维克为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并曾对民族主义让步。他引述列宁曾言：「民族主义已经存在，它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历史舞台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力量。所以，假如芬兰人、波兰人或乌克兰人想要独立于俄罗斯，我们必须支持其民族意愿。」如果其他民族愿意留在新政权内，列宁同意他们可以自治。

尽管如此，部分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史太林本人，并不赞同列宁的意见。Suny 指，史太林等人基本上认为要派红军进驻格鲁吉亚，推翻孟什维克，建立共产主义政府。结果1921年，他在格鲁吉亚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边境策划农民起义，制造既成事实，让列宁同意派红军进入格鲁吉亚帮助「同志」；格鲁吉亚最终并入苏联。（文/ HUGO SZE）

谢选骏指出：上文基本不懂，斯大林这个狗娘养的，为什么好好的神学不读，去投了恐怖集团？原来斯大林这个狗日的神学不及格！

不信你看看斯大林的这些狂吠，就知道斯大林这条狗崽子为何不及格了——

1、思想比武器更有力量。我们不会允许敌人拥有武器，那为什么要允许他们拥有思想？——斯大林

2、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斯大林

3、作家是人们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

4、如果反对派自己解除武装，很好。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我们就帮他们解除。——斯大林

5、列宁和他们比较起来，不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斯大林

6、在苏联的军队中，撤退比前进还需要更多的勇气。——斯大林

7、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为科学和技术开拓新道路的，有时并不是科学界的著名人物，而是科学界毫不知名的人物，平凡的人物，实践家，工作革新者。——斯大林

8、数量本身就是质量。——斯大林

9、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斯大林

10、德军摧毁了我们的家园！我高贵的同志们沦为难民，但德军无法摧毁我们的意志，因为神圣的国土孕育了我们每个人的灵魂，让我们在绝望之中团结一致。势不可挡！今天，我们红军，就要夺回属于我们的家园，夺回属于苏联的荣耀。——斯大林

11、真正的力量出自长枪！——斯大林

谢选骏指出：斯大林这11声狗叫，虽然没有二狗子毛泽东叫得欢，但我也懒得一一评论了，就说说他的第一条吧——

“思想比武器更有力量。我们不会允许敌人拥有武器，那为什么要允许他们拥有思想？——斯大林”

这条苏联畜生就不知道，武器可以剥夺，思想却是无法剥夺的！因为，人是受到思想主权的支配的，而思想的主权来自看不见的上帝。

斯大林这条疯狗死后不久，他的政权就被他自以为消灭了的思想给消灭了。

《斯大林，权力的悖论》（SERGE SCHMEMANN 2015年1月20日）报道：

阅读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的《斯大林：权力的悖论》之时，读者可能会期望本书详尽剖析一位格鲁吉亚鞋匠的儿子与神学院学生如何变成了名为斯大林的魔鬼，但他们会不安地发现，儿时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Iosif Dzhugashvili，本书中称他为“Jughashvili”），也就是小斯大林，在本书前几章中占的分量并不重。

叙事主要集中在沙皇俄国解体时期。我们会看到，处在那个时代和地点，索索（Soso，家里人这样称呼小斯大林）的童年时光相对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这本书没有从他缺席的父亲、身体缺陷、挨打、宗教教育背景或溺爱的母亲等背景中寻找精神变态的早期证据，驳斥了流行的弗洛伊德式解析。

但是“斯大林”的故事并不是关于一个人的故事。《权力的悖论》大约一千页，不过是三卷本的第一卷；在这一卷里，科特金用略有些平淡的口吻，讲述了“俄罗斯在世界上的权力与斯大林在俄罗斯的权力”。科特金的目标极具野心，相当于要写出俄罗斯与俄罗斯周遭世界的详尽历史，从沙皇帝国的崩溃到“二战”的结束。第一卷止于1928年，残酷的俄罗斯农民经济集体化即将拉开序幕，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正在西方崛起。

科特金是普林斯顿的历史学教授，显然他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不仅研究了关于斯大林丰富的学术资料，也研究了许多自苏联解体后公诸于世的档案。虽然大量令人望而生畏的事实和细节可能会令普通读者感到疲惫，但书中也充满有趣的细节、丰富多彩的人物个性和趣闻轶事，令故事保持生动活泼。穷途末路的沙皇政府中的大臣们，以及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II)本人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和贝尼托·墨索里尼这些边缘人物也很生动；更不用说列宁(Lenin)、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托洛茨基(Trotsky)这些主角，还有那些年轻的布尔什维克热心分子们，他们在沙皇俄国与战争的废墟中跋涉，缔造出一个革命的国家，但最终却落入斯大林之手。

有时候科特金娱乐读者的努力有点出格了，他谈起斯大林有“大众情人”之称的时候，粗鲁地谈起了斯大林的性器官。更重要的是，如果他认为其他历史学家的解读是错误的，便会毫不迟疑地对之进行攻击。他笔下的斯大林并不是列宁门下离经叛道的学徒，而是列宁的真正传人，继承了列宁无情的阶级斗争与毫不妥协的态度，最重要的是，继承了列宁毫不动摇的意识形态理念。列宁生前的一份“遗嘱”质疑了斯大林统治苏联的能力，这成了斯大林的对手阻挠他上位的重要武器，但科特金倾向于认为这份文件是伪造的，很可能是出自列宁的妻子之手。

科特金的判断中绝少模棱两可的成分。有些学者认为，集体化是迫使俄罗斯农民进入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手段，他说这些学者“彻底错了”。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E.H. Carr)认为是时代环境造就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造就了时代环境，科特金说这个结论“完全、绝对大错特错”。相反，科特金的主要结论之一就是，斯大林“解释了在极少的情况下，个人的决定可以剧烈地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经济结构，并带来全球性后果”。或者如他在更生动的一段话中所写的，“其实两颗子弹就足以防止布尔什维克的暴动”——一颗给列宁，一颗给斯大林（事实上，列宁曾在一次暗杀中肩膀中弹，后来又因子弹患上铅中毒，可能导致了他后来的一系列健康问题）。

科特金深深沉浸在自己的主题里，以至于有时候跳出历史学家的身份，卷入争论之中。托洛茨基曾解释自己不想谋求高位，因为担心人们会觉得苏联是在受犹太人统治，科特金斥之为“官样文章”。其后科特金更是无休止地痛斥布尔什维克的高层人物，说“布哈林(Bkharin)竟然会向卡曼年科告密，他到底在干什么？”

一本拥有如此眼界、抱负与强度的书必然会引发质疑、争议和批评。我原本期待本书更关注俄罗斯帝国覆灭与苏联势力崛起期间，俄罗斯文化与信仰所扮演的角色，因为文化与信仰是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以及他们那种弥赛亚式宿命感的核心。科特金提到，斯大林也写诗，经常去剧院——他最喜欢的剧作家是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但他并没有探讨这对斯大林来说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提到作家、诗人、作曲家与艺术家们在那些决定命运的年代里所扮演的角色。

书中从始至终引人瞩目的那些东西至今仍令人忧虑地回荡在俄罗斯。科特金令人信服地指出，斯大林的决定剧烈地改变了历史，像他这样的人是极为罕有的。第二卷将会讲述集体化问题，也承诺进一步深入这个主题。但审视如今俄罗斯的道路，人们很难不去思考，那个恐怖的时代究竟有多少是由于斯大林毫不动摇的意志，又有多少要归咎于永远梦想着特别的命运，却又永远对独裁者权力逆来顺受的俄罗斯呢？

“俄罗斯革命反对暴政和腐败，特别是无能的沙皇制度，令人们燃起希望，憧憬一个富裕、公正与和平的新世界，”科特金写道，“但这一切都被布尔什维克们阻碍了，他们不自觉地、然而又是不屈不挠地以新的形式复制旧政权的种种症结与掠夺行为。”这种情况是不是如今仍在发生呢？当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崩溃后，人们再度燃起了希望，但之后呢？

当然，弗拉迪米尔·V·普京总统(President Vladimir V. Putin)绝非斯大林的影子，如今的俄罗斯也同斯大林治下的集权国家相去甚远，但是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年轻的朱加什维利在未来会成为斯大林；正如克格勃低级官员普京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日后飞黄腾达的迹象一样。然而普京所塑造的东西——恢复以统治者为中心的强大中央集权制度、对异见的不宽容、培养自怜和牺牲者心态，在任何问题之后都要揪出“华盛顿的黑手”（对于斯大林来说是“英格兰的黑手”），乃至在俄罗斯创造一种戒严的状态——这一切在《斯大林》中都可以找到先例。

因为这个原因，读者仍然希望作者能够提出更多证据，证明斯大林确实是特例，是一种历史的恶意，而不是环境作用下的产物，而这种环境或许已经开始塑造俄罗斯历史的下一章。这个悬念只能刺激起人们对本书下一卷的兴趣——在下一卷里，科特金将会描写斯大林决定让俄罗斯忍饥挨饿，到了极度危险的地步，以便把农民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科特金认定，这种对农民阶层的攻击毫无政治或社会逻辑可言，只有斯大林才干得出来。这足以证明科特金的才华——已经读了一千页，人们还想继续读下去。（《斯大林，卷一：权力的悖论，1878-1928》斯蒂芬·科特金著 有插图，949页，企鹅出版社，40美元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5年1月9日。翻译：董楠）

谢选骏指出：普林斯顿的历史学教授果然愚蠢，他一个美国人却想搞懂俄国。但是他也很狡猾，从斯大林这个不及格的神学生入手，就可以避重就轻了。但即使如此，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还是没有看出斯大林的神学真的很不及格，因此才会沦为一个无耻的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