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155卷：为何

为何

FOR WHAT

《外星看地球》第55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55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5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另起一单页）

“外星看地球”，就是“超越地球观察地球”——从一个“对等的位置”而非“从属的位置”来看地球上发生的林林总总的现象。

（以上黑体）

上帝宗教 God Religion《外星看地球》第1卷

宗教战争 Religious Wars《外星看地球》第2卷

天子与人 The Son of Heaven and Human《外星看地球》第3卷

全球策 Global Strategy《外星看地球》第4卷

G2-中美联合体 G2-Chimerica《外星看地球》第5卷

两个世纪的内战 Two Centuries of Civil War《外星看地球》第6卷

病毒瘟疫 Virus Plague《外星看地球》第7卷

从暴民到暴君 From Mob to Tyrant《外星看地球》第8卷

党府论 On the Party Government 《外星看地球》第9卷

废垃论 On Human Waste《外星看地球》第10卷

历史人物 Historical Figure《外星看地球》第11卷

书面人物 Written Characters《外星看地球》第12卷

新闻人物 News People《外星看地球》第13卷

中共百年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外星看地球》第14卷

政权杀戮 Regime Killing《外星看地球》第15卷

国家妖孽 National Devil《外星看地球》第16卷

科学与文化战 Science and Culture War《外星看地球》第17卷

历史力学 Historical Mechanics《外星看地球》第18卷

六四余波 The Aftermath of June 4th Massacres《外星看地球》第19卷

蒙古后清黄俄黄犹 Yellow Russian Yellow Jewish《外星看地球》第20卷

民主攘扰 Democratic Disturbance《外星看地球》第21卷

民族交汇 Ethnic Intersection《外星看地球》第22卷

难民行为学 Refugee Behavior Science《外星看地球》第23卷

权力碰撞 Power Clash《外星看地球》第24卷

人民主权与种族主义 《外星看地球》第25卷

社会窃取 Social Steal《外星看地球》第26卷

猪义社会 Pig Right Society《外星看地球》第27卷

书评文论 Book Review《外星看地球》第28卷

台湾中国 Taiwan China《外星看地球》第29卷

网络主权不是主权网络 Internet sovereignty not a sovereign Internet《外星看地球》第30卷

（另起一单页）

文明杀手 Civilization Killer《外星看地球》第31卷

香港事变 Hong Kong Incident《外星看地球》第32卷

犹太渗透 Jewish Penetration《外星看地球》第33卷

战场经济 Battlefield Economy《外星看地球》第34卷

哲学辐射 Philosophy Radiation《外星看地球》第35卷

政治抢夺 Political Robbery《外星看地球》第36卷

联邦制就是更为彻底的封建制 The federal system is a more thorough feudal system《外星看地球》第37卷

美国会发生第二次内战吗 Will there be a second civil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外星看地球》第38卷

美国与中国 America and China《外星看地球》第39卷

美国和外国 United States and Foreign Countries《外星看地球》第40卷

中国论 On China《外星看地球》第41卷

中国社会超不稳定 The Extremely Unstable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ety《外星看地球》第42卷

中外关系 Sino-Foreign Relations《外星看地球》第43卷

自然自我自杀自由 From Nature to Freedom《外星看地球》第44卷

与人 WITH (HUMAN)《外星看地球》第45卷

与事 WITH (THINGS)《外星看地球》第46卷

和 HARMONY《外星看地球》第47卷

是 BE《外星看地球》第48卷

就是 SAME AS《外星看地球》第49卷

不是 NOT《外星看地球》第50卷

不 DO NOT《外星看地球》第51卷

不懂不了不如 NON《外星看地球》第52卷

不会不能不要不知不死 NOWAY《外星看地球》第53卷

十不 NEITHER《外星看地球》第54卷

为何 FOR WHAT《外星看地球》第55卷

什么为什么 WHY WHAT《外星看地球》第56卷

如何怎样怎么也 HOW TOO《外星看地球》第57卷

所谓 SO CALLED《外星看地球》第58卷

多个 MULTIPLE《外星看地球》第59卷

一个 ONE《外星看地球》第60卷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探索——本书所列的文章，标题皆由“为何”构成，看看聚合一处，可以发生怎样的效果、触发怎样的思维。例如，“改朝换代为何必要”。因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来自于一个新兴的王朝。

Synopsis

This is my ongo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language exploration-the titles of the articles listed in this book are all composed of "FOR WHAT". Let's see what kind of effects can happen and what kind of thinking can be triggered when they are gathered together. For example, "For what is it necessary to change dynasties?" Because the prosperous times in Chinese history all came from a new dynasty.

（另起一单页）

目录

001、中国为何停留在卡夫卡的时间隧道里

002、BBC为何如此优秀

003、鲍朴为何帮忙掩盖周舵等人的伪证罪

004、暴君为何趁疫打劫

005、暴民为何趁疫打人

006、北洋政府为何短命

007、朝三暮四的人性总是为何有理

008、吃猪肝的穆斯林——中国人为何可以假装信仰任何东西

009、第五纵队为何攻击第五纵队

010、独裁者为何需要接班人

011、独裁者为何都喜欢阅兵

012、赌城起诉受害者就是蛮不讲理的硬道理

013、发祥地为何总是最落后

014、反对派人士为何出入中国大陆

015、反抗北京的人为何要为北京作出伪证

016、福布斯为何捧杀中国

017、改朝换代为何必要

018、共产主义为何能在中俄成功——

哥萨克是俄罗斯的游牧民族

019、共产主义为何是自己的掘墓人

020、古典音乐为何沦为乞丐

021、国际比较为何让人望而却步

022、汉奸为何避讳斯大林侵占中国国土

023、和平演变为何在中国功亏一篑

024、和氏璧为何成为帝国的传国玉玺

025、黑人歌手为何煽动“抢劫华人”

026、黑猩猩为何不能享有人权

027、旧金山君为何不敢署名

028、恐怖分子为何前赴后继、视死如归

029、老虎为何比人要珍贵

030、联合国专员为何侵犯缅甸昂山素季

031、领袖为何最不爱国

032、明末清初三儒为何不能启蒙

033、牧师为何对总统下跪

034、女人为何比男人长寿

035、女真蒙古满洲日本苏联为何能够排队入主中国

036、欧洲之星为何落后于新干线

037、满鞑人为何提高达赖喇嘛的地位

038、清水衙门为何热门

039、人类的头脑为何不能清醒

040、人民币为何毛了

041、人为何不是机器

042、三民主义为何不成气候？

043、神话为何体现了民族精神

044、世界为何担忧中国瘟疫

045、唐宋和明清为何不同

046、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为何要作伪证——

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十五

047、屠夫为何谴责屠夫

048、王法、党法，约法——“党纪”为何高于“国法”

049、伟大思想为何都反社会甚至反人类

050、伪劣产品为何畅销

051、为何“台胞就是呆胞”

052、为何「良好的管治」会导致国家覆灭

053、为何不能崇拜活人

054、为何不去燕山隐居

055、为何寒带的人比温带的人更为懒惰

056、为何好人不长寿祸害活千年

057、为何华人喜欢入室盗窃

058、为何谎言才能治国

059、为何抗议“人权等于生存权”

060、为何社会具有异己势力

061、为何说共产就是共妻

062、为何说警匪一家割据各国

063、为何越成功老板越没有力气

064、为何正义不会缺席——有钱就能逃避法律制裁

065、为何总统异于常人

066、文革为何阴魂不散，因为“红卫兵—活死人”还在

067、文天祥、史可法为何不能击败蒙古、满清

068、沃尔玛为何发生枪击案

069、乌克兰航空伊朗空难的幕后黑手为何仇恨加拿大

070、武汉封城为何不可复制

071、现代汉语为何须从日本进口

072、心灵鸡汤为何好卖

073、新、后、元、反等解构思潮为何有理

074、新疆为何无法独立

075、宣传机器为何失灵，因为梦境飘忽不定

076、艺人为何也能从政

077、影视界为何美化杀手

078、再论印度为何能够影响中国

079、占中九子为何有罪

080、政治学者为何鼠目寸光

081、中餐馆为何令人作呕

082、中共为何无法得到天下

083、中国为何不能产生精品

084、中国大陆为何不能和平转型

085、中国精神病人为何世界第一

086、中国人民为何无法享有法治

087、中国人为何不懂“转过脸去”

088、中国人为何不配享有精神生活 

089、中国人为何无底线——苟活

090、中国人为何喜欢内斗

091、中国式的暗杀为何不能成功

092、中国为何不能继续得到豁免

093、中国为何不能迷信自己

094、中国为何产生不了名牌

095、中国为何割让大片领土给俄国

096、中国为何给发达国家带来了恐怖

097、中国为何没有流行黑死病

098、中国为何没有希波克拉底誓言

099、中国为何能够赶超非洲

100、中国为何能够强力“维稳”

101、中国为何取消不了一党专政

102、中国为何缺乏“十二周岁法规”

103、中国为何三十年才能反省一次错误

104、中国为何失去了“工匠精神”

105、中国为何实行株连政策

106、中国为何需要改朝换代

107、中华民国为何弱智

108、中西时间观念的差异——

中国为何不能实行时区制、夏时制

109、终身制为何迷人

110、重庆党委为何纵容滴滴杀人犯归山

111、周恩来为何断子绝孙

112、驻孟买共领为何这样高看印度

113、庄子为何说“道在屎溺”

（另起一页）

为何

FOR WHAT

《外星看地球》第55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55

【001、中国为何停留在卡夫卡的时间隧道里】

网文《卡夫卡》报道：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年）是一位使用德语写作小说和短篇故事的犹太人，被评论家们认为是20世纪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卡夫卡的代表作品《变形记》(Die Verwandlung)、《审判》(Der Process)、《城堡》(Das Schloss)、《沉思》(Betrachtung)有着鲜明的主题并以现实生活中人的异化与隔阂、心灵上的凶残无情、亲子间的冲突、迷宫一般的官僚机构为原型。以及有着对人物角色恐怖的追求和使角色发生奇异般的转换在小说中都有所表现。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波西米亚王国的首都，后来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的一个中产阶级、讲德语的犹太家庭。卡夫卡在世时，布拉格的大多数人口都说捷克语，并且当时说捷克语的捷克人和说德语的奥地利人之间的分歧日趋明显。两种族群都在加强自己国家的认同感。聚居在布拉格犹太人则是介于两者之间。卡夫卡能流利地说这两门语言，但他聪明地选择了德语作为书面语言。

卡夫卡曾受过律师这门职业的培训，在他完成法学课程后在受聘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任职后的空余时间，卡夫卡开始写短篇故事。对于工作剩余的时间，卡夫卡经常会抱怨难有较充裕的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因为自己不得不将大量时间去工作。他后悔对他的Brotberuf（“日常工作”，即“生计”）投入了过多的关注。卡夫卡喜欢使用书信交流，他给自己家人（包括他的父亲赫曼·卡夫卡（Hermann Kafka）和最小的妹妹奥蒂莉·奥特拉·卡夫卡（Ottilie "Ottla" Kafka）和亲密的女性朋友（包括他未婚妻菲利斯·鲍尔）写过上百封的信件，卡夫卡与他父亲的关系复杂且陷入了困境，这极大地影响了卡夫卡后来的文学创作。因为欧洲当时对犹太人的压迫排挤，卡夫卡时常抱怨自己身为一名犹太人。他对犹太人处境的低下、被动的埋怨与不满也对他作品的风格有影响。

卡夫卡自认为身为犹太人，对自己没有多大的帮助。仅有少部分卡夫卡的作品是在他生前出版的：故事集《沉思》（Betrachtung）、故事集《乡村医生》（Ein Landarzt）和刊登在文学杂志上的单一故事作品（如：《变形记》）。卡夫卡曾计划印刷他的短篇故事合集《饥饿艺术家》（Hungerkünstler），但却在他死后才出版。卡夫卡未完成的作品，包括他的小说《审判》、《城堡》和《美国》（或译作《失落者》）都是在卡夫卡去世后，由他的挚友马克斯·布洛德帮忙出版的，但这违背了卡夫卡生前想要销毁掉自己手稿的意愿。阿尔贝·加缪、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让-保罗·萨特三位大作家都受到卡夫卡作品的影响。英语中有"Kafkaesque"（即卡夫卡式的）这一词来描述生活中像卡夫卡作品里那样离奇的现象。这是一个病态的人所描写的病态的社会。

谢选骏指出：卡夫卡虽然死去将近一个世纪了，但卡夫卡式的社会并被消亡，反而在共产党中国这个受到犹太人思想、马克思主义统治的国度，变本加厉。

网文《我去纳税 明白中国到底有多落后》可以帮助我们对此做出生动的理解：

我以下讲述的事情，发生在整个中国最发达的沿海省份里政策最开放的自贸区，而且是最有钱的政府机关。当然，这里的“落后”指的并不是办公楼很破旧，室内环境肮脏。恰恰相反，新修的气派大楼里窗明几净，到处可以看到代表着发达科技的触控屏，他们出产于70多公里外的深圳。

而我们的故事，也从这里说起。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一名年轻的创业者。早上9点，我背着包来到了这栋楼的门前。我的目标很明确，向我们至高无上的国家贡献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纳税，同时开具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两张普通发票。原本打算找代办，但是这次决定自己跑一把。为了尽早完成这个任务，我提前两天预约了税务局的号，事先打印了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的代开申请表。我早上7点多就起床出发，长途奔袭了40公里，我想，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把握在中午之前搞定一切了。

然而，噩梦刚刚开始。走进楼，我看到大厅里已经充斥着各色各样的人群，无论你是老板，还是一个小小的财税代办员，都要听从指挥，排起长队，等候叫号。如果不仔细分辨，也许会误认为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医院。即便是事先预约了号的我，也等了将近半个小时。

接待我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我单刀直入：“我想开这几张发票，这些是我的申请表。”“普通发票开不了。”“为什么？”我一脸黑人问号。“就是开不了。”“网上系统可以填申请表啊！”“噢，那个功能出问题了。”好吧，普通发票的问题只能先这样，那专用发票呢？女人摇手一指：去那个窗口。于是我来到她手指的那个窗口前，又一次说明了我的诉求：我需要开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窗口的年轻女人看了看说：“没问题，但是我们这边积压的太多了，需要排队。”“排队？”我一头雾水——大概需要排队到哪天？“现在申请的话，可以在9月20号开出来……”没错，时间是两周后。

两周，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讨厌等。更何况，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发票意味着回款，回款意味着现金流，现金流意味着存亡。对于很多制造业企业而言，延长两周账期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好在，她给我指了一条明路：在直线距离20公里的一个镇税务局，我可以马上实现我的愿望。或者，我也可以选择市区的税务局，同样可以达到目标。虽然我知道全市的税务都是联网的，也并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一个地方可以马上搞定，另一个地方就需要两周，但是我别无选择。到此为止，我已经在税务大厅里呆了一个小时，但是想办的事情都已经宣告失败。于是，我走到咨询台门口，排起队来。10分钟后，我如愿和咨询台前唯一一个人开始了交谈。“为什么开专用发票需要排两周的队？”“你可以去那个15公里外的镇开。”“我可以去市区的税务局开吗？刚刚她是这么和我说的。”“当然不可以，怎么可能？谁和你说的？”于是我放弃了最后的希望，而是拿起手机，打开了网上税务大厅的预约页面，希望能够预约那个镇子的税务局，却发现无法正常使用。我意识到——这个不算美观的网站只支持IE，不支持的系统却包括Chrome、火狐、Safari等……

于是我调整了注意点：“为什么我开不了普通发票？”“因为普通发票不能在这里开，必须你领发票回去自己开。”“我在网络办税平台看到了这个功能……”“这个功能还没开通。”我放弃了无谓的坚持，开始询问下一个问题：“如何领发票回去自己开？”“首先，你需要一个税控盘。”她指的是一种需要在某些公司购买的，插在电脑上，用来确保报税软件正常运行的电子产品。在她给出的单子上，我看到了两家可供选择的公司的名字——排名不分先后，然而只有两家。我拨通了两个电话，得到了一模一样的两个价格。为了平复我的心情，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你购买这个设备的费用，可以抵扣你的税款。”也就是说，税务局为这套设备付了钱。然而作为纳税人的我们，缴税并不是为了买这个设备的啊！我们交的税是为了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啊！粗略计算，按照广州一个市六位数的企业数量，每年就是亿元！虽然心里这么想着，我还是默默的走向了两家公司里离我更近的那一家。

如我所料，这家公司的门前也排着队。唯一一个收款员急急忙忙地收取现金或者刷卡，同时将设备交到顾客手里。凭借对于电子产品长期热爱的经验，我估计这款产品的成本并不会超过售价的10%。在排队付款拿到东西后，我马不停蹄地跑回了国税局——我知道，只要赶在12点下班之前到达，我就可以领到发票了。然而我错了……当气喘吁吁的我在11点40到达国税局时，我发现，叫号系统已经关闭了！事实上，我看到，一半的服务窗口并没有在服务，但是他们分别负责“发票代开”、“房产业务”、“营改增业务”，而我需要办理的业务名字叫做“发票领取”。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只有“发票领取”的业务是人满的，其它的工作人员在闲着。

我走到一个空闲的窗口：“您好，可以在这里领取一下发票吗？”“不在我这里，等叫号……”熟悉的声音让我意识到，这就是我最开始看到的那个中年女人。“可是领取发票的号已经满了……”“那就下午吧……”这是一句来自一个小公务员的，不容置疑的威严。游走了几个窗口，我得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回答。这时，我突发奇想——隔壁就是地税局，如今推动营改增，国地税一体化，也许我可以在那里领到发票。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地税局，前台的小伙子态度很不错，他表示自己很乐意帮忙——事实上，按照规定，在这里确实可以领取到发票。可是他话锋一转——“但是还是没办法，因为国税那边到现在也不把发票给我们……”

中午12点的下班时间逐渐临近，国税局的工位已经空了一半多——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别无选择，草草吃了口饭，然后按照地图的指示坐上了前往那个镇子的大巴。一个多小时后，我顺利抵达地图上的位置。然而我高兴的太早了，镇子里的人告诉我，国税局已经不在这里了，搬到了三公里外，与地税局合二为一。勉强赶上了预约了deadline，汗流浃背的我走进了地税局——然而我又一次被打败了。由于国税的预约系统与地税不能兼容，我预约的号自然宣告作废。重……新……排……队……

当我手机的最后一丝电量即将耗尽时，我等来了我的叫号。奇迹发生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窗口的工作人员用机器打出了我的专用发票。然而，这只是目标的一半：领发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毫无意外地，我被支到了另一个窗口前。在这里，为我服务的是一名头发不多的中年男人。他做事很认真，在经过一番检查后，才告诉我：“你的设备需要到区分局进行激活，才能领取到发票。”

我已经不再有力气去询问为什么设备需要去区分局激活，而不是这里。此时的时间是下午3点多，我跳上大巴，踏上归途。在离国税局下班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我已经出现在了取号机前。然而，绝望的是：“号已满”再次映入我的眼帘。此后，我与国税局的工作人员重演了上午的一幕……“您好，可以在这里领取一下发票吗？”“不在我这里，等叫号……”“可是领取发票的号已经满了……”“那就明天吧……”这是来自另一个小公务员的，同样不容置疑的威严。

多年以后，孔庆勋也许不再会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他只会记得那个夜晚，他打开了某某双核告诉浏览器，然后熟练地切换到了IE模式。他打开网上办税大厅，预约了区国税局第二天最早的号……全剧终，中国现在到底有多落后——明白了吗？

更新：今天部门的几位有关领导已经登门道歉，态度很诚恳，同时也很虚心地与我沟通了关于优化服务的一些建议。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也了解到“营改增”等进程中政府部门的一些苦衷，很多基层办事员也会加班加点工作，很多领导也愿意努力改进纳税人的体验。同时，在这个答案的评论区下，我也听到了一些让我重新审视之前所写内容的声音。

中国现在到底有多落后？比起某些发达国家，我们仍然有差距；在很多偏远地区，人们依旧难以温饱；在政府办事效率上，还是经常不尽人意。但我宁愿相信的是：总有人愿意用自己的努力让这些落后之处变得更美好，也许是我，也许是你，也许是他们——哪怕，只是一点点。

原文中所提及的部分人员已经得到处理，为避免给有意无意提及的其它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困扰，现将原文删除。然而我想说，今年税务系统的改变很大，很多税务局的工作人员都得从头来学习，这也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和情绪吧？事先搞清楚流程比较好办的说。我在西安，我们公司有什么事不清楚，打热线电话，人工接线会很认真、仔细、耐心地和我们沟通。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接线员给我说错了，下午9点左右，还特地给我打电话过来，给我更正之前她的解释，并向我道歉。还有，专管员会有QQ群和微信群，有什么事大家都在上面交流，感觉专管员都比较和气认真。也许是个人经历，不代表全部。

另外，有好些事确实无奈，试试投诉！给市长写信、email、公众号？不会没人管吧。哈哈，这里是天朝。你的办事方法就不对，要跟着套路走。首先看看你公司区域的相关负责人是哪位科长，不熟悉先找个中间人带路，后面你懂的。。。估计是行业不同。我们这的税务官员会提前打电话告知我们财务他来检查相关账务，然后我们会让和官员打交道的领导和他沟通，一般此类经费用不了1w他们会消停很久。此间记得把财务人员和他们办事员介绍认识，以后小事就不用麻烦两边高层了，逢年过节的关系到位就行。

我办居住证就和这里的情况基本一样，一个局子踢来踢去，最后莫名其妙告诉我要登记半年才能办，说就是前天才出的规定。。。。WTF，结局一包烟搞定，什么材料都不用。经常去开发票的我掌握了一种技能：只要他不给我按流程办用：那个功能不能用系统没开通。我就拿着手机拍她一般两种结果第一是办了第二是拿出一个“请到其他窗口办理”的牌子人去后面了.我还见过其他朋友的其他技能：只要觉得办事人员在搪塞马上拍桌子大喊大吵什么难听骂他什么嗯这算不算被逼出来的招？

这么多就没个明白人，本来就是因为你不了解流程啊，找个专门的财务公司一点事都没有。你也知道有6位数的公司，这么多公司很正常出现这种情况啊。你因为自己和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来说国家的问题这我就不能同意了！我承认国家有很多问题，但是你说的我不赞同以我在国内外的经验说，国外公务员们不见得更高效更亲切，但他们专业且标准很多。说是什么样的标准，你准备好一定能搞定，不是这个地方办的他告诉你去哪里办你去就对了。几乎没见过几个地方踢皮球来来回回的状况。信息化程度高，网上公布的和实际绝对没有出入。

评论区居然没人提那个税控盘，这里面有苍蝇啊，贪腐可就不仅仅是官僚主义这么简单了，爱国者们还不快行动起来响应习大大反腐行动号召贯彻两学一做精神举报之？而且通篇看下来，税局的做法都是符合规定的，现在中国税收法律规定繁琐复杂，本来报税这种东西就应该是由专业人士负责的，为什么你认为打官司自己搞不懂由律师代理正常，而办税这种也需要专业财务知识的事物你又不肯学也不愿花钱找代理还要轻松办好，我就想问凭什么？

抵扣税款不是等于政府拨款给这个什么稅盘公司了吗？作者说“凭借对于电子产品长期热爱的经验，我估计这款产品的成本并不会超过售价的10%。”马克思说过有300%的利润就能让资本践踏人间所有法律，犯下一切罪行，这可是10倍利润，市场还不打破了头地来生产这种东西？可是作者说只有两家公司，这还不够可疑吗

作为去政府部门办事比较多的人，看过太多你这种人了。什么都没了解就一个人跑过来，就因为有些资料达不到要求，或是其他原因办不成事情就在那左讲右讲，工作人员得花大把的精力和时间和你们讲流程讲政策，叫你们去找谁谁，谁要准备什么东西。明明十几分钟的业务就被可以你们这类人拖到大半个小时。我不否认某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态度不好，但是换做我一天要回答同样问题几十次，是我也态度不好。重要的是你们这些人也耽误了我的时间好吗？

故事不算精彩，文笔比内容更有看点，但这个故事真的不是落后的表现，有人说这是体制落后，也有人说是官僚主义腐化堕落，我只想说：他们不是落后，而是太精明了！这种精明已经传承了两千年，宁愿不做事，不能做错事，不做事不会有损失，老百姓的怨言撼动不了他们的地位，即便真要追究，不做事的理由可以列出一箩筐，涉及的人多到无法深入追究，随便说一两个理由，只要牵扯到另外的一两个人，领导头皮都发麻，哪敢追究下去。但是！做错事就必须要有人承担，即使当事人不承担，也要有个替死鬼，否则无法交待，确实没有人承担就变成领导来承担，这是动摇“国之根本”的大事，宁可弃卒保帅也不能让领导背锅，所以公务员入职的第一个死命令就是绝对不能做错事！别看他们对老百姓态度傲慢，其实每个人每天面对工作都是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过失，甚至不敢有丝毫不当举止，比如积极、主动、热情……这些都是不当举止，官场如同战场，枪打出头鸟，几十双眼睛盯着你，你想出风头，无异于骑在老前辈头上撒尿，即使新同事也会将你当做第一敌人，随便一句莫须有的闲话就能雪藏你几年，所以，你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别人怎样做，你就怎样做！别自作聪明忙于表现自己，那样会“死”得不明不白。这与体制无关，体制绝对不是这么乱套的，尤其是这种行政机关，每项工作都有详细的流程可遵循，只是中间一些人为的环节一旦脱节，所有人都会不谋而合地尽力去掩盖，而不是补救！

你可以打12366啊！我可以很自信的告诉你，所有窗口单位里税务肯定是最到位的，因为纳税服务是列为考核对象的，也请您谅解我们，税务部门是为数不多超负荷运转的部门，营改增后国税业务暴增，虽然我是地税的，纳税服务是全国通行的，还有他们为什么没有导税员，这种态度你尽管甩脸好了，等着大厅负责人出来好了，头上都是监控，他们肯定不会把你怎么，但是千万别动手。不过各地也许会有不同，国税和地税风格也是不一样，一般国税是比较傲娇一些……

我是重庆国税的，在我们这边，只要当天来手续齐全，我们就可以在当天给纳税人办理发票，全程监控……哎……心疼您。曾经在税局看一工作人员和交税的吵架，工作人员认为交税的少带一个证，结果当然是交税的回去拿证了，交税的刚走另一个税局的人悄悄的跟工作人员说那个证不需要我听我们分包单位说的，解决方法就是找税务局里面哪个领导吃个饭，事儿呀就解决了。不然税务局能够理直气壮地要海外工程交税，拿出国家管理规定都没用。税务局里的工作人员需要提高自身的姿势水平啊，别一天到晚搞权力寻租。所以想当有钱人，得先有套路。不然你就自己郁闷死吧。

重点是公务员的流程也很不清楚好吧。没看题主里面说的么，某工作人员说XX功能这里办不了，你可以去另一个地方半。然后去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工作人员说XX功能这里办不了，你可以去之前那个地方或者另一个地方办。然后你跟他说，就是之前那个地方说这里能办的。他就会说谁告诉你的，这里办不了。绕一大圈子，还算好的，经常是互相踢皮球，我去政府部门办事不多，每次都这样。难以置信发达的广州还有这等落后的效率，深圳还是好一点，效率还是很快的。过年回去家里的十八线小县城，亲戚们一听我天天往国税跑，都赞许不已，其实不知道深圳去国税局好多业务都是自助办理的，小县城跑趟政府机构还得找找熟人，烦死了。确实如此，我在核算中心实习中获得最大的经验就是推脱责任，在我看来一句话的事情，在部门各个领导面前各种踢皮球，来办业务的人等了一个早晨，什么都没干。。。

实话说，今年税务局给大家的感官确实不好，每个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已经尽力的。这里面因素太多，但是，我希望每个办税人员都能主动熟悉税务法规，为了提高自身的效率。税法本来就是庞大而繁杂的，很多时候还是不讲理的，我没记错的话，美国的税法应该是一个独立学科。航天信息和百望九赋卖盘。大厅里多是聘用制，业务不精通很正常，而且也没处说理，因为公务员法是规定公务员不是规定临时工的。现在国税做数字人事，档案补充和金税，很忙，前段时间包酒店集体加班。但是纳税大厅里是按时下班，这也没办法，工作人员也要休息，5点之后大厅不让进，但是进了大厅的纳税人肯定会给办完。现在国税很多业务自己都搞不懂。

除了第三点办理暂住证程序月月变不合理外，其他的没毛病。挂错号，是你自己的问题，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办理身份证需要拍照，需要你自己去；拿证需要按指纹，需要你自己去。所以两次没毛病。

谢选骏指出：上述网文《我去纳税 明白中国到底有多落后》，堪称一篇“卡夫卡式的共产党中国纪实小说”。中国还停留在卡夫卡的时间隧道里……呻吟着。那么，为何“中国还停留在卡夫卡的时间隧道里”呢？因为卡夫卡是个犹太人，而现在宰制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犹太人发明的玩意儿！卡夫卡说他身为犹太人的身份对他的写作没有多大帮助——真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由此可见，中国还会一直停留在卡夫卡的时间隧道里无以自拔，直到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垄断权力寿终正寝。

【002、BBC为何如此优秀】

《BBC面临世纪巨变 总裁宣布改革蓝图后辞职》（BBC 2020年1月20日）报道：

BBC总裁霍尔爵士宣布改革大计后不久决定在夏天离职。英国广播公司BBC总裁托尼·霍尔（Tony Hall）将在2020年夏天离任，标志着这家有百年历史的传媒巨头面临世纪挑战，对内应对即将开始的中期审核，对外应对流媒体带来的冲击。

在对BBC全体员工发表的2020年新年讲话中，霍尔爵士宣布了BBC未来改革蓝图，其中包括将在2027年之前，把至少三分之二目前在伦敦的职位迁到外地；另外，BBC也将在裁减传统媒体平台的同时，大力打造旗下视频点播平台BBC iPlayer和音频平台BBC Sounds，以期能拓展国际市场，与Netflix，亚马逊，Spotify等平台竞争。

“艰难的决定”——霍尔爵士过去七年执掌BBC，他表示“自己从心底里不愿意离开”，但必须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即将在2022年面临与政府重续《皇家宪章》的中期评审，霍尔爵士表示，自己的离职将确保下一位总裁带领BBC面对这一重大评审以及与英国政府签署下一阶段的《皇家宪章》。

根据传统，创建于1922年的BBC与英国政府每隔11年达成《皇家宪章》（Royal Charter 亦称“皇家特许状”）。这份纲领性文件对BBC的资金来源、运作方式、由谁负责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划。根据《皇家宪章》，BBC作为公营机构，每年向纳税人收取电视牌照费。2019年，最新收费标准是：使用彩色电视机的用户每年上缴154.50英镑；黑白电视机用户每年52英镑。

从每家每户收取的这笔电视牌照费，在2018-2019年度为BBC提供37亿英镑的运营费用，占BBC当年总收入的76%。来自于英国纳税人的运营资金，使BBC能够不受商业利益的干扰，保持新闻报道“公平、公正、不偏不倚”的原则，过去近百年使BBC成为全世界最为人信赖的消息来源。

BBC《皇家宪章》——BBC在2016年与英国政府达成的《皇家宪章》（又称皇家特许状 Royal Chater），规定BBC从2017年-2028年为期11年的资金来源、运作方式等重大原则问题。 

“激发创意的好领导”——霍尔爵士宣布辞职后，BBC主席大卫·克莱门提（David Clementi）对他的工作表示赞赏，说BBC非常幸运能有霍尔掌舵，称他“是一位激发了很多创意的好领导”。BBC继任总裁的挑选工作即将开始。克莱门提表示，BBC将致力于挑选“胜任这一职务的最佳人选”。

2013年，霍尔爵士出任BBC总裁，可谓“临危受命”。他上任之前，BBC总裁乔治·恩特威斯尔（George Entwistle）因为BBC一档新闻调查节目的严重过失，不得不引咎辞职。

BBC《新闻之夜》（Newsnight）在2012年11月2日的节目中错误指称前保守党上院议员涉嫌性侵儿童。在节目播出前，英国媒体和社交网站都对这一指称表示质疑，但作为BBC的总编，恩特威斯尔直到节目播出后一天才知晓。

霍尔爵士出任BBC总裁之前，曾在英国皇家歌剧院担任了12年首席执行官。他在给BBC全体员工的公开信中表示，如今的BBC“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机构”，“更加有创新精神，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高效也更有商业意识。”BBC女主持人萨米拉·阿赫迈德（Samira Ahmed）在劳工法庭打赢一场针对BBC的官司。他说：“改变有时候是很难的，但是我相信我们最近的革新纪录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创意机构相比都是相当突出的。”

世纪变革——霍尔爵士宣布离开BBC之时，也是这家百年传媒巨头内外交困之际：内部面临巨大的压力，外部受到流媒体的激烈竞争。在BBC内部，因为男女薪酬不平等，报道中的政治倾向、人事结构缺乏多元化，不愿免去75岁以上老人的电视牌照费、等诸多面对来自内部和社会各界的尖锐批评。由于男、女主持人薪酬不平等问题，BBC前中国事务编辑凯瑞（Carrie Gracie）2018年年初辞职，通过公开信批评BBC存在“秘密和非法的薪酬文化”。

2020年1月，BBC女主持人萨米拉·阿赫迈德（Samira Ahmed）在劳工法庭打赢一场针对BBC的官司。法庭一致裁定她在BBC受到性别歧视，没有享受到与男同事同等的薪酬。而在英国层面，在12月大选中获胜的保守党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曾经放话，有意将不缴电视牌照费的行为除罪法。分析人士认为，英国法律一旦放松对拒交电视牌照费行为的监管，势必严重影响BBC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同时也将为最终取消这一费用，使BBC全面商业化扫清障碍。

而在国际层面，BBC面临来自Netflix，亚马逊等流媒体巨头在视频产品的激烈竞争。随着年轻一代越来越多转向这些国际媒体收看电视节目和电影，BBC正在努力转型希望跟上这一新的消费潮流。

谢选骏指出：1970年代我在毛泽东的黑暗恐怖之下，经常偷听敌台，作为一种极品的享受。那感觉，真是太好了！大大超过了所谓“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快感。因为读禁书很危险，可能遭到抄家；但是偷听敌台则相对安全，很难被抓到现行。好几次，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半夜醒过来，敌台的声音变得格外响亮，这时我才感到恐惧，担心有人突然破门而入，那么我就得去劳改营里里了！收听敌台的经历，让我对不同的敌台有了不同的认识。我觉得，敌台里面最平庸的就是苏联电台，多是一些党八股和类似毛泽东如何下毒暗杀王明一类的内幕。还有就是台湾电台，多是一些反共宣传和特务联络暗号。然后就是美国之音，有不少知识节目，新闻报道也比较中立。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这个BBC了，它好像完全不是官办的。英国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他们的欺骗宣传为何如此高明呢？原来，他们不是采取政府直接拨款的方式，而是采取间接拨款的方式——把收视率的要素纳入了营运范围！而苏联、台湾、美国的政府控制，却是直接的——最好的美国之音，也是代表了美国政府的观点，台湾是半专制的，苏联是全专制的。难怪他们的质量是一个比一个差。

【003、鲍朴为何帮忙掩盖周舵等人的伪证罪】

《谈〈最后的秘密〉和戴晴周舵有关64的2本书》（2019年6月3日 转载法广RFI 萧曼）报道：

六四30周年前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有史料价值的新书《最后的秘密》，披露“六四”镇压15天后，中共高层接连两次会议的27份机密文件。该书出版人鲍朴先生接受本台采访说：这些有关六四的新材料可以起到与已经面世的六四史料相辅相成的比照作用，说明当时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是决定对进行和平抗争人民开枪的责任人。读者从这本书中可以了解中共如何在六四镇压后，收拾残局统一思想的内幕过程。六四30年纪念日之前，鲍朴先生还出版另外与“六四”有关的两部书，一是戴晴女士的书《邓小平在1989》，二是《周舵自述：回忆与反思》。

下面请听对鲍朴先生的采访：

鲍朴：我们这次出版的《最后的秘密》是中共对“六四”问题下结论的一套文件。我想这套文件应该和其他的材料一起作对比。其他材料就是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和李鹏的六四日记等，把这些材料做对比，在加上今年我们出的戴晴的《邓小平在1989》，就可以给人比较突出的印象：就是邓小平的作用现在浮出水面。

以前我们一般认为：当时中共在整个学潮当中，因为没有采取及时措施，使学运进一步升级，直到5月中旬以后，邓小平才开始出现拍板，因此就撤掉了赵紫阳，就产生了“六四”的结果。现在把这些材料都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像陈云这些当时反对邓小平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中共元老，在“六四”中并没有起到我们想象的那种“促进”的作用，尽管王震非常积极对学生运动恨之入骨。

我们看到的是：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想用一种强硬的措施对付学运。在他指使李鹏坏了事儿以后，特别是4月27日大家起来反对4-26社论的时候，邓小平就失踪了。结果就造成李鹏和赵紫阳的那些“争论”，李鹏日记曾经提到：邓小平后来说：这次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李鹏和赵紫阳的争论，实际上是我和赵紫阳的争论。那么邓小平的作用已经是非常突出了。

在这些材料全部曝光以后，我认为：我们和真相进一步接近了。所谓真相就是：连总书记都反对的动用军队对付和平示威的群众和学生，最后还是发生了，就是因为当时党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一个人的意愿。这件事现在比较清楚了。

我们今年出版的周舵回忆录：《周舵自述：回忆与反思》是从侧面表达：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对中国当时是抱有希望的，是想中国好。当时周舵和刘晓波一起参与了学运，完全是非常温和的，是想促进改革和向前进步。

30年后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官方的结论是错误的。他们的结论就是“一小撮人有组织有预谋的试图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这种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周舵这本书是他的回忆录，不光是他的个人经历，“六四”是他本人一段经历，当然是很重要的经历。书中还有的是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和反思。他自己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但从出版者的角度，我认为读者会对他的个人经历比较感兴趣，就是书的前一部分。

法广：周舵有没有讲他“六四”后的经历？

鲍朴：都讲了，从年轻讲到“六四”，和“六四”后的经历。一个“六四”的亲历者，一生都被“六四”所影响，周舵是很突出的例子。我想读者会有兴趣。

我开始得到这些文件的时候很吃惊，虽然很多内容是大家习惯听的官话，但吃惊的是；对“六四”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做结论的时候，这些中共领导人讲的不是事件的证据，不是怎么才能证明他们对这么大一个事件的结论是对的。这个结论就是；“这是有组织有预谋，旨在推翻共产党的，一小撮人策动的。”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多数人对证据毫无兴趣。公安部王芳报告里面举出的一些证据，30年后看完全站不住脚的。比如他指责一个叫李赞道（音）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可是这个人我看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现在还是生活在中国。那就说明公安部都知道他们30年前是乱说的。这么大的事，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一点证据都不讨论，只是说自己怎么坚决拥护邓小平的“果断决策”。

其中的例外就是陈云，我看陈云并不支持邓小平的“果断决策”，即动用军队向人民开枪。陈云只是说：赵紫阳我很不喜欢，撤销赵紫阳，我完全同意。他只是说了这么两句话。

其他人或者择清自己，或者对赵紫阳落井下石。还有人就是对整个改革表示不满，借批赵紫阳的时机，实际批的是邓小平首肯的80年代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很突出的就是李先念和王震。

法广：《最后的秘密》是“六四”后举行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的个人发言记录，您是如何对这些材料的真伪做出评判的呢？

鲍朴：这个材料是中介人给我一个电子式文档，我检查了它的内容，其中少数几篇是“六四”以后，开完会以后马上就泄漏出来的，像李鹏的什么报告，还有少数后来选入邓小平文选和江泽民文选的。邓小平文选里你可以看出后面93年出书的时候，做过文字上的编辑。他没有删掉任何内容，但有些段落和句子做了些调正。就是说所有这些东西都吻合。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材料和赵紫阳的《改革历程》谈到的完全吻合，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甚至提到陈云在开会时只说了两句话，而这批文件里陈云的那两句话一完整的形式就是在那儿。就是通过对内容的认定，我们才决定出版这批文件，因为我认为是真的。对这批文件的真实性，我们出版社愿意对读者负责。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香港新世纪出版人鲍朴先生，谈他在日前出版的有史料价值的新书《最后的秘密》和另外两部书，一是戴晴女士的书《邓小平在1989》，二是《周舵自述：回忆与反思》。

谢选骏指出：鲍朴大力推销周舵，却丝毫不提周舵等人在六四屠杀中的胁从角色——周舵等四人帮助共产党掩盖屠杀罪责，谎称天安门没有死人，暗示共产党没有杀人！周舵、侯德健、刘晓波、高新等四人在中央电视台上公然伪证“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不仅是对法律的犯罪，也是对受难者的犯罪，更是对历史记录的犯罪。那么，时隔三十年了，鲍朴为何还要帮忙掩盖周舵等人的伪证罪呢？仅仅因为他们都有不可告人的共产党背景？难道，他们都是一直在从事“敌人工作”的“第五纵队的预备队”吗？他们阴谋在共产党崩溃之后迅速呼应“中国社会民主党”一类的特务组织，把中国变成一个类似现在俄国那样的半共产党国家吗？

【004、暴君为何趁疫打劫】

《各国强力抗疫中的权力滥用引忧虑》（BBC 2020年4月15日）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多国政府推出強制措施，包括封锁城市、关闭边境和隔离。 高科技行踪监控技术也因疫情在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大行其道，致人身自由和个人隐私大打折扣。封城、锁国、宵禁、隔离，此时此刻正在世界各国上演，这场疫情似乎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焦虑的民众对过去遭到唾弃的侵权行径多了几分容忍， 甚至乐见其成。

台湾法律科普网站《法律白话文》编辑刘珞亦向BBC中文解释说，无论处在威权还是民主体制下，因对大型灾难的恐惧，人们就会希望政府扩张权力给民众更多保护。“因此，社会普遍赞同在非常时期就应该采取非常手段。”但针对疫情中通过科技追踪掌握民众行踪的做法，人权组织Top10VPN负责人塞缪尔·伍德汉姆（Samuel Woodhams）警告说， “尽管有些看来完全合法，对于公民隐私和言论自由已造成威胁。”

“硬核”抗疫手段备受称赞——疫情爆发初期，中国政府因“封城”和“禁足”等所谓硬核措施遭到广泛抨击，但随着其境内疫情逐渐受到控制，“中国式”防疫模式为多国频频效仿。在强调自由民主的台湾，为防止病毒传播入境，当局下令，禁止高中以下的师生出境，引发违反宪法保障人民居住迁徙自由的质疑。台湾警方通过手机监控居家检疫者，在一般情况下都会被谴责，但却因遏制检疫者违规有效，加上台湾防疫有佳，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同样，新加坡及韩国采用的“侵入式”的监控体系，也因成功抑制疫情及传播而受称赞。

《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指出，许多国家通过手机监控国民，以防止疫情扩散，并引用Top10VPN的调查称，包括台湾、韩国、伊朗、美国、以色列都在不同程度上，搜集人民手机数据并更广泛地研究人们的行动，甚至有国家提供个人移动信息。

日本4月8日宣布紧急状态，将赋予地方政府强制征用物资及土地。3月中，日本国会针对“紧急状态”修法，允许采取更强硬的防疫措施，被媒体解读是首相安倍晋三为未来修宪扩权铺路。也有政府疑似利用疫情镇压异见人士，泰国3月底进入紧急状态，赋予政府采取强制性措施，包括打击网络社群谣言，必要时甚至可关闭媒体。

被《纽约时报》称为“民主制度摇摇欲坠”的匈牙利，日前通过紧急法案赋予总理极大权力，政府可以绕过国会颁布法令，对任何反对声音也能进行打压。另外，该报道也称，美国司法部要求国会赋予其更多权力，包括取消对寻求庇护者的法律保护，及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无限期拘禁民众。北非国家摩洛哥逮捕违规者的行动受网友的肯定。

更有甚者，据当地媒体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4月2日下令，违反封城措施、置军警生命于险境的人，就直接枪杀。当地媒体报道，4天后，当地一名63岁的男子，在检查哨站音后被警方要求戴上口罩时，企图袭击警察，遭到射杀死亡。

菲律宾疫情严重，总统杜特尔特下令警察及军队可枪杀违反隔离措施的人。 

防疫也要防滥权

政府扩张权力以控制疫情，似乎已成为人们普遍能接受的“社会规范”。

不过，法律界及人权组织担忧，在民主成熟度不足的国家，这种普遍的容忍会无限放大政府的权力。而独裁和威权政府，则可能以防疫为借口加紧为自己赋权，疫情过后仍不放弃，而使管控言论及监控人民等非常时期所实施的措施，成为“新常态”。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亚洲事务副主任罗伯森（Phil Robertson）举例，柬埔寨首相洪森及泰国总理巴育已经明确表明要迫使人们服从他们。罗伯森向BBC中文表示，他担忧：“疫情结束后，他们可能不会放弃现在所拥有的权力。”洪森自1985年开始统治柬埔寨，至今已有30多年，长期被外界视为独裁、威权领袖。他曾表示，若疫情扩散柬埔寨可能进入紧急状态。3月26日泰国军方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当局有权实施宵禁、禁止国内旅游及关闭媒体等。

中国新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扩散，中国大陆社交媒体出现大量有关疫情的短片。有人因未有佩戴口罩被捕，有人因为发布有关疫情的讯息而被相关部门上门训示，亦有警察将怀疑染病的人锁在家中。人权观察3月24日曾经批评柬埔寨政府利用疫情，监禁反对派活动人士，以及其他对疫情和政府相应行动表示关切的民众。对此政府发言人派西潘（Phay Siphan）证实部分逮捕行动，但驳斥相关指控，表示其他地方也采取类似行动对抗有关疫情假消息的散播。泰国《曼谷邮报》撰文担忧紧急命令会削弱言论自由。其专栏作者苏拉萨（Surasak Glahan）撰文指出，紧急命令原该是阻止疫情扩散的强力手段，但该命令常被执政当局滥用，以控制言论自由和资讯流通。刘珞亦指出，一般情况下，民主国家必须依法行政，任何事情都要有法有据，但因传染病千变万变，在既有法律框架下无法解决，通常会宣布“紧急命令”或“紧急状态”。他说，不论独裁政权，民主社会政府都不能为所欲为。 “政府扩张权力是在既有的民主体制下，通过相关法案如紧急命令等换取人民安全，但不能无限上纲，必须因应新的状况有所调整，”他说。刘珞亦解释道，很多人在这灾难发生时希望政府强硬，“不过，一个民主国家的主权在民，并不属于任何人，因此需要守住这一点，国家控制疫情的责任在每个人身上，人人都需要配合防疫，若仅冀望政府扩权，是在逃避责任。”

罗伯森对BBC中文说：“亚洲政府急于扩张权力时，并未认识到，取得人民合作意愿，对于控制疫情至关重要。”以台湾为例，刘珞亦阐述了监督的重要性。他指出，台湾政府的确因为疫情而依法扩权，但不太可能走向独裁，这是因为行政单位颁布措施会有立法院的监督，媒体、人民都会检视，最终甚至可以申请大法官释宪。“民间力量很强大，台湾政府也会看风向、看民意制定政策，”他说。台湾人权促进会在评论网站《思想坦克》发表文章，要求政府的防疫政策亦应兼顾法律与人权。该评论写道：“既是长期抗战，反复检讨现有手段是否合法、必要，并努力厘清、健全法治，减低各方利害关系人的触法及人权侵害风险，方是民主国家防疫的正轨。”

防疫与言论自由——相对于民主社会的防疫措施，中国的所作所为更趋强硬、有效，受到多国追捧，但也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罗伯森指出，中共独裁体制在疫情发生时掩盖事实，反应缓慢。“如今，在疫情资讯透明度仍存有疑问的同时，宣告成功控制疫情，是否是在推卸责任及逃避国际批评的策略。”

《南华早报》曾报道，中国早在去年11月中就得知湖北出现第一个确诊案例，随后每天都有新增病例。BBC驻上海记者白洛宾（Robin Brant）指出，中国去年12月爆发疫情，初期隐瞒疫情的存在、规模和严重性。数周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武汉视察时，日本共同社引述一名当地医师称当局要求他们不要通报新增病例。

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东亚办事处的执行长艾玮昂（Cedric Alviani）对BBC中文表示，中国政府借疫情控制人民的言论自由，突出其疫情控制良好的形象，但没有人知道真实情况为何。他说：“驻中国记者取得资讯日趋困难，中国政府发布的讯息是随他们喜好，根本没人能确定有关疫情的数字是正确的。”艾玮昂对BBC中文说：“政府控制网路言论，在资讯不透明的情况下，人们也难知道实况，无法彼此交流预防疫情的措施。”

3月，加拿大多伦多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曾公布调查指出，微信封锁一些有关新冠疫情的关键词及对习近平的批评字眼。虽然中国审查网路言论已经行之有年，但这份报告称，中国官员承认疫情严重的前几周，中国就已经对疫情言论进行审查。

今年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直播采访时，首次对信息披露不及时的问题公开回应。他表示，因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传染病，根据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周先旺说。周先旺的这段话，是外界指责武汉当局疫情爆发初期存在瞒报行为后，首度有政府官员承认问题存在。但显而易见的是，他认为武汉政府不该，或至少不应独立承担该责任。

3月10日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人物》杂志，发布3月刊文章《发哨子的人》，主角是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回顾她从疫情之初，一路的经历与感受，但文章发出后不久便遭删除。中共高强度的舆论管制之下，这次删帖遭遇了始料不及的反作用，中国网民像接龙一样，用各种版本让文章一次次起死回生，与背后强大的审查较力。艾玮昂强调，专制政府为了防止人民恐慌，维持社会稳定而会隐匿真实资讯，但这将适得其反。并指出，与中国大陆一海之隔的台湾实行民主制度，防疫有成是因为政府赢得人民信赖，台湾人相信政府公布的资讯，才愿意遵守政府颁布的措施。

今年2月，中国官方公布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人数都呈下降趋势。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对中国采取的防疫抗疫措施多次表示赞赏，其中包括夸奖中国采取了 “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但就在中国国内对这些赞扬自豪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孙春兰在武汉督导抗疫时，遭遇居民隔窗高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抗议当局的一些恶劣行为包括通过社区组织向居民兜售高价蔬菜。随后官方媒体称，孙春兰立即要求省市领导立即调查。刘珞亦说：“中国很看似有效率，但数据、政策和监督机制都看不到，威权到底有没有效，我打上大问号。” 台湾政治评论员金恒炜在媒体发表文章表示，抗疫时，民主国家的社会韧带在”信任“，极权国家只讲强权。 罗伯森也持同样看法，防疫获得人民的支持，比以强权方式要求人民配合更有用，人民也比较愿意合作； 与此同时，政府必须提供正确的信息，而且要公开透明，但他说：“上述几项，中国都做得不好。”

谢选骏指出：按照古典的定义，所有未经直接民选的非传统（非传统君主）的统治者，都是暴君。那么，暴君为何趁疫打劫呢？我认为，暴君趁疫打劫和盗匪趁火打劫是一个道理，就是利用公众的脆弱、恐惧、歇斯底里，而趁机扩大自己的非法利益。这是一种动物性，所有的野兽也是如此。此外还要考虑到，瘟疫流行也使野兽、盗匪、统治者自己也充满焦虑和歇斯底里，从而强化了它们残暴性。

【005、暴民为何趁疫打人】

《欧洲封城令之下的隐秘问题——家庭暴力》（BBC 2020年4月13日）报道：

意大利女子洛伦娜·夸兰塔在即将成为一名医护人员之前，却死在了家庭暴力之下。西班牙的小镇阿尔马索拉，下了半旗，并宣布开始为期三天的哀悼，纪念去世的卡琳娜（Carina）。如果是平常日子，生活在瓦伦西亚附近的人们会聚在一起，悼念他们这个35岁的邻居。不过，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社区里的所有人只能在家里，远远地向死者致哀。

在市政厅，钟声敲响了，莫扎特的《安魂曲》也响了起来，邻里居民们都来到自己的窗前和阳台前。卡琳娜是在她两个年幼的孩子面前死去的。她的丈夫何塞（José）到该镇的国民警卫队那里自首，供认了自己的罪行。

全国封锁令使得那些与家中的施暴者住在一起的女性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她们没有了去工作的喘息空间，不被施暴者发现打电话求助，也变得更困难。甚至连现在多数要在家中学习的小孩，也更多地暴露于伤害之下。卡琳娜是西班牙今年内第17个被现任丈夫或前夫杀害的女性，也是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防疫限制措施实施以来的第一个。

外面有疫情，家中有隐情——欧洲几近瘫痪尚不到一个月，目前从官方数据上很难全面看出性别暴力的严重程度。不过，家庭暴力问题的专家却看到了这种情况下酝酿的不同情绪累加在一起可能会带来破坏性后果。女性既害怕外面的病毒，又惧怕家中的施暴者。压力可能会令有暴力倾向的人情绪更加不稳定，人人在家的私密状态也令他们更加觉得可以不被发现。

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平等协会（Canary Islands Institute for Equality）的会长基卡·福梅罗（Kika Fumero）向BBC回忆。3月14日，国家进入警戒状态的那一天：“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对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疾病是好事的措施，对于那些在家中面临暴力的女人和小孩将会非常可怕。”我們肯定，在這種隔離的時期，女性遭受到的虐待比平時更多。她之前也见到过，家暴在特定时期内骤然上升。水灾或假期，女人就被迫要在更多的时间里与伴侣在一起。意大利也和西班牙一样，处在这场疫情大流行的最前线，已经有超过100名医生在照顾病人期间失去了生命。

27岁的洛伦娜·夸兰塔（Lorena Quaranta）在3月30日去世，当时她马上就要取得医生的执照了。然而，害死她的却不是冠状病毒——她的男友安东尼奥（Antonio）向警察说，他杀了她。在洛伦娜·夸兰塔的家乡，人们对她的遭遇作出了强有力的回应。 当她的灵柩被送到家乡西西里的法瓦拉时，人们将白色的床单挂在了自己的阳台上。市长安娜·阿尔巴（Anna Alba）说，这代表着“她纯洁的灵魂，也是她梦寐以求要在余生披上的制服颜色”。

封锁令如何成为家暴的温床？一开始，法国全国求助热线接到的来电明显下降。然而，不到一星期后，政府就表示，警方报告的家庭暴力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上升了三分之一，而在巴黎甚至上升得更多。一个为听障人士而设的短讯求助平台现在也同时帮助家暴受害者，现在每天会接到170条短讯。在一些购物商场有一些供人走访求助的服务点，此外还有一种向濒临施暴“边缘”的人提供协助的服务。在西班牙，为面临性别暴力的女性提供协助是一项基础服务，所以政府会确保它继续运作。在紧急状态颁布的头两星期内，该服务的016求助热线接到的来电比之前一个月同期增加了18%。此外，和法国一样，西班牙也有很多默默求助的人。同样在紧急状态的头两周，电子邮件的求助联络增加了286%，一条新的WhatsApp短讯心理支援服务在前九天内接到168次咨询。

用暗号求助——在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平等协会发起了一项叫“Mascarilla-19（面具－19）”的倡议，强调躲避暴力应该是离家出外的一个正当理由。药店是到处都有，并且是人们仍然能自由进入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当一个女人在家受到暴力对待或者性侵时，她可以去最近的药物用这个暗号请求庇护——这是可以救她一命的‘面具’，”想出这一主意的基卡·福梅罗说。听到暗号，药物工作人员会记下女性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并且向紧急部门报告。她可以回家，或者等到警察和支援人员到场。紧急状态宣布之后，在特内里弗的一名女性曾困在家中与伴侣一起度过了两周，然后才得以在一家药店里以这个暗号报了警，当时男人还在药店外等候。之后，她发出了投诉，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人那里。

一名78岁的妇女在大加那利岛被自己的丈夫杀害，是西班牙封锁令实施之后第二名被伴侣杀害的女性。“较年长的女性平均会对不正当的对待忍受15年之后才会报告，”西班牙政府的性别暴力问题专员维琦·罗素（Vicky Rosell）说，“你们要自己声讨这种事，或者为她们去做，这同样可以挽救生命。”“面具－19”倡议现在在西班牙全国都已经实施，而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和阿根廷也都采纳了这种做法。

女性可能因此受困——在马德里运营阿斯帕西亚基金会（Aspacia foundation）的弗吉尼娅·吉尔（Virginia Gil）担心，现在报称在封锁令期间受到家庭暴力对待的女性数字“仅仅是冰山一角”。她认为，女性会面临好几重障碍：担心被施暴者发现，因为在家以外可能感染新冠病毒而焦虑，还有不确定当地服务机构是否在运作。吉尔担心，那些在正常情况下会被带走的施暴者可能不会被警察拘留，因为法庭“瘫痪”，也无法叫他们出庭作供。

一些国家在应对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在俄罗斯，对于住在莫斯科以西113公里（70英里）一幢公寓里的玛丽亚来说，去留问题是一个特别艰难的困境。玛丽亚不是她的真名。她以前从来没有被丈夫打过，但是在3月26日，他却忽然发火，并且一发就持续了18个小时。“一开始是口头的辱骂，然后他开始摔东西，向我和孩子们扔，”她向BBC俄语部表示，“从鱼缸到冰箱，他将每件东西都砸破。我的孩子很害怕。”她认为，促使她丈夫施暴的催化剂是总统普京宣布的“无工作周”——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收入。在他出去买啤酒的空当，她就报了警。“他们告诉我，他们不能将他赶出去，因为那是他的房子，”她说。她要自己给自己和孩子们找到庇护之所。

在丹麦，政府要求民众留在家中之后，紧急住宿申请在一个星期内几乎翻倍。然后，政府出钱在庇护中心增设了可供四个月使用的55个房间。然后在周三（4月15日），封锁令将会放宽，允许丹麦的部门学校重开，也将让女性有一个求助的机会。“不管以什么方式，我们都会确保每个人都有房间，”女性权益组织“Danner”新设的一个危机中心负责人苏珊·兰姆霍格（Susanne Lamhauge）说。

在比利时， 让－路易斯·西蒙斯（Jean-Louis Simoens）说，联合对抗家庭暴力与排斥（Collective Against Family Violence and Exclusion）组织的收听热线接到的来电翻了三倍。“在我负责接电话的时候，一名女子打来告诉我，她只有15分钟可以说话，当时她丈夫出去买烟了。”“她非常害怕，而我们必须很快地说。他打她打得很厉害，她脸很仲，眼睛都睁不开了。”限制令使得丈夫的行为更加恶劣，所以西蒙斯帮她计划，在他出去的时候可以怎么走。但是由于电话是匿名的，西蒙斯不知道，后来她到底逃出来了没有。

家里并不一定是最安全的！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旗下的性别暴力专家组负责人马塞琳·诺迪（Marceline Naudi）表示，有些时候，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对于家暴受害者的求助来说，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阻碍。在某些情况下，它意味着遭受暴力的女性可能决定不接受医疗救治，因为她们害怕感染，但是同时可以求助的地方也更少。“一些地区的家庭暴力庇护站已经完全停止接收人员，因为他们并不确定应该如何管理感染的风险，”她说。她还害怕，由于失去工作和收入，一些女性将会在经济上更加依赖施暴者，于是也就更难离开。

在一场全欧洲范围内造成数以万计人死亡的全球大流行疫情之下，焦虑的公众所接收到的信息是，留在家中就意味着安全，意味着拯救生命。这种口号，并不会为与家暴者困在一起的女性带来福音，她们还要在如此多的不确定性当中计算自己成功逃离的机会。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抉择的境况。*BBC俄语部记者妮娜·纳萨罗娃（Nina Nazarova）参与了部分报道；插画作者：奥莱西娅·沃尔科娃（Olesya Volk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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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欧洲国家求助热线

西班牙：全国求助热线016；电子邮件 016-online@mscbs.es；WhatsApp心理支援服务 +34 682 916 136/+34 682 508 507; 并可在药店声称求购“Mascarilla-19”

英国：全国家庭暴力求助热线 0808 2000 247

意大利: 政府求助热线 1522

比利时：请求支援拨打0800 30 030（法语）或1712（尼德兰语）

法国：全国求助热线是3919，紧急情况可发短讯SMS至114或拨打17

俄罗斯: 防止暴力中心热线-8 800 700 06 00

在欧洲各地，可通过 Women Against Violence Europe (WAVE) Network 求助

谢选骏指出：家庭暴力得到讨论是因为它比较隐蔽，而街头暴力则因为司空见惯而见怪不怪了！暴民为何趁疫打人？和暴君相比，暴民是弱势群体，但是他们也想欺负比他们更弱的人。尤其在疫情严重的时候，自己也很焦躁的暴民就更想趁乱抢劫、趁疫打人了。

【006、北洋政府为何短命】

网文《文言文浪費生命、扼殺灵魂》（曹长青）说：

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三党政治立场不同，但在对文言文的态度上却很接近。

我们先来看共产党，从2017年9月开始，中国小学课本的文言文大幅增加，较以往增幅80%，占全部课文比例 30%；初中更高，增至占 51.7%。这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文言文所占比例最高的。而且中共当局强令全国统一使用教育部编写的官方课本，被称为“部编本”，即统一教育，统一思想，统一文言文比例。北京有学者说，这等于中国语文教材“有限的多样化时代”告终。

在台湾的国民党，则是一向倡导文言文。六十年代，在中研院长、思想家胡适去世当晚，蒋介石在日记写道，这是去掉了我反攻复国的心头大患。蒋认为，胡适强调“全盘西化”，信奉西方自由思想，包括提倡白话文（拒绝文言文）等，都是国民党在中国失败的原因之一，所以胡适去世，蒋介石感到庆幸（称胡适是暴卒）。在国民党时代都是倡导文言文，其在课本中比例一直很高，即使到马英九做总统时，文言文在课本最高比例仍达65%。

民进党2016年执政后，很多本土派知识分子主张减少文言文，但台湾教育部最近在所谓专家学者会议上，仍决定把文言文最高比例保持在55%，结果遭到舆论强烈反弹，才有了第二次决议，把文言文比例降至45%；但仍是必修课，仍要学生“死记硬背”。

对文言文的态度，最开明、最明智的是中国二十年代的北洋政府，当时规定，小学不设文言文，中学课本的文言文比例是22%。那是白话文刚刚兴起的时代，北洋政府就能与时共进，不再沉浸于老古董，而是响应中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疾呼。

为什么北洋政府这么开明，就因为在那个时代，有众多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不是站在任何党派立场，而是着眼中国的未来，为了孩子们而提倡白话文。因为文言文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弊端：

第一，浪费孩子的生命。中国人很倒霉，老祖宗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拼音和方块字两套系统，孩子们学会了拼音，还要再学汉字，这两套系统浪费了太多的生命。同样是孩子，像英美等只是用字母的国家，他们的孩子们只学会一套字母就可以了。而中国的孩子们，则要学字母和汉字两套；结果只是这一项，就比西方孩子们花费了更多的时光。这种浪费一代接一代，损失无可计量。

除了有字母和汉字两套系统，后来两岸因政治分离，又有了简体和繁体两套文字系统。在如此浪费孩子生命的人为制度下，政府再强制必修文言，则更无视孩子们的时间（生命），因为文言文几乎像一门外语，需要很多时间精力。语言学家林语堂就说过，“照心理上的难度而言，学习古文与学习外文已相差无几。”如果是学一门外语，例如全世界最被使用的英文，或者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文，到了外国等就有相当的用场。而学文言文，到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人使用；即使海峡两岸的中国和台湾，也没任何人用文言文交流，更别谈在商业职场能派上用场。这是明摆着的让孩子们花费大量时间（生命）学一门鲁迅当年就指出的“死的语言”。学一门不能用的语言，当然绝对是浪费孩子的生命。

如果孩子们都不学文言，对古籍怎么了解？这很简单，就像对外文一样，可由专门家翻译成白话文。正如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全世界各地的语言，但通过翻译作品照样可以吸取其它国家的知识。例如《资治通鉴》这部古籍，台湾作家柏杨就把它翻译成72册白话文；如果孩子们想了解它，看这种“翻译”就可以了。对今天进入21世纪的孩子们来说，应更重视和学习的是未来，是现代文明，而不是老古董。古籍就应该交给专门家。

有人强调，学会文言能增强写作能力，因为文言文精炼。这是严重误导。文言文的缺陷首先是缺乏逻辑。因信奉自由主义而同时反对国共两党的殷海光先生是教逻辑学的，他曾指出，“文言文常犯逻辑上的致命错误。”林语堂也曾感叹，“文言是死的，根本不能表达一个确切的思想，结果总是泛泛而谈、模糊不清。”所以，学习文言文，并不会增加孩子们的逻辑能力。我本人的写作经验（发表作品至今已45年）是，不会文言文，反而能增加文字的通俗、条理、不掉书袋和逻辑性。反而是学会英文，对中文写作有相当大的帮助作用，因为英文从造句语法到段落结构，其严谨性和逻辑性要求都超过中文，强调意思的清晰度，而不是中文的含蓄，什么“不着一字”“遥指天外”，要靠所谓意境去意会和猜测。在当今这个电脑手机时代，要求的是简单、清晰的语言表达能力，没人有时间去琢磨意境，所以诗歌已经死了。

早在整整100年前的1917年，胡适就发表了力倡白话文的《文学改良刍议》，指出文言文的弊端。隔年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鲁迅发表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这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也是奠定鲁迅的小说家和思想家地位的作品。鲁迅和胡适在一百年前就倡导并身体力行白话文，而一些中国知识人，过了百年还食古不化，利用文化权力（背后是政治权力）硬性要求孩子们学那些全世界哪里都行不通的中国文言文。这不明摆着是“谋杀”孩子的生命吗！

第二，除了在时间上的浪费之外，更严重的是，文言文中有大量的中国文化毒素。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中国的线装书、古书，文言文等等，字缝中写着两个字“吃人”。鲁迅的意思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吃人的文化，它把人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统统吃掉，它毒害人的灵魂。

中国独裁者毛泽东一辈子都热衷读《资治通鉴》，因为里面有尔虞我诈、阴险狠毒的帝王统治术；据说他临死前床边还放着《资治通鉴》等很多古书。中国的古典中浸透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观念，以及“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等对女性的歧视，整体文化核心价值是国家主义，君王至上，而鲜少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等自由价值。所以，学会了文言文，看多了文言文，即使不变成“毛泽东第二”的心态，也会被毒化成群体主义者。

正因为文言文中有太多群体主义的毒素，所以今天的中共当局推崇文言文，就是要利用那些古董中的秩序高于自由、稳定压倒一切的国家主义文化资源，这对独裁者的维稳统治有好处。

蒋介石们热衷文言文，也是出于这种政治统治的考虑。而今天的国民党还有另一层考虑，那就是他们要用增高文言文比例，来强化台湾孩子的大中国意识，以此来继续剥夺台湾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利，所谓的反台独。今天民进党执政了，对文言文也不敢大幅削减，不仅是因为民进党政府用了很多蓝营的人，也因为他们自己是学文言文成长起来的，那种毒素已浸透思维血液。

那么文言文就一无是处吗？当然不是。像唐诗宋词等，很多人都喜欢。从自由选择的价值出发，任何人喜欢文言文，他都有权利去琢磨。但你不能强迫别人的孩子必须学。所以，不统一规定文言文在教学中的比例，而把文言文作为选修课才是正路。

中国古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很容易懂的道理：你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但更高一层的道理应该是：己所“有”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这是类似英国思想家以赛亚. 伯林的“消极自由”的观点。你自己喜欢的，认为是正向的，好的，应该做的，强迫别人去做，就是“积极自由”，其结果就是变相专制。尊重他人的选择权利，这种“消极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所以，最合理的方式，就是把文言文作为选修课，让孩子们，家长们，自己做决定。怎样对待文言文的实质，是怎样看待自由的价值、怎样看待选择权利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文一窍不通，所以为“北洋政府为何短命”就找到了一个“答案”——因为它压制了文言文教育，而和文化流氓鲁迅一样企图让国人都变成文盲。但是上文的作者哪里懂得，我早就说过了，文言文是贵族时代的语言，白话文是贱民时代的语言。所以北洋政府的问题不在于倡导文言文，而在于北洋军人政府和北京人民政府一样，都由武力控制，结果让中国社会失去了规矩。武人干政自然导致文化革命，迄今百年，为祸尤烈。第三期中国文明不一定要复活文言文，但也不能让上文那样的毛式语言行尸走肉、冒充灵魂。

【007、朝三暮四的人性总是为何有理】

《消费心理学：诱惑你多花钱的诀窍》（BBC 2019年10月5日）报道：

 

你买一杯咖啡，可能已经注意到，大、中、小三种容量——中杯价格几乎和大杯差不多。为了这明显的小便宜，你是否曾经选择过最大杯最贵的？

如果这样，你就被一种名为“诱饵效应”的认知偏见所蛊惑。这种认知偏见会提出一项不太吸引人的额外选择——比如相对昂贵的中杯咖啡，诱使你支付超出理性选择的钱。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琳达·张（Linda Chang音译）表示：“如果你以特定方式设计选项，就能推动人们转而选择价格更高的产品。”

最初研究诱饵效应，是将其作为一种潜在的营销策略，用以影响消费者选择。但最新研究表明，它也可在招聘、医疗、甚至政治方面产生强大的影响。它表明，呈现事实的过程中，我们的判断是多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即使那些额外信息可能没有干扰整体判断。

理解诱饵效应，你会较少被这种不自知的意识所影响。你甚至可能把它作为说服别人的工具。

与困扰我们的许多认知偏见一样，诱饵效应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被记录下来。最好的理解方法是看一下这个例子。

假设您正在从以下选项中选择航班。

A航班价格400美元，中途停留60分钟。

B航班票价330美元，中途停留150分钟。

C航班票价435美元，中途停留60分钟。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发现大多数人会选择A航班：它比C航班便宜，而且又比B航班停留时间更短，虽然价格比B航班贵很多。

现在看看另一组航班组合：

A航班价格400美元，中途停留60分钟。

B航班票价330美元，中途停留150分钟。

C航班价格330美元，中途停留195分钟。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的首选是B航班。

从逻辑上讲，B航班没有任何变化：第二个组合中的B航班和第一个组合的B航班，无论是停留时间和价格都完全相同。但是由于C航班的改变，中途停留时间更长，价格变得和B航班一样，因此就改变了参与者对航班选择的感受。所以第二个例子中，他们宁愿忍受更长时间的等待，以获得更便宜的价格。

在各种情况下，C航班这个“诱饵”都与设计者期望胜出的目标选项相似，但吸引力略低。这种对比会增强目标的受欢迎程度。研究这类选择实验发现，使用精心设计的诱饵，可以改变多达40%的观点。这表明我们的决定很容易被选项设计方式所左右。

至关重要的是，正如买咖啡场景所显示的那样，设置无用选项甚至可能意味着消费者愿意支付更多的钱，从而产生营销人员非常感兴趣的诱饵效应。

心理学家们仍在争论这种特殊效应的确切原因，但有一种观点是，将其与诱饵进行比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容易的理由，来为一个原本武断的决定辩护。如果只比较A航班和B航班，很难确切知道如何评估成本和等待时间之间的关系——90分钟的额外等待时间到底值多少钱？但是，如果其中一个选项明显优于诱饵（C航班），那么你就有现成的理由来解释自己的选择喜好。

从啤酒到电视、汽车和房子，对许多不同种类的商品，人们都观察到了这种行为模式。

在《可预测的怪诞行为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一书中，作者艾瑞里（Dan Ariely）描述了《经济学人》杂志如何利用诱饵效应，鼓励读者选择更昂贵的订阅方式。出版商提供的数字版订阅仅为59美元，印刷版订阅为125美元，第三个选项是印刷版和数字版订阅结合，价格相同，也是125美元。那个只提供印刷版的选项显然是一个诱饵，因为它提供的产品明显劣于印刷版和数字版结合。艾瑞里发现，它的存在，大大增加了合并订阅（而不是数字版订阅）的使用量。事实上，当只有第一和第三这两个选项时，读者选择最便宜的数字版订阅的可能性比有三个选项时高52%。

在高端商品销售中，这种诱饵效应也很普遍。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最近的一篇论文记录了钻石市场的诱饵效应。该论文发现，质量稍差但同样昂贵的钻石产品，可以为零售商贡献逾20%的利润。

并非所有人都容易受到诱饵效应的影响。根据对认知偏见的研究，研究人员发现这取决于个人的思维方式。例如，问卷调查可以确定一些人是否更倾向于服从他们的直觉，或者更善于分析，更喜欢深思熟虑的推理。（直觉更好的人最有可能受到诱惑。）

有趣的是，激素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睾丸激素水平越高，越容易冲动，这意味着他们更容易受诱饵效应的影响。甚至有更多证据表明，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是“理性性别”，这一历史性概念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诱饵效应在集体决策中也很普遍——我们不能依赖他人来消除我们的思维偏见。

除了确定谁更容易受影响外，科学家们还探索了除了消费之外其他情况下的诱饵效应。例如，艾瑞里发现它可能存在于约会中。根据他的研究，如果一个人和另外一个长相相似但吸引力稍低的“诱饵”一起出现，我们往往会更喜欢这个人。如果你正在浏览Tinder（婚恋交友网站）上的个人资料，这点是值得注意的。你对某人魅力的评判将取决于谁在他/她之前或之后出现过。

诱饵效应也可能影响我们的选举投票和招聘决定。在这些情况下，“诱饵”可能是意外出现而不是被故意设计为选项，但如果你遇到的两个候选人是类似的，其中一个略优于另一位，你对他的关注度会比其他竞争对手更高。

琳达·张对招聘决定中的诱饵效应进行了研究，她想知道，随着算法开始筛选候选人并向招聘者提供选项，这是否会成为一个特别的问题。她说：“可能摆在你面前的，是由诱饵组成的选项，实际上是在鼓励招聘者选择某些选项。”不仅招聘人员可能会受到影响，最近的实验表明，诱饵效应也会影响应聘人员对工作单位福利的选择。 

更积极的一面是，英国科学家也开始考虑诱饵效应是否可以用来鼓励人们选择更健康的生活。例如，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行为科学与健康的研究员瓦格纳（Christian Von Wagner），最近就探讨了人们对重要但令人不快的结肠直肠癌筛查的态度。他发现，如果要在接受一次检查或不做检查之间做出选择，许多人选择不做。但如果同时给他们提供第三种选择——在不太方便、等待时间较长的医院预约，即设置诱饵，他们会受强烈影响。 

诱饵效应也会影响你的爱情生活，约会网站中个人图片的特定顺序会影响你选择未来的对象——正如我们在其他例子中所看到的，这并不是因为人们选择了不受欢迎的诱饵，它只是让起初那家医院的筛查显得不那么繁重。在后来的研究中，瓦格纳还让女性参与者选择由性别相同的医生（偏好）或性别不同的医生（诱饵）进行检查。诱饵的存在再一次增加了人们接受筛查的意愿。瓦格纳表示：“这是非常明确的证据，证明了诱饵效应的存在。”事实证明，这种策略比其他策略更有效，比如通过强调参加筛查者的数量来吸引人的从众心理。

在这里，诱饵效应可能会挽救生命。但我们都可以在个人和职业生涯中运用它来提升自己的说服技巧。例如，如果你正在和朋友讨论旅行计划，但还没有决定去哪里，你可能会在你选择的城市提出两种不同的安排，但其中一种是稍贵一些的酒店。这样，即使你的朋友可能已经选择了另外的城市，这种比较可能让他们认同你的首选。

只是你自己不要成为它的受害者。无论你是在买耳机，还是在决定退休计划，你都要谨慎地问自己，你是否真的选择了你需要或想要的东西，你的选择是否你的初心所寻，还是你被一个故意设置的糟糕选择分散了注意力。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狙击手，需要避免错误目标，可能会发现他的判断突然变得更加敏锐。

谢选骏指出：为何消费心理学的诡计可以诱惑你花更多的钱？因为它利用了人性中朝三暮四的错觉。但事情并不仅仅如此。事实上，这些错觉的基础来自某种顺序，这些顺序所造成的结构与秩序，并非完全的无厘头——例如，朝三暮四不及朝四暮三？因为现代科学主张，早饭要吃得饱，晚饭要吃得少——呵呵。即使完全彻底的无厘头，其实也是还有某种意义的，这就是人性的生物基础所基于的神秘，是理性主义的盲点所在。

[1]无厘头，原是广东广州等地的一句俗话，意思是一个人做事、说话都令人难以理解，无中心，其语言和行为没有明确目的，粗俗随意，乱发牢骚，但并非没有道理。电台的软硬天师二人组合和电影明星周星驰都以此著名。

[2]朝三暮四是一个汉语成语，意思是聪明的人善用手段，愚笨的人不善于辨别事情，后来比喻办事反复无常，经常变卦。出自庄周《庄子·齐物论》：“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

《庄子·齐物论》记载了狙公赋芧的故事，《列御寇·黄帝篇》则对这则故事进行了详细地扩写，说宋国有一个养猕猴的人，因为养的猕猴太多而家财匮乏，于是养猕猴的人就打算限制猕猴的食物。他对猴子说，早上给三个橡子，晚上给四个橡子，猴子大怒，直到他说早上四个晚上三个，猴子才欢喜。这就是“朝三暮四”的故事，意思是实质不变，用改换眉目的方法使人上当。不过现在我们多比喻变卦，反复无常。 

“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竭尽心力去求“一”，却不知道其本来就是相同的，这就是“朝三”。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在总数上、本质上没有变，都是七个，但顺序不同，对猴子的影响也不一样。

引证解释

原来比喻用诈术欺骗人。后来用以比喻变化多端，捉摸不定。南朝（梁）刘勰《灭惑论》：所谓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设者也。

《旧唐书》卷一三五皇甫鎛传：“直以性惟狡诈，言不诚实，朝三暮四，天下共知，惟能上惑圣聪，足见奸邪之极。”

元 杨讷《西游记．第九出》：“也是我为人不肖，和这等朝三暮四的便成交。”

元乔梦符《山坡羊·冬日写怀》：朝三暮四，昨非今是，痴儿不解荣枯事。

蔡东藩《民国演义》：似此重大问题，只隔一宿，偏已换了花样，朝三暮四，令人莫测。

【008、吃猪肝的穆斯林——中国人为何可以假装信仰任何东西】

《巴基斯坦新娘的指控：我被中国男子假装穆斯林骗婚》（纽约时报 2019-05-28）报道：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拉比娅·坎瓦尔(Rabia Kanwal)的父母确信，女儿与一位她刚遇到的中国富裕穆斯林的婚姻将给她带来宽裕的未来，让她远离巴基斯坦的艰辛生活。但女儿却有个预感。

“我一点都不激动，”22岁的坎瓦尔说，她住在东部旁遮普省古吉兰瓦拉市的一个贫困社区里。“我觉得要发生不好的事。”

虽然包办婚姻在巴基斯坦很常见，但这次不同寻常。新郎说，他是一个富裕的家禽养殖户，他拿着旅游签证在这里住了几个月，其间他遇到了坎瓦尔的家人。他只能使用一个中文与乌尔都语互译的app与他们交流，但总的来说，他给他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坎瓦尔办完了婚礼。但是今年2月同新婚的丈夫搬到中国之后，她说，她发现的情况让她感到失望：丈夫是个贫穷的农民，一点也不富裕。更糟糕的是，他不是穆斯林。在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帮助下，她几天后就回了老家，正在当地办理离婚手续。

不过，她的结局相对来说还算幸运。最近几周，至少150名女性被欺诈手段带到中国做新娘的指控震惊了巴基斯坦，这些女性不仅被欺骗，有些还被迫卖淫。还有人说，她们被强迫在酒吧和俱乐部工作，这在巴基斯坦保守的穆斯林文化中是不可接受的。

与此同时，坎瓦尔的故事在中国并不少见。

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是世界上性别比例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截至2017年，中国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是106.3比100。这种失衡是中国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将近30年和重男轻女习俗的后果，政策与习俗的结合导致了不计其数的强迫堕胎和杀害女婴。

但这种性别失衡给人带来的长期代价直到最近才显现出来，而且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国界。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放宽了生育限制，随着独生子女政策时代的男孩开始进入结婚年龄，对坎瓦尔这样的外国新娘的需求也在激增。

拉比娅·坎瓦尔和张书臣今年1月在伊斯兰堡结婚。在他们回到张树晨的家乡八天后，坎瓦尔离开中国回到了巴基斯坦。

贩运人口指控是中国在巴基斯坦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一个令人不安的侧面。巴基斯坦是中国的长期盟友，最近通过扩大经济联系（包括中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与中国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以打工者或投资者的身份来到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已经开始出现专门为这些人服务的商店和其他行业。

巴基斯坦政府已经打击了据称是这些包办婚姻的中介，逮捕了至少20多名中国公民和巴基斯坦人，指控他们贩卖人口。中国大使馆否认巴基斯坦新娘在中国受到了虐待。

但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上月说，这些贩卖人口的指控与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令人不安地相似”，朝鲜、缅甸、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等其他亚洲贫穷国家的女性都曾被作为新娘贩卖到中国，并受到了虐待。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巴基斯坦的女人和女孩有遭受性奴役的危险，巴基斯坦和中国都应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芮莎菲(Sophie Richardson)在该组织的网站上写道。

巴基斯坦调查人员说，中国男人付钱给中介，让他们安排找当地女性结婚，在举行婚礼之前，这些男人一直住在巴基斯坦的出租房里。调查人员说，这些男子承担婚礼费用，在有些情况下，还向巴基斯坦女子的家人支付相当于数千美元的彩礼。

这些在巴基斯坦都不违法。贩卖人口的指控来自女性被迫卖淫或以欺骗手段被带到中国。调查人员说，在有些情况下，这些男人可以得到伪造的文件，表明他们是穆斯林。

调查人员说，还有一些男人在巴基斯坦的基督教少数族裔中寻找妻子，这个少数群体中有许多人生活贫困、受到歧视。但几乎所有的女性，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被更富裕的生活前景所吸引。

“我父母说，我们邻居的女儿在中国很快乐，所以我也会快乐，”坎瓦尔说。

她说，她在婚姻中介的伊斯兰堡办公室里遇到了她后来的丈夫，办公室里有许多其他中国男人和巴基斯坦女人。据坎瓦尔说，他告诉她的家人，他是穆斯林，并背诵了每个信奉伊斯兰教的人都必须知道的穆斯林第一信条：“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但坎瓦尔从未看见他祈祷，甚至在他们去伊斯兰堡著名的费萨尔清真寺(Faisal Mosque)时也没看见。

今年2月办完婚礼后，他们飞往中国西部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在那里短暂停留后，他们乘飞机来到中国中部的河南省。

然后他们坐了四个小时的车，沿途经过麦田和玉米地，最后来到山东省东张村，她在那里看到了丈夫的养鸭场。那不是她想象的富有者经营的大规模业务，而是一个简单的家庭农场，他和父母以及两个兄弟一起住在那里。

“他一直都假装自己是穆斯林，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她说。“他们家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我心烦意乱，哭了起来。”

她的丈夫、33岁的张书臣有不同的说法。在东张村他家附近，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农民张书臣正在吃饭，菜是拌猪肝和西红柿炒鸡蛋，他承认，他去年年底去了巴基斯坦，给了一名中国中介一笔钱，大约相当于1.45万美元，希望能把一个巴基斯坦新娘带回家。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去巴基斯坦，那里的贫困让他想起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他说，他对坎瓦尔一见钟情。但他说，他诚实地告诉她，虽然他在名义上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他并不是真正的信徒。“我跟她说了，我不信，不是穆斯林，”张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还说，是坎瓦尔把穆斯林信仰的第一信条教给他的。

坎瓦尔后来坚持自己的说法，她不知道张书臣不是穆斯林，并否认是自己把第一信条教给他的。张书臣说，他以前在中国南方的物流仓库当过工人，现在养鸭的收入约相当于每月2900美元，远高于给出的2018年中国农民每月180美元左右的平均收入。

《纽约时报》无法独立核实张先生的收入。但在最近一次去张家采访时，时报记者看到一个新建的住宅院子，里面有多间卧室和闪亮的地瓷砖。在张家的老房外，张书臣60多岁的母亲回忆说，她对坎瓦尔的反应感到困惑。“她信，她来的时候我不敢给她猪肉吃，”她身边有一只小看家狗在吠叫。“我给她做的鸡块，还有摊的鸡蛋饼给她。给她做啥都不吃。”坎瓦尔说，张家人把她锁在一个房间里关了两天，想逼她留下来。（张书臣否认了这个指控。）她想办法给巴基斯坦大使馆发了电子邮件，大使馆工作人员通过中国警方与她进行联系，中国警方将她带走，并和大使馆一起安排她返回巴基斯坦。她在中国总共呆了八天。她说，那些日子“很可怕，无法用语言形容”。“我每天祈祷好几个小时，祈求真主把我安全地带回祖国，带回我的同胞中去，”坎瓦尔说。本月，她在吉兰瓦拉市的一个家庭法院提出了离婚申请，称张书臣强迫她从事“不道德的活动”，她“宁死也不愿和他一起生活”。巴基斯坦的新闻媒体报道了对中介的突袭和贩卖人口的指控后，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支持政府打击犯罪的努力。但大使馆否认巴基斯坦一些媒体报道的该国妻子在中国被强迫卖淫，或她们的器官被摘取的说法，调查人员称，这种指控未被证实。大约在坎瓦尔回到巴基斯坦的同时，东张村一带许多男子咨询过的去巴基斯坦找妻子的当地婚介所被关闭了。但据张书臣和东张村的其他村民说，该村一带仍有一些巴基斯坦女子。据说邻村的两名巴基斯坦妻子已经怀孕了。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么多当地男人到巴基斯坦找老婆时，张书臣的母亲说，“这边没有女的。那个计划生育么，都要男的。”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为何可以假装信仰任何东西？答案是，这就是共产党“人人表态才能过关”的政治学习和暴力洗脑搞出来的变色龙生存法！于是，中国人民按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发展出来一个“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一大批又红又专的、可以吃猪肝的穆斯林，就立地成“佛”了！

【009、第五纵队为何攻击第五纵队】

《真实的邓小平——评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2020-12-26 综合新闻）报道：

@津轻海峡按：哈佛大学著名的日本与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去世，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傅教授确实是一个博学的学者，但他写的登小平评传《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在中文世界和英文世界都引起了不少争议。该书出版后，《华盛顿邮报》长期报导中国新闻的记者潘文（John Pomfret）发表书评，抱怨傅教授太像是给邓小平唱赞歌。

已故的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则在《纽约书评》杂志发表书评，对傅高义的书也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在我看来，方励之的书评的好看之处在于他以理论物理学家的犀利逻辑辅以他本人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展示了傅高义书的一些致命性缺陷。方励之的书评虽然是将近10年前发表的，但今天读来还是思想非常新锐，对中国问题的评说还是精准到位，没有过时，令人不能不叹服。

真实的邓小平评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作者：方励之，（原载《纽约书评》杂志，2011年11月10日出版。《纽约书评》杂志特许美国之音中文部翻译发表。From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Copyright c 2011 NYREV， Inc.）

假如一项科学实验揭示了一种新现象，科学家会感到高兴。假如一项试验没能显示科学家事先预计的东西，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值得分析的结果。读傅高义（Ezra Vogel）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一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种预计之现象未现的感觉。人权这个词没有在书后的索引中出现，而这种忽略并不是索引制作者的疏忽。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就是系统性地不考虑人权问题。

毛泽东在1976年9月死去。从1979年直到他1997死去之前的几年，邓小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虽然有时候名义上不是。在中国之外，尤其是在西方，人们知道邓小平，主要是因为他在1989年决定调遣野战军开着坦克进入北京市中心，进行人们后来所说的天安门屠杀，　即血腥镇压在天安门广场及四周进行和平抗议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全世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邓小平的决定持有不好的看法。在2011年2月22日，在阿拉伯之春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说：

挡在坦克前的人被碾过去了。中国的统一要比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更重要。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坦克调遣到那里对付那些人。这不是开玩笑。我就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这国家的一部分不会给拿走。

邓小平所树立的屠杀有用的榜样，卡扎菲可说是心领神会。

哈佛大学荣休社会科学教授傅高义在书中用了一章来重述天安门屠杀的事情。他给那一章取的题目是天安门悲剧。在那一章的结尾，他小心谨慎地（而且似乎也是苦恼地）探讨了人们可能会评价那一悲剧的各种看法。最后，傅高义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可以确实知道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的20年里，中国享有了相对的稳定，以及快速的、甚至是令人惊异的经济增长。……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中国人的教育水平和寿命持续快速增长。跟上一个世纪相比，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

这些话显示了傅高义基本上赞同中国共产党宣传部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宣传的论点，即稳定和经济发展证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天安门镇压是合理的。每当外宾或外国记者提出天安门屠杀的问题，中共领导人的回答都是始终一贯的：假如邓小平没有采取果断的（也就是杀人的）措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获得后来的稳定，中国经济也不可能繁荣。

然而，中国政府这套宣传的另外一些方面则显示，即使是这种论点的鼓吹者也不太相信这套东西。假如邓小平的果断行动真的是导致了经济增长，而中国人民也清楚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人们就应当看到，中共的宣传部门会大力宣讲天安门镇压。但是，中共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中国官方形容当时的屠杀事件的说法不断缩水。一开始是说反革命暴乱，然后是动乱，再后来是风波，最后是折腾。中共领导人很明白，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历史记录上的一个极端丑恶的污点，于是，他们急于让世人尽快忘记那些事情。

那么，中国享有了稳定的说法又该怎么看呢？当时的镇压真的是带来了稳定了吗？难道事情就像傅高义所说得那样，跟以往相比，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吗？假如确实如此，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需要耗费巨资（据报导其数额之高超过中国全部军费）来用于所谓的维稳，以便遏制和镇压抗议、示威和其他群体事件呢？

不过，为了辩论，我们权且假定天安门镇压确实是导致后来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如此假定之后，我们依然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了稳定和经济增长就可以动用天安门屠杀那样的杀伤性力量吗？这里牵涉一种基本的人权原则，既不能用暴力的手段来剥夺一个群体的生命（即使那个群体是少数人）来服务于另一个群体（即是那个群体是多数人）的物质利益。

1984年4月27日，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他说：

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导致了美国革命。那是争取人权和独立、反抗殖民统治的第一次大起义。我们当时知道，假如我们不愿意跟所有的人一起获得自由，我们每一个人就不能享受到自由。我们也知道，假如我们所有的人不能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我们的自由就不可能真正安全。

中国的媒体当时只是部分翻译了里根总统的演说。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里根总统的那些话让他们第一次接触到现代的人权观念。傅高义的书让人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这就是要么书的作者不认同这种人权观；要么他对中国和美国是双重标准。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使命是让中国富强，但他对邓小平可能想到的中国的富强问题没有多少话说。中国的富强会类似于美国吗？类似于英国吗？类似于日本吗？类似于新加坡吗？或者，中国要开创一种全新的富强模式吗？傅高义写道，在1978年，邓小平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可以让人们富裕起来、让国家强盛起来。　这句话需要分成两半来理解。这话的前一半是正确的。迟至1980年代中期，人们还是难以看到邓小平有什么蓝图。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傅高义这句话的后一半。这一半有一个暗含的答案，这就是邓小平最终关心的是让人们获得财富，让国家获得强盛。就像现在的傅高义一样，当时很多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愿意相信这一点，至少是姑且相信。但事实却是另外一回事。

在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富强蓝图开始出现。傅高义在书中用了四页的篇幅讲述中共十三大，却漏掉了十三大的一项关键性决定，即所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策。所谓的中心是发展经济，两个基本点则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

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扭转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策，因此被认为是进步的，受到了中国国内外的欢迎。但关键问题是邓小平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１）社会主义道路；２）无产阶级专政；３）共产党的领导；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四项基本原则当中，真正重要的是第三项。于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革（傅高义语）早已经让其他的变革变得毫无意义。第三项基本原则是理解邓小平所设想的中国富强的关键。那项原则也为改革和开放究竟能走多远划定了界限。

就开放而言，傅高义告诉我们，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中国人）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　我不禁想问，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这种说法是否立得住。我现在想到了唐朝时期的中国（公元618至907年）。当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四处传播，最终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今天的中国又如何呢？在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当中，中国被列为世界上宗教自由记录最恶劣的八个国家之一。

傅高义正确地指出，开放政策当中的一个时髦说法是跟外部世界接轨。但这种接轨几乎全部是商业和出口的接轨。在报纸和电视方面，中国跟西方国家、台湾或香港没有多少接轨。这方面的轨道依然被堵塞，而堵塞的方式实际上跟毛泽东时代几乎毫无二致。互联网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新的信息来源，但这种信息来源的形成并不是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提倡，而是政府的打压政策未能奏效。在邓小平还在掌管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推出了第一批管卡中国互联网的限制措施。

中国当局如今对互联网的限制措施五花八门，从过滤屏蔽巨量的敏感词，到对整个一个地区实行断网几个星期几个月。在2008年北京举办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期间，中国当局为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一度暂时放松了互联网管制。但奥运会结束之后，那些管制措施立即恢复。十分清楚的是，邓小平心中的接轨从来不包括国际社会视为人权一部分的信息自由。

邓小平政策当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改革又如何呢？很多观察家指出，自邓小平时代到现在，不要政治改革是中国当局不可动摇的原则。（傅高义选择不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但在题为被改变的中国的最后一章里，他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在那一章列举了一大串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所发生的变革，但其中没有一项牵涉政治体制民主化。）于是，坚持党的独裁地位也就使邓小平的改革在各方面大打折扣。例如：

在军事方面，傅高义书中有一章，题目是军队：为现代化做准备。但是，这里的现代化只是涉及武器装备和效率，而不是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之类的事情。中国之外的人大都不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是一支国家的军队，而是一支中共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靠全体中国人民所缴纳的税款养活，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听命于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是中共的一个机构。到了关键的时候，如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的是中共的利益，而不是国民的利益。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但在1980年代关键时期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他很知道占有军队最高职位就可以凌驾全国。

在教育方面，邓小平时代最初的一项改革就是重新开放中国的大学。中国大学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关闭。傅高义解释说，世界银行对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的头一批贷款就是支持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由于这些原因，一些人便认为邓小平从总体上说是支持教育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邓小平只是把教育看作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实现他心目中的现代化，而不是给中国社会带来广泛的好处。他知道他需要经济和技术的专业知识来搭配中国廉价的劳工。但对儿童的教育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从1980年代开始，千百万来自农村的民工涌入中国的城市。他们在建筑、卫生和其他体力劳动行业出售他们的劳动。他们使邓小平有可能成就其经济奇迹。但是，在中国政府的户口登记制度之下，他们依然是农村人，不能享受城里人的各种权利。他们的子女即使是在城里出生，也不能登记为城市居民，因此也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就学。

顺便说一句，这种户口登记制度并非中国的发明，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侵中国的日本人引入中国的。日本人当时是要阻止中国人口流动，以便防止民间的抗日活动扩散。（中文里称呼专门管理户口登记的派出所一词就是来自日文。）但直到他死的那一天，邓小平这位所谓的教育改革者一直坚持这种户口登记制度，不管它给教育带来什么后果。他的后继者也是照样坚持。傅高义其书中有一次提到了这种户口登记制度，说来到城里的农民试图偷偷地跟亲友住在一起，导致中国领导人担心大批的农村移民会让城市的服务设施不胜负荷，城市难以为他们提供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

在个人自由的扩展方面，邓小平时代在很多方面跟毛泽东时代大不一样。在毛泽东统治下受到残酷迫害的人在毛死后获得了喘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空间也有显著的扩展。在我所从事的科学领域，僵硬的意识形态有所松动，科学家们不再必须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做教本。那本苏联出版的小书即使是按照十九世纪的标准也已经过时。毛泽东死后，所有的人一律穿蓝色衣服的景象开始消失，人们衣着的不同颜色和样式开始出现。罗曼罗兰的《让克里斯朵夫》和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之类的书获得解禁。人们一度还可以偶尔地（如在1979年民主墙期间）公开批评政府。

但邓小平为什么要脱离毛泽东式的独裁统治呢？他是出于人道精神，同情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吗？或者，他是看到中国社会正在觉醒，要求更多的变革，于是便采取实用的策略，以便让中共得以继续控制中国社会吗？很有趣的是，在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说得天独厚，因为上述的很多自由最先都是出现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而我在大学任教。我所看到的每一项自由的进步都是学生和教师奋力争取得来的，而不是中国当局自上而下赐予的。邓小平只要出面，他所发挥的作用就是限制自由的扩散。他在1979年对民主墙的镇压明确展示了他的政治底线，这就是绝对不允许人们哪怕是稍微侵害一点他的权力。他在1983年发动的反精神污染运动甚至涉及到了女学生的穿着打扮。

在经济方面，这可以说是邓小平政策成就最明显的领域。对此傅高义说了很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上升为世界第二，中国持有一万一千七百亿美元的美国债券，等等等等。西方国家近来处于金融危机阴影之下，很多西方观察家因此便夸大了中国的成就。然而，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的GDP依然是台湾的四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十分之一。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是其有竞争优势的廉价劳动力制造的低价位产品。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有过这种GDP优势。在1820年，在清朝时期，中国基本上是农业经济，中国那时的GDP六倍于工业化的英国。但英国有炮舰。所以，鸦片战争一来，英国便打败了中国。

中国政府喜欢声称推行了一个最伟大的经济发展项目，让上亿人脱离贫困，而这种改善穷人生活的经济大发展是史无前例的。一些西方人有时也会跟着中国政府这样说。傅高义告诉我们，由于中华帝国自汉代形成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所发生的最根本性的变革，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　在这种说法当中，贫困、饥馑之类的词语从来没有足够精确的定义，可以让研究者对历史各个时期进行定量的测量评估。这种情况导致一些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以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像是今天的索马里。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很多贫困和饥馑的纪录。但从定量化的角度而言，很难说中国的贫困和饥馑平均而言比世界其他地区更甚。那种认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是长期的贫困的看法跟我们所知的人口增长和下跌状况不符。战争和外敌入侵常常导致人口下跌，但在和平时期，人口总是快速增长。毛泽东在1959到1962期间制造的大饥荒导致三千万或四千万人死亡。那场大饥荒向我们显示，在饥荒时期，怀孕率大幅度下跌，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停止增长。和平时期的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历史当中的典型现象，说明贫困饥馑不是主流现象。说邓小平推行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除贫困和饥荒的项目，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政治夸张宣传。

另外，所谓的邓小平让亿万人脱贫说法也是本末倒置的。在毛泽东之后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亿万中国人的苦力劳动。中国的劳工没有工会，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没有中立的司法，没有美国人所享有的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规章的保护。出大力的完全是亿万中国劳工。中国的亿万劳工不但改善了自己的境况，更是改善了共产党权贵的生活，许多权贵们的奢华直上云霄。世界银行发表的数字显示，测量人口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邓小平推行其改革前是0.16，现在则达到了0.47，接近于最高点．这种巨大的变化跟亿万中国人没有多少关系，倒是跟邓小平在改革开始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很有关系。邓小平当时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他究竟是想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中国人自己去猜。就我个人而言，1980年代后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事件，让我彻底清楚地明白了邓小平葫芦里到底要卖的是什么药。

1987年1月，我在合肥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邓小平政权认定我带头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于是把我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并把我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无论我走到哪里，即使是我到外国参加学术会议，也受到监视。在1988年8月8日到29日，我到澳大利亚珀斯参加第五届广义相对论格罗斯曼研讨会。然后，我到堪培拉、悉尼、墨尔本和其他地方走访了一些大学。我所到之处谈的都是物理学。但一些中国留学生得知我去了，便邀请我谈中国的事情。在堪培拉，他们问我，我对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用来提出问题、表达批评的小字报怎么看。我尽力讲述了我所看到的东西。我记得看到一张小字报说，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外国银行有存款账户。

我还没离开澳大利亚，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就开始打电话给我，向我报告了惊人的消息，说邓小平通过中共的渠道发话了，说是方励之说什么外国银行存款账户，这是对他的诽谤。这些朋友说，邓小平准备对我提出起诉。听到这些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相信。差不多每一个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和学生都有外国银行账户。这种事情尽人皆知。说有人有外国银行存款账户怎么就能构成诽谤呢？而且，假如邓小平真的是想把我拿倒，他肯定不需要走法律途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党的权力超越法律，而邓小平又在党的权力的顶尖，他何必动用法律呢？对他来说，假如他的目的就是想拿倒我，更方便的办法多得很。

我那年9月回到北京之后，在政府内部有熟人的朋友坚持说，邓小平正在准备跟我打官司。他们告诉我说，中共内部通知说，方励之的诽谤将通过法律解决。但我还是不能相信，直到销量超过《人民日报》的《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我的名字，并且详细地说明了我的哪些话如何构成了诽谤。

这下子气氛真的是紧张起来了。一些谣言开始四处流传，说是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对我发出传票。一些当律师的朋友开始提出要为我组织法律辩护团队。《参考消息》的一些读者给我发函，告诉我应当在法庭上如何为自己辩护。一些人还主动开始收集中国高级官员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的帐户信息，以便让有关的事实充当我的辩护。一些外国记者闻到了风声，变得非常激动起来。邓小平要跟方励之对簿公堂？太棒了，这绝对是一个大好的新闻标题！

但法庭的传票始终没有送达到我这里。到了那年的11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奉命到我家通知我说，我不会吃官司。她说，我不会吃官司是因为中国驻联合国使团的一个律师对邓小平解释说，方励之没有提出任何人的名字，所以诽谤官司没法打。

我当时进行了一番反思，终于明白了邓小平或许并没有白费力气。他很可能达到了他一开始就想达到的目的。他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部分人就是北京的学生在小字报中所说的中央领导人及其子女。因此，他才对有人公开提出这种事情超敏感。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有这种想法。假如他们有了这种想法，他们就应当明白这种想法绝对不能说出口。

邓小平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一点呢？对我提出法律起诉看似毫无必要，但要我吃官司的消息扩散全国，就能产生一种强力的震慑恫吓效应。邓小平很精明。在他漫长而丰富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这种精明算计的例子。傅高义虽然写了一本745页的书讲邓小平，但似乎是不知道邓小平还有这一套。

西方的一些观察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邓小平一方面如此积极地推进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却如此顽固地禁止政治改革，好像邓小平的政策彼此矛盾。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邓小平的政策就是一方面要让跟中共有关系的权贵精英获得财富，一方面则保护中共的权力。动用党的军队镇压威胁中共权贵的财富和权力的学生抗议，这跟邓小平的那些基本原则完全一致。

傅高义的书的一个好处是收集和组织了大量的材料，显示了几十年来中国上层的权力斗争。我们由此得知邓小平如何运用计谋保护自己的同党，如何瓦解他的敌手；他如何失势，得势，再失势，再得势，最终上升到中共王朝第二代的权力顶峰。傅高义收集的材料对研究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人会很有用处。

但这些事情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显明了中共体制内如何通过内部利益集团的竞争过程来选择高层领导人，而这些过程跟那些利益集团之外的中国人民没有多少干系。因此，那些上升到权力高层的中共领导人一心一意为权贵们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一点也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我们不能指望如此选出来的领导人会关心普通的人民，会在乎怎样做事才会对中国最好。

网民哀嚎：

诚信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8:52:16

尽量不批评死人， 但阎迷的低智商，低素质真令人着急。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8:50:27

缺心眼，外资大量进入中国是1995年以后，也就是毛泽东死后近二十年，高考恢复17年后。那时中国已经培养了大批自己的人才，就是毛泽东时代培养的工农兵大学生也都回炉。投资中国的几大外国公司投资中国时间，沃尔玛(1996)，苹果(2013)， 索尼(1996)， 丰田(2004)， 通用(1997)，可口可乐(1995)。而毛泽东时代培养的所谓人才，不是下岗(1987年开始），就是回炉。而中国那个年代不是人才过剩，而是人才希缺，大学生没有找不到工作的。直到后来，农民工都大批进入市场。因为就知识来讲，改革开放后的中学毕业不亚于一些工农兵大学生。

XYZ94538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7:53:43

外资为什么不投资印度，印度劳力更便宜，意思形态还相同？不就是看中了中国大量的熟练工人，高识字概率，完整的工业体系，投资少，赚钱快。所有这些都是毛时代创造了，想分开也分不成。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8:10:44

没空看方大傻子无病呻吟的裹脚布。邓小平老爷爷是中国历史最伟大的政治家没有之一。没有他的改革开放，我们现在都还在农村土炕上啃苞米呢。

portfolio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8:01:55

邓小平这个恶棍，将实用主义发挥到极致。老阎有一篇博文揭示过，邓小平为了苟且活命，把“长得真漂亮”的妻子金维映，性贿赂送给了李维汉玩弄。

世事沧桑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8:01:00

毛泽东的理论就是一堆空想，邓小平对世界的理解更准确。方励之没有凭据胡说邓小平的存款很轻浮，被邓小平威胁起诉，起诉这件事方励之讲了一遍又一遍，好像很光荣似的。邓小平是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对中华民族贡献最大的人。他改变了中华国运，结束了中华民族长达近一个世纪（1894-1976）噩梦般灾祸连连的厄运。他付出巨大勇气和智慧，将一个极端宗教性质的政权和平转化成半宗教半世俗的温和政权，开启了国家民族能够正常发展的时代。在位期间一直努力推动民族进步，并提高百姓生活，居功至伟。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在其后40年里，国家民族仍基本稳定发展，教育水平和人民生活不断提高，虽有不少缺憾，但已经十分不易和难能可贵。从民族发展的角度看，邓小平的过错与功绩相比较，九牛一毛，微不足道。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4:30:23

老邓尽管没有高深的理论，但他的大局观很强，能从一堆复杂的东西中看到最根本的东西。他做了两件件大事，一是改革开放， 包括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二是和美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和解，停止对东南亚输出革命，为对外开放铺平道路。第二件是为第一件扫除一切障碍。这才有后来30多年的高速发展。和毛比，邓是实用主义者。

丁丁猫和熊猫猫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7:36:43

什么话？？莫名其妙

XYZ94538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6:55:11

现在大陆百姓谁还提邓小平？都认为他祸国殃民。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7:17:25

XYZ94538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7:01:28

毛泽东建立的＂工业体系＂，结果是没有一样产品出口外国。毛泽东建立的＂两弹一星＂，结果是建立的科学家个个残死。毛泽东建立的＂农业体系＂，结果是所有农产品都要票，农民大批饿死。毛泽东建立的＂教育体系＂，结果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泽东建立的＂人才体系＂，结果是改革开放是一方面无人可用，一方面大量毛泽东时代的＂人才＂下岗。当年毛万岁造成的下岗潮还有接盘狭朱镕基。今后习一尊造成的下缸朝谁来平息？

wanghbhb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7:15:56

在美国这些年确实发现很多问题，包括自由，民主，选举，专制等等，都不是那么简单可以说哪个一定更好。应该说在某个国家的国情下，哪种统治方式更合适。有一点邓小平说的没错，在中国的国情下，如果搞西方民主，必然会一盘散沙。制度的更换，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俄罗斯，阿拉伯都没有因此而变强。韩国台湾政坛变民主后也是混乱不堪。中国大众在民主制度的思想基石——人跟人平等这一点上实在是非常不够的，比起台湾韩国更不够。所以中国当时确实不能变，一变肯定一团糟。中国需要一个集中的强有力的统治才能使大家注意在经济发展上。邓小平没有看到的是中国在发展经济时，需要在大众当中普及人人平等这种很基本但是所有专制制度下都缺乏的东西。没有这个，连施法平等都做不到，腐败也是必然的。邓小平局限是很大的。但比毛和现在的习要强很多。他的很多想法还是现实的，也是可行的。

东方明月-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6:55:13

六四大屠杀三年内中国经济衰退社会动荡。邓小平不得不进行所谓的南巡，重新开始赵紫阳提倡的经济改革。这才让中国经济有了后面的快速发展。没有六四大屠杀中国的经济只有更好，中国的社会只有更好。六四时如果是一尊掌权，结果会是什么样？轰炸领事馆时如果是一尊掌权，结果会是什么样？显然，在处理国际事物方面，小学生差的不止一个档次。中国是幸运还是不幸？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6:49:12

老邓当年清理毛垃圾不彻底，结果四十年后封建复辟。同样，小蒋清理台独不彻底，结果死后台独掌权。为什么垃圾总能在中国政坛上占一席位？

吃货2001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6:44:00

西方的社会主义和毛搞的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就好像陈景润研究1+1和幼儿数学是两回事。

XYZ94538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6:34:44

公私合营是“赎买”政策，国家给资本家资产折价作股，资本家每月在银行拿股息，资本家仍然是新中国最富有的人，他们每月股息少则几百元，高则几千元，几万元，超出毛泽东的薪水100倍。……但是，这些人在历届运动中早就死无全尸了。毛泽东至今仍然是中国首富，你能找到一个比他富裕的吗？如果把当年毛泽东可以动用的财产比起来，马云算老几？比尔·盖兹算什么？他们能随意动用一个国家的财产，随意开关大学和铁路，他们能随意把反对派弄死么？

吃货2001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6:42:00

邓在反毛这件事上有功，但反的不彻底有错。

XYZ94538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6:37:27

现在看美国正在往社会主义道上走。

XYZ94538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6:34:44

公私合营是“赎买”政策，国家给资本家资产折价作股，资本家每月在银行拿股息，资本家仍然是新中国最富有的人，他们每月股息少则几百元，高则几千元，几万元，超出毛泽东的薪水100倍。

ytren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6:28:37

看政治与政治人物不能脱离时代，在当时的形式下邓能拨乱反正终止十年浩劫就是了不起的壮举！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6:28:16

实际上邓小平做的和戈尔巴桥夫做的没什么区别，都是放弃共产主义教条，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是邓小平做而不说，逐渐改变，戈尔巴桥夫惊天动地，没变先吹。结果显而易见，邓小平成功了，戈尔巴桥夫失败了。实际上，普世的模式有多种，不只是台湾，苏联，印度的那种。像台湾那种普世，是垃圾中的垃圾，对中国决没有好处。现代中国还有什么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和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无非是还叫共产党，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那里，其它找不出任何共产主义的东西。当年时髦的毛泽东思想，今天谁还知道那是个什么玩意儿，你知道吗？马列主义早已经被中国淘汰，就像全世界淘汰马克思主义那样！也是，在全世界马列主义的多米诺骨牌倒下时，凭什么中国硕果仅存？还不是中国早就在悄悄的改变？还不是中国早就放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不是中国经济随着实施资本市场而逐渐改善？中共实在是运气，成了资本主义……

XYZ94538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6:27:28

86000座水库，30万个新建的工厂企业，5亿亩新开垦出的农田，每年生产出的3000万吨钢铁等等都成了伪命题？

吃货2001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6:26:00

太祖以人民的名义收缴了全中国的财富和自由，以此同时对抗全世界，邓是在此基础上释放了一部分的财富和自由度，经济长足发展，共产党的全民折腾在胡锦涛时代到了最低谷，现在又开始了新一轮。

诚信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5:51:26

回顾历史，伟大领袖毛主席统治中国27年，主要成功地做过哪些事？

1. 收缴天下财富尽有之 （“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

2. 收缴天下土地尽有之 （“人民公社化”）；

3. 收天下人口尽食邑之 （“农业户口制度”）；

4. 收缴天下物产尽撒之 （“支援亚非拉人民和社会主义大家庭”）；

5. 收压天下文化尽毁之 （“批武训”，“反右”，“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上山下乡”，“废除高考”，“批林批孔”等等）；

6. 总而言之，俘虏（“解放”）中华民族尽情凌虐愚蛮之（1949 - 1976）！

还有杀人。毛泽东是杀中国人最多的屠夫，历史上无人可比。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6:08:30

XYZ94538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6:01:45

邓的路线把七亿人艰苦奋斗30年所创造出来的几百万亿财富被少数人无偿掠夺，这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无耻地抢夺人民大众的财富。

人民大众的财富本就是个伪命题，共产党时代什么时候有人民大众的财富了？老百姓连说句话的权力都没有，更没有权力动用任何人民大众的财富，那算什么人民大众的财富，那算什么共产主义？

实际上的人民大众的财富就是共产党权贵所有，就是毛皇帝所有。毛皇帝可以不顾大批中国人饿死，去盖韶山滴水洞别墅，毛万岁可以把他的胡说八道卖成天价，人民大众的财富的价值在哪里？凭什么毛泽东可以无限动用所谓人民大众的财富，而老百姓连添饱肚子都成了奢望？

当年的国有财产养活了毛泽东等共产党权贵，后来的国有又被共产党权贵分的精光。虽然后者同样不光彩。

诚信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5:52:12

毛主席执政的两个最主要特征是极端恐怖和极端贫困：

1.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无休无止的运动迫使人民三十年如一日生活在极端恐怖中。

2. 粮票布票强制推行，铁证了全国人民三十年如一日生活在缺衣少食的极端贫困里。

百家争鸣2012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5:24:55

@衡山老道 你对毛和邓的看法不敢苟同。邓的政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长远的前瞻性。而毛却不同，前瞻性非常强。毛执政于刚建国，那时候的中国刚经过两千年多的封建社会和百年黑暗，最应该改造的是人的思想，同时要大力发展经济。这些毛都做到了，虽然他将很多人折腾得很苦。至于毛对资本主义的理解。看看他说过的话就明白：“你太高看他们了，他们懂什么是资本主义？最多倒退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别的国家而积累资产的，他们敢侵略谁呀？不被侵略就阿弥陀佛喽。”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4:30:23

作为一个科学家，方励之对西方民主制度过于迷恋，以至于看不到它内在的重大缺陷。方对国家管理根本没有洞察力，眼睛只看到自由，民主，人权。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好的，是人类追求的重大目标，但更为重要的目标是发展科学和经济。一个贫穷的国家，不可能有良性民主和人权，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士季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4:18:05

理科头脑、 思想敏锐。

诚信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3:58:16

对方老师的观点完全不敢苟同！在他的时代， 他太了解他周围那些掌握大权的人们了， 跟他一样有品德和智慧的人很少， 那些人整日思考的都是如何确保自己的万户侯爵位和威福传给子孙并世代不绝。邓的基本看法与思路很清楚，如果那时共产党倒台，中国不仅不会建立起自由民主政体，而且会倒退70年，国家将再次大乱，致使军阀混战，甚至核扩散，世界也将无宁日。共产党继续当政，但须保持改革开放，随着经济的改善与教育的提高，中国自然会走向民主，而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也是符合世界的利益。这正是当时世界能够容纳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原因，也正是其后40年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SayNothing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3:37:41

我不能说谁有错，只是时间不对，某些人更为自私而已，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谁执政，而是一个正在自我造血的政党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整个中国正在为了改善生活举全国之力发展，而作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教授不是以以全国一盘棋，8亿同胞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为一己私利，所谓的，至少7亿人不明白的不理解的自由民主为导向，欺骗当时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害惨了一代人。

MovingTarget 发表评论于 2020-12-26 23:28:54

方教授的文章有他自己的角度。我们很多人都经历了64，和64以后的30年。我们对64和CCP有一个更加成熟和接近本质的看法。在我看来，邓的确不能容忍反对CCP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邓并非一定站在自由的另一面。

谢选骏指出：方励之可以说是“美国安插在中共的第五纵队”，傅高义可说是“中共安插在美国的第五纵队”。那么，同样的第五纵队的干活，第五纵队为何攻击第五纵队呢？显然，各为其主也！而多数网民却见不及此，就事论事，难免一事无成矣！第五纵队为何攻击第五纵队？缘于背后主子的唆使。

【010、独裁者为何需要接班人】

《消费心理学：诱惑你多花钱的诀窍》（BBC　2019年10月5日）报道：

你买一杯咖啡，可能已经注意到，大、中、小三种容量——中杯价格几乎和大杯差不多。为了这明显的小便宜，你是否曾经选择过最大杯最贵的？

如果这样，你就被一种名为“诱饵效应”的认知偏见所蛊惑。这种认知偏见会提出一项不太吸引人的额外选择——比如相对昂贵的中杯咖啡，诱使你支付超出理性选择的钱。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琳达·张（Linda Chang音译）表示：“如果你以特定方式设计选项，就能推动人们转而选择价格更高的产品。”

最初研究诱饵效应，是将其作为一种潜在的营销策略，用以影响消费者选择。但最新研究表明，它也可在招聘、医疗、甚至政治方面产生强大的影响。它表明，呈现事实的过程中，我们的判断是多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即使那些额外信息可能没有干扰整体判断。

理解诱饵效应，你会较少被这种不自知的意识所影响。你甚至可能把它作为说服别人的工具。

与困扰我们的许多认知偏见一样，诱饵效应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被记录下来。最好的理解方法是看一下这个例子。

假设您正在从以下选项中选择航班。

A航班价格400美元，中途停留60分钟。

B航班票价330美元，中途停留150分钟。

C航班票价435美元，中途停留60分钟。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发现大多数人会选择A航班：它比C航班便宜，而且又比B航班停留时间更短，虽然价格比B航班贵很多。

现在看看另一组航班组合：

A航班价格400美元，中途停留60分钟。

B航班票价330美元，中途停留150分钟。

C航班价格330美元，中途停留195分钟。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的首选是B航班。

从逻辑上讲，B航班没有任何变化：第二个组合中的B航班和第一个组合的B航班，无论是停留时间和价格都完全相同。但是由于C航班的改变，中途停留时间更长，价格变得和B航班一样，因此就改变了参与者对航班选择的感受。所以第二个例子中，他们宁愿忍受更长时间的等待，以获得更便宜的价格。

在各种情况下，C航班这个“诱饵”都与设计者期望胜出的目标选项相似，但吸引力略低。这种对比会增强目标的受欢迎程度。研究这类选择实验发现，使用精心设计的诱饵，可以改变多达40%的观点。这表明我们的决定很容易被选项设计方式所左右。

至关重要的是，正如买咖啡场景所显示的那样，设置无用选项甚至可能意味着消费者愿意支付更多的钱，从而产生营销人员非常感兴趣的诱饵效应。

心理学家们仍在争论这种特殊效应的确切原因，但有一种观点是，将其与诱饵进行比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容易的理由，来为一个原本武断的决定辩护。如果只比较A航班和B航班，很难确切知道如何评估成本和等待时间之间的关系——90分钟的额外等待时间到底值多少钱？但是，如果其中一个选项明显优于诱饵（C航班），那么你就有现成的理由来解释自己的选择喜好。

从啤酒到电视、汽车和房子，对许多不同种类的商品，人们都观察到了这种行为模式。

在《可预测的怪诞行为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一书中，作者艾瑞里（Dan Ariely）描述了《经济学人》杂志如何利用诱饵效应，鼓励读者选择更昂贵的订阅方式。出版商提供的数字版订阅仅为59美元，印刷版订阅为125美元，第三个选项是印刷版和数字版订阅结合，价格相同，也是125美元。那个只提供印刷版的选项显然是一个诱饵，因为它提供的产品明显劣于印刷版和数字版结合。艾瑞里发现，它的存在，大大增加了合并订阅（而不是数字版订阅）的使用量。事实上，当只有第一和第三这两个选项时，读者选择最便宜的数字版订阅的可能性比有三个选项时高52%。

在高端商品销售中，这种诱饵效应也很普遍。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最近的一篇论文记录了钻石市场的诱饵效应。该论文发现，质量稍差但同样昂贵的钻石产品，可以为零售商贡献逾20%的利润。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诱饵效应适用于从机票到碳酸饮料等各种消费——并非所有人都容易受到诱饵效应的影响。根据对认知偏见的研究，研究人员发现这取决于个人的思维方式。例如，问卷调查可以确定一些人是否更倾向于服从他们的直觉，或者更善于分析，更喜欢深思熟虑的推理。（直觉更好的人最有可能受到诱惑。）

有趣的是，激素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睾丸激素水平越高，越容易冲动，这意味着他们更容易受诱饵效应的影响。甚至有更多证据表明，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是“理性性别”，这一历史性概念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诱饵效应在集体决策中也很普遍——我们不能依赖他人来消除我们的思维偏见。

除了确定谁更容易受影响外，科学家们还探索了除了消费之外其他情况下的诱饵效应。例如，艾瑞里发现它可能存在于约会中。根据他的研究，如果一个人和另外一个长相相似但吸引力稍低的“诱饵”一起出现，我们往往会更喜欢这个人。如果你正在浏览Tinder（婚恋交友网站）上的个人资料，这点是值得注意的。你对某人魅力的评判将取决于谁在他/她之前或之后出现过。

诱饵效应也可能影响我们的选举投票和招聘决定。在这些情况下，“诱饵”可能是意外出现而不是被故意设计为选项，但如果你遇到的两个候选人是类似的，其中一个略优于另一位，你对他的关注度会比其他竞争对手更高。

琳达·张对招聘决定中的诱饵效应进行了研究，她想知道，随着算法开始筛选候选人并向招聘者提供选项，这是否会成为一个特别的问题。她说：“可能摆在你面前的，是由诱饵组成的选项，实际上是在鼓励招聘者选择某些选项。”不仅招聘人员可能会受到影响，最近的实验表明，诱饵效应也会影响应聘人员对工作单位福利的选择。

更积极的一面是，英国科学家也开始考虑诱饵效应是否可以用来鼓励人们选择更健康的生活。例如，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行为科学与健康的研究员瓦格纳（Christian Von Wagner），最近就探讨了人们对重要但令人不快的结肠直肠癌筛查的态度。他发现，如果要在接受一次检查或不做检查之间做出选择，许多人选择不做。但如果同时给他们提供第三种选择——在不太方便、等待时间较长的医院预约，即设置诱饵，他们会受强烈影响。

诱饵效应也会影响你的爱情生活，约会网站中个人图片的特定顺序会影响你选择未来的对象——正如我们在其他例子中所看到的，这并不是因为人们选择了不受欢迎的诱饵，它只是让起初那家医院的筛查显得不那么繁重。在后来的研究中，瓦格纳还让女性参与者选择由性别相同的医生（偏好）或性别不同的医生（诱饵）进行检查。诱饵的存在再一次增加了人们接受筛查的意愿。瓦格纳表示：“这是非常明确的证据，证明了诱饵效应的存在。”事实证明，这种策略比其他策略更有效，比如通过强调参加筛查者的数量来吸引人的从众心理。

在这里，诱饵效应可能会挽救生命。但我们都可以在个人和职业生涯中运用它来提升自己的说服技巧。例如，如果你正在和朋友讨论旅行计划，但还没有决定去哪里，你可能会在你选择的城市提出两种不同的安排，但其中一种是稍贵一些的酒店。这样，即使你的朋友可能已经选择了另外的城市，这种比较可能让他们认同你的首选。

只是你自己不要成为它的受害者。无论你是在买耳机，还是在决定退休计划，你都要谨慎地问自己，你是否真的选择了你需要或想要的东西，你的选择是否你的初心所寻，还是你被一个故意设置的糟糕选择分散了注意力。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狙击手，需要避免错误目标，可能会发现他的判断突然变得更加敏锐。

谢选骏指出：独裁者的接班人往往都是接不了班的，但是独裁者还是需要接班人——独裁者为何需要这些注定接不了班的接班人？因为独裁者需要这些不得人心的接班人作为诱饵、“故意设置的糟糕选择”，来转移群众的注意力，以便增加自己的人望、稳定他那并不稳定的统治。

【011、独裁者为何都喜欢阅兵】

《煙火史上最大戰機飛越華府 川普預告國慶戰車上街》（2019-07-03 陳韻涵編譯）报道：

川普總統顯然對4日的國慶慶祝活動充滿期待，2日再度宣稱國慶慶典將有戰車上街，還說煙火規模將是史上最大，華盛頓特區機場也將在戰機飛掠華府上空，和煙火施放時兩度關閉；不過，華府市議會則批評川普把國慶儀式政治化，考量路面承受力，要求參演戰車限重。

繼1日在白宮宣揚4日當天要展示的軍備後，川普2日又推文寫道，「4日華府大日子，向美國致敬，國防部與偉大的軍事領袖，對於展現給美國人民看等事情相當興奮，世上最強且最先進的軍備；難以置信的飛機編隊低空飛行和最大的煙火！」

雷根華盛頓國家機場將在美東時間4日下午6點15分到7點45分關閉，讓軍機飛過華府上空；另配合國慶煙火施放活動，該機場跑道將在同日晚間9點整到9點45分關閉。

軍方感謝當局認可，但部分軍事人員擔心國慶活動變成政治戲碼；川普屢次強調，軍力是美國權力和世界影響力的主要象徵。

白宮官員試圖緩和各界疑慮，稱川普計畫在國家廣場(National Mall)西端的林肯紀念堂(Lincoln Memorial)發表愛國演說，是「向美國致敬」(Salute to America)活動的一部分。

白宮資深顧問凱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表示，演說內容涵蓋國家、軍事、民主、愛國主義、成功創造許多工作機會，以及對退伍軍人的照顧。

川普1日表示，他的演講會在所有美國人心中引起共鳴，批評民主黨無法解決事先存在的情況，痛罵民主黨的健康照護體系「摧毀」這個國家。

川普2017年應邀出席法國國慶「巴士底日」(Bastille Day)壯觀的閱兵活動後，就想比照辦理，但當年因經費問題而作罷；今年他矢言讓戰車開上華府街頭，引起華府市議會和官員強烈反對。

華府市議會轉載國防部2018年的備忘錄，推文寫道「已經說過，再說一次：戰車，但不要坦克」；該備忘錄建議只能讓有輪子的戰車上街頭，且要限重60噸，才不會破壞街道路面。

當天飛掠天際的戰機有「海軍藍天使」(Navy Blue Angels)和F-35閃電二式戰鬥機等。

谢选骏指出：独裁者为何都喜欢阅兵？

《思想主权论》（1528）写道——国庆阅兵式的由来：“在枪炮和常备军的帮助下，产生了一批无视一切法律、专横独断而有任性的统治者，他们把妄想狂的猜疑和幻想，提高为一种强制的个人崇拜仪式……军队的操练检阅，变成向日益被奴役的平民百姓耀武扬威的盛大场面。”谢选骏指出：这才是真正的“国家恐怖主义”，而那些被称作“恐怖主义”的小组活动，不过是在这种高压威吓之下的喘息。

《思想主权论》（1529）写道——拆毁北京城是为了阅兵式，天安门广场（不同于天安门城楼）和东西长安街的出现是效法其欧洲的祖师爷的蛮横行径：“新的城市规划师经常牢记军队的需要，笔直宽大的马路是为了军队在各处都能列队前进。……军用大街与非军用大街不同，需要穿越市中心，并从这个城市通向另个城市。”

《思想主权论》（1530）写道——天安门大屠杀是天安门广场的逻辑结果：“士兵们整齐的队伍、笔直的行列，能产生美的感觉；军威大振之下，使人感到这支部队能所向披靡、摧毁铜墙铁壁：这就是统治者要想灌输的信念，让百姓必须驯服，不敢起来与当局较量，因为一旦较量起来，军队的表现可能非常糟糕。”

谢选骏指出：天安门大屠杀之所以变成“广场体制”的典型样板，是大多数百姓被吓傻了，而不是被打死了。“广场的绞刑架上，有你心爱的人；他的头颅垂挂着，像你撕裂的心。”——爱情、叛逆、政治、杀戮——这就是国家主权的全部故事。未来的中国，要想不再发生天安门大屠杀，就需要杜绝天安门广场这个祸根的存在。要拆除毛泽东纪念堂或改造为公共厕所、改造人民英雄纪念碑为民族英雄纪念碑。

独裁者为何都喜欢阅兵？因为他们梦想通过耀武扬威来妄自尊大。但是上帝会嘲弄他们，让他们及其子孙后代都生不如死且死得很惨。

【012、赌城起诉受害者就是蛮不讲理的硬道理】

《赌城枪击案调查结束： 惨案前枪手挥霍150万 未能确认作案动机》（2018年8月4日博闻社）报道：

当地时间8月3日，美国拉斯维加斯警方宣布，结束关于去年10月1日造成58人死亡，600多人受伤，被称为美国现代史上最严重枪击案的调查。在警方公布的一份187页的调查报告中，并未给出枪手史蒂芬·帕多克（Stephen Paddock）的明确作案动机。

在造成拉斯维加斯赌场枪击惨案之前的几个月前，枪手斯蒂芬·帕多克花费了150多万美元，沉迷于枪支武器，精神不稳定，并且远离自己的家人和女友。

据美联社报道，有了这些信息，警方宣布他们将结束为期10个月的调查。但是仍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即为什么帕多克是一个高风险的赌博者，为什么他积累了大量武器并进行了美国现代历史上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克拉克郡警长乔·隆巴多（Joe Lombardo）说:“据所有人说，斯蒂芬·帕多克是一个平凡人，他在10月1日之前的行动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根据他医生的一次采访显示，他有精神失常的迹象，但不至于会引发让人不安的麻烦行为。”

隆巴多说，帕多克没有留下任何宣言，甚至没有留下一张便条来说明有关他造成这场枪击惨剧的动机。他的一个兄弟告诉调查人员，他认为枪手有“精神病，偏执和妄想”。报告称，医生认为他可能患有双相情感障碍。

帕多克的女友说，他突然间不再和她亲热了，变得疏远，一直抱怨自己生病了，还表示医生无法治愈他。

帕多克的兄弟埃里克（Eric Paddock）将他形容为一个“自私人”，是个只关心他自己可以是否可以从中受益的人。该报告还包括了帕多克14个银行账户的摘要，显示他在2015年9月还有210万美元，但两年后，这一数字降至53万美元。“他在赌博方面不如前几年那么成功。”隆巴多说。

调查人员说，帕德多克向赌场支付了60多万美元，向信用卡公司支付了17万多美元。分析称，他还购买了近9.5万美元的枪支。该报告没有提供有关赌场购买的其他信息，因为像帕多克这样的高额赌家通常会在赌场获得信用额度。

尽管报告表示，帕多克的袭击与恐怖主义无关。但枪击发生附近的米高梅国际集团（MGM Resorts International）上个月援引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后颁布的联邦法律，起诉数百名被杀害的幸存者或家属，要求联邦法院将枪击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并宣布该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历时十个月的调查之中，警方反复检查了验尸报告、凶手医生报告，询问了多名凶手亲友、贩卖武器给凶手的人，以及多名现场目击者。报告中列举了凶手派多克患有精神疾病的可能性，但是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性犯罪动机的结论。警方同时宣布，他们并没有因本次事件起诉派多克之外的任何人，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

谢选骏指出：就在这个姗姗来迟的报告发表前不久，赌城酒店竟然起诉受害者——

《MGM起诉赌城枪击受害者 称无需对事故承担责任》（2018年7月18日 邹美琳）报道：

（早报讯）美国拉斯维加斯曼德勒湾酒店赌场（Mandalay Bay Resort and Casino）去年在户外举行乡谣音乐节时发生枪击案，造成59死500人伤。度假村的母公司、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MGM）上周五（13日）向逾百名枪击案受害者提出诉讼，称无需对事故承担任何责任，要法院驳回受害人提出的索偿。

香港东网报道，MGM引用2002年联邦法案指，案发时遇袭的露天音乐会场地“Route 91 Harvest”，配有获国土安全部认证的保安人员和保护措施，认为在此情况下可受到相关法令保护，免于承担责任。在美国九一一事件后订立的“SAFETY”法，将造成国内大规模损害的活动列为恐怖主义，而恐怖主义则和政治、宗教、种族有关。唯有枪手动机不明，没被当局归类为恐怖主义袭击。

代表部份受害者的律师艾格莱特（Robert Eglet），质疑MGM越过州法院、直接向联邦法院提控的做法不道德，因为起诉人有机会在联邦法院，找到对自己更有利的法官。“我从未见过比这更令人发指的事情，他们起诉受害者，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真是太可悲。”

《不想担责！曼德勒海湾赌场起诉赌城枪击案所有受害者》（侨报记者耐克7月17日洛杉矶）报道：

据周一（7月16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曼德勒湾赌场（Mandalay Bay casino）的公司所有者对去年拉斯维加斯音乐会大规模枪击案的受害者提起诉讼，声称对这起大屠杀不承担任何责任。

2017年10月2日，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发生一起枪击案，枪手帕多克持枪从拉斯维加斯的曼德勒海湾酒店32层房间向楼下参加露天乡村音乐节的人群扫射，制造了美国现代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枪击案，最终造成至少59人死亡，527人受伤。

曼德勒海湾赌场度假村是位于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大道上的一所赌场酒店，酒店由米高梅国际酒店集团（MGM Resorts International）所持有及管理。

图中可以看到拉斯维加斯的曼德勒湾酒店在大屠杀时被枪手斯蒂芬·克雷格·帕多克(Stephen Craig Paddock)打破的窗户。（图片来源：美联社）

据福克斯新闻（Fox News）报道，曼德勒湾赌场的母公司米高梅国际酒店集团在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联邦法院起诉了1000多名枪击案受害者，称对这家酒店巨头的指控“必须被驳回”（must be dismissed）。

据拉斯维加斯评论杂志（Las Vegas Review-Journal）称，起诉书上写道“原告对被告不承担任何责任。”

代表几名受害者的拉斯维加斯律师罗伯特·埃格莱特（Robert Eglet）表示，该酒店采取不同寻常的行动是为了做出先发制人的冲击，目的是让案件在联邦法院而并非在州法院审理。埃格莱特说米高梅必须相信在联邦案件中获胜的可能性更大。

根据埃格莱特的说法，米高梅的诉讼是“法官明目张胆购物并炫耀的表现”，“坦率地说这几乎是不道德的”。

“我从未见过比这更令人发指的事情，他们起诉受害者，试图找到他们喜欢的法官，”律师继续说。“他们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真是太可悲了。”

米高梅发言人周一谈到该公司的诉讼时说：“联邦法院是处理这些案件的合适场所，为那些受到影响的人提供了及时解决的机会。多年的诉讼和听证会对受害者、社区和那些仍在康复中的人来说并不是最有利的。

谢选骏指出：米高梅起诉赌城枪击受害者不过半个月，警方就公布了“未能确认惨案枪手的作案动机”的调查报告，真是外神通内鬼。受害者如果无法做到财大气粗打点到位，唯一的选择就是自认倒霉吧。因为受害者再多，只是分散的个人，而他们所面对的，则是强大的组织。“大到不能倒下”的组织，就会蛮不讲理的——这就是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道理”，而且很硬；就像六四屠杀的硬道理一样蛮不讲理。蛮不讲理的道理，就是真的硬道理了。

【013、发祥地为何总是最落后】

《人类起源：现代文明“可能出自博茨瓦纳”》（BBC 2019-10-29）报道：

这片土地现在更干燥。有科学家称，人类现代文明起源于非洲赞比西河以南地区。该地区现在主要由盐田构成，但曾是巨大的湖泊，这可能是20万年前我们祖先生活的心脏地带。

研究人员提出，气候变化前我们的祖先在此定居了7万年。肥沃的绿色走廊开放后，他们开始迁徙，为后来迁出非洲做准备。

澳大利亚加万医学研究所的遗传学家凡妮莎·海斯（Vanessa Hayes）说：“解剖学有观点认为现代人类出现在大约20万年前的非洲。这种观点已经出现一段时间了。”“但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是，现代人类文明出现的确切位置，以及造成他们后来扩散开去的原因。”但海斯教授的结论引起了同行们的质疑。

引发争论的地区位于博茨瓦纳北部、赞比西河盆地南部。研究人员认为，我们的祖先定居在非洲巨大的湖泊系统附近，那里被称为马加迪卡迪湖（Lake Makgadikgadi），该湖群现在盐沼泛滥。海斯教授说：“这个区域非常大，它本该可以很湿润和茂密。它本该为现代人类和野生生物提供合适的栖息地。”

在那居住七万年之后，人们开始迁徙。绿洲走廊开放后，整个地区的降雨量变化导致了13万年和11万年前两个节点的三波移民潮。海斯教授曾经在纳米比亚地区向当地猎人学习如何生火。

第一批移民向东北方向迁移，第二波向西南方向前夕，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口留在那里直到今天。

这种场景重现是基于对非洲数百个线粒体DNA样本（从母亲遗传给孩子的的DNA碎片）的家谱分析。

研究人员使用遗传学及气候模型对基因进行分析，描绘出20万年前非洲大陆的状况。但一位专家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这项研究持谨慎态度。他说，你不能仅凭线粒体DNA重建人类起源的故事。

其他化石起源论的分析暗示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东部。

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克里斯·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教授说，智人（现代人）的进化是复杂的过程。他未参与该研究，他对BBC说：“不能单凭现代线粒体分布确定现代人类起源是一个单一位置。这超出了数据范围。它只关注基因组的一小部分，因此它无法提供人类起源的全部故事。“因此人类文明起源可能有多个，只是尚未被发现。

人类历史上可能的重大进化节点

4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开始出现并遍布欧洲和亚洲

30万至20万年前：智人（现代人类）出现在非洲

5万至4万年前：现代人类到达欧洲

谢选骏指出：看了上述的叙事，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非洲这个现代人和文明的发祥地，但为何又是现在全球最落后的地区呢？不仅如此，其他地区也是如此，例如中国文明的发祥地河南，现在是中国本部最落后的地区（除了权谋）；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老区”现在也是全国范围最穷困的地区……“发祥地为何总是最落后？”抽象地说，这就是“历史的报应”。具体地说，这就是“传统的障碍。”甚至工业化社会也有类似的问题——先进的工业化信息化社会，往往在后来的发展中，就会落后一步了，因为陈旧的设备和习惯势力很难淘汰。发祥地为何总是最落后？因为成功是失败之父。

【014、反对派人士为何出入中国大陆】

《学者警告：有风险，连在香港转机都不要》（2019/11/25 木子编译）报道：

近来自称是"中国间谍"的王立强指曾干预台湾大选与媒体报导，被他爆出的幕后老板，也就是中国创新投资公司主席向心夫妇在离开台湾前被调查局拦下约谈。有加拿大学者警告，此时台湾民主人士应有所警觉，避免前往中国或香港转机，以免被中国拘捕，沦为人质外交的筹码。

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沈荣钦指出，先前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被捕后，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及商人斯帕弗（Michael Spavor）随后在中国被拘捕，中国更立刻枪毙两名加国毒品走私犯。

先前一名加拿大学者，渥太华大学资深研究员Margaret McCuaig-Johnston就表示，自己在中国遭监视，他在上海旅馆内的上锁行李更被撬开，内部被翻得乱七八糟。后来他被中国熟人告知，中国方面有份清单，可随时居留和审讯100名加拿大人士。

有鉴于此，沈荣钦表示，目前中国对于人质外交越来越得心应手，不仅台湾陆续有李明哲等人被捕，自2015年迄今已有13名日本人在中国以间谍罪被捕，例如先前被中国以学术研讨会名义诱捕的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也在本月15日遭到释放返回日本，目的是为了习近平明年对日本的访问铺路。

沈荣钦警告，如今台湾调查局与北检开始审讯向心及龚青，尤其台湾与澳洲两国民众更应该小心，如果中国近日逮捕台澳间谍，恐怕不会令人意外，台湾民主人士还是尽量避免赴中港，最好连转机都能免则免。

近来被中国逮捕的台湾人越来越多，继台湾前民进党党工李明哲先前入境中国后被捕，被依照"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五年。中国国台办更在11月13日证实，日前在中国"失踪"的三名台湾人蔡金树、李孟居和施正屏，皆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被拘捕，案件已进入审判阶段。

其中李孟居为民主运动人士，任屏东县枋寮乡公所乡政顾问，于去(2018)年8月前往香港旅游，期间过关到深圳上传解放军集结的照片给枋寮乡乡长陈亚麟后，随即宣告失联。

至于蔡金树是促进中国与台湾之间交流组织的主席，非台独支持者和民主运动人士，于2018年7月前往福建省泉州市参加两岸食品交易会失踪。施正屏是台湾师范大学退休副教授，2018年8月在中国失踪，他在退休后担任中国国营企业华夏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常往返两岸。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可能是透过逮捕越来越多台湾政治犯罪嫌疑人，来展现政治力量。长荣大学的退休政治学教授李宪荣更指出，中国方面更有可能对于支持台湾蔡英文政府的嫌疑人采取更严格态度，甚至有学者如今已避免前往中国，避免因为任何原因遭拘留。

谢选骏指出：反对派人士为何出入中国大陆？两个可能——一是奔丧，人之常情，不得不去；二是工作，为了生活，不得不去。如果是后者，也有两种可能，一是为了合作，而是为了对抗——如果是前者，或是帮忙或是帮闲，应无大碍；如果是后者，求仁得仁，又何怨。

【015、反抗北京的人为何要为北京作出伪证】

《电影纪录片〈刘晓波——反抗北京的人〉在德首映》（2019年5月24日 转载自由亚洲）报道：

2019年5月22日，电影纪录片《刘晓波——反抗北京的人》在柏林首映。

德国批准两名港独人士难民庇护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已故异见作家刘晓波的纪录片，亦同时在德国首映。影片追溯刘晓波参加八九学运、发起《零八宪章》等历程。导演哈斯基表示，在六四30周年到来之际，希望这部影片能够传回中国境内。（吴亦桐 / 程文 报道）

德国时间周三（22日）晚间，德法公共电视台（ARTE）与无国界记者德国办公室在柏林联合主办了纪录片《刘晓波——反抗北京的人》（Liu Xiaobo - L'homme qui a défié Pékin）首映式。这亦是该纪录片在全球范围内首映。

该片制作人和导演哈斯基（Pierre Haski）、无国界记者德国办公室负责人米尔（Christian Mihr）、德国电视台策划人穆勒（Philippe Muller）等参加了首映仪式并与观众对话。

该纪录片展示了已故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政治和精神遗产，涵盖刘晓波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小阳春时代赴美访学，毅然回国参与「八九学运」、到发起《零八宪章》、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直至去世的整个过程。电影在很多重要的场景里，用一把「空椅子」贯穿始终，隐喻刘晓波的个人命运及整个国家的集体命运。

影片从1989年「六四事件」的枪声开始，片中大篇幅使用「八九学运」天安门广场运动中的资料片段，包括当时的中共高层邓小平、赵紫阳等角力和中共出动军队、坦克镇压的历史片段。刘晓波被捕后被指控为「黑手」。2008年，刘晓波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外媒采访时，他说总得有人为选择付出巨大的代价。

纪录片还采访了包括徐友渔、夏业良、滕彪、余杰等《零八宪章》的参与者以及刘晓波生前故交，透过他们的回忆让刘晓波的知识分子形象更加丰满。

哈斯基为法国资深媒体人，他向本台表示，刘晓波的名字在中国鲜为人知，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尽其所能将他从人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他选择拍这部片子，不仅是因为刘晓波的勇气和道，还有其知识、思想的深度和独立坚定的价值观，他从未北京专制政府低头。

前学运领袖吾尔开希向本台回顾，八九学运开始后，正在美国访学的刘晓波于当年4月22日飞回北京，并马上与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并肩而战，刘晓波成为很多人的精神导师。吾尔开希说︰他还是以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无论是在发动《零八宪章》，还是参与各种活动的方式来继续他在八九年的精神。刘晓波说只要六四的事情一天得不到公正的解决，他就会以此作为执志。

另一位纪录片中的被采访嘉宾、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前会长贝岭也向本台表示，刘晓波已成为中国反对历史上最重要的象征。

贝岭说︰刘晓波是第一个在囚禁的刑期内过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的牢也是代表八九六四的那一代、1989年后民间的反对运动承受了牢狱，所以他成了我们未来反对运动历史上和未来中国民主化里面最重要的象征。

旅美法学学者滕彪强调，刘晓波对中国社会深刻的分析、和平非暴力主张，他的八九情结，他给中国甚至整个世界留下在深厚的遗产。滕彪说︰刘晓波对中国不断深入的思考，让他形成了非常成熟稳健的思想，他一直坚持非暴力抗争，这是非常可贵的；他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专制政府，这是中国社会非常需要的；还有就是他对八九年天安门屠杀念念不忘。在刘晓波去年快两周年的时候，希望全世界不要遗忘刘晓波的精神遗产。

该片在英国和台湾的上映时间为5月30日。导演哈斯基希望这部片子能够传回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他说这是对抗遗忘之作。

2019年5月22日，电影纪录片《刘晓波——反抗北京的人》在柏林首映。电影导演哈斯基（Pierre Haski）（右）德法电视台策划人穆勒（Philippe Muller）（左）与观众互动 。

2019年5月22日《刘晓波——反抗北京的人》片段中，刘晓波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并肩而战。

谢选骏指出：这部“纪录片”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抗北京的人为何要为北京作伪证？”回避这个致命的问题，这部所谓的纪录片就只是一个廉价的宣传片，毫无历史的深度与人性的价值。刘晓波1989年伙同其他三人作证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弥天大谎了。成千上万的牺牲者，在他们的伪证里竟然等于了〇！他自己最后也对这一无耻的叛卖有所反省，充满内疚地把诺贝尔奖转献给了六四亡灵！并且，命运还让他提前用自己的生命陪伴了六四亡灵。

【016、福布斯为何捧杀中国】

《福布斯：中国何以很快成为世界技术领袖》（2017-9-18观察者网）报道：

据参考消息网9月18日援引美媒称，技术领域的全球力量转移正在进行中。几十年前，中国在技术界被认为不过是一个模仿者。在国际科技界看来，中国企业复制西方产品的可能性大于它们迸发自有创新理念的可能性。但经过多年的政府支持、国内生产总值（GDP）强劲增长和对教育的大力投入，前景发生了变化。中国已经从模仿者转变为创新者，在金融技术、生物技术和机器学习的新时代，它估计会担负起全球领导角色。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9月12日报道，中国技术的发展得益于三个主要因素。首先，经济增长推动着互联网企业的扩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网民去年增长了6.2%达到7.31亿人，其中95.1%的人通过手机上网。而且，中产阶级日益壮大将导致对创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

其次，劳动力市场的强劲人才供应也帮助了国家的技术行业。近些年，一批训练有素的人进入科技行业。因此，一支庞大而精良的劳动力队伍形成，正好可以满足对未来技术的需求。有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作后盾，中国发展新技术的努力当然会受益。

第三，政府的大力支持不可忽视。中国中央政府创立了一套稳定的、具有可预见性的制度，并推出了扶持性监管政策。政府的大力投资也给了中国技术行业一个蓬勃发展的平台。北京对半导体行业的扶持就是现成的例子：电脑芯片是政府产业政策的中心内容，中国已经承诺到2025年向国内半导体行业投资1500亿美元。这些巨额补贴肯定会产生重大影响并使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半导体创新方面的主导者。

报道称，虽然中美两国在半导体生产方面仍有明显的差距，但中国政府的积极投资计划肯定会有助于它成为全球主导者。强大的半导体市场具有战略意义，因为中国希望满足对智能手机与日俱增的需求、使关键产业现代化和尽量减少对美国进口商品的依赖。

据《福布斯》报道，中国的主导金融技术市场将在中国技术的海外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技术市场，有着大批谙熟互联网的消费者。并购将帮助中国金融技术巨头在移动支付、供应链和消费金融、互联网借贷、在线理财、保险和个人财富等领域拓展国际影响力。

报道称，此外，中国的生物技术和制药技术必将蓬勃发展。如今，很多人才和海外投资者在考虑向这个行业投入资本。外国投资者正在积极寻求投资有前途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政府正在通过设立专门的生物技术区等激励措施来推动创新。

谢选骏指出：大家都知道，在一个像现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信息自由流通的社会里，是无法获得创新能力，也无法登上科技高峰的。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两次的科技发展高峰—作为“第二次春秋战国时代”的唐宋（唐朝相当于西周和春秋，五代和两宋相当于战国），也都是信息最能自由流通的社会，所以那时候的中国人也就获得了相对最大的创新能力。既然常识如此明白，《福布斯》又为何大胆胡说中国可以很快成为世界技术领袖呢？显然，这是一种捧杀，一种麻痹，一种让醒狮成为大头梦的阴险毒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愿中国永远不忘1980年代的忧患意识。

【017、改朝换代为何必要】

《藍綠兩球其實顏色一樣？實驗發現竟是真的》（聯合新聞網 2019年06月11日）报道：

網友秉持實驗精神，在備忘錄動手畫畫看。

近日在推特上瘋傳兩張圖，兩顆圓球的顏色實際上是一樣的。

網路流傳多年的「鞋子圖」，日前透過社群轉貼，討論度再次發酵，有人認為這隻鞋子鞋面是粉紅色、鞋帶為白色，也有人認為鞋子是灰色、鞋帶是藍綠色，專家指出是「色彩恆常性」的關係。此外也有許多照片因「視覺錯位」在網路上引發熱議，近日在推特上有兩張圖被瘋傳，圖中可以見到兩顆圓球，乍看之下會覺得左邊的球是藍色的，右邊的球是綠色的，但驚人的是，兩顆球的顏色實際上是一樣的！

這兩張圖是出自美國德州大學艾爾帕索分校的教授大衛諾維克（David Novick）之手，左邊圖是以黃色為底，球體上佈滿紫色小點，右邊則是紫色底，上面是黃色小點，這時會覺得左側的球為藍色、右側的球為綠色，不過教授卻說兩顆球是同樣顏色。

有網友將圖片放大截取部分球體的色塊，也有神人用PhotoShop還原這兩張圖的製造過程並拍成影片幫眾人解惑，還有將小點的顏色互換，發現兩顆球真的是一樣顏色，網友知道真相之後感到相當驚訝，「一開始不信，自己用備忘錄畫了一下是真的…」，還提問「所以皮膚黑的人到底穿什麼顏色的衣服顯白？」一些網友甚至悟出道理表示「環境決定你是怎麼樣的人」、「眼見不一定為憑」。

其原理是因黃色的明度比紫色高，當兩者同時且密集附著在同一顏色的物體上時，黃色會提高物體的明度，紫色則會降低物體的明度，色彩會受到不同環境影響時產生不同的反映，所以才會造成「視覺錯位」。

有網友將圖片放大截取部分球體的色塊，黃色會提高物體的明度，紫色則會降低物體的明度。

將兩圖的紫色、黃色圓點互換，會發現圓球顏色實際一樣。

谢选骏指出：现在大家知道改朝换代的必要性了——同样一些人、事、物，在不同的朝代会有不同的呈现。所以改朝换代的环境变化极为必要——改朝换代可以让绿色变成蓝色，也可以让绿色变成蓝色，大家看看台湾的例子就可以略知一二、举一反三了。

【018、共产主义为何能在中俄成功——哥萨克是俄罗斯的游牧民族】

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就像历史上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洲与中国的关系一样，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侵扰。而哥萨克人，就是这一关系的直接体现者。因为哥萨克是俄罗斯的游牧民族。

哥萨克（乌克兰语：козаки；俄语：казаки）是一群生活在东欧大草原（乌克兰及俄罗斯南部）的游牧民系，在历史上以骁勇善战和精湛的骑术著称，为支撑俄罗斯帝国于17世纪往东扩张的主要力量。移民中国的部分哥萨克被称为阿尔巴津人。他们实际上是一些蒙古化了的斯拉夫人。

13世纪开始，一些斯拉夫人为了逃避蒙古帝国中钦察汗国的统治而流落到俄罗斯南部地区，包括顿河流域、第聂伯河下游和伏尔加河流域。15、16世纪时，一些城市贫民与不愿成为农奴的俄罗斯、乌克兰农民迁徙到钦察汗国被推翻之后的俄南地区。这些人被称为“哥萨克”，即突厥语中的“自由人”。哥萨克人在俄南建立了一些地方政权。东欧因为平原多，山地少，因此哥萨克族群多数以河流命名，如“顿河哥萨克”，“乌拉尔河哥萨克”等。

哥萨克人以英勇善战著称。在俄罗斯历史上，沙皇通过收买哥萨克上层人物而控制哥萨克人。哥萨克人组成的骑兵，是沙俄的重要武力。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的过程中哥萨克是俄国的主要依仗。沙俄时期，一共组建了11个哥萨克军区。分别是：顿河、库班、捷列克（Terek）、阿斯特拉罕、乌拉尔、奥伦堡、西伯利亚、斜米列契（哈萨克）、外贝加尔、阿穆尔和乌苏里军区。此外，还有叶尼塞军区和伊尔库茨克团原本定于1917年组建，因故未能实行。

十月革命之后，哥萨克人少数参加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苏联红军，多数参加反共产的白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哥萨克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斯大林格勒攻防战中建立战功；同时也有一些人趁机反叛苏联的统治。

今天的哥萨克人不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居住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地，但他们是一个保持传统的人群共同体。2005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提出《关于俄罗斯哥萨克人的国家义务》议案，保护哥萨克人的传统。目前调查仍有约700万人自认为是俄罗斯哥萨克人。

（二）

哥萨克酋长国（乌克兰语：Het'manshchyna;  Viys'ko Zaporoz’ke）是乌克兰哥萨克国，由酋长国土地和扎波罗热哥萨克组成。该国存在于1649年至1775年间，位于乌克兰中部与东北部。酋长国成立于1648年的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第一位领导人是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统治时期为1648年至1657年间。

1654年的佩列亚斯拉夫条约（Pereyaslavska Rada）让乌克兰失去了独立性。而1667年的安德鲁索沃条约（Andrusiv）将该国分给了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次瓜分也让乌克兰哥萨克内各派发生冲突，而这场内战持续至17世纪末。18世纪酋长国的领土就只剩下左岸乌克兰。1764年，哥萨克国与酋长职位皆遭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除。

该国最开始定都于奇吉林，随后迁都至巴图林，最后迁至格卢霍夫。酋长国包括现在的乌克兰中部和现俄罗斯的一小部分。具体来讲，该国包括现在的切尔尼戈夫州、波尔塔瓦州和苏梅州（不包括东南部）、基辅州左岸和切尔卡瑟州，以及俄罗斯布良斯克州西部。而扎波罗热哥萨克地区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有自己的行政机关。

在赢得很多次对波战争的胜利后，酋长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在1648年圣诞节凯旋进入基辅，在那里，他被赞美为让人民摆脱波兰奴役的解放者。1649年2月，在与波兰代表团于佩列亚斯拉夫谈判时，赫梅利尼茨基很明显地向波兰人体现出他是罗斯人的唯一统治者，并将自己定位为全乌克兰统治者。

作为酋长国的统治者，赫梅利尼茨基参与了各个方面的国家建设中：在军队里、在行政机构里、在财政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他动用他在新乌克兰国家的最高权力，让扎波罗热哥萨克处在该哥萨克酋长的领导下，他也让乌克兰社会的各个方面统一于他的统治下。这需要建立一个政府机构、先进的军队、以及一个将哥萨克军官与乌克兰贵族排除在外的平民行政官，还需要建立哥萨克酋长国的精英阶层。

与俄国联合

在1653年克里米亚鞑靼人第三次背叛哥萨克后，赫梅利尼茨基明白了他无法再依靠奥斯曼帝国来进行反波斗争了，酋长被迫转而向莫斯科公国寻求援助。协商开始于1654年1月的佩列亚斯拉夫，协商双方中哥萨克一方包括赫梅利尼茨基和很多哥萨克，而莫斯科一方由瓦西里·布图尔林带领；协商终止于4月的莫斯科，其中乌克兰一方为萨米洛·博格丹诺维奇-扎鲁德尼与帕夫洛·泰泰里亚，而俄方为亚列克谢·特鲁贝茨科伊、瓦西里·布图尔林和其他莫斯科贵族（波雅尔）。

在条约中，扎波罗热哥萨克与莫斯科公国形成宗主地位，并且一分为二；哥萨克酋长国首都为切黑伦与扎波罗热，国家中心在扎波罗热要塞要塞周围。这份条约也引发了1654年至1667年间的俄波战争。

毁灭时代与对乌克兰的瓜分

赫梅利尼茨基去世后，他的儿子尤里·赫梅利尼茨基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但是，很不幸的是，他既年轻又无经验，但更明显的是，他没什么魅力，没有他父亲一样的领导才能。

1657年，酋长国总理大臣、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顾问伊凡·维霍夫斯基当选酋长，取代了尤里。维霍夫斯基试图制定一个更加独立于莫斯科的政策，并将自己定位为内战的中间派。扎波罗热哥萨克首领亚基夫·巴拉巴什和马丁·普什卡尔发动起义，这场起义在1658年6月于波尔塔瓦附近爆发的血腥冲突中达到顶点。在这场冲突中，维霍夫斯基虽然取得胜利，但是实力也被削弱，他决定与莫斯科公国断绝关系，在1658年9月16日与波兰签署哈蒂亚希条约。

在条约中，乌克兰将成为波兰立陶宛联邦第三个独立主体，处在波兰国王的君权之下，但拥有自己的军队、法院和国库。但这份条约从未实行，因为它不受乌克兰下层民众的欢迎，下层民众也发动了更多起义。最终维霍夫斯基辞职，逃到波兰。

这也导致了所谓的“毁灭时代”。在这个时期，内战遍布整个国家，直到17世纪。在1667年毁灭时代时，俄波双方签署安德鲁索沃条约，结束双方的战争，条约中哥萨克酋长国被分成左岸乌克兰和右岸乌克兰。酋长国只剩下左岸乌克兰与其核心基辅，和部分独立于莫斯科公国的主权、右岸乌克兰除了基辅以外，都划归波兰立陶宛联邦所有，酋长国的所有行政机关都被废除，波兰王国恢复了切尔尼戈夫省、基辅省和布拉茨瓦夫省的建制。

马泽帕时代

在伊凡·马泽帕被选为酋长后，毁灭时代正式结束了。马泽帕给国家带来了稳定。他让乌克兰再次统一于酋长的统治之下。酋长国在他的统治下欣欣向荣，而该国的文学和建筑学则更是。在马泽帕的统治时期发展出来的建筑形式被称为乌克兰巴洛克风格。

在马泽帕的统治时期时，沙皇俄国和瑞典帝国之间爆发了大北方战争。马泽帕与彼得一世的联盟让酋长国损失了很多哥萨克，也让俄罗斯干涉酋长国的内政。在沙皇拒绝出兵保卫乌克兰，阻止卡尔十二世的盟友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进攻乌克兰后，马泽帕与扎波罗热哥萨克在1708年10月28日与瑞典人结盟。关键之战发生在1709年6月的波尔塔瓦，这场战役俄罗斯胜利，也击碎了马泽帕让乌克兰独立的目标，乌克兰的主权在之前的一份条约中被与瑞典的主权绑定在一起。波尔塔瓦战役之后，酋长国的主权变得有名无实，而俄罗斯也成立了基辅省。

扎波罗热哥萨克的终结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哥萨克酋长国的主权被日渐剥削。在先前的几次尝试后，酋长一职最终在1764年被俄罗斯政府废除，被小俄罗斯执行管理委员会替代。于是，酋长国完全被俄罗斯帝国吞并。

1775年5月7日，在来自德国的女皇叶卡捷琳娜的直接命令下，扎波罗热要塞被毁。6月5日，俄罗斯炮兵和步兵包围了部落，并将其夷为平地。俄军对哥萨克实施裁减，国库档案被没收。科绍夫依酋长佩特罗·卡利尼舍夫斯基遭到逮捕，并被流放至索洛韦茨基群岛。这也终结了扎波罗热哥萨克。

文化

在酋长国，特别是在酋长伊万·马泽帕的统治时期里，乌克兰文化欣欣向荣。

教育

来自外国的访问者特别评价了酋长国极高的识字率，即使在平民中，也是如此。酋长国每单位人口拥有小学的比率要高过它的每一个邻国——波兰或莫斯科。1740年代，7个团区的1099个定居点中，有866个拥有小学。一位来到酋长国的德国访问者在他1720年的作品中，对酋长达尼洛·阿波斯托尔之子的情况做出了评价，阿波斯托尔之子从未出过乌克兰一步，却能流利地说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波兰语和俄语。在马泽帕治下，基辅执行管理委员会转型为一所学院，并吸引了东正教世界的一些重要学者。马泽帕在切尔尼戈夫建立了另一所执行管理委员会。很多在基辅受教的人，例如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的建立者）随后迁至莫斯科，因此，伊凡·马泽帕对教育的支持不仅提高了乌克兰的文化水平，也提高了莫斯科自身的文化水平。一所音乐学院在酋长国随后的首都赫鲁希夫建立。该院校友包括马克西姆·贝列佐夫斯基，他是第一名从俄罗斯帝国走出去，得到欧洲承认的作曲家；该院校友还包括德米特里·博尔特尼扬斯基。

除了基辅的传统印刷业外，新的印刷厂也建设在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和切尔尼戈夫。出版的大多数书籍实际上是宗教书籍，其中包括《彼得尼克》（Peternik），一本介绍基辅-佩切尔斯克修道院僧侣生活的书籍。人们也编纂关于当地历史的书籍。1674年，伊诺肯提·吉泽尔编写了一部书籍，关于莫斯科是古基辅的继承人的理论第一次得到了发展。

宗教

1686年，乌克兰东正教会由接受君士坦丁堡主教管理转为由莫斯科当局管理。但不论此前此后，当地教会领导人都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酋长伊凡·马泽帕与都主教瓦尔拉姆·亚辛斯基（1690年-1707年任职）关系非常密切。马泽帕将土地、金钱和整个村庄都贡献给教会。他也资助修建了基辅的几座宗教建筑，包括主显教堂和圣米迦勒金顶修道院主教座堂，并修复了几座旧教堂，譬如基辅圣索菲亚主教座堂，这座教堂在17世纪中期处于近乎坍塌的状态，这些建筑都是乌克兰巴洛克风格的。

社会

酋长国被分为以下五个阶级：贵族、哥萨克、教士、市民、和农民。

贵族：与受波兰统治的情况一样，贵族依然是酋长国的统治阶级，但是其成分和正统的起源已经彻底改变了。在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时，波兰贵族与波兰化的鲁塞尼亚贵族逃离了酋长国。结果，贵族阶级此时由留在酋长国的贵族（未被波兰化的老贵族家族与在起义中加入哥萨克一方的下层贵族）以及突然出现的哥萨克军官阶级构成。忠于酋长国的贵族不像波兰贵族那样土地被重新分配，而是依然留有他们的财产、土地和为他们服役的农民。同时，老贵族和新哥萨克军官被称为“高贵的军官同伴”（Znachni Viiskovi Tovaryshi）。因此，贵族阶级的性质在根本上就发生改变了。它不再看是否拥有古老的血统，而是看是否忠于哥萨克的国家。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哥萨克军官的土地和财产也变为世袭的，而这些哥萨克贵族与军官所拥有的财产也变得与那些被他们取代的波兰贵族的差不多了。

哥萨克：大多数哥萨克未能进入贵族的行列，他们还是自由的士兵。低阶的哥萨克经常对他们兄弟的富有而感到愤怒，他们要为频繁的起义负责，尤其是在17世纪内战频频不稳定的毁灭时代的时候。这些不满常常被莫斯科利用。扎波罗热要塞被用作逃离酋长国的哥萨克的避难所，就像其在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前一样。

教士：在酋长国时期，罗马天主教会和东仪天主教会的教士被逐出乌克兰。僧侣在酋长国地位非常高，掌有酋长国17%的土地。僧侣无需缴税，在任何时候都有农民为逃避税务而来到修道院。东正教统治集团变得和最强大的贵族一样富有而强大。[7]已婚的东正教士也不需要缴税。教士的儿子通常成为教士或做哥萨克文职官员。贵族或哥萨克做神职人员的情况并不常见，反之亦然。

市民：酋长国的12个城市实行马格德堡法，他们处于自治状态且拥有自己的法院、财政和税收。富有的市民能够在酋长国任职，甚至购买贵族头衔。因为城镇大部分都很小（大城镇如基辅或尼任居民也少于15000人）。和其他阶级比起来，这个阶级重要性不大。

农民：农民占酋长国人口的大多数。虽然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将波兰地主和权贵驱逐出受酋长控制的地区，让农民强迫劳动的制度在起义中减少了许多，但那些忠于酋长的贵族和东正教会依然希望农民处在他们的控制中，为他们服务。因此，起义的结果是大约50%的土地分给了哥萨克军官或是由农民控制的自由村庄里，17%的土地归教会所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和军官所有的土地与日俱增，而由农民和普通哥萨克士兵控制的土地逐年减少，而农民被迫为他们的地主劳动的天数越来越多，劳动量也越来越大。但无论如何，农民受到的压迫依然要较起义前少一些，且直到酋长国灭亡，他们也从未完全成为农奴，依然留有迁居的权利。

行政区划：酋长国被分为很多军管区域，被称为“团区”（polki），团区的数量多少取决于酋长国的领土大小。1649年，当酋长国控制右岸及左岸乌克兰时，共有16个这样的区域。在失去右岸乌克兰后，团区的数目被减少到10个。团区被进一步分为连区（sotnias），由队长管理。

酋长国由酋长、内阁和两个委员会——总理事会和主席团会议领导。酋长起初由包括全体哥萨克、市民、教士、甚至还有农民在内的总理事会选举得来。但在17世纪末，总理事会的作用变得更加仪式性，酋长由主席团会议选举得来。1709年后，获得提名的酋长需要得到沙皇的批准。酋长统治全国，直到去世或被驱逐。酋长全权管理行政机关、法院、财政和军队。而内阁则同时承担总参谋和内阁的作用。酋长也有权制定外交政策，虽然这个权力在18世纪越来越多地受到了莫斯科的限制。

构成酋长国的每个团区由团长管理，团长拥有该区的最高军事及民政权力。起初团长由该团区德哥萨克选举，到了18世纪则由酋长任命。1709年后，团长常常是由莫斯科任命的。团长的参谋包括军需官（副司令官）、法官、大臣、副官和掌旗官。

18世纪，酋长国的主权遭到破坏。在波尔塔瓦战役后，由主席团会议选举出来的指挥官须经沙皇承认。沙皇也频繁地任命每个团区的团长。1722年向酋长国负责的政府部门由外交学院转为帝国参议院。同年，俄国又成立小俄罗斯执行管理委员会来架空酋长，小俄罗斯执行管理委员会由莫斯科任命，由六位驻扎在酋长国的俄军军官组成，担当起第二政府的角色，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普通哥萨克与农民的权利免受哥萨克军官的抑制。在哥萨克选举酋长帕夫洛·波卢博托克来回应他，反对这些改革时，波卢博托克遭到逮捕，并死在牢狱之中，没有得到沙皇的承认。小俄罗斯执行管理委员会随后统治酋长国，直到1727年遭到废除，并选举了新酋长达尼洛·阿波斯托尔。一份由28条条令构成的法规被采用，控制酋长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在酋长国灭亡之前，这份法规一直有效。这份法规被称为28条批准法令，详情如下：

酋长国不能控制本国与他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但是该国能够在边界问题上直接与波兰、克里米亚汗国与奥斯曼帝国谈判，只要谈判签署的协议不与俄罗斯的条约冲突。

酋长国依然控制10个团，但该国的雇佣团被限制在三个。

战时，哥萨克必须接受驻扎在酋长国的俄军指挥官的指挥。

一个由3个哥萨克和3个由政府任命的人构成的法庭成立。

俄国人和其他非本国地主允许留在酋长国，但是不能从北方带来新的农民。

1764年，酋长的职位遭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除，被第二个小俄罗斯执行管理委员会取代，该管理委员会由4名哥萨克和4位由俄罗斯任命的人构成，该管理委员会由会长伯爵彼得·鲁缅采夫领导，鲁缅采夫小心但坚决地剥夺了当地只剩一点的主权。1781年，军团制度被逐步废除，小俄罗斯执行管理委员会被废止。两年后，农民迁移的自由遭到限制，这个地区的农民完全变成了农奴。哥萨克并入俄军，哥萨克军官被承认为俄罗斯贵族、与俄罗斯帝国先前在其他地区的做法一样，教会的土地遭到没收（在酋长国时期，教会自己就拥有17%的土地），分给贵族。酋长国的领土被划分为3个俄罗斯省份，这些省份的行政机关与俄罗斯帝国其他省份无异。

谢选骏指出：俄国为何会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因为沙皇没收了教会的土地、做出了恶劣的示范。正如中共的土改，其原因也要在满洲人在关内关外所推行的圈地运动中去细细发掘。没有哥萨克游牧民族，俄罗斯不可能扩张到西伯利亚和远东，苏联的十月革命也无法在中国建立傀儡政权。所以，共产主义无法在西欧北美肆虐，只能在东欧和亚洲这些蒙古人曾经猖獗的地方获得成功。而苏联和土耳其一样，尽管气焰嚣张，也只能从维也纳撤退。当然，哥萨克地处欧洲，不同于亚洲的游牧民族，但是，他们是一些亚洲化的斯拉夫人，就像匈牙利和土耳其是一些欧化的亚洲人。因此，他们能够成为欧亚之间的连接，帮助苏联向中国输出红色瘟疫。

【019、共产主义为何是自己的掘墓人】

《一种不可遗忘的历史动力——关于“恶”的历史作用》（赵家祥 2013-03-23）说：

从常识的观点看，肯定“恶”在历史发展中有积极作用，这似乎是奇谈怪论，因为人们历来倡导“惩恶扬善”。从教学的角度看，在哲学教科书列举历史发展动力体系中诸多动力时，很少有讲到“恶”的历史作用的。但是，只要我们认真查阅有关文献，特别是历史哲学著作，就不难发现，“恶”具有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的观点古已有之，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哲学对“恶”在历史上的作用有不少深刻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合理思想，对“恶”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科学的说明。正确认识“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对于全面深入地理解历史哲学的许多基本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全面认识和处理现实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不可忽视和遗忘“恶”这个历史发展的动力。

历史哲学中所说的“恶”与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恶”并不完全相同。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恶”主要是指作坏事的意思，如“恶贯满盈”、“罪大恶极”、“罪恶累累”、“十恶不赦”、“万恶滔天”、“恶人先告状”、“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等等。“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恶”有着更加广泛的含义，它包括私利、私欲、权欲、贪欲、犯罪、剥削、压迫、竞争、阶级斗争、殖民统治、侵略战争等等。作者先讲西方历史哲学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然后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讲马克思主义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观点。

一、西方历史哲学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

(一)基督教哲学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

在古代基督教哲学中，就提出了“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奥里留·奥古斯丁(354-430)的《上帝之城》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认为，自从亚当犯了原罪以后，世界便被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上帝之城，一个是世俗之城。前者属于上帝的信徒，后者被魔鬼撒旦所统治。奥古斯丁所说的“城”，相当于“社会”。而社会是人的群体，但不是杂乱无序的集合。他说：“一个人的群体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就他们所爱的事物达成共同协议而结合在一起。因此为了知道一个群体的性质，我们只需了解什么是他们所爱。”这两种不同的城，是根据两种不同的“爱”划分的。奥古斯丁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冲突：第一种冲突是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冲突。这种冲突根源于两种城中存在着的两种不同的爱：上帝之城中的爱是超越自我的对上帝的爱，世俗之城中的爱是蔑视上帝的自我之爱或自私之爱：两种不同爱酿成两种城之间的连绵不断的冲突和斗争。第二种冲突是世俗之城内部的冲突，这种冲突根源于人类自私的本性，是人与人之间为了追求一己的私利而互相倾轧、互相斗争。这种冲突和斗争是上帝对人类世俗罪恶的惩罚，并由此展开人类的历史。人类历史就是上帝的信徒与魔鬼的信徒不断斗争的历史。斗争的结果使人类不断趋向上帝的天国，同时把魔鬼的信徒打入地狱，上帝之城战胜世俗之城，上帝的信徒最终进入幸福的天国。这种观点显然是神秘主义的唯心史观，但也包含着合理思想：(1)这种历史观中包含着历史进步的思想；(2)这种历史观中包含着惩恶扬善的思想；(3)这种历史观蕴含了社会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及其解决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

(二)维柯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

维柯(1668-1774)是近代西方历史哲学上第一个较为系统的论述“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正是人们对自己私利的追求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动力。他在《新科学》一书中说：“人类由于受到腐化的本性都受制于自私欲和自爱的暴力。这种自私欲迫使他们把私人利益当作主要的向导，他们追求一切对自己有利的事物，而不追求任何对伙伴们有利的事物，他们就不可能把自己的情欲控制住或引导到公道的方面去。”维柯认为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推动历史发展的是人的共同意识。他反对把人类历史看作无数偶然事件的堆积或教皇与君主的意志和狡诈奸计的产物，力图在历史中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人们追求私利的行动，却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它不可能引导人类历史有规律地向着确定的方向发展。这显然是一种矛盾。维柯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呢？他认为，另有一种力量制约和疏导着恶的力量，使其向一定的方向发展。维柯把这种力量称之为“天神意旨”。这种“天神意旨”与奥古斯丁的“上帝意志”不同，它实际上是人类共同利益需求的原则，是人们的一种群体意识或共同意识。维柯说：“我们的批判所用的准则，就是由天神意志所教导的，对一切民族都适用的，也就是人类的共同意识(或常识)。这种共同意识是由各种人类制度之间所必有的和谐来决定的，民政世界的美全在于这种和谐。”又说：“共同意识(或常识)是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一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这就是说，群体意识分为不同的层次，有一个阶级的群体意识，有全体人民的群体意识，有一个民族的群体意识，以至有全人类的群体意识。而全人类的群体意识则是“由天神意旨教给诸民族的一个准则”、“一个共同的真理基础”。虽然每个个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样群体意识，但这种群体意识却对每个个人的意识和行为发生影响，能引导人们在现实的行动中作出各种判断和选择。

维柯举例说：人在野兽情况下只希求他自己的福利；娶得了妻子、生了儿女之后，就希求自己和他的家庭的福利；进入了公民生活之后，他就希求他自己和他所属的那个城市的福利；等那个城市的统治推广到若干个民族，他就希求自己和民族(或国家政权)的福利；如果若干民族由于战争、和约、联盟和通商而结合在一起，他就希求他自己和全人类的福利。他指出：“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中，人主要希求他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凭天神意旨，人才会被控制在上述各种秩序(或制度)之中，作为家庭、城市，最后作为全人类的一个社会成员而运用公道。如果不能达到他所希求的一切利益，他就要受这些秩序或制度的约束，只希求他所应得的那份利益，而这就叫做公道。所以调节一切人类公道的就是天神的公道，其目的就在维持住凭天神意旨来行使公道的人类社会。”由此可见，在维柯看来，公众利益或群体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而私人利益或个体意识则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同时必须看到，维柯的“天神意旨”仍然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三)康德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

康德(1724-1804)有着与维柯近似的观点。康德认为，自然赋于人各种各样的秉性。人的最基本的秉性有两种：一种是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一种是利他主义或集体主义。但人的本性的主导方面是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人的本性是恶的。正是恶的本性驱使人们为自己的私利而奋斗，并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但是，人的利他性又制约着利己主义的恶性发展。人的利己性和利他性的矛盾及其解决成了历史进步的动力。他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说：“个别的人，甚至整个的民族，很少想得到：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并且是往往互相冲突地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他们都不知不觉地是朝着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作为一个引导而前进着，是为了推进它而在努力着；而且这个自然的目标即使是为他们所认识，也对他们会是无足轻重的。”“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为的是要奠定一种对内的、并且为此目的同时也是对外的完善的国家宪法，作为大自然得以在人类的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秉赋的惟一状态。”康德的自然的目标表现为，它引导或迫使人们沿着自然的意图所规定的方向发展；先是使人的恶的本性激发出人的各种天赋，发掘出人的各种潜能，引发出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斗争。人们在饱尝了由恶的本性激发出来的盲目力量造成的痛苦以后，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劫难、破坏、毁灭以后，才会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摆脱这种恶欲横流、尔虞我诈的野蛮状态，建立具有法律约束的文明社会。这就是说，尽管人们都在设计着自己的特殊计划，追求着自己的特殊利益，实际上人是由自然操纵的，并由自然引导到自然给他规定的目标上去。个别的人，甚至整个的民族，都很少意识到，当每个人或每个民族按照互不相同、以至互相抵触的意图去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他们都不自觉地实现着自然的意图。总之，康德把人的恶的本性看作历史进步的重要杠杆。恶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善借以实现的工具。但历史的最终目的是善，发展道路是通过恶而达到善。

康德在论述人类社会的对抗性和人类合法秩序之间的关系时，把这个思想讲得更加透彻。他说：“大自然使人的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康德所说的“对抗性”，指的是人类“非社会的社会性”，即人类进入社会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又是和一种经常威胁着要分裂社会的贯穿始终的阻力结合在一起的。人具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因为他要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才会感到自己不止于是人而已，也就是说他才感到自己的秉赋得到了发展。然而他也具有一种强大的、要求自己单独化(独立化)的倾向，因为他同时也发觉自己有着非社会的本性，想要一味按照自己的目的来摆布一切，并且因此就会处处遇到阻力。可是，正是这种阻力才唤起人们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的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如果没有这种非社会性的而且其本身确实是不可爱的性质，人类的全部才智就会在一种美满的和睦、安逸与互亲互爱的牧歌生活之中，永远被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我们应该感谢大自然之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秉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人类要求和睦一致，但大自然却要求纷争不和。人类要求生活得舒适而满意，但大自然却要求人类能摆脱这样怠惰和无所作为的心满意足而投身到劳动和艰辛困苦之中去，以便我找到相反的手段好把自己非常明智地再从那里面牵引出来。康德说：“这种趋向的自然推动力，这种非社会性的及其贯彻始终的阻力的根源——从这里面产生出来了那么多的灾难，然而它同时却又推动了人们重新鼓起力量，从而也就推动了自然秉赋更进一步地发展——便很好地显示了一位睿智的造物主的安排，而并非有某个恶神的手搅乱了他那庄严宏伟的布局或者是出于嫉妒而败坏了它们。”康德这种关于人的社会性倾向与非社会性倾向的矛盾及其解决是推动历史进步和人自身发展的动力的思想是深刻的。

(四)黑格尔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

黑格尔(1770-1831)也充分肯定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自由的精神是历史的实体性动力，而由人们的自私心产生的欲望和热情则是历史的现象的动力。他摒弃关心、爱心、德性、仁义、情操之类的空话，认为个人兴趣和满足自私欲望的目的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源泉。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摘录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下面一些论述：“人们遵循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利己主义’”，“没有激情，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列宁同时指出，在黑格尔的著作中，爱的动机比较少，而且其范围也比较窄。列宁对黑格尔的这些思想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些思想“接近历史唯物主义”。

黑格尔认为，个人是一个特殊存在，他从事活动的力量来源于他的意志，而他的意志是与他的私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利己的欲望会激发起人的热情。他在《历史哲学》中说：“我现在所表示的热情这个名词，意思是指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简直可以说是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是人类全神贯注，以求这类目的的实现，人类为了这个目的，居然肯牺牲其他本身也可以成为目的的东西，或者简直可以说其他一切的东西。”黑格尔虽然把自私、恶劣的欲望看成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但他同时也看到私欲激发起来的热情不能不受理性的控制。从现象上和有限意识方面来看，人的行为和历史是一幕幕热情的冲动和表演；但是，从本质上和无限的理性方面来看，人的行动和历史同样也是理性的表演，因为理性非常狡猾，它利用热情本身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理性是有机巧的，同时也是有力量的。理性的机巧一般讲来表现在一种利用工具的活动里。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依照它自己的性格，彼此互相影响，而它自身并不直接参与其间，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下，天道或天意之于世界历程可说是具有绝对的机巧。上帝放任人们纵其特殊情欲，谋其个别利益，但所达到的结果，不是完成他们的意图，而是完成她的目的，而她(上帝)的目的与她所利用的人们原来想努力追寻的目的是大不相同的。”黑格尔认为，私欲、热情等等是历史发展的表层的或直接的动力，理性才是历史发展的深层的根本的动力。

维柯、康德、黑格尔关于“恶”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的思想虽然是深刻的，但却是不科学的。他们把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不是归结为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而是归结为“天神意旨”、“自然的意图”、“理性的机巧”等非人间的精神性的神秘力量，最终都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哲学，同样认为“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他们不是把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归结为神秘的“天神意旨”、“自然的意图”、“理性的机巧”之类的东西，而是归结为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特别是归结为人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恶”的历史作用问题，有许多深刻的精彩的论述，下面择其主要的内容扼要作些介绍。

(一)关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与“恶”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在1853年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一方面严厉鞭挞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犯下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又着重论述了东方社会的原始性、野蛮性和落后性，并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社会结构的破坏，是在东方实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变革，推动了东方社会的进步，非常鲜明地体现着“恶”在历史发展中可以起积极作用的思想。

马克思当时认为，只要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殖民主义者在自己的故乡还装出一幅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饰这种野蛮性了。他们极其残忍地屠杀东方人民，把这种屠杀当作乐趣，用东方人的身体发泄兽性，双手沾满东方人的鲜血。与此同时，马克思又认为，从纯粹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种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和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非常悲伤的。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和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信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创造精神。我们不应该忽视和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它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看着殖民主义者的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象观察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施与一点小恩小惠，他们就会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忽视和忘记，这种失去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蛮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残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忽视和忘记，这些小小的农村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由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从而造成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

在这里，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分析，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马克思是用价值尺度和历史尺度这两个尺度全面考察殖民主义者对东方社会的关系的。从价值尺度或道义尺度来看，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人民的残酷的掠夺和屠杀，马克思给予了严厉的谴责；从历史尺度来看，他又肯定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传统的、落后的社会结构的破坏，对东方社会的发展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其二，马克思主要不是从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角度观察东西方社会的冲突，而是从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的角度着重探讨有关东方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问题，如东方社会种种落后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东方社会落后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这些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近代以来落在了西方的后面？东方落后国家如何摆脱传统的束缚而走上新生的道路？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落后的根源在于自身的社会结构。亚洲所特有的农村公社、土地国有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使亚洲社会处于一种超乎寻常的稳定状态。尽管那里不断发生政治变革、改朝换代，但社会结构却始终没有改变。马克思从西方资本主义对亚洲入侵的过程中，看到了亚洲新生的曙光。他发现，亚洲的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可能土崩瓦解，亚洲式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文明的野蛮性、原始性和落后性改造的机制可能恰恰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因而，英国人对印度的侵略起了一种桥梁与纽带的作用，欧洲对亚洲的殖民统治也同样为亚洲社会的新生提供了契机。马克思指出：“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在这里表达和揭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历史哲学的基本原理，即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具体地说，就是在有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如果说“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话，那么“恶”则更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二)关于“类”的发展靠牺牲个体来实现与“恶”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李嘉图把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作为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的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还指出：“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它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因为“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思想不仅在科学上是诚实的，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或者是造成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西斯蒙第带着伤感主义的情绪责难李嘉图，并且认为，“为了保证个人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要造成个人的死亡。”马克思认为，西斯蒙第不理解“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理解历史进步要付出代价，不理解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整个人类的发展，要靠牺牲一部分个体，甚至整个的阶级或民族为代价。只有人类的一部分、而且是优秀的一部分首先发展起来，才符合整个人类的发展的利益，才能带动整个人类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西斯蒙第的“这种议论，就是不理解：人‘类’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进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

(三)关于奴隶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与“恶”的历史作用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到奴隶制的出现时，一方面谴责了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又认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进步。这是因为，首先，奴隶制保存了大量的劳动力，把奴隶用于生产劳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次，奴隶制甚至对于奴隶本身也是一种进步，因为作为奴隶重要来源的战俘，以前是被杀掉或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再次，社会有了阶级划分以后，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促进了古代科学文化的繁荣。奴隶制的剥削和压迫是非常残酷的，属于历史上的“恶”，但这种“恶”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却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杜林不懂得“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用一些泛泛的空话“痛骂奴隶制”。针对杜林的错误观点，恩格斯对奴隶制的出现及其历史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四)关于贪欲和权势欲与“恶”的历史作用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批判费尔巴哈大讲幸福、平等、爱在历史中的作用时，引用了黑格尔一段关于“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论述：“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恩格斯十分赞赏黑格尔这个思想。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制度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在讲这段话两年以前，恩格斯就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述过这样的思想。他在讲到文明时代所实现的进步时说：“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曾经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在这里，恩格斯在嘲讽“卑劣的冲动和情欲”、“鄙俗的贪欲”的同时，也承认了它们不仅推动了物质文明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认为精神文明的进步，如科学的发展和艺术的繁荣，也是靠这种“恶”来推动的。

(五)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恶”的历史作用

在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世界形势和俄国的自身形势的变化，黑格尔认为，俄国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已经丧失，俄国的唯一前途是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虽然要经受种种苦难，亦即经受“恶”的折磨，但这是历史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尼·弗·丹尼尔逊，由于不懂得“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会给工人、农民以至整个俄国社会带来种种苦难为理由，反对俄国发展资本主义，主张在俄国公社的基础上“嫁接”西欧的现代大工业。恩格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批判了丹尼尔逊的这种错误观点。

第一，批判了丹尼尔逊否认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错误观点。恩格斯认为，丹尼尔逊离开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放弃评价社会进步的历史尺度，主要从个人的好恶评价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这是极端错误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获得了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我们是否喜欢这些事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些事实照样继续存在下去。而我们越是能够摆脱个人的好恶，就越能更好地判断这些事实及其后果”。在这里，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评价的客观尺度。其实丹尼尔逊也看到了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俄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但他由于不喜欢这种变革而对其持否定态度。恩格斯则认为，这种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进步。他指出：“从1861年起，俄国开始以同一个大民族相称的规模发展现代工业。人们早就确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使用蒸汽发动机的机器工业，自己不能满足(哪怕是大部分)自身对工业品的需要，那末，它现在在各文明民族中就不可能占据应有的地位。俄国也就是从这个信念出发开始行动的，而且是以巨大的努力行动的。”

第二，恩格斯批判了丹尼尔逊以由于俄国政府的政策不正确造成家庭工业和农民副业的破坏为理由，否认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丹尼尔逊认为，俄国资本主义之所以得到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之所以给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是由于沙皇政府实行了保护关税等错误政策。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经济必然性使然，与政府政策的好坏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恩格斯看来，发展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必然排挤家庭工业的产品，破坏农民赖以生存的副业生产，这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全然不可避免的后果”，不仅俄国如此，当年的英国、德国也是如此。对于俄国我们不应该讨论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会不会破坏家庭工业以及与之有关的农业部门这个问题，而是应该探讨如何有利于本国大工业的发展问题，对此“俄国人必须抉择：他们的家庭工业是由本国的大工业还是由英国商品的输入来消灭。如果采用保护关税政策，就是由俄国人来完成；如不采用保护关税政策，就要由英国人来完成。在我看来，这一切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恩格斯批判了丹尼尔逊否认历史进步需要付出代价的错误观点。历史进步与代价付出是一对孪生兄弟：历史进步必须付出代价，而付出的代价又会由历史的进步来补偿。恩格斯指出：“既然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之后需要有本国的大工业，那它只能拥有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的大工业。而有了这种形式的大工业，它就要承受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其他所有国家所带来的一切后果。”这一点在俄国尤为严重。这是因为“俄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最后波及的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强烈得多。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五十万地主和大约八千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凯旋。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恩格斯还说过：“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没有社会的巨大变革，没有整个阶级的消失，那是不可能的；而这必然要引起多么巨大的痛苦，使人的生命和生产力遭受多么巨大的浪费，我们已经在西欧看到了。”同时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即“资本主义正在展示出新的前景和新的希望”，“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六)关于罪犯、犯罪与“恶”的历史作用

英国讽刺文学和民主主义的伦理学作家、医生和经济学家贝·曼德维尔(1670-1733)，在《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一书中，说了一段非常深刻而又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我们应该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引证了曼德维尔这段话并给予高度评价。马克思认为，曼德维尔“已经证明任何一种职业都具有生产性”，“只有曼德维尔才比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庸人们勇敢得多、诚实得多”。马克思从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的角度，发挥了曼德维尔的思想。他认为，“罪犯”是一种“恶”，它是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无疑有其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一面，人们不能颂扬罪犯，纵容犯罪，更不能说在社会高度发展以后，罪犯也不会消失，不能认为将来罪犯一旦消失，社会就会毁灭。同时也要看到，罪犯的存在，可以引发出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的一些部门，引发出产业结构中的一些产业，可以给一些人提供就业机会，可以成为人们观察和研究的对象。犹如“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课提纲”等等一样，“犯罪生产罪行”。如果我们把罪犯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就可以摆脱许多偏见”。

第一，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为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讲课提纲。这些教授不仅可以从中获取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给个人带来快乐。

第二，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法庭差役、法官、刽子手、陪审官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职业中，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中的一定部门，而且这些不同职业发挥着不同的人类精神能力，创造出人们的新的需要和满足这些新的需要的新的方式。例如，“单是刑讯一项就推动了最巧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促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有工可做”。

第三，罪犯生产印象，有时生产道德上有益的印象，有时生产悲惨的印象，具体生产出哪种印象，要看情况而定。不仅如此，他还在唤起人的道德和审美感这个意义上为人们提供一种服务。罪犯的犯罪行为作为文学艺术的对象，还可以生产出艺术作品、文学作品，如小说，甚至悲剧，缪尔纳的《罪》和席勒的《强盗》都证明了这一些，《奥狄浦斯王》和《理查三世》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在资本主义社会，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的太平景观。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局势和动荡，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竞争的刺激就会减弱。因此，罪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罪犯使劳动市场减少了一部分过剩人口，从而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额以下；另一方面，反对罪犯的斗争又会吸收另一部分过剩人口。这样一来，罪犯便成了一种自然“平衡器”，这种“平衡器”为一系列有用的职业开辟场所。

第五，罪犯还从多方面对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影响。例如，如果没有小偷，锁就不会达到今天这样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券的印制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完善；如果商业中没有欺骗，显微镜可能就不会应用于通常的商业领域。应用化学取得的成就，不应该只归功于诚实生产者的热情，也应该归功于伪造和为发现这种伪造所作的努力。由于犯罪使侵夺他人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所以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日益更新。从国际范围来看，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可能就不会形成世界市场；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也可能就不会形成民族本身。

三、对“恶”的历史作用的几点说明

关于“恶”的历史作用问题，十分复杂，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为了防止误解和歧见，特作以下几点说明。

第一，我们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是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而不是说“恶”是历史发展的惟一动力。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构成人类社会的一切要素和矛盾，都可以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诸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革命和改革，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以及分工协作、需要、利益、社会交往等等，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它们彼此联系、互相制约，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体系，“恶”只是这个动力体系中的一个方面。

第二，我们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不否认与“恶”相对立的“善”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善”，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表现在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在一国之内，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政治民主，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目标一致，互相合作，互相谅解，和衷共济，患难与共，互相尊重，与人为善，宽厚仁慈，通情达理等等；在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和睦相处，平等互利，协商对话，友好往来，求同存异，互通有无，坦诚相待等等，都能推动历史发展。我国人民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就更加要强调和发挥“善”的作用。既不能看不到“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又不能把“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绝对化。

第三，我们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不是说“恶”能单独地、直接地推动历史的发展。作为历史发展动力之一的“恶”，一般都是在与历史发展的其他动力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中推动历史发展的。例如，马克思在讲“罪犯”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时，是从罪犯所引发出来的新的社会分工和生产部门的角度加以分析的；作为“恶”的一种表现的剥削的历史作用，总是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和分配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恶”的另一种表现的政治压迫，又往往是和反动剥削阶级在上层建筑中占有统治地位分不开的；作为“私欲”和“贪欲”表现的“恶”，总是与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即使象维柯、康德、黑格尔在把“恶”作为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时，也是指“恶”所激发出来“激情”、“热情”、“天赋”、“智慧”推动历史的发展，而不是指“恶”自身能直接推动历史的进步。

第四，我们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不是说“恶”在历史发展中只有积极作用，没有消极作用。日常生活中的“恶”在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安定、影响社会生活、威胁和损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起着极大的消极作用。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遏制“恶”的行为的发生，与“恶”的行为作斗争，铲除危害社会和人类的“恶”的行为。“恶”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也往往是在人们与“恶”作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我们要倡导“扬善抑恶”、“以善制恶”、“除恶务尽”的良好社会风气和社会行为，营造和睦温馨的社会生活环境。即使像“竞争”这种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恶，也要有一定的限度，过度竞争也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

谢选骏指出：既然“恶是一种不可遗忘的历史动力”，那么，致力于“消灭恶”的共产主义，岂不是在致力于毁灭人类历史的基本动力？如此一来，共产主义岂不是在致力于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事实确实如此，共产主义推行的越多，社会就越是陷入死亡。——凡是共产主义成功的地方，历史就陷入了停滞状态。所以，最后是共产主义灭亡了，而不是人类历史终结了。为了历史能够不断进步，请结束共产主义，让马列主义的匹夫们退出中国吧！

【020、古典音乐为何沦为乞丐】

网文《没人要听古典乐，管弦乐团得靠接济》说，编制庞大的交响乐团营运成本很高，在美国的处境尤其严峻。

美国管弦乐团正日益面临一项严峻的现实：它们现在已变成慈善乐团，因为平均来说，它们对慈善捐助的依赖程度已高过售票所得，而后者一向是乐团的主要收入来源。

虽然管弦乐团一直都需要补贴，无论它来自君主、教会、政府或金主，根据同业协会“美国管弦乐团联盟”2016年11月29日公布的报告表明，两者的消长已转变至通常慈善捐款多于售票收入的地步。报告还发现，管弦乐团在售票上已来到拐点：2013年，乐团首次无法再从套票订购上赚取大部分的售票收入，数十年来他们一直十分仰赖这项收入。

这些变化迫使管弦乐团做了彻底的改变，从如何组织员工，到如何界定任务。透过前述报告以及对乐手、乐团管理人员、工会官员的访谈，可以勾勒出一个领域正在转型的景象，有的乐团在苦撑，有的经营良好，但随着古典音乐的足迹在更广泛的文化中逐渐缩小，几乎所有乐团都在努力适应变化。本季已经出现的状况计有：德州福和市交响乐团的长期罢工；知名的费城管弦乐团发动了48小时罢工；而匹兹堡交响乐团也仍在进行惨烈的罢工，而即使在匹兹堡经历去工业化的最痛苦年头时，这个顶级乐团仍然发挥了提升该市形象的作用。

举例来说，管弦乐团（及其不断扩大的营销部门）如今必须撒出更多银两，在音乐会很难满座的此刻，全力推销个人票和团体票。（前述研究发现，2010年到2014年，观众人数下降了10.5％之多。）而在乐团和发展部门努力向慈善家招手之际，许多乐团现在不仅不再只制作音乐，也提供更多的教育课程和小区参与计划。最后，许多董事会和管理者越来越迫切想抑制成本的增长，而这可能会导致像匹兹堡罢工那样的劳资纠纷。

管弦乐团如何有效吸引慈善机构的支持，已日益成为它们生存的关键。前述报告发现，2014年，管弦乐团收到的每1美元当中，平均有43美分来自捐款，40美分来自售票、巡回演出、音乐厅出租、停车场以及其它收入来源；其它剩余部分来自投资。

……

谢选骏指出：古典音乐为何沦为乞丐？因为它已成为金钱的奴隶。西方音乐本来起源于教堂，那时它在本质上是义务演出的，虽说教会也免俗不能，但毕竟演出不是直接和金钱挂钩的。所以历史证明，教会先于音乐遭到金钱腐蚀。后来音乐家们贪图金钱，脱离教会自立门户，直接捞取名利。不过短短一百多年，就把上千年积累的底气挥霍一空，不再有杰出作品。现在又混了一百多年，不仅创作枯竭，就连演奏都无以为继。看看这些演奏家，哪里还像艺术家，完全是生意人，连弄臣都不如。今天去总统面前卖乖，明天到商人那里乞讨，就靠出卖古典的血汗自肥。他们的目的是名利，而不是艺术，所以他们终被逐出艺术的殿堂，甚至比不上通俗乐手了。

【021、国际比较为何让人望而却步】

《BBC事实核查告诉你为什么很难进行国际间比较》（BBC 2020年4月24日）报道：

面对新冠战役，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相比做得怎样？但前提是你必须确保对比相同的事情。我们先以美国为例，截止到4月20日，美国死于新冠人数超过4万人，比任何国家都多。但是美国总人口有3.3亿。如果我们把西欧5个最大国家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人口总和加起来大约是3.2亿。而这5个国家到4月20日为止新冠死亡人数总和却超过8万5千人，是美国的两倍以上。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只看数字。

爱丁堡大学研究数据科学的教授Rowland Kao认为，要想进行有效比较，必须要考虑两方面比较广泛的议题。即：进行比较的数据是否指同一件事或具备相同条件？如果围绕疾病传播所有因素的流行病学不一样，比较两组数据是否还有意义？

统计死亡数据——我们先来看一些数据。各国在登记新冠死亡人数时存在差异。比如，法国报告的每日死亡人数包括了养老院里的死亡人数；但是英国报告的每日死亡人数仅限于医院里死去的人，不包括养老院中的。同时，在统计死亡人数和原因方面也没有一个国际间可接受的统一标准。例如，必须要经过检测后才能算做新冠死亡呢，还是只要医生怀疑病人死于新冠就可以呢？再有，是否新冠病毒是致死的主要原因，还是只要死亡证书上提到新冠就可以呢？你比较的是否是同样的事情？

死亡率——当前许多重点集中在死亡率上，但是如何计算死亡却有不同的方法。一种方法是看确诊病例中的死亡比例。然而，不同国家检测方法也不尽相同，比如，英国只对那些病情严重到住院的人进行测试。这种方法跟进行广泛测试的国家相比，可以让英国的死亡率看起来要高得多。一个国家检测得越多，其所发现的轻微症状、甚至没有明显症状的病例就越多。因此，确诊病例的死亡率和整体死亡率是两码事。

另外一种办法是，用死亡人数与该国人口数量相比较，例如每百万人口中的死亡人数。此外，还要看单个国家疫情所处的阶段。如果这个国家还处于疫情的早期，那其死亡率还有相对较长的增长空间。同时，在进行比较时也不要忘记大多数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将会康复。

政治因素——不难理解，如果是一个政体受到严格掌控的国家，人们很难相信其数据的可靠性。比如，像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 他们的死亡数据是否准确我们无从所知。如果按每百万人口的死亡比例来看，即使武汉把死亡数据上调50%之后，中国的死亡人数仍然非常低，但是，我们能真正相信这些数据吗？

人口因素——不同国家的人口差距巨大。例如，一个国家的人口平均年龄以及居住分布等的人口统计学尤其重要。以英国和爱尔兰为例，如果把这两个国家相比较就会有问题。因为爱尔兰人口密度比英国低得多，而且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乡村地区。如果要比，可以拿都柏林市与英国与之面积相同的城市地区，例如默西賽德郡相比，而不是用两个国家整体来比较。同时，在比较时还要确保人口结构方面要保持一致。如果拿欧洲与非洲相比可能意义不大，因为非洲国家的人口要年轻得多。而老年人感染新冠后更容易死亡。

医疗服务体系差异——但另一方面，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医疗卫生系统要比大多数非洲国家好得多。这当然对一个国家在受到新冠疫情冲击时影响巨大。同时，还有不同文化如何适应社交疏离因素等。很显然，卫生系统在控制大疫情时可以起到关键作用。英国南安普敦大学教授塔特姆指出，还要看人们是否会积极寻求治疗；去医院就医是否容易；能否得到免费医疗等？这些方面都存在地区差异，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另外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合并症问题，即有多少人在感染病毒前就有糖尿病、心脏病或高血压等。

测试检验——凡是那些在疫情初期进行大规模测试，并后续追踪传染源的国家似乎在减缓疫情传播速度方面做得最为成功。比如，德国和韩国这两个国家死亡率要低得多。所以，人均测试量可能在预测低死亡率方面非常有用。但即使如此，各国统计测试的方法也未必相同。有些国家记录的是他们检测了多少人？而另外一些国家记录的是总检测量，比如，许多人可能检测了多次才得出准确结果。另外，还需要考虑检测的时机。例如，大多数检测是在医院还是在社区中进行的？

德国和韩国都是从疫情最初期就进行积极测试的国家。他们因此从中学到了有关该病毒是如何传播的许多知识。意大利虽然后来也做了大量检测，但它做的相对较晚。意大利是在疫情已经严重后开始增加检测的，因此，致死率相对较高。英国也是一样。 

比较困难——那么，通过这些比较我们能得出任何有效结论吗？牛津大学的奥克教授（Prof Jason Oke）表示，人们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国家比另外一个国家做得好，我们能从中学到些什么？他说，检测似乎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奥克教授表示在疫情结束前不太可能确定哪些国家对此处理得更好。他说，直到疫情结束后我们才能为下次真正学到经验教训。

谢选骏指出：国际之间的比较为何让某些人望而却步？因为“是驴是马拉出来遛遛”，“比较就会产生优劣的联想”，甚至“一决雌雄”——国际比较因此让那些人望而却步了。

《欧洲疫情重灾国迈向疫后解封》（2020年4月22日 法广RFI 呢喃）报道：

世卫组织4月26日午间数据显示，欧洲新冠死亡人数达122846人，确诊人数1367124人。法国方面，医院单日死亡人数创一个月以来最低点（198人）；与此同时，重症患者存量减少到4725人，这是17天以来的新低。疫情多个参考项曲线趋缓，多国政府准备宣布逐渐解封政策。

4月26日星期日，西班牙记录到单日死于新冠病毒人数288人，这是3月20日以来的最低点。死亡累计达到23190人的西班牙按这一统计来看排在美国和意大利之后，疫情缓解的迹象让西班牙政府做出逐步解封的决定。该国14岁以下的孩子今早终于可以出门，这是六周以来的第一次，当然，孩子仍然需要至少一名成年人的陪同，出门时间不能长于一个小时。年满14岁的未成年人则可以按照成年人疫情期间出行规则，出门遛狗，或者购买食品等必需品，但直到5月2日，仍然不可以向成年人一样享有出门散步或者做运动的疫情期间权利。如果疫情情况不乐观，孩子们还需要再等等。

西班牙健康局认为，该国在4月2日跨过了疫情巅峰，当时全西班牙单日死亡人数曾经达到950人。西班牙在3月14日进入严格限制状态，持续到5月9日，之后将视情况逐步软化限制，首相桑切斯表示，下周二将出台软化限制详细规则。

这也是法国政府正在准备的事：部长会议下周将在周二早间举行，而非像往常一样设在周三，这是为了会后总理菲利普可以在15点于国民议会发布5月11日起即将执行的解封战略政策，主要涵盖：健康，学校，工作，商贸，交通与集会。爱丽舍宫则表示，总理将只是搭建解封的大框架，具体执行细节将和各省政府和市政府共同制定，“进行为其一周的极其繁重的讨论”。按照累计死亡人数来看，法国以22614人排在全球第四位，夹在西班牙和英国之间。

法国政府准备的解封政策当中目前最受诟病的要数学校复课。政府正在考虑让初高中的学生和教职工群体佩戴防喷溅口罩，早晨在家测量体温之后再去学校，校内食堂特殊安排等。卫生部长维兰表示，5月11日之后病毒检测能力将提升至每周50万-70万次，“所有出现症状者都可以接受检测”。而“大众口罩”也将从5月4日开始发放，药店当中也可以贩卖此类口罩。有关电子追踪，负责数码事务的国务秘书塞德里克-欧承认，追查病毒携带者是一个挑战。周日，法国国家信息自由委员会要求政府“额外保障私人信息”。

意大利累计死亡人数则记录到26384人，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意大利总理孔特通过该国共和报宣布，境内工厂将从5月4日开始复工，但学生返校将推迟到9月。孔特表示，“从工业生产到建筑，部分行业将复工”，复工企业必须遵守非常严格的健康措施，而战略性的企业例如出口等，可以在警察局允许的前提下，从下个星期就复工。政府表示，具体解封措施将最晚在下周初宣布。孔特还表示，研究显示当前病毒传染性仍然高企，而事实证明意大利学生的远程学习状态很好，因此返校复课预定从9月开始执行。至于意大利目前执行的严格的出行政策，截至目前意大利人出门要携带证明文件，只能是为了工作或者为了健康问题，而且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出城。孔特表示，将会有一些软化政策，但并没有提到具体细节。

德国方面，外交部长马斯星期天表示，不赞成欧洲对零散游客开放边境，德国希望欧洲对相关问题制定统一联动政策。马斯表示，已经有了游客携带病毒导致局部疫情爆发的先例，例如奥地利的滑雪胜地伊施格尔曾经出现德国，挪威，冰岛等旅客感染的情况。奥地利本周对三处著名化学圣地解封，其中就包括伊施格尔。奥地利政府非常希望逐步恢复旅游业，尤其是希望允许德国游客入境消费，而非等待欧盟官方解封。德国的旅行协会也报告称，该国60%的旅行社面临关门大吉的风险，而高达80%的旅社已经申请国家补助。对此，德国外长马斯表示，欧洲必须对旅行自由的重置达成统一，必须尽快，但也要负责，不能“让防疫努力前功尽弃”。4月25日，柏林警察逮捕了上百人，这些人厌倦了遵守社交距离，示威抗议政府的防疫政策。示威者人数上千。

有关电子追踪，德国政府周日改变态度，宣布采取“去中心化的手段，追踪与染病者有接触的群体”。直到周五，德国政府还在支持8国130名研究人员开发的“泛欧洲隐私存储近距追踪”系统，这一系统将中心化管理采集的数据。而本次改变主意，选择去中心化管理私人数据，德国政府可能会接触瑞士，奥地利，爱沙尼亚政府，以及苹果与谷歌合作展开的DP-3T-“去中心化隐私保存近距离追踪”项目。

谢选骏指出：国际之间的比较虽然让人不快，但是国际之间的比较还是难以避免，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察事实。不敢面对这些事实的人，是典型的英国伪君子。

【022、汉奸为何避讳斯大林侵占中国国土】

《斯大林下令侵占中国国土，为什么我们课本却不这样讲？》（2017年9月18日搜狐网）报道：

在大陆，存在两种抗战史。一种是长期宣传的抗战史，这种抗战史已经遇到了严重信任危机。第二种是近年来随着宣传研究范围的扩大，更全面，更符合史实的抗战史，这类抗战史没有抹杀国军和中共等力量的巨大抗战功绩，对第一种抗战史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但这仍然是严重残缺的抗战史，这类抗战史忽视了抗战时期的基本史实：除了日本全面侵华之外，还有苏联也曾大规模侵略中国。对那段中国苦难历史的完整叙述应该是——斯大林侵华史。

顺着这个思路再去翻开尘封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抗战时期日本和苏联共同侵华，斯大林是苏联侵华元凶，结局是日本败于中国和苏联，中国又惨败于苏联，苏联成为最大的赢家。中国抗战总体来说是以失败告终，中国是二战战胜国中领土损失最大的国家，领土损失也超过了战败国德国和日本。苏联侵华极大地影响了抗战的发展和结局，更深刻影响到抗战后中国的的命运。

二战结束后，日本将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归还中国，但17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唐努乌梁海却被苏联吞并，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独立，成为苏联牢牢控制下的卫星国，这是数百年来最大的一次国土分裂事件，中国版图形状由海棠叶大大缩水成现在的样子。

欺负中国的列强中，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中苏（俄）关系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

苏俄才是德意法西斯的老师。随着大量历史真相被逐渐揭露，越来越多人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无论从内政还是外交上，都属于与纳粹德国类似的法西斯国家，就内政而言，苏联当权者在国内奉行残酷的专制独裁政策，大清洗、大饥荒和大镇压导致数以千万计的苏联人非正常死亡，残酷程度远远超过德意日这样的典型法西斯国家。

在对外方面，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密谋侵略瓜分东欧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9月，苏联与纳粹德国先后侵略波兰，共同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又侵略芬兰等国。1941年6月，苏德内讧，德国抢先进攻苏联，苏联被迫成为反纳粹力量，最终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帮助下取得胜利。

二战结束后，苏联领土增加七十多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被苏联完全吞并的波罗的海三国和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并使东欧多个国家和外蒙古成为苏联卫星国。苏联通过二战在全世界急剧扩张，成为唯一大获全胜，逃脱惩罚的法西斯侵略者。

日本和西德战败后便抛弃了极端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被成功改造成现代民主文明国家，而斯大林主义对中国、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伤害，在二战结束后仍延续很长时间。

简单了解一下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史。

苏俄早在成立之初，就侵占了中国唐努乌梁海和外蒙古，时间比日本侵占东北还要早得多。斯大林上台后，加大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力度，1929年在东北爆发苏联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中东路战争。在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成立之前，中国北方还存在苏联非法驻军并全面控制，不被中国与世界承认的两个傀儡国家：图瓦人民共和国（唐努乌梁海）和外蒙古，与日军占领下的伪满洲国（东北）性质相同。

中国人浴血抗战，付出巨大牺牲牵制日军大部分军力，使苏联得以从远东抽调大批军队参加对德作战，有力地支持了苏联卫国战争，但苏联却恩将仇报，还对中国趁火打劫，1941年4月与日本签订践踏中国主权的苏日中立条约，成为日本侵华最大帮凶，于1937年和1944年大规模出兵侵略中国新疆，在远东地区清洗屠杀大批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如海参崴的华人全部被清除。1944年更是非法吞并中国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国土至今未归还，苏联这一侵略行为比日本还恶劣，日本都未曾在没有签订条约的情况下公然将中国领土划为日本领土。

1945年，日本败局已定，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原子弹后两日，苏军在未经中国同意的情况下匆忙出兵东北夺取胜利果实，非法抢劫大量财富和工业设备，奸淫掳掠，迫使中国在日本宣布投降前一日与苏联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外蒙独立，将中东铁路，旅顺大连港口等权益让给苏联。

俄国之祸，远超日本。历史上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就已经至少割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而苏联侵华扩张给中国造成的伤害又超过了沙俄侵华。日本早已战败投降，并归还前占领的领土，多次道歉反省，而俄国与苏联侵华至少使中国丧失三四百万平方公里北方国土，至今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不能没有一个说法。

对于苏联侵华，不能选择性遗忘和双重标准，这不但是对苏联侵华死难者的不尊重，也是对更多的抗战死难者的不尊重，也对不起失去的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等重大代价，不能付出了惨重代价和千万伤亡，却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历史总是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健忘症，这是被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们为后人解密历史，恰恰是想让人们记住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黑暗和罪恶。

谢选骏指出：汉奸为何避讳斯大林侵占中国国土？因为在汉奸集团看来，苏联才是她们的祖国、斯大林才是他们的干爹。所以，汉奸集团先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还有那个怪胎“改组后的国民党”，孕育了汉奸集团先后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汉奸毛泽东从来不说“打倒国民党”，只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因为这个没有胡子的软骨头章鱼“男人”，自己就是一个国民党、一个超级刮民党。

【023、和平演变为何在中国功亏一篑】

网文《和平演变》报道：

和平演变是一个政治概念，指民众或政治团体发起和平的政治的变革活动。在国际上，泛指外国使用媒体或互联网对本国进行宣传外国制度的优势，迫使本国社会制度发生剧变的一种政治手段，和平演变最震惊全球的案例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用语中，和平演变特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采用媒体渗透，宣传等非武力手段进行颠覆的活动，而不是演变国民众的自发行动。

成功达成妥协与政变的和平演变——

美国的和平演变

美国的黑人维权运动的主题即是“非暴力”达成美国政治社会以往的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的变革，多次黑人维权事件后美国人权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

中华民国的和平演变

台湾民主势力在台湾的美丽岛事件，被推行党国教育的中国国民党指责为“乱国”事件，这些发起民运的台独人士，被国民党指“幕后”有美国的支持。但此事件后，中华民国和平达成了解严、开放党禁、报禁等一系列台湾社会的政治变革。

苏联的和平演变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被1990年代的江泽民等人认为“是西方国家促成的”，不过很多人的观点是苏共自身的官僚体制与腐败造成的，而其中较主要的因素是苏共党中央作出的严重错误的决策及路线。这个观点被包括中共内部学界在内的人士所认同，中共也认为苏共在苏联解体前作出的错误决策和制定的错误路线，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共党中央告诫中共党员干部要杜绝官僚主义，坚决贯彻邓小平制定的路线方针，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不断探索和进步，同时自觉地抵制国际、国内的诱惑。

颜色革命

21世纪初期一系列发生在中欧、东欧独联体国家的以颜色命名的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也被称为“颜色革命”。

委内瑞拉的和平演变

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在1998年成功当选，放弃原有新自由主义政策，废除旧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及进行修宪，把原本的“委内瑞拉共和国”改名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并以和平方式实行社会主义，称为“玻利瓦尔革命”，但此事件被西方民主国家视为个人独裁主义的革命，是民主的倒退。

遭到镇压或失败的和平演变——

中华民国的和平演变

中国国民党由于实行一党独大与“白色恐怖”政策，所以在台湾美丽岛事件之前的统治中，一直对于“和平演变”以及政治改革的呼声持血腥镇压态度，将部分台独人士当作“中共匪谍”来看待与镇压关押迫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演变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中国社会和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效仿西式民主、全盘西化被视为中国未来唯一的出路。1986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未取得成功。终在1989年爆发六四事件。最终，中国政府出动军队清场，对示威者进行了镇压，造成双方均有伤亡。后果是部分示威者流亡海外，使得中国受到西方国家制裁。短期内，中国外交陷入困境、经济发展倒退。

与六四事件同一时间开始的东欧剧变，导致一系列共产主义政权相继倒台。反和平演变成为当时中国舆论的中心。1991年苏联解体至今，中国是残存的四个共产主义国家之一。西方国家主导、支持的颜色革命是中国政府警惕的对象，自由主义、西式民主思想亦被压制。而有赖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效仿西式民主、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社会衰退。19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思潮成为中国社会主流，中国民众倒向“西方怀抱”的担忧被消解。中国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重新巩固。2010年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开启阿拉伯之春，引发政权更迭，而次年中国茉莉花革命却未能触动中国政体。2019年6月，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中国大陆舆论与政府立场一致，视之为英美主导的颜色革命，持反对态度。

大韩民国的和平演变

1980年光州事件，当时被官方称为“金正日派来的匪谍”，此事件造成上百民众死亡，后来得以平反。

谢选骏指出：和平演变其实就是“七十年周期”在政治措施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体现，是任何社会任何政权都会经历的历史宿命。美国对中共进行了七十年的和平演变，从积极方面可以说已经大功告成；从消极方面说终于在习近平时代功亏一篑。到了2020年，美国在武汉肺炎的致命压力下，不得不对共产党中国发起临门一脚的最后攻击。

网文《反和平演变》报道：

反和平演变是中国共产党在1989年后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总称，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

背景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局势风云突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共产党纷纷丧失执政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严重危机，西方国家趁机加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运动。中国共产党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导致了共产党国家的变天，从而开展了反和平演变运动，目的为了保证国家社会稳定。

概念定义

反和平演变是指社会主义国家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渗透，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

方法方针

这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反对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思潮。在政治领域，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同一切企图削弱、淡化党的领导的倾向作斗争，同时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反对一切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腐败堕落现象，加强廉政建设；在经济领域，坚持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内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才能避免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

手段/意识形态的宣传/五不搞、四个自信、七不讲和八一九讲话/咨询渠道的阻绝/防火长城和新闻自由

和平演变，是不同主义国家间所采取的一种“超越遏制战略”，以促使对方国家制度发生变化。“和平演变”就是一种非暴力的衍生变化过程。这个词汇出现于二战后50-60年代的冷战时期，由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是最先觉察到“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并且号召共产党人同这种危险作斗争的领导人。

渊源

这个词汇出现于二战后50-60年代的冷战时期，由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由于它所进行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战争，所以叫"和平演变". 西方国家以贷款、贸易、科技等各种手段诱压东欧国家，促使它们向西方靠拢，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证词中明确提出了所谓的“解放政策”，声称要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从“被奴役”状态“解放”出来，并说：

“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

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说，明确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六项政策。同年6月，他又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明确提出要将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表中国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在杜勒斯的鼓吹下，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取胜”战略，以促进苏联和共产党“内部的变化”。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6月，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第四代人身上。

杜勒斯对英国电视公司记者说：“我的确相信，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这样它逐渐集中力量为自己的人民谋社会福利，会放弃这种征服世界的荒谬梦想。”

1959年1月31日，杜勒斯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了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公开地说：

“要以法律和正义代表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

同年12月，美国政要肯尼迪也公开说，解决美国同中国这样的巨大政治分歧问题，仅有的方式是“和平的历史演变过程”。他甚至批评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的“解放”战略缺乏具体的措施，是一些“空话”。并明确提出，要“通过援助、贸易、旅游、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来具体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1961年，肯尼迪在当上美国总统后不久，就立即炮制了煊赫一时的“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

事例

美国在西欧设立的大型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这两个电台公开表示，其主要任务和目的是从全人类利益出发，通过向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传播国际以及苏联、东欧国家内发生的重大信息，介绍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及价值观念，促进苏联、东欧的言论自由和人权原则受到尊重，即尊重人权和民主原则、尊重言论自由，促进自由交流思想。

美国中央情报局《十二条诫令》

运用经济手段来诱压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西方条件，动辄以“经济制裁”相威胁。美国等西方国家随时密切注视着东欧、苏联等国的内部动向，例如，当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成立以后，“美联社”“路透社”“自由欧洲电台”等都大加吹捧。1982年，波兰宣布取缔团结工会之后，美国立即宣布对波兰进行经济制裁，1983年7月12日，美国合众社对1987年7月，美国总统批准了国会关于为波兰前团结工会的基层组织提供100万美元津贴的决定，使资助团结工会的行为从暗地里变为完全公开化。在波兰发生剧变的过程中，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对波兰社会主义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而对团结工会都给予巨大支持。

中苏分歧

“冷战”时期，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同样寄希望于“和平演变”，提出了西方国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此，中共给予赫鲁晓夫以有力的反驳，从此中苏就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矛盾和争论，中国称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最后中苏决裂。

中国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美国核垄断地位的被打破、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产生，规模空前的冷战时期开始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意识到，通过一场真枪实弹的“热战”不但难以击溃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这种战争的代价是西方国家自己也难以承受的，于是，以杜勒斯、凯南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他们企图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变得对资本主义无害，逐步演变成和西方一样的“自由世界”。

马克思、列宁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防止“和平演变”保持着警惕性，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贯提醒全党要注意这一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90年代苏东的巨变，充分证明了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对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2007年10月《高校理论战线》一篇文章的观点，说明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系统理论。该文指出：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同时，毛泽东还在思考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防止社会主义的蜕化变质以致走向失败的问题。

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到从民主革命能否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时就说过：“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情况，他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告诫。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最先觉察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1959年11月，他讲到：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1964年1月，他公开揭露帝国主义“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同年6月，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毛泽东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帝国主义的这种图谋有可能得逞呢？他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毛泽东综述

为了避免发生这种历史性的悲剧，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思想。比如：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还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阶段，毛泽东在指出应当以苏联为鉴戒、加强独立思考的同时，就指明了坚持十月革命原则的极端重要性。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必须坚持的六条政治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样，他就把发展社会主义同坚持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的原则是非、提高防止“和平演变”的警惕性、自觉地维护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

防止党内、干部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就敏锐地指出：“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成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赫鲁晓夫提出的系统化的错误观点，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的。他认为，这类问题在中国也存在，好在“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并着手解决。”

应当看到，由于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中的极少数意志薄弱者发生腐化堕落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避免，也不难解决的。但是，如果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特权阶层、贵族阶层，那么，问题的性质就会变得严重起来，党和国家政权就真的面临变质的危险了。因此，毛泽东强调，为了打掉官风，使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防止特权阶层贵族阶层的形成，我们必须“肃清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必须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同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毛泽东并且认为，处于执政地位的我们的党和干部，为了防止自己脱离群众直至蜕化变质，除了应当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严于律己以外，还必须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他说，“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同时还有民主党派。“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所以“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些主张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必须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鉴于帝国主义势力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毛泽东说，“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

“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毛泽东说：“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他并且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毛泽东深信，只要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成长起来，人民政权就能真正地得到巩固，社会主义事业就能真正地得到健康发展；而帝国主义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就将最终地遭到彻底的破产。

毛泽东有关思想的先进性

历史表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是最先觉察到“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并且号召共产党人同这种危险作斗争的领导人。后来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证明了他的有关思想是多么的富有预见，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持和发展又是具有多么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邓小平在倡导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明确地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告诫人们：“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也联系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这个情况，强调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很明显，这些思想正是对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江泽民关于抵御和平演变、加强党建的论述

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由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来掌握，是一个至为重要的战略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国际敌对势力妄图从我们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打开缺口，实现他们所希望的和平演变。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务必要高瞻远瞩，采取有力措施，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以保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代代相传。

──1989年12月29日《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

反和平演变，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党从总体上来说是好的，腐败现象只是在少数党员身上存在，但也决不可轻视。因为它损害党的威信，破坏党群关系。它同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有密切关系，反过来又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进攻我们的口实。所以，反对腐败是非常重要的。

──1991年4月27日《在接见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代表时的讲话》

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好，我们必须对党的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和党的现状有清醒的全面的认识。毫无疑问，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但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环境中，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乘隙而入，侵蚀党的机体。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对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构成现实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确有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一部分党员和党的干部经不起考验，头脑不清醒，立场不坚定，甚至有的违法乱纪、腐败变质；有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丧失国格人格，站到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方面都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不仅要继续经受执政的考验，而且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面临着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

──199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要始终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任何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行为，都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不论这些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来自哪里，我们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并坚决把它们消除在萌芽状态。

──1998年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

──2000年10月11日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关于改进党的作风》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抓紧自身建设，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和干部。

──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谢选骏指出：和平演变为何在共产党中国功亏一篑呢？因为我一贯认为，中共不是汉朝唐朝，不是短期革命的后果，而是长期分裂的结果，因此缺乏可塑性，所以难以和平演变；中共政权接近秦朝隋朝那样的长期分裂政权，是一个长期战乱的后果，相当顽固定形，所以只能继续改朝换代。和平演变为何在中国大陆功亏一篑？因为只有改朝换代为汉唐那样的长治久安，中国社会才能继续前进。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三中国”——超越了现代南北朝分裂沟壑的新王国！

【024、和氏璧为何成为帝国的传国玉玺】

网文《和氏璧》报道：

和氏璧是中国古代一块著名的璞玉石，相传为楚国人卞和所发现。璧为古代礼器玉中之六器，祭祀天地四方之神的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自古已有天圆地方之说，礼天之器乃采用中孔圆形之璧，天色苍，礼天之玉便采用苍色之璧。又湖北一级绿松石即为天蓝色，绿松石产地郧县、竹山县也完全符合史料地点，另一种近年才发现的南漳县拉长石也符合其特点，但其变色特点并未在史料上呈现，也不若绿松石在各文明国家及仰韶文化起的古老地位。

据说和氏璧本身是一块纯白色的玉璧，然而它的颜色和形状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楚国地区以及可能是和氏璧产地的中国陕西蓝田县均不出产白玉。和氏璧加工后成为秦、汉、魏、晋、隋、唐等历代王朝的传国玺，最后在五代十国的动乱中下落不明。

由于玉器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礼法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和氏璧本身的价值亦被民间广泛传颂，因此其成为诸多中国文化中典故、成语的来源。和氏璧与随侯珠并称，始有成语随珠和璧、随珠荆玉的称号。

和氏璧最早见载中国东周末年著作《韩非子·和氏第十三》：楚国人卞和在楚地的山中发现一块外裹岩石的美玉[1]，他将这块玉献给当时的君主楚厉王，而楚国王室认为和氏贡献的只是一块石头，欺骗了君王。于是楚厉王下令将和氏左脚砍去。厉王死后楚武王即位，和氏再次将该玉献给他，武王命令玉工鉴定这块玉石，鉴定的结果是和氏所贡献的仍是一块石头，结果和氏右脚也被砍掉。最后和氏带着玉石回到楚山，在那里他恸哭了三日三夜。又一位新即位的楚国国君楚文王派人询问事情的缘由，和氏说：“我并非为被砍去双脚而伤心，而是因宝玉被认定为顽石、忠臣却被认为是骗子！这才是我所伤心啊。”于是楚文王派工匠除去裹在玉石上的岩石，这才看到了这块玉。于是楚文王将该玉璧命名为“和氏”。

《史记》记载和氏璧一直是楚国国宝，楚威王时期和氏璧被赐予攻灭越国有功的令尹昭阳，一次昭阳在设宴招待门客时将和氏璧取出供宾客参观，此时宾客中有人突发起哄，并趁乱偷走了摆在桌上的和氏璧，昭阳的门客称张仪是盗走和氏璧的人，张仪在经过昭阳拷打讯问后被放走，因此张仪在成为秦国相国后曾为此向楚国展开报复，而和氏璧依旧下落不明。之后和氏璧经人之手，辗转来到赵国。依中国正史《史记》记载公元前3世纪时期，和氏璧为战国时期赵国君主赵惠文王所有。

秦昭襄王在得知和氏璧归属同一时期的赵国君主赵惠文王的赵国王室后，于前283年向赵国派遣使者，希望以15座城市来换取和氏璧，这便是成语“价值连城”的由来。

赵国出于对秦国的不信任并未立即答应交换和氏璧，赵国政府在商议后派遣蔺相如为代表携和氏璧出使秦国。蔺相如经过两次对秦王的试探后认定秦国是想借其强大的国力为后盾，强取玉璧而拒绝向赵国割让城池。于是蔺相如派他的副手穿上平民的服饰，走小路带和氏璧回到赵国。而蔺相如本人凭借在秦朝朝廷上不卑不亢的表现也平安回到赵国。此即成语“完璧归赵”的来源。

前228年，秦国攻灭赵国，和氏璧最终为秦国所有。前221年，秦灭了周朝的六个最大的诸侯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由于王国时代的天子九鼎失踪，血腥的和氏璧就被帝国雕琢成为传国玺，以象征秦国的征服，由玉工孙寿刻上了由秦帝国丞相李斯写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虫鸟篆字。自此，和氏璧成了皇帝的宝印和天授皇权的象征。在秦朝之后的数百年间，拥有传国玺成为中国历史上被承认为正统帝国的条件之一，即使改朝换代时也不例外。从秦朝开始，血腥的和氏璧共传了1000多年。

[按照《韩非子·和氏篇》记载：卞和在荆山发现一块石头，认定内藏美玉，就献给楚厉王，楚厉王叫玉匠鉴定此玉，玉匠却说：“这是石头。”楚厉王大怒，命人砍掉卞和的左脚。楚厉王驾崩，楚武王即位，卞和跛著脚再次去献玉，不料又被楚武王砍掉右脚。楚文王即位，卞和怀著最后一丝希望抱玉哭于荆山下，三天三夜，血都哭出来，文王得知，派人询问：“天下被砍双脚的人这么多，惟有你哭得这么伤心，为什么？”卞和说“我不为失去双脚而哭，而是为珍宝被人看作石头。”文王请来能工巧匠，琢石打开验看，果得一罕见之美玉。后来加工雕琢成一块璧，作为传世之宝，为表彰卞和而命名为和氏璧。楚文王有感卞和其忠，悯卞和其刑，欲封卞和为零阳侯，和辞而不就。]

谢选骏指出：和氏璧为何成为传国玉玺？除了卞和因为和氏璧而丧失双脚的故事以外，实在缺乏任何其他的充足理由。也许，帝国政权的嗜血本质决定了，只有血染的，才有风采吧。果然，五代十国的动乱中和氏璧下落不明之后，中国就积弱不振，轮番遭到辽金元清日本苏联的占领。

【025、黑人歌手为何煽动“抢劫华人”】

《美国歌手写歌煽动‘抢劫华人’，FBI介入调查》（2016年9月26日 综合新闻）报道： 

美国黑人歌手竟推出歌曲“煽动抢劫华人”，结果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华人圈子高呼抵制和检举。这首由美国黑人Hip Hop歌手YG创作的歌曲为《遇见劫匪（Meet the Flockers）》，歌词煽动抢劫华人，并扬言因华人有钱不存银行，而且有事不报警。

其中有歌词译为：首先，你找到一个华人社区的房子，因为他们不相信银行。然后，你找到几个帮手——有人开车接应，有人去按门铃，还要有人胆大，不惜一切去抢……停车、观望、按响门铃，确保没有人在家，游戏开始了。歌词还称：不要拿大屏幕液晶电视和手提电脑，偷珠宝盒更为划算，因为拿到当铺当天就可变现。

歌曲的音乐视频（MV）中，两名歹徒进门时，镜头定格在一张华人四口之家的全家福上。而MV上传到视频网站“YouTube”上，超过15万人收看，700多人点赞。而在此之前，这首歌已经在网上流传两年多，在其他网站的点击量超过40万人次。据报道，YG乐队2016年10月15日还将到费城富国银行中心演出。

此曲在美国华人圈子中引起愤怒。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批评这首歌涉嫌鼓动针对华人小区的抢劫等犯罪活动，呼吁大家到“YouTube”上抗议举报。在加拿大一些华人网站上，有网友贴出如何到“YouTube”举报的详细教程，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华人发出反对声音。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费城办公室专员爱丽克丝·克里格在回复当地华人的举报时说，这首歌曲不但低俗也令人担心，FBI已经安排专人调查此案，但是无权从网站撤下该视频。加州华人律师说，这个视频与艺术创作自由无关，必须坚决反对。 

谢选骏指出：黑人歌手为何煽动“抢劫华人”？因为华人狡猾怯懦自私没有廉耻，经常沦为黑人劫匪的猎取对象，和黑白关系正好形成反差。华人狡猾怯懦自私没有廉耻，在自己的国家都不敢争取基本人权，到了外国个个争当缩头乌龟。这样的人，等于在引狼入室，怎么可以怪野兽来吞吃他！1979年、1989年，北京两次民主运动，我在北京大街上看到老外的嚣张气焰一下子全没有了，他们各种颜色的眼里，充满了对于黄皮糊（那时香港人发音的“黄皮肤”）的敬意。可惜好景不长，一旦民运遭到镇压，外人在中国的大地上又变成了“扯（趾）高气扬）的了。这就是古话说的：“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黑人为何煽动“抢劫华人”？因为华人已经让自己的政府抢劫惯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华人的命就不是命，因为这是两个种族的不同的命？

【026、黑猩猩为何不能享有人权】

《黑猩猩集体看电影：“这也是社交现象”》（BBC 2019年7月17日）报道：

美国的大学研究人员发现，黑猩猩在一起观看一段影片之后，会像一同看电影或电视的人类一样，建立起亲密的情感联系。

研究人员将黑猩猩两两配对地安排在一起看视频，然后观察牠们。心理学家发现，牠们之间的亲近感会由此提升，这在过去是被认为只有人类才有的现象。

研究人员指，这显示了人类那种与同伴一起观看一些东西之后能增进感情的现象，有着“深厚的进化论根基”。

这同时也提出了问题：当共同体验较少时，会失去什么——比如，假如家人不再一起看电影或者各自通过自己的手机沉浸在社交媒体上的时候。

黑猩猩最喜欢什么电影？

“一起看的时候，体验会更丰富，”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沃特·沃尔夫（Wouter Wolf）说。他是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心理和神经科学系的学者。

猩猩在一起看影片之后，会有更深的联系，互相触摸也更多。 

该研究报告由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发表，实验是让黑猩猩或者倭黑猩猩一起坐在屏幕前，然后给牠们播放视频。

实验使用了眼球追踪器，确保这些黑猩猩在看电影；还给牠们准备了果汁，以令牠们比较坐得住。

沃尔夫表示，为了决定播放什么视频，此前还进行了另一项研究，看哪些猩猩喜欢看哪些影片。

45只参加实验的猿猴中大部分是黑猩猩，还有一些倭黑猩猩。牠们会看到一家子黑猩猩与一只幼猩猩玩耍的影片，之后研究人员会搜集数据，观察牠们的行为。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正在冲击共同观赏事物的行为。 

一起看影片之后，牠们会更容易建立起情感联系——比如更多地靠在一起，互相触摸或者互动。

共同的体验

心理学家表示，这种新发现冲击了此前的认知。人们过去以为通过观看一些活动而获得共同的社交体验是“人类独有”的。

研究人员的结论是，这种通过一起观看一些东西来获得亲近感的体验是“在高级的猿类和人类当中都存在的”，因此这当中的“进化根基”比以往所认为的更深。

一起观看某个东西所能建立的情感纽带，是一种有深厚根基的联系。 

心理学家表示，这可能说明了人们在集体观看体育比赛的时候为什么能够与一些本来不认识的人建立起情感联系。

分享是一种瘾

沃尔夫表示，共同观看的行为当中有着某些非常明显的愉悦因素，而如果这种体验被中断的话，还会产生一种恼怒情绪。

黑猩猩可能是非常挑剔的观众，牠们最喜欢看的是其他黑猩猩的影片。 

他说：“两个人一同体验和分享某些东西，创造了一些共同基础。”

“如果你一起去看电影，你是会坐在彼此身旁，这其实是一种社交现象。”

但是他说：“如果有人开始玩手机，你就会觉得厌烦，因为你们已经不是一起看了。”

这位心理学家表示，社交媒体的其中一个吸引之处在于，它击中了人类想要分享某个时刻的倾向，制造了一种大家在观看同一个事物的感觉。他表示，人类“对于分享是会上瘾的”。

“但是，你会从社交媒体当中得到更深刻的体验吗？这种网上社交联系的质量是各不一样的。”

谢选骏指出：黑猩猩如此“具有人性”，为何不能享有人权呢？从神创论的角度讲，因为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具有万物之灵的特性和权利。从进化论的角度讲，是因为人类自私自利，弱肉强食，欺负别的物种。当然，最为关键的一点，黑猩猩为何不能享有人权，是因为它们不能和人类配种混血，因此不能在某些方面打败人类。

【027、旧金山君为何不敢署名】

《华人精英们 有勇气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吗？》（2019-05-24  文学城）报道：

旧金山君评论文章：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敌对情绪近期不断升级，不断有美国科研院所和大学加强审查力度，甚至开除华裔员工。最新进展是中美第11轮贸易谈判上周破局，更有华府高层将美中对抗归结为“文明冲突”，北美华人群体的困惑和焦虑感无处不在。

美国华裔精英组织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不久前发表声明，谴责美国针对华人愈演愈烈的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这个由具影响力的华人组成的团体，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甫逝世的建筑师贝聿铭，和雅虎创办人杨致远等都是会员。但精英们表态受到部分主流政界人士，甚至有华人也质疑。

在美华人确实遭受格外严格审查，但很多中国移民背弃入籍誓言，沉迷于与北京交换商业利益，甚至不惜以身试法侵害美国利益。美国司法当局公之于众的间谍或窃密案中，大部分当事人已认罪或被定罪。

此话题的一个重大盲区，在部分华人精英们是不是在玩弄“精致的利己主义”，即利用美国言论自由、结社集会均有宪法保障，对美国穷追猛打，而对北京却极尽谄媚之能事。白宫前策士巴农在专门为应对中国成立的“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的会议，就驳斥美国正上演“种族定性”的说法，并呼吁百人会向“被奴役的中国人民”和“在美国的自由战士们”讲讲看。

与会发言者还有新疆维族代表，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并支持上百万被关进再教育营，遭受洗脑和文化灭绝的中国维族同胞。

有些华人精英组织号称致力于建设中美之间的桥梁，但桥有两端，中国也有句古话叫“一个巴掌拍不响”，请问在愈演愈烈的中美全面对抗中，这些团体是否有一句规劝北京要改善言行的表态？公众看到的，反而是华人精英们置普世价值和基本正义于不顾，利令智昏，两头下注，还把美国社会依法采取的一些反制措施，归结为“种族定性”，企图中美两国好处都占尽后，在北美华人社区再博得掌声。

中国领导层常年来号召海外华人，在重大议题上支持北京。2019年中国政协闭幕式上，主席汪洋发表讲话说“把海内外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中国梦的目标之一当然就是向全世界推广“党天下”的中国模式，在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面前，很多北美华人组织与北京里应外合，居功至伟。

在冠盖云集的百人会2018旧金山年会开幕式上，笔者亲睹嘉宾入场前，每一个座位都被摆上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该报是在美国司法部注册的“外国利益代理人” (Foreign Agent)。2018年美国期中选举期间，该报在美国爱阿华州买下当地报纸四个整版，将广告包装成新闻报导，攻击参选人，试图影响投票结果。

但当中国的特定议题成为全世界头条新闻时，以精英自居的华人组织和领袖们，却出乎寻常地沉默。最近两年被广泛报导的新疆再教育营即是典型案例。几十年来，美国华裔社区喜欢将美籍犹太人社区作为公民参与政治的典范。但看看犹太人的骄傲爱因斯坦当年做了什么，你们还好意思叫自己“精英”吗？

爱因斯坦1930年代流亡美国时，受到美国朋友和政府礼遇，完全可悠哉乐哉继续专注于科学研究，但他并没有对故国同胞经受的一切视若无睹，而是以非凡勇气，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丘吉尔意识到希特勒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之前，爱因斯坦就一直警告世界各国领导人，希特勒打算发动战争，并占领整个欧洲。在公开场合，爱因斯坦从德国的普鲁士科学院辞职；私下里，他写信给在德国科学家朋友驳斥“爱因斯坦反对德国”的谣言，声言他只是反对纳粹“消灭我的犹太人弟兄”。

华人社会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精英。华人精英们，你们有勇气像爱因斯坦一样，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吗？（作者旧金山君：资深媒体人）

谢选骏指出：考“旧金山君”，查无此人，遑论“资深媒体人”？此等匿名网帖，最煞风景，比鲁迅都不如。在自由社会匿名攻击，不仅使其言论变得不负责任，而且显出比其批评对象更为鼠辈。旧金山君为何不敢署名？一是见不得人，二是代表组织（例如“海外中宣部”、“民主基金会”之类）说话，或是二者兼有，可悲！白白糟蹋了一篇文章素材。

【028、恐怖分子为何前赴后继、视死如归】

《伦敦地铁爆炸恐袭案：第二名嫌犯落网》（2017年9月17日 法广RFI小山）报道：

英国警方今天简短报告，涉嫌伦敦地铁恐怖爆炸案第二名嫌疑犯在伦敦西部被逮捕。警反恐方昨天连续在多个地区搜捕追缉伦敦地铁恐怖爆炸袭击犯案团伙。警方在逮捕第一名嫌犯后，并没有停止追剿，英国警方担心伦敦地铁爆炸案是恐怖网络团伙犯案。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爆炸案后宣称肇事。

英国警方是在昨天深夜逮捕第二名涉嫌制造伦敦地铁爆炸案嫌疑犯。该名嫌犯21岁。警方没有报告更多细节。

英国警方说，追缉伦敦地铁爆炸案其他可能的嫌犯行动，不会停止。但警方没有透露是否掌握恐怖分子犯案网络。

伦敦地铁在城郊交界近处一座地铁站，发现一趟地铁车厢爆炸燃火。至少有30人不同程度受伤。警方包围封锁车站，对爆炸物调查鉴定，确认是土制炸弹，定时系统故障造成炸弹没有完全引爆。

警方对监控视频调查，确定追踪目标，昨天稍晚在东南部多佛港口处逮捕了一名18岁嫌犯。

该名嫌犯已经被移至伦敦反恐警署收押审讯。对多佛港口的搜索，警方有重要斩获，同时更确定扩大追剿方针。多佛港口同欧洲大陆以及其他地区有枢纽联系的重要地位。但英国警方没有提及与法国或欧洲其他国家的追缉合作。

英国在伦敦地铁爆炸案后提升反恐级别至最高级。英国警方对多个地方展开封锁追剿，但警方谨慎报告进展。针对外界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推特指第一名18岁嫌犯是警方所监控危险分子提出的疑问，警方回应只是说正在调查。此前警方否认嫌犯犯案前被警方监控的说法，也否认调查信息外漏。

这是英国今年最近6个月来第五次恐怖袭击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安抚国民说，政府竭尽全力保护国民安全。

谢选骏指出：一两个刚刚成年的“恐怖分子”，其行径犹如街头犯罪，其破坏力还不如街头犯罪。但是，为何会有这么大的社会动静、招来如此之巨的政府反应？因为，这是向权威当局的挑衅，不像街头犯罪那样仅仅损人利己。难怪，恐怖活动的火焰越烧越旺，因为这是年轻人自封英雄、扬名天下的唯一机会了。活动在现在这个“全球战国时代”里的恐怖分子，犹如活动在“古代战国时代”的里“侠客”——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韩非子·五蠹》）

在当今世界，新闻报道就相当于古代的“人主”，得到广泛报道就如得到了赏赐。而流行新闻都把恐怖分子叫做“圣战者”——这样的荣誉甚至胜过了钱币的赏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难怪在这样的赏赐之下，恐怖分子就会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他们毫不在意地羞辱女王、国会、政府，因为女王等等并非人主，新闻报道才是人主。而且现在的“自媒体时代”，新闻媒介还难以操纵。真是燎原大火，越烧越旺了。

【029、老虎为何比人要珍贵】

《印度老虎吃人 该保护老虎还是保护人？》（BBC 2020年 3月23日）报道：

到上午11点钟，格帕玛·纳雅卡（Gopamma Nayaka）知道可能大事不好。她的丈夫哈努曼塔（Hanumantha）出外拾柴火，本应该在一小时前就回到家。

格帕玛派人去找她的儿子，儿子组织了一个搜寻队，到邦迪普尔老虎保护区（Bandipur Tiger Reserve）找他的父亲。这个在他家附近的动物保护区位于印度西南部一个国家公园内。走进森林仅几公尺，搜寻者就发现了哈努曼塔被吃掉一半的尸体，吃掉他的老虎还仍然蹲坐在旁边。

格帕玛的丈夫被老虎杀死后，悲伤难抑，而且她经济顿失支柱，生活陷入困境。儿子不得不从大学辍学，回家来养活母亲。格帕玛说：“我丈夫在世时，我的生活要好很多。我的长子本来可以念书求学，但是现在我的两个儿子都得工作。我无所保障，无人可以依靠。”但格帕玛对杀死她丈夫的老虎却无怨无恨。像许多印度教徒一样，她认为人类是由万物组成的复杂生命网络的其中一员，每个生物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她也不担心印度的老虎数量正在增加。她说，她丈夫之死与政府试图拯救老虎无关，“这是我的宿命。”

与可能吃人的野兽共存于同一土地，印度农民对此的接受忍耐度很高，这在全世界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最近才退休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食肉类生物学家、老虎研究的权威专家乌拉斯·卡兰西（Ullas Karanth）说：“你不可能在其他文化类型中看到这种现象。如果虎吃人这种事发生在美国蒙大拿或巴西，他们第二天就会把一切都干掉。”

自己活也让他人活的宽容人生观也是印度能成为世界上最大老虎家园的文化基础。这个国家拥有的老虎栖息地仅占全球的25%，但却拥有全球现存野生老虎的70%，约3000头左右。然而，印度的成功不是没有代价。虽然老虎数量增加，但印度的老虎保护区面积并没有随之等同扩大，这迫使一些大型猫科动物闯入人类生活地区觅食求生，杀死牲畜，有时还会吃人。其实虎吃人事件与大象杀人相比之下要少很多，死于老虎的每年约有40至50人，而被大象杀死的则约有350人。不过大象杀人事件通常被认为如同车祸，是偶然发生的，人们处之泰然，但老虎吃人却会触动人内心一种原始的恐惧，如果无法杜绝，可能会使得乡村社区的宽容达到极限程度。在许多地方，传统的宽容文化开始瓦解，导致了民众暴乱和捕杀老虎。而且不是每只老虎都会吃人，有些老虎甚至不会接近人类。至今也无老虎攻击人类事件的确切数字，但卡兰西猜测，这种猛兽每年可能有10到15头会以人类为猎物。然而，当真的发生老虎攻击人类时，卡兰西和其他专家认为，维持人虎和平最可靠方法是在食人老虎再次吃人之前就把这些老虎干掉。卡兰西说：“如果你想要大量的老虎，就要有所取舍，你不能让农村里的每个人都因为一只动物吃人而反对全体老虎。”

上述观点也反映在印度的法律中。印度法律规定，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野生动物保护负责人和高级联邦官员可以下令射杀老虎。印度国家老虎保护管理局的副局长阿鲁普·库马尔·纳雅克（Anup Kumar Nayak）说：“如果某只老虎真的要吃人，我们必须按照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操作程序来对付这只吃人的老虎。”但在印度拥有强大政治影响力，位于城市的动物权利组织并不这么认为。许多活动人士认为，不管某只老虎据说吃了多少人，都只应该把吃人老虎捕获后关起来，转移他处再释放到野外，或者干脆不管。那格浦尔（Nagpur）的医生、野生动物权益活动家杰里尔·巴纳特（Jerryl Banait）说：“我认为自己是无声动物的代言人，你不能因为动物不能表达自己，就对动物施加暴行和不公正。”但是，卡兰西说，巴纳特和其他人呼吁采取避免杀虎的各项措施，其中没有一项可以解决如何对付跟踪和杀害人类的老虎。他接着说，人虎之间的冲突问题变成了“政治足球”，政府在各方的压力下仍在扯皮，而食人老虎则继续吃人，逍遥法外。但受害的村民最终会自行了结，不仅捕杀涉嫌吃人的老虎，而是将目标锁定在他们村庄附近的所有老虎。因此村民开始把印度的林业部门视为敌人，将生态和动物保育视为是与他们的权益作对。

情形演变到此，最好的结果是，老虎的数量不减但也不增。在最坏的情况下，村民会大规模报复杀戮，结果就会使得老虎这个物种遭到近似灭绝的灾难。卡兰西说，印度要想继续成为保育老虎的成功典范，就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对一个物种最有利的事并非一定有利于这个物种的某一只老虎，尤其是某一只吃人的老虎。换句话说，今天地球上老虎这个物种在未来还能否存在下去，在很大程度上端赖于能否说服印度人，为了这个物种的繁荣昌盛，吃人的老虎必须被处死。他说，人类“没有别的办法”。

成功的代价——没有人知道历史上在印度各种大自然生态中曾经倘佯着多少老虎，但这些大型猫科动物肯定不止成百上千，而应该是成千上万只。几百年前，随着猎枪和钢制捕兽器的出现，老虎数量开始下降。老虎是富人狩猎消遣的目标，也是穷人为获得奖赏的猎杀对象。一位历史学家统计，在1875年至1925年间印度一共捕杀了8万多只这种大型猫科动物。狩猎也消灭了老虎的猎物，使老虎这个物种受到双重冲击。

到20世纪中叶，印度的亚洲猎豹和几乎所有的亚洲狮都因过度捕猎而灭绝。要不是印度总理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在1971年宣布狩猎为非法，印度的老虎可能也会从此绝迹。有时被称为“印度最伟大的野生动物拯救者”的甘地夫人加强了野生动物立法，并建立了动物保护区，及成立保护老虎机构。

卡兰西的女儿克里西·卡兰西（Krithi Karanth）是班加罗尔一个非盈利组织“野生动物研究中心”的首席生态保育科学家。她说：“这大约发生在雷切尔·卡森和欧洲类似环保运动的时期，这一环保浪潮也席卷了印度。人们开始意识到，大自然遇到了麻烦，我们不能像以往那样继续下去。”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她的名著《寂静的春天》1962年发表后推动了美国和全球生态环保事业。但老虎数量并没有因狩猎非法化而立即反弹。现年70岁的卡兰西，在上世纪80年代从工程领域转行到环保事业时，那时在印度丛林中倘佯的老虎大约还有2500只。对大型食肉动物一直情有独钟的卡兰西决定他的事业重点应是致力于恢复本国老虎的数量，计算印度还剩多少老虎是第一步。1991年，他发明了一种新颖而又准确的计数方法，利用相机陷阱来识别每只老虎身上独特的条纹图案。然而，他发现老虎分布密度差异很大，有的每100平方公里不到1只，有的多达15只，他感到困惑不解。他怀疑，原因可能是由于偷猎造成老虎的猎物过低所致。他的预感被证明是正确的。他最终证实，现在一只老虎每年只杀死约50只猎物，但实际老虎需要至少猎杀500只猎物才能维持生存。卡兰西大量查阅旧狩猎期刊、动物标本和土地使用记录后估计，在100年的时间里，老虎在印度67%的地区绝迹，老虎的许多猎物种类，包括鹿和白鹿（世界上最大的动物），数量也同样减少。她说：“唯一没有陷入困境的物种是野猪”。换句话说，印度的老虎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其数量无法增加。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卡兰西开始推动以科学为基础的老虎保育管理，特别强调要保护老虎赖以为生的猎物。他与其他人合作，协助受保护地区内的村庄在政府资助下自愿搬迁到保护区外。由于中国传统中医认为，老虎身体很多部位，如虎骨、虎鞭都可以入药，因此中国对老虎的市场需求不断增长，也导致印度偷猎老虎的个案行为开始激增。卡兰西的计数方法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与官员们一起制定了有效的反偷猎计划。

由于这些和其他措施，印度老虎的数量开始增长。例如，印度西南部的大马莱纳德（Malenad）地区的荒野现在有400只老虎，是卡兰西25年前开始在那里工作时的四倍多。格帕玛的丈夫被虎所杀的邦迪普尔老虎保护区就属于这个地区。然而，随着老虎数量的攀升，老虎之间的生存冲突变得不可避免。生存竞争和领地争夺使某些类老虎离开保护区，尤其是那些想要建立自己领地的年轻老虎和迫切需要觅食的受伤或年老的老虎。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离开保护区的老虎会捕食人类牲畜，也有少数老虎会吃人。卡兰西说：“老虎通常害怕人类，但当它们发现人类实际很脆弱，就会突然失去这种恐惧，意识到捕杀这些没有尾巴的大猴子易如反掌。”

猎杀濒危物种听起来有悖常理，但卡兰西和其他专家认为，如果某只老虎习惯了吃人，除掉这个别的老虎是确保老虎这个物种的整体得到保护的唯一选择。他们说，就像修剪枯枝一样，失去一些有问题的个体对整个群体没有负面影响。健康的老虎种群每年的死亡率为15-20%，繁殖率与家猫相似，老病的老虎死亡很快就会被新生的老虎取代。由于惯于吃人的老虎较少，在这种制度下，需要捕杀的老虎无非20来只左右而已。

然而，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大自然中的野生老虎数量实在太少，一只都不能杀。还有的站在道德的立场上陈述自己的观点。去年，印度一名推特用户在一只食人虎被杀后在推特上写道：“恭喜人类，又杀害了一只老虎，又一个物种濒临灭绝。”另一位推友则哀叹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残酷的社会，可怜的动物被宰杀，人类不愿捕捉它们来显示其仁爱。”巴纳特认为，如果某些老虎已确实证明会吃人，在穷尽一切拯救老虎的办法后，应该将这些老虎处死。他说：“我是一名医生，我的首要职责是保护人类。”但是，他为最终界定是否为吃人老虎定了很高的标准，例如，要经过DNA的分析比对，确定某只老虎曾多次吃人，这只老虎才可定性为应该处死的吃人虎。他说，只一次吃人或偶尔吃人，可能是偶然事件，或人虎偶然遭遇的结果，而不是老虎蓄意攻击人类。不过，卡兰西指出，收集DNA证据需要一定的技能，而这并非是印度农村能具备的技能，而实际只需法医和生态学证据就足以指出某只老虎应该被处死。卡兰西最后说，必须首先考虑人类的公共安全，“这不是辛普森杀妻案的审判，不能认为在老虎被定有罪之前，先假定其是无辜的。”

如果政府不能及时提供解决方案，当地村民将自行设发除掉老虎。他们可能毒死村庄附近的所有老虎，或者设陷阱诱捕然后打死。据印度野生动物信托基金会野生动物犯罪控制部门负责人约瑟·路易斯（Jose Louies）称，职业偷猎者也会利用这种情况。因为销往中国的虎骨、虎爪、虎牙、虎鞭和虎皮在黑市上卖得很贵，所以偷猎者很乐意为印度农村人解决这些会吃人的猛兽。路易斯说：“那些家里牲畜被老虎吃掉的农民，肯定会雇佣偷猎者杀虎。偷猎者还可以花钱让村民默许他们来解决老虎，从中获利。”

如果形势恶化，老虎不断伤害人畜，就会引爆农民因经济和社会挫折而酝酿多年的愤怒。村民开始反对动物保育工作，就会发生暴力事件。有些暴力事件是由偷伐木材或偷猎野生动物的罪犯煽动的，希望以此削弱森林部门对国家公园的监管。森林副管理员普瓦伊哈（Poovaihah）说：“我更害怕的是暴徒，而不是老虎。全班男人，有些人喝醉了，所有人都怒气冲天。他们知道我们正在设法捕获这只老虎，但他们仍然想攻击我们。”普瓦伊哈有次与暴徒发生冲突后受伤住进医院。例如，2013年，印度西南部一位农民西瓦马拉帕·巴沙帕（Shivamallappa Basappa）在卡纳塔克邦（Karnataka State）的邦迪普尔老虎保护区（Bandipur Tiger Reserve）边缘放牛时被老虎杀死，被吃掉了身体一部分。他是短短两周内第三个老虎受害者。许多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事发后立刻聚集起大约200人的暴民攻击当地森林部门。当政府增援人士在凌晨一点到达时，人群已经烧毁了森林部门的总部，并点燃了一辆政府吉普车。死者的一位亲戚沙塔穆尔蒂·德瓦帕（Shanthamurthy Devappa）说他本人没有参加暴动，但一样愤怒不已，“我们在这里生活了60年，从头到尾，我们一直受到这些野兽的干扰，未得到过片刻的安宁。我们不断受到野兽的攻击和骚扰，为此我们很生气。这是多年积累的愤怒。”

或许没有任何一个个案像母虎T-1（也被称为老虎安妮Avni）的故事更能说明处置杀人虎问题是如何的棘手。在经历了两年的疯狂杀戮之后，2018年11月T-1成为了头条新闻。母虎T1的戏剧性故事终于了结时，至少已有13人丧生，数千人一度生活在惊恐中。2015年，T-1开始出现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 State）的潘达哈瓦（Pandarkhawa）野外的相机陷阱中。这是印度中部一个地势起伏平缓，草原、农田和森林交错的原野。T-1在此猎食家畜，并很快杀死了她的第一个人类猎物，一名60岁的妇女被发现死在她的田地里，背部有很深的抓痕。三个月后，T-1再次杀了一个人，接着在第二天又杀了一个。

由于担心在印度城市里会引起反弹，该地区的野生动物保护负责人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抓捕T-1，但不能杀死她。印度拥有一个日益壮大的动物权利运动，正如卡兰西所描述的那样，这是“西方动物权益主义叠加在印度精神之上的一个极端版本”。这场运动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城市地区的财富不断增加，用卡兰西的话来说，“3亿人突然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谋生以外的事情。”巴纳特对野生动物的热爱是童年时期随医生父母下乡给人治病时受父母教诲而养成。他对这一运动有不同的定义，“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把我们的声音传达给政府，让他们能够听见。政府应该为动物提供更多的安全和尊严。”

即使当局成功地活捉了一只吃人的老虎，接着就会面临如何处置的棘手难题。把吃人虎转移到另一个森林野放只是把问题转移到他处。例如，2014年，政府官员和业余博物学家在巴德拉老虎保护区（Bhadra Tiger Reserve）附近捕获了一只年轻的食人虎，不顾卡兰西的建议，将其放生到280公里（174英里）外的森林里。结果三周后，老虎在接连袭击农民牲畜后，杀死了一名孕妇。

至于圈养被捕获的老虎也有问题，印度的动物园早已兽满为患，其他设施也很匮乏，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曾经在野外自由捕食的老虎一旦圈养，余生将惨淡度日。马哈拉施特拉邦非盈利组织老虎研究与保护信托基金会（Tiger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Trust）的联合创始人普南姆·H·丹瓦蒂（Poonam H. Dhanwatey）说：“任何了解野生动物和老虎的人都知道，他们无法忍心看到老虎被圈养在笼子里。你会给老虎的生活质量如何？你剥夺老虎的自由，把他们关进小笼子，这样做公平吗？”然而，T-1似乎特别善于逃过追捕。她不会受陷阱的诱饵所惑，也能躲避派到森林里的搜捕队。在T-1第七次杀人之后，这次受害者是一个20岁的男人，当地村庄不再信任政府，他们的忍耐已到极限。村民禁止官员进入他们的村庄，甚至不准官员来检查受害者的尸体。一群暴徒还殴打了几名森林警卫。

如果不是马哈拉施特拉邦森林部门的森林副管理员阿布哈娜·马赫西瓦纳（Abharna Maheshwaram）的努力，暴力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她有一种直觉，女性官员应该比男性官员更善于维持和平，所以她派了18名女性同事穿着便服前往受害人的村庄。赢得当地妇女的信任后，她们才公开了自己森林守卫的身份。这个策略奏效，村庄恢复对森林部门的信任，再次与官员合作。阿布哈娜说：“我从老虎T-1吃人事件学到的一件事是，无论何时发生人与动物的冲突，这不仅与动物有关，也与你所工作的乡村有关。我个人认为，让村民参与是解决这个国家环境保护问题的办法。”

然而，在地方一级取得的进展却在全印度的城市受到了阻碍，因为此时印度各城市正在展开一场关怀T-1命运的法律、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斗争。2018年2月，孟买高等法院维持了射杀T-1的法律命令，此时据称已有9人死于这个杀人母虎。当局使用热成像无人机、猎狗和滑翔伞等各种手段欲抓捕T-1，但活捉的努力变得越来越无望。而这时，T-1已当了母亲，她的两个幼崽加入她捕食的行动。到8月，T-1在24天内的时间再夺去了3人的生命。这时政府发布了一项新命令，要求捕获T-1及其幼虎，如捕获失败，即可射杀，但巴纳特递状向印度最高法院寻求干预。巴纳特说：“当你要对一只动物执行死刑时，必须有正当的法律依据。”卡兰西说，久捕不获的混乱促使政府决定允许一位私家猎人沙法特·阿里·汗（Shafath Ali Khan）参与抓捕。这位猎人的儿子阿斯加尔·阿里·汗（Asghar Ali Khan）也跟随而来，但被禁止参加猎捕。卡兰西说，阿里·汗父子和其他十几位自称“王公”的富豪，都是职业猎人，以他们精准的射击技能常受雇于政府捕捉闯出大祸的猛兽，但他们参与政府下令的捕作行动被媒体大幅报道后，使得动物权益维护者更为愤怒，也使得地方官员的权威受到伤害。卡兰西说：“我们有8万名森林卫士，其中不少都是优秀的射手，完全没有必要找来这些追名逐利的家伙。”

11月2日，阿里·汗的儿子阿斯加尔（Asghar）在吃完晚饭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说在附近的路上看到了一只老虎。没有通知他父亲的政府同僚，阿斯加尔和几名同事抓起枪就冲了出去。他们坐在车中很快发现了T-1，因她的侧面有一个明显的“三叉戟”虎纹标记。根据被广泛报道的阿斯加尔之说法，他的一个同事先用麻醉镖枪射中这只老虎，但被若怒的大猫向车子扑了上去。当时阿斯加尔坐在车里，据称是出于自卫，他用步枪向T-1开火。母虎迅即丧命。巴纳特说：“这个猎人一直想的就是杀了她，不是捕获。他破坏了整个行动。他们杀害安妮过程不合程序，有许多违规和违法之处。”

T-1之死引发了非常不同的反应。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村民燃放鞭炮庆祝，但在城市，抗议者举行烛光哀悼。政治家、动物权利活动家、甘地夫人之子的遗孀马尼卡·甘地在推特上向她的20万名追随者表示，安妮已被“残忍杀害”，她的遇害“显然是非法的”。她在自己的帖子上贴上了广受欢迎的“为老虎安妮伸张正义”（#JusticeForAvni）的主题标签，不过马尼卡·甘地拒绝了这个故事的采访请求。

动物权益维护者随即开始指责阿里·汗父子篡改证据，并质疑T-1是否真的被激怒而攻击阿斯加尔的越野车，因为这对老虎来说是一种反常的行为，因为麻醉枪射出的飞镖，对老虎来说就像被轻微的蜜蜂蜇刺了一样。随后，对老虎伤口的法医分析证实，这只老虎很可能是在过马路时从侧面被射杀毙命，而不是在扑向汽车时正面中弹。而且还发现在老虎大腿上找到的麻醉飞镖似乎也是被射杀后补上的。但最终，没有人受到惩罚。

T-1的故事登上了世界各地的新闻头条，但正如卡兰西所指出的，印度有许多老虎案例“同样荒谬，同样滑稽，同样悲惨”。他说，如果政府一开始就直接下命射杀，那么以惨败收场的整件事和许多为此付出的生命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从3000到15000只——除掉食人虎是保持社会宽容对待老虎的最重要因素，但这不是唯一的要求。印度还需要确保受害家庭迅速得到补偿。政府规定老虎受害者的亲属可以得到赔偿50万卢比（约7200美元/ 5580英镑），被老虎杀死的牲畜也可以得到补偿。但实际上受害农民并非都能得到赔偿。

格帕玛说，丈夫被老虎杀死后，她寻求帮助的一位下级官员向她保证，她会得到赔偿，但“我太天真了，竟然相信了他。”一位高级官员很快出面反驳说，因为她的丈夫是非法进入森林被杀，她根本不会得到任何赔偿。走投无路之下，格帕玛借了一笔年利率高达60%的高利贷。她说：“我本来希望能得到一些补偿，但因为我穷，我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我感到完全无能为力。”对于一个年收入只有700美元（542英镑）左右的家庭来说，牲畜被老虎吃掉可能是毁灭性的，而且老虎攻击家畜比吃人事件更为普遍。然而，克里西·卡兰西对印度西高止山脉地区1370个村庄的调查发现，只有31%的受害人因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造成损失而获得赔偿。在采访中，她了解到，受害家庭要疲于应付令人困惑的繁琐文书，也没有时间或方法多次前往当地政府办公室申请赔偿。甚至有些人还被故意拒绝或被索贿。克里西·卡兰西说：“体制内有腐败问题，人们受到官僚主义的刁难。”

2015年，克里西和她野生动物研究中心的同事们推出了一项名为WildSeve的服务，专帮助受老虎之害的家庭与政府机关协调联络。虎害事件发生后，人们可拨打WildSeve的免费电话报告，随即就会有检查员到场用一个开源的移动数据包记录此个案，并负责有关文书工作。WildSeve现在为600个村庄的50万人提供服务，已经为他们提交了超过14000个赔偿申请。过去处理一项索赔申请平均需要277天，但现在在60天内就可以获得赔偿。

WildSeve还提供许多其他服务，比如为家中牲畜反复遭到老虎攻击的农户提供建造防虎棚的材料。去年WildSeve还开展了向3000名儿童进行野生动物教育的计划。克里西说：“我是个超级乐观主义者。帮助野生动物切实可行的干预措施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见效。”虽然克里西的WilSeve计划发展快速，收效很大，但目前仍局限于卡纳塔克邦的一小部分地区。在印度全国和卡纳塔克邦的其他地区，人虎之间的冲突还在继续引发农民的愤怒不满。农民开始对增加老虎数量的想法十分抗拒。不过克里西和她的父亲相信，还有时间改变这个趋势，只要印度全国决心真正重视老虎这个物种的生存，老虎数量甚至有希望恢复到过往较高的水平。

卡兰西根据政府的调查结果，计算出印度现有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作为老虎的栖息地，但实际划出给老虎的栖息地面积只占到这个30万平方公里的10%到15%，在过去的20年里，老虎的数量稳定在3000只左右，无增无减。这一老虎数量的增长轨迹与7月份政府发表的一份新闻稿有出入。印度政府声称，自2006年以来，该国老虎数量每年增长6%。国家老虎保护管理局的纳雅克（Nayak）说：“尽管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这样艰巨的保育任务，但我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2006年以来一直在稳步增长。”

然而，卡兰西称政府的调查发现使用的方法“存在严重缺陷”。他补充说，政府在过去15年一直阻止外部对其数据和分析做科学审查。发表在《保护科学与实践》（Conservation Sciencand Practice）期刊2019年11月号上的一篇论文其结论也说，印度政府的老虎监测计划“缺乏透明”，因而“不可靠”，其监察结果“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支持”。但纳雅克反驳说，政府使用的方法是合理的，“很多人参与了这个过程”，还包括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三名外国专家，“他们已经检查了所有方面的资料，并说，是的，我们做得很好。”

美国地质调查局退休科学家詹姆斯·尼科尔斯（James Nichols）的专长是研究动物的种群动态和管理，他与卡兰西合作25年，设计了一套老虎抽样调查的方法。他同意卡兰西之说，认为印度政府用于调查老虎的原始数据和方法细节，都应该公之于众，让专精于科学方法的专家予以审查。因此，卡兰西说，尽管“印度在老虎问题上比其他任何国家做得都多，做得都好得多”，但他相信，实际情况并不像政客们让公众相信的那样乐观。“我们还没有充分发挥潜力。”他接着说，印度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可以无所作为，满足于有限而且数量很小的现有老虎头数，也可以力争成为全球最令人震惊的野生动物成功保育国家之一，让老虎的数量增长到1万只，甚至1.5万只。印度有实现这一梦想所需的资金，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从农村移民城市，印度也有容纳这么多老虎的空间。

然而，就目前而言，这还不是印度政府的目标。纳雅克说：“我认为老虎的数量还会增加，但目前很难预测会增加到什么程度。我们有2900只老虎，而且数量还在增加，但在印度某些地区，老虎会误闯入人类聚居的乡村地区，造成很多问题，我们仍然有很多挑战。”

印度是全球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只划出了不到5%的土地供野生动物生养繁殖，而美国和中国则划出了15%的土地。对此问题，印度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长普拉卡什·雅瓦德卡尔（Prakash Javadekar）没有回复记者的采访请求。卡兰西质疑政府是否有政治意愿实现其保育动物的承诺。虽然现实令人沮丧，但他指出，印度的过去证明，事情可以迅速和出乎意料地向好的方向发展。他说：“20世纪70年代，当我看到最后一批老虎被射杀和展示于众时，我绝对没有想到印度会再次出现野生老虎。这些事情是阶段性地发展。突然之间，有些事情会发生变化，而当出现变化之时，很多事情的发展都有利于我们。”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而言，虎能吃人，人不能吃虎——这说明印度人认为老虎比人要珍贵！老虎为何比人要珍贵？显然，物以稀为贵。在这种意义上，动物保护主义者，其实也算一些“另类钱串子”。

【030、联合国专员为何侵犯缅甸昂山素季】

《联合国专员：缅甸有“种族灭绝”危险 昂山素季或面临种族清洗罪》（2017年12月19日 法广／BBC）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Zeid Ra’ad Al Hussein）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如果国际法庭未来某天判决缅甸的穆斯林少数族裔罗兴亚（Rohingya）人受到的是“种族灭绝”罪行，他一点都不觉意外。

路透社日内瓦报道，在BBC即将播出的访问预告里，扎伊德表示，对罗兴亚人的攻击是经“缜密思虑与有计划性”，他也已要求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得再多做点事，以阻止缅甸的军事行动。

扎伊德·拉阿德已称缅甸此举“是教科书范例的种族清洗”，但他最新的谈话却更直接了当，立场也变得更硬。

在BBC网站的相关新闻标题为：“昂山素季会面临种族灭绝起诉吗？并引申指扎伊德认为，缅甸文人政府最有实权的昂山素季与武装部队总司令敏昂莱（Min Aung Hlaing），日后可能会发现自己身在种族灭绝的被告席。

据BBC播出的访问预告，扎伊德说：“本案的元素告诉你，不能排除构成种族灭绝的可能性。它因构成要件门槛很高而难以认定，但日后若法院根据我们所见的情况做了种族灭绝的判决，我也不会意外。”

路透社指出，缅甸并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因此如有必要，只有联合国安理会可以审理此案，但中国很有可能动用否决权。

缅甸政府一直否认对洛兴雅人犯下暴行，曾驳斥联合国的批评为“政治化与偏见”，缅甸军方表示，他们的镇压是合法的平叛行动。

扎伊德还告诉BBC，他怕圣战士团体会在孟加拉庞大的难民营形成，甚至在缅甸发动攻击，目标可能锁定当地的佛教寺院。

国际著名非政府人权观察周一公布的新卫星图片显示，今年10月和11月，又有40个缅甸罗兴亚人的村庄被焚烧摧毁。缅甸军方被控对少数族群采取种族清洗，今年八月以来已经有65万罗兴亚人逃到了邻国孟加拉国。目前在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共有87万。

谢选骏指出：这个“联合国专员”并非法庭，却凭借他的头衔未审先判——这难道不是一种侵犯吗？姑且不说他算不算性别歧视和性别侵犯了。因为我看了一下，此人正是一个穆斯林，来自严重歧视和侵犯妇女权利的伊斯兰社会。你看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了。和那个伊拉克死囚总统一样的。所以，他既不谴责土耳其的种族灭绝罪，也不谴责印度尼西亚屠杀华人、轮奸华人妇女的罪行。他只一味谴责缅甸企图摆脱穆斯林入侵的“罪行”。联合国有这样的砖员，难怪人权状况越来越差。

【031、领袖为何最不爱国】

《巴黎恐袭3周年 低调祭悼总统缺席》（2018年11月13日 转载法广RFI 小山）报道：

今天是巴黎恐怖袭击案3周年祭日，法国官方与民间举行各种纪念仪式，但总统马克龙缺席与受害者遗属躲避纪念仪式纷扰成为今天纪念活动不可忽视的现象，消息没有报告马克龙没有参加纪念仪式的理由，而这一缺席没有引发巨大的批评声浪。

这是巴黎恐怖袭击案发生以来头一次法国总统缺席纪念活动，此前奥朗德以及马克龙曾参加巴黎恐怖袭击案纪念仪式。今天的纪念仪式主要由法国政府与巴黎市政府举办，民间团体也加入其中。法国总理菲利普，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到场。

伦敦市长萨蒂奇汗专程来巴黎参加祭悼。巴黎与伦敦多次沦为恐怖袭击目标。巴黎伦敦市长表达相互支持，共同反恐的决心。

纪念仪式分别在巴黎与北郊圣德尼举行。仍按2015年11月13日巴黎遭受恐怖袭击时间顺序地祭悼。3年前今日共9名恐怖分子在巴黎多个地方发动恐怖袭击，分别在法兰西体育场，以及巴黎市区多个饭馆，酒吧剧院，发动进攻，造成130人死亡，350受伤。

遭到最血腥惨重袭击的巴黎巴塔克兰剧院，共有90名民众被射杀。恐怖分子8人死亡，一人在押。

据法新社说，3年过去，每当11月来临，恐袭案受害者遗属都更加痛不欲生，他们的伤痛疼上加疼。很多人不再接受仪式的承重，希望在安静孤独中纪念。受害者家属或是远出巴黎，或是沉静在受到袭击的酒吧饭馆一隅独自怀缅。受害者家属告白说，伤痕不会随时间或纪念仪式消退，而是永恒的。

一些受害者家人与伤者，深陷在法律追责的司法繁琐中。司法程序预告，最早的庭审，也在2020年才会发出传票。而庭审将是漫长的折磨，短则数月，长则经年。巴黎恐袭案受害者遗属最为悲愤的一点，包括未来庭诉时，被告席上是空置的。被关押的萨拉赫阿布德斯拉姆Salah Abdeslam3年前驾车运送恐怖袭击者，两人在法兰西体育场引爆炸药身亡，而他被认为也应当拉响炸药腰带恐袭。最终被逮捕并关押在法国监狱，萨拉赫阿布德斯拉姆至此拒绝回答审讯。

法国民众低调纪念这一惨剧，巴黎人一早悄悄在各个恐袭伤心地无名献摆鲜花。

谢选骏指出：法国总统不参加国家追悼仪式，不是孤立的，突出说明的“领袖最不爱国”的社会法则。领袖为何最不爱国？因为国家是他们的赌资或玩具，赌输了就要纵火，玩腻了就要抛弃！至于领袖的爱国情怀，那也不仅仅是表演；那是一种对于自己赌资和玩具的爱，是贪得无厌的索取，而非真心实意的奉献。这就跟所罗门断案中争夺孩子真假母亲一样——真的母亲宁愿把孩子送人，也不愿孩子受苦而死；只有假的母亲才会不择手段地争夺孩子。所以按照这个所罗门的观点看，参加竞选的公职人员，其优劣立判矣。

《谁主宰网络？ 马克龙呼吁加强规范互联网》（2018年11月13日 法广等）报道：

2018年11月1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国国际网络治理论坛上发表讲话。

巴黎周一召开“国际网络治理论坛”，来自世界上3千多个代表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讨论，本届论坛主题“互联网信任与安全”。法国试图重启互联网国际行为准则谈判，同时积极推动欧盟向互联网巨头企业征收数字税。中国乌镇互联网大会刚刚结束。法国选择在周日纪念一战结束一百年后的周一举行“国际网络治理论坛”也绝不是偶然。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在论坛上表示，脸书将同法国政府合作，加强对互联网及社交网站管理，打击打击在网上散布仇恨及攻击性言论。联合国秘书长则呼吁将“数字风险”转化为“数字机遇”。

来自50多个国家同150多间科技企业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席论坛，并将签署一项加强网络安全的呼吁书。与会代表承诺采取更多措施打击互联网犯罪，包括选举干预、散播仇恨言论，防止网上审查及窃取商业机密等恶意活动。据称，中国、美国同俄罗斯并没有派代表参加论坛。

马克龙表示，互联网正在受到各种威胁，包括网络黑客入侵，散布极端主义言论，极权政体践踏人权等。马克龙强调，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更好地规范互联网。马克龙称，脸书的专家将就如何监察网络上散布仇恨等言论与法国政府官员合作。

另外，出席论坛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讲话指出，新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指出，在这具有挑战性的时代，的确存在许多数字风险，但其中一些风险可能会变成数字机遇。

古特雷斯指出，人们看到互联网被用于仇恨言论、镇压、审查和控制的平台。人们只需看看头条新闻，就能看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如何被用来分化、甚至使人们变得激进化 助长不信任、强化部族意识和滋生仇恨。他表示，人们不应让新技术压倒，而应就此制定涉及意外后果或恶意使用的政策。

古特雷斯称，必须制定政策和相关的规范性框架，以确保产生影响。他强调，我们不能把数字时代的命运留给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

法国推动征收网络巨头数字税

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表示，法国正在和德国财长本周进行讨论，准备尽快向美国的互联网科技巨头公司征收数字税。

根据欧盟委员会提供的数据，网络数字公司的平均有效税率为9.5%，相比之下传统欧洲企业的平均有效税率则高达23.3%。欧盟税收计划中包含了一项“通用的欧盟解决方案”，将允许各个成员国对互联网巨头在它们各自的领土之内赚到的利润征税，

法国财长补充说，法国与德国近期就那些技术性问题找出一些妥协办法，但没人可以利用这种技术难题来规避其政治责任。法国德国努力推动欧盟征收网络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得到英国和西班牙等欧盟国家支持。

谢选骏指出：下三滥的法国人，连德国人都打不过，却还要学纳粹的样子来限制网络主权、压制言论自由，“真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马克龙，你奶奶是不是跟过马克思混过的。

【032、明末清初三儒为何不能启蒙】

官本位社会如何可能发生“启蒙”呢。

网文《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启蒙思想对中国有何实际影响？》（知乎）报道：

中国士人历来没有将很功利的目的作为自己处事的目的之一，之于明清之际亦是如此。宋张载以前，士人倡导的“三不朽论”，张载之后，“三不朽论”逐渐让位于“四立论”。有明一代的遗民们，更是如此。所谓的“明夷待访”所谓“有王者起”、“待后王”，不仅仅只是遗民心态的反应，更有着“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的特别体现。这种“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的理论，使士人们自身有着自觉的去为旧朝做总结，做带着批判性质的继承和发扬（“聊忾寤而陈之，且亦以劝进于来兹也”）。这种继承，本身要求他们必须思辨地看待有明一代，包括有明之前，尤其是宋元以来的，所有思想的成果（《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如果用一个比喻解释的话，他们只是去思想界去买材料，整理材料之后，却得到一个附属品一样的“思想家”的头衔，这种东西，跟游戏里“祝贺你“思想家”任务完成”有着本质区别，这是我的意见之一。

论述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之前，我们需要去整体上把握遗民这个特殊群体（兹参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遗民这个特殊群体，一方面见证了他们所不满的政权的覆灭，另一方面也见证他们所坚守的文化遭到的破坏。他们在心理上的痛苦，既根植于当时忠义气节的固有价值观和天下亡之而不能挽的政治现实，也根植于圣人之道不能传的文化现实。这些迫使他们在生死这个问题上，有着超越前朝的认知和感触。张尔岐曾说：“崇祯皇帝大行之年，予始焚弃时文不复读，思一其力于经与史。”黄宗羲评论张次仲、朱朝瑛说：“两人皆遭丧乱，而皆能以经术显，则人力信乎可与天争。”究其原因，无非是“君子之所以不得不与俗异者，读书著述也。”（陆世仪语）这一价值观在遗民中广泛成立的后果。那么这一价值观到底有何特殊性？在回应他们要做遗民“与俗异”的同时，赋予他们超越单纯意义上生存的意义。这是我的意见之二。

题目既然局限于王黄顾三个人，那么我们就将题目做在这三个人身上。这三个人都是亲历抗清复明运动的人。有着这样的经验，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他们能够从实际中去检验理论。而这种检验，却是促发了对于思想本身反省。这些人回顾明代，探讨明代亡灭的根本原因，并以极大的努力回溯被尘封已久的“封建”、“学校”、“井田”等命题（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这种环境，和清季民国初年的环境形成相互参照性，所以是“又为数百年后的制度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源”（赵园语）。并且，他们对于作为国家意志和政权代表的“天子”的“天子死社稷”这一命题的探讨，开始重新认识在明代讲求义理的过程中存在的“经典误读”的命题，从而打开了回溯经学之路的大门。这一件事本身的政治意味更大，但是却是清代朴学先声。当然，这种经学、史学的探讨，不仅仅在这三个人得到体现，仅史学，有明末，谈迁、查继左等人的信史，王黄顾三人的南明史著，及其他有如笔记一类的稗史，简直是之前各个朝代无法想象的。与其论这种文章是传故国之思，还不如论是思想鲜活之体现。

明清之际的易代，对于遗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思想上的一定程度的解放，黄宗羲在其文章中大量出现 “自得”二字，这是一种拒绝“绝对权威”（赵园语）的先声，而在此意义上，黄顾诸人能够进一步破除藩篱，博采众人，形成自己的学术系统，则是对于后世的最大功绩之一（事实上，纵观有明一代的学术，其在更大的层面上寻求形上，而失之形下的考量。失却形下的考量，便会有一种空谈之感，这和禅宗所谓的明心见性，有着不谋的高度契合，王夫之写的关于王阳明心学的批判便是基于此来展开）。

另外，在这种破除藩篱的过程中，不仅仅王黄顾，以钱益谦为代表的明清二臣，甚至到了乾嘉之时，都在强调关于明代学术的“陋”，“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江藩语）“余也四十以前半荒弃于疢疾，半汨没于制科；此后虽欲发愤，精智已渐消亡矣。然则今之空疏颓落而无所成也，曷足怪耶！”（朱鹤龄语）。这种自我批评式的反省，在我看来，是中国学术史后期的一次极为深远的变革——“实事求是”意识的孕育和萌生。

然而，即使王黄顾有上述共性，也不能够否定掉他们各自的区别。

首先是王夫之。王夫之本质上还未脱离有明一代的风气，尽管他已经有变革。王夫之的《宋论》是借古讽今的披着史论的政论文集，其《老子衍》、《庄子通》、《周易外传》、《诗广传》与其说是研究性的专著，毋宁说是借以注释传达自己思想的子家之见。这些既有有明一代学术氛围影响的原因，也有王夫之本身的局限性。从一些层面讲，王夫之并未脱离所谓的“空谈”，几乎他的所有新成果都是在其现实环境下与有明一代思想争论的成果。

其次是黄宗羲。黄宗羲的变革之处比王夫之的更多也更大。在我看来，黄宗羲编撰的《宋元》《明儒》两部学案是导致其变革的比较重要的原因。一个人，只有充分了了解当前和历史，才有可能基于已有而产生变革。黄宗羲将有明一代的学术看的透彻，因此既有用王夫之如出一辙的手法写的《孟子师说》《葬制或问》这样托言己志的思想著作，也有《今水经》、《四明山志》、《易学象数论》这些已有清代朴学体例的先声的著作。

最后是顾炎武。顾炎武完全和黄王两人不同。论其之前，我们要先把握明代学术是何以沦落到“空谈”的。明末遗民们在自我批评史学经学的疏漏的时候，不止一人或是一次谈及作为基础的小学的凋零，以及自身对于小学的不能够精通的慨叹。前者如“予年二十余，小学之书尚未之见。”（张履祥语）后者如“少壮失学，既老益昏聩，作长短句恒失韵，读经史字义或多舛误，知之亦不能更，自以为笑”（彭士望语）。而正是这种对于小学的疏漏，使得明末对于“空谈误国”这一命题的考量中，重新演发这些几乎断绝的学术遗说。顾炎武是最突出的一位。他的《音学五书》、《金石文字记》两部书，在我看来是音韵学和金石文字学复苏的明证，而这些学说，也构成了小学的部分。有清一代的小学昌盛，清代著名的说文解字三大家段玉裁、桂馥、朱骏声，在我看来是顾炎武音韵学影响深远的明证。另外，顾炎武在于其他方面的成就，更是为有清一代开辟了众多治学门径，乾嘉时代朴学的大兴，和这位明末遗民的首创性工作是分不开的。因此，从此意义上说，我更承认顾炎武的朴学地位而非思想地位。

另外，当我们转换视角，站立在清末民国初年向历史深处看去，甚至可以说是清代学术是顾炎武一人开创的。所以，从这里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民国大家诸如梁启超，章太炎都对顾炎武的推崇备至了。

综合来看，王夫之和黄宗羲和顾炎武有一种超越历史的变革性。王夫之之地位是明学到清学变革的先声，本质上看，王夫之并未脱离明学的局限性，但他已经出现了变革的端倪；黄宗羲之地位是明学到清学变革的中柱，他一方面有着明学的特点，一方面又有着清学的特点，这是变革中的体现；而顾炎武之地位，则是清学宗师，在他身上，已经看不见明学的体现，只有着明学的影子，但是清学的特点却完完全全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三个人从历史影响力说，王不如黄，黄不如顾。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点，这三个人的历史时期是一样的，他们活动的年代并没有像孔子孟子荀子那样有着距离，这是令人要惊叹的一点，那一段历史到底能够发展到何种地步而在几乎是完全重合的时间发生如此巨大变革。这种史实，不得不让我们感叹，明末清初时代完全是中国思想史上不输于任何一个时代的对中国思想产生超乎历史影响的时代。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官本位社会是不可能拥有“启蒙”的。所以它大谈明末三儒的启蒙影响，其实，明末三儒都不能启蒙，因此他们无法像法国启蒙者推翻波旁王室一样推翻清朝。他们的所谓启蒙是两百多年清朝完蛋之后才被后人册封上去的，而他们的著作还要依靠对于满清的妥协才能流传。

网文《黄宗羲》报道：

黄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字太冲，号梨洲，世称南雷先生或梨洲先生，浙江余姚县（今浙江省宁波余姚市）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明末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师”。黄宗羲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生平——祖父黄曰中，追赠太仆寺卿。其父黄尊素登万历年间进士第，亦为东林党人。黄尊素曾任监察御史（明熹宗天启中），受阉党所害，是“东林七贤”之一。黄尊素死后，黄曰中写下“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个大字于墙壁上，激励黄宗羲报仇，母亲姚氏也以此劝勉。

明思宗即位，黄宗羲怀锥入京伸冤，审讯时，以锥击刺阉党党人许显纯，殴打崔应元。审讯阉党党人李实之时，又以锥刺李实。声名四起，人称“姚江黄孝子”，明思宗尝叹其为“忠臣孤子”。从父遗命，师事晚明儒学殿军刘宗周，得蕺山之学。又苦读史书，由明代《十三朝实录》开始，进而遍读“廿一史”。

参与对阉党斗争，并成为“复社”领导人之一，与“几社”、“应社”等士人往来，曾参加抗清活动，南明弘光年间，阮大铖搜捕复社人士，指为东林党余孽，黄宗羲亦名列其中，被捕入狱。弘光朝覆灭，乃逃回家乡。

黄宗羲曾一度东渡日本，全祖望提出黄宗羲东渡乞师，是要向日本求取援军，反抗清朝；梁启超则认为黄宗羲当时是为了躲避阮大铖的报复，才避居日本。

清兵南下时，曾组织“世忠营”武装抵抗。后屡拒清廷征召，隐居著述讲学。康熙帝曾接连两次征召黄宗羲赴京应博学鸿儒试，均遭黄拒绝。康熙帝于是下令地方官员尽录黄宗羲著作。后康熙帝欲修《明史》，再次想起黄宗羲，曾邀黄赴京主持史局。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宗羲不入史局，而史局大事必咨之，其所辩论，史局常依之资笔削焉。”尽管如此，黄晚年并未拒绝与清朝官员的私人交往，不干涉子弟门人参与科举考试，在文章中也采用了顺治、康熙等清朝年号，对于康熙也偶有赞美之辞。同为抗清志士的吕留良等人，甚至一度怀疑黄已经变节，但黄宗羲的妥协使得其作品得以避开清朝文字狱，流传后世。

黄坚守了终身不仕，死时没用棺木，只在身下放了块青石板，表达了肉身“速朽”的意愿，追思了其晚年以个人品质换明朝文化的流传的妥协。黄宗羲有三子，黄百药、黄正谊和黄百家。浙东三黄和余姚黄氏家族——黄宗羲和他的兄弟黄宗炎、黄宗会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有“浙东三黄”之谓。后代中的黄百家亦是清代著名学者。

学术——黄宗羲学识渊博，大凡天文、历算、音律、经史百家，释道、农工等无不深究。治学以捍卫阳明心学自任，力主诚意慎独之说。亦重史学之钻研，服膺者如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皆以史学名家，蔚为浙东学派。黄宗羲从文学角度强调“性情”，反映现实，表达真意。其诗风格朴实，富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强意志。

天文历算——黄宗羲并精通天文、历法和数学。他用推算日食的方法和阎若璩等人考证古文《梅颐尚书》系古人伪作，给当时思想界带来很大震动。黄宗羲通过对照《国语 (书)国语》，认为古文《尚书·汤诰》是后人“误袭周制以为《汤诰》”。并得结论“今因推日食于昭十七年六月”（鲁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可见《夏书》本文不同孔书、左氏而非伪也，则不能不致疑于古文矣”。西人弗雷德·伊斯本力的数据表明黄宗羲的推算完全正确。

北宋沈括于《梦溪笔谈·技艺》中说：“淮南人卫朴精于历术，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蚀三十六，诸历通验，密者不过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惟庄公十八年一蚀，今古算皆不入蚀法，疑前史误耳”。沈括之说，世后没人怀疑。黄宗羲作《春秋日食历》，对此观点进行进行了分析和修正。黄宗羲用西汉三统历推算出鲁庄公十八年二月是否有闰，并用授时历并参考西方历法，说明了比月频食是不可能发生的。黄宗羲发现《春秋》中记载的两次比月食都是“前食而后不食”，并论证了《春秋》中鲁襄公二十四年有关月食的记录是错误的，而鲁庄公十八年三月日食记录是可靠。黄宗羲用历算的方法对武王克殷的确切年代进行了探讨，写有《历代甲子考》。他重新推算了孔子的确切生辰日期，并论证了周正建子和周历改月。黄宗羲参考西方天文学中本均轮的理论（托勒密的理论）考察了中国“日高于月”的说法。

数学——黄宗羲在有限性、无限性的观念认识上亦有所建树。他数学上纠正了朱熹《壶说书》中的相关错误。分析了明朝流行的算盘和《数术记遗》中记载的计算器的区别。他对乡射侯制进行了详细数学分析。黄宗羲亦对中国和西方数学进行了平行比较，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认为西方数学中的一些概念方法不过是对中国古代算术的窃取和修改。

乐律——黄宗羲详细注解了蔡元定乐律学，纠正了朱熹注《孟子》中的相关乐律错误。

地理——黄宗羲详细刊校了《水经注》，批驳了“分野说”。

时代背景——政治方面，明末社会动乱，李自成发动的甲申之变和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相继发生，社会矛盾激化。文化方面，儒学的世俗化运动极大地冲击了程朱理学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后来阳明学的诞生是儒家思想各家具有生机与活力，这也是黄宗羲思想诞生的母体。

哲学观点——哲学上反对宋学中“理在气先”的理论，认为“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气”的运动规律，认为“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具有唯物论的特色。“盈天地皆心也”的观点又有唯心论的倾向。这与黄宗羲服赝阳明学，深受其影响有关。黄认为王学中“致良知”的“致”，就是“行”，两者别无二致。

民主、民本思想——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是明代中国民本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明夷待访录》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其中《原君》是其中一篇代表作，黄宗羲于其中充分了探究为君之道，表现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明末时，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官员应当“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学校指一种机构）、“公其非是于学校”等观点。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仍属治权在君，并没有到达近代民主思想的标准，也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思想，在民权理论上还超越了欧洲的卢梭。另外，有西方学者称黄宗羲为“中国自由主义先驱”。

政治、经济观点——主张土地改革，赋税改革，大量减少胥吏(中下层官员)。明清时期，胥吏的大量存在是冗官冗员的主要表现，特别是大量编外人员即白员的存在，成为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的重要原因。他们依据自身的政治身份，形成利益集团，盘剥百姓，作威作福，成为社会的寄生阶层。他们的大量存在，扰乱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和民众的负担，败坏社会风气，白员问题可以说是拖垮明清两代统治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时至今日这种问题依然存在，是中国专制政治的一种病态表现。所以黄宗羲提倡大量减少胥吏，革新政治，净化社会风气。反对传统重农抑商，认为并强调“工商皆本”。

文学观点——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社会，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这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不满明代文学的刻意摹拟，摘抄剽窃之风。

文风——黄宗羲文章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写了许多传记，大力表彰爱国志士和抗敌英雄。

教育——黄宗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黄宗羲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专门列出《学校》一章。他认为学校中也要析讲时事时政，要明是非之理，也要对政府行为有所监督。认为学校的领导（“学官”）需要有较大的权力。学校也应广开言路，成为舆论场所。这种学校议政，参与是非判断，言论倡民主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新颖。黄宗羲并认为“学贵履践，经世致用”，这种理论实践并重的教育学习观点与他深受阳明学中“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密不可分。黄宗羲在今浙江宁波、绍兴等地办学讲学，培养了很多学生。

评价——马叙伦称道黄宗羲是秦以后二千年间“人格完全，可称无憾者”的少数先觉之一。顾诚《南明史》批判黄宗羲的基本论点只是一句话，东林人士是“君子”，与东林异调者为“小人”。夏允彝《幸存录》书中说：“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黄宗羲真不愧是刘宗周的弟子，反驳道：“夫筹边制寇之实着，在亲君子远小人而已。”全祖望则批评黄宗羲晚年的文章质量参差不齐，和过多的谀墓之作，有负盛名，“多应亲朋门旧之请，以谀墓掩真色”。张岱年：“黄梨洲是中国过去民主思想的一个伟大的代表。”

谢选骏指出：黄宗羲虽然终身不仕，但并未拒绝与清朝狗官苟且互动，也不干涉子弟门人参与满狗伪科举试，其文章中还采顺治、康熙等伪清年号，对于满洲畜生康熙阿谀奉承……可见其确实变节，他的妥协下来的作品如何启蒙后人？

网文《王夫之》报道：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即万历四十七年－康熙三十一年），湖广衡阳县人，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明末清初大儒。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或署一瓢道人、双髻外史，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晚年隐居于石船山麓，世遂称船山先生，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读通鉴论》等，后汇编为《船山遗书》。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

生平家世——王夫之出身于太原王氏，但因战乱，元代至正年间之前的家谱已经失佚。王夫之的始祖王仲一是江南高邮州人，因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的功劳，授予山东青州左卫之职。王仲一的一个儿子王成，在永乐年间，因为担任衡州卫指挥佥事，迁往衡州府。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万历年间两度中副榜，王夫之的母亲为谭氏，谭时章的女儿。王朝聘还有一前妻綦氏，是綦文佳的女儿，生子三岁早逝，万历甲午年綦氏也过世。

王夫之出生于万历四十七年 (1619年) 九月初一子时，出生地为衡州府城南回雁峰王衙坪。此时父亲王朝聘已经五十岁了，母亲谭氏也有四十三岁了。王夫之为第三子，有长兄王介之和次兄王参之。王夫之三岁时，父亲王朝聘第一次中副榜，赴武昌省应乡试，继而入国子监。因为父亲在京城，王夫之五岁起，跟随年长十余岁的长兄王介之学习。九岁时，才跟着从京城回来的父亲学习。

崇祯六年 (1633年) ，十五岁的王夫之跟着两位兄长去武昌省应乡试，当时的主考官为钱谦益。十六岁时，湖广提学佥事水佳允在衡郡举行岁试，将王夫之列为一等第一名。十九岁时，王夫之娶了陶万梧的女儿为妻.

明末求学于岳麓书院，并师从吴道行，吴教以湖湘家学，“以朱（熹）张（栻）为宗”，与旷鹏升等结“行社，聚首论文，相得甚欢”。崇祯十二年（1639年）秋，赴武昌参加乡试，落第。是年十月，和郭风蹮、管嗣裘、文之勇等设“匡社”，意指互相匡正。崇祯十五年（1642年）中乡举第五名，以《春秋》试卷列第一。十二月到南昌等候会试。当时李自成的大顺军已进入承天（今湖北钟祥），张献忠取黄梅。会试被迫延期，王夫之由南昌返衡阳。

清兵南下时，王夫之上书明朝湖北巡抚，力主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其二兄、叔父、父亲均死于战火，崇祯十六年 (1643年) 张献忠攻占衡州时，招贤纳士，王夫之隐匿衡山，拒不受聘，大顺军攻入北京时，作《悲愤诗》一百韵，吟已辄哭。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明安宗在芜湖被俘，续写了《悲愤诗》一百韵。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开始研读《周易》，后来编为《周易稗疏》。曾经和管嗣裘、管嗣箕、夏汝弼和南岳僧人性翰、造纸工人、农民等近百人在衡山方广寺参加抗清活动，被湘谭人尹长明击败，方广寺被焚，管嗣裘家中老小全部遇难，性翰受重伤，王夫之事败逃亡肇庆，投奔南明永历政权，堵胤锡荐为翰林院庶吉士。又结识瞿式耜、金堡、蒙正发、方以智等人，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1649年）春，离开肇庆，赴桂林暂居。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二月十八日，任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

永历四年朝廷深陷党争，吴党得势，为营救楚党，夫之和董云骧上疏，谓“大臣进退有礼，请权允辅臣之去，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永历帝以王夫之“职非言官”而奏事，严词加以指责，鲁可藻又奏请逮治王夫之，以致夫之“愤激咯血”，幸好焦琏、马进忠、赵印选、曹志建等上疏反对大兴党狱，由于焦琏等人握有兵柄，永历帝只得将金堡、蒙正发、丁时魁等人除罪，改为削职远戍。七月，王夫之前往桂林依瞿式耜。不久与襄阳郑仪珂之女结婚。兵败后潜回广东、广西。李定国收复衡阳时，派人招请王夫之，“进退萦回”，始终未去成。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因清军搜捕，被迫流亡零陵、郴州一带，变姓名为瑶人，授徒著书，“为常人说《周易》《春秋》…常宁文士来者益众”，这期间著有《周易外传》，《老子衍》。

日后王夫之多往来长乐、库宗桥、新塘等地。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春，举家迁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于茱萸塘（今船山乡湘西村）筑茅屋，名“败叶庐”。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秋，在衡山石船山麓定居著述，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栖伏林谷，随地托迹”，“安之若素，终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励，潜心著述。”，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终未剃发。康熙三年 (1664年)，在“败叶庐”设馆讲学。又重订《读四书大全说》。晚年贫病交迫，连纸笔都靠朋友周济。吴三桂称帝，请王船山写《劝进表》，遭严辞拒绝；王夫之认为“以其入国仇也，不以私恩释愤”。事后，逃入深山，作《祓禊赋》，对吴三桂表示深切蔑视。自题墓石：“抱刘越石之孤忠”，“希张横渠之正学”。康熙二十八年 (1689年)，衡州府知府崔鸣受湖南巡抚郑端的嘱咐，携带粮食和钱币会见王夫之，请求王夫之“渔艇野服”与郑端“相晤于岳麓”，并且希望能够得到王夫之的著作刊行天下，王夫之以“病不能往”的理由拒绝了，但是看到郑端心诚，接受了粮食，退回了钱币，且致函表示感谢。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去世，终身没有剃发。

六世孙：王世全，与邓显鹤合作整理王夫之的手稿。七世从孙：王之春，于清光绪年间由军功累官至广西巡抚。

九世孙：王鹤先，与书法家康和声有交往。

十三世孙：王述斌，曲兰镇湘西村村民。

王夫之生前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但他的著作只是手稿，未曾刊行。王夫之说过：“吾书两百年后始显。”

邓显鹤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著名诗人，他博涉群书，还乐于搜集湖南本地的文学作品。王夫之的六世孙王世全在长沙城南书院探访了邓显鹤，开始同邓显鹤合作整理王夫之的手稿，于1839年在长沙刊印《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卷。

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为首的湘军集团推崇王夫之的思想，继续主持刊刻王夫之遗著，1865年《船山遗书》刻竣，共计56种288卷，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船山著作汇编。

民国后，刘人熙搜辑散佚，又有补刻本。1930年，谭延闿、胡汉民、于右任等重刊船山遗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凡七十种，共三百五十八卷。1971年，台北船山学会重印《船山遗书全集》，为二十二册。岳麓书社有《船山全书》十六册。

王夫之的研究领域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地学，专精于经、史、文学。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又用“氤氲生化”说明“气”变化日新的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同时也又“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他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从“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心学“以知为行”和禅学“知有是事便休”的论点。提出“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气不后”的理论。在社会历史方面，他批判“泥古薄今”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他反对天命观，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是“理势相成”。

王夫之笃信程朱理学，但不赞成“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王夫之思想没有超出时代的范畴，他坚持维护集权帝制，他认为阶级制度不能变，能变的只是手段，又主张“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后代研究王夫之思想的学术流派，被称为船山学。所著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概括起来有七点：

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其次、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其三、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王夫之还指出，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虽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间有界限可以分割开来。从知识的来源上看，原理、规律是从对事物的抽象而得来的，因此，应该是先有具体形器，后有抽象观念。道家佛家都把“虚无”视为无限和绝对，而将“有”视为有限和相对。王夫之认为这把相对、绝对的关系弄反了，在他看来，“有”是无限的，绝对的，而“无”是有限的，相对的。王夫之是这样论证的：人们通常讲无，是相对于有而言。就象相对于犬有毛而说龟无毛，相对于鹿有角才说兔无角。所以，讲“无”只是讲“无其有”。王夫之认为，废然无动、绝对的静即熄灭，这是天地间所没有的。王夫之说，“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王夫之的这些话表明，静止里包含着运动，静止是运动在局部上的趋于稳定而成形象的暂时状态，所以静止的东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动灵活的。

其四、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王夫之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说，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对于概念能否如实地模写现实，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是认识论上的大问题，老子讲“无名”，庄子讲“坐忘”，禅宗讲“无念”，共同之处都在于认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变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达到与本体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其六、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王夫之在其《四书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

评价——谭嗣同：“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章太炎：“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于斯。”“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

梁启超：“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钱穆：“船山则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括，幽微精警，盖无多让。”

毛泽东：“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

前苏联人弗·格·布洛夫：“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中国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1985年，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王夫之与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同列其中。

张岱年评价：“王船山是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

文化影响——清朝诗人张问陶也自号“船山”，他的故乡四川遂宁市还因他设置“船山区”。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几次在会议上引用过王夫之著作里的语句，比如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六十五周年讲话中，引用王船山《思问录·外篇》中“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在2017年元旦献词中引用了王船山《尚书引义·太甲二》中的“新故相推，日生不滞”。

王夫之的《示子侄》被编成歌曲，在衡阳地区的纪念王夫之活动上多次表演，还被编成韵律操。

谢选骏指出：王夫之虽然没有做官，但却屡屡“上书”，自贬身价，和官府脱不了干系。到了晚年竟然接受满狗汉奸的施舍，苟且度日，难怪其子孙出任满清伪职——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名非天造，必从其实”甚至“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吗。至于“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和毛泽东等，也都是从满清的裤裆底下来认识中国的，所以扭曲之至了。

网文《顾炎武》报道：

顾炎武（1613年－1682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曾化名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明朝直隶昆山县（今江苏苏州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知识渊博，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清初三先生”或“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名号——一说以慕文天祥学生王炎武（王炎午）为人，一生不愿出仕蒙古异族，改名炎武。另一说是“炎”为“炎刘”、或者“朱明”之代号，象征“汉族”，“武”代表“动武”，充满了反清复明的民族主义精神。

生平——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生父顾同应，生母何氏。顾氏为江东世族，曾祖顾章志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徐干学、徐秉义、徐元文三人是顾炎武的外甥。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叔顾同吉为嗣，养母是王逑之女，顾同吉的未婚妻，十六岁未婚守节，“昼则纺织，夜观书至二更乃息”，独力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天启六年（1626年），十四岁取秀才，与归庄友好，即加入复社，“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二人个性特立耿介，时人号为“归奇顾怪”，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学问宗旨。由于屡试不中，“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故退而读书，“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

崇祯五年 (1632年) 壬申春三月，顾炎武二十岁，应岁试，提学御史邻水甘学阔拔其卷列一等十四名。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监生。清兵入关后，顾炎武隐居语濂泾，后由昆山县令杨永言之荐，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撰有《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清军攻陷南京后，又转投王永祚义军，又与归庄联合吴志葵、鲁之屿军队，欲解昆山之围，终至功败垂成。顾炎武生母何氏遭清军断去右臂，两位弟弟被杀，嗣母王氏绝食而亡，遗命顾炎武终身不得事清。

安葬王氏后，顾炎武弃家远游，曾受隆武帝封授官职，领导义军，屡经失败。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因“怨家欲陷之”，薙发易服，化名为蒋山佣。永历九年（淸顺治十二年、1655年）恶仆陆恩勾结土豪叶方恒，打算向清朝告发顾炎武通海谋反，叶方恒是当地的仕绅、大地主，曾经买顾家八百亩田地，两方发生账款上极大的纠纷，缠讼许久。顾炎武听闻陆恩勾结仇家，一怒之下，将陆恩溺毙。叶方恒又告发顾炎武杀人，顾炎武于是入狱，幸赖友人路泽博相救，最后以“杀有罪奴”的罪名结案。出狱后，仇人又追杀到南京。在出狱后的第二年，顾炎武返回昆山家乡，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北上，一去不返。

顾炎武北上考察山川形势，联结反清人士，遍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等地，“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至山海关，凭吊古战场，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

康熙七年（1668年），又因山东莱州黄培诗案入狱，得友人李因笃等营救出狱。康熙十年（1671年），游京师，住在外甥徐干学家中，康熙之帝师熊赐履设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炎武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之推逃，则为屈原之死矣！”

顾炎武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留心于经世致用之学。他“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对宋明所传心性之学，深感不满，主张“著书不如抄书”。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开山祖，成果累累；对切韵学也有贡献，但不如他对古韵学贡献多。

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又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康熙十八年 (1679年) 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四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丑刻卒，享年七十。

顾炎武十九岁娶太仓王氏为妻，但一直没有生育。顺治六年 (1649年) ，在语濂泾纳妾韩氏，次年生子顾诒榖，顺治十年 (1653年) 独子夭折。后来几次纳妾，再无生育，最后以族人顾衍生为嗣子。顾炎武开帐授徒，学生甚多，当中比较知名的学生是潘耒。潘耒是其中受顾炎武影响最深的学生之一，且也是潘耒将顾炎武的巨著《日知录》刊行的。

顾炎武他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和对器物的研究，强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因而提出以“朴学”代替“理学”的主张。顾炎武反对心性之说，认为信奉程朱理学“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他提倡“多学而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其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顾炎武因此被认为是清代考据学的开山祖。清代中期许多学者以此发端，崇尚研究历史典籍，对中国历史从天文地理到金石铭文无一不反复考证，被称为“乾嘉学派”。顾炎武则由于其经史考证的严谨学风，被普遍认为是学派思想的主要奠基人。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梁启超引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文章讲求经世致用，讲究实用，不事藻饰，朴素自然，论理清楚。诗作如杜甫，用典精切，多关心时事。晚年诗风一变，充满想象，甚至将神仙、道法等融入诗歌。杜荫堂说顾炎武“锐意学杜，晚一变而神游谪仙之门。”

著作——《日知录》 三十二卷：一至七卷论经；八至十二论政治；十三卷论世界风气；十三四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术、文学；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事、外国

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论杂考。

《历代帝王宅京记》二十卷。《圣安本纪》《左传杜解补正》《明季三朝野史》《南明野史》《官田始末考》《建康古今记》《山东考古录》一卷。《与施愚山书》《昌平山水记》二卷。《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北平古今记》十卷。《京东考古录》一卷。顾亭林自认《日知录》是生平得意之作：“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音韵学著作《音学五书》，三十八卷，前后三十年修改过五次：《古音表》三卷《易音》 三卷《诗本音》 十卷《唐韵正》二十卷《音论》 三卷。《金石文字记》 六卷。《天下郡国利病书》 一百卷。序曰：“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馀帙。”

谢选骏指出：顾炎武抗清到底，高出王船山、黄梨洲甚多，可以表彰之。但其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监生，后由昆山县令杨永言之荐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多少也算是个官迷。因此顾炎武他不肯出仕清朝充任伪职，多多少少是基于“好女不嫁二夫”的节操意识——在这种意义上，顾炎武这儒虽能守节却也不比王黄二儒更能启蒙了。因为，官本位社会如何可能发生“启蒙”呢。启蒙者如何可能不受追杀呢？

【033、牧师为何对总统下跪】

《川普大胜 白宫上演了惊人一幕》（2018-10-13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的总统办公室和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一起祈祷（2018年10月13日）。

被土耳其拘留两年后释放的一名美国牧师于周六下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跪在美国总统旁边，祈求上帝给予特朗普总统“超自然的智慧”。

福音派基督徒安德鲁·布伦森牧师也赞赏美国政府为争取他的自由而对土耳其施加的强大压力。他说：“我们特别要感谢行政当局” ，“你们真的为我们而战。” 当时布伦森的家人也在场。特朗普说：“24小时内就从土耳其监狱到了白宫。这还不错。”

布伦森牧师和妻子抵达阿德南·曼德列斯机场前往德国。（2018年11月12日）

特朗普在周六早上的一条推文中写道：“看到和会见他真是太棒了”，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基督徒，经历过如此艰难的历程。”

特朗普感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让布伦森回国，并表示没有支付任何赎金，美国没有与土耳其就布伦森的释放谈判一个协议。他说“我不就人质做交易。” 安卡拉也强烈否认有任何交易。

周五美国之音询问是什么导致布伦森被释放，特朗普在辛辛那提市政机场回应说：“我们和土耳其通话，他通过了那个系统，我们让他出来了。我们很久以来就一直试图让他出来。”

布伦森的释放，结束了华盛顿与安卡拉之间的一场外交纠纷。布伦森被控犯有恐怖主义和间谍罪，如果被定罪，最多面临35年监禁。华盛顿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布伦森乘美国军用飞机前往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进行医疗检查，然后返回美国。

土耳其法庭星期五判决布伦森有罪，但只判处他三年零一个月的监禁。这位牧师在审前已经被拘押了两年，所以法庭判他以拘押期折抵刑期，将其释放。

来自北卡罗来纳州黑山的福音派牧师安德鲁·布伦森离开监狱回到他在土耳其伊兹密尔的家。（2018年7月25日）

目击者说，布伦森听到法庭的量刑宣判后说：“这是我全家一直在等待的一天。”星期五，在第四天的听证中，三名检方证人收回了早先的证词。其中一人说他不知道布伦森是谁，另外两人声称法庭误解了他们之前的陈述。

布伦森牧师一案在土美关系上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中成为一大聚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8月对土耳其罚以关税，部分原因就是土耳其不放弃起诉布伦森。在美国加征关税后，土耳其货币崩溃。

谢选骏指出：牧师对总统下跪——让我极度震惊！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周围一圈官员，或像总统一样端坐，或围成一圈祷告——这是什么仪式？在基督教全盛的时候，只有神职人员给王公贵族摸脑袋的，没有牧师神甫给权贵下跪祷告而权贵却坐着不动的。由此可见，欧美基督教的衰落，是从教会内部的趋炎附势开始的。牧师为何对总统下跪？因为基督教衰退了。牧师为何对总统下跪？“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

【034、女人为何比男人长寿】

《脱北者：囚犯与守卫一起逃出朝鲜》（BBC 2020年2月25日）报道：

从朝鲜到韩国，一名监狱看守和他的囚犯，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逃跑计划。他什么都考虑到了，切断监控线路，主动申请延长自己的夜班。他甚至在后门为她准备了双鞋子。午夜时分，全光进叫醒金芝善，他准备按照计划中的路线，带她逃跑。

前一天晚上，他准备了两个背包，里面装有食物和备用衣服，还有一把刀和毒药。他准备完备，还拿上一把枪。金芝善劝他别带枪，但全光进还是坚持带上。被活捉不是退路。因为公开审判，然后处决，几乎是肯定的。

26岁的全光进说：“我明白，只有那一晚。如果那天晚上没成功，我会被抓住，然后被杀掉。”更别说他是与自己的囚犯一同潜逃。“如果他们拦住我，我会开枪，然后跑，如果跑不掉，我就开枪自杀。”

如果没成功，他会给自己一刀，同时服下毒药。全光进说：“一旦我准备好赴死，就什么都不怕了。”他们一起从窗户跳下，冲过拘留场的操场。随即出现在他们前面的是高耸的围栏，他们必须翻过去。犬吠声就在耳畔，他们担心会被守卫的狗发现。

即使没人走过来，即使他们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爬过围栏，他们还是需要躲过图们江边巡逻的守卫，然后横渡这条将他们与自由区隔的河流。但这场冒险是值得的。金芝善面临转监，从拘留场到监狱集中营。他俩都清楚，那里条件恶劣，很可能无法活着出来。

狱警和囚犯——他们之间的友谊很不寻常。2019年5月，出逃前两个月，全光进和金芝善初次见面。全光进是朝鲜最北端的稳城人民保卫部拘留场的几个守卫之一。他们全天24小时看守着几十个犯人，包括金芝善。关在这里的犯人正在等待受审。金芝善衣着精美，举止优雅，引起了全光进的注意。

他了解到，金芝善被关押，是因为她帮助了一些已逃离朝鲜绝望生活的同胞。金芝善是个所谓的中介。她帮助脱北者与留在朝鲜的家人联系，主要帮助脱北者转账和与家人通话。对于普通朝鲜人来说，这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金芝善收取约30％的佣金。而有研究表明，脱北者汇款平均约为280万韩元（1.6万人民币左右）。

从表面上看，金芝善和全光进，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金芝善做着非法生意，同时也能了解到朝鲜严酷的共产主义统治之外的世界，但全光进过去十年间一直入伍当兵，浸泡在朝鲜专政的共产主义思想中。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两人的共同点——对自己的生活深感沮丧，前面无路可走。

对于金芝善而言，命运的转折点是入狱。这不是她第一次入狱，她明白，第二次犯事，处罚会更严厉。即便能活着离开监狱，那么再回去做中介，风险极高。所以在她看来，出逃是活下去的唯一选择。

金芝善第一次被捕，是因为一类格外危险的中介服务——帮助朝鲜人越境进入中国——她和全光进后来走的正是这个路线。她说：“没有军队的关系，永远也干不成这一行。”她贿赂军人，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六年来都挺成功，也赚了不少钱——每个人交给她1433至2149美元，相当于普通朝鲜人一年的收入。但最终，正是军队中的关系，出卖了她。她被判处五年徒刑。当金芝善出狱时，她打算离开中介这一行，因为风险过高。

然而，生活中新的变故，让她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她在狱中服刑时，丈夫带着两个女儿再婚。她需要找到一种新营生，才能活下来。她不敢再帮人脱北，但还是可以动用自己的关系，开展一种风险较低的中介服务——帮助在韩国的脱北者转移资金，以及帮他们和家人进行非法通话。

朝鲜手机无法拨打或接听国际电话，所以金芝善用从中国走私来的电话接听，然后收取费用。不过，她还是被捕了。她从村里带一个男孩上山，去接听男孩逃到韩国的母亲的电话，秘密警察跟踪上他们。“我求他们，想要多少钱我都给。但是（秘密警察）说，因为那个男孩已经知道整件事情，所以没法帮我掩盖罪行。”在朝鲜，从事与敌国（韩国、日本、美国）有关的活动是重罪，甚至只是涉嫌，面临的惩罚可能比谋杀还大。

金芝善意识到从前的生活结束了。当她初次见到全光进时，她仍在等待审判，但她知道，自己第二次犯事，未来处境将艰难。全光进虽然不会为自己的生命担心，但也深感沮丧。他已经开始服义务兵役，执行日常工作，比如守卫朝鲜领导人的雕像，或者为牲畜种草，最终他想成为一名警察。这是他儿时的梦想。可是，他的父亲突然告诉他未来将会是什么样。他说：“父亲有一天让我坐下，告诉我，现实点，我这样背景的人永远无法成功（拿到那个职位）。”如金光进父母一样的农民，生存尤其艰难。 

全光进的父母，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都是农民。他说：“在朝鲜往上升需要钱……越来越糟……即便是大学毕业考试，贿赂教授才能取得好成绩，都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即使能够入读顶尖大学，获得最高成绩，除非有钱，否则难以保证有个光明的未来。他说：“我知道有人以最高成绩从金日成大学（Kim Il-sung University）毕业，但最终却沦落到市场上卖假肉。”对于大多数朝鲜人来说，生存本身就已经够艰难了。

现在的生活条件可能会比全光进早年要好，当时全国正经受一场长达四年的严重饥荒，被称为“苦难行军”，生活极度艰难。因此，当全光进明白当个警察的野心是不可能的，他就开始思考另一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当他遇见金芝善时，这种想法仅仅是一个种子，随着他们聊的越多，种子开始慢慢发芽。

他们的关系不寻常，肯定不是典型的囚犯和看守关系。全光进说，囚犯甚至不允许直视看守，他们之间就像“天与地一样”。但是他会示意金芝善过来，然后隔着她牢房门上的铁条，低声交谈。“有一个摄像头，但断电时，通常看不到画面，有时摄像头也会被稍微移开。”“所有囚犯都知道谁跟谁更亲近，但警卫掌握着监狱的权力。”全光进说他格外照顾她。“我觉得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初次见面约两个月后，他们的友谊就显得格外重要。金芝善受审后，被判四年三个月监禁，服刑地点是令人恐惧的转车里监狱集中营（Chongori prison camp）。她知道自己可能永远无法活着走出转车里监狱。曾在那里服刑的人在采访中透露，这所朝鲜监狱中有猖獗的虐待行为。她说：“我很绝望，想过十几次自杀，哭了又哭。”“去了监狱集中营（prison camp），你就被剥夺了公民身份。”全光进说，“你不再是个人，和动物没什么分别。”

一天，他对金芝善悄声说了几句话，永远改变了两人的人生。“我想帮助你，姐姐。你可能会死在监狱集中营。我能救你的唯一方法就是帮你离开这里。”但是像许多朝鲜人一样，金芝善学会不轻信他人。她认为这可能是对方的诡计。“所以我跟他对质，‘你是间谍吗？监视我、摧毁我，你会得到什么好处？’但是他一直否认。”最终，全光进说，她应该让他帮助逃到韩国，而且还想和她一起去。

事实是，由于在韩国有亲戚，他的社会地位低下，影响前途。这是朝鲜战争造成的全国性裂痕。

但是这些亲戚也给他带来希望，一个不同的未来。

全光进给她看亲戚的照片，这是他上次回家时从父母家顺出来的。背面用小字写着地址。

金芝善开始相信他。

但她还是很害怕。

“我的心跳得像疯了似的，”金芝善说， “朝鲜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囚犯和一个守卫一起逃脱。”

去年7月12日，全光进明白时机到了。金芝善转监的日子就在眼前，他的上级也回家过夜。

在黑暗的掩护下，他们跳下窗户，翻过围栏，穿越稻田，并成功渡河。

“我不断跌倒、绊倒，”金说，她的身体因几个月关押而虚弱。

但是他们安全抵达河岸。然后边境驻军守卫哨所的探照灯，照亮离他们约50米的地方。

“我们以为边境驻军已经发现我们从拘留场中逃跑，所以加强安保”，全光进说，“但我们边躲藏边看，他们只是在换岗……换岗时我们可以听到守卫说话。”

“我们等他们换完……30分钟后，又安静下来。”

“然后我们下了河。我去过河岸好几次，水位一直很低……从来没想到会有那么深。”

“如果我独自一人，我游过去就行了。但是我背着包……拿着枪，如果枪被弄湿，就没用了，所以我用手举高它。但是水越来越深。”

全光进开始游泳。但金芝善不会游。

他一只手握住枪，另一只手拖着她。

“当我们到河中央时，水已经没过我的头顶，”金芝善说， “我开始呛水，睁不开眼睛。”

她求全光进回去。

“我告诉她：‘如果我们回去，都得死。要死就死在这里，而不是那里。’但是我已经……精疲力尽，心想：‘我就是这么死的么，这就是一切的结局吗？’”

最终，全光进的脚碰到地。

他们跌跌撞撞走上岸，穿过最后一块陆地，到达中朝边界的铁丝网。

即使此时，他们仍不安全。

他们在山上藏了三天，直到遇到一个当地人，借给他们电话。金打电话给她认识的中介寻求帮助。这位中介说，朝鲜当局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派出一个小队逮捕他们，还会与中国警察一起对该地区进行排查。

但是，通过金芝善的关系，他们设法从一个藏身点转移到另一个藏身点，直到最终离开中国进入了第三国。在整个旅程的最后阶段，他们在一个秘密地点与我们会面，讲述他们难以置信的逃生经历和可能后果。

全光进和金芝善的做法，很可能会进一步损害他们家人在朝鲜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亲戚也将受到讯问和监视。

但是，金芝善与丈夫和孩子们很疏远，全光进则在军中生活，他们两人都希望自己与家人的相对区隔，能够让家人辩解对他们的逃跑计划并不知情。

“我因为生存而出逃，我很内疚，”金芝善说， “真的让我心碎。”

全光进也有同感，他开始轻轻哼唱一首民谣《故乡之春》，然后把脸埋在双手中。

他改变了计划，想去美国而不是韩国。他感到难过，这个与自己一路走来的女人，将和自己去往不同的目的地。

“跟我一起去美国吧。”他恳求金芝善。她摇了摇头。 “我不自信。我不会说英语。我很害怕。”

全光进想说服她，说他们可以一起学习英语。

“无论你走到哪里，别忘了我，”金芝善静静地说。

但是能离开朝鲜的高压政权，他们都很高兴。

金芝善说，她甚至从未被允许去首都平壤。

“回想起来，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监狱里。我们永远都无法去想去地方，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

“朝鲜人有眼睛但看不见；有耳朵但听不见；有嘴但不能说话。”

谢选骏指出：现在大家都可以明白了，女人为何比男人长寿——女人不会帮助男人逃亡，男人却会帮助女人逃亡！所以男人的死亡率会高，女人的死亡率会低。女人为何比男人长寿？因为从种族繁衍的角度看，世界上不需要那么多男的。所以朝鲜战争消灭了多数男人，但是女人照样繁殖出了大致数量的下一代。

【035、女真蒙古满洲日本苏联为何能够排队入主中国】

《台民众想让共产党来管台湾引发热议》（2018年9月1日 博维）报道：

近日大陆网络流传一个视频，内容是2018年8月27日台湾电视节目《大整治大爆炸》中，主持人现场直播“连线”了一位来自屏东的陈姓大妈。原本节目的主题是要批评蔡英文政府治水无能导致台湾南部灾情惨烈，但大妈进入“连线”之后就开始抱怨政治环境，而最后则是语出惊人地表示想要让台湾给中国大陆管。由于是现场直播，主持人听到后一脸惊讶，也在几次打断大妈之后，最终结束“连线”。

此视频在大陆网络红火的原因，在于以往被认为绿大于蓝的屏东南部地区，竟然有年长的百姓提出要让共产党管理，该大妈在视频中抱怨现在年轻人的就业环境很差，对于未来发展没有希望。代表台湾民众对于当前蔡英文政府执政的不满可能已经上升到新层级，但同时也不满原本曾经执政的国民党，因此在蓝绿之外，竟然提出红的选择。

大陆网友对于台湾政论节目时常抱持以有趣和看热闹的角度切入，主因在于两岸的媒体环境大不相同，而看名嘴大骂执政党却也时常有意外的“笑料”，原因在于有些名嘴并非理性地就事论事，而是情绪性地将一切社会问题都怪罪在执政党身上，颇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姿态。

许多大陆网友认为台湾倡议的“言论自由”虽然有其优点，但却导致台湾社会变得越来越乱，相形之下甚至会反过来认同中共的言论管制有其必要性。 以水灾为例，台湾近日的暴雨导致南部灾情惨烈，但台湾媒体的关注焦点却陷入总统蔡英文的勘灾是否在做秀，或者是副总统陈建仁碰巧到金门进行私人旅游是否恰当的问题，但这些关注究竟对于具体救灾是和事后防灾否有帮助，则不置可否。而大陆近期也发生寿光水灾，主因为暴雨与上游水库泄洪导致山东寿光多个村庄被水淹没。消息一开始是由自媒体发送出来，官方媒体要到掌握与厘清事件整体之后才开始报导，官方的处置方式也有其争议处，例如有人认为官方封锁消息导致信息不透明影响民众的知情权利，但也有网友认为从管理层面来看，这是“必要之恶”。

而随着两岸的交流越来越频密，对于两岸制度的差异必然成为民众热烈讨论的焦点。影片中的大妈虽然说想让大陆来管台湾，但她对于大陆的理解可能也是片面的、抽象的，但随着两岸交流的机会增多，台湾老百姓对于大陆政府的治理模式也会越来越理解，而在那种情况下，当老百姓说出想让大陆管时，可能才是真正代表台湾民众的想法已经改变。

谢选骏指出：女真蒙古满洲日本苏联为何能够入主中国？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大量存在类似台湾大妈这样的基本群众。她们不是想着如何自己管理自己的命运，而是期待有个能人来管理他们……这种圣人政治观的结果，就是本地找不到，就找中央的；如果本国没有的，就找外国的——时机一到，大量内奸涌现，社会也就土崩瓦解了。所以，租界是中国最好的地方；而马恩列斯就受到了供奉。

【036、欧洲之星为何落后于新干线】

《欧洲之星通车25周年 风雨兼程 英伦欧陆一线牵》（BBC 2019年11月23日）报道：

欧洲之星诞生25周年，伦敦圣潘克拉斯车站变成了乡野绿地以示庆祝，并表达环保承诺——往返于英伦和欧洲大陆的火车欧洲之星（Eurostar）25岁了；近32英里长的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开通也25年了。

1994年，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首次通火车，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首次通车。25年风雨兼程，欧洲之星运送的旅客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人次。

欧洲之星表示，从2020年1月1日开始，每发一班车就在欧洲之星铁路网覆盖的地区种一棵树，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总共植树2万棵。这是它的环保承诺和行动。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94年5月6日乘欧洲之星从伦敦启程，前往法国参加英法海底隧道通车庆典，同行的有菲利普亲王和英国政府要员。半年后，欧洲之星正式投入运行，向公众开放，在伦敦和巴黎之间运来送往。

英吉利海峡在战争年代曾经是阻挡外地侵犯的天然屏障，和平年代则成了英国和欧陆往来的羁绊。英法两国政府商量欧洲之星项目时，一个关键内容就是建海底隧道。海峡隧道的另一侧出口位于法国加莱附近的科凯勒（Coquelles）。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就在科凯勒迎接英女王一行，两国政要共同见证隧道通车。

英吉利海峡隧道（Channel Tunnel），也有人称之为英法海底隧道，修建工程历时8年，参与施工的工人总共1.3万人，1993年建成，次年通车。现在欧洲隧道公司拥有这个海底隧道，最大客户是欧洲之星。

1994年11月，欧洲之星通过海底隧道，车上人泰然自若，外面的世界却屏住呼吸，见证历史上一大奇迹——滑铁卢车站位于伦敦市中心的泰晤士河畔。这里是欧洲之星在英国最初的“总部”。伦敦开往巴黎、布鲁塞尔和里尔第一列客车1994年11月14日从这里发车。

1999年，伦敦泰晤士河边的滑铁卢国际车站。1994年启用，直到2007年，前后13年。 最开始，伦敦和巴黎每天各发二班车，伦敦和布鲁塞尔之间有两班车。当时伦敦到巴黎的旅行时间是3小时，现在缩短到2小时16分。最初几年，乘火车去欧洲大陆是一件十分稀罕的事，市场相当“小众”。

1998年，查尔斯王储和儿子哈里王子搭欧洲之星去巴黎看世界杯足球赛中英格兰对哥伦比亚那场比赛——2001年，流行乐坛歌星凯莉·米洛为欧洲之星拍了一条广告片，展现的是她从伦敦搭火车去巴黎购物一日游。

2007年，欧洲之星伦敦终点站从滑铁卢站迁到圣潘克拉斯国际列（London St Pancras International）车站。那年11月14日，伦敦到巴黎的欧洲之星列车从圣潘克拉斯站始发。

2019年成为英国网红的伦敦92岁爷爷德尼斯·罗宾逊每周两天乘火车从郊区到圣潘克拉斯国际车站弹钢琴，钢琴就在欧洲之星列车出站口对面。 决定搬家时，欧洲之星公司说，搬出滑铁卢站可以腾出更多空间和轨道，让更多英国国内列车进出，尤其是英格兰东南地区的区间通勤火车。也是在2007年，欧洲之星迎来第1亿位旅客。

2008年12月，英国流行乐队Take That从省潘克拉斯上车， 到巴黎去参加他们的新唱片"马戏团"（The Circus）的首发式。2006年，电影《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摄制组成员从滑铁卢车站搭乘欧洲之星去法国嘎纳参加电影节。从左至右：奥黛丽·塔图、导演罗纳德·霍华德、汤姆·汉克斯、英国著名影星伊恩·麦莱伦、保罗·贝坦尼、阿尔弗雷德·莫利纳和吉恩·雷诺。 

随着时间推移，欧洲之星逐渐褪去了新奇稀罕的光环，成为普罗大众出行的选项之一。从传统的电气列车到新型高速列车，欧洲之星25年风雨无阻往返英国和欧陆。期间，它见识了来往众生相，包括不少前去欧陆举办婚礼的新婚夫妇，有时还有成群结队去参加婚礼的亲友。

2009年，克劳福特夫妇和他们的亲友在伦敦圣潘克拉斯车站登上欧洲之星，前往布鲁塞尔举办婚礼。2010年，欧洲之星国际有限公司（EIL）成立，取代了之前负责运营欧洲之星的英法比三国合资公司。2015年，英国时任财相奥斯本宣布出售英国财政部持有的欧洲之星40%股权，理由之一是可以因此减少财政赤字。另一个原因是廉价航空公司兴起，抢走了铁路客运相当大一片市场，使得欧洲之星未能达到最初设想的目标：到2004年每年载客人次达到2140万，实际只有730万。

目前EIL控股股东是法国国家铁路（SNCF，55%），其余股权分别属于加拿大魁北克储蓄与投资资金（CDPQ，30%）、爱马仕投资管理（10%）和比利时国家铁路（NMBS/SNCB，5%）。英吉利海峡隧道由欧洲隧道公司（Eurotunnel）拥有，欧洲之星公司是它最大的客户。

2014年，欧洲之星20岁，新型高速列车e320投入运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时速最高可达320公里。不仅速度快，普通车厢里还有免费无线联网、充电插座，商务车厢提供USB接口。2014年，e320列车投入运行。一列车最多可运载900名乘客 2014年，欧洲之星开通了全年往返伦敦和里昂及法国南部的客运线，为此特意把一节车厢改装成普罗旺斯薰衣草田以示庆祝。

世事多变，凡事都不可能 一帆风顺。欧洲之星也不例外。人们记忆中，欧洲之星因为法国或英国工人罢工而误点、取消，基本上已经见怪不怪。前几年，欧洲难民危机最危急的时候，法国加莱成了伺机偷渡进英国的最后一站营地，难民营人满为患，各种人道和非人道问题吸引世界聚焦。曾经发生过难民强行进入海底隧道，准备爬火车偷渡，导致欧洲之星列车受阻。2015年6月30日，加莱轮渡工人罢工，关闭渡轮港和英法海底隧道，欧洲之星停开，旅客滞留伦敦圣潘克拉斯车站 2018年，欧洲之星开通了伦敦到荷兰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的客运服务。

欧洲之星紧跟时代，甚至超前于同行。它有一个机器人乘务员，叫佩帕（Pepper），会说英文和法文，可以在旅途中为旅客提供帮助。现在，欧洲之星的客运网络从最初的两条路线扩展到13个站点，班次也大增。伦敦和巴黎每小时对开一列，伦敦-布鲁塞尔每二小时一趟车，伦敦-阿姆斯特丹一天三趟车。夏天伦敦到法国里昂和马赛有欧洲之星直通车，冬天有伦敦到法国阿尔卑斯山滑雪场的直通车。

作为跨英吉利海峡联通英国和欧洲大陆的高速列车，欧洲之星在英国脱欧的情况下将受到什么影响，目前仍难确定。《金融时报》2019年初透露，根据英国政府一份秘密报告，英国脱欧后，圣潘克拉斯火车站每天排队过关的人将达到1.5万人，英国方面英法海底隧道火车服务将因此受到重大干扰，或将导致运营班次比现有水平减少四到六成。

谢选骏指出：欧洲之星是1994年通车的，日本新干线是1964年通车的。而且据我亲身体验，2017年的欧洲之星还远远落后于1992年的日本新干线——不仅速度慢、秩序差，而且客流稀少、各国各行其是。这让我不得不承认，欧洲已经开始落后于亚洲。现在的问题只是，亚洲内部的参差不齐，甚至中国内部也体现出巨大的参差不齐——从全世界最先进的到全世界最落后的参差不齐——如果亚洲解决了这一问题，那么欧洲就将被远远地甩在亚洲后面了。欧洲之星为何落后于新干线？因为欧洲人的平均值确实不如日本人的平均值了。即使欧洲之星沿途的西欧人的平均值也不如日本人的平均值了。

【037、满鞑人为何提高达赖喇嘛的地位】

《档案证明历世达赖喇嘛都是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8年4月26日）报道：

史实俱在不可欺——档案证明历世达赖喇嘛都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

新华社北京４月２６日电（记者李亚杰）中国国家档案局２４日公布了１０件涉藏历史档案。就此，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２５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他表示，这些历史档案和史实都充分证明，数百年来，西藏历世达赖喇嘛都是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的，并且只有在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后才具有政治和法律地位。

“达赖喇嘛”一名，始于明万历年间。万历六年（公元１５７８年），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首领索南嘉措在传教期间，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相会于青海湖边。俺答汗尊称他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达赖”是“嘉措”这一名字的对译，在蒙语中又有“大海”的意思；“喇嘛”则是藏语“大师”的意思。所以，达赖喇嘛既有“嘉措大师”之本意，又有学问渊博如海的大法师之喻意。

“不过这时，这一称号还只是私人间的尊称，而不具有政治和法律意义。”杨冬权说。

据《明实录》记载，万历十五年（公元１５８７年）十月丁卯日，“番僧答赖（今译达赖）准升‘朵儿只唱’名号，仍给敕命、国书。”

“可见，明王朝正式对这位历史上的第一位达赖喇嘛进行了册封。”杨冬权说。

索南嘉措得此称号后，格鲁派上层僧侣把他定为第三世达赖喇嘛，而把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大弟子根敦珠巴追认为第一世，把根敦珠巴的继任者根敦嘉措追认为第二世。万历二十年（公元１５９２年），明王朝又降旨把封给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让云丹嘉措继承，他就是第四世达赖喇嘛。

“由于历史的原因，明朝中央政府对三世、四世达赖喇嘛的册封档案原件现在没能保存下来。从五世达赖喇嘛起，中央政府敕谕、认定、册封达赖喇嘛的档案现都有所保存。”杨冬权说，“现在我们选出的几件历史档案，足以证明历世达赖喇嘛都是经中央政府册封、认定的。”

据介绍，目前这些珍贵的档案原件多数收藏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其中包括——

顺治十四年（公元１６５７年）顺治皇帝派人慰问五世达赖喇嘛时颁发的敕谕；

雍正元年（公元１７２３年）雍正皇帝封赏六世达赖喇嘛的敕谕；雍正皇帝颁给达赖喇嘛的金印；

乾隆皇帝颁给八世达赖喇嘛的玉册；

嘉庆十四年（公元１８０９年）嘉庆皇帝封赏九世达赖喇嘛的敕谕；

道光三年（公元１８２３年）道光皇帝封赏十世达赖喇嘛的敕谕；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１８４１年）道光皇帝册封第十一世达赖喇嘛的金册；

咸丰十年（公元１８６０年）咸丰皇帝为派驻藏大臣主持坐床事给第十二世达赖喇嘛灵童的敕谕；

光绪五年（公元１８７９年）光绪皇帝为派驻藏大臣主持坐床事给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灵童的敕谕；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３８年）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主任吴忠信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的令。

清王朝建立后，清廷派遣喇嘛去拉萨延请达赖喇嘛赴京。五世达赖喇嘛于顺治九年（公元１６５２年）十二月到达北京。顺治皇帝多次会见并宴请了他。不久，又用金册、金印，正式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口旁加旦）喇达赖喇嘛”。

“从此，‘达赖喇嘛’封号开始具有政治和法律效力。”杨冬权说，“这次我们公布的档案中就有，顺治十四年（公元１６５７年）六月顺治帝派人慰问五世达赖喇嘛时颁发的敕谕。”

雍正元年（公元１７２３年）六月十日，雍正皇帝下旨，把康熙皇帝册封的“阐扬释教、普度众生六世达赖喇嘛”，改封尊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口旁加旦）喇达赖喇嘛”，并赐以金册、金印。

这次公布的有雍正当时封赏的敕谕。从谕旨中“喇嘛尔受皇考之仁恩，令尔弘扬黄教，俾土伯特众民安居，封为‘阐扬释教、普度众生六世达赖喇嘛’，赐以金印册文，送往本地坐床”的话来看，这位达赖喇嘛是由清中央政府官员主持坐床典礼、正式加以认定的。“这证明，至少从他开始，达赖喇嘛已开始由中央官员主持坐床、予以认定了。”杨冬权说。

嘉庆十四年（公元１８０９年）七月，嘉庆皇帝在接到第九世达赖喇嘛于坐床后奏进的谢恩表后给他封赏的敕谕。这位达赖喇嘛因特别灵异而经中央驻藏官员及西藏僧俗官员联合奏请，由皇帝特准免予“掣签”而认定。

咸丰十年（公元１８６０年）十月，咸丰皇帝为派驻藏大臣主持坐床事给第十二世达赖喇嘛灵童敕谕。之前，清廷驻藏大臣已经在布达拉宫的金瓶中掣签认定了该灵童，但须待坐床仪式举行后，才能正式称为达赖喇嘛。

杨冬权说：“这件档案反映了当时中央政府认定达赖喇嘛的前后过程。”

这次国家档案局还公布了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３８年）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主任吴忠信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的令。第二年二月，在吴忠信主持认定后经中央政府任命，青海灵童拉木登珠继任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杨冬权说，以上这些历史记载和档案清楚地告诉人们，现在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反对中央政府、鼓吹“西藏独立”，不仅违背了中国人民和历代中央政府的意愿，也违背了历世达赖喇嘛的意愿。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弄明白的是，虽然明清都对达赖喇嘛进行了册封，但是清朝显然提高了达赖喇嘛的地位。清朝为何提高达赖喇嘛的地位呢？我认为，一是出于笼络蒙古各部的需要，二是满清比明朝更喜欢喇嘛教，因为喇嘛教源于萨满教，和满洲人的习俗比较接近。换言之，明朝笼络喇嘛教纯属政治目的，而清朝笼络喇嘛教除了政治目的之外，还有宗教偏向。正是基于这种区别，清朝提高了达赖喇嘛的地位，同时也通过喇嘛教，增强一下满鞑子（满鞑人、满大人）统治中国的合法性。

网文《mandarin是指滿大人？完全沒有關係！》（2014-09-09 羊城網）报道：

先說結論：Mandarin這個英文單詞最早是從葡萄牙文（Mandarim）一詞發展而來的。而Mandarim是從葡萄牙文的動詞mandar來的，意思是指揮、管理。 Mandarin來源與我國的少數民族滿族之間並不存在任何關係。某些人關於Mandarin是英語從「滿大人」甚至「滿韃音」音譯來的說法是毫無理由，也完全沒有根據的。

筆者近期見到一考訂「Mandarim」源流文 。閱後發覺，這是一個西方學界早有定論的議題。19世紀末已解決的問題，百年後重提，而且對國際學界的以往研究似乎懵然無知，以為新見，著實令人驚詫。爰作此篇，以就正之。

《利瑪竇「中國傳教史」譯本的一些問題考辯》一文認為「曼達林（mandarin）的源流」如下：

「……今查《全集》說：政府的官員，以及武官，中國人稱之為‘官府’，意思是主事者；為了表示尊敬，便稱之為‘老爺’或‘老爹’。西方人所用的名稱mandarino，是從葡萄牙文之動詞mandar來的，意思是指揮、管理。 《札記》則說：‘所有的軍職或文職大臣都稱官府（Quon-fu），意思是司令官或主管，雖然他們的尊稱或非官方稱呼是老爺（Lau－ye或Lau－sie），意思是指主人或父親。葡萄牙人稱中國官員為Mandarin，可能是由Mandando或Mando Mandare而來，即指揮或命令，現在歐洲都知道中國官吏的這個頭銜。’ 由此可知，英文的mandarin及義大利文的mandarino 來源於葡文的mandarim，而mandarim則由葡文mandar（命令）、mando（權力、命令、軍權、裁決）等派生出來的。早在明朝，最早和中國官方打交道的歐洲人—葡萄牙人就已用此詞來指稱中國官員，至於後來歐洲各國人用mandarino或mandarin來指稱明朝官員甚至滿清官員以及與滿清官員有關的語言等等，應是在前引利瑪竇的《全集》之文的影響下才普遍流行的。」

作者於文首聲明道：「本文主要是用考證學的方法，根據史實及利氏義大利文本的《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 à nella Cina （論耶穌會及***進入中國）》（見德禮賢神父Pasquale M. D' Elia 校注並改名的《***中國開教史（Storia dell' 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ismo in Cina）》，Roma－La Libreria Dello Stato，1942.下簡稱《意本》）把被漢文本誤譯的內容加以辨正。」

據譚世寳稱，曾承澳門耶穌會會長呂碩基神甫提供利瑪竇《中國傳教史》的義大利文本參考並予指教。可以相信，他使用過義大利文本，因而我們從德禮賢神甫所校注的義大利本的原文開始分析：

「政府的官員和武官均被稱呼為官府[quonfu]，義即主事者[presidente] 6)，出於尊稱，呼他們為老爺[laoie]或老爹[laotie]，義即父親大人。葡萄牙人從‘命令[commandare]’用起，一直稱呼他們為mandarini 7)，這個名字由他們傳入我國。

6) 相當於我們的官員[funzionario]一詞。

7) 因此利瑪竇認為mandarino一字來自葡語mandar，義即命令[comandare]. 參見《耶穌會歷史叢書》之《沙勿略文輯》，第1卷，第170頁。但達爾加多（DALGADO，第2卷，第20-22頁)卻不贊成這一詞源，認為它來自梵語和neo-arica 的mantrin (此處梵語原文見德禮賢注釋《利瑪竇全集》（義大利語本），第1 卷，第56頁)，進入的途徑是馬來語mantari，義即參議或大臣。mandarino一詞至少從1514年開始使用。」

劉譯：「政府的官員，以及武官，中國人稱之為‘官府’，意思是主事者；為了表示尊敬，便稱之為‘老爺’或‘老爹’。西方人所用的名稱mandarino，是從葡萄牙文之動詞mandar來的，意思是指揮、管理。」

譯者劉俊餘聲明：「本中文本即是根據德禮賢之版本，並參考英文本翻譯的。卷一及卷三之按語也是取德禮賢神父之注釋，是筆者所譯。卷二，卷四及卷五的譯者是王玉川教授。」

稍微比較一下，讀者不難發現劉譯與原文相差甚遠。實在難以想像是如何「根據德禮賢之版本，並參考英文本翻譯的」。

令人驚詫的是，在利瑪竇的原文中並無mandarino和mandar之類的字眼。完全系譯者擅加！

譚世寳在參閱利瑪竇原文後，並未發現這些問題，遑論「把被漢文本誤譯的內容加以辨正。」仍舊襲用劉譯，且根本未看懂腳註7）的解釋，於是出現了一場罕見的以訛傳訛。

的確，利瑪竇有「mandarim」來自葡語動詞mandar之說，但在國際學界眾所周知，此說早已被淘汰百年有餘了。

德禮賢不知有比達爾加多的《葡亞詞彙》更早的研究專著。

初版於1886年，而且常用的工具書《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and of kindred terms，etymological，historical，geographical and discursive》告訴我們：「MANDARIN –葡萄牙文單詞：Mandarij，Mandarim。魏持沃德(Wedgwood)解釋該詞並探源如下：‘中國官員，由葡萄牙人首次讓我們認識此詞。如同印度的種姓制度（caste）一樣，此詞被誤認為當地詞彙。源自葡萄牙語mandar，義即掌權、命令、統治等。’T. 海德 (T. Hyde) 在下有同語(jj意思是海德在下面有同樣的解釋)。縱使是葡萄牙人讓我們首次認識此詞，這是個由來已久、常犯的錯誤。Mandarij一詞如何從mandar那裡演變而來？葡萄牙人可能用mandador等詞來形容東方的官員，如前條目(參見MANDADORE條)所示，他們確實在某些情況下曾運用該詞。然而，跟mandarin的假設辭源manda並行的是英國旅行者在造訪中國或者遠東其它國家的時候，應已創造了一個用來稱呼所經國家的官員的頭銜。這個頭銜是‘order’的一種新的和不太正常的演變，叫orderumbos。

事實上，本詞是印地語（來自梵語）mantri的訛略，意為『參議、大臣』，也是***教前印度的一個古老本地詞彙。該詞曾被借用，特別是在印度支那多國，尤其是馬來人中傳播。他們習慣上以該詞來稱呼公職官員的最高級別（參見葛羅福(Crawfurd)所編《馬來語字典》的有關詞條[克林科特（Klinkert）將其寫作manteri，口語作mentri]）。然而，葛羅福(Crawfurd)卻奇怪地認為這個詞的現解同葡萄牙語(參見《印度洋群島學報》，第4期，第189頁)。[克林科特（Klinkert）采源自梵語說。]毫無疑問，本能上的意義推斷有可能把mantri曲解成類似mandar的詞語。馬斯頓(Marsden)更把此詞進一步曲解為『比蘇丹(Sultan)下一級的官員叫Mantree，為中國人中尊稱Mandarin一詞的訛略。』（《蘇門答臘史》，第2版，第285頁）日特(Ritter)由於受A. W. 施尼格爾 (AW Schlegel) 的影響，亦采mandar詞源說，把該詞的真正詞源記錄在《中日注釋及問答》，第3章，第12頁並由其中一人編入1872年9月的《航道志》(Ocean Highways)第186頁。以下的幾個引文會展示出，該頭銜起初的用法根本與中國無關，而是用在馬來語國家和印度大陸指稱官員。我們可以補充一點，就是mantri （參見MUNTREE條）在孟加拉國東部邊境較開化的希爾族群 (Hill Races) 中間仍然流行著，用作稱呼首領以下的小官。」

19世紀的英語，除了使用從葡語mandarim演變過來的mandarin這一形式外，也使用梵文Mantri的英語拼寫法「MUNTREE」：「MUNTREE——名詞。梵文Mantri——大臣或高官。該詞特別在古印度邦和從印度接受古代文明的印度支那和馬來國家中流行。葡萄牙人把這個詞變作了mandarin（參見該條）。」

根據《Hobson-Jobson》的引文，在約公元400年已出現了「mantrins」的記載 。當時，葡萄牙還未建國，葡萄牙人千年後才東來。顯而易見，「mandarim」絕不可能來自葡語的動詞「mandar」，其真正的源流是梵語—馬來語。

譚文接著說：「順便補充—點，約在1515年由托梅．皮雷斯撰寫的《東方概要》(SUMA ORlENTAL)已用Mandarin來指稱明朝的中央政府大臣。有譯者認為：‘托梅·皮雷斯看來是第一個使用Mandarin來稱呼中國官員的葡萄牙人。Mandarin一詞源於馬六甲。’筆者認為，是否第一個使用Mandarin的人是很難斷定的，比較穩妥的說法應是：在目前所見文獻中，是皮雷斯的這份手稿首先用了Mandarin一詞來指稱中國的官員。至於說Mandarin一詞源於馬六甲，則不知其根據何在，因為如上所述Mandarin顯然是出自葡國人的葡文詞 ，最初專門用以指稱中國的官員，所以我們否定此詞是源於馬六甲。撰於明萬曆初的《暹羅館譯語·人物門》‘臣’的暹漢對音為‘滿朵禮’，顯然是‘蠻的哩’的異寫。筆者認為，暹邏語此詞也應是來自葡語的。」

對於上述問題，前引《Hobson-Jobson》已經有了明確的論述。我們再來看葡萄牙學者的觀點。德禮賢前引達爾加多的《葡亞詞彙》解釋道：「MANDARIM遠東，尤其是中國的法官、高級官員。本詞從葡萄牙語進入歐洲其它語言。不是漢語詞，也不是像某些東方學家猜測的那樣在辭源上與葡語動詞mandar有關。是梵語及新亞利安（neo-arico）語mantarī的訛略形式（參議，大臣），其辭源是馬來語mǎntǎri。t變為d可能是受mandar的影響。我們的作家不用該詞指印度的大臣，而是稱馬來西亞、中國和安南的官員。」

從已知文獻來看，該詞在葡語中最早出現於1514年布力托(Rui de Brito)報告被葡萄牙人驅逐的馬六甲王困境的一函中：「馬六甲以前的國王莫哈默德（Mafamede）在賓坦，苟延殘喘，手下無幾，只有數字大臣（mandarins）。」

從1886年《Hobson-Jobson》初版後，葡萄牙學界便接受了這一說法。一位葡萄牙作家於1898年作了如下說明：「我們以這個印度名稱來稱呼中國官員。如今通常叫mandarins。其遙遠的辭源是梵語mantarin，意為‘參議’。」

可見，「有譯者認為：……Mandarin一詞源於馬六甲。」確有實據，只是批評者不知究竟罷了。而且一般的葡語語言字典也註明它來自馬來語。

《英華大詞典》將mandarin定義為「(中國滿清的)官吏。」 《新英漢字典》的解釋如下：「n.[史] （中國滿清九品及九品以上的）官員」。

近期出版的兩部葡漢詞典亦持同說。

《簡明葡漢詞典》：「—m.1(中國滿清的)官吏，官員。」

《葡漢詞典》：「—s.m.1(中國滿清的)官吏，官員。」

筆者查閱了幾乎所有的主要葡語語言詞典，包括2001年出版的最新的里斯本科學院編寫的《當代葡萄牙語詞典》，均未見有「滿清的」這一定語。

那麼兩部新近的葡漢字典為何會有此解釋呢？大概是受英語的影響。

在澳門於1971年出版的《葡中字典》中，我們可以看到：「MANDARIM，s. m. 滿清一品至九品官吏，中國官話，中國國語。」

限於20世紀70年代澳門的學術水平，這本字典不是從葡語直接而來的葡中字典。作者在前言中聲明說，主要採用的是費雷拉(Júlio Albino Ferreira)神甫的葡英字典和上海商務出版的《綜合英漢大辭典（A Comprehensiv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同時參考了《葡語實用插圖字典（Dicionário Prático Ilustrado）》及《麥修氏漢英詞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等字典。因此，可以判斷，「滿清一品至九品官吏」的定義系照抄自英語，而這又可能是兩部《葡漢詞典》的張本。

現知最早的《《葡漢辭典》中有關Mandarim的詞條如下：「Mandarim 官府 老爹 老爺；Mandarim darmada 武官；Mandarim de letras 文官」；「fallar mandarin cu cua—zinyin 官話—正音」。

英國與中國的接觸較晚，主要是在滿清，因此將mandarim定義為「(中國滿清的)官吏。」實際上，無論是葡語的mandarim還是英語的mandarin的基本詞義是參議、大臣，不局限於滿清。

由於該詞涉及中外文化交流史，而錯誤的英語定義流傳甚廣，甚至影響了所有西方語言中源自葡語mandarim的解釋，故有必要糾正之，不能讓此種由於學術信息遲閉而造成的無根游談若流傳到國際學界，貽笑大方。

從《暹羅館譯語·人物門》中的「滿朵禮」和《澳門紀略》中的「蠻的哩」的結尾音節來看，沒有與葡語「mandarim」中鼻音「im」對應的音節，反而明顯是「梵語及新亞利安（neo-arico）語mantarī」或「馬來語mǎntǎri」的漢語音譯。早期葡語也有無鼻音的「Mandarij」這一形式。由於澳門土語受到了馬來語的重大影響，「蠻的哩」可能表達了「mantarī」，「mǎntǎri」或「Mandarij」的音值。

現在許多商業名稱中，喜歡使用英語mandarin一詞，但因不知其來龍去脈，多數譯法不甚貼切，如Mandarin Hotel Yokohama被譯為橫濱曼達林大酒店，慕尼黑的 Mandarin Oriental 作曼達林東方酒店。由於一般字典給mandarin的定義是「(中國滿清的)官吏」，但最早涉及的卻是明朝的情形，譯家覺得不妥，遂采音譯。譯得比較貼切的是澳門的「Mandarim Oriental，東方文華」。從中國傳統的文官制度而言，將Mandarin譯為文華頗為傳神。

譚文驚人之語不僅上述。「雖然關於‘China’等在漢文的來源字及本義，前人有很多異說，但是唯獨沒有提及‘晉’。」 據筆者所知，生活於明末清初的葡萄牙耶穌會會士安文思早有此說。「Chin（晉）這一名稱似乎是印度人因為耶穌基督前169年統治過的Chin（晉）家族的關係而對China的稱呼，而我認為，更可以相信的是來自耶穌基督前246年統治過的Cin（秦）家族。其首領為全中國第一個領主。其中包括離孟加拉國不遠的雲南。」 登載安文思此說的書籍寫於1668年，其作者大概可以算是「前人」吧？而且此書不是甚麼難覓之籍，近有澳門基金會及教育暨青年司1997年的重印本。

早在明朝，最早和中國官方打交道的歐洲人——葡萄牙人就已用此詞來指稱中國官員，至於後來歐洲各國人用mandarino或mandarin來指稱明朝官員甚至滿清官員以及與滿清官員有關的語言等等，應是在前引利瑪竇的《全集》之文的影響下才普遍流行的。

mandarin的來源需要特別指出的是：Mandarin這個英文單詞最早是從葡萄牙文（Mandarim）一詞發展而來的。而Mandarim是從葡萄牙文的動詞mandar來的，意思是指揮、管理。

葡萄牙文的Mandarim是從馬來文（馬來語：Mantari）發展而來來的，馬來文又是從印地文（印度北部用語）借來的，印地文又是從梵文借來的。最早，梵文的這個字是會思考的人的意思。在英文里，成了中國所有入流的官員的統稱。入流指的是從一品到九品的官員。

後來，Mandarin成了所有亞洲國家官員的名稱。牛津字典解釋[Mandarin]是從「滿大人」三個字的音譯成的，牛津字典的這種說法相當可笑，因為，這個詞最早來自梵文。而且在明朝時期的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就對這個詞進行了考證，認為其來自葡萄牙語。（參見《耶穌會歷史叢書》之《沙勿略文輯》，第1卷，第170頁。） 總之從明朝起西方人便稱呼中國官員為Mandarim，這個詞到了英文中便成了Mandarin。 再後來，1727年，雍正六年，英國人開始把「官話」，官員在廟堂上說的話（普通話的前身），翻成了Mandarin，所以，英文裡面，Mandarin當成中國或是亞洲官員的時候第一個字母用小寫mandarim。意思是「官話」或是「普通話」的時候，是語言的名稱，第一個字母要大寫Mandarin。Mandarin與Chinese的區別在於，Chinese指的是所有的中國語言，包含各種方言，同時也包括了中國的文字，Mandarin則只說用國語發音的語言。

綜上述，某些人關於Mandarin是英語從「滿大人」甚至「滿韃音」音譯來的說法是毫無理由，也完全沒有根據的。Mandarin來源與我國的少數民族滿族之間並不存在任何關係。

谢选骏：上述说法很有“正名”的以为，它还原了“普通话”、“国语”的说法都不确切，比较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官话”。

网文《官话》报道：

官話（又称北语、北方话、官話方言。此外有時也稱北方方言）為汉语的一支，主體為北方漢語。若視漢語為一種語言，則官话是漢語的一级方言，下分北方官话、中原官话和南方官话。若視漢語為“漢語族”，視官話為獨立語言的話，則官話下有數支官話的方言。無論如何劃分，官話的地位都跟吴语、粤语、闽语、湘语、客语、贛语等相同，要麼同為獨立語言，要麼同為漢語下的一級方言。

官话是漢語诸方言中分布最广的一种，除了中國北方以外，官話也同時分佈在中国南方绝大多数地区，如南方的江蘇大部、安徽中北部、四川大部、重庆、云南、贵州、湖北大部、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和江西沿江地区作为母语使用。此外，官話在江蘇省蘇州市吴江区的菀坪镇、福建省南平市的延平區以及福州長樂航城街道的琴江满族村等地也以方言島的形式出現。

現今中國目前的官话大致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分别以北京话、西安話、成都话和南京话为代表，前兩者為北方官話，後兩者為南方官話，由於官話分佈地區廣，官話內部仍有較大的差異，仍存在各官話之間不能交流的情況。兩種南方官話都有應否獨立出官話方言的地位爭議。

官話也是中國現在的主要通用語。其中，现代标准汉语（中國大陸的普通话、臺灣的國語、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華語）均是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音调而形成的规范语言。與認知的不同，地區之間的使用者不一定能夠有效溝通，因為地方官話的口音乃至於句法和用詞差異可能很大，特別是山東與江蘇一帶的地方所講的方言。所以今天所推行的普通話，是以官話為主要語言、加之北京音為標準的語言。

官話也是一種聲調語言，這點跟漢語下的一眾語言相同。

名称

官话，有时亦称为北語、北方话、官话方言、北方方言，有些場合也稱作蓝青官话。這是因為現代官话是基於北京語言。雖然北官话已經蔓延到了中国南方創造了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 ，“北方方言”亦可指流行于中国北方的方言或北方官话，由於北方官話是南方官話聲調長經北方聲調形成是否歸於一類仍有意見，至今不同学者对于北方官话的定义并不相同。从1980年代后期起，中国大陆的汉语方言学界的期刊和专著已统一使用“官話”这一称呼。

但另一邊廂，其他漢語方言的名稱，都只代表了相對來說的通行區域，不等於該區域只通行那一種漢語方言，亦不等於該漢語方言只通用於那一片地區。例如兩粵地區不獨通行粵語，同時粵語也不單單普及於兩粵地區。特別是持認為各漢語方言地位應平等的，认为官话属于方言而非独立语言的，或者認為各漢語方言都應是語言而非方言的論者，較多採用「北語」、「北方話」、「北方方言」這些名稱。

官話的「官」字來自官僚、朝臣，西方語言稱官話為mandarin，為葡萄牙人對明朝官員的稱呼，最早見於16世紀初期的文獻。葡萄牙人借用了馬來語menteri一詞，意為官員，而馬來語menteri一詞則源自梵文的mantrin。英語Mandarin Chinese指的也是Mandarin（朝廷官僚）使用的漢語。

在閩南語中，除了「北方話」（Pak-hng-oē）外，亦會稱作「北仔話」（Pak-á-ōe）、「外省仔話」。

历史

“官话”最早是對官方標準話的稱呼，官話是汉语的一种汉语語言。官方標準語不為某一地的語言，是中國過去做官的人所使用的共同語，以便能互相溝通，上朝奏疏。后来逐漸流行于民间，演變一種各地共同用語。漢語官方標準語早期稱為雅言、周官話為雅言、秦漢時期沿用雅言，漢晉時期多稱「通語」，如西漢楊雄就以共同语“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元代稱“天下通语”，為域內各民族共同语。然而上述時代的這些官方共同語，跟明清二朝及以後的官話音韻已有差異。直到明代中期，官話依然保留中古漢語的清濁音、入声、尖團音等。

官話前身

在晋代五胡亂華、衣冠南渡以後，中原雅音南移。東晋、南北朝以來中國的官方共同語，分為南北兩支。最早以晉代中原雅音為基礎的金陵雅音，則作為中國長期的雅言。

隋、唐時代，以中原雅言音為正，人們做詩詞、寫文章非常注意“正音”，因此很多韻書應運而生，為的是統合共同語的音調。漢唐時期的古中原漢語隨著南遷移民進入吳閩粵諸地，在古中原華夏雅言的基礎上，融入周邊少數民族語言的元素，今日南方語言仍然保留著古代唐代語言的元。不僅唐代佛教經典的變文俗講開始以當時的官話來書寫，宋也以官話書寫的對金人的文書，這些都與後來的話本、戲曲與小說所用。

明清時期南京與北京官话

在元朝時，以北方官話及大都話為基礎，制定了天下通語，推行到全國。元朝官話在周德清的《中原音韻》中被記錄下來，在其中保存了大量唐宋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原音(汴洛音)。

明清時期起，官方共同語稱為官话。在明滅元朝、定都南京後，以《中原音韻》的北方官話為基礎音系，參照以南方下江官話，制定了《洪武正韻》，形成南京官話，成为国家标准漢語语音。在遷都北京後仍以南京官話為標準，因此明清時期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所流行的中國話，基本上是以南京官话為標準。民國初年西方傳教士主持的“華語正音会”，也以南京音為標準。南京官話與現在南京話是否相同，學界仍有爭議，王力等學者主張南京官話主要仍是受北方漢語影響。

在明成祖遷都至北京後，北方官話的重要性上升。至清朝時，逐漸形成北京官话，成为中國官方的標準語，並為推行共同語而在各級書院推廣正音教學。清末編審國語以後，北京官話正式成爲中國官方的標準語。

國語、普通話、華語

1909年開始，官方共同語稱為「國語」，1913年中華民國讀音統一會以逐字一省一票投票出老國音，以兼顧南北語音，1923年改用基於北京音之新國音，1956年在大陸改稱「普通話」，新加坡獨立以來即稱之為「标准華語」；而官話一詞則演變為“官話方言”的含義。

由於非官话方言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方或者说东南一带等，有人称整个官话方言为「北方方言」。但實際上西南官話、江淮官話兩大官話方言人口都分布在南方，主要是音調有不同。且江淮官话和部分西南官话更是保留了其他官话皆已消失的入声。而西南官話、江淮官話是否跟北方官話合併爲一個大方言區，不同學者有不同看法，詳見下方分區的說明。

分区史

官话的分類方法多种多样：

官话分区史

年代 分区方式 注释

1934年 华北官话、华南官话为两个独立的大方言区。“官话”首次用于汉语分区；包含现在的晋语、湘语、赣语

1937年-1948年 北方官话、上江官话（即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即江淮官话）为三个独立的大方言区。赣语区被劃出，官话区的范围与已相当接近現在之官話和晉語區範圍。

1955年——1981年 官话首次被合并为一个大方言区。内部分区方式有多种，一种较流行的方式将其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官话从此成为汉语的一个大方言区。

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 官话为一个大方言区，内部分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晋语首次被划出官话；八区法成为中国方言学界最为流行。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的方言学的专业书籍、期刊，大都采取语言学家李荣在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分区法（下称“八区法”）歸類官话，八区法成为中国方言学界最流行的分類方式。然而對於八區法，一些學者也有一定異議，異議所涉及範圍小至某鄉某縣語言的分類，大至晉語、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天津話和岷江话等的歸屬。

调类分区

語言學家李榮、羅傑瑞與劉勳寧等人提出的官話分區標準基本相同，都是古入聲字調類在各地之演化情況：入聲字分派是根據該字之聲母派至平上去三調，同時韻母隨之變化，同區演變規律大致相同，而此法可分出一個個大區。李榮據此將官話分為八區，是最流行的官話分區方式。而羅傑瑞、劉勳寧的分區法則更為概括，羅傑瑞依據入聲分化類型的多寡將官話分為2區：入聲未發生分化的南方官話、入聲發生分化的北方官話。劉勳寧則將官話分為三區：入聲未發生分化的南方官話、入聲一分為二的中原官話以及入聲一分為三的北方官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提出的官話分區法也採用羅之標準。民族語言網則劃官話為四大分區（北方官話、西北官話、西南官話、江淮官話）。

谢选骏指出：用“官话”来解释“Mandarin”诚然比用“满鞑人”来解释“Mandarin”，更能满足华人的自尊，但这却无法解释，为何欧洲国家会承认华人是他们的“官方”和“老爷”？

【038、清水衙门为何热门】

《美国公务员工资表》（2020-09-18 放大镜看美国）报道：

美国公务员都挣多少钱？美国4年一度大选，基本上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绝大部分的联邦，领导都下岗，回归平民生活。

他们的年薪等个人资料都必须在专门网站上定期公布，任何人随时都可以查阅。网址为：www.opm.gov。在这里可以查阅到非常详细的表格，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比较关心又能够“翻墙”的话，可以通过这个网址去查一下。

今天我为大家做一个总结（$1=￥6.9）：

总统$40万；

副总统$22.7万；

白宫办公厅主任、白宫发言人和首席演讲撰稿人$17.22万；

总统首席私人助理$10.2万；

第一夫人的新闻秘书$8.4万。

联邦参众两院议长(各1人)，$20万；

参众两院多数党领导人(各1人)，$18万;

联邦议员(约500多人)，$16万。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共9人)，$20.8万；

联邦上诉法庭大法官(179人)，$17.95万；

联邦地区法院法官(687人)，$16.93万。

联邦政府官员(分为5个等级)：

1. 内阁部长（美国共有14个部，中国共有28个部）$18万;

2. 副部长，$16万;

3. 局(署)长，$14.9万;

4/5. 小型局、委员会局长和主席，$14万、$13万

联邦政府公务员(分为15个等级)，$2万~$12.7万。白宫员工平均年薪$7.7万，工资中线为$6.2万美元，最底层工作助理们的薪水为$3.6万美元。

由于经济水平不同，各州县郡市雇员的收入水平会有差异。地方政府(50个州)州长的年薪是$10万至$20万，其中全美最高的加尼福尼亚州长是$20万，年新低于$12万的州长占美国全部州的50%。

由于弗吉尼亚是全美最富有的州之一，这个州雇员年薪平均工资是$52，559;16所公立大学的平均工资是$60，534。收入最少的部门是监狱、改正中心和残疾人员培训中心等。多数郡、市雇员的福利和州雇员接近，有些完全一样，工资则有些差别。市长工资根据各地经济状况不同差别很大，高于州长工资的市长则有很多;只领取象征性工资、以服务地方为志趣儿的市长也大有人在。

与其他行业相比，美国公务员可以说是工资低、加薪慢，但福利待遇相对比较好。比如，州雇员的福利待遇一般含医疗保险、牙科保险、残疾保险、人身保险和退休福利等，比美国许多大公司好的多，而且自己需要掏腰包的数目较少。

举例来说，一个人当公务员，医疗和牙科保险全家都能跟着加入，自己只需要付保险金的10%，看病自付部分也极少；残疾保险和人身保险全部由州里付保险金，退休金则是每月由州里直接打入退休帐号（由专业公司管理），每年总数等于工资的11%。政府工作的另一个优点是相对稳定。当然，前些年由于经济不好有不少州相继陷入财政危机，也有裁员，但相比企业来说还是少多了。

美国老百姓说起政府官员，好像也不那么特别敬重。在公众的眼睛里，公务员就是拿纳税人钱帮纳税人做事的。而且当了官，不管是大官小官，就得放弃普通公民的部分权利，比如隐私权。

美国公务员的个人资料包括薪金年资等等，上网一查即唾手可得，简直是赤裸裸的暴露。法律还明文规定不能接受超过25美元的礼物和宴请等，违者按受贿法办。

因此，只要你当了官就应该廉洁奉公地按章做事，任何情节的贪腐必被追究。只要达到贪腐标准，无论数量多少都会受到严惩，这是美国反腐肃贪的铁律。美国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有名的话：“想发财到公司，做学问到大学，要当官到白宫”。可见，在这里想当官又想发财也是行不通的。

政府又是怎样花纳税人的钱

在德克萨斯州的州政 府 网站上，有一个名为“钱都去哪儿了”的栏目，专为民众查询政府开支而设。在这栏目底下，一行文字说明非常醒目地说道：“（既然）你为你的政府付了钱，就有权利知道这些钱是怎么被花掉的”。皮尤中心的调查发现，35%的美国人会定期研究政府网站上公布的数据，而政府预算和开支则是他们常看的数据。在美国人的定义里，政府开支公开，几乎是一个透明的政府最基本的义务。

从德州的官网上，已注册的纳税人能地通过几个项目——谁在花钱、花钱的项目、政府部门采购记录、从政府部门获得订单的第三方、政府部门交通开支等，来了解政府的开支情况。此外，通过特定搜索，纳税人还能查到州政府从联邦政府处获得资助的情况。

根据美国法律，只有很少部分的政府文件被列为机密，其余的都必须公开。任何一个公民可以根据《信息自由法案》去调看政府文件。至于政府的预算和拨款，则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地公布在公开的文件中。在网络时代，任何人只要上网，在白宫的网站或是国会的网站上，都能调出与政府开支有关的详细记载。

上图为白宫网站上美国政府2017年的预算，排第一位的是“社会保障”，占到总预算的23.45%，共972.6亿美元。

更多的公开数据可以在“白宫开放数据”这个子网页中去查询。

当然，由于政府机构的庞大与复杂，任何个人都无法厘清浩如烟海的文件。而随着政府浪费越来越成为一个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现象，这些年出现了不少公民的团体，专门以监督联邦政府的开支为己任。这些组织发布的信息对美国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让政府在花纳税人钱的时候有了更多的顾忌。在下面这两个组织公布的资料库中，人们可以查到分门别类的预算文件与详细的分析报告。这些年来，新闻媒体从中获益不少。

推动常识感的纳税人（Taxpayers for Common Sense）

成立于1995年。这个组织将国会的每一项开支都列入一个对公众开放的数据库，并且在每个星期都发布研究报告，列举出近期政府开支中的各种浪费现象。

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也许就用不着多提了。

不过值得提一下的，就是美国政府自身的监管部门。这些部门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发布的调查报告经常会给政府带来难堪。最重要的部门有两个。

政府责任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这是专门向美国国会提供关于联邦政府开支、工作效率、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办公室。在政府各个部门中，该办公室在民调中得分很高。在其网页上，有大量监督政府部门的报告。多数报告都是根据议员的要求写的。每个议员都能够就某个项目要求GAO去进行调查。而最大的报告，则是每年一份关于联邦政府财政与开支状况的分析。

督查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在每个大的政府部门里都有这样一个办公室，专门调查内部的各种违法违规或者不恰当的行为。任何人发现了问题，都可以向这些办公室实名或者匿名报告

美国国父之一、《常识》的作者托马斯·潘恩曾说：“政府哪怕是在最好的状态中，也不过是个不得不接受的魔鬼。而在最坏的状态下，则是难以忍受的魔鬼。”从过去这几年的各种迹象来看，美国人对政府的大浪费恐怕已经很难继续忍受了。

网民哀嚎：

Apatw 17分钟前

中共同等级别的官员的实际收入至少要乘以10，而且是税后的。

胡说不到 57分钟前

本文工资部分没有把地区差算入。这还是很大的。也没有提即退休后pension与社保的区别。

千户侯 今天 04:56

五毛一看笑了：穷逼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

破棉袄 今天 01:14

亮工资单让天朝官员笑话，呵呵

谢选骏指出：作者的愚蠢、网民的哀嚎都盲目于一个基本的事情——既然美国政府是如此清水的衙门，为何众多苍蝇还是要把它当作热门，不惜一切代价地嗡拥着挤入呢？清水衙门为何热门？因为其中必有不为人知的黑灰油水。

【039、人类的头脑为何不能清醒】

（一）

网文《为什么睡觉之后头脑会清醒？听听科学家怎么说》认为，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但这是从出生就顺其自然的事情，我们都很少质疑这到底是为什么？两千年前，古代的名医伽林提出，当我们醒着的时候，我们大脑的原动力一种液体，会流动到身体的其它地方，补充活力，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流动在身体各部分的液体会反哺回到大脑，为大脑补充水分从而使我们恢复精神。虽然这个观点现在听起来很荒谬，但伽林却很简单的解释了我们每天的睡眠是怎样一个原理。

依据自身的经验我们都知道，睡完觉我们会神清气爽，如果没睡好，脑袋就会很晕。尽管我们现在比伽林知道的要多得多，但我们始终没有弄清楚，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为什么只有睡觉能让我们头脑变得清醒。

但是人们发现，睡眠实际上是大脑为满足它基本需要的一种精妙和独特的解决方法，因为大脑与人体其它器官不同，要求低摄入、高输出。生物学的研究范畴，基本上都可以看作是发现生物的各种问题，以及它们自身的解决方案的研究，而对于每个器官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持续不断的提供给养去供应身体的所有细胞。对大脑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大脑强烈的电波活动耗费了身体整个能量供应的四分之一，虽然重量仅占了体重的百分之二。所以这个循环系统，通过血管传输运送营养和氧气到身体的任何一个角落，从而解决了身体补充营养的问题。

每个细胞在消耗营养的同时也在产生垃圾，那么，如何处理这些废物就成了每个器官都需要解决的第二个基本问题。身体的淋巴系统就是因此而生的，它是贯穿整个身体的第二套网络系统，淋巴管从细胞之间的间隙中吸收营养和垃圾，收集它们并把它们丢弃到血液中而被处理掉。但是，大脑中没有淋巴管。那大脑是如何处理这些废物的呢？

当我们深入到大脑中的神经元和血管去寻找大脑处理废物的机制时，得到的结果是出乎意料的。人类大脑里有一个区域，里面装满了干净透明的液体叫做脑脊液，简称CSF。CSF填充了大脑周围的空间，大脑中排出的废物到达CSF并和CSF一起进入血液，听起来跟淋巴系统差不多。但有趣的是，从大脑中出来的液体和废物并不是随意的渗透到CFS里，而是有一个专门的管道网，来组织和促进这个过程。

大脑外面的液体即CFS，它们不是乖乖的呆在外面，相反，它们会随着血管外壁逆流进入大脑，帮助大脑处理细胞之间的垃圾。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利用血管外壁进入大脑是个非常巧妙的方法。因为大脑包围在一个坚硬的头骨里，里面全是细胞，所以大脑中已经没有多余的位置容纳一套独立的淋巴系统。而从大脑表面延伸出来的血管，连接大脑中的每个细胞，这意味着，脑脊液只要沿着血管外壁流动，就能到达大脑中的任何细胞，所以，大脑中的血管也充当了淋巴系统的功能。更神奇的是，没有任何其它一个器官能像大脑这样清理细胞之间的废物，这是大脑独有的系统。

但，上述的大脑清理垃圾的事情，只有在睡觉时才发生，在你清醒时，脑脊液几乎不流动，当你睡着时，脑脊液在飞速流动。同时我们发现，在我们欲睡没睡的时候，脑细胞好像缩小了，这样细胞之间就产生了空隙得以让脑脊液流动，顺带废物就被清除了。这样看来，伽林提出的，人在睡觉时大脑里会有液体流动的说法也许是对的。在伽林之后的2000年，我们的研究发现，大脑在清醒或者特别忙碌时，清理垃圾的工作经常被推迟，反之，大脑才开始它的清理工作。这就像我们经常把一周的家务都积攒到周末来做一样。

那么，大脑需要清理什么样的废物以及废物的种类呢？近期研究的热门是淀粉样β蛋白，这是一种大脑会持续生产的蛋白质。但对于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人，在他们大脑细胞的间隙中，淀粉样β蛋白往往不能被及时清理，因而加强了患病的可能性。所以通过监测清醒和熟睡状态下，淀粉样β蛋白被清理的速度并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熟睡时淀粉样β蛋白的清理速度会快很多。那么，如果睡觉是大脑清理废物的必要条件，这可能就会颠覆性的让我们认识到大脑、睡眠、淀粉样β蛋白和老年痴呆症之间的关联。一系列的临床试验表明，对于那些老年痴呆症还不是很严重的患者，睡眠的时间和质量是与大脑中淀粉样β蛋白的聚集程度息息相关的。

这些研究虽然并没证明缺乏睡眠或者睡眠质量不佳会引起老年痴呆症，但却明确指出了如果大脑不及时清理废物（如淀粉样β蛋白），就会加大患诸如老年痴呆症等病的可能性。所以，这个研究告诉我们，睡觉可以让大脑清醒。我们每晚都在睡觉，但我们的大脑却一直在工作，我们的身体在休息，但我们的思维却一直在游荡，大脑的这些组织一直在辛勤的工作，保持大脑这个极其复杂的“机器”的清洁。因为，如果不及时清理大脑的废物，就会危及我们的身心健康与功能。

今天，大脑所做的这些基础行的、家务一般的苦差事，可能对防止及治疗明天的精神疾病，具有重要的意义。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章其实只说对了一半，那就是局限在生理学的层面而言的。如果从另半也就是社会学层面去说呢？为什么睡觉之后头脑会清醒？那是因为睡眠中指了外来干扰、切断了社会联系，所以降低了人的社会属性，抑制了种族压力，使得个人意识获得了解放。所以每天清晨，我才能最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而一旦投入到生活之中，陷入了社会事务，个人服从了种族，就不再能够保持头脑清醒的状态了。

（二）

网文《人类可以多久不睡觉？》认为，人类到底可以保持清醒多久？基于实际案例的简单答案是264小时（大约是11天）。1965年时，17岁的中学生兰迪·加德纳（Randy Gardner）在全程监测之下创造了这个世界纪录（注：此后也有一些报道称，这一纪录已被打破。考虑到可能的健康风险，目前吉尼斯不再收录关于睡眠剥夺时长的世界纪录）。在其他一些研究中，健康受试者在严格监测的实验条件下持续保持觉醒的时间可以达到8到10天。这些受试者都没有出现神经、生理或者精神层面的严重问题。但是，随着睡眠剥夺时间的增加，所有受试者都出现了明显的注意力下降、知觉能力衰退，其他高级思维过程也会出现障碍。不过，在一两晚的恢复性睡眠之后，所有的受试者都能恢复正常。另外，也有坊间报道称，士兵在战斗中可以四天四夜保持清醒，没有接受药物治疗的躁狂病人也能三四天不睡觉。

然而，上述答案还不够严谨。要解释这一问题，还需要确定“清醒”（awake）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正如上文所说，长时间的睡眠剥夺之后人们会出现“知觉状态改变”（这种状态常被称作“微睡眠”），他们可能会不停打盹，认知和运动功能也会下降很多，这种状态和一般意义上的“清醒”其实已经相去甚远了。我们都知道疲劳驾驶的危害，我们也知道在二战期间，有英国飞行员因为缺乏睡眠，在从战区返回的途中打盹造成飞机失事的故事。兰迪·加德纳的确是“醒”着，但是在他挑战熬夜纪录的后期，他的认知功能已经出现了障碍。

在动物实验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加极端情况下可能的结果。芝加哥大学艾伦·瑞斯萧芬（Allan Rechtschaffen）睡眠实验室的研究显示，两周以上的持续性睡眠剥夺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实验大鼠的死亡。实验中，大鼠被置于水池上方的转盘上，并用固定隔板隔开。研究者通过仪器和电脑程序持续监控大鼠的脑电波，并识别它们是否入睡。实验组的大鼠一旦睡着，转盘就会开始转动，将它们惊醒，而对照组的大鼠可以在实验组大鼠清醒时自由睡眠。这些遭受睡眠剥夺的大鼠具体的死亡原因还不明确，不过这可能与全身的代谢亢进有关。

在某些罕见的人类疾病当中，“人可以保持清醒多久”这个问题还可以获得更惊人的答案，并带来更多的疑问。莫旺氏纤维性舞蹈病（Morvan's fibrillary chorea）或称莫旺氏综合征，这种罕见疾病的特征是肌肉抽搐、疼痛、多汗、体重下降、周期性幻觉以及严重的睡眠缺失。米歇尔·朱维特（Michel Jouvet）及其同事曾研究了法国里昂的一位27岁的莫旺氏综合征患者，发现该患者几乎可以连续几个月不睡觉。在此期间，该患者并没有明显的困意，也没有出现情绪失控、记忆障碍或者焦虑。然而，几乎每晚的九点到十一点，他的听觉、视觉、嗅觉和触觉都会出现20到60分钟的幻觉，手指和脚趾也会感到疼痛并出现血管收缩。研究发现，这种疾病与血清中的抗体对细胞膜上特定的钾离子通道蛋白的攻击有关。

另一种罕见病症，致死性家族失眠症（Fatal Familial Insomnia，FFI），是一种由常染色体基因控制的遗传病，患者通常会在6到30个月的失眠之后死去。不过，“致死性失眠”这个名字可能取得不对，因为患者死亡的原因是多器官衰竭，而不是单纯的失眠致死。这种疾病的病理过程包括丘脑和其他脑区的退行性变化、交感神经过度兴奋、高血压、发烧、颤抖、昏迷、体重下降和内分泌系统的紊乱。与疯牛病类似，致死性家族失眠症的发病也与朊粒有关。

让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人类保持清醒的极限是多久？最终的答案我们还不清楚。芝加哥的大鼠实验姑且不论，至少我还没有看到过任何关于睡眠缺失直接导致人类死亡的报告（事故除外）。事实上，美国国防部还专门提供了研究经费，用来研究如何让士兵们在一周内完全保持清醒。未来的战士将会面对连续数周，日夜不分的高强度连续作战。生物工程最终会造出基因克隆的不眠战士吗？我们会用莫旺氏综合征的变种来改造人类，让大家不睡觉就能保持精力充沛、心情愉快吗？希望不会。

一夜安睡是生命的赐福。正如柯勒律治（Coleridge）在很多年前所写的那样：“啊，睡眠！她是多么可爱，全世界都爱她。”睡眠研究者威尔西·韦布（Wilse Webb）也将睡眠称作“温柔的暴君”：你可以推迟她的到来，但是无法将她驱除。

谢选骏指出：从社会学角度看，缺乏睡眠都是被种族给逼的。如果只有一个人，没有外来压力，大家都会好好睡觉的吧。而社会意识和种族义务，就是剥夺个人睡眠的元凶。在社会压力和种族主义的追讨之下，个人沦为实验大鼠，劳累致死。因为他们已经遭到了洗脑，不再能够清醒地判断自己的得失。睡眠不是暴君，而是暴君的隔离带。

现在说说“人类的头脑为何不能清醒”？因为人是二元的：1、作为种族（家庭、集体、民族、政权、种族）主义的人，2、作为个人主义的人。人有双重使命：一是个人的，一个种族的。多数的享受都是关乎个人幸福的，多数的劳苦都是关乎种族义务的。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福音都是关乎个人救赎的。一个人，只有当他的头脑是作为个人主义的人的时候，才能理性地运转。一个人，当他的头脑是作为种族主义的人进行运转的时候，就无法排除感情和偏见的影响来清醒地思考问题。

【040、人民币为何毛了】

《人民币汇率为何“破7”？对企业和居民有何影响？》（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2019-08-04）报道：

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就人民币汇率相关问题回答了《金融日报》记者提问。

记者：人民币汇率为何“破7”？

答：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今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贬值，突破了7元，但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继续保持稳定和强势，这是市场供求和国际汇市波动的反映。

中国实施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由这一机制决定的，这是浮动汇率制度的应有之义。从全球市场角度观察，作为货币之间的比价，汇率波动也是常态，有了波动，价格机制才能发挥资源配置和自动调节的作用。如果回顾过去20年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发现人民币对美元既有过8块多的时候，也有过7块多和6块多的时候，现在人民币汇率又回到7块钱以上。需要说明的是，人民币汇率“破7”，这个“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来了，也不是堤坝，一旦被冲破大水就会一泻千里；“7”更像水库的水位，丰水期的时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时候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

尽管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但从历史上看，人民币总体是升值的。过去20年国际清算银行计算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都升值了30%左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20%，是国际主要货币中最强势的货币。今年以来，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保持着稳定地位，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是走强的，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升值了0.3%。2019年初至8月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贬值0.53%，小于同期韩元、阿根廷比索、土耳其里拉等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汇率的跌幅，是新兴市场货币中较为稳定的货币，而且强于欧元、英镑等储备货币。

记者：人民币汇率“破7”后走势会如何？

答：人民币汇率走势，长期取决于基本面，短期内市场供求和美元走势也会产生较大影响。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有利于发挥价格杠杆调节供求平衡的作用，在宏观上起到调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较为完善，出口部门竞争力强，进口依存度适中，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国际收支有很强的调节作用，外汇市场自身会找到均衡。

从宏观层面看，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增长韧性较强，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财政状况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国际收支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大体平衡，外汇储备充足，这些都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根本支撑。特别是在目前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背景下，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货币政策保持常态的国家，人民币资产的估值仍然偏低，稳定性相应更强，中国有望成为全球资金的“洼地”。

近年来在应对汇率波动过程中，人民银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政策工具，并将继续创新和丰富调控工具箱，针对外汇市场可能出现的正反馈行为，要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坚决打击短期投机炒作，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稳定市场预期。人民银行有经验、有信心、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记者：人民币汇率“破7”对企业和居民有何影响？

答：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外汇管理要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破7”后这一政策取向不会变。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过去20多年，人民币对美元和一篮子货币升的时候多、贬的时候少，中国的老百姓主要金融资产在人民币上，受到最好的保护，其对外的购买力稳步攀升，这些均能从老百姓出国旅游、境外购物、子女海外上学中反映出来。

企业也是如此。我们不希望企业过多暴露在汇率风险中，支持企业购买汇率避险产品规避汇率风险。同时也要看到，目前人民币汇率既可能贬值，也可能升值，双向浮动是常态，不仅是企业，即便更为专业的金融机构也难以预测汇率的走势。

因此我们建议，要专注于实体业务，不要将精力过多用在判断或投机汇率趋势上，要树立“风险中性”的财务理念，叙做外汇衍生品应以锁定外汇成本、降低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实现主营业务盈利为目的，而不应以外汇衍生品交易本身盈利为目的。

谢选骏指出：人民币为何破七？因为人民币毛了。人民币为何毛了？因为印上了毛魔的鬼像。人民币本来印的是工农兵像，所以叫“人民币”；现在改印毛像却不叫“毛币”，就是担心人民币会因此毛了——然而，人民币还是毛了。

【041、人为何不是机器】

《突飞猛进的性爱机器人 将摧毁传统婚姻？》说：

人类的重大科技进步，首先会应用于军事，想得最多的，大概是性及其周边产业。

以互联网为例，2012年的统计表明，全球互联网的流量总和，1/3左右由色情网站贡献（合法的仅占7.7%），如果全球最多互联网用户的中国大陆不加严厉限制，那么这个数值应在1/2以上。

最近几年突飞猛进的机器人技术，在性产业上的应用，也已经初露曙光。

我们过去看到的机器人，要么是流水线上不知疲倦的机械臂重复同一动作，大量流水线上的工人被置换出来，要么是一些家务机器人，呆头呆脑，做一点简单的家务，惊叹一番，聊博一笑。

▲大狗机器人

画风为之一转，大概应归功于波士顿动力学公司于2005年研制发明的大狗机器人。

大狗机器人用于军事目的。当看到这款四腿机器人像真的狗一样，自如地在复杂地形行走，并于2012年升级，跟随主人行进了20英里，你的耳畔，是否已经回响起斯瓦辛格低沉的声音 “I’ll be back”？

联合国方面就此深表担忧。一份叫“致命性自主机器人”的联合国调查报告中提到，杀人机器人可自行作出确定攻击目标的决定，如果将此类武器补充到武器库，则可能会“打开更大的潘多拉魔盒”。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战争形态，因为机器人的加入，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有的国家，连人都懒得派出一个，就可以驱使若干机器人把事情办了。战争将彻底“电子游戏化”。

▲各种科技企业都在竞相开发机器人

其他机器人公司也在不遗余力地搞技术开发。从流布在互联网上的影像资料看，有善于奔跑的，有自如搬运东西的，有被一脚踹翻，自己又爬起来的，有上下楼梯如履平地的……如果给它们披上人皮兽皮，把冰冷的机械构建包裹起来，穿戴整齐，不认真分辨，谁知道它们是张三李四？

是的，这就到问题的重点了。给机器人穿上引人色欲的仿真皮肤，增加性功能，这就是越来越引人注意的性爱机器人。

从2010年第一款性爱机器人问世以来，相关新闻越来越多。上个月，号称智能玩偶界的劳斯莱斯的美国公司“Abyss Creations”宣布将在今年4月，推出全球首款智能性爱机器人。

▲Harmony的性爱机器人

据悉，这款名叫Harmony的机器人，有12种人格特征，包括天真型、善良型、性感型等，也就是说，未来拥有Harmony的人，可以同时拥有12种类型的伴侣。有没有“称帝”的感觉？

具体的技术细节，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重点。你只要想一想，人机对话的难题，解决没有？制作仿真皮肤是不是难题？机器人的动作协调性和动力供应，可以参考大狗机器人以来的制作成就和它行进20英里能力，至于人体温度之类，简直是小菜一碟。

可以确定的是，制作工艺和技术水准提高的速度、仿真度的提升，一定会超出你的想象。而且，成本也会大幅度下降。

性爱机器人的商业前景，就像机器人在未来战争中的应用一样，未可限量。

▲机器人战争会如科幻片所预言的那样如期到来吗？

单就中国而言：

中国青年网去年的一则报道称，中国情趣用品市场每年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000亿元，购买用品的男女比例分别为男性55.1%，女性44.9%。而年龄层次主要集中在25岁~34岁，其占比高达53.5%。购买情趣用品的年龄层为19到26岁，其中情趣消费力最高的年龄为21岁。

法新社前年的一篇报道则称，在中国，每100个女孩出生，就有差不多116个男孩出生，远远高于107的全球平均水平。其结果就是，女性越来越缺。接受采访的充气娃娃商店老板说：“中国有许多年轻男人难以找到女朋友，或者难以跟女性交往。就可能用充气娃娃来替代。”“许多以前很孤僻的年轻人，通过网上充气娃娃这个群体交到朋友。”

如今，路人皆知，由于男女比例失调，中国农村有3000多万适龄男青年找不到配偶，有人提出开放国籍，让外国女孩子更便利地嫁过来，但很快有人提出人口贩卖的担心。短期内，这成了一个无解的问题。

此外，中国从事色情业的人数，据称有400万~600万，有人据此分析，色情业的产值有近5000亿元的规模。

以上这些，基本都是性爱机器人的现实客户，足以支撑这个产业的发展。它不像很多产业，产品已经做出来了，还在培育市场。

有人或许会觉得，未来的性爱机器人与现在的那些充气娃娃，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要发生用户迁移很难。这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人机对话对人的心灵的控制力度。诺基亚的砖头机是手机，iphone4567也是手机，但是后者淘汰前者，简直是风卷残云，瞬间把前者推入化石时代。今天的手机，已经成了人体器官的一部分。

这个产业即将到来的蓬勃发展，势必对现有两性、婚姻甚至社会关系，产生无法预料的影响。

▲性爱机器人会改变婚姻关系吗？

在传统社会里，未婚男性/女性之间发生性关系，多指向婚姻承诺。但人与ta的具有人工智能的性爱机器人到底是什么关系？难道真的一拔电源就一拍两散？

须知，当我们换一部手机后，想到的第一步，就是把原有资料导入新手机，社交软件仍使用原有账号，以确定手机世界的自我定位。当他/她更换一个新的性爱机器人，第一部，会不会也是导入原有数据？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她也在确定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实际已经对机器人产生依赖，它也像手机一样，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由于有生理需求，这种依赖，是不是更像是一种恋爱的情感？

性爱机器人的介入，使两性关系有可能包含，同时超越性关系。譬如，当一对恋人中的一方与一台性爱机器人发生性关系，算不算出轨？如果不算出轨，那么进一步，当这部机器人的面孔和身材是对某位明星或情敌的高仿，那么另一方是否能够容忍？如果算出轨，那么毫无疑问将机器人视为第三者了。

如前所述，当一户家庭出不起高额彩礼，而购进一台性爱机器人，并且在将来体外繁育技术的帮助下获得下一代，而他所购进的机器人又有料理家务、看护儿童的功能时，那么这台机器人实际上充当了妻子的家庭角色。

同理，当一名女性也未遇上可以长期生活在一起的男士，同样采用前述情形组成一个家庭。这种迫于无奈或不愿迁就形成的虚拟家庭，未来会不会大量增加？男女之间的交往，会不会不再以性关系为目的，更加像柏拉图式的恋爱？而传统婚姻，是否有逐渐解体的可能？

▲曾几何时，虚拟家庭还只是一个游戏（图为游戏《虚拟家庭》切图）

虚拟家庭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家庭伦理的巨大变化，那些有关家庭教育的伦理信条要重新改写，而且亲戚关系以及财产关系更为淡化，家庭将趋于解体，一切人际关系均将重新建构。

除了伦理关系可能解体，法律上也将出现新问题。

譬如肖像权，当机器人公司发现某位明星的面孔或某个部位大受欢迎，会不会据此生产？某位男士对心仪的女士爱慕而不得，会不会要求机器人公司按照她的相貌生产一台？如此一来，“受害者”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并且进一步，由于未经同意与苦主的形象发生性关系，难道仅仅主张肖像权了事？

与一台地下机构所属的机器人发生性关系，算不算嫖娼？

此外，由于机器人存储了用户更为隐私的材料，它不仅同样面临隐私泄露，而且暴露得一丝不挂。

……

所有这些，其实都不遥远，以目前的研发速度，英国《每日邮报》去年12月报道称，随着机器人魅力值爆表，2050年之前，第一例人机婚姻或将出现。能够见证这场旷世婚姻的未婚成年人，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文章即将结尾，忍不住要掉一个书袋。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医生拉美特利写过一本小书，叫做《人是机器》，其中一段，大概可以用作性爱机器人的工作原理——

为什么我们看到或是仅仅想起一个美丽的女人，就会引起我们的一些运动和一些特殊的欲望呢？这些运动和欲望发生在我们的某些器官上，它们是由于这些器官的性质本身而来的么？根本不是。

这是由这些器官的肌肉和想像作用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两者之间的那种交互影响而来的。这里是有一个最初的机括，它受到了古人所谓的美色，或美人的形象的刺激，立刻又去刺激第二个机括，而后者当想像作用去唤醒它的时候，还完全处在沉睡状态中；而所有这些，如果不是因为血液和各种动物精神处在忙碌和骚动中，以惊人的速度奔腾起来，跑去把海绵体膨胀起来，这种情况怎样会发生呢？

拉美特利把人的肉体、精神、情感视为一种机械的驱动。但他没有想到，人真的可以驱动一台机械，完成人的肉体享受、精神交流和情感表达。从前那些嘲笑他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人，似乎浅薄了些。

……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1967年1月最后一次面见刘少奇的时候，让他读的一本书，就是这个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只是毛那时人老糊涂，把书名报错了，害得刘少奇一家到处找也没有找出来，始终没有明白“毛的微言大义”何谓，最终刘少奇被毛弄死在医院里，老婆遭到毛的囚禁戏弄。显然，毛泽东一度和拉美特利一样，幻想《人是机器》。但其实人并非机器，因为毛自己死到临头的时候会哭会闹会发抖却不再会搞政治运动了，而机器人却不会这样不稳定。

人为何并非机器？因为人是上帝/自然造的，而机器（包括电脑和机器人）不过是人造的，最多只是一种“仿生物”。所以我说过的，机器人永远打不败自然人。

【042、三民主义为何不成气候？】

网文《三民主义》报道：

三民主义，又称“孙学”（Sunology）、“国父思想”、“总理遗教”[1][2]，是由中华民国国父及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提出，为国民党的基本党纲，在中华民国宪法前言以“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称呼，并被纳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内容（“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提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即民族、民权（民选）和民生[3]:52。

孙中山表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4]此纲领在历年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多次对三民主义所作的表述，皆有所改变和发展。而国民党领导人与党员、学者，对三民主义也有不同的解读。

历史

最早出现于1905年《民报》的三大主义（三民主义的前身）

三民主义，是随着孙中山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推展而产生，并且因为中国时局变化而有所增补。三民主义的雏形，是由于孙中山在经历伦敦蒙难一事之后，利用滞英期间[5]，拜访大英图书馆研读相关书籍，并且参访英国当地建筑、知名人士学者、展览、文化风俗，而有所启发。[6]

据刘成禺回忆[7]，1904年，孙中山在旧金山“曾论及设会必先有主义”。当时，民族、民权主义之名已经确定，孙中山苦苦思索第三主义，刘成禺“进曰：‘中国俗语，事不过三，所谓智仁勇，所谓土地人民政事，君子三畏三变，正德利用厚生。’”言及于此，孙中山“先生推案而起曰：‘得之矣，第三主义定为民生主义，本汝言厚生意也。意义包括宏大，俄之虚无共产，德之国家社会政策，英、美、法之社会主义，皆在民生主义涵盖之下，推广之，将成世界主义矣。’”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从此确定。

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阐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主张同时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3]:52。尔后，《民报》发刊，孙中山为其著发刊时，认为欧陆列强的发达，为民族、民权、民生循序实践而成。而中国要跟进，则需吸收宣扬最进步理想的知识于人心并且实行，这就是民报的职责。[8]，同年12月香港《民国日报》代售《民报》广告，该报社社长、革命党员冯自由，认为广告上载“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为冗长不便，则以“三民主义”代称[9]。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理念是于1906年12月2日在日本东京民报一周年纪念会发表“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为题的演讲，内容提及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雏形，但当时三民主义是以“三大主义”称呼。1924年1月至8月，鉴于中国国民党改组时“极需三民主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自序》），孙中山在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演讲三民主义十六讲，每周演讲一次，为三民主义提供最后的见解[3]:52。

要点

民族主义

主条目：排满、汉民族主义、五族共和、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主义

兴中会时期，孙中山揭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二是追求中国人民政治自主独立，建立“民族国家”[10]。却并非主张种族主义。孙中山说：“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城破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这不是人类所为，我们决不如此。”[11]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主张以提倡国内各族团结一致，在平等基础上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满族不再是要被驱逐的对象，而是要团结的对象。所有的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民族国家，并且恢复中国民族固有道德，去恢复中国民族固有能力，然后结成家族，联成宗族，才能治理中国，才能恢复中国民族精神与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济弱扶倾，成一个大同之治。[12][13]

民权主义

参见：国民大会、五权宪法、民权初步、革命民权、创制、主权在民和复决

孙中山主张用“人民来做皇帝”，并引用三国演义中的阿斗与诸葛亮来形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国家主权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活动制度之流弊。孙中山并在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所提倡八德中强调“忠民”之美德，为民国强盛之基础。在此思想前提之下，孙中山主张人民必定要有直接行使之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支配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管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五权宪法之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服务人民，人民则拥有政权支配政府。[14]

孙中山认为西方代议民主中的国会权力太大，是一种国会独裁或议会专制[15][16]，所以提出将监察权从国会中分立出来、成为五权政府的一个独立分支，并提出中央政府五院（其中的立法院就相当于西方国家行使立法权的国会[17]）对代表人民行使民权的国民大会负责。进而提出权能区分，以形成有能政府，为人民谋福利，同时人民可以通过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管理政府[18]。“治权”的对称，孙中山提倡人民管理国事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3]:4722。在中央层级，由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19]。

民生主义

参见：国营事业、土地增值税、涨价归公、三七五减租、实业计划和平均地权

孙文给民生主义下的定义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民众的生命。他在1924年发表的三民主义演讲中开宗明意地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20]演讲从实业革命以后生产力增长带来的众多社会问题谈起，进而阐述西欧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流派。并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政策确定为一是“平均地权”[21]，二是“节制资本”。还要发展国家资本，振兴实业，第一是交通事业，第二是矿业，第三是工业。要用国家的力量振兴工业。接着，孙中山谈到吃饭问题，并强调这是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国人不够饭吃最大的原因是农业不进步，其次是受外国经济的压迫。在目前来说，应该赶快用政府和法律的力量解放农民，否则民生问题就没法解决。民生主义的目的在于以养民为目标，中国的粮食才能很充足。关于穿衣问题，孙中山认为人类生活的程度可分为需要、安适和奢侈三级。目前解决民生问题，是要解决需要问题，使四万万人都丰衣足食。 [22]孙提出，由于当年中国的社会实业经济程度尚不发达，中国祇可“师马克思之意”，而绝不可“用马克思之法”[23]。而中国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和外国的目标相同。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23]。

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中最早具体成形的思想，孙文并坚持将之列入中国同盟会誓词当中。孙文平均地权的主张主要受到两个人的启发：其中涨价归公主张是承袭约翰·密尔。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五卷第二章第28节[24]中就提到对土地价格的增值加以课税，因为地价上升是由地主改良及社会改良所致。扣除地主自行改良所增值的部分后，应该归还给社会。[25]而孙文照价征税的主张则是源自于亨利·乔治。后者主张应以地价税（地租）作为政府单一收入，而停止征收其他杂税。[26]孙文曾指出“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27]并曾在多次演讲与民生主义第二讲中提倡以地价税作为政府主要税收。[28]亨利乔治的主张发展迄今，一直受到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推崇与支持。[29]而英国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其房地产持有税占政府整体税收的比例，亦高居OECD国家之冠。[30]

1953年11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七届三中全会，总裁蒋中正发表历史重要文献“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完成三民主义体系。此外、在民生主义中提到的人民的六大基本需求“食、衣、住、行、育、乐”现已成为中文圈中泛指生活所需一切的代名词。

系列十六讲

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稿在1922年陈炯明的部队进攻广州大总统府时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题所作的16次讲演的纪录。

联俄容共后，孙中山决定系统讲演三民主义，以确保党内思想的稳固。1924年1月到8月间，孙中山在广州高等师范学院，透过演讲的方式，每星期一次，有系统地介绍三民主义，作了16次讲演（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未完成，原计划讲六讲）），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的最后、也是最有系统、最详尽的篇章[31]。

孙中山为黄埔军校所写训词开宗明义确立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

仅1924年，国民党“本党宣传部所编三民五权之宣传品，不下数十种，传布于海内外者，达一百万册以上。”[32]

孙中山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以三民主义为纲，对该校师生之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歌词的第一句便是“三民主义”。

孙中山1925年1月1日抵北京后即病发，住进协和医院治疗，经西医诊断为肝癌末期，同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对三民主义之阐述从此划上休止符。

后世演变

虽然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但国民党内对于三民主义的阐扬与实践，仍有国民党员实行。戴传贤以“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开出三民主义理论研究第一响。

戴季陶主义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为与党内的共产主义思潮相抗衡，开始了对三民主义的系统性诠释，相继出版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和《民生哲学系统表》等书册，反对“阶级斗争”，而主张阶级合作，认为“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这一种病态，即不是各国都一样，所以治病的方法，各国也不能同。中国的社会，就全国来说，即不是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就不能完全取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才来革命。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所以我们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33]并同时提出，国民党不是资本主义政党，而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提倡“应该在目前这个时候，就努力做公共幸福的事业。要学英国资本家‘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资本家‘阶级压迫’的后尘，使中国可以循社会民主主义的正轨，向平和、文明的方面进步，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危险。”[34]

三民主义的连环性

胡汉民总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35]发现“（一）民族主义，必须要是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民族主义，才不会变为帝国主义。（二）民权主义，必须要是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民权主义，才不会变为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三）民生主义，必须要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民生主义，才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认为三民主义不是三个主义分立，乃是一个主义的三方面，“而可操世界革命成功之左券的，唯有整个的连环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相互关系，正如三个小环扣合起来的一个大连环。”并据此批评共产国际参预殖民地解放运动，“列宁在阶级斗争之外，加用一点民族主义，本来已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一派人却辩护说，这不过是利用民族主义。但是我们就知道，唯其不能不利用民族主义，正足证明他们非承认民族主义的事实不可。由马克思和列宁两派的经验，便得两个教训：笫一，欧洲阶级革命便不行；第二，东方民族革命才行。”证明了三民主义理论的完备。

民生史观

国民党后世构建三民主义的过程中，民生主义被作为三民主义哲学的本体，因为孙中山说过：“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36]因此，戴季陶提出：“三民主义原理，全部包含在民生主义之内，其全部著作可名之曰‘民生哲学’。”[37]欲以民生史观对抗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论。蒋介石甚至补撰民生主义育、乐两篇，提出“仁爱为民生哲学的基础，亦即革命的根本条件。简单一点说：革命的中心目的，即在民生。”[38]并且推动三民主义儒学化，认为民生主义与儒家民本思想同源。于经济层面，则“民生主义，要把工业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具体的说，我们的民生主义，要以人性为基础，以民生为目的，一方面发达国营实业，一方面节制私人资本。阶级斗争的病态，没有发生的客观条件。”[39]

力行哲学

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提出“力行哲学”，[40]提倡革命务须力行，宣称“使全国国民都能知‘知’之难而能笃信主义；知‘行’之易而力行主义，从而除‘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之苟且偷惰空疏颓放的积习，养成严谨勤劳求真崇实振奋进取的心性。”并进一步与新生活运动结合，说明“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就其内容而言，则为国民生活革命的运动；就其方式而言，则为普通社会教育的运动；就其最后目的而言，则为民族复兴运动中最重要根本的中心工作，即国民精神建设运动。其意义与作用，与总理关于心理建设的一切遗教，完全是一贯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新生活运动就是心理建设的补充实施办法。我们要完成心理建设，来奠定国家精神的基础，就要力行新生活。”继而与孙中山讲演所及的“中国人的固有道德”思想相对应，“来实践并发‘礼、义、廉、耻’的固有德性和立国精神。”

哲学体系

经过孙中山、戴季陶、胡汉民、任卓宣、陈立夫、蒋中正等人的相继补充，三民主义逐渐成为一套具有哲学观和方法论的完善理论。除了以上提及的内容外，仍有以下几点内容。

阶级互助论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三民主义者，不认为“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应当用于人类社会，更不认为强调“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适用于中国，而采纳“阶级互助论”，认为不同社会阶层需要互相提携。孙中山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达(尔)文氏发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择原则后，学者多以为仁义道德皆属虚无，而争竞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也。”[41]

调和折中论

孙中山、蒋中正等国民党人深谙中庸之道，三民主义本身是中西政治哲学的融会贯通。如蔡元培评价说：“主张自由竞争的，维持私有财产制；主张阶级斗争的，要没收一切资本家所有。这都是两极端的意见。孙先生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法来解决这个纠纷，不是突然把私有财产没收，而是渐渐的化私为公；不是共现在的产，而是共将来的产，这岂不是经济革命的中和性么？”“用欧洲三权分立的制度，而加以中国特有的考试、监察二权，名为五权宪法。这岂不是国粹与欧化的中和性么？”“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无一非中和性的表现。”[42]

实践认知论

三民主义者认为经验主义才是正确的方法论，而非自启蒙时代以降占据科学界的唯理主义。孙中山评论说：“科学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见也；伟人杰士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43]“谚云：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故所历之事既多，智识亦增长。所谓增益其所不能者。此由于经验也。”[44]因此，孙中山认为知识和理论是从实践和事实中来，而不是相反。任卓宣总结道：“国父底认识论是行的认识论。行是实践，由之而获得经验。加以分析和组织，便成知识、学问等。所以行的认识论是实践认识论。”[45]

地位

在中华民国地位

中华民国宪法原文第一页

主条目：中华民国宪法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处在山顶最高峰的祭堂，有3个拱门，分别书写着“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也是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改组成立以来，所一直奉行的中心思想。

后历经多次战争，三民主义在1946年被“制宪国民大会”列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规范了中华民国的宪政基础。1949年后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据此彰显三民主义主权在民的中华民国宪法实施至今。

三民主义被列入《中华民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且《中华民国宪法》外，在各类教育规章、课程目标都有贯彻三民主义一类文字。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其早期国内各高级中学及大学课程中曾列有三民主义，极力推展反共教育，部分大学及中央研究院在当时都设有“三民主义研究所”，并以“三民主义”、“国父思想”等不同名称，曾列为大学联考与国家考试的必考科目。在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境内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级学校校歌经常能见到三民、民权、民生、民族等用语。《中华民国宪法》第1条：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1994年4月19日，考试院全院审查会决议，高普考试将不再考《国父遗教》、《三民主义》，于翌年实施[46]。同年9月24日，教育部招开大学校院长会议，由台大陈维昭校长担任召集，商讨废除大学联考废考《三民主义》[47]。

2000年（民国89年）起大学联考不再考三民主义，至今中华民国各大学之中已无“三民主义研究所”（例如国立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所”）。

现今，三民主义是泛蓝阵营当中中国国民党、新党、亲民党、无党团结联盟政治主张之一。

文化成果

三民主义永不过时论

戴季陶认为“中山先生说：‘要解决民生问题，是要用事实做基础。’这是很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因为空洞的学理基础，去求解决实际问题，就很容易落演绎理论的毛病，不能够得到学理的证明。如果用事实做基础，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充分的得到证明的保障，可以少了许多错误。”[48]因此，三民主义是基于事实存在的理论。其他学者认为：“在时代的演化中，民族、民权、民生都将被赋予新的内容，都将面对新的问题。譬如，在今天，生民面对的巨大环境灾难，就不是孙先生那个时代所具有的。新内容的涌现，新问题的提出，将是永无止境的——问题的解决，就是问题的提出。这要求三民主义审时度势，及时地、适应性地变化自己。”[49]因为三民主义“它的实践方法是由不知而行、行而后知，到知而后行的科学方法论。”所以“他能适应时空的变动而跟着发展，它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会落伍。”[50]

民国宪政派

2000年，王炳章发表《重建中华民国》一文，强调“孙中山所缔造的中华民国，是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宪法》，是民主共和宪法。”提出重建中华民国、恢复民国宪法。[51]2012年，高氏兄弟倡议中国大陆的民国派人士改名为民国宪政派，简称民宪派。[52]海内外中国大陆民主人士中，以辛灏年、封从德、丁毅为代表的“民国派”认同三民主义，主张中国大陆重归中华民国、重新施行《中华民国宪法》。2016年，丁毅著成《民宪论》一书，指孙中山晚年著述所定格的三民主义是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但不是羁绊，中华民国宪法在这一基础上具有创新和发展。[53]。中国大陆“恢复施行民国宪法，可以规避制宪失败的风险。”并且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具有多年实践所积累的庞大的释宪体系”，“是唯一的一个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判例参照的选项，任何其他宪政道路选项都无法在这一关键点上与之比肩。”[54]

社会民主主义色彩

罗玉认为：“孙文领导的三民主义运动，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全民民主革命。三民主义倡导全民普选权，也反对资本主义，即‘节制资本’，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一个分支来源。所以读教科书长大的中国人，动不动就将孙文领导的民主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马列意识形态，与事实完全不符。”[55]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认为，三民主义即“中国版的社会民主主义”，孙中山倡导全民政治、直接民权，其民生主义“既发展经济增加国力，又改善民生，消除社会弊端，缓和阶级矛盾。”[56]著名民运人士杨天水总结说：“中山主义，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避免了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的缺点；也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拒绝了社会主义思潮中的真正的空想派的马列主义的一党专政和公有制的危害无穷的思路。可以说，中山主义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57]

评价

主条目：对三民主义的批评

中国大陆学者陈铁健、黄道炫认为，三民主义理论是产生于近现代中国之伟大思想文化成果。[58]在长期实践之革命活动中，孙中山和同志们代表着当时之进步潮流，创立此影响深远之理论思想。[58]三民主义之核心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一套能满足多数人意愿之民主主义理论。[58]在政治上，要求民族独立，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主张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生活和文化教育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58]

1927年，陈炯明在其著作《中国统一刍议》中，对孙之《三民主义》提出异议，他说：“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

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提及：“《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他是个讲演家，煽动家，讲得慷慨激昂，博得给他鼓掌。”“他的无知识达到此等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时，画了个太极图，里面画了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画了个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画了个大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的三民主义里头，总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59]

新三民主义

主条目：新三民主义

苏联、中国共产党则认为：自1924年后，孙中山将三民主义重新解释，进入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如果没有联俄政策，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如不联共，就是反共[60][61]。近代西方学界以及台湾方面认为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并非出自孙中山之手，这些都只是苏联、中国共产党片面的自我诠释，不符史实[62][63][64][65][66][6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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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孙中山：孙文学说，第八章 有志竟成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刘成禺. 《先总理旧德录》.

 …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沈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嫚。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 觇之。孙中山：民报发刊词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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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九修改党章之说明〉，据《中央党务月刊》第七期，1929年2月：“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欧洲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却只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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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文《国父全书》〈五权宪法〉：“乃二百年前有法国学者孟德斯鸠，他著了一部书叫做《法意》，有人亦叫做《万法精义》，发明了三权独立底学说，主张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但英国后来因政党发达，已渐渐变化。现在英国并不是行三权政治，实在是一权政治。英国政治制度是国会独裁，行议会政治；就是政党政治，以党治国。”

 孙文《国父全书》〈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现在立宪各国，没有不是立法机关兼有监督的权限；那权限虽然有强有弱，总是不能独立，因此生出无数弊病。比方美国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使他不得不俯首听命，因此常常成为议院专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总统，如林肯、麦坚尼、罗斯福等才能达到行政独立之目的。”

 孙文《国父全书》〈五权宪法〉：“行政设一执行政务的大总统，立法就是国会……”

 民权主义第五讲

 桂宏诚《中华民国立宪理论与1947年的宪政选择》：“众所皆知，孙中山将权能区分理论正面表述为‘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但若从负面来表述，未尝不也意味‘人民应该有权，但人民不一定有能’。……因此孙中山主张区分政权与治权，即意味了人民主权机关与立法机关应有所区分。”“国民大会为孙中山规划中的政权机关，实亦即为象征主权在民的机关，而立法则被归为政府治能，故成为以院为名称的治权机关。其次，国民大会的组成分子称代表，已不若国会议员称议员，此一改变，也当与国民大会不具有议政功能有关。同样的，立法院的组成分子称委员，则与孙中山设计中的立法院为专家立法，且属政府权能的治权有关。且称委员，也意味了并非由国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受国民大会委托，专责立法的人员，故不是象征主权在民的机关。”

 《民生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43页

 具体措施有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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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主义》第二讲，《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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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有卓尔基亨利（Henry George）者，……曾著一书，名为进步与贫穷，其意以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著于经济学分配之不当，主张土地公有。其说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其阐发地税法之理由，尤其为精确，遂发生单税社会主义一说。”孙文. 對中國社會黨演講「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 [2013-07-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2-08）.。另见国父全集，第二册，一九七至一九八页

 孙文. 東京《民報》創刊週年慶祝大會演說. [2013-07-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2-08）.

 “文明城市实行地价税，一般贫民可以减少负担，并有种种利益。像现在的广州市，如果是照地价收税，政府每年便有一宗很大的收入。政府有了大宗的收入，行政经费便有着落，便可以整理地方。一切杂税固然是可以豁免，就是人民所用的自来水和电灯费用，都可由政府来负担，不必由人民自己去负担。其他马路的修理费和警察的给养费，政府也可向地税项下拨用，不必另外向人民来抽警捐和修路费。但是广州现在涨高的地价，都是归地主私人所有，不是归公家所有。政府没有大宗收入，所以一切费用便不能不向一般普通人民来抽种种杂捐。一般普通人民负担的杂捐太重，总是要纳税，所以便很穷，所以中国的穷人便很多。这种穷人负担太重的原故，就是由于政府抽税不公道，地权不平均，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如果地价税完全实行，土地问题可以解决，一般贫民便没有这种痛苦。”（民生主义第二讲）

 Why Henry George had a point?. [2015-05-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5-30）. The Economist， 2015-04-01.

 OECD: Taxes on property as percentage of total taxation. [2015-09-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10）.

 ……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陈炯明叛变，炮击观音山，竟将数年心血所成之各稿，并备参考之西籍数百种，悉被毁去，殊可痛恨。兹值国民党改组，同志决心从事攻心之奋斗，亟需三民主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为宣传之资；故于每星期演讲一次，由黄昌谷君笔记之，由邹鲁君读校之。孙中山：三民主义自序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卢师谛之中山态度谈》. 《北京日报》. 1924年12月18日，. 第三版，“紧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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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书目

维基共享资源中相关的多媒体资源：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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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誓复：《孙文的政治论：三民主义演讲本之导读》

刘仁坤：《《三民主义》导读（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谢选骏指出：三民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败给共产主义，除了“俄国入侵”、“赤祸全球蔓延”等外部因素，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三元论”（“三民”）缺乏独断论，导致力量分散，甚至自乱阵脚。贪财好色的孙中山昏庸之至，还嫌三元论不够，还把三元论发展五元论的“五权宪法”——国民党三民主义的三元论与独裁专政的一元论之间的较量，其失败是必然的，其后果，导致中国文明不再能够仰仗多元论，而不得不乞灵于一元论，其最后结果就是随着由共产党的崩溃失败，中国迎来基督教的全面胜利。

（多元论主张世界是由多种本原构成的哲学学说。多元论实质是一元论的不同表述形式。凡是把世界归结为多种物质本原的学说，是唯物主义的多元论；凡是把世界归结为多种精神本原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古希腊恩培多克勒以“四根”即水、火、土、气的结合与分离说明万物的产生和消灭；阿那克萨戈拉用无限多异质的“种子”解释万物的差异。中国古代哲学家将万物的本原归结为阴阳和“五行”，即金、木、水、火、土。这些都是“唯物主义的多元论”。近代德国的G.W.莱布尼茨认为世界由无数独立的精神性的“单子”所组成，是无数单子的和谐的体系，这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

（一元论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本原。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肯定世界的本原是物质，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肯定世界的本原是精神。辩证唯物主义则诡辩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结果构成一种不伦不类的一元论，以及行为上的极端机会主义。）

谢选骏指出：三民主义近似三元论却不是“三元交互决定论”——

网文《班杜拉三元交互决定论》（2017年2月26日 Albert Bandura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报道：

社会学习论本质上是一种行为理论，它试图解释社会情境中人的各种行为是如何起源的，以及控制某种行为是否表现出来、如何发生化的调节机制。它是在批判传统行为主义的机械论模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行为主义最初的研究模型取自巴弗洛夫的制约反射学说和桑代克的「情境—反应联结学说」。(高申春，民90)

巴弗洛夫的制约反射学说旨在阐明高级神经活动的规律性，但行为主义曲解了它。曲解后的制约反射学说和桑代克的「情境—反应联结学说」都强调环境对行为的决定作用，而忽视有机体(人)的主体因素对行为的决定作用，使他们永远脱不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困境，新行为主义亦是如此。(高申春，民90)

在基本上，班杜拉的学习理论是反对斯金纳的「环境决定论」的。班杜拉强调，仅只环境因素并不能决定人的学习行为，除了环境因素外，个人自己对环境中人、事、物的认识和看法，更是学习行为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在社会环境中，环境因素、个人对环境的认知，以及个人行为三者，彼此交互影响，最后才确定学到的行为。人的行为不单是内在力量的驱使，人所学到的行为，也并非纯因行为表现后受到外在环境的控制。人受环境中其他人的影响，人也能影响环境中的其他人，因此提出「三元交互决定论」。(张春兴，民85)

三元交互决定论(Triadic Reciprocal Determinism)将环境因素、行为、个人的主体因素三者看成是相对独立、同时又交互作用从而相互决定的理论实体。其中，个人的主体因素包括行为主体的生理反应能力、认知能力等身心机能。所谓交互决定是指环境、行为、人三者之间互为因果，每二者之都具有双向的互动和决定关系，如图3所示。（三元交互决定论模型，资料来源：吴幸宜，民85）

(一)「PB」

代表人的主体因素与行为之间双向的相互影响和决定关系。人的信念、期待、意向、自我概念等认知因素往往强有力地支配并引导行为，即人怎麽想就会怎麽做。但人是理性的，他的理性能力不允许思维朝任意方向发展，而必须与世界维持同一，这就是通过行为及其结果的回馈作用实现的。因为行为总是指向一定的对象，并旨在改变对象的存在方式，使之达到了主体的目标，表明其思维是合理的；如果行为未达此目标，则表明其思维未能把握对象存在方式的规律性而须调整和纠正。所以行为结果带有资讯价值。所以，一方面思维决定行为，另一方面，行为及其结果反过来又影响并最终决定思维的内容与形式，二者之间具有双向的交互决定关系。(高申春，民90)

(二)「EP」

代表环境因素与主体因素之间的双向交互作用关系。在环境与人之间，不仅环境决定人，而且人也决定环境。在社会情境中，这种双向决定关系表现得尤为明显。不仅人的信念、期待、情绪反应习惯、认知能力等的发展与变化，是示范作用、社会劝导等社会影响力的结果，而且人又以其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主体特徵引响到他的社会环境。比如，人们往往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不同年龄、性别、种族、身材特徵的人，或反过来说，个体的这些生理意义上的主体特徵由于文化、社会习俗等的作用，能够从与他交往的他人引发出不同的反应，从而在他採取某种行为之前预先地决定了他的社会环境。社会心理学研究更清楚地表明，个体的社会环境往往是其人格特徵的产物，如古板而盛气凌人的人，不管走到那裡都不受欢迎而造成紧张的社会气氛，而幽默热情的人，即使在陌生的环境裡，也常为欢声笑语所伴。社会角色作为个体的社会特徵，也以类似的方式决定了个体的社会环境，又通过个体感觉系统反过来影响、修饰著他对社会、他人和自己的看法，二者互为因果。(高申春，民90)

(三)「BE」

代表行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决定关系。行为作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仲介，是人用以改变环境，使之适合人的需要而达到生存的目的，并改善人与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的手段，因而它不仅受人的需要支配，同时也受到环境的现实条件的制约。有什麽样的环境条件，就要求行为採取相应的方式，否则行为将与现实的环境条件不相关而无效。例如，面临A型肝炎病毒流行这一危险现实环境的人们，就要採取饭前、便后洗手并服用板兰根药液等预防行为；处于冰天雪地的北极圈内(如爱斯基摩人)的人们，形成了渔猎、狗拉雪橇的生活方式，并创造出不同的语彙来表达「雪」这一自然环境因素(Whorf，1956)；在严重缺水的战场上，受伤士兵不得不饮用战友的尿液，如此等等，都表明现实的环境条件决定著人的行为方式。但是，环境并不是一个必然地以某种固定的方式来影响人的僵硬的实体，对人而言，它们的一个重要属性是潜在性，即一个环境因素是否对人产生影响，取决于人是否採取某一行为将它激发。例如，全部社会化手段的存在，对某一个体而言，构成了他的潜在的社会环境，只有当个体採取某一行为将它们启动之后，它们才会对个体产生影响；一个政治家发表电视演讲，作为人们的潜在生活环境，只有在人们打开电视机并倾听其演说之后才构成人们的现实环境而影响人们；火炉并不伦人，只有当某人碰触它之后，它才会伤人，如此等等。正因为行为与环境之间具有这种双向的交互决定关系，所以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创造者。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与环境发生联繫，并决定了这种联繫的性质和内容，从而决定了他感知、体验到的是什麽样的环境。正是它所感知、把握到的环境因素，决定了他未来将採取什麽行为，因此二者是相互决定的。(高申春，民90)

当环境的限定作用较弱时，个人的主体因素就会被凸显为主要因素。例如在购书行为中，儘管书店为每个读者提供的环境是相同的，但是某一读者购买那一类、那一种图书，则受其知识背景、职业要求、阅读偏好等个人因素决定。

在一般情况下，三个交互作用因素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赖性。电视节目的观看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儘管电视频道的设置为每个观众提供的潜在的电视环境是相同的，但由于不同观众的生活背景不同，他们会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节目观看，从而对每个观众而言，他们的现实环境是不同的。现实的电视环境的不同又逐渐培养了每个观众独特的欣赏偏好，即不同观众喜欢看不同的电视节目，观众的欣赏偏好又决定了他选择什麽节目观看的行为。同时，由于电视具有商业价值，电视节目的製作又受到观众欣赏偏好的影响，从而使得电视系统为观众提供的潜在电视环境发生变化。这裡，电视环境、观众的偏好及其观看行为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就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赖性。(高申春，民90)

事实上，心理学的不同分支或流派都是选取环境、人、行为三者之间的某一关系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如存在主义心理学、认知主义等主要关注于人的体验、观念等如何决定人的行为，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认知社会心理学则考察了个人的主体特徵如何引发他人的反应，从而决定其社会环境，以及这一社会环境又如何决定行为主体的行为反应与认知状况的过程；而行为主义心理学，则严格地将自己的研究限于探讨环境如何决定行为的机制方面等塑造。班杜拉认为，从「三元交互决定论」的观点来看，儘管这种研究工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心理活动的因果规律性，但是由于现实的人的心理活动正是环境、人的主体因素和行为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过程，将理论分析只限于三元交互系统中的某一个交互作用关系的心理学研究，必然不能充分地解释人的心理活动及其行为规律，特别是当三元交互系统中的三个交互作用关系都在起作用时更是如此。例如，对社会交往关系中的行为主体而言，他的心理活动与行为规律就不仅仅是由他的行为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决定的，因为他在採取某一行为之前或同时，他也在思考他的行为会引发出别人怎样的反应以及这一行为最终会导致什麽样的结果。思维作为认知的因素，也参与调节他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表现，从而使他的行为既受到即时的效果影响，也受到长时间以后可能会出现的结果的影响。

谢选骏指出：一百多年前，孙中山为了革命，炮制三民主义，尤其不得已之苦衷——但在绵延两个世纪血腥内战之后，拒绝吸收新知，还要固守早已百年的理论，不亦悲乎。

【043、神话为何体现了民族精神】

神话为何体现了民族精神？因为神话是各个民族童年时代的思想记录。

《真的是“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吗？》（克里斯蒂安·杰瑞特Christian Jarrett，2016年 9月23日）说：

人的个性是多方面因素塑造而成的：基因、朋友、学校以及其他因素。是它们让你变成了今天的你。那么一个人的个性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定型的呢？比如，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害羞的人，那这是否意味着你小时候就很害羞？

差不多是这样。事实上，有研究表明人在几个月大时的行为特征与长大后的个性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个性早就已经不可动摇，只是说我们可以追根溯源到幼年时期。

研究婴儿的心理学家通常所用的术语是“气质”（temperament）而非“个性” （personality）。在这一领域的最早的一项调查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纽约纵向研究（New York Longitudinal Study）。亚历山大·托马斯（Alexander Thomas）和斯特拉·切斯（Stella Chess）夫妇观察了133名儿童从出生到30岁之间的生活，同时还和他们的父母进行访谈。基于这些观察和研究，他们提出婴儿气质的九种不同维度，包括活跃水平、心情和关注力。他们还认为不同维度的分数有趋同倾向。他们以政治不太正确的方式把儿童分为三类：“简单的儿童”、“麻烦的儿童”和“慢热型”儿童。这样的儿童分类是否预示着他们未来的人格类型？纽约的研究发现证据表明在三岁时被归为简单或麻烦的儿童在青年时期仍然表现出相同的个性，但是他们并未研究儿童气质与成人个性之间的联系。

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研究婴儿气质的心理学家与研究成人个性的心理学家之间是不打交道的。不过，在过去十年左右，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尽管婴儿气质并不完全能预测人长大后的个性，但是两者之间一定存在关联。

还要注意，婴儿气质的打分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发生了变化。如今，原来的九个维度被化归为三个大维度（不幸的是，心理学实验室常常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这几个维度）：“努力控制”是指儿童的自控力和关注力（比如，抵抗玩具的诱惑）；“负面情绪”正如其字面意义，是指恐惧、挫败等负面情绪；而“外向”或“精力充沛”与活跃度、兴奋和社交能力有关。

今年，有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关于个性和个体差异的研究在网上发表。该研究让45个家长评价他们平均七个月大的孩子的气质，并在八年后再次评价孩子的个性。评价标准是成人个性的主要特点，比如外向和神经质。而小时候更为外向的孩子在长大后神经质的比例较少。

比较两个时间点的评价揭示出一些规律，比如在外向方面得分较高的孩子（笑的更多）在八岁时的神经质评价中得分较低（这意味着他们的情绪比较稳定）；而在努力控制方面得分较高的孩子在后来的自律性评价中得分较高。如果婴儿的注意力时间很长——那么就是好消息了，这很可能意味着他们在长大后会保持房间整洁。

这个研究中，不是一切都可以互相匹配——比如爱笑的、外向的婴儿在长大一些后，并没有在外向评价中得到高分——这提醒我们婴儿的气质并不是由命运决定。但是研究者的结论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达成一项共识，即一个人早年显现出的气质会构成他长大后个性的基础。”

惊人的是，一些联系甚至可以跨越四十年之久。2007年的一个研究中，来自捷克的研究者把评价婴儿气质的时间点推后，孩子的年纪从30个月到12岁不等。40年后再次测试时，他们发现个性的关联度非常高。

研究关注的两个特征是婴儿的脱抑制（disinhibition，类似于使用更为广泛的外向/精力充沛评分）和成人的外向人格。也就是说，婴儿期越是活跃和坚定的人，长大后在外向性和自我效能（相信自己的能力）方面得高分的可能性更大。很多家长努力从最细微的行动中解读儿童长大后的个性。

当我们在阅读这些关于个性的研究时，值得记住的是尽管个性在人的一生中表现出一贯性，然而它始终处于变化中，不可能在年轻时期的某个时刻确定一个人的个性在他长大后会成为某种个性（而且这还要取决于你所使用的是哪一套成人个性）。不过，婴儿长大的过程中，其个性也会逐渐定型。比如当孩子满三岁时，他们的行为会更加强烈的预示他们成年后的性格。

以伦敦心理咨询研究所的研究者200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为例。他们在1975到1976年对超过一千名三岁儿童进行行为评分（分类标准为“适应力强”、“接受控制”、“自信”、“脱抑制”、“谨慎”），然后在他们26岁时再进行评分并进行比较。这个跨度近30年的研究得到了惊人的一致结果。比如“自信的”儿童在长大后变得外向，而“压抑”的儿童变得非常内向。

任何生育小孩或与小孩共度时光的人都知道人会忍不住在婴儿的一笑一颦中寻找他正在出现的个性的迹象。最新的心理学研究表明，这种猜度的行为可能并不完全是徒劳。

但是这个领域也有严肃的另一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成年人的心理问题可能植根于幼年时的行为倾向。找出这些标志就有可能在幼年期小心干预，引导孩子获得更为健康的未来。

谢选骏指出：民族由个人组成，民族的童年和个人的童年不乏相似。有位华人基督徒问我：“你研究神话与民族精神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回答说：“可以从中得知你和欧洲基督徒的信仰有什么区别——因为你和他们的祖先所信仰的异教神话不同，决定了你和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不同。”确实的，一个民族的神话，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民族后来的想法与命运。这一点直到今天尚未改变。

【044、世界为何担忧中国瘟疫】

《世界开始担忧：如果中国无法控制疫情 接下来怎么办？》（星岛日报 2020-02-08）报道：

目前在中国湖北省，约5千万人由于新冠病毒爆发，被史无前例地隔离。但专家说，如果隔离没有效果，在全球带来的连锁反应可能是灾难性的。儘管人们希望新增病例数量下降，但是隔离产生始料未及的后果，导致这一做法的有效性受到质疑。

约翰霍金健康安全中心(the 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的资深学者和传染病医生Dr. Amesh Adalja说，「我想在中国，进行隔离是没有许可证的。这可能会造成矛盾性的负面影响。一个方面，疾病爆发区被孤立，导致内部情况更加恶化，另一方面，人们对公共卫生部门也失去信任，另外，各种物资供应也更难送达疫区。」Adalja说，隔离是疾病爆发几周后才开始进行的，这是他相信隔离在减缓新冠病毒扩散上不会有效的另一个原因。第一个病人在12月初已经确诊，该人和武汉海鲜市场并无接触。该病人在11月份实际上就已经感染病毒。Adalja说，病毒不太可能真正被限制在疫情爆发区。更有可能的是，全中国都有病人，他们可能症状轻微，被误诊为流感或者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缅省大学助理教授和新兴病毒加拿大研究院院长Jason Kindrachuk说，传染病专家已经开始对隔离的有效性失去信心。「我想我们现在更担心了。最终，隔离会限制疫区的医药物资和商品供应。现在我们开始看到，一旦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一切都会受到影响。」

若新冠病毒扩散到全世界会怎样——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週三说，目前，99%的病例出现在中国，其中80%在湖北。「中国以外相对较小的病例数字给了我们一个机会窗口，来防止疫情变成全球危机。」「我们最担心的是疫情扩散到医疗系统较弱的国家和没有能力检测病毒的国家。我们只有我们最弱的一环那么强。」谭德塞说，目前世卫的重点是支持中国政府，解决疫情在中心地点武汉的爆发。但若隔离失效，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将有特别风险。伊波拉等其他同时存在的疾病更会削弱那些国家做出有效反应的能力。

柬埔寨，印度，马来西亚，越南，斯里兰卡，和尼泊尔都已经出现确诊病例。菲律宾已经有一例死亡。该名死者是一名从武汉前往该国的44岁男子。Adjala预计新冠病毒对多个国家有高「攻击率」，因为那裡的人们完全没有免疫力。「不是所有的病人都会病重，但是他们都会佔用资源，导致医院拥堵。」病毒传播到非洲的可能性也十分让人担心。世卫首席紧急专家Dr. Mike Ryan週三说，到2月3日止，非洲只有塞内加尔和南非两个国家有诊断新冠病毒的能力。不过到本週五，大部分国家应该已经具有这一能力。

还可以做些什麽来阻止扩散？——世卫强调要全球团结，来防止新冠病毒的扩散。世卫要求在未来三个月，获得6.75亿美元的供款。谭德塞在週三的媒体简介会上说，「今天不投资，以后付更多。是一大笔钱，但是如果我们不利用现有的机会窗口做好准备，以后我们可能要支付的账单会大得多。」如果错失机会窗口，新冠病毒就可能变成流行病，按季节反复出现。

如果那样的话，新冠病毒就可能和OC43，229E， HKU1以及 NL63一样，成为在全世界经常性流行的疾病。这些疾病的症状都包括普通感冒，肺炎，以及上呼吸道感染等。Adalja说，「你看看新冠病毒的爆发轨迹，看起来也是在遵循某种季节性病毒的模板。」「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一个节点上。我们必须思考这种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即新冠病毒最后和其他冠状病毒一样，成为四处传播的社区疾病。」

谢选骏指出：世界为何担忧中国瘟疫？因为他们吃多了中国的人血馒头。我发现，越是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传染的规模也就越大。而世界卫生组织呢？简直就是奸商！因为在他们眼里，防疫工作竟然变成了一项投资活动！他们眼里只有钱钱钱……而慈善机构则趁火打劫，搜刮勒索更多。

【045、唐宋和明清为何不同】

《唐宋圣旨与明清圣旨有何不同》（吴钩2018年7月23日）报道：

在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君臣的共识，士大夫成为治理国家的主体，而不是君王的工具。历代王朝当中，宋朝的政体可以说是最为纯粹的士大夫政体。尽管君主具有最尊崇的地位，最高的裁决权，又是百官的权力源，但按宋人的理想，君主的最佳状态是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士大夫组成的政府执掌。用现代政治学概念来说，这叫做“虚君共和”；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权归人主，政出中书”。

从圣旨的出台程序可以看出这一点。宋王朝的一份诏敕，从草拟到生效，需要经过非常严密的程序：首先由翰林学士或中书舍人起草制词，翰林学士或中书舍人如果认为君主的诏命不当，可以拒绝草制，这叫做“封还词头”。制词起草好了之后，要送门下省的给事中审核，给事中对他认为不当的诏敕也有权缴还，这叫做“封驳”。然后，作为一道正式政令的诏敕，它还需要有宰相之副署。宰相副署的意思，乃是表示诏敕出自宰相，宰相对它负责。没有宰相副署的皇帝敕命，是不具法律效力的。所以，这里我们应该澄清一个误解：唐宋时代的诏敕，并不是皇帝发出的，而是宰相机构发出的。最后，生效了的诏敕如果又发现有失当之处呢，台谏官可以提出追缴。

宋代之后，如此精密、繁复的诏敕出台程序不复再有。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是传统政体的一大变故。宰相制度既然作废，过去一直存在的君权与相权的相制相维，也就完全坍塌了。所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篇中，劈头宣布：“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虽然明朝后来设立了内阁制，但明内阁不是政府的领袖，“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当然也不会有副署权；其职不过是替皇上起草诏书，以及草拟批答奏章的意见稿，相当于唐宋时期的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

不过，明代的政制尚保留一些约束君权的机制，比如，遇大臣出缺，由“廷推”产生候选人；内阁间或有封还皇帝意旨之举；六科给事中亦有封驳诏命之权。而这三个机制到了清代就全都不存在了。

清廷将内阁大学士的品秩提至一品，看似尊崇，实则上内阁沦为传抄文书的闲职；皇帝还建立了“廷寄”制度，廷寄的谕旨甚至不必经过内阁抄发，更别说封驳了；清廷又设军机处，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原来属于内阁的权力转移到军机处，但军机处同样是皇权附庸，梁启超干脆将它比喻为“写字机器”：“军机大臣之奉上谕，则如写字机器将留声机器所传之声，按字誊出耳。”

这些制度上的变化，也导致了唐宋诏敕与明清圣旨存在形式上的巨大差异。我们去看唐宋的诰命，会发现其诰文的起首，通常是一个“敕”字，或者是“门下”二字；而明清时期的诰命，往往以“奉天承运皇帝诏（制）曰”开头。这说明什么？说明唐宋时期的诏敕，例出自政府（“门下”代表宰相机构，“敕”字亦为宰相所画），是宰相领导的政府在行使执政权；而明清时期的圣旨，例出自内廷，是“奉天承运”的皇帝直接行使权力。那么，君主行权与宰相行权有什么差别吗？有。第一，君主世袭，未必皆贤，而宰相可选贤与能；第二，宰相行权，若出差错，可以问责，而君主若出差错，无法负责任。

唐宋诰命的诰词之后，还有一大串签名：提出词头的宰相、起草的中书舍人、“书行”的中书舍人，“书读”的给事中、副署的宰相；而在明清人的诰命上，这一大串署名是没有的，诰词之后就是皇帝的钤印“制诰之宝”。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唐宋诏敕的出台，需要经过层层审议的程序，每一个签名的官员都对诏敕负责；而明清诰命的出炉，尽管也有一套程序：“本部遇有应给诰敕官员，具本奏闻，仍具印信手本、开写合授散官并年籍脚色，送中书舍人，候书写完备，本部具印信手本送尚宝司，于御前用宝讫，具奏御前颁给” ，但这里除了具奏皇帝，其余的都仅仅是技术性程序，而不是政治性程序。宋人制诏过程中的繁复审议程序，在明清时期是完全看不到的。

这么说来，清代的乾隆皇帝当然可以骄傲地取笑宋朝的君主“几如木偶旒缀”，是“遇事辄令廷臣聚议，众论纷纷，迄无定见”的“庸主” 。但是，一个权力不受节制的帝王是可怕的——不妨脑补一下发生在乾隆朝的惨烈文祸。相比之下，君主像宋神宗那样只能发发牢骚：“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而大臣可以像章惇那样回敬皇帝：“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如此才更让人放心。

谢选骏：唐宋和明清为何不同？因为唐宋不是统一帝国，而有藩镇割据、外患频仍，所以开明宽容；明清是统一帝国，军政一体、囊括四方，所以专制残暴。

《各个朝代的圣旨都是一样的吗？ 为什么要说“奉天承运”》（2018-03-28 历史阅读）报道： 

喜欢看古装戏的同志一定对这个场景不陌生，就是一个太监来到大臣家中宣读圣旨，而在一开头都讲的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好像秦，汉，唐，宋，明，清时期的圣旨都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一般古装剧都不会研究这么清楚。

在我国古代并不是所有的朝代都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八个字。如果无论哪个朝代张口就是这八个字那么笑话就闹大了。在我国古代圣旨并没有特定的格式，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场景，以及不同的皇帝用法都不一样。那么都是有哪些区别的呢？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用的是“应天顺时，受兹明命”，唐朝的圣旨都是由门下省审核颁布所以在唐朝时期圣旨的开头都是“门下”两个字。虽然朝代的圣旨开头不同，但是还是受中国文化“天人感应”的影响。所以在写圣旨的时候，都要表达这是上天的意思。

那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谁发明的呢？其实这个人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是一个穷苦人家出生的孩子，早年又当过和尚。所以很怕别人说自己皇位来的不正统。所以经常自封为“奉天法祖”“奉天承运皇帝”，所以说圣旨的开头也就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明朝的时候一直施行的是这样的。后来到了清朝时期，清朝也学明朝这项制度。因为清朝时满族建立的王朝。为了阐述自己做皇帝的合法性，因此也会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可是清朝的圣旨用的是三种汉满蒙语言书写的。这在中国历代的圣旨中是非常明显的例外。

谢选骏指出：朱元璋这个秃驴想要大家都做和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自己一个人好好荒淫、天天无耻——后来的满洲人、共产党，也都这样了。毛泽东自称最高指示，因为他以为自己是“卑贱者最聪明”。

【046、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为何要作伪证——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十五】

《六四天安门君子变身中共学者 不再振臂高呼》（多维 于 2013-05-29 21:17:10）说六四天安门事件24周年之际，当年“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的周舵，不再振臂高呼“平反六四”，而是与当局妥协，潜心研究宪政路线图，撰文敦促中共改革。

1989年5月，高新、周舵、刘晓波、侯德健四人在天安门广场为声援民主运动发起绝食，并于6月2日发布《六二绝食宣言》声言绝食72小时（6月2日16时至6月5日16时），被称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

当年的“天安门广场四君子”，65岁的周舵是现在唯一仍可在内地较自由发表政见的人。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身陷囹圄；逃亡至美国的高新成为政治传记作家；音乐人侯德健2006年起定居北京，2011年获准登台演出，曾接受传媒访问称，不愿再触及政治，有意在内地开拓音乐事业。

周舵称，自己转型后，“中共安全部特务”之类骂声铺天盖地，他甚至用“忍辱负重”来形容自己目前处境。他用对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最终结局的惋惜来解释自己的抉择：“政治家最高境界并不是做道德完人和圣贤，而是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为此不惜忍辱负重。”对于周舵的这番妥协，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说，“理解得来有点悲哀”。

主动提妥协 换讲学发表自由

香港《明报》报道，2011年初，周舵计划办一场小型读书会，特地选在2月，以避开3月的全国“两会”，但仍受到公安阻挠，警车甚至堵在他家门口。愤怒之余，周舵开始逐渐思考转型。随后，他找到分管的公安，主动提出“妥协条件”：还给他公民自由，允许他自由讲学和发表文章，他则承诺不再“惹麻烦”，“什么叫麻烦，由你们定义”。周舵说，这个决定代价很大，但他也明白，“如果坚持公开要求‘平反六四’，其他的就什么都做不了”。

此后，周舵的“敏感身份”逐渐洗白，可以出席小型讲座、在网上发文。去年十八大后，他更取得了护照，会客的限制也愈来愈少。

政改建议送达中共核心

随着政见渐变温和，来采访周舵的记者愈来愈少。但凭借自己的人脉，周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未来宪政民主发展路线的建议，据说已循不同管道送达习李班子的核心圈。周舵常把文章印好交给一名相熟的“红二代”女士，由她转交给儿时好友习近平。最近，又有一名“很有实力”的商界朋友告知，他就周舵的政改建议与“最高决策层”谈了两个小时，据说高层人士对建议未表反对。

近两年，周舵的政论文章已可在内地网站发表，网民不用“翻墙”就能读到。他也开通了新浪微博“@舵爷第一”，谈论政改的方案，甚至批判马克思主义，至今未被禁言或封号。周舵表示，在内地发文必须用“温和的、建设性的方式”去写，开始时很不习惯，内心也很煎熬，“但能把对社会进步有推动的话发表出来，让社会听到，这本身是一种技巧，一种本事”。

周舵在美国哈佛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回国后创办了援助农村贫困教师的“烛光工程”，他说：“如果有一天真竞选了，共产党能说他们办好了福利民生，老百姓自然会问你，你又做了什么？”

招投降骂名 称忍辱负重

身为八九民运的旗帜性人物之一，周舵的转型也招来了不少骂名，尤其是一些当年的学生领袖，有人指他是“中共安全部特务”。而“六四”后冒起的一批民主斗士，也纷纷指他太过软弱，认为他已“投降”。周舵用“忍辱负重”来形容目前自己的处境。但同时，他也发现，一批内地原学运成员中相当多人也受他影响，转走改良路线。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仅仅以是否正确来决定做不做一件事，而要考虑成本与收益。”

对于周舵的妥协，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说，不能说感到失望，只是“理解得来有点悲哀”，对周希望在国内有多些空间做点事表示理解，但同时悲哀中国人在国内要回避敏感议题来换取言论空间。但李卓人指出，“妥协未必能换到一个空间”，希望周明白中共能随时变脸，“到时可能连宪政改革都无得讲”，又认为香港没言论限制，毋须不说平反六四，认为应代周“做尽点”，才能为周换取言论自由。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则坦言有点失望，他明白身处内地的朋友处境有困难，但认为周舵对1989年六四发生的事、是非曲直相当清楚，应了解官方有否需要负责。 

《美国密件曝光 揭六四凌晨长安街杀戮》（2017年6月5日苹果日报）说日本《产经新闻》曾详细报道李洁明送返华盛顿的六四密件内容，主要是6月3日及4日大使馆人员在天安门周边目击的事实。但报道未有说明该报如何取得密件。

报道引述密件称，6月4日凌晨1时，距离北新华街角1.6公里的民族饭店周围，开始听到枪声。西长安街上，巴士、卡车被反转、放火，橙色的火焰在道路两旁蔓延。枪声越来越大，亮着车头灯的解放军装甲车向东驶去，群众很愤怒。年长的妇女大叫：“为什么中国人打中国人？”年轻的男子高呼：“我们是中国人，他们不是。”又指着中南海的方向说：“他们是坏人。”

1时10分，着火的装甲车疾驶而来。群众向装甲车的车轮投掷大片的混凝土，把它截停，愤怒的群众包围装甲车，堆上旧木材放火焚烧。1时20分，后续装甲部队一面向人群开枪一面开进北新华街，群众中染血的人逐一倒地。示威者知道士兵发射的实弹后，恐慌中向天安门方向及小路四散逃走。

1时45分，另一批部队到达天安门，装甲车队面向长安街列阵，到达人民大会堂正东面。装甲车队用车头灯照射东长安街上约一万五千名示威者，却静止不动。2时9分，毛泽东像前面排列的官兵及装甲车队向长安街的大批群众开枪。群众向东面北京饭店的方向逃跑，很多人中弹倒地，痛苦悲鸣。一名男子想向在场外国人求助之际，额头中央中弹倒地。

2时30分，约百名解放军在历史博物馆旁马路对面趴在地上，瞄准群众开枪，群众四散逃跑，但数分钟后又折返运送尸体，军队再开枪，10至15人倒地。天安门广场的照明在3时半熄灭，但4时27分再次亮起，大批装甲车、战车和卡车出现，在广场北边的“民主女神像”残骸被灯光照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冒烟。

清晨5时30分，50辆装甲车、战车和卡车组成的第2支部队通过东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解放军用吉甫车上的两台机枪扫射约15分钟。这次大屠杀之后，天安门广场与北京饭店之间的东长安街上有25至30人倒在地上。

6时20分，约40辆武装车组成的第3支部队由东长安街东边进入广场，以机枪对群众扫射约10分钟，造成许多人死伤。

报告指出，两次屠杀进行时，天安门广场的官方喇叭竟传出柔和的广播，向“北京的友人”表示，混乱已经结束，秩序已经恢复，暴动者已被镇压。上午7时30分，喇叭静默数分钟后播出中国国歌，之后传出一把女声大意说：“同志们，早上好，反革命分子已被粉碎，我们的天安门广场已回复和平。”

避免泄露情报机密

《产经新闻》报道称，美国政府长年未有公开这份密件，可能是为免中国得悉美国对掌握实际情形的程度及美方搜集情报的方式。文件进一步引证20年来香港及海外记者的纪录，证明天安门广场6月4日凌晨清场期间，军队的确开枪杀人。文件进一步推翻了北京市政府89年6月的报告：“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

当年以学联代表身份赴京支援学运的陈清华6月4日凌晨3时后撤离，他认为密件内容大致与其亲身经历没有矛盾，例如报告指2时30分解放军在博物馆附近向群众开枪，他当时就是身处历史博物馆附近，凌晨2时半左右目睹一人向广场中央走动时背部中枪倒下。

谢选骏指出：看来，“天安门广场四君子”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确实是作了伪证。

至于“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为何要作伪证”，这个问题公众不能诛心，要由他们自己来回答。

【047、屠夫为何谴责屠夫】

《4名杀人恶魔拿到“总统特赦令” 惊动联合国》（环球人物 2020-12-28）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赫尔塔：“有罪不罚，可能会鼓励其他人在将来犯下同等的罪刑。”

13年前，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市中心的一场枪击事件曾震惊全球，17名无辜平民在美国保安突如其来的凶残扫射下丧生。开枪的4人最终在2014年被定罪判刑。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本来要把牢底坐穿的4名杀人犯，在入狱6年后，突然迎来一线“生机”——拿到了总统特赦令。

当地时间12月22日和23日，美国总统川普赶在圣诞节前发起了一次“特赦浪潮”，两天内给41人颁发总统特赦令，赦免其罪行。

这些人中，有诈骗犯罪的国会议员，有卷入“通俄门”调查并获罪的总统顾问，也有曾被指控逃税的川普的“亲家公”查尔斯·库什纳，而当年在伊拉克双手沾满鲜血的4名保安，也赫然在列。

距离总统卸任仅剩不到一个月之时，川普的这一举动，引发伊拉克民众和国际社会的不满——“伊拉克人的鲜血比水还廉价！”“赦免这些人的决定，是不公正的。”

舆论风暴来袭，川普此份特赦令的“正义性”备受质疑。

·被控在巴格达实行大规模屠杀的四名罪犯。

一场“无异于恐袭”的屠杀

这4名被特赦的“刽子手”，都来自一家名为“黑水”的私人军事安保公司。黑水公司成立于1997年，后来成为与美国国务院合作的三大私人安保公司之一。

2007年，黑水公司接下了订单，负责保护美国大使在伊拉克的安全。9月16日，在护送美国大使车队途中，4名安保人员贸然开枪扫射，酿成惨剧。该事件被众多美国媒体形容为“无异于一场恐怖袭击”，至今仍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持久的污点之一”。

从当时的报道中可以还原当日的血腥场面：那是一个星期日，位于巴格达市中心的苏尼尔广场人来人往。由黑水公司4名保安护送的美国大使的一个车队，正向苏尼尔广场行驶。途中，一辆缓缓逆行而来、载着一位妇女与她儿子的轿车被保安团队认定为“危险目标”，就连尝试让这辆轿车停下来的伊拉克警察，也被他们认定为“帮凶”。锁定目标后，4名保安毫无征兆地开始在苏尼尔广场开枪扫射。在持续半小时的袭击中，17名伊拉克平民不幸遇害，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而美方大使与保安，无一人受伤或身亡，甚至压根没有遭到过一块砖头的袭击。

·枪击事件中，被机枪打毁的车辆。

当年《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到了枪击事件中的一个惊悚细节：一名黑水保安发了疯似地向平民射击，周围同事呼吁紧急停火，他却毫不理会。直到另一名保安用自己的武器指着他的脑袋，命令他立刻停止扫射，这个人才停了下来。

律师哈桑·萨勒曼和儿子在此次枪击事件中幸存下来。他如此描述自己亲眼所见的“血腥场景”：“我记得我看见了一个女人和她的儿子，他们的车在我前面，当时已经烧起来了。那个女人一直在呼喊，但最后和她的儿子一起被活活烧死。周围响起密集的枪声，很不正常，尸体就横陈在大街上。”

遇难者当中，年龄最小的阿里·基纳尼只有9岁。

这件极血腥的枪击案，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遭到了强烈的舆论谴责：美国保安竟成了制造恐袭、助纣为虐的杀人犯？！

舆论压力下，关于“苏尼尔广场屠杀”事件的调查与审判，却断断续续、难以推进。由于“确切证据不足”，直到枪击事件发生一年多后的2008年12月，美国司法部才对黑水保安们进行起诉。对他们的审判，则一直等到了袭击发生后的第7年。即使在法庭上，这4名黑水保安仍以“开枪是因为先遭到了恐怖袭击”为其行为辩护。

2014年10月22日，美国当地法院终于判决参与“苏尼尔广场屠杀”的4名黑水保安有罪。

身为团队狙击手的30岁成员尼古拉斯·斯莱登被控一级谋杀，罪名成立，将面临终生监禁。检察官认为，正是斯莱登开出的第一枪，酿成了整个惨剧。其余3人保罗·斯劳、埃文·利伯蒂和达斯廷·赫德，因为故意杀人罪、杀人未遂罪以及滥用武器罪等，将在监狱中度过30年的时间。

·尼古拉斯·斯莱登。

“鼓励其他人犯下同等罪刑”

看起来，杀人犯终被绳之以法，正义得到伸张。可这份“虽迟但到”的正义，如今却面临“瓦解”。

今年12月22日，川普动用总统特权，赦免了这4名罪犯。这一举动立刻引发了伊拉克民众愤怒，一场舆论风暴开始蔓延。

幸存者萨勒曼对此感到无比震惊。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他说：“你没有做到公平正义，你赦免了罪犯和杀人犯，你的手上沾染着死者和伤者的鲜血。”

·幸存者萨勒曼。

伊拉克外交部同时发声：这一决定没有考虑到4人罪行的严重性，与美国标榜的“人权、正义与法治”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在社交媒体上，一名网友说：“当屠杀平民的人获得特赦，如果你不为之感到愤怒，那么你就已经成为了这种罪恶的帮凶！”

这一特赦令还惊动了联合国。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赫尔塔多直指：“有罪不罚，可能会鼓励其他人在将来犯下同等的罪刑。”

实际上，在“苏尼尔广场屠杀”之前，美国政府在伊拉克等国滥用私营保安公司和雇佣军，欺压、杀害无辜平民的行为，早已臭名昭著。

2004年4月4日，美军在伊拉克的一处办公楼聚集了大批抗议群众。一名黑水保安发现抗议队伍中有一人持有步枪，便立即下令开火，最终导致百名伊拉克人丧生。

2015年，雇佣军因为嫌街头拥挤，竟直接朝巴格达的路人开枪，并从一辆平民的轿车上碾了过去。

同年10月，一段名为“trophy（战利品）”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画面中，美国雇佣军在巴格达残忍地射杀伊拉克平民。更令人发指的是，血腥视频还配了一首猫王的歌，俨然将其视为一种轻松愉悦的消遣……

像黑水这样的私人军事公司，在美国数量庞大。跟正规军相比，他们纪律性不强，却娴熟掌握了杀人技术，更容易惹出乱子。

此外，黑水等私人保安公司职员在伊拉克等国事实上享有一定程度的“刑事豁免权”，当地法律很难真正制约他们。

黑水公司的负责人就曾“自豪”地表示：“我们出兵不需要政府和国会的同意！” 

“苏尼尔广场屠杀”事件曾将美国推向巨大的舆论漩涡，一度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事发后，时任国务卿赖斯下令成立了一个由资深管理事务专家帕特里克·肯尼迪领导的工作组，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此后，伊拉克政府禁止黑水公司在伊开展业务，美国政府也一度放弃与黑水续订合同。

对于私营军事公司在海外的不法行径，美国政府一直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而如今，川普又用一张“豪横”的特赦令，对其中4个罪犯予以赦免。

“特赦潮”或许刚刚开始

和被特赦的4名杀人犯一同被推上风口浪尖的，还有美国总统的这项特赦权。

据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总统有颁布特赦令的权力——“他（总统）有权对危害合众国的犯罪行为准予缓刑令和赦免令，但弹劾案除外。”在必要的时候，现任总统的特赦权力，被认为可以用来平衡和调节美国联邦法院的部分裁决。

距离新一任美国总统上任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尽管嘴上不承认败选，但川普心里明白，自己在白宫的日子即将结束，如何利用即将到期的总统权力，成为当务之急。

·川普签署特赦令。

CNN报道指出，川普的这波“特赦浪潮”其实刚刚开始。自11月初美国大选以来至今，白宫收到了大量寻求总统特赦的请求。其中直接发给白宫的申请有上百份，还有数千份申请正在司法部等待审核。由于“业务量”巨大，工作人员还专门制作了一份请愿表格，供川普参考。报道中形容“这简直就是疯了”。

不仅仅是川普，在美国众多前总统中，在卸任前密集使用特赦权成为一种惯例。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其任上的最后一天特赦了多达140人，超过了他的前任老布什4年之内特赦人数的总和（75人），在当时引起不小争议。资料显示，克林顿在任上共赦免了456人。同川普一样的“一任总统”，民主党人吉米·卡特任期内赦免了534人。美国历史上特赦人数最多的总统是小罗斯福总统，他一共赦免了2819人。

《纽约时报》认为，川普4年任期来总赦免人数为90人左右，在历届总统中并不算非常多。但也不排除在圣诞节过后，他会在这份特赦名单中继续加码的可能性。

·川普特赦令汇总。

据《华盛顿邮报》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川普正考虑在离任前赦免多达20名助手和家人，其中可能包括川普的子女和女婿库什纳，以及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甚至包括提前赦免自己。预计他在离任前还将再发布数十份赦免令。

虽然川普发布的赦免次数远低于其他总统，但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克·戈德史密斯分析称，在川普已批准的赦免或减刑名单中，有88%的人是通过私人联系，实现了被赦免的诉求。有关人士指出，川普很有可能将“忠诚度”作为筛选特赦名单的标准。

关于此次引发众怒的黑水员工特赦令，有美国媒体“挖”出了背后的“利益输送”。

黑水公司创始人、前总裁埃里克·普林斯是教育部长德沃斯的亲兄弟。早在3年前，德沃斯经由川普提名上任教育部长时，曾被美国媒体指责在教育政策上“表现无知”“太保守”。德沃斯是共和党“金主”这件事，也让她的当选充满了争议。

在众多批评声中，也有美媒认为，川普所做的这些不过是在依照美国宪法而行使总统享有的特权。但这种被视为用来展现宽容的“仁慈权力”，被使用在屠杀无辜平民的杀人犯身上，可能并不是立法者的初衷。

谢选骏指出：上文谴责川普的特赦纵容了屠夫，但是却不提及1989年的北京屠夫。这是为何？因为上述杂志就是屠夫们领导的。那么，既然是屠夫的媒体，为何又会谴责屠夫呢？这是因为，“盗亦有道”，屠夫都不承认自己是屠夫，而且还要通过谴责别的屠夫来证明自己不是屠夫。所以就形成了“屠夫谴责屠夫”的奇观。

【048、王法、党法，约法——“党纪”为何高于“国法”】

（一）

“王法”就是由“王”制定法律，“王法”出自《逸周书·小明武》：“敦其王法，济用金鼓，降以列阵。”指国王颁布的法律、法令；同时也泛指行为准则：“王法必本于农。”（《汉书·魏相传》：“臣谨案王法必本于农而务积聚，量入制用以备凶灾。”）

《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

唐韩愈《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诗：“《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

《红楼梦》第十四回：“凤姐笑道：‘依你说都没王法了！’”

巴金《秋》十三：“你敢骂五少爷！你太没王法了。”

文心海洋《重回明末辽东·听教睢阳袁可立》：“杨太曦忙上前恭谨施礼道：‘但让我最为感到难得的还是大人不认权贵，只认王法的公正无私，铁面无情。’”

（二）

“党法”就是由“党”制定法律，现代的“党”相当于古代的“王”。“党法”出自“党纪国法”的实践，而后形成了“党纪”高于“国法”的观点。

《党法关系是依法治国核心问题》（2016-04-07 中国社会科学报）报道：

党与法的关系是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共产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灵魂。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

党法关系是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个方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根本经验。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就兴旺、就发展、就能取得成就，就能对中国对世界不断作出贡献！

党法关系是法治与政治关系的集中反映。世上没有无政治的法治，尤其是当今世界，离开政治的法治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道理业已成为世界的共识，西方法学家也认为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争论的延伸。事实证明：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种法治道路中都包含了一种政治立场。我国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问题上的理论成果；我们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

党法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高度统一的关系。习近平同志说得好，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这是因为，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与法律，党同时领导人民实施宪法与法律，党自身又必须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

“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

在社会主义中国，特别是在宪法明文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规定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提出“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显然是个伪命题。如果不是有意攻击党和社会主义法治，至少也是糊涂认识。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有如下理由。

从法律的制定来看，从宪法到基本法律及其他法律的草案绝大多数都是党中央直接提出的，尤其是宪法草案及其修正案，都是由中共中央直接起草，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大通过的。党中央不仅领导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工作，同时领导国务院的行政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党组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领导并向其汇报工作。

从法律的运行来看，中国共产党按照“依法执政”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教育守法、引导护法，保障法律的各个环节健康运行和有效实施。就是说，从法律的制定到法律的实施，每个环节都贯穿了党的领导。如果离开党的领导，法律就寸步难行。

从法律的内容来看，总的来说，我国的法律都是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我国绝大多数的法律法规，都是以党的政策为依据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法律的灵魂；离开党的领导，法律就会失去方向，没有精髓。

从法律的实施来看，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党的政策的指导。宪法离不开党的总路线或基本路线的指导；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及自治法规离不开党的具体政策的指导。同时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都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遵守宪法与法律，从而有力地保障宪法与法律的实施。至于司法机关适用法律，也必须在党组引导下根据党的政策的精神来把握方向。一句话，偏离党的领导，偏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法律就难以实施，甚至迷失方向或造成冤假错案。

总之，党要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教育守法、引导护法，以达到人人守法。所以说，根本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它无疑是个伪命题。

“权大还是法大”是个真命题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今中国，确实需要认清“权大还是法大”这个重要问题，如果不从思想上解决、从行动上落实，必将阻碍法治建设的深入。

法直接确定权的内容，或者说权是法律规定的。一个国家首先是由宪法明文规定国家机关的组成及其职权。如我国宪法便明文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并规定了其职权范围。同时，也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并规定其职权范围。任何公共权力，一般都是由法律、法规直接规定。比如警察，其权力就是由《警察法》明文规定的。没有法律规定或法律授权的权力在法治国家不存在。即使是某些非法治国家，其国家公共权力在形式上也是法律规定的。现在世界上有170多部宪法，几乎都把国家权力规定在宪法之中。这就是说权力的内容是由法律规定或确定的。否则，这个权力就是非法的。当然，法律在确定或规定权力内容时，是有边界的，有范围的。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权力是合法的，而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权力则要受法律的处分。对法律规定的权力不作为造成后果的，也要受到法律处分。

法律明确规定行使权力的原则。公共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合法行使权力会给人民带来福祉，非法行使必然会给人民带来损失，甚至祸害。因此，必须由法律限定其行使权力的原则。法律严厉制裁滥用权力危害人民的犯罪行为，保障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制。对那些滥用权力者、违法乱纪者、以权乱法者、以权压法者、贪赃枉法者，必然要绳之以法。近几年的反腐斗争就是明证。

由此可见，法是大于权力的，即法大于权。当然，我们在谈论法与权的关系时，要分清权力的两种形态，即政权与治权。在我国，政权是人民的，即人民当家作主，它与法是一致的，是不可分割的，是相互依赖的，谁也离不开谁。法是政权机关制定的，并以人民政权来保障法的实施。但治权就不一样了，它是国家机关受人民委托来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力。因此，我们讲法大于权，是专指治权而言，这才是法大于权的真正含义，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与权关系的本意。

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由一定的政党以执政党的形式来领导国家，尤其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执政党的领导作用十分明显。然而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的政党是通过竞选来取得执政党地位。而在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和现实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以领导人民通过长期的革命战争，用鲜血和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革命的胜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事实，博得了中国人民的拥护与赞许。历史在发展过程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叫做“历史的合法性”。我国人民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中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在切身感受下，选择了共产党为执政党，或者说，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早已得到人民的认可，这叫“事实的合法性”。中国人民正在建设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正在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努力奋斗。这种活生生的现实，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这叫做“现实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用人民当家作主的事实，用国家富强的事实，用GDP稳居世界第二的事实，博得了13亿多人的拥护而成为执政党。

正因为有了党的领导，中国才有进行法治建设的可能，才有可能实现科学立法、公正司法、人人守法、全面护法的局面。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使依法执政在各个环节得到全面落实。

第一，领导立法。立法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必须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以制定良法为基点，强调法律的人民性、科学性、统一性、稳定性、公开性，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依宪立法，使每一项法律都能体现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为此，凡重大立法活动，中共中央总是最先提出法律草案或制定相应政策，确保立法的方向正确、内容科学，以人民满意为根本标准。

第二，保证执法。执法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它不仅数量多，而且直接关系人民的生活与利益。执法，主要指行政执法，首先要尽快建立法治政府，做到法律授权必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一切活动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把公共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明确：法治政府一方面要“控权”，防止权力滥用，反对以言代法，处理以权压法，制裁贪赃枉法与以权乱法；另一方面，要做“保权”，即保护政府部门正确使用，发挥权力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权力具有两面性，滥用权力必然危害人民，依法运用权力将有利于人民。因此，既强调“控权”，又要“保权”，切实发挥对权力的特殊作用。

第三，支持司法。按照宪法的规定，我国司法机关（包括法院与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领导党，各级司法机关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并通过党组向中共中央和同级党委汇报工作。另外，中共中央提出最高司法机关、各级党委提出同级司法机关领导人选名单，由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产生。党中央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体制改革方案，不断推进依法治国的深入。党组织还及时地引导全国人民学习法律知识，弘扬法律精神，特别是完善法律监督体系，保障国家法律的正确运行，保障法治的正确实施。

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与加强党的领导，必须理直气壮地弘扬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

“约法”出自《圣经》，指上帝和信徒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中国思想中没有类似的传统，但这个约法观念却是现代宪政的基础。

在中国传统中，约法，仅指“简约法令”。也指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制定的政策或法律。如刘邦的“约法三章”，也如第三次国共内战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公布的约法八章。

出处：《韩诗外传》卷十：“制礼约法于四方，臣弗如也。”

《后汉书·乌桓传》：“其约法：违大人言者，罪至死。”

《南史·袁昂传》：“幸因约法之弘，承解网之宥，犹当降等薪粲，遂乃顿释钳赭。”

《汉书·食货志上》：“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

《晋书·李雄载记》：“雄性宽厚，简刑约法，甚有名称。”

后受西方影响，也指国家在未成立以前，由议会制定政府与人民共同遵守的根本法。如辛亥革命后所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胡适名篇〈人权与约法〉全文》（2014年02月13日 新浪历史转载）说：

四月二十日国民政府下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全文是：

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刑惩办不贷。著行政司法各院通饬一体遵照。此令。

在这个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剩余的时候，忽然有明令保障人权的盛举，我们老百姓自然是喜出望外。但我们欢喜一阵以后，擦擦眼镜，仔细重读这道命令，便不能不感觉大失所望。失望之点是：

第一，这道命令认“人权”为“身体、自由、财产”三项，但这三项都没有明确规定。就如“自由”究竟是那种自由？又如“财产”究竟受怎样的保障？这都是很重要的缺点。

第二，命令所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而并不曾提及政府机关。个人或团体固然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 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如今日言论出版自由之受干涉，如各地私人财产之被没收，如今日各地电气工业之被没收，都是以 政府机关的名义执行的。四月二十日的命令对于这一方面完全没有给人民什么保障。这岂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第三，命令中说，“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所谓“依法”是依什么法？我们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种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人权。中华民国刑法固然有“妨害自由罪”等章，但种种妨害若以政府党部名义行之，人民便完全没有保障了。

果然，这道命令颁布不久，上海各报上便发现“反日会的活动是否在此命令范围之内”的讨论。日本文的报纸以为这命令可以包括反日会(改名救国会)的行动；而中文报纸如时事新报畏垒先生的社论则以反日会的行动不受此命令的制裁。

岂但反日会的问题吗？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割，都不是“非法行为”了。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侵害自由了。无论什么学校，外国人办的只须贴上“文化侵略”字样，中国人办的只须贴 上“学阀”“反动势力”等等字样，也就都可以封禁没收，都不算非法侵害了。

我们在这种种方面，有什么保障呢？

我们且说一件最近的小事，事体虽小，其中含著的意义却很重要。

三月二十六日上海各报注销一个专电，说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征先生在三全大会提出了一个“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此案的大意是责备现有的法院太拘泥证据了，往往使反革命分子容易漏网。陈德征先生提案的办法是：

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它法定之受理机关以反革命罪处份之。如不服，得上诉。唯上级法院或其它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

这就是说，法院对于这种案子，不须审问，只凭党部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这岂不是根本否认法治了吗？

我那天看了这个提案，有点忍不住，便写了封信给司法院长王宠惠博士，大意是问他“对于此种提议作何感想”，并且问他“在世界法治史上，不知在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故把信稿送给国闻通信社发表。过了几天，我接得国闻通信社的来信，说：

昨稿已为转送各报，未见刊出，闻已被检查者扣去。兹将原稿奉还。

我不知道我这封信有什么军事上的重要而竟被检查新闻的人扣去。这封信是我亲自署名的。我不知道一个公民为什么不可以负责发表对于国家问题的讨论。

但我们对于这种无理的干涉，有什么保障呢？

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挺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又如最近唐山罢市的案子，其起源是因为两益成商号的经理杨润普被当地驻军指为收买枪枝，拘去拷打监禁。据四月二十八日大公报的电讯，唐山总商会的代 表十二人到五十二旅去请求释放，军法官不肯释放。代表等辞出时，正遇兵士提杨润普入内，“时杨之两腿已甚臃肿，并有血迹，周身动转不灵，见代表等则欲哭无 泪，语不成声，其凄惨情形，实难尽述。”但总商会及唐山商店八十八家打电报给唐生智，也只能求情而已；求情而无效，也只能相率罢市而已。人权在那里？法治 在那里？

我写到这里，又看见五月二日的大公报，唐山全市罢市的结果，杨润普被释放了。“但因受刑过重，已不能行走，遂以门板抬出，未回两益成，直赴中华医院医治。”大公报记者亲自去访问，他的记载中说：

……见杨润普前后身衣短褂，血迹模糊。衣服均贴于身上，经医生施以手术，始脱下。记者当问被捕后情形，杨答，苦不堪言，曾用旧时惩治盗匪之压杠子， 余实不堪其苦。正在疼痛难忍时，压于腿上之木杠忽然折断。旋又易以竹板，周身抽打，移时亦断。时刘连长在旁，主以铁棍代木棍。郑法官恐生意外，未果。此后 每讯必打，至今周身是伤。据医生言，杨伤过重，非调养三个月不能复原。

这是人权保障的命令公布后十一日的实事。国民政府诸公对于此事不知作何感想？

我在上文随便举的几件实事，都可以指出人权的保障和法治的确定决不是一纸模糊命令所能办到的。

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的主席与唐山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都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国民政府主席可以随意拘禁公民，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自然也可以随意拘禁拷打商人了。

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行为根本上从没有法律规定的权限，人民的权利自由也从没有法律规定的保障。在这种状态之下，说什么保障人权！说什么确立法治基础！

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权，如果真要确立法治基础，第一件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

孙中山先生当日制定“革命方略”时，他把革命建国事业的措施程序分作三个时期：

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三年)

第二期为约法之治(六年)……“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有违法者，负其责任。……”

第三期为宪法之治。

“革命方略”成于丙午年(1906)，其后续有修订。至民国八年中山先生孙文学说时，他在第六章里再三申说“国度时期”的重要，很明白地说“在此时 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民人，实行地方自治。”至民国十二年一月，中山先生作“中国革命史”时，第二时期仍名为“过渡时期”，他对于这个时期特别注意。他 说：

第二为过渡时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非现行者)，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每县于散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约法，以规 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以三年为限，三年期满，则由人民选举其县官。……革命政府之对于此自治团体只能照约法规定而行其训政之权。

又过了一年之后，当民国十三年四月中山先生起草“建国大纲”时，建设的程序也分作三个时期，第二期为“训政时期”。但他在建国大纲里不曾提起训政时 期的“约法”，又不曾提起训政时期的年限，不幸一年之后他就死了，后来的人只读他的建国大纲，而不研究这“三期”说的历史，遂以为训政时期可以无限延长， 又可以不用约法之治，这是大错的。

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虽没有明说“约法”，但我们研究过他民国十三年以前的言论，可以知道他决不会相信统治这样一个大国可以不用一个根本大法的。况且 建国大纲里遗漏的东西多著哩。如二十一条说“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是训政时期有“总统”，而全篇中不说总统如何产生。又如民国十三年一 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已有“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的话，而是年四月十二中山先生草定建国大纲全文二十五条中没有一句话提到一党专政的。这都可见建 国大纲不过是中山先生一时想到的一个方案，并不是应有尽有的，也不是应无尽无的。大纲所有，早已因时势而改动了。(如十九条五院之设立在宪政开始时期，而 去年已设立五院了。)大纲所无，又何妨因时势的需要而设立呢？

我们今日需要一个约法，需要中山先生说的“规定人民之权利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的一个约法。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 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我们的口号是：

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

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

（四）

谢选骏指出：胡适的浅薄由此可见一斑。因为胡适不知——

没有基督教化的基础，想要实施现代宪政，无异于缘木求鱼。没有基督教化的基础，约法只能退化为组织的、集体领导的党法，甚至再度退化为独裁的、个人崇拜的王法。所以我一再说了，没有彻底的基督教化，中国无法获得政治和法律的现代化，只有依赖枪杆子和暴力治国——因为他们心里没有神，他们必然人亡政息。袁世凯如此，蒋介石父子如此，毛泽东如此，邓小平也是如此。

【049、伟大思想为何都反社会甚至反人类】

《智商越高的人越难相处？》（智商与情商 2016-07-06）报道：

说起天才，不知道大家心中会浮现出怎样的形象。神经质？高傲？孤僻？不论你想到的是哪一种，这些形象似乎都存在一个共性：性格古怪，不善于交际。

《生活大爆炸》中的谢耳朵就是一个典型的怪咖，智商187的他却总是因为一些小事惹毛自己的朋友：逼室友签奇葩的室友规章守则，沙发的一角只能自己独享，不能容忍别人的“坏习惯”却觉得别人容忍自己理所当然。

再来说说天才科学家牛顿，有资料记载他性格暴戾乖张，从小就有校园暴力的记录，胖子同学不小心踩了他的风车，他抬手就把胖子打哭了，我们的教科书居然说这是他有志气的表现。有婚介中心给他介绍过几个名媛，拾掇拾掇都是当王妃的坯子，但牛顿却对她们毫不在乎，比如有次相亲，他把姑娘的手指头塞进了烟斗。牛顿的一生是天才与战斗的一生，却充满了孤独。

此消彼长的社会智能与一般智能

虽然不是每个智商高的人都是低情商，但人们难以和聪明人相处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究竟是为什么？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奠基人马修·利伯曼发现，支持社会思考的神经网络与支持非社会思考的神经网络通常是互相矛盾的。他在著作《社交天性》中描述了这两个坐在“神经跷跷板”的两端的脑区。

研究表明，与社会智能和一般智能相关联的脑区是不同的。与一般智能以及与之相关的认知能力，比如工作记忆和推理能力相关联的脑区通常位于大脑的外侧，或者说侧部，而与思考他人、思考自己相关联的脑区则主要位于大脑的内侧，或者说中线部位。

如果不要求被试做任何一项具体任务，同时仔细观察他的大脑，那么我们会看到，他的社会认知网络处于打开的状态。通常，社会认知神经网络打开的程度越高，那么负责其他非社会思考的一般认知网络关闭的程度也就越高。同样的，当人们进行非社会思考时，一般认知网络就打开了，而社会认知网络就关闭了。利伯曼教授用“打开”和“关闭”这两个词语描述大脑状态，实际上任何一个脑区都是不可能被关闭的。它们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更为活跃，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更为平静而已。

我们有理由推测，高智商个人的一般认知网络长时间打开，抑制了非社会思考脑区的激活，从而使他们表现得不那么社会化。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参与非社会思考时，社会认知网络的存在常常会干扰我们的执行能力。

才华横溢的孤独症与自闭症患者

社会认知和非社会认知依赖于不同的神经机制，这个观点之所以很难让人相信，部分原因在于，当我们的大脑在分别运用这两个网络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一样。与此不同，当我们在说不同的语言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其间的区别：说母语时的感觉与说最近刚刚学会的某种语言的感觉肯定不一样。类似的，我们在解决了一个复杂的数学题后的感受与想象自己是一个穿梭于太空的超人时的感受也大不相同。但是，当从社会思考转向非社会思考时，我们的感觉好像只是换了一个主题而已，根本不会觉察到我们已经改变了思维方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思考与非社会思考之间的差异不是真实存在的，它只意味着对我们的感觉来说，这种差异并不显著。

幸运的是，社会智能和非社会智能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让有着严重社会障碍的心理疾病患者有着一技之长。它们就像是跷跷板的两端：一端的力量（或能力）被拿走，另一端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孤独症、自闭症患者常拥有与其障碍全然相对的，甚至十分惊人的心理运作能力，比如“过目不忘”、口算能力超强或超强艺术创造力。

一项对不幸患有亚斯伯格症候群（Asperger’s disorder）的孩子的研究清晰地说明了这种区别。人们通常认为，亚斯伯格症候群是一种较为温和的孤独症，患者的主要表现是他们会在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上表现出许多不足之处。但研究结果表明，在测试孩子们的抽象推理能力时，患有亚斯伯格症候群的孩子的表现甚至比同龄的健康孩子还要好。

电影《雨人》的原型Kim Peek有着超乎寻常的机械记忆能力，就像是一部“活体百科全书”，他熟记超过7600本书，可以说出经过的美国每个都市、城镇或是郡县的高速公路编号，还包括电话及邮政的区域号码、电视台的代号，以及当地的电话网络公司名称。患有自闭症的英国小女孩Iris Grace拥有惊人的绘画天赋，她的画充满宁静自然的色彩，打动人心。

大脑天性就拥有这种平衡社会智能和非社会智能的能力，因此人类如此与众不同。当然，也有一些方法可以改善高智商人的相处之道。

智商高的人如何更好的与人相处？

1、停下学习工作，多出去玩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大脑的各个脑区也在交替工作。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社会智能脑区与一般智能脑区之间的“跷跷板”关系，为什么不想办法修改我们的日程表，让工作时间少一些、社交时间多一些呢，让社会智能脑区也激活起来？大量研究表明，社会连接对于我们的幸福至关重要，只要做出一个小改变，多锻炼自己的社会脑，高智商的人不仅能够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也同样可以成为社交天才。

2、向别人敞开自己

每个人都有对于安全的需求，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表现着，掌控并构筑着自己的防御堡垒其实，真正的安全感，来源于自己向别人敞开自己。一些天才们因为太过执拗而忽视了这一点。在一些心理培训师的团体成长小组活动中，通常有一个让成员构筑真正的安全感的环节，大家用目光真诚的向搭档传达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愿意向你敞开我自己，我希望你能如实地接纳我，接纳我所有的优点与缺点。做完这个练习，一群陌生人的关系往往会被拉近许多。

3、澄清你在人际中需要什么

澄清需要可以从澄清恐惧开始，一个人对什么过于敏感，象征对什么有高要求，同时有惟恐求不到的高焦虑。或者说，一个人对什么感到紧张，意味他特别在意着什么。比如有人害怕在别人面前表现不好，说明他有自我表现欲，并很想展示自己；有人怕别人的责备，说明他需要别人的赞同和接纳。澄清需要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在人际关系中找到方向感。

谢选骏指出：“智商越高的人越难相处”，这话说的太是羞答答的了！其实在我看来，几乎所有的“伟大思想”，几乎都是“反社会”的，甚至是“反人类”！从技术上说，这也许犹如上文所说，是大脑的不同区域的活跃程度所造成的；但是在根本上，这却是由于“进化压力”所造成的——试想一下，如果不“反社会”，社会如何进步？如果不“反人类”，人类如何升华？社会进步与人类升华，这当然不是仅仅研究一下“智商与情商”等个体现象就可以解决的了，而是需要从根本上铲除旧社会与旧人类。

【050、伪劣产品为何畅销】

《名字是否会决定你的命运？》（BBC 2016年11月24日）报道：

当雷蒙德·查治（意为“法官”）和罗萨·查治（Raymond and Rosa Judge）夫妻的儿子伊戈尔（Igor）呱呱坠地时，他将来要从事什么职业就已经很清楚了。要知道，即便罗萨在结婚前的本姓“麦卡利夫（Micallef）”实际上也是源自阿拉伯语的“法官”一词。

不出所料，伊戈尔毕业后进入了法律界，并最终成为英国首席大法官：一位法官中的“法官”。要是“法官”大法官先生多年来已经对于他的名字所引发的笑话感到厌烦的话，想想前马尼拉大主教卡迪那尔·辛恩（Cardinal Sin）（意为“罪恶”），他的感受或许能好一些。

我们的名字会不会决定自己的命运？以上故事可能只是些许巧合，但是新近研究已经证实，我们的名字的确会影响到我们的在校表现、职业发展前景、以至我们受欢迎的程度。我们的姓氏甚至会揭示出我们会有哪种体格和性格。

有人解释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我们会在潜意识中与自己的名字拉近距离。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隐藏式自我主义（implicit egotism）”，它足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牙医姓“Dennis”。

我们为孩子起的名字将会影响他们一生的命运(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与此同时，我们的姓名还会影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2013年，英国专栏作家凯蒂·霍普金斯（Katie Hopkins）承认，她会把儿童姓氏和名字所代表的社会经济背景联系起来。她说，她喜欢那些有着“维多利亚时代古典名字”，或者有拉丁语或希腊语渊源名字的儿童，并希望他们成为她自己孩子的玩伴。

尽管她的说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抗议，但是有大量研究证实，有这种习惯的人其实远远不止公开承认的少数人士。

美国西北大学政策研究学院院长大卫·菲戈里奥（David Figlio）曾经开展过几项针对姓名影响的研究。

他首先调查了蓝领阶层或非洲裔美国人惯用的名字。例如，穷人喜欢用有“isha”（例如Lakisha）后缀的名字，含单引号的名字（例如Du'Quan）也是如此。

然后，他比较了分别取蓝领名字和中产阶级名字的同胞兄弟姐妹，发现取蓝领名字的儿童在学校里的表现比取中产阶级名字的兄弟姐妹要差。“这不仅仅是由于蓝领家庭会给儿童取蓝领名字，”菲戈里奥说，同时还与社会对不同名字所具有的阶层内涵存在的期望差异有关。

针对牛津大学学生所做的一项研究证实，这种效应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把该校2008-2013年1.4万名学生的名字与社会人群进行了对比。他发现，牛津大学学生里叫“Eleanor”的比例是社会平均比例的三倍，其他高比例名字还包括Peter、 Simon、Anna 和Katherine。而Shane、Shannon、Paige和Jade的比例则较低。Jade的比例甚至不到社会平均比例的30分之一。

除阶层外，你的名字是否简单易读也会对你的人生际遇产生影响。

有研究在调查了49位成人（大部分为亚裔美国人）的就学经历后发现，读错学生名字的教师会被学生戴上“广泛种族攻击”的帽子。很多人都曾在学校因为其名字而遭遇包括被教师读错名字在内的“广泛种族攻击”，从而导致孤立感和焦虑等一系列情绪问题。

菲戈里奥称，名字对人的影响在毕业后会依然持续。“名字效应在学校里很常见，即便教师与学生频繁互动仍然如此。人们会根据名字评价一个人，这种习惯很难消失。”

两位研究者发现，这种偏见在成年人中也屡见不鲜。他们把两类不同的简历分别寄给了波士顿和芝加哥的报社，并在报纸求职专栏发布；其中一类简历上的姓名是典型的白人名字 – 例如艾米丽·威尔士（Emily Walsh）和格雷格·贝克（Greg Baker）；另一类简历上的姓名则有明显的非洲裔特色，例如拉吉莎·华盛顿（Lakisha Washington）或贾马尔·琼斯（Jamal Jones）。

他们记录了对各个求职广告的回复，然后发现“艾米丽”和“格雷格”收到的面试邀约数量是“拉吉莎”和“贾马尔”的两倍。

除了上述隐藏式种族歧视和阶层偏见外，你名字的读音也会带来问题：仅仅因为发音不同，“Molly”和“Katie”就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这是为何？

众所周知，不同字母和单词的读音会给人要么尖锐，要么圆润的感觉。“bouba”的感觉比较圆润，“kiki”则较为尖锐。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我们的名字也会产生相似的效应。在一次实验中，他们向一群受试者提问，读到不同名字时，他们的脑海中会浮现出尖锐，还是圆润的图像。实验结果同样符合“Bouba/Kiki”效应。

某些名字的读音给人以柔美、友好和活泼的印象。

研究证实，含有“b”、“u”两个音节的名字听起来较为圆润，而含有“k”和“i”两个音节的名字则更为尖锐。发音圆润的名字有Leo、Molly、Nathan 和Samantha等，而发音尖锐的名字则包括Tia、Kira和Katie等。

研究者还发现，受试者会把发音圆润的名字和女性特质联系起来，发音尖锐的名字则象征着男性特质，这样就在名字和性别概念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点甚至延伸到了性格印象。人们认为，拥有“圆润”名字的人更加能适应环境、更加随和、开放、友好、风趣和内敛，而拥有“尖锐”名字的人则更具冲击性、更易怒、性格更为果断、暴躁、刻薄。

研究者还发现，人们对某人的看法倾向于趋同化。在32位受试者中，有24人承认他们在实验中受到他人的影响——这是实验的另一大发现。

一脉相承

最后，让我们探讨一下你的姓氏的由来。研究者最近研究了Y染色体上（只能由父亲传给儿子）基因标记和姓氏的关系，并且把在西班牙、英国和爱尔兰的研究结果进行比对。

他们发现，在西班牙和英国，姓氏相同、并且源自同一祖先的人相似度越高，他们的姓氏就越罕见。

在英国，5,000人以上的姓氏群体几乎完全没有同一祖先。但在爱尔兰，研究者发现即便非常常见的爱尔兰姓氏人群也会拥有同样的Y染色体。他们得出结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爱尔兰的人口少于英国和西班牙，人口分布和历史也大为不同。

我们的姓氏也会揭示我们从祖先继承的体格类型，这些姓氏可能是源自祖先当时所从事的职业。

研究者向200多名姓Tailor（意为“裁缝”）或Smith（源自“铁匠”）的男女询问了他们的年龄、身高体重、以及从事体力或耐力型运动的能力。研究者还持续记录了英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田径组织田径运动会长达一年多的男子选手排名数据。

他们发现，和Smith们比起来，Tailor们身材较矮、体重较轻、强壮程度也不如前者。Smith们自认为更适合做体力工作和参与运动，在体力型运动项目中取胜的比例更高。而Tailor们则更适合要求较轻体重的耐力性项目。

无论我们的父母给我们取什么名字，最重要的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它。菲戈里奥的研究表明，与取正常男性名字的男孩相比，取女性名字的男孩会遇到更多问题，当课堂里有一个女孩也叫同样的名字时，这个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我们的名字会从我们年幼起就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这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同时，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也越来越多。例如，“我的名字，我的身份”活动的目的就在于提起人们对于个性化姓名的重视。

让你我聊以自慰的是，即便那些出类拔萃的大人物也会受到名字的困扰。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就曾经拿他的中名“侯赛因”开玩笑：“给我起中名的人当初肯定没想到我有朝一日会去竞选总统”。

谢选骏指出：如果上文说的对，至少大家现在知道“伪劣产品为何畅销”了——因为它们有了一个“好的名字”。看来人也是一种商品，所以好的名字带来了好的命运。例如，侯赛因这个名字不仅能当约旦国王、伊拉克战犯，还能当美国总统。伪劣产品如此美名，所以大大畅销了。

【051、为何“台胞就是呆胞”】

《习近平按部就班 媒体战血泪斑斑》（2017-9-25台湾财讯双周刊）报道：

中共十九大前，各国媒体与情治机关出现集体焦虑症候群，以致小道名单不断； 但除非直接潜入中南海，否则以既有手法分析十九大，统统派不上用场。

这一次太难猜了！”一名资深驻北京外国记者的感叹，道出中共十九大（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各国媒体与情治机关的集体焦虑，个个有希望，人人没把握，但碍于工作要求与同业压力，又不得不掰出一堆故事交差，一股十九大前歇斯底里症候群，正蔓延开来。

8月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十九大于10月18日召开，比我方国安单位所掌握的10月23日，早了一周。有趣的是，国安单位不是扼腕没猜对，“而是心中大石又落下一颗，因为待解谜团少了一个，反正全世界没人猜对。”

旧有分析模式难窥堂奥

早在半年多前，无论是我方国安体系外围智库“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及“远景基金会”、政大东亚所、国关中心，乃至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就已经为了十九大纷纷动起来，透过委托学者研究计画或是闭门会议搜集及汇整各路消息加以研析；与中国有重大战略目标冲突的美日等国驻北京大使馆与香港领事馆，早在去年底起就换上最优秀的情搜与分析人员，为今秋的政治大戏预作布建。

研究中共党代表大会资讯的方式，除直接刺探情报外，不外乎验证网路或小道消息、间接探访中国学者等外围人士意见，更多则是按照惯例，如退休年龄线、要成为常委须连任几届政治局委员等，进行大数据分析。

除非直接潜入中南海，否则以既有手法分析十九大，统统派不上用场。有一名自情治单位退休的中共人事专家，因成功预测十八大大部分人事而被国安单位奉为上宾，某次开会时，他认为北京市长蔡奇双非（非中央与中央候补委员），接书记不太可能，会后蔡奇被任命为北京市委书记；又一次，他热烈讨论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即将接班，会后，孙政才因严重违纪被拔除，“我现在都不知道话要怎么说了。”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孔恩曾提出典范（paradigm）的概念，用以描述科学家有共同的语言与高度的共识，共享一套完备的理论，但当现有典范无法说明的“异例”过多时，新典范出现，旧的被推翻。中共十九大正是另起炉灶，而非承袭以往的党代会，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把自己塑造成与毛泽东、邓小平齐头，并替自己长期掌权打下地基，凡与此相悖的党代会传统，不是遭舍弃就是要修改。

非主流媒体暗潮汹涌

多维新闻、博闻社、大纪元、香港争鸣等非主流媒体暗潮汹涌，每天都有读不完的消息；台湾媒体则以政治立场泾渭分明，批中的媒体从习近平将垮台，郭文贵爆料等新闻一路唱衰中国；亲中的媒体碍于保守尺度，只能看不能报。

当外国媒体一片死寂之际，日本媒体丢出第一颗炮弹，“这是我们的823炮战，不是共产党打国民党，是日本人打日本人”，一名日本媒体台北支局长笑着说。《朝日新闻》8月23日打头阵，报导支持习近平反腐的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受到旅居美国的郭文贵告发涉嫌腐败，使他的留任受到严峻考验，隔一天日本发行量大的《读卖新闻》以头版显着位置报导，中共高层和元老在刚结束的北戴河会议上，达成妥协的最新政治局常委七人名单，未见王岐山，显示他依循惯例退休，不会留任。

报导直接刊出十九大常委名单：习近平、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汪洋（全国人大委员长）、胡春华（常务副总理）、韩正（政协主席）、栗战书（中纪委书记）、陈敏尔（重庆市委书记）。

《读卖》的报导立即让北京外媒圈犹如炸开的压力锅，一名日本通讯社的记者说，《读卖》的报导引述“多名接近中共政权或外交界的消息来源”，根本就是记者自己。明眼人都知道，这份名单，早在八月中起，就在网路与微信流传。但“《读卖》一出手、压力立即有”，即使共同社与时事通讯社的客户是新闻同业，向来以严谨着称，在这波“猜猜猜”大乱斗中，驻京记者承受极大压力。

就在记者圈议论纷纷之际，日本的《每日新闻》也来凑热闹，8月28日以头版转二版伺候，报导断言，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十九大将直升政治局常委，内定五年后成为中国第六代接班人，习近平则开始垂帘听政。“全部乱写，这位记者太离谱了，今年两会前，他说事先拿到政府工作报告，在《每日新闻》写了一大篇，结果都是错的”，一名日本驻京记者以不屑口吻说道。日本《经济新闻》29日的平稳报导，包括习近平寻求十年后持续掌权，王岐山留任与否未定，替日媒这一波大乱斗暂画句点。

敢报，就能博眼球，只顾查证，可能还没查出，十九大已经落幕了。“现在每天一早，最害怕的就是东京又传来某家媒体的十九大独家报导”，一名已经第二次驻京的日本记者说。

习近平有其布局路径

日本声响大，英美静悄悄，也是十九大前的新闻奇观。在十九大日期落定后，《纽约时报》在九月一日刊出由驻京记者赫海威（Javier C. Hernandez）的报导，对人事轻描淡写，只提及习近平与李克强会连任国家主席与总理，该报驻北京的真正高手储百亮（Chris Buckley），对常委人选仍是沉默。

一名国际主要通讯社的北京首席记者说，要小道名单，大家都有，但报它有什么意思？“必须一出手，就要定江山。”为什么不能乱猜？以往的党代会，你猜我猜大家猜，对错无所谓，反正舞照跳、马照跑。这次不一样，光是王岐山是否打破年龄限制延任，就牵动反贪是否延续，习近平的权力是否稳固。韩正也令人一头雾水，最近各界掌握的名单都有他，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2006年查办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时，上海市长韩正靠出卖自己长官并悔过逃过一劫，此后向党中央看齐，在上海低调行事，“看不出让降将进常委的意义是什么？”

最让人意外的是，十九大前的最大炸弹，竟来自解放军。可靠的报导指出，被免去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房峰辉上将，以及被免去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的张阳上将，因为涉嫌“严重违纪”，双双接受军纪委调查。这是首次有现职中央军委委员被调查。相较之下，中共中央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都是退休之后才受查。

在此之前，微信帖子早发出陆军司令员李作成将出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北部战区首任空军司令员丁来杭接空军司令员，中部战区司令员韩卫国出任陆军司令员，海军政委苗华将接替张阳。"千算万算，比不上网路说了算"，一名国安单位人员感嘆。

一名来来去去驻京已长达20多年的外国记者，谈起十九大前媒体战的纷扰，与各国情治人员的刺探，趁着北京难得的艳阳天，他深深地吸一口气，将手中菸灰弹了弹，"习近平正按部就班，我们却血泪斑斑"。

谢选骏：为何“台胞就是呆胞”？因为他们的报纸竟然说出了这样的呆话——“除非直接潜入中南海，否则以既有手法分析十九大，统统派不上用场。”这个呆话，就好像说——“除非直接潜入毛泽东邓小平的肚子，否则以既有手法分析他们什么时候死亡，统统派不上用场。”台胞就是呆胞，因为“台胞呆胞”不懂，就是中南海也不知道十九大会开成什么样子！就像毛泽东邓小平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亡！

【052、为何「良好的管治」会导致国家覆灭】

网文《不确定的时代 可确定的轨跡》说，2017年1月“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不确定的时代，可确定的轨跡。全球正面对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不确定的时代，可确定的轨跡。全球正面对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全球化」的理念与实践、中美关系的「一中原则」、美国的民主制度，就像屹立多年、高耸入云的观念大厦，却突然传来思想上的地震，一下子变得摇摇欲坠，似乎很快就会倒塌，或是需要大规模的修建。但在这些观念大厦的窗口，却可以看到一条充满希望的康庄大道正在眼前展开，承载着人工智能、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电子金融的最新突破，而中国正是这些领域的领航先锋。中国以后发的优势，颠覆了美国模式的垄断，但也要面对内部制度创新的呼唤，强调良好的管治，落实权力制衡的机制，以法治反贪，确保人权与社会公正。

全球化近年来遭遇了哪些挑战？

全球化本来是一个全球分工的价值链，在过去三十年间，强调资金、技术、人才的自由流动，冲破政治与法律的疆界，但却引起越来越多的反弹。而奇特的是，住客从低端到高端，都出现了反弹。 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全球化最终带来一些低端的就业，但却在利润的分配上，长期不患寡而患不均，导致它们在全球化分工的格局下，工资偏低，甚至是倒退，最终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民主政治又是遇到了哪些障碍？

美国的民主制度本来是二战以来广受认同的理想，如今正受到天翻地覆的冲击。民主政治的原则，本来是少数服从多数，也尊重少数，将正反两方的分歧匯合成前进的力量。但美国的民主政治机制，却在美国越来越受到质疑，也在政治实践上被颠覆。

为何民主政治制度会受到一些人的质疑？

越来越多实践证明，无论是哪一种政治制度，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良好管治」的能力，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与滞后，也无法落实创新，经济就会无法满足大部分人民的需要。美国著名的日裔政治学者法兰克．福山在他作品《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指出，「良好的管治」是任何政治制度成功的先决条件。

除了封面专题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曾经在中国坐牢的前湖北首富、东星集团创始人兰世立举行新闻发布会為自己申诉，要求法院对他当年「逃避追缴欠税款案」改判无罪。一批全国著名的法律专家经反覆认证，认定他的案件证据不足，是无罪的。出狱后这三年，兰世立已收购至少两家航空公司，东山再起。

……

谢选骏指出：上述“雄文”使我想起了希特勒的成败。没有人会否认，希特勒在衰败的德国进行了「良好的管治」，使失业率降低并恢复了社会秩序。但是希特勒依然不能免于覆灭。为什么？因为希特勒没有通过战争的考验。

在现今这个“小国时代”的世界秩序下，仅有内部的「良好的管治」是不够的，还要有应对外部世界的国际关系的能耐。这是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重要区别。所以现代中国的动荡和革命，都是国际环境下的产物。这是日本人福山所无法了解的。所以日本人会在「良好的管治」下和希特勒一样走向彻底的覆灭。

换一个角度，如果希特勒和日本人「良好的管治」并不成功，那么他们就无法发动对外战争，结果反而不会输掉全局。

由此可见，「良好的管治」有时往往是灾难的开始。

【053、为何不能崇拜活人】

《金主指手畫腳 阿拉巴馬大學怒退2650萬捐款》（記者胡玉立 2019年06月08日）报道：

阿拉巴馬大學董事會7日投票決定，將該校有史以來收到的最大筆捐款2650萬元，退還給慈善家卡佛豪斯。阿拉巴馬大學把法學院招牌上卡佛豪斯家族的姓名摘除。

阿拉巴馬大學（University of Alabama）董事會7日投票決定，將該校有史以來收到的最大筆捐款2650萬元，退還給慈善家卡佛豪斯（Hugh F. Culverhouse Jr.）。

現年70歲的卡佛豪斯日前曾呼籲學生杯葛該校抵制阿拉巴馬州最新墮胎禁令。卡佛豪斯認為校方退還捐款顯然是藉此報復。但校方說法是：卡佛豪斯對學校運作提出「無數要求」，雙方對如何處理捐款「一直有爭議」；卡佛豪斯對使用捐款的期望「與大學學術誠信和獨立管理的基本價值觀不一致」。

卡佛豪斯是房地產開發商兼稅務律師、擁有NFL坦帕灣海盜隊（Tampa Bay Buccaneers），他並非阿州大學校友，但父母均自該校畢業。他在去年9月承諾捐贈鉅款給阿州大學，校方已收到2150萬元，其餘款項仍待匯入。但卡佛豪斯上周卻開記者會敦促學生抵制校方。阿大隨即宣布考慮退還卡佛豪斯的捐款，法學院原已冠上卡佛豪斯家族姓名，也在數分鐘內摘除。

阿州大學表示，5月28日、卡佛豪斯呼籲學生抵制學校的前一天，名譽校長聖約翰（Finis E. St. John IV）即已建議董事會退還捐款。校方強調，捐款人「不能左右大學行政」，但卡佛豪斯卻對學校運作提出了「無數要求」。聖約翰說，大學已從此事學到教訓，為維護學校價值觀將「不惜任何代價」。

董事會成員羅納德格雷（Ronald Gray）在投票後表示，董事會最重要任務之一是「保護這個偉大機構的完整性」，「這個決定並不困難也不複雜」。

卡佛豪斯承認在處理捐款方面與校方意見存在分歧。他認為法學院應招收更多學生。面對校方立場他深感震驚，但也表示，「你或許不該把活人的名字放在建築物上，因為他們有可能會感到厭倦並開始說話。」

谢选骏指出：“慈善家”的丑态说明“为何不能崇拜活人”，更不能依赖活人——因为活人具有七情六欲，吃饱的时候说的话都和饥饿的时候不一样。崇拜和依赖这样的活人，等于是崇拜和依赖一只动物，甚至还不如崇拜和依赖一只动物，因为动物的作恶能力，还不如某些人。

【054、为何不去燕山隐居】

《辞职隐居终南山的姑娘 付不起房租》（2018-12-29 综合新闻报道：

若论国内的第一隐居圣地，那非陕西的终南山莫属了。

前几日，壹默听说，早年隐居终南山读书摄影种菜的小楠姑娘，因为租借的小院年租金从400涨到2万，不堪重负，不得不回城来找工作了。

都说北上广房租涨得太快，可小楠认为，这几年涨得最快的，其实是终南山的“隐士房”。由于来隐居的人实在太多了，几年来，山里的土坯房普遍暴涨了几十倍。想象和现实之间，总是隔着不止100个北京到上海的距离。房租猛涨导致很多隐士住不起下山，小楠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01

终南山有种独特的吸引力，吸引着很多像小楠一样有终南山情结的人。

从地理位置上说，终南山指的既是西安南面40公里处的终南山山峰，也指与之相邻的东西上百公里内的山峦，即秦岭的最北端。

“天下修道，终南为冠”，自古以来，终南山就是修行圣地，是道教主流全真派发扬圣地。喜欢金庸小说的人一定记得“终南山下，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

终南山对佛教的意义同样重要，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五大派的祖庭在终南山，即三论宗、净土宗、华严宗、律宗和唯识宗。

相传姜子牙、张良、孙思邈、陶渊明、王维等历史名人都曾隐居于此，由此奠定了它隐居第一山的地位。

除了悠久的历史，作为修行胜地，好风水也必不可少。

秦岭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这独特的地理位置让终南山四季分明，秋天很凉爽，夏天不太热，并且山中水源充沛，野果繁茂，适宜居住。

环境优美，历史悠久，再加上说不清道不明的“灵气”加持，终南山成了很多人隐居修行的不二选择。

02

2015年，一对西安80后夫妻隐居终南山开医馆的故事，引起了关注。

他们就是周杰夫妇。一开始夫妻俩是为了给父亲治病，后来得到了高人传授医术，于是在终南山一处的半山腰上，租了一座二层楼房的小院子，既当作一家人的住所，又当作“如是医庵”，给山民治病分文不收。

据当时媒体报道，夫妻俩在城里有生意，足以支撑山里的开支。再说早年进山修行的住房成本并不高，山里的生活成本也低，很多东西可以自给自足。

小楠就是在那一波的前一年，因为情场失意进而导致职场不顺，万念俱灰选择去终南山隐居的。

她在终南山过了两年逍遥日子后，越来越多的人纷沓而至，打破了往日的平静。

如今终南山本地居民早已搬下山，山上住的全是外地隐居者，据说，登记的和没登记的加起来不少于30000人。

原本无人问津之地，变成了炙手可热，住所供不应求，价格也被市场推着水涨船高。

小楠介绍说，往年终南山的房租行情大多为一年数百至数千元不等，偶有上万。现在很多土坯房一般为年付，需1万5至2万元，甚至出现有屋主要求租客一次付清5年10万租金。

不仅房租，吃穿用度也比以前贵了很多。据统计，普通修行者， 连带房租年花费怎么也得3-4万。而一些奢侈的伪修行者，年花费或超10万。

早年间，修行者嫌租房贵的话，还可以自己搭一个草房。现在当地加强了对于违规建筑的管制力度，已经不允许在终南山上私自修建房屋了。

高昂的费用，和想象中云淡风轻、烟火不沾的隐士生活相去太远。导致很多像小楠一样财力不济的人，不堪重负，纷纷选择下山，离开终南山。

小楠感慨地说，哪里有什么诗和远方，不过是靠钱撑着罢了。

修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知道那对夫妻，至今是不是依然在终南山行医问药。

03

其实，自古以来，终南山就不乏沽名钓誉者。

古代文人墨客，因为时运不济，生不逢时，空有一身才华与抱负无处施展，所以他们大多会选择在靠近皇城的终南山上修行，期待朝廷有朝一日能够重用自己。

终南山是他们的暂避之处，是他们进入官场的跳板。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修行为假，为尘世的荣华富贵是真。

当然，在古代，终南山也不乏一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如今，它仍然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为数不多的，还住着一些真隐士的地方。

除此之外，来终南山居住的，更多的是以下三类人。

1、逃避现实社会，不敢面对生活的人。

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面对各种纷扰，很多人想逃避，去没有人的净土，于是”问道终南山“。

其实，这是他们假想的清净。 现实中，山里并没有那样舒服。

首先，山里的饮水、种地、劈柴等问题都需要考虑。比如要走一两小时山路去背水，晚上需要走夜路上厕所，还需要自己开垦荒地，种植一些农作物，否则基本无法在山中生活。

其次，山里无WiFi无应酬，也没有人可以说话，需要忍受终日的孤寂和冬天的寒冷。

还有安全问题，因为隐居的地方都比较偏僻，加上是独居，潜在危险并不少。

那些所谓的美妙，你不克服一些困难没法享受。只有心无杂念的修行者才能在山中常住，他们能很圆融地处理各种问题。

2、寻求新玩法的有钱人。

有些有钱人，大鱼大肉吃腻了，花花世界玩腻了，就想着要修炼什么心境了，跑到钟南山来摆脱城市的浮躁喧嚣。

其实，这是另外一种炫耀。

当然，山中空气清新，山泉清澈，养生环境极好，能让人暂时放下烦恼，体验自在宁静的感觉。

而且在大山中独居的时候，面对的就是自己，没有人我是非，这个时候更利于对自己心性的醒觉。

3、投机倒把，另辟蹊径想要赚钱的人。

很多商家也看到了这里的商机，一些“隐修培训班”应运而生。这些培训班主要是教别人如何快速的成为一个合格的修士，并且能够稳定的在终南山上生活下来。

还有一些投机取巧的人，他们假扮隐士，骗取一些游客的钱财。

世外桃源，精神家园，从来就没有那么简单。

04

有个做媒体的前辈，几年前踏访终南山，采访了几个终南山隐居者。

去年他也隐居到了福建龙潭古镇，不知道是不是发现那里更安静，物价更便宜呢。

每个人的生活中，其实都有两座终南山。一座是有形的，它是风景；另一座是无形的终南山，根植内心。

古人云：“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隐，与其说是一种行为，不如说是一种心态。对于城市中的人来说，有勇气在世俗里活着，懂得欣赏，看淡红尘，无论入山不入山，都是修行人。

这次终南山的房价猛涨，某种程度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帮助一些内心不坚定的人，了解到社会现实，并重新踏入社会，积极入世。

也许，从小楠决心选择下山的那一刻开始，她就已经成功了一大步。

网传近日，一篇名为《那个辞职隐居终南山的姑娘，付不起房租又回来了》的文章将颇具神秘感的终南山“隐士”引入了公众的视野。文章称，目前不少终南山“隐士”因为房租和生活成本高涨，纷纷选择下山。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隐士”们的下山，租金或许并不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针对近期当地政府对于终南山上的违章建筑进行清理，导致很多住在违建中的“隐士”们“重返红尘”。

房租高涨逼退“隐士”？

近日，一篇名为《那个辞职隐居终南山的姑娘，付不起房租又回来了》微信公众号文章走红网络。文中提到，不少早年进入终南山生活的“隐士”们因为房租和生活成本高涨，“不堪重负，纷纷选择下山，离开终南山”。

文中提到，由于终南山有“天下修道，终南为冠”的美名，相传姜子牙、张良、孙思邈、陶渊明、王维等历史名人都曾隐居于此。近几年，更是吸引了众多山外的民众慕名前来隐居于此。

不过，山中住所有限，所以最近出现了供不应求，价格水涨船高的现象。一位早年隐居终南山读书、摄影、种菜的姑娘小楠，因为租借的小院年租金从400元涨到2万，不堪重负，不得不回城找工作。

据小楠介绍，早年终南山的房租行情大多为一年数百至数千元不等，偶有上万。现在很多土坯房一般为年付，需1.5万至2万元，甚至出现有屋主要求租客一次付清5年10万租金。不仅房租，吃穿用度也比以前贵了很多。据统计，在山上居住一年连带房租年花费至少需要3至4万。

澄清

下山系政府清理整治违建

然而，对于公众号文章中所说的房租高涨逼退“隐士”的情况，西安长安区政协委员、长安区道教协会秘书长梁兴扬坐不住了。

“近期，网传终南山‘隐士’因租金上涨离开秦岭，引发网民关注，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梁兴扬因为工作的原因，对终南山“隐士”的生存状况颇为熟悉。12月26日，他在微博上表示，导致“隐士”们纷纷下山的并不是因为租金高涨，而是因为“秦岭近期一直在进行违章建筑整治和环境保护”。

梁兴扬告诉北青报记者，从地理位置上讲，终南山一般是指西安南面40公里处的终南山山峰和与之相邻的东西上百公里内的秦岭北部，不少“隐士”都选择居住在西安长安区境内的天子峪和大峪等山间村落里。“住在哪儿的都有，有住山上小庙里的，有租住村民老房子的，也有自己搭窝棚和木屋的，甚至有直接找个山洞就住进去的。”

“不少‘隐士’在终南山里租住的是没有合法手续的违章建筑，一方面影响环境，另一方面还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所以当地政府近期组织了一系列的违章建筑和环境保护的治理行动，不少‘隐士’没了住的地方，自然就下山了。”梁兴扬说。

讲述

不少人下山都去了南方

今年8月初，“隐士”圈小有名气的“终南草堂”因为部分建筑属于违章建筑遭到了拆除。草堂工作人员刘女士告诉北青报记者，2008年创始人张剑峰上山租住大峪村民的房子，之后又逐渐搭建起来五六间木屋，接待一些有上山居住意愿的人，草堂拆除后大家都下了山。

“大峪这边之前是‘隐士’比较集中的区域，开始治理以后，这边不少不合规的房子都被拆掉了，人是少了很多。”刘女士告诉北青报记者，“现在的终南山温度动辄零下好几度，除了山顶上还住了些没拆到的人，其他不少‘隐士’都下山去南方了。11月就开始下雪了，要在山上过冬只能储藏过冬的食物，喝水得化雪水，还不容易烧开。”

另一位来自广东的90后“隐士”木原（化名）今年8月中旬也因为自己搭建的棚屋被拆下了山。“现在已经回到广东工作了，我在山上待了两年左右，主要就是想过一下清净的日子。”对于自己山上隐居的原因和目前的生活状况，木原并不愿意多说，回想起隐居的日子，木原表示每天的主要内容就是挑水、种地、晒太阳、喝茶和阅读。“山上的日子比山下是慢很多，但是也并不是那么舒服，尤其是冬天，半夜经常被冻醒。”

回应

秦岭办称违建清理一直在进行

北青报记者随即致电了西安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据秦岭办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虽然该办对“隐士”这一群体没有特别的了解，但是对秦岭违建的清理行动一直都在进行中。

“我们从今年7月底开始就一直在进行违规建筑的清理行动，一方面是秦岭北麓的违规别墅的拆除，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另一方面就是秦岭中散落的一些违章建筑，我们联合各区县和部门经常进行巡逻，一旦发现违章建筑自然是要拆除的。”该工作人员表示。

“隐士”们“怡然自得”的山居生活，在梁兴扬和秦岭办的工作人员看来处处都是安全隐患。

梁兴扬告诉北青报记者，很多“隐士”自己搭建的窝棚一方面从建筑的安全性来说就不合规，“深山里生存条件相对恶劣，不少‘隐士’都是独居，一旦出现意外求救都很困难。”另一方面在山中没有水电，不少“隐士”只能自己生火。“生炭火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生火的话还可能造成火灾，山里秋冬很干燥，过去几乎每年都有火灾发生。”

秦岭办工作人员也对北青报记者表达了相似的忧虑，但他同时无奈地表示，违章建筑的清理必然会是一个长期的行动。“因为很多违建是我们这一次清理了，过几天他们又回来建。”

乱象

终南山“隐士”圈鱼龙混杂

“现在终南山很冷，不要去，更重要的是终南山的‘山民’里存在一些坏人。”今年年初已经下山的太清（化名）告诫向他咨询上山事宜的记者。太清还在山上时是“隐士”圈中较为活跃的一员，经常在各大终南山隐居贴吧里回应寻找山居住所的帖子。在“隐士”圈，大家往往并不以“隐士”自居，“山民”是更加公认的说法。

梁兴民对“隐士”圈的看法与太清有着相似之处，在微博中，梁兴民抛出了“终南山‘隐士’成分复杂，有假僧假道，有无业游民，更有犯罪分子隐匿其中”的言论。梁兴民对北青报记者进一步解释道，这些“隐士”中有一部分是真的有所追求的，还有一部分是逃避生活和追求新奇体验的，另外还有一些打着隐居旗号塑造自己“高僧”“大师”身份行骗的不法分子。“隐居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违法违规行为肯定是不允许的”。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7年，西安市民钱女士来到秦岭山内想寻找一位“大师”给她破解近来的诸多不顺，在山上她碰到了一位范道长，范道长给钱女士把脉诊察，还用易经八卦找病方。范道长先是带着钱女士远赴新疆购买雪莲“调理身体”，又让钱女士陆续转账40余万元破解“财劫”。直到拿到钱的范道长突然失联，钱女士才发现被骗。钱女士报警后不久范某被警方抓获，据范某表示，自己略懂些中医常识，又读了些国学书籍，便在山上给人“算卦”，见钱女士比较相信他，便打起骗钱的主意。近日，范某被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批准逮捕。

谢选骏指出：国内的第一隐居圣地为何是陕西的终南山莫属？因为那里临近汉唐的古都，素有“终南捷径”，便于出名。但是现在的“首都”是燕京了，既然如此，为何不去开发燕山，成为现代的升官发财的捷径——这样一来，终南捷径就会让位给了燕山便道，隐居的名士一定具有更大的斩获、海量的利市。为何不去燕山隐居？担心北京的空气污染吗？

【055、为何寒带的人比温带的人更为懒惰】

《冬天里为什么人类都应睡到9点后再起床》（煎蛋网 2019.12.31）报道：

对许多人来说，冬天里寒冷的白天和漫长的夜晚带来了普遍的不适。没有阳光的清晨，起床变得愈发困难，而伏案工作，午后的阳光又令人昏昏欲睡。

对于经历了全面的季节性情感障碍(SAD)的一小部分人来说，情况甚至更糟——冬季抑郁症会变本加厉。在干燥的冬月，患者会失眠，情绪低落和无精打采。比起SAD，冬季抑郁症才是流传广泛的提法。一月和二月里，自杀率升高，工作效率下降。虽然很容易将所有这些归结为环境单调压抑的色彩，暗淡的采光……但沮丧感可能并非是心理作用。如果我们的生物钟与社会生活节奏不同步，我们是否应该调整作息时间来改善心情？

澳大利亚斯威本大学的心理学教授Greg Murray指出：“如果生物钟说它希望我们在9:00醒来，因为那是黑乎乎的冬天，但生活要求我们在7:00起来，那么我们就破坏了睡眠的完整性。”时间生物学(研究我们的身体如何调节睡眠节律)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在冬季，我们的睡眠需求和偏好会发生变化，而现代生活的限制使我们特别不适。

人体生物钟涉及大量激素和其他化学物质，以及一系列外部因素。特别重要的是太阳，而太阳恰好就挂在天上。嵌在我们眼睛后方、被称为ipRGC的感光体对蓝光特别敏感，因此可以很好地借助阳光校准生物钟。有证据表明这些细胞在睡眠调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生物学机制的进化价值是，根据一天中的不同时间引发生理、生化和行为上的变化。 “这就是昼夜节律时钟的预测功能，”瑞士巴塞尔大学计时生物学中心的教授Anna Wirz-Justice说，“而且存在于所有生物的体内。”一年中的日光变化，可以令生物为季节性行为做好准备，如繁殖或冬眠。虽然还没有大量的专门研究，人类在冬季是否需要更多的睡眠和不同的起床时间，但有证据表明确实如此。Murray说：“从理论上讲，冬季早晨自然光的照明性下降，会激活我们称之为相位延迟的过程。”相位延迟意味着我们的生物钟在冬季的时候会慢一段时间，所以起床愈发困难。

研究表明，人类在冬季需要(或至少渴望)更多的睡眠。一项针对南美和非洲的三处工业化前社会的研究(即没有时钟、智能手机和商业社会的区域)发现，当地人的作息时间在冬季时，集体延后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鉴于上述区域位于赤道地区，这种影响在北半球更加寒冷和黑暗的冬季地区更加明显。

人类的过冬模式至少部分地受褪黑素介导的影响。昼夜节律控制着这种内源激素的分泌，它的效果近似安眠药。时间生物学家Till Roenneberg说：“在人类中，褪黑素的水平在冬天时更高。”但是，如果我们的生理时钟因上学或工作而不得不做出校正，后果会怎样？Roenneberg说：“生物钟与社会钟之间的差异——我们称之为社会时差。”

社交时差是有据可查的现象，可能对健康、福祉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能力造成严重影响。如果季节更替真的是造成了社交时差的一种因素，那为了评估其影响，我们需要分析已有的案例。社会时差的极端例子出现在西班牙，尽管地理上与英国一致，但仍遵守中欧时间。这意味着该国的标准时间比英国快了一个小时，且当地人口必须遵循与生物时机不符的社会时间表。结果，整个国家都遭受了睡眠不足的困扰，平均睡眠时间比欧洲其他地方少一小时。睡眠不足的程度与旷工、压力、生产事故以及儿童辍学率的增加有关。

另一组可供参考的人群或许是所谓的猫头鹰型。他们的自然生物钟比物理时间晚四个小时，这意味着，猫头鹰型青少年受生物学机制的作用倾向于晚睡晚醒。尽管如此，多年来，他们一直被迫在早上7点起床，准时上学。现在，科学家们倾向于将SAD概念化为谱系，而非可通过关键特征诊断的病征。并且，在瑞典和北半球的其他国家，据估计，多达20％的人口患有SAD。从理论上讲，或许全人类都在被轻度SAD困扰，但只有某些人会感到不适。

美国采用了与青少年生物钟一致的日程安排，并成功地提高了学生的睡眠总量和质量。英格兰的一所学校将到校时间从8:50移到10:00，发现由疾病导致的缺勤率急剧下降，且学习成绩得到普遍改善。Roenneberg说：“企业老板不应该计较我们几点上班，让员工睡到自然醒，所有人都会从中受益。” 

谢选骏指出：经验观察可以发现，寒带的人比温带的人更为懒惰。那么，为何寒带的人比温带的人更为懒惰呢？显然，他们需要冬眠，就像狗熊、鸟类和冷血动物一样。但是，为何热带的人也比温带的人更为懒惰呢？大概因为炎热酷暑消耗了过多的精力。所以即使在温带，夏季也是一个效率低下的季节。

【056、为何好人不长寿祸害活千年】

《“灾难中最先饿死的，都是那些顺从的愚民”》（仝麟阁 2020-10-18）报道：

2020年4月9日，在朝鲜平壤的金日成广场，戴着口罩的人们走在已故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肖像前。

宋熙锡（Song Hee-suk）是朝鲜的模范市民。“我只为金正日元帅和祖国活着”，她不久前说。“我从无他念。”她对政权的热爱让她看上去像是宣传影片的女主角，她也确实有点像。她面相饱满，让人看不出营养不良；嘴巴微弓，使人读不出内心忧郁。 

宋夫人有4个孩子，在咸镜北道省的一家朝鲜服装厂的托儿所中工作，每周工作6天，每次轮班10小时。北朝鲜大约20%的男子在武装部队服役，女人负责维持工厂运作。宋夫人经常背着一个小孩，身边还带着一两个孩子上工。孩子们白天在托儿所度过。下班后，宋夫人还必须到工厂礼堂参加数小时的政治学习。周五晚，她要做很长时间的自我批评。这个环节中，单位的工人轮流站起来，向同事坦白自己做过的错事。宋夫人经常说，她害怕工作的不够努力。宋夫人是她所在的居委会的主任，在工厂工作以外，她还要负责安排公共事务，以及汇报违反官方政策的非法活动。 

我在2004年第一次遇见宋夫人（她在这里改名换姓）。那时她59岁，已经定居韩国首尔2年。她的大女儿玉熙（Oak-hee）把她带出了朝鲜，玉熙女士多年来一直公开表示对朝鲜政权的厌恶，2002年3月，她设法叛逃到韩国。宋夫人告诉我，她离开朝鲜只是为了她女儿，直至她离开那天，她还是个真正的信徒。甚至她的三个家庭成员——她的丈夫、婆婆和25岁的儿子一一饿死后，宋夫人还是坚信朝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当时只是想，是我的错，我不能为他们做出贡献，”她说。“我从来没想过这是政府的错。”直到后来她才认识到，“最先死去的就是那些顺从听话，善良老实的人。” 

宋夫人过去每月去两次公寓附近的食品分发中心。她提着两个塑料购物袋，排队站在不起眼的商店前台外面，等待早上10点金属大门摇开。每个人都安排了固定的日期——宋夫人是每月第三天和第十八天—— 但通常要徒劳等上几个小时门才会开。门里面是一所没有供热的小屋，屋里是白色的混凝土墙，一位神情不快的妇女坐在一张布满账本的桌子后面。宋夫人会递上她的粮票，一小叠钞票和服装厂开给她的证明她完成了工作任务的小票。营业员会计算她的粮食定量——她和她丈夫每天七百克，她丈夫长博(Chang-bo)，是咸镜北道省广播站的记者；她婆婆每天三百克（退休人员得到的更少）；住家的学龄儿童每人每天四百克。如果家里有人离开，宋夫人要告诉营业员，相应的粮票会被扣除。然后营业员把三份收据盖章，其中一份交给宋夫人。仓库后面储藏的桶，装满了大米，玉米，大麦和面粉，另一个营业员称足了口粮，然后放入宋夫人的塑料袋中。 

制作朝鲜泡菜的洋白菜在秋季出产。泡菜用辣椒腌制白菜而成，是朝鲜人的民族食品，可以吃整个冬季。宋夫人说每家中每个大人得到70公斤白菜，小孩每人50公斤，对于他们家来说总共可以得到410公斤。她要用一周的时间准备泡菜。白菜用盐腌制，加入红辣椒，有时也加入豆酱或者小虾，然后储藏在高高的泥罐里。长博协助她把泥罐放入公寓楼边上仓库的地下室里，那里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储藏柜子。传统的做法是把泡菜埋在花园里，这样它们既能冷藏又不会结冻。但是在仓库地下室，宋夫人和她的丈夫只是简单地把一些泥土裹着泥罐，然后放入储物柜，然后锁上。偷泡菜的人在清津很常见。

宋夫人有三个女儿，她经常吹嘘她做的泡菜是周围邻居中最好的。她喜欢烹饪，而丈夫喜欢品美食，他们两个幻想自己就是美食家。她的水平自然是有限的——朝鲜人没尝过外国菜——但是朝鲜厨师颇有创意。新鲜季节性的东西，用大米、玉米和大麦混合，用红豆酱或辣椒粉拌上。招牌菜是冷面，这道菜的制法是把荞麦面放入肉汤中，然后不同地区的人还会加点水煮蛋、黄瓜或者梨。如果太忙，宋夫人就从商店里买面条，如果不忙她就自己做面条。节日期间，利用从公共分发系统买来的有限的原料，她会做炸菜(twigim)，这是一种轻脆的油炸蔬菜。她丈夫生日的时候，她用大米做香甜的糯米糕（deok）。她也做玉米酒。 

多年后回顾那些日子时，宋夫人不能精确的记起她的票薄是什么时候消失的——1989，1990还是1991。她开始更早地去排队，凌晨1点就去了。当营业员把购物袋交给她的时候，她不需要往里面看看就心生失望，因为东西比过去轻了。首先消失的是大米。油以前一直是零星供应，但是自那以后就永远不会出现在袋子中。国家供应的大白菜也不再有了，因为没有燃油开动卡车。宋夫人不得不步行到附近的农村，挑选白菜，然后用手推车推回家。她没有怨言。“如果我大惊小怪，他们早就来把我抓走了，”她后来跟我说。 

粮食补贴曾被认为是朝鲜制度的最高成就。仿佛是回应赫伯特·胡佛1928年总统竞选中提出的口号“家家有鸡吃”（共和党的梦魇），朝鲜的创始人金日成承诺，要让朝鲜人吃上大米，他1950年代创造了一个口号“大米就是社会主义”。稻米，特别是白米，一直来都是朝鲜人喜爱的食物，但是朝鲜气候太冷、山地太多，不能出产足够的大米供养人民，因此大米在朝鲜是奢侈品。然而，1945年，朝鲜半岛分裂后共产主义朝鲜引入公共分发系统，确实供应了谷类食品，其数量多少根据官阶和工分详细规定。在国家假日，比如金家生日时候，可能还供应猪肉或者鱼干。 

1980年代金日成逐步把权力转交给儿子金正日，两人都采用“临场指导”处理国家问题。父子二人是从地理到农业各方面的全能专家。某天，金正日决定，将土豆取代大米作为国家的主食（“我们应该开始将土豆革命视为意识形态革命，”官方《劳动新闻》报道）；隔日，他会决定国家应建鸵鸟农场。 

朝鲜的自给自足名不副实，有赖于邻国的慷慨援助。共产主义国家集团把物品以优惠价卖给朝鲜。朝鲜获得廉价的燃油、大米、肥料、药品、工业设备、卡车和轿车。医疗设备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地铁车厢来自东德。金日成娴熟地挑拨中苏关系，利用两国对立获取尽可能多的援助。就像古代帝王一样，他从邻国获得进贡：斯大林给他送来装甲豪华轿车，毛泽东送来铁路车厢。 

到了1990年代初期，朝鲜无法给俄罗斯支付高达约100亿美元的债务。后者对此失去了耐性，遂决定，朝鲜必须以世界通行价格而不再是以“友情”价格购买苏联出口物资。最后，供应朝鲜四分之三进口燃油和三分之二进口食品的中国人，也要求朝鲜预先支付现金，虽然中国人一向认为两国“唇亡齿寒”。 

很快，朝鲜陷入生产力下降的恶性循环。没有廉价燃油和原材料，朝鲜无法让工厂保持正常运转，这意味着没有货物可供出口。没有出口，就没有硬通货，然后燃油进口会更少，电力供应也会下降。由于需要电泵抽水，煤矿也无法运作。煤炭短缺更加恶化了电力短缺的状况。 

朝鲜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在集体农庄里种植所有副食品的地区。国家征收所有的农业产出，然后把一部分返还给农民。但是，对于朝鲜这样土壤贫瘠的地区，要供养多达2400万的人口实属不易。为了提高效率而采用的农业技术需要电动灌溉系统，和工厂生产的化肥和杀虫剂，而这些系统和工厂现在都因为缺乏燃料和原料而关闭了。朝鲜的食物开始消耗完，人们因挨饿而无力工作。 

1990年代早期，随着农业收成缩小，饥饿的农民开始秘藏一些谷物。还流传过这类故事：农村秘藏谷物压垮屋檐导致屋顶倒塌，农民们也不愿理会集体农地，而重视属于自己的“厨房花园”，那是一些屋子旁边或者在山坡上开荒出的小块田地。驱车通过朝鲜农村，你可以清晰地看到私有花园和紧邻的集体农地的差别，前者种满了蔬菜——朝天竖起的豆杆和南瓜爬藤，而后者则是由所谓的“志愿者”种植的歪斜无序的发育不良的玉米。 

忍饥挨饿成为一个人爱国义务的一部分。在首都平壤的宣传牌，贴出标语，“让我们每天吃两顿饭。”朝鲜政府给出了各式各样的解释。国家宣称，政府正在储存粮食以便在神圣的统一日供应给饥饿的韩国群众；或者宣称朝鲜遭受美国封锁。朝鲜电视播放了一部纪录片，一个男人因为吃太多大米，胃爆掉了。农业干部引述报纸报道，宣称无论如何，食物短缺都是暂时的，下一季大米会有丰收。 

1990年早期，外国新闻开始报道朝鲜的粮食短缺，1992年国家通讯社发布了愤怒的答复：我国人民衣食无忧，幸福安康。国家以几乎是白送的价格供应粮食，人民都无需知道粮食成本。这就是朝鲜的现实。 

据说在共产主义国家成长的人们无法自己谋生，因为他们期待政府无微不至的照顾。对于朝鲜许多饥民来说这不是真的。当公共分发系统停止供应粮食，人们为了生存想尽了一切办法。他们用桶和细绳设置陷阱来捕捉野外的小动物，在阳台上放置网兜抓麻雀。他们自己摸索植物的营养特性。 

妇女们交流菜谱心得：制作玉米面时，不要丢掉玉米的壳、芯子、叶子和根茎——把这些都扔到磨里。即便这些东西没有营养，也可以填饱肚子。面条至少煮上一个小时，这样看上去会更大些。找一些草叶放进汤里，以便看上去好像有蔬菜漂在里面。妇女们把松树树皮里面甜的部分撕成条，然后磨成粉，这些可以替代面粉。 

朝鲜人还收集牲畜排泄物中未消化的玉米粒。而船厂的工人发明了新技术，他们刮储存过食物的货船船舱底部，把散发恶臭的一堆黏糊糊的东西放在屋顶上晾干，然后从中收集没煮过的米粒和其他可食用的东西。 

收集和生产食物是所有单位的重中之重。每天早上醒来要找早饭，吃完早饭，你就要想晚饭怎么办。由于筋疲力尽，午餐时间睡觉就可以饱。 

1990年之前，宋夫人的服装厂用完了布料。工人们开始每日做些清洁、参加报告会或者加入他们经理称为“特别项目”的事务。有时候，他们去铁轨边收集狗的排泄物用作肥料；有时候，他们走到临近一家钢铁厂的岸边，寻找废金属碎片。最后，经理召回了一些属下。 

朝鲜语里称呼中年已婚妇女为“阿玛”，她说，“你们这些阿玛要想其它办法为家里找吃的。” 

宋夫人不太像个商人。她45岁，除了用算盘算账，她没有其他技能。她家人叫她在厨房里做点小生意，说最好的商品是豆腐，困难时期可不易找到其他蛋白质食品。豆腐在韩国食谱中用处很广，可以用来做汤、焖煮、油炸或者发酵。为了存钱在市场上买大豆，家庭开始变卖他们的财产。第一件卖掉的日本电视机——那是长博的父亲在韩战期间做情报工作而获得的奖励。 

如果劳力多，制作豆腐相对简单。先把大豆磨碎，然后煮一下，好了放入凝固剂。然后，就像奶酪一样，把混合物用一块布挤一下。之后，就剩下一些稀的豆奶和大豆壳。宋夫人想了个好主意，她计划用制作豆腐剩下的豆渣养猪，作为副业。而公寓楼后面刚好有一排用来储物的棚。宋夫人在市场上买了些小猪，然后把它们安置在其中一个棚里，用挂锁锁好门。 

几个月下来，这门生意成功了。宋夫人把她家小小的厨房变成豆腐工场，把盛满大豆的大桶放在炉子上煮。按照朝鲜的传统风格，炉子是修在门里面的。她在附近的市场销售豆腐。宋夫人除了用豆壳、豆浆，每天早晨还起来割草喂猪，猪都长的肥肥的。但是要得到木头和煤炭烧炉越来越难了。每周只来电几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使用一个60瓦的灯泡、一台电视机或者一个收音机。没有燃料煮大豆，宋夫人就没办法制作豆腐。没有豆腐，她也没法养猪。为了给猪喂饱，宋夫人每天要花几小时割草。 

“看来，我们自己可能也要吃草了，”她对长博打趣道。然后接着说，“如果毒不死猪，也毒不死我们。”最后，他们吃掉了所有的猪，宋夫人也放弃了她的小生意。 

家庭开始了严峻的新时期。宋夫人每天都要从城市中心往东面和西面徒步走出很远，身上带一把菜刀，和一只篮子，沿路收割可以食用的野草。如果走入山中，还可以找到即便在好日子人们也食用的蒲公英和其他野草。有时，宋夫人也收集农民丢掉的腐烂的卷心菜叶子。她把白天捡到的东西拿回家，然后和她用钱买到的任何食物混合在一起。通常，就是些磨碎的玉米面——这种很便宜，用玉米壳和玉米芯制成的。如果她连这个都买不起，她会买些松树树皮粉，时而夹杂着木屑。 

她把野草和树皮切碎捣烂，弄成浆状，软软的可以吞咽。这样的糊糊里面东西不多，不能做成面条或者蛋糕。她能做的就是弄成没有材质的粥。仅有的调料是盐。一点大蒜或者红辣椒也许就能压住可怕的味道，但是那些调料都太贵。1990年代中期，有钱都买不到油了，没油很难做菜。有一次，宋夫人去亲戚家吃午饭，吃到的是豆秆和玉米芯做成的粥。虽然那时很饿，她也咽不下去。又苦又干的豆秆卡住她的喉咙，就像吞下了鸟窝的树枝。 

一年中宋夫人吃下的唯一的肉食就是青蛙。她的兄弟在农村抓了些。宋夫人的嫂子先把青蛙切成碎片，然后用酱油爆炒，炒好后放在面条上面。青蛙并不是朝韩的典型菜肴，宋夫人之前也从未尝过。据她说味道很鲜美。但是之后她只有很少的机会才再次吃到蛙肉。不久，青蛙的数量因为过度捕杀大量减少。 

1995年中，宋夫人和她丈夫已经卖掉了家里大多数值钱的东西换取食物。电视卖掉后，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日本产自行车也卖掉了，接着是宋夫人做衣服用的缝纫机。他们卖掉了大多数衣服和放衣服用的木质衣柜。后来两居室的公寓都空了，除了永远挂在墙上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画像。现在剩下能卖的就是公寓了。朝鲜人没有他们自己家房子的产权，他们只是被授予居住那里的权利。但是随着人们收买官员走后门暗地里交换住所，非法的房地产市场也已经出现了。公寓售价是1万朝鲜元（黑市价等于100美元）。宋夫人、她丈夫和她婆婆搬到附近的一座一居室。（三个女儿都嫁人了，儿子们也搬走了。）宋夫人决定用家里的钱启动另外一项生意：做大米买卖。 

大米是朝鲜人首选的主食。1995年后，清津人只能用现金从黑市购买大米，价格非常昂贵——每公斤大约50朝鲜元，这个价格是以前从公共分发系统中购买大米成本的600倍。几乎所有在城市中消费的大米都是用铁路和卡车运来的，这进一步提升了价格，因为公路和铁路都年久失修。宋夫人估摸着从海边收购价格较低的大米，然后用火车运回来。交易大米或其它主食都是非法的，但是大家都这样做，宋夫人下定决心冒险。这样做她不仅能赚点钱，还能给家里留点大米。1994年以来，他们家还没吃过一整碗米饭呢。 

宋夫人回忆道，1995年11月，她把1万朝鲜元藏在内衣里，外面穿几身冬装盖住，然后就出发了。她坐火车来到南平壤省，买了200公斤大米。她把大米放入四个大背包中，请了脚夫帮她搬到火车上，堆放在她的座位下面。11月25日早晨，她开始了不到一天的旅程。长博利用记者的身份给她弄到火车三等车厢的卧铺票——一、二等车厢是给劳动党干部和军官乘坐的。火车很长，每 次走弧形轨道时，就能看到后面车厢，宋夫人看到人们都站在里面。还有更多的人坐在车顶上。整个夜里火车都走走停停，火车开动的时候，宋夫人早晨从梦中惊醒，车身剧动以至于宋夫人都吃不了早饭。忽然，一阵颠簸把宋夫人震离了座位。说时迟，那时快，她侧身摔倒，左脸颊紧紧压在金属窗户上。车厢倒在一边。 

火车脱轨了，拥挤的后车厢几乎完全毁坏。大多数乘客都死了。前头的车厢不知怎的就幸免于难。宋夫人听说，事故的死亡人数数以百计，不过正如朝鲜的其他灾难一样，该起事故没有得到报道。 

宋夫人从车厢残骸中爬了出来，脸颊划了一道伤口，右腿扯下一块皮，背部也扭伤了。走廊和卧铺间的木板压在她身上。她在事故附近的急救诊所呆了3天后，得以重回清津。她痛得厉害，只能从火车上抬下来；然而看到站台上来接站的长博，她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 

事故之后，宋夫人再也不能远足到山中去寻觅食物了，她把住所附近什么野草都摘来，放入最便宜的谷物做成的粥中。对于老人来说，下咽非常困难。1996年5月，她婆婆发痢疾，几天后就死掉了。 

长博的健康也在恶化。身体好的时候，他在朝鲜人中属于巨型身材，体重接近200磅（约90公斤）。他太胖了，在1980年早期医生曾建议他吸烟减肥。但现在，他曾经引以为豪的大肚子—— 在朝鲜肥胖是地位的象征——成了空心袋子。皮肤成鱼鳞状，貌似得了湿疹。下颌下陷，说话含糊不清。1995年他得了轻度中风；到1997年，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无法工作，经常卧床不起。两条腿像气球一样肿了起来，宋夫人知道这是浮肿的症状——因为饥饿导致的水肿。他常常说起食物。说起童年时候母亲给他做的豆腐汤，新婚时候宋夫人给他做的新鲜鱼片粥。 

1997年一天早晨，他叫他夫人，“来，亲爱的。我们下馆子点个好菜吧。”他们已经3天没吃饭了。 

宋夫人全不顾背部的伤痛，跑到市场上。她看到她姐姐在市场上卖面条。她姐姐的皮肤也是鱼鳞状，跟缺乏营养的长博一样。宋夫人从未恳求过她的帮助，但这次她无路可走了。 

“我会还给你的，”宋夫人承诺，带着一碗面条跑回了家。 

长博在毯子下面蜷缩成一团。宋夫人叫他的名字。他没出声，她就把他翻了过来——因为长期挨饿他的体重下降得很厉害，所以不费事就翻过来了。但是他的腿和手臂都僵硬了。宋夫人捶打他的胸口，大声呼救，但她知道太晚了。 

死于那场饥荒的朝鲜人的数目在60万到250万之间——大概是总人口的10%。在清津，食品供应消失得比朝鲜其他地区更早也更突然，死亡率可能更高。因为朝鲜医院禁止报告因饥饿导致的死亡，所以无法统计准确的死亡数字。 

1994年，在金日成死后，金正日继承了权力，他对个体户采取了比他父亲更为强硬的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是粮食问题也应该用社会主义方式解决，”1996年12月一次演讲中他说道，这也是他为数甚少的承认粮食危机的讲话之一。“告诉人民依靠自己解决粮食问题……自力更生。”任何私下努力都可能被定位为“经济犯罪”，相应的惩罚包括流放到劳改营，如果被指证腐败，甚至可能被处决。但是如果不为自己着想，死亡是板上钉钉的。 

大多数商品交易在老的农民市场上进行。甚至在共产主义的黄金时期，金日成也勉为其难地默许某些市场存在，但只限于他们出售在厨房花园中种植的副食品。几乎所有的商人都是妇女。1990年代也是如此。从朝鲜北平壤省叛逃的朱成夏，现在是首尔的记者，他告诉我，他相信金日成心照不宣地同意妇女做私活，是为了减轻家庭压力。“如果不准阿玛去工作，可能会发生革命，”他说。一些阿玛会私下传言，“男人还不如看家的狗值钱。” 

在这个时期，甚至是在清津饥荒恶化时期，市场上出现了更多的食品。白菜，萝卜，生菜，西红柿，韭菜，马铃薯都能在市场上买到。忽然也有了白大米，40公斤分装在粗麻布袋子里，外面印着联合国的联锁橄榄枝标志或者美国的国旗，每个朝鲜人都从宣传牌上认识了这些标识，在宣传牌上这些标识通常滴着血或者被刺刀刺穿。 

有一天，宋夫人看到从港口开来的一队卡车车队，车子里面都装着这样的粗麻布袋子。虽然这些卡车都是民用车牌，但是她辨认出它们都属于军队——至少她知道没人有汽油——这是军队中的人把人道物资拿到市场上销售牟利。不管它来自哪里，清津人看到大米都非常高兴，很多年没有从公共分发系统中买到大米了，虽然很少人能买得起这些大米。 

每次去市场，宋夫人都能看到让她震惊的东西：桃子、葡萄、香蕉。她记不得最后一次见到香蕉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20年前，长博买了一些带回家给孩子们吃。有一天，她还看到橙子。宋夫人从未尝过橙子，只从画片上见过。还有一天，她看到了一种带着斑点的黄棕色水果，顶上还长着些绿色的刺。几年后，当她来到首尔，再次见到了这种水果，这时她才知道这叫菠萝。 

长博死后，宋夫人决定靠饼干营生。制作4-5批饼干只需要用十分钟烤炉，用的木炭也是最少的，虽然现在木炭更难找到了。它们比面包要容易烤，对于出门做事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肚子饿的时候可以享用的便餐。 

宋夫人加入了她的小女儿容熙（Yong -hee）的饼干生意，容熙时年29岁。容熙借了400朝鲜元买了些废金属，然后在当地钢铁厂找到了一只没人用的焊机，做了只烤炉。烤炉成方形，分成两层，下层放木炭，上层放要烤的饼干。还做了个饼干架子。许多妇女想的都一样，宋夫人和其中一人一起干，边看边学。她从其他商人买了些成品品尝比较，找到了一种她喜欢的，然后用面粉、糖、水和酵母复制了配方。 

第一批实验品还不能拿到市场上销售。宋夫人和她女儿把失败的试验品都吃掉了，而不是白白浪费宝贵的饼干原料。最后，宋夫人发现她必须加入更多的糖和酵母。她在配方中加入牛奶，然后把生面团刻成不同的形状。 

宋夫人每天早上5点起来烤饼干。竞争很激烈，她必须卖新鲜的饼干。她没有售货用的手推车甚至也没有木条箱，故而她把饼干都打包放在盆里，然后放入家里自己做的背包里，运到市场边的主要街道上，那里行人多竞争对手少。背痛时，她就双腿交叉着坐在地上，把饼干盆放在膝盖上。

宋夫人每天卖1000只饼干给没时间或者没钱吃正餐的人。每天14小时工作后，她口袋里有大约100朝鲜元，和几袋其他物品，有时是红辣椒或者一些煤炭块，这些是她用饼干交换的。这些钱只够她吃晚餐和购买下一批饼干所需的原料。 

宋夫人经常能看到死去和垂死的人。有一天下午很晚了，在从市场回家的路上，她绕道到铁路站，希望卖掉剩下的饼干。工人正在清扫站台。许多人拉着一只沉重的木拖车走过，里面堆满了尸体，都是在铁路站夜里死掉的人。一颗头颅垂了下来，触及路面。这是颗40来岁男人的头颅。他依稀还在眨眼。还没完全死去，但是差不多可以用车拖走了。 

从外面看，清津一点都没改变。拥有雷同的灰色外墙的斯大林式办公楼树立在空无一人的沥青道路边。道路上装裱着褪色了的颂扬政权成就的红色宣传标识。这里的情景就仿佛世界历史停止在1970年。但是宋夫人知道她还生活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男人们被束缚在没有酬劳的国家工作上，靠女人赚钱。市场上充斥了食品——食品的数量之多是大多数朝鲜人一辈子中未曾见识过的——但人民还在饥饿中死亡。劳动党党员也饿死了，赚钱的都是那些对祖国毫不在乎的人。未来属于那些打破规则的人。 

我们第一次会面后每隔六个月左右，宋夫人和我都会聚一下，在首尔吃顿饭。她喜欢出去吃。虽然她从未培养出吃披萨和汉堡的胃口，但她喜欢上了韩国风味的桌上烧烤牛肉和猪肉。无论我什么见到她，她总是穿着新套装。从她衣着的轻快色彩和她做得完美的头发，可以看出这是位生活顺心如意的女人。 

宋夫人很快就适应了韩国的生活。她找了份保姆的工作，平日节俭用来旅游。她参加了老年妇女组的旅行团游览韩国。她甚至沉迷于整容，做了双眼皮——这是流行的做法。在为他人牺牲了这么多年后，她开始为自己着想。她也长出了肚子，这让她大吃一惊，这么多年贫困还能长胖——她开始注意体重。 

宋夫人不可能是朝鲜政权的辩护者。“那帮腐败的混蛋！”她有一次提到金正日做如是说，这也是我唯一一次从她嘴里听到亵渎的字眼。但是她和我遇到的大多数叛逃者不一样，她甚至怀念那些理想，那些促使她过去每天早起给金日成画像弹灰的东西。 

有天晚上，我们围坐在一台热气翻腾的涮锅边，在肉汤里涮切成细条的牛肉，蘸着芝麻酱吃。“当我看到这么好的饭菜，我哭了，”宋夫人说道，她用一块手绢抹了抹眼睛。“我不禁想起了长博的遗言，我们下馆子点个好菜吧。”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好人不长寿，祸害活千年”——至于超级流氓，那就万岁万万岁了。可是这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因为，所谓的好人，就是那些顺从的愚民。相对来说，这些人也是相对缺乏生存能力的弱者。人因为弱而变得善良，就像两脚羊一样，一旦有了力量，羊也会变得凶残吧——这就是原罪的依据。而金日成娴熟的要饭技术一旦落空，就导致了今日朝鲜的普遍饥荒。

【057、为何华人喜欢入室盗窃】

《恐怖：列治文爆窃案1年1500起》（2019-05-11 温哥华港湾李晓综合）报道：

大温华人的解放区列治文，现在已经成了爆窃案的重灾区。

住在列治文的小伙伴，就算自己幸运没丢过啥，应该也都听过身边朋友或邻居被盗的经历。

看看这张密密麻麻的列治文犯罪地图。从去年4月30日到今年的5月10号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民宅爆窃案共有738起、商户被爆窃案324起、汽车偷盗案275起、自行车偷盗149起、信件偷盗18起，各类盗窃案合计已经超过1500起。

其中黄色、代表住宅遭非法闯入的图标更是遍布各处。列治文骑警发言人黄寒青表示，入室爆窃案在列治文绝不局限于某些地区，这种事情在整个城市的各个社区都在发生。

今年3月初，皇家骑警更发出警告称，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列治文砸车爆窃案竟然连续发生了169起！

也就是说，在列治文这块小小的一亩三分地上，每天都会发生4、5起各种盗窃案件。

面对满屋凌乱不堪、贵重物品全被掳走，甚至是遭人尾随，直接和窃贼正面遭遇的恶性事件，怎么会不觉得心惊肉跳。

统计显示，踏入2019年的前4个月，列治文已经发生了215宗入室爆窃案件。

如果闯入者以同样的速度继续下去，那么这个华人聚居城市的治安将更加糟糕，各种犯罪活动可能会更加猖獗。

现在的贼，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动手，根本不会害怕什么。去年2月23日，有住在列治文的网友爆料，两名西人居然在列治文3号路挨家挨户地踩点式盗窃！

看见谁家没人，就绕到后院撬窗盗窃。

去年8月，华裔Maggie一家刚刚装修好在列治文新买的独立屋，一家人还没住进去，贼就把她们刚刚搬过去的东西全偷走了。Maggie可以说是损失惨遭。几大袋名牌服饰包括Canada Goose等；四大箱、数百件名牌化妆品包括SKII、雅诗兰黛等，还有价格不菲的燕窝、海参、西洋参等。损失大概在6万到8万加元左右。

房子遭爆窃后，大多数华人都会第一时间报警。然而，很多时候警察来是之后也只是看看现场、做做记录而已，真正能追回被盗物品的，可以说非常少。

去年7月，大温华人朋友圈里曾有一组照片广泛流传，一位愤怒的网友写道：“Richmond Railway夹Blundell附近的独立屋入屋行窃。（贼）被夜视探头拍到。已给RCMP。亚洲人。认出他的人请报警！”

从这位网友发出来的照片时间看，当时应该是晚上10点多，这位看起来身材壮硕的亚裔小偷头戴棒球帽、背着背包，没有戴口罩和墨镜，但戴着手套。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这户人家作案，因为屋主之前还发出了5月份他被摄像头照到的照片。两个月之后，这个恋旧的小偷居然又回来了。

过了几天，这位猖狂的窃贼居然又跑到2号路10300路段的公寓去偷东西，同样被拍下清晰正面照。

按理说这么清晰的照片警方应该很容易找到嫌犯了吧，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本周四，列治文皇家骑警发布公告，正在调查去年7月的公寓爆窃案案，警方称“所有调查方法已经使用殆尽”，希望公众可以提供更多帮助。

……

近年来，列治文的住宅爆窃案数量不断攀升，列治文华人家庭众多、华人喜欢现金、普遍比较富有等特点的确更容易招贼。

在列治文干一把收获不菲啊。今年3月，列治文皇家骑警拘捕了一名在区内专门入屋爆窃的疑匪，结果仅仅是从这一位疑匪处起获的赃物，价值就超过80万元。其包括过万元的名牌手袋、名贵手表、高价酒及名牌衣服鞋物等。

感觉都够开个小型百货公司的了。

那么，身处列治文乃至大温地区的华人们，要怎样才能防盗呢？到底这些盗贼们害怕什么？什么时候最容易被盗？

之前KGWNews曾对正在服刑的86名盗贼进行了调查问卷采访，来看看身经百战的专业窃贼们的烧脑回答吧！

01、通常你们怎么闯入一家住户？大部分的盗贼表示，他们一般是通过没有锁的门或者窗户；有部分表示，他们会直接把门踢开或撬开。

02、进入住宅后，什么是你第一个看的/偷的？珠宝、电器、现金和信用卡绝对是最吸引人的。

03、什么时候是最佳入室盗窃时间？清晨和中午最易被盗。

04、家里有宠物，比如狗，你们有所顾忌吗？如果屋主有一只大型犬，并且嗓音特别洪亮，大部分的盗贼表示他们会放弃偷窃。

05、入室行窃前，你们会敲门吗？会的，几乎所有的盗贼都回答“Yes”，他们都会在入室偷窃前以各种身份、装扮敲敲门。

06、如果有人回答，你们怎么办？“就装作我迷路了在找朋友。”“哎呀敲错门了，对不起，谢谢！”“问问他们有没有看到我的狗，然后闪人。”

07、细思极恐啊……提醒：留意观察家门是否有奇怪的记号——别以为这些记号是邻居孩子的恶作剧，当你看到这些记号的时候，你家很可能已经被盗贼踩过点了。

08、如果报警系统响了，你会怎么办？大部分盗贼表示他们将立刻离开。

09、如果看到摄像头，还会进屋行窃吗？盗贼们均表示，摄像头真的很可怕。

10、如果听到电视的声音，你们还会进屋吗？“当然不啊！” 所有的盗贼都表示如果听到电视的声音，保险起见会选择放弃。

11、如果家门口停一辆车，你们还会进去吗？大部分的盗贼均表示，如果门前有车，他们会慎重考虑。

12、一般你们怎么找最佳目标？大部分的盗贼都不想被看到，所以他们一般会寻找有大围栏或者灌木丛茂盛的人家。“户与户离的很远的，盲点，老旧的窗户，便宜的木头门，都是不错的选择。”“好房好车 = 这人有钱。”

屋主做哪些可以防止盗窃？专业盗贼们建议屋主让房前空旷，有灯光，和修建整齐的灌木丛。家庭报警器、摄像头很重要。

中国有句老话说的好：远亲不如近邻！和邻里打好关系，看到可疑的人他们会帮你报警。

唠叨两句：亲！回中国的时候，应消除那些让人明显觉得房子无人居住的迹象，比如委托朋友帮忙收取邮件、请人定期割草等；如果不想麻烦朋友，可以打电话给邮局和当地社区报社暂时停止派送邮件和报纸。至于房间照明，则可以购买定时自动开关控制插座，夜晚降临时自动打开照明灯、深夜后自动关闭。

天总有不测风云，回家发现自己家遭人破门而入，如果觉得疑犯还在屋内，或是罪案发生在过去15分钟以内，应立即拨打911电话；如果嫌疑犯已逃走，事情也发生了一段时间，应拨打当地警局的非紧急电话报案，并保留窃案现场，等待警察上门调查。

提示：购买房屋保险

在加拿大购买了房屋保险的业主可以就家中失窃财物要求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通常要求提供报案记录的复印本，或者是需要失主提供报案号码，保险公司直接向警方索要报案记录复印件。然后在家中坐等赔钱就好了~

加拿大的保险制度还是很健全的！不会出现不予理赔的情况。

谢选骏指出：为何华人喜欢入室盗窃？显然，他们那里的销赃渠道畅通。而且，华人自己喜欢囤积各种来历不明的物体。再有，华人自私狡猾，不会关心邻居的安危，结果沦为下一批猎物。当然，在华人区盗窃的不一定是华人，但显然这些窃贼都已经中国化了，知道住户家里藏金。相形之下，日本就很少入室盗窃案件，因为日本人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而且在日本要销赃几乎没有可能。这正如在美国很少扒手，因为美国人身上没有现金，而且惯于和人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像中国人自古以来喜欢“摩肩擦踵”，还以为这是繁荣昌盛的体现——结果给了窃贼极大的便利和掩护。

《纽约警方发布中文视频 提醒华裔民众》（北京时间2019年4月30日 转载美国侨报网）：

报道，随着气温不断回升，美国纽约入室盗窃案件频发。近日，紧邻曼哈顿华埠社区的一栋公寓楼遭入室盗窃。当地时间26日，纽约市警5分局发布监控录像截图，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协助破案。纽约市警总局还发布中文视频，提醒华裔民众防范入室盗窃。

根据5分局提供的信息，当地时间23日上午7时左右，一名非裔男子摸进包厘街199号公寓楼一层的商铺地下室门口，随后，用工具切断门锁，正准备伺机潜入时，被店内正在收拾准备开门的店员发现。该男子夺门而出，朝春街(Spring St)方向仓皇而逃。

5分局呼吁民众提供线索，协助警方破案。知情者可拨打5分局电话：212-344-0742或致电止罪热线(800)577-8477，或浏览止罪网站，还可发短信至274637，内容输入TIP577，消息来源绝对保密。

针对层出不穷的入室盗窃案件，2019年4月，纽约市警正式推出境外社交网站中文平台“纽约市警察局新闻(NYPD News)”，发布由市警111分局预防犯罪小组华裔警员昂旺·白玛达杰用中文录制和配有中英文字幕的“预防入室盗窃”视频，向华裔民众宣导防范知识。

昂旺·白玛达杰表示，第一，在出门前或者睡觉前，一定锁好门窗，不要因为天气回暖，为了贪图凉爽而窗门大开。其次，不要将贵重物品或现金放在家里，尤其不要存放在卧室内。因为根据警方办案经验，一般入室盗窃的歹徒伺机进入民宅之后，会首先翻查卧室区域，例如床头柜、衣柜、梳妆台等。另外，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无论是商铺还是住家，建议安装摄像头监控系统和警报系统。 

“即便高清晰的监控更占内存，导致监控的录存周期更短，我们仍建议商户和住户，优先选择高清质量的监控。”5分局警员李天良表示，就华埠辖区而言，民宅多以居民楼为主，尤其是家中窗户朝向背街方向的住户，尤其要多家留意窗户是否锁好，以及窗外的消防梯，以防歹徒顺梯而上，埋下安全隐患。就监控录像而言，不少商户或住户为了节省资金，使用低质量的监控录制模式备，但对于警方而言，录制质量越清晰，越有助于锁定歹徒、提高破案的可能性。

谢选骏指出：不仅加拿大，纽约也是如此，而且需要警方特别提醒——可见这是一个华人区特别严重而普遍的问题！

【058、为何谎言才能治国】

《川普上任828天 華郵：說謊逾萬次 日均8次以上》（編譯黃秀媛 2019年04月30日）报道：

川普總統27日在威斯康辛州綠灣，為連任競選講話。華盛頓郵報統計，川普說謊成性，每天至少說謊八次。

「華盛頓郵報」的事實查對資料庫顯示，川普總統到本月22日上任828天，總共發表1萬111次不實或誤導談話，平均每天12.2次，而且這種謊言海嘯有愈演愈烈之勢。

川普就任總統601天後，發表的不實和誤導說法「才」超過5000次，平均每天八次。但是，僅只再過226天，這項統計即突破1萬次大關，也就是在這七個多月期間，他每天平均有將近23次講話不實或誤導。

華郵報導，相形之下，川普上台之初講話比較謹慎，就任最初100天平均每天妄言不到五次。按照這個速率，他在任四年說話不實應有大約7000次，可是他信口雌黃的作風一發不可收拾。

川普連珠砲式的推文也助長統計飛增之勢，從本月25日到27日的三天內，就有171次推文不實或誤導，超過他上任最初五個月的任何一個月的總數。

川普的妄言約有五分之一是關於移民，尤其動不動就宣稱他的圍牆正在興建，迄今已有160次。國會拒絕提供他要的混凝土牆經費，因此他試圖把柵欄和修理現有壁壘稱為「牆壁」。

川普在競選造勢大會上最口無遮攔，占他所有問題談話的22%。例如最近，他27日在威斯康辛州綠灣的群眾大會，就有61次說法不實，包括宣稱他把遺產稅降到「零」，以及他只差一票就可以廢除歐記健保。

他在這項大會還誇大美國對日本、中國和歐盟的貿易赤字，宣稱民主黨推出的「綠色新政」會使曼哈頓所有大樓都得重蓋，以及民主黨支持墮胎權利的做法包括殺害已出生的健康嬰兒。

除了抨擊媒體是「人民公敵」，川普今年稍早也痛批各媒體查對川普講話是否事實的媒體人員，把他們斥為「最不誠實的媒體人」。

妻子是白宮高級顧問，卻專門跟川普作對的喬治．康威，就「華郵」的統計報導說：「恭喜瘋子川普！了不得的成就！除了你沒有人做得到。」

谢选骏指出：谎言治国，就像谎言卖货一样，都是利用了听众的贪婪心里。“不想占便宜的就不会吃亏”，同样，拥护说谎者的人其实都是想获得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潜在的小偷。

《川普經濟民調：6成人認僅造福權勢者 恐威脅連任》（2019-04-30 世界日報 記者張聲肇綜合）報導：

最新民調顯示，六成以上民眾不滿川普經濟政策只讓有權勢者受益，離選舉還有18個月的這個民間情緒，不利川普連任。

華盛頓郵報和美國廣播公司聯合民調發現，八成民主黨支持者和六成獨立選民認為，在川普領導下的美國經濟體系，僅對原本有權有勢者有利，共和黨人也有三成這麼認為。

整體而言，六成選民認為美國的經濟體系主要「造福」有權有勢的人，更有七成二選民認為政治體系也是如此。

此一民調從許多方面反映了2016年讓川普居然打敗一缸子競爭者、贏得共和黨提名，進而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喜萊莉．柯林頓的「民粹風」。同樣，面臨2020「黨內選戰」的民主黨，也受到這股民粹的刺激。

經濟民粹最明顯的，就是爭取民主黨2016年提名不成、如今再度出馬的聯邦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佛蒙特州)和伊麗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麻州)；前者將民主黨的經濟辯論推向更左，後者主張多徵富人稅，以支付免還的學貸或補助學貸，以及大學免學費的經費。

共和黨大致滿意目前的經濟制度，將近三分之二認為目前體制不僅僅惠及有錢有勢階級，而對「所有美國人」都好。

川普2016年競選時的四大政策，包括經濟、移民、健保和貿易，似乎只有經濟一項，對他是明顯的利多。

已登記的選民，有42％說他們2020年會因為川普的經濟表現而投票給他，32％說不會。沒黨籍屬性的獨立選民認同他的經濟表現的比率，也比不認同的多出十個百分點。共和黨當中，更高達78％會因為川普的經濟表現而支持他。

這項民調於4月22到25日間，針對全國1001名隨機選取的民眾提問，65％用手機回答，35％從有線電話回答，其中865名為登記選民，誤差值正負四個百分點。

谢选骏指出：看来许多川粉不是真的喜欢川普，而是希望川普能给自己带来非分的好处；如果真的喜欢川普，就应该心甘情愿地被他愚弄，无怨无悔。为何谎言才能治国？因为大部分追随者不是无怨无悔的，都想和奸商一样，玩弄交易的把戏。

【059、为何抗议“人权等于生存权”】

《他被“退休生存认证”惹怒了！尊严何在》（2018-04-03 转载老人之声）报道：

今天，我（一个大陆共产党退休干部）去认证，去认证一种迷茫。因为这既不是去认证我有多少房子，也不是认证我有多少孩子，更不是认证我有多少“二奶”，而是认证我还活着。

今天，我去认证，去认证一种悲凉。因为虽然我知道自己还活着，但我还得亲自登门向一个叫做“社保”的部门去证明我还活着！为什么要证明我还活着？因为我退休了，并且还领着退休金。

这退休金可是好东西。好东西有个特点，就是谁都惦记，社保惦记，我也惦记。这很正常，因为自从我开始交纳保费的那一天起，就等于跟社保签了合同——我按时交保费，社保负责等我退了休再一点点返还给我。

所以，我们双方就有了一个法律上的契约——就是它必须返还到我死为止。可是，就是这个“死”惹事了。据说，有极个别的死者亲属，竟然隐瞒不报，骗取退休金。结果，社保部门就“为个虱子烧了整件袄”，搞“连坐”，每年都要让我们这些尽管退了休但还活着的老人就像那将要被枪毙的死囚一样去验明正身，并年年问候你一次：你还活着吗？

今天，我去认证，去认证一种慌恐。天上飘着细雨，地上到处都是水迹，虽然我已经老了，可毕竟还活着，而且身体的各个部件还在正常运转。

今天，我去认证，去认证一种荒唐。作为一个“年轻的老人”，一个“活蹦乱跳的死人”，去证明自己还没死，虽然我觉得这很荒唐，但却不能拒绝这种荒唐。因为，且不说这个骗保的事是否存在、有多少人在骗保，但肯定是个极少数，即便如此，某些死者亲属骗保，那只是某些死者亲属的事，谁骗了保，就把谁抓住，然后依法对其惩罚就是了，——就是说，治罪错只能在犯罪发生之后，这是基本常识。

可是，这个基本常识却被社保部门抛于脑后，惩治骗保的事不见有人去做，反倒把所有的退休人员都视为潜在的罪犯，一个个过筛子似地验明正身，而且每年重复一次，这不就是乱弹琴吗？

这是在干什么？说轻了是脑子进了水；说重了，就是违法乱纪、不务正业，诚心给社会捣乱。

幸亏我们的司法部门还没有这样干，不然的话，社会上所有的人就都成了潜在的罪犯，而防止犯罪最好的办法是把所有人都关进监狱。这就是“退休人员生存认证”的逻辑。

今天，我去认证，去认证一种折腾、一种侮辱。我们这些退休人员辛苦了一辈子，图得就是过个安生日子，安度晚年，可是，“认证”来了，你必须得证明你还活着——你得年年跑单位、跑街道、跑派出所；你得年年去照相、填表格，或被迫买社保部门的专用认证手机……

你身子骨硬朗还好，可如果你是卧病在床或七老八十的，那可就惨了，得让人推着、背着去上那根本就上不了的楼梯，去看那一张张根本就不该看的脸；而如果是在外地，你还得按时赶回来，不管有多远，也不管有多难，否则就担心断了自己的口粮。

这不就是折腾吗？我们活呀活呀，交呀交，好不容易活到退休、交到退休了，没想到还得接受这份年复一年的折腾，我们的身子骨能经受得住这种折腾吗？这是你们的“为人民服务”吗？是为人民币服务吧？

今天，我去认证，去认证一种缺德。我们知道，我们老了，没用了，你们也不能为了省点保费就每年恶心我们、诅咒我们吧？何况那是我们应该领的！这叫什么？这叫卖棺材的咬牙——恨人不死！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缺德的吗？

可是，面对这种缺德，你却不敢愤怒，还得乖乖地去跑腿、填表、乖乖地配合——因为人家捏着你的口粮呢！如果你稍有怠慢，因事因病或者因在外地，未能及时通过认证，电话那头就会传来恶狠狠地恐吓：你还想不想要你的工资？

今天，我去认证，去认证一种违法。我国宪法第38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看到了没有？“禁止用任何方法”！显然，这“退休人员在世认证”就进入了这“任何方法”之中，因为，这种做法已无可争议地侵犯了所有退休人员的人格尊严。

遗憾的是，我们虽然号称是法治国家，可法律至上还远远没有落到实处。因为我们只有宪法，却没有护法机构或宪法法院。

就是说，一旦发生公权力违宪违法的事，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机构来进行受理。换言之，我们这里只有菩萨，没有庙，你想来拜，对不起，一边凉快着去。所以，我们只能耐心地等待，等待什么时候那庙盖起来了，我们才有地方告他。

今天，我去认证，去认证一个事实、一个常识。那就是，我们的活，绝不是我们的罪！我们交纳了一辈子的保费，现在我们老了，依法领取，合情合理！而且，我们还要好好地活着，看着你们要把我们认证到何时。我们有信心精神抖擞地活到取消“认证”那一天。

谢选骏指出：这人活在一个“人权等于生存权”的国家，却氓之蚩蚩地忘记了自己并不享有充分的人权，只是享受部分的人权即生存权。等到老了，才想起自己还是一个人，还要尊严等等不属于生存权的高级人权的部分。这人老来还要尊严，太娇气了。这是在企图质疑和颠覆生存权等于人权的专制政权？难道不想继续领钱了？

【060、为何社会具有异己势力】

《原来人体只有43%细胞属于人类》（2020-06-09 BBC）报道：

科学研究发现，人体只有43%的细胞属于人类，而其他的部分则是由非人类的微生物细胞群组成。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可能改变人们对许多疾病、过敏等一系列情况的认知。

据BBC报道，人体里有过半组成不是人类细胞，而是非人类的微生物细胞群。确切地说，人体中微生物的成份比人体细胞的成份还要多。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The Max Planck Institute）微生物组学的研究人员表示，人体中的这些微生物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

无论我们每天怎样清洗身体，身体的各个角落依然被微生物所覆盖。它们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和古菌等。这些种微生物主要聚集在人体的肠道内，因为那里是黑暗的角落，并且缺乏氧气。此前，科学家认为人体细胞多于寄存在人体中的微生物，显然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加州大学圣叠戈分校的耐特教授说，如果把人体中所有细胞都算在内的话，估计只有43%与人类有关。如果从基因上来看，我们更是处于下风。人类基因组大约由2万个基因组成，但人体中的微生物群的基因大约在200万到2000万个之间。加州理工学院的一名微生物学家萨尔基斯认为，人体中的微生物群是我们身体中的第二个基因组。他认为，每个人都是由自身的DNA再加上人体中微生物的DNA结合起来的。而这些微生物群与人体有着互动并影响着人体。

各种微生物在人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代科学已经发现，微生物在人体中的角色。它们在各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帮助消化、调解人体免疫功能、保护人体免受疾病攻击，以及生产人体必须的维生素等。

这项发现会让我们重新看待人体中的微生物，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把它们当成敌人。过去，人类发明了抗生素和疫苗来对付天花、结核杆菌或是超级细菌MRSA等，挽救了无数生命。然而研究人员担心，在杀死坏菌的同时，也伤害了大量的益菌。研究显示，微生物与帕金森症、炎症性肠病、抑郁症和自闭症等都有关联。

维康桑格研究所（The Wellcome Trust Sanger Institute）的劳利医生进行了一项实验，分别培养健康人与病人的微生物群。事后他表示，在那些病人体内可能缺乏某些细菌。他的想法是，我们应该重新找回那些消失了的益菌。

人类微生物群系（Human microbiome）又称为正常菌群（Normal Flora），是某些微生物与宿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共生关系，对宿主无害的一类细菌。它们包括了细菌、真菌、古菌和病毒。这些微生物群主要寄宿在人体的皮肤、外耳道、眼结膜、鼻咽腔、尿道、肠道、消化道和阴道等部位。

如果正常菌群与宿主之间，或正常菌群各菌种间的平衡被打破，就会出现菌群失调，致病作用就会显著，严重者会引起二重感染。这种状况往往是由于长期大量使用抗生素、免疫抑制剂等外来因素引起的。

谢选骏指出：现在大家可以明白，为何社会具有异己势力存在，因为人体本身只有43%细胞属于自己，其他都是异己势力——如果社会不能容忍异己势力社会的存在，这个社会必死无疑。

【061、为何说共产就是共妻】

网文《腐败官场性交易比猪圈还脏》（段小文）报道：

近日网上关于江苏省镇江市委原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原书记蒋建明落马在网上被疯狂转载，一度被刷屏，贪官落马很正常，每天都有贪官落马的报道，但为什么蒋书记落马能引起轰动。据媒体报道蒋书记落马的原因不是跟经济有关，还是跟女人的生殖器有关，民间传说蒋书记不喜欢金钱，只喜欢女人的生殖器，凡是跟他睡过的女人，那这个女人无论在经济上和政治地位上都会一路畅通，甚至有很多女人把能跟县委书记书记睡上一觉当成人生的一根救命稻草。

这次落马原因就是当地一售楼小姐与蒋书记睡过后，立即从一无业人员变为建设局副局长，售楼小姐利用生殖器与县委书记做交易的丑闻遭人举报还导致蒋书记的落马。

女人只要与他睡上觉，一辈子就衣食无忧，这就是中国官员的特权。

普通人奋斗十几年甚至一辈子都爬不到的位置，女人只要用生殖器给官员享受几分钟就可完成，上面报道利用“生殖器”成为“升职器”的售楼员小姐和蒋书记睡过后变为副局长的新闻还不算稀奇，因为售楼小姐在社会上也算是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据媒体报道的落马贪官中有把发廊小姐，把洗脚妹，把卖淫女提拔为官员的现象比比皆是。

由此可见我国整治利用“生殖器”腐败交易的现象已经刻不容缓，这是一种比较隐蔽的腐败现象，一种败坏社会风气的丑恶现象，国家必须加大整治力度，净化官场风气，生殖器腐败比经济腐败的危害性更大。

根据一些落马贪官的报道，无论男贪官与女贪官都有存在生殖器腐败交易的过程，由于生殖器已经形成了一条官场腐败交易的利益链，导致一些女贪官从政后不是从工作上下功夫来获得进取与提拔，还是拼命从自己的生殖器上下功夫，从落马女官员报道中有把生殖器外阴漂白的，有把阴道做手术缩紧的，有把屁股加高的……她们不惜一切代价给自己的生殖器美容，那么到底是给哪些人享用？

落马女贪官都是凭自己的生殖器与官员床第飞黄腾达！ 

现在的腐败官场，追求性享受的，追求性自由的，追求性刺激的贪官俯拾皆是，凭借官员床第“脱颖而出”、飞黄腾达的女人，也不是少数，下面是媒体报道利用生殖器爬上官位的部分女贪官案例：

1、“床功最媚”的蒋艳萍。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女人，凭借自己的姿色，通过床上的媚功，击倒大小领导40多人，也因此仅用了13年的时间，就完成从仓库保管员到副厅级干部的华丽转身。在她被抓进监狱之后，还是依靠这个媚功，击倒了负责监管她的看守所副所长兼狱医万江，从而获得极大的串供堵口之方便。

2、“品味最低”的陈丽。她原先只是一名被人瞧不起的“三陪女”，可自从与湖北省荆门市市委原书记焦俊贤有过床第之欢后，竟然就有了“党员、正科级部、大学本科学历”的假档案，并坐上了该市开发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宝座！

3、“权力最大”的丁小平。她只是一个体服装经营者，仅仅是“这个女人很有气质”，就让堂堂的县委书记、南阳市原市长助理刘建国抬不起腿，走不动路。于是，二人合伙开起了“乌纱专卖店”。谁不去“孝敬”丁小平，就得不到她的首肯和青睐，谁也就别想调动、升官。她由此被人“尊称”为“编外组织部长”。

4、“悟性最好”的樊敏。时年20多岁的她，最懂得如何利用官员的权力而提升自己的价值。她在与时任安徽宣城绩溪县县长、后任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的赵增军一番云雨后，深得其赏识，他发誓说：“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的一把手，当县妇联主席”。就这样，樊敏凭借赵增军的床上培养，坐上了县妇联主席的宝座。 

5、“下场最惨”的柳海平。她原先只是一名农村来的保姆，通过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的“床上培养”，一跃成为济南市国土资源局机关党委干部，兼任局机关团总支副书记。但由于逼婚，被段义和雇凶炸死。

6、“屁股最美”的刘光明。这个身过一米七，年逾半百的女贪官，由于不惜用公款为自己美化屁股，因而拥有了“全鞍山市最漂亮的屁股”之称。她靠着这一资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基层副科长，急速蹿升为鞍山市国税局局长，让“整个鞍山的税务系统都惊呆了！

7、“升官最快”的尚军。这名仅有初中文化的女工人，凭借1.68米的身高和超群的床上功夫，通过“以色谋权”获得两位省级高官精心培育的，从此一路春风得意，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院长，阜阳市副市长，阜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直至阜阳市委副书记，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一路扶摇直上，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从副科级到副厅级的升迁，因此外界给予其“直升机厅长”的绰号。

8、“光环最多”的陈光明。这个女人在全国都赫赫有名，曾获得过个人二、三等功、“重庆市先进工作者”、“重庆市首届十大女杰特别奖”、“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第五届全国十大女杰”等荣誉称号；党的十七大代表。在重庆的打黑拔伞风暴中，她落马了。人们在问，她从一个普通的警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咋能这么快爬上副厅，且拥有这么多的光环？原来，她是文强的情妇。但我又在想，仅凭文强的能量，就想拥有那么多的光环，可能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是舍得脱裤子，如果没有比文强更有能量的官员罩着，她仅仅只是提前退休？

9、“假帽最多”的王亚丽。她凭借与某些官员的“零距离接触”，一路顺畅地造出了假姓名、假年龄、假身份、假学历、假履历，并由此获得快速晋升。案发前，已经官至河北省石家庄市委副书记。要不是非法侵占他人财产受到举报而牵出诸多造假，她的官阶可能就会更大。

10、“长相最丑”的罗亚平。她原先仅是抚顺市郊区政府城建局团委的通讯员。虽然长相很丑，却拥有非凡的色功和辣功，作风堪比重庆的文强。她先是不择手段地色诱其上级领导高士强，成为局长夫人；后来又强行霸占了比她小11岁的葛锋，而且还不惜万金，经常“孝敬”区里的一位主要领导，以供床第之欢。就这样，最后官至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局长。由于有靠山为其撑腰，以至于她敢于在比她级别高的这些领导面前口出狂言：“是我弄来的钱给你们开支的，你们都是我养活的，没有我来赚钱，你们只能去喝西北风。”这个女人的色功、辣功、贪功，让中纪委都“大开眼界”。

11、“情夫最多”的王菲。她原本是汕头市公安局的一名普通警官，因为相貌出众、声音甜美、多才多艺而被郑少东“慧眼识佳人”， 将其调入公安部“为自己所用”。旋即，王菲得以与央视名嘴一道主持公安部晚会，而升格为中国警界的“头号警花”。她不只是郑少东的情人，也同时与多名高官有染，属于“情夫最多”的“公众情人”。难怪她在警界能呼风唤雨！

12、“情意最深”的李泳。她生于1976年，身高168厘米，被人们称为“美女主播”。自从傍上比她大31岁的高官陈绍基后，成了广东省电视台的当家女主播，获得过中国“金嗓子”大奖。由于有陈绍基做靠山，显示出惊人的能量，在台内几乎无人敢得罪她。她在被抓后，仍声称“我单纯地喜欢陈绍基”，可见其“款款深情”。 

编后语

女人不择手段地凭借与官员床第“脱颖而出”，飞黄腾达，是权力运用不受有效监督的恶作剧，也是官员理想破灭、道德堕落，信仰沦丧、心灵卑劣的最好写照，更是对干部正常成长通道的最大阻塞。尽管许多贪官已经倒在淫秽不堪的色情中，但由于监管机制、体制尚不完善，不见得今后官场就不会频繁演绎性泛滥的“金瓶梅”！

杭州市滨原江区委书记尚国胜，就曾说过“雷语”：“男人就得‘提钱进步’，女人就得‘日’后提拔。除了这，在眼下，谁要能当上官，就不属人类。谁不服气的话，不花钱当个小科长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爷”；

而坊间则流传“歌谣”：

大腿伸一伸，立成人上人；

与官睡一睡，小鸡天上飞；

亵绊扬一扬，乌鸦变凤凰；

裤子脱一脱，科员成局座；

胯下浪一浪，处长升司长；

床上叫一叫，官场任逍遥。

看到尚国胜的“雷语”，听到坊间的“歌谣”，您会有啥感慨呢？

谢选骏指出：其实淫乱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集团的特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掌握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掌握了人的命运，这是不要说女人，就是要性命，也是手到擒来。所以说，共产就是共妻。不信大家看看鼓吹共产主义的马恩列斯，全都奉行共妻制度，所以说，共产党的淫乱已经不仅仅是淫乱，而且是一种哲学支持的制度了，那就是“共产就是共妻”。

【062、为何说警匪一家割据各国】

《37年后 她在脸书搜到当年杀哥嫂的凶手》（2018-08-28 带你游遍美国）报道：

话说，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你可以轻易在网络上找到你以前的同事、朋友或者是同学，但是，这样的便利，在十几年前社交媒体还没出现的当时，是根本不存在的……

今天要说这事的主人公，名叫Penny Farmer，她是一名来自英国的职业记者。

37年前，她的哥哥Chris，以及哥哥的女友Peta在中美洲危地马拉去世，而在多年后，Penny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找出了杀害自己哥哥的凶手……

故事要从37年前说起，那一年，Penny只有17岁，她的哥哥Chris25岁，是一个医生，年轻有为。哥哥的女友名叫Peta，是一名律师，两个人是青梅竹马，而且都是喜欢旅行和冒险的人，经常一起去旅游。

那个年代，人们的沟通基本职能靠书信和电报，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有一次Chris带着女友去美洲旅行，一路上途径了很多个美洲国家，Penny的父母在曼彻斯特的家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他们的来信，而在之后，本应该隔几天就收一封信的家里，却等了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再也没有收到来自Chris和Peta的任何消息。

直到这个时候，Penny的家人才意识到Chris和Peta可能在美洲出现了意外，于是赶紧去联系了英国警方。

经过英国警方的沟通，Penny一家人等来了不好的消息：Chris和Penny在危地马拉被残忍杀害，他们的尸体在危地马拉附近的海域里被打捞上来。

尸检报告显示，Chris和Penny生前遭受了很多虐待，包括殴打和捆绑，用尸检医生的话说：“两具尸体身上有很多疑点。”

那是1978年，Penny还记得在哥哥寄回家里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到，他们原计划乘坐公交车前往墨西哥，但是因为在伯利兹的港口遇到了一个船夫，所以他们决定放弃原来的计划，乘坐这个小渔船前往洪都拉斯。

在他们寄回英国的最后一封信中，Peta给家人写道：船上一切都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照片中的这个成年男子，就是当时载他们前往洪都拉斯的渔夫，他的名字叫Silas Boston，是一个美国人，当时他的船上除了Chris和Peta，还有他的两个儿子。

事发之后，Penny的家人多方联系，试图找到杀害Chris和女友的凶手，但是当地的治安本来就非常混乱，所以警方也无能为力。

他们试图通过英国经发协助调查来帮助他们继续寻找，但是警方也仅仅是提供了船夫Boston的联系方式，在此之前，警方在调查了一通之后，以证据不足释放了Boston……

事实上，Silas Boston本身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流氓，在此之前，他身上已经有了很多前科案底，包括故意伤害、非法持枪以及强奸……

在Chirs和Peta被害之前，Boston七个妻子中的第三任，已经离奇地失踪了十年，但是撒拉门托警方没有找到任何不利于Boston的证据。

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尽管当时除了Chris和女友，Boston的两个儿子也在船上，而警方并没有对这两个孩子进行任何询问和调查，就直接释放了Boston……就这样，因为没有证据，又没有新的破案线索，所以这个案件很快就陷入了僵局，久而久之就再也无人问津了。

据Penny回忆，当时危地马拉当地的警方对英国警方的调查没有提供任何协助，她和家人都觉得哥哥死的不明不白。

这件事情一直困扰着Penny和家人，尽管他们在警方的指引下曾经找到过Boston，但是对方只是接了一个电话，而且态度非常的粗鲁无理，

他对Penny一家人说，他对Chris和Peta被杀死的事情一无所知，让他们以后不要再来骚扰他。

就这样在过去长达37年的时间里，Chris和Peta的命案就这么不了了之。很快，警方就不再调查这个案件了。

然而，这件事情，却没有办法让受害者的家属轻易释怀。

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Penny和父母都没有办法忘记亲人被杀害的事实，尽管他们在后来试着整理心情，让生活继续，但是在Penny和她父母的心中，他们从来没有忘记哥哥。

本来应该幸福的生活，却因为哥哥被杀，而蒙上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Chris被杀死的时候，Penny才只有17岁，后来，她进入了大学，并学习新闻学，后来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记者，结婚之后，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

2013年，Penny的父亲去世，在去世之前，他依旧希望找到杀死儿子的真凶，此前，他曾经试图给撒拉门托警察局、加拿大皇家骑警、联邦调查局、国际刑警组织等多个机构致信，希望能够重启调查，但是依旧毫无所获。

终于，事情，在某天出现了转折。

2015年，Penny陪着母亲一起在牛津郡的乡下生活，有一天散步归来的时候，她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能在脸书上试着找到答案？

于是，Penny回家之后，在脸书上输入了那个让全家怀疑了多年的名字：Silas Boston。

这一搜不要紧，真的被Penny找到了！

她不仅找到了Silas Boston的脸书账号，还找到他的两个儿子：Russel和Vince，以及Boston的第五任妻子。

在Penny的坚持之下，曼彻斯特警方重启了调查，并且联系到了撒拉门托警方，警方找来了当年Boston的两个儿子，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

根据Boston的两个儿子回忆，他们的父亲一生都过得十分嚣张，他不仅娶了7个老婆，而且他杀死自己第三任妻子的事情，已经是家里的一个公开的秘密。

Boston在中美洲的这些年，杀死了33个人，而每一次都因为证据不足，而被警方释放。

Boston的两个儿子回忆道，当时Boston先是强奸了Peta，之后又把这一对年轻人绑起来殴打，当他虐待并杀死Chris和Peta的时候，还是小男孩的他们甚至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而他们的父亲，在残忍杀害了这对年轻的情侣之后，甚至还威胁要杀死自己的两个儿子，以防他们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

尽管两个儿子在过去的30年里一直试图引起警方的注意，但是警方始终无动于衷。

Boston在老了之后，进入加州的一家养老院生活，几年前，因为他经常抱怨晚年生活太寂寞，所以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才帮他注册了脸书账号，希望他可以在网上和人交朋友，没想到这样的举动，竟然让Penny找到了他。

2016年12月，Boston因为两个儿子的证词，被警方正式逮捕。

然而不幸的是，被逮捕的时候，Boston已经垂垂老矣，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在被关押的时候住进了医院，要靠机器维持生存。

狡猾的Boston为了能够逃避审判，签字选择放弃治疗，于是很快去世了。

经过了将近40年的时间，Penny终于为自己的哥哥找到了杀人凶手……

Penny将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让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故事，或许有一天，这个故事可以被拍成电影。

Penny说，虽然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她希望警方可以继续调查其他被Boston杀死的人，以及当年警方为什么对这个案件没有深入调查……

只是……

迟来的正义，还是以这种方式实现，

这还是正义吗？

谢选骏指出：人们为何会说“警匪一家割据各国”？“警匪一家”的道理就像“狼狗同种”一样。而使得与狼同种的狗不再害人的吃羊的关键，是一个好的牧人，所以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使得警察与匪帮区别开来的关键，是一个好的政府——所以在缺乏好政府的地方，警察就成为匪徒的同类了。好的政府不仅需要定期选举、三权分立，而且需要时刻监督；因为权力和油水的吸引，使得政府里的恶棍比例，大大高于街头和陋巷。

【063、为何越成功老板越没有力气】

网文《为何越成功老板越喜欢借力？》说：

为何越成功老板越喜欢借力？看懂省10年——

有个穷人，因为吃不饱穿不暖，而在上帝面前痛哭流涕，诉说生活的艰苦，天天干活累的半死却挣不来几个钱。 哭了半晌他突然开始埋怨道：“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为什么富人天天悠闲自在，而穷人就应该天天吃苦受累？”

上帝微笑地问：“要怎样你才觉得公平哪？”穷人急忙说道：“要让富人和我一样穷，干一样的活，如果富人还是富人我就不再埋怨了。”上帝点头道：“好吧！”说完上帝把一位富人变成了和穷人一样穷的人。并给了他们一家一座山，每天挖出来的煤当天可以卖掉买食物，限期一个月之内挖光煤山。

穷人和富人一起开挖，穷人平常干惯了粗活，挖煤这活对他就是小菜一碟，很快他挖了一车煤，拉去集市上卖了钱，用这些钱他全买了好吃的，拿回家给老婆孩子解馋。

富人平时没干过重活，挖一会停一会，还累的满头大汗。到了傍晚才勉强挖了一车拉到集市上卖，换来的钱他只买了几个硬馒头，其余的钱都留了起来。

第二天穷人早早起来开始挖煤，富人却去逛集市。不一会带回俩个穷人来，这两个穷人膀大腰圆，他们二话没说就开始给富人挖煤，而富人站在一边指手画脚的监督着。只一上午的功夫富人就指挥两个穷人挖出了几车煤去，富人把煤卖了又雇了几个苦力，一天下来，他除了给工人开工钱，剩下的钱还比穷人赚的钱多几倍。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穷人只挖了煤山的一角，每天赚来的钱都买了好吃好喝，基本没有剩余。而富人早就指挥工人挖光了煤山，赚了不少的钱，他用这些钱投资做起了买卖，很快又成了富人。

结果可想而知，穷人再也不抱怨了。

为何越成功老板越喜欢借力？看懂省10年——

成功，不在于你能做多少事，而在于你能借多少人的力去做多少事！

学会借力吧！借别人的力，借工具的力，借平台的力，借系统的力！

由此，你便找到了杠杆的着力点，去撬动整个世界！

一头驴，掉到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废弃的陷阱里。

主人权衡一下，认为救它上来不划算，走了，只留下它孤零零的自己。

每天，还有人往陷阱里面倒垃圾，驴很生气：自己真倒霉，掉到了陷阱里，主人不要他了，就连死也不让他死得舒服点，每天还有那么多垃圾扔在他旁边。

可是它很快思维发生了转变。

它决定改变它的人生态度，它每天都把垃圾踩到自己的脚下，而不是被垃圾所淹没，并从垃圾中找些残羹来维持自己的体能。

终于有一天，垃圾成为它的垫脚石，使它重新回到了地面上。

为何越成功老板越喜欢借力？看懂省10年

不要抱怨你的不如意，不要抱怨你的男人穷你的女人丑，不要抱怨你没有一个好爸爸，不要抱怨你的工作差，工资少，不要抱怨你空怀一身绝技没人赏识你，现实有太多的不如意，就算生活给你的是垃圾，你同样能把垃圾踩在脚底下，登上世界之巅。

这个世界只在乎你是否在到达了一定的高度，而不在乎你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上去的，还是踩在垃圾上上去的。

而事实上，踩在垃圾上上去的人更值得尊重。

人生，没有失败！看人生豪迈，不过从头再来……

人生不过如此，又有什么值得你去伤悲的事，你就当它是踩在脚下的垃圾好了，让它成为你人生成功的垫脚石。

谢选骏指出：“越成功老板越喜欢借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越成功老板就越没有力气，他们的力气都在向上爬行的垃圾堆里耗尽了……为何越成功老板越喜欢借力？不是喜欢，是“可施无计”了。黔驴既然技穷，只能借助机器。而年轻人则不喜欢借力，他们喜欢冲浪的消耗、无谓的搏击，以此展示生命的活力。他们喜欢，凭空创造一个新世界，而不是鸠占鹊巢。

【064、为何正义不会缺席——有钱就能逃避法律制裁】

《悬赏10万美金！加州富豪杀害亚裔老婆或在温哥华》（2018-09-21 温哥华港湾）报道：

最近美国法警局和新港海滩警察局宣布，为缉拿查德威克，将提供高达10万美元的悬赏金。警方还将此案主题定为“缉拿倒计时”。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等美媒报道，现年54岁的查德威克（Peter Chadwick）于2015年1月失踪，他涉嫌在2012年10月谋杀了与其相伴21年的华裔妻子林桂珠（Quee Choo Lim，音译）后，将尸体丢弃在圣地亚哥的一个垃圾桶内。

这对夫妇有三个年龄分别是9岁、12岁和15岁的孩子，2012年10月10日这天两个孩子在学校无人接送，邻居报警，警方开始有所怀疑。

这对夫妇失踪后的第二天，查德威克从圣地亚哥的一处加油站报警称，一名勤杂工杀死了他的妻子并绑架了他。

而后，警方在圣地亚哥郊区一个垃圾箱中发现林桂珠的尸体，并以谋杀罪逮捕了查德威克，警方认为他在处理妻子的尸体前先将她勒死在家中。

除悬赏金外，为了引得公众的注意，纽波特警方创立了“抓捕倒计时”专题网站，提供了对于Quee谋杀案的详细信息和Chadwick的搜捕工作。

其中详细介绍警方进入查德威克住所搜寻到的证据，包括按摩浴缸旁破碎的玻璃等，还有很多与该案相关的情报。

奥兰治县地方检察官拉卡加斯（Rackackas）通过广播喊话查德威克：“你现在处境非常糟糕。你逃避正义，警方已宣布10万美元的悬赏金缉拿你，如今消息已传开。”

新港海滩警察局长乔恩·刘易斯说，查德威克可能在世界任何地方，他有经济能力避开对他旅行的限制，他抓住一切机会隐藏他的踪迹。

刘易斯表示希望每个人都加入寻找查德威克的行列中。

警方表示，Chadwick开车向南，将妻子尸体扔在了加州和墨西哥边境附近的垃圾箱里。在他被捕后，交了高达100万美元的保释金，被释放。

在2015年1月失踪之前他出庭13次，此后再无踪迹。他的三名子女由女方亲人代为照顾。

在他失踪之前，他从银行账户中提取了数百万美元，还用信用卡取现。调查人员了解到，查德威克一直在阅读《如何改变你的身份》、《如何成功逃亡》、《如何在墨西哥生存》等相关书籍。

查德威克最后一次露面是2015年1月9日上午11点，他当时租车前往圣塔芭芭拉机场，他在机场更换了衣服后打车离开，还把手机丢弃在垃圾桶中。

新港海滩警方在2015年2月11日正式发布通缉令。

目前，纽波特警局表示：这位54岁的投资人已经上了美国最想要抓捕的逃犯名单，有可能已经逃进温哥华！警方并不知道，是否有在逃者的家人或者朋友在温哥华，但是纽波特警方表示，温哥华是在他妻子死前，他与家人常去的度假胜地。

温哥华警方于周四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嫌疑人的一组照片。

查德维克的前半生是典型的“美国梦”成功故事，他在英国出生，移居到美国来并通过奋斗成为一名身价百万的房地产投资人。他与马来西亚裔妻子结婚21年，养育三个儿子，居住在新港滩一栋价值250万的豪宅中。

然而他的后半生利用智慧和财富逃避法律制裁，则成为“美国的噩梦”。

根据新港海滩警方的描述，查德威克是白人男性，身高170cm，体重72.5kg，棕色头发，蓝色眼睛。他出生于英国，1991年成为美国公民。查德威克同时上了美国法警“15大通缉犯”的名单。

警方提醒，任何人看到Chadwick，不要靠近，因为他有可能持有武器，并且是危险人物。马上拨打电话报警。任何叙述并没有在法庭上被证实。

任何有他下落的民众都可以致电1800-550-NBPD。

谢选骏指出：有钱就可以获得保释，然后就可以逃亡——政府收了100万美元，却只拿出悬赏10万美金，这是什么意思！还有九十万去了哪里？这一差别对待是在怂恿逃亡还是协助逃亡？或是因为英国富豪杀害的是一个前英国殖民地的亚裔老婆？所以就无所谓了？所以，杀人犯竟然不被冻结账户，可以随意提取逃亡资金——这真是“有钱就能逃避法律制裁”，当然，有一天钱花完了，就无法逃避法律的制裁了——“正义总会来到”，在逃犯没钱的时候就来到了；“正义不会缺席”，因为任何财富都有消耗殆尽的时候。

【065、为何总统异于常人】

《川普重返白宫 第一时间做了这件事》（2020-10-05 自由时报）报道：

美总统川普返回白宫后随即将口罩拿下。

美国总统川普确诊新冠肺炎后，转往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治疗，並于当地时间周一晚间6点半出院，随即搭机返回白宫，没想到川普抵达白宫后第一件事，竟然是把口罩拿掉，收进自己的口袋中。

综合外媒报导，川普出院后乘车转搭海陆一号直升机返回白宫。抵达后，川普从南面石阶走上杜鲁门阳台，接着把口罩拿掉收进口袋中，並向外双手比赞。

川普虽然屡次强调自己是口罩的支持者，但实际戴上口罩的场合屈指可数，甚至还在日前的辩论会中，嘲讽对手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戴口罩的习惯。川普确诊后，拜登先是表达慰问之意，但也呼吁他要“相信科学，支持口罩”。

谢选骏指出：为何总统异于常人？因为需要深化自己，显得自己不同凡响。

《川普出院后连发2影片 解释迅速重返白宫原因》（2020-10-05 ETtoday新闻云）报道：

川普出院后连续在推特发布2支影片，他以自身“快速出院”的实证再次强调，“不要让病毒主导你”。他的声音有些混浊，谈话中他解释自己如此迅速重返白宫的原因，是因为身为美国国民的领导人，“我必须这么做”。

自美东时间傍晚6点38分踏出沃尔特里德国家医学中心（Walter Reed Medical Center），乘坐“陆战队一号”（Marine One）直升座机返回白宫后，川普很快在晚间8点接连发布2支新影片。第一支影片开头为白宫视角，迎接美国元首返回官邸，还有下机以及阳台摆拍的画面，背景配上气势磅礡的音乐，18分钟内便吸引4.4万人按赞。

最新一则影片则是川普谈话，他首先再次向沃尔特里德国家医学中心的医护及所有工作人员致谢，接着重申自己从染疫中，大大增加对冠状病毒的了解，“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不要让它主导你，不要害怕，你会打败它的。”尽管目前全美国已经逾745万人染疫、21万死，双双居于全球之冠，他仍表示美国有最好的医疗照护和人员，再三要人民安心。“我大可以2天前就离开了”，川普表示自己的确有点不舒服，但其实他可以不必拖到5日再出院，“我比20年前感觉还要好”。他称美国是全球最伟大的国家，“作为你们的元首，我必须这么做，我也知道这样很危险，但我必须去做，站到台前继续领导国家。”

川普表示即便存在风险和危险“但那没关系”，“现在我好很多了，搞不好还已经免疫了。”影片末他再度喊话，别让病毒主导人，他甚至鼓励群众走出室外，“走出去，小心一点，我们有全球最好的医疗。”最后他表示疫苗在短时间内很快就要推出，“非常谢谢大家”。

谢选骏指出：为何总统异于常人？因为它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不会像其他人那样被扔在走廊不闻不问、自生自灭。

《川普恢复超神速 专家担忧：或非好事》（2020-10-05 中国时报）报道：

白宫幕僚长梅多斯，这几天一个头两个大。梅多斯因为告诉媒体，川普住院当天血氧浓度骤降，不能说正在康复，令川普非常火大。图为梅多斯聆听川普御医康利简报。

美国总统川普确诊新冠肺炎后，2日出现多项症状送医，3日接受供氧治疗。白宫医生4日透露，川普正服用鸡尾酒药物，并搭配通常仅用以治疗重症的类固醇“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医疗团队使用这种药，显示川普实际状况可能较他们的公开说法更加严重；但如果川普真的只有轻微症状，专家忧心，如此用药恐适得其反。

血氧浓度过低 下猛药

《纽约时报》4日报导，在白宫公布的照片和影片中，川普似无大碍，但医疗团队证实，他曾接受供氧，且其血氧浓度一度甚至低至93％。许多专家认为，新冠患者的血氧浓度若低于94％，就属于“重症”。医生还称川普正服用“地塞米松”，这种药物的功用是抑制重症患者经常出现的免疫系统过度反应。世卫组织（WHO）建议，这种药物仅适用“症状严重且性命垂危”的新冠患者。

纽约州最大医疗集团诺斯威尔（Northwell Health）主治医生麦金表示，“川普用药清单中，地塞米松是最奇怪的。”一般除非患者必须仰赖呼吸器，医生不会开立相关处方。

服用地塞米松 最奇怪

据报导，川普服用的药物还包括抑制病毒复制的新药“瑞德西韦”，以及双抗体鸡尾酒药物（REGN-COV2），川普是全球首位使用这种鸡尾酒疗法的“白老鼠”。医疗团队还使用其他辅助药物，包括缓解胃食道逆流、对新冠也可能有疗效的法莫替丁（Famotidine），另还有抗氧化或抗轻度发炎药物，如褪黑激素、阿斯匹灵、维生素D、锌等。

麦金表示，医疗团队似乎已“用上所有能用的药”，不禁怀疑他们是刻意“轻描淡写”川普的症状，或为尽快治好川普不惜“过度治疗”？还有专家怀疑医疗团队可能是依川普本人意愿进行治疗，川普不会了解过度治疗的风险，这在医学上称为“贵宾症候群”（VIP syndrome）。

病程首周 未来难预测

麦金解释，医生同时开这么多药给川普，“没人做过这种事”，药物也可能交互影响。艾默瑞大学（Emory Univ.）新冠专家帕尼亚就质疑白宫医生4日说川普“最快明天就可能出院”，但如果服用地塞米松，就该受到更严密的照护与观察。他表示，在病程第1周通常很难预测未来走向。

芝加哥西北纪念医院重症照护专家普莉克则认为，早期就出现低血氧的患者，很难相信他的状况会有多乐观。

谢选骏指出：为何总统异于常人？因为它是人民的大救星，医生也要听他指挥。

【066、文革为何阴魂不散，因为“红卫兵—活死人”还在】

网文《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情》披露：

“文革”初期，“毛主席”八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组织接待、接见红卫兵和接见中的安全警卫工作，都是“周总理”组织实施和统一指挥的，这时周总理为首都工作组组长，直接指挥北京卫戍区。

为便于指挥，把首都工作组的指挥所开设在天安门城楼正厅西边的一个开间内，每次接见，总参作战部的领导和蔡洪江、左勇处长还有我们几个参谋都在这个指挥所工作，我们亲历了八次接见的全过程。

这种工作关系和亲历其境的场合，使我有幸对毛主席、周总理等领袖人物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一些活动，看在眼里，记在心底。这些年来，我总是在想，把这些眼观耳闻的鲜为人知的片断、逸事整理出来，献给读者，留给后人，是我的义务和应尽的历史责任。

第一次接见100万红卫兵

“红卫兵”原本是一张小字报的署名，1966年5月下旬，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写了一张小字报，署名为“红卫兵”，6月2日在清华附中的校园里正式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100多个学生在上面签了名，高中学生卜大华名列其首。

接着，卜大华等几个学生又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尔后又写了《二论》、《三论》。7月28日，他们把大字报和前《两论》交给了江青，要她转给毛主席。

这些娃娃们作梦也未想到毛主席会给他们写信，8月1日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 ，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后还附着他们的《两论》，毛主席在7月30日写的这封信中，有三处“热烈支持”他们的话。

毛泽东的这封信，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毛主席写这封信的信息立即传遍全国，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组织起来，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震惊世界。

红卫兵运动的高潮，始于1966年“8·18”，8月18日这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不寻常的日子。这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文革”发动的大会，北京和外地的百万红卫兵、师生（ 以下统称红卫兵）参加了大会。

这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大会，大会由陈伯达主持，计划大会

七时半开始举行 ，林彪、周恩来和红卫兵代表讲话，接着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通过天安门 ，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清晨五点钟，毛主席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周总理和首都工作组，为准备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部署安全警卫工作，连续忙了几个昼夜。18日凌晨一时，吃过夜餐后，蔡洪江处长对我们几个参谋说：“休息一会儿，六点钟到天安门指挥所”。

为了早点到，不到六时我们就从三座门驱车到了天安门城楼，当我急巴巴地正要步入天安门城楼正厅门口时，在我前面的王政成参谋一把拽住了我，侧耳小声对我说：“主席在里面，别出声。”

我往里一看，毛主席穿着军装坐在正厅北面的沙发上，我惊喜地一闪念：“天哪！主席怎么来得这样早呀！”我们只好不做声地、轻手轻脚地从主席面前拐进西隔壁间的指挥所。

毛主席这天未睡觉，主席的卫士长陈长江同志说，为了接见红卫兵，半夜里主席说他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主席合身的军装。一中队干部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把他的军装拿给主席试穿，主席一试，正合适。

这天主席通宵办公，清晨四点多钟他就叫准备出发，五点钟，毛主席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主席看到沸腾的红卫兵，又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队伍之中，不断地向群众招手致意。很快，主席被紧紧地围在人海之中，也就出现了被挤伤 、压伤的险情！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护卫着主席安全地返回了天安门城楼，这就是主席先于我们工作人员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原委。

楼上楼下，两种气氛反差很大：这天，在天安门广场上是万人雀跃欢呼，一片沸腾；而在天安门城楼上却是几人欢乐众人愁。今天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是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12日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十一名常委的名单次序列位的，把林彪列为第二位，刘少奇降为第八位。

新的中央领导人的排名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这就改变了原来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名次序，林彪成为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则被改为常委。

这种突然地、大起大落的变化没有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宣布，而是首次在天安门城楼上亮相，是使人们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对人们的震动极大。

这种大起大落的变化，再加上林彪在这天的讲话中大讲“四个打倒”和“大破四旧”，就像重磅

炸弹似的把人们的脑海轰蒙了。尽管广场上红卫兵不时地沸腾起来，都不能改变在城楼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愁容。

就我所见，这天情绪最忧闷的是刘少奇、陈云和贺龙元帅等。刘少奇远远地站在毛主席东边 ，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红卫兵只好作罢，他站累了进城楼正厅歇息时，这时毛主席已先他进入正厅歇息，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他从毛主席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谁

也未开口说话，彼此也未招手，未点头示意。

陈云在会议开始一个多小时后才到会，这时我正在城楼的西平台，有幸直观了他来去的全过程。他走出电梯门口后，径直走向检阅台，而没有到预先给他安排的位置上，只是在西检阅台上往天安门广场看了几眼，既未招手致意，也未和别人讲话，扭头就返回了电梯间下楼去了，来去不过三分钟。

受“二月兵变”之诬的贺龙元帅，这天更是沉闷，毛主席与他握手时，虽然都未说话，但我想这表明毛主席当时还是信任贺龙的。

这时的周总理已身处难境，他深知，必须当好适应“文革”的“大管家”。对于这天出现的楼上

楼下两种气氛的极大反差，他想出了一个调解的招数：即组织1500名红卫兵代表上天安门城楼。经报请毛主席同意后，他立即交由傅崇碧组织实施。过了一阵子，傅崇碧把1500名红卫兵代表带上了天安门城楼，并按照总理的指示，把这些红卫兵组成两个方队，安排在城楼的东、西平台上，等候毛主席直接接见。

周总理首先给这两个方队的红卫兵讲话，规定纪律和主席接见时的注意事项，轮流到东、西平台打着拍子，指挥红卫兵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歌曲，尔后他陪同毛主席到东平台和西平台接见了1500名红卫兵代表。这会儿可热闹了，打破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沉闷气氛，天安门城楼上城楼下的欢腾融为一体，“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歌曲声响彻城楼和广场的上空。

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1500名红卫兵，在毛主席接见后，他们的欲望更高了，谁都想面对面地看看毛主席，甚至与毛主席握握手。这时总理也指挥不了他们了，方队乱了阵，他们开始在东西平台和检阅台乱串了。

当毛主席从检阅台走到城楼西南角时，被一群红卫兵拦住了。这时，我正在毛主席跟前，全神贯注地留意着他此刻的一言一行。围住毛主席的红卫兵，拿着“红宝书”或小本本、钢笔，争着请毛主席签名留念。主席一个一个地接过他们的本和笔，签上了“毛泽东”的姓名，别的什么也未写。

得到签名的红卫兵高兴得蹦跳尺把高，就在这时，一个女红卫兵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高兴地接受了，并亲切地与她握了手，尔后得知，她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宋彬彬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红卫兵给毛主席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刚把袖章套过手腕时 ，毛主席看了看袖章上的字，什么话也未说，就用右手往下扒拉袖章，表示他不接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这时我马上联想到，毛主席过去曾说过，他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信息立即传遍与会的百万红卫兵，城楼上下，一片沸腾。他们摇着旗高呼：“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舞。”，“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他看到城楼上下欢呼、沸腾的场面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有很大的意义 。”这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从这天起，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大抓“走资派”。

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

1966年“8·18”大会后，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很快形成了全国性“大串连”浪潮。外地来京的红卫兵日益剧增。

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要求改进接见方法。于是周总理决定，对这次接见方式做些调整，就是请主席先乘敞篷车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 、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17时40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五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两边各四辆敞篷警卫车的护卫下，缓缓地驶进广场的通道，检阅、接见通道两侧的红卫兵。毛主席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声响彻广场上空。当车队驶到金水桥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下车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次接见大会由代理中央“文革”组长江青主持，18时40分她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上“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袖章讲话。他极力鼓励红卫兵的“横扫四旧”行动，并强调要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时的周总理，生怕运动破坏工农业生产，危及国计民生，他在每次讲话中，总是力图讲一些限制性的话。这次讲话，他强调“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讲话后，开始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第三次接见100万红卫兵

随着“大串连”浪潮的高涨，来京串联，要求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涌进了首都，来势之猛，人数之多，再加上衣食住行全部免费，使首都接待红卫兵的工作实在是到了难以应付的地步了。党政机关又遭到冲击，难以行使职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总理只好将首都工作组的重心，转入组织接见红卫兵上。

依据需要，首都工作组组建了八个联合指挥所，简称八大联指。由军兵种、驻京部队、军事院校等单位的领导任各联指指挥员，并以这些单位的人员为主，吸收中直、国务院、北京市系统的有关人员参加，分别组成每一个联指，分片负责接待红卫兵和组织红卫兵参加接见。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郑维山秉承总理的旨意，统管八大联指的工作，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参谋王政成、王日升和我等参与组织指挥的具体工作。

进入9月份后，首都接待红卫兵工作开始处于饱和状态，吃住发生了困难，不少接待单位叫苦连天，有些接待指标分配不下去了。有的单位拒绝接受。周总理不断地像战争动员那样进行动员。在一次动员会议上总理说：“困难再大，也必须把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我在中南海接待一万红卫兵，由在邢台抗震的187师派人来负责。”这个“激将法”一使，谁也不敢再叫苦、说难了，只好挖掘最大潜力接受接待任务。

进入9月中旬，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安排70万红卫兵参加接见。因发生了一个歹徒劫车撞死了卫戍区清河哨卡哨兵，抢走了他的手枪的事件，为保证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破案后再接见。14日破了案，15日安排接见。由于推迟了几天，参加接见的红卫兵则增加到了100万。

第三次接见，仍沿用第二次接见的方法，9月15日17时15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乘五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18时开会，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毛主席开始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有3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了毛主席的直接接见。

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日，是建国17周年庆典的日子。这天，150万首都人民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大会，也称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游行方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晚上7点多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大会堂

西门外登车出发，当主席的车到达南长街南口时，被红卫兵拦住了，一窝蜂似的涌上来，都争着要看毛主席。主席的车一停，后面的车队全堵住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人海之中，任凭周总理和中央警卫局的同志怎么疏导也不管用。

林彪下车高喊：“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到天安门参加晚会。”可是穿着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副统帅”竟然指挥不动眼前的这些“红小兵”。要看毛主席的人，洪水般地涌过来了，毛主席被挤伤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这十分危险的关头，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带领警卫团的部队赶到了，北京卫戍区的机动部队也赶到了，在周总理的统一指挥下，两支部队硬是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驶进天安门。

为了保证毛主席从中南海到大会堂、到天安门路线畅通，行驶安全，周总理指示首都工作组着力加强这两条路线的警卫部署。郑维山、傅崇碧商量后，经报请总理同意把这一重任交给了警卫三师。按照周总理的旨意，警卫三师在大会堂西侧、南长街、北长街部署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以部分兵力执勤，主力作为预备队，以应付突发事件。为便于指挥，在南长街南口开设了师指挥所，师长邱巍高坐镇，忠诚、坚决、认真地执行了周总理的指示，保证了主席尔后行车的畅通和安全，邱巍高因此在周总理的脑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五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5日凌晨1时多，周总理在大会堂福建厅召集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和联指有关人员开碰头会，研究布置准备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工作。

周总理撑着疲倦的身躯，焦虑不安地说：“主席日理万机，本来就够累了，又在43天中连续四次接见红卫兵，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主席实在是太累了。我不忍心让主席再这样受累了。我想用夹道欢迎的方法接见红卫兵。”接着他问道：“北三环通到哪里了？”蔡洪江回答：“通到友谊宾馆了”，并问我带图了没有？我即从挎包里取出丝绸印制的，一万分之一大比例尺的北京市地图展开在总理（坐沙发）面前的地毯上。具有高超识图用图艺术的周总理，立即把目光投向天安门广场，尔后沿着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路一段一段地观察，分析两边的建筑物分布情况。

尔后，他手指着地图说：就沿这条路线两边摆红卫兵。今天上午你们到沿线看一下，按照实地情况计算一下能摆多少红卫兵，实行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保证主席的安全问题，你们要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明晚11时拿到这里研究。

16日午夜，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负责人郑维山、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福建厅向周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总理认真审查后，认为这两个方案可行 ，当即决定按方案立即进行准备，18日12时左右实施接见。

按照总理审定的方案，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公安局和各个联指，立即投入了紧张组织准备工作。

为保障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50里长的接见路线上的安全，采取了全方位的警卫措施，北京卫戍区采用了军、警，民（民兵、治保组织）三结合的警卫布势，武装哨与便衣哨结合，地面警卫与立体（控制制高点）警卫结合，对沿路两边的建筑物、住户、临街危险窗口、制高点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警卫、监控，卫戍区4个师中的机动兵力全用上还不够，又从驻京军兵种中借用了部分力量。

17日晚11时，郑维山、傅崇碧、蔡洪江等在福建厅向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警卫方案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总理对周密的接见部署、严密的警卫措施，完全赞同，又一再强调在实施中要“万无一失”。

18日上午，离实施接见不到1个小时了，周总理又从大会堂来到了首都工作组设在天安门城楼的指挥所。他问郑维山、蔡洪江：“你们想过没有，若是红卫兵没有思想准备，主席的车通过时，他们没看清主席，要求再次参加接见怎么办？要立即写个广播通知，交给宣传车，在主席车出发进入通道前五分钟开始广播，过早了容易泄密。”接着，你一言他一语地议论《通知 》的内容，我在小本上边记边整理。议论后总理叫我把《通知》稿念给他听。总理听后说： “ 就这样，马上交给宣传车，并告诉广播员，一定要在主席车出发前5分钟开始在沿线上逐步向前广播。”

12时45分，宣传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开始广播接见《通知》，12时50分，《东方红》乐曲响彻广场上空、接见开始了。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各乘一辆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六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12辆敞篷车开道、警卫车的引导护卫下，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尔后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缓缓地驶进。红卫兵都按广播《通知》的要求办了，都在原地、原位预有准备地、秩序井然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接见。只用了一个小时，接见完了50里巨龙似的150万红卫兵。

接见完后出现了意外险情，当主席的车西进到大钟寺东侧时，与外地刚来京的红卫兵相遇。这些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蜂拥而上拦住了主席的车，整个车队顿时被三四百红卫兵围住了 ，周总理、主席的警卫人员、警卫处长毕庶畅等急忙下车疏导也不管用。

一个男红卫兵跳上了蔡洪江与杨成武、傅崇碧同乘的敞篷车（在主席左后侧），他想通过此车再跳上毛主席的车，蔡洪江手疾眼快一下子把他拽住了。他极力挣脱，并说：“我是毛主席家乡的人，我要上车看毛主席。”他极力挣脱，把蔡洪江的衣袖都拽破了，蔡洪江则死死拽着他不放。这时围观圈越压越小，就在主席有被冲撞挤伤的情况下，卫戍区在北太平庄的4个机动连，天兵天将似的出现在现场，在总理、蔡洪江、毕庶畅的指挥下，迅速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脱离了险境。

第六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第五次接见方式最省时间，最能减少主席的劳累，但周总理考虑到主席的安全，不敢在50里长的路线上重复使用上次的方式，于是他决定，以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的方式进行第六次接见。

搭载200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至少需要6000辆卡车。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为数不多，要在3天内运筹6000辆卡车难度极大。首都工作组报请总理同意，连夜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军兵种中抽调，火速云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

当时北京能通卡车的大街不多，二环路、三环路尚未沟通。6000辆卡车的编队，登车点的确定和各路卡车纵队通过出发点、天安门的时间，以及疏散出口的规定等等，都必须作出科学的计算，准确的规定，密切的协同，进出路线都不能交叉运行。

首都工作组把制定这一科学规划的任务交给了卫戍区参谋长刘光谱。他对摩托化部队的集结 、开进、疏散有经验。他和科长胡自成、参谋刘广文、朱海英等，日以继夜，通宵达旦制定出一份蜘蛛网式的地图注记式的行车计划。周总理在福建厅听取了刘光谱、邱巍高的汇报后 ，又亲自审查这个计划，并指示按这个计划组织一次演习。

1966年11月1日，首都工作组在天安门城楼组织6000辆卡车进行了一次模拟演习，首都工作组没有邀请周总理观看演习，因为考虑到：这时的周总理既要把日益混乱的国家管理好，又要把混乱局面的外交办好，必须把红卫兵当作“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这个外交内政的“大管家”实在是太难当了。

接见红卫兵以来，周总理一昼夜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为了让他多休息儿一会，我们没有惊动他，可是总理极为重视这次演习，他未让首都工作组知道，独自在大会堂的二楼观看了演习的全过程，并在演习结束后，又召集首都工作组、卫戍区领导在福建厅开会，研究解决演习中发现的问题，又重新规定了六路车的车速、车距和间距。

11月3日上午10时10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大会开始。林彪讲话后，10时20分搭载红卫兵的6路卡车开始缓缓地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结果事与愿违：这种接见方式很不理想。搭载红卫兵的6路卡车，未能像演习那样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因为，当卡车进到金水桥时，车上的红卫兵都争着要看清毛主席，车厢南面人拼命地往车厢北边挤，任凭广播员怎么劝说，他们也不听。这样，卡车载重失去平衡，时有翻车的危险，司机只好再放慢速度，不能按计划驶进，致使整个接见时间延长，直到下午3时才结束。

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进入1966年11月份以来，北京的天气逐步变冷。周总理考虑到，立冬后再接见红卫兵，保障娃娃们的衣食住行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他力图说服毛主席尽早结束接见红卫兵的活动，经请示毛主席同意，11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署发出了一个紧急《通知》，规定红卫兵和师生“暂停来京和到各地串连”。可是，这个最高权威的红头文件，这时对红卫兵已没有约束力了，来京的势头不但未减反而更猛了。

为了早接见、早回去，周总理在第六次接见后的第七天，又安排了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这次接见因人数太多，周总理安排分两批接见。

11月10日上午10时开始，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第一批150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这次接见，进行得非常迟缓。红卫兵为了多看一会儿毛主席，走到金水桥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打旋涡来回翻滚。

毛主席为引导红卫兵西进，不断地沿着检阅台往西走，手挥军帽，示意不要在天安门前停留 。周总理不断地叫我们打电话告诉邱巍高组织部队疏导。这种打旋涡翻滚渐进式的接见，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实在是太累了。

11日，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批接见。把50万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留出通道）东、西长安街上，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了接见。

第八次接见250万红卫兵

进入1966年11月下旬，上次接见过的红卫兵还未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又达到250万，两项之和，在京的红卫兵将近400万。

“小雪”过后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可是这400万红卫兵或是离家过早，或是从南方来，他们绝大多数都穿着单衣，没有御寒衣物。这时，周总理遇到的最大困难，最大压力是给这些衣食住行全免费的“客人”解决御寒被服，防止冻伤的问题。

北京市的库存物资全部拿出来了也无济于事，经报请毛主席同意，周总理像进行战争动员那样在工商系统和北京市进行了全面动员，号召工商部门、工厂、商店、仓库，把棉被、棉衣 、毯子、绒衣、球衣等御寒物品全部拿出来。几经动员，同舟共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周总理的高超指挥艺术，在这个关头，使林彪、江青一伙找不到茬儿。

这时，毛主席已经不太情愿接见红卫兵了。“小雪”已过，周总理设想在25、26两天中全部接见完在京的250万红卫兵，当周总理把这个设想报告毛主席时，主席说：“不是停止串连，要回原地闹革命嘛。”

总理说:“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让他们快回去”，“你不见，他们不走呵。”主席说:“这些红卫兵娃娃来了，你不见，他们不走，天冷了，了不得” ， “这是逼上梁山呀!”

主席同意总理的建议，把第八次接见作为最后一次接见。因为人数太多，周总理为减轻毛主席的劳累，决定把250万红卫兵分两批进行接见。1966年11月25日接见150万，26日接见100万。两批接见均把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西郊机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

25日接见完广场、东西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后，周总理请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大会堂休息一会儿，尔后一起出发去西郊机场。不多一会儿，主席催着要出发，总理怕西郊机场未准备好，去早了怕主席在野外受冻的时间长，打电话询问又怕不准确，便叫蔡洪江坐他的“吉斯 ”专车亲自去看一下。一路绿灯放行，蔡洪江很快疾驶到机场，仅用了几分钟，就用总理车上的无线电话向总理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出发了。”

总理这才放心地让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出发，到机场后，一点时间也未耽搁，开始得很是顺利。

26日下午，在西郊机场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见。接见后发生了两个意外的事故。一是又冷又饿的红卫兵，还未等主席换车，就“撒鸭子”了，把机场大门堵得水泄不通，主席的车无法回中南海，只好返回走人行道，从机场东北侧的一个小门改去玉泉山。蔡洪江等步行协助毛主席的警卫人员把主席护送到了玉泉山。二是散场时红卫兵拥挤不堪，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

在1966年70天的时间里，毛主席8次10批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接见完后，周总理叫首都工作组写总结报告给主席。蔡洪江让我起草。我撰写了一个很长的总结报告，经蔡洪江修改后，由郑维山签发报周总理转报主席。

接见红卫兵真是累坏了周总理。未亲历其境者，是难以理解周总理当时的处境和付出多大的心血的，他的辛劳真的达到了极限。接见1200万红卫兵，消耗的财力、物力无计其数。

谢选骏指出：半个世纪以来，文革为何阴魂不散？因为毛尸阴魂已经通过“目光接触”附着在这些不幸的“活死人—红卫兵—丧尸”身上了。只有等到这些丧尸被淘汰干净，他们的余毒也已肃清——中国才可能出现一个真正的“非毛化”时代，一个超越了“僵尸时代”、“活死人时代”的第三中国！

【067、文天祥、史可法为何不能击败蒙古、满清】

网文《金陵驿》报道：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漂泊复何依”出自宋朝诗人文天祥的古诗词作品《金陵驿》第一二句，其全文如下：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漂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原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注释]

1、草合：野草太多已经长满了。

2、孤云：指作者自己。

[解说]

夕阳下那被野草覆盖的行宫，自己的归宿在哪里啊？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原来没有什么不同，而人民已成了元朝的臣民。

[鉴赏]

诗的首联摹写作者途径金陵时看到的景色。夕阳之下，丛生的野草已经遮掩了离宫，天边的孤云，飘来飘去，不知要飘到哪里。寥寥数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满目疮痍、凄楚迷离的夕照离宫图。离宫，就是行宫，宋代的时候金陵是陪都，所以建有行宫。只是面对昔日的富丽堂皇的行宫，如今只见荒烟蔓草、颓云残阳，教人怎能不产生今昔之感？怎能不让人想起诗经中那首著名的《黍离》？次句诗人更是融情入景，将自己孤苦无依的荒凉心境融入边孤云的形象之中，云的形象也就成为诗人的形象了。“转”字极见锤炼之功，勾画出诗人久久伫立、痴痴凝望的形象，苍凉无比，为下一联的抒情蓄势、张本。

颔联以今昔作比，描写了山河沦丧给广大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诗人举目四望，山川河流依旧，而昔日街市繁华、人烟阜盛的金陵，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如今早已是“半已非”了。这里诗人用山川与人事作比，对比鲜明之极，表现出诗人无比沉痛的爱国爱民的情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联出句用了《世说新语》“新亭对泣”的典故：“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对句则用了《搜神后记》丁令威化鹤的典故：“去家千岁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此二句用典，以简驭繁，用语凝练而感慨极深。

谢选骏指出：文天祥为何如此孤独？因为他仰仗的是理学的“气”，而不是基督教的“磐石”——不论是《正气歌》还是《过零丁洋》所信靠的，终究是人类的力量及其结晶的“正气”与“汗青”。可是这在望风披靡的失败之下，已经不堪一击了。这就是文天祥、史可法为何不能击败蒙古、满清的原因所在！文天祥、史可法为何不能击败蒙古、满清？因为他们误信了送命的理学，他们依靠了抽象的正气，而不是依靠上帝的磐石。他们所率领的，是一些比萨满教徒还要不济的“送命理学”。所以，他们的表现甚至不如埃及的奴隶、日本的武士，遑论基督教的骑士呢。所以我说，新儒学是没有出路的——老的理学被元清蛮族击溃，并被西方文明犁庭扫穴；新的理学（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则败于马列主义的手下跟班，让仅仅复国三十八年的中国（1911——1949年），再度沦亡于北方的蛮族俄罗斯苏联及其山沟里的喽啰毛泽东。

【068、沃尔玛为何发生枪击案】

《沃尔玛死亡枪击震惊全美 凶嫌落网》（2017-11-02 世界日报）报道：

科州惊传枪响，47岁凶嫌奥斯特瑞姆（Scott Ostrem）已经落网。

这是一家位于科罗拉多州丹佛郊区桑顿（Thornton）的沃尔玛（Walmart）连锁分店，1日晚间惊传枪响。一名男子走入店内之后，朝着结帐柜台区开枪，两名正准备结帐的男性消费者当场被击毙，另外一名女性消费者则在送医之后宣告不治。桑顿警方2日上午宣布，47岁凶嫌奥斯特瑞姆（Scott Ostrem）已经落网。

这起震惊全美的沃尔玛店内枪击案发生之后，桑顿警察局1日晚间透过推特帐号公布店内监视器拍到的凶嫌影像，呼吁社会大众协助指认并提供线索。根据警方公布影像，凶嫌为一名穿着黑色外套与牛仔裤的白人男子，走进店门的时候双手都放在外套口袋中，凶嫌驾驶的则是红色的三菱（Mitsubishi）Mirage轿车。

除了公布凶嫌影像之外，有关单位1日晚间还对全美各地发布警告指出，这名男子"持有武器，具有高度危险"。桑顿警方指出，奥斯特瑞姆2日上午已经遭到逮捕，目前在押。根据警方调查，奥斯特瑞姆1日晚间6时左右走进沃尔玛分店之后，朝着位于结帐柜台区的消费者直接开枪，开枪时"态度冷漠"。丹佛地方电视台报导，不少沃尔玛店员惊闻枪响，吓得跑到后方办公室躲避，并且从后门纷纷逃出。一名消费者则说，当时刚好挑选完采购清单，正准备去结帐，却听到结帐柜台附近传出两声枪声，很多人开始四处逃跑，接着又传出四声枪响，"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疯狂逃命，尖叫不断。"

桑顿警察局发言人艾维拉（Victor Avila）指出，根据警方初步调查，这起枪击案属于随机犯案，并没有迹象显示与恐怖主义有关。艾维拉说："这是令人发指的行径。我们目前并不知道凶嫌动机为何。"

沃尔玛公关主任狄金斯（Ragan Dickens）发表声明表示，沃尔玛对于这起悲剧深感哀痛，并对受害者家属表达慰问与关心。沃尔玛也表示，目前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谢选骏指出：沃尔玛为何需要配合警方调查？很可能是，这起“随机案件”就是由他们引发的。我这么说，是有些根据的。就在上个月，我前往黄石公园自助旅行，在蒙大拿小城波兹曼（Bozeman）转车。这个地方相当荒凉，只有一条主街，看起来就像电影的布景一样，没有长途车站，所以下车的时候询问司机，得知附近有家沃尔玛24小时营业，可以在那里休息等车。回程的时候是半夜的车，在露天车站连棚子都没有，天气很冷，于是我就进到沃尔玛里面的麦当劳，要了一杯咖啡，一边等车，一边上网，但是麦当劳晚上10点就关门了，所以我就转移到了营业大厅外面的专供客人休息的椅子上，继续等候。过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了一位中级肥胖的白人妇女，问我是不是在等车？我说是的。她说这里不能等车。我说外面很冷。她说她管不着我冷不冷，但这里就是不能继续停留，并限令我五分钟离开。如果不走，她就报警。我本来想让她拿出规章制度给我看看，后来一想何必小题大做。于是我就去到营业大厅里挑选吃的东西。估计她那可怜的脑袋对不了这样的策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我扬长而入，就是不离开沃尔玛。因为按照时刻表，我还有三个小时需要等待，那么我每一次买一样东西，一个小时买一次，就可以熬过三个小时了。等我买完东西出来，就坐到了营业大厅和商店大门之间的过道里的电动玩具的坐骑上，继续手机上网。等我疲劳了，就再度进到店里，准备上洗手间，这时看到了四五个警察，正和那个白女在说话，我想这是不是她叫来的呀？这些警察显然也看到了我，而且他们进店的时候肯定是看见过我了，虽然我自己在看手机，没有发现他们……但他们并没有任何表示，所以我也就没有理会，继续前往卫生间。等我从卫生间出来，看见警察没有了，沃尔玛的中年白女也没有了。不再有人找我麻烦了……感谢上帝！大家想想，如果这伙同样是白人的警察被这个沃尔玛的女神经病人给误导了，而偏巧我身上又带着几把枪，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是我上了新闻头条。

【069、乌克兰航空伊朗空难的幕后黑手为何仇恨加拿大】

《波音737：乌克兰客机从伊朗首都起飞时坠毁》（BBC 2020年1月8日）报道：

目前消息称机上无人生还。伊朗官员证实，一架载有超过170人的波音737-800 NG客机在德黑兰机场附近坠毁。伊朗红新月会官员表示，找到幸存者的机会渺茫。乌克兰国际航空（UIA）证实，该公司PS752航班星期三（1月8日）清晨从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起飞往乌克兰首都基辅，德黑兰时间06:12（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2:42）起飞之后不久坠毁。法新社引述救难人员称，飞机在机场西北面45公里处，德黑兰省沙里尔郡（Shahriar）一条村庄处坠毁。

正在中东国家阿曼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宣布将缩短行程回国善后。他在向死难者家属致哀之余，还警告各方不要任意推测飞机失事原因。

目前未知这起事故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有否关联。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星期三02:52透过Twitter表示已发出给飞行员的通知（NOTAMs），禁止美国民用航空运营商的飞机使用伊朗、伊拉克、波斯湾与阿曼湾水域上空。

乌克兰国际航空表示，该公司将即时停飞基辅往返德黑兰航班。泽连斯基总统透过Facebook表示，这是“从中东传来的噩耗”，并向乘客和机组人员家属致以诚挚慰问，乌克兰使馆官员正核实具体伤亡情况。

乌克兰总理阿列克谢·贡恰鲁克（Oleksiy Honcharuk）表示，目前认定机上人员当中168人为乘客，余下9人为机组人员。外长瓦迪姆·普利斯特艾科（Vadym Prystaiko）表示，死者中82人为伊朗人、63人为加拿大人、包括机组在内11人为乌克兰人、10人为瑞典人、4人为阿富汗人，英国和德国各有3人。

俄塔社报道，飞机其中一台“黑匣子”飞行记录仪已经被发现，并移交执法部门。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是德黑兰主要的国际机场，位于德黑兰西南面30公里，与更靠近市中心的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共同肩负德黑兰空中国门的任务。

目前伊朗与美国关系恶劣，俄罗斯被视为给伊朗撑腰的重要国家；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自2014年克里米亚冲突以来一直僵持，而美国一直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罗斯人权专员塔季娅娜·莫斯卡尔科娃（Tatyana Moskalkova）星期三早晨就德黑兰空难，向乌克兰人权专员柳德米拉·德尼索娃（Lyudmila Denisova）表达“诚挚慰问”。

在基辅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接机的家属纷纷展露哀伤神情。基辅国际机场的航班信息显示屏上显示PS752航班状况为"取消"。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flightradar24.com，PS752航班起飞时朝西北方向起飞，约两分钟后与追踪系统失去联系，当时之飞行高度为7925英尺（2416米）。“首次空难”——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成立于1992年底，即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后一年多。乌克兰政府于2011年出售其控股权之后成为私营企业，但仍是乌克兰的载旗航空公司。

乌克兰国际航空自开航以来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这是该公司首次遭遇空难。公司证实，失事波音737-800 NG客机于2016年制造，由波音直接交付该公司使用。飞机刚在三天前完成定期检查。美国波音公司表示正了解情况。

乌克兰国际航空网站介绍，该公司共有42架客机，除了少量来自巴西航空工业（Embraer）外，全数为波音客机。其中，波音737-800占24架。波音此前因为737 Max连发两起死亡惨重的空难而遭停飞，但澳大利亚航空顾问企业Strategic Aviation Solutions主席尼尔·汉斯福德（Neil Hansford）接受BBC电视世界新闻台连线采访时指出，737-800是波音数一数二的可靠机型，更是西方短途航空运输的基石。

汉斯福德指出，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并非一家纪录欠佳的航空公司，而其客机这次在德黑兰失事，德黑兰当局能有多大的透明度，是个疑问。美国航空安全分析人士托德·柯蒂斯（Todd Curtis）也有同样疑问。他指出，伊朗、乌克兰、美国与法国当局都将参与事故调查，但四国能如何合作并不明朗。目前伊朗受到美国多项制裁。

柯蒂斯也指出，世上正在服役的波音737-800客机数以千计，执行了数以千万计航班，但包括这次空难在内，只发生过10次造成至少一人死亡的事故。

《博士、教授、医生…这些加拿大人登上死亡航班》（2020-01-08 温哥华港湾）报道：

天降横祸！昨夜今晨，全世界的“头条”都留给了伊朗！

首都德黑兰突发空难，一架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德黑兰国际机场起飞后几分钟就坠毁。这架波音737-800客机载有包括乘客和机组人员在内共176人，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生活在加拿大的我们，一大早在看到空难消息的同时，也获悉这架死亡航班上还有63名加拿大人。他们或是出门旅行、或是回乡探亲、或是进行交流访问……总之都是带着非常美好的希冀，但这场突如起来的灾难，将所有一切都化为乌有。加拿大，他们的家，再也回不来了。

6名罹难者来自大温——据CBC报道，登上这趟死亡航班的加拿大旅客来自全国多个省份：阿尔伯塔、BC、安大略、魁北克……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在中东地区旅行，另一部分是有加拿大移民，算是加拿大和伊朗双国籍，回伊朗的目的是探亲，当然其中还有很多是趁着圣诞新年假期出门旅行的的学生。

26岁的Delaram Dadashnejad住在温哥华，在与家人一起前往德黑兰探亲后，乘坐这趟航班返回温哥华。她的妹妹向CBC确认了她的死亡。

这个漂亮的姑娘是BC省兰加拉学院的一名学生，学习营养学专业。朋友Sia Ahmadi说，他原本应该在12月17日回到家中，但无奈因为签证问题而不得不重新安排航班时间。

下面这张全家福上的一家三口也自大温地区，同样也在这起空难中丧命，他们的朋友告诉CBC，这对夫妻名叫Ardalan Ebnoddin Hamidi和Niloofar Razzagh，是一对非常友好和善的夫妇，共同育有一个儿子Hamyar Ebnoddin Hamidi，他们前往伊朗度过了两个星期的假期，一家三口搭乘这趟航班回家。

“加拿大伊朗社区失去了最好的一个家庭。”朋友Esmaeilpour在Facebook上这样写道，他说他们一家是最负责任的伊朗裔加拿大公民之一。

此外，还有消息显示，下图这对大温居民夫妇也在空难中罹难，但目前还没有进一步报道显示他们去伊朗做什么。

UA教授全家四口命丧空难——据《多伦多星报》报道，在这起惨烈的空难中，年纪最大的乘客今年69岁，是一位退休的老教授；而年纪最小的孩子刚刚3岁……（目前已经确定有最小罹难者只有1岁。）可能有人会问，这些人从伊朗回加拿大，为什么一定要飞乌克兰再转机？答案或许有点扎心，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工薪阶层，通过乌克兰首都基辅转机回加拿大的机票价格非常实惠，航班时间也不差，算得上物美价廉。

UBC新闻学教授Saranaz Barforoush在推特上说，由于飞往伊朗的票价飞涨，经乌克兰转机这条路线最近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上面这张照片中，笑容灿烂的一家四口也已经确认罹难。他们来自加拿大埃德蒙顿，阿尔伯塔大学发言人今天证实，该校知名教授，也就是这个家庭中的男主人Pedram Mousavi和他的妻子、女主人Mojgan Daneshmand 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Daria和Dorina全家四口都在伊朗空难中丧生。

阿尔伯塔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系副主任Masoud Ardakani今天说，Pedram Mousavi和他的妻子Mojgan Daneshmand都是该校工程学院的教授，全体同仁都对他们的罹难感到非常悲伤。埃德蒙顿伊朗加拿大人社区成员Payman Parseyan说，埃德蒙顿市有许多人在这架飞机上，总共有27个遇难者来自埃德蒙顿的伊朗人社区。他说当地伊朗人社区非常小，他对其中的七名遇难者非常了解，对其他的人也熟识，这几乎占埃德蒙顿伊朗人社区总数的1%。

多所大学确认学生罹难——目前，多伦多大学确认有4名学生罹难；贵湖大学确认1名博士生在伊朗空难中罹难；滑铁卢大学确认有2名博士生罹难；渥太华大学确认有3名学生在罹难，西安大略大学确认有4名学生罹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罹难者身份被确认，我们的心情也随之跌倒谷底。

这位美丽的女士名叫Ghanimat Azhdari，是贵湖大学博士生，现年36岁，主修社会科学与应用人文科学；Azhdari亦是国际组织ICCA联盟的成员，该联盟主要支持土著及保护其土地。ICCA在网页中指出，Azhdari曾参与纪录伊朗各游牧社区生活及绘制领土地图的项目，同时她也是伊朗Qashqai部落的成员，曾担任地理讯息系统专家。

这位帅气的小伙子名叫Mojtaba Abbasnezhad，多伦多大学在读博士，根据多大声明，除了他之外，还有三名学生，包括Mohammad Salehe，Zeynab Asadi-Lari及Mohammad Hossein Asadi-Lari，在空难中丧生。

同时还有多大网友描述，有一名伊朗裔医学博士在多大做研究，他当初决定飞回伊朗是想去确认他的家人是否安全。而滑铁卢大学也证实，两名博士生Marzieh（Mari）Foroutan和Mansour Esnaashary Esfahani也在此次空难中罹难。

多伦多小三口之家罹难——Evin Arsalani一家来自多伦多地区，30岁的她与丈夫38岁的丈夫Hiva Molani和一岁的女儿Kurdia也在这架飞机上，他们刚刚在伊朗故乡参加完一个婚礼，准备回到安省自己的家。

Evin的姐姐Omid说，“现在我不在乎发生了什么，我所关心的只是我失去了家人。”她说，妹妹一家三口在12月8日抵达伊朗参加一个婚礼，她最后一次与妹妹通话是1月2日，那天是她30岁的生日。妹妹说她非常开心看到多年未见的所有家人。此外，这位同样来自安省的美女牙医也永远的离开，她叫Parisa Eghbalian，今天上午，她的同事们确认了Parisa Eghbalian就在这架飞机上。除了牙医，还有一位眼科医生也在失事班机上。列治文山眼科诊所的一名服务员证实，验光师Neda Sadighi博士前往德黑兰度假，呆了10天之后准备回加拿大，Sadighi是一名眼科医生，在来到加拿大之前就在德黑兰执业，她是安大略省验光学院和伊朗眼科医生协会的成员。同样来自多伦多，已经确定身份的罹难者还有这对年轻的夫妇，Behnaz Khoei Ebrahimi和她的9岁儿子Rahmtin Ahmadi；以及另一对夫妇Iman Ghaderpanah和Parinaz Ghaderpanah。

接下来这个家庭，一家三口阴阳两隔，Aurora E＆E Dentistry的Hamed Esmaeilion博士从昨晚开始一直都在哀悼妻子Parisa Eghbalian博士和女儿Reera Esmaeilion。Eghbalian在伊朗出生和长大，于2001年毕业于Tabriz医科大学，2010年移民加拿大，在业余时间，她喜欢与丈夫和年幼的女儿一起阅读和看电影。

下面这个漂亮的女子名叫Bahareh Karami，她于2018年加入约克区环境服务部门，在资本规划和交付部门工作，她毕业于德黑兰大学，获得化学工程学士学位，然后获得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理学硕士学位。此外，还有这位金牌地产经纪Faezeh'Fran'Falsafi，她2015年从伊朗移居大多伦多，昨天刚刚结束度假，带着两个孩子准备从伊朗回到加拿大。此外，安省中学教师联合会（OSSTF）也证实，联合会行政文员Alina Tarbhai也是坠机事故的受害者之一，她在参加母亲的葬礼后准备从伊朗返回加拿大。

同时，多伦多公校教育局（TDSB）已确认，该教育局的多名学生及其家人，以及至少一名教育局员工的家人在遇难者中。还有其他遇难学生的身份还在确认中，他们所在学校以及所有教育局的大楼都将降半旗致哀。

特鲁多：我向所有加拿大人保证——昨天下午的记者会上，总理特鲁多表示，在伊朗德黑兰坠毁的飞机上，共有138人与加拿大有关联。此前他已发布声明，称“万分震惊和悲伤”，向所有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特鲁多说，加拿大政府会与国际伙伴密切合作，确保这起坠机事故得到彻底调查。

“今天，我向所有加拿大人保证，他们的安全和保障（safety and security）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他还说，外交部长商鹏飞（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一直在与乌克兰政府保持联系，并正在与其他国际伙伴进行对话，“加拿大政府将和国际各界紧密合作，必须要把事情的真相还原，给所有加拿大人一个交代！我们必须要承诺的是，加拿大公民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得到我们的妥善保护。”

与此同时，为了弄清真相，加拿大交通部长Marc Garneau在今天表示：加拿大将会派出一支专家团队前往伊朗参与调查，绝不能让63名公民无辜丧命！话是掷地有声，惟愿悲剧不再重演。

谢选骏指出：乌克兰航空在伊朗发生空难，可能与美伊冲突有关，但是，为何要把加拿大牵扯进去呢？而且加拿大的死伤如此惨重，可见空难的幕后黑手确实仇恨加拿大。那么，何人如此仇恨加拿大呢？显然，美国的可能不大。恐怖组织的可能也不大，因为它们更恨美国而不是加拿大。

《乌克兰客机坠毁伊朗前 疑遭俄制防空飞弹袭击》（2020-01-09  中央社）报道：

乌克兰国际航空客机8日在伊朗德黑兰坠毁，残骸四处散布，机上176人全数罹难，客机坠毁前可能曾遭俄罗斯制飞弹袭击，乌克兰调查人员希望能在事故现场搜寻是否有飞弹碎片。乌克兰国际航空（Ukraine International Airlines）一架波音（Boeing）737-800型客机，昨天从德黑兰何梅尼机场（Imam Khomeini Airport）起飞后不久便坠毁。那架客机原定飞往乌克兰首都基辅，机上多为伊朗籍和伊朗裔加拿大籍乘客。

独立军事媒体“防卫部落格”（Defence Blog）报导，乌克兰客机可能在飞经伊朗帕兰德（Parand）地区上空时，遭到俄制Tor-M1型飞弹袭击，而后坠落在卡拉哈巴德镇（Khalaj Abad）。公开来源情报（OSINT）专家对乌克兰客机部分残骸进行分类，并绘制相关图样。他们声称，那架波音737-800型客机的部分残骸有遭飞弹袭击迹象。

此外，在伊朗社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乌克兰客机坠毁处附近发现可疑残骸，疑似9M331型地对空飞弹的锥头和控制翼。它们配备在俄制Tor-M1移动防空飞弹系统上。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Council）秘书丹尼洛夫（Oleksiy Danylov）今天表示，乌克兰调查人员看到网络上流传的消息后，希望能在飞机坠毁现场寻找是否有俄制飞弹碎片。丹尼洛夫发布脸书贴文说，乌克兰正在调查导致自家客机坠毁的各种可能原因，包括可能遭飞弹袭击、遭到碰撞、发动机爆炸或恐怖攻击。

另外，法新社报导，伊朗当局表示，失事乌克兰客机在遭遇问题后，已开始折返起飞机场。加拿大和美国都要求展开全面调查，找出乌克兰客机坠毁的原因。数小时前，德黑兰才对美军驻扎在伊拉克境内基地发动飞弹攻击，报复美国无人机上周在巴格达国际机场狙杀伊朗一位高阶将领。

伊朗民航组织（Iran Civil Aviation Organisation）在网站发表声明说：“那架客机原定往西飞，离开机场区，在遭遇问题后向右转，且在坠毁那一刻，正在返回起飞机场。”“客机飞行高度达2400公尺时，就从雷达萤幕上消失了。”伊朗民航组织公布坠机事件初步调查结果指出：“根据目击者的说法，飞机上失火，且火势越来越勐烈。”美联社报导，伊朗调查人员今天表示，失事乌克兰客机上机组人员，从未以无线电发出求救讯号。

谢选骏指出：原来“机上多为伊朗籍和伊朗裔加拿大籍乘客”，看来这与其说是在打击加拿大，不如说是在打击乌克兰——尽管受害者多为伊朗人，但乌克兰却要为此承担责任。这些俄罗斯导弹的背后，闪烁着乌克兰的死敌——俄罗斯的黑手。

【070、武汉封城为何不可复制】

《武汉封城换取宝贵反应时间 可以复制吗？》（2020-03-26 中央社）报道：

研究显示，中国武汉封城得以让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武汉肺炎）疫情快速平息下来，为医疗体系争取到关键喘息空间处理严重病例。但作者认为，武汉模式不可能完全复制。

武汉是中国的交通枢纽，在1月爆发武汉肺炎群聚感染后，中国当局下令中小学、大学停课，并要求企业关闭。因应疫情而祭出的措施，导致数以百万计中国人被限制待在家中。 

武汉肺炎大流行之际，目前约30亿人被建议待在家，医学期刊"刺胳针公共卫生"（The Lancet Public Health）今天发表的研究报告，检视其他国家可以从武汉封城中学到什么。研究人员利用人们在特定地点互动的频率发展出模型，检视停课、关闭企业对武汉肺炎传播率的影响。

研究人员发现，停课与关闭企业对于减少新增案例带来显著影响，为医疗体系换取到极其重要时间来处理激增案例。研究团队还预测解除防疫措施的影响。他们的模型显示，等到4月才解除保持社交距离措施，感染总数将会减少1/4。同时也会将8月的第2波疫情高峰延后至10月，并再度替医护人员争取到重要时间。

但研究报告第一作者、伦敦大学卫生暨热带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的普姆（Kiesha Prem）说，武汉还是要避免过早解除物理距离措施。他解释，因为这可能导致第2波疫情高峰提早来临，但如果中国采取的是逐步放松限制，可能就可以同时延后并让疫情高峰获得缓和。

共同作者刘洋（Yang Liu，音译）说，武汉模式不可能完全复制到其他地方。他说：“但我们认为物理距离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必须仔细调整防疫措施的解除时间，以免伴随复工与开学而来的后续感染潮。如果后续感染潮太早来到，医疗体系可能会招架不住。”

谢选骏指出：作者没有说清，武汉封城的“成功”是建立在“祸水外溢”的基础之上的——那时候全球还是一片净土，而现在呢？全球都是武汉病毒的灾区了！即使封城，难民也无处可逃了。武汉封城为何不可复制？君不见——

《罗德岛派军队挨家挨户搜捕纽约人！强制隔离，多州对纽约客实行强制隔离令》（2020年03月29日 综合新闻）报道：

在纽约成为新冠病毒爆发地之后，大量纽约人逃往外州躲避，然而一些感染者或者无症状携带者也混在其中，导致疫情往外州扩散，罗德岛就深受其害，有一般的确诊者是纽约人。为此，从周五开始，罗德岛警方开始拦截悬挂纽约车牌的车辆。周六，罗德岛州长指示国民警卫队，协助当地警方挨家挨户地搜查纽约客，并要求他们进行为期14天的自我隔离。

罗德岛州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说：“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明确的风险。这种风险来自纽约市。”吉娜说，罗德岛将近一半的新冠病例来自纽约，特别是纽约市都会区，而且病例数每天都在增加。她说，由于纽约的地理位置靠近罗德岛，因此必须采取这一措施以降低感染率。吉娜周五表示，“我重申一下我宣布的命令，任何以各种途径从纽约来到罗得岛的人都必须被隔离14天。此项命令具有法律效力。违反命令的人最高将被罚款500美元，或者监禁90天。”

此命令一出，罗德岛的国民警卫队和警察，挨家挨户上门搜查纽约客，他们还在纽约进入罗德岛的95号高速公路出口，拦截悬挂纽约车牌的汽车。国民警卫队军人和警察上门搜查纽约客——国民警卫队在火车站拦截纽约客。国民警卫队在高速公路路口拦截悬挂纽约车牌的车。

国民警卫队对纽约客发指引。许多纽约人在罗德岛都有避暑别墅，尤其是在托尼纽波特(tony Newport)，吉娜表示，当局会在那里进行检查。罗德岛州州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在周六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该州首次出现两例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死亡病例，她还颁布了一项“封城”令，要求全州范围内居民“留在家中”。

纽约州州长大发雷霆——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在星期六接受CNN采访时大发雷霆，表示如果罗德岛不改变政策的话，他将起诉罗德岛，“这是违反宪法的，任何人无权限制美国人进行洲际旅行。”库默说，他正在跟罗德岛州长进行协商。与库默一样，罗德岛州长吉娜也是民主党人，她说自己已经咨询了律师，她虽然无权关闭边境，但她有信心自己可以实施隔离措施。“无论您如何到达罗德岛，无论是公共汽车、汽车、火车还是飞机，都必须隔离14天。”雷蒙多说。

多个州也限制纽约客——除了罗德岛，还有其他州也宣布了类似的禁令。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南卡罗来纳州和马里兰州要求纽约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三州地区的入境者必须进行14天强制性检疫。周六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他正在考虑对三州地区居民进行强制检疫。而纽约州州长库默则警告川普，（如果这么做的话）这是一场内战。

周六晚间，川普在推特上表示，“对纽约、新泽西、康州进行隔离是没有必要的”。他同时表示，CDC会发布旅行警告。川普写道，“根据白宫疫情应对小组的建议，在咨询了纽约、新泽西、康州三州州长后，我已要求CDC发布强力的旅行警告，将由各州州长在咨询联邦政府后执行。隔离是不必要的。细节稍后将由CDC公布。谢谢”

纽约是美国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州，目前已经有超过5.2万人确诊，728人死亡，其确诊病例是第二大受灾州新泽西州的五倍。在新泽西，死亡人数也在增加。一天前单日最高死亡增幅是19人。周六，新州宣布新增32个死亡病例，使得死亡总数达到140例。确诊病例达到1.1万例以上。

康涅狄格州是三个州中病例最少的州，有近1300例确诊病例和27例死亡病例，两者仍然比绝大多数其他州要多。星期六晚些时候，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对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克州发出国内旅行警告。

谢选骏指出：不但美国国内互相封锁，美国也遭到其他国家的封锁，因此，武汉式样的“全球逃亡的抗疫”已经无法复制了。

《加拿大夫妇变卖家产逃至六千公里外北极圈秒被截获》（海外网 2020-03-31）报道：

近日，加拿大一对夫妇为了避免感染新冠病毒，变卖家产跨越6200多公里进入北极圈内的加拿大育空地区。不过他们刚一抵达机场便被截获，目前已被送至其它地区进行自我隔离。

美国政治新闻网30日报道，加拿大一对夫妇从魁北克出发，先驱车约5500公里，后搭乘飞机飞行约800公里后深入加拿大育空地区，于当地时间上周五（27日）到达北极圈以北的老鸦社区（community of Old Crow）。当他们在机场等待领取行李的时候，当地的紧急情况处理官保罗·乔西（Paul Josie）发现了这对有着陌生面孔的夫妇，当即将他们截获。该男子告诉乔西，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躲避新冠病毒，想在当地找一份工作和一处住所。老鸦社区地处阿拉斯加边界以东约97公里，常住人口只有250人。当地负责人表示，对这对夫妇的行为感到震惊，“他们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开车跨越全国，然后跳上了飞往我们社区的航班。那位男士称，他们在研究了地图之后选择了我们这里，认定这里是全加拿大抵御新冠病毒风暴最安全的地方”。

据悉，为了遏制新冠疫情的蔓延，加拿大政府对国内旅行进行了限制，敦促人们避免不必要的旅行。并呼吁远离农村地区，因为农村地区缺少大城市的医疗和食品资源，被认为抵抗病毒的能力更加脆弱。为了确保这对夫妇不与其他人接触，乔西立即将他们带到一处隔离点。加拿大皇家骑警会见了他们，并要求他们一直待在房间里，直到上周日（29日）乘飞机返回育空地区的首府怀特霍斯。乔西介绍这对夫妇年龄应该在35岁以下，男子脸上还有两处纹身。乔西将这对夫妇描述为“嬉皮士”，称他们显然没有为在远北地区的生活做好准备，“他们穿着运动裤，夹克和帽子，连手套都没有戴”。乔西还表示，当地人通常“慷慨好客”，只可惜这对客人来得不是时候，当地目前正被忧虑笼罩。

据介绍，当地尽管没有报道确诊病例，但该社区还是首次援用了紧急权力，“病毒必须远离我们社区，这一点至关重要”，乔西指出，“许多居民是吸烟者，呼吸系统疾病很常见。而且我们社区没有医生，只有一名护士长”。乔西还警告道，没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并不意味着老鸦社区应该被视为其他人的避风港，“我们没有能力应对势头强劲的疫情……我们的社区虽然偏远，但绝不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救生筏”。

据育空地区首席医疗官布伦丹·汉利（Brendan Hanley）介绍，这对“闯入”的夫妻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因此将免于任何指控。当被问及这对夫妇的下落时，汉利说，他们被转移到一个未知的地方进行自我隔离。汉利同时表示，这对夫妇的行为表明必须加强对旅行的限制，“为了保护像老鸦这样的偏僻社区，政府正在与航空公司进行谈判，以帮助避免这种情况的重演”。

谢选骏指出：要是世界各国早点采取上述措施，严格控制武汉病毒横扫世界，就不会落入现在的“遍地开花”的境地了。但是现在太晚了，武汉封城的模式已经无法复制了。

《中国宣布：全面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2020-03-26 BBC中文网）报道：

中国加大疫情防控力度，将从28日起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中国外交部、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在26日发布公告说，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快速蔓延，中方决定自2020年3月28日0时起，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暂停外国人持APEC商务旅行卡入境。但是公告还说，外国人持公告后签发的签证入境不受影响。

公告称，这是中方为应对当前疫情，参考多国做法，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性措施……中方将根据疫情形势调整上述措施并另行公告。

迫不得已——全世界为了防止疫情的扩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针对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关措施。最近中国内部的疫情得以控制后，防止境外输入的感染病例成为中国防疫的重点。中国在宣布这一决定时表示，这是应对当前疫情，参考多国做法，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措施。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禁止外国人入境的国家和地区的还有很多，其中包括：泰国 、所罗门群岛、越南、澳大利亚、朝鲜、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文莱、巴布亚新几内亚、不丹、斯洛伐克、丹麦、捷克、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萨尔瓦多、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阿根廷、秘鲁、俄罗斯、以色列、哈萨克斯坦，台湾、香港，等等。

谢选骏指出：武汉封城式样的全球逃亡既然无法实现，大家只能“立地成佛、就地正法”了——

《纽约疫情再恶化 单日增100死 确诊病例冲破3.7万》（2020-03-26 中央社）报道：

美国纽约州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恶化，单日新增100死，确诊总数冲破3.7万例。纽约州长古莫说，病患仰赖人工呼吸器时间愈长，愈有可能因新型冠状病毒引发并发症而死。根据纽约州政府最新数据，全州确诊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武汉肺炎）较昨天增加21%，达3万7258例，累计385人死亡，持续高居全美首位。令人忧心的是，住院治疗人数暴增40%，医疗系统压力愈来愈沉重。

古莫（Andrew Cuomo）今天简报时虽强调，单日数据不足以呈现疫情全貌，最新数字仍沖淡了他昨天以住院病例倍增预估时间拉长为例、认为病毒散播可能减缓的乐观看法。古莫说，2019冠状病毒疾病重症患者仰赖人工呼吸器的时间达11至21天，相较之下，多数呼吸道疾病患者只需3至4天。纽约州死亡率攀升，部分原因是高龄与衰弱病患仰赖机器呼吸20天以上，时间愈长，病情就愈不乐观。

最新数据显示，纽约州有5327名感染武汉肺炎的病患住院，住院率从昨天的12%升至14%，其中1290人住进加护病房。古莫日前预期，纽约州疫情将在2至3周内达到高峰，届时估计需要多达14万张医院病床、4万个加护病房床位。尽管多方报导指纽约地区医院物资不足，医护人员需要重复使用口罩、拿垃圾袋当作手术衣，古莫仍坚称纽约州有足够防护装备满足医护人员需求。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统计，截至发稿为止，全球超过49.5万人感染武汉肺炎、逾2.2万人丧命，全美确诊病例已突破6.9万例、至少1049人死亡。

纽约州是全美疫情最严重地区，确诊病例占全美逾半，死亡人数占近4成。人工呼吸器是纽约迫切需要的资源，疫情高峰需求估达4万台，远高于现有的4000台。古莫昨天说，州政府已增购7000台，联邦政府提供的4000台已运往纽约。

全美各地疯抢医疗资源之际，纽约长老会医院（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本周已开始在旗下哥伦比亚大学尔文医疗中心（CUIMC）展开"呼吸器分享"，部分人工呼吸器一次提供多名病患使用。

谢选骏指出：武汉封城为何不可复制？就像拿破仑不可复制、希特勒不可复制一样，现在的武肺灾区所能做的，只能是自己消化自己的瘟疫，而没有机会向外人转移危机了。

【071、现代汉语为何须从日本进口】

网文《汉字——民族的神智（彭海的博客2017-8-25）说：

诗歌是加速的思想。

（约瑟夫·布罗斯基 1940—1996）前苏联流亡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韵律就是传递思想的轴承。

没有人比布罗斯基更加理解如何运用俄语写诗。

“如果我们造了一个孩子

就叫他安德烈，叫她安娜

使我们的俄罗斯语

烙印在孩子褶皱的小脸上

我们的字母

第一个音只是一声延长的叹息

屹立在未来”

读到这里我会唏嘘，布罗斯基在法庭上驳斥法官：“嗯，我认为，诗来自于上帝。”

法官判布罗斯基有罪是因为他的诗不传播正能量，因此布罗斯基不是诗人，是社会寄生虫，还响应积极赫鲁晓夫的号召，判诗人入狱5年。

坐完牢，布罗斯基流亡到美国。

《1980年5月24日》布罗斯基40岁生日，诗人说：

就此勇敢，因为缺乏野兽，我步入铁笼，

把我的刑期和诨名刻在铺位与椽梁，

生活在海边，亮出王牌在绿洲之中，

身着燕尾服，与魔鬼知晓的人共餐，块菌之上。

从冰川高处我目睹半个世界，这世俗

的宽泛。两次浸溺，三次让小刀耙出我的本质。

离开这个养育过却也令我厌烦的国度。

那些遗忘我的人们会建造一座城市。

我曾在亲历过匈奴人，策马呼号的干草原跋涉，

每个季度都穿着如今不入时的审美，

种植黑麦，将猪圈和马厩的屋顶用沥青涂抹，

囫囵暴食一切，节省着枯水。

我已承认哨兵的第三只眼闯入我潮湿恶臭

的梦。猛嚼流亡的面包；陈腐、脓包流溃。

我肺叶间所有的声音已被许可，除去哀吼；

转换成一阵低语。现在我四十岁。

关于我的生活我该说些什么？ 它既是漫长又厌恶透明。

破碎的鸡蛋令我忧伤。而煎蛋，却也，令我呕吐。

然而直到棕色的粘土被灌下我的喉咙，

唯有感激将会从中涌出。

母语不是俄语，即便是精通俄语，对于诗歌未尽的极致，我想，恐怕还是领悟不到。

韵律，抽象的部份，传输意境的齿轮。

汉字的单元音发声注定了韵律扩散的张力，简约而又通透，任何语言都无法企及。

1963年，23岁的布罗茨基认识了另一位汉学家鲍里斯·瓦赫金（1930—1981），此人翻译出版过《汉乐府》诗集。他十分赏识布罗茨基的才华，正是他建议布罗茨基尝试翻译中国古诗。他为年轻诗人提供了原作逐词逐句的翻译初稿，让他加工润色，完成诗化译本的最后一道工序。他们俩合作翻译的诗歌当中有孟浩然的《春晓》。布罗茨基请瓦赫金朗读他的初译稿，他听了以后，沉默了几分钟，当场写出了诗行很长的译文，回译成汉语是：

    春天，我不想起床，聆听鸟儿鸣叫，

    我长时间回忆，昨天夜晚狂风呼啸，

    被风吹落的花瓣不知道该有多少。

瓦赫金感到非常惊奇，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新颖的译诗。他高兴地说：“约瑟夫，从来没有人像这样翻译中国诗。在你之前所有的译者都想方设法把诗行译得简短，因为中文词句在俄罗斯人的耳朵里听起来出奇地简短。可与此同时，每个方块字比一个俄语词的内在含义却要多很多。这种汉字与俄语单词内在容量的差别，是让翻译家最感头疼和棘手的难题。没想到你以这种方式来解决……能够以这种长长的诗行翻译古典诗歌，事情就好办了……”

此后，瓦赫金还曾鼓励布罗茨基说：“你最好能多翻译几首中国古诗。如果你不译，许多读者都还以为中国古诗就像艾德林想象出来的那种样子——没有乐感、没有韵、没有节奏，什么都没有，实际上只不过是光秃秃的逐词逐句的翻译初稿……”

1964年，布罗斯基远离祖国，远离他父母所在的城市列宁格勒，远离他的诗友莱茵、奈曼、库什涅尔，思乡心切。李白的《夜静思》。这首诗蕴涵的情绪跟他的心情十分贴近。他把题目译成了《我怀念亲爱的家乡》，诗行翻译得比较随意，加入了自己的感受与想象：

    在我看来月光像雪一样，

    寒冷的风忽然从窗口吹来……

    我朋友们居住的房子上空

    此刻想必也有这样的月亮。

语言的偏差，韵律的问题还是其他，或者说我们根本无法领悟俄语的妙曼？

语言之间，似乎没有等量代换。

布罗斯基的译作肯定了中国古典文学。

那么中国当代文学。

很尴尬，处于休克状态。

但是向死而生是文学的潜质。

——苦难激发更深邃的反思。

文学是智慧的暗示，尽管已经窒息，但绝不会停止思考。

“我想在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熟悉光明。”

顾城的经典语句，中国人耳熟能详。

第一句像个孩子吮奶的呓语，第二句却如同光束把模糊的概念照得清晰而透亮。

自由。

诗来自上帝，诗是高速的思想。犹如隐形的手指，不动声色地撕开了专制的画皮。

丑陋的嘴脸，喋喋不休的掩饰。

蓦然发觉，诗歌的穿透力超越语种阻隔。

专制阻击文明，剥夺思想者发声的自由是最重要的手段。

明治维新VS辛亥革命

日本没有推翻皇朝，但是日本的革命成功了，因为法制成功了。

中国把大清王朝推翻了，但是革命失败了，因为法制失败了。

文化，最不可以忽视的内核。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欧洲的崛起。

清末中国的文盲率达到90%，这个比率低于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

明治维新之后，一个崭新的日本成长起来。马关条约，大清用白银2亿两买来了和平，日本悉数用于教育。

清末民初，步入现代文明的历史拐点。

全盘西化，中国图省事，结果全盘日化。

一是语言的障碍；一是语言威力。

——别抬杠，翻开《现代汉语大辞典》，现代词汇大多来自日语。比如：政府、政权、政治、警察、警署、正义……

——别目瞪口呆，这些词都是从日本进口的，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日语传承的是古典汉语的精髓，现代汉语直接嫁接过来，严重的消化不良，既没有传承也没有理解，不懂装懂。

所以注定走弯路。

metaphsical 康德、罗素的语境即是“伪”，然而日本人井上哲次郎(1856–1944) 把语境追溯到了创立者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的哲学语境里这个词还包含着“超自然的现象”。于是井上哲次郎把这个词翻译成了“形而上”，这就是日本人严谨的治学态度。

《易传·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道」和「器」的区别非常类似超自然问题和常识问题的区别。

歧义。比如现代汉语“封建”的语境是保守落后，贼眉鼠眼的文人把人治专制的特质悄悄隐藏起来。

奇葩国的文人尤其是在学术领域，习惯于坑蒙拐骗。

日本人把feudal译成“封建”。

封建一词出自于《诗·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毛传：“封，大也。”郑玄笺：“则命之于小国，以为天子，大立其福。谓命汤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

所以，日本的现代化是先进制度淘汰落后制度的一场革命。

所以，日本干脆利落地结束了封建社会。

终结的是专制，开启的是宪政。制度是文明最有效的保障。

所以，奇葩国仿造到现在都尽力掩盖“封建”究竟为何物。

有道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如今的学术界就像相声里的“包袱”，随便一抖贻笑大方，老少皆宜。

时不时传来匪夷所思的怪叫。动不动就是什么“重大发现”、又是什么“千年大计”，多了去了，全都是凡人不敢想象的课题。

如今中国的文盲率8.72%，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都信息时代了，这工作怎么还是没搞好？当然，很容易找到“搞不好”的借口，方块字承载的智慧远超其他语种，所以，任重道远呐！不好搞呐！

搞什么？山寨大国盛产水货。

学术不自由，怎么创新？

宇宙真理。

——确实敢吹。

——确实自信。

——确实露骨。

用寻衅滋事保障批判的高压姿势，比如建议废掉汉语，因为汉语阻挡了文明的进程云云。

——大概神智已经模糊，所以语出惊人。

把autocrazy翻译成专制的还是日本人，用中文直译过来就是“自动发飙”即“任性”。

中文的抽象意义真的能够达到殊途同归的极致。

抽象也是来自日语，把abstractive翻译成“抽象”的还是日本人。

书籍可以封杀，汉字真的没法封杀，只能传播歧义。

汉字的意义在于使用者的理解，这就如同人的神智，清醒就是清醒，模糊就是模糊，思想没有栅栏，无论你是韩国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谢选骏指出：“现代汉语为何须从日本进口”？我认为，其原理如同“现代中国为何须被苏联统治”。由于满清的分化瓦解政策作用于华人的费拉特性，中国人没有能力形成合力，不仅政治上如此，而且在翻译问题上也是这样。不同的人，会造出不同的译名。日本虽小，却有合力，而且标准化程度很高，令行禁止，高度流通。这就像共产党虽小，却有合力，而且标准化程度很高，令行禁止，极权力高。租界里秩序最好，不是由于外国人残暴，而是由于裙带关系较少。与此相似的现象是，当今中国反对派阵营里，最大的力量是达赖喇嘛，不是由于藏人众多，而是由于藏人的内部分裂程度较少，所以达赖的力量强于任何汉人的力量，就像满洲人虽少，却多于汉人的任何一股势力，可以各个击破汉人的抵抗。“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说白了就是“只有苏联能够控制中国”。在共产党面前，国民党就像南明或南朝一样，迟早被北方民族（苏联、满洲、鲜卑人）吃掉。只是在现代汉语词组的问题上，抱团的日本已经占有先机，不是苏联化的布尔什维克可以完全改写的了。

【072、心灵鸡汤为何好卖】

《鼓励女性30岁前别结婚 洛杉矶前副市长红遍中国）（编译季晶晶 2018年06月26日）报道：

陈愉是红遍中国大陆的心灵导师，擅长提供心灵鸡汤。

现年48岁的陈愉近20年前曾任美国加州洛杉矶市副市长，但当时得到的镁光灯远远不及现在，她2012年出版畅销书《30岁前别结婚》，鼓励中国年轻女性不要屈从家族压力和古老传统，为了找先生而放弃事业，如今已成为红遍神州大陆的心灵导师。

北京3月举行一场女性领导力高峰论坛，在场的年轻女子原本忙着滑手机，但在穿着一袭红衫的陈愉上台时，全都拿起手机拍照或按下录影键。28岁的何凌霄说：「她改变了我的人生。女性通常被敦促要负起家庭责任──做个好母亲、好妻子。很少被教导要成为领袖人物。」

目前，陈愉大部分收入来自在中国大陆的出场费，以及在该区播出的宝碱公司美妆产品广告。出身于美国移民家庭的陈愉喜欢写作，但发现自己处于十字路口。她的新书《30岁趁势而为》销售少于1万本。为了在全球最大消费者市场维持影响力，陈愉正努力改变策略。

论坛结束之后，她穿牛仔裤，素颜出现在北京的付费内容公司，设法将《30岁趁势而为》制作成10堂课，放到微信上销售，微信是中国使用最广泛的即时通讯手机应用程式，拥有10亿用户。厦门十点文化传播公司将把陈愉的书改头换面，变成数位课程。但具有美国脱口秀女王欧普拉一般温暖气质的陈愉，在十点文化的磋商并不完全趁心如意：她希望每段影片短于10分钟，十点文化却要求25分钟。情急之下，陈愉脱口而出说英语：「不，不，不，不，不──我宁可短也不要无聊。」

但十点文化坚持，「每分钟都必须具有价值，这和免费影片不同。付费和没付费是不一样的」。

8年前，中国大陆一家出版商找上38岁晚婚的陈愉，为「剩女」出书时，她也曾有疑虑。她说：「我没在中国待多久的时间。那时中文说得不好。我觉得，像我这种人怎能了解中国女性的生活？」她当时从事人力招聘业务，为赴海外进修大学生而开的职涯相关建议部落格已拥有大批追随者。她婉拒出版商好意长达一年，在生下次女后点头同意一试，结果《30岁前别结婚》爆红，甚至获电视采访并成为杂志专栏。励媖中国的创办人陈玉馨形容，陈愉在中国的识别度远胜其他美籍华裔女性。

陈愉在十点文化的办公室除了讨论影片长度外，还争执课程内容，十点文化要求要有图表。陈愉逐渐被说服，寄望这套课程热卖的她决定在北京旅馆多待一阵子，以便将书改写完成。

谢选骏指出：这套课程的热卖其实就是在批发心灵鸡汤。心灵鸡汤为何如此好卖？因为这就像演唱会和吸毒趴一样，是大众无神论群体的精神安眠药。

网文《心灵鸡汤 （词语）》报道：

心灵鸡汤，就是“充满知识与感情的话语”，柔软、温暖，充满正能量。心灵鸡汤是一种安慰剂，可以怡情，作阅读快餐；亦可移情，挫折、抑郁时，疗效直逼“打鸡血”。这也是“心灵鸡汤”风靡不衰的原因。

大众化口味，励志化包装，快餐式文本，无需动脑就可脑洞大开。当前快节奏的生活和无处不在的压力，偶尔也需要这种激励味十足的“语言艺术治疗”。

涵义

人不只胃肠有饥渴感，心灵也要给养，于是就有了“心灵鸡汤”。心灵鸡汤可以护养心灵，是一种对心灵有帮助的东西。

历史

心灵鸡汤是从何起源的呢？它的定义是怎么来的呢？这要从一个叫杰克.坎菲尔德的美国人说起。

杰克·坎菲尔德(JackCanfield)先生，60年代在哈佛上大学，学的是当时嬉皮士们最喜欢的课程之一：中国历史。嬉皮士唾弃成功。这个学士学位确实没有用处。坎菲尔长年在加州当中学老师，眼看大半辈子马马虎虎地过去。到八十年代后期，他欠债十四万美元，每天靠面条过日子。45岁生日时，他用一张大纸。画了张一万美元大钞票，挂在墙上，盯着看。

紧盯目标，果然有用：他后来每次演说，说到这里，感动万分。“上帝伸出手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这种事，西方人叫做“灵感”，中国人叫做“福至心灵”。总之，从那天开始，他决定开始做个励志书作家。书写好了，大约100个小故事，都是让人激发志气，有所作为，天天向上的。想到奶奶熬鸡汤给他治百病，于是书名取为《心灵鸡汤》。

励志在西方历史久远，坎菲尔德认为他祖述伯拉图，亚里斯多德，但是他有所发明创新，他说的都是小故事，而且全是真实的。

他也明白，写书只是第一步，书必须出版发行。但是他只是一个中学教师，只能一家家出版社投稿。投到143家，他认为已经够坚忍不拔，认输也不丢脸。但是无妨再试一家正要破产的出版社。少要点钱，只付1500美元。结果《心灵鸡汤》第一年就狂销8百万册。从此后，全世界最伟大的励志书系列作者坎菲尔德，写了80本《心灵鸡汤》，至今卖出8千5百万册，平均每本一百多万册。

鸡汤如何能有80种之多？坎菲尔德写了几本《鸡汤系列》，马上就明白，每种人各有一本难念的经。与其写通用于任何人的励志故事，不如分门别类。于是《给豆蔻年华的心灵鸡汤》，《给为人父母的心灵鸡汤》，《给爱宠物者的心灵鸡汤》，《给高尔夫球玩者的心灵鸡汤》，阿富汗战事来了，有《给入军远征者的心灵鸡汤》，伊拉克战事重起，有《给军人妻子的心灵鸡汤》。

25年了，每年三本以上的《鸡汤》，这个作者哪来这个本事写出那么多激发心灵力量的真实感人故事？原来他想了一个好办法：他请“广大群众”来稿，他自己雇佣了十几个编辑，分类整理。而且，每个说故事的人，都签字保证真实性。这样谁也无法说他在编造。这真是全民励志，全民意气风发。

好多故事真是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例如一个独腿人坚持训练，夺得网球赛冠军；一个84岁老太太跑完马拉松；一个残废的孩子，收养一条只有三条腿的狗，因为“我们能互相理解”；一个94岁老太太去世，曾孙女在哭，老太太突然醒过来，说“好消息，我在天堂里不用轮椅”。

催泪+励志，大受见钱眼开的美国读者欢迎。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曾经有七本《鸡汤》并列，由此坎菲尔德上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心灵鸡汤句子

1. 我们都是乌龟，背负着责任和梦想，也曾怨愤，终有一天，你会发现，它们成了你唯一不离不弃的依靠。

2. 以前觉得，坎坷的日子就不会庸碌，于是热衷于奔波，后来发现，这才是真正的庸庸碌碌。

3. 与其抨击丑恶，不如发现美好。

4. 留一片空白，随时浓墨重彩。

5. 不抱怨，不煽情。

6. 敏感忧伤和沧桑深沉都不是这个年纪的事情。

7. 有些故事教会你感恩，启发你奉献，却不会告诉你，很多事情可以争取，可以改变，也可以有另一种结局。

8.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个哆啦A梦，只是你浑然不知。生活中没有谎言机让我们失而复得，失去便是永远。

9. 不要羡慕别人，你的劣势可能是你最大的优势。

10. 倔强的人走得最远，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怕，只怕到不了终点。

11. 那些生命中的过客，或好或坏的记忆，都让你更好地认识了自己。

12. 有些状态，一生中大概就一次，不如把它发挥到极致。

13. 不曾试过，有什么资格去评判。

14. 亲情本是没道理可讲却无法割舍的东西。

15. 最美的，不拥挤，不遥远。

16. 生活，可以简单点。世界，可以广阔些。

17. 谁也不是救世主，每个人都要经历磨难，学着长大。

18. 现在，听故事。看事情，不再觉得那只是别人的经历，总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也会预想未来的样子。

19. 做一个温暖的人，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亲近你。

20. 很多事情努力了未必有结果，但是不努力却什么改变也没有。

21. 不煽情，不抱怨，不悲伤，不疯癫，只会把自己过成看客。不要逃避真实的自己，才能真正地成长。

22. 我们可能都无法避免变成曾经最讨厌的样子，但是，只要良知和理想还在，便无愧于心。

23. 在路上，可以耽于风景，却不可忘记再度启程。

24. 消极的时候不要抱怨太多，说多了就走不出来了。

25. 朋友是结伴而行的鱼，不奢求太多，便会快乐许多。

谢选骏指出：心灵鸡汤，都是为没有心灵的人准备的！而没有心灵的人太多了，所以心灵鸡汤太好卖了。

【073、新、后、元、反等解构思潮为何有理】

《人类学界的一桩大丑闻：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华文好书 胡子华 2017-07-28）报道：

[摘要]把人类学从确定性、规律性中解绑出来，重新放回动态的不安和焦虑中，这是格尔茨给人类学添置的一个不那么舒适的负担，但也是唯一的路径。

上世纪60年代以来，带着新、后、元、反等前缀的各种批判解构思潮蜂拥迭起，它们就像犀牛小分队冲进围墙庭院后的一阵恼怒狂奔，撼动了很多自命“科学”和“客观”的学科知识。

作为很晚近才在学院俱乐部里找到坐席的人类学，其时虽根基初立，却也面目可疑地卷入了这一连串的玄思论辩。在人类学的种种转向之中，格尔茨或许是进入问题最深处的人类学家，并由此在不安的动态中开辟出解释人类学的新路径，而这一切可能要先从一桩丑闻说起。

人类学界的一桩丑闻：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解释人类学的提出者。他对文化概念的诠释，影响超出人类学，及于社会学、文化史、文化研究等方面。代表作有：《文化的解释》《地方知识》《烛幽之光》等。人类学界有一桩丑闻，大家起始避而不谈继而又变得津津乐道，那就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作为人类学的开山祖师之一，马林诺夫斯基的贡献不在于他那可疑的学术成果，而在于他成功塑造了这样一个理想的田野工作者形象：他不仅善于自我调节以适应异乡的环境，还具有超乎常人的同理心和同情心，能够实现自我土著化，感野蛮人所感，思野蛮人所思，甚至信野蛮人所信，并由此获得一套关于土著如何思想、感受和理解的知识。这种兼具冒险家与学者的形象，给人类学家披上了一道富于想象的玫瑰色光环，并有理由置于旅行者、传教士、可口可乐代理人之上。

直到1967年，马林诺夫斯基写于1914-1915年和1917-1918年两次田野期间的日记，由其遗孀出版。在这部日记里，人们吃惊地发现马林诺夫斯基对其土著不仅毫无同情心，还充满了轻蔑和鄙夷，他大骂他们是嗜血者、野人、恶心的黑鬼（在他的民族志作品里，这些土著被描写成最聪明、高贵、正直的人）。要知道，早先的人类学工作之所以可信，首要便是作者自证为可靠的民族志工作者。可日记中暴露的马林诺夫斯基恰恰显得性情乖张、自卑自恋，满脑子充斥着性幻想和恋母情结。

毋宁说，马林诺夫斯基生前劳心费力塑造的人类学者形象，被他自己在死后无情地捣毁了。这在当时的人类学界引起了长时间喧嚣的争吵，其时在美国声名日盛的人类学家格尔茨也参与其中，他在这一年开始为《纽约书评》撰稿，首篇文章就是《论马林诺夫斯基》。格尔茨30年间发表于《纽约书评》的文章，在其去世后结集为《斯人斯世》出版，首篇即为《论马林诺夫斯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了其中文译作。

反思传统民族志——格尔茨投身人类学时，正赶上战后的乐观情绪，美国人类学雄心勃勃意欲大展拳脚，各类研究项目也很容易就能在这里或那里找到资金支持。正是在这波浪潮中，格尔茨前往刚独立不久的印尼，并在那里写下了关于印尼宗教的传统民族志，赢取了第一份学术名声。但自60年代以来，思想领域的纷歧喧嚣正逢鼎盛（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等思潮不断涌现），以“理解非我族类知识”为目标的人类学，很快被当成某种隐秘的殖民工具，开始饱受道德、政治和哲学的诟病。《斯人斯世》中曾提到一场论战，在研究亚马逊雅诺马马部族的项目中，人类学家沙尼翁被指责配合人类遗传学家尼尔在那里进行人种优生学实验，“数以千计的血样和尿样、神秘的放射性碘示踪剂或解释不清的药物和接种——它们似乎的致命而非救命”。

与此同时，人类学自身也处于一种急剧变化的“赫拉克利特之流”：研究对象变了，原先的“野蛮人”在消失；研究地点也从荒蛮之所逐步转到新兴国家，那里的变化通常很多，很快，很支离破碎；人类学家自身、人类学赖以研究的道德基础、学科规则都在变，内部的分歧和争论也越来越多，马林诺夫斯基“丑闻”就是其中一例。但正如格尔茨所说：我们的力量恰在我们的混乱。人类学事实上正是从生气蓬勃的论战中汲取了它的大部分活力，而格尔茨正当其位也恰逢其时。在《论马林诺夫斯基》一文中，格尔茨明确表示人类学家无法找到门路进入任何野蛮人的内心，所谓“从土著的观点来观察”根本就只是一句口号。相比那些热衷于马林诺夫斯基人格缺陷的讨论者，格尔茨认为这桩“丑闻”的问题核心不是人类学的道德困境，而是认知困境（问题不是这体面吗？而是这可能吗？）和叙述困境（人类学家“去到那里所经历的”和“回到这里所说的”之间的鸿沟），因此随着马林诺夫斯基坍塌的，不只是人类学的形象，而是整个旧的民族志传统。

重新定义人类学？——格尔茨重新定义人类学的努力，在他的两本短论集《烛幽之光》和《斯人斯世》中可窥斑见豹。大致而言，前者试图从外部厘清人类学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模糊边界和相互影响；后者收录了看似松散，但笔触更集中于人类学的内部问题，包括他自己的田野困惑和同路人的论战。正因如此，《斯人斯世》既可视为格尔茨的学术自传，也兼有学术史气质。

值得一提的是，《斯人斯世》充分展现了格尔茨独特的人类学视角，即从参与观察到对参与的观察，从理解到对理解的理解，视野之开阔堪称“思想民族志”（杨德睿语）。在其中，他以一种目录清单的方式整理出思想跑马场上的时代面向，因此在其叙述的褶皱里时常能瞥见种种微型的认知观念史和漫不经心谈起的误解大全，而马林诺夫斯基丑闻所代表的认知困境和叙述困境，作为核心议题几乎或隐或显地贯穿了全书。

传统民族志为了赢取读者的信任，往往借助于以下手段：（1）塑造一个可靠的民族志工作者，既能融入土著的内心，又能保持客观的疏离（格尔茨：这已经被马林诺夫斯基捣毁了）；（2）区分“描述”与“评价”，将自己严格地限定于描述的范围（格尔茨：这是一种虚假的区分，只能用以自我安慰）；（3）通过事无巨细的当地描述，证明人类学家到过那里，再通过摈弃文学修辞，以显得全靠事实使人信服（格尔茨：传统民族志写作里恰恰充满了断言）。

在格尔茨看来，面对马林诺夫斯基丑闻，无需对“我”产生忏悔录式的心态，也视“我”如敌，想方设法地抹去或遮掩，而是应该直接、坦率地承认人类学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这个观察者、在这个时间、在那个地方，因此人类学家的观点可能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当地人视角的。人类学所面对的是复杂的、含混的，甚至是粉末状的现实，是一个无法被还原的“事实真空”，因此难以成为“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应该是“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而诸如真理、真实、客观、规律等等这一套标准嫁接在人类学之上，事实上是一种诸如哲学研究看着像文学评论、科学讨论读着像文学小品、理论性文章写得像游记之类的文类混淆，更多时候是有害无益的。

把人类学从确定性、规律性中解绑出来，重新放回动态的不安和焦虑中，这是格尔茨给人类学添置的一个不那么舒适的负担，但也是唯一的路径。

人类学何为？——既然人类学无法给出确定性的、一劳永逸的知识。人类学何为？从1945年到20世纪末，不列颠、荷兰、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俄罗斯等大殖民帝国几乎都土崩瓦解。与此同时，将近100多个新独立国家问世。毋宁说，格尔茨遇上的是一个重新格式化了的世界，一个具象的例子就是他的田野地印尼（他到达那里时，印尼刚独立不久）。

印尼有大大小小近500个族群，说的语言多达300多种，或局部或全部地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日本等多国殖民过。在这里，似乎越深入，事情看起来就越难理解。家庭、村庄、氏族、阶层、宗派、军队、精英、国家，结构套着结构，转而又挤垮结构，就如同一锅语言、习俗、信仰和地域的超级大杂烩。但这个国家恰恰建立在差异和宽容差异的基础之上，且这样的复杂形态将越来越可能成为我们未来的共同处境。那么如何理解这样的国家？

世界的另一个新变化是，各种目录的大篡改。200万印度人住在印度以外，500万穆斯林住在法国等，在纷杂交错的流动中，各种不同宗教、族群、语言、祖籍等差异明显的人群像拼贴画一样并置在一起。这个世界舞台“在同一时间里正变得更加全球化，又更加分离，更彻底地互连，又更精细地切分。世界主义和地方主义不再对立；它们连接在一起，互相强化，一盛俱盛”。那么如何理解这样的世界拼图？

解答这两个问题，格尔茨认为正是人类学的强项：兼具在多个海域航行的多样性。“某种形式意义上是非我族类的，……那么要理解它，又不拿共同人性的空洞低语和稀泥，拿各有所好的冷漠态度消除它的杀伤力，要不就说它有趣乃至动人却不重要而草草打发：这是我们必须勤奋学习的一门技巧。……即增强我们的想象力领会我们面前之物的能力。”而实现的最可靠途径，就是从康德式、黑格尔式或笛卡尔式的光滑冰上返回粗糙的地面，像人类学那样承认差异，并从差异中协商和制造出认同。

时至今日，格尔茨的解答或许已被学界当成某种“过时老调”草草打发，但他拓展开来的问题却会历久弥新，反复遭遇。（文章原标题：《格尔茨与一桩人类学丑闻》。）

谢选骏指出：各种“新、后、元、反等解构思潮”为何有理？这不仅得之于欧洲的衰落，也得之于资讯的发达。一百年前的《日记》，正好凸显了这一转型——不仅马利诺夫斯基如此，爱因斯坦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这些混迹于英美的欧洲人，本事就是遭受排挤的少数民族——马林诺夫斯基是个波兰人，爱因斯坦是个犹太人——这些人都是希特勒德国大力消灭的“人渣和臭虫”。马林诺夫斯基等波兰人，爱因斯坦等犹太人，他们能够活着都不容易，所以他们“恶向胆边生”地仇视比他们更弱的族群，也就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了。用一百年后的眼光去批判他们的种族主义，正如用一百年的嘴巴去阿谀他们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一样幼稚。

网文《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报道：

本书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分别是马林诺夫斯基在1914-1915年间和1917-1918年间的两本日记。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人类学家之一，马林诺夫斯基生前的日记在1967年出版后，引发了持续近二十年的争议：这位德高望重的开山祖师式人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特罗布里恩岛考察期间，所记日记与他在严肃著作中对于当地人的态度相去甚远、充满矛盾。在日记中，随处可见他对当地人的鄙夷和痛恨（甚至有种族歧视的嫌疑），而且他还不断怀疑自己和工作的意义，并饱受情感、健康的困扰。

本书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分别是马林诺夫斯基在1914-1915年间和1917-1918年间的两本日记。在日记中，他记录了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各种经历，作为一本从未打算发表的私人日记，他的记录简单明了，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从中我们可以窥到新几内亚土著在当时的实际生活状况、以及马林诺夫斯基作为普通人较为阴暗的一面和他对于个人人生、事业和感情的思考。

这本日记已经被广泛用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的伴侣读物，因为它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人类学家在实际调查工作中的困惑与坚持，更将人类学家中的“人”回归到了其原原本本的含义，将人生的这种困惑与坚持扩大到了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心有戚戚焉的层面上。

日记摘录

1914年9月20日，今天，星期一

做了个怪梦；同性恋情，对象是我自己的分身。经常有这种奇怪的自慰般的性欲；有一种念头，想亲吻一张和我一样的嘴唇，和我的曲线相同的脖颈和额头（从侧面看）。起床后很累，慢慢地调整好状态。去见了贝尔，我们聊了聊土著劳作的事情。然后在中央法院见了阿休亚。午餐后又见到阿休亚。然后给奥马利作了报告，和他一起去见了麦克格兰（McCrann）。到家之后给母亲和哈林卡（Halinka）写信。上山……

9月27日，星期日

截止到昨天已经到此地两周了，但我不敢说生理上已经完全地适应了这里。上周六和阿休亚的远足让我过度劳累，到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失眠（不是很严重）、心脏负荷过重、精神紧张（这点尤甚），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这些症状。我感觉这个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极易疲倦的心脏导致的缺乏锻炼，加之大量密集的脑力劳动。我必须多做运动，特别是在凉爽的早晨和傍晚。砷化物是不可缺少的，但我绝对不能加大奎宁的用量，每九天服用十五粒应该就足够了。至于我正在做的事情，我的民族学探索强烈地吸引着我。但是目前存在两大缺陷：（1）我现在和当地的野蛮人接触太少，对他们的观察还不够充分；（2）我不会他们的语言。关于第二条，虽然我现在正尽全力学习莫图语，但语言的困难将非常难以克服。这里极致的美景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事实上，我发现莫尔斯比港的周围地区甚至可谓荒凉。我的阳台被[藤条]缠绕，挡住了五分之四的[视线]，所以我只能从它的两端欣赏海景。地面布满石子，凹凸不平，各种垃圾散落四周，看上去就像一个一直堆到大海的垃圾场。这里房子的四周都被格子棚架的走廊环绕，走廊到处都是开口。尽管如此，周围的大海和丘陵都美丽非凡。这种景象独一无二，特别是从通往村子的那条路的方向看去，风景被几株棕榈树和红树框了起来。清晨，所有的一切都被一层薄雾包裹。大山在雾里时隐时现，淡粉色的影子映衬在蓝色的天幕上。海面微波荡漾，涟漪丝丝，斑斓的波光伴随着海面的不断移动更加熠熠生辉；海水稍浅处，在绿松石般的植物之间，你甚至能看到深紫色的礁石上长满了水草。当海浪平静，微风抚平海面时，海水倒映着天空和陆地，它们的色彩可以从宝石的深蓝色变幻成烟雾弥漫的群山才有的柔和的粉色。而起风的时候，风将大海表面的平静打破，把海底的景致、群山和天空的倒影搅浑在一起，海面泛着独特的碧绿色，偶尔点缀着几点深蓝。过了一会儿，不知是太阳还是微风把迷雾驱散了，群山的轮廓便清晰可见起来；此时海湾深处的海水泛出深蓝色，浅滩处则是蓝绿色。天空向万物洒下一片蔚蓝。但群山的美妙剪影继续在这片纯净的蓝色中闪耀，如同在碧海晴天中沐浴一般。直到下午，迷雾才完全散去。山体上的影子变成更深的蓝色；群山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鬼魅感，仿佛某种黑暗的力量统治着它们，和永远沉静安然的大海与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傍晚，天空又被一片薄雾遮盖，夕阳紫色的光芒渲染着各种形状柔如羽毛的云朵，云层排列得异常美丽。某一天中午，一些远处火堆的浓烟飘入空中使得万物都蒙上了一层轻柔的阴影。我当时因为太累而不能尽情享受这视觉的盛宴，但这些景色绝对独一无二。总之，这里的风景比其他地方更像沙漠，容易让人想起苏伊士地峡（Isthmus of Suez）的景观。各种最热烈的颜色，带着一种我尚不能言明的某种节日的特质，一种过分精炼的纯粹和奇异的特质在这里肆意狂欢-那是一种类似于宝石在阳光下闪烁出的瑰丽色彩。

过去几天的日子异常单调乏味。21号，星期二[原文如此]

阿休亚在法院忙了一天。于是找来伊古阿（Igua）帮我整理行李。周二晚上，感觉虚弱不堪，根本不想去找辛普森博士。周三早晨，阿休亚从11点就开始忙碌。下午去拜访了奥马利，他也没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对我讲。我见到了漂亮的科瑞（Kori），她皮肤光滑，文身精美；尽管藏在古铜色肌肤下，这种des ewig Weiblichen [永恒的女人味]依然迷人。周四早晨和阿休亚待在一起；下午去了趟村子；很累。晚上贝尔来找我，我们讨论了当地的土著。周五早上遇见汉特先生，和他共进午餐，下午我们闲聊了一阵；我累得吓人，什么也做不了。哦，对了，前几天晚上我还洗了一些照片；今天，即使是洗照片也让我疲惫。周六早晨，汉特来访；他这次又起了很大的作用；之后和阿休亚待了一小时；接着去见了贝尔，不请自来地到长官那里吃了午餐。午餐后，我读了点滕内尔（Tunnell）和莫图语语法。晚上在帕戈山（Pago Hill）散步--感觉恢复了点体力；和斯坦福·史密斯聊天。很早入睡……政治事件并没有影响到我；我尽力不去想它们。我有一个夙愿，希望波兰的命运能够有所改善。至于乡愁，我很少为之所困，在这点上我感到很骄傲。我仍然爱着[……]——但不太自觉，也不甚明确。我对她所知甚少。但在生理上——我的身体又很渴望她。我会想念母亲[……]有时[……]。

星期六[10月24日]

到昨天为止，我到迈鲁已经一周了。这一周内，我非常缺乏条理。我阅读完了《名利场》（Vanity Fair）及整本《罗曼史》（Romance）。我割舍不下这些书；它们就像毒品一样让我难以自拔。然而，考虑到恶劣的工作条件，而且对于短短一周的时间而言，我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成果也不算太差。我不喜欢和那个传教士住在一起，特别是因为我知道什么东西都得我来付钱。这个人的[白种人]“优越感”让我感到恶心。但我必须承认，英国人的传教工作有一些积极的方面。但如果这个人是德国人，毫无疑问，他会更彻底地令人生厌。这里的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礼遇和宽容。这个传教士和他们一起打板球，你也不会觉得他太过肆意地摆布他们——一个人想象中的生活总是和现实相差太远！这是一个四周围绕着珊瑚礁的火山岛，头顶着一方永远蔚蓝的天空，包裹着一片宝石般深蓝的大海。在海岸线一侧有一个巴布亚村庄，海面上零星地停泊着小船。我喜欢把在棕榈树林之间的生活想象成一个永无止境的假期。当我从船上望去时，就是这种感觉。我感到快乐、自由、幸福。但这种感觉只能维持几天，之后我便逃到了萨克雷（Thackeray）小说中描述的伦敦势利小人们身边，紧随其后在大城市的街巷中游走。我渴望待在海德公园（Hyde Park）或布鲁姆伯利（Bloomsbury）——我甚至开始欣赏伦敦报纸上的广告。我无法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无法接受我的自我囚禁，更无法将之利用到极致。这就是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

莫尔斯比港。我最后一次去是9月27号，星期日。我中了滕内尔的魔咒，一天中有连续好几个小时都在读他的书。我暗暗发誓再也不读小说了，但这誓言只能保持几天，我便又开始堕落了。那周内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去看了看拉洛基（Laloki）[莫尔斯比港旁边的一个小岛]。周二被长官邀请赴晚宴——格里姆肖（Grimshaw）小姐和德里希夫人也在那儿。我们计划在周四或周五离开。那段时间我一直没有机会和阿休亚一起工作，因为他在忙波尼斯科尼（Burnesconi）的案子，这个人把一个土著“绑起来在空中吊了五个小时”。我对这几天的记忆有些模糊；只知道自己精力不是很集中。哦，对了，我想起来了：星期三，在钱皮恩家吃的晚餐；晚餐之前，见了那个传教士一面。前一周周日，我和长官一起吃过午餐，汉特上尉也在那儿，我读了点巴尔贝·多尔维利（Barbey d‘Aurevilly）的小说。阿休亚也不在家。我去见了奥马利，然后去找传教士，他带我乘船去了趟镇子。我记得那天晚上，夜幕正在降临村庄，引擎在船身下旋转，发出时强时弱的闷响；气温很低，深海上浪花四溅。周三，身体很不舒服，于是打了一针砷化物，准备修整一下。周四早上，默里派伊古阿和杜纳送给我一匹马，我们在村子里见了个面。我骑马从传教站（Mission Station）后面经过，穿过满是园圃的山谷，途中遇见成群结队的土著，他们有的在地里劳作，有的正往回村的方向走。溪水旁是一个分岔口，从那里望去，美妙的景致一直延伸至大海。我骑着马向山谷下走——山脚下有一小丛树林，非常棒的树荫；我感到一阵对热带草木的渴望。随后，我们冒着酷热进入山谷。同样枯萎的灌木；矮小的铁树和露兜树--前者跟木本蕨类很相似，后者长着奇怪的毛茸茸的叶球[……]--它们让干枯的桉树构成的远非异域风情的景致显得不再那么单调。草木枯萎，透出金属般的棕色。强光照射到四处，赋予这片地区一种奇特的冷酷和矜持，这种景致又最终使人疲惫。当接近湿地时--所谓湿地只是一条干涸的小溪--或到肥沃一点的土地时，你能看到稍胜一筹的零星绿意。瓦加纳（Vaigana）河像一条绿蛇蜿蜒地流过烤焦的平原，在郁郁葱葱的植物之间划出一条细长的割痕。午餐；阿休亚告诉了我一些关于各个领地边界的情况。（拍完两张照片后）我们骑马穿过平原。阿休亚指给我看两块土地之间的边界线；是一条直线，并没有依循自然地形。我们骑马爬上一座山。我和阿休亚爬到山顶上，画了一幅地图--他打的草稿。我面前的平原被瓦加纳河横穿而过，右侧是干涸的沼泽，沼泽后方是巴鲁尼丘（Baruni Hills）。远处，绵延的山脉一直延伸到莫尔斯比港海湾。好不容易才画好地图。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山谷下山，左手边是一片高挑的棕草，在阳光下随风摆荡，不停地闪烁和变幻着颜色，时而血红，时而绛紫，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抚摩天鹅绒一般。阿休亚组织了一次小型狩猎。我们进入了阿盖尔塔布（Agure Tabu）的灌木丛--一条浑浊的小河缓缓地流经树林，我在那第一次见到了西谷椰树。阿休亚跟我说，此情此景之下，应该进行一次祷告，不过饮用这里的水和食用这里生长的西谷椰子或其他植物是很危险的。我们进入了一片向拉洛基两边的狭长地带延伸的密林，那里有许多参天的八果木-在它们宽大的根基上生长出极高的树干--还有一些美轮美奂的藤蔓植物……我们涉过一条长满高大灯芯草的河流。在河的另一边，我们骑马沿着一条小道前行，两边长满大树、藤蔓植物和灌木丛。我的右侧是河流；左侧的园圃时隐时现。河岸上有个定居点，四间小屋坐落在一片平整干燥的土地上。中间有一株小树，上面长着紫色的树莓，正在变成娇艳的红色。几个土著；孩子们在广场上成群的猪之间穿梭嬉戏。我们穿过一个种着香蕉、西红柿和烟草的园圃，回到河边。在河边，阿休亚偷偷地跟踪了一条鳄鱼--未果。回去的路上，我沿着河岸走，甘蔗树的利刺划破了我的鞋子。在家里，我与戈阿巴和伊古阿坐着聊了会儿天。

第二天早上（星期六）

我起床颇晚，跟着戈阿巴和杜纳去了园圃。我观察了怎样挖土和包裹香蕉树，还追赶了一头[鹿]。在芒果树下面午休；给一些妇女拍照。午餐（木瓜）；睡觉。醒来后去河里洗澡--非常舒服--之后钻进了树林里。天然的树荫之下别有洞天。一棵巨大的树干撑起了一块似乎悬空的树墩--一棵八果木。我们来到一块空地，那里土著们围坐成一圈，边切小袋鼠肉边烤。他们先切开袋鼠的肚子，然后扔掉[内脏]，再烘烤它的皮及其他部分。黄色的烟雾升起，飘入丛林。我们往回走的路上听到了小袋鼠们跑开的声音。阿休亚比我们早到。我们交谈了一会儿（前一天我们聊了儿童的游戏，但不幸的是，我没做笔记）。

星期天我们很早就动身往回走，原路返回，一直走到浅滩，然后穿过阿盖尔塔布，继续步行穿越一片狭长的平原，然后到达一个尘土覆盖的高土堆，它的外观有点像一面[墙]。在土堆脚下，我们又转了个弯，看到了种着墨西哥大麻的（剑麻）种植园。我站在一座小山上，草绘了另一幅地图。山上的景色很美，霍布柔崖（Hornbrow Bluff）和劳斯山（Mt. Lawes）。突如其来一阵疲惫。我骑在马上，悄悄地打盹儿。阿休亚射中了一只小袋鼠。到达霍赫拉的时候，我已疲惫至极。得知新几内亚地区（N & G apparatus）已经混乱不堪，我更加心烦意乱。我们从霍赫拉的法官（由哈迪[Uhadi] iduhu的酋长）那里得知了以前遍布于克塔普阿三（Koitapuasans）的景象。余下的路途无甚新意。在莫尔斯比港，我看到一张杜布瓦夫人（Dubois）约我喝茶的请帖。她的丈夫（一个法国人）给我的印象是：聪明、令人愉快。我们聊了聊莫图语。晚上在家里度过。

星期一，10月5日

与阿休亚一起工作，给默里打了电话。直到星期三（？）才去见他。道德底线不时崩溃。我又捡起了小说。阵阵的沮丧。比如，肯德勒（Candler）对印度及他回到伦敦的描写，会勾起我对伦敦和N.的无限思念，想起我在伦敦的第一年如何先住在萨维尔街（Saville St.），后来又搬到上马里博恩街（Upper Marylebone St.）的情形。我发现自己老是想念T.，太过经常的想念。分手对于我来说仍然是一种痛苦，就仿佛从白昼瞬间坠落到暗无天日的黑夜。我脑海里一遍遍重放在温莎（Windsor）时和回去之后的那些点点滴滴，回味我那时候的确定无疑和安全感。还有那时我的郑重决定，屡次三番地下定决心，要和她永远在一起。正式分手——从3月28日星期六持续到4月1日星期三，以及那时我的犹豫不决-星期四晚上、星期五、星期六，不断轮回——所有的这一切，都痛苦地不断重现。我仍然爱着她。我依然记得我从克拉考回去之后的几次见面。

我很少想到战争，缺乏细节的报道让人们更容易将这整件事看得无关紧要。我不时地练习舞蹈，尝试潜移默化地将探戈注入阿什顿夫人心灵中。月光柔美，洒在麦格拉夫妇家的走廊上--和这些凡夫俗子在一起，让我厌烦透顶，他们对那些使我兴奋不已的事物居然无动于衷，而那些事物是如此地富有诗意。我对炎热的反应很不稳定：有时我感觉难以忍受--即便绝对赶不上我在“奥索瓦（Orsova）”、科伦坡（Colombo）和康提（Kandy）时候遭的罪；有时候我又坚持下来。虽然我身体不是很强壮，但是头脑却一点都不迟钝。我睡眠规律，食欲旺盛。虽然有时也感到疲惫，可这在英格兰的时候也一样；我依然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比那年夏天好很多，即那个国王举行加冕礼的炎热夏天。

典型的一天：晚起，然后刮胡子，手里拿着一本书去吃早餐。我坐在弗若兰（Vroland）与杰克逊（Jackson）对面。收拾齐整，然后去中[央]法院，在那里我给了阿休亚很多香烟，好和他待在一起。然后午餐；午休；之后去村子。晚上待在家里。我从没晚上去过哈努阿巴达。山丘背后，棕榈树的缝隙之间，闪耀着海洋和天空的绛红反光，镶嵌在一片宝蓝的阴影之间--这是令人较为开心的时刻之一。梦想自己在南海永远定居，等我回到波兰的时候，这一切将在我脑中留下怎样的回忆？我在想那里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想到母亲，感到自责。偶尔，我也会愈发苦涩地想念斯坦斯，怀念有他在身边的日子。但我很庆幸他不在这里。

谢选骏指出：马林诺夫斯基没有想过要出版自己的日记，更没有想到自己的日记会落入他人！所以它无法像《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那样写的冠冕堂皇——因为专门那是留给下属瞻仰的范文。

网文《马林诺夫斯基》报道：

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Malinowski，Bronislaw Kaspar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生于波兰，卒于美国。1908年以全奥地利最优等成绩获得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学位。 马林诺夫斯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新的民族志写作方法。从马林诺夫斯基起，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必需到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住上一年半载，并实地参与聚落的生活，使用当地的语言甚至和土著建立友谊。而这些，都是为了完成一份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纪录。

马林诺夫斯基生于波兰克拉科夫，父亲卢克杨·马林诺夫斯基（Lucjan Malinowski）是杰格隆尼大学（Uniwersytet Jagielloński）的语言学教授，同时是波兰语在内的斯拉夫语言研究先驱；母亲约瑟华·马林诺夫斯基（Lucjan Malinowski）则是贵族之后，同时也受过良好的教育。由于他们住在于该大学任教的教授社群内，而该大学的教授多是自视甚高的学术精英，自小马林诺夫斯基便受到贵族式的教养。

1898年遭逢丧父，当时14岁的马林诺夫斯基生活全由母亲照料。隔年，他罹患严重的眼睛疾病，医生警告他有失明的危险，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就是待在黑暗的房间里。因此年少的马林诺夫斯基从学校休学，由母亲在暗房中教导他拉丁文、数学等学校科目。眼疾治好后，马林诺夫斯基与母亲开始到热带地区旅行，其中包含非洲、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上的岛群等地。而年少的马林诺夫斯基除了游历四方外，也受到当时的青年波兰运动（Young Poland movement）影响，开时投入剧本和诗的创作，并结交了两位知己：日後成为波兰前卫画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和数学家的雷奥·屈斯克特（Leon Chwistek），以及史班尼斯劳·维科伟奇（Stanislaw Ignacy Witkiewice）。其中后者又与他格外亲昵，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和平日书信中往往称他作“史塔胥”（Sta's）。两人不但住在一块（上课期间维科伟奇住在马林诺夫斯基家，假期时两人到维科伟奇在乡下的家度假），在彼此的创作作品中也常借用对方的性格进行描述。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期的马林诺夫斯基虽然大半的教育都在家中完成，马林诺夫斯基于1902年依然顺利进入波兰著名学府杰格隆尼大学哲学系就读。而在哲学之外，他又修了波兰文学、数学、物理学、植物学、微生物学、心理学、教育学的课程，并且受到其父亲的好友法学教授达根（L.Da-rgun）、艾斯特莱赫（S.Estreicher）以及历史学家波特康斯基（K.Portksnski）等人的影响，逐渐对家庭、社会和民族学产生兴趣。1908年在哲学史教授帕夫斯基（S.Pawlicki）指导下开始写作论文《思想的经济原理》（英文作On the Principle of the Economy Thought），内容是讨论奥地利哲学家兼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思想：他以实证主义的方式，论述如何计算人思考和精神活动是花费与释放出来能量的经济原理。写作论文期间，马林诺夫斯基又因健康情形不佳，与母亲再度到热带地区旅行，并一直到1908年才提交论文，正式从大学毕业。由于无法获得就读教师资格的奖学金，他又到莱比锡大学进修，学的是心理学和经济史。

根据马林诺夫斯基自身的说法，他在养病期间阅读了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后，才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决心投入人类学的研究，而多数也接受这种说法。然而有些人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成长背景分析，认为他投入人类学研究的根基其实建立在他的成长与求学过程之中，而他在杰格隆尼大学时学到的教育，也处处影响到其日后的理论与研究对象。

1910年马林诺夫斯基拿到奖学金，顺利以硕士后研究生的身份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就读一年。这期间他接受以研究婚姻史闻名的社会学家艾德华·魏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指导，并于隔年回国後发表文章批评佛雷泽对婚姻的论述。1913年，马林诺夫斯基以讲师的身份回到政治经济学院，同年发表第一本英文著作《澳大利亚土著家庭》（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 Aborigines），以大量澳大利亚原住民（当时被认为最原始的民族）文献与材料批评魏斯特马克的论点，进而主张最早的家庭乃为核心家庭。此书不但受到阿弗烈·芮克里夫布朗（Alfred Reginal Radcliffe-Brown）等英国人类学家赞扬，还为他取得正式的博士学位。

1918年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上与土著访谈的情形。1914年在大洋洲民族学专家查尔斯·塞利格曼（Charles Seligman）引介下，马林诺夫斯基取得奖助金得以完成到澳大利亚研究图腾制度的梦想。然而在7月抵达澳大利亚，辗转於雪梨、墨尔本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由于当时的澳大利亚仍属于英国，而马林诺夫斯基的国籍却是其敌国奥地利（当时波兰被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瓜分），为了避免遭到遣返（其他研究团员多选择此方式），马林诺夫斯基选择与澳大利亚政府斡旋，最终获得研究的许可，而走上自身一人进行田野调查的路（当时多数的田野调查是由研究团队合作，在各地进行的短暂的访问与考察）。于是从1915年9月1日到1917年5月，马林诺夫斯基独自在新几内亚（当时由澳大利亚政府管辖）南部的迈鲁（Mailu）岛上从事研究，并率先学习土著语言以方便调查。1915年5月，在偶然机缘下他决定到东北方的超卜连群岛（Trobriand Islands）进行下一步研究。

马林诺夫斯基参与超卜连生活的景象。在超卜连，马林诺夫斯基整理了之前碰到的问题，以及自身奉守的实证主义，逐渐创立一套新的田野调查方法论：他认为作为科学的人类学，其依据的民族志材料应该根据具体的证据书写，因此首要工作便是写作统计图、族谱等图表以理解澄清研究对象的状态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图表又包含得自于土著的意见以及自身的观察；然而，这些图表的书写不是漫无目的的工作，而是具备对研究问题的关怀与学科上的考量。基于前述的原则，他提出了参与观察法的研究方式，即让自己真正参与部落之间的活动，并适当的与自身的文化（特别是当地的传教士与殖民官员）保持距离，使自身真正观察到土著生活中琐碎却又关键的习俗与规范。此外，他认为许多实际的规范仍难找到真正的答案，因此土著的传说、口语中的词汇以及其自身的观点也该是民族志纪录的对象。而最后完成的民族志应该呈现土著的想法与世界观，而让读者理解不同文化（自身与当地）之间的差异，进而认识自身的本性。

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的田野调查十分成功，并持续到1918年才返回墨尔本，但他的日记与其他纪录显示其生活充满了矛盾：当地官员当他是怪人，而土著觉得对他的行为愚蠢可笑。而他自己在当地没有朋友，成天面对乡愁与对工作的厌倦（他十分痛恨土著的现实与无知）。即使接获母亲去世的噩耗，也必须强忍哀痛，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

1918年他终于完成了田野调查，暂时回到墨尔本，随后与仰慕已久的艾丝·马森（Elsie R. Masson）结婚，但不久却生场大病，于是在回欧洲前又到加那利群岛（Islas Canarias）疗养一年，并著手撰写《南海舡人》（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20年，马林诺夫斯基与妻子带著田野工作的成果回到英国，随即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民族学暑期课程的兼任讲师。1922年正式出版第一本田野调查成果《南海舡人》（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不久被任命为伦敦大学学院首位社会人类学课程教授，从此开始了他在英国人类学界的重要影响力。1927年马林诺夫斯基升任该学系系主任，担任该职直到1938年他离开英国为止。

在伦敦大学期间，马林诺夫斯基精彩的授课吸引了各地学生加入，其中包括艾德华·伊凡普理查（Edward E. Evans-Pritchard）、艾德蒙·李区（Edmund Leach）、梅耶·弗提斯（Meyer Fortes）以及中国的费孝通，另外社会学家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吴文藻等人也会参与他的讨论课。课堂上的马林诺夫斯基充满了精力，但也滔滔不绝下却要求学生必须接受他的功能论论述。而课堂之外，他致力于与反对者论战，并且到处讲学以推广自己的学说。除此之外，这十多年间出版了许多著作，其中包含民族志资料的整理发表，以及文化理论的专门论述。另外，马林诺夫斯基也致力将自己的学生送到世界各地作研究，希望使自己的学说真正做到放诸四海皆准的境界。

晚年的马林诺夫斯基：历经1930年代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全盛期后，马林诺夫斯基于1938年离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往美国耶鲁大学任教。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改变，一般认为乃基于他对亲手栽培的学生——尤其这些学生的研究成果反而威胁到他的理论，有些则直接放弃，改采阿弗烈·芮克里夫布朗的说法，这些都伤了马林诺夫斯基自负的心。

在耶鲁，马林诺夫斯基选择从头再来，并改以墨西哥中部的查波特克人（Zapotec）聚落作为调查地点，于1940年与1941年的暑假期间展开短期的田野调查。可惜才刚作出初步成果，他却于1942年5月1日心脏病发去世，享年58岁。

马林诺夫斯基根据他从超卜连群岛得到的资料，以及自身所学的心理学、社会学等知识，提出一套被后人称为功能论的理论。他认为，一个社会的所有文化其实只是一组工具，其存在目的在满足人类自身的种种生理和心理需求。而各文化要素之间是环环相扣，且不断变动以保持有效的运作。也因此，我们可以在各文化中找到一套自己的运作原则，而这些原则也和社会中的实质功能保持紧密的关联。

而印证功能论最好的例子便是库拉圈（Kula ring）。这个存在于新几内亚东边的跨岛群交易圈同时以顺时钟和逆时钟方向进行两种物品的交换，可是这两种物品却不具备实质上的功用，但土著却愿意冒著相当的风险进行这这种无限循环的交换。在多数外人眼中，这种行为看似不可思议，但马林诺夫斯基却认为这种交换过程倚赖于彼此间的信任，而这信任的原动力其实是为了其他民生物资的交换：由于各岛之间物资有限，彼此间依赖度颇深，库拉圈的交易过程得以建立彼此的相互信赖感，使其他顺带的交易成为可能之事。

马林诺夫斯基手绘的库拉圈分布图。从库拉圈向外推展，所有的文化项目像家庭、巫术等，都是为了满足社会上的个别需求如果腹、性欲、嬉戏、信仰等。因为如此，所有文化项目彼此互相整合，也不相互违背，所以整体文化应为平和而稳定。

由此衍伸，马林诺夫斯基以为多数稳定的“野蛮人”文化正快速被西方文化取代。身为人类学家，必须尽快以田野调查将这些文化纪录在民族志之中，才能“抢救”这些“未受污染”的文化身影。因此他强调“抢救人类学”的重要性，并成为他积极送学生到世界各地研究的理由之一。

虽然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前，法兰兹·鲍亚士与他的学生已经提出历史特殊论驳斥演化论与种族歧视观点，但直到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自己的论述，才真正有完整的理论解释文化相对论的观点，也从他开始，19世纪发展到鼎盛的欧美种族中心论论述开始没落，逐渐被前者取代。

在他之前，人类学家往往以传教士或探险家的著作或纪录作为研究材料，但是这些纪录的内容却充满了文化偏见或不够周延的描述，因而造成研究时的困难。19世纪末期开始，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等人开始进行最早的田野调查，并试著书写自己的民族志，然而他们的调查期间仅有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且多数人甚至不懂当地语言，仅能透过第三人或简单的问句得知被访问者的意见，加上他们仍然摆脱不了对当地白人的依赖，因此研究成果充满了歧视与矛盾。

为了完成客观的民族志，他们必须绘制土著的族谱，纪录当地的传说，并参观他们的仪式。每位研究者没有翻译，只能靠著一至数位的报导人协助自己的研究工作。除此之外，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作的田野调查也被视为典范：他的研究影响了马瑟·牟斯的著作《礼物》，使交换理论成为日后社会学与人类学关注的焦点，并率先以实际例子反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伊底帕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而这些震撼性的纪录也让当时的欧洲人重新思考文化的主客观点，学习以当地人的观点理解个别文化的价值，并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特性。

著作书籍——

1913年：《澳大利亚土著家庭》（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 Aborgines）

1915年：The Trobriand Islands

1922年：《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26年：《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

1927年：《两性社会学: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底比较》（Sex and reperssion in savage society ）

1929年：《西北美拉尼西亚的野蛮人性生活》（又简称《野蛮人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 : an ethnographic account of courtshipmarriage，and family among the natives of the Trobriand Islands，British New Guinea） [1] 

1935年：《珊瑚园及其魔力》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1944年：Freedom and civilization

1944年：《文化论》（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1945年：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

1948年：《巫术、科学与宗教》（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1967年：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谢选骏指出：马林诺夫斯基从英国出走，很能说明他作为一个波兰人在英国所遭受到排挤和屈辱。

【074、新疆为何无法独立】

《新疆再教育中心关押人数已超德国集中营》（RFA 2018-08-23）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最近发表长文，全面梳理了中国政府在新疆建立大量再教育中心，进行种族清洗的做法。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是否可以持续，会不会向更糟糕的方向转化？

《外交政策》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莱恩·图姆（Rian Thum）。他在开篇指出，目前维族成年人口的5%至10%已经被非法关押在新疆全境的再教育中心。而根据本台此前的报道，中国政府的目标是把维族人口的40%送进这些关押中心，其中包括20到50岁的全部维族男性。文章认为，再教育中心的主要目的是净化以维族为主体的新疆穆斯林的思想，清除其头脑中的极端主义等“病毒”，并植入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

身在华盛顿的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些做法实际就是民族清洗，“对一个民族系统性地，针对她的文化、身份、宗教信仰和传统进行强制性的改变，这就叫种族清洗，也包括对民族肉体上的消灭。现在维吾尔族人已经在再教育中心里出现死亡，而且这种死亡不是一个两个。”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制定这些清洗政策，是由于他们认定，新疆的这些少数民族因为其信仰不同，才会不断反抗政府的管理措施。而伊斯兰教等宗教被中国政府看作是外来的异质力量，是对政府的一种威胁。但身在美国佐治亚州的回族留学生古懿看法稍有不同，他把新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看作是民族反抗的主要原因，“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是一个外来的殖民政权，中国人侵占了维吾尔族人家园。所以，维吾尔族人本来就不必认同中国，本来就有反抗的权利。”

除了再教育中心之外，中国政府还在新疆全境进行各种监控，禁止在学校教授维吾尔族语言，拆毁维族历史建筑等等。莱恩·图姆观察到，政府的高压政策正在改变维族民众的行为。为了免于遭到关押，一些维族家庭主动焚烧了本民族文字的书籍，甚至根据监控人员的口味来显示效忠政府的姿态。

伊利夏提对此忧心忡忡，“中共现在对维吾尔族人，不仅是拆除那些建筑，维吾尔族人的古迹，烧毁书本，禁止文字，这比塔利班和伊斯兰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等于说是把一个民族的最根本的东西釜底抽薪。”

古懿则认为文化自身有生生不息的力量，政府的暴力手段无法毁掉维族的文化，“维吾尔族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用一种非常坚韧的方式面对今世的苦难，将此作为后世的资粮，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镇压越强，抗争越烈。”

再教育中心最近屡次传出被关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消息。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多里坤·艾莎的母亲前不久在再教育中心过世。维吾尔宗教领袖、学者穆罕默德·萨利·阿吉也于今年初在被关押期间死亡。

《外交政策》的这篇文章把再教育中心与其他国家历史上出现的集中营做比较，指出再教育中心关押的人数已达到百万的规模，这已经超过了二战时期德国集中营关押犹太人的最高峰值70万。

伊利夏提警告说，这种形势发展下去，新疆很有可能出现种族大屠杀，“种族大屠杀有五个条件，首先是对一个民族的完全丑化，第二是对这个民族的边缘化，第三是对这个民族进行整体打压，第四是该民族文化遗迹和书本的烧毁，很自然地就会走到第五个，种族屠杀。中国对维吾尔族的政策已经达到了第四个层次，第五个也已经开始出现了。”他焦急地呼吁，现在唯有靠美国、英国等国家在国际上进行干预。

古懿则认为，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这些反人类做法是不可持续的，“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把东突厥斯坦当地的所有资源，以及从中国本部调集的很多资源，投入到这种高压政策上，到了一定的程度，弦绷紧了就会断。中国本部只要稍微出一点问题的话，这种镇压就不可能继续下去。”

目前，新疆还在持续扩建再教育中心。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卫星图片和地面采访证明这种关押场所的存在。

但最近在日内瓦，面对联合国官员的质问，中国49人的代表团断然否定了新疆存在再教育中心这种设施。

谢选骏指出：新疆唯一可以独立的理由就是它是一个“自治区”，似乎可以像苏联老爷的加盟共和国一样独立了。但其实，新疆内部有许多民族，如果大家都独立起来，那就会变成黎巴嫩叙利亚，成为一个炸开的压力锅。“为了免于遭到关押，一些维族家庭主动焚烧了本民族文字的书籍，甚至根据监控人员的口味来显示效忠政府的姿态。”——这样的民族是无法独立的，如果当权派采用日本政府对待天主教的方法——即“人人过关”来欺师灭祖，就能在中国一劳永逸的消除回教的根源。新疆无法独立，还有更深的地缘政治因素，那就是没有出海口。不像越南、朝鲜、日本，虽属汉字圈，但有出海口；不仅和中原之间有天险可以防守，而且比中原更加接近航海文明的路线——所以这些夷狄熟番在近代才能率先发达起来。新疆、内蒙、西藏没有出海口，注定死路一条。

【075、宣传机器为何失灵，因为梦境飘忽不定】

《官媒为习“造神”词汇每多虎头蛇尾疑遭党内抵制》（2019年1月06日 转载法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改革40周年演说路透社

（法广RFI 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香港大学传媒研究计划发表的2018年中国政治术语报告，根据中国传媒用词的频率显示，习近平的造神运动，似乎遇到抵抗，一些情况更出现急刹车的情况。港大在去年的报告已经点出，2017年11月中共十九大之后传媒广泛吹嘘的“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定”，并强调“要聚焦到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上”这个“三语标配”，在同一个月的下旬已经几近销声匿迹，是一个典型的急刹车例子。

由该计划中心主任钱钢撰写的报告书指出，“三语标配”急速消失，似乎是遇到抵制的后果。但在此同时，其他的赞美词汇很快就相继出现，反映了领导层似乎一直想测试水温；例如“党的领袖，军队统帅，人民领袖”、“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这些用词在2018年第一季见报频率颇高，但到了第二季已经少被提到，到了2018年下半年，更是几乎完全消失。

此外，报告书指出，今年还出现了一组较为奇怪的政治术语，出现在中共中央办公厅6月份的官方刊物“秘书工作”，微博上的讨论认为，这是出自习近平的亲信中办主任丁薛祥的手笔。这组用词是“甘入苦海”、“夙夜在公”、“以身许党”。这组词汇一度在网上官微出现，但令人意外的就是，人民日报和其他官媒却从未用过这组词汇。

“梁家河”这个词也是对习近平造神运动一个重要的观察焦点。习近平据说在2015年视察陕西时曾经说过：“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到了2017年秋季《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出版，也就是十九大召开之前，“梁家河大学问”在党媒上频频出现，甚至到了2018年上半年，这继续是一个“热”词。

但报告书指出，到了2018下半年，“梁家河大学问”已经开始悄然失势。根据统计，2018年首季人民日报提到“梁家河”的文章有20篇，第二季有15篇，第三季大概有18篇，到了第四季只有5篇。

报告书指出，2018年出现的术语还有“定于一尊”，但这个词在中国带有负面意义，因为这令人想到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甚至连习近平本人在十九大的演说中，也对这个词赋予负面意义，他说，政治制度“不能定于一尊”。

但奇怪得很，这个词却被传媒当作正面捧习近平之用。2017年3月14日，党报重庆日报旗下的三峡都市报报道，重庆万州区的领导强调必须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同年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以实际行动坚定不移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

这个偏离原来意义的用词，直至到习近平本人宣之于口“默许”，负面终于变成正面。人民日报2018年7月5日报道，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此后，党媒纷纷采用“定于一尊”这个词，来形容习近平无上的权威。

但报告书同时指出，“定于一尊”的见报频率完全视乎地方而定，江西、陕西、新疆的传媒用的频率最高，但天津、北京、上海和海南却用得最少。例如江西传媒“定于一尊”的见报率，比北京高出15倍。

如果搜索人民日报和省级党报每月使用“定于一尊”的频率，报告书发现频率在2018年其实已经是全面下跌，到了12月，只有新疆和黑龙江的党媒刊登的4篇文章出现“定于一尊”这个词。

2016年1月，习近平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四个意识”，作为他的执政理念。“四个意识”就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四个自信”首次出现在2013年，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刘云山当时提出“三个自信”的讲法，到了2014年习近平加入了文化元素而成为“四个自信”。人民日报到了2016年7月才正式出现这个词汇。

至于“两个维护”，第一个“维护”则首先由军方提出。2014年3月，解放军日报报道，中央军委张又侠提出“坚决维护主席的权威”。到了2015年2月中共中央委员的工作委员会首次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权威”。

到了2016年11月15日习近平正式获得“核心”地位之后，政治局常委栗战书在当天的人民日报撰文，要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并同时包括“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

到了2018年9月21日，由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正式将上述的“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集中而提出成为一个连贯的政治术语，钱钢撰写的报告书形容，这是一个“442”的组合。到了201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终于正式将这个“442”组合的术语放在头版。

报告书指出，如果以地区党媒的使用频率而言，“442”组合出现最多的是广东省的党媒，余次就是新疆、山东和四川，但北京、吉林、宁夏、天津和上海就少得多。直至2018年12月为止，人民日报一共有23篇文章用上“442”组合的词汇，在当月算是一个“热”词，大体上，“442”组合从2018年6月开始，其使用率一直在上升之中。

此外，写入党章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过传媒不同演绎，出现了23种不同的“习思想”，包括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文艺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等。

根据报告书，出现在人民日报最多的有四大习思想，见报频率最高的是强军思想，余次是生态文明思想、经济思想、外交思想。

报告书最后指出，强军思想脱颖而出成为见报最多的思想，令人想起1956年8月在毛泽东的默许之下，党章删除了“毛泽东思想”。当时是百花齐放运动的3个月之后，但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的大跃进备受党内批评之后，“毛思想”反而复甦。事实证明毛泽东当时的个人权力，已经凌驾集体领导之上。报告书的结论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毛泽东思想”正式回朝之前，排在前面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钱钢撰写的报告书说：“历史一直都在我们后面不远。”

谢选骏指出：官媒“造神”词汇虎头蛇尾，并非因为遭到党内抵制，因为这党已经朽烂，只会逢迎上意，毫无招架之力——当年叶利钦一声令下，苏共立即解散，就是前例。这不是因为叶利钦等人强大，而是由于党和政府服从成为习惯了。官媒“造神”词汇虎头蛇尾，原因在于宣传机器失灵了。那么，宣传机器为何失灵呢？那是因为上意未明。那么上意为何未明呢？因为梦境总是飘忽不定的。

【076、艺人为何也能从政】

《王丹与韩国瑜隔空交火 吴宗宪忍不住了》（2019-04-14 中时电子报）报道：

民运人士王丹狂酸高雄市长韩国瑜访美，反被韩国瑜狠呛，两人隔空交火。吴宗宪14日录中天《小明星大跟班》此事时表示："王丹不要这样嘛！应该给台湾更多机会、更好的感受，难道只有你王丹可以去哈佛？"他还希望王先生不可以骂熊海灵"老奶奶是谁"，劝他不要这么骄纵嚣张、不要寂寞难耐，"自己要稍微控制一下，你讲这个太违背伦常了！你哪位啊？哈佛是你家开的啊？要不要去哈佛健诊看一下？"

王丹之前也曾对太阳花学运领袖陈为廷公车上袭胸女乘客一事，发表过"不好色才是人格缺陷"争议言论，吴宗宪也不以为然地说，每一个人都好色，因为食色性也，但必须发乎情止乎礼，"王丹有毕业吗？怎么会连这都不懂。乱摸女生是不行的，是要被抓去关的！"

有三个女儿的吴宗宪特别无法原谅陈为廷曾对女性袭胸，狠酸陈为廷是"无敌摸奶手"："你干过这种事还想从政？有毛病！年轻人赶快去当兵吧，没有以身作则凭什么？"并说"有一天你（陈为廷）当了官之后，还是领我们的纳税钱，懂不懂什么叫人民公僕？你连当公僕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你是无敌抓奶手，这样不行的！"、"他自己不思考干了什么事，还想要选苗栗立委，是要笑死人！"他认为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如果管理不好自己，是没有资格管理众人的"。狂骂一阵之后，吴宗宪不忘对着镜头喊话："不要想要攻击我，我是金刚不坏之身。"

至于许玮甯日前在IG上点赞一篇写着"阿六仔"文章，遭大陆网友截图砲轰，遭扬言封杀，她发微博公开道歉并关闭IG。吴宗宪认为商人无国籍、艺人无党籍，"人要懂得互相尊重，不要到了阿拉伯仍坚持要吃猪排。出门看天气、进门看脸色，这是和谐的开始。"他认为这是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尊重，讲人家不爱听的就是不尊重。他过去到印尼的友人家吃饭，也都入境随俗，直接以右手拿取食物进食，有时不小心用到左手，自己都觉得很抱歉，"这就是一种互相的尊重"。

吴宗宪也透露自己在31年前，也曾被大陆网军大骂"台巴子到大陆赚钱"，但他说："30几年前到大陆去表演的人，真的是为了钱吗？"他认为自己多年来都秉持着一样的精神，只求和谐、相互尊重，并带给观众欢乐，"我就是这样的人，黄安想要弄我，还说观察我什么，我才观察你咧，人家领导人也不要那样的人耍嘴皮子，而是要真心真意让它更和谐"。

谢选骏指出：打从里根出任美国总统前后，世界各国不少艺人从政了。艺人为何也能从政？因为现在政客或者是想当政客的混混们，言谈举止比艺人还要不入流，甚至见笑于小市民了，于是给了艺人趁虚而入、扮演政客的机会了。

【077、影视界为何美化杀手】

影视界为何美化杀手，什么《第一滴血》、《007》《星球大战》，不胜繁多。

《[原创]为何中外影视界都在美化文明杀手铁木真？》（[猫眼看人]-凯迪社区Feb 29， 2008）说：在天朝，由于某种所谓的“XX政策”，铁木真真的成了“一代天骄”。从我小时候就有各种赞美他的电影电视剧。 如今，由德国投资、哈萨克斯坦人导演……

可惜下面遭到删除，不知作者的思考了。（谢选骏指出：这也是我为何不以余力地摘引许多网文予以评论的原因——想要保留一些无名氏网民的作品，以及那些遭到有意删除的和无意流失的文献。）

网文《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本质上都是屠夫，毁灭文明，阻碍社会发展。为何后世人却把“成吉思汗”美化成了“英雄”？》说：

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本质上都是屠夫，毁灭文明，阻碍社会发展。为何后世人却把“成吉思汗”美化成了“英雄”？

铁木真和希特勒本质上都是屠夫，毁坏文明，阻碍社会发展。后人为何把铁木真歌颂成了“英雄”？而且还有官方的歌颂？

据我所了解的正史，希特勒并有网上谣言的对中国友好。希特勒认为任何非雅利安的人种都是低劣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人。希特勒在1938年推行了拆除唐人街的计划，因为备受歧视和政治打压，德国的华人大部分都搬走了，而在希特勒大肆抓捕犹太人的时候，那些留着不走的华人都认为他们只抓犹太人吧，结果这些留下来的华人在1944年全被投入集中营，二战过后，整个德国只剩30个华人，这也使得德国成为唯一没有唐人街的西方大国。现在汉堡的首饰街街口有一块碑，上面写着——“这里曾经是唐人街”。

查阅希特勒《我的奋斗》自传里也没有说到过小时候受到过华人夫妇的帮助。仅有的提到过两次中国，而且还都是充满蔑视。国人为何如此意淫？

我读的历史越多，便愈觉得历史的沉重，人类文明的每一点进步，都需流淌着无尽的牺牲者的无尽的血。

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中讲“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名主的牺牲。”这种“无名主的牺牲”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夏启继承了王位，世袭制替代禅让制，历史课本讲是历史上进步，学生时我总不明白，世袭制怎能是进步呢？在现在看来，世袭制的昏庸无道是谁都明白的，中国却用足足四千多年才看清这个理，没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可能还要晚几百年，从禅让到世袭再到禅让也恰恰认证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规律。

再回到成吉思汗，美国作家哈罗兰姆将成吉思汗称为“人类帝王”，他在著作中说：“虽然成吉思汗从未接受过物质文明的熏染，竟能为50多个民族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典章，维持大半个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信使可以纵横50个经度，一个少女怀揣一袋金子，可以安心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使得东西交流为之畅通、欧亚文化为之交流，“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所以绝不仅仅是杀戮和毁灭。

古往今来，哪一个誉满天下的伟人不是谤满天下呢？

题主谈到了乾隆盛世，我也谈一谈自己的一点看法。乾隆皇帝最幸运的一点是他站在里时代的风口浪尖上，英国工业革命请求与中国通商，乾隆皇帝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拒绝了，这一段历史令我扼腕，乾隆并不能跳出时代来看中国，比起康熙和雍正我觉得逊色多了。

至于希特勒，我想没有人会因为他亲华就歌颂他。法西斯和成吉思汗是有本质区别的。希特勒是永远的罪人！（发布于2017-09-11）

谢选骏指出：现在也许可以回答“影视界为何美化杀手”了——投其所好。因为观众们喜欢上瘾，影视骗子们就提供毒品。看来，人类的基因里确实充满了酷爱杀戮和血腥的成分，这也许是在千万年的“进化”里逐渐积累和发展的。

【078、再论印度为何能够影响中国】

《“印度文化支配中国两千年”？我就笑笑不说话》（高学思2017-11-03 观察者网）报道：

“印度不费一兵一卒，就在文化上控制并支配中国逾两千年。这就是印度的影响力！”最近，在一场由印度旅游部组织的全国性旅游盛典的闭幕式上，印度内政部长辛格在其致辞中引用中国近代学者胡适的话如是说。 

辛格这段充满侵略性的言论迅速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大家都知道，在我国的文化领域中，有不少元素，如佛教、西游记，都和印度密切相关。那么，辛格所宣称的“印度文化支配中国”能让人信服吗？中国的文化元素有没有曾经传入印度并造成广泛影响的呢？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力能说是印度的胜利吗？ 

“印度文化支配中国”能让人信服吗？ 

首先，我们需要承认的是，自东汉以来，印度文化的确对中国影响深远。在中印交流中，佛教无疑起了主导作用。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于西汉传入中国，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译经活动，在隋唐时期声势达到极盛，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宗教信仰。佛教流传之广，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影响之深，毋庸赘言。一时，在中华大地上，凡名山必有佛寺，凡求法必言天竺。佛教填补了中国本土文化中宗教领域的相对贫瘠，很快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为了不令中国人感到陌生或产生抵触情绪，主张“便宜从事”，尽量使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讲道，大量借用儒、道中的观念，视孔孟老庄为友，大谈玄理，兼论孝道，很快得到了中国人的接纳。但到了隋唐佛教鼎盛时期，当时的高僧玄奘则不再提倡使用儒、道来解佛，而是确立了一套独立的汉传佛教话语体系。这一套佛教语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比如现在我们常讲的因果、缘分、轮回等词，都是出自梵语译词。而佛教文化中所包含的大量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知识，也对中国声韵学的发展、宋明理学的出现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正是这种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令如胡适、梁启超等中国知识分子对印度文化充满崇敬之情。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佛教宗派，都经过了长期而深刻的本土化过程，其教义与印度本身的佛教有很大的差别。这在慧远所传之净土宗、惠能所传之禅宗上就能看出来。另外，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与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少时候甚至超过了印度的各派“祖师”，这些成就也为来中国的梵僧所承认。《宋高僧传》中记载：“如无相空教出乎龙树，智者演之，令西域仰慕。如中道教生乎弥勒，慈恩解之，疑西域之罕及。”就是说，天台宗大师智顗对大乘空宗的演绎，以及法相宗名僧慈恩对大乘有宗的解读，都超过了印度同行的水平。所谓“合浦之珠，北土之人得之，结步摇而饰冠配”，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后，经过中国高僧的加工，变得更为精致实用了。

公元五世纪，在中国佛教声势日隆之际，印度佛教却正显颓势，高深的佛教知识后继乏人。汉传禅宗祖师达摩来自南印度，据说他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二十八代传人。他在师父的建议下来到中国传教，看到了比印度更适合发展佛教知识的土壤。在达摩行将示寂之时，他对选定的接班人慧可说：“吾自离南印，来此东土，见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遂逾海越漠，为法求人……今得汝传授，吾意已终。”也就是说，他不顾艰难险阻，为的就是给自己所学之佛法找一个合格的传人，而这个传人就是中国的慧可禅师。

果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印度佛教逐渐衰落，虽有戒日王之中兴，但也难挽颓势，在印度教的压迫下生存空间日益狭小，而在穆斯林入侵印度后几乎完全绝迹。那烂陀等佛教重镇被入侵者拆毁，次大陆北部等曾经佛教最盛之地更是彻底伊斯兰化。而中国反而为佛教保留了大量典籍和历史记录。所以我们可以说，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确实不小，但印度文化“支配”中国则言过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反而挽救了一部分印度文化，使其免于衰亡。 

中国的文化元素有没有传入印度呢？ 

印度的佛教风行中国，反过来，中国的文化元素有没有对印度产生重大影响的呢？季羡林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遗憾的是，所能找到的相关记录寥寥无几。据学者考证，二十八星宿可能是中国文化传入印度的不多的例证之一，对印度的天文学、占星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印度历史记载文献的缺乏，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文化可能的确没在印度留下明显印记。

实际上，中国的道家文化曾经有机会传至印度，但由于僧人和道士之间的争论最终没能成功。《旧唐书》中记载，唐朝使者王玄策到印度迦没路国时，其国王请求唐帝国传授老子图像及《道德经》。这说明当时的印度人已经听说了中国的道家文化，并很感兴趣，希望进一步了解学习。唐太宗得知后，便敕令当时已经取经回国的玄奘法师和诸道士合作，将《道德经》译成梵文。 

《集古今佛道论衡》中记载了接下来发生的故事：玄奘得令后，与名道士蔡晃、成英商议翻译的具体事宜。《道德经》的重中之重便在对“道”字含义的理解，而玄奘和两位道士在翻译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时，便对“道”字的梵文译法产生了分歧。道士们主张用“菩提”（Bodhi）来翻，而玄奘则坚持译为“末伽”（Marga）。“菩提”意为“觉悟”，是一个精神层面的用语，而“末伽”意为“道路”，是一个现实层面的用语。玄奘认为道家所言之“道”更多属于现实、客观层面，而不具有“觉悟”的意思，而道士们则觉得“菩提”的译法能够更容易令印度人理解。双方相持不下。因为这场争论，很可能《道德经》最终没有译为梵文，道家文化也就因此没有正式传入印度。 

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力能说是印度的胜利吗？ 

由前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文化对中国影响颇深，而中国文化却在印度难觅踪迹，这也难怪有些印度政客会骄傲地宣称“支配中国”。这样的言论也许可以在如今中国国力令印度自惭形秽的情况下，给这些虚荣的政客们一些心理安慰。但是，这种单方向的文化流动对印度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印度共和国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其著作《印度的发现》中曾总结道：“中国曾向印度学到了许多东西，可是由于中国人经常有充分的坚强性格和自信心，所以能以自己的方式吸取所学，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体系中去”。这是他对中国成功将印度文化本土化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他也提及中国文化对印度影响不大的事实，从而悲叹道：“这是很可惜的事，因为印度若是得了中国人健全的常识，用之来制止自己过分的幻想，是对自己十分有益的。” 

尼赫鲁所谓“健全的常识”，大概是指中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理性主义以及积极入世的观念。这与印度人对于往生来世、彼岸世界和追忆往昔美好时代的执着大为不同。显然，尼赫鲁认为印度人没能学到中国文化，对印度来说并非幸事。另外，在当时中印都处于反帝国主义（日本、英国）的时代背景下，尼赫鲁通过对比中印人民的生活状态，在书中略带无奈的写道：“中国人的生命力使我感到惊奇，我不能想象这样一个富有力量的民族还会没落下去”，而他对印度则不甚乐观，“在中国人身上看到的那种生命力，我觉得印度人中也是有的，但却不敢说是经常有。”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中国文人，目睹了印度灭国于万里之外英伦岛国之手，心理上也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意识到了印度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晚清外交家薛福成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印度有暑无寒，人民多颓废、散漫、昏聩、懦弱，“地方万里、物产丰饶，在昔未闻有强盛之国，元明以后，蒙古翦之。近者英人并之。”即使是视印度为中国文化上的“大哥哥”的梁启超，也惊叹道：“印度之灭亡，可为千古之国之奇闻也。自古闻有以国灭人国者，未闻有以无国灭人国者（笔者注：“无国”是指东印度公司）。”因此，印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一落千丈，从令人向往的“西土天竺”，变成了一个落后、失败之国，可以说至今仍然如此。印度堕落到这种境地，印度文化中的一些消极成分恐怕难辞其咎。 

有能力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精华，将其本土化并加以创新，是一个伟大文明开放、自信的表现。中国从古代印度学习到的知识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们自身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发展，可谓收获颇丰。我们应将此视为一件值得自豪的事。而对于印度政客所抛出的具有侵略性的“支配中国”说，我们微笑就好，不必太在意。 

谢选骏指出：显然，上文的作者除了“佛教和《西游记》”之外，对第二期中国文明一窍不通。为了解答这类疑惑，我专门写了《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五十视角的百科全书》（My Way of Looking at the Secon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An Encyclopaedic Analysis in Which Issues are Examined From Fifty Different Angles）一书。此外，如果唐太宗仅仅因为对于“道”字含义的理解不同和译名分歧，就搁置了《道德经》的梵文翻译，那么他就真的是太太太愚蠢了——他为何不同时译出两个译本，供印度人自己选择呢？ 唐太宗的愚蠢，可能也是他要用血腥屠杀的手段来解决兄弟相争的原因之一吧。

在《印度为何能够影响中国》中我曾指出——“印度的地理位置，比中国更加接近欧亚大陆的文明中心，也就是地中海流域。所以印度影响中国，不仅通过一己之力，还因它传播了地中海文明的要素，例如埃及的来世观念、希腊的犍陀罗艺术等等。没有这些，就没有佛教的影响力。所以与其说是‘中国吸收印度’，不如说是‘中国吸收西域’——包括印度所没有多种农作物。这些农作物和家具、乐器等等，都构成了第二期中国文明不同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特殊景观。”现在我要再论印度为何能够影响中国——近代以来，随着海路大开，中国可以和西方直接交流，而不必通过内陆蛮族的中介了。这就使得中国可以活的品质更好的文明交流及其产品。所以我相信，建立在这一技术进步之上的第三期中国文明，一定大大超越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成果，而我们就肩负着这一历史责任。

附录

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

——五十视角的百科全书

My Way of Looking at the Secon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An Encyclopaedic Analysis in Which Issues are Examined From Fifty Different Angles

谢选骏 编著

2014年在线版

2016年印刷版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谢选骏从神话传说、宗教、哲学、政治、科举、科技、农业、建筑、宫室、起居方式、园林、服饰、道教、景教、理学、类书、诗词格律、音乐、绘画、雕塑、佛理诗、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骈文、音韵学、白话文学、近代汉语、双音词、雕版印刷、亡国遭遇、日本侵略、蒙古征服等五十个视角考察了“第二期中国文明”，阐述了“第二期中国文明”与“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三期中国文明”之间的异同，所以也称“五十视角的百科全书”。

Synopsis

What follows are the fifty angles from which issues concerning the secon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re examined by the author Xie Xuanjun: 

mythology， religion， philosophy， politics， syste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iculture， architecture， palace chambers， daily life， gardens， costumes， Taoism， Nestorianism， idealist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reference books， poetical meter， music， painting， sculpture， Buddhist poetry， metaphysical poetry， pastoral poetry， scenic poetry， rhythmical prose characterized by parallelism， phonology， literature in the vernacular， modern Chinese， disyllabic words， wood-block printing， experiences in a fallen country，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Mongolian conquest， etc. 

The book examines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mong the second， the first and the third phas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 and offers a encylopaedic view from fifty different angles. 

（目录）

导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虚妄

第一章  我看一、二、三期中国文明

第二章  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章  从汉唐之间社会与国家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四章  从名山大川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五章  我看唐宋与元明清的区别

第六章  有关“南明”和“东汉”的历史比较法

第七章  从皇帝外衣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八章  从政治制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九章  从科举制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章  从神话传说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一章  从科技高峰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二章  从农业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三章  从建筑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四章  从宫室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五章  从起居方式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六章  从园林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七章  从服饰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八章  从高级宗教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九章  从哲学思想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二十章  从道教形成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二一章  从景教命运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二二章  从三经论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二三章  从精神变形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二四章  从人心惟危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二五章  从诚与天理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二六章  从宋明理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二七章  从论古必恕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二八章  从类书发展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二九章  从诗词格律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十章  从音乐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一章  从绘画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二章  从雕塑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三章  从佛理诗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四章  从玄言诗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五章  从田园诗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六章  从山水诗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七章  从骈文兴衰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八章  从文心雕龙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九章  从音韵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四十章  从白话文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四一章  从近代汉语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四二章  从双音词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四三章  国语统一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四四章  从华夷译语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四五章  从汉译洋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四六章  从雕版印刷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四七章  从亡国遭遇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四八章  从日本侵略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四九章  蒙古征服并非中国第一次亡国

第五十章  从第二期中国文明看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后记

导论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虚妄

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未有”的“三千年”，原是指代西周开国到晚清期间的这个三千年。但是这期间，中国已经经历两个文明周期，也就是从西周到汉魏的第一期中国文明，以及从南北朝到晚清的第二期中国文明——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概而论，否则就会落入“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之类的史盲思维。

（一）

满洲奴才李鸿章（1823年—1901年）有言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这段话表明李鸿章对中国历史一窍不通，因为早在之前六百多年，蒙古人的扩张就已经打通了欧亚大陆，然后携带全部战果来到南部中国，兼并了南宋，就像秦始皇兼并了楚国。（后来也像“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样，长江流域的楚人也起兵北伐，推翻了元朝。）

据说徒有虚名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蒋廷黻（1895—1965年）对李鸿章的这个夸夸其谈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十九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可见中华民国人物的昏聩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满清的奴才。难怪中华民国会那样迅速地灭亡。

在《中国近代史》里，蒋廷黻竟以无知者无畏的“史盲”态度说，“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清可比。”——蒋廷黻完全不懂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完全不懂西域来的佛教文明曾对中国发生的脱胎换骨的文明再造之功能，一如现代的欧美基督教文明正在中国从事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洋务，不知国务。虽然不知道梁启超本人是怎样定义“洋务”和“国务”的，但在我看来，这个李鸿章和赞赏他的蒋廷黻一样，由于不知道文明周期的存在，当然也就无从把握社会发展（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国务）的命脉了。而所谓“洋务”，本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特有的、吸取基督教文明之元素的事业。这样跨越文明周期的事业，命中注定是无法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任内完成的——李鸿章的清朝不知道这一点，所以败了；蒋廷黻的中华民国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也败了。

而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未有”的“三千年”，原是指代西周开国到晚清期间的这个三千年。但是这期间，中国已经经历两个文明周期，也就是从西周到汉魏的第一期中国文明，以及从南北朝到晚清的第二期中国文明——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概而论，否则就会落入“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之类的史盲思维。

而李鸿章、蒋廷黻之类的“超稳定结构”的史盲，对中国文明仅知其一，不知其二。

诚然，我们也知道所谓“近代化”的工业革命具有“前无古人”的特点，并给中国文明以“前无古人”的冲击力，但它毕竟是作用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基础上，而不是作用在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基础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能够成功地迎战转型，而中国却不能——因为清末的中国正如汉末的中国，已经来到了自己统一帝国末日，来到了自身文明窒息的死穴。而日本却由于相对脱离了中国，尚未陷入统一帝国的死穴。

英国使节马嘎尔尼在其《出使中国》中谈及对满清鞑靼死穴之下的子民之观感：“他们穿的是小亚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脏也很少洗，他们从来不用肥皂。他们很少用手绢，而是随地乱吐，用手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边的任何东西上。这种行为很普遍。更令人憎恶的是有一天我看见一个鞑靼人让仆人在他的脖子里找虱子，这东西咬得他难受！” 

——这样的人民，哪里还有文明成熟时期的唐宋的风采？哪里还有文明初创时期的南北朝的刚烈？他们所有的，只是文明没落时期肮脏与拖沓。这样的人民要不被人当作落水狗痛打，那才是天理不容。

晚清的中国是经历了三个回合的统一帝国（类似于秦两汉的元明清）的僵死的文明，幕末的日本却只是经历了一个回合的统一帝国（江户幕府）的半僵死的文明，所以幕末日本可以起死回生，晚清中国却不能死死回生——第二期中国文明必须完全死去，才能迎来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生长……

深入一层可以说，引起近代中国社会崩溃的因素，并非外来的近代化过程，而是内在的文明周期；何以见得呢？

因为首先，近代化过程在中国的近邻并没有引起全面的社会崩溃，如日本就实现了平稳过渡的现代化；其次，在没有近代化因素的冲击力量的魏晋南北朝，也同样发生了类似的社会崩溃——那么，是什么因素引起那次的社会崩溃的？显然不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文明周期的寿命。

文明就是建立规矩，但是随着文明的成熟，规矩会逐渐僵化，文明会逐渐陷入颓废，社会也就逐渐走向涣散……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过程，只能向前推进。

（二）

至于“三千年未有之强敌”则更是胡扯——因为近代中国所遭遇的亡国危机，不论是八国联军还是日本侵华、苏联入主，都远远不及蒙古入侵来得惨烈。甚至毛泽东的暴行，在许多方面也比不上他所希望模仿的古代暴君的偶像。而且，秦始皇是征服匈奴、并吞南粤；毛泽东则是臣服苏联、出让港澳台等。

而从文明周期、文明转型的角度看，八国联军、日本侵华、苏联入主，不过是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的现代版本，正如欧美的基督教文明的覆盖中国，重演了西域的佛教文明的覆盖中国。

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那时梵语翻译作品的流行就像现在的英语翻译作品的流行，那时的北方鲜卑语就像现代的北方俄语及其翻译作品一样主宰了中国的生活。

如此说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说，实在虚妄，这不过是李鸿章之流自抬身价的夸夸其谈，究其实际，他们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历史责任而故意夸大了敌情。晚清的变局虽大，不过也就是“八百年未有之变局”（蒙古入侵以来）、“一千五百年未有之变局”（五胡乱华以来）而已，何来“三千未有之变局”？

当然，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之所以长期遭到人们的忽略，还有一些“客观因素”，例如在秦汉帝国覆灭以后，中国保住了半壁江山，南中国由于东晋宰相谢安领导的抵抗运动，在淝水之战中顶住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联合攻击，使得东晋逃避了西罗马帝国的命运，而走上了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类似格局。这是中国史和罗马史的第一点可资比较的异同。

中国史和欧洲（罗马）史的第二点可资比较异同在于，由于汉字的同化作用，北方游牧民族没有可能像欧洲日耳曼蛮族那样形成各自的方言文化，反而只能迅速地汉化，因此得以新的姿态兼并南部中国，在结束南北朝的基础上建立了隋唐“天可汗”的西周式联合政权，从而形成了和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正好相反的命运。众所周知，十字军东征兼并拜占庭帝国不果，反而变相帮助回教徒奥斯曼帝国并吞了拜占庭帝国，这都是因为西欧本身尚未统一之故。

此外，欧洲的特异性还体现在基督教与佛教的不同命运上：在欧洲尤其在西欧，基督教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教皇或曰教宗（Pope）成为天下的共主，发挥了类似周天子或天可汗那样的“世界秩序的整合者”之功能。因为，欧洲虽然在整个中世纪没有政治统一，但精神上却和西周一样统一，甚至比隋唐还要统一。正是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近代欧洲才迎来了宗教改革、民族国家、民主革命等“春秋战国时代”。

最后，还有一个因素不得不说：印刷术消灭了贵族时代，第二期中国文明之所以早熟，和印刷术的发明普及不无关系，相形之下，欧洲由于印刷术的延迟使用，贵族社会也多延续了几百年。

而反观中国呢，在南北朝的基础上合并而成的隋唐，属于第二期中国文明，它后来也经历自己的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唐朝世袭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世袭藩镇的制度化）、两宋（辽金西夏越南朝鲜日本吐蕃南诏蒙古等等），到达第二次秦两汉帝国——元明清。第二期中国文明后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那就是不同于“汉人”的“唐人”——蒙古时代特别称之为“南人”，而把北中国的唐人连同辽人金人一并成为“汉人”；其实，北中国“汉人”和南中国的“唐人”，加起来共同构成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居民，而在人种也已不同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汉人”。

下面，我们所要述说的，就是这个“一千五百年（五胡乱华）以来的第二期中国文明”。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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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2016年3月第二版

March 2016 Second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二十八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Xuanjun

Volume XXVIII

【079、占中九子为何有罪】

《香港“占中”9人今天上午被法院裁决全部获罪》（北京时间2019年4月9日 首发）报道：

2017年3月27日，戴耀廷、陈建民、朱耀明等9人接获警方通知，被控以普通法下的“公众妨扰罪”等各项罪名。历经近5个月的审理，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今日上午就非法“占中”案作出判决：非法“占中”9人全部获罪。其中： 

戴耀廷：串谋犯公众妨扰罪罪成，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罪成；陈健民：串谋犯公众妨扰罪罪成，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罪成；朱耀明：串谋犯公众妨扰罪罪成；陈淑庄：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罪成，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罪成；邵家臻：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罪成，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罪成；张秀贤：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罪成，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罪成；钟耀华：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罪成；黄浩铭：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罪成，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罪成；李永达：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罪成。

目前，法院已暂时休庭，将在下午履行求情程序后宣布判刑结果。

《CECC 主席声明﹕ “占中九子”被定罪是压制和平的政治异议人士》（2019年4月9日综合新闻）报道：

华盛顿—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在香港的雨伞运动当中的“占中九子”被法庭定罪后﹐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凌晨以委员会主席麦戈文众议员(Rep. James P. McGovern)与共同主席鲁比奥参议员(Senator Marco Rubio)的名义发表声明。

声明表示﹕“自从2014年发生雨伞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府加大了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力度﹐香港政府一直在积极压制政治参与和言论。 过去的一年的情况特别令人感到不安﹐因为香港在美国与香港的关系所依赖的“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自治权继续受到侵蚀。 对“占中九子”(Umbrella Nine)的指控和判决是有效地惩罚了和平的政治异议﹐并且缩小了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的空间。委员会敦促香港政府大力捍卫法治与自由﹐这是香港建立多项经济成就的基础。”

声明的英文原文﹕

“Since the 2014 Umbrella Movement， the Communist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ncreased its interference in Hong Kong’s affairs an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been complicit in actively suppress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peech. The past year has been particularly troubling， as Hong Kong’s autonomy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ramework—on which U.S.-Hong Kong relations depend—continues to be eroded. The charges and verdicts against the ‘Umbrella Nine’ effectively punish peaceful political dissent and narrow the space for free expression and peaceful assembly. We urg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vigorously defe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freedoms on which Hong Kong’s many economic successes have been built.”

谢选骏指出：占中九子被判有罪一事，证明香港不是美国，缺乏人身安全保障。那么，香港为何不能像是美国一样的自由社会呢？因为香港没有经过独立战争，因此没有基本人权。这一点，就是连迅速禁枪的新西兰也不能例外。因为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虽然与英美同为“五眼联盟”的成员，其实却低人一等，因为它们的国家不是自己建立的，而是别人赏赐的，就和香港差不多了。按照类似的道理，不经过一场独立战争，台湾也很难独立。正如日本、越南、朝鲜从中国独立出去，无不经过独立战争的考验。缺乏独立战争的支持也敢于异议，此之谓占中九子之所以有罪也。因为一切公理都是建立在强权的支撑这一基础之上的。所以我说了，“强权虽然不是公理，但显而易见，没有强权的支持，就没有公理的成立。”

【080、政治学者为何鼠目寸光】

《苏联在这里摔下悬崖，中国能跨过去吗？》（老高的博客 2020-08-06）报道：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相互指控：你当年在哪儿？为什么看到错误不提出来？他们回答都说：不敢讲真话，私下都不敢，因为所有人包括决策层都被监听。即使斯大林死后肉体消灭少了，但官员还是不敢讲话，还是所有人被监听

老高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当权派天天宣讲：“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换成了中共的挑战者天天盼望：“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又过了二十年，我们可以说：从政治、社会状况而论，苏联的昨天确实就是中国的今天——尤其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对当年苏联描述的那八个字：“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可以一字不改地用在对今天中国的描述上。

但是，从历史命运而论，苏联的昨天，是否就是中国的今天？

今天转发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解读苏联失败原因的一篇文章。文章并非新作，是2011年苏联解体20周年端出来的。但是最近钝角网等网站又把这篇九年前的文章推出来放到首页。我读来，感到处处就是在说当今中国——尽管作者丁学良未必有“洋为中用”的影射意图，钝角网也未必有“古为今用”的借鉴用心！

《政治极端主义和利益集团绑架——苏联为何遭遇体系性失败》（丁学良，爱思想网）报道：

两个亲身体验：经济烂摊子，民众大逃亡

2011年12月25日，是苏联解体20周年。1988年年底我为了做博士论文，到苏联去做调研。此前虽然读过很多关于苏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书，但对其整个地理状况的理解还很抽象。1988年底去苏联待了好几个星期，跑过很多地方。脑子里每天都盘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地球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经济这么差？我1984年到美国后才直觉体认到，在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可能会遇到严重经济困难，但有三个国家不应该，即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苏联。我当时想，上帝为什么对苏联这么恩惠，对中国那么不公平：资源那么少！

这三个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到居民即使不努力干活，也不至于饿肚子。只要政府不有意破坏本国经济，让它自然运转，生产出财富是水到渠成。

可是1990年春苏联已接近解体。我们从东柏林开车到苏联，考察了很多乡镇，发现出不去了。边境关口的人多到难以想象，大家用各种交通工具逃离本国。绝大部分都是本国产的三轮、拖拉机、破烂房车。到东欧方向去的人、车排了十几公里长，都带着各种生活用品，每天只能移动一点，那么多人不知要挪动多久才能离开。

为什么那么多人要逃离？而且那些人大多是专业技能最好的国民，因为农民和文盲不会跑。以上是我反思苏联的两个经验起点。

政治极端主义

苏联崩溃的原因已被国际国内讨论过千百次了，《南方周末》也两次刊发万字长文（见2001年8月16日头版头条《苏共亡党十年祭》、2011年8月19日《苏共亡党二十年祭》）。我希望提供一点新角度反思。

苏联的垮台是整个系统的失败（system failure），不是哪一个局部更不是哪一两位个人。如果要用一个概念来描述该系统失败的原点，我将之归因于政治极端主义。政治极端主义是从1917年到1990年代末的一个基调，只在极少数时候才有微偏这个基调的做法和政策。

中国自从跟苏联闹翻后，一直试图对苏联的系统做一个透彻分析，当年发表了很多文章批苏。中苏公开论战已近60年，现在回顾起来，还站得住脚、颇有说服力的就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描述，只有八个字：“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对该系统的这一批判，堪称经得住时间考验。

政治极端主义体现在这个系统的所有方面。其基本点就是：放眼望去，到处看到的都是敌人，都是危险，都是阴谋，都是破坏。面对各种各样的敌人、阴谋、危险、破坏，你怎么办？那只能把所有能动员起来的资源，统统用来对付它们。

为什么会这样？开始确实有部分事实支持这种观察和判断。

当年列宁从西欧回俄国参与十月革命暴动的领导，在整个欧洲，绝大部分国家对他们都不友好，也有非常敌对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说自己就是整个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的掘墓人，别人怎么会客气待你？但也有很支持他们的，比如德国政府。所以那时有人说，推翻俄国旧政权的团体拿的是德国资助。（俄国与德国两方的解密档案都证实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领取了德皇的巨额马克。德国杂志曾经登出大量历史档案影印件。——老高注）

在俄国内部，布尔什维克上台后推行的激进政策，使中产和上层阶级原来的生活方式过不下去。当权者把一些贵族家族成员全部处死，包括儿童。“内外皆敌”的做法风行一时。

其实近代以来任何的大革命，都有一段短暂时间处于类似的非常状态。凡发生这种紧急状态的国家，政府都有一些紧急措施。问题是这之后该怎么办？

沉浸在这种特殊时期的政权有两大类。一类把这看作极其短暂的状态，尽力创造条件使它过去，尽快回复到正常状态。另一类像苏联，就是把紧急状态中的措施变得常规化了，这才是政治极端主义的病根。

为什么会常规化？有人说由于列宁死得太早。但我认为这只是偶然因素，很多紧急状态下的非常措施是他本人制定的。列宁有两句话很出名，其一，我们的革命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不仅包括拒受旧法律的约束，也包括非常时期的一切严厉措施不拘泥于新法律。这是对内而言。其二，为了我们的目标和利益，可以和任何人联手包括魔鬼，可以干任何事。这是对外而言。

如果是紧急状态下短暂实行的政策，那是可以谅解的。我读过列宁那段时间几乎每天的日程安排，从欧洲回到俄国，到他变成新政府首脑，只有7个月。对他来讲革命胜利太快，是意外。后来的那些应急措施都由于胜利来得太快，而不得不仓促临时决定。问题在于这些措施后来变得常规化了。

我们也不要忘记，当年对中国的政策全不顾正义只维护自己利益的大国，首推俄苏。

特殊利益集团绑架政策

政治极端主义产生于非常时刻。一开始是出于惊弓之鸟的心理，而实际的内外威胁淡化以后，往往会出现一种新的推动力使其延续，那就是新生的特殊利益集团。最重要的两个，一是军工利益集团，另一个就是克格勃。我读过的所有资料都显示，从192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只有这两个集团是始终维护紧急状况下的一系列特殊措施的力量。当年苏联党政军系统里许多人的回忆录、苏联学者的研究，绝大部分将问题追根溯源到这两个利益集团身上。

极有趣的资料来自苏联解体前最后两任克格勃的首脑，一个是克留奇科夫，参加了“八月政变”，后短暂坐牢；以及接任的巴卡金，原是法律教授。

在克留奇科夫开例行工作会议时，巴卡金发现他每次都提一大堆资料读。老巴有时侧目看，发现都是报告。等老巴自己当了首脑，才知道老克读的是克格勃从全国各地和全世界最重要地点送来的秘密报告。而巴卡金发现大部分都是些垃圾，西方报刊已经有报道，还有的是没什么根据的猜测。当年老克过目后再让人整理上报，直至送最高层领导人。

克格勃里有些人的技术、外语、专业都非常好，为什么要弄这么多垃圾？原来是把那些对他们最不利的都删掉了，留下的是对该利益集团最有用的东西。当社会出现有理有力的批评和诉求，他们要么就把这些删掉，说太平无事，体系完美有效；要么就把民间纯粹有关民生的批评和行动，弄成是敌对势力操纵、搞破坏。

老巴当了首脑后了解到，克格勃积累了1060万份书面报告。从他们汇报的内容来看，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出发点不是祖国，想不到国民利益，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这里讲的国民利益是national interest，以人民为主体。巴卡金感叹说：他们只要垄断了最高决策者的耳朵和眼睛，也就垄断了最高决策者的头脑。使其做出的决策，最有利于克格勃的利益。

除了克格勃，还有军队与军备产业系统。军工利益集团也是不断地给最高决策层输送一个信息：世界大战随时会爆发，我们的武器远不够。他们隐瞒信息到了什么程度？戈尔巴乔夫做了多年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实际军费。一直以为是公开的两百多亿卢布，直到做了总书记，才知道是八百多亿。他问：为什么我以前不知道？答曰：只有三个人知道，一个是总书记，一个是负责国防的，一个是负责军工的。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收到的数据都打折扣。老戈说，我们这么多年里每年八百多亿军费，占了三分之一的国家财政，怎么挺得住？

所以说，那个系统为什么会崩解？根子是它的体制在四面八方全都看到敌人和生死斗争，把这作为几十年来的常规状态，进而按此配置各种资源，最后才把国家给拖垮了。这是根本的，其他都是偶然因素。

理性纠偏力量为何不起作用？

问题是，几百年来很多国家都遇到过紧急状况，都不得已采取过非常措施，为什么大部分国家不会长期保持这种状态，而苏联却会？问题就在于纠偏机制的缺位，理性主义的纠正力量不能及时发挥作用。

列宁的时代要和后来的时代划分开。列宁时代有个基本规矩，只要是党内辩论，不管观点、建议、批评是什么，都合法，允许在党内公开争论。而且对说反对话者最严重的惩罚，就是把他地位降低，连开除党籍都不会发生，就是不让你做决策者而已。

如果苏联执政党一直保持这个规矩，就会有理性力量出来纠偏。异议声音能被及时听见，因为异议者绝不会坐牢、离婚、杀头。问题在于，列宁死后这个最低安全保障没了。比如斯大林把以前的同志及他们的老婆、亲戚抓起来后，别人来找他求情，他说：我也没办法，这是系统上的操作。他所言一半是托词，一半是现实。这个系统看到的都是敌人，所以在任何一个环节的操作上，都要从最坏的考虑出发。

苏共越来越保持高压，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为止，党内不可能对最基本的政策提出批评，否则就会被定性为叛徒、奸细，西方帝国主义派来的颠覆者。最低的惩罚是开除党籍，然后是自己坐牢、家人坐牢，很多人最后从肉体上被消灭了。

赫鲁晓夫上台后，部分地把党内的恐怖降低，减少了肉体消灭的可能。开除党籍、坐牢、流放，还是常见。

在这种状态下，理性主义的声音无法进入决策过程。在中等水平的民主法治国家，也一定会有部分人的头脑清醒，否认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会要求对外制造和平，对内让人民平安富裕，增加参与权。而在苏联这个系统内，这种理性主义纠偏机制基本上不存在。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相互指控：为什么你当年不提反对意见？为什么看到错误不提出来？二三十年以前你在哪儿？他们回答时都说：不敢讲话，私下都不敢讲，因为所有人都被监听，包括决策层。即使斯大林死后肉体消灭得到控制，但党内官员还是不敢讲真话，还是所有人被监听。政治极端主义到了这种情况。

从克格勃诞生（即“契卡”）到最后，赋予他们的任务就是这样：契卡是复仇之剑，其特权是不经法律程序就可以处死怠工者、投机倒把分子、叛徒内奸特务。在短暂的战争年代也许有必要，但后来常规化了。契卡的前两任领导都坐过沙皇的牢，都有理想，不太滥用权力，还没到明明知道自己的同志没问题也要搞掉他的地步。等他们去世，后来的人发现手中的权力谁都怕，太好使了。

政治极端主义背后都有利益集团，他们眼中没有祖国至上，只有自己的利益。苏联的军工利益集团后来扩张到什么地步？苏共两个稍具改革意识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说：你们要的资源是无底洞，就是把整个苏联经济全为你服务，也无法满足你的胃口。赫鲁晓夫说了这点，得罪了一批人。后来老赫下台，他们起了很大作用。

苏联军队在所有战略战术武器的项目上，都想在量上超过美国和西方，他们的经济怎么受得了？苏联经济最后被特殊利益集团控制，老百姓生活困难，少数工人农民出来请愿，又被当成阶级敌人镇压。正常社会里的理性纠偏环节，都被体制封闭死了，这才慢慢积累成系统失败。

说到底，核心问题是政治极端主义，把1917年到1921年客观存在的非常状况人为地常规化。在此过程中，理性主义的声音和纠偏的力量越来越弱化。列宁去世后，这个渠道大体上被封。在各种内外真实威胁慢慢淡化、客观情况好转时，特殊利益集团又逐渐操纵了政治运行的关键环节，扭曲了决策过程，最后就导致体系失败；就像俗话讲的，小洞不补，大洞二尺五。除非对这个体系失败的基本动力过程作方向性的改正，否则它那辆车难以回头上正路。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戴志勇访谈整理）

作者：盲从 留言时间：2020-08-12 21:53:18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苏联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俄罗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尽管各有各的特色。

作者：西边的雨 回复 新天狱博 留言时间：2020-08-08 01:53:36

“就说老高吧，他在美国最危急的关头最关心的是什么？赵紫阳、文革、土改…”

没问题呀？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听老高聊天，我喜欢，因为可以让人思考。在这个场子里想聊点什么新鲜的还要上哪儿去领许可证吗？不听话就按砸锅给办了？现在就算有人想恐怕也是个办不到吧？也许真能有那么一天？盼着吧，但愿别做了白日梦。至于说美国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就更是见仁见智了，美国这二百多年，甭管玩多大，最后总是洗洗睡，它参与弄死的大家伙就还真有几个。这回就真能轮到它自己了？自己信到了十足十没问题。可想让别人信，恐怕还得多整点干货出来。 现在这样料子肯定不够，让我捡，我还是让老高接着忽悠吧。

作者：新天狱博 回复 西边的雨 留言时间：2020-08-07 19:34:29

你难道没有发现吗？这些人一到美国体制问题就采取[闭上眼睛]或者[扭过头去]的态度，所以他们永远也看不到问题，这样他的结论就[正确]了。试想一下，如果今天习近平把中国新冠疫情搞成美国这般光景，老高还会不会只关注这些陈康烂谷子？

作者：荣浩 留言时间：2020-08-07 18:56:37

老是将前苏联比作中国，小编也太糊涂了一点。

作者：fangbin 回复 一冰 留言时间：2020-08-07 06:22:23

至少毛泽东还懂得表满上搞五湖四海，懂得适度平衡各派系。习这个二杆子，懂得个屁！习还想做毛泽东？就凭他68年的上了不到一年的初中毕业生？

作者：西边的雨 留言时间：2020-08-07 06:12:25

其实回望历史应该知道，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也没有谁有了保票可以保证永远不遇到麻烦，甚至是大麻烦。有鉴于此，想要制度长存，能挣多少钱之类的本事大概就是最不重要的了。这东西只有在能好好活着的时候才能显出重要性来，死到临头的时候，才顾不上这个。苏联在关键时刻输给了美国，输在什么东西上面？我看它是输在麻烦还是可以变成让它过不去的坎。美国就没有麻烦了吗？别那么幼稚，BLM不是还没消停呢吗？可这玩意可能会成为美国过不去的坎吗？恐怕是白日梦，道理很简单，美国经历过比这邪乎的多的麻烦，可洗洗睡总是最后一幕，还没例外过。真以为现在这点麻烦就能让美国玩完的属于吃错了药或者忘了吃药了。当然洗洗睡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的待遇，目前谁有比较大的可能会睡不成应该还是呼之欲出的吧？

作者：一冰 留言时间：2020-08-07 03:09:38

看来说习是毛泽东，还真小瞧他了，他的确是当世斯大林，奥布莱恩说的没错。

作者：双不 留言时间：2020-08-06 18:44:40

苏联寒冷，因此农业很艰难。

作者：fangbin 留言时间：2020-08-06 18:05:49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中共的最大错误就是认为，所谓“改革开放”与前苏联不同，所以取得了“三十年的伟大成就”。殊不知，这决不是什么共产党的伟大，而是中国人民的聪明与勤劳的积累与财富。中共唯一正确的是在毛后给了人民相对一些自由，这点可怜的自由就创造出这些动天地、泣鬼神之伟业。中国这个国家，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还可以创造出更惊人的伟业。从马斯克赞扬中国人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倪端。向社民党转型，采用国家联邦制，让中国的每一个省都成为北欧的一个“国”，是中国最好的出路。否则的话，只有我这样的人给共产党唱挽歌了。

作者：新天狱博 留言时间：2020-08-06 17:51:31

9年的实践证明作者的看法是多么片面，美国的[体系性问题]一点也不少。其实2008年的金融风暴在作者发此文之前就已经揭示了美国和整个西方[体系性问题]的严重，作者只是采取把脸扭过去不看的态度而已。川普的当选和4年执政，把美国的[体系性问题]暴露的更加彻底，今天美国500万人感染新冠，16万人死于新冠，美国政府今年财政赤字突破3万7千亿美元，总债务突破27万亿美元。美国种族冲突日益尖锐，左右矛盾激化，势不两立。在美国体制出现危机的今天，讨论中国[会不会摔下悬崖]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搞笑？

作者：李杜fan 留言时间：2020-08-06 13:39:00

把今天的中国和1990年的苏联简单的等同起来，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今天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模式，和当年的苏联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公知”天天想年年盼的“中国崩溃”，竟然过了三十多年还是没有盼到的原因。“公知”们只有立场，没有逻辑。只会发泄情感，不能做客观细致的经济学分析。他们简单地认为，美国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封锁，就会让中国像前苏联一样，顷刻土崩瓦解。让事实和时间教育他们吧。

作者：月光无言 留言时间：2020-08-06 13:14:31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太美好太理想，但与世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尤其违背人性，那么搞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的系统垮台也就是自然的事，不会出乎历史的预料。问题是九千万党员不管是老党员，还是对着党章正在宣誓的新党员，都不相信共产主义，都不相信共产党，那么对照苏联给中国共产党算命有什么意义？要算命，就给中国人算命，不要根据俄国人的生辰八字给汉人算命。呵呵。

作者：talkswitch1 留言时间：2020-08-06 12:21:21

虽然米国实力比中国高不少，好比中国在山腰，美国在山顶。不过中国上山，美国下山。中美那个会摔下悬崖，还真说不准。如果和前苏联类比，各样问题中国美国都有。美国的帝国晚期症状更为明显 美国早就被金融军工等各个特殊利益集团绑死了，政治极端化趋势现在日益明显，连老人政治都和前苏联如出一辙。 拿川普当主角，可以编一大堆前苏联式的笑话故事。

谢选骏指出：政治学者为何鼠目寸光？因为他们大多缺乏历史的纵向比较，终于免不了截取片断而流于刻舟求之弊，无法理解何为“历史命运”——正所谓“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啊！

《丁学良希望中共中央党校请马英九到北京做短期访问学者 舆论质疑可行性》（崔明轩 2016/2/23）报道：

马英九即将在5月交接政权，他的下一步要做什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出了个主意，建议他可以到北京做短期的访问学者，而最适合的学校是中共中央党校。不过有舆论认为，建议的可行性不高。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23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建议由中共中央党校在5月20日之后邀请卸任的马英九担任访问学者，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该校学员都是中共党政系统的中高级官员，他们最有机会把听课的内容融进决策思考之中；二是中央党校管理严谨，省却大陆高层对马英九讲课内容可能引发失控效应的担心；三是马英九卸任后，就算裸退，也还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中共中央党校作为一家党的机构，邀请他来对双方都名正言顺”。丁学良认为，邀请马英九卸任后到大陆讲课，首选的课题有两门，都属于中国大陆眼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重大关切点，且马对这两门课题也有扎实的根底。

至于这两门课都是什么，丁学良称，首先是“政治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未来中国”这个课题。他说，政治认同的分歧，大半是基于历史的根源，而马主政8年期间，力图把跨代的认同之争透过具体政策来化解，其中的得失甘苦，恐怕目前两岸三地的政界，没人比他有更深沉的感悟。第二门课是“海域和岛屿争端的法律问题”。马英九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位论文就是这个主题，丁学良尤其推崇马在任期最后阶段，顶着压力登上太平岛的作为。丁学良同时提到，马英九的讲课肯定不会百分之百符合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的尺寸，不过如果能够有30%的内容被接受，那也将大大增加北京决策机构的智源。不过，这样的建议可行性多大还是个疑问。

谢选骏指出：看来这个丁学良，不仅是个政治学者，而且还是一个政治掮客，甚至是个共产党，至少是个共产党的同路人——但是如此说来，他也就更加鼠目寸光了。难怪他的建议连出卖台湾总统职位到新加坡一游的马英九也无法笑纳了。

【081、中餐馆为何令人作呕】

《外卖，正在毁灭中国三代人！卧底拍下可怕真相》（ZAKER 2020-09-02）报道：

外卖正在悄然改变着中国三代人的生活方式。

无论你是学生、白领、还是退休老人，外卖都可以让生活变得更简单，整个过程你无需做饭洗碗收拾厨房，想吃什么，只要打开手机下个单，送餐小哥很快就将美食送到你手上。

可那些看上去色泽诱人香气扑鼻的美食，真的就像它们的外表一样吗？

1、不会做菜的餐馆，日销上百单

一个不会做菜的商家，在外卖平台上一天还有几百单的销量，三个人忙不过来，而且还能得到无数食客的好评，听上去很扯对不对？但这个时代，荒唐的事太多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你永远想象不到你每天吃到的外卖是怎么做出来的。

视频在这里：内容可能包含令人恶心的部分，慎点——很多小伙伴看完视频都表示：只知道外卖脏，但是没想到这么恶心！！！

以前在我们的认知中，很多无良餐厅和专做外卖的商家可能都是后厨很脏，蟑螂老鼠乱窜，或者是工作人员直接用手甚至用脚处理食材。但曝光的视频中，小编的三观又一次被刷新——原来很多外卖商家的菜根本就不是自己做的！只需要购买廉价速食包，然后将其浇在饭上再放入微波炉叮一下就算完事儿了。估计整个流程不超过5分钟吧。甚至有使用速食包的商家坦言：我自己也不会做饭啊！看来现在想开餐馆也很简单了，不用找切菜员更不用请大厨，一锅大米饭就能撑起一家店。

据报道，这样纯靠速食包撑着的餐馆，订单量大的时候三个人都忙不过来 我们卖过3000多块钱一天。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如果这些外卖的速食料理包制作过程干净的话，是不是比商家本身在卫生条件脏乱差的厨房中做出来的食物好一些？

但视频随后曝光的真相，才让人倒抽一口冷气。这些外卖速食包的制作过程，堪比垃圾堆里捡垃圾。我们那个肉，便宜货，远低市场价 外卖速食包的生产厂家内，一位工作人员正用铲子从一池血水中往外捞排骨粒。在拍摄者询问这些肉是否能保存几个月时，工作人员直接表示 这排骨粒都快放一年了。

我们的肉都便宜得很，进了十几吨，卖给那些外卖商家 就是图便宜，买的多。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料理包生产厂家名为杠岗香，百度百科介绍称：这家企业主要经营冷冻杠岗香料理包生产、研发、销售业务，业务覆盖安徽、江西、浙江、上海、山西、河南等 20 余省份，形成了以安徽为中心，辐射全国的冷冻料理包销售渠道。

根据简介来看，这家企业的规模及户已经快要扩散到全国了，可是无良商家用过期了不知道多久甚至也没有表明来源的肉。

成吨成吨的进货，再加工成料理包销往全国各地。爆料视频中，拍摄者还找到了杠岗香的管理人员，该工作人员更是直接表示：我们这里就一个冷库，库里面就是零下七八度，行不行也就这样了。这个库里面，夏天进来都出汗，跟桑拿房一样。很多原料买多了，不到保质期就坏了。

那么大家猜猜，在这样的工厂中，那些保存不当，还没到保质期就坏了的原料们，最后去哪儿了呢？在这个镜头下，更显讽刺的是，在杠岗香的百度百科页面上，赫然写着自己的优势是：斥资引进了领先国内的巴氏灭菌标准生产线，引进了荷兰科麦速冻生产线，兴建了约400平方的成品冷库。

配料腌制车间，杠岗香的员工表示：我们往牛肉中注射大豆蛋白，就是为了增加重量，那牛肉其实根本就没法吃了。在血水中反复掏洗已经放置一年的排骨粒，还要在其中掺加一些大骨头，连他们自己的工作人员都表示：这排骨，只有骨头没有肉。

用长时间冷冻的方式为已经产生异味的肉类祛味，无良商家似乎永远有办法将所有食材变废为宝。在杠岗香的生产车间内，原料都是过水解冻后直接腌制，掉在地上的肉片捡起来直接腌，而那些用来腌制食品的酱汁都是工作人员直接用手搅拌的。

属于配料腌制车间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工作人员正在用手和桶掏一些食物原料。原谅小编实在看不出来那到底是一种什么食物，只是那熟悉的黄色和质地，像极了人类每日在厕所中生产的废料。

到了烧制车间，菜做起来就更简单了——几口大锅放上油，所有食材都放进去一通炸：就油炸就行，油炸3分钟。最后这些食物进入包装车间，工作人员将其包装后销往各地的餐馆。我们的菜没有一个是炒的，炒菜好麻烦，全都是炸过一遍的，我们包的我们自己都不想吃。杠岗香的工作人员说道。这里的鱼香肉丝生产出来成本只有五六毛钱，到了市场上转手就卖十几二十块。

目前，杠岗香料理包行业在全国是排在第一梯队的，日产量我们是最高 我们一天 40 万份，其中外卖超过 50%，主要是做外卖的。我们在每个省都有代理商，一个月华东地区销售额大概一千多万，其中有几百万份外卖。

安徽杠岗香食品公司董事长助理、运营中心总监冯红武表示，目前该公司年销售额已达 2.2 亿元。其实这并不是餐饮业第一次被爆出来使用料理包了，早在今年八月就有媒体曝光称外卖商家使用料理包，只是当时的网友们还并不知道原来所谓的料理包制作过程如此恶心。

而相关外卖平台的负责人也声称：从现行法律来看，并没有禁止餐饮服务提供者对预包装冷藏冷冻膳食进行复热的规定。所以平台允许商家采用不同方式进行生产、售卖。

直到今日，料理包生产厂家的生产乱象被曝光出来，大家才明白——原来难以接受的并非所谓的复热食品，而是从食材选择到制作过程的食品安全问题。目前杠岗香的淘宝商品已经全部下架，同时在店铺首页发布声明，表示曝光食品系剪辑拼凑、后期配音合成，已经报警。

小编并未在淘宝搜索到任何有关杠岗香的产品——到底是爆料者不怀好意地剪辑了视频，还是速食料理包本身加工就有问题，我们只能静心等待调查结果。但关于食品安全，各方都已经喊了很久，但关于外卖并不安全的新闻我们还是依然能看到。

2、用脚踩出来的麻辣烫肉丸

几个月之前，@人民日报 官方微博发布的一则新闻，差点看吐了所有喜爱吃麻辣烫的人。在广东汕头工作的外卖小哥，在某麻辣烫店内等待取餐时，忽然发现这样一幕：在这家快餐店中，所有用来做麻辣烫的食材、配料全部被放在地上，看起来像是用来洗衣服的塑料盆里，放着一些肉丸。店主的儿子正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摆弄手机，而双脚便极其自然地放在了地上的塑料盆中，又踏又踩。

本以为只是不小心，结果一直到外卖员取餐离开前，孩子的脚依然没有从盆中取出。整个过程持续了整整 15 分钟，这期间，店家只是在一旁看着，并没有上前劝阻。当地卫生及监管部门在接到举报后，迅速到店进行了调查。对此店主只是回应说：我当时在忙没有注意到。他也是随意的，不是故意的。店主轻描淡写的两句话，将一切的过错都归为不小心。

然而一切真的只是意外吗？在之后的检查中，调查人员发现，该店不仅卫生问题令人堪忧，并且还存在从业人员缺乏健康证、食品贮存不规范等问题。

事件一经曝光以后，网友瞬间炸了锅。从相关平台的订餐数据来看，出事的饭店规模并不算小，而且销量也不算差。一次被发现了，难以想象在这之前，究竟还有多少次相同或类似的事件发生。我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到底吃下去了多少用脚踩出来的肉丸？！

就像网友 @要 cool 说的：这种人的良心，也被做成肉丸踩在脚底下了吗？

3、循环使用老油、回收剩菜

很多人觉得，点外卖只要点那些正规、高档的全国连锁饭店，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

前段时间，某视频网站爆出了一家星级火锅店，在长春、南昌、哈尔滨三地的门店，循环使用老油、回收剩菜等问题。店中的工作人员将客人吃剩的锅底端回后厨，直接倒进了一个大桶之中。沥一沥、重新加热一下，把里面上桌客人剩下的肉末、菜叶过滤掉，这样一份新的四川老油就可以重新当作外卖出售，里面不知道沾满了多少上桌客人的唾液和细菌。

会被吃进肚子里的尚且被如此对待，那那些不会被吃的呢？在执法人员之后的调查中，越来越多的令人作呕的猫腻付出了水面：在饭店的天台上，成桶成桶的摆着过滤过得口水油、喝水的杯子、碗筷居然和拖把放在一个盆里洗！用这样的餐具做出来的外卖，你敢吃吗？

4、外卖店用炒菜的炒锅洗拖把

你肯定没见过炒锅洗拖把。厨房里，堆放各种烹饪食材的地方竟然是老鼠们的粮仓。你永远不知道，当一份热气腾腾的外卖放在你面前时，它经历过什么！某某捞大家都爱吃，但是去年某大店后厨曝光的事件，还有多少人记得？

还有多少人记得又脏又乱的流理台，还有多少人记得那只在食材中乱窜的老鼠？今年初，在上海电视台记者的调查下，发现了一个食品卫生监管盲区：外卖送餐箱。一些配餐场所，送餐箱不仅没有专门的消毒柜，甚至就和拖把、抹布等容易滋生细菌的物品放在一起。

谈到送餐箱保洁消毒问题，一位外卖平台相关业内人士说：送餐箱没法消毒，食品卫生监督部门不管，我们也没有具体要求，脏的话就用纸巾、抹布擦一擦，外表看不出来就行了。外卖行业，处处都是这样没有监管的黑暗地带。

5、外卖不干净的同时，也正给地球造成重大负担

根据外卖类 APP 饿了么发布的中国外卖大数据，中国市场外卖用户规模达到 6 亿，2016 年在线外卖用户消费频次每周消费 3 次以上的用户占比高达 63.3%，外卖早已成为中国人就餐成为常规方式。

换句话说，按照这个消费方式，每周最少有 4 亿份外卖飞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至少产生 4 亿个一次性打包盒和 4 亿个塑料袋，以及 4 亿份一次性餐具的废弃。一个塑料袋的平均使用时间 25 分钟。

以外卖为例，它所承担的使命大致就是在派送中的十几分钟时间里，保证你的外卖不会和别人的混淆。使命结束以后，这些塑料袋就被送往垃圾场填埋，或者被直接倒入海中。问题在于，每一个塑料袋的降解至少需要 470 年。倒来倒去，地球总有被倒满的一天。

这些地球无法消化的塑料垃圾，最终都会通过生态循环系统进入湖泊、海洋，被海洋生物误食，又通过食物链重新回到我们的餐桌！前段时间，奥地利科学家中宣布首次在人类的大便样本中发现有塑料微粒，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警告！

那些被我们扔掉的，正在一点点还回来……

生活是自己的，健康是自己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无论多么忙碌，多吃蔬菜和水果，少吃垃圾食品，吃饭按时吃，睡觉准时睡。其实自己动手做一顿饭，也许并不像你想象得那么麻烦。对自己好一点，对地球好一点，自己多做几顿饭吧！

谢选骏指出：其实，不仅外卖如此令人作呕，堂吃也是不遑多让——老鼠屎、抹布屑、头发丝，都是司空见惯了的。饭店门口污染四流，饭店里面蟑螂乱窜，厕所臭气熏天就对着饭桌……中餐馆为何如此令人作呕？不仅因为业者污秽，而且因为食客肮脏——大家都像难民一样度日，因为中国已在百年内战中习惯成自然地贱民化了。中餐馆为何令人作呕？因为废垃就是如此德行。

【082、中共为何无法得到天下】

《李伟东：中华民国丢失大陆70年祭及战略检讨——兼谈大陆政治改革和稳定台海局势的两个建议方案·定稿》（2019年11月30日 波讯）报道：

目录：

 一， 不科学的历史认知及“民国派”的不现实建议

 二， 中共到底是如何得了天下的

 三， 国民党战略错误之一

 四， 国民党战略错误之二

 五， 国民党战略错误之三

 六， 真正的历史教训及大陆政改和台海关系的两个方案

笔者题记：很多年以来就想说说这个话题。心中充满悲凉地写完这一篇后，也就不枉我此生所学所思了。本文破解了一个历史难题，同时也拯救了我自己多年来因在历史迷雾中理不出头绪而矛盾挣扎的灵魂。能不能拯救朋友们的灵魂，那要看天意了。直面那段历史中所有争议性问题，并说出我自己的判断，需要勇气，因为几乎颠覆了所有人的历史认知。好在我是个有点勇气的人。我知道，我的结论还会引发新的争议，你可以不同意我说的，但请有理有据地驳倒我，我佩服跟我较真并驳倒我的朋友。

2019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108年国庆，也是她丢失大陆70年祭日。回首民国一百多年的艰难历程令人唏嘘。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最后功败垂成，抛下了五万万同胞，退守孤岛，被逼退出联合国，至今只剩16个邦交小国（海地可能也动摇了）。但令人赞赏的是，一个管辖土地只剩下台澎金马的微型中华民国，却能在蒋经国治下实现了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因而逐步实现了政党轮替式的普选民主政治，再次成为亚洲令人刮目相看的真正民主国家。然而，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巨大成功，目前也在大陆极权制度的压迫下趋于变形：从可以撬动大陆整体民主化的重要跷跷板，正趋向于跟大陆彻底脱钩，一个党纲主张独立的政党正在执政，一个“台湾国”只剩下一层待揭开的面纱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一百多年前，中华民国开国之父们的民主梦想，是否注定到最后只能成就一个岛国的民主政制？他们的历史格局，就只有这么小吗？他们那个全中国的民主梦还能实现吗？

另一方面，被抛在大陆的五万万同胞，在历经了28年磨难、被各种运动整死饿死几千万人之后，才终于吃饱饭并逐步过上了比较富裕的日子。但他们的基本民主权利至今不能实现，仍在极权统治之下。而这个极权政体正咄咄逼人地准备“收回和统一”台湾，将民主的和缩小了的中华民国彻底灭掉。70年前那场大决战，并未彻底落幕，新的决战正在到来。台湾和大陆人民的历史命运都取决于这场迟到了70年的决战。历史的天枰将向哪一方倾斜？2300万台湾同胞和14亿大陆同胞，正处于惴惴不安之中。

中华民国110年之后，她的命运到底是蜕变成一个微型岛国，还是仍有撬动大陆民主之踵的能力，神奇归来？《中华民国颂》里的那句歌词：“千秋万代，直到永远！”，还能如愿吗？蔡英文总统在刚刚结束的中华民国108年庆典上发表了《坚韧之国 前进世界》的演讲，呼吁抵制一国两制，坚守“中华民国台湾”六个字的共识（中华民国=台湾）。而国民党则以中华民国创国党的身份发出批评：蔡英文总是把自己说的似乎与中国无关，正在为台独铺路，如果再让她执政四年，中华民国将在她手里粉身碎骨。韩国瑜则发表《两岸政策白皮书》，既反一国两制，也反台独，提出“爱台湾，护中华；顾腹肚，拼未来”的竞选口号。

台湾的命运在中华民国丢失大陆70年后仍然与两个中国纠缠不清，这种纠缠到底会给两个中国和台湾带来何种结局？

让我们回到70年前，看看那场决定命运的决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有什么经验教训可对今日即将到来的新决战提供宝贵借鉴。我以此文作为中华民国丢失大陆70年之祭文，并尝试作出70年来从未有过的深刻战略检讨（说句玩笑话：这笔老账该算算了）。

在这篇长达四万多字的论文中，我根据对历史进程的研判，提出了解决困局的三个战略性方案：一个是时空穿越性的《1946年民国宪政改造方案》（意在通过沙盘推演，看看能不能帮蒋公找到一条破解当时困局的出路。这是一个无法挽回历史的马后炮。但对未来中国大陆的政治前途也许有借鉴意义）；第二个是《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议方案》（意在推动大陆沿着一个现实可行的路径推动政治改革）；第三个是《大中华邦联方案》（意在稳定台海局势和给台湾扩大国际生存空间及给大陆实现和平统一提供一个新思路）。但这些方案都要随着对历史演进的经验总结顺势提出，因此请您耐心读下去。读完了，敬请批评，我可能按您的意见修改，所以我在本文标题下定义为讨论稿。

一、 不科学的历史认知及“民国派”的不现实建议

大约从15年前起，中国大陆和海外兴起了一股重新研究民国宪法和民国制宪经验对当下中国的特殊价值的民国派思潮，甚至出现干脆主张民国复归或在大陆重建的思潮（只是思潮，尚未形成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改革已死，民国当归”（陈永苗）。记得大约同时我提出“改革已死，革命当立”的口号（革命是指制度转轨，形式可以从暴力革命到颜色革命到自我光荣革命等很多种，我当时主要呼吁和鼓励共产党自我光荣革命）。民国复归派有几位很有影响的理论家，如辛灏年、丁毅、陈永苗、封从德、王雪笠、阮杰等。他们的主要观点是：1、在对共党极权无可奈何之际，应该改变思路，呼吁重新看待民国47宪法对当今中国的价值，呼吁重建民国，或干脆呼唤民国当归，因为只有中华民国才称得上是“新中国”，而共产党自我标榜的新中国，不过是专制主义的历史复辟。张博树在评价辛灏年这个历史定义时说：灏年先生独立思考，精神固然可佩，但这种理解历史的方式却出了问题，犯了和共产党解释历史时“非黑即白”且“一贯到底”的同样错误。其实，无论国民党的历史还是共产党的历史，都不能用这样的线性方法来解读，因为它至少会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参见张博树《“共和”60年》）2，中华民国是华人世界的民主样板和100年来硕果仅存的华人民主努力的优秀成果，不应让其仅在一个岛上存在，应该继续鼓励其光复大陆或在大陆推行民国宪法；3、中国不用到处搬用民主经验，本有现成的属于中国人自己独创的民主体制（五权宪法和总统与内阁分权的混合政体），只要在大陆推行民国1947年初颁布的宪法（即所谓47宪法，因其于1946年末通过，所以有时也被称为46宪法），就可以迅速填补共产党倒台后的宪政真空，实现制宪和大选，完成民主转轨。但他们没说如何能让共党倒台，似乎民国复归战鼓一响，大陆共党政权就呼啦啦大厦倾倒了，人心也望风而归（因为天下苦秦久矣）。封从德在上述前提下反复强调从民变到兵变再到政变的思路，只是从来不说大陆整体民变如何会发生（他们一直被大陆的少量民间抗议所鼓舞，视为民变在即。也从未总结为何民国在1948年也激起了民变，失去民心后，在共党打击下导致失败）；4、在总结70年前国民党如何丢失大陆的问题上，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由于苏联帮忙（给钱给枪）和共党邪恶地蛊惑了人心。如同老电影里的台词：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

民国派思潮出现后，除了在国内和海外部分反对派中得到一些响应外，至今无法形成运动。另有一些激进的海外反对派则大力支持台独，自然反对什么民国复归。最尴尬的是在台湾的国民党一直视而不见，从未响应和支持过，说明他们早就不想什么反攻大陆的事了。民国政府如今在试图摘了民国牌子的民进党手里，就更谈不上支持了。只有如我这样被误称为“统派”的学者，与民国派在社交媒体上有过一些深度讨论，但也是零碎和不系统的。我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上：1、民国派对1949年国民党丢失大陆之历史教训的讨论是相当肤浅的，找不准当年失败的原因，很难谈到什么复归。2、轻率地把1947宪法拿到今日中国来用——在民主转轨时刻，也是对今日中国知之甚少的表现。经历70年巨变的大陆，人心和经济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难以嫁接47宪法的变化。如果真有转轨的那一天，47宪法也只能是个参考文本。大陆的立宪需要另起炉灶。

言归正传，咱们回到70年前。

二、 中共到底是如何得了天下的

中国这个自秦始皇以来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大帝国，虽然历经朝代更迭、大一统短暂崩塌、少数族裔统治（有人说元和清都不算中国，但无论中华民国还是如今的共产中国的官方史观仍然根据道统和文化传承确认元和清都是中国），但统治集团的几个基本理念一直保持着并世代传承和顽固不化，成为一种统治基因，哪怕某个具体的统治者在年轻时一定程度接受了另类思想（如民主），也会在实际掌握统治权之后逐步蜕变成“准皇帝”一样的威权统治者（如孙中山和毛泽东），这几乎是中国彻底实现民主化之前的历史宿命。这几大统治基因是：1，大一统（无论谁当政，如果没有统一就一定要实现统一）；2，中央集权；3，如果不能建立起帝制，也要共推一个领袖——准皇帝（换句话说：天无二日）；4，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王败寇（中央政权无法协商或民主产生，只能实力为王）。这种统治基因在20世纪初撞上了民主大潮，专制基因与外来的民主浪潮博弈了100多年后至今仍未见分晓。奇特的是，这种大博弈大冲突，实际已经发生了三次：1911、1949和1989（六四事件是后话，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现代中国近110年的历史表明，在世界第一次民主浪潮席卷而来之时，拥抱民主还是维护专制，或者在两者之间寻求变异的混合模式，不仅是裹挟所有人的大潮，更是争夺统治者的那些精英们内心的张力和冲突。这种民主还是专制的冲突一直左右着自1911辛亥以来近40年的历史。中华民国从民主开端，到1949年却被以“蒋家封建王朝”的污名赶出大陆。那场内战和革命，从1949年的视角看起来（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看中国）都是有一个更接近民主的、有朝气和清廉的政治力量战胜了蒋氏弱势专制力量，“人民当家作主”了。不管后世如何揭露当时全世界都上了共产党的当，但当时的人民和主要西方国家都认为是“准民主”在中国的又一次胜利（英国1950年1月即承认新中国，美国1948年后基本放弃了对国府的支持，韩战后才恢复支持）。毕竟新的中国看起来是个多党政治协商出来的“准民主”政体，并同样承诺大选，比败走的国府更民主更廉洁并获得人民支持。

我们姑且先承认后世史家普遍认可的结论——从共产党后来的倒行逆施往回推导出来的结论：共产党欺骗了全世界，那我们来看看共产党在哪些方面骗了世界。大约八年前，我曾经在新浪微博上发表短文，总结了共产党的五骗：1，骗农民给土地并且鼓励破产农民血腥对待地主，从而没了退路，只好跟着共产党走；2、骗工人说自己与工人阶级是同阶级而且是他们的先锋队。实际自向忠发（一个镶着金牙和左手有六个指头的淮盐商船大副，1928年7月在瞿秋白被罢免之后在中共莫斯科六大上当选为政治局主席，按习惯称之为总书记。由于特征明显并被已叛变的钳工出身的顾顺章指认，国民党特务于1931年6月将其逮捕，向忠发随即叛变，但还是被处决了。向叛变导致在上海的中共总部再也无法隐藏，只好投奔江西苏区）之后，共产党领导层一直由左翼知识分子和知名将军组成，工人党员的忠诚度一直不被确信；3、骗全国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说共产党才代表中国的民主方向；4、骗苏联说自己不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是真马列主义，政治路线是（经苏联同意的）先搞新民主主义，最后实现社会主义（说他们骗苏联是因为自1958年起，中国共产党就不搞社会主义了，要超越苏联一步迈进到共产主义）；5，骗美国说自己才是中国的民主政党，代表中国的民主方向。由于以上的成功欺骗，共产党在1948年前后赢得了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苏联和美国的共同支持，因此才赢得了最后胜利。这个五骗的总结曾经赢得很多点赞，并被认为远远超过了民国复归派关于共产党仅仅是靠苏联支持取得成功的简单认知。

但经过近些年的深入思考，我注意到上述总结仍然是历史的皮毛和表象，并非历史深处的逻辑。虽然历史给出了如下事实认定：1，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第57个支部，是拿着苏联卢布起家的；2、1924年起，苏联指使中共混入国民党高层和北伐军，试图逐步取国民党而代之；3，1930年代初，苏联指挥中共在江西武装割据和独立，成立了背叛民国的苏维埃共和国；4，1945年苏联攻入中国东北后，给了中共大量缴获的日军武器及整编后的三万关东军和约三个朝鲜师，并在林彪进入东北初期失利时，让他们退入苏联和朝鲜保存实力。但这些都不是中共取胜的根本原因。

第一）前面提到的五骗虽然从表面看是合理的，但深入分析仍不能百分百地确认就是骗。中共的确兑现承诺，给了农民土地（历史代价是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地主）。但从1953年开始三大改造起，为了与苏联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才再次剥夺农民土地，合并成人民公社。后来从1979年起（全国普遍实施是从1980年起）又用承包方式事实上再次还给了农民土地，一直至今。从1947年中共各“解放区”土改开始，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农民实际得到私有土地约五六年时间。这股巨大的历史动力足以动摇这个农民大国原来的统治基础——国民党只做了有限的减租减息工作。

第二）中国的产业工人本来就人数不多（1940年代只有数百万），由于从1920年代起共产党就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传播阶级论调和剥削认知，工人中认同共产党说教的人很多。共产党的逐步壮大让工人阶级看到了自己未来将上升为领导阶级的光明前途，自然跟着共产党走。而实际上共产党从来就看不起工人（自向忠发之后），经常用流氓无产者的定义敲打工人和雇农，自己则以工人阶级先锋队名义去领导工人阶级。这一点，傻傻的工人阶级到1980年代在国企下岗了都没弄明白。

其实，那场持续半个世纪（从1908慈禧光绪去世到1949共产党得了天下）的中国命运大决战，不过是一帮右翼知识分子（国民党）和一帮左翼知识分子（共产党）裹挟工人农民乡绅和资本家的大决战，是中国知识精英在选择中国道路问题上的生死对决。最后是打着“更民主”旗号的左翼知识分子（共产党）取得了胜利（我们后来会逐步发现所谓“更民主”其实更接近民粹主义）。民主这个舶来品真是让全中国的知识精英都着了魔，至今还纠缠其中。当下的中国又在“到底是威权统治更好，还是民主更好”的争议之中动荡并殃及香港，而且这种争议正在波及世界并改变着世界的“头脑生态”。其实如今的共产党正在蜕变成1948年的国民党，在威权还是民主的困局中挣扎。

第三）民主浪潮不仅冲击到国民党和共产党，让这两个精英党陷入民主还是专制的搏杀之中（客观地说，两党领袖在民主和专制的选择方向上都有双重取向，内心里真正想的是到底用哪种手段更能独霸天下），他们都是“内专外民”的（内心专制，表面民主），关键是看谁能让百姓和国际相信自己是更民主的（从国共两党对民主宪政的认知程度而言，国民党是超过共产党的，可惜策略欠缺）。可悲的是，一场让数百万人丧失生命的内战，表面上争夺的却是谁更代表民主？如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武斗，争的却是谁更“忠于毛主席”。

那么，既然两党都标榜自己要民主，为什么不能合作建立民主政府呢？他们表面上也这样做了，但后来都由于实际利益冲突撕毁了协议（共产党要政府中的14个部长席位，国民党不给；国民党让共产党裁军，共产党把正规军裁成民兵应付），陷入全面内战。这就苦了两党之外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他们本想在抗战胜利后可以看到和参与一个民主的新中国的建设了，现在两大领路人却陷入了内战，迫使他们不得不选边站。

那么选边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谁更民主。从国共重庆和谈开始到共产党占领南京的四年间，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进行了艰难的选择。如果说他们都被共产党骗了，也不尽然，因为他们都是很有智慧的文化人。从1946年李公仆、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开始（后来史家挖掘出李公仆死于部下暗杀，与特务无关。还有一种说法是闻一多死于共产党特工暗杀，为了嫁祸国民党——不能完全证实），共产党就指控国民党是特务统治和专制政府。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撰文指责国民政府特务统治并说共产党更代表民主方向。知识分子的心就倾斜向共产党了（不管后来如何证实了共产党的阴谋，都难以改变当时的人心向背了）。

再看到国民党的“劫收”大员们迅速地“五子登科”陷入腐败，再看共产党干部战士的同吃同住甘心清贫，知识分子就更倾斜了。再进一步看到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当时还是温和的，并没有打杀地主）更符合农民之心，就觉得共产党要得天下了。再进一步看到来自美国的考察团赞扬延安和边区的民主作风和民主实验（用黄豆投入碗中当选票），就更相信共产党要民主是真的了。那边厢国民党背上了暗杀知识分子的污名，这边毛泽东却在窑洞里与黄炎培（后来的副总理）大谈用民主方式跳出专制循环的历史周期律。知识分子的观感就可想而知了。

第四）关于如何骗了苏联，前面已经谈到。中共开始也是对苏联亦步亦趋的，新民主主义方案是苏联帮助制定的，政治协商方式的新政府也是苏联同意的，苏共也没有逼着中共快速进入社会主义。只是斯大林一死，毛泽东就看不上赫鲁晓夫了，觉得自己可以当共运领袖了，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超越苏联的社会主义，率先进入共产主义了。前面还提到中国统治集团的大一统和独断乾纲的统治基因，此时毛泽东独掌了大权，一言九鼎了，统治基因中毒素就爆发了。

第五）美国如何被骗有后来麦卡锡主义时期揭发出来的材料为证，美国也讨论过失去中国大陆的得失，有心人可自己找材料参考。但说就是几个白人傻子轻信中共，也有失偏颇。因为中共当时不完全是欺骗。从中共对未来中国政体的选择倾向上看，可能更符合美国利益，不然他们就不会阻止孙立人追杀林彪，也不会对国府禁运，也不会派五星上将马歇尔来中国说和，更不会成立军调处，一直像维和部队一样不让两边扩大战争了。美国一直到国府丢了南京，司徒雷登大使都没有像苏联大使一样跟着国府跑去广州，而是在南京等着共产党来谈判，或许为了建交。直到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才明白，一个巨大的中国，已经脱离美国的掌控，“一边倒”向苏联了，世界的冷战天枰倾斜了。

我们再来综合评价一下共产党的骗与非骗。

综上所述，如果说从1945到1949 ，共产党就是跟全中国及全世界玩了一个民主骗局——根据该党后来的行为（包括1957年镇压知识分子、1958年狂热建设共产乌托邦饿死数千万农民以及后来的文革极权专制所制造的种种灾难等），往回倒推出十年前的行骗意图，那这也是一个充满战略思维和取得了极大成功的骗局，是一群高手将世界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骗局，可以说是无人可以逃脱的骗局。共产党的行骗技巧有这么高超吗？这多少有些说不通吧？就算是共产党高层囊括了当世所有高级骗子并骗了所有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以及共产党的几乎所有基层党员，都没有主观行骗的故意，他们是真诚地在为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而流血牺牲顽强奋斗。很多人到死都不会想到他们的党后来会蜕变成一个领袖独裁并疯狂地镇压人民的党。如果说那些牺牲者，从一开始就与党魁合谋做一件惊天骗局，为了把中国带入人间地狱，并为此不惜反叛和推翻当时的合法政府，那真是侮辱了他们的善良和真诚。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如前所述，共产党不过是中国知识精英中的左翼激进分子，他们当年真的在追求民主。只不过他们要的民主更具有民粹色彩或真诚相信所谓阶级民主，也嫁接了中国古典的天下大同、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四海皆兄弟、穷人翻身当家作主、天下无欺压、天下无腐败的农民乌托邦式的民主（在他们的理解中，上述定义也就是社会主义。这如同孙中山曾明确宣称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个中国农民和知识分子憧憬中的民主模式，其实还暗含一个“人民领袖和大救星”的位置，说到底就是对一个与人民打成一片、为民做主的好皇帝的需求。毛泽东曾宣称他的民主是囊括了东西方民主精华的最好的民主：兼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三民主义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说到底，1949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实际是两党民主方案的大比拼：国民党拿出了一个很好的47宪法并实行了普选（47宪法以46政协会议讨论为基础，共产党也参与了起草），但人民更喜欢共产党拿出的更倾斜于普通民众权益的民粹民主方案。

共产党方案节制大资本、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照顾工人的劳动权益、更注重言论自由（后来实际这么做的是另一回事）、更尊重在野的民主党派、更看重廉洁和亲民、更看重人人平等、更看重国家主权和安全。很遗憾，一个具有右翼保守自由主义精神和更接近现代民主形式的宪政方案——国民党的方案，输给了一个更民粹主义的民主方案，还暗合了一个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这场大比拼，国民党首先在政治上输了，其后的军事失败，不过是政治输了之后的必然结果。至于苏联支持共产党之类的事情，不过是这个大历史逻辑的细微末节。张博树说：总的来说，內战時期的中国共产党，志在宏图，政策基本得当，懂得自我約束，也善于自我宣传，确实贏得了越来越多“解放区”乃至“国统区”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反观国民党作为当時中国的当权党，却在抗战期间就已身染腐败重疾，战后更是迅速走向败落。（引自《“共和”60年》）

如果说共产党不是骗子，只是迎合了民众的实际利益需求，那么，毛泽东是不是骗子呢？也不是。他虽然被评价为没读过洋书包括马列原著、没出过国，就是一个充满痞气的农民小知识分子。但自遵义会议上共产党的领导权落入他手之后，共产党在抗战中利用日寇入侵造成的国府管辖断层竭力发展壮大自己，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成功的被后世史家称为欺骗的运作，其实都是战略家的大手笔。新民主主义路线的制定游说直到成功也是极有智慧的。他也不愧是个一流的军事指挥家，梁漱溟曾经在国民党军事家蒋百里那里听说了抗日持久战这个概念后，来到延安找毛泽东彻夜深谈，惊讶地发现毛泽东不仅同时想到了持久战，而且已经把怎么打持久战、持久战的三大阶段及具体的用兵之道说的头头是道。黄炎培去见他时，又发现他不仅懂民主，而且对运用民主解决专制循环充满信心。这都不是骗局，只不过毛泽东最后操作这个民主时，把它变成了民粹式的大民主。如果说他是个农民，那也是极为狡黠的农民。他并非不懂民主，而且对民主的模式和运作都很熟悉，不然不会在与国民党的制宪争议中逐步占上风（但他并不信仰西式民主，他信仰和实际要实现的是阶级民主，要搞的是“民主集中制”）。他也没有从抗战胜利起就存下了一颗用民主骗术独霸天下的心。他曾经设想让国民党把他们融入新的联合政府，从此开始进入议会斗争时代。他也没想一开始就发动内战，因为1945年共产党的实力只及国府的1/4。内战兴起时，他也没想到只用3年多就赢得天下。能不能赢，他根本没有把握，所以做了与国民党再打十年的准备。所以，抓住民主这个人心所向的法宝，并把共产党打造成民主先锋是他真诚的政治战略，并希望籍此让共产党胜出。他取得天下后，也兑现了民主承诺——组建了多党协商出来的联合政府，并成功运作了五六年。

但是，后来他变了，前面提到的统治者基因开始发挥作用，同时共产党原来就把新民主主义政治当成最低纲领，而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成最高纲领。个人崇拜和领袖欲望及新民主主义政治取得的阶段性成功让他忘乎所以，逐步蜕变成十分霸道和完全根据个人喜好行事并强势超越共产党自己确定的革命阶段论的暴君（历史学者挖掘出他从延安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劣迹斑斑的独裁者了。是的，但那时总体上是隐性的，党的基层和外界并不知道）。他开始背叛共产党与国民党争民主时代的民主承诺，逐步陷入一党独裁和个人独裁，开始醉心于在国际共运中争夺领袖地位，并为此不惜改变土地制度（搞人民公社）和工业制度（搞计划经济和国企主导）。直至把党内还有一点民主作风和亲民之心的同志逐一打到，甚至不惜为此发动文革，直到把中国折腾的濒临崩溃。还是没有忘记争夺国际上的领袖地位，当不了共运领袖，就去当“丐帮”（第三世界）领袖。

毛泽东是共产党民主承诺（仅在承诺时间长度意义上）的背叛者和造反派。由于他的背叛和留下的种种恶果，使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天下时的诺言成了一场大骗局，累及那些为民主自由英勇牺牲的烈士也都跟着成了骗子。今天的舆论甚至经常调侃埋怨蒋介石当年剿匪不利，让共产党后来坐了天下，导致几亿人缺衣少食，甚至被大批饿死，毫无人权可言。也因此，在他死后，他的党内同志造了他的反，批判了他的“晚年错误”，在经济上做了拨乱反正（只完成了一半）。因此，今天习近平强调不忘初心是对的，但不是什么不忘共产主义初心（这个共产主义的初心，根据历史经验早就该搁置了。我们最后一节再讨论），而是应该拾回争民主自由的承诺和初心，才能无愧于那些牺牲的烈士。

中共虽然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理念成立的，但到1940年代全党最低理想就是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共产党主导的民主），并且那些老一辈革命家基本都认为自己一生能实现新民主主义就不错了。建政初期也确实按着这个路线在走，所以才有开局欣欣向荣的气象。只有毛泽东和党内极左派忘记和背叛了这个最低纲领和民主承诺，当然毛也有抑制腐败和不忘本的理由。为了压制全党意见他残酷地搞起了党内路线斗争，并把民国黄金十年培养的和建政后从海外归来帮助建设的近300万知识分子都打成了右派和右倾，几乎葬送了他们的一生。而且为了与苏联争夺共产圈的领导权，发疯似的搞起了共产乌托邦，改变了新民主主义的工农业经济制度，使经济几近崩溃，饿死了数千万人。在刘少奇陈云等努力恢复经济（给了农民自留地农贸市场等有限自由）的三年中，他还是不服输，用一系列阴谋诡计卷土重来发动文革，把他的同事都打到，继续沿着他1958年的共产乌托邦路线狂奔，直到把经济彻底搞崩溃，全国再次陷入内战。

毛泽东成就了新民主主义的大业，但他随后就背叛并砸烂了它。他一生不过是在为一个农民式的大同世界理想在奋斗——无处不均匀、不患寡而患不均（他的确实现了这个理想，只不过是无处不贫穷的平均主义）。毛泽东是尚有一些追求民主理想气质的共产党的毁灭者（当然，共产党理解的民主与我们今天不同，他们要“无产阶级民主，批判资产阶级民主”），他亲手毁掉了人们曾经尊敬和佩服的共产党。他临死前其实面对着后半生的重大失败和由他导致的深重灾难，像一个后继无人的悲情帝王。我希望中共能够对得起自己那些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的先烈，主动来一场光荣革命，升华到为实现民主而且是普世民主而奋斗的轨道上来。

[关于共产党如何用阶级民主论赢得胜利的理论和现实逻辑，及与马克思列宁的历史渊源，及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历史渊源和模仿列宁党给国民党造成的弱势威权问题、最后失败的原因等，我专门撰写了《中共如何借助阶级民主论赢得天下及历史教训》一文，做了详细论述，请参阅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9/11/201911182245.shtml。还有我的相关演讲视频：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9/11/201911190927.shtml。

由于本文主要从国民党为何失败角度探讨历史，所以共产党这个侧面的问题，就另文探讨了。]

[本节的结论引起了巨大争议。初稿发表后，有两位很有深度的作者发表文章对我逐条反驳，一位是孙大骆先生（《李伟东70年祭政论文是失败之作》），另一位是杨子立先生（杨先生针对我写了两篇驳论：分别是《与李伟东商榷〔民国丢失大陆七十年祭〕文史实》和《也论国共内战中共产党的胜利：再与李伟东商榷》），王庆民先生对杨子立先生的驳论做了反驳，也同时批评我的若干观点，我基本同意王先生的看法。但本文还是要讨论一下孙先生和杨先生的意见。作为本节的重要补充。孙先生对我全文进行了批判，但我认为把本节的问题说清楚后，其他问题在逻辑上就不用说了（孙挑的技术性错误我都遵照改了并致谢）。

孙先生首先对我的文章立意做了定性批判：“这个文章在政治上是保皇的，在思想上是保守的，在对于历史的总结上是错误的，在历史的假设上是脱离历史现实的，在对未来的政治设计上是貌似进步实为倒退的。···当年中共宣传的民主方案恰恰是在糊弄外人尤其是在糊弄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同时这个民主方案也根本不是激励解放区的广大老百姓和其官兵舍生忘死的为中共打天下的思想动力和拼命的原因”。

然后他的论述却让我有点不谋而合之感：

“简单的说，中共胜利的根本原因就是实行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路线------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武装头脑用苏联共产党列宁斯大林式组织形式建立一个信仰坚定朝气蓬勃廉洁奉公的干部队伍（党的建设）然后又制定一个能抓住民心的打土豪分田地的类似土匪强盗式的暴力土地政策。这样就立刻得到了民心，使千百万贫困农民摆脱了几千年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成为土地的主人成为一个有一定独立人格有基层自主权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农民（苏维埃农会妇救会青救会武委会儿童团，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这些翻身的农民在经过干部的有力的明白的政治思想工作便焕发出全部的精神积极性抱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参军参战视死如归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以保护自己的胜利果实。”

“而在这样打破所有社会秩序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和军队及人民的面前，国民党的政治路线正相反，即仍然按照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传统的法律契约行事，仍然维护几千年的土地政策和封建宗法关系使千百万农民仍然没有自己的土地并严重依附于地主豪门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当然蒋介石政府也想实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使农民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可是国民党的土地政策不是名正言顺的暴力抢夺地主的土地而是用国家的钱赎买地主的多余的土地再无偿的分给农民。可是国民党没有钱也就没有及时的实行这个土地政策。这样，千百万人心就被共产党争取过去并为共产党打天下所用，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中国，在双方动员各自的农民争天下的过程中，国民党的千百万农民士兵不知道为什么打仗，当然也就没有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的牺牲精神，国民党的军事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而千百万的农民对于什么自由民主的概念是不闻不问毫无兴趣的。农民只对自己的土地财产有兴趣。”

“当然，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看，失败的国民党却代表了正义，胜利的共产党却代表了非正义。”

“但是共产党的合符国情的政治路线的结果还要通过武装斗争来体现。恰恰是共产党的军事战略又远远高于国民党的军事战略，国民党的军事失败也就会直接导致政治的失败了。”

“一句话，共产党的胜利是政治的胜利，但绝不是李先生说的是共产党的民主方案高于国民党民主方案的胜利。恰恰是共产党的这个民主方案是对外的最大的谎言，这个谎言怎么会成为共产党得到天下的根本原因呢？”

“在这个物质实力相对劣势的情况下双方的精神层面的因素就会上升为主要的因素，即政治路线军事战略人的英雄主义的意志和民心之类层面的东西。在这个精神层面共产党是远远的高于国民党的。”

“就是说，在1945年之后，双方表面拼的是物质实力武器装备实际上拼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即政治路线军事战略战术人的英雄主义意志和民心向背。既然在物质环境层面共产党已经接近了国民党在精神民心层面共产党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国民党，那共产党得天下就是必然的了。这才是共产党得天下的根本原因，而绝对不是双方的民主方案高低的问题。”

“只是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各种导致胜利的因素在共产党的身上逐渐的累积起来，在加上毛泽东的深谋远虑的智慧的人为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加上国民党蒋介石犯下的各种错误又从反面配合了共产党毛泽东的路线的正确，二个不同的正负因素相抵，共产党必然胜利的规律才会形成并运转起来最后导致一个物理结果------共产党得到了天下。”

好了，引述到此。我之所以抄录一千多字孙先生的原文，就是想让读者看看，当给自己先框定一个政治正确的前提——共产党是靠欺骗上台的，并用共产党后来统治的恶果往回倒退当年胜利的原因时，会产生何等自相矛盾的论说。

我在推特上早就说过，胜利者并不代表历史的终极正义，失败者秉持的宪政民主理念在当时未能实现，不等于没有未来价值。但分歧在于，胜利者虽不代表终极正义，但他的现实主义路线——即新民主主义方案，暗合了当时中国现代化的总方向（如张博树的论述），这个总方向包括节制资本、扶助工农和尽快提升生产力。在宪政和贫穷两大问题同时摆在面前时，如果不能达成宪政合作，那么就应该把解决贫穷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才是人民最急需的。用暴力土改来解决是手段错误，不等于农民急需用均田来解决粮食问题这个前提不对，也不能否认均田带来解决贫穷的效果和对人民向心力的凝聚。孙先生自己已经论证了这个效果：使千百万贫困农民摆脱了几千年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成为土地的主人成为一个有一定独立人格有基层自主权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农民（苏维埃农会妇救会青救会武委会儿童团，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这些翻身的农民在经过干部的有力的明白的政治思想工作便焕发出全部的精神积极性抱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参军参战视死如归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以保护自己的胜利果实。···而千百万的农民对于什么自由民主的概念是不闻不问毫无兴趣的。农民只对自己的土地财产有兴趣。

我说的新民主主义方案，不是仅指毛的一个书面报告。我早就写清楚了，是指一整套对当时国府体制的政治改革方案，是一套看起来充满民主和廉洁气息及朝气蓬勃的新建国大纲，即孙先生肯定的政治路线。是政治路线对头（只针对当时态势而言，不是说它指向的共产主义终极道路而言），共产党才赢了。看看孙先生的论述，是不是在重复我的话：中共胜利的根本原因就是实行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路线，···这样就立刻得到了民心。···一句话，共产党的胜利是政治的胜利。···国民党的政治路线正相反，即仍然按照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传统的法律契约行事，仍然维护几千年的土地政策和封建宗法关系使千百万农民仍然没有自己的土地并严重依附于地主豪门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政治路线的胜利，就是新民主主义路线的胜利啊——共产党当时没有别的路线啊，怎么能简单判定是欺骗呢？共产党自己一开始就声明这是初级纲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共产主义。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怎么是欺骗呢？那么多人愿意跟着走，不觉得被骗，除了农民现得利的自私心起作用，还因为共产道路通往新奴役这个判语，在当时还是个未被证实的结果，大家都不懂——包括共产党自己。他们真诚地相信阶级民主就是代表大多数的民主，他们就在为人民解放而奋斗。胡平先生的文章《天堂的理想与现实的地狱》就论述了这个理想很丰满，结局很残酷的故事。但理想在当时就是傻傻的理想，不是有意欺骗。不能用后来的结局倒推证明当年那些人们的主观骗意，这是一个中国左翼精英们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时对历史方向的误判，是一个大悲剧。如果不这样理解，孙先生又如何来否定您的老干部令尊当年参与土改时的心里志向和自我评价呢？

理解当年共产党的路线暗合现代化总需求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大历史的总脉络至关重要。不光是可以看出共产党胜利和国民党失败的真实原因，还可以判断今日共产党继续选择的道路错在哪里。应该往哪里走，才是正确的。当然，孙先生希望我能提一个一步到位的宪政民主方案，而不是给共产党“续命”的改良方案。他甚至据此认为我就是想让共产党千秋万代的。我只能苦笑：让共产党千秋万代，我建议它改名干嘛？我理解民主派想让今日中国走上宪政民主的急迫心情，因为我自己就是宪政民主派。但一步到位的方案比比皆是，不用我提。而让共产党自然转轨的方案却不多见——我的算之一。用共产党自己的思想资源说服它认清自己的历史和未来，先迈出艰难的第一步，是不是比急火火的打倒方案更符合实际情况？略说止此，我相信孙先生会明白的。谢谢孙先生花费大量时间撰文与我讨论，启发之处良多。不过有几句话我还是要说一下，以孙先生的学识和文采，怎么会相信郭大骗子的一句谣言？把我说成什么王的军师，而且当成结论定语反复贬损式地提起？似与先生的品格和智商都不符。咱们平等讨论观点见解，你用贬损式语句，是不是就像大批判文章了？

杨子立先生写了两篇文章与我商榷，学术功力很不一般，让我受益匪浅。在此我就不引用杨先生的原文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我不引述的原因是在杨先生的大逻辑下，他的论据和结论都没有问题，是自洽的。我不同意是因为我与他大逻辑不一致，因此对同样史料和历史过程的观感不同。所以我不去跟你争辩具体历史细节。只讨论一下历史大逻辑。

杨先生的大逻辑与孙先生一样，也与很多民主派人士的历史观一样，认为共产党的全部历史都是罪恶史。1945-1949年共产党的逐步胜利，是邪恶力量在魔鬼帮助下获得成功的历史，因为接下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近80年来的历史都是罪恶史，而且共产党当年获胜没有任何历史进步意义。那这个获胜就是匪夷所思的，甚至是宿命的。这等于说，如果未来共产党的运气还那么好，谁也拿它没办法。

由于杨先生的历史判断就是一个罪恶获胜的历史，无奈的历史，所以选取的历史资料全部都是为了论证这一点的。但我至少认为，有如下几点杨先生的论证是有重大疏漏和不严谨的。

1 杨先生认为国民党在制宪过程中无错，都是共产党漫天要价（其实就想破坏宪政）和捣乱才造成无法合作。这一点我在《中共如何借助阶级民主论赢得天下及历史教训》一文和本文中，已经把国民党作为威权独裁党，由于自身制宪不诚才导致制宪失败的原因都说清楚了。就是说，不仅共产党不想真诚制宪，国民党也不想。这是一个双向破坏和失败。忽视这一点，只说一方责任，其实不是历史全貌。

2 杨先生把共产党作为列宁式极权先锋党，说的完全不可战胜，忽视国民党作为同样的列宁党自身的弱点和修为问题，其实还是历史宿命论。世界上没有不可战胜的党，是因为他的对手的政治路线比他失败，他才赢了。关于国民党政治路线的失败，我已大量描述过了。不正视这一点，恰恰是以往通行史观的问题。

3 杨先生的历史判断严重夸大了苏联的外援力量，和共产党对苏联的听从程度，也夸大了美国援助态度摇摆对国民党失败的责任。我也有大量论述，不再重复。

4 杨先生举了若干例子描述共产党血腥土改对民心的打击，认为不仅没有取得民心支持，而且大家（？）都是逃亡的。留下来跟着共产党的农民都是被胁迫的，他们帮着共产党打仗都是被逼无奈的。我建议杨先生看看同样批评我的孙先生的论述，或杨奎松的论述，就不用我多说了。总之，我认为杨先生描述的当时的民心，是不准确的，是历史误判。杨先生也因此认为人心并不重要，苏联军援、美国撤火、共产党魔鬼精神和知识分子盲目左倾投靠共党，才是共产党这股邪恶力量获胜的原因。我反复强调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对当年中国现代化需求的适应，还是请杨先生认真思考一下。如果认为历史就是疯了，沿着错误方向狂奔，谁也挡不住，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对历史无知，没有找到解史密码。人类大历史的逻辑，不会错的离谱。几亿人都被一股邪恶力量裹挟，自动选择罪恶，而且集当年所有正义力量都拉不回来。我不相信历史会发生这样的“奇迹”。

5 在这场论辩中，有一个现象让我很奇怪。我不停地穿越回去，替国民党想辙，看看在若干历史节点上，国民党若能采取正确的路线，可否将后来共产祸患消灭于那个时点上，让其无法长大，终止在那个时代。如果做不到，国民党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这也是我这篇论文的主旨）。但所有来跟我争论的朋友，都想尽一切论据，证明我做不到或国民党由于种种原因做不到。你们在反复论证共产党胜利不可避免，也即国民党失败不可避免，神都没招。但却裁定我的历史观是在拥共，而你们的却都是反共的。这真是奇也怪也，明明是你们在论证共产党不可战胜，我在想辙战胜它。怎么我是拥共的，你们倒是反共的？

好了，插进来这一大段的辩论记录，是因为初稿发表后引起的争论不能忽视。记录下来给读者参考。就到这里吧。]

做了如上分析结论后，读者一定会问：你的结论是不是对国民党太不公平了？是不是美化了共产党？请再往下看。

三， 国民党战略错误之一

说到国民党，就不得不说到孙中山。他是国民政府确立的国父，也是国民党确立的永远的先总理（同盟会总理）。这两个称号他是当值无愧的。他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1894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905年在日本黑龙会支持下成立同盟会）就要革满清政府的命，提出了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建国方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五族共和、军政训政宪政、天下为公、临时约法、五权宪法、地方自治、联俄容共、扫荡军阀、政教分离、宗教自由和大亚洲主义等主张。孙中山还设计了暗含三民主义的中山装、参与设计了民国五色国旗和海军军旗（即后来成为国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还创立了《中国日报》和《民报》。中国一百多年的革命史有两条思想主线，之一就是孙中山的上述思想，可以简称孙文主义，另一条是马列毛主义。而且这两个主义互相映衬互相纠缠，难坏了当时的天下书生，其取舍赞否构成了那个时代整个民族的精神搏杀。共产党后来把孙中山一直尊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每逢建国整十年的大庆都要在天安门广场上矗立孙中山画像，与城楼上毛像遥相对立，互相呼应，因为毛的成功离不开孙的襄助，他们真乃“不是冤家不聚头，不是惺惺不相惜”。

孙中山不仅是革命理论家，而且是实践家，更是“继续革命”家（让我们想起毛泽东晚年疯狂的继续革命）。他一生都在继续革命，在第一次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仍不愿在自己创造的宪政框架内行事，反复掀起二次、三次革命、护国革命、北伐革命，成为民国初年到1928年约17年间中国军阀混战的源头之一。他的继任者蒋介石在艰难统一中国之后，又不得不面对另一类革命——共产革命的困扰，直到在大陆彻底丢掉了孙中山的革命成果。因为共产革命是孙中山为了继续革命，找苏联帮忙，苏联连同借款和顾问一起打包塞给孙中山的。可以说共产革命是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的借款利息，终生如影相随，直到利息压倒本金。

孙中山从1895年起连续筹款筹人，在广东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后来终于在他的同盟会“中部分会”的分支“共进会”的参与下，借满清政府将中部兵力抽调去平息四川保路运动、中原兵力空虚之机，发动了武昌起义，终获成功。孙很快回国，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并立即北伐，与袁世凯对垒。后与袁世凯谈判：只要袁世凯逼清廷退位，孙就将大总统让给袁，他自己下野休息去发展实业和铁路。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也完成了一场中国式的光荣革命——清王朝和平退出历史舞台了。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孙中山被任命为铁路督办。按理说革命大业已成，接下来宪政磨合运行问题完全可以随它自然生长。但孙中山从一开始就设计了一个《临时约法》来捆住袁世凯手脚，让他什么事都干不成（参见张博树: “百年国耻”的背后——中国近代史再梳理（上） l 中国战略分析zhanlve.org/?p=7571）。总统做任何决定都要由议会赞同才能施行。袁世凯绕开议会自行决定了一次向列强借款事宜，并被怀疑指使赵秉钧刺杀了宋教仁（宋教仁是临时约法和内阁制政体的主要设计者，按国民党当时取得国会多数席位的选举结果，宋教仁应该出任内阁总理，对虚位总统袁世凯构成了权力威胁），但这个怀疑至今都无法证实，后世也有认为赵秉钧自行其是或陈其美指使的。孙中山不听黄兴用和平方式和法律手段抗争的劝告，马上发动了二次革命要打倒总统（此时民国才成立一年），而不是回到议会和宪政框架去“纠正”袁世凯。袁世凯也与孙中山较劲，孙提的广东至广西的铁路方案也被袁否决。总统与议会之争夹杂着府院之争再次演变为武力冲突。

二次革命导致八个省市脱离中央政府，内战爆发，最后袁世凯获胜，国民党死难近万人并被取缔，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并组建中华革命党继续革命。国民党与袁世凯合作取得的辛亥革命宪政成果，迅速被国民党抛弃，再次转为武装革命。中学生历史教科书上都简化说由于袁世凯复辟称帝导致孙中山二次革命。其实那是孙中山发动了二次、三次革命之后的护国战争。孙中山一手缔造的民国，才存在一年他就想毁掉重来。也导致合作方袁世凯觉得民国宪政还是碍手碍脚，还不如恢复帝制搞君主立宪更符合中国国情（他的倒行逆施也自食了恶果，导致他于1916年病逝）。孙和袁联手创立了民国共和宪政，又一起从各自方向上毁掉了它。皇上没了，大总统也没了，袁世凯统辖的北洋六镇（相当于六方节度使）再也没人节制了，因而群雄并起，军阀混战开始了。不客气地说，这场军阀混战纯粹是因为孙中山不在宪政框架内解决问题，亲手毁掉自己创建的民国，推倒重建引发的。当然也有论者认为，与袁世凯是无法进行宪政合作的，孙-袁之裂纯属宪政之初的合作双方一个要革命另一个要君主立宪的必然冲突。不管哪一方责任更大一些或历史有多大惯性，但出现的宪政契机没有被合理抓住，双方都走了极端路线，使宪政框架毁于一旦，是后来导致军阀混战的重要原因。

客观地说，尽管袁世凯死了，又出现张勋辫子军拥立溥仪短暂复辟（12天），北方军阀们互相厮杀，大总统和国府总理两个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北京民国政府（所谓北洋政府）的牌子始终立着，议会框架一直都在（也有朋友不同意此论，认为北洋政府的宪政框架也损毁殆尽），宪法草案被反复修改并趋于成熟。连被称为贿选总统的曹锟都于1923年制订出一部比较好的宪法。各军阀之间虽然打仗争地盘和税源，但各自管辖的地方也颇有良政，如吴佩孚、阎锡山和张作霖各自管理的地方都挺安稳，民生并未凋敝。并非像后世史家描述的那样战火连天，水深火热。反倒是孙中山自己另立的广州政府也起了内讧，他与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闹翻，用军舰炮击广州导致百人死伤，得了个孙大炮的名声。

不过，此时的孙中山以他巨大的开国声望，如果愿意回到宪政框架内运作，仍有机会改造北洋政府重掌大权，继续打磨民国政制，使它趋于成熟。后来1925年孙中山北上北京，就是段祺瑞、冯玉祥和张作霖联合邀请去谈判的，结果身染重病终于不治。留下的遗训仍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去世后，北京有12万市民涌进中山公园瞻仰遗容，有两万多人护送灵柩去香山碧云寺暂时安置。可见孙的号召力，就算不再武力革命，也能够挽回民国运作。但他的遗愿之一却是像列宁那样保存遗体供后世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来瞻仰，并请苏联提供水晶棺。苏联专家认为孙去世后遗体未做合理的防腐处理，已无法保存，但同意提供水晶棺。后来蒋介石统一中国定都南京后，将孙中山永久安葬在中山陵。只留下那只空空的水晶棺摆放在碧云寺至今，令观者叹息那个逝去的民主梦。这是后话。

孙中山带领国民党犯下的第一个战略错误就是自毁民国框架，在广州另立中央（更多的论者都认为孙的错误仅仅在联共）。并在袁世凯取缔国民党之后又组建中华革命党并要求党员向他个人效忠（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即由此而来），然后以放弃外蒙和容许共产党混入国民党为条件，向苏联寻求援助，以便使他能够再次革命和北伐，建立他理想中的党国和党军。孙中山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威权主义的想法，可能与他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主张有关。但党国和党军一旦建立，就会沿着自己的轨迹走下去，没有重大变故难以撼动。他对北京政府采取的另起炉灶，推倒重来的做法，后来被毛泽东学去，1949年也推倒了民国政府而不是自己就任民国总统，另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两个中国的尴尬局面延续至今。可以说，毛泽东真是孙中山的忠实学生，包括个人崇拜和建立党国党军那一套都是跟孙中山学来的，并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019年10月1日，这两尊革命之神，再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彼此互相凝视，看着他们的革命留下的巨大伤口——台湾海峡，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正被滚滚驶来的导弹车碾过。

苏联顾问鲍罗廷要求孙中山，支持他的条件是容纳共产党进入国民党，形成国共合作，共建军校（黄埔），共同北伐。同时鲍罗廷私下给共产党交底：进入国民党，像藤缠树一样借着国民党的血气发展自己，最终取而代之。孙中山容共的决定从一开始就遭到党内同志激烈反对，形成了“联共、容共、分共”三派意见，这三派在后来与共产党的关系史中都发挥了不同作用。但孙中山自己坚决不听不同意见（包括儿子孙科和戴季陶等），甚至数次扬言：如果你们不同意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我自己退出，去参加共产党（可见他的不断革命，使资金和国际支持捉襟见肘，即使是毒药也要喝下去）。1924年，在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完成改组并召开第一次党代会，100多代表中有20多个共产党员。

毛泽东因以陈独秀秘书身份在国民党一大上表现活跃，被孙中山看中，钦点他成为国民党候补执行委员，随后成为胡汉民的秘书，跟随胡去主持国民党上海党部。后来国民党广州中央政府成立后，毛又被汪精卫请去，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创办了多种宣扬国共合作的报刊并自己主持编辑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刊》。半年多以后，毛辞去部长，加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帝国主义》、《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等课程。后来又在武汉办讲习所，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以说毛是秘书和宣传部长及农民运动专家出身，熟知那时的现代思想包括民主的道理，并非晚年给人留下的只看线装书的顽固老古董印象）。孙中山后来又组建了黄埔军校（共产党在其中任教育长和教官，给自己的党培养了若干优秀学员，包括林彪和陈赓）。

[说毛泽东及他那代共产党人熟悉西式民主理念和民主运作，不等以说他们信仰这一理念，也不得等于说他们与国民党在后来政协会议争论如何搞民主时，就是想让中国进入西式民主——虽然他们喊民主比国民党还响亮。毛泽东及共产党真正信仰的是“阶级民主”，即所谓“民主集中制”。他们不是不理解西式民主的真谛——从个人自由到权力制衡的宪政，而是压根就认为西式民主无法集中决策，浪费时间和可能长时间议而不决，哪怕有决议也未必赶上领袖的英明。所以他们要的民主，实际是集思广益，最后由领袖拍板的民主集中制。这个教条一直被毛及邓那一代人所坚持，一直到今天还被新总书记以“全过程民主”的新说辞继续坚持着。]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两党共同发起了北伐，进军路上两党就起了内讧，互相打起来了。乡绅地主子弟出身的国民党军官，指责农民子弟出身的共产党军官说：你爹在乡下搞农会和土改，把我爹杀了！咱们还是同志？这一打就是十年（史称十年内战）。数十万中国的朴实农民（乡绅和贫雇农子弟）分别进入两大敌对阵营。在那十年中，他们彼此搏杀的血，染红了江西，染红了湘江（红军5万之众葬身于此），染红了云贵川，染红了赤水河、乌江、金沙江和大渡河，染红了雪山草地，染红了陕北的黄土高原。直到日本人快要打进北平了，两党才想起应该再次联合共同抗日。但是，历经十年的无谓厮杀，损失了数十万青年的生命，中国的国防力量（军力和经济支撑力）严重受损，人心撕裂，已经无法应对日本的入侵了。

这个由孙中山犯下的战略错误和留下的巨大伤口，遗传给了他的继任者蒋介石。但一直到死，蒋介石都没能完成剿共夙愿。

四， 国民党的战略错误之二

孙中山有两个嫡传弟子，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是汪精卫。蒋介石严谨刻板、中正不阿，每日用极好的毛笔字三省吾身，思想上儒道基督三教互补，底色是儒法并重，具有三国时代曹操的逐鹿中原之志、英雄气概和统御群雄之才。汪精卫则秉承孙中山的思想风范和灵活的政治权谋——在关键时刻不惜舍弃原则而为政治利益权变。

蒋介石一生的理想大概就是完成大一统，至于到底是信仰三民主义还是信仰基督教，或者把两者再加上传统的仁义礼智信都混一块儿也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是富国强兵，是政令统一。他一生都在为此奋斗。他的信条和由此确定的国策是攘外必先安内，没有内部之安和大一统，似乎无法抵御外敌。哪怕是外敌已经割裂了国土，他也要把剩下的中原先彻底征服再说。

自从1927年把共产党赶出国民党，并把它们赶上井冈山开始，他一路北伐，次年就直逼平津。张学良看割据偏安的大势已去，加上日本人在东北步步紧逼，他也需要有更大的靠山，所以宣告易帜，归顺中央了。经历了四年北伐，蒋介石终于在名义上完成了统一，并定都南京了。中华民国也自此开始了史称的黄金十年建设期。

大局初定，蒋介石对到底怎么治理国家似乎没有清晰规划。他还是烦心于统一仍是表面的。所以他仍要继续征服，让各方诸侯彻底归顺，包括消灭共产党这个老冤家。

假设：蒋介石能在统一后开始经济改革，着手改变土地制度，减租减息，遏制土地兼并，国家用公债购买土地低息分给农民。对工商业减税让利并抑制大资本；

假设：统一后能够迅速建立国防军，取消党军和地方军，建立统一的国防体系，不再保留中央军和地方军差别及嫡系非嫡系的待遇，并改革军制，消除对士兵的虐待打骂，实行官兵平等。同时开始国防动员，投资军重工业，准备应战；

假设：统一后能够开始戒除鸦片，至少在军中戒烟，并禁止军官纳妾（军官纳妾则导致用度高增，天天想钱不想国防）；

假设：统一后能够在基层开始自治选举（孙中山主张县级自治）；

假设：开始在全国剿灭土匪；

如果出现上述假设局面，十年后日本打入中原时，情况将大不一样。甚至日本就不敢入侵了。

但蒋先生的兴趣仍在征服军阀上。中央军的存在，又像是一个打着中央旗号的浙系新军阀。

在蒋介石仍然纠结于军阀困局的时候，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第一是发生了918事变，日本攻击东北军沈阳北大营。蒋介石默许了张学良的不抵抗，让东北军撤退到长城一线。整个东北在几个月中就彻底沦陷了。另一件是918事变两个月后，共产党在苏联指使指挥下，公开反叛民国中央政府，在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使蒋介石刚刚统一的中国在腹地冒出一个国中之国。让人觉得非常狡猾的是，共产党刚建立苏维埃，就对日本侵占东北发出抗议，并对日本公开宣战了。天知道远在江西的共产党怎么对东北的日本侵略军反攻作战。但这一下子就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与放弃抵抗的国府比较，国府就有了让人长期诟病的污点。共产党还占据了另一个道义制高点，他们指责蒋介石代表新军阀和大资本利益，不去提升民生水平，是对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的背叛。而共产党建立割据政权不是要分裂，而是要取代国府，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并开始在苏区打土豪分田地，受到农民欢迎。当国军前来围剿时，共产党说国军阻挡他们北上抗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共产党开始向湖南败退，但打着的旗号是北上抗日。

在这两件惊天大事发生后，蒋介石面临着重大考验。他的战略取舍甚至决定了15年后（1946年）的战略格局和国民党的生死存亡。因为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是抵御外敌，还是内战，关乎整个民国的道义形象。当然，也可以把苏维埃同样看成是外敌，因为是苏联指使的分裂势力。但包围在整个中原内部的江西就算独立也跑不了，围而不打也暂时坏不了年成。但东北就不同了，不仅让装备不亚于中央军的四十万东北军面对两万关东军弃地逃跑，还丢失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东北工业基地和几千里资源，给日本的野心平添助力。并且一旦东北丢失，日本就将东北与已经占领的朝鲜连在一起了，日本再也不是蕞尔小国了，加上早年占领的台湾，日本控制的地盘差不多与中国中原持平了，而工业和军事实力却高出中国几个等级。面对得了东北就即将养肥的强敌，还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犯下的第二个重大战略错误。

当然，我理解自甲午战败以来，中国就特别惧怕日本。蒋介石毕业于东京清华学校，对日军实力很了解。而孙中山的革命又是日本黑龙会支持的（国民党前身同盟会就诞生于日本）。日军利用从俄国手中夺来的南满铁路，在沿线驻扎关东军，多年来把东北勘测了解的非常透彻。满铁和黑龙会又把东北的军事情报系统握在手中。如果2.7万关东军失利（假设全面开战的话），日本驻朝鲜驻屯军也会迅速支援。而东北军因参与中原大战约一半兵力部署在关内，东北的驻军分散部署（但也有17万正规军和4万非正规军），军令不一，土匪出身的兵痞和大烟兵很多，战力不行。如果开战未必有胜算。

但基于东北的战略重要性几乎不可丢失，如果真抵抗和反攻，让驻守平津的16万东北正规军火速回援就未必没有胜算。何况进攻北大营的不过是日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只有500多人，属于试探性的未经日本总部批准的冒险行动。而守卫北大营的则是东北军劲旅王以哲的独立第7旅，编制7000多人。如此优势（东北军的轻重武器装备都不比日本弱，坦克大炮飞机也都不比日本弱），竟然弃守逃跑，真是怪事。如果围歼了来犯之敌，关东军未必敢再犯，因为日本国内并不同意开战。就算全面开战，两万多关东军加上朝鲜增援的一两万人，四十万东北军也不该惧怕。关键是硬打回去，日本可能几年内都不敢再惹事。后来的满洲国就不可能出现。没有满洲国，再后来的77事变可能就避免了。[本文讨论稿发表后，好多批评者从大量军事战术角度帮我分析中国当时怎么都无法战胜日本，蒋介石只能退让，积累军力，以备将来再战。甚至说，如果没有1931年的退让，到1937年时连西南都受守不住只能亡国。还有大量批评者说，反日不重要，剿共才重要，宁肯降日也要剿共，甚至应该像汪精卫一样降日联日反共，就算让日本统治，也比让中共统治好，台湾和满洲国人民就过得不错。我对这种既恐日又恐共的说辞，觉得既可笑又无奈。我只想强调一点，在民族存亡的大义问题上，如果哪个政府不做顽强抵抗，或犹豫不决三心二意，最后这个政府被历史淘汰也是必然。蒋当年如果真想抗日，有很多选项，如再次联俄联共，把旅顺、延吉和丹东租给苏联五十年，同时与德国、英国和美国分别结盟——将青岛和秦皇岛租给德国五十年，将番禺和厦门租给英国五十年，将崇明岛和塘沽租给美国五十年，还可以将其他地方租给法国和意大利，请英法美联军进驻北京通州和大兴同时建立联合租界，请苏军进驻承德并租借，以夷制夷，就是不让日本独霸中国。列强都可能不用打二战了，有中国这块肥肉够吃了。让他们帮助中国建设五十年，租期到了再收回。当然，让列强如此进入中国，后果如何难以研判，我不过是极而言之，表达一个真想抗日，并非无路可走的意思。但蒋若能在战略高度认识到抗日比剿共重要，从1937年起就把自己变成抗日英雄，岂有后来之败——既败给日本也败给了中共。]

如此关键一战，蒋介石却放纵撤退，关键是没有意识到东北的重要，心思还在剿共上。希望张学良帮他拱卫平津，他好有机会安心在江西剿共。东北的事就交给国联去调停吧。这个战略错误的出现，几乎使民国满盘皆输了。而且带来全国人民和东北军的长期怨愤，终于在1936年爆发西安事变，使蒋介石颜面扫地，被迫开始国共合作和对日抗战。

蒋介石在918当天的日记中说：“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奇怪的是，他发了这通感慨后，仍然没有下令反攻，还是把东北弃之不顾了。可叹东北数千万同胞，当了14年亡国奴。只有东北军马占山部自行做了短暂抵抗，黑龙江就丢了。接下来东北的小股抗日武装就剩下共产党组织的抗联了。14年后，共产党进入东北的群众基础就可想而知了。

[东北丢了之后，蒋介石并没有大力加强华北防务，军事重心还在剿共上。1933年3月3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竟然带着大批鸦片逃往天津，弃省城不顾，致使日军第二天用120人的骑兵队就占领了承德，随后向长城主要隘口发动进攻。此时蒋介石才想起长城可能有失，先是令张学良、后又令何应钦组织抵抗，只调动嫡系部队17军参与抵抗，主要用非嫡系的29军（宋哲元、张自忠、赵登禹等）去阻击。宋哲元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后改编给东北军，一直不服从蒋的剿共命令，枪口只对外不对内。可喜29军在喜峰口打的很顽强，500人的大刀队突袭日军炮兵阵地，砍死砍伤日军一千多人，500人只有23人生还。但终因蒋介石的嫡系17军在古北口溃败，导致华北门户洞开。何应钦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承认了日军占领东北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29军大刀队的英勇表现，说明民心军心可用。如果蒋认真抗张，即使打不败日本，阻敌于长城之外仍是可能的。]日本随后开始蚕食华北，搞五省自治，培植汉奸政权。蚕食到1937年，终于开始大举进犯中原了。

换个角度说，也可以认为是共产党在江西牵制了蒋介石（青睐蒋公的总结中就有这类说辞），使他的百万大军无法北顾。但此说不成立，因为1937年以前，蒋介石根本没想对日抗战。他把全副德式装备的现代化师都用来对付共产党了。前面说过，如果他在江西对苏维埃围而不打，共产党也折腾不到哪里去。如果他让东北军抵抗，后来的事情就不会那么糟糕。而丢了东北就满盘皆输了（这个东北，是蒋介石两次失足的失败之地）。退一万步说，就算日本打进中原，如果共产党不是被赶到陕北而是还在江西的话，已经对日宣战的苏维埃就会成为抗战力量。国府那时再让他们将功折罪，改编后投入抗战，合作局面就自然形成了。换句话说，日本就帮着国府把苏维埃灭了。何必让共产党占了日本入侵的便宜，最后把国府灭了？

还有一个问题：蒋介石大兵压境，五次围剿，怎么就是消灭不了共产党？把他们赶出江西后，一路追剿，还是灭不了，最终让他们两万多人逃到陕北？答案只有一个：共产党的为穷人打仗的理念使其深植在中国的贫苦农民之中。他们的路线动摇了国府的根基和人心向背。政府无法杀光农民，因为这个国就是农民组成的，而且数以亿计，杀光了，国就没了。还有被中共吹的神乎其神的四渡赤水，战术上是很高明，但根本原因还是利用了蒋介石搞出来的中央军钳制地方军的体制矛盾，[使地方军阀各个都怕在帮着老蒋剿共的同时反倒被蒋吃掉（如贵州王家烈），所以偷偷对共军放生，避其锋芒。共军到处打土豪分田地和浮财，并随时补充兵源和粮食的动员模式，及利用中央军与地方军矛盾迂回其间寻找战机和随时溜走的运动战模式，使蒋介石无可奈何。有批评者说，即使如此，共军还是越打越少，到陕北时已不到一万人，如果不是日本进逼，张学良反水，共军还是可能被灭掉。因此张学良是千古罪人。我还是不同意，因为日本进逼，是1890年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的“固定因素”。不组织抗战反倒兄弟阋于墙，打内战，最后被日本乘机各个击破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即使没有杨虎城和张学良，西北军和东北军士兵不愿打内战，都想去抗日的军心也无法违逆。最后两军都可能哗变一部分跟着共产党跑了。蒋要灭掉中共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如愿。因为，再说一遍：外敌才是大家共同认知的主要危险。]

在国共内战告一段落（因为西安双12政变），但国防仍很疲弱的情况下，77事变爆发了，北平天津很快就丢了。让人奇怪的是，凡属日军来袭，国府的大部队都不在现场。日军用八千多人（附近还有五万）攻击北平～当然还有十几万人在东北华北和朝鲜台湾做后援，国府就只有宋哲元29路军10万人在那里抵抗，得不到蒋介石的大力增援，很快就败退到保定去了。早年（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日本海军看着关东军得了东北眼气，也想在上海得手），史称128淞沪抗战，也是只有蔡廷锴19路军一个军（4.2万人）在那里支撑。而日本的进攻部队则有7.7万人。大部队都去哪了（有人说国军一部在福建闹事哗变，拖累了蒋介石。但这都是借口）？最后只好由国联出面调停停火。上海这一小仗失败的代价是，蒋介石默认了满洲国的成立。

日军攻陷平津后，国府的军队在沿海一线简直是兵败如山倒，山东韩复榘被蒋介石枪毙了才微微稳住阵脚，最后还是不得不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坝，主动制造黄泛区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国军才稍获喘息。东南方向淞沪会战，最后只剩一个团八百壮士固守四行仓库。山西方向，晋绥军在中央军和八路军的支援下以6个集团军28万人，顽强抵抗来犯的日军5个师团14万人，最后还是丢了大同和太原，西北煤田尽落敌手。稍后就是南京保卫战和大屠杀，然后是武汉会战失利，国府退守重庆才稳住阵脚。日军又攻陷广州，围攻长沙，又在南宁桂林发起进攻，后来又在滇缅一线发起进攻，还持续轰炸重庆，试图把国府围困在四川并剿灭。形势如此严峻，蒋介石在日本威逼利诱下，拒不投降，坚持持久战，等待世界大局变化，不愧是民族英雄和中流砥柱。而一向心眼活泛的汪精卫，则在南京成立伪民国，甘心做了日本的傀儡，留下千古骂名。

问一个极端的问题：如果没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和美国及后来苏联的支援，光靠中国自己能不能单独战胜日本？我认为，战胜日本不大可能，但仍可以在西南西北长期坚持，日本想彻底灭掉中国也不可能。如果中国长期孤军奋战，结果可能是中国被一分为四：蒋介石的民国，汪精卫的伪民国，共产党的新中华苏维埃（大概能控制不连片的近百万平方公里和上亿人口，如同被割裂的巴勒斯坦）和伪满洲国。但前三个一定还都叫中国。就是说，中国至少有一半的人宁死也不会屈服。这是这个老大帝国的精神底蕴决定的。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针对中国的蛇吞象计划（先朝鲜，再台湾，再东北，再华北，再华南，再华中），的确在中国人不自知不团结和自我闹割据的背景下取得了成功，但要灭亡中国，不可能。

另一个问题：国共合作到底在抗战中起了什么作用？是不是如后来史家评价的，中共完全借日本入侵的天赐良机，不抗日只发展自己，最后形成了与国府抗衡的尾大不掉局面。如今我们在海外网上看到的评论，都是骂蒋总统剿匪不利，骂张学良坏了老蒋的剿匪大计的言论。

前面说过，国民党在没有日军的压力下也灭不了中共，已经试过十年了。只要让共产党获得一块土地，哪怕只有几个月（如在贵州的遵义），它就会迅速在那里生根发芽，获取补给，招兵买马。因为事实上这是一支由狡猾的有信仰和理论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军队（与历朝的农民起义军都不同），他们与遍及全国的贫苦农民同根同源。只要国府不改当时的土地制度，共产党就有生存空间。国府如果也搞土改和抑制大资本，差不多就是共产党了，最后还会合在一起。

网络上还流传着日军的一份战后伤亡统计，说日军在华死亡42万，其中只有851人是中共消灭的。还有潘汉年奉毛泽东之命与日军勾结，后来毛为了掩盖真相长期将潘汉年关押。还有彭德怀贸然发动百团大战，招致毛泽东发火批评，骂他过早暴露了八路军实力。还有说新四军在江南不抗日，专门抢地盘，所以招致国军围剿歼灭，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证明共产党实际就是抗日的捣乱力量。

我前面已经说过，蒋介石才是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和真正的中流砥柱，三百八十万国军将士伤亡保家卫国，一寸山河一寸血，是抗日战争的主旋律。据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之经过》记载，日军伤亡2418528人，其中死亡483708人。共产党吹嘘自己领导了抗战，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不是事实。但说共产党完全不抗战，也不是事实。共产党和敌后抗日解放区的存在和逐步扩大，虽居次要地位但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抗日力量。平型关一战，八路军就歼敌上千（那时还没有伪军），以后在山西河北山东江南的八年抗战中，共军与日伪军也有大小数千次战斗，消灭日军六七万人、超过五十万伪军是有可能的。据《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统计，抗战中，共军歼敌：日军527422人，伪军1186695人，合计1714117人（仅供参考）。到1945年，中共控制的解放区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正规军有132万，民兵260万。共有较大解放区18个。假设说，这些人都没有抗日，但至少占全中国人口1/5的人被共产党救起，脱离了日军奴役，也是一大贡献。何况这些解放区的存在，极大牵制了日伪军，给国军也大大减轻了压力。共产党自己统计：1943年，共军解放区抵抗了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并说近80万伪军基本都是国军投敌的。还说国民党在抗战中组织了近80万国军，不抗日，专门围堵共产党解放区。但据日本厚生省（卫生部）统计，1937-1945年，日军在中国共死亡54万人（国民党说他们消灭了48万人，所以我估计共军大约消灭了六七万人）。两国统计出入甚大，国共两党统计也出入甚大。但不管数据如何，马英九的话还是对的：“中共曾参与抗战，我方从不否认；但中共并非居于领导地位，而是辅助地位，也是事实”。

五， 国民党战略错误之三

抗战终于胜利了，但国共两党的战略态势和实力却比抗战前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抗战前国民党都无法消灭只剩下不到10万人的共产党（除陕北，还有留在江南、山东、东北、海南等地的游击队），抗战后共产党坐拥百万大军、上亿人口，其实是无法消灭的。出路只有一个：联合政府，而且一定是民主的，因为两大党竞选态势已经形成。应该说，1945年8月的中国（国共重庆谈判时期），是辛亥革命三十多年后，中国再次出现的一次重大民主契机时期，失去了就可能不会再有（历史悲剧是近八十年后，这个民主在大陆还没有实现）。这个时候，人民和历史都需要统治集团和领导人高尚一回：放弃传统的统治思维，别再争谁是老大，真正让人民决定命运——民主！可惜，蒋介石和毛泽东，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做到。十年前的老冤仇和老目标——独霸天下，再次左右了历史进程。中国人民真是悲哀，从约2000年前的楚汉相争开始（也可以更早到春秋时代开始），他们的命运就被争雄的霸王左右，要为他们到底谁得天下而流血牺牲。这次又要搭上552万人的鲜血和生命（战后统计，国民党伤亡和起义400万人，共产党伤亡152万人）。而差点自刎的新霸王变成了蒋介石，新汉王变成了毛泽东。

在决定命运的时刻，历史之剑在蒋介石手中。因为他拥有430万大军（1946年7月），而毛泽东仅拥有120万。蒋介石同时拥有同盟国中国战区五星上将总司令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是威严赫赫的胜利之神，是正宗的政府代表。而毛泽东对国府而言只是抗日中涌现出来的民间武装力量的代表，是帮了政府忙的民兵（政府给了两个军队番号而已），只不过比忠义救国军等武装大了几号。抗战胜利了，政府可以论功行赏，给几个部长当当，但军队要复原、整编和划归国防军，自治区（所谓解放区）要交给政府统一管理。如此，国民政府不仅打赢了抗战，也顺手实现了统一。在蒋介石看来，也在我们今天看来，这都是天经地义的。共产党有什么好说的？再说别的，那就是叛乱了，政府可以剿你没商量，国际上也会支持国府反分裂。

而且，可喜的是蒋介石听从了美国的建议，结束独裁，厉行民主，承认中共和和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结束训政转为立宪和组建民主联合政府。他准备认认真真召开国民大会，搞总统普选，也准备颁布一部符合民主宪政精神的新宪法（即后来颁布实施的47宪法，这部宪法至今仍在台湾实施和令人称道，并被民国派认为仍然可以在大陆继续实施）。

蒋于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布了抗战胜利后民主建国的总方针：第一：贯彻实践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尤其要优待工人和农民；第二，立即实行宪政，国民革命的最高目的即是实现全民政治，全民政治的关键就是还政于民；第三：实行军队国家化，完成中国的统一。此政策宣示一出，立刻得到普天下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及国际社会的欢迎和热切期待（除了共产党）。同一天，蒋介石就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并在几天内连发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一直拒绝。后来在美国调停代表赫尔利将军的安全保证和陪同下，8月29日，毛泽东终于抵达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四十多天的和谈。并于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协定签了，但和平并没有如期实现。

蒋介石的和平诚意和立宪主张及心中实现大一统的小算盘，撞上了另有说辞的毛泽东和共产党。到底发生了什么分歧？责任又在哪一方？

1945年8月13日，即蒋介石发表告同胞书的前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发表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他说：“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本家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复杂的斗争”。从这个基调上看，他把蒋介石要组建的宪政国家判定为大地主资本家的国家，和继续维护某些外国殖民地及目前的封建制度的国家。而他自己和共产党要建立一个为工农的、剔除任何外国势力的并由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在此之前，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对未来中国做出了共产党式的规划（在这篇四万多字的长篇报告中，毛泽东对他理想中的未来中国做了一个宏大的涉及方方面面的详尽规划和实施路线图。应该说共产党在未来战略策略和文宣方面的工作相当仔细认真，这也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他首先把蒋介石集团定义为法西斯在中国的残余势力，说他们在国统区搞的是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第一，抗战第二，是消极抗战（注：国民党也指责共产党“游而不击”），并把中共看成第一敌人，把日军看成第二敌人。但说国民党内部也有爱国抗日派，并由此引出分化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策略。他说这样的政府让我们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只出几个共产党员去政府做官并把这叫做让步，中共是完全不能同意的。必须成立联合政府并同时进行民主改革，结束一党独裁。并提出为建立民主自由统一的新中国，要联合民主党派，形成新的共同纲领：建立以工农和各民主党派大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政府（注：这一条基本可以看成要把国民党在新政府中降格为次要力量，新政府要由共产党来领导。这也是所谓新民主主义的实质内涵）。在军队方面，他一再强调要建立人民军队，说现在的军队是由军阀统领的旧式军队，存在脱离人民欺压人民的诸多恶习，并抨击国军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意思是说，军队在没有被改造成人民军队前，共产党的军队是不能交出去的。但他也明确说，现阶段不适合搞社会主义，并在以后的宣传中努力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说成是美式民主，对美国民主极尽讴歌之能事。竭力避免给外界他要搞苏联制度的印象。以此吸引美国的支持和各民主党派的支持。他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是耕者有其田的和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发展经济，完全区别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做了大量辩护和阐述，请外界相信共产党在这一点是绝对真诚的。并要求国府现在就按国际标准实现言论出版结社罢工人身等一些列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并说这些自由，在全中国范围内，只有在共产党的解放区实现了。

毛泽东这套宏大叙事的新建国纲领，听起来不像是一个现代普世价值意义上的宪政制度，但在当时的观感上却是对旧国家制度的一次整体革命性变革，令至少是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及国际上耳目一新。我们不能用后来制定出来的民国47宪法及相应的普选制度来反观它，说它不如47宪法更民主。因为蒋介石想与共产党谈判时，47宪法连草案还不存在。而且那个宪法主调不是由国民党起草的，而是由民盟的张君劢为主、国民党里反对领袖独裁的孙科加上共产党周恩来等一批民主派起草的，蒋介石曾激烈反对，最后被美国逼迫才接受的（接受时战局大势已对他不利）。那么，蒋介石既然已同意制宪并组建多党联合的民主政府，1945年8月他要求共产党和谈时到底拿了一套什么建国方案来谈呢？应该说基本没有方案，只有一个原则框架。除了要求军令政令统一、让共产党交出武装和土地，给共产党若干大官封赏外，宪政方面只想继续沿用《55宪法草案》和1936年本已确定好的各省国大代表框架加一些共产党代表来制宪。

“55宪草”是1936年国民党为了还政于民起草的一份宪法草案，因通过时间是5月5日，所以简称55宪草。后来由于爆发中日全面战争，原定的国民大会被迫推迟，该草案一直未交付国大讨论表决，所以到1946年都还是草案。这份草案制定时，由于国民党正处于1931年开始的以党代政的训政时期，国家已成党国，所以宪草体现的是党国精神，著名学者杨天石用八个字概括之：党国一体，总统集权。试想，经过八年抗战（东北是14年），中原已被共产党分割成18个解放区，拥有1亿人口，并继续向沦陷区扩张，国统区完全没有做政治体制改革，国民党就想用一个老的党国方案来统一中国并制宪，怎么可能被接受呢？再说一遍：我们不能用共产党后来建国也逐渐变成党国和极权来倒推它当年没有诚意、不愿和谈、破坏制宪。共产党当年为了破除党国，实行共党式人民当家作主（姑且把这叫做民主），与国民党打了十几年。现在国民党拿一个老方案来和谈，在共产党特别是那些已经土改并实行了民主选举的解放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旧政权或反动政权的复辟，是宪政新瓶装旧酒。我们反观历史，非常遗憾地看到，国民党本来拥有大批精英，但在抗战八年中完全没有好好研究胜利后怎么建国，采用什么样的新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都没有拿出像样的方案。对极大变化了的政治格局，没有一套新的应对之策。只是想打败了日本，国府出面光复全国，重新掌权是顺理成章的事。岂不知旧日山河已多了个新主人，并且搞了一大套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统治术。虽然觉得共产党搞的也不太像真民主，但各方面观感还不错，连美国都评价挺高。想要赶走他们，让还乡团回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国民党也想制宪、多党联合、普选新政府，这方面是有诚意的。但端出来的模板，却让人觉得不过是一帮长袍马褂的地主资本家和银行家及社会贤达，一个县出一个人来代表本地人民，然后还选蒋总裁管理他们的一个举手过场而已。说要照顾工农，却未见具体方案（一直到败退，国民党的土改也没搞成）。而毛泽东的四万言建国新纲领一出，国民党的复辟方案就给人相当落伍的感觉了。我想当年的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就是这个感觉。

我们现在来看看，共产党给它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具体端出了一盘什么菜，为何吸引了工农、知识界、民主党派和老美：

首先，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1945年，在所有共产党解放区都完成了比较温和的以减租减息和剥夺地主部分土地（包括公债赎买和迫使地主捐献部分土地）分给农民的土改（到1947年为了扩大兵源，又进行了更激进的没收地主土地的血腥土改，在山东曾导致10万相对富裕农户逃离。有些被国民党武装成还乡团）。农民都很高兴，希望保住土改成果——即不让国民党还乡团回来。

其次，民主选举和三三制政体（即共产党干部、民主人士加基层百姓代表各1/3组成的乡区县三级联合政府），候选人基本是自由提名的，并且经过了普选和直选。为了让文盲农民投票选出自己中意的干部和县区参议员，采用了投豆选举、红蓝纸投票选举、背着投票箱走乡穿镇收集选票的多种方式。选出的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几乎成了中共民主实验的样板，被若干西方记者赞叹和美国观察团赞许。其他解放区也都实行了类似选举，比较成熟的如晋冀鲁豫解放区也是如此。而且妇女有同等投票权。这可是中国这个古老帝国开天辟地的第一回，英国和美国的妇女投票权，当时也刚刚实行了20多年。而且完全不限制财产水平的人人拥有的投票资格，当时在西方很多国家还没实现。客观地说，共产党是一个相当会玩民主的政党（后面你会看到他们搞议会斗争时也很成熟），至于它后来建政了为何不搞民主了，大家都明白。不管它当年搞这些选举花样是真心也好，还是纯粹为了跟国民党争天下也好，总之比还没来得及干这活儿的国民党胜了一筹。如果说共产党在沦陷区攻占那么多解放区后，不再与日军打仗甚至在防区边界方面与日军有所勾兑（国军防区也干这事），但他们也没像重庆那样歌舞升平，坐等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而是励精图治，积极构建新政权，坐等国民党卷土重来时好与之争天下，可谓相当深谋远虑。

再次，工会、农会和妇女会，这些能保障基本民众民主权利的组织，各解放区都有，令外界耳目一新。

再次，官民平等、官兵平等（实际等级制早就存在，但差距不大）、军民平等，军无薪饷，军纪严明，乡村民兵自卫，政府清廉，法治公平，匪盗皆无，烟赌妓皆无，产商两旺、几无饥民，社会祥和。这几乎是中国老百姓千百年盼望的盛世光景。姑且不论有没有民主，就最后这一条，老百姓足以跟随矣。国民党回来后还能不能管理成这样，很难说。所以共产党说要保卫胜利成果。这个时候，延安整风时的那些压制民主和洗脑的事，形成事实上伟大领袖个人独裁的事，王实味的事，首长特供制度的事，和那些后世传说的乱七八糟的延安情史，外界都不知道，也没有蔓延到基层。

这套方案和状态是国民党始料不及的。所以我在本文第二节说，国共两党在1946年实际是不同民主方案的大批拼，而老百姓更喜欢共产党这一套。

从理论层面说，国民党拿出的是一个精英政治的制宪民主方案，而共产党拿出的是一个（带有民粹色彩的）民众大民主加多党协商民主的方案，而且对国家所有基本制度和大政方针都做出了重大的政治改革（这个改革更长远的指向和危害当时无人能懂），并且制作了一系列“样板房”给大家参观和路演推广。所以后来胡适总结说，共产党的成功是长达二十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用现在的话说，当年的共产党是激进的民主改革派，而国民党则是有点顽固的政治保守派。这也是美国人当年观察中国之后的感受，他们并不是傻傻地上当了。用现代普世价值视角观察，仅看后来形成的47宪法和普选制度，可能更符合民主。但国民党最初拿出的是55宪草，47宪法是以民盟为主、共产党参与起草并逼迫蒋介石接受的。主要由在野党派拿出的宪政方案，不能算作国民党的初始诚意和功劳，而且反证当年的在野政治势力就是比当权的更民主些。这是后话。

因此，国共比拼，国民党开头在政治上就输了。

[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并不是宪政方案比共产党落后太多，而是从中国当时面临的两件大事看，即从民权和民生两件事的急迫性上看，制宪解决民权（用代议制方式）与均田或加大减租减息解决土地分配及粮食短缺问题比较，后者更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说，保障民生也是最基础的民权。在90%都是穷人和90%都是农民人口的中国，代议制民主其实并不急迫，迅速解决粮食和温饱问题才是最紧迫和实惠的。如果宪政民主和耕者有其田能够同时解决，那当然好，但需要国共两党真诚合作，共同解决。但如果两党各有侧重，满足多数穷人利益的可能胜算更大一些。这个问题，在本文初稿发表后，由于引起较大争议。我写了长篇回应文章，其中详细论述了国共两党各自的土地政策及效能，及共产党从初期温和土改，到迫于战争压力变成血腥土改来动员农民帮忙的历程。请参见拙作《中共如何借助阶级民主论赢得天下及历史教训》]

在前述态势下，国民党开始了艰难的补救行动——制宪还是很诚心的，但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国民党的诚意首先体现在电邀毛泽东来谈判，并在整军收地等关键问题上都一再做出现实的让步。但私下里也重新下发了原来就有的《剿共手册》，并下令抓紧向沦陷区和解放区进军，与共产党争夺日伪军的受降权和每一寸国土。同时公开命令日伪军原地待命维持治安，不许向共产党投降（美国以盟国角度也发出了同样命令），共产党也要原地待命，不许争着去受降，要等待国府到来时整编。共产党也针锋相对对地下达命令：对日最后一战，努力争夺受降权（实际是争地争武器）。公开说的理由让人无法反驳：国府居然不让我们打日寇了，还支持日伪打我们，荒唐！不听他的！

但共产党开始也没想取代国民党（因为势力远不及国民党），虽然提出了《论联合政府》那么高的要价，但实际上已经动了加入政府，成为第一大在野党、转为“议会斗争”的心思。战场上一边拼命争夺，一边让步和谈。战场争夺，如上党（今山西长治）战役、邯郸战役、绥远战役、山海关战役，都是国共两党同时发动的（共党说是自卫反击战，但至少上党战役是共军在内战中打响的第一枪。中共党史将中原突围作为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开端。其实那时双方已经打了大半年了），就是说双十协议是两党同时撕毁的。毛泽东同意去重庆和谈的同时，就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命令阎锡山抓紧向晋东南进军，抢下临近共军两个解放区的日军占领区，所以命令刘邓薄等将领迅速制定作战方案，并搭乘美军在延安考察的飞机，将大批高级将领投送到山西前线，并说你们在前方打的越好，我在重庆越安全。

毛8月29日抵达重庆，9月10 日刘邓他们就已做好了进攻准备。整个重庆谈判都是在上党的隆隆炮火中进行的。双十协定签订的第三天（10月12日），大家还沉浸在和平到来的喜悦中时，国府这边传来噩耗，阎锡山的11个师被共军全歼（阎老西晋军的1/3没了）。辛亥革命后长期独自经营山西，不让中央插手的阎大帅终于向中央求援，请中央军进入山西帮忙。半个月后国军试图打通河北交通线（平汉线）的重兵集团，又被刘邓全歼7个师（邯郸战役，共军1.6万对阵国军4万）。试图进攻绥远的共军被傅作义打退。山海关战役国军艰难突破共军围堵到达锦州（1946年1月，蒋介石给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下令，遇共军务必歼灭）。同时，江南新四军黄克诚部三万多人、山东八路军罗荣桓部六万多人，日夜兼程开赴东北，中共在延安的主要首脑几乎半数急赴东北。让后人看不明白的是，共军装备比国军落后一两个等级（当时还没拿到所谓苏联军援），而国军已是美式装备、军威盛大，是前来光复国土的名正言顺之师，怎么就打不过共军？民心向背啊！上党战役，共军2.8万人对阵晋军3.7万人，结果晋军3.1万人被俘。真不知这仗是怎么打的。但至少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共军动员了5万农民支援前线。后来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又动员了80万农民支援，楞是用六十万共军全歼了八十万国军。装备精良的国军像是外来的侵略军一样不被百姓接受。共军已经把那些昔日国府的国土赤化了。可叹。沉浸在国共协议之和平憧憬中的梁漱溟说：一觉醒来，和平已死。

我们再来看看国共两党在谈判时各自做了哪些让步。

国府方面要求中共尽快复原部队，除延安外，交回其他国土。国府最初希望给共军保留12个师，所有解放区的省级官员要由国府重新委派，并要求中共将江南的13个解放区先交还给国府。中共方面希望保留40个左右师，并提出六七个省府的主席或副主席由中共委任，若干城市的副市长由中共出任（包括要求出任北平行营主任）。在拟议中的联合政府40个委员中，共产党要14个，国民党不同意，只答应给13个。因为如果同意14个，共产党在内阁中就有了否决权。到双十协定签署时，国府同意共军先缩编到20-24个师，其他复原，总体上国共两军按6：1比例缩编；同意4个省（热、察、冀、鲁）国府主席由中共出任，晋、绥两省中共出任副主席；北平、天津和青岛由中共出任副市长。中共同意先从浙东、苏南、皖中、皖南和湖南五个解放区撤退（实际执行了）。双方裁军也实际执行了，有史料说，共军裁撤正规军只剩40万，后来内战爆发，又紧急通过土改增加兵源，未可全信。中共方面认真考虑了参加国府和议会的事宜，准备由毛泽东等8人出任国府委员，由周恩来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并准备将中共中央驻地由延安迁往江苏淮阴，毛泽东说离南京近点，好去开会。蒋介石也私下跟部下表达过善意：看看毛泽东这人到底怎么样？如果可合作，可以委派他去出任新疆省主席。

毛泽东之所以同意去重庆谈判，是因为事先接到了斯大林的催促电报。斯大林用苏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共：“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计。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危险”。苏联在进军东北后，在对待国共问题上一直采取骑墙策略，并非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让中共灭蒋，因为在实力上做不到。而且苏联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一直有三个私心：

首先，不希望中国被任何一种力量统一，因为那样苏联就不好控制。所以苏联从1917十月革命以来，对中国一直采取多方接触援助政策，暗中支持一定程度的内战，以便从中渔利。因此说给中共武器也是不太情愿和有限的，以保证中共不被消灭，还可以与国民党扯皮为限。以东北为例，苏军一直不让中共接管城市（但可进农村，包括随着苏军打回来的残余抗联，也只占据部分农村），他们自己占着城市等着国府来接管，而且说好三个月撤军就想走，是宋子文亲赴沈阳请求延迟等待国军到达，才答应推迟到1946年3月全部撤军。苏军守着关东军武器库不愿对共军开放，狡猾的共军用酒贿赂守军，苏军就装看不见让中共往外偷。后来看见很多国军都是由美军派飞机送来的，又怕美国势力过度染指东北，所以开放很多仓库给共军武器，也留给国军很多。四十万东北伪军（一说八十万），基本交给了共军十万，其他给了国军。后来又支援中共三个朝鲜师（由关东军三个朝鲜族师团），还有4000或更多关东军技术人员留给中共造炮弹和充当医护兵、通讯兵及参谋（后来又资料披露说，共军共收编了三万日军）。1970年，苏联与中共闹翻后，自己说给了中共70万支步枪、1.4万挺机枪、600辆坦克和800架飞机（所谓把70万关东军武器都给了共军一说就从此而来）。中共自己不认，甚至说苏联自己记错了。并公布1947年四野拥有大炮2000余门（11个炮团）和不到100辆坦克，大炮和坦克大部分是缴获中央军的。飞机连一架都没有。我们从其他史料和当时民众观感记录来看，也没有共军拥有飞机和很多坦克的印象，因为一直到1949中共开国大典，中共拥有的飞机也不到20架（缴获于国军南方机场）。苏联留给中共很多轻武器是可能的。重武器共军也不会用而且没有了维修支援系统——东北的工厂都被苏联拆卸搬回国了。

其次，希望国府保证苏军在东北大连和中长铁路的权益。国府答应了。

第三，希望国府保证外蒙古独立，国府也答应了。

因此苏联在整个国共内战中一直采取调和态度，一直到中共占领长江以北，苏共都建议不要过江，最好与国民党划江而治（他们希望出现两个中国）。中共拿下南京，苏联大使还与国府一起撤退到广州。只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傻傻地等着共军到来。

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电报后，气得拍桌子：为什么不让我革命！但还是在做好战争准备后去了重庆。

蒋与毛会面后，在日记中记载：毛泽东这个人，阴阳怪气，绵里藏针，不好对付。后来听说毛泽东要求推迟1946年5月5日的国民大会（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以便给中共留下选择国大代表时间——这个时间是蒋已经宣布了的。极重信用的蒋怒不可遏，当晚日记记载：“共产党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矣”。某次见面，毛还威胁蒋说：“现在不跟你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你占点和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蒋很愤恨，数次欲将毛扣留审判，最后还是碍于美国面子将毛礼送出境。然后在日记中轻视地写道：“断定共人绝无成事可能，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握之中。”这个自信也体现在他9月23日的讲话中：“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蒋认为共军的战法和装备与江西时代没有多大进步，不足为虑。此处让人想起中共老电影里的台词：党国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哦！而毛对蒋的评价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又说蒋：看起来凶得很，但又怕事得很，现在已没了重心——到底是民主还是独裁，是战还是和？他已经没了路线。而我们的路线清楚得很，就是反独裁。

虽然双十协议签了又撕了，战事打打停停，到1946年初，国府方面认为已经控制了全国主要命脉：大中城市和交通线，因此光复国土之大局已定。又把共产党都赶到乡下去了（此处想起毛泽东说：你控制点和线，我控制面。以乡村包围城市）。蒋介石踌躇满志，觉得统一在望，共产党已在他掌控之中，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因此可以按照美国的建议，为了成立联合政府而制宪了。

同时，1945年12月15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就中国问题发表声明，称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必须结束一党执政，召开各界政治人士参与的政治会议，讨论成立一个各派政治力量都有代表权的政府。这个政府成立后，中共的自治军队应该国家化。这是二战结束后，美国作为新的世界警察首次对一个大型盟国的内政发表直白的政治要求。而且当时都在讨好美国的国共两党都不得不听。于是国共双方在美国新大使马歇尔将军的调停下，讨论并签署了停战协定。随后，1946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文告宣布：年内务必制宪，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共产党也觉得暂时没有大打和打赢的希望，不如参加制宪，看看能不能在宪法和新政府中让自己的意见占上风。所以也积极响应蒋介石的文告。

1946年1月7日，首届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政治协商这个名称是张治中建议的），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9人（含国家社会党）、青年党5人和社会贤达9人，共38人出席。蒋介石在会上做出四项承诺：人民自由（包括结社出版等）、政党合法、普选和释放政治犯。开了26天的政协会议，可以说是中国制宪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会议，会议讨论问题水平之高、气氛之民主前无古人。通过的五项决议：《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及《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都有相当高的宪政水准。

会开得这么好，有个奇特的原因，就是55宪草修正议案，蒋介石在整个会议期间都没细看，也没参与讨论，以为由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主导修订应该没有问题。决议通过了，散会了，蒋坐下来细读议案，大吃一惊并大怒，原来孙科放弃了维护国民党利益的原则，顺着共产党和民盟的意思把55宪草动了个大手术，把原来党国一体、总统集权的基本精神，改成了总统虚位和国民大会虚位（不开实体会议，国民在驻地自行行使投票等四权，即国民代表大会变成了不用开会的全体国民），由全体国民直选议员后，再由议会选举内阁，政体由总统制变成了内阁制。总统从此就成了个名誉职位。而蒋介石心中想的是当个实权总统，再由他强势完成统一，根本解决共产党问题。孙科这一手简直就是帮着共产党搞了一次议会政变！

蒋在当天日记中叹息：本想制宪后可以让孙科当行政院院长，他可以逐步退休。结果孙科真是不堪重用。好在政协不是正式的立宪会议，宪草还可以再修改，修改后再正式送上国民大会审议。但共产党和民盟又提前出来堵路，要求宪草的修改执笔人不能是国民党员，推荐由民盟的宪法专家张君劢执笔，已被会议接受。蒋介石很无奈，只好约见张君劢的弟弟，请他出面请哥哥按蒋的意思修改，核心就是两条：实体国民大会和总统制政体。张君劢不同意这么改，最后妥协到国民大会可以实际开，但总统必须虚位，必须是内阁制。而共产党是两条都不同意改，扬言你要改，我们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了。以后的争议和共产党抵制国民大会不出席，接着又贬低原来政协是旧政协，要开新政协，抛开国民党另起炉灶，都是起源于这两项争议。所以轻易指责共产党破坏宪政，据不出席大会破坏制宪，从表面理由看是站不住脚的。但从实质看，这恰恰是共产党要的结果，他们正好可以据此指责国民党还是要搞一党独裁，立宪是假，独裁和内战才是真。共产党才是要搞真民主，国民党搞的是假民主，开的是伪国大。

好玩的是，当年的状况很像眼下的香港争议，共产党就好比今天在街头闹着要真普选的小青年，国民党就好比眼下的港府和北京，说我们必须要搞可控普选，选出来的人必须爱国爱党。小青年（共产党）说没有真普选，我们就不跟你玩了，我们要成立临时政府，自己搞真普选。今天的香港青年肯定是只能发泄一下，对实际达成愿望是无能为力的。而当年的共产党可不同，他们有枪有炮、有土地有人民，说干就真干了。国民党也不是今日北京，有各种掣肘不敢镇压，蒋介石早就憋着火呢，正好给共产党一个破坏制宪的罪名，就可以大兵讨伐了。所以当年的内战起源根本就不是后来倒推出来的结论：国府民主，共党独裁，共党在苏联帮助下把民主的国府打倒了。恰恰相反，当时的国际舆论和民间看法是，共党要真民主，国府要保留独裁。不然民盟怎么会跟着共产党跑啊？而且这还不是共产党故设圈套，蒙蔽舆论。因为在很快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国民党极右派（古正刚等）大哭闹场，痛骂孙科背叛先总理五权宪法精神，出卖国民党，让共产党坐大。蒋介石唬着脸一言不发地听着，会后表达了对右派的支持。之前还发生了国府特务殴打庆祝政协开幕之民主人士的较场口事件。随后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政协本已通过的宪草修改案，被国民党全会否决，要求回到五权宪法和55宪草精神。这回共产党给国民党要独裁的定义就基本坐实了。

与上述时间同时，国共两党在东北正大打出手。苏军于4月6日实际撤军后，林彪的部队迅速占领长春哈尔滨等地，国府马上反击，重兵将林彪打出四平街。美国一直从中调停，不让追击林彪，使林彪退到松花江一线后得以喘息。接下来，国民党也不与共产党再谈什么宪草问题了，只是按张君劢意见修改出一个折衷方案（保留内阁制但实际召开国民大会），通知中共和民盟，国民大会将于11月15日召开，在2050名代表中给中共方面留了190个代表名额，给民盟留了80个名额。你们要来就带你们一起开会，如果不来我们也照开了（结果是两党都没参加。会议实际由1701名代表出席，当然是“合法”的）。国共两党既然已经撕破脸，共产党也确定不参加国民大会了。国府也就没什么忌讳的了。1946年6月6日大规模内战正式爆发，国民党开始全面进攻，共产党方面实施了中原突围作战。以后的军事形势——国民党如何从全面进攻到重点进攻又丢失东北到全面失败的过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飞往台湾，到1975年4月5日病故，再未踏上大陆一步，并早于他的老冤家毛泽东一年多撒手人寰。但至今蒋氏父子俩的棺椁仍暂时停灵于慈湖，准备哪一天国府反攻大陆成功，他们好能魂归故里。笔者曾去台湾拜谒过。但蒋介石带去台湾的200多万人及后人，已成台湾的外省人，并于本地族群处于政见撕裂之中。2018年，蒋介石的陵寝曾遭到台湾本地反对他的人泼红漆羞辱（而毛泽东的陵寝则建在一个号称人民共和国的中心点上并像列宁一样被人围观遗体，使天安门广场成为赫然的“14陵”，他的继任者们每天就在他的陵园旁办公和治理国家。为什么不让他魂归故里？）。目前台湾的政局混乱都是国府逃难至此后与本地人发生族群摩擦的结果。

国民党内战失败的具体情形请参见维基百科相关词条“第二次国共内战”。还有一篇由已故著名学者高华十年前撰写的、主要从军事角度检讨国民党如何失败的论文：《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很精彩，可参考。国共两党在议会斗争角度的决斗细节，请参考杨天石先生的《1946年的政协会议为什么功败垂成》。我的文章只侧重阐释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起源、过程和最后制宪失败的原因及各自责任。

需要补充说明几点：

1，1948年蒋介石当选总统并就职之后，又在国会通过临时授权，赋予他处理戡乱救国时期的特别军政处置权。到台湾后又变成了终身总统。搞了三年劳民伤财的制宪选举之后，不但没有把共产党圈进议会，和平解决冲突，反倒引起全面内战，最后不得已，他自己又回到了独裁者的角色。他搞制宪本不诚心，是在美国和国内舆论压力下的被迫选择，因此制宪和武力统一行动顾此失彼，最后两样皆空。他自己事后也懊悔不已，说不该听信美国搞什么民主。

2，1947年7月4日国府决定要搞戡乱救国和总动员，但事实上国府统治区一片歌舞升平，对共军严重轻敌，轻言六个月消灭共军，根本没做战争拖长后怎么办的准备。结果财政支撑不住，光东北战役就耗费财政开支60%以上（他特别羡慕共军官兵不用发军饷），又贸然发行金元券，最后导致经济崩溃，战争就必输无疑了。

3，内战是靠美国军援发动的。但美国的政治需求蒋介石却没搞懂，在制宪上一直达不到美国要求的标准。美国并不支持国民党消灭共产党，提供军援主要是帮助国民党占领全国主要城市、控制局面和在制宪时居于有利地位，并不是帮助他消灭对方的。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严重误解了美国用意，试图用美国的军援扩大目标，一举独霸天下。因此美国的军援事实上是不够用的。蒋又没想到共产党这么难打，战争一拖长，美国就没有耐心了：花钱帮中国搞民主，结果上了一个独裁者的当。美国1944年帮助国军装备了39个师，后又装备了20个师。1945年出动数万美军帮着国民党把120万国军空运加海运送往全国各地搞受降。为了不发生内战，美国甚至劝共产党放弃海南岛，帮着把2300名中共琼崖和东江游击队员空运到山东解放区去了。内战爆发时，国军拥有飞机344架（对共军拥有完全的制空权），各种舰艇240艘，这里也有美国援助的因素。在美国看来，自己已经仁至义尽了。没想到国军与共产党还是打起来了，所以1947年中开始禁运，不再提供军援的决定也接踵而至。随着蒋介石对消灭共军的绝望，美国对一个民主中国的未来也绝望了。

本节的主题是国民党在1945年后的的战略错误。在我看来前面叙述的那些具体错误——制宪和战术方面的错误，都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错误就一条：共产党是打不败的（蒋二十多年就是不信这个邪，所以一直坚持不懈）。1930年代都打不败，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已经拥有百万大军、上亿人口了，根本就不是用战争方法能解决的。不管多艰难和做出多大让步，也要把共产党纳入制宪过程和联合政府，何况共产党愿意加入这个过程。因此中国人民后来几十年的苦难不是老蒋“剿匪”不利造成的，而是他制宪不诚造成的。至于到底用什么方式制宪，制宪的思路到底哪里错了，下节再说。

六， 真正的历史教训及大陆政改和台海关系的两个方案

（一），真正的历史教训和可能挽救国民党的方案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愧悔无地自容”、“几无面目见世人”。但还是用好几年时间对失败的原因做了反思和检讨，并写成《反省十三条》发给部下讨论。13条反省并不系统，其核心意思可以归纳为如下8点：

1：外交失败，只受制于美国，没有与苏联展开平衡外交（1944年三月，苏联曾建议与国府在东北搞经济合作，被蒋介石拒绝了）。而马歇尔又冥顽不化，逼着他搞民主制宪，向共产党妥协。马歇尔有“误害中华之罪”，是灭亡中国之“祸首”。而无论美国、苏联还是英国的对华外交都是只有强权，毫无信义。美国虎头蛇尾，轻诺寡信；苏联反复无常，自私残忍；英国阴险狡诈，唯利是图。自己不加区别，均以“信义”对之，焉能不败？

2：抗战胜利后，选择实行民主宪政，搞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等，动摇了“剿匪之基本”。这套制度与“剿匪对共政策”互相抵触。使他强烈感到不该学习美国民主。

3：军事失败和崩溃。此点总结有甚多层次，包括不听指挥、派系倾轧、临阵逃脱、作风涣散等等。他说：“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他有一点总结很重要，蒋深感军队政工系统的组织、动员和监察能力远不如中共。

4：党内分裂，无法团结。而且主要责任在李宗仁和白崇禧。

5：金融失败，主要是宋子文误国。

6：干部腐化，导致“五子登科”，民怨沸起。

7：“唯一之致命伤”是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和民生主义。

8：自己“轻浮躁急”，不能厉行“科学精神”。轻信于人，过于宽大宽容。像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铭枢等，均不止一次背叛党国，自己均宽忍了。本该对他们“杀无赦”！

说实话，我看了蒋介石自己的这些总结，深感失望。他把责任都推给了美国和部下。对自己的反省只局限于自身性格缺陷。蒋介石的确是个中正不阿的爱国军人和中国古典绅士，但对政治经济和外交基本不懂，有点志大才疏。而且迷信军事力量，事无巨细到处插手现场指挥，遭到批评后还强词夺理拒绝改正。

对于一场关系国家命运前途和国民党生死存亡的大战，他的总结总体上局限于军事层面，只对没有“宣传”民生主义有所懊悔。在我看来岂止是没有宣传，而是基本没做。高华先生也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主要是军事失败。而我恰恰不同意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政治设计和路线的失败，才导致军事失败。我前面的所有论述都在阐释这一点。

退一万步说，在最后关头，国民党仍有保住民国框架，让共产党在宪政约束下行事的可能性。在共军节节胜利、蒋介石于1949年1月下野，让李宗仁代总统继续与共产党谈判之时，共产党提出了《国内和平条件》8条，国民党认为如接受这8条无异于接受投降，因此拒绝了。但国民党此时如果提出重开国民大会，让共产党主政，请毛泽东当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退休，国民党仍可以弱势政党牵制共产党，使之不必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必向苏联一边倒。在与美国保持外交关系和弱势的国民党还在议会中发声的情况下，共产党虽然得了势，但不至于发生1957年反右、58年公社化和大跃进随后大批饿死人的惨剧。可惜，蒋介石当时虽然下野，但仍在国民党内保有实权，宁肯彻底失败也不退让，最终导致中华民国在大陆彻底消失。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中国的事，在历史关键时刻，很难见到统治者展现高尚一回的德行——如华盛顿不迷恋总统宝座之事。

民间舆论对蒋介石有如下高度评价：1，坚持抗战，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和中流砥柱；2一生坚持反共，至死不渝；3，坚持统一，反对分裂。为了汉贼不两立和避免制造两个中国，甚至不惜退出联合国；4，孙中山的忠实继承者；5，中国的民主先驱之一，开创了民国宪政制度，虽然无法在大陆坚持下去，但将民主的种子扎在了台湾（包括县级自治选举和温和公平的土地制度），因此才有今日台湾的民主；6，现代大国外交的开创者和中国在国际上获得民族平等和民族独立的奠基人（1943年英美由于跟中国形成同盟关系，所以主动终止了历史上的所有不平等条约）；7，真正的君子。对于以上诸点，我基本同意，只对所谓开创了宪政制度，根据我前面的研究，略有保留意见。蒋介石肯定是现代中国的伟大人物、风云人物和有巨大贡献的人物，将来一定是先贤祠供奉的人物。但遗憾的是大陆和台湾的部分民众，一直认为他是个独裁者。

斯人已逝，余生也晚，余学也浅。行笔至此，闭目深思：假如我与蒋公同代并有幸成为他的策士（如曹孟德之荀彧和郭嘉），我能不能谏他一策，帮他走出民主还是专制、宪政还是剿共的迷局，使其满盘皆活呢？

站在今天的角度，评价其民主与否，独裁与否，与毛比谁更高尚，其实都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从不同角度和史料会给出完全相反的评价。这些都浮于皮毛，而且对今日之借鉴意义不大。唯有进入历史，进入他所面临的困局，看看换成你，能不能走出一条阳关道，才是反思的关键。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但也并非是无意义的马后炮（想明白这一点，才算找到了解决中国迷局的钥匙）。让我们来一次思想实验吧。

其实，对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个人来说，历史的迷局之眼就五个字：大一统情节。蒋介石要军令政令统一，毛泽东说要用新民主主义统领全国，其核心意思都是四个字：我说了算。所以我前面曾形容他们是新的楚汉相争，是新霸王项羽（蒋）和新汉王刘邦（毛）。打了一场损失数百万中华好儿女的生命的大一统战争。这场仗真的不该打。

[本文初稿发表后，我在推特上说，我之所以用悲剧史诗格调重塑那段历史，就是痛感一次千载难逢的宪政民主构建机会，最后只是重演了两千年前的楚汉之争。令人叹息！]

历史的真正教训在于——对蒋介石而言，不是误学了美国民主，而是学得不到位。如果换成联邦制思路，上述谜题可能迎刃而解。

试想：蒋介石自北伐以来就跟军阀斗，就在打统一战争，打到1937年，日本人入侵了，各军阀才表面上归顺中央了（比1928年东北易帜时的中央权威增强很多，因为要联合抗战），包括共产党这个蒋介石眼中最叛逆的军阀。归顺的具体形式是都听从中央安排，分别划入统一指挥的各战区了。可以说，蒋介石也要感谢日本，因为他们入侵，才导致中国人自己不打了，都听他指挥了。连共产党都取消苏了维埃共和国只保留名义归顺中央的边区自治政府，军队也按两个番号整编然后去抗日了。但隐患是财政军费供给及军装样式都还是自己的，老蒋还是只能带着中央军玩，阎锡山还统领晋军，白崇禧还统领广西军，共产党统领八路军新四军，等等。所以，余英时说：蒋介石实际搞的是“无效独裁”。所以抗战中这些军队虽然都打日本，但彼此之间摩擦不断。抗战胜利了，老问题又都回来了，不光是共产党坐大了，其他军阀也坐大了，老蒋还是调不动，他让傅作义撤到江南，傅就是不听。让卫立煌撤出沈阳，卫也不听。中央军被老蒋偏爱，邱清泉两次抗命不去支援友军，致使徐蚌战场大败，黄维兵团被歼，老蒋也没军法从事。而非嫡系的山东韩复榘在抗战初就被枪毙祭旗了。所以老蒋的历次剿共，都带着顺势收复地方军阀的意图（黔军和贵州的地盘，就是趁着剿共之机被老蒋收归中央的。他对云南龙云和四川刘湘都想这么干），所以共产党非常明白，这些军阀的存在导致老蒋军令政令难以统一，也就成了共产党的天然生存空间。这些事老蒋自己也心知肚明，但他不换思路，就是沿着武力征服一条道跑到黑。

怎么换思路？只要用好联邦制设计，模仿美国，不用打仗就统一了——不是专制大一统复辟，而是民主联邦统一。这个联邦制如果拿到今天的中国，是否还适用，我有点迟疑，这很复杂，需要将来另文讨论。但联邦制对于1946年的中国却是天赐良机，用好了就天下太平了（可惜当时的人都没想起来）。我下面穿越一下，尝试做一个1946年的联邦制方案，让大家看看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

《中华民国1946年宪政改造方案（李伟东2019穿越版）》：

1：在全国划50个州（也可以60个，根据需要。而且重新划省是共产党自己要求的，他不会反对）。共产党自己的18个解放区可以缩编成15或更少一点的州。给阎锡山划5个州（含内蒙、河北部分）。给傅作义在察哈尔、绥远和热河及内蒙划7、8个州。给李宗仁划5个广西广东州。给孙科划分长江以北共产党剩下地区的5个州，中心可在郑州。给蒋经国在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划5个州。给龙云在云贵划5个州，给刘文辉等划分四川和西北7、8个州。台湾划3个州，让陈诚或孙立人去管。新疆可以在南疆喀什设1维吾尔自治州，西藏设3个自治州(前后藏和康区，西藏地区也可以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加入中华民国联邦，只由中央管理外交和国防)，内蒙可以从西到东设4个自治州。东北设9个州（按伪满已划定的九省设置。张学良请求回东北主政就让他去）。再设9个中央直属直辖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沈阳、乌鲁木齐、拉萨，可定都北京或南京。如此这般把全国瓜分完毕，等于把全国划分为13-15个大区及约60个州。每个大区有个历史形成的或中央新任命的总头。但这些大区不是自治共和国，没有独立性，也没有隶属大区的财政和军队，只设中央特派员公署（15个总督府），代表中央监督联邦宪法和州自治法的施行，并代表中央收税。中央特派员必须把家属留在首都，自己拿中央薪水去大区巡视。决不能把大区搞成自治共和国，那就成了诸夏乱邦了，非打起来不可。国家政制的中层设置还是以50个州作为基础单位。

2：各州自己设置经济制度，共产党愿意搞新民主主义，就让他搞去。阎锡山还愿意保留封建土地制度和资本主义，随他去。最后从经济成果看，人民拥护就行。经济搞不上来的，愿意学习共产党州的还是学习广东开放经济的，自己去学，去比赛。

3：取消全国性政党，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如暂时做不到，也要切断两党中央对地方分支的以党代政的指挥权，两党在各自治州只能在地方议会框架内运作。党中央只能给出总路线，不能具体操纵地方事务），政党地方化，回到自己的州去搞竞选。州一级施行从乡村到州府的逐级自治普选制度。州一级按议会内阁制设置。各政党竞选议员（不能排斥其他党存在和竞选），搞成一党独大也没关系，那就一党独立组阁，出任州长。州一级只设众议院，不设参议院。可以设立社会贤达咨议局。总之是只在州一级搞普选民主制，不在全国搞。但全国也是民主的，不过方式与州不同。

4：废除党军，军队国家化。各州可以保留只装备轻武器的州准军事自卫队，每个州只许装备三个师（开头的时候也不强制裁军，只要州里觉得养得起，就留着），但不许形成跨州的大区司令部。州自卫队不能跨州调动，除非其他州有紧急人道需求，通过州议会批准可以跨州支援。但必须在中央国防军监督下，完事必须撤回本州。每州再另设一个师的警察部队，维持治安。

5：中央国防军设置。由国共两党党军混编而成（再也没有党军了，也没有共产党政委了），保留150个师左右，全国重武器全都交给这150个师，多余的销毁炼钢。这150个师，用120个守卫边防，在边境驻扎并屯垦戍边，在自给自足基础上再加中央军费。其他30个师驻扎在9个直辖市周边，是全国50个州的联邦执法队，专门负责维和（维和要由国家宪法法院裁定合法，总统下令，总参谋部执行）、救灾并控制叛乱。同时组建铁道工程兵、空军、海军、核武部队等，全部是中央军，由中央军费供养。由国共两党那些大将军们，包括原来那些军阀的大将军，组成混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原来的国民党将军可出任主席，共产党的将军当国防部长。任务就是国防和控制内战，不听任何党派的。再另设中央税务警察部队，专门负责替中央在各州收税。

6：中央政制设置。先开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临时宪法。中央一级只设参议院，还可以设立一个咨议性的贤人委员会。参议员由各州选举产生，每州可以选两个中央参议员，参议会组成后再由参议员选总统和通过宪法。总统由参议院和贤人委员会混合组成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提名。全国不设众议院，也不搞政党政治，也不对总统普选。但可以对总统候选人全国评议投票，通不过的不能当选。就是说民众没有选举权，只有否决权。通不过的总统候选人，不能由选举委员会再提名，必须换人。总统、副总统不是参议员，是符合条件的普通公民，可以是任何党员，但当选后必须退党。每届总统、副总统任期五年。前三届候选人是政治协商会议内定好的。就是说15年后再考虑是否普选总统，和开始全国的政党政治。如无必要，或参议院判定会导致民粹主义泛滥，可以长期不搞，就在中央一级长期实行半民主制。15年后，那15个大区的和中央特派员的设置，就可以取消了。前三届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由政治协商会议议定，再交给选举委员会正式提名，第一届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第二届是毛泽东和李宗仁（或其他人），第三届是阎锡山和白崇禧（或其他人）。让这些老人们，过三届总统瘾就行了，他们就不打了。然后由总统提名，由参议院选举产生政务院，第一届政务院总理可以是周恩来，第二届是梁漱溟或黄炎培或张伯钧，第三届是张学良（估计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成熟多了）。由政务院总理提名组阁，各部部长人选（包括联邦警察局长）和各大区中央特派员（八府巡按）由总理提名，参议院表决任命。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总参联席会主席及中央银行行长，由总统提名，参议院票决。

7：政务院设最高经济委员会。负责全国的水利、森林、矿产、铁路、机场、港口等全国性资源和设施的管理、建设、各州权益分配和级差地租确定，及中央转移支付标准。政务院只负责经济、民政、教育、医疗、科技、外交（外交与后来的冷战两大阵营保持平衡中立立场）、财政等国民经济和社会事务，不管金融。但有权调动指挥税警部队和联邦警察局的公安部队。

8：中央和各州税收按3：7比例分成。

9：如果某州发生经济崩溃、人道灾难或政治动乱并长时间不能解决，总统有权根据宪法法院裁定解散某州议会，临时接管州府管理并组织新的大选。中央参议院有权根据宪法法院裁定，改变州建制，将其划归有能力监管的其他州。

说明，上述方案若想采纳，需要具备如下几个条件：

第一，1944年下半年就要由国民党提出方案，交由共产党和各派系讨论。主要是与共产党讨论，在他们的18个解放区周边划定将来对日军代表国府受降的范围，不反对中共去受降，但要限定区域，给中央政府留出足够的受降和将来划分州界的空间，避免发生内战。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可以请美苏共同帮忙协调共产党，国府方面协调其他军阀。如阎锡山，就劝他不要到共产党的两个解放区（太岳军区和太行军区）中间去接受日军投降了，那块地方就留给共产党了，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上党战役了。但平汉线必须留给中央，将来中央进军时，共产党不能阻挡（如此就不会发生邯郸战役了）。共产党也不能在山海关阻挡原东北军成建制回归东北。海南岛还是请共产党让出来，山东大部都可以留给共产党，江南盐城（新四军3师黄克诚、洪学智部驻地，他们也不必穿着单衣跑到东北去争地盘了，然后又随着四野南下一直打到海南岛）、淮阴等都留给共产党，等等；

第二，国民党内部对原派系也要在地盘和军队编制方面系统整合，取得合理的分配方案；

第三，到1945年上半年就要召开政协会议，与共产党必须达成土地和人民的分配方案，以及未来联邦制宪政架构的协议。国民党内部也要整合完毕，并达成处理伪军和汉奸的一致政策。国民党内部还要达成不许成为“劫收”大员的纪律，不给人民造成新的苦难。

如能完成上述整合，共产党以当时的弱势，尽管有夺取全国之志和未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想，那也只能在他们那十几个州去折腾。而且一旦州议会和内阁的民主框架在联邦宪法约束下实现，共产党在本州改变政体的可能性就大大缩小了。如果此方案成功，不仅不会再有后来的中共党国及一些列灾难，甚至连韩战都未必发生了（没有中共的巨大军力做依托，苏共不敢同意金日成发动内战）。

这个方案当然是马后炮，但其中设计的全国和自治州两级分别采用不同民主架构的模式，可供未来参考，以避免全国议会形成对抗性党争或全国性民粹主义。

上述9条方案如获得通过并实施，中共就变成各州的地方党了（国民党也如此）。全国也就自然在联邦制下统一了，军队也就国家化了。这就是我给蒋公建议的联邦制方案。如能获得蒋公和各党采纳，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也民主化了。

如上，蒋公就成了中国的华盛顿，或者就是周公再世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了。这实际是一个再造中华九州的方案。如此蒋公就为天地重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了。若此美梦成真，统一之父、宪政之父、和平之父三顶桂冠就属于蒋公了。

历史难以假设，也不会从头来过。上面只是一种理论出路而已。

（二），《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议方案》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当下大陆的未来吧。之所以在民国失败总结之后兼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前面也大量总结了共产党的历史作为和它的特质。这个特质或基因能否在未来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呢？

前面分析过，共产党是因为拿出了当时看起来更民主的方案，才在国共内战中最后胜出的。就是说，因为民主才赢得了人心。为什么建国后，协商政治的民主制度逐步变成了一党独裁，而且比蒋介石更独裁，造成的灾难更大呢？共产党为什么违背初衷，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呢？毛泽东在其中的破坏作用，我前面也分析过了。实际上，毛泽东去世后，当年跟着他一起向国民党争民主的同志，想起了当年的承诺（为人民服务），所以把经济制度改了，差不多改回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才获得了空前的经济进步。那为什么不能改回（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呢？或者更进一步的民主制度呢？怕什么呢？如果放弃高度独裁制度，放开言论管制和其他自由，人民才会更拥护，经济也才会更有活力，国际关系就彻底改善了，港台新疆西藏的事情就好解决了。更加民主，不也是当年共产党的初衷吗？所以我请红二代、红三代们反思一下，你们的父辈和祖辈，不仅仅是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才干革命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为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才流血牺牲的，什么主义如共产主义不过是你们认为达到自由的手段，民主自由才是当年他们追求的核心目标。如果这个手段不仅没有达到民主自由，反倒是走向了反面，难道还有什么保留价值吗？回到初心难道不是应该回到争民主自由这个初心吗？难道你们愿意父辈们因为毛泽东的倒行逆施，被世界历史一直描述为毛的帮凶吗？那才是玷污了他们当年争民主的英名。共产党当年是为反独裁争民主才奋斗牺牲的，这个历史只有你们回到这个初心才能被颠倒回来。不然就随着毛泽东的恶名一起被历史淹没了。回到这个初心，也同时证明了毛前半生确实带着你们的父辈做过正确的事，只是这个正确的事还没有做完，需要再努力。难道不是吗？

1980年代，大陆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的历届当政者不仅事实上回归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由于多年的国有经济的扩张，对民营经济的挤压仍然强势，说明新民主主义经济回归的程度还不够），而且在政治上也努力向新民主主义政治回归——只不过还远远不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义和后来的三个代表及和谐社会的提出，都有政治逐渐宽松的内涵。说到底，共产党当年治理的失败，都是过早冒进实施社会主义政策的结果，或者说中共建政70年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就是与这块国土水土不服的（用新民主主义政治架构，同样可以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经济高速赶超）。而共产党当年设计的新民主主义方案，不仅可以战胜国民党，也可以很好地治理和建设国家，因为它暗合了中国政治经济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历史大趋势。因此，为了中国社会的整体健康发展，共产党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原有的思想和实践资源，让政治体制向原来设计的初级目标回归。所谓“前三十年的艰难探索”，不就是探索出毛泽东那套冒进的方式被证明是失败的吗？那个社会主义的高级目标完全可以长期推后，让后人去研判是否还有实施的必要。如果能够彻底想明白，就该承认实际上共产主义那一套根本不适合中国，共产党取胜靠的是新民主主义，后来直奔共产主义才遭到惨重失败。现在该跟马克思和列宁告别了。回到初心，从本质上说就应该是回到为人民服务和让人民更民主自由的初心。这个初心其实与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是矛盾和互相抵消的，让共产党自己在内心中矛盾着并无所适从。因为理论误区是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但世界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共产主义道路是一条通往新型奴役之路。为了中国真正的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该与这种犹太人的乌托邦思想切割了。

达赖喇嘛尊者最近在赵紫阳百年诞辰时发表的纪念文章中说：我一生中结识和交往过很多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半个多世纪前，当我初次访问北京和中国内地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具有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为了实现让普天下的贫苦大众都得到富足幸福的生活而热情地投身于工作之中，让我感动而钦佩。虽然以后半个多世纪中，中国人民遭受了很多苦难，而且这些苦难大多恰恰出自于人为的错误，但是，我一直认为，在早期这些革命者的理想中，有一部分是符合佛祖关于众生平等的教诲的。我们今天不能，也没有必要因为过去的人为失误而放弃这样的普世价值。

这就是与早期共产党人打过交道的智者留下的印象和对当年共产党正确行为的肯定。那么，今天的共产党既然是那批共产党的后人，为什么不能重归理想主义呢？

共产党在总结自己成功经验时，一直说当年赢得了民心，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你们。通过我前面的分析，我同意这个说法。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用极端方式巧夺民心的投机，因为急功近利，因而也不能长久坚持。为什么说急功近利、巧得民心呢？因为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事实上引诱贫苦农民用抢劫杀人的方式快速得到了土地。同时因为他们杀了世世代代跟他们一样勤劳耕作才积攒了一点土地的富裕农民，成了给共产党的投名状，才不得不一起跟着你们打天下。那些所谓地主不过是更勤劳更节俭的农民而已，他们逐步获取的那百十亩土地，与西方农场主比较而言根本就是九牛一毛，就是说旧中国根本不存在一个普遍占有大量土地，只靠吃租食利生存的阶级，有几十亩世代辛苦积攒的土地，也只是小有富裕但仍自己辛苦劳作的农民。他们与贫苦农民其实是一个阶级。你们宣传中的恶霸地主其实比例极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没有事实例证。那些关于白毛女、刘文彩、周扒皮的故事，近年都被证明是伪造的。这种在农村社会的人为撕裂，确实带来了大量兵源，但却是缺少历史正义的。那些参与屠杀另一部分农民的破落农民当时内心也一定是颤抖的，是害怕遭报应的。只是你们给了他们一个阶级仇恨的奇怪理由，他们才敢那么干。但事实上这个报应来得是如此之快，他们得到土地不过三四年，就被集体化了，然后就为自己的疯狂和短视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大批被饿死了。共产党急功近利得到人心也就失去了。同时，农村由于阶级斗争毁灭了传统和谐社会，造成的问题长期演化至今，给治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我写下这段话的意思是，共产主义理论事实上给中国造成过巨大的灾难，共产党因此也欠下了农民的一笔债，这笔债只有通过还权于民才能清偿。第二重意思是，当年共产党有与国民党争民主的基因，也有令人恐惧的阶级斗争思想带来的当年就有的民众不信任。在争民主这件光彩的事情背后还有血腥的阶级斗争基因在毁灭着前面的正确。现在是放弃共产主义理论（这个理论与阶级斗争是一回事），回到民主自由理念的时候了。看到共产党当年在政协会议里与国民党争论民主的场景，我觉得你们的父辈是懂民主的，会民主的，只是被另一种阶级斗争理念撕裂了自己，所以才有行为逻辑特别相悖的社会操作，既做了好事，也留下了罪恶。现在是彻底做好事的时候了——去兑现民主吧。

[我在《中共如何借助阶级民主论赢得天下及历史教训》一文中写道：

如果说，当年国共无力共同解决宪政和温饱问题，历史的机会错过了，那只能认为民主就是需要温饱和小康之后才能自然产生需求的问题。就是说，历史并没有直落千丈不可挽回，由于1978年以来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使70年来的历史曲线从50-60年代打折向下，又转向回升了，总体上构成了一个大U型的趋势。这说明尽管没有真民主，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也还是有历史积极意义的。如同张博树教授论述的，它暗合了中国的现代化需求（《共和60年》）。但共产主义却被苏东和中国的历史证明彻底失败了，目前还被朝鲜继续证明着失败（但朝鲜已经放弃马列主义，改为尊从金家自产的主体思想了）。

因此，对中国和中共来说，正确的历史选择，应该是完全退回新民主主义（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而不是1950年的），用自己的思想资源挖掘出自己的真正战略优势。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定义为新民主主义的2.0版，放弃共产主义这个魔鬼理想和魔鬼方案。该跟马克思和列宁说再见了。中共多年来跟苏共争独立，现在只有把这些洋祖宗都抛下，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中共该回归中华传统和像台湾那样兼蓄普世价值了。人民温饱已经解决，先行者孙中山提出的民权问题，也就是共产党追求的阶级民主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只不过不能再追求狭隘的阶级民主了，应该追求惠及所有人的大众民主和宪政共和了。]

因此，我在此提出一个《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议方案》，供参考：

1：利用共产党自身的历史资源，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定义为全面回归（1945年）新民主主义。仍然坚持共产党领导，但长期推后、搁置或放弃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和专政思维及相关政策；

2：适度放开党禁，不是放开自由组党，而是放开对已有的八个民主党派的思想和组织束缚，让他们成为共产党的友好诤党和监督行政及监督腐败的党，让他们办报（适度放开言论限制）对政府政策进行批评和建议。让人民有更多的渠道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以及建议。回到建政初年那种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局面，回到新民主主义政治。

3：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宪方案，各级人大代表不由次级人大递选而由各个选区直选（苏联当年就是这样做的），人大常委会改称立法院，负责日常立法。

4：回到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更多地依靠民营经济和更有效地保护私有财产，及建立更能体现公平正义和国际标准的法治体系。

5：经过十年左右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回归，如果实验的顺利，共产党可以像毛泽东当年设想的那样改变自己的名称，建议用：中华共生党。因为这个名字更符合共产党曾经正确的历史作为，和今天倡导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梦，与全世界华人和平共生并且与全世界人民和平共生，难道不是更能体现共产党人的本质理想吗？共产党的“共”本来就有天下为公之意，但“产”就太形而下了，产有什么好“共”的？当年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抢夺有产阶级，历史证明这是把无产阶级自己送上新奴役之路的邪路。保留“共”，去掉“产”，改为“生”，共生，就一切都顺了。

以上方案，灵感来源于共产党自己的曾经光荣的被达赖喇嘛印证的历史，回归历史荣光难道不好吗？如果习近平先生能够带领共产党进行这样一次光荣的自我革命，将作为伟大的改革家载入史册。至于将来能否更进一步走向普世民主模式，那要看统治阶级的觉悟和人民的历史机缘了。对历史，我们不急，它有自己的缓慢的轨迹和规律。

我知道，上述方案一定会被急迫的海外革命派批评为“替共产党续命”。我不在意，我只在意历史的真实进步，哪怕是碎步前进。因为你天天诅咒它断命，它事实上还在顽强续命，并且无论是反对派还是世界上强大的敌手如美国，目前都拿它无可奈何。断命的诅咒和打倒的呼声，没取得任何实际回应。还不如提供个方案，促请它自我小步改变更有实效。

（三），台海局势和《大中华邦联方案》

让我们再看看目前的台湾，挣扎在统一还是独立的困局中。通过我前面的分析，台湾现在的民主实际是中华民国百年民主追求的结果，台湾目前的宪法是大陆人民和国民党先贤们创造的，只不过没有在大陆被采用，有幸在台湾生根开花而已，当然也和台湾人民自己争取落实的长期努力分不开。一部宪法，两地人民，百年争取，生命相连。在目前大陆极权体制下，台湾是没有任何独立的可能性的。只有大陆民主了，台湾才能彻底安全。因此回到为大陆争民主的正确轨道上来，才是台湾的正确选择。因为大陆民主了，哪怕台湾还想分家，从制度上说才有可能。为了解决目前困局，我为台湾设计了一个《大中华邦联方案》，可以作为促使大陆民主，也为台湾争取更大国际空间的过渡方案。希望台湾和大陆的有识之士，能用来参考。这份方案作为附件附在了文后。

到此，我关于中华民国丢失大陆原因的总结就做完了。这篇论文不仅总结了民国，实际也总结了大陆和共产党。发表出来，见仁见智，就任人评说了。之所以在大陆建政70年也是民国失败70年之际回顾总结那段历史经验和教训，是因为大陆的民主化还没有实现，中国人百年的民主梦还遥遥无期。台海两地的问题还悬而未决，而且未来还有再次发生内战的可能。70年前那个历史转折关头，我们到底是在哪里迷失的，需要去探寻，我们需要找回正确的道路。

在这番找寻之后，根据我发现的历史经验，我给三个方面分别提供一句话的建议：

1：给共产党方面：找回争民主的新民主主义蓝图；

2：给台湾方面：完成民国未竟事业——全中国的民主化；

3：给海内外民主运动：努力达到当年共产党用《论联合政府》方案与国民党争民主的水平，如是才能被称为够水准的反对运动，目前任重道远，还需努力。

这一篇总结是集我毕生所学所思，对当代中国重大问题的一次全面反思。以史为镜，方知未来。希望能有大智慧者将其纳入自己的思考，成为推动历史接续前进的助力。

这篇总结和其中提出的三个方案，也体现了我与张博树教授共同创建的“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宗旨和工作方向——我们就是要为解决中国难题提供各种可行方案。我们现在的团队加盟者，包括王天成、邓聿文、张杰、陈闯创等，虽然每个人的理念略有差异，但合作的事业大体是围绕战略研究展开的。我这次提供的三个方案就是这种特殊战略研究的一个实验品，当然是很不成熟的一孔之见，但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过大陆著名学者周舵的指点，也得到了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张博树的批评指导。我在初稿中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就是共产党的初心，但张博树认为共产党本来就有初级纲领和最高纲领，最高纲领才是初心（当然初心中也包含为人民服务和争自由等因素）。后来强势过渡到最高纲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发生历史灾难的原因。我尊重并同意他的这一理解，并做了整体逻辑修改和若干史实细节的修改。另外还得到裴毅然教授和民国派学者丁毅的指点。本文初稿发表后，共收到六人共八篇评论文章的批评，他们是查建国、张杰、杨子立（两篇）、王庆民（两篇）、张成觉、孙大骆（文章均发表于博讯网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网站），还收到李逍遥多次私信指点和吴称谋的邮件批评。另外至少50位网友在推特上提出了各种批评或建议。纽约思想俱乐部还于2019年11月16日召开了专题研讨会，20多位专家学者到会，包括胡平、徐友渔、荣剑、张博树、邓聿文、荣伟、叶宁、顾为群、张艾枚、翁寒松、赵云龙、郑旭光、张杰、罗小鹏等，都对本文提出了批评意见，对本文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在此一并鸣谢！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行迈靡靡，中心如醉。行迈靡靡，中心如噎。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2019年10月6日-20日 2019年11月19-20日修订

谢选骏指出：以上论述的基本前提，是在回答“中共到底是如何得了天下的”这一假设。但是这一假设并不能够成立。因为中共始终并未“得到天下”，中共充其量只是得到了半壁江山。这一半壁（大陆）虽然比较另外半壁（台湾）显得较大，但仍然是半壁江山，不是整个“天下”（也就是中国文明的整个板块）。尤其考虑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半期（1949—1977年），其苏联式样的治理方式基本失败；而其后半期（1978年至今）则是采取了台湾国民党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的治理方式。因此说来，台湾无疑也就获得了充分的半壁江山的历史地位。这就是我的“现代南北朝理论”的历史背景。没有百读此书，就侈谈中国问题，肯定一头雾水。换言之，中共所获得的，只是“北朝”，而不是“天下”。南北朝理论因此也就解开了“中共为何无法得到天下”的谜团——因为中国的第三期文明，尚未水到渠成，所以“祖国统一”也就不仅是一个军事的、政治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的、文化的问题，因此也就无法单用军事的、政治的手段予以解决。中共为何无法得到天下？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了不同的文明，即野蛮的北朝苏联和文弱的南朝中国——迄今为止是，分裂之中的中国文明尚未找到一种适合于自己的制度表现，所以无法获得具有活力的统一。也可以说，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社会，尚未成熟。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文明尚有潜力因而前程远大，另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需要戮力解决的历史难题。

【083、中国为何不能产生精品】

《俄罗斯人被中国茶叶彻底征服》（2018-09-23 新民网）报道：

提到俄罗斯人的嗜好，首先想起的就是他们酷爱喝伏特加酒。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与喝酒相比，俄罗斯人更爱喝茶，对于他们来说，可一日无酒，但不可一日无茶。

如今，喝茶已成为俄罗斯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俄罗斯人每年的茶叶消费量是美国人的6倍、中国人的2倍。尽管俄罗斯人饮茶的历史不算太长，但茶在俄罗斯民族文化中却占有重要的位置。

饮茶王国俄罗斯被中国茶叶彻底征服

“所有俄罗斯人都喝伏特加，如果我应邀去别人家做客，我肯定会尝尝。”按照外国人对俄罗斯人的刻板印象，他们很可能会这样认为。然而，这有些夸张。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都喝酒，更别提伏特加了——这种酒酒劲大，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所以，第一次做客时，主人请你喝伏特加的可能性相当低。

不过，主人肯定会请你喝茶。你甚至不需要去俄罗斯就能够了解到，俄罗斯人无论何时或身处哪个国家，都会在餐馆或咖啡厅点茶。有人说，“茶对俄罗斯人来说是神圣的。”事实上的确如此，俄罗斯人喜欢喝茶，而且经常喝茶。根据2014年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4%的受访者有喝茶的习惯。

俄罗斯人认为，喝茶是人生的一大享受，独自饮茶则可以给自己一个沉思默想的机会，进行自我反省与交流，更是交流信息、联络感情的重要手段，饮茶之际达到一种最好的沟通效果。为此，俄罗斯许多机构还“郑重其事”地订出饮茶时间，好让大家喝茶。

在俄罗斯，茶香无处不在。无论是居家还是出门在外，不管是在餐馆还是在咖啡馆，抑或是在街边的小摊位，你都能闻到茶的清香。据说莫斯科的茶馆常常门庭若市，到了喝茶的时间，人们为了一杯茶可以放下手头上的任何事情。

知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我需要喝很多茶，因为没有它我就无法工作。茶会唤醒萦绕在我灵魂深处的灵感。”

与拿破仑或希特勒不同，茶叶不但成功进入了俄罗斯，并且彻底征服了这个国家。

跟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茶叶最初是从中国进口的，但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历史学家仍然为此争论不休。

19世纪的学者德米特里·普罗左洛夫斯基写道，俄罗斯于1654年派往中国的使节曾提到，（喝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并补充说，“茶是现代人的主要必需品之一。”这当然是一种非常俄罗斯式的观点。

也有史料记载，最早进入俄罗斯的茶叶是蒙古可汗作为礼品送给俄国沙皇的中国茶叶。俄国沙皇一饮上瘾，从此茶便堂尔皇之地进入了俄罗斯宫廷，随后又扩大到俄罗斯贵族家庭。茶叶在俄语的发音为“恰依”，与茶叶的汉语发音及其相似。

在俄罗斯，茶叶后来变得很便宜，每个人都可以负担得起。不过，贵族和富商所喝的茶确实在质量方面有所不同。

历史学家阿列克谢·沃雷涅茨在《俄罗斯星球》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到19世纪中叶，所有社会阶层，从贵族到最穷的农民都在喝茶。”就连在1825年至1855年期间执政的最严厉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也下令为被囚禁的革命者提供茶叶，因为不这样做将是不人道的。

总之，饮茶成为俄罗斯的传统，将各个阶层的人联系在一起。2016年，欧睿国际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78%的俄罗斯人在对“茶或咖啡”二选一时选择了茶。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饮茶习俗。从饮茶形式上来看，中国人饮茶一向是香茗一杯，细品慢饮；俄罗斯人喝茶，不是为了解渴，也不是为了待客或消遣，他们喝茶时一定要伴以大盘小碟的蛋糕、烤饼、馅饼、甜面包、饼干、糖块、果酱、蜂蜜等“茶点”，将饮茶作为佐餐的重要部分。

从功能上看，中国人饮茶多为解渴、提神亦或消遣、待客；俄罗斯人喝茶则常常为三餐外的垫补或往往就替代了三餐中之一餐。

从饮茶的品种来看，中国人喜喝绿茶，俄罗斯人则酷爱红茶。有趣的是，红茶在俄语是“черный чай”，直译为黑茶。之所以称之为“黑茶”，似乎有合乎逻辑的道理：一来红茶在没泡入水中时呈黑色，二来俄罗斯人喜喝酽茶，浓浓的酽红茶也呈黑色。

从饮茶的味道看，俄罗斯人更喜欢喝甜茶，喝红茶时习惯于加糖、柠檬片，有时也加牛奶。斯大林也喜欢饮茶，亚历山大·瓦西列夫斯基元帅回忆说：“通常在会议期间，他的助手给送上一杯柠檬茶……斯大林将柠檬汁挤到茶杯里，再加入一些干邑，然后一口口啜饮……”斯大林不是唯一一个喝茶时爱加柠檬的人，而这种习惯正是俄罗斯人所特有。

俄罗斯甜品专家斯维特兰娜·乌斯秋戈娃认为：“这一传统出现在旅行者更换马匹的驿站（18和19世纪），当时路况很差，乘客经常晕车。有酸味的食物对缓解晕车有所帮助，所以他们会在喝茶时加入柠檬（感觉会好些）。”此外，在俄罗斯这样的寒冷国家，食用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很重要。因而，在俄罗斯的茶文化中糖和茶密不可分，人们用-Спасибо за чай-сахар（直译谢谢糖茶）来表示对主人热情款待的谢意。

从饮茶的具体方式看，俄罗斯人喝甜茶有三种方式：一是把糖放入茶水里，用勺搅拌后喝；二是将糖咬下一小块含在嘴里喝茶；三是看糖喝茶，既不把糖搁到茶水里，也不含在嘴里，而是看着或想着糖喝茶，第一种方式最为普遍，第二种方式多为老年人和农民接受，第三种方式其实常常是指在没有糖的情形下，喝茶人意念当中想着糖，一边品着茶，结果是似乎也品出了茶里的甜味，很有些“望梅止渴”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人还喜欢喝一种不是加糖而是加蜜的甜茶——чай с медом。在俄罗斯乡村，人们喜欢把茶水倒进小茶碟，而不是倒入茶碗或茶杯，手掌平放，托着茶碟，用茶勺送进嘴里一口蜜后含着，接着将嘴贴着茶碟边，带着响声一口一口地吮茶。喝茶人的脸被茶的热气烘得红扑扑，透着无比的幸福与满足。这种喝茶的方式在俄语中叫“用茶碟喝茶”。有时代替蜜的是自制果酱，喝法与伴蜜茶一样。在18、19世纪的俄国乡村是人们较推崇的一种饮茶方式。

俄罗斯人重视饮茶，也就常常赋予饮茶以更多的文化内涵，从而使俄语里的“茶”（чай）一词有了更多的意义。俄罗斯人中常以（пригласить (звать) на чай（на чашку чая）)（请来喝杯茶）向友人发出作客的邀请，同时也是向对方表示友好诚意的一种最佳方式。另外，旧时俄国人有喝茶给小费的习惯，俄语里称之为“давать на чай”，后来俄语这一表达方式转义表示指在任何场合的“付小费”。

无茶炊不饮茶 沙玛瓦尔家家有

茶炊是俄罗斯茶文化的代表。俄罗斯有无茶炊便不能算饮茶的说法。茶炊实际上是喝茶用的热水壶，装有把手、龙头和支脚。长期以来，茶炊是手工制作的，工艺颇为复杂。在古俄国，从皇室贵族到一介草民，茶炊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器皿，同时常常也是人们外出旅行郊游携带之物。

俄罗斯人喜爱摆上茶炊喝茶，这样的场合很多：当亲人朋友欢聚一堂时，当熟人或路人突然造访时；清晨早餐时，傍晚蒸浴后；炎炎夏日农忙季节的田头，大雪纷飞人马攒动的驿站；在幸福快乐与人分享时；在失落悲伤需要慰藉时；在平平常常的日子，在全民喜庆的佳节时。

如果有机会到俄罗斯家庭做客，你会发现在起居室的餐桌上都放着一个叫“沙玛瓦尔”的精美茶炊，是用银、铜、铁等各种金属原料或陶瓷手工制成的，工艺水平相当高，这种独特的茶炊有着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其历史可追溯到18世纪前半叶。

工业化时代的工厂大批生产茶炊，俄罗斯的能工巧匠们常将茶炊的把手、支脚和龙头雕铸成金鱼、公鸡、海豚和狮子等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茶炊上还常镌刻着隽永的词句：“火旺茶炊开，茶香客人尝”；“茶炊香飘风行客，云杉树下有天堂”。其形状有锥形的、扇形的、圆形的、筒形的、花瓶形的、小酒杯形的，以及一些不规则形状的茶炊。中心部分是个直筒，用来放木炭烧开水，在直筒外部是装水的环形水桶。下端有个水龙头样的开关，用水时拧开水龙头就可以出水。这种茶炊有两种，一种是茶壶形的，将煮水和泡茶的用具合二为一；另一种是炉灶形的，将直筒分成几个部分，煮茶和煮水分别在不同的部分进行。如今更多使用的则是电茶炊，只用于煮开水，在茶壶或茶杯中泡茶。传统意义上的пить чай за самоваром（围着茶炊饮茶）在俄罗斯乡村的木屋里一直流传至今。

俄罗斯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里也多有对俄罗斯茶炊的描述，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有这样的诗句：天色转黑，晚茶的茶炊闪闪发亮，在桌上咝咝响，它烫着瓷壶里的茶水；薄薄的水雾在四周荡漾。这时已经从奥尔加的手下斟出了一杯又一杯的香茶，浓酽的茶叶在不停地流淌……诗人笔下的茶炊既烘托出时空的意境，又体现着俄罗斯茶文化所特有的氛围。

列夫·托尔斯泰也有一句关于俄罗斯茶饮的名言：“茶炊代表着一家之安宁与祥和，更是兴味盎然的催化剂。”每当主人将茶炊端到桌上，那茶香便飘得满屋生辉。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季，窗外大雪纷飞，屋里炉火正红，坐上铜茶炊。一会儿便喷出蒸气，吱吱作响，再搭配桌上放着的面包、方糖、果酱及各种甜食，那种感觉真是好不惬意。只有这样，节日的气氛、人间的亲情才得以尽情喧染。

茶饮：俄罗斯的必备军粮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提到军粮，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鱼、肉、蛋、奶等等。然而，在俄罗斯军队，茶叶和香烟也是必备的基本口粮。

茶叶成为俄罗斯军队的基本口粮还得从俄土之间爆发的战争说起。俄罗斯军队在进军巴尔干的途中遭遇寒流，许多士兵被冻伤，不过凡是喜欢喝茶的士兵冻伤和患病的情况就很少。军队将领高层对此很奇怪。经过多次试验分析，他们得知，原来茶叶具有改善水质、解毒止渴、清心醒脑、提高肌力等功效。不仅如此，在蔬菜、水果缺少的情况下，它还可以补充人体每天必需的维生素。于是从1886年开始，俄罗斯军队就正式把茶叶列为军用食品，定量供给士兵，战时每人每天可达6克。

到了苏联内战期间，尽管面临严重经济困难，但茶叶仍被作为军队战士每天必需的军需供应。后经不断改进，俄军把过去饮用的普通茶叶改制成由牛奶、黄油、食盐、糖与茶叶合成的茶砖。这种茶砖送到士兵手中时，已经被磨成粉末，冲上水之后，相当于蒙古族的奶茶。因此与其说俄军喝茶，不如说他们“吃茶”。

原来一直认为俄罗斯人嗜酒如命，现在看来说他们嗜茶如命倒是更加贴切，因为前者虽典型但非人人如此，而饮茶却是俄罗斯人每日必不可少的一项生活内容。茶经中国传入俄罗斯虽然不到三个世纪，但它很快成为最普及的饮品，而且对社会生活、文化乃至语言均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天，大部分俄罗斯人都不否认，茶，这个外来饮品已成为俄罗斯的国饮。

在俄罗斯，作为最普及的大众热饮，无论在家还是做客，无论在食品店还是咖啡馆，无论在影剧院的小吃部还是卖热狗的街头小摊上，只要有卖食品的地方，都能喝到馨香四溢的热茶。他们对茶的需求如此普遍而强烈，茶已经成为该国的生活必需品，而不下数百种的品牌则更说明了俄罗斯茶叶市场的巨大。电视黄金档广告中，茶叶广告出现的频率决不逊于酒类、药品和化妆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英国“立顿”品牌可谓独领风骚。此外，印度产品在市场中也占相当的份额。遗憾的是，作为俄罗斯国饮的最早输出国，中国茶在俄罗斯市场上却十分少见。（综合俄罗斯龙报网）

谢选骏指出：“俄罗斯人被中国茶叶彻底征服”与“中国茶在俄罗斯市场上却十分少见”这样的语无伦次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国不能产生精品”。所以，中国的东西要外国加工才能成为拿得出手的精品。难怪日本据此以中国华族自居，反把中国故土贬作了蛮夷。那么，中国为何不能产生精品呢？主要是由于专制政治不断摧残社会的有机活力，不断歼灭各种各样的老字号，使得中国的独门绝技逐渐失传——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中国变成了一个丧失灵魂的机器人国度。

《德企成批退出中国》（2018年10月07日 转载法广）报道：

据德国《焦点》周刊报道，出于多种原因，德国企业成批退出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机器人革命改变了人们的想法，减少了德国企业对中国的向往。

中国多年来都是大型康采恩的理想国：巨大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特别诱人。但政治和官方机构的不断束缚以及中美贸易战使中国的光芒逐渐黯淡。中国私有企业负债沉重又给中国经济带来潜在的危机。特别是另一发展趋势早已开始改变人们的想法，即机器人比中国的工人还要便宜，而且它们还可以留在德国本土。因此，与新千年初始相比，现在把生产转移到国外的德国企业明显减少，而且越来越多的德企开始退出亚洲或东欧。其中，返乡的知名德企有：马克林、阿迪达斯、博世和集怡嘉。早就积极推动数字化的企业明显走在返乡者的前列。

德国机器人与就业人员的比例为31：1000，机器人密度居全球第三。经济学家发现：工业国家使用机器人越多，工厂迁移国外的便越少，将生产重又迁回本国的可能性则越大。拿美国做个比较：美国的机器人密度只有19：1000，位居全球第七。返回美国的生产企业比返回德国的要少得多。

谢选骏指出：中国不能产生精品，到了机器人时代，就会彻底暴露“废垃社会”的面目。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何意？ 

所谓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是指中国天子丧失了自己的职守，官守的学术散落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所处之地。

在先秦，“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蕴含的意义，是指王室所设立的每一个官职，都代表特定的含义和职责，并且任官者世代相传。因此，当政治发生变故，而任此职者离开王室时，就意味着其所职掌的学术随之流落。也因如此，在一些诸侯国乃至民间，对这些官职之意义及其职责的认识反而得到了保存。所以，当孔子听说郯国的国君尚能解释古代少嗥氏为何用鸟名来命名官职时，才说：“我曾经听说过：‘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确如此！”

一般认为，“天子失官”所导致的学术下移分两个步骤，即由周王室下移于侯国和由侯国下移于民间。零星的史料并不能让人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但从春秋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及其后众多学术流派的涌现看，如果没有下移于民间的学术，则它们的出现是不可能的。

谢选骏指出：等到元清等蛮族入主中国之后，中国本土蛮夷化了。于是中华正统逐渐由日本等海外中国予以接管了。虽然，日本本是蛮夷，后来却自命为“征夷大将军”了，就像越南，也是在中国沦丧的过程中开始独立的。但由于和中国接壤，越南又无日本的封建制度区隔保护，因此无法形成精品传承。

【084、中国大陆为何不能和平转型】

网文《乌坎9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判2-10年不等》报道：

2016年12月26日毛泽东冥诞海丰县“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永汉、张炳钗等9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妨害公务，故意传播虚假信息一案。

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魏永汉、洪永忠、杨锦贞、吴芳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生产、营业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被告人魏永汉、洪永忠属于首要分子，被告人杨锦贞、吴芳系积极参加者，其行为均已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告人魏永汉、洪永忠、杨锦贞、吴芳、蔡加粦、庄松坤、李楚卢、陈素转未依照法律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而擅自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经政府主管机关告诫后，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均属于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被告人庄松坤、蔡加粦聚众堵塞交通，情节严重，均属于首要分子，其行为均已构成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被告人魏永汉、李楚卢以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均已构成妨害公务罪。被告人张炳钗明知是虚假信息，故意在网络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被告人魏永汉、李楚卢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对其犯妨害公务罪应从重处罚。被告人魏永汉、洪永忠、杨锦贞、吴芳、庄松坤、蔡加粦、李楚卢均犯数罪，依法应予数罪并罚。根据各被告人所犯罪行及犯罪情节、危害后果，法院分别判处魏永汉、张炳钗等9名被告人十年有期徒刑至二年有期徒刑不等的刑罚。

……

谢选骏指出：我一贯主张，苏联东欧的和平转型模式无法出现在中国。中国的道路应该还是秦末和隋末、元末的“王朝更迭模式”。

上述动态无非提供了新的证据。

“乌坎”曾给许多人带来幻想，甚至“自由亚洲电台”的新闻制作人们也认为中国大陆可以在共产党带领下走向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主进程”，他们的背后是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负责人士。

但是，这种一厢情愿其实在1940年代就被证明是离题万里的了。

路透社援引接近中共中央的消息来源称，本月乌坎村镇压是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下令的。 

路透社援引接近中共中央的消息来源称，本月乌坎村镇压是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下令的。

有关消息来源表示，明年中共19大前乌坎问题让胡春华受到压力，他需要证明自己临危不乱的能力。

中国政治分析人士和几个和中央领导有关系的渠道表示，现年53岁的胡春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目前的25名委员中最年轻的两位之一，有望进入中国权力核心、有7名成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因为中国广东汕尾乌坎村的民选村支书林祖恋被判刑入狱，从6月中旬起超过80多天，乌坎村民持续举行抗议活动。平息乌坎局势对胡春华的政治前途很关键。

接近中央的一个消息来源对路透社称：“这对胡春华的能力是个考验。”该消息来源补充表示，领导层认为，胡春华如何处理乌坎问题将是考验他能否入常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路透社并未能联系上胡春华本人就此置评，也没有得到中国国务院、广东省政府有关部门的回应。

“乌坎模式”

乌坎村村民持续抗议当局抓捕林祖恋。他们认为这位“民选”村主任被当局陷害，以阻止他领导村民抗议土地遭他人盗卖。 

2011年9月， 广东省汕尾所属陆丰市发生一宗“群体事件”。乌坎村民质疑村官通过非法土地交易谋取私利，在林祖恋的带领下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参与维权的村民薛锦波等5人被警方抓捕，薛锦波被关押3天后非正常死亡。

当时的事件发展引起了国际媒体关注。在持续的大规模村民抗议中，当局做出妥协，以包括允许乌坎举行民主选举、改组村委会、处理有关官员和给死者家属发放巨额抚恤金等措施安抚乌坎村民，平息了事态。

2012年，林祖恋在乌坎村民一人一票的民主直选中当选村委会主任，“闹事”的其他骨干村民也都入选村委会。

乌坎事件当时成为中国民众抗争维权和基层民主进程的标志性事件，更被冠以化解中国基层官民矛盾的“乌坎模式”。

五年后，陆丰检方称，2012年以来，林祖恋涉嫌利用工程项目建设管理的职务便利，在民生工程项目发包环节收受贿赂，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已经于6月17日对林祖恋立案调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汕尾市政府6月21日通报称，林祖恋供认了自己收受贿赂的事实。官方还公布了林祖恋在摄像机镜头前“认罪”的视频画面。之后，他被判刑3年零1月，并罚款40万人民币。林祖恋宣判后表示尊重法院判决，不上诉。

“聚众闹事”

但乌坎的村民再次走上街头要求“放人”，防暴警察又进了村子。

当地公安逮捕了约70名抗议村民，指责他们 “参与聚众扰乱公共秩序、交通秩序的违法活动”等。

另一个和中央高层有联系的渠道对路透社表示，北京表明要“以适当的方式”平息乌坎问题，让胡面临一个敏感的选择。

接近广东省高官的一个消息来源说，胡春华决定对乌坎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尽可能缩小他未来仕途的风险，避免造成软弱印象。

乌坎问题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香港市民也举行了声援乌坎抗议的活动。

官方则封锁了乌坎的通讯，审查有关社交媒体信息，禁止记者在当地采访。

一名北京的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记者到乌坎不利于我们开展工作。”

乌坎流血冲突后70人被逮捕 

在经历了星期二的大规模流血冲突后，中国广东陆丰乌坎村的村民说，有多达大约70人被警方抓走。

星期二凌晨，当局突然出动了数千名防暴警察忽然闯入乌坎村，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名义抓捕多名村民，村民和警察之间随后发生激烈冲突，警方动用了橡皮子弹和催泪弹，村民则用砖头、石块反抗。

一位45岁的姓吴的村民对路透社说：“我们要出去救人，一出门警察上来就打人，抓人。20多个，有抓10多个。”

另一位姓林的村民说，警察见人就打，连小孩和老人也不放过。

她说：“好多警察抓村民，昨天早上抓村民，打老人，打小孩，抓好多村民。”

中国官方媒体称，警方执法过程中表现了最大的克制，目前乌坎已经逐步恢复正常，此外学校的教学秩序没有受到影响，甚至13号时也照常上课。警方称，有13名乌坎村民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等被公安机关缉拿。此外当局还指责说，有网民发布虚假信息，用旧图片移花接木来制造所谓的乌坎事件。

乌坎村民自6月底以来不断游行示威，抗议陆丰市当局以涉嫌受贿为由抓捕民选村主任林祖恋。这是中国近年来爆发的最大的一起流血群体事件。

……

谢选骏指出：中国大陆为何不能和平转型？因为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所以适合欧洲模式的“和平转型”，无法出现在中国大陆，甚至无法出现在亚洲。例如，“阿拉伯之春”就无法复制东欧模式，甚至俄罗斯也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转型。至于南韩、台湾、菲律宾，无法是由于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才不得不走上了“伪装民主化”的道理。日本、泰国、缅甸、蒙古，也是如此。环顾亚洲，其实没有一个及格的民主国家，包括土耳其在内。至于印度，我在《小国时代》一书里，已经讨论过它的种姓民主制，兹不赘述。

可以断言，只要美军一旦撤出亚洲，“亚洲伪装的民主制度”很快就会土崩瓦解。

【085、中国精神病人为何世界第一】

《中国缘何成了精神病大国？》（2010年5月31日 联合早报）报道：

 

您有精神病吗？如果有人这样问您，您一定会勃然大怒，断然否定；甚至觉得人格受到侮辱，非让人道歉不可。 

且慢。 

昨天中国各大网站转载了一篇《瞭望》新闻周刊的记者报道：“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也就是说，中国精神病患人数相当于一个日本或墨西哥总人口，相当于两个英国、法国、意大利或泰国的总人口，也相当于中国三个中等省份总人口。光重症人数（中国俗称的疯子）就相当于一个荷兰国家的总人口。 

数字触目惊心。岂不是中国人13个里面就有一个精神病吗？ 

这篇关于精神病的爆炸新闻，在各大网站首页新闻显著位置转载，迅即在中国网民中炸开了锅。短短几个小时，新浪网浏览量超百万，评论达18000条；网易跟帖8000多条，腾讯网留言4500条。网友拍砖众说纷纭，我归纳起来大致有八类： 

一是质疑型，不相信中国精神病这么多，认为报道哗众取宠，荒唐之极，“这个新闻报道记者才精神病呢”；还有的认为“统计局又犯病了，整出这么个吓人的数字”。 

二是揣测型，一部分揣测这是政府造舆论“为以后抓人进精神病院埋下了一大伏笔，这一招确实够绝了”，一部分揣测这是富士康公关造势为十几连跳的悲剧事件找借口解围。 

三是嬉笑型，“怪不得吃三鹿、地沟油都没事，原来是有精神病。”“我是精神病1号前来报道。”调侃、幽默，是网友跟帖最拿手的。让人喷饭的帖子，俯拾皆是。 

四是怒骂型。认为这是政府把社会问题转移到精神病问题了。“人吃人社会，没精神病才怪”。“容忍高房价、容忍乱收费、容忍贪污腐败、容忍欺瞒拐骗、容忍不公平、容忍不公正、容忍失业、容忍拆迁等等，忍无可忍，忍成精神病。”“当下的中国不是精神病人多，而是牛鬼蛇神多。”“神奇的国度呀，全民皆为精神病。旧社会让人变成鬼，新社会让人成为精神病。”犀利之言，力透纸背。 

五是思辨型。最被力顶的是网易相关新闻这段跟帖：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当今的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正如 陈丹青 先生讲的“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如果鲁迅赶上这个时代，对于“开胸验肺”、“以身试药”、“周公拍虎”、“黑窑奴工”、“处女卖淫”、“官员嫖幼”、“强行精神病”等一系列奇闻，又会写出多少辛辣犀利、锥骨入髓、令人拍案叫绝的杂文来，想想，真是让人后怕，所幸这个尖酸刻薄的小人已不在人世了。让我们彻底赶走鲁迅，欢迎“小沈阳”，让人们在开心笑声中忘却现实的不公和苦痛，在笑声中渐渐地麻木、渐渐地变傻…… 

六是忧虑型。一部分忧心“病态的国度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上访的人多了，精神病人自然就多”。一部分忧心“文章有问题，还嫌社会不乱，足心不良。” 

七是认同型。认为报道真实，精神疾病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和监管仅靠亲属远远不够，需要政府将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 

八是专业型。认为新闻标题不应该用“精神病”字眼，而应该用“精神疾病”，也有个别网友对报道内容提出一些独到见解。 

这八类声音中，网友质疑、批判和戏谑的占绝大多数，表示忧虑、认同新闻事实的极少数，提出专业性观点的更是凤毛麟角。 

一个关于中国精神病患的深度报道，何以在网络引来一片哗然，没有得到网络舆论正面认同和应有的理性思考，而只成为一个批判政府和社会的武器呢？ 

透过这条新闻的网络舆情，我看到了我们中国人普遍的焦虑感，看到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病入膏肓，更看到了积习已久的中国精神病认识偏见。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精神病偏见和精神病患一样，都是文明社会的沉重负担。 

从维基百科的精神病定义，可看到：精神疾病（或称做心理疾病、情绪障碍、认知功能障碍），俗称精神病，主要是一组以表现在行为、心理活动上的紊乱为主的神经系统疾病。社会学家亦认为重大事件和情境会导致心理疾病。在社会运动、战争、、贫穷、无常、社会腐败不公和缺乏资源援助的地区有易得心理疾病。 

翻开中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精神病学》，查阅到精神病(psychosis)的定义：指严重的心理障碍，患者的认识、情感、意志、动作行为等心理活动均可出现持久的明显的异常；不能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动作行为难以被一般人理解，显得古怪、与众不同；在病态心理的支配下，有自杀或攻击、伤害他人的动作行为；有程度不等的自制力缺陷，患者往往对自己的精神症状丧失判断力，认为自己的心理与行为是正常的，拒绝治疗。 

维基百科的精神病定义是广义的精神疾病，包括心理疾病、情绪障碍、认知功能障碍；而中国高校《精神病学》定义是严重的精神病，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概念里的“精神病（或疯子）”。 

不难分析，《瞭望》这篇“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的报道，其“精神病患”当指广义的精神疾病；“重症人数逾1600万”的重症者才是我们理解的“精神病”。 

那么，中国精神病患是否真超1亿呢？我们心理上可能接受不了，不愿相信，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一、我们主观不知晓，不意味着客观不存在。 

正如报道所述，中国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不足5成，就诊率更低。也就是说95%网友对精神疾病的知识不了解，以为精神病就是“在大街上手舞足蹈、赤裸狂奔或者打人砍人的疯子”。其实按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凡是有心理疾病、情绪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的，都列入现代精神疾病学的范畴。 

二、精神疾病发病率高涨，是全球普遍现象。 

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在第10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开幕式上说：全世界共有15亿人患有某种程度的精神紊乱和行为紊乱病症，但其中仅有50%的人承认自己患有这种疾病，而且只有1%的人接受了精神病治疗。以世界总人口68亿计，全球精神病患者平均约占22%，比中国1亿患者的比例8%高得多。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断言，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像心理危机那样给人们带来持续而深刻的痛苦。 

三、从发达国家精神病患比例，可见报道真实性。 

美国：根据美国总统心理健康新自由委员会在2003年的报告指出，主要的精神疾病和其他的疾病相比(如癌症或心脏病)，才是在美国导致残疾的主要原因。另据美国精神病人联盟报告，23%的北美成年人在一年内会经历一次可被诊断出的心理疾病，但不超过半数的人会有严重到影响他们日常机能的症状。大约有9-13%的十八岁以下孩童会体验到持续性机能缺损的情绪不安，5-9%会因此而导致心理疾病。大多数的年青人会在他们成年之前由疾病中恢复，然后继续过着不被疾病卷入的正常生活。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调查发现，美国有4400万成年人患有抑郁、不安等精神失常病症，400万9岁到17岁的人得过精神病；在5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间，大约有20%以上的人经历过精神失常；精神病例在以后数十年内还会以更快的速度不断增加。美国每年要为治疗抑郁症付出437亿美元”。 

日本：日本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据日本警视厅统计，自1998年以来，自杀人数已经连续3年超过3万人。近10余年来，日本平均每20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精神疾病而死于自杀（每天70多人）。自杀，已成为导致日本人非正常死亡的第一大杀手。 

欧盟：2005年10月17日，欧盟委员会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每年平均有27％以上的成年人出现焦虑、压抑、消沉等精神危机症状。每年欧盟有5万人自杀，57％是因为精神方面的问题，其中27％是成年劳动力。精神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它给欧盟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整个欧盟生产总值的3％至4％。 

俄罗斯：目前俄罗斯的精神病人数位居世界前列，患病使人失去就业能力，从而造成许多家庭贫困不堪。目前在俄罗斯有20％至22％的人需要得到精神和心理疾病医生的帮助。 

四、精神病造假数字毫无意义，旨在呼吁政府高度重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作为卫生权威机构，此次所公布的全国精神病患数字建立在缜密调查基础之上，数据应该可信。不像统计局，察言观色，指驴为马。疾控中心造假精神病患数字，不会带来任何功利，毫无必要。当前中国精神病患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一旦救治不及时和看管不严，很可能给其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危险。这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校园血案、富士康十几连跳等等，都已经暴露了严重社会危害性。《瞭望》正是因此刊发报道，呼吁政府将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真正帮助精神疾病患者，特别是重性精神病人实现“病能有医，疯能有控”，减少和避免类似悲剧。 

五、中国精神病患实际数字远不止1亿，目前有1600万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在国家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 

中国著名精神病科专 家江开达 教授披露，中国一半失眠患者伴有精神疾病。全国妇联的调查表明：中国目前3亿多家庭中，有8000万个家庭中存在家庭暴力。在辽宁抽样调查表明：50%的中小学教师有心理障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北京一千八百多名家长近三年的跟踪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三分之二的家庭教育不当，造成孩子存在各种心理问题。 

资料表明：我国高校学生的心理障碍发生率已由1989年的占总生病率的20.23%上升为1998年的27.03%；天津市对5万名大学生所作的调查中，有心理障碍的占16%以上。北京大学近十年来因心理疾病休、退学人数占总休学、退学人数的1/3左右。杭州市科委从7所不同类型的学校抽取2961名大学生进行为期3年的跟踪研究，发现有心理障碍的占25.39%。 

2002年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自杀调查结果公布，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在15至34岁人群的死亡原因中，自杀更是第一原因。中国也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总的自杀率为23／10万，而国际平均自杀率仅为10／10万，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 

为什么中国成了精神病大国呢？ 

中国人口基数大，精神病患总数也就大，此其一。 

现代化进程越深入，人类的焦虑越严重。传统中国人悠游于“理性不足，情理有余”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并不容易产生明显的焦虑感。进入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后，中国社会处于汤因比所谓“挑战与应对”态势中，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社会普遍的心理紧张，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集体焦虑。焦虑从而往往导致精神疾病。此其二。 

整个社会信仰丧失，道德沦落，价值观念混乱甚至解体，社会公众造成普遍的无所适从感。民主和法治有待完善，社会环境恶化，不公平、不公正现象频发，官民矛盾时常尖锐对立，劳资双方时常不对称博弈，大批毕业大学生、下岗工人找不到工作，贫困农民生活惨淡营生。社会严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以及人的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增加等。此其三。 

中国精神病患突破1亿，的确是一个很震撼的号外新闻，给执政者敲响醒世警钟。虽然精神病患问题具有世界普遍性，但是，如果中国政治文明，社会公平正义，不让特权腐败肆意妄为，让百姓有房住，有工作，不受压迫和欺凌，心情舒畅，那么谁会无事生非发神经病呢？治疗精神疾病，高明之道是在于治“未病”。 

更重要的是，中国要从当政者开始转变对精神疾患的偏见。长期以来，某些执政者已把精神病作为扣帽子的常用手段，配套精神病院作为政治批斗工具。“精神病”也作为一种侮蔑性用语存在，缺乏应有的社会人文关怀和人格尊重。一般人也很怕自己患有精神病。就算没有精神疾病的人，只要行为不容于大众，也会被扣“精神病”的帽子。 

真正的和谐社会，是老百姓心理的和谐。不能再把“精神病”污名化，就如同过去污名化“艾滋病”一样。不要让精神病患者，哪怕已治愈患者也得面对社会的巨大压力。同情和爱，永远是治愈一切精神疾病的首选良方。

谢选骏指出：中国精神病人为何世界第一？除了社会压力过大之外，还因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迷信多子多福，连傻子都要传宗接代，导致正常的自然淘汰和社会淘汰受到阻挠。尤其是，奉行人海战术的国家，是绝对不能接受优生学观念的。

【086、中国人民为何无法享有法治】

《天堂里没有肝癌——悼念李柏光弟兄》（2018年2月28日 转载微信公众号“范学德”）报道：

导读：“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李柏光就是这样一个清心的人，他已经安息在上帝的怀抱中。

昨天是礼拜天，从教堂回来后一直在忙，文章写到礼拜一凌晨四点才结束。睡觉前看朋友圈，一楞，说是李柏光因患末期肝癌，于2018年2月26日凌晨3点在南京解放军八一医院骤然离世。

李柏光弟兄死得太突然了。2月11日他从参加美国总统早祷会后回来还没有事。他的表弟兼律师事务所的合夥人刘培福接受海外电台采访时说，表哥身体一向没有甚么病痛，是挺健康的。……他之前没去医院检查过，所以不知道有这个病，是因为身体不适，才送到医院的，是这两天在医院检查才发现的（末期肝癌）。

但我太累了，看着看着就睡过去了。

四个小时后醒来，人又有点精神了。立即想起了李柏光，但怎么搜集印象，发现的依然还是，我没见过他一面，也没说过一句话。看来，我们只能在天堂上见面了，那时，没有苦难，也没有肝癌，上帝会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

我仔细地看关于李柏光的文章，主要是三篇，一篇是——“李柏光信仰历程，“小驴磨坊”于2018年2月26日转载在“尥蹶子书斋”这个公众号上，这其实是李柏光弟兄自己写的见证。 另一篇是焦国标写的： “从属血气到属圣灵——李柏光律师的维权道路”，分上、下两篇。

最初打动我的是李柏光从小时家里就穷，他告诉焦国标说：“一年12个月只有两三个月能吃上米饭，其它时间就是以红薯充饥。至于吃肉，一年有两三顿已经很不错了。兄弟5个，大哥很早就出去当煤矿工了，在家的哥儿4个就住在关猪关牛的地方——下面是猪圈，上面搭上木板，4兄弟就睡在上面。冬天盖的是那种几块棉花拼凑起来的棉被，身子下面铺的是竹席。凉得不得了！我们弟兄几个就是在这种困苦中长大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觉得那时的成长环境实在太苦了！”

这一切跟我的童年到青少年都很像。我们也是哥四个，也是没得吃。但我们比他们幸福的是，我们是挤在一铺热炕上。不过，东北的冬天外面也真没法子睡。

长话短说，他读大学了，湘潭大学哲学系。我也是哲学系毕业的，吉林大学。他大学毕业又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博士生，但家里人并没有为此而高兴，反而是越来越不高兴，因为家里人希望他大学毕业后，赶紧回乡政府当个干部，好给家里来点实实在在的物资帮助。

而他想的却是﹕要以自己的学识帮助中国最困难最没有关系的农民。办法就是﹕“送法下乡”。用另外的词，维护法律赋予国民的权利。

可他自己却陷入另外一种痛苦之中，那是心里没底。他说从19岁：“我开始思考为什么西方文明能够产生民众拥戴他当皇帝，他都不愿当，两届总统任期届满就回到自己的农场当平民百姓的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为什么西方文明能够产生把仁慈和宽容渗透在政治生活每个细节的美国总统林肯；为什么西方文明能够产生以受苦受难的勇气和耐心去消解暴行与仇恨，用行动去切断仇恨、恐惧与邪恶之间的衍生链条，并发出“要么去爱，要么受害”，最后把敌人转化成自己弟兄的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为什么在我们中国这片号称‘神州’的土地上，无论是平民阶层还是统治阶层，两千多年来，直到今天，还一直产生不了具有上述精神品质的标杆性人物，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还一直在仇恨、恶毒、压制、蔑视生命的深渊里苦苦挣扎啊？”

这段见证文字非常精彩，我没有他想得那么早、那么多、那么深刻，但也从二十多岁一直想到了四十岁，直到来到美国后亲身进了教会才渐渐明白了。

从十九岁到三十岁（1998年），李柏光花了十一年的时间阅读和思考，但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性答案。1998年7月，他应邀为一个朋友校对名为《亚洲的新路》一书，因此接触到了十九世纪英国基督徒、励志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的作品，在翻译和编辑校对《南特赐令废除后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一书（正式出版时他将书名改为《信仰的力量》）的过程中，他说：“看到胡格诺教徒面对残酷迫害所表现出来的高贵精神品质，我的灵魂受到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震撼！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力量和勇气啊！我多次被感动得泪流满面，我的心也不断地为胡格诺教徒作为个体生命所表现出来的高贵品质而流血、而颤抖！”他终于找到了我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却没有找到的真理：“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来自基督的仁爱是塑造近现代西方文明精神品质的真正的、唯一的源泉！”

《信仰的力量》一书里记述了四百多年前法国的新教徒——胡格诺教徒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的故事！“书中描写了胡格诺教徒在火刑、车裂（五马分尸）、断头台砍头、流放服苦役等残酷的刑罚面前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慷慨、热情、乐观地赴死，有些男性胡格诺教徒甚至长年累月裸体被铁链捆绑在当时法国军舰的凳子上，白天划船，夜晚喝点海水和发霉的黑面包，然后就在凳子上过夜。他们中有的被捆绑几年，有的十几年，最长的达二十多年！每天，都有国王派来的天主教神父劝这些被捆绑的胡格诺教徒改宗归信天主教，胡格诺教徒只要口头答应说改信天主教，他马上可以获得自由，回到家乡，回到妻儿子女的身边！然而，这些被捆绑的胡格诺教徒没有改宗归信的，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

于是，1999年7月底，李柏光到海淀教堂买了一本《圣经》，并认真地开始阅读《圣经》，当他读完《四福音书》和《罗马书》后，他说：“神的福音使我的灵魂苏醒了。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自己是个罪人，必须悔改，必须时时刻刻悔改。我认识到天父派他的独生子到人间道成肉身，为我的罪遭受刑罚，被钉十字架。神派无罪的独生子来为我这个有罪的人赎罪。我发自内心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真正的救主。”

就这样，李柏光在1999年信主了，但他说，这之后的六年，“我由于信心软弱，一直很少时间参加教会团契生活，也很少读经、祷告。以至后来信心越来越软弱，灵命越来越枯竭。感谢主，就在我的灵命就要枯竭的时刻，主引领我到主的肢体方舟教会，经过半年多的读经、祷告和教会生活，主重新赐给我强大的信心，让我彻底匍匐在主的脚下，使我的心彻底归向主的怀抱。”

这和一些知识分子的经历很相似。

因此，直到2005年7月31号，李柏光才在怀柔的一个水库正式受洗。在受洗那一天，他宣读了自己的见证：“爱的见证——一个大陆律师信主的经过。”他后来补充说：“2005年7月30日，我在受洗的河边站立宣读这份见证。就在我宣读了不到三分钟后，我突然感到身体遭受了电击似的，我的身体，特别是我的四肢开始震颤和麻醉起来。随着我宣读的继续，我四肢的震颤和麻醉也越来越厉害。当时我周围没有丝毫的风，可在场的弟兄姊妹事后告诉我，他们看见我的裤管晃得很厉害，好像有一股风在吹拂我的裤子。最后，在宣读快要结束前，我四肢，特别是手的震颤和麻醉达到了最猛烈的程度，我的喉咙差点冒烟，我差点站立不住而倒下，幸亏在场的北村弟兄迅速走上前去递给我一杯水，我一口而尽！宣读结束，我回到座位，我的手还是在继续麻醉状态下震颤了十多分钟才平静下来。感谢主，这是神的灵大大充满了我身体的又一见证！感谢主！在场驻足聆听的两个游人[从事电视和营销工作的]也被这份见证感动了，向我索要这份见证稿并产生了信主的冲动。”

一年后，2006年5月11日，他同余杰、王怡一道，在美国白宫受到了布什总统的接见。他同布什的有段对话特有趣，布什总统问他：“家里人知道你所做的工作后，会担心吗？”李柏光回答：“那当然，肯定会担心。但我从来不告诉家人我所做的事情。”

当年我看到这句话就笑了。因为我回国时也从来不告诉家里我去哪里了，干什么了？以至于侄儿侄女辈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像风一样的男人。”我则回答：“是疯了！”

李柏光在那次会面中最后以一位美国朋友的话作为他的结束语：“很少有人能够伟大到使历史折腰，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却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事件的一小部分，这些行为的全部将谱写我们当代的历史。”

这些年来，李柏光就是这样尽我所能地努力。但他人不一样了，对自己有了深刻的反省。他说：“为什么我们追求自由、民主总不见效果呢？我们到处去为这些农民维权，可为什么公平、正义很难实现呢？通过《圣经》我找到了答案。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很多做法和选择的道路可能是没有按照上帝所教导的方式去行，而只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

他跟焦国标讲了一个故事，云南的一个农民被打死，李柏光等去帮助打这个官司。“我们跑了三趟云南，官司打赢了，帮他们拿回来240万。按照口头协议，他们应该给我们20％的律师代理费。可是农民拿到赔偿金后就完全反悔了，一分钱都不给，手机、电话全部停机，我们再也联系不到他们。那个地方在云南边境很偏僻的山区，路太远。算了，我们也没再去要（代理费）。“从这一类的案件中李柏光发现，很多村民对自己有利时就讲规则，不利时就不讲。

看到这个故事和总结我苦笑，岂止是村民，看看城里这些年，相当的一些人不都是这样吗？

李柏光说：“虽然现在我维权的内容没有变，可是方法上比以前更加低调、更加温和，也不再轻易写文章攻击、谩骂这些执政掌权者。他们也在更大程度上容纳我了。他们觉得我信耶稣之后变化很大，不像过去那么激进，总想推翻他们。我现在只想把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落实到实际生活中，为那些被损害者争取到应有的权利和自由。我说我现在就是一只蚂蚁，今天背一块砖，明天背一片瓦——这一块砖一块瓦就是每一个个案，在办理的一个个具体案子中脚踏实地建立中国的法治框架。我这么讲，国保很高兴，说：你这样做我们就能够接受。我说我信耶稣之后基本上就不再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而完全是立足于现有法律，努力解决问题。我说我要把你们自己颁布的法律中开列给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落实到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去。”

李柏光与同是基督徒的徐寒梅结为夫妻，有一子，今年八岁，名清心。看到这孩子的名字：我知道这出于圣经耶稣所讲的“八福”之一：“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李柏光就是这样一个清心的人，他已经安息在上帝的怀抱中。

2018.2.26下午3：20完成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民为何无法享有法治？因为——云南的一个农民被打死，李柏光等去帮助打这个官司。“我们跑了三趟云南，官司打赢了，帮他们拿回来240万。按照口头协议，他们应该给我们20％的律师代理费。可是农民拿到赔偿金后就完全反悔了，一分钱都不给，手机、电话全部停机，我们再也联系不到他们。那个地方在云南边境很偏僻的山区，路太远。算了，我们也没再去要（代理费）。”从这一类的案件中李柏光发现，很多村民对自己有利时就讲规则，不利时就不讲。除非有枪杆子顶在他们的脊梁骨上。中国人民为何无法享有法治？因为他们是暴君或曰“权威人格”的土壤。

【087、中国人为何不懂“转过脸去”】

《记者来鸿：“大异见者”戈尔巴乔夫》（BBC 2011年8月17日）报道：

戈爾巴喬夫是蘇聯政治體制的產物——

蘇聯8·19政變20週年前夕，BBC俄國事務專家、當年的駐莫斯科記者布裏吉特·肯德爾專訪戈爾巴喬夫，反思蘇聯政治體制的產物、對共產黨忠心耿耿的戈爾巴喬夫，怎麼成了改革家？

就連戈爾巴喬夫本人也承認，出道伊始，他並不是改革派。

戈爾巴喬夫出生於蘇聯南部的一個小村子，青少年時期在1940年代度過。戰後斯大林掌權的時代，大多數蘇聯人都生活在對當局的恐懼之下。1930年代斯大林搞大清洗的時候，戈爾巴喬夫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經被逮捕、流放甚至毒打。但是，年輕的戈爾巴喬夫仍然是堅定的愛國者、忠誠的共產黨人。

他唇邊掛著嘲笑，說道，「我是一名忠實的公民。證據是，我選擇斯大林作為我最後考試的特別主題。我的題目是，斯大林是我們戰時的光榮，斯大林是我們青年人的翅膀。沒有人生拉硬拽地要我入黨，這都是我自己的選擇」。

他說，來到莫斯科大學就讀、特別是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後，他才開始產生疑問。赫魯曉夫發表批判斯大林的「秘密講話」，等於從政治頂峰發出了一個信號：質疑現行體制不會讓你身陷囹圄。

親密朋友

僅僅幾年之後，赫魯曉夫就下台了，蘇聯重新陷入漫長、壓抑的停滯期。但是，戈爾巴喬夫在同學中結交的朋友深深地影響了他的理念。

其中一人是捷克學生茲德內克·姆林納。

「布拉格之春」的領導人姆林納是戈爾巴喬夫的親密好友

戈爾巴喬夫說，「茲德內克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非常聰明，和他交朋友是我的運氣，我們的觀點在許多方面都有相似之處」。

茲德內克·姆林納後來成為捷克「布拉格之春」運動的領導人。

1960年代後期，戈爾巴喬夫已經回到了蘇聯南部的斯塔夫羅波爾省，在當地共產黨內是一顆冉冉上升的新星。

1967年「布拉格之春」的前夜，姆林納曾經走訪戈爾巴喬夫，並向他講述自己的看法。姆林納1997年去世以前在一次採訪中說過，「在我看來，他非常清楚我在說什麼。但是，他也說，能在捷克斯洛伐克成事，在蘇聯不行。」

姆林納當時還說，「我相信，像他這樣的人如果能走到最高層，一切都會改變。」

「兩面思維」

1968年，蘇聯坦克駛入布拉格鎮壓起義。一股新的壓制之風席捲全蘇聯。共產黨的幹部奉命為入侵辯護，批判任何敢於提不同意見的人。

作為一名忠誠的共產黨員，戈爾巴喬夫盡心盡力。他說，他也批判了那些質疑入侵的人。他還說，事實上，他相信共產黨的解釋。

想一想，正是他最親密的捷克朋友發動的改革遭到了徹底粉碎，這樣說真像是不可思議的腦筋急轉彎。

轉年，戈爾巴喬夫隨官方代表團訪問捷克斯洛伐克。現在他回憶說，正是那次訪問，讓他重新審視出內心深處的良知。

「我們到了以後看到的那一切令人震驚。沒有人願意和我們說話。我們被告知，捷克斯洛伐克人希望得到我們的幫助、包括軍事行動。但是，這不是事實，是誤導。我們到一家工廠參觀，那裏的人都轉過臉去。這給我帶來了很大的震動。我們侮辱了這個蘇聯人內心很在意的國家。」

毫無疑問，在任何一個警察國家，人民的對話可能被監聽、上報，大多數人都掌握了「兩面思維」的藝術，嘴上說的、半信半疑的是一套，但內心堅信的卻是另一套。

看起來，戈爾巴喬夫對這門藝術掌握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作為一名普通公民，他越來越不滿意，堅信需要改革；但是，作為一名共產黨幹部，他卻是積極服從的榜樣，是克里姆林宮老一派的完美繼承人。

謹慎改革

1985年，戈爾巴喬夫成為蘇聯第一把手。他的職業生涯中，得到過強權人物的提拔，其中包括蘇共兩任總書記：把戈爾巴喬夫調入莫斯科的勃列日涅夫，以及早年就判斷戈爾巴喬夫前途遠大的克格勃首腦安德羅波夫。

戈爾巴喬夫說，他們曾經坦率地交談。所以，我問他，安德羅波夫是否把你看作改革派？他回答說，「或者是改革派，要不，他就是出於某種原因喜歡我。」

戈爾巴喬夫還說，安德羅波夫「明顯地傾向於改革，他有克格勃收集到的所有情報，他知道蘇聯經濟狀況很差。」但同時，戈爾巴喬夫也一針見血地說，「這不是安德羅波夫喜歡談論的話題」。

但是，看上去，戈爾巴喬夫從來沒有忘記「布拉格之春」的教訓。他的結論是，步伐太快、走得太遠，必將導致災難，等於公開邀請別人插手、阻止改革進程。

他說，「莫斯科對布拉格之春的決策給蘇聯帶來了巨大的衝擊波」，任何試圖改革的希望都被推遲了好幾十年。

所以，他說，1980年代他開始搞改革的時候，格言必須是「謹慎」。

戈爾巴喬夫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私人財產、意識形態受到全面控制的體制中，一切都必須逐步展開，確保人們參與，理解採取的步驟都是必須的。」

他說，因此，他的第一波改革的口號是提倡「加速」、目的是「完善」現行體制，而不是一猛子扎入「變革」。

功過是非

變革，發生在以後。戈爾巴喬夫失去了控制。1991年8月19日，蘇聯發生未遂政變，不久以後，蘇聯宣告解體。

現在，戈爾巴喬夫認為，說他太小心、優柔寡斷是錯誤的，「在某些方面，我動手太晚了，但在另外一些方面，我搞得還不夠慢」。

下台20年後，戈爾巴喬夫被稱作推動冷戰結束的功臣，但是，他也遭遇了許多批評：沒有跟上自己發動的改革的步伐，沒有盡早拋棄共產黨；是他一度用來說服支持者和反對者的妥協政策的犧牲品。

但是，戈爾巴喬夫最大的成就也許正是，他曾是心腹之內的異見者。他是體制的產物，但卻找到了足夠的意志和手段，打出第一拳。

最終，龐大的蘇維埃大廈轟然坍塌。

谢选骏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帝国的崩溃，就是由于这个经典的一幕——“我們到一家工廠參觀，那裏的人都轉過臉去。這給我帶來了很大的震動。”与此形成对照的似乎是，中国人不会“转过脸去”，而是迎面傻笑谄媚甚至为虎作伥——皇军来了迎皇军，国军来了迎国军，共军来了迎共军。其实，大家不需要上街和平示威，也不需要武装起义，只要“转过脸去”就可以了。但是，中国人却不会“转过脸去”。中国人为何不懂“转过脸去”？我认为，不懂“转过脸去”，这是因为心里没有上帝，转过脸去也看不见任何东西，所以无奈，只有回头，巴望着上级。结果一天到晚地盼星星盼月亮，就是不盼着自己学好一点。心里没有上帝，岂不注定沉沦。

【088、中国人为何不配享有精神生活 】

《腾讯员工：中国人不配拥有精神生活！不配！》（风闻热评-新闻哥 2019-12-22）报道：

这两天，大家都在骂《庆余年》vvip事件。哥作为腾讯员工，事关公司，我闭嘴是最好的。但哥实在太心寒了，难受！每天眼瞅着同行挨铁锤，没法不出来说两句。（如果给公司惹了麻烦要处罚我，我也认了）哥就想问问，好内容怎么就不能收费了？内容创作的人就活该穷死吗？

vvip侵犯了谁的权益？《庆余年》50元解锁超前剧情6集，于是，vip用户炸锅了，认为自己的vip特权受到了践踏，各种骂视频平台。可是哥不明白，vip用户特权还在啊，没有任何变化。vip用户比普通用户多看6集，vvip用户比vip用户多看6集。这不就是服务套餐的档位问题吗？你去吃饭，三荤两素比两荤一素贵点，你会骂吗？再说了，不付费就不付费，又没人逼你。最让哥恶心的是，有人公然宣扬盗版。“支持盗版”四个字能喊这么理直气壮，真是秀出人格下限。骂声中最多的是“视频网站为了赚钱不择手段”。

是的，确实是“不择手段”，因为中国视频行业的人都快活不下去了！视频平台有多穷？哥给你们看笔账。2018年，爱奇艺全年亏损91亿，腾讯视频和优酷也不相上下，都是巨亏。2019年有好转吗？没有。爱奇艺今年第三季度净亏损36亿元。干的都是赔本买卖。可能有人要说：“不可能！资本家怎么会干赔本的买卖？新闻哥你说的这些我不信。”那我只能呵呵了，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干着赔本的买卖，或为了理想，或看重未来市场，原因很多，但就是在做。中国视频行业亏损，不是什么秘密。这也是爱奇艺和阅文集团的股价上不去的原因。

内容行业有多惨？不单单是影视，其实内容行业整体都活得艰难。中国的图书业，最赚钱的是教辅类和工具书，其次是鸡汤和成功学。文学、艺术、社科等等都不赚钱。做音乐就更难了。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有三成音乐人收入为零，95%的音乐人都无法仅靠音乐收益维持生计。

为啥有那么多歌手上综艺？因为只写歌，靠卖歌，活不下去啊。不赚钱，又想干，才华和理想都在这里，咋办？只能努力少亏点。内容收益无非就是两块：一是广告，二是付费。广告你们不愿意看，内容你们不愿意付费，那中国这些手艺人只有饿死。再说，付费很贵吗？国内视频网站，大部分内容都可以免费看。年卡会员89块（活动价格），可以看网站所有节目，还免广告。一年，只要89块，平均每月7块多。微信读书，月卡9块，万千好书免费读。音乐也是，会员随便听，无论采买的版权费有多贵。这些权益，外国人听说羡慕到要自杀。而国内一撮网友还在混淆视听，骂《庆余年》vvip的时候，拿Netflix作对比。可Netflix一个月会员90多块钱啊，那能一样吗？（Netflix在经济不如我国的印度 ，一个月也要50块钱）然后又说人家的剧质量高，要是咱们剧好自己也愿意掏钱。《庆余年》质量不低吧，豆瓣评分8分，您都不舍得花钱，敢让您翻6倍价钱办会员？

中国用户花不起钱？这几年我们国家居民收入增长很快，一个月几块钱的精神支出，实在算不上啥。但！就是不愿意为精神生活买单。哥经常被大家畸形的消费观迷惑。比如：30多块钱的网红奶茶排队1小时，值！10块钱办个视频会员，抢钱？200块的口红，1分钟秒掉几万支，爽！5块钱买本电子书，心疼半天。哥的一个亲戚，外企高管年薪几十万，隔三差五就管我借视频会员。大家明明已经进入了一个物质比较丰富的时代。可精神上还是个穷人。所以《庆余年》vvip这事，嫌50块钱太贵是假，1分钱都不想花是真。白嫖无罪，免费使我们相遇，我为盗版骄傲。这都什么事？唉……好内容需要资本支持哥懂。咱们从小到大看电视就不要钱，到现在，大家觉得电视剧也理所应当不花钱。反正不是都有广告收入吗？但是世界在变化，现如今大家对于内容的要求是越来越高，要读好文章，看好电影，听好音乐。好内容=更高的制作费，更多的人力投入，更大的成本。一个必然的现实就是，你不愿意为内容本身付费，就必然会为消费体验买单。广告多，商业化越来越重。哥拿自己举个例子，大家每天免费看文章，但哥需要接广告来维持生活。假如有一天广告费不够了，哥要把一部分内容变成收费阅读，是不是也要被骂？也要忍受被抄袭，被盗版？我不能接受。

老话讲，没有君子，不养艺人。被国内网友骂骂咧咧的李子柒，她的youtube账号经常有这样的高赞评论——“我不想跳过她的广告，我要让她挣钱。”不敢多看，越对比心里越不平衡。中国内容行业的春天啥时候来？不知道这两天视频行业的朋友是什么心情，但哥看到这个几十万人投票的结果，还是很悲凉的。

让哥想到了一个事，今年爱奇艺财报电话会议，几个高管在商量如何减少亏损，第一个否决的方案就是“提高会员费用”。其中一个高管说：“中国用户对于视频节目的付费需求，还比不上一次打车”。真的扎心！（哥在雪球app的直播里亲耳听到这句话）可以这么说，当今群众娱乐生活的主要矛盾是大家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和不想花钱的矛盾。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谁家都没有余粮，广告费见顶了。另一方面用户支持盗版，拍烂剧被骂，拍好剧收费也要被骂。这，就是中国内容市场的现状。这，就是中国人根本不配拥有精神生活的现实！说到底，中国人不配。

网民哀嚎：

喜得利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19:03:23 

做听话的狗，这是共产党指望的。

largesammy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17:33:11 

中国有14亿人，也就是说视频网站用户量巨大，人均收入也低，电视剧质量也低，凭什么价格要跟欧美看齐？日本Netflix才60元，人均收入是中国5倍，人口不到中国十分之一。

精光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15:19:17 

电视剧制作粗糙的很多。为了钱做的事太下作。

常态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14:50:42 

不全对，上复旦还是要收钱的，就算内容和新闻联播一样。

ali88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08:17:26

《庆余年》这么个电视剧也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够可怜！中国人不配拥有精神生活，只配拥有新闻联播！免费！不谢！

一年回国一次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14:03:15 

理解作者的愤怒，虽然偏激了点.国人的付费看剧习惯还需要一定时间培养普及.从免费搞盗版到现在愿意付费VIP已经有进步了，现在需要慢慢习惯分档次付费. NFLX收费也是分档次的.

FGOT888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11:59:30 

另一方面，腾讯以前靠盗版、山寨（网上游戏，QQ等）发迹了，终于要他人付费买版权了

FGOT888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11:55:24 

八戒们要什么精神生活？给吃谁就挺幸福

我是谁都不是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11:04:31 

轻松轻松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09:27:45亏就是穷吗？亚马逊也一直亏==说瞎话要付代价的。不能轻轻松松地“说”！亚马逊从2015年就开始赚钱了。2018年全年每股20元+。现在股价1780元+！

我是谁都不是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10:49:27 

这，就是中国人根本不配拥有精神生活的现实！说到底，中国人不配。==这话有点扎心啊。不过有错吗？

cdwb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10:35:04 

你们自己的高管决定的一个月收几块钱卖你们的服务造成的亏损，你们凭啥骂消费者啊？你们在IP前面加一个v就多收一笔钱，想加几个V就加几个V，跟大街上乞丐讨钱要到了还再要那个烦人有啥区别？相当于你提供的服务降等了该挨骂你委屈什么委屈？不去挖掘自己为什么和盗版共存的深层次原因，而去怼普罗大众甚至侮辱普罗大众，真的是吃错药了。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10:24:43 

不公平就酝酿着变革，视频界恐怕很快又面临一次大洗牌。

刚满十八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10:15:27 

"视频平台有多穷？"穷，为什么不关门？

路过2013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09:49:09 

国人习惯了不花钱，买盗版或者下载，习惯需要时间来改变。

yumidiie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09:48:34 

中国人不习惯知识产权付费啦，太高了当然挨骂。

猪年行运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09:46:00 

娱乐圈可是巨贪洗黑钱的地方，出了许多低端的东东，正常。

bluemoon1962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09:43:43 

无病呻吟！非死不可的员工还无路可走跳楼哪！IT公司考的就是打拼，员工高压力，高输入，公司一旦上市成功，一也早就大批百万，千万富翁，受不了这种压力，这种苦，说明你不配呆在这里，还是找个更适合你的地方

体制内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09:42:51 

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无法无天，人欲横流，厉害了我的国

轻松轻松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09:27:45 

亏就是穷吗？亚马逊也一直亏着。

apache2000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09:25:00 

你可以辞去腾讯的工作，你就可以开口了，也不用心寒难受了，不是吗？

jj191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09:02:00 

最讨厌这种动不动就骂一个群体的人，多大年纪了，还没学会就事论事？

forester23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09:01:48 

低价和巨额亏损都是这些盈利性公司的经营决策的手段和过程，而不是它们的经营目的和最终结果。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相反，其实它们的许多经营成功就是建立在免营业税，政府扶持，不公平竞争，和行业垄断基础上的。

波澜不惊65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08:51:46 

自己就是大盗。

予真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08:46:00 

又是一个退换概念的，精神生活怎么就等同于买你们家视频网站vvip会员了？不付费看视频网站就没有精神生活了？让我想起了，这两年朋友圈里推销保健品化妆品的常用的偷换概念说法，为了推销产品，理直气壮的把买自己产品等同于购买健康、不买就是拒绝健康。

commonpeople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08:37:00 

盗版欧美的可以，涉及到自己利益就跑出来讲道理了，呵呵。

jerryshen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08:31:00 

硬着头皮收 又不是非法经营 你干你的

eachnet88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08:29:58 

自己就是盗版靠偷靠抢起家的。有脸骂中国人。盗版在中国是一个大产业大势力。没胆质问制度，骂终端用户。就跟烂尾工程的桥塌了，骂人超载一样。无赖的舆论导向。

衍波襄平 发表评论于 2019-12-22 08:21:08 

眞想找到中國人能配什麼？

谢选骏指出：这里所说的“精神生活”还只是感官娱乐层面的东西，如此玩意儿，国人都不愿意付出一点小钱，更别说高级一点的东西了。这是为什么呢？大家的感觉似乎是——共产党中国广播电视网站里灌输的东西，从来都是免费宣传的，现在突然要市场化了，要大家自己掏腰包了，那就感觉遭到了抢劫和诈骗一样。

《腾讯公众号为VVIP辩护: 中国人不配精神生活 》（2019-12-23 观察者网）报道：

本以为热播剧《庆余年》引发的腾讯视频“VVIP风波”本已逐渐平息，但上周五，腾讯新闻旗下栏目《新闻哥》发表的题为《中国人不配拥有精神生活！不配！》（下称《不配》）的辩解文章，再次将腾讯推上了风口浪尖。12月23日凌晨，《新闻哥》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致歉声明，表示即日起撤换公众号当值负责人，并对本文相关编辑进行停职处理。

道歉声明强调，《不配》一文无论是标题，还是观点、措辞，均严重失当，“我们认识到错误并已删除文章。该文不代表腾讯在《庆余年》视频会员事件中的态度。此前，腾讯视频团队已经对此进行了反思和说明。团队全员将深刻反省、以此为戒，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新闻哥”团队表示，即日起撤换公众号当值负责人，并对本文相关编辑进行停职处理；同时将优化完善公众号的编审流程，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此前，《庆余年》50元超前点播事件引发舆论关注，被网友戏称为“VVIP”服务。在新规发布之后，立即成为了网络上热议的话题，微博@人民日报也发文评论称：“VIP之外设置VVIP，额外掏钱才能享受超前点播，视频网站这是在制造焦虑诱发用户消费。”此外人民日报还指出，在视频网站VIP用户协议中如果未标明这种额外付费行为，实际上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侵犯。

在成为众矢之的后，腾讯视频总编辑王娟称引发的争议系对会员的告知以及消费心理的把握上“不够体贴”。随后腾讯视频修改了超前点播规则。

就在舆论逐渐平息之时，上周五，腾讯新闻旗下栏目《新闻哥》发表《不配》一文。文章表示，“好内容怎么就不能收费了？内容创作的人就活该穷死吗？”、“《庆余年》vvip这事，嫌50块钱太贵是假，1分钱都不想花是真”。文章最后总结：“这，就是中国内容市场的现状。这，就是中国人根本不配拥有精神生活的现实！说到底，中国人不配。”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章发表后，前魅族高管李楠22日在知乎针对该文发表观点称，视频平台巨亏，恰恰证明了内容和平台的博弈成功。“因为平台亏，不是收不到钱，而是要支付更多版权费，这些钱才真正给到了内容创作者。”“中国人对内容的付费意愿还挺强烈的，我们看到的数据、流量跟着内容走，平台其实没啥忠诚度，这才是健康的生态。”他指出，“本来用户付费不少，支撑内容创作应该不是啥问题（一个小成本电影还能卖出30多万票房）。”

在他看来，今天中国演员制作费用、成本这么高，更多的是视频平台互相争夺版权、抬价导致。李楠表示，恰恰是腾讯的vvip的骚操作造成了现在本来不该有的负面。“自己不出来道歉，没有一点手握舆论公权力的自觉，竟然还教育用户。”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的“观察者网”指桑骂槐，却不懂得正是它所代表的“舆论公权力”，扼杀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并强迫中国人过一种“精神病院的生活”——难怪中国人不配精神生活！中国人只配精神病人的生活——天天活在管制之下，甚至被迫吞下驯兽的药丸！ 

【089、中国人为何无底线——苟活】

中国人为何惯于无底线地苟活？因为孟轲的母亲是个虎妈。她这个老寡妇，为了儿子的发迹可谓挖空心思，但最后培养出来的，却是一个大不敬家伙。孟轲这个坏家伙，消灭了中国的敬天传统，竟然把君臣关系列为头等，可谓桀犬吠日、狗胆包天矣！

谢选骏《孟轲是罪魁祸首——中国人是怎样忘记十伦的？》（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3月15日）指出：

（一）

 

中国人只知道五伦而不知道十伦——中国人是怎样忘记十伦的？都是因为孟轲的扭曲和解释。

《礼记·祭统》：“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 郑玄注：“伦犹义也。”《乐府诗集·郊庙歌辞四·隋圜丘歌》：“礼以恭事，荐以飨时……十伦以具，百福斯滋。”

本来，儒家提倡的是十种伦理道德。甚至到了第一期中国文明业已终结的南北朝，《梁书·武帝纪中》还有这样的记载：“今声训所渐，戎 夏 同风，宜大启庠斅，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

但是在佛教无神论的侵蚀下，中国人终于数典忘祖、失去了敬畏之心。

其结果，就是十伦蜕化为五伦：五伦的统治，象征着中国文明的平庸化甚至是灵魂堕落，从此，中国人眼里只有人际关系，而没有了天人关系。

所谓五伦，仅仅是五种人伦关系和言行准则。即古人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并用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孟轲阉割了十伦，片面地强调五伦。 《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中的双方都是要遵守一定的“规矩”。为臣的，要忠于职守，为君的，要以礼给他们相应的待遇；为父的，要慈祥，为子的，要孝顺；为夫的，要主外，为妇的，要主内；为兄的，要照顾兄弟，为弟的，要敬重兄长；为友的，要讲信义。他认为：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故应忠；父子之间有尊卑之序，故应孝，兄弟手足之间乃骨肉至亲，故应悌；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故应忍；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故应善；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道理和行为准则。……这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其实没有灵魂。

（二）

“五伦”是中国无神论社会的鼠目寸光。这个所谓“基本的五种人伦关系”，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它被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孟子认为：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理和行为准则。

理想的五伦，即是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五伦之间的亲敬关系，正是亲别序义信这五种，自然而然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则，构成了整个中国世界的人世。因此，中国的五常人世里，是崇拜智的，最后导致了狡诈之智。

这种无神论的智慧，后来又和无神论的五行学说捏合起来，其对应关系如下：

父子——亲——仁——木

夫妻——别——智——水

长幼——序——礼——火

朋友——信——信——土

君臣——义——义——金

五行顺生，自然而然形成了仁礼信义智的人世，因此，中国文明不再需要形而上的神秘。

（三）

孟轲为何把十伦阉割为五伦呢？因为孟轲和战国诸子一样，基本上都是无神论者了，奉行的是世俗的人文主义。所以他就把高于“君臣”一伦的“鬼神”一伦去掉了。孟轲不仅杀害了鬼神之道，而且取消了贵贱之等，让中国人一步一步堕落为一盘散沙。包括连团队精神（亲疏之杀）、社会公平（爵赏之施）、政治开明（政事之均）、遵守纪律（上下之际）也遭到磨灭；最后为了修补残缺，又不伦不类地加上了一个类似江湖狗肉的“朋友”之伦。

“性善”的人文主义者孟轲，就这样变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人伦”、瓦解了中国人的宗教品质和传统道德。那种传统道德在《左传》中还显而易见，秦汉以后却逐渐弱化，唐宋以后则消匿无踪了。“人伦”一词，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书中载，上古时候，人们“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在伪造的《尚书·尧典》中，已有“慎徽五典”的说法，即要以五种美德教导自己的臣民。 据《左传》解释，“五典”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后来，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增加了君臣关系。最后由孟子在删除和篡改中国以往道德关系和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歪曲性地概括了基本的社会关系，并提出相应的道德规范。

由上述可见，孟轲多么没有出息，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学派完全是古代儒家的堕落叛徒。对此，孔子也有责任。

据孟轲的断章取义，古代设立庠、序、学校，“皆所以明人伦也”。这是为了论证其一旦“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就能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社会。汉朝以后那些嗜血成性的土匪军阀皇帝，一直强调用五伦来处理人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把自己摆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完全无视宗教信仰（鬼神之道）、地区自治（贵贱之等）、团队精神（亲疏之杀）、社会公平（爵赏之施）、政治开明（政事之均）、遵守纪律（上下之际），结果中国社会失去了先秦三代的活力。

一般认为。这个孟轲（约前372～前289）是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著作有《孟子》。到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时候，被佛教化了的新儒家封为孔子的学说的继承者，窃取了“圣亚”之称。

生平简介：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来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到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三岁丧父，孟母将其抚养成人。在孟子小的时候，母亲为了给他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而3次搬家。后人称之为孟母三迁。孟母教子甚严，其“迁地教子”、“三断机杼”，成为千古美谈，《三字经》里有“昔孟母，择邻处”之说。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师承子思（一说是师承自子思的学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孟子周游齐、晋、宋、薛、鲁、滕、梁列国，游说他的“仁政”和“王道”思想。但由于当时诸侯各国忙于战争，他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几乎没有人采纳他的治国思想。归而与弟子讲学著书，作《孟子》7篇。孟子维护并发展了儒家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和“性善”论观点，坚持以“人”为本。 

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但他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自韩愈的《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的地位才逐渐提升。他的理论对宋代影响很大。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之一，之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将其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其思想与孔子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个人影响：孟子约在齐威王时到过齐国。似于同时又到过魏，曾先后见过魏惠王及魏襄王。在齐宣王时又到齐。他还去过滕、薛、宋、邹、梁等国。《史记》说孟子时，秦、齐诸国用商鞅、田忌等人，以富国强兵和攻伐为事，而孟子所述乃“唐虞三代之德”，各国君主因其“迂远而阔于事情”而不能用，故孟子与其门徒万章等人著书立说。但据《孟子》所记，孟子到魏，受到魏惠王的礼遇，并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孟子在齐，宣王任之为上卿，“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则齐必能采用其部分学说和主张，故能显赫一时。

《史记》说孟子有著述七篇传数世，《汉书·艺文志》说有十一篇。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则十一篇当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流传至今的《孟子》，即赵岐所说的内篇。全书虽非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

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伦理思想：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他说：“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理由是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四端”；有的人能够扩充它，加强道德修养，有的人却自暴自弃，为环境所陷溺，这就造成了人品高下的不同。因此，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

孟子对于士阶层的要求是严格的，认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也要奋发向上，把恶劣的环境当作磨练自己的手段。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如果遇到严峻的考验，应该“舍生而取义”，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放弃道德原则。他认为通过长期的道德实践，可以培养出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所谓“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能够主动扩张，充塞于天地之间。 孟子的性善说是一种道德先验论。宋代以后，为理学家们普遍接受，成为正统的人性论思想，影响深远。 

哲学思想：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关于天人关系，孟子认为天与人二者是相通的。从天的方面来说，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人事的一切，都是由天决定的。从人的方面来说，不仅人的善性来自天赋，而且人心的思维功能也是天所赐与的。人心具备天的本质属性，只要反反求诸己，尽量发挥、扩展自己的本心，就可以认识天。 孟子极力追求尽心、知性、知天的精神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他提出了一套道德修养的方法和认识论的思想，强调主体的自觉、向内追求，认为如果达到了这种境界，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教育思想：孟子“尽心、知性、知天”思想出发，认为知识的学习，并非从外而来，必须经过自己主动自觉地努力钻研，才能彻底领悟。既然万事万物的道理都在我心中，那么只有自求自得，才能深入心通，心有所得，达到运用自如的地步。所以他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他认为君子的高深造诣要有正确的办法，这就是要求他自觉地追求得到。自觉地追求得到的，掌握得比较牢固，牢固地掌握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很深，积蓄很深，便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自觉地有所得。孟子认为深造自得必须注意由博返约。他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解说，在融会贯通之后，再回到简略地述说大义的地步。孟子承继了孔子的思想，认为深造自得要注意能将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然后再归纳为简约的结论以达到”约”的地步。这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与学习方法，也是一种教学方法。作为教师，要把一个道理讲明白，如果没有关于这个道理的广博知识并能融会贯通，就很难把这个道理的重点、难点与关键之处向学生讲清楚。由博返约，以简驭繁，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重要的教学与学马方法。

启发思维：孟子同孔子一样，善于启发思维，善于使用问答法达到他预期的结果。他的善于用比喻的方法，使学生容易明白他所讲的道理。他要求学生主动积极，开动脑筋，不急于代替学生作结论。他有一句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完全相信《书》，那还不如没有《书》。他要求学生有存疑精神。这是对孔子的“多闻阙疑”、"多见阙殆"的思想的发展。有疑才有思，疑，证是启发思维的起点。他还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弃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意思是说，高明的工匠不因为拙劣工人改变或废弃规矩，高明的弓手弃也不因为拙劣射手变更拉开弓的标准。君子教导别人正如射手张满了弓，却不发箭，作出跃跃试的姿势，以启发和诱导学生，激发学生有进无退的学习积极性。教师不能降低要求，要在正确的道路中站住，有能力的学生便跟随而来。这是教师引导的结果。

循序渐进：孟子重视循序渐进地学习知识，他继承了孔子“循循然善诱人”的思想，所谓“循循然”意味着孔子善于按照次序、一步一步地进行诱导。孟子认为学习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应自强不息，不可松懈或间断；一方面也不应流于急躁或邋。他说：“其迸锐者，其退速，”前进太猛的人，后退也会快。他还把进学的次第比作流水，“不盈科不行，”流水遇到坎坷时，必须等水盈满后才能继续往前进行，“盈科而后进，”日夜不停地流到海里去。“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所谓“成章”竟引申为事物达到一定阶段或具有一定规模，则可日成章。孟子的意思是，君子的有志于道，没有一定的成就，也就不能通达。不能说等取巧，不能急躁冒进，没有一个二个地循序渐进的累进，不可能发展达到伟大的成就。所谓“源泉混混，不舍心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于四海，”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认为学习既要不间断地努力，但又不能拔苗助长。

专心有恒：孟子重视学习的专心致志，反对三心二意。他以下围棋为例，他说，下围棋只是小技术，如果不一心一意，那也学不会。弈秋是全国的下围棋能手，假如让他教授两个人下棋，一个人很专心，听弈秋指导；另一个表面听着，心里却在想，要是有只天鹅快飞来，就要拿起弓箭去射它。后者的学马成绩一定不如前者。这是因为后者不如前者聪明吗？自然不是的。这说明学习上的差异，和对学习是否专心有关，而不完全是决定于人的天资的高低。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讨论注意问题，有意注意与无意注意以及注意的分配问题。他说：“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意思是，莫怪王的不聪明，纵使有一种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冷它十天，没有能够生长的。这里表明他反对一暴十寒，主张专心有恒。他还教人不要有头无尾，功亏一篑，他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有作为的人做一件事譬如掘井，掘到六七丈深不见泉水，这时停止挖掘了，结果仍是一个废井，这说明有为者必有恒心，取得最后成功才摆手；半途而废，前功尽弃，是没有恒心的表现。

因材施教：孟轲认为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总的精神是因材施教，启发诱导。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意思是说，君子的教育方式有五种，有的象及时雨一般润泽万物似的，有成全品德的，有培养才能的，有解答疑问的，还有以流风余韵为后人所私自学国的。这五种便是孟子提出的教育方式。他还说过：“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说，在各种教育方式中，还有一种是不屑于去教诲他，这也是一种教诲呢！这是一种激励愤发的方式。

《孟子》主要注本有《孟子注疏》，《四部备要》本14卷；《孟子集注》，《四部备要》本7卷；《孟子正义》，《四部备要》本30卷。另有今人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本）。 这是记录孟轲言行的一部着作，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篇目有：

（一）《梁惠王》上、下；

（二）《公孙丑》上、下；

（三）《滕文公》上、下；

（四）《离娄》上、下；

（五）《万章》上、下；

（六）《告子》上、下；

（七）《尽心》上、下。 

《史记．孟荀列传》：“孟轲所如不合，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谓《孟子》七篇由孟轲自作。

赵岐《孟子题辞》曰：“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又曰：“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着书七篇。”此亦主孟子自撰。

清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亦以孟子自作，且曰：“《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

旦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

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象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名言警句

1、度，然后知长短。

2、其进锐者，其退速。

3、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4、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5、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6、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7、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8、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 

9、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10、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11、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12、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心，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母教子故事

杀豚不欺子：当孟家还在庙户营村集市旁居住时，孟子看到邻居杀猪，不解地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当时正忙，便随口应到：“煮肉给你吃！”孟子十分高兴，等待食肉。孟母深知做人要诚实，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而且她深深知道身教重于言传。为了不失信于儿子，尽管家中十分困难，孟母还是拿钱到东边邻居家买了一块猪肉，让儿子吃了个痛快。 

三迁择邻：孟子家居住在邹城北马鞍山下，附近是一片墓地，山麓坟莹处处，不时看到丧葬的情形。孟子和村中儿童一起模仿大人扮演丧葬的过程，有时还抢人家的供果吃，孟母发现儿子受到了不良环境的影响，就从凫村迁到了城西庙户营。这里是一个“日中为市”的交易集市，市场上行商坐贾，拍卖喧闹，而且邻居是个杀猪的屠夫，孟子就用泥巴捏成小猪，模仿他邻居的样子用竹片杀掉，沿街叫卖。孟母忐忑不安，再次迁居，把家搬到了到县城南部的学宫旁。学宫附近常常有读书人来往，高雅的气韵，从容的风范，优雅的举止与循规蹈矩的礼仪行为，对孟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和伙伴们一起，演练学宫中揖让进退的礼仪，一片庄严肃穆的景象，使得远远察看的孟母内心深处大为高兴：“这才是孩子们最佳的居住环境！”她由衷地发出感叹，并把孟子送入学宫读书，留下了“三迁择邻”的美谈。 

断机喻学：孟子最初对学习很有兴趣，时间一长就厌烦了，经常逃学。孟母知道后非常生气，拿起刀来，把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说道：“你的废学，就像我割断织布机上的线，这布是一丝一线织起来的，现在割断了线，布就无法织成。君子求学是为了成就功名，博学多问才能增加智慧。你经常逃学怎么能成为有用之材呢？你今天不刻苦读书，而是惰于修身养德，今后就不可以远离祸患，将来不做强盗，也会沦为厮役！”孟母用“断织”来警喻“辍学”，指出做事必须要有恒心，一旦认准目标，就不为外界所干扰。半途而废，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断织喻学”的一幕在孟子小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既惊且惧的鲜明印象，孟子从此旦夕勤学，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的儒学大师。

先师庙——据传，孟子在游说各国期间，从齐国到魏国，途经干城(今市区孟轲村)被大雨所阻。当时孟子声望颇高，一时间奔走相告，轰动全村。孟子住处门庭若市，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孟子见此人如此好施乐道，决定留下讲学数日。干城人也以此为荣，于是就在孟子讲学的地方建“先师庙”，把村名改为孟轲以示纪念。“先师庙”也称“孟轲庙”，位于孟轲东村。嘉庆六年(1801年)，开州(今濮阳)知州张极重修孟轲庙，并为“大贤名不可名村”，将孟轲村改为大贤店。1958年庙毁。1981年复名孟轲村至今。 

孟庙，又称亚圣庙，为历代祭祀孟子的场所。亚圣殿为孟庙的主体建筑，大殿正面重檐之间高悬一匾，上书“亚圣殿”楷书贴金大字。正中门额上挂“道阐尼山”横匾一块。殿内承以八根巨型朱漆木柱，迎门正面两柱挂以一幅巨型抱柱对联，“尊王言必称尧舜，忧世心切同禹颜。”对联和门匾都是清鞑乾隆手书。东侧神龛有满清鞑子雍正手书“守先待后”的金匾一块。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为何无底线——苟活？因为孟轲这个自我中心的无神论者、这个不可救药的人文主义者，篡改了中国的基本伦理，随着他被佛教化的蒙古元狗封为“亚圣”，中国人除了在苟活之下一再亡国，还能干什么呢？对于孟轲的拔高，从韩愈开始的新儒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表面上辟佛，实际上还是不可避免地佛教化了。而佛教正是亡国奴的说教的，是胡人石勒用来灭亡中国的毒计。

【090、中国人为何喜欢内斗】

《遭日本鹿攻击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人》（2019年2月21日 转载自由时报）报道：

日本奈良公园的奈良鹿是许多观光客慕名前往的景点，然而近年来游客遭奈良鹿攻击事件暴增，从去年4月至今年1月底，鹿袭游客事件高达200起，有209人因此受伤，创历史新高，其中约8成受害者是外国游客，绝大多数为中国人。

综合媒体报导，近年来奈良鹿攻击事件愈发频繁，与5年前相比暴增4倍，2018年4月以来至今年1月底，因鹿袭而受伤的游客高达209人，其中出现骨折重伤人数也是历年新高，过去8年骨折人数仅10人，而最近9个月来却出现8名游客骨折，报告显示，日本人受害人数持平，但外国游客受害率却大幅增加，其中8名骨折游客中就有5人是外国游客。报告也显示，绝大多数被奈良鹿攻击的外国人，都是中国游客，光是2017年度的统计，游客遭奈良鹿攻击128次，其中106次与中国人有关，占近83%。

奈良公园工作人员指出，奈良鹿攻击事件多发生在“餵食仙贝“期间，许多游客想要在餵食鹿时拍照，多次引诱鹿靠近却又不给它，导致鹿也发火，而产生了攻击行为；为因应奈良鹿攻击游客事件日益严重，奈良公园设置“鹿群谘询室“，也增设中文、英文翻译机，盼让游客可以了解奈良鹿的习性，减少受伤事件。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为何喜欢内斗？其原因可能和“遭日本鹿攻击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机理一致——那就是“许多游客想要在餵食鹿时拍照，多次引诱鹿靠近却又不给它，导致鹿也发火，而产生了攻击行为。”用中国俗语说，这是在“使计”，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诈术。中国人彼此使计，不仅使得社会成本大为提高，而且大大破坏了社会信任，恶化了人际关系，导致社会成员戾气升高，互相摩擦斗争甚至仇恨报复……蔚然成风。久而久之，这还成了“中国文化的积淀”，蔓延激荡的结果就成为内战的导火索。在这方面，毛泽东是个典型人物，一方面他喜欢使诈，另方面他喜欢整人，所以他深得废垃人渣的喜爱，因为他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虽然他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连话都说不清楚。如果毛泽东也去日本旅游，很可能被奈良鹿一头叉撞而死。

【091、中国式的暗杀为何不能成功】

传闻中国领导人经常遭到暗杀，却一再无法成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看看下面的报道就知道其中原委了。

《买凶转包5次 200万酬金变10万 最后一名“杀手”反悔》（参考消息网2018年05月15日）报道：

一起雇用杀手行凶案，几经转包，酬金由最先的200万变成10万，最后接案的杀手拿钱反悔不愿动手，还登门找上被暗杀事主，表明心志。花钱买凶案东窗事发，法院一审以证据不足判处涉案5人无罪，检方不服提出抗诉重审，全案由法院重审开庭。

新京报报导，本案雇凶者是岑如祥，暗杀对象是广西南宁大自然花园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严。岑如祥与蒋严有金钱纠纷，决定以200万代价雇人行凶。这起交易经过五层转包，每一层都从中抽成，至最后一手的漆为四，价格只有十万元。

根据广西南宁警方侦查材料显示，五层杀手依次是：罗桂全、常旭东、韩建生、韩桂生、漆为四。

报导说，岑如祥最早指使罗桂全找杀手杀害蒋严，出价200万，岑如祥还提供了蒋严的照片、身分证复印件、电话号码、车牌号码等信息。

知情者称，第一手罗桂全收到200万后，扣下100万元，找到常旭东，以100万元价格转包，并移交蒋严个人信息。常旭东则找上缅甸佣兵入境杀人回报后，拿到100万元酬劳。但罗桂全发现蒋严并没有死，他意识到上当，而缅甸杀手早已拿钱消失。

常旭东告诉罗桂全，如再找杀手，需追加100万元。罗桂全向岑如祥转述，岑如祥虽萌生退意，但此时已不能回头。常旭东找到曾坐过牢的韩建生以50万元代价操办，先付27万元，事成后再付余款23万元。

韩建生也没打算自己动手，而是以20万元代价将生意转包给堂兄韩桂生，当韩桂生再转包给漆为四时，价格只剩下10万元。漆为四获知遭到层层抽成，对这笔交易意兴阑珊，于是出现案情大逆转。

漆为四自觉为10万元冒险杀人划不来，可又想获得酬金，心生一计，登门找上蒋严，开门见山指“有人雇我来杀你”，蒋严原以为是诈骗，不以为意，但看到漆为四出示长期跟踪蒋严的照片，蒋严不禁“后背发凉”，才相信漆为四没有开玩笑。

漆为四主动交出身分证严明正身以示诚意，还与蒋严配合演了一出“绑架”戏。蒋严按照漆为四的指挥，抓起一把纸巾塞到自己嘴里，并将手背到椅子后；漆为四拍照后叮嘱：“你把手机关掉，出去躲一个星期再回来。”

蒋严关掉手机，飞到上海待了10天，回南宁后雇了四个保镖，在家里养了两条狼狗。几经考虑最后还是决定报警。

报导说，抓捕过程并不复杂，警方通过审讯漆为四，一笔涉嫌雇凶杀人生意，逐渐变得清晰。

相关涉案人中，漆为四因没有具体犯罪情节，检察院决定不起诉，2015年7月9日将其他4位杀手及岑如祥提起公诉，青秀区法院最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决5人无罪。青秀区检察院提交刑事抗诉书，指一审法院判决确有错误，应予纠正。2016年底，南宁市中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2018年5月3日，案件在青秀区法院重审开庭。南国早报报导，6名被告在庭上一致翻供，均表示受到办案机关人员“敲打”才承认层层转包的雇凶杀人（未遂）经过。被告辩护人认为，6名被告没有要蒋先生的命，只是绑架勒索钱财。被告辩护人临时向法庭申请调取新证据，法庭宣布延期审理。

新京报报导，当岑如祥等人法院一审无罪后，蒋严立即在家中装上监控设备，重新雇回保镖。他担心还有人要对自己动手，更加深居简出，他称那种令人恐惧的感觉，又回来了。

谢选骏指出：如此看来，中国式的暗杀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中国（包括东南亚）的杀手缺乏职业道德，以骗钱为主，以暗杀为名，像中国产品一样名实不能兼顾，所以贻笑大方了。

【092、中国为何不能继续得到豁免】

《摩尔预测：中国年底低头 川普将赢贸战》（2019-05-20 世界日报）报道：

保守派经济学家摩尔(Stephen Moore)19日预测，在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中，最终获胜的将是川普总统。美中贸易战开打， 摩尔预测川普总统会胜出。

被提名为联准会理事但因面临丑闻报导而宣布退出的摩尔说："我认为，中国到今年底将会妥协，他们低估了川普。届时美国将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从而结束中国强加给我们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摩尔是在电台脱口秀节目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认为，与中国的贸易战是"我们时代的史诗级战役，也是一场新冷战。"他说，中国窃取美国企业的技术和从事不公平的贸易，是试图颠覆美国在全球的经济领导地位。他表示，川普对中国的反击是正确的。摩尔说："就像川普总统说的，中国不再是一个穷国，不再是第三世界国家，而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遵守规则。"摩尔表示，中国反悔承诺是对美国2020年的选举下注，他们认为，如果是民主党总统胜选，对中国将不会像川普一样蛮横。但川普对中国产品加税，中国将为让他们的赌注付出经济代价。摩尔说："中国可能认为，美国在未来18个月将受到沉重打击，他们希望白登当选总统。但白登是和平主义者，也是中国的辩护士，因此中国是希望与白登一类的人达成协议。"

在中国反悔贸易协议的最初承诺后，川普宣布把中国2000亿元进口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

在有报导说，摩尔对妇女参加体育表示不屑一顾，以及在支付养育费的争议上被认为藐视法院后，他今年5月2日要求撤回对他出任连准会理事的提名。

谢选骏指出：小厮摩尔认为中国不再是一个穷国，不再是第三世界国家，而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中国必须遵守规则。——按照这个逻辑，川普家族也不是穷人，为何可以拒绝公布税表呢？是否一定要成为世界二富，才有义务公布税表呢！进一步说，如果川普家族可以得到豁免，中国为何不能继续得到豁免呢。再进一步说，是不是因为中国现在有点钱了，就应该受到“宰肥鸭”的待遇呢！如果不是的话，你以前为何容忍中国“违反规则”的呢？

《中国对美报复措施恐升级 有意颁限美令》（2019-05-20 多维）报道：

中国突然取消放映讲述美国留学生活的中国电视剧，美国电视剧也在华推迟播放。韩媒认为中美间矛盾已扩散至文化领域，中国有意颁布“限美令”，以此对抗美国。

据5月20日报道，在中美贸易战进一步激化的背景下，描写美国留学生活的中国电视剧突然被取消放映。这不禁令人联想到2016年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后中国对韩国采取的报复措施，此次举动有可能预示中国将推出“限美令”。报道指出，原定于5月19日19时30分在中国东方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播出的《带着爸爸去留学》电视剧突然被取消放映，同时在中国网络视频网站上也找不到该电视剧。

据悉，这部电视剧讲述去美国留学的多个中国家庭在子女教育和留学过程中经历的喜怒哀乐、文化差异，整部电视剧90%以上都在美国拍摄。

《东亚日报》认为，该剧因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无法在华播出。除了这部电视剧，还有一部原名为《在纽约》的电视剧也被无限推迟播出。2018年9月受中美贸易战影响，《在纽约》改名为《在北京等你》，但故事背景也发生在纽约、讲述华人律师与中国留学生共同奋斗的故事，因此一直无法播出。

除此之外，在中国网络视频平台播出的美国电视剧《权利的游戏》原计划将在5月20日播出的部分也因传输问题而暂时推迟播出。

韩国《中央日报》5月20日报道指出，这不禁使人联想到2016年中国因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禁止韩国演艺人士出演中国电视节目、禁止播放韩国电视剧的“限韩令”。若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两国矛盾可能扩散至文化、演艺领域，届时中国有可能故技重施，也推出“限美令”对抗美国。

谢选骏指出：照此而言，中国大陆还是一个穷国和发展中国家——当今世界上，哪里还有一个富国和发达国家会做出这样的反应和决定的呢。照此而言，中国依然有权继续得到“违反规则”的豁免的吧。

【093、中国为何不能迷信自己】

《111岁“汉语拼音之父”：我不迷信美国，难道迷信苏联？》（2020-10-09 搜狐网）报道：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原名周耀平，出生于江苏常州，中国语言学家，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

问：您如何看待国内纷纷建立国学院以及百家讲坛讲国学引发的热潮？

周有光：首先“国学”两个字是不通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学”，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不过要研究古代的东西我是赞成的。要注意的一点是，复兴华夏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替代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辅助现代文化。具体怎么做呢，多数人认为应当符合三点要求：提高水平，整理和研究要用科学方法；适应现代，不作玄虚空谈，重视实用创造；扩大传播，用现代语文解释和翻译古代著作。

许多人批评于丹，说她讲得不好，但我认为于丹做了好事情。她为什么轰动？是群众需要知道中国古代的哲学，需要知道我们文化的传统。他们有自动的要求，文化寻根与小儿女寻找亲生母亲一样自然，失去“母亲文化”很久了，自发的理性追求当然特别强烈。于丹碰上这个时期，一下子成了红人。她请出孔子跟群众见面，让文化饥民喝到一杯文化甜粥。

问：现在有学者借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呼吁恢复繁体字，您怎么看？

周有光：恢复不了的。他们问我这个，我说你去问小学教师，最好由教育部做一个广泛的调查，小学教师赞成什么就是什么。小学教师肯定大多数都赞成简化字。20世纪50年代要进行文字改革，因为当时中国的文盲是85%。怎么现代化呢？要广大群众来学，一个字两个写法是推广不了的，必须要统一标准。另外，从整个文字的趋势来看，所有文字都是删繁就简，越来越简化，从历史来看、理论来看都是这样。

我倒认为现在简化得还不够，但是目前要先稳定下来。我有一次问联合国工作人员语言学会的工作人员，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一种用得多？对方说这个统计结果是不保密的，但是不宣传，因为有些人会不高兴。联合国的原始文件里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1%里面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1%都不到，怎么跟英文竞争呢？人家今天学中文是好玩儿嘛，等于学唱歌跳舞一样，要学到能用的程度还不行。所以还要简化，想办法让世界能接受，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我想21世纪后期可能对汉字还要进行一次简化。要从世界看国家。

问：您看待事物的角度都是从世界的角度看国家，而不是国家本位的。

周有光：全球化时代到来，需要与过去不同的世界观。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要从世界看国家。这个视角一转换，一切事物都要重新认识。

比如以前所有书上都说“二战”是希特勒发动的，这不对，实际是德国与苏联密约瓜分波兰，从而发动战争。这种大的事情历史都没有说清楚。最近波兰和爱沙尼亚把苏军烈士纪念碑从市中心迁移到苏军墓地，俄罗斯提出抗议，认为这是无视苏军解放当地的功勋。当地人民认为，苏军侵略本国，不应当再崇拜下去了。苏联究竟是解放者还是侵略者呢？

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历史。20世纪80年代我参与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遇到朝鲜战争时就不好办了，我们说是美国人发动的，美国人说是朝鲜发动的。后来第一版就没写这个条目，1999年出第二版时我们的尺度放松了，同意是朝鲜发动的。

过去我们宣传，抗日战争主要是共产党打的；现在承认，国民党的战区大，军队多，抗日八年，坚持到底，日本向国民党投降；八路军是国民党的军队编号，帽徽是国民党的党徽，不是五角红星。所以我们是在进步的。

我受的教育也是美式的，我念的大学就是美国人办的，后来也在美国生活。你假如骂我迷信美国我也承认，问题是我不迷信美国，我能迷信苏联吗？不行。它许多重要的东西跟我的理解不一致的。

大炼钢铁的时候我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夜里发现车两边都像白天一样火光通明。那时候因为这个把长江两岸的树都搞光了。从前能保护森林有两个道理，第一树有神，不能随便砍；第二树是地主的，砍了要给钱。大炼钢铁时期树可以随便砍，很快长江两岸的树都砍光了，长江黄河化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你要把它砍掉很容易，要它长出来，一百年也不行。

问：您在美国的时候已经是中上等生活水平，但回来之后经历那么多运动、波折，内心有没有后悔过？

周有光：没有。那时的确觉得中国有希望，为什么我们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主张民主。抗战时期我在重庆，国民党成立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许多党派都在里面，周恩来是协商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每个月要开一到两次座谈会，十几个人小规模讨论国家大事。他的秘书是我的朋友，也是搞经济学的，我每次都参加这个座谈会。周恩来每次讲都说我们共产党就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都很相信，讨厌蒋介石的专制。现在的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在美国的确生活可以好一点，可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不是把财产看作第一位的。一个人要为人类有创造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创造不论大小都没有关系，比如说我开创了现代汉字学就是创造，我设计的汉语拼音也是对人类有好处的。现在没有人骂了，以前曾经有一个杂志出一个专号骂我，说我搞汉语拼音就是洋奴。

问：您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

周有光：我的一生是很普通的，没有什么评价。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只是出乎意料地活到105岁。能不能活到106岁，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不管。我的生死观是这样的：生是具体的，死只是一个概念。死不能说今天死明天还要死，死是一秒钟的事情。没有死，只有生。另外我主张安乐死。我有时候睡得糊里糊涂，醒过来上午下午都搞不清楚，我说这个时候如果死掉了不是很愉快吗？

网民哀嚎：

runqun 今天 10:34

于丹忒浮浅，只有小学生水平。但能开启学习中华文化之风，亦是可原谅的。

朝鲜廉洁 今天 10:19

这能说周老上当受骗了。教训就是，决不能信共产党的。

foxnews 今天 08:10

问：您在美国的时候已经是中上等生活水平，但回来之后经历那么多运动、波折，内心有没有后悔过？

周有光：没有。那时的确觉得中国有希望，为什么我们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主张民主。抗战时期我在重庆，国民党成立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许多党派都在里面，周恩来是协商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每个月要开一到两次座谈会，十几个人小规模讨论国家大事。他的秘书是我的朋友，也是搞经济学的，我每次都参加这个座谈会。周恩来每次讲都说我们共产党就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都很相信，讨厌蒋介石的专制。现在的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看到这一段，就知道他病得不清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是勥种，就是偏执。

AYA_ 今天 07:40

听话语停背后逻辑，周先生已经被洗脑过度了，许多回答都是，“现在是流氓当道，我们必须下流”的逻辑！

谢选骏指出：“我不迷信美国，难道迷信苏联？”说的似乎有理。但是，中国为何不能迷信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做洋奴呢？因为中国尚未基督教化，因此缺乏更高的品位。其实在我看来，迷信美国和迷信苏联，是五十步笑百步也。正确的做法只能是迷信上帝，迷信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宝血。有了那样的一个中国，中国就可以迷信自己了。因为那样的迷信自己，就是迷信上帝了。

【094、中国为何产生不了名牌】

《他从“良心经济学家”到“骗子专家”》（2019-02-05 一红策划2）报道：

郎咸平可谓是中国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可是也一直被人们诟病。

曾经在泛亚金融骗局的受害者，这一骗局曾经震惊全国，超过22万投资者受到波及，涉案金额高达430亿元。

而这样一个惊天骗局，却有多名专家牵涉其中。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郎咸平、《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法天等公众人物都曾为泛亚站台。

回顾郎咸平的光辉履历，毕业于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在两年半的时间内攻下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创下世界纪录。

曾在美国、香港执教于多家知名大学，是公众视野内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

2003年，因成功预言德隆资金链断裂事件，他从此得名“郎监管”，成为中小股东代言人。

2004年，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说，批评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以七种手法侵吞国有资产，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弊病，引起巨大的影响，刮起了一阵“郎旋风”。

辉煌的履历、犀利的言论，再加上坚定和人民统一战线的姿态，让郎咸平“人民经济学家”的形象一时深入人心，被网民票选为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并一度被推举为“中国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

但郎教授的“良心”似乎也止步于此。随着名声大噪，身价飙涨的他开始了疯狂的走穴生涯，而这也成了他人设崩塌的开始。比如说让他遭遇个人形象滑铁卢的泛亚事件。

2015年，泛亚泡沫破灭，引发了涉及22万投资者400多亿元的兑付危机事件，在全国引起强烈关注，涉及资金之多，投资人之广极为罕见。郎咸平也因此被打上了“骗子专家”的标签。

而据环环了解，郎咸平遭泛亚投资者围堵也不是第一次了。

2016年4月16日下午，郎咸平在上海浦东的一家高级酒店讲课。泛亚投资者在会场外集结，高喊“郎咸平滚出上海”“无良学术小丑，为泛亚骗局站台”等口号。

时隔一周之后的4月23日，郎咸平在西安作经济形势报告，刚讲到精彩之处，门外吵吵闹闹，泛亚维权的投资者高喊“还我血汗”“滚出西安”等口号，并称郎咸平为大骗子，现场不乏大量银发老人。郎教授被逼退场。

除泛亚之外，郎咸平背书、站台过的多家企业也陷入丑闻。“郎良心”也因此得了个新绰号：“江左霉郎”。

2016年2 月，他曾站过台的陕西鑫琦资产爆发了20亿兑付危机，约5000名投资人牵涉其中；

2016年4月，他曾站过台、指导过工作的望州财富，陷入董事长跑路风波；

同月，他曾指导过工作、成为对方“战略合作伙伴”，他的儿子郎世玮创办的金融公司还与之有隐秘股权关系的快鹿集团，陷入《叶问3》票房造假、兑付危机的风波；

2017年5月，郎世玮公司旗下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合拍贷宣布暂停运营，总经理携款潜逃。当然，郎咸平也为合拍贷站过台。

然而，对这一系列的质疑，郎教授都予以否认。

据了解，在2014年前后，郎咸平的出场费达到顶峰，一度要价60万元。即便是现在，也要二十几万，堪称近几年最贵的经济学家，位列“最能挣钱的学者”之一。据说，他最忙的时候一个月可以跑20多场活动。

每月光站台就能得到如此丰厚的收入，怪不得咱们“中国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可以不顾一切了。

2016年真可谓是郎咸平的多事之秋。除了“站台”的企业相继崩盘，他与多年情人缪小姐的风流官司更是让“良心经济学家”的人设持续跑偏。

要知道咱郎教授除了出场价位在业界遥遥领先外，其风流韵事也可以击败财经圈99%的选手。这一年，全世界都知道了他与缪小姐的桃花，结出了绿色的桃子，最后还闹到了法庭上。

对簿公堂，交战三大回合，最终郎教授以自己无权处置夫妻共有财产为名，不仅拿回了送给缪小姐的两套房子，还让对方背了900万的外债，可谓一战成名。郎咸平从此又被冠上“又老又抠又渣男”的帽子。

这场沸沸扬扬的“抢房大战”落下帷幕，“郎咸平六任老婆”的传闻满天飞，缪小姐人财两空，受害者的430亿银子依旧没着落，而郎教授则赚得盆满钵满。

从 “郎监管”“郎旋风”到“江左霉郎”“骗子专家”“老渣男”……郎咸平积极努力向“钱”看的精神，让这位曾被民众捧上“神坛”的经济学家沦落到被人民群众围追截堵的地步，打着人民的名义做的全是利己的交易。

谢选骏指出：中国为何产生不了名牌？因为中国的人也好物也好，一旦出名，就开始贱卖自己，直到变成一张名片——因此中国只能创造名片，无法创造名牌。因为中国是一个平民社会，从秦始皇以后就没有贵族了，全是平民甚至贱民——有钱的贱民和无钱的贱民，高官厚禄的贱民和一介布衣的贱民……王侯将相，都绝种了。

【095、中国为何割让大片领土给俄国】

中国为何割让大片领土给俄国？历史大家都懂，不去多说了，看看现实层面的新闻吧：

《北京雷电大风冰雹 唯有俄航彪悍降落》（2017-07-14 观察者网）报道说：

彪悍！

昨晚，由于首都机场雷电交加，大风和冰雹的侵袭，已经在航道上进近的飞机纷纷选择了终止进近。华北空管局的管制员们不断指挥飞机绕飞雷雨，保障每一架航班在雷雨夜平安飞行。

据华北空管局气象中心数据显示，7月13日夜间，首都机场再次迎来强降水天气，本次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达30毫米，降水使能见度降低，主导能见度最低时为3500米，并伴有冰雹，最大阵风达到26米/秒。受此影响，首都机场及进出港航路全部被雷雨覆盖，23时，首都机场瞬间遭遇强降雨、冰雹和大风同时出现的超强对流天气。为避免雷击，本场进出港暂停，并同时停止地面一切保障作业。

14日凌晨1时30分，首都机场雷雨逐渐减弱，仍有雷电出现，各航空公司逐步恢复场内作业。华北空管空管中心管制员密切配合，共同协商最有利进出港航路，全面加速航班放行。

今天凌晨1时许，微博论证为“TopGear汽车测试报告杂志主编”的微博网友@TG欢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俄航SU200在昨晚的雷雨中彪悍降落在首都机场的过程。

全文如下：

我给大家讲个刚刚发生的故事。

刚加班到23:30，出公司大门发现有人半夜放炮，因为闪光很频密，所以并没怀疑那噼里啪啦在楼后面闪的是雷电。准备骑个摩拜单车回家，发现座椅是湿的，环顾四周发现哪哪都是闪光，原来是tm要下雷雨了。

用参加铁三的劲儿五分钟骑回家，上楼第一件事：开雷达！

看：迪拜飞来的阿航大胖子380，在机场前前后后转了两个小时，自南向北落地失败复飞，在密云上空打了三团毛线后自北向南再降，失败又复飞。然后不干了，拉升到30000ft以上，全速往上海浦东备降去了。两层楼500号人呢，除了上海、仁川，附近也没别地儿适合招待土豪家的大胖子了。

再看：这俩难兄难弟都是从吉隆坡飞过来的，马航MH360和亚航X的D7316（都是近三年有过坠机记录的航空公司）双双在长沙上空打转。抱在一起哭着，等雨停。

再再看：

最怂不过南航。广州飞北京，飞到武汉，掉头回去了。连等一等，试一试，搏一搏的心都没有。机长也许是被雷雨空管雾霾三度花式吊打整怕过，果断不玩。

最后的最后，这货出现了：

SU200，俄航每天半夜十分准点出现在官厅、门头沟一带上空准备降落。一度成为新闻热点的这个航班曾经在能见度低于500m的大雾霾中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当晚唯一降落），也曾经在附近盘旋几个小时死等等雾霾散去，在燃油耗尽最后一刻安全落地（当晚唯一降落），今晚这货又准时出现在官厅水库上空，进入画面时高度已稳稳落到5000ft。

这货没犹豫！一直朝着首都机场跑道降下去。此时机场正值黄色雷雨区的中心。附近只有两架犹豫不决的国航飞机，在打转。这货的预计降落时间还一如既往地比计划提前了22分钟。要知道此时此刻阿航380是盘旋两小时，复飞两次没降下去的情况下。

最后SU200，我记住你一辈子。就这样很顺利地在黄色雷雨区里落地了。落！地！了！

这会儿天上还打雷呢，我写这文章的时候还打着雷呢！别的飞机都鸟散了。

谢选骏指出：中国为何割让大片领土给俄国？因为俄国人不要命。清初，满洲人还能和俄国一争高下，1689年签订割让蒙古的西伯利亚给俄国但保住其余领土的《尼布楚条约》，两百年不到，满洲人汉化了，只能乖乖奉送黑龙江给俄国了，直到今天。汉人对付外人向来不行，因为过于怯懦，只有对待本族人特狠，严丝合缝，不松一点。顺便说一句，上述事件正好出现在刘晓波屈死狱中医院的当天。难怪网上惊呼“刘晓波亡灵归来”：

2017年07月14日读者投书

北京狂风暴雨电闪雷鸣 上海大冰雹气温40°C

7月13日晚，北京电闪雷鸣，狂风暴雨；14日，上海显现冰火两重天，浦东下冰雹，徐汇区气温直逼40°C。

据报道13日夜间，首都机场遭遇强降水天气，雷电交加，并伴有冰雹，主导能见度最低时为3，500米，最大阵风达26米/秒。受此影响，首都机场及进出港航路全部被雷雨覆盖。

23时，首都机场瞬间遭遇强降雨、冰雹和大风同时出现的超强对流天气。为避免雷击，该机场进出港暂停，并同时停止地面一切保障作业。

14日凌晨1时30分，首都机场的雷雨逐渐减弱，各航空公司逐步恢复场内作业。

网络流传的现场视频显示，13日晚上，北京在狂风暴雨中，有大楼的玻璃门被狂风吹倒在地，玻璃破碎，车辆在暴雨中行驶，有民众在尖叫……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导，在首都机场当晚如此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一些航班纷纷选择备降其它机场或者返航，但还是有一架俄航的航班选择了准时降落。

网民“Q鹤鹤有名 ”称：“北京今夜子时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掺杂着冰雹，或许古人所说的天有异象，就是这个意思吧。”

据澎湃新闻报导，7月14日，随着气温一路攀升，上海的高温预警从“黄色预警”变为“橙色预警”。14时20分左右，“上海市气象局”官方微博称，徐家汇的最高气温已经飙到39.7°C，创今夏新高。

14时左右，“上海市气象局”消息称，浦东又见冰雹。

从网民晒出的图片显示，浦东下的冰雹个头不小。

当日，浦东地区除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外，还发布了冰雹橙色、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上海网民称，浦东下了好大的冰雹，这要是在路上行走，是不是会被砸出个包？

有上海网民描述：杨浦区大暴雨 ，打雷加闪电；下午狂风暴雨；亲眼目睹上海7月下冰雹；同事的车玻璃被冰雹砸坏；中心城区突破40°C大关，冰火两重天；“魔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

而据网络消息，当日下午2点左右，上海甘泉公园、中山公园的气温冲破40°C，甘泉公园达40.8°C，中山公园达40.7°C。

谢选骏指出：刘晓波归来也没有用的，因为那也是一个主张“中国应该再做三百年殖民地”的。

【096、中国为何给发达国家带来了恐怖】

网文《中国给发达国家带来恐怖 主要是3点》（知乎 2017年1月28日）报道：

中国为什么不受发达国家待见？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是一个奋力向上的国家。在过去的100年里面，由欧美澳日组成的发达国家俱乐部只不过迎来了四小龙和以色列五个新成员，总人口加起来9500万左右。（当然还有斯洛文尼亚之类的也被列入发达国家，呵呵一笑便是）。

这其中人口在千万以上的，只有台湾和韩国。如果把发展已经停滞的伪发达经济体台湾去掉，其实过去100年有规模崛起的也就韩国一个。韩国体量小，只有五千万人，而且其产业主要冲击的是日本，所以列强还能忍，中国的体量是韩国的25倍，从欧美到日本韩国统统受到冲击，你让发达国家怎么忍。

中国给发达国家带来的恐怖主要是3点：

一是中国产业的全面性，导致中国在和所有发达国家竞争。

西方文明+日本文明总共十亿人，还不如中国一个国家多，就单个国家来看，其人口体量无法支撑全面工业。因此发达国家的工业体系是在多个发达国家之间分工的。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包括美日德三强，没有任何一个拥有全面的工业。

就拿美国来说，液晶面板产业，高铁产业， 锂电池产业之类美国就没有，造船工业美国只剩下军用造船，民用造船基本退出了世界市场竞争，游轮买欧洲的，商船买亚洲的，也因为这样导致美国军舰造价奇高无比，造船厂没有民用订单，都靠军队养，美国军费为啥这么高，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样被浪费掉了。

再比如德国，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芯片制造和封装，液晶面板，航空发动机，互联网这些产业基本都没有，德国也没有独立的航天工业。

再比如日本，卫星导航，民航客机，航空发动机，智能手机芯片设计，通讯设备，无人机，互联网这些产业基本没有或者非常弱小，航天工业没有全球航天测绘网，载人航天和空间站。

再比如军事工业，美国一家独大，航空母舰，四代机，超高音速飞行器，无人机，洲际导弹，相控阵雷达驱逐舰，核潜艇这些主战武器德国日本都没有自主设计和制造能力。

而中国呢，上面列举的十几个产业全部都有，而且都不差。

例如大家印象中很高端的芯片设计，下图是IC insight发布的2015年全球十大芯片设计公司，美国当然遥遥领先，前十名美国六家，中国2家，台湾和新加坡各一家。日本德国均未上榜。且海思和展讯营收增速排在前三位。

除了这些高技术制造业，技术要求相对低端的玩具，服装，家具，水泥，玻璃，纺织等等产业，美日德这些发达国家早就放弃了，而中国照样通吃，而且占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份额。

中国工业的全面性是中国工业产值在2010年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的主要原因。

2010年这个年份非常重要，多年以后我们回头看，这一年中国工业产值超过美国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我们身处大历史时代，但是我们很多人却并没有意识到。

第二是中国工业不仅是个全面的全能型选手，而且在几乎所有产业都能进入世界前五，很多是世界前三和世界第一。

想象一下，有个人参加奥运会，从游泳，跳水，篮球，跑步，跳远，足球，自行车，马术，摔跤，拳击等等所有项目都能进入前八名决赛，而且还能拿下不少金牌，银牌，铜牌，第四名……那这个人该是多么的牛逼。

比如互联网和卫星导航，成规模的基本就只有中国和美国在玩，中国世界第二，领先欧洲和日本。

再比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中国凭借着阿里，华为，腾讯，讯飞，百度等同样紧追美国。以云计算为例，德意志银行2016年5月公布的报告，世界三强是美国亚马逊，微软和中国阿里巴巴。中国除了阿里云，还有腾讯云，百度云，华为云等等，同样领先欧洲和日本。

比如液晶面板，全球就是中日韩台四家，技术水平中国和台湾并列世界第三落后韩日；但论产值和利润中国仅次于韩国世界第二，普通人印象中牛的不得了的日本液晶产业，现在只有JDI一家，份额不到全球10%，2016年还在裁员，其工厂在寻求出售给中国合力泰。

比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中国，美国和韩国三家垄断了世界市场，中国至少排在世界第三。2017年中国手机品牌世界份额预计合计超过50%

再比如造船业，世界三强是中国日本韩国，中国份额排在第一。再比如军事工业，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世界前五无悬念，实际上中国是唯一一个从军费到主战武器都可以全面和美国竞争的国家。

再比如家用电器，中国，韩国，欧洲占据了世界主要份额。再比如通讯设备产业，华为中兴在技术水平，产值和利润都是世界第一。民用无人机，大疆在技术和产值利润上都是世界第一。

再比如服务器，2016年Q3全球出货前五惠普，戴尔，联系，华为，浪潮，都是中美企业，日本和德国都没有。

再比如海洋工程装备，也就是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和海洋工程船舶，全球市场是被中国，韩国，新加坡三强把持，中国占全球份额35%，位居世界第一。2015年全球钻井平台超过80%是中国制造。海工装备美国，欧洲，日本基本都没有什么份额，中国主要就是和韩国新加坡竞争。

中国不仅无处不在，而且基本都在世界前五。

集成电路产业是我国最落后的大产业，前面有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德国荷兰，中国排在世界第七，仍然在前八名以内。

第三点是全产业链和发达国家竞争的情况下，中国工业还在高速增长，而发达国家早已停滞。

就总产值而言，中国2015年工业产值已经是美国+日本之和了，而目前来看2016年中国工业产值增长在6%左右，未来将继续保持6%左右的增速。我在中国未来国运如何的文章写过，只要中国保持这个速度，2025年中国工业产值将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之和，中国人均工业产值将达到西方平均水平。

中国和发达国家人均工业产值最高之一的日本对比，2015年中国人均工业产值已经是日本的40%，保持6%的增速，2025年中国人均工业产值可以追平日本或者略少。

我们查看中国每年进口商品的结构就会发现，以前中国没有进入的高利润大飞机和航空发动机产业，2025年以前都可以被中国商飞和中国航空发动机公司顺利解决并且产业化，这个产业缺口会被解决掉。

液晶面板排在中国进口主要工业品的第三位，而到现在包括液晶面板的核心材料和生产设备在内，例如玻璃基板，偏光片等，已经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液晶面板技术的下一代OLED显示技术，中国目前进度仅次于韩国，而对显示行业的投资中国是以千亿人民币为单位，远超过其他国家，10年内完成显示产业链顶端攀爬的大趋势已成。

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进口排在中国进口工业产品的第二位，国产汽车自主品牌势头已经起来了，国内各大车企对汽车的投资也是天量，这个产业也在逐渐向上攀爬。

目前和西方差距最大是集成电路及其生产设备产业，这也是我国目前进口超过1500亿美元，是我国进口的第一大商品，相比之下作为第二大进口商品的石油，由于油价大跌，每年进口也不到1000亿美元。其他任何一种工业产品进口都没有超过1000亿美元。集成电路也是我国产业链条上的最大缺口，这点我国还在起步阶段，虽然芯片设计已经有海思，展讯，芯片制造有中芯国际，芯片封装有长电科技等，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也在以20%的速度发展，但是总的行业投资额并没有超过发达国家，而且技术差距还很大，因此这一行业的竞争还将长期化。

下面举三个例子，过去的15年，发达国家的产业是如何被中国挤压的。

举例一：

2000年以前，全球视频监控安防领域，都是被美国霍尼韦尔，泰科，德国博世等公司等少数欧美企业垄断，是典型的高科技行业。我们80后小时候看到美国电影里面，都会有视频监控室的镜头，现场直播一览无余，当时觉得牛逼的一塌糊涂。

2001年，中国成立了一家叫海康威视的企业，仅仅6年后的2007年，这家中国企业就进入了a&s评选的全球安防50强。记住2007年，海康威视才刚刚进入世界前50，那么到八年后的2015年，海康进步到什么水平了？

根据权威市场调研机构HIS：

2016年7月发布的2015年全球视频监控设备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在CCTV和视频监控领域，海康威视2015年全球市场份额从2014年的16.3%增长至19.5%。排名全球第一。不要以为海康的市场只是在中国，在海外市场的增长比中国更快。在全球不含中国的海外市场，海康威视的市场份额从2014年的6.2%增加到2015年的9%，海外业务增长高达50%，远超海康在中国销售30%多的增速。

2016年上半年，海康威视实现海外市场主营业务收入35.9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0.02%，很显然，40%的增速意味着欧美企业的份额又被降低了。你的市场，也就是你的钱在不断被中国企业抢走，而且被抢走的速度还很快，你心理好受？你心里会高兴？

更要命的是，中国企业不仅能抢走你的市场，而且利润率还比你高，2016年前三个季度海康实现了211.4亿元的总营收，较去年同期增长26.74%；归属上市公司利润达到了48.5亿元，同比增长了28.65个百分点。净利润率高达23%。在同行业遥遥领先。我们对比下世界第一大科技公司苹果，其2016年财年净利润率为21.2%。

有的国人，总是对中国制造极为苛刻，动辄就是中国制造都是低端，没有核心技术，一提起美国日本就是高科技，质量好，掌握核心技术，高端。实际上，中国制造科技企业净利润达到甚至超过苹果公司水平的公司比比皆是。例如汽车玻璃的福耀玻璃公司，其净利润率就在同行业遥遥领先日本企业，净利润率高达19.2%。

有的国人，一提起中国制造，就条件反射的说中国公司技术不行，管理不行，质量也不行，既然都不行，那为何能在全球竞争中能够步步紧逼欧美日企业抢夺其份额？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在很多行业，我国的确还落后发达国家，但同样在很多的行业，中国公司在技术，管理和质量上一定有超过发达国家同行的地方，不然何以能在竞争中不断胜利？

目前安防领域中国品牌份额占全球40%以上，随着海康，大华科技，还有后面的一大票中国企业的高速发展，全球安防产业将出现50%的份额和利润被中国品牌占领的情况，也就是中国VS世界。

另外值得一提，安防系统使用的图像处理算法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掌握在海康手里，而安防用的芯片华为海思已经成了全球市场上的三家主流安防芯片供应商之一（另外两家是美国的安霸和德州仪器），除了海思以外，还有中星微，上海富瀚等国产芯片厂家。另外摄像头用的CMOS成像芯片还有比亚迪等供应商（对你没看错，就是造电动汽车的比亚迪）。

举例二：光伏产业

中国光伏产业绝对是一个励志的故事，从中国企业大举进入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光伏产业，到把国外主流生产商全部打垮破产，中国企业自身也遭遇多年全行业亏损，然而咬牙坚持，凭借着不断提升生产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全产业链降成本，最终实现全行业盈利，并且形成了对全球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垄断地位。这中间故事的精彩完全和中国液晶产业奋起的故事有一拼。

中国光伏产业的故事完全体现了中国产业人前赴后继振兴实业的精神，虽然中间大量的过度投资一度造成了全行业产能过剩和亏损，然而中国的有钱人拿钱投制造业，即使失败了，也比炒房炒股要好上千万倍。

光伏产业曾经是欧美和日本垄断的行业，2001年，中国光伏界的传奇人物施正荣回国创办尚德，中国产业界才第一次知道了光伏发电技术，4年后的2005年，施正荣便凭借尚德的迅猛发展成了中国首富，但即使这样，

2005年，中国太阳能电池组件产量只有200MW左右，只占全球1.8GW产量的11%，而日本占了全球40%，欧洲占全球大约45%，对比下2016年每瓦价格只有0.5--0.6美金，那时候每瓦太阳能组件价格在5美金以上，典型的发达国家把持的高利润行业。

2005年不只是中国份额只有全球11%，光伏组件的EVA膜，光伏背板材料，光伏玻璃，硅片，硅料等基本全都依赖进口，中国只拥有电池片制造和组件生产技术。

光伏组件的原料是高纯度的多晶硅料，需要99.999%以上的纯度，2005年中国还不掌握硅料提纯技术，2005年中国多晶硅产量只有约80吨，仅占当年全球太阳能电池耗硅量2.87万吨的0.3%，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太阳能电池行业所需的多晶硅近乎100%需要通过进口解决，以德国wacker，美国MEMC，REC，日本三菱等多晶硅料企业凭借着高纯度硅料制造技术赚取了大量利润。

2005年，全球多晶硅硅料价格仅仅30美元一公斤，而到了2008年，随着中国企业大规模进入光伏产业，多晶硅硅料价格竟然冲高到了超过400美金一公斤，由于中国组件生产商集中在下游环节，外国供应商赚取了大量利润。

中国公司当然不会甘心被人卡脖子，突破太阳能级高纯度硅料生产工艺后，也开始大举进入多晶硅制造环节，到了2015年，中国高纯度多晶硅产量16.5万吨，占全球总产量34万吨的48.5%。全球多晶硅硅料价格，也从2008年的超过400美元，下降到2010年的100元，2012年下降到50美元，2015年下降到20美元一公斤。

中国现在每年仍然会进口部分硅料，但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进口价格低，外国供应商在工艺上领先导致生产成本总体仍比中国厂家略低，因此可以低价供应中国市场，由于中国天量产能的存在，外国多晶硅厂家已经无法随意提价，一旦提价就会激活更多的中国产能。

不仅是硅料，中国公司还突破了用硅料制造硅锭，把硅锭切割成硅片的生产工艺，下游的三个环节，硅片，电池片，组件，到了2015年，中国硅片产量48GW，占全球总产量60.3GW的79.6%；中国电池片产量41GW，占全球总产量65.5GW的62.6%；中国光伏组件，也就是太阳能面板产量达到45.8GW，占全球总产量60.2GW的76.1%。

上述包括硅料在内的四个制造端主要生产环节产量均连续位居全球第一位，其中太阳能电池组件已连续九年位居全球第一位。各环节产量前10名的企业中有半数以上位于中国。

光伏产业的全球龙头是德国，一直到2008年，其全球市场份额还是世界第一，在中国企业的竞争下，德国光伏产业几乎全行业破产，博世和西门子卖掉或停止了太阳能业务。Solon、太阳能千年、Sovello、Conergy、Odersun等宣告破产。唯一幸存的大公司现在只有SolarWorld。该公司迫使债主放弃部分债务并赢得卡塔尔的大力投资，这才喘过气来。其它企业虽然还有残余或后续企业，但它们都不是独立企业。除了Solarworld外，德国太阳能工业几乎已经死亡。2013年底，德国太阳能产业只拥有4719个工作岗位。

2016年9月，只有3719名员工的德国solarworld宣布其德国工厂再次裁员500人。

不只是德国，日本光伏组件本来是被京瓷，夏普，三菱等日本本土品牌占据的，2011年，日本本土品牌还占据了日本90%的光伏市场。

而到了2014年，日本已经是中国光伏组件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品牌已经占据了日本市场份额的40%以上。日本本土的京瓷，夏普，三菱等光伏厂家，不仅无力在海外市场和中国竞争，连本土市场也被蚕食。

中国企业不只是份额大，而且利润高。

以多晶硅料和硅片的国内龙头企业保利协鑫为例子，2016年上半年，业务收入达到人民币131.59亿元，毛利率32.9%，净利润13.89亿元，净利润率超过10%。

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光伏组件龙头之一的晶澳太阳能公司营收为38.2亿元人民币（约合6.01亿美元），净利润为2.592亿元人民币（约合4080万美元），净利润增长69%。这仅仅是一个季度的净利润。

而日本光伏的前两名，夏普太阳能，在2016年3月结束的财政年度，亏损184亿日元，亏损超过10亿人民币。而日本京瓷太阳能2016年第二季度收入比上一季度下降13%。

光伏产业的全球份额和利润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企业手中，中国超过全世界。

不只是各环节制造工艺和市场份额的获取，核心材料也全面国产化，以光伏组件核心材料之一的EVA膜为例，既需要很好的粘性能够把电池片和组件表层玻璃粘贴在一起，又需要很好的透光度保证电池片得到阳光照射，而这些特性要在阳光照射下保持25年以上。

EVA膜的生产技术以前只掌握在日本三井化学，普林斯通，美国胜邦几家公司手里面。2003年，杭州福斯特公司才刚刚成立，2015年，该公司已经占据了全球光伏EVA膜40%的市场份额，中国品牌总全球市场份额已经占到了全球80%，美国和日本品牌基本淡出了EVA膜市场。

以2016年前三季度为例，杭州福斯特材料公司营业收入29.47亿，增长20.9%，实现净利润6.12亿，增长高达47.9%，净利润率高达20.8%，和前面提到的海康威视和福耀玻璃一样，达到了苹果公司的净利润率水平。再比如光伏组件关键材料的背板，是光伏组件实现电绝缘的核心材料，同时又要求具备很高剥离强度，对电池片起到有效的支撑作用，能够有效防止水汽渗入，同时要能抗老化，抗风沙腐蚀，还要能够有效的反射阳光，提高电池片的光伏发电效率。

2005年也是由美国杜邦，法国阿科玛几家外国企业把持全球市场，杜邦的品牌Tedlar和阿科玛的品牌KYNAR已经成了光伏背板材料代名词。TPT和TPE材料是光伏背板的标准主流材料，这个T就是指杜邦公司的Tedlar。

2007年江苏苏州成立了一家叫赛伍应用技术的公司，凭借着公司自主开发的KPK和超级KPE光伏背板材料，仅仅8年后的2015年，这家公司已经是全球光伏组件背板份额全球第一，直接挤压了国外供应商份额。

值得一提，赛伍应用技术不仅是中国光伏组件背板标准的制定者，而且也是中国变频器绝缘材料的标准制定者，一家企业制定了两个国家标准。赛伍是世界仅有的三家能够设计制造变频器绝缘胶膜的公司之一，另外两家是美国胜达（Sheldahl）和英国GTS。

除了光伏材料，中国企业还进入了光伏生产设备行业，目前主要的十种生产设备，已经有七种实现了国产化。2016年，一条100MW生产线的工艺设备的投资，仅需要6000万元左右，而在10年前，大约需要1.6亿元~2亿元。例如把光伏组件的电池片焊接在一起的串焊机，光伏组件的电池片，是用硅片制作的，非常薄，厚度在200微米以下，用机器把这些电池片用金属焊带焊接在一起，需要机器有很高的精度和技术水平，否则电池片非常容易破损。

仅仅在2013年以前，中国所有的光伏工厂购买的串焊机，都是来自德国TT(teamtechnik)、德国索蒙特（somont）、美国库迈思（komax）、西班牙格罗斯贝尔(gorosabel)、西班牙蒙特拉贡(Mondragon)、日本Toyama、日本NPC和韩国HANWHA等国外进口设备厂商，他们占据着国内太阳能电池串焊接设备行业绝对的市场份额。他们卖给中国企业的串焊机，一台价格普遍在400多万人民币以上。

2013年，中国无锡出现了两家串焊机企业，他们都实现了串焊机国产化并且推向市场，一家叫无锡奥特维，一家叫无锡先导智能，实现了国产化的串焊机，价格仅为100多万人民币，是欧洲日本企业价格的四分之一。

经过近三年的竞争和发展，2016年市场格局已大相径庭，中国市场新增产线串焊机95%变成了国产设备。在国外厂家中技术相对落伍的美国komax，日本NPC，toyama企业都相继退出串焊机市场，只有德国帝目公司teamtechnik尚有少量市场份额。

以无锡奥特维为例子，进入串焊机市场后，这家公司2013年收入还不到100万，而到201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已经达到1.82亿。

无锡先导智能更是增速惊人，2016年前三季度，先导智能收入5.94亿，增长112.86%，净利润1.53亿，增长128.92%，净利润率25.8%。当然，光伏产业部分生产设备还需要进口，但是中国已经在逐步挤压其市场份额。

举例三：空调

2004年，中国空调的龙头企业格力电器实现销售收入138.32亿元，比上年增长37.74％，实现净利润4.20亿元，比上年增长22.74％，净利润率为3%

而到2015年，格力营收977.45亿元；净利润为125.32亿元。净利润率高达13%。10年间收入增长了7倍，利润增长了30倍，净利润率提高了4倍。

格力家用空调全球市场占有率也增长到了2015年的23.1%，跃居世界第一，同时期美的，海尔空调的全球份额也在增加，那么谁的份额被抢走了？欧洲，美国，日本的家电企业。

我们拿格力和日本两家空调龙头企业大金空调+三菱空调比较一下：

大金2015年营业收入191亿美元，净利润12.8亿美元，净利率：6.7%。

三菱空调2015财年销售额约7200亿日元，折合68亿美元，净利润约4亿美元，净利率约6%。

格力2015年营业收入150亿美元，净利润19.28亿美元。

2015年格力收入150亿美元，相当于三菱+大金258亿美元的58%。

格力净利润19.28亿美元，超过大金+三菱之和的17亿美元。

格力净利率高达12.9%，高出大金6.7%和三菱6%一倍。

格力空调一家净利润就超过日本两大龙头空调企业之和，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中国还有其他两个空调巨头美的和海尔，其中美的的净利润率同样高达13%，和格力不相上下。除了三巨头以外，还有志高空调，海信空调等二线品牌……

中国空调产业曾经产值和利润都远远不如日本，而现在产值和利润都大大超过了日本。

中国还在进一步扩大世界市场份额，以2016年上半年为例，格力空调出口增幅高达17亿美元，增长24.5%。如果算上格力在巴西等海外工厂的销售额，格力来自海外的销售额更高。世界空调生产企业主要就是中国韩国日本，由于中国其他家电企业海外收入也在高速增长，格力出口的增长就是在挤压日本韩国的份额。

中国不受待见，当然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奋起挤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空间，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发展不能和世界成为简单的零和游戏，不能中国发展，全世界吃亏，这样我们的发展绝对不会顺利。

目前中国的产业链有这样的趋势，每进入一个行业，就把这一个行业高中低端通吃，尤其是低端，直接做成白菜价，即让发达国家的企业无法生存，又让后面的发展中国家进入这个行业无利可图，投资回报时间延长，工业化难度加大。

比如下面的这则新闻，在印度市场中国手机的崛起，2016年底占到了印度50%的市场份额，不只是韩国的份额被挤压，印度本土手机的份额也从40%下降到20%。

我们要认识到，到目前为止，中国所有的进步都是跟随型成就，还没有产生领导型成就。

跟随型国家的发展都是零和游戏，别人在那里玩，你冲进去大发展，就把别人的份额给挤压了。你不受待见，那是正常的结果。你在街上开家包子店，突然来了个人和你竞争，你竞争不过垮了，心理自然不爽。中国发展的目标是要成为领导型国家，能够在无人区开辟出新的产业，自己受益的同时也让全世界雨露均沾。

这个世界唯一的领导型国家就是美国，美国的特征就是能够开辟出一个个崭新的产业，打破零和游戏的桎梏。

1915年美国发明汽车流水线生产，造就了汽车产业的繁荣，汽车产业至今是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德国的第一大工业。

二战后美国发明了集成电路，直接创造了家用电器等电子工业，索尼松下成为受益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发明了微机，直接造就了PC机和笔记本电脑产业兴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人又开创了互联网和windows这样的全新产业，完全的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活形态，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和程序员们成为了受益者。

21世纪，乔布斯又发布了智能手机，直接带动了全球进入智能手机时代，网络流量猛增，运营商大规模上3G，4G，中国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也获得了高速发展。任正非说要感谢苹果是有道理，没有苹果开创的智能手机时代极大的增加了全球网络流量，那么对运营商新建管道扩容的需求就不会有那么大。

现在美国又在搞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这将又是超级大产业，中国现在紧跟美国，中国已经发现了一个道理，美国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绝对不会错。美国在过去的100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产业，在稳固自己领导者地位的同时，也带动了全世界的共同发展，这就是美国当超级大国，世界领导者的底气。

中国现在也在逐渐尝试能开创一个产业，例如量子通信，北京到上海1000公里级别通信网已经建成，已经有公司从中受益，但是总体而言，中国仍然是跟随型国家，要想减少利益冲突，减少不受待见的状况，中国必须成为能够开辟新产业，开发人类新需求的领导型国家，在自己受益的同时，也让全世界受益，打破零和游戏。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途径是提高科技实力。

谢选骏指出：上文总结出了“领导型国家”与“跟随型国家”，但是却没有发现“领导型国家”与“跟随型国家”的原因何在。在我看来，“领导型国家”与“跟随型国家”的定位，不是说变就可以变的，也就是说，那是需要相当的先天因素的。这也被叫做“阳光社会”与“月光社会”，也就是自主发光还是借助发光。拿现代中国来说，不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自己的灵魂，都在师法美俄，这样的月光社会，是无法发展出一个“领导型国家”的。相比之下，前苏联本来到时可能发展出一种阳光社会，并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个“领导型国家”，可惜那个实验失败了。

现在，美国希望中国做一个像日本德国印度那样的“跟随型国家”，但是共产党中国不肯，于是共产党中国还是要依违在俄美之间，凑合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无法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你说这样的状态，可能发展出一个“领导型国家”吗？

简单说，共产党中国如果不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最为彻底的决裂，就没有创造“领导型国家”的可能。而又不肯老老实实地充当“跟随型国家”，结果就是“依违两可”，结果就是一无是处了——既不是“领导型国家”，也不是“跟随型国家”，角色的混乱无以复加……中国的尴尬由此而起。

这种不确定性，不仅让中国陷入迄今为止长达百年的内战状态，而且也“给发达国家带来恐怖”。发达国家并不怕中国加入发达国家的俱乐部，而是害怕中国的不确定性质毁灭了他们的发达。

中国只有发展出自己的文明，第三期中国文明，才可能从上述“两不像”的尴尬处境里解脱出来。中国是很难老老实实地像日本那样扮演一个“跟随型国家”的，不像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跟随型国家”。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忠实于自己的“领导型国家”，中国必须与马列主义毛邓汉奸实行最为彻底的决裂。

【097、中国为何没有流行黑死病】

网文《中国为什么没有爆发黑死病？——让欧洲人恐怖的黑死病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形成气候？》（知乎2019-10-14）报道：

有一种病，明代被称之为“大头瘟”，“虾蟆瘟”；清代在广东，云南被称为“痒子病”，“痒大爹”，“痒奶奶”；该病在明末两次流行，导致华北大地大量人口死亡，以至于京城地区“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咸同军兴时期又在云南大流行。它不就是鼠疫/黑死病吗？

（一）

之所以欧洲黑死病造成这么大的杀伤，应该跟欧洲人当时城市群兴起、居住环境拥挤，卫生条件不良，生活习惯和医学卫生观念上的欠缺有关。欧洲人曾试图用烟熏和放血疗法治疗鼠疫，而忽视了鼠疫的传播媒介是老鼠身上所携带的跳蚤，三分之一的人被夺去了生命。

1348～1351年在欧洲迅速蔓延，患者3～5天内即死，3年内丧生人数达6200万（有的说是3000万），欧洲人口减少近1/4，其中威尼斯减70%，英国减58%，法国减3/4。从1350～1400年间的欧洲人寿命从30岁缩短到仅仅20岁。直到16世纪末，欧洲每10年就发生一次鼠疫流行高峰。整个16、17世纪，鼠疫仍是威胁欧洲人生命的头号元凶，至少有2500万人死亡。

霍乱天花鼠疫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上并不稀奇。然而，破坏力从来不是全局性的。原因在于：地理阻隔。众所周知，我们的大地被众多山川河岳分割。除了北方华北平原是一块大平原外，关中、汉中、东北、晋中，南方的江汉、江淮、四川、湖南、江西、珠三角都几乎是完全独立分开的。即使是华北平原，也被黄河分割成南北两块。这些农耕集中地和人口密集区在古代，人员的往来是很少的。只有少数商贾、文人、官员经常往来。

阿拉伯作家Ibn al-wardi亲历了Aleppo的黑死病并死于1349年。他叙述这场疾病是从中国开始的。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把病菌带到中东，然后又传播到欧洲的。

黑死病的由来，元朝北方人口大量的减少，有人说是蒙古人屠杀造成导致自然灾害摧毁了（鼠疫自然疫源地）中那些啮齿动物生活区的屏障，食物的短缺迫使它们与家鼠和人类接触，因而把动物流行病传给了人类。至1346年底，在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城市中，人们都知道一种从未有过的传染病正在席卷东方。东方空气污浊，瘴气迷漫，生灵被毒死。

Al-Maqrizi是Mamluk帝国时代著名的埃及作家，写了许多重要的关于中东黑死病的著作。尽管他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在他关于这场传染病起源的一些断断续续的描述中，他告诉我们在疾病传到埃及之前，已在大汗的土地上肆虐。这一区域大概就是蒙古或中国。按照Al-Maqrizi的说法，这些异教徒约有300多个部落，在夏天和冬天的放牧中，他们不明原因地死去：马匹、野兽和人皆死去。Khitai地区大雨滂沱，淹死动物和牲畜。Khitai这块地方，处于燕京（Yenking）和高丽（Korea）之间，变成了沙漠。三个月中，16个皇子死去了，大汗蒙古的战士也大量死去。直到国王和他的儿子们也死于疾病。中国的人口在传染病侵袭下大量减少，印度也死亡了不少人口。

欧洲当时天主教会统治极端，认为猫是魔鬼的使者，女巫的仆从，疯狂杀猫。老鼠缺少天敌，在城市蔓延迅速。中国没有大肆杀猫的历史。当时欧洲西医信奉人会因为洗澡而生病。根本就不洗澡。生活习惯不好。中国大部分人还是喜欢身上清净无垢的。欧洲当时随地大小便，垃圾从窗户外直接倾倒。城市垃圾太多，老鼠更多。老鼠身上的跳蚤咬人也会传染。

（二）

中世纪的欧罗巴城市就跟猪圈一样，贵族还喜欢养各种宠物。普通百姓得病要么找贵族抚摸头顶治病。要么找教会买“保命符”吃。一两百年居然控制住了那都是欧罗巴人祖上烧高香了。

很简单的生物学原理，生活在某种疾病流行地区的人群，必然会进化出相应的抵抗力。比如非洲很多地方长期疟疾流行，导致很多人天生就是地中海贫血病患者，这种疾病能提高人对疟疾的抵抗力。与之相反，人体对于忽然外来的传染病抵抗力极弱，印第安人的大灭绝，大部分“功劳”就是旧大陆带来的天花等病毒。

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中国历史上各种瘟疫流行一点都不少，其中就有鼠疫。但鼠疫这种传染病，原产地就是东亚地区，中国人长期和鼠疫作斗争，已经培养出了相对较强的抵抗力。而欧洲人一向远离东亚，相互间的交流非常少。直到蒙古人掀起大征服，大规模东西方贸易往来随之展开。鼠疫随着人潮走入西方，犹如饿了三天三夜的老虎碰到了一群小绵羊，血腥屠杀自然是在所难免了。

黑死病就是鼠疫的一种（腺鼠疫），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比如明末（当时有个叫吴又可的人还写了本《瘟疫论》，里面就有描述）。据说当年黑死病在欧洲流行就和蒙古人分不开。蒙古人退去后将因鼠疫而死的人扔入城中，后在欧洲爆发了黑死病。

据说中国历史上少有发生大量死亡瘟疫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较早掌握了炼铁术，就是平民每家都能买得起一口大铁锅，于是就都能喝上开水了。

中国有句老话：“肥水不流外人田”，中国自古一直有完整的粪便处理系统。而欧洲则不然，在19世纪以前，整个欧洲都是没有厕所的，随地大小便，黑死病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爆发的。中世纪的欧洲，伦敦桥是公共厕所，污物直接落入下面的泰晤士河，到处是屎溺横流，恶臭熏天。古罗马人尚且喜欢在大澡堂里一边聚众洗澡一边交配，而中世纪的欧洲人，他们一生只洗一次澡，衣服穿到死都不换，死了再遗留给子女继续穿。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者外出殖民的时候，所到之处，当地的居民都被他们浑身的恶臭熏的捂着鼻子。法国人因为实在忍受不了巴黎满大街的粪尿恶臭，只好发明出来了香水。那时候的欧洲人，不仅在大街上，在公众场所随地大小便，他们在自己家里的卧室里，客厅里，厨房里也随地大小便。

这种邋遢肮脏得可怕的卫生习惯，终于招致了比性瘟疫更严重的瘟疫，黑死病降临了。黑死病比古希腊人屁股上的花头菜，比古罗马人嘴上的生殖器疱疹更加要命。瘟疫让整个欧洲恐惧的颤抖起来，他们开始妄加猜测到底是谁带来了这种可怕的恶魔。有的猜是犹太人带来的瘟疫，于是欧洲各地开始屠灭犹太人。一次都杀好几万，有的地方，直接把犹太人给杀的绝了种。还有人说，是猫带来的瘟疫，于是欧洲人又开始杀猫，全欧洲的猫，几乎被杀绝种。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英国伦敦发生了一次火灾。这次严重的火灾几乎把伦敦给烧了个底朝天，结果火灾过后，人们惊奇的发现，当地的黑死病消失了。于是，欧洲人开始家家户户，不分昼夜的燃着一堆火，他们认为，黑死病这个魔鬼是怕火的。壁炉，就是这么来的。这次黑死病，彻底动摇了欧洲人对基督教的虔诚笃信。相比以前的性瘟疫，这次瘟疫更加的可怕。虽然基督教帮他们战胜了性瘟疫，但是在黑死病面前，基督教束手无策。这种怀疑，催生了后来的宗教革命。宗教革命，又带来了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动摇了基督教的性禁忌伦理，在意大利的城邦里，那些光腚大汉和光腚妇女们，又带着明晃晃的屁股回到了欧洲社会。他们象征着古希腊精神的复兴，象征着古罗马精神的复兴。那时期的绘画和雕塑，主题就是永恒的光屁股大汉和光屁股妇女。因为性禁忌的破除，欧洲人又开始变得肆无忌惮的淫乱起来，男人们都以挖空心思不择手段的勾引并诱奸对方的妻子为乐，而女人们，则以通奸为荣。在这个时期的欧洲文化和伦理中，通奸被美化了，人们常说的浪漫，其实就是指通奸。但是好景不长，那些象征着自由交配的光腚大汉和光腚妇女回来没多久，性瘟疫再一次降临在欧洲人的身上。这次爆发的性瘟疫，其杀伤力，要远甚肛门疣和生殖器疱疹，也远比淋病更可怕。它的名字叫梅毒。

在当时的欧洲，如果某个国家要抹黑和污蔑另一个国家，通常会以它们的国家和城市名字为梅毒冠名。比如，法国人把梅毒叫做那不勒斯病，英国人管梅毒叫做法国瘟疫，高卢病。阿拉伯人则把梅毒称之为基督徒病。互黑了很多年的欧洲人，最后找了个老实人来背锅，异口同声的说是美洲的印第安人将梅毒传染给了他们。

当时的欧洲人为了治疗梅毒这种性瘟疫，医生会让患者喝水银，认为喝水银可以把梅毒这种恶魔从体内驱逐出来。古罗马人得淋病时，他们是通过给尿道注入水银来治疗淋病，后来得了梅毒则是喝水银。水银真成了欧洲人的性病伴侣和福音。

欧洲人的性禁忌一旦被冲开，就很难再重新把他们装回去。于是西方人的交配系统又开始裸奔了。淫乱被美化为性解放，被渲染成现代精神，赤身裸体伤风败俗，则被认为是艺术，是审美。是高品质的古希腊古罗马趣味的审美格调和交配格调。

这种不带防护的裸奔，后果还是很令人惊悚的。西方人折腾了几百年刚对付好梅毒，比梅毒更可怕的性瘟疫，艾滋病诞生了。可以料想，当现代人战胜艾滋病之后，还会出现一个远比艾滋病更可怕的性瘟疫病毒。

随之被美化的，还有关于古希腊，古罗马的一切。那些光腚大汉光腚妇女的陋习，恶趣味，摇身一变，变成了现代精神与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就包括对体育的神话，对运动的神话，这种神话的极致，就是奥运会。

这也就难怪每次奥运会避孕套的需求量逐次递增，而且供不应求

纵观各届奥运，奥运主办方免费给选手提供避孕套已成常规动作，而且避孕套数量几乎每届都有增不减。

1988年，首尔奥运会只提供了8500只避孕套，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则跳跃式地提供了5万只

2000年，悉尼奥运会发放的避孕套则达9万只

2004年，雅典奥运会提供了12万只，但据说没能满足需求。

2008年，北京奥运相对保守，提供了10万只

2012年，伦敦奥运会提供了15万只。

2016年，里约奥运会创纪录的提供了45万个。

伦敦奥运会组织者向参赛选手免费发放15万只避孕套，创下了纪录。即便如此，这样大规模的“福利”仍然供不应求。一位北京奥运会冠军透露，“选手中有70%~75%的人会在比赛期间发生性行为。”“如果无人管理，奥运村将成为‘云雨的天堂’。”美国一名自行车赛铜牌得主还表示：“意大利的选手们尤其开放，连门都不知道关。”

英国每日邮报则认为，奥运村中大概居住了一万五千名选手，按照一个人平均15个来算，即便是带别人回来过夜，这个数量也是足够的。值得一提的是，伦敦的一家博彩公司竟开出了关于避孕套的库存是否会不足的赔率。

北京时间2012年8月2日清晨，来自日本媒体的报道透露，就在伦敦奥运会不过才进行到了第5个比赛日的时候，奥运村内免费发放的那15万只避孕套却已经几近用光，目前正处于“供货紧张”的状态。为此，杜蕾斯公司不得不紧急追加供应。

诸类新闻数不胜数……

阿尔多诺在《启蒙辩证法》里面写道：“体育运动已经不仅是一种游戏，而是一种仪式。被征服者庆祝自己的被征服。他们以自愿的提供服务的方式讽刺的模仿自由，这种服务是个人再次迫使自己的身体做出的。……大众文化的主子们在运动狂热中嗅出其实际统治的群众基础，这才是运动狂热得以存在的基础。”

被征服者渴求被征服者承认，这一幕，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主对待殖民地的奴隶的那一套。奥运会从来不是什么单纯的竞技，也不是快乐，它的本质就是基于一群淫乱不开化的蛮族的陋习，所包装出来的征服者游戏，也是一套新型的全球性的人类交配系统的一部分。

不可避免的，人类在精神品位方面，在身心保健休闲娱乐方面，在交配系统方面，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全方位的古希腊罗马化，和印度化了。全球几亿人在修炼瑜伽这种妓女体操，全球几亿人在观看NBA，拳击，奥运会这些古希腊古罗马的暴虐与淫乱狂欢运动的当代版本。

印度人和伊斯兰世界，之所以不太拿奥运会当回事，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并没有被西方人征服。文化上独立的民族，他们无需因为得到征服者的承认而感激涕零。一个病毒只能感染一个良好的系统，而无法征服另一个更烈性的病毒，所以西方文化无法彻底征服印度文化。

（三）

如果对中世纪的欧洲历史感兴趣的可以继续往下翻。

当河流不再能够容纳如此多污秽的时候，人们就用推车把废弃物运到城外。低潮时的景象惨不忍睹，因为水的短缺使污物无法漂走。巴黎城中堆积起来的粪便被倾倒到城墙外侧，减少了城内的些许污秽。不幸的是，随着巴黎的繁荣昌盛，其粪堆也日渐庞大。最后，粪堆的规模扩大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人们出于安全的考虑而不得不将围墙筑高，以防敌军可能从粪堆顶部攻击巴黎城。英格兰的河流用来输送粪便，等到粪便堆积了几个河流那么深时，河道就停滞了。伦敦的弗利特河收集了一座桥上11个公厕和3个下水道的残留物。不足为奇，该河停止流动，弗利特河也变成了弗利特街。而伦敦桥上的厕所每年向泰晤士河倾倒2000吨粪便。流行病的复发促使很多欧洲官员责令人们使用粪坑，而不是河流来处理粪便。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人们往往对这类忠告不以为然。巴黎警局于1522年、1525 年和1539年间发布命令，要求市民安置和使用排水沟及公厕。由于没有急切的需要，巴黎市民仍旧将粪便倒在城里各条街道，使巴黎成为“臭味之城”。

既然连个方便的地方都没有，于是大家便在门后、墙上和阳台上随地大小便。王宫中甬道的每块石头上、宏伟的迎宾台阶上到处是大小便。1578年，亨利三世实在受不了，便下令起床之前把宫殿刷洗干净。1606年，亨利四世在圣日耳曼离宫居住时曾下令禁止一切不文明的行为，但就在颁布禁令的当天，小王储就因为冲着自己房间的墙壁撒尿被抓了个正着。路易十四为了解决凡尔赛宫、卢浮宫和枫丹白露宫到处是大小便的问题，只有采用一个办法，那就是轮流搬家。每月搬一次家，人们糟蹋这一处时，清扫另一处。

1183年，在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故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丧失了其中欧地区王国的领导者。八位皇子和不少骑士聚集在阿尔福特城堡的大厅里等候一次餐宴。事实证明，在场人员的体重总量超过了木质地板所能承受的重量，木板噼里啪啦地断裂了，将整个贵族团抛进了城堡下方好几英尺深的粪坑。众人都淹没在满是粪便的深坑中，无一幸免。

1270年的巴黎的一项法律中规定：“任何人均不得自楼台窗倾倒粪便，白天黑夜均不可，否则将处以罚金”。但巴黎的市民显然不喜欢遵守这一法令。因此在一个世纪后又有一项新的法令：“如果愿意大叫三声‘注意尿’，则可以倾倒。” 大量的羊、猪等家畜以及拉车的牛、马肆意排泄，使城市环境脏上加脏。此外，肉贩子和屠户还当街进行牲畜的宰杀和开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上千年的时间。

愚昧低下的医学水平——因为教会垄断了医疗事业，不但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一些宝贵遗产弃之不用，而且不允许新的理论提出，否则将作为异端被处罚。正如后人所熟悉的，当时欧洲人在治病时，惯用的方法便是放血、催吐等手段。这些落后的治疗手段，往往造成更恶劣的影响。

洗澡——中世纪欧洲的卫生状况是极其糟糕的。那时候的人们不但不洗澡，在公共卫生方面也很落后。由于当时的基督教会认为洗身体是神圣的，所以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没有洗澡的习惯。

16世纪的医生们认为，水会削弱器官的功能，并使人体暴露在有害空气中，如果水渗入毛孔中会传染各种疾病。当时甚至还流传着一层污垢能抵抗疾病侵袭的说法。因此，个人卫生只能采取“干洗”的方式，即用一块干毛巾擦身。

17世纪的文章建议儿童用白布清洁脸和眼睛。因为用水清洗有损视力，会引起牙病和感冒，使脸色苍白，而且对天气的冷热更加敏感，根据法国人乔治维加雷洛的调查，欧洲的上流社会在个人卫生方面也拒绝用水。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最爱干净的贵妇人每年也仅洗两次澡。而路易十四本人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地沐浴。

从古罗马留传下来的公共浴室时代全民洗澡的辉煌不复存在，而肮脏的躯体被看作更能接近上帝。圣亚伯拉罕50年不洗脸，不洗脚。圣西蒙任蠕虫在他溃烂的伤口上拱动而从不清洗，圣尤拂拉西亚进了一座女修道院，里面有130多个修女，她们从不洗澡，在中世纪修道院只准许修士一年洗2次澡，在著名的克兰尼修道院中一共只有3条毛巾。圣伯努瓦修道院的院规规定，即使病人的病情需要入浴，审查手续也非常严格，尤其是对身体强壮和“年轻”修士更为严格。不洗澡成了圣洁的象征。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把那些有足够勇气不洗澡的人册封为圣人，亨利四世的母亲一辈子不洗澡，被册封为圣女阿涅丝。

吃饭时用手指头抓着吃——用叉作餐具是18世纪中期以后的事，之前都是用刀将食物割开用手爪着吃，单独的餐具、盘子和杯子的使用也是18世纪中后期才开始的，人们在喝汤时用同一只器皿，而且大家用一个酒杯喝酒。在13世纪以前，欧洲人在吃东西时还都全用手指头。在使用手指头进食时，还有一定的规矩：罗马人以用手指头的多寡来区分身份，平民是五指齐下，有教养的贵族只用三个手指，无名指和小指是不能沾到食物的。这一进餐规则一直延续到16世纪，仍为欧洲人所奉行。

香水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欧洲肮脏的城市——巴黎香水业的发展与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和19世纪以前整个巴黎城的肮脏不堪，处处散发着恶臭有关。香水和花瓣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些气味。据悉，亨利八世如厕时戴着一个由塞满百花香的橙皮制成的花卉饰品。

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才有相对完善的下水道系统——其实，早在古罗马时就已经有了比较有效率的城市排水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城市总体卫生状况得以良好地控制。然而这些古代杰出的城市建设经验随著罗马文明的衰落、古代都市的毁灭，中世纪欧洲的排水工程又回到无节制的原始状态，居民家中一般都没有下水管道和厕所。人有三急时怎么解决？一般情况下，人们会悄悄地找一处角落解决。歌德曾讲述过他的经历，有一次歌德在意大利加尔达的一家旅馆住宿，他询问去哪里“方便”，旅馆里的人平静地告诉他就在院子里。当时的人们将自家后面的小巷和附近的沟渠当作倾倒污物的地方。为数不多的茅厕和粪坑通常离饮用水源不远，城市雨、污水和排泄物都在路边简单的露天的雨水道中流过，饮水极易受到污染。欧洲有下水道系统已经是1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了。

厕所的变迁与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与人类工业科技的发展速度相比，这个“方便”之所的进步似乎并不理想，尤其是大众的方便之地更是在一百多年前才真正步入正轨。看看中世纪欧洲的情况：被称为“私室”的厕所——隐私这一概念在中世纪年代还处于蒙昧阶段，城堡中的房间也很少分隔开来。被称为“私室”的厕所实为建于城墙凹处的小座子，位于主塔内或宴会大厅附近，均匀分布在各处。它们只有3英尺宽，紧挨着转角的墙。伦敦塔的厕所就盖在亨利八世用餐的宴会厅隔壁。

“私室”这一字眼也有衣橱之意，因为它看起来颇像化妆室。尽管通常被用来指代城堡里的厕所，但私室在中世纪时拥有的名号可谓五花八门。16世纪时，它以“神父之洞”而闻名，因为英国人用它来藏匿罗马天主教神父，使其免受迫害。当然大多数称谓都是用以掩饰其实际用途的委婉说法，主要有：“舒适之所”、“祈祷室”以及“小教堂”等。

在天气寒冷的冬天使用城墙上的厕所是种可怕的经历，不少人臀部都冻僵在石座圈上。所以私室通常建在火堆或厨房的暖气管旁，可以吸收下面厨房里炉火的热量，以温暖其冰冷的石制座圈。排泄的废弃物落到下方几百英尺处的护城河里，就避免了所谓的“来自后方的泼溅”问题。不幸的是，在接收城堡废弃物多年之后，护城河中散发的气味使城堡生活变得不再令人心旷神怡了。

“私室”中的政治斗争——苏格兰的布鲁斯国王(1274-1329年)发觉，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方面保持规律都会招致险情。国王每天都早起“蹲坑”。听说这一常规后，国王的三个敌手候于厕中，伺机杀之。幸而布鲁斯在如厕之行中仍佩戴着剑，在他蹲下来解决生理问题之前，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入侵者。

目前的新冠与以前的非典都被列为二级传染病。同为二级的还有埃博拉、艾滋、炭疽、肺结核等。埃博拉、艾滋这么大名气都才二级。一级呢，只有两种。鼠疫和霍乱。这两种被列为一级只有一个原因，急致死性。鼠疫主要通过鼠蚤叮咬传播，患者的飞沫也能传播。所以戴口罩，勤洗澡基本可以有效控制。得病几天就死。霍乱就夸张了，最急的可能几小时内直接拉稀拉死。主要通过不洁水源传播。所以要坚持喝开水。

谢选骏指出：上述记载历数了欧洲流行黑死病的缘由，却没有想到黑死病的大流行起源于西欧的礼节——握手、拥抱、接吻。这种亲密的人体接触，是中国的礼节——作揖、鞠躬、辞让——所没有的。所以，中国不像欧美那样容易瘟疫大流行——尤其是呼吸道的传染病。看看2020年的武汉肺炎，横扫欧美却在东亚受阻，不能不让人想到“西欧礼节——握手、拥抱、接吻是致命的关键”！举一反三，黑死病的大流行，也很可能是起源于西欧礼节——握手、拥抱、接吻。为了远离疫病，需要推广中国礼节——作揖、鞠躬、辞让；需要拒绝西欧礼节——握手、拥抱、接吻。

【098、中国为何没有希波克拉底誓言】

在政治挂帅的中国，只有政治誓言没有其他誓言，只有政治效忠，没有其他效忠——所以缺乏根本的敬业精神，一切多是从实际利益的考虑着眼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制造”的水平有一个“能否获得实际利益”的瓶颈，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死地。

希波克拉底誓词，俗称医师誓词，是西方医生传统上行医前的誓言，希波克拉底乃古希腊医者，被誉为西方“医学之父”，在希波克拉底所立的这份誓词中，列出了一些特定的伦理上的规范。不过希波克拉底本人可能并不是这份誓词的原作者。

今日医界，虽不再采用原始的希波克拉底誓词原文，它也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但是希波克拉底誓词对现代誓约依然拥有影响。其中的许多因素对于今天的医学伦理依然是有效的（比如不损害病人、缄默、禁止与病人发生性行为等）。许多原文中的内容也不再适合于今天的情况（比如因为当时外科医生与医生的职业还分割着，因此禁止用手术治疗结石），一般今天把这样的内容修改为适合今天情况的描述方法（比如禁止使用医生本人不了解的医术）。希波克拉底誓词明文规定禁止堕胎和安乐死。

仰赖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波斯及天地诸神为证，鄙人敬谨直誓，愿以自身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此约。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作为终身同业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视彼儿女，犹我兄弟，如欲受业，当免费并无条件传授之。凡我所知，无论口授书传，俱传之吾与吾师之子及发誓遵守此约之生徒，此外不传与他人。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柬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尤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

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尚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殛之。

白话译文如下：

我要遵守誓约，矢忠不渝。对传授我医术的老师，我要像父母一样敬重，并作为终身的职业。对我的儿子、老师的儿子以及我的门徒，我要悉心传授医学知识。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无论进入谁家，只是为了治病，不为所欲为，不接受贿赂，不勾引异性。对看到或听到不应外传的私生活，我决不泄露。如果我能严格遵守上面誓言时，请求神祗让我的生命与医术得到无上光荣；如果我违被誓言，天地鬼神一起将我雷击致死。

在希波克拉底后，也有一些古代的医学家就医生的职业道德发表过重要的论著，某些方面还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就影响的广度及深度而言，都不如希波克拉底誓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审判了纳粹分子医生的罪行后，医生的职业道德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重又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48年世界医学会 (WMA)在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宣言》，作为医生的道德规范，全文如下：

“值此就医生职业之际，我庄严宣誓为服务于人类而献身。我对施我以教的师友衷心感佩。我在行医中一定要保持端庄和良心。我一定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放在一切的首位，病人吐露的一切秘密，我一定严加信守，决不泄露。我一定要保持医生职业的荣誉和高尚的传统。我待同事亲如弟兄。我决不让我对病人的义务受到种族、宗教、国籍、政党和政治或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考虑的干扰。对于人的生命，自其孕育之始，就保持最高度的尊重。即使在威胁之下，我也决不用我的知识作逆于人道法规的事情。我出自内心以荣誉保证履行以上诺言。”（阮芳赋译，见《医学论》，科学出版社，1986）

从那时以来，社会的发展与医学的进步使医生与病人的权利与义务又有了一定变化，为了反映这些新的情况，1988年美国医学化理学家E.D.彼莱格里诺和D.C.托马斯马在《为了病人利益》一书中根据医学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提出了“一个医生所承诺的促进病人利益的义务”，这被西方国家许多医学院校采用来作为医学生毕业时需背诵的誓词，有人称为“后希波克拉底誓言”，全文如下：

“我保证履行由于我的专业我自愿承担的治疗和帮助病人的义务。我的义务是基于病人所处的软弱不利的地位，以及他必然给予我和我的专业能力完全信任。所以，我保证把病人多方面的利益作为我的专业伦理的第一原则。由于承认这种约束，我接受下列义务，只有病人或病人的合法代理人才能解除我这些义务：

①将病人的利益置于我专业实践的中心，并在情况需要时置于我自己的自我利益上。

②拥有和保持我的专业要求的知识和技能的能力。

③承认我的能力的局限，只要我的病人病情需要，我应向我的各种卫生专业的同事求助。

④尊重其他卫生专业同事的价值和信念，并承认他们作为个人的道德责任。 

⑤用同等的关切和献身精神关怀所有需要我帮助的人，不管他们有没有能力付酬。

⑥主要为了我的病人的最佳利益，而不是主要为了推行社会的、政治的或财政的政策或我自己的利益而行动。

⑦尊重我的病人的参与影响他或她的决策的道德权利，明确地、清楚地、用病人理解的语言说明他或她的疾病的性质，以及我建议采用的治疗的好处和危险。

⑧帮助我的病人作出与他们的价值和信念一致的选择，不强迫，不欺骗，不口是心非。

⑨对我听到、知道和看到的保守秘密，作为我关怀病人的一个必要部分，除非对别人有明确的、严重的、直接伤害的危险。

⑩即使我不能治愈病人，也总要帮助他们，当死亡不可避免时，要帮助我的病人按照他或她自己的打算死亡。

决不参与直接的、主动的、有意识的杀死一个病人，即使为了仁慈的理由，或应国家的要求，或任何其他的理由。

为了覆行我对社会的义务，参与影响国民健康的公共政策决定，提供领导以及专家的和客观的证言。

将我所说和所信的付诸实践，从而在我的专业生涯中体现上述原则。

希波克拉底被西方人尊为“医学之父”，但是希波克拉底本人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誓词，他同代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类似的文件被发现。最早提到这份誓词的是1世纪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身边的一名罗马医生。希波克拉底生活在前460年至前370年，这之间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过这份誓词，因此该誓词的来源不明。

有一种说法是这个誓词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创立的。但是这个理论，今天基本上没有人支持了，因为没有毕达哥拉斯学派从医的纪录和论证。

誓词的内容不很明确，而且它的文字在不同的时间里也不断被改变来适合当时的需要。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它被看作是古代医学伦理的经典文献。在近代早期大学医科授予博士学位以及其它一些医学职业如助产士或者药师等毕业时使用希波克拉底誓词或者其中的部分内容。

1804年蒙彼利埃医学院首次使用希波克拉底誓词全文作为毕业生的誓词。20世纪里许多高校，尤其是美国的高校在授予博士学位的仪式上使用希波克拉底誓词。今日，许多医学院试图使用其它比较适合当今情况的文字，来取代希波克拉底誓词。

举例如：“今我进入医业，立誓献身人道服务；我感激尊敬恩师，如同对待父母；并本著良心与尊严行医；病患的健康生命是我首要顾念；我必严守病患寄托予我的秘密；我必尽力维护医界名誉及高尚传统；我以同事为兄弟；我对病患负责，不因任何宗教、国籍、种族、政治或地位不同而有所差别；生命从受胎时起，即为至高无上的尊严；即使面临威胁，我的医学知识也不与人道相违。我兹郑重地、自主地以我的人格宣誓以上的誓言。”

有人认为，希波克拉底誓词有一定的经济意义，它包含有一点古代的社会保险的成分。誓词包含养育和教育老师的后代的内容，这样一来在老师无法养育自己的后代时他们有一定的经济保障。同时誓词包含同行之间互相无偿治疗，因此有医疗保险的意义。

谢选骏指出：中国为何没有希波克拉底誓言？在政治挂帅的中国，只有政治誓言没有其他誓言，只有政治效忠，没有其他效忠——所以缺乏根本的敬业精神，一切多是从实际利益的考虑着眼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制造”的水平有一个“能否获得实际利益”的瓶颈，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死地。

其结果，就是如以下一位匿名医生所说的那样（作为医生，你如何看待希波克拉底誓言？）：

“在获得合理尊重及报酬前提下，我必以最大努力维护患者之利益如有辱我尊严威胁我安全者，若其非命在旦夕，我将拒绝提供服务如我同道受辱，我将如同自己兄弟姊妹受辱一样挺身而出。”——我觉得誓词里若是加上上面这段，或许倒是能改变现状，可惜那个把医生和生殖并列的老爷机构估计是不干的……别讲什么"本分"、"天职"的陈词滥调，你们不是经常说权利和义务是不可分割的吗，怎么到了医生这里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医生护士被打被杀的时候就没人说立个病人誓言患者守则什么的，一到了非典禽流感的时候就搬出这些条条框框忽悠我去送死，当我傻啊？！也别质疑我做到我的本分没有，我连续三天在负压病房抢救禽流感病人你们在哪里？我在给自己不洁注射导致整个大腿蜂窝织炎臭气熏天的吸毒患者换药的时候你们在哪里？我凌晨三点去急诊科收被多家医院拒绝的坠楼农民工你们在哪里？我会告诉你那个禽流感病人国家只给了耗材药物费用我们都是义务劳动吗？我会告诉你那个吸毒鬼的十多万费用一分没付吗？我会告诉你那个农民工的家属指着我的鼻子骂卵医生怎么现在才来吗？还有同事减免了贫困患者的费用被家属反咬一口说成是心虚理亏的，还有年轻女医生一边哭一边做心肺复苏一群家属围着拍照摄像“取证”的……题主问的是怎么看，在这个行业干了快十年以后，我的看法是：中国人，真不值得我像希波克拉底誓言或者其他狗屁誓言里那样作践自己，哦，不好意思，是一部分中国人。

曾几何时，或者说如今也是，我也相信医学的神圣崇高。可是后来我发现，你相信，别人并不相信，或者说是选择性的相信，当他们要用道德来要挟你的时候他们似乎相信，而当他们作为伤害医务人员的凶手或者旁观的看客的时候，医生就是一群只知道收红包的杀人犯。君不见伤医新闻的评论里，总是会有人说“要是那个医生没错人家砍他干嘛“，还会有一大堆人点赞，请问这些人何尝觉得医学神圣了？医学的神圣，不是用来给我们这个群体自怜自伤的，而是要被全社会承认的，是建立在基本的尊严和保障之上的。我的答案里说了，在病人命在旦夕我不救他他就死路一条的时候，我会去救他。对于轻症或慢性病的患者，连对医生基本的信任和尊重都没有的，那我不主动剥夺他生的权利，只会建议他另请高明，因为我没法和这种病人建立有效的沟通。我不赞成把医生这个职业过度神圣化，任何只讲义务不讲权利的关系都是无法长久维系的，做生意如此，恋爱婚姻如此，医患关系为何独独例外？眼下这种道德绑架伤害的是医生，让广大医生心灰意冷，最后能对患者有好处吗？对于患者，医生的确有知识占有量上的优势，但这个不是医生该无条件奉献的理由，飞行员、轮船船长也可决定乘客的生死，但有几个乘客敢对机长船长恶语相向拳脚相加的？我建议把医生和其他所有职业等同起来，用责任清晰的契约关系来约束双方的行为，谁违约谁受罚，不要动不动就来道德绑架医务人员。我也不是铁石心肠，火车上广播找医生，我仍然会主动去询问情况，自动出院的小女孩和我诀别，我也觉得酸楚难耐。只是若我们自己都一再忍让任人欺辱，最终我们将退无可退。最后，士可杀不可辱，不求结草衔环涌泉相报，只希望理解医生也是人。

以上医生所论，也指出了医生道德其实社会道德的一环。

一个没有“高于利益的信仰”的社会，就没有“高于利益的道德”。

没有“高于利益的道德”，就只能以追求酒色财气为任务，吃喝嫖赌就是他们的“宗教仪式”——因此流行赚钱第一、做官最好、饭桌文化、光宗耀祖。

【099、中国为何能够赶超非洲】

《美国特种兵何以死在撒哈拉沙漠里？》（2017-10-14参考视频）报道：

据法国《观点报》报道，许多军迷都认定二战后、尤其冷战后的美国大兵打遍天下无敌手，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横冲直撞。在很多时候这种印象是正确的，但实际上美国并非在任何地区都是“老大”，比如非洲，即便冷战期间美国的军事干预能力就相对有限，冷战结束后投入减少，这种能力下降得就更快了——一言以蔽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美国的军事影响力远谈不上“大哥大”。图为在西非执行任务的美军士兵。

尽管如此，出于各种需要，美国军方仍然干预了非洲一些地区的军事事务，如为了反海盗和控制红海出口，在东非的吉布提保持军事基地，为支援“非洲之角”的反恐，和东非大国埃塞俄比亚发展军事合作等。而在西非，由于一系列“基地”恐怖组织的猖獗和构成“萨赫勒恐怖之链”，美军和法国及当地国家合作，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军事援助。

这种合作主要是为当地士兵提供特种作战训练，并利用装备和体系优势为反恐军事任务提供情报支持。十几年来美国特种部队一直为尼日利亚提供这种支援，而2015年10月，美国和尼日尔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美国可利用尼境内的军事设施“为反恐提供支援”，自那以后美军在尼日尔部署了一些军事人员和装备，主要是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以及北部阿贾德兹空军基地的无人机部队。

因为这种“间接干预”可避免频繁卷入一线作战，因此美军曾自信地认为凭此可以在西非既确保军事存在，又实现“零伤亡”，今年2月，一名美军士兵在尼日尔死亡，但并非直接死于战斗。但10月5日，这一纪录被打破了：在尼日尔西部和马里接壤的东戈东戈村附近，美军遭遇了恐怖主义武装的沉重打击，出现了严重的伤亡。

据协调当地反恐军事行动的法军总参谋部发言人斯泰格尔上校（Patrick Steiger）透露，当时一支主要由尼日利亚军队组成的联军发现了恐怖武装的踪迹，便追踪而去，结果中了埋伏，3名“绿色贝雷帽”和1名西非军人当场阵亡，另有两名“绿色贝雷帽”受伤，被随后赶到的法军直升机救援队救回尼日尔首都尼亚美，随后急送远在德国兰德斯赫的美军医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

针对美军特种兵遭遇的惨痛损失，尼日尔总统马哈马杜·伊素福(Mahamadou Issoufou)强调“我国才是恐怖主义更大的受害者”。据信这支恐怖武装来自马里境内，马里外长阿卜杜拉耶·迪奥普(Abdoulaye Diop)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差，他在安理会强调“这次悲剧表明，萨赫勒G5国家(乍得、尼日尔、马里、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需要加强军事合作，而国际社会应该投入新一轮的军事支持”。

自6月以来，尼日利亚军队在其北部迪拉布里等地区发动了针对“博科圣地”的新一轮军事行动，由法国在尼亚美和乍得恩贾梅纳空军基地部署的“阵风”和“幻影-2000”战斗机提供空中支援，法国特种部队则进驻尼日利亚北部的马达马策应（代号“巴克汗行动” opération Barkhane），这一系列行动将部分恐怖武装逼入尼日尔境内，9月中尼日尔扩大了紧急状态范围，并对美国特种部队的介入寄托希望。

但此次军事行动中美军未能创造奇迹，他们把责任归咎于“法空军支援不力”。当地评论家指出，此次事件表明，美国人想继续通过“间接军事干预”实现既确保军事存在、又避免军事伤亡的“两全其美”是越来越难以做到了：特种兵“教练”们在情况险恶、当地“学徒”训练水平有限的情况下绝不能“光教不练”，而无人机基地也并非部署在世外桃源。

谢选骏指出：美国特种兵不能征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并不奇怪，因为撒哈拉沙漠以南，就是所谓的“黑非洲”了。美国大兵在那里遇到的麻烦，就和美国警察在美国国内的黑人区遇到的麻烦，大同小异。黑非洲和黑人区一样，不仅美国征服不了，谁也征服不了。那里是文明的保留地。不过，1970年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却是极为惊诧地发现——中国竟然比非洲还要落后了！那时在非洲的许多城市，建起了现代化大楼，但是中国却没有一座。中国的一些半高不高的洋楼，都是在抗战以前建立的。不仅城市建设如此，中国的人均收入，那时也是世界最低——中国已经“沉沦夷蛮末行”，我在一首诗里悲叹说过。中国为何落到如此境地？中国为何这样悲惨？到处找不到答案，于是我决定自己弄懂。经过多年的研究我才终于得出结论，中国的贫穷是由于社会破产，根源在于遭遇了“两个文明之间的低谷”也就是第二期中国文明和第三期中国文明之间的低谷所致，因此时过境迁之后，中国还会具有再度兴起的后发力量。而非洲虽比中国状态略好，却是由于历史和种族方面的因素，因此缺乏后发力量。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也许看不到中国的复兴，但是我们的努力却可以促进中国的复兴。环顾宇内，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促进中国的复兴”更为巨大的事情了。这值得耗费我们的一生。由于我们的努力，中国就能赶超非洲了。

【100、中国为何能够强力“维稳”】

《中国研发“抗震神器”可抵消80%地震能量》（2017年9月22日科技日报）报道： 

 9月，陕西省渭南市的一群孩子，走进了刚刚竣工的大荔县实验小学洛滨校区。新老师、新同学，以及三栋崭新的教学楼让他们颇感新鲜。但他们不知道，每栋教学楼下，都安装了源于航天技术的隔震支座，能在地震时抵消80%左右的能量，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 

中国是世界上多地震的国家，也是蒙受地震灾害最为深重的国家之一。地震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大多是由于建筑物的倒塌所致，因此，对各种建筑物进行抗震设防，使其在地震中不损坏、不倒塌，是避免人员伤亡的关键。

目前，地震精确预测仍是世界难题，但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四院41所的科技人员，却借助火箭发动机技术研发了这款“抗震神器”，能有效减少地震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

地震中的“杂技演员”

来到洛滨校区新教学楼底部可以看到，30个隔震支座以6米为间距呈网状分布，支撑着教学楼。

41所固体火箭发动机首席专家尤军峰介绍说，传统抗震技术是借助钢筋混凝土，把上部结构和基础牢固地连接在一起。但这样一来，地震能量会经过基础传输到上部结构，使其发生振动和变形。当受力超过结构强度时，建筑便会被破坏。“地震波最厉害的就是横波。”他说，“当地面横向摆动时，建筑可能会瞬间倒塌。”

隔震技术是在不改变原建筑设计方案的前提下，在建筑物上部结构与基础之间安装支座作为隔震层。隔震支座竖向刚度和承载力很大，水平刚度却很小，且具有很强的水平变形能力。同时它还具有恰当的阻尼和稳定的弹性复位功能。当地震来临时，它就像脚踩滚筒、头顶大缸的杂技演员，脚下跟随横波来回摆动，顶部却稳稳地托举着建筑物，能有效降低建筑物上部结构加速度反应而导致的变形，避免同频共振带来的破坏。如此减隔震体系，能实现建筑结构自身、非结构构件和建筑物内部设施“三重保护”，确保震后建筑物无需修复即可继续使用。

航天人的材料配方

在西安市郊一座工厂里，炼胶师正对炼好的橡胶像揉面一样反复挤压。这种橡胶的延伸率为600%，材质达到了航天级橡胶的要求。反复挤压则是为了让橡胶里的配方充分融合。

隔震支座正是由35片厚度3毫米的橡胶与35张特种钢板交替叠合，黏结而成的。41所将固体火箭发动机喷管柔性摆动技术和工艺用于其中。

尤军峰介绍说，隔震支座的工作原理与火箭柔性喷管很接近。既要有足够的支撑力能扛起上面的建筑，又要有足够的弹性和抗拉力，保证不会被拉断。

其所用的橡胶配方是航天人的得意之作。尤军峰说，固体火箭或导弹装备一放就是10年甚至更久，对橡胶材料要求很高，老化、变硬或性能改变都不行。

因此，用这种橡胶制成的隔震支座，寿命能与建筑一样长，如果没发生地震就不用更换。

在隔震支座研制中，四院耗时两年多，在设计方法、超强抗老化高性能橡胶、高强度黏接剂、成型工艺、过程控制和产品性能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产品通过了华中科技大学的型式检验，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将为千家万户打造“安全岛”

凭借有效的隔震减灾效果和较低的成本，隔震技术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特别是在新西兰、日本、美国等，相关研究开展较早，技术水平较高。有数据显示，在目前新建的房屋及房屋改造中，该技术在美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使用率达到10%以上，在日本甚至超过了50%。

在我国，隔震技术起步较晚，但逐渐受到重视。目前国内建有隔震建筑3000多幢，比2005年统计数量翻了一番，其中云南省的隔震建筑面积约占全国一半左右。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包括雅安的芦山县、宝兴县在内，四川省超过50个灾后重建项目都使用了隔震技术。

从2014年起，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发文指出，各省、自治区住房与城乡建设厅需有序推进减隔震技术的应用，确保工程质量。随后甘肃、新疆、青海等地震高烈度地区对使用隔震技术做了强制规定，凡是位于抗震设防烈度8度及以上的地震高烈度地区及地震灾后重建的4层至12层学校教学楼、学生宿舍、医院医疗用房、幼儿园、机场等人员密集公共建筑，必须采用基础隔震技术进行设计。据统计，目前我国约70亿平方米的在建建筑面积需使用隔震设备，未来，该类产品将在公路、桥梁、船舶和核电设施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更将为千家万户打造地震中的“安全岛”。

谢选骏指出：如果上面的报道不是假新闻，那就说明了“中国为何能够强力维稳”，因为中国拥有“神器”——连地震都能消灭，何况是人民起义。

【101、中国为何取消不了一党专政】

《学者：中国不会借鉴苏联取消一党制经验》（BBC中文网 2015年2月 2日）报道：

今年是前苏联取消一党专制25周年，而一党制的取消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了苏联这个红色帝国的灭亡，以及中欧、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

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得世界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极其震惊，不久前刚用武力手段平息了六四民运的中国共产党从苏东事件中吸取的教训是，决不重蹈导致共产党下台的取消一党制的覆辙。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前苏联的主体国俄罗斯在经历了经济几近崩溃和多次政治蜕变之后，成为多党民主制国家，前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官员普京担任俄罗斯多届总统，与西方的关系重新向冷战时期回转。

因此在纪念苏联取消一党制25周年的同时，回顾苏联与东欧共产党国家走过的路程，将有助于分析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思路和举措，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中国在今天仍然坚持毛泽东建立的共产党专政体制。

删除宪法第六条

自斯大林上台后，苏联的集权统治达到极致，斯大林死后，苏共面临党内分裂、民意丧失、国际孤立的政治、社会和外交危机，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威胁。

几乎走入绝境的苏联于是被迫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转向加强行政权力的总统制，而这一转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如何修改或者取消保障苏共统治合法化的苏联宪法第六条。

1990年2月，在苏共中央举行二月全会之前，莫斯科有20万人上街集会游行，提出“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口号。

2月5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共产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必须在民主程序范围内争取自己的执政地位。

同年12日，苏联举行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终于通过了苏联宪法修正案，删除和修改保障共产党统治合法化的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

从1990年开始，苏联共产党中出现退党潮，尤其在1990年7月的苏共二十八大上，当时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宣布脱离共产党后，带动一大批包括苏共高官在内的党员退党，总计共有400多万党员退出共产党。

对世界共产党阵营的影响

对苏共取消一党制有深入研究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的采访时说，苏联在25年前做出删除宪法第六条，取消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决定，对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阵营影响深远。

丁学良教授指出，苏联删除宪法第六条的目的并不是想推翻共产党，而是在国际局势日益向民主开放方向发展的大背景之下，苏共党内的民主派终于取得主流地位的结果。

保障共产党统治地位合法化的苏联宪法第六条被删除后，对世界共产主义阵营震撼极大，这显然是向东欧和中欧的共产党传递出一个信息，那就是苏共和苏联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民主之路。

尽管波罗的海三国是在苏联解体之前就已经宣布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但整个苏东地区出现真正的剧变，却应该是在苏联取消一党制开始。

随着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在红色帝国的中心克里姆林宫落下，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式解体，波兰、东德、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也相继告别共产党的统治。

中国坚持党高于法

但是在东方，苏联取消一党制及其导致的苏、东共产主义阵营蜕变产生的影响，在另一个共产党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却起到了与东欧完全相反的结果。

从纵向看，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了共产党建政以来的最大危机六四民运，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

但是从横向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前苏联在许多方面极其相似，两国都曾被大独裁者统治了几十年，也都曾出现过倾向于民主的最高领导人，当然，两国宪法也都保障共产党的统治地位。

25年前，苏共在二月全会上讨论为即将召开的二十八大提出的纲领草案，准备删除或修改宪法第六条；去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四中全会也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要议题，所以许多人希望，中国也能走苏联的道路，最终取消一党制。

丁学良教授对这样的前景不抱希望，他认为，前苏联解体后，中国在很多方面有了技术性的进步，但是历届中国政府在一党制问题上始终恪守严防死守政策，不会改变“党高于法”的现状，在可视的未来取消一党制显然不可能在中国土地上实现。

除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党高于法”的原则之外，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传统也会在体制问题上占重要地位，比如一些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西方议会民主制，但很断时期后，沉重的非民主的政治传统又会以新的方式侵入新的政治生活中。

丁学良教授认为，中国的这种情况尤其严重，中国是个有两千多年专制历史的大国，所以应该清醒的看到，未来中国的政治演变决不会像苏联和东欧那么快，那么具有戏剧性。

当然，随着25年的时光流逝，前苏联的主体国俄罗斯现在虽然是一个有民主选举体制的多党制国家，但是它的强权政治和去西方民主化的程度正在越来越向苏联解体之前回退，所以苏联的经验对于中国是否合用，也是越来越多人质疑的问题。

网民哀嚎：

如果这样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改为“中国共产党”，国民就是党员，党员都遵循人人平等、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施行党内民主制，所有共产党员投票选举地区党代表，党魁再由这些党代表投票产生。如果是这样，这“中国共产党”国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

古罗马帝国可谓是民主国家，从来没战败过，有议会，恺撒也是通过选举产生，它民主到最后一年有两百多天公共假期。而从来没有在正面战场上打过败仗的古罗马帝国却自己灭亡了，这难道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吗？

在中国以及世界很多地区，西方民主制度正在受到强烈质疑，是由近30年来大量客观事实决定的：199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在西方力量影响下，走上西方民主化道路的国家，在社会发展各个方面，都失败了。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为什么出现对西方民主化的反动？关键并不是俄罗斯人民天生就喜欢专制，关键是事实已经证明，西方民主化制度，并不能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实质的改善。贪污腐败、盗卖国有资产、牺牲俄罗斯人民利益，各种丑恶现象比前苏联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民生活困苦程度更加严重。可以公平地说，俄罗斯人民是在美、欧及俄罗斯国内“民主派”的共同“努力”下，不得不重新选择普京中央集权体制。

类似例子在世界范围数不胜数，包括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墨西哥、哥伦比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等等等，西方势力极端的伪善和图利自身的做法，都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用各种手段（包括军事入侵）推动其它国家“民主化”上，可以说不遗余力，而且总把自己包装成是“为了当地人民的利益”。但是，一旦达到推翻该国原有统治，瓦解其国力的目的之后，马上变脸如翻书，完全罔顾当地人民的实际需求，一副“你的死活不关我事”的嘴脸。

这理所当然让所有其它地区人民怀疑，西方推动民主化，是出于美好政治理想，为了当地人民的利益吗？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自1990年代以来的西方民主化运动，正在世界范围走向末路。

Kevin Li， 加拿大

谢选骏指出：丁学良只知中国一时很难取消一党专政，却不知中国为何取消不了一党专政——而谢选骏在1989年发表的《中国文化的失轴状态（大学演讲稿）》就已指出，这是因为现代中国的“党权”已经成为古代中国的“王权”那样的社会轴心。如果没有一党专政，中国社会就将陷入“失轴状态”。正因如此，毛泽东虽然挑战蒋介石、叫嚣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但实际上，他最后不还是只能留下一个太阳吗？另外一个太阳只好逃到台湾继续称小王了。所以我说了，中国如果不能创造一个自己的“新王国”，就只能屈服于外来的共产党了。至于多党制，那是需要独立的法院系统来运作的；至于独立的司法，那是需要基督教会予以支持的；至于基督教会，那是需要上帝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光照和维护的——中国有这些“基础配件”吗？别说中国没有，日本也没有，所以日本的民主是假的，只是美军占领的暂时结果。中国为何取消不了一党专政？因为没有替代品。东欧的情况显然不同，因为那里毕竟还是日耳曼新教、罗马天主教、拜占庭东正教的混合地区。这就比蒙古残余影响极大的俄罗斯更有废除一党制的可能了。但即使俄罗斯，毕竟也有官办的东正教的基础，还可以实行伪装成为多党制的“间接的一党独裁”——而中国连这个基础也没有，只能实行公开的“直接的一党独裁”了。

附录

《中国文化的失轴状态（大学演讲稿）》

一，王：传统政治的轴心

任何一部机器若要正常运转，必需一个稳定的中枢、主轴，以钮接整个网络。社会、政治、文化的机器，亦是如此。政治权威的轴心和文化模式之轴，原为一；也都是社会生活之轴。任何一部社会机器的正常运转，都要仰仗一个制度化的主轴以协调社会关系的整个网络。而失此主轴，社会文化即在整体上陷入“失轴的涣散状态”。

这个主轴或是习惯法的，或是成文法的。例如，这个主轴在现代西方社会体现为成文的宪政，即由立法机关颁布的法令、由最高法院解释的宪法，由独立的司法系统执行的法律，由新闻媒介所代现的舆论，由代议制政体所保证的普选等合成的“法律的统治”。

再如，在许多尚未现代化的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主轴则涣散为干政的武装力量，或由武装力量的文职化而产生的超越于法律之上的专政集团。这种武力形成的主轴具有强烈的僭主性质，个人意志代替法律统治，常常不得善始善终，更难以和平方式实现权力的世代交替，因而极不稳定。

在古典传统下的中国，这主轴则为皇权，以及围绕皇权建立起来的帝室—官僚制。帝制基于皇权，皇权则基于“王道”观念和支持这种观念的精神支柱，天人合一的文化坐标和天子本位的价值观。尽管如前所述，古典的中国社会在“西周先秦的封建时代”与“秦至清的大一统时代”之间，发生了重大的社会革命，皇权帝制与王的历史，因此发生了重大变革，但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支撑力，其不绝如缕，殆可无疑。

中国有一个字，过去连不认识字的小孩子都认识，这就是写在老虎头上的“王”。人们之所以在诸如老虎形象的额头上，也画上了这个字，是为了表示最高的尊严。因为“王”，就是世间的“极尊”。在这传统下，中国的孩子们所学的第一个字，就是王权的象征。用双音词和多音词代替了单音词的现代汉语中，政权教给小孩子们学会的第一个词组是“毛主席万岁”，这是很多人都遭受过的洗脑，是不容易忘怀的。因为“毛主席”其实不是某个人，而是王权的替代品。因为“王”的作用在中国生活里，至关重要。

当然，替代品和真货是有区别的。君主（如“王”）可能是开明的，僭主（如“毛主席”）则不可能开明。因为君主的权力是天生合法的，无须以光辉业绩证明自己权力的合理，故可以下罪己诏书，且得以兼听则明；僭主的权力则非法，故须党同伐异，且在错误的方向上坚持自己一贯正确，用“实事求是”的伪证，来证明自己确实英明伟大。因此，君主的宽恕被视为仁慈，僭主的宽恕被视为软弱；所以僭主的语录常常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非法的因而需要不断证明自己一贯正确的僭主，尤其不能被人联想到任何“罪”；故僭主必须残暴，才能瞒天过海，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君主必须仁慈，且行中庸之道，才能符合自己的象征。

“王”的构字法很有象征性：上面一横象征天，下面一横象征地，天地相加代表自然；中间一横则象征人的社会与文化。天、地、人，由王来协调并统一。这个协调并统一的象征就是王字中间的一竖。这竖，就是轴，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主轴。这轴，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与张力，他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记忆中，至少已有三千年之久了。在周朝以前几百年，就产生了王的观念与制度。

王的社会功能很宽泛，在原始宗教中，他具有沟通人神关系的神秘力量，后来就转化成为不可阙如的政治角色。在古代他是超级祭司，后来则为超级酋长。所以王既是中国的精神领袖又是中国的政治领袖，横跨神圣与世俗两个领域。这就使得王权对古典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比对其他民族的思想与政治，更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前提。这尤其因为，古典中国的官方宗教，始终没有独立地充分发展；而政治化、人伦化的信仰体系，代替了原始宗教向高级宗教的发展。在中国思想的这种背景下，王的“协和万邦”的协调作用与凝聚作用，被格外突出了。

横跨神圣与世俗两个领域，使得中国的王具有“天子”这位神人中介的身份，握有一种现世的神权也即“王道”。王道既代表上天的神秘，又有入世的政治性；用来协和天人关系并进而调理社会。天子因此在构成中国社会的主轴的同时，也成为中国心灵思考问题时不言而喻的归宿。即使在最为超凡脱俗的《老子道德经》中，这类事例也比比皆是。这是就皇权的哲学层面即“王道”的意义而言。

换一个角度，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层面说，传统中国社会好比一把伞，这把伞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轴心部分的伞柄，第二部分是最外表的伞面，中间还有两个骨架部分，一是紧贴伞面的骨架，一是撑开伞面与伞柄的骨架。皇权好比轴心的伞柄，伞面则是社会表皮即广大群众，而贴近伞面的骨架部分则为“绅”，它“代表人民”。而负责撑开伞面的骨架、使得伞面具备伞的功能的，即是官僚体系。

中国近代发生的“推翻帝制”的革命，正好把轴心的伞柄给抽掉了，官僚机构骨架扭曲歪斜，绅士阶层骨架倒错凌乱，人民大众无所适从，整个社会结构趋于全盘的瓦解。因为中国的“推翻帝制”不是由内部力量的生长导致的，而是由外部思想的传播导致的，所以没有任何一种现成的力量可以取代王权，而成为社会的主导。由此，中国社会仿佛失去主心骨，只得在不断革命的道路上不停地战抖。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个歌词是中国处境很有象征性的解说。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其举止陷入前后矛盾，但实际上，这些貌似混乱的挣扎，十分顽强地指出了一个定同的努力──那就是，必须重建中国社会的结构。而要重建中国的结果，则必先寻求主轴并建立主轴。

二，失去轴心的后果

历史教科书告诉人们：“辛亥革命失败了。”但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辛亥革命是成功的，并在“破”和“立”的两个方面都完全达到了它的目标：“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只是在寻找一个新的王权或是王权替代的方面，未有建树。不论后来的“建国大纲”还是“马列毛思想”所指示的方向，都无法解决这个致命的真空。正是这一致命的真空，引起了日本的侵略和僭主的专政。

这一致命的真空，不仅是辛亥革命所具有，而且也在不同程度上，被后来的北伐革命、僭主革命所承袭，至今十分奇特地贯穿在迄今为止的全部中国现代史中。即使所有企图超越僭主政治的新兴力量，也对这一真空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这一致命的真空，使得中国革命破坏了旧社会的传统，却无力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楷模。结果是旧轴废弃，而新轴阙如，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政治、文化、道德、习俗，统统陷入青黄不继的混乱状态。“中国”终于成为“没有章法”、“一盘散沙”的代名词。

辛亥革命的当时人们想得好，认为满清“王朝”的逆胡统治一旦拔除，中国的现代化就指日可待；但后来发现情势远非如此简单。推翻满清二百六十七年的窃据中国，未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迅速现代化，反而使中国陷入更大的混乱，因为在推翻满清时也王权也一并废除了。王权废除后的中国，只有用军阀割据来“建国”；结果，把“好端端一个中国”搞得国已不国（著名的“二七大罢工”领袖林祥谦临刑前语）。“好端端一个中国”并不是满清统治下的中国，而是王权保护下的中国。王权是中国社会规范的总结。

致命的关键在于，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共和思想的渗透和亡国灭种的压力，使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王权之轴，成为不可能。袁世凯的野心与卖国求荣互为表里，他的皇权即便是打着“洪宪”旗帜的立宪许诺，也比满清的旧皇权更加缺乏理论支持。这也使得权威主义在此后若干年间的中国社会，变得声名狼藉。权威，几乎成了暴虐无道、腐败堕落的代名词。社会伞柄被抽掉，文化构架失去了支点，道德良知涣散了。中国社会的皇权之轴，跟随满清一起解体，婴儿和脏水一起被倒掉了，社会的基本秩序随之瓦解。

中国的社会中坚，尤其是官僚系统和它的后备军──广大读书人，从此失去了约束力，失去了效忠对象。没有人监督官僚系统，它也无从向任何规范效忠。因为“皇帝死了”带给中国社会的冲击比，比“上帝死了”带给西方社会的冲击，更为巨大深远；官僚和军人从此仅仅是“自己效忠自己”。而自我效忠肯定会导致贪污腐败弥漫、社会风气恶化。在古典时代，中国的皇权帝制当然属于“专制政治”，但它毕竟维护一个普遍的规范和秩序，这使皇帝像个独断专行的牧羊人，百姓在他的秩序下像一群羊；而传统的官僚阶层则像一群经过训练的牧羊犬。而辛亥革命、王权解体以后，不仅牧羊人倒台了，而且牧羊人的制度完全废弃，牧羊人与羊群之间、牧羊犬之间，缺乏行之有效的结构关系，结果，牧羊犬一起转而竞相吃羊。所以中国大地一时间几乎退回“狼＋羊关系”的野蛮社会，其间的混乱和残暴，比之古典时代王朝交替其间的军阀混战，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在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更是如此。因为传统的王权之轴，无法完全修复了；中国必须重建新型的政治轴心，在此之前，维持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都很困难，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只能是遥不可及的。

“人对人比狼对狼还要凶狠”的社会分裂、内战绵延，困扰中国。甚至在极端处形成了一种哲学，一种以“斗争”为人生最高目标的哲学。原先，皇权不仅对官僚系统及其效率构成操作层面的监督者，且是官吏道德的支柱、精神理想的估价者。但随着这一效忠对象的消失，外在的监督没有了，内心的堤防也崩溃了。传统的王朝末路上的吏治败坏，顷刻间滑入民国初年特有的无所禁忌和无所皈依的社会虚无主义。几年以后（1919年），全面解构中国社会的“新文化运动”暴兴，再有几年（1927年），揭开全面内战序幕的“北伐战争”终于爆发。1949年以后流行的“解放”一词，则是全面颠覆、解构、破坏中国社会的时髦。

对于那些官吏们来说，“大总统”不过相当于帝制结构中的宰相即最高行政长官。因此，大总统不可能取代皇帝在传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于是就在公众的良心、行为规范、社会网络、政治机器上，留下了巨大的裂口甚至真空。因此，没有皇帝的现代中国，不仅不可能获得现代意识，而且比起拥有皇帝的传统中国来，无异于“一条被砍掉头脑的巨龙”，其垂死挣扎的惨状可想而知。知识份子对这种状态最为敏感，尽管这种无头状态一时还没有进入新文化运动之后的那种垂死痉挛来得疯狂。

无头状态其实就是无君世纪的真实写照，除了王权，中国社会迄今为止并不能找到一个真正的权力来源。

问题不仅出在官僚系统本身，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官僚系统和整个社会层面的脱节，使原先的社会政治纽带遭到彻底的颠覆、解构、破坏、“解放”。皇权思想和帝制设施，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纽带，是传统社会的生活赖以为继的轴，甚至是中国哲学赖以出发的前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这把伞，突然从中心一下抽去了伞柄，刹那间依附于伞柄的伞架失去顺序与支点，张开的伞面必定散落、萎缩，稍有风吹草打就零乱不堪了。

两千多年来的长城时代，中国大一统的郡县制的官僚社会内部，并非停滞不前或铁板一块的“超稳定结构”，而是经历了不同的周期，内部千变万化，虽然由于汉字的作用，这些变化相比于经历了文字变化的中东和欧洲社会，像是“结构内的变化”。这结构早在始作俑的秦始皇律令中就得以坦诚相告──“以吏为师”的圣旨，仿佛千年咒语，镇定了中国的活力。在以吏为师的教条中，知识份子相对的独立地位与自由人格，先从政治上被取消了，后在社会上被幽闲了，最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生活中也遭到褫夺。从此，知识份子被分为“在朝的官僚”和“在野的布衣”两个部分。就个体的参与状态而言，官吏和布衣间的关系尽管常常互置；但二者的社会的功能却截然不同，前者依存于官僚系统的结构内，后者却游离在官僚系统的边缘与外部。在经济上，前者享有国家颁给的俸禄，后者则自食其力。因此在古典社会中，布衣们的独立人格和独立地位，只能在文化和经济上得到保证，而无法在政治和法律上得到保证。

没有多少汉人会真心拥戴晚清背景的异族皇帝，甚至曾国藩之类“俯首甘为孺子（异族皇帝同治、光绪之流）牛”的家伙，也是如此；甚至连最顽固的顽固派也是如此。但所有这些老支那人的故有生活与文化状态，却如此紧密地与皇权、帝制勾连着──牵一发而动全身，何况这里所触及的，还是一个民族传统里的中枢神经部分呢！

政治上的无权状态常常延伸为文化上、经济上的被剥夺，尤其是在社会大变乱的情况下。而知识阶层经济和文化的独立性一旦取消，也难免陷入人身依附的奴性网络。这在蛮族统治时期，最为典型。“以吏为师”作为郡县制官僚主义传统的咒语，不仅笼罩中国的政治层面，且扩展到文化层面，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中，自然而然会左右摆布人们的效忠感。官僚对皇帝效忠，绅与民则受官僚的摆布。人民与皇帝虽无直接的社会联系，但却通过效法皇帝的代理人官僚，而单方面保持这种联系，可是在皇权与帝制崩溃后的现代中国，官僚系统却陷入失去对象的迷惘与混乱，“以吏为师”的大一统社会咒语，充分暴露出其缺乏封建性区域效忠的流弊──在大一统官僚社会的每个王朝末日，吏治败坏是普遍现象；吏治败坏也同样受到全民的仿效，从而导致全民道德解体。

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晚期社会也同样很是明显。而在皇权与帝制本身也趋于瓦解的共和革命的现代，道德危机和行为失范的程度，远甚于以往王朝更迭时。现代中国政治权威所面临的任务，也就不仅是重建意义上的“复兴”，而是再生意义上的“创立”。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必须创造某种传统皇权和帝制的代用品，否则不能恢复基本秩序。

这种代用品，在我们看来就是“立宪君主”。君主立宪还须具有两个功能：1、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2、能团结各个社会阶层一同奋进。显然，如此复杂的综合性目标，不是任何一次革命能够迅速达到的。太阳落山了，世界沉入黑暗，人们陷入怀疑和恐怖的境地。事态的可把握性、过程的可预测性，越来越低。一切都显得难以捉摸。当此黄昏，中国人开始寻求自己的太阳了，不是为了追问终极的神秘，只是为了确立生存的秩序。这奄奄一息的余辉，鼓舞人们的想象，诱发最新的设计。

三，失轴的现代传统

如前所述，中国近百年来的长期革命，造成不同于中国古典传统的革命传统。这个革命传统具有全球社会最为强烈的反文化倾向，甚至远远高于其外部根源布尔什维克。有教养阶层在中国被有系统地毁灭掉，而残余的知识份子社会地位越来越低。有的作家称此为“最后的贵族”是不确切的，因为中国社会一千多年来除了蛮族之外并无贵族，充其量只有“有教养阶层”、“文化阶层”。

在红色中国，有教养阶层先是政治地位低落，后是经济地位低落，最后被消灭。剩余的“知识分子”也丧失了教养，变成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政策的土人。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表现好的还要通婚或献身。1980年代开始，在宣传上，知识份子的地位是提高了，但在讲求实惠的时代却沦入了货真价实的“脑体倒挂”，这不是如领导阶层所虚构的那样，是由“一时的社会分配失调”造成的，而是长期革命所形成的“解放”即反文化政策和反文化结构，必定会导致的。

历史表明，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强大的知识份子阶层作为民族的脊梁，就无法健康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占领了波兰，他的长期目标是消灭和同化波兰民族，于是他采取系统消灭波兰教会组织和知识份子的办法。波兰天主教会具有强大而独立的社会影响力，消灭教会势力，再消灭知识份子，就等于消灭了民族的灵魂。我们并不是说知识份子个人很好，都是民族魂，都是民族的脊梁，但作为整体，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历史，确实是通过它的知识份子而传递下来的。

我以前到少数民族地区，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少数民族的反汉人意识甚至独立思想，据观察，是通过僭主在大学里培养的知识份子甚至是工农出身的知识份子们鼓动起来的。因为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远比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少数民族文盲群众，要强烈得多。他们的汉语说得很好，也读过不少汉文书，对汉人的生活习惯也比一般少数民族群众了解得多，但越是这样，他们的民族情绪才越是强烈。而少数民族文盲群众却只是觉得，汉人仅是些外来的陌生人而已，就像汉人彼此之间对“外地人”的观感差不多，稍有歧视但并无特殊的憎恶。而少数民族知识份子就因为和汉人接触得多，反而激发了民族情绪，从而更深地强调了本民族的历史，并为此耿耿于怀。这和留学日本的很多成了“民族主义者”、留学美国的很多成了“新左派”，是一个道理。

比如在西藏组织抗议示威的，许多人都是喇嘛，因为他们对藏族历史了解得多，有些人又在汉地受过教育，反而强化了民族的独立意识。相反，如果某个民族完全忘了自己的历史，或是纯粹封闭在自己的社区，民族意识反而不容易醒觉，只觉得过去的好坏跟自己无关。这个民族已经无头了，生命已经完结了，这时只要异文化的载体、异种族的知识份子（如马克思）一来，传播一些异己学说，什么主义、什么文化思潮之类，这个无头的民族就没有抵抗力了，马上就跟着潮流走，甚至把自己的语言都丢弃掉。西藏人不同，他们还有头，所以它们的抵抗力量比无头的内蒙古人强得多。

在文化政策和知识份子的处境上，中国的“两大块传统”很不相同。现代的革命传统反文化，过去的古典传统则尊重文化。不仅尊重文化，而且尊重知识份子。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包括读书做官之类，都是给文化人以统治地位。但现代，流行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或是“知识越多越贬值”。“知识越多越反动”与“知识越多越贬值”政治倾向不同，社会作用相近，实际意思都是指出文化无价值。有一顺口溜是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要想不瘦，只有不教。”格外生动点出了“高级知识份子”一个月二百元工资、只够买二十公斤牛肉的狼狈处境，而且这只相当于一个合资企业工人的工资三分之一！

时至今日，这种“革命传统”虽然日渐淡化，但并没有根除，仍旧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极大阻力。它倡言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具有极大的社会破坏性，已经深入到中国人行为中，使得中国人被目为“喝狼奶长大的一群”。“喝狼奶”长大的人不把斗争作为达到社会和谐的手段，而是作为人生的最高乐趣和享受。一旦不斗了，就意味人生没有快乐，“这怎么得了”？不斗，不就等于放弃世界的至宝了！因为人活在世界上是为追求快乐而来，如果把斗争当作快乐，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当然是“不斗不行”。于是就得出定论，叫做“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如果从“喝狼奶的人的快乐”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个命题，“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就不再是伪命题了，因为八亿人民没有“快乐”不行。而这个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

但是如果把斗争当作快乐本身，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社会、文化的持续建设，也就误人歧途了。这使得社会比狼群还要危险。狼以凶残著称，但它们内部斗争却有限度，非常克制。当两只狼发生争斗时，都不咬脖子，以免致命。当一只狼斗败，就摆出肚子朝天的姿势，狼爪子像刀样锋利，肚子是要害部位，很脆弱，对方的爪子只要一抓就会破裂。承认失败的狼把肚子亮给胜利者，表示屈服，对方绝不会冲上去抓破肚皮，而是象征性的碰一碰、表示一下征服者的姿态就算了。而后，败者围着胜者摇头摆尾，表示臣服。狼与狼之间，正是通过这种斗争和妥协、征服和领导的关系，而达到互助，以形成秩序的阶梯。最后，在征服者的狼之间再进行竞争，决出头狼，便于狼群的领导秩序和整体生存。狼的限度是，绝不杀害别的狼，只有当猎人打倒了一只狼，其他饿极的狼才会扑上去将它吃掉。这样也有利于保持生态环境，消灭传染病温床。所以说，动物都知道互助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共存下去。

中国影片《末代皇帝》描写日本人毒死了溥仪的妃子，溥仪迫于日本人的压力说，“死了活该。”但日本人却说，“不对，应该对她进行嘉奖、表扬。”这就是人比狼的狡猾之处。人的文明是杀死同类后再去惺惺哀悼。但日本人一般对自己本民族的人不是这样凶残的，所以它们才有力量对外扩张。你想，如果一群狼仅仅因为饥饿就互相残杀，那它就不用再去追捕别的猎物了，互相吞食岂不就地取材？但这样做的结果，必定这群狼在地球上的消失。因为唯有对内合作的群体，奉行“种族利他主义”，才有机会保存下来。所以，在一个民族内部中提倡阶级斗争，提倡无产阶级专政，显然是这个民族受到其他民族的欺骗，正在进行自相残杀，这样一意孤行，必定会因为某种难以克服的危机而走向自我毁灭。实际上中国现代的革命传统及其自杀高潮毛主义时代就是如此走向终结的。

而在中国古典传统中，虽也存在周期性的“大相砍”，像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等，但那基本上都是由于大饥荒和人口过剩造成的，并不是有计划地推行“解放”、“改造”等颠覆行为、破坏运动所造成的。所以古典传统在哲学上并不倡导这类颠覆行为、破坏运动，相反，它倡导的是“和为贵”，以中和人性的恶。甚至连酷刻寡恩的法家，都不倡导斗争，而标榜自己的宗旨在于消灭恃强凌弱的乱世现象、反对以多数的暴力奴役少数人。一个集体只有这样内部宽容以后，才可能去和其它集体相竞争。如果内部自相残杀，窝里斗盛行，内耗越演越烈，它就会在世界其他民族面前日益落伍，现代中国及其无头世纪正是如此。

僭主正是把这种“无限制的内部斗争”，当作几十年的信仰。应该承认，人比其它动物具有更强的斗争性，否则岂能征服其它动物而为世界霸主？用尼采的话说，在人的天性中有强烈的罪恶性、嗜血性，使人杀死了上帝。即，人破坏了各种东西后仍不满足，最后杀死了自己生命所寄的终极信仰。所以，现代社会成了冷血动物的世界，成了科学主义的世界。从达尔文主义的感染开始，中国的革命传统也带上了这种冷酷现代性。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人有嗜血性，所以格外应该以伦理道德控制它，应提倡仁爱、提倡克己。否则，如果雪上加霜、火上加油，鼓吹斗争之乐无穷，那后果不仅是灾难重重，而且是民族自杀。人家都知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人能创造无缘无故的爱，使得人性中的日益恶化的倾向，得到缓和。如果借口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就把坏事做绝，那不过是一个坏人为非作歹的借口罢了。其结果不仅他自己一个人越来越冷酷、残忍，世界也会因为他的夺权成功而陷入灭顶之灾，只会变得越来越糟。在这个意义上，扬弃现代革命传统，铲除僭主的斗争哲学，成了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重大课题。不反掉这个血流成河、釜底抽薪的革命传统，就无法真正持久地“把经济搞上去”。

经济问题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就像一个人的力气绝不仅仅是个单纯的肌肉问题。一个人得了肝炎、心脏病，这时庸医却告诉他：“你为什么得肝炎、心脏病？就是因为没有好好锻炼身体，你现在就去练习举重、拳击。”结果这个病人不练还好，一练就会病情恶化，甚至一命呜呼。社会的经济问题也是这样，经济落后是个综合指标，说明社会病态已很严重。经济问题，不是病因，只是病症。若说中国人口问题严重，那日本人口密度要比中国大多了，人家怎么不一样？南朝鲜呢，人口密度也不比中国小，怎么能搞好？台湾的事例更有说服力。所以中国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不是人口问题；而是使经济规律瘫痪和使人口反自然增长的“政策问题”。而此政策，又是一连串历史事变促成的。不深挖此中缘故，一味摸着石头过河，能行吗？水将没顶，又如何摸着石头过？“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用资本主义的药救社会主义的病“。药如果起作用，社会主义就强大了，可以再把资本主义的尾巴拿掉，继续干社会主义的专制；如果用药无效，当然更得扔掉资本主义、恢复左派统治！如此看来，社会主义的病始终无法根除的，所以不管资本主义这个药是救的好还是救不好社会主义的病，最后胜利一定属于社会主义······这样的改革能够挽救中国吗？当然不能。

四，无法无天的小和尚

在无头现实下，现代中国所说的“民主”是“独裁的民主”，“自由”是“奴役的自由”，不仅官方这样，民间也是如此。例如，你不能对一个民主主义者讨论民主问题，也不能和一个自由主义者讨论自由问题，除非你和他的意见完全一致，否则他就会给你扣上一顶“不民主”、“反自由”的帽子。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毛泽东这位“解放人民”的领袖，最后却变成了一个自称无法无天的癞和尚。所有希望继续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人，都被他用一个语义完全相反的“反革命”帽子扣上，尽管按照正常的语义，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就像1927年以后的蒋介石一样。

再看看“封建主义”的语义也同样遭到极度的扭曲和篡改。封建主义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其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生产方式，和僭主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所以我们把僭主的历史性失败所应负的责任一古脑推给封建主义，实为不妥。尽管旧风俗、旧习惯的渗透，确实阻碍了现代化进程也是没有疑问的。如裙带风、家族主义、任人唯亲、不重法律（以权代法），不尊重民意，以及会上唯唯诺诺、会后另有对策，也是一大病症。国家的重要事务很少在会议上形成决策，人多是会前、幕后的活动悄悄决定的，会议只不过是一个摆门面的仪式罢了。这种现象甚至和僭主的老祖宗苏联也不尽同，苏联在会议上的辩论往往是很激烈的，因为在那里，会议上还是多少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这跟汉人的民风有关系，但把民风的败坏硬套在“封建主义”头上，其实也很牵强，这是我们无头世纪的一大特点。

其实，败坏的民风可以在任何时代存在，统治阶层腐化，就可以大搞幕后活动，何必非得封建主义不可？再如僭主的创举“脑体倒挂”，也不是所谓“封建主义的”。例如古典传统讲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但僭主却着手“消灭三大差别”、进而实行脑体倒挂，这既不是封建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谁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东西？但和中国历史上遭到的历次蛮族入侵的后遗症倒是颇有相似之处。这就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如果撇开蛮族入侵的传统不谈，僭主还是颇有成就的，确实创造了某些特殊的东西。比如这脑体倒挂，就在人类文明历史上从未有过，不属封建主义体系，而是“左派幼稚病”的后遗症。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大力宣传过“痞子精神好得很”，从此无法无天的小和尚造反运动，被当作“革命的三纲”供奉了起来。所以僭主可以不讲法律，可以根据“领导意图”把人活活打死。一个人如果犯罪，应通过法庭审讯予以惩处，这是正常的，但是不经任何审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活活打死成批的人，就使自己的政权成为“杀人机器”了。毛泽东的好学生、亲密战友、指定接班人林彪就根据毛思想发挥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他说不好普通话，在他的湖北方言中，“政”与“镇”都发音为“Zen2”。）就是这么紧跟，这个好学生、亲密战友、指定接班人，还是被毛泽东杀死在蒙古沙漠里。与其说现代中国之弊在于“反封建不彻底”，勿宁说是贵族主义的过早消亡与两千年中央集权传统，再加上无法无天的小和尚革命传统，综合形成了民族的奴性、社会习惯的堕落。

习惯可怕，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民间的习惯而不是上层建筑。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多少保留着这些习惯，而在更早的先秦时代，在那种更为多元化的社会格局中，社会恶习就较易克服，因为在互相竞争中，恶习太多的“单位”极易被恶习较少的“单位”挤垮。多元竞争的社会中，就不会能让官僚机器“选拔”出来的人去控制政治，因为这样的人经不起竞争的严酷考验。如果让他们垄断政治，社会就会僵化，如果让他们垄断经济，社会就会贫困。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可怕的遗产。而在地方自治传统更强的先秦社会，情况就不一样，各地区、各国家有各自的发展，一支力量新兴了，其他地区就要跟着走，不紧跟就会落伍。但在大一统下，一支力量兴起了，中央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这支力量消灭掉，使这地区和其它地方一样，以便“保持稳定”。

举个例子，国民党在1940年代的军事失败，有重要的经济原因，就是其领袖集团大多出自江浙、两广等工商业发达地区，所以他们在国策上优先考虑这些地区的利益，急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结果加剧了内地和沿海、城市和农村的利益冲突。这样导致大陆腹地的破产、半破产的农村，袭来一场革命，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局势，最终消灭了城市的抵抗。僭主吸取了这一教训，实行“全国一盘棋”，集中大一统力量的威力，这就是宁愿全局不发展，也不突出地区优势以便保持全局平衡的“国情”，构成了多元化社会无法想象的梦魇。

以前宣传“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影片《霓红灯下的哨兵》，里边就讲了一个典型的“用农村文化去改造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故事。说实在的，那里的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城市生活方式，但被这个山沟里的新政权禁止了，所以要用军队的传统去改造它。结果如何呢，上海在1980年代以前的四十年里一直没有什么像样的新建筑，市区的规模依然如故，但日益破烂。如果让上海从那时起就自主发展，到现在不知要比香港强多少。

本来上海号称是“东方的巴黎”，远在日本向美国打开门户以前，日本就知道上海的存在了，那时上海是远东最大的一个现代城市。但现在，上海要比香港落后几十年。但即便是这样，上海每年上缴国税还比整个广东省多二十倍，广东还是国内发达的地区。这就是抽肥补瘦，把发达地区的钱拿去救济贫困地区；但贫困地区所以贫困，是有历史原因的，所以资金流到那里以后，就像水流进沙子里，没有结果，反倒使人们又失去一次“穷则恩变”的机会。因此，应当倡导自治精神，穷困，就更应自强，一味依赖抽肥补瘦，越补助惰性越大，越补助越少脑筋。即使资源缺乏甚至没有资源，也可以发展智能、开发智能，抽肥补瘦，绝非长久之计。

对此，发达国家的办法是，听任可以发达的地区首先发达起来。如在德国，明显是鲁尔和萨尔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美国也是这样，先是东北海岸发达，后来才转移到西海岸和南方，中西部到现在还相对落后。英国也是先在东南海岸即伦敦附近发展起来的。一直到现在，这些发达国家还有部分地方很穷，工业化程度很低。但这种做法只能在富于自治传统的多元社会中行得通，在大一统之下是不行的。

专制政治一方面培养顺民，另方面也培养依赖性。在政治上顺从，在经济上则“不要选票，只要饭票”！中国如果推行破产法，将有三千万城市居民失业，再加上现有一亿的农村失业人口，将是爆炸性的社会压力！所以，破产法断不可在僭主体制下实行。

五，古王国的宪政精神

现代中国人是以缺乏政治能力著称的。我们不仅把祖国大地搞得一塌糊涂，听任各种激进派别胡作非为，把中国家园变成一个社会原子弹的试验场；而且在海外，炎黄子孙也以缺乏政治能力闻名世界。在马来西亚，华人虽占人口的将近半数，政治表现却力单势薄。东南亚各地也莫非如此。在欧美各国的唐人街，以脏、乱、差著名，作为少数民族，华人社区是最不团结、最少政治影响力的。但在祖辈的时代，中国人却完全不是这样，否则难以解释我们的祖先如何开疆拓士，创造并保持了世界历史上最长期和最广裹的政治实体。他们能完成这样的业绩，肯定有精神上的支持、行为上的操守。

什么是祖辈中国的精神？祖辈中国的精神，是以现世的人政治为归宿的精神，它以人为本，它的世界观是史官的而非巫觋的。从精神战略的角度讲，史官文化（中国精神）是“非宗教的宗教”。在近代以前，世界历史没有与之匹敌的政治哲学。它以立足于心理学的“中庸战略”为先导，懂得适度的自我压抑以永葆青春，避免两极之间的动荡摇摆。

广义说，“人生无往而不是政治。”狭义而言，“政治是一项职业。”但在祖辈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政治从来不是一种职业，而是近乎“道”的“使命感的搏动”，它负责协调人性与宇宙，是秩序的高尚活动。但所谓“东方政治”，无论如何也不像半开化的西方人黑格尔及其门徒所想象得那么严酷。因为支配中国精神，不是机械主义的绝对论，性灵主义的相对论。祖辈中国的习惯法（“礼”）因而成为人的宇宙使命的时空形式，“礼制”，并不为现代人理解的“礼貌”、“礼节”、“礼仪”等等所包容，而非常接近我们所说的“宪政”，是不可违反的社会政治习惯的惯例。所以在先秦，甚至连天子也不能不遵守礼，违礼、背礼的天子，将失去神格，会遭到驱逐。

现代的政治必须合乎宪政，正如古代的政治必须合乎礼制；不以宪政和礼制为指归，政治将沦为克劳塞维茨式的普鲁士屠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绝对政治，这就是普鲁士—俄罗斯式的专制。

在现代欧洲的机械主义看来，政治仅仅是一项职业，就像工程技术人员那样，甚至像清道夫那样，不分贵贱的一项职业。因此，政治活动也仅仅是一项分配利益甚至直接牟取利益的操作，一项类似于股票买卖那样的生意和出卖。局部的完善不能改变现代政治的这种“生意性质”。于是，近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业已证明此等生意经观念对于政治的破坏甚大。

还是让我们重温祖辈传统中的《国风》吧，里面的现世精神，可与《春秋左传》甚至《书经》中，阐说礼制与宪政的精彩处媲美，要比儒家学说更深扎根于中国国民性中，堪称一种“儒学的原型”。就此而言，新儒学的梦，也许还要到下层人民的习俗去圆；用一种时髦的说法，是要“到集体无意识中去寻根”。

在古代，先秦诸子的出现，乃是中国精神深入支配诸夏人民生活的直接证据。一种精神，不论其形式为“宪政”、“礼制”、“宗教”、“权威”、“学说”、“武装”、“财富”等等，一旦占据了支配地位，伴随其外部扩张而来的，是相应幅度的自我分化。外扩范围多大，内分程度就多深。如果它统治了世界，那么世界固有的全部敌视、对抗和分裂也就都同时进入它的内里。从此，一切争斗都将以此势力的“内战”形式展开。如秦“统一中国”之后的“内战”罗马“统一地中海区”之后的“内战”等等，莫不如此。

这种贯穿祖辈中国之命运的精神，鼓舞中国数百年，创造迄今无法企及的先秦文明。即便现代，最狂妄的外来政权建立者，一再发动“改造中国”的文化革命，但他也不敢断言中国精神已被彻底摧毁了，反而忧心忡忡地日夜恐惧“复辟”发生；而今日其徒子徒孙们正企图剽窃先秦思想，来防守外来政权的残余地盘。

历史上有多少中国精神死灰复燃的故事！中国民族正苦苦期待命运将其再度赐予。──这并非一种奢望。我们已经听到，那祈求重建中国文明、中国内力、中国荣耀的呼声，多么浩大：古王国的中国精神，正在穿过时间的壁垒，照亮未来中国的道路。

六，缅怀王国时代风采

中国的祖辈传统可以从《春秋左传》所记载的史事看出端倪。那时的中国人，决不和现代中国人一样庸庸碌碌，因为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是现代中国人在血缘上的祖先。那时中国人的独立自治精神、人格尊严非常强盛，“宁愿站着死，不属跪着生”是普遍的人生观。这和社会的多元化格局有关。汉朝的司马迁曾专门探讨这种区别，他就说汉朝的游侠已经越来越蜕化了，游侠甚至即将绝种了。因为大一统的中央极权的进程，使得游侠无处可游，到最后，连敢于保护游侠的人民也消失了。从更深入的角度说，这样一代代下去，游侠的基因在遗传上都被淘汰干净！中国的英雄气质，在生物学上绝了种。这样的大一统，对民族的种族遗传是根本性的破坏，保留下来的人种日益窝囊，日益自私，只知苟且偷生。这种苟活的人，缺乏公益心，公共的东西不知爱护，而家之敝帚却享之千金，把自家的脏东西扫到大街上和甚至公共楼道里就完事大吉了。笑人无，恨人有，红眼病蔚然成风，窝里斗横行无忌。

这种苟活成风的“中国人行为”，在有自治传统的社会里就很罕见。所以仅仅通过“思想教育”，试图改变这种大一统社会的劣根性，是很难奏效的。一个有自治权的人，他不会允许别人把脏东西扔在公共的领地里；可是在没有自治权的社会中，甚至连官僚对此都不得不默认，因为做官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乌纱帽哲学。他想，“与其劳心劳力去管理，不如睁只眼闭只眼，你好我好大家好，一笔糊涂账最好。得过且过，反正我当不了几年官，自己捞够就走，这地方又不是我的！”但自治的人（如古代的贵族或现代的公民）却不是这样，他世世代代在这里扎根，对这个地方有深厚的爱，有一种不可代替的占有欲，这与游食于政府的官僚，有根本区别。

贵族热爱自己的土地，官僚则不能。为适应大一统的秩序计，中国传统中的“轮换制”非常强，对此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定。一个官员在一个地方只能做三年官，而且不能在本省做官，必须在外省，这样就免除了许多公私勾结、官商勾结的腐败，防止地方官员与土豪劣绅联合起来，鱼肉乡里。只当三年官，他还勾结不成一个很强的关系网，如果在一个地方当上十年甚至三十年官，那结果就大不一样了。即便是北方南下的老干部，经过三十年也与地方地头蛇们打成一片了。僭主因为自己名不正言不顺，所以需要这样违法乱纪的“特权”来巩固自己反民族的全面专政。所以他们纵容官僚在本省做官，在本乡本土作威作福；例如，有人是四川人，被派到西南大区当官；有人是广东人，被派到中南大区当官，有人是内蒙人，被派到内蒙地区当官，有人是广西人，被派到广西当官，有人是新疆人，被派到新疆当官······他们死了，儿子孙子还可以继续在那里当官，世世代代承袭下去，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这种现代僭主专政特有的结构性腐败，在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官僚社会中没有先例。为什么僭主专政这样“党天下”，也未能培养起僭主专政下的官僚们的贵族气质和责任感？关键如前所述，是没有名分、理论脱离实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古典的官僚轮换制，当然要比现代一贯制、终身制要好，尽管还与自治社会的公民意识，不可同日而语；其流弊，导致帝国时代中国的官与民缺乏公益心，只管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种习惯迄今不绝，大家都把那些为公共利益做出牺牲的英雄，看做傻瓜和笨蛋。这是否可以归咎于中国老百姓的素质特别低劣呢？也不尽然。不能怪罪底层百姓，当然也不能单方面归罪于统治阶级的暴虐无道；这其实是由文明抛物线的下行发展所具有的“结构特征”给预定了的。甚至连僭主专政的一贯制、终身制、世袭制，都不能完全改变两千年来官僚形成互相推诿责任的劣根性。

甚至僭主专政的领袖本人，也是如此喜欢推诿责任的手下。僭主最恨谁？最恨那些敢于替人打抱不平的人，僭主的“统治艺术”就是铲除那些为民请命的“野心家”、“阴谋家”。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两个好朋友，在一个单位工作，一个人只为自己的利益提意见说，某领导有问题，不给我分房子、不给我长工资，不给我解决两地分居的困难。另一个人则是为他人说话，只字不提个人的困难。后者的行为在贵族主义的侠义标准下是很高尚的，不是为自己的私欲向领导提意见，但偏偏却犯了大一统模式的大忌：帮别人说公道话会被目为“别有用心”、“搞阴谋”、“犯上作乱”；而为自己说话的则仅被视为“自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自私”、个人主义的惩罚，只要接受批判、思想改造就可以了；而帮别人说话却必须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受到长期体罚、劳动改造甚至处死，毫不留情。类似原因使得僭主大开杀戒，牺牲者数以百万。

这种“枪打出头乌”的现象后果严重，对整个民族精神和社会发展都是灾难。见义勇为、仗义执言和为公益事业谋求利益的人越来越少。在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里，包括苏联、东欧在内，都有这种通病。细心的观察者可以发现东欧人和中国人的表情举止有某种相似，那就是恐惧和奴性，在加上土、放肆、无教养，苏联人就更是如此了。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僭主专政的烙印，用烧红的烙铁烫在牲口身上的印记！

就拿“打扫卫生”来说吧，“上面”来通知说要检查，下面就停止其他工作倾巢而出“制造卫生假象”，上面的来人一走，卫生就没人管了，“脏、乱、差”依然如故。冉如，只要政治需要，人造的好人好事就成批涌现，但政治鼓励一旦松弛，社会风气随之败坏。这在具有自治传统的国家里，是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为什么日本产品质量高，这是因为日本人习惯于自治、自我管理，把产品和人格等同看待：谁的产品不好，谁的人格低劣。日本人从小就被训练成自己背包，从来不要求大人代劳。所以，每个人拿出的产品、造成的后果，都被认为是代表其人格的，哪怕产品很小，也要做得精致。

在现代化过程中，奉行自治原则的贵族，逐渐影响到平民和资产阶级，结果普遍的社会风气的压力，使一个要显得自己的人格高贵，不得不自律，表现的谦让、自制、有礼貌。但在大一统模式的官僚体制的窒息下，政府的行为不负责任，人民的行为也就不可能负起责任来。

“责任内阁”这个词是由西方传过来的，一个政府做错了事，必须道歉，甚至下台以示向人民负责，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个责任政府；而不负责如僭主专政，即使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也从不向人民道歉，好像人民天生是贱骨头，该死；好像人民天生欠了它八百吊钱，应该任其宰割。僭主政权做错了事，只是当作“交一次学费”。只要宰相不谋反，对皇帝忠心耿耿，即便杀人放火也是“枝节问题”。僭主就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干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是人，一定犯错误，所以你们要接着干，干得越离谱越好，只要不反对我就行。”相反，万一有位干部不识相，真正为民请命，干得很出色，关心人民疾苦，对社会发展很有贡献，僭主“倒要好好考察考察你是不是有巨大的野心，想要削弱我的威信、对我进行逼宫动作”。

这就是判断价值的不一样。在宪政社会，文官武将如果有个“桃色新闻”，就得道歉、辞职；而在僭主专政的社会这根本就不算一件事。为什么？因为人治的僭主大人看来，只要手下的奴才“政治上可靠”，能够与其集团利益同流合污就可以了。如果同属一个团伙，政治路线也就对了，政治上也就可靠了，那么一来，一切丑闻都只属于“枝节问题”，可以放过不问。或是，抓住后当作小辫子，以便换取政治上的屈从。所以僭主政治常常是越是犯了错误的人，提升得反而越快。但与宪政社会中的舆论是正好相反的，是认为这种丑事丢了整个阶层甚至整个国家的脸，责任者必须负责下台。否则这种渣滓不滚蛋，执政党这伙人都得完蛋了。这是“民族心态”上的不同吗？还是不同的社会结构逐步养成的？

中国人力资源世界第一，版图世界第三，为什么迄今如此贫弱？证明其发展指向有误。正因为不敢独立思考，又没有自治传统，总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由别人做决定，由别人来安排，自己无法担起责任来。这样，永远是由别人在那里打算盘，打来打去也总不对我们自己的需要，结果整个民族的发展延误了。

回归祖辈的文化，就是要求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并使开放的风气、多元的格局，获得民族力量的认可。这有待于“礼制的复兴”也就是“宪政的创立”。中国先秦的礼制，实际上就是一套当时行之有效的习惯法。在先秦自治社会中，没有人能高于这种法，甚至连国王也不能。用现代术语说，那就是社会政治结构的契约化和文明化。现代人经常侈谈“多元化”，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多元化而无契约化，社会必乱；只有以约法和习惯法为基础、以宪法为裁判的宪政，才能贯彻政治多元化、保证社会多元化。而未来中国的宪政建设，才是我们回归祖辈社会多元化传统的关键保障。

七，复兴祖辈传统的战略

要复兴中国的祖辈传统，不仅需要宪政保障，还必须遵循正确的战略：通过反对父辈来继承祖辈，通过发扬祖辈来超越父辈。

父辈和祖辈是相对概念，那为什么要在父辈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就反而需要反对父辈传统？难道父辈没有继承祖辈吗？

在我们看来，反对父辈传统（如帝国时代的专制）的必要性在于：父辈距离我们太近、对我们的控制过于严密，且是习惯、体制层面的而不仅仅是文化、观念上的。所以，要革新前进，就必须跟它保持距离。另方面，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他必须寻求一种支援来完成对于父辈的超越。如“五四”时代需要反对父辈传统，却为此召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俄国的马列主义，尽管这些方式被历史证明先后失败，但对破除妨碍中国进步的秦至清两千年的大一统父辈传统，已经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是运用更直接的方式，即在自己的祖辈传统（如王国时代的礼制）中去开发资源的方式，来完成对父辈传统的超越。

这种例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如日本明治维新，利用祖辈的古代天皇制反对父辈中古幕府制，最后实现了新的中和即近代天皇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利用古希腊罗马的祖辈传统去反对欧洲中世纪的父辈传统，最后完成了对中世纪的超越，形成近代欧洲的新文化。而在中国传统中，“托古改制”、“述而不作”，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战略。

要革新、要超越父辈传统，必须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资源，不动用祖辈的心理支援，单凭自己的和外来的力量，事实已经证明是不能胜任的。很明显，在社会变革中，进步的个人之间彼此要进行重新组合，借助共同的文化心理载体，才能服众。这种文化心理载体，只能在传统中存活，不可能现买现卖，否则缺乏感召力，难以得到认同，这就注定了，它要么是外来的要么是祖辈的。而现代中国，已经试用了几乎全部的外来思想资源，但在绵延百年革命中，这些试验却是屡战屡败，并未成功。所以，现在已经到了可以试试中国祖辈资源的时候了，如回归中国自己的礼制传统、创立现代的宪政。

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知识份子都必会明了：像中国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是不可能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奴性当作自己的归宿。中国，要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必须到自己的命运中寻找立足点。这些立足点当然不同于父辈传统，因为父辈传统出了问题，才需要我们检讨改进，需要不断革新。所以，可以断言的是，我们在祖辈传统中寻求的东西，肯定是父辈传统中正好忽略和缺乏的。只因祖辈遗产与我们相隔遥远，实际联系已被父辈传统切断，所以当我们想象祖辈遗产如何理想，实际是一厢情愿，是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更深刻的前进战略。我们把这种创造性的战略投射到祖辈传统身上，本质上却是一种新东西──至少是对古代精神与制度的绝妙新解吧！

这是一种“远交近攻”。远交近攻，是战国时期的一种著名的政治战略，就是通过交结远方的盟友，来攻击和兼并邻近的敌人。如前所述，这也是文明向前发展的不二法门。这体现在生物现象上，是所谓“隔代遗传”，如一个人发现自己某些方面跟爷爷、奶奶比较像，而跟父母倒不那么相像。这是因为遗传基因起了作用：据说每个人的遗传基因只有10%是被直接启用的，还有90％处于未被启用、专供遗传的库存状态中，这不被启用部分要在他的儿辈、孙辈身上逐步启用。社会、文化甚至政治现象，也有类似机制。所以，传统的东西，隔了许多世代又仿佛复活，以某种新的形式、借助某个新的契机，突然苏醒。远交近攻是政治战略上的；回归祖辈传统是社会革新上的；隔代遗传则是生物现象上的。而思想史上的类似概念则是“抽象继承”，就是对古代学说做出“时代的新解”。凡此，都是以“回归”“复兴”为名的重新生长。

原先，某种思想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的，具体而不抽象，如“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对我们非常具体，警棍、大盖帽、文攻武卫、群众斗争会等等。但再过一百年，这概念就可能不那么具体了，词变抽象了，这时也可能发生一些抽象继承，即只吸取它的精神，不照搬它所依附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的消失，使抽象继承趋于完美。”

再拿“仁义道德”这概念来说吧，在鲁迅那时代它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仁义道德”也可以很坏，它要“吃人”。但在我们这时代，仁义道德就不会吃人了，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吃人；为什么？因为仁义道德已经失去原先的社会环境，而僭主专政的社会环境却是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贪污腐败、假公济私、不负责任、短期行为等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紧密相连的社会环境。所以，我们现在对仁义道德，又可以抽象继承了。

思想一旦和社会环境脱离，就可被抽象继承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现在可以说有了一种复兴中国先秦传统的条件和历史机会了。因为秦至清的传统，已经把先秦传统的社会环境连根截断；近百年来的不断斗争精神，一直是把现代化和传统对立，结果是两败俱伤。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这表明，解决中国历史难题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而我们除此之外，已别无选择：运用抽象继承法，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激活中国先秦传统，以背离父辈文化、回归祖辈文化的姿态，创造新一代的中国宪政社会。

埃及历史上，继古王国与中王国的衰败之后，在同化了异族的影响从而生成了新的埃及文化的新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王国的鼎盛之势。我们中国的文明，实际上也经历了古王国（殷周至东汉的本土文化）和中王国（魏晋至明清的佛教文化），现在已进入新王国的前夜，其特点是吸收并同化西方的影响。

我们有没有能力把中国的势运再度推向高峰？其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力把传统与现代化巧妙地结合起来。而这取决于我们进入新王国的正确战略。

那个战略就是：拒绝父辈的野蛮、回归祖辈的文明！

（1989年1月于山西大学）

[原载]

书名

8889论集

（1988──1989年间中国论集）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China: 1988-1989

谢选骏全集第八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VIII

2001年电子版

2015年印刷版

目录

代序 黄河心理的分析1

［1］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26

［2］人生态度与现代化动力29

［3］人是什么？32

［4］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吗？35

［5］黑暗中的光明38

［6］贵族主义与官僚主义42

［7］权威与妒忌46

［8］法与痞49

［9］我们要不要现代化？52

［10］是传统还是革命？56

［11］中国问题的症结何在？59

［12］“战国时代”的语境62

［13］有各种真理便无真理65

［14］一个老派美国人的回顾与展望69

［15］一篇值得推敲的论纲73

［16］反文化现象的历史思考76

［17］读《大唐西域记》所思85

［18］压力与成年89

［19］二十世纪的主题92

［20］自由的悲喜剧与英雄主义95

［21］从天地翻覆到阴阳错位98

［22］我们文化中的多动症102

［23］两刃剑：当代中国的青年文化106

［24］跟着感觉走112

［25］译与著：文化的变戏法115

［26］电影《弧光》的得与失118

［27］当代都市青年的灵魂对话123

［28］民族精神的新世界：《大原野》主题的文化分析127

［29］来自混沌世界的报告：《阴阳界》主题的文化分析141

［30］我与《河殇》149

［31］传统文化已经终结152

［32］《激情的阴影》与“阴影的激情”155

［33］中国人的命运真是“无从改变”了吗？160

［34］且说长城与龙的评议165

［35］一个反文化思潮的迹象168

［36］《神话与民族精神》台湾版序172

［37］我写《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175

［38］传统与现实──我写《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182

［39］文学的理性和文学的奴性──一个从古到今的鸟瞰188

［40］《红高粱》：艺术的民族性与真实性之消解198

［41］《庄子》新说：《内篇》的意识流结构216

［42］从《老子》对《孙子》的阐释看哲学中术、道系统的互渗227

［43］宗教：另一种声音244

［44］中国文化与基督教249

［45］代与代文化的冲突281

［46］现代人的感情301

［47］道德代价主要是道德系谱的代价322

［48］反传统主义七十年──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线索328

［49］意识形态的神话与现实348

［50］当代社会病（大学演讲稿）363

［51］中国的合法性危机（大学演讲稿）379

［52］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学演讲稿）396

［53］论“传统文化”已死（大学演讲稿）412

［54］中国文化的失轴状态（大学演讲稿）430

［55］反思与回归（大学演讲稿）457

［56］与徐冰谈鬼字天书电脑乱字码484

［57］回归祖辈的文化──访谢选骏《光明日报》509

［58］爱与性──宇宙生成的三个方式514

附录一：四人批判稿529

附录二：谢选骏的自由肃不清──与四共产主义者对话544

附录三：清华师生揭露国安秘密绑架杨子立内幕552

附录四：我教你怎样创作《天书》554

跋582

【102、中国为何缺乏“十二周岁法规”】

《骇人“敲门测试”：参测孩子均会轻易给陌生人开门》（2018年2月22日转载新闻夜航）报道：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这首儿歌就是提醒单独在家的孩子，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新闻夜航记者做了一个安全测试，用隐秘的摄像机记录了全过程：看看宝贝们在遇到陌生人敲门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6组孩子参加测试 全都给陌生人开了门

为了测试现在的孩子是否具有防范意识和安全意识，新闻夜航特意邀请了6组家庭，在孩子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争得了家长同意，在家里安装了隐秘摄像机，做一次安全测试。家长们事先把孩子单独留在家，我们的工作人员假扮身份去敲门，孩子们的表现会是什么样呢？

一号宝宝名叫刘赫奇，今年6岁。当记者假扮成查水表的时候，刘赫奇开始是拒绝的。但当记者准备离开的时候，却突然主动打开了门。

2号同时测试两个宝宝多多和滕菲，今年也都是6岁。

多多：有人敲门，敲门了，敲门（瞬间开门）

记者孟令熙：她（妈妈）让我给她送个东西，然后我就走，我是她单位同事，我把这个东西！

多多：你给我们，我们告诉她！

记者孟令熙：你不用害怕，我是你妈朋友，我想上个厕所可以吗，我上个厕所就可以走了！

多多：（点头）

（多多上前拽孟令熙）

多多：你进来，进来上个厕所吧！

记者孟令熙：这是赵姐家吗？她刚才给我打电话了，她跟我说她在家，让我把东西送过来！

滕菲：可是我还是有点儿害怕！

记者孟令熙：你不用害怕，我是你妈朋友，我想上个厕所可以吗，我上个厕所就可以走了！

滕菲：上隔壁吧！

记者孟令熙：隔壁我不认识，我是你妈朋友，我上个厕所就走！

滕菲：好嘞！

3号宝宝焦元喆，今年也是6岁。

记者孟令熙：你好，家里有人吗？栾黎黎在家吗？

焦元喆：栾黎黎不在家，刚下去

记者孟令熙：你把门开开呗，我给你妈妈送个快递，她是你妈妈吗？

焦元喆：栾黎黎是我妈呀！你先等一会，我去拿个东西（搬凳子）咱们看看门眼，你把快递举起来让我看看呗！

记者孟令熙：（举快递）

焦元喆：好，我给你开门！

记者孟令熙：我想上个厕所可以吗，上个厕所再走行吗？

焦元喆：可以！

4号宝宝闻博。

闻博：她（妈妈）下楼了，那你送来吧！

记者孟令熙：能开下门吗（门打开了）这是她的快件！

闻博：啥呀

记者孟令熙：这应该是邮的一个东西吧！

5号宝宝范禹含，今年8岁。她直接给记者开了门，还热情地邀请记者进屋。

6号宝宝高畅，今年6岁。

记者孟令熙：我是查水表的，有点儿紧急，说你家这表有些问题，好像漏水了，你把门开开，我检查一下呗！

高：不行，不行！

记者孟令熙：刚才楼下说你家有点儿漏水了，我来看一下！

高：不行！我妈跟我说了，有人来得通过我妈同意！

记者孟令熙：关键是现在楼下人家等着呢，我寻思想看看水表（开门）

刘赫奇妈妈马强：太可怕了，万一真是坏人，这个期间就已经给领走了。

高畅家长黄小丹：崩塌了，因为我出门的时候，我还告诉她，我说姑娘，谁来也不能开门，结果她还把门开开了。

闻博妈妈包晶：我以为他会多问几句，或者是不能开门。

滕菲妈妈赵尉男：可能是你跟他说一千遍一万遍，可能在实际当中，小孩可能也会，还会发生变化。

有些孩子会有一些的防备

但最终还是防守失败

夜航记者扮演了生活中常见的几种身份，六组小朋友的防御都失败了，如果真的是坏人的话，后果还真是不堪设想。

因为平时家长们购物都会用自己的真实姓名，这就增加了风险。夜航记者发现，他们在扮演快递员的时候，孩子们听到家长的名字，立刻就放松了警惕。所以，家长们要多注意一些的。

其实，测试中孩子们的一些做法还是可取的，比如询问陌生人的身份，趴在门镜看门外的情况，要求给家长打电话等等。与此同时，家长要是教会孩子反锁门，遇到事情第一反映就是把门反锁，这样可以把危险降低一点儿。另外还可以告诉孩子，碰到不认识的人敲门，第一时间给爸爸妈妈打电话，或者不要透露自己在家的事情，这样应该也会安全不少。

专家介绍

12岁是警惕性的分水岭

家长要有意识训练低龄儿童

可对于小孩子来说，有些事还真是难以把握，其实家长平时都会告诉孩子提防陌生人之类的，但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所有的叮嘱就都会被忘得一干二净，还真是让人担心。测试中，大部分的小朋友开始都是不同意开门的，只是坚持的时间都不长，这是因为什么呢？

黑龙江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心理系教授郝春东：他们（孩子）对世界的认知

和年龄有关系，12岁以上警惕性就显著增长，他认为世界不是那么安全的。12岁以下的孩子认为世界是非常安全的，世界上的人也是非常友善的，所以从进化心理学上来说，这是人个体成长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家长可以在家里做两个事情，一个就是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每天都要提示他，不要和陌生人讲话，不要和陌生人走，不要接受陌生人的东西。第二个可以和孩子做一些模拟，模仿送快递的、模仿收电费的，和孩子练习练习比较好。时时刻刻提醒孩子不给陌生人开门，再加上不定期的测试演练，这样既生动形象，又让孩子有了切身体验，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要想完全避免危险的发生，还是不要轻易把孩子留在家里的好，尤其是12岁以下的孩子。所以，没有特殊情况还是不要轻易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另外，在平时生活中，除了对孩子的口头教育，家长们更应该注重在实践中潜移默化地引导他们，让宝贝们在学习、逛街、吃饭、玩耍的过程中，学会如何自我保护。

轻易给陌生人开门

真的很危险

2010年2月4日，淮南市一名12岁的女孩一个人在家，经不住人贩子的花言巧语打开了门，结果被骗到合肥贩卖。

2011年，湖南8岁女孩独自在家，给小偷开了门，头部被铁锤打成重伤。

2016年，浙江省的10岁女孩，最开始拒绝给陌生人开门，但坚持时间不长，最终家中钱财被抢，女孩也被打伤。

只有家长和孩子们都加强了安全意识，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表明，中国依然缺乏“十二周岁法规”。何谓“十二周岁法规”？美国有一条法律是说，“十二周岁以下的孩子不得独处，否则可以剥夺家长或监护人的监护权。”一条简单的法律，一旦通过，胜似“加强安全意识”千言万语的谆谆教诲。那么，中国为何缺乏“十二周岁法规”呢、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甚至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依然在中世纪的人治而非近现代的法治状态下游走着。可悲。

【103、中国为何三十年才能反省一次错误】

《中国人口老龄化力压独生子女与习的“中国梦”》（2018年4月19日 转载法广RFI 小山）报道：

中国人口老化压力越来越重，而中国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正迈入老年，不成比例的人口对比中，迅速而庞大的老龄化暴露中国社会的养老危机，包括养老金支出相抵后的结余增速下降、年轻人宁愿当更有社会地位的护士也不愿投入养老业等。有评论指中国人口老化严重影响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的实现。

据中央社4月18日报道，中国未富先老，养老形势严峻。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显示，2017年末，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2.4亿人，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岁以上人口接近1.6亿人，占总人口的11.4%。

报道引述官方的新华社主办的杂志半月谈刊文指出，中国老龄化的特色是速度快、规模大。18年间，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从10%上升到17.3%，65岁以上人口则在17年间从7%上升到11.4%。到了2030年，中国将提前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5%左右。

文章指出，养老不可怕，衰老时还没变成有钱才可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贫困率约为17.5%，远高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准。

根据中国社科院2018年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养老金的收入增速已经下降到10%以内，支出增速却在高位，目前累计结餘增速已经下滑到5%的水准，基金备付能力相比过去5年下降1/3。挣钱的人越来越少，要花钱的人越来越多。

谢选骏指出：中国三十年才能反省一次错误，一胎化政策也是如此，毛泽东时代也是如此，邓小平改革也是如此，都要等三十年满了，才知道并且承认他们统统错了……那么，中国又为何三十年才能反省一次错误呐？这是因为，中国的宗教有问题，属于一种原始的自然主义宗教，结果正好不幸和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苟且到一起了。这个蛇鼠一窝的大杂烩还更加五湖四海地继承了儒家的亲亲疏疏以及长幼之序的伦理辈分——长辈的一言堂总是对的！所以，必须等长辈死了以后，才能政策松动，而且还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毛泽东死了三年才能开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所以，习近平能在江泽民胡锦涛还没死的时候就改其道，真很出众了，只是但愿，这一次不需要三十年就能反省一次错误了。

【104、中国为何失去了“工匠精神”】

《日本戏耍了全世界 被人们严重低估》（2016-10-07 新浪新闻）报道：

2016年度的诺贝尔奖正在陆续揭晓，其中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获得。大隅良典是2000年至今的17个年度里，第17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而且这17个奖项全部是自然科学奖。至此，日本已经有25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中22个为自然科学奖。日本获得自然科学奖的人数，超过了德国、英国、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诺奖大户”。

上世纪90年代资产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谷底，被外界称之为“失去的二十年”。然而，恰恰在这20年里，日本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全球最低水平。今年7月，日本的失业率是3%，创下了21年的最低点。美国经济目前脆弱复苏，但失业率仍然维持在5%左右，欧元区的失业率则高达10%。在日本经济衰退的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着一个被人们低估的日本。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日本的经济成就？

日本：科技创新+工匠精神——早在1995年，日本就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其后制定了多个5年计划，试图通过这些战略举措，将日本建设成为：能够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为世界作出贡献的国家；有国际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2001年3月，在第二基本计划（2001－2005年）里日本明确提出“50年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

今年1月22日，日本内阁审议通过了《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该计划提出，未来10年把日本建成“世界上最适宜创新的国家”。为此，日本政府未来5年将确保研发投资规模，力求官民研发支出总额占GDP比例的4%以上，其中政府研发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1%。其次，是日本人令人敬佩的“工匠精神”。所谓“工匠精神”，就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而且将这件事做到极致。有一项统计显示，截至2013年，全球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为全球最多，德国有837家，荷兰有222家，法国有196家。

经济实力的比拼，从来不靠GDP。而是技术话语权和产业链掌控力。这些年全球都在货币放水，也就是用债务刺激经济。日本放出的水流进了产业整合、重组、创新、研发环节，中国的放水流进的是地产、基建和“城市化”。也就是说，日本的债务附着的资产是“技术产能”，中国的债务附着的是“土地产能”。

日本经济在沉寂中凝聚力量——目前，日本企业正从B2C领域，逐渐向B2B领域扩展、转型。松下从家电DNA，扩展至汽车电子、住宅能源、商务解决方案等领域；今后，夏普将转向健康医疗、机器人、智能住宅、汽车、食品、水、空气安全领域和教育产业；索尼复兴电子业务的计划遭遇挫折，电子领域今后将强化手机摄像头等核心部件。

风靡一时的特斯拉电动汽车，电池是由松下提供的，松下还与特斯拉合资在北美建设一座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超级工厂；松下、三菱等还在研发氢燃料电池，今后一旦石油供应不足，日本的创能、蓄能技术将在全世界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三菱电机发明了可涂沫式电池，将一种新材料涂到墙上，墙就可发电，涂到汽车上，汽车就可以发电，那么今后人身上穿的衣服也可以发电，多余的电可以并入电网。

如今，日本企业依然在核心零部件、上游化学材料方面保持优势。夏普、JDI的液晶面板，松下的锂离子电池，索尼的摄像头，旭硝子的面板玻璃……许多明星零配件，隐藏在智能手机、超大屏幕电视、平板电脑、电动汽车等产品里。中国制造商多数采购日本高端零部件，产品线涵盖范围广泛，从显示屏到WiFi模块，再到微小的储能电容陶瓷等不一而足。拿中兴来说，该品牌部分手机的显示屏购自日本夏普，镜头组件则交由索尼生产。

谢选骏指出：日本并未“戏耍世界”，因为它而是“具有世界最多的二百年企业”。而中国呢？所有的老字号企业都被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给毁灭了。共产党入侵中国也不是偶然的——从蒙古入侵以后，中国就失去了“工匠精神”。亡国奴隶做起事来不可能认真，所以蒙古人组织的庞大舰队才会在日本沿海遭到毁灭。明朝汉人好像复国了，却像俄罗斯人一样无法泯灭蒙古影响。接下来的清朝，中国再度遭到奴役，“工匠精神”更无从复活；相比之下，俄国却能粗制滥造一些现代化的玩意儿。不幸的是，中华民国刚刚刚喘息一下，苏联的入主再度“消灭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工匠精神”虽然不是企业家精神的温床；但企业家精神却必须包含“工匠精神”——而声称说“日本戏耍了全世界”的那些“人”，正是缺乏“工匠精神的人”。中国何时能够重获“工匠精神”，何时才能开始走上全面的复兴。进一步，只有具有了企业家精神，才能拓展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版图。

【105、中国为何实行株连政策】

《江绵恒一语惊人评价江泽民与六四》说（2017-07-06 多维）报道说：

江泽民被任命为中共总书记的消息传到了美国。一个来自美联社的记者想要知道当时在美留学的江泽民之子江绵恒对他父亲的任命、他父亲的政策和“天安门事件”的反应。江绵恒措手不及，作出了一个有名的机智回答：“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

曾经预想任教大学

1988年2月大年夜，当邓小平精神健旺地步入上海展览中心友谊厅时，人们都起立鼓掌。江泽民引人注目地站在邓的身边，表明了邓对这位热情的上海市委书记的信任。

12个月后的1989年2月初，江泽民又与邓小平一起庆祝了新年。邓小平已经八十五六岁了，为了能目睹中国的发展，他辛劳了一生。他已经来日无多，希望能快些看到成果。在上海，江泽民似乎正在实现他的梦想。

1988年下半年，李鹏总理决心冻结物价。新的楼房建设——特别是宾馆和写字楼——实际上被禁建。全国1万多个项目被中止。

现在也到了江泽民重新考虑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了。1989年他将满63岁。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江泽民想彻底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

尽管江可以利用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来确保大学里谋得一个席位，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取得。他回忆起翻译过有关电力问题的俄文着作，就和老朋友沈永言联系，希望恢复这项工作。

“江给我打电话时，我感到很惊讶。”沈说，“他急于知道自己的手稿的下落。坦白地说，我想不起来手稿到哪儿去了。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还有10年是消磨在混乱的‘文革’中。我告诉他我会找找看。”

沈在书架和壁橱中仔细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份如同出土文物一样的被遗忘的手稿。但他已找不到俄文原稿；为了安全，他的妻子可能在“文革”中将原稿卖掉或烧掉了。

“江大感欣慰。”沈说。“请帮我把手稿校对和编辑一下。”江恳求沈，“这本书对我很重要。”

“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沈永言说，“就听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我亲爱的朋友，江泽民，成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好吧，’我想，‘我们小小的出书计划就此打住了。’”

“我深感担子很重”

江泽民接到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当他匆忙赶到机场时，发现等着他的是一架专机，但是在北京南苑机场接他的汽车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直到此时，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

当邓提出由他担任总书记时，江大为惊讶。他表示了他对邓的感谢和对党的忠诚，保证他会做党要他做的一切。“我担心，”江说，“我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

江泽民对这一任命感觉很复杂。他是有抱负的，但并非野心勃勃。他在上海很愉快。当时，他向邓解释说，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是一个缺陷，在与那些已在中央工作数十年的同事打交道时更是如此。邓回答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当晚，江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了上海。

虽然许多人对任命江的决定感到吃惊，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据传，邓说：“如果我们推出的领导层看上去僵化、保守或者平庸，那么在将来会有更多的麻烦……我们会永远得不到安宁……我们必须让民众产生信任。”

此外，邓认为中国的新领导班子要具备几项关键素质。最重要的一条是品质高尚。江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积累了令人难忘的战绩，而且从没有迹象显示他与任何丑闻有联系。他的党员履历堪称模范，并一直支持邓对中国的改革构想。与之同等重要的，是有专业技术知识、政治经验以及外交才能，可以透彻了解改革中的问题。他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掌握外语技能，并受过科学训练——邓称江是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他向外部世界展示出了一个具有魅力的领袖形象。

江主要的不利条件——没有坚强的支持基础——现在也变成了优势。“我需要一个不搞小圈子的人。”邓说道。

沈永言记得江在刚刚被提升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在深夜给他打电话。“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没什么大事，经常谈论他如何适应其新生活中日常事务的形式与挫折。他处于来自方方面面的重压之下，有时晚饭之后，他就会感到寂寞。他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的家人还在上海。”

江泽民是独自一人，而且并不是真的高高在上。他在高层没有支持他的关系网，在北京也没有个人班底。他在军队没有任何关系。他知道，实际上每一个人，从北京的内部圈子到国外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认为他是个过渡领导人，一个临时看管职位的人，江后来评论说：“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

这个消息对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是一个负担。当时，江的长子，37岁的江绵恒，正在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系读研究生。

6月24日，绵恒收到了系主任布鲁斯·艾森斯坦的紧急信息，后者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后来成为电力学院的院长。他让绵恒马上去他的办公室。

“你听说了北京的消息吗？”艾森斯坦教授问。

绵恒摇了摇头：他还没听说。他的心急速跳动起来：有事发生了。

“你父亲是新任的共产党总书记。”

“总书记？”绵恒说，他的脸涨红了。

“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艾森斯坦教授说，“首先，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已和我们联系过，他们愿意24小时保护你。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会保护你。其次，我们会继续把你当一个普通学生对待。”

“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绵恒说。他的态度“赢得了所有同事的尊敬”。在他回到自己窄小的公寓的时候，电话已经在响了。一个来自美联社的记者想要知道绵恒对他父亲的任命、他父亲的政策和“天安门事件”的反应。

绵恒措手不及，作出了一个有名的机智回答：“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

顺利交班平稳过渡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主要选举工作于3月15日举行。尽管结果早已确定，但仍有一定的悬念。在整整一代人离职之后，出现了政府高级领导层的彻底变更。伴随着人民大会堂中的中国民乐，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投下他们的无记名选票。

选举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结果很快揭晓。吴邦国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胡锦涛当选为国家主席，江泽民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曾庆红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担任国家主席10年任期已满的江立即站起来与胡锦涛握手。他与胡轻声地交谈了几句，近3000名代表一起鼓掌。

选举结束后，胡锦涛向台下三鞠躬，江泽民面带微笑向人群挥手致意。在离开大会堂的时候，江迈着轻松自信的步伐走在胡锦涛、李鹏和朱镕基的前面，表现出一如既往的活力和威严。

第二天，备受欢迎的温家宝被选为总理，得到了高达99％的选票。一天后，温总理公布了由28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这个团队将在未来5年中管理中国政策。4个副总理中包括黄菊和主管经济和工业的曾培炎。

3月18日，人大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新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全体人大代表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胡承诺，他一定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

有报道说，江会在此后的整个5年任期内保留他两个平行的党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直到2007年党的军委主席才会到期，2008年国家的军委主席才会届满。江向一些上海代表透露过他的想法。他解释说，需要有人来“压阵”。离任的国家主席说：“我向外国朋友解释过这个概念。但无论翻译怎么译，他们还是不明白‘压阵’这个词的意思。最后我就干脆挑明了。”我说：“我留下来帮助胡锦涛。”

数月后，江对这次交接班进行了反思。他对几个同事说：“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领导层的变动几乎总是伴随着冲突、斗争和激烈的反抗，有时甚至更糟糕。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已经实现权力向新一代领导人的平稳过渡。我们中国人都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网民评论说：   

1

檄文 今天 08:05

其实中国权利交接还是封建体制一人决定。

2

lol2012 今天 07:48

老江比宽衣开明得多经济也有很大的发展，但应对中共的全面腐败负主要的责任。

3

岳阳居士 2017年07月06日 23:47

轮子怎么还没来哭成一片， 李大师不行了？

4

破棉袄 2017年07月06日 23:47

老江退位，新上来的横主，牵制舆论，豢养五毛吹牛逼，搞乱朝鲜，搞僵韩国，交恶日本，搔扰东南亚，对峙印度，恐吓美国。我们就看到这个独裁贼子的下场的，不会比萨达姆和奇奥塞斯库的下场更好。

谢选骏指出：“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这个回答之所以机智，是因他逃避了不利的处境；如果在得利的处境下这样回答，就不是机智，而是错失鸡犬升天的良机了。由此可见，“株连九族斩草除根”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实一体两面，是互相补充的，因为它们都是“家族主义“失得”体现。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实行“株连九族斩草除根”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被迫下野甚至亡命天涯或就地捕杀；而变本加厉进行“株连九族斩草除根”甚至“查三代挖思想”的共产党专政，却能建立历史上最为彻底的极权统治。——杀的越多，就越能巩固政权内部，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恶性循环。放弃株连政策，就无法在家族主义盛行的中国社会，控制全局的。其实不仅中国如此，文明国家也是一样——绑架勒赎运用的也是同样的原理。不同的只是，在文明国家，黑道集团才会这样不择手段，白道政府不会如此行事，因为文明国家处在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必须遵守开放社会的规则，否则人才资金都会外流，形成恶性循环。而在开放社会走向封闭社会的过程中，就会重拾株连政策。例如罗马帝国、苏维埃俄国、纳粹德国、共产党中国。

【106、中国为何需要改朝换代】

《史上最危险的一句话 祸害中国数百年》（2018-08-05 转载脑洞历史观）报道：

今天脑洞老师跟大家介绍对中国祸害最大的一句话。这句话叫代汉者当涂高也。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的历史非常悠久，据说在汉武帝的时候就有了。有一回汉武帝到外面出游，喝了点小酒，突然有点悲秋，就说道：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

就是说，汉朝到了六七四十二代之后，就会被代替，谁呢？当涂高也。也不知道汉武帝听谁说的，据考察，这个说法来源于《春秋谶》，春秋谶是这样说的：汉家九百二十岁后，以蒙孙亡，授以承相。代汉者，当涂高也。

这个东西一说出来，就等于打开了中国五百年的潘多拉魔盒，一发不可收拾。

为什么呢？

你等于说汉朝总有一天要完蛋，而且指出了终结汉朝的人就是：当涂高也。

那么，一些有野心的人自然就会往上面靠。

对这个谶语起最大助推作用的人是刘秀。

刘秀是一个很喜欢搞谶语的人，他起事的时候就利用过一条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

这里面已经点名要刘秀当皇帝了。

这时候，割据四川的公孙述也称了帝，号称白帝，他也搞了一个谶语：公孙十二为期。

什么意思呢？就是公孙述有十二年的天子命。短了点，但十二年就十二年，过把瘾就死。

这时候，刘秀急了，他一时没空发兵攻打公孙述，就写文章跟公孙述打嘴仗，打嘴仗就打嘴仗，好死不死搬出了上面那句话：代汉者，当涂高也。

刘秀说，谶语里讲明白了，代汉者当涂高也，你姓高吗？

公孙述当然不姓高，最后他也被刘秀消灭了。

不过，这一来，就留下了一个大隐患，等于汉朝的天子刘秀自己承认了这句谶语。

这一下，天下人就真的把这句话当真了。

比如袁术为什么要称帝，就是因为他认这句话，他字公路，术跟公路都有涂的意思。

而曹丕也用了这个，他们说，我们是魏王，魏就是高楼的意思，涂高也是高楼啊。

总而言之，大家都往这上面靠。比如安徽有个当涂县，有了这个预言，安徽在东汉年间，造反的人层出不穷。而当涂县往高处走，恰好就是曹操的老家谯县。

那么，这个预言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呢？就是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这个预言跟当时流行的五德始终说联系在一起，讲的就是汉朝要完蛋，将有新的朝代出来，这样的话当然会让一些阴谋家蠢蠢欲动。不但如此，还导致了文人的忠诚度大为降低。

东汉可以说是忠诚度最低的朝代。东汉末年，文人借着反太监的口号专门跟皇帝作对，皇帝大赦天下，下面的官员竟然可以不管不顾，照杀不误。

东汉为什么搞起了党锢？就是文人集团跟皇帝不配合，就是禁锢了他们，这些人也搞起了清议，在家乡天天评判朝廷。

许劭评曹操一个乱世之奸雄，不就是说天下将要大乱了吗？

皇帝只要一不对，文人集团就盼着天下大乱，好改朝换代。

而到了董卓时代，董卓为什么能够挟天子？就是大臣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啊，袁绍们组义军，根本不是为了拯救大帝刘协，而是坐观其乱。

而这个思潮不但影响了汉朝，也影响了后面。为什么东汉之后，魏晋两朝都不能长久，就是大家认定了，皇帝是可以随便换的，朝代是随便可以改的，最终，这种喜乱心态引发了南北朝的百年分裂。

所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一句话，没有之一。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章真的不懂，改朝换代并非始于汉朝，而是来自中国多元文化起源的地缘政治的历史背景，这一点已经被田野考古一再证明了。因此之故，天子兴起的改朝换代，也是中国历史传说的核心要义——这在夏商周以前就存在了。这是因为，中国是“四冲之地”，周围遍布“夷狄蛮戎”，大家都来“逐鹿中原”，自然就会形成“改朝换代”的奇观。这是作为“世界史”的中国史，和日本史、朝鲜史、越南史这些“国家史”决然不同的地方。但也因此改朝换代，中国社会也就具有了新陈代谢的能力，不像日本、朝鲜、越南那样单调沉闷，所以只能唯中国之马首是瞻了。换言之，如果不是“中国需要改朝换代”，又哪里有刘邦这个亭长小吏的什么事情，又哪里会有什么汉朝和汉人呢？如果不是中国具有天然的改朝换代的机制，少数民族又怎能常常入关为王，次第建立周朝、秦朝、北朝、辽、金、元、清，以及日本人的满洲国和苏联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只有改朝换代，才能新陈代谢。

【107、中华民国为何弱智】

网文《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真的很弱智？！》（巴山老狼

2019/03/10）报道：

最近，台湾中国国民党的重量级人物王金平宣布参加二○二○年的“中华民国”总统竞选。表示自己将整合各行各业的力量，展现台湾的生命力，让世界看见台湾，带台湾走向世界。

在宣布竞选的同时，王金平表示：“人类必须终结战争，故大陆与台湾必须终结战争。”

王金平又引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已故前总统曼德拉名言︰“想与敌人和平共处，就必须与敌人合作，然后他就能成为你的夥伴。”他认为这番话为两岸的未来指明方向。

随后王金平说：如果自己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将与大陆签订“终战协议”。让两岸和平共处。

老狼先不说王金平先生能否当选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只说他要与大陆大陆签订终战争协议的事，就不是明智的选择。

老狼的理由有如下两点：

其一、大陆会与台湾的中华民国签订“终战协定”吗？答案是否定的！大陆现在的对台湾政策已经从原来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完全转变为今日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而且为了遏制“台独”，永远也不会承诺放弃“武力攻台”。所以大陆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与台湾的“中华民国”签订什么“终战协定”。

其二、如果真如王金平先生所说，大陆与台湾签订了“终战协定”，这样的协定对大陆有约束力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回顾上世纪的中国历史，人们看到：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多次签订“协定”，但最后这“协定”不过就是一张草纸。一旦时机成熟，共产党就可以随时撕毁“协定”！

回顾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国民党与共产党多次签订“协定”，哪一次不是以“毁约”告终？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领导人加入中国国民党，随后中共在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内大抓军权。同时在广大农村中组建“农会”，大肆揪斗国民党官员的亲属们。逼得蒋介石不得不宣布“清共”。但此时中共已经掌握了部分武装，蒋介石的“清共”逼迫中共提前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表面归顺国民党，实际上完全不受蒋介石的任何节制，除了每年向蒋介石要钱要枪外，不抗日，扩地盘，扩军队，甚至联合日军打国军。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共军队从抗日战争初期的三万人扩充到一百二十万人，还有二百万的民兵！终于有了与蒋争夺天下的本钱！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美国的调停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并承诺和平建国。但就在双方达成《停战协定》之时，就在蒋介石的国民党大肆裁军之时，中共迅猛扩充野战军，并派兵进军东北，在苏联的帮助下占领了东北大部分的土地，并在随后三年中轻易夺取了国民党的天下！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如果今天台湾国民党的大佬王金平他日坐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宝座，还想着与大陆达成“终战协定”，这无异于自束手脚！等到大陆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再武力攻打台湾，到时王金平先生就追悔莫及了！

中国国民党当年的孙中山、蒋介石在与共产党打交道时，显示出高度的“弱智”！

想不到近百年后，中国国民党领导人的“弱智”基因又传承到了今日国民党大佬王金平的身上了！

笑一笑。

谢选骏指出：上文搞错了称谓，因为事实上不是“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真的很弱智”，而是“中华民国弱智”——中华民国从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开始就很弱智，不仅后来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而且现在的民进党政府也都很弱智。袁世凯搞砸了帝制，北洋政府输掉了多党制，国民党输掉了大陆，民进党不成气候……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华民国为何弱智”？我的答案是，因为中华民国不得满清、苏俄的真传，所以丧失了北方的野蛮，只有南方的文雅，所以不行。而唯有兼备南北双方的特质，才能结束南北朝、统一中国！

【108、中西时间观念的差异——中国为何不能实行时区制、夏时制】

为什么中国实行夏时制不久就取消了，而美国这么多年能够一直实行夏时制？

夏时制在中国取消的原因多解释为，利不抵弊：省电效果不及调整适应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那美国是怎么能避免每年两度调整时间带来的种种适应不便呢？最简单的，航班得修改时间表吧。美国现在还坚守夏时制，也不仅单纯是为了省电吧？

没人觉得这是个问题么？譬如在美企工作，每年都要配合他们夏令时来修改开会时间，发email时间，如果中国也用夏令时就会简单很多了。

网文《中国八十年代实行夏令时的来龙去脉》（蒋怀仁）这样认为：

初提夏时制

1983年春节前，成立于1979年、北京市科协所属的北京能源学会，召开了以“能源与环境”为主题的年会。作为全国首个能源方面的学会，北京能源学会集中了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的能源专家200余人，理事长是能源界最有影响的赵宗燠院士。

学会常务理事谢行健找到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研究所负责人徐寿波，希望一起提出在中国实施“经济时”(即夏时制)的建议。

从改革开放之初，谢行健就注意到了节能的问题。当时，北京乃至全国都经常停电，每周“停三保四”，对经济和民生影响极大。他查阅资料，发现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实行了夏时制，甚至中国在解放前也短暂实行过三年，节电效果非常明显。

他调取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天文年历，研究了各地夏季的日出时间，认为将时钟拨快一个小时完全可行。他做了一个粗略的估算，如果每年实施夏时制6个月，可节约21.3亿度电，按照当年照明电价每度0.14元来计算的话，可节约人民币3亿元左右。这些节约的电量如果全部用于工业生产，每度电平均工业产值按2.54元来计算，工业产值将提高50亿元以上。最后能源学会达成共识，应该撰写一份调查报告，寄给中央。

7月15日，由谢行健起草的《关于建议在我国使用“经济时”的报告》，以北京能源学会的名义，以平信的形式寄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委、计委、科委等相关机构和北京市政府。

1985年末，一位“通天”人物、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看到了这份报告。这位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老红军，看到与自己的工作相关的课题，十分感兴趣。他来到清华大学，四处打听，找到了谢行健的家，一直等到他下班回来。谢行健很感动，详细向马宾介绍了情况。马宾听完后表示，此事意义非常重大。

这次会见后，马宾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建议实行夏令时。国务院总理作了第三次批示：“这项建议值得重视，为什么多次议过而不能实行？只迁就习惯恐怕站不住脚。如有充分理由，也应向建议者说明。”

1986年4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是否应实行夏时制的问题。会上大家纷纷发言，都表示赞成。最后，胡耀邦提议，既然大家一致同意，可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实施。

夏令时的实施

1986年5月4日凌晨两点整，在西单的电报大楼，工作人员将顶楼报时钟的表针拨向了三点。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了报时：“北京时间，三点整。”

这是中国实施夏时制的第一个清晨，亿万中国人都把钟表向前拨了一个小时。“随着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中国的时钟加快了运转”，这样的用语在媒体上随处可见。

9月14日，是9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凌晨两点，时针回拨一小时，夏时制结束。

各地实施夏时制的情况被反馈回来。好消息是，全国的运输系统没有因为夏时制的推行而发生重大事故。坏消息是，水电部的数据显示，当年西南的成都、昆明、南宁、柳州和西北的乌鲁木齐等城市，基本没有达到节电效果。这是因为，西部本来就跟北京时差较大，夏时制实行后，还要提前一小时起床，早上需要开灯。

其他问题包括，南方城市三班倒的早班职工反映，夏季天热睡得晚，早晨上班还要提前一个小时，影响休息。有的地方对夏时制的认识不清，钟表往前拨了，上班时间却推迟了一个小时，等于没有实施夏时制。还有的地方，各单位自行其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作息不同，互相干扰。

谢行健、窦莘元等专家再次被召进中南海，跟各部门一起研究对策。

窦莘元提出，西部地区可根据当地日出时间，调整上班时间，以收到最好的节电效果。至于三班倒的早班，可以由工厂内部做调整，将各班上班时间延后即可解决。

相比这些问题，当年节约的能源才是最重要的。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1986年实行夏时制的133天，节约照明高峰用电6.27亿度。这一成果，虽低于最初的预期，但也很可观了，且仍有增加的空间。

1989年2月，在夏时制实施三年后，徐寿波执笔写出了《我国实行夏时制问题的研究》的结题报告。报告称，实施夏时制以来，至1989年，中国已经节约用电共计30亿度。到2000年，预计经济效益将累计达到534至713亿元。鉴于中国的夏时制效益尚有潜力可挖，报告建议，将实行夏时制的时间延长至6个月，从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到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徐寿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们曾邀请时任国务院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李智盛牵头为此项研究成果做鉴定。李智盛认为，这个报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表示将在报告鉴定会上提出建议，授予这项研究国家科技进步奖。

但鉴定会因当年的八九风波而中止，国家科技进步奖自然也无缘了。虽然早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如今是北京交通大学的“镇校之宝”之一，但82岁的徐寿波至今感到遗憾。

夏时制的叫停

夏时制实施的几年过程中，反对的声音不断。

广东省代表每年上全国两会时，都会提出取消夏时制的提案和议案。“广东当时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夜生活已经很发达了。如果提前一个小时睡觉，他们的作息不适应，也影响当地的经济。”徐寿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两会代表的意见，相关部门必须给予答复，但夏时制的实施没有专门的国家部委牵头，此类意见只能交由国务院办公厅处理，而国务院办公厅只能年年请窦莘元、谢行健等人加以答复。

“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非常多，不可能专门处理夏时制的问题，难免有疏于应对的时候。”徐寿波说。他认为，夏时制最后的停止，跟此事没有专门部门负责不无关系。

而在学界内部，夏时制也引来了很多反对的声音。

1990年，中国地理学会年会在上海举行。来自江西抚州师范学院的地理教师甘本根提出，夏时制是一种更适合中高纬度地区、低纬度地区效果并不明显的时间制度。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大多集中在低纬度的南方；中高纬度地区面积虽大，但多为草原、荒漠和农田，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本不管什么夏时制，就算农民愿意实行夏时制，牲畜也有自己的生物钟。这一意见在地理学会上引起了共鸣。

在大家的鼓动下，甘本根于1991年9月将发表后的发言稿以挂号信寄往国务院办公厅，未收到回复。

但就在第二年3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通知：

我国自1986年起实行夏时制以来，在一些地区收到了节约照明用电的效果。但是，由于我国南北温差大，东西时差大，全国又统一执行北京时间，因此，实行夏时制在西北、西南及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收不到节电效果。而且，实行夏时制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铁路运输等行业的工作带来许多不便。根据这种情况，国务院决定，从1992起暂停实行夏时制。各地区可以根据季节的变化，合理调整作息时间，以达到充分利用日光、节约照明用电的目的。

消息出现得很突然，能源学会在3月才得到风声。徐寿波特地起草了一个报告上呈国务院，希望夏时制能继续实行，但没有收到效果。

夏时制就此戛然而止。

1998年，朱镕基就任新一届国务院总理。徐寿波之前在工作中与朱镕基比较熟识，他给朱写了一封信，希望国家能考虑再次实施夏时制，但没有收到回音。

再次被否决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能源供应日益紧张。2005年夏，北京发布“重度紧缺”的电力供需橙色指数，多个大城市用电紧张。7月，国务院就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布通知，强调节约能源。

2006年，国家发改委研究员刘学义和时任中国能源研究会秘书长鲍云樵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重提夏时制的机会。他们和另外几位专家一起，在中国科协的“科技工作者建议”上发表了《建议我国尽快恢复实施夏时制》的文章。

刘学义还找到谢行健，希望他作为前辈给一些建议。谢行健非常支持，还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推动此事。

这封信果然起到了作用。王兆国要求国家发改委研究此事，发改委综合办公室找到了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要求他带团队落实此事。

姜克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们咨询了多位老科学家，并走访了全国各地。和多年前一样，西部的反对意见仍然很大，反对的理由也相同。

（来源：实行夏时制的“六个夏天”）

谢选骏指出：显而易见，中国试行夏时制失败，是因为中国不能实行时区制。那么，中国为何不能实行时区制呢？

（二）

为什么中国只用一个标准时，而美国本土用四个标准时？

中国横跨五个时区，但是却使用统一的标准时间「北京时间」，而横跨四个时区的美国本土则使用四个标准时间，这原因难道只是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国家？

说到在美国时区出现是火车的作用，基本思路是对的。

美国时区的出现，的确是火车公司决定的。但是并不全是。

在四大时区出现前，美国有几百个地方时间。

本质上这是一个从地方时间向标准时间转的过程，这个过程总体上是有利的，但是获利最大的，是铁路公司。因为当时的铁路公司是最早也最大的跨时区运作的公司，并且对时间要求很高。所以最后是它们制定的标准，并被大众所接受。

但注意，这里用的是“它们”。因为美国当时有很多铁路公司。

正如罗德岛事故这样的事情对铁路影响很大，尤其是，当时这些事故和新泽西的一起事故间隔只三天，所以有点激起民愤。最后表慢了的那位司机算是 manslaughter 罪，重要的是民众认为铁路公司也有责任，因为那位司机属于新手，却开这样复杂的路线。《纽约时报》用“wholesale slaughter by Railroad trains”来形容。

之后铁路公司就自然改革了。到 1880 年代初，美国铁路有大约50 个时区，基本上按公司来划分（铁路公司在地方一般是垄断经营），到了交接地再调表。

这时候有人一直在推简化时区。其中一个人叫 Charles F Dowd。他认为如果用一个时间，那地方时间和新时间如果差别很大，就很难被地方所接受。所以他提出时区之间相差一个小时，这样新标准时间被推出时，最多只会有半个小时的差别。同时，也允许地方保留当地时间。他的另一种方案是再设立一个半小时间隔的铁路时区。但他的方案都被铁路公司认为太天真：没有什么铁路公司会放弃自己的时间，民众也不会。既然绝大部分人只坐短途旅行，那小的地方时区就足够了。

后来 Dowd 被火车轧死了。

他死了后，一些相关的科学组织开始发现他的方案不错，就开始研究。于是铁路公司外的压力开始增加。到 1882 年，在耶鲁大学一天文学家的推动下，康涅狄格州通过了州法，为全州设置了一个标准时间，把几个铁路公司自己的时间都废了。

同一年，美国总统也出来，呼吁召开一个国际会议，建立国际标准时间（这个最后在 1884 年搞成）

这下子铁路公司就慌了，意识到自己如果不快点动作，就会输给政治家了。

于是铁路公司找了一个叫 William Allen 的，负责设立一个标准时间。这个人手很快，在 1883 年 4 月 11 日，铁路公司的 General Time Convention 上推出了现在的美国大陆四时区，和加拿大的一个时区。时区转换点都是铁路公司常用的时区转换点。于是皆大欢喜，全国 600 家铁路公司赶快通过。

接着 Allen 找了一批说客和搞营销的，在全国宣传。到 1883 年 11 月 18 日，正式开始新时间。几周后，全国几乎所有的铁路都按新时区运营了，而且平安无事。到一年后，有 85% 的城镇接受。

也有些地方不接受。

著名的案子，发生在波士顿。1883 年 11 月 19 日（就是新时间开始实施的第二天），有个负债人 Horace Clapp 去法院。头一天，波士顿市议会已经通过了新标准时间（波士顿是最早接受标准时间的 75 个城市之一），但州里还没有正式接受。如果按旧时间，他迟到了一分钟，按新的标准时间，还早了 15 分钟。但法院算他到期未还。案子打到州高院，主审是 Oliver Holmes。Holmes 说，民意已在新时间，所以就按新时间算。

就这样，慢慢的，各州各地都要么自觉的，要么通过法律，接受了新的四时区的标准时间。

中国不是彻底的单一时区制国家，1970年以前名义上至少有两个时区，而新疆全区官方和民间则长期使用“乌鲁木齐时间”。

名义上的标准时

首先，我国目前并没有针对时区划分或者标准时的定义颁布法律，因此名义上的时区划分，只能以官方天文台组织编印的天文年历为准。

实际上最晚到1952年，民国划分的五时区制名义上仍在继续使用。1952年南京紫台编印的《天地年册》明确，新藏、陇蜀、中原时区分别与东六、东七和东八区对应。而自1954年《天文年历》起，则指出“全国除新疆、西藏外，都暂用东经 120°标准时，即东八标准时区的时间”这一表述沿用至1970年代。自1974年《天文年历》起，则改为“现在我国各地都以东经 120°的时间为标准”。

由此可见，在名义上，至少到1970年，中国都没有实行单一时区制。

官方实务中的标准时

如前文所述，新疆全区长期以东经90°经线地方时为基准的“乌鲁木齐时间”为标准时间，直到1969年新疆自治区革委会发文，决定统一使用北京时间。

但这一境况仅仅维持了5年，1975年、1977年、1986年区革委会（人民政府）相继发文，重申全区工作作息执行乌鲁木齐时间。

这一政策至今仍没有变化，不管是自治区还是兵团，政府公文对时间的表述基本都是乌鲁木齐时间。

当然这与民间实际采用的标准时无关，其他知友的回答多多少少也提到了这个情况，这里不再重复。

谢选骏指出：中国在民国时代可以实行时区制，后来却不能实行时区制；和中国一度实行夏时制，但后来又遭到废除，原因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因为中与西方时间观念的差异——在西方，时间只是一个工具，是用来规范生活的，属于科学领域；在中国，时间则是一个神秘，使用来测算命运的，属于宗教领域。因此，西方可以分割时区、推行夏时制；中国不可分割时区、推行夏时制；否则中国就会陷入混乱甚至分裂了。难怪支持夏时制的胡赵体制完蛋了，实行时区制的中华民国也完蛋了。

对于时间的科学态度，使得西方人和西化的日本人十分守时；但对时间的宗教态度，使得中国人不必守时，甚至还把时间当做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段来予以使用——尤有甚者，还故意把迟到当做抬高自己身份的手段来予以使用。所以，中国很难现代化。

【109、终身制为何迷人】

《英国的前首相：卸任后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BBC　2019年9月18日）报道：

英国政局近年不太平，因为一场脱欧，三年已经先后出现三任首相。2016年6月，卡梅伦辞去英国首相职位。2019年6月，特蕾莎·梅辞职，7月约翰逊走马上任。

卸任之后的“前首相”们日子过得都如意吗？历届英国前首相又是如何扮演他们退出最高决策层之后的不同角色呢？从过去的故事来看，英国“前首相”这份工作其实并不轻松，不乏令人唏嘘的有趣逸事。

麦克米伦的电话

对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第一任首相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来说，他的“前首相”故事从一部电话机的去留开始。

1963年10月，麦克米伦进行了前列腺手术；他误以为是癌症，于是在医院病床上他决定辞去首相一职。女王也来到医院，接受他的辞职申请。

当天下午，他午睡的时候听到细细嗦嗦的声音，便问是谁，对方回答说：“是邮局派来的，卸除您病床旁边的电话机。您不能再配电话啦！”麦克米伦说：“两小时之前我还是英国首相呢，你可以等一会儿吗？”。“不行，先生，这是规矩。”小伙子利索的回答。

麦克米伦回忆起这个细节时感慨的说：“这特别像是送走一个永远不能修复的神力一样。”

希思的专车

前首相希思（Edward Heath）离任的时刻也不好过，当一架大钢琴从唐宁街10号搬出来的时候，就标志着这位热爱音乐的首相离开了最高权力之位。

更残酷的是，1974年当希思去白金汉宫辞职的时候，他去的时候坐的政府派的专车，当辞职结束离开白金汉宫的时候，车已经走了。秘书打电话问：“车去哪里了？”得到的回答是，“车去接新首相去了。”随后，一辆特别破旧的车来接希思和秘书，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车的规格从去时乘坐的捷豹（Jaguar）专车，变成了一辆破旧的莫里斯牛津（Morris Oxford）。这就是权力消失的那一刻，从变成“前首相”的那一秒开始，你什么都不是了。

撒切尔夫人背后中刀

比起物质福利的消失，心理的创伤更难修复。曾担任撒切尔夫人新闻秘书的英厄姆（Sir Bernard Ingham）认为撒切尔夫人离任是被保守党内部从背后捅了一刀，而不是在大选中败了。她离任的时刻非常痛苦，那些串通一气强迫她辞职的的内阁成员们一个个来跟她告别，在撒切尔看来，那是一个个变节加上虚假的笑脸，最伤人。

梅杰的精神家园

卸任首相之职的那一天如何度过，需要巧妙的安排。卸任之后如何度过，更需要智慧。资深板球迷梅杰（John Major）选择了一个稳妥的方式，在和女王见面递交辞呈之后，他和妻子、孩子去椭圆体育场（The Oval）吃午餐，然后下午看板球比赛，在球赛中忘掉失落。他还说：“椭圆体育场是我的精神家园，那是一个给我抚慰的地方，只要我去那里，任何事情都会抛在脑后。所以卸任当天对我来说，去那里是一个好选择。”

前首相：做什么？

曾任首相高级顾问的多诺霍爵士（Lord Donoughue）觉得，希思首相的继任威尔逊（Harold Wilson）离任后没有以前快乐了，“因为他的整个人生都跟政治有关，当他离开唐宁街，他就把他那个真正的自己和真正的人生丢在了那里”，他没有其他内容可以替代，也没有很多钱，他也许是唯一一位前首相中有财务危机的人， 养老金很少。不过，“他耍了点心机，当前首相希思离任的时候，他安排了专车和司机，这样当他自己离任的时候，他也有了辆车和司机。”

后任首相们的待遇要好许多，布莱尔离任的时候，除了车之外，还有每年6万4千英镑的首相退休养老金，外加8万3千英镑拨给他作为办公室经营费，他还有国会议员的工资，还有人24小时保护着他的安全，尽管麻烦的一点是由警察开的专车，车内的人不能打开窗户，自己的行踪也需要随时告知安保团队。

丘吉尔故居查特韦尔庄园现在由国家信托管理，对外开放 

离任首相们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是，当你离开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官邸，你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家落脚。对于早期的拥有贵族式房产的首相们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许多战后的首相们都有房子的问题困扰，包括丘吉尔。丘吉尔孙子曾说他祖父在二战之后基本上破产了，他被迫将自己在查特韦尔庄园（Chartwell）的房子放在房产市场上卖，结果《每日电讯报》圈住了10位有钱的买主，他们每个人支付了5000英镑，总金额5万5千英镑（这在1946年是很多的钱），联手买下了查特韦尔庄园， 让丘吉尔一直住在那里，当他去世之后这个房产再变成国家信托（National Trust）财产。

写回忆录通常是首相们的常规项目，而且赚钱还不少。除此之外，寻找其他的顾问工作，也是离任首相们的一条出路。布莱尔离任之后，担任联合国和欧盟的中东大使，以及多家私人公司和政府的顾问，为他赚取了多达7千万英镑的财富，当然他也成立了自己的机构，致力于公益事业，在2017年对英国媒体表示，他会回到英国政治前线，“宣扬中立的政策主张，反对民粹主义抬头。”

首相离任之后有人选择了赚钱，有人则选择了不一样的路。戈登·布朗（Gorden Brown）离任后选择了支持全球小学教育工作，2012年他被任命为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2015年他虽然担任了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Pimco”的顾问，但他和夫人的收入都会用来支持慈善事业和公共服务工作，自己不留一分钱。在英国的脱欧乱局中，他通过媒体表示了支持苏格兰继续留在英国的观点，这些都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尊重。

谢选骏指出：没有人喜欢放弃到手的权力，所以首相们都对退休生活很不适应——这就是“终身制为何迷人”的理由所在。但是首相们不得不体面下台，不像赖着不走的独裁者只能非死即伤了。终身制为何迷人？因为人有原罪，位高权重者就是罪魁。

【110、重庆党委为何纵容滴滴杀人犯归山】

《一滴滴司机杀害女乘客 开瓶器插下体》（2018-08-28 重庆晨报）报道：

郑州空姐遇害案的悲情尚未过去，8月24日，温州女孩搭乘滴滴顺风车时又遭司机杀害。 

据重庆晨报8月28日报道，在两起全国轰动的案件发生前，重庆也曾发生过一起滴滴顺风车司机杀害、猥亵乘客案。27日，记者获悉，目前该案已经判决生效：被告人周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网友爆料，2017年5月，重庆也曾发生一起滴滴司机杀害女乘客案。《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向侦办此案的警方了解案件侦办情况时获悉，该案早已全案移交司法部门，警方不便透露有关此案的相关情况。 

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随后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到一份2018年2月27日发布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目前已经生效。 

裁定书显示： 

被告人周某，男，1995年12月19日出生于重庆市永川区，汉族，高中文化，无业，住重庆市永川区。因本案于2017年5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永川区看守所。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指控被告人周某犯故意杀人罪、强制猥亵罪一案，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渝05刑初8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周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案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报送本院核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复核。现已复核终结。 

裁定书披露：风筝线红布勒颈部 开瓶器插下体 

经复核查明，2017年5月14日11时27分许，被告人周某通过“滴滴出行”软件接到被害人甘某（女，殁年30岁）发出的从重庆市永川区前往重庆市巴南区的顺风车订单后，于当日12时20分许驾车接到甘某，随后前往巴南区。途中，因周某迟到及对行驶路线不熟悉等，周某与甘某引发口角纠纷。 

当日下午，周某驾车行至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城海滨江春城小区附近路口时，再次与甘某发生口角纠纷。周某心生怨气，停车与甘某发生抓扯，甘某抓住周某的下身，周某遂使用车内放置的红布和风筝线对甘某的颈部通过缠绕的方式进行紧勒，并使用麻绳对甘某的手脚进行捆绑。其间，周某为报复甘某在反抗中抓其下身，将一红酒开瓶器的圆柱状部分插入甘某阴道内。 

后周某搭载甘某继续行驶，并于当晚驾车途经重庆市璧山区来凤街道王家湾璧津三百梯公路路段时，将甘某抛弃至公路边涵洞下。经法医鉴定，甘某系机械性窒息死亡。同月18日，公安人员将周某抓获。周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同年12月21日，周某亲属与被害人亲属达成赔偿协议，被害人亲属对周某表示谅解。 

上述事实，有原一审开庭审理中经质证确认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DNA检验报告》、谅解书、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证实，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判决已生效：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裁定书称：本院认为，被告人周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采用暴力方法强制猥亵他人，其行为已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强制猥亵罪，均应依法惩处，并数罪并罚。周某因琐事纠纷，采用勒颈的方式故意杀害他人，情节恶劣，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本应依法严惩，鉴于本案系纠纷引发，周某归案后有坦白情节，且案发后其亲属代为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可对周某所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核准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5刑初87号以被告人周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 

该裁定书显示：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裁定书裁定日期为2018年2月5日，发布日期为2018年2月27日。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目前该判决书已经生效。

谢选骏指出：重庆共产党的党委所指挥的公检法三位机关长，为何纵容如此恶劣的滴滴杀人犯不死？为的是过两年就把他假释出来，纵虎归山，继续革人性命？古人有道是“苛政猛于虎”，今天又多一个活生生的案例——重庆共产党的党委所指挥的公检法三位机关长，不知道要猛于多少个杀人犯集团！如此贪赃枉法，难怪杀人案件不绝于中共地界……

【111、周恩来为何断子绝孙】

《金正恩羞辱中国人 牵出中共卖国秘密》（2018-09-22 NTDTV）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于当地时间9月20日一起登上有朝鲜〝革命圣山〞之称的白头山（中国称长白山）。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于20日一起登上白头山（长白山）。金正恩说：中国人羡慕我们，因为他们到不了天池边。此番话再次牵出当年中共为笼络朝鲜，将长白山部分领土割让给朝鲜的内幕。

《联合早报》报导，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于当地时间9月20日一起登上白头山（中国称长白山），并于10时20分许抵达天池。

登顶后，文在寅说：〝好些韩国人从中国方面登白头山，但我决定不去，我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登上去……今天愿望成真。〞

金正恩说：〝中国人羡慕我们，因为他们到不了天池边，但我们可以。〞〝我们应该借天池边的历史新章，在南北之间写下另一段历史。〞

白头山是朝鲜的叫法，是指长白山脉，也是中国十大名山之一，以神山圣水而闻名于世，有〝关东第一山〞之称，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三江的发源地。

长白山山脉主峰在吉林省中朝边界上，是一座休眠火山，山顶有火山口湖——天池，周围环列十六座高峰，最高的山峰叫〝白头峰〞，天池像一块瑰丽的碧玉镶嵌在雄伟的长白山群峰之中，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积水最深的高山湖泊。

长白山和天池自古以来为中国领土，中国元、明、清直至民国时期，天池完全在中国疆域之内，连朝鲜、日本都承认。这一点它们制定的古地图有明确标示。

但在1962年10月12日，周恩来在平壤和金日成秘密签订《中朝边境条约》，将长白山天池附近120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了朝鲜。

在目前中共公布的所有档案中，没有任何涉及这次边界谈判具体内容及结果的资料。

2014年，黑龙江作家关守中在〝白头山血统〞一文中讲到，1962年居住在长白山天池附近的居民及四个林业局接到命令，放弃世世代代经营的田地、林场、渔场，把长白山天池的一多半，和南坡几百平方公里的宝地割让给朝鲜。

林业职工和居民们个个抓心挠肝，跺脚咒骂：〝这是哪个混帐王八蛋，竟干出这种断子绝孙的卖国勾当？〞

据《安图县志》记载，原安图县境内的神武城划归朝鲜，边防部队驻军〝神武城警卫连〞奉命立即撤出。

当年参与中朝边界议定的延边朝鲜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在文革中，受到红卫兵的残酷迫害，被骂〝卖国贼〞，连从鸭绿江中国一侧登上白头山山顶的公路都出卖给了朝鲜。

文革后，朱德海获得公开平反，平反文件澄清了割让领土的责任在上级。

史料记载，上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与苏联交恶，经济陷入困境，周恩来进行卖国的〝领土外交〞，紧锣密鼓地和周边小国签订领土条约，换取所谓的稳定环境。

第一个签约的是缅甸，中共做出了重大让步，在当时引起民主人士和云南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普遍不满，中共下了很大功夫做安抚工作，周恩来亲自到云南去解释。

虽然周恩来把缅甸问题作为示范效应，向周边国家宣扬〝友谊〞，出卖了大片领土，但周边国家并没有因为中共割让领土而与中国友好。

1964年朝鲜和中共签定协定，1965年下半年和中共翻脸；中缅友谊也仅维持6年，1967年缅甸出现排华潮，中共驻缅甸大使馆官员都被缅军枪杀。

国际舆论嘲讽：中共出卖领土〝赔了夫人又折兵〞。

谢选骏指出：周恩来为何断子绝孙？都是惨遭其荼毒的失地百姓诅咒的？

【112、驻孟买共领为何这样高看印度】

《别看不起印度，印度比很多国家好多了》记载共产党中国驻孟买的总领袁南生说：

别看不起印度

不少国人对印度发展中的积极面看得不够，对消极面看得过重，简单地用“穷、乱、差、慢”看待印度，这明显不符合事实，不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少中国人对印度的印象停留在“穷、乱、差、慢”上，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曾任驻印度孟买总领的袁南生告诉你，真相并非如此！

中印最近几十年发展都很快，中国因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为世界瞩目，印度也因快速发展而成为“金砖国家”之一。中国在许多方面较印度先进得多，例如，2012年中国GDP约8.3万亿美元， 实际增长率为7.8%，印度则为1.8万亿美元， 实际增长率为5.3%。印度整体落后于中国至少20年。11年前，我任驻印度孟买总领事时，不少印度朋友就已对我明确表示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多年来，印度在发展速度和水平上一直是仅次于中国的国家。不少国人对印度发展中的积极面看得不够，对消极面看得过重，简单地用“穷、乱、差、慢”看待印度，这明显不符合事实，不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笔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换个角度对印度谈几点看法。

穷而不苦

印度人均GDP比中国低得多，与中国相比无疑要穷得多，但印度人不觉得苦，幸福指数非常高。民意测验表明，相信有来生的印度人90%以上希望来生还是印度人。为什么会这样？一是印度开国时就实行全民公费医疗。这一福利甚至延伸到在印度的外国人。我在孟买时的同事、驻孟买副总领事的女儿不慎受伤，送往医院治疗完毕，分文未交，签字就行了，原因在于这是一家公立医院。二是印度对教育的投入一直占GDP的4%以上。我在印度工作时，公立大学特别是新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这样著名的公立大学，学生几乎不用交费，学校管食宿，一年学费、吃住加在一块，只合人民币(专题)1600元左右。即使是私立大学，学费也不太贵（外国学生攻读硕士学位的学费、食宿费总共6000美元）。完全靠学费学校根本办不下去，钱从哪里来？来自于社会的捐款。三是国家在法律上尽可能促进社会公正。1950年印度宪法颁布，其中一个主要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任何歧视，不能在种姓上有任何的区分和区别对待。因此，即使是新德里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也必须留出10%以上的名额专门招收“贱民”学生。再比如，印度法律规定：有多少残疾人，公务员中就必须为他们保留相应比例的名额；卡纳塔克邦有7%的残疾人，因此给残疾人保留7%的公务员名额。

印度整体上虽穷，却能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例如，除了电影、马戏，印度其他演出都是免费的，不少剧场只有发票窗口，没有卖票窗口。我曾在印度欣赏过维也纳交响乐团、莫斯科芭蕾舞团、南非歌舞团和其他许多演出，包括印度歌舞的演出，与其他观众一样，从来都是凭领的票入场。孟买10多个剧场常年免费演出，主要由企业和政府买单。

印度公立学校的学费便宜得不可思议，实际上等于是免费教育。例如，公立中小学校每生每月学费平均仅40~50卢比（约合人民币8元），印度90%以上的中小学生在公立学校就读。来自穷困地区的大学生一般都有助学金。印度生活用水、办公用水没人装水表，也没人收水费。我在孟买的办公室也好，家里也好，同印度人一样，只管用水，不管交费。印度还有个奇怪规定：农民可随便进城，在一个地方住了30年以上，这个地方就属于你。所以印度的城市里有大片贫民窟，这是由于城乡没有隔断。对于进城的农民，政府提供医保和几乎免费的义务教育等。媒体上经常看到关于印度富人施舍的报道。印度富人乐于行善，最大的私人财团“塔塔集团”形成了赞助慈善事业的机制，印度首富普莱姆基一个人赞助办了100所学校。2003年，印度撒哈拉集团董事长罗易的长子举行婚礼时，为101对无钱办婚礼的新人举办了集体婚礼，并赠给他们20万卢比的支票。第三天，小儿子也举行订婚仪式，又向14万穷人免费发放了食品。

为什么印度人穷而不苦？这同印度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有关，同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有关。如果说西方流行罪感文化，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每个礼拜要到教堂去赎罪；中国流行乐感文化，相信“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莫使金樽空对月”；印度则流行苦感文化，认为人越受苦，精神越升华，离神就越近，来世也就越幸福。正因为印度倡导苦感文化，所以直至现代，大多数人仍奉行素食主义，同时不断有人加入到苦行僧的行列中。

杂而不乱

印度与中国都是文明古国，但印度比中国要杂得多。大一统的中国可以用一个“统”字来描述，反之，可以用一个“杂”字描绘印度。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中央集权专制，印度却从未出现过中央集权王朝。印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是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多种姓的社会多元化地区，在历史上，除孔雀王朝（大致与中国秦朝同时代）和莫卧尔王朝（与清朝大体同期）曾短暂实现次大陆基本统一外，其余绝大部分年代处于邦国林立的分裂状态。即便在短暂的统一时期，地方对朝廷也只是臣服和进贡的关系，中央对地方也未实行过郡县管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是颇有张力的印度教使得南亚获得某种程度的文化统一。而政治统一则到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才实现，自上而下的文官制度以及连接各地的铁路和电报网络催生了以“杂”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印度。

印度的“杂”体现在语言上。印度是语言大国，据1962年人口调查的统计，印度人讲的语言有1652种，印在钞票上的官方语言有15种，每个邦又有本邦的官方语言。仅在孟买，大街上人们说的至少有26种语言，中小学生既要学全国通用的印地语，也要学英语和邦里的官方语言。印度的“杂”又体现在数百个政党林立，无论国大党还是印人党，都得依赖地方小党的支持才有可能在中央执政。于是乎，印度政坛长期呈现“四两拨千斤”、“小党唱大戏”的局面，一批地方强人朝秦暮楚，纵横捭阖，在全国政治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上升，以至拥有呼风唤雨、与中央分庭抗礼之力。尽管这样，印度总体上仍是杂而不乱，运转有序。非暴力与不合作，而非大规模流血牺牲，使印度开国的成本在大国里面最低。自印度独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军事政变。每次大选都有条不紊地进行，政府更替有序，与邻国巴基斯坦形成鲜明对比。

印度管理成本很低，公务员与纳税人的比例是1：92。政府没有自己的报纸，没有会议室，没有文山会海。印度穷人尽管很多，却基本上没有拐卖妇女儿童现象，也没有集体偷渡现象。尽管印度数亿人口没有脱贫，许多人露宿街头，以乞讨为生，但非法出境的案件不多。没有人靠当蛇头、做“人贩子”为生。印度基本上没有盗版软件和光盘、假冒伪劣产品，假冒伪劣药品不敢说没有，但确实因少而难得发现。印度医院用血靠捐献，社会上有负责献血的慈善组织，愿意捐献者不乏其人。医院不买血，穷人也不卖血。印度贫富悬殊大，1400万人口的孟买，竟有770万人住在贫民窟，然而贫富如此两极的印度，社会治安状况总的来说却不错。游览各地的庙宇名胜，游客一律要把鞋子脱了放在门口，但不论什么样的名牌鞋也绝不会丢失。印度火车常常人满为患，但没有票贩子，也没有假票。火车即使已经开动，你如果沿月台追赶，车上会伸出许多双手拉你一把，并为你挪出一个地方。印度公共汽车没有车门，车开动后，一些人还跳上跳下。中产阶级开小车出门，车里能挤多少人就挤多少人，挤不下的塞到车后物品厢里，警察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车与车相撞了，只要还能走，一声“拜拜”走人，从未看到过因此吵架。印度虽然很杂，但对国粹的恪守毫不松懈。汉族人近代以来学西装革履，以致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了，而印度人穿纱丽几千年不变，至今引以为傲。印度当年栽种鸦片卖到中国，鸦片在中国一度泛滥成灾，但鸦片当年在印度没有泛滥，今天，印度吸毒人员仍远不如中国多。

缓而不慢

根据最新人均GDP排名，中国在世界上列第89名，5414美元，印度第138名，1389美元。印度经济实力比中国差得多，但一直在发展。印度以中国1/3的国土，负担几乎与中国相当的人口，以中国1/3的GDP，在相同的时间内，能提供几乎免费的义务教育、免费医疗，能养得起航母，能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并制造出原子弹。印度经济增长始于2001年，到2009年，8年时间里，印度人均实际工资和收入的增速比人均GDP增速高出两倍，老百姓实实在在分享了经济增长成果。

印度人不着急，慢慢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人必然干事少，效率低。印度某些部门的公务员确实人员少、任务重，但成效大。例如，印度的班加罗尔被誉为南亚“硅谷”。2003年，在全球被评为软件能力成熟度5级的72家企业中，印度就有50余家，而这些企业一半以上集中在班加罗尔。但是，主管该领域工作的卡纳塔克邦政府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科学技术部（相当于我国省级信息产业厅和科技厅），全部工作人员只有7人。从总体看，印度是经济不发达国家，但在一些领域，它又处于十分先进的地位。如印度的文盲率极高，差不多1/3的人口是文盲，但高等教育却很发达，不仅培养出世界一流的软件工程师，且迄今为止已产生了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文学、物理学、医学、经济学以及和平奖。独立以来，印度培养的科技人才数量一直名列世界前茅。印度人不急不慢，时间好像不值钱，但解决电脑“千年虫”问题却最快、最彻底，赢得了世界第一。在印度，手机拥有者比中国少得多，但印度手机早已单向收费。在印度找个网吧特别费劲，但其信息产业却一枝独秀让世界惊奇。比尔盖茨1997年3月访问印度时说，“21世纪的软件超级大国不是美国，不是欧洲，而可能是印度”。

中国与印度的“龙象之争”中有一些奇怪现象值得关注——2003年，印度有23个股票市场，已全部联网，中国只有两个；印度上市公司1万家以上，中国不到1300家；印度公司上市的资本门槛为8000万人民币，中国则为5000万；印度的银行体系有27家政府银行，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有47000个非银行金融机构且基本上是私营的，还有差不多100多家商业银行，其中75％是外资或私营银行。这种情况下，印度为创业者和企业提供的融资手段和渠道以及融资额，就比中国多很多。印度银行的商业贷款有35％贷给国有企业，其他65％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相比之下，中国银行贷款方向刚好颠倒过来，70％贷给国企，30％贷给私人。此外，中印呆坏账的比率不一样。正因为印度的银行体系和整个非银行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的私有化程度远高于中国，所以印度的贷款往往流向那些能带来更高回报、呆坏账比率较低的私企。

腐而不败

印度重大腐败丑闻不断，例如，“电信丑闻”中的前电信部长等一伙人为所欲为，以远低于市场价值的“甩卖价”出售2G手机网络许可证，导致国库损失400亿美元，成为印度独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官商勾结案，其首犯被美国《时代》周刊列为全球第二大“滥用权力者”（因“水门事件”遭弹劾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名列第一）。但也应看到，祸害当今中国的一些腐败现象印度却几乎没有，或者说并不严重。例如，印度没有公款旅游风，也没有吃喝风。吃素的人占印度人口一半以上，越有地位、越有文化的人越倾向吃素，反之，越没有地位、越没有文化的人什么都吃。一些印度人对素食的较真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连萝卜、花生等地底下长的东西都不吃，因为不愿杀生。印度朋友科米卡对我说，他访问中国期间，中国餐馆用煮过荤菜的锅给他做素食，那怎么行呢？

印度没有天价烟酒，烟酒在印度男人中不那么流行，抽烟的人极少，公务往来和红白喜事没有人敬烟。印度的烟仅10支装，比中国的烟短。印度人口袋里装一包烟、一个打火机的不多，许多烟民宁愿买一支抽一支，且常常躲起来抽。印度没有公车攀比风，自政府总理以下，官员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国产车，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以至老百姓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乘外国车、高档车的都不是当官的。印度官员没有奢侈风。即使印度国防部大楼里，海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和陆军参谋长这样的最高将领（总统是三军总司令）的办公室，也没装空调。夏天高温常达45摄氏度左右，他们的办公室里也只有电扇在转。我去过多次的马邦邦长、孟买市长等的会客厅和宴会厅里也没有空调。印度最好的房子之一是学校，而不是政府办公楼。这不是因为印度太穷，而是议会不批准这方面的开支，印度大的公共支出必须经议会批准，批准前要经过多番公开辩论。找部长、邦长等行政高官没用，他们只有执行权，没有大的审批权，且公共开支完全透明，难有猫腻。也正因此，印度难以产生成克杰、刘志军这样的贪官。

不少人喜欢把中印关系描绘为“龙象之争”，我在印度工作时的印度外长辛格对此表示：中、印竞争是龟兔赛跑，印度是龟，中国是兔，兔跑得快，龟落后了，但“千年乌龟十年兔”，最终谁跑得远还要看。辛格的话表明，印度承认落后却不甘落后。习惯于从龙象之争视角看待中印关系的读者，不妨换个角度，从龟兔赛跑的角度，来个换位思考。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越看越像是在批判共产党。因为他在“中国印度”之间所做出的四个比较（穷而不苦、杂而不乱、缓而不慢、腐而不败），也很像是在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与1949年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做出的比较。实际上，也是在“相对民主国家”（印度、中华民国）和“绝对专政国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作出的比较。

附录

袁南生，男，汉族，1954年3月出生，湖南益阳，中共党员，博士，教授，高级经济师。

曾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1967—1980 湖南省益阳医药公司职员；

1980—1987 湖南省工艺美术职工大学教师；

1987—1990 北京大学学习；

1990—1994 湖南省第二轻工业局科员；

后任湖南省湘绣进出口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深圳公司经理、湖南省二轻工业厅集体经济处处长、湖南二轻工业集团人事教育处处长兼湖南省二轻工业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

1999-2000 湖南大学衡阳分校(现为湖南工学院)党委书记；

2000—2002 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兼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首席馆员；

2002—2005 驻孟买总领事；

2005—2006 外交部机关党委副书记；

2006—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津巴布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9—2013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里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2013.03-2014.11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总领事；

2014.11-2017.03 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

任免信息

2013年03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免去袁南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里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2014年11月21日，据外交学院网站消息，外交学院召开全院中层干部会，会上宣布：外交部党委批准任命袁南生同志为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

2017年3月9日，部党委决定，免去袁南生的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职务。

谢选骏指出：共驻孟买总领为何这样高看印度？因为他看到共产党中国的弊端，并从共产党的弊端里发现了“印度比中国好多了”。不是印度真的比中国好，而是“没有共产党”的社会比“共产党社会”要好……这也难怪2017年3月9日，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党委决定，免去袁南生的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职务了。

【113、庄子为何说“道在屎溺”】

其实，比起出租车和旅店来说，厕所更能说明问题。例如，罗马中央车站的厕所很脏，希腊的列车上厕所更脏，奥地利的厕所比土耳其的饭店还干净。但是所有这些地方的厕所都是收费的，只有美国的不收费，而且不比他们的差。在这种意义上，美国确实不同于欧洲。厕所更能说明问题，怪不得庄子说了，“道在屎溺。”

《我在希腊被骗之后》（宋鲁郑，2018-01-13）说：

希腊一向以民主、神话和悲剧著称。这个耐人寻味的组合不仅是理解希腊过去多难历史的切入点，更是理解今日希腊困境的钥匙。

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月7日，辞旧迎新之际，我来到西方文明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发源地希腊。不仅是为了预测越加充满不确定性的2018，更是为了从希腊管窥整个西方。

应该说十天的时间了解一个国家和文明短了点，但还是能够窥探到一些病理。加之自己在西方近二十年的阅历和政治学养成的观察力，我认为希腊衰败的原因在于国民性和民主制度，特别是两种缺陷的结合产生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放大效应。

希腊的国民性在我还没到这个国家就已经体验到了。尽管我定宾馆时就已确认接机，结果在上飞机前居然又收到宾馆来信，询问是否需要。我马上再次确认，结果到机场还是无人接机。一通电话联系之后，等了快一个小时，接机的人才到。

当晚定了出租车19点出去吃饭，结果19:15才到。此时的希腊晚上还是很冷，就这样在寒风中等了15分钟，不禁为希腊人的时间观念着急。

还有一家宾馆，临时发现房间不够了，又给我们改到另一家宾馆。可是由于所谓技术原因（应该是忘了），另一家宾馆没收到预定，幸好还有房，才不致于再奔波。

在希腊十天，打交道最多的是餐馆行业的本地人，遇到的奇遇也最多。

在一家餐馆点了三个菜，上错了一个。之所以知道是错了，因为他们后续又要给我上两个菜。我在拒绝之后不由开始怀疑这三个菜是否正确，一确认，果然是错了。要知道此时餐馆人并不多。

还有一家餐馆，菜做了一半就端上来了。我发现后，他们又端回去再做。

菜一再上错还不稀奇，稀奇的是餐费也算错。有一餐注明优惠15%，结果付账时却按20%扣除了。我啼笑皆非之际干脆多给了几元小费。

虽然早就知道希腊人懒惰、工作吊儿郎当，一周真正工作时间也就20小时，这次总算实地体验到了。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我们是可以在旅馆存行李，但没有行李条，行李随便放随便取。酒店也声明在先：公共场合丢东西一概和他们无关。这种工作态度也实在是叹为观止。

不过在我看来，自由散漫还不是希腊国民性最严重的问题，毕竟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以及非洲都有这种特点，最令人感到无法接受的是缺乏诚信。

我们知道，希腊为了加入欧盟，申请材料造假，最终害人害己。如果没有希腊，欧洲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也不会有这么严重的难民危机——希腊是难民进入欧盟最主要的通道之一。

国家和政治人物造假，百姓自然也不例外。希腊社会逃税成风，人人以不交税为荣。我平时在希腊消费都是现金，都不愿意让用信用卡。希腊破产后，政府曾调查一个修道院何以雇佣这么多园丁。结果去了才知道此处根本没有花园，园丁都是空饷！

这种欺诈和不诚信，我在希腊也是再三痛苦体验。

第一家宾馆，广告说能看到海，宾馆的名字就是海景别墅，实际是离海还远着呢。第二家宾馆广告显示直接能近距离看到雅典象征卫城。实际上自然也是不可能。

还有一家宾馆，提供的洗漱用品很差，我要求买一套，结果给我的竟然只剩下三分之一瓶。估计是其他客人用后丢弃的，老板却再拿出来卖。

令我震撼的是自从欧元面世以后我第一次遇到假钱：一张十欧元假币，算是在希腊开了眼界。

当然我最震撼的经历则是出租车诈骗。

复旦中国研究院张维为院长去过一百多个国家，曾根据一个国家出租车管理的规范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

我也去过几十个国家，仅就自己的经历，泰国是最差的。出租车很少打表，问明地方就报价，偶尔的一次打表也是绕路。但在我看来，这次在希腊，这个号称人均GDP接近两万美元的发达国家，其表现之劣却远远超过第三世界泰国。

希腊的出租车经常发生欺诈游客现象，或者多要钱，或者拉着行李就跑，或者收了大钞马上换成小钞，再让你付更多的钱。

在我离开希腊的前一天就亲身体验到了。这次的伎俩是多要钱：我去的时候5欧元，回来就成了19欧。当我质疑时他马上说今天是假日，要加钱。我知道不好，遇上正规出租车的黑司机了。我不想再争论，就给他一张50欧元，他立即趁我不注意换成10欧元，说不够。我说不对，他立马推我下车。我拿出手机要拍照，他立即打开后车厢盖，让我看不见车牌，前门都不关开车就跑。

上网一搜，希腊出租车果然是劣迹斑斑，网上充斥着对他们的谴责和愤怒。相比起来我还不是最惨痛的，有国人给了司机一张大钞，对方立即把车开跑了。还有的不仅欺诈还把客人打伤。

平心而论，如果是黑车，也就认了。可明明都是合法经营的正规出租车，却比很多国家的黑车还黑。当然网上投诉的包括各个方面：行李在机场托运后东西被偷，地铁被偷，买东西被偷以及各种被骗。

客观而言，每个国家都有类似问题。中国九十年代治安就很差，我去个济南都能在车上遇到骗子和抢匪。但中国经过努力治理，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超过北欧，和瑞士不相上下。但是法国和希腊这样的国家，问题长期存在而日益恶化。仅就希腊而言，一个连税收都收不上来的地方，一个国家都不讲诚信的地方，怎么有能力解决治安问题？怎么去要求民众讲诚信？

然而，如果这样的国民性遇上一个能克制它的制度，国家也未必没有希望。但很不幸，希腊施行的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不但不能克制这种国民性，相反还在这种国民性的绑架下把灾难推向极致。

任何政党要想赢得选举，就必须讨好选民。对于一个好吃懒做不讲诚信的百姓，政治人物除了必须不断满足他们的欲壑难平别无他法。在不敢收税、百姓又不愿意多劳动创造财富的情况下，政府只能大量借债，进而造假欺骗欧盟成为其中一员。直到有一天纸里包不住火，大家一起崩溃。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文章开头指出希腊国民性加上民主制度出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恶性效应。

从历史上看，民主已经不是第一次毁灭希腊。希腊古典民主时期，也是在强大民意下进行对外扩张，最后国力大衰被外族征服。

看到希腊，我不由得想起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在《国家的常识》中对印度的点评：“这个国家要运转起来，要么需要一个洛克菲勒，要么需要一个毛泽东”（第十版，397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这句话用到希腊身上是多么的贴切。

从整个西方来看，今天的希腊实际是他们的未来。只不过希腊太小，承受力差，国家迅速破产。整个欧美以及日本都因为类似的原因个个债务累累，只不过国家底子厚还能继续击鼓传花罢了。现在大家都感觉奥巴马不错，可他上任前，美国债务为10万亿美元，他八年下台后变成20万亿美元，他的八年就等于过去美国建国以来累计的债务总和。现在不靠谱的特朗普又大搞减税，债务只能是更快的增长。我想，希腊看到美国一定不服气：如果我也有能力搞到10万亿美元、20万亿美元债务，我怎么会破产呢？（希腊因3000亿美元债务破产）。

希腊之行后，我对西方特别是欧洲更加悲观。一是尽管希腊造假，但欧盟就这么好骗吗？难道那些官员只看数字而从不实地调查吗？希腊和英法德比荷等国的巨大差距怎么是假数字能掩盖的？足见欧盟体制之颟顸。二是希腊这样的负资产要赖在欧盟，欧盟也不清理门户。相反英国这样重要的优质资产却要脱欧，欧盟不是反思自己的责任，想办法留住英国，反而对英国强硬以对。

希腊今天在欧洲已经无法享受到和其他会员同等的待遇。我从巴黎去希腊，出境和入境都无需海关查验，因为都是申根国家。但我从雅典回巴黎，出境和入境却都有严格的检查。事实上针对希腊已经恢复了边检。除了不需要申请签证外，申根协定对希腊已经取消。尽管如此不平等，希腊也只能接受。

最后还有两点要说。第一，在希腊的观察令我质疑西方推行的指标。比如希腊人均GDP接近两万美元，人类发展指数处于极高的水平，又有民主的光辉。可是为什么国家治理的如此糟糕？民众的生活水平比中国差的太远。说实在话，我找不到希腊哪个地方强过中国。不管是政治、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互联网应用，但何以到了西方制定的指标上就超过中国呢？不过当指标和事实相违背时，我们应该站在事实一把还是指标一边？

第二，我的经历再一次说明为什么一出国就爱国。今天的中国人只要一到国外一般都会马上产生如下强烈的感觉：

一是它们怎么这么落后？没有网上支付，没有高铁。生活方式对比明显。二是怎么这么不安全？光天化日之下就偷、抢、骗？甚至恐怖袭击（每当中国游客被偷被抢，西方媒体总好说中国人太喜欢带现金的陋习。可它们从来不反思何以在国内都不用现金的中国人到了他们国家却不得不再用现金？）。三是效率怎么这么低下？什么事都慢腾腾。四是怎么饭这么难吃？当然不能说汉语也是很别扭。有了这几条感受，想不爱国、不自豪都不行啊。

谢选骏指出：作者去了旅店、坐了出租车，但是好像没有提到上厕所。而且也不知道希腊的建筑比它的民主、神话和悲剧影响可能更大。其实，比起出租车和旅店来说，厕所更能说明一个社会的特性。例如，罗马中央车站的厕所很脏，希腊列车上的厕所更脏，奥地利的厕所比土耳其的饭店还干净。但是所有这些地方的厕所都是收费的，只有美国的不收费，而且不比他们的差。在这种意义上，美国确实不同于欧洲。厕所更能说明一个社会的特性，怪不得庄子说了，“道在屎溺。”

（另起一页）

书名

为何

FOR WHAT

《外星看地球》第55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55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最低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5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