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史略（全集第86卷）

数民族入主中国史略

A Brief History of Minority Nations Control China

谢选骏

编著点评

2017年第一版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扉页与封底）

观察一下中国历史，能够入主中国的，多为少数民族的游牧社会。而所有入主中国的少数民族，都是军事贵族带队的。这些蛮族，虽然野蛮，却有等级尊卑，具备整合力量。蛮族注重血统，而轻视文明，但是等到蛮族开始重视文明之后，他们的军事整合力量也会受到削弱。游牧民族的军事贵族制度，和农耕地区易于形成的神权政体大有区别。而丧失了这种蛮族武力的社会，只有依靠神权政治甚至神汉崇拜予以整合了。在《缠足战略论》里我曾写道：平民主义的汉人社会，只能受到金鞑、元蒙、满清、日寇等军事贵族社会的鱼肉，直到今天，依然无法摆脱苏联“军事共产主义”的等级制度所带来的僭主政治。

A Synopsis of the Book

Observe the history of China, to control China, mostly for the ethnic minority nomadic society. And all the control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re led by the military aristocracy. These barbarians, although brutal, there are hierarchical system constraints,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power. Barbarians pay attention to descent, and contempt for civilization, but until the barbarians began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civilization, their military integration forces will be weakened. The aristocratic system of nomadic people is different from the theocracy in the farming area. And the loss of this barbarian force of society, only rely on theocracy and even shaman worship to be integrated.

（另起一单页）

观察一下中国历史，可以说所有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国，都是军事贵族带队的。换言之，蛮族虽然野蛮，却有等级尊卑，具备整合力量。而丧失了这种蛮族武力的社会，只有依靠神权甚至神汉予以整合了。

蛮族注重血统，而轻视文明，但是等到蛮族开始重视文明之后，他们的军事整合力量也就受到削弱了。

（另起一单页）

目录

导论 夷夏大防

第一章 商汤殷

第二章 文武周

第三章 嬴政秦

第四章 拓跋魏

第五章 契丹辽

第六章 女真金

第七章 蒙古元

第八章 满洲清

第九章 日本国

第十章 苏维埃

附录之一 匈奴与华夏

附录之二 鲜卑与中原

附录之三 西域与中国

后记 满蒙史观的恐怖新娘

（另起一单页）

导论

夷夏大防

（一）

一般认为“华夷秩序”，或称“华夷之辨、夷夏之辨、夷夏之防、夷夏大防”，在日本被称为中华思想；是古人用于区辨华夏与蛮夷的一种概念。这个概念认为，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因此逐渐产生了以华夏礼义为标准进行族群分辨的观念，区分人群以礼仪，合于华夏礼俗者并与诸夏亲昵者为华夏、“中国人”，不合者为蛮夷、化外之民。四夷包括东夷、南蛮、西戎及北狄，历史上的主要例子有鲜卑、沙陀、女真、契丹、蒙古等。与四夷往来翻译的机构称为四夷馆。近代汉字文化圈国家的西化活动又被中国人称为去中国化。

意思是对“华夏”与“蛮夷”作出区辨。《尚书·大禹谟》记载大禹治水后，“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四夷是“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礼记王制》）。

华夷秩序属于一种认为中原文化是世界中心的概念，是古代中国王朝的一种世界观，它以是否接受中原文化作为区分华夏和夷狄的标准，韩愈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最开始周王室和它所建立诸侯封国,称诸夏。《国语·郑语》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诸夏的基本团体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氏族中继承了华夏文明的国家。比如周王室和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姬姓国；齐、申、吕、许等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子姓宋国。

华夷秩序的提倡者认为华夏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认为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则较落后，是“蛮族”、“化外之民”。中国皇帝是天子，中国的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关系，其首领最多只能称为王。中原之外的地域，依方位分为“四夷”，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齐桓公宰相管仲倡“尊王攘夷”，孔子褒扬他，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又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强调夷狄即使有国君，但不明礼义，还不如诸夏即便国君亡了，但仍保有礼义。孔子作春秋大义，提倡华夷之辨，不强调以种族为标准，而以文化礼义作量度。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若夷狄向慕中原，能行礼义，则褒扬而进之。

明遗民吕留良著书道：“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义。”清朝皇帝雍正帝著《大义觉迷录》，驳斥吕留良的华夷之分。

区分华夏

不同于“民族之别”，“华夷之辨”的评价标准是文明程度的高低，是否遵循“礼治”，以及是否接受先进文明（尤其是先进的政治文明）的教化，是区别夷夏的标准，而且与其居住地和部落族群无关。

《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周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制周礼而治天下，被儒家尊为圣人。衣冠、礼仪在古代往往用来代指文明。程颐认为：“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中原服饰特征之一“右衽”为华夷之别的标准之一，中原汉人服装的特性皆为“右衽”。上古时代，上衣多为交领斜襟，中原人崇尚右，习惯上衣襟右掩，称为右衽；而北方诸族崇尚左，衣襟左掩，是为左衽。除了上衣左衽以外，胡服的下衣和足衣也与中原服饰明显有别。右衽是汉族服装始终保留的特点，成为汉族的象征符号。孔子说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把“披发”看成的蛮夷、落后的特征。

汉服交领右衽

由于华夏儒教王道、道教、汉传佛教文化的传播，对周边地区服饰的影响深远，周边地区的民族、包括许多其他国家通过效仿华夏礼仪制度，用于吉凶宾军嘉五礼。中原衣冠制度是辨别夷夏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华夏礼仪的必要组成。

元代学者元好问对元朝能够兴文教以及安定百姓生活表示赞赏，又感激统治者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对忽必烈击灭云南地方势力，恢复汉唐旧疆的成就表示钦佩，认为元朝是值得自己骄傲的合法正统的政府，并将元朝称之为“汉家”：“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极”。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与其说元明鼎革是一场民族革命，毋宁说它更多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钱穆亦指出“明初诸臣不忘胡元，真属不可思议之尤矣”。

小中华思想

小中华思想是日本人发明的概念，针对韩国人对中国的属国状态而描述的；但其实日本人自己的小中华思想也非常严重。华夏文明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周边国家接受华夷秩序，和其他非中国文化区域对比时自称“华夏”、“中国”，这被称为小中华思想。中国和这些周边国家和地区合称为中华世界。由于中华世界为儒家、道家、汉传佛教结合的社会，儒家文化是官方的主流文化，因此这些地区又称儒家文化圈，又因使用汉字而称为汉字文化圈。出生在女真族统治之下的郝经表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认为蒙元政权为具有合法性的中原王朝，郝经打破了作为“中国之主”的种族界限，认为“中国”在晋朝以后已亡。“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的主张遭到王夫之、傅山的反对。

辨别夷夏这种思想在日本、朝鲜、越南三国大为发展，日本在7世纪时就视己为华夏，视百济、高句丽与新罗等朝鲜为“夷人”，在13世纪视自己为天下神州。山鹿素行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丰臣秀吉称明朝为髯虏：“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明朝皇帝）之封！”。同样，朝鲜人视日本为“禽兽之国”，称自己为小中华，对中原王朝实行事大主义。越南也自称“中夏”，多次出兵攻打不朝贡越南之老挝与柬埔寨。内藤湖南在《新支那论》一书中强调“文化中心移动说”，即“日本是东洋文化的中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势力”。内藤湖南在《日本的天职与学者》中暗示文明的中心最终将由中国转移到日本。

东亚历史、中国和中国历史

在过去中原王朝传统的“天下观”体系中，总纲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自视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辐射，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藩属；藩属之外，则是未知之地。

在次理论性地说明了“中华”和“夷狄”区别的文献，目前能确认的最早文献始于春秋战国，或为孔子所提出。孔子主张将周初的礼乐制度化，并排除夷狄起源的文化要素。新朝皇帝王莽一改西汉将夷狄册封为王的习惯，改变华夷秩序的观点，将匈奴和高句丽的“王”降格为“侯”，导致这些国家的疏离。

唐朝对西域拥有主导权，重视异国文化，外国人被唐朝政府起用的例子并不少见，宋朝的儒学则较强调华夷秩序。

元朝被明朝灭亡，元遗民当中包括有汉人为元朝殉节，部分地主文人不愿仕官效忠明朝廷，为此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 隐居深山以及斩断手指等方法，誓不出仕。为此朱元璋设立新刑罚，宣告“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为罪行，杀害当时许多不愿效忠明朝以及为新朝当官的学者：“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明朝被清朝所灭亡，一些明朝遗臣不愿为清朝效力，并采取抵抗清朝或流亡他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方式，例如明朝遗臣朱舜水则选择流亡日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对儒学持强烈否定态度，中华中心思想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暧昧化。由于列宁斯大林主义认为民族主义会在工人中间起极大的腐蚀作用，因此支持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大汉族主义，把过去中国境内被视为蛮夷的少数民族给予优惠政策。毛泽东认为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但特别的是“中华民族”的概念时常被利用在国内政策中的情况。杨树达则认为：“《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杨氏是据《公羊传》，上引《大义觉迷录》也提到，谓出韩愈），“盖孔子于夷夏之界，不以血统种族及地理与其他条件为准，而以行为为准，其生在二千数百年以前，恍若豫知数千年后有希特勒、东条英机等败类将持其民族优越论以祸天下而豫为之防者，此等见解何等卓越！此等智慧何等深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反对大民族主义’之语，乃真能体现孔子此种伟大之精神者也。而释《论语》者，乃或谓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君，以褊狭之见，读孔子之书，谬矣”。

日本

宋朝和明朝灭亡后，有日本学者认为在蒙古族和满族统治者统治下的人们被剃发易服的清代中国已沦为蛮夷，而日本才是“中华正统”和“中国”。1672年林春胜、林信笃的《华夷变态》、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都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华夷变态》指蒙元入主“中国”时天下犹未剃发，但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人们剃发易服，改穿胡服，中华文物荡然无馀，“先王法服”沦为戏服。中原已是鞑虏横行之地，昔日华夏已变成蛮夷。《中朝事实》更把日本称为“中华文明之土”，把地域上的中国称为“外朝”。（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大陆已经沦陷于满洲鞑子。）

朝鲜

朝鲜在明亡后，儒者们一度为满洲族没有正统性来继承中华文明。虽然元朝是蒙古族的，但是信仰佛教的高丽是当时元朝的藩属国，因为宗教相同的关系，所以对元朝没有太大排斥，而且高丽国王还是元朝驸马。但是，中原的中华文明随明朝一起灭亡后，朝鲜和清朝就只有“宗藩关系”而没有“情感上的链接”，朝鲜是纯粹的儒教国家、而清朝中国依然是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合一的体系。“中华文明之最优等生的朝鲜理当为正统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朝鲜应当去完成中华的作用”是这种思想在朝鲜的开端。朝鲜王朝认为朝鲜是东方的礼仪之邦，君子之国、隐士王国，中华文化的承继与发扬者。在非正式场合下有时依然使用明崇祯年号，称清帝为“虏王”。（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朝鲜和中国具有血缘联系，而后满洲并无这种血缘关系的意识。）后来朝鲜学者及使臣通过对清朝一段时期的观察，认识到汉化的清朝与他们所想象的“夷狄”统治下的国家完全不同，汉化清朝的经济繁荣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们重新审视起朝鲜国内对待满清的一些负面印象。

越南

越南脱离中国直接统治以后，就开始以“东南亚的天子”自居。越南的君主对内与对外采取了不同的称呼：其对内称“皇帝”，对中国则自称“国王”。在东南亚一带，越南则以中国、中夏自居，称他国为夷狄。如黎圣宗1470年亲征占城，诏曰：“自古夷狄为患中国”；1479年征哀牢（老挝），诏曰：“朕丕绳祖武，光御洪图，莅中夏，抚外夷”（同时1479在老挝川圹高原盆蛮一带置镇宁府）。并且册封一些周边东南亚国家为藩属。

（二）

夷狄蛮戎，中原四边民族的称谓。指向为“东夷、北狄、南蛮、西戎”。

东夷，是中国先秦时期，中原居民对黄河流域下游（青、兖、徐三州）居民的总称。考古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东夷是指自后李文化始至岳石文化的承载者。

夏商时期的“夷”，不带有外族观念，只是作为部落联盟的称呼；周朝首次出现“东夷”一词，是周人对黄河流域下游，非炎黄后裔的称呼。传说东夷少昊是黄帝之子，伯益是黄帝重孙。

东周时期，经齐、鲁等国在山东地区的多年经营，夷、夏逐渐融合。秦汉以后，东夷多指居住于中国东方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琉球群岛等地的外族或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

释义

东夷原为夏商周时期对东方部族的称呼，《礼记·王制》就有“东方曰夷”的称谓，夏称之为“九夷”，因有九支主要部族；商称之为“夷”或“夷方”；到了周以后开始称为“东夷”。相应的，这里的民族被称为东夷族，所创造的史前山东文化也称为东夷文化。

在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中，东夷和北狄、西戎、南蛮并称四夷。上古时期的东夷与华夏并立，同是后世汉族，尤其是北方汉族重要的组成部分，与秦汉后史籍中的东夷并没有直接关系。

在甲骨文里，“夷”字只有两笔：一撇一捺，和现在的“人”字差不多。存世的殷墟甲骨里能看到不少关于“人方”的卜辞，这个“人方”就是商朝时期的夷国。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夷字“从大从弓”。据说东夷人最早发明弓箭，擅长射箭。因此有所谓“东夷”为东边的弓箭手说法。但商周时期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夷实际是尸或者人字，和弓无关。有观点认为夷字“从大从弓”认定夷字为弓箭手之说可能是汉代人穿凿附会而来。

历史

后李文化距今约8400至7700年，是山东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已进入原始的农耕定居生活时代，系母系氏族社会，其房址均为半地穴式。

北辛文化距今7300年—6300年左右，已形成完整的聚落，处于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阶段，所有制形式由氏族公有制向家族私有制转化。经济以农业为主，种植粟；陶器工艺较为原始，代表器物为黄褐陶鼎。北辛文化的代表人物是造车始祖奚仲，曾担任夏禹的车正（交通部长），得封地薛国。

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至前2500年）

大汶口文化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已是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出现了私有制。陶器开始使用快转陶车来制造，分黑陶和白陶两种。白陶上还有图案花纹。传说在中原地区中部和东部存在太昊和少昊两大部落集团，按其分布都对应于大汶口文化。古文献对于太昊的记载甚少。而对于少昊的记载表明，少昊是一个庞大的部落，内部各氏族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其中有十个氏族处于统治核心，分别是：为历正的凤鸟氏、司分的玄鸟氏、司至的伯赵氏、司启的青鸟氏、司闭的丹鸟氏、司徒的祝鸠氏、司马的鴡鸠氏、司空的鸤鸠氏、司寇的爽鸠氏、司事的鹘鸠氏。十部之外，另有五雉、九扈分别负责工正和农正。统治系统已经十分发达。

蚩尤是东夷族的一个重要的部落的首领。蚩尤族曾沿黄河西进，先后与炎黄族在中原地区发生了剧烈冲突，虽一度得势，最后却被击败。传说在炎黄族与东夷族的涿鹿之战中，黄帝擒杀了蚩尤。据司马迁的《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第一》记载，神农氏末年，天下大乱，各部落相互征伐，神农氏无法控制。有三股势力逐渐扩张，分别是黄帝、炎帝和蚩尤。首先发生冲突的是黄帝和炎帝，双方在阪泉大战了3次，黄帝获胜，吞并了炎帝的地盘。之后黄帝又与蚩尤在涿鹿之野决战。战场上，黄帝派应龙出击，应龙畜水。而蚩尤请来风伯雨师，纵大风雨，破坏应龙的蓄水计划。于是，黄帝请来女魃，止住了风雨。最终黄帝俘虏并杀死了蚩尤，统一了中原，并取代了神农氏成为新的盟主。而据成书更早的《逸周书·卷六·尝麦解第五十六》记载，最初黄河中下游地区有两大部落集团，他们的首领分别是赤帝（炎帝）和蚩尤，其中蚩尤是东夷少昊族系的首领。蚩尤向赤帝发起进攻，两大部落在涿鹿之河展开决战。赤帝大败，只得向黄帝请兵。黄帝与炎帝合兵，击败蚩尤，生擒了蚩尤并将其杀于中冀的绝辔之野。黄帝将蚩尤的部众交由少昊，确立了东夷部落的鸟图腾崇拜。而黄帝的势力也从此进入中原。

龙山文化（公元前2900至前2100年）

山东龙山文化为新石器末期，处于铜石并用时代，铜器已经出现，陶轮广泛使用，骨雕和玉雕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龙山文化的研究表明，东夷人也是礼制的发明者。龙山文化礼制表明其社会阶级和国家的形成。当时可能存在一个以部落联盟为形式的王朝。中国学者俞伟超认为“如果4000多年前不发生大洪水，中国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

传说五帝之后，中原的炎黄部落进入唐尧、虞舜时代。东夷族与炎黄族和平共处，他们的领袖轮流担任当时部落联盟的领袖。至夏禹时期，禹为炎黄首领。他最初立皋陶为接班人，但是皋陶不幸早逝，于是又立益（伯益）为接班人。伯益出自少昊族系之玄鸟氏，是东夷首领，也是炎黄后裔，因为辅佐禹治水有功，被舜赐姓嬴，是嬴姓始祖。与此同时，禹又举自己的儿子启为大臣，为其培养势力；封伯益的儿子若木到徐国（今山东郯城）建国。

禹在位十年死，按惯例权力应该移交给东夷部落的首领伯益。但此时启已经羽翼丰满，诸侯大多归附他而非伯益。于是启夺取了权力，开了世袭制度的先例。据《竹书纪年》记载，伯益强与启争权，帝启六年，被启杀害。夏后启杀伯益建立夏朝后，东夷族与炎黄族的同盟宣告破裂，从此开始了新的一轮的夷夏之争。

夏代（前2070至前1600年）

夏的同姓部落有扈氏不服后启，双方在甘大战，有扈氏战败被灭，夏政权从此巩固，夷夏禅让成为往事。启死后，其子太康继位。东夷各部落中，势力最强大的有穷氏羿率部落从锄迁至穷石，利用夏部落内部纷争，推翻了太康。后羿夺权后，任用被东夷伯明氏后寒放逐的不肖子寒浞为相。最终寒浞发动政变，在桃梧杀死了后羿。寒浞霸占了后羿的后宫，生浇及豷。而大臣靡，逃到了有鬲氏。

寒浞继续剪除夏部落的残余势力。派儿子浇率军队灭了夏的同姓部落斟灌氏和斟寻氏，杀死了流亡的夏后相，并让浇驻守过．让豷驻守戈。相的夫人后缗投奔了自己的娘家部落有仍氏，生下了遗腹子少康。少康长大后，成为有仍氏牧正。浇听说后，派椒到有仍氏追索少康。少康又逃奔有虞氏，成为有虞氏庖正。有虞氏首领虞思器重少康，将二姚嫁给他，并将他安置在诸纶。少康逐渐收罗夏部落残余，并施计，派女艾到浇处卧底，派季杼去诱骗豷。同时夏遗臣靡也在有鬲氏收罗斟灌氏和斟寻氏残余，逐渐强大，并最终灭了寒浞。后来，少康又灭浇于过，基本恢复了夏部落的势力，史称“少康中兴”。之后，夏后杼又灭豷于戈，最终灭亡了有穷氏。历经五代君主夏方战胜东夷，得以复国。

考古发现（前1950至前1500年）

岳石文化相当于夏朝与商初的数百年时期，是与夏、商文化并存而又独立体系的东夷文化。岳石文化以泰沂山为中心，北起鲁北冀中，向南越过淮河，西自山东省最西部、河南省的兰考、杞县、淮阳一线，东至黄海之滨。岳石文化遗存的重要文化特征一是出现了青铜器物；二是出现了新型石制工具；三是陶器自成系统；四是发现了卜骨和卜甲。属于城邦国家发展时期。

商代（前1600至前1046年）

东夷人中一支名为青邱的部落与山东半岛的夷人发生融合。商族是东夷少昊族系玄鸟氏的一支，始祖简狄。商汤伐夏，曾与东夷诸族广泛联盟，直到早商时期，两族关系依旧十分融洽，两族在豫东杞县一带交错而居。商族崛起，商文化扩张，但早商时期东部与岳石文化的分界却没有大的变化。

之后，源于少昊玄鸟氏的商族崛起，并最终吞并了夏国，占据了中原。商代任用同出玄鸟氏的秦族等统御各方。与人方等东夷方国关系也较夏融洽。商亳还曾迁至少昊曾经的都城奄（今山东曲阜）。后期商对东夷连续作战，消耗了大量国力，并最终被周族乘虚而入，夺取了中原。秦族祖先蜚廉、恶来也被周武王杀害。有虞氏（妫姓）是中国古代五帝之一舜帝所建虞朝的名称。

中商时期，夷商关系恶化，仲丁继位后，发生了与蓝夷的战争。商朝自商王中丁后，连续发生王位纷争，又屡次迁都，历经了九世之乱，其中祖乙曾将商都迁至庇（山东郓城），南庚又迁到奄（山东曲阜），直到盘庚迁至殷（河南安阳）才稳定下来。之后商王朝不断东征，商文化向东扩张，部分夷人商化或者成为商人附庸。但直至帝辛时期，仍有夷人在胶东或淮河流域保持独立的文化，商文化始终没有越过沂河、潍河一线。与归降后又反叛的东夷方国及始终独立于商王朝。

其中人方（夷国）为五帝之一颛顼的后裔所建，妘姓。位居海滨，跨越了夏商周三朝。商末商纣王率兵攻打人方，俘获人方3万多人，人方的战死者更是不计其数。然而战争，也让商朝伤了元气，结果被西边的周武王乘虚进攻，导致其灭亡。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诸侯，其中就包括夷国。当时山东半岛上的方国为数不少，但是在周初大分封中得到承认的只是少部分。

莱夷是东夷族的一支，周代以前，莱国统治中心在山东半岛的北部昌乐、临朐县一带。东部可达龙口的沿海地区。周初，姜太公受封于齐国，建都营丘，位于今昌乐县境内。因为距离莱都较近，莱国屡次进犯营丘。春秋时期，在齐国强大之后打败了莱国，侵占了位于今平度西边的领土。因此，莱公迫不得已迁都龙口，改名东莱。前567年，齐晏弱灭东莱，齐国势力深入胶东半岛。考古发现，莱国都城可能在今天山东龙口境内的归城城址。

周朝（前1046至前221年）

随着周代的东夷与炎黄融合成为华夏，秦以后，东夷延续为对东方外族的泛称。其认定范围也随之变化。从黄帝时期的山东、豫东、皖北和苏北一带，再到日后秦汉时期的东北地区、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在《三国志·魏书》中，夫余、高句丽、沃沮、东濊、三韩、挹娄被列入《东夷列传》。唐杜佑《通典》将朝鲜、新罗、倭、高句丽、流求等归入东夷，明代严从简将日本、朝鲜、琉球归入东夷。但是，两者在文化上却有相同之处，比如鸟图腾崇拜和鸟生传说以及支石墓文化。

周武王灭商之后，商残余与东夷联合，协同三监反周。被周公瓦解。周国趁机将势力发展至东夷地区，灭东夷大国奄和蒲姑，而立鲁和齐两大国以殖民东方。此时东夷尚有莒、莱和淮夷中的徐等大国。商遗民有宋国；虞遗民有陈国。周穆王时，徐偃王威福东方，势力空前强大，但被周穆王所败。投靠周天子的秦族也已经分成了秦氏和赵氏。春秋时期，东方莱、徐、莒和宋等大国先后被灭，东夷与华夏迅速融合。而西戎化的秦国雄霸一方，赵国也在晋国分裂后迅速崛起，陈国贵族也取代了齐国国君。战国七雄中，有三家王族竟然是东夷后裔，可见当时东夷与华夏已经基本融合。秦统一六国后，东夷一词便不再作为海内民族出现。

族系

在东夷族的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部落首领有太昊伏羲氏、蚩尤、少昊、大舜等。东夷人最初只是分布在鲁中南山地丘陵区和东部半岛丘陵区，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夷人在蚩尤的领导下到达鲁西北平原，与东进的炎黄部落开始接触。经过夷夏“涿鹿之战”，东夷集团被炎黄集团逼回原地。随后炎黄之间也展开了“阪泉之战”，结果炎帝部落被迫东迁，与东夷人杂居错处。之后黄帝部落向东推进至豫东及鲁西北平原之地，与东夷人联合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共同创建了最初的华夏文明。

太昊族系

太昊，一说就是伏羲，是传说中东夷族最古老的部落集团的领袖，他最大贡献是画八卦，造书契，结束了古人类结绳记事和不辨东西南北、不分春夏秋冬的历史。据《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七年》，太昊部落活动的中心地区在被称为“大皞之虚”的陈，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又据《春秋左氏传·僖公二十一年》，其中有“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的说法。而根据杜预的注释，“任”即任城，在今山东济宁境内；“宿”为无盐，在今山东东平境内；“须句”为须昌，在今山东东平境内；“颛臾”即武阳县，在今山东平邑县境内。也就是说，太昊的后人封地都是今山东鲁西南地区春秋时期的一些小国

少昊族系 

少昊陵位于山东曲阜市东北方向的旧县社区。少昊同时是炎黄部落和东夷部落的领袖，是黄帝之子。少昊族被视为继太昊族之后兴起的东夷族的又一分支部族，以鸟为图腾，在族源上与太昊大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少昊族的故都城在今天山东曲阜，曲阜被称为“少皞之虚”。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昊族内部各氏族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其中有十个氏族处于统治核心，分别是：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鴡鸠氏、鸤鸠氏、爽鸠氏、鹘鸠氏。十部之外，另有五雉和九扈。其中爽鸠氏居于后来的齐国都城临淄。而玄鸟氏更是发展成为一统中原的强大商族和统一中华的秦族。

少昊族裔比太昊更为发达。其中有后世著名的嬴姓十四氏和日后统一中原的出身玄鸟氏的商族。根据《史记·卷第五·秦本纪 第五》记载，“嬴姓十四氏”中的秦氏、赵氏和徐氏都出自玄鸟氏，基本推断“嬴姓十四氏”可能都出自玄鸟氏。玄鸟氏是少昊族中最显赫的一支。而有虞氏则有可能出在凤鸟氏。

根据《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国是少昊之后，也是嬴姓十四氏之一，而嬴姓十四氏的另一支—秦国祭祀祖先时，祭祀少昊，所以可以断定嬴姓十四氏是少昊族裔。少昊族的后人封地如费、莒、郯、徐，在今山东费县、莒县、郯城一带；江、黄、钟离、光，在今淮河以北。所以鲁南至淮河以北的黄淮地区是少昊族的主要活动区域。据《史记·卷第五·秦本纪 第五》记载，嬴姓因分国而分成十四氏，即：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赵氏。而赢姓来自少昊族系，有诸多佐证。首先，秦祭祀白帝少昊，而少昊出自东方，却被称为白帝，主西方，皆因秦故；其次，郯子以少昊为祖先；而出自少昊玄鸟氏的商族以秦族为亲兵，羁縻外邦，类似清代满族以锡伯族羁縻西域一般；除秦氏、赵氏外，其他嬴姓诸氏大多居于东方。所以嬴姓十四氏皆是少昊之后。

著名人物

蚩尤作为东夷的祖先之一，被奉作“齐地八神”之“兵主”，在涿鹿之战中败于黄帝，但由于骁勇善战，死后被奉为“战神”。蚩尤传说曾经被封于曲阜。东汉学者应劭说：“蚩尤，古天子。”《逸周书·尝麦》篇说：“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所谓“宇于少昊”，亦即居于少昊故地的意思。而出自商遗民宋国沛县的汉高祖刘邦同样也祭祀蚩尤，并将此传统树为正统，从此得以光大。传说蚩尤的陵墓在东平陆监乡，即今山东汶上县南旺镇。

传说和古典文献记载认为射去九日的后羿是东夷领袖。

中衍，商朝，伯益的玄孙，是春秋战国时代秦国、赵国的祖先。曾孙戎胥轩。

蜚廉是商纣王的大将，战国七雄中秦、赵两诸侯的始祖。

夷从大从弓

东夷文化是中国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在许多方面与中原文明不分伯仲。

东夷与炎黄东西相对，同为汉族，其是北方汉族血统的最主要来源。在中国史学史上有著名的“夷夏东西说”。

根据《史记》记载，华夏是黄河中游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和颍川、南阳地区汉族的主要来源，而东夷则是黄河下游，海岱淮济地区汉族的主要来源。五帝其中一种说法，五帝中，除赤黄二帝可认为是炎黄部落首领外、白帝少昊（宇于奄，今山东曲阜，青帝太昊，都可以认为是东夷部落首领。可见在中国先秦时期的五行说中，五帝是分属于东夷与炎黄部落，同为汉族，尤其是北方汉族的共同祖先。

文字

东夷族的文字是从北辛文化的刻划符号开始的。藤县北辛遗址的陶器上发现两个刻划符号，一个刻在泥质灰陶器底上，一个刻在泥质红陶腹片上。到大汶口文化时期，这种刻划符号数量增多，也更具象形意义。莒县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了刻有陶文的大口尊，上有图像和图像文字共12个。龙山文化时期的邹平丁公遗址出土了，刻有11个字的陶片，距今4200—4100年间，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古文字，有可能是甲骨文的前身之一。但陶片上字体多为连笔字，与甲骨文差别较大。之后考古工作者又发现岳石文化和商代刻划符号卜骨，其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与商代早期，距今3700年—3500年，是迄今所见卜骨上最早的文字，比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甲骨文提前近300年。甲骨文是商朝人利用龟甲、牛骨进行占卜，再将占卜的结果刻在上面。因此，东夷族是中国较早创造、使用文字的古老民族之一。其中的“旦、钺、斤、皇、封、酒、拍、昃”，目前还在汉字中沿用。

手工

据中国典籍记载，东夷人是弓箭的发明者。《说文解字·矢部》载:“古者夷牟初作矢”。《礼记·射义》中也载：“挥作弓，夷牟作矢。”而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遗址中，都出土了骨质和蚌质的箭镞，从实物资料上说明了传说的可信度。

东夷拥有很高的陶瓷制作技术。在北辛文化时期，东夷人已开始制作陶器。到大汶口至龙山文化时期已全面、准确地掌握了陶土的选择、成型、烧制等一系列极为复杂的过程，制作出多种极具艺术美感的陶器。特别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薄如纸、明如镜、黑如漆的蛋壳陶，制作之精美，技术之高超，在整个中华史前文化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除利用天然粘土外，东夷人还使用了高岭土作原料，曾烧制了少量表里很白净的陶，为原始瓷器的出现做了最初的尝试。

东夷人同时也是中国最早使用铜和铁的部族。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已出土铜钻（铜锥形器）、残铜条、残铜片、铜器残片、铜渣等。表明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已有了自己的炼铜和制铜手工业。

信仰

东夷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鸟形的陶瓷表明，东夷人以鸟为图腾，是一个崇尚鸟的民族，有鸟生的传说。比如《史记·卷三·殷本纪 第三》：“殷契，母曰简狄，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再比如，《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第十六》：齐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谓凤皇于蜚，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以及《史记·卷五·秦本纪 第五》：“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

太昊部落的图腾是龙还是凤，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一说太昊和伏羲是同一人，风姓，以龙为图腾；另一说太昊只是姓氏为伏羲氏，伏羲是太昊所在氏族部落的先祖，以玄鸟为图腾。少昊，嬴姓，则以鸟为图腾。

饮食

北辛文化时期出土的多种类型的泥条盘筑陶器，可用以印证东夷人熟食技术的进步和饮食结构的改善。而这一时期出现的高柄杯，可能就是一种酒器。

礼乐

东夷族原始礼制的主要表现在宫室制度、埋葬制度和礼器三个方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龙山文化时期作为祭器使用的鸟造型三足器枣陶，被认为是东方文化的“标准化石”。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笛柄杯能够吹奏出4个不同的乐音，是迄今已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陶制横吹管乐器。

（三）

谢选骏指出：夷夏大防并非“种族主义”，而是“文明开化”，当然，这也是具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早先，中国也是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论，也是主张“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臣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后来，由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天子丧失了自己的职守,官守的学术散落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所处之地，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記孔子之言，记载年仅十六岁的孔子向郯子学习的故事。）的现实，种族论逐渐被文明论取代了。秦火以后，尤为明显，因为秦就是少数民族入侵，汉就是底层痞子掌权。 

《皖境战国贵族墓内惊现西亚“蜻蜓眼”》（2011年10月12日中安在线）报道：

记者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为配合314省道改建工程，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当涂县新市镇临川村陶庄自然村的陶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一座战国早期越国贵族土墩墓。该类墓葬在安徽尚属首次发现，而且墓葬中出土的蜻蜓眼，说明早在战国时期，这里的王公贵族和西亚文明有着一定的往来。

当涂发现越国贵族墓

据介绍，此次发现的土墩墓，长径约23米、短径约18米，墓坑基本呈东西向，长约6.7米、宽约3.5米、深约0.52米。从残存板灰痕迹看，椁室长5米、宽2.5米，似从中间分成东、西两室，从残存骨骼和牙齿看，此墓应为合葬墓。

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该墓葬营建过程非常讲究，包括选址、平整地表、垫土、挖墓坑、建木椁、摆放随葬品、安置棺木、构筑封土等多个复杂程序。

在出土的40多件珍贵文物中，主要是陶器和原始青瓷。一类为专门为陪葬而制作的陶质冥器——仿铜陶礼器，一类为实用器即日常生活用器和用于生产和其他如征战等有关的物品。仿铜陶礼器包括鼎、盘、匜、角等，因年代久远等原因，大都已经破碎。昨天，考古人员告诉记者，从墓葬规模、形制、随葬陶礼器及组合看，墓主身份应该是战国早期越国的贵族。

战国土墩墓首现我省

当天的采访中，据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宫希成副所长介绍，土墩墓是商周时代流行于吴越地区的一种常见墓葬形式，包括一般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其基本形制为平地或浅坑掩埋，或平地围建石室并构筑圆丘状封土，江浙沪皖地区土墩墓均有大量发现，时代集中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到春秋晚期以后，受中原和楚地墓葬制度的强烈冲击，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在吴越地区逐渐流行，到了战国早期，土墩墓已有绝迹之势，因此战国时期土墩墓在江浙地区仅有零星发现，在安徽则是首次发现。

古墓内惊现西亚“蜻蜓眼”

在该墓葬中，考古人员除了发现陶器、原始青瓷外，还发现了一件青铜镞和一颗蜻蜓眼玻璃珠。这只和蜻蜓眼睛形制类似的珠宝，宫希成介绍，蜻蜓眼是古代一种饰物的俗称，为玻璃制成，公元前2500年人造玻璃首次出现于西亚及埃及，先是单色玻璃，1000年后又出现彩色玻璃。公元前10世纪，在玻璃珠母体上镶同心圆，制造出“眼睛”效果的镶嵌玻璃终于在地中海沿岸出现。 “眼睛”文化据说发源于西亚或印度，这里的人们认为“眼睛”有避邪功能，在游牧民族迁徙的路途中，身上佩戴这种镶嵌玻璃珠，一方面为避邪，另一方面随时都有可能用来交换所需之物。这种镶了“复合眼珠”的玻璃珠，春秋战国时期进入中国。中国中原地区与西亚虽然相隔数万里，但游牧民族的频繁往来，将这种文化得以传播和延伸。

谢选骏指出：由上述可见，游牧民族不仅具有侵略之害，而且具有传播之功。尤其考虑，游牧民族一般受到军事贵族制度的辖制，和农耕地区易于形成的神权政体大有区别。在《缠足战略论》里我曾写道：由于享乐主义从皇宫和上流社会泛滥到了平民社会中间，宋朝濒临亡国境地，于是理学渐渐兴起。但是南宋后期的礼教也并没有遏制住平民主义和女权思想，“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林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里面也许还有气候变迁的因素，也许正是地缘政治、文明老化的宿命。但无论如何，宋朝以后平民主义的汉人社会，只能受到金鞑、元蒙、满清、日寇等军事贵族社会的鱼肉，直到今天，依然无法摆脱苏联“军事共产主义”的等级制度所带来的僭主政治。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缠足是一种“自残留种战略”。如果没有这种无可奈何的“战略”，女人都让蒙古人、满洲人抢光了，汉人岂不断子绝孙？有了“缠足战略”，蒙古强盗和满洲强盗来了一看：都是些残废女人，不要了，留着让汉人自己享用吧，于是汉人的积弱不振的种族才给保留了下来。否则，男人被杀光，女人被抢光，孩子被洗脑成为“革命战士”，整个汉人也就成为蒙古族、满洲族了。

观察一下中国历史，可以说所有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国，都是军事贵族带队的。换言之，蛮族虽然野蛮，却有等级尊卑，具备整合力量。而丧失了这种蛮族武力的社会，只有依靠神权甚至神汉予以整合了。

蛮族注重血统，而轻视文明，但是等到蛮族开始重视文明之后，他们的军事整合力量也就受到削弱了。

佛教以后文明论更加居于上风，甚至连“辟佛”的韩愈都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一一《原道》）是说《春秋》以“礼”作为判别夷狄与中国的标准，凡是言行符合“礼”的，夷狄亦可视为中国，反之，则中国亦可视为夷狄。所谓礼，即以“周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

“入夷则夷入夏则夏”的文明论，真正出处乃是效力于蒙元的许衡，为论述蒙元政权的合法性而发明的，其核心论述即“拥有华夏这片土地延用华夏制度”的“无论是否具有华夏民族血统”都承认它的合法性。

我们很容易看出两者区别，孟子所言是建立一种以华夏民族为中心的世界管理秩序，而不是为了让周边族群融合进来。用夏变夷是手段，有效管理非华夏的周边族群是目的。 

许衡的论调则是典型的服务于异族统治的“用夷变夏、无君无父”的伪理论，实质就是“有奶便是娘”。而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非华夏族群能用华夏典章治国的例子。 

总的来说，华夷之辨首先是一种民族身份认同，然后才是文明野蛮之辨，而文明的标准就是“礼乐”。同时“华夷之辨”还是一套世界秩序管理体系即中华世界体系的核心观念。华夷之辨，内中国外夷狄，贵中国贱夷狄。体系的中心是炎黄血统的华夏民族，体系的基础是强大的物质与军事力量，对周边族群用华夏礼义来实现“用夏变夷”，使四夷臣服，事中华以忠。 

种族论者主张：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华夏人不用华夏典章治国的情况，但只能说是华夏逆子时期，贬之为“新夷狄”，是怒其不争也！时机成熟，逆子终将回归华夏正统。若野蛮征服文明、夷狄僭越中国，无论其表面如何，其实质终为为外敌入寇侵略中国。历史证明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狄之政人面兽心。所以，从来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华夷易位”，华夏永远是华夏，只有孝子逆子之分，而夷狄永远是夷狄。 

文明论者主张：少数民族导致中国血统混杂，事实上已经华夷不分了。所以只能用“中国化”来作为野蛮与文明的衡量尺度了。

如果我们承认“夷夏大防”并非种族主义而是“文明开化”，那么夷夏大防就很接近现代西方所说的“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了。但就是这一点，在周、秦、元、清诸次灭顶之灾下，也是完全得不到保障的。伴随而来的，不仅是一次一次地混血杂交，而且是一次一次生活方式的剧烈改变。

简单说来，种族论是“文明早期思维”，文明论则是“文明晚期思维”——文明论可以说是大一统帝国即将来临的产物。

秦楚之争，说明当时能够“统一中国”的，主要是秦楚两国。秦楚之争，体现出以下格局：秦楚的实力不仅得力于边疆国家的得天独厚，在文明与野蛮之间游刃有余；而且得益于“非中原的少数民族传统”，对解构中原所具有的先天优势。这在地中海—欧洲历史上，表现为马其顿王国对希腊城邦国家的优势，也表现为罗马共和国对迦太基和希腊化国家的优势。

人性不变。思想者的命运，因此是历史兴衰的前兆？思想者与文明的命运连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种种表征可以作证：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亿万年生命演化的结晶。

真的，历史上多少功败垂成！历史上多少功成而倾覆的风流人物乃至下流人物。他们的多少精力像垃圾一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地腐烂，这是偶然的个性所致，还是注定的历史命运呢？而我们确认，历史上即使“偶然的不慎”也还是历史命运的威力显现。历史命运，你虽然气象万千、变幻莫测，可是你的精髓与本质又何尝失灵呢？

（另起一单页）

第一章

商汤殷

商朝（约前17世纪—前11世纪），因契被封于商（今河南商丘一带），所以他的后世子孙商汤在亳建立的王朝称为“商”。之后，商朝国都频繁迁移，至盘庚，又将国都迁往殷（今河南安阳），国都才稳定下来，在此建都长达二百七十三年，所以商朝又称为“殷”或“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继夏朝之后的政权，相对于夏朝具有更丰富的考古发现。商朝的世系年代无定说，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600年左右。

商朝，又称殷、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文字记载的朝代。夏朝诸侯国商部落首领商汤率诸侯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后在亳（bó）建立商朝。之后，商朝国都频繁迁移，至其后裔盘庚迁殷（今安阳）后，国都才稳定下来，在殷建都达二百七十三年，所以商朝又称为“殷”或“殷商”。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600年左右。末代君主帝辛（纣王）派部下向东征讨莱夷，攻打南方九苗，将商的势力延伸到了东海和长江流域。后由于频繁征讨东夷造成国力空虚，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后灭亡。殷墟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贵族是统治阶级，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商朝流行活人祭，擅长用蛮夷来做祭品和奴隶。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符号。甲骨文中频繁出现“羌”这个字，意为奴隶。殷商甲骨文的语言是典型的主谓宾语序，与阿尔泰语系的主宾谓语序完全相反。商朝兴起以后施行的政策使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周边的与中原迥异的部族和文明大幅度消失，变成以殷商为中心的文明共同体。这就使东亚地区种族和文明的繁复性有一个大幅度削减，人种和文明变得单一。

《诗经·商颂》云：商“邦畿千里”。

商朝五六百年间曾多次迁都，都城中的多个都在河南境内。在河南的安阳发现了殷墟，在商丘、郑州、偃师、温县、辉县、新郑等许多地方也发现商朝文化遗存。

关于商朝的信息多来自于其后面的周朝，汉朝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商朝金文和安阳甲骨文的记载。其中，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是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符号。

考古研究发现殷商甲骨文极有可能源自8500年前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的贾湖契刻符号，并且有过渡文字——斗门镇花园村甲骨文。

安阳的殷墟遗址于20世纪上半叶被发现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几乎完全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殷墟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

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在以前被普遍看作蛮夷之地的非中原地区，如成都、广汉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湖南宁乡的炭河里遗址等出土的文物也证明，在商时期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发达的文明。

商朝以玄鸟为图腾，《史记·殷本记》记载：有娀氏之女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与《史记》的记载一致。

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开始向奴役制过渡。

相传商的始祖契曾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以后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或部族）。汤灭夏后，就以“商”作为国号。其后裔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后，因而以“殷”称之，或者“殷商”并称。

《尚书》、《史记》等传世文献称呼商朝为“殷”，但如《古本竹书纪年》等早期文献均称这个朝代为“商”，另有《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称它为“殷商”。这三种称呼并见于先秦的文献中，然而在目前出土的卜辞资料中，尚未发现可解读作“殷”的甲骨文字。“大邑商”或“天邑商”是商人对殷墟都邑的自称，在战争中称呼己方军队为“商方”。尚不明晰商人是否拥有对整体国家或族群的泛称。

帝辛时期，东夷叛乱，商朝派大军征伐。这在文献中屡有记载，如《左传》昭公四年云：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又如同书昭公十二年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把对东夷的战争，说成商纣王失国身亡的原因，足见商纣对东夷的战争，使商王朝的实力消耗很大。当周武王率师打到牧野时，商纣王才仓促调遣军队应战。这些军队久困战场，无心战斗，前徒倒戈，终于导致商王朝的灭亡。

传说商族是高辛氏（帝喾）的后裔，居黄河下游（今河南商丘一带），有着悠久的历史。舜时，商族出了一位杰出的军事首领——契。后来商人把他称作“玄王”，作为始祖，并编出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的颂歌来赞美他。

太康失国时，契的孙子相土开始向东方发展，《诗经》上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到夏朝中期，契六世孙冥“勤其官而水死”，商人“郊”祀之。

冥子王亥“作服牛”，向河北发展。到契第十四代孙汤时，商已成为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国语·周语下》说：“云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

天乙立商

夏自少康中兴后，传到帝孔甲时，夏王朝已统治中原地区数百年，由于统治日趋腐化，而渐渐走向衰落。史称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衅之”，“孔甲乱夏，四世而陨”。

孔甲下传四世，履癸继位，他就是夏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桀。相传夏桀非常残暴，百姓已不堪忍受。《史记·夏本纪》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

为摆脱孔甲以来的日益衰败的局面，桀加强了对内的统治，坚决镇压异己力量，据说他斩杀黎民如砍伐草木一般。但高压手段并未达到其目的，而是加剧了人民对他的痛恨，人民甚至发誓要与之同归于尽。

桀在加强对内控制的同时，为了转移人们的不满和掠夺财富、奴隶与美女而不断对外进行征伐。他先伐有施氏，有施氏被迫将妹喜献于桀。又征岷山氏，岷山氏被迫“进女于桀二人”。夏桀的这些行为当然要引起各部落的不满和反抗，“诸侯畔夏”亦就不可避免了。显然，到夏桀之时，夏王朝的统治已处于严重的内外交困之中。

与此同时，兴起于东方的商族则有较大发展，并逐渐强盛起来，在商汤的领导下已积蓄了灭夏的实力。汤即天乙，姓“子”，甲骨文称大乙，后世习惯上称之为成汤，是一位很有修养的商族首领，他在成商部族首领后，看到夏王朝日益腐朽，夏的暴政已引起众叛亲离，便着手建立新的王朝。

首先，以德立威，厉兵秣马，使临近部落纷纷归附。

商族在灭夏前尚处于氏族社会末期。此时商族内部的不平等、奴役和剥削等现象亦早已产生，但相对于夏王朝的统治来说要宽松、缓和得多。汤亦注意取得国内的拥护和支持。《国语·鲁语》说“汤以宽治民，而除去邪”。《淮南子·脩务训》更进一步说他“夙兴夜寐，以致职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穷困。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

成汤的勤政薄敛体恤民情等举措，对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积蓄灭夏力量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他的行为不仅得到本族人的拥护，也使得夏人及其他方国人民十分向往。因此，也就有了《史记·夏本纪》所谓的“汤修德，诸侯皆归商”的局面。

商汤的活动自然引起了夏桀的注意。此时商的力量虽已有较大发展，但相对于夏仍然弱小，不得不暂时臣服于夏。夏桀出于猜忌将商汤召来并囚之于夏台。

其次，用伊尹的计策，离间夏桀与其同盟者九夷族的关系，使力量对比的优势渐渐转向于自己一方。

《说苑·权谋篇》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至此，除了少数部族如昆吾等尚听从夏王的指挥外，桀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形势已转变的对商汤极为有利。

完成这些准备后，商开始对夏出兵。汤在兴兵伐桀的誓师大会上，历数夏桀的罪恶及人民对桀的痛恨，假借上天的旨意指出灭夏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指出灭夏是上天的命令而不可违背，有功者将受到奖赏，不从者要受到严厉惩罚。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尚书·汤誓篇》。商汤从亳起兵，矛锋直指夏都。

在与夏桀决战之前，先灭掉了此时仍然听从夏王指挥的个别方国部落。《诗·商颂·长发》：“韦、顾即伐，昆吾夏桀”郑玄如是注释：“韦，彭姓也。顾、昆吾皆己姓也。三国党于桀恶，汤先伐韦、顾，克之。昆吾、夏桀则同时诛也。”说明汤之所以伐韦、顾、昆吾三国，是因为它们仍在助桀与商为敌，即“三国党于桀恶”。三国之中最后灭亡的是昆吾，《史记·殷本纪》说：“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代昆吾，遂伐桀”。

至此，夏桀羽翼已被全部剪除。然而，此时夏桀对商汤的进攻并未做认真防备，“桀亡待汤之备”。因此，当商汤的军队到来时，“未接刃而桀走”。

夏军逃至鸣条，一战被商军击溃，夏桀逃奔南巢而死。《史记·夏本纪》云：“汤乃践大子位，代夏朝天下”。至此，商汤完成灭夏重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王朝——商，定都于亳。历史上把这称作“商汤革命”。

商汤吸取夏朝灭亡的教训，广施仁政，深得民心。商朝建立以后，屡次迁都，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黍、稷、稻、麦等粮食作物和桑、麻、瓜果等经济作物，经济发展加快。

王朝成就

在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之前，商部落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部落，在黄河下游一带（今商丘一带）繁衍。商朝确立统治，就在夏都斟鄩附近的西亳（河南偃师）建新都；后来在盘庚时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所以商朝一直也称作殷商。

商朝的势力范围也大大超过了夏朝。考古学家从安阳的小屯村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说明殷商时代文字已经得到充分广泛的应用，发展得也比较成熟；汉字的结构在甲骨文中已经基本形成。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使我们对商朝的了解更为详细可靠。

从文献记载可以知道，商代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家机构，有各种职官、常备的武装（左中右三师），有典章制度、刑法法规等等。

商朝对于天文天象的记载、对于干支记时法的运用等在甲骨文上有所反映。商朝的农业和畜牧、养殖业发展都比较快，尤其是手工业，青铜器的冶炼与制造都相当成熟，各种常用的器具和礼器、酒器十分精美。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重达875公斤，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都城变迁

人性贪婪，决定了王室内部为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从仲丁算起，经九世正好到盘庚时期，说明这一期间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内乱不止，致使外患不断。

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迁邢（今邢台市）、南庚“自邢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即到公元前14世纪时，商王盘庚再次迁都至“殷”这个地方，直至公元前11世纪商王纣统治时被周武王所灭，整个商代后期都以此为都城，历时273年。

关于商朝的另一个都城——耿都。公元前1525年，祖乙不满相都（今河南内黄）把国都迁到了耿地（今山西河津），一年后，祖乙就因河患复迁都邢（今河北邢台）。因其为都仅仅一年，史学界就把祖乙迁耿略去不谈。但上述这几个都城，它们与文献中记载的名字是甚么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阳殷墟是盘庚以后诸王世的都城，看法比较一致。

对商代历史上多次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尚书·盘庚篇》中看到，迁都与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关系。如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内部争斗的激烈。

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盘庚被称为“中兴”之主，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武丁中兴

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死后谥为高宗，所以他又被称为殷高宗。他年幼时，小乙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深知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他即位以后，兢兢业业、不敢荒宁，励精图治，决意振兴大业。他四出征伐，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战争的规模不小，往往动用数千兵力，最大的一次发兵一万三千人。在这些征战中，商王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也捉获了大量俘虏。

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宫殿、墓葬、作坊等遗存都有发现。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如铜、铅、锡三元合金出现了；分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联甗这样的重器。

武丁之世在青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期。此外，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开创的盛世局面，为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王朝灭亡

武丁死后，他开创的太平盛世，没能长久延续下去。祖庚、祖甲以后诸王，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东南方的诸侯起来反叛。

面对这种情况，商王帝辛（纣）少年英勇，派部下向东征讨莱夷，自己攻打南方九苗，将商的势力延伸到了东海和长江流域，但是其连年的征战，极大消耗了国力，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国内兵力空虚，使其对西北的控制下降，给了周以可趁之机。

在周武王时，周起兵攻商，商王帝辛（纣）仓促间只能以奴隶为军抵御周人，结果，商王的军队毫无斗志，“前徒倒戈”，牧野一战，“血流浮杵”，国内商军尽墨，帝辛逃到鹿台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灭亡，周王朝建立。

商人后裔

商朝复亡后，殷商的王族箕子不愿臣服于周，于是率领部分殷民北迁，建立朝鲜国，史称箕氏朝鲜。

西汉初期，燕王卢绾部将卫满灭掉箕氏朝鲜。另外朝鲜半岛的辰国就是商族国家。

周武王分封诸侯时，仍然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武王死后，武庚叛乱，被周公平叛杀死。另封纣王的庶兄，当年曾降周的微子启于商丘，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祀，殷商遗民一分为二，成为后来的卫、宋两国。宋国在战国时亡于齐，卫国在秦二世时被秦朝吞并。在辽东，又有商朝宗室箕子开国朝鲜，后亡于燕人卫满。

疆域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商朝疆域“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商朝疆域，北到辽宁，南到湖北，西到陕西，东到海滨。 除了包括夏所属长江以北的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京津和江苏，陕西的一部分，还可能包括陕西江苏的剩余土地，辽宁，甘肃，湖南，浙江，四川的一部分。

据《尚书商书》记载，“自契至成汤，八迁，汤始居亳。”八迁的地点，历来说法不一。大体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出河南省北、中部和河北省西南部范围。有人认为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可能是汤都西亳。成汤灭夏至盘庚五迁，始居于殷。“

政治

商王朝的职官有中朝任职的内服官和被封于王畿以外的外服官之别。内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务官和内廷事务官。最高的政务官，是协助商王决策的“相”，又称“阿”、“保”、“尹”。

王朝高级官吏统称卿士。三公，则是因人而设的一种尊贵职称、并不常设。另外有：掌占卜、祭祀、记载的史，掌占卜的卜、掌祈祷鬼神的祝，掌记载和保管典籍的作册（又称守藏史、内史），武官之长的师长，乐工之长的太师、少师。

内廷事务官是专为王室服务的官员，主要是总管的宰和亲信的臣。臣管理王室各项具体事务，有百工之长的司工，掌粮食收藏的啬，掌畜牧的牧正，掌狩猎的兽正，掌酒的酒正，掌王车的车正，为商王御车的服（又称仆、御），侍卫武官亚，卫士亚旅，掌教育贵族子弟的国老，掌外地籍田的畋老。外服官主要有方国首领的侯、伯，有为王朝服役的男、有守卫边境的卫。

商代在实行贡纳制度的同时，还有劳役租“助”，就是要求农人助耕公田（籍田），收获皆为统治者所得，其比例约占农人收获的十分之一。殷纣王加征赋税，用以充实鹿台和巨桥。 商朝的政治理念是神权观念笼罩下的政治思想，商代统治者“尚鬼”、“尊神”。所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就是依据上帝鬼神的意志治理国家。

法律

商朝的法制指导思想在夏朝奉“天”罚罪法制观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更加强调“神”尤其是祖先神的作用。在这种天命观的影响下，商人十分迷信鬼神。商王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即“下帝”也称天子。

因此，执行占卜的神职人员——巫，史等，在商朝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王权神授观下，商朝的法律也都是一“天”与“神”的名义制定的。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语。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汝，罔有攸赦。”以天的名义对夏进行讨伐。

《荀子·正名》中有“刑名从商”，这一论断从一侧面反映出商朝法制应该比较成熟了。

《左传·昭公六年》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与夏朝一样，它也是后继者为了纪念汤，而以汤来命名他们的法典。

除了《汤刑》外，还有《甘誓》 《盘庚》 《伊训》等篇章也都是商朝具有效力的法律文件。

土地

商殷时期的每一个别的公社农民只有通过其所属的公社才能领得自己的份地。正因为份地所有权在法律上属于国王，所以每一个公社农民的剩余劳动也就属于这个最高统一体。

由于公社所有制一般分为“公田”和“私田”，所以在这种公社中，公社农民的剩余劳动是以耕种“公田”的形式而出现的。《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的“惟助为有公田”、“同养公田”的“公田”，是由原始公社中的“共有地”演变而来，“同养公田”就是说公社的“公田”由公社农民来集体耕种。

赋税

“公田”上的收获物就作为交给贵族的一种赋税。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殷人七十而助”（《孟子·滕文公上》）的“助法”。

这种助法，按照孟子的看法，就是画地面为井字形，分为九区；八区分配于八家之民，称曰“私田”；其中之一区，八家合力耕作，谓之“公田”。

所以，孟子说：“助者，借也”（《孟子·滕文公上》）。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借”字应作“耤”，后来误作“籍”。“耤”即“借”字，“耤”（强迫）公社农民的力量来为自己耕种叫做“耤”，字从“耒”即表示其与农事有关。所以赵岐《孟子注》云：“借，借也，借民力而耕公田之谓也。”郑玄注《礼记·王制》中的“公田借而不税”时也说：“借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恶取于此，不税民之所自治也。”

都城

商朝五六百年间曾多次迁都，都城中的多个都在河南境内。在河南的安阳市发现了殷墟，在商丘市、郑州市、偃师市、温县、辉县、新郑市等许多地方也发现商朝文化遗存。

关于商朝的信息多来自于其后面的周朝，汉朝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商朝金文和安阳甲骨文的记载。其中，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是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符号。

安阳的殷墟遗址于20世纪上半叶被发现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几乎完全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殷墟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

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在以前被普遍看作蛮夷之地的非中原地区，如成都、广汉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湖南宁乡的炭河里遗址等出土的文物也证明，在商时期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发达的文明。

军事

商朝人口约500万至700万，士兵约12至15万。

商朝的军事制度在甲骨卜辞中有较多的记载。如“□方出，王自征”（《柏根氏旧藏甲骨卜辞》．25）、“□王自征人方”（《殷契粹编》．1185）等卜辞表明，商王是最高军事统帅，有时亲自出征。王室妇女，不但是商王的配偶，也是商朝的战将，封臣和同僚，商朝的女性拥有很高的地位。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是一名女将军，曾率军出征。高级军事领导职务由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担任，而商朝有很多女官。他们平时治民，战时领兵。甲骨文中常有“□”、“□”、“射”、“戍”等名号出现，可能表明当时军队成员已有不同的职守。士卒由贵族和平民充当，平时要练习射、御；并以田猎的形式进行演习。

“王登人五千征土方”（《殷墟书契后编》上．31．5）等卜辞说明，战时常根据需要进行“登人”（征兵），一次征发1000、3000或5000人，也有超过1万人的。兵以庶民为主，奴隶多担任杂役。

商朝除王室拥有强大的军队外，各宗族或各方国也商朝青铜武器矛头。都掌握相当数量的军队。“王其令五族戍□”（《殷契粹编》．1149）、“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事”（《殷墟书契续编》．5．2．2）等卜辞表明，这些宗族或方国的军队须听从商王的调遣。商朝军队有步卒和车兵，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战车一般由两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3人，居中者驾车，居左者持弓，居右者执戈。车下随行徒若干人。甲骨文中也曾出现过“步伐”的记载，可能表明当时有独立的步兵队伍。“王作三师右中左”（《殷契粹编》．597）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可能是师。“登百射”（《甲骨文合集》．5760）、“左右中人三百”（《殷墟书契前编》．3．31．2）、“王令三百射”（《殷墟文字乙编》．4615）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组织可能以100人为基层单位，300人为中级单位，并有右、中、左的区分。

武器配备

商朝军队的武器装具，据考古发掘和甲骨文记载，主要有战车、弓、箭、戈、矛、刀、斧、钺、干盾、矢镞、头盔、甲胄等，其中戈、矛、刀、斧、矢镞、头盔等是用青铜铸造的。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商王陵墓内有大量武器出土，其中有70捆矛，每捆10个，说明商朝对于武器的存放可能有一定的制度。

农牧业

商朝开始时代已是一个农业为主的部落，商汤曾派亳人帮助葛人种地。甲骨卜辞中多次见到“其受年”（能获得丰收吗）的问语，反映商朝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在畜牧业在商代出土的除了有六畜的遗骸外，还有象骨，说明当时北方还有训象。并且掌握了猪的阉割技术，开始了人工养淡水鱼。

手工业

手工业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细，规模巨，产量大，种类多，工艺水平高，尤以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高峰。成为商代文明的象征。而且商朝人已经发明了原始的瓷器，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造型逼真，刻工精细的玉石器表现了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艺。丝织物有平纹的纨，绞纱组织的纱罗，千纹绉纱的縠，已经掌握了提花技术。

商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牵着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到商代后期，都邑里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吕尚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在孟津卖饭。

人口

虽然商代没有人口调查制度的具体记载，但从甲骨文的祭祀卜辞用牲资料中可以间接算出晚商人口。

文字

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等多种造字方法，已是成熟的文字。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总共发现有四千六百七十二字，学者认识的已有一千零七十二字。甲骨文因刻写材料坚硬，故字体为方形。而同时的金文，因系铸造，故字体为圆形。

国际语言学界公认殷商甲骨文所记录的语言属于上古汉语（old chinese），而非上古或者原始的其他语系的语言。瑞典汉学家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在其著作《汉语的本质和历史》一书里面就详细研究过殷商甲骨文，以甲骨文【麦/来】同字，【扣/口】同【口（ku）】字根等事实依据，证明殷商甲骨文是汉藏语系汉语族的早期形式，而非其他语系语言的早期形式。

专家研究发现，8000年前河南裴李岗文化的贾湖契刻与比它晚四、五千年的殷墟甲骨文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是书写工具相同，皆以利器为工具把符号刻在龟甲、骨器上；二是作用相同，商代甲骨文是用来记载占卜内容的，而贾湖契刻也与占卜相关；三是造字原理相同，贾湖契刻是事理符号，而甲骨文的事理文字很多。专家认为“贾湖契刻的发现，为商代甲骨文的历史源头探索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贾湖刻符和后来的甲骨文、金文和现代的汉字一样，从书写特征看也有3个结构层次，贾湖契刻与商代甲骨文是一致的，因为同样刻在坚硬甲骨等物体上，笔划遒劲，撇折有矩。

发式

商朝发式大多为束发，也有辫发加束发。黄能馥《中国服装史》：“河南安阳小屯、侯家庄商墓许多人头骨顶部有骨笄，髻有单个和双个的，用笄数量也不一样。小屯商墓主人用玉笄，殉葬者用骨笄。”商代贵族、平民、奴隶大多都是束发的。

服饰

商代服饰不论尊卑和男女都是采用上下两段的形制，上着衣，下穿裳，后世称服装为“衣裳”，便是源自于此。其服饰的腰身和衣袖基本上设计为紧窄的样式，长度齐膝，便于活动。

虽然商代服饰的基本形制趋同，但实际上商朝的服饰还是具有相当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比较高级的染织品、刺绣品及装饰品都由主人阶级享用，而底层的民众只能穿麻布以及与麻布同类的葛布制成的编织物。

除形制以外，商朝服饰严格的等级制度还体现在颜色的使用上。贵族的礼服，上衣多采用青、赤、黄等纯正之色，下裳多用间色，如缁、赭、绿等经过数次浸染的颜色，并且衣领，衣袖处还有镶边，日常家居则常穿缟衣，绿衣和缁衣。平民百姓的衣服就没有这么丰富多彩了。

殷商时期的装饰纹样造型，强调夸张和变形，结构以几何框架为依据作中轴对称，将图案严紧地适合在几何框架之内，特别夸张动物的头、角、眼、鼻、口、爪等部位，以直线为主，弧线为辅的轮廓线表现出一种整体划一，严峻狞厉的美学风貌，象征着阶级政权的威严和神秘，这是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时代风格。

玉人

提及服饰文化，不光有服还有饰，服和饰通常是搭配出现的。从殷代的出土玉石人形象可见殷代男女贵族身上还有佩玉的习惯，统治者甚至制定了一整套的玉佩制度，用以区别阶级和等级。商人玉佩的形式，一般是把玉雕琢成各种小动物形象，最常见的是一种玉鱼。

殷商时期，服饰能够出现这样的等级差别，与当时相对于原始经济而言的繁荣和技术进步密切相连。正是由于当时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才有可能为社会提供众多的服饰资料，统治阶级才能择其优者自用，而弃其劣者予贫民；才能够在服饰材料的质地、颜色、图案上分等论级，这就给后代的等级制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在后世正式确立了章服制度。

商朝服饰至少有十二种形态：

（一）交领右衽短衣，有华饰，衣长及臀，袖长及腕，窄袖口，配以带褶短裙，宽腰带，裹腿，翘尖鞋。是为高级权贵衣着。人像“身着大领衣，衣长盖臀，右衽，腰束宽带，下身外着裙，长似过膝。胫扎裹腿，足穿翘尖之鞋。衣之领口、襟缘、下缘、袖口缘有似刺绣之花边，腰带上亦有刺绣之缘。裙似百褶，亦有绣纹。衣饰回纹、方胜纹等。

（二）交领右衽素长衣，长袖，窄袖口，前襟过膝，后裾齐足。配以宽裤，宽腰带，鞋履，腹悬一斧式蔽膝，头戴高巾帽。是为中小贵族或亲信近侍所服。此类带后裾的交领长衣，即“深衣”的先例。短发后梳至颈部往内卷，头顶中央至背脊臀部一线有扉棱饰品。穿紧身长袖花衣，衣长及足。着革制低帮平底翘头履。

（三）交领长袖有华饰大衣，衣长及足踝。配以宽腰带，上窄下宽形蔽膝，鞋履，头戴頍形冠卷。是为高级贵妇之服。头编一长辫，辫根在右耳后侧，上盘头顶，下绕经左耳后，辫稍回接辫根。戴一“頍”形冠，冠前有横式筒状卷饰，冠顶露发，冠之左右有对穿小孔，靠前也有一小孔，为插笄固冠之用。《礼记·玉藻》云：“缟冠玄武，子姓之冠也。”郑注：“武，冠卷也。”这里说的子姓殷人之冠，指此类带有横筒状卷饰之冠。穿交领窄长袖衣，衣长及足踝，束宽腰带，左腰插一卷云形宽柄器，腹前悬一过膝长的条形“蔽膝”，着鞋。

（四）肩背部披格子长条巾，交迭胸前作右衽装束，下穿格子条纹长裙，腹下悬一斧式“蔽膝”。头戴格子条纹布帽冠蒙复其发。为贵族服饰。双手拱置细腰前，双肩披格子长条巾，交迭胸前作右衽装束，下穿格子条纹长裙，腹下悬一斧式“蔽膝”。头戴布质格子条纹帽冠，齐齐罩复额头发际及后脑，冠顶四周有缀物固冠。这类帽冠可能类于礼书中说的“缁布冠”。

（五）直领对襟有华饰短衣，长袖，衣长及臀。配花长裤，鞋履，头带頍形冠。是为贵族衣装。双手后支地，头上仰。戴圆箍形“頍”，直领对襟衣，衣饰云纹和目雷纹。下着分裆裤，腹胯间有一大牛面纹。足穿高帮鞋。

（六）对襟长袍，宽长袖，衣长及足（第33例）。为贵族衣装。头顶左右双髻，双手拱抱腰前，作鞠躬状，穿对襟长袍，宽长袖，衣长及足，足似穿高帮鞋。

（七）对襟华饰长袖短衣，束腰，花长裤，配花鞋。头发用某种胶类固定成高高耸起型，发梢外勾。为中下层贵族或近臣亲信形象。发式高高耸起，发梢外勾，可能是用某种胶类固定成型。穿对襟华饰长袖短衣，束腰，花长裤，着花鞋，为布帛制品。

（八）高后领敞襟长袖花短衣。是为亲信贵族之衣。头上截留短发一周，着衣，长袖窄口，敞襟，后领较高，衣下缘垂及臀部，背部衣饰云纹。着鞋。

（九）圆领长袖花短衣。配紧身花裤，帽冠。是为中上层贵族衣装。发式高耸呈尖状，十分奇特，沈从文先生认为其发可能用某种胶类胶固成型。头上戴有高冠，冠向后背，且向下卷，周边有扉棱突出。头之后脑部有向上弯曲之突出如虿尾的发髻。长袖窄袖口衣，下着紧身裤，遍饰云纹，臀部有一⊕纹。曲臂，手置胸前，跣足。头发上束成前后双髻，前髻高而向后下卷，后髻略小而突起。冠型高耸，周边有突棱，冠向后卷，身着长袖窄袖口衣，紧身裤，遍饰云纹，臀部也有一⊕纹，又戴一臂环。华冠周边有突棱，冠前后作直角式，与上例异，紧身衣裤饰云纹，臀部也有一⊕纹服饰与上例同，而其华冠比上例高出一倍左右。 头戴冠，冠型前高后卑，前面和上侧有扉棱，后侧平滑，冠身不透空。衣饰云纹。

（十）圆领窄长袖花大衣，衣长及小腿。是为中下层贵族衣装。头顶心梳编一短辫，垂及脑后。穿窄长袖衣，圆领稍高，衣长及小腿。衣饰蛇纹和云纹。跣足。

（十一）圆领细长袖连袴衣，下摆垂地，束腰索，衣式简而无华。是为罪隶服。可分两类：一类头顶秃光，臂被缚于背后，为男性罪隶；另一类头上盘发或束单髻，有的戴额带，臂被缚于前，双手均桎梏于拲中，是为女性罪隶。身着圆领窄长袖连袴衣，下摆垂地，腰束索，臂被缚于背后。（男）头顶收发束单髻，浑身一丝不挂，跣足，双手被枷于腹前（女）。

（十二）赤身露体或仅于腹前束一窄蔽膝，以及头部戴圆箍形“頍”，或戴一扁平圆冠。乃卑民家奴形象。头戴一圆箍形“頍”。仅腹前悬一“蔽膝”。

音乐

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了信史时代。民间的音乐和宫廷的音乐，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农、牧、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冶铸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使乐器的制作水平飞跃，大量精美豪华的乐器出现了。乐舞是宫廷音乐的主要形式。可考证的有《桑林》、《大护》，相传为商汤的乐舞，为大臣伊尹所作。从事音乐专业工作的，主要有“巫”、“瞽”。有关商朝的民间音乐的材料很少，《周易·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

宗教

据商代的甲骨资料来看，殷商时代的万物崇拜依旧盛行，信仰对象包含大自然的各方面，例如：河神、山神、日月星辰、地神等对象。但这些自然神祇仍属于万物崇拜，变化有限，比较特殊的，是商人心中的“帝”信仰。

“帝”是商人心中的最大神，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也是社会秩序的主宰。这种“一元”（帝）“多神”（自然神祇）的信仰模式，与现实世界的“王权政治”相仿。简单来说，人世有君王统治百姓，在自然界有“帝”统治自然神祇，但“帝”的能力和权威更凌驾世间君王之上，他是一切万物的主宰。

商人问卜的对象有三大类，即天神、地祇、人鬼。在这三类之中，权威最大的即是“帝”，“帝”所具有的能力主要有三种，第一是对自然气候的控制，这些问卜主要是关系到农业生产的丰欠。第二是主宰人世间的祸福奖惩。第三是决定战争的胜负和政权的兴衰，由于商代仍属部族式的社会形态，仍需以战争手段征服诸边各部落，商王往往向“帝”问卜战争的胜败，看看“帝若”，还是“帝不若”。由此来看，商人日常生活中，几乎莫不祷于“帝”，在如此的宗教心理之下，也就不难理解，商人何以会有“好祀”、“重祀”之风了。

艺术

商代的陶器有各种颜色，有些为轮制，有些则使用泥条盘筑法，陶器上常压印花纹。所知最早的中国釉料出现于商朝。此时期还有大理石及石灰石雕刻的真实与神话动物。由商代的都市可看出，当时已具中国建筑的基本形式，值得注意的聚落包括二里头、郑州、殷（今安阳境内）等，这些地点在不同时期均曾为首都。商代晚期的统治者均热衷于建立奢华的宫殿。

天文

商代历法为阴阳历，阳历以地球绕太阳一周，即365又1/4日为一回归年，所以又称为四分历。阴历以月亮绕地球一周，即29或30日为一朔望月。商代用干支记日，数字记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日，小月29日。它与回归年有差数，所以阴阳历在若干年内置闰，闰月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季节与月份有大体固定的关系。商代每个月分为三旬，每旬为10日，卜辞中常有卜旬的记载，又有“春”、“秋”之称。一天之内，分为若干段时刻，天明时为明，以后有大采、大食；中午为中日，以后有昃、小食、小采。旦为日初出之时，暮为日将落之时。对于年岁，除称“岁”、“祀”外，也称为“年”。商代天文学中的许多现象在卜辞中均有记载，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也有对大火、鸟星、岁星、彗星等天体现象的记载。

数学

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致三万的数字，明确的十进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 光学知识在很早就得到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

衰落灭亡

商代奴隶的名目繁多，被投入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他们成批地被驱赶到田野。一般呼之为众、众庶或庶人。

众人除在田间耕作之外，还要在农隙时接受军事训练，参加商王和贵族们的狩猎和其他各项繁重的劳役。一有征伐，就要随军服役，有时还要随军去远方戍守。

当时的奴隶，一般都有家室。他们世代充当奴隶，必须俯首帖耳地甘作“畜民”。如果稍有不恭，就将被斩尽杀绝。

在称为“百工”的各种手工业作坊里，也以奴隶劳动为主。其中有各具专门技艺的工匠，地位可能稍高一些，但是他们也被用于赏赐、赠与和交易，没有独立的人格。大多数从事繁重杂役的人，则被视为牛马。

在畜牧中，有牧人、圉人等牧放和圈养牲畜的奴隶，即所谓“皂隶”。

奴隶管理

商王和各级贵族都有臣、妾、僮、仆、宰、奚等大批的非生产性的奴隶，广泛地使用于家内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奴隶除了负担极为繁重的家内杂役之外，有时还要直接为贵族生产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他们的地位比一般众庶更为低贱。

为了防止奴隶逃亡，贵族有时还要给奴隶带上刑具。在殷墟出土的三个奴隶陶俑，手上都带有木梏。

残酷的主人把奴隶视若牲畜，奴隶不仅平时像牛马一般地从事繁苦的劳作，而且在祭祀祖先和神灵时，被用作牺牲。在殷墟以及其他各处的商代遗址墓葬所发掘出来的关于人祭和人殉的遗迹，充分暴露了商代贵族的残暴性。

人殉人祭

商代的祭祀名目繁多，用作牺牲的奴隶数目，是无法计算的，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已著录的一部分甲骨资料中，有关人祭的卜辞达1992条，其中以武丁时期为最多，有1006条。用作牺牲的奴隶共有902人，还有531条未记人数，一次用人最多是500人。由此可见商代人祭的数量之多。

1976年在安阳武官村北地殷王陵墓区东侧发现了一个祭祀场所，面积约有数万平方米。在发掘的4700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了191个祭祀坑，发现有1178具用作牺牲的奴隶遗骸。其中一部分是男性青壮年，还有成年女性和少儿。

在殷墟洹北的侯家庄西北冈和武官村一带的商王陵墓里，所清理出来的人殉人祭的遗骨，每一墓地，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最多的达千数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人殉和人祭，在商代是普遍存在的。

集团矛盾

商代中叶以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开始加剧，特别是祖甲以后，王权与贵族权势的斗争日益激烈。这种矛盾，到商王纣时发展到极点。如贵族微子、箕子、比干等人同纣对立，反映了商王室同贵族之间的矛盾。

从商王朝建立以来，奴隶群众反抗贵族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奴隶逃亡，是反抗斗争的主要方式。奴隶逃亡现象的日益严重，加重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现象。

在当时的劳动生产者中，平民也占有较大的比重。在奴役制国家和各级贵族的压榨之下，他们不是破产负债，就是触犯了法网，随时都有被罚为奴隶的危险。特别是在武丁、祖甲以后，更加重了对一般“小人”的迫害，激起了他们的反抗斗争，使得统治者难以长久在位，在位时间一般都没有超过十年。

残暴统治

商代后期比较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到商王纣（帝辛）时，就更为激化了。在统治阶级内部，他要削弱一些贵族的权势，遭到强烈的反对，在他的严厉打击之下，许多人叛逃他处，大大削弱了他的统治力量。

后世对于商纣的残暴事实，可能有夸大之处。但他和夏桀一样，是一个有名的暴君，则是无疑的。他自恃才智，好酒淫乐，在即位之后，就扩大殷都，大修离宫别馆，称为朝歌。

商纣又“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史记·殷本纪》），极力加强搜刮。广大人民奋起反抗，他又滥施酷刑和屠杀。但是这只能越来越强烈地激起人民的反抗斗争。

王朝灭亡

在统治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各地诸侯纷纷叛离，周边各部也乘机内侵。为了转移人民群众和一部分贵族的视线，商王纣决定对周边各部用兵。

纣王先集中兵力向黄土高原上的西北各部展开进攻，接着就回师东向，全力进攻东夷。东夷各部虽被平定了，但是损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又加剧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所谓“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

穷兵黩武的结果，只是招致了自己的灭亡。商王朝由汤开始建立，到纣灭亡，一共传了十七代，三十王，存在了大约六百年左右。

著名的王

（1）商汤 在位30年

商汤，姓子名汤。商的祖先契助大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地，商汤时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他任用仲虺和伊尹为相，逐渐强大起来，又有夏桀残暴无道，民怨沸腾，遂起兵征讨夏，大败夏军，建立商朝。建国后又修《汤刑》，《明居》等法，比较关心民命。商汤即位17年践天子位，为天子13年崩。

（2）太甲 在位23年

太甲，商汤长孙，太丁的儿子。即位初，因“颠复汤之典刑”，被伊尹放逐于桐宫，三年后改过复立，成为有成之君。这就是“桐宫悔过”的故事。

（3）盘庚 在位28年

盘庚，祖丁子，阳甲弟。盘庚迁都于殷，商朝自此称殷商。迁都后，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殷都成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

（4）武丁 在位59年

武丁，小乙子。武丁是盘庚以后最好的国王，政治改善，商朝复兴，他还击败四方入侵，商朝威镇四方。

（5）商纣 在位30年

商纣，姓子名受，古音受，纣相同，帝乙子。商纣为人聪颖，膂力过人。曾大举攻伐东夷，取得胜利，为中原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贡献。但商纣为人残暴，且好色无比。宠幸妲己，酷刑于民，大修宫舍，民不聊生。而此时西方周逐渐强大，终于灭商。纣王自焚而死。商亡。商纣与夏桀也成为了暴君的代名词——“桀纣之君”。

残余势力

武庚，纣王之子，幼时聪明好学。约公元前1046年2月底，商亡周立。武庚管理殷余民，殷民大悦。

武王为防武庚叛乱，又在朝歌周围设邶、鄘、蔡等三国。朝歌以东设卫国，使管叔由管徙封卫，朝歌西与南为，使蔡叔由蔡徙封；朝歌以北为邶，使霍叔自霍徙封邶。共同监视武庚。此时，武庚留居在纣宫（今淇县城内的西坛、三海一带）续殷祀。

殷亡第四年，（公元前1043年）武王驾崩，子成王年幼，武王之弟周公旦代成王掌管国事。对此，管叔、蔡叔皆不满，散布周公想篡位之谣言，并串联武庚起兵反叛。

周公和召公为保周江山，“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周公以成王命率军东征，伐朝歌叛军，武庚兵败被诛。周公又杀管叔、放蔡叔、贬霍叔，将朝歌“殷顽”迁于洛阳管教之。

武庚之乱后，使周初统治都更深刻地认识到封建亲戚、蕃屏周室的重要性。在武王分封的基础上，周公、成王再次大规模分封诸侯。相传周公分封七十一国，其中有五十三人是姬姓子弟，他们都是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后人，如文王之弟封于东虢、西虢，文王之子封于邗、晋、应、韩；周公之子封于凡、蒋、邢、茅、砟、祭。

原来属于武庚的封和殷遗民被一分为二，一部分纣兄微子启，他在灭商后投降周，也未卷入叛乱，因此封于商丘，国号宋。另一部分封给成王的叔父康叔，在殷商故墟。国号卫。此外，还有一些异姓贵族为周公、成王所封。两次分封，不仅使周人巩固了在原属殷商的广大地区的统治，而且扩大了周人的势力和影响，使周成为国力和疆域远远超过商朝的强大国家。

史书记载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

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

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县之白旗。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而封殷后为诸侯，属周。

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

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

武王克商年的研究

武王克商之年是商、周的分界，确立这一年代定点，就可以安排西周王年，并上推商年和夏年，因而是三代年代学的关键。

“工程”推求克商年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14C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的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最佳年代。

先秦文献所载西周在270年至290年之间。自武王至显王共30世、31王（不计哀王、思王）。自周显王三十三年起，六国次第称王。显王卒于公元前321年，自此上溯700年，为公元前1020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王、武王之年，则西周积年约270年。另据《孟子·公孙丑下》和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上推，西周始年应在公元前1020年以上。

此外，古今都有学者用古历推求武王克商之年的，如刘歆用三统历推得的公元前1122年（西周积年为352年），汉代学者用殷历推得的公元前1070年（西周积年为300年），清代学者以颛顼历推得的公元前1066年（西周积年为296年）等。但上述各种古历不早于战国秦汉，并非夏、商、西周的真实历法。

为了缩小克商年的范围，“工程”对沣西等遗址的系列样品作了14C测年，并通过对殷墟甲骨文月食年代的天文推算，下推克商年的范围。1997年发掘的沣西H18，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发现。沣西97SCMT1探方，由一组系列地层单位构成，其中最底层的H18，由4个小层构成，包含内容丰富，所出有木炭、兽骨和炭化小米等可供测年的标本，属先周文化晚期单位，与张家坡早期居住遗址时代大体相当。叠压在H18之上的，是T1第四层，时代相当于西周初期；叠压或打破第四层和H18的有H16、H11和H8、H3、T1第三层等。其中H16、H11属西周早期，H8、H3、T1第三层属西周中期。以上单位均出土有各时期典型特征的陶器群。作为先周文化晚期，即商代末期典型单位的H18和作为灭商后西周初期文化典型单位的T1第四层，为从考古学上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层依据，武王克商之年应该包含在这一年代范围内。

“工程”用常规法和AMS法对从这组地层中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作了14C年代测定，并用1998年树轮校正曲线对所得数据进行高精度扭摆匹配，得到武王克商年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060—前995年。

与推定克商年范围有较直接联系的考古遗址样品系列，除上述沣西系列外，还有商后期的殷墟系列、西周的琉璃河系列和天马—曲村系列。经14C年代测定，其年代范围分别为：殷墟四期为公元前1080—前1040年左右；琉璃河一期一段墓葬为公元前1040—前1006年左右；曲村一期一段为公元前1020—前970年左右。考虑到殷墟文化四期的年代有可能延续到西周初，故克商年范围的上限取为公元前1050年。琉璃河遗址一期H108出土有“成周”甲骨，其年代不得早于成王，因此，其上界可以作为克商年范围的下限。该遗址第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为公元前1020年，由此得出克商年的范围为公元前1050—前1020年。

经多学科合作，“工程”对宾组卜辞中五次月食的年代进行证认，并计算出五次月食的绝对年代，参照文献所见商代积年和武丁及其后诸王年代的记载以及由周祭卜辞对商末三王年祀的研究，得出的克商年范围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

由沣西等遗址分期与14C测年和由甲骨月食推断的克商年范围，虽是各自独立进行的，但都集中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与前述先秦文献研究所得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范围基本趋同。

在克商年的可能范围之内，通过现代天文方法回推克商天象，得到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27年等三个克商年的方案。天文推算的三个克商年，是各自独立得到的。三个方案都在前述由相关系列14C测年以及由甲骨月食推定的克商年的范围之内，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无法满足文献所给出的全部条件，因此，只能根据其满足的程度，以及与金文历谱匹配的状况来选定最优解。

根据“工程”所定金文历谱，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目前尚未发现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时的青铜器，难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据《尚书·金滕》，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即病愈，又说武王死后，国中发生“管蔡之乱”，但没有提及武王的卒年，因此后世学者对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有争议。据梁玉绳《史记志疑》统计，有二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等异说。但文献记述武王史事无超过四年以上者。东汉学者郑玄在其《诗谱·豳风谱》中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四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日本高山寺《周本纪》钞本，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与郑说相合。取此说则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与郑说相合。取此说则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天文推算的公元前1046年说与此正相符合。此说与金文历谱衔接较好，与《武成》、《召诰》、《洛诰》历日、《国语·周语》伶州鸠语等也能相容，是三说中符合条件最多的一种，故定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

商代前期的年代学研究

建立商前期年代学框架的主要依据是商前期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以及商前期都城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和古代文献有关商年记载的研究。

属于商前期的遗址主要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洹北花园庄遗址、邢台曹演庄遗址和东先贤遗址等。“工程”以上述遗址的发掘和分期研究为基础，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商前期考古学文化序列：第一期以郑州商城C1H9、偃师商城宫城北部灰沟最底层为代表；第二期以郑州商城C1H17、偃师商城86J1D5H25为代表；第三期以郑州商城C1H1、C1H2乙、偃师商城85YS5T1H3为代表；第四期以郑州白家庄第二层、小双桥遗址的主体遗存为代表；第五期以安阳洹北花园庄早段97G4、98AHDH11、99AHDM10和邢台东先贤遗址一期98H15、H34为代表。工程对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花园庄遗址、东先贤遗址出土的系列样品进行了常规14C测年或AMS测年和拟合，得出了系列年代数据。

根据先秦及汉代文献关于商代积年的记载，商代总积年当为496+56=552年（含1046），若将伐桀之年计入，则为553年。也有学者认为“汤灭夏以至于受”可能是指从汤至帝辛即位，二十九王不包括未立而卒的大丁和帝辛。如是，则商积年为496+30（帝辛在位年数）=526年。

夏商分界是商前期年代框架构建的定点之一。目前关于夏商文化的分界，有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二里岗下层之间等说法。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已知最早的商代都邑规模的遗址，其始建年代应最接近夏商更替之年。“工程”根据14C测年数据，推断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始建年代在公元前1610—前1560年之间。

参考文献有关商代积年的记载，如取商积年576年说，由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上推576年，则为公元前1622年；如取商积年496年说，若依陈梦家的解释，则当由公元前1046年上推552年为公元前1598年，若依另一种解释，则由公元前1046年上推526年为公元前1572年。再参考14C测年数据，现取整估定商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

商代后期的年代学研究

商代后期指盘庚迁殷至商朝灭亡，其间经八世十二王。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以殷墟文化的分期和14C测年为基础，以甲骨分期和测年与殷墟分期相印证，结合文献记载、甲骨文天象记录和历法材料的研究来完成。

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是商后期都城所在。殷墟文化分为四期（根据最新发现，洹北花园庄早段遗存早于第一期）。殷墟文化一期到四期对应的商王如下：殷墟一期约当盘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殷墟二期早段年代约当武丁晚期，晚段尚未发现可以定年的材料，估计与祖庚、祖甲时代相当；殷墟三期约当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殷墟四期约当帝乙、帝辛时代。“工程”对殷墟各期采集的样品作常规14C测年，经树轮曲线校正，得到24个系列样品的日历年代。

殷墟甲骨文目前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分期断代标准。“工程”选择分期明确、有断代价值的卜骨，用AMS法进行系列14C年代测定。甲骨测年的目标，是用AMS法对各期、各组有字卜骨测年，对照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研究，将测得的数据转换成日历年代，进而排出武丁至帝辛的年代序列。

目前已对37个有字卜骨样品和9个无字卜骨样品进行了明胶提取，其中31个有字卜骨样品和8个无字卜骨样品制备成石墨，用AMS法做了14C测量。31个有字卜骨样品的测年数据，有22个在合理的年代范围之内，另外9个明显偏老。8个无字卜骨样品的测年数据，也有2个明显偏老。专门的实验研究表明，偏老的主要原因当是样品受到老碳的污染。

除去分期尚有争议的历组卜骨等，将剩余的15片有字卜骨、6片无字卜骨和2个层位清楚的同期骨样纳入拟合系列，用贝叶斯方法对测得的14C年代数据进行系列样品树轮校正，所得日历年代与既有的商后期年代框架基本一致。

“工程”还对甲骨文中可能的日月食记载进行学科交叉研究，由宾组卜辞中的五次月食，推得武丁在位年代。宾组卜辞五次月食记录的可信性，学术界没有争议。宾组卜辞属武丁到祖庚时期。在3000多年前、在这一不太长的时间范围内，竟有五次月食记录，这是世界天文学史上的奇迹。天文计算表明，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间只有一组年代既符合卜辞干支，又符合月食顺序：癸未夕月食，公元前1201年；甲午夕月食，公元前1198年；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公元前1192年；壬申夕月食，公元前1189年；乙酉夕月食，公元前1181年。

根据《尚书·无逸》，武丁在位59年，由五次月食可大致推定武丁在位的年代：①如果乙酉夕月食当武丁末年，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39—前1181年。②如果壬申夕、乙酉夕月食下延至祖庚，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从甲骨分期看，壬申、乙酉月食放在祖庚世比较好。因武丁在位的年代不会超过公元前1400—前1160的范围，而在此范围内，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只有公元前1192年、1166年两种选择，甲午夕月食最早为公元前1229年，

所以，即使不采用根据新的甲骨分期分类得到的五次月食的顺序，武丁在位的年代范围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商代晚期，商王用五种祭祀方法按固定顺序轮流祭祀先王及其配偶，一个祭祀周期称为一祀，长度约等于一个太阳年，学者称为周祭，有纪时作用。帝辛的周祭材料可靠，依之排出祀谱，可确定帝辛在位年代。利用周祭材料也可排出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连接，确定帝乙在位的可能年代。在周祭系统中，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祀谱有6件青铜器，联系清楚，是商末三王祀谱最有根据的一段。由此排出帝辛元祀到十一祀祀谱，在历法上符合阴阳合历的原则，在周祭上祭祀与季节基本对应，所以应属可信。经研究，这段祀谱二祀正月初一日的干支应是丙辰或丁巳。按照这一特征，再考虑当时岁首和月首的可能情况，得到帝辛元年可能的年代为公元前1085年、1080年、1075年、1060年等。因武王克商之年确定为公元前1046年，而周祭材料中记有廿五祀的青铜器应入帝辛祀谱，没有发现更多的祀数，所以帝辛元年以选在公元前1075年为妥。

商后期王年在《尚书·无逸》中有所叙述，古本《竹书纪年》亦保存两条。后世学者在利用文献推定盘庚迁殷到商亡的总年数时，有275年、273年、253年三说。现已推定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如采用275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20年；如采用273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18年；如采用253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298年。因武丁元年确定为公元前1250年，考虑到盘庚、小辛、小乙一代三王总年数的合理性，以253年说较妥，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298年，今取整为公元前1300年。

大事年表

1.前1600年 成汤建立商朝，都于亳。

2.太甲十年 太甲恢复权力，商朝第一次兴盛。

3.雍己在位时 诸侯不朝，商朝第一次衰落。

4.太戊在位时 商朝第二次复兴。

5.中丁在位时 殷都自亳迁嚣。

6.河亶甲在位时 都城自嚣迁相。多次出征，致使商朝二次衰落。

7.祖乙在位时 都城自相迁邢，商朝三次复兴，卜辞记载曰珥（日全食时看到的太阳表面活动的现象），这是人类关于日珥的首次记录。

8.南庚在位时 都城自庇迁奄。

9.前1312—前1285年 商朝四盛，为商朝的全盛期。

10.前1300年 都城自奄迁殷，彼此未再迁都。

11.前1250年 武丁即位，举傅说为相，商朝大治。

12.前1147年 武乙即位。武乙在位期间，周王季历来朝，周兴起。

13.前1113年 武乙无道，猎于河渭，遭雷而死。文丁即位。

14.前1075年 子辛即位，即纣王。

15.前1046年 周灭商。

相关评论

西方历史学者一般认为，商朝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只是中国传说中的朝代，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历史上夏朝的存在。按照他们所定的历史时代标准，中国的历史时代最多只能从商朝的甲骨文发明（前1556年）算起，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时代最多只有3600年，而不是中国学者所说的4000年（因“信史”（历史时代）的定义是指从有文字发明时起算）。

不过有学者指出陶文可能比甲骨文更早而成为中国最早的文字，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殷墟遗址于20世纪上半叶被发现之前，这些学者同样认为商朝只是一个传说中的王朝，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几乎完全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表，使得商朝的存在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现在已经没有学者再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了，在以前被普遍看作蛮夷之地的非中原地区，如成都、广汉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湖南宁乡的炭河里遗址等出土的文物也证明，在商时期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发达的文明。

这些文明后来皆融入华夏，或被华夏征服，由于没有文字遗留等原因，其事迹大多也不被后人所详知。依据中国正史的记载，自黄帝开国以来的历史，虽至西周年份不详，但世系清晰。司马迁曾言，“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因此，根据他的说法，中国历史自黄帝始，有“上下五千年”之说。

谢选骏指出：夏·商·周的政治核心就是起源于丘与土台的台城。而败落了的丘、土台、台城，则为“墟”。《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说：“卫，颛顼之墟也，故为帝丘。”《左传》襄公九年云：“陶唐氏火正阏伯居商丘。”此外的老丘、蓟丘等，也很著名。这些都城虽以丘为名，但已经不是“基层组织”，而是夏商周的政治核心了。只是在这些都城外围，广布原野之上的、为广大民众所居住的丘，才是作为“基层组织”的“丘”，它作为最小的地域单位，在国家形成后被纳入行政系统，成为最基层的行政组织。

在汉语中，古代以王者受命于天，故称王者易姓，改朝换代为“革命”。比喻指改朝换代，例如：商汤推翻夏朝的行为称为“汤武革命”。《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古代中国人相信上天授权统治者管理天下，乃为“天命”。当统治者失德，不敬天，不法祖，不勤政，不爱民，弄得天怒人怨，天命就要更改，这就叫“革命”，即“革除天命”。革，变革；命，天命。

但是在本书的研究视野中，汤武革命，其实具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影子。

在传说中的夏商之间社会演进，《孟子》有一著名的诠释，可以说明当时的国际关系：

“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篚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孟子·滕文公下》〕

这是一个经典故事：黄河下游有个部落叫商，传说商的祖先是契〔音xiè〕。在尧舜时期，和禹一起治理大洪水。相传夏王统治了四百多年，到了公元前十六世纪，末代夏王桀是暴君，商的首领成汤决心灭夏。他的战略如下：

派人质问相邻部落的首领葛伯，为何不按时祭祀？葛伯回答：“我们穷，没有牲口作祭品。” 汤送了一批牛羊给葛伯作祭品。葛伯把牛羊杀掉吃了，仍不祭祀。汤又派人去责问，葛伯说：“我没有粮食，拿什么来祭祀？”汤又派人帮葛伯耕田，还派人送酒送饭，在半路上，葛伯把酒饭抢走，还杀了一个送饭的小孩。葛伯这样做，激起了大家的公愤。汤以此进行动员，出兵灭葛。接着他连续攻占附近几个部落，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但夏桀却毫无警觉。接下来，商汤停止向夏桀进贡，夏桀大怒，命令九夷〔商属于夷族〕发兵进攻商汤。商汤看到夷族还服从夏桀，立刻向夏桀请罪，恢复了进贡。过了一年，九夷中一些部落逐渐叛离夏朝，汤才决定进攻。汤发布告示《汤誓》宣称：“不是我要叛乱，而是国王作恶多端，神的意旨要我消灭他，我是听从天命！”接着他用赏罚的条例激励士气，终于征服了夏，使商成为王朝。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践“人权高于主权”〔Human right above sovereign〕的范例。

用战国的眼光看，商汤哪里是行仁义呢？几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寻找借口干预内政”，以便颠覆葛国政权。而孟子所批判的梁惠王，正是以典型的战国思路来考虑问题的，所以“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尽心下》〕当弟子公孙丑追问为什么的时候，孟子答说：“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显然，孟子已经超越了时代，他完全忽略不计，战国时代的原则是土地比人命更值钱，为了“保家卫国”可以牺牲千万人命。林“副主席”所谓“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就是指此而说的。但讲究仁义的孟子则完全不同，他甚至从“春秋无义战”的角度怀疑《书经·武成》篇里有关武王伐纣时战况激烈、“血流漂杵”的古史记载，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而无视仁义道德经常是作为胜利者的宣传而载入史册的。

在我们看来，不论真实的历史到底如何，孟子所诠释的历史已经成为文化征服者的范本：“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而在汉朝成书的《伪古文尚书》《商书·仲虺之诰》则据此发展为一种更为系统的政治哲学：

“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显然,少数民族只要合乎上述的“政治正确”，就可以合法地入主中原。

《仲虺之诰》上的“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是对权力中枢的警告；而“殖有礼，覆昏暴”则是权力中枢的功能；“表正万邦，缵禹旧服”更是表彰礼制的天下统治，这是超越民族国家的。

其精髓在“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一节的谋略，这个谋略简单说就是“锄暴安良”，与“远交近攻”相似。

（另起一单页）

第二章

文武周

周朝（前1046年—前256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朝代。周亦为“华夏”一词的创造者与最初指代。但是，周人进军中原、征服殷商、入主中国的时候，其实是少数民族，而且文明相对落后。

周原来是商王朝的一个方国，传说是帝喾的后代。在商初的时候周的公刘在豳（今陕西彬县东北）逐渐发展起来，到周文王和周武王时势力强盛，在牧野之战后灭商，周朝建立，又叫西周。 

周朝共传30代37王，共计约791年，问题在于周朝的建国之年一直无法确认。周朝分为“西周”（前11世纪中期－前771年）与“东周”（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宗周），成王五年营建东都成周洛邑；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平王东迁，定都雒邑（成周），此后周朝的这段时期称为东周。其中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分为“春秋”及“战国”两部分。周朝是先秦中国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王朝，史书常将西周和东周合称为两周。在灭商之前，周部落源自华夏（汉）民族，因为遭到戎、狄等游牧部落的侵扰，周部落的首领古公亶父（亶dǎn）率领周人迁移到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下的平原定居下来。生活于渭河流域（陕西关中地区），其始祖姬弃就是被称为农神的“后稷”，《说文》云“黄帝居姬水，以姬为氏，周人嗣其姓”，语言为上古汉语，文字上仍采用古汉字，在民间记事仍以龟骨和牛骨刻字记事为主，王室则以新兴的锦帛等记事为主。周朝行分封制，周王为“天下共主”。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西周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东周自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56年。周朝共传30代37王，延续约800年时间。 

在灭商之前，周部落生活于渭河流域，其始祖姬弃就是被称为农神的“后稷”。周部落兴盛于周文王姬昌作首领的时候，他的统治使周部落势力强盛，死后他的儿子武王姬发才有条件伐纣灭商而建立周朝。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即位，由叔叔周公旦摄政，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巩固政权，并进行了东征。此后周朝向外扩张长年不断，并对周边的一些国家分封了诸侯国，疆域覆盖了长江、黄河、华北的大部，西部曾到昆仑丘。周厉王时，周朝的统治开始衰落。西周厉王十分残暴，将原来国人（平民）可以自由利用的山林川泽收归国有，禁止国人利用。国人对此强烈不满，怒骂谴责，沸沸扬扬。周厉王遂命卫国神巫监视国人。公元前841年，终于爆发了国人暴动。国人冲进王宫，厉王仓皇逃走，逃到彘（今山西霍州市）。厉王奔彘以后，朝政由周公、召公共周文王像同执掌政权，史称“共和执政”。 

关于“共和执政”，还有另一说法，即厉王奔走后，朝中大臣就公推共和伯代行天子之职。因其名叫“共和”，爵位为伯，故称其当政期间为“共和执政”。 

对于以上两种说法，史书上都有记载，前者见于《竹书纪年》，后者仅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从可信度来说，《竹书纪年》较为确切。同时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共和执政”结束以后，宣王即位，周宣王采取了明智的政策改善统治，在对外征讨和开拓疆域上接连取得胜利，出现了历史上称之为“宣王中兴”的时期。公元前781年，周幽王即位，宠幸妃子褒姒，同时用人不当，加上各种天灾人祸，民怨沸腾，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第二年，周平王即位，将都城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周开始。平王东迁之后的周王室大权旁落，诸侯纷争加剧，进入了列国征战的春秋战国时期。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周朝的统治很有特点，主要有四大制度：封建制、宗法制、井田制与礼乐制，对以后的社会有很大影响。 

周朝享国约800年，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可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西周建都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到公元前771年结束。第二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开始了东周的历史。周朝各诸侯国的统治范围包括今黄河、长江流域和东北、华北的大部。

西周的政权也成体系，辅佐周王的是三公：太师、太傅和太保，而负责具体事务的是太宰。周公即以太师兼任太宰，总揽天下政务。其下有司徒、司马和司空等卿士，分管各项事务，官员基本上都是贵族，而且是世袭制，同时赋予他们各项特权。这就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表述的等级制和特权制。 

西周后期社会矛盾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对土地以及政权的争夺，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国人暴动动摇了西周统治的基础，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杀死，西周灭亡了。

西周建立

周原是商王朝统治下的一个方国，传说是帝喾的后裔，属于姬姓之族。到虞夏之际，其祖先弃定居在邰（陕西武功县西南）。周弃在这里，继承和发展了种植“百谷百蔬”的经验，对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称为“后稷”。 

到夏代后期，夏王朝的统治力量逐渐削弱，西北的游牧部落不断南下侵扰，周人的生产和生活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于是不得不北迁到泾水中游一带。 

周经历了好几代，大约在商初，公刘在豳（陕西彬县东北）才又发展起来。

古公亶父

公刘在豳，扩大耕地，整治农田，生产蒸蒸日上，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繁庶兴旺之邦。接着，就扩充武力，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他们涉过渭水采掘矿石，改进生产工具和武器。公刘时期为后来周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公刘再经七八代，到高圉、亚圉时代，大约正当商王武丁前后，周已发展成为殷西的大邦。由亚圉再传两传，就是古公亶父。 

古公亶父由豳南迁到岐山之阳，即所谓“周原”。古公亶父在这里兴建城邑，疆理田地，很快就使岐周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周人强大

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军事力量也很快增强。散居在岐山西北一带的混夷、西戎诸部落，都被击败逃走；附近的一些小邦，也纷纷归服。古公亶父在岐周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强大势力，开始了“翦商”事业。 

近年在周原的考古发掘，清理出早周的宗庙建筑遗址，出土有克商以前的甲骨一万数千片，还有陶瓷器、铜器和玉石器等重要文物。这些遗迹遗物，初步揭示了岐周的实际情况。 

太王之后，由幼子季历继位，即“王季”。王季展开对西北诸戎部落的进攻，先后取得很大的胜利，成为西方强大的方伯之国。

势力扩张

周人势力的迅速发展，加剧了与商王朝的矛盾。商王文丁竟杀死季历。季历死，子昌继立，是为周文王。文王时基本上完成了“翦商”的准备事业。 

周文王时，扩大了西边的疆土，巩固了后方，然后全力向东方发展。周文王先在泾渭之间建立毕邑（陕西咸阳北阪），接着就渡过渭水，灭掉亲商的崇国（陕西户县东）。不久，就在沣水西岸建立丰邑，由岐周迁都于此。关中平原全部为周所有，号称为“西伯”。 

周人据有关中平原，河东地区的众多小国纷纷归附。从此，周人就沿河东出河南和河内，直接威胁到殷都。 

周原卜辞有伐蜀、征巢、楚子来告等记录，说明周人的势力东方达到江淮之间，南及江汉，西南入于巴蜀。南方的大部分邦国和少数民族部落大都归服于周。 

周在表面上虽仍然保持臣服于商王朝的关系。但是周、商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商王纣一度把周文王囚禁起来。后因商王朝要全力对付东夷，为了稳定后方，又把他释放了。

武王伐纣

周文王死后，子发继位，是为武王。周武王即位时，商王朝内外交困，由周代商而王天下的形势已经形成。 

武王九年，大会诸侯于孟津。在大会上，周武王举行了誓师的仪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从此，众多的诸侯都听从周的指挥，灭商已有充分的把握。 

在孟津之会以后不满两年，周武王便兴兵伐商。他亲自率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还有各地的诸侯军旅和众多南方的部落军队。大军从孟津渡河，沿河向东进军。 

周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日清晨到达殷郊牧野（约在河南汲县境）。商王纣仓忙出兵应战，被迫从军的人，一到阵前便倒戈起义，引导周军攻入朝歌，纣见大势已去，自焚而死，商亡。这一年大约是公元前1057年。 

周的统一

周武王攻克殷都，又分兵四出，基本上控制了商王朝统治的主要地区。同年四月，便胜利班师，回到镐京，正式建立了周王朝。 

武王班师时，封纣子武庚于殷，统率殷商遗民。以弟管叔、蔡叔和霍叔领兵驻守在殷都周围，就近监视，号称为“三监”。 

克殷后二年，武王病死，子成王诵继位。武王弟周公辅政。管叔、蔡叔和霍叔对周公不满，武庚见有机可乘，便拉拢管叔、蔡叔，又联合东方的徐、奄、薄姑等部，起兵反周。周公立即亲领大军东征，先诛灭了武庚，又杀死管叔，流放蔡叔。再相继平定了东方诸国。经过这次战争，周的统一事业才告完成。 

周初分封

东征结束后，周公按原来的计划，在东方修建洛邑（河南洛阳市东），以加强对东方的监督。又在洛邑以西修建王城（洛阳市内），以军队八师驻守，作为朝会东方诸侯的东都。 

于是，西起岐阳，东到圃田，所有渭、泾、河、洛地带，都成为周的王畿。关中的镐京被称为“宗周”；东都王城被称为“成周”。 

周公为了加强对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便实行大分封，以作为王室的屏藩。首先，对于殷都旧地，以朝歌为中心，封给武王弟康叔，建立卫国。

七十一国

东方以商丘为中心的商代宗邑，分封给旧殷贵族中反对纣王的微子启，称为宋公，使他保持商人的宗祀。 

周公自己受封以今天山东曲阜为中心的鲁国，命长子伯禽前往。受封时，又分有“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具备有周王室的各种文物制度。鲁国成为代表王室镇抚东方的大国。 

在海、岱之间的薄姑故地，由师尚父受封，在营丘（山东临淄北）建立齐国。对于违抗王室的侯伯之国，齐国有征伐的特权。 

河东地区，是北通太原防御群翟部落内侵的前哨。为了加强镇守，封成王同母弟叔虞于唐国故地，建立晋国。 

据荀子说，周初分封了七十一国，姬姓之国共有五十三个，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而在姬姓之国中，属于文王诸子的有十六国；属于武王之子的有四国；属于周公后裔的有六国。这些封国大小不等，有的是畿内的采邑。它们广泛地分布在中原地区内，与众多的旧国错杂在一起，这就直接加强了周王室的统治力量。 

四方统治

周王室除了加强广大“东土”的统治之外，又扩展了它的“北土”和“南土”。在北方，为了加强控制燕山南北和辽西一带的戎翟部落，周王封召公奭于蓟（北京市西南），建立燕国。 

在南方，为了加强对巴、濮、楚、邓等部的控制，在淮水上游建有蒋、息等同姓国，在唐、白河流域建有申、吕等姜姓国，还在淮、汉之间建有“汉阳诸姬”，在大江下游的江东地区，在文王以前，就有太王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渡江南下，在太湖沿岸建立吴国。 

在周王朝统治下，还有大量的旧国。仍然保持原来的地位不变。

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是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起来的，由它构成了贵族的等级阶梯，形成为中国社会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到了西周时期，这一制度得到充分的发展，达到完备的程度。 

依据宗法制度的组织形式，周王既是普天之下最高的统治者，又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即最大的族长。他既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庙的祭祀。 

天子的宗庙，祭祀自始祖以来的历代祖先，是全国规模最大、地位最高的祭祀祖先场所，称为“太庙”。历代祖先，以始祖为中心，按昭穆排列，都有一定的地位，只有天子才有这种祭祀列祖列宗的特权。

宗法关系

历代的周天子应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天下“大宗”的地位。其他诸子有的受封为诸侯，有的在畿内分得采邑，在王室担任官尹，称为别子。他们分别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宗庙和相应的政权机构，分成若干新的别宗，各有自己的“氏”号，受封的别子成为这些别宗的始祖，其爵位和封地亦由嫡长子继承。这些别宗的宗子，对周天子而言，他们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宗族内，则为族长，就是“大宗”。 

在诸侯国内，国君又分封自己的兄弟以采邑，建立卿大夫之家。这些卿大夫在自己的封邑内立有家庙，统率自己的家族，对国君而言，他们又是诸侯国内的“小宗”。 

卿大夫以下，还可分出他们的家属，建立各自的父权家长制家庭。这种家庭各有一定的田地，家长就是士。所有的士都要尊奉所属家族的卿大夫为宗子。 

士以下，就是各级宗子的比较疏远的宗族成员，他们就成了一般的平民。

“尊祖”“敬宗”

这种层层的相属宗法关系，使族权和政权合一。于是，“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贵族的等级制度，就是依据这种宗法关系来确立的。这样就形成了国家的体制。 

由于国家体制与贵族的宗法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各级贵族必须十分重视这种宗法关系，尊奉他们共同的祖先，树立牢固的“尊祖”观念。而直接继承祖宗的事业，代表全族最大利益的，就是周王室这个全国最大的“大宗”和周王这个地位最高的“宗子”。 

各级“小宗”都必须结合在周王的周围，对周王无限的崇敬。等而下之，其他各级宗族成员，都要以各级“宗子”为核心，表示“尊祖”和“敬宗”。因此，“尊祖”和“敬宗”，就成了维护宗法制度的基本信条。

宗法关系延伸

以周王为首的姬姓贵族，在整个贵族阶级中占居首要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排斥异姓贵族。一方面，宗法制度的原则，通行于所有的百姓贵族；同时，在姬姓贵族与异姓贵族之间，还要通过婚姻关系，结成亲戚之国，用以加强联系。这种通婚关系，是对宗法关系的补充。 

依据宗法制度的嫡庶、长幼、亲疏等项关系，确定贵族的贵贱、大小、上下各种等级区别。这些等级区别，形成为制度的各种名分。按照名分，也确立了伦理规范和礼法制度。 

国家机构

周王是国家的最高代表。在周王左右的重要辅佐人物，有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为“三公”或“师保”。如周文王、武王时的重要谋臣太公望，就被尊称为“师尚父”。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共同辅政。一直到康王时，召公还担任太保。师保统辖诸侯百官以奉侍周王，在政治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与师保地位相当，而直接辅佐周王管理政事的官职，是太宰。成王时，周公以太师而兼为太宰，“相王室，以尹天下”。太宰拥有总揽政务的大权，是政府中的首脑。 

太宰以下，有众多的卿士，其中比较重要的政务官，仍然是司徒、司马、司寇、司空等诸有司。司徒除管土地的垦辟、井田的划分和有关耕作等事外，还要管理诸侯封疆的划定和军旅事宜。司马负责征收军赋、管理战车以及驾车马匹等军政事宜。司寇掌握刑法。司空负责管理百工以及兴建土木、水利等工程。他们还有很多的僚属，分管各项具体事务，由中下级贵族担任，构成相当庞大的统治机构。

官吏体系

周代的神职官吏在政权机构中大为削弱。一切有关丧葬、祭祀、占卜以及文化教育等事，在《周礼》中都属于掌礼机构管理，司巫在这一机构中地位是较低的。史官的地位，则有了很大的提高。 

太史不仅掌管天文历法的观测制订，文献典籍的收藏整理和教育贵族子弟等有关文教方面的工作，而且熟悉国家的政令典则，常在周王左右以备咨询。内史为周王起草诏令，出纳王命，成为王室近臣。另外，还有小史、外史等官职。 

周王朝的大小官职，有很多是世代相承的，这样就形成了“世卿世禄”的局面。同时，还出现了不少以官职为氏号的家族。

西周军队

周王室保持了庞大的军旅。这种军旅，用于宿卫宗周的有六师，称为“西六师”；在成周镇慑东方诸侯的有八师，称为“成周八师”。共十四师，达十四万人以上。分封的诸侯国，都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大国一般不超过三军，小国也有一军。 

诸侯国的军队，周王都能调遣，实际上也属于整个周王朝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西周的军队，名义上是由周王直接指挥和调遣，重大的征伐，周王常亲自率兵出征。如果周王不亲自出征，则指派重要的卿士统率中军，作为全军的指挥者。 

军队的组成，以战车为单位，一辆战车谓之一乘。各级军官，由地位与之相应的贵族担任。最基层的甲士，则由最低级的贵族和平民充任。罪犯则在军队中服杂役。

西周刑罚

西周在《禹刑》和《汤刑》的基础上，制定了《九刑》。《九刑》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于严厉惩治那些所谓“盗”、“贼”的行为，维护制度的基本法则和贵族的根本利益。据《尚书·吕刑》所记，周代的刑罚，有墨（脸上刺字涂青）、劓（割鼻）、刖（断足）、宫（男去势，女禁锢）、大辟（斩首）五刑。此外，还有鞭刑和流放。判处五刑的律条，共有三千条。法网严密，远远超过了前代。 

贵族犯法，往往可以获得特赦，即使按律判刑，又可以“赎刑”。如墨刑罚一百锾（一锾为六两铜），劓刑罚二百锾等等，即可免刑。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对诸侯控制的加强

西周时期的诸侯国，也和过去一祥，都仿照王室的体制，建立地方性的政治机构，组建武装和监狱。但是组织规模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都有一定的限制。 

西周时期，王室对于诸侯有很大的权威。诸侯国君要定期朝见周王，要定时定制向王室缴纳军赋和贡税，朝觐时还要贡献特定礼物。周王可以随时征调各国的军队，被征调的国君要随同周王出征。王室要兴建宫室或其他重大工程，各国要提供劳役。王室的重大祭祀，诸侯国君要亲自前往助祭；周王有死丧、嫁娶和出巡，各国都有特定的义务。如果不遵守王命或违反规定，周王可以削减他们的爵位，另立国君，乃至废除封地。 

距离中原地区较远的邦国或少数民族部落，也要定期入朝，不过时间隔得较长一些，数量和次数也少一些，如南方的楚国只是按时贡献用于祭奠灌滤的“包茅”。它们都与周王朝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都是周王朝的臣属之邦。 

耕作方式

首先表现在出现了一些比较锐利的农具，当时一些有关农事的诗篇，都是说用比较锋利的耜在“南亩”中开展耕作。这些专用农具都是比较锋利的，当是金属制造的。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铁制农器的使用始于西周是可能的。 

西周时期，盛行耦耕，即二人为一组，合力而耕。这样，既较省力，动作又快，当是耕作方法的一个进步。 

金属农具的应用和耦耕的推广，使开垦荒地的规模越来越大了。“千耦其耘”的诗句，反映了成千上万的人大规模耦耕的景象。

技术进步

当时人们不仅能进行深耕、熟耘，而且也能使用绿肥和制造堆肥。“荼寥朽止，黍稷茂止”，就是把田间耨锄的荼寥和杂草沤作绿肥，使黍稷等作物生长得更为茂盛。用火化、土化等方法制成的堆肥，也是常用的肥料。此外，对防治虫害也非常注意。 

由于耕作技术的进步，西周时期的农作物，如稻、粱、粟、麦、菽、稷以及桑、麻、瓜、果之属，品种和产量都有了增加。《诗经》里保存着一些喜庆丰收的诗句。

井田制发展

井田制度是国家的经济基础，体现了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部分。它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在西周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周天子在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者，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以天下宗主身份，将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新旧诸侯，诸侯国的国君在封地范围内又有最高的权力。 

在诸侯国君的统辖范围内，再将部分可耕地建立采邑，分封给卿大夫，形成卿大夫之家；各卿大夫之家，再将所属范围内的土地分封给士。这样，各级贵族各自成为所受分地的实际占有者。他们世代相承，役使公社社员耕作，形成层层相属大小不等比较稳定的经济单位。

井田的疆理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国家的垦田是有限度的，主要集中在一些都邑的周围。特别是王都和诸侯国都的近郊，比较好的熟田大都集中在这里。这些良田，都是经过精心的疆理，按正南北和正东西的方向，有纵横交错的大小道路和灌溉沟渠，整治成十分方正的大小相连的方块田，这就是标准的井田。 

井田的疆理，一般是以每一方块为一百亩（约合今三十一亩多），作为一个耕作的单位，称为一田。纵横相连的九田合为一井，面积约为一平方里。十井称为一成，百井称为一同。也有以一田为一夫，十夫为一井，再以百夫、千夫作为计算大田的单位的。 

关于田地疆理，一定要考察土宜，使能充分发挥地利，而不能拘泥于一定的格式。如对郊外比较荒野的地区，在那一带开垦不久的一些田地，就应当依据土地的肥瘠和整治的程度，进行合理的休耕轮作，要实行定期分配制度。

耕作庶民

耕作井田的农夫，仍然笼统地称为“庶人”或者“庶民”。民，也作氓。奠（甸）是管理耕作的人，氓和庶人都是耕作的公社社员。这些耕作的公社社员都以夫计，周王在分封诸侯和赏赐臣下时，是把这种耕作的公社社员成批地作为物品赐予的。 

属于那些卿大夫之家的采邑，规模比王室或公室的“国中”当然要小得多。为他们所有的“庶民”，其家室往往都集中在这些“公子”的邑里。这些“庶民”，长年在田间劳作，到秋收完毕，才能与妻儿一同过冬。在过冬时，他们还要为“公子”田猎，剥制兽皮，酿造春酒，收藏冰块以及从事其他各种劳役。他们的妻女同样是“公子”的公社社员，要为“公子”进行采桑、养蚕、织帛、缝制衣裳等劳作。 

一般贵族，除了按等级各有封地之外，其中有在王室或公室担任比较重要的官职的，还要在“国中”的田地里“分田制禄”，即按职位分得一定量的田地作为俸禄。卿大夫之家都要向公室缴纳贡税，而贡税的征收，大致是收获量的十分之一。

私田（自留地）

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贵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经王室或公室的特许，是不得随意买卖转让，即“田里不鬻”，因而称为“公田”。 

西周中晚期以后，在“公田”之外，一些贵族又往往驱迫公社社员开垦荒地，增加份外的田地，有时王室也常将一些未垦辟的荒地或者山林随意赏赐给下级贵族。这些田地，不属于“公田”，不征贡税，实际承认为他们所私有，称为“私田”。 

西周时期也有不少的自耕农民。他们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大都在所属宗子的居邑附近，拥有一小块耕地，过着比较独立的经济生活。但是他们也要向宗子缴纳一定的贡物和服一定的劳役，对宗子也存在一定的依附性。他们也被称为“庶人”，或者“小人”。还有一些逃亡的公社社员，逐渐脱离了贵族的羁绊，变成了民工，取得了自由民的身份。

手工业发展

手工业技术的提高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私需要的浩繁，周王朝很重视手工业生产。周王室和诸侯公室都拥有各种手工业作坊，有众多的具有专门技艺的工匠，号称为“百工”。这些作坊和工匠，都由官府管理，所谓“工商食官”。 

西周时期，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都有比较显著的进步。 

青铜器铸造仍然是手工业生产的重要部门。西周初年铸造的青铜器，其形制、纹饰和品种和商末大致相似。康王以后，才逐渐推陈出新，表现出一些新的风格和特色。 

西周青铜器铸造的地域分布，比商代要广泛得多。周王室和诸侯公室，乃至一般贵族，都拥有规模大小不等的铜器铸造作坊，乃至影响到比较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因此，这个时期的青铜器，既有共同的风格，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某些地方性的特色。

青铜器发展

西周青铜器的数量远远超过商代。历代出土的西周青铜礼器、用具、兵器、工具、饰物，数以千计，近年更有成批的出土。 

如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出土一批青铜器，达60件，其中的利簋的铭文载录了武王伐纣的事，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同年12月又在扶风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内有微史家族的青铜器103件。 

西周青铜器的类型比商代有了显著变化。有些商代常见的器物，如酒器中的方彝、卣、觚、爵等，逐渐减少或绝灭，新器物又不断出现，如乐器中的钟，兵器中的戟、剑等。器物纹饰从繁缛趋于简易，逐渐减少了过去所带有的神秘色彩，器壁也从厚重而趋于轻巧。

其他手工业发展

陶瓷器的制作，西周时期有突出的发展。在陕西岐山、长安，河南浚县、洛阳和江苏丹徒等地的西周遗址和墓葬中，都发现了原始瓷器，有簋、豆、罐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徽屯溪西周墓出土的原始瓷器，有碗、盂、豆、尊、盘等，数量和种类都超过前代。这些原始瓷器，基本上达到了成熟的程度，是中国瓷器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 

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岐周宗庙遗址中发现有少量带有瓦钉或瓦环的绳纹瓦，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瓦。当时的屋瓦还只用于屋脊和天沟。到西周中期，屋顶已全部铺瓦，有板瓦、筒瓦，并逐渐有了瓦当。这是建筑技术的一个重大进步。 

西周时期车辆的制造，形制更为精巧，种类也有增多。车的部件和马的佩饰有几十种名目。制造一辆车，要有多种熟练工匠的密切协作，构成了综合性的手工业。 

玉器的应用，在贵族中更为普遍了。不仅用作华丽的装饰，而且成为典礼中的礼器，如圭、璧等的制作都很精美，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当时，还有比较发达的煤玉雕刻。

商业发展

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商业由国家垄断，在较大的都邑中都出现了市场，有管理市场的“质人”。交易的商品，除了比较珍贵的“宝货”和兵器、牛马、丝帛等各种物资外，还有公社社员。公社社员的价格，据铭文所记，五名公社社员才值“匹马束丝”。 

在商业交换中，主要的货币仍是以朋为计算单位的贝。铜也被用作交换手段。铜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同时担负着货币的职能，后来就发展为铸造铜币。 

民间的贸易活动，也在城邑内外展开，但一般数量较小，大都以物易物，相互交换一些日用必需品。“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诗句，反映了一般自由民以家庭手工业产品相交换的情景。

科学思维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在西周宗教思想还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也产生了一些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因素。《尚书·洪范》把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称为“五行”。这五种基本物质，是中国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发生较早的物质基础。五行观念也就是中国较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 

《周易》本来是关于占卜的记录，但它从当时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来解释占卜的卦爻，因而也含有一些比较科学的思想因素。所谓八卦，即从自然界中选取了天、地、雷、火、风、泽、水、山八种自然物，作为生成万物的根源，而天、地二者又是总根源，这就是关于万物生成的一种十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 

《周易》把世界上千变万化复杂纷纭的事物抽象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认为世界就是由于这一对具有对抗性的势力交感而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而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又有它自身的历史过程，当它发展到一定的极限，就会发生物极必反的现象，转化到它的对立面去。这又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些萌芽的科学思维，对后世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西周金文

西周流传下来的甲骨文与青铜铭文，与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时期出土的器物较多，铭文的篇幅也较长，所以成为金文的主要部分。 

容庚《金文编》收录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土的铜器铭文近3000个单字，近数十年间又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铜器，又增加了不少金文新字。这就说明西周时期是中国古文字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世传周太史籀作大篆，经过长期流传下来的籀文，在书法上与金文或有某些不同之处，但在当时是一般比较通行的文字，与铭刻在器物上的金文是一致的。 

西周金文一般有较长的篇幅，如毛公鼎近500字，记述了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史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临潼出土的记武王伐商的利簋，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卫诸器等器，都载有铭文，更加丰富了关于西周社会历史研究的内容。

西周诗文

现存《尚书》中的《周书》和《逸周书》等，就是经过后人选编而保存下来的西周文献典籍的一部分。这些篇章是当时的重要历史文献，文章结构复杂，文辞简练，表现了当时严谨的文风。 

《诗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有西周的诗歌三百余篇。其中的《周颂》、《大雅》、《小雅》和《国风》中《周南》、《召南》以及其他部分篇章，是西周时期的作品。 

这些篇章，有的是王室用于庙堂的颂歌，有的是贵族们的欢乐和怨尤声，而国风中的大部分篇章是下层庶民的真情流露和对贵族统治者的愤怒控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面貌。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文化进步的重要表现。 

十五国风

十五国风是十五种地方性的民歌，各有不同特点的声调和风格。 

雅与颂，也各有不同的格律，都能配乐歌唱，组成一定的乐章。这些乐章是国家制定的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相当广泛。不仅国家的祭祀、朝会等重大典礼，需要有繁缛的舞乐；而且在一般贵族的社交宴享之中，也要应酬演唱一定的乐章。 

所以，在当时的贵族教育中，对诗与音乐都非常重视，这对文学与艺术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音乐发展

西周音乐的发展，表现在乐器种类的增多和音乐理论的发展。 

当时的乐器除编钟、编磐和大小不同的鼓等打击乐器之外，像琴、瑟等弦乐器，笙、竽等管乐器，也都出现。所谓金、石、丝、竹、瓠、革之音，大都齐备。 

乐器增多，必须注意演奏的和谐，音律的理论也随之有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古代有宫、商、角、徵、羽五声，即五个音阶。后来发展为十二律，分为六律六吕。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律吕学。

数学发展

周代很重视贵族子弟的教育，从幼童开始，就要教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号称为“六艺”。 

数学是其中的一门，可见有关数学的知识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周髀算经》开头所举的“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传说是周公提出的，当然是假托，但在西周时期开始萌芽了这一算法，则是可能的。

天文学发展

西周时，天文学家观测恒星，在黄道带和赤道带的两侧，确定了28个星座作为标志，称为二十八宿。依据这些星座，来确定天体的位置和许多天象，如日、月食等发生的位置。由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便可知道一年的季节，这比观测昏旦星象以观察太阳所在位置而定季节的方法要精确。这是古代天文学的一大进步。 

关于日食的观测，《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明确的记载。这次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776年9月6日。这是中国最早的以日月合朔为一月开端的记录。 

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仪器是用以观测日影的土圭，而最早装置圭表的观测台是周初在阳城建立的周公测景（影）台（遗迹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表高八尺，圭是与表相连的座子。太阳照射表的影子落在圭上，夏至之日正午投影最短，冬至的日影则最长。利用土圭观测日影，就能比较正确地测定出太阳年的长度。

地理学发展

由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地图在西周时期已经广泛应用。如周公在选定洛邑城址时，就事先绘制地图。 

《周礼》大司马的属官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大司徒的属官有土训“掌道（解释）地图以诏地事”，等等。 

这些专职官吏各有专用的地图，说明地图的绘制已经相当发达。

医药学发展

西周时期，医药学业有所发展。《周礼》有医师“掌医之政令”，有食医、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等中国最早的医学分科的文献记载。 

关于治疗疾病的医学理论，提出了“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眡（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观察五官和大小便的变化），参之以九藏之动（观察内脏的活动）”。 

有关中医的理论基础，在此已经初步形成。同时，还提出要注意饮食和清洁卫生，有了预防疾病的初步观念。这些都反映了西周时期医学的发展。

社会矛盾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　西周王朝经文、武时期的创建，到成、康时期趋于稳定，在这前后近百年间，是公社社员制度发展的极盛时期。但存在于这个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也在不断增长。从昭、穆两代开始，各种矛盾的发展日趋尖锐，不但削弱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力量，而且使公社社员制度不断遭到破坏，国家从此走向了衰落的道路。 

成、康以后，由于社会发展形势的转折，首先就在贵族内部发生了比较急剧的升降起伏现象。如在昭、穆两代，就有一部分原来地位较高的贵族，由于醉心于掠夺战争，不注意农业生产的经营，结果家道逐渐趋于衰落。 

与此同时，一部分地位较低的或者后起的新贵族，他们锐意经营农业，设法招徕流散的公社社员和贫苦的自耕农民，千方百计扩大耕地，形成新的暴发户。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如政治上的升降等等。这样，就在贵族集团内部引起了兴衰浮沉不定的波动，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等级制度瓦解

在贵族之间兴衰起伏不定的情况下，有些趋于衰败的旧贵族，为了维持生计，往往将自己的田地出租或者作价转让给一些新的暴发户。这对国家土地所有制来说，开始造成严重的破坏。 

由于贵族之间及其上下等级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贵族中的诉讼纠纷不断增多，这又直接冲击等级制度。这种现象，终西周之世不断发生，这也是等级制度不断遭到破坏的表现。 

在贵族内部，长期以来，不停顿地起伏升降，到了西周后期，失势的旧贵族越来越多。他们的土地大都被兼并了，公社社员也几乎被抢光了，地位一落千丈。他们怀着强烈的怨愤情绪，被迫下降到一般的国人行列中。 

在贵族的等级阶梯中，士是最低层。他们一般只有少量的土地和少数的劳动人手，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要自己亲身参加劳动，才能维持一家生计，但是他们既要充当国家机关的小吏，又是国家军队的武士。在繁重的兵役负担情况下，荒芜了田地，影响到家人生计。他们中的许多人因负担过重，沦于穷困的境地。所以，他们也经常发出怨言。 

周边各部矛盾加剧

从西周中期开始，部分地方势力和少数民族也不断兴盛起来。它们和周王室的矛盾逐渐加剧，不断发生军事冲突。 

与周王室发生军事冲突较早的，是南方的荆楚。周武王灭商后，为了加强对江汉地区的控制，在淮、汉之间分封了一些姬姓的诸侯国。周初，楚国慑于周王朝统治力量的强大，也表示臣服，定期向王室进贡“包茅”等物。 

成、康以后，楚国的势力日趋壮大，与周王室的冲突不断加剧。周昭王十六年，第一次由昭王亲自领兵伐楚，取得了胜利。到十九年下半年，又第二次出征。在渡汉水时，昭王坐上胶粘结的船只，船到中流解体，昭王落水淹死，周军大部丧亡。经过这次严重的挫败，周王室失去了控制南方的力量，楚国便在江汉地区不断地发展起来。 

西北地区的犬戎诸部，周初以来，常来宗周朝贡。到穆王时，他们的势力也强大起来，有时还侵扰到宗周附近。穆王亲自领兵西征，但西征的结果，只取得四白狼、四白鹿而归。从此西周王朝与犬戎诸部的矛盾也就不断加剧。 

正当周穆王西征犬戎的时候，东南地区淮、泗之间的徐奄诸部又乘机发动叛乱。周穆王联合楚国才打败了徐奄诸部，但自己损失也很大，降低了对东方的控制力量。

人民反抗

在贵族的残酷压榨下，广大公社社员群众过着“无衣无褐”、饥寒交迫的生活，而暴虐的人殉、酷刑更使他们朝不保夕。于是逃亡现象相当普遍。 

很多反抗者往往群聚在山林湖泽之中，结成小股，开展武装斗争，而被呼之为“盗”。说明公社社员的反抗斗争，已经发展成为小股的武装起义。

国人组成

西周中期以来，周王朝逐渐趋于衰落。到周厉王时期，由于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又爆发了国人暴动。 

所谓“国人”，是指居住在“国中”的群众，其中以平民为主。这些平民，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他们聚居在国中，成为“国人”的基本群众。 

同时，由于贵族内部的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失势的贵族和贫困的士，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也在国中与一般平民杂处，成为“国人”的组成部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又加重了平民对当权者的憎恨。 

另外，在“国人”中还有百工、商贾以及其他一些居于社会下层的群众。

国人暴动

周厉王是一个贪婪暴戾的统治者。他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等人，垄断山林川泽的一切收益，不让平民前往采樵渔猎，断绝了他们的生计。 

同时，他还任意兴师动众，多次对外发动战争，都以失败告终，这又给平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他的横征暴敛，虐待人民的暴行，激起了广大国人的愤慨，出现了“国人谤王”的情况。周厉王却迷信卫巫，要靠巫术“监谤”，想以严密监视和屠杀来制止人民的议论。 

国人敢怒而不敢言，在路途相遇，相互以目光表达各自的愤怒情绪。邵穆公警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周厉王仍继续倒行逆施。不到三年，广大的国人群众实在无法忍受了，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群众暴动。 

共和行政

这次暴动，以聚居在宗周的“国人”为主。包括工匠、胥徒和宿卫王宫的军卒，他们同愤怒的国人一齐进攻王宫。另外，四方的人民也纷纷起义。周厉王狼狈逃出王宫，在国人的追逐之下，渡过黄河，一直逃奔到彘（山西霍县东北）。太子静躲藏在召公家，被国人包围，召公只得将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交给国人杀死，才保存了太子的性命。 

国人暴动发生后，宗周一片混乱。于是召公、周公临时主持政事，收拾残局，号称“共和行政”（一说由国人共推诸侯共伯和执掌王政）。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现存史料中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这次暴动不仅赶走了周厉王，而且动摇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它的崩溃过程。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周厉王死，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 

宣王统治

周宣王即位之后，由于统治力量的削弱，对周边各部和一些地方势力更难以控制。 

当时，对周王朝威胁最大的，是黄土高原上群翟部落中的猃狁。他们深入到关中，直接威胁到镐京。他们掠夺财物，杀害人民，给渭泾一带的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面临着如此严重的情况，周宣王不得不集中力量对付。他一方面派南仲驻兵朔方，加强防守力量；同时又派尹吉甫领兵北伐，深入到太原，取得了较大的胜利。猃狁遭到打击，向北逃去，周王室所受的威胁暂时解除了。

宣王中兴

周宣王在战胜西北强敌之后，又派方叔带兵南征荆楚，也取得一些胜利。又用武力迫使南淮夷进献贡物，暂时控制了东南地区。在宗周以西，以秦仲为大夫，命他西征西戎，结果为西戎所杀。又召秦仲之子庄公兄弟五人，给了他们七千人的兵力再伐西戎，周宣王才勉强取得胜利。 

周宣王用武力取得一些胜利，被后来的史家誉之为“中兴”。其实，这些胜利不但没有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反而暴露了统治力量的虚弱。此后，便常常遭到失败。特别是伐姜氏之戎，他调去的“南国之师”全军覆没。周王朝已经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险。

群众反抗

宣王时期，整个公社社员制度都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随着王室衰微，诸侯国对王室的离心倾向不断加重。周宣王违反嫡长子继承制度，强迫鲁国立武公的少子为太子。不久继立为国君，引起鲁国的内乱。他又出兵伐鲁，另立鲁孝公，更引起诸侯的不满，“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 

长期的战争，人力物力损耗殆尽，兵源枯竭。后来，周宣王便采用暴力手段，在黄土高原大肆地搜捕逃亡者。这更激起了群众的反抗斗争，加速了周王朝统治的灭亡。 

西周灭亡

周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公元前827年—前782年）。周宣王死后，子宫涅继立，是为幽王。幽王初立时，宗周社会动荡不安，关中又连续发生强烈的地震，于是就有人惊呼：“周将亡矣！” 

周幽王却以“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卿士，引起国人极大的怨愤。他又宠爱褒姒，废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皇后，以褒姒子伯服为太子。朝政混乱，诸侯叛离。申后是申侯的女儿，申侯联合戎人等部，于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发兵进攻宗周。幽王逃走，被犬戎杀死于骊山之下。宗周被戎人摧毁，西周灭亡。 

西周王朝从公元前11世纪中武王克商开始，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死于骊山之下，前后共历十二王，约280余年。

文化特征

周人在周原建国时，同时也形成了具有很大包容特征性的文化体系周文化，他们和商人的关系是并存的，可是他的势力不如商人大，国家不如商人大，人口不如商人多，但是他的文化有接受商人的影响，也有保存自己固有独特的色彩，同时还接受了草原的影响以及西边羌人的影响，它本身就是很有包容性的混合体。他以这种混合体的特点，在打败商人以后，由于人少，要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是很困难的，所以就建立了许多驻防的点，每个驻防的点到后来都变成了一个国家；从考古学上看最显著的一个驻防点就是在今天北京附近的燕国所在地，从这里看得清清楚楚，里面有商人文化的地盘，有周人文化的地盘，也有土著民族文化的地盘，三者共存；由此可见周人又采取了所谓包容性极强的政策，对于旧日的敌人商人，采取尊敬、合作的态度，对于土著也采取合作、共存的态度，这种精神是很了不起的。 

周人是同姓不婚的民族，它以通婚的方式和其他的族群联合在一起，同时以包容的方式来共存，不仅在燕国的地点如此，即使在长江边靠近下游的当涂县所出现的遗址也有同样的现象。这种包容性极强的情况使得周人可以继承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的传统，那个传统就是从一个交流混合体里面构成的共同体系，它在周人身上得到延续。 

那么，周人为什么要用“华夏”称呼自己呢？可能在古代“华”和“夏”两个字是同一发音，读急了变成一个字，慢读了就变成两个字，说实话，梧溪人到现在对这两个字还是分不清，如果要他们念的话，这两个字的发音是完全一样的。“华夏”变成周人用来称呼整个的族群，不过他并不叫它“周”，因为他承认有别处不是周，这种精神很了不起，使得中华民族可以成型。在周人几百年的统治里，虽然它分出去的远征军或驻防军的基地一个个变成国家，一个个逐渐地发挥了地方的特性，可是那些特性只是小异，基本上还是大同的，大的同点就是远到新石器时代已经逐渐成型的共同体系；所以说中国文化的统一性比政治的统一性先出现，而且维持的时间相当长，等到周人强大的文化包容性与政治包容性出现以后，才造成了一个真正统一的政治秩序；这个政治秩序与刚才所讲的文化体系相辅相成，替中国构成了一个永远庞大而充实的核心体，这个核心体到了历史时代以后继续不断的有人口的移植与人口的收容，不断在吸收，也不断在扩大，内涵极丰富，而且扩张性也很强，因此变成一个非常结实的文化大民族，它不会被打散，在世界上是个少见的例子。 

例如世界上另外一个庞大的印度古文明，在印度四大陆上也有一个广大的文化圈子，这个圈子的形成也是因为包容性很强、吸纳性很强，可是它之所以长久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秩序，是因为它的政治秩序里没有像周人这样强大的包容性，它只有文化的包容性而没有政治的包容性，所以到今天，印度境内还是有种族的差异与宗教的差异存在。另外罗马帝国也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秩序，但是因为没有充实的文化共同性，所以到后来虽然成为欧洲最主要的传统，但仍无法维持长期的统一，因为它没有文化的统一，所以政治也无法统一。以这两个庞大的体系作为例证的话，可以看见中国的个案是很不一样的，它使中国人无论到哪里都称自己为中国人。同时是中国无论怎么打也打不散的一个原因，并且造成了中国人观念里所说的“分久必合”的影响。其实中国分裂的时期远比想象中长，可是在脑海里，从来都只是记得统一的时候，不记得分裂的时候，这个原因就是在文化的秩序与政治是合一的。 

历史地位

周人以蕞尔小邦，崛起渭上，不仅代替文化较高的大邑商，成为古代中国的主流，而且开八百年基业，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代。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若干平行发展的文化，各在一个地区滋生发达，相互影响，彼此交流，遂使处保地方文化的面貌逐渐接近。但是今日号为中国的东亚大陆，在新石器时代并未出现任何一个主文化，其势力范围可以笼罩全局。商王国的文化圈可能远超过其政治权力所及的范围，但是商人与各方国之间，大多有战争及贸易的交往，商以大邑商自居，大约只有商王畿之内的人以此认同。在王畿之外，未必有一个广泛的共同意识。 

殷商时代可以看作一个主轴的政治力量，逐步扩张充实其笼罩的范围，却还未能开创一个超越政治力量的共同文化。因此殷商的神，始终不脱宗族神、部落神的性格。周人以小邦蔚为大国，其立国过程必须多求助力，因此在先周时代，周人崎岖晋南陕右的山地，采撷了农耕文化及北面草原文化的长处，终于与姜姓部族结为奥援。此后翦商经过，也是稳扎稳打的一步步逼向殷都。天下归仁，也未尝不是多所招抚的另一种说法。及至克商以后，历武王周公及成康之世的经营，周人的基本策略，不外乎抚辑殷人，以为我用，再以姬姜与殷商的联合力量，监督其他部族集团，并以婚姻关系加强其联系，同时进用当地俊民，承认原有信仰。新创之周实际上是一个诸部族的大联盟。周人在这个超越部族范围的政治力量上，还须建立一个超越部族性质的至高天神的权威，甚至周王室自己的王权也须在道德性的天命之前俯首。 

于是周人的世界，是一个“天下”，不是一个“大邑”；周人的政治权力，抟铸了一个周文化的共同体。周人克商，又承认商人曾克夏。这一串历史性的递嬗，代表了天命的交接，代表了一个文化秩序的延续。这是周人“华夏”世界的本质。中国人从此不再是若干文化体系竞争的场合。中国的历史，从此成为华夏世界求延续，华夏世界求扩张的长篇史诗。中国三千年来历史的主旨是以华夏世界为文化主流。四周的四裔必须逐渐进入这个主流，因为这个主流也同时代表了天下，开化的天下。西周中期以后，周人对西北采守势，当系由于以草原文化为主的西北，本来不是农耕的华夏文化所能进入。周人对东南采攻势，则因为当地农耕文化的地盘，原与华夏农耕的本质只有程度的高低，没有根本性的互斥。 

分封在外的诸侯，一方面是华夏的代表，一方面也与各地方原有的文化接触与交流。西周三百多年来，华夏意识渗入中原各地，自西徂东，无往而没有分封网的触角伸入各地，当地文化层次，一方面吸收取新成分，一方面反哺华夏文化，经过三千多年的融合，西周代表的华夏世界终于铸成一个文化体系，其活力及韧度，均非政治力量可以比拟。这一面过程中，政府不复仅以人治为本而趋于组织化与制度化。封建屏藩的分封制度不再只是点状的殖民与驻防，而趋于由邦国与田邑层级式的组织。甚至世官世禄的贵簇社会，也因若干新兴力量的出现，而较为开放。华夏世界的韧力，经厉王幽王两度丧乱的考验，王室的威权削弱了，但是华夏世界凝聚性之强，足以维护其世界于不坠。平王东迁，王纲不振，这一个政治体系竟可由强大的诸侯接过去，依旧维持了对外竞争的团结。齐晋先后领导华夏世界抵抗戎狄，攘御荆楚，只能归之于华夏世界内部因共同意识而产生的文化凝聚力。 

另一方面，西周文化不断扩散，其文化的同化力也极为强大。任何文化体系本身若不具有普遍性和开放的“天下”观念，这个体系就难以接纳别的文化成分，也难以让别的文化体系分享其输出的文化成分。华夏文化在西周形成时，先就有超越部族的天命观念以及随着道德性天命而衍笺理性主义。为此，华夏文化不致有强烈的排他性。西周一代，周人文化的扩散，正由其不具排他性。春秋时期，南方的楚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相激相荡而终逐渐融合，为华夏文化增添了更丰富的内涵，对南方文化的吸纳而统摄为更广大的华夏文化，这一成就，也当归功于华夏世界有广大的包容性及开放性。 

华夏文化体系，兼具坚韧的内部抟聚力，及广大的包容能力，遂使中国三千年来不断成长不断扩大，却又经常保持历史性共同意识。世界上若干伟大文化体系中有些有内聚力强的特质，如犹太文化系统；也有的包容力特强，如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两大系统。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却兼具两个特点，而且都异常强劲。 

西周，是孔子心目中的典型，“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也正因为他体认了华夏文化的性格。儒家学说是华夏文化的阐释，儒家理想人格是择善固执，是以仁恕待人，这种性格，可称为外圆（包容）内方（执善），也正是华夏性格的化身。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而其成形期，正是在西周形成华夏文化本体的时候。 

君主列表

君  主  姓名  在位时间 

周文王  姬昌  （公元前1106年至公元前1057年） 50年 

周武王  姬发  （公元前1056年至公元前1043年） 14年  

周公旦  姬旦  （公元前1042年至公元前1036年） 摄政7年 

周成王  姬诵  （公元前1035年至公元前1021年） 15年 

周康王  姬钊  （公元前1020年至公元前996年） 25年 

周昭王  姬瑕  （公元前995年至公元前977年） 23年 

周穆王  姬满  （公元前976年至公元前922年） 55年 

周共王  姬繄扈  （公元前922年至公元前900年） 23年 

周懿王  姬囏 （公元前899年至公元前892年） 8年 

周孝王  姬辟方 （公元前891年至公元前886年） 6年 

周夷王  姬燮 （公元前885年至公元前878年） 8年 

周厉王  姬胡 （公元前877年至公元前841年） 37年 

共和伯  姬和 （公元前841年至公元前828年） 摄政14年 

周宣王  姬静 （公元前828年至公元前782年） 46年 

周幽王  姬涅 （公元前782年至公元前771年） 11年 

东周概况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

公元前771年，犬戎杀幽王，灭西周。翌年（即前770年），周平王姬宜臼由镐京迁都于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史称东迁后之周王朝为东周。周赧王59年（公元前256年），东周为秦所灭，共传25王，历时515年，东周时期又分为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03年）与战国（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1年）两个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的社会制度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是以铁器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 

在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鉴于镐京残破，又处于犬戎威胁之下，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在郑、秦、晋等诸侯的卫护下，迁都洛邑，建立了东周王朝。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140多诸侯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齐、晋、楚、秦、鲁、宋、郑、卫、陈、蔡、吴及越等国。 

东周时期牛耕已多有使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战国铁犁铧冠的出土，说明犁耕在中原已经得到推广，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逐渐兴起。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东周的建筑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著名的鲁班，即鲁国人公输般，是土木工匠中的杰出代表，后人尊称为祖师。 

考古发掘所见东周的建筑遗迹，多为宫殿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以瓦当最为常见，还有青铜斗拱、青铜饰件和青铜屋模型等。由此可以想见东周宫殿建筑的宏伟壮观。东周时期，大国争霸，战乱频繁。各诸侯国为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在商、西周交通干线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将道路扩展到更为遥远险绝的地方，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的发展。 

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这时，天子直辖的“王畿”，在戎狄不断袭扰和诸侯不断蚕食下，大大缩小了，最后，仅剩下成周方圆一二百里，即今河南西部一隅的地盘；同时，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天子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上也往往受诸侯的摆布。 但天子以“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随着地方经济发展逐步强大的诸侯国，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势力。

东周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前256年被秦所灭为止，共传25王，前后经历了515年。 

东周实际上分为两个时期，以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因孔子改编的鲁史《春秋》而得名，其特点是天下权力重心由天子下移到诸侯；周元王元年到东周灭亡（公元前256年）35年后的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因西汉刘向所编《战国策》一书而得名，其特点是权力重心继续下移，由诸侯而卿大夫而士，布衣即平民阶层兴起。

春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瓦解的时期。而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中央集权的开始。

西周时期，周王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可禁止诸侯国之间互相攻击或兼并。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天下共主”已徒具虚名，再没有控制诸侯的力量，由此历史也开始了一个列国纷争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同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或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很快赶了上来。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有的强大起来，有的衰落下去。于是，诸侯国互相兼并，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诸侯林立的情况，严重束缚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因此，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平王东迁以后，西土为秦国所有。它吞并了周围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国家，成了西方强国。在今山西的晋国，山东的齐、鲁，湖北的楚国，北京与河北北部的燕国，以及稍后于长江下游崛起的吴、越等国，都在吞并了周围一些小国之后，强大起来，成了大国。于是，在历史上展开了一幕幕大国争霸的激烈场面。 

首先建立霸业的是齐桓公。他任用管仲，改革内政，使国力强盛。又用管仲的谋略，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燕国打败了北戎；联合其它国家制止了狄人的侵扰，“存邢救卫”；公元前656年，齐国与鲁、宋、郑、陈、卫、许、曹诸国联军侵蔡伐楚，观兵召陵，责问楚为何不向周王纳贡。楚的国力也很强盛，连年攻郑。但见齐桓公来势凶猛，为保存实力，许和而罢。以后，齐桓公又多次大会诸侯，周王也派人参加会盟，加以犒劳。齐桓公成了中原霸主。 

齐国称霸中原时，楚国向东扩充势力。齐桓公死后，齐国内部发生争权斗争，国力稍衰。楚又向北发展。宋襄公想继承齐桓公霸业，与楚较量，结果把性命都丢了。齐国称霸时的盟国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国家，这时都转而成了楚的盟国。 

正当楚国想称霸中原之时，晋国勃兴起来。晋文公回国后整顿内政，增强军队，也想争当霸主。这时周襄王被王子带勾结狄人赶跑，流落在外。晋文公以为是“取威定霸”的好机会，便约会诸侯，打垮王子带，把襄公送回王都，抓到了“尊王”的旗帜。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军在城濮大战，晋军打败了楚军。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诸侯，周王也来参加，册命晋文公为“侯伯”（霸主）。 

晋楚争霸期间，齐秦两国雄踞东西。春秋中叶以后，楚联秦，晋联齐，仍是旗鼓相当。但争霸战争加剧了各国内部的矛盾，于是出现了结束争霸的“弭兵”。公元前579年，宋国约合晋楚订了盟约：彼此不相加兵，信使往来，互相救难，共同讨伐不听命的第三国。“弭兵”反映了两个霸主之间的勾结与争夺，也反映了一些小国想摆脱大国控制的愿望。公元前575年晋楚于鄢陵大战，楚大败；公元前557年晋楚于湛阪大战，楚又败。这一期间，晋秦、晋齐之间也发生过大战，晋获胜。公元前546年，宋国再次约合晋楚“弭兵”，参加的还有其它十多个国家。会上商定：中小国家此后要对晋楚同样纳贡。晋楚两国平分了霸权。 

当晋、楚两国渐趋衰弱时，长江下游的吴、越却先后崛起争霸。吴王阖闾执政时，重用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和原来的楚臣伍子胥，兴兵伐楚，经五战五捷而于公元前506年直捣楚国都郢。后来其子夫差先后打败越、陈、鲁、宋、齐，成为诸侯间的盟主。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4年被夫差所败后一面卧薪尝胆，积蓄力量；一面献美女西施、郑旦于吴。经过十数年的准备，终于大破吴师，逼得夫差自杀，吴国就此灭亡。这时，春秋时代行将结束，霸政已经趋于尾声，但勾践仍率兵渡淮，与诸侯会于徐州，成为春秋末期最后一个霸主。 

农业发展

井田制的崩溃使农奴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劳动的兴趣有所提高。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广泛应用，农田水利建设的大规模兴修，加快了农田的开发和精耕细作的传统的形成，东周时期农作物的产量大幅度增加。 

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铁制农具已多有使用。《国语·齐语》记载了管仲对齐桓公的话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钼夷、斤、，试诸壤土。”美金指的是青铜，恶金指的是铁。恶金所铸的钼，即锄；夷，即削草平地的锄类；斤，形似锄而小，主要为砍木平木工具；即钁，是掘土工具。考古发掘，提供了大量确凿的实物证据。目前所知，至少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22个省和自治区140余个地点出土过铁制农具，种类有耒、锸、锄、钁、镰、犁等。 

春秋时期，牛耕已多有使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战国铁犁铧冠的出土，说明犁耕在中原已经得到推广。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东周时期，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逐渐兴起。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 

冶炼技术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开展，东周的铜矿冶遗址已发现多处，青铜器铸造遗址在列国都城附近更普遍存在。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冶遗址和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是东周考古的重大发现，为研究东周的铜矿冶和铸造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以其宏大的规模和极其丰富的内涵，以及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所提示的采矿、冶炼的高超水平，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东周的青铜器主要指各国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或婚丧礼仪时所用的青铜礼器和乐器，也包括一些生活用具、车器、马饰、兵器及工具等。这一时期的青铜工艺有很大发展，礼器种类有明显变化，商代和西周盛行的酒器大量减少，蒸饪器与盛食器数量增多。东周铜器中，以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礼器数量最多，地位越高，享用数量越多。就礼器而言，有鼎、豆、壶、盘、尊等，乐器有编钟，生活用具有带勾和镜等。从各地出土的铜器及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考察，当时除采用浑铸法外，已广泛采用分铸技术，即将器物的耳、足、环等附件铸好之后，嵌在主体范中，然后灌注铜液，让器身和附件熔铸在一起。也有先将主体和附件分别铸好，然后再用合金焊接。春秋中期以后，还出现失蜡法溶模铸造技术，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尊盘等，上下多层花纹皆纤细透空，即以这种技法铸成。但一般工具和兵器仍用合范铸造，而且一范多用。铜器花纹的制作已采用花版捺印的新技术，其它如镶嵌、鎏金、金银错、细线雕等新工艺，使东周铜器的装饰花纹富丽堂皇。 

器械工艺

东周时期的金银器工艺具有十分高超的水平。金银器的出土地域也很广阔，不仅中原，而且江南和塞北也出土各种金银制品。中原地区的金银器多为器皿、带勾等，一般采用范铸法制成，内蒙古、陕西等地出土的匈奴族金银器，主要是首饰及马具上的饰件。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的匈奴王遗物之中，金器多达二百余件，还有少量银器。其中的鹰形金冠饰，虎、牛饰牌，虎、鹿扣饰等，制作方法包括范铸、锤压、雕镂、抽丝、镶嵌等，几乎遍采金细工艺中的各种技术，足以代表战国晚期匈奴王室金细工艺的最高水平。陕西神木纳林高兔战国晚期匈奴墓出土的鹿形金怪兽、金银虎、银鹿等，在各种动物形象上采用立雕或浮雕的手法，神态生动，形象逼真，达到写实和装饰意趣的高度统一。湖北隨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蟠螭纹带金鼎和双耳金杯采用环耳、衔扣、盖、身等分铸，再合范浇铸或焊接成器的方法，工艺较为复杂，与青铜器的铸造方法近似。 

玉器雕琢

东周时期，由于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制玉工具，尤其是磨制技术的改进，旋转的速度加快，并开始采用硬度更大的金刚沙粉。进步的工具和有效的磨砂，促进了制玉技术的突飞猛进。东周玉器多出土于墓葬，不但数量大，工艺也十分精湛。东周玉器承袭商殷、西周的传统，制玉技术向精巧、华丽的新工艺方向发展。经历春秋时期的过渡，至战国初期，制玉技术有长足的进步。战国玉器种类丰富多样，造型优美，纹饰绚丽繁褥，不仅镂雕及连锁技术精湛，而且制玉与金银细工结合，创造出许多精美绝伦的上乘佳作。最著称于世的是湖北隨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数量多达三百余件，主要有玉璧、玉璜、玉佩、玉带勾等佩饰及小件动物形饰物，形制典雅，制作精巧，尤以四节和二十六节龙凤佩饰最为杰出，其设计之工巧周密，工艺技术之繁难程度，前所未有。战国玉器已逐渐摆脱商用玉器的图案艺术风格，向写实方向发展。曲阜鲁故城出土的玉马，各部位刻划细微，形象生动逼真。

漆器制作

东周时期，铁制的刀、凿、锛、斧等木作工具的普遍使用，使以木胎为主的漆器生产，不仅提高了产量，也改进了质量。尤其在战国时期，以青铜器的轻重多寡来显示统治者身份地位的礼制已趋没落，陵墓中的随葬品，漆器逐渐增多。战国漆器无论在产量、品种以及制作技术诸方面，都远超前代，其原因与当时的社会

背景和经济条件密不可分。战国漆器大多数出自楚墓。楚国是战国时期幅员最大的国家，已发掘的战国墓也以楚墓为最多。漆器在楚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外，楚墓采用白膏泥密封墓室的方法，对保存漆器极为有利，这也是我们得以从楚墓中见到大量战国漆器的重要原因。大中型楚墓中随葬的漆器少则数十件，多至上百件。小型楚墓随葬漆器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说明漆器的使用已深入社会的基层。楚国漆器的种类繁多，生活用品有奁、盒、箱、几、床，饮食用具有杯、盘、豆、壶，乐器有琴、瑟、笙、鼓，武器有弓、盾、甲胄等。楚国漆器的木胎制作在延用传统的研制、镟制成型工艺的同时，又开始采用卷木成型的新技术。夹纻胎漆器是在以麻织品成型的胎体上反复多次涂抹漆灰，然后表面磨光，再髹漆彩绘。

夹纻胎漆器胎薄体轻，美观实用，其成型技术是楚国漆器胎体制造工艺的杰出创造，具有不易变形和开裂的优点，而且开拓了漆器胎体用料的新途径。楚国漆器的髹饰工艺又有进一步提高，彩绘技艺更为成熟。彩绘使用最多的颜色是黑色和红色，以黑地朱绘为主，此外，还有金、银、黄、绿、蓝、赭、灰等多种颜色，形成楚国漆器艳丽多彩的风格。描金是彩绘的一种重要手法，楚国漆器的制作中多有使用。楚国漆器彩绘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各种繁复的几何花纹，还有表现人物、狩猎、宴享、歌舞以及禽兽的写实图案，形象生动，极富生活气息。曾侯乙墓出土漆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制作工艺之精，举世瞩目。曾国在战国之初即附属于楚国，曾侯乙墓漆器的制作工艺与楚国漆器也大体一致，所以理应归属于楚国漆器的范畴。此外，四川出土的巴蜀漆器在楚国漆器的影响下，技术水平也有所提高，并逐渐形成一定的地区特色。 

丝织技术

东周时期，各诸侯国鼓励发展蚕桑和丝绸的生产，加上铁器的推广使用促进了手工业机具的不断革新，丝织技术迅速提高，丝绸的品种也更加丰富多样，成为中国丝绸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古代总称丝绸为帛或缯。考古发掘所见的东周丝绸大致有绢、纱、绨、缣、绉、罗、组、绦、绮、锦、绣等品种。目前考古发现的丝织品多属战国时期。丝织品主要出土于楚墓，这是由于南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有利于丝织品的保存。实际上，根据文献记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丝织业东周时期也很发达。春秋丝绸迄今见于报道的考古发现尚不多。有关战国丝绸的考古资料比较丰富，见于报道的出土地点主要在湖南和湖北。1982年发掘的湖北江陵马山1号战国中晚期楚墓，出土大量完整的丝织品，种类繁多，色彩斑斓，几乎包括东周时期丝织品的全部品种，是东周丝织品的一次最集中的重要发现。出自棺内的衣衾共19件，此外还有巾、镜衣、囊、枕套、棺套，以及木俑身着的衣裙等。

丝织品的种类有绢、绨、纱、罗、绮、锦、绦、组、绣等。丝织技术水平之高，令人惊叹。绢在战国丝绸中用量最大，其织造技术不断提高。马山1号墓的绢，经纬密度最大的达到每平方厘米158×70根，比春秋时期的绢更为细密。染色绢的品种较以前也有所增加。马山1号墓绢的颜色多达6种。锦是楚国丝绸最富特色的种类之一。马山1号墓的锦种类很多，二色锦有塔形纹锦等6种，三色锦有舞人、动物、纹锦等3种。舞人、动物、纹锦的纹样横贯全幅，织造时使用143个提花综，充分反映当时已有相当先进的提花织机和娴熟的织造技术。绨、组、绦是战国时期出现的丝绸新品种。纬线起花绦和针织绦是战国丝织技术的重要创新。马山1号墓中出土的绦数量较多。针织绦带结构复杂，除横向连接组织外，还应用提花技术，编织方法巧妙，把我国针织技术起源的历史提前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楚国的刺绣绚丽多彩，代表了楚国丝绸的最高水平。刺绣多以绢为地，以罗为地者也偶有所见。马山1号墓的21件绣品，花纹各不相同。针法虽比较单一，但锁扣十分均匀、整齐、线条流畅。较多地运用改变线条方向、排列方式、稀疏密度的方法来表现各种禽兽的细部，突破了单调、呆板的传统，给人以生动、多变之感。刺绣纹样的构图讲究对称平衡，动静结合，色彩搭配适当。图案的内容充满神话色彩，鲜明反映了楚文化浪漫主义的特色，对后世刺绣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建筑发展

东周的建筑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著名的鲁班，即鲁国人公输般，是土木工匠中的杰出代表，后人尊称为祖师。考古发掘所见东周的建筑遗迹，多为宫殿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以瓦当最为常见，还有青铜斗拱、青铜饰件和青铜屋模型等。由此可以想见东周宫殿建筑的宏伟壮观。

瓦当即瓦挡，是中国古代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东周瓦当一般为泥质，烧制温度较高，质地坚硬，呈青灰色，有半圆（简称“半瓦当”）和圆形的两种。半瓦当最早为西周遗存，圆瓦当是从半瓦当发展而来的。圆瓦当始见于战国早期遗址。

东周瓦当的图案有动植物图案、云纹以及动植物变形图案等。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兽面纹半瓦当，双兽相背，张口吐舌，首尾蟠曲，即为变体动物纹图案。河北平山三汲出土的北域图铜版，展示出陵园的平面布局，并有文字说明和各部分的名称、长度，是研究东周建筑史的珍贵资料。河北易县燕下都东贯城出土的楼阙形饰件，不仅使我们得以直观东周的楼阙结构，也进一步了解到当时权贵的实际生活情景。 

货币特征

春秋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金属铸币在贸易活动中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逐步取代西周时期广泛使用的贝币和各种实用货币，并开始形成几个具有明显特征的货币体系和货币流通区域。这就是黄河中游周、晋的“布币区”，东方齐国海滨地区的“刀货区”，以及南方楚国的“蚁鼻钱”区。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商品生产的需求加大，货币的流通量激增。春秋时期的货币流通区域，至战国时期，范围进一步扩大，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刀币和布币在许多国家并行。战国中期以后，在北方以魏、秦为中心，出现一种新的货币体系——圜钱。战国末年，齐、燕、秦出现圆形方孔钱，并最终统一了中国的货币。此外，战国时期黄金的使用开始盛行，在南方的楚国，黄金铸币金版多有发现。 

周、晋（三晋）货币：由农具钱演变而来的原始布，到春秋以后，逐渐脱离原来作为农具的遗痕，从实物货币的范畴分化出来，成为真正的金属铸币。因为其首部仍保留着农具铲有銎可以纳柄的遗迹，所以称空首布。它是由农具铲向战国平首布发展的过渡。春秋早期，周、晋、卫出现由原始布发展而来的特大型平肩弧足布和耸肩尖足布，通长达13－16.5厘米。此外还有斜肩弧足、平首方足等形态，各有大、中、小型。战国时期，周与三晋地区流行3种货币：平首布、刀化和圜钱。韩、赵、魏三国铸行的货币，以布钱为主，刀化、圜钱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也曾使用过。周的辖地主要实行圜钱。 

齐国货币：齐国是海岱之间的东方大国，拥有山泽渔盐之利，商业十分发达，一直保持自己独立的刀币体系，到其晚期才出现圜钱。刀化从春秋时期即流行于齐国，种类很多，厚大精美。从面文、形质看，越早形体越大，制作越精。而至后期，铜质渐粗糙，形体变小。铭文自春秋以来一直沿用“节墨之法化”、“节墨法化”、“安阳之法化”、“齐之法化”、“齐建邦法化”、“齐法化”几种。其中前4种刀身外轮高于柄部，后两种的刀身与柄部外轮齐高。大约到战国中期威、宣之时（公元前378－前324年），齐国国势达到鼎盛时期，齐国境内的刀币皆统一于“齐法化”的形式。 

燕国货币：战国时期，燕国是北方大国，刀、布并行，燕明刀是其主要货币，晚期也铸行过圜钱。 

楚国货币：从春秋以来，南方的楚国就一直保持着它特有的铜铸贝“蚁鼻钱”体系。进入战国，蚁鼻钱的流通区域更加扩大，同时爰金盛行，随着与各国贸易往来的增加，还出现布币。 

秦国货币：秦在商鞅变法以前，国力薄弱，铸钱的可能性较小，且至今仍未发现史料记载与实物证据。若有铸币流通也可能是自其它国家流入的货币。秦孝公时商鞅去魏入秦，进行变法改革，秦国逐渐强大起来，铸币才有可能。战国圜钱始于魏，而秦是魏的近邻。魏流通的圜钱形式必因商鞅入秦而产生巨大影响。因而在商鞅变法后铸行一两圜钱是可能的。《史记·始皇本纪》载“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钱”一事，则是指正式实行方孔圆形的“半两”钱。秦国货币大致有一两圜钱、半圜钱、两甾钱、十二铢钱、半两钱等。

量器衡器

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大批私田，井田制逐渐被破坏。各诸侯国为了增加收入，相继进行改革，逐渐废除井田制下的力役地租，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改为征收田赋。在这种情况下，度量衡的需求日增，其制度也渐趋完备。战国时期，法制的生产关系在各诸侯国先后确立。为了便于商品交换和征收赋税，度量衡的应用更为广泛，制度也趋统一。齐国的陈氏在夺取政权后，把容量单位制由四进位改为五进位，并制发了标准量器。现存的子禾子铜釜，器上有铭文，记载了明确的计量制度和管理措施，是有关度量衡制度研究的珍贵文献。公元前356年，秦国商鞅变法，在“开阡陌封疆”，彻底废除井田制的同时，进行度量衡方面的改革，扩大了亩积制，行“平斗桶、权衡、丈、尺”之法，并在公元前344年颁发了标准量器——商鞅铜方升。商鞅颁行的度量衡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打下了基础。陕西出土的高奴禾石铜权，据始刻铭文可知，为战国时期的秦国所制，但是在秦统一后继续沿用，并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纪元年又两次加刻诏书予以验定，反映出自战国时的秦国至秦朝统一，其衡制长期保持稳定。这也是各诸侯国之间为便于彼此的贸易交往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迄今为止，东周的尺度尚属少见，量器和衡器的发现则较多。

交通发展

东周时期，大国争霸，战乱频繁。各诸侯国为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在商、西周交通干线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将道路扩展到更为遥远险绝的地方，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春秋、战国的墓葬出土众多的车马遗迹和遗物。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车马饰尤具地方特色。东周的水路交通十分发达。为争夺水路交通的控制权而引发的战争非常激烈。此外，东周的地图以及符、节等交通凭证也有出土，使我们对东周的交通状况得以全面了解。 

春秋时期

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谁战胜了，谁就召开诸侯国会议，强迫大家公认他的“霸主”地位。先后起来争当霸主的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历史上把他们称为“春秋五霸”。 

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大国兼并小国，诸侯国数目逐渐减少，华夏族和其他各族接触频繁，促进了民族融合。春秋末年，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的吴国和越国，也参加了争霸战争。起初，吴国打败了越国，强迫越国臣服。越王勾践天天舔尝苦胆，立志报仇。他注意增加生产，训练士兵，积聚力量。经过长期努力，越国终于重新强盛起来，最后灭掉了吴国。春秋时期，铁器已经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中使用。农业生产中使用铁锄、铁斧等。铁器坚硬、锋利，胜过木石和青铜工具。铁的使用，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那时，也开始用牛耕地。耕作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起来。一些贵族把公田化为私田，逐渐采取了新的剥削方式，让种田的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保留一部分产品。 

春秋时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现代的学者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或前476年）为止，称为“春秋时期”。 

战国时期 

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是中国的战国时期，经过春秋长期激烈的争霸战争，到战国开始，主要的诸侯国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国，历史上称之为“战国七雄”。

随着水利的兴修，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发展，政治形势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著名的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和瓜分公室，并互相争斗，以扩充领地。晋国的六卿争斗到最后，剩下韩、魏、赵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周安王十一年（前391年），田民废除了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也得到周王的承认。三晋和田氏的胜利，宣布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政治法则。于是，以魏国的李悝改革为起点，各国争相进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变法的核心是将劳动者固定到土地上，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社会文明程度的加深，使统治者对物质享受的贪欲急遽膨胀。增加剥削量的最直接的办法，是掠夺更多的土地，而掠夺土地的最便捷的途径是战争。所以，这个时期战争频繁。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 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编成一本书，取名《战国策》，从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战国时期。

朝代分治

东周时期，周考王于公元前425年（周考王15年）封其弟于河南地，建立周公国，是为周桓公。这是周王朝最后一次分封。自这次分封后，周王的土地全部分封完毕，连自己也是寄居于此周公国。

周桓公死，其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周赧王时，周惠公封其小儿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东西周分立，西周都河南旧于王城，东周都巩。

东周时代自立国以来，一直采取讨好各大强国的政策，尤其是秦国。秦国和周围列强经常向西周和东周征收赋税和兵源。同时，西周和东周常相互倾轧攻伐。周赧王在位时，周天子地位已经完全徒有虚名，其土地（周天子的王畿）也被韩、赵一分为二，以洛邑之河南王城为西周，仍都洛邑，以巩附成周为东周，分别由东、西周公治理，周天子由成周迁于王城，依附于西周公。

前256年（赧王59年，秦昭襄王51年），秦兵攻打西周，赧王听西周公之言，以西周三十六城、三万户降秦），秦王将周赧王贬爵为君，西周公为家臣，封于梁城（今陕西省韩城县南）。赧王至梁城一月而死，国除，置九鼎于咸阳（途中一鼎落于泗水）。自次年起（昭襄王52年，前255年）史家以秦王纪年，然东周尚存，周朝尚未彻底灭亡。

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东周君欲趁秦连丧昭襄、孝文二王合纵伐秦，秦庄襄王以吕不韦为大将，起兵十万，执东周君而归，尽收巩城等七邑。周朝至此彻底灭亡。 

东周王系

春秋时期（14位）：       

周平王  姬宜臼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720年）  

周桓王  姬林  （公元前719年至公元前697年）  

周庄王  姬佗  （公元前696年至公元前682年）  

周釐王  姬胡齐  （公元前681年至公元前677年）  

周惠王  姬阆  （公元前676年至公元前652年）  

周襄王  姬郑  （公元前651年至公元前619年）  

周顷王  姬壬臣  （公元前618年至公元前613年）  

周匡王  姬班  （公元前612年至公元前607年）  

周定王  姬瑜  （公元前606年至公元前586年） 

周简王  姬夷 （公元前585年至公元前572年）  

周灵王  姬泄心 （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545年）  

周景王  姬贵 （公元前544年至公元前521年） 

周悼王  姬猛 （公元前520年）  

周敬王  姬丐 （公元前520年至公元前477年）  

战国时期（12位）：     

周元王    姬仁 （公元前476年至公元前469年）  

周贞定王  姬介 （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441年）  

周哀王    姬去疾 （公元前441年）  

周思王    姬叔 （公元前441年）  

周考王    姬嵬 （公元前441年至公元前426年）  

周威烈王  姬午 （公元前425年至公元前402年）  

周安王    姬骄 （公元前401年至公元前376年） 

周烈王    姬喜 （公元前375年至公元前369年）  

周显王    姬扁 （公元前368年至公元前321年）  

周慎靓王  姬定 （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 

周赧王    姬延 （公元前314年至公元前256年）  

周惠王    姬杰 （公元前255年至公元前249年） 

各诸侯国

公元前11世纪末，周武王击溃了商纣王的军队，建立了西周王朝。

公元前11世纪末，周武王击溃了商纣王的军队，建立了西周王朝。

除齐、晋、楚、秦、陈、蔡、吴及越等国外，还有： 

1、宋国：在今河南省东南部和今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之间一部分土地。国都原在睢阳（今河南商丘西南） 

2、鲁国：有今山东省的东南部，国都在曲阜（今山东曲阜）。 

3、郑国：在今河南省中心部分，国都在郑（今河南新郑市）。 

4、卫国：在今河南省、山东省之间北部，国都在濮阳（今河南濮阳）。 

5、莒国：有今山东省安邱、诸城、沂水、莒、日照等县之间，国都在莒（今山东莒县）。 

6、邹国：有今山东省费、邹城、滕州、济宁、金乡等县市之间，国都在邹（今山东邹城市南）。 

7、周王朝：战国时期，只有今河南省孟津、洛阳、偃师、巩、汝阳以及过黄河今温县一带。国都成周（今河南洛阳东北）。 （虽名义上不是诸侯国，实际上已成诸侯国） 

8、杞国：有今河南开封杞县。 

9、蔡国：有今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一带（今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 

10、郯国：有今山东郯城西南地。 

11、任国：有今山东省济宁北部地。 

12、滕国：约在今山东省滕州市西南地。 

13、薛国：约在今山东滕州市东南地。 

14、费国：有今山东省费县东部地、另费是滑国的都邑，位于今河南省滑县。 

15、倪国：邹别封之国，在今山东省滕州市东，一说在山东枣庄西北。 

16、曾国：战国初期，占有今河南商丘睢县或河南省信阳市一带，建都西阳（今河南光山西南）。 

17、缯国：在今山东省苍山西北，公元前567年为莒国所灭，后来又复国，到了公元前450年又被越灭亡。 

18、邳国：在丹水与沂水的交接处，应在山东省南部，宋国的东面，郯国的南面。 

谢选骏指出：经典的中国封建制度在于先秦。这种政治制度，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宗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

中国意义的“封建”即“封土建国”，即天子把自己直接管辖的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并授予他们爵位，诸侯再分封卿大夫，诸侯和卿大夫在自己的领地上有相当的自主权。分封是让他们建立封国和军队，协助统治。

（一）封建大义

“封建”一辞，最早见于春秋时富辰之说：“周公吊二叔之不咸，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封建制度”中“封建”的原始含义，即“封”土而“建”国，“封”之本义起始于“丰”字，在殷墟甲骨文与金文中，其字形状如“植树于土堆”，故“封”是“疆界”“田界”之意。“建”乃由“封”而来，“建”字可见于金文，指“建国立法”；古文献中之“封建”即“分封制”。

“封建”，简单言之是指王者以爵土分封诸侯，而使之建国于封建的区域。这是上古时代部族联盟对各部族土地和人口施行的一种制度化管理方式。由此可见，所谓封建，自应有部族以来已有雏形。但封建制正式起源于何时，近代学者说法不一，有人主张始于西周，有人主张始于商朝，有人主张始于夏禹。

古代汉语对古代中国的中原王朝，所封之地称为“诸侯”（“诸侯国”、“封国”或“王国”），统治诸侯（王国）的君主称为“诸侯王”、“君”或“王”，也使用“诸侯王”的称谓。同时，汉语对欧洲从中世纪起的君主制国家也称为“王国”，君主称为“国王”，尽管两者有诸多不同，但从纯粹的土地分封来看两者都是一致的。

封建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起源时间已经难以考证。根据史记记载，黄帝时代，“诸侯咸来宾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这描述的便是早期的封建制度。尧舜时期则有“协和万邦”，万邦均以天子为共主。《尚书·禹贡》又记载夏禹举行“分茅裂土”的仪式，分赐土地给诸侯。夏朝时还分封了斟灌、斟鄩、缯国、褒国等同姓诸侯。商汤灭夏后，分封夏朝的后人于杞国，还分封了费国、孤竹国等诸侯。商王武丁在位时，他的大臣侯雀、侯告以及王后妇好、妇井等人都拥有封地。到周朝时，封建制度的完善程度达到顶峰。柳翼谋谓：“自唐、虞至周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即从尧、舜经夏、商到周朝，采用的都是封建制度。

周室鉴于当时诸侯之众而又各据要津，后世必为共主之患，乃用兴灭国、继绝世之名义，封建诸侯，分封姬姓和功臣到各要地，利用各地原来的氏族部落建立国家，势力始自上达下，周天子正式成为天下共主，周朝的封建规模正式完成。传说中圣王的后裔和商的遗民以及周族立功将士，让他们在地方作“诸侯”，分区管理，辅佐周王，被封的“诸侯”在“封国”内继续分封，通过这种逐级分封，下级对上级承担缴纳贡物，军事保卫，服从命令等义务。

周朝时期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为诸侯的社会制度，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然而西周时各诸侯国的军队并不由国君掌握，而是在周天子的守臣手中。如《左传》：“齐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国氏和高氏就是掌握齐国兵权的守臣。东周诸侯国军队为国君所掌握，直接导致了周室的衰微。周王是共主性质的（共主是氏族社会遗留的领袖模式，禹为最后的氏族共主）。诸侯的土地理论上在其死后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是世袭。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争霸战争的发展，周朝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取代，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实亡。从这时起，大国兼并小国后，多以其国土置县，封建制度逐渐式微。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国家政权实行中央集权制，取消封建制度，在六国推行单一的“郡县制”。

汉朝承袭了秦朝“郡县制”这种行政区划管理制度，与秦行政区划不同的是，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推行封国制，封国包括王国和侯国，这两种并行制又称“郡国制”，两汉时期虽郡国并行，但仍以“郡县制”为主。汉朝初期，刘邦面对拼凑起来的诸侯势力和亡秦后的六国背景，首要任务是：勉力维持稳定局面，铲除异姓诸侯王，以分封子弟的方式，调和异姓诸侯王与郡国制的两极偏差，刘邦与项羽相争时，先后分封七个异姓王。称帝后，又分封同姓九王，使后来中央政府及封国之间的对立，延续了很长的时间。汉初恢复封建制，同时又施行郡县制，使郡国杂处，以相牵制，对维护中央集权和皇帝统一起到作用。

中国历史上自秦汉开始直至最后一个清朝，地方管理基本以郡县制为主。

此前的封建制度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社会政治制度。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文中认为：“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柳翼谋认为，由封建制而入郡县制，“以一政府而统制方数千里之中国，是固国家形式之进化，抑亦其时思想之进化也”。封建社会发展成为一国政府体系统一治理的完全大一统社会，可说是社会进化（包括产业、商业、科技、交通、军事、行政、思想等发展）的必然结果。封建社会变为大一统社会，世袭贵族和全民阶级制度被取消，代之以官僚选拔和行政制度，确立了广大人民之间的平等原则；而基层民间自治机制，仍得以延续发展；在中央则采用君主集权制，直至民国。

（二）历代封建

商代封建

民国时期的学者胡厚宣，通过收集殷墟甲骨文和商晚期金文，写成《殷代封建制度考》一文。

经胡厚宣总结，商王武丁分封了邶、庇、黎、铁、奄、薄姑、权、梅、潜、索、萧、宋、桐、京、钟离、钟吾、繁、戴、沫、髦、御、时、苑、艾、施、邓、瓦、亘、长勺、尾勺等众多同姓诸侯。

据清华简记载，楚国的始祖季连娶了商王盘庚的女儿妣隹，也是商朝分封的诸侯。

殷墟甲骨文中有“杞侯”、“竹侯”、“应侯”、“多伯”、“告子”等称呼，可见商代已有各种爵位，但当时的“侯”、“伯”、“子”之间是平等的。

杞国是夏朝后代的封国，崇国是商朝在西面最大的属国，孤竹国是位于河北卢龙和辽宁西部的重要诸侯国，沚国国君则帮助商王处理过不少政务。

商朝曾出现“比九世乱”的局面，诸侯割据混战。后来的商王盘庚和武丁修缮德行，同时又消灭一些不服从王室的诸侯，重新分封给别人，使得商王朝出现了中兴的局面。

商代的分封制与周代的分封制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商朝时可以分封女性，而周朝时不可以。

西周封建

周武王实行第一次封建，原因有三：首先是为了安抚殷民，同时加以监视；其次是进行武装移民，藉此扩展势力；还有就是笼络人心，以巩固周朝的统治。

封建实际上是分封诸侯，即将土地分给诸侯去建立他们的管辖范围。周初第一次封建的经过和内容，主要有以下数项：

1、武王克殷后，自动退出殷都，封纣王的儿子武庚到那里，继续管理商的遗民；

2、武王在殷的附近，分封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目的是监视武庚，称为“三监”；

3、武王定都于镐京后，又分封亲属和功臣为诸侯，这些封国大多数集中于黄河南岸。

西周建立四年，周武王就死了。他的儿子周成王年幼继位，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代理政事，这种做法称为“摄政”。三监不满，便散布谣言，说周公会对成王不利，又怂恿武庚共同起来叛乱，史称“三监及武庚之乱”。

周公亲自领兵东征对付三监，用了三年的时间，把乱事平定下来。后来他在雒邑（今河南洛阳）营建东都，并将其作为统治东部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又把参加武庚叛乱的“殷顽民”迁到那里，且派驻重兵加以监管。周公又制定礼乐制度，藉以维系国家和社会的秩序。

周公平定了三监之乱，实行第二次封建。目的有三：

1、分化殷地遗民，防止殷民再次起来叛变；

2、巩固周朝的统治，作为王室的屏藩；

3、扩大统治范围，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周初第二次封建的内容主要包括：

1、把殷人旧地分封为宋、卫二国，以方便统治；

2、大封亲属和功臣，作为王室的屏藩；

3、周公特意把第一次封建的一些封国向东移，部分更远至东方海边，藉此扩大统治范围，并将殷人的封国包围其中，以防其再生叛乱。

其中如将姜尚之子吕伋封在山东的齐，召公奭之子于燕，加强对东方的控制。

分封诸侯的作用

周武王和周公总共分封七十一国，其中姓姬的诸侯占了五十三个，可见周初两次的大封建，所分封的诸侯多数是周王的同姓子弟，其次才是功臣。在封建制度下，周王又称为“天子”，具有高高在上的权威，分封诸侯的作用，就是要他们作为中央的屏藩。

此外，诸侯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等五等。诸侯必须服从天子的命令，向天子交纳贡品，定期朝见天子，并带兵随天子作战。

西周还建立了一套宗法制度，配合和维系封建制度的发展。宗法制度规定天子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其他儿子则被分封为次一级的职位，即诸侯、卿大夫或士。这两种制度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巩固周朝的统治。

周朝封建制度的瓦解

周天子在地位上的变化，是其封建制度瓦解的主要原因。封建制是以天子为首，由上而下的系统。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后，因其弒父之嫌及诸候不再拥护，地位日降，终至“王命不行”，乃诸侯崛起之时，霸政时代开始。为迎合需要，郡县萌芽，世卿世禄式微，上下阶级被打破，平民地位上升，经济教育权力下放。宗法随时间淡化，封建面临崩溃。及至三家分晋，战国开始，上述情况发展更盛，改变趋势锐不可挡。“周初千八百国，至春秋之初，仅存百二十四国。春秋诸国，吞并小弱，大抵以其国地为县。因灭国而特置县，因置县而特命官，封建之制遂渐变为郡县之制。”在秦灭六国之战后，秦朝废封建，置郡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制度。

西汉封建·封国与郡并行

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把七个协助他对抗项羽的功臣封为异姓王（与皇室不同姓氏的诸侯王），“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后来用谋反的罪名或其他办法削平了这些封国，改封皇室子弟于七王旧地，作为藩王、诸侯王。至于其他地方，则仍采用秦代的郡县制。

这种“郡国并行”的情形，使诸侯王国对中央构成威胁，埋下了西汉政治危机的伏线。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

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期间，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民生有所改善，国家一片兴旺。但诸侯王势力日盛，渐渐变得骄横跋扈，汉景帝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实行削藩政策，引起了诸侯王的不满，于是导致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汉景帝派将军周亚夫平息了叛乱，并且削减了诸侯王的权力，使他们成为只食俸禄的闲员，不再治理人民。从而，中央集权统治的根基更加稳固了。

削减诸侯王国的势力

吴、楚七国之乱平息后，诸侯的权力已被削弱，不过他们仍拥有辽阔的领地，经济力量也很大。汉景帝死后，汉武帝承袭了其父的削藩政策，颁布“推恩令”，容许诸侯把王国的土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弟，使诸侯王的力量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不再对中央构成威胁。

（三）评价封建

唐朝文学家及政治家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力陈封建之害：周代因封建制，使得诸侯强盛，尾大不掉，“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最后造成“周之败端”。“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且“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

南宋大儒朱熹对封建制度曾作评论：“若论三代之世，则封建好处，便是君民之情相亲，可以久安而无患。”对比而言，评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

明清之际的陆世仪认为：“古之为治者，治心、治身、治家、治国、治天下，一而已矣。自秦以吏为师，始有所为吏治，汉复以萧何继之，于是吏治二字，至今习以为固然，莫能破其局者，皆自变封建为郡县始。不行封建，吏治不可得而去也。不去吏治，三代不可得而复也。”

清人袁枚说：“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治。后世有私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乱。无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是谓徒政。”

清人李富孙指出，封建制使得“诸侯可骄不可叛，故周室得以久安”。秦代废封建改郡县，是“矫一时之弊而适贻后世之害”。李富孙说，“柳子之论，直一偏之见，徒知前世之害，而不知前世之为利者大。既昧前世之利而不知后世之为害更深。”

相对于君主专制制度，封建制度诸侯与贵族有限的自主权可以制衡君主的权力。封建制下有“国中之国”的称号，一旦被封国之王势强，而中央势弱，则可能造成地方割据。郡县制下，如果皇帝昏庸势弱，则可能被权臣外戚获得权力，造成政治风险，比如两汉末年。封国诸侯和郡县官员，前者是治理自己所属的土地，后者是代皇帝治理国家的土地，两者的权利和责任不同，压力来源也不同。

封建制利于文化、政治、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多样性，各封国间的竞争也利于各方面内部因素的优胜劣汰，有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此外，由于政治的多样性，使得战火和政治风险相对不易蔓延，有利于文化的保护。郡县制利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交流和整体性，但各方面缺乏外部竞争机制来进行客观的优胜劣汰，而内部竞争依赖上级裁决，结果由上级的利益和素质决定，无法客观公正和切合实际。郡县制君主缺乏外部竞争压力，官员唯上是从，士民无从选择，国家高度依赖中央和君主个人，使得政治风险加大。

（四）我的评论

谢选骏在《王国时代的智慧全书》第419节“中国自古缺乏庇护法规”里写道：

黄帝纪元2163年

公元前535年

鲁昭公七年

七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正月，北燕和齐国讲和，这是由于齐国的要求。十八日，齐景公住在虢地。燕国人求和，说：“敝邑知道罪过，岂敢不听从命令？请求把先君的破旧器物用来谢罪。”公孙皙说：“接受他们的归服而退兵，等待有空子再采取行动，可以这样做。”二月十四日，在濡水边上结盟。燕国人把燕姬嫁给齐景公，送给他玉瓮、玉柜、玉杯。齐国没有取得胜利而回国。

楚灵王做令尹的时候，打了国王用的旌旗去打猎，芋尹无宇砍断旌旗的飘带，说：“一个国家两个君主，有谁能忍受得了？”等到楚灵王即位，又建造章华宫，接纳逃亡的人安置在里面。无宇的守门人逃到章华宫里。无宇要抓他，管理宫室的官员不肯，说：“在国王的宫里抓人，这罪过就大了。”抓住无宇而进见楚灵王。楚灵王准备喝酒，无宇申诉说：“天子经营天下，诸侯治理封疆，这是古代的制度。边境之内，哪里不是国君的土地？吃着土地上的出产，谁不是国君的下臣？所以《诗》说：‘普天之下，无不是天子的土地。沿着土地的边涯，无不是天子的臣仆。’天有十个日子，人有十个等级。下边以此事奉上边，上边以此祭祀神明。所以王统治公，公统治大夫，大夫统治士，士统治皂，皂统治舆，舆统治隶，隶统治僚，僚统治仆，仆统治台。养马有圉，放牛有牧，各有专司以应付各种事情。现在官员说：‘你为什么在王宫里抓人？’不在王宫，又在哪里抓他呢？周文王的法令说，‘有逃亡的，要大肆搜捕’，因此就得了天下。我们的先君文王制订惩罚窝藏的法令，说，‘隐藏盗贼的赃物，和盗贼同罪’，因此就得到直到汝水的疆土。如果按照那些官员的做法，这就是没有地方去逮捕逃亡的公社社员了。逃亡的就让他逃亡，这就没有奴仆了。这样，国家的工作恐怕就会有所缺失了！从前武王列举纣的罪状通告诸侯说：‘纣是天下逃亡者的窝藏主，是逃亡者聚集的渊薮。’所以人们致死也要攻打他。君王开始求取诸侯而效法纣，只怕不可以吧！如果用两位文王的法令来逮捕盗贼，盗贼是有地方可抓的。”楚灵王说：“抓了你的公社社员走吧。有一个盗贼正受到恩宠，还抓不到呢。”于是就赦免了无宇。

《王国时代的智慧全书》第419节看到了“中国自古缺乏庇护法规”，这是先秦封建制度与欧洲封建制度的重要不同。这是由于中国向来缺乏宗教的独立地位。

相比之下，日本的封建制度也比先秦的封建制度较多一些宗教（神道天皇）的独立性。这是日本比中国容易现代化的因素之一。

（另起一单页）

第三章

嬴政秦

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是由战国后期的秦国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国原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起源于东夷，传说其始祖伯益曾辅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帝舜赐了嬴姓。伯益的后人非子曾为周孝王养马，凭着他的本事，马繁殖得很快。周孝王于是把秦谷（今甘肃天水市）一带分封给他，这就是“秦”的起源。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至雒邑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建国，接收周朝在关中的领地。

秦始皇嬴政从公元前230年到前221年以野蛮的“虎狼之国”先后攻灭关东六国，后北击匈奴，南并百越，建立中国空前统一的大帝国。秦朝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这位虎狼首创了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中央官制，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彻底打破自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故称“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朝王室嬴姓，故史书上别称嬴秦，以别于其他国号为秦的政权。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与赵高合谋篡改秦法导致秦末全民起义。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这个少数民族帝国的国祚仅仅十五年，比后来居上者蒙古元还要短促。

由于秦人的统治者是嬴姓，很常见的东夷之姓（其他嬴姓的东夷还有徐国、黄国等和周朝不和睦的政权），西迁以后又经历了漫长的西戎化过程，所以被关东诸国叫做“虎狼之国”，秦国对六国的征服，也可以视为一种“少数民族入主中国”。

秦人是东夷族西迁的一支。传说秦之先祖为先贤伯益，伯益乃颛顼后裔（注：黄帝正妃嫘祖生二子：长曰玄嚣、次曰昌意；玄嚣生蟜极；蟜极生三子：帝喾、挥公、大业之父；昌意生一子名颛顼，颛顼有一女名女修；大业之父娶颛顼之女女修，生大业；大业娶女华，生伯益，据史籍记载大业、伯益与益是不同的三个人）。本为古部落首领，舜帝赐姓“嬴”。

至夏末，费昌（伯益次子若木之玄孙）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商汤御，败桀于鸣条，其后嬴姓世代辅佐殷商，故史载嬴姓多显。

至商末，蜚廉（伯益九世孙中潏之子）、恶来（蜚廉长子，恶来之弟是季胜）父子皆以材力侍纣，后周武王伐纣，败商军，武王亲射恶来之口以泄愤，蜚廉奔霍太山，嬴姓中衰。至周穆王，造父（注：蜚廉次子季胜生孟增，孟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为周王御，千里平定徐国之乱，受封于赵城，其宗族乃为赵氏，造父侄孙非子（注：恶来生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即秦非子）为周孝王牧马有功，周孝王赐给了他一小块土地秦，让其继续嬴姓的祭祀。后来秦襄公又救周有功，被封为诸侯。

非子由于给周王室养马有功，周孝王封给他附庸，附庸小国号就叫秦。周幽王时期犬戎攻入镐京，秦襄公因为保卫周王室有功，正式被封为诸侯国，秦国号继续使用。而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只是一个诸侯国的称呼，统一以后由诸侯国名变为全中国的王朝称呼。由于统治者姓嬴，又有嬴秦之称。

秦国号的来源

先来看看古文字当中的秦字怎么写的，以及最早的字书当中的秦，是怎么解释的。在最早的字书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两个解释，1、伯益之后所封国。2、禾名。伯益就是益，是大禹治水的助手，曾经被禹选为继承人，后来被禹的儿子杀了，因为秦人把益认作自己的祖先，所以伯益之后所封国。禾名，就是禾苗的名字。

那么哪个是本意呢？我们先看一下秦字的写法，我们选择了四个字体，商朝的甲骨文，周朝的金文，秦国的大篆，秦朝的小篆。大篆和小篆的上部，以及小篆的下部，已经变形了，所以我们主要分析，甲骨文和金文，秦字的下部是两个禾，象形的是禾苗在密植丛生长在一起，上部的中间，像宝葫芦一样的字符，象形的是禾苗的禾穗，是朝天生长的，我们知道一般的禾穗会弯下来，上部的左右好像一对爪子一样的东西，表示双手收获，从字形来看，秦应该是密植丛生禾穗向天的禾。

我们回到《说文解字》，把秦这个字列在禾部，禾是表意的符号，我们基本可以断定，秦这个字的初义是禾，而不是国号，这个密植丛生禾穗向天的禾，是一种什么植物？经过考证禾是指现在称作草谷或者毛谷的禾本科优质牧草，猫尾草，马和骡子最喜欢吃，这种牧草在我们今天的西北、东北和华北还有种植。

秦国号和秦人立国的历史密切相关，秦人的立国始于非子，按照《史记》的记载，说非子住在犬丘，今天的天水市和礼县一带，善于养马，周孝王听说以后，就把非子召来，让他为周王室养马，非子在汧水和渭水之间，大概是陕西宝鸡一带，马养的是膘肥体壮，而且繁殖率很高，周天子很高兴，就把非子召来，说你的祖先伯益为舜帝主持驯养牲畜，牲畜的繁殖率很高，所以舜帝就赏给他一块土地，又赐他姓赢，现在也养的这么好，朕也封给你一块土地，作为附庸吧。

秦作为一种政治实体，正式开始于非子，大约是公元前891年-公元前886年，这个附庸小国，国号就叫秦。这个叫秦的牧草在当时很重要，非子的地位很低，只不过是一个马夫，封给他附庸是很难想象的，附庸是比诸侯小的国，为了纪念这份荣耀，为了标志立国的根本，所以国号就叫秦。

历史

当时，为谋求强兵兴国，各国纷纷开始变法图强。魏文侯敢为天下先，率先起用法家李悝，李悝撰写《法经》六篇以为治国之道，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开发地利、奖励农耕的经济政策，魏国遂强。

为了改变秦国被楚国、魏国欺凌的处境，胸有壮志的秦孝公（公元前381－前338年），于公元前362年即位后（时年19岁），决心复兴秦国，再现穆公的伟业。秦孝公不吝重赏，下令求贤，向全天下颁布《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卫人商鞅就是这个勇敢的人，他从魏国跑来了，

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革新，并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

商鞅变法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因变法有功被封于商，故又称商鞅。在孝公宠臣景监的举荐下，商鞅献上了一套“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的变法计划。秦孝公大为赞赏，决心实行变法。

第一，实行连坐法。公元前356年，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后来，又禁止家人“同室内息”，使父子、男女有别。

此外，还“平斗俑、权衡、丈尺”，统一度量衡；推行县制；商鞅将全国的小都、乡、邑集合成四十一县，县置令、丞，破坏了旧贵族的封邑，加强了国家的集权。

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方便了税收和交换。对赋税制和俸禄制度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

第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商鞅之法规定：农民“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徭役或租税，不努力耕作或弃本逐末者全家被罚为仆人。

而且，凡有二子以上不分家者“倍其赋”。

后来，又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承认土地私有权，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为中央集权经济的发展铺平道路。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第三，避私斗，奖励战功。按军功大小取得贵族爵位，实行二十等爵制，除世卿世禄制，按贵族爵位高低分配田宅，无军功者不可得爵，私斗者受罚。

“军功爵”是以上缴杀敌首级数作为晋爵受奖的依据。此举打破了“世卿世禄”的官制，士兵斩一敌军官马上可晋一级爵位，较之魏国只赏铜八两的规定高得多。有了军功即使是仆人也可以得到升官，没有军功即使是过去的贵族也只能享受平民待遇。

大国兴起

秦国平民从此有了用战功改变自身地位的希望，军人也成了最荣耀的职业。立军功者能升官晋爵，极大地刺激了秦人的生产积极性和为国作战的勇气，掠地和缴获愈多也使秦国论功行赏愈有了资本……如此循环，秦军愈战愈强，成为一支令东方诸国丧胆的虎狼之师。

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是：重刑、弱民、抑商和禁旅。迅速使得秦国从一个西方不起眼的弱国变成为“天子致胙”，“诸侯毕贺”的军事强国。

秦国在商鞅变法的短短十多年间，被治理得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秦人皆“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闻战则喜，“乡邑大治”。

连周天子也送礼给孝公，封为“方伯”（一方诸侯领袖），各国纷纷前来祝贺，秦国成为当时最强大富足的国家。

商鞅推行了战国时期最成功的变法运动，但却落得惨遭车裂的下场。

这对于商鞅个人来说，当然是十分不幸的；然而对于秦国的发展来说，商鞅苦心经营的变法成果无法抹杀，其身虽死，其法未败，乃至“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商鞅主持的变法在各国中是最全面，最系统，最彻底的。秦国军队自商鞅变法实行奖励军功政策（军功授爵制）后愈战愈勇。武器装备不断改进。兵种已有步、车、骑之分。军队数量多时达到“带甲之士百万”，其后出现了尉缭子、白起、王翦等著名军事家和将领。使秦国很快跃居战国首强，迈出了秦朝崛起的重要一步，逐渐使秦国成为实现中国统一的中心力量。

攻灭六国

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韩国降将内史腾率秦军灭韩国，俘韩王安，韩亡。所得韩地置颍川郡。

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国大将军王翦攻入赵国国都邯郸，赵王迁被迫降秦，赵破，置邯郸郡、钜鹿郡、太原郡。

赵公子嘉率宗族百人逃亡到代城。

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荆轲、秦舞阳刺杀秦王未遂，秦王立即派王翦领兵攻燕。

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王翦攻破燕都蓟，燕王喜退守辽东，杀太子丹以求和。

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年），秦军王翦之子王贲率领10万大军攻打魏国，包围魏都大梁，引黄河鸿沟水灌大梁。3个月后大梁城破，魏王假投降，魏亡。

同年，王翦率领60万大军攻打楚国，屯兵练武，坚壁不战，以逸待劳。

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年），王翦率领60万大军渡过淮水，围攻楚国都城寿春。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楚军斗志涣散、粮草不足，遂从前线撤军。王翦乘机追击，消灭楚军主力，占领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楚人复立昌平君为王。王翦又率军渡过长江，平定了江南，置会稽郡，楚亡。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王贲打下辽东，俘燕王喜；接着打下代城，俘赵代王嘉。燕、赵彻底灭亡，秦始皇于代地设置雁门郡。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王贲率军南下攻打齐国，齐王建不战而降，齐亡。

至此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当时还有卫国作为附庸存在，秦二世元年即前209年被废。

北征匈奴

匈奴人分布在蒙古高原上，战国末年以来，常向南方侵犯。全国统一以后，秦始皇派蒙恬率军三十万抗击匈奴。

蒙恬于秦王政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收复河套以南地，即当时所谓“河南地”，第二年进一步斥逐匈奴。

秦自榆中（在今甘肃兰州以东，但有异说）向北，在黄河以东、阴山以南的地区内设置三十四县，并在黄河的一段地区因河筑塞。

秦还把战国时燕、赵、秦三国长城修复并连接起来，筑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迄辽东的古代世界伟大工程之一的万里长城，用来保护北方农业区域。

接着，秦又徙民几万家于河套。这对于边地的开垦和边防的加强，起了积极作用。

降服百越

中国境内的越人分布在华东、华南地区，分为闽越、南越、西瓯等部分。闽越在今浙江、福建一带，南越在今广东和广西东部，西瓯在今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以至于云南东南部。越人“断发文身，错臂左衽”，依山傍海，从事渔猎和农业。西瓯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王翦率秦军灭楚，继续南进，夺得越人一部分土地，置会稽郡（今浙江绍兴）。

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始皇派尉屠睢发卒五十万，分为五军，进攻镡城（今湖南靖县境）、九嶷（今湖南宁远南）、番禺（今广东广州）、南野（今江西南康境）、余干（今江西余干境），进行了三年不解甲、不弛弩的艰巨战斗。秦军击败了闽越的抵抗，以其地置闽中郡（今福建福州）。攻南越的秦军，也占领了番禺。只有西线的秦军遇到西瓯人顽强的抵抗。

为了解决秦军转饷的困难，监禄率卒在湘水、漓水间开凿灵渠（在今广西兴安），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的交通。在秦军和西瓯人的战斗中，西瓯君译吁宋和秦军统帅尉屠睢相继战死。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始皇又谪发内郡曾经逃亡的人、赘婿、商人增援，征服了西瓯，在南越、西瓯故地及其相邻地区建置了南海郡（今广东广州），象郡（今广西崇左境）和桂林郡（今广西桂平），并继续征发人民前往戍守。

这样，几十万北方农民就留在那里与越人杂居，共同开发珠江流域。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结束，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汉族统一国家开始了。这是古代历史上特殊的伟大事件。作为一个大一统王朝，在幅员辽阔的统治区域内，创立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器械同量，同书文字。”

领土面积

秦兼并六国后的疆域到达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带。秦朝初立便北击匈奴收河套，又派遣屠睢率领50万秦军平定百越，疆域面积迅速扩展，达340万平方公里左右，秦朝的疆域大致为：东起辽东，西抵河西、四川，北达阴山，南包越南北部及中部一带，西南至云贵地区。

行政划分

秦朝建立之后，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取消西周时期流传下来的分封制，国家管理上推行单一的郡县制，废诸侯，立郡县，分天下为36郡；

其后南并五岭以南之南越地，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北取阴山以南地置九原郡，之后陆续分析出东海、恒山、济北、胶东、河内和衡山等郡。

秦朝没有采用分封制，而是采用郡县制，最初将全国分为三十六个郡，后来增加至四十六个。

中央制度

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和行政机构即三公九卿制，互相没有统属关系，由皇帝掌握最终决断权。

三公：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事）、太尉（负责管理军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召令，兼理国家监察事务）。

九卿：卫尉（掌管皇宫保卫）、郎中令（掌管警卫事务）、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廷尉（掌管司法诉讼）、典客（掌管外交事宜）、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宗正（掌管皇室内部事务）、少府（掌管山河湖海税收和制造业）、治粟内史（掌管财政税收）。

秦始皇以战国时期秦国官制为基础，把官制加以调整和扩充，建成一套适应统一国家需要的新的政府机构。在这个机构中，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有左右二员，掌政事。太尉掌军事，不常置。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贰，掌图籍秘书，监察百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是分掌具体政务的诸卿，其中有掌宫殿掖门户的郎中令，掌宫门卫屯兵的卫尉，掌京畿警卫的中尉，掌刑辟的廷尉，掌谷货的治粟内史，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的少府，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国内民族事务和外事的典客，掌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皇室属籍的宗正，掌舆马的太仆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与诸卿议论政务，皇帝作裁决。

法律制度

秦始皇采用战国时期法家韩非的建议，以法治国，秦帝国制定的法律十分细密、严苛，是秦始皇加强皇权、巩固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工具。秦法对于秦王朝雷厉风行的推行各种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

秦朝沿袭了商周时代的很多酷刑。据文献记载，刑罚有膑（剜去膝盖），刖（锯脚），宫，榜掠，腰斩，枭首，弃市，戳尸，坑死，凿颠，抽胁，镬烹，车裂，夷三族等。当时的中原地区古人多儒雅仁义，社会是宗族形式结构，不具备法治统治的基础。秦尊韩非的以法治国，这就造成了作奸犯科的人大增，面对条条酷刑，人们怨声载道，这也是加剧秦朝灭亡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统治一个大国，需要全国一致而又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出土的云梦秦简提供了自秦孝公至秦始皇时期陆续修成的秦律的部分内容，其中有刑律的律文和解释，有名目繁多的其他律文，还有案例和关于治狱的法律文书（见云梦秦律）。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以秦律为基础，参照六国律，制定了全境通行的法律。秦律经过汉朝的损益，成为唐以前历代法律的蓝本。

郡县制度

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丞相王绾请封诸皇子为燕、齐、楚王，得到群臣的赞同。廷尉李斯力排众议，主张废除分封诸侯的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度。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成三十六郡，以后又陆续增设至四十余郡。皇室任免郡县的主要官吏，这些郡完全由中央和皇帝控制，是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单位。中央集权的制度从此确立。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的峄山刻石辞说：“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乃今皇家，壹家天下，兵不复起”。这说明秦始皇认为废分封行郡县是消除各地兵争所必须的。

郡，是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单位，其组织机构与中央政府略同，设郡守、郡尉、郡监（监御史）。郡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掌全郡政务，直接受中央政府节制；郡尉，辅佐郡守，掌管全郡军事；郡监，掌监察工作。

郡以下设县或道。县是秦朝统治机构中关键的一级组织，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机构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单位。内地设县，边地少数民族地区设道。满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令、长为一县之首，掌全县政务，受郡守节制。县令下设尉、丞。尉，掌全县军事和治安；丞，为县令或县长的助手，掌全县司法。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

县以下设乡、里和亭。乡和里是行政机构，亭为治安组织。乡设三老、啬夫和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税收，游徼掌治安。乡以下为里，是秦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里设里正或里典，后代称里正、里魁，以“豪帅”即强有力者为之。其职能除与乡政权职能大体相同外，还有组织生产的任务。此外，还有司治安、禁盗贼的专门机构，叫做亭，亭有长。秦规定，两亭之间相隔十里，设亭长。亭遍布于城乡各要地。

秦朝创下的一套中央集权国家政治制度在以后中国社会的历史中，只有修修补补，基本框架不变。为了巩固统治。

军队建制

维持一个大国的统一，还需要强大的军队。秦军以灭六国的余威，驻守全国，南北边塞，是屯兵的重点地区。秦制以铜虎符发兵，虎符剖半，右半由皇帝掌握，左半在领兵者之手，左右合符，才能调动军队。这是保证兵权在皇帝手中的重要制度。秦军是一支前所未有的巨大的震慑力量。发掘的秦始皇陵侧的兵马俑坑，估计其中两坑有武士俑七千件，战车百乘，战骑百匹。武士俑同真人一样高大，所持武器都是实物而非明器。这种车、步、骑兵混合编组的大型军阵，其规模之大，军容之盛，是秦军强大的表征。

秦朝的军队分三个部分，即京师兵、郡县兵、边防兵。京师兵，由于任务不同，分三个系统：郎中令管辖的侍卫官，包括贝（钱财）选、荫任、军功特拜而产生的传中、中郎等，有俸禄，主要负责殿内值勤、从皇帝：卫尉管辖的皇宫警卫兵，由郡尉县尉管辖。平时训练，并兼管地方安全，战时奉调出征、因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又分为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士（水军）三类。大体北方、西北方多骑士，山丘陵地带多材官，江淮及沿海多楼船士。有的郡既有材官，又有骑士。

边防兵，指边郡骑士、材官、边郡屯兵和边塞皮卒。边郡骑士或材官，是本地服兵役的正卒。屯兵是集中驻扎的机动作战部队，由朝廷派遣的将军统率，如蒙恬曾长期领兵屯于上郡。戊卒包括轮番服役的各郡正卒和嫡发的官吏、商人及农民。除分散担任警戒、候望任务外，还构筑维修军事工程。兵种区分，秦军分为步兵（含弩兵）车兵骑兵和水兵种。步兵称材官，有轻装与重装之分，前者无甲，持弓、弩远射兵器；后者上体着甲，持戈、矛、戟之类长兵器。着甲持弓、弩者称驾兵，是步兵的主力。车兵仍然装备单辕双轮四马木质车，每车3人，皆着盔甲，御者居中，甲士2人分立两侧，持戈矛类长兵器。骑兵称骑士，着短甲，执弓箭，所乘之马有鞍，无鞍蹬。水军称楼船士，具有一定规模。秦始皇陵兵马低坑的布阵表明，步兵数量较多，是主要兵种，车兵仍是重要作战力量，骑兵尚处于从属地位，弯兵且智较大辞容。作战中，车、骑、步、驾大休混编列阵，配合而行。

秦军兵器

在那些英武的兵马俑身上，可以看到2000多年前秦国军队的磅礴气势。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两大要素一是军队，二是兵器。在秦统一六国中，武器的胜出是攻城掠地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

秦兵马俑坑出土的武器绝大多数是青铜兵器，约达4万余件。铁兵器数量极少，总共只有铁矛1件，铁镞1件，铁铤铜镞2件，出土的铁质兵器仅占俑坑出土兵器总数的万分之一。这说明战国中晚期后，虽然铁器已在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但由于武器对铁质的要求过高，依照当时的冶铁水平，还处在块炼铁和生铸铁的阶段，这两种铁的硬度和强度均不够，不宜大规模制作兵器。而青铜在当时使用已经非常广泛，故秦人大量使用改良合金配比的青铜兵器，把中国青铜冶炼工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秦军的兵器无论品质或是生产力都比前代有长足的提升，几乎囊括了当时盛行兵器的所有种类，既有以往常见的戈、矛、戟、剑、弩、殳、钺和铜镞等，也有首次发现的长铍和金（吴）钩。有些兵器上还有完整的铭文。按其功能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短兵器，有剑、金钩；第二类是长柄兵器，有矛、戈、戟、钺、殳、铍等；第三类是远射程兵器，有弩、弓等。这些兵器都是铸造成型。它们的主要成分是铜、锡、铅，另外还有微量的镍、镁、铝、锌、铁、硅、锰、钛等元素。

古人在长期的青铜冶炼实践中，直观地认识了合金成分、性能和用途之间的关系，总结出了“六齐”规律。所谓“六齐”，是对于六类不同的青铜器物采用六种不同的铜、锡配比。对此，战国末期齐国人所著的《考工记》中关于“六齐”的记述，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比规律的科学总结。人类第一次通过自觉地控制铜、锡成分配比，获得了性能各异并且适合于不同用途的合金材料。从出土的兵马俑各种青铜兵器的合金比分析，与《考工记》中的“六齐”配比基本相符。说明秦国在当时已非常懂得吸收与利用他人的长处为己所用，并把这种配比规范化，如俑坑中出土的青铜剑，含锡量均在18%－21%之间，很接近中碳钢调质处理后的硬度。

秦国军队当时号称步兵百万，战车千乘，骑万匹，所需兵器数量极为庞大，因而武器制造的保障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秦人的做法，就是让武器生产制度化，模具标准化和工艺流程规范化，并用法律加以约束。《秦律十八种·上律》明确记载：“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在秦俑坑中出土的所有同类器物都是如此。如兵器中的铜弩，各个弩机上的同一部件都可以互换。又如青铜镞的头部是三棱形的，三个面和三个棱被加工成抛物线，基本相等。对镞的三个面放大20倍，发现同一个镞的三个面误差小于0.15毫米，不同镞的误差，小于0.2毫米，这样的精度标准是很高的。与法律相配套的是推行“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奖罚办法，要求兵器上都要刻上制作年代、机构、督造者以及具体制作者的名字，这样工匠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施展和肯定。

俑坑中出土的兵器均未生锈，是因为当时已具备有效的防锈技术。用电子探针和激光技术分析，青铜兵器表面有一层铬盐氧化层，这种现象在兵器中普遍存在，说明这不是偶然因素造成，而是有意进行工艺处理后形成的，从而起到良好的防锈作用，使兵器光亮如新，锋利无比。正是因为在严格的制度管理下，秦王朝把当时最为纯熟的青铜制造技术运用到兵器生产上，才使统一六国战争有了足够的武器保障，并创造出兵器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秦始皇兵马俑一、二号坑所出土的青铜兵器，最让人着迷的——首先要数锋利坚韧的秦青铜长剑。柳叶状剑身的秦剑，又细又长又尖，长度均在81—94.8厘米，远远超出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的宝剑（长度一般在50—65厘米）。

秦剑

回顾中原铜剑的发展历程，剑身不断地加长。当其初起之时，剑长只有二三十厘米；至春秋战国之际，长度普遍达到50—60厘米左右；战国晚期，一些剑超出了70厘米，最长达75、76厘米，秦代，关中秦剑的长度更上新台阶，超过了80厘米，最长者将近95厘米。

秦剑的造型是一个宽、窄、宽、窄、束腰的造型，前面是剑尖儿，呈阶段性的，由厚、薄、加厚、薄到剑尖，阶段性递减，这种设计使秦剑受力部分得到加强，而又保持一定的弹性，同时剑身又不过于沉重。

青铜剑在技击格斗中，首要功能是刺杀敌人、穿透对方的铠甲，劈砍、划拉只是辅助功能而居于其次。比对手的剑长出近30厘米的秦剑，在格斗中显然更容易刺到对方，这很可能是秦剑加长的主要原因。但是，这毕竟是青铜剑，秦人用什么方法让长剑不易折断呢？

在青铜时代，铸剑的关键是在冶炼时，向铜里加入多少锡。锡少了，剑太软；锡多了，剑硬，但容易折断。对秦剑做的化学定量分析显示：它的铜锡配比让青铜剑的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作为是青铜剑铸造工艺的最后巅峰，秦剑的长度、硬度和韧性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结合，攻击性能也因此大大增加。

秦式铜剑不仅长，而且很锋利。一些剑出土时毫无锈蚀，光洁如新，锋刃锐利。经试验，一次尚能划透18层纸。这些剑表面都呈灰黄色，组织细密，没有沙眼。而且剑身表面都进行了精细的锉磨、抛光，故极为平整光亮。

秦剑剑身特长，剑茎（柄）也相对很长。秦俑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剑，其剑茎长度多在17—20厘米左右。根据秦剑的长度、重量和技击实用功能推测，秦剑多数为双手使用（双手剑在某些时候单手使用亦可）；少数剑茎较短者可能是单手剑。

统一文字

秦国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其统治，其中包括著名的“书同文”，即将战国时期各国使用的不同的书写体统一为后世所称的小篆，相传该字体为秦国丞相李斯发明。

秦始皇以原来秦国的制度为标准，整齐划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一些制度，企图尽可能消除由于长期分裂割据造成的地区差异，以利统一。战国时期，各国文字的基本结构虽然相同，但字体繁简和偏旁位置却有差异。李斯受命统一文字，他以秦国的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制定小篆，并写成范本，在全国推行。当时还流行一种书法，叫做隶书，比小篆更简便。书同文，将小篆作为标准文字；“焚诗书”，加强思想控制；以吏为师，严禁私学。

五德学说

秦始皇不但建立了一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和制度，而且还采用了战国时期阴阳家的终始五德说，以辩护秦朝的法统。终始五德说认为，各个相袭的朝代以土、木、金、火、水等五德的顺序进行统治，周而复始。秦得水德，水德尚黑，所以秦的礼服旌旗等都用黑色；与水德相应的数是六，所以符传长度、法冠高度各为六寸，车轨宽六尺；水德主刑杀，所以政治统治力求严酷，不讲究“仁恩”和“义”；与水德相应，历法以亥月即十月为岁首，等等。

封禅大典

秦始皇还确定了一套与皇帝地位相适应的复杂的祭典以及封禅大典，择时进行活动。秦始皇在咸阳附近仿照关东诸国宫殿式样营建了许多宫殿，并于渭水之南修造富丽宏伟的阿房宫。咸阳宫殿布局取法于天上的紫微宫，俨然是人间上帝的居处，天下一统的象征。秦始皇还在骊山预建陵寝，墓室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他采取这些措施，和他采用皇帝的名号一样，是要表示他在人间的权力与上帝在天上的权力相当，从而向臣民灌输皇权神秘的观念。皇权神秘观念，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思想基础。

皇权的加强和神化，郡县制的全面推行，体现专制皇权的官僚机构和各种制度的建立，法律的完备和统一，皇帝对军队控制的加强等等，这些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内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维持统一所不可少的条件。但是这种政治制度对百姓的束缚极大；而且它对经济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可以转变为阻滞作用，这在帝制社会后期更为显著。

焚书坑儒

秦始皇对分裂割据的思想和政治倾向，也进行了斗争。当时的一些儒生、游士，希望复辟贵族割据局面，他们“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引证《诗》、《书》、百家语，以古非今。

公元前213年，秦统一八年，太子师博士齐人淳于越在一次朝廷会议上提出恢复周朝的分封制，“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丞相李斯反对，并提出措施：“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消灭私学。有敢偶语《诗》《书》者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之，下令各郡、县立即查禁所有《诗》、《书》和诸子百家的书籍，30天内全部焚烧。此即“焚书”。

次年，方士卢生等人求仙再次不得，惧怕处罚而出逃，秦始皇派御史侦察咸阳的方士，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有诽谤之言，又有方士、儒生非议朝政。

秦始皇大怒，下令搜捕咸阳城内的方士儒生，后来的审问过程中，方士儒生互相告发，共有460余人受到株连，秦始皇下令将此460余人全部坑杀。此即“坑儒”。

“焚书坑儒”是秦朝为了国家政权安定统一的所执行的政策，也是对当时中国文化的一次摧残。“焚书”政策针对当时的书册文物，只保留对民生以及执政所需的，大量对秦政权无益的珍贵文献从此失传，春秋战国的百家言论在这段时期受到严重的摧残；“坑儒”政策也是第一个被中国历史所纪录的国家政权对知识分子大规模的逮捕行为。

在早期帝制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在统一与分裂激烈斗争的年代，秦始皇用焚书坑儒手段来打击贵族政治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焚书坑儒摧残文化，是极其野蛮残暴的事，对于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授，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男女服装

秦汉时代，在中国服色是一个重要阶段，也就是将阴阳五行思想渗进服色思想中，秦朝国祚甚短，因此除了秦始皇规定服色外，一般的服色应是沿袭战国时代的习惯。

男服服饰秦始皇规定的大礼服是上衣下裳同为黑色祭服并规定衣色以黑为最上，又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着绿袍一般庶人着白袍。

女服服饰秦始皇喜欢宫中的嫔妃穿着漂亮的及以华丽为上。由于他减去礼学，对于嫔妃的服色，是以迎合他个人喜好为主。不过基本上仍受五行思想支配。

道德教育

秦朝采用法家的学说治理国家，认为所有国内臣民不需要接受任何道德教育，也不需要任何宗教、信仰及价值观，他们一生只需保持人出生时的本性、并详细知晓跟他有关的国家法令，知道做哪些事会受到奖励、做哪些事会受到惩罚就可以了。这是商鞅变法的基本主张之一。所以秦朝严禁书籍在国内的传播、严禁从事说教之人在国境内活动，连歌舞、杂耍、说唱之类的艺人都被认为会是蛊惑人心的，以上各类人等凡被举报发现的一律处以极刑。

这种国家价值观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事实也造成了秦朝的短命，在秦国统一中国之前，荀子就曾指出过商鞅这种治国理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在汉武帝时期，王室通过与儒家哲学家联盟，推出官方“儒教”，但它是被董仲舒修正过的儒家思想，如“三纲五常”、“天人感应”等提法都是董仲舒自己的发明，最终被列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这明显违背了孔孟的民本思想。

秦朝皇帝每年都会去祭天，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并且这是皇帝的特权。成文的宗教系统是不存在的。秦官似乎相信类似万物有灵、神秘主义、巫术之类的上古鬼神之说。

可确认为秦代的文物十分有限，最为人知的是临潼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

秦国吞并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其统治，其中包括著名的“书同文”，即将战国时期各国使用的有所不同的书写体一律统一为后世所称的小篆，相传该字体为秦国丞相李斯发明。秦朝文字的用途是：只记录历史事件、律法、生产工艺。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嬴政的陵墓，位于中国北部陕西省临潼县城东5公里处的骊山北麓。秦始皇陵建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08年，历时39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庞大，设计完善的帝王陵寝。

秦始皇陵筑有内外两重夯土城垣，象征着都城的皇城和宫城。陵冢位于内城南部，呈复斗形，现高51米，底边周长1700余米。据史料记载，秦陵中还建有各式宫殿，陈列着许多奇异珍宝。秦陵四周分布着大量形制不同、内涵各异的陪葬坑和墓葬，现已探明的有400多个。陵园布置仿秦都咸阳，分内外两城，内城周长2.5公里，外城周长6.3公里。

郡县争议

由于唯一记载秦朝的正史《史记》没有地理志书，所以秦朝的行政区划并无单一可靠的来源，除最著名的由《史记》记载的三十六郡外，还有四十郡、四十八郡之类说法。甚至三十六郡的具体所指、郡治、范围也是历来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研究的课题。

根据里耶古城的考古发现，秦朝还存在“洞庭郡”。黔中郡是否存在是争议话题。而在2008年，岳麓书院根据从中国海外紧急抢救的2098枚珍贵秦汉竹简中，在已知秦朝四十八郡之说外还发现了有两个新郡的证据，一个叫州陵郡，一个叫清河郡（郡治山东省巨野县张表乡清河集村，见巨野县志）。在抢救过程中，有一枚秦简刻有“丙辰朔己卯南郡假守贾报州陵郡”而“州陵守”、“州陵假守”则至少出现过3次。岳麓书院副院长陈松长还介绍到另外一枚秦简则清晰地篆写有“清河假守”，可以推测为“清河也是郡名。”始皇三十三年设立桂林、象郡、南海三郡。

社会情况

秦的社会组织相当严密，商鞅变法建立了“什伍连坐制”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民有二男劳力以上的都必须分居，独立编户，同时按军事组织把全国吏民编制起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准擅自迁居，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不揭发，十家连坐。这种严苛的法律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国家直接控制了全国的劳动力，保证了赋税收入。统一后秦国将此推广至全国。类似的保甲制度和户口制度一直到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仍被当局采用。

秦朝刑罚

秦朝制定了许多酷刑。据文献记载，刑罚有膑（剜去膝盖），刖（锯脚），宫，榜掠，腰斩，枭首，弃市，戳尸，坑死，凿颠，抽胁，镬烹，车裂，夷三族等。当时的中原地区古人多儒雅仁义，社会是宗族形式结构，不具备法治统治的基础。秦尊韩非的以法治国，这就造成了作奸犯科的人大增，面对条条酷刑，人们怨声载道，这也是加剧秦朝灭亡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严刑峻法

长期分裂局面造成的影响，使秦始皇非常关心六国旧地的动静，担心六国旧贵族图谋复辟。为了防止割据的再现，秦始皇把六国富豪和强宗十二万户迁到咸阳，另一部分迁到巴蜀、南阳、三川和赵地，使他们脱离乡土，以便监视。

他把缴获的和没收的武器加以销毁，在咸阳铸成十二个各重千石的铜人。

又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尽可能消灭封建贵族依以割据的手段。为了控制广阔的国土，特别是六国旧境，秦始皇还修建由首都咸阳通到全国各地的驰道，

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他自己多次顺着驰道巡游郡县，在很多地方刻石纪功，以示威强。

为了加强北方的防务，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又修筑由咸阳经过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在西南地区，还修筑了今四川宜宾以南至云南昭通的五尺道，于近旁设官进行统治。

秦统一以后的十几年中，秦始皇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了多次的大规模战争，完成了巨大的国防建设和土木建筑。

据估计，当时全国的人口约为一千多万，而当兵服役的人超过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秦始皇采取赵陀等人的意见迁移关中50万秦人至岭南与当地人民族融合，但导致关中空虚，大大动摇了秦的统治基础。

秦二世时期，农民生活悲惨，穿牛马之衣，吃犬彘之食，往往在暴吏酷刑的逼迫下逃亡山林，举行暴动。这种种情况说明，急政暴虐激化了社会矛盾，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事业的同时，也造成了秦王朝倾复的条件。所以西汉时的贾山谈到秦代“群盗满山”的情况时说：秦始皇在世时，他的统治已经在崩溃，但是由于皇帝以及开国大臣在镇压，没有人敢于和政府对抗。

走向灭亡

前210年秦二世胡亥即位。他进一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以“税民深者为明吏”，以“杀人众者为忠臣”。

他令农民增交菽粟刍藁，自备粮食，转输至咸阳，供官吏、军队以至于狗马禽兽的需要。他继续修建阿房宫，继续发民远戍。徭役征发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农民的困苦达于极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在农民酝酿反秦的时候，潜伏着的六国旧贵族残余势力也在俟机进行分裂活动。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东郡出现“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刻辞，就是这种分裂活动的征兆。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一队开赴渔阳（今北京密云）的闾左戍卒九百人，遇雨停留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境），不能如期赶到渔阳戍地。秦法规定“失期当斩”，戍卒们面临着死刑的威胁。但根据出土1975年的《睡虎地秦简》，“失期”仅为城旦的处罚，所以此处存在异议。于是，在陈胜、吴广的领导下，在大泽乡举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旗帜。陈胜，吴广他们杀押送他们的秦尉，率领戍卒，用已被赐死的秦公子扶苏和已故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农民反秦。

附近农民斩木揭竿纷纷参加起义。起义军分兵东进，主力则向西进攻，连下今豫东、皖北的铚、酂、苦、柘、谯（分别在今安徽宿县，河南永城、鹿邑、柘城，安徽亳县境）诸县。当他们推进到陈（今河南淮阳）的时候，已是一支数万人的声势浩大的队伍了。

在起义军的影响下，许多郡县的农民杀掉守令，响应陈胜；特别是在旧楚国境中，数千人为聚者到处可见。一些潜藏民间的六国旧贵族、游士、儒生，也都乘机来归，凭借旧日的地位，在农民军中发挥影响。游士张耳、陈馀甚至劝陈胜派人“立六国后”，被陈胜断然拒绝。陈胜自立为“张楚王”，

分兵三路攻秦：吴广为“假王”，西击荥阳；武臣北进赵地；魏人周巿攻魏地。吴广军在荥阳被阻，陈胜加派周文西击秦。周文军很快发展到车千乘，卒数十万人，进抵关中的戏（今陕西临潼境），逼近咸阳。

秦二世慌忙发修骊山陵墓的刑徒为兵，以少府章邯率兵应战，打败周文军。周巿在魏地立旧魏贵族魏咎为魏王，自为魏丞相，并派人到陈胜那里迎接魏咎。旧贵族的势力很活跃，涣散了农民起义队伍。陈胜缺乏经验，决心不够，眼看着分裂局面的形成。陈胜周围也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

秦将章邯军连败周文，周文自杀。

章邯又东逼荥阳，吴广部将田臧杀吴广，迎击章邯，一战败死。

章邯进到陈，陈胜败退到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被叛徒庄贾杀死，陈县失守。

陈胜部将吕臣率领一支“苍头军”英勇接战，收复陈县，处决了庄贾。陈胜作为反秦的先驱者，领导起义只有半年就失败了，但是反秦的浪潮却被他激起，继续不断地冲击秦的统治。

刘邦入关

陈胜起义后，旧楚名将项燕之子项梁和项梁侄项羽在吴（今江苏苏州）杀掉秦会稽郡守，起兵响应。不久项梁率领八千子弟兵渡江北上，队伍扩大到六七万人，连战获胜。

闽越贵族无诸和摇也率领族人，跟着秦番阳令吴芮反秦。原沛县亭长刘邦和一部分刑徒逃亡山泽，也袭击沛令起事，归入项梁军中。项梁立楚怀王之孙为楚王。

以后，项梁在定陶败死，秦章邯军转戈北上，渡河击赵。

这时，代替蒙恬戍守朔方边塞的王离，也率大军由上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东出，包围了张耳和赵王歇驻守的巨鹿城（今河北平乡境）。楚王派宋义、项羽救赵，派刘邦西入关中。

宋义北至安阳，逗留不进。项羽杀宋义，引兵渡漳河，经过激战，解巨鹿之围，被推为诸侯上将军。

以后，秦将章邯率二十万人向他投降。

刘邦迂回进入武关，到达咸阳附近。那时秦二世已被赵高杀死，继立的子婴贬去帝号，称秦王，向刘邦投降。刘邦攻占咸阳，秦亡。

刘邦废除秦的苛法，只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深得秦人拥护。

楚汉之争

刘邦入咸阳后，项羽也立即率军入关，驻鸿门，然后进入咸阳，大肆烧杀掠夺。

他在诸王并立的既成局面下，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建立了西楚政权（公元前206－前202年）。被项羽逼处巴蜀一隅为汉王的刘邦，于公元前206年五月，乘机进入关中，败项羽所封关中三王。接着领军东出，远袭彭城，退守于荥阳、成皋之间，与项羽相持。刘邦巩固了关中后方，又联络反对项羽的力量，转败为胜。刘邦与韩信、彭越等会攻项羽，项羽兵败垓下（今安徽灵璧境），退至乌江（今安徽省和县）自刎，年仅31岁。同年二月，刘邦在定陶称帝。

楚汉之战是由秦末抗暴战争直接演变而来的。抗暴战争虽然胜利地推翻了秦朝，但曾经是反秦战争领袖的刘邦和项羽，却不得不逐步转化为专制政权的角逐者。刘邦知人善任，因势利导，终于战胜项羽，登上了西汉统一王朝的皇帝宝座。

秦始皇自命“始皇帝”的时候，一心想让秦朝的统治千秋万代延绵不休，但他决没想到，仅仅15年之后，才传到第三个皇帝时秦朝就灭亡了。尽管他采取了种种巩固统治的措施，但他的独裁专制、横征暴敛，早已埋下了祸根。他征发了30多万人筑阿房宫，又动用大量人力财力修骊山墓。频繁的战争、庞大的官僚机构、连续的大兴土木，动摇了统治基础，人民不堪重负，痛苦到了极点。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影响极为深远。公元前207年11月左右，秦朝被推翻。由于过去的割据局面所造成的影响，反秦过程中重新出现了分裂的倾向。在接踵而来的争夺统治权的楚汉之争中，汉胜楚败，使分裂形势得到控制，统一了国家。继秦之后，又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就这样建立了。

秦亡之论

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

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淮南子·人间训》。

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复稽趋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淮南子·泰族训》。

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昔秦据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轻弱骨肉，显重异族，废道任刑，无恩宗室。其后尉佗入南夷，陈涉呼楚泽，近狎作乱，内外俱发，赵氏无炊火矣！——《汉书·武五子传》。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阿房宫赋》。

谢选骏指出：1979年6月11日我写到，中国古代称平民为所谓“黎”，也称“庶黎”，而这“黎”正与黎族同一。在古代可能是中原民族的种族奴隶之类，相当于斯巴达人眼中的“希洛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眼中的“斯拉夫人”。黎在古代通“黧”，指黑色。这可能意味黎族皮肤较黑，也许是南岛语族、马来人种，甚至是更古老的澳大利亚种族在中国的遗留。

夏商周，在黄河流域集中几个势力较大的种群，经过多年征战，最后形成了一百氏族的部落联盟，号称“百姓”，而在战争中抓到的南方民族的俘虏就称作“黎民”。百姓与黎民，就是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区别。到春秋末期，随着贵族制度的破坏，百姓的地位降低，到秦始皇时代和黎民一起沦为“黔首”。 

有人提出：为什么是秦国统一天下而非楚国？

确实历史上，战国时期秦楚均为边疆的半开化强国。为什么最后是秦胜而统一天下，至于楚则败了呢。

有人分析指出：所谓的“秦楚均为强国”指的仅仅是土地面积和军队数量，在兵员素质方面则不然：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廉颇卒死于寿春。

可见楚国军队战斗力之差，别说已经实行军功政策的秦国了，就是改革不那么彻底的赵国都比不上。春秋时期楚国欺负一些中原小国还行，但到了竞争激烈的战国时期，楚国就很少打胜仗了。

地理位置方面：秦国坐拥雍州之地，东可谋取六国，不行还能退守函谷关。而战国后期楚国的郢都几乎就是暴露在秦国的攻击之下，而且，自古以来就很少有南方政权能统一全国的。楚国土地虽然广袤，但是顾此失彼，黔中之战直接被司马错来了个大迂回，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白白丢失了数千里的土地。这都是短板。

军事传统：秦国因为不是那么发达，因此人民性格都比较淳朴，在商鞅变法之后就可以完全利用起来，各自为了各自的利益去耕战，最后让秦国成为了一个战斗力强大的帝国。而楚国呢？据：《史记 货殖列传》：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

整个楚国由于地理面积太大，民俗也不太一致，但大体是比较轻飘的一类，而且喜欢牟利经商，这一下就比不过秦国完备的军功体制了，战争动员困难也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楚国因为深受南方蛮夷部落文化的影响，没有城防意识，城墙基本上扛不住进攻，因此往往战役都是野战，而野战失败，城池也就守不住了。

贵族体制：秦国也有一些旧贵族，但影响力不是特别强大，秦孝公、秦惠文王两代君主就能摆平阻碍新法的旧贵族，而楚国的旧贵族势力过于庞大，春秋时期就有过若敖氏专权的现象。战国时期楚国就有屈景昭三大贵族，这种大贵族很容易阻碍国家政策的实施。

而且最关键的，这些贵族都是窝在楚国国都内，不想发展自身的附属领地。施行一些土地改革，还能强军强国，但这些贵族全都在宫廷内争斗，是正儿八经的“旧贵族”，是对国家发展没多大用的。可能会零星出来几个比较贤能的贵族人物，但总体上来说贵族势力是楚国国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体来说，战国时期楚国只能算是一个二流国家，国土面积虽然大，但整合能力太弱，士兵战力太弱。战国时期也有人动不动就说什么统一天下的不是秦国就是楚国，其实这不过是因为楚国是完整保存国家建制过渡到战国时期的国家，而且春秋时期楚国确实厉害过。但到了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都开展了政治改革，实力大增，而楚国却被贵族势力绊住了脚，施展不得改革，只能是越来越弱，勉强靠着广大的土地面积和人口资源支撑，成为了战国七雄之一。当七雄之间的缓冲完全消失，楚国面对改革完备、军力强大的秦国，就只有挨揍的份了。

而“统一天下的不是秦国就是楚国”只能是一句借着二百年前的威风来作为今日筹码的外交辞令了。

变法各国都搞过，独有公孙鞅最成功，那是有原因的……废话，当然有原因。

法家在中国历史上登上政治舞台，震撼中华文化圈是从商鞅开始的。秦法家思想之盛始于商鞅变法，秦孝公即位以前，旧贵族的势力相当强大，国力日盛。孝公乃锐意图强，用商鞅变法，奠定秦法治的基础，故法家大盛于秦，与此有直接而明显的关系。 

商鞅变法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开始，主要内容包括：编造户籍，实行什伍连坐；奖励军功，颁布按军功赏赐的制度；奖励农耕，制定“垦草开荒”的法令等；第二阶段在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开始，后者比前者更进一步，主要有“开阡陌封疆”，废除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普遍推行县制；直接征派赋役，按户按人征收军赋；统一度量衡；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等。商鞅变法完成了秦国从封建领主制到私有地主制的历史转变，公有领主贵族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逐步消除，私有地主制的新兴政权日益巩固；农业劳动力增加，耕地扩大，农业生产日益发展，工商山泽之利集中于国家之手，政府的财政收入日益富裕；农战方针具体落实，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一步步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些改革措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商鞅变法涵盖的层面相当广泛：从文化的横剖面来看，包括了家庭制度、社会组织、农业经济、作战军功及爵秩制度等；自文化的纵切面来看，改革影响了宗法、礼制、习俗及传统文化等；可以说整个社会、文化都在商鞅改革的范围之内。 

秦朝的统一，法家思想可谓是功不可没。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开始变法开始，历代秦王都尊奉法家思想，秦始皇更是对韩非子的学说推崇至致。商鞅变法建立的严格赏罚制度，强迫所有的人都从事生产性职业，推行“连坐”和监视制度，不仅使秦国经济实力强大，更明显的是确立了不可与战的军事实力。秦在统一之后继续法家思想，用强力削平不稳定的因素，整饬统治秩序，主要措施包括有，销毁民间兵器，迁徙地方豪富，修驰道，统一文字度量，实行郡县制，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的皇权政治。

谢选骏指出，上述种种说法都有一些道理。此外还可从《左传》得到一些旁证，例如谢选骏在《王国时代的智慧全书》中所引述的“周景王向苌弘询问吉凶”一节所记（鲁昭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二月，叔弓到宋国去，这是为了安葬宋平公。

周景王向苌弘询问说：“现在诸侯之中，哪里吉祥，哪里凶险？”苌弘回答说：“蔡国凶险。这是蔡侯般杀死他国君的年份。岁星在豕韦，不会过这一年了。楚国将会据有蔡国，然而这是积累邪恶。岁星到达大梁，蔡国复国，楚国不吉利，这是上天的常道。”

再如“上天借助于坏人，不是降福给他”一节所引述的：

楚灵王在申地，召见蔡灵侯。蔡灵侯打算前去，蔡国的大夫说：“楚王贪婪而没有信用，唯独怨恨蔡国。现在财礼重而说话甜，这是引诱我们，不如不去。”蔡灵侯不同意。三月十五日，楚灵王在申地埋伏甲士而设享礼招待蔡灵侯，让他喝醉了酒就囚禁了他。夏季，四月初七日，杀死了蔡灵侯，杀死了蔡国的士七十人。公子弃疾领兵包围蔡国。

韩宣子向叔向询问说：“楚国会战胜吗？”叔向回答说：“可以战胜的！蔡灵侯得罪了他的国君，而得不到百姓的拥护，上天将要借楚国的手来把他杀死，为什么不能战胜？然而肸听说，由于没有信用而得利，不可能有第二次。楚灵王事奉太孙吴讨伐陈国，说：‘将要安定你们的国家。’陈国人听从了他的命令，就灭了陈国建置为县。现在又诱骗蔡国而杀了他们的国君，来包围他们的国家，虽然侥幸而得胜，必然受到它的灾殃，不能长久了。夏桀战胜了有缗而丢掉了国家，商纣战胜东夷而丢掉了生命。楚国疆域小地位低，而屡次表现得比上面两个国王还要暴虐，能够没有灾祸吗？上天借助于坏人，不是降福给他，而是增多他的凶恶然后给他惩罚。而且比如像天有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而由人加以使用，材力用尽就丢弃了，因此楚国不可拯救，最后也不能兴盛了。”

……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楚国的材质不足，难当重任。

不过楚国虽然不能“统一中国”，但最后楚人却能推翻秦朝，这两个情况可能正是出于同一个原因：楚国比秦国更有原始性，其文化比秦国更与中原异样。所以才能以更大的蛮力和更野的做法，取而代之也。楚国的历史，可以成为今日中国进军全球的借鉴。

（另起一单页）

第四章

拓跋魏

北魏（386—557），是由少数民族鲜卑人的拓跋氏建立的王朝，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朝代，又称北魏，拓跋魏，元魏。385年拓跋珪趁前秦四分五裂之际在牛川重建代国，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386年改国号“魏”，史称“北魏”。

北魏是北朝的主干部分，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在中国北部重建统一的鲜卑汉化王朝。公元四世纪初，鲜卑族拓跋部在今山西北部、内蒙古等地，建立代国，后为前秦苻坚所灭。

淝水之战后，拓跋硅于公元386年重建代国，并称王。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也叫后魏、拓跋魏、元魏；398年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399年改号称帝，是为道武帝。后逐步并吞夏、北燕、北凉，到439年统一北中国。北魏统治区域北至蒙古高原，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西，南大致以淮河、秦岭为界，与南朝相对峙。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亲政后，继续整饬吏治，颁行班俸禄制，立三长制，实行均田法，加速北魏政权的发展。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旧俗：规定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迁洛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改鲜卑姓为汉姓，鼓励鲜卑贵族与汉士族联姻，又参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并严厉镇压反对改革的守旧贵族，处死太子恂。经过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后，加速了鲜卑拓跋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促进了民族间融合。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东魏为北齐所代，西魏为北周所代。从拓跋硅建魏，到557年西魏亡，共历十七帝，凡一百七十一年。 

建国立制

东汉末年鲜卑族的檀石槐政权瓦解后，许多鲜卑及号称鲜卑的部落、氏族在今内蒙古和山西北部一带活动，拓跋部就是其中之一，又称“索头鲜卑”，游牧为生。310年,西晋封拓跋猗卢为代公，314年,进封为代王。338年拓跋什翼犍在繁（今山西浑源西南）北即代王位，建立代国（见代）。376年，代国为前秦所灭。肥水之战 后，拓跋珪于386年重建代国,称王。同年改国号为魏，建元登国，史称北魏，亦称拓跋魏、元魏、后魏。天兴元年（398），拓跋珪即皇帝位（道武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 

魏道武帝拓跋珪建国时，拓跋部正处于原始公社组织继续解体，奴役制还极不成熟的阶段。拓跋珪解散部落组织，使鲜卑部民分土定居，由氏族组织转变为地域组织，从游牧经济转向农业经济。皇始元年（396），拓跋珪攻占后燕的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后，始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中央官尚书郎以下和地方官刺史、太守以下一般都任用儒生。天赐三年（406）下令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县置三令长,其中一人为拓跋宗室，其余为非宗室的鲜卑人或汉人。北魏政府面对汉族地区宗族强盛、坞堡甚多的局面，依靠那些宗族主作为统治的支柱，建立了宗主督护之制，由各地宗主来督护地方，负责征收租课和征发兵役徭役，实际上起着地方基层政权的作用。 

拓跋珪推行劝课农耕，发展生产的政策。登国九年（394）打败匈奴别部刘库仁和刘卫辰两部，占领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至阳塞（今内蒙古包头东）外以后，在此实行大规模屯田 ，效果很好。拓跋珪破后燕，于天兴元年强迫后燕境内数十万汉族和其他各族劳动人民迁往平城附近，计口授田，分给他们耕牛农具，发展农业生产，使经济力量不断增强。

统一北方

拓跋氏是鲜卑族部落联盟中的一支，原居于今黑龙江省嫩江流域大兴安岭附近。后逐渐南移，于东晋咸康四年（338年），在乎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一带建立代国，代王为拓跋什翼犍。后被前秦攻灭。淝水之战后，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正月，拓跋珪于牛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重建代国，同年迁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改国号魏，史称北魏。

拓跋珪称魏王后，一面务农息民，一面着手进行统一大漠（即大沙漠，东起兴安岭西麓，西尽天山东端）诸部的征战。东破库莫奚，西击高车，灭亡匈奴别部刘卫辰，相继征服北方一些游牧部落，俘获大批人众和牲畜，使拓跋部迅速强大起来。 北魏登国十年（后燕建兴十年，395年），魏王拓跋珪面对后燕军的进攻，针对其恃强轻敌，采取示弱远避、待疲而击的方针，同时注重瓦解对方军心，奋勇追击，在参合陂（今内蒙左凉城东北）决战中歼灭四五万燕军。从此改变了两国力量对比，北魏势力进入中原。第二年，拓跋珪乘胜进击，亲率40余万大军南下进攻后燕，夺得并州（治今太原西南）；又东出井陉进入河北诸州郡，就地取粮，择弱而攻，逐步扩大战果，陆续占领信都（今河北冀县）、中山（今河北定州）、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等重镇，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 北魏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徙都平城，称帝，史称魏道武帝。此后数年，北魏帝着力于巩固内部及既得地域，也时而与北部的柔然和关中的后秦交战。如北魏天兴五年（后秦弘始四年，402年），魏主领大军以围城打援、分而歼之的战法，于柴壁（今山西襄汾西南汾河东岸柴庄）大败后秦军，歼灭3万余人。

永兴元年（409年），拓跋珪被杀，其子拓跋嗣继位称帝，史称魏明元帝。泰常七年（宋永初三年，422年），魏明元帝乘宋武帝刘裕病卒之机，凭借强大军力，沿黄河流域全面开战，重点进攻，夺取黄河以南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洛阳、滑台（今河南滑县东）等军事重镇。由于南朝宋军善于守城，顽强抵抗，也使魏军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北魏泰常八年（423年），拓跋嗣卒，太子拓跋焘继位，史称魏太武帝。此时，江南东晋已于公元420年为南朝刘宋所代替，北方除大夏、北凉、西秦、北燕和柔然外，皆为北魏所占。拓跋焘雄才大略，通晓兵法，在历次战争中，常亲自率军出征，临阵勇猛，多获胜利。 魏始光三年（夏承光二年，426年）至四年，拓跋焘乘夏主赫连勃勃卒，诸子相残杀之机，二次率军进攻夏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以佯弱诱夏军出战，引而疲之，然后隐军出夏军阵后，顺风冲击，大败夏军，克统万，俘夏王、公、卿、将、校及后妃、宫人等以万数，又获马30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 神麚二年（429年），魏帝抓住柔然夏则散众放牧之机，率军长途奔袭漠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区），掩其不备，大破柔然，威服高车，为稳定北方创造有利条件。从此，柔然势力大减，主动攻魏较少。 神麚四年（夏胜光四年，431年），拓跋焘灭了夏国。延和元年（北燕太兴二年，432年），北魏连克北燕诸多军镇，太延二年（北燕太兴六年，436年），北魏遣兵攻克燕都和龙（今辽宁朝阳），灭亡北燕。 太延五年（北凉永和七年，439年），拓跋焘以平西将军源贺为向导（源贺为故南凉主秃发傉檀之子，南凉原据姑臧，后为北凉所占），率大军进攻北凉。由于源贺引兵招慰姑臧城附近诸旧部3万余落，故魏主得以迅速攻克姑臧，灭亡北凉。接着，魏军又攻占张掖、乐都、酒泉等地，皆留将镇守。 至此，北魏统一了北方，西晋末年以来135年的十六国分裂局面宣告结束。从而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并立，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而太延五年即公元439年魏灭北凉这一年， 被认为是南北朝的开始年代。 

魏太武帝拓跋焘雄才大略，采取多项措施，如整顿税制，分配土地给贫人，安置流民，引用大批汉人参政，旨在加强北魏的封建化进程，加强与中原地主的结合，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这些又使北魏国势日盛，为其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北魏大臣、军事谋略家崔浩，深为魏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作为谋主，他参与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军事决策，多谋善断，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前期政治

天赐六年拓跋珪死，子拓跋嗣（明元帝）继位。明元帝在位时对南朝刘宋发动进攻，夺取了黄河以南的司、兖、豫等州的大部分地区。泰常八年（423），明元帝死，其子拓跋焘（即 魏太武帝跋焘）继位，他先后灭夏、北燕 ，于延和元年（439）灭北凉，完成黄河流域的统一，结束了一百多年北方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北朝从此开始。太平真君十年（449），太武帝又亲率大军击败北方的柔然，使其北徙，消除了长期以来对北魏的严重威胁。接着挥师南下，兵锋直抵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此时北魏疆域北至大漠，西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 

北魏建国后，其社会跃入封建制，生产力逐步发展。但在统治方式上，北魏前期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奴役制残余，特别是在统一北方以前，继续将战争中掳掠的人口没为奴婢，赏赐给诸王贵族和有战功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劳动。赋税方面，在推行宗主督护制的地区，平均每户每年的户调 是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外加地方征收的调外之费帛一匹二丈。且任意增加临时征调，动辄每户要交三十、五十石粟。当时官吏没有正式的俸禄，贪污、贿赂、高利贷公行。太武帝统治期间，大将公孙轨到上党（今山西长治北），去时单马执鞭，回来则从车百辆。拓跋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在战争中，被驱迫当兵的各族人民在前冲锋，鲜卑骑兵在后驱逼。十二年，太武帝围攻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时，写信给刘宋守将臧质说，攻城的都不是我鲜卑人，你杀了他们，免得他们将 来造反。北魏为了镇压其他民族的反抗，在氐、 羌、卢水胡等族聚居的地区设置军镇，严厉统治。魏律规定犯谋反大逆者，亲族男女不论少长全部处死。甚至还在实行原始的车裂法。 

北魏前期落后的统治，引起各族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太平真君六年九月，杂居在今陕西、山西等地的汉、氐、羌、屠各等族人民在卢水胡人盖吴领导下于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爆发的起义（见盖吴起义）。诸少数族和汉族被压迫人民争相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东起潼关，西至陇（今陕西、甘肃交界处）。盖吴派使者要求刘宋出兵声援。一年后，起义军虽被太武帝亲自率军镇压而失败，但各族人民的共同斗争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汉化改革

为了缓和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北魏统治者力求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使鲜卑贵族进一步封建化，并与汉族地主紧密结合，更有效地共同统治各族人民。因此冯太后和魏孝文帝元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1、首先整顿吏治。延兴二年（472），政府规定,地方牧守治绩 好的可以久任，满一年升迁一级；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甚至降级。

2、延兴五年，为改变过去州、郡、县争收租调的混乱局面，政府确定只能由县一级征收，征收时禁止使用大斗、长尺、重秤。

3、太和八年（484）颁布俸禄制，申明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的处死。次年颁行的均田令中，又规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职高低给一定数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准买，离职时移交下任。

4、九年十月，颁布了均田令，对不同性别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详尽的受田规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别。露田种植谷物，不得买卖，七十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树，不须交还国家，可以出卖多余的部分，买进不足的部分。还授土地时对老少残疾鳏寡都给予适当的照顾。

5、九年或十年初，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采用邻、里、党 的乡官组织，抑制地方豪强荫庇大量户口。

6、十年，孝文帝对租调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新租调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女，从事耕织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头的租调，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

7、十八年，孝文帝排除穆泰、元丕及太子恂等鲜卑旧贵族和保守势 力的反对，把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

8、孝文帝改革鲜卑旧俗，主要是禁着胡服，改穿汉人服装；朝廷上禁鲜卑语，改说汉话；规定鲜卑贵族在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鲜卑贵族门阀化,提倡他们与汉族 高门通婚。

9、太和中，议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从品为北魏之首创。十九年，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将代北以来的鲜卑贵族定为姓、族，姓为高，族次之，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所谓四姓，一说为中原汉族高门崔、卢、李、郑，一说为汉族甲、乙、丙、丁四种郡姓，后者似为确。班定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 

均田制

北方广大地区由于战乱，户口流徙，田园荒芜，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北魏政权为增加财政收入，稳定社会秩序,颁行均田制。先审定户籍，再按户口分配土地，实行新的租调制。奴婢和牛都可受田。均田制在当时地旷人稀的前提下施行，在不损害地主阶级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施行，有益于生产发展和稳定的。北方大量的荒地被开垦，耕作技术也有了提高，农业的发展，使养蚕、牧畜、酿造等农村副业也发展起来，改变了北方荒凉残破的景象。  

经济发展

在北魏王朝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生产力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国北方自西晋永嘉之乱（310年前后）以后，经过十六国时期的战争破坏，百姓死于兵革，毙于饥馑，幸存的人口不足50％。中原地区一派凋敝景象。北魏统一北方后，经过各族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和共同斗争，生产关系得到了调整，生产有明显的发展。特别是孝文帝改革后，自耕农民显著增加，孝明帝正光以前，全国户数已达五百余万，比西晋太康年间增加一倍多。农业,手工业都有显著的发展。《洛阳伽蓝记》称北魏后期百姓殷富，年登俗乐，衣食粗得保障。在手工业方面，北魏后期炼钢技术有新的成就，相州牵口冶（在今河南安阳）制成锐利的钢刀。商业也逐渐活跃起来，太和以前，北方商业几乎处于停顿状态，钱货无所周流 。孝文帝时，元淑为河东太守，当地许多百姓弃农经商。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恢复流通，太和十九年，又重新铸造“太和五铢”钱，规定此钱在京师及全国诸州镇都可通行。宣武帝时，洛阳的商业相当繁荣，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大城市。 

衰亡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鲜卑贵族汉化的加深，北魏统治者日趋腐化，吏治逐步败坏。高阳王元雍富兼山海，其住宅、园囿像皇宫一样豪华，僮仆多达六千， 妓女五百，一餐费数万钱。他与河间王元琛斗富，奢侈豪华程度超过西晋的石崇、王恺。被称为饿虎将军的元晖作吏部尚书时，卖官鬻职都有定价，人们称吏部为卖官的市场，称这些官吏为白昼的劫贼。地方州郡的刺史、太守也聚敛无已。他们征收租调时，恢复长尺、大斗、重秤。繁重的兵役和徭役使大批农民家破人亡。破产农民纷纷投靠豪强，重新沦为依附农民，或逃避赋役，入寺为僧尼。 

北魏控制的编户日益减少，影响了政府的收入。北魏统治者除加重剥削未逃 亡的农民外，多次检括逃户，搜捕逃亡的农民。因而引起农民的反抗。延昌四年（ 515）冀州僧人法庆领导的大乘教起义，公开宣称“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北魏政府动员了十万军队才镇压下去。 

北魏初年，为了阻止柔然南下的威胁，东起赤城（今属河北），西至五原修筑长城；在沿边要害处设置军事据点，即沃野等六镇。六镇镇将由鲜卑贵族担任，镇兵多是拓跋族成员或中原的强宗子弟。他们被视为“国之肺腑”，享有特殊地位。但迁都洛阳后，北方防务逐渐不被重视，镇将地位大大下降，被排斥在“清流”之外，升迁困难。因而他们对北魏政府严重不满，镇兵的地位更是日趋低贱，与谪配的罪犯和俘虏为伍，受到镇将、豪强残酷的奴役和剥削，名为府户。加之塞外的柔然 不时进扰掠夺，也加深了士卒生活的困难。正光四年（523），终于爆发了六镇起义。关陇、河北等地各族人民也陆续起义。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北魏政权摇摇欲坠。边镇豪强集团利用当时的混乱局面，各自发展势力。肆州秀容（山西朔县北）的尔朱荣，聚集了北镇豪强和流民，势力发展最快。武泰元年（528），胡太后毒死孝明帝，自居摄政，尔朱荣以给孝明帝报仇为借口，进军洛阳，在河阴将胡太后及大臣两千余人杀死，控制朝政 。此后，内乱不止。534年，北魏分裂成由高欢控制的东魏和宇文泰掌握的西魏。 

科技文化

北魏时期，科学文化取得了新的成就。北魏末年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农书,包括农艺、园艺、林木、畜牧、养鱼和农产品加工等许多方面。它对从西周以来古代农业、手工业等方面取得的知识技术,都作了总结性的叙述。 

文学方面，北朝民歌充分体现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特征，风格刚健，语言质朴，感情真挚。《敕勒歌》、帝后礼佛图石浮雕河南巩县石窟第四窟 《折杨柳歌》、《木兰诗》就是当时民歌的代表，《洛阳伽蓝记》,既是一部地理名著,又是一部文学作品，《水经注》从文学角度看，也不愧为一 本文字优美的游记。 

北魏雕塑艺术，集中表现在当时的石窟寺中。它继承了秦汉以来中国的艺术传统，也受到国外,特别是古代印度艺术的影响。摩崖石窟分布很广，西起今甘肃,东至今辽宁，保存至今的著名的有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敦煌石 窟,以及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永靖的炳灵寺石窟，山西太原的天龙山万佛洞，河南巩县的石窟寺等。在这些石窟寺中有古代艺术工匠所塑造出来的数以万计的佛像，代表了当时中国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至今仍是驰名世界的艺术宝库。

母死子贵制度

北魏的宫廷为了避免外戚干政实施残酷的母死子贵制度， 即后宫女性只要生下男孩就得被赐死以避免母以子贵的情况发生。 但幼子还是需要人照顾， 因此就有所谓的保太后， 即当保姆照顾太子新君继位后被封为太后。北魏有三种皇太后， 一种是皇帝的生母， 另一种是皇帝的保姆，还有一种是前任皇帝“运气好”、没生儿子活下来的皇后。

北魏（386年-534年）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政权。由鲜卑人拓跋圭所建立，定都平城（今大同市），早期国语为鲜卑语，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开始将汉语定为国语。439年，统一华北。493年起迁都洛阳，皇帝改元姓。534年，分裂为东魏（定都邺城）与西魏（定都长安）。东魏武定八年（550年），高洋废孝静帝，代东魏自立，建立北齐。西魏于恭帝三年（557年）被权臣宇文护逼迫禅位于堂弟宇文觉，建立北周，北魏历史正式宣告结束。

拓跋氏自称是黄帝后裔，黄帝发源地为战国时魏国所在，“魏”又有美好之意，故以此名为国号。以其领土位于中国北方，又是北朝的第一个政权，故史称“北魏”。又以其王室姓拓跋，后改姓元，故又别称拓跋魏、元魏。

从386年道武帝拓跋珪重建代国至534年分裂为止，共148年。

北魏的皇帝比较复杂，有实际执政的皇帝，还有一些被追尊的皇帝，更有一些地方自立的皇帝。

皇位在北魏是一个高危职位，除去追尊的皇帝和自立者，实际执政的十五位皇帝中共有十一位皇帝被害，未得善终，比例高达73.3%。北魏的这些皇帝皆短命，寿命最长者是太武帝拓跋焘，44岁；最短命者是幼主元钊，年仅3岁。下面看看那些死于非命的北魏皇帝们，下文中皇帝的顺位是按照实际执政的皇帝时间先后排列的。

一、道武帝拓跋珪（371年-409年），北魏开国皇帝。386年2月，15岁的拓跋珪即位为代王，年号登国。拓跋珪任用贤能，励精图治，重兴代国。即位不久，便移都代国原都盛乐，并推动农业，让人民休养生息。同年四月，改称魏王，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魏书·卷二·帝纪第二》：“登国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二月，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夏四月，改称魏王。”

北魏建立时四周有强敌环伺，北有贺兰部，南有独孤部，东有库莫奚部，西边在河套一带有匈奴铁弗部、阴山以北为柔然部和高车部，太行山以东为慕容垂建立的后燕及以西的慕容永统治的西燕。拓跋珪南征北战，参合陂之战击败后燕，打败袁纥部灭西燕；击破刘显、库莫部高车诸部、舅氏贺兰部；攻灭刘卫辰，打败高车三十余部。

皇始元年（396）秋七月，右司马许谦上书劝拓跋珪进尊号，“帝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于是改元。”

皇始三年（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营建宫殿、宗庙、社稷。同年十二月二日（399年1月24日），改元天兴，即皇帝位。《魏书·卷二·帝纪第二》：（天兴元年）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闰月，左丞相、骠骑大将军、卫王仪及诸王公卿士，诣阙上书曰：“臣等闻宸极居中，则列宿齐其晷；帝王顺天，则群后仰其度。……宜光崇圣烈，示轨宪于万世。臣等谨昧死以闻。”帝三让乃许之。十有二月己丑，帝临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百官咸称万岁。大赦，改年。

拓跋珪晚年刚愎自用、猜忌多疑，随意诛杀大臣。

天赐四年（407年）至天赐六年（409年）间，拓跋珪先后诛杀了和跋、奚牧、司空庾岳、北部大人贺狄干兄弟及高邑公莫题父子。

看看《魏书·列传第十六》的记载，司空庾岳是如何被诛杀的。“岳（庾岳）为将有谋略，治军清整，常以少击多，士众服其智勇，名冠诸将。”“公廉平当，百姓称之。旧有园池，时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进御，吾何得先食？’其谨如此。”天赐四年，庾岳奉诏来到南宫。候官告诉皇帝说庾岳衣服鲜丽，行止风采，都比照君主的仪仗。太祖当时龙体欠安，由此不再信任庾岳，并厌恶他，最后终于诛杀之。

到了天赐六年（409），状况进一步恶化，拓跋珪由于病情加重，服食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效发作日甚一日；忧懑不安，或者数日不食，或者通宵达旦不睡觉，喜怒无常。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自言自语，好像在和身旁的鬼说话。朝臣走到面前，或者是追究他们从前的过失而将他们杀害；或者由于他们脸色变化、喘息不调、行步乖节、言辞失措，太祖皆以为这些朝臣心怀不满，就亲自动手击杀他们，死者皆陈天安殿前。大臣们大都惶恐度日，影响办事能力，以至偷窃等行为十分猖獗。

天赐六年（409年）十月十三日，道武帝次子清河王拓跋绍的母亲贺夫人因有过失，被囚禁在宫中，将要被处死。由于天色已晚，道武帝的处死令未及执行。贺夫人秘密派人让拓跋绍想办法救自己，当晚拓跋绍与宫中武士以及宦官等联络谋划，跳墙入宫，来到天安殿。道武帝的侍卫高喊贼寇来了，帝惊醒起身，但尚未摸到弓箭腰刀，就被拓跋绍弒杀，享年三十九岁。

拓跋绍亦未善终。道武帝死后长子拓跋嗣继位，诛杀了十六岁的弟弟拓跋绍。《魏书·卷三·帝纪第三》记载：“天赐六年冬十月，清河王绍作逆，太祖崩。帝入诛绍。”

二、太武帝拓跋焘（408年-452年），北魏第三位皇帝，明元帝拓跋嗣的长子。423年--452年在位29年，享年44岁。天赐五年，拓跋焘出生于东宫。拓跋焘出生时，体态容貌与寻常婴儿大不相同。《魏书·帝纪第四》：太祖（拓跋珪）奇而悦之，曰：“成吾业者，必此子也。”

423年15岁的拓跋焘登基为帝。他自小就表现出过人的军事天赋，十二岁时就远赴河套抗击柔然，迫使柔然不敢入侵。拓跋焘继位后亲率大军先后攻灭胡夏、北燕、北凉，伐柔然、征山胡，降鄯善，逐吐谷浑，取刘宋的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滑台（今河南滑县东）等地，统一了中国北方。

拓跋焘天生将才，为人勇健，善于指挥。战阵亲犯矢石，神色自若，命将出师，违其节度者多败，因此将士畏服，为之尽力。有知人之明，常从士伍中选拔人才。赏不遗贱，罚不避贵，虽所爱之人亦不宽假。他放弃父亲拓跋嗣筑边城防御柔然的政策，主动攻击柔然并获得成功。他自奉俭朴，而赏赐功臣绝无吝惜，几乎把资源都用在主动出击的军功赏赐之上。认为元老功臣勤劳日久，应让他们以爵归第，随时朝见饷宴，百官职务则可另简贤能。这样就保证了行政效率，使政治能够健全发展。他倚重汉人，李顺、崔浩、李孝伯等先后掌握朝权。但其个性过于刚愎，在晚年刑罚过于残酷，诛戮过多，处死大臣后常懊悔自己动刀太快。

452年，拓跋焘被中常侍宗爱杀害。宗爱因获罪而成为阉人，在太武帝时任中常侍，封秦郡公。后与太子拓跋晃的属官不和，就罗织罪名在太武帝面前陷害、诋毁太子，致使拓跋晃忧愤而死。拓跋晃死后，太武帝慢慢明白了太子是无辜的，非常怀念太子。宗爱怕祸及自己，就弒杀了太武帝。《魏书·卷九十四·列传阉官第八十二》：“世祖追悼恭宗，爱惧诛，遂谋逆。（正平）二年春，世祖暴崩，爱所为也。”

宗爱立太武帝幼子南安王拓跋余为帝。

三、拓跋余（？-452年），太武帝拓跋焘之子，北魏第四位皇帝，为中常侍宗爱所立，在位232天。

正平二年二月五日（452年3月11日），中常侍宗爱弒太武帝，矫诏皇太后令，杀东平王拓跋翰，迎立南安王拓跋余，改元承平（或作永平）。拓跋余即位后即厚待群下以取悦众人，但他也彻夜畅饮，夜夜笙歌，很快即令国库空虚，又多次出猎，即使边境有事，亦不加理会，百姓皆愤怒，而他不作改变。

另外，宗爱自拓跋余登位后掌权日久，朝野内外皆忌惮他，而拓跋余则怀疑宗爱另有所图，密谋削夺宗爱权力，宗爱于是于十月一日（10月29日）弒杀拓跋余。《魏书·卷九十四·列传阉官第八十二》曰：“爱既立余，位居元辅，录三省，兼总戎禁，坐召公卿，权恣日甚，内外惮之。群情咸以为爱必有赵高、阎乐之祸，余疑之，遂谋夺其权。爱愤怒，使小黄门贾周等夜杀余，事在《余传》。”

宗爱弒杀拓跋余之后，尚书陆丽等拥立拓跋浚，是为文成帝。文成帝即位后，便诛杀了宗爱、贾周等，并夷其三族。

后来文成帝拓跋浚以王礼安葬拓跋余，谥为隐王。

四、献文帝拓跋弘（454年-476年），北魏的第六位皇帝，文成帝拓跋浚长子，465年-471年在位。

太安二年（456年）正月，两岁的拓跋弘被立为太子，生母李贵人按子贵母死制度被赐死。《魏书·卷六·帝纪第六》：“显祖献文皇帝，讳弘，……聪睿机悟，幼而有济民神武之规，仁孝纯至，礼敬师友。”

和平六年（465年）五月十一日，文成帝拓跋浚去世。五月十二日，皇太子拓跋弘继位，是为献文帝，尊奉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为皇太后。

献文帝崇文重教，兴学轻赋，喜玄好佛。皇兴五年（471年）八月，献文帝不念情于世务，经常有出世之心，打算把皇位禅让给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但遭到群臣坚决反对，献文帝只好作罢。八月二十一日，献文帝下诏传位于年仅五岁的皇太子拓跋宏，群臣上奏以新帝拓跋宏年幼，不能处理朝政，让献文帝亲自处理朝政，并为献文帝上尊号为太上皇。八月二十三日，献文帝迁居崇光宫，宫中设备简陋，国家大事都告知献文帝。

承明元年六月辛未日（476年7月20日），拓跋弘离奇死亡。《魏书·卷六·帝纪第六》：“承明元年，年二十三，崩于永安殿。”其死因是由于杀了冯太后的内宠，被冯太后毒死。《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记载：“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

五、孝明帝元诩（510年-528年），515年-528年在位，北魏的的第九皇帝。宣武帝元恪第三子，母亲胡充华。

延昌四年（515年），宣武帝病逝，太子元诩继位，由太傅、侍中元怿辅政，奉嫡母皇后高氏为皇太后，生母胡充华为皇太妃（宣武帝元恪笃信佛教，未按子贵母死制度赐死胡充华）。不久胡氏逼皇太后高氏到瑶光寺出家为尼，尊自己为皇太后。胡太后和元怿有私情，常招元怿夜宿宫中。孝明帝指使领军元义等密谋，将元怿杀害，又把胡太后幽禁在北宫的宣光殿。胡太后又结识郑俨、李神轨、徐纥诸情人。郑俨和徐纥把持内外，时称“徐郑”，朝政每况愈下。

武泰元年（528年），孝明帝妃潘外怜生一女，胡太后宣称生男孩，大赦天下。二月二十五日郑俨率御林军来到显阳殿，将孝明帝毒死。《资治通鉴 卷152》记载：“俨、纥恐祸及己，阴与太后谋鸩帝。癸丑，帝暴殂。”

六、幼主元钊（526年-528年），北魏第十位皇帝，临珧王元宝晖之子。528年3月31日，孝明帝元诩突然去世，胡太后先是将孝明帝之幼女独女伪称为皇子拥立为帝，后发觉真相不可藏，又改立年仅3岁的元钊为帝，《资治通鉴 卷152》：“钊始生三岁，太后欲久专政，故贪其幼而立之。”

天下因此震惊，认定太后害死孝明帝，将领尔朱荣遂带兵讨伐，15日后占领京师洛阳，元钊及灵太后被俘。5月15日，尔朱荣另立元子攸即位，是为孝庄帝。5月17日，尔朱荣将幼主元钊和灵太后押送至黄河。灵太后在尔朱荣面前说了许多求情的话，尔朱荣不听，下令将幼主元钊和灵太后沉入黄河。《资治通鉴 卷一五二》：“庚子，荣遣骑执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阴。太后对荣多所陈说，荣拂衣而起，沉太后及幼主于河。”《魏书·卷九·帝纪第九》：“夏四月戊戌，尔朱荣济河。庚子，皇太后、幼主崩。”

胡太后被沉河距她毒死亲生儿子只两个月。接着尔朱荣请政府全体官员到郊外迎接新皇帝元子攸，把文武百官诱到河阴淘渚（今黄河小浪底）之后，用骑兵团团围住，宣布罪状说：“国家所以衰乱，你们应负责任。”下令屠杀，在骑兵践踏下，包括北魏帝国第一奇富的宰相元雍在内，两千余高门第世家的高级贵族和官员，全被杀死和踏死，朝堂为之一空。尔朱氏心狠手辣若此。堪比后来居上的蒙古人。

七、孝庄帝元子攸（507年-531年），彭城王元勰（孝文帝元宏的弟弟）的嫡子，北魏的第十一位皇帝，在位528年—531年在位三年。

元子攸姿貌很俊美，有勇力。528年5月15日，被尔朱荣拥立为皇帝，实际上是傀儡。永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530年11月1日），孝庄帝元子攸伏兵明光殿，声称皇后大尔朱氏生下了太子，派元徽向尔朱荣报喜。尔朱荣跟元天穆一起入朝，光禄少卿鲁安、典御李侃晞从东厢门闯入行刺，尔朱荣扑向元子攸，元子攸用刀将之劈倒，鲁安等挥刀乱砍，杀尔朱荣与元天穆等人。

十二月三日（531年1月6日），尔朱荣的族人尔朱兆攻入洛阳，杀死孝庄帝在襁褓中的儿子，孝庄帝被俘。十二月十三日（531年1月16日），尔朱兆绞杀孝庄帝。《资治通鉴 卷一五四》：“甲子，尔朱兆缢敬宗于晋阳三级佛寺，并杀陈留王宽。”

临终前孝庄帝向佛祖礼拜，发愿生生世世不做皇帝，并赋诗明志：“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从此，鲜卑人丧失了尚武精神。

八、元晔（？—532年），北魏的第十二位皇帝，530年-531年在位，元晔的曾祖父是太武帝拓跋焘的皇太子拓跋晃。530年12月被尔朱兆与尔朱世隆拥立，《资治通鉴 卷一五四》：“汾州刺史尔朱兆闻荣死，自汾州帅骑据晋阳；世隆至长子，兆来会之，壬申，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长广王晔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531年4月被废为东海王，次年12月26日被高欢把持的孝武帝赐死。

九、节闵帝元恭（498年-532年），531年-532年在位，北魏的第十三位皇帝。广陵王元羽之子。531年4月1日，尔朱荣堂弟尔朱世隆废元晔，立元恭为帝。532年6月元恭被高欢所废。6月21日（农历五月三日），被孝武帝元修毒死，《资治通鉴 卷一五五》：“五月，丙申，魏主鸩节闵帝于门下外省，诏百司会丧，葬用殊礼。”谥号节闵帝，又称广陵王或前废帝。

2013年10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完成了衡山路北魏大墓的考古发掘工作，根据墓葬形制和规模，推断这座大墓为帝陵级别，并初步推测其墓主人为北魏节闵帝元恭。

十、后废帝元朗（513年-532年），在位531年-532年，北魏的第十四位皇帝，无庙号，史称废帝朗或后废帝。其高祖父是太武帝拓跋焘的皇太子拓跋晃。

前废帝东海王元晔被废，531年10月30日，高欢拥立元晔的族子、章武王元融的儿子元朗继位为皇帝。532年6月（农历四月）让位于孝武帝元修，12月26日被杀。《资治通鉴 卷一五五》：“冬，十一月，丁酉，日南至，魏主祀圜丘。甲辰，魏杀安定王朗、东海王晔。”

十一、孝武帝元修（510年-534年），是北魏第十五位皇帝，也是最后一位皇帝，532年-535年在位。他是广平武穆王元怀第三子，遍体有鳞文，好武术，性格强硬胆大，为人无礼。官至侍中、尚书左仆射。

河阴之变后政局一片混乱，诸王大多各自逃生，元修逃亡民间，隐为乡农。532年晋州刺史高欢击败尔朱氏，欲立元悦为帝，因无法服众，只得退而选择元修。元修道：“这该不是把我出卖了吧？”高欢遂亲自前来表达诚意，泣下沾襟。元修方才入京，四月廿五日（6月13日）即位。《资治通鉴 卷一五五》：“欢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见修所亲员外散骑侍郎太原王思政，问王所在，思政曰：‘须知问意。’椿曰：‘欲立为天子。’思政乃言之。椿从思政见修，修色变，谓思政曰：‘得无卖我邪？’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变态百端，何可保也？’椿驰报欢。欢遣四百骑迎修入毡帐，陈诚，泣下沾襟。”

元修即位后与高欢的长女结婚，夫妻彼此都没有感情。元修与三个堂姊妹姘居，将她们都封为公主，《资治通鉴 卷一五六》：“魏孝武帝闺门无礼，从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

534年元修与高欢决裂，高欢带兵从晋阳南下时，元修于七月廿八日（8月22日）率一部分兵众，偕同情妇元明月及元明月的哥哥元宝炬等入关中投奔其妹妹的未婚夫宇文泰。

同年十月十七日（11月8日），高欢以元修弃国逃跑为由，遥废其帝号，另立元善见为帝，十日后迁都邺。《资治通鉴 卷一五六》：“冬，十月，丞相欢至洛阳，又遣僧道荣奉表于孝武帝曰：‘陛下若远赐一制，许还京洛，臣当帅勒文武，式清宫禁。若返正无日，则七庙不可无主，万国须有所归，臣宁负陛下，不负社稷。’帝亦不答。”高欢“遂立清河王世子善见为帝”。

闰十二月十五日（535年2月3日），宇文泰以元修淫及堂姊妹有伤风化为由，把元明月和元修都给杀死，《资治通鉴 卷一五六》：“平原公主明月，南阳王宝炬之同产也，从帝入关，丞相泰使元氏诸王取明月杀之。帝不悦，或时弯弓，或时椎案，由是复与泰有隙。癸巳，帝饮酒，遇鸩而殂。”

宇文泰改立元宝炬为帝，《资治通鉴 卷一五六》：“泰乃奉太宰南阳王宝炬而立之。”北魏从此正式分裂成东魏、西魏。

元修死后被宇文泰下令埋进草堂佛寺，十余年后才得正式落葬。西魏上谥号为孝武皇帝，东魏则称他为出帝。

谢选骏指出：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评论版罕见地以中文标题发表专栏作家纪思道 （Nicholas D. Kristof）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此文从中国开封发出，回顾一千年前全世界最繁荣城市开封的衰败，提醒美国人，不可骄傲自大。美国现在是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纽约是全世界最重要城市。但一千年前，世界最重要城市却是黄河边上的开封。回顾历史，发现国家的辉煌盛世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城市的繁华尤其如此。此文说，公元前20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伊拉克的乌尔（Ur），公元前1500年是埃及的底比斯（Thebes），公元前1000年是黎巴嫩的西顿（Sidon），公元前500年是波斯都城，公元1年是罗马，公元500年是中国的长安，公元1000年是中国的开封，公元1500年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公元2000年是纽约。公元2500年，以上这些城市可能都榜上无名。当时开封是宋朝首都，人口超过一百万，而当时伦敦只有一万五千人。现在的开封连省会都不是，没有机场，贫穷肮脏。

纪思道认为公元5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中国的长安，肯定是错误的。那时，是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元年、南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二年，中国离开隋朝的统一还有八十九年，还陷在南北朝的战乱中，和今日海峡两岸的分裂情况差不多。公元495年，北魏首都从平城（山西大同）南迁到洛阳，长安在那时，在比南朝野蛮落后的北朝，连最重要的城市都算不上，怎么能算世界最重要城市呢？那时世界最重要城市，应该是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廷或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但纪思道的看法大体上无误。那就是“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作为中国文明（而非中国政区）中的少数民族，日本人对南北朝历史的兴趣超过了现代中国人，例如在“北朝的村落”这一研究课题上，日本学者做了许多研究。他们不仅集中讨论了“村”的起源、分布、村内生活状况与乡里制的关系、豪族的作用、与时代变化的关系，还发现中国与日本的城市具有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中国城市有城墙而日本城市无城墙。这是他们作为少数民族的优势。当然，作为少数民族也有劣势，例如他们的研究资料主要是传世的古典文献，极少使用现代发现的石刻与出土文书，这个缺陷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某些基本结论。他们常基于一些外在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的“村”，如“都市国家”说、“豪族论”等，限制了他们对问题的全面把握。（侯旭东：《北魏村落考》）

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畜牧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它的主要效益是减少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从而减少了黄河决口泛滥所带来的灾害。这也是北魏统治者得以把河阳牧场修建在黄河边上的原因。北魏最后一个大型国有牧场河阳牧场，靠近黄河北岸，距离黄河仅10里，沿黄河呈条状分布。作为亦农亦牧的地区，在这之前畜牧业就已有之。《晋书·束皙传》中记载，“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这里的“州司十郡”即包括黄河中游南北两岸境。河阳牧场常备戎马十万匹，不但肩负着京师的警备要务，同时还要为京师提供肉酪等畜产品，可见其对于北魏统治者来说是何其重要了。

从公元70年的东汉初期至九世纪末的唐朝时期，黄河出现了大约有八百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据记载，整个魏晋南北朝一共只发生过六次河患，而北魏仅有两次，且这两次也都发生在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前，分别为“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八月河内（今豫北）大水（一作雁门河内大雨水）；神麚四年（公元431年），魏南鄙大水，自山以东，遍遭水害，民多饿死”。如果我们再把历史推进到500年后的北宋，就会发现，虽然长期动乱分裂的局面结束了，但是黄河河患决口却更甚从前，平均每一年半年便决溢一次。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黄河流域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它对于生态破坏的程度远远小于农耕经济。“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植被破坏情况如何，又主要取决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方式”。农耕对于植被的破坏是相当大的，而畜牧经济只要不过度放牧，草原植物基本上就不会受影响。而植被的破坏与否，特别是对于黄土高原来说，直接关系到水土流失的程度以至河道淤积，黄河泛滥。所以当畜牧经济转向更为“文明先进”的农耕经济时，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会发现是得不偿失的。比较北魏和北宋黄河决口的次数，当可说明这一点。即畜牧业处于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就少，当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则偏多。正是由于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的发达，才使得黄河中游较大水患仅发生两次，以致北魏出现了长达九十年的安定局面。谭其骧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指出：“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业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

它意味着，对复杂环境的必要简化。较广阔的哲学视野更可以告诉我们：进步若无衰落为补充元气，不可思议；正如兴奋若不继之以安眠，是会致命的。三千年前的中国智慧就已洞悉其中奥秘，《周易》以其“阴──阳”观念，来表达它对“野蛮──文明”的看法。阴就是野蛮，阳就是文雅，阴阳是互补的，野蛮与文明也相反相成。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完全的文明与完全的野蛮，都将导致社会的不孕征？在这种意义上，《周易》的智慧又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野蛮精神”？

根据这种精神可以说，一个社会自新所经历的野蛮化程度，将决定它未来的文明程度！新野蛮主义，将作为新文明的曙光而打破旧文明的坚冰。 

在此之后，北魏的汉化改革，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关键之笔……正如我在《辛亥革命百年透视·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A Perspective 100 Ye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r, The Morning Twiligh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A Transition from the two Chinas Created by Warlords to a Unifie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中论述过的。

其中一节《北魏与当代中国》指出：

北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所谓“中共”）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资对比：例如北魏的均田制与中共的集体化，北魏的府兵制与中共的民兵制，北魏四出开凿的石窟建筑与中共四出开凿的水利设施，北魏崇奉的西方真理大乘佛教与中共崇奉的西方真理马列主义，北魏的西伯利亚来源（鲜卑）与中共的西伯利亚来源（苏联），以及二者共同的野蛮化倾向、军事等级制度、无偿动员劳动资源以及全面征调奴工的权力……在历史文明的比较研究上，有多重角度可对北魏这个“蛮族酋长国”与中共这个“人民共和国”进行切片观察，上述所列不过抛砖引玉而已。例如。连中共的“毛主席像章”和北魏的龙门云冈石窟里的“佛头”都有某种相似，因为后者也是截取了一些北魏帝王的面目制作的；而前者也在杀人越货的同时，企图扮演他妈妈崇奉的观音菩萨。

但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北魏虽然意义重大但却受到人为忽略，因为它只有半壁江山，始终没有“统一中国”。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了中国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也是如此一个分裂国家吗？

北魏是在“五胡乱华”之后的蛮族大混战（十六国）之中崛起的，就像中共是在“八国联军”之后的军阀大混战中崛起的。北魏，沿盛乐──平城──洛阳三级跳轨迹，在历史上划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线，在汉与唐这两座中国文明的高峰之间的漫长谷底，是北魏这个朝代实现了由弱势到强势、由分裂到统一、由五胡到汉化的三大关键转折，逐渐使北方各族融入中国文明，开启了隋唐盛世的大门。将来人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许也会如此评判其三级跳：从瑞金的分裂到北京的统一，再从中国大陆的野蛮走向国际舞台的文明。

盛乐古城则是一个野蛮化的起点：盛乐是拓跋鲜卑在代国时期的北都，位于现在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土城子 ，西汉时期为定襄郡成乐县，东汉归云中郡。曹魏时期，定襄、云中被乔迁今山西省境内，成乐地区被“弃之荒外”，直到拓跋鲜卑始祖力微率部进驻这一地区。因此毫不奇怪，北魏统治阶层的特别耐人寻味的残暴却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北魏宫廷留下的不解之谜，其数量在中国历朝中首屈一指，甚至有人说，北魏历史就是由一个个或长或短的不解之谜，串联起来的。

回首公元376年，苻坚的军队进逼北魏的前身代国，代国首都盛乐城在内外压力下。失宠的代国太子突然起兵将父亲、继母、六个异母弟弟全部杀死，引起代国大乱。他是后来北魏王族的始祖和典型。苻坚攻下盛乐城，将他车裂。但他的妻子贺氏带着年仅六岁的小太子逃到了母家贺兰部。十年后前秦在淝水之战后土崩瓦解，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借助贺兰部家族的势力，召集拓跋部余，建立了新的革命政权──北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魏道武帝拓拔珪。

魏道武帝早年精进，集结人才，使北魏由无到有，由弱到强，并在参合坡大破前燕，使北魏势力深入中原。但他三十岁之后就像其父一样逐渐变得狂暴昏聩。他无端杀害功臣北部大人贺千秋和卫王拓跋绍，有时上朝，突然记起某人的过失，就拉出斩首，甚至见人脸色不顺，气息不调，就认定是对他不满，于是下令处死之，以至朝廷之中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为防止别人暗算，这个暴君只好随时变换睡觉的地方。更有甚者，这位白手起家的革命领袖还立下“立子杀母”的恶例，仿佛以此报答他母亲的恩情。立拓跋拔嗣为太子之时，为防止日后太子之母干政而将她杀死。后来北魏连续六代皇帝都延续了这一“革命传统”。道武帝看上自己的姨母，并与姨母乱伦生下一子，最后遭到报应，因宫廷内乱死在这对母子手中。这个暴君还把自己打扮成老佛爷，看看云冈石窟第二十窟那尊模自道武帝的佛像，竟然和毛泽东像章有某种相似，这是民族的潜意识作怪，还是毛泽东的拙劣模仿？

这也难怪。因为北魏和中共相似，实际上奉行了某种共和主义制度，所以领袖形象不得不假装仁慈，用意识形态的神话来麻痹大众。

本来，拓跋珪依照汉魏模式草创了北魏政权。按说在这个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表现形式的政治体制中，皇帝应该有绝对的权威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北魏初期制度“胡风国俗，杂相揉乱”，“参采古制，多违旧章”，拓跋珪格于环境，根本无法充分伸展自己的权威，反而行动处处受人规范，甚至连皇位也不断受到威胁。联盟时期，大酋长的职务需通过部落贵族公选产生。就像中共的篡权也不得不走走“人大”“政协”的过场。拓跋珪称帝后，公选的历史痕迹在皇位传承中依然发挥作用。根据“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帝于毡上西向拜天毕，入御太极殿”。皇帝即位祭天要降格与七位勋臣蒙毡团拜，这是共和主义的仪式残余。因为七位勋臣代表了最早加入联盟的七个部落，所谓“帝室七族”，和拓跋氏构成了“宗室八姓”，是联盟的核心部分。这一仪式表明，北魏的最高统治权，起码从形式上说，不是一姓专有，八姓都有机会。在中央官职上，北魏初期有八部大人制度。八部大人由原来的部落首领担任。他们执掌朝柄，权力极重，对皇权实行严重的分割。连州郡县三级地方政府，也分置三刺史、三太守、三令长，“比古之上中下三大夫”。这种政体很像中共的“党政军”三头政治，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古代的鲜卑与现代的苏联哥萨克）的影响。从中央一直延伸到地方，使皇帝的诏令在执行时大打折扣。建国之初，拓跋珪曾想定都中原的邺，但“群下咸思北还”，早有“异图”的一部分贵族更是不断地制造叛乱，并策动留守代北的拓跋珪族弟拓跋顺自立。拓跋珪不敢固执己见，被迫迁都平城。他所行信任的一批汉族人士，也由于旧贵族的陷害，相继废黜和被杀。这正像毛泽东再是装神弄鬼，也不敢推翻共产党、废除马列主义，而且被迫在他的语录的第一页第一条，就写上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等于给毛泽东画了一条死线，规定毛泽东不可为所欲为。

拓跋珪感到鲜卑贵族是强化皇权的严重障碍，故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关系相当紧张。他先后处死了一些传统主义者，并警告“不义而求非望者”，应该有所收敛，否则“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但是，拓跋珪又不能与他们决裂，因为北魏的建国是通过对野蛮各族和中原汉人的征服战争而实现的。在压迫被征服民族的问题上，拓跋鲜卑部落上层之间的态度完全一致。部落贵族是拓跋珪对外开疆拓土的中坚，又是对内实行压榨的依靠力量。所以拓跋珪必须尽量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甚至对他们的罪行也只得容忍。他连续饶恕了几个企图发动政变的主谋，但部落贵族谋夺皇位的事件仍然不断发生，最后连他最亲信的族弟拓跋仪与早年救护过他的近臣穆崇也背叛了。拓跋珪无计可施，陷入了极度矛盾之中。焦虑不安与过度紧张，使他精神变态，最终导致了精神分裂症的发生。这个处境多像中共的领袖们，他们一天到晚生存在这样的焦虑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北魏第三代领袖太武帝拓跋焘年轻时也十分英武，史书上说他“聪明大度，性情俭率，不好珍丽”，他多次御驾亲征，灭掉了赫连夏国、北燕、北凉，统一了北方，屡次大破柔然，与南朝的对抗也屡占上风。但他三十多岁之后也开始变得猜忌残暴。他自称“太平真君”，并在446年大杀佛徒、毁坏佛寺；450年，三朝功臣元老崔浩因为在修史时写了一些北魏先祖的“私事”，就被他满门抄斩，还株连姻亲多家。晚年连太子拓跋晃都被吓死。452年，太武帝被贴身侍臣宗爱杀死，据说死状十分恐怖，以至史家不愿描述。

北魏第二任领袖明元帝和第四任领袖文成帝都很英明，没有显示精神病的症状，因为他们一个死于三十二岁，一个死于二十五岁，没有活到鲜卑王族精神病发作的危险年龄。但紧接下来的第五代领袖献文帝就格外疯狂了。他十一岁即位，十七岁突然弃位出家为僧，这是中国历史上除大理国外唯一史书明载的弃位为僧的帝王。仅仅二十二岁，他就突然死去，据说还是被他名义上的母亲、北魏冯太后（文明太后）毒死。

第六任领袖就是那位因推行汉化改革而名垂千古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个胸怀广阔的人，没有异常的精神症状。而且从他以后，北魏帝王再没有出现杀人狂。仿佛这种不杀人就不快乐的毛病，是一种鲜卑特性，后来就传递给北齐的帝王们了。由此可见，暴君们的杀人狂大多不是生理毛病，而是野蛮鼎盛时期的特征，是“暴君年富力强”的体现。

在中国历史上，从本质意义说，有没有出现过与当代中国（中共或曰“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类似的局面呢？如果有，那就是这个疯癫错乱的北魏。“中华人民共和国类似北魏”──这是我们从整个文明史学的比较研究的角度，考察新文明的酝酿过程所得出的几条结论：

1、北魏专崇佛教与中共专崇马列；

2、北魏与中共同样形成非常政治制度；

3、北魏与中共同样酿成新的社会风俗；

4、北魏与中共同是新文明前夜的荒漠时代；

5、北魏和中共都好大喜功，营造巨型建筑。

以上五点，古代南北朝的“北魏”正与现代南北朝的“中共”具有本质的“类似”。况且，北魏时代与中共时代还有一共同点：作为半壁江山，虽然梦想统一、和平、繁荣，但又不得不一再陷入分裂、战乱、萧条、激情的岁月。这是“历史命运”，伟大的统一是新文明诞生的标志，不得不在多次且短暂的统一尝试后，方能实现。毋庸置疑，这样的历史命运也是我们一再亲历的。

北魏一统大部分中国之后，再次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魏、西魏），这一历史周折，恰恰证明其统一的表面化与脆弱性──其统一的基础仅仅是军事性的，其治国方式基本是军事管制。这和中共非常相似。中共表面一统大陆，其实一直被两条路线的左右摇摆所动荡和分裂：反党集团、两个司令部、分裂党中央，不仅层出不穷，而且就是常态。

在另外两层比较次要的意义上，北魏与中共的相似则是其它分裂时代的局部政权所共同的，例如（1）北魏与中共都未能一统中国；（2）北魏与中共都是由北方的蛮族（鲜卑人和苏联人）建立的──这也是五代的后唐、后晋以及辽、金等“分裂政权”的共同特征。

读到这里，人们也许会问：“历史可以这样比较研究吗？”谢选骏认为可以，而本书就是为了证明这一认可的努力。至少，这一努力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视野。至于“历史的本质”之所以永远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题目，就因为“历史的现象”之间绝无完全重复的可能。即使人们认可北魏与中共的本质相似，但二者的现象并不完全雷同，因此有关它们二者的历史命运是否完全殊途同归，也就见仁见智了。

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北魏与中共的相似。北魏用来控制居民关系的“三长制”，就很接近中共的“居委会”，对社会基层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北魏特殊的社会风俗，使邻里之间在丧葬、婚姻等方面也呈现出独有的特色。这些基于古代鲜卑人的风俗制度，就像基于现代苏联人的风俗制度，对往后中国尤其是北部中国社会和中国大陆的发展，影响巨大。而北部中国向来都是决定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主战场。

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和少数派专政建立的中共政权，具有历史相似性，这是外来文明注入本土社会的过程中自然发生的侵略现象。北魏早期处在游牧阶段正如中共早期处在游击阶段，都是缺乏邻里关系并破坏原有社会的。《魏书》卷一《序纪》所谓“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则是这一情况的真实纪录。伴随着鲜卑族（类似共产党）与汉化人群交往的加深，在从游牧（类似游击战）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定居生活使邻里关系开始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并进而演绎出复杂多变的邻里关系。如来看来，“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都是游击队对定居社会的洗劫。

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古代的游击队是如何洗劫定居社会的。

薛瑞泽《北魏邻里关系研究》认为，北魏作为少数民族的政权，在向定居生活转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如何处理好邻里关系这一问题。因为邻里关系的稳定和邻里关系的融洽有利于社会治安的稳定和基层政权的巩固，所以北魏的统治者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政策来规定邻里之间的交往。

早在北魏初期的太武帝就曾下诏规定民间的交往行为，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十二月，太武帝下诏曰：“自今以后，亡匿避难，羁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这就是要求民间犯罪之人回到故乡，以免长期逃亡在外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针对民间私下复仇现象增多的问题，他指出：“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复，敢有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民间的冤仇由政府官员予以解决，若私下报仇而邻里相互帮助的话，与其同罪，可见对于民间邻里之间帮助甚至包庇犯罪人员处理的严格程度。同时，他对各级官员也规定了严格的行政准则，“州郡县不得妄遣吏卒，烦扰民庶，若有发调，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由此可以看出，北魏所实行的州郡县乡里的行政体制，要求地方官员应积极依靠最基层的乡里人员，制定“计赀定课”时不能以强凌弱，并以之作为考课官员的标准，“太守覆检能否，核其殿最，列言属州。刺史明考优劣，抑退奸吏，升进贞良，岁尽举课上台。”（北齐人魏收所著《魏书》卷四上《世祖纪》）太武帝是要通过诏令来规范邻里关系，并对各级官员的行为作了要求。在这里，之所以提到“乡邑三老”，是因为这些最基层的官员对于乡邻之间的各种情况比较了解，北魏政府正是需要依靠这些人来实现对乡里的统治。实行邻党制，可使居民相互监督，使社会“苛慝不生，上下无怨，奸巧革虑，窥觎绝心”，对社会安定颇有益处“诏从闾议”。这就是中共居委会和人民公社的先驱。

北魏中期的孝文帝制定了更为严格的三长制度，使邻里关系受到更多的约束。“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荫附民的存在一方面使官府所控制的人口迅速减少，不利于赋税徭役的征收，另一方面依附民的存在加剧了社会的矛盾。三长负责征收民调，北魏统治者给与三长很高的待遇，依赖三长巩固基层政权。孝文帝还对邻里之间的伦理秩序予以关注，太和十一年（487年）冬十月甲戌，孝文帝诏曰：“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孟冬十月，民闲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显然这是要通过农闲时节对民众的道德教育，来和睦家庭与邻里。“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建立和谐社会”。

即使到了北魏末年，政权机关仍对三长制的统治作用寄予厚望。熙平二年（517年）灵太后下诏严禁私自度僧，“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违旨论。邻长为首，里、党各相降一等。县满十五人，郡满三十人，州镇满三十人，免官，僚吏节级连坐。私度之身，配当州下役。”因为佛教的盛行和封建赋税徭役的加重，众多的百姓遁入空门，而这一现象的存在必然使赋税收入大大减少，所以灵太后下诏限制百姓过多的进入佛门，并对管理百姓的三长严格要求，以降级和连坐进行威胁，但因“时法禁宽褫，不能改肃也。”（《魏书·释老志》）使灵太后的诏令成为一纸空文。北魏中央企图通过建立严格规范的三长制来实现对民众的有效统治，在三长制中“三长”和中共政权下的“居委会”“人民公社”具有类似作用，是“联系民众”和县级政权的中介人物，担负地方治安和处理邻里纠纷的重任，同时，也将中央政府的政令贯彻到民众中去。

和现代中国相似，北魏控制地区与当时的南朝相比，在邻里关系方面有不少差异，正如中共控制下的大陆与中共控制外的台湾在邻里关系方面有不少差异。北魏时代，南北两朝的风俗习惯差异大致如此：北朝在冬至岁首要行吊礼，而南朝则“修书”或“过节束带以申慰”；在送客方面也有差异，北方迎送符合古道，而南方地区则“送客下席而已”。婚礼方面，“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夫家领百余人或数十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婿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二礼仪》这种恶劣的婚姻习俗是典型的野蛮化产物，并对后来社会习俗产生了恶劣影响。

对比中共，其建立政权后通过历次政治运动，所推行的野蛮化过程，以“文革”达到高潮，然后逐步退却。北魏由于少数民族的背景而与南朝明显不同，中共由于少数人专政而与港澳台湾明显不同。但是从长程发展来看，南朝不仅暗弱，而且保守，缺乏新的气象。虽然它保存并发扬了中国文化，但在社会组织和精神形态上，它是相对陈旧的，甚至在制度上也不如胡人入主的北朝具有创新能力。这就说明了南朝政权何以一代不如一代，格局越来越小，因为它失去了中原文化精神的内核。

如果上面的例子还不够，那么我们再举一个著名的实例。

北魏的野蛮化过程具有著名的家庭成份制特点，这一点中共也有。2004年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一部重量级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该报告发现，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障碍在强化，社会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十四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则对本人现职的获得有着显著影响。其后果是，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而工人和农民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机会相对少。

北魏统一了北中国的大部地区，但这统一很不巩固，因为它的制度并不成熟，社会组织也还在酝酿之中，它虽为后代奠定了基础，但是本身却注定夭折，只能作为一个“过渡时期”载入史册。它不但不成熟，还充满了狂悖的不合理之处。尽管如此，但是诸如北魏的三长制与均田制，不是仍为隋唐奠了牢固的基石吗？北魏的政治制度与人民风俗不是在隋唐得到发扬光大吗？所以可以想见，中共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即使对那些推翻了它的未来势力的影响，也将是举足轻重的。

“魏碑体”和“韵书的出现”象征着新文明的诞生，犹如“简化字”和“汉语注音拼音的出现”象征着第 三期中国文明的诞生。

（另起一单页）

第五章

契丹辽

辽朝（公元907年—1125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契丹人在北中国建立的汉化王朝。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称汗，国号“契丹”，定都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公元947年，辽太宗率军南下中原，攻灭五代后晋，改国号为“辽” 。983年曾复更名“大契丹”，1066年辽道宗耶律洪基恢复汉化国号“辽”。1125年为金国所灭 。1222年西辽贵族在今伊朗建立了小政权后西辽，后又被蒙古所灭 。辽朝全盛时期疆域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一带，南到河北省南部的白沟河 。

契丹族本是游牧民族。辽朝将重心放在民族发展，为了保持民族性将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分开统制，主张因俗而治，开创出两院制的政治体制。并且创造契丹文字，保存自己的文化。此外，吸收渤海国、五代、北宋、西夏以及西域各国的文化，有效地促进辽朝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发展。辽朝的军事力量与影响力涵盖西域地区，因此在唐朝灭亡后中亚、西亚与东欧等地区将辽朝“契丹”作为中国的代表称谓 。

国号作为国家或王朝的标志，通常具有命名的鲜明性与使用的稳定性。有辽一代则不然，曾多次反复用“辽”、“契丹”为国号。表明其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质，徘徊在农耕与游牧、文明与野蛮、汉化与少数民族化之间。

史学界公论，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国号为大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又改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大辽。

关于契丹首次改国号为“辽”的时间，一般有937、938和947年三种说法。关于辽改国号的次数，一般学者都认同这样的见解，即辽太宗时改国号为辽，辽圣宗时复号契丹，至辽道宗时复改国号为辽。从众多辽代墓志中在契丹或辽的国号前都有“大中央”或“南瞻部洲”的字样来看，到辽道宗时，已经俨然以中国自居了。

也有持不同意见者，认为辽曾九改九复国号，也就是说，辽曾改国号达18次之多。

“辽”、“契丹”二号的本义，“契丹”可解为“镔铁”，乃民族之号；“辽”则国号，得名于辽水。也有学者认为“辽国”一号得名于“辽远”之意。有学者研究“辽”与契丹语“辽”的内涵，强调辽“双国号制”的意义。也有学者主张主张契丹是改“晋”为“大辽”，而非改“契丹”为“大辽”。

契丹崛起

契丹国与五代十国并立，同为“区域性国家”，并非“大一统帝国”。

契丹源于东胡鲜卑，与同样说蒙古语的室韦、库莫奚是同族异种。唐朝唐太宗在契丹人住地设置松漠都督府，酋长任都督并赐李姓。

晚唐时契丹迭剌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乘唐朝内乱统一各部，取代痕德堇可汗后于907年2月27日即可汗位。他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并征服奚、室韦、阻卜等部落，并且握有蒙古地区的产盐区，在军事与经济方面都十分强盛。915年耶律阿保机出征室韦得胜回国，但被迫交出汗位，不久他在滦河边建设了一座仿幽州的城廓。916年3月17日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即辽太祖。

辽太祖收留因河北战乱的流离的汉民，在草原上按照中原风格建立城廓以安置他们。并且任用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与卢文进等汉人为佐命功臣。918年辽太祖建皇都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的波罗城）。两年后创建契丹大字并推行之。在军事方面，他于925年东征渤海国，于旧地建立东丹国以统治渤海遗民，册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辽太祖一直有南征中原的意图，然而于攻灭渤海后的隔年，在回师途中病倒，最后去世。其妻述律平宣布摄政，以次子耶律德光总揽朝政，屠杀政敌数百人以稳定政权。927年十一月，耶律德光在述律平的支持下即位，即辽太宗。930年，东丹王耶律倍南逃往后唐，辽太宗统一了契丹。

南下中原

936年后唐发生内乱，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自称儿皇帝、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请求辽太宗支援攻打后唐。辽太宗遂亲率5万骑兵，于晋阳、洛阳等地击败后唐军，最后协助石敬瑭攻灭后唐，石敬瑭得以建国后晋。契丹国获得燕云十六州后，将燕云十六州建设成为进一步南下的基地。

944年后晋出帝石重贵即位，他不愿向契丹臣服，上表称孙不称臣。辽太宗趁机率军南下，意图一统中国。947年正月十日，契丹军攻克后晋首都开封，后晋亡，契丹国占领大部分的中原地区。二月，辽太宗改国号为大辽，辽朝正式成立。虽然辽太宗有意长久经营中国的意图，然而因纵兵掠夺人民财物，以及不让诸位节度使返回镇地，招来中原人民的反抗。四月，辽太宗被迫引军北返，最后在河北栾城病逝。

世宗时期

947年位于中原的耶律吼等将领拥立耶律阮为帝，是为辽世宗。在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太后述律平想让其子耶律李胡继承皇位，不同意耶律阮称帝。太后派耶律李胡与耶律阮在辽南京北部的泰德泉交战，最后耶律阮打赢了这场战争。在经过大臣耶律屋质的劝阻之下，太后才认同耶律阮的帝位。辽世宗在位期间，一直不忘占领中原的期望，多次对中原用兵。然而辽世宗好酒色，喜爱打猎。晚年更是任用奸佞，大兴封赏降杀，导致朝政不修，政治腐败。951年九月，辽世宗协助北汉攻打后周，行军至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祥古山时，由于其他部队未到，先行驻扎在火神淀。其间喝酒、打人、打猎，众将很是不满。最后被耶律察割杀死于梦乡中。

穆宗时期

951年耶律察割发动政变，杀辽世宗并自行称帝，辽太宗之长子耶律璟和耶律屋质等率兵杀死耶律察割后，被立为帝，即辽穆宗。辽穆宗虽讨厌女色而无所出，但却经常酗酒，天亮才睡，中午方醒，因此长时期不理朝政，国人称之为“睡王”。辽穆宗前期，朝廷内部不稳，离心离德，大臣经常发生叛乱或是南奔中原的事件：952年六月，萧眉古得欲叛辽南奔后周，阴谋败露，被杀。七月，政事令耶律娄国、林牙耶律敌烈等谋乱被捕后伏诛。953年十月，耶律李胡之子耶律宛等人谋反，事情被察觉后被捕。960年七月，政事令耶律寿远、太保楚阿不等人谋反，事败伏诛。十月，耶律李胡之子耶律喜隐谋反，事败被捕，因供词牵涉耶律李胡，耶律李胡入狱而死。

由于政局动荡不安，迫使辽穆宗停止了辽太宗、辽世宗一贯执行的南伐中原政策，以恢复因长期战事而消损的国力，与南唐、北汉联合对抗遂渐强盛的后周。959年后周发动北伐，辽朝宁州（今河北青县）刺史王洪举城投降。周军随后攻克益津关、瓦桥关，莫州、瀛州刺史刘楚信、高彦晖也举城投降。当时后周世宗欲一鼓作气，直取幽州，辽穆宗甚至有意放弃燕云十六州。最后后周世宗因为重病而南返，莫州、瀛州归后周领有，而辽军加强防御，不敢南下。由于辽穆宗本人喜好杀戮，经常亲手杀人。同时又爱好打猎到“竟月不视朝”，最后于969年二月被侍人所弑。耶律贤被推举为帝，即辽景宗，改元为保宁。

全盛时期

辽景宗勤于政事，重用贤臣如室昉、郭袭，使辽朝出现一阵清明。辽景宗对辽穆宗时谋反的皇族采比较宽松的政策，因而谋乱者少，上层比较稳定。辽景宗对外政策仍采不主动南伐中原、仅援北汉的方针。辽景宗前期，辽朝与北宋聘史往还，互贺节日。宋太宗赵光义统一江南后，于979年亲征北汉，辽朝派数万兵支援北汉。三月，辽军在白马岭与宋军交战，被击溃，辽将耶律敌烈等人战死。六月，北汉主刘继元降宋。辽朝改变战略，把主要力量用以固守幽蓟。宋太宗乘胜进攻幽州，辽朝派耶律沙、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名将率军与宋军大战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成功击败宋军，宋太宗仅以身免。由于辽景宗体弱多病，有时无法上朝，军国大事大多由皇后萧绰协助处理。

萧绰萧太后

982年辽景宗病逝，辽圣宗继位，尊萧绰为皇太后，并由萧太后摄政。当时萧太后30岁，辽圣宗12岁，而萧太后之父萧思温于970年被害，无嗣，使得萧太后也没有外戚可以依靠。而诸王宗室二百余人拥兵自重，控制朝廷，对萧太后及辽圣宗构成了莫大的威胁。萧太后先重用大臣耶律斜轸、韩德让参决大政，南面军事委派给耶律休哥，撤换一批大臣，并下令诸王不得相互宴请，要求他们无事不出门，并设法解除他们的兵权。在这些行动后，辽圣宗和萧太后的地位才稳定下来。萧太后摄政二十七年，后据传改嫁韩德让（具体记载有争议）。在她执政期间进行改革，并且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少赋税，整顿吏治，训练军队，使辽朝百姓富裕，国势强盛。1009年辽圣宗亲政后，辽朝已进入鼎盛，基本上延续萧太后执政时的辽朝风貌，反对严刑峻法，并且防止贪污事件。

在文教方面，辽圣宗实行汉化科举，编修佛经，佛教极为盛行。在位其间四方征战，对宋战争屡屡获胜，俘获号称杨无敌的宋朝名将杨继业。

北宋立国之初即有意要收复燕云十六州，先后于979年、986年两度北伐，皆为辽军所击败。辽圣宗为了防止高丽与北宋结盟，进而威胁辽朝东部，于993年发动高丽契丹战争以降服高丽，于1009年的东征时最远攻入高丽开城。之后为了解决辽宋之间的长期对抗，以及避免契丹贵族威胁皇权，萧太后与辽圣宗于1004年亲率大军深入宋境。宋真宗畏敌，欲迁都南逃，因宰相寇准坚持而亲至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宋军士气大振，击败辽军前锋，辽将萧挞凛战死。辽军恐腹背受敌，提出和约。主和的宋真宗于次年初与辽订立和约，协定宋每年贡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各守疆界，互不骚扰，成为兄弟之邦，此即澶渊之盟，从此两朝和好达一百二十年之久。之后辽圣宗结好西夏，而西夏也摇摆于宋、辽之间以图存，形成辽宋西夏三国鼎立的局势。

道宗衰落

1031年辽圣宗去世，长子耶律宗真即位，即辽兴宗。辽兴宗生母萧耨斤（即法天太后）自立为皇太后并摄政，并把辽兴宗的养母齐天皇后萧菩萨哥迫死。法天太后重用在辽圣宗时代被裁示永不录用的贪官污吏以及其娘家的人。辽兴宗因无权而不能救，母子因此结怨。法天太后对辽兴宗并不信任，打算改立次子耶律宗元（即耶律重元）为帝。耶律宗元把这一事告诉兴宗。辽兴宗怒不可遏，于1034年用武力废除法天太后，迫法天太后“躬守庆陵”。大杀太后亲信。七月，辽兴宗亲政。修建陵园安葬齐天皇后。而后，把法天太后接回来，并与她保持十里的距离，以防不测。兴宗母子的感情裂痕始终没有填平。

辽兴宗在位时，辽朝势已日益衰落。而有辽兴宗一朝，奸佞当权，政治腐败，百姓困苦，军队衰弱。面对日益衰落的国势，辽兴宗连年征战，多次征伐西夏；逼迫宋朝多交纳岁币。但是这些反而使辽朝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辽兴宗还迷信佛教，穷途奢极。辽兴宗曾与其弟耶律宗元赌博，一连输了几个城池。他对自己的弟弟耶律宗元非常感激，一次酒醉时答应百年之后传位给耶律宗元。其子耶律洪基（即为后来的辽道宗），也未曾封为皇太子，只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而已。这种下了辽道宗继位后，耶律宗元父子企图谋夺帝位的恶果。

宋夏战争后北宋内外交困之际，使得辽朝趁机侵宋。在征求张俭的意见后，一面派其弟耶律宗元和萧惠在边境制造欲攻宋的声势，一面派萧特末（汉名萧英）和刘六符于1042年正月去宋朝索要瓦桥关南十县地。宋朝派富弼与辽方使节谈判，此即重熙增币。双方于九月达成协议，在澶渊之盟规定赠辽岁币基础中，再增加增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以了结这次索地之争。辽兴宗还再次使宋争得一个“纳”字，即岁币是宋方纳给辽方的，不是赠送的。宋仁宗也委曲求全予以应允，而条件是辽朝须约束西夏与宋和谈。因此，在辽宋和好之后，辽夏关系恶化并发生战争。辽兴宗两次亲征西夏，均遭失败，而西夏最后愿意向辽朝称臣进贡。

辽道宗继位后，1063年七月耶律宗元听从儿子的劝说，发动叛乱，自立为帝，不久被辽道宗所平，耶律宗元自尽，史称滦河之乱。辽道宗在位期间，辽政治腐败，国势逐渐衰落。道宗并没有进行改革图新，而且本人也腐朽奢侈，这时地主官僚急剧兼并土地，百姓痛苦不堪，怨声载道。辽道宗重用耶律乙辛等奸佞，自己不理朝政，并听信耶律乙辛的谗言，相信皇后萧观音与伶官赵惟一通奸而赐死皇后。而同时耶律乙辛为防太子登基对自己不利，故陷害皇太子耶律濬，并将其杀害，史称十香词冤案。后来，一位姓李的妇女向辽道宗进“挟谷歌”辽道宗才把皇太子的儿女接进宫。

1079年七月，耶律乙辛乘辽道宗游猎的时候意图谋害皇孙耶律延禧，辽道宗接纳大臣的劝谏，命皇孙一同秋猎，才化解耶律乙辛的阴谋。大康九年，辽道宗追封故太子为昭怀太子，以天子礼改葬。同年十月，耶律乙辛企图带私藏武器到宋朝避难，事败被诛。1101年正月，辽道宗去世，皇孙耶律延禧继位，即天祚帝。当时西夏夏崇宗因受到北宋攻击一再向辽求援，并求天祚帝女尚公主为妻。最后天祚帝于1105年将一个族女耶律南仙提升为公主嫁给夏崇宗，并派使者赴宋，劝北宋对西夏和谈。

走向灭亡

1112年二月十日天祚帝赴春州（故址在今内蒙突泉县突泉镇西北约60公里的宝石镇境内），召集附近女真族的酋长来朝，宴席中醉酒后令诸位酋长为他跳舞，只有完颜阿骨打不肯。天祚帝不以为意，但从此完颜阿骨打与辽朝之间不和。九月，完颜阿骨打不再奉诏，并开始对其他不服从他的女真部落用兵。1114年春，完颜阿骨打正式起兵反辽。一开始天祚帝并未将完颜阿骨打当作一个重大威胁，但是所有他派去镇压完颜阿骨打的军队全部战败。1115年天祚帝为了解决女真的威胁，下令亲征，但是辽军到处被女真军击败。与此同时辽朝国内也发生叛乱，耶律章奴在辽上京叛乱，虽然这场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但是分裂了辽朝内部。此后位于原渤海国的东京也发生高永昌叛乱自立。这场叛乱一直到1116年四月才被平定。五月女真借机占领了辽东京和沈州。1117年女真攻春州，辽军不战自败。这年完颜阿骨打自称皇帝，建立金朝，改元收国。

1120年金军攻克辽上京，守将萧挞不也投降，到1121年辽朝已经失去一半的领土。而内部又发生因为皇位继承问题而爆发的内乱，最后天祚帝杀他的长子耶律敖鲁斡而结束这次内乱，但这使得更多的辽兵投降金朝。1122年正月，金军攻克辽中京，天祚帝被金兵所迫，流亡夹山。

由于位于辽南京的耶律大石与李处温等人不知天祚帝去向，他们拥立耶律淳为帝，即天锡帝，史称北辽。天锡帝降天祚帝为湘阴王，并遣大使奉表于金朝，乞为附庸。可是事未完成，他就病死，妻辽德妃称制，改年号为德兴。此时辽臣李处温父子觉得前景不妙，打算向南私通北宋的童贯，欲劫持辽德妃纳土于宋。向北私通金人，作金的内应。后她发现他们罪行而赐死之。当年十一月，辽德妃五次上表给金朝，只要允许立耶律定为辽帝，其他条件均答应。金人不许，她只好派兵死守居庸关，十一月居庸关失守，十二月辽南京被攻破。辽德妃带着随从的官员投靠天祚帝，天祚帝诛杀了她。

1123年正月，在上京的回离保（萧干）叛金，八月平定。1124年，天祚帝已经失去了辽朝的大部分土地，他自己退出漠外，他的儿子和家属大多数被杀或被俘，虽然他还打算收复首府燕州和云州，但是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希望了。保大五年二月二十日（1125年3月26日），辽天祚帝在应州被为金人完颜娄室等所俘，八月被解送金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区白城子），被金太宗降为海滨王。1128年，天祚帝病故，遗臣萧术者对故主行人臣之礼。辽朝共历时210年（包含契丹国时期），历经9位帝王。

余部续国

此后，辽朝贵族耶律大石在西北召集残部，控制了蒙古高原和新疆东部一带。1130年，由于受到金兵的压迫，耶律大石决定放弃蒙古高原，率部西征。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迷立（今新疆额敏）称帝，史称西辽（西方称为黑契丹或哈剌契丹），首都虎思斡鲁朵。西辽曾一度扩张到中亚，成为中亚强国。1143年，在耶律大石死后，西辽经历萧塔不烟、耶律夷列、耶律普速完、耶律直鲁古与屈出律的统治。最后1218年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灭亡，立国凡87年。

1212年，辽朝宗室耶律留哥在隆安（今吉林省农安县）、韩州（吉林省梨树县）一带起军反抗金朝。隔年三月，耶律留哥称王，国号辽，史称东辽。1216年初，耶律留哥之弟耶律厮不叛变，在澄州称帝，史称后辽。耶律厮不不久被部下所杀，众推耶律乞奴为监国。同年秋，木华黎率蒙古军东下，耶律乞奴等不敌，率九万契丹族越过鸭绿江进入高丽境内。不久契丹诸贵族自相残杀，后辽最后于1220年灭亡。耶律留哥建国后依然归附蒙古帝国，成为其藩属，1270年元世祖撤藩，东辽正式灭亡。

疆域

辽朝全盛时，疆域东北至今库页岛，北至蒙古国中部的色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南部至今天津市的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线与北宋交界，与当时统治中原的宋朝相对峙，形成南北两国对峙之势。

辽朝初期的疆域在今辽河流域上游一带，在辽太祖及辽太宗时期不断对外扩张，辽太祖时征服奚（今河北北部）、乌古、黑车子室韦（今内蒙古东部呼伦湖东南）、鞑靼、回鹘与渤海国。938年辽太宗时取得燕云十六州，并一度占有中原。1005年辽圣宗与北宋签定澶渊之盟，最后确定了与宋的边界。

行政区划

辽国的体系大体上是道、府（州）、县三级。共有5京、6府，156州、军、城，309县（根据《辽史·地理志》。

辽朝如同宋朝，也有五京制度，主要是为控制因战争获的土地而设置的，或是因为争夺一地而设置的前进基地。

辽分5个道，每个道有一个政治中心，称为京，并以京的名称来命名道。

上京道治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辖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的契丹本土。

中京道治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辖原奚族本土。

东京道治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辖原东丹国地区。

南京道治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西南），辖今海河、大清河以北，及长城以南、河北、北京、天津部分地域。

西京道治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辖今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

五京中，只有上京是首都，其他均是陪都。然而辽中京至澶渊之盟后，其政治作用加强，地位直逼上京的首都地位。

1007年辽圣宗建中京大定府，自临潢迁都于此。1044年辽兴宗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

道下设府、州、军、城4种政区，为同一级别。

府

（1）京府：临潢府、大定府、辽阳府、析津府、大同府。

（2）率宾府、定理府、铁利府、安定府、长岭府、镇海府、兴中府（1041年升霸州置，今辽宁朝阳），这7府的地位比京府略低。

州

分等，从高依次为：节度州、观察州、防御州、刺史州。

县

辽国还设有与县同级的州、军、城。

而头下军州是辽朝一种特殊建置。契丹贵族将所俘掠的人口，建立州、军安置，督迫其为主人劳作。辽诸王、外戚、大臣所领有的头下军州可建城郭，其余只能有自己的头下寨堡。头下军州多设在潢河流域契丹住地。俘户主要是河北、山西的汉人和东北地区的渤海人。头下州县名称，常采用俘户原籍州县名称，如俘卫州民，建卫州；俘三河县民，建三河县；俘密云民，建密云县等。头下军州的制度到辽圣宗时期逐渐废除。

五京制度

辽朝先后形成五京制度。五京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五京中，只有上京是首都，其他均是陪都。至辽宋澶渊之盟后的极盛期，中京政治作用虽然加强，但仍没有改变上京首都的地位。

辽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其转徒不定、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其政治中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契丹语“行在所”、“行宫”的音译）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

一国两制

为了统治当地汉族，辽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实行分治汉人和契丹人、南北两面官的两院制。并且改幽州为南京、云州为西京。

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大部分官名及职掌沿袭唐制，并参照五代和宋朝的官制。官有实授、遥授之分。职事官与散官及阶、勋、宪衔、封爵、食邑户数等配套。辽代官名多有契丹语官名，如林牙即翰林，惕隐掌管皇族政教，夷离毕掌管刑狱，乙里免为诰命夫人，等等。

辽世宗任用贤臣耶律屋质，进行一系列改革，将辽太宗时的南面官和北面官合并，成立南北枢密院，废南、北大王。后来南北枢密院合并，形成一个枢密院。辽世宗的改革使辽朝从部落联盟形式进入中央集权的时代。

辽朝的法律，因俗而治，各地使用不同法律。早期有民族岐视，至圣宗时契丹人法也用汉律来断。这反映汉人地位的提升。一般来讲辽代刑罚较重，而且皇帝往往随意杀人，无法无天，穆宗尤甚。

捺钵制度

捺钵，汉语译为“行营”、“行在”、“营盘”。辽朝虽先后以辽上京和辽中京作为首都，但是其政治核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契丹语“行在所”、“行宫”的音译）。这是因为辽朝的主要民族契丹族为游牧民族。由于契丹族转徙不定、车马为家的特性，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每年又“四时巡守”，“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皇帝在游猎地区设的行帐，以区别于皇都的宫帐。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 。

辽太宗时，取燕云十六州后，其国土包括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为保持契丹族的骑射善战传统的经济生活，仍然过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生活。正如《辽史》中记载的“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在这种特殊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在契丹的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一套县有鲜明游牧契丹民族独特特点的四时捺钵制度。契丹皇帝四时巡行的宫帐（也称牙帐），即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

军事制度

其兵制中斡鲁朵中的宫卫骑军兵甲，教练完习，简选天下之精锐，聚之腹心之中，既担任保卫任务，又可出兵打仗。另外还有部族兵、汉军、渤海军等。契丹是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平时放牧渔猎，既是生产经济活动，也是军事练习。有战争很快即可集合成军。

辽朝的军队，平时约在二十万至三十万左右，而契丹部族全民皆兵，辽所能动员的兵力在总人口当中，比例很高，为164万2800人 。由于保留着原始部族的痕迹，并处于由奴役制向封建制迅速转化的历史阶段，军事制度初期多与本民族社会制度合为一体，进入长城以南地区后，既保有本民族特色，又逐步接受汉人影响，具有民族融合的特点。

辽朝皇帝亲掌最高兵权。下设北﹑南枢密院。北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构，一般由契丹人主管﹔南枢密院亦称汉人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因而出现一个朝廷两种军事体制并存的局面 。

辽军大体分为宫帐军﹑部族军﹑京州军和属国军。宫帐军，征集直属皇帝的帐户壮丁组成，是契丹族亲军，供宿卫和征战，“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人，置腹心部”。部族军，主要由契丹以外的部族壮丁组成，供守卫四边。以上两种部队是辽军的主力。京州军，亦称五州乡军，征集五京道各州县的汉族﹑渤海族等的壮丁组成。属国军，由臣属国壮丁组成。后两种部队为辅助兵力。辽初，贵族男子人人服兵役，年龄在15—50岁之间的列籍正军，兵器﹑战马自备。“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史·兵卫》）。后来，“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辽史·食货》）辽军以骑兵为主，主要武器是弓箭和刀枪。后期从宋朝传入抛石机式的火炮，编有炮手军。

经济

契丹人本是游牧民族，“畋鱼以食、皮毛以衣、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游牧民族经济上的弱点，在契丹立国之前大事上解决。以人为方式在游牧地区内营造绿洲，再将农耕民族移居其中。契丹人从事农业、手工业，都是由辽太祖的祖父、父亲以及伯父等传入契丹，又传授纺织。辽在各地均设群牧使司以管理官有的牲畜。辽朝皇帝使农牧业共同发展繁荣，各得其所，建立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

人口（根据人口统计学中复利公式计算出）

太祖神册元年（916年），40万户，200万人 

太宗天显元年（926年），57.3万户，286万人 

穆宗应历二年（952年），76万户，380万人 

圣宗统和十八年（1000年），不详，600万人

道宗中期，97万户，750万人 

天祚帝天庆元年（1111年），140万户，900万人（辽代人口峰值）

农业

辽朝境内农作物品种齐全，既有粟、麦、稻、穄等粮食作物，也

有蔬菜瓜果。他们借鉴和学习中原的农业技术，引进作物品种，还从回鹘引进了西瓜、回鹘豆等瓜果品种，结合北方气候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物栽培技术。辽朝的土地有公田和私田两类。在沿边设置的屯田自然是公田。募民耕种的在官闲田也是公田，百姓领种十年以后，要对朝廷缴纳租赋。至于所说的“占田置业入税”则是私田了。估计屯田多集中在北部沿边，私田则多在辽国南境。在契丹的汉人依然是以男耕女织的方法维持家庭收入。同时，契丹将战争中俘掠的汉人，安置在契丹腹心地区，建立许多头下军州。除少部分需上缴，其余收入皆归头下主所有。

辽廷为了鼓励人民开辟荒地，立例若成功开辟农地可免租赋十年，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遇到兵荒、岁饥之年，也要减、免赋税，991年1月辽圣宗时期，“诏免三京诸道租税，仍罢括田”。1075年9月辽道宗时期，“以南京饥，免租税一年，仍出钱粟振之”。辽朝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被编入州县，包括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户。他们无论经济地位如何，都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国家编户，并承担着国家的赋役负担。寺庙的佃户多是贵族、官僚随同土地一起转赠的，是既向国家纳税又向寺庙交租的另一种形式的税户。

畜牧业

辽朝的畜牧业十分发达，契丹人的牧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捷的物质条件。当时阴山以北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历来有优良的牧场。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古、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羊、马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乳肉是食品，皮毛为衣被，马、骆驼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因此，“蕃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阿保机之妻述律氏曾自豪地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是辽朝的重要经济来源，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游牧的契丹人，编入相应的部落和石烈，在部落首领的管理下，在部落的分地上从事牧业生产，承担着部落和国家的赋役负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随意脱离本部。他们是牧区的劳动者、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部落贵族的属民。

手工业

辽代的冶铁业发达，发掘出土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辽东是辽朝产铁要地，促进辽朝冶铁业的发展。初期，曾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曷术”，即契丹语“铁”。曷术石烈在圣宗时因户口繁息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改编为部，仍以铁为赋。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其中手山为今辽宁省鞍山市的首山，这里的矿冶史最晚当起自辽代。

辽代陶艺受唐代影响，墓葬出土文物则显示部分宋代器皿及其他器皿自国外输入，但金、银器制作亦采用唐、宋的金属打制和镀金技术。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契丹式则仿造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缸瓦窑村窑是一处目前所知辽代最大的古瓷窑遗址，可生产白釉、单釉和三彩釉瓷以及宫廷所用的官窑器物。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湛。 

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更被宋人评比为“天下第一”。陈国公主与驸马墓、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出土的精美金银器都反映出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如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的双猴绿釉鸡冠壶和龙首绿釉鸡冠壶就是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模式，在壶体侧边作出仿皮革缝制的痕迹，此类壶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生活器皿。分散到世界各地博物馆，并作为博物馆规模标志的，高达两米的大罗汉瓷像，就是辽代产品，是从河北省易县附近山洞中被外国人盗走的。

商业

随着农、牧、手工业的发展，交换逐渐频繁，商业活动也日益活跃。早期，辽太祖在炭山北建羊城，“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后版图扩大，建置完善，经济成分增加，范围扩大，商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辽五京相继建成后，都成了辽朝的重要商业城市。辽朝与周边各政权、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往来多以朝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由于商业的发展，辽朝境内也出现了富有的商人阶层，他们或经商于五京、州县，或来往于辽、五代诸国或宋朝，有的甚至成为代表辽朝办理交涉的使臣，如辽太宗时的回图使乔荣经商于后晋，又为辽朝商业贸易的代表，并可作为使臣与后晋交涉政务。西京归化州的韩师训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

辽代物价甚低，虽有盐酒之税，但各地税率并不一致。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然而货币使用量不多，辽世宗时，上京还处在交易无钱而用布的状态。各地都用不同货币，如圣宗以前所铸的辽钱极少，圣宗之后稍微多了一些，但在流通货币中，所占数量仍甚少，不及百分之二，主要的是宋钱，其次是唐及五代及其他朝代的钱；在对外交易方面，辽主要与宋和西夏等通过边境上的榷场进行互补性的交易。另外与日本、高丽、阿拔斯王朝和喀喇汗国也有贸易往来。

文化

辽朝吸收许多汉文化与渤海国文化。灭渤海后，渤海遗民大量聚居于辽上京、辽东京一带的州县，较先进的渤海文化对辽文化有较为广泛的影响。据汉地幽云十六州到后来和宋朝的频繁交往，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的榷场贸易，汉文化对于辽朝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由于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辽朝皇室和契丹贵族多仰慕汉文化，如辽的开国皇帝辽太祖崇拜孔子，先后于上京建国子监，府、州、县设学，以传授儒家学说，又建立孔子庙；辽圣宗常阅读《贞观政要》、道宗爱看《论语》等；辽道宗时，契丹以“诸夏”自称，道宗又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与中国文化圈内的其它方国例如越南、朝鲜、日本，如出一辙。

文字

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着帐郎君子弟。契丹的诗词既有气势磅礴之句，也有清新优美之词。辽兴宗也善为诗文，1050年宋使赵概至辽，辽兴宗于席上请概赋《信誓如山河诗》。在辽朝诸帝中，辽道宗文学修养最高，善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有《题李俨黄菊赋》。宗室东丹王耶律倍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耶律国留、耶律资宗、耶律昭兄弟三人皆善属文、工辞章，耶律国留有《兔赋》、《寤寐歌》；耶律资宗出使高丽被留期间，“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后编为《西亭集》；耶律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书招讨使萧挞凛，陈安边之策，词旨皆可称。

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表达关心社稷安危、致主泽民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理想。流传至今的辽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录》外，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醉义歌》是使用契丹语创作，有金朝耶律履的译文，只是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已经失传，今有耶律履的儿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

在书目方面，辽设国史院，专修整历史，设官监修国士、史馆学士、修国史等，曾撰写起居注、日历、实录二十卷、国史，又把不少汉人书籍翻译为辽朝文字，如《五代史》等。当中，辽代所写的实录成为元朝脱脱等所编写的辽史主要材料之一。

语言文字方面，汉语与契丹语都是通行的，不少文书都是以这两种语言书写的。辽代还出现了为佛教信众学习佛经而编纂的汉字字书《龙龛手鉴》。契丹文是辽代为记录契丹语而参照汉字创制的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形式。对朝鲜文字的形成影响重大。但现时已缺少类似的文献。

契丹大字相传于920年由辽太祖下令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参照汉字创制，应有三千余字；契丹小字由辽太祖弟耶律迭剌参考回鹘文对大字加以改变而成。小字为拼音文字，约五百个发音符号。契丹小字较大字简便，原字虽少，却能把契丹语全部贯通。契丹族创字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觉，对其他民族也有不少影响，例如西夏创造党项文字、金朝创造女真文字、元朝创造八思巴文字。契丹字的通行直到1191年金朝金章宗废除为止。

宗教

辽朝的宗教以佛教和萨满教为主，此外也崇拜契丹祖先和民间信仰。民族信仰有木叶山崇拜、天地崇拜与拜日神、拜山神等。木叶山崇拜源自契丹始祖出现与契丹八部兴起的传说，带有萨满教的文化背景。契丹族于木叶山兴建契丹祖庙以祭拜始祖，最后发展成辽朝皇室的柴册仪。

辽朝佛教基本上继承盛唐的教学佛教。早在唐朝唐武宗发动灭佛事件时因为河北诸藩镇不听从，大量僧侣与佛教文物流向河北地区，使得当地佛教文化蓬逢发展。902年龙化州建开教寺，为佛教北传契丹的起始点。918年辽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926年辽朝灭渤海国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938年辽朝领有燕云十六州后，此地逐渐发展成佛教文化重心，到辽朝晚期“僧侣、佛寺之数冠北方”。

辽太宗等辽朝皇帝也采取保护佛教政策，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辽兴宗时觉华岛海云寺僧人海山（郎思孝）与辽兴宗关系甚好。辽道宗曾以诗赞誉法均：“行高峰顶松千尺，戒净天心月一轮。”随着佛教的传播，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和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等活动十分活跃。从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发现的丹藏、佛经及佛画，河北丰润天宝寺塔发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堪称佛教艺术瑰宝。辽朝完成以《大般若经》为首的主要佛教石刻，于辽兴宗时期出版的《契丹大藏经》，其地位仅次于宋朝宋太祖时期开版《蜀版大藏经》，在佛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如上京有天长观，中京有通天观，一些州城也多有道士和道观。某些契丹上层和契丹部民也信仰道教。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一样受到皇帝的礼遇。辽圣宗曾予道士冯若谷加官太子中允。道教的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蝉著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辽圣宗时于阗张文宝曾进《内丹书》，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

辽朝也有通行伊斯兰教，主要经由位于西域、已经伊斯兰化的喀喇汗国东传而来。996年入仕辽廷的阿拉伯学者纳苏鲁丁即在辽南京（今北京市）兴建牛街礼拜寺。后来的西辽辽帝对伊斯兰教采取的宽容伏待政策，使伊斯兰教持续在西域发展。这是后来蒙古人提高色目人穆斯林地位的政策滥觞。

艺术

辽朝绘画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契丹人善画草原风光和骑射人物，辽朝涌现出不少卓有成就的画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绘画作品。耶律倍和著名画家胡瑰、胡虔父子所画多入北宋内府，被誉为“神品”。耶律倍画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无名氏的《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等名画，均为旷世珍宝。此外比较有名的尚有：耶律防曾两次使宋，见宋仁宗，“陛辞，仅一见，”即临摹如真容。萧瀜据《绘事备考》云：“好读书，亲翰墨，尤善丹青……”虞仲文据《图绘宝鉴》记载他善画人马，墨竹学文湖州（文同）。其他还有契丹族耶律题子、秦晋国妃萧氏，以及汉族陈升、常思言与吴九州等人也皆以善画称。

雕塑作品刀法遒劲，栩栩如生。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佛塔和佛寺。山西省灵丘觉山寺西塔院中的觉山寺塔、北京市天宁寺塔、辽宁省辽阳白塔、海城析木城金塔造型美观，是辽代最流行的密檐塔中的杰出代表作品。天津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兼唐代和宋朝之长处，雄健壮丽。辽朝用契丹文字刻制的石刻。契丹文石刻用契丹大字和小字刻制，一般分为纪功碑、建庙记、哀册文、墓志铭、题记等类。契丹大字石刻如：《辽太祖纪功碑》（残）、《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耶律延宁墓志》、《萧孝忠墓志铭》、《故太师铭石记》与《北大王墓志》等。其中《北大王墓志》（又作《耶律万辛墓志》）是契丹大字石刻中字体最工整的一件，讲述耶律万辛的事迹，本墓志使用辽代契丹大字、汉字刻印。由于刻字工整，字数较多，有利于契丹大字的解读。

辽朝散乐受唐朝和五代后晋影响极深，在此基础上与契丹族民间艺术相融合，建立起的一种类似宫廷音乐的形式。《辽史》中有记载，其演奏乐器有：觱篥、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筝、方响、枝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与拍板等。散乐由12人组成，是一支完整的表演队伍。乐队呈两排，前排第三人下，有一低矮的舞蹈者，随着节拍翩翩起舞。

科技

辽朝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一些成就。辽朝的医药久负盛名，辽朝医生直鲁古（915年-1005年）撰有《脉诀》与《针灸书》，其中的治疗方法至今仍应用在临床实践中。当时具有尸体防腐保存的技术，文惟简所著的《虏廷事实》、《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等文献都记载契丹人用香药、盐、矾等保存尸体的方法。1981年在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中发现有保存比较完整的干尸。

辽朝的天文历法继承五代历法，并略有改进。辽朝原使用后晋马重元的调元历，995年行用辽刺史贾俊的大明历。辽朝皇帝十分重视天象观测，时人并将天象与政事相连系。1971年在河北省宣化辽墓发现的彩绘星图绘有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1989年在宣化辽墓又发现两幅星图，除与前图略同外，并有十二生肖，均作人形，从中可以得知辽朝天文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辽宋外交

契丹族原本臣服唐朝，被唐朝设立为松漠都督府。他们于五代时独立，建立契丹国，入侵燕云地区但被李存勖击败，退回北方。五代后唐末年，辽太宗接受石敬瑭的请求，协助他建立后晋取代后唐，以获得燕云十六州与后晋的臣服。不久又南征中原，灭后晋以建立辽朝。至此辽朝与中原的外交关系首度转为辽朝居上，中原臣服的状态。

之后辽朝衰退，后周与北宋为了燕云十六州又相继北伐，双方恢复对峙的局面。辽朝采取防御策略，并且扶持北汉对抗中原的北伐，屡次抵御中原的进攻。直到辽圣宗时，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再度发动南征，率辽军直逼北宋的澶州。最后双方订立澶渊之盟，辽朝索得赎金，与北宋建立大致上平等的外交关系，长达120年，双方并且加强经济和贸易往来。1042年辽兴宗乘宋夏战争后北宋内外交困之际，率重兵陈列辽宋边界，并派萧特末（汉名萧英）和刘六符去宋朝索要瓦桥关南十县地。

宋朝派富弼与辽方使节谈判，双方于九月达成协议，此即重熙增币。最后增加增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以了结这次索地之争。辽兴宗还派耶律仁先和刘六符再次使宋争得一个“纳”字，即岁币是宋方纳给辽方的，不是赠送的。宋臣富弼建议宋仁宗答应要求，并且要求辽朝约束西夏作为条件以破坏辽与西夏的关系，最后使辽兴宗两次亲征西夏，劳民伤财。辽朝晚期因受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入侵，加上朝廷内部分裂与内斗，使辽朝有意与北宋和谈。但是北宋已经与金朝建立海上之盟而共同伐辽，所以拒绝和谈，最后辽朝亡于金朝。

高丽

辽朝于926年灭渤海国后与高丽接触。942年送给高丽50匹骆驼，但遭高丽太祖拒绝。辽使被放逐到孤岛，所送骆驼也都被饿死（万夫桥事件）。至此辽朝多次袭扰高丽边界，993年，辽圣宗率大军越过鸭绿江入侵高丽。最后双方和谈，在高丽同意断绝与宋的联盟后，辽圣宗率军北返，双方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1009年高丽发生军变。辽圣宗趁机入侵高丽。

西北诸国

辽朝与西北诸国保持着较为友好和睦的往来。辽朝西境的主要邻国西夏，长期以来，一直与辽朝保有朝贡和联姻关系。一度为辽藩属，被称为甥舅之邦。辽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也源远流长。早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就曾经率军西征，使西域诸国相继臣服。统和年间，王太妃出师西域，1003年建可敦城，作为西北的边防重镇，经过多年的经营，使辽朝的势力范围涵盖漠南、漠北与西域之地。

辽朝政府对这些降附的部落属国，均采取“因迁种落，内置三部”的羁縻政策，使的这些国家互相监督，皆不愿背叛辽朝。这些都使葱岭以东的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与葱岭以西的喀喇汗国，基本上都是亲附辽朝，其与北宋的关系较疏。此外，西亚的波斯与大食在辽初也相继遣使来通好。天赞二年，波斯使来，其第二年大食使来。大食国王遣使为王子请婚，未允。次年，复遣使请婚，辽圣宗以宗室之女嫁之。

因此，在唐朝灭亡之后，西域、西亚与东欧地区皆将辽朝（契丹）作为中国的代表称谓。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兵书中，还将中国传过去的火药与火器称为“契丹花”、“契丹火箭”等。直到今日，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当中，也依旧以契丹作为中国的称呼。

社会

契丹民族的社会与风俗，本不同于汉人。辽朝在统治汉人的燕云十六州地区，则同于中原；在北方的契丹人，则依旧俗生活；介于混杂地区，就呈现两种混合型态。契丹人的仪俗很多 ，如拜日仪、柴册仪、再生仪、祭山、射鬼箭等。特别的生活方式就是四时的“捺钵”，辽朝皇帝带领百官的中央政权，随着一年四时，到各地巡狩，其宫帐的所在地就是“捺钵”。其他还有“头鱼宴”、“头鹅宴”等生活习惯。契丹饮食文化因地制宜，有蜜饯、果脯等，是用蜜蜡浸渍水果而成，以利保存。清朝东北仍有以欧李（野果）“渍以饧蜜”之俗，今日北京特产果脯，也是与契丹人的“蜜渍山果”“蜜晒山果”之类一脉相承 。

在日常生活上，契丹人具有北亚民族传统，以羊狐皮裘居多。而贵族官吏则以貂裘为主，并且穿丝绢服饰，所配戴的装饰也比较多。饮酒食肉为普遍现象，居住以帐幕为主，也有居住在宫室。摔跤、击鞠（踢球）、射柳、射兔节、下围棋和双陆等均是辽人的业余活动。关于节令风俗，辽汉皆有，仍以契丹旧俗为主。例如元旦日，以弱米和白羊髓为饼。正月七日为人日，食煎饼，称为“薰天饼”。其他尚有中和、上巳、端午、夏至、中元、中秋、重九、冬至等，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原传入的，节日风俗大体相同。然而也有一些节令，名称虽同，却保留了契丹固有的风俗和仪式 。

契丹人在五代时期就有饮茶习俗，而且茶风日炽，家家户户不可一日无茶，这与他们日常膳食结构和多寒多风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宫廷遇重大节日，尝以茶祀祖祭天地，款待宾客和使臣，而且有一套隆重、规范的礼仪。

契丹人的节日有立春、重午、夏至、中秋节、除岁节等。立春日，皇宫举行庆祝仪式。皇帝进入内殿，率臣僚拜先祖画像，献酒。皇帝在土牛前上香，三奠酒，奏乐。再持彩杖鞭土牛。司长报告春至，臣僚也持彩杖鞭土牛三周，再引节度使以上官员登殿，撒谷、豆，击土牛，臣僚依次入座，饮酒，吃春盘，喝茶《辽史》。

又据《辽史·礼志》载：“皇帝皇后六拜、在位者皆下拜。皇帝皇后复位坐，命中丞奉茶果饼饵各二器，奠于天神地祗（即地神）位。

宋使至……臣僚起立，御茶出，皇帝起，入阁，引臣僚东西阶下殿……臣僚鞠躬赞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赞！（赞：即赞礼）两廊从人亦如之，行单（dòn，厚的意思，引申为浓厚）茶，行酒，行膳，行果。”

1994年，在河北省宣化地区发现辽墓群，其中六、七、十号墓壁画中，均绘有以碾茶、煮茶、侍女敬茶的茶道程序图，佐证契丹贵族嗜茶已很普遍。

五代时期，辽与南唐交往最为密切。938年（会同元年），辽把羊三万只，马二百匹卖给南唐，以其值买回罗、纨、茶、药等物资。双方水、陆两路的交易也很频繁，交换去的茶叶不少，惜史无确切的记载。后唐在登州（今山东蓬莱）等地开设马市，和辽进行贸易。931（后唐长兴二年）契丹“黑水瓦儿部至登州卖马”，交换所需要的茶叶。

辽、宋之间的贸易，从北宋初年开始若断若续地进行着。辽需要的茶是通过宋方的馈赠和贸易渠道而获得的。据《契丹国志》载：宋“至贝州（属河北）赐茶、药各一银盒”，而辽“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

辽、宋订立盟约进入和平时期后，双方达成协议，在河北边境陆续开放了雄州（雄县）、霸州（霸县）、安肃军（徐水）、广信军（保定西北）四处榷场，以雄州榷场最为重要。宋方输出的商品有：茶叶、瓷器、麻布、漆器、缯帛、香药、苏木等。辽方输出的商品有：羊、马、骆驼等。宋对辽贸易采取“稍优其值予之”的优惠政策。宋方输出的为加工制品，辽方多为牧畜，故榷场贸易对宋方有利，其每年从榷场征收的专卖税就达150万贯之多。大获其利。《三朝北盟》辽方在贸易中也获得大宗税收，双方都得到实惠。除官方贸易外，民间走私贸易也很活跃，虽有禁令，但禁而不止。

契丹人待客是“先汤后茶”，与宋人“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恰相反。汤用中药甘草煎剂，团茶则用锯锯碎“用银、铜执壶直接煨于炉口之上”煮饮，富贵贫贱不可一日无茶。

辽国名城

上京是辽朝前期的国都。上京城遗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上京未建成前，名“西楼”，是辽太祖阿保机创业之地，建成后称皇都，后改称上京，府曰临潢。上京城幅员广阔，气势恢宏。有南北二城，北曰皇城，南曰汉城，两城相连。全城周长12.5公里，与《辽史》记载的基本相合。

皇城是契丹贵族阶级居住的地方。城呈方形，又分内外两部，即外城和皇城（又称大内）。皇城城墙夯（hāng）土筑成，夯层清晰可辨，城墙高5－6米。墙体上窄下宽横断面为梯形。城墙外壁有马面（半圆形的土垒）。皇城内近年经考古发掘，现存城门4个，宫殿建筑遗迹100余处，其中暴露于地表的建筑台基50座。城内西部山丘上有寺庙和窑址。

汉城位于皇城南面，是平民居住的区域。它的北墙就是皇城的南墙。皇城与汉城已被河水隔开，城呈不规则形，墙为土筑，残存三段，墙高4米，周长57公里。墙较皇城低矮且无马面、瓮城之设。除西门址遗留下来，其余不存，西门豁口宽10米，残存柱础，应为金凤门或雁儿门。由于白音戈洛河河床逐渐北移至皇城附近，故城内遗迹受到洪水冲刷，现仅保存了汉城的北部的中央部分。

辽中京遗址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以西约15公里的铁匠营子乡和大明镇之间的老哈河北岸。中京是辽最大的陪都，其地理位置与中原地相近，自古为辽河上游，燕山以北少数民族杂居地带，为辽国的咽喉，在辽代后期军事、战略、经济上有极重要的重要作用。

辽中京由城市布局仿北宋汴京制度营建，有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重城。城墙全部用版筑，现残迹最高达4米，是辽代城址中保存得较好的一处城。

外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4200米，南北长3500米，南城正中有门，并有瓮城，四角有角楼，但未发现马面。自南门朱夏门到内城南门阳德门，全长1400米，正中有一条宽64米的大道，道两侧有用木板复盖的排水沟，直通朱夏门，两侧城墙下的石涵洞。在外城南部东北角，靠近内城南墙，有一座残塔，现人称“大明塔”。在大塔的西南方，另一较矮的与大明塔形状相同的塔，现称“小塔”。这就是中京城有名的南北二塔。

内城址位于外城中央偏北，平面为长方形，东西宽200米，南北长1500米。城南中央城门称作“阳德门”。阳德门与皇城南之间有一条宽40米的大道。宫城址。宫城即称“大内”，位于内城北部中央平面呈正方形，每边长1000米。北墙即利用内城的北墙，另筑东、南、西三墙，现今尚可见到东、西两墙南端的角楼址。皇城南门北中轴线上有一处大型宫殿址。据史料记载，这里应是称作武功殿和文化殿，分别是圣宗及其母萧太后的起居处。

辽南京城址位于今北京市西南郊广安门外，马莲道卢沟桥乡境内。辽南京为辽代重要的陪都，又称燕京，府曰幽都，周长27华里。经考古调查发现，南京城的东、西、南、北城墙均有部分遗迹存在，故南京城的周长与史料记载相吻合。皇城位于城西南隅，四墙均有门。宫殿遗址在西城垣南端，东北隅有角楼。具体位置应在今南线阁胡同。

辽南京的布局，有外城、内城和皇城的三重城。城内有纵横交错的街道，有市楼、坊市、寺观等建筑。这些多是仿唐代时的建筑格局。

庆州城城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布日嘎苏木（乡），南距旗所在地大板镇98公里。城北12.5公里是庆云山。辽朝圣宗、道宗、兴宗及他们的皇妃陵均葬于此地。

庆州城由内、外双重城构成，平面呈回字形。内城保存完好，城墙高4－4.5米。每隔100－110米设有马面。马面高出城址1－2米。城东西长1090、南北宽930米、几近方形。城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均有瓮城。

城内偏北正中为辽代的行宫遗址。内城西北角有一密檐式的白塔，即有名的庆州白塔。近年，在白塔塔刹内发现了一大批重要的佛教文物，如瓷、银、水晶、漆器及丝织品等。白塔北侧有一组建筑群，应是主殿，两侧有回廊。北侧有后殿，在附近还发现了石经幢。

祖州城城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石房子村的山谷中。辽代城址中，除上京、中京、南京、西京和东京之外，祖州城是辽时州城中很重要的一座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四辈先人都在这里出生，阿保机秋猎活多在这里举行，建城后取名祖州。这里埋葬辽太祖阿保机的祖陵。

祖州城略呈长方形，残墙四周长约1785米，四城墙各有一城门，墙高3米，墙体为夯土板筑，无马面瓮城。城四角各设一座角楼。祖州城分东、西两个城区。内城位于西部，呈长方形，内有宫殿遗址四座。皇城门设在东墙的中部，门朝东，保留了契丹族崇尚东方的习俗。

祖州城内现存由七块巨形花岗板构筑的平顶石屋。应是当时的寺庙遗址。现在蒙古族称为“朝鲁苏木”（即石庙），汉族人直呼为石房子。

石房子面南背北，东西长7米，南北宽5.3米，高3.5米，前面正中留一门，门上有窗，石房子的四壁之四角有铁锔相连。石房子内紧靠北壁正中平置一石床，横长4.3米，纵宽2.5米。有的学者认为这座石房子的用途当是用于祭祀。

契丹萧氏的祖先称审密氏，内部又分为拔里家族和乙室己家族。这个家族后来为什么改姓萧氏，说法很多。《辽史·后妃传》是这样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以后，拔里、乙室己家族与耶律氏世代联姻，对于耶律氏的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契丹诸部中最强大的家族，其功劳最大，不可泯没，所以把他们比做西汉初年的宰相萧何，自此以后，拔里和乙室己家族就改姓萧氏了。而辽太祖皇后述律氏却例外，她原来既不是契丹人，也不姓萧，述律氏的祖先是回纥人糯思。

大同元年（947年），辽太宗率大军南下灭后晋，在汴梁（今河南开封市）任命述律太后的侄子小汉为宣武军（今河南开封市）节度使，赐姓名萧翰。于是，辽朝外族萧氏中就有了拔里、乙室己、述律等三个家族，而述律家族在其中占有更优越的地位，在辽太祖至天祚帝9个皇帝中，除穆宗的皇后萧氏出身不详外，其余8个皇帝无一例外都出自述律家族。

谢选骏指出：“契丹萧氏”的来历，可见契丹人的汉化情结。少数民族的汉化问题，向来是一个两难——汉化意味着文明，同时也意味着文弱，就像人口众多意味着文明，同时也意味着文弱——任何王朝末年，都比初创时期人口众多，但结果呢，只是更为接近衰亡了。

如果说唐朝尤其前期是贵族社会，那么宋朝就很像平民社会，至于元、明、清，则由蛮族的贵族社会统治汉人的奴仆社会。元、清两朝的蒙古、满洲人，连其平民也在中国冒充贵族，把汉人当作奴仆来欺压、杀戮。明朝则追随元朝的范例，把平民变为奴仆，奴化汉人的程度虽然轻于元、清，但整个社会却再也没有贵族中坚，所以遇到外敌入侵，抵抗力就变得很弱。

而宋朝还是平民社会，没有过渡到奴仆社会，所以抵抗辽、金、元，比之明朝抵抗倭寇、蒙古、满洲，更有效率。横扫欧亚的蒙古帝国灭亡偏安一隅的南宋，还花去四十五年〔1234─1279年〕，但军事能力远远不及蒙元的满清，灭亡南明的仅仅用了二十多年……难怪到了二十世纪，日本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宏伟目标。

历史研究者往往注意到，唐至五代，遇中国有事，则收胡兵以助剿。如高祖欲平群雄，则称臣于突厥；唐玄宗为控制河北，则用安禄山；唐肃宗欲平两京，则征兵回纥；唐僖宗欲讨黄巢，则借军沙陀……所以有唐一代，“举国皆含有通虏性质”，也就无怪乎“虏祸不绝”了。胡兵之所以富于战斗力，不仅由于其野蛮，而且由于其内部具有贵族社会特有的等级秩序，所以亲随之间，号令严明。这样的虎狼之师一旦进入平民社会，自然如入无人之境。

反观平民社会下的中原，则陷入了一盘散沙的境地。五代各国内部一盘散沙，结果当权派系为一党私利，或与契丹结好，或称兄弟，或称子，“为千古中夏之奇辱”，开二十世纪“三国演义”之先河：孙中山的三个后继者，蒋介石亲美，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至于中国本身则大卸八块，除了江西的苏维埃共和国，还有东北的满洲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台湾殖民地、各种租借地。

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已侵入了宋朝的北方领土；抑制军人，高扬文治的宋朝，也就不能不常常在屈辱的外交方式下求生存了。纵然在北方民族的重压之下，弥漫着危机意识的儒家学者之中，仍与韩退之的主张，先后呼应，怀着国粹主义的心理，促成了尊儒排佛思想的抬头。”

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历史上，契丹人发挥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在鲜卑之前，由于现存的匈奴史料过于稀少，使匈奴社会的类似制度已无从考辨。在突厥之后，契丹的部族社会传统中，可与直勤相比类的，是横帐制度。辽代所谓横帐，大致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宗室”。刘浦江说：“历代中原王朝的所谓宗室，都只包括开国皇帝以下的子孙，而辽朝横帐除诸斡鲁朵皇族外，还包括由太祖的两个伯父和五个弟弟的族属所构成的三父房，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我认为，三父房正是阿保机取代遥辇氏出长契丹部落联盟以后，耶律氏家族内具有世选可汗资格的大致范围。”可见所谓横帐，正如直勤一样，代表着继承权利，界定和确认继承权的范围。当然，中原王朝的所谓宗室，也并非只包含开国皇帝的子孙，事实上往往要扩大到开国皇帝的同父兄弟及其子嗣，甚至及于从父乃至从祖的子嗣。这与北魏直勤包含神元帝子孙、辽朝横帐包含三父房，还是有一定近似的。与此相类的，还有著名的蒙古“黄金氏族”（Altan Urugh）。所谓黄金氏族，指姓乞颜（乞牙惕）·孛儿只斤（Kiyad Borjigin）的氏族。拉施特《史集》明确说，“把儿坛把阿秃儿”的“第三个儿子为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把阿秃儿。乞牙惕·孛儿只斤（部落）出自其后裔”。这就是说，黄金氏族包含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元烈祖神元皇帝）的所有子孙，这与辽朝横帐包含三父房完全一样。可以认为，直勤、横帐、黄金氏族，在北亚草原游牧社会的部族背景之下，就显出漫长岁月里游牧部族制度的相似、相同和一致。

从直勤制度看拓跋部族的汉化，正如田余庆所指出的，北魏前期宫廷政治的核心纠葛，是解决君主继承问题，消除部族传统的兄终弟及制的影响，代之以中原王朝式的嫡长子继承制。道武帝为此思虑最多，用力最巨，但是他本人仍然死于亲子弑逆，可见这个问题尚未解决。明元帝以太武帝监国，太武帝以景穆帝监国，显然都是意在及早树立储君的地位和影响。景穆帝的早死，是对成立未久的嫡长子继承制的考验。虽然经历了宗爱和吴王余的小小波折，有嫡皇孙身份的文成帝终于即位，这可以看作北魏嫡长子继承制完全成立的象征。后来献文帝欲禅位于叔父京兆王子推，遭到大臣强烈反对，咸以奉戴皇太子为辞。这更进一步显示，北魏的嫡长子继承制，在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已经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至此，拓跋鲜卑游牧部族的国家机器，已经具备了全面改造为传统中原王朝的条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孝文帝才能够展开其激烈的汉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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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女真金

金朝（公元1115年—1234年）是中国历史上以少数民族女真人执政的北方王朝。女真族原为辽朝藩属。天庆四年（1114年），金太祖完颜旻起兵反抗辽朝，统一女真诸部后于翌年在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区）建都立国，国号“大金”，改元“收国”。贞元元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今北京）。金世宗与金章宗时期，金朝政治文化达到最高峰，但于金章宗中后期逐渐衰弱。金宣宗时期，金朝外受大蒙古国南侵，内部昏庸内斗、民变不断，被迫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1234年，金朝在南宋和蒙古南北夹击下灭亡。

金朝历经十帝120年，鼎盛时期曾一度统治了大半个中国。金在与南宋、西夏并立期间，迫使西夏臣附、南宋屈辱求和，始终维持其霸主 地位。金国时期，随着封建化的深入，社会经济 获得一定的发展。除了畜牧业的优势外，其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也有所进步。女真金朝的文化深受汉人影响，取得了相应的成就，其中戏剧较为突出，并产生了元好问等著名文学家。

灭辽

金朝是由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所建立，人民以渔猎为生。唐朝时称为靺鞨，五代时有完颜部等部落，臣属于渤海国。 

辽朝攻灭渤海国后，收编南方的女真族，称为熟女真，北方则是生女真。辽朝晚期朝政混乱，天祚帝昏庸无能，辽廷不停的索求贡品，并且鱼肉女真百姓。

1112年天祚帝赴春州与女真各族的酋长聚会时对完颜阿骨打等酋长不敬，使完颜阿骨打有意反抗辽廷，随后出兵统一女真族各族。 

1114年完颜阿骨打向辽朝宣战，随后在宁江大捷和出河店之战击败辽军。隔年一月在“皇帝寨”（即后来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之白城）称帝建国，即金太祖，国号大金。辽帝天祚帝至此才重视此事，并且下令亲征，但是辽军被女真军击败，同时辽朝国内发生耶律章奴与高永昌的叛乱。 

金太祖建国后以辽五京为目标兵分两路展开金灭辽之战。天祚帝曾尝试册封金太祖为东怀国皇帝试图安抚，但册文不称完颜旻为兄长、国号不称大金，故他不接受册封，继续攻打辽国。 

1116年五月东路军占领东京辽阳府，1120年西路军攻陷上京临潢府，辽朝失去一半的土地。战事期间北宋陆续派使者马政、赵良嗣与金朝定下海上之盟，联合攻打辽朝。 

1122年东路军攻下中京大定府，天祚帝逃亡沙漠。同时西路军也攻下西京大同府，耶律大石立耶律淳于南京析津府，即北辽。北宋也派童贯等人多次率军北伐辽南京与燕云十六州，但均被辽军击溃。北宋最后请金军攻下辽南京，北辽亡，至此辽五京均攻下。宋金双方经过协商后，金军给予燕云十六州部分城市，并且获得岁币，然而北宋最后只获得金军洗劫后的一堆空城。 

1123年金太祖去世，其弟完颜吴乞买继位，即金太宗。金太宗继续讨伐大同一带的辽军。1124年正月，金太宗为了联合西夏灭辽，把下寨以北、阴山以南的辽地割给西夏。西夏则改对金朝称藩。1125年辽天祚帝被俘，辽朝亡。而耶律大石率军西行，于西域建立西辽。

侵宋

金朝在灭辽朝后，即有意南下灭宋朝。金太宗借由燕云十六州的平州之变为由宣布毁约，于1125年发动金灭宋之战。他派勃极烈完颜斜也为都元帅，完颜宗望、完颜宗翰兵分河北、山西两路，最后会师北宋首都开封。在宋将李纲死守开封的情况下，双方签下宣和和议。 

1126年，金太宗以宋廷毁约为由，再派完颜宗望、完颜宗翰兵分二路攻破开封，于隔年俘虏宋徽宗、宋钦宗等宋朝皇室北归，史称靖康之祸，北宋灭亡。然而北宋康王赵构因机运逃过，并于宋朝南京归德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建国南宋，即宋高宗。金朝为了统治广大新占领的汉地，先后建立张楚与刘齐等傀儡国以统治之，并且多次派完颜宗弼等金将率军南征南逃江南的宋高宗。然而南宋在宋将岳飞、韩世忠与张浚的努力下，屡次使南宋转危为安。最后金朝只好迫使南宋称臣，并且让西夏、高丽等国臣服以称霸东亚。 

1135年金太宗去世，由金太祖的孙子完颜亶即位，即金熙宗。当时辅佐金廷的一些功臣被称为衍庆功臣，他们左右朝政，主要分成主战派与主和派。金熙宗于1137年废除刘齐，而后听从主和派完颜挞懒的建议与南宋主和派宋高宗与秦桧议和。 

由于割让河南、陕西地让主战派完颜宗弼不满，1140年让完颜宗弼率军攻下河南、陕西地。隔年完颜宗弼再度南征，但被岳飞与刘锜击败，岳飞于郾城之战后再度北伐逼近汴京。最后完颜宗弼与南宋主和派合谈，并且在岳飞被杀后签订绍兴和议，至此金宋边界完全确定。金熙宗自幼受汉文化薰陶，登基后与完颜宗弼推动汉制改革，并且重用汉人。隔年派衍庆功臣的完颜宗磐、完颜宗干和完颜宗翰三人共同总管政府机构，“并领三省事”。金朝官制此时基本汉化，建立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 

1150年，金熙宗受衍庆功臣与皇后的控制，本人被过度压抑，后期不理朝政，滥杀无辜，最后被右丞相海陵王完颜亮所杀，完颜亮自行称帝，史书称为海陵王。 

金帝完颜亮为了攻伐南宋以统一中国地区，推行许多措施：他将首都迁至燕京，是为中都（今北京市），并且有意南迁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将行政区划重新划分成十四路以便于管理；把驻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之白城）属于金太宗、衍庆功臣的完颜宗干与完颜宗翰管辖下的军队归金廷管制，为金朝的中央集权制打下基础。然而金帝完颜亮对宗室猜忌甚深，金太宗的后代差不多全被完颜亮杀尽；并且耗费巨资，不顾部分大臣的反对，执意南征。 

1161年5月，金廷遣使赴宋要求重划国界，意在寻衅，南宋也开始积极备战。隔年金帝完颜亮率大军由汴京兵分四路南征。东面军分成海路跟陆路两股，陆路军由金帝完颜亮亲自率领，自宿州（今安徽省宿州市）渡过淮水直攻和州（今安徽省和县），海路水军则直攻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西路分别自关中、河南攻向四川及湖北一带。金东路军渡淮水，攻陷和州准备渡江。然而东路水军在胶西（今山东省胶州市）被宋将李宝的水军歼灭。同时间西北契丹族叛变，镇守东京辽阳府的葛王完颜褒自立为帝，并移居燕京（今北京市），即金世宗。金帝完颜亮遇到此情形仍然执著渡江，但是先遣部队在采石之战被宋将虞允文击败，船舰也被宋军烧毁。金帝完颜亮意图移师扬州强渡长江，但是部下大力反对，最后发动兵变杀死金帝完颜亮。宋军趁机收复淮南地区，此后金朝不再有灭宋之举。

盛世

1161年，金世宗举兵后昭告金帝完颜亮罪过，率军统一华北，并且停止南征灭宋之举。然而宋金的战争并没有终止，1162年他以南宋不愿称臣为由，派主将仆散忠义进驻汴京、纥石烈志宁镇守前线，准备夺回淮南地区。此时南宋宋孝宗意图收复失地，派主将张浚率领李显忠、邵弘渊率军北伐，史称隆兴北伐。宋军陆续收复淮北各地，但于符离的符离之战被纥石烈志宁击溃而止。而后南宋主和派抬头，于1164年金军再度南征之际求和，两国于年底签定合约，双方平等对待，金朝获得岁币。 

内政方面，金世宗本身十分朴素，采取中庸稳固的方式管理朝政，提倡儒学；查问细微以激励官吏，严禁贪污；对经济采取务实的态度，并且免除不合理的赋税，诺有天灾发生，立即救济赈灾。当时各族人民纷纷起义，他为了维持统治，利用科举、学校等制度，争取汉族贵族支持，又加强猛安、谋克权力，扩大女真族占有的土地。这些都使金朝的经济、文化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史称大定之治。金世宗除了抵御南宋北伐，还出兵威震西夏、高丽，使这两国臣服金朝，被金史称为小尧舜。 

1189年，金世宗死后，由于太子完颜允恭早逝，故立允恭的儿子完颜璟即位，是为金章宗。 

金章宗前期政治汉化甚深，文化十分发达，史称明昌之治。金章宗不单对国内文化发展加以奖励，他本身亦能写得一手好字。然而金章宗过度重视文化发展，宠爱李师儿（后封元妃）以及李氏外戚，任用经童出身的胥持国管理朝政。这两位互相协助，营利干政，使金章宗后期的政风逐渐下滑，而黄河泛滥与改道又使金朝国势开始衰退。此时金朝军事逐渐荒废，北方蒙古诸部兴起。金章宗曾派兵至蒙古减丁，并且诱使互相残杀，但收效不大，最后由成吉思汗所统一。南宋权臣韩侂冑见金朝国势衰退，命吴璘之孙吴曦管理蜀地，准备北伐，而金廷也派仆散揆坐镇汴京，抵御宋军。 

1206年，韩侂冑发动开禧北伐，宋军一度收复淮北地区，但是镇守蜀地的吴曦投降金朝。八月仆散揆率军九路南下，年底金兵直逼长江，并且围攻襄阳。隔年吴曦被杀，四川复归南宋，至此双方有意议和。韩侂冑最后在金朝与南宋的要求下被杀，双方于1208年议和，史称嘉定和议。 

1208年，金章宗去逝，由于他的六个儿子都在三岁前夭折，李元妃立叔父卫绍王完颜永济继位，史书称卫绍王。

中衰

金帝完颜永济继位后立即清除李元妃等外戚势力，然而本身昏庸且任用错人，加上金朝国力衰退混乱，面对蒙古入侵时无力反抗。

1206年，蒙古部成吉思汗铁木真（追悼为元太祖）并吞大漠南北，建立大蒙古国。当时蒙古族对金朝保持严重的敌意，有意脱离金朝控制，而成吉思汗也知道完颜永济是个无能之辈，认为这是攻灭金朝的好时机。成吉思汗先攻打西夏以拆散金夏同盟，避免在伐金时被其牵制。当时西夏向金朝求援，金帝完颜永济以邻国遭攻打为乐而坐视不救，最后西夏向蒙古臣服，并且转为附蒙伐金。 

消除后顾之忧后，成吉思汗于1210年与金朝断交。隔年发动蒙金战争，于野狐岭战役大破丞相完颜承裕与将领完颜九斤率领的四十万金军，金帝完颜永济将丞相换成擅长谋略的徒单镒。蒙古军随后攻入华北并四处掠夺，最后包围金朝首都中都（今北京市），因中都城坚而撤。 

1212年，成吉思汗再次南征金朝，一度包围金西京大同府。同年契丹人耶律留哥在东北叛金附蒙，并在迪吉脑儿（今辽宁昌图附近）击败金兵，蒙古军再次逼近中都。1213年将领胡沙虎杀金帝完颜永济，胡沙虎拥立金章宗的庶兄完颜珣继位，是为金宣宗。 

1213年，金宣宗继位之初，胡沙虎执金朝大权。胡沙虎威胁中都守将术虎高琪作战不力，最后反被其所杀。同年秋成吉思汗兵分三路攻金，他派皇子术赤经略山西、皇弟合撒儿往河北，他与幼子拖雷往山东发展，金朝只有中都、真定、大名等十一城未失。隔年金宣宗求和，献黄金与岐国公主与成吉思汗，蒙金和议达成。在蒙军撤退后，金宣宗不顾徒单镒等反对，与术虎高琪迁都汴京，仅派太子镇守中都，引来河北军民不安。 

1215年，蒙古以金帝南迁为由，再度率军攻陷中都，至此占领河北地区。同年十月，蒲鲜万奴在辽东自立，建东真国。此时金朝龙兴之地被蒲鲜万奴与耶律留哥瓜分，山东与河北一带都是民变的红袄军，金廷只能控制河南、淮北与关中一带。当时河患泛滥成灾，黄河自从金室南迁后改道，流向东南。河患的范围非常广泛。 

1227年，西夏亡国，金朝只剩河南地与关中。金宣宗南迁之后国势益弱，蒙古已经取代金朝称霸东亚，由于成吉思汗与花剌子模发生纠纷而发动西征，他派木华黎统领汉地，封为“太师国王”，持续威胁金朝，金朝至此终于得以喘息。虽然金宣宗想要重振金朝，但无雄才大略，且又猜忌成性，政治上并无起色。 

1219年太原失守，金廷建立河北九公，封立王福、移剌众家奴、武仙等九人为公，赐号“宣力忠臣”，打算以之坚守国土，但仍然无济于事。金宣宗任用术虎高琪，他苛刻成性，接连南征南宋、西征西夏以扩张领土，并且持续抗击蒙古。此时金朝内政不良，军力已衰，经过多次战争后又使金朝处于四面楚歌的局势。 

1219年，术虎高琪被金宣宗杀死，战事直到金宣宗驾崩以后才平息。 

1224年金宣宗去逝，由于其长子早逝，故由次子完颜守绪继位，即金哀宗。

亡国

金哀宗即位后，鼓励农业生产，与南宋、西夏和好。建立直属中央的忠孝军，任用完颜陈和尚等抗蒙名将，于1228年大昌原之战（今甘肃宁县）击溃蒙古军。而后金军收复了不少土地，让金朝起死回生。然而其盟国西夏因为之前的战争使得国力衰落，最后在1227年被西征回来的蒙古所灭。同年成吉思汗去世，1229年正式由三子窝阔台继任，史称元太宗。此后蒙古再度对付金朝，1230年窝阔台汗发动三路伐金，窝阔台汗率大军渡黄河直攻汴京，斡陈那颜率东路军走济南，四弟拖雷率西路军自汉中借宋道沿汉水攻打汴京。 

1232年拖雷成功迂回至汴京，金哀宗派完颜合达、移剌浦阿率大军阻击于邓州。此时窝阔台汗率大军渡河，并派速不台攻汴京。而完颜合达急率军北援汴京，与拖雷率领的蒙军于三峰山（今河南禹州市东南）发生三峰山遭遇战，金军精锐溃败，名将张惠、完颜合达、完颜陈和尚与移剌浦阿先后死亡。蒙军围攻汴京，迫使金哀宗求和。而后金廷杀蒙古使者，蒙古再度围攻汴京。金哀宗坚持至年底放弃，南逃归德（今河南商丘市），汴京守将崔立投降。蒙将史天泽一路紧追不舍，金哀宗逃往蔡州，蒙军约宋将孟拱、江海率军与粮食联合围攻。 

1234年正月蔡州岌岌可危，金哀宗不愿当亡国之君，将皇位传给统帅完颜承麟，史称金末帝。此时蔡州城陷，金哀宗自杀，金末帝死于乱军中，金朝亡。金亡时坚持忠于朝廷者汉人占不少，有些汉臣甚至舍身殉国。金亡后，部分汉臣以遗老自居，如元好问。

行政区划

金朝自金太祖立国以来，接连不断对辽朝、宋朝、西夏与高丽发动侵略战争。金太宗时，金朝先后攻灭辽朝与北宋，其疆域东到混同江下游吉里迷、兀的改等族的居住地，直抵日本海；北到蒲与路（今黑龙江克东县）以北三千多里火鲁火疃谋克（今俄罗斯外兴安岭南博罗达河上游一带），西北到河套地区，与蒙古部、塔塔儿部、汪古部等大漠诸部落为邻；西沿泰州附近界壕与西夏毗邻。南部与南宋以秦岭淮河为界，西以大散关与宋为界。金朝疆域可分成三个部分： 

1、原辽朝统治的东北区域与漠南地区，这是金朝龙兴之地，包括女真各部落的住地，还有契丹、奚、渤海以及五国部、吉里迷、兀的改等各族。

金朝建国之初，对行政区划一概搬用生女真旧制。如1116年金太祖占有辽东京州县以后，“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即不管是辽籍女真族、汉族、渤海族、契丹族或是奚族，全都以猛安谋克制度（即千夫百夫的制度）划分管理。 

2、辽上京临潢府以南，直到河北、山西等燕云十六州。

这里居民主要是汉族，长期以来受异族统治，而金统治下之汉地亦维持汉官制度。史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就是指同时奉行女真旧制和汉制的双重体制。 

3、原宋朝领地的淮河、秦岭以北之地。

主要居民也是汉族，由于新受异族统治，大多不愿受金廷管制。先后设置张楚与刘齐等傀儡政权统治，最后由金廷以汉法直接管理。

行政区域

金朝的行政区域采用路（府）、州、县三级管理，路为一级行政区，共有十四个路与五京，合计十九。路有都总管府，以及都转运司、按察、盐使等三司的监司官，五京府有五京留守，而后与府伊所掌的府合一。路府则成平行机构，下辖州、县二级。金朝的州分为三类：节度州设节度使，防御州设防御使，刺史州设刺史；县则以县令掌治，分成七等。此外尚有部落之官，千夫长的猛安，百夫长的谋克，合称猛安谋克；属于边戍之官的乣详稳，部落墟砦之首领的移里菫。 

金朝采行五京制，共有中都大兴府、上京会宁府、南京开封府、北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和西京大同府，其中后三个陪都就在辽的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和西京大同府的原址。金朝原都上京，1151年4月金帝完颜亮颁布诏书扩建辽燕京为中都，于1153年迁都中都，至此中都在很长的时间为金朝首都。1214年金宣宗受蒙古帝国掠夺与威胁，宣布南迁汴京。1232年三峰山之战金军战败，蒙军围攻汴京后，金哀宗先奔归德（今河南商丘），最后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 

上京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位期间，因战争繁忙，并未修建宫殿。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继位后，于天会二年（1124年）命汉人卢彦伦主持修建都城。都城的格局是集当时辽朝、南宋风格于一身。金上京城的建制，大致采取近似中轴线，近似均衡和近似对称的手法，规划街道里坊，营筑宫室官邸，使上京城为中国中世纪最北部的都城大邑。 

上京南北二城，均为长方形，以西垣为边，横竖卧对，呈曲尺状。北城南北长1828米，东西宽1553米；南城东西长2148米，南北宽1522米。皇宫在南城偏西处，周长2公里余。原有4门，现仅存午门址，午门后中轴线上有5个宫殿址。二城外垣周长11公里余，残高约3.5米，存马面89个，门7座。据记载当时金都皇宫的建设情况已架屋数千百间，规模亦甚侈也。上京会宁府皇城午门址，既唯一仅存的一处门址。这里当时营建都城时的情况，这些脊瓦、布纹瓦等都是建筑材料。

政体

金朝初期全面采用辽朝的北南面官制，奉行女真旧制与汉地汉制等两元制度。自金熙宗推行天眷新制后逐步弃用女真制，逐渐采用宋朝制度。政治体制的一元化，是金朝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勃极烈制度

金朝建立之初，金太祖废除部落联盟时的“国相”制，采用小组化的勃极烈制度，长官均称“勃极烈”。其中都勃极烈即皇帝、谙班勃极烈为皇储、国论勃极烈为国相、阿买勃极烈为国相助手、昊勃极烈为第二助手，形成皇帝和少数大臣共议国事的勃极烈制度。而后又有忽鲁勃极烈（第三助手），到1132年金太宗分忽鲁勃极烈为左勃极烈与右勃极烈，形成皇帝、皇储与国相五人小组。

汉官制度

随着金朝不断向南延伸，促使金廷改采用三省制的唐制。1123年至1138年间，金太宗在占领燕云十六州与攻灭北宋后，推行汉官制度，与女真旧制形成两元制度。金初的所谓“南面官”，亦即设于营州广宁（今河北省昌黎县）的汉地枢密院，最后迁至燕京。与此相对的“北面官”，主要指当时实行于朝廷之内的勃极烈制度。1135年金熙宗继位后废除勃极烈制度以巩固皇权，全面使用宋朝、辽朝官制。他建立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以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以及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共领三省事，地方分路、府、州、县。 

1138年改燕京尚书省为行台尚书省，成为中央尚书省的派出机构，结束双元制度并存的局面，这些与三省制都是汉制改革的结果，史称天眷新制。金帝完颜亮时废除中书省、门下省，行政机关缩编成尚书省。 

金朝制度在金世宗之后大体同宋朝制度。尚书省中，尚书令为虚设，实际上由左右丞相与平章政事掌握行政权，左右丞与参知政事为副相，其下有左右两司郎中，分掌六部。 

军事机构由都元帅府改为枢密院。设置盐铁部、度支部、户部等三司理财、御史台掌纠察、谏院及审官院，其他有国史院、宣徽院、宏文院与集贤院等机关，太常、大里寺，六监、司农司、大宗正等皆依宋朝制度。

与宋朝的关系

女真族原臣服辽朝。辽朝晚期因受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入侵，加上朝廷内部分裂与内斗，使辽朝有意与北宋和谈。但是北宋已经与金朝建立海上之盟而共同伐辽，所以拒绝和谈，最后辽朝亡于金朝。金朝灭辽朝后，又南征灭北宋，在靖康之祸后宋朝与金朝与结为死仇，双方多次发生战争。金廷为了统治广大的汉地而先后建立张楚与刘齐等傀儡国，但因基础不稳与未能有效攻灭宋高宗建立的南宋而废除。经过金灭宋之战、完颜宗弼南征江南、金帝完颜亮的采石之战等战争，金朝都未能彻底灭亡宋朝；而南宋经过岳飞北伐、隆兴北伐、开禧北伐也未能击败逐渐稳固盘踞中原的金朝，这些都使得金廷的方针逐渐采取以战逼和的方式以获取更多利益，双方先后签署宣和和议、绍兴和议、嘉定和议等协定。这个均势直到大蒙古国崛起后才被破坏，南宋在金朝衰退后不愿称臣纳贡，双方再度交恶。

与漠北部落关系

漠北地区原为金朝的附属地区，当地主要有乃蛮、克烈、蔑儿乞、泰赤乌、塔塔儿、蒙古与札达兰等部落，此外还有其他部落。金朝为了稳固漠北地区，采取联合部落去压制想要崛起的部落，并且多次派兵减丁、掠夺，这使得部分漠北部落对金朝采取敌视。随着金朝的衰落，漠北部落最后于1204年由蒙古部的成吉思汗所统一，两年后建国于漠北，国号大蒙古国。他为了报仇而不再臣服金朝，在降伏金朝盟国西夏后入侵金朝，成为金朝一大外患。

与西夏的关系

西夏在辽朝后期与其友好，在金朝灭辽朝后因金太宗同意裂地赠与西夏，使西夏转向支持金朝。金朝稳固中原后切断西夏与宋朝的关系，使得西夏对中原的贸易完全掌控在金朝手上，这使双方的关系处于明和暗离的状态。蒙古崛起后为了切断西夏与金朝的盟约，多次攻打西夏。而金帝完颜永济对此表示以邻国遭攻打为乐而坐视不救，导致西夏向蒙古臣服，转而攻打金朝。这个状态直到夏献宗继位后才转为连金抗蒙，不过这时两国已无力抗蒙。 

与蒙古的关系

蒙古在攻陷金中都、迫使金朝南迁后，有意采取连宋灭金的方针，并有意借道南宋的方式，迂回攻打金朝后背。金宣宗为了弥补失去河北的损失，多次对南宋、西夏发生战争，最后虽然互相和解，但三国彼此元气大伤。西夏最后于1227年亡于蒙古，金朝也难逃灭国的命运。1230年窝阔台汗发动三路伐金，派拖雷经宋道迂回攻打金南都开封。在金哀宗南逃蔡州后，蒙古邀请南宋率军夹攻，宋廷为了报靖康之耻也愿意派兵运粮助战，最后金朝亡于蒙宋夹攻之中。

与高丽的关系

金朝对高丽王朝关系的方面，在建立金朝之前有部分女真族向高丽朝贡，被称为东北女真。金太祖统一了女真诸部后入侵高丽。此时高丽肃宗率领的高丽军难以抵抗金军，最后在尹瓘的说服下让女真军撤退。尹瓘重建高丽军，并在1107年成功抵御女真入侵，并在国界修建九城。1115年金朝立国后不久灭了辽朝与北宋，切断高丽与宋朝的关系，孤立了高丽。金朝与吐蕃诸部亦有一定交流。 

军事制度

金军大体可分为本族军、其他族军、州郡兵和属国军。前二者为主力，后二者为辅翼。最初，封建主应从军。领有汉地后，主要实行征兵制，签发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为兵，称为“签军”，到后期也行“募兵制”。金朝统治中原后，还仿汉制，实行发军俸、补助等措施。对年老退役的军官，曾设“给赏”之例。对投降的宋军，常保留原建制，仍用汉人降将统领。金军亦以骑兵为主，步兵次之。骑兵一兵多马，惯于披挂重甲。各部族兵增多后，步兵数量大增。水军规模也较大，但战斗力较弱。除冷兵器外，还使用火炮﹑铁火炮﹑飞火枪等火器作战。后来蒙古南侵之时，金军就以火器抗蒙。1232年金将赤盏合喜驻守汴京，“其守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

军事机关

原设有都统，后改为元帅府、枢密院等，协助皇帝统辖全军。战时，皇帝指定亲王领兵出征，称都元帅、左右副元帅等临时职位。边防军事机构有招讨司、统军司等。金朝军队采用结合社会与军事制度的猛安谋克制度，也就是百夫千夫长的制度。早在女真族时期，所有成年男子都是战士，平时从事生产，战争时参加战斗，兵器、粮食自几自足。分置人民约一千户为猛安、约一百户为谋克，谋克相当于百夫长，猛安相当于千夫长。万户府下辖诸猛安，猛安下辖谋克，谋克之下还有五十、十、伍等组织。兵员配置大多是一正一副，战时副军可以递补正军。兵为世袭制，兵员可以子弟替代，但不能以奴充任。 

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朝时，以三百口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约二千五百人的兵力，仅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就将辽国、北宋两邦彻底征服。后来猛安谋克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随着金朝不断南移，猛安谋克制度与奴役制互相适应的制度逐渐遭到破坏，“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女真人的日趋文弱化就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金世宗时，阿鲁罕任陕西路统军使，“陕西军籍有阙，旧例用子弟补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鲁罕于阿里喜、旗鼓手内选补”。史旭有诗：“郎君坐马臂雕弧，手撚一双金仆姑。毕竟太平何处用，只堪妆点早行图。”，已知“国朝兵不可用，是则诗人之忧思深矣。”。 

1168年朝廷从猛安谋克中遴选侍卫亲军，而“其中多不能弓矢”。最后当蒙古突骑兴起后，金军在野狐岭战役等大型战役中惨败，最后南迁汴京。然而在金哀宗时期所建立的忠孝军，对蒙古军仍有一定威胁。

人口数量

1141年绍兴议和后，自从靖康之难开始减少的人口总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增长。到1207年金章宗泰和七年间达到53,532,151人，被称为人口之极盛。而当时与南宋、西夏等人口总数据估计达到一亿三千六百万人，中国人口从1083年的一亿增加到1120年的一亿三千二百四十万。金朝的四次准确的人口统计，每户平均人口都在6人以上，金朝的户规模较大，和很多贵族以及猛安谋克户们使用大量奴仆有一定关系。 

生存状况

随着金朝内地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更多的土地耕作，也更需要民户当劳力。金太祖与金太宗为统治中原，将百万以上的女真人徙置于黄河下游人口稠密地方，是以牺牲汉人利益的办法去救济女真人。在把女真族迁往新占领地区的同时，也还继续地把契丹、汉人迁到金朝的内地。

金军在灭辽的作战中，曾经掳回大批的契丹族、汉族作奴隶。后来金太祖下诏，禁止对已经投降的百姓掳掠，禁止权势之家买贫民为奴，又规定卖身为奴者，可以用劳力相等的人赎身。但实际上，这种赎身的可能性是很少的。被迫迁徙的汉族居民，不能不大批地沦为奴隶。 

金廷对降附区的人民，采用强迫迁徙的办法迁到内地。如山西州县的居民，被大批迁到金上京以至浑河路。上京地区的居民又被迁到宁江州。平州的人民在反抗后被镇压，随后与润州、隰州、来州及迁州等四州人民被迁到东都沈阳。这些居民艰苦不能自存，被迫卖身作奴隶，导致汉人刻骨的痛恨。女真族抢占汉族最富庶的耕地，为了增加日益增大的生活和军事开支，又不断加重汉族的赋役。女真人与汉人的矛盾恰如史籍所言：“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 

习俗

女真男人的发型是“留颅后发”，还绑个辫子，所以被南人称为索虏。在《北风扬沙录》与南宋的游记，也有金人留辫的说法，在金太宗天会七年还强制胡服留辫。这样剃发留辫的习俗为后来的满清所继承。金代皇帝也可掌掴大臣，像满清一样野蛮无道。。 

经济

金朝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很大差异。金朝建立之初，女真族尚处于渔猎农耕的混合制度，而它所控制的汉地，农业经济早已高度发展。从金熙宗到金章宗的半个多世纪里，北方社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东北地区社会经济比辽时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冶铁业有明显进步。在金世宗与金章宗期间，原来使用奴隶生产的猛安谋克户也逐渐转化成地主。这个转化主要有受田、赋税、区别平民和奴隶等，女真贵族借此扩大土地占有范围。

农业与畜牧业

金朝白釉执壶。金朝把发展农业作为军事扩张的基础，视其龙兴之地东北地区为粮仓，将中原地区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都逐渐传播到当时落后的今东北地区。由于铁制农业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作物品种也日益增多。金初，不种谷麦，只种稷子春粮。以后农作物品种日益增多，农作物有小麦、粟、黍、稗、麻、菽类等；蔬菜类有葱、蒜、韭、葵、芥及瓜等。金廷又鼓励垦荒，例如规定开垦荒地或黄河滩地可以减免租税，所以开垦农田面积有所增加。 

金朝的土地制度给予女真族很大的优惠，这是汉族、契丹族与渤海族所没有的。女真族的土地制度是一种称为“牛具税地”的制度，继承氏族制度的遗风。占地多少是以耒牛、人口为依据的，拥有众多人口和耒牛的女真贵族自然就可以广占田土。到金世宗大定年间，人、牛、地比例不符的情形已很普遍。 

金熙宗时期开始实行的“计口授田”的制度。早在金朝统治广大的华北地区后，有计划的将大量的猛安谋克分散各地以镇压汉族，被称为屯田军。金廷对内迁的屯田军户，都按照户口给以官田，即所谓“计口授田”。当官田不敷分配时也会大量抢占民田。屯田军户分得土地以后，大多让租给汉族耕种或是强迫汉族无偿耕种。由于剥削严重，无人愿意耕种，土地逐渐荒废。金世宗时再派官吏到各地去“拘刷良田”，兼并土地为官田。 

由于女真族属于东北民族，其畜牧业也十分发达。金帝完颜亮时原有九个群牧所。在南征时，征调战马达56万多匹，然而因战事大半损失，到金世宗初年仅剩下四个。金世宗开始复苏畜牧业，当时在抚州、临潢府、泰州等地设立七个群牧所。1168年起，下令保护马、牛，禁止宰杀，禁止商贾和舟车使用马匹。又规定对群牧官、群牧人等，按牲畜滋息损耗给予赏罚。经常派出官员核实牲畜数字，发现短缺就处分官吏，由放牧人赔偿。对一般民户饲养的牲畜，登记数额，按贫富造簿籍，有战事，就按籍征调，避免征调时出现贫富不均的现象。对各部族的羊和马，规定制度，禁止官府随意强取。

手工业

金朝手工业生产如陶瓷、矿冶、铸造、造纸、印刷等，历经战乱与复苏都有发展。女真族在建国前盛行炼铁。金朝建立后冶铁业在北方地区继续发展，著名的产铁地区有云内州、真定府、汝州鲁山、宝丰、邓州南阳等，云内州盛产一种叫做青镔铁的铁器。另外在东北地区，也开始开采煤矿。铁制工具已广泛使用。在东北广大地区内，都发现了金朝的铁器。其中有大量铁制农具，种类繁多，结构复杂，形制与中原地区相似或一致，这表明已改变了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1961年至1962年，在黑龙江省阿城县五道岭发现金朝中期铁矿井10余处，炼铁遗址50余处。矿井最深达40余米，有采矿、选矿等不同作业区。根据开采规模估计，从这些矿井中已采出四五十万吨铁矿石。 

陶瓷业因为有辽朝、宋朝的基础也比较发达。金熙宗时，原来的北方名窑如陕西耀州窑、河南均窑、河北定州窑与磁州窑也陆续恢复生产，临汝等新兴窑址，工艺各具特色。金银业和玉器业也相当发达，近年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出土。商业活动逐渐活跃，东北地区的金朝遗址和墓葬中，发现大量宋朝铜钱，可见与南方贸易的密切。山西稷山的竹纸和平阳的麻纸，闻名一时。刻书蔚然成风气，其雕板技术，可与南宋比美，当时雕版印刷业的中心在平阳。

商业

由于生产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使商业日益繁盛。金朝建国初年，各地的商业发展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当时女真的龙兴之地东北地区还是“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而金中都与开封府都是兴盛的商业城市。金朝建立不少的“榷场”，与西夏和南宋进行贸易。不过宋金之间由于时战时和，榷场的贸易受到一定的影响。金朝主要向南宋输出皮革、人参、纺织品等商品，南宋向金朝输入茶、药材、丝织品等。会宁府、金中都、开封府与济南府都是当时较大的商业中心。 

金中都（今北京市）在金帝完颜亮正隆间成为国都后，水陆交通发达，人口迅速增加，已经是一座贸易发达的商业重镇，其中城北三市是商业的中心。金世宗时，开封府的相国寺仍旧每月逢三、八日开寺，商贩集中在此贸易，宣德楼门下“浮屋”中买卖者甚众。1152年，共有二十三万五千多户。以后到金章宗泰和时，又增加到一百七十四万多户。

货币

金朝币制，钱、钞、银三种并行。金朝早期使用旧有的宋、辽钱币，直到金、宋间第二次议和后，战争暂告结束，才发行自己的货币。1158年金帝完颜亮首次铸行正隆通宝小平钱。1204年金章宗铸泰和通宝真书钱。1213年金帝完颜永济铸至宁元宝钱。金宣宗南迁后也铸行货币。金朝灭掉北宋以后，曾扶植刘齐立国，所铸钱币却清秀娟美，比一般北宋钱精整。 

金铸行铜钱始于金海陵王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铸行正隆通宝小平钱，真书旋读，其中有一种俗称“五笔”正隆元宝钱较少见，钱径2．5厘米，重6．7克。 

金世宗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铸行大定通宝钱，有小平、折二两种币值，小平钱除光背外，另有背“申”、“酉”字纪年，版别较多；折二大定通宝钱较少见，钱径2．8厘米，重9克。 

金章宗泰和四年（公元1204年）始铸泰和通宝真书钱，有小平、折二、折三、折十共四等币值，均罕见。此间还铸行泰和重宝折三、折十篆书钱，折三钱直径3．1厘米，重8．4克，折十钱直径4．5厘米，重16．1克。 

金卫绍王崇庆元年（公元1212年）铸行崇庆通宝、崇庆元宝钱，通宝钱有小平、折二两种币值，钱文真书。元宝钱仅见折五一种，篆书，钱径3．5厘米，重11克。卫绍王至宁元年（公元1213年）铸至宁元宝钱，实物仅见折五钱，一种币值，真书，钱径3．4厘米，重11克。 

金宣宗贞祐年间（公元1213—1217年）铸行贞祐通宝、贞祐元宝钱。通宝钱有小平、折二、折三共三种币值，其中折三钱）有铁钱，极罕见，钱径3．5厘米，重11．4克。元宝钱仅见小平钱一种，钱径2．45厘米，重3．55克。 

在金朝灭掉北宋以后，曾扶植一个大齐国，建都大名府，后迁汴梁，皇帝是刘豫，年号阜昌（公元1131—1137年）。在此期间铸行阜昌元宝小平钱，直径2．7厘米，重4．5克；阜昌通宝折二钱，直径2．85厘米，重7．3克；阜昌重宝折三钱，直径3．3厘米，重9．2克。均为真、篆书对钱。大齐国在金朝羽翼下虽仅存七年，但所铸钱币却清秀娟美，比一般北宋钱精整。

文化

金朝文化在发展中已达到很高水平，它“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大定以后，其文笔雄健，直继北宋诸贤”。在某些方面亦非宋朝可比，启后世文化发展之先声。金朝推行汉化政策，从“借才异代”走向“国朝文派”，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宋朝的独特气派、风貌，但其剽悍勇猛的崇武精神随着金朝政权的稳固而逐渐消失，最后终至亡国。 

元朝时，亡金故老喜言“金以儒亡”，此说未必正确，但金人全盘汉化则是不争的事实。刘祁说：“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金熙宗以下的帝王都具有相当高的汉文化素养。元代有一说：“帝王知音者五人：唐玄宗、后唐庄宗、南唐后主、宋徽宗、金章宗”。金朝中期以降，女真人改汉姓、着汉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朝廷屡禁不止。金世宗一向反对女真人全盘汉化，积极倡导学习女真字、女真语，但仍挽不回女真汉化的速度。接受汉文化最快、汉化程度最深的首先是女真上层贵族社会，郝经谓金朝“粲粲一代之典与唐、汉比隆，讵元魏、高齐之得厕其列也”。赵翼亦称“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金代文化艺术继辽、北宋之后而不断发展，超过了辽，在北宋之后与南宋平行，构成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南北两大支。在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中起着“上掩辽而下轶元”的作用。 

思想

金朝以儒家为统治人民的基本思想，而道家、佛教与法家亦较广泛流传和应用。金朝思想家讨论批判两宋理学与经义学，让理学再度于北方兴起，发扬中华思想。在学术思想方面，赵秉文被称为“儒之正理之主”，他批评汉以来的传注之学，充分肯定周濂溪、二程（程颢、程颐）建立的北宋理学。并且将佛教、道家与理学思想融合一体，以卫道统名于金。王若虚批评传注之学，其弊不可胜言，肯定北宋理学”。然而他也批评北宋理学，并曾下功夫对两宋理学注释加以评论和褒贬，但未自成一家之言。李纯甫著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其思想先是由儒教转向道教、最后转向佛教，“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他说：“学至于佛则无所学”，以为宋伊川诸儒“皆窃吾佛书”。为了达到以佛为主的儒、道、佛三教合一，大胆地向两宋理学开战。 

在政治思想方面，赵秉文认为王室与列国、华与夷、中国与四境的关系都是可变的；认为有公天下之心的都称“汉”，认为社稷与民相比，民贵而社稷轻，反对唐开元末“祸始于妃后，成于宦竖，终于藩镇”的提法，认为祸害的根源在“明皇”。王若虚认为统一中国要讲“曲直之理”。他认为欧阳修不讲曲直的统一，是“曲媚本朝，妄饰主阙”。他认为国之存亡可付之天数，但不能以守忠节犯食人之罪，并且赞许司马光对传统正闰观的批评，“正闰之说，吾从司马公”。 

金朝如同宋朝一样，尊崇儒学与孔子。早在金军进军曲阜时，金兵意图摧毁孔子墓，即被完颜宗翰制止。自金熙宗时开始尊孔，在金上京立孔庙，又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虽然金帝完颜亮轻视儒学，到金世宗与金章宗时又大力尊孔崇儒，修孔庙与庙学，并且推崇《尚书》、《孟子》。 

文学

金朝初期的文学比较朴陋，文学家大多是韩昉等辽人与宋人。直到蔡圭出现，才被称为金朝文学正传之宗，其他尚有党怀英，其他还有赵沨、王庭筠、王寂、刘从益等。金章宗时期有名的文学家有赵秉文、杨云翼、李纯甫与元好问等，女真人中有名的有金帝完颜亮与金章宗。金帝完颜亮南下侵宋时，在扬州赋诗，有句云：“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海陵王立志灭宋统一，作诗言志，笔力雄健，气象恢宏。金章宗酷爱诗词，制作甚多，但意境只在宫中生活，近似宫体诗。在金章宗的倡导下，女真贵族官员也多学作汉诗。豫王完颜允成的诗歌，编为《乐善老人集》行世。下至猛安、谋克，也努力学诗。如猛安术虎玹、谋克乌林答爽都和汉人士大夫交游，刻意学诗。金朝有名的文人为王若虚与元好问。王若虚著有《滹南遗老集》，擅长诗文与经史考证，初步建立了文法学和修辞学，其论史则攻击宋祁，论诗文则尊苏轼而抑黄庭坚，是金朝具有权威的评论家，后来潘升霄的《金石文例》即受其影响。元好问是金朝文学集大成者，著有《遗山文集》。他的《论诗绝句》30首，重在衡量作家，开后来论诗的一个重要派别。元好问的《中州集》是以诗存史，他把各地区、各族的诗人均视为中州人物，这是统一的包括各族在内的中华思想的具体反映。 

杂剧与戏曲在金朝得到相当的发展，已盛行以杂剧的形式作戏。金代院本的发展，为后来元曲的杂剧打下了基础。金章宗时期的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中国古典戏剧中一部带典范性的划时代杰作。他是根据唐朝元稹《莺莺传》改写，但是在思想还是艺术方面都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被称为“古今传奇鼻祖”、“北曲之祖”。 

文字

女真文和汉文是金朝通行的官方文字，其中女真文是根据汉字改制的契丹字拼写女真语言而制成的。女真族原采用契丹字，随着金朝的建立，完颜希尹奉金太祖之令，参考汉文与契丹文创造女真文，并且在1191年八月颁行。1165年徒单子温参考契丹字译本，译成《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金世宗时，朝廷设立译经所，翻译汉文经史为女真文，而后又陆续翻多多本汉文书籍。金世宗对宰相们说：“朕之所以命令翻译五经，是要女真人知道仁义道德所在”。然而当时女真字与汉字对译，都要先译成契丹字，然后再转译。金章宗时，专设弘文院译写儒学经书，命学官讲解。1191年罢废契丹字，规定今后女真字直译为汉字。但随着汉语的通用，女真贵族多已识读汉字。汉字书籍在女真族中广泛流行。 

宗教

金朝宗教大都主张顺从和忍耐，主要和北方汉族与异族统治者有关。无论是金代的佛教还是道教，都主张以本教义为主的佛、道、儒的三者合一，如在佛教的理论发展中有很高造诣的万松行秀和李纯甫。全真教创始人王喆，凡立会也必以三教名之，完颜璹的《全真教祖碑》：“足见其冲虚明妙，寂静圆融，不独居一教也。”王喆从三教合一的主张出发，劝人们诵《道德清静经》、《般若心经》及《孝经》等道、佛、儒三家经典。 

佛教早在女真族时期即有流传，金朝灭辽朝及北宋后，又受中原佛教的影响，对佛教的信仰更加发展。佛教如华严、禅、净、密教、戒律各宗都有相当的发展。其中禅宗尤为盛行，这可说完全受了北宋佛教的影响，对金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习俗都有重要影响。。女真族占领中原后，道询继承净如在灵岩寺弘法，著有《示众广语》、《游方勘辨》、《颂古唱赞》诸篇。汴梁则有佛日大弘法化，传法弟子圆性于大定间应请主持燕京潭柘山寺，大力复兴禅学，著有语录三编行世。万松行秀尤为金代著名禅师。传曹洞青源一系之禅，嗣法磁州大明寺雪岩满禅师，虽治禅学，而平时恒以《华严》为业。他曾在从容庵评唱天童的《颂古百则》，撰《从容录》，为禅学名著。他兼有融贯三教的思想，常劝当时重臣耶律楚材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极得楚材的称颂，说他“得曹洞的血脉，具云门的善巧，备临济的机锋”，一时传为佳评。 

道教到金朝出现全真教、大道教和太一教等三大新兴道派。全真教创始人是王喆，于1167年创建全真教，后由他的七位弟子轮流接任。全真教除了继承了中国传统道教思想以外，更将符录、丹药等思想以外的内容重新整理，为今时今日的道教奠下了根基。大道教创始人是金初刘德仁，于1142年开始传道。主张“守气养神”，提倡自食其力，少思寡欲，不谈飞升炼化，长生不老，并且把儒家思想纳入自己的体系。此外，大道教有出家制度。太一教始祖萧抱珍，于1138年创建。以符箓道法为主，也有守柔弱的内炼之法。尊奉太一。太一教模仿天师道的秘传原则，每代掌教人必须改姓“萧”。其立教宗旨是“度群生于苦厄”，尊重人伦。 

女真人信仰萨满教，它是一种包括自然崇拜、图腾、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巫术等信仰在内的原始宗教。萨满是沟通人与神之间的中介，在重大典礼、事件和节日的祭祀时都有巫师参加，或由他们司仪。消灾治病、为人求生子女、诅咒他人遭灾致祸等，几乎都成为萨满的活动内容。 

艺术

金代艺术的发展，也在各方面取得很高成就。金章宗设书画院，收集民间和南宋收藏的名画，王庭筠与秘书郎张汝方鉴定金朝所收藏书画550卷，并分别定出品第。 

绘画

1127年金兵攻破北宋京城汴梁，就掠夺宋廷藏画、俘掳画工北去。金代宫廷讲求书画名迹的收藏，以所获北宋和内府藏画为基础，复从民间征集加以充实。金朝绘画在汉文化影响下，比辽朝绘画更为隆盛，特别是金世宗至金章宗时期，绘画活动益趋活跃。 

金章宗善诗文书法，又爱好绘画，他在政府秘书监下设书画局，将藏画加以鉴定，又效宋徽宗书体在名作上题签钤印。金朝还在少府监下设图画署，“掌图画镂金匠”，当时有名的画有虞仲文《飞骏图》、王庭筠《枯木》、张圭《神龟图》、赵霖所绘《昭陵六骏图卷》等，其中以张瑀《文姬归汉图》为最佳。金帝完颜亮能画竹，完颜允恭画獐鹿人物，王庭筠善山水墨竹，王邦基善画人物，徐荣之善画花鸟，杜锜画鞍马。武元直、李山与王庭筠等山水竹石画作，比起同时南宋院画家的作品，似乎更显出“文人”的品味。 

书法

金代书法家学自北宋书法，金章宗学宋徽宗的瘦金体，很有成就。王竞擅长草隶，尤工大字，两都宫殿榜题都是竞所书。党怀英擅长篆籀，为学者所宗。赵沨擅长正、行、草书，亦工小篆，正书体兼颜、苏，书画雄秀，当在石曼卿上；行草书备诸家体，时人以沨配党怀英小篆，号“党、赵”。吴激得其岳父米芾笔意，王庭筠在当时学米诸人中，造诣最深，其书法为元初巙子山诸人所不及。任询具有多方面的才艺，书法为当时第一，《中州集》称他：“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 

音乐

金朝初年，女真族的乐器只有鼓、笛两种，歌咏只有“鹧鸪”一曲，“高下长短，鹧鸪二声而已”。进入宋境后，金军掠取宋朝教坊的乐工、乐器、乐书，汉族的音乐融入女真族的音乐之中。金世宗设宴招待南宋与西夏使者，乐人学宋朝，但服装不同。金朝舞蹈源自先人靺鞨的靺鞨乐，立国后基本上直接吸受自北宋舞蹈，同时也发扬女真族的乐舞文化。在戏曲方面，北宋流行的诸宫调到金朝成为主要的说唱品种。当时只有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刘知远》流传至今，其中《西厢记诸宫调》的出现，有着元曲初步形成的意义。 

科技

金朝的科学技术也有很大的发展。医学方面产生许多学派，不同创新的理论与争鸣对元朝医学与后世的医学有较大的影响；北方农业技术在比较落后的基础上有迅速的发展；数学方面在金元之际发展出天元术；天文历算方面修正大明历使其精确；此外，建筑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兴建卢沟桥、金中都、山西大同华严寺等建筑。 

从靖康之变后到蒙古时期，由于频繁的战争和暴政，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导致人民生活贫苦，疾病流行，使得医学十分活跃，被称为新学肇兴。金朝时期发展出刘完素的火热说、张从正的攻邪说与李东垣的脾胃说。由于实践的丰富，不少医家深入研究古代的医学经典，结合各自的临床经验，自成一说，来解释前人的理论，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刘完素开创了河间学派、张元素开创了易水学派，张元素的弟子李东垣又自创了脾胃学说，这三家与元朝朱震亨的养阴说合称金元四大家，对中医理论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金朝吸收北宋的农业技术，使得东北金上京一带的农业产量得以提升。现今考古学家还在今东北地区挖掘许多金代使用的犁铧、瓠种等铁制农具。当时金朝与西夏等地区有名的农书有《务本新书》、《士农必用》等农书，可惜现已失传。当时养殖蚕桑与园艺的技术也十分发达，例如利用“牛粪覆棚”将西瓜种植于较寒冷的东北地区。 

当时数学最重要的进展是天元术的发展，天元术即是古代中国建立高次方程的方法，其中“天元”相当于现在的未知数。1248年金元时期的数学家李冶在其著作《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中，系统地介绍了用天元术建立二次方程。金廷学习北宋建立司天监以观测天文，当时的数学也十分发达，使得金朝士人热中编写历书。金廷于1137年颁布杨级编写的《大明历》（与祖冲之的《大明历》不同）。而后赵知微于1180年修编成较精确的《重修大明历》，其精确度超过宋朝优越的历法《纪元历》。同时间耶律履也编出《乙未历》，然而精确度不如《重修大明历》。 

谢选骏指出：女真金是熟女真，是生女真满洲清的先行者；但二者的残暴无道却如出一辙。他们只会巧取豪夺，创造性却不及蒙古和西藏——蒙古人建立了世界帝国，西藏人整合了草原佛教。

我在《缠足背后的亡国痛苦：缠足战略考——中国社会拐卖妇女儿童的深层背景》（之六、七、八节）中写过：

（六）靖康之耻：皇族慰安妇

北宋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金鞑军队攻陷汴京（开封）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一万多人北撤。宋朝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北宋从此灭亡，这就是所谓的“靖康之难”。“靖康之难”也称“靖康之耻”，因为它的细节确实让人难以启齿。

据《开封府状》记载，金兵攻陷汴京，俘虏宋朝官民，其中女性尤多：后妃三千余人，男女宗室四千余人，贵戚五千余人，各类工匠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以及大臣、宗室家属数千人。这些女俘中，包括“帝姬，即公主二十一人”。按徽宗共生女儿二十六人计算，除去早夭四人，最小的年仅一岁的恭福帝姬北行时下落不明外，其余的帝姬则一网打尽了，最后全部沦为侵略军的军妓。由城破之日，到天会五年四月一日徽、钦二帝北行，其间女俘死亡很多，如《南征录汇》载:“二十日，信王妇自尽于青城寨，各寨妇女死亡相继。”“二十四日，仪福帝姬病，令归寿圣院。”随后死亡。“二十五日，仁福帝姬薨于刘家寺。”“二十八日，贤福帝姬薨于刘家寺。”可见，这些皇家女俘受到的蹂躏是何等惨烈。金兵还强暴了宋高宗赵构之妻邢妃，在途经今河南汤阴县时邢妃自尽，但都不能如愿。

据史料记载，被金兵押解的第一批有“妇女三千四百余人”，3月27日“自青城国相寨起程，4月27日抵燕山，存妇女一千九百余人。”一个月内死了近一半，活下来的人不要高兴得太早，等待她们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5月23日，赵构之母韦后、妻妃邢等宋室女俘终于到达金上京。6月7日，金国皇帝接见韦后等人，随后赐赵构母韦后、赵构妻子邢秉懿和姜醉媚、帝姬赵嬛嬛等十八人居住在浣衣院。其实“浣衣院”，并不主浣衣之事，实为军妓营地。韦后等十八名贵妇第一批入院。据《呻吟语》记载：“妃嫔、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均露上体，披羊裘。” 可见此时，这些落入金鞑之手的宋朝的皇室女子，已经沦落为娼妓。用现代日语来说，就是“慰安妇”。

靖康之变、靖康之难之所以被叫做“靖康之耻”，耻就耻在出了这么多“皇族慰安妇”。

（七）宋人笔记中的人肉交易

《靖康稗史笺证》一书，内含七种稗史：宋人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宋人无名氏《瓮中人语》、《开封府状》、金人李天民《南征录汇》、金人王成棣《青宫译语》、宋人无名氏《呻吟语》、金人无名氏《宋俘记》。除第一种之外，其余六种都是记载汴京沦陷、金兵北归的过程。尤其难得的是，这些都是作者的亲身见闻，记实性很强。如《瓮中人语》记载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宝寺火。十五日，虏索国子监书出城。”次年正月：“二十五日，虏索玉册、车辂、冠冕一应宫廷仪物，及女童六百人、教坊乐工数百人。二十七日，虏取内侍五十人，晚间退回三十人。新宋门到曹门火。二十八日，虏索蔡京、王黻、童贯家姬四十七人出城。”就这样，一场场，一幕幕，连续不断，扣人心弦。

《瓮中人语》记载，早在北宋灭亡前一年的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兵掠巨室，火明德刘皇后家、蓝从家、孟家，沿烧数千间。斡离不掠妇女七十余人出城。”这位斡离不就是金兵统帅完颜宗望，他以妇女为战利品。金兵大规模索要宋朝妇女是在第二年的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他们利用重兵压境，先是要求宋朝支付天文数字的军费，如果没有，就用妇女来抵偿。《南征录汇》明确记载了他们的计划，那就是占有宋朝宗室的妇女：“原定犒军费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须于十日内轮解无阙。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其中所谓的帝姬就是公主，王妃是皇帝的儿媳，宗姬是诸王子之女（郡主），族姬是皇族女子（县主）。即将亡国的宋钦宗居然很快在上面画押同意了，于是官僚机构开封府不仅照办，且在官方档案《开封府状》里保存了这耻辱的见证：一份详细的帐单。帐单上各类妇女的价码与金人所开列的完全相同，只是将“贵戚女”改成了“良家女”，这表明受害面更广了。部分女子经“帅府选择”，被“汰除不入寨”。

下面就是开封府官员“统计”后的明细帐： 选纳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公主二十二人，人准金一千锭，得金一十三万四千锭，内帝妃五人倍益。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准金五百锭，得金二十二万五千五百锭。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准金二百锭，得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 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单四人，宗妇二千单九十一人，人准银五百锭，得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 族妇二千单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准银二百锭，得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 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准银一百锭，得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都准金六十万单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这个“开封府”就是传说中铁面无私的包公坐镇的地方，现在其官员竟然干着如此“铁面无情”的卑劣勾当。

“靖康之难” 中，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的历史，既是南宋难以启齿的耻辱，也是激励南宋人抵抗金兵南下的动力。也许他们决心要使得南宋成为“难送”，决心不再重蹈北宋“被送”的厄运。

（八）南宋理学与“缠足战略”

对于南宋道学家来讲，这场灾难也给他们敲响了警钟：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南宋时期，金军的频繁入侵随时都会使女性们遭到贞节不保的厄运。如何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保护妇女的贞节成了道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他们舍弃北宋时期重生存轻贞节的观念，提倡妇女舍生命保贞节，这种观念也逐渐被士大夫们所接受。经过道学家们的反复说教和统治者的大力宣传，到了明清之际，女性的社会活动和生存空间日益缩小，而标榜她们殉节的贞节牌坊却日益增多，在生存与贞节之间，悲哀的女性们除了缠足、殉节外，只有选择北宋宗室妇女的被绑架、贩卖、强暴、虐杀的悲惨命运。 

南宋的朱熹反复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此话一次是出自他与吕祖谦一同编选的《近思录》：“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已失节也。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近思录》卷六·家道）一次是语出他的《与陈师中书》：“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朱文公集·与陈师中书》）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本是北宋程颐说过的话，原始出处在《程氏遗书》卷二十二，原话和朱熹吕祖谦一同编选《近思录》引用的的言论一样。“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书王印川广文诗注后》）在我看来，程颐真是预言家，似乎预先看见了宋钦宗父子将如何拍卖他们的皇家妇女。而程朱的告诫，也确实是针对当时的统治者和上流社会而言的。因为历史的经验表明：对于统治者来说，“失节”之后，还是要被“饿死”。南唐后主的小周后遭到北宋皇帝的强暴是如此；北宋宗室妇女遭到金国大兵的集体蹂躏也是如此：“失节”之后，还是要被“饿死”。

而在平常百姓家，尤其在和平时期，就是完全另外一番景象了。程颐有一侄女成了寡妇，她父亲就帮她再嫁。程颐还为她父亲写行状，曾称赞此事。朱熹也赞扬“取甥女以归嫁之”，认为甥女新寡再嫁是一个美德。“嫁遣孤女，必尽其力。所得俸钱，分赡亲戚之贫者。伯母刘氏寡居，公奉养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从女兄以归。教养其子，均于子侄。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惧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归嫁之。”（《近思录》卷六·家道）根本不像是马克思主义者们说的，什么封建礼教、扼杀人性，不准寡妇改嫁云云。

现在总结一下，由于享乐主义从皇宫和上流社会泛滥到了平民社会中间，宋朝频临亡国境地，于是理学渐渐兴起。但是南宋后期的礼教也并没有遏制住平民主义和女权思想，“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林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里面也许还有气候变迁的因素，也许正是地缘政治、文明老化的宿命。但无论如何，宋朝以后平民主义的汉人社会，只能受到金鞑、元蒙、满清、日寇等军事贵族社会的鱼肉，直到今天，依然无法摆脱苏联“军事共产主义”的等级制度所带来的僭主政治。 

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缠足是一种“自残留种战略”。如果没有这种无可奈何的“战略”，女人都让蒙古人、满洲人抢光了，汉人岂不断子绝孙？有了“缠足战略”，蒙古强盗和满洲强盗来了一看：都是些残废女人，不要了，留着让汉人自己享用吧，于是汉人的积弱不振的种族才给保留了下来。否则，男人被杀光，女人被抢光，孩子被洗脑成为“革命战士”，整个汉人也就成为蒙古族、满洲族了。

那么，缠足战略是何时何地制定呢？

我认为，是靖康之耻之后的南宋，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千古奇冤风波亭杀害岳飞父子。

试想，宋高宗赵构，其母被金人俘虏，其妻被金人轮奸，他岂有不恨金人之理？他又怎么可能被奸相秦桧所蒙蔽？但他为什么忍气吞声，把议和的苍蝇吃了下去？固然他想保住皇位，防止岳飞效法刘裕、利用北伐篡夺政权，或者说，他有先见之明，担心北宋宋钦宗、宋徽宗如果复辟回来，会发生明英宗复辟事件那样的内乱。但无论出于何种考虑，杀害岳飞一事，意味着苟且偷生的“缠足战略”已经底定了。

但是不论女真金这个熟女真，还是满洲清这个生女真，都是草原民族。草原民族正如沙漠民族，具有游牧者的掠夺本性，他们是“天生的革命家”，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只在自己的土地安居乐业。他们像一个暂时联合起来的犯罪团伙，如果没有持续不断抢劫其它民族的财富，自己很快就会分裂并相互残杀，历史上无数游牧民族的分合历史，无一例外。这正如一切革命团体一旦停止对外斗争，势必转为内斗、自相残杀；而革命团体如果在万幸之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也必须杀掉功臣，因为这些功臣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乱党，不消灭他们就无法获得天下太平。这正是朱元璋告诉其继承人的统治秘密。

成吉思汗当然造就深谙此理。为摆脱抢劫得手后发生同夥内讧的恐惧，他一生中不断掠夺屠杀其他民族；用其它民族的苦难，避免自己阵营的内乱，同时削弱那些定居民族的生存力量。据有些学者估计，蒙古军队在征服其他地区的屠杀中，造成了两亿世界人口消失。

在金抵抗蒙古入侵的最后阶段，金人已经汉化，汉人在蒙古屠杀中同受苦难。文明的正统代表南宋没有认识到金人已从野蛮的掠夺者转变成文明的保卫者，反而联合蒙古消灭金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最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只有在攻克汴梁时，蒙古要对城中一百四十万户难民屠杀前，被耶律楚才及时制止。耶律楚材告诉窝阔台，不杀这些人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幅度触目惊心。金国原有四千五百万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剩下的还不到七百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元末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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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蒙古元

元朝（1271年—1368年），由少数民族蒙古人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也是第二期中国文明帝国时代（元明清）的开创者，定都大都（今北京）。1260年忽必烈即位大汗并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伪冒获得了中华正统，得以在八年之后灭亡南宋：1276年攻占临安、1279年经崖山海战后消灭南宋抵抗，全面占领中国，结束了自五代以来的分裂局面。这种“窃据神州”的伎俩，后来被满洲清仿效：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金”为“清”，得以在八年之后的1644年入关灭明。

元与清的这一连环套，还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历代建国的一种模式，也就是本书中所证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国”。蒙古元不仅并吞南宋，还想统一整个中国文化圈，但在并吞日本和东南亚诸国的战争中却屡次失利。

元朝的汉化程度始终不足，因此皇位频繁更迭，政治始终没有走上轨道，经济也未恢复到宋朝时期的水平。后期因统治腐败，宰相专权和内乱频发和民族矛盾过深，导致大规模的全民起义，各地人民纷纷起兵反抗元朝暴政，1368年朱元璋领导的农民军攻占南京，改国号为大明，正式建元称帝，随后明军北伐，占领元大都。元朝在中国的统治结束，元政权退居漠北称北元。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位建国鞑靼，北元亡。元朝废除尚书省和门下省，保留中书省与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地方实行行省制度，开中国行省制度之先河。在文化方面，期间出现了元曲和散曲等文化形式。

从1271年建立，到1368年灭亡，元朝前后九十七年，元朝结束了唐亡以来长达三百七十年的分裂时期，使第二期中国文明实现了大统一。这为之后明清的长期统一奠定了基础。这时期各民族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得到更大发展，例如回族，就是在元代形成的。元朝的地域异常辽阔，这基本上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雏形。 

元代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初期、中期和后期。从元世祖忽必烈到成宗铁木耳是初期，这期间，采用汉族法律，初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项制度，呈现出向前发展的态势。从武宗海山到泰定帝也孙铁木耳是元代的中期，元代走向了衰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皇权斗争也日趋激烈，各地起义不断爆发。其间的“英宗新政”也仅是昙花一现，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元代的衰败之势，后来新政失败，英宗也死于非命。从明宗到顺帝是元代的后期，即元代末期，元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加速了它的灭亡。朱元璋参加了农民起义，后来成为起义领袖，逐渐扫平诸雄，重新建立了汉族的王朝——明，元朝则退出了历史舞台。

蒙古起源

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于13世纪初。构成蒙古族核心的蒙古部，是东胡语系室韦的一支。在蒙古部发展壮大过程中，吸收了各种民族成份，包括匈奴、突厥等语系及东胡语系的其他各族的后裔在内。

蒙古部在唐朝时已有记载，称为“蒙兀室韦”。室韦—鞑靼部居于俱伦泊（呼伦湖）之南，到9世纪末10世纪初形成了鞑靼联盟。“鞑靼”成了蒙古各部的统称。契丹崛起后，征服了鞑靼各部，促使鞑靼部落联盟瓦解。

蒙古部西迁到漠北高原后发展得很快。其中有尼伦部，尼伦部又分衍成许多小部，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是孛儿只斤氏的始祖。到12世纪初，成吉思汗的曾祖合不勒统一尼伦各部，开始称“汗”，形成了蒙古部集团。

12世纪末，居住在漠北高原上的部落差不多有一百个左右。在蒙古部以东，游牧于贝加尔湖周围的是强大的塔塔儿部；在哈尔哈河流域游牧的是弘吉剌部；在蒙古部以西，游牧于杭爱山和肯特山之间的是克烈部；在杭爱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则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乃蛮部；游牧于阴山一带、替金朝守护长城的是汪古部；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的是斡亦剌部；蔑儿乞部则分布于贝加尔湖南岸、色楞格河及鄂尔浑河下游。这些部落中蒙古部、塔塔儿部、克烈部、蔑儿乞部和乃蛮部是最强盛的。他们都受金朝统治。

政权产生

随着主人和奴隶──宗主部与属部、那颜（主人）与合兰（奴隶）等对立出现，主人对奴隶进行统治的工具──国家政权也随着产生。12世纪初蒙古尼伦诸部就统一在合不勒汗的政权之下。

从10世纪开始，已有文献记载蒙古人和中原地区进行互市，用牲畜、马匹、毛皮换取内地的绢帛、铁器，西面也和畏兀、吐蕃发生贸易往来，有些畏兀商人深入草原腹地进行商业活动。金朝废弛铁禁之后，华北地区的铁制钱币流入蒙古地区，蒙古人用以熔制生产工具和武器。同时，也有部分蒙古人从事农业生产。

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铜、铁的输入，冶炼技术的兴起，各部之间经济、文化的相互渗透，原来分裂散漫的状况和旧有的奴役制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同时，游牧畜牧业又不适于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因此，蒙古社会开始了向封建制过渡。由于在战争中那颜们的财富激增，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新的社会阶级──“那可儿”和“合剌除”（下民）出现了。那可儿等形成一个剥削广大属民的集团，逐渐演变成为封建领主阶级。而普通部落、成员和被征服的臣属，不得不处于依附地位，变成了向其保护者提供赋税的“合剌除”。合剌除是蒙古社会的基本劳动者，要向汗和那颜交纳一定数量的贡物（从燃料到牲畜），并做挤奶、剪羊毛等杂役，后来逐渐演变成为牧奴阶级。

在成吉思汗出世前，蒙古诸部混战不已，社会极不安定。加上金朝统治者挑拨离间和迫害，更加深了蒙古人民的苦难。蒙古各部流浪荒漠，不得安居，对金朝统治者“怨入骨髓”。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人们都渴望和平安定，期待有一个强大的中心力量来领导全蒙古的统一，加强反抗金朝民族压迫的力量，结束分崩离析的局面。

统一蒙古

铁木真（1162年—1227年）出生在蒙古孛儿只斤氏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合不勒汗的曾孙，也速该把阿秃儿的长子。

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由于遭到塔塔儿部的谋害而早死，家道中落。铁木真幼年时期，经历了颠沛无依的生活遭遇。最初，他联合克烈部的首领王罕和札答兰部的首领札木合，相互结为联盟，并依靠他们的力量，击败了塔塔儿。以后他又击败了泰赤乌、蔑儿乞诸部，随即又与王罕合兵，击败了札木合。1203年铁木真又攻王罕于土剌河，王罕败亡。王罕的克烈部是当时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部落之一，铁木真击败克烈部后就为统一蒙古铺平了道路。接着他又击溃了草原上最后的一支力量──乃蛮部的塔阳罕，统一了蒙古诸部。

“蒙古”一词早先只是指蒙古草原中的一个部落。自铁木真统一各部之后，大漠南北概称为蒙古地区，所辖各个部的居民统称为蒙古人，“蒙古”一词始成为各部的共同名称。

灭夏灭金

成吉思汗在攻金之前，为了免于受到西夏的牵制，决定先用兵西夏。1205年、1207年和1209年，蒙古大军不断对西夏发起进攻，迫使西夏订立城下之盟，大大削弱了西夏的力量。

1211年春，成吉思汗派哲别为前锋，大举进兵金朝。哲别占领居庸关后，乘胜进围中都（北京）。又以奇兵袭取金国的东京（辽阳）。当时金朝把各路军队都调至中都和西京（大同）防守，中原地区兵力空虚。成吉思汗知道中都一时不易攻克，遂自涿州分军三路，进攻河北、河东、山东诸州县。“凡破九十余郡”。1214年春，成吉思汗屯兵中都城下，金宣宗遣使求和。

由于蒙古的威胁，金帝在议和之后，决定迁都南京（开封）。1215年五月，蒙古大军攻下中都，前锋深入河南。由于金军的顽强抵抗，成吉思汗意识到短期内不能征服金，于是任命木华黎为国王，负责管理新占领区的军事和行政。他把华北地区的军事行动暂时停顿下来，转而从事西征。

蒙灭西夏

1226年秋，成吉思汗借口西夏不遵守条约，又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

蒙古军攻下甘州（张掖）、凉州（武威），在肃州（酒泉）遭到顽强的抵抗，经过长期围困才攻下来。接着进军灵州（灵武县）。灵州之役，西夏主力消耗殆尽，城陷后，西夏的首都中兴府已成为蒙古军的囊中物。

1227年六月，西夏主遣使请降。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于六盘山南麓的清水县。但蒙古秘不发丧，当西夏主来降时，诸将按照成吉思汗的命令把他处死。西夏立国垂二百年，至此灭亡。

蒙宋灭金

西夏的灭亡，解除了蒙古的西顾之忧，而金朝则失却了犄角之助。成吉思汗死后，众推其幼子拖雷监国，一年后，蒙古诸王、那颜，遵照成吉思汗遗嘱，拥戴窝阔台（元太宗）为大汗。他在三年内（1230年—1233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并积极与南宋取得联系，制定出联宋灭金的军事计划。1232年，蒙古派使者前往南宋谈判，应允灭金之后，以河南之地划归于宋。

1233年，蒙古包围了金的南京（开封）。金末代皇帝哀宗完颜守绪，逃往归德，南京旋降于蒙古。完颜守绪又逃至蔡州（河南汝南）。蒙古都元帅塔察儿再派使者至南宋襄阳，约攻蔡州。“冬十月，南宋孟珙、江海率师二万，运米三十万石，赴蒙古之约”。蒙古军与南宋会师蔡州。次年正月，宋军先破蔡州南门，然后招蒙古军入城。完颜守绪自杀。金朝在北方统治前后约一百二十年，至此结束。

三次西征

成吉思汗对西方的征讨，早在1204年灭乃蛮部时就开始了。乃蛮王子屈出律（又译古出鲁克）逃奔西辽，娶西辽帝直鲁古的公主。1211年屈出律与花剌子模沙合谋，篡夺了耶律氏直鲁古的帝位，此时西辽实际上已灭亡，但屈出律仍用西辽国号。 

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大将哲别率蒙古军两万人西征屈出律，屈出律败亡被擒杀。西辽旧属领土，自此尽归蒙古。从这时起，蒙古和当时中亚大国花剌子模直接交锋。

1219年成吉思汗攻入花剌子模，1222年占领了整个花剌子模和中亚。花剌子模王子札兰丁逃入印度，成吉思汗的军队跟踪追击，后因气候炎热，停止前进。成吉思汗率领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三个儿子由原路返回蒙古。在进攻花剌子模的同时，又派遣哲别、速不台等北越太和岭（高加索岭），进入东欧斡罗思（俄罗斯）境内，1223年歼灭南俄联军八万人于迦勒迦河（喀尔科河）畔（乌克兰境内）。不久，班师东归。

分封领地

成吉思汗把占领地区作为“兀鲁思”（汗国封建领地），分封给他三个儿子。

长子术赤封于钦察、花剌子模及康里国故地，今咸海以西，里海以北之地皆属之。术赤比成吉思汗早死，这一封地归于其子拔都。

次子察合台封于西辽及畏兀故地，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阿姆河，包括新疆天山南北路等地，后来称为察合台汗国。

三子窝阔台封于乃蛮故地，今鄂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一带均属之，后来被称为窝阔台汗国。

依照蒙古惯例，在成吉思汗死后，幼子拖雷获得其父的直接领地，即斡难河及客鲁连河流域一带蒙古本部地方。

拔都西征

1234年金亡之后，次年窝阔台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大会议），决议远征欧洲。当时除了在经济上希图掠夺外，也希望通过西征来缓和内部权力之争的矛盾。第二次西征的统帅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术赤之子拔都。

在1236年至1241年间，拔都统帅蒙古军渡过札牙黑河（乌拉尔河），在亦的勒河（伏尔加河）中游击溃不里阿耳部（保加利亚），主力继续西进，占领了钦察以及从宽田吉思海、亚速海直到斡罗思东南的广大领土，又分兵进入孛烈儿（波兰）和马扎儿（匈牙利）等地。在今捷克一带遇到顽强的抵抗，拔都西进受阻。

适逢1242年四月窝阔台汗的讣报到达蒙古军营，大军便乘机回师。拔都则领本部留在钦察草原，建立了钦察汗国。俄罗斯编年史称钦察汗国为金帐汗国，这个名称在文献里一直沿用下来。

旭烈兀西征

1246年春，窝阔台之子贵由被立为大汗。贵由继汗位不到三年就死了，拖雷之子蒙哥即位。蒙哥决定由四弟忽必烈总管漠南，另外又派遣其六弟旭烈兀向西方进军。从1252年至1259年间的第三次西征，其目的是征服波斯（伊朗）。

1256年，旭烈兀灭亡了木剌夷国。接着，又攻下阿拔斯哈里发的报达国（巴格达）。1259年，进军苫国（叙利亚）京城大马司（大马士革）。算端（今译苏丹，回教国君主）纳昔儿弃城逃走。但在密昔儿（埃及）援军的反攻下，蒙古军又退出苫国境。旭烈兀留居帖必力思，建立了伊利汗国。

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家，经过三次西征，在兀鲁思的基础上，形成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四大汗国的汗，本是中央分封出去的四个最高军政首领，与中央保持有藩属关系，直接向大汗负责。

后来，蒙古各集团为争夺大汗权位，彼此间矛盾激化，加上各汗国间缺乏必要和有力的经济联系，因而使大蒙古国这个复杂的政治混合体日趋瓦解。其中，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而窝阔台汗国由于窝阔台（太宗）和他儿子贵由（定宗）相继被选为大汗，其领地一直归中央管辖，实际上没有形成单独的汗国。

南下战争

蒙古与南宋于1234年联合灭金后，双方开始处于正面冲突状态。宋将孟珙如约去接收河南地区的三京（开封、洛阳、归德），蒙古则决开黄河淹阻宋军，并用武力阻止宋军收复河南诸地，揭开了长期斗争的序幕。

窝阔台时期蒙古主力放在西征方面，对南方，虽也曾试探性地出兵攻打过襄阳和川北，但都被孟珙击败。

蒙哥（宪宗）继窝阔台和贵由即大汗位后，为了缓和内部矛盾，除派六弟旭烈兀率军西征外，又令四弟忽必烈继续南进。但蒙古军在进攻南宋的战争中，遇到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蒙古统治者认识到灭亡南宋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便采取迂回包抄的战略。忽必烈于1253年从宁夏经甘肃入四川，然后，分兵三路进攻云南的大理国，灭掉了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传国二十二世，共316年。

进攻南宋

1257年，蒙古正式发动了对南宋的全面军事进攻。蒙哥亲率主力军自六盘山分路攻四川，命忽必烈攻鄂州（武昌），命兀良哈台自安南回师攻广西、湖南，北上与忽必烈在鄂州会师。

蒙哥军一路进入四川后，沿途不断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抗击。当时合州守将是知州王坚。他利用前任修筑的防御工事，和部将张珏坚守力战达五个月之久。

1259年七月，蒙哥亲自上阵督战，结果被宋军炮石射中，死于军中。蒙古军被迫撤退，合州之围始解。

张珏继为合州守将，积粮练兵，与蒙古军长期对抗。1267年蒙古军数万来攻，又被击退。一直到1278年在重庆的保卫战中，张珏兵败被俘，自缢而死。

当忽必烈听到蒙哥汗的死讯时，为了争夺汗位，急于北返。这时，南宋权相贾似道慑于蒙古军的威力，暗中派人乞和。忽必烈答应了议和条件，撤兵北归。元朝建立

忽必烈先回到自己的大本营开平（多伦西北）作了一番部署，然后一反传统的选汗形式，于1260年三月在开平宣布自己即大汗位（元世祖）。同年四月，蒙哥幼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即大汗位。忽必烈凭借着汉族地主阶级和一部分蒙古贵族的支持，1264年终于击败了阿里不哥，夺得了最高统治权。

忽必烈深知，在当时情况下，必须先坐稳中原的皇位，才能保持住蒙古大汗的地位。他改变了蒙古传统的选汗制度，采取汉人预立皇太子的办法，确定帝位继承人，并于1264年建都燕京，改年号为至元。又依照中原的传统，采用《易经》“大哉乾元”的说法，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

元朝开国后，一切政治制度和国家机关组织大半都沿袭辽、金的旧章。1272年又在燕京旧城的东北筑新城，建设宫殿衙署。命名首都为大都。此后，元朝的政治重心就完全移到中原来了。

南宋灭亡

襄阳府和樊城是南宋抗元防线上的重镇。1267年冬，元军围攻襄、樊。两城坚守达六年之久，被围期间宋军多次向临安求援，贾似道隐匿军报，始终不派援兵。1273年元军烧毁了浮桥，隔断了襄、樊两城之间的联系，并用新武器远射程的“回回炮”来轰击。樊城先被攻陷，守将牛富率众巷战，身负重伤投火牺牲。荆湖都统制范天顺力战不支自杀。

不久，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了元朝。元军攻下襄阳府、樊城后，南宋门户洞开，形势急转直下。

元军攻下襄阳府、樊城后，忽必烈派丞相伯颜督率大军，以降将吕文焕为前锋，由襄阳顺汉水而下，进入长江。南宋守将或败或降，沿江重镇，相继陷落。1275年，在朝野压力下，贾似道不得已出兵应战，但十三万宋军，在池州下游丁家洲与元军遭遇后，一战即溃。贾似道旋被贬废，于途中被杀。1276年二月，元军占领临安，俘南宋帝后并宋室官吏等北去。

文天祥等人的抵抗运动

文天祥（1236年—1283年），吉州庐陵（江西吉安）人。元军进迫临安时，他担任赣州知州。当时宋朝政府下令各地勤王，文天祥响应号召，组织民兵万人北上。1276年，他被派到元军中谈判议和条件。因不肯屈从，被伯颜拘留，并胁持北上。至镇江时，文天祥逃脱，辗转由海道至福建，和张世杰、陆秀夫等人在福州拥立益王为帝（端宗）。后又到江西一带号召人民继续抗元。端宗死于1278年二月。陆秀夫、张世杰等宋臣又拥立卫王赵昺（同炳字）为帝，流亡迁徙于南海的崖山一带（广东新会南海中）。

1278年十二月，元将张弘范来攻，文天祥在五坡岭（海丰北）兵败被俘。文天祥题写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表达了他坚贞不屈的决心。文天祥被送到大都后，前后被囚三年，在狱中写下《正气歌》，拒绝元人的诱降。1283年一月从容就义。

南宋流亡政权，在张弘范的追袭下，走投无路。1279年二月，陆秀夫负帝昺投海死。张世杰率部突围时坠海死，在崖山的宋军全部壮烈牺牲，南宋亡。南宋历九帝，凡153年。

远征海外

灭宋后，忽必烈对邻近诸国发动了一系列的统一战争，如安南、占城、爪哇和日本等。至元十一年，攻日本遭遇飓风，无功而还。至元十八年，又分两路进攻日本，由唆都率蒙古、汉军、高丽军从高丽东渡对马海峡，范文虎率新附军（元政府收编的南宋军队）从庆元（浙江宁波）浮海北进。元军在日本鹰岛遇飓风，战船多坏，将卒溺死者众，又遭日军掩杀，几乎全军覆没。

至元十九年，遣唆都从广州渡海攻占城，连战逾年。至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镇南王脱欢（忽必烈子）发兵侵安南（越南北部），命唆都从占城北上助战，南北夹攻。安南王撤离都城，其主力走匿山林，避免与元军决战；待元军疲惫，又出而攻扰。五月，脱欢因暑雨不止、瘟疫流行，被迫退师。唆都战死。至元二十年、二十二年，元兵两次从云南出侵缅国（缅甸），至元二十四年，进至蒲甘，迫缅国定岁贡方物后退回。同年再侵安南，次年以粮尽师老北还。二十九年十二月，史弼、亦黑迷失、高兴从泉州起航出侵爪哇（印尼爪哇岛）。爪哇统治者降元，并请元军助讨其敌国葛郎，打败葛郎王以后复举兵拒元，元军力竭退师。

抗蒙斗争

从攻南宋以来，连年战争，加以宫廷廪禄、宗藩岁赐，都需要巨额经费来支持。忽必烈急于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因而日益信用以“理财助国”邀宠的大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人主持国政。至元七年至九年、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间，两次设尚书省综理财用。尚书省的理财政策主要包括：增加税收、兴铁冶、铸农器官卖、“括勘”（追还被私人、寺院夺占的南宋公田，起征田赋）、“理算”（追征各地历年积欠的钱粮）、变更钞法等，使国家的收入显著增加。但由于吏治腐败，专注搜刮，流于横征暴敛，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为了对外战争，打造东征海船，沿海和江南地区徭役征发日益加重。人民不堪沉重的剥削与压迫，纷纷起义。至元二十年，江南各族人民起义凡两百余起，至元二十六年更增至四百余起。在这前后，爆发了广州欧南喜、黎德和福建黄华、钟明亮等人领导的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

中期朝政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死掉。由于太子真金早死，帝位由各方争夺。最后，群臣在真金的长子晋王甘麻剌及三子铁穆尔之间选择，由于铁穆尔受元世祖下赐皇太子宝及镇守和林，故晋王甘麻剌退让，铁穆尔即位，即元成宗。他停止对外战争，专力整顿国内军政。他采取限制诸王势力、减免部分赋税、新编律令等措施，使社会矛盾暂时缓和。

同时，发兵击败西北海都、笃哇等，都哇、察八儿归附，使西北长期动乱局面有所改观。在位期间基本维持守成局面，但滥增赏赐，入不敷出，国库资财匮乏，钞币贬值。曾发兵征讨八百媳妇（今泰国西北部），引起云贵地区动乱。晚年患病，委任皇后卜鲁罕和色目大臣，朝政日渐衰败。元成宗执政末年还成功与长期敌对的窝阔台汗国议和，结束了西北的动乱局面。

大德十一年（1307年），铁穆尔死后，前太子真金之孙海山即位于元上都，是为元武宗。并立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约定兄终弟及，同时又约定爱育黎拔力八达死后，帝位复归武宗之子和世剌。元武宗为了摆脱财政危机，下令重新设立尚书省，并印发至大银钞，结果导致至元钞大为贬值。至大二年（1309年），元廷与察合台汗国瓜分了窝阔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从此灭亡。

至大四年（1311年），元仁宗即位后，生母兴圣皇太后的重臣铁木迭儿为右丞相仁。元仁宗取消了元武宗的经济措施，并立其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违背与元武宗相约先立和世琜继位，再传位硕德八剌等之约。封元武宗长子和世剌为周王，将周王和世琜徙居云南，但和世琜在途中起兵前往西北游牧，元仁宗又将和世琜之弟图帖睦尔放逐至南方。延祐元年（1314年），提倡汉化的元仁宗恢复科举取士，史称“延祐复科”。

汉化与政变

延祐七年（1320年），元仁宗死，硕德八剌即位，是为元英宗。元英宗继承了其父元仁宗的以儒治国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并于至治三年（1323年）下令编成并颁布元帝国正式法典——《大元通制》，共2539条。他还下令清除朝廷中铁木迭儿的势力，但随着清理的扩大，再加上朝廷中的蒙古保守势力对元英宗以儒治国的施政不满，导致铁木迭儿的义子铁失在至治三年（1323年）夏天趁格坚汗去上都避暑之机，在上都以南15公里一个名叫南坡的地方，刺杀了元英宗及宰相拜住等人，史称南坡之变。

元英宗被行刺后，镇守和林的晋王甘麻剌的长子，真金的长孙，也孙铁木儿率兵南下，杀掉行刺元英宗的叛臣后即位，是为元泰定帝。元泰定帝即位后，封被元英宗放逐到海南岛的图帖睦尔为怀王，镇守建康。

泰定五年（1328年），元泰定帝死。丞相倒剌沙在上都奉泰定帝之子阿剌吉八为帝，是为元天顺帝。而与此同时，元武宗的旧部重臣燕铁木儿与河南行省丞相伯颜则分别秘密向漠北和江南遣使，同时迎接周王和世剌与其弟图贴睦儿。结果，图帖睦尔先至大都，在天历元年（1328年）自立为帝，是为元文宗。而和世剌抵达和林后，也宣布即位，是为元明宗。札牙笃汗表面上表示愿意退位，奉兄为帝，两人遂相会于上都之南，元文宗毒死西拉古图土后称帝。

元文宗重祚以后，大兴文治。天历二年（1329年）二月，札牙笃汗设立了奎章阁学士院，掌进讲经史之书，考察历代治乱。又令所有勋贵大臣的子孙都要到奎章阁学习。奎章阁下设艺文监，专门负责将儒家典籍译成蒙古文字，以及校勘。同年下令编纂《元经世大典》，两年后修成，为元代一部重要的记述典章制度的巨著。但元文宗在位期间，丞相燕帖木儿自恃有功，玩弄朝廷，导致大元朝政更加腐败。

元文宗于至顺三年（1332年）去世后，为洗刷他毒死哥哥（元和西拉古图土）的罪行，遗诏立年仅七岁的和西拉古图土次子懿璘质班为帝，是为元宁宗。但元宁宗仅在位不到两个月即去世，不久后燕帖木儿也去世。元明宗的长子妥欢贴睦尔被札牙笃汗皇后卜答失里从静江（广西桂林）召回并立为帝，是为元惠宗，又称元宣仁普孝皇帝。

元惠宗在位之初，右丞相伯颜的势力很大，把持着朝政，甚至一度不把元惠宗放在眼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惠宗与伯颜的矛盾日益尖锐，后来在伯颜之侄脱脱的帮助下，元惠宗终于成功地废黜了伯颜，并控制了政局。

至正三年（1343年），元惠宗下令修撰《辽史》、《金史》、《宋史》三史，至1345年修成。

疆域

元朝的前身为大蒙古国，1206年成吉思汗铁木真建国时领有大漠南北与林木中地区（即尼布楚地区），经由历代蒙古诸汗的经营及三次西征后，疆域东起日本海、东海，西抵黑海、地中海地区，北跨西伯利亚，南临波斯湾，建立起横跨亚欧大陆的超级大国。成吉思汗时期分封东道诸王与西道诸王，东道诸王是铁木真之弟，大多分封于塞北东部与东北地区，从属性较强；西道诸王则是铁木真之子，其中分封长子术赤于咸海、里海、巴尔喀什湖以北的钦察草原，后由拔都建立钦察汗国；封次子察合台于锡尔河以北的西辽旧地，史称察合台汗国；三子窝阔台分封于乃蛮旧地，后由海都建立窝阔台汗国；塞北、汉地、东北、青藏及新疆东部则由幼子拖雷获得，后由元朝直辖。

1279年，元世祖攻灭南宋一统中国，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记载，汉地、漠南、漠北、东北（包括外东北和库页岛）、新疆东部（元初据有塔里木盆地西抵葱岭）、青藏高原、澎湖群岛、济州岛及南海诸岛皆在元朝统治范围内。自灭南宋后，疆域大体趋于稳定。1310年元武宗时期，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瓜分窝阔台汗国，元朝取得窝阔台汗国的漠西领土，国土面积达1372万平方公里（北疆以北纬55°为界），若北疆延伸至北冰洋则有2267万平方公里。

元朝疆域东起日本海、南抵南海、西至天山、北包贝加尔湖，元史称“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全国划分为由中书省所直辖的京畿地区（即河北、山东、山西及漠南部分地区），由宣政院（初名总制院）所管辖的吐蕃地区，以及十个行中书省，分别为岭北行省、辽阳行省、甘肃行省、陕西行省、河南江北行省、湖广行省、四川行省、云南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

藩属

元朝的藩属国有高丽、缅甸、安南、占城及四大汗国。其中有两个直属的藩属国，即高丽王朝与缅甸蒲甘王朝，分置特别行政区征东行省与缅中行省。西北方面，1268年窝阔台汗国的海都意图夺回汗位而联合钦察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反元，史称海都之乱。直到1304年元成宗时期，元廷与这三大汗国达成和议，并与伊利汗国一同承认元朝的宗主地位，成为元朝的藩属国，而且元成宗并赐伊利汗国君主刻有“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等汉文印玺，实质上也承认其独立性。到1310年元武宗时期，元朝和察合台汗国联合攻灭窝阔台汗国。元文宗年间编纂《经世大典》时，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列为元朝的藩属国。

元朝政治

蒙古国对华北的统治方式，是草原贵族原有的统治体系，在它所征服的定居农耕地区的延续。汉地户口的一部分直接领属于大汗，一部分被大汗分封给诸王、宗戚和勋臣。蒙古统治者把主持军事、财赋征敛的部分官员和监临各级地区的达鲁花赤派到华北，同时又以款服入质、领军从征、缴纳差发为条件，允许自金末战乱以来出现在北方的大小军阀世侯，继续行使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实际统治权。世侯们集兵刑赋役之政于一己，不相统属。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这种局面才获得根本转变。他借鉴金代制度，在以“藩邸旧臣”为核心的中原知识分子参议下推行“汉法”，同时保留能充分保障蒙古贵族特权地位的种种制度，重新在华北确立了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置，奠定了有元一代制度。元朝制度多沿袭金制，同时又有不少前代所不具备的特点。其中有的反映了中原王朝历代相承的传统体制本身的发展变化，如行省的设立；有的反映了被保留的蒙古旧制，如蒙古、探马赤军中的奥鲁（老小营）建置；也有一些是在这两者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如刑罚体系中某些不同于前代的变化，对吐蕃地区实行的政教合一的统治等。 

中央主要机构

中书省：上承天子，下总百司，领六部，为最高行政机关，行使宰相职权。中书省下有六部：吏、户、礼、兵、刑、工。

尚书省，主要负责财政事务，不过时置时废。

枢密院：中央最高军事管理机关。

御史台：最高监察机关。

地方主要机构

宣政院：掌管佛教僧徒及西藏事务。

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和琉球。

行省制度：管理地方具体事务。

行中书省

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并为一级政区名称。简称行省，或只称省。元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也称都省；因大元幅员辽阔，除腹里地区直隶于中书省、西藏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外，又于诸路重要都会设立十个行中书省，以分管各地区。在世祖、武宗朝三次短期设立尚书省主管政务期间，行中书省也相应改称行尚书省。元人称其制为：“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

除河北、山东、山西由中书省吐蕃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元帝国在地方设置行中书省。元代“行中书省”的性质，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早期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带中书省的职衔，在外行使“省”的职能。灭南宋之后，行省逐渐转变成了一级地方行政组织，其首长也不再带中书省的官衔。

行省下有道、路、府、州、县、基层行政设施。

行政建置

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在消灭南宋前，忽必烈为了方便管治中土，就已在中土开始行汉法，将中国的大都作为首都，建立了一套以传统中央集权作蓝本的政治体制，例如设立了中书省和司农司等一系列专司机构，使用汉人的统治机构来统治人民，并在朝中任用了大批儒臣，包括刘秉忠、姚枢、许衡等。首都大都就是在刘秉忠等人的规划下建成的。此外，大元还建立了儒户这个户籍来保护和优待读书人。后来，又恢复了科举制度（不过名额很有限），尊崇孔子。理学是元代科举的标准。从整个政权来说，元代并没有统一的“官方思想”，一般来说，蒙古统治者更多地信奉草原的萨满教与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遵用汉法，立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始置丞相及平章政事、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宰执官。其后，相继于各大地区建立行中书省。初期，仍沿用前代制度，以中书省宰执官出领各行省，称行某处中书省事。以后此类行省实际上已成为常设的地方行政机构，与前代所置临时性的分遣机构不同，行省官若仍以中书省宰相行省事系衔，就与中书省的权限没有区别，嫌于外重，遂更定官制，只称某处行省某官，不再带中书省宰相职衔。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铨定省、台、院、部官，罢各行省所设丞相，只置平章政事为最高长官，以与都省相区别。后来，部分地大事繁的行省许设丞相。延祐七年（1320年），复罢各行省丞相，已置者皆降为平章政事。叶顺铁木耳（1324—1328）以后，某些行省又设丞相，视需要及任职者的地位而定。各行省一般置平章政事两员（从一品），右丞、左丞各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两员（从二品），其品秩与都省官同；左司、右司合为一，置郎中、员外郎、都事，品秩皆低于都省。元末，有些行省还增置“添设”平章、右丞、左丞、参政等官。行省掌管辖境内的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及其他军国重事，统领路、府、州、县；距离省治远的地方，另设宣慰司统之，作为行省的派出机构。

然而，其“汉法”施行得并不彻底。由于元帝国的覆盖面积较广，除中原地区外还包括许多其它地方，不少中亚汗国君主以及蒙古王室成员都不满忽必烈行汉法的举动，忽必烈晚年也渐与儒臣疏远，因此汉法并未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

法律

元代始终没有颁布完备的法典。至元八年（1271年）以前，中原汉地断理狱讼，基本上参用金泰和律定罪，再按一定的折代关系量刑。至元八年十一月，在建“大元”国号同时，下令禁用泰和律。以后曾数次修律，都没有完成。判狱量刑，主要根据已断案例，类推解释，比附定刑，与中原王朝相比，司法的随意性较显著。其他方面的立法行政，也都以诏制、条格（经皇帝亲自裁定或直接由中书省等中央机关颁发给下属部门的各式政令）为依据。因此，元朝的法制体系，主要是由因时立制、临事制宜而陆续颁发的各种单行法构成的。政府下令，凡在朝及地方各衙门均应分别类编先后颁发的各种格例，使官吏有所持循。

当时“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条格，至数十册。遇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所无载，则施行比拟”。条格和断例岁增月积，繁杂重出，互相抵牾。元政府有时将历年所颁降的某一方面的条例重加“分拣”、“斟酌”，厘定“等第”，形成新的法律文字，作为“通例”公布。同时，对国家的政制法程，也几次召集老臣，从以往颁发的政府文书中选出“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所成《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格律类聚都是具有法典性质的政书（见《通制条格》）。

元朝法律大体上遵循前代“同类自相犯者，各从本俗法”的原则。“五刑”的刑罚体系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某些变化。同时，由杀人者向被害者家属偿付烧埋银，以及将刺字断放的前科罪人发付原籍，由官司籍记充“警迹人”，交由村坊邻右监督等规定，从元代开始制度化。对伤害罪，规定由加害者交付给受害者一定数量的“赡养之资”、“医药之资”，对加害者所处的实刑则比前代相应减轻。元代法律从维护蒙古贵族和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制定了种种不平等规定，有些蒙古法，如对偷盗牲畜处以赔九之罚、倍赃制，屠宰牲口时禁抹喉放血等，对施临于汉族居民的刑罚体系也有一定的影响。

等级制度

在封建制度里，贵族处于最高统治地位，当蒙古人侵占其他国家建立政权后，就出现了包括蒙古贵族在内的多个民族贵族并立的情况，这产生了帝国该由谁统治的问题。元朝为维护蒙古贵族的专制统治权，采用“民分四等”的政策，把中国人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这一政策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

四等人制度

第一等蒙古人

第二等色目人（主要指西域人，是最早被蒙古征服的，如钦察、唐兀、畏兀儿、回回等，另外，蒙古高原周边的一些较早归附的部族，也属于色目人，如汪古部等。）

第三等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国境内的汉、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晚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大理人，东北的高丽人也是汉人。）

第四等南人（最后被蒙古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各族，淮河以南不含四川地区的人民。）

早在大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攻占中原后有位大臣提出将当地汉人驱赶后把中原变成蒙古人的大牧场。但成吉思汗的谋士契丹人耶律楚材以可以向汉人征收大量税收为由反对这个计划，该提案没有实施。

元朝存在等级歧视制度。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将臣民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这种划分反映在一系列不平等的政策和规定中。比如禁止汉人打猎、学习拳击武术、持有兵器（例如数家才可共用一把菜刀）、集会拜神、赶集赶场作买卖、夜间走路。“杀蒙古人的偿命，杀色目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汉人如当兵则不许充宿卫，如当官也往往只能做副贰（虽然实际上存在很多例外情况）。这些法律规范对于汉人均不平等。

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像1286年，为了进攻安南，征用全国马匹，色目人三匹马中只征两匹；而汉人的马，无论多少，全部征收。以后不断征马，每次如此，汉人的马就成为珍品。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或中亚人贿赂够多时，则由中亚人担任。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的，每一个蒙古首长，如州长、县长，他所管辖的一州或一县，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但实际上对于许多豪强是不适用的。虽然法令禁止汉人持有兵器，但大兴史氏、易州张氏、真定董氏等待遇和蒙古贵族相差无几。相反许多蒙古贫民生活却很困苦，到了元朝中叶，常有大批蒙古贫民在大都、通州等地被贩卖，色目人也有不少沦为奴仆的。实际还是地主阶级政权。

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像奴隶一样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南宋灭亡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了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也忽然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农田，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军事

元代在漠北草原的蒙古人，仍过着兵民合一的游牧生活，战时出军，平时便屯聚牧养。在汉地和江南，元朝军士的来源采取从固定的军户中签发的办法。蒙哥二年壬子（1252年）大规模籍户时，已明确地区分民户和军户。进入内地的大多数蒙古人户及被收编的金、宋降军之家，皆以军户著籍；此外还有一些汉族或其他各族人户陆续被新签为军户，一般都由中户充当。军户种田，可免税粮四顷，称为“赡军地”。蒙古、探马赤军和汉军（金朝降军和蒙古政权、元政府在华北签发的军队）军户，都是通过奥鲁进行管理的。奥鲁的主要职责，一是从军户中起发丁男当军应役，并及时起征亡故军人的“户下弟男”承替军役，弥补军队缺员。二是负责按时为本奥鲁起发的当役军人置备鞍马、器杖、盘费等军需。蒙古、探马赤军的奥鲁，隶属于该奥鲁当役军士所在的万户、千户之下，汉军奥鲁由所在地区的管民官兼领。新附军（南宋降军）未设奥鲁。

元代军事防卫分为两大系统，即戍卫京师（大都）的宿卫系统和镇守全国各地的镇戍系统。宿卫军队由怯薛军和侍卫亲军构成。忽必烈建国后，保留了成吉思汗创立的四怯薛轮番入侍之制，用他们列值禁庭以充护卫侍从，常额在万人以上，由皇帝或亲信大臣直接节制。

侍卫

亲军用于环卫京畿，到元朝末年先后置三十余卫，卫设都指挥使或率使，品秩与万户相当（正三品），隶属于枢密院。进入内地的色目人军队，由于战斗力较强，相当一部分被编入侍卫亲军。镇戍诸军的布局，腹里主要由蒙古军和探马赤军戍守。华北、陕西、四川等地的蒙古、探马赤军由各地区的蒙古军都万户府（都元帅府）统领，隶属于枢密院。南方以蒙古军、汉军、新附军相参驻戍，防御重点是临江沿淮地区。隶属行省的镇戍诸军，方面有警时由行枢密院统领；平时日常事务归于行省，但调遣更防等重要军务仍受枢密院节制。全国军马总数，只有皇帝和枢密院蒙古官员知道，行省兵马也只有为首的蒙古官员知道。

三十余卫，卫设都指挥使或率使，隶属于枢密院。

镇戍军，负责镇守全国各地。军队包括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

经济

经济方面仍以农业为主，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残暴和剥削，元朝整体生产力比宋朝低，但是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蒙古人是游牧民族，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无所谓土地制度。攻打华北时，惨酷的屠杀和劫掠带来很大的破坏。灭金国后，在耶律楚材劝谏下，成吉思汗同意复苏农业，鼓励汉人垦殖以期长治久安。忽必烈即位之后，实行一些鼓励生产、安抚流亡的措施。到元朝时，由于经济作物棉花不断推广种植，与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都比较兴盛。

农业

元朝经济大致上以农业为主，其整体生产力虽然不如宋朝，但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蒙古可汗进入中原之初，惨酷的屠杀和劫掠，给北方地区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毁坏。蒙古人原来是游牧民族，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无所谓土地制度。蒙金战争时期，曾打算尽杀汉人，把耕地都变为牧场，大臣耶律楚材建议不如保留汉人的农业生产，以提供财政上的收入来源。这个建议受到铁木真的采纳。窝阔台之后，为了巩固对汉地统治，实行了一些鼓励生产、安抚流亡的措施，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特别是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不断推广，棉花及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种植和运销都在南宋基础上有所增加。经济作物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使当时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在某些方面渗入了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但是，由于元帝集中控制了大量的手工业工匠，经营日用工艺品的生产，官营手工业特别发达，对民间手工业则有一定的限制。

商品

由于蒙古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同时受儒家轻商思想较少，故元朝比较提倡商业，使得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相当富庶的国家。而元朝的首都大都，也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为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然而因滥发纸币也造成通货膨胀。商品交流也促进了元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善了陆路、漕运，内河与海路交通。

学者认为元明之际的人口谷底为六千万，官方统计数据仅包含汉地（不含吐蕃、云南、岭北及辽阳行省）的居民，未包含特殊居民如贱民、佃农、奴婢、僧道等人群，蒙古贵族军将们又有大量的驱口，此外还有军户、匠户等均不计入户口统计，故实际人口远多于在籍人口。

赋税

赋税制度主要有税粮和科差两项。税粮南北不同，北方分为丁税、地税；南方则沿袭南宋旧制，按地亩征收两税。科差行于北方者，包括丝料、包银和俸钞三项。南方科差则有户钞、包银。但“江南包银”在元代施行时间很短。一般来说，元代的江南三省不征收包银。

差役按里甲户等编派，如坊正、里正、仓官及库子等。又有修城、开河、筑堤、运输等力役。差役极为繁重，给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官吏收钱的名目：部属参见要“拜见钱”，逢年过节要“追节钱”，生辰祝寿要“生日钱”，迎来送往要“人情钱”，无事白耍称“撒花钱”，例行公事要“常例钱”，论诉官司也要收钱。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在蒙古对金作战期间，北方劳动人民大量地死亡和逃散，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从成吉思汗到元世祖，一直存在着农牧争地的问题。在战争之后，北方农田大量荒废为牧场。

在中原和江南地区先进农业经济的影响下，蒙古统治者不得不放弃其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而采用“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在元军攻宋的过程中，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较之北方要轻一些。这种“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思想，还贯穿在其他许多行政措施和命令中。如考核地方官吏时，决定升迁的首要条件是“户口增、田野辟”。重农政策的结果，也使蒙古封建领主逐渐转化为私人地主。

1261年（中统二年），忽必烈就设立劝农司，派出许多劝农使分赴各地整顿农桑。1270年（至元七年）二月又成立司农司，下设四道巡行劝农司。同年十二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由劝农司到大司农司，反映出对农业的逐步重视。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各路。

村社组织

在大力提倡垦殖的同时，又扩大屯田网，除军屯、民屯外，还有军民和屯等形式。据历史记载，当时大漠南北的屯田是卓有成效的。元初，民间有自发组织的“锄社”，“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往往“苗无荒秽，岁皆丰熟”。元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村社形式，规定“诸县所属村，凡五十家立为一社”。社长组织居民垦荒耕作，修治河渠，经营副业。这种村社是农村基层组织，成为恢复生产的一种积极手段。

此外，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如迁徙民户充实内地和西北地区，听民自买荒田旷土，延期课税，对贫困的屯田户和迁民，给以牛具、农具和种粮；清理豪强侵占的土地和民户，推行大规模的“籍户”（调查登记户口），释放部分奴隶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兴修水利等等。

发展成果

由于贯彻了重视农桑的政策，各地的农业生产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农业发展的表现，首先是水利灌溉业的发达。元初，内设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郭守敬作督水少监时，曾亲自到华北、西北一带进行规划，增辟水田数万顷。宋、金时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逐步得到了恢复。王祯《农书》中介绍用于灌溉的水车就有七种，其中高转筒车可引水到二百余尺的高地，这些工具在当时能够广泛应用，是和水利事业的发展分不开的。

第二，表现在粮食产量的提高上。到元世祖时期，陕西关中地区的小麦“盛于天下”，关、陇、陕、洛出现了“年谷丰衍，民庶康乐”的景象。长江以南地区产量更高，仅江浙一省的岁粮总数就占了全国岁粮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北至怯绿连河（克鲁伦河）、乞里吉思、谦谦州（均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南至罗罗斯（四川南部）、乌蒙（云南昭通），均有屯田。

农业发展的成果还表现在：元代中国南北各地棉花种植的逐渐推广，也是当时农业生产上一项重要成就。这项成就和黎族、畏兀族等兄弟民族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由于南方农业的发展，南道棉的产区扩大得较快。与此同时，棉花在北方陕甘一带也普遍种植。当时大半个中国，已遍植棉花。

当然，在恢复与发展中，各地情况是不平衡的。由于统治机构的腐朽，在元世祖晚年，部分地区在水利、屯田、劝农等项工作上已出现了停滞和衰败的现象。到元代中后期，水利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土地兼并加剧，加上旱、疫、蝗、水等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进一步衰敝了。

土地关系

元朝存在时间仅近百年，这段历史在土地占有关系上，元代在北方基本上沿袭辽金旧制，在南方则保持南宋的陈规，没有多大变化。官田是政府掌握的土地，在北方主要是金时屯田军遗留下的土地，南方则包括南宋的入官田、内府庄田和南宋末年掠夺民田而设置的公田。元政府把这些官田的一部分作为军队屯田，一部分作为官吏职田，一部分用来赏赐王公贵族和寺观僧侣，剩余的由政府直接招佃耕种。私田是蒙古贵族、各族地主和一部分自耕农私人占有的土地。官田和地主占有的土地除一部分由农奴性质的驱丁耕种外，绝大部分是以佃耕的方式出租给农民。

佃户交租有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形式。元律规定，主户打死佃客，依“良人殴死他人奴婢例断一百七下”。从法律上可以看出当时佃户地位之低下。

蒙古贵族入中原后，除一般佃户外，还有所谓投下户。在徭役繁重的情况下，军、民、站户之应役者均以投附投下为避役之计。投下官吏亦乘机诱纳，元政府不得不屡屡申禁投下擅招民户。这种现象的产生，说明元朝北方劳动者的身份比北宋时期有所下降。

土地兼并

元朝初年，土地兼并的趋势仍然在继续发展。在北方，蒙古贵族和各族地主多用政治权势进行兼并。蒙古诸王贵族有食邑封地，有投下州，有赐田，数目都相当庞大，如元世祖一次赐一个大贵族益都田千顷。他还允许贵族们荐任其私人来监督赋税的征收。这样一来，利用特权霸占土地也就成为合法了。 

色目和汉族的上层人物同样也可以利用其权势霸占土地，在南方，元灭南宋后，大地主基本上都保留了下来。如大地主瞿霆发占有民田和承佃官田达百万亩。又如松江曹梦炎“积粟百万，豪横甲一方，郡邑官为之驱使……北人目之曰富蛮子”。南方地主在土地兼并手段上稍异于北方的，是先凭借财富来谋求政治地位，然后再依靠其权势来保护和兼并土地。 

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使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危机迅速加深。 

奴隶驱口

元代，有些劳动者沦为驱口。金时已有“驱口”一词，简称“驱”，指战争中“被俘获驱使之人”。元代沿用这个名称，但在南方则称奴或奴婢。他们当中除战俘外，还有因债务或犯罪所致，也有逼于租赋或饥荒而卖身为“驱”的。驱口另有户籍，称驱户、驱丁，和一般编民有别。非经放良或赎买，不能改籍。当时习惯上把驱口的占有者称为使长。使长对驱口有人身占有权。

在法律上，驱口“与钱物同”，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或馈赠。使长杀死驱奴，法律上仅杖八十七；如果驱口有罪，使长杀之，可免予处分。驱口一部分用于手工业生产和家内劳动，大部分则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农业劳动的驱口，既要向使长缴租，也要向政府纳丁赋，在剥削关系上近似佃户，是一种半农奴、半奴隶的特殊阶层。驱口以奴役制的残余形态，保留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一直到元朝的灭亡。

赋役制度

蒙古国时期的赋役采取“中原以户，西域以丁，蒙古以马、牛、羊”的征收办法。元世祖时曾按居民贫富划分为上、中、下三等户，每等再分三级，如上上、上中、上下等，称为三等九甲。登记户等的簿籍，叫做“鼠尾文簿”。科征赋税差役时，即以鼠尾簿为准。

元代的赋税制度，前期后期数经变化，主要有税粮和科差两项。税粮南北不同。北方分为丁税、地税。1280年（至元十七年）规定全科户丁税每年每丁纳粟三石，驱丁纳粟一石；地税每亩纳粟三升。南方则沿袭宋代旧制，一律按地亩分夏秋两税征收。秋税纳粮，夏税纳木棉、布帛、丝棉等物。其数量则根据土地肥瘠、产量多少而定。

科差行于北方者，包括丝料、包银和俸钞三项。丝料在太宗时原规定每两户出丝一斤，交给政府；每五户出丝一斤，输于本位（获得份地的封主）。到世祖时，交纳办法又有了改变，“其法每户科丝二十二两四钱，二户计该丝二斤一十二两八钱，其二斤即系纳官正丝，……外将每户剩余六两四钱攒至五户满二斤数目付本投下支用，谓之二五户丝”。这样，人民的负担又增加了一倍。包银在宪宗时规定每户每年纳银四两，其中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俸钞规定每户每年纳钞一两，作为诸路官吏俸禄。南方科差有户钞、包银。江南户钞，规定一万户田租中输钞百锭，每户折交中统钞五钱，这是专供份地主人享用的附加税，相当干北方的五户丝。

诸色户计

元政府又把所属人口按其服差役的类别，交纳贡赋的品种，以及种族、宗教、职业等区别，分为民户、站户、军户、匠户、冶金户、打捕户、姜户、葡萄户、畏兀户、也里可温户等，称为“诸色户计”，分别承担不同的科差。

诸色户计包括不同的阶级各户的差役、力役，除特殊者外，多沿袭宋制。差役按里甲户等编派，平时有坊正、里正、主首、仓官、库子之类的差役；发生特殊情况时，又有开河、筑堤、运输、修城等力役，称为“杂泛差役”。由于差役的繁重，劳动人民的生活是很痛苦的，甚至于家破人亡。

官营手工业

元朝统治者为了满足对军需武器和日用工艺品的需要，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官办手工业。同时，元朝的民营手工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官营手工业和匠户元朝中央和地方都有许多官办手工业的主管机关和作坊。这些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规模都很大。元代大的官局拥有工匠二三千户，小的也有数十户，房屋数十间。官局内部分工比宋代更细，例如浙江四明织染局就有染房、络丝堂、机房、打线场等不同工序的作坊多处。这些手工业作坊的产品，主要是供给统治者消费，有些部门也兼营一些商品生产。

由于政府拘刷工匠，垄断原料，使各族手工业者聚集在一起，技术得到了交流和提高，加上不计成本，不求数量，因而创制出不少相当精美的产品。如武器、甲胄的精坚，丝织物的美妙，都驰名中外。在瓷器方面，在北京原大都遗址发掘出来的元代多种青花瓷器，造型优美，色彩清新，说明青花瓷的水平已达到接近成熟的阶段。

工匠和匠户制度

在官营手工业中实行工匠和匠户制度。蒙古统治者在其初期掠夺战争中，把从中亚各地和中原地区俘获的手工艺匠人集中起来，加以利用。这些工匠成为元代初期官手工业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身份同于工奴。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元政府采取拘括户口的办法来控制工匠。工匠的户籍，编入另册，称为匠户。

元代匠户主要有两种，为军队生产，受军队管辖的是军匠；为各局院生产，受局院管辖的是官局人匠，总称系官人匠。此外，还有受各贵族王公直接管辖的，称投下匠户。匠户名义上不再负担其它科差，每月并向政府领取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品，大致是每人米三斗、盐半斤。家属只供给四口，大口每月二斗五升，小口一斗五升，超过四口的，不予供给。由于长官的克扣，经常还不能够完全领到手。所以工匠们常是“衣食不给，致有庸力将男女质典者”。

匠户的职业是世袭的，非经放免，子孙不能脱籍。官局中的劳役完全是强制性质的，这就是所谓“匠不离局”。

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工匠们经常用逃亡和怠工等形式来进行反抗。由于工匠们的反抗，官手工业各部门，生产效率低，质量差，有时不得不采用差派民间工匠到官手工业中劳动的办法来解决技术、劳力缺乏的问题。

丝织业发展

元代官私手工业中的丝织业有很大发展。旧的丝织业中心如江、浙、四川等地，在元代都有较大的进步。官办的丝织业著名的有平江、杭州、成都三处的织锦院，院里织机各有数百台，工匠数千人，有挽综、纺绎等较细的分工。类似大小不等的织染局遍布全国，像福建提举司岁织缎也在三千匹以上。

私营手工业也有发展，如杭州、苏州私营丝织业作坊的规模与经营情况就是例证。据记载，元末至正年间（1341年—1367年），杭州“有饶于财者”，家有抒机四五具，雇工十数人，织工劳动“每夜至二鼓”，其中技艺较高的织工，且可获得“倍其值”的工资。可见在元代丝织业作坊中已有雇佣劳动出现。当时在丝织业技术上较前代有所革新。织锦刻丝方面许多名工巧匠的作品，绚丽多彩，各具风格。

棉纺织业发展

棉纺织业在元代也大放异彩。松江（上海松江县）乌泥泾是当时棉纺织业的中心。这个中心的形成，是和元初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的贡献分不开的。黄道婆是乌泥泾人，幼年“沦落崖州（海南岛）”，从黎族妇女中学得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1295年前后她返回家乡，又把汉族地区丝麻纺织的经验用在棉纺织上，改进了从轧花到织布一系列的棉织生产工具。如原来弹花用小竹弓和手指，“厥功甚艰”，她改用大弓椎击法；原来纺纱用单绽纺车，她改为三绽纺车；在织染方面，还能错纱、配色、综线、絜花，织出各种美丽图案，适应了当时棉纺织业发展的需要，从而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当时有“松郡棉布，衣被天下”之谚。这是黎汉两族人民创造才能的集中体现。

制瓷业发展

元代的制瓷业在宋、金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南方的景德镇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制瓷中心，以生产高质量的青白瓷为主。色釉有青花、釉里红、红釉、蓝釉等品种，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成就，其中尤以青花瓷最为突出。元政府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管理官窑，烧制进贡的御器。器内皆记枢府字号，故又称枢府窑。对民窑则加以课税。据记载，当时有三百多座瓷窑在生产。浙江有龙泉窑，产品以青瓷为主。北方制瓷业发展也很迅速。除钧窑、定窑继续在发展外，河南、河北在旧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窑，山西的蒲州、潞安、霍州都有一批新窑投入生产。随着各地瓷窑的兴建，瓷的产量在逐年上升，除供应国内的需要外，产品还远销日本、朝鲜、南洋和中亚各地。

矿冶业发展

元代的矿冶业也有发展。官办的铁矿冶炼业由于管理不善，生产力低，后来逐渐变成官督民办的形式。如元世祖时期河北沙河綦阳镇附近四个铁冶，原由9950户冶炼匠户承担，冶炼出来的全部产品价值还不如只抽冶户包银所得合算，当时官僚王恽建议把冶户解散为民，“罢去当差，许从诸人自治窑冶扇炼，据官用铁货，给价和买，深是官民两便”。就是要求变官冶为民冶的一例。

印刷业发展

印刷业也相当普及，南北各地都兴起许多刻书印刷中心。南方的杭州、建安（建瓯）、福州的印刷业继续有发展。北方自1236年耶律楚材请立经籍所于平阳（山西临汾）后，“平水刻”盛极一时，书坊萃集，私营书店不断出现。各地私人印刷业的兴起，对当时的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城市的繁荣

大都被称为“汗八里”，当时不仅是大汗的京城，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从东欧、中亚，从非洲海岸，从日本、朝鲜，从南洋各地，都有商队、使团来到大都。在国内，西藏的喇嘛们每次往返均要运输许多货物，是宗教团体而兼有商队的性质；从东南沿海直航天津的海船也带来闽、广、江、浙的丝绸、瓷器和南洋的香料。大都城内流通的商品有粮食、茶、盐、酒、绸缎、珠宝等，也有单项商品集中经营的市场，如米市、铁市、皮毛市、马牛市、驼骆市、珠子市等。商业行会的组织中，有“行老”负责业务上的内外事务。

北方的重要城市，沿着陆路交通干线，有涿州、真定、大同、太原、平阳、奉元（西安）、开封、济南等；再向北则有上都、和林、镇海等城市，集中着大批汉族和西域商人。此外肇州（黑龙江肇源西南）也是东北重要城市。在西南方面则有成都、昆明、大理等城市，使西南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也都纳入了全国的商业网。再西一直通至西藏日喀则萨迦寺一带，并和尼泊尔取得贸易联系。

商税增长

沿着运河和长江，一些旧有的商业城市更蓬勃发展起来，如杭州、平江、镇江、集庆（南京）、扬州等城是比较著名的。

此外，沿海城市有广州、泉州、福州、温州、庆元（宁波）、澉浦、上海等，其中除福州外，都是设有市舶司和提举司的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如泉州已成为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出口商品有瓷器、丝绸等，进口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曾提到与泉州有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近百个。

1270年（至元七年），国内商税“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有溢额者别作增余”，至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商税已增至“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共计四十五万锭。不到二十年，增长了十倍。商税的增长固然说明了剥削的加重，但也反映出当时商业的繁荣。 

政府专卖制度

元代国内外贸易沿袭前代的一套办法，由政府直接管理。它采用专卖的办法来垄断资源，控制市场。国内市场上的许多商品，从盐、茶、酒、醋到农具、竹木，无不由政府经营。官营专卖事业中最重要的是盐，盐课收入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在国际贸易上也实行官营专卖的办法，政府设立市舶提举司。市舶制度的建立使海外贸易处于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又实行“官本船”的办法，即由元朝政府“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通过这个办法垄断海外贸易，不许“别个民户做买卖的”下海，为此拨出十万锭做经费。后来，不许私商下海的办法虽然行不通，但“官本船”一直存在。民间商人因“通番贸易”而致富者亦不少。如嘉兴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

官营专卖事业，其目的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巩固集权统治。但由于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利，反而产生了社会经济停滞萎缩的弊病，促使政权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

当时人民群众反抗专卖的办法，就是走私。这种官、民矛盾的激化，最后必然发展成武装斗争。

钞币的流通

蒙古建国之初，就曾发行纸币。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张，纸币流通区域也在扩大，但金的交钞仍在使用。币值不一，地区之间彼此阻隔，不利于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到元世祖时，开始推行钞法，发行统一的货币。1260年（中统元年）七月，印造交钞，以丝为本位；同年十月，又印制以银为本位的“中统元宝钞”，简称中统钞。中统钞每二贯可兑换白银一两。这种货币不受区域和时间的限制，可用来纳租税。

这样，中统钞就作为统一的货币畅通全国。1275年（至元十二年）灭宋后，又废止了南宋流通的铜钱。随着政治的统一，也完成了货币的统一。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为了整顿财政金融，又发行了一种至元钞，从五文到二贯共十一种面额，与中统钞并行。以后在武宗至大、顺帝至正年间都曾一度变更钞法，并铸造过一些铜钱，但都行之不久。终元之世，只有中统、至元二钞作为主要纸币，并行流通。

顺帝至正间，为了筹集对付农民起义所需的军费而变更钞法，结果通货膨胀，纸币贬值。最后，演变到以物易物时，元朝也就灭亡了。

斡脱钱

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在和西域各民族接触后，受其影响，出现了商业行为和高利贷。当时由中亚贵族出资交商人们经营的商业组织称为“斡脱”，此词在土耳其语中本有商队伙伴等含义。他们在为蒙古统治者采购消费品的过程中也常替他们经营一些商业或代放高利贷，因而获得其信任。斡脱们放出的高利贷叫做斡脱钱。

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维持生活和交纳赋税，有时被迫不得不求助于斡脱钱。斡脱钱当年本利相等，第二年把本利合起来生息，因此被称为“羊羔儿利”或“羊羔息”，负债者经常“破家散族，至以妻子为质”。为了管理发放斡脱钱，元政府在1272年（至元九年）八月间设置了斡脱所，后来扩展成斡脱总管府，实际成为政权吸吮人民血汗的营利机构。

航运发展海运

大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当地农产品又无法满足首都的需求，于是，京都的粮食不得不“仰给于江南”。元政府除了利用陆路交通和运河外，又开辟了一条海运航线。

元世祖派遣伯颜平江南的时候，就曾利用海运把南宋皇家图书馆所藏书籍全部运到大都。但大量运输粮食则始于1282年。这一年伯颜派人从海道运粮到直沽（天津），开始时用平底船60艘运粮4.6万石，以后每年增加，最多达到360万石。航道改过三次，自苏州刘家港开航，“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

海运比陆运和内河航运要省费得多，不仅“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而且便于在政治上控御东南。

大运河疏浚

自隋唐迄宋，大运河主要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一条南北运输线；经过元朝整修以后，大运河就成为以大都为中心的新型运河了。

1280年（至元十七年），元政府利用汶泗诸河的水源，沿着山东丘陵地的西北边缘，向南开凿了济州河，从山东的济宁到东平开辟了一条人工河道。1289年又开凿了一条会通河，从山东东平到临清，和旧运河（即御河）接通。到了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当时任都水监的科学家郭守敬建议，在金代运河的基础上，开凿一条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利用北京西山泉水及白河水接济运河水量，总长160余里，这样从通州就可以顺白河到天津。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这三条河道的修成，就从当时黄河所经的徐州，向西北直达卫河上的临清，打通了一条捷径。粮船可以从徐州直接北上，不必再绕道河南了，省去了六七百里的路程。

从此，北自大都，南至杭州的大运河贯通起来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政治上也起了巩固统一的作用。

理学

蒙古灭金后，北方虽然有很多儒士，但理学思想的广为传播还是赵复被俘到北方之后的事。赵复，字仁甫，德安（湖北安陆）人，人称江汉先生，是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1234年，他被蒙古军俘至燕（北京），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后来在燕京设立了太极书院，专门请他讲授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培养了一大批理学家。

许衡、刘因、吴澄被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许、刘主朱学，吴则调和朱、陆二派。三家虽互有矛盾，但基本观点完全继承宋代理学，并无多少创造。儒学作为维护统治的官方哲学，在元朝同样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称颂。元武宗给孔子加上了“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头衔。元朝统治者把儒学定为“国是”，从朝廷考试到州县学校的教学，一律以程朱对孔孟理论的注释为准，把朱熹的《四书集注》称为“圣经章句”。

邓牧及其思想

尽管元朝统治者提倡理学和其他宗教思想，在元代思想界中仍然出现了一些反对理学的思想家。邓牧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邓牧，字牧心，号文行，又自号“三教外人”，浙江钱塘人。南宋亡后，他隐居余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不仕元朝，是个有民族气节的思想家。他著有《伯牙琴》一书，猛烈抨击暴君酷吏。他指出，皇帝是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大小官吏都是吃人的豺狼。他还描绘了一个理想国，在那里有皇帝也有官吏，但都是民选出来为群众办事的人，而不是特权阶级。在理想国里无战争，人人劳动，自食其力。

邓牧这种乌托邦思想，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只能借用老聃的“小国寡民”的思想作为他的思想武器，终于陷入逃世的幻觉之中。

各种宗教的流行

从成吉思汗以来，蒙古统治者信奉传统的萨蛮教，但对其它各种宗教，也都采取宽容态度，只要不危及其统治，都予以保护和利用。

喇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与西藏原有的本教相互影响、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教派，在11世纪至13世纪期间，由于吐蕃新兴封建领主的支持，日渐兴盛。自元世祖起，元朝历代皇帝后妃都尊喇嘛为帝师，并亲自受戒。因此，喇嘛们受到特别的尊崇和优待。

佛教在内地的各宗派，在元代也都十分兴盛。元代刻的佛教大藏经在佛教经典的传布上是一件大事，后来的明藏、清藏，都是以此为基础而修纂的。

元代的道教，除了张天师的嫡系称为正一教外，还有全真教、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流派。全真教势力最大，教主丘处机（长春真人）曾应成吉思汗之召到过中亚等地，其弟子李志常据实写了一部《长春真人西游记》，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史料。

外教的传播

元代把基督教称为也里可温，亦称也立乔，意为信仰基督之人。元代中国的基督教有两派。一派是聂士脱里派，是随着波斯商人由泉州、广州各沿海城市传入内地的；另一派是天主教的圣方济各派，在1292年前后，教皇曾派遣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奴来北京传教，任第一任天主教总主教。元代基督教在全国各地都有信徒，在沿海城市和内地都有教堂。

伊斯兰教在元代也是随着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东来的。他们信奉伊斯兰教，散处各地，元人称之为“回回”。其传教士在元代官文书中称为答失蛮。此是波斯文音译，意为学者。

此外，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也都是在唐宋之际逐渐传入，而在元代也有所传播。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3世纪时创造的宗教，吸收祆教、基督教、佛教等思想资料而形成自己的教义，7世纪末传入中国，也叫明教、末尼教、明尊教。元代泉州一带有摩尼教活动。婆罗门教在泉州曾建立寺院，俗称番佛寺。犹太教亦称为“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的音译）”，在开封和大都都有他们的踪迹。《马可波罗行记》中就有关于犹太教徒的记载。

马端临及《文献通考》

马端临（1254年—1323年），字贵与，饶州乐平（属江西）人。他见杜佑《通典》自天宝以后阙而未备，就仿《通典》的体例，写成了《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是一部着重叙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分类通史。全书348卷，分为24类。它以《通典》为蓝本，但在选材范围和规模上都超过了《通典》。内容不仅采用经史，而且摘引奏疏议论，尤详于宋代史实，反映出他重视近现代史研究的精神。

胡三省和《通鉴注》

司马光《资治通鉴》成书后，其门人刘安世曾为之作注，但此注已佚。元代胡三省重为注释。胡三省，字身之，浙东宁海人。宋亡，他隐居不仕，写成了294卷的《通鉴注》。《通鉴》内容繁富，需要训释之处较多，《通鉴注》是后人读《通鉴》必不可少的一部参考书。

元代官修史籍

元朝建立之后，沿袭中原旧制，各帝死后，都由翰林国史院或指定史官编纂《实录》。只有顺帝因国亡而未及编写。明洪武二年修《元史》就是以元代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列传》等为蓝本的。《元实录》今已佚，仅能从《元史》中略窥其梗概。元代官撰的主要史籍流传下来的有《宋史》、《辽史》、《金史》。元代官修的大型史籍还有《大元一统志》和《经世大典》等。

由翰林国史院用蒙文编写、类似汉文《实录》的《脱卜赤颜》是蒙古皇室的秘史。由蒙古近臣编写，藏在奎章阁。《脱卜赤颜》后来不断续修。原本已佚，但在后来编写的《黄金史》等书中，尚保存一些片断。

元曲

元代的元曲，是这个时期文学上最突出的成就。元曲包括剧曲和散曲两种。剧曲当时称为杂剧，在元代极为盛行。据统计，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八十多人，作品有五百多种，保存到现在的还有160多种。

在元以前，传统的文学体裁是抒情的诗歌和散文，而从元以后，文学作品的体裁出现了有情节、有人物、有说有唱的戏剧。

元初城市经济的逐渐复苏和繁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荡，儒学道德思想的约束在各少数民族文化冲击下的相对松弛，专业剧作家的出现，这些，都是杂剧兴起的有利条件。蒙古统治者对歌舞戏曲的爱好，更助长了这个文艺形式的发展。

在至元、大德时期（1264—1307年），出现的著名剧作家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等人，世称元曲四大家。他们的代表作品是关汉卿《窦娥冤》、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郑光祖《情女离魂》等。此外，王实甫的《西厢记》也是脍炙人口的名著。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歌颂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有空前的成就。

散曲

除元曲外，还有和杂剧中的曲牌一样而没有念白和折子的歌曲，称为散曲，是元代的民歌。其中包括成套的“套数”和“小令”，也出了一些有名的作者和优美动人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散曲作家中有姓名可考者有187人。

在南方，以南曲腔调演唱的温州杂剧等地方戏发展成为南戏，亦称传奇。著名的有四大传奇：《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和《杀狗记》。

杂剧、散曲和南戏（传奇）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后来戏剧文学的发展和许多地方戏曲、剧种的兴起，都有深远的影响。

运用汉文从事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元代也很多，如回回人萨都剌、畏兀人小云石海涯（汉名贯云石，字酸斋）等，都以写散曲而驰名于时，对汉文的造诣很深。此外，回回诗人乃贤、丁鹤年等人，在当时也都有声誉。

蒙、藏史诗

元代中国各民族的作家，运用自己民族文字或兄弟民族的文字，写出或翻译了不少的优秀文学作品。如作者不可考的《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不仅记录了蒙古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的历史，而且也是诗歌、口碑、传说等民间口头文学的汇编，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史诗，也是蒙古族的可考的第一部历史文献。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一部藏族民间说唱体的英雄史诗，在元代写定，当时在全国广泛流传，为汉、藏、蒙等族所喜闻乐道。《米拉日巴传》的作者署名是后藏疯人海如嘎，成书约在13世纪后期，写僧人米拉日巴的一生，是研究藏族社会和文学的重要资料。这些少数民族文学杰作，都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享有的文化遗产。

乐器发展

元代在艺术上也是一个绚丽多姿的时代。蒙古早期的音乐很简朴，仅有锣、鼓、拍板、胡琴等乐器。成吉思汗根据西夏旧贵族高智耀的推荐，把西夏旧乐引入宫廷。窝阔台汗时又征用金太常遗乐于燕京。蒙哥汗时逐渐采用一部分中原音乐。

元世祖以后，宋朝的雅乐在祭祀中也被采用。而宴乐时则是汉、回回、西夏的乐队，同陈并奏。乐器中有经过中国音乐家改进的由阿拉伯等地传来的风琴，有从波斯传来的火不思（拨弦乐器），也有流行于波斯和阿拉伯一带的唢呐，还有胡琴、箜篌、琵琶、云璈等。元曲的兴起，和当时音乐的发展交流是有密切联系的。

元代绘画

元代的绘画也有突出的成就。画家们从宋院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有了运用画笔来表达个性、抒写思想的要求。风格上挥洒淋漓，重视笔墨情趣，追求意境深远。画面上加题跋、篆刻，把书法、文学、治印的艺术与绘画溶为一体，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元初的绘画，仍以山水画为主，画家以赵孟、钱选为大家。和赵同时代的高克恭（字彦敬，号房山），其先畏兀人，后占籍大同。他虽用五代董源、巨然的笔意，写林峦烟雨，但不泥于古人。发展到黄公望（字子久）、王蒙（字叔明）、倪瓒（字元镇，号云林）、吴镇（字仲圭）时，各家都另辟蹊径，别开生面，过去美术界习惯上称为元四大家。他们用水墨或浅绛描绘山水，有所创新，形成宋以后山水画主流，对明清山水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壁画艺术

元代由于大兴土木，修筑宫殿寺观，所以壁画艺术也有很高的成就。如敦煌、安西榆林窟（万佛峡）等地保存的元代壁画，西藏日喀则德钦颇章宫里的壁画，山西芮城的永乐宫壁画，山西洪洞广胜寺元代杂剧的壁画等，不仅是艺术瑰宝，而且是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物，见于记载的壁画画家有朱玉、李时等名手。

雕塑艺术

在雕塑方面，元代的大师们，吸收了外来的技巧，继承了中原的传统，加以发扬光大，其特点也在力求表现出个性来。如刘元就是其中杰出的能手。刘元字秉元，河北宝坻人，幼年跟道士学中国的传统技法，后来又跟尼泊尔人阿尼哥学“画、塑、铸金之艺”，学塑“西天梵相”，神思妙合，称为绝艺。

数学

蒙古舞步是在包装上模仿元朝奶酒最到位的一个奶酒品种图册

宋元时代，中国数学的研究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有着辉煌的成就。元代数学家朱世杰在1303年发表的《四元玉鉴》一书（三卷），就是一部代表作。朱世杰，字汉卿，号松庭，还著有《算学启蒙》三卷。他对于多元高次方程组的解法，高阶等差级数和招差术（有限差法）的研究都有独到之处。

元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水利工程和城市建筑的兴起，促使应用数学得到迅速的提高。旧式筹算已不适应速算的需求，于是在改革古代筹算的基础上，元代产生了珠算。由于算盘的使用和传播，中国数学进入了以珠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新时代。这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最晚在蒙哥时，中国数学界已接触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此外，阿拉伯数学知识也传入中国。

天文学

1267年（至元四年），元朝政府用西域人札马鲁丁修订历法。札马鲁丁根据回回历法制定出“万年历”，但不够准确。至元十二年灭宋之后，又命郭守敬、王恂和许衡等人重新修订一份新历。

郭守敬（1231年—1316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人，是一位在天文、水利、数学等多方面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主张通过测验来编制新历，请求政府设监候官（专职测验人员）十四员，分往全国二十七个测验所，进行实测。经过这一番仔细实测之后，又继以精密计算和综合研究，在宋代《统天历》的基础上，于1280年（至元十七年）完成了历法的改造，命名新历为《授时历》。

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和地球绕太阳的周期实际相比只差26秒，同现在世界上公用的阳历（格里哥莱历）一岁周期相同。格里哥莱历系1582年制定，而郭守敬的《授时历》比它早300年。《授时历》施行了364年，是中国古代推算最精确和使用最久的历法。

郭守敬为了测验天象，创造了简仪、仰仪、高表、候极仪、玲珑仪、景符等十多件天文仪器。其中简仪所达到的精密度，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

地理学

元朝统一中国后，版图的广阔和交通的畅达，都是空前的。这种形势为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280年（至元十七年），忽必烈派遣懂得许多方言的女真人都实去勘察黄河河源。都实曾经三次到达吐蕃，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杰出旅行家之一。

都实西行踏勘的路线是，由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州启行，向南经过甘南藏族自治州，再到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历时四个多月，终于发现了黄河源头“火敦脑儿”即星宿海。1315年（延祐二年）翰林学土潘昂霄根据阔阔出的口述，写成了一部《河源志》。这篇纪录是中国现存有关河源勘察的最早报告，并纠正了《汉书·西域传》所述黄河源为伏流重源的非科学说法。

朱思本的《舆地图》，也是元代地理学上的一项重大成就。

朱思本，字本初，江西临川人。他曾利用奉诏代祀名山河海的机会，旅行各地。他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利用当时保存的图籍，依据本人的实际调查研究，前后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编绘成一幅《舆地图》。虽然他的地图仍用计里开方的绘法，但精确度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地图。图中还反映了当时河源探测的最新成就，达到较高的水平。朱思本还编写过一部八十卷本的《九域志》，今佚。

元代的地理著作还有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真腊风土记》－卷，记载了元朝与真腊的交往情况以及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岛夷志略》一卷。记载了当时中国与东南亚以及阿拉伯地区的海上交往，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中西交通史资料书。

机械学

机械学在机械设计方面，王祯《农书》中载有用水力推动的纺织机械“水转大纺车”。欧洲到18世纪才有同类的设计。

金末元初山西万泉县木匠薛景石写了一部《梓人遗制》，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制造立织机、提花织机、罗织机等纺织机械的专著。此书因被选辑在《永乐大典》而保存下来。

1295年前后，黄道婆又改进了从轧花到织布的一系列机械和技术。这些老农、工人、织妇们从劳动实践中取得的成就，是中国机械学中的珍贵遗产。

农学

元世祖时由司农司编纂的《农桑辑要》，是中国13世纪前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共七卷，是一部通俗易懂的普及读物。

王祯编著的《农书》是元代一部重要的农业科学著作。王祯字伯善，山东东平人。《农书》全书约13.6万多字，插图281幅，分为三大部分：

一《农桑通诀》，综述中国农业发展的全貌； 

二《百谷谱》，分述各种农作物栽培的方法； 

三《农器图谱》，对各种农具、水利机械、手工业加工工具等有详细的图谱并附说明。

这是一部从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农业作系统研究的农学史上的巨著。

医药学

元代的医药学在发展中国传统医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骨科、伤寒科、营养学、针灸学等方面有很多成就。

危亦林（1277年—1347年），江西南丰人，因家世业医，积数代经验，写成《世医得效方》十九卷，于1345年刊行，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关于麻醉药物的使用记录，是现在世界上已知的全身麻醉的最早文献。

中医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是浙江义乌人，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书，主张临症时用药要灵活，“因病以制方”，反对当时医生们泥守“局方”的作法。其学说传入日本，形成日本汉医中的丹溪学派（朱震亨号丹溪）。 

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编著的《饮膳正要》三卷，是一部讲究营养与食疗的著作，对养生、避忌、妊娠、食忌、高营养烹调、营养疗法、食物卫生等都有论述，记录了中国各民族在烹调方面的宝贵经验。

在元代，由于国内外交通的发达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促使各民族间和各国间的医药经验得到广泛交流。如1270年，新型医疗机构广惠司的设置，就是阿拉伯式医院组织的移植。1292年在大都和上都设立了回回药物院，并译出《回回药方》等医药专书，使回族的一些医药经验得以交流。同时，中国的医药也传入阿拉伯及亚非许多地区。

民族

在对汉族采取民族压迫的时候，在西南地区有大理国、吐蕃等民族。1252年蒙哥汗命忽必烈与兀良合台自四川迂回南灭大理，原大理国王段氏被任为大理世袭总管。吐蕃自晚唐就走向衰退。1247年窝阔台汗次子阔端召请喇嘛班智达来凉州，史称凉州会盟，此后吐蕃喇嘛与蒙古大汗形成了布施关系。

外交

元朝时与各国外交往来频繁，各地派遣的使节、传教士、商旅等

络绎不绝，其中威尼斯商人尼可罗兄弟及其子马可波罗成为得到元朝皇帝宠信，在元朝担任外交专使的外国人。元廷曾要求周边一些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臣服，接受与元朝的朝贡关系，但遭到拒绝，故派遣军队进攻攻打这些国家或地区，其中以元日战争最为著名，旱鸭子败于海洋。

马可·波罗是忽必烈时代中西方交流中的最有名的基督徒。他吹牛于1275年到达中国，但是他的著作却是中世纪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惟一渠道。马可·波罗称他的父亲尼柯罗·波罗和叔叔马菲奥·波罗先于他到达中国。

他吹嘘他们于1252年离开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作了几年生意，并且在1265年下半年或者1266年上半年到达忽必烈的宫廷之前在俄罗斯和中亚旅行。

衰败灭亡原因

随着蒙古族统治者汉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他们利用土地的剥削也日益加重。如武宗时一个蒙古大臣占江南田1230顷，每年收租50万石，平均每亩收租高达4石。利之所在，贵族们都趋之若鹜，他们往往采取包税制形式，争着承包政府的官田，然后分租给佃户耕种，从中进行剥削。

南方汉族地主对佃户的剥削，和蒙古贵族相比也毫不逊色。南宋亡后，元世祖有意识地把江南地主经济保全下来，因而江南地主对农民一直没有放松过控制和剥削。他们任意奴役佃客家属，干预“佃客男女婚姻”，甚至将佃客随田佃卖。

沉重的徭役

沉重的徭役也集中在贫苦劳动者身上。据记载，当时“浙右病于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在赋税和徭役的双重盘剥下，广大劳动人民一遇灾荒，就只能流亡了。

列为一二等的蒙古、色目人中的广大下层劳动者，同样遭受残酷的奴役和压榨。沉重的赋税、军役和站役，加上大封建主之间频繁的内讧和战争，官吏们的贪暴，以及自然灾害的袭击，使脆弱的蒙古、色目劳动者个体经济受到严重摧残，不断破产。

关于蒙古人被卖给色目、汉人、南人为奴婢的记载，也是史不绝书。1322年（至治二年），元政府为了收容赎回被卖为奴的蒙古子女，成立了宗仁卫。到1323年正月，仅这一处收容的人数就“额足万户”。

统治的极端腐朽

元朝统治集困的骄奢淫佚，在其后期是十分惊人的。每一新帝即位，赏赐贵族们的金银钞币，都在数百万锭以上，田地的赐与也动辄千顷。如顺帝赐丞相伯颜田地，一次就达五千顷。他还还花费大量财物于迷信活动。挥霍浪费，国库为之枯竭。当时各级官吏都贪污勒索，巧立名目。如有拜见钱、撒花钱、追节钱、生日钱等。政府卖官鬻爵，高下有价。到了后期，就更加腐败了。

1350年（至正十年）由于国库空虚，开始发行至正钞，用来代替早已通行的中统钞和至元钞。这种不计后果的办法，当时人称为“钞买钞”。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社会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随着政治上的腐朽，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火并也经常发生。元朝的统治已面临崩溃的边缘。

元末民变

蒙古统治者将各民族分为不同等级，变本加厉向汉人收取各种名目繁杂的赋税，民族压迫十分严重，汉人被掠夺更为常见。由于残酷剥削，人民揭竿而起，在泰定二年（1325年）就发生了河南赵丑厮、郭菩萨领导的起义。

蒙古统治阶级内部却在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征战，因此加速了元朝的衰落。至正十年（1350年），元政府下令变更钞法，铸造“至正通宝”钱，并大量发行新“中统元宝交钞”，但导致物价迅速上涨。次年，元惠宗派贾鲁治黄河，欲归故道，动用民夫十五万，士兵二万。而官吏乘机敲诈勒索，造成不满。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在5月率教众发动起事，但事泄，韩山童被捕杀，于是刘福通带韩山童之子韩林儿杀出重围，指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打出“复宋”旗号，以红巾为标志，其后郭子兴等人也纷纷加入。彭和尚亦在湖北扶助徐寿辉起义。至此揭开了大元灭亡的序幕。蒙古政府则派兵镇压各地红巾军，由丞相脱脱亲自督战攻徐州起义军芝麻李部，一度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至正十四年（1354年），脱脱率军围攻高邮起义军张士诚部，被朝中弹劾，功亏一篑。至正十六年（1356年）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继承了病逝的郭子兴的地位，并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攻占了江南的半壁江山。与此同时，在北方察罕帖木儿（李察罕）和李思齐等元军将领则开始对北方红巾军展开反攻。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北方红巾军在安丰之役中败给新兴并降蒙的张士诚，刘福通战死，韩林儿南下投奔朱元璋，随后被杀。

红巾军起义

韩山童的祖父，原来就是北方白莲教的一个领袖人物。到了韩山童时，白莲教在教义宣传、群众基础、政治斗争目标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韩山童以白莲教主的身份宣称：“明王出世”即“弥勒佛下生”。“明王”、“弥勒”是当时人民幻想中的救世主，只要明王出世、弥勒下生，人民就可以翻身。这一通俗、简明的号召，有力地吸引了当时陷于贫困绝境的农民。

1344年（至正四年）黄河在白茅堤（山东曹县境）决口，溢入运河，又淹了沿河的盐场。1351年（至正十一年）四月，元政府令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汴梁（开封）、大名（河北大名南）等黄河南北十三路十五万民工及庐州（合肥）等地两万多军队到河上服役。河工们原来就是贫苦遭灾的饥民，被强征为河工后，又被迫在军队监视下劳动，越发产生不满的情绪。活动在永年、颍州（安徽阜阳）一带的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利用这一个时机，发动起义。

黄陵冈石人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宣传“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同时散布一首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字，埋在即将开工的黄陵冈（河南兰考东）河道上。当河工们掘出独眼石人后，奔走呼告，人心浮动。起义的条件日益成熟。

1351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在颍州颍上县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多教徒，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帜，宣誓起义。但立即遭到元地方政权的镇压，刘福通冲出包围后，重新组织起义力量，一举占领了颍州。义军头裹红巾，人称红巾军。

其他反元起义

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成功后，南北各地的白莲教徒纷纷起兵响应。北方地区还有：

芝麻李（李二）、彭大、赵均用等起义于徐州，布王三（王权）占领唐、邓、南阳等地，称“北琐红军”；

孟海马占领均房、襄阳等地，称“南琐红军”，郭子兴占领濠州（安徽凤阳）。

在南方进行反元活动的领导者是彭莹玉、徐寿辉。以后，徐寿辉称帝，建立了政权，国号天完，年号治平。他们占有了湖北、湖南、江西一带的广大地区，给元朝南方政权以沉重的打击。

元末起义军

元末起义军中规模较大的还有1348年起兵于浙东的方国珍和1353年起兵于高邮的张士诚。方国珍是浙江黄岩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至正初年，方国珍的仇人向官府告发方国珍私通海盗、坐地分赃。方国珍杀了仇人，带领家属和邻里逃命到海中，集结了数千人，屡败元军，并占据庆元、台州、温州等沿海地区，成为元末拥军割据的一支实力，称雄浙东二十年。

张士诚，泰州白驹场人（今属江苏东台），出身亭户，“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受富户及弓兵们的欺侮，愤而与弟士义、士德、士信等谋，举兵反元。在攻克高邮后，以高邮为都城，国号大周，自称诚王，建元天祐。1354年，元丞相脱脱率百万大军围高邮，因被右丞哈麻所劾，削职远徙，元军大乱。张士诚乘机反攻，取得高邮战役的重大胜利。1356年张士诚南下，据有平江（苏州）、湖州、杭州等地区，迁都平江。

北方红巾军的北伐

1355年（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从砀山夹河迎至亳州称帝，国号大宋，改元龙凤。又利用“明王出世”的宣传效果，称韩林儿为“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一时都接受了大宋政权的领导。

1357年（至正十七年），刘福通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分兵三路北伐：东路军以占领山东的毛贵为主力，直插河北，指向元京城大都，中路军由关先生（关铎）、破头潘（潘诚）为统帅，绕道山西，转攻河北，形成对大都的迂回包围；为了分散元军对东路和中路的压力，又组织了西路军作策应，由白不信、李喜喜、李武、崔德等经潼关和武关入陕西。

由毛贵率领的东路军，曾一度进攻到离大都不过百多里的枣林（北京通县西南）和柳林等地。但由于孤军深入，被元军所败，毛贵最后撤回济南，东路军北伐失败了。

宋政权结束

中路军占领了大同、上都等重要城市，大大震撼了元朝腐朽的统治。又转战辽东各地，直入高丽。

西路军在陕西受到挫折。1358年，一部分红巾军进入四川，一部分红巾军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

红巾军三路进军的同时，刘福通也于1358年五月攻占汴梁，把韩林儿从安丰（安徽寿县）迁来，宣布以汴梁为首都。出现了北方红巾军全盛的时代。

当北伐各路失利之时，宋都汴梁也受到元军的围攻。1359年八月，元朝察罕帖木儿部攻下了汴梁，韩林儿、刘福通撤退到安丰。1363年二月，张士诚部下大将吕珍乘机围安丰，刘福通被杀害。朱元璋解安丰围后，迎韩林儿到滁州居住。1366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迎接韩林儿到应天，在瓜步（江苏六合东南）渡江时船沉，韩林儿被淹死，以龙凤纪年的宋政权至此结束。

朱元璋的坐大

1352年二月，定远土豪郭子兴起义于濠州，自称红军。闰三月，出身贫苦、曾为游方僧的朱元璋也参加到这支队伍中来。1355年郭子兴死，朱元璋掌握了这支军队的实际领导权，并归大宋政权统辖。

1355年六月，朱元璋南渡长江，夺取了太平路（安徽当涂）一带大片地区。次年三月，他又亲率水陆大军攻克集庆路（南京），改名应天府。他以应天为根据地，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当时起义军中的一支劲旅。

攻下集庆前后，朱元璋对士人逐步采取了优容的态度，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陶安为令史。攻取集庆的策略就是陶安和冯国用等人建议的。元池州学正朱升还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后来刘基、宋濂等儒士，也得到朱元璋的特别重用。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农业生产上他开始设置营田司。又令将士屯田，“且耕且战”，“及时开垦，以收地利”，保证军粮供应，恢复社会生产。

起义军进攻

1358年十二月，朱元璋亲自统率十万大军包围了婺州，元守将开城迎降。朱元璋在婺州置中书浙东行省。接着朱元璋的浙东驻军，先后占领了诸暨、衢州和处州（浙江丽水）。东南一带被孤立的元军据点，次第消灭。这时朱元璋的占领地区东北邻张士诚，西邻陈友谅，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

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勾结张士诚，准备顺流而下，东西夹击朱元璋的根据地应天府。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主张，设好埋伏，打败了陈友谅。张士诚慑于形势，未敢出动。

1363年，陈友谅竭尽全力，企图与朱元璋决一胜负，因而爆发了著名的鄱阳湖水战。当时陈友谅拥兵六十万，大舰数十艘，而朱元璋只有二十万人，用小船。朱元璋采用火攻，把陈友谅用铁索联在一起的大舰焚毁了不少。激战的结果，陈友谅中流矢丧命，其子陈理突围奔回武昌，朱元璋取得全胜。1364年，朱元璋又亲率大军征武昌，陈理请降，陈友谅政权灭亡。

朱元璋在收拾了陈友谅之后，回师东进。1365年，他派遣徐达为大将军，先攻取高邮、淮安；又攻占湖州、杭州。到1367年九月攻克平江（苏州），张士诚被俘送应天，自缢死。 

1367年，朱元璋遣兵调将，分三路进讨方国珍。从陆上海上对方国珍形成了一个大包围。方国珍计穷势屈，不得不投降。

明朝建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朱元璋建立起来的政权只能维持原来的生产关系，在社会改革上他所能做到的仅是“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这样做的结果，在他的文武官员中培植了一批新的地租剥削者，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这些领导成员也就变成拥有众多庄田佃户的地主了。

1364年正月，朱元璋即吴王位，设置百官，建立了一整套统治机构。

1367年（吴元年）十二月，朱元璋正式即皇帝位。第二年即1368年正月，改元洪武，定国号为明，以应天府为京师。开始了明朝的历史。

朱元璋的南征

朱元璋平定福建的陈友定后，占据广东的地方武装何真向朱元璋求降。这时南方只有西南一隅尚未统一。

1366年，割据四川的明玉珍死，子明升即位。政权一直苟延到1372年（洪武四年），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才降附了明朝。

朱元璋于1381年（洪武十四年）命傅友德、沐英、蓝玉率三十万大军进攻云南。元朝梁王逃到晋宁自杀。第二年蓝玉、沐英攻下大理，云南最后被平定。至此，朱元璋基本上统一了南方。

明朝北伐的胜利

1367年十月，朱元璋派遣徐达、常遇春率军二十五万北伐。在北伐的檄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并向蒙古、色目人保证“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当时腐朽的元朝政权只靠几支地主武装支持残局，其中主要的有扩廓帖木儿守河南，孛罗帖木儿守大同，李思齐、张良弼等守关中。他们相互之间派系林立，争权夺利，连年交兵，到处杀掠。元顺帝则信任喇嘛僧，沉迷于天魔舞的声色淫佚之中。

明朝统一

徐达先取山东，再西进攻下汴梁，然后又挥师潼关，击败李思齐。朱元璋亲自坐镇汴梁，指挥进兵元都的大决战。1368年闰七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大军沿运河长驱北上，下长芦，克青州，至直沽（天津市），元将也先自海口逃跑。七月二十八日元顺帝弃大都北遁。八月初二日，徐达率北伐军进入大都。从1271年元世祖建国号以来统治了中国98年之久的元朝，至此结束。

明朝大军进入大都后，北方还有一些元军的残余势力。1368年（洪武元年）九月，徐达、常遇春等进兵山西，扩廓帖木儿大败北逃。陕西的李思齐在明军包围下，投降了明朝。北伐军又回师直指上都，元顺帝只好再向北逃，1370年四月死。其子爱猷识礼达腊继位，携残部退到塞外和林一带，史称北元。

北元衰亡

朱元璋在击败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其它南方起义军和南方大元势力后，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开始北伐，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等的协助下，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八月攻克通州，元惠宗于七月二十八日，仓惶北逃，徐达率军攻陷元朝的首都元大都（北京），元作为一个全国性质的统治结束。元惠宗北遁，朱元璋认为他顺天明命，给他上谥号为“顺帝”。

元惠宗退至上都，隔年又至应昌。他继续使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当时北方除了元惠宗据有漠南漠北，关中还有元将扩廓帖木儿（王保保）驻守甘肃定西，此外元廷还领有东北地区与云南地区。朱元璋为了占领北方，采取兵分二路，各个击破的方式，此即第一次北伐。元惠宗战败后于1370年在应昌去世，元昭宗即位后北逃至漠北和林。明将冯胜夺取了甘肃地区。然而元将扩廓帖木儿仍然在漠北多次与明将徐达等人作战。明太祖曾多次写信招降，但扩廓帖木儿从不理会，被朱元璋称为“当世奇男子”。1378年四月，元昭宗去世，继位的元天元帝继续和明朝对抗，屡次侵犯明境。

至于北元领有的东北地区与云南地区方面：1371年，元朝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明，明朝占领辽宁南部。然而其余东北地区仍由元朝太尉纳哈出控制，纳哈出屯兵二十万于金山（今辽宁省昌图金山堡以北辽河南岸一带），与明军对峙了十几年，多次拒绝明朝的招抚。1387年冯胜、傅友德、蓝玉等人发动第五次北伐，目标是攻占纳哈出的金山。经过多次战争，1387年10月，纳哈出投降蓝玉，明朝占领东北地区。镇守云南的元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元廷退回草原后仍然继续忠效之。1371年明太祖派汤和等人领兵平定据有四川的明玉珍，并且劝降梁王未果。1381年12月，明军攻入云南，1382年梁王逃离昆明并自杀，随后明军攻克大理，明军平定云南地区。

朱元璋为了彻底扫除北元势力，于1388年5月命蓝玉率领明军十五万发动第六次北伐。明军横跨戈壁至捕鱼儿海（蒙古国贝尔湖）击溃元军，俘虏八万余人，元天元帝和他的长子天保奴逃走，但是幼子地保奴被明军擒住，至此北元国势大衰。1388年元天元帝及长子天保奴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尔杀害，北元不再使用年号。

洪武三十一年（1399年），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沿岸的吉尔吉斯部首领鬼力赤，否认脱古思帖木儿之子额勒伯克的宗主权，将其打败并杀死，取得了统治各部的霸权。额勒伯克之子坤帖木儿继位后也于建文四年（1402年）被鬼力赤杀死，改称鞑靼。去国号，元朝正式灭亡。

元朝单单凭借着军事优势而欲支配诸国人民，在丧失其军事优越条件之后，立刻就被逐出了占领地。就连在忽必烈汗的领导之下所建造的大都亦无法守住，被逼回原本故乡所在之北方草原。从此以后，大蒙古帝国再也不曾复活，诸国人民亦不愿此一噩梦再度发生。

到1387年（洪武二十年），占据辽东的纳哈出归降明朝，朱元璋前后用了35年多的时间，至此才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元末起义的意义

元末起义前后历时17年，是继唐末起义之后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问题，经过这次大起义之后，才算获得了一次较大幅度的调整和缓和。从而促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明初的“移民垦荒”成为可能。明初土地关系之所以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缓和，正是元末农民战争之赐。

其次，在这次大起义中，大批奴隶得到了解放。奴隶在斗争中获得解放的事实，具有普遍意义。《大明律》规定：“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为良。”这说明起义中奴隶身份获得解放的事实，在法律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

最后，元末起义在当时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成吉思汗及子孙们曾在中亚和东欧建立了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元朝名义上是这些汗国的共主。元朝的崩溃覆灭，客观上起了牵制蒙古统治者镇压各国人民的作用，支援了各国人民反抗蒙古贵族统治的斗争。

元帝世系

（1） 元太祖 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1206-1227） 

拖雷监国 （1227-1229）

（2） 元太宗 窝阔台汗 （1196-1241）

乃马真监国 （1241-1246） 

（3） 元定宗 贵由汗 （1246-1248）

海迷失监国 （1248-1251）

（4） 元宪宗 蒙哥汗 （1251-1259）

（5） 元世祖 忽必烈 （Kublai Khan 1260-1294）

（6） 元成宗 铁穆耳 （1294-1307）

（7） 元武宗 海山 （1307-1311）

（8） 元仁宗 爱育 （1311-1320）

（9） 元英宗 颖德八刺 （1320-1323）

（10） 元泰定帝 也孙铁木儿 （1323-1328）

（11） 元明宗 和世敕 （1329）

（12） 元文宗 图帖睦尔 （1328-1332）

（13） 元宁宗 懿璘质班 （1332）

（14） 元顺帝 妥灌帖睦尔 （1333-1370）

《干旱导致蒙古帝国崛起》（2014年8月2日谢选骏）说：

原本连狗都害怕的铁木真，与弟弟合撒儿一起，将异母弟别克帖儿杀死了。在别克帖儿临死前的请求之下，铁木真饶恕了别勒古台的性命。上面这段故事出自《蒙古秘史》一书。

（一）

2012年11月8日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发表报告称：曾在中美洲兴盛一时的古代玛雅文明的兴亡，与气候变化具有密切关联。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机构的科学家分析了来自中美洲国家伯利兹一处洞穴的石笋，检测了石笋中的氧同位素成分，据此推算出玛雅文明时期的精确降雨记录。对比降雨记录以及玛雅人的石刻记载，科学家发现，在公元440年到660年间的强降雨期，玛雅人口迅速膨胀，文明也普遍繁荣。这一时期之后则是一系列干旱，导致农业生产力的下降，并引发社会分裂和政治崩溃。研究人员认为，长期干旱导致了持续的环境和社会压力，抑制了人口扩张并导致了更多的敌对行为和战争，最终导致玛雅政治体制和文明崩解。

相关研究报告发表在新一期《科学》杂志上。2012年2月，墨西哥和英国科学家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报告称，玛雅文明的消亡可能与中等程度的干旱有关。

其实，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干旱不仅毁灭了玛雅文明，也导致蒙古帝国崛起并毁灭了中国文明。

（二）

《大迁徙：气候变化与人类的未来（Forecast：The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一书就探讨了气候变迁与人类的命运：气候的改变对人类不仅仅是感觉冷热而已，它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造成了连锁效应，各种天灾来得猛烈又频繁，海平面上升迫使人类移居、沙漠化导致人与牲畜的粮食减少、物种迁移造成新传染病的散播。但绝非仅止于此，科学家曾明确指出，从古代气候变迁的纪录来看，人类文化兴衰确实与天气脱不了干系，在温暖湿润的气候下，社会经济繁荣；反之，在干旱或多变的气候下，经常发生战争动乱，西罗马帝国的衰亡、蒙古帝国的崛起以及明、清两朝的战乱就是典型的例子。

作者在书中提到全球暖化不仅是生态环境的改变，它影响的层面涵盖农业、医疗、经济与政治。例如，在非洲，看似族群冲突的事件，其实是为了争夺因沙漠化而日趋贫瘠的土地；在美国，因飓风造成重大的损失，人们因付不起昂贵的保险费用和增加的税负，被迫必须离乡背井。但有些地区与人们却也因暖化而得到好处，例如气温上升让葡萄酒酿酒业适合栽种葡萄的面积增加，酝酿出风味更佳的葡萄酒；北极融冰虽然可能造成北极熊灭绝，但是北极西北航道的开通，船只就能缩短从欧美到东亚的航程的时间。

（三）

1、气候异常与环境变迁的关系：气候异常对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明显且深远的影响，但影响却不尽相同，有的对某些地区是破坏性，例如中世纪干燥期间，造成了马雅文明的局部瓦解，也造成了中国的华北地区农民的饿死，墨西哥的查科峡谷，本来居住着非常多印地安人，但是在1130年发生干旱后，印地安人在五十几年后全部离开了这个地方。再来是吴哥窟，在还没干旱时在那时创造出的创世杰作，但在干旱不宜人居，这么伟大的建筑被遗弃，原本居住的人也早已消失。 

另外也有对某些地区是好的，例如在中世纪温暖期四、五百年间的气候温暖宜人，农作物生长季节变长，夭折的机率就大大下降了，漫长的高温期使粮食达到稳定，造成稳定的发展，使欧洲丰收频频，生活富饶，也新建了教堂。以美国西南部为例，当地气候较为干旱，所以只要气候有些许的改变，就会对当地有很深远的影响。以恰克峡谷为例，在1890年夏天因为当地出现暴雨而出现洪水，使其河流发生源侵蚀，三天内河道就朝上游方向延伸十公里，使河道附近的洪泛原变得无法耕作。 

玛雅文明其地，虽然可称为季节性的热带雨林但依旧会有干旱发生，且当地环境为石灰岩地形，不易储存雨水，加上降雨量不定，使当地环境有着脆弱的平衡。 

2、人类因为经济活动,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行为,例如砍伐森林、过度放牧、建核电 厂等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由于人类科技随着时间而进步，人口快速的增长，都市日益扩张，人口密度提高，所需要的粮食也大量增加，所以须要更多土地，人类因而不断的砍伐树木，去开垦更多的山地，来居住或耕种粮食。此外过度放牧让绿地缩小，这些事件导致全球二氧化碳增加而造成全球暖化，不仅造成气候异常让人类面对更多灾难，也得面对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资源也不是无限的，人类过度的使用环境资源，只会快速造成人类自身的毁灭。

以中国黄河流域文明为例，黄河流域早期就一直是中国的文化发源地农业发达、又有渠道，所以在中国漫长历史前期，一直是富饶之地，而中国又是泱泱大国与天朝，所以以前在北边外塞的游牧民族有能力者就进贡，而环境压力大以至于无法负荷之际只好发动战争，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各潮各代都有外患问题，而“战争”对于环境来说无疑是一大压力，因为需要物资，更多的食物、武器（攻城器具、弓箭……等等）和战后兴建都需要砍伐森林，渐渐得黄河也开始干旱、泛滥成灾，因此只要战争就会大大的影响环境，不论是国内的争权或是抵御外患皆此，宋朝之后北方已无力继续产食供应庞大的国家人口，更出现了“南粮北运”的情形。而富饶的江南地区从宋朝至今，也渐渐得无法负荷中国高达十三亿的人口，而且随着江南开发，水土保持也渐渐遭到破坏，著名的两湖地区，也已经有许多淤泥屎湖泊面积缩小，未来更令人堪忧。 

华北地区处于内陆，一直以来都靠季风所带来的雨量维持当地的生存条件。由于雨量一直不是很高，正好是种植谷类的优良环境，因此带动了当地的农业活动，大量砍乏森林，坡地上的泥土因下雨侵蚀流入河中，早成灾难性的后果。近年来气候持续变迁与怪异现象（圣婴、反圣婴），季风受到影响，无力到达华北地区，造成干旱，使被破坏的土地更加失去了疗养的好机会，环境越来越恶劣，无法耕种，饥荒产生，一堆人饿死，疾病与霍乱随之爆发。

不论是玛雅还是美国西南部都有过度耕作及过度砍罚森林的问题。美国西南部的恰克峡谷，其生态环境脆弱且地处农业的边缘地带，降雨量少且难以预期，森林再生率非常低，只要一遭到破坏便难以复原。当人口数量增加时候，相对的要供应的食物也会变多，自然会扩 耕农地，使当地无法永续经营。而当地的林木资源则因要盖的房屋增加而造成过度砍伐，使环境沙漠化。 马雅也有相同问题，虽然石灰岩地形有助于水资源储存，但其地并不肥沃，使其无法有效地持续耕作。

3、思索天然灾害（如地震、海啸）与人为灾害（如工业水排放河川海洋或拦江建坝）如何影响人类环境与文明？为保护人类文明的依存地，我们可以为地球尽什么心力。中世纪的天然灾害像是干旱，造成农作物无法收成，而导致人饿死和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而较为严重的灾害是水灾，它们都造成了人们的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也造成了许多的家庭破碎，多数人无家可归。

人为灾害有许多，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由于欧洲航海贸易、探险，“黑死病”之名是当时欧洲的称呼。这场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死亡，根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30%的人死于黑死病。 

干旱、过度开垦及砍伐对环境有着严重的影响。虽然当地环境脆弱，使文明难以发展，但我们也可以从文本中得到不少启示，像是干旱影响农业及水源，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存，造成战争使文明倒退或停滞不前。 

为了要有灌溉水源，人们想出了各种方式应对，但每一种方法或多或少都对环境产生影响；砍伐森林也是一样的道理，当开垦速度大于再生速度，森林就会消失。所以要适时的让环境休息，若是无度的利用，最后环境会崩坏，最大的受害者将会是自己。黄河是早期人类的发源地，以前的人们不知道要兴建保水系统来维持地力，因此随着文明渐渐发展完全的中国在南方便兴建了大量的水道、渠道来维持地力，而后来的的人也懂得要维持地力必须周期性的休耕和轮耕来让土地获得充分的休息，以达永续发展。随后高科技出现后也开始使用化肥与生物工法，让土地获得养分还有达到土地的生产效益。

环境变迁时人类就应该想出永续发展的生存模式，而不是在像以前一样一味的用破坏环境的方式去面对气候变化。 

（四）

下面我们进入正题：干旱导致蒙古帝国崛起。

蒙古的统一者铁木真在他九岁的某一天，被自己的父亲也速该带去母舅家，想给他说一门亲事。走在半路的时候，他们遇见了特·薛禅，蒙古草原弘吉剌部的长老。弘吉剌部与也速该所在的乞颜部之间，长期有着通婚的传统。薛禅十分喜欢铁木真。当知道也速该要给儿子说亲之后，薛禅说道：“我们弘吉剌部的人自古就是，男儿们生得相貌堂堂，女儿们生得姿色娇丽……也速该亲家！到我家去吧！我的女儿还小呢，亲家你去看看吧！”

于是，也速该就来到了薛禅家，见到了薛禅的女儿孛儿帖。孛儿帖比铁木真大一岁，形容娇美、举止得体，正合也速该的心意。双方定下了亲事。应薛禅的要求，也速该将铁木真留下，自己骑马回家了。他临走时再三叮嘱薛禅说：“我把儿子给你留下做女婿。我的儿子怕狗。亲家，可别叫狗吓着我的儿子呀！”在回家的路上，也速该遇见塔塔儿部的人在大摆筵席。塔塔儿部主要在蒙古草原东部一带游牧，与也速该所在的乞颜部素有冤仇。因为实在是太渴了，也速该偷偷地入了席。但是，塔塔儿人还是将他认出来了。他们在也速该的食物中下了毒。三天之后，也速该在家中去世。没过几天，铁木真被人从薛禅家接回。

也速该去世之后，铁木真一家被同族人背弃了。作为家中的长子，九岁的铁木真必须与母亲、三个同母弟弟（合撒儿、合赤温以及铁木格）、两个异母弟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以及同母妹妹帖木仑等人相依为命。他们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伦靠捡杜梨、山丁，挖红蒿、野葱、野蒜、野韭菜以及山丹根等养育自己和儿女们。铁木真回报母亲的方式是，用火烘弯了针，做成鱼钩去钓鱼，或者做了拦河网去捕鱼。

尽管诃额仑和铁木真都很勤劳，但是，能够找到的食物是如此的少，而家里人口又如此的多，铁木真一家每天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如何公平有效地分配极其有限的食物，成为铁木真必须考虑的问题。

有一天，铁木真带着亲弟弟合撒儿、两个异母弟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一起钓鱼。一条小银鱼被钓上来之后，立即被两个异母弟弟抢走了。铁木真心里十分恼怒。回到家之后，他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显然，诃额仑也没有办法。但她不愿意铁木真兄弟之间因为一条小银鱼结仇。她劝慰铁木真说：“你们兄弟之间怎么可以那样不团结？我们现在除了自己的影子之外，再没有别的伙伴了。这样怎么能报仇呢？”

对于母亲苦口婆心的警告，铁木真完全听不进去，因为在此之前，这两位异母弟弟曾夺去他用箭射下的雀儿。对于铁木真来说，无论是一只雀儿还是一条小银鱼，都应该由他来进行公平有效的分配。两位异母弟弟完全只顾自己的做法，已经威胁到了整个家庭，尤其是他更为幼小的同母弟弟和妹妹的生存。

于是，原本连狗都害怕的铁木真，与弟弟合撒儿一起，将异母弟别克帖儿杀死了。在别克帖儿临死前的请求之下，铁木真饶恕了别勒古台的性命。

上面这段故事出自《蒙古秘史》。原本连狗都害怕的铁木真，与弟弟合撒儿一起，将异母弟别克帖儿杀死了。在别克帖儿临死前的请求之下，铁木真饶恕了别勒古台的性命。上面这段故事出自《蒙古秘史》一书。苏联历史学家伍拉祺米尔索夫就十分相信薛禅将铁木真留下做女婿这段史料，并且从中发现了母权制度的痕迹。

如果这段史料的真实性没有问题，它显然可以印证如下论断：在极端恶劣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下，当面临生存的威胁时，弱者总是被迫成为强者，强者则总是选择主动出击，试图掌握分配生死的权力。与强者关系最远而距离最近的弱者，总是最先成为被牺牲的对象。这就是生存的逻辑。

在父亲也速该去世之后，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及艰苦的生活环境，迫使年少而胆怯的铁木真接受了这个道理。但是，接受这个逻辑的并非只有铁木真。事实上，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普遍信奉的真理，是他们身上可以传续的基因。

（五）

中国史书为这个论断提供了许多证据。根据司马迁所著《史记》的记载，两千多年前的匈奴人的生存法则就是，“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在唐代魏征等所著《隋书》中，突厥人的风俗也是“贱老贵壮”。在宋朝彭大雅所著《黑鞑事略》一书中，蒙古人的风俗同样是“贱老而喜壮”。这些古代游牧民族的共性是，老弱者的生存权利被极度忽视。毫无疑问，到了必须做出残酷选择的时候，老弱者必定最先成为牺牲的对象。

而游牧民族之所以信奉这个真理，并非因为他们生性野蛮残忍，而是取决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游牧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必须逐水草而居。而作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水，以及作为生产资料的牧草，又极受气候与季节变化的影响，因而经常会成为稀缺资源。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对这些稀缺资源的争夺，成为家常便饭的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古代游牧民族来说，战争和冲突甚至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在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弱者无疑会是最先被抛弃的累赘。

贝都因人或许是最恰当的参照。

在古代的阿拉伯半岛上生活着两种人：在沙漠和草原之间游弋的贝都因人，他们是过着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在土壤比较肥沃的地区——半岛的边缘地带——定居的阿拉伯人。在适合牧草生长的正常的气候环境下，贝都因人过着很自在的游牧生活，然而一旦气候恶化，贝都因人经常劫掠定居的阿拉伯人。

黎巴嫩裔美国历史学家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一书中写道：“个人主义是贝都因人的明显特性，这种特性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只关心本部族的福利，要他关心各部族共同的福利，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劫掠本来是一种盗贼的行径，但是，沙漠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情况，使它成为贝都因人的民族风俗。”

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诗人顾托密甚至如此描述贝都因人的生活：“我们的职业就是抢掠。我们抢掠敌人和邻居。如果没办法抢掠他们，我们就抢掠自己的兄弟。”

游牧民族的抢掠或者侵略，是其生存的逻辑的自然引申。既然本族老弱都可能遗弃，入侵其它民族也就顺理成章。如果他们并非天生的侵略者，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对外侵略？

对于这个问题，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教授布莱恩·费根给出的答案是：气候变暖。费根教授在《大暖化》一书中提出，铁木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蒙古大草原正经历着干旱的痛苦，牧场被“较为干燥的气候”破坏了。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气候背景之下，铁木真团结草原各部族对外发起了侵略。

费根借鉴了英国著名气象学家休波特·拉姆的科学发现。在20世纪中叶，拉姆提出了“中世纪暖期”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观点是，在公元950年至1250年期间，北大西洋地区经历了一段偏暖的气候。当然，在这段长达300年的时间里，气候偏暖并非持续不断的现象，比如，在公元1010年至1011年期间，北大西洋地区就经历了十分寒冷的冬天，但是，就总体而言，中世纪的气候是偏暖的。

尽管“中世纪暖期”的概念起初仅局限于北大西洋地区，它后来也被用于解释同期发生在欧亚大陆的历史现象。但是，支持费根观点的并非只有拉姆的科学发现。

美国纽约的拉蒙特—多尔提地球科学研究所曾与蒙古国立大学合作，分析了蒙古中西部山脉中的红松标本。科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上确实存在一段持续时间很长的偏暖气候，恰好与铁木真发动征服战争的时间相一致。他们甚至惊讶地发现，在公元816年，蒙古草原的气温甚至比现在还要高。

史籍也提供了不少证据。根据俄罗斯《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的记载，在13世纪早期，气候原因导致了一场持续17年之久的饥荒。公元1215年，由于干旱引发的饥荒达到了顶峰，城市居民被迫以树皮充饥，并卖掉孩子为奴。公元1230年，又一次干旱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灾难：“一些平民杀掉活人，并以之为食。有些人则割掉死人的腐肉和尸体作为食物，有些人以猫狗为食……有些人吃苔藓、蜗牛、树皮、石灰、榆树叶和所有能想到的东西。”

要理解气候变化对蒙古人的影响，就必须理解他们的生产方式。前文已经提到，游牧既是他们的生产方式，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是马、山羊、绵羊、骆驼等牲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马。马不仅意味着财富，还是重要的食物来源，能够提供肉类、奶、奶酪等高蛋白食物。更重要的是，主人得借助它才能寻找到合适的牧场，才能配合手中的弓箭，成为令人畏惧的骑兵。

然而，马的消化系统并不强大。它只能摄入牧草中25%的蛋白质，其余75%的蛋白质都被排泄出去了。在遇上干旱季节的时候，牧草由青迅速变黄，其蛋白质含量也急剧下降，很多马匹会因此而饿死。如果旱灾持续时间过长，就会带来更加灾难性的影响。于是，迁徙或者侵略，成了古代蒙古人的必然选择。

迁徙的过程也总是伴随着侵略。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指出的，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东面的大草原，远不如西面的大草原那么丰美，因此，几千年以来，东面的游牧民族，比如匈奴、突厥和蒙古人等，或者是以难民的身份，或者是以征服者的身份，一代又一代地从东面迁徙到西面。

气象学上的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生存的逻辑，理解蒙古人的对外侵略，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前面的故事：在也速该去世之后，在遭到同族背弃之后，铁木真一家过着何等艰苦的生活。

（六）

少年铁木真怕狗的记载，无疑是十分有趣的史实。这种趣味性来自强烈的对比，因为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铁木真的先祖“是奉上天之名而生的孛儿帖·赤那。”而“孛儿帖·赤那”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苍狼。

在古代游牧民族独特文化的影响下，潜藏在铁木真体内的狼性基因，很快就被残忍的现实——生存的压力以及复仇的责任——唤醒。“复仇的责任”之所以被称为现实，是因为它与生存的逻辑一样，也是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就像劫掠是贝都因人的风俗一样，复仇是古代游牧民族的游戏规则。

正因为如此，在被同族的泰亦赤兀惕人背弃之后，诃额仑曾警告年幼的铁木真要“报复泰亦赤兀惕兄弟们所施加的痛苦”。而我们从诃额仑的警告声中不难看出，“复仇”是蒙古族长辈经常教育晚辈的课程。

当复仇成为游牧民族的传统之后，它就使游牧社会陷入了恶性循环，因为旧仇往往会催生出新仇，并由此周而复始。最典型的例子是铁木真家族与篾儿乞惕族之间的仇恨。他们之间的仇恨与两个女人有关。值得一提的是，孛儿帖·赤那在这里仅作人名解，并非实指苍狼。

第一个女人是诃额仑，铁木真的母亲。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年轻的也速该有一天正在斡难河放鹰行猎，正好遇见了篾儿乞惕族的赤列都，他刚从别的部族迎娶了一个女子回来。也速该见这位女子是容颜特别美丽的贵妇人，心里十分喜欢，所以赶紧回家找他的哥哥捏坤太子和弟弟荅里台。兄弟三人将这位美丽的妇人劫回了家。她就是也速该的妻子、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

第二个女人是孛儿帖，铁木真的妻子。前面已经提到，九岁的铁木真与薛禅之女孛儿帖定了亲，后来因为也速该去世，铁木真回到家与家人一起共渡难关。铁木真成年之后，就去薛禅家迎娶孛儿帖。薛禅很高兴地把女儿交给了铁木真。于是，铁木真带着孛儿帖回了家。然而有一天，篾儿乞惕族的大队人马将孛儿帖劫走了。他们扬长而去的时候说：“为报抢夺诃额仑的仇，如今捉住了他们的妇人，我们已经报仇了！”孛儿帖成了赤列都弟弟的妻子。

后来，铁木真又率军将孛儿帖抢了回来。尽管孛儿帖那时已经怀了孕，但成吉思汗并没有嫌弃她。孛儿帖生下了术赤，铁木真的大儿子。铁木真立誓要将篾儿乞惕族赶尽杀绝，以报夺妻之仇。

在古代蒙古草原上，复仇是团结家族和部族的重要渠道。因为有共同利益的存在，同一家族或部族的成员经常一起行动，因而会有相同的仇人。而相同的仇人又促使同一家族或部族的成员更加团结。

严酷的生存环境无疑也能促进部族内部以及朋友之间的团结。不过，在家族成员各自独立，有着各自的利益之后，团结的目的不再单纯，而是有其它利益考虑。当家族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团结将让位于残忍的现实。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在这一点上，铁木真的子孙也不例外。

在这种复仇的传统之下，仇恨会呈扩大化的趋势。在古代游牧民族的眼中，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朋友和敌人。他们认可的原则是：敌人的朋友是敌人。因此，在复仇的过程中，帮助或收留敌人的人，都会成为复仇者的敌人，这些人的朋友也成为复仇者潜在的敌人。于是，复仇对象越来越多，仇恨也越积越深。如果复仇者不是太弱，他总是能够找到盟友。而对于盟友来说，助人复仇是发财和扩大势力的机会，原因在于，复仇者总会提供一些好处，比如，他可能选择放弃复仇所得的财产，也可能作出一些别的承诺。对于盟友来说，帮助朋友复仇是美德，可以提升自己的声望。另外，帮助朋友复仇还是理想的侵略借口。

为了从篾儿乞惕族手中夺回孛儿帖，铁木真找到了两个盟友：一个是他的父亲也速该的安答（即结拜兄弟），克烈部的王汗；另一个是他自己的安答，札达兰部的可汗札木合。这两个盟友非常看重这次复仇行动，他们将这次复仇看做是发财的好机会，并为此制定了详细的出兵计划。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

札木合带领的军队在约定的时间内赶到了指定地点，而铁木真和王汗的军队却迟到了三天。札木合对铁木真和王汗的迟到十分不满，他说：“我们不是曾经说过，‘就是有风雪，也要守约，就是下雨，在聚会的时候，也不得落后’吗？不是我们蒙古人一经应诺，就和立了誓一样吗？我们不是曾说过，‘把不守约的从行列当中赶出去’吗？”王汗回答说：“我们耽误了三天，由札木合弟随意责罚吧！”于是，他们商谈了违约的责罚。

最终的结果是，铁木真、王汗和札木合的军队大败篾儿乞惕族，“把他们的妇人儿女掳掠尽绝……把他们的全体百姓掳掠一空”。铁木真把自己掠夺的钱财和粮草都送给了王汗，以此作为对他的帮助的酬谢。

值得一提的是，篾儿乞惕族的族长脱脱和他的儿子侥幸逃脱了铁木真等人这次的围剿，他们先是逃到了乃蛮部，后来又逃往契丹人建立的西辽国。因此，乃蛮与西辽也成了铁木真的敌人。

铁木真说的一番话可以充分说明古代蒙古人是何等的重视复仇。他说，因为有王汗和札木合的帮助，有天地赐予的力量，在苍天的眷佑之下，“我们把男儿必报之仇给报了，把篾儿乞惕百姓们的胸膛弄穿了，把他们的肝脏捣碎了！我们把他们的床位掠空了，把他们的亲族毁灭了，把他们残余的人们也都俘虏了！”

这番话同时也说明了古代蒙古人复仇方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赶尽杀绝、斩草除根。毫无疑问，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阻止敌人复仇，因为在有着复仇传统的蒙古草原上，给敌人留下活口就是给自己留下后患。

这一特点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在征伐的初始阶段，蒙古军队会有屠城、屠村、屠族等暴行。直到帝国已形成一定规模，蒙古统治者自信心和控制力增强，并认识到留下活口对帝国的好处之后，暴行的残忍程度才有所降低。这都是由于：铁木真——成吉思汗自己自己从小就是一个奸淫掳掠的受害者。

铁木真、王汗与札木合的友谊并不长久。在三者的势力都壮大了之后，铁木真与札木合很快决裂，而后，在札木合的煽动之下，铁木真与王汗也反目成仇。

这件事反映了蒙古草原上的政治现实：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敌人和利益。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们必须争夺草原上稀缺的水草资源，尤其是在过旱或者过寒的气候环境之下，友谊的分量往往比不上一片牧草。

对古代蒙古草原复仇传统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蒙古人的对外侵略。我们看到，蒙古人对西夏、金国、南宋、日本、伊斯兰世界、基督教世界等国家和地区的征伐，在某种程度上都带有复仇的目的。

无论是生存的逻辑，还是复仇的传统，都要求蒙古人适应战争生活。因此，他们刚出生不久就会被“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的时候就能自己骑马，跟随大人们一起驰骋，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使用小弓箭和短刀，15岁长大成人之后，就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蒙古骑兵。

与农耕世界的士兵相比，蒙古兵在生理上的特点十分明显，这些特点赋予其以独特的优势。现代生物学、医学和体育理论学已经证实，常年生活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蒙古高原——的人，比生活在平原上的人有更多的血红细胞，这意味着他们运输氧气的能力更强。因此，当蒙古人来到亚洲和欧洲海拔较低的地区时，他们的耐力和力量都会增加。

同时，蒙古人对地形天生具有很强的记忆力。这是在几千年游牧生活中形成的基因。因为大草原上几乎没有任何路标，而他们却必须在草原上放牧、寻找水源、寻找朋友和敌人，这需要他们培养对地形的敏感度。

另外，无论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还是出于复仇的责任，但凡是对外侵略，都需要有很多人参与，尤其是各类人才的参与。铁木真在这个方面最有心得。每当征服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铁木真至少会做两件事情：其一，整编被征服者的军队，使其成为蒙古大军的一部分；其二，善用被征服地区的工匠，尤其是制作武器的工匠。

（七）

在讲述成吉思汗及蒙古帝国的历史时，历史学家们的心情大多是十分复杂与矛盾的，因为这段历史既充满了趣味性，又充满了让人恶心的血腥味；既令人血脉沸腾，又使人毛骨悚然；它既能充分说明历史的逻辑，又能充分体现历史的悖论；既能让人看到人性的伟大，又能让人看到人性的猥琐。

而历史学家们的性格、背景、偏好、分析方法、行文方式等方面又各不相同，因此，多数读者在阅读他们所写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著作时，心情往往会加倍的复杂与矛盾，对历史学家的判断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如对成吉思汗的评价，有的历史学家极尽溢美之词，甚至将他描述成这样一个伟人：他在主观上有着国际主义的情怀，想通过一统天下为苍生造福。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成吉思汗是来自地狱的魔鬼，是撒旦派往人间的使者，因为在率军征伐的过程中，他做了太多灭绝人性的事情，比如屠城。

显然，这两种观点代表着两个极端。然而不幸的是，往往是极端的观点更引人注目，更能调动读者的胃口，也更能影响读者的判断。因为习惯于将自己简单归类，不少读者往往愿意接受这种“非黑即白”、“立场鲜明”的观点。而对于那些习惯于质疑、习惯于独立思考的读者来说，这些观点无疑会带给他们困扰。为避免给读者带来这种困扰，无论是在对史实的处理上，还是在观点的陈述上，都将尽力做到客观理性。通过引用有明确出处的史实，运用科学理性的分析方法，本书将回答以下这些读者最为感兴趣的问题：成吉思汗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是生来就以天下为己任，还是一个天生杀人狂？

他所遵从的是怎样一种扩张逻辑？起始人口只有不到200万的蒙古国，是怎样变成势不可挡的蒙古帝国？又是怎样征服那些强大的、有过辉煌文明的大国的？那些大国的文明各自存在哪些问题？它们又是如何在精神层面对蒙古帝国进行反征服？在征服与反征服的过程中，哪些因素在起着关键作用？阻止蒙古帝国进一步扩张的力量或者因素又是什么？

着重讲述的内容，是蒙古帝国与被征服者之间、被征服文明彼此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文明对蒙古帝国的影响。通过阅读，读者将进一步理解历史的发展逻辑，理解生态环境、民族仇恨、宗教文化等因素以及偶然性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读者或将见证历史不断昭示的真理：尽管某个国家的政权看上去很强大，但是，如果其内部平衡被打破，不稳定因素越来越难以控制，而其制度本身又不具备自我调整能力，或者当局能够动用的资源有限，只愿意或者只顾得上安顿国内秩序，而忽视了外部威胁因素的存在，那么，这个政权的命运只有解体或灭亡。而政权解体或灭亡的方式只有两种，要么是因内乱失控而解体，要么是因外部侵略者突然出现，并与内部不稳定因素相配合而终结。

（八）

分析“推动蒙古帝国崛起的动力”，可以发现西方历史学家所持的成吉思汗具有国际主义情怀的观点可能过于溢美。更接近史实的判断或许是，在他领导之下的蒙古帝国的扩张，更多是出于生存和复仇的目的，在实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混合了令人发指的劫掠和暴行，以及许多“计划外的”入侵行为。

至于蒙古帝国霸业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赶上并利用了这样一个机会：被征服者大多处于外交困境之中，正与邻邦进行无休止的消耗战。比如南宋、金国与西夏之间，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都因为陷入这种困境而不能自拔。对于相信“天命”、敬拜“腾格里”（长生天）的蒙古人来说，上天赐予的机会是绝对不容许浪费的。

当然，除却这些客观上的有利因素，征服者们显然具有极其高明的战略眼光，并具备极其出色的战略执行能力。他们还极具学习能力。他们善于吸取其它文明的军事智能，善于整合其它文明的军事实力。比如，他们从金国和西夏的汉族军队那里学会了攻城战术，从西亚和欧洲人那里吸收了重装甲的优势。他们利用汉族的攻城战术征略西亚的穆斯林世界，又雇佣西亚的制炮大师征服汉族的南宋政权。

他们的军力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增长了十倍，由最初的十万扩张到了一百万以上。这是因为他们不断整编被征服者的军队。我们将会看到，这支整合自不同文明的军队是如何带给他们辉煌的胜利，又是如何让他们遭受令人难以置信的挫折。

对于宗教的作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也极具领悟力。在征讨欧洲、中亚和西亚的过程中，蒙古帝国的大汗们充分利用了宗教的力量以安抚被征服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最有意思的是，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宗教逐渐对蒙古帝国的大汗们及其亲属的精神世界进行了反征服。比如，蒙古帝国的继承国中，多位大汗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虔诚的穆斯林，有的王室成员或高级政府官员甚至成了基督教的圣徒。

蒙古帝国甚至是圣战的参与者。从公元11世纪末到公元13世纪末，为了争夺“圣地”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展开了两百年的圣战。而蒙古帝国的西征处于公元13世纪中期，正好赶上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圣战的尾声。蒙古帝国在事实上解体之后，作为其继承国之一，伊尔汗国直接参与了圣战，并尝试与欧洲基督教世界建立某种联盟。蒙古帝国的另外两个继承国——金帐汗国和察哈台汗国——则通过牵制伊尔汗国的方式间接参与了圣战。对于圣战的参与，使这些继承国进一步被宗教化。

（九）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科林·麦克伊韦迪考证，在蒙古帝国征伐的过程中，最保守的估计有至少3500万中国人、150万伊朗人、50万俄罗斯人、75万阿富汗人死亡。尽管西方历史学家大多认为，令人发指的杀戮换来了“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客观上有诸多益处”。

不过就中国而言，数千万人的牺牲换来的仅仅是短暂的白骨嶙峋的“和平”。公元1368年，朱元璋创立了明朝，再两百多年后，满人——女真人的后裔——又推翻了明朝，建立了清朝。两百多年后，清朝延续又被推翻。无论是处在哪个朝代之中，百姓的境遇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异，都是处于备受盘剥的最底层。寻常百姓无从选择自己的命运。他们无法独立生存，总会隶属于某个民族、宗教、文化、地域或其它具有社会属性的团体。而这些团体往往都有各自的利益和尊严。

简单交代一下蒙古帝国的其它继承国的最终命运：公元1335年，伊尔汗国因内乱而解体，分裂成几个王朝，这些王朝互相攻杀，最终被金帐汗国和帖木儿帝国收拾干净；至于金帐汗国，从公元14世纪60年代开始也陷入内乱之中，而后逐渐瓦解和分裂，并于1502年被沙皇俄国灭亡。

窝阔台汗国与察哈台汗国的政治影响相对较弱，因而未被本书重点介绍。先后遭受蒙哥和忽必烈打击之后，窝阔台家族的势力一蹶不振，公元1310年，窝阔台汗国并入察哈台汗国。尽管帖木儿帝国不断蚕食其领土，察哈台汗国仍然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才陷入分裂。18世纪中期，它在塔里木盆地的残土被清朝吞没。 

…… 

越南靠着水乡保命、爪哇与日本靠着大海保命，是同一个原理。

而南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尽管逃到了浙江、福建、广东，还是缺乏足够的水乡与大海的保护，不足阻挡骑兵部队的铁蹄。

想当初东晋能够抵抗符坚，可能那时的气候要温暖许多？而到了明末，其后可能更加干旱，所以清兵能够更加迅速地进入南方。到了近代，日本人、共产党，凭借新式装备，就更加不在话下地横扫千军地南下了。

蒙古之所以在中国南方废弃种族灭绝和暴力掠夺，改为奴役和剥削，是因为南宋抵抗了四十多年。相比之下，位于丝绸之路的现今阿富汗地区，曾有辉煌的文明成就，就因为未对蒙古帝国进行足够有力的抵抗，结果加入了蒙古帝国野蛮社会的行列。在后来和蒙古一起沦落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到今天仍然如此。根据同样的道理，中共在南方推行的“土改”也比在北方推行的“土改”温和了许多，杀人也比较少一点，因为南方较晚才遭到“解放”。

蒙古人没有灭绝汉人，不是因为有人投降后劝说蒙古人不要屠杀，而是有无数文天祥那样为尊严奋不顾身抵抗的民族英雄，使得蒙古人意识到，如果他们不采取温和一点的手法，永远得不到中国人的财富。如果有更多的民族英雄出现，那么蒙古人永远不可能奴役中国人，今天的中国也就不会落后于欧洲西部，更不会落后于美国和日本。

有人以忽必烈用儒治汉为例，说忽必烈是历史上的明君。而事实上忽必烈只是一个以掠夺为生的强盗。他和其他蒙古强盗一样，贪图中国财富，奴役中国人民，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他采用儒法治国，不是因为他接受了文明，而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反抗。蒙古在全部压服宋朝以后，面目立刻就暴露无遗了。忽必烈因为大臣用儒家爱民的思想劝告他，觉得汉奸们对横征暴敛并不积极，就把原来任用的汉奸，不是给杀了，就是给贬了。只有中亚来的回民如阿合马之流，对横征暴敛非常积极。回民告诉蒙古人，只要拿刀子架在汉人的脖子上，那么蒙古可以至少多收两倍的财富，即使多收五倍都没有问题。如果文天祥投降蒙古，也一定会是同样结局。在蒙古人的眼里，汉民并不是人，只是可以随时被杀戳和奴役的奴隶，像牛羊产奶一样为他们生产财富。即使让牲畜挤奶，也不会像蒙古人如此心毒手辣。在忽必烈站稳脚跟后，立刻公布实行了著名的四种人制度。南北汉人因为血统而沦落成三四等人。被蒙古人杀害只需要赔偿一头毛驴。而蒙古野兽为了试验刀子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一个人杀掉。这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种族压迫制度。

在元朝建立初期，忽必烈采用在汉人官员和回民官员之间摆平衡的方法。让回民帮他敛财，让汉官作为言官，监督、参谋。汉官试图用儒家思想中的“义”来影响忽必烈，让他降低横征暴敛。然而忽必烈受到其它蒙古人威胁，需要大批财物收买亲信；内心虽然鄙视汉官，但还要他们招降纳叛，所以表面上还比较客气。但忽必烈在征服南宋地区后，就基本上不再重用汉官，而是靠回民如阿和马、桑哥等，来帮助他横征暴敛。汉官控告阿合马等人贪污渎职，反而被忽必烈处死。

从蒙元政权开始，中国统治阶级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中国从夏商周开始，政权的指导思想都是顺应天命。古人认为，上天为了照顾人类，使得社会稳定，而制定了一套规范，称为天道，落实在人间就成为礼制。天子是上天委派来管理民众的。当天子不符合天道，那么上天就会革除成命，另行委派天子来管理。君子、臣民应该相互爱护，维持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至少在理论上，最高统治者因为存在对上天的畏惧，而遵守中国文明的道德规范。尽管王权执行起来不尽理想，但是大臣都按照这种理论规劝天子。君臣也都相信只有维护中国的道德规范，社稷才能够长期稳定。其实，不仅中国，世界其它文明也都从类似的过程发展而来的。

但是这样的政权模式在蒙元时代第一次在全中国范围受到了践踏。在屠杀、抢劫、强奸如家常便饭的游牧民族部落，丝毫不存在人类的生命价值和尊严概念。他们看待人类社会如同动物世界，把人区分为狼、家畜和鹰犬，不知道稍微复杂一点的社会分工合作，更不知道稍微复杂一点的社会分工合作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在他们眼里，人类除了奴役和被奴役，屠杀和被屠杀，掠夺和被掠夺，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相互合作的方式存在。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就如同人和牲口的关系一样。所以他们可以把妇女当成牲口和财产，相互继承、赠送、掠夺。他们打仗后的奖赏，也是被掠夺来的财产、妇女和奴隶。

草原上的制度就是为如何贵族如何奴役他人而设计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立刻建立了一个十户、百户、千户的户口制度。每一个千户里的百姓，都是千户长的奴隶，蒙古人可以任意屠杀、强奸或者买卖。但是绝不允许千户的百姓自行到其它千户去，否则将被杀害。这种习俗在蒙古侵入中国北方初期的时候，是被执行的。蒙古军队绑架任何他们看见中国百姓，把他们作为奴隶，称为“驱口”，由“贵族”奖赏给新的千户长。

蒙古帝国统治者这种不知财富是创造而来、只知掠夺可以致富的观念，后来被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总结了。毛泽东1938年11月6日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其实这个“造”和“出”，并不是真的造出了什么，而是抢来了什么。即使在建立了政权以后，他们仍然在坚持这种观念。例如在忽必烈和其弟弟阿里不哥的交战中，阿里不哥放纵军队，就在所到之处烧杀掠抢，使得新疆伊犁河流域血流成河，最后断了自己的口粮来源，结果反而输给了忽必烈。元朝成立时蒙古人制定政策的原则，就是征服一个地区后，尽可能掠夺和盘剥这个地区的财富，以此帮助自己前去掠夺另外一个地区。他们以为这个世界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靠着这种杀鸡取蛋方法就可以不断获得无尽的财富。

这种野蛮的观念在元朝建立后的汉化过程中逐步淡化，但和中国传统的顺应天命的出发点还是不同。因此当蒙古人发现中国文明地区的人民在社会秩序下顺服的生活后，虽然感到惊讶，但立刻想到的不是学习做一个善良的人，而是如何利用别人的善良来巧取豪夺。于是蒙古人开始利用文明地区的宗教和道德伦理观，玩弄“宗教政策”和“少数民族政策”来继续愚弄和欺骗当地人民，让自己可以榨取更多的财富。他们好像大脑遭到阉割白痴一样，永远产生不了那种通过文明来创造财富并获得长治久安的意识。

在表面上，蒙古帝国不镇压任何宗教，而是寻找任何一种宗教或学说，只要这种宗教或学说可以帮助他们欺骗和愚弄人民，从而榨取更多的财富。尽管这种“不镇压宗教信仰”的行为，被他们在各地留下的混血的孽种别有用心地予以吹捧，但这实际上仍然和文明地区的宗教信仰具有本质区别。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并不是因为爱心和善意而宽待宗教，其最高统治者自己也不信任何一个高级宗教。因为高级宗教都有道德约束，而蒙古人却没有任何道德规范，他们只能像狼利用捕猎的诡计那样，利用宗教挖下一个陷阱，用来掠夺他人财富。

不过凡事都会走到尽头，甚至走向反面。

黄教传入蒙古以后，建寺之风峰起。据《清太宗实录》卷18载，满清朝迁鉴于“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致国运衰微”的状况，而把扶持喇嘛教定为笼络、怀柔蒙古之国策，至使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Rene Grousset，1885—1952年）在他的《草原帝国史》中感叹：“十六世纪末，再度高唱成吉思汗史诗的人们，巳不可思议地沉溺于宗教的惰性中，专门埋头于养肥那些喇嘛。”至于近代，蒙古更是宗庙林立，每旗有的十几座，有的达到二十七座庙，平均以二十个庙宇计算，其总数就达上千座之多。

在蒙古地区，喇嘛教已经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它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庞大的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势力：“民间家长有数子者，其财产较多，能分析而居，则增加户数，否则只留长男，余悉得出家为喇嘛，约七、八岁至十二、三岁即去发入教，每户必有一人或数人。即王公弟子莫不熬也。”可见其势力之大、影响之大。

自俺答汗倡导的黄教在蒙古地区传播以来，不仅上层贵族渴望灵魂的解脱，以诵经为业，广大牧民亦捧香瞻拜；张口闭口曰佛，须臾不可离开。明代萧大亨所撰《夷俗记》描绘了草原牧人信奉的情景：“自虏王以下互诸夷，见佛见喇嘛无不五拜五叩首者，喇嘛唯以左手摩其顶而已。且无论男女老幼，亦往往手持念珠而不释也。又有以金银为小盒，高可二叁寸许，藏经其中，佩之左腋下，即坐卧寝食不释也……凡事皆守僧之戒，一举动，僧曰不吉，则户限不敢越，一接见，僧曰不吉，则人罕睹其面也。”就这样，蒙古人终于在整体上变成了一个瘫痪的民族。

我曾亲见一个蒙古人与一个西藏人辩论喇嘛教之优劣。蒙古人责怪西藏人传播喇嘛教给蒙古，导致蒙古人软弱。但西藏人则反驳，认为是喇嘛庙拯救了蒙古人，使得他们免于绝种。因为那些不信喇嘛教的蒙古人，都已经消失在他们所征服的各个民族之中了。

（另起一单页）

第八章

满洲清

清朝（1636－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帝制国家，共历十二帝，入关后传十帝，享国268年。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明末李自成攻占北京，明亡。清军趁势入关，政治上推行剃发易服，军事上打击农民军和南明诸政权，逐步掌握全国。然后历经康雍乾三朝，经济得到一定恢复。基本上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同时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但是由于满清大搞文化阉割，轻视科技，闭关锁国，逐步落后于欧美。1840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多遭列强入侵，主权严重丧失。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了近代化的探索，地主阶级进行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开始进行戊戌变法，但是变法失败。1900年夏八国联军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维护在华利益而侵略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瓦解，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从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帝制，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基本概述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清太宗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朝疆域（1820年）清”。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清摄政王多尔衮指挥清军入关，打败大顺农民军；同年清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的统治者。入关后20年时间里，清朝先后灭亡大顺、大西和南明等政权，基本统一全国。 

清朝最初建都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1621年迁都辽阳，1625年迁都沈阳（改称“盛京”），1644年定都北京。以盛京为陪都。 

清朝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鼎盛时领土达1300万平方公里。疆域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附属岛屿钓鱼岛、赤尾屿等，南至南海诸岛。 

清朝人口

清朝的人口数也是历代最高，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纪后期，已达到三亿左右，清末时达到四亿以上。清初为缓和社会压力，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内地和边疆的社会经济都有所发展。至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的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史称“康乾盛世”。于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更加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康熙年间，统一了台湾，并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叶，平定准噶尔、回部，统一了新疆。这不仅一举解决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而具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交通，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文化上，康熙时期编纂了几部集大成之作，像《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对清理和总结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清朝有很多弊病。明代后期的君权有一定的松懈，而清朝又把专制推向了最高峰。清朝初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恶政，极大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经济；重农抑商，制约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制造了多起文字狱，加强对文人思想控制，导致思想上“万马齐喑”；在编撰古籍时又大肆销毁古籍。最典型的就是明末可以和春秋时代相比的晚明思潮在清代终结。知识分子不敢发表独立见解而是钻进故纸堆去考究古书，这就是所谓的干嘉学派。剃发易服，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汉族的文化传统；首崇满洲政策和给旗人寄养的特权，使其迅速腐化。统治者轻视科技和闭关锁国，导致中国的科技极大落后西方。1840年后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清廷与侵略者分别缔结了大量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负担更为沉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同年2月12日，清宣统帝正式下诏退位，清朝灭亡。清朝共历经十二帝，享国268年。

王朝建立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定都赫图阿拉（后改称兴京，在今中国辽宁省新宾县境内）。明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 

南方抗清斗争

1644年（顺治元年）十月初一日，清统治者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下诏“定鼎燕京”，准备夺取对全国的统治权。五月，崇祯皇帝的从兄福王朱由崧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的拥戴下，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1645年三月，清军从归德分两路向南进攻，一路指亳州，一路指徐州。清军于五月间顺利进入南京。弘光帝逃到芜湖，很快就成为俘虏。 

清军攻下江南后，很快进入浙江，占领了杭州、嘉兴、湖州等地。浙江农民、手工业者和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纷纷行动起来抗清。 

1645年（顺治二年）闰六月，浙中义师公推张煌言等人去台州迎立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就监国位。同时，郑芝龙、黄道周等也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建元隆武。 

当清军南下进逼福建时，郑芝龙便准备降清。1646年秋，福州失守，唐王逃至汀州（长汀），被清军俘杀，郑芝龙不听从他儿子郑成功等人的苦心劝告，剃发降清，隆武政权倾复。 

1646年（顺治三年）十一月，明广西巡抚瞿式耜、两广总督丁魁楚、湖广总督何腾蛟等拥立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即皇帝位，改元永历。 

1647年正月，清军攻下肇庆，桂王先后逃到梧州、桂林、全州、武冈等地。1647年十一月，郝摇旗等部农民军在全州大败清军，“斩级无算”清军被迫退保湘南。 

1662年（康熙元年）春，吴三桂由缅甸俘桂王还昆明。后以弓弦绞杀于市。同年七月，李定国在勐腊（西双版纳自治州勐腊县）不幸病逝。 

以农民军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二十年之久，最后在满汉地主武装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郑成功抗清斗争

郑成功（1624年—1662年），福建泉州南安县石井乡人，本名森，字大木。以后，隆武帝赐姓朱，改名成功。

1659年，郑成功进攻南京失败，退回金、厦后，进一步感受到台湾人民殷切盼望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要求。这时，曾担任荷兰“通事”的爱国者何廷斌（又名何斌，献宝图救台湾的义士福建南安人），向郑成功献了一幅台湾地图，透露了台湾荷兰殖民者内部的机密情况，并表示愿做攻取台湾的向导。 

后金时期

女真族是满族的前身。源自2000多年前“肃慎”，汉－晋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读音“莫吉”），隋唐称“靺鞨”，一度建立渤海国。辽金时期称“女真”，辽书中也作“女真”。金朝就是女真族建立的。作为后金集团核心的建州女真不是东北的土著居民，建州女真的祖先源自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地区的野人部族，不同于宋朝时期入侵中原的女真人。在明朝初期，建州女真的祖先迁徙至鸭绿江、图们江流域生活，因为与朝鲜发生战斗，为躲避朝鲜进攻，向明朝中国请求庇护，当时明朝的皇帝出于仁慈心理就把建州女真安置在了东北地区。

明朝初期，女真族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明朝在东北设立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作为管理机构，女真各部皆臣服于明朝。清朝统治者为出身建州女真的爱新觉罗氏。建州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努尔哈赤六世祖，后被追封为肇祖原皇帝）时为明朝建州卫左都督，1433年因部族冲突被害。1440年建州部南移，最终定居于赫图阿拉。南移后，建州女真部与明朝交往密切，建州部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繁荣。 

后金统治集团借用明朝中央政府给予其的官职地位起家，在东北地区大肆抢劫屠杀，实行疯狂的民族迫害，掳掠平民当奴隶，危害大量无辜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来更发展到要求与明朝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完全从明朝独立出去。但事实上，东北地区早在洪武、永乐年间就已经是明朝的领土，明朝早期设置的奴尔干都司控制范围远大于后来满清统治时期控制的东北地区，远达外兴安岭以北，还包括了库页岛。即便到明代中晚期军事衰落的时候，现在东北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重要城市也都在明朝政府的直接控制管辖之下。 

1583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袭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以祖、父遗甲十三副，相继兼并海西女真部，征服东海女真部，统一了女真各部。他还筑城池、设大臣、定法律、理诉讼、建立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按军事组织形式，把女真人编制起来，在贵族控制下进行战争和生产活动，是一种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巩固了努尔哈赤的统治地位。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自立为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公开反叛明朝政府。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的讨明檄文，誓师伐明，举国震惊。1619年，明朝在萨尔浒之战惨败，几年间丧失辽东七十余城。 

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辽阳、沈阳，迁都于辽阳。1625春，努尔哈赤不顾贝勒诸臣异议，决定迁都沈阳。当年农历三月三日在拜祭祖陵后，便率亲族百官自东京（辽阳）起程，夜宿虎皮驿，翌日抵沈阳。从此沈阳成为后金政权的统治中心。不过，努尔哈赤在1626年的宁远战役中被明军的大炮打成重伤，不久死掉。第八子皇太极继位。他继续对明朝展开攻势，并联合蒙古各部，势力不断扩大。

征服全国

1636年，清降服漠南蒙古。同年皇太极称帝且改“金”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1640年，明清松锦之战爆发，1642年洪承畴在松山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投降。松锦之战标志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在关外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 

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陷北京，明朝崇祯帝在农民军的攻城炮声中自杀于皇城后的景山。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清摄政王多尔衮指挥八旗劲旅，兼程入关，以吴三桂为前导，击败大顺农民军，进占北京。同年清顺治帝迁都北京，祭告天地祖宗，表示他已是全中国的君主。 

接着，清军南下剿杀农民军，北方的地主、官僚纷纷迎降，五世达赖朝见顺治帝勾结清军，镇压农民军。与此同时，在南方，一些明朝遗臣拥立皇族建立几个小朝廷，史称南明（弘光、隆武、绍武、永历）。此外还有李自成的大顺、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清朝于1645年灭大顺、南明弘光；1646年灭大西、南明隆武、南明绍武；1662年灭南明永历；1664年消灭大顺残余势力。清朝入关后历经20多年的战争，征服国内绝大多数土地。 

李自成死后，余部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明抗清。1647年大败清军于全州，次年几乎收复湖南全境。江西金声桓和在广州李成栋先后反正，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一次抗清斗争的高潮。但永历政权不能团结对敌，给了清军以喘息之机。1649—1650年，何腾蛟、瞿式耜先后牺牲。1652年，李定国率军8万东出广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刘文秀亦出击四川，克复川南。东南沿海的张煌言等的抗清军队也发动攻势，抗清斗争再次出现高潮。这时孙可望同李定国之间矛盾爆发，破坏了大好形势。孙可望降清后，云贵虚实尽为清军所知。1658年，吴三桂率清军攻入云南，1662年南明永历帝被杀，南明灭亡，大陆基本被统一。 

清军进军江南的过程中，无恶不作，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剃发令强制执行，各地燃起抗清的熊熊烈火。清廷残酷镇压，在扬州、嘉定、江阴等地进行了大肆屠城，史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后清军各地“剃发易服”，造成人口骤减，发生西南地区民生萧条、万里无人的景象。1659年，清军占领西南地区。并迁移湖广人口填川，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视为历史上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 

明延平王郑成功在1661年收复了当时为荷兰殖民地的台湾南部。永历帝被害后，郑成功之子郑经继续使用南明永历年号，尊前明宁靖王朱术桂为监国。1683年，清朝占领台湾，1684年设立台湾府，标志着清朝统一全国。

康熙时期

康熙（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8岁即位，在位期间，平定三藩，灭台湾南部郑氏政权，三征准噶尔叛乱，抵抗沙俄侵略，大兴文字狱，迁界禁海。 

康熙削藩引起三藩之乱（1673年-1681年），对内镇压了三藩之乱，导致千万人战死沙场，所谓“整兵剿洗、玉石难分”，无数百姓再遭屠杀。不久以后，即1683年康熙以前明叛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出兵攻台，在澎湖大败刘国轩所率领的郑氏海军，灭亡台湾郑氏政权。1684年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 

1685年和1686年，康熙命令清军两次进攻盘踞雅克萨的俄军，遏制了沙俄对华侵略的野心；1689年，他派代表与沙俄代表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部边界线。平定回疆、准噶尔等反动贵族的叛乱。1688年噶尔丹亲率骑兵三万自伊犁东进，越过杭爱山，进攻喀尔喀，占领整个喀尔喀地区。1698年康熙鉴于噶尔丹拒不投降，再次下诏亲征。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服毒自杀而死。 

康熙时期较著名的文字狱案有庄廷龙《明史》案、徐骏案、孙奇逢案、沈天甫案、戴名世案、朱方旦案等等。康熙执政时期先后发生20多起文字狱，这其中震动比较大的是庄廷《明史》案，发生于大臣辅政时期（1661—1669年）。1711年戴名世《南山集》案。总的看来，康熙当政时期对知识分子采取怀柔和宽容政策，统治者还没有把文字狱当作镇压反清知识分子或者汉族士大夫思想的一种有意识的政策。 

自康熙时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清朝在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抵鄂霍次克海、库页岛和台湾广大而神圣的领土内，实现巩固了全国的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成为当时世界上强大的国家。 

康熙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鼓励垦荒，从1671年起，陆续放宽垦荒起科年限，并规定垦荒有成绩，据开垦多少，给予不同官职，这促进了垦荒的积极性，到康熙末年，全国荒地基本上得到开辟。1669年，康熙下令废除圈地令，以后永远停止圈地，并规定所圈土地应退还给农民。1685年，康熙又规定民间新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旗主的经济扩张，有利于自耕农民。康熙还下令将明朝藩王的庄田改为“更名田”。 

迁界禁海是从顺治开始的,之后康熙将实行的范围大规模的扩大，迁界禁海就是武力摧毁沿海一切固定资产,定期扫荡,用屠刀威慑百姓不得在沿海居住。“尽夷其地,空其人”,“燔宅舍，焚积聚，伐树木，荒田地，妇泣婴啼，流民塞路，民死过半，惨不可言。根据当时的记载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沿海迁界对中国沿海经济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恶性影响，其残暴程度，骇人听闻程度，对历史影响程度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一个重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也绝对能算的上一个重大事件。 

康熙皇帝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进行一系列征服战争，使局势趋向稳定，清政府大为巩固，又通过一系列的文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康熙中期以后，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至乾隆年间，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江南的棉织业、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了历史高峰。至18世纪中叶，清朝人口也大大增加。 

雍正时期

雍正（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雍正帝盛年登基。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改革（整顿吏治、火耗归公、摊丁入亩、改土归流、废除贱籍、密折制度），可谓大刀阔斧，快刀斩麻。心狠手辣，大兴文字狱。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始设驻藏大臣，始置乌里雅苏台将军，签订《恰克图条约》。 

雍正帝是有名的专制，他私派的特务人员监视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许多地方官的私生活，连家里的琐事都瞒不过他，虽然雍正帝精明，但仍是独裁的本质。此外，雍正帝在平定外患之后，唯恐国内发生政变，于是使计把功高权重的大臣统统清除。 

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改革。雍正帝对许多的事情做了重大的改革，特别是对一些制度方面做了些改革。雍正起了“康雍乾”三代承上启下的作用。

整顿吏治 

康熙晚年，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雍正在长年皇子生活中，对皇父晚年弊政，看得较为清楚。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他连续颁布11道谕旨，训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许库钱亏空，私纳苞苴；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货，戕人之罪；不许克扣运费，馈遗纳贿；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恃才多事等。严诫：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 

密折制度 

雍正朝密折制度加以完善。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折。具折奏事的官员雍正朝增加到1200多人。奏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诸如刮风下雨、社会舆情、官场隐私、家庭秘事等。皇帝通过奏折可以直接同官员对话，更加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官员之间互相告密、互相监督，强化了皇帝专制权力。 

设军机处

雍正创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军机处的建立，标志着皇权专制走向极端。 

改土归流 

在云、贵、粤、桂、川、湘、鄂等省少数民族地区，雍正全面实行“改土归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同内地大体一样。雍正帝的改土归流，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 

摊丁入地 

实行“摊丁入地”制度之后，社会人口，急剧增长。道光年间，人口之数，突破4亿。 

废除贱籍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雍正废除了贱籍。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书请除豁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山西、陕西乐户的祖先，是明朝永乐帝登基后，加害建文忠臣本人外，还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世代相传，久习贱业。年羹尧之子年熙在奏疏中说她们是忠义之士的后代，沉沦至此，无由自新，请求雍正帝开豁她们的贱籍，准许她们改业从良。雍正帝看到奏折后，很是赞同，于元年（1723年）四月发出第一道“豁贱为良”的谕旨。雍正帝在下令开豁乐户贱籍的同时，又令各省检查，如发现本地也存在类似乐户的贱民，也准许他们出贱为良。 

除以上改革内容外还有火耗归公、秘密立储等。 

雍正皇帝在位时间虽短，有案可查的近20起。雍正即位初期，几起文字狱都是统治集团部权力斗争的副产品而出现的；雍正后期，几起文字狱转向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雍正即位之初，借“朋党”的罪名，屡兴大狱，整治那些曾争夺皇位的宿敌，如皇八子、皇九子等，跋扈的权臣，如年羹尧、隆科多，以及结成科甲朋党的汉族官员。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湖南士子曾静、张熙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谋反而引发一场文字狱大案——曾静、吕留良案。此后的文字狱出现了两个新的动向：一是文字狱被有意识地用作压制汉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重要手段；二是告讦蜂起，多数文字狱都是自下而上的举发。 

对外方面，雍正初年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意图复兴和硕特汗国而乱，隔年年羹尧与岳钟琪等人平定。为此雍正帝占领部分西康地区，又在西宁与拉萨分置办事大臣与驻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区。听从鄂尔泰建议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具自治性质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数民族。将喀尔喀蒙古并入清朝；于1727年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塞北疆界。1729年听从张廷玉建议，以傅尔丹与岳钟琪兵分二路于科布多对抗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最后于和通泊之战战败。1732年噶尔丹策零东征喀尔喀蒙古，兵至杭爱山，被喀尔喀亲王策棱击败。1734年清准和谈，以阿尔泰山为界，西北大致和平。 

乾隆时期

1735年雍正帝去世，其子弘历继位，即乾隆帝（1735—1795年）。乾隆帝执政60年，在康熙、雍正的基础上不遗余力的巩固满清文化，剿灭叛乱。也是在他统治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中国也逐步落后世界的浪潮。

乾隆为维护统治却严厉控制思想，编书期间借机割裂焚毁大量不符其思想的书籍。乾隆编纂《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进行阉割了中国文化遗产，使珍贵古籍丧失（永乐大典、天工开物、军器图说等）。此外大兴文字狱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连杀害或者流放。这些都让文人思想受到严厉阻碍，迟滞文化的发展。乾隆六下江南，并仿制江南园林广修园林，劳民伤财。乾隆帝个人酷爱汉文化，勤于写诗，留下了约42613首各体诗作。 

乾隆帝于1757年粉碎了准葛尔贵族割据势力，统一天山北路。1759年平定天山南乾隆帝路的大小和卓叛乱。1762年，清朝设伊犁将军，统管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自从1762年起，清朝陆续派遣大批军队进驻新疆。永久驻军的官兵携带家眷，主要来自东北、河北等地的达斡尔族、满族等。这些驻军为保卫祖国、开发边陲作出了巨大贡献。1771年，西迁伏尔加河下游的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在杰出领袖渥巴锡的率领下，为摆脱沙俄的统治，踏上了回归祖国的征途。他们粉碎了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历经艰险，万里跋涉，终于回归。 

清朝于1792年打退了廓尔喀对西藏的进犯。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清朝中央政府制定和颁行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西藏地方的人事、行政、财政、军事、对外关系等各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并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主要内容包括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认定转世灵童和批准继位的大权，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等。该章程是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历史文献证明。 

乾隆皇帝在位时先后发生文字狱130多起，尤其集中于乾隆中期，是三朝中文网最密、文祸最多的时期。乾隆大兴文字狱的目的是借此彻底消除汉人的反清民族意识。实际上，大多数因文字狱受害人并没有传播反清思想。一部分人只是一时性起抒发对剃发易服的一丝不满，对明朝的一些眷恋，对自身境遇的悲叹。更多的受害者纯粹是统治者望文生义的结果。乾隆朝的文字狱达到疯狂、残酷与荒唐的地步。鲁迅先生曾经对清代文字狱有一段精辟的概括：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 

西方传教士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人，引发18世纪中国风的热潮。欧洲人追崇中国文化、思想与艺术，在1769年更有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到18世纪末，欧洲人出现负面评价。与乾隆帝不欢而散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认为清朝已经衰落。马嘎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在日后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康乾盛世”实为子虚乌有，西方主流史学界根本不承认。虽然对社会经济有一定复苏，但实际上与明末依然有较大差距。资本主义工商业遭受严重打压，隆庆开关以后近近百年的对外开放格局被破坏。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康乾盛世”都远逊明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清朝从乾隆末年开始有衰落的现象，政治日渐腐败。当时人口暴增与乡村土地兼并严重，使得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加上贪官和珅等官员腐败，于乾隆晚期到嘉庆时期陆续爆发民变。白莲教于1770年代举兵，后来又于1796年爆发川楚教乱，八年后被清军镇压，领袖王三槐被处死。台湾天地会领袖林爽文于1787年发动林爽文事件。1795年乾隆帝禅位于子颙琰，即嘉庆帝。乾隆至1799年去世，嘉庆帝方得以亲政。然而嘉庆帝未能解决弊端，清朝继续走向衰退。道光帝也失去了早期君主锐意进取的精神，掌政风格日趋保守和僵化。官场中，结党营私、相互倾轧、买官售爵、贿赂成风。军队里，装备陈旧、操练不勤、营务废弛、纪律败坏。财政上，国库日益亏空、入不敷出。阶级矛盾激化，民变四起。 

走向衰败

1839年，道光帝为解决鸦片贸易的弊端，派林则徐到贸易中心广州宣布禁烟，此即虎门销烟。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1年，清政府战败，被迫求和。1842年，清政府被迫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进入列强利用满清政府盘剥的时代。 

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共同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到1860年，英法联军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俄罗斯趁火打劫，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侵吞中国北方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根据不平等条约，中国丧失大量领土、主权和财富。由于人民的负担逐年加重，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农民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一度对满清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西方各国迫使清政府开港通商，加上地方官吏地主兼并土地，使得传统农村经济受到破坏。各地乘机纷纷起事，其中华北以捻乱为主，华中华南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云南杜文秀、马如龙的云南回变为主。洪秀全改造基督教教义，1851年于广西金田起义，联和天地会、三合会北伐。两年后攻陷并定都江宁，并且发动两次西征；1853年5月8日，林凤祥、李开芳等奉命率师两万余人北伐。北伐军虽然一度进至天津附近，因孤军深入，被清军围困。后来曾国藩、左宗棠纷纷组织湘军与淮军抵抗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发生天京事变后国力衰退，部分势力转入捻军。太平天国最后于1864年被湘军、淮军以及外国人组成的常胜军、常捷军围攻之下而亡。 

中兴时期

1861年，咸丰帝去世，其子载淳继位，即同治帝。咸丰帝本任命肃顺等八大臣赞襄政务，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垂帘听政，最后由两宫之一的慈禧太后获得实权。被称为洋务派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汉奸在消灭太平军时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并且鉴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为方针展开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 

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随后的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对外关系与自强运动的策划与推行，先后引入国外科学技术，建立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建立翻译机构同文馆、新式教育（新学），培训技术人才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日等先进工业国家，培育出唐绍仪与詹天佑等人才。开设矿业、建立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与汉阳兵工厂等等制造工厂与兵工厂，同时也建立新式陆军与北洋舰队等海军。洋务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出现较安定的局面。其间太平天国于1864年灭亡。1865年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八旗兵）中捻军埋伏后全歼，赖洋务派左宗棠与李鸿章分别灭西、东捻，捻乱到1868年为止。1862年－1878年间左宗棠先后平定陕甘回变，平定新疆回乱，并收回伊犁。 

洋务运动使得清朝的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增强，到慈禧太后与恭亲王联合执政的同治年间，清朝在文武齐心合力之下，一度出现了较安定的局面，被某些学者称为“同治中兴”。其间清朝在西方人的帮助下成功消灭太平军、平定捻军之乱，并收复新疆，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有相当大的改善。至19世纪80年代，清朝军队的装备和洋务运动之前相比已有了明显的提高；在1884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的一系列战役中，清军和法军互有胜负。战后，清朝设立了海军衙门，并建成了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 

为挽救自身命运并增强国力，清政府内部部分汉族有识之士遂展开了维新运动，试图革新图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全国各地开始先后引入国外科学技术，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修建新式学校、培训技术人才；同时也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逐步改进清军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 

洋务运动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由于时人多数未明当代的国际形势，少数人的急迫性并无法改变多数官僚的旧思维，清朝的维新运动最终未达日本明治维新般的成效，结果导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并于1895年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随后，光绪帝采纳翁同龢、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等倡导的政治改革运动。之后光绪选中政治投机者康有为改革旗手，可惜康有为只顾着自己捞权，导致改革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之后慈禧太后终止了这场变味的改革，从而软禁了光绪帝，变法因此失败，因为只有103天，因此又称为“百日维新”。 

对外方面，1884年，清朝和法国为越南（安南）主权爆发清法战争。清朝失去藩属国越南，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台湾也宣布建省。1885年英国入侵缅甸，清朝驻英公使曾纪泽向英国抗议无效，隔年被迫签订《中英缅甸条约》，承认缅甸为英国所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1872年日本强迫清朝藩国琉球改属日本，清朝拒不承认，日清交恶。1894年清日甲午战争爆发，最后以清军落败而告终。 

日薄西山

清政府于1895年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清朝割让台湾和澎湖，失去藩属国朝鲜和租界。洋务派李鸿章建立的北洋舰队全面瓦解，也宣告自强运动最终失败。戊戌变法让政治投机者康有为钻了空，导致改革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最终变法失败。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签订了慈禧太后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朝于八国联军后国势大坠，知识分子莫不提出各种方法拯救中国，主要分成立宪派与革命派两种改革路线。1901年梁启超推动立宪运动，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希望让光绪帝成为立宪君主。而慈禧太后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欧日的改革而推行清末新政。新政主要推行君主立宪、建立清朝新军、废除科举、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改革。而革命派对清廷的改革失望，他们鼓励推翻清朝，建立中华共和。1894年孙文于夏威夷檀香山建立兴中会、1904年黄兴于长沙成立的华兴会、1904年蔡元培于上海成立光复会，此外还有其他革命团体。1905年孙文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革命派联合旧有反清势力如三合会、洪门等，在华南地区发起十次起事，并将势力渗入华中、华南的清朝新军。 

当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为改革方式发生争执，一开始立宪派占上风，清廷也承诺实行立宪。1907年清廷筹设资政院，预备立宪，并筹备在各省开办咨议局。1908年7月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命令各省在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同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成立代议会。在立宪派成员的请愿下，清廷宣布把预备立宪缩短三年，预定在1913年召开国会。同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皆去世，溥仪继位，即宣统帝，其父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1911年5月清廷组成由庆亲王奕劻领导的“责任内阁”，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君主立宪。不过，该内阁中的很多成员为皇族身份，故被称为“皇族内阁”，引发立宪派的不满和失望，很多转向于革命派合作。 

同年5月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清廷急派新军入川镇压。10月，革命派于湖北发起武昌起义，南方各省随后纷纷宣布独立。清廷任命北洋新军统帅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成立内阁并统领清军。袁世凯一方面于阳夏战争压迫革命军，另一方面却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形成南北议和。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于南京宣布立国，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12日，袁世凯迫使宣统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将权力交给袁世凯政府，清朝灭亡，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制度正式结束。 

复辟举动

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清皇室成员得以继续住在紫禁城中，宫廷内尊号、待遇、年号保持不变，保留太监、侍卫、宫女，保留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等机构，依然称孤道寡，封官赐谥，保持帝王气派，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俨然国中之国，史称“逊清小朝廷”。

1917年张勋组织辫子军，于北京拥护宣统帝溥仪，复辟清朝（史称张勋复辟），但只持续12天而终。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皇帝尊号被正式废除，依旧被部分满清遗老旧臣尊为皇帝，在北平什刹海、天津张园、静园等居住地内依然继续维持着的一个微型小朝廷，史称“后逊清小朝廷”。

日本于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1932年扶持溥仪建立满洲国，其最终随著1945年苏联的八月风暴行动而亡。

疆域范围

1759年乾隆时期的清朝疆域达到最大范围，东北与俄罗斯帝国（沙俄）分界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与外兴安岭，这条疆线直到鄂霍次克海与库页岛。

正北与沙俄分界萨彦岭、沙毕纳依岭、恰克图与额尔古纳河。西北与哈萨克汗国等西北藩属国分界萨彦岭、斋桑泊、阿拉湖、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至帕米尔高原。西南与印度的蒙兀儿帝国、喜马拉雅山诸国家分界喜马拉雅山至野人山，正南大致上与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分界相同，但清朝尚获得缅甸北部的南坎、江心坡等地。东与日本、琉球分界日本海与东海，与朝鲜王朝沿图们江、鸭绿江分界，清朝还领有台湾、澎湖、海南及南海的南海诸岛（时称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曾母暗沙），极盛时期总面积可达1310万平方公里。

行政区划

清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沿袭明制，但根据自身实际做了很多改革，如东北三省、西藏、新疆及其它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区划和内地不同。清朝继承元明以来的分省建制，以省为地方上的最大行政区域，下设府、厅、州、县，构成地方上的省、府、县三级基本行政系统组织。

清朝内地省份 

直隶省、江苏省、安徽省、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浙江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贵州省

土司

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甘肃等省设有土司，分为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和长官司（长官为武职），与土府、土州、土县（长官为文职）。土司的长官以当地各族头人充任，可以世袭，由朝廷或地方官府颁给印信，归所在地方之督抚、驻扎大臣管辖。宣慰等司的长官隶属于兵部、土知府、土知州等官隶属于吏部。雍正年间，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的土司开始改行流官制，史称改土归流。光绪、宣统之际，赵尔丰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四川西部的藏人土司、西藏东部的宗也开始改土归流。 

东北

东北为清朝龙兴之地。顺治年间入关后，以驻防八旗留守盛京沈阳。康熙至乾隆年间，逐渐形成三个相当于行省的将军辖区：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之下设专城副都统分驻各城，并管理各城的临近地区。副都统下有总管统领各旗。在汉民聚居之处，置府、州、县、厅，如同内地。居于黑龙江、嫩江中上游的巴尔虎、达斡尔、索伦（鄂温克）、鄂伦春、锡伯等族，编入八旗，由布特哈总管、呼伦贝尔总管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下游及库页岛的赫哲、费雅喀、库页、奇楞等渔猎部落则分设姓长、乡长，由三姓副都统管辖。 

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

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旗，是中央政权领导下的基本行政单位。在维族地区，设总理回务札萨克郡王一人，治理该部政务，又设协理图撒拉克齐二人以佐之。清朝在新疆还派驻了伊犁将军，掌天山南北最高军政大权，下设参赞大臣一人辅之。在西藏，达赖（驻拉萨）和班禅（驻扎什伦布）掌政令，行教化，同为政教僧俗领袖，但他们“并受成于驻藏大臣”。 

地方政府

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定顺天府之地为四路厅、二十四州县，州县隶属于路厅。设官有兼管府尹事大臣一人，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简。府尹正三品，府丞正四品，俱各一人。府尹总管京畿及四路的政令条教，“以成首善之化”，比一般府尹权力大，品级高，如升调州县官，可与总督会衔。府丞掌学校政令。属官有治中、通判，经历司经历，照磨所照磨，司狱司司狱，皆汉人。儒学教授，满、汉各一人：所辖四路厅同知正五品，各一人；州、县，知州、知县正七品，俱各一人。大兴、宛平二县并与五城兵马司分区而治，比外县高一品级。 

天聪八年设盛京，顺治元年入关，原来盛京的六部俱废。自顺治十五年至康熙三十年又重建户、礼、兵、刑、工五部。均置侍郎以下官，称“盛京五部”。又设盛京内务府，为外地所无。自顺治十年设辽阳府，十四年更名奉天府，至光绪三十三年改行省。奉天府所辖地方为府二，兴京同知一，直隶厅一、厅二，州五，县十四。设官有兼领府事大臣一人，由盛京五部侍郎内特简，后归盛京将军兼辖。府尹，满洲一人；府丞，汉一人，品级同顺天府。属官治中、围场通判、库大使、经历、司狱、巡检兼司狱、府学教授，俱各一人。府尹主府事，小事决之，大事呈报。 

总督为省级的最高长官，全称为总督某某省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或兼巡抚事。清朝一共建立了二十三个省，其中内地十八省为沿袭旧制或以旧制为基础，其余在边境并为清末所置。这些省是：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台湾、新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其中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台湾为后设。总督之下设巡抚，其全称为巡抚某省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或节制各镇，职权很广泛。有的加侍郎衔，为正二品，否则为从二品。巡抚基本上是管一省，也侧重于军事，但比总督管民政更多，为总管一省军事、行政、监察及教育在内的高级长官。清朝所设巡抚共二十一人，其中由总督兼的有奉天、直隶等八人，单独设的有江苏、安徽等十三人。山东、山西等五省巡抚皆兼提督衔，贵州巡抚兼节制兵马衔。 

府是省之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知府为一府长官，从四品，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好。三年一考属吏，具其优劣上报。一切要政皆需通过督、抚允准乃行。清朝以知府“为承上接下要职”，故严谕督、抚对其考核。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协助知府，分掌粮盐督捕，江防海防，河工水利，清军理事，抚绥民众诸职。属官有经历、知事、照磨、司狱等。 

在府之外，同时还有直隶厅、州和一般厅、州。凡统治地方人多并直隶于布政使司的为直隶厅、州，地位与府大致相同。厅设官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州设官知州正五品，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清朝在全国设有直隶厅四十一个，直隶州七十三个。其外的厅、州，称为散厅、州，地位略同于县。至清末，全国已设散厅七十八个，散州一百四十五个。散厅、州设官与直隶厅、州相同，而品级差一等。散厅、州属府管辖，个别的隶于将军或道员。 

县是地方基层政权机构。清末全国设一千三百五十八个县。每县设官为知县一人，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一人，主簿正九品，无定员。知县掌一县治理，主要是决讼断辟，劝农赈贫，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典史掌稽检狱囚。 

藩属国

清朝的藩属国方面，早在皇太极与康熙时期就有琉球国。到乾隆时期扩充到东南亚地区的安南（即越南）、南掌（今老挝）、暹罗（今泰国）、缅甸以及南洋群岛的兰芳共和国（柬埔寨被安南与暹罗瓜分，吕宋与苏禄于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群岛后相继消失）；西南喜马拉雅山有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等国；中亚地区有哈萨克汗国、布鲁特汗国、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爱乌罕（今阿富汗）、巴达克山、干竺特与拉达克等国。 

维护领土贡献

1689年，雅克萨之战，击败沙俄侵略，确保外东北主权 

1690—1757年，平定准噶尔叛乱，统一漠西蒙古

1727年，设置驻藏大臣，由朝廷直接派员代表中央监督西藏事务

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设立伊犁将军

1792年，击败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并于次年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该章程是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历史文献证明 

1878年，击败阿古柏侵略军，收复新疆，设立新疆行省

1885年十月台湾建省

所丧失的领土

香港（1842年至1898年间分批割让或租借予英国，1997年回归中国）

澳门（1887年与葡萄牙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承认葡方在澳门的一切权利——“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区治理它处无异”，1999年回归中国）。 

台湾和澎湖列岛（1895年割让给日本，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和澎湖主权回归中国）。 

外东北（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分别于1858年和1860年被迫割让给俄罗斯，未收回） 

外西北（巴尔喀什湖之东南、伊犁以西、以及喷赤河以东的帕米尔等地区约53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分别于19世纪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被俄罗斯割占或强占，未收回） 

政治体制

中国从汉朝到明朝都是“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读书人“士”手里，而到了元朝和清朝却改变了，并引据邹容的《革命军》指中国由“士人政权”变为“部族政权”，蒙古人和满洲人变为中国内的特权阶级或特殊分子。亦认为清朝政权始终是维护和偏袒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而清朝的政治，制度的意义很少，法术的意义多。清朝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也是非常不合理的。比如“寄信上谕”是清朝特有的，不按照中国向来的程序，而是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旁人都不知道。然而徐复观指出：“士人政权”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表示政府的性质必须就权力根源之地是由谁来运用而言，这应当是一种常识。通过二十四史一直到现代，都证明凡是站在平民的立场进入到仕途的人地位愈高，与皇帝愈接近，他命运性的困扰、艰难必定来自专制的机构与专制的观念。亦指出钱穆对专制下的必然产物例如“外戚宦官”和汉代统治者的暴行视而不见，以及把中国“历史中成千上万的残酷地帝王专制的实例置之不顾”。同时引据“报任安书”指出凡是皇帝亲自交下与皇帝自己有关的案子，承办的官吏决不敢问是非。 

清朝的政治体制虽然形式上沿袭明朝制度，但是内容大有不同。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别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清朝制定内国史院、内秘书院与内宏文院等内三院为内阁，作为中央最高决策机关。设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学士满六人、汉四人，下辖中央执行机关六部。内阁的实际权力比明朝小，实际掌握权力的机关会随时代不同而改变。后金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是皇帝与王公贵族讨论国事之处。1631年皇太极为了中央集权，仿明朝制度设立六部与内阁以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入关之后，1677年康熙帝设立南书房，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雍正帝为了西征准噶尔准备设置军需处，雍正十年改称军机处。军机处机构精简，行政效率高，能迅速处理军国大事，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鸦片战争之后，为推行自强运动，先后于1861年与1870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对外关系与自强运动的策划与推行，成为自强运动期间最高行政机关。八国联军之后，1911年5月18日清廷宣布废除军机处，仿西方国家与日本实行内阁制，内阁总理大臣和诸大臣组成的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关。 

在政治上，清朝还限制发言权、结社和出版自由。在明朝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不仅明朝如此，历代也是如此，而只有清朝不允许人讲话。在清朝，除了六部尚书和侍郎可以向皇帝讲话，其他的不论什么人，都不许向皇帝讲话了，而一直得到中央重视的翰林院等，向来他们可以向政府讲话的，但是到了清朝也不准专折言事。在地方上，只有总督、巡抚、藩台、臬台可以向政府讲话，其他的府县均不可，比起明代，布衣也可以直接向皇帝讲话，清朝相差甚远。在地方上，清朝也不允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在顺治五年立在府学、县学明伦堂里的卧碑就足可以证明。在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朝在每一个明伦堂里都设置一个石碑，而这个石碑不是竖立的，而是横躺在那里，所以叫“卧碑”。在卧碑上有三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决策机关南书房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康熙皇帝设立南书房，起初是康熙帝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而设。因在干清宫西南角特辟房舍故名南书房。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 

军机处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军在西北与准噶尔蒙古激战，为及时处理军报雍正皇帝始设军机房，雍正十年改称军机处。乾隆皇帝即位后服孝，安排数位“总理事务王大臣”进入军机处，故改名总理事务处。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乾隆服满亲政，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自请罢职，恢复军机处名称，自此遂成定制，军机处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核心权力机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几乎可忽略不计，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废止。 

责任内阁

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宣布废除军机处，实行内阁制，任命内阁总理大臣和诸大臣组成内阁。由庆亲王奕劻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内阁。然而，由于内阁成员中过半数为皇族或满人，时人讥之为“皇族内阁”。该内阁在辛亥革命后倒台，由袁世凯组成的新内阁所取代。 

执行机关

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为清朝最高执行机关，各部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以前尚书均由满人担任，顺治元年（1644年）规定尚书及侍郎满、汉各一。在六部之外和六部并立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翰林院、太医院、理藩院、宗人府、詹事府、内务府、都察院。清朝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 

刑律

顺治四年（1647年）《大清律例》编修完成。《大清律》基本上承袭《明律》的内容。后经康熙、雍正两朝屡次增删，并于雍正五年公布。但清朝最经常起作用的是例，而不是律。胡林翼说：“《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胥吏都谙熟例案，常可执例以压制长官。《大清律》还表现出民族歧视和压迫的特色。满、汉人在法律上不平等。清廷对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各种特订的法律，如蒙古族有“蒙古律”，维吾尔族有“回律”，藏族有“番律”等等，以加强对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统治。 

国旗与国歌

与中国历史上的其它朝代一样，清朝本来并无法定的国旗与国歌。近代以后，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清朝逐渐引入西方国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国旗与国歌。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政府认定“黄底蓝龙戏红珠图”（即俗称的清朝“黄龙旗”）为大清国旗。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清朝曾先后使用《普天乐》、《李中堂乐》、《颂龙旗》作为半官方国歌或代国歌。直到1911年，清政府定《巩金瓯》为正式国歌，不过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巩金瓯》后来没有流行开来。 

弊政圈地令

紧急圈地有三次。

第一次，1644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颁布圈地令，将凡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及明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死于战乱留下的荒田分给诸王、勋臣、兵丁。 

第二次，1645年九月，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圈地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直隶的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江苏的徐州、山西的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因驻扎八旗兵，这些地方的无主荒田也分给他们。 

第三次，1647年正月第三次圈地，范围在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这三次圈地运动被圈的土地达16万余顷。 

野蛮剃发令

1644年夏，多尔衮颁布剃发令。所谓剃发，是指男子必须依满洲习俗剃发：前部头发剃尽，顶发四周边缘剃去寸许，不遵令者当“逆命之寇”。 

奴化投充法

1645年春，多尔衮颁布投充法。投充法规定：

第一、允许八旗官民招收贫民役使；

第二、被投充的人是奴仆，主人可以买卖他们。

吸血逃人法

清兵入关后，八旗官兵将所俘的汉人和投充者当奴仆。由于忍受不了虐待，大批奴隶逃亡。1645年春，多尔衮颁布逃人法，下令： 

第一、对逃跑的奴仆严厉惩罚，将逃人鞭一百之后归还原主；

第二、凡窝藏逃跑奴仆的人，本人处死，财产没收；

第三、还要罪及邻居和地方官员。

阴毒禁关令

清兵入关后，多尔衮就在1644年下令严令禁止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这就是禁关令。

清初满洲人倾族入关后东北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借口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与“禁关令”相关的词汇除了“禁关令”外，还有两个：“柳条边”和“闯关东”。

“柳条边”：为了严格执行“禁关令”，从顺治年间开始，清朝政府不惜代价于满洲境内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里名为“柳条边”的篱笆墙——满洲长城，也称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至康熙中期完成。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为“老边”；自开原东北至至今吉林市北的为“新边”。边墙以东的满洲严禁越界垦殖，边墙以西则作为满清的同盟者蒙古贵族的驻牧地。 

“闯关东”：有“禁关令”就有“闯关东”。直到历史已经进入到了19世纪，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满清政府却禁关令依旧。于是，破产农民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源源不断地“闯”入东北，这就是“闯关东”的来历。 

血腥屠城

在清朝军队对于中原地区的征服过程中，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百姓如不顺从清王朝，敢于抵抗的，破城之后，大杀百姓。有名的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外还有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常熟之屠、苏州之屠、海宁之屠、广州之屠、赣州之屠、湘潭之屠、大同之屠、四川之屠等等。

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在女真牛录制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兵民合一的制度。政治权力集中于王公贵族，重大决策由贵族共同讨论决定，是为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后皇太极于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仿明朝制度设立六部，试图逐渐削弱满洲贵族权力。皇帝试图实行中央集权的努力主要集中于清朝前期。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顺治帝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由自己亲自掌握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变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时加强上三旗的实力，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有所削弱。 

经济上由于把关外落后的奴役制带入中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恶政，强抓人作奴隶，以供八旗子弟白白吃饷，他们常年寄生虫般的生活造成了清朝武力的退步（乾隆视察八旗军发现他们驰马坠地，箭箭虚发）也使得清朝越来越依靠汉族军兵。 

汉军绿营和团练乡勇

清前期清军主要分为八旗和绿营二种。八旗又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旗设都统（固山额真），由中央八朴诩统衙门掌握，地方督抚无权征调。绿营兵，主要是清军入关后收编的明朝降军和各省改编的队伍，用绿色军旗，故称绿旗兵或绿营兵。兵种有马兵、步兵和水师。在各省者，由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所统辖。清朝中叶以后，又有汉族地主自募自练的团练乡勇。后因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由于八旗长期由政府供养，游手好闲，不习武事，逐渐丧失了战斗力，在镇压太平军时屡败，于是南北各地地主团练武装迅速发展，曾国藩的湘军便应运而生了。还有象李鸿章组织的淮军，左宗棠组织的楚军等，这些地主团练武装后改编为练军与防军。光绪中叶后，因甲午战争惨败，防﹑练军均又改为次要的巡防队，由袁世凯编练新军，作为主要国防力量。 

清末新军和海军

清末新政时，袁世凯在华北组建新建陆军（即北洋军），张之洞在南方组建自强军。到清帝国灭亡前夕，其陆军可以号称100万，但大概只有60万战斗人员，其中只有17.5万人是现代化的正规军。并非所有新军均效忠清廷，部分是暗中支持革命军的。 

1651年顺治帝令沿江沿海各省循明制，各设水师，此为清朝水师之始。内河防务以长江为主体，沿岸各设水师。洋务运动时期清朝才有新建海军的动作。为建立船舰自制能力，1866年清廷在福州马尾成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以沈葆祯为船政大臣。同年，李鸿章要求其江南制造局建造炮舰。1868年8月，第一艘中国制造的蒸汽军舰，“恬吉”号下水。随后的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分别摧毁南洋舰队与北洋舰队，这也标志自强运动的失败。 

经济

清朝采取开垦荒地、移民边区及推广新作物以提高生产量。由于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经济农业也相对发达。手工业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为代税役制。产业以纺织和瓷器业为重，棉织业超越丝织业，瓷器以珐琅画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镇为瓷器中心。清朝商业发达，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清朝曾实施海禁政策，直到占领台湾后，沿海贸易才稍为活络，货币方面采银铜双本位制。康熙晚期为防止民变，推行禁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工商业的发展。 

清朝的人口数也是历代王朝最高，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纪后期，已达到三亿左右，清末时达到四亿以上。清初推行圈地、投充等恶政，极大破坏中原地区的经济；而且重农抑商，禁止下海，制约发展。后为缓和矛盾，奖励垦荒、减免捐税，内地和边疆的社会经济都有所发展。至十八世纪中叶，少数民族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更加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里，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耕地先表现在荒地的大量开垦、耕地面积的扩大。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达到851万顷；到1725年（雍正三年），达到890万顷。耕地面积增加了40％以上，人口迅速地增长到3.6亿。清政府提倡各省因地制宜，采用多种种植方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高产作物甘薯的种植，由福建、浙江等省推广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经济作物桑、茶、棉花、甘蔗、烟草，种植面积扩大了，当时已经成为商品。 

康熙帝曾将双季稻的栽培，推广到江北部分地区。乾隆时期，清政府提倡改革耕作方法，大力推广多熟种植。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 

清朝时候，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 

乾隆年间，棉花，在明末基本普及的基础上，种植更加盛行,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台湾更是“蔗田万顷碧萋萋”。烟叶的种植也已推广到全国各地。在“江南、山东、直隶，上腴之地，无不种烟。而耳闻于他省者，亦如之”。清代经济作物的发展，为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 

清朝时期，人口的大量增加主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明末徐光启的著作《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但是番薯等高产作物也有其弱点：营养低且单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的救急尚可，长期为主食必然导致人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的正常智力发育。但这正和满洲人弱化汉人的歹毒心意。 

儒学

“刘师培说“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章太炎也说“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权谲”清朝统治者是通过把程朱理学钦定为官方学说，以达到垄断对程朱理学的解释，来阉割程朱理学，并进而阉割士人精神的目的，而吕留良恰恰是还原程朱理学的精神内涵，这是从根本上击中满清统治者的要害，从思想基础上威胁满清统治的合法性，也就难怪满清统治者对其恨之入骨，视若虎狼了。真诚信奉程朱理学者受到杀戮迫害，而那些把程朱理学歪曲成为替满清服务工具的奴才却受到满清统治者的竭力褒扬。 

文字

古人对汉字的简化，一直持续到明朝末年。但随着满清的统治，汉字正字法出现了复古的趋势。清朝把八股文的格式、语气、用词的规定都详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也对用字作了极为严格的规定，明确宣布，只许用“正体”字，不用“俗体”字，违者严办。1874年，龙启瑞奉谕作《字字举隅》一书，一个字一个字的辩正科举考试用字，堪称清朝字体复古的典型。而乾隆为《四库全书》钦作的《辩正通俗文字》中更公开说：“俗者，承袭鄙俚……断不可从也！”满清在文字上的复古政策，只是把印刷字体视为“正体字”，视手写字体称为“俗体字”。给文化普及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钱玄同先生曾严厉斥责满清的文字复古政策：“……这样是正体，那样是俗体，狺狺不休！其实他们全是不认识的古字！”

语言

满清入关造就中国历史上汉语的最后一次蜕变，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内城的满人说满语，外城的汉人说明朝官话即南京话。很快满人发现满语在老林子里打猎伐木还能凑合着用，一进城面对花花世界词汇量远远不够，靠满语没法生活，只好硬着头皮学汉语。问题是满人学汉语有先天缺陷，入声字发不出一下子全部丢弃，造成现代汉语同音字急剧增加，语言表达能力大幅下降。满人发音像老外说汉语那样不伦不类，但是满人是中国的统治者，这种蹩脚汉语在北京内城定形后，迅速向外扩张，随着满清统治的巩固而遍及全国。 

雍正年间（1728年），清设正音馆，首次确立以北京内城官话（满式汉语）为国语正音，大力推广满式发音。但南京话直到清末，依然有“南京白话最堪嘉”的美誉。满式汉语的国语标准音地位至清末民初才最终确立。从此蹩脚成为正统，这种对汉语的发音、词汇和语法进行全面破坏的满清官话被定义为“国语”。共产党中国成立后改称满清官话为普通话，这就解释了今人用普通话读古诗文感到蹩脚，容易对原义错误理解；而闽南语、客家话、粤语、吴语地区的人们方言诵读顺口，理解程度高于官话方言区的人们。

文学

清初的作品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感情，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清中叶以后，由于统治者高压与笼络相结合的政策，使作品丧失了反清和反满的意识，而流于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清代小说在明代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蒲松龄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代表了清代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也是我国文言小说创作的高峰。它集志怪、传奇之大成，思想敏锐，内涵深厚，具有独特的创造性。清代的长篇小说则产生了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水浒后传》、《说岳全传》等，讥讽现实的《儒林外史》、《镜花缘》，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歧路灯》和《红楼梦》。清朝的诗歌在中国历史上影响不大。早期，纳兰性德的《饮水词》为后人称颂。乾隆皇帝酷爱作诗，他的《御制诗五集》共41863首，但很少有佳作。被成为“诗界革命”的诗歌改良运动产生于戊戌变法前后，其代表有黄遵宪的诗，其余如谭嗣同、唐才常、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均有作品。 

绘画

清代的画坛由文人画占主导地位，山水画科和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更多画家追求笔墨情趣，在艺术形式上翻新出奇，并涌现出诸多不同风格的流派。清初朱耷、石涛的山水花鸟画，中期的“扬州八怪”，清末任伯年，吴昌硕的仕女花鸟画及杨柳青、桃花坞和民间年画均对后人有很大影响。 

戏曲

清代戏曲在元、明戏曲的基础上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康熙年间洪异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两部杰出的历史悲剧，它们寄托了国家民族的兴亡之感，是清朝戏曲创作的最高成就。 

医学

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经验良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作了许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著作。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学上有突出的成就，著有《医林改错》一书。他强调解剖学知识对医病的重要性，并对古籍中有关脏腑的记载提出了疑问。他通过对尸体内脏的解剖研究，绘制成《亲见改正脏腑图》二十五种，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为中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地理

康熙时，曾组织人力对全国进行大地测量，经过三十余年的筹划、测绘工作，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部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最后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根据测绘的新资料，制成了《乾隆内府皇舆全图》。在这份地图里第一次详细地绘出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农学

清代的农书约有一百多部，尤以康熙、雍正两朝为繁盛。有《钦定授时通考》《广群芳谱》《补农书》等著作。其中大型综合性农书《钦定授时通考》，是乾隆二年（1737），由乾隆帝弘历召集一班文人编纂的。全书规模比《农政全书》稍小。因是皇帝敕撰的官书，各省大都有复刻，流传很广，国际上也颇有声名。

铁路

清朝末年，中国的交通事业有所发展。詹天佑是个中国第一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他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工程之艰巨是当时世界铁路史上罕见的。詹天佑克服了一道道难关，创造性地设计出“人”字形轨道，减缓了坡度，降低了造价，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京张铁路是中国人利用自己的技术力量修成的，在中国铁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首崇满洲

作为统治族群和八旗军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满洲人尤其被历代皇帝视为国家根本、朝廷柱石。满洲将士为清朝定鼎中原、以及之后平三藩、灭回部等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故终清一代，“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根本”）是清朝的既定国策。

清朝时期，满洲子弟在政治或生活领域主要享有一下几类特权：

教育：清廷为宗室子弟特设宗学；觉罗子弟有觉罗学；普通八旗子弟有咸安宫官学等八旗官学；内务府子弟有景山官学等；

科考：除科举之外，另有笔帖式供满洲子弟进入仕途；

补缺：清朝高级文武官职一向有满（旗）汉缺之分。满洲人可任汉缺，反之除个别情况外，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律法：清代满汉（旗民）不同刑。例如正身旗人犯充军、流刑罪者有免发遣以枷号代替的特权。此外，旗人司法权也独立于民人之外。如驻防旗人触法不归当地督抚管制，而由该地区驻防将军、都统负责。京旗子弟由步军都统衙门处理、宗室则由宗人府全权裁决。

生活待遇：清廷分拨满洲子弟以旗地，免赋税。旗地受国家保护，不得私自买卖。除了旗地之外，清廷还负责分配房屋以供居住。此外，满洲子弟未成年者有养育兵政策，按月可得一定薪资。

隔离居住：清廷在全国各处八旗驻防地均设置“满城”供兵丁居住，汉人不得随意出入满城。东北满洲故地无满城之分则设置柳条边，防止汉人进入“龙兴之地”。过份安逸的生活终使满洲人的风俗从骑射民族的勤俭朴实变为奢华糜废，以至于可用于国事之人越来越少。随着国力日衰，清政府对满洲人的生计问题已然鞭长莫及。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民国建立，“首崇满洲”之国策也随之寿终正寝。

蒙古政策

清政府对内蒙古地区实行特殊管理。一方面以联姻来笼络蒙古各部首领，以宗室女外嫁各部首领及其子侄。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实行分而治之的“扎萨克制”，亦即盟旗制度。 

按照这种制度，原蒙古各部称为盟，是内蒙古地区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旗设旗长，即“札萨克”，为世袭之职位。旗下设佐、什，受旗长管制。若干相邻的旗为一盟，盟有盟长，由中央直接任命，多选旗长中势力大、威望高、与中央关系亲密者任之。盟为监察区，不属行政单位。当时主要有哲里木、昭乌达、锡林郭勒等盟。各盟旗直接对中央负责，受中央理藩院的管理。另外，在内蒙古地区设热河都统、察哈尔都统和绥远副将军，率军驻防要地，以加强军事控制。但各都统、将军不干涉行政事务。 

清王朝统一了蒙古各部后，对蒙古的统治策略是，既要使其不再成为朔方边患的势力，使蒙古成为清政府统治全国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和清帝国北部疆域不设防的屏障。包括在蒙古大力扶植推广喇嘛教，有效的收服了人心，维护了蒙古地区安定局面。 

西藏政策

清朝对西藏管辖的三大有力举措是册封制度、驻藏大臣和金瓶掣签制度。

册封制度

清朝初年，五世达赖来京朝贺，顺治帝隆重接待并正式赐予他“达赖喇嘛”的封号；后来，康熙帝又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并赐以册印；从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正式固定下来，以后历世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 

1727年，清政府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办理西藏事务；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与达赖和班禅共同管理西藏；驻藏大臣的设置，标志着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的加强。 

金瓶掣签制度

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达赖、班禅转世的监督和任授权力。此乃清王朝改革西藏行政管理体制，确立系统治藏法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乾隆年间。清政府陆续颁布《西藏善后章程》和《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处理政务的平等地位，巩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 

清政府振兴西藏经济的措施有改革乌拉、租赋、钱法、贸易制度；活跃民族贸易；创报、兴学、发展农牧工矿业和加强交通、邮电事业的开发等。 

剃发易服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衣冠服饰。《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汉人成年之后就不可剃发，男女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顶。

满族人在入关之前，满族统治者在关外已然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对被征服的汉人一律强令改变发式、更换服装，投降的明朝将士也必须剃发易服，作为臣服的标志。

清军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入关时曾颁发“剃发令”，因引起汉人的不满和反抗，于是公开废除此令。

1645年清兵进军江南后，汉奸孙之獬受到其他汉臣的排挤，恼羞成怒之下向摄政王多尔衮提出重新颁发“剃发令”。于是，多尔衮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规定清军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其执行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汉民为保护世代相承的文物衣冠进行了此起彼伏的斗争。清朝统治者对此进行了暴力镇压，例如1645年发生的嘉定三屠事件即与“剃发易服”有关。此起彼伏的斗争历经几十年，最终结果是满人屠夫取得胜利，汉族大部分生者都剃发结辫，改穿满族衣冠；坚持不愿改换衣冠者要么被杀，要么逃到海外，要么遁入空门，带发修行。

西南土司

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朝廷中央的敕诏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但有些土官以世袭故，恣肆虐杀百姓，为患边境，“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

康雍乾时期，国力强盛，北京政府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由中央政府选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务，“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

清朝汉奸重臣

满清为夺取和巩固对全中国的统治，除起用范文程等汉族民间精英外，在入关过程中先后招降了前明军将领吴三桂、李成栋、尚可喜、耿仲明及其统领的汉奸军队。后因其叛乱而由康熙剪除其中三个主要的藩王，被称为平三藩。带兵收复台湾的汉奸施琅也是汉族前明军官。清初汉族重臣还有洪承畴等汉奸清政府为了长久统治中国，大力尊崇儒学，按历代汉族王朝传统开设科举，从中选拔士人以赢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预防反抗。 

清廷任用的汉奸官员林则徐曾从英国人手里收缴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 

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汉奸重臣在平叛太平天国及洋务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甲午战争后清廷实行新式练军，亦以汉族官兵为主。其中如袁世凯、留学普鲁士学习军事的段祺瑞、冯国璋、留学日本的王士珍，和黎元洪均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起到关键作用，并成为后来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 

清朝满族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的原因：

一般认为，满族统治者希望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摧垮广大汉族人民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保持满族不被汉族同化。后来的历史表明，满族统治者的这一措施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汉人逐渐淡忘本民族服饰，习惯了满族的发式和服装。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号召民众剪去辫子时，仍然有许多人不愿意剪，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剪去辫子后被官府杀头，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易服”政策对汉族恐怖影响极深。

“剃发易服”是清初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针对当时各地汉人的抗争此起彼伏的情况，当时的陈名夏曾说过：“免剃头复衣冠，天下即可太平”。然而不久他就因为说了这句话而被满门抄斩。

文字狱

清朝虽然依靠武力开疆扩土，但在人文精神上比前朝后期确有了较大退步。清朝初期和中期，推行民族牢狱式的统治。清朝文字狱的兴起旨在震慑反清势力，维护清政府少数民族统治，其特征是：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清朝历史中，顺治、康熙时期的“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雍正时则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疯狂的人物则是乾隆，他炮制了一百三十余案。彻底扼杀了中国社会的活力。 

清代文字狱是满洲清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反动措施之一，是世界历史为止罕见，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恐怖制度。满洲清为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从其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除清朝外都并未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清代文字狱贯穿整个清代250年左右。顶峰时期自顺治开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140余年。少数民族掌权的清朝，对汉人控制极严。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皇帝疑惑文字中有讥讪清朝的内容，即兴大狱，常常广事株连。清代的文字狱保守估计200余起。除了极少数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是捕风捉影，纯属冤杀。 

清朝文字狱的兴起旨在震慑反清势力，维护清政府野蛮统治，其特征是：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清朝历史中，顺治、康熙时期的“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雍正时则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疯狂的人物则是乾隆皇帝，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文字狱导致明末可以和春秋时代相比的晚明思潮在清代终结。知识分子不敢发表独立见解而是钻进故纸堆去考究古书，这就是所谓的干嘉学派。

清帝为打压汉人反清复明运动与防止散播不利满洲的消息，屡兴文字狱以控制士大夫的思想。文字狱之案件常是无中生有，小人造谣所为。较大规模的文字狱甚至可以牵连成千上万人受害。柳诒征称：“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干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稍一不慎，祸且不测。”。顺治四年（1647年），发生第一起文字狱“函可案”。一位法号函可的和尚因藏有“逆书”《变记》而被逮捕，后来流放到渖阳。顺治末年又发生庄廷鑨明史案，并惊动朝廷中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清朝诸例文字狱中，有名的有康熙时期的南山案、雍正时期的查嗣庭试题案和吕留良案等。 

清代文字狱泛滥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复，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 

（1）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龚自珍的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大意是“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对清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干嘉之学。 

（2）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3）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4）一些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为邀功之路。借修书改书毁书

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科技 

清朝科技从清初在满洲蛮族的摧毁下就渐渐落伍，也没有让科技知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 

谢选骏指出：满洲奴役，对现代中国贻害深远。例如，现代中国是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文字狱都是一脉相承。关于这一点，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Evelyn S. Rawski）的看法可以佐证。他认为早先中国人关于清帝汉化的结论，主要依赖于官方的汉文记录。清统治者接受汉文，将儒家经典作为科考的基础，扶持汉人的艺术和文学，并使自己的信仰中溶入儒教的内容，这些都显然表明了清统治者决心以儒教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在汉人属民面前。清统治者还改变了女真的婚姻习惯，并将火葬改为土葬，以符合汉人的习俗。孝道作为获得统治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被提到了很高的境地。罗斯基教授指出，满人将自己扮演为汉人的统治者，这一点无可否认，问题在于这是否是他们的全部形象？档案资料已有力证明了对于不同的帝国属民，满人相应采取了不同的“统治者形象”。（这很像中共的“统战方法”。谢选骏注）

罗斯基教授谈到满蒙关系时说，联合蒙古对于满族的征服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联盟通常是由联姻来巩固的，早期清统治者也称蒙古人为满族的先辈。1644年征服中国之前的几十年里，蒙语和满语是清人主要使用的语言。努尔哈赤给他的几个儿子起了蒙古人的名字，或是封他们以蒙古的尊号。满、蒙语中有关牲畜、牲畜饲养、骑马用具的词汇多具有共同的词源，甚至农业也反映了这一地区女真和蒙古人之间密切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上，满族是借鉴了蒙古人的经验，创立了有名的八旗组织，而且满族政权中许多汉文明因素实际上是透过蒙古人吸收的。藏传佛教是满清控制蒙古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满清政府的蒙藏非汉统治的象征。 

罗斯基教授认为，满族统治者汲取了汉与非汉的多种源泉，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努尔哈赤最早的称号为昆都仑可汗（满语称汗），蒙语意为“年高德劭的统治者”。正如帕梅拉·罗斯雷（Pamela Crossley）解释的，可汗统治形式下的内容与中国皇帝统治形式下的内容是有极大区别的。自成吉思汗后，草原世界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们所追求的最终政治目标，就是成为“可汗们的可汗”或大可汗。但“可汗们的可汗”并非是中国的皇帝，他的权力建立在草原上不断涌现的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基础之上，还须视部落首领们的同意而定。这个称号及它所包含的政治内容，成为努尔哈赤后金统治的政治背景。经清一代，蒙古人始终称清统治者为“大可汗”（博格达可汗）。

根据这些史料，在清朝政治中，满人的作用很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共产党员。而这些特殊的满文文件所发挥的作用，很像中共的“党内文件”。满人既然完全把汉人当作工作对象处理，因此不被同胞感情束缚，故有清一代虽然文化凋敝但统治手段却为老辣。就像“无产阶级专政”把人民当作工作对象处理，因此丝毫不被同胞感情束缚，故“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时代虽然文化凋敝，但统治手段却极为老辣。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满清老辣凶残的二元结构、如此炉火纯青的统治艺术，在遇到西方入侵时却因其二元性质具有的互相牵制功能，成为成为最难改革的二元格局。满人害怕失去控制，极力抵制改革。汉官害怕遭到怀疑，互相比赛守旧。其结果，满清灭亡于汉人复国运动的过程，也是中国大大落伍于欧洲的过程。──又一个兴于斯，亡于斯的活体。

“兴于斯者亡于斯”，这是我所总结的“历史法则”。一个社会，其自我调节的功能可以帮助免除立即的灭亡；但逃离历记的灾厄，并不能阻止其存在过程所积累的“历史因素”之增加。随着存在过程的绵延、老化过程的深入，一个社会、一个政治实体及其制度之调节能力，必不可免日趋僵硬，大难临头的时刻终于来到。

所谓历史因素系指在历史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各类因素。历史因素是必然会出现并对后代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有人将“历史因素”与“传统”混为一谈。这是很肤浅的。历史证明，传统可以改变，甚至毁灭，但历史因素却将长在。这是因为传统是种有形的成品，历史因素却是无形的成分。在不同条件下，同一历史因素可以具有很不同的意义及影响。不错，历史因素会因为时间的流逝作用被有所淘汰。可是在这一漫长的淘汰途程中，被淘汰者已对历史发生了影响：历史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会繁殖。此外：传统被破坏后将化为历史因素，传统还不断地分泌出历史因素。传统有其一觉悟，而历史因素却可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视情况而定。

在我看来，某些历史因素的储存具有“永恒的意义”。当然这种意义本身也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不过毕竟始终存在并发出影响力。（例如：人的身上还存在鱼的因素，这从胚胎学可以见之。而从鱼到人经历了多少年代了？）

我看，生命和社会都有一个“最适点”，也就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至善”。“中庸之道”被认为是达到至善的途径，人如能立于至善或是接近这个最适点，则可以延长盛世──不浪费或少浪费自己的精力，以推迟个人的暮年、民族的衰世。

（即使中庸的理想可能实现，盛衰轮回的宿命也还是不会丝毫动摇的。因为盛世好像一个抛物线，且有赖于人为的努力；人力有限，耗费的精力也需要休息，“社会的休息期”则意味着“文明的衰落”。）

社会的活动期和休息期，以百年为一个单位，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这一“盛衰节奏”的耗时太长，我们只应抱怨自己的生命太短促了。“社会休息期”中的先知先觉，能体察“社会活动期”的繁荣，在对比了自身所处的衰落状态和前人经历的兴盛状态之后，他感到真正的痛苦！他既对衰落有鲜血淋漓的痛感，又记得历史上黄金时代的故事。相比之下，他同时代绝大多数人，对此则完全没有知觉。先知的痛苦是无人能够体会的。

衰世中的先知先觉者也可以有他们独特之快乐的。特别当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特殊处境时。他们实际上是一座伟大桥梁的落成典礼祭祀中的太宰。

这个衰世实际上就是从一个盛世通往另一个盛世的伟大的桥。一个必不可少的间歇。一个休息站──尽管对在其中生活的人们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休息而只有可怕的骚乱及奴役，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确然是一种休息呢？身处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就是这样的衰世。

例如，中华民国兴起于地方势力之间的《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因此也亡于地方势力之间的《临时约法》：国民大会在军事专政的铁拳下无疾而终。军事专政的铁拳，后来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吸盘──因为据我们研究，无产阶级专政远比铁拳更加无孔不入，而是像海星或乌贼的吸盘那样游刃有余却能窒息人命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1912年3月11日公布。共分七章：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五十六条。它以民权学说为指导，参照三权分立制度，确定了共和国制度，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条）。“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第四条）。参议院为行使立法权的机关，由各省都督府指派的参议员组成（第十六﹑十七条）；有权议决一切法律案﹑预算﹑决算﹑税法﹑币制﹑度量衡的准则﹑公债的募集及国库有负担的契约（第十九条）；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第二十九条）；在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和宣布大赦时，享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四十条）；并可弹劾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第十九条）。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为行使行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第三十条）﹐但在行使宣战、媾和等权力时，须经参议院议决或同意（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四十条）。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第四十三条），组成临时大总统以下的“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第四十四条）。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有副署权（第四十五条）﹐以负连带责任。法院为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关，由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法官组成（第四十八条）﹐依法审判民事﹑刑事诉讼案件，有关“行政诉讼及其它特别诉讼﹐另以法律定之”（第四十九条）。法官为终身制，独立进行审判（第五十一﹑五十二条）。］

《临时约法》根据各国宪法中民主自由原则﹐规定人民享有人身﹑财产﹑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项自由和选举﹑被选举﹑考试﹑请愿﹑陈诉﹑诉讼等权利（第六—十二条）﹐同时负有依法纳税﹑服兵役的义务（第十三﹑十四条）。临时约法还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从而打破了“官办”﹑“官商合办”等桎梏。但是它规定参议员不经人民选举﹐而由地方都督府指派，也没有明确规定人民行使民主自由权利的任何保障，却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第十五条）。这为袁世凯专政肆意剥夺人民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并打开了毛泽东专政的道路。

袁世凯的所作作为，后来被毛泽东发扬光大。1915年袁世凯不敢签下《二十一条》条约，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却签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八条和《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1916年袁世凯撤销称帝，1976年毛泽东却死在红太阳的床上。这都是因为毛泽东掌握了袁世凯所没有的“党政军一体化”机器。毛泽东不敢称“帝”却自称“主席”，不敢称“圣旨”却自称“最高指示”，不敢称“朕”却自称“无产阶级”，因为自知无法以帝制传后，而陷入老人常有的绝望，发动文革，妄图通过“不断革命”，使得僭主体制持续下去。

根据中国的“朝代兴替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兴起于党政军一体化，因此也将亡于党政军一体化。这一兴亡的机理在于：党政军一体化、有助于夺取政权、实行全面专政，此是其兴起的诀窍；党政军一体化、容易造成僵化、形成尾大不掉之局，此是其衰灭的死穴。中共在1980年代已经模糊意识到这一死穴的存在，也曾试图用“党政分家”的办法来解开这一死穴，但是1989年的戒严镇压和军事管制已经完全杜绝了这一改革的可能。党政分家都不可能，如何实行党政军分工、实现“军队国家化”？而“军队国家化”所标志的的党政军分工合作，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无法诞生的。

《满清让中国倒退三百余年》（谢选骏）这样写道：

（一） 

满洲人相当野蛮原始，甚至到了霸占中国两百年后的十九世纪都是如此。在清人昭梿撰写的笔记《啸亭杂录》中，竟有这样一段关于清初满洲武将阿里玛的记述：据载，阿里玛力大过人，能够举起盛京实胜寺前重达千斤的石狮子，还能够揪着自己的头发使身体离开地面！这显然只是萨满教神话的余孽。

欧立德（Mark C. Elliott， 1959年）却偏偏认为“满洲人创造了奇迹”：

满洲人是突然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的。虽然规模不大却表现出不同于其他集团的强劲的军事力量。固然，他们能出现在北京街头是出人意料的，而他们居然在巩固政权上取得成功，那就更加令人惊异。满洲皇帝能够把他们的统治从1644年6月维持到1912年，恐怕任何人都始料不及。其实，满洲人给历史学家提供了许多饶有兴味的问题。其中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基本问题就是所谓“以少数人进行统治的问题”，即满洲作为不及汉族人口350分之1的少数民族，为什么能够征服并维持对中国的统治长达近300年。郭沫若曾说，清人入主中国200多年实在是一个奇迹。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并非汉民族自身，而是不同于汉人的通古斯族系满洲人在中国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里治理中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谢选骏指出：难怪人们说郭沫若是个汉奸卖国贼。）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由于满洲人遵循朱子学说的统治规范，从而获得了在政治上生存发展所必须的、富裕而有教养的汉人士大夫们的支持，由此维持了自身的地位。对第二个问题，即所谓“满洲问题”，也就是1683年最终确立的满洲征服者和汉人臣民之间的关系的协调，一般的结论是，由于满洲人完全与汉人社会同化，故清朝乃满洲人的王朝这一性质特征变得不甚重要了。（谢选骏指出：欧立德一窍不通。满洲人不是靠朱熹学说而是靠萨满教维持恐怖统治的。）

在思考满洲人成功的原因时，我一直企图把立场上相去甚远的“清史”和“内陆亚洲史”联系起来加以研讨，而我的结论也不同于历来对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的意义所作的解说。换言之，清朝的洪业来自于满洲人对中国政治传统的适应能力，以及其保持自身特殊素质的能力这两个方面。清朝既没有完全摆脱儒教的束缚而只具有狭义的统治上的利害，也不单纯建立在满洲人对汉人的军事支配之上，而是在把统治的基础置放在一个不同民族上来进行治理。满洲人的差异性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构成满汉关系特征之一的紧张感原本就是存在的，并与清朝的统治秩序相始终。常言道“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如果说这是历史的真实写照的话，满洲人在下马之后并未离之远去，那也是事实。然而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却谈何容易。

欧立德在研究满洲人的帝国洪业时感到，对于17—18世纪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很有详加了解的必要。因为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回答“由少数人进行统治的问题”（清朝是怎样成功地将其统治权维持了近300年的），还可以回答所谓的“满洲问题”（清朝的统治者不是汉族而是满洲人，这对于晚期中华帝国的历史有怎样的意义）。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采用所谓的同化之说。我从老一辈学者孟森、郑天挺、王钟翰、Karl Wittfogel、Joseph Fletcher和David Farquhar等，以及近年的Beatrice Bartlett、Philip Kuhn、Pamela Cross-ley、定宜庄、刘小萌等人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许多教益，更受到日本学者稻叶岩吉、浦廉一、百獭弘、三田村泰助、宫崎市定、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细谷良夫等人学问上的诸多影响。他们把清朝的统治作为“异民族统治”的一个事例来理解和阐释的作法给我以重要的启迪。

（二）

（谢选骏指出：欧立德关心的命题是：由少数人进行统治的问题。我想他关心这一命题，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出现，继承了满洲人“少数人进行统治”的事业。）

在理解上述命题的时候，欧立德首先说明对于清朝历代来说为什么保持“满洲”这个概念是重要的。欧立德的推论是，如上所述，王朝统治的正统性是以两种理论为基础的，而且需要由清朝统治者自身来奠定这个基础。理论之一基于中国传统的王权思想，另一理论则是基于满洲人作为外来征服集团所具有的利害关系，这个相对狭隘的认识。在上述两端之间，可以看到代表大多数人的具有广泛性的主张与代表少数人狭隘利益的主张，普遍主义与排他主义，学识为本的实力主义与贵族主义，以及文武两派理想上的差异所造成的种种紧张与对立达到了极限的程度。对于清朝来说统治中国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在上述矛盾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无论天平向何方倾斜，都有招致失败的危险。清王朝如果摈弃第一种理论（通常称之为朱子学的正统论），比如废除科举制度，势必失去汉人知识分子的支持，而统治本身也变得不可能。另一方面，如果容许破坏满洲集团与多数派的汉人集团之间在定位上原本不可逾越的界限，允许满洲人分散到一般的人群当中去，就可能损害满洲作为征服民族，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和团结的努力而形成的权力以及民族主体性的一体化（在这里我使用“族群主权”这个字眼），并危及该王朝的今后。在第一条路上有不到百年就归于灭亡的元朝作为前车之鉴，在第二条路上，有皇太极再三告诫文化演变的危险时提到的金朝。

欧立德赞许的是，满洲人统治者似乎意识到，强调以民族主体性为基础有可能导致政治的不安定，所以一再宣称“满汉一视同仁”，对待汉人时作出一种儒家的姿态。然而他们的内心的思考与其外在的行动其实有很大的出入。1730年刊行的《大义觉迷录》记载了雍正帝针对汉人的反清言论所作的答辩，或多或少地表露出满洲人对自己的少数派地位的不安，不过类似的情形并不多见。就这件事而言，后来乾隆帝即位不到两周，就下令收回其父亲的布告，显然事出有因，并非偶然。因为该书不仅暴露了清王朝对汉人的不信任，也轻易地暴露了对王朝自身形象所持的某种偏见。

再者，如果把维持满洲人统治以及满洲人集团的凝聚性看作清朝统治成功的基本条件，并同时承认清朝的统治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的话，那么必然与持满洲汉化论的人意见相反，会得出满洲人保持了自身的民族主体性的结论。不过，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的记述，讲的都是在18世纪初叶以后满洲的民族特性濒临失传，清廷为了保持其特点而采取了种种挽救对策，却仍然未能阻止满洲人摈弃自身的传统习俗而接受汉人的文化。清廷把注重“国语骑射”、“崇尚简朴”作为“满洲之旧道”加以鼓励（或者说是敦促），却未能收到相应的效果。既然如此，保持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性又从何说起呢？

（谢选骏指出：满洲人的这些做法，被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下来。）

欧立德要回答这个问题，再一次研讨最具有满洲特色的八旗制度。历史上内陆亚洲地区的其他集团也曾采用类似的高度军事化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满洲人的八旗制度则最明白不过地表明了满洲集团的非中国（中原）的性格特征。除了皇帝外，无论满洲的男女老少，都属于八旗，八旗的历史和满洲的历史互为表里不可分割。欧立德指出，对于民族主体性这个问题，无论就精英阶层还是就普通阶层来看，都应当作为八旗组织内部发生的一种现象来把握和分析。欧立德发现，随着清朝的姿态从征服中国变为统治中国，清廷理想中的标准的“满洲之道”，在一定程度上被注重实用性的“满洲之道”取代了。八旗的牛录就是征服者们的老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居住在牛录里的成员被再度定义，满洲人成了旗人，反之旗人也等同于满洲人。这个演进过程的最后，就出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把清代的旗人统统认定为满族这个最有代表性的结果。

（谢选骏指出：“旗人”并非民族，而是党团，相当于现在的“党员”。）

（三）

欧立德胡说：“满洲人创建的前所未有的伟业，与他们作为武士接受管理严格的军队生活方式以及因处于内陆亚洲边缘而赋予他们的好战性格有关，两者造就了清朝强劲惊人的军事力量。他们是当时中央欧亚大陆地域最强劲的部队。”欧立德完全不能解释，既然满洲人这么能干，为什么早在其十七世纪的全盛时期就通过《尼布楚条约》把大片领土拱手让给俄国？

欧立德接着胡说：关于大清国的正式边界，有必要关注满洲人持有的不同认识。明清时代汉人的看法大体是借长城划分“内”和“外”。长城以南为“中原”，是中国的本土，长城以外是塞北，即广漠荒无人烟的旷野，寒冷异常。而对于满洲人来说，长城并不那么重要、。由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至高无上的满洲皇帝（汗）的概念中，那是人工建立的边界，可以完全无视。所谓“内”与“外”的区分，指的是北京和北京以外的所有空间。换言之，被当作中国的“中原”和当作边境的“塞外”的划分是满洲人所不取的。就这点而言，他们所说的“大一统”的宣言是正当的，也是极其重要的。也就是说，由于满洲人将“内”和“外”统为一体，“中国”的概念得以重新定义，它奠定了当代中国的雏形。

当然，正如细读20世纪的民族主义观点时可以感受到的那样，重新统一后的疆土成为中国的过程并不那么简单。中央政府一直在倡导所有少数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大家庭”中的“民族大团结”，这个口号与标榜多民族性的清朝的“满汉一家”说不无相似。由此也可以看出满洲人的统治给近代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多么大的影响。

……

欧立德哪里懂得：中国领袖自从夏商周以来，就一直自视为“天下”的主宰。而长城不过是一道军事防线，不是作为天下之外。

（四）

网文《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化浩劫》指出：最惊心动魄，极为阴险，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焚书事件——清鞑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８万余块。除了焚毁书籍，满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过）。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满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根据韩音湖等编纂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满清在文字狱时代曾经对有关蒙古、满清的各种记录做过系统的销毁和篡改。“皇明”字头：此类字头书籍，全部销毁。《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朝注略》，这本书乾隆年间被军机处奏准列入全毁书目，《嘉靖以来首辅传》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奏准禁毁，“甲申”字头此类字头，全部禁毁，《朝鲜征倭纪略》禁毁满清查禁。焚毁的“军”字头、“经”字头、“明”字头的部分书籍名录，见下文。“漏网之鱼”的几种史料有《江变记略》，叙述满清八旗在江西杀戮奸淫的暴行，尤其是其中叙述八旗匪徒，对妇女通宵达旦的实施轮奸；《扬州十日记》：亲历者叙述满清在扬州十天的大屠杀。

《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禽兽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

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

另外，根据一些近代学者所发现的宋代刻本看，很多描绘金元屠杀的史料，在满清《四库全书》中，全部遭到了删除和篡改。最令人发指的是，满清还通过篡改文献，达到对汉民族进行诬蔑的目的。如满清宣称，张献忠立有碑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根据近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张献忠碑文看，实际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没有七个杀字。这些杀字，显然是满清走狗胡编出来的。鲁迅在他的文章里举了一个例子。现摘录如下：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五）

清廷的自大与保守，让世人诟病不已。这是由满洲人群整体上的野蛮状态决定了的。虽然在满洲鞑靼二百多年的基业中，有2.5位皇帝曾大胆地张开双臂拥抱欧罗巴文化，但最后都狗尾续貂、无疾而终。前者是一手缔造“康乾盛世”的康熙鞑靼，其次是在积贫积弱的国运中试图通过“戊戌变法”来扭转时局的光绪鞑靼，剩下的半个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宣统鞑靼了。（现在的新满洲人、共产党中国人称之为“鞑靼”为“大大”。）

由于满清鞑靼极度愚昧，文明被彻底的扼杀掉。入关之后，满洲鞑靼鼠目寸光，闭关锁国、重农轻商、轻视科学等一系列错误国策的危害显而易见，如果是在思想活跃的情况下，这些问题都不难发现和解决，只不过是残酷的思想迫害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龚自珍只得无奈的仰天长啸“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哪里是没有人才？！是没有言路！由于满洲鞑靼兽性的杀戮，中国人的精神死了。从此时起，中国的各级官吏不再自称“下官”、“卑职”，自王公大臣起在皇帝面前口口声声自称“奴才”，朝野上下弥漫着噤若寒蝉的恐惧，这种味道好像行将就木的气息。一个民族的精神死亡，也也意味这个民族的灭亡！从此，中国不是发展， 而是全面倒退，一派江河日下之势。

现在某些人极力鼓吹“康乾盛世”不过是覆灭前的回光返照，好象临绝前的垂死挣扎，只要稍有文化常识与历史知识的人，都能看出“康乾盛世”不过是野蛮的杀戮、阴毒的精神摧残、残酷的独裁暴政的代名词。就经济方面而言，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大多是对明末的恢复性增长。明末崇祯时就有田783万顷，而顺治16年（1659）中国耕地总数是549万顷，直到到乾隆31年（1766）到741万，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可见 “康乾盛世”生产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产规模。

或曰 “康乾盛世”时清朝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一。此说不假，只是清朝以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一直就是世界第一，不是清朝才是世界第一的，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雄厚的基础。满清之前宋朝的经济总量占世界75％，明朝占45％，清朝占25％。明朝雇佣经济的工商业及海外贸易十分繁荣，就经济比例而言十分合理，距离资本主义已不遥远。同居世界第一的清朝在质上已差之千里，搞的近代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担当不起革命的重任。

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逐渐意识到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于1708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到雍正年间，又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以《华夷译语·拉氐诺话》作为教材。《华夷译语》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成为中国近代早期的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可笑的是，《华夷译语》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为“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了。这都是由于满洲人的愚蠢。他们像毛泽东一样，只愿意任命自己的子弟进入大学，结果是大学的瓦解和堕落。

……

满清让中国倒退两百余年，现在，又经过两百年了，中国终于步履蹒跚地追赶了上来，下一步，中国该怎么办呢？中国如何摆脱“第二满洲”的中国共产党统治？

附录

欧立德的满文水平有多高？（李勤璞 

 

笔者论文《明末辽东边务喇嘛》2000年9月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刊登，结论言及喇嘛的政治角色：“金人（清人）于此获得足够机会，乃有北京时期（1644-1912）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跟深切的成功的全面运用，塑造出大清朝特殊的政治构造-意识形态-族群关系”，语后加了一条脚注：

Evelyn S. Rawski就清朝的形成、统治方式、政权性质等，表达了有启发性的意见，见其著，‘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November 1996）, pp. 829-850。不过，渠对中国大陆清代史、满族史研究成果的评介，未免漫然称赏之嫌。

我当时的印象是，Rawski（汉名“罗友枝”）依据的那些二手论著，并不足以支持她的结论，所言不过是一种意见。逐一核对该文所引书目，不少甚至连出版机构都写错，更令人不得不对文章质量产生怀疑。张勉励译述罗友枝此文，刊登于北京《清史研究》季刊1999年第二期。这是今日所谓美国“新清史”跻身中国学界乃至在社会上引起波动之局的开始。

在这股浪潮当中，美国学者Mark C. Elliott（汉名“欧立德”）是最为积极的参与者，堪称领袖。他极力在中国推广“新清史”，呼吁中国学界改写清史，宣称新清史有几项特点，其中之一是运用满文史料，他自己也以能运用满文资料自诩，所著《乾隆帝》中译本的作者介绍说他“除中国历史外，并教授汉、满、蒙文历史文献”，此书乃是“基于扎实的满文史料研究”。他在中译本序里这样写道：“我本人也逐字逐句认真审阅了全稿，并做了进一步的校正和修改，因此，书中如果存在任何错误，责任自当由我承担。”而译校者贾建飞则在后记中说：“审校完成后，欧立德教授又逐字逐句进行了二次审读，他不仅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还补充了译稿中缺失的很多原始引文。”据此看来，作者是能够对中文版内容负责的，排除了“手民之误”或译者犯错的可能。那么，不妨就以《乾隆帝》（以下引文仅标页码）为例，来看看欧立德的满文水平究竟如何。

钮祜禄氏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jakūn gūsai manjusai mukūn hala be uheri ejehe bithe, 1744）卷五有满文Niohuru hala，汉字作“钮祜禄氏”，是乾隆皇帝生母孝圣宪皇后的姓氏。钮祜禄氏在八旗满洲姓氏中十分著名，但欧立德每次都写作“钮钴禄氏”（50页、270页）。钴（gǔ）、祜（hù）两字，音形义均不难区分。作为以满文从事清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欧立德似乎并不清楚Niohuru hala的读法与汉字写法。

丰绅殷德

和珅儿子的名字“丰绅殷德”系乾隆皇帝所赐，欧立德说这个名字的满语意思为“祝他好运”（67页）。英文原文（48页）为：his name, which in Manchu literally means, "good luck to him," was chosen by Qianlong.

翻检乾隆朝实录，当时有这样的人名：福康安的两个儿子分别叫“丰绅济伦”（福慈）与“丰绅果勒敏”（福分长久）。和琳（1753-1796）的儿子、丰绅殷德的叔伯哥哥则叫“丰绅宜绵”（福聚）。

男性美德

《乾隆帝》94页“寻找真正的男人”这个小标题下有一句：“乾隆有时喜欢将这些品质称为‘男性美德’（即满文hahai erdemu）。”

按，满文hahai erdemu指的乃是武艺、技艺、本事，并非“男性美德”之意。Haha意为：男子，丁；男的，雄的。I意为：的。Erdemu则指“德，能”。

说“美德，令德，懿德”，则必须加形容词sain：Sain erdemu。Sain的意思是“美，好，优，善”。

御制燧囊诗

《乾隆帝》58页提到一首与皇后手制燧囊有关的诗：皇后“富察氏突然离世，乾隆遂命人制作了一个特殊的盒子专门盛放皇后最后进献的这件礼物。他解释了这件礼物的来龙去脉，并以满语赋诗一首，其中有这样的语句：‘睹旧物兮心悲恸，忆音容兮泪朦胧’”。

此诗的满汉文原迹图片，《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故宫文物月刊》都曾刊登过，汉文诗题为《朕读皇祖〈御制清文鉴〉，知我国初旧俗，有取鹿尾氄毛缘袖以代金缫者，盖彼时居关外，金线殊艰致也。去秋塞外较猎，偶忆此事，告之先皇后，皇后即制此燧囊以献。今览其物，曷胜悼怆，因成长句，以志遗徽》，诗云：“练裙缯服曾闻古，土壁葛灯莫忘前。共我同心思示俭，即兹知要允称贤。钩绦尚忆椒闱献，缜致空余彩线连。何事顿悲成旧物，音尘满眼泪潸然。乾隆戊辰清和既望。”落款日期为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十六日。看此诗满文本，并不押头韵或尾韵，音节不等，完全是散体文，再据乾隆朝《实录》所记朝廷满文翻译情况，此诗跟御制诗文和祭文之类相同，是撰写汉文定稿后，再经儒臣译成满文，并非用满语赋诗一首。其实未见乾隆皇帝写过满文诗文的记载。

欧立德称有一句意为“睹旧物兮心悲恸，忆音容兮泪朦胧”，比较起来，只能是满译最后第四联：

julgei giowanse i hūsihan cuse i etuku weilehe be donjiha,

seibeni boihon i fajiran hiyabun i dengjan be ume onggoro sehe,

mini emgi uhei mujilen i malhūn be tuwabuki sehengge,

ereni oyonggo be sahangge yargiyan i erdemungge,

hayame tabuhangge kemuni dulimbai gung ni yafahange seme gūnimbime,

sijime ufihangge untuhuri boconggo tonggo i miyamigan be tuwabuha,

aide uthai fe jaka oho ni seme nasame,

arbun mudan be sabure gese yasai muke sar seme tuhebuhe,,

意思是：“悲伤着因何原因（燧囊）顷刻变成故物？宛如看到（皇后）音容，眼泪簌簌掉下来。”这句满文里没有“睹旧物”、“忆音容”、“泪（眼）朦胧”的意思，仍是汉文原诗的意义：“何事顿悲成旧物，音尘满眼泪潸然。”

《御制盛京赋》

《乾隆帝》84页提到《盛京赋》，说赋中“乾隆以大段的文字描写了满洲故地的奇迹，即‘天佑之国，大汗兴焉’”。

《御制十全记》一

乾隆皇帝御制《十全记》载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戊辰初三日《实录》，同一日，乾隆令人写为四体字（满汉蒙藏文）碑，立于拉萨。另有汉文御笔写本、《御制文三集》卷八本，则均有作者双行小注。

欧立德引了一段原文：“我武既扬，必期扫穴犁庭，不遗一介，亦非体上天好生之德。即使尽得其地，而西藏边外，又数千里之遥，所谓不可耕而守者，亦将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师，以蒇斯事。”又为之加脚注：“此段引自《十全记》。满文本：ede emgeri cooha horon be algimbuha be dahame. urunakū hūlhai yeru be geterembume efulefi emke seme funceburakū gisabuki seci. inu dergi abkai banjibure de amuran gūnin de acabume yaburengge waka. uthai tere ba be wacihiyame baha seme. wargi dzang ni jecen ci tulesi geli uttu minggan ba maktabuhabi ere uthai tarici ojorakū tuwakiyaci ojorakū sehengge kai. jiduji inu bai gūwa niyalma de bahabure dabala. tuttu hese wasimbufi baime dahara be alime gaifi cooha be gocifi baita wacihiyabuha. 中文译为：我军业已展示出压倒性的力量。因此，若谓必须逐个清除、捣毁叛军巢穴，将其一个不留地彻底粉碎，那么这一行动计划将不会符合上天好生之德。因此，即使尽得此地，自西藏之外其他千里（帝国内）不可耕、守之地亦将放弃，终究只能为人所取。故降旨晓谕（叛军）投降，体恤将士，终结这场战役。”（152页）

庄吉发先生《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546-547页）附录了影印汉文《十全记》及其满文译本，译文与原文严格对照，可参考。笔者将这段满文翻译如下，以资比较：“因已宣扬了军威，如果一定要剿除、攻破贼穴，一个不留地剿杀，也不与上天喜好其生存的心思（gūnin）相合；就是把那地全都得到了，悬隔在西藏界外又这样（几）千里，这就是所说的“不可耕种、不可镇守”呀，最终也会白白被别人获得罢了。于是降旨，接受归降、撤回军队，使事情结束。”

欧立德在这段脚注中对实录满文译本的汉文翻译，无疑是其满文能力的展示，然而，检查一下满文，可知他的译文是几乎完全脱离原文的“再创作”。例如，“西藏边外，又数千里之遥，所谓不可耕而守者”，满译wargi dzang ni jecen ci tulesi geli uttu minggan ba maktabuhabi ere uthai tarici ojorakū tuwakiyaci ojorakū sehengge kai，意思是说该地在西藏边界之外又几千里之遥，不宜纳入中国版图。欧立德所译“西藏之外”“其他千里之地”，并已经在“帝国内”，可谓荒腔走板。

再如满译本baime dahara be alime gaifi，欧立德译作“晓谕（叛军）投降”，实际意思是“接受归顺”，即允许其投降，没有“晓谕（叛军）”之意。《十全记》“上天好生之意”的“意”字，被欧立德误作“德”，于是满译本（dergi abkai banjibure de amuran gūnin）的gūnin（汉文：意）也被他错译成“德”（满文：erdemu）。

《御制十全记》二

除了以上内容，《乾隆帝》中还提到了一次《十全记》：“乾隆皇帝他在1795年一篇有关其退位的文章中是这样结尾的，其中反映出他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而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贶。然天贶逾深，予惧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难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为归政全人，夫复何言。’”（153页）

欧立德大概没有完全读懂这段文言，标点有误，现重新标点如下：“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而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贶？然天贶逾深，予惧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难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为归政全人，夫复何言。”

这段满文，笔者翻译如下，以资比较：“所谓知道向前、知道后退，《易经》中既经明白地说了，我实在是存于心而不敢忘。每当用兵，无不深思，越加坚定心志，以合于道（doro）。有幸在五十七年间，成全十番武功，难道不是由于天的恩典吗？然而，天恩越深，我的畏惧越发诚笃，怎敢不知感戴，且只怕不能领受，谨慎再谨慎，央求天的怜爱，而希望退出（dargalafi）政治（dasan）、变成完人之时而已，又有什么说的呢。”

行14剩下的语句加上行15，意思是：“有幸在五十七年之中，把武功十项全备”，也就是汉文中的“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不是欧立德所译“在我（登基）57年间，幸有好运相伴，成就十全武功”的意思，尤其没有“好运相伴”之意。

满文里没有targalafi（targalambi）这个词，欧立德并未指出这个事实。该词应是dargalafi误写（两个字只差一个点）；“dasan（政治）be（把）dargalafi（退职）”意即辞去政治，“归政”（举例来说，dargalaha amban意为“原品致仕大臣”，字面意思则是“退休大臣”）。欧立德将dasan be targalafi译为“若弃帝位”，全无根据。末句“夫复何言”满译本意译为geli ai gisurere babi sehe，并不是“此外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没有“此外”这个意思。

如果欧立德能读懂满文的话，他应该会注意到这个词：jijungge nomun，也就是经书名《易经》，那么，他对文言文的标点可能会更准确些。

《乾隆帝》约有十二处运用或提到了满文词汇或语意，九处有误，这里讨论了八条，此外有一条关于大清国号（daicing gurun）的议论（78页），涉及满文、蒙古文知识和明清史，此处不作讨论。在本文列举的错误当中，前几条显示欧立德在基本的满文阅读能力方面存在欠缺，而有关满汉合璧《十全记》的最后两条，欧立德的译文则是脱离满文原文的“再创作”。由是观之，我们该如何看待欧立德关于清代中国的论断？更进一步的，美国新清史所宣称的“重视满文”以及基于满文史料的“满洲帝国”、“内亚史”研究，又意味着什么呢？

有网民的一段文字，也许可以回答上述疑问：

清王朝定国号“讲究”，但是在用10万铁骑入关，灭亡了汉人最后统治王朝——明朝，通过一系列高压政策，鱼肉汉民，迫使汉人“易服剃发”，破坏中原民族的根性，也幻想着自己的王朝可以延续25代，终于在乾隆、嘉庆皇帝之后，国力渐衰，直到最后天朝国门大开，上国颜面尽失，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使中国进入了自皇权统治以来最黑暗、最恐怖、最没有尊严的时代。我就想问定“清”为国号的时候，满洲皇帝想没想到后世子孙会怎样玷污这个“伟大”的国号，遇到西方列强，你们战无不胜的铁骑呢？你们的血性呢？八旗子弟的霸气呢？真是历史悲哀。

（另起一单页）

第九章

日本国

（一）

日本国 （Japan）国名释义：日出之国。根据这样的理解，“日本”一词显然不是其本土的创造，因为任何地方的人都不会认为太阳是从自己的地区升起的，而只会认为“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从这一常识出发，“日本”一词只能是其西方的中国对倭岛的称呼，而考察历史渊源，很可能是汉化的倭人，依据中国的观念向中国介绍自己的时候发明的。然后，根据“日出之国”的演义，开始传说日本是太阳神所创造、天皇是太阳神的儿子，太阳旗来源于此。

太阳旗，呈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3∶2。旗面为白色，正中有一轮红日。白色象征正直和纯洁，红色象征真诚和热忱。

自然地理：位于太平洋西岸，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岛国。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与中国、朝鲜、韩国和俄罗斯相望。领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4个大岛和其他6800多个小岛屿组成，故日本又称“千岛之国”。日本陆地面积约37．78万平方公里。日本地处温带，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每到春季，青山绿水间樱花烂漫，蔚为壮观。日本境内多山，山地约占总面积的70％，大多数山为火山，其中著名的活火山富士山海拔3776米，是日本最高的山，也是日本的象征。日本地震频发，每年发生有感地震约1000多次，是世界上地震最多的国家，全球10％的地震均发生在日本及其周边地区。

人口：约1．28亿人（截至2005年10月1日）。

日本百岁老人数量超过3.2万人 2007年日本人口下降约1.6万 日本15岁以下人口连续27年减少。

民族与宗教：主要民族为大和族，北海道地区约有2.4万阿伊努族人。通用日语，北海道地区有少量人会阿伊努语。主要宗教为神道教和佛教，信仰人口分别占宗教人口的49.6％和44.8％。

首都：东京（Tokyo），首都东京是一座有1275.8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东京1月平均气温3℃，8月气温为25℃。日本十分之一人口聚集于东京。

国家象征：天皇明仁（Akihito），1989年1月即位，年号“平成”。

行政区划：日本的都、道、府、县是平行的一级行政区，直属中央政府，但各都、道、府、县都拥有自治权。全国分为1都（东京都：Tokyo）、1道（北海道：Hokkaido）、2府（大阪府：Osaka、京都府：Kyoto） 和43个县（省），下设市、町、村。其办事机构称为“厅”，即“都厅”、“道厅”、“府厅”、“县厅”，行政长官称为“知事”。每个都、道、府、县下设若干个市、町（相当于中国的镇）、村。其办事机构称“役所”，即“市役所”、“町役所”、“村役所”，行政长官称为“市长”、“町长”、“村长”。43个县是：爱知、宫崎、秋田、长野、青森、长崎、千叶、奈良、福井、新舄、福冈、大分、福岛、冈山、岐阜、佐贺、爱媛、冲绳、群马、埼玉、广岛、滋贺、兵库、岛根、茨城、静冈、石川、櫔木、岩手、德岛、香川、鸟取、鹿儿岛、富山、神奈川、和歌山、高知、山形、熊本 、山口、三重、山梨与宫城。

公元4世纪中叶，日本开始成为统一的国家，称为大和国。公元645年发生“大化革新”，仿照唐朝律令制度，建立起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12世纪末，日本进入由武士阶层掌管实权的军事封建国家，史称“幕府时代”。19世纪中叶，英、美、俄等国家迫使日本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实行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统治动摇，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思想的地方实力派萨摩和长州两藩，在“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的口号下倒幕。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废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恢复了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对外逐步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1904年挑起日俄战争；1910年侵吞朝鲜。1926年，裕仁天皇登基，日本进入昭和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成为战败国。战后初期，美军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1947年5月，日本实施新宪法，由绝对天皇制国家变为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议会内阁制国家，天皇为日本和日本国民总体的“象征”。现任天皇明仁1989年即位。

宪法及政治：现行《日本国宪法》于1947年5月3日实施。宪法规定，国家实行以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议会内阁制；天皇为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总体的象征，无权参与国政；“永远放弃把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第9条）。议会泛称国会，由众、参两院组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立法机关。众议院定员480名，任期4年。国会可通过内阁不信任案，首相有权提前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参议院定员242名，任期6年，每3年改选半数，不得中途解散。在权力上，众议院优于参议院。每年1月至6月召开通常国会，会期150天，其它时间可根据需要召开临时国会和特别国会。内阁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对国会负责，由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和分管各省厅（部委）的大臣组成。首相由国会提名，天皇任命，其他内阁成员由首相任免，天皇认证。日本政府实施行政改革后政府机构为1府12省厅。日本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下属各级法院。采用“四级三审制”。最高法院为终审法院，审理“违宪”和其他重大案件。高等法院负责二审，全国共设四所。各都、道、府、县均设地方法院一所（北海道设四所），负责一审。全国各地还设有家庭法院和简易法院，负责民事及不超过罚款刑罚的刑事讼诉。最高法院长官（院长）由内阁提名，天皇任命，14名判事（法官）由内阁任命，需接受国民投票审查。其他各级法院法官由最高法院提名，内阁任命，任期10年，可连任。各级法官非经正式弹劾，不得罢免。检察机构与四级法院相对应，分为最高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区（镇）检察厅。检察官分为检事总长（总检察长）、次长检事、检事长（高等检察厅长）、检事（地方检察厅长称检事正）、副检事等。检事长以上官员由内阁任命。法务大臣对检事总长有指挥权。2005年11月22日，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正式公布了该党提出的宪法修改草案，其核心内容是抛弃了现行宪法中日本不得拥有陆海空三军等武装力量的重要规定，要求将日本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并规定自卫军可以为“确保国际和平而展开国际合作活动”。

（二）

《五种日本人的中国观》（加藤嘉一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7月16日）说：

上个月在东京出差，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从早到晚都在和中国发生联系。

起床后到便利店买咖啡，服务员是中国留学生；上午到一家企业做报告，话题是中国市场的机遇与风险；下午在议会会馆，与日本政界人士讨论的是尖阁诸岛（中方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与学界与媒体的知识分子聊的是，中国经济下滑会不会硬着陆，会不会像日本一样泡沫崩溃；傍晚接受日本大学生集体访问，他们关心“日中关系如此恶化，中国学生的对日交流会不会受到政治限制？”；晚上跟几个投资界的前辈吃饭，探讨了日中企业互相并购的可能。

当今的日本社会，无论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还是经贸、文教、政治、国防等领域，中国两个字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从事与中国相关事业的日本人不计其数。诚然，中国崛起引发的讨论已是全球性议题，并非日本独有。不过，无论从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地理位置、利益关系和价值体系等角度看，中国崛起带给日本现实和心理上的冲击力都是独一无二的。

日本人为什么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如此敏感，如此警惕，如此担忧，甚至产生“反华”的情绪？

几乎每一个日本人从小接受教育时，便接触到中国古代的思想、人物，比如《论语》和三国故事。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令日本人心生敬仰，因此日本人对中华二字的期望值从来是很高的。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今天日本电视画面上，不时播出“反日游行”——中国人对日本使馆、餐厅、企业“打砸抢”的镜头。虽然知道那些使用暴力的人只是中国人中的少部分，大多数日本人在心理上还是无法接受“礼仪之邦暴徒化”。

在我看来，这种“想象中的中华”与“现实中的中国”的反差，是日本人情绪化看待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背后始终存在一个对历史认识的问题。也就是说，很多日本人没有明白，也没有努力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对日本如此愤怒。我想，一是因为日本人对当代中国理解不深，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对近现代史了解不足。

不过，我有一个强烈的切身体会。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日本人绝不是铁板一块”，日本社会的不同阶层对中国的认知与立场，存在很大差异。日本人的中国观有整体性的特征，但整体又由不同个体组成，对于个体的分析不可或缺。

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对中国存有怎样的疑虑甚至恐惧？我在这里尝试按照政治家、企业家、知识分子、年轻人、普通百姓五大群体，“分类讨论”这个问题。

这些年，日本人或多或少体会中国崛起，并感到担忧。这种担忧既是害怕被中国赶超，也是联想到历史上的“万邦来朝”，怕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 在我看来，这是贯通五个群体的共同意识。至于具体担忧什么，怎么担忧，五者之间存在差异。忽视这些差异，就很难真正理解当代日本人的中国观。

政治家毕竟是国民的代表，必须照顾全体社会的利益，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与政策必然是多元的。但整体而言，他们一方面强调中国快速的发展与庞大的市场对日本经济是一种催化剂，应该加强经济上的相互依存，鼓励日本企业到中国市场赚钱；一方面也强调，无论从历史上曾成为过超级大国的先例看，还是从中国至今贯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看，中国的崛起将是扩张性的，日本国民必须对此保持清醒和警惕，提前为未来的风险做准备。

与中国崛起正相关生长的日本民族主义和通过修宪成为“普通国家”的言论日益渗入日本政治家的中国观。去年9月，日本民主党内阁对尖阁诸岛“国有化”便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行动，反映出日本国内舆论对于中国的海上扩张，日益忧惧。去年12月，重新上台的自民党继承并且强化了“面对崛起中的中国，日本必须巩固自身的防御能力”的观念。据我观察，从2009年9月自民党到民主党的政权交替到2012年12月民主党到自民党的政权交替，大约三年多的时间里，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两党领导人或多或少都觉得对华强硬对巩固权力、迎合选民有利，在这个意义上，当前不少主流政客是“欢迎”中国崛起的。

企业家看重现实利益，他们对看待中国偏向理性，较少情绪化。2005年北京、上海、沈阳、成都等地发生大规模反日游行，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把中国视为重要市场的日本企业家，纷纷向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其他政界要人施压。企业界的口号是“请政治不要打扰经济，你们什么也别做了！”

目前，日本企业家仍高度重视中国市场，但从去年至今年，在与日本企业家们的交流中，我深深地感到，他们对中国市场正渐渐失去信心与耐心。小泉时代的日中关系可以用“政冷经热”形容，当下的日中关系越来越有“政冷经也冷”的味道。去年，日中关系因“尖阁诸岛国有化”更加恶化，日本企业家日益担忧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将成为政治关系的牺牲品。除了“反日”这一政治因素之外，人口红利消失、知识产权保护缺失、市场化改革滞后等中国的自身问题也加剧了日本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尤其自“雷曼危机”以来，中国人力成本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越南、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近来在缅甸出现的民主化趋势也正在加强日本企业家对“东盟”地区的信心。最近，在商社、制造业、广告公司等不同行业从事亚洲业务的几名年轻企业家纷纷对我表示，“日本企业家有个传统，他们只能在对自己友好的亲日国家做生意。在这个意义上，东南亚各国是绝佳的选择，中国则是相对落后的。”

知识分子群体主要由学者与媒体人构成，他们对中国的担忧与政治家有重叠之处，但往往更情绪化，用中国官方批评日本的说法，就是“不负责任”。2005年下半年，我给日本某媒体撰文谈中国问题，编辑告诉我说，“写的过于理性和中立，这样没人愿意读你文章，请你写得煽动一些。”

近两年，一些日本经济学家建议日本谋求在经济上独立于中国，以规避中国在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的战略风险。大和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谷亮丸（Mitsumaru Kumagai）出了一本书《Passing China》，主旨是日本不需指责中国，而可以“越过”（passing）中国。他认为中国经济2015年前后可能陷入崩溃，日本应该推进“China plus One（中国+1）”，即加强与泰国、印尼、印度、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熊谷写道，“作为最坏的可能性，根据我的估算，日中关系恶化顶多把日本的GDP降低0.2%左右，影响极小。”

熊谷亮丸的中国观在日本有不小市场，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认识到中国对日本构成了多重的风险：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军备升级、经济竞争、环境食品安全等。过去，日本知识分子讨论“中国威胁论”，前提是“我们需要面对它，关键是怎么面对”，但自从去年9月以来，不少关心日本经济未来的有识之士开始从“如何规避风险”的角度讨论中国，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规避论”，即撤离中国。他们自认为这样主张是出于“责任感”，是认真考虑日本未来的市场战略，并权衡利益的结果。这类主张对企业家们围绕如何应对中国风险（China risk）的思考之影响也很大。

我个人认为，作为中国的邻居，又是面对与欧美国家等不同风险和问题的经济体，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另类论”、“中国规避论”等各种言论并存，说明这个社会是健康的。不过，在中国经济已经彻底融入世界经济，世界各国都在认真谈论中国经济的未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与可能爆发的风险的形势下，部分知识分子如此淡定地提出“中国会崩溃，应该从中撤离”难免令人感到不负责任，不够耐心，有些情绪化。但这一情绪也实实在在地表明日本社会面对中国崛起的普遍恐惧与担忧，反过来看，70年代曾经被傅高义（Ezra Vogel）称为“日本第一”（Japan as No.1）的日本如今越来越不自信，“规避论”正是这种心态的重要体现。

年轻人主要是指大学生与刚走向社会的毕业生（大约30岁以下），这个群体将决定日中关系的未来。如今，在日本大学最有人气的第二外语早已从德语变成汉语，越来越多的学生随着中国影响力与中文重要性的提升，把留学与关注的对象从欧美转移到中国，依我观察，这一趋势还将持续。

日本年轻人接触中国同龄人后，真切地感到中国崛起的压力。我在上学期间参与创办过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之间的互访交流项目“京论坛（Jing Forum）”上，一名东大学生在北大未名湖畔对我说:“没想到北大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与信息消化能力如此厉害。”这一感受绝不是个案，日本年轻人在与充满竞争力的中国学生交流后，很多人都对自己和日本的未来感到担忧。

我认为这种担忧是积极的，因为，中国年轻人的竞争力可以形成良性的压力，“刺激”日本年轻人，促使他们更加努力面对自己的生活与工作。虽然年轻人中也存在对中国感到恐惧与担忧，从而产生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情况，但与政治家、知识分子、老百姓等相比，他们基本能够把“中国年轻人的崛起”视为“必要的外压”，从而鼓舞自己，甚至追求与中国青年共同进步。

近年来，不管是从日本大学毕业的还是从中国大学毕业后来到日本的，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在日本企业就职，我的日本朋友们普遍反馈“他们很优秀，日本员工不如他们”。当然，在至今维持“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的日本大企业里，光靠“优秀”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年轻人也需要学会日本特色的处世方式。

最后是在人口中占大多数的普通百姓。日本老百姓的中国观，可以用三个字形容——毒饺子。2007年底至2008年初，食用过原产于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天洋食品厂的同一品牌的冷冻饺子的日本居民出现食物中毒症状，其中3人情况危重，1名儿童一度昏迷。2010年3月中国警方抓捕并公布犯人，承认这是一起投毒案件。约两年多时间里，日本老百姓，尤其是强大的家庭主妇们对中国的好感度急剧下降，2008年5月胡锦涛访日，8月北京奥运会都没有改善这种情绪。

民意如此，迫使日本政治家不断向中方施加压力。2008年5月初，中国一位领导人在北京私下问我，“加藤，你们日本人到底多重视毒饺子这个事件？” 从对方的口气，我的确感觉到，中方在与日方交往的过程中深感毒饺子事件给日方政客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并影响两国外交谈判，包括胡锦涛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期间（2008年5月6日至10日）的议事日程。我对这位领导明确回答说，“巨大，就是巨大。对于绝大多数日本百姓来说，毒饺子事件比国家领导人的国事访问重要很多。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就是这么简单。”

据我这些年的观察，日本普通百姓的中国观，影响最大的就如前所述的民生因素，包括像毒饺子事件、三鹿奶粉、“纸肉馅”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这些事件使得日本老百姓觉得“中国社会在食品安全这样影响生命的问题上没有道德底线。政府不保护，百姓不重视，媒体不报道，学者不思考。这个社会，究竟怎么回事？”基于这样的感受，日本百姓不断对中国社会产生质疑，甚至恐惧。毕竟，日本百姓也每天食用来自中国的食品；日本与中国的天空是连在一起的，中国的环境污染也必然影响日本的空气。

在我看来，从影响日本百姓中国观的角度说，仅次于民生因素的是发生在中国的反日游行，毕竟那些出现暴力行为的电视画面在日本百姓对中国社会产生恐惧的心态变迁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三大影响是领土领海争端。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容易吸引百姓眼球：政治家高度重视，媒体天天报道，不少百姓难免产生“我们会不会被中国吞并”的恐惧，毕竟，熟悉古代史的日本人知道日本向中国朝贡的历史。

日本政治家、企业家、知识分子、年轻人、老百姓这五个群体的中国观有共性也有差异，群体之前互相影响。日中关系今天陷入的困境与此息息相关。

去年9月的“国有化”就是典型例子。民主党野田佳彦内阁出于中国海上扩张战略的压力，进行“国有化”；“国有化”后的“反日游行”加剧了日本老百姓对中国的恐惧与担忧；企业家被迫重新评估在华经营的风险，甚至考虑撤离中国。在此过程中，包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在内的政治家一面强调重视对华关系，保持与中方多渠道沟通，谋求早日实现日中首脑会谈，一面也不忘记对中国表示警惕、抗议。

知识分子则是最为“麻烦”的群体。日中政治关系的恶化被舆论渲染，让普通百姓基本不经独立思考地接受反华立场；政治家不得不迎合选民的大众舆论；中国海监船又进入尖阁诸岛海域”的报道，正在加深日本百姓对中国的恐惧，甚至导致“不要把孩子送到中国了”，“不要买中国制造了”；不少年轻人甚至因“舆论压力”放弃学习中文、留学中国、或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更让我感到担忧的是，原来最清醒的企业家群体，现在也日益受到来自政治家、普通百姓、知识分子群体的“舆论压力”，考虑如何减少而不是加强同中国的联系。

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是“80后”日本作家，曾在中国学习、生活近十年，著有《中国的逻辑》、《爱国贼》、《日本镜子》等，现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三国+1”是加藤嘉一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栏，记录他对日本、中国、美国三个国家及其互动的观察与思考。

（三）

《日媒看中国：中国和日本究竟谁才是欺软怕硬？》（2016年11月2日观察者网）说： 

11月1日，《日本经济新闻》刊发署名村山宏的文章《中国和日本，究竟谁欺软怕硬？》。文章指出，从日本的战争史来看，“日军发动攻击的国家数不胜数，包括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和澳大利亚等……无论这样是对还是错，但日本并没有一直畏惧强者”。那么为何日本“一心要与中国对抗”？作者指出，原因在于“普通的日本人不满意中国的体制，因此害怕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作者进而表示，“希望中国能建设成一个让日本人憧憬的国家，如果能变得让普通日本人觉得中国的体制出色，那么对中国的‘偏见’就会消失，日本的立场应该会从美国转向中国”。观察者网特转载该文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那个国家欺软怕硬”，那个国家指的是谁？其实这句话是笔者在20多年前从一位自称中国专家的日本人那里听来的，“那个国家”指的是中国。在日本的网络上随处可见类似表述，用来形容中国的国民性。这句话似乎想表达只要对中国态度强硬，中国就会听话的意思。

中国的网络上充斥着完全相同的表述。只不过欺软怕硬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前不久笔者在一篇文章里还发现，中国的某位少将用类似的表述形容日本人的民族性。笔者只能报以苦笑，“所谓的‘爱国者’不分国籍，是有着相同想法的一群人。中日两国的‘爱国者’肯定能成为好朋友吧”。

同类动物之间，弱者会屈服于强者，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狗可能是比较典型的。在雄性动物争夺雌性配偶的战斗中，决出胜败后，失败的一方会选择离开，而不是战斗至死。虽然人类也是动物，有着相同的倾向，但又与普通动物不同，人类更加复杂，会运用智慧战胜比自己强的人。动用武力也不屈服的事例在人类历史上数不胜数。

以日本史为例。元朝当年为了占领日本，曾派大军（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舰队）在1274年和1281年两次远征。当时，蒙古族已经建立了地跨中国、欧洲和中东的大帝国。接下来想要征服日本，于是元朝皇帝忽必烈派使者向日本送去了要求其臣服的书信，但遭到日本的拒绝。日本当然知道元是庞大的帝国，但毫不畏惧地选择了抵抗。

日本的武士团打败了从九州登陆的元军，在战况中取得优势。之后台风来袭，元军的舰队沉入海底。虽然日本战胜入侵的元军有天气相助，但主要还是因为当时日本人顽强的抵抗精神。如果说日本的民族性是畏惧大国，那应该早就投降了。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一直被大国俄罗斯威胁，但仍然没有屈服。当时俄罗斯陆军的实力与德国陆军一样强大，在全球拥有数一数二的地位。作为东洋小国，日本被认为完全没有胜算。即便如此，在1904到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依然险胜俄罗斯。1939年日军在诺门罕与苏军陷入激战，只有老式装备的日军用手榴弹对抗苏军的装甲部队。苏联解体后公开的资料显示，当时苏军的阵亡人数超过了日军。

随后在1941年，日本与拥有世界最大规模海军的美国开战。虽然外交官们惧怕美国，想要避免战争，但陆军没有同意。日本海军知道自己的战斗力远不如美国海军，所以发动了珍珠港事件，希望以此策略在首战中击垮对方的战斗力。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迅速结束了战争。美国之所以出动原子弹也是因为在美军占绝对优势的战况下日军在各战场顽强抵抗，致使美军的牺牲者持续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后，日军发动攻击的国家数不胜数，包括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和澳大利亚等。只能说日本是不自量力的妄想军国主义和战争狂魔。臣服于大国有时也需要勇气，但日本却愚蠢地把与大国战斗至死错当成勇气。无论这样是对还是错，但日本并没有一直畏惧强者。

“日本畏惧强者”的言论之所以在中国听起来具有说服力，可能是因为现在日本在外交和安全保障方面的行动一直站在美国立场上。中国似乎将此理解为日本对强大的美国言听计从，却不听中国的话。因为中国不够强大，所以被日本轻视。但从日本的现代史就能明显看出，即使是战后日本也没有对美国言听计从。

无论美国多不愿意，日本一直持续向美国出口产品，甚至爆发了被称为“日美经济战争”的激烈冲突。日本企业在世界各地从美国企业手中争夺客户，美国政界和大众媒体一直在谴责日本。政治方面，60年代、70年代很多日本年轻人积极进行反美游行。美军在日本各地设立军事基地，利用该基地在越南等亚洲地区进行战争，遭到了年轻人的强烈反对。

1980年代以前，中国与美国和苏联相比存在感较低，除了意志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之外，在普通日本人的眼中，中国并不是敌人。日本人意识到中国存在威胁是在90年代结束前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日本人中出现了警惕感。如今，甚至还有中国将军宣称能在4小时内歼灭日本自卫队，日本的部分安保关系人士对此做出了过度反应。

并不是因为中国弱小，所以日本不听话，而是因为中国变得强大了，日本的防卫意识增强。中国变强大后，之前一直争执不断的日本与美国开始修复关系。因为在安保领域，中国逐渐成为日美共同的敌人。美国的实力也大不如从前，在远东地区开始考虑让日本承担部分军备负担，美国对日本的批判声也悄然消失。

中国人还有一种观点也根深蒂固，就是认为日本惧怕俄罗斯，所以对俄罗斯唯命是从，这恐怕也是误解。80年代以前，苏联（俄罗斯）非常强大，日本与中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共同对抗，但现在日本认为中国更强大一些。日本的右翼势力在苏联（俄罗斯）失势后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中国。日本的外交官可能宁愿与宿敌俄罗斯联手也要压制中国，加快修复了与俄罗斯的关系。

在中国人看来，也许不理解日本为何这么惧怕中国，一心要与中国对抗。对此有很多种分析，比如日本不想失去亚洲第一的地位、日本嫉妒不断发展的中国、日本没有理解真正的中国。或许也有这些理由，但依笔者之见，最主要的理由是日本人不满意现代中国的一整套体制。

想要效仿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科学、环境、政治等整体体制的日本人并不多。虽然美国贪婪的市场经济、迎合大众的政治、轻薄的文化也令日本人讨厌，但总好过于中国的体制，笔者周围就有持这种想法的人。普通的日本人不满意中国的体制，因此害怕中国的影响力扩大。如果说这是误解和偏见，那么希望中国能做出努力来提高日本人的好感。

明星偶像、动漫、足球、服装品牌、流行歌曲等，希望中国能多创造一些让日本人喜爱的文化和体育内容，以及能让日本震惊的科学技术发明和发现。另外，希望中国能建设成一个让日本人憧憬的国家，拥有未被污染的空气和水、安全健康的食品、没有贪腐的公平社会制度等。如果能变得让普通日本人觉得中国的体制出色，那么对中国的“偏见”就会消失，日本的立场应该会从美国转向中国。

人类绝不会仅仅屈服于暴力。70年前后超级大国苏联用武力威胁中国，毛泽东也是通过恢复与日本的邦交来对抗苏联。苏联想凭借武力将本国体制强加给中国，中国百姓对苏联的体制怀有憧憬了吗？

“那个国家欺软怕硬”，无论日本还是中国，这样的事例其实都很少。说这种话的人肯定在现实生活中也实践着如此欺软怕硬的龌龊生活方式。

（四）

《日本学者：日中教科书记载的两国交流史为何不同》（2015/4/21澎湃新闻）说：

2006年10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就启动两国学者的共同历史研究达成共识，此后双方各10名学者组成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开展研究。2014年10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读者可以从双方学者对同一问题的论述中了解历史。比较中日历史教科书，双方的历史认识的差异显著。日本学者山内昌之、鹤间和幸在报告中对比了日中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两国古代政治、文化交流的叙述，包括佛教传播、使节往来、对元朝的记述、“倭寇“的分析等等，并表示二者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似因为对正史记述的读取方法不同”。

历史教科书的执笔由历史研究者承担，所以历史认识的差异也与研究者有很大关系。中国的初中、高中教科书在日本也有翻译，受到民众关心。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如何记述日本？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如何记述中国？还有，中国教科书关于日本的记述对日本史研究的新水平反映到什么程度、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史的新成果表现到什么程度，都是需要了解的问题。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记述的中国史也有问题。在日本高中，分日本史科和世界史科学习历史，两科目的教科书中关于中国的记述很多。但日本史科和世界史科关于中国或日中关系的记述的内容不同。原因是日本的日本史研究者和中国史研究者的视点相违。日本史的教科书是日本史研究者写中国史部分，世界史教科书则由中国史研究者写日本史部分。即在日本史教科书中，以日本为视点书写与朝鲜和中国的交涉史，在世界史教科书中，以中国为视点记述东亚的日本和朝鲜。这也与日本的日本史研究者和中国史研究者对东亚世界的把握方法不同有关。

史料原本依日中各自的世界观来书写。历史研究者动辄被单方面史料的性质和内容所左右。中国史研究者以中国史料为中心思考国际关系，日本史研究者以最新的日本史料为中心思考国际关系。不经过双方的对接作业而写出各国史（中国史、日本史）或世界史教科书，这种做法应予以反省。在8世纪编纂的日本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出现之前，对日本来说，《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隋书》成为其研究依据。现在日中教科书关于日中交流史的记述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似因为对正史记述的读取方法不同。

从“倭”到“日本”：中国历代正史的记载

倭或日本被记述为中国历代正史的东夷列传中的一项。例如，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有《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传》、《西羌传》、《西域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六个外国传，并列了位于中国周边的蛮夷戎狄四夷。在列于首位的《东夷列传》中，依次记述扶余国、挹娄、高句丽、东沃沮、马韩、辰韩、弁韩，在韩的东南海域中的倭最后出场。比《后汉书》早成书的《三国志》在北宋时将《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并为一书。其《魏书》的外国传，为合数传而为一的《乌丸鲜卑东夷传》。西晋陈寿在编《魏书》时所依据的鱼豢的《魏略》逸文残留有《西戎传》，可见在三国魏时，与西方、北方并列有东夷世界。《隋书》中，正好整理成《东夷传》、《南蛮传》、《西域传》、《北狄传》。在其《东夷传》中，在高句丽、百济、新罗、靺鞨、琉球文后加入倭国。从在中国地域树立的各王朝看，它们只关心陆地相连的世界，当然是因为政治、文化关系深厚。从中国来看，倭不过是隔海的朝鲜之外的一个世界。在《旧唐书》中，加入了《突厥列传》上下、《回纥列传》、《吐蕃列传》上下，继续保留了《南蛮西南蛮列传》、《西戎列传》、《东夷列传》、《北狄列传》。突厥、回纥、吐蕃定位为四夷之外国。《新唐书》则有《北狄列传》、《东夷列传》、《西域列传》上下、《南蛮列传》上中下，《东夷列传》中并列有高丽、百济、新罗、日本、流鬼。关于日本的记述绝不为多，在此才见到天皇系图，中国正史中“倭”完全替换为“日本”。《宋史》将倭国和日本国并列为八个外国列传的第七个，同时也记录了历代天皇的年代纪元。《元史》仅有三个外夷列传。其中一个在高丽、耽罗（济州岛）之后加入日本。《明史》在九个外国列传的第三个单独记述了日本。这是第一个独立的日本列传，仅此即可说明日本对明的重要性。

现代历史教科书中的多民族史观

中国历史教科书所见有关倭与日本的记事，多引自上述历代正史的东夷传。现代历史教科书也反映了传统正史的风格。例如，中国历史教科书的隋唐史，分别叙述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友好的对外关系。在讲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时讲述了突厥、回纥、靺鞨（渤海国）、南昭、吐蕃的历史，在讲对外友好关系时，记述了从新罗、日本、东南亚、印度、中亚、西亚到欧洲、非洲的广阔世界。

但传统正史的华夷思想与现代的多民族史观（中华民族史观）的确存在差异。靺鞨、渤海在《旧唐书》《新唐书》中归入《北狄列传》，现代历史教科书纳入唐的版图。这样处理是要说明中国史不是汉族的历史，而是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思想不仅是中国的。日本古代尤其8世纪大宝律令以后也自称中华、无册封，视唐为邻国，新罗和渤海为藩国，就像宋朝以后的越南那样，在东南亚周边称王称霸。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对同为8世纪登场的两个人物的处理方式也有对照和象征意义。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或朝衡）作为遣唐留学生渡唐，在玄宗皇帝治世成为安南节度使，他的事迹主要记述于世界史教科书中的唐代。而奈良时代渡至日本传授戒律的鉴真的事迹则在日本史的教科书中记述。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17岁渡唐滞留50年没有回国的阿倍仲麻吕和第六次才完成渡航没有回唐的鉴真和尚作为日中友好交流的象征性贡献者而并列登场。在有些教科书中，吉备真备或空海取代阿倍仲麻吕登场。

（五）

网文《日本炮制伪满洲国》说：

1931年，日本在密谋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同时，就策划了怎样统治中国东北的具体办法。早在1931年4月，日陆军参谋部在《形势判断》中曾提出3种形式：（1）建立名义上受中国政府管辖，实际上亲日的政权；（2）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3）将中国东北直接划入日本版图。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关东军达成一致意见，即建立所谓“独立国”。

9月22日，关东军拟定《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在此方案中明确提出：在“满蒙”成立一个由日本支持，“领土包括东北三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元首的新政权”，国防和外交委托日本帝国掌管，交通和通讯的主要部门也由日本管理。

9月23日，本庄繁进一步提出建立满蒙政权的三原则：（1）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2）关东军把“满洲”和蒙古统一起来；（3）在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日本人手里。

日本急于建立一个名义上的傀儡政权的目的在于：以华制华，长期占领。同时造成既成事实，混淆国际视听，掩盖侵略行径。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挑战，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苏联和世界舆论的谴责，西方大国也对日本的行为表示不满，使日本在国际上极度孤立。

为了缓和国际压力，1931年9月24日，日本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政府声明》，否认日本出兵是“军事占领”，并声称“帝国政府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显然，建立“独立”的满洲国”有利于欺骗国际舆论，巩固已占领的地区，将中国东北变成它扩大侵略的军事基地。

为了使伪满洲国尽快建立起来，日本策动汉奸宣布“独立”，拼凑东三省伪政权。日本驻中国东北各地领事、特务机关纷纷出动，进行拉拢和策划活动。

1931年9月26日，熙洽声明在吉林成立“吉林省长官公署”，旋又声明同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地方当局脱离关系。

9月22日，张景惠在哈尔滨宣布“自治”，27日，成立“东三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1932年元旦，最终宣布“独立”。

在辽宁，1931年9月24日，通过土肥原的策动，汉奸袁金铭组织了“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

与此同时，日军又指示汉奸组成“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以恭亲王溥伟为会长。10月20日，关东军以赵欣伯接替土肥原，任伪奉天市长。11月20日，日军将辽宁省改称奉天省，解散“维持会”，任命前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为伪奉天省长。

锦州沦陷后，马占山开始动摇，认为张学良“回不到东北了”，“应该想自存之道，保全实力”。遂于1932年1月6日赴哈尔滨与张景惠会晤，同意合作“建立黑龙江省政府”。当日下午，张景惠去齐齐哈尔，次日宣布就任“黑龙江省长”之职。

东北三省的伪政权拼凑起来后，日军开始有计划地控制中国废帝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自1924年11月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一直被日本人所庇护，居于天津日本租界。1931年10月29日，土肥原到达天津，诓骗和引诱溥仪到东北。土肥原迎合溥仪期盼复辟“大清帝国”的强烈欲望，谎称帮助溥仪到东北重新登基。为了免除溥仪的怀疑，促使溥仪终下决心，土肥原又使伎俩，指示汉奸于11月8日在天津制造暴乱，土肥原乘机劫持溥仪离开天津，于11月13日到达营口。随后密送旅顺，静观时机。

11月21日，国联大会决定组成李顿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为了对付李顿调查团，日本决定利用调查团尚未踏进中国国土的时机，加快策划成立“满洲国”的步伐，企图给占领东北披上“合法”的外衣，蒙骗世界舆论。

1932年1月4日，本庄繁同幕僚拟定出最后具体方案。方案决定成立管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满蒙中央政府”，定都长春，由溥仪担任首脑；中央政府设参议府，由蒙、满各1人，汉人3人，日本人3人组成；日本军队担当新国家的“国防军”。该政府最迟在3月上旬，即国际联盟调查团到达东北之前成立。关东军的方案谎称，“满蒙中央政府”是中国人本身从内部分离出来的，并不违背《九国公约》和国联盟约的精神。这一方案由板垣携往东京，日皇裕仁破格接见了坂垣。

1932年1月13日，坂垣携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制定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返回沈阳。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开了“建国幕僚会议”，具体制定了建立伪满洲国的方案。此后，便加快了建立伪满洲国的速度。2月16日，按照关东军的指导和坂垣拟定的方案，张景惠等各地汉奸头目在沈阳召开炮制伪满洲国的“建国会议”。17日，以张景惠为委员长的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告成立，并于次日发表宣言，与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

25日，坂垣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东北行政委员会”提出经日本政府和军部批准的方案，指定国名为“满洲国”，元首称“执政”，年号“大同”，版图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及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各盟，以红蓝白黑满地黄五色旗为“国旗”，国都定在长春，改称“新京”。

2月22日，坂垣到旅顺与溥仪会晤。痴心复辟的溥仪不肯出任“执政”，要求恢复帝制。后在坂垣威胁要“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的情况下，溥仪答应暂任执政一年。这样，伪满洲国的筹备工作便告结束。

1932年3月1日，按照日本的旨意，张景惠以“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以溥仪为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3月9日，溥仪在日本文武官员和大小汉奸簇拥下，在长春粉墨登场，就任执政。3月10日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提出的名单，溥仪任命了伪满洲国的主要官吏。

随后，溥仪同本庄繁以“换文”的方式签订了日满密约，规定：“满洲国”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日本；“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线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请日本及日本指定之机关；日本人可任“参议”和“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关东军司令有“保荐”权、“解职”权等。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宣布成立，溥仪举行“就职典礼”。1932年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一天，日“满”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规定伪满尊重和确认“日本国或日本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其他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力和利益”；“日本国军队驻扎在满洲国境内”，两国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

《日满议定书》以正式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日本指挥“满洲国”的一切行动，中国东北从此沦为日本的新型殖民地。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在长春郊外的祭坛上，告天即皇帝位，年号康德，郑孝胥改称国务总理大臣，行政体制改为君主立宪制。

1934年10月1日，“满洲帝国”公布新的《省官制》，将热河省在内的原东北四省划为10个省，12月又把原来的兴安省划分为东、南、西、北四省。实际上分为奉天、滨江、吉林、龙江、三江、间岛、安东、锦州、热河、黑河、兴安东、兴安南、兴安西、兴安北14省。此外还有新京、哈尔滨两个特别市和东省特别区。1937年增设通化省和牡丹江省。1939年增设北安省和东安省。1941年增设四平省。这样，伪满洲国最后便为19省、2市所构成。

伪满洲国实际上是日本的傀儡政权，它的成立，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的战争，并最终发动太平洋战争，提供了前进基地。

（六）

《日本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鞭子》（谢选骏）写道，网文《华人在日本旅游惊魂一幕，揭秘日本人可怕之处》说：

虽然在日本的大街上可以看懂很多汉字，但根本听不懂日本人在讲什么，他也听不懂你讲什么，所以我们交流还得用英文，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在日本土地上讲英文，就像鸡同鸭讲，很滑稽的一个场面。 

为什么中日民众的心理具体比美国还要遥远？因为他们在心理上已经脱亚入欧，而我们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因为两国的特殊的历史和恩怨，交往比和美国人交往还要有障碍。 

干净背后的力量 

去日本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干净！比美国还要干净！花儿朵朵软件的马总去过基本所有的欧美的唐人街，发现日本的唐人街最干净。日本不仅仅是大城市的主干道干净，连小街小巷都特别干净。 

在日本，你看不到有人砍树，他们国内的树是绝对不能砍的。我在日本就没有看见裸露的土地，全部要么是柏油路，要么是草地。 

你在大城市最大的感受就是，空气中没有灰尘，连他们的墙面和玻璃都是特别干净，汽车也很多，但是没有尾气，更见不到冒黑烟的车。在东京三天，我们基本没有遇到塞车，我问导游为什么？ 

导游说：在日本周一到周五，一般的人甚至是老板，都不开私家车上班，全部坐铁路和地铁上班，因为时间绝对有保证。在街上跑的基本都是营业用车。 

日本的公共交通极其发达，日本的第一条新干线建成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到今天都运行得非常好，今天日本全国建成了覆盖全国的铁路新干线系统，效率非常高，他们的铁路像公交一样运行，和地铁、公交接剥得非常好，转车很方便。 

所以像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发展私家车是非常坏的国策，你看像香港、新加坡都限制私家车，而中国却对私家车没有任何限制，为了一点眼前的GDP，牺牲中国的长期发展潜力。 

难道日本仅仅就是比较干净吗？这干净背后难道真就那么容易吗？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公德心，所以我们乱扔垃圾。为什么我们乱扔垃圾？因为我们的眼睛里能容忍脏，为什么我们的眼睛能容忍脏，因为我们的灵魂能容忍脏。 

干净代表一个习惯，一种追求。广岛亚运会，开幕式结束时，全世界的人发现，几十万人日本人退场后，在体育场里，居然没有发现一张丢掉的废纸！是不是可怕的日本人？ 

再给你们讲一个朋友的故事，他在日本三菱重工工作，卖印刷机给大陆的印刷厂，他有一次带一个国内一个印刷做的比较大的老板去日本参观，这个老板也做得比较大，发展得很快，有点志得意满。 

参观时，日本人让这个老板进印刷厂前把鞋脱了，当他从印刷厂出来，发现白色的袜子居然还是白色的，整个印刷厂全部是自动化生产，就没有几个工人。这和国内印刷厂环境是天壤之别。当这个老板回国后，到处都在讲这个故事，这件事给他极大的震撼。 

我就在想：为什么干净这么简单的事我们都做不好？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们的幼儿园不干净，小学肯定干净不了，小学不干净，中学干净不了，中学不干净，大学干净不了。宿舍之脏、之臭，实在是让人至今难忘，我就明白：我们这些人走上社会，社会也干净不了。 

地铁里可怕的皮鞋声 

我们住在东京厅附近的京王酒店，附近就有一个很大的地铁交换站，你早上来到这个地铁站，你看见洪水般的但有序的人流，但是基本没有人讲话，更没有人大声讲手机，你只能听见可怕的皮鞋声。 

日本人做事是以不给别人添麻烦、不影响别人为原则，这已经成为他们灵魂深处的东西，已经完全内化了。 

我们的孔子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仅仅是在嘴上讲讲而已，我们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也不过是写在墙上而已。我们都是一群只会说，不会做的人，或者做也是做不到位的人，或做事打折扣的人，或者“说”是专门用来骗人的。 

你看党章写得多好，宪法写得多好，我们的政治科作业写得多好，全部是说说而已，很多是不当真的。 

后来有人说：为什么中国普通民众都不遵守红绿灯？因为这个国家的社会上层把宪法都不当回事时，你怎么指望这个国家的下层遵守红绿灯？新加坡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李光耀自己制定的规矩自己首先遵守。 

日本的教育和我们有什么区别？ 

日本人特别重视幼儿期的教育，所以很多母亲生了孩子之后辞掉工作全职带孩子，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孩子三岁前是幼苗期，特别重要（中国也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旦孩子的成长出现问题，特别难修正。 

而且日本人认为：让男人工作更勤勉一些，强度更大一些，收入更高一些，让母亲回归家庭，等孩子3岁后再上班，对社会效率没有任何影响，但对下一代的成长特别有利。 

另外他们对孩子培养的一个原则就是：七分饱、七分暖。他们基本不让孩子吃得太饱，也不怕孩子穿得太少，秋天孩子穿个单衣在外面玩水他们也不怕孩子受凉，所以你在日本基本看不到胖子。 

另外，孩子生病一般不像中国一样动不动打吊针，他们认为孩子有很强的自愈能力。日本人均寿命是全世界第一，这也说明日本人卫生条件、医疗条件、生态环境、饮食习惯、体育运动都做的很好。 

另外，我感觉日本的学校特别重视校服，他们的校服也特别漂亮，式样很多，做工很好，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重视校服？他们的回答让你耳目一新：一个人穿上制服，就是要告诉它：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任何一个人穿制服干坏事内心总有一种不安。 

另外，日本人让人吃惊得就是，每个家庭都有家庭记账本，家庭主妇不记账是不可想象的事。 

我记得在超市买东西，收银员一定问的一个问题是：是打印一张单吗？因为日本家庭主妇很多时候在超市买东西是分单打印的，以方便记账。比如文具归文具、书籍归书籍、食品归食品，这样她们每个月就能做统计，家庭理财的概念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在培养。 

另外，日本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女人回归家庭，但是男人的钱袋却归女人掌控。每个月，女人给男人一些零花钱，但男人还有一些加班费可以做私房钱。 

没有比敬业更好的爱国主义 

在日本接受日本人最多的就是日本人的鞠躬，据统计，一个日本百货公司的电梯口的迎宾员，一天要鞠2,500个躬。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非常明白，要天天这么鞠躬多么不容易，支撑他们这么常年累月做的是他们视敬业为天职的理念。 

比如我明天下一个命令，公司的保安明天开始给上班的客户鞠躬，明天他们可能能做到100％，后天他们可能就打95折，大后天他们打90折，最后不了了之。 

我有一句口头禅：没有比敬业更好的爱国主义。一个老师，爱你的学生，这就是爱国；一个编辑，出没有校对差错的书籍，这就是爱国；一个警察，保一方平安，把本职工作做好，这就是爱国。 

我最反对的一句口号就是：有困难找警察。这其实是一句很不负责任、也做不到的话，这话是一些政客做宣传用，给一线的警察添了无数的和本职工作无关的麻烦；一个清洁工，把它负责的地方搞得干干净净，就是爱国。 

在网上做一个爱国主义者，不用付出成本和代价，太容易了。我要问他一句：你本职工作怎么样？这是分辨一个真正爱国主义者的放大镜。 

我们离日本有多远？ 

很多没有去过日本的朋友问我：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到底离日本有多远？我就反问他：中国足球队离欧美强队有多远？ 

他就说：就单个队员技战术水平、体能来讲，好像水平很近，但整个队一旦上场打起来又好像差很远。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赢的机会。 

我说：你这就讲对了，中国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差距，就好像中国足球队和欧美强队的距离，感觉差不远，但实际差很远。因为人家已经霸住位了，你要接近还容易，你要超越很难。 

我们的生活水平上去了，生活品质没有上去，我们的生活品质上去了，生活品位没有上去。 

谢选骏指出：

上面这些言论，孤立起来看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却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

中国人不可能做到日本人那样，否则就不是“泱泱大国”，而是“小日本”了。

社会学研究表明，规模越大的社会，越容易造成“搭便车”的现象，越容易盛行投机取巧的行为模式；换言之，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造成的逆淘汰现象”，结果劣币逐良币，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不可避免地下降。这一点只要看看，印度人、阿拉伯人以及欧洲人里面的俄罗斯人，就会有所领悟了。而日本人和西欧人之所以暂时逃避了这一命运，无非是得益于他们不久之前还是地方自治的“封建社会”。

不过，中国人虽然学不了日本人，但是日本的存在还是对中国颇有用处的，那就是迫使中国不能过于腐败，否则就会遭到入侵。实际上，中国在历史上之所以会定期遭到“少数民族”的入侵，就是由于这个道理。而每次遭到入侵甚至亡国之后，中国的表现就不得不好一点，放肆行为就不得不收敛一点，以便重新振作起来，或是驱逐鞑虏，或是从头收拾旧山河，或是闻鸡起舞。毕竟，“志在中原”其实是东亚各个民族的最高理想。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说“日本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鞭子”，而且，甚至可以说“日本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引子”。例如中国现今的许多流行，包括所谓的“现代汉语”，都是从“小日本”那里开始的，而绝不是什么五四运动的“白话文学”造就的。

（七）

日本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锋队。

网文《日本人用100多年让妹子在冬天露出大腿》说寒冬大雪，日本街头依然能看到少女穿着可爱的迷你裙，露出光滑洁白的大腿。到底是什么练就了她们如此抗冻耐寒的能力？据说，他们用过了足足100多年。

明治维新时，日本改革学生校服，脱掉和服，初衷是为了让孩子从精神好体力上得到改善。（谢选骏指出：在这种意义上，身穿西式军服的“明治天皇”真像一个德国下等兵。）

从全身包裹、密不透风的传统和服，到膝盖以上五厘米的迷你短裙，日本女学生的衣着变化是整个社会变迁和经济形势的缩影，从和服到洋装，从军队水手服到迷你百褶裙，见证了日本文明开化的历史。

脱掉和服，改革学生校服的初衷，是要让孩子从精神和体力上彻底改善

明治维新后，当时的国师福泽谕吉一派，深受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等现代文明影响，对传统文明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这位强硬的改革者，曾在他创办的《时事新报》中撰文《脱亚论》：“中国朝鲜深受儒家思想毒害，因循守旧、不知进取，长期以往必将亡国。”（谢选骏指出：所以日本人要把他的遗像印在日本纸钱上面。）

而日本要与欧美国家平等沟通，进行废约交涉，外交官和政府官员们得先在着装打扮、生活习惯上先学习起来。

“合洋折中”的思潮最先影响了当时的日本上层社会，他们先脱下了和服，穿上了洋装。明治16年（1883年）鹿鸣馆落成，日本高官贵族们常常穿着西洋式的锦衣华服出入，举办舞会，邀请各国驻日外交官和家眷们参加，名噪一时，掀起了日本从上到下的服饰变更风潮，从军服到礼服各行各业的制服都变换了样式，包括学校里的学生校服。（谢选骏指出：这其实也是在无意识中实践“易服色”的中华思想。）

除了1873年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改革覆盖范围最广的就是学校，在小小的校园里囊括了明治政府现代化最主要的政策：公民化、普及初级教育和军事训练。

一开始明治政府政策里校园体育课程并不能算是严格的“军事训练”，当时日本官方唯一指定的体育项目是一种起源于瑞典的人形金字塔体操运动。这项运动的发明者是一位叫做Per Henrik Ling的瑞典物理治疗师。他曾担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击剑教练，常年饱受关节劳损和风湿病的痛苦，后来他发现每天靠轻度的体操训练可以改善他的痛症。后来他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建成了皇家体操研究所，而他的学生将这种体操推广至英国、美国和日本。

传播到日本学校的课堂上的“团体操”（gakko taiso），被日本教育部在1872年纳入正式课程，并在1879年成立国家体操研究所，培养专业的体操老师以及研究体操的动作设置。

除了体操，日本中小学的体育课上还开始流行击剑、骑马、滑雪等现代运动，无论是穿日本武士宽松的“袴”，还是女士们的重达十几公斤的和服，都是不适合的。19世纪晚期，为了学生训练方便，日本学校首先借鉴了陆军的军队制服制作了男生校服。而前者服又主要模仿自1860年代的法国军队和1870年代的普鲁士军队。1879年，日本男学生穿上了第一款带着普鲁士长披肩风格的校服。

而日本女生的校服在四十年后才真正普及开来。20世纪20年代，作为互补，女生的校服参考自日本海军制服，又叫做“水手服”，这种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海军的水手服，彼时正是欧洲少男少女们的流行爆款。

这种流行风潮最初来自英国皇家。1846年9月，四岁的威尔士王子在跟随母亲维多利亚女王的游艇出巡之前，收到了一份来自英国皇家游艇船员服装店的礼物：一套迷你版的水手服，短上衣、喇叭裤、领结、帽子一应具全。威尔士王子的可爱模样，被肖像画家温特霍尔特记录了下来，广为流传。此后至十九世纪初期时，从英国皇室到普通人家的年轻男女，短上衣加喇叭裤或短裙的水手服搭配风靡一时。

与日本海军学员自嘲的“John Bull”（英国佬）式的水手制服不同，引进入日本校园的校服更能展现女性之美：短及膝盖的百褶裙搭配长袜，与传统日本和服将女性的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截然相反，水手服曾一度引起日本社会的抵抗：身体暴露太多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十年里，在日本教育和文化省的支持下，从中学学校到百货公司，社会公众逐渐接纳女学生的水手服，才成为了一种“统一的制服标准”。

军国主义教育下，中小学生的抗寒耐受训练，能抵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

19世纪80年，日本教育走向民族主义运动，1885年教育厅改组为国家文省部，新上任的部长森有礼提出了在全国中小学实行“准军事化训练”，来自瑞典的轻型体操运动被改造为“既能维持健康又能训练人格”的军国主义体操，同时力推的还有试图全民激发爱国热情的传统运动，武士道、柔道、相扑等等。

提出“准军事化训练”与森有礼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森有礼曾经是萨摩武士的一员，一个从5岁训练至26岁的青年武士团体，他们每天从凌晨4点开始长达14个小时的击剑和体能训练，时刻怀揣着对侵略者的复仇，爬山、游泳进行耐力测试。

尽管“准军事化训练”主要实行对象是小学和中学里的男生，但在东京、大阪等地高等中学的“体育俱乐部”热情更盛。1921年，滋贺县立男子高中剑道俱乐部的“冬季清晨日志”中记录了他们的耐寒训练：“赤裸着上身，只围着白色的头巾，穿着黑色的袴，忘记刺骨的寒冷，汗水大肆横流，才是真正的男子气概”。

从1925年开始，军事官员开始被分配到日本的每一所小学，尤其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学生们在训练中被当作未来的士兵、水手和飞行员一样培养。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1945年7月26日日本签署《波茨坦条约》，日本帝国海军和陆军被迅速解散。美国派遣教育使团协助日本教育改革，其《美国赴日教育使节团报告》援引了《波茨坦条约》，“把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从全世界范围内消灭”，要求日本教育部废止了出农业教育外所有的“劳动服务课”，禁止学校进行军事训练以及传统的柔道、武士道课程，日本学校里的军事官员们也被撤出，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欧美的网球、橄榄球运动。

1947年8月29至31日，大阪举行了 “麦克阿瑟” 杯网球、橄榄球及乒乓球比赛，这场大型运动会实际上是对日本体育改革的一次检验。主办者鼓励公开竞赛，打破了战前日本一些体育协会只允许会员参赛的惯例。

虽然日本的军国主义体操被取缔了，但体操的形式仍保留下来，并传入中国，发展至今成为了成千上万中国中小学生每天操练的“时代在召唤”。战前军事教官们留下的空缺被政府派遣的新式运动教师和教育家接管，学校的改革象征着日本从军事帝国主义国家转变为“教育家社会”，但学生们的校服多延续使用了下来。身着制服出没在校园和街上的孩子们，成为了的一种文化符号，不断提醒着日本人战前曾经历过的军国主义、教育和社会制度。

战后日本校园里的极端抗寒训练只是个别现象，但冬季穿着短衣短裤锻炼已成为传统

战争后日本校园依旧看重体育锻炼，但并不是网络上妖魔化的“军国主义残余”。去年，一组日本幼儿园小朋友赤裸着上身、集体跑步的图片火遍了网络。但赤膊跑步活动并不是日本所有幼儿园都有，这是一家名为“走向明天保育园”推广的一种独特教学方式，称为“裸保育”。这种教育方式主要是针对幼儿进行耐寒训练，其中一项运动就是赤裸上身在校园里跑步。根据年龄的不同，跑的长度也不同，如3岁孩子要跑400-800米，5岁就要跑1200-2000米。

这种“裸保育”运动的开创者平井谦次，和瑞典物理治疗师Per Henrik Ling有着相似的经历，上中学时他患上心脏病，为了治疗，他开始坚持少穿衣服、洗冷水澡，意外改善了他的身体状况。后来平井谦次开设了推广其理念的幼儿园，但入园条件规定，除了感冒、哮喘、38度高烧之外，即使身体不适也不能休息，坚持接受裸保育等。

不同于“走向明天保育园”这类极端耐寒训练，在冬季的日本校园里，大多数学生不用脱了衣服再跑步，但穿着夏季的运动服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

在冬季，孩子们在幼儿园里跑步时都必须换上白短袖和藏蓝短裤的“体操服”，有些不喜欢穿袜子的孩子，甚至还赤着脚。在经过差不多一个冬天的训练之后，一般在元旦寒假结束之后，学校会组织一年一度的类似冬季马拉松的“冬季马拉松大会”，凡按要求跑完马拉松全程的，都会获得学校颁发的证书，证书上写着马拉松全程距离、所花时间等，作为一份成长记录。

日本有强大的供暖设备，一点点拉高了日本女生的裙摆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尽管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女学生的裙边从膝盖处开始以每年一公分的速度上移。这似乎与沃顿商学院教授乔治·W·泰勒著名的“裙摆理论”似乎并不一致：泰勒认为，经济越不景气，女人们的裙摆越低。

裙摆理论在日本似乎失灵了。在东京涩谷，作为日本堪比英国伦敦的卡纳比大街和法国圣米歇尔大道一样的时尚圣地，最著名的风景之一就是穿梭在人群中的、身着迷你裙的日本高中女生，她们口袋里的零花钱是所有商家的梦想。

90年代末期，尽管日本经济出现低迷，但她们是富裕的。根据日本青少年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日本68%的青少年有固定的零花钱，平均每月零花钱为20000日元，近100磅。而随着日本出生率的下降，越来越少的孩子可以享受到越来越多的父母和家长的关爱。在涩谷商人的眼中，她们简直有“六个零钱袋”，分别来自父母和两家的祖父母。

因此，涩谷女生并没有因为经济短暂的下滑，而改变她们追求时尚的速度，并迅速淘汰了7、80年代流行的热裤，转向长靴配短裙。此外，裙摆理论面对走在时尚最前端的日本女生，真的不一定准确。在纽约FIT时装营销系的教授看来，“上世纪60年代，每个人都穿短裙，是因为工厂只为女性生产短裙”，而在今天真正影响女生裙摆长度的并不是经济形式，而是服装品牌的设计，以及制造工厂的用料和成本多种因素的影响。

除了服饰流行的因素，日本女生能够在大雪天露大腿，更重要的是靠完善的供暖设备，足以让她们在冬季不用套上厚重的保暖棉裤。

在1960年之前，“空间加热”型的取暖设备对于大部分人日本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彼时日本人家中都靠传统的“暖桌”过冬，泡个热水澡，再钻进冰冷的被窝。根据1993年日本经济计划署的报告，短短三十年间，家庭空调的安装率从1967年的3%猛增至1988年的100%，到1993年就已经突破150%，取暖能源总消耗也增长了一倍。

尽管日本很多建筑没有集中供暖的设备，主要靠地暖、空调或电热炉取暖，但是地铁车厢里都配备有供暖设备，保持26℃左右的恒定温度，甚至连最老式的两节式电车都装有的空调。例如日本银座线运行的里程为14.3KM，每小时每千米平均耗电量在745kw左右，而其中用于空调设备的耗电量就达到了298kw。

最近几年，日本地铁也在逐渐尝试更换新能源。2014年11月，东京地铁公司开始在江东区研修所和中野车辆基地调试利用浅层地热能的空调设备。浅层地热能主要来源于太阳辐射与地球梯度增温，储量大，能够迅速再生。通过热泵技术采集后，可为建筑或公共交通工具供暖制冷。根据日本环境技术研发机构的研究报告，利用浅层地热能制冷比普通空调节能35％－40％，采暖节能20％。

使用清洁能源，意味着未来日本的公共交通可以用更少的能耗保证车内温度。为了能让爱美的日本妹子们在寒冬里继续露大腿，日本人也是拼了。

……

谢选骏指出：随着日本供暖设备的普及，日本的战斗力肯定会下降，日本作为野蛮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时代，可能一去不返了。人们都说中国日本有种特殊关系。什么特殊关系？

可以说，古代日本，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生番、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熟番，但现代日本确实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锋队。在我看来，“日本侵略中国”，正如“匈奴侵略中国”、“鲜卑侵略中国”、“辽金元侵略中国”、“满洲侵略中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连环系列。正如我在《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五十视角的百科全书》一书里所说，显然，在创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过程中，日本人和苏联人发挥了比欧美人更为直接的作用。就像在创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过程中，鲜卑人发挥了比西域人和印度人更为直接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日本这个国家，已经从第一期中国文明（汉朝魏晋）的属国、第二期中国文明（唐宋元明清）的边区，变成了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了。清朝的洋务运动似乎更像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余波，日本的明治维新似乎更像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初潮。如此看来，日本作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一分子，应该不是问题。换言之，第三期中国文明，正在“中日战争”和“中西交融”的涡流里，日益绽开。所以，中国要经历两次中日战争之后，才得以加入国际社会、逐步走上了重新整合的道路；而不再是作为一个被侵略蹂躏的对象，任人宰割。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感谢日本的侵略，帮助他夺取了政权。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汪精卫也可以把他们投靠日本的汉奸行为，解释成为了“为了促进大东亚的共同事业”。因为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也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活动区域”。

我把近代日本叫做“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驱”，例如现代汉语里的书面语言，基本上都是从日本“出口转内销的”。日本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锋队，先锋队难免罪恶累累，但先锋队还是需要的。

在这种意义上，我把日本侵略中国看作“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案例之一，就像下面即将谈到的“苏维埃”所建立的共产党红色根据地，也是少数民族（苏联人）入主中国的案例。

（另起一单页）第十章

苏维埃

（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937年），国歌为《国际歌》。首都为瑞金（1931年－1936年）、保安（1936年－1937年）、延安（1937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支援下于中国大陆所建立的一个全国性政权，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该政权主张捍卫工农权益，各省市各民族有独立自决权，其最初的首都在江西瑞金县。将其所属控制区域称为“苏区”。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因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中央苏区，1935年10月抵达陕甘苏区，首都由江西瑞金县迁至陕西延安。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国民政府被迫同意与中共展开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参与对日抗战。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转入全面爆发阶段。由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最后一个政府机关“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于9月6日变更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正式中止运作。

原定1930年11月7日举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后因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开始，推迟到1931年11月7日至11月20日，在江西瑞金郊外的叶坪村谢氏祠堂举行，时值九一八事变于中华民国东三省爆发。该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令、劳动法和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并选出63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11月7日7时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举行开国庆典，并进行阅兵仪式。下午2时，“一苏大”正式开会。到会的有来自全国7个苏区（中央苏区、闽西区、湘赣区、湘鄂赣区、赣东北区、湘鄂西区、琼崖区）及上海、武汉的代表，另外部分来自朝鲜和越南的海外代表，共610人（其中工人代表共190人）。在此次会议中，与会代表正式宣布建立以“推动革命斗争、代表人民利益”为宗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下设“九部一局”，包括九个人民委员部（含军事、外交、财政、劳动、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监察等）和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同时创建文宣机构“红色中华通讯社”。

11月19日，大会进行选举，以毛泽东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本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后的最高政权机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毛泽东兼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朱德为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当时，全中国实现了武装割据的红色区域有16万平方公里。以后两三年又增设了其他数十个国家部委局。

1931年12月1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联名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表明在一个中国疆域内有两国：“从现在起，中国疆域内有不同的两国。一个是中华民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另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剥削与压迫下广大工农兵的国家，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

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叶坪迁驻沙洲坝。

1933年10月17日，开始第五次剿共战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动员近百万国军扫荡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

1934年5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共中央开会研究局势。鉴于国军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筹划红军战略转移之事宜，并将相关计划案和处理情况报请共产国际批准。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所报事项。

1934年10月18日，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1935年10月转移至陕甘苏区，首都由江西瑞金迁至陕西延安。12月瓦窑堡会议后改国号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最后一个政府机关“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延安改制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域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政府。

政治制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保证工农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国体是苏维埃制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也是苏联直接控制与指挥。2007年6月1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苏关系史纲》写到：“莫斯科不顾外交受损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一直到具体政策文件的制定，从决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上海，甚至直至苏区，就近帮助工作和指导作战，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几乎一包到底。”

《六十年一甲子——极权主义国家的寿限》（2017年3月3日谢选骏）指出：

《胡锦涛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2010年5月10日）说那胡锦涛自己的父亲是被共产党“整死”的，胡锦涛自己却忠于共产党，绝对不敢做戈尔巴乔夫，报杀父之仇。胡锦涛，小人也，懦夫也，非君子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也。

后来胡锦涛还把他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出口到了海外，丢尽了中共政权的脸。

2010年，胡锦涛竟然学习卖国贼毛泽东，屁颠屁颠地跑到莫斯科，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典”。

香港《大公报》报道，应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邀请，胡锦涛赴莫斯科出席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典。抵达当天下午，胡锦涛就迫不及待地在下榻饭店会见“俄罗斯老战士代表”，并向俄罗斯老战士们颁发“和平”奖章和证书。这是胡锦涛第二次在莫斯科与俄罗斯老战士见面。这一次，他为俄罗斯老战士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本相册。相册里是苏军在中国东北的老照片、哈尔滨等东北城市今昔对比照片等。相册扉页上用中文和俄文写着一句话：“历史永远铭记──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多么肉麻。为什么说胡锦涛肉麻？因为这些俄军战士，当年叫做“苏联红军”，曾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奸淫掳掠，无所不为。

为了把这种肉麻进行到底，胡锦涛还向每位老战士带来了茅台酒，好像是在勉励这些酒鬼、安慰这些罪犯：中共已经忘记了他们的罪行，甚至欣赏他们的兽形。

苏联红军，是不折不扣的野兽部队。据统计，1946年柏林出生的婴儿3.7%为苏军强奸造成，德国已经沦为劣等民族！苏联诗人爱伦堡说：“要用暴力打破德国妇女的种族骄傲。要把妇女当作合法的猎物。”這是斯大林的政策。有学者估计，仅仅在柏林，就有50万德国妇女遭到强奸。1946年柏林出生的婴儿3.7%为苏军强奸造成。德国总理科尔的夫人，也曾遭此厄运。

在中国东北，苏军散兵游勇街上乱窜，喝得醉醺醺，偷东西，肆意杀人，吓得老百姓关门闭户。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卢冬生也被杀死。苏军打死许多抢劫日军仓库的德惠老百姓。八路军致电中央报告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

日军在东北极少强奸妇女，东北老人讲是因为日军自觉高贵，蔑视东北妇女。而苏军则在德惠火车站查票时借机摸女人胸，甚至拽到屋里强奸。在大街上强奸妇女，更有日本妇女，而后被一刀捅死。

吉林省德惠县郭家周建章讲述，一名苏联士兵强奸了当地的妇女，百姓激于义愤，把其打死了。这下惹恼了苏联军队，他们调来炮，要炮轰郭家屯，老百姓都吓跑了。（王锦思的著作《日本行，中国更行》）

当时国共内战争夺东北，传说国民党要把大姑娘送往苏联换大炮，吓得许多农家少女纷纷嫁人。

抗联老战士周淑玲讲述，在黑龙江省宝清县，她厉声制止正要强奸妇女的苏军：“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是来解放的，不是祸害中国人民的！我给你们斯大林打电话！”原来有中国人挑拨说那名妇女是妓女，苏军最后被枪毙。

日本人长岛三千男所著《满州》在日本出版发行，《满州》记载，“德惠共8个开拓团，6个来自广岛，2个来自山梨县。日本人共2332人（其中开拓团1523人），应招入伍者200人。死亡564人，未归102人。”

“8月16日，中国国民党县政府成立。因为根本就没有能力维持秩序，当天就有大约1000名暴徒袭击了最奥佐伯和高田开拓团。有600人好不容易跑到西城团避难，不想突遇水灾，避难不成，27人自杀身亡。8月31日，苏军进驻，命令所有的日本人在2小时以内撤退。日本人便在白阳宿舍区和小学校里过起集体生活。苏军不但没收了开垦团所有的粮食、牛马和枪支，还把在德惠收容所里800个日本人中的17岁到50岁的男子全部赶到大街上，和妇女儿童完全分开。苏军对妇女儿童的暴行非常之甚，不安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2月份。截止到1946年7月，逃往长春的1805人中，估计死亡达500人，失踪者27人。高桥升之助县长在这期间病死，县总务科外干部被枪杀。”（《满州》，长岛三千男）

日本投降后，有的日本人在德惠被绑起来，被用木棒柳条痛殴，德惠因五六百老百姓抢劫日军仓库被苏军和警察打死，驻德惠最高苏军首长每天换一个日本女人，同下属轮奸。

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里，许多一向无惧死亡的日本人被迫选择自杀，德惠松花江高田开拓团31人自决。与此同时，美军并没有多少强奸日本妇女的现象，日本主动由官方组织妇女服侍美军，避免产生犯罪。

作家萧军曾批评苏军胡作非为。然而，遭到中国官方猛烈批判，“反苏”罪名一背就是数十年。遗憾的是，王锦思著作《日本行，中国更行》没有介绍这方面情况。不过中国一方面需要苏联出兵解放自己，一方面对苏联的劫掠无可奈何，东北也因此损失了巨大财富和部分妇女的尊严为代价，这是一个痛苦的时代。不过苏联红军的强奸犯集团功不可没，为了战胜日本法西斯做出巨大贡献，在东北各地仍然有许多苏军强奸犯的纪念碑高高耸立。

看来，胡锦涛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还真是病的不轻，建议他赶紧想想办法，让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大夫给他好好治治。

……

谢选骏指出：其实，极权主义国家再强悍，也是有其寿限的。正如人有生物周期和生物年龄一样，国家也有生物周期和生物年龄的寿限。一般来讲，极权主义国家的寿限不过六十年，一个甲子而已。——长的也不过七八十年，不会超过百年。比较长的如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蒙古帝国，也就是百年左右。而更短的像秦朝，只有一二十年，希特勒十几年、毛泽东二十几年、斯大林三十几年。

至于像两汉帝国、罗马帝国，以及后来的明清帝国、奥斯曼帝国，中间也都经历了几个“去极权化”的弱化阶段，每个阶段六十年或七八十年，最长不会超过百年。

现在人们复辟文革的把戏，正如毛泽东复辟袁世凯登基（“毛主席贱步登上天安门城楼”），都是发生在六十年之内的五十年左右——再次凸显了“六十年一甲子——极权主义国家的寿限”，显示了“极权主义国家的垂死挣扎”。

（二）

《“井冈山精神” 是卖国主义的精神》（谢选骏2011年6月18日） 指出：

2011年6月14日，中共新华网头条发表《胡锦涛总书记论井冈山精神》文章，要求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奢侈浪费及各种腐败现象；其目的在于促民生、促稳定、促增长。

其“阅读提示”说胡锦涛总书记一直非常关注和重视井冈山精神。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论述井冈山精神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以及如何弘扬井冈山精神，弘扬井冈山精神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与价值取向。总书记关于“井冈山精神”的重要论述值得我们很好地体味、认真地领会、切实地贯彻、全面地落实。今天我们仍要牢记井冈山精神，传承井冈山精神，光大井冈山精神。

……

《胡锦涛总书记论井冈山精神》的出笼说明，中共干部们十分缺乏历史常识，从一开始就被他们自己编造的“中共党史”给自欺了。

实际上，“井冈山精神”是一种典型的卖国主义的精神：“井冈山精神”用红色割据制造国难，配合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大举侵华、炮制苏联殖民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傀儡政权，为此后中国民族的多灾多难，奠定了顽固的基础。

正如我在2006年出版的《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所指出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仅仅两个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趁机在江西瑞金县宣告成立，比日本控制的“满洲国”更早诞生。这把插在中华民国后背的尖刀，使得中国政府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境；几千万中国人民遭到屠杀。

1931年苏联在中国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2年日本在中国建立了“满洲国”，1945年苏联迫使二战的战胜国之一中国，割让外蒙古，使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随后，毛的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其一场典型的蛮族入侵，十分类似的历史上西戎、鲜卑、沙陀、女真、蒙古、满州、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和“国有化改造”。

将游击战术发展为游击战略的毛泽东，则是从江西井冈山附近的土匪身上总结发展游击战术的。毛泽东从对江西积弊几百年的匪患进行深入的调查，发现利用复杂山林地形进行纵深的游击战术是土匪屡剿不清原因。游击原则致胜的基础在于，一是够广阔、复杂的地形纵深；二是灵活、出其不意的转移、分散和集中有限兵力；三是小规模、深层次的扰袭、消耗攻击。这三条基础原则是游击生存的基础条件，缺一不可。

而毛泽东本人，就是苏联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汉奸走狗。

张云初《没有莫斯科就没有毛泽东》一文指出：读史可以明志，读史可以纠偏，读史可以解惑。近日读杨奎松《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一文（实为《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的第一章《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谢选骏注），又解除了我不少疑惑和偏颇。吾生得不早也不晚，整个青少年时期都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长期经常受到党的教育，包括国内外形势的教育，特别是关于苏联问题的教育。譬如五十年代，作为乡村小学学生的我，就知道了斯大林是中国的“父亲和导师”（毛泽东语），就知道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毛泽东语），就知道了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就知道了右派分子“反苏就是反共反革命”（如大右派龙云三条大罪全是反苏）……莫斯科似乎比北京更亲近，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似乎比天安门的红灯更明亮，而且暗暗地想：斯大林似乎也比毛主席更伟大更英明。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作为“参加工作” 后的我，从前受的关于苏联的教育又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我们认真听广播，学文章，什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什么《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什么“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我才知道，原来苏联在长期欺负我们。不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和新沙皇的勃列日涅夫现在又撤专家又逼债，还在我们边境外屯兵百万；就是早在斯大林时代，甚至早在江西时期，我们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就受到斯大林派来的李德之流，以及莫斯科支持的王明之辈（据说有二十八个半从莫斯科回来的马马维奇）的排挤打压、无情打击，而我们的毛委员坚持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革命之路，终于在不受莫斯科控制的遵义会议上，才战胜了莫斯科派来的李德、博古，确立了领导地位，从此才把中国革命引上了正确道路。虽然以后莫斯科还多次干涉中国革命，如派王明回来取代毛泽东，如什么斯大林阻挠“宜将剩勇追穷寇”，主张国共“隔江而治”，然而我们伟大领袖“不可沽名学霸王”，不听斯大林那一套，把革命进行到了底。等等，等等。

张云初说：“我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对中苏关系问题也是一知半解。据说沈志华先生近年根据俄罗斯的解密档案，澄清了中苏两党关系的重重迷雾，有心人可从中去探寻真相。今天我提出这个话题，是从我个人说，原来在中苏两党问题上，我们一直都在受着瞒和骗。在中苏两党关系问题上，受瞒和骗最深的问题，就是毛泽东先生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莫斯科支持王明、博古、张闻天……，长期排斥打压建国前从未去过莫斯科的从山沟里出来的毛泽东，毛泽东长期抵制来自莫斯科的错误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成为了中共领袖，夺取了革命胜利。一句话：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

读杨奎松《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才知道：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没有莫斯科就没有毛泽东！毛泽东是斯大林为主宰的共产国际精心挑选、精心培育、精心扶持、精心宣传的中华苏维埃领袖。

下面，仅摘编该文要点于下：

△1927年，莫斯科《共产国际》、《革命东方》等杂志广为转载介绍毛泽东为农民造反叫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译东是享受此殊荣的中国党第一人。毛泽东随即晋升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开始，毛泽东名字频频出现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真理报》赞扬毛泽东上井冈山当“山大王”的行动，称“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毛泽东是“极为出色的领袖的名字”。

△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得到了莫斯科的认可，被推举为主席，一跃成为苏维埃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

△1932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搬来江西苏区，博古等排挤毛泽东，妄图送毛去苏联养病。然而俄国人对毛泽东情有独钟，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指示中共中央：“……绝不同意将毛泽东送到苏联养病，因为这样做不仅极端危险，而且也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

△1933年以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压制毛泽东，拟把毛泽东苏维埃主席连同政治局候补委员都取消掉，但苏共中央领导人最后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从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9人政治局正式委员。苏共十七大代表大会上，当时在莫斯科的王明公开宣布：“在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

△1934年，莫斯科出版毛泽东关于苏维埃的报告单行本。王明为此极为兴奋地通知中共中央，称该书中文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

△1934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称毛泽东为“年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在注重统一宣传口径的斯大林体制下无疑是具有特定含义的。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毛泽东的名字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成为享有如此殊荣的唯一中共领导人。大会后，苏共喉舌《真理报》长文介绍这位“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一一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给予毛泽东的地位，传统党史认为是中共有幸同莫斯科失去联络、违反莫斯科意志的一种决定。杨文认为，恰恰相反，这正与莫斯科重视毛、肯定毛、宣传毛是十分合拍的。如果是莫斯科此时来改组中共中央，无疑会选择毛为中共领袖。

△1936年7月初，莫斯科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接通，莫斯科派王明等人回国，长期以来，党史宣传说莫斯科派王明是为了取代毛泽东。杨文以资料证明，王明回国，不仅没有搞掉毛泽东的用意，而且是把毛泽东推上名副其实的中共领袖地位。在王明主持作出的为准备召开的中共七大而“改造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决议中，王明提议的主席既非一把手的张闻天，也非奉莫斯科之命的他本人，而是毛泽东，而且破天荒地要求全体政治局委员签名赞成。这显然并非王明本意，而是执行莫斯科的安排。毛与王的矛盾斗争曲折复杂，非本文主题，从略。

△1938年7月，季米特洛夫接见即将回国的王稼祥，传达斯大林的主张，“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要树立领袖的权威。

△1938年9月，王稼祥回国后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莫斯科指示后，毛泽东第一次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康生、陈云等提议推举毛泽东为总书记，就连王明也信誓旦旦宣称：自已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周围。

△1939年春，一把手总书记张闻天意识到自己应当让位了，“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当形式上的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了。”进入1940年，张闻天实际上把“总书记”的各种权力统统交给毛泽东了。

△毛泽东终于成为了中共最高领袖了！

张云初确信杨奎松文章有关史料的真实性。张云初相信毛这个“苏维埃领袖”确由斯大林、莫斯科、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精心物色、精心栽培、精心扶植、精心包装出来。张云初十分不解地是，这样的真相为什么长期被隐瞒？有关人士为什么要篡改历史，编造历史？张云初最后愤怒地叫道：“没有斯大林，没有莫斯科，就没有‘伟大领袖毛泽东’！”张云初不知道，毛泽东其实就是高欢、石敬瑭一类的汉奸儿皇帝。毛后来与苏联的冲突，就像吴三桂和满清蛮族的冲突相似，是狗咬狗，不是民族解放。

谢选骏指出：我们注意到，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德（Thomes Barfield）曾经指出，以匈奴为代表的内亚游牧国家的组织表现为“帝国联盟（imperial confederacies）”的形式，处理外交事务时，它就是专制国家，而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也就是说，北亚游牧国家的政治构造，是一种军事专制政体与部落联盟的复合体，部落联盟的基础，仍是其传统的部族制度。而以塞维斯（Elman R. Service）的“酋邦理论”看，这正是一种酋邦（chiefdom）形态。

同时我们相当惊讶地发现，这种“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的“酋邦”，正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概念的来源！

在历史上，随着这些“酋邦”的势力一步步深入汉地，游牧国家便逐渐转向全面而彻底的专制政体，在处理内部事务中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部族传统，逐渐让位于汉式官僚机器。这就是从酋邦向国家的进化。在这个过程中，部族传统的利用与扬弃，值得特别留心。北魏的直勤制度，是拓跋鲜卑代北集团部族传统的一部分。从考察直勤制度出发，我们可以尝试着探寻北魏国家制度的部族背景及其变化。

在现实中，而中共政治脱离苏联模式的发展，与北魏的汉化过程显然具有某种相似性。那是迫于中华民族的生命力而被迫作出的让步，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北方蛮族和共产主义的逃亡，而不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历史自觉。

综上所述，“井冈山精神” 显而易见是卖国主义的精神。

二十一世纪苏联已经灭亡，还有人要来倡导苏联扶植的“井冈山精神”，那才是缘木求鱼的“最后斗争”。

这是最后的斗争，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失败！

（三）

“十四年抗战”承认井冈山卖国（2017年1月12日谢选骏）指出：

网文《“八年抗战”为何改“十四年抗战”？》说据中国媒体报道，教育部下达文件，要求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对中小学教材进行修改，2017年春季全面落实。凡有“八年抗战”字样，改为“十四年抗战”。德国之声就此采访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教授。

德国之声：为什么之前一直说是“八年抗战”，现在改成了“十四年抗战”？

刘江永教授：我没有参与过这个事情，我不是很了解这个事情的过程。但是，在我来看，我认为八年抗战指的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进行的全面抗战，就是中国全面的抗战。那么，现在改成十四年，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九·一八事变实际上是一个局部的——就是中国东北地区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在这个部分已经掀起了抗日战争的局面。

现在八年改成十四年，我认为有它的合理性。从九·一八日本已经入侵中国了，虽然没有形成全面的抗战，日本也没有全面的侵华，但是，抗日战争应该说是从1931年日本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从那个时候，特别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那个抗日联军虽然不是全国性的抗战，但是一直在东北地区坚持抗击日本的侵略。而那个时候，国民党——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张作霖和蒋介石实际上是撤到关内来了。就是说，并不是全国的、包括蒋介石的共同抗日，而主要是东北抗日联军进行的抵抗运动。

现在八年改成十四年，就是说把东北抗联这一部分也纳入抗战史，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十四年和八年，我认为它的区别只是，从局部的东北的率先抗战、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卢沟桥事变以后全民的、全国的抗战，这样一种阶段性的变化。过去讲八年抗战主要是从全面抗战这个角度讲的。

当然，作为教科书来说，我认为，如果在讲授的时候，应该使学生更加地明白这个过程。同时，过去有八年抗战之说，也有学者认为是十四年抗战之说，如果说比较准确地讲，抗战的确是十四年，但是全面抗战是八年。总称起来叫什么？我个人有一个学术上的概念，叫做“全程抗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从国共合作前的东北抗日战争，整个的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略投降，这个应该说是十四年的全程抗战。全程抗日战争，就是抗日战争全过程。那么，1931年开始了抗战，到了1937年，由于日本军队全面侵华战争，所以导致也是全面抗战。“全程抗战”的名词概念现在大概还没有用，但是我认为要解释更清楚，全面抗战与全程抗战应该有区别。全程指的就是1931年-1945年，整个的这个历史过程。但是在地理上来讲，它有个全局和局部的区分。

德国之声：请问最早的时候把它确定为“八年抗战”，当时的考虑是什么？

刘江永教授：我认为主要是国共合作，全面地开展了抗日战争，并且对日宣战。我想主要是这么一个考虑吧。十四年抗战，实际上那时候国民党并没有抗战。那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地的东北抗日联军，还有当地的抗日武装，它并不是全民抗战。因为1931年的时候，当时中国共产党才刚上井冈山，重点是反围剿，反对国民党围剿、打内战。那时候五次反围剿以后，中共就率领着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1年-1934年，这么长时间是一个反围剿的过程，根本没有形成抗战。当时中共领导人是陈独秀和王明。所以没有中共在整个领导抗战，实际上是打内战的阶段。到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率领红军长征，1935年10月，长征胜利。1935年才在延安扎的根。那么，这个时候，1937年以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1936年“双十二”，这个时候国民党停止内战，搞了叫做国共合作。这个时候是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个时候才是一个全民抗战，是从1937年开始。所以那时候说八年抗战主要是这个意思。

德国之声：您支持“全程抗战”的概念……

刘江永教授：这是我第一次提出来的。但是要说清楚、就是一个老师要讲清楚，那必须说得很明白。就是整个抗日战争的全过程，那是十四年，全程抗战。这样能自圆其说。

……

谢选骏指出：“十四年抗战”的提法，实际上承认了“井冈山精神是卖国主义的精神”。

因为，就在九一八事变不久，中共就在江西成立了苏联的傀儡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不仅是“配合日寇分裂中国”，而且是“引导日寇入主中国”。

（四）

《革命外交是丧权辱国的外交》（2011年8月24日谢选骏）指出：

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丧权辱国的竞赛中，就是比腐败的满清也毫不逊色：满清打赢了中法战争却割让了越南、出租了福建；国民党与共产党“打赢了抗日战争”却割让了外蒙古。国共两党割让外蒙古，与列宁签订对德和约如出一辙，只是比列宁更为下流：列宁是打输了投降，国共是打赢了还要投降！这可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所以最近，中国知名杂志《南风窗》杂志社社长陈中及记者赵灵敏，因发表采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教授唐启华的文章，揭露孙中山卖国，就被调任和停职。因为他们得罪了国共两党的当权派。

香港《南华早报》报导，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教授唐启华在接受的《南风窗》杂志社采访时，揭露两岸均视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说，“在护法运动失败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唐启华据此呼吁，“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

谢选骏指出：看来，唐启华虽然“专长中英外交史、近代中国外交史”，不过他的这段话却完全说反了。不论是国民党的革命外交还是共产党的革命外交，都与列宁与德意志帝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这一“革命外交”一样，与完完全全的卖国行为，应该受到国家法庭的审判。

布列斯特和约，全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8年3月3日，苏俄政府与德国及其同盟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签订的和约。

按照合约，苏俄割让三百二十三万平方公里领土，赔款六十亿马克。这个苛刻的和约，不仅使俄国本土丧失了将近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近五千万居民，而且在被占领区有占全国煤炭开采量的90%，铁矿石的73%，54%的工业以及33%的铁路。这个条约导致后来的希特勒有理由入侵苏联，并使得苏联最终在1991年完全解体。

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拥戴孙中山，这不是偶然的，而是那个“中国流行国耻时代”的“革命共鸣”。

举一个例子：抗日战争中国算是“赢家”，其实却输了——和日本一样遭到割地！中国被迫割让的外蒙古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远远超过日本被迫割让的朝鲜二十二万平方公里与台湾三万平方公里的总和，并且达到了六倍之多！可是国民党与共产党，都赞同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千古奇闻。

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丧权辱国的竞赛中，就是比腐败的满清也毫不逊色：满清打赢了中法战争却割让了越南、出租了福建；国民党与共产党打赢了“抗日战争”却割让了外蒙古。中国割让外蒙古，与列宁签订对德和约如出一辙，只是比列宁更为下流：列宁是打输了投降，国共是打赢了还要投降！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蒋介石比毛泽东好的地方，使他对此“打赢了还要投降”还感到羞愧，知道是国耻；而毛泽东却只知道感谢日本的侵略、苏联的“援助”。事实证明，苏联的援助是空前的毒药，让中国人堕落为红色殖民地里的八亿乞丐。

毛泽东像老巫婆一样，吸干中国的精华去供养苏联、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以及亚非拉共产党游击队，也是典型的丧权辱国。如果硬要说那是爱国行为，那是爱了汉奸们的苏维埃祖国，而不是爱了多灾多难的中国。

现在都2011年了，取名日本“中山”的孙卖国先生死了都快一百年了，在中国还要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对孙中山提出批评，在中国大陆比在台湾还要敏感。

照道理说，揭露孙中山卖国事实，对台湾的震动要更大，因为台湾还奉孙中山为“国父”，大陆把孙中山仅仅是当做是共产党革命的“先行者”。但是，因为台湾后来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为苏联殖民地了，所以它现在就不那么害怕揭露孙中山的卖国行为，因为它已经与孙中山保持了距离；而大陆就不然了，它至今还对日友好、与蒙古建交、勾结俄国一起对抗西方，因此不能否定丧权辱国的“革命外交”。

《南风窗》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双周刊杂志。引起争议的文章采用问答式形式，标题为 “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 。该文于2011年7月25日刊出。星期一，《南风窗》社长陈中被调任该集团内部一个不太重要的职位。《南风窗》的记者赵灵敏也不再担任记者小组主任职位，目前被停职。

目前这篇文章在《南风窗》网站上已经无法找到，但仍在各大新闻网站的转载仍可以打开。 

附录

《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2011-8-3《南风窗》专访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刊记者赵灵敏发自台北）报道：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独尊“革命”的近代史

《南风窗》：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定势：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蛋卖国贼。但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里，对孙中山后期专制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袁世凯“治世之能臣”的一面。那从外交史的角度看，您对他们两人有着怎样的评价？

唐启华：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了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我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南风窗》：既然如此，为何我们的教科书、公众甚至历史学家都认为孙好袁坏呢？

唐启华：今天我们对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历史诠释之上。因为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对历史的诠释往往出于宣传的需要，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甚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是非之上，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台湾虽然经过了政党轮替，国民党被塑造为独裁专制的代名词，但受影响的主要是对台湾史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并未受到挑战。

由于国共两党皆以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独尊“革命”，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来成为常态，窄化了我们近代史理解的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研究，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扬“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南风窗》：那么，您怎么评价北洋时期的内政和外交？

唐启华：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北洋时代是否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个人觉得需要仔细研究之后才能下定论。

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南风窗》：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外交还是丧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呀？比如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依然失败了。

唐启华：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高潮，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当时缴纳会费所占的比例是今天中国联合国会费的3倍。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然，北洋时期的外交有功有过，但我们不能只看到以前的坏，看不到它的好，更不能只强调今天的成就和过去的失误，不能自己让步就是顾全大局，别人让步就是丧权辱国，不能有双重标准。

被“废约”遮蔽的“修约”

《南风窗》：在近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没有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您怎样看待“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

唐启华：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以来，饱尝屈辱与挫折，“不平等条约”可称得上最明显的伤痕。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开始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受惠于五卅之后反帝反军阀激情，于大革命之后取得政权，强调其始终致力于废约，并在抗战期间，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等，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贬抑轴心国交还特权给汪精卫政权之重要性。中共则贬抑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指出尚有许多未收回的权利，强调是中共最先提出废约主张，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1949年建国之后，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解除了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不平等条约”的锁链。最后，香港，澳门回归，才算真正终结百年国耻。

事实上，“不平等条约”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其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就意味着对条约的合法性及效力的怀疑与挑战，进而主张“废除”之，但太过强调“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的瑕疵，及“废约”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清政府也曾在外国享有条约特权，如在朝鲜有专管租界3处，另外在甑南浦等公共租界中也有中国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和日本互享领事裁判权等。

应该说，“废约”的主要作用是对内的，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丰富精彩的“修约”历程与成果，被“废约”观念所遮蔽，致使几代外交官的努力被遗忘，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被忽视扭曲，无法总结成果，平心理解过去。

《南风窗》：那么，“修约”和“废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唐启华：摆脱条约束缚是举国一致的目标，“修约”和“废约”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途径，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若对手国坚持不肯修订旧约，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新约。“修约”和“废约”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视环境、时事及本身环境，做不同的选择或交互运用。“条约必须信守”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法律传统，条约可以修改，但修改条约不应否定“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但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共两党力主“反帝废约”，强调废除与修改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将“修约”定义为与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认为只有“废约”才能解除束缚，摆脱半殖民地位。自此，“修约”与“废约”成了泾渭分明不能调和的两条路线，是否主张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爱国主义和反革命、好与坏的分水岭。“修约”在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为负面名词。

《南风窗》：在“修约”方面，北洋政府做了哪些努力？成效如何？

唐启华：当时北京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7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告别“革命外交”

《南风窗》：您的这一系列观点，恐怕会被认为是在做历史翻案文章。

唐启华：我的研究不在于翻案，也不在于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检讨他人珍视的传统，而是提供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过去80多年来，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反帝废约”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在收回国权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自信心是弥足珍贵的。多年宣传的影响，已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个人的历史记忆都应该尊重。然而，过去的历史记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反帝废约”激情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可能会妨碍中国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了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能与各国平心对话，关照彼此的世界观，大步迈向全球化时代。

《南风窗》：您主要是在担心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吗？在处理对外特别是对西方的关系上，中国人往往爱、恨、怕交织，感情很复杂。在迈向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自我疗伤？

唐启华：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我们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谢选骏指出：所谓的革命外交，就是“作为苏联的附庸从事中国的外交活动”，本质上是配合“少数民族”（俄罗斯和日本）入主中国的“建国活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少数民族共产党入主中国”的产物。

（另起一单页）

附录之一

匈奴与华夏

匈奴人，泛指公元前500年——公元200年，生活于东亚大陆的游牧民族。

但据中国部分史籍记载，匈奴人是夏朝的遗民。《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山海经·大荒北经》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史记索隐》引张晏的话说：“淳维以殷时奔北边。”意即夏的后裔淳维，在商朝时逃到北边，子孙繁衍成了匈奴。还有一说认为，移居北地的夏之后裔，是夏桀的儿子。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带着父亲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即是中国所称的匈奴。

部分学者根据《史记》记载的后半段文字，认为匈奴原是山戎、猃狁、荤粥。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把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还有一说，把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所见之异民族，统称为匈奴。还有人认为匈奴与先秦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不可混为一谈，匈奴应是西方草原的一个游牧民族，战国末期之前，还未游牧至中国北部。

上述看法，在近现代学者中并未取得统一。由于匈奴的起源问题不能解决，匈奴的族属与匈奴的语系也都成为悬案。

匈奴人是古代生活在欧亚大陆北部的游牧民族，以骑兵强悍、凶猛善战著称。他们在蒙古中心建立国家，在受到汉民族的强大军队进攻后，匈奴人投降了汉民族。据说仍然有一部分被汉民族追杀的无处可去的匈奴人西迁到了欧洲，并再度崛起后灭亡了已经腐朽的罗马帝国。根据语言研究方面的推论，蒙古国内有观点认为匈奴人是现在蒙古族的直接祖先。也有人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蒙古人的直系祖先应为室韦人。到了后来匈奴帝国最终不敌汉帝国，举国投降汉人，投降的匈奴人内迁中原后在五代十六国时期趁势造反，成立地方政权，如汉赵、北凉、胡夏等。

匈奴是一个或两个古代生活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他们在蒙古中心建立国家，根据语言研究方面的推论，蒙古国内有观点认为匈奴是现在蒙古族的直接祖先。也有人人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蒙古人的直系祖先应为室韦。到了后来内迁中原的匈奴人在十六国时期成立地方政权，如汉赵、北凉、胡夏等。

中国古籍中讲述的匈奴是在汉朝时称雄中原以北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前215年被逐出黄河河套地区，历经东汉时分裂，南匈奴进入中原内附，北匈奴从漠北西迁，中间经历了约三百年。匈奴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政局，《史记》、《汉书》等留下了匈奴情况的一些记载。

现代中文书籍有时也把4世纪西迁到了欧洲东部，并入侵东、西罗马帝国的匈人（Hun）译为“匈奴人”。欧洲的古文献对此一民族及其在欧洲的事迹有若干叙述。但中国古代的匈奴和欧洲的匈人（匈奴）是否有血缘关系或系同一民族尚无定论。近年来使用DNA等测试手段也未能回答这一问题。认为这两个民族系出同源的最主要证据是北匈奴西迁和三百年后在欧洲出现的匈人时间上的吻合。两个匈奴的种族、语系，至今仍未能考证。现代考古学只透过欧亚草原和中国北方出土的文物，了解此一（或二）古民族的历史。

在匈奴建国以前，东北亚草原被许多大小不同的氏族部落割据着。那时的部落和部族联盟的情况是“时大时小，别散分离”；是“各分散居溪谷，自幼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然莫能相一”。当时分布在草原东南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是东胡部落联盟；分布在贝加尔湖以西和以南色楞格河流域的，是丁零部落联盟；分布在阴山南北包括河套以南所谓“河南”（鄂尔多斯草原）一带的，是匈奴部落联盟。此外还有等部落集团分散在草原各地。后来的匈奴国，就是以匈奴部落联盟为基础，征服了上述诸部落联盟、部落以及其他一些小国而建立起来的。

自西周起，戎族开始威胁中原王朝，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后，犬戎部落攻陷镐京，迫使平王东迁。战国时林胡、楼烦多次侵扰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驱逐林胡、楼烦，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等县。林胡、楼烦北迁融入新崛起的匈奴。在战国末期，赵国大将李牧曾大败匈奴。

前3世纪匈奴统治结构分为中央王庭、东部的左贤王、和西部的右贤王，控制着从里海到长城的广大地域，包括今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亚北部、中国东北等地区。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前214年，命蒙恬率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收河套，屯兵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市东南）。“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过秦论》）。蒙恬从榆中（今属甘肃）沿黄河至阴山构筑城塞，连接秦、赵、燕5000余里旧长城，据阳山（阴山之北）逶迤而北，并修筑北起九原、南至云阳的直道，构成了北方漫长的防御线。蒙恬守北防十余年，匈奴慑其威猛，不敢再犯。

兴起时期

匈奴国的全盛时期从前209年至前128年，即冒顿、老上、军臣三单于时期，相当于中原从秦二世元年到汉武帝元朔元年。在伊稚斜单于时期，国力被汉军打击由盛转衰。

（1）冒顿单于继位

匈奴首领头曼单于，宠爱后妻阏氏，生了个小儿子，头曼便想立幼子为下任单于，就设法杀害长子冒顿。他派冒顿到月氏（甘肃张掖）当质子，随后派兵疾袭月氏，想借月氏之手杀死冒顿，冒顿极有胆识，抢了月氏的战马，支身一人逃回，头曼没有口实杀掉冒顿，只得作罢，后冒顿知道真相后，即对父亲及后母产生报复之意。他先训练了一支军队，并要求当他响箭射向何处，部队即射向何处。他先后以其爱妾、其父的爱马为目标，将未射箭者处死。其后等时机成熟，即将响箭射向头曼单于，使其部队射死头曼单于，冒顿并发动政变，杀死后母及不服他的将军大臣，夺取了单于之位。

（2）崛起

冒顿单于继位后，开始对外扩张。在大败东胡王之后，随即并吞了楼烦、白羊河南王（匈奴别部，居河套以南），并收复了蒙恬所夺的匈奴地及汉之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等郡县。并对汉之燕、代等地进行侵掠。向西进击月氏，老上单于继位后，大败并杀死了月氏王，迫使月氏向西域迁徒。北方及西北一带的丁零、浑庾、屈射、鬲昆、薪犁等部族先后臣服于匈奴。

汉朝与匈奴进行大规模战斗。汉初前201年，韩王信被迫投降匈奴。次年，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征讨，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冒顿单于40余万骑兵围困七昼夜。后用计逃脱，之后汉朝采纳了刘敬的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以汉室宗女嫁与单于，并赠送一定数量的财物以及开放关市准许双方人民交易。后文、景诸帝也是沿用和亲政策以休养生息。然而匈奴仍不满足，不时出兵侵扰边界。

汉匈大战

到汉武帝时，西汉经过近70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国力大大增强，对匈奴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发动了三次大战：河南之战（也叫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此时正为伊稚斜单于在位时期。

元朔二年（前127年）派卫青占领河套地区。前124年派卫青等击败入侵的九万匈奴骑兵。前121年派霍去病夺取富庶的河西走廊，汉降将赵信劝匈奴把王庭迁徙到漠北，以避免受攻击，以地理的优势，以逸待劳击败汉军。前119年卫、霍分东西两路进攻漠北。霍去病击匈奴至今蒙古国境内狼居胥山，卫青东路扫平匈奴王庭。右贤王率领四万余人投归汉朝，汉军共获俘七万多人，伊稚斜单于及左贤王带少数人逃走。

中衰时期

匈奴国的衰落时期从伊稚斜单于至呼韩邪单于，经历18任单于，从汉武帝元鼎年间到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灭郅支单于为止。

（1）匈奴退居漠北及汉用兵西域

伊稚斜死后，子乌维立，乌维死，子詹师庐立，詹师庐死，季父呴犁湖立。在这十几年间，匈奴避居漠北休养生息。而汉朝因人力、物资损失很大，及为了征伐朝鲜、西羌及西南夷，也暂时停止对匈奴的用兵。

汉朝在东部联合乌桓，西部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大宛，以和亲（前105年，汉武帝封细君公主下嫁乌孙国王）、通商的方式联合西域诸国，压缩匈奴的空间。前87年，汉武帝死，汉朝暂时停止对匈奴的攻击。

汉昭帝时，匈奴为缓和与汉的敌对关系，把扣留了19年的汉使苏武释放，以示善意，但匈奴骑兵仍然不断在北方边境出现。前73年匈奴转攻西域的乌孙以索要公主（即西汉嫁给乌孙王的解优公主），乌孙向汉求救，汉朝组织五路大军十几万与乌孙联兵进攻匈奴。前71年再次联兵20几万合击匈奴，大获全胜，直捣右谷蠡王庭。

同年冬，匈奴出动数万骑兵击乌孙以报怨，适逢天降大雨雪，生还者不足十分之一。是时丁零北攻，乌桓入东，乌孙击西，匈奴元气大伤，被迫向西迁徙以依靠西域，西域再次成为双方以争夺重点。双方反复激烈争夺车师之际，前60年，匈奴内部因掌管西域事务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屠耆堂争夺权位发生冲突。日逐王降汉，匈奴被迫放弃了西域。汉完全控制了西域，匈奴实力大减，己无力扰汉。

（2）内乱之始

匈奴因战争、天灾、领土及人口的减小，处境日益困宭，内部纷争开始激化。自伊稚斜单于后，匈奴单于更迭频繁。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死，其妻颛渠阏氏与其弟都隆奇合谋立右贤王屠耆堂为单于。他上任后，排除异己，杀尽前单于所用旧人，重用自己的子弟，以致发生内讧，兵败自杀。他死后，匈奴开始争夺单于王位的内战。

（3）五单于争立

前58年，匈奴东部姑夕王等人共立虚闾权渠单于子稽侯栅为呼韩邪单于，击败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自杀身亡。都隆奇等人共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击败呼韩邪。此时呼揭王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鞮王自立为车犁单于，乌籍都尉亦自立为乌籍单于，是为五单于争立时期。屠耆单于先后攻击乌籍、车犁，乌籍、车犁皆败走西北与呼揭合兵，呼揭、乌籍皆去单于称号，拥车犁为单于，为屠耆所败。呼韩邪乘机进攻，屠耆大败自杀，车犁也率部投降。

不久，呼韩邪兄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单于，居东边。屠耆从弟休旬王也自立为闰振单于。前54年，闰振率军东击郅支，兵败被杀。郅支乘胜击破呼韩邪，据漠北王庭。呼韩邪单于南下投靠汉朝。后来郅支单于则率部众退至中亚康居（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即哈萨克斯坦一带），呼韩邪单于占据漠北王庭。前36年，为了清除匈奴在西域的影响，甘延寿、陈汤远征康居的匈奴，击杀郅支单于。

平稳时期

（1）四境相安

前33年呼韩邪单于朝汉，提出愿婿汉以自亲，娶王昭君与汉修好。呼韩邪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此时双方相安无事，局势安定，国力得到恢复，人口增加。史称“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汉书．匈奴传》）

呼韩邪死后，其后裔遵从他的遗嘱，与汉朝保持友好关系达30多年。直到王莽专政为止。

（2）两汉之际

王莽建新朝后，把汉宣帝颁给呼韩邪单于的金质“匈奴单于玺”索回，另发给乌珠留单于“新匈奴单于章”，蓄意压低单于的政治地位；将“匈奴单于”称号改为“恭奴善于”，后改为“降奴服于”；王莽企图用武力树立威信，分匈奴居地为15部，强立呼韩邪子孙十五人俱为单于，以削弱匈奴的势力，激起了匈奴的不满，连年侵扰北方边塞。西域诸国先后沦入匈奴势力范围。

东汉初期汉光武帝与匈奴通好，不断派遣使者前往赐财物，而单于骄倨益横，汉匈关系仍没有改善。东汉建武五年（29年），匈奴扶植卢芳为汉帝，割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五郡，都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后降汉，被封为代王。后复叛，留匈奴历十余年。

分裂时期

（1）南北匈奴分立

在东汉初年，匈奴就大量进入塞内。46年前后，匈奴国内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人畜饥疫，死亡大半。而统治阶级因争权夺利，发生分裂。48年，匈奴八部族人共立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为单于，与蒲奴单于分庭抗礼，匈奴分裂为两部。后日逐王比率4万多人南下附汉称臣称为南匈奴，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而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

（2）汉伐北匈奴及争夺西域

留居漠北的北匈奴，连年遭受严重天灾，又受到南匈奴、乌桓、鲜卑的攻击，退居漠北后社会经济极度萎缩，力量大大削弱，多次遣使向东汉请求和亲。其一怕东汉北伐，其二想挑拨破坏东汉与南匈奴的关系；其三想在西域抬高自己声望，其四想通过和亲与东汉互市交换所需物资。东汉政府没有答应和亲，仅同意双方人民互市。北匈奴从65年至72年不断入侵东汉渔阳至河西走廊北部边塞，随着东汉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国力增强，在南匈奴的支持下，开始了征伐北匈奴的战争73年二月东汉派窦固等四路大军出击，占据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同年，派班超通西域南路鄯善国，75年至76年汉匈之间对西域展开了一场争夺战，窦固、耿恭击败呼衍王和左鹿蠡王，占车师、争夺金满城，因汉明帝死，中原大旱，人民负担太重，暂时罢兵。83年至85年北匈奴人先后有七十三批南下附汉，加上南匈奴攻击，北匈奴力量大大削弱。87年鲜卑从东部猛攻北匈奴，杀死优留单于。

（3）汉破北匈奴

优留单于死后，北匈奴大乱，漠北又发生蝗灾，人民饥馑，内部冲突不断，北匈奴内部危机连连。东汉乘此时机，于89年到91年与南匈奴联合夹击北匈奴。

89年（东汉永元元年）夏六月开始，窦宪、耿秉率军与南匈奴军队在涿邪山会合（今蒙古国满达勒戈壁附近），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今蒙古国额布根山），北单于大败逃走，汉军追击，俘杀一万三千余人，北匈奴先后有二十余万人归附。窦宪、耿秉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明年再出击北匈奴，北单于受伤逃走。91年东汉军又出击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匈奴军，北单于迫使其西迁，率残部西逃乌孙与康居。

94年，南匈奴单于师子立。新降的北匈奴部众对单于师子不服，在同年，十五部二十几万人皆叛变，胁迫前单于屯屠何之子奥鞬日逐王逢侯为单于，匈奴再次分裂，东汉派遗大军以及乌桓、鲜卑兵共四万人大败逢侯，逢侯遂率众出塞，汉军追赶不及。107年，逢侯趁东汉放弃西域之际，控制西域，胁迫诸国共同搔扰东汉边疆十几年。118年，逢侯被鲜卑击败，率领百余人投靠东汉。

（4）北匈奴西迁

在91年北单于战败后，率残部西逃至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在其立足后，仍然出没于天山南北，实施掠夺。119年，北匈奴攻陷了伊吾，杀死了汉将索班。为了对付西域的北匈奴，东汉朝廷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屯兵柳中，班勇于124年、126年两次击败北匈奴，西域的局势开始稳定。在班勇离职后，北匈奴势力又重新抬头，汉将斐岑于137年率军击毙北匈奴呼衍王于巴里坤，151年，汉将司马达率汉军出击蒲类海，击败北匈奴新的呼衍王，呼衍王率北匈奴又向西撤退。

锡尔河是中亚的内陆河，流经今天的乌兹别克、哈萨克等国，注入咸海。在汉时，这里是康居国。北匈奴在西域遭到汉朝的反击，已无法立足，大约在160年左右，北匈奴的一部分又开始了西迁，来到了锡尔河流域的康居国。至于北匈奴人在康居的活动，因为缺乏史料记载，就不得而知了。

藩属时期

（1）南匈奴依附东汉

依附汉朝的南匈奴人，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借着汉朝的军力多次大败北匈奴，接纳大量降众，势力大增。但因部族成分复杂，难以驾驭控制，造成内部不隐，时有叛乱，多位南单于被杀。而后汉朝对南匈奴的管理越加严厉。在东汉中期以后一再发生南单于被汉官员拘补、更换、逼死甚至杀害。

187年，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董卓专权之际，南匈奴发生内讧，国人杀死单于羌渠，子左贤王于夫罗即位。而参与者恐被报复不认可新单于，另立一位单于，于夫罗只得前往汉朝申诉求助。正值汉末大乱，只好留在河东。195年，南匈奴参与了中原混战，东汉蔡邕之女蔡文姬被掳掠去匈奴。202年，南匈奴首领归附汉丞相曹操，蔡文姬归汉。216年，曹操拘留呼厨泉单于，而派右贤王去卑监国，并将南匈奴分成五部，安置在平阳郡，匈奴单于王朝终结。

（2）魏晋之际

汉化的南匈奴，一直居住在河套一带，三国时期曹操把匈奴分成五个部，即左、右、南、北、中，分别安置在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各部贵者为帅，后改称都尉；以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于夫罗子刘豹为左部帅。

东汉末年以来，周边各民族纷纷涌入中原。其中以匈奴人人数最多，史称“关中人口百余万，戎狄居半，匈汉杂居”。而西晋因贾后乱政，引起了八王之乱，混战延续长达16年之久，给予了匈奴人介入的机会。

徙居中原时期

（1）汉赵、胡夏、北凉

4世纪初，于夫罗之孙匈奴族的五部大都督刘渊在成都王司马颖手下为将。乘西晋八王之乱之后的混乱时期，刘渊在并州离石起兵立汉国，称汉王，后称帝，占领了北中国的大部分地区。311年刘渊子刘聪攻占洛阳，316年攻占长安，灭西晋。318年，匈奴贵族靳准杀死刘聪子刘粲及其家族，自立为汉天王。刘聪族弟刘曜在长安称帝，改国号为赵，消灭了靳氏。因百姓负担极重，民怨沸腾，引起大规模反抗。328年，羯人石勒擒杀刘曜，次年在上邽杀其太子刘熙及其将相公卿等三千余人，赵亡。史称前赵或汉赵。

匈奴与乌桓、鲜卑的混血后代称为铁弗人。铁弗人刘勃勃被鲜卑拓跋氏击败后投奔羌人的后秦。后自认为是末代的匈奴王，改姓赫连，在河套地区创立夏国，史称胡夏。之后击败东晋军队，夺下了关中地区，以长安为都。425年赫连勃勃卒，子赫连昌继位。428年北魏俘赫连昌。赫连昌弟赫连定在平凉自称夏皇帝。431年北魏俘赫连定，夏亡。夏国的国都统万城是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在东亚留下的唯一的遗迹。

融入匈奴人中的月氏人，称为匈奴别部卢水胡。其中沮渠家族推后凉汉官段业为主，在现甘肃地区建立政权，史称北凉。后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立为北凉主。433年蒙逊子沮渠牧犍继位。439年被鲜卑人拓跋氏北魏所灭。牧犍弟沮渠无讳西行至高昌，建立高昌北凉。460年，高昌北凉为柔然所攻灭。

（2）北魏以后

融入靠近高句丽的宇文鲜卑部落的一小支匈奴，进入辽东半岛。后来宇文氏篡西魏建立的北周政权，后被隋文帝杨坚所篡。杨坚创立隋朝，统一中原。五胡乱华及南北朝时代是匈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

匈奴后代

1、成为中国居民

1世纪—2世纪时的南匈奴内附期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从中国历史中逐渐黯淡。

匈奴后裔成为中国居民之后，逐渐改为汉姓，下列为一些常见姓氏：

义渠、公孙、乌氏、挛鞮（虚连鞮）、呼延（呼衍、胡掖、呼）须卜（卜）、兰（乌洛兰）、丘林（乔）、隆、唯徐、仆、范、赵、乘、王、郝、高、滹毒、昆（浑）、乌、稠、复、伊、次、渠（沮渠，且渠、大且渠）、董、驹、成、先、韩、当于、郎、栗藉、奥鞬、尸逐、贺赖（贺兰、贺）、宇文、张、郭、陈、綦母、靳、都、马、李、冯、麻、曹、赫连（铁弗、铁伐、弗、杜）、费连（费）、破六韩（破落汗、破六汗、潘六奚、步六汗、韩）、万俟、金、梁（拔列兰）、刘、独孤（刘）、路、毕、姚、郁、黄、隗、贺遂（贺悦、忤城、贺术）伏、治、封、兰、彭、盖（盖楼）、盂。

其后裔多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山西、山东和福建等地。如位于江苏苏州的金氏，位于福建福安市赛岐镇宅里村的金氏，位于河南省鹤壁市的赫连氏，位于安徽省皖南东至县南溪古寨金氏，甘肃省兰州市榆中金崖镇金氏，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后路金村金氏，山东省文登市丛氏－传说皆为匈奴金日磾的后裔。

2、和北亚几个民族的关系

2006年，法国和匈牙利遗传学者利用2300年前的古代匈奴贵族尸体，与现在在蒙古地区的蒙古人群体、雅库特人群体、以及现代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群体，进行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常染色体DNA分析。结果表明，古代匈奴和当代蒙古人群为延续世系，而现代土耳其人与蒙古人更多的是文化和语言学上的交流而非基因上的交流。匈奴人和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也没有血缘关系。

政治体制

匈奴的官制，《史记》、《汉书》、《后汉书》均有记载，其中《汉书》全抄《史记》，《后汉书》则加以补充内容。内容如下：

“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国，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史记．匈奴列传》

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余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除了这些王号和官号，尚有其他：如昆邪王、休屠王、卢屠王、奥鞬王、犁汗王、休旬王、瓯脱王、西祁王、右皋林王、古股奴王、古伊秩訾王等等。此外，还有立汉降人为王者，如赵信为自次王，李陵为右校王，史降为天王，卢绾为东胡卢王。侯的名称有左安侯、左姑姑侯、粟置支侯等等。

这些王侯地位如何，不很清楚，但从文献记载来看，还可知其大略。

左贤王即左屠耆王，地位高于其他诸王，仅次于单于，是单于的继承者，常以单于太子当之，但也有例外：如复株累若鞮单于后连续5任单于皆由其弟担任左贤王。

阙氏，音烟肢或焉支，含有美丽的意义。单于至一般诸王皆可称其妻为阙氏，也有许多称呼：如宁胡阙氏、颛渠阙氏、大阙氏、第二阙氏、第五阙氏等等。在众多阙氏中，也有高低位次之分。沈钦韩以为“匈奴正妻则称大阙氏”，胡三省则以为“颛渠阙氏，单于之元妃也，其次为大阙氏”。

阙氏虽不见得是皇后，但单于的阙氏在匈奴的地位却很重要。不仅在内政、外交上有重要地位，在战争中也起作用。如冒顿攻围刘邦时，阙氏随军在旁。

经济

匈奴人主要以狩猎、游牧及畜牧为主，依靠的畜牧主要有马、牛、羊三种，其中又以马最为重要。在饮食当中，肉、乳品尤为普遍，有时会食用鱼类。其生活地点常随着季节转移至其他地方。

匈奴人用畜衣作衣服，他们很早就制作裤子、长靴、长袍、尖帽或风帽，无论在行重或保暖方面，都很适应当地的生活。住的地方叫穹庐，是毡帐所制的帐幕，需以木条作柱梁。并使用各种陶器及金属器。

匈奴人不仅有耕田产谷，还建有谷仓来藏谷。除在本部耕种外，在西域还有骑田。

匈奴人也十分重视商业交换，以牲畜去换取奢侈品。常与汉人互市交易，并将汉人物品转买运到西域各国并包括罗马帝国，在汉对西域通道中断之时尤为如此。

人口

根据对冒顿纵精兵30余万围困刘邦于白登推算，以五口出一介卒，则匈奴人口应当在150万至200万之间。和现在的外蒙古相近。

附汉的南匈奴部众为四、五万人，在单于屯屠何在位时期得到空前发展，增加到户口34000，人口237300，兵力50170。

曹魏时，分匈奴为即左、右、南、北、中五部，左部帅刘豹统辖万余户，居太原郡故兹氏（今山西临汾）；右部6千户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北部4千余户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南部3千余户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中部6千户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共3万余户，人口近20万。

刘渊在并州起兵时，并州匈奴总人口约35万左右。

军事

匈奴民族有完善的军事装备：优良的战马，矫健的骑士，坚固的盔甲，加上锋利无比的兵器。

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平时是作为交通工具，战时则成为战马。从出土实物看，匈奴马匹身体略矮，头部偏大，应属于蒙古马。蒙古马虽不十分高大，但体能充沛，耐力持久，行动迅速，非常适应高原环境，再配上御马工具——马笼头和马鞍，大大增强匈奴军队的战力。《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尽为甲骑”、“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匈奴兵器“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考古发掘资料与此正相吻合。匈奴墓地发掘情况显示，兵器一般出土于男性墓葬中，以铜、铁、骨、木质地为主，主要有弓、箭镞、弩机、刀、剑、戈、矛、斧、流星锤等。

匈奴人不像中原士兵靠盾牌保护自己，而代之以更省劲、更坚固的盔甲来装备自身，形成“尽为甲骑”、机动灵活而又强大的匈奴骑兵。

宗教

匈奴人祭天地，拜日月，崇祖先，信鬼神。在他们的生活中，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与宗教意识有密切的关系，并且相当迷信。

匈奴每年有规定的日子举行集体的祭祀。每年三次集会的日期，《史记》说是正月、五月及秋季，《后汉书》为正月、五月及九月，两者皆为一致。大致上，正月的集会是个小集会，参加的人是匈奴诸长。五月的大会最富宗教色彩，参加的人数很多，不限于诸长，主要是为祭其先祖、天地及鬼神。秋季的集会则是为秋天收成而感谢天神的集会。

关于集体祭祀的地点，大致上是在单于所在的地方举行，虽然都是祭天，同时也有商讨国家大计、秋后感谢天神等任务。

匈奴人对其祖宗的坟墓很为重视，不只相信祖宗死后有神灵，其他人死后也有神灵，也可以降吉凶。也相信人死后，需要享用金银衣裘以及女人。

在战争时，匈奴人还相信各种巫术。

匈奴还有饮血以为盟誓的风俗，盟约的仪式很严肃，既是一种盟誓，也是一种宗教仪式。

匈奴语

关于匈奴语的来源，由于资料阙如，很难得到肯定的结论，有些认为匈奴人讲蒙古语，而其他则认为他们的语言属于叶尼塞语系。有些则认为是东胡、蒙古语的混合。

匈奴可能本身就自有其语言系统，在本身发展期间可能不断吸收了其他种族的语言，并或浅或深地影响到其他民族的语言。在汉代，匈奴语为西北各种氏族中最为通用的语言，所以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至西域各国时，还带了堂邑氏故胡奴父照前去作为翻译。

中国北方诸族之裔呈通古斯、蒙古、突厥三大语族并存的局面，是上古语言生态融合而成的较为简单的表象。以匈奴之庞大，其语言和血缘必然混雑；说它是一个多血缘多语言的部落联盟，或许更为恰当。而要把两千年前的整个中国北方说成是单一的匈奴语或者突厥原语的世界，那就不仅违反了事实，而且也违反了人类语种逐步减少的历史。

关系

一、匈牙利与匈人无直接关系

公元453年阿提拉死亡后，匈人（Hun）帝国迅速瓦解。尽管欧洲人从此习惯把来自东方的各种游牧民族都称作“匈人”，真正匈人的后代却下落不明。唯一有点证据是七世纪后期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保加尔人（Bulghar——保加利亚人的祖先之一）中或许有些匈人成分。

匈牙利人自称马扎尔人（Magyar）。当他们在九世纪下半出现于欧洲时，真正可考的匈人已经在历史舞台消失差不多四百年之久。根据著名匈牙利裔历史学家DenisSimor教授的名作《匈牙利史》，把匈牙利人称为匈人是典型的时序倒错（anachronism），因为没有任何历史资料表明两者有直接关系。

许多人想当然地误认匈牙利Hungary一名与匈人Hun有关。这一点其实完全不对。Hungary一名原有Ungari，Hongrois，Wengri等形式，真正的来源是Onogur，也即突厥语OnOghur，按照中国历史习惯不妨译为“十姓”（突厥语On为“十”；Oghur是历史上著名的突厥部族名，与维吾尔的古称回纥Uighur不无关联）。欧洲人的这一称呼起因于早期马扎尔人和突厥族的密切接触，以致历史上欧洲人常常视匈牙利马扎尔人为突厥。但是严格地讲，突厥语属阿尔泰语系，匈牙利语属于乌拉尔语系。两者间虽然有遥远的关联，但并非同一语系，所以马扎尔人和突厥人决不是一回事。

当然可以肯定马扎尔人的祖先来自亚洲草原，而不是印欧种人。今天还可以见到匈牙利人的一项文化特异：他们也许是欧洲唯一将姓列在名之前的民族。这一姓名顺序与汉人、韩国（朝鲜）、琉球、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反而一致。

二、匈奴与欧洲匈人的关系不明

有许多人以为欧洲匈人即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或其“西迁”的后代）。尽管这一说法非常流行，我们必须指出在历史研究中，这是一个始终没有确证的假设。前引Simor教授也有极深的汉学造诣，他在新近的《剑桥早期亚洲内陆史》中对这一点反复强调。已故匈人史专家E.A.Thompson去年（1996）再版的名著《匈人》（TheHuns）也重申在研究匈人时不宜引用关于匈奴的资料。

“匈人就是匈奴”这一假设基本上完全建立在语音的近似上，最先由法国学者DeGuignes于十八世纪提出，并无其他任何历史和考古证据。主要困难是因为从北匈奴在中国历史上消失到匈人在欧洲的出现之间有几个世纪的空白，再加上巨大的地理间隔，如果没有直接间接的历史记载或考古实物发现，光凭语音上的近似远远不足以成为“信史”。

除了各种或多或少靠想当然的“匈奴西迁而为匈人”的理论，最有价值的一项证据其实是本世纪在新疆发现的重要历史文件——《古代粟特信函》中一位在中国经商的粟特人提到了洛阳毁于他所谓Xwn人的事件。Simor教授对此曾有详论。其他问题之外，此函的绝对年代也有争议：历史上洛阳有两次可以说“毁于匈奴”。一次是东汉孝献皇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相国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时，在洛阳“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董卓军队中，“来兵皆胡羌”（蔡琰《悲愤诗》）。事实上，后来司徒王允借吕布之手杀了董卓以后，董卓的部下作乱是蔡琰（蔡文姬）被掳掠到南匈奴的直接原因。《三国演义》对这段历史有相当精彩的描述。另外一次是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汉（公元319年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主（烈宗昭武皇帝）刘聪令其宗室刘曜、大将呼延晏、王弥、石勒等攻破洛阳，发掘诸陵，焚毁宫庙，虏获怀帝，刘曜并纳惠帝遗孀羊皇后，迁怀帝及传国六玺于平阳。西晋于此实际灭亡。

三、匈奴人的族属未定

即便我们接受欧洲匈人就是匈奴这一没有确证的假设，不论从种族还是语言，匈奴的族属至今仍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

从语言上讲，白鸟库吉是第一个借中国历史记载中的零星资料企图将匈奴语言归类的学者，但是他自己也游移于突厥和蒙古两种可能之间。白鸟的结论早已被后来的阿尔泰语专家否定，他的研究无非表明突厥和蒙古等阿尔泰语曾经从匈奴语中继承和吸收了不少词汇，但不能证明匈奴语属于两者之一。例如一代雄主冒顿单于之名一般被认同为北朝隋唐出现的突厥语“莫贺咄”，也即外蒙首都乌兰巴托（红色英雄）之“巴托”和清代常见的“巴图鲁”称衔。但是该词在阿尔泰语中并无完满解释，反而在伊朗语中可以找到词源。匈奴不属于蒙古语族今天可说已成定论。蒲立本（EdwinPulleyblank）更用中国史料证明匈奴语和阿尔泰语互不相容的几项特征，因此提出匈奴语甚至不属于阿尔泰语系，而可能与叶尼塞区域的几种语言有关。

另一方面，前苏联和俄国的语言学者近年来作了不少比较研究，初步表明叶尼塞区域和高加索区域的语言和汉藏语系有某种亲属关系。所以到头来匈奴语和汉藏语可能还会变成“亲戚”。其他不说，最近便有人提出匈奴—鲜卑语的“祁连”（义为“天”——祁连山和天山均由此得名）和汉语的“天”或“昊天”同源。

从人种上讲，匈奴人的成分也很复杂，决不能以“蒙古人”概之。例如外蒙古发掘的匈奴古墓中曾发现匈奴人像，其眼睛被绣成蓝色。另外中国历史上的羯族（属欧罗巴人种）曾是匈奴的一部，在西晋灭亡后建立后赵。当冉闵灭后赵时，史载“高鼻多须者”被滥杀。被认为是匈奴汉主（高祖光文皇帝）刘渊“苗裔”的稽胡到隋唐时还被谚语说成是“胡头汉舌”。现代学者公认匈奴部落联盟中肯定包括许多欧罗巴人种白种人。至于匈奴帝国的“领导民族”究竟属于什么人种，至今还是一个悬案。

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把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还有一说，把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所见之异民族，统称为匈奴。

匈奴的考古发现十分丰富。

在蒙古境内的诺彦乌拉、乌兰巴托、特布希乌拉及呼尼河畔、达尔汗和乌兰固木市附近，有很多约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匈奴墓葬，有普通墓葬和大型贵族墓葬之别。

普通墓葬也有两种，一种是石椁墓，一种是木椁墓，但地表面均有方形、圆形或半圆形的坟丘。墓内死者头向北，都殉有马、牛、羊、骆驼等。随葬品有陶器、兵器、马具以及各种装饰品。

诺彦乌拉、呼尼河畔及色勒巴河畔等地的大型贵族墓葬，地表的坟丘均为方形，墓穴南面有墓道，墓室由双层木椁构成，死者的葬具是木棺。

位于蒙古中央省色楞格河畔诺彦乌拉山的的诺彦乌拉墓地，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匈奴墓地，于1924年首次发掘，共发掘出200多座墓，考古发现的北方匈奴墓葬有很多处，内蒙古境内较重要的有杭锦旗阿鲁柴登、准格尔旗西沟畔、伊金霍洛旗石灰沟；陕西境内有神木县纳林高兔；新疆境内有托克逊县阿拉沟等处。

历史上蒙古被许多大小不同的氏族部落割据着。

当时分布在草原东南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是东胡部落联盟；

分布在贝加尔湖以西和以南色楞格河流域的，是丁零部落联盟；

分布在阴山南北包括河套以南所谓鄂尔多斯草原一带的，是匈奴部落联盟。

还有部落集团分散在草原各地。

匈奴国，就是以匈奴部落联盟为基础，征服了上述诸部落联盟、部落以及其他一些小国而建立起来的。

匈奴在强盛的时侯，东破东胡，南并楼兰、河南王地，西击月氏与西域各国，北服丁零与西北的坚昆。

匈奴范围以蒙古高原为中心，东至内蒙古东部一带。南沿长城与秦汉相邻，并一度控有河套及鄂尔多斯一带。向西跨过阿尔泰山，直到葱岭和费尔干纳盆地，北达贝加尔湖周边。被称之为“百蛮大国”。

公元前3世纪匈奴统治结构分为中央王庭、东部的左贤王、和西部的右贤王，控制着从里海到长城的广大地域，包括今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亚北部、中国东北等地区。

东亚大陆史就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竞争的历史。

自西周起，戎族开始威胁中原王朝，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后，犬戎部落攻陷镐京，迫使平王东迁。

战国时林胡、楼烦多次侵扰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驱逐林胡、楼烦，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等县。林胡、楼烦北迁融入新崛起的匈奴。在战国末期，赵国大将李牧曾大败匈奴。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中原内乱，匈奴乘乱再次控制河南地，东伐东胡、西征月氏，匈奴帝国兴盛。

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韩王信在大同地区叛乱，并勾结匈奴企图攻打太原。汉高祖刘邦亲自率领32万大军迎击匈奴，直追到大同平城，刘邦和他的先头部队，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7天7夜，完全和主力部队断绝了联系。

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起开始，匈奴受到汉军队的攻击，汉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匈奴将主力撤回漠北地区，至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匈奴国已经完全退出漠南地区。

匈奴因战争、天灾、领土及人口的减小，处境日益困宭，内部纷争开始激化。公元前58年，内乱开，单于争立，

在东汉初年，匈奴就大量进入塞内。大约在46年左右，匈奴国内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人畜饥疫，死亡大半。48年，匈奴八部族人共立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为单于，与蒲奴单于分庭抗礼，匈奴分裂为两部。

南匈奴依附东汉。

逐王比率4万多人南下附汉称臣称为南匈奴，安置在汉朝的河套地区。而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

依附汉朝的南匈奴人，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借着汉朝的军力多次大败北匈奴，接纳大量降众，势力大增，造成内部不隐，时有叛乱，多位南单于被杀。

后汉朝对南匈奴的管理越加严厉。在东汉中期以后一再发生南单于被汉官员拘捕、更换、逼死甚至杀害。

187年，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董卓专权之际，南匈奴发生内讧，国人杀死单于羌渠

195年，南匈奴参与了中原混战

202年，南匈奴首领归附汉丞相曹操

216年，曹操拘留呼厨泉单于，而派右贤王去卑监国，并将南匈奴分成五部，安置在平阳郡，匈奴单于王朝终结。

南匈奴，一直居住在河套一带，三国时期曹操把匈奴分成五个部，即左、右、南、北、中，分别安置在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各部贵者为帅，后改称都尉；以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于夫罗子刘豹为左部帅。

东汉末年以来，周边各民族纷纷涌入中原。以匈奴人数最多，史称“关中人口百余万，戎狄居半，匈汉杂居”。

西晋因贾后乱政，引起了八王之乱，混战延续长达16年之久，给予了匈奴人介入的机会。

公元4世纪，匈奴人刘渊在成都王司马颖手下为将。乘西晋八王之乱之后的混乱时期，刘渊在并州离石起兵立汉国，称汉王，后称帝，占领了北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311年刘渊子刘聪攻占洛阳，316年攻占长安，灭西晋。

328年，羯人石勒擒杀刘曜，赵亡。

汉和帝永元四年（91年），汉军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单于，北匈奴主力便远走中亚。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五六十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

五胡十六国时期，内迁中原的南匈奴建立前赵、北凉和夏等国家；北匈奴西迁康居。

匈奴作为一个民族在中国北方消失了，但其姓氏及其文化习俗仍部分保留了下来。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子孙后姓刘，我国陕北姓刘的很多，就有匈奴的后裔。匈奴进入中原后多以部落或氏族为姓，如姓呼延的、姓独孤的也有可能是其后裔。

匈奴是个历史悠久的北方民族集团，祖居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的寒温带森林和草原的交界地带，他们披发左衽。据《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中国古籍中的匈奴是秦末汉初称雄中原以北的强大游牧民族。公元前215年被蒙恬逐出黄河河套地区以及河西走廊地区，西汉前期强大起来，屡次进犯边境。对西汉政权造成了强大的威胁。并控制西域。后为西汉武帝所败，退居漠北分裂为五部。汉元帝时，于五部呼韩邪和亲。后在东汉时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投降汉朝，北匈奴经过永元战役（燕然勒功）而在西迁后消失于中国的古籍中。南匈奴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了前赵政权。匈奴与鲜卑的混血后代铁弗人建立过胡夏。

匈奴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的历史进程，《史记》、《汉书》均留有些记载。

近代西方主流历史学家一般认为中原以北的匈奴人，是一些喜欢以马征战与结盟的混合游牧民族，但只是民族集团而非同种族群。

大事纪年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发兵三十万，使蒙恬北攻匈奴。

公元前214年，蒙恬败匈奴，略河南地，设县四十四。增修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御匈奴。

公元前201年9月，韩王信降匈奴。冒顿进兵太原，至晋阳。

公元前200年10月，刘邦击韩王信，信败走匈奴。曼丘臣等扶赵利为赵王。合韩王信及匈奴兵反击汉军。汉军被围于平城七日。十二月，匈奴攻代。

公元前198年冬，汉使人至匈奴结和亲。

公元前197年9月，代相陈豨结匈奴自立为代王，刘邦自攻之。

公元前195年3月，燕王卢绾亡入匈奴，被封为东胡卢王。

公园雕像“蒙恬北击匈奴”

公园雕像“蒙恬北击匈奴”

公元前192年，汉以宗室女饰为公主，嫁匈奴。

公元前182年，匈奴入狄道，攻阿阳。

公元前181年12月，匈奴至狄道，略二千余人。

公元前177年5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略上郡。

公元前174年春，冒顿致书汉文帝，约和。冒顿死，老上（稽粥）即“单于”位。汉文帝遣宗室女为公主至匈奴和。

公元前169年，匈奴略狄道。

公元前166年冬，匈奴入汉朝那、彭阳，侯骑至甘泉宫，月余乃退。中行说降匈奴，劝稽粥勿爱汉物。

公元前162年，匈奴连年扰汉边，云中、辽东最甚。汉文帝致书单子，匈奴亦使人报聘，又和亲。

公元前158年冬，匈奴入上郡、云中、月余始退。稽粥死，军臣即位。

公元前156年4月，汉与匈奴和亲。

公元前155年秋，汉与匈奴和亲。

公元前154年正月，汉七王与匈奴结兵造反，未遂。

公元前152年，汉公主嫁匈奴。匈奴与汉通市。

公元前148年2月，匈奴兵迫燕地。

公无前144年6月，匈奴兵至雁门，入上郡，取汉苑马。

公元前142年3月，匈奴兵至雁门。

公元前133年6月，汉武帝使四将军，兵三十余万，诱击匈奴，无功。

公元前129年，匈奴入上谷，汉使卫青等四将军各率万骑分道出击。青至龙城斩获。秋，匈奴入汉塞，韩安国屯渔阳。匈奴生擒李广。

公元前128年秋，匈奴入辽西、渔阳、雁门。卫青等击退之。

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上谷、渔阳。卫青击退之于河南，逐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取河南地，设朔方郡，筑朔方城。修秦时所筑塞。

公元前126年冬，军臣死，伊秩邪立，内战，太子于禅出降汉。匈奴入汉代郡。又入雁门。

公元前125年夏，匈奴入汉代郡、定襄、上郡。

公元前124年春，匈奴右贤王兵临汉朔方，汉以卫青等十余将往征。秋，匈奴入汉代郡。

公元前123年2月，汉卫青统六将军击匈奴。

公元前122年5月，匈奴入上谷。

公元前121年3月，霍去病击匈奴。夏，去病再击匈奴。匈奴入代、雁门。秋，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其众降汉。汉分徙匈奴前后降者子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五郡外为五属国。

公元前120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公元前119年春，汉大攻匈奴。匈奴漠南无王庭。

公元前115年，汉于原浑邪王地设酒泉郡，休屠王地设武威郡。

公元前114年，匈奴伊秩邪死，乌维立。

公元前112年，西羌结匈奴攻汉安故，围抱罕。匈奴入五原。

公元前111年，汉二将军率骑入匈奴二千里，无功。

公元前110年10月，汉武帝北巡、登单于台、向匈奴挑战，匈奴单于杀主张接见汉使者，拘汉使。

公元前107年秋，匈奴数扰汉边。

公元前105年，乌维死；詹师庐即单于位。匈奴王庭益西北。匈奴境大雨雪。国中不安。

公元前104年，汉筑受降城于塞外。

公元前103年，汉二万骑侵匈奴，被歼，赵破奴被擒。匈奴入双边。

公元前102年，詹师庐死，句犁湖即单于位。汉于五原塞外数百里至千里，筑城障。秋，匈奴入汉定襄、云中、酒泉、张掖等郡。

公元前101年，汉使楼兰王侯伺匈奴。冬，匈奴尽归向所拘汉使，使人聘于汉。

公元前100年3月，汉使苏武送匈奴使之留在汉者。武以密谋匈奴事发，被拘。句犁湖死，且鞮侯立为单于。

公元前99年5月，汉击匈奴于天山。军还，为匈奴所围，大败。李陵败降匈奴。汉以匈奴叛王介和王成娩将．楼兰兵击车师，为匈奴救兵所败。

公元前九八年秋，匈奴入雁门。

公元前97年正月，汉分路击匈奴，无功。

公元前96年，且鞮侯死，狐鹿姑即单于位。

公元前91年秋，匈奴入上谷，五原。

公元前90年3月，汉李广利击匈奴，败降。匈奴介和王率六国兵攻车师。狐鹿姑致书汉武帝、约边界。

公元前87年冬，匈奴入朔方。

公元前85年，狐鹿姑死，壶衍鞮即单于位。匈奴争乱。

公元前81年，匈奴与汉议和，释苏武归。

公元前80年，匈奴入汉边，大败。

公元前79年，匈奴备汉进攻，筑余吾水桥。

公元前77年，乌桓发匈奴先单于墓棘。匈奴与乌桓战。

公元前72年，匈奴伐乌孙，汉救之。

公元前71年5月，汉攻匈奴军罢。冬，匈奴击乌孙。匈境大雨雪。西、北、东邻国进攻。属国瓦解。

公元前68年，壶衍鞮死，虚闾权渠立为单于。匈奴发屯兵备汉。秋，匈奴投属之辱居种居左地者起兵，与瓯脱战，败而降汉。

公元前67年，汉郑吉破车师，其王奔匈奴。

公元前64年，匈奴攻车师，郑吉被围，汉以车师地归匈奴。

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众降汉。匈奴罢西域僮仆都尉。

公元前59年，匈奴击车师。匈奴使人奉献于汉，贺汉明年（六十年）正旦。

公元前58年，丁零掠匈奴。单于使弟朝于汉。匈奴庭内争，呼韩邪立。

公元前57年7月，匈奴五单于争立。郅支立为单于。

公元前56年8月，匈奴屠营单于子右谷蠡王以相争兵败，降汉。十一月，匈奴左大将乌厉屈等降汉。

公元前55年6月，汉设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

公元前54年正月，匈奴单于称臣于汉，使弟右谷蠡王入侍汉。

公元前53年正月，匈奴庭内就降汉与否政策争论。呼韩、郅支各遣子入侍汉。冬．匈奴单于贺汉正旦。

公元前52年冬，呼韩邪请明年（五三年）朝汉。

公元前51年正月，呼韩邪入汉朝，汉授玺绶。二月，汉使骑送之归国，允其居汉光禄塞下。

公元前50年冬，呼韩、郅支各献于汉。

公元前49年正月，呼韩朝汉。二月归国。

公元前48年，汉使云中、五原输谷，救呼韩邪困贫。

公元前44年，郅支杀汉使谷吉，徙帐康居。

公元前43年，呼韩邪北归庭。与汉盟誓。

公元前36年秋，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发西域兵攻入康居，杀郅支。匈奴随郅支西迁者几尽。

公元前33年正月，呼韩邪朝汉。汉以王嫱嫁之。呼韩邪为汉保塞。

公元前31年，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

公元前27年，匈奴单于使朝汉。

公元前25年正月，雕陶莫皋朝汉。

公元前20年，雕陶莫皋死，且麇胥立为搜谐若鞮单于，搜谐使子入侍。

公元前12年，搜谐入汉，病死汉塞下。

公元前11年，且莫车立为车牙若鞮单于。

公元前8年，车牙死，囊知牙斯立为乌株留若鞮单于。汉使单子献地。

公元前3年，匈奴单于请朝汉。

公元前1年正月，乌珠留入朝。

公元2年，汉要王嫱须卜居次入侍。车师后王忤汉戊己校尉，亡入匈奴。婼羌去胡来王率妻子人民入匈奴。王莽迫匈奴允四条件；要匈奴改一字名。乌桓杀匈奴使者，拒绝纳税。

公元9年，王莽换单于玺，授新章。

公元10年，汉改匈奴单于为匈奴服于。备甲率三十万攻匈奴，预分其地为十五国。

公元11年，王莽使人诱赂呼韩邪诸子。乌株留分告诸部入汉塞、大赂。车师降匈奴。

公元13年，乌株留死，成立为乌累若鞮单于。匈奴单于改左贤王为护于。

公元14年，匈奴请和。

公元15年春，汉改匈奴单于为恭奴善于。

公元16年，汉击匈奴、兵屯于边。

公元18年，咸死，舆立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单于遣使向汉奉献。汉迫匈奴大臣须卜当至长安，拜为须卜单于。匈奴入汉边。

公元19年，汉“猪突豨勇”击匈奴。

公元21年，汉转谷、帛到边郡，备击匈奴。

公元23年冬，更始帝使人至匈奴。单于不再称臣。

公元25年，卢芳称西平王，结匈奴，匈奴立为汉皇帝。

公元27年2月，汉渔阳太守彭宠自立为燕王。结匈奴。

公元28年5月，匈奴助彭宠战，败。

公元29年11月，汉五原李典等结匈奴，迎卢芳都九原，据五原等郡。

公元30年12月，汉冯异破卢芳、匈奴兵。匈奴遣使向汉奉献。汉报命、通旧好。

公元31年3月，公孙述立瑰器为朔宁王。冬，卢芳所设云中、朔方太守降汉。

公元32年11月，陇西等郡附瑰嚣。

公元33年，汉迁雁门吏民于太原。六月，匈奴败汉兵。汉兵屯常山备匈奴。

公元34年正月，汉吴汉破匈奴兵。汉省定襄郡，迁民于西河。

公元35年，汉省朔方牧并于并州。

公元36年，匈奴与乌桓助卢芳扰汉边。

公元37年2月，卢芳入匈奴。五月，匈奴入汉河东。

公元38年，西域诸国苦匈奴重敛，请汉置都护，不许。

公元39年2月，吴汉攻匈奴。汉迁雁门、代、上谷吏民于居庸、常山关以东，避匈奴。匈奴左部转居塞内。十二月，匈奴护卢芳居高柳。

公元40年12月，卢芳降汉，被封代王。

公元41年，匈奴、乌桓、鲜卑连兵入汉塞。

公元42年5月，卢芳又入匈奴。十年后死于此。

公元44年5月，匈奴掠上党等地。十二月，匈奴略天水等地。汉迁五原民于河东。

公元45年4月，安定属国胡据青山。冬，匈奴入上谷。

公元46年，匈奴求和亲。匈奴为乌桓所破，北迁。都善、车师均附匈奴。呼都而尸死，蒲奴立。匈奴连年蝗旱。

公元47年，薁鞬日逐王比使人奉匈奴地图至西河，向汉求内附。

公元48年正月，日逐王比与八部大人叩汉五原塞，请为汉扦边．汉许之。十月，比立为单于，是为“南”单于。从此，匈奴被分称为南、北匈奴。

公元49年正月，汉祭彤赂鲜卑攻匈奴。南单于向汉称藩。三月，使子入侍汉。

公元50年正月，汉授南单于玺绶。听入居云中，设使匈奴中郎将。夏，南单于部下内讧，左贤王自立为单于，月余死。冬，北匈奴始攻南单于，汉使南单于，居西河美稷，使西河长吏以兵卫之。南单于以兵屯八郡，为汉侦侯。

公元51年，北匈奴至汉武威，请和亲。

公元52年，北匈奴使人向汉贡马裘，请和亲。

公元55年，北匈奴遣使向汉奉献。

公元56年，比死，莫立为臣浮尤鞮劳单于。一年后，汗立为何伐于虑鞮单于。

公元59年正月，汉明堂大礼，南匈奴侍子助祭。汗死，适立为醯僮尸逐侯鞮单于。

公元62年11月，北匈奴扰五原。十二月，扰云中，南单于击却之。单于适死，苏立为丘徐车林鞮单于，数月死。

公元63年，长立为胡邪尸逐侯鞮单于。

公元64年，北匈奴向汉求市，许之。

公元65年3月，汉郑众使北匈奴还。悉南、北匈奴交通状，屯营五原曼柏以防之。10月，北匈奴扰西河诸郡。

公元66年2月，南匈奴使子入汉学。

公元72年12月，汉耿秉、窦固等屯凉州，备击匈奴。

公元73年2月，汉四路击北匈奴。窦固取伊吾庐、余无功。汉斑超使西域，杀北匈奴使者。九月，北匈奴大入云中。

公元74年8月，汉令诸属国囚任兵，赴军营

公元75年3月，北匈奴破车师后王，围金满城。七月，北匈奴围攻汉耿恭。十一月，北匈奴围柳中城。又攻耿恭于疏勒城。

公元76年，汉边郡兵与南单于，共攻北匈奴。

公元77年3月，北匈奴复据伊吾地。

公元83年6月，北匈奴三木楼普大入请降汉。

公元84年，北匈奴向汉请市，许之。大且渠驱牛、羊至关市，为南单于抄掠而去。

公元85年，北匈奴大人降汉者七三人。西域、丁零、鲜卑共攻匈奴，单于远走。冬，北匈奴声言回击南单于，汉使南单于还所掠。单于长死，宣立为伊屠于闾鞮单于。

公元87年7月，鲜卑大破北匈奴，杀尤留单于。十月，北匈奴大乱，五十八部二八万口降汉。

公元88年7月，北匈奴饥乱，降南单于者岁数千人。南单于请汉兵击北匈奴。宣死，屯屠河立为休兰尸，逐侯疑单于。

公元89年6月，汉窦宪破北匈奴于稽落山、勒石燕然。北单于向汉奉献。

公元90年2月，汉复设西河、上郡属国都尉。五月，窦宪攻北匈奴伊吾庐地。九月，北单于向汉称臣。十月，南单于与汉兵袭北匈奴。

公元91年2月，窦宪破北匈奴于金微山。单于远走。北匈奴于除鞬立为单于，至蒲类海、款汉塞请降。

公元92年正月，汉授于除鞬单于玺缓，屯伊吾，以兵监护之。

公元93年正月，于除鞬率众北归，北匈奴残破，鲜卑据其地，匈奴余种十余万落自称鲜卑。屯屠河死，安国立为单于。

公元94年正月，安国与师子不和。安国被属下杀。师子立为亭独尸逐侯鞮单于。十一月，北匈奴新降者十五部二十余万人拥逢侯为单子而起事。汉、鲜卑攻逢侯。

公元96年五月，南匈奴右温禺犊王乌居战出塞。七月，汉追击。迁其余众于安定，北地。冬，逢侯左部万余人降汉。

公元98年师子死，檀立为万氏尸逐鞮单于。

公元104年十一月，北匈奴称臣，愿和亲，汉不许。

公元105年，北匈奴至敦煌贡献，请汉修故约，汉不许。

公元109年九月，南匈奴骨都侯与鲜卑大人、雁门乌桓连兵犯五原，败汉兵，围美稷。十一月，汉兵破南匈奴薁鞬日逐王。

公元110年正月，耿夔、梁堇兵破南单于。二月，南匈奴攻常山。三月，南单于降汉，还所掠汉男女及羌所卖入匈奴者。

公元116年汉与南单于破先零羌于灵州。

公元118年春，逢侯降汉。

公元119年北匈奴复役属西域诸国。

公元120年三月，北匈奴结车师后王，杀汉使，逐车师前王。

公元123年四月，北匈奴数扰河西，汉班勇屯柳中以遏之。十一月，鲜卑攻南单子于曼柏。

公元124年正月，班勇发西域兵攻北匈奴伊蠡王于车师前庭。五月，南匈奴大人阿族以单子征调烦累，北走，汉追之，斩获殆尽。檀死，拔被立为南单于。

公元125年七月，班勇斩匈奴在车师后庭之使者。

公元126年班勇发诸国兵击北匈奴呼衍王。呼衍王迁居枯梧河上。北单于来援，勇逐之。鲜卑数寇南匈奴，求汉复障塞。

公元127年正月，汉与南匈奴破鲜卑其至鞬。

公元128年拔死，休利立为去特若尸逐就单子。

公元132年三月，汉与南匈奴击鲜卑。

公元134年四月，车师后部击北匈奴于阊吾隆谷。

公元135年春，北匈奴呼衍王攻车师后部。

公元137年八月，汉兵攻呼衍王。

公元140年四月，南匈奴句龙大人吾斯、车纽等攻西河、围美稷、扰朔方。五月，汉破之。汉中郎将陈龟杀南单于。九月，吾斯立车纽为单于，结乌桓，羌胡，略并州、凉、幽、冀等地。汉迁西河、上郡、朔方于内地。十二月，破车纽于马邑，车纽降。

公元143年六月，汉立守义王兜楼储为单于。十一月，汉中郎将暗杀吾斯。

公元144年四月，汉破南匈奴左部。

公元147年，兜楼储死，车居儿立为伊陵尸逐就单于。

公元151年四月，呼衍王扰伊吾。

公元153年，车师后王进入匈奴。

公元155年七月，南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攻美程，东羌应之。汉招诱东羌破台营，伯德等。

公元156年七月，鲜卑檀石槐尽有匈奴故地。

公元158年十二月，南匈奴诸部结乌桓、鲜卑扰沿边九郡。汉诱乌桓杀匈奴屠各部帅，引兵击南单于、破降之。

公元166年七月，鲜卑结南匈奴扰九边。十二月，南匈奴、乌桓二十万口降汉。

公元174年十二月，鲜卑扰北地，汉郡兵与屠各兵破之。

公元177年八月，汉与南匈奴兵击鲜卑，大败。车居儿死。

公元178年，呼徵立为南单于。

公元179年，汉中郎将杀呼徵，立羌渠。

公元187年十二月，屠各胡起事。

公元188年三月，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匈奴内讧，一部与屠各胡合攻杀羌渠，其子于扶罗立为持至尸逐侯单子。起义者另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九月，南单于于扶罗与白波、黄巾合攻河东。

公元189年，须卜骨都侯死。南单于虚其位，以老王行国事。

公元191年七月，于夫罗附董卓。

公元192年，睦固结于于夫罗略。曹操破之于内黄。

公元193年正月，黑山别部与于夫罗附袁述，屯封丘。六月，曹操击屠各兵于常山，无功。

公元195年11月，南匈奴右贤王去卑护卫汉献帝，击退李傕、郭汜兵。于夫罗死，呼厨泉立为单于。

公元202年9月，曹操击降南单于。

公元216年7月，呼厨泉朝见魏，曹操留之，使去卑监其国。分部为五，各立贵人为帅，以汉司马监之。

公元220年魏授呼厨泉魏玺绶。

谢选骏指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年〕在其《历史研究插图本》第八部《英雄时代》的提要部分写道：

“我相信，各种文明之所以总是沦落到凄凉悲惨的地步，都是由于本身的种种失误，而不是由于任何外在的因素。但是当一个社会给自己以致命的打击，从而濒于崩溃边缘时，通常就会遭到边界之外的蛮族的蹂躏，最终导致灭亡。

大一统国家边界的形成似乎是一个关键的事件，因为这断绝了满足于文明社会的和平交往，把他们拦在外边，直到他们毁灭性的入侵降临。我将描述这种压力是如何形成的，我将显示，面对壁垒森严的文明，蛮族是如何逐渐取得了压倒的优势，因而他们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蛮族驰骋在前一个文明的破碎山河之间，享受了一个短暂的‘英雄时代’；但是与高级宗教不同，这种时代没有开辟文明史的新篇章。蛮族是一把大扫帚，从历史舞台清扫了僵死文明的碎片。这种破坏工作就是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的神话和诗歌热情赞颂这种业绩，以至于使得后人几乎无法认清其真相。”

谢选骏：汤因比的上述分析本来不是针对中共集团的。因为按照汤因比的分类，中共造反运动本来应该属于“内部无产者”而不是“外部无产者（即蛮族）”的。而且，汤因比本人还曾经期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积极的推动力。

但是我却看到：中共的造反是苏联这个蛮族集团由外部强行输入中国的，和满清、蒙古、鲜卑、匈奴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而且苏联及其前身俄罗斯国，本身就是以“蒙古帝国的继承人”身份大举攻占亚洲领地的。因为中共和苏联的这一渊源，中共当然也具有了苏联移植的“蛮族身份”。中共也当“蛮”不让，经常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这一蛮族身份招摇过市、“支援世界革命”，从而还对其他国家造成了“蛮族入侵”的压力。

考虑到上述“国情”，我们依据汤因比的理论框架，特别作出“‘中共’之作为‘蛮族’”的一个对话：

汤因比：“我相信，各种文明之所以总是沦落到凄凉悲惨的地步，都是由于本身的种种失误，而不是由于任何外在的因素。但是当一个社会给自己以致命的打击，从而濒于崩溃边缘时，通常就会遭到边界之外的蛮族的蹂躏，最终导致灭亡。大一统国家边界的形成似乎是一个关键的事件，因为这断绝了蛮族与文明社会的和平交往，把他们拦在外边，直到他们毁灭性的入侵降临。”

谢选骏：中国在满清奴役下沦落到凄凉悲惨的地步，是由于明朝的黑暗和腐败，否则就凭满洲几十万人口的中国边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入主一个上亿人口的统一帝国的。尤其考虑到，满洲本来是作为明朝的一个管辖部分也就是所谓的“建州女真”而存在的。

汤因比：“我将描述这种压力是如何形成的，我将显示，面对壁垒森严的文明，蛮族是如何逐渐取得了压倒的优势，因而他们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谢选骏：满洲继承明朝统治中国以后，有效地管治了蒙古；但与此同时也与俄罗斯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满清与俄罗斯的关系，实际上是明朝与蒙古关系的一个延伸：继承了“中国文明与境外蛮族”的关系模式。从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到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不到两百年的时间印证了俄罗斯“蛮族是如何逐渐取得了压倒的优势”，从《瑷珲条约》到《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印证了“他们（蛮族）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汤因比：“蛮族驰骋在前一个文明的破碎山河之间，享受了一个短暂的‘英雄时代’；但是与高级宗教不同，这种时代没有开辟文明史的新篇章。”

谢选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二十世纪的“蛮族”，驰骋在俄国和中国等“前一个文明的破碎山河”之间，这些破碎不仅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而更多是由于俄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内在瓦解造成的。俄国社会“享受”了“苏联”这个“短暂的英雄时代”大约七十年。但是马克思主义与高级宗教不同，“没有开辟文明史的新篇章。”中国社会“享受”了“长征”、“内战”，到了“中共”时代落入“历次政治运动”的疯狂痉挛，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

汤因比：“蛮族是一把大扫帚，从历史舞台清扫了僵死文明的碎片。这种破坏工作就是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的神话和诗歌热情赞颂这种业绩，以至于使得后人几乎无法认清其真相。”

谢选骏：

我们看到：中共的造反是苏联这个蛮族集团由外部强行输入中国的，和满清、蒙古、鲜卑、匈奴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而且苏联及其前身俄罗斯国，本身就是以“蒙古帝国的继承人”身份大举攻占亚洲领地的。因为中共和苏联的这一渊源，中共当然也具有了苏联移植的“蛮族身份”。中共也当“蛮”不让，经常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这一蛮族身份招摇过市、“支援世界革命”，从而还对其他国家造成了“蛮族入侵”的压力。

有网文指出：

《史记》说，匈奴是夏人后裔，也就是华夏民族的王族跑到了北方草原，成了统治家族。

华夏民族来自哪里呢？其主流炎黄部落，来自西北，是羌人东进的产物。

匈奴有一个很特殊的习惯，在冒顿单于灭掉了大月氏之后，用大月氏王的人头做酒杯。

这并不是草原的习惯！这是高原的习惯，或者说，这是华夏的习惯！

赵襄子杀了智伯以后，用人头为酒器。

王莽同志的脑袋被放在太仓的架子上，直到西晋时期的一场大火，才消失。

南北朝时期有若干次用人头做酒器，做夜壶的记录，都是汉人干的。

这个习惯，草原上是没有的。

如果你不信，欢迎你去布达拉宫参观，古羌人的另外一支，直到解放前还有这个习惯。

另一个证据是，杨琏真迦这个藩僧，就用宋理宗的脑袋做过酒器。

而后来的蒙古，突厥，女真，这都是乖宝宝，是没有这种习惯的。

其实想要弄懂中国西北、北方以及东北方游牧（渔猎）民族，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所谓“游牧民族”，更确切的称呼应该是“游牧部落”，他们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很多个个体的联合。

游牧部落经常联合在某个强大部落或者某个强人之下，从而让中原汉人产生他们是一个国家的错觉；当这些部落失去具有凝聚力的强权时，就会四散开来，如蜂群一般此起彼伏，给中原汉人以他们互不统属、相互攻伐的认知，并往往泛称之为“诸胡”。

拿最典型的匈奴来说，在最初，它不过是一个小部落，内部成员血缘关系也比较近，类似一个氏族。在游牧过程中，这个部落不断征服其他部族，于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被征服的这些部族，有的与匈奴“本部”同宗同源，有的则是完全不同的人种。而生活在草原和丛林中的游牧渔猎民族，因其特殊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导致他们普遍崇拜强者，狐假虎威，他们也乐得给自己冠以“匈奴”的名号。——所谓“匈奴族”，其实就是许多不同部族的联盟。

东汉时期，来自东北原始丛林中的鲜卑部落，在蒙古高原南下、西进，不断征服沿途中的部落，逐渐壮大，并在游牧过程中与匈奴不期而遇，两个族群之间爆发了激烈战争，加上汉朝军队的进攻，匈奴终于分裂。最终，匈奴人一分为三：一部分南下，一部分西迁，一部分融入鲜卑。最终，这个横行大漠的部族失去往日雄风，而“匈奴”这一旗号再无往日的号召力，因此这个联盟之内的大小部族（即所谓“别种”）开始独立发展，他们恢复了各自的部族名称，比如宇文部、独孤部和铁弗部。

鲜卑族的情形也大致类似。西迁逃遁、南下归附的匈奴空出蒙古高原后，鲜卑诸部共主——檀石槐，在东汉初叶统一鲜卑各部，称霸大漠，而他一死，鲜卑立即分裂；再比如后来的蒙古族，其实就是小小的蒙兀室韦（即蒙古部）征服并统一了室韦诸部，以及一些突厥化的游牧民族，形成了统一的蒙古族，而在元朝灭亡后，蒙古族退居北方草原，很快又分裂为土默特部、准格尔部、乌珠穆沁部。

但是，随着汉民族对游牧渔猎民族的影响加深，以及他们自身生产力的发展，至晚从宋朝开始，北方和东北方的游牧渔猎民族就开始摆脱原始联盟状态，形成了准国家甚至国家（当然这种“国家”概念也是就当时而言），那么，此时的游牧民族就与之前的匈奴、鲜卑、柔然不同，其中佼佼者是契丹、女真和蒙古。

其实，看似混乱不堪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是有规可循的。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有两大系统，从方位上可以分为西部游牧族群和东部游牧族群：

西部游牧族群主要是匈奴支系（西方史学界称之为“突厥种”），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为：鬼方（商）——獯鬻（西周）——戎、狄（东周）——匈奴（秦汉）——柔然、高车（南北朝）——突厥、回纥（隋唐）——鞑靼（宋）——畏兀儿（明）——回部（清）；

东部游牧族群主要是东胡支系（西方史学界称之为“蒙古种”），按照时间排序为：肃慎（西周）——东胡（东周）——鲜卑、乌桓、勿吉（秦汉至南北朝）——室韦、靺鞨（隋唐）——契丹、女真（宋）——蒙古、满（明清）。

上面所列游牧民族，或者文化相近，或者血缘相通，或者存在统属关系，或者有过密切接触，或者至今生生不息，或者已消亡于历史之中。当然，这个排列并不是严谨的，更不是绝对的，因为游牧民族流动性极强，相互之间进行接触、杂居和混血都是常事，所以也有人将蒙古和匈奴、突厥列为一个世系，但这是根据这三个民族势大后的活动范围而言，事实上，蒙古就是室韦族的一支——蒙兀室韦，跟契丹民族一样，都是东胡的后裔。

《匈牙利人是伪欧洲人》（谢选骏）写道： 

说“匈牙利人不是欧洲人”似乎有些奇怪，匈牙利明明在欧洲，匈牙利人怎么不是欧洲人呢？

首先，匈牙利语不属于印欧语言；其次，匈牙利人不是欧洲种族。最后，匈牙利人和欧洲人的关系并非源远流长的。

（一）

匈牙利有一些自称是“匈奴后裔”的人，他们日前要求官方承认其少数民族地位，但被驳回。此事再次将人们的视线引到“匈牙利人与匈奴人有没有关系”这个话题上来。为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人士。

匈牙利人是欧洲不属印欧民族的群体。目前，在匈牙利史学界有关匈牙利人（也称马扎尔人）来欧洲定居后的历史基本没有什么争议：一支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长年向西跋涉，一位杰出的部落领袖阿尔帕德大公把7个主要部落联合起来，公元896年大举进入欧洲中部的喀尔巴阡盆地（现匈牙利）；公元1000年，阿尔帕德家族的后代圣·伊斯特万建立了匈牙利王国。为了纪念这一历史，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上有一座气势宏伟的纪念碑，7位古代骑士组成了精美的青铜群像。7位骑士的装束与古代欧洲骑士的不同，有东方游牧民族“胡服骑射”的特点。

那支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吗？对于匈牙利人到欧洲定居前的历史，现在仍存有很大争议。

公元4至5世纪时，匈奴铁骑一度占据过喀尔巴阡盆地。现在，许多匈牙利男子还使用“上帝之鞭”匈奴王阿提拉的名字。

19世纪前，匈牙利史学界普遍认为自己的民族与匈奴人是亲戚。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匈牙利学者克勒什·乔莫·山多尔前往中亚和中国寻根。但到了奥匈帝国成立（1867年）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支持的“芬兰—乌格尔”历史学派的观点被官方采纳。这一历史学派依据语言学研究成果认定匈牙利语属芬兰—乌格尔语系，由此确定匈牙利人的祖先同芬兰—乌格尔民族较亲近，与匈奴人没有关系。现在，由匈牙利科学院支持的官方历史结论也认为，匈牙利人的祖先最早来自欧亚大陆交界地带乌拉尔山麓附近的一支游牧民族，他们不是匈奴人，也不是匈奴人的亲戚。

现在，匈牙利以马扎尔人为主，依据1993年实施的有关少数民族的法律，官方正式承认国内的13个少数民族，如斯洛伐克人、德意志人、吉普赛人等，没有“匈奴人”。

但在匈牙利有不少人认为自己就是“匈奴后裔”，要求官方承认“匈奴族”的合法地位。诺瓦克·伊姆雷·约叔华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代表。以“匈奴后裔”身份为骄傲的诺瓦克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诺瓦克金发碧眼，肤色白里透红，和记者想像中的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相貌大相径庭。

诺瓦克介绍说，当年匈奴王阿提拉去世后，曾强悍一时的匈奴人迅速溃败，但他们并非彻底从喀尔巴阡盆地消失，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后来，阿尔帕德率领部落进入这个盆地定居时，所带队伍中有一部分人就是“匈奴后裔”。

“匈奴后裔”为了获得承认，去年征集了2500个签名，并得到匈牙利全国选举委员会的确认。他们的倡议合法地进入国会议程。虽然几天前国会负责人权、少数民族事务的委员会拒绝了这项倡议，但诺瓦克认为事情并未结束，稍后将向宪法法院提起上诉。据他估计，匈牙利目前约有10万名“匈奴后裔”。

据了解，官方认为“匈奴族”并不存在，理由是那些倡议者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三方面缺乏特性，他们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是谁。

（二）

马札儿人（匈牙利语：magyarok，英语：Magyars）为匈牙利主要民族（于2001年人口约为1千万），因此又称匈牙利人（英语：Hungarians），为乌拉语系，曾经在中亚停留了一段时间，因此现代马札儿人带有突厥血统。他们为匈牙利主体民族，也分布于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及乌克兰，少数生活在美国、加拿大、巴西与澳大利亚。有人认为，他们最初生活在西伯利亚西南方巴什基尔一带；与他们最似的民族为曼西人。

波斯一位无名氏地理学家和葛尔廸齐提出有两个马札儿部落，一个是仍然停留在乌拉山脉的曼西人，另外一个就是离开了乌拉山脉，前往南俄的马札儿人。

在政治上，马札儿王室向来被认为源自突厥人的贵族，最早提及马札儿人源自突厥，为公元9世纪东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君士坦丁·波菲罗吉里特斯，他说有个突厥部落卡巴尔进入中欧。马札儿人的王室，即阿尔帕德大公被认为出自可萨人。有位可萨可汗以马札儿人宗主身份，任命名为阿尔帕德的年青贵族作为马札儿人的大公，在潘诺尼亚生活后，马札儿人仍然为可萨人的臣下。后来在南俄因为受到佩切涅格人攻击，马札儿人前往喀尔巴阡山，有10个部落前往，突厥文为“on ogur”，即十箭与十回纥（7个马札尔与3个可萨部落）。他们进入中欧后到处侵扰，最远一次到达普罗旺斯。直到公元955年，萨克森人奥托大帝在巴伐利亚奥格斯堡彻底击败并重创他们。他们（其中包括大摩拉维亚留下来的西斯拉夫人，也是马札儿人血统的真正来源）转为定居务农生活，在伊什特万一世圣斯提芬统治下，改宗基督教，不再对外族构成威胁。

在文化上，马札儿人与东亚文化圈在某些方面相近。例如，匈牙利人名命名方式是先姓，后名，最后身份，和周围的印欧语系完全相反，和东亚民族（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人及韩国人等）同样，顺序为前姓后名。所以在本质上，匈牙利人是比突厥化、鞑靼化的俄罗斯人，更加不是欧洲人的“伪欧洲人”。

《华北的污染是杂胡问题的后患之一 》（谢选骏）写道：

我七岁离开北京，二十四岁返回。返回北京的时候，诧异自己竟能适应这里的气候，可见“出生地主义”有其道理。但同时，在文化上很不适应，因此可以觉出北方人十分奇怪。

1、他们办事情不会预约，都要每天一大早争相排队。

2、他们扫地不洒水，垃圾车白天出来。

3、他们换一个钢种锅底子都不懂使用木槌，而使用铁锤敲打的结果，是留下了许多接边的硬性缝隙，然后再用腻子去弥合，结果锅底永远渗水——多么蠢笨却不会改进。

4、他们烧锅炉的时候都用干煤，不知道要加水搅拌，就像使用水泥那样。湿煤不仅经烧，而且干净，煤灰较少。我经常告诉他们，只要在烧煤的时候加一点水，就可以大大减轻北京的污染，但是北方人学不会。

5，有太多理由让我觉得北方人不可理喻，他们不像是汉人的后代，而是杂胡的后代。

杂胡，是汉语词汇，出自《中国史稿》，为胡人的泛称。

郭沫若 《中国史稿》第三编第二章第二节：“晋武帝时有四次大规模的内徙，人数在几十万口以上，被安置在 并 雍 等州。当时还有其他不同族的胡人，被泛称为杂胡， 卢水胡是其中著名的一支。”

参考一下《中国古代民族》（维基百科，2010年8月22日）：

上古先秦时代

在周朝，所谓的华夏代表的是夏商周三个氏族，包括与他们接近的一些古氏族，其中又以夏（周）为中心。这些人群分据各地，但可称之为“诸夏”。“诸夏”的具体情况，因为上古记录的模糊，我们现在已经难以深究。

就现存资料来看，“诸夏”之外的人群，古时候称为“夷狄”，古籍中有记载的名称繁多，主要有蛮（苗）、、黎、荆、舒、淮夷、徐戎、嵎（yú）夷、莱夷、和夷、岛夷、百越、巴、蜀、庸、卢、微、髳（máo）、彭、氐（dī）、羌、濮、西戎、骊戎、南蛮、陆浑之戎、伊洛之戎、犬戎、北戎、山戎、鬼方、猃狁（yán yǔn）、赤狄、白狄、义渠、林胡、楼烦等。这些夷狄的服饰、语言、生活习惯可能和中原的华夏有所不同。

但是这些所谓“夷狄”，有很多的统治阶层其实和中原诸夏同宗。比如大戎、骊戎等戎为姬姓，和天子同姓同族；姜戎姜姓，和齐、许、申、吕等同为四岳之后；徐为嬴姓，和江、秦、赵等同族。其被统治阶层则不知是夷狄还是夷狄化的诸夏。

戎狄华夏，不仅在血缘方面实难区别，而且这些人群对共同的先祖和共同的天子（夏、商时代为帝，周为王）都有一定的承认，所以在心理上是有认同的。

很多时候，夷夏的分别是根据血缘之外的文化和行为来做的，如楚人出自颛顼，在商朝末期进入现在的湖北地区（南方），在周前期和周室关系较好，行事也能不逾规矩，因此并不为中原诸夏排斥，到了西周中晚期和春秋早期，因为楚子称王，且对被其征服的国家采取兼并政策（灭国置县），故被中原诸夏目为蛮夷，到了庄王时期，灭国政策被改变，而中原诸夏不仅重新接纳楚国，很多国家甚至承认其为霸主；而秦国的情况也和楚相似，秦在受封之后虽然地处西部，文化落后，但并没有被中原诸夏看作夷狄，而实际上在变法之后，秦国对其他诸侯的兼并侵略政策才使自己被看作是无义的“外族”。因此，先秦的华夏戎狄，并非两种或者数种民族，只是同一族群内在政治、文化上的差异导致的“不认同”。

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群貊（mò）之外，都和中原的华夏发生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春秋时北方的晋国与战国时北方的燕赵两国，都征服和兼并了许多夷狄部族，并与之相互通婚。东方的齐鲁两国则完全征服并同化了东夷。西方的秦国，从受封之前就世代致力与和戎狄的斗争，到秦始皇时代已经完全征服了西戎与巴蜀一带的氐羌。楚国则在一直在长江流域进行扩张，不但兼并许多华夏诸侯、更将群蛮与百越的地方都收入版图。吴国是一个夏人（周人，太伯仲雍）统治本地土著的诸侯国。而越国则属于南方百越民族。这两个国家先后加入了诸夏的集团，最后这两个国家的民族与土地都并入了楚国。秦楚两大强国在各自华化了自己以后，一个华化了整个中国的西部，一个华化了南部。

到了战国末期，秦（秦始皇）不仅统一了整个中国的政治版图，更使诸夏归于统一，建立了巨大的华夏民族的统一的大帝国。

这一时期华夏（汉）发展中的第一阶段，华夏人群的内部（当然包括许多所谓的“戎狄”）差异逐渐缩小，以至在秦汉成为政治、经济和心理体统一的民族，建立统一的国家。

秦汉到魏晋南北朝

匈奴的汉化

秦始皇把这个融合了诸多民族而成的大帝国中的各个氏族地方和国家一一改封建为郡县。尽可能的消除原来的部族痕迹，加强中央集权的控制。同时进一步向南北扩张版图，北方将过去群狄活动的大部分地区都收入版图，建立万里长城防御最北的匈奴。南方将版图开拓至南海，并派遣了数十万的氐戎与本朝官吏，携带家属子女去统治和开拓这块新的土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移民。从此岭南百越之地就加入了中国，也渗入汉人的血统。之后趁着秦汉动乱的时期，岭南诸国又纷纷趁势独立，汉武帝再次征服这些国家，并将东瓯闽越与南粤的一部分人民内迁到江淮一带，同时将内地的一部分人民迁至岭南，这又是一次有计划的民族融合，这才逐渐稳定了南疆的统治。

秦始皇和汉高祖相继统一中国的同时，长城塞外也出现了头曼和冒顿两个单于统一了匈奴诸部。在亚洲大陆的东方形成了汉族与匈奴南北对抗的局面。并且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大部分的匈奴人被汉族征服。汉武帝收降了匈奴约四万多人，都迁至内地河套地区， 设置五个属国，这就是大批的匈奴内迁的开始。这些匈奴人与当地汉人杂居，有人做了汉朝的官吏，已经与汉人完全同化。 此后，又有陆续的匈奴内迁，在匈奴的王族中甚至也有了汉人的血统。匈奴的后裔也往往以汉之子甥自居，所以在山西的五部匈奴都取了刘姓，称为刘氏五部。

胡汉的融合

匈奴衰落的时期，东北方兴起两个新的民族乌桓和鲜卑，他们都属于东胡系统。原本居住在满蒙之间的山区，以各自居住的山域得名。东汉初年，这两族都曾与中国发生战争，一部分乌桓降于中国，入迁到上谷渔阳右北平一带，另一部分乌桓就并入了鲜卑，从此鲜卑独自兴盛。之后鲜卑完全占领了匈奴人活动的地区，匈奴散成三部，一部分北匈奴远走西伯利亚、一部分归附了鲜卑、最后一部分就是归附了中国南匈奴。后期鲜卑发生内乱，部族离散，国家瓦解，残部散布于东自辽东，西至河西，沿着中国的北方边境，建立了许多的小国，情况十分的复杂。

所谓的“胡人”，是指鲜卑，氐，羌，匈奴以及匈奴的支部羯人。除了匈奴和鲜卑，在中国西方属于氐羌系统的种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先秦的氐羌族，包括了四川的的巴蜀庸与西戎，他们早已经在春秋战国时代就随秦国与汉人完全同化了。另一类则是秦汉以后的氐羌，指的是最西方的还没有被汉族同化的氐羌人。散布在今天的四川，陕西，甘肃的西部与青海，西藏一带。氐虽然与羌是两个种族，但同在西方，经常联合行动，所以合称为氐羌，混合在一起难以分辨。这些归附中国的边疆民族，在西晋的初期都环居在中国的北方，并与边疆的汉人杂居，一方面保留本民族的部族组织，一方面学习中国的语言，政治和文化。西晋时期，胡人入侵中原，占领了中原的大部分土地，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长期与汉人的融合，使胡人渐渐完全变成了新汉人。 胡人中势力最大的鲜卑，也是汉化最彻底的，久而久之，他们也忘记了自己是鲜卑人。而中原的汉人也相应的受到了鲜卑人语言文字和文化习俗的影响。隋朝的统一，代表了鲜卑和汉人的最终结合。

胡人入侵中原之初，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人为了逃避胡人的杀戮，全家整族向江南逃难，造成一次民族的大迁徙，史称“衣冠南渡”。这批人分为三股，一部分到了长江中游的洞庭湖一带，最远达两广地区。一部分到鄱阳湖和芜湖一带。最后一部分定居太湖一带，远者到达江浙福建，这批远达闽粤的汉人，就成为后来的“客家人”。

随着几次的民族迁徙，中原地区的各个民族都广泛的产生接触和融合，汉人和南人结合，汉人和胡人结合，胡人和南人结合……这场大乱，加速了全国民族的大融合。直到隋朝的统一全国，东西南北的胡汉文化统一成了一个整体。

隋唐五代

隋朝统一中国后不久就灭亡了，唐朝继承了隋朝的基业，建立了自两汉后的又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从此，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汉人，又被称为唐人。唐朝帝国的建立，无论在文化和血统上，都代表了一个大融合后的新生民族。唐朝的统治者李氏，就是鲜卑与汉人血统混合的后人。

突厥、吐蕃及其支部

十六国和北魏时期，在长城以北地区占据优势地位的是鲜卑的一支——柔然，公元552年，柔然为其附属部落突厥击溃，远走欧洲，据研究，6世纪末期入侵欧洲基督教世界的阿瓦尔人，很可能就是柔然的后裔。突厥崛起之后，统治了以阿尔泰山为中心的中、北亚草原地带，突厥这一族名，于是成为了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统称，如同汉族一样，突厥也包含了许多的种族和附庸的部落，如薛延陀，回纥（hé），仆骨，思结，浑等，统称为突厥诸部。隋朝末年，突厥大致以阿尔泰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东部汗庭在蒙古高原。西部汗庭位于伊犁河流域一带，势力深入现今的阿富汗和伊朗东部。唐太宗时，唐朝与东突厥发生激烈战争，其将领李靖击溃突厥军队，俘获颉利可汗，灭东突厥。唐太宗将降附的突厥人安置在北方沿长城一带，东起今山西朔县，西到今宁夏灵武，设置了许多都督府与羁靡州以统治之。这些突厥的部落和他们的附庸民族尊唐太宗为天可汗。682年，这批突厥叛变，建立后突厥汗国，744年，被回纥再次灭亡，余部一部并入回纥，一部并入契丹，另一部内迁至唐朝内地。

西突厥在统叶护可汗在位时极盛，横跨葱岭，统治整个亚洲的中部，并与唐朝争夺天山南北西域诸国的控制权。唐朝从唐太宗到武则天时，多次兴兵远征西突厥，659年，唐将苏定方击溃敌军，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西突厥崩溃，一部分西突厥留在西域，成为今天的中亚诸族的先民。一部分迁居西亚，日后几经变迁，成为今天的土耳其人。因此欧洲常将中亚地区称为土耳其斯坦，称中国的新疆地区为东土耳其斯坦。

唐朝多年与突厥交战，并且收服了许多突厥的部族。这些归附的突厥部族，杂居中国的边境地区，自然而然的与唐朝的边民通婚、同化。许多突厥的降将，如阿史那社尔，阿史那承庆，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这些人都做了唐朝的高官，他们的子孙自然就成了唐人。唐朝的宗教和民族政策对异族很少有歧视，所以在唐朝统治的二三百年中，广泛的吸收了许多的异族与异族的文化，从而扩大了中华民族的内容。

突厥中一个重要的支部就是回纥，回纥在唐太宗时附庸于唐朝。后来渐渐独立出来，唐玄宗时是回纥的全盛时期，灭掉了东突厥，占领了东突厥的领地，东突厥众部一部分归附唐朝，另一部分就并入了回纥。安史之乱时，回纥成为了中国北方的一个大国，声势几乎相当于当年的匈奴和突厥。后来回纥在唐末时在天灾和内乱的打击下衰败，吐蕃攻其西，黠（xiá）戛（jiá）斯攻其北，回纥瓦解四分五裂，一部分投降吐蕃，一部分投降黠戛斯，一部分投降了西北方的西突厥的别部葛罗禄，一部分南下迁居现今的新疆地区。后来散布在西北的回纥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逐渐演变为今日的维吾尔族。

西羌民族在隋唐时建立的国家有吐谷浑与吐蕃。吐谷浑建国早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国中统治阶层为鲜卑人，并非单纯的羌人国家。所控制的就是今天的青海北部地区，隋唐两朝相继出兵吐谷浑，将吐谷浑征服，吐谷浑成为唐朝的西藩。后来吐蕃强大，入侵吐谷浑，吐谷浑被吐蕃击溃，一部分逃往到凉州，散居于今天宁夏甘肃一带，归化了唐朝。另一部分并入了吐蕃。

吐蕃是羌人建立的一个大国，势力范围就是今天的青藏高原地区，在唐朝开始强盛，与唐朝接触频繁，屡和屡战，唐朝为了怀柔吐蕃，唐太宗时将文成公主嫁于赞普松赞干布，唐中宗时将金城公主嫁于尺带珠丹，与吐蕃和亲，使中国的血缘与文化输入了吐蕃。

帮助唐朝剿平庞勋黄巢之乱的沙陀人也是突厥的一个支族。原住在今天新疆巴里坤湖地区，又称沙陀突厥、回纥强盛时期附于回纥，吐蕃强盛时期又附于吐蕃，吐蕃以高压政策管理这部分沙陀，致使后来三万沙陀人在酋长朱邪执宜的率领下逃入中国境内，向唐朝请求庇护。唐宪宗将他们安置在阴山盐州一带，封朱邪执宜为金卫吾将军。后来朱邪执宜又率众部迁到河东，帮助唐朝讨伐藩镇。执宜死后，传子朱邪赤心，帮助唐朝平了庞勋之乱，被赐名李国昌，李国昌之子李克用又助唐朝剿平了黄巢，被封为河东节度使，居太原，河东地方也成了沙陀人的地盘。李克用之子李存勖（xù）领兵南下，灭掉后梁，入主中原，这就是五代十国中的后唐。后唐与石敬瑭建立的后晋，刘知远建立的后汉，刘旻（mín）建立的北汉，这些国家都是沙陀人的国家。这部分沙陀人，入主中国境内建国以后，不久就与汉人完全同化从而消失在无形之中。

南疆蛮夷

散布在东南长江上游地方的蛮夷，自古以来种族繁杂。有金沙江流域的乌蛮和白蛮，也就是后来的摆夷人。他们的部落原属于唐朝的剑南节度使与云南太守管辖。在唐玄宗天宝年间突然叛变，后来建立了一个南昭国。南昭攻陷了安南都护府，占据了今云南全境，与贵州广西和越南的一部分达一百多年。这段时期的南昭之乱，打破了蛮汉的隔离，促进了蛮汉间的融合，又因为南昭之乱，引起了庞勋之变，再引起了流寇之乱，造成继两晋之后又一次民族的大播迁。

原来在唐懿宗咸通初年，在徐泗淮水流域招募了一批戌卒，前往桂州（广西桂林）讨伐南昭。这批戌卒在桂州哗变，劫夺粮库，拥粮料判官庞勋为主，降徐泗回窜。从桂林到湖南到江淮，一直流窜到徐州，攻陷了彭城，江淮一带大乱，史称庞勋之变。后来朝廷将之伐平。不久濮州人王仙芝与曹州人黄巢纠合庞勋的余部，起兵造反。他们由河南进攻淮南，由淮南进入浙江，由浙江转入江西，由江西又攻入福建，再由福建辗转南下，一路攻占了广州，之后退回福建，出湖北，经安徽，过淮河，西北攻洛阳和长安，战火燃遍全国。这次战争引起全国人民的大骚动，往往是甲地的居民逃到乙地，乙地的居民又逃往丙地。这场混乱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实际上就是唐末藩镇之乱的延长，是军阀之间的割据。在这各霸一方的局面中，一批流民随着王建而迁居于四川，一批流民随马殷迁居到湖南，一批流民迁居于两广从而建立了刘隐的政权，一批流民迁居于福建，建立了王审知的政权。现在许多福建人，祖先就是随王审知入闽。

契丹的崛起

东北方继鲜卑人后兴起并侵入中国边境的东胡人，又奚与契丹。奚人住在今河北省北部，唐太宗时一度内附，唐朝设饶乐都督府，并赐其酋长李姓。奚人人口不多，而契丹则是一个大族，在南北朝的末年，契丹的活动范围很广，北接室韦（东胡系统又一民族），东邻高丽，西南至营州，约今天的辽宁到冀北一带，与奚接壤。唐初有一部分契丹归附了中国，唐太宗于其地置归诚州，并设置了松漠都督府，酋长为刺史都督，也赐了李姓。这部分归附了的契丹人，后来叛服无常，奚人此时也被其吞并，唐朝屡次讨伐。唐玄宗时安禄山因讨伐契丹立功，官至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

当时中国东北一带民族的情况很复杂，这些奚人契丹人中，归化中国居入边境的为数也不少。除了奚人契丹人，还有突厥的残部，以及许多匈奴、鲜卑、突厥血统混合的杂种胡人，如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营州杂胡。安史之乱史，安史率领的部众里，就有许多的杂胡和奚、契丹人。从安史之乱到藩镇之乱，东北（今河北、山东地区）饱受杂胡的蹂躏，结果却是加深了民族间的融合。

北方人不是汉人的后代，而是杂胡的后代——华北的污染有解了。

（这个问题是“皇帝的新衣”，绝不能说，但我现在终于公开说出来了。）

在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中，一部分是从日本人的角度看中国问题的，一部分是从南方人的角度看北方人的问题的，毕竟，使他震惊的日俄战争的影片，那些围观外国人处决中国人的中国人，是东北地区的北方人而不是他自己的家乡浙江人。否则的话，他早就习以为常了，而不会如此震惊。

（另起一单页）

附录之二

鲜卑与中原

公元一世纪五十年代，昔日盛极一时的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东汉，北匈奴西逃，今日广袤的蒙古草原就成为无主之地。于是，鲜卑人出占漠北，乌桓人出占漠南，匈奴余众十余万落也融入鲜卑，并“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

公元二世纪中期，在鲜卑檀石槐当权时期，挖弦十万，军力大盛。其属下的主要部落同盟有三部：中部大人慕容，即慕容燕国的祖先；东部大人槐头，就是宇文部的祖先；西部大人推演，就是日后拓跋部的祖先。三世纪早期，鲜卑在轲比能统治下更加强大，并渐趋汉化。十六国政权当中，属于鲜卑枝系的有前燕、后燕、南燕（慕容氏），北燕（鲜卑化的汉人冯氏），南凉（秃发氏），西秦（乞伏氏）。慕容氏鲜卑由于肤色比其它鲜卑种落的人要白晳，故一直称为“白部鲜卑”。

鲜卑军进攻长安城时，苻坚凭城观看，大叫：“后悔不用王景略和阳平公（苻融）之言，使白虏敢猖狂如此！”（鲜卑族人皮肤白皙，故苻坚呼之为白虏。）

世界闻名的“西伯利亚”（Siberia），现在被俄国占领，其实在古代是锡伯人的祖国。“锡伯”为民族自称，口语为“SiWe”，书面语为“SiBe”、“Xibe”等，为中国历史上头等著名民族，汉语文献记载多种译音和写法，如“须卜”、“室韦”、“矢比”、“西伯”、“席北”、“史伯”、“锡窝”、“锡伯”、“犀毗”、“师比”、“席吐”等，而最为显赫的则为“鲜卑”。经过两千年来与汉人的融合，其剩余人口现存不到二十万人，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及周边地区。

“西伯利亚”（Siberia），其义就是“锡伯（鲜卑）人的土地”。不仅考古学如此结论，民族意识也是如此：锡伯族人自认是中国古代鲜卑人的后裔，最初游牧于大兴安岭的东麓，如拓跋鲜卑部落早在东汉以前就畜牧射猎在大兴安岭北段，公元48年，拓跋鲜卑自大兴安岭南下，到呼伦贝地区，经过继续南迁，到东汉末年，到达五原郡境内，公元386年，拓跋部落大部分进入中原，建立北魏。而其它部落则以“室韦”等名号，于北魏初年开始在嫩江左岸的绰尔河、兆儿河等流域活动。唐朝时期，绰尔河等河流域的鲜卑人归属于唐，唐政府曾在此处设立都督府进行管辖。当高句丽势力向北方扩张时，部分鲜卑人被征入唐军，与薛仁贵军一起到扶余、前郭一带与高丽军作战。至辽代，锡伯人在契丹统治下，多数人在绰尔河流域从事农业。辽亡金兴，锡伯人又处在女真统治下，元代锡伯族被蒙古统治。元明清初，绰尔河流域是蒙古人游牧地及屯垦重地，此时，锡伯人放牧活动于该地，处在兀良哈三卫中的福余卫的统辖下。1764年一千多名锡伯军人外加随军家属两千余人，征调到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现在新疆的锡伯族人便是他们的后代。经过两三千年的演变，多数鲜卑人以各种名目融入汉人，少数仍住在东北嫩江、松花江、绰尔河流域的鲜卑人繁衍下来，成为今天的锡伯族人。锡伯族人世代以狩猎、捕鱼为生，和遥远北欧的萨米人十分相像，一直保持游猎的传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语言。

古代鲜卑尤其是“白部鲜卑”的作用，在现代被苏联取代。苏联白种人居多，“现代白部鲜卑”也。

鲜卑人是继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古代游牧民族，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兴起于大兴安岭。为魏晋南北朝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起源于东胡族，分布在中国北方。秦汉之际，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分为两部。公元45年鲜卑跟随匈奴侵扰边境，鲜卑才作为民族实体被中原王朝所知。91年，受到东汉和南匈奴打击的北匈奴被迫迁往中亚，鲜卑族趁机占据蒙古草原。二世纪中叶，檀石槐率部统一鲜卑各部，檀石槐死后，鲜卑陷入分裂。三世纪前叶，轲比能重新统一东部和中部鲜卑，但轲比能死后，各部落又开始独立发展。在此期间，鲜卑同中央王朝时和时战。十六国时期，鲜卑各部落趁中原混乱不堪，先后建立国家。385年，拓跋部建立北魏，并在439年统一北方。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举汉化。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557年，北周取代西魏。鲜卑族建立政权后，部落大都解体，人民多转向定居农业生产，随着封建化进程的加深，同各民族的融合加快。到了隋唐时期，鲜卑作为民族实体和政权实体融入到其他民族中，逐渐消亡。

对于鲜卑的民族起源，史学界还没有定论，但基本认为鲜卑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转化而来。主要有四种说法：

东胡说

鲜卑源于东胡是最广泛的说法。《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和《十六国春秋》均说鲜卑就是东胡的余部。晋代王沈编纂的《魏书》与司马彪的《续汉书》等史籍也提到，鲜卑与东胡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史记索隐》引东汉胡广云：“鲜卑，东胡别种”，更证明鲜卑来源于东胡。

东夷说

三国韦昭在《国语·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为盟。”一条注解为：“鲜卑，东夷国。”很多学者据此论证，详细解读了鲜卑起源于东夷。比如李德山认为鲜卑是东夷支系邾娄族；黄烈认为鲜卑应是九夷之中的白夷等等。1960年夏，考古工作者在今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矿区北部达兰额罗木河东岸发现了鲜卑早期墓群。这座大型的古墓群考证约为2900年前至东汉初期的鲜卑人墓地，出土遗物300余件。墓葬中有大量的牛、马、羊殉葬和陶器、铜器、骨器、木器、贝壳等随葬品，其中袋形三足陶铜器和头北单茔墓葬方式都说明了墓群主人与黄河流域文明悠久的联系，木器和贝壳等随葬品的出土更让人猜测他们与东夷文化的渊源。

山戎说

《史记集解》引东汉服虔云：“山戎、北狄，盖今鲜卑。”

逃亡汉人说

《史记索隐》引东汉应奉上奏汉桓帝书云：“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引以为号。”

《翰苑集》引《汉名臣奏》云：“鲜卑者，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亡塞外。鲜者，少也。卑者，陋也。言其种众少陋也。”

汉朝时期

西汉初期，东胡被匈奴击败后，鲜卑退保鲜卑山，世属匈奴奴役。汉武帝时期，击败匈奴，将乌桓迁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鲜卑也开始南下到乌桓故地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此前，鲜卑由于在乌桓北方，一直没有同中原王朝产生联系。直到东汉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鲜卑跟随匈奴侵犯汉境，鲜卑才开始被中原王朝所知，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49年，鲜卑首领偏何归附东汉。54年，鲜卑首领满头、于仇贲率部到洛阳朝贺，被东汉封为王侯，管辖鲜卑、乌桓各部。随着匈奴分裂，鲜卑逐渐摆脱匈奴的控制。85年，鲜卑联合乌桓、丁零、南匈奴和西域各国大败北匈奴，北匈奴势弱。91年，东汉政府联合南匈奴击败北匈奴，北匈奴被迫迁往中亚，鲜卑趁势占据蒙古草原，吞并匈奴余种十余万落，开始强盛。

东汉桓帝时，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分地为三：右北平以东为东部，右北平到上谷为中部，上谷以西为西部。三部各置大人管理，直属檀石槐。统一后，鲜卑连年侵扰东汉边境。177年，东汉灵帝命护乌桓校尉夏育，破鲜卑中郎将田晏、匈奴中郎将臧旻各率骑兵万余人，分别从高柳（今山西阳高）、云中郡（今内蒙托克托东北）、雁门郡（今山西代县西北）出塞，分三路进攻鲜卑。汉军出塞二千余里，鲜卑首领檀石槐命东、中、西三部大人率众分头迎战，大败汉军。

檀石槐死后，鲜卑分裂，西部鲜卑叛离，漠南自云中以东分裂为三个集团：一是步度根集团，拥众数万，据有云中、雁门一带，二是轲比能集团，分布于代郡、上谷等地，三是原来联盟“东部大人”所领属的若干小集团，散布于辽西、右北平和渔阳塞外。其中轲比能集团势力最强，影响大。

三国时期

轲比能志在统一鲜卑，所以对刚建立的曹魏表示恭顺。220年，轲比能向魏文帝曹丕献马；221年，轲比能交还留居鲜卑的汉族500余家归汉；222年，又率部3000余骑，驱赶牛马7000余口与魏国“互市”，再送归汉人千余家返回上谷等地。同曹魏保持良好关系后，轲比能开始兼并其他部落。228年，轲比能吞并东部鲜卑各部落。233年，轲比能吞并步度根部，统一漠南，对曹魏边境形成威胁。

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派遣使者联络轲比能，意图前后夹击曹魏。轲比能率兵至石城（今甘肃皋兰），屯兵边境。为防鲜卑南下，235年，曹魏幽州刺史王雄派遣刺客韩龙将轲比能刺死，鲜卑开始“部落离散，互相征伐”，鲜卑各部进入独立发展时期。

东部鲜卑先后形成慕容部、宇文部、段部三部，占据辽西；拓跋部也在拓跋力微的率领下，第三次南迁来到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秃发部也从拓跋部中分离出来，由塞北迁居到河西；乞伏部在西晋建立以前，就已经大规模迁入雍、凉二州。

西晋时期

西晋建立后，对周边鲜卑各部采取安抚政策，并授予某些部落首领官职称号，加强统治。虽然鲜卑时有反叛（比如慕容涉归、慕容廆父子俩侵扰边境，秃发树机能的反晋起义等），但总体来说，西晋和鲜卑保持着良好的隶属关系。但在八王之乱开始后，西晋王朝内部混乱不堪，国力衰弱，天下大乱，各少数民族纷纷南下，逐鹿中原。此时的鲜卑，特别是辽西鲜卑各部也趁机分一杯羹，段部、拓跋部两部投靠西晋边疆重臣，参与中原纷争。

段部鲜卑发源于辽西走廊一带，其始祖为段日陆眷，原位乌桓大人的家奴，因饥荒，在辽西郡附近乞食，招诱亡叛，逐步强盛。八王之乱爆发后，段部跟随西晋幽州刺史王浚南下中原，攻克邺城，抢掠甚多。段部首领段务目尘因此被西晋封为辽西公，领有辽西郡。但鲜卑兵因惧怕王浚军令，将劫掠来的八千汉族女子沉溺在易水河里，令人发指。史书评价曰：“黔庶荼毒，自此始也”。

拓跋部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1980年在大兴安岭发现的嘎仙洞，证实其发源于此。拓跋部多次南迁，并参与檀石槐组建的部落联盟。310年，拓跋部首领拓跋猗卢同西晋并州刺史刘琨结盟，共同对抗石勒，被西晋封为大单于，代公。315年，又封为代王，置百官，拓跋代国至此建立。

东晋时期

东晋时期，鲜卑各部在北方掀起建国高潮，从337年到420年，共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南凉、西秦、北魏等七个国家。

四燕：辽西鲜卑慕容部在东晋建立前，鲜卑部在慕容廆的带领下一直未参与中原混战，专注培育实力。慕容部先后击败扶余、高句丽和宇文部、段部等鲜卑部落，逐渐成为辽西最强存在。321年，慕容廆被东晋封为都督幽、平二州及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封辽东郡公，赐丹书铁券，允许他承制选置平州官员。慕容廆死后，其子慕容皝即位。慕容皝即位后，先是平定了国内的叛乱，后又打败段部和宇文部。337年，慕容皝被东晋封为燕王，史称前燕。352年，前燕攻灭冉魏。同年，慕容皝子慕容儁在中山（今河北定县）成帝，后迁都邺城。370年，前燕被前秦所灭。淝水之战后，慕容鲜卑先后建立了后燕、西燕、南燕。394年，西燕被后燕吞并。407年，后燕内乱，冯跋、张兴等推翻慕容宝统治，推宝养子高句丽裔慕容云（高云）登基，称天王。409年，后燕内乱，汉人冯跋平定内乱，登基称天王，后燕灭亡。410年，刘裕攻破广固城（今山东青州），南燕灭亡。

西秦：乞伏鲜卑为陇西鲜卑最重要而又强大的一支，东汉中后期南迁至阴山，同高车部落融合。385年，乞伏国仁称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史称西秦。388年乞伏国仁死，其弟乞伏乾归继位，称河南王，迁都金城（今甘肃兰州）。394年前秦主苻登败死，乾归尽有陇西之地，改称秦王。400年迁都苑川（今甘肃榆中）。同年败于姚兴，遂降附后秦，为其属国。407年乾归被姚兴留居长安，两年后回到苑川，复称秦王。412年乾归死，子乞伏炽磐继位，称河南王，迁都临夏（今甘肃临夏）。414年攻灭南凉，十月改称秦王。431年，被胡夏灭亡，西秦灭亡。

北魏：前身为拓跋猗卢建立的代国。公元338年，首领拓跋什翼犍继代王位，都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迈入国家社会，逐渐强大起来。376年，前秦攻代，拓跋什翼犍战死（或被擒），代灭亡。386年，拓跋什翼键孙拓跋珪纠合旧部，在牛川（今内蒙锡拉木林河）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即位不久，因牛川偏远，便迁都盛乐。同年四月，改国号为魏，自称魏王，史称北魏。

南凉：秃发鲜卑是拓跋鲜卑的一支，与北魏同源。394年，秃发乌孤自称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史称南凉。次年改称武威王，399年迁都于乐都（今青海海东）。399年，乌孤死，弟秃发利鹿孤继立，徙都西平（今青海西宁），401年改称河西王。402年，利鹿孤死，弟秃发傉檀继位，改称凉王，又迁回乐都。404年因后秦强盛，傉檀向姚兴称臣。姚兴灭后凉,因凉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不便控制，乃署傉檀为凉州刺史，入镇姑臧。408年,傉檀与姚兴决裂，复称凉王。从此为与邻国争夺河西走廊领导权而连年征战。先是夏出兵侵犯南凉北边，杀掠人畜,傉檀追击败归，南凉受到致命打击。后傉檀率五万骑兵攻打北凉，又大败而归，只得放弃姑臧，于410年迁还乐都。414年，傉檀降于西秦，南凉亡。

吐谷浑：吐谷浑部是四世纪初在首领吐谷浑的率领下，西迁到甘肃、青海一带，与慕容鲜卑同源。后来，吐谷浑的孙子叶延为首领时，模仿汉族，以父王字为姓氏，取国号吐谷浑，标志吐谷浑政权的建立。由于吐谷浑控地比较贫穷，基本上处在受强邻欺凌的境地。南北朝时，吐谷浑先后臣属刘宋、南齐、北魏等。431年，吐谷浑灭胡夏。这样被夏国所灭的西秦和夏国的领土、财物以及大量人口都归属吐谷浑统治之下。其疆域包括青海东部、陇南地区东部、武威地区东部、敦煌和安西一带，吐谷浑民族政权进入了黄金时代。唐朝建立后，同吐谷浑保持密切的关系。到了7世纪50年代，吐谷浑被吐蕃吞并。

北魏时期

拓跋珪建立北魏后，对拓跋鲜卑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部族制度进行改革，“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使各个民族都成为北魏的编民，加强了中央集权。并且大兴农业，开立屯田，稳固了北魏的经济基础，加速了拓跋鲜卑封建化的进程，为日后魏王朝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95年，后燕攻北魏，拓跋珪率军在参合陂（今山西大同东南）大败后燕军，并乘胜南下。397年，攻破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后燕灭亡。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称帝，史称道武帝。拓跋珪击败后燕进入中原后，鼓励农业生产，其贵族也逐渐汉化为地主。拓跋珪招纳汉族大地主参加统治集团，加快了鲜卑拓跋部的汉化进程。但鲜卑族的汉化政策总体而言并不是特别成功，一些鲜卑族先是汉化后来又胡化。422年，拓跋珪子北魏明元帝拓跋嗣乘宋武帝刘裕病卒之机，凭借强大军力，沿黄河流域全面同刘宋开战，夺取黄河以南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洛阳、滑台（今河南滑县东）等军事重镇。

423年，拓跋焘即位，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雄才大略，通晓兵法，在历次战争中，常亲自率军出征，临阵勇猛，多获胜利。先后在431年灭胡夏，432年灭北燕，439年灭北凉，统一北方。拓跋焘死后，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拓跋宏相继登基，逐步实施了改革，使社会经济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孝文帝即位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在冯太后的辅佐下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革。诸如实行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迁都等，极大地促进了北魏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也为隋唐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

后期北魏统治者日趋腐化，吏治逐步败坏，大多农民家破人亡。从而在523年，爆发了六镇起义。虽然起义被镇压，但北魏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528年，契胡人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掌控朝政。530年，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杀死了专权的尔朱荣，尔朱荣弟尔朱兆又杀死孝庄帝，立元恭为帝，政权又为尔朱氏所握。532年，高欢灭尔朱氏，杀元恭，另立魏孝武帝元修。元修为摆脱高欢所控，从洛阳出逃，奔镇守关中的将领宇文泰。宇文泰祖先来自辽西的宇文部鲜卑。至此北魏开始分裂：高欢又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宇文泰杀元修，立元宝炬为帝，都长安，史称西魏。

北周时期

建立北周的宇文氏来源于东部鲜卑时期的宇文部，分布于今天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宇文部祖先是北匈奴迁往中亚后，留在故地漠北的部众东迁与鲜卑人混居以后被同化的族群，为匈奴裔。宇文部在首领宇文莫那带领下，自阴山南迁至辽西，同辽西慕容部发生多次争斗，并且大多被击败。最终在344年，宇文部受到慕容部毁灭性的打击，宇文部部众散落各地。

557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为帝，是为北周孝闵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557年，孝闵帝年幼，大权掌握在堂兄宇文护手中。九月，宇文护杀孝闵帝，立宇文毓为帝，即北周明帝。公元560年，宇文护又毒死明帝，立宇文邕为帝，是为北周武帝。公元572年，周武帝杀宇文护，亲掌朝政。亲政后，周武帝宇文邕采取了一些经济政治的重大举措，国势日渐强大。而东邻北齐在高纬的统治下，朝政败坏，民众怨声载道。这也激发了北周武帝统一北方的决心。

576年，北周发兵攻北齐，先占晋阳（今山西太原），继续东进，577年攻陷北齐都城邺城，北齐灭亡，北方归于统一。周武帝灭北齐后，又进军南方的陈朝，取得了长江以北的土地，北周领域扩大，为后来隋朝的统一打下了基础。581年，杨坚受禅代周称帝，改国号隋，北周亡。

隋唐以后

北周灭亡后，以鲜卑族作为主体建立的鲜卑国家不复存在。隋唐以后，鲜卑已不在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

如今，鲜卑族已经融在其他民族之中，成为民族融合道路上又一消失的古代民族。但根据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周慧教授的古人遗骸线粒体古DNA研究，证实现代锡伯族人群很可能是古代拓跋鲜卑的后裔。鲜卑消失的主因是人口枯竭，当年鲜卑族的汉化政策总体而言并不是特别成功，一些鲜卑族先是汉化后来又胡化。

拓拔部是鲜卑诸部中非常复杂的一个部族，其人口组成不仅有原拓拔部本部之人，还有留居漠北的十万余户匈奴，以及被拓拔部征服掳掠来的秽秣人、诸多杂胡，并且在崛起的过程中吸纳了大量的肃慎人、扶余人，甚至高加索白种人，以至于在体貌上拓拔部更接近于白种人。由此可见，锡伯族的祖先很有可能是拓拔部中的原肃慎人，因为锡伯语和满语一样都属于古肃慎语（通古斯语系）。

内部分类

鲜卑族分类有两种。

一种是按照其部落起源的地区和同其他部落融合的情况，分为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

另一种是按照分布地域不同，分为西部鲜卑、中部鲜卑和东部鲜卑。其中西部鲜卑主要指河西鲜卑、陇西鲜卑，包括吐谷浑部、乞伏部和秃发部等；中部鲜卑包括拓跋部和柔然等；东部鲜卑包括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等。

族称族源

《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和《十六国春秋》都记载“鲜卑”族名是“依鲜卑山，以山为号”，《魏书》记载为“大鲜卑山”。据考证，鲜卑山即为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的蒙格罕山；而大鲜卑山则位于发现有嘎仙洞的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境内的大兴安岭北段。

族名释义

“鲜卑”一词，王国维、白鸟库吉均认为鲜卑即“犀毗”，亦称“师比”，指胡人的带钩而言。此带钩初出自东胡，战国时传入赵国等。《史记索隐》引张晏云：“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落”为兽之义，“鲜卑”意为祥瑞或神，合之为瑞兽或神兽。东胡人以鹿等瑞兽状铸镂带钩上，即所谓“鲜卑郭落带”，译言瑞兽带或神兽带。

另外，有的学者认为“鲜卑”是祥瑞之意，以鲜卑作为族名，符合古代游牧民族命名的习惯方式；还有的学者认为“鲜卑”包含有动物含义，是作为部落图腾的动物或是神兽。

血缘种族

鲜卑人中某些部具有典型的东北亚白种人特征。

《世说新语·假谲》载王敦称晋明帝为：“黄须鲜卑奴”，并称其相貌特征是“黄须”。注引《异苑》所载王敦语作：“黄头鲜卑奴”，并加以解释：“帝所生母荀氏，燕国人，故貌类焉”。黄头指的是金发，黄须指的是黄胡子，可见晋明帝的相貌特征就是金发黄胡子，具有白种人的相貌特征。《晋书·明帝纪》亦载王敦称晋明帝为“黄须鲜卑奴”，并称“帝状类外氏，须黄，敦故谓帝云”，明确指出晋明帝的相貌与其母族相近，说明其母族的相貌具有白种人的特征。既然晋明帝被称为“黄头鲜卑奴”或“黄须鲜卑奴”，其生母荀氏应为鲜卑人。

晋明帝生母荀氏的身份是宫人，《晋书·后妃传》未载其出身，《晋书·明帝纪》称其为“燕代人”，据《晋书·地理志上》：“起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晋书·刘聪载记》称“鲜卑之众星布燕代”，足见燕代地区是鲜卑人的主要分布区，暗示荀氏是鲜卑人。

东晋人认为，晋明帝因母亲是鲜卑人而相貌类似于鲜卑人，所以才被称为“黄头鲜卑奴”或“黄须鲜卑奴”，证明“黄头”或“黄须”正是鲜卑人的相貌特征。金发是白种人的显著特征之一，可见鲜卑人具有白种人的特征。

语言文字

鲜卑语在中国史书中称为夷言、国语、北语、胡语或者胡言，为中国与蒙古历史上鲜卑族使用的一种语言，其使用时期为2、3世纪交替至7世纪中叶，在东晋十六国至北朝时期被广泛地入主中原的鲜卑族作为本民族语言使用。作为当时统治者所使用的语言，鲜卑语一度在中国北方成为仅次于汉语的声望语言。至到北魏时期，孝文帝和冯太后下令进行汉化改革，迁都洛阳，改用汉语代替鲜卑语，更改鲜卑语姓名为汉字姓名。禁止入住中原的鲜卑人使用鲜卑语，无疑使到鲜卑语的生存空间大幅度地缩小。六镇之乱后，胡化比较深的六镇部将再度推广鲜卑语的使用，中国北部掀起了鲜卑化热潮。直至隋朝末期，鲜卑语失传。

但是，在北魏的改革过程中，为现代语言学家留下了解读鲜卑语的线索。北魏更改胡名为汉名，基本采用了语音相近而转写和语义相近而直译的两种方法。前者提供了一些鲜卑语的语音信息，后者相当于一套鲜卑语—汉语对义词汇表。例如更改拓跋为元、独孤为刘、贺赖为贺、步六孤为陆、吐奚为古，更改可汗为皇帝、可孙为皇后、莫贺为父、么敦为母及阿干为兄等等。白鸟库吉与方壮猷等现代学者首先正确地认识到这些词语原名与汉名为鲜卑语语音语义对应汉语语音语义的关系，并且进行了对比研究。

关于鲜卑文，《隋书·经籍志》中有关于使用鲜卑语翻译中国传统汉文书籍的记载，共记有《集解论语》、《集注论语》等108部图书，447卷，此外在唐朝初期编纂《隋书》时还统计另有亡佚图书135部，569卷。但是以上这些鲜卑语图书无一本传世至今，故其文字无法考证。

风俗习惯

早期鲜卑保持有游牧民族的习俗特性。因为鲜卑同乌桓同源，又受到匈奴奴役，所以习俗与乌桓、匈奴类似。《后汉书》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燕毕，然后配合。又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为名裘。”其社会组织为邑落组织，分为部、邑、落，由小到大组成。后期鲜卑由于同汉族接触加深，渐渐汉化，其生活习性逐渐向汉族靠拢。

宗教信仰

早期鲜卑族由于风俗习惯、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等原因，长期保持着一种原始状态，所以在其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萨满崇拜气息比较浓厚。萨满教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建立在万物有灵性的基础上的原始多神信仰。在这种崇拜下，对于自然、图腾、祖先各鬼神的信奉都能够涵纳在它的宗教活动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各种知识的极度匮乏，人们击鼓完全处于自然力量的支配之下，自然界中的各种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如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都能够对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也容易使人产生敬畏感和神秘感。

后来，随着鲜卑族的不断南迁，并且日益深入中原腹地之后，同汉族的杂居和交流加深，加之高僧大德不遗余力的弘传，以及统治者的推动，在宗教信仰方面，佛教和道教日益成为鲜卑宗教信仰的主流，与此同时，萨满教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据史书记载，慕容部是最早接触佛教的鲜卑部落。342年，慕容皝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后，出现两龙相飞的祥瑞景象，“皝大悦……立龙翔佛寺于山上”。这是已知最早建立在东北地区的佛寺，也是慕容部倾心向佛的明证。自此以后，佛教开始在慕容燕内广泛传播，佛教信仰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对于慕容鲜卑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相对于佛教而言，拓跋鲜卑对于道教的接触更早，早在代国的拓跋沙漠汗时期就有了奉道的迹象。北魏建立者拓跋珪对于道教也颇为热衷，天兴年间，拓跋珪设立道教仙牌，煮炼白药。太武帝时，因为出身于奉道世家的司徒崔浩大力推举，道教更是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实际上，早在道武帝平定后燕之时，便下令大兴佛法。到明元帝时，佛法开始在拓跋贵族和民间广泛传播，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也先后开始修建。但与此同时，萨满影响依然没有完全根除。在当时的重大政治、军事决策中，仍有神巫参与其中；在拓跋鲜卑的祭祀当中，仍有大量的原始色彩；在民间，萨满巫师仍然很受欢迎。

道教、佛教在鲜卑族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是佛教先后经历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二武灭佛，足以使佛教吸取教训；二是在大力举荐者崔浩被杀后，道教便也开始衰弱。

后世影响

秦汉以来，鲜卑民族是影响中华文明进程最为持久的北方游牧民族。十六国时期，鲜卑各部族政权为数最多，持续最久。分别为慕容氏的前燕、后燕、西燕和南燕，乞伏氏的西秦，秃发氏的南凉，吐谷浑氏的吐谷浑国，拓跋氏的代国、北魏、东魏和西魏，宇文氏北周以及鲜卑化的高氏北齐，先后持续近三个世纪。宇文鲜卑“别种”契丹族辽国持续近二个世纪，亡于女真族金国后进而西迁建立西辽国，直至被蒙古汗国所灭，又持续近一个世纪。北宋至清，有拓跋鲜卑支裔党项羌拓跋部的西夏国，持续近二个世纪。自十六国以来影响中华文明进程约千年之久。

鲜卑民族主要活跃于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政治舞台。而这一时期，是中华文明大转型时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基本定格成型的历史。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和社会大转轨是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主旋律。胡汉民族的共同性日渐增多，差别性日渐减少，一步步水乳交融般地融为一体了。对汉民族的根祖认同，为北方各民族趋同于汉民族文化而走向汉化提供了历史根由。于是，在当时社会现实的驱动下，北方各民族相继步入了汉化道路。

在这方面，鲜卑民族最具典型意义，尤其是鲜卑拓跋氏。特别是北魏太和年间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制”，其不朽功业在于把胡人的“汉化”进程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使之法制化、定型化、常规化和普及化，从而把胡汉民族的大融合推向了全新的历史阶段，已经为隋唐王朝的崛起和中华大一统的重建直接铺垫了基石。

隋唐时期的汉民族便是在胡汉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尤其是胡汉通婚造成民族血统混合的基础上经过重构而变更面貌的新汉族。据民族史学家王桐龄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考证，隋唐时期的汉民族主要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如隋炀帝杨广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都出自拓跋鲜卑的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出自鲜卑族纥豆陵氏；唐太宗长孙皇后的父系和母系皆鲜卑人，故唐高宗李治承袭鲜卑血统近四分之三，承继汉族血统者仅四分之一。隋唐皇室便是以胡汉混杂的血统而统一中华的，并且胡汉血统混合更大量地在于下层民众。所以，隋唐时期的汉人或号为“唐人”的汉人，已不是魏晋以前汉人血统的简单延续，而是胡汉血统混合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构成的隋唐社会，冲破了僵硬的一元化格局，呈现出生动的多元化局面。隋唐王朝朝气蓬勃、活力迸发的磅礴气度，隋唐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势，在中华文明史上谱写光彩夺目的篇章。

五胡十六国

五胡十六国，简称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期。该时期自304年刘渊及李雄分别涵盖华北、蜀地、辽东，最远可达漠北及西域。在入侵中原众多游牧民族中，以匈奴、羯、鲜卑、羌及氐为主，统称五胡。他们在这个范围内相继建立许多国家，而北魏史学家崔鸿以其中十六个国家撰写了《十六国春秋》（五凉、四燕、三秦、二赵、一成、一夏），于是后世史学家称这时期为“五胡十六国”。实际上这一时期国家数目远多于16。东汉时胡人偶有内附，魏晋时期则将胡人大量内迁。由于晋廷的虚弱腐败和胡汉矛盾，五胡在八王之乱后纷纷举兵，史称五胡乱华。在西晋灭亡后，华北地区战火纷飞，掠夺与屠杀不断。经济受到严重摧毁，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民族、文化、政治、军事等发展走向。永嘉之祸带给人民巨大痛苦，大多逃难到凉州、辽东以及江南地区，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渐渐繁荣。在诸国混战期间，前秦皇帝苻坚一度统一北方，但在南征东晋时，于淝水之战惨败。其后各族于关东及空虚的关中叛变，加上东晋北伐，前秦全面崩溃，北方再度混乱。北魏立国后，经过拓跋圭、拓跋嗣及拓跋焘的经营，最后于439年统一北方，进入南北朝时期。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认为司马氏在曹魏统一北方和王浚渡江灭孙吴一统天下的基础上，本可以继续秦汉统一之格局，但是司马王朝走的是门阀政体之制度。由此造成社会各个阶级的矛盾和对立，动摇了晋王室统治的基础。其实，从中国文明周期论的角度看，司马氏和曹魏虽然暂时统一北方甚至王浚渡江灭孙吴一统天下，但都不可能继续维持秦汉统一之格局——因为中国本土产生的第一期中国文明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绝境，佛教和西域文明已经大举入侵。蛮族蠢蠢欲动、虎视眈眈。第二期中国文明揭开了序幕。】

历史溯源

在西晋时期，五胡居于西晋北方、西方的边陲地区，对晋王朝呈现半包围局面。五胡在八王之乱后纷纷举兵，史称“五胡乱华”。在西晋灭亡后，华北地区战火纷飞，掠夺与屠杀不断。经济受到严重摧毁，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民族、文化、政治、军事等发展走向。永嘉之祸带给人民巨大痛苦，大多逃难到凉州、辽东以及江南地区，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渐渐繁荣。在诸国混战期间，前秦皇帝苻坚一度统一华北，但在南征东晋时，于淝水之战惨败。其后各族于关东及空虚的关中叛变，加上东晋北伐，前秦全面崩溃，北方再度混乱。北魏立国后，经过拓跋珪、拓跋嗣及拓跋焘的经营，最后于439年统一华北，进入南北朝时期。

群雄逐鹿

北方各族的内徙造成严重的民生经济损失，各民族在互相抗衡、屠杀中也展开合作与融合。各国的君主为了增强实力，也在各自的根据地上实行一些发展生产的政策，使得各地区在华北动荡荒乱的背景下，形成局部稳定的局面。该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持续到南北朝时期，最后于隋朝时期完全融合。此外，几乎在同一时期，欧洲的西罗马帝国也在经历被日耳曼人、匈人等游牧民族入侵，史称“蛮族入侵”。

司马王室南迁。而北方的黄河流域则成为各少数民族的逐鹿之地，直至东晋灭亡，东晋也无力收复中原，同时中原北地风雨飘摇，崔鸿著《十六国春秋》，此时期统称“十六国”。五胡十六国时期是一个习惯性统称。

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和汉族的河西张氏除了建立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国、成汉等十六国之外，此外还有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的仇池、代国、高句丽、冉魏、西燕、吐谷浑、西蜀和翟魏等，实际远不止十六国。

五胡十六国兴替的历史相当繁乱，这里仅述其大势。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界，这百来年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既人们常说的“胡亡氐乱”。永嘉（307-313年）之乱后“五胡”所建立的多个政权一度为氐族前秦政权所统一，但淝水一战失败后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第二阶段更是祸乱不息，前秦灭亡后北方重又分裂，关中、关东、陇右政局纷乱，民族之间的斗争又出现一个高潮，社会动荡比以前更厉害。直到北魏统一北方，才结束“五胡乱华”。

后来，北魏分裂，出现四个王朝（分别是西魏、东魏，西魏被北周取代、东魏被北齐取代。

五胡十六国时期是北方（有时包括蜀地）在西晋灭亡为匈奴、鲜卑、羯（匈奴别支）、羌和氐（包括大月氐、小月氐、巴氐、仇池氐），代表建立北方诸国的主要民族。但实际上建立者还有汉族（前凉、西凉、北燕等）、丁零族（翟魏）、北马兰羌、巴、卢水胡、杂胡、铁弗、乌桓、九大石胡、姜、扶余、坚昆等族。

“十六国”则是源自北魏末年的史官崔鸿私下撰写的《十六国春秋》而得名。他自北方所有大大小小的七十八个政权中选出国祚较长、影响力大、较具代表性的十六国。这十六国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和四川地区，共有成汉、前赵、后赵、前凉、前燕、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南燕、北燕及夏国等国。

疆域范围

西晋末年，全国共有21州。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诸国的范围大约是华北地区及四川地区。疆域的变更可分成五期，分别是：前赵、后赵、成汉及东晋时期；前燕、前秦及东晋时期；前秦东晋对峙时期；诸国混战与东晋时期，此时北方以后燕及后秦最盛；北魏、夏国、北凉及东晋时期。

行政区划

虽然各国占地不大，但往往分置许多州，以致州境缩小。由于一些国家采胡汉分治的制度，所以设置各种族专属的行政区。例如前赵刘聪置左、右司隶及内史，用来统治汉人。单于左、右辅及都尉，则用来统治胡人。为求虚名，以表示境域广大，常将境外邻境的州增设于本国内。例如后燕设置雍州于长子（原属并州），成汉设置荆州于巴郡（原属梁州），南燕置并州于阴平（今江苏沭阳北）。所以往往多个国家同时拥有同名异地的州。北魏统一华北后即整合政区。由于州境缩小，郡失去意义而逐渐废除。

此外，北方诸国会成立侨州郡县以安置流民，通常会依据流民原籍来定新州郡名。如前燕慕容廆立国于辽东时，他将投奔来的冀州人设冀阳郡、豫州人设成周郡、青州人设营丘郡、并州人设唐国郡。河西在西晋末已有为流民设置的郡县，在张轨为凉州刺史时，就为秦、雍流民设置武兴郡。405年，西凉李皓即为南人置会稽郡、中州人置广夏郡。这些郡县略同于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只是使用大略的地名而非流民原籍。

政治体制

五胡十六国时代的统治的一个特色是胡汉分治，将汉人与胡人以不同的制度作统治。以汉赵（即前赵）为例，刘聪同时居皇帝（汉人的君主）和单于（胡人的首领），汉人以户为单位设官统治，而胡人以落（指以帐篷营生的单位）为单位，设不同系统的官员来统治。另一个统治特色是，以种族、部族为中心的政军结构。

许多国家延续原本游牧社会中，以部族和血缘为中心的体制，国家仅是各部族之间的联盟，因此各部族领袖在军政上有较高的权力，皇帝的君权较不能如其他朝代那样直接透过官僚机构达成，也容易造成因宗室、部族领袖之间发生内讧而造成内战。前秦的苻坚和王猛即希望针对加以改革但尚未完全成功，后来北魏的拓跋圭将部落解散，设立新的统治机构，才逐渐减弱这种统治特色。

许多五胡的君主如刘渊、苻坚等等皆深染中国文化，所以皆采用其文化如提倡儒术、禁止烝妻报嫂等。九品中正制也继续使用，用来拔选世族（亦作士族）人才，使为己用。当时世族之所以和胡族君主合作，主要为了苟全性命，许多世族轻视胡族君主文化低落。甚至有些世族，告诫子孙不可将出仕胡族的经过写在墓碑上。

石勒曾典定士族九法、慕容宝定士族旧籍、苻坚复魏晋士籍，皆用来承认世族权利。石勒每破一州，必集中世族于“君子城”或“君子营”，下令不可欺辱之。华北动乱时，众多人民逃往辽东，慕容皝设侨郡收留，并辨别世族清浊，后来这些世族成为前燕的基石。直到后燕、西燕及南燕仍然继续执行。前秦苻坚受谋士王猛影响，十分热爱汉文化。他在攻灭前燕后，即听王猛建议，重用关东世族。后来在王猛与众士大夫经营之下，前秦国力提升。苻坚也接受“大一统”的思想，发兵南征，但大败。北魏拓跋鲜卑自开国之初即重用清河崔氏，大约亦采用九品中正制，至拓跋焘时期已出现了“中正官”的记载。这些都助长北方世族的发展。

军事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北方诸国多实行异族分治制度，或称为胡汉分治制度，在一国之中，实行两种不同的军政体制。对汉族人民，仍按汉族的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对少数民族，则按各自的部落传统进行统治。这使得军事统帅被分为单于台与都督中外诸军事并立，后来随形势发展渐渐合并。在军队形式上大致同西晋兵制，具有中军、外军组织及都督、将领等职务。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主要保卫京师；外军为中央直辖的各州都督所统率的军队。各国兵权，大多掌握在宗室手里，任都督中外诸军事除了前秦王猛（非宗室）外，有前赵刘宣、刘曜等人，后赵石弘、石斌，前秦苻雄、苻法等人。这本来是加强朝廷的措施。但往往变成皇位之争而与太子自相残杀，最后导致亡国。

马蹬，强化骑兵战斗力各国军队以骑兵为主，步兵其次。各国本民族的部落兵多为骑兵。随着攻城战的出现以及让汉人编列为军队，步兵数量也逐渐增加。如前秦南征东晋之际，即以步兵六十万，骑兵为二十七万，不过各国并非都改任步兵为主力。在兵役制度方面，则是实行本族全民皆兵的部落兵制，并兼有魏晋世兵制的特点。只要是凡识于战斗的本族人民，皆作为军队基本兵力。基本上中军为终身制，其家属通常随营聚居，称营户，负责供应军粮。镇守各地的外军，其随营聚居的家属则称镇户。营户与镇户都是其兵力来源。其他人民方面皆实行征兵制，征发各郡、县的各族人民补充军队。其中汉族兵的来源，还包括来自投降的坞堡和招募的农民，一般都是终身为兵。

五胡十六国时期各国骑兵均已强化。当时马蹬已经十分普遍，其最大功能是可以解放双手，骑兵开始可以靠双脚控制平衡在马上冲、刺、劈、击，这大大提升骑兵的战斗力。马铠也成为骑兵较普遍的装备，来保护战马免受远射兵器攻击。

经济体制

经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中原残破不堪，人民四处逃难，形成流民潮。诸国君主亦掠夺人口，以充实国力，深深破坏北方的社会结构。残留在北方的世族，在面对险恶的环境下，有些聚集乡民和自家的附属人口，建立坞堡以便自守。而流民也纷纷投靠，形成人数众多的部曲。有些则与诸国君主合作，以保本族安全。五胡君主在建国后，为了能够统治中原地区，也需要熟悉典章制度的士大夫（世族）的协助。由于处境艰困，北方世族对同族常存抱恤的温情，家族组织趋向大家庭制，有远来相投的亲戚，莫不极力相助。在团结力量及参与政事后，北方世族并没有因战乱而衰落，反而经过长期相处，使胡人融入汉人文化中。

坞堡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投奔的流民可以受坞堡保护。人民一定要服从坞主命令，平时接受军事训练及农业生产，战时成为保卫坞堡的战士。人民的生产所得也须课税给坞主。坞主除负责生产与作战外，也要提倡教育及制定法律。由于坞堡众多又难攻破，往往会左右战局，使得五胡君主十分忌讳。例如祖逖北伐时，由于与当地坞堡合作，最后成功收复黄河以南领土，与石勒隔河相持。胡人君主为了解决坞堡问题，往往会与其妥协以笼络之。到北魏宗主督护出现，坞堡的时代渐渐过去。

当时黄河南北与关中地区是遭受战祸最剧，经济破坏最为严重。当时人民不是依附坞堡，成为坞主的部曲。就是迁移至各国首都附近，提供生产或兵役用。各国也会互相掠夺人民、财富以充实国力或是补给军队。由于人民频繁的迁移，使得在初期难有经济发展。

农业

有些国家在稳定之后，开始发展经济。例如后赵石勒在崛起过程中，大厮杀掠。但在立国后开始发展经济，劝课农桑，颁布的税收却比西晋还轻，经济逐渐复苏。但在石虎统治之后，劳役汉人，挥霍无度，经济下滑。另外，有些国家早在开创时期就已经打下基础，做好内政，吸引不少流民投靠。早在成汉成立之前，已有大批流民投靠巴氐李氏。李雄建立成汉后，在他统治之下“事少役稀，百姓富实”，成为最安定的地区。前燕慕容皝在统治辽东时即仿照曹魏，开放荒地让流民种植。前凉统治的河西地区，由于相对中原较少战乱，大量流民投奔。农业、畜牧业都有所发展。丝路也能保持畅通，使得首都姑臧成为商旅往来的枢纽，渐渐发展出“河西文化”。

人口

五胡乱华前北方各族分布图。在东汉至魏晋时期，北方各族陆续内迁至中原，与汉族一同居住，但是时常受到受汉官欺压或受汉人歧视。当时北方各族即受汉文化影响。如匈奴、氐族改用汉姓并学汉语及经书。中原也流行胡族文化，对于北方民族的生活用具、服装及音乐均感兴趣，并普遍食用牛羊酪浆。

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族更深入中原，当时在中原活跃的民族有鲜卑、乌桓、高句丽、丁零、羯、南匈奴、匈奴别支铁弗及卢水胡、以及西部的羌、氐、巴人。这些民族所建立国家属于渗透王朝。这些迁入的民族与滞留北方的汉人产生“文化采借”，双方逐渐进行文化交流与民族的融合，其中北方诸国的典章制度与礼仪法律几乎交由汉人制定。然而在交流中，因为思想冲突、种族纠纷及政治斗争等因素，时常发生破坏、屠杀等冲突。

在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同时，连年的战乱使百姓向相对安定的地区迁移。成汉的益州（四川）、前凉的河西走廊、前燕的辽河流域吸引了大量难民，成为立国的基石。河西姑臧还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经贸外来重镇。至于留在中原地区的人民则庇护在坞堡或是部落贵族。坞堡大多由世族豪强建立，主要作为军事防卫。世族豪强所拥有荫户不承担国家赋役，仅对坞主负有义务。为了保证国库收入和劳役来源，各族君主往往进行户口检查，将荫户复归于编户。

当北方诸国一一灭亡之后，由于草原故乡被柔然等新兴民族占据，而且已经适应中原文化与生活。所以这些民族绝大部分没有退返草原，而是留在中原与汉族合为一体。民族的融合直到北周、隋朝方完成。在东晋南朝方面，中原汉人在衣冠南渡后，也和当地汉人、山越等百越诸族、及南方其他各民族发生冲突及融合。在隋朝统一中国后，南北汉人的界线逐渐模糊，融为一体。

儒学思想

前秦苻坚崇尚儒学，奖励文教。他任汉人王猛辅政，王猛发展经济，关中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获得恢复和发展。使得前秦国势大盛，史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打下统一华北的基础。前秦崩溃之后，后秦姚兴注重刑罚，惩治贪污，关中经济稍微恢复。之后西凉李皓在玉门关、阳关开垦荒地，史籍记载“年谷频登，百姓乐业”。北燕冯跋减轻赋役，南凉秃发乌孤注重农业，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

文化

边疆各族在华北地区立国后，互相混战。在这些国家中，以前秦（氐族）和后秦（羌族）的文化最为兴盛，其次则是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及后燕。此外，汉族张轨、李皓所建立的前凉和西凉，更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史称“河西文化”。各国的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也发展教育。前赵刘曜设置太学、小学，选拔人才。前燕慕容皝设置官学，并著教材《太上章》和《典诫》。后秦、南凉设置律学，召集地方散吏入学。这促使北方各族接受汉文化，对于民族融合具有积极意义。

文学

《李柏文书》当时流传下来的诗及赋不多，可能因为艺术价值不高，所以流传不广。至于章奏符檄，《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认为有可观之作，文风上接近西晋末年的风格。民歌方面，著名的大抵保存于《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其中有出于氐族的《企喻歌》、出于羌族的《琅琊王歌辞》、出于鲜卑族的《慕容垂歌辞》。《晋书》的载记还保存一些当时的谚语，如流传于前秦的“长鞘马鞭击左股，太岁南行当复虏”、“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等。

该时期的作品以前凉和前秦的文人居多。前凉张骏著有乐府诗《薤露》、《东门行》两首，收录于《乐府诗集》。前凉大臣谢艾的奏疏曾被《文心雕龙》提到，他的文集可在《隋书·经籍志》看到。西凉李皓所著的《述志赋》载于《晋书》本传，这篇赋表现出他建功立业的志趣和对西凉局势的懮虑，内容颇有文采。前秦赵整著有两首五言四句诗，用比兴的手法讽谏苻坚。他还有一首琴歌《阿得脂》是杂言体，有些字句难解，大约杂用氐语。苻坚的侄子苻朗为散文家，作有《苻子》，其中有不少片断颇具文学意味。女诗人苏蕙的《织锦回文诗》虽然有文字游戏的意味，但仍表现出遣词用语的功力，成为流传不绝的佳话。另外，后秦宗敞为王尚申辩的奏章，被吕超认为可与曹魏的陈琳、徐干，以及西晋的潘岳、陆机相比。后秦胡义周为赫连勃勃作《统万城铭》，获《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赞扬为典雅庄重。

艺术

书法方面，著名的作品有前凉的《李柏文书》、前秦的《譬喻经》、西凉的《十诵比丘戒本经》和《妙法莲华经》等。其中《李柏文书》与东晋王羲之的《姨母帖》皆保存行、楷书变迁过程，对书写考究与风格变化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其他作品则介于书、楷之间。至于碑刻方面，著名作品有前秦的《广武将军碑》及《郑太尉祠碑》、北凉的《沮渠安周造像碑》等。其字体大多在隶、楷之间，风格墣茂古拙。《沮渠安固造像碑》为沮渠安固在高昌所立，原石在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广武将军碑》则于前秦建元四年（368）刻。笔划浑朴，结构拙厚，天趣浑成。书法家于右任曾作《广武将军歌》以推崇之。由于前秦碑文稀少，所以此碑与《邓太尉祠碑》皆备受珍惜。

时代特征

五胡乱华时期处于中国被外族侵占，北方沦陷时期，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他是首次外族入侵中国中国北方沦陷。五胡乱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野蛮的胡人对华夏文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华夏文明和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幸得有民族英雄冉闵屠胡挽救了中国，这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永嘉之乱以后，中国北方长期沦陷，中国政权流亡南方，建立了东晋。原先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使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最终取代中原而成为全国的重心。形成了一种饱含江南特质的新兴文化；而在北方殖民中国的胡人，为了更好地殖民中国，便大力的破坏中国文化，在文化上用血腥的手段逼迫中国人胡化。因此中国文化遭到野蛮的胡人的巨大血腥破坏，给隋朝恢复中国提供了难度。胡人对中原文明成果的破坏和对当地居民的屠杀，使得市民阶级的发展停滞，其政治上的民族隔离镇压，导致手工业者在苛刻的重负束约下，无力改进生产技术，从而迫使商业资本不断向高利贷资本转换。

永嘉之乱以后，华北长期陷于战争，民生经济大受破坏，人口锐减，晋室政权南下，改都建康，建立了东晋。

五胡乱华时，又有大量的西北诸胡和北方的鲜卑迁入中原。《晋纪》、《晋书》记录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唐编《晋书》卷65《王导传》据说：“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这就是说，南迁的人超过了半数。留在北方的汉人纷纷建立坞堡以自保。匈奴、羯等族军队所到之处，屠城掠地千里。（如《晋阳秋》残本所称的“胡皇”石勒一次就屠杀百姓数十万，诸晋史中也有大量屠杀记录，屠杀在数个州开展）石勒其侄石虎更加残暴。

迁到南方的中原部族与当地的人民和百越各族相融合，形成了一种包含江南特质的新兴文化；华北的六族（汉族、匈奴、鲜卑、羯、羌、氐）之间进行了长期混战和厮杀，如冉闵发布“屠胡令”，汉族群起响应，几乎将羯族杀绝，其他的胡人纷纷逃出中原，路上又因为粮食、牲畜、财产等不断互相残杀，死伤大半。到五胡乱华的后期，除汉族和鲜卑族仍保持其势力与明显的民族认同外，匈奴、羯（匈奴中的白奴）、羌、氐战败后或被大量屠杀，或是逐渐被同化（汉化或鲜卑化），鲜卑族拓拔部最终获取胜利，建立北魏之后逐渐统治华北地区。

各国简介

十六国主要有“五凉”（前凉、北凉、西凉、后凉、南凉）、“四燕”（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三秦”（前秦、西秦、后秦）、“二赵”（前赵、后赵）和北方的夏政权，南方的成汉政权。

五凉

前凉（320—376）汉族张茂

永嘉之乱后，凉州地区所保持的汉族政权。八王之乱后，西晋凉州刺史张轨及其子张守土保境，中原百姓纷纷前来避乱。张氏子孙世代据守凉州，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汉人士族在那里传授儒学，保存了中原失传的一些经籍和学说。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为西北汉文化的中心。张氏虽然接受东晋封号，但由于与东晋相距万里，实际上也是一个割据政权，前凉先后打退了刘曜、石虎的进攻，又西越流沙，攻龟兹，西域诸国先后归附。后又击败伊吾戌己校尉赵贞，在其地设立高昌郡，控制了从陇西到高昌的广大地区，盛时疆域复盖今甘肃、新疆及内蒙古、青海各一部分。376年，前秦天王苻坚以十三万步骑大举进攻，张天锡投降，前凉灭亡。前凉，共传4世8主，立国凡57年。

南凉（397-414年）鲜卑秃发乌孤

都乐都（今属青海），盛时控有今甘肃西部和宁夏部分地区。秃发即“拓跋”的异译，为拓跋氏的一支，被称为河西鲜卑。秃发乌孤时期，以廉川堡（今青海民和）为中心，势力不断发展。初附于后凉吕光，但于397年与后凉决裂后，乌孤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平西王。史称南凉。399年迁都于乐都，后乌孤死，弟秃发利鹿孤继位，徙都西平（今青海西宁）。401年秃发利鹿孤改称河西王，次年死，其弟继位，改称凉王，迁回乐都。自404年后南凉为争夺河西走廊而与邻国连年征战，以致农牧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连年不收，国力渐衰。414年西秦趁南凉进攻吐谷浑乙弗部，乘机袭取乐都，后南凉降于西秦，南凉遂亡。

北凉（401-439年）卢水胡（一说赀虏）沮渠蒙逊

都张掖（今属甘肃）。盛时控有今甘肃西部、宁夏、新疆、青海各一部。397年后凉进攻西秦失败，吕光杀死从征的部下沮渠罗仇兄弟，罗仇侄蒙逊遂以会葬为名，与诸部结盟起兵反抗吕光，并与从兄男成推段业为凉州牧、建康公。399年段业入据张掖，自称凉王。401年段业杀男成，蒙逊遂以此起兵，攻破张掖，并杀段业，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建国号北凉。412年蒙逊迁都姑臧，称河西王，至421年灭西凉。433年蒙逊死，子牧犍继位。439年北魏大军围攻姑臧，牧犍出降，北凉遂亡。蒙逊弟无讳等率残余势力西走，立国于高昌，460年为柔然所灭。

西凉（400-421年）汉族李暠

都酒泉。盛时控有今甘肃西部酒泉、敦煌一带，西抵新疆葱岭。400年，据敦煌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公，并设官建号，发兵攻下玉门以西各城，控制了西域，建国西凉。401年，沮渠蒙逊杀段业，建北凉。自此常对北凉作战。405年迁都酒泉，并徙胡、汉各族二万余户于酒泉一带，以汉人一万户侨置会稽、广夏二郡，余户则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北凉沮渠蒙逊每年进攻，西凉力不能敌，故与北凉通和立盟，后北凉背盟进攻，不得不迎战。417年病死，子李歆继位，继续与北凉作战。420年歆闻沮渠蒙逊南伐西秦，遂率军三万攻北凉都城张掖，途中为逊所败杀。同年，歆弟李恂据敦煌称冠军将军、凉州刺史。421年三月蒙逊攻破敦煌，恂自杀，西凉灭亡。

后凉（386—403年）氐族吕光

后凉是十六国时期氐族贵族吕光建立的政权。其国号以地处凉州为名。苻坚淝水之战前，苻坚派太尉吕婆楼子吕光率兵经营西域，吕光攻破焉耆、龟兹等三十六国，俘获大量珍宝和马匹。东晋太元八年（383年）淝水之战后，吕光回归姑臧（今甘肃武威）。苻坚被害后，吕光于386年入据凉州，建立后凉。统治范围包括甘肃西部和宁夏、青海、新疆一部分。399年吕光卒，子吕绍继位，庶长子吕纂又杀吕绍自立。401年吕隆（吕光弟吕宝之子）又杀吕纂自立，国势益衰。403年，吕隆因后秦、南凉、北凉交相攻逼，降于后秦，后凉亡。

四燕

前燕（337—370）鲜卑慕容皝

前燕是鲜卑族慕容皝所建，该族原居住在辽河流域。公元337年，慕容皝称燕王，以龙城（今辽宁朝阳）为国都，招徕中原地区的汉族流民，组织屯田垦荒。地租比率，用官牛者，民得收获物十分之四；用私牛者，官民对分。前燕社会较安定，中原地区的许多劳动人民都逃到这里，并带来了生产技术，促进了这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慕容儁灭冉魏后，迁都蓟，五年后，又迁于邺。迁都后，统治集团的生活日益腐朽，政治也渐趋黑暗。皇帝慕容儁有后宫四千余人，僮仆四万余人，穷奢极欲，日费万金。太傅慕容评极力搜刮人民的财产，强占田地，还封固山泽，平民乃至军队砍柴打水，都要纳钱，其所搜刮的钱绢，堆聚如山。此外，贵族官僚们还大量的占有庇荫户，总数更超过国家控制的户口，致使国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调发都很困难，以致府库空虚，士气低落。公元369年，前燕贵族内部又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贵族慕容垂投降前秦苻坚。苻坚以王猛为统帅，慕容垂为先锋，率步骑三万人进攻前燕，攻占洛阳。次年又以六万人大败慕容评四十余万人。后攻下邺城，俘获慕容暐，前燕灭亡。

南燕（398—410）鲜卑族慕容德

建都广固，盛时控有今河南及山东部分地区。慕容宝为后燕帝时，以其叔父慕容德镇守邺城。公元397年，北魏攻后燕都城中山，宝北逃奔至龙城，后北魏破中山，后燕被分成二部。在魏军压力下，慕容德弃邺南下，398年（魏天兴元年），率户四万徙至滑台，自称燕王，史称南燕。次年，北魏攻占滑台，德遂率众迁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改称皇帝。南燕建立后，据有青、兖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但由于胡汉大族竞相荫庇佃客、部曲，形成“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晋书·慕容德载记》）的局面，严重影响国家的赋役征发。405年，慕容德死，兄子慕容超嗣位，但好游乐，委政宠幸，又诛杀功臣，赋役繁重，百姓困苦。公元409年，东晋刘裕率师北伐，次年攻下广固，超被俘斩，南燕灭亡。

后燕（384—409）鲜卑慕容垂

淝水之战后，慕容垂被苻坚派往邺城。当时镇邺的是苻坚庶长子苻丕。其时，丁零族翟斌在河北起兵，苻丕遂派慕容垂前去镇压。慕容垂欲乘机脱离苻秦控制，晋太元九年（384年），在莱阳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随后进兵围邺。这时，东晋北伐军已深入河南、山东，并正开始北渡黄河，被围的苻丕向晋军求救。晋太元十年（385年）晋龙骧将军刘牢之被慕容垂打败，苻丕从邺城撤往晋阳，慕容垂占领整个河北地区后，于386年自称皇帝，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县），史称后燕。

北燕（409—436年）汉冯跋

后燕建始元年（407年），在冯跋的支持下，慕容宝养子高云取得后燕政权。北燕太平元年（409年），高云被部下所杀，后燕亡，冯跋自称燕天王。建国后，冯跋“励意农桑，勤心政事，乃下书省徭薄赋”，改变了后燕慕容熙时“赋役繁苦，百姓困穷”的情况。辽宁北票出土的北燕宰相冯素弗墓葬中的文物，其所表现的官制、葬制、舆服制度，都与中原一致，说明这个原来东部鲜卑居住区，经济、文化已迅速提高到中原水平。以后由于屡遭北魏的进攻，北燕太兴六年（430年），燕王冯弘焚毁龙城宫殿，东逃至高句丽，北燕灭亡。

三秦

前秦（351—394）氐苻健

十六国之一，为氐族苻健所建。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历六主，共四十四年。前秦的领土面积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处在第一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北方的非汉民族政权，是中国古代“最早尝试由少数民族来统一全国”的历史政权。早在公元333年，后赵主石虎徙秦、雍及氐、羌十万余户于关东，以氐族酋长苻洪为流民都督，率氐一族百姓徙居枋头（今河南汲县东北）。石虎死，苻洪降晋，接受东晋官爵。350年，冉闵诛胡羯，关陇流民率西归。此时苻洪拥众十余万，自称大都督、大单于、三秦王，欲率众还关中，苻洪死，苻健继领其众，称晋征西大将军，自枋头西入潼关，氐人纷起响应。苻健遂攻占长安，据有关陇。351年称大秦天王、大单于，国号大秦，史称前秦，352年称帝，都长安。354年，东晋桓温率军攻秦，苻健坚壁清野，355年，子苻生立。357年苻生堂兄苻坚杀苻生自立。苻坚即位的几年内，前秦国内相对安定，在十六国纷扰时代中，呈现一派“小康”气象。在此基础上，前秦势力渐强大，他聚集氐族武装力量，开始了统一黄河流域的征战，370年灭前燕，371年灭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氐族杨氏，378年取东晋的梁、益二州，376年灭前凉，同年乘什翼犍衰乱灭代，382年苻坚命吕光率军进驻西域。至此，统一整个北方，与东晋形成南北对峙局面。苻坚自恃强盛，不断对东晋发动进攻，他的弟弟苻融和大臣们不断苦谏，劝他不可攻晋。鲜卑贵族慕容垂等却希望苻坚在战争中失败，好趁机恢复前燕的统治，都私下劝苻坚出兵。而战事主要在东线徐州一带和西线襄阳一带进行。379攻占东晋战略重镇襄阳，苻坚遂决定重新部署，全力进攻东晋。383年，淝水之战，前秦大败。385年，苻坚被姚苌所杀，前秦逐渐崩溃。

后秦（384—417）羌族姚苌

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前秦苻坚在淝水之战溃败后，羌族贵族姚苌于公元384年在北地（今陕西富平县）自称秦王。385年杀苻坚，取长安。386年称帝，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统治区有今陕西、甘肃、河南等地。417年为晋朝刘裕所灭。

西秦（385-431）鲜卑族（一说赀虏）乞伏国仁

都苑川。盛时控有今甘肃西南部和青海部分地区。鲜卑乞伏氏在汉魏时已自漠北南出大阴山，迁往陇西，并定居于此。前秦主苻坚在位时，乞伏鲜卑酋长、国仁父乞伏司繁被任命为镇西将军，镇勇士川（今甘肃榆中）。后司繁死，国仁代镇。淝水之战，苻坚败亡，国仁聚众十余万。公元385年，国仁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并领秦河二州牧，筑勇士城为都，史称西秦。388年国仁死，弟乞伏干归继位，称河南王，迁都金城（今甘肃兰州）。394年前秦主苻登败死，干归尽有陇西之地，改称秦王，并于400年迁都苑川。同年败于姚兴，遂降附后秦，为其属国。412年干归死，子乞伏炽磐继位，称河南王，迁都袍罕（今甘肃临夏）。414年攻灭南凉，改称秦王。428年炽磐死，子乞伏暮末继位，政刑酷滥，民多叛亡；430年暮末欲东趋上（今甘肃天水），归附北魏，但途中遭夏主赫连定阻击，故退保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南）。431年夏军围攻南安，暮末出降，西秦遂亡。

二赵

前赵（304/318-329）匈奴刘渊

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称汉王。308年称帝，建都平阳。310年，刘渊死，刘聪即位，曾兼采魏晋和匈奴旧制，实行胡汉分治，三年灭西晋。318年，刘渊的侄子刘曜夺取汉政权，自立为帝。319年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建都长安。建国后继续实行胡汉分治，徙氐、羌等族数十万人于长安，保持其部落编制，并在汉人统治区内恢复儒学。统治区域有今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的一部分。329年被后赵石勒所灭。

后赵（319—351）羯石勒

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319年，羯族石勒自称赵王。329年灭前赵。一年后称帝，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后又迁都邺（今河北漳丘西南），史称后赵，极盛时占有山东、陕西和江苏、安徽、甘肃、湖北、辽宁的一部分。351年被冉魏所灭。

成与夏

成汉（304-347）巴氐李雄

十六国之一。公元301年，巴氐族领袖李特在蜀地领导西北流民起事。304年，其子李雄在益州自称成都王，306年称帝，国号成，建都成都。李雄在位三十年，刑政宽和，战事稀少。338年，李雄的侄子李寿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汉。统治区域有今四川和云南、贵州的一部分。347年为东晋桓温所灭。

胡夏（407—431年）匈奴赫连勃勃

赫连勃勃曾任后秦姚兴的骁骑将军，夏龙升元年（407年）脱离后秦，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刘裕灭掉后秦后，自回江南，留在长安的守兵力量薄弱，加上又发生内讧，赫连勃勃乘机袭取了长安。夏昌武元年（418年），勃勃在灞上即皇帝位，留儿子赫连镇守长安。他每征一地，往往大肆屠城和坑杀战俘。大夏的统治是透过军事征服，因此政局很不稳定，至其子赫连昌时，因被北魏所逼，南走上邦（今甘肃天水）。夏胜光元年（428年），魏攻陷上邦，俘赫连昌。赫连定逃奔平凉（今甘肃平凉西北），自称夏皇帝。夏胜光四年（431年），赫连定在西击北凉时，被吐谷浑所俘，夏亡。

其他政权

代国（338-376）鲜卑拓跋什翼犍

代是十六国时期鲜卑拓跋氏在初期建立的政权。魏晋时期鲜卑拓跋部原游牧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一带。曹魏甘露三年（258）大人拓跋力微徙居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召集诸部，确立了在部落中的大酋长地位。力微卒，诸部离叛。晋元康五年（295）力微子禄官统部，分国人为中、东、西3部，自领东部。永嘉元年（307）禄官卒，其弟猗卢总领三部，有骑士40余万。永嘉之乱后，中原云扰，晋并州刺史刘琨表请封猗卢为代公，后进封代王。以后数传至拓跋什翼犍。什翼犍曾为质子在后赵都襄国（今河北邢台）生活多年，深受汉文化影响。咸康四年（338）即代王位，置百官，制法律，由部落联盟最终转变为国家形式。代建国三年（310）定都云中盛乐宫，后又在故城南筑盛乐新城，发展农业。建国三十九年（376）前秦苻坚发兵击代。什翼犍兵败奔逃，被子寔君所杀。代亡。

西燕（384-394）鲜卑慕容泓

前秦苻坚灭前燕后，尽徙鲜卑入关中。苻坚淝水兵败后，政权陷于瓦解。晋太元九年（384年），前燕皇帝慕容暐之弟慕容泓起兵反秦，自称济北王，史称西燕。其弟慕容冲也起兵反秦，兵败后归于慕容泓。慕容泓兵势大振，有众10万。后谋臣高盖等因慕容泓执法苛暴，杀慕容泓，拥立慕容冲为皇太弟。次年（385年）慕容冲称帝，率军陷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纵兵暴掠。鲜卑贵族都想东归，不愿留在关中，太元十一年（386年）杀慕容冲。此后有数名前燕贵族和将领被拥立为君主，最后慕容廆从孙慕容永立为河东王，率众东归，击败前秦苻丕，据有长子（今山西长子西），称帝。西燕中兴九年（394年）后燕发兵陷长子，杀慕容永，西燕亡。

冉魏（350-352）汉族冉闵

建立者为汉人冉闵，冉闵为石虎养子石瞻（本名冉良）之子，少年从军屡立战功，素有勇名，是后赵末期最著名的将领。350年，他借石虎死后诸子争位之机，通过政变夺取政权，建立国家，宣布恢复汉族身份和冉姓，国号大魏，都邺城，史称冉魏。这是十六国时期汉人唯一在中原建立的政权，得到了中原汉人的有力支持，但因为冉闵放跑后赵贵族、称帝交恶东晋、残杀汉族乞活军主将李农、浪费军资等一系列错误政策，导致国力空虚，外交上也四面楚歌，从建国开始就陷于和后赵残余的斗争之中，并且在攻灭后赵残余之后不久就被鲜卑名将慕容恪击败，冉闵本人被杀，首都邺城则在被长期包围之后投降，冉魏仅仅存在不到两年便灭亡了。

西蜀（405-413）汉谯纵

亦称后蜀，东晋时期谯纵建立的短命政权。建都成都，亡于晋。不属于传统定义下的十六国之一，其统治地区大抵以四川盆地为范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益州军队受命东下讨伐攻陷江陵、俘虏安帝的桓振，由于蜀军不愿离乡背景，因此发生兵变，变军胁迫时任参军的谯纵当首领，之后又攻陷成都，谯纵称成都王，西蜀建立。西蜀原不具立国条件，其能独立一隅乃因桓氏在长江中游为乱，东晋对长江上游的控制力减弱所致。西蜀君臣亦深明此点，因此于407年向后秦自称藩属，408年东晋攻西蜀，因后秦的援助及东晋军粮尽而获胜。409年，后秦天王姚兴封谯纵为蜀王。413年，东晋于准备多年后，太尉刘裕以朱龄石为帅再伐西蜀，蜀军望风而溃，成都陷，谯纵自杀，西蜀亡。

翟魏（388—392）丁零翟辽

383年淝水之战后﹐黄河流域的丁零人翟斌在新安起兵反抗前秦。太元十三年（388年）丁零人首领翟辽在黄河南岸滑台（今河南滑县东）自称魏天王，建立魏国，史称翟魏。翟魏以黄河为屏障，周旋于东晋、后燕、西燕三国之间，经常骚扰进攻后燕的南部边疆。390年东晋大将刘牢之败于翟辽之子翟钊，八月刘牢之奔袭攻克鄄城，翟钊逃奔黎阳。之后刘牢之与东晋另一大将朱序夹攻滑台，翟辽大败，渡河北逃。392年后燕慕容垂分兵二路渡过黄河，灭掉翟魏。

人物

前赵（汉赵）

一、僚属

呼延攸、呼延翼、卜豫、卜珝（平北将军）、靳准、靳冲（镇北将军）、王延、王彰、石勒、宣于修、马景、陈元达、胡崧、王桑（平北将军）、邢延、梁伏疵（镇远将军）、傅虎（讨虏将军，赠幽州刺史）、王摅（左都水使者，襄陵人）；

汉族：崔游、王弥、北宫纯、王育、刘殷（汉大昌文献公）、刘殷二女及四孙女、〖降将〗郝聿（西晋并州别驾）、卢志（汉太弟太师）、许遐（汉太保）、崔玮（西晋太子右卫率，汉太傅）、高乔（西晋太原太守，汉武卫将军）、令狐泥（汉武卫将军）、司马炽（晋怀帝，汉会稽郡公）、赵染（司马模牙将）〖叛将〗赵固（安北将军）

朱纪、呼延晏、范隆、刘雅、刘策、宋始、宋恕、刘岳、刘乂

汉族：羊献容

二、宗室

刘宏、刘钦、刘景、刘隆、刘欢乐、刘延年、刘洋、刘乂、刘丰（镇北大将军）、刘粲（大将军）、刘雅

刘粲∣汉隐帝刘元公

刘易刘翼刘悝刘敷刘骥刘鸾刘鸿刘权刘操刘持刘逞刘朗刘皋刘旭刘京刘坦刘晃刘衷刘约

五胡结局

匈奴

隋唐以后，逐渐融入汉族，不再有记载。但汉朝南北匈奴分裂时，北匈奴便迁往了欧洲，建立了匈奴汗国，从而导致了日耳曼民族的大迁移，间接灭亡了西罗马帝国。

羯

后赵被冉魏灭亡后，羯族作为整个东亚历史上最残暴的民族被屠杀殆尽，仅剩下一万余人投降了东晋，但没多久东晋爆发一场内乱，这仅剩的一只羯族人趁乱攻下了几个城池，又开始了后赵时期的食人残暴统治，最终被晋兵灭族。

鲜卑

鲜卑统一了北方之后，大力推行民族融合政策，唐朝融于汉族。

羌、氐

一部分羌氐人融入汉族，原本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几支在唐初年间被松赞干布统一建立了吐蕃王国；另外的南迁一部分在云贵高原形成十六诏，最终统一为南诏，南诏灭亡后分裂为各个民族；其余的继续南迁，与缅甸当时的各族共同书写了缅甸历史。

《魏书》总述

大凡刘元海以惠帝永兴元年据离石称汉。后九年，石勒据襄国称赵。张氏先据河西，是岁，自石勒后三十六年也，重华自称凉王。后一年，冉闵据邺称魏。后一年，苻健据长安称秦。慕容氏先据辽东称燕，是岁，自苻健后一年也，俊始僭号。后三十一年，后燕慕容垂据邺。后二年，西燕慕容冲据阿房。是岁也，乞伏国仁据桴罕称秦。后一年，慕容永据上党。是岁也，吕光据姑臧称凉。后十二年，慕容德据滑台称南燕。是岁也，秃发乌孤据廉川称南凉，段业据张掖称北凉。后三年，李玄盛据敦煌称西凉。后一年，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称凉。后四年，谯纵据蜀称成都王。后二年，赫连勃勃据朔方称大夏。后二年，冯跋杀离班，据和龙称北燕。提封天下，十丧其八，莫不龙旌帝服，建社开祊，华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乡，或拥数州之地，雄图内卷，师旅外并，穷兵凶于胜负，尽人命于锋镝，其为战国者一百三十六载，抑元海为之祸首云。

相关史籍

主要就是《魏书》（北魏发轫于十六国时期，淝水战后前秦瓦解时）和唐修新《晋书》，另外就是十六国书，都是当时直接记载十六国的私人或者官修的史书。该阶段特点即唐代修史时还有很多关于十六国时期政权的史书尚存。后代人编撰、辑录的主要有：唐代武敏之撰的《三十国春秋》（汤球辑本一卷）；北宋司马光主修的编年体《资治通鉴》；《太平御览》；清代汤球、黄奭辑录的唐代以前有关两晋·十六国（暂称为晋十六国）的史料书籍。1937年，商务印书馆根据《史学丛书》本将汤球的《九家旧晋书辑本》、《晋纪辑本》、《汉晋春秋辑本》、《晋阳秋辑本》、《十六国春秋辑补》、《三十国春秋辑本》等排印出版，收入《丛书集成》初编。新出版的《众家编年体晋史》一书也有较多收录。现代的有十六国国别史论文。

大事年表

第一时期五胡乱华（304-319）

304年

益州氐族难民领袖李雄，于成都称成都王，建立成汉帝国。（建国1）

匈奴左贤王刘渊于山西离石称大单于，后称汉王，建立汉赵帝国。（建国2）

306年

成汉李雄自称皇帝，国号“成”。

晋东海王司马越毒死惠帝司马衷，立怀帝司马炽。八王之乱结束。

307年

鲜卑慕容嵬自称大单于（前燕帝国前身）

石勒投效汉赵帝国

308年

汉赵刘渊正式称帝。

309年

汉赵帝刘渊迁都平阳，领有山西中部地区。

八月，汉赵刘聪第一次进攻洛阳，战败。

十月，汉赵刘聪第二次进攻洛阳，战败

310年

汉赵帝刘渊死，子刘和继位，刘聪杀刘和，篡位。

311年

六月，汉赵刘聪、刘曜等攻陷晋王朝首都洛阳，掳晋怀帝司马炽。史称“永嘉之祸”。洛阳陷落后，晋帝国建立五个行台（临时政府）。

312年

石勒进军河南新蔡葛陂，准备攻击晋帝国琅邪王司马睿，不利，率军北返，攻陷河北襄国、邺城，吞并冀州（河北中部）

313年

二月，汉赵刘聪杀晋怀帝司马炽，四月，晋帝国秦王司马邺在长安即位，是为晋愍帝。

祖逖击楫渡江北伐。（东晋第一次北伐）收复河南地区。

314年

石勒攻杀晋幽州刺史王浚，吞并幽州。（河北北部、北京）

汉赵刘曜第一次进攻长安，失败。

315年

汉赵将领曹嶷占领青州（山东半岛）

316年

十一月，汉赵刘曜第二次进攻长安，攻陷。掳晋愍帝司马邺，西晋结束。吞并关中地区（陕西省）

十二月，石勒击败并州刺史刘琨，吞并并州（山西省）。刘琨投奔辽西鲜卑段氏，后被杀。

317年

三月，琅邪王司马睿称晋王，是为晋元帝，东晋开始。

十二月，汉赵帝刘聪杀晋愍帝司马邺。

318年

晋王司马睿正式称帝。

七月，汉赵刘聪死，子刘粲继位。大将军靳准发动政变，杀刘粲及所

有匈奴刘姓皇族，自立为天王。大将刘曜、石勒攻陷平阳，杀靳准。

319年

刘曜称帝，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前赵）。石勒在襄国称赵王，原汉赵帝国分裂为二，两赵并立，后赵帝国建立。（建国三）晋平州刺史崔毖攻鲜卑慕容嵬，失败。慕容嵬吞并平州（辽东地区）

第二时期两赵相争（320-329）

320年

晋凉州刺史张寔被杀，弟张茂继位，前凉王国建立。（建国四）

东晋豫州刺史祖逖与后赵赵王石勒隔黄河对峙。

321年

后赵石虎击败辽西段氏，河北、山西尽入后赵版图。

东晋北伐大将祖逖逝世。

东晋封慕容嵬为辽东公。

322年

东晋大将军王敦叛变，攻陷首都建康。

七月，后赵石虎攻陷兖州。（山东西部）

东晋元帝司马睿死，子明帝司马绍继位。

323年

成汉帝国完全控制四川地区。

后赵石虎攻陷广固，杀曹嶷，吞并青州。

324年

后赵军攻汉赵洛阳，从此两赵相攻不绝。

五月，前凉凉王张茂死，侄张骏继位。

东晋王敦病死，苏峻等平定王敦之乱。

325年

六月，汉赵刘曜攻击后赵洛阳，被石虎击败。

晋帝国河南淮北地区（祖逖收复区）落入后赵帝国之手。

东晋明帝司马绍死，子成帝司马衍继位。

327年

汉赵帝国攻击前凉王国，取黄河以南地（甘肃东部）。

东晋将领苏峻叛变，明年攻陷首都建康。

328年

东晋温峤、陶侃起兵勤王，攻击苏峻。

后赵石虎攻河东，汉赵帝刘曜击败之。刘曜乘胜率军包围洛阳城。

十二月，后赵石勒与汉赵刘曜决战于洛阳，汉赵军大败，刘曜被擒，后被杀。

329年

汉赵太子刘熙、刘胤等，放弃长安，西迁上邽（甘肃天水）。

东晋温峤、陶侃平定苏峻之乱。

汉赵刘胤反攻长安，后赵石虎大破汉赵军。石虎追击，攻陷上邽，斩刘熙，灭汉赵帝国。（亡国一）后赵吞并关中，统一华北大部分地区。（凉州汉人张氏、辽东鲜卑慕容氏除外）

第三时期后赵独霸北方（330-352）

330年

后赵石勒正式称帝。

333年

成汉大将军李寿攻陷宁州（云南），吞并云贵地区，疆域如三国蜀汉。

七月，后赵帝石勒死，太子石弘继位。

晋辽东公慕容嵬逝世，子慕容皝继位。

334年

成汉帝李雄死，太子李班继位。十月，李期杀李班，篡位。

后赵石虎杀石弘，篡位，称天王。

335年

后赵尊高僧佛图澄。

前凉王张骏并吞西域地区。

337年

十月，慕容皝称燕王，前燕帝国建立。（建国五）

338年

三月，后赵天王石虎与前燕联军灭辽西段氏。

成汉李寿废皇帝李期，自立为帝，国号改称“汉”。

五月，后赵大军攻击前燕，包围首都棘城（辽宁锦州），后赵军大败。

339年

东晋军攻击成汉，收复宁州（云南省）。

后赵石闵攻东晋邾城（湖北黄冈），晋军大败。

342年

前燕迁都龙城（辽宁朝阳），攻打高句丽王国，攻陷首都国内城。

后赵天王石虎在邺城、长安、洛阳大建宫殿，暴虐奢侈，人民苦不堪言。

东晋成帝司马衍死，弟康帝司马岳继位。

343年

成汉帝李寿死，太子李势继位。

344年

前燕慕容皝消灭鲜卑宇文部落，统一东北地区。

东晋康帝司马岳死，子穆帝司马聃继位。

345年

十二月，前凉王国击败焉耆，疆域包括甘肃大部、西域。

346年

前燕军攻破夫余王国。

前凉王张骏逝世，子张重华继位。

后赵军攻击前凉，被前凉击败。

成汉帝国内乱，东晋桓温西征，攻击成汉帝国。

347年

东晋大将桓温攻陷成都，俘李势，灭成汉帝国。（亡国二）

后赵帝国再度攻击前凉王国，后赵军大败。

348年

后赵太子石宣杀兄弟石韬，石虎酷刑杀石宣。

前燕王慕容皝死，子慕容隽继位。

349年

后赵天王石虎正式称皇帝。四月，石虎死，太子石世继位。皇子石遵

杀石世，篡位。诸子内争，后赵帝国开始大乱。

东晋褚裒北伐失败。

十一月，后赵石鉴杀石遵，篡位。

后赵石闵（冉闵，汉人）屠杀胡人二十余万。

350年

一月，冉闵杀石鉴，即位，在邺城建立冉魏帝国（建国六）。

羌族姚义仲、氐族苻洪争入关中，苻洪击败姚义仲。苻洪死，子苻健进入关中。

二月，前燕帝国南下，吞并幽州等地（北京地区）。

后赵石祗称帝于襄国，攻冉魏帝国，大败。

九月，前燕军攻陷冀州中部。

十一月，冉魏帝冉闵攻后赵。

351年

苻健在长安称天王，前秦帝国建立。（建国七）

后赵帝石祗被杀，后赵帝国灭亡（亡国三）。

五月，兖州、青州复归晋帝国。

八月，冉魏帝国黄河以南诸州郡，归附晋帝国。晋帝国二度收复河南淮北之地。

352年

前秦苻健正式称帝。

四月，冉魏冉闵与前燕慕容恪决战于常山（河北正定），冉闵兵败被杀。

八月，前燕军攻陷邺城，冉魏帝国灭亡。（亡国四）

十一月，前燕慕容隽于蓟城称帝。

第四时期燕秦相争（352-370）

353年

东晋殷浩北伐失败。

十一月，前凉王张重华死，子张曜灵继位，张祚废之，自立为凉王。

354年

二月，东晋桓温第一次北伐，进攻前秦帝国。王猛与桓温会谈。

六月，前秦东晋长安白鹿原会战，晋军战败，撤退。北伐失败。

355年

六月，前秦帝苻健死，太子苻生继位。

前凉王国政变，凉王张祚被杀，张玄靓继位。

356年

东晋桓温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

前燕慕容恪攻陷青州广固，吞并青州。

357年

苻生暴虐好杀。六月，苻坚杀苻生，自立为天王。

并州地方首领张平，归降晋帝国，晋帝国名义收复并州（山西省）。

358年

苻坚击败并州张平。张平降前燕帝国。

苻坚开始重用王猛。

359年

东晋谢万北伐前燕帝国失败。河南淮北诸州郡落入前燕帝国之手。

360年

前燕帝慕容隽死，太子慕容玮继位。

河套匈奴刘卫辰归降前秦帝国。

东晋谢安出仕。

361年

穆帝司马聃死，司马衍子哀帝司马丕继位。

362年

前燕军攻晋帝国洛阳。

363年

前凉张天锡杀张玄靓自立。

364年

前燕军攻陷晋帝国洛阳。

365年

哀帝司马丕死，司马衍子废帝司马奕继位。

367年

十月，前秦五位公爵联合起兵叛变。

368年

王猛平定五公爵叛变。

前燕贵族将人民大量纳入荫户，以致财政困难，前燕帝国开始衰败。

369年桓温第三次北伐，军抵枋头。前燕慕容垂迎击，晋军大败。桓温撤退。

十一月，前燕慕容垂遭忌，投奔前秦帝国。

谢选骏指出：自东汉末年“第一期中国文明”结束后，五胡乱华、十六国、南北朝至隋唐五代辽金宋的分裂、统一与再分裂，再至元明清的统一，第二期中国文明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公元五世纪，北魏统一北中国，与南朝的刘宋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南北朝”时代开始。在本书的论述中，这叫做“古代南北朝”，与近代即十九世纪开始、二十世纪形成的“现代南北朝”，可以互相比较。

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鲜卑王朝，是民族融合的时期。由鲜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不断对其它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结束了一百多年北中国分裂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

然而从“中央与地方”的角度来审视，不难发现即使如博学的英国人A.J.汤因比在《历史研究》（1972年版12卷55－64页）中列举的中国模式，也是阴错阳差的。他所谓“传统的中国模式”，并非自秦至清一成不变，如现代埃及学家所理解的“埃及文明”那样的“化石文明”；因为中国政治秦至清两千年的帝国时代，在文明上却横跨两个时期即相对本土时期和混合佛教时期，按照我的研究，这就分别构成了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而且中国在此期间一治一乱、统一与分裂之际的运动，凸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在变动之中，而且是主导变动的主轴。这就构成了本书导论第一节《中国朝代兴替律》一开始明言的“中国朝代兴替律”及其补充所说的：对于不同的朝代来说，其“剑”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朝代不仅执剑的方法不同，而且所执的剑亦有不同；但最后无一例外的则是，它们都死于自己的剑，并且是以自己的执剑方式被来者杀死。这与其说是“以暴易暴”，不如说是“新陈代谢”。

即使在现代中国，表面上“变革与保守”在斗争，其实是“地方与中央”在唱戏。基于中央与地方紧张关系，无论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实际态度如何开明，这开明只能是二元性的：即在理智的、文化意识的、尊重现实的适应性方面接受它，而在另一方面，在情感的、生命感觉的、尊重传统的保守性方面抵制它。只有这样才能使国人前进中的躯体保持平衡，实际上即使连发达国家如欧美人也是这样的，甚至主张全盘西化的近代日本人也是这样。基于人性的这种特点，基于现代国际文化对中国的巨大挑战，基于国人必须根据自身条件来有效地应对这个挑战──我们理解，只有冲突才能更好的达到融合。在“冲突──融合”的眼光不难看出，所谓“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只是一个典型的“北魏口号”。八十年代的改革派，有如北魏时代的汉化派。其最后结局无异于一个“气胸患者在接受外来文化的空气”。

不论东汉末年的“党人”们其自我意识是什么，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地方代表”，用现代语言说就是“民意代表”──他们虽然没有组成可以进行权力分享的“议会”式组织，但已构成了分权的中心和消极抵抗的强力堡垒。而宦官势力则在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分配权力的斗争中，代表着中央的皇权──尽管是业已腐败的皇权──并用皇权的余威去阻止社会变革的潮流。在这种意义上，“清谈”不仅是士人间交流思想信息的一种沙龙式聚会；而且发挥了近代社会中报纸那样的作用。对此作一番背景考察，就不难得出一些新颖的看法，甚至是建设性的结论。

元明清帝国犹如秦两汉帝国，元朝犹如秦朝，是外来力量对缺乏整合力的中原民族进行野蛮整合的时代。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元有两个新动向对后来的明清帝国影响深远：分封制的死灰复燃，创立行省分寄式的中央集权。

以血缘纽带和家产分配为基础的宗室分封，曾是秦两汉君主制的重要辅助。时至隋唐，分封制基本上名存实亡。到宋代，已无分封制，宋朝宗室的地位不高。正如顾炎武所说：“唐宋以下封国，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而元时的草原封国、中原食邑、投下私属等分封制度，又重新抬头，大体和元朝共始终。元的分封制还波及明朝。朱元璋封皇子二十三人为王，多数就国，不仅直辖三护卫之兵，燕王、晋王等北边诸王还能号令镇兵，且有“清君侧”特权。无论是明前期的宗王出镇总兵，还是明后期的宗室优厚廪养，都有元朝分封制的遗留和“阴影”。忽必烈先后设立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河南、辽阳、岭北、征东十一行省。就职司和性质而言，举凡钱谷、兵甲、屯种、漕运等军国重事，行省无所不辖。征东行省与其它的行中书省不同的是，其设立于高丽王国所在的朝鲜半岛，行省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自辟官属，且财赋不入都省。因此，征东行省的地位十分特殊，与元朝其他行省性质不同，仅在名义上受到元朝的直接管辖。元朝的行省犹如中共的大军区，兼为中央与地方间的财赋中转站和行政节制枢纽。“汗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犹如“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同样以行省或大军区为枢纽。行省具有两重性质，又长期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行省分寄为朝廷集权服务，朝廷集权始终主宰着行省分寄。元的行省制创建了“汗中央”（类似现在的“党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新模式，对明清和现代中国的影响深重。

明清两代名义上废除了行省制，但省的区划并无大变，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仍然构成省一级官署。相反“省”的数目进一步增多，省级官署又裂为二、三，分掌行政、财政、司法及军事，以强化中央集权。由于布、按等司鼎立，缺乏应有的协调配合，明后期和清代又另设总督、巡抚，充当统辖一省或数省的封疆大吏，布、按二司则隶属其下。显然，明清的三司督抚大体上沿袭了元朝行省分寄的中央集权模式。

《神话与民族精神——十个文化圈的比较》（谢选骏）写道：

就中国的命运，我们作出如下的观察：

夏商周秦汉所囊括的汉─藏连续体（包括百苗、百越、朝鲜、日本），是中国第一代文明；

唐宋元明清所囊括的汉藏及阿尔泰连续体（包括蒙古、满清、中亚细亚），是中国的第二代文明；

现代中国可能进入的第三代文明，则是在汉─藏第一代文明、汉藏─阿尔泰第二代文明的基础上，回归“中国─玛雅连续体”，实现环绕太平洋的全体黄种人的合作。

（这样的命运当然需要排除马恩列斯这一“闪族─日耳曼─俄罗斯─格鲁吉亚无神论殖民主义体系”注入中国体内的异体蛋白。）其使命是以太平洋为“中国─玛雅连续体”的和平之海，以波利尼西亚人和平开拓的精神，而不是以西欧海盗武装殖民的行径，再造新大陆第三纪元。第一纪元是印第安人统治，第二纪元是欧洲白人统治，第三纪元可以为礼制的全球文明，奠定一个坚实的内核。

我们知道，这圣功决不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人所谓的“伟大的综合”。因为它的前提决不是那支离破碎的分析。世俗化的分析时代已经证明是毒虫四起的乱世。分析不是智慧的唯一途径，综合不是创造的唯一路数。而真正的圣功意味着一种不可匹敌的历史觉醒，也就是从欧洲文明布下的迷梦中惊醒过来。

（另起一单页）

附录之三

西域与中国

（一）

《揭秘：3200年前以色列人现身殷商王朝》（孙晓彤）说：

全国民办博物馆可持续发展论坛首次披露，至少3200年前，以色列人就已现身殷商王朝！

如果有人对你说，中国远在3200多年前的殷商王朝，兜肚——这一中国历史上流行时间最久，流行地域最广的服装，就已经出现，你一定会惊愕不已，因为这比古文献关于兜肚的记载提早了1000多年！（汉刘熙《释名.释衣服》曰：抱腹，上下有带，抱裹其腹，上无裆者也。）如果有人对你说，这些3200前穿兜肚的殷商人士，头上居然带着以色列人的特有的“基帕”小圆帽！相信你一定难以置信！2014年6月10日，在成都召开的全国民办博物馆可持续发展论坛上，安阳殷畿艺术博物馆馆长常庆林如是说。

安阳殷畿艺术博物馆是一家民办博物馆，2006年由河南省文物局批准、民政局登记成立，主要藏品是殷商玉器。常庆林说: 丝绸之路的前身是玉石之路，发生在3000多年前的东西方玉石、丝绸贸易，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绵延数百年的商业活动，可以确定，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由此而发生的风俗、人种、语言、宗教、服装、手工业等的相互交融、碰撞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这一点最直接的证据是殷墟出土的来自新疆的和田玉雕琢的殷商玉器和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有包裹青铜器的丝绸痕迹！尤其是安阳殷畿艺术博物馆珍藏的大量殷商圆雕玉人，其中不少都头戴小圆帽，有的小圆帽甚至小到仅仅是头顶的装饰，这正是创立于3000多年前的古犹太教独特的小圆帽——希伯来语中叫“基帕”。

小圆帽包含着浓厚的宗教教义，频繁出现在同时期的殷商王朝的上层人物形象中，而且竟然穿着“兜肚”，很难想象，3000多年前，相距万里之遥的以色列民族特有的小圆帽和华夏民族特有的兜肚，如此神奇的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其所牵涉的远古世界历史包括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种族遗传史等等，其谜团之深、之广，值得研究、探索的空间之大，都令人不可思议！

安阳是3200年前殷商王朝的都城，其遗址——安阳殷墟，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遗址出土的甲骨文是中国文字汉字的祖形，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是极其珍贵的文物，无容赘言，殷商玉器是研究殷商王朝历史的重要史料，其中的殷商玉人，更是研究3200年前，殷商王朝与西方各国、民族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不可多得的、极其重要的文物史料！上述身穿兜肚、头戴“基帕”的立体圆雕殷商玉人，栩栩如生的向我们表达了一段无可否认的历史：以色列人3200年前就来到了中国中原腹地——安阳！而且进入了殷商王朝的上层！因为服侍奢华、雕琢精美的殷商玉人，非神即王，至少是王室贵族。

电子显微镜下，这些头戴“基帕”的殷商玉人，历经3000多年的土埋水沁留下的沧桑痕迹历历在目：自然的侵蚀所造成的不规则的、奇形怪状的坑洼沟壑，裂缝中留下的3000多年前陪葬时带有的红色朱砂痕迹，坑洼中翠绿的青铜器锈色，已经失传、后人无法模仿的古玉雕琢痕迹……。这些肉眼难辨的古玉微观痕迹，无一不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的真实历史！

3000多年前的殷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熟练而全面使用文字——甲骨文的盛世王朝，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和辽阔的国土面积，在中国历史上有着辉煌的成就，其人文历史、社会风情、风俗习惯、手工技艺等等，随着文字的传承，影响了中国数千年。商氏族是中国最早、最善于经商的民族，犹太民族善于经商的历史甚于商氏族，有世界第一商人之称，其身影出现在殷商王朝并经营殷商王朝最受欢迎的、价值最高的玉石，这些价值不菲的玉石商品，只不过是他们来殷商王朝的路上（经过新疆和田的玉石之路），顺便拾取的河床“石头”（和田籽玉！），几乎没有成本，而他们换回的商品，正是中原生产的丝绸—西方宫廷贵族梦寐以求的奢侈品！包括世界瓷器的祖先、产于商代的原始青瓷和白陶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生产丝绸的国家，早在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500年）就出土过蚕茧 ，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过绢片，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上，屡屡可以见到丝绸包裹的痕迹，商代丝绸甚至出现了提花工艺！

中国考古事业的前辈李济先生，在主持安阳殷墟考古时，曾在殷墟侯家庄1001大墓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对偶蛇和对偶虎的图形，考证都渊于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流域文明。以色列的历史，在两河文明中比比皆是。李济称这是“中国在纪元前二千年或更早时期和西方文明接触的最有趣的证据，将商代陶器和近东中东的形制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很多甚为相像的例子；但我以为这一个是说明文化接触无可置疑的范例。在相隔这样遥远而且互异的世界的两端，能独自发生结构如此相似的器盖，是难以想像的。”李济主持殷墟发掘还出土不少西方人体骨骼:爱斯基摩人、黑人，高加索人。

正是这条3000多年前，连接了东西方贸易的玉石之路，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通畅的渠道。玉石之路上最早的商人，是古犹太人和殷商人，包括羌人和大月氏人。 玉石的运输，为中原地区带来了两轮马车！用与运输、战争的两轮马车的出现，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最早的两轮马车、拉车的家马出土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车马坑。马“车”的象形字，拉车的“马”象形字也出现在殷商甲骨文中，玉器马也来到了殷商王朝玉器的系列中。 两河流域至晚在公元前2500年便有了用于运输和战争的两轮马车，早于殷商王朝1000多年，殷墟后期马拉两轮车的突然大量出现，应该与同时期大量玉石被运抵殷商王朝有关。考古证据所见殷墟出土的两轮马车形制和殷墟甲骨文“车” 的形象，轴距2.2米，基本上与两河流域和印度的两轮马车类似。在中国地区，至今未见早于殷墟的原始形态的车辆，也未见车型演化的过程。二里头等地发现的车辙轴距是1.2米左右，没有车马坑出土。安阳西北冈殷商墓1311出土骆驼兽头刀，商代随战车的武士的基本配备之一是兽头刀，可能是近身搏斗时所用的利器，也可用为工具。骆驼形象出现在殷商王朝，和两轮马车一样，伴随着玉石的长途运输，见证了3000多年前两河流域和中原地区的交流。李济在清理殷墟墓葬时说：“安阳成了青铜时代中期，东方的一个极其独特的世界性城市”。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字说“3200年前以色列人现身殷商王朝”，可是，3200年以前还没有以色列和犹太人，他们又怎么可能现身于数万里之外的殷商王朝呢？

（二）

历史过程比人们意识到的，要复杂一些。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郭静云）认为：

传世文献虽然并非凭空而来，但它们有自己特殊的内在价值观点和政治目的，因此与客观的史实颇有落差。也就是说，这些文献记录虽非完全凭空而来，但同时亦无法代表客观事实，而仅是表达出所谓政治上“正统”的概念。这样的正统概念源自周，成形于汉。这种三代继替的一元史观最符合汉帝国“天下一统”意识形态。所以，三代研究必须跨越并突破秦汉之际因思想正统化而造成的知识与思想鸿沟，努力还原和重建三代历史与文化的某些关键方面。在这一类研究中，特别是殷商以前的历史研究中，我们需要尽量避开文献所内隐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时代陷阱，重新思考这些描述背后的历史关系。与二手的传世文献相比，考古材料作为一手史料，具有更大的潜力，应该牢记以考古材料为主证，传世文献仅为旁证和辅证的做法。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中、下、上游均为不同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发源地，但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了国家大文明。该地区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和交换贸易网络，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我们习惯性以为文献所叙述的历史传说，都在黄河流域发生，但仔细阅读，文献的故事反而不能在黄河地带发生，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相当符合尧舜和夏王国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国楚的历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门石家河城势力大，应该就是夏王国的都城。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过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就是以盘龙城为代表。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升起，或许正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郑偃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认为的“中央”。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发展战争技术为主要行业。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直至距今3,400年以后，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或谓“楚商”、“南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殷商王族占领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一体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统一了系统化的祭礼结构，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即使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其影响，而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郭静云认为，过去中国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文化传承自殷商。历史由胜利者写，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所以“表达北方胜利者如何希望后裔看他们的伟大历史，而不是遵照史实”。在西亚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本身的文献，我们会以为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都在北方赫梯发生，因为赫梯将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写成自己的。提出“我们终未被赫梯骗到，为何允许周人、汉帝国意识形态继续使我们误解？”这一问题，作者表示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

作者还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是在长江中游、江淮、江汉地区所发生的。其发生年代与西亚苏美尔文字的起源期差不多相同。早期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应相当于长江中游族群的语言，可能会涉及先楚、先吴及淮南先民的语言。这些早期的先文字系统从一元发展起，在历史互动中，也具有某程度互相学习、影响的关联性。长江流域、江北等地的文字系统，从新石器晚期以来，并没有遭到中断。早期文字已出现在陶器上，但后来字数增多，可能开始在竹木上写字。殷墟建都后有计划地构成了国家礼仪的文字。其主要基础是当时最发达的长江中游文明之文字，但是殷墟贵族的语言属性与南方族群不同，因此南方的文字被配合、改造为殷商贵族的语文。殷商贵族依照南方构字的规律，另行造字，使文字更加丰富、系统化，以符合表达不同的语言，因此汉字才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跨语言的纪录工具。

虽然中国文字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只到了西周晚期，中国文明才到了“认知自己”的历史阶段，而原来只有口传的故事，并自此开始纪录而形成历史文献。笔者从三个角度来探讨中华文明的历史观念形成问题。一是商周文献的类型、结构，以及其中“历史记载”的痕迹；二是文献中关于时间的记录方式，以及“历史时间”观念的形成；三是商周史官任务的演化。

谢选骏指出：上述说法多有猜测之词，且有其“为台湾正名”的动机，但是，从本书“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史略”的角度视之，或许不乏参考价值。

（另起一单页）

后记

满蒙史观的恐怖新娘 

满清灭亡百年，除了满洲国复辟，还有一种“满蒙史观”兴风作浪。满蒙史观不仅体现在各种“清宫戏”里面，还有理论文字的表述。

有篇《掀开蒙元帝国开放历史的“盖头”》便是。

它说，13世纪，亚欧陆路隔千山，海运阻万水，人类还认为世界是“平”的。同期，美洲大陆尚未进入人类“史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亚欧大陆东西方，北借古丝绸之路，南依西太平洋印度洋海路数度转运，进行了点缀历史的交往，并为此付出了现代人难以估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13世纪初，亚洲东北部游牧族群蒙古人，经几代强人励精图志，以闪电般的铁血战争打破寂静的13世纪亚欧大陆，一统东亚南北，凭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亚洲版图大部，史无前例的打通亚欧大陆通道，触角抵达东欧、中欧地区。蒙古人行动之猛烈，已然影响了中世纪欧洲与亚洲各国的历史发展走向及格局。继西汉匈奴“蛮族入侵”欧洲之后，西方历史称之为蒙古西征，东方“蛮族”的二次来袭，让中亚、西亚、欧洲特别是东欧列国措手不及。由蒙古人创立，人类历史上最大也是第一个“世界帝国”，蒙元帝国由此开启。

从公元1206年乞颜部落后裔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统一漠北草原（今蒙古国大部至俄罗斯东大部，环贝加尔湖周围）蒙古各部落建立大蒙古国（蒙古语也客.蒙古.兀鲁思）到1368年明朝建立止，蒙元帝国存国163年；从忽必烈（成吉思汗嫡孙，成吉思汗幼子托雷之嫡幼子）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帝国起算，蒙元帝国存国97年；自1276年，元帝国“和平解放”南宋首都临安（杭州）启，蒙元帝国存国92年。

存国百年左右的蒙元帝国，给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留下多少影响？这是一件复杂的世纪工程，自元帝国亡后，人类就没有停下研究总结蒙元帝国历史的脚步，包括西方国家。有评价其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全球化模式的“世界帝国”，也有述说其大大促进了古代东西方的交流，更有历史学者批评其破坏人类文明、打乱历史进程――还有其烧杀掳略、嗜血如命的野蛮行径等等，不一而诸。这些或都是事实，待历史继续品评著说。

以下本文仅就蒙元帝国在社会各层面的对内及对外开放予以介绍述评，意将远隔之历史真实、高阁于史册的蒙元历史言之一二，供观者批评，由方家指正。

一、中原汉地的历史偏见

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的形成，并不是历史的理所当然。儒家传统，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历代帝王、文人学者不断强化、丰富、发展累积而成。儒家传统思想包含了远东各地各民族特别是东亚中原汉地的诸多文化基因在内，被后来中原汉族族群尊为圣贤之学，中华之正统。

可以说，儒家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及所谓“所有权”，在地域上不仅仅归功江浙华南，也当然不全是华北中原，更不能独属北方边锤。儒家传统发源于东部鲁地，弘扬于汉地关中，发展中得益于两江文化的熏染，集大成于明清燕蓟京师。儒家传统之“知识产权”不是汉人独属，其属于远东人类诸族群，超越中国国界，至少包括东亚甚至东南亚各族群。

诡异的是，似乎由汉民族“主导的”中国历史，古代及近现代，却有意无意的排斥中原汉地以外的少数族群。并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否定少数族群对儒家传统、华夷正统的贡献，甚至在骨子里认为少数族群是中华正统的破坏者。

中国所谓正史以及后来的历史教科书历来很不情愿将由少数族群建立的国家列入中华正统。明朱元璋于1368年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举兵北进。清初反清复明的势力同样打着恢复中华正统的旗号。清末民初，孙中山亦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其政治纲领。

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任命宋濂修《元史》，仅以短短一年时间完成，相对二十四史其它典籍可谓草草了事。以至于今天元朝可供研究的史料大为不足。这种不乏狭隘的历史观念涉及之远，有很多日本学人甚至认为中华文化已绝响于南宋灭亡之际。

以黄仁宇先生之“大历史观”，千百年无数帝王文人精雕细磨的中华正统，虽不乏闪烁着精妙绝伦的东方智慧，但也同时在文化上逐步将自身封闭起来，最终物极必反的走向狭隘自闭症的“病态”。“东亚病夫”尽管难于入耳，却也是换位观察的结果。中国历史在对待自身历史，特别对待少数族群“主导”的历史尤其如此。甚至今日普通国人对蒙元帝国历史知之甚少，连现代传媒影视剧也鲜有涉及。

中华正统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言说或者没有准确边界的模糊概念。儒家经典、儒家精义就是中华历史之正统？还是以儒家传统为代表的汉人传统是正统？在本人看来，如果非有什么是正统不可的话，那这个正统当以中华文明为名义，包括诸子百家、历代文化精粹以及东方各民族在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在内之集大成者。其中当然的包括蒙古民族在内的东亚各族群集体智识之共同结晶。

览东周末年，群雄并起，一个当时思想家们称之为礼崩乐坏的时代。就是那个时代，却是有记载史以来，中华文化最璀璨夺目的时期。彼时华夏的正统是什么？是儒家？是道家、墨家、法家？都不是，又都是。至少自战国始，中原文化即不断与北方少数族群相互影响。影响自始也都是双向，而不是理所当然的单向。如果说相互影响中，是北方游牧民族学习汉地文化更多，这大致不错。但如赵武灵王着胡服、练骑射，矢志富国强兵是汉地向漠北草原人群学习的范例亦不绝于史。反向则更多，其中以北魏鲜卑拓跋氏习汉字、改汉姓、迁都洛阳最为壮观。

族群的血缘人种方面，早在先秦各国特别是中原北地国家便从未停止与草原民族交往通婚。秦惠文王妹妹远嫁西北；汉武帝姐姐背井入匈奴；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即是胡人；以及文成公主进藏、昭君出塞等列不胜枚举。

有如中原文化排斥蒙元帝国一样，传统中国对北魏、金、辽一直态度暧昧，难于正视。南北朝时期，长江以北大部为北魏国境。包括在发扬所谓儒家传统等各方面，北魏均不在东晋之下。南宋、金、辽在当时中华版图上，俨然三足鼎立之势。我们的历史承认魏、蜀、吴的三国之势，却有意忽略宋、辽、金均衡之实。连同后来对蒙元、满清朝代的历史态度，此实为中华文化不自信的、狭隘的、偏见的一面。这种偏见形式上是对外民族的放矢，实质上是自身文化狭隘基因受冲击后的过激反应。

排除少数族群的历史参与，从来就没有什么正统的中原正统。蒙元文化、蒙元帝国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中华历史的一部分。否认回避这一点，是中国近现代落后的历史原因之一。继续回避这一点，势必会导致我们难于走狭隘自闭的民族心理牢笼，也因此使得我们在骨子里难于接受比漠北少数族群“距离”更加“遥远蛮族”的近现代文明、普适文明价值。不抛弃老大自闭的民族心理，中国梦或许就只能停留在梦的阶段，不成梦魇即为万幸。

二、迁徒自由的人口政策

现代人类学上，中国版图地区的族群被统称为黄种的“蒙古种”。这或许是中原汉人很不“情愿”的事。细分下来，又有北方大陆型，南方海洋型。南方有尼格鲁人种渗透期间，西北有白种的高加索人族群杂糅。

农耕社会，劳动力作为那个时代的第一生产力，是财富的象征，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军事防御力量的储备。为此，有史记载以来，中国版图的人口被动迁徒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种混同就从未停止过。商周时期，随着国家的建立，西部周人大量迁往东部各分封国。东周末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兼并频仍，人口流动更加频繁。秦统一六国，秦始皇将大量南方人口移往北方、西北实边，也将中原人口大量迁至关中。

所谓五胡乱华之南北朝，至少有百万计北方人口大量进入中原，融入汉地。

承蒙元之前各时期，中国版图人口的流动更多体现为军事防御属性的官方行动。启蒙元之后的明清时期，明初朱元璋迁山陕人口填充中原华北，在于解决因明元之际战争导致中原人口大量减少的窘境；明末清初，满人抢掳、强征50－100万人口充实东北地区，仍是官方行动。

蒙元帝国时期，官方的迁徒人口行动仍旧不断。但是非官方民间的自由迁徒流动在专制时代却显得尤为另类而耀眼。其中的动力来源，在于蒙元帝国时期不仅对商业贸易不加以政府管控，且在中国古代历朝代，元朝最为重商。人口大量自由迁徒正是伴随着蒙元帝国重商主义盛行而大范围进行。

13世纪中叶，蒙元政府从中亚西亚征兵戍守中原汉地。之后，更多数量的中西亚伊斯兰族群人口进入中国版图，这是今天回回民族在全国各地“大分散，小聚居”局面的肇始原因。蒙元帝国之前，中原特别是华南地区几乎没有伊斯兰族人种。很自然，伊斯兰宗教也是随这一波人口流动而在中国传播、发扬。

不完全历史考据，蒙元时期有百万左右的西域回回人来到东方，他们中的大部分主要从事商业，是中西陆路商业贸易繁荣承载的主要人群。古代蒙元时期，中国版图的总人口约在6000万左右，而仅仅一个族群就有百万人口的大迁徒，其规模与影响可想而知。到达东土的回回人，在蒙元帝国时期的角色如同今天犹太人给世人的印象，是具有商业头脑的民族。元世祖忽必烈朝，许多善于理财的回回人进入中央国家机关从事财政与商业管理。其中原是中亚花剌子模国的穆斯林商人回回人阿合马，后被忽必烈任命为中书省宰相，位极人臣。就连明初被永乐皇帝朱棣委派七下西洋的太监郑和也是元朝回回穆斯林人后裔。

回回族群是蒙元帝国人口流动最具典型的一部分。其它如蒙古人进入汉地，汉人北上漠北，东南沿海与内地的互动，以及华南特别是以泉州港口为基地的人口向东南亚、南亚流动迁徒数量也很可观。以郭守敬为代表的一批汉人早在辽宋金尚存之际即远赴草原加入忽必烈位于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多伦县一带）的金莲川幕府。

今天的西藏地区，其正式进入中国版图的时期也是蒙元时期。西藏地区人口与汉地及蒙古地区的交流也从那个时期大量启动。以至在当政20多年的阿合马的继任者之后，忽必烈还任命过一名中书省宰相叫桑哥，桑哥即来自吐蕃（西藏）。

值得一提的是，晚近时期山东河北等地民众“闯关东”以及山西等地民众大规模“走西口”虽也是民间行动，但多是下层百姓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的历史大动作，其与蒙元时期因商业而动的迁徒有本质区别。

三、兼容并蓄的宗教原则

蒙古民族早期信奉一种原始的宗教萨满教，直到忽必烈时始有重大改变。1254年，忽必烈及其皇室成员集体皈依藏传佛教。然而，与在极权体制下，因君主个人嗜好影响国家政策走向的传统情况有所不同是，自成吉思汗起至元顺帝（妥懽贴睦尔）止，蒙元帝国当局对各种宗教采取的是尊重、兼容、宽松、保护的自由宗教政策。这一政策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开明。直至20世纪，中国宗教整体上依然延续了蒙元时期的宗教格局。

在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西方宗教以及藏传佛教在汉地中原虽已出现，但传播发展却极其有限。13世纪前，这些西方宗教在中国宗教版图上充其量只是零星点缀。汉地中原最主要的宗教是道教与汉地佛教。而这两种宗教，只有道教是汉地“特产”。

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起始于洛阳白马寺）后，对其在汉地传播贡献最多的时代，洽洽是北方少数族群建立的北魏朝。当今中国三大佛教石窟遗址之敦煌莫高窟，特别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均于北魏朝大规模开凿。

前元时期，最早引起蒙元帝国统治者重视的汉地宗教是道教教派之一的全真道教。

1220年，全真道教主邱处机应成吉思汗之邀远赴大雪山行营（今阿富汗）觐见成吉思汗。道教由此开始受到蒙元帝国政府重视。今北京朝阳门外东岳庙为元时建造之道教法场。

1255年，少林寺长老福裕亲至蒙廷和林（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西南前杭爱省，鄂尔浑河东岸）面见大蒙古国第四任大汗蒙哥（成吉思汗嫡幼子托雷长子，忽必烈兄长），汉地佛教开始受到蒙廷礼遇。

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最快、最盛、发展最深入当属蒙元帝国。忽必烈在尊藏传佛教僧人八思巴为帝师后正式皈依藏传佛教。其后来甚至委任八思巴帝师创制八思巴文字（文字已失传，西藏档案馆尚存有八思巴文圣旨一件），并将其作为国字以官方名义大力推广。

回回人在蒙元时期“遍天下”的另一个“副”产品就伊斯兰教在汉地的广泛传播。信徒触角抵达东南沿海的泉州一带。因人数众多，蒙元朝廷专设管理伊斯兰教徒哈的司。

1307年，天主教罗马教廷向蒙元帝国派遣“驻华大使”，即孟特.戈维诺主教。到达元大都后，孟特主教先后修建数座天主教堂，将西方宗教建筑艺术融入中国。孟特主教任期，仅在元大都直接由他洗礼的信众就达6000人之多。

基督教徒爱薛（今叙利亚人）还奉忽必烈之命出使伊利汗国（忽必烈三弟旭烈尤建立，今中东土耳其一带），归国之后成为忽必烈近臣，官至二品。

如前所述，尽管世祖忽必烈皈依藏传佛教，但元帝国并没有颁行严格意义的帝国国教。蒙古统治者对各宗教采取的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实用主义政策。围绕帝国最高统治者身边的不乏宗教各届“政协代表”人士。中国历史宗教信仰的真正自由期，可谓当在蒙元帝国时期。

四、各从所欲的商业贸易

天然温湿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环境，使亚洲东南部自古适合农业耕作，于是农耕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主要的生计方式。外加一条肆虐无常的黄河又使人财物统一集中组织模式成为必要。两者共同促成组织集权、经济富足中国传统的形成。久而久之，这种传统带来了重农轻商、封闭狭隘的族群特点也成为一种“天生”的必然。

相反，源于生存境遇恶劣、自然条件不稳定之原因，重商主义天然成为游牧蒙古民族与欧洲海洋民族共同的特点之一。但是，随着技术条件对自然环境限制的克服与突破，重商主义走向世界前台成为历史的必然。随政权在握，有元一代，蒙古游牧民族的重商习惯亦大行华夏南北。

有史以来，中国古代的商业贸易发展迟缓而波折。蒙元之前，政府虽重视农业耕作，但基于农业经济自然基础不可能也未曾受到任何挑战的前提下，政府当局对商业亦未施行太过严苛的限制。至南宋，自然发展起来的对外贸易终于小有规模。

蒙元政府不但对商业贸易不加以限制，反而鼓励商品生产、商业流通，并积极参与其间。一时间中国大地商业呈现空前繁茂的局面。忽必烈政府甚至在1278年8月向东南亚各国下谕：“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更是历朝绝无仅有。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明清皇帝们禁海、锁边、闭关，对商业的鄙视，对商人的盘剥。

本人作一种历史不允许的假设，如果蒙元帝国不是短命而亡或者后继明清政府沿袭蒙元重商主义，今日中国甚至世界格局或许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观。

至元中叶，中国对外贸易规模、收入均超过曾所谓盛极一时的南宋王朝，每年从海外输入的黄金超过3400两。据马可波罗估计，元时代福建泉州港的吞吐量已相当于当时亚历山等地中海沿岸港口的100倍。元海外贸易在唐宋发展的基础上，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上，均远超过唐宋。

忽必烈时期，元政府首次打通从江浙一带入海，沿东、黄、渤海一路向北的海运大通道。今天津古文化街天后宫，即是建立于元代，是元海外贸易及海运通道运行导致妈祖信仰向北方海港发展的见证。

早在蒙元帝国时代，中国商船已畅行于东南亚以及南亚各口岸。印度洋商品及商人在中国沿海也司空见惯。马可波罗同学正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东土帝国。

尽管今天人们难睹历史之颜。然而，我们可以想见，1274年蒙元帝国15000士兵、900艘战船东渡日本；1292年2月，蒙元帝国20000名“海军”陈兵安南（今越南）、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其在造船及航海技术方面的先进程度。

蒙古人是实用主义者。铁骑踏过就是帝国商业队伍的紧随其后。而与其不同的，100多年以后，作为元帝国时期东来汉地回回人后裔的郑和奉皇命七下西洋，其目的是商业？是攻城略地？是展示航海战舰技术？都不是。历史让人吊诡的是，随着郑和（郑和本人没有回来，留尸海外）舰队第七次归来之后，中华帝国开始其长达近500年的禁海锁国、封闭自满的历程。500年之后，英国人用500多年前蒙古人带到西方的火药制成的大炮轰开了清帝国的大门。

中国东南沿海民间贸易，从蒙元时期的“合法”终于走到明中期之后的“非法”。从事这些贸易的人一部分变为“倭寇”。明朝时期罄竹史册的“倭寇”所为，除了我们今天知道的以外，很多是从事“非法走私贸易”的商人，即今天所称的外贸商人，这些是被我们历史遮蔽了的一面。

朱元璋的后人们，本可以循历史之大势而坐收海外贸易之“渔利”，却反其道而行之，动用国家之根本而“抗倭”。除了为中国历史平添了戚继光、俞大猷等民族英雄外，还贻误了现代人文、工业文明曙光的发展列车。

五、各从本俗的社会治理

在帝国统治术方面，蒙古人没有采用秦统一六国后的中央集权制，没有完全照搬分封制，也没有将草原部落治理方式放之四海。举帝国之大，幅员之阔，东西之远，南北之别，史无前例。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因地制宜、因俗变通了社会统治治理方式。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尝试，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部分导致了元末明初社会治理的失控。但是，作为通讯交通动辙数月一年的庞大帝国，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采用多元多层统治治理结构，诚为历史的不得已。

在漠北蒙古人“本部”，帝国时期基本沿用成吉思汗时期“黄金家族”政治结构。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初，成吉思汗将整个漠弱草原分为95个千户辖区，各千户有义务向领主及共同的大汗缴纳牛羊及派出兵卒等。其中中部60多个为中央大汗直辖，其余由成吉思汗四个儿子分领西部，四个兄弟分领东部，即著名的蒙元“黄金家族”的形成。这一传统政治结构一直影响着有元一代。

在忽必烈继汗位前后，西部领地诸王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逐步事实上脱离帝国。尽管在蒙元存国期间，西部各汗国名义上仍然是元帝国的藩属，但逐步成为与元失去实际统治关系的独立王国。各分封王（后均自称汗国）权力极大的政治模式自成吉思汗即已形成。其自治程度比今天联邦、邦联结构更高的多，元中后期中央与西部汗国的关系几乎等同于今日之英联邦国家。

蒙元帝国对西藏的管辖主要通过宗教施加影响，世祖忽必烈通过鼎力支持八思巴，在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体制。当我国政府今天常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故有领土，这里的“古”指的就是蒙元帝国。

蒙元帝国对原属南宋、金、辽国遵循的社会治理原则，基本概括为各从本俗。如南宋诗人汪元量对蒙古人到来后诗云：“衣冠不改只如先，关会通行满市廛。北客南人成买卖，京师依旧使铜钱。”忽必烈灭南宋，对原南宋的经济结构及生产方式基本保持不变，甚至刻意予以维护，以致有诗形容临安（杭州）“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

蒙元政府在税收制度上，也采用南北近乎完全不同的征集方式。华北袭唐金旧制以纳丁税为主，南方沿用南宋例以纳地税为主。在管理手工业、商业、海运、宗教等社会各行业中亦各尊其道、各从其俗。

六、百家争呜的科技文化

自西汉始，至1912年清帝退位止，儒家传统作为东方文化主流传两千年之久。期间，在蒙元时代，也只有在蒙元王朝，儒家正统走下千年神，回归“百家之列”。

客观上讲，元朝百年存国，虽没独尊儒术，元帝国的统治者们也未曾有意“冷落”儒家的子弟，更没有武断的罢黜儒家。元帝国没独尊任何一家思想，也没有罢黜任何一家学说。事实上，同尊重各宗教、各家思想一样，蒙元时代自成吉思汗起对儒生即重视有加。汉地儒生耶律楚材追随成吉思汗多年。早期汉地儒生张文谦、刘秉忠、郭守敬、王鹗（金朝状元）在忽必烈金莲川开府时即加入忽必烈最高决策层。汉地理学宗师吴澄、许衡，以及中国古代四大书法大家赵孟頫等都受到忽必烈的礼遇。

然而，被“娇生惯养”千年的儒家汉地广大子弟，突然与其它同道“平起平坐”，失落、彷徨、郁闷在所难然。正因为此，元后来的儒生清流在史册上没有为蒙古人留下美名，几乎成为狭隘偏见中的必然结果。

个人以为，儒家思想失去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对中国传统思想无疑是一次百年松绑，是思想解禁、自由发展的本位回归，更是对于多元文化相互学习促进、融合的一次历史契机。

学以致仕传统的颠覆，让蒙元时期文艺、科技呈现出中国古代历史少有的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

元曲，又称杂剧，与现代戏剧艺术渊源同流。相对唐宋明清历史，短短百年蒙元，元曲就发展成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齐驱的中国古代代表性艺术奇葩，实在难能可贵。蒙元帝国时期流传至今的《汉宫秋》、《窦娥冤》、《西厢记》等大量的戏曲精典经久不衰。“古代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著名诗篇千百年来不绝于耳。

以郭守敬为代表的元帝国天文学成就，在当时领先于世界。元帝国的科学家们，将中国年历法精确到万分之两千四百二十五位，着实令执现代先进仪器仪表的今人赞叹。郭守敬等制造并使用当时全球先进的天文仪器观测并记载的宇宙恒星数达到2500颗以上。

蒙元帝国在建城、水利、造船航海、纺织、瓷器制作等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达到了当时中国历史之最、领先世界制造业的程度。

今日北京城的基本轮廓肇始于元大都的规划设计。元大都遗址公园（位于今海淀区明光村一带）以及安贞门、建德门这些耳熟的名称是元大都的重要见证。北京城内的水系亦基本形成于元代，如通惠河、积水潭（今什刹海）、大液池（今北海、中海）、均出自元刘秉忠、郭守敬等人之手。北京现元代建筑遗存还包括万宁桥、妙应寺白塔（位置在阜成门内的白塔寺）、孔庙大门、居庸关云台、东岳庙等。另河南广济渠，宁夏唐来渠、汉延渠也是元朝福泽百年的大型水利工程。

尾声

有元一代，存国不过百年，因为汉地的偏见，我们对其知之甚少，实属不该。历史就是历史，遮掩回避是固步自封的自卑；正视历史，才是今日民族国家继往开来的动力之一矣。

……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掀开蒙元帝国开放历史的“盖头”》，揭开的不是蒙元匪帮的盖头，而是满蒙史观的盖头。这盖头底下露出了一个面目狰狞的满蒙史观的新娘。为了证明自己，它甚至不惜美化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先遣队“色目人”。而八百年之后，众所周知，蒙满史观最后在斯大林这个色目人的“共产国际”里得到了变形的还魂。社会主义大家庭，其实就是蒙古汗国体系的现代版本，它囊括了来自各族人民的俘虏。

（另起一单页）

版权页

书名

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史略

A Brief History of Minority Nations Control  China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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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第一版

September 2017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