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汉建国史略（全集第85卷）

中国神汉建国史略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Shaman 's Establishment of State

谢选骏

编著点评

2017年第一版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扉页与封底）

神汉也叫“萨满”，该词源自通古斯语“saman”与北美印第安语“shamman”，原义含有：智者、通晓、探究，后来逐渐演变为萨满教通神之人的专称，是萨满之神的化身。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建立国家的方式，就是通过神秘主义的宗教来进行的，本书称为“神汉建国”，以区别于其它的建国方式，例如军阀建国、少数民族建国、宫廷政变建国等。

A Synopsis of the Book

"Shaman", the word from the Tungusic language "saman" and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 "shamman", the original meaning contains: wise, proficient, inquiry, and later gradually evolved into the shaman to teach the gods of the people, is the god of shaman of the incarn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there is a way to establish a state, that is, through the mysticism of the religion to carry out, this book called "Shaman to establish a state" , to distinguish it from other founding methods, such as the warlords to establish a state , the ethnic minorities to establish a state , the palace coup to establish a state.

（另起一单页）

题记

共产党强调“两杆子”，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林彪总结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枪杆子帮助军阀建国；笔杆子帮助神汉建国。

（另起一单页）

目录

上卷导言

“军阀建国”与“神汉建国”

第一章

历代起义的宗教旗帜

第二章

宗教战争与神汉建国

第三章

“农民起义”是伪命题

第四章

起义领袖职业调查

第五章

大楚兴、陈胜王

第六章

刘邦黑子斩蛇起义

第七章

黄巾起义神汉建国

第八章

孙恩卢循神汉建国

第九章

南北朝与佛教国家

第十章

方腊起义得天符牒

十一章

钟相杨幺宗教战争

十二章

红巾军宗师白莲教

十三章

重八明朝依托明教

十四章

反清起义白莲教

十五章

反清起义天理教

十六章

拜神会与太平国

十七章

同治年间伊斯兰国

十八章

三民主义神汉建国

十九章

润之神汉与中共国

二十章

太平天国文革先行

下卷导言

改革开放与邓江胡之说

论习近平主义（某某页码—某某页码）

附录之一

附录之二

附录之三

后记

（另起一单页）

上卷导言

“军阀建国”与“神汉建国”

（一）

纵观世界历史，可以说，目前所知的一切国家都是军阀建立的，甚至像英美这样的“法治国家”也不例外。即使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也要通过华盛顿和拿破仑这样的军事领袖，才能获得成功。

但是，还有一类国家，除了“军阀建国”之外，还要加上“神汉建国”的要素，例如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所创立的哈里发国家。还有二十世纪的列宁、希特勒所创立的理想国，虽然享祚不久，但好歹也都是以自命为神父的人们所创立并维持的。毛泽东虽然是斯大林的跟班，但最后还是忍不住要自命为神父，并可怜兮兮地让自己的手下来替自己背书，说自己是世界历史所产生的怪物：“中国几千年，外国几百年才出一个。”其目的，是想让自己的地盘摆脱苏联殖民地的身份，而走上神父建国的独立道路。

在照顾历史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些可能涉及“神父建国”的远古历史就先不说。仅以文字记载的“信使”而言，汉唐是军阀建国的典型，魏晋六朝的“禅让”则有神父建国的色彩。相形之下，五胡十六国以及后来的辽、金、元、清，都因其蛮族军事贵族的性质，而多军阀建国的特点。

在所谓的“农民起义”中，赤眉绿林具有军阀建国的特点，黄巢、李自成一脉相承；太平道黄巾军具有神父建国的特点，红巾军、朱元璋、洪秀全一脉相承。

一、神父建国的先声可以追溯到“大楚兴、陈胜王”，刘邦的斩蛇起义、七十二黑子等，也属此类。相比之下，贵族出身的项羽则无需此类神话予以支持。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红太阳”学习了刘邦的“白蛇帝”，而被他嘲笑为霸王项羽的蒋介石，则逃到了江东（台湾）。

二、作为宗教组织、秘密会社而出现的“神父”，还是从四百年后的张角开始的。

三、神汉建国的典型案例：黄巾，白莲教，或者太平天国。

（二）

对话——

谢遐龄：

谢选骏《我看唐宋与元明清的区别》一文中有句云“苏联的蛮族入侵导致军事贵族制度（党国体制）的死灰复燃”似须商榷。我一般尽量避免在学术讨论中掺入价值评判。目前的“党国体制”〖按照一些人士常用的说法〗用词未必深刻，且不论他。苏联不能说是蛮族。俄罗斯被汤因比划为东正教社会。这个说法好——把俄罗斯看作另样的文明，而非看作野蛮社会。苏联的制度可否看作东正教社会之延续？或者看作东正教社会的翻版？总之，列宁极富创造性，苏联的体制无疑是东正教社会中创造出来的。要探究的是：苏联体制与东正教之继承与区别。马克思反对布朗基主义搞工人秘密结社，但俄国的国情使得列宁不得不违背马克思的主张，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发展：社会民主工党要走建立秘密地下组织的路线。但建立的党组织在结构上与东正教教会极为相似。或许这就是汤因比所举史例中，基督教初期教会组织模仿罗马帝国的行政系统；轮到党组织模仿东正教教阶制的结构，发展出民主集中制。总之，对列宁建党的创造要作文化学研究。这是了解中国社会当今结构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国体制”说，政治学色彩浓，缺少文化学分析，有重大缺陷。而且说是“军事贵族制度”也不全面——怎么偏偏在此处忘了提“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这种充满贬义的揶揄说法也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应有的用语。既然称作“意识形态”，就说明这是个要素，并且看到了这个要素，但看作否定性的要素。然而学术研究要正视此要素。否定是可以的，那属于政治。任何学者无权否决他人的政治立场。当然，任何人都有权在政治领域反对他人的政治立场。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政治批评掺杂到学术研究中。学术研究要中立地正视。正视意思是看作要素，并且认真地研究其来龙去脉。决不可以贬斥一通就撂在一边不予理睬。

以上讨论有几个要点：一，苏共体制是在东正教文明中的创造；二，苏共体制对中国社会有极大影响，对今日中国社会结构起了高强度示范作用。

我要强调的是这种体制中其它学者很少提到的两个要素：一是组织功能。今日中国社会由党组织整合为一个整体——无论深入到每一个基层（建立党支部），还是扩展到每一个民族自治地方（都有党委领导该自治地方的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囊括无遗，整合为一个社会，形成中国社会有史以来具有最强固统一性的结构。二是精神支柱功能——即人们贬称为“意识形态”的那个方面。古语曰：王，往也，天下往也。王即为精神支柱。这个功能起着凝聚人民群众的作用。这两个功能综合起来，就呈现了教会性质。

结论之一：苏共体制可看作从东正教会衍生出来的新型教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列宁改造前还是西欧式的工人党——即适合与“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的“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现在我们仍然称西欧的社会党为资产阶级政党。在列宁改造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成为新型的党，发展为后来的苏联共产党。直接称其为教会并不准确。准确地说，是集政党、国家、教会为一体的全新结构。是一个创新。人们一般说“党国一体”，或说“政教合一”，都不完整。说“党、教、国三位一体”比较完全。

这里作的不是政治评论。这是纯学术性质的、即不带丝毫价值评判的史学研究。

结论之二：当今中国社会是苏共体制带来的东正教因素与儒教结合产生的新创结构。这就是说，当今中国社会结构不是复旧，而是创新。当今中国社会从近时看，大约是近200年历史所形成的。目前的社会结构是人民革命的产物。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十分明显，为人们熟知，无须多说。今举数例：中国传统思想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体人民全都是子民；基督教把人们划分为基督徒与异教徒，由东正教而苏共，传到中国，就有了把人民划分为人民和敌人从而有“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新思路。中国传统是儒家的孝弟为人之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亲外推的博爱。基督教则是爱上帝、爱邻人为先；家人若不信神则视为敌人。我国在苏共影响下也仿照基督教“主内兄弟姐妹”倡说“阶级兄弟、阶级友爱”，家人阶级立场不坚定则须划清界限，也即看作敌对分子。儒教的影响也很明显，于兹不详论，亦举数例以明之。群众路线源于先王之道。《周易·咸卦·彖辞》“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而天下太平。齐宣王问孟子举贤时如何识别，孟子答以“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梁惠王下）可见群众路线源于儒家。毛泽东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源于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练湘军时恢复重建的儒家军礼。最能体现基督教与儒教结合的是以批评、自我批评开会斗私的生活会制度。既有新教“作见证”的聚会特点，又有宋明新儒学“存天理、去人欲”原则。

谢选骏：东正教文明也是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展现在历史和现实之中的，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统治，也是作为基督教文明对第三期中国文明在发挥着作用的。就此而言，我以前曾把欧美（西欧美国）民主主义叫做“小乘佛教”，把欧苏（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叫做“大乘佛教”。它们都是作为“西方的真理”在指导现代中国的“南北朝”，前者是“现代南朝”（港澳台）的祖师爷，后者是现代北朝（中国大陆）的祖师爷。

我之所以说苏联是蛮族，因为它是东正教内部的邪教和异端，类似中国社会的太平道和太平天国，而非正宗，属于汤因比所说的“内部无产者”。这是就苏联的自身性质而言。就其对中国的关系而言，苏联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是“外部无产者”，类似第二期中国文明时代的鲜卑和西域诸国；而且苏联确实使得中国社会大大退化，无论从中国传统文明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国都在1949年以后进入了一个“野蛮化”、“南北朝化”的历史时期，很多方面变得极为原始，甚至退化到了“原始共产主义”，1976年打倒毛派以后，“人民日报”自己承认中国已经退到了“新石器时代”。

更进一步不难发现，即使苏联之前的俄罗斯社会，也非纯粹的东正教文明，而是蒙古的杂种；我们可以看到：1950年代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正与“蒙古汗国”的版图大致接近。最新的发展是：除了俄罗斯以外的其它东正教国家并不抗拒欧洲统一，因此我们把俄罗斯的抗拒欧洲的最新行动视为“蒙古——鞑靼的遗产”，而不是“东正教的遗产”。这也许不是一个历史的偶合，而是某种“地缘政治”的结果。所以毛泽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表白，翻译一下就是“只有蒙古、满清、苏联才能救中国”，这也与毛泽东称斯大林是自己“最伟大的慈父与导师”一脉相承。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的野蛮导向，给中国带来了一个黑暗时代，是华人世界的悲哀。

但是，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角度看，这次的野蛮化就像上次的野蛮化（酝酿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魏晋南北朝）一样，也许是必要的吧，是中国社会走出化石状态、全面重组所需要的吧。有人把中共现在的继承制度叫做“禅让制”，也有人从军事民主制、军事寡头制的角度去观察，但其实都不是完整的。

谢遐龄：首先，是否汤因比的公式就是准确无误的定规？该有所突破了。再者，即使沿用汤因比的公式，中国发生的事情为何不能看作创新，而一定说成倒退？只要把目前的体制看作政党、国家、教会三者结合的“三位一体”，再运用汤因比公式，不就是创造性应战吗？！

对宗教要有全新阐释。涉及的哲学问题是分类。首先，类是人心之创作。本然界（大自然）原本无所谓类。人心为之分类。宗教是西方人分的类。而“教”是个中国词，古称三教。儒家算一教。西学东渐，释、道皆划为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同类，仅仅排除儒教，因其不能“类我”。（类我类似取自螟蛉曰“类我、类我”。）现今情况颇似儒教待遇。重新分类即可有新的见解。无非把儒教划入宗教，再把这也划进去。

谢选骏：是的。对宗教的阐释在不同的文明那里是不一样的，例如在欧洲，宗教和信仰是一个词汇，指的是那种无法证明但却不能缺少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宗教比教化更为内在，所以休谟说宗教是大众的哲学、哲学是精英的宗教。在我看来，第一期中国文明对于教化的理解与第二期中国文明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受了佛教的影响；同样，第三期中国文明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对于宗教的理解与第二期中国文明也是不同的，当然就更加远离第一期中国文明对于宗教和教化的理解了，因为我们受了基督教的影响。所以二十世纪的“新儒家”和宋明的“新儒家”不同，因为前者是受到基督教影响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现象了。其结果，自然是二十世纪的“新儒家”不懂宋明的“新儒家”，犹如宋明的“新儒家”不懂两汉的儒家，遑论先秦？但正因为不懂，所以才有创新发明，美其名曰融会贯通、推陈出新。

（另起一页）

第一章

历代起义的宗教旗帜

《宗教旗帜下发动的中国历代农民起义》2009年8月29日说：

有一次，我看了一篇网上的文章，谈到西方的宗教战争，接着就谈中国的“宗教战争”。不过，它谈的都是中国古代在宗教旗帜下发动的一些农民起义。这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就罗列了一些资料，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叙述

两汉时期，佛教从印度经西域、河西走廊传入中国内地。不久，道教从我国的土壤里产生。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产生，使我国当时的一部分人开始有了宗教信仰，形成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佛道两大宗教主导我国宗教界的格局。与此同时，宗教宣扬的一些教义，对底层人民有一些诱惑力，使得历代好多人利用宗教来发动农民起义。

1、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太平道）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底层人民。公元184年，太平道的代表人张角、张宝和张梁兄弟，通过太平道，发动农民起义。起义军头裹黄巾，于是被称为“黄巾起义”。起义军声势浩大，连败汉军，虽然在多方的镇压下失败，但也打击得东汉的封建统治分崩离析，名存实亡。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袁绍，曹操，刘备，孙坚等一系列的军阀，纷纷扩充势力，成了后来的受益者。

2、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五斗米道）

东晋本来是一个偏安东南的王朝，内部一直不稳定，到了末年，统治越来越黑暗。五斗米道的首领孙恩通过传道，秘密策划农民起义，终于在公元399年，趁东晋朝廷发生内讧时起事。经过一系列的或胜或败的战斗后，孙恩自杀，由他的妹夫卢循领导大家继续同朝廷作战，直到公元411年被镇压下去。镇压这次农民起义的刘裕，就是趁此机会逐步坐大，掌握大权的。

3、唐朝前期的陈硕贞起义（道教）

公元653年，也就是唐高宗即位后的第五年，整个大唐还处在“贞观之治”的余热之中，青溪县遭遇了百年难遇的洪灾。在赋税本来沉重而又遭灾的情况下，一位叫陈硕贞的妇女，在当年十月，通过道教，发展群众，揭竿起义。陈硕贞自称“文佳皇帝”，连败前来镇压的官兵，最终寡不敌众而失败。陈硕贞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自立的女皇帝，比武则天称帝还要早几十年。

4、五代后梁时期的毋乙起义（明教）

这次起义发生在五代时期的后梁，规模小，影响不大。公元920年七月，毋乙等人通过摩尼教（也叫明教）组织群众在陈州发动起义，反抗后梁朝的统治，屡败梁军，于十月被镇压下去。

5、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明教）

北宋末年，徽宗在位，“六贼”主政，朝政腐败，民怨沸腾。公元1120年十月，方腊通过摩尼教在青溪县发动农民起义，反抗北宋的横征暴敛。最后在宋军的多方镇压下于次年失败。

6、元朝末年的红巾军起义（白莲教）

元朝末年，朝政腐败，加上民族压迫深重。公元1351年，刘福通通过白莲教组织信徒，发动了农民起义，全国其它地方纷纷响应。因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起义”。在这次起义中，佃农出身的朱元璋逐步强大，在消灭敌对势力和推翻元朝后，建立的明朝。

7、明朝初期的唐赛儿起义（白莲教）

明成祖迁都北京，大修宫殿，又组织人力，南粮北调，还开挖运河，先后在山东征调数十万民夫，农民徭役负担沉重。1420年，一位叫唐赛儿的妇女，以白莲教为名义，自称“佛母”，组织群众，发动了农民起义。起义军以青州卸石棚寨为中心，屡败官军。起义军失败后，唐赛儿不知所终。

8、明朝末年的徐鸿儒起义（白莲教）

明朝末期，江河日下，朝政腐败，使得人人思反。与王森、王好贤父子联手，利用“闻香教”（白莲教的支派）组织农民，秘密活动20余年的徐鸿儒于1622年发动了农民起义。以当年梁山水泊为根据地，起义军竖起了当年宋江的杏黄大旗，同前来围剿的官军多次大战。三个月后，起义军最终在官军的镇压下失败。

9、清朝时期的白莲教大起义（白莲教）

清朝的“康乾盛世”在乾隆后期就开始黯淡了，官场上十分腐败，统治者对底层民众的压迫和剥削日益沉重，反抗一波胜过一波。公元1796年正月，通过白莲教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在女英雄王聪儿的领导下，在襄阳发动起义，起义军转战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等省，前后历时九年，消灭了大量清军，沉重地打击了满清王朝。

10、清朝时期的天理教起义（白莲教）

公元1813年九月，信奉天理教（白莲教的支派）的劳苦群众，为了搭救其首领李文成，组织发动了起义。河北的一部在林清的率领下，逼近北京，甚至攻入了皇宫，给予满清统治者极大震惊。由于势单力薄，这次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11、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伪基督教）

洪秀全等人通过“拜上帝教”组织了一大批人，于1851年初在金田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打到江苏，定都南京，建立了与清朝对峙十几年的政权。最终因内讧，在中外反动统治者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农民运动的最高峰，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遭到中外势力共同镇压、利用西方宗教发动的起义。

（二）看法

农民起义在我国出现宗教之前就爆发过好几回了。自从我国有了宗教之后，农民起义往往与宗教联系在了一起。结合上面的材料和别人的观点，我也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我国根本不存在什么“宗教战争”。所谓宗教战争，就是以宗教为名义而发动的战争，或者是信仰一种宗教的势力向信仰另一种宗教的势力发动战争，或者是信仰统一宗教的某一派系向另一派系发动战争。这些宗教战争都是以维护本教教义或者本教利益而向“异教徒”发难，多少带有为信仰而战的意思。宗教战争主要发生在西方世界，在东方更是罕见。如欧洲的十字军东征，法国的胡格诺战争以及圣战。而在我国古代，农民发动起义往往借用宗教，不是为了维护某一教的教义，也不是为了某一教派的利益，而是为了通过宗教组织更多的群众，反抗统治者的沉重压迫，让自己喘一口气，求得延续自己生命的机会。说得更奢侈一点，通过宗教造势，凝聚力量打怕打倒统治者，缓解甚至解除统治阶级锁在自己身上的“铁链”，哪里是为宗教信仰而战呢！说白了，对于发动农民起义而言，所利用的宗教只是一面旗帜，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这从红巾军起义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朱元璋得到政权之后，就下令禁止明教、白莲教。为什么？因为他的政治目标实现了，宗教那块招牌已经不需要了，再让那些宗教活动就会危害自己的统治。那农民起义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主要是获得自己生存的基本条件。同时，我国当时的社会，深受儒家“和谐”思想影响，在统治阶级的主导下，儒、佛、道三家思想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在“以和为贵”思想的影响下，宗教之间，宗教内部各派系之间相处得十分友好，并没有爆发什么战争。说中国有宗教战争，简直是无稽之谈。

第二、前面谈了，农民起义常常借用宗教。农民起义借用宗教可以达到如下的目：

1、通过对宗教教义的宣传，引发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参加起义，壮大自己的力量；

2、用宗教思想统一起义队伍人员的思想，以便使起义队伍思想一致，听从统一调度。

3、参加起义的毕竟只是信教群众的一部分，起义军借用宗教往往能够博得那些没有参加起义的信教群众的同情，中立甚至支持，壮大统一战线嘛！

因此，宗教只是农民起义的工具，不是目的。

第三、农民起义所借用的宗教，由一个被封禁的过程。对于农民起义所利用的宗教，统治者刚开始并没有表态，有的甚至还接受，如东晋的五斗米道就颇受统治阶级某些人的信奉。只是到了后来，统治者发现：发动农民起义的那些人，早年常常利用某些宗教作为外衣，遮挡自己的视线，在自己的眼皮地下活动了很多年居然都不知道；或者借用宗教来发展信徒，组织人力，壮大队伍。这些都严重危害了自己的统治，于是下令封禁，因此造成不少宗教很多都是在民间秘密流传。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被封禁了；孙恩卢循起义失败后，五斗米道被封禁了，道教被统治者做了一定的改造，成为了统治者的御用工具，成为了显教。后来使得陈硕贞直接借用统治者推崇的道教发动起义。从方腊借用摩尼教发动农民起义后，明教被统治者封禁，后来在红巾军起义中与白莲教相联结，痛击元朝，结果都遭到明朝封禁。同时遭到封禁，明教衰落了，而白莲教成为隐教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屡屡被农民借用发动起义。这也说明从明朝开始，我国的“封建统治”已经到了最下限，民众被逼得没有选择了，除了借用白莲教，没有其它宗教可以提供令其反抗的动力了，因为佛、道都为统治者所用。直到近代，基督教深入传入我国，农民们就选择它来反抗统治者。从中我看到：农民起义军先是借用太平道，五斗米道及普通道教等本土宗教当旗帜，本土宗教借用不成了，就借用摩尼教（明教）这一外来宗教继续反抗。等到已经用过的宗教不能再借用了，则又开始探索用白莲教这一本土宗教来作为自己继续战斗的旗帜。白莲教被多次借用，知道近代太平天国借用基督教。这一漫长的过程，充满了农民阶级对借用工具的探索心力。本土宗教不能借用了，就借用外来宗教，结果又回归本土宗教，最终又借用上外来宗教。从这借用来，借用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阶级的探索是多么的艰辛，很多时候又是多么的无奈。从这里可以透视出，农民阶级是多么的辛酸和痛苦。农民起义军刚开始借用的是显教，是统治者默认的，没有被封禁的。等到可以借用的显教一个个被封禁或者被统治者御用，起义军则借用隐教来反抗。先是利用合法的宗教当工具，直到发展到后面，不得不借用隐教即被统治者认为是非法的宗教当手段了。从有合法宗教可用到不得不借用非法宗教，可见底层人民已经被逼得无路可走了。同时可以看出：到了只能够用非法宗教来反抗时，说明封建社会的统治也已经到了极限，很快就要走下坡路了。

第四、从上面的材料中，可以看到一种趋势：在宗教的旗帜下发动的农民起义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猛烈。越是统治者禁止的宗教，农民为了反抗统治者越信奉，越借用。而且，从明朝开始，我国将里纳入了一级政府，封建统治的触角向基层延伸了，对于基层的情况知晓得比以往要多得多，就加大了对所谓“邪教”的镇压力度，必然要激起农民们的反抗。而且，随着压迫的越来越沉重，借用宗教发动起义的次数会越来越多，反抗程度也一次比一次激烈。

第五、本来，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由于历史条件不允许和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具体的科学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为了反抗，他们只有利用那些不受统治者欢迎的、在民间秘密流传的宗教组织队伍。但是，这样的起义队伍最后还是宣告失败。从中国封建里生长出来的农民阶级携带着封建性的基因，再和宗教思想一结合，不科学的思想挤占了他们思绪，客观上推动他们失败。

第六、借用宗教发动的历次中国农民起义，最终并没有改变他们的阶级地位，甚至处境，从根本上讲，还是失败的。这样的结局，考验着后来者，也呼唤着新的时代的到来，那就是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农民的行动。

（三）

谢选骏指出：仔细推敲一下，上面的事例罗列过多，许多其实并不符合“神汉建国”的标准，精简一下，可以沙里淘金，发现神汉建国的矿脉：

两汉时期，佛教从印度经西域、河西走廊传入中国内地。不久，道教从我国的土壤里产生。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产生，使我国当时的一部分人开始有了宗教信仰，形成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佛道两大宗教主导我国宗教界的格局。与此同时，宗教宣扬的一些教义，对底层人民有一些诱惑力，使得历代好多人利用宗教来发动农民起义。

1、太平道——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经济凋敝。又逢连年灾荒，人祸加天灾，百姓苦不堪言。社会苦难是宗教孳生的温床。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冀州巨鹿人张角创立了太平道。

他创立的太平道，以黄天为至上神，认为黄神开天辟地，创造出人类。又信奉黄帝和老子，认为黄帝时的天下是太平世界，是人类最美好的事情。

熹平（172－177年）初年，张角开始在冀州传道。他自称“大贤良师”，手持九节杖，深入民间，用符水咒语为民治病。冀州传道，大获成功。为了便于统领，张角根据黄神分天下为三十六方的宗教神话，也把数十万徒众分为三十六方，各立渠帅统领。建立起一套上下有序的宗教组织系统。

张角创立太平道的目标十分明确，即借用宗教旗帜，争取民心，组织群众，推翻腐败的东汉王朝。中平元年（184年），张角认为起义时机已到。为此，他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一带有谶语色彩的革命口号。起义者“皆着黄巾为标帜，时人谓黄巾”。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风暴，很快席卷全国。黄巾军终因缺乏经验而失败。

但是，东汉王朝经过黄巾起义的沉重打击，从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历史进入了三国鼎立时代。

2、五斗米道——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

五斗米道可以说是我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上最早的教派之一。

东汉顺帝（126－144年）年间，沛国丰（今江苏省丰县）人张陵在四川创立了五斗米道（因入道者须交五斗米，故名）。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之；张衡死，其子张鲁仍传其道。世称“三张”，道内则称“三师”，即“天师”张陵、“嗣师”张衡、“系师”张鲁。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七月，五斗米道首领张修在巴郡率众起义，攻占汉中部分地区，张鲁亦据汉中自立，并借机在巴、汉地区推行五斗米道，并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

张鲁自号“师君”，为五斗米道最高首领，又是最高行政长官。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在镇压了黄巾余部之后，亲率20万大军进攻汉中。张鲁自知力不能敌，遂率众降曹，从此张鲁政权不复存在。

东晋末年，统治越来越黑暗。五斗米道的首领孙恩通过传道，秘密策划农民起义，终于在公元399年，趁东晋朝廷发生内讧时起事。经过一系列的或胜或败的战斗后，孙恩自杀，由他的妹夫卢循领导大家继续同朝廷作战，直到公元411年被镇压下去。

但五斗米道并没有销声匿迹，直到隋唐时代，乃至辽代末年，还有利用五斗米道的起义事件发生。

3、白莲教——元朝末年的红巾军起义

元朝后期，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民不聊生。

至正四年（1344）五月，黄河暴溢，灾区人民死者过半。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顺帝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强征民工15万人开凿两百八十里新河道，监督挖河的官吏任意克扣河工“食钱”。河工挨饿受冻，群情激愤。

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等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一面加紧宣传“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一面又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河道上。独眼石人挖出后，河工们惊诧不已，消息传出，反抗的烈火顿时燃起。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初，韩山童、刘福通聚众三千人于颍州颍上，发动起义。因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起义军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

红巾军所到之处，开仓散米，赈济贫农，深得人民拥护。在红巾军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农民纷起响应。人数较多的有蕲水的徐寿辉部、萧县的芝麻李部、南阳的布王三部、荆樊的孟海马部、濠州的郭子兴部等。元王朝在各地农民军打击下终于灭亡了。

1368年正月，原郭子兴的部属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元洪武，国号大明。

4、白莲教——明朝末年的徐鸿儒起义

明朝末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贪官污吏肆意敲诈勒索，广大人民贫困难忍。明天启二年（1622）五月十一日，山东白莲教首领徐鸿儒在郓城梁家楼聚众起义。

徐鸿儒称“中兴福烈帝”，年号为“大成兴胜”，继承元末红巾军的传统，命部下将士都以红巾裹头。起义首先从梁家楼发起，各地贫苦农民群起响应。五月十三日，起义军分两路进攻郓城县城。激战数日，义军攻克县城，杀死武举王朝俊，生擒训导刘维贤。入城之后，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徐鸿儒宣传白莲教教义，揭发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四方百姓纷纷来归。不久，义军发展到万人，给曹濮一带的官府以很大威胁。之后，起义军东渡运河，攻下邹县和峄县城。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10万多人，震动了山东、江苏及京城，朝廷急派几十万大军镇压。由于起义军兵力分散，寡不敌众，徐鸿儒被俘。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徐鸿儒和他的父母及重要部属18人一起在北京殉难。从滕县突围的部分义军转入郓城，在飞集一带整军，以图再举，但被统治者调集的兵力团团围困，血战数日，全部壮烈牺牲。

徐鸿儒起义失败后，他的部下创立了在清代发动多次起义的“天理教”和“八卦教”，18年后被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部队收编。

5、白莲教——清朝时期的白莲教大起义

白莲教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乾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清廷统治的内容。乾隆三十九年，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将要“换乾坤，换世界”。稍后，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传教时，又提出“弥勒转世，当辅牛八”（牛八为朱字拆写，暗指明朝后裔），宣称“黄天将死，苍天将生”，入其教则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习教之人，“穿衣吃饭，不分尔我”，“有患相救，有难相死”。这种宣传既符合小生产者平均、平等和互济互助的要求，又满足了他们反抗求生的愿望。因此，到乾隆末年，白莲教已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势力，并酝酿举行武装起义。

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发动举义。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徒，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举行起义。

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歼灭了大量清军，使清廷元气大伤。

6、拜上帝教——太平天国运动

拜上帝教组织的创建和发展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是太平太国运动的组织和理论基础。既包含宗教迷信的思想，又具有农民革命的精神。透过浓厚的宗教色彩，我们可以看到它既有提倡平等的一面，又有反清、反传统文化的内容。

拜上帝会渐渐从单纯的宗教团体，演变成为政治和军事的组织。在其后建立的政权中，又采取了政教合一的体制。使宗教政治化，政治也宗教化。一位曾到太平天国考察过的传教士这样评论：他们的政体是混杂的，一半政治，一半宗教，其性质似乎同时具有一个属世的政体和一个属天的政体。从实质上说，两者不是平列的，它们以政治为主，宗教为从，政治为里，宗教为表。拜上帝教作为太平天国的国教，渗透到太平天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洪秀全就是沿着这样的一条途径造就了“太平上帝”。借壳上市脱离原宗教。

洪秀全等人通过“拜上帝教”组织了一大批人，于1851年初在金田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打到江苏，定都南京，建立了与清朝对峙十几年的政权。最终因内讧，在中外反动统治者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农民运动的最高峰，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利用西方宗教发动的起义。

谢选骏指出：神汉建国，是统一帝国的特有现象，而不见于封建时代。所以殷周春秋战国时代等“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封建时代”以及南北朝隋唐两宋等“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封建时代”，比较少见“神汉建国”，而较多“军阀建国”的现象。

（另起一页）

第二章

宗教战争与神汉建国

（一）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认为：

儒不能算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宗教，但是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相当的影响力，梁武帝就多次舍身入寺院，“与众为奴”，可就连一个道教都有无数的神有无数个版本……

因为皇权的关系，佛教和道教都不能有私兵，宗教问题的裁决权在皇帝手中。记得北齐不喜欢道士，当场把道士的头剃了……

归根结底是早就形成了皇权独大的政治体系。佛教刚来的时候水土不服不听话，制造了一个名词叫做三武灭佛。道教更凶悍，从张角开始，张鲁，孙恩，都试图建立过神国，但是他们都混的时间不长。

既然暴力不解决问题，大家自然都很乖。

另外，宗教战争是有的，同治回乱。

当然，这种试图用神权（不管那个神）挑战皇权的行为，在中国有一个同义词——作死。

北魏时候佛教可是闹的挺厉害的

延兴三年，沙门慧隐谋反

太和五年，沙门法秀谋反

太和十五年，沙门司马慧御谋反

永平二年，泾州僧人刘惠汪谋反

延昌三年，幽州僧人刘僧绍谋反

延昌四年，也是闹的最厉害的法庆谋反，云“新佛出世，除去旧魔”，一路上毁寺舍，斩僧尼，烧经像，这次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罕见的佛教内乱

根本原因就是“儒”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宗教战争的基础必须依赖于强力的宗教政权或组织（而不仅仅是信徒的多寡），而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统治地位杜绝了宗教政权产生的可能：

1. 如楼主所言，儒不能算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宗教，但自汉武以后，“儒”成为历代统治阶级正统哲学思想和统治智慧的源泉，同时也成为社会各阶层的道德规范。

“儒”是从中国史官文化发展而来的，以客观、中立为特点的史官文化本身就排斥宗教文化，儒文化本身又是入世文化，因此无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是否笃信宗教，但宗教在以儒文化为核心的民族和统治阶层无法取得实际的政权，也就不可能发生宗教战争。

2.从时间上来看，佛教传入中国时间晚了，虽然大致在两汉即传入，但由于与发源地路途遥远，文献翻译困难等原因，初期影响力不足，而此时儒文化经过数百年沉淀（若是从史官文化算就更长了），已形成完整的思想完备、文献齐全的哲学体系，加上统治阶级的推广，其影响力远不是当时的佛教所能相比的，因此到南北朝后佛教开始兴起时，儒家思想已在中国各阶层扎根，其地位已难以撼动。

道教虽然发源较早，但其早期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学说（道教和道家是两码事），其中又掺杂大量民间信仰、神怪传说等等，不乏虚妄怪诞之说，虽然后来与道家思想融合（偏偏道家学说又是出世哲学），但整合完毕后为时已晚。

3.从内容上来看，佛和道是宗教，儒却是入世哲学，由于平台不同，佛和道要想与儒争夺正统无比艰难（你在讲因果报应，他在说忠孝节义），因为这相当于要推翻已有的整个思想体系（不仅仅是政权），还要提出自己的治世方略；因此表面上儒、释、道三家互有兴衰，其实骨子里佛和道有过几次凶险的争斗，儒的地位却从没有动摇过。也正式由于平台不同，儒可以和其它宗教并存，因此儒文化的生命力高出其它两种哲学，例如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信佛又信道，但儒生却可以信佛，也可以信道。

4.儒文化本身不是一种激烈的文化，因此在儒释道争斗间往往起着缓冲作用，这也是佛道争斗没有引发宗教战争的原因，事实上佛教作为外来户，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采取妥协的态度与本土哲学相融合，如“老子化胡”说（佛道融合），禅宗的创立（儒佛融合）。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儒文化已成为中国思想正统，因此中国统一后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宗教政权（地方性的宗教政权如藏传佛教影响力仅在偏远一隅），因此也就不存在宗教战争的土壤。

说白了，中国封建历史上一直是世俗政权，各阶层只是把佛道当成修心养性的信仰看待，谁也没把它们当成治世哲学，由于有儒文化打底，中国百姓对于宗教的狂热远不如西方人，至于黄巾起义、太平天国之类的战争不过是拿宗教当幌子的世俗战争（并不是某个宗教对另一个宗教发起的宗教战争），与陈胜吴广没区别。

中国古代的宗教道教和佛教主要宣扬修行或向善，人们在有困惑时才会主动皈依，不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具有天然性，爸爸是教徒儿子也必须是，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以宗教为中心的势力集团。中国在古代权力比较集中，宗教的影响力和统治阶级的强权相比很小，因此不可能出现强大的宗教力量。而在西方，罗马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也采用了基督教。到第四世纪时渐渐形成了五个教会中心点：即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提阿、耶路撒冷，与亚历山大。但到了第五世纪，罗马的监督认为罗马城是当时世界的政治中心，所以罗马的教会也该是世界的教会中心，于是就宣布罗马的监督，是“普世之父”——即教皇。公元７５６年，法兰克王丕平把罗马城及其周围区域送给教皇。其后教皇权势日益扩张，在意大利中部出现了以教皇为君主的教皇国。这里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中国用来维护统治的其实是伦理，他不可能独立，儒家的最高地位只是三公，宰相。而西方用来维护统治的是宗教，其具有独立性，西方的自罗马之后就没有统一过，教会在世俗势力的你争我夺中权势日益扩张。不过其实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纯粹为信仰而仗的战争。十字军东争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财富，领地和转移国内矛盾。以为战争而影响信仰中国倒是也有过。唐朝高仙芝在中亚战败以后，中亚遂逐渐脱离中国影响，转而信奉伊斯兰教。

总之所谓的宗教战争也只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集团打着宗教旗号，对外侵略扩张。中国从先秦开始就思想百家争鸣汉朝又独尊儒术，可以说宗教之于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向来没有市场，人民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已经可以顺从于君主。而西方或伊斯兰世界则不行，君主需要用宗教，用神来统治人民，才有号召力，所以他们发动战争也还是得以宗教名义，清理异教徒也好，反正目的还是在于经济利益。

中国的黄巾起义和白莲教这些都不算，是起义领导者煽动起义的手段，他们的思想本来都还不是一个健全的宗教体系。

（二）

有人反对上述的一概而论，他们指出：

中国当然有宗教战争（定义为以宗教为旗号的战争，不论其实质如何——如若追究什么根本原因，则日本的一向一揆，德国的三十年战争都非纯粹宗教战争）

列表如下：

1，黄巾之乱（太平道）

2，孙恩卢徇之乱（五斗米道）

3，喀喇汗国的东征（未必是一系列战争，但确实是宗教入侵）

4，元末某些红巾军（明教、白莲教、弥勒教）

5，陕甘回变（不说了。）

6，太平天国（拜上帝教）

7，义和拳（泛神主义VS基督教）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最后两章，或者钱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文化之演进》，对于这个问题，有比较详尽的描述。

简述一番钱穆先生的话，大意就是：中国自先秦起，学术思想、精神世界，都是追求的现实生活——既实现“天下大同世界和平”的理想社会，此理想即中国之“宗教”。东汉时，佛教传入，南北朝时大盛，并对于道教思想对峙而起，对传统儒家产生挑战。民众思想混杂，社会分割断裂，都这有其现实原因（书中介绍甚细）。后大唐盛世，国运昌盛，中国人又回到了对现实理想的追求上，佛教因世而变，形成了贴近于现实人生的禅宗，及其它汉化佛教，从此已归入中国文化之大流，与儒家思想渐近，再也无法对社会产生大的影响。自唐以降，其它宗教思想纷繁传入，都无法造成大的影响。

以上为书中大意，再做引想：直至清末，中国被“拉进”资本主义体系，传统社会进程再次断裂，始有各种宗教思想之突起。加之国外敌对势力故意为之，国内民众内心无处安定、随波而动，现代传媒的弊病，等问题联合作用，方有宗教暴行发生。

但这种问题并非无法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先天抵制宗教。加之以国家若继续在正常之轨道前行，民众趋向安定（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此类问题，必可渐绝于社会。

换个角度回答。

宗教是有严格的金字塔组织结构的。有教主（或教主集团），中层教主，低层教主。

宗教最核心的权利，就是教义解释权。

神可以只有一个，经书可以只有一本，但教主决不会只有一个。没办法，总有多个人觉得自己才是最理解神意的人。

所以我们发现，宗教流血事件，往往是同一教内各派之间最凶残。

十字军到底是打东正教还是打伊斯兰，其实还真说不清楚呢。

新教出来后，基督教体系对伊斯兰几乎就没有发起过战争了。基督教内部各派倒是血流成河了。

中国真的没有宗教战争么？不同宗教之间是少见。但回族的新教和旧教。西藏的黄红战争。那可是挫骨扬灰哦。

谢选骏指出：“新教出来后，基督教体系对伊斯兰几乎就没有发起过战争了。基督教内部各派倒是血流成河了。”——这确实是新教的罪孽，至少是无意的后果。但是，要说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显然不合事实。如果说，也算削足适履：“中国的黄巾起义和白莲教这些都不算，是起义领导者煽动起义的手段，他们的思想本来都还不是一个健全的宗教体系。”显然，我们不能拿欧洲的概念来套中国的事情，中国当然不会有欧洲那样的宗教战争，因为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宗教。其实欧洲本来也是没有宗教战争的，宗教战争是回教的传统，而后强加给欧洲的，而后又在欧洲引起了效法和连锁反应——新教的改革，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基督教的回教化”。

（三）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农民起义的反抗目标与无组织力量的关系，就可以发现，在一个王朝中前期无组织力量较小时，农民起义是地区性的、规模也不太大，反抗目标往往只是贪官而不是皇帝。如明代中前期最著名的是1511年以刘六、刘七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攻城克堡，杀贪官污吏，势力到达北京附近，并从河北进入山东、河南，南下湖广，抵江西，又北上进攻北京，打得明廷大有招架不住之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首领之一赵鐩说：“今群奸在朝，舞弄神器，浊乱海内，诛戮谏臣，摈弃元老”，“乞陛下睿谋独断，枭群奸之首以谢天下，即枭臣之首以谢群奸”。他们的反抗目标，主要是针对当权的群奸。只要明主杀“群奸”以谢天下，他们甘愿杀头。王朝中前期的农民起义，大多是杀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地主，而不是把矛头指向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

王朝末期无组织力量在全国范围泛滥，整个官僚机构腐败，推翻以皇帝为首的整个官僚机构就成为全国农民统一的目标，农民起义必然就是全国性的。汉末黄巾军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已有改朝换代的意思了。隋末农民大起义历数隋炀帝的十大罪状。指出起义原因是：“今同苦朝政，各兴大义”。除了反对旧王朝外，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也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的目标。我们可以看到，自唐以后农民起义的口号，除了推翻旧王朝以外，平均主义的理想也日益突出了。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

宋代王小波、李顺起义则明确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钟相、杨么起义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农民大起义也提出均田，蠲免钱粮，平买平卖的主张。在哀鸿遍野的时候，李自成义军的“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更是富有吸引力的。到清代太平天国时，农民政权甚至颁布了“天朝天亩制度”，提出平均的大同社会理想。

农民起义口号的发展，说明反抗目标日益明确——从王朝初期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末期反对整个朝廷；从王朝早期仅仅提出某些具体反对目标到后期发展到追求平均主义的理想，这充分说明农民起义是否定宗法一体化结构和无组织力量的革命力量。农民起义的组织和口号与无组织力量形式变化是直接相关的。

除了共同的反抗目标以外，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必须有革命的组织核心。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宗法一体化结构和调节，它促进了革命组织核心的形成。

陈胜、吴广起义核心的形成，是秦王朝繁重的徭役和苛政所致。雇农陈胜、吴广和服役农民九百余人在蕲县大泽乡为暴雨所阻，耽搁了报到日期，要被处死。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们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就地起义。有了这个组织核心带头点火，加上当时“天下苦秦久矣”，于是声势浩大的全国农民大起义立即燃为燎原之势。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引爆点出现在受兵役之苦最重的山东、河北省。皱平、王薄起义是反对东征，当时有“无向辽东浪死歌”。

元末刘福通起义，正是抓住了元顺帝役使十七万民工集中于黄河工地的时机。明代的流民暴动，则发生在流民集中的荆襄和四川。总之，往往在那些国家举办的公共工程中，或人口集中之处、商业交通便利之地，首先成为全国农民起义的引爆点或形成组织核心。

农民中的秘密结社和宗教团体，在形成起义组织核心中也起过重要作用。黄巾大起义前利用“太平道”已建立了三十六方的全国性秘密组织。益州、巴郡一带的“五斗米道”在张鲁起事前已活动多年。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明教’影响十分大。农民中的宗教团体之所以能够做到暗中串联、秘密结社，一方面要以共同的反抗目标为基础，另一方面必须以利用宗法一体化结构克服小农经济分散性为条件。而秘密结社、宗教团体，不过是组织的具体形式。在欧洲分散的领主经济结构中，农民起义也有宗教的色彩，但缺乏一体化调节力量，所以很难形成全国性的组织。

总之，如果说农民是中国社会中最主要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生产劳动推动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那么，宗法一体化结构就好像一座牢固的长坝，把农民管理起来，控制起来，而无组织力量就好比坝里的老鼠，不停地打着洞，任何挖鼠灭鼠的行为也不能遏制鼠洞的增加。这样，堤坝越来越脆弱，老鼠越来越猖獗，终有一天，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要冲决一体化的大坝，淹死老鼠们，把数百年积累起来的污泥垢水荡涤干净。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

东汉黄巾造反和元末农民大起事只是中国古代民变的两个典型事件而已。在中国古代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几千起民变中，以宗教名义散播谣言拉拢群众的几乎占了一半。这就是谢选骏所指出的“神汉建国”现象。

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是，他们在起事前虽然都炮制各种谣言，可无论是黄巾起事还是元末农民起事，他们虽然是以宗教的名义，却鲜有以神、上帝的名义来夺取天下，黄巾起义的“黄天”指的是他们自己，“弥勒佛”也不是真的弥勒佛，而是转世的，还是他们自己。也就是说，他们所炮制的谣言都是为自己服务的，宗教里的神仙不过是他们拿来当作一面大旗，举着这面大旗的还是他们自己。

这就不由地想到了梁山上的那群好汉，宋江可谓是以宗教名义炮制谣言的高手，他在梁山当老二的时候，就炮制出了说曾经遇到九天玄女赠送给他天书，让他干什么呢？让他替天行道。你看，“替”天行道，而不是天来行道，他知道自己不是天，但他得到了天的许可，允许他在人间执行天的任务。那个他的同道方腊也曾炮制了一个谣言，据说他有一天在河边喝水，猛地一低头，发现河里有个戴着玉皇大帝的帽子似的人，他一惊，可仔细一看，原来那就是他。这个谣言散播出去后，大家都来投奔他，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是玉皇大帝派下来顶替人间皇帝的。但方腊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就是玉皇大帝，这些起事者虽然胆大包天，敢向皇权挑战，敢借天的名义，却不敢以天自居。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君权与神权完全是两回事，中国人敬畏神仙，所以绝不敢以神仙自居。即使是许多不可一世的皇帝也不敢说自己就是玉皇大帝。

百姓们为什么会相信这些起事者所制造的谣言呢？当然要跟当时的情况有关，任何一场民变的前提条件都是，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失控，百姓无法存活。另外，“敬鬼神”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传统，谣言之所以产生并传播，是因为一些自以为自己是专家的人在推波助澜。比如，有人说，某某是玉皇大帝派下来的。“专家”就说了，是的，玉皇大帝在这个时候也该派人下来了。因为“知识”，所以导致盲目相信。

普通民众相信，那么，有没有被造反的皇帝相信的呢？有！他就是清朝的嘉庆皇帝。嘉庆十八年，民间宗教天理会首领林清与李文成散播谣言说：“二八中秋，黄花落地”。“二八”指嘉庆十八年的第二个八月：闰八月。“二八中秋”，是闰八月十五日。“黄花落地”，是暗示清朝将在这一天灭亡

这两句口号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传播开来，传到京城的时候，嘉庆皇帝居然就真的相信了。他为什么会相信，这跟民间对闰八月的迷信言辞有关。嘉庆皇帝如果不了解这种知识，那么他很可能不会相信，就是因为他是个专家，所以他知道，凡是有闰八月的一年，总免不了要有天灾人祸。这个问题似乎很好理解，比如有人传谣说，现在某个地方的蚯蚓把一个人咬了一口。如果这个谣言被一个生物学家和一个纺织工人听到了，你想谁会相信这个谣言更多一些？答案是生物学家，这并非是生物学家真的就认定这个谣言的内容是真实的，而是他会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来进行联想，蚯蚓与咬人这两件事物联系在一起在他脑中作用，据他的知识，蚯蚓是完全可以咬人的，而纺织工人完全不知道蚯蚓的身理构造，所以他不会相信。巧的是，早在这两年前，天上就有彗星出现，朝廷钦天监奏称将有兵灾，曾经特颁诏旨，将嘉庆十八年（1813）的闰八月取消，改于次年，在嘉庆十九年置一个闰月。而他这一种改闰的措施，恰好帮助了天理教徒的制造舆论。有人说，天理教徒是在嘉庆改闰以后，才利用机会造出这“二八中秋，黄花落地”的谣言的。然而，天理教徒并不更改他们的日程，仍旧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起事。林清与李文成认为：该年的九月并不是九月，仍旧是闰八月。皇帝能决定人的生死，却不能改变老天的规律。

二人拟订计划：由林清占领京城的皇宫，同时由李文成在豫北及鲁西、冀南，发动大规模的民变，编成队伍，向北进军。林清是直隶（河北）大兴人，李文成是河南滑县人。他们两人在谣言风行时已经把准备的工作做得非常好。甚至在京城宫里的太监，也被他们吸收进来，充当内应。

可惜的是，正当起事行动准备充分时，李文成在滑县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而走漏了风声，九月上旬，李文成出师未捷身先残，被滑县的县官强文捷逮捕，经严刑拷打，打断了腿。李文成的徒众，哪里能让头领受苦，就迫不及待提前在九月初七日发动起事，打进了县衙门，杀了知县，解救了李文成，占领滑县县城。几天后，他们获得直隶长垣、东明两县，与山东金乡、定陶两县的天理教徒响应，把这两个县也占领了。于是，浩浩荡荡大举北伐，很快占领豫北的道口镇。

嘉庆皇帝这个时候不在京城，他很相信那谣言，所以就跑到热河（承德）避暑山庄以避暑的名义躲避灾害，在接到李文正起事的报告后，他大吃一惊，心想果然应验了。他立即密令直隶总督温承惠、山东巡抚同兴、河南巡抚高杞对李文成进行“围剿”。

那个时代，信息一点都不通畅，李文正在夺取四个县后也忘记了造谣，所以，林清在京城附近什么都不知，还按照计划在九月十五日攻打京城的皇宫。

计划实施的前一天，林清本人留在京城郊外的宋家庄，派遣祝现、李五带领二百名左右天理教徒化装成商人，混进了宣武门。这二百人在十五日的晚上，由宫内太监天理教教徒刘金、杨进忠、高广福、阎进喜引入皇宫所在的皇城。

一入皇城，他们立即着手装扮：头裹白布，手执钢刀，为首的人跳上皇城城墙，从腰间掏出一面大旗东西挥舞，旗上所写的字，是“大明天顺”。也有旗子上写着“顺天保民”。先是冲击西华门，杀到尚衣监、文颖馆，皇宫护卫军慌忙关闭大门。这群人见大门太高，又转从养心门对面南墙外，攀援树木，爬上墙头。这个时候，后来的道光皇帝带领一批侍卫向他们进行了反击。双方对峙过程中，宫中的侍卫们纷纷赶到，围住皇城，杀进皇宫，结果二百名天理教徒多数阵亡或被捉。在拷打下，林清的指挥所也被暴露，第二天黎明，林清本人在宋家庄被捕。

嘉庆皇帝听到这个消息后，惶恐的心终于放下，从热河回到京城，积极应付李文成的军队。不久后，李文成的军队也被击溃。

林清等人制造的谣言可谓是中国古代民变历史上对统治者冲击最大的谣言，甚至连嘉庆皇帝都深信不疑，而且，几百人就能冲入一个帝国的皇宫，这显然是千古未有之事。嘉庆皇帝在事后感叹不已，可他仍旧相信那不是谣言，而的确是自己朝政不修引来老天之怒的结果。农民起事必须要制造谣言，这是历史规律。因为农民本身就处在一个国家的最底层，他们制造谣言无非是提高自己的身份，以达到向帝王对抗时先在心理上达到平衡的目的。事实上，任何一个敢于造反者都不惧怕天地，更不用说是狗皇帝了。所以，他们制造谣言的另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聚拢群众，用谣言来拉拢人，是中国古代任何一个起事者不需要训练就能运

用的专业技能。

即使是唐末的黄巢、明末的李自成虽然没很显眼的以宗教的名义制造谣言拉拢民众，但其制造谣言的方式仍旧不能脱离黄巾那一套，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冲天”二字就具有宗教色彩，李自成在造反生涯中不断制造明朝灭亡的谣言，里面大都有谶语的意味，比如他在一次祭黄帝时就说过：吾推翻明王朝不是灭中华。这里的祭祀黄帝就有宗教意味，而其推翻明王朝不是灭中华就纯属谣言，当时的明王朝不代表中华，还代表什么？难怪有人说他是回民。

中国宗教发展不起来确实在于中央集权，现在的三大宗教基督，伊斯兰教，佛教，大都是在当地政权分裂之时得到大发展，或取而代之，如伊斯兰教，或借势壮大如基督教，即便佛教也是在分裂战乱时期兴盛起来的，中国给予宗教这样的机会就很少，一来是中央集权势力强，尤其确立了儒家道德观后，二来就是自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两次起义后，中央政权对宗教抱有极大的戒心，时时戒备之了。

关于农民起义，其实我认为中国这么多的起义很少有正宗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不如说是六国的余党起义，太平天国，太平道则是正宗的宗教战争，元末带有极强的民族起义性质，而新朝的起义，隋末唐末明末确实带有极其鲜明的农民起义色彩，但是这些起义大都和极大的人祸如隋炀帝发动战争或者天灾如明末有关，就是说假如不是突发性的灾祸，农民根本也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起义，至多造成一些短暂的小规模政权甚或就是山大王之类，就是传说中所谓替天行道的义贼，而一旦壮大，便会出现被俗称的地主阶级剥夺胜利果实或者蜕变成地主阶级这样的情况。

这几乎是无可奈何的事，我认为这和阶级没有关系，而是和组织形式有关，就是即便再纯洁的个人，一旦形成一个组织，都要蜕变。

而历代那些起义，根本是没有目的性的，只是因为饿这个人类基本问题导致的情况，而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上层阶级的贪婪，还有很大的因素是资源的有限性和人口的无限增加的矛盾，这种办法唯一解决方式就是增加资源，如现在国家的分配还不如我国古代的分配，但是因为资源大大的增加，造反的情况却减少了。

谢选骏指出：在我本书的研究里，“神汉建国”其实可以列为“中国形式的宗教战争”。这在太平天国和共产党革命里，体现的格外明显。

（另起一页）

第三章

“农民起义”是伪命题

（一）

农民起义是个伪命题（梦回田园2009-12-1）说

中国历史课本上所谓的“农民起义”是一个内涵非常模糊的概念，究竟什么是“农民起义”？如果以军队兵员的来源来看是不是农民起义，或者说是主力是农民，那中国封建时代几乎所有的起义都是农民起义，那这个概念也太宽泛了，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没必要单独拿出来讲了，就和人民起义是一个意思了。并且，政府军中的士兵也是来自农民。况且，他不来自农民也没有其它的来源呀，因为我们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大家都是农民或者曾经是农民。

按这种理解，那美国独立战争也是农民起义了。因为当时的北美就是一个农业社会，主要的商品也是农产品，茶叶、棉花、粮食、牛奶。美国士兵也主要是农民出身，开国领袖也多是农场主或农民。

如果以起义军的首领出身来看是不是农民起义，那就更不合适。因为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首领很多都不是农民，有很多是小知识分子、商人甚至是地主、官吏，黄巢，大盐商；洪秀全，当过私塾教师，是小知识分子；宋江，小官吏。

阶级分析的方法局限性之一就是刻板，我们现在的教材中已很少使用。比如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是务农的，但农民和其它行业的人员是经常流动的，农民和其它行业没有明显的界限。农民考上科举，可以做官，做官退休了，继续务农，也以可既经商又务农，你说他是官员呢，是商人呢，还是农民呢？

农民起义这个概念是引自西方，但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是不一样的。欧洲长期是农奴制社会，一个地主可能拥有成千上万农奴，这些农奴的起义，其人员的来源非常单纯，真是就是农民起义。而中国的封建社会要开明得多，大部分人是自由农，据研究，从唐到清，中国社会自由农的数量一直在占人口三成到四成，在一些太平年代甚至占到一半以上。而即使是佃户，他和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也要比欧洲的农奴小得多。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人员来源很广泛，有农民、商人、士兵、工匠甚至是地主、官吏，不像欧洲的农民起义那样来源单纯，所以，用“农民起义”来形容中国历史上的民变是极不合适的，我觉得应该用“人民起义”一词。台湾称为民变，也比较好。而至于把农民起义的失败归结于“农民”的劣根性，简直就是无稽之谈了，因为这些起义的首领往往都不是农民。

所以，农民起义是个伪命题，用农民起义来形容我国历史上的起义是不准确的。我们应该用人民起义一词。

（二）

《“农民起义”是个伪命题》（百度贴吧2014-12-2）说：

史学界对“农民起义”的定性和评价一直存在分歧

国人对“农民起义”这个词都不会陌生，对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的故事也耳熟能详。大陆史学界也曾一度热衷于研究“农民起义”。如范文澜之《中国通史》认为：“地主成为农民面前唯一的大敌对阶级，从陈胜吴广开始，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大小起义。”翦伯赞之《中国史纲要》则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推动了各地农民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中国史纲要》至今还是很多高校历史专业的必用教材。

但在民国时期，通史中却很少有关于所谓“农民起义”的内容，在提及时多有贬义。如钱穆之《国史大纲》称王仙芝、黄巢为“流寇”，称白莲教、拜上帝教为“邪教”；吕思勉之《白话本国史》说陈胜、吴广“造起反了”、“濮州人王仙芝起兵作乱”。台湾当代学者傅乐成则使用较为中性的“民变”来称呼“农民起义”。

从领导层来看，“农民起义领袖”绝大多数都不是农民

考察究竟是否存在“农民起义”，首要之务，是考察其领导层的基本构成。事实上，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几乎没有种地的农民，他们或是小吏，或是商人，甚至是贵族后裔。这些人起事之初，亦无人怀抱“反抗地主阶级”之目的。

“农民起义领袖”中没有农民，多是地方小吏和商人

毫无疑问，“农民起义”要由农民来领导才名正言顺，但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大的民变是真正的农民做主帅的。

文史学者唐元鹏以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十二次“起义”为样本，统计其主要领袖“职业”后发现，小吏出身的有9人（如刘邦、窦建德）；商人出身的有8人（如黄巢、方腊）；军人有4人（如陈胜、吴广）；贵族子弟有3人（如项羽、李密），另外还有几个小地主和宗教相关人士。在唐元鹏看来，只有杨幺是渔民、杨秀清和萧朝贵是烧炭的，勉强能算在农民行列中。

农民无法成为民变领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时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生活经历单一的农民，最缺乏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

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不仅有一定文化，还见多识广，知道如何仿效朝廷体制，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规则。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参与，常常能使“起义军”迅速壮大。刘邦、朱元璋有了张良、李善长等人的协助，才最终取得了天下。

民变领袖起来“造反”，从来都不是为农民谋利益

印象中，“农民起义”之目的，肯定是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们鼓动驿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

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他们造反显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黄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请降，如879年，黄巢上书，请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没能谈妥。

朱元璋出身赤贫，自己没有土地耕种，连农民都不如。但是他投身“革命”的心思一点都不坚决。当同乡汤和来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郭子兴时，朱元璋去找朋友周德兴商量，周鼓励朱元璋参加。朱元璋依旧犹豫不决，直到皇觉寺被烧，他无处可去时，还是先去算了一卦后，才决定投奔郭子兴。

濠州当时五帅并立，按照吴晗《朱元璋传》的说法，“军粮摊派，孙德涯一伙主张当然该多派地主，贫苦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再派粮不是要他们的命。郭子兴却有另一种主张，地主要少派些，横竖地面上只有数得出的几十家地主，派多了，地主吃不消，会逃跑。贫农小户，虽然油水少，但是人数多，一家派一点，汇总起来就是一个大数目。”后来朱元璋站到郭子兴一边，显然没有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想法。

民变领袖在成声势后，虽然往往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什么“农民利益”。

从目的看，农民非为反抗地主，甚至是被裹胁“起义”

帝制时代之中国，乃农业社会。故而农民必然在历次民变中是主要参与者。但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分明，二者间的矛盾，也未如想象中那般尖锐。许多民变中，农民之所以加入，原因很复杂，甚至有被裹挟者，大多非为“反抗地主压迫”。

中国古代，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地主和农民，而在于民间和朝廷

在“农民起义”的历史叙述语境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极为尖锐，时时处在对立之中。但揆诸史实，在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学者孟祥才所分析的那样：

“中国历代皇朝都实行土地买卖和诸子析产的制度，再加上皇朝更替和战争造成周期性的社会动乱，致使地主和农民都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中。地主因犯罪丢官、经营不善、战争破坏、多子析产而下降为农民，农民因科举得官、精于经营或经商致富而跃升为地主，这两种情况经常发生，使两个阶级不断出现人员的交流，由此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渗透。”

全国半数以上的土地在自耕农、半自耕农手中，那种认为地主掌握大部分土地的看法是没有依据的。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类的话，或者是夸张，或者是特殊情况。佃农、雇农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为地主耕种，但因农村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地主与佃农、雇农往往身处宗族网络中，让所谓的“阶级矛盾”难以显露出来。

在古代中国，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于地主与农民，而存在于民间与朝廷。一个王朝在中后期常常给老百姓以沉重赋役，此时地主、农民事实上处在同一地位。秦朝征发戍卒，为保证农业生产，都是先征住在闾右的豪强，等到豪强不足时，才征闾左的农民，所谓“秦戍役多，富者役尽”。在苛政之下，地主、农民都会对国家政策产生不满，怀有反抗情绪。

故而，所谓的“农民起义”是不准确的。参与这种“起义”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秦末的大动乱，先是由一群戍卒“打响第一枪”。随后农民、知识分子、官吏、地主都起来响应，出现了人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的情况。

老百姓参加“起义军”不是因为土地，很多出于畏罪或迷信

即使黄巢、朱元璋这样的豪杰不是为农民造反，农民也该是为争取土地参与其事吧？事实上也不都是。陈胜身为屯长，负责管理戍卒，带他们到驻地去。路上赶上大雨，无法在最后期限前抵达目的地。延误了期限，所有人都要处斩。戍卒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情况下，才选择了追随陈胜、吴广造反。

刘邦做亭长时曾奉命押送犯人去骊山，结果走到半路时，犯人就逃跑了一多半。刘邦知道，等到了骊山，这些犯人肯定就跑光了，索性就在一天夜里把所有犯人都放了。结果有十余名犯人愿意追随刘邦。

刘邦在逃亡过程中发生了“斩白帝子”和头上“常有云气”两个传奇事件，沛县的人听说后都觉得刘邦将来能成大事，纷纷前来投奔。由此可知，投奔刘邦的这些人并不是因没有土地耕种而生活不下去的农民，没有怀有反对地主阶级的目的。

很多农民参加“起义”，非是出于自愿，而是被乱局所裹胁

历代“起义”中，不乏因天灾人祸，导致饥民走投无路而冒险起事者，如王匡、王凤的绿林军。洪秀全起事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广西大旱。但是随着“义军”规模的扩大，很多参与者就非主动，而是被裹胁了。李秀成供状中说：“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这就是最先被裹胁“起义”的一部分人。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出兵北伐。有史料说北伐军“沿路裹胁”、“到处裹胁，愈聚愈多”。有“跟随官兵挑负行李，到独流”后被北伐军裹胁去的；有在赶集时被裹胁去的；还有的在“城内看戏，不料长发贼进城”而被裹胁去。北伐军统帅李开芳在被俘后供称，“所到各处，裹胁的乡民，也有用银钱邀买跟随的，亦有怕杀跟随的。”因为害怕被裹胁，以至于有些地方在北伐军到来之前竟“人民逃亡，十室九空”。

有的人被太平军裹胁后，又想着如何去裹胁别人。以下这则史料如今看来，让人不寒而栗，“保安周生曾问数贼曰：‘尔在彼中掳来乎？投来乎？’曰‘掳来，且焚抢殆尽’。复间曰：‘尔恨掳尔之人及害尔之人乎？’曰：‘恨’。‘然则何以今日亦行掳人害人之事。’数贼众一词曰：‘因自家焚掳一家，己身复被掳，每见完善之地人民，以为我如是，伊辈何独安处。愤慈不平，必将其人掳来，同我一样，我心始快。’”

被裹胁去的人只好跟随太平军造反，“裹胁之人，能写字者派司笔墨，呼以先生，不令出仗。老弱胆小者，令扛抬物件，烧火炊饭。”剩下的青壮年则发给长矛、刀剑，有太平军士兵在后面监督着上战场，谁要是退却，就会被当场斩杀。

对于太平天国裹胁百姓的事情，钱穆的论说非常精辟，“饥荒可以促动农民，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要临时组织农民，便常赖于宗教。为要在短期唱乱而临时兴起的宗教，决无好内容。这是农民革命自身一个致命伤。”“因中国疆域之广，饥荒灾歉，只能占大地之一角。而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一两年后，情形即变。因一时一地的变乱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谓‘流寇’。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

不难想象，在历代“起义”中都存在类似北伐军的这种做法。“起义军”到一个地方要补充兵员，自然会想办法让当地人从军造反。

从结果看，“起义军”所过之处，农民并未获得什么好处

所谓“起义”，即仗义起兵，如果所行不义，那还是“起义”吗？在想象中，“起义军”所过之处一定是秋毫无犯，打破州城府县就要开仓放粮。事实与此截然相反，“起义军”到的地方少不了烧杀掳掠，以致生灵涂炭。20世纪上半叶，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李达即说，农民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如“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

以唐末黄巢为例，他的队伍中病死、饿死、战死的总数在一百万以上。中原本来人口稠密，但到了黄巢败亡之时，已经纵横千里，渺无人烟了。在广州，仅仅是回教徒、基督徒被黄巢所杀的就有12万以上。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曾被黄巢作为首都。当唐军反攻，黄巢狼狈撤离前，他下令放火，将长安烧成一片平地。从此长安再没有机会成为国都。

李自成大军以纪律严明著称，但其所过之处，“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皆是”。如果说这还算是对所谓地主阶级的打击的话，那他在攻破偃师后的屠城，受害者就大都是普通老百姓了。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更为知名，如温江县“人类几灭”。

因为在古代史书中，各种民间起事都被记作“盗贼”。1949年后，大陆史学界流行将“盗贼”一概理解为“起义”。其实这些盗贼中很多是在太平岁月聚众劫掠的大盗，破坏性极强，没有任何“起义”的纲领。

这些被冠以“农民起义”之名的民变事件，很多时候作用也是消极的。正如学者戎笙指出的那样，很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衰落的状态。有的农民战争之后，还出现了分裂割据，社会生产力遭到长期的破坏。至于中等规模的农民战争没有推动生产力的例子就更多了。所以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种观点，不攻自破。

在“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说法过时后，“农民起义”的作用通常被解释为：迫使新统治者承认农民在动乱中获得的土地，并颁行轻徭薄赋的举措。事实上，在经过“起义”带来的大动乱后，国家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只能采取上述政策。这与其说是对农民让步，不如说是新王朝建立者要巩固统治。

结语

虽然不排除历史上某些民变事件，其起因系农民自发起来反抗暴政；但此类小型民变，一旦升级为中型民变、乃至我们所熟知的著名大规模“农民战争”，则确无一例算是名副其实之“农民起义”。

（三）

《农民起义：历史领域的最大伪命题》（法治内参Oct 19，2016 ）说：

一、“农民起义”，屠戮的从来都是农民

（1）

3000年来，再没有那一个群体比中国农民更惨了。几百年前张养浩就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感叹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考虑到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大地主，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的“百姓”泛指农民。长久以来，我们的史学家和历史课本中，对“农民起义”充满了赞美，认为其是“推动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自《中国通史》）。

但我总对这个说法心存怀疑，毕竟我们的封建社会整整维系了2000多年，而这其中，每一次的朝代更迭，几乎都源于“农民起义”，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数不尽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在实质意义上推动历史的进步，农民们磨刀霍霍，砍掉一代暴君的脑袋，但同时又种下了一颗“暴君”的种子。

这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佛斯（Sisyphus）一样，一次次将巨石推上山顶，又一次次眼睁睁地看着巨石轰然滚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起义——争王——登基——暴政——起义……如此循环反复了整整两千年。

“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

这个“争椅子”的理论，出自鲁迅，他老人家目光如炬，寥寥数笔，就洞穿了中国循环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

这就是我怀疑的根源：无论触动“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帝王的横征暴敛还是大自然的天灾地孽；甭管是陈胜吴广喊出来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是太平天国嚷嚷出来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论是局部地方的揭竿而起，还是席卷全国的翻江倒海，“农民起义”到头来不过是争的是一把“龙椅”而已，一旦这把椅子稳固之后，整个社会的阶层和制度，和起义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想不明白，一个重蹈覆辙的运动，怎么能叫推动社会和历史进步了呢？

（2）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革命，被世界赞誉为一场“天鹅绒革命”，这是因为这场革命和人们印象中的流血冲突不同，它全程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故得此名。

从专制到民主，这场革命从头至尾甚至没有打碎一块玻璃窗，没有点燃一部汽车，没有任何打砸抢烧和流血冲突等恶性事件，一场涉及到政权更迭的“革命”，竟然比我们这边的反日游行还安静平和。

而，反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可以用六个字来形容：鲜血岂止淋漓。

在官方口径中，“农民革命”一向是强有力且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也许是吧。但翻一翻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你的指尖所及之处，滴滴答答的都是农民们滚热的鲜血。

在中国历史上，生灵涂炭简直就是农民起义的同义词。以黄巢起义为例，从屠广州开始，黄巢军一路烧杀淫掠，根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黄巢军杀害了。”

屠城，是“黄军”一贯的路数，攻入长安之后，黄巢军“怒民迎王师，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谓之‘洗城’”。经此一役，长安再难安，千年古都被付之一炬，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再也与“京都”无缘。

连年的战事导致农田荒芜，黄巢军因为缺乏粮草，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人吃人”记录。黄巢军吃人肉的行径，在著名的《秦妇吟》中就有所记述：“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旧唐书》更是记载了黄巢军将人肉大规模充当军粮的可怖做法：“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说的是黄巢军因为粮食短缺，制作了数百个巨型石臼，将大批乡民、俘虏，不分男女老幼，活生生扔进臼中，捣成人肉糜，为军队充饥。

“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几乎将四川全境杀的是“人类几灭”。起义军刀光所及，曾经的“锦绣天府国”沦为“人间血池狱”，其对四川人民的杀戮程度之惨烈，令清朝不得不实施了延续近百年的大规模移民，也就是史书中的“湖广填四川”。

张献忠是如此的热爱杀人，我常常想这厮一定是个心理变态的杀人狂，鲁迅评价张献忠时这样说：“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张献忠为杀人而杀人。”如果这也能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话，那希特勒应该被授予一枚“诺贝尔和平奖章”。

中国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是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被许多史学家所讴歌的“反封建、求平等”的农民起义运动，实际上亦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类悲剧”。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如今已经不可能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有说两千万的，有说五千万的，而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则通过系统分析后，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天平天国运动期间，从1851年到1856年，死亡的人口数量高达110000000以上，组成这一亿一千多万的每一个数字，都由一具具真实存在的农民尸骨堆积而成。

以至于当代史学家简又文先生这样评价太平天国运动：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

在太平天国“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大梼所及之处，原本富庶的江浙一带“满眼瓦砾，遍地白骨，繁花似锦的江南，往往二三十里地，不见人烟。”救世主洪秀全一面宣传着“普天之下皆兄弟”，一面手起刀落，杀人如草芥。

这种丧心病狂的杀戮就是，你连做战俘的机会都没有（事实上，战俘在中国的农民起义历史中，就从来不是个问题），城池拿下来之后，领袖往往就是一句话：女人留下，杀光男人。我得说，这还是心存浪漫主义的领袖，更常见的景象是，无论是老弱妇孺，一律斩杀殆尽，女人的死法还要更惨烈一些，毕竟她们一般在死前还要遭受起义军的奸淫。

鲁迅说在中国的历史中就两个字：吃人。那么，回顾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的历史，恐怕只有一个字：杀！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屠戮的从来都是农民群体自身。

（3）

相比“天鹅绒革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只有一地鸡毛。

这更多地体现在农民起义和农民造反运动中的盲目和“被裹挟”。众多农民在“起义”之中，被裹挟着揭竿而起，经过多年的流窜征伐，最好的情况不过是重新迎来一位新主子来“奴役”他，更多的农民是在疯狂的杀人后被人杀掉。待天下大定，远远望去，坐在龙椅上面的人，在周边美人令人酥麻的呻吟声中，早已经将自己曾经高呼过的“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起义口号忘记殆尽了。

也就是说，抱着“平均天下”的目的参与农民起义的农民们，其利益诉求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兑现和满足。以太平天国为例，洪秀全等一众天王在攻城略地之时，起义宣传的“有钱同使”变成了几大天王的中饱私囊的“圣库制度”，上至高级官员，下至贫民百姓的私人财产全部被“充公”。

嘴上喊的是“均贫富”，实际上农民们的生活比“革命”前还要惨，不仅私人财富被迫上缴，连性生活都要经过领导允许才能实行——太平天国对普通百姓实行严格的禁欲政策，即便是夫妻，男女也要严格分居，只有初一、十五两天，夫妻才能“合法”地同房，否则将迎来非常严厉的惩罚。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极大天王和领导人的骄奢淫逸，可以说，太平天国的江山还没稳固，“天王们”倒是先将后宫的三千佳丽临幸了个遍，以至于竟直接将“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这一句做成了明文规定，光是洪秀全的“天王府”，就有多达2300多名美女专门服侍他一个人，整个“天王府”连太监都没有一个，只有一个男人：洪秀全。

无论是黄巢、李自成还是洪秀全，起义军所过之处，农民们从来没有获得什么好处。最好的下场就是在起义军的裹挟之下，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场屠杀之中：命好一点的，可以多吃上几顿人肉，多奸淫几名“本是同根生”的邻家少女；命不好的，参军之后连一顿饱饭都没吃过，就直接“为革命光荣牺牲”了。

这样的“农民革命”，遑论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别说促进了，生产力的根本——“人”，几乎都被大屠杀血洗干净，何谈促进呢？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这是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

而这就是中国两千年来“农民起义”的真相，只破坏，不建设。在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新世界”，其中的每一砖，每一瓦，都来自于其亲手推翻的前朝旧制的破碎沉渣，这不过是一个“打江山、坐江山”的轮回和重复。

更多的农民们则是从来不会去想何谓“革命”，为什么要去“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理想从来只是要求“有一口饭吃”，奢侈点不过也就是“一方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在1860年，有一名英国的传教士麦高温（著有《多面中国人》一书）这样评价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依然如500年前一样贫穷且一成不变，农民们的理想就是吃饱睡觉，为了吃饱睡觉，他们可以在主流社会里逆来顺受。

而剥开“农民革命”这样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词汇，你会发现，大多数农民参与革命，真的不过就是为了一口饭吃。他们杀人时不会想到为何去杀，城池拿下来之后更不去想如何建立并设计制度，好保护这来之不易的田地，而是依然双膝一跪，希望新的主子能够信守诺言，真的分给自己一方田地，可以让自己本本分分地做一名“顺民”。

在所谓的“农民革命”中，农民们的命运在战时无非两条：杀人和被杀；等到新主子登基，农民们就只剩下“被奴役”的一条路，然后盼望着下一个“大侠”的横空出世、揭竿而起。

二、中国古代不存在“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但在严格意义上，所谓“农民起义”并不存在。

史学界对“农民起义”的定性和评价一直存在分歧

国人对“农民起义”这个词都不会陌生，对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的故事也耳熟能详。大陆史学界也曾一度热衷于研究“农民起义”。如范文澜《中国通史》认为：“地主成为农民面前唯一的大敌对阶级，从陈胜吴广开始，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大小起义。”翦伯赞之《中国史纲要》则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推动了各地农民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中国史纲要》至今还是很多高校历史专业的必用教材。

但在民国时期，通史中却很少有关于所谓“农民起义”的内容，在提及时多有贬义。如钱穆之《国史大纲》称王仙芝、黄巢为“流寇”，称白莲教、拜上帝教为“邪教”；吕思勉之《白话本国史》说陈胜、吴广“造起反了”、“濮州人王仙芝起兵作乱”。台湾当代学者傅乐成则使用较为中性的“民变”来称呼“农民起义”。…

从领导层来看，“农民起义领袖”绝大多数都不是农民

考察究竟是否存在“农民起义”，首要之务，是考察其领导层的基本构成。事实上，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几乎没有种地的农民，他们或是小吏，或是商人，甚至是贵族后裔。这些人起事之初，亦无人怀抱“反抗地主阶级”之目的。

“农民起义领袖”中没有农民，多是地方小吏和商人

毫无疑问，“农民起义”要由农民来领导才名正言顺，但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大的民变是真正的农民做主帅的。

文史学者唐元鹏以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十二次“起义”为样本，统计其主要领袖“职业”后发现，小吏出身的有9人（如刘邦、窦建德）；商人出身的有8人（如黄巢、方腊）；军人有4人（如陈胜、吴广）；贵族子弟有3人（如项羽、李密），另外还有几个小地主和宗教相关人士。在唐元鹏看来，只有杨幺是渔民、杨秀清和萧朝贵是烧炭的，勉强能算在农民行列中。

农民无法成为民变领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时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生活经历单一的农民，最缺乏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

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不仅有一定文化，还见多识广，知道如何仿效朝廷体制，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规则。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参与，常常能使“起义军”迅速壮大。刘邦、朱元璋有了张良、李善长等人的协助，才最终取得了天下。

民变领袖起来“造反”，从来都不是为农民谋利益

印象中，“农民起义”之目的，肯定是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们鼓动驿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

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他们造反显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黄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请降，如879年，黄巢上书，请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没能谈妥。

朱元璋出身赤贫，自己没有土地耕种，连农民都不如。但是他投身“革命”的心思一点都不坚决。当同乡汤和来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郭子兴时，朱元璋去找朋友周德兴商量，周鼓励朱元璋参加。朱元璋依旧犹豫不决，直到皇觉寺被烧，他无处可去时，还是先去算了一卦后，才决定投奔郭子兴。

濠州当时五帅并立，按照吴晗《朱元璋传》的说法，“军粮摊派，孙德涯一伙主张当然该多派地主，贫苦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再派粮不是要他们的命。郭子兴却有另一种主张，地主要少派些，横竖地面上只有数得出的几十家地主，派多了，地主吃不消，会逃跑。贫农小户，虽然油水少，但是人数多，一家派一点，汇总起来就是一个大数目。”后来朱元璋站到郭子兴一边，显然没有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想法。

民变领袖在成声势后，虽然往往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什么“农民利益”。……

从目的看，农民非为反抗地主，甚至是被裹胁“起义”

帝制时代之中国，乃农业社会。故而农民必然在历次民变中是主要参与者。但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分明，二者间的矛盾，也未如想象中那般尖锐。许多民变中，农民之所以加入，原因很复杂，甚至有被裹挟者，大多非为“反抗地主压迫”。

中国古代，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地主和农民，而在于民间和朝廷

在“农民起义”的历史叙述语境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极为尖锐，时时处在对立之中。但揆诸史实，在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学者孟祥才所分析的那样：

“中国历代皇朝都实行土地买卖和诸子析产的制度，再加上皇朝更替和战争造成周期性的社会动乱，致使地主和农民都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中。地主因犯罪丢官、经营不善、战争破坏、多子析产而下降为农民，农民因科举得官、精于经营或经商致富而跃升为地主，这两种情况经常发生，使两个阶级不断出现人员的交流，由此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渗透。”

全国半数以上的土地在自耕农、半自耕农手中，那种认为地主掌握大部分土地的看法是没有依据的。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类的话，或者是夸张，或者是特殊情况。佃农、雇农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为地主耕种，但因农村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地主与佃农、雇农往往身处宗族网络中，让所谓的“阶级矛盾”难以显露出来。

在古代中国，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于地主与农民，而存在于民间与朝廷。一个王朝在中后期常常给老百姓以沉重赋役，此时地主、农民事实上处在同一地位。秦朝征发戍卒，为保证农业生产，都是先征住在闾右的豪强，等到豪强不足时，才征闾左的农民，所谓“秦戍役多，富者役尽”。在苛政之下，地主、农民都会对国家政策产生不满，怀有反抗情绪。

故而，所谓的“农民起义”是不准确的。参与这种“起义”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秦末的大动乱，先是由一群戍卒“打响第一枪”。随后农民、知识分子、官吏、地主都起来响应，出现了人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的情况…

老百姓参加“起义军”不是因为土地，很多出于畏罪或迷信

即使黄巢、朱元璋这样的豪杰不是为农民造反，农民也该是为争取土地参与其事吧？事实上也不都是。陈胜身为屯长，负责管理戍卒，带他们到驻地去。路上赶上大雨，无法在最后期限前抵达目的地。延误了期限，所有人都要处斩。戍卒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情况下，才选择了追随陈胜、吴广造反。

刘邦做亭长时曾奉命押送犯人去骊山，结果走到半路时，犯人就逃跑了一多半。刘邦知道，等到了骊山，这些犯人肯定就跑光了，索性就在一天夜里把所有犯人都放了。结果有十余名犯人愿意追随刘邦。

刘邦在逃亡过程中发生了“斩白帝子”和头上“常有云气”两个传奇事件，沛县的人听说后都觉得刘邦将来能成大事，纷纷前来投奔。由此可知，投奔刘邦的这些人并不是因没有土地耕种而生活不下去的农民，没有怀有反对地主阶级的目的。…

很多农民参加“起义”，非是出于自愿，而是被乱局所裹胁

历代“起义”中，不乏因天灾人祸，导致饥民走投无路而冒险起事者，如王匡、王凤的绿林军。洪秀全起事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广西大旱。但是随着“义军”规模的扩大，很多参与者就非主动，而是被裹胁了。李秀成供状中说：“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这就是最先被裹胁“起义”的一部分人。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出兵北伐。有史料说北伐军“沿路裹胁”、“到处裹胁，愈聚愈多”。有“跟随官兵挑负行李，到独流”后被北伐军裹胁去的；有在赶集时被裹胁去的；还有的在“城内看戏，不料长发贼进城”而被裹胁去。北伐军统帅李开芳在被俘后供称，“所到各处，裹胁的乡民，也有用银钱邀买跟随的，亦有怕杀跟随的。”因为害怕被裹胁，以至于有些地方在北伐军到来之前竟“人民逃亡，十室九空”。

有的人被太平军裹胁后，又想着如何去裹胁别人。以下这则史料如今看来，让人不寒而栗，“保安周生曾问数贼曰：‘尔在彼中掳来乎？投来乎？’曰‘掳来，且焚抢殆尽’。复间曰：‘尔恨掳尔之人及害尔之人乎？’曰：‘恨’。‘然则何以今日亦行掳人害人之事。’数贼众一词曰：‘因自家焚掳一家，己身复被掳，每见完善之地人民，以为我如是，伊辈何独安处。愤慈不平，必将其人掳来，同我一样，我心始快。’”

被裹胁去的人只好跟随太平军造反，“裹胁之人，能写字者派司笔墨，呼以先生，不令出仗。老弱胆小者，令扛抬物件，烧火炊饭。”剩下的青壮年则发给长矛、刀剑，有太平军士兵在后面监督着上战场，谁要是退却，就会被当场斩杀。

对于太平天国裹胁百姓的事情，钱穆的论说非常精辟，“饥荒可以促动农民，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要临时组织农民，便常赖于宗教。为要在短期唱乱而临时兴起的宗教，决无好内容。这是农民革命自身一个致命伤。”“因中国疆域之广，饥荒灾歉，只能占大地之一角。而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一两年后，情形即变。因一时一地的变乱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谓‘流寇’。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

不难想象，在历代“起义”中都存在类似北伐军的这种做法。“起义军”到一个地方要补充兵员，自然会想办法让当地人从军造反。

从结果看，“起义军”所过之处，农民并未获得什么好处

所谓“起义”，即仗义起兵，如果所行不义，那还是“起义”吗？在想象中，“起义军”所过之处一定是秋毫无犯，打破州城府县就要开仓放粮。事实与此截然相反，“起义军”到的地方少不了烧杀掳掠，以致生灵涂炭。20世纪上半叶，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李达即说，农民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如“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

以唐末黄巢为例，他的队伍中病死、饿死、战死的总数在一百万以上。中原本来人口稠密，但到了黄巢败亡之时，已经纵横千里，渺无人烟了。在广州，仅仅是回教徒、基督徒被黄巢所杀的就有12万以上。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曾被黄巢作为首都。当唐军反攻，黄巢狼狈撤离前，他下令放火，将长安烧成一片平地。从此长安再没有机会成为国都。

李自成大军以纪律严明著称，但其所过之处，“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皆是”。如果说这还算是对所谓地主阶级的打击的话，那他在攻破偃师后的屠城，受害者就大都是普通老百姓了。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更为知名，如温江县“人类几灭”。

因为在古代史书中，各种民间起事都被记作“盗贼”。1949年后，大陆史学界流行将“盗贼”一概理解为“起义”。其实这些盗贼中很多是在太平岁月聚众劫掠的大盗，破坏性极强，没有任何“起义”的纲领。

这些被冠以“农民起义”之名的民变事件，很多时候作用也是消极的。正如学者戎笙指出的那样，很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衰落的状态。有的农民战争之后，还出现了分裂割据，社会生产力遭到长期的破坏。至于中等规模的农民战争没有推动生产力的例子就更多了。所以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种观点，不攻自破。

在“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说法过时后，“农民起义”的作用通常被解释为：迫使新统治者承认农民在动乱中获得的土地，并颁行轻徭薄赋的举措。事实上，在经过“起义”带来的大动乱后，国家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只能采取上述政策。这与其说是对农民让步，不如说是新王朝建立者要巩固统治。

结语

虽然不排除历史上某些民变事件，其起因系农民自发起来反抗暴政；但此类小型民变，一旦升级为中型民变、乃至我们所熟知的著名大规模“农民战争”，则确无一例，可算名副其实之“农民起义”。（张怀民）

参考资料：《史记》、《汉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钱穆《国史大纲》、唐元鹏《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调查》、孟祥才《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黄敏兰《究竟是谁否定了农民起义》、池子华等《北伐太平军“裹胁”问题述论》、毕英春等《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史式《对“黄巢起义”的再思考》等。

（四）

谢选骏指出：上述所言不无道理，所以我不从“民变”、“农民起义”的角度去看待研究类似问题，而是从“神汉建国”的角度去看待研究类似问题，从而揭开了中国历朝历代三大建国模式之一。除了神汉建国，还有我以前专著研究发表过的“军阀建国”，以及我以后将要撰写的“少数民族建立中国”，以及“中国宫廷政变史纲”。这四本书，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军阀建国》与《神汉建国》第二组是《少数民族建立中国》与《中国宫廷政变史纲》。

（另起一页）

第四章

起义领袖职业调查

《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调查》（唐元鹏2013-12-20）写到：

那些领导农民造反的革命领袖大都从事何种职业？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很少是农民。那些领导农民造反的革命领袖大都从事何种职业？其最热门的职业又是什么？本文选取古代十二次农民起义为样本，揭开起义领袖职业的秘密。

在我们熟知的历史教科书关于古代农民起义的章节里，朝代更替的基本模式是这样的——封建统治者贪婪又残暴，导致土地集中，民不聊生；然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最后农民起义动摇了封建王朝的根基，完成朝代更替。

比如在高中历史的教案里，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苛捐杂税繁多、土地兼并严重、皇帝昏庸腐朽，等等。

按理说，农民起义应该由农民领导，但实际上大多数的起义领袖并非农民，“农民起义”确切说是因为起义主体是农民而得名。

那么，领导着农民造反的“革命领袖”们，大都从事何种职业？最热门职业又是什么？

本文选取古代十二次为人熟知的农民起义作为样本，为大家揭开农民起义领袖职业的秘密。

中国古代十二次农民起义依次是

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

朱元璋打的大算盘：将造反高危人群商人、吏员踩在脚下

当朱元璋击败各路竞争对手，驱逐北元统一华夏之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管理他的臣民，如何避免过去朝代更替的老路，如何千秋万代，国祚永存。

在古代王朝中，没有铁路、汽车、电报、电视，更没有互联网，帝国对处于统治末梢的百姓，控制极其不易。朱元璋决心改变这样的情况，他仿照前朝的户籍制度，建立了大明朝的户籍，“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

最后一句话解释了明朝户籍的奥秘，以职业作为基础信息，固定人群的分布，从而达到便于管理的目的。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继承了古人“士农工商”的重本抑末的政策，推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农为重为本，对商人诸多歧视、限制。

除此以外，在公务员序列中，朱元璋也把“吏”限制在公务员系统的最底层，从而产生了“胥吏”阶层，这些官府的办事人员不可参加科举考试，一朝为吏，不得为官。朝廷固执地对吏员死死压制，宁愿容忍他们的子弟世袭吏员，也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朱元璋将吏与商人两种职业限制在各自序列的最底端，让其名声差，地位低，对这两类职业人群极其提防。

如果以十二次古代农民起义中可稽考职业者35人为统计样本就可发现，从事吏与商人职业的达到17人，占了48.6%，将近一半的比例。

不知道朱元璋是否也做过类似的统计，但他的实际做法，却冥冥中为历史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线索。

“吏”——古代农民起义领袖高危职业之最

所谓官吏，古代长官称官、属官称吏。明朝以前，官吏之间并无明确鸿沟，由吏员走上宰相高位的也有。直到元朝，因为蒙汉有别，汉人在吏员的位置上占据绝大多数位置，产生了胥吏阶层，这一阶层到明朝固定下来。

但就是这样一群不上不下的下级公务员，在中国古代十二次较著名的农民起义中翻云覆雨、独领风骚。

刘邦是众多由下层公务员成长起来的农民起义领袖中的佼佼者。《史记》中记载这位大汉开国皇帝的成长经历，刘邦自幼就是乡里的二流子，他不事生产，四处结交豪杰义士，为人仗义疏财，在四里八乡颇有些人脉。

成年后刘邦通过了考试，成为泗水亭长，正式晋身公务员序列。《史记》里说：“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当了亭长，他也不消停，经常跟猪朋狗友饮酒作乐，依然保持着过去仗义疏财的“名士”风范。

在这方面，刘邦闹革命前的形象和另外一位落草聚义的人物宋江，是如此相似。对了，宋江这位传说中的农民起义领袖也是吏员出身。

在这个职业里还有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瓦岗军的创始者翟让是东郡法曹；窦建德是里长出身；红巾军的大当家刘福通是一介巡检；跟朱元璋争夺天下的陈友谅曾为县吏；清朝嘉庆年白莲教起义的重要领袖徐天德是一名差役。

还有一些史书中没有明说，但可以推断为吏员出身的领袖，比如西汉末年绿林起义的领袖王匡、王凤两叔侄。这二位在史书中的职业信息非常少，《后汉书·刘玄传》有这么一句：公元17年（天凤四年），“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今京山县东北部三阳镇一带）人王匡、王凤为评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

虽然没明说，但在没有帮人打官司的“讼师”的时代，能为老百姓评理诤讼的，只能是官府的下级公务员。

还有李自成，这位长期以来被推崇的起义领袖是驿卒出身，就是驿站里负责传送公文的小吏。到了今天可能是铁路公安，又或者是政府里司机班的司机。

官府吏员为何成为起义领袖的第一号职业呢？

首先，吏员地位虽低，但把握着大量社会资源，为地方一霸，甚至被顾炎武称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胥吏也”！古代吏员是连接官民的纽带，他们借助朝廷之权，从事征粮征税、诉讼等工作，并且利用身份结交各方人士，经营自己的势力。

其次，吏员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比如刘邦、评书中的宋江，利用自己的职位仗义疏财，广交朋友；另外因其工作性质，经常要下基层，与群众打交道，虽然胥吏中不乏鱼肉乡里之辈，但总有王匡、王凤这样帮助底层百姓打官司，从而在民众中拥有人望的正直小吏。这些底层公务员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无一不在民间拥有很高美誉度，都是可以一呼百应的牛人。

最后，作为吏员，还可以掌握一定的财富，比如刘福通是巨富之家出身，后来当了巡检，便有了仗义疏财的经济基础，而且到了起事的时候，招兵买马也需要大量金钱。

有此三点，下级“公务员”便成为了造反的急先锋。

吏员出身9人：

秦末农民起义：刘邦（亭长）

绿林赤眉起义：王匡、王凤（评理诤讼的小吏）

隋末农民起义：翟让（东郡法曹）、窦建德（里长）

元末农民起义：刘福通（巡检）、陈友谅（县吏）

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驿卒）

白莲教起义：徐天德（差役）

商人以有财有势成为第二号高危职业

难怪朱元璋那么讨厌商人，因为在跟他一起争夺天下的各路豪杰中，就有张士诚和方国珍是商人出身，张士诚是盐商，方国珍是海商（因为同时也是海盗，所以不列入商人职业）。

第一位以商人职业“闹革命”的，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这位撼动了大唐根基的枭雄，是盐商出身，据说他那一身武艺是在贩卖私盐的过程中，通过与朝廷官兵的战斗而练就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巢不是合法商人，只是个贩私盐的走私贩子。黄巢也曾因此自惭形秽，想通过考科举脱离黑道。只是天不遂人愿，几次应试都名落孙山。屡次受挫，却让这位非法商人的胸中充满了对功名的渴求——你不给，老子自己来取。

某次落榜之后，黄巢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字里行间分明就是反诗。

公元875年，黄巢的同行王仙芝（也是盐商）带头造反。看时机已到，黄巢召集自家八个亲戚子弟，聚集数千人，造了大唐的反。

盐业在古代从来是朝廷的垄断产业，因此走法律空子，经营私盐的商人，大多数成为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除了黄巢，元末的张士诚也干这桩买卖。

因为盐商在历史上的“斑斑劣迹”，因此也被穿凿附会到其它一些著名造反人物身上。性格可爱的程咬金，就被评书生生造成“卖私盐的”。但真实历史中，老程却是正儿八经的将门出身，正宗高富帅。

在商人这个行当里，不得不提方腊。这位在《水浒传》里干掉大半梁山好汉的“革命家”，实际上是比水泊梁山声势大许多的真正的起义领袖。而这位仁兄利用当地“漆楮、杉材之饶”做起了漆园主。他具体怎么发家致富，正史上语焉不详，他可能是一位“农场主”，但既然有厂子，必然贩卖商品，权且把他归入商人类别。

方腊还有个副业，私下传播“明教”，算是业余宗教界人士。

商人造反最有利的因素自然就是有钱，造反总要有兵器盔甲粮草，黄巢如果没有家私巨万，也不可能一动手就聚集起几千人马。

商人出身8人：

唐末农民起义：黄巢（盐商）

王小波李顺起义：王小波、李顺（茶贩）

方腊起义：方腊（漆园主）

钟相杨么起义：钟相（小商人）

元末农民起义：徐寿辉（布商）、张士诚（盐商）

明末农民起义：高迎祥（马贩子）

军人造反既有限制也有便利条件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过去由贵族主导的朝代更替成为历史。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冒险有着客观条件，他们俩是大秦戍边的下级军官——屯长。两人和手下因为不能按照时间赶到渔阳，都有砍头的罪过，横竖是个死，不如反了。

陈胜、吴广过去都是农民，《史记》说陈胜在乡下种地，还不安心本职工作，憧憬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未来，但按照秦朝对民间兵器严格控制的政策，如果两人都起于田亩间，恐怕没那么容易聚拢人马，一呼百应。

因此军人身份无疑给陈胜、吴广创造了坚实的造反基础。

在这个行业里的佼佼者还有明末农民起义的两位强人，一个是起义早期的领导者王嘉胤，另一个便是大名鼎鼎的八大王张献忠。这二位都是明朝军镇的戍边士兵，两人的职业背景让他们具有一定的军事能力，从而在早期的革命事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农民军的领袖。

本来掌握武器、身具军事能力以及有团体基础的军人职业，很容易成为造反的重灾区。但纵观历史，这个职业与农民起义结合的领袖并不多。

究其原因，是军人本身受到朝廷严格的监控与纪律制约，让下级军官或士兵很难起事成功。

军人出身4人：

秦末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屯长）

明末农民起义：王嘉胤、张献忠（边兵）

真正的农民出身只有三人

十二次起义的35位主要领导人中，算作农民出身的只有3人，而且全不是挑头的。

南宋时，接过钟相的枪继续造反的杨么，职业无从稽考，但当地有传说他是洞庭湖的渔民，《皇宋十朝纲要》中又称其为湖寇。以其对洞庭湖河汊港湾的熟悉程度，杨么的职业可以推测为渔民出身，后为洞庭湖上的盗寇。那么以农林牧副渔的分类列入农民也勉强说得过去。

也就是说到了宋朝，才出了第一位勉强够着“农民”的起义领袖。然后又长时间不再有真正的农民领导起义了，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晚清。

太平天国起义中，有位时常假托天父下凡的大仙——东王九千岁杨秀清。这位动不动就闭着眼念咒，连天王万岁洪秀全都被忽悠得跪倒在地的人物，干革命前从事“种山烧炭”的职业。

据史学家罗玺纲所述：“他当农时，在陡峭瘦瘠的山坡上，开荒种植些玉蜀黍、番薯等粮食作物，或种些蓼蓝经济作物。农时过后，就入深山去伐林斫木，在炎暑天，入窑烧炭。”由此可见，杨秀清也可算作农民出身。

和杨秀清职业相同的还有太平军前期重要领导西王，八千岁萧朝贵。作为杨的妹夫，萧朝贵以扮演“天兄”下凡为己任。可惜“天兄”不长命，早早就在长沙城外壮烈升天。

如果总结这三位以农民为职业的农民起义领导人，会发现他们有共同特点——都不是起义中的NO.1，要么是重要助手，要么是继承者。

虽然杨秀清和萧朝贵在起义前已经通过角色扮演，可以指挥天王，成为了太平军实际的领袖。但假如没有洪秀全和冯云山神来之笔的拜上帝会，在山中烧炭的杨、萧二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扮演“天父”“天兄”的妙计。

这也印证了一点，缺乏教育以及少见世面的传统农民，很难成为起义这种逆天大事的领袖。

农民出身3人：

钟相杨么起义：杨么（相传为渔民）

太平天国起义：杨秀清、萧朝贵（烧炭农民）

经常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窃取革命果实的贵族子弟和地主

在历史教科书中经常提到这样的理论：农民起义动摇了封建统治基础，但农民起义经常被地主贵族等旧势力利用，并篡夺胜利果实。

“英勇的农民在战争中打击了封建统治，推翻了王莽政权，获得了光辉的胜利，但是却无可避免地让刘秀篡夺了胜利果实。”（《中国史大纲》，翦伯赞等编著）

这里讲的刘秀，便是两汉易代之际，加入义军并且最终平定天下的西汉没落皇族子弟，翦伯赞称其为大地主。

篡夺农民起义领导权的贵族子弟还有很多，项羽，这位楚国落魄贵族便是另一位佼佼者；还有家中四世三公，火并翟让的瓦岗军领袖李密。

也有一些在阶级上站在农民对立面的地主参加革命并处于领导层。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领袖韦昌辉、石达开。过去的史书把韦昌辉视为破坏农民起义的反革命地主阶级；但另一位平定天京之乱并诛杀韦昌辉的石达开，同样是家庭富裕的地主阶级出身。

从贵族与地主领导起义的人数看，这两种职业显然不是大头，毕竟作为既得利益者，推翻朝廷砸自己的饭碗，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贵族子弟出身3人：

秦末农民起义：项羽（没落贵族）

绿林赤眉起义：刘秀（远支皇族）

隋末农民起义：李密（蒲山郡公）

地主出身2人：

太平天国起义：韦昌辉、石达开（小地主）

一种隐形的高危副业——宗教人士

在扯旗革命的领袖中，还有许多杂项职业。如洪秀全、冯云山闹革命前是私塾教师；朱元璋是和尚；白莲教起义的王聪儿曾是江湖艺人；黄巾起义的大头领张角还是个烧符水治人的江湖郎中；元末农民起义的韩山童则是白莲教教主。

仔细分析所有造反领袖，会发现，除了韩山童是职业教主之外，其它人还经常从事一项隐形副业——宗教会道门。

张角不仅是江湖郎中，还是太平道的教主——大贤良师，加上他的兄弟努力地传道，为黄巾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由张角开始，中国历史上由民间会道门引发的起义多如牛毛，数不胜数。

南宋的钟相几乎复制了张角的经历。这位仁兄也是江湖郎中出身，《三朝北盟汇编》里说他：“无他技能，善为诞谩。自号老爷，亦称天大圣。”转成现代文就是，这位仁兄不学无术，就爱扯淡，自称老爷子，还封了个天大圣的称号。

不过钟相吹嘘自己神通广大能治病，估计还有些骗术，于是忽悠得乡里乡亲奉若神明。就这样的手段坑蒙拐骗还聚集了一大帮信徒。

在农民起义历史中，明教与白莲教的出现频率绝对很高。

方腊据传是明教信徒；就连以和尚为业的朱元璋，也是明教中人。

挑起元末农民起义的韩山童是白莲教的教主，徐寿辉、刘福通等人都是他的弟子。根据史学家吴晗的研究，在那一时期，白莲教、弥勒教以及明教有合流的趋势。后来明教在明朝时期屡遭打击，渐渐式微；只有白莲教坚持下来，到了清朝嘉庆年间，白莲教还能搞起横跨几省的大起义。

在蒙昧的古代，神秘主义的力量总是无穷的，连洪秀全和冯云山也有着宗教人士的副业，他们改编基督教教义，创立了拜上帝会，也成就一番事业。

如果总结这些“教主”“大师”的共通点，会发现，宗教很多都同医术挂钩，上面提到的张角、钟相皆是如此，甚至洪秀全也曾显露过医术，据说韦昌辉就是因为洪教主治好了他的老婆才皈依其门下。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就发起了“打击反动会道门”的运动，在民间起伏千年，时常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各种神秘主义组织，终于失去了生存土壤，逐渐走向消亡。

与宗教有关的起义领袖：

黄巾起义：张角（太平道）

钟相杨么起义：钟相（自封天大圣）

方腊起义：方腊（明教）

元末农民起义：韩山童、徐寿辉、刘福通（白莲教），朱元璋（明教）

白莲教起义：徐天德、王聪儿

太平天国起义：冯云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拜上帝会）

谢选骏指出：由于“农民起义”是一种错误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伪科学捏造出来的“理论”，所以“古代农民起义领袖”也就很少农民了，这从上文的研究可以一目了然了。

（另起一页）

第五章

大楚兴、陈胜王

陈胜、吴广很高兴，揣摩占卜人所说向鬼神问吉凶的意思，说：“这是教我们先在众人中树立威望。”于是就用朱砂在一块白绸子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字，塞进别人用网捕来的鱼肚子里。戍卒买鱼回来煮着吃，发现了鱼肚中的帛书，对这事自然觉得很奇怪了。陈胜又暗中派吴广到驻地附近一草木丛生的古庙里，在夜里点燃起篝火，模仿狐狸的声音叫喊道：“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在深更半夜听到这种鸣叫声，都惊恐起来。第二天早晨，戍卒中到处议论纷纷，都指指点点地看着陈胜。

——谢选骏把这个模式叫做“神汉建国”

（一）

大泽乡起义，简称大泽起义，又称大泽之变、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吴广起事或陈胜吴广之乱，是前209年陈胜与吴广发动的反秦起事，亦是秦末民变的一部分。起义沉重打击了秦朝政权，揭开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平民起义。

起义经过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秦朝廷征发闾左贫民屯戍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陈胜、吴广为屯长（小军官），率900余名戍卒往渔阳戍边，途中在蕲县（蕲，音“旗”）大泽乡（今安徽宿州东南刘村集）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

根据秦公家法律，军人召集，迟者斩首，情急之下，陈胜与吴广打算暴动，避免被杀。所以陈胜与吴广串通，让吴广以苦肉计遭到军官责辱，反过来杀死押解戍卒的军官，发动兵变，口号是“大楚兴，陈胜王”。

起义军推举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还假托秦朝公子扶苏与楚国名将项燕名号，劝募士卒，连克大泽乡和蕲县，并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建立张楚政权，各地纷纷响应。

大泽乡起义因为陈胜得势后骄傲，与吴广内哄，加上秦将章邯率秦军镇压而失利。

大泽乡起义又称“陈胜吴广起义”，是秦末农民战争的一部分，沉重打击了秦朝，揭开了秦末起义的序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平民起义。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秋，秦朝廷征发闾左贫民屯戍渔阳，陈胜、吴广等900余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宿州）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情急之下，陈胜、吴广领导戍卒杀死押解戍卒的军官，发动兵变。起义军推举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连克大泽乡和蕲县，并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建立张楚政权，各地纷纷响应。

大泽乡起义因为陈胜得势后骄傲，加上秦将章邯率秦军镇压而失利。

历史背景

秦始皇为了抵抗匈奴，派人修造长城，发兵三十万，征集了民夫几十万；为了开发南方，动员了军民三十万。他又用七十万囚犯，动工建造一座巨大豪华的阿房宫。到了二世即位，从各地征调了几十万囚犯和民夫，大规模修造秦始皇的陵墓。这座坟开得很大很深，把大量的铜熔化了灌下去铸地基，上面盖了石室、墓道和墓穴。二世又叫工匠在大坟里挖成江河湖海的样子，灌上了水银。然后把秦始皇葬在那里。安葬完了，为了防备将来可能有人盗坟，还叫工匠在墓穴里装了杀人的设备，最后竟残酷地把所有造坟的工匠全都埋在墓道里，不让一个人出来。

大坟没完工，二世和赵高又继续建造阿房宫。那时候，全中国人口不过二千万，前前后后被征发去筑长城、守岭南、修阿房宫、造大坟和别的劳役合起来差不多有二三百万人，耗费了不知多少人力财力，逼得百姓怨声载道。

失期密谋

公元前209年，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的地方官派了两个军官，押着九百名民夫送到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去防守。军官从这批壮丁当中挑了两个个儿大、办事能干的人当屯长，叫他们管理其它的人。这两个人一个叫陈胜，阳城人，字涉，是个给人当长工的；一个叫吴广，阳夏人，是个贫苦农民。陈胜年轻时候，曾经和别人一起被雇用耕田，一次当他停止耕作走到田埂上休息时，感慨恼恨了好一会儿，说：“假如谁将来富贵了，大家相互不要忘记了。”和他一起受雇佣的伙伴们笑着回答说：“你是被雇给人家耕田的，哪能富贵呢？”陈涉叹息着说：“唉！燕子、麻雀这类小鸟怎么能理解大雁、天鹅的远大志向呢！”

七月，恰遇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他们估计已经误了到达渔阳规定的期限。过了规定的期限，按照法津规定是都该杀头的。

陈胜、吴广就商量说：“如今逃走也是死，起义干一番大事业也是死，同样都是死，为国事而死好不好？”陈胜说：“天下受秦王朝统治之苦已经很久了。我听说二世皇帝是始皇帝的小儿子，不应该他来继位，应该继位的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屡次规劝始皇帝的缘故，始皇帝派他领兵在外地驻守。如今有人听说他并没有什么罪，却被二世皇帝杀害了。老百姓都听说他很贤德，不知道他已经死了。项燕原是楚国的将军，多次立功，爱护士兵，楚国人都很爱戴他。有的人以为他已经死了，有的人以为他逃亡在外躲藏了起来。现在假使我们冒用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向天下人民发出起义的号召，应该会有很多人响应。”吴广认为很对。于是他就去占卜吉凶，占卜的人知道他们的意图，说道：“你们的事都能成，能够建功立业。然而你们向鬼神问过吉凶了吗？”

发动起义

陈胜、吴广很高兴，揣摩占卜人所说向鬼神问吉凶的意思，说：“这是教我们先在众人中树立威望。”于是就用朱砂在一块白绸子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字，塞进别人用网捕来的鱼肚子里。戍卒买鱼回来煮着吃，发现了鱼肚中的帛书，对这事自然觉得很奇怪了。“陈胜又暗中派吴广到驻地附近一草木丛生的古庙里，在夜里点燃起篝火，模仿狐狸的声音叫喊道：“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在深更半夜听到这种鸣叫声，都惊恐起来。第二天早晨，戍卒中到处议论纷纷，都指指点点地看着陈胜。

吴广一向关心别人，戍卒中很多人愿为他效劳出力。押送队伍的县尉喝醉了酒，吴广故意多次扬言要逃跑，以激怒县尉，惹他当众侮辱自己，借以激怒众人。那县尉果然鞭打吴广，县尉又拔出佩剑，吴广奋起夺剑杀死了县尉。陈胜帮助他，合力杀死了两个县尉。随即召集属下号召说：“各位在这里遇上大雨，大家都误了期限，误期按规定要杀头。即使不被杀头，但将来戍边死去的肯定也得十之六七。再说大丈夫不死便罢，要死就要名扬后世，王侯将相难道都是祖传的吗！”属下的人听了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心甘情愿地听凭差遣。”于是就假冒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举行起义，以顺应民众的愿望。大家都露出右臂作为标志，号称“大楚”。他们又筑起高台来宣誓，用将尉的头作祭品。陈胜任命自己做将军，吴广做都尉。首先进攻大泽乡，攻克后又攻打蕲县。蕲县攻克后，就派符离人葛婴率兵攻取蕲县以东的地方。一连进攻铚、酂、苦柘、谯几个地方，都攻克了。他们一面进军，一面不断补充兵员扩大队伍。等行进到了陈县的时候，已拥有兵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步卒好几万人。攻打陈县时，那里的郡守、县令正好都不在，只有留守的郡丞领兵与起义军在城门下作战。结果郡丞兵败身死，于是起义军就进入城中占领了陈县。过了几天，陈胜下令召集掌管教化的三老和地方豪杰都来开会议事。与会的人都说：“将军您身披铠甲，手执锐利的武器，讨伐无道昏君，诛灭暴虐的秦王朝，重新建立了楚国的政权，论功劳应该称王。”陈涉于是就自立为王，国号为张楚。

席卷全国

在这个时候，各个郡县受不了秦朝官吏暴政之苦的人，都逮捕宣判他们官吏的罪状，把他们杀死来响应陈涉。于是就以吴广为代理王，督率各将领向西进攻荥阳。命令陈县人武臣、张耳、陈余去攻占原来赵国的辖地，命令汝阴人邓宗攻占九江郡。这时候，楚地几千人聚集在一起起义的，多得不计其数。

起义不到三个月，赵、齐、燕、魏等地方都有人打着恢复六国的旗号，自立为王。

陈胜派出周文率领的起义军向西进攻，很快攻进关中（指函谷关以西地区），逼近秦朝都城咸阳。秦二世惊慌失措，赶快派大将章邯（音hán）把在骊山做苦役的囚犯、奴隶放了出来，编成一支军队，向起义军反扑。原来的六国贵族各自占据自己的地盘，谁也不去支持起义军。周文的起义军孤军作战，终于失败。吴广在荥阳被部下杀死。起义后的第六个月，陈胜在逃跑的路上被他的车夫庄贾设计杀害了。最后庄贾带着陈胜的首级去向秦军邀功请赏去了。

这一历史事件影响深远，甚至形成了相关成语：

1、揭竿而起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引汉·贾谊《过秦论》：“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后形成成语“揭竿而起”，指平民武装暴动。

2、鸿鹄之志

《史记·陈涉世家》：“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比喻目光短浅毫无大志的人无法了解有远大抱负的人。

3、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语出《史记·陈涉世家》，意为“那些做王侯将相的都是天生的吗？”。主张权势与高贵并非天生，更不是贵族的专利，普通人同样可以通过打拼争取，以此招揽起义队伍。

（二）

陈胜（？－前208年），字涉，秦朝南阳郡阳城（今河南省方城县）人。秦末民变领袖。因秦法严苛，与吴广带领约九百名戍卒发动大泽乡起义，首先抗秦，后败，遭车夫庄贾刺杀而死。

生平

陈胜早年穷困，出身为农家的雇工，胸有大志，曾因说“苟富贵，无相忘”而遭嘲笑，自叹：“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和吴广为屯长（小军官），带领九百名戍卒前往渔阳（今日北京密云西南）戍边，遇雨误期。按法令，误期者当斩首。于是陈、吴二人讨论，“现在逃亡也是死，作大事也是死，同样是死，死于国家大事也可以罢？”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吗？意即“我们也能当上王侯将相”）藉以激励戍卒，并以为号召，在蕲县大泽乡（安徽宿州东南的刘村集）起义，杀掉秦的县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并以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号召民众。陈胜自称将军，而吴广自称都尉。

陈胜起兵后，收集大泽乡的军队，攻打蕲县。蕲县攻克后，陈派葛婴率兵攻取蕲县以东的地方，攻占铚、酂、苦、柘、谯等地陈胜所部进攻沿途不断发展壮大，到陈县时已拥有兵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余，步卒上万。随后农民军对陈县发起进攻，但没有攻占，直到陈县的守丞死后才占领了那里。

占领陈县（今河南淮阳）后，当地的“三老”“豪杰”认为陈胜论功劳应该称王，陈涉就此征求陈余、张耳的看法，二人认为陈胜不应称王，应迅速向西进军，拥立六国后代，为秦朝大量树敌。同时二人还警告陈胜，如果现在就称王，则天下诸侯恐怕不会相从。陈涉没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陈胜称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国号为“楚”或“张楚”（取“张大楚国”之意）。

【谢选骏指出：征求别人的意见，说明自己没有主见。征求别人的意见之后又不遵从别人的意见，就会失去别人的帮助。这是一般人常犯的错误，但是政治领袖若是摊上了这个致命的弱点，没有不走向败亡的。】

陈胜称王之后，他早年的同伴来看望他，这个来客在宫中随便放肆，常常跟人讲陈胜过去的逸闻。有人对陈胜说此人有损陈胜的威严，陈胜便杀死了来客。从此以后，陈胜的旧交都纷纷自动离去。另外，陈胜称王之后，他的岳父和妻兄都前去投靠。陈胜以普通宾客的礼节对待他们。岳父愤怒地说：“依仗强势怠慢长者，不能长久！”于是不辞而别。陈胜又任用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考核百官。诸将领作战结束回都后，让朱胡二人不满的，都关入监狱，以苛刻地寻求群臣的过失作为对陈胜的忠心。凡是他俩不喜欢的人，一旦有错，不交给负责司法的官吏去审理，就擅自予以惩治，陈胜却很信任他们。

【谢选骏指出：处理事情不能始终如一，是执政者的大忌。】

陈胜任命吴广为“假王”，率重兵进攻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古荥镇），命令武臣、张耳、陈余进攻故赵国领地，命令邓宗进攻九江郡，命令周市进攻故魏国领地。又以周文（周章）为将军，率部由陈县出发西击秦，攻破函谷关。再以数十万兵进抵关中戏地（今陕西临潼境），逼近咸阳。陈胜派出周章后，认为秦政府混乱，有轻视秦政府的意思，不再设立防备。博士孔鲋劝谏陈胜注重防备，被陈胜拒绝。秦朝少府章邯率领几十万在骊山修墓的刑徒，武装起来迎击周文军。周文因为孤军深入，吃了败仗，退出函谷关，驻扎曹阳（今河南灵宝县东），等待救援不至。三个月后，退到渑池，周文自杀。

荥阳城池坚固，在三川守李由的坚守下久攻不下，陈胜征召国内“豪杰”商议办法，任命房君蔡赐为上柱国。此后，吴广与部下田臧起了争执，田臧把吴广杀死而自立，陈胜却承认既成事实，委任田臧为令尹。难怪吴广死后，军心涣散。秦大将章邯率军攻来，田臧率精兵西进至敖仓迎战，兵败就被杀了。随后，章邯军又接连击破陈胜所属邓说、伍逢部，陈胜随后诛杀了邓说。

前209年12月，章邯率军进攻陈地（今河南淮阳），上柱国蔡赐战死。章邯又进兵进攻陈地以西张贺部，陈胜亲自迎战，但仍然失败。腊月，陈胜败退至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车夫庄贾杀害陈胜，随即投降秦军。陈胜自起兵称王到最后被杀，总共有六个月。陈胜部将吕臣率苍头军两度收复陈县，杀庄贾，葬陈胜于芒砀山，追谥“隐王”。

（三）

谢选骏指出：传统上认为：“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他们的革命首创精神鼓舞了千百万人起来反抗残暴的统治。它从根本上动摇了秦王朝统治，为尔后项羽、刘邦灭秦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中国改朝换代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面的统治者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育，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和开明统治很大程度上是受农民起义的影响。”不过从本书的论题来观察，可以说“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神汉建国’努力。他们的首创精神开辟了‘军阀建国’之外的另一模式，鼓舞了新王朝的开国者取而代之。”

陈胜吴广的错误在于，他们误解了占卜的意思，人家要他们向鬼神问吉凶，他们却越俎代庖，自己扮演了鬼神，这样一来，就使得他们后来的行为失去了应有的尺度，从而快速地走向败亡。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凡是越俎代庖的神汉建国，往往会败亡迅速；凡是愿意倾听声音的，就能比较持久。

《陈涉起义》原文和翻译

原文：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上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译文：

陈胜是阳城人，字涉。吴广是阳夏人，字叔。陈涉年轻的时候，曾经跟别人一道被雇佣耕地，陈涉停止耕作到田边高地休息，因失望而叹恨了很久，说：“如果有一天富贵了，不要彼此忘记。”同伴们笑着回答说：“你做雇工为人家耕地，哪里谈得上富贵呢？”陈涉长叹一声说：“唉，燕雀怎么知道鸿鹄的凌云志向呢！”

秦二世元年七月，朝廷征调贫苦平民九百人去戍守渔阳，驻在大泽乡。陈胜、吴广都被按次序编入戍边的队伍里面，担任了小头目。恰巧遇到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计已经误期。误期，按照秦朝法令都要斩首。陈胜、吴广于是一起商量说：“现在逃跑也是死，起义也死，同样是死，为国事而死可以吗？”陈胜说：“全国百姓长期受秦王朝压迫，痛苦不堪。我听说秦二世是秦始皇小儿子，不应当立为皇帝，应当立为皇帝的人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多次劝诫秦始皇的原因，皇帝派他在外面带兵。现在有人听说扶苏没有罪，二世却杀了他。百姓多数听说他贤明，却不知道他已经死了。项燕做楚国的将领的时候，多次立有战功，又爱护士兵，楚国人很爱怜他。有人认为他死了，有人认为他逃跑了。现在果真把我们的这些人冒充公子扶苏、项燕的队伍，向全国发出号召，应该有很多响应的人。”吴广认为陈胜所说的正确。于是二人去占卜。占卜的人知道他们的意图，说：“你们的事情都能成功，将建立功业。然而你们把这件事向鬼神卜问一下吧？”陈胜、吴广很高兴，又考虑卜鬼的事，说：“这是教我们首先威服众人罢了。”于是用丹砂在丝绸上写道：“陈胜王”，放在别人用网捕获的鱼的肚子里面。戍卒买到那条鱼回来煮着吃，发现鱼肚子里面的帛书，本来已经对这件事感到奇怪了。陈胜又暗中派遣吴广到戍卒驻地旁边丛林里的神庙中去，在晚上用竹笼罩着火装作鬼火，像狐狸一样叫喊道：“大楚复兴，陈胜为王！”戍卒们夜里都惊慌恐惧。第二天，戍卒中到处谈论这件事，都指指点点，互相示意的看着陈胜。

（另起一页）

第六章

刘邦黑子斩蛇起义

（一）

汉高祖刘邦，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具体出生年月不详（无任何真实史料依据可考），死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战国时期魏国丰邑人（现在江苏丰县），字季，有的说小名刘季。他在兄弟四人中排行第三。在秦末起义中被项羽立为汉王，结果反叛项羽建国时，竟把国号定为“汉”，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根据娄敬建议，又迁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今陕西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开基肇始，史称西汉。

刘邦的妻子是吕公的女儿吕氏，名叫吕雉。吕公和家乡的人结下冤仇逃到小沛定居，因为沛令和他是好友。在刚刚到沛时，很多人便听说了他和县令的关系，于是，人们便来上门拜访，拉拉关系，套套近乎。刘邦听说了也去凑热闹，当时主持接待客人的是在小沛担任主簿的萧何，他宣布了一条规定：凡是贺礼钱不到一千钱的人，一律到堂下就坐。刘邦根本不管这些，虽然他没有带一个钱去，他却对负责传信的人说：“我出贺钱一万！”吕公听说了，赶忙出来亲自迎接他。一见刘邦器宇轩昂，与众不同，就非常喜欢，请入上席就坐。这次刘邦不但白吃一顿饭，酒足饭饱之后，吕公又将他盛情留下，提出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刘邦巴不得成这门亲事，征得父母同意之后，便和吕氏结了婚，这就是以后历史上有名的吕后。

沛公起兵

在公元前209年，秦末农民起义爆发，陈胜、吴广攻占陈（现在河南淮阳）后，建立了“张楚”政权。这时，隐匿于芒砀山积蓄力量的刘邦，率领追随者来到家乡丰县中阳里一带，祷告于中阳里的枌榆社，起兵反秦，并占领丰县城作为根据地。此时沛的县令也想响应来继续掌握沛县政权，萧何和曹参当时都是县令手下的主要官吏，他们劝县令将流亡在外的丰县刘邦以及沛县樊哙等豪杰人召集到沛县，一来可以增加力量，二来也可以杜绝后患。县令觉得有理，便让刘邦的挚友樊哙把刘邦找回来，刘邦与樊哙等人在丰县起兵之后，便东攻沛县，进一步扩大根据地，当刘邦起义兵到沛县城下时，县令却又后悔了，害怕刘邦回来不好控制，弄不好还会被刘邦所杀，等于是引狼入室。所以，他命令将城门关闭，还准备捉拿萧何和曹参。萧何和曹参闻讯赶忙逃到了城外，刘邦将信射进城中，鼓动城中的百姓起来杀掉出尔反尔的县令，大家一起保卫家乡。百姓对平时就不太体恤他们的县令很不满，杀了县令后开城门迎进刘邦，又推举他为沛县的县令，领导大家起事。于是，刘邦再次在沛县，设祭坛祭祀蚩尤，立赤旗，自称赤帝子，不久就占领了附近的留县和方舆等县，扩大了根据地。

这一年已经是前209年10月，刘邦已经有48岁了。秦末农民战争中还有一支强大的力量，就是原来楚国贵族的后代项籍（即项羽，项羽名籍）和叔父项梁，在吴中（今江苏的苏州市）起兵，兵力很快达到了近万人。在项梁死后，项羽决定和刘邦一起西进关中。开始时，刘邦也不太顺利，但经过几次战役，刘邦步步西进，大破秦兵。公元前207年12月，刘邦率大军到达了咸阳东边不远处的灞上（今陕西省西安市东），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只得献城投降，将传国玉玺亲手交给了刘邦，秦国至此灭亡，统一中国不过15年零47天。

分封汉王

汉高祖刘邦进入咸阳城，以“关中王”自居。刘邦留恋豪华的宫殿，准备住下享受。樊哙劝他天下还没有平定，别忘了秦的前车之鉴。刘邦听不进去，直到张良亲自来劝，他才将军队撤退到了灞上。

项羽在打败章邯，迫使他投降之后，领兵到了函谷关，见刘邦平定关中，把守函谷关，不由大怒，攻下函谷关后直奔咸阳，驻扎在了戏下（现在的陕西临潼东北的戏水西岸）。刘邦的属下曹无伤对刘邦很不满，暗地里派人向项羽挑拨说：刘邦想在关中做王，将秦的财物都纳入私囊。项羽听了火冒三丈，其手下谋士范增也劝他趁机除掉刘邦。项羽准备在第二天进攻。这时的刘邦在兵力上无法和项羽抗衡，他只有十万军队，项羽则有四十万精兵。最后是项羽的叔叔项伯救了刘邦：项伯和刘邦的谋士张良很要好，见项羽要进攻了，便连夜找到张良，让他快走。张良却说不能丢下刘邦，就将消息透露给了刘邦。惊慌之下，刘邦赶忙向张良要计策，张良让刘邦赶紧去见项伯，说明自己没有野心和项羽争夺王位。

于是，刘邦设盛宴招待项伯，还和他约定为亲家，请他向项羽解释，消除误会。项伯回去后对项羽说，沛公先进关中，为我们扫除障碍，我们才能顺利通过函谷关，沛公是有功劳的人，我们不应该猜疑他，应该真诚相待。项羽听了，便决定不再进攻刘邦。第二天，刘邦来到项羽的军营，向项羽赔礼道歉。项羽请刘邦入内赴宴，在酒宴上，双方你来我往，项羽明里暗里杀机不断。项庄在席间借舞剑为名，想趁机刺杀刘邦，因为项伯阻拦没有成功。这就是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由来。后来刘邦借故离开，逃回了大营。

鸿门宴后，刘邦向项羽称臣，项羽封其为汉王，《史记》中记载，刘邦颇为失落，谋士萧何劝慰：“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刘邦在汉中时期韬光养晦，采用张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拜韩信为大将，后突袭拿下三秦地区，和项羽一争高低，史称“楚汉之争”。·

楚汉战争

最初，刘邦并没有东进和项羽争雄的打算，但他到了南郑之后，形势的变化促使他下决心东进，和项羽争夺天下。其中一个原因是将士们不服南郑地方的水土，日夜思念家乡，士气低落，二是项羽封在齐国的田荣嫌项羽分封不公，起兵反叛，这给刘邦创造了进兵的绝好机会。正巧此时刘邦得到了大将韩信，萧何对刘邦说，如果要争霸天下，非重用韩信不可。韩信被封为大将后，提议立即出兵东进。

公元前206年，刘邦让萧何任丞相，负责管理后方巴蜀地区，他亲自和韩信领兵从陈仓（现在中国中西部陕西宝鸡东）偷渡，迅速占领了关中全部，至此，著名的楚汉战争正式爆发。楚汉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刘邦处于下风，屡次被项羽杀得大败而归。后来，刘邦离间了项羽和范增，逐渐占据上风，最后将项羽彻底打败。

刘邦东进之后，曾经趁项羽和齐、赵交战之机拿下了河南，攻克洛阳，然后挥师东进，攻下了彭城。原先项羽打算在平定齐和赵后再和刘邦决战，现在见刘邦攻下了彭城，便领精兵三万急行军赶回，趁刘邦设酒宴庆功之机，在清晨发动袭击，一天之内便将汉军打败，在汉军撤退时，又被项羽追杀消灭了十几万人。到了灵壁（现在安徽宿县西北）东边的濉水又被项羽追上，又丧失十几万军队，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吕后被项羽抓获。原来跟随刘邦的其它路诸侯王见刘邦大败，先后舍他而去。

刘邦退到荥阳之后，得到了萧何的增援部队，韩信也收拢被打散的军队会合。汉军又重振旗鼓，在荥阳的南边打败了项羽的军队，两军在荥阳一带开始对峙。后来，刘邦策反了项羽的大将英布，分化了项羽，也使项羽因为要分兵镇压而削弱了兵力。但项羽毕竟不是一般人物，他派兵侵扰汉军的运粮通道，最终将荥阳的汉军围困起来。刘邦无奈，只好向项羽求和，提出以荥阳为分界线，荥阳以西为汉，项羽想答应刘邦，但范增却不同意，说现在正是消灭汉军的好时机，错过这个机会，放虎归山，就后患无穷了。项羽于是又开始攻打荥阳。刘邦见范增从中作梗，就采用了陈平的离间计，使项羽逼走了范增。

范增走后，项羽加紧进攻荥阳，刘邦也设法从荥阳突围。大将纪信自告奋勇，替刘邦向项羽假投降，让刘邦趁机逃脱。纪信乘坐着刘邦的车出东门诈降，刘邦则从西门出城突围。纪信果然将项羽的大部分军队吸引住，结果项羽没有抓住刘邦，一气之下将纪信烧死了。楚汉双方对阵了十个多月，因为有关中和蜀地的支援，刘邦逐渐占了上风，而项羽则兵源、粮草不足。项羽和刘邦讲和，以鸿沟（现在河南荥阳、中牟和开封一线）为界，东西分治。然后项羽将刘邦的父亲和妻子送还。

项羽领兵东返，刘邦也打算领兵回关中。张良和陈平则极力劝说刘邦趁机灭掉项羽，因为这时项羽兵不精粮不足。刘邦命令追击，同时派人命韩信和彭越火速集结，合击项羽。在公元前202年的十月，刘邦追上了项羽，但到了固陵（现在河南太康西）时，韩信和彭越的军队还没有到达。项羽向汉军猛烈反击，将汉军击溃。刘邦只得坚守不出，张良说如果能给韩信、彭越封地，他们定会火速进兵。刘邦马上派人许诺韩信和彭越击败项羽后封他们为齐王和梁王。韩信和彭越答应立即进兵，汉军会合各路援军共三十万，和项羽决战垓下。

夜里，围困项羽的汉军唱起了楚国苍凉的歌，使项羽以为汉军已占有全部楚地。走投无路的项羽在大帐中和心爱的虞姬饮酒，乘着酒力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当着项羽的面含泪自刎，项羽擦去眼泪，跃马率领八百骑兵趁夜突围，在渡过淮河后，身边只剩下了一百人，向东撤退，在东城（现在安徽定远东南）被灌婴的骑兵追上，项羽随从只有二十八人了，和汉军激战三次，杀伤几百汉军后，项羽最后被俘遭到车裂。

登基称帝

高帝五年（前202年）正月，追尊长兄刘伯为武哀侯，以楚义帝无后，徙齐王韩信为楚王，王楚地。魏相国彭越定梁地，拜为梁王。诸侯及将相们共同尊请汉王刘邦为帝。刘邦说：“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群臣们都说：“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刘邦辞让再三，实在推辞不过了，说：“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

汉五年二月甲午，刘邦于泛水之阳即皇帝位，定都洛阳，定国号为汉，史称西汉。并立王后吕雉为皇后，立太子刘盈为皇太子，追尊母为昭灵夫人。开始刘邦将都城定在洛阳。刘邦在洛阳的庆功会上，和众人总结楚汉战争胜败的经验教训。高起和王陵说，刘邦之所以能战胜项羽，是因为刘邦能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而项羽却自私自利。刘邦总结自己取胜的原因说：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我又不如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可是，我能做到知人善用，发挥他们的才干，这才是我们取胜的真正原因。至于项羽，他只有范增一个人可用，但又对他猜疑，这是他最后失败的原因。刘邦的总结很准确，战争的胜败，人的因素总是最重要的。

后来，一个叫娄敬的士卒从山东赶来见刘邦，说刘邦得天下和先前的周朝不一样，所以不应像周朝那样以洛阳为都城，应该到关中定都，这样便可以在秦地固守险地，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他的意见遭到很多人反对，张良则同意娄敬的建议，他说关中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退可守，攻可出。刘邦于是将都城迁到了长安。

铲除异姓王

重要的大军团领袖必须安抚，也成了最早的一批诸侯王。但这些人对新政权威胁最大，分封他们，多少是在心不甘情不愿之下，不得不作的决定。称帝之前，为了让大家团结一心，尽职尽忠，刘邦经常以“与人共分天下”的策略来争取大家的支持。称帝之后，时局变了，天下太平了，皇权也统一了，这个时候自然不能再来谈与人共有天下、分享政权了，所以，他必须想办法收回“与人共分天下”的诺言。

有一天，刘邦很友好地招待韩信，并和他讨论各将领的能力。谈着谈着，刘邦话锋一转，问韩信道：“那么，你认为我有能力指挥多少军队呢？”“陛下统领军队，最好不要超过十万。”“那么你能指挥多少军队呢？”“臣指挥军队没有限制，可谓多多益善。”刘邦听得心惊肉跳，表面上却哈哈大笑，说：“你既然多多益善，能力远高于我，为何反而做我的下臣呢？”韩信坦然表示：“陛下虽不善于指挥军队，却善于指挥大将，这便是陛下为君我为臣的原因。陛下这种指挥将领的能力，是天生非人力所及的啊！”虽然韩信如此说，但刘邦却被警醒了，他发现韩信就是自己身边的一只老虎。

汉朝立国之后，韩信被封为淮阴侯，这与刘邦共分天下的诺言有很大差异。韩信的心中很是不平，封侯之后，韩信拥兵自重，出入皆有部队相随，意在防止不测。这时候，却又发生一件让刘邦更无法接受的大事。

项羽手下有一员大将钟离昧，在垓下之围后，失去了行踪，后来，刘邦得知他在韩信处匿藏着。钟离昧曾数败刘邦军队，刘邦对他痛恨不已。韩信对钟离昧却英雄惜英雄，尤其韩信对钟离昧的智谋和勇略颇为欣赏。刘邦下令逮捕钟离昧，解送至京城审判，但韩信置之不从。刘邦内心自然大为不痛快。十月，负责追缉钟离昧的官员正式向朝廷提出，韩信庇护朝廷重犯，有造反的意图。

公元前201年，有人告发韩信谋反。陈平建议刘邦以巡游云梦为借口，在各诸侯王到陈县（现在河南淮阳）聚集拜见时将韩信抓获。韩信大声喊冤：古人说的果然不错：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我这样的人也早就该烹杀了。刘邦因没有证据，便释放了他，但降为淮阴侯。这使韩信怀恨在心。

第二年，韩信谋划让陈平在外地反叛，使刘邦亲自前去平叛，然后自己在都城袭击太子和吕后。但还是事情败露，吕后用了萧何的主意，将韩信诱骗入宫抓捕，最后在长乐宫斩首，留下一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成语。除了韩信，其它诸侯王如彭越等人也被消灭，只剩下了长沙王吴芮。对于六国的后裔，刘邦则将他们和地方的名门望族共十几万人全部迁到关中居住，置于中央控制之下，消除了后顾之忧。

在刘邦平定了英布叛乱回到长安后，萧何提议把上林苑开放，让百姓去耕种，因为上林苑基本上已经荒芜，并不是养兽供皇帝狩猎的地方。刘邦一听就恼了，说萧何拿了商人的贿赂，所以才替他们说话，借百姓之名为商人牟利。刘邦将萧何关进了监狱，通过打击功臣萧何，在削弱相权的同时将皇帝的权力提高了。

逝世

秦亡以后，漠北的匈奴乘机南下骚扰汉朝北方边境。汉高帝六年（前201年），韩王信投降匈奴。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在北伐匈奴时，刘邦自己亦被冒顿单于30万骑围于白登（今山西省大同）。后用陈平之计，贿赂匈奴阏氏才得以脱险。又接受娄敬之策，以宗室女假称长公主，远嫁冒顿单于，开始了与匈奴和亲的屈辱政策。

为了皇权的巩固，刘邦费尽心机。本来他年龄就大，在平定英布叛乱时又中了箭伤，到了长安病情加重。吕后找来名医，刘邦问他病情，医生说能治，刘邦一听口气，就知道不会好了，气得大骂医生：“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说完赏赐给医生五十金打发他走了。吕后看着弥留中的刘邦，问他死后人事的安排：“萧相国死后，由谁来接替呢？”刘邦说曹参。吕后问曹参之后是谁，刘邦说：“王陵可以在曹参之后接任，但王陵智谋不足，可以由陈平辅佐。陈平虽然有智谋，但不能决断大事。周勃虽然不擅言谈，但为人忠厚，日后安定刘氏江山肯定是他，用他做太尉吧。”吕后又追问以后怎么办，刘邦有气无力地说：“以后的事你不会知道了。”

刘邦死于公元前195年，即高祖十二年的四月二十五日（6月1日），享年六十二岁，葬于长陵，谥号为高皇帝，庙号是太祖。

刘邦死后，吕后之子盈为帝，即孝惠帝。

谢选骏指出：项羽为什么失败？刘邦为什么成功？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我们以前也都讨论过了。这里仅仅指出另外的一点：那就是刘邦模仿陈胜吴广，运用神汉建国的方式，创造了自己具有天命的神汉理论。而且推陈出新，更上层楼，而项羽却没有把自己神化，所以缺乏深度的凝聚力。

（二）

刘邦的神汉建国，见于斩蛇起义的历史典故，选自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原文）

斩蛇起义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①，徒多道亡，自度比②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③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④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笞⑤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⑥之。高祖即自疑，亡匿⑦，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注释）

①骊山：指骊山陵，即秦始皇的陵墓，秦始皇未登基之前就调动大量人力修葺，至死时尚未修完，骊山陵和长城、阿房宫一样工程巨大，耗费人力无数，是导致秦末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②比：等到。

③逝：流窜、逃亡。

④老妪：年老妇人。

⑤笞：鞭打。

⑥厌：通“验”，验证。

⑦匿：隐藏。

（译文）

斩蛇起义

汉高祖刘邦做沛县亭长的时候，为县里押送一批农民去骊山修陵。途中大部分人都逃走了。刘邦自己度量，即使到了骊山也会被按罪被杀。于是走到丰县西的涸泽地带就停下来，饮酒大醉，夜里干脆就把剩下的所有农民都放了。并且对他们说：“你们都走吧，我从此也要逃跑了。”这些农民中愿意跟随刘邦的有十多个。刘邦带醉行走在丰西泽中，让一个农民在前面探路。这个人回来说：“前面有一条大蛇挡路，我们还是回去吧”。刘邦趁着酒劲说：“大丈夫独步天下有什么害怕的！”于是走到前面拔剑将蛇斩断。蛇从正中间被分为两段。走了几里地，刘邦醉得倒下睡着了。刘邦队伍中走在后面的人来到斩蛇的地方。看见一个老太太在路边连夜放声啼哭。问她为什么这样伤心，说：“我儿子被人杀了，所以痛哭”。问她儿子为什么被杀，说：“我儿子是白帝子，变成蛇横在路上，现在被赤帝子杀了，所以我很伤心”。人们以为她胡说八道、散布谣言，想打她，这个老太太突然不见了。后面的人赶到前面，刘邦才醒过来，人们报告了他这一情况。只有刘邦心里觉得很高兴，心生自豪感，跟随他的人越来越敬畏他。秦始皇曾经说：“东南方向有天子气”。于是亲自东游来验证，刘邦怀疑秦始皇说的就是自己，就躲了起来，藏到荒凉的芒砀山的深山老林中。吕雉和其它人都寻找他，每次都能在人迹罕至之处找到。刘邦觉得奇怪，就问是怎么回事。吕雉说：“你在的地方头上总有云气凝结，所以我们根据这一现象总能找到你”。刘邦听了很高兴，沛县中的人知道后，许多人都来归附刘邦。

斩蛇起义的神汉理论

斩蛇起义的戏剧安排意在赋予刘邦天子身份，也说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道理。高傲的秦始皇自信的认为有了强大的军队、占尽地利的关中之地，再加上采用“焚书坑儒”这样的政令控制住了国家的精神文明传播，就可以自由自在的“执敲扑而鞭笞天下”了。然而给人当长工的陈胜吴广、流亡的项羽和游荡的刘邦，都能在轰轰烈烈的反秦斗争中前赴后继，不到三年就推翻了这个空前强盛、烜赫一时的秦帝国。

刘邦的成功不仅着实为当时天下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而且推翻了“君权世袭”的封建贵族思想，使平民开始觉得“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平民主义并不是幻想。当然这也给后世的几任汉朝皇帝巩固自己真龙天子的权威制造了不小的麻烦，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忠孝仁义的思想确定为国家的教育准则后，汉朝的社会政治思想才逐步趋于稳定。

文化意义

由于司马迁于在《高祖本纪》的这一段中多写了一句“蛇遂分为两，径开。”由此，神汉理论进一步催生了另外一个神话故事：即“高祖斩蛇，平帝还命”：

故事的两个主要角色之一，一条普通的蛇变成了巨大的白蟒。刘邦斩蛇前，白蟒说：“你今天欠下的账总有一天要还的。你斩了我的头，我就篡你的头：斩我的尾，我就篡你的尾。”刘邦一剑把白蟒从正中间斩为两段。所以西汉传到平帝，白蛇转投胎王莽，毒杀汉平帝，篡汉为新。后经光武中兴，平灭了王莽，才又恢复了汉室，建立了刘氏东汉王朝。而东西汉恰巧各传200余年。

这一故事普遍存在于艺术作品中，京剧里面的《白蟒台》、《萧何月下追韩信》、《大保国》对此均有描述。而在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震佐老先生的扛鼎之作《东汉演义》中更是极力渲染刘王矛盾的因果报应。由此可见，神汉建国的影响深远。

谢选骏指出：神汉建国不仅需要理论，还需要神迹：斩蛇碑就是为了证明和纪念这一神迹的：

汉高祖刘邦斩蛇碑是后人为纪念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而立的碑记。位于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主峰南麓。始建于汉文帝时期，多次重建，现存为复制明朝石碑。夜间光照石碑显现刘邦高大威武幻影，堪称天下奇观。

《刘邦斩蛇起义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有意无意地阐释了神汉建国的理论和实践，说在中国，当一个皇帝要是没有点神秘的色彩，都不好意思当皇帝。刘邦有七十二课大黑痣，朱元璋脚踏七星，所以他们是皇帝，这样说听起来似乎是有点道理，赵匡胤出生的时候满屋子都是香气，看到没有，这样人最后都当了皇帝，你不服气都不行，谁让他们天生就和别人不一样呢，刘邦不仅有72颗黑痣还干过一次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斩白蛇起义。

话说身为亭长的刘邦奉命送刑徒刑徒去骊山服徭役，刘邦贪杯呀，多喝了几杯，这一下子脑子饭迷糊让人将那些刑徒的绳子解开，让他们自己去逃命，但是还有人不愿意逃走，愿意跟着他一起走，这个时候刘邦稍微清醒了那么一点点，也是一身冷汗，人都走了，他也就完蛋了，于是他带着这些人也开始了大逃亡，走到芒砀山的时候遇见一个白蛇拦路没有办法再走了，这个是刘邦，又有点醉醺醺的，对人说道：“这话有神好怕的看我的。”说完他提着剑来到白蛇面前，一剑将白蛇给斩断了在，走了一段路程，刘邦便觉得醉意上了，在路边休息，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告诉他刚才他们碰到一个老太太，哭，说是他的儿子被杀了，还说她儿子是什么白帝之子，被赤帝的而自己给杀了，刘邦会来事，一听这好事呀，于是暗中让人私下里去宣扬这件事，很多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刘邦手下有更聪明的说刘邦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彩色的云彩环绕，开始没有人相信，后来相信的人越来越多了，归附的人越来越多了，刘邦实力也越来愈大了，为他日后做皇帝打下来了基础。

很多人都将刘邦斩蛇起义当做是刘邦反抗秦朝的开始，刘邦也自称是赤帝之子，将白蛇给斩杀了，不过巧合的是，后来他开创的大汉王朝也被腰斩为西汉和东汉很多风水人士都说这是因果循环，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巧合罢了，又或者，真的有什么我们无法解释的东西存在。

谢选骏指出：不论是“巧合”或者“真的有什么我们无法解释的东西存在”——刘邦的“斩蛇起义”都是本书所要论述的“神汉建国的理论和实践”确实存在的证据。这就是“军阀建国与神汉建国的历史变奏”。

（另起一页）

第七章

黄巾起义神汉建国

黄巾之乱，又称黄巾起义，184年3月4日（东汉灵帝光和七年二月五日）爆发，东汉灵帝时的一次大规模的民变，也是中国历史上神汉建国的范例之一，它以宗教形式的太平道组织暴动，开始于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由张角、张宝、张梁等人领导，它对东汉朝廷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直接导致东汉的灭亡与三国时期的到来。三国时期一干著名群雄几乎都有参与讨伐黄巾军作为制霸天下的起点。

（一）

《以宗教的名义》说：

陈胜给了后世起事者一个很好的榜样，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他所制造的谣言样板已经不能符合时代的需求。如果说陈胜炮制的谣言只是笼统地借助上天名义的话，那么，后来的诸多起事者所炮制的谣言就有了具体的传播媒介，这个媒介就是宗教。

第一个利用宗教来散播谣言的比较有影响的就是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事。起事的领袖叫张角，冀州巨鹿人，是当时民间最大宗教太平道的首领，自称“大贤良师”。太平道本属道教，但如你所知，道教作为中国文化的根底，在任何时代都有许多面目。张角所在的太平道奉黄帝、老子为教祖。他传道的方式是以治病为名，其教义非常简单，无非是道教羽化成仙和逍遥处世那一套。不过，这正是那时期挣扎在东汉末年社会溃烂的百姓所需要的，所以张角只用了十年时间，其所有徒众居然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每方设一渠帅，由他统一指挥。熹平五年（176），政府的一位官员上书皇帝，请求诛杀太平道的渠帅，以免酿成后患。但皇帝并没有在意。

或许也正是朝廷一些人明确反对太平道，所以让张角很是担忧“大贤良师”这个位置的稳固，再加上东汉末年，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渐渐失控，张角决定起事。既然已经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张角的起事准备就很简单。他只需要感染老天来对自己进行一下质检就可以了。什么方法最有效，当然是炮制谣言。在经过几天的谋划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谣言就出来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很压韵，也许在当初，这很可能是大家一眼就能看明白的，但今天的我们，却很难把它理解。我们现在就来理解一下。

“苍天”指的就是当朝的皇帝，“黄天”则是指张角他们这群道士所穿的衣服为黄色，后面两句就是说“甲子”那天，万事大吉，仿佛是鬼节那天阎王爷的话：你们今天舒服了，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

这个谣言立即被传播开来，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信仰，所以立即对此深信不疑。张角开始行动，先让人在各处官府署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字样，作为发动起义的信号。然后派出间谍多次往来京师，物色宦官封胥、徐奉等为内应。中平元年（184，甲子年）初，张角命令教徒调动荆、扬等地徒众数万人向邺集中，约定三月五日各地同时起义。可是，预定起事前一月，张角弟子唐周上书告密，他的那位间谍被捕，惨遭车裂。张角只好仓促起义，自称“天公将军”，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在与政府的对抗中，谣言始终在发生作用，无论到何地，都有大批百姓加入张角的队伍，他们自认为是“黄天”。但不久后，这个谣言就夭折了。因为中平元年过去了，“甲子”并没有天下大吉，政府还是那个政府，五年后，张角的起事宣告失败。

如果不是因为叛徒告密，他的那个中间人被活捉，张角的起事后来结果如何，还真是个未知数，不过，当过了甲子年（184）后，很可能有很多人不相信那个谣言了，张角后来部队中屡有逃兵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证明。

起事者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并不能影响后来人。只要有不把百姓当人看的政府存在，民变就永远会发生。

谢选骏指出：东汉朝廷虽然成功镇压，但汉室威信大减，而为了打击神汉建国的黄巾余党，汉朝皇帝下放军权给州牧，造成有兵权的州牧割据自立、促成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形成。而且太平道的流行大大方便了佛教传播。为第二次中国文明的出现，打开了大门。

（二）

公元184年（甲子年），张角相约信众在3月5日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兴兵反汉；“苍天”是指东汉，“黄天”指的就是太平道，而且根据五德始终说的推测，汉为火德，火生土，而土为黄色，所以众信徒都头绑黄巾为记号，象征要取代腐败的东汉。张角一面派人在政府机关门上写上“甲子”二字为记认，另一方面派马元义到荆州、扬州召集数万人到邺准备，又数次到洛阳勾结宦官封胥、徐奉，想要里应外合。

可是在起义前一个月，张角一名叫做唐周的门徒告密，供出京师的内应马元义，马元义被车裂，官兵大力逮杀信奉太平道信徒，株连千余人，并且下令冀州追捕张角。由于事出突然，张角被迫提前一个月在二月发难，史称黄巾起义，因为起义者头绑黄巾，所以被称为“黄巾”或“蛾贼”，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宝、张梁分别为“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在北方冀州一带起事。他们烧毁官府、杀害吏士、四处劫掠，一个月内，全国七州二十八郡都发生战事，黄巾军势如破竹，州郡失守、吏士逃亡，震动京都。

统治腐朽

东汉中期以后，社会矛盾开始大量显示出来。政治上宦戚专权，政治黑暗，官吏贪残，横征暴敛，敲诈勒索。经济上随着豪强地主势力地不断壮大，土地兼并激烈进行，使大批农民失掉土地，或流离失所，人民负担沉重，苦难日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到了桓灵时期，东汉王朝的统治集团更加腐朽。国家财政逐渐枯竭，为了维持朝廷的运转和财政开支不得不经常减百官俸禄，借王侯租税，以应付军国急需；桓帝时期还一度公开地卖官鬻爵，大肆聚敛。到了灵帝时期，更变本加厉，拼命搜刮。他公布卖官的价格，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甚至不同的对象也可以有不同的议价。官吏一到任，就尽量搜刮民众。政府为了多卖官，就经常调换官吏，甚至一个地方官，一个月内就调换几个人。为了刮钱，灵帝还规定，郡国向大司农、少府上交各种租税贡献时，都要先抽一分交入宫中，谓之“导行钱”。又在西园造万金堂，调发司农金帛充积其中，作为他的私藏。他还把钱寄存在小黄门、中常侍那里，各有数千万。

东汉后期的七八十年间，各州刺史部检察区所辖的郡县的小规模的民变此起彼伏。这些民变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当时有一首民谣说：“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太平道的创建和传播

与此同时，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于冀州魏郡（今河北邯郸）用法术、咒语到处为人医病。据说，许多生病的百姓喝下他的符水后，都不药而愈，张角被百姓奉为活神仙，张角又派出八使到外传教。因此，追随的信徒愈来愈多，甚至高达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刺史部监查区所辖郡县，几乎占了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二。

张角在民间活动十多年，有三、四十万人（号称）加入，张角见信徒渐多，便创建了“黄天太平”，又称“太平道”管理信徒，自称“大贤良师”，他把势力范围分三十六区，称为“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推一个领袖，全由张角控制，反抗汉室之声日盛。信众中不乏豪强、官员、宦官等。虽有司徒杨赐等官员上表朝廷，要求捕杀太平道首领，驱散教民，但汉廷并未引起警觉，未尝压制。

太平道是中国最早的一个道教组织。张角知道当时人民仇恨官府，便借治病传教，秘密起事。

起义过程

汉灵帝光和七年甲子年（184年），张角相约信众在三月五日（4月3日）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兴兵反汉；“苍天”是指东汉，“黄天”指的就是黄巾党，而且根据五德终始说的推测，汉为火德，火生土，而土为黄色，所以众信徒都头绑黄巾为记号，象征要取代衰败的后汉王朝。张角一面派人在政府机关门上写上“甲子”二字为记认，另一方面派马元义到荆州、扬州召集数万人到邺准备，又数次到洛阳联合宦官封胥、徐奉，想要里应外合。

在起事前一个月，张角的门徒，济南人唐周向官府告发，供出洛邑的内应马元义，马元义被车裂，官兵大力逮杀信奉太平道信徒，株连千余人，并且下令冀州追捕张角。由于事出突然，张角被迫提前一个月在二月（3月4日）发难，史称黄巾之乱，因为变民头绑黄巾，所以被称为“黄巾”或“蛾贼”、“蚁贼”，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在北方冀州一带起事。他们烧毁官府、杀害吏士、四处劫掠，一个月内，全国七州二十八郡都发生战事，黄巾军势如破竹，“殊不畏死，父兄歼殪，子弟群起”，州郡失守、吏士逃亡，震动京都。

汉室部署

汉灵帝于三月戊申日（184年4月1日）拜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军五营士屯于都亭，整点武器，镇卫京师；又自函谷关、大谷、广城、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各关口，设置都尉驻防；下诏各地严防，命各州郡准备作战、训练士兵、整点武器、召集义军，如刘备就受到商人张世平、苏双资助组织义军。时中常侍吕强言于汉灵帝说：“党锢久积，若与黄巾合谋，悔之无救。”（党锢之祸积怨日久，若果与黄巾合谋，恐怕已经无救了。）汉灵帝接纳提案，在壬子日（4月5日）大赦党人，发还各被流放的罪犯，要求各公卿捐出马、弩、兵器，推举众将领门第的子弟及民间有深明战略的人到公车署接受面试。

而另一方面又发精兵镇压各地举事：卢植领副将宗员率北军五校士负责北方战线，与张角主力周旋；皇甫嵩及朱儁各领一军，控制五校、三河骑士及刚募来的精兵勇士共四万多人，讨伐颍川一带的黄巾军，朱儁又上表召募下邳的孙坚为佐军司马，带同乡里少年及募得各商旅和淮水、泗水精兵，共千多人出发与朱儁军连军。于甲子日（4月17日），张曼成攻杀南阳郡守褚贡，响应张角。

官兵在首战并未得利，于四月，朱儁军就被黄巾军波才所败而撤退，皇甫嵩唯有进驻长社防守，被波才率大军围城，官军人少，士气低落。又汝南黄巾军在邵陵打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军杀死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

反击

五月，汉室见皇甫嵩被围，派骑都尉曹操率军救援。不过援军未到时，皇甫嵩已心生一计，在傍晚时份吹起大风，皇甫嵩命士兵手持火把暗暗出城，利用黄巾军营寨周围的杂草，火攻贼军，大呼进攻，城上亦举出火把响应，皇甫嵩以鼓助战，冲入敌阵，大破敌军，黄巾军大乱，四处奔走。又遇上曹操的援军，被皇甫嵩、朱儁和曹操三面夹击，斩杀数万人，官军大胜。

六月，南阳太守秦颉与张曼成战斗，斩杀了张曼成。黄巾军便改以赵弘为帅，以十余万人占据宛城。而皇甫嵩与朱儁军继续进击汝南、陈国的黄巾军，追击波才到阳翟，最后在西华大败彭脱，余军想逃到宛城，但孙坚登城先入，众人蚁附般推进，大破敌军，成功讨平豫州一带的黄巾军。另一方面，卢植数战间大破张角，斩杀万多人。

张角唯有撤到广宗，卢植建筑拦挡、挖掘壕沟，制造云梯，将可攻下城池。正值汉灵帝派小黄门左丰视察军情，有人劝卢植贿赂左丰，但卢植不肯，左丰便向灵帝上表进谗：“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暗示卢植围贼不攻，意在“养寇自重”。灵帝大怒，用囚车押解卢植回京师。朝廷唯有下诏再重新调动将领：皇甫嵩北上东郡；朱儁则攻南阳的赵弘；而以董卓代替卢植。而同样宗教形式的五斗米道在巴郡叛变，领导人“天师”张修则亦在起兵攻打郡县，但未受到皇帝重视。

剿灭余敌

朱儁与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颉共一万八千兵围攻赵弘，但六月至八月也不能攻克，京师有奏议征朱儁回师，幸而张温上表说情，灵帝才未行。但消息传开，朱儁急迫，进攻赵弘，赵弘被杀，由韩忠代替。朱儁又因兵力不足，便扩大防围、建筑阵垒，堆砌土山观望城内。朱儁军鸣鼓攻打西南，黄巾军注意力被引开，朱儁则亲率五千精兵掩杀东北，偷袭敌人后方，攻入城池，韩忠唯有退保内城。

黄巾军受挫，士气低迷，向官军乞降。张超、徐璆和秦颉都认为可以接受，但朱儁认为如接受的话，会给百姓有利则为贼（造反），无利则乞降的错误观念，便不接受并急攻，可是数战不克，朱儁登上土山观望城内情势，明白黄巾军乞降不成且毫无退路，唯有拼死一战，所以未能攻克。朱儁便解开围军，韩忠果然出战，被朱儁大破，朱儁向北追击韩忠数十里，斩杀万多人，韩忠投降，而秦颉对韩忠积怨已久，便将他杀死。这举动反令黄巾余党不安，又推孙夏（《演义》改名为“孙仲”）为帅，据守宛城内城。朱儁再次急攻，十一月癸巳日（185年1月11日）黄巾军败走，官军追至西鄂精山，又被大破，斩杀孙夏及万多人，黄巾军解散，宛城一带平定。中平二年（185年）春季，班师回雒阳。

另一方面，皇甫嵩八月到达东郡仓亭，大破、生擒卜巳，斩杀七千多人。而董卓进攻张角不成功，无功而还，便在乙巳日（9月20日）要求皇甫嵩继续北上。不过，张角已经病死，在十月于广宗便和张梁战斗，张梁军多势强，于首战不能攻克。在明日，皇甫嵩闭营与士兵休息，另一方面派人观察敌军举动，黄巾军战意顿时松懈，皇甫嵩便乘夜率兵，在黎明时份突袭敌阵，战至下午，成功大破敌军，斩杀张梁及三万多人，逃走时溺死于河水中的也有五万多人，焚烧车辎三万多辆，虏获人数甚多。而张角则被破棺戮尸，运首级回京师。十一月，皇甫嵩与巨鹿太守郭典攻打下曲阳，成功斩杀张宝，俘虏十多万人。黄巾之乱暂平息。

失败原因

东汉末期黄巾大起义，经过了十几年的秘密准备，但起义后仅历经9个月的时间，主力就遭到彻底失败，究其原因：

其一，黄巾军面对的敌人强大。起义爆发后，镇压黄巾军不仅有庞大的东汉官军，而且还有各地豪强的大小武装，他们面对的是整个地主阶级的疯狂镇压，最终寡不敌众，终于失败。

其二，由于起义计划被叛徒出卖，使起义不得不仓促发动，各地起义军之间的相互配合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洛阳起义流产，使东汉政府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全力镇压外围起义军。

其三，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从主观方面来说，黄巾军缺乏有战略头脑的军事领袖人物，其起义计划的制定极不完备，起义后各地起义军没有迅速地集结起来，而是分散在各地孤立行动，甚至没有进行相互支持配合，终于被官军各个击破。同时起义军首领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张角、张梁、张宝、波才、张曼成、赵弘、韩忠等，个个都是只知固守一城一池，或久围坚城，与东汉军拼消耗，不懂得运用灵活的战术战法，取得主动，始终被动挨打，直至失败。

其四，东汉派来镇压黄巾起义的将领，如皇甫嵩、朱儁、曹操等都是一些能征善战的悍将，他们的统兵作战的能力，军事指挥的才能、战术计谋的运用，都高于黄巾军首领，因而往往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最终击败黄巾军。

历史影响

黄巾起义对于东汉末年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尽快平定战事，中央下放军权至地方，使得黄巾起义的浪潮无法快速蔓延至全国，减缓了东汉覆亡的危机。但是却造成了地方轻视中央，使得具有野心的将领或官员借着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拥有兵力割据地方，为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揭开了序幕，更为三国分立种下远因。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并最终走向了灭亡。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的提出，对儒家三纲五常的正统说教，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东汉朝廷的统治受到冲击，加速了它的衰亡。黄巾之乱，是乱世的发端，为日后诸侯割据，群雄纷争埋下了伏笔。

（三）

《中国的宗教战争和农民起义》说：

三国演义的第一回有颇多可谈之处，比如脍炙人口的桃园三结义，再比如第一回就出场的几位主角刘备关羽曹操。不过我这第一回想谈谈引起这三国乱世的第一把火——由宗教引发的黄巾起义。

说起宗教战争，总是让人想起中世纪以后的欧洲，胡司战争，三十年战争，德皇与教皇的冲突，甚至西班牙和英国的战争，都带有宗教色彩，只是有些是天主教内部的权力之争，有些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冲突。再不然就是中东，在穆罕默德攻占麦加在阿拉伯半岛传播伊斯兰教在他的继承人建立起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帝国后，中东的权力交替便和伊斯兰教分不开了，还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大宗教之间的冲突，最出名的就是十字军东征了。

甚少有人想到中国也有宗教战争，但是，其实中国也有极多由宗教引发的战争，最近的一次就在百余年前，太平天国。再如元末的农民起义，白莲会在其中起着极强的作用，韩山童，刘福通这些红巾军的重要首领同时也是白莲会的首脑。北宋的方腊起义也是以宗教聚集教众，至于是不是武侠小说里流传的明教那就不得而知了。再向前追溯，就是和三国演义这第一回的太平道密切相关的两次战争了。

所以说在中国，宗教引发的战争可不比欧洲少多少。但是，为何在众人感觉中，宗教在中国历史的地位微不足道呢？

这最关键的是中国没有出现欧洲教皇那般可以与世俗政权对抗的宗教势力，也没有出现如阿拉伯帝国那般的政教合一的情况，因为没有世俗政权的保护和支持，所以无法依靠世俗政权的力量推广宗教，更无法达到如欧洲和中东那般全民信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展都得到了世俗势力的支持，基督教是罗马帝国，而伊斯兰教则和世俗势力合二为一。当然，有趣的是，假如西罗马帝国没有瓦解，基督教或者说天主教在西欧的地位也不会如此强大，至多不过和东正教一般。而中国无论是在统一还是在分裂时期，都没有一个宗教可以对抗世俗政权或者说获得世俗政权的支持，或者说有过尝试，但是都失败了。

而最早的尝试或者说最接近成功的尝试便是第一回这引发三国乱世的黄巾起义。

从现在的史料来看，太平道在当时的东汉末年已经形成了极其强大的势力，在此之前，还没有一种宗教势力如此强大，或者说，这个宗教势力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可以看一看同时期的罗马帝国，早期的罗马帝国也并没有一个强大的宗教，罗马人信奉的是多神，而且这种多神教还受到希腊人的影响，直到基督教的产生。基督教早期在罗马贫民中传播，然后得到了罗马政权的支持，成为国教。而太平道早期也在下层平民中传播，而且太平道张角等人的医术在历史中流传下去，也有成为如基督教中神迹的可能。

但是张角选择了一条与强大的中央政权对抗的路，假如他成功的话，很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就如同阿拉伯帝国那般，但是张角面对的对手是穆罕默德不能想象的，所以迎接他的只有失败。中央政权的讨伐军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歼灭黄巾军的主力，虽然说有太平道行动过于仓促的关系，但是也可见太平道军事力量的薄弱。

不过黄巾之变却给了野心家一个想象的空间，便是以宗教组织力量，历代都有农民起事，但是小股的只能算是暴动或者说是土匪，要形成大股的作乱，只有出现极其严重的天灾，如明末西北的大旱导致的明末农民战争，或者人祸，如隋末秦末统治者不惜民力的战争和大规模的工程，再还有就是有组织的人为暴动，这有一种是前朝的残余势力，如秦亡便有六国的贵族添油的结果，但是这种情况极少成功，倒是以宗教为幌子的组织却屡见成功之例。宗教一来有严密的组织，比如黄巾之乱，太平道策划三十六方，八州同时举事，这是那些一般的农民起义无法作到的，二来可以借助人的迷信力量，古人对于鬼神的畏惧是强大的，如陈胜吴广起义也主动策划过将写有名字的字条塞入鱼肚的事，至于元末也有黄河石人的著名事件，尤其东汉还是谶纬盛行的年代。

在黄巾之前，还没有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宗教起事，可以说黄巾起义是最早的大规模宗教战争了，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黄巾之乱的发生和东汉政府的处置失当导致了群雄并起，东汉的灭亡其一大原因便是黄巾之乱。

而故事还没有完，太平道固然灭亡，但是作为分支的五斗米道却没有灭亡，而且在其首领张鲁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的影响涉及到全国，这不能不说早期的道教传教能力的强悍。（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是被认为道教的祖先之一，太平道起义虽然被扑灭，但是后世不乏有许多教派借用太平道的教义或名义，如明教便曾尊张角为祖师，至于五斗米道更是大多数道教流派的直系源头。）

谢选骏指出：太平道和黄巾军，可以说是中国“神汉建国”的最早系统。它在汉朝四百年统治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秦末神汉建国的理论和实践，把神汉建国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甚至对一千六百多年以后的太平天国，都有深远的影响。而且与后来神汉建国不同，太平道和黄巾军所依托的信仰体系，基本上是中国本土的产物，而不像白莲教和太平军那样，来自外国的灵感。

（另起一页）

第八章

孙恩卢循神汉建国

孙恩卢循之乱，简称孙卢之乱，是东晋末年发生的一次民变事件，爆发于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结束于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年），历时约十一年。这次民变有五斗米道的背景，但实际起因是人民不满东晋朝廷的统治，让领导者可以乘时而起。事件可因领导者而划分为“孙恩之乱”（399年－402年）及“卢循之乱”（403年－411年），卢循是孙恩的妹夫。两次起事均曾威胁东晋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市）。

孙恩之乱背景

孙恩是孙秀家族后裔，其家世代信奉五斗米道，孙恩叔父孙泰因拜杜子恭为师学习方术而吸引庶人乃至士族人士相信，更因而获当权的会稽王司马道子任命为官员。隆安二年（398年），王恭叛乱，孙泰以为东晋快要覆亡，故此煽动百姓，招集信众，并获很多三吴地区人民响应。事件遭到会稽内史谢輶揭发，孙泰因而遭司马道子处死。

孙恩及后逃到海上，召集到百多人，于是等待机会复仇。隆安三年（399年），会稽世子司马元显下令三吴各郡，公卿以下被转为荫客的官奴都移置建康，称作“乐属”以补充朝廷兵员。然而此举却令各郡士庶都十分不满。孙恩看准当时人心不稳，于是起兵叛晋。

初袭会稽

孙恩先与部众登陆进攻上虞（今浙江上虞），杀上虞县令，接着就进攻会稽郡城山阴（今浙江绍兴），又杀太守王凝之。由于三吴地区少有战乱，人们都没备战，故此各郡县的驻军都望风溃散。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司马崇及义兴太守魏隐都弃郡城出逃。而当时会稽、吴郡、吴兴、永嘉、义熙、临海、东阳及新安共八郡都同时有人举兵响应孙恩，孙恩的部众就因而暴增至数十万人。孙恩在会稽自称征东将军，强逼人们担当自己官属，将他的团体叫做“长生人”，又大行杀戮及四处放火、抢掠。

由于当时三吴地区已成东晋朝廷的命脉，东晋朝廷即命徐州刺史谢琰率军讨伐孙恩，兖州刺史刘牢之亦率军进攻三吴。谢琰先下义兴郡，迎太守魏隐还郡，后又击败吴兴郡的孙恩部众，与刘牢之两军共进之下，很快就兵临钱塘江。孙恩初时自以为能乘八郡响应的声势拿下建康，但至刘牢之率军渡过钱塘江时，孙恩就带着二十万部众东走，并乘刘牢之军队抢夺部众留下的人口和货物时争取时间逃走，终逃到海岛之上。接着孙恩于各郡的余部都被消灭，朝廷因为担心孙恩会再来袭，于是留谢琰驻防会稽。

再袭会稽

孙恩于隆安四年（400年）再次进攻，并进军至离山阴三十五里的邢浦。谢琰虽然一度派刘宣之击退孙恩，但不久孙恩又再来攻，并击败晋军，终于五月己卯日（7月7日）攻至会稽，谢琰出战但战败，反被帐下督张猛所杀。朝廷对谢琰战死大为震动，又派了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及宁朔将军高雅之抵抗孙恩，战事一直持续到十一月，刘牢之率军进攻孙恩，逼其再次撤回海岛。

北逼京邑

隆安五年（401年）二月，孙恩再度登陆，进攻句章（今浙江宁波市），为刘牢之所败，又再撤回海上。孙恩于是转攻北面的海盐（今浙江海盐）。晋将刘裕于是到海盐筑城抵抗，并屡次击败孙恩。孙恩知道无法取胜，于是改攻沪渎。吴国内史袁山松于上一年就已修筑沪渎垒（今上海）以抵御孙恩进攻，但孙恩还是攻下了沪渎垒，四千人战死，袁山松亦遇害。

六月甲戌日，孙恩循海道到达丹徒县（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时已有十多万兵，千多艘楼船。孙恩临近的行动震动了建康，朝廷次日就下令建康内外戒严，百官入居台省，城内各军亦驻守要地，豫州刺史司马尚之也率军入卫建康。孙恩在丹徒登陆，却遭自海盐追来的刘裕率军击败，更有很多人堕崖遇溺，孙恩亦只得逃返船上。孙恩仍自恃部众人数多，于是不久就决定重整旗鼓进攻建康。建康民众知孙恩逼近都十分恐惧，而孙恩原想攻其不备，但楼船因为遇风而要慢行，令到临近建康时司马尚之已经入驻建康，刘牢之亦自会稽赶来。孙恩于是不敢继续前进，反北走郁洲（今江苏灌云县东北），解除了建康的危机。

转衰至败

及后刘裕率兵讨伐，多次战斗后大破孙恩军，孙恩实力于是由盛转衰，被逼沿海退走，刘裕亦率军追击，于十一月在沪渎、海盐再败孙恩，孙恩人员的损失数以万计，被逼再次退守海岛。元兴元年（402年），孙恩再攻临海郡，临海太守辛昺击败孙恩，孙恩眼见他的部众已经所余无几，为免被晋军生擒，于是投海自杀，时有数百人随他一同自杀，孙恩之乱至此结束。

卢循之乱背景

卢循本是门阀士族范阳卢氏的子弟，是晋司空从事中郎卢谌的曾孙。不过卢谌及其家人在永嘉之乱后留在北方，其本人更在后赵任官，并在该国末年的战乱中丧生，故卢循家族并没有像琅琊王氏等士族般早在东晋建立前已南渡，而是在东晋中叶才南渡。不过于《晋书》等史籍中都未见卢循及卢循父出任官职。

卢循娶了孙恩的妹妹，就在孙恩自杀后，其残余部众就推卢循为主。当时当政的桓玄为安抚经受过三年战乱的三吴地区，于是任命卢循为永嘉太守。卢循亦接受任命。

南占广州

卢循虽然已经成为朝廷官员，但其部众仍旧作乱。元兴二年（403年），刘裕于永嘉郡击败卢循，并追击至晋安郡，卢循唯有循海道向南逃走。元兴三年（404年），卢循到达南海郡，并登陆进攻，兵向广州治所番禺（今广东广州市）。广州刺史吴隐之坚守城池百日，于十月壬戌日（11月26日）因卢循夜袭而失陷。卢循入城后焚烧府舍及民居，生擒吴隐之，并自称平南将军，摄广州事。另一方面，卢循又命姊夫徐道覆攻下始兴郡。次年（405年），卢循派使者向东晋进贡，当时东晋朝廷才刚刚消灭了桓振领导的桓氏残余势力，无力讨伐卢循，于是分别授予卢循和徐道覆广州刺史及始兴相职位。卢循于是获得了广州作为其根据地。

义熙五年（409年），刘裕亲率军队北伐南燕，徐道覆听闻后就劝卢循乘虚袭击建康，但卢循拒绝。徐道覆于是亲往番禺游说卢循：“到来五岭之外的原意，哪会是以此为最终目标，并一直传给子孙呢？就只是因为难以与刘裕为敌而已。现在刘裕驻军坚固的城池之下，不知何时才回来，我凭着手下这一群思念故土的人，袭击何无忌、刘毅这些人简直是易如反掌。不把握这机会而苟求一日安定，朝廷就一直视你为心腹之患；若果刘裕取胜后休兵一会，然后下书征召你，刘裕就会自驻豫章，派精兵来这，那即使以你的神武，也恐怕挡不住了。今日这个机会一定不可错失，若果先取建康，破坏了他的根本，刘裕即使南归也无所作为。你若果不肯，我就只好自率始兴兵力直指寻阳（今江西九江市）。”卢循至此虽然不愿，但因无法驳倒徐道覆，只好听从。

攻取江州

徐道覆其实早已命人在南康山砍伐木材以制作船舰，并在始兴贱卖，吸引民众争相交易，于是令木材大量积聚亦无人怀疑。至义熙六年（410年）循及徐道覆决定起兵时，徐道覆就拿这些囤积的木材去造舰，十日就完成了，于是卢循就率军进攻长沙郡，击败了荆州刺史刘道规派出的军队；徐道覆就攻南康、庐陵及豫章三郡，各郡守相都弃郡逃走，徐道覆于是沿赣江北上，进攻寻阳，并自此取道入长江，进攻建康，船队都很强盛。

江州刺史何无忌知徐道覆率军北上，就自寻阳率军抵抗，当时长史邓潜及参军殷阐都劝何无忌不要轻易与其决战，应固守城池以御徐道覆，但何无忌拒绝。三月壬申日（5月9日），何无忌与徐道覆于豫章作战，徐道覆置强弩兵于西岸小山射击何无忌军，适逢当时吹大西风，何无忌的所乘的小船被吹向东岸，徐道覆于是就以他的大船逼向何无忌的船，终令何无忌军溃败，何无忌执节战死。

早在卢循及徐道覆进攻江州时，朝廷就已经急急征召仍在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青州市西北）的刘裕回朝，当时刘裕已灭南燕，正打算进攻后秦，闻讯后就率军南归。而何无忌战死的消息更是震动朝廷，当时更有人建议带着晋安帝逃离建康，往刘裕那里去；只在知道徐道覆并没有立刻进攻建康才没有实行。刘裕知何无忌战死后亦加快速度，至四月癸未日（5月20日）就已返回建康。

东下建康

豫州刺史刘毅在卢循起兵时患病，至此时病愈，于是自姑孰（今安徽当涂县）率二万水军讨伐卢循。卢循击败刘道规所派军队后就兵向荆州治所江陵（今湖北江陵），徐道覆则派人向卢循传话：“刘毅的士兵很强盛，成败就看这一战了，我们应该合力消灭他；若果此战获胜，不愁拿不下江陵呀。”卢循因而与徐道覆会合，一同迎击刘毅。两军于桑落洲（今江西九江县东北江中）大战，刘毅被击败，与数百人向建康撤退留下的大量军用物资及士兵全被卢循军接收。

卢循从俘获的刘毅士兵口中得知刘裕已经返回建康，十分恐惧，于是想退守寻阳并拿下江陵，以荆江二州对抗朝廷；然而徐道覆则想乘胜进攻，两种建议争持了数日，卢循才听从徐道覆的建议。而刘毅战败的消息亦再次震动建康，因当时建康守军才数千人，而卢循却有十多万人，更有十二丈高楼船。当时诸葛长民及孟昶就主张与晋安帝移驻江北作躲避，但刘裕坚决反对，认为人心惶惶，朝廷一旦有变动，国家就会土崩瓦解。孟昶坚持不果，自以为朝廷必败，于是自杀。

建康战役

五月乙丑日（7月1日），卢循到达秦淮河口，刘裕驻屯石头城，其余诸将亦各有屯守。军力布置完成后，刘裕就观望卢循军，并向将佐表示若卢循军于新亭（今江苏江宁县南，石头城南）直攻建康，那就不能抵挡，需要回避，且胜负难料；但若果驻泊蔡洲（今江苏江宁县西南江中），他们就必然成擒。当时徐道覆就正正是向卢循建议由新亭至白石（今江苏南京石头城东北）之间登陆，兵分数道进攻刘裕；然而卢循为得万全之策，不愿立即开战，反想按兵等待晋室自溃。

刘裕知卢循已停驻蔡洲，而石头城的士兵都已完成集结，于是用虞丘进的计策，砍伐树木建立木栅封锁石头城及秦淮河口作防守，又修筑了越城（今江宁县南），并建查浦、药园、廷尉三个堡垒，分兵戍守以防备敌军。卢循及后伏兵秦淮河口南岸，命老弱兵众佯攻白石，声言要率全军自白石攻建康。刘裕当时亲率刘毅及诸葛长民去抵御进攻白石的军队，留沈林子及徐赤特留戍南岸，并命令他们要坚守。卢循及后就焚查浦垒，进军至张侯桥，徐赤特违命出战，正正被卢循预设的伏兵所败，沈林子于是与刘钟据守木栅抵御卢循军，在得到朱龄石救援后终逼退卢循军。而卢循在此时就自率精兵进攻丹杨郡城。刘裕回军石头城时斩杀徐赤特，稍事休息后就出阵秦淮河南岸，卢循当时攻略各县都掠夺不了物资，自感无力再战，于是决定退兵寻阳，尽力夺取荆州。七月庚申日（8月25日），卢循率军退回寻阳。

荆州战役

当时西蜀王谯纵乘东晋内乱出兵，命谯道福及桓谦率军进攻荆州，并请得后秦派了前将军苟林助战。当时荆州刺史刘道规派了司马王镇之领军入援建康，但王镇之在寻阳就被苟林击败，卢循因而以苟林为南蛮校尉，并分配兵力给他作支持，命他进攻江陵，并假称徐道覆已经攻下建康。苟林驻于江陵以南的江津，而桓谦成功招集了二万个仍支持桓氏的人，驻屯于枝江（今湖北枝江县），严重威胁江陵，而城中士民亦多怀异心，更有人与桓谦通讯，告诉他城内虚实，作为内应。时雍州刺史鲁宗之率数千人支援江陵，刘道规命鲁宗之守城，自己就率军进攻桓谦，水陆并进，大败桓谦并斩杀他。接着刘道规转攻苟林，苟林兵败出逃，刘道规派了谘议参军刘遵追击，于巴陵（今湖南岳阳）斩杀苟林。

十月，徐道覆率兵三万进攻江陵，兵至破冢（今湖北江陵东南）。当时鲁宗之已返回襄阳（今湖北襄阳），刘道规追召也赶不回来，令江陵人心再次不稳，然而因为刘道规击败桓谦后焚毁搜得的江陵通敌书信，人民因他的恩德而没有离心。刘道规亲自率军于豫章口（今湖北江陵东南）迎击徐道覆，又命刘遵作为游军。刘道规所派的前锋虽然失利，但主力接战之时，刘遵所率的游军则自侧横击，于是大破徐道覆，杀万多人，死伤惨重，徐道覆逃至湓口（今江西九江县西）。

江州战役

卢循回寻阳后，江州刺史庾悦以虞丘进为前躯，屡败卢循兵，并进占豫章（今江西南昌），断卢循粮道。而卢循当日自蔡洲撤军时，留将范崇民率五千人及百多艘高舰据守南陵（今安徽繁昌县东北），而刘裕亦派王仲德等人追击，皆为范崇民所阻。十月癸巳日（11月26日），刘裕自建康出兵讨伐卢循，王仲德知大军在后，于是与刘钟共攻范崇民。十一月，范崇民兵败逃走。刘裕及后进军雷池，并于十二月己卯日（411年1月11日）至大雷进逼卢循。次日卢循及徐道覆率数万人塞江而下，刘裕于是尽出轻舰，率各军合力进攻，并以劲弩压逼卢循军，逼卢循将船舰都泊在西岸，而时驻于西岸的晋军就向船舰施以火攻，于是大败卢循，逼其退还寻阳。卢循及后进至豫章，并尽力以木栅阻断左里（今鄱阳湖口）。十二月丙申日（411年1月28日），刘裕率军至左里，为木栅守军所阻，于是下令进攻，卢循兵众虽然已经奋力作战，但都不能抵挡刘裕的攻击，卢循再败，数万人阵亡。卢循只得返广州，并在沿途收集流散的兵众，又得数千人。徐道覆亦败归始兴郡。

败亡交广

刘裕在卢循撤还寻阳后就大治水军，并命建威将军孙处及振武将军沈田子率兵三千，循海道袭取番禺，并于同年十一月攻下番禺，诛杀其党众，沈田子又北上进攻其余诸郡。而在卢循败于左里后南归广州，刘裕亦派了刘藩及孟怀玉追击。义熙七年（411年）二月壬午日（3月15日），孟怀玉攻克始兴郡，杀徐道覆。卢循于三月回到番禺后围城试图夺回番禺，但孙处抵抗了二十多日，待至四月沈田子援军赶至，卢循战败逃走。沈田子又与孙处追击，先后在苍梧、郁林及宁浦三郡击败卢循，只因孙处患病才停止追击，卢循于是投奔交州。

卢循在交州攻陷合浦郡，并攻向交州治所龙编（今越南河内）。卢循虽然遭交州刺史杜慧度率军击败，但仍有三千余众，而先前作乱的前九真太守李逊余部李脱等人亦率五千人归附卢循，卢循于是再攻龙编，于四月庚子日（6月1日）至龙编南津。杜慧度尽散家财赏赐给士兵，与卢循作战，并对卢循的船舰掷火具，施以火攻。卢循军终溃败，卢循投海自杀，杜慧度捞起卢循尸体并斩首，联同其父卢嘏及李脱等人共七个首级送呈建康。至此，卢循之乱终结。

影响

孙恩起兵于三吴地区，除战争以外亦有掳掠纵火之事，对当地造成重大破坏。孙恩之乱平定的同一年三吴地区大饥荒，但桓玄仍无力有效抚恤当地人民，竟令当地户口减半，即使富人亦只得拥着财宝饿死。

出身陈郡谢氏的谢琰于孙恩之乱中战死，其位由刘牢之取代，此后终东晋之世都再无门阀子弟掌有重兵。而门阀于三吴地区的庄园亦多受战火毁坏，令门阀士族于军事及经济上的力量大为削弱。

刘裕于孙恩之乱时虽然是刘牢之的下属，不过已表现出军事才能。桓玄篡位后亦看重刘裕的军事才能，寄望他助自己平定后秦，不作加害。后刘裕先灭桓楚复晋祚，再灭南燕，后再平定卢循叛乱，声望已大大提高，亦成日后篡晋自立为宋的基础。

刘毅向来认为自己不被刘裕比下去，在何无忌战死后就不愿联合刘裕，自己率军讨伐，终遭卢循与徐道覆合力抗击而大败。刘毅此败后名声大降，刘裕亦知刘毅异于自己，于是在卢循之乱平定后次年派军消灭刘毅势力。

谢选骏指出：具有“五斗米道”背景的孙恩卢循神汉建国运动的失败，为刘裕的军阀建国开辟了道路。因为东晋已非统一帝国，不再适合神汉建国运动的发展。在分裂时代，军阀建国常常以其直截了当的性质，更有效率。

在东晋时代，五斗米道不单在下层影响极大，在上层也不乏信徒，而当年的历史又一次重演，五斗米道的首脑孙恩、卢循发动两次大规模起义，尤其是第二次，险些灭亡东晋，要不是刘裕南返的话，东晋便告灭亡，不过这两次起义也让刘裕掌握了东晋大权，间接丧送了东晋。

两次本土宗教的起事毁灭了两个王朝，而也大大打击了道教本身的实力。事实上，就在北方，连年不断的战争造就了人间地狱，而人们在绝望中开始信奉由西方传来的佛教，短短数十年，外来佛教的势力便发展的异常壮大，可以与本土的道教并驾齐驱甚而过之，这或许是太平道五斗米道的教首们没有想到的，不过，那又是另外的故事了。

（另起一页）

第九章

南北朝与佛教国家

（一）

谢选骏指出：古代南北朝的佛教国家，是一种相当独特的文明史现象，不同于秦两汉和元明清两个大一统帝国时期的神汉建国，而接近现代南北朝的“党国现象”。例如，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就与佛教结下了“党国联盟”。他是南朝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丹阳）人，自称是汉代名相萧何的第二十五世孙。建立了梁朝以后，是为高祖、武帝。梁武帝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堪称翘楚。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则更为突出。史书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他很好学，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少时习周孔，弱冠穷六经”，即位之后，“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午夜”。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为他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又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著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著作。对道教学说，他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教的“因果报应”糅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萧衍因此自号“佛心天子”，他建立佛教国家的履历大致如下

公元502年，宝志禅师（418—514年），谒梁武帝，献尘尾扇、铁锡杖。

公元504年，梁武帝弃道皈佛，亲自作愿文，并于重云殿讲经。

公元505年，举办水陆法会。

公元511年，于华林殿公开发表“断酒肉文”，提倡素食。

公元512年，注释大品般若经。

公元517年，梁废止宗庙牲牢，改素馔祭祀。又废全国道观、道士。

公元519年，梁武帝从慧约受菩萨戒。

公元520年，梁武帝迎达摩入金陵，机缘不契，达摩潜往江北。

公元525年，于同泰寺设千僧会。

公元527年，舍身同泰寺为侍者。

公元529年，设无遮大会二次，并舍身同泰寺。

公元531年，临幸同泰寺，讲涅盘经。

公元533年，讲金字般若经于同泰寺。

公元535年，临幸同泰寺，再设无遮大会。

公元537年，铸造十方佛金铜像置于同泰寺。同年长干寺阿育王塔改修，梁武帝临幸长干寺，设无遮大会并大赦天下。

公元538年，再设无遮大会于于长干寺，设盂兰盆会于同泰寺。

公元540年，梁赠释迦佛像及涅盘、般若、金光明等讲疏103卷予扶南国。

公元541年，梁武帝讲金字三慧经于重云殿。赠“涅盘经疏”予宕昌、蠕蠕、高丽、百济等国。

公元542年，昙鸾逝世。梁武帝常向北方，敬礼昙鸾菩萨。

公元544年，临幸皇基寺。

公元545年，在长干寺讲般若经之开题，同年舍身同泰寺，设法会，当夜同泰寺烧毁。

公元547年，又舍身同泰寺设无遮大会。

公元549年左右，梁武帝崩逝，年86岁。

《中国大乘的阿育王：梁武帝》说：

梁武帝一生的作为，可以比喻为大乘中国的阿育王，也是大乘人心目中的在家楷模。他乐善好施、讲经说法、流布经像、研究教义、礼遇寺僧乃至舍身入寺…等等热诚，终生不曾退懈。他的作风也给中国历代大乘信仰的发展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公元1990年的台湾寺院里，仍然时兴仪式隆重而费用昂贵的梁皇忏；大乘人为法为教的热忱，也一直依循着梁武帝的模式推进。

梁武帝的热心令人感动赞叹，但他的见解则以“佛性论”为基础。这是道生在公元428年，首倡“阐提成佛说”的理论延续，并得到后来传入大乘“涅盘经”的印证。梁武帝曾经发动60多位朝臣，批判公元483年间，由范缜所著的“神灭论”，并多次亲自讲说“涅盘经”；但是却没有发起任何文字狱，所以无法巩固他的政权。

梁武帝以帝王的身份，全力发扬“佛性论”，使它在中国的大乘发展中逐渐成了正统。历代中国发展出来的宗派，特别是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天台、华严、禅宗和净土，都受到“佛性论”深刻的影响。虽然达摩初来时的“廓然无圣”与梁武帝的“佛性论”并不相契合，但后来禅宗强调的“以心传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顿悟之心”、“本来面目”、“自性清净”……都有以佛性诠释的含义；华严宗的“三界唯心造”，也被法藏从佛性论的唯心观点解释为“如来藏心”。然而“佛性论”在印度初期大乘思想中并不被接受，它是中期大乘所集出的。

“佛性论”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也不为中国大乘思想的主流—般若思想所接受，但慢慢地结合了中国“神不灭论”的思想，又得到梁武帝以“真神为正因体”、“此意因中已有真神性”……的宣扬，终于深深地植入了中国大乘的思潮中。

公元511年，梁武帝亲自于华林殿公开发表“断酒肉文”，提倡素食，从此树立了中国大乘教素食的特性。事实上，“不饮酒”是五戒之一，出家人必当断酒，在家人亦当戒除。“不杀生”亦然。但“食肉”不同于杀生，“不见杀”、“不闻为我杀”、“不疑为我杀”是所谓三净肉，为戒律中所许食用。佛陀住世时，提婆达多曾经提出五项苦行的禁戒，其中有一项即是要求世尊制戒严禁僧团食肉，世尊并未接受。但僧团在可以选择的状况中，不妨依照自己的意愿取用食物，并非强制要食肉。出家的托钵生活，原来就把食物看成药石用以治疗饿病，或者看成油脂用以润滑车毂，目的只在于支持身心的负荷走上解脱之道。至于托钵的行止更是以宁静安详的身教来教导世间远离贪欲的困扰。随方乞食，岂能指定素食？无上人天福田，又岂能因为坚持素食而障碍了施食者的机缘。况且，解脱之道与脑子里所思惟的、心里面所忆念的有密切关系，而跟胃囊里装的并没有显著的关系。梁武帝的文告恰巧达成了提婆达多“断肉食”的心愿，也把中国大乘僧侣关进了自炊自爨的寺院里，从此要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经济生活忙碌，从此失去了托钵的自信自尊，从此失去了以身教默化人间的契机，也逐渐失去了从人间生、老、病、死中觉悟信众的活力。

（谢选骏指出：其实，这是“佛教”与“佛国”的区别所在——“佛教”不是“组织化宗教”，不必挑剔食物；“佛国”却是“组织化宗教”，必须自吹自擂甚至自炊自累。）

公元1990年的台湾寺院里，虽常听说“出家乃大丈夫之事也，非将相所能为”，但实际上女众人数却大幅超过男众，而男众每与女众居住在同一寺院里，这种特殊的现象在南传寺院里是看不到的（南传僧众全部都是比丘），究其原因，除了教义的转变和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其不再吸引男众出家之外，女众的炊食能力较高，便于提供男众伙食，或许也是其中一项因素吧。事实上比丘尼的传承早已断绝，居士女即使出家，虽着白衣，持守八戒、十戒，亦当分开居于寺院之外。一旦出家，如果还要为了张罗衣食、庄严殿堂乃至经忏法会而烦恼，岂不是着了袈裟事更多？又那里找时间来专精思惟呢？

梁武帝以君王的喜好，个人的理解，尽力护持大乘教法，甚至为寺众讲说经论，成了后世白衣说法的典范。他对“法”的热心研究态度超过了阿育王，可比于迦腻色迦王，他对中国大乘法的影响也超过了历朝的君王。热心而缺乏正见的在家帝王，依照自己的意愿来接受教法，护持教法，弘扬教法，常会干扰了教法的发展，导引教法走向另一个不同的方向。时代的潮流、风尚每每因此而形成，所以后世学人亦每每随波逐流而不自知。

（一）

《十六国佛教》说：

长期的分裂战乱，民不聊生，现实的苦难使普通群众希冀在求神拜佛中获得宽慰；南北两地的多数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又大力提倡佛教，普通群众的需要和向往，统治者的支持与提倡，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佛典的大量翻译，僧俗两众佛教著述的大量出现，学派峰起，民间信仰者剧增，这一切汇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这些因素使佛教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因而也引起一些统治者对佛教采取某种抑制性的政策和措施，历史上“三武一宗”法难中的两次（北魏道武帝，北周武帝）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由于自然、人文环境以及其它各种条件的差异，形成了南北佛教各自的风格。一般说来，这种风格呈现为南文北质：南方偏重理论，以玄思拔俗为高；北方崇尚实修，禅风特盛。

第一节、石赵政权对佛教的态度及神僧佛图澄

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将佛教与国家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个特点对后来整个北方佛教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西晋以前，官方只准西域人出家，石虎治下的后赵公然允许汉人为僧。此后民众相率出家，计当时有寺院八百九十所之多，后赵佛教，盛极一时。

第二节、道安及其活动

道安是佛图澄最著名的弟子。他在佛教义理和组织、仪轨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称得上是建立中国化佛教的第一位高僧。

道安生于西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一说314年），卒于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常山扶柳人（今河北冀县境内）。

道安一生重禅修、戒律，精研毗昙、般若，可以说受佛图澄影响至深。

在对中国佛教规范化所做的努力中，首推道安倡沙门以释为姓。另外，道安还制定了僧尼赴请、礼忏等行仪规范，使佛教僧尼活动进一步规范化。

道安的般若理论被成为“无本宗”，是“六家七宗”之一，推动了般若思想的流传和发展。

第三节、译经大师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344—431年），龟兹人（今新疆库车南）。鸠摩罗什以大乘学者名披西域各国。

第四节、法显的西行求法活动

法显《佛国记》与玄奘《大唐西域记》和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起，成为研究中亚古代社会政治概况、中西交通史及文化交流过程的重要史料。

（二）

《南朝佛教》说：

南朝佛教，包括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到陈后主祯明二年（588）中国南北分裂时期，在南方以京师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佛教，期间佛教昌盛。

南北朝佛教的主要特点是“北造像，南造寺”即北朝信仰佛教主要以造佛像为主，南朝则是以造寺庙为主，号称南朝四百八十寺。

南朝各代对于佛教的态度，大略与东晋相同，统治阶级及一般文人学士也大都崇信佛教。宋诸帝中，宋文帝（424—453）最重视佛教。他听到侍中何尚之等告以佛化有助于政教之说，即致意佛经，后来常和慧严、慧观等论究佛理。又先后令道猷、法瑗等申述竺道生的顿悟义。宋孝武帝（454—464）也崇信佛教，尝造药王、新安两寺。先后令道猷、法瑶住新安，“使顿渐二悟义各有宗”并往新安听讲。

孝武帝还信任僧人慧琳，使他参与政事，世人称为“黑衣宰相”。（谢选骏指出：颇有欧洲中世纪之风。）

萧齐帝室也崇信佛教，其中齐武帝（483—493）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460—494），从事佛教教理讲论，著有《净住子净行法门》、《维摩义略》等。其平生所著宣扬佛教的文字，梁时集为十六帙，一百十六卷。并撰制经呗新声等。当时荆州名士刘虬（437—495），精研佛理，曾述道生的顿悟成佛等义。又撰有《注法华经》、《注无量义经》，并对佛教立顿渐二教五时七阶的教判。子良曾作书招请他，共同讲论法义。

南朝佛教到梁武帝萧衍（502—549）时达到全盛。武帝起初崇奉道教，即位的第三年（504）四月八日，率僧俗二万人，在重云殿的重云阁,撰写了《舍道事佛文》。亲制文发愿，舍道归佛，对佛教表示信仰。建有爱敬、光宅、开善、同泰等诸大寺。所造佛像，有光宅寺的丈八弥陀铜像，爱敬寺的丈八旃檀像、铜像，同泰寺的十方佛银像等。所举办的斋会，有水陆大斋、盂兰盆斋等。又以僧旻等为家僧。还在四部（即比丘等四众）无遮大会中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由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回宫，这样充实了寺院的经济。

武帝还著有《大涅盘》、《大品》、《净名》、《大集》诸经的《疏记》及《问答》等数百卷。在重云殿、同泰寺讲说《涅盘》、《般若》。又命僧旻等编纂《众经要钞》八十八卷，智藏纂集众经义理为《义林》八十卷，宝唱抄撮经律中殊胜因缘为《经律异相》五十五卷，纂集佛教传来后僧俗叙述佛理的著作为《续法门论》七十余卷。

武帝并重视译事，天监二年（503）命扶南沙门曼陀罗（仙）、僧伽婆罗共同译经。著名的译师真谛从扶南应武帝的邀请而东来。他特别尊敬禅师宝志。任《十诵》名家法超为都邑僧正，并欲自为白衣僧正。又以律部繁广，命法超撰《出要律仪》十四卷，分发境内，通令照行。此外，武帝极力倡导《涅盘》等大乘经的断禁肉食，影响及于后世者很大，改变了汉代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习惯。（谢选骏指出：此举对于中国社会丧失尚武精神，影响深远。）

他并作有《断酒肉文》四首，严令僧徒遵守。

由于武帝笃好佛教，他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第三子简文帝萧纲（550—551）、第七子元帝萧绎（552—554），也都好佛。但在这方面滋生的流弊，亦不一而足。不久即有侯景的事变，寺塔被毁，僧徒被杀，建康佛教顿告衰微。

此后陈代诸帝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仍多少效法梁武帝的成规。陈武帝（557—559）曾设四部无遮大会，到大庄严寺舍身，由群臣表请还宫。他对于文学，据说曾“广流《大品》，尤敦三论”。嗣位后的陈文帝（560—565），任宝琼为京邑大僧正，也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并舍身，招集僧众举行《法华》、《金光明》、《大通方广》、《虚空藏》等忏，并别制《愿辞》自称菩萨戒弟子。陈宣帝（569—582）命国内初受戒的沙门一齐习律五年。陈后主（583—588）也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舍身大赦。

南朝各代寺院、尼僧之数甚多。据传，宋代有寺院一千九百十三所，僧尼三万六千人。齐代有寺院二千零十五所，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梁代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后梁有寺院一百零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陈代有寺院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万二千人。

南朝历代的佛典翻译，相继不绝。这在刘宋的前半期，已相当发达；到了齐、梁二代，佛教虽更隆盛，而译事反有逊色；进入梁末陈初，由于真谛的伟绩，发展了南朝的译业。宋代从西土东来的译人，有罽宾的佛陀什、昙摩蜜多、求那跋摩，西域的畺良耶舍、伊叶波罗，印度的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罗等。中土的译人，有西凉的智严，凉州的宝云、沮渠京声，幽州黄龙的昙无竭（法勇）等。其中佛陀什于景平元年（423）七月来到建康，应竺道生、慧严诸僧之请，在龙光寺译出弥沙塞部的《五分律》三十卷。至此完成了汉地流行的四部广律（《十诵》、《四分》、《僧祇》、《五分》）的传译。

畺良耶舍于元嘉元年到建康，在钟山道林寺译出《观无量寿佛经》、《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各一卷。从而有利于净土教的传播。

求那跋摩（367—431）于元嘉八年（431）到建康，在祇洹寺译出《菩萨善戒经》共三十品。为大乘戒法和瑜伽系学说传于南方的开始。他并补译了伊叶波罗传译未竟的《杂阿毗昙心论》后三卷，而完成全部十三卷。又有僧伽跋摩精于《杂阿毗昙心论》，于元嘉十年（433）到建康。既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比丘尼铁萨罗等到建康，满足十众，慧果等乃共请僧伽跋摩为师，为尼众受戒，同受者数百人。同年跋摩在长干寺重新翻译《杂阿毗昙心论》，到十二年（435）译完。

为毗昙学和比丘尼戒的传持作出了业绩。

求那跋陀罗（394—468）于元嘉十二年来广州，文帝迎请到建康，住在祇洹寺，既而译出《杂阿含经》五十卷，又在丹阳郡译出《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等。后来往荆州，又译出《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等，多数是弟子法勇传语。他所译《楞伽》、《胜鬘》均为后世所通行。

总计刘宋一代，中外译师共二十二人，所译出的经律、论及新旧失译诸经共有四百六十五部，七百十七卷。

其次，齐代外来的译人有印度的昙摩伽陀耶舍、求那毗地，西域的摩诃乘、僧伽跋陀罗、达摩摩提等。其中有几位是泛海而来的。如昙摩伽陀耶舍于建元三年（481）在广州朝亭寺译出《无量义经》一卷。僧伽跋陀罗于永明七年（489），在广州竹林寺译出南方所传《善见律毗婆沙》十八卷。僧伽跋陀罗于译出《善见律毗婆沙》之后，在七月十五僧自恣日，按照他以前诸律师的成法，在律藏上加记一点。那一年计算从上以来所下之点已有九百七十五点，即佛灭后已经九百七十五年，这就是所谓《众圣点记》（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一）。达摩摩提于永明八年（490）在建康的瓦官寺，译出《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后来编入《妙法莲华经》）等二部二卷。求那毗地于建元初（479）到建康，在毗耶离寺，译出其师僧伽斯那抄集的《百喻经》二卷。肖齐一代共二十四年，外来的译师七人，译出经、律共十二部三十三卷。

梁、陈二代的译师，有曼陀罗、僧伽婆罗和真谛等。曼陀罗于天监二年（503）和僧伽婆罗同译出《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法界体性无分别经》、《宝云经》。僧伽婆罗从天监五年（506）起，在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五处传译，到十七年（518），译出《孔雀王咒经》、《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十部。

到梁代末年，真谛（499—569）从扶南带回许多梵本经论，于大同十二年（546）来到南海，经二年（548）入建康，武帝安置他在宝云殿，正想请他传译经论，遇到侯景之乱，没能着笔。于是辗转到了富春，才获得传译的机会。他于梁代在富春、建康、豫章、新吴、始新、南康等地，先后译出《无上依经》二卷、《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五卷）等经、论十一部二十四卷。后于陈代在豫章、临川、晋安、梁安、广州等地，又先后译出《解节经》、《律十二明了论》、《佛性论》、《摄大乘论》、《俱舍释论》等经、律、论、集三十八部一百十八卷，合计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真谛在中土一共二十三年，正当梁末陈初，战祸相续，流浪诸方，备尝艰苦，他的译典大率成于颠沛流离之间，而能留下许多重要典籍，实在是一位巨大的译人。所译无着的《摄大乘论》三卷和世亲的《论释》十五卷，对佛教义学的影响特大。从此南北摄论师辈出，从而开创了摄论学派。

梁代因对译经的重视，还连带编辑了三次众经目录：其一是《华林殿众经目录》，天监十四年（515）僧绍撰，其二是《众经目录》，天监十七年（518）宝唱撰，其三是《出三藏记集》，天监中（502—519）僧佑撰。就中只《僧佑录》十五卷现存，成为较古而且较为完善的经录。

在梁代外来译师共有八人，译出的经、律、论及传记等，并新集失译诸经，共四十六部二百零一卷。陈代外来译师共有三人，译出的经、律、论及集传等共四十部一百三十三卷。

南朝的佛教有许多义学沙门，分别就《毗昙》、《成实》、诸律、三论、《涅盘》、《摄论》等从事专研弘传，而形成许多的学系，具备宗派的雏形。其最著名的有以下几种：

一、毗昙师这是专研并弘传有部诸论的一派。所谓“毗昙”，原来包含迦旃延子的《八犍度论》和《毗婆沙论》等在内，但当时学者所弘传，主要是法救的《杂阿毗昙心论》（简称《杂心论》）。这一时期的毗昙师，在宋代有法业、慧定、昙斌等，齐代有僧渊、僧慧、慧基等，梁代有道乘、僧韶、慧集、智藏等，陈代有慧弼等。其中梁建康招提寺慧集（456—515）为南朝最著名的毗昙学家。

前此所研习的毗昙，多半是《杂心》，到了慧集，才于《杂心》之外广究《八犍度》、《毗婆沙》等，所以唯毗昙一部，独步当时，每一开讲，学者都到千人，一代名僧僧旻、法云也列席听讲，所撰《毗昙大义疏》十余万言行世。

二、成实师在宋代有僧导、僧威、道猛等，齐代有僧钟、僧柔、慧次等，梁代有僧旻、法云、智藏等，陈代有法假、慧布等，皆敷扬《成实论》不绝。这一学派兴起于齐，至梁而极盛，陈末才渐次衰微。原由列席罗什《成实》译场的僧导和其同门的僧嵩的传播，分别成为两大系统。僧导初在关中著《成实》、三论的义疏等，后来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立东山寺，讲说经论。当时有名的成实师，要推道猛（411—475）。道猛本是西凉州人，少游燕赵，后来在寿春（当时僧导在其地）精研《成实》，时称独步。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到建康，先后在东安、兴皇二寺开讲《成实》。道猛的弟子有道慧（451—481），当道猛讲《成实》时，张融反复辩难，道慧代答，竟把张融折服。齐代名宿僧柔（431—494）、慧次（434—490），于永明七年（489）应萧子良之请，在普弘寺轮讲《成实》，并就论文删繁存要，称为《略成实论》九卷。子良即写百部流通，并令周颙作序。

梁代的三大法师法云（467—529）、僧旻（467—527）、智藏（458—522）早年也分别就僧柔、慧次受成实学，后来盛弘《成实》。

三、三论师三论学的兴起，始于梁代的僧朗。僧朗，辽东人，初入关内习学罗什、僧肇的教义，后到建康，住在钟山草堂寺，遇周颙，授以此义，周颙因著《三宗论》。既而移住摄山栖霞寺，开讲《华严》及三论，后人称为摄山大师。

天监十一年（512）梁武帝遣中寺僧怀、灵根寺慧令等十人入山，谘受三论大义，内中只僧诠习学最有成就。僧诠后住摄山止观寺，盛弘三论，称为新说，而以在其前者为关河旧说。其门下有兴皇寺法朗、长干寺智辩、禅众寺慧勇、栖霞寺慧布四人，都长于三论。但继承僧诠的学统的是法朗。法朗（507—581），初从宝志、彖律师靖公等受禅、律、《成实》、《毗昙》，从僧诠受《智度》、三论、《华严》、《大品》等。陈永定二年（558）应武帝请，入建康住兴皇寺，自后二十余年，继续讲四论及《华严》、《大品》等。尝承僧诠所说，作《中论疏》（今不传），其说散见于吉藏的著述中。弟子知名的有罗云等二十五人，分布于长江上下乃至关中各地。后至隋代的嘉祥吉藏而形成宗派。

四、摄论师主要是传习真谛的摄论之学。真谛的讲译，原以《摄大乘论》为宗，讲说之外，并撰述《九识义记》二卷，《解节经疏》四卷等，助成论义而成一家之言。其弟子中传承其学的，有智（一作慧）恺、法泰、曹毗、道尼四人。

智恺（518—568），擅长文学，曾和真谛对翻《摄论》，笔受论文并作疏，七个月便成，共二十五卷。后对翻《俱舍》，亦十个月即了，论文及疏共八十三卷。

曹毗是智恺的叔父，智恺带他到南方，为真谛菩萨戒弟子，受摄论学。晚年住在江都综习前业，常讲诸论，听众多半是知名之士，弟子有僧荣、法侃等。法泰是继承真谛《摄论》学统的。他先住在建康的定林寺，在梁代已经知名，后到广州，入真谛门，笔受文义，差不多二十年，并撰义记。道尼本住九江，曾听智恺讲《摄论》，并亲受真谛摄论之学，海内知名。后在隋开皇十年（590），应请入长安敷讲，以后南地不复有《摄论》的讲主。

五、十诵律师东晋时，卑摩罗叉校改《十诵》后，曾在江陵的辛寺开讲，《十诵》之学自此大兴。宋、齐、梁间弘传此学的有僧业、僧璩、昙斌、慧询、慧猷、法颖、僧隐、超度、智称、法超、道禅、昙瑗、智文、道成等。其中僧业（367—441），从罗什受业，专习《十诵》，厘定戒本与广律不同的译语，罗什赞叹为后世的优波离。既而避地建康，和他的弟子慧光等相继在吴中讲说。

慧询亦从罗什受业，尤长于《十诵》、《僧祇》，后回到广陵、建康弘讲。慧猷住江陵辛寺，专修律典，深通《十诵》，讲说不断。南方的律学差不多局限于《十诵》一律，到齐、梁间由智称弘扬，遂极一时之盛。智称（430—501），世居京口，出家后，专修律部，尤精《十诵》。后在普弘寺开讲《十诵》，并著有《十诵义记》八卷，盛行于齐、梁二代。僧祇（445—518）是南朝有名的律师，出家后，受业于律学名匠法颖，竭虑钻求，精通律部。永明年中（483—493），奉命到吴中试简五众，并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著有《十诵义记》十卷。

法超，是智称的弟子，曾摘录律部要文成《出要律仪》十四卷。昙瑗、智文有名于陈代。昙瑗著有《十诵疏》十卷、《戒本疏》、《羯磨疏》各二卷等。智文平生讲《十诵》八十五遍，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余遍，著有《律义疏》、《羯磨疏》、《菩萨戒疏》等。

六、涅盘师主要研习弘传凉译《大般涅盘经》。其先，法显译出六卷本《大般泥洹经》，说一阐提无有佛性。竺道生（？—434）剖析认为阐提也是含生之类，何得独无佛性？但经本传来未尽而已；于是唱“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之说。为旧学僧徒所摈斥。于是入吴中虎丘山，住龙光寺，又入庐山。后来凉译《涅盘》传到南方，经中果有阐提皆有佛性之说，证明其主张不虚。他说阐提成佛义外，还有顿悟（顿悟成佛）义，论文已佚。其后，龙光沙门宝林，祖述道生诸义，著《涅盘记》。弟子法宝更继其后，著《金刚后心论》等，涅盘之学渐盛。

另外，凉译《涅盘》传到建康时，慧观、慧严及谢灵运等曾依据法显译本加以修订，成为南本《大般涅盘经》三十六卷。慧观更立二教五时的教判，以《涅盘》为第五时常住教，也就是把它看成如来说法的归结。又著《渐悟论》。同时罗什的弟子昙无成著《明渐论》。又谢灵运著《辨宗论》，主张顿悟。其余的涅盘学者，宋代有慧静等，齐、梁二代有僧慧、宝亮及梁三大法师等。慧静著有《涅盘义记》，他的弟子法瑶，住吴兴武康小山寺，主张渐悟。后应请入建康，和主张顿悟的道猷一同住在新安寺，著有《涅盘》、《法华》、《大品》、《胜鬘》等经及《百论》的疏释。法瑶的后辈，有建康太昌寺僧宗，后来又受业于昙斌、昙济，昙斌曾问学于法瑶。

僧宗为涅盘名师，讲说将近百遍。其时宝亮（444—509），尤为齐、梁间重要的涅盘学者。他少年出家，师事义学名僧道明，又到建康，先后住中兴寺、灵味寺，盛讲经论，共讲《涅盘经》八十四遍，其它经论多遍。天监八年（509）梁武帝命他撰《涅盘义疏》，他于是捃摭诸家的学说，总为七十一卷。宝亮的弟子，有僧迁、法云，听讲者有智藏、僧旻，所以梁三大法师也都是涅盘学者。就中智藏曾讲涅盘，并著义疏。僧旻和智藏的弟子慧韶，于成都法席率听众讽诵《涅盘》。

法云的弟子宝海也奉武帝命论佛性义。此外会稽嘉祥寺慧皎（497—554），著有《涅盘义疏》十卷。后梁荆州大僧正僧迁（？—573），讲《涅盘》等十八部经各数十遍，并都著有义疏。陈代名僧宝琼（504—584），讲《涅盘》三十遍，著疏十七卷。

总起来说，南朝的佛教义学，在宋、齐二代，先是《涅盘》代《般若》而兴，到梁代而极盛。同时三论渐见推行，和《成实》各立门户。到了陈代，武帝、文帝、宣帝均推重三论，《成实》遂不复与三论抗衡。另有《华严》，从宋初的法业以后一直到梁代，几乎无人研习，到梁代以后而渐盛，南地三论学者僧朗、僧诠、法朗等，大都兼习《华严》。由此南朝学派虽甚繁衍，而其间盛衰更迭，亦极多变化。

宋初，沙门慧琳，作《黑白论》（又名《均善论》），论儒佛的异同，而和佛理甚相违反，为众僧所摈斥，但何承天却加激赏，把此论送给宗炳评判。宗炳复书，破斥慧琳的异见，遂和承天往复辩难。他更作《明佛论》（又名《神不灭论》），唱导“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之说。承天作《达性论》反对说：“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颜延之又作《释达性论》，说“神理存没，傥异于枯荄变谢。”如是往复论辩达三次。其主要争点都是神灭、不灭义。到了齐末，又有范缜，作《神灭论》，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之于质，犹利之于刃”；“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萧琛、曹思文、沈约等和缜往复论难，力主神不灭。后来梁武帝即位，命当代硕学答复范论，当时作答者六十五人，都迎合武帝的意旨，主张神不灭。这是南朝儒佛神灭不灭的论争。

宋末，道士顾欢，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毁，于是作《夷夏论》以会通二教，但力持华戎之辩，意在抑佛而扬道。明僧绍作《正二教论》、谢镇之作《折夷夏论》、朱昭之作《难夷夏论》，朱广之作《谘夷夏论》、释慧通作《驳夷夏论》、释慧敏作《戎华论》加以驳斥。后来刘虬却以为道家的虚无与佛家的修空一揆（见《无量义经序》）；同时司徒中郎张融作《门律》，也以为道家与佛家并无二致，而以道为主，以示汝南周颙，颙复书加以非难，说般若所观法性与老子所说虚无其为寂然不动虽同，而其义旨却大有差别。也往复论辩了几次。在这时期，还有道士托名张融，作《三破论》，丑诋佛教，说它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佛教“不施中国，本止西域”，依然不出《夷夏论》的范围。刘勰又作《灭惑论》、僧顺又作《析三破论》、玄光又作《辩惑论》来反驳。这是南朝佛教和外界的论争。

南朝佛教一般偏尚玄谈义理，所谓“江东佛法，弘重义门”（《续高僧传》卷十七《慧思传》）。又“佛化虽隆，多游辩慧”（同上卷二十《习禅篇》）。

在实修方面，只是宋初曾一度有盛传禅法的风气，其流行的区域为建康、江陵及蜀郡。沙门以专习禅法知名的，有僧印（见《名僧传抄》）、净度、僧从、法成、慧览、法期、道法、普恒（均见《续高僧传》），就中慧览（？—464），即和北地著名的禅师玄高同以“寂观”为世所称，后游西域，从罽宾达摩比丘谘受禅要，回国后在蜀、建康以传授禅法著名。宋末以后，禅法即衰，只齐、梁间，有宝志（？—514）以修习禅业，受到梁武帝的崇敬。他圆寂后，令葬于钟山独龙埠，并在墓侧立开善寺。后世称为志公。世传他作有《十四科颂》、《十二时颂》、《大乘赞》等（见《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但以上内容似都不外乎唐以后的禅家思想。和宝志同时有傅翕（？—569），义乌人，日间佣作，夜间修禅。梁武帝请他到建康，世称为傅大士，著有《心王铭》（载《传灯录》卷三十，一说后世的伪作）。

其次，这时传戒持斋等佛事渐兴，据传“求那跋摩，于南林寺立戒坛，为僧尼受戒，为震旦戒坛之始”（见《佛祖统纪》卷三十六《法运通塞志》）。在家菩萨戒的授受，这时也已经流行。此外还有诵经、设斋、礼忏、立寺、造像、转读（梵呗）、唱导（宣唱）等佛事活动。齐梁之间，还流行月六斋（六斋日）、八王斋、岁三长斋（三长斋月）等。

佛典翻译文学到了这一时期，对于一般文学的影响更大，运用佛典的理趣、风格及故实入诗文的作家比前代亦更多。在诗的方面，宋代有谢灵运、颜延之，齐代有沈约、王融，梁代有武帝、昭明太子、简文帝、阮孝绪，陈代有江总、徐陵等。特别是谢灵运，是一位杰出的佛教诗人，所作有《佛影铭》、《祇洹像赞》、《无量寿颂》、《维摩诘经中十譬赞》等。沙门智恺、智藏也是佛教诗人。在文的方面，宋代有宗炳、颜延之，齐代有明僧绍、周颙、沈约，梁代有江淹、刘勰，陈代有姚察、江总、徐陵等。这时期的佛教文学作品，多数是说理的论文，而尤以宗炳的《明佛论》、周颙的《三宗论》最为世所称。刘勰（后来出家，改名慧地）的文学造诣很深并长于佛理，当时京师寺塔及名僧的碑志大都请他制作。

南朝佛教建筑方面，各代帝室所造寺塔甚多，王臣达官及文人学士乃至民间清信士女，也靡然风从，于是梵宫琳宇遍布江东，而以梁武帝所造为最多，也最奢丽。特别是同泰寺，“楼阁殿台，房廊绮饰，凌云九级，俪魏永宁”（《历代三宝纪》卷十一）。其次，大爱敬寺，“经营雕丽，奄若天宫”（《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大智度寺，“殿堂宏壮，宝塔七层”（同上）此外，皇基、光宅、开善，也都是著名的大寺。

造像在南朝也很盛。宋武帝造有无量寿金像。明帝造有丈四金像及行像八部鬼神。此外，丈六、丈八铜像的制造甚多，小金像也多有铸造，塑像、旃檀像更为普通，而以戴颙所造为最精妙。齐武帝时，石匠雷卑造瑞石释迦像，镌琢极巧。

萧嶷、萧子良并造像甚多。明帝也造有千躯金像。梁武帝造有光宅、爱敬、同泰诸寺的丈六弥陀铜像等，简文帝也仿造印度祇园精舍的旃檀像，并造有高约一、二寸的千佛像。陈文帝造有等身檀像十二躯，金铜像百万躯，宣帝造有金铜像等二万躯。此外名僧及信众所造，不胜枚举。在这时期，外国的造像也输入不少。

齐代有扶南国所送金缕龙王像、白檀像等。梁代有从天竺请来的优填王所造旃檀佛像及扶南国所送珊瑚佛像、旃檀瑞像，盘盘、丹丹两国所送牙像，于田所送玉佛等。

佛画在南朝也很盛，著名的作品，宋代有陆探微的灵台寺瑾统像，陆绥的立释迦像，顾宝光的天竺僧像，宗炳的惠持师像，袁倩的维摩诘变相图。齐代有姚昙度的白马寺宝台样，毛惠秀的释迦十弟子图。梁代有萧绎（元帝）的文殊像，张僧繇卢舍那佛像，行道天王像、维摩诘像，张差果的悉达太子纳妃图，灵嘉寺塔样，张儒童的楞伽会图、宝积经变相图，聂松的支道林像，解倩的五天人样、九子魔图。这时期外国沙门中擅长佛画的，有著名的译人求那跋摩。他曾在始兴灵鹫山寺的宝月殿北壁上，绘出了罗云像及定光、儒童布发之形（《高僧传》卷三本传）。此外有吉底俱、摩罗菩提、迦佛陀等。南朝的佛画作家，以张僧繇为最。僧繇，吴人，以丹青驰誉于梁天监中，武帝所建佛院寺塔，大都令他作画。

当时由郝骞等的西行和迦佛陀等的东来，曾把印度阴影法的新壁画介绍到中土。

僧繇所画建康一乘寺的扁额，就是活用这种手法的新佛画。又南朝限于天然地形环境，凿窟造像之风远不及北朝之盛，只摄山（栖霞山，在今南京东北约四十里）的断崖上，有齐、梁间所开凿的许多石窟、石佛，盛称于世。

（三）

《略论南北朝国家佛教政策》（王文新2012年5月16日）说：

中国的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完全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南朝的王公大人多醉心于“若晓而昧”的义学中，使佛教经义辨析得到不断地发展。而北方当时的统治者为少数民族，具有倾向汉文化的心情，着重修行布道，对佛教理论也给与了充分发展的便利条件。同时南北朝佛教因战乱、废佛和政治动荡等原因，始终进行着密切交流，这不仅是思想的碰撞，也是佛教管理政策的交互。

一、南北朝佛教状况概述

（1）佛教所处的历史环境

经历了三国两晋的天下分合的政治局面后，南北朝迎来了更剧烈的分裂和融合。这一方面表现在南北朝民族融合与国家分裂的巨大震动上，另一方面在时人思想上进行着胡汉文化的交汇和对话，中外交通因此而走向鼎盛。作为隋唐佛教的背景，南北朝佛教是继承东晋佛教而取得很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认识、研究大量汉译佛典，形成佛教诸学派的时代。因此，此阶段佛教受到各族社会统治者的保护，而获得前所未有的流变和发展。并且，佛教经义的翻译、校注，各家的师说兴起，都为佛教历史上前所未有之奇葩。

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无论从规模还是民族数量上来说，在我国历史上都是仅见的。从东汉开始，西北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或因被中原王朝所征服，或因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纷纷向中原迁徙，其中主要有匈奴、羯、乌丸、氐、羌和鲜卑等。粗略统计，自汉至晋，内徙匈奴有五六十万人，羯族最少也有二十余万，氐族有七八十万，羌族和氐族大体相当，乌丸有二三十万，鲜卑更多，将近三百万，总数几乎达到五六百万，《晋书·文帝纪》则更说是“八百七十余万口”。

多民族的大规模内迁势必与汉民族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从经济生产到生活方式，从政治制度到科学技术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对日后起着深远影响的思想领域，在这个历史时期出现了广泛的交流，深入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突破南北地域和政权的限制，在胡汉文化和思想间进行了全面的融合。

（2）南北佛教之殊异

南方佛教重视义理解析，北方佛教在关注义理的同时，更加注重佛教修行这样的宗教行为。特别是南朝没有发生过像北朝那样镇压佛教的事情，帝王多采取了保护佛教的政策，因而许多外国僧侣纷纷来到南方，开坛讲法、辩论竞技。于是各种师说、解释纷至沓来，而各家的争论依托于这种和平的环境才得以正常进行。北方由于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下，特别是少数民族对汉文化具有极大的倾向，导致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一定的矛盾，而作为解决方式之一的佛教，就借助这样的契机得到了发展、甚至是膨胀，最终威胁到了世俗政权的存在，以致北方佛教在废佛与重兴中交替进行。

（3）开创性的影响

此期佛教开创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僧官管理制度，不仅设立了僧官的具体职位和管理权限，还与世俗行政体制比拟，组织了一套完整的管理模式。对以往形成的佛教管理模式进行了更大的冲击，对历代的传统佛教和佛教管理模式进行了重新规划，使佛教在管理上形成了系统的、成文的规章制度。

同时，此期佛教形成的典籍制度为今后历代沿用，并且广泛流传。成为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和亚洲佛教制度的蓝本，并且其中很多管理思想和管理制度成为今天佛教管理的基本内容，而沿用至今。

二、南北朝佛教政策的基本情况

这个时期的政教关系不是“对抗”的，因为当时教权根本没有实力与王权对抗。在中国，佛教从未在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之外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与官僚政治相抗衡。由于没有独立的宗教力量，对神学的最高解释权操纵在皇权手中，皇帝代表天说话。而佛教活动只是国家事务的一个部分，其目的在于维持地上的统治秩序，佛教教义只能按照皇权的需要去构思和发展，以迎合皇权的意旨，于是宗教不仅不能成为精神上的领袖，反而沦落成为统治者驯服教化百姓的工具。皇权始终高踞于教权之上，教权也始终依附于皇权，二者关系基本保持协调，这就是中国政教关系的总体特征，也是南北佛教的基本情况。

（1）政策的逐步建立健全

佛教政策的建立演变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东汉中后期至西晋，二是东晋十六国，三是南北朝。第一阶段，东汉中后期至西晋。东汉时佛教的发生期，也是宗教政策的孕育期，此时的统治者还不具备用政策的眼光去看待佛教问题，佛教政策的意识非常弱，东汉政府几乎没有意识到佛教问题可能造成的后果，对于潜在的危险更没有引起注意，预先防范，等到大火已经燃起来了，才慌慌张张去灭火。东汉规定汉人不得出家为佛教徒，三国西晋一直实行这种规定，到十六国少数族统治时才打破此规定。这个规定就是相对稳定的政策条令，孕育了政策的模式。第二阶段，东晋十六国。这个时期，佛教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佛教进一步刺激了统治者对宗教问题的认识，陆续建立起一些佛教政策。南北方政府都从经济上给佛教资助，尤以北方十六国政策给佛教的资助为大，但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佛教经济政策。十六国姚秦时期，草创了僧官制度，仿照官僚体制的组织结构来管理佛教。这种做法后来传到南方，南方政府也利用僧官来推行宗教政策，管理寺院和僧尼。后世政府仿照此制，成为贯穿中国古代国家固定不变的政策。第三阶段，南北朝。此时期佛教获得迅速发展，许多事情需要方针政策加以指导解决。对此，朝廷加强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这种讨论有利于统治集团对佛教事务作出决策。政府已经能够从经济、组织管理、思想文化几个方面出发，综合各种意见，考虑制定政策方针，政策条文也趋于周密细致了。

（2）扶植加控制改造与打压削弱并用的思路

连贯南北朝国家佛教政策的这根主线条是：扶植加控制改造。所谓扶植与控制改造的对象不包括反政府的民间“妖”教在内，凡属“左道旁门”，都在政府的消灭之列。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南北朝是个风云变幻、群雄割据的时代，是个充满战乱、灾荒和死亡的时代。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造成了中国佛教的大发展，这种大发展刺激了统治者的头脑，清醒了他们对佛教的认识，是他们逐步健全了宗教政策，并形成完善了扶植加控制改造的政策主线。第二、实行这条总方针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宗教对于国家统治的双重作用，以及统治者认识到这把双刃剑的作用，审时度势地扶植、利用、改造和控制宗教。不论如何，扶植加控制改造时政府一直沿用的政策方针，以这条线为经，南北朝政府编织了许多具体宗教政策。

（3）佛教经济政策

南北朝，产生了佛教寺院经济，寺庙既是上层僧侣传播佛教信仰的地方，又是一个个佛教经济实体，展开各种佛教经济活动的场所。于是社会上形成了三个势力强大的经济集团：南北各异的国家经济，宗法性的士族经济，以寺观为单位的宗教经济。三个经济集团间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又有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最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和土地的分食上。士族和僧侣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劳动力，以增加自己的财富，政府的目的便是防止士家豪族和寺院对劳动力的分割，从后两者手里收回已被分食的劳力。大体而论，南方佛教对于国家劳动力的侵占则是有限度的。北朝主要是佛教占有国家的许多编户齐民。南方的主要经济矛盾是土地问题，南方寺院迫切需要土地作为发展宗教经济的支撑。北方幅员辽阔，主要的经济矛盾是人力资源问题。北方的豪强大族以劳动力的多少作为扩充土地的标尺，北方的寺院经济膨胀过快，也拼命从政府手里夺走劳力、土地等经济项目。在北方，以打击佛教拉拢豪强为手段，并把宗教财产转赐给王公大臣等士族地主，鼓励他们多立军功，来支持中央政府。在南方，以争取佛教限制豪强作为策略。这样就使南朝的僧侣及其荫庇户享有不承担国家赋役的特权。许多士家大族、王公豪强失意破落后进入寺庙，有的变为高僧大德，一有机会又重振家业，再耀门庭。这应当是当时南朝士族阶层纷纷信仰佛教，成为佛教社会基础的重要原因。

从这个角度看，士族豪强经济又往往和佛教经济联合起来对付国家经济，躲避国家经济要他们负担的责任。宗教经济是在国家培植下发展的，政府扶持宗教经济主要是赐给土地和劳动力，赏赐物大都给那些为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僧官，在寺院中培养了一批为政府服务的高僧。他们是一身而二任的，既是僧人，又是朝廷任命的僧官。政府的宗教经济政策主要通过他们去贯彻，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体现了政策允许宗教经济走到哪一步。政府控制寺院经济，也体现在对这些人和财富增值的控制上，防止他们从国家手里挖走劳力和蚕食土地，必要时予以强行收回。政府的佛教经济政策还有一个内容，就是调整处理佛道二教的经济关系。寺院经济和道观经济发生利害冲突的时候，南北朝政府大多支持寺院经济，就像民事财产纠纷一样，政府也是不同宗教间经济矛盾的仲裁人，这种裁决一般以调停为原则，不可能允许彼此相互侵吞。（谢选骏指出：上述可见，统治者对于宗教的传播影响至巨，且有定型定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可以作为未来基督教在华传播的重要参考。）

（4）佛教政治政策

政府为了加强对佛教事务的管理，设置了僧官制度，这是对佛教实施行政管理的第一条主要措施。政府通过僧官去治理佛教，正如开动庞大的官僚机器去管制整个王朝的运转一样，从本质上说，僧官制度不过是世俗行政制度的翻版，是政府将统治世俗社会的经验运用到管理佛教事务中。

佛教徒虽然在经济上享有某些特权，但若违反国家法令，却没有法定特权保护他们逃脱刑法的网罗。佛教徒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政府都不能也不会加以忍受，佛教只准在国家的法律范围中活动。教徒除了遵守国家法律，还有种种的佛教戒条必须自觉奉守，违者遭各式处罚，直至开除教籍，交付国家法律审判。运用国家刑律和宗教戒律管束佛教徒，这是当时政府对佛教实施行政管理的第二条主要措施。

从政策上，没有明文规定僧道之徒不得干政或可以参与政治活动。从实际上看，南北朝佛教徒参与政治活动的不少，分属不同的政治集团，政府对此实行不同的政策，有的赞许，有的控制，有的镇压。南北朝历代都有禁止淫祈和左道旁门的条令公布，政府禁令主要针对两类人：一类是以巫术占卜为职业的术士，一类是“挟邪左道，不依经律”的下层僧侣。

（5）佛教文化政策

南北朝政府不遗余力地培植官方佛教，发扬正统的佛教思想，对民间出现的佛教异端思想，则不惜一切地加以扑灭。这是当时政府利用佛教进行思想统治的政策方针。南北朝特别是政府在利用佛教作为思想统治工具方面具有不同特征。南方政府注重佛教的思想理论的建设，力图用佛教导化民俗，为处于变幻无常的动荡世界中的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撑，使他们与政府的价值目标协调一致。南方政府强调佛教思想统治作用，不是靠大力发展佛教组织、扩充佛教徒数量来实现的，而是主张在家修行，着眼于灵魂深处正本清源，在理论上清除异端思想，这是南方政府运作佛教搞思想统治的特色。比较起来，北方政府虽然也看到了佛教教化民心的功用，但理论的建树工作做得较少，更注重形式上的修庙建像，以此来使人克念归心。北方尽管出现过几次打击佛教的运动，但主要是处于经济及政治上的考虑，对佛教思想一般还是加以利用的。佛教导化民情风俗的功能，北方政府也给予了高度重视，这和南方差不多。北方的特色主要在于少数民族统治者针对北方地区佛教与民族问题错综交叉在一起的现实，一面向先进的汉文化学习，实行汉化政策，另一面利用外来佛教思想来协调各民族的关系。逐渐使少数民族在信仰上相互认同，价值观慢慢趋于一致，最终相互同化。在北方各民族的融合过程中，佛教思想文化起了媒介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

三、南北朝佛教的经验教训

（1）政策的摇摆性较大，尤其表现在对佛教的扶持和控制上宽严失度，造成佛教的过滥发展，带来社会问题。而一旦形成了佛教失控发展的态势，政府又采取搞运动的形式打击佛教。这种大规模打击佛教的运动既伤害了佛教徒的宗教感情，又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遗留下一些新问题，继任的政府再来落实宗教政策。

（2）用行政命令甚至是暴力手段解决政教之间矛盾，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北方打击佛教的运动上，或没收佛教团体的产业，或关闭佛教团体的活动场所，实行宗教迫害，甚至杀害佛教徒。这样做并未能解决政教矛盾。

（3）一把火的解决方式，打击佛教寺院，特别是寺院经济、寺院产业，减少对世俗经济的侵略和威胁，通常采用一把火的方式，将寺院的屋舍、产业，付之一炬。特别是庙宇佛像常受迫害，而后再来修复，造成国家财力的极大浪费。

（4）从经济上对佛教的投入过大，国家给予寺院免税政策和免除劳役的特权，刺激佛教队伍过分膨胀，许多人假借信教躲避徭役，造成寺院与国家、与民挣利，国家财政赋税受损、民生凋敝。

（5）帝王个人的信仰好恶对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干扰，这使佛教政策带有了主观感情色彩，而未建立客观标准。而所有认识还只是停留在对具体佛教形态的认识范围内，没有抽象概括出佛教形态的本质特征，形成一套较为完整关于佛教的理论。

六、政策的实施不太严密，有较大漏洞，使调适佛教规模的政策落空。

谢选骏指出：政治操纵宗教，不仅是古代南北朝“佛国”的特点，也是现代南北朝“党国”的特点——不论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根据政治需要不断翻新利用的，这个政教合一是政治统治宗教（犹如俄罗斯帝国），而不是宗教统治政治（犹如中世纪欧洲）。

（另起一页）

第十章

方腊起义得天符牒

（一）

方腊起义：北宋末的一次农民起义。宋徽宗赵佶时，歙州（今安徽歙县）贫苦农民方腊（方十三）到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万年乡帮源峒保正方有常家当佣工（一说方腊是漆园主）。宣和二年（1120）十月初九，方腊假托得天符牒，率领农民，杀死方有常一家，以帮源峒为据点，聚集贫苦农民，号召起义。

方腊（？—1121年），又名方十三，睦州青溪（今浙江杭州市淳安县）人。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相传其性情豪爽，深得人心，加上有较强的组织才能，自身又出身贫苦，所以能号召很多生活困苦的农民。他于1120年10月率众在歙县七贤村起义，建立了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六州52县在内的农民政权。在当时影响很大，1121年夏起义失败，方腊被俘，被朝廷处死。方腊被处死后，歙县和淳安的一些地方的人还是很敬重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为了纪念他，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许多地名，至今这些地方还有“方腊洞”、“方腊寨”等。

有一首“水氽童家店，方喇出二遍；水浸鳖背石，方腊又造反”的民谣不仅指明了他居住的村子，还说明他的起义动机。宣和年间，农民茶叶卖不出去，卖了还不够交税。农民只好不采茶，采了的也忍痛倒在溪里。时值浙西大旱，七八月都不见有雨，禾苗焦黄，秋收无望，而官吏却逼税。方腊在宣和二年10月，方腊揭竿起义。方腊旗帜鲜明，主张实现真正的平等，“劫取大家财，散以募众”，决心彻底推翻宋朝，解脱天下所有劳苦大众。宣和三年四月，方腊在起义根据地帮源与宋军决战败北，被迫带亲信退往洞源村东北的石洞中躲藏，由于叛徒当向导，最后不幸被捕，被解往汴京。方腊最后坚守的石洞被称为“方腊洞”。（谢选骏指出：方腊起义打下了六州五十二县，威震东南半壁，从根本上动摇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北宋王朝从此一蹶不振，但是不久却覆灭了。这是因为，宋朝不是统一帝国，并不适合“神汉建国”的模式。）

起义事态

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皇帝喜花石竹木，在江南设“苏杭应奉局”，派朱勔等爪牙到东南各地，搜刮民间花石竹木和奇珍异宝，用大船运向汴京，每十船组成一纲，时称“花石纲”。青溪多产竹木漆，是应奉局重点酷取之地。这种沉重的负担都转嫁到农民身上，尤其是靠出卖劳动力度日的赤贫者身上。方腊身为佣工，更痛感这种剥削压迫之苦，因而对宋王朝的反动统治怀有刻骨仇恨，遂起反抗之心。

起义过程

宣和二年（1120）十月，方腊在万年乡洞源里正方有常家做佣工，积极联络四方百姓，准备起义。他们的秘密活动被方有常发觉，便派二子方熊向县告发。十月初九，方腊发现事泄，遂在洞源村杀里正方有常一家（唯三子方庚越墙逃脱）而举义。方腊集合千余人，在洞源村东方有常家的漆园誓师。

在誓师会上，方腊慷慨陈词，愤怒揭发宋王朝的罪恶统治：“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最后，方腊发出了“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的呼声，号召大家伏义而起，那么，“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我但画江而守，轻徭薄赋，以宽民力，四方孰不敛衽来朝？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矣。”

方腊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和政治主张，付之于宗教革命实践。他领导的义军烧孔庙，毁神像，杀贪官污吏。批判佛教教义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虚伪性，指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主张实现真正的平等；“劫取大家财，散以募众”；“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

方腊的政治主张和革命行动，深受贫苦百姓的拥护，数日间聚众十万。自号圣公，改元永乐，置偏裨将，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镇压帮源一带地主武装的反抗，占领青溪县西北重镇——万年镇，随即向县城进发。这时，两浙路都监蔡遵、颜坦带领5000兵前来征讨。十一月二十八日，方腊将他们一举歼灭在息坑。这是方腊义军旗开得胜的第一仗。次日，方腊打下青溪县城。十二月打出青溪县，四日攻占第一座州城——睦州。随后攻下睦州各县。方腊率主力部队西攻歙州，十二月二十日攻克。接着回师东线，向杭州进发。十二月二十九日，占领杭州，革命力量发展壮大，“众殆百万”。各地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响应方腊起义：浙北有苏州石生和湖州陆行儿，浙东有剡县裘日新，浙南有仙居吕师囊、永嘉俞道安，浙西有婺州东阳霍成富，兰溪灵山朱言、吴邦。这时在浙西的方腊部将郑魔王、洪载和响应部队已占领了婺州、衢州、处州等地。

在杭州作出了分兵“尽下东南郡县”的决策，派方七佛率领六万人马进攻秀州（今嘉兴），以图北上，攻取金陵，实现“画江而守”的计划。这时，童贯率领15万精兵，已赶到秀州。方七佛攻不下秀州，退回杭州。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退出杭州，由富阳、新城、桐庐、建德、青溪，时战时退，最后退守帮源。四月二十四日，宋军从东西两面包围帮源。方腊在帮源的严家溪滩，与宋军作一死战。在战斗中，方腊坐骑战死，战刀丢失，最后不得不带亲信，退往洞源村东北的石洞中躲藏。石洞分上中下三窟，极为隐蔽，官军无法寻找。统制官王禀下令搜山。裨将韩世忠由方庚作向导，收买叛徒方京，才寻得方腊躲藏的石洞。四月二十七日，经过一番殊死搏斗，方腊和妻邵氏、子方亳、宰相方肥等52人被俘。宿将辛兴宗随后赶到，截洞掠俘，方七佛等人乘机逃脱，实俘39人，被解往汴京。八月二十四日，方腊在汴京就义。

方腊余部坚持斗争，直到次年三月，方腊起义才被最后镇压下去。方腊起义打下六州五十二县，威震东南半壁，从根本上动摇了北宋王朝的统治。方腊作为神汉建国的领袖，永被人们怀念。全省各地，乃至近邻安徽等地都有纪念方腊的方腊洞、方腊庙。

起义评价

1、宋朝皇帝贪图享乐，政府腐败，官员凶残；

2、方腊起义因为力量差别太大而很快被消灭，没有改变宋朝的腐败政策，但对宋朝的国力有所削弱，是导致宋朝后来败给辽金的原因之一；

3、和清朝的太平天国类似，也是利用宗教来号召百姓，但不同的是，太平天国起初还有洋人的支持，洋人在太平天国期间还发动了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烧毁了元明园，也就是说，清朝同时和太平天国与英法联军作战，这也是为什么太平天国能持续长达13年的一个原因。从起义领导者素质上看，方腊比太平天国强的多。和方腊起义削弱北宋、最后导致北宋南迁一样，太平天国也大大的削弱了清朝。

（二）

《农民起义成败启示录：宋江未参与镇压方腊起义》（钟葵）指出：

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为了装饰宫殿，构建园林，派人到东南各地搜刮民间的花石竹木和奇珍异宝，贪官朱勔等乘机敲诈百姓，大发横财。百姓怨声载道，人人思乱。方腊率贫苦大众，以诛贪官为名发动起义，并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攻克了六州五十二县，给北宋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由于错误估计形势，低估宋军实力，起义军先胜后败，很快就被宋朝禁军镇压。因《水浒》的广为流传，方腊起义也无人不知。但宋江征讨方腊并无历史依据，只是小说家的虚构。

受花石纲困扰百姓思乱

在北宋时期，曾发生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一次是北宋初期的四川王小波起义，另一次是北宋末期的江南方腊起义。王小波在中国农民起义史上第一个提出“均贫富”的口号，方腊也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纲领和“轻徭薄赋”的治国理念，这些口号和纲领对后世的农民起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宋末期，奸臣当道，吏治腐败，赵宋王朝内外交困，岌岌可危。宋徽宗赵佶在艺术上很有天分，在治国方面却昏庸无能，他任用蔡京、童贯等佞臣，陷害忠良，穷奢极欲。为了装饰宫殿，构建园林，宋徽宗先后下令设造作局和应奉局，派朱勔等人到江南各地搜刮民间的花石竹木和奇珍异宝，用大船运往首都汴京（今开封），每十船组成一纲，时称“花石纲”，朱勔等人乘机大发横财，他们到处敲诈勒索，强行征收，把东南地区闹得民不聊生，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家破人亡，走投无路，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终于爆发了方腊领导的起义。

宋史记载，方腊是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碣村人。青溪地势险要，境内林木茂密，山谷幽险，有梓桐洞、帮源洞等天然山洞。青溪也是富饶之地，“民物繁伙，有漆楮杉材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方腊家有漆园，朝廷设立的造作局“屡酷取之”，方腊心中怨恨但不敢贸然发难。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东南地区“困于朱勔花石纲之扰”，百姓怨恨，人心思乱，“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以朱勔为名，遂作乱。”

史料还记载，方腊信奉摩尼教，宣和二年十月，他积极联络青溪一带的摩尼教徒，准备起义。他们的秘密活动被方有常发觉，并向县官告发，方腊发现事泄，遂杀死告发者。十月初九，方腊集合众人在漆园誓师，宣布起义。

誓师会上分析天下形势

在誓师会上，方腊慷慨激昂地说：“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恤，于汝甘乎？”众人皆曰：“不能！”方腊接着说：“靡荡之余，又悉举而奉之仇雠。仇雠赖我之资益以富实，反见侵侮，则使子弟应之。子弟力弗能支，则谴责无所不至。然岁奉仇雠之物初不以侵侮废也，于汝安乎？”众人皆曰：“安有此理！”

方腊流着眼泪说：“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夫天生烝民，树之司牧，本以养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无愠乎？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指辽、金二国）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众人愤愤不平地说：“惟命（听从您的吩咐）！”

方腊见群情激愤，便号召大家揭竿而起，他说：“三十年来，元老旧臣贬死殆尽，当轴者皆龌龊邪佞之徒，但知以声色土木淫蛊上心耳，朝廷大政事一切弗恤也。在外监司牧守，亦皆贪鄙成风，不以地方为意。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忧，尤所弗堪。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守臣闻之，固将招徕商议，未便申奏。我以计縻之，延滞一两月，江南列郡可一鼓下也。朝廷得报，亦未能决策发兵，计其迁延集议，亦须月余；调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年矣。此时当已大定，无足虑也。况西北二虏岁币百万，朝廷军国经费十万，多出东南。我既据有江表，必将酷取于中原，中原不堪，必生内变。二虏闻之，亦将乘机而入。腹背受敌，虽有伊、吕，不能为之谋也。我但划江而守，轻徭薄赋，以宽民力，四方孰不敛祍来朝？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矣。不然，徒死于贪吏耳，诸君其筹之！”众人异口同声地说：“善！”

第二天，方腊部署其众千余人，以诛贪官朱勔为名，在青溪碣村发动起义。方腊起义的消息传开后，青溪县的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军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十一月初，方腊建立自己的政权，他自号“圣公”，建元“永乐”，置官吏将帅，级别分为六等，以各种颜色的巾饰为别。十一月底，起义军在青溪息坑（今浙江淳安西）击败两浙路常驻宋军数千人，杀将官蔡遵等人，乘胜攻占青溪县。

由节节胜利变节节败退

十二月戊辰日，起义军攻陷睦州，杀官兵千人，占据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十二月丙戌日，方腊挥师向西，攻克歙州（今安徽歙县），宋将郭师中战死。婺源、绩溪、祁门、黟县官吏闻风而逃。起义军随后攻克富阳、新城，进逼江南重镇杭州。杭州是两浙路的首府，又是造作局所在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杭州知州赵震见起义军队伍浩浩荡荡，弃城逃走，起义军进入杭州后杀两浙路制置使陈建和廉访使赵约。

积怨已久的群众见官就杀，“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又发掘蔡京祖父坟墓，暴露其骸骨。

节节胜利的起义军获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和响应，兰溪灵山的朱言、吴邦，剡县的裘日新，仙居县的吕师囊，方岩山的陈十四，苏州的石生，归安县的陆行儿等也揭竿而起，响应方腊起义。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初，起义军又攻克婺州、衢州、旌德、处州等地。短短几个月时间，起义军就占领了六州五十二县，起义军人数已在百万以上。

起义军势如破竹，东南大震。淮南发运使陈遘上疏称情况危急，求朝廷派兵增援。宋徽宗“得疏大惊”，急忙撤销造作局和停运“花石纲”，罢黜朱勔官职，企图安抚民心。同时任命谭稹为两浙制置使，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调集禁军和秦晋蕃汉兵十五万，水陆并进镇压起义军，宣和三年二月，宋徽宗下诏“招抚方腊”，被方腊拒绝。

童贯率领的十五万军队是北宋精锐部队，宋军渡江后兵分两路，由王禀、刘镇等率领，一路直趋杭州，一路杀向歙州。宣和三年正月，方腊派大将方七佛率众六万进攻秀州（今嘉兴），秀州统军王子武乘城固守，不久宋军援兵赶到，大败起义军。起义军攻不下秀州，杭州便失去屏障。二月，宋军包围杭州，方腊亲自指挥抵抗，由于城中缺粮，起义军被迫撤出杭州。三月，方腊率起义军再次进攻杭州，在城外被王禀打败。杭州失守，形势急转直下，义军从节节胜利变成节节败退。歙州、睦州、衢州先后失守，方腊从富阳、新城、桐庐一路退到青溪县，最后退守帮源洞。此时起义军尚有二十万人，但战斗力大大下降，“与官兵力战而败。”

宣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宋军包围帮源洞。方腊在石洞中躲藏起来，由于石洞极为隐蔽，官军“莫知所入”。这时，在宋军中任裨将的韩世忠“潜行溪谷，问野妇得径”，便率骁勇进入方腊所藏洞中，格杀数十人。四月二十七日，方腊和妻子、宰相方肥等人被俘，藏匿在洞中的七万起义军被杀，方七佛等人逃走。方腊等人被押往汴京，八月二十四日，方腊“伏诛”。虽然起义军领袖方腊被俘，但剩下的起义军继续转战浙东各地，与官军一直战斗到次年三月。轰轰烈烈的方腊起义，至此才落下帷幕。

成败分析

错误判断形势，低估宋军实力:

方腊是有理想、有智慧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他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他的家乡睦州，在唐朝曾发生过农民起义。宋史称：“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陈硕真反，自称文佳皇帝。故其地相传有天子基，万年楼。腊益得凭籍以自信。”史籍还记载：“初，方腊生而数有妖异。一日临溪顾影，自见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负，遂托左道以惑众。”

所谓“左道”是指方腊信奉的摩尼教。摩尼教为波斯人摩尼所创，又称明教，流行于中亚及地中海沿岸，该教的教义是：宇宙间有明和暗两种力量的斗争，在天地未分的“初际”，明暗各殊，势均力敌；“中际”暗来侵明；“后际”明暗各复本位。现时处于“中际”，人应助明斗暗。该教主张人人平等，不分高下。要求教徒不茹荤，不饮酒，白衣白冠，死则裸葬。

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波斯人拂多诞把摩尼教的《二宗经》传入中国。唐以后，摩尼教主要在江淮一带流传，方腊居住的浙西地区，在宋代是摩尼教的活动中心。方腊不仅信奉摩尼教，而且还是“魔头”，他发展和吸收了大批信徒，这些信徒后来都成为起义军的骨干力量。

在起义前夕，方腊对当时的社会形势作过一番分析判断，他的分析判断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有一部分则完全错误。他认为当时朝廷在江南设造作局，大搞“花石纲”，使东南之民不堪忍受，人心思乱，只要揭竿而起，民众必然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这个分析非常正确，后来也得到了事实的验证。另外，他还指出，“守臣闻之，固将招徕商议，未便申奏，我以计縻之，延滞一两月，江南列郡可一鼓下也。”这个判断也很准确，方腊发动起义后，各地官员忙于应付，无暇将详情上奏朝廷。直至宣和二年十二月，警奏才上报朝廷，当时北宋朝廷正调集兵力以图北伐，大臣王黼“匿不以闻”。朝廷的无动于衷，使起义军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攻占了一个又一个州县，达到了“一鼓而下江南列郡”的目标。

然而，方腊认为朝廷从决策到调集兵食“非半年不可”，完全是错误的判断。自陈遘上疏后，朝廷在一个月内就已调集十五万大军开赴前线，打了起义军一个措手不及。北宋的禁军非地方军可比，是宋军的精锐，起义军虽然号称百万，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而且各部队分散在各地，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指挥，最终被宋军各个击破。

起义军不能进行持久战，朝廷有足够的经费应付镇压起义的战争，中原也就不可能发生变乱，“二虏”也没那么快乘机入侵，方腊“划江而守”进而“混一天下”的目标就成为空想。

宋江征讨方腊，并无历史依据：

一部《水浒》让梁山泊英雄流芳千古，也使人们知道北宋历史上曾发生过方腊起义。事实上，宋江起义的规模远不如方腊起义大，历史上的宋江和方腊也没有交过手。

《水浒》第一百一十回提到，“宋江于奉诏方腊的次日……号令诸军，准备出师。”对于方腊起义，《水浒》的描述与史书记载有所不同。

《水浒》中是这样描述的：“却说这江南方腊造反已久，积渐而成，不想弄到许大事业。此人原是歙州山中樵夫，因去溪边净手，水中照见自己头戴天平冠，身穿衮龙袍，以此向人说自家有天子福分。因朱勔在吴中征取花石纲，百姓大怨，人人思乱，方腊乘机造反，就清溪县内帮源泉洞中，起造宝殿、内苑、宫阙、睦州、歙州亦各有行宫，仍设文武职台，省院官僚，内相外将，一应大臣。睦州即今时建德，宋改为严州，歙州即今时婺源，宋改为徽州。这方腊直从这里占到润州，今镇江是也。共该八州五十二县……方腊自为国王，独霸一方，非同小可。”

史书记载的宋江起义，与《水浒》中描述的完全不同，《宋史》和《续资治通鉴》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行。《宋史》记载，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宋徽宗任命张叔夜为海州知州，讨捕宋江。“江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江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卤获。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宋江并非被朝廷招安投降，而是战败而降，而且张叔夜仅用千人就打败了宋江，凭宋江这点实力，朝廷不可能派他去征讨方腊的百万大军。

另外，宋江投降是在宣和三年二月，此时方腊节节败退，杭州失守，三月歙州、睦州、忂州等地也相继失守，四月方腊被俘。已占据主动的宋军根本不需要宋江帮忙。

但史料中也记载了当时有人提议招安宋江，让他征讨方腊。这个人就是亳州知州侯蒙。当宋江“横行河朔”时，侯蒙上书宋徽宗，他说：“江才必过人，不若赦之，使讨方腊以自赎”。宋徽宗没有接纳他的意见，但表扬了侯蒙，说他“居外不忘君”，称赞他是忠臣，并任命侯蒙为“知东平府”，侯蒙此时已68岁，“未赴而卒”。

由此可见，宋江奉诏征讨方腊只是小说家的虚构，与历史事实毕竟是两码事。

谢选骏指出：《水浒传》的作者显然信奉中国民间宗教，什么“天罡星”“地煞星”的下凡之类，而拒绝那引导方腊起义的摩尼教，所以把方腊起义描写的如此不堪一击。但是，摩尼教属于外来宗教，中国化的程度不够，在民间的根基不是很深。后来的太平天国也有类似的问题，未能在中国民族主义与外来宗教信仰之间建立有效的平衡，结果错失天下。这是基督教需要吸取的历史教训。

（另起一页）

十一章

钟相杨幺宗教战争

谢选骏指出：南宋建炎四年至绍兴五年（1130—1135年），湖南义军首领钟相、杨么等率众于洞庭湖地区连年发动抗击南宋官军围剿的战争。其实，这不是什么“农民起义”，而是“宗教战争”。当然，这不是欧洲或中东的宗教战争，而是中国的神汉建国。

揭竿而起

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灭北宋，康王赵构即位，重建宋朝，是为南宋。至建炎三年，赵构迫于金军攻势退兵，谋偏安江南。时金军紧逼南下，宋溃军沿途剽掠，统治者横征暴敛，政繁赋重，激起江南民众纷起反抗。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民钟相率先聚众起义，抗击溃兵游寇集团抢劫，破州县、焚官府、杀贪官，号召等贵贱、均贫富，得鼎、澧、潭、岳、辰（今湖南澧县、长沙、岳阳、沅陵）等州19县民响应。

初步胜利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三月，遭宋溃军游寇集团孔彦舟部镇压，义军奋力抗击，初战获胜。后因孔彦舟遣间混入义军作内应，钟相不备，被俘杀。钟相牺牲后，数十万义军在杨幺、夏诚等率领下转入洞庭湖区，据湖泊港汊为险，濒湖设寨，兵农相兼，继续与官府抗衡。

杨幺义军

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鼎澧镇抚使兼知鼎州程昌寓率水军乘车船、海鳅船攻夏诚水寨，于下沚江口（今湖南汉寿东北）被义军击败。义军缴获官军车船后，广伐鼎、澧地区松杉樟楠等木材，大造车楼大船，严密设防，陆耕水战，既取得水战优势，又获田蚕兴旺，实力日益增强。

建立政权

建炎四年（1130）二月，钟相在金人屠潭州（今湖南长沙）、孔彦舟军队犯澧州（今湖南澧县）、鼎州危急之时，率众起义，保卫家乡。建国号楚，年号为天载（一作天战），钟相称楚王，立子钟子昂为太子，设立官属。

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四月，杨么立钟相少子钟子义为太子，自号大圣天王，重建楚政权。

官军镇压

南宋朝廷惊恐不安，视之为心腹大患，遂遣军往讨。

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六月，荆南、潭鼎澧岳置制使王躞统领禁兵、御前、神武军3.5万人，并节制荆潭制置司水军统制吴全部万余人，战船数百只，偕统制崔增、高进趋洞庭湖。

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十月，王躞至岳州，率舟师与杨么车船水军短兵激战，船小不敌，败退桥口（今湖南湘阴西南湘江西岸）。寻留崔增、吴全等设伏岳州艑山、洞庭湖口、牌口等处，自率神武前军万余人趋鼎州，会程昌寓部水军，企图两面夹击，一举歼灭义军。杨幺察其谋，将计就计，坚壁上游诸寨，将老少民众、牲畜转移隐蔽酉港（今湖南汉寿东北酉港镇），以部分车船出没空寨间牵制疲惫上游宋军；另施疑兵，遣数只车船潜载数千水兵，偃旗息鼓，放流诱歼下游宋军。

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十一月十二日，王躞、程昌寓率军出下沚江口，水陆并进，逐个围剿义军水寨，所至皆扑空。而下游预伏宋军发现湖面车船，万余人争乘数百只舟船贸然入湖拦截。将至阳武口（今湖南岳阳西洞庭湖中），义军车船突然回旋，纵横冲撞，官军猝不及防，舟船皆被撞沈，崔增、吴全及属下无一生还。义军获阳武口之役大捷后，回师又败王躞等军。四年六月，王躞再次遣军进剿。七月，杨么乘江水暴涨，率车船水军出湖反击，尽歼社木寨（今湖南常德东）守军，王躞败逃。义军屡战获捷，兵势日盛，使宋廷愈加恐惧。

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二月，高宗调集20万大军，命张俊为诸路兵马都督，岳飞为荆湖南北路置制使，趋洞庭湖围剿。五月，宋军封锁缘湖四面诸江河要津后，岳飞率所部至鼎州，先对义军诸寨遣间诱降，分化瓦解义军；继以大军压境，示师威胁。

起义失败

岳飞招降政策的诱惑下，义军大首领杨钦、刘衡、金琮、刘诜、黄佐等相继出降，惟杨幺、夏诚等仍据寨自固。岳飞知湖深莫测，乃纳杨钦献策，遣人开闸泄放湖水，放巨筏堵塞港汊，并于湖面散放青草，以破义军车船优势。后以杨钦为向导，进围杨幺水寨。杨幺率水军出战，因水浅，车船机轮又被草缠住，滞不能行，被官军击败，各个水寨或降或破，至此，前后相继6年之久的湖南农民起义被镇压。

历史认识

钟相杨幺起义是一次大规模抗击官军的水上攻防战。

杨幺等率领义军据守洞庭湖，兵农相兼，陆耕水战，巧旋疑兵，以车船优势连年屡败官军前后坚持6年之久，粉碎了敌人7次进攻。后期，因岳飞率重兵围剿，遣间诱降诸寨首领，致义军分化瓦解，被各个击破，但起义军的行动，却给南宋政府以沉重的打击。

杨幺起义军在水军的建设和作战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例如在战船建造方面，始终把速度和机动性摆在突出的位置，无论是车船，还是海蝤，都具有快速攻击能力；在建造车船时，又注意到了大、中、小相结合，以适应在各种水文地理条件下的作战。在作战指挥方面，起义军擅长于调动和迷惑敌人，发挥水军优势，予敌以突然袭击。

钟相、杨幺领导的起义军坚持近6年，鼎盛时势力波及洞庭湖地区7个州所属的19个县。传统观点认为这是由于起义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迫使朝廷先后7次镇压，并派20余人前往“招安”，给偏安江浙的南宋王朝造成沉重打击。实际上，这次起义有其深刻的宗教背景。

历史教训

难以实现的“均贫富”：1130年，钟相利用摩尼教起来反宋。摩尼教又称明教，公元3世纪波斯人摩尼创立，唐代宗时传入中国，武宗时开始禁止传播，此后一直处于秘密传教状态。五代后梁时期陈州的母乙和北宋末年的方腊，都曾利用它发动起义。钟相向群众宣传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对当时的贫苦百姓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钟相的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40万人。

那么钟相是否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呢？事实上就在他揭竿而起后不久便自封楚王，改年天战，立妻尹氏为皇后，子钟昂为太子，仿宋王发布圣旨。大楚政权建立仅40余天钟相被杀，继任者杨幺又建立了新的大圣天王政权。杨幺自称大圣天王，还把这四个字写在大旗上以示身份。钟相的幼子钟义被立为太子，自杨幺以下，所有人都要对他俯首称臣。杨幺政权还设立职官，官员的名称、服饰、仪仗规格都与南宋朝廷一样。杨幺和钟义的居所也像宋朝皇宫一样称“内”，还设有三衙大军。钟太子为显示高贵，还在龙舟上摆设龙床、龙簟和金交椅。

“等贵贱”俨然已是“内外有别”，“均贫富”又是否实现了呢？钟相曾许诺“凡入法者”，必“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给广大的贫苦百姓许下理想国的美好蓝图。实际上，早在钟相杨幺起义前，洞庭湖地区由于长期横征暴敛，加上金兵铁蹄的抢夺已是千疮百孔，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鼎州一带残破至极，满目荆榛，起义发生后，双方长迭6年的交战更加剧了对这里的破坏。为剿杀起义军，宋将李纲派兵占领了洞庭湖附近富庶的村落，使起义军无河捕鱼，无地耕作，粮食严重短缺。宋将程昌寓甚至“决堤四百丈”，淹没起义军占领区的大片农田。岳飞的剿杀策略是堵住各要塞出口，截断起义军运送粮草的要道，禁止百姓与起义军间贸易往来。更不幸的是，起义发生的这几年又赶上南宋遭遇特大旱灾，“田畴荒芜”，“水乡荒索”，“州县荒残”，全国饿死者不计其数，宋朝士兵只能5天才分到糯米一斗，许多百姓不得已卖妻过活。“均贫富”是要实现生活的改善，但农民却更加困苦，不仅没有“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反而“食不果腹”，甚至抛妻弃子，流离失所。起义军为了阻止程昌寓驻守鼎州，不惜放火烧城，火光冲天，数日不灭，全城房屋尽为灰烬，鼎州一片废墟。岳飞镇压起义时，为绝后患，也下令放火焚烧洞庭湖30多个水寨，这对当地生产力的破坏无疑是雪上加霜。倒是起义被镇压后，岳飞下令给全部老弱百姓分以米粮，允许他们回乡耕种。经过50余年，这里环境逐渐得到恢复，明代时成为全国重要的粮仓，所谓“湖广熟，天下足”，实现了“田蚕兴旺”。

官民之间的仇恨

名为“农民起义”实为“神汉建国”的势力，由于对南宋朝廷和中国社会充满仇恨，他们“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他们认为杀人就是“行法”，劫财就是“均平”，一切都理所当然。寓居鼎州的皇亲、“昭宪太后之裔”杜防、澧州知州黄琮、澧阳县令叶畲、桃源县令钱景、荆门知军事吴日方、江南著名僧人武陵文殊心道祥师、反抗起义的袁显、为朝廷充当说客的晁遇等人都命丧起义军之手。这自然激起南宋社会的同仇敌忾。钟相起义后不久，宋廷即任命“游寇”孔彦舟为湖北路捉杀使前往镇压。孔彦舟对抓住的起义士兵或砍手指，或割耳鼻，还在每人头发上插一根竹签，竹签上写道，“爷若休时我也休”，爷指的是起义军，就是说起义军投降他才撤兵。杨幺兵败被岳飞处死后，其坚持作战的残兵几乎全部被岳飞杀光。6年间，双方死伤数万人。因为这已经具有了“宗教战争”的性质。

另一方面，杨幺政权还曾企图与伪齐（朝在北方建立的傀儡政权）联合共同抗宋。1133年，伪齐使者李成率兵50万，大举南下，他看到杨幺势力不断壮大，便遣使引诱，许以兵士三万，增车添船等丰厚条件，要起义军配合济渡伪齐军队，双方联合攻宋。宗教狂热分子杨幺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一度应允，甚至打造车船，做好了迎接伪齐兵将渡江的准备。只是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岳飞在邓州、襄阳、唐州、随州、郢州等地取得大胜，伪齐实力极度受挫，这次济渡计划也就夭折了。

盲目的“农民起义”

中国古代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数以百计，尽管其中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合理的起义理由，但最终都陷入夺取政权，掠夺财富，提高自身的等级地位，其终极目标都逃不出改朝换代，建立新的封建政权的循环。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农民由于自身的局限，往往存在居功自傲、骄奢淫逸的弱点，像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在定都天京后不顾起义形势的日渐衰微，反而倾心于大修府第，沉迷于醇酒美女，革命斗志早已抛之云霄。另一方面，倾家荡产的流民多以杀人、屠城等方式发泄对统治者的不满与怨恨，“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这种极端的行为必然引来统治阶层的强烈报复，继而发动对起义军更大规模的剿杀，这就陷入一个“大屠杀”的恶性循环，而无论双方战局如何，最终的受害者只有黎民百姓和无辜士兵。

正如“罗马人的强大是他们进行征服的原因，但这种征服破坏了他们的强大”一样，不可否认，神汉建国的“农民起义”也有着其积极的一面，但它所带来的破坏性也是巨大的。有些“农民起义”的确取得了一些结果，比如钟相杨幺起义后，南宋朝廷的确改变了一些政策，如规定无业农民可以耕种空闲土地，沿湖百姓，凡绍兴三年（1133年）以后来交租税杂钱的，暂停交3年等。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些改变只是暂时缓和了统治者与农民间的矛盾，而这种暂时的缓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封建专制制度就是在农民盲目的不断起义，不断改朝换代的过程中逐渐完善了它的机制，延续它的生命。这些规模较大、对当局产生震动的农民起义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小打小闹、不痛不痒的小起义呢？”

谢选骏指出：杨幺政权不仅“焚官府、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及有仇隙之人”，而且“焚城市、寺观、神庙，杀僧道、巫医、卜祝”，他们认为杀人就是“行法”，劫财就是“均平”，一切都理所当然。这和后来的太平天国具有某种相似性，因为两者都是信奉具有排他性质的外来宗教，而使其神汉建国的运动变得格外激烈。

（二）

《大英雄岳飞一生的“污点” 镇压钟相杨幺起义》（2009年12月22日张嵚供稿）说：

据说，当今世界横扫全球的美军，每年的新兵入伍仪式上，嘴上没毛的新兵们都要整队集合，庄重的接过枪，其声高呼同一句口号：绝不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每每此时，正装肃然各种皮肤的美国新兵蛋子们齐声震天，掷地有声。很庄重，很感人，很……

很不靠谱。

靠谱就没天理了，阿富汗伊拉克的大叔大哥们，郁闷了想虐待就虐待，日本韩国菲律宾的漂亮小姑娘们，高兴了说强奸就强奸。完事了拍拍屁股说句SORRY走人。誓言？人权？信仰？哄孩子去吧。

那么中国军人呢？

不如去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县，在那清盈盈的水蓝莹莹的天之间，寻着欢声笑语间的蛛丝马迹，看一看1000年前那场燃烧向平民的兵祸？

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县城，物产丰富的渔米之乡，大文豪陶渊明的笔下，这里是所有战火纷飞下的生灵们魂牵梦萦的桃花源。与世无争的乡民们，喂马，劈柴，照顾家园，一如海子笔下的模样，在春暖花开的和平年代，世世代代做着幸福的人。

然而宋靖康二年（公元1128年）的那场悲剧却彻底终结了他的幸福。靖康之变的一声炸雷，东北的金朝女真人似群狼一般肆虐在中原大地，无家可归的难民，抱头鼠窜的士兵，倒驴不倒架的权贵们，在金朝人雪亮的马刀下，潮水一般涌向了南中国。

这事貌似和武陵没啥关系，这里是湘西，离前线远着呢，金朝人的战火烧不着武陵人的幸福生活，大宋换南宋了，徽宗钦宗换高宗了，京城汴梁换成京城临安了，可谁当家老百姓不都要纳粮缴税不是？逃难来的北方难民倒有不少，家家户户省口吃的接济，分几亩地给种着，该过还能凑合着过，这幸福日子，怎么着都能将就着。

可武陵人到底发现，这日子，怎么也将就不下去了。

先是苛捐杂税，一层层的削下来，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嘛，上下一心团结抗战嘛。然后是大量难民涌入，半壁山河都没了，要和难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嘛。接着前线战事吃紧，据说中央军地方军几下子就让人家打得稀里哗啦，长江沿线死惨了，皇上都要给赶到海里喂王八，眼看着半壁河山也要成人家的囊中之物了。乡亲们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快快奋勇支前吧。

要说武陵人的觉悟就是高，老人孩子在家，节衣缩食交着苛捐杂税，青壮年们离妻别子，雄纠纠气昂昂上前线，运气好的参加正规军，运气不好的自发组织民团，长江沿线玩命的和侵略者死磕。小小的武陵，孱弱的肩膀，支持起抗战保国的重负和牺牲，一如那年头南中国无数的渔米之乡一样，在兵火交加的岁月里，苦熬着。

苦熬到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30年），金兵的第一次南侵终于告一段落了，被追到差点跳海喂王八的宋高宗，风风光光的在临安登基当皇帝了，江淮，江南，中南战场，千千万万战死的英灵，也早就随随便便找地方刨坑埋干净了。活下来的壮丁们，随随便便的打发回家了，皇上是只想做半壁江山主子的皇上，大臣是只想做半壁江山臣子的大臣，将军是只想保卫半壁江山的将军。南宋的红墙绿瓦间，尽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沦陷区，国耻，当战俘的太上皇，祖宗基业，人生得意需尽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看不见吧。

当皇帝的装看不见，老百姓还看啥，各地增援前线的壮丁早就发回原籍了，半壁江山也得过日子不是。打不打仗轮不着咱操心，这苦熬的日子总算该出头了，回家继续过幸福生活吧。

可直到这时候武陵人才明白，这幸福生活，从此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当那些在前线玩命死磕过敌人，带着一身的伤痕，和对亲人故土魂牵梦萦的思念，被随随便便打发回家的战士们，在踏上武陵土地的那一刻，他们看到的，不是望眼欲穿的妻儿，垂垂白发的老父，更不是那熟悉的遥遥炊烟，渔歌唱晚的美景。他们看到的是烈火焚烧过的村庄，马蹄踏碎的土地，浑浊的洞庭湖上漂浮的尸首，断壁残垣间的累累白骨……

造孽的，不是横行北中国的金朝侵略者，武陵太远，女真骑兵的马刀伸不到这里。造孽的是一个叫孔彦舟的河南人，正宗的大宋政府军将军，还有他率领的大宋政府军，是由大宋百姓了勒紧裤腰带养着供着，指望着保家卫国的，正宗的政府军。

这群人在历史上有个通俗的称呼——乱兵。

从靖康变乱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知道像阿甘一样的跑，官跑的比兵快，兵跑的比老百姓快。跑着却也不闲着，跑到哪里就杀到哪里抢到哪里，跑一路就抢一路，碰上侵略者就连滚带爬叫大爷，碰上自己百姓就马刀挥舞滥杀滥抢。什么外敌入侵生灵涂炭，我先替你涂一遍再说。

造孽的头子孔彦舟也值得一说，时任沿江招讨使，顶大乌纱帽的官。戎马半生也算“战功赫赫”，金兵打山东，他带头溜号，金兵打河南，他又脚底抹油，回回都是腿窜的比博古特还快。边跑边抢，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在打砸抢烧的工作战线上，他是“先进典型。”

这一回他“典型”到了武陵，富得流油的渔米之乡，家家老幼妇孺扎堆，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活脱脱的一盘肥肉，当然是不抢白不抢，大手一挥立刻火光冲天，狞笑的“子弟兵”们钢刀挥舞，与世无争的武陵小县，在残暴的杀戮与抢掠中痛苦的呻吟，然后，就有了归乡后的战士们，不忍面对的断壁残垣和累累尸骨……

然而赚得盆满钵满得意洋洋的孔彦舟并未想到，比那些杀戮之夜的火光更冲天的，是愤怒，武陵人的愤怒。

那些在前线经历了无数次浴血奋战的民团士兵们，他们如何能面对这样的场景：无数次与侵略者血肉相搏的生死时刻，他们后方的家园正惨遭杀戮，他们牵挂的妻儿正惨遭蹂躏荼毒。做这些事情的人，不是传说中的异族侵略者，却是他们名义上的“战友”，堂堂正正的“政府军”。

这就是我浴血保卫的家园？这就是兴亡我有责的天下？这就是我们的国？

任何有血性的人，但凡是他们其中的一员，都没有理由不愤怒。

愤怒了怎么办呢，武陵人很本分，他们四处告状，申诉，指望着有人为他们做主，可又有什么用呢，乱兵一来，湖北安抚使唐悫就吓的躲猫猫了，湖北制置使傅雱和孔彦舟好得穿一条裤子，正忙着帮人家升官发财呢。至于闷在深宫里吃喝玩乐的宋高宗么，我都正愁怎么认金人当主子呢，还给你做主？

政府军指望不上，父母官指望不上，皇上更指望不上，难道指望老天爷？满目疮痍的故土面前，伤痕累累的妻儿身边，那些无助的汉子，心在滴血。

这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认真的告诉他们：把血擦干净，不要指望任何人了，要活下去，就要自己为自己做主。

这个人，就是被后世无数道德老夫子们骂的狗血淋头的“大贼头”——钟相。

可这个大贼头不简单呢，靖康之变时，他就开始组织乡民们结社自保，组成“联防队”，保一方百姓平安。却直叫父母官们直嘀咕：难道这人要造反？南宋小朝廷被侵略者追的满世界逃命的时候，他却挺身而出，派长子钟字昂率三百壮勇慨然奔赴前线，同敌人打了一堆硬仗恶仗。孔彦舟的乱兵肆虐之时，也是他带着家乡的老弱病残们，奋勇保卫着自己的家园，然后是申诉，告状，喊冤，牵头的又是他，武陵人苦熬的日子里，他是支撑大家信念的顶梁柱。

现在这根顶梁柱终于看明白了，皇帝靠不住，父母官靠的住，保卫自己的家园，只有我靠得住。

靠得住的钟相行动了，以武陵为中心，越来越多的乡民们聚集在他的大旗下，没有武器自己造武器，逃避着兵火的草民们在这里得到了庇护所，在求生的欲望下，他们整顿兵马，保卫乡土，很快拥有了一支足够精锐的军队。孔彦舟又一次杀气腾腾的来了，结果这次他遭到了迎头痛击，眼睛喷火的汉子们结结实实的修理了他们，乱兵们被杀得脚底抹油逃窜，边逃边不住的喊：造反了，造反了。

真造反了吗？事实是，钟相这位“农民起义领袖”本分的很呢，打完了仗，该种地种地，该纳粮纳粮，该过日子过日子，既没有去掀父母官的衙门，更没有把“政府军”赶尽杀绝。其实就是告诉老爷们：我们只是想活着，过生活。

你要过生活，皇上却打喷嚏了，啥，政府军被农民干了？翻了天了？镇压镇压！败逃的孔彦舟很快当起了胡汉三，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官职：捉杀使。带着精锐们大摇大摆的回来了。来捉杀，不是捉杀占我河山的侵略者，而是捉杀那些竟然敢为了过生活不让我欺负的老百姓。

结果，当钟相和他的士兵们，正以为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他们正在如和平年代时候那样种地打粮，想着做幸福的人的时候，孔彦舟的还乡团突袭了。毫无准备的钟相被杀得大败，全家被俘后惨遭杀害。世外桃源般的武陵小县再次惨遭兵火的荼毒，恢复了和平生活的乡民，安顿下家园的北方难民，所有美好的开始，像肥皂泡一般的希望，再一次在兵灾中支离破碎。

幸福生活的愿望已经是一场梦，反反复复的蹂躏，无休止的兵祸，最终引爆了武陵人愤怒的心：不让我们活，那就反了他娘的吧。

钟相的部将杨幺终于站了出来，他整顿败兵，重新将钟相的旧部集结起来，十多万农民军终于变成了起义军，要报仇，要保卫家园，在滔滔的洞庭湖上，和南宋的“政府军”们殊死相搏。

这次是彻底的造反了，杨幺接管了钟相的所有军队，自封为“大圣天王”，国号大楚，我们不再相信这个朝廷，我们能相信的唯有我们自己的武器。从公元1131年开始，武陵人的反抗烈火震撼了南宋全境，聪明的杨幺在洞庭湖区深处建立了兵农合一的根据地。一边生存一边对抗官军。南宋数次派遣的政府军皆被打的大败，造巨型战舰，调精锐部队，能使的招数都使上了，却每次都碰的灰头土脸。

内战打不赢，外战更沾不到便宜，就在1131年杨幺扯旗以后，北方金国继续开始了对南宋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从河南到陕西，再到四川，宋军多处重镇失守，形势岌岌可危，窝外面横不了，窝里也横不了，堂堂的大宋政府军，怎一个“狼狈”了得。

窝外的事好办，金人嘛无非是多要点利益，跪地叫大爷给面子就行了，窝里的杨幺才真正是要大宋命的。这后院的火，到底该咋个扑法？谁去扑？

旷日持久的战争打了整整四年，焦头烂额的宋高宗，终于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你去扑！

这个人，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千百年来为国人传颂纪念的民族之魂——岳飞。

终结者终于来了，岳飞上前线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诫三军，造反者大多是“纯良百姓”“不可滥杀”，接着面对杨幺连续粉碎了南宋七次围剿的连环水寨，拿出了分化瓦解的策略，对杨幺的各路部将分化瓦解，先后策反了杨幺多名亲信部将，继而里应外合发动总攻，岳家军，这支岳飞为抗击金兵收复河山苦心训练出的精锐之师，以摧枯拉朽之势，轻松打败了令数路南宋名将狼狈不堪的杨幺起义军——那些只想活着过太平生活的农民。为了这个愿望奋战到最后的杨幺，在拒绝投降后投水自尽。

皇上的面子有了，大宋政府军的面子有了，接下来当然是皇恩浩荡了，在岳飞的坚持下，南宋政府撤换了湘西地区的贪官污吏，免除了对义军俘虏的处罚，给他们发放粮食土地，安置生活。杨幺军中的多位部将，如周伦，杨钦，刘衡等人，相继率部加入了岳家军，在日后的岳家军抗金战争中屡立战功，如此结果，貌似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下的岳飞，却留下了一个说不清的污点——镇压农民起义的凶手，时至今日，批岳飞的总拿这事当证据，喜欢岳飞的人，却也有歪曲丑化杨幺起义军的。其实是“愚忠”也好，还是“乱臣贼子”也罢，有个事情在当时怕是只有岳飞看的清楚：杨幺起义波及整个湘西地区，牵制了南宋政府一半以上的兵力，在金朝侵略者不断南侵的大背景下，深陷双线作战的南宋王朝必将崩溃，到时完蛋的，就是整个南中国了。

所以杨幺问题必须解决，必须快。招安也是好办法，可堂堂的皇帝怎么能向低贱的草民低头？那就只有打了。连打带招安，总算解决了问题，只能说，难为岳元帅了。

可是有个问题，却足够让人沉重：一群曾为抵抗侵略抛头颅洒热血的百姓，一群正在为抵抗侵略抛头颅洒热血的士兵，他们之间，凭什么要打这场错误的仗？

许多人都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造成这场仗的导火索是什么？是一群百姓养活的政府军，把马刀砍向了养活他们的百姓。却最终要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岳家军，来替他们收拾这个几乎把南宋推到悬崖边的残局。

补充说一下那群点燃了导火索的“政府军”的结局：来不及羞愧，来不及无地自容，后来统统跟着他们的头目孔彦舟当了汉奸，跑到北方替金朝侵略者卖了几年命，从此彻底被盯在汉奸的耻辱柱上。其实以他们在湘西的所作所为，不做汉奸，也足够耻辱。

说耻辱，只因为一句汶川地震时期流行的话：是人民在养着你，你自己看着办。

不明白这句话，可以来看一眼武陵县，在青山绿水间遥想一千年前的血火满天。会发现，那不是空话套话，是实在话，忘记这句话的代价，很耻辱，很沉重，很伤心。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章细致入微，但用“农民起义”误读了这段历史，而忽略其“宗教战争”和“神汉建国”的实质。如果不是出自这一误读，那么岳飞一生也就并存在所谓的“污点”，他镇压钟相杨幺起义的行动，也可以被解读为：不仅维护中国文明的正统，而且也凝聚了抗金战争的共识。

（另起一页）

十二章

红巾军宗师白莲教

（一）

元朝末年，以宗教名义进行起事的人比比皆是。而这个时候的神汉理论已由汉朝的道教、宋朝的摩尼教，变成了佛教的变种——白莲教。虽然白莲教始终没有被官方认可，据说是公元1133年，由茅子元创立的，因教徒“谨葱乳，不杀不饮酒”，故又名白莲菜，后逐渐演化为民间宗教组织白莲教。

元至正十一年（1351），黄河决口。元蒙当局征集群众来治理黄河。用今人的角度来看，治理灾害是一件好事。但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时期，统治者与官员的腐败残暴让这一好事立即就变成了坏事。当“征十七万劳工修河堤”的任务下达后，各个地方各个级别的官吏像喝了鸡血一样的兴奋。因为他们可以发财了，他们可以克扣皇帝拨出的修河工钱，还可以克扣民工的口粮，总之，朝廷发下来多少钱，他们就能拿到多少钱。

这当然是那个时代政治问题出现弊端的一个小暴露，元朝末年已经到了官逼民反的程度，只是需要一个催化剂而已。白莲教的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看到了神汉建国的机会，政府这个时候正在专心地治理黄河，根本无暇顾及别的事。二人立即制造政治谣言，先是“弥勒下生”，然后是“明王出世”，总之，各种利于起事的谣言纷纷被他们炮制出来，并且开始在黄河边上流传。当然，制造这种谣言之前，二人就想过，要把这种谣言散播到黄河边上去，因为那里有被政府组织起来的十七万人。这些人可不是他们这种人随便就能组织起来的，这是一个大群体，必须要让他们先信服自己的起事理由。陈胜的阴魂又出现了，二人派人把一个独眼石人埋在了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的河道上，同时炮制出“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谣言。

当独眼石人被挖出后，河工们惊诧不已，这就使得他们早年听到的民谣变成了真实。大河南北，因此人心浮动。元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初，此时，元朝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治理黄河上。韩山童、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韩咬儿在颍州颍上（今安徽颍上）聚集了三千人誓告天地，革命造反。刘福通又炮制了一个谣言：韩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之主。起事文告是这样的：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又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

许多人都发现，只要时机成熟，起事是件很容易的事，只需要制造一个谣言就可以拉拢无数民众。所以当年八月，麻城的铁匠邹普胜、罗田卖布人徐寿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造反。他们造谣说自己是弥勒佛的门徒，而弥勒佛之所以转世就是要他们来给元朝制造麻烦的，十月份，他们攻占了蕲水，建立政权，国号天完，改元治平，徐寿辉称帝。后来的历史大家已经很清楚，群雄逐鹿中原，一个叫朱重八的癞和尚改名朱元璋，扫灭群雄，建立明朝。

（二）

红巾军，又称作红军、红巾贼，是中国元朝末年起来反抗元朝的主要起事力量，该事最初是与明教、弥勒教、白莲教等中国民间宗教结合所发动的，因树立红旗，头绑红巾，故称作“红巾”或“红军”，又因焚香聚众，又称作香军。

红巾军的背景，起于元顺帝在位期间朝纲败坏、税赋沉重，加上天灾不断。红巾军最初起于北方，以韩山童、刘福通等为首领，宣传“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等教义，预备造反。

过程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元顺帝命工部尚书贾鲁治黄河，动用大量民夫，造成不满。白莲教主韩山童与地主刘福通、离职官僚杜遵道等人决定在颍上（今属安徽）发动起义，但事泄，韩山童被捕杀。刘福通、杜遵道带韩山童之子韩林儿杀出重围，韩林儿随母亲杨氏逃往武安，刘福通等占领颍州（今安徽阜阳），许多人民纷纷加入，在安徽、河南一带势盛，而北方其它起事如徐州的芝麻李、彭大、濠州（今安徽凤阳）的郭子兴等，均称红巾起义。

北方红军兴起之后，南方长江流域也纷纷打着红军的旗号起事。如彭莹玉、徐寿辉等在湖北起事，徐寿辉称帝，国号天完。此外，王权在南阳地区的“北琐红军”、孟海满在荆州襄阳一带的“南琐红军”等。

元朝对于红军起事随即展开镇压，由也先帖木儿率兵攻刘福通红军，获得数次胜利，赞宰相脱脱督战攻徐州，杀芝麻李，并由贾鲁攻濠州，并由答失八都鲁攻灭南北琐红军，南方元军与徐寿辉军队互有胜负。

至正十五年（1355年）战局有所转变，杜遵道、刘福通先立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国号宋，都亳州，改元龙凤，杜遵道为丞相，后被刘福通所杀。其后数战后，击败答失八都鲁的军队，并展开反攻，甚至逼近元大都（今北京）。南方红军则在湖广获得胜利，朱元璋则继承了病逝的郭子兴的地位，渡过长江，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

至正十七年前（1357年）前后，在北方以察罕帖木儿（李察罕）、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等为首的元军将领，开始对北方红军展开反攻。但李思齐等人当时实际上已不听中央统一号令，常常各自为政。与此同时，红军内部也发生争执分裂，势力渐弱。至正二十二年（1363年），北方红军在安丰之役中败给新兴并降元的张士诚，刘福通战死，韩林儿投奔朱元璋，随后溺毙于长江。南方红军将领陈友谅则于1360年，杀徐寿辉自代。

此后群雄称王，各路诸侯相战，已渐失去原本红巾军的信仰性质。

（三）

《元末红巾军领袖刘福通的结局：死于张士诚还是死于朱元璋》说：

（博主倾向于认为死于朱元璋之死。对于此说，有种看法认为，如果刘福通未死于安丰，而是和小明王一起来到滁州，那么他不可能在随后的几年间默默无闻地活着。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此时的刘福通和小明王实际上都成了朱元璋的俘虏，被严厉看管，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了。我倒是认为，刘福通可能不是与小明王同时遇害的，有可能在滁州期间即已被忌惮他的朱元璋所害了。）

刘福通死于谁之手

龙凤政权坚持到1364年安丰失守，后被朱元璋解救，将小明王韩林儿安置于滁州。此时的龙凤政权实际上也就名存实亡。然而，安丰之战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刘福通死于何处，谁将刘福通杀害？是朱元璋所杀还是张士诚部将吕珍所杀，其死后坟墓在何地？这些问题，史书中说法不一，为此困惑了许多历史学家，并围绕这些争论了几百年。今天，我们能否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呢？

据《明史-韩林儿传》记载：“（朱元璋）遂亲率大军往救，而珍已入城杀刘福通。太祖击走珍，以林儿还。”这是说刘福能因抗击吕珍而死，死于安丰，为吕珍所杀。

《明太祖实录》卷十二载：龙凤九年二月，“张士诚将吕珍攻刘福通等于安丰，入其城，杀福通等。先是，福通等兵势日蹙，以安丰来附，至是为珍所杀。三月，上（朱元璋）率常遇春等击安丰。珍兵大败，俘获士马无数，上乃还”。《明史》载：“张士诚将吕珍围安丰，林儿告急于太祖，太祖曰：安丰破则士诚益强。遂亲率师往救，而珍已入城，杀福通。太祖击走珍，以林儿归，居之滁州。”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周良宵和顾菊英所新编《元史》中关于刘福通死亡记载：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部将吕珍破安丰，刘福通牺牲，韩林儿被朱元璋迁至滁州，实为软禁。龙凤政权至此已被消灭。

由山西人民出版社编的《白话二十五史精编-韩林儿刘福通》载：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的部将吕珍围攻安丰，韩林儿求救……朱元璋率兵救援，但在到达之前，吕珍已进入安丰并杀害了刘福通。朱元璋将韩林儿带回滁州。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称吴王。两年后，韩林儿去世。至于韩林儿的死，也有人说是“太祖（朱元璋）命廖永忠迎林儿归应天，至瓜步，覆舟沉于江。”

但言刘福通在安丰被吕珍杀害，却再未见其它史书中有与此相同的记载。朱元璋的儿子朱权编辑《通鉴博论》，言公元1366年，“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若果真是廖永忠出于己意杀害韩林儿，就会立即正法，何以至议论纷纷的几年后才赐死廖永忠，欲盖弥彰。

再者，吕珍围安丰，是张士诚派遣的。《新元史-张士诚传》、《明史-张士诚传》中均无吕珍杀刘福通的记载，《元史》和《新元史》的顺帝纪中也无吕珍杀刘福通的记载。可见在这里，包括缺少“史德”的宋濂他们还知道留点史德，因为吕珍没有杀害刘福通，在《元史》里就没有把杀害刘福通的账栽在吕珍头上。

若想了解关于刘福通与韩林儿一同遇难的事实，不妨分析留存在民间的私家著述就可知其一二。

刘辰的《国初事迹》记载：“张士诚围安丰，福通请兵救援，太祖亲援。初发时，太史刘基谏曰：‘不宜轻出，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太祖不听。先遣常遇春引兵至安丰，士诚遂解围。福通奉韩林儿弃安丰，退于滁州，居之”。

钱谦益的《国初群雄事略》卷一云：“安丰被张氏围困，城中人相食，刘太保等饥饿无措，遣人求援。上（朱元璋）亲率大军援之，大败张氏。邀请小明王及母、妹并臣刘太保，悉领五奕官军，弃城，悉诣庐州营中。上设銮驾伞，迎驻滁州。”这两部书记载说，刘福通并未死难，而是与韩林儿一同退到滁州去了。

那么，刘福通究竟死于何时何地呢？刘福通与韩林儿同时死于朱元璋部下廖永忠之手还见之哪些史书呢？

《新元史-韩林儿传》中说：“张士诚遣将攻安丰，林儿与福通突围而出。明太祖救之……二十五年，吴左丞相廖永忠……具舟楫迎林儿及福通归金陵。次瓜步（今江苏六合县瓜埠镇），以覆舟闻。”此说刘福通死于瓜步为朱元璋部下廖永忠溺害。

《庚申外史》卷记载：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小明王“居于滁州，至是朱镇抚（元璋）具舟楫迎归建康。小明王与刘太保至瓜州渡（又作瓜步，今江苏六合县瓜埠镇），遇风浪掀舟没，刘太保、小明王俱亡。”这部书的作者权衡是元末明初的隐士，著作颇多，除个别史实不确外，大多据实记录。《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所言多与元史相合，于宫廷构煽、盗贼纵横事，皆能剖析原委”，是一部可以信赖的书。此记载刘福通死于瓜步当不误，然而，说是死于风浪则来源于传闻，作为民间隐士不了解廖永忠杀害的背景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不妨仍参考钱谦益的《国初群雄事略》记载来进一步了解事态的发展，“……是岁，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至此，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韩林儿等并非遇到了什么大风浪，而是被有意蓄谋所杀。凶手就是廖永忠，但廖永忠果有这么大胆吗？朱元璋派他接小明王，他敢于违抗吴王之命擅自杀害吗？显然，廖永忠敢杀害小明王是得到朱元璋的暗示或指示来办的，否则，他是不敢做这种事的。事隔几年，朱元璋教大家识君臣大义等推行天下，为了推卸责任怕别人说他不义，便找了执行他路线的廖永忠当替死鬼，还删改史料说刘福通早在安丰攻城时就死了。谁知，同情龙凤政权的私家著述中，还保留了不少历史的真相。

（四）

刘福通（1321-1366），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人。元末北方红巾军领导者，与韩山童等长期利用白莲教在民间进行活动。韩山童战死后，刘福通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国号“大宋”，定都亳州，建元龙凤。他为枢密院平章，旋改任丞相，掌握军政大权。不久率军攻克汴梁。但好景不长，刘福通先在汴梁为元将察罕帖木儿所破，后在安丰为诚王张士诚所围，刘福通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应天（今南京），途经瓜州，廖永忠将小明王沉入水中溺死。

刘福通出生于今界首市境刘肖镇（今属颍南办事处）的一个巨富之家。刘福通自幼性情豪爽，聪明过人，素怀大志。青年时任朱皋镇巡检，正直仗义，进值元末残暴统治，豫南皖北百姓涂炭，怨声载道，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在此社会背景下，元王朝钦差贾鲁以修河为名，假公济私（因勒索刘家珍兽白鹿未逞），改河道，毁刘宅。刘福通于国仇家恨，遂决心造反灭元。

刘福通与韩山童为起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组织上建立白莲教，在舆论上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异族统治者。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韩山童、刘福通等在河北永年县聚会。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决定起义。不料消息走漏，遭官军突袭围捕，韩山童被捕遇难，刘福通逃回颍州。同年五月，刘福通在颍州率众起义，迅速攻克颍州城，点燃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烽火。

刘福通率红巾军首破颍州，随即进军河南，占朱皋，据仓栗，连破罗山、真阳、确山，又克舞阳、叶县等地，横断豫南。同年九月，刘福通挥兵南进，相继攻占汝宁府、光州、息州，义军胜利壮大，队伍扩充20万众。至正十二年（1352年），刘福通率红巾军先后大败元军主将赫斯虎赤，斩元大将巩卜班，击败帖木儿30万精锐之师，屡战屡胜，威震元廷。此时，汉人地主李思齐勾结元军，从背后偷袭义军，刘福通从汝宁退守亳州，至正十三年（1352年），二月，刘福通与八秃会战，杀八秃，败元军，其后引军各南，攻占安丰，进围庐州（今合肥）。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迎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到亳州，称“小明王”，建立政权，国号大宋，年号龙凤，刘福通与罗文素同为平章。同年二月，由于战略失误，义军主力北上，亳州遭元军围困，刘福通保小明王血战突围，南奔安丰，这是红巾军起义以来遭到的第一次大挫折。

刘福通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受挫不馁。退驻安丰不久，刘福通率军北上反击，连破元军，声威复振。至正十七年（1357年）六月，刘福通亲率主力攻陷汴梁，刘福通孤军无援，拥韩林儿败走安丰。接着，北伐的三路大军因各自为战，互难支援，相继失利。刘福通在极艰难的形势下坚守安丰，时间达四年又九个月。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士诚派部将吕珍突袭安丰，刘福通与韩林儿被朱元璋接往滁州宗阳宫。两年后，奸贼朱元璋遣左丞廖永忠用船将刘福通、韩林儿溺死于瓜步（一说在安丰阵亡）。

人物影响

元朝末年，由于权臣专权，官贪吏污，社会矛盾极其尖锐。韩山童以白莲教主的身份在北方广收门徒，刘福通等成为其最早的一批信徒，他们鼓吹“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号召信徒，等待时机，推翻元朝统治。至正四年（1344）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沿河郡邑均遭水灾，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由于河水溢入会通运河，威胁两漕盐场，影响到元廷国库收入，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元顺帝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今河北大名南）等13路15万民工及庐州（今安徽合肥）等18翼两万军队，开始治河。韩山童、刘福通等抓住这一时机，五月初，聚众三千人于颍州颍上，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自称南宋将刘光世后代，当辅之。正当起义将举之时，县官派兵前来镇压，山童被捕牺牲，其妻杨氏、子林儿逃奔武安。刘福通率众冲出重围，于五月初三日攻占颍州，大起义正式爆发。由于起义军头裹红巾为标志，故称“红巾军”，又称“红军”；军众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

刘福通攻占颍州后，犹如平地春雷，震撼中原大地。“是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曾不旬月，从之者殆数万人。”（《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元廷亦为之震惊，急命监戍治河民工的同知枢密院事赫厮、秃赤领阿速军六千并各支汉军进讨刘福通军。赫厮、赤秃与河南行省徐左丞三人但以酒色为务，属下军士但以剽掠为务，赫厮望见红巾军人多势众，扬鞭大呼“阿卜！阿卜！”（蒙古语“走”之意）回头就跑，元军不战自溃，来自高加索北麓的阿速人不服水土，不习水战，病死者过半。后来徐左丞被朝廷诛杀，赫厮战死于上蔡。六月，刘福通乘胜占据朱皋（今河南固始北），攻破罗山、真阳、确山，进攻舞阳、叶县等地。九月，刘福通攻克汝宁府（今属河南）、息州、光州（今河南潢州），众至十万。元廷深感这是“心腹大患”。是年九月，元顺帝以右丞相脱脱之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与卫王宽彻哥率诸卫军十余万人前往镇压。十月，加派知枢密院事老章增援也先帖木儿。十二月，元军攻陷上蔡，义军最早的领导人之一韩咬儿被俘，押送京师处死。江浙平章教化、济宁路总管董抟霄也攻陷安丰（今安徽寿县）。十二年正月，刘福通将韩兀奴罕摆脱敌人的围剿，挺进河之北，进攻东明。二月，克滑、浚二州，进克开州（今河南濮阳），出现了“红衣遍野，呼声动地”（《万历濮州志》卷六）的壮观场面。未几为元军所败，韩兀奴罕被擒。三月，元河南行省平章太不花攻陷汝宁，元知行枢密院事巩卜班率数万侍卫汉军、爱马鞑靼军屯驻汝宁沙河岸，他们“日夜沈溺酒色，醉卧不醒”，刘福通乘其不备，偷袭元营，巩卜班战死，元军退至项城。元廷命也先帖木儿为总兵，率精兵30万，“金银物帛车数千辆，河南北供亿万计，前后兵出之盛无如此者”（《庚申外史》卷上）。也先帖木儿驻军沙河。某夜军中夜惊，也先帖木儿尽弃军资器械、粮草、车辆，仅收散兵数万人逃奔开封，后驻军朱仙镇。北方红巾军首义成功并抗击元军围剿，为全国各地不满元朝统治的广大劳苦大众树立了榜样，也鼓舞着他们拿起武器投入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包括后来朱元璋所从的郭子兴的濠州义军，亦以红巾为号。

脱脱在屡次出兵镇压刘福通起义军失利的情况下，采取攻其两翼——徐州起义军和南阳襄湘起义军的战略，以达到孤立刘福通部的企图。至正十二年闰三月起，元廷先后派四川行省平章咬住、四川行省参政答失八都鲁，诸王亦怜真班、爱因班，参知政事也先帖木儿陕西行省平章月鲁帖木儿，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知枢密院事老章等分路围剿南北琐红军。五月，答失八都鲁攻陷襄阳，布王三被俘，北琐红军被镇压。十四年正月，答失八都鲁攻陷峡州，南琐红军亦被镇压。刘福通部红巾军自击溃也先帖木儿后，虽未遭遇元军主力，但其两翼有元军围剿其它红巾军，占领区内又崛起了两支地主武装，沈丘（今安徽临泉西北）畏兀儿人察罕帖木儿与罗山县典官李思齐各结集“义兵”，合兵袭破罗山，元廷分别授为汝宁府达鲁花赤和汝宁知府，渐拥兵至万人，屯驻沈丘，屡败刘福通部红巾军，因而牵制了刘福通部的进一步发展。

后元顺帝下诏削脱脱兵权，诏书到达军营，“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元军竟不战自溃，从此，元军丧失优势，再也无力纠集如此众多的力量来镇压起义军，只能主要依靠地主武装来维持元朝的统治。刘福通利用战场形势的急遽变化，于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迎韩山童之子林儿于砀山夹河，在亳州（今属安徽）正式建立宋政权，改元龙凤，立林儿为帝，号“小明王”。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任平章，福通弟刘六任知枢密院事，尊山童妻杨氏为太后。未几，因杜遵道擅权，刘福通命甲士挝杀之，此后，刘福通自任丞相，加封太保，成为宋政权的实际领导人、北方红巾军的总指挥。在往后长期的斗争中，展示了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

这年六月，刘福通命其将赵明达取嵩、汝、洛阳，北渡孟津至怀庆路（今河南沁阳），河之北大为震动。元廷不得不自豫南调察罕帖木儿来应战，赵明达战败。十二月，答失八都鲁进攻太康，进围亳州。刘福通将小明王移置安丰，次年三月，自领兵与答失八都鲁军激战于太康、亳州，击退敌军，亳州得安。刘福通在率领红巾军与敌人搏斗的同时，十分注意利用宋政权的名义，把北方各支起义军纳入宋政权统辖之下，并建立地方政权。至正十六年二月，朱元璋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七月，宋政权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江南等处行枢密院，任命朱元璋为行省平章；同年十月，赵君用取淮安，乃设淮安等处行中书省，任命赵为行省平章。以后，为了节制各路红巾军，在那些占领一地而又较为巩固的地区，继续设置行省机构。为了分散元军对宋政权都城亳州的压力，扩大战果，从至正十六年九月开始，刘福通派遣军队分路出击，到至正十七年（1357）夏，形成三路北伐的壮观局面，而刘福通自率大军攻克汴梁。西路军攻破潼关，中路军转战山西，时毛贵虽进攻大都失利，但山东形势甚好，北方红巾军进入鼎盛时期。

但大好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发生了逆转。至正十八年，元军破曹州，使宋政权与山东红巾军联系切断。十九年初，孛罗帖木儿驻守大同，以切断宋政权与中路红巾军的联系。西路军亦为察罕帖木儿等人所败，溃散入蜀，而且察罕帖木儿一直以重兵驻守渑池、洛阳，时刻准备对汴梁发起进攻。宋政权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山东红巾军这时也发生了逆转。毛贵北伐大都失败后返回山东，与田丰配合，其势仍很盛。未料失守淮安的赵君用逃奔毛贵后，竟阴险地把毛贵杀死。之后毛贵部将续继从辽阳回益都，怒杀赵君用。山东红巾军自此一蹶不振，这时王士诚也脱离中路军返回山东，与田丰互相攻伐。至正十九年五月，察罕帖木儿移军虎牢，多路出兵，包围汴梁。八月，元军破汴梁，刘福通奉韩林儿突围奔安丰，元军俘获韩林儿妻及红巾军各级官员五千、家属数万。至此，宋政权已名存实亡。至正二十一年（1361）夏，察罕帖木儿向山东红巾军发起总攻，田丰、王士诚降之。十月，察罕帖木儿进围益都，毛贵部将陈猱头等坚持抵抗。次年六月，田丰、王士诚杀察罕帖木儿，参加益都保卫战。察罕帖木儿子扩廓帖木儿袭其父职，继续围攻益都。十一月，益都陷，田丰、王士诚被杀。接着，莒州陷，山东红巾军全部被镇压。在安丰的宋政权，名义上只存下朱元璋的江南行省。

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平江（今江苏苏州）张士诚乘安丰空虚之机，遣其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韩林儿急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亲率大军击败吕珍和支援吕珍的原天完政权的庐州（今安徽合肥）左君弼，救出小明王和刘福通，把小明王和刘福通安置于滁州。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刘福通至应天（今南京），途经瓜州，廖永忠将他们沉入水中溺死。

刘福通为何首义于颍州

刘福通首义于颍州的原因：其一，刘福通是汝宁府颍州西刘营（今界首市城区颍河南岸旧刘兴镇）人，家巨富，性豪爽，早年加入白莲教，为颍州教首之一，曾任朱皋镇巡检。其二，当时颍州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白莲教徒较多；其三，当地人民特别具有勇于反抗压迫的传统。

谢选骏指出：红巾军以白莲教神汉建国，却不能一以贯之，反而叠床架屋，打出宋朝的旗号，这是一大败笔，自相矛盾，自乱阵脚。因为宋朝自然有其历史遗产和历史包袱，如此抽象继承，是非明智之举。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托古建国，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从反秦起义的托名楚怀王，到反清起义的托名朱三太子，皆此类也。所以弄到后来，都是离心离德，各怀异志，陷入一盘散沙甚至自相残杀的格局。

（另起一页）十三章

重八明朝依托明教

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398年6月24日），字国瑞，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濠州钟离人（今安徽凤阳），来历不明的变色龙。

重八幼时贫穷，为人放牛。1344年入皇觉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1356年被部下诸将奉为吴国公。同年，攻占集庆路，将其改为应天府。1367年命徐达、常遇春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北伐中原，结束蒙元在中国的统治，丢失四百年的燕云十六州也被收回。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后先平定西南、西北、东北等地，最终统一中国。

（一）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国号确实源于明教》的核心提示说：如果说当时朱元璋因实力不够强大，还要借用小明王的旗号，那么为什么他直到建国后还用这个“明”字呢？

金庸的《倚天屠龙记》里面提到明朝国号来源于明教，该书虽说是一本虚构的小说，但这一说法却不是虚构的。

先说说明教的来历，明教即摩尼教，由波斯人摩尼（216-277年）创立。摩尼教的神称为明使，也称为明尊。摩尼教在唐朝武则天统治时传入我国。后因受统治者迫害，明教的活动转入地下，成为秘密结社组织。到北宋末年，它便与出自佛教净土宗的白莲教合流了。元末时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倡言“明王出世”，并称自己是大宋徽宗八世孙并起兵反元，后其子韩林儿自封小明王。后郭子兴于1352年在濠州起兵。他为增强自己的权威，遥奉小明王为主。后朱元璋也投入了郭子兴的红巾军，这样，朱元璋便与“明”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果说当时朱元璋因实力不够强大，还要借用小明王的旗号，那么为什么他直到建国后还用这个“明”字呢？

一方面，朱元璋终究还是不能将反元起义的旧部人马一脚踢开，这些人参加起义，就是为了迎接“明王”出世的。另外一方面，这个“明”字又有了另外一番解释：明，义为光明，分为日、月，合则为明。表明新皇帝乃是受命于天，与日月齐光。再者，按中国传统的五德终始之说，明朝建立在南方（定都南京），南方属火，为祝融氏；北方属水，为玄冥氏。元起自北方，北方为水德，以火克水，以明制暗，正合传统的五行相生相克观念。而且，朱元璋的姓氏，“朱”字也与祝融氏拉上了关系。朱姓本是从远古祝融氏而来。祝融，本是颛顼帝之子，是帝喾（kù）的火正，就是掌管火的官。祝融掌管火，火就是光明。明朝得天统之正，因此以“明”为国号。（摘编自《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二）

《朱元璋统一天下之后，曾经所依靠的明教去哪了？》这样说：

说起朱元璋，哪怕是没有读过明朝历史的朋友，也会知道这个人。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卑微的皇帝，他从一个放牛娃，逐步成为了大明的皇帝。与之前的中原王朝不同，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在历史上没有类似的记载，只有王莽的“新朝”可以比拟。但是，朱元璋国号为明，是由于自己出身明教。那么，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明教又去哪了呢？

一、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有宗教的因素

在古代社会中，大部分人的知识水平都不高。为了增强凝聚力，就只能采用迷信的办法进行动员。最早的陈胜吴广起义中，就有鬼火和狐狸的作用。这套把戏从秦朝一直玩到清朝，可以说是经久不衰。宗教第一次在起义中大规模运用，是在东汉末期的黄巾起义，当时张角创立了太平道。随后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或多或少都有宗教的因素。达到顶峰的，便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在元朝统治的末期，由于自然灾害和瘟疫接连不断，再加上各级官员的横征暴敛，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朱元璋就是其中一路起义军的头目，严格的说，他与明教有名义上的隶属关系。但是实际上，朱元璋对明教的好感是零。明教只不过是装饰的外衣，拥有更多的枪杆子才是硬道理。

二、朱元璋崛起之后，开始镇压明教势力

朱元璋在起家的初期，由于势单力薄，因此需要其它各路“友军”的帮助，毕竟大家都在明教的旗帜下。但是在朱元璋已经站稳脚跟之后，他便不再需要周边的友军了。在最危急的时刻，朱元璋还接受了元朝的册封，由此可见，明教的信仰在他心里不值一提。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这南方的三大集团，曾经都打着明教的旗号。但是在自身崛起之后，这些集团开始了大混战。朱元璋的手下击败了陈友谅，后来又吞并了张士诚。从实力上看，朱元璋甚至有能力与北方的元朝分庭抗礼。请注意，正是在这一时期，那位小明王韩林儿死在前往南京的途中。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是朱元璋所害，但从朱元璋一系列的行动来看，他确实是一个枭雄，什么宗教都只是他的空架子。

朱元璋称王以后，发表了一系列的公告。公告的前半段是对元朝的指责，指责这个王朝如何如何的残暴与腐败。可是到了后半段，笔锋一转对各地起义军破口大骂。朱元璋摆出一个上市集团的姿态，对各地正处于创业阶段的小公司进行指责，在这方面，当真与元朝如出一辙。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关于明朝的来历，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就是因为朱元璋出身明教。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为了用火克金。我们姑且不管明朝的来历，但是在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明教的态度却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严厉镇压。明朝历代皇帝对明教、白莲教等宗教都没有放手，由于自身起家时就有这个因素，所以它们更担心其它的宗教组织会情不自禁地复制朱重八当年空手套白狼的叫花子传奇。

（三）

公元1368年，朱元璋扫灭陈友谅、张士诚和方国珍等群雄势力后，于当年农历正月初四日在应天府登基，国号大明，由于这厮姓朱，因此又称朱明。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定都于应天府（今南京市），其辖区称为京师，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至顺天府（今北京市），北平布政司升为京师，原京师改称南京。

明朝初期，经过朱元璋的休养生息，国力迅速恢复，史称洪武之治。至成祖朱棣时期，开疆拓土，又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国势达到顶峰，现代学者称为永乐盛世。其后的仁宗和宣宗时期仍然处于兴盛时期，史称仁宣之治。英宗和景泰帝时期，虽然经过土木堡之变，惟经过于谦等人抗敌，最终解除国家危机，但国力已经中衰。宪宗和孝宗相继与民休息，政局尚可平稳。武宗沉溺游乐，最终使明孝宗一脉绝嗣。世宗即位后，引发大礼议之争，清除宦官和权臣势力后总揽朝纲，实现嘉靖中兴，并于屯门海战与西草湾之战中击退葡萄牙殖民侵略，葡萄牙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方在澳门获得居留权。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后移居西苑一心修玄、不问朝政，在位后期任用胡宗宪和俞大猷等将领平定东南沿海的倭患。明世宗驾崩后经过隆庆新政和万历中兴国力得到恢复，神宗中期，经过万历三大征平定内忧外患，粉碎丰臣秀吉攻占朝鲜进而入明的计划，然而因为国本之争，皇帝逐渐疏于朝政，史称万历怠政，同时东林党争也带来了晚明的政治混乱。明光宗继位不久因红丸案暴毙，明熹宗继承大统改元天启，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祸乱朝纲，至明思宗即位后铲除阉党，然而因崇祯的决策失误以及内忧外患，明朝最终亡于李自成所建立的大顺，随后吴三桂倒戈相向，满清入主中原。公元1644年，崇祯帝自缢于北京煤山，至此明朝国祚共276年，后继南明与明郑政权延续数十年，直到清朝进入台湾方止。

明朝的领土，初年东北抵日本海、外兴安岭及黑龙江流域诸部落有宗主权，后缩为辽河流域；初年北达戈壁沙漠一带，后改为今长城；西北曾至新疆哈密，后缩改为嘉峪关；曾经在今中国东北、新疆东部及西藏等地设有羁縻机构。不过，国际上对明朝是否实际统治了西藏存在较大的争议，《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人谭其骧亦认为明朝“对东北辽东边墙以外，对青藏高原的统治是很薄弱的，只是一种羁縻关系而已，真正的统治是谈不上，远远比不上元朝、清朝与这些地区的关系。”明成祖时期曾短暂征服及统治安南（今越南北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朝国土面积达到极盛，其领土面积约为1000万平方公里。根据《明实录》所载的人口峰值于成化十五年（1479年）达七千余万人，不过许多学者考虑到当时存在大量隐匿户口，故认为明朝人口峰值实际上逾亿，还有学者认为晚明人口峰值接近两亿。明代手工业及文化艺术呈现世俗化趋势。明代商品经济繁荣，出现商业集镇，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但该说法存在争议。

（四）

不过根据其它一些看法，明朝的正式国号为“大明”，又称“大明国”，是元朝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把“大”字加于正式国号之中的大一统王朝，后世称为明朝或明代。部分人认为明朝之号承袭自小明王韩林儿之号，但韩林儿的国号为宋。而朱元璋部的大旗“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反而与此有些关系。朱元璋手下有一部分明教徒，以“大明”为国号以表示自己的正统地位，亦同时应和明教中的“明王出世”预言。其次，以明喻火，根据五德终始说，表示明朝取代元朝，是以火克金。

又，明之得号出于明教。明教在唐朝武则天延载年间，传到中国，但是一直神神秘秘，因为明教宣传的是“弥勒降生，明王下世”。一些反抗朝廷的人经常借助于明教来号召群众，为了保护自己，明教就跟佛教拉上关系，和佛教的白莲宗拉上关系，最后就形成了白莲教。所以从唐朝、宋朝、元朝明教是时而浮出，时而潜入地下，但是常常用作反抗朝廷的武器。

民变领袖韩山童等人以红巾裹头，以白莲、弥勒教为旗帜，自称红巾军。朱元璋曾经加入“小明王”韩林儿的宋国为左副元帅，1364年封吴王，1368年称帝，国号大明。

明太祖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但随后基于巩固皇权的考虑，加之不少功臣或骄纵或横行乡里或僭越等，明太祖兴起胡惟庸和蓝玉案两场大狱，几乎将功臣全部诛杀。涉嫌杀害小明王的廖永忠成为最先被处置的功臣。丞相胡惟庸深得朱元璋宠信，但之后日益跋扈，朝中奏章大事须先经其手，若不利于其的奏章就予以隐匿，并且大肆收取贿赂。1380年明太祖以擅权枉法之罪名杀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1390年有人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关系密切，李善长因此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被杀，总计株连者达三万余人，史称胡惟庸案。此后，明太祖又借大将军蓝玉张狂跋扈之名对其诛杀，连坐被族诛的有一万五千余人，史称蓝玉案。加上空印案与郭桓案合称明初四大案。此时除汤和与耿炳文外功臣几乎全数被杀。明太祖通过打击功臣、特务监视等一系列方式加强皇权，使明初的皇帝专制程度凌驾中国历代各朝之上。

明太祖分封诸子为王，以加强边防，藩屏皇室。诸王之中，以北方诸王势力较强，又以秦王朱樉与燕王朱棣的势力最大。为防止朝中奸臣不轨，明太祖规定诸王可移文中央捉拿奸臣，必要时得奉天子密诏，领兵“靖难”（意为“平定国难”）。同时为防止诸王尾大不掉，明太祖也允许今后的皇帝在必要时可下令“削藩”。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驾崩，由于皇太子朱标于七年前因巡视陕西而病薨逝，遗诏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改年号建文，即明惠宗（亦称建文帝、明惠帝）。明惠宗为巩固皇权，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备削除燕王。结果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靖内难”的名义起兵，最后迂回南下，占领京师，是为靖难之变。朱棣即位，即明成祖，年号永乐。明惠宗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

“靖难之役”期间有燕京以南有大量地区如真定、南宫、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平民被明成祖的军队大肆屠杀，导致出现多处无人区。

元明之际的文士皆尊奉元朝为正统王朝，元朝灭亡后对元朝皆有故国之情，对于张士诚则有深厚的同情，而对于朱元璋则多表厌恶，当时江南士人，不论是否参加张吴政权，或参加朱明政权，乃至独立人士，都相当怀念元朝。元明之际汉人文士的华夷之辨观念极为淡薄，而他们又不满朱明所为，因而呈现强烈的遗民情结。朱明统治者凭借红巾武装取得政权，在当时正统士大夫看来是“取天下非其道”，难逃僭伪之名，而且元末红巾运动还带有浓重宗教色彩，正统士人不仅视其为“贼”、“寇”，而且视之为“妖”。正如红巾军于汝阳起事，时人郑元佑作诗称“近者汝阳妖贼起，挥刀杀人丹汝水”，1359年，朱元璋部攻杭州，时人陈基记称“妖寇犯杭”，洪武元年，明军克大都，戴良作诗感慨“王气幽州歇，妖氛国步屯”。

明朝建国之初，不愿仕官和不愿效忠新朝廷的地主文人为了逃避征辟而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隐居深山以及斩断手指等方法，誓不出仕（中国古代铨选，有“身言书判”四方面标准，身体有残疾者不能任官）。为应对元遗民对明政权的鄙夷与漠视，朱元璋设立深受后人诟病的新刑罚，宣告“士大夫不为君用”律，大规模征辟前朝遗老、搜罗岩穴隐士，并且杀害许多不愿效忠明朝以及为新朝当官的学者：“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导致“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

谢选骏指出：无独有偶，清末也有许多遗老遗少怀念满清。这是为何？一来，汉奸做久了，民族意识淡漠，二来，推翻元朝和清朝，都借助了外来宗教或思想，反而，倒是业已中国化的元朝和清朝在那里抵制非传统的新思想。

（另起一页）

十四章

反清起义白莲教

（一）

《“反黑”白莲教：中国史上最神秘的宗教》说：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于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来自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期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其教义比较简单，经卷通俗易懂，为下层人民所乐于接受，所以常被用于组织人民群众反抗压迫。在元、明两代，白莲教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流传到清初，又发展成为反清秘密组织，虽遭到清政府的多次血腥镇压，但到了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大起义却是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前后持续了9年零4个月，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徒。参加的人数多达几十万，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5省，甚至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清朝府、州、县、厅、卫等204个，抗击清政府从全国16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了大量清军，使清军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清政府为

镇压起义，共耗费白银2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奇黜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

白莲教作为一种宗教概念，包括的内容很广。可以说它是一千多年来，发生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种“异端”、“左道”、“邪教”的总括，是佛教、道教以外最为重要的民间宗教。反映的是中国下层社会百姓的生活、思想、信仰和斗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白莲教教徒的主要特征是烧香、诵偈（即宝卷），信奉弥勒佛和明王。他们的经典有《弥勒下生经》、《大小明王出世经》等等。为了适应下层百姓白天劳动的实际情况，白莲教徒多是“夜聚晓散”，愿意入教的人不受任何限制，不分贫富、性别、年龄，男女老少只要愿意均可加入，“男女杂处”。到了明末清初，白莲教逐渐在教理方面趋于完备，教义也更加体系化。

白莲教教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叫做明暗两宗。明就是光明，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将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红阳”、“白阳”的“三际”。教徒们侍奉“无生老母”，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言。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先后派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下界。他们分别在不同时期内统治人类世界。

青阳时期是由燃灯佛统治的初际阶段，那时还没有天地，但已有了明暗。明系聪明智慧，暗系呆痴愚蠢。

红阳时期是由释迦牟尼佛统治的中际阶段，那时黑暗势力占上风，压制了光明的势力，形成“大患”，这就是所谓“恐怖大劫”的来临，这时弥勒佛就要降生了。经过双方的决斗，最后光明驱走了黑暗。

白阳时期是由弥勒佛统治着的后际阶段，明暗各复本位，明归大明，暗归极暗。

初际明暗对立，是过去。中际明暗斗争，是现在。后际明暗各复本位，是未来。教首们宣传，人们如果信奉白莲教，就可以在弥勒佛的庇佑下，在大劫之年化险为夷，进入云城，免遭劫难。待彻底摧毁旧制度，破坏旧秩序后，即可建立新的千年福的境界，那时人们就可以过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了。

白莲教认为现阶段（即中际），虽然黑暗势力占优势，但弥勒佛最后一定会降生，光明最后一定会战胜黑暗。它主张打破现状，鼓励人们斗争。显然具有拜火教、摩尼教的特点。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大量贫苦百姓，使他们得到启发和鼓舞。加上教首们平日的传授经文、符咒、拳术、静坐以及用气功为人治病等方式吸收百姓皈依，借师徒关系建立纵横联系。

白莲教信徒众多，主要来自社会下层。各派内部实行家长制统治，尊卑有序，等级森严，培养了武装起义的组织形式。早在元末，就以滦县为中心，冀东及长城沿边一直是白莲教活动的地区，并从这里向全国蔓延，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反元大起义。到了明初永乐年间，就有唐赛儿领导的起义，明末天启时期还有徐鸿儒、王好贤领导的起义。此外还有很多小规模的起义，如明代嘉靖年间的江南太湖流域马祖师领导的起义和山西、内蒙古一带的起义等，都与白莲教有关。到清朝乾隆年间，在山东一带爆发了王伦领导的起义。而规模最大的一次当属嘉庆年间，即清代中叶爆发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

白莲教的组织在清代时分布很广，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尤其是直隶、山东、山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安徽等省，白莲教最为活跃，各阶层人民踊跃参加。在农村中则有“乡约吃教”，在城镇、集市则有“差役书办吃教”。当时教门派别很多，有清茶门教、牛八（朱）教、十字教、焚香教、混元教、红阳教、白阳教、老君门教、大乘教、清香教、圆顿教、八针教、大阳教等，五花八门，其中许多教派都是白莲教的支派。白莲教拥有的群众最多，影响最大。它本身又分为许多别支，各以教主、首领为中心，组织相当复杂。领导人的名称也很多，有“祖师”、“师父”、“老掌柜”、“少掌柜”、“掌教元帅”、“先锋”等等。它的这种组织形式，适合秘密传教（有时也用经文编成歌词，配上民间小调，击渔鼓，打竹板，用说唱的形式传教），分散活动。

白莲教的教主和首领们利用白莲教经文中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光明最终必将战胜黑暗的教义，宣传“大劫在遇，天地皆暗，日月无光”，“黄天将死，苍天将生”，“世界必一大变”。他们还号召信徒以四海为家，把教友关系看成是同生父母的兄弟姊妹关系，号召教友之间互通财物，互相帮助，男女平等。

（谢选骏指出：这些口号直接反映了广大费拉的要求，因此对费拉民族有极大的吸引力，发展非常迅速，不时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就此而言，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社会其实早已具有了“教族信仰时代”的特点，多多少少类似中东地区，而很不同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社会所奉行的“家族血缘时代”。可以说，元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上层遵循儒家的官府，下层则是白莲教的组织。）

（二）

《清朝中期爆发的川楚白莲教乱》说：

川楚白莲教乱（1796年—1804年），又称为川楚教乱、白莲教起义或川楚白莲教起事，指中国清朝嘉庆年间爆发于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抗清政府的事件。

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教徒。始爆发于川楚陕边境地区，后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从嘉庆元年（1796年）到嘉庆九年（1804年），历时九载，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这次大规模起义，使得清政府耗费了十六省的数十万军队，并导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据统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国库五年财政收入，使国库为之一空。川楚起义标志着清朝走向衰落的开始。

历史背景

白莲教是一种流传于秘密的民间宗教，杂拜各种鬼神，它是由摩尼教、弥勒教、道教和佛教等各种宗教混合演变而成的。一般说法都认为白莲教起源于唐代一度盛行的摩尼教，南宋绍兴初年，吴郡（苏州）延禅寺的和尚茅子元仿天台宗教义并吸取摩尼教的教义与仪式创立。以佛教中的弥勒佛代替了明教会的迷摩尼佛。到元代末年就逐渐形成了以崇拜弥勒佛为主的“白莲教”。

白莲教还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宣扬弥勒佛未来会“改造世界”的传说，并以“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从者日众。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白莲教从始创到清代中叶的几百年中，始终不是以正统宗教被崇拜，而是作为异教被排斥。白莲教是一个反抗政府的秘密组织，元明两代，群众曾多次利用白莲教的形式来动员、组织起义队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元末韩山童在江淮的起义；明初永乐年间山东的唐赛儿起义；嘉靖年间四川的蔡伯贯起义；天启年间山东的徐鸿儒起义；清朝乾隆中期山东的王伦起义。

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白莲教支派混元教首领刘松起义失败，弟子刘之协、宋之清等继续于川、楚、陕等地传教。五十八年，刘之协于河南被捕后脱走，清廷通令大索州县，激起民怨。白莲教以“官逼民反”相号召，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教众迅速发展。

清朝政局

乾隆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大批流民陆续聚集于川、楚、陕交界的南山和巴山老林地区谋生，众以数百万计。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严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现饥民，川楚陕三省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1772、1773），川、楚两省饥民来此觅食者达数十万。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其中大约有一百万人前来有着大量荒地、原始森林的川楚边境就食，该地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直接起因

从康熙后期起，在不过百余年的时间里，外省人口的移入，迅速改变了川楚陕交界地区地广人稀的状况，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人口密度随之迅速增长，人浮于地的现象十分严重。

川楚地区人们谋生途径，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借助山地自然资源优势。但山地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甚至某些是不可再生的，随着过度开发，资源的不断消耗，经济发展的空间也逐渐减小。当山地尽已开垦，林木砍伐殆尽之时，维持原有的生活就变得极为困难了。在上述的许多种手工业里，大抵属于季节性劳动，山地经济活动受季节性制约。另外，在采集等行业中，依赖于自然的因素过多，如某些物产的丰欠往往受气候水文等条件的影响而极不稳定。由于山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人口的急剧增加，人们只能维持低生产低消费的生活。

控制薄弱

湖北、四川两省贪污腐败盛行。各级官吏无不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湖广总督毕沅还与湖北巡抚福宁、藩司（布政使）陈望之等高级官员朋比为奸，因而民谣传说“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至于下级地方官吏，更是上行下效变本加厉。移民们遭受官吏、差役、兵弁的欺凌。差役们“无风生浪，遇有棚民有事，敲骨吸髓……今日檄令查某寨，明日差令查某事……山民受其凌虐，无可告诉，无为申理……差役手奉一票，视为奇货可居……一讼所用动至屡百……一票尤必破数家”。他们还往往趁山中农民因路途遥远，山路险峻没有盘缠到县城上缴“钱粮”的机会，自称“截粮官”，欺骗山区农民。

川楚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一直是封建政权所不及的地方，保甲法并未在此范围内认真贯彻实施，大有反抗势力藏身空间。保甲本不能行于村落，因为棚民居无定所，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年之中，迁徙数处，即使是已经建造房屋的，也是零星散处，山内村落绝少，毗邻而居的也要相距数十里，虽然从康熙到嘉庆时期，这一地区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此种“村落绝少”局面也没有根本改观，因为新增的人口大多聚集在山内的工厂或处于流动状态中，设置保正甲长，也是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稽查。

清朝地方驻军数量少，势力单薄，且战斗力弱。白莲教起事之前，巴山老林附近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未曾建立起有效抵抗外部冲击的地方镇戍体系。清政府在川东北的常驻军队以营为单位。营即绿营，由汉族兵丁组成。清代全川共设营八十，总计兵丁约34300余名。而绿营不履行军事部队的职能，平时更多的是充当维持社会秩序的警察。从整个川东地区来看，越靠近盆地中心驻军越少，而巴山老林附近的川东北州县，则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防守的重点，如梁万营，每汛驻军达到66人。但实际上，即便如此，仍然不足以有效维持地方治安。

教乱过程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教徒奋起反抗。

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举义。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徒，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按原定日期起义。各路起义军，互不相属，各自为战，所据山寨或县城，多被清军各个击破。唯有襄阳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起义军的主力。

在湖北白莲教起义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添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起义。

发展阶段

嘉庆二年（1797年）初，襄阳起义军又开始了大规模流动作战，转战于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后分三股进入四川。清军只尾随其后，疲于奔命。七月，四川起义军被清军围困，襄阳起义军赶到解围，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各路起义军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然而，小生产者固有的分散性与保守性，使起义军并未真正联为一体，各股仍然各自为战，分散行动。

嘉庆三年（1798年）三月，襄阳起义军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包围，首领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余部仍继续斗争。四川起义军也受到重大损失。余部在张汉潮等率领下，与四川义军联合。

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以勒保为经略大臣，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官军进击，并晓谕州县办团练，依山隘寨堡，扼守要路，坚壁清野，攻抚并施，使义军处境艰难，张汉潮等相继牺牲。年底，义军首领冉天元率部由陕返川，大败额勒登保部。

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又联合各路义军抢渡嘉陵江，于蓬溪再败清军，斩总兵朱射斗。不久，集兵江油，以伏击再败清军，后因地主团练增援，冉天元被俘杀，余部万余人南下川西腹地，成都戒严。

平定起义

嘉庆五年（1800年）三月以前，起义军处于发展、壮大阶段。起义军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且有各地教徒“为之向导负运”，多次重创清军。嘉庆五年（1800年）四月四川江油马蹄冈战役以后，起义始转入低潮。

白莲教起义人数从十几万减至几万人，许多重要将领相继牺牲。清政府的“坚壁清野”与“寨堡团练”之策，已逐渐推广并发挥作用。通过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了起义军同人民间的联系，使之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力量日渐枯竭。

嘉庆六年（1801年）下半年，白莲教起义军活动基本上只限于川楚陕边境地区，转战在万山老林之中，人数已不超过两万四千，而围剿的清军，则十倍于此。起义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至嘉庆九年（1804年）九月，起义终告失败。

乾隆末年，清廷内部危机四伏，地方起义不断，欲衰的国势已见端倪。乾隆崇奢之风对败坏的吏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宠臣和珅的擅权结党更是使腐败进一步加深，库银连年锐减，吏治每况愈下，川楚白莲教起义爆发后地方局势趋于恶化。对于前朝之弊与当朝之患，嘉庆心里十分清楚，改革的关键在吏治，而整饬吏治的关键在于惩办和珅。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立即对和珅及其党羽采取了行动。直接将白莲教久剿不灭归罪于和珅。和珅一党的覆灭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民心。和珅灭而纲纪肃，嘉庆皇帝终于掌握朝中人事行政大权，从而加快了平定白莲教起义的进程。

整肃军队

嘉庆在明确整肃对象之后就立即采取了行动，首先针对的必然是川楚前线大将。据统计，自嘉庆四年亲政到嘉庆七年白莲教覆灭的这四年里，于川陕楚前线作战主要的二十三位一、二品大员，都受过或重或轻的处罚。同时下令各路粮官按旬开报、按月汇奏，军中乱支军饷的情况终于有所好转，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面对各路官军无所统属、领兵大将各怀私心的现状，嘉庆决定以勒保为经略大臣节制各路清军，从而统一前线指挥。嘉庆五年（1800年）七月，因勒保在川经略半载无功，嘉庆又以额勒登保为经略大臣，对白莲教采取“迎截夹击”的战略，效果显著，川楚白莲教陷入困境。

由于八旗、绿营兵丁在镇压白莲教的战争中表现十分不力，嘉庆在裁撤满族带兵大员的同时重用汉族地主武装，也就是其后著名的团练、乡勇。杨遇春、杨芳与罗思举是汉族地主武装的杰出代表，二杨随从额勒登保转战川陕，功勋卓著，平定教乱之后，杨遇春因功升至陕甘总督，杨芳官至甘肃提督。

改变策略

嘉庆二年（1797年），合州知州龚景瀚献“坚壁清野”之策，嘉庆亲政后立即采用。白莲教活动遇到极大困难，他们不得不离开川东北的根据地转战他处。清军终于夺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襄阳士绅梁友谷、南充知县曾自柏、梁山知县方积都凭借这一策略捍卫了一方安定。

镇压川楚教乱久战无功，嘉庆认为单纯的军事手段并不能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于是，嘉庆亲政之后立即逮捕戴如煌、常丹葵等官逼民反的“祸端”；是年七月，嘉庆下令捉拿杀降卒冒功的福宁，下诏罪己，以此收买人心。嘉庆五年（1800年）提出“随剿随抚，但治从逆，不治从教，剿抚并施”的策略，将参与谋反之“乱民”与习教之“教民”区分开来处置，收效甚好。同时清廷又拿出一套实事求是的招抚措施，“其绥靖之法有三，或清查叛产，或量给流亡绝产，或于南山老林垦荒”，在垦荒地区，嘉庆还增设提督、总兵加强军事统治。为加快平定白莲教起义的进程，嘉庆提出“不论教不教，但论匪不匪”的观点。嘉庆六年（1801年），清廷颁布《御制邪教说》，强调将参与造反的“首逆”与受愚弄胁迫的“附众”区别对待，这种分而治之的办法瓦解了教军，王三槐一类意志不坚定的教徒们因此走上了投诚的道路。一些教徒或临阵投降，或因朝廷招抚策略的推行而归顺，这些措施加快了平定川楚教乱的进程。

失败原因：没有明确政治纲领

川楚陕五省白莲教起义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仅为解决生活问题，没有远大的目标，也提不出进一步的政治纲领，而这种没有革命远景的单纯军事行动，不可能经常鼓舞群众的斗志，以号召来反抗统治阶级。劳动人民跟着白莲教起来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只是暂时的现象，白莲教起义军很难取得广大人民群众长期的支持与清军进行长期的斗争。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去夺取封建政治重心的城市，更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

流寇主义风气

游击战争是我国历代农民起义反抗统治阶级的主要斗争形式，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游击战争上，不把大小队伍汇合壮大进行集中统一的斗争，是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的。白莲教起义军多由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城市无产游民及农场雇工组成，中途更有大量流民加入，他们都受到官僚、地主及手工业场主的剥削及压迫，生活朝不保夕，漂流无定，经济地位很不稳定，加入义军之后，自然会把原来的经济生活习惯及所带有的意识带进起义军的队伍，这种社会根源导致了白莲教起义军在整个起义过程中都采取了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例如白莲教起义初期，襄阳起义军从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到同年十二月，在一年的时间内，两次进入陕西，两次进入四川，绕三省边界转了半个圈子，行程几千公里。白莲教起义军在汉水川楚陕南巴老林地区穿来穿去进行东荡西游的游击战，也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进行统一的战争。

在白莲教起义初期，义军的力量不够强大，这种“东荡西游”的游击战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机械呆板的运用势必导致起义军最后的失败。对白莲教起义军这种流寇式作战方式，清政府应付阙如，采取了坚壁清野、筑堡团练的政策。白莲教始终处于清政府军队的追剿下。清政府“坚壁清野”的政策，切断了起义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使白莲教起义军的粮食和兵员得不到补充，起义军受到重大打击，军事行动难以为继，最终导致了起义军的失败。

内部宗派主义

白莲教起义军本身是一个个狭隘的小集团组成，它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为一个社会特定的阶层或特定的集团利益服务，它几乎吸收了各个阶层的人物，由于各自利益不一致，在反对清朝政府封建剥削和阶级压迫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有所分化，必然会产生宗派主义。在清政府招抚政策宣传之后，很多已加入白莲教义军的下层群众开始动摇。清政府的这些政策，使得“困极思安”、“久劳思息”的白莲教起义军纷纷乞降、投诚，出现了“贼伙自行投诚及难民由贼营逃出者络绎不绝”的情况。

影响

白莲教大规模起义耗费了满清十六省的数十万军队，并导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据统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国库五年财政收入，使国库为之一空，“川楚之役，则诸将会饮，虽深箐荒麓间，蟹鱼珍错辄三四十品，而赏伶犒仆之费不与焉。凡粮台地，玉器裘锦成市，馈献、赂遗、赌博，挥霍如泥沙”。八旗、绿营等清朝正规军之腐朽在起义中暴露无遗，清政府被迫依靠地方团练镇压起义。

乾隆后期，由和珅带头贪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大肆兼并土地，贪官污吏横行。川楚教乱标志着清朝走向衰落的开始。川楚教乱平乱不久，直隶、河南、山东诸省又发生天理教领导的癸酉之变。

谢选骏指出：白莲教起义的失败，其实是由于缺乏一些“神汉建国”的灵魂人物，例如像半个世纪以后出现的洪秀全党羽那样。而推论下来，后来洪秀全等人的失败，则是由于没有摆对自己的位置——如果那个骄奢淫逸的洪秀全早点死去，也许太平天国就能通过更有能力领袖顺应时势，而走向成功了。正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另起一页）

十五章

反清起义天理教

（一）

癸酉之变，或称天理教起事、八卦教起事，指满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发生的一次天理教（秘密宗教八卦教的一派）军队进攻北京紫禁城的事件。其余鲁、豫各地亦有起事，皆随即被清兵平定。

天理教信徒们原本相约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同时起事，教众分三路攻掠：林清攻直隶、李文成攻河南，冯克善攻山东。事泄，教徒提前起事，九月初七占滑县，杀知县强克捷、巡检刘斌，推文成为“大明天顺李真主”，各地教徒响应，克定陶、曹县。

林清则趁满洲北狩热河，九月十五日，与200名教徒假装商人潜入京师，在宫廷宦官内应的帮助下，以“顺天保民”、“顺天开道”等旗号起事，直取紫禁城，攻入东华门、西华门，欲得清廷皇宫中枢。事件发生时，嘉庆正在热河木兰围场（在今河北省承德市）进行秋狝。时为皇子的绵宁（即后来的道光），取出宫中封禁的火枪，在城楼上击毙两人，并指挥部队抵御。终因力量悬殊，天理教宣告失败。林清被捕后凌迟处死。

清兵追剿李文成，李率四千人逃至辉县，被围困，李自焚而死。至十二月，钦差大臣那彦成与提督杨遇春完全平定各路乱军，各首领也被处死。因1813年为癸酉年，故史称“癸酉之变”，清朝方略馆奉敕修《钦定平定教匪纪略》记载之。

另外，嘉庆因绵宁的功绩，封其为智亲王，并将其所持之枪命名为“威烈”。在这事件上立下功勋，成为绵宁能够获得位（道光）的关键因素。

（二）

天理教：（1）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是18世纪中叶白莲教武装起义失败后，由部分教徒组织起来的，曾在北京、河南发动起义。又称八卦教。（2）日本天理教的始创人为地主遗孀出身的中山美伎，天理教的运动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时期，现仍被视为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宗教运动。天理教提倡神乐歌与跳圣舞的祭拜方式、宣扬仁慈、爱人、能医百病等教义。（3）是一个“新新80后”创立的新新宗教信仰概念，所谓“天理”非昔日天理，应该分为2个字解读，天一样的道理，天的含义比较丰富，有“以食为天”“明天”“天将降大任于某某”等。

清代天理教，则指嘉庆年间天理教发动的起义。天理教又名八卦教，乃白莲教支派。信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诀，崇拜太阳，教徒遍于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按照八卦分为 8 区组织会众。

天理教的组织者主要有河南滑县的李文成和北京大兴县黄村的林清等人。嘉庆十一年（1806）教徒推林清为首领，主坎卦，后总领八卦。天理教提倡贫者互助，入教要交“根基钱”，并把“根基钱”分给贫民。

起义背景

林清、李文成与各地的其它教首都有联系，经过一段准备，约定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八方共起，并由河南派人支援河北，进攻北京皇城。不料河南滑县起义的机密泄漏，李文成被捕下狱。滑县教徒为营救李文成，聚集 3000 人，于九月七日提前起义，他们杀死知县，救出李文成，占领县城。起义军进占要塞道口镇，又分军攻取了山东定陶、曹县。李文成在滑县“开帅府、设羽帐”（兰簃外吏《靖逆记》卷 5）被推为天王，下设地王、人王、元帅等，建立了农民政权。清廷调那彦成、杨遇春、杨芳等率军镇压，道口、定陶、曹县相继失陷，滑县被围。十一月初，李文成转战于辉县，在司寨战败自焚而死。清军进围滑具，城破后起义将领大部分战死，河南、山东的起义失败。河北的林清等人仍然按原计划起义，于九月十四日派 200 人分成两个小队混入北京城。九月十五日，陈爽一队入东华门，陈文魁一队入西华门，由入教的清宫太监作向导，攻入皇宫，有的冲到隆宗门，有的冲到养心门，与护军展开激战。清廷调来火器营围攻，起义军人少势孤，才不得不退出皇宫。九月十七日因叛徒告密，林清在黄村被捕遇害。这次起义不仅在豫、冀、鲁等地打击了满清统治者，而且攻入了故宫，更使清廷坐卧不宁。

乾隆、嘉庆之际，山东、直隶、河南一带存在许多白莲教系统的民间秘密宗教团体，他们往往自成体系，互不相属，而其中最大的民间宗教团体便是荣华会。荣华会又名龙华会，还称白阳教、八卦教。据史料记载，当时山东、直隶、河南“奸民结死党，有虎尾鞭、义和拳、金钟罩诸名，其最大者曰龙华会”（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五，《书滑县平贼事》）。《靖逆记》一书也记载说：“会齐、豫奸民纠结死党，曰虎尾鞭、义和拳、红砖社、瓦刀社，其最大者曰八卦教”。八卦教分为干、坤、离、坎、震、兑、艮、巽八股，每股人数不等，各自平行发展。

八卦教

山东八卦教产生于清初。顺治年间，京畿红阳教的教首魏子义（太监）“转传”于山东单县人刘佐臣（时化名李乐天）。刘佐臣回到山东后，改名刘奉天，“创立五荤道修元教”，缔造《五女传道》（又作《五圣传道》）经书，“分八卦，收徒党”（戚学标：《鹤泉文钞》卷下，《纪妖寇王伦始末》）。是为八卦教之由来。史料记载说：八卦教“本名三阳教，分青、红、白三色”（《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六）。可知八卦教来源于红阳教。创立八卦教后，刘佐臣首先“传于南方郜姓（指商丘郜云垅）”，接着“又传于清丰秦姓，又传于曹县王姓（即王清容）”（《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秦学曾供词》）。其中，郜生文成为离卦教开山祖师；王清容成为震卦教开山祖师，刘佐臣死后，八卦教徒皆尊他为“先天祖师”，并于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刘佐臣生日）为他“上供烧香”。在刘佐臣及其弟子努力下，八卦教很快在华北站稳了脚跟，势力迅速遍及山东及全国许多地方。尤其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刘佐臣病逝后，其子刘儒汉承袭父业，充任教首，掌教30余年，八卦教势力更是有了较大发展。从清世宗颁布的有关上谕中可以看出，雍正年间，八卦教已达山东、江南、直隶等省，有些教徒还在山陕一带开展了活动。乾隆元年（1736年）四月，刘儒汉病故，其子刘恪充任教首。至乾隆二十二年，刘恪之子刘省过又承袭教首。此后，八卦教势力又由山东扩到关外奉天等地。

起义

干降三十七年，王伦起义前夕，清政府在河南临颖县“捕获妖贼王忠（按即王中，王清容之子），讯供教主刘省过，即佐臣曾孙。而忠（中）即八卦党之震卦，省过、忠（中）并伏法”（《鹤泉文钞》卷下，《纪妖寇王伦始末》）。因王中案被清政府杀害的山东宁阳县人孔万林，是八卦教中的坎卦。在此前一年，清政府还杀害离卦教首郜生文。是为八卦教受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乾隆五十一年，刘省过之子刘洪因在山东传教被捕，直隶大名一带八卦教徒段文经曾为此发动武装起义，杀死大名道熊恩绂，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这次斗争不幸失败，刘洪及其兄弟同被杀害，是为八卦教所受到的第二次沉重打击。

在华北，尤其山东及附近直隶、河南这一广大地区，分布在东方的是震卦教，以乾隆三十七年被镇压的山东曹县人王中为传教祖师，“凡在教者，均称为东方震宫王老爷门下”；分布在北方的是坎卦，他们信奉乾隆三十七年被镇压的山东宁阳人孔万林为传教祖师，“凡有在教者，均称为北方之上坎宫九老爷门下”；分布在南方的是离卦教，他们以乾隆三十六年被镇压的河南商邱人郜生文为传教祖师，“凡有在教者，均称为南方离宫头殿真人郜老爷门下”（《那文毅公奏议》卷四二）。震、坎、离三卦，成为八卦教中的主要力量，发展最快，后来成为天理教的骨干组成部分。而天理教的出现，与林清、李文成、冯克善及其相互结合有着密切的联系。

相关人物

林清

林清是京畿大兴县宋家庄人，嘉庆元年（1796年）即开始利用民间秘密宗教作为发动群众从事反清斗争的组织形式，“倡兴白洋（阳）教，各处勾结伙匪”，并提出“三教归一”口号，立志将京畿地区的青阳、红阳、白阳三教统一起来。为扩大白阳教，他又加入当地的坎卦教，至嘉庆十四年，便充当了坎卦教首。于是，坎卦与白阳教合二为一。此后几年间，林清又吸取了京畿地区的青阳教、红阳教组织加入了白阳教，初步完成了三教统一的任务。此间，为进一步扩大势力，林清又提出了“八卦总该归一”的口号，试图联络山东、河南、直隶三省的八卦教组织。嘉庆十六年，他南下滑县，会见了震卦教领袖李文成和离卦教领袖冯克善。李文成是滑县谢家庄人，以泥水匠、木工为业。约在嘉庆十年加入震卦教，并以出色的才能很快成为当地震卦教实际领袖，被徒众称为“当日震卦教王卦主（中）转生”。冯克善亦滑县人，嘉庆二年，离卦教郜姓的再传弟子、山东济宁人王祥“教克善拳法，克善尽得其术，徒手搏击，数十人无敢近者”。此后，冯又将拳法传给了山东德州的宋跃漋父子诸人，在德州一带设立了离卦教的一个基地。冯克善被众徒奉为离卦头目。林清至滑县后，和李文成、冯克善结为刎颈之交，并“倡言李文成系八卦教主，伊等习教之人遂各深信”（《军机处录副奏折》，《郭明山供词》）。接着，林清、李文成又合伙夺了原震卦教首梁健忠的卦主地位，由李文成正式任震卦教主，“震卦为八卦之首，各所约束”。其后李文成便“兼理九宫，统领八卦”，并“奉（林）清为十字归一”。于是“八卦九宫，林、李共掌”。林清初步完成了“八卦归一”的任务，还达成协议，“林清僭号天皇，冯克善僭号地皇，李文成僭号人皇”，并约分土地，“（林）清取直隶，李（文成）得河南，冯（克善）割山东”（《上谕档·林清事档》）。这样，推翻清朝统治的共同愿望，迅速促成了以林、李、冯三股势力，即京畿地区的白阳教、八卦教中的坎卦教及直鲁豫交界地区震、离两卦为中心八卦教的联合。联合后的组织后来便定名为天理教。嘉庆在上谕中也说，据林清供，“八卦教今改名天理教，其党羽散布各地。”

与此同时，山东地区的八卦教（天理教）也在迅速发展之中。据《靖逆记》一书记载，在当时的八卦教教首中，山东即有干卦教首张廷举，巽卦教首程白岳（二人均为定陶人），后改习震卦教，为单县震卦教首；离卦教首张景之（成武人，一说为成武一带离卦教教首）（见该书卷五）。据《林清供词》载：“这八卦的人，每卦多少不等，震、离两卦最多。”其中又以徐安国部势力发展最快。

徐安国

徐安国，直隶长垣祁寨人。初习震卦教。嘉庆十四年（1809年），“从滑县刘国明为师，改习兑卦，国明为卦主，安国为卦伯”。开始在直隶长垣、东明一带传教收徒。嘉庆十七年开始，他又拜李文成为师，仍习震卦教，成为李文成的重要徒弟，并受李文成之托，将震卦教势力向山东曹县、金乡、定陶一带渗透。徐安国来山东前，山东八卦教已有相当的势力。以金乡为例，除金乡西北高玉爪充任坤卦头目，传教收徒外，当地离卦教尤为“世相传授”，代不乏人。乾隆年间，离卦教首为郜云垅五世孙高道远，后高继远又继其堂兄高道远为教主，收刘陇士、靳清河、丛学珠、靳中和等人为徒，刘陇士又传金乡王普仁、张衡、王敬修等人为徒。王普仁充当了金乡离卦教首。当时，王敬修复传刘燕，刘燕又转传于崔士俊、赵清元、张见木等人。刘燕、崔士俊等人后也都成为金乡离卦教著名领袖。崔士俊等人积极传播离卦教。“其教，先令人执香稽首，受真空八字诀”（真空八字诀，又称真空八字经，八字真言即“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入教之始，每人纳钱200文，谓之根基线。清明、中秋随力致献，谓之“跟帐钱”。“凡同教相见，骈二指为剑诀”。经崔士俊、张见木等人的努力，金乡离卦教发展很快。嘉庆十七年八月，崔士俊邻人高毓藻引徐安国至士俊家，称徐安国习震卦教，而震卦教为七卦之首，“胜于离卦”，劝士俊“改离归震”。崔士俊、张见木等人遂“同拜徐安国为师”，改习震卦教。徐安国对他们说：“（八卦教）各卦已没落断绝，现俱无人，今刘姓教首（按：刘姓教首实指林清，林清为提高自己在教中地位，自称前身是刘奉天（即刘佐臣），叫刘林，借此把自己与刘姓家族联结起来）生于坎方，合震、离两卦，即为三才。”（《录副奏折》，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一日同兴奏）借此向士俊等徒众宣传各卦应通力合作之道理。曹县八卦教领袖朱成贵，扈家集人，早在嘉庆十六年（1811）即“拜徐安国为师，习震卦教，与其从昆弟成方、成来、成文、成珍同属李文成部下”（《靖逆记》卷五）。在徐安国指导及朱成贵兄弟努力下，曹县一带震卦教势力迅速发展起来，扈家集一带更是成为八卦教的重要基地。经过徐安国、崔士俊、朱成贵等人的积极鼓动，定陶、曹县、单县、成武、金乡等县，共700余名、113家离卦教徒改习震卦教，从而壮大了震卦教的力量。

与离卦教继续在鲁西南传播的同时，冯克善也将离卦教传到了鲁西北。嘉庆十七年四月，冯克善应邀来到德州，当地拳师宋跃漋父子拜冯为师，加入了离卦教。冯克善除传授教义外，还教习拳棒，积极在山东一带扩大离卦教势力。冯克善离开山东后，宋跃漋父子继续传教收徒，成为当地教首，德州也因此成为离卦教的一个基地。

李文成、冯克善、徐安国、崔士俊、朱成贵、宋跃漋等人，为吸收更多的人加入八卦教，还提出有关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入教者，“每钱百文，许地一顷，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注号簿，并开与合同纸片，交与本人作据”（《靖逆记》卷五）。这一做法虽然记载很笼统，但也确实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强烈愿望。因而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收到了“相从者众”的显著效果。

起义爆发

嘉庆十七年八月，林清、李文成、冯克善、徐安国等人在河南道口召开会议。会上确定：（1）在反清的旗帜下，将京畿及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坎卦教、震卦教和离卦教三大股势力联合起来，组成天理教。（2）明年（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直鲁豫三省64县同时发动武装起义。（3）起义成功后，李文成为天王，林清、冯克善为文武圣人，辅佐李文成统治天下。道口会议后，在林清、李文成、冯克善等人在京畿直隶、河南加紧活动的同时，徐安国、朱成贵、崔士俊等人也在山东各地积极发动群众，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嘉庆十八年二月，徐安国再次来到山东，在金乡对崔士俊等人布置起义的具体办法，“十月三个节气以后就是白洋（阳）劫。白洋劫前七天，要把白布旗同时传遍各地”，规定各地起义者为隐蔽行动，并不打造刀枪，起义时，而是“走到哪里，就抢哪里器械使用”。并规定“同教的人起事，各人束一根白带子，脖颈上插一条白布小旗，上写‘奉天开道’，便是记号”（《录副奏折》，《张建木供词》）。不久，徐安国还专门带崔士俊、张见木至滑县拜见了李文成，“由刘国明为之引进”。士俊、见木向文成下拜。文成复礼毕，向他们说：“汝曹善自用功，一劫能造万劫之苦，一劫也能修万劫之福。汝曹悉归去，有事，问尔师傅（徐安国）可也。”士俊等再拜而出。徐安国则告诉他们：“今岁孟冬，一月中行三节气，此即白洋（阳）劫。劫前七日，白旗传遍，凡无旗者尽杀之。其留而不杀者，乃分上、下，要诀云：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靖逆记》卷五）他们返回山东后，加紧了起义布置，辗转收徒50余人，成立了起义军的领导系统，“直隶徐安国是各路总教头，曹县朱成贵是山东教头，崔士俊是金乡教头”（《金乡记事》卷二）。山东金乡、曹县、定陶及直隶长垣、东明等地起义准备工作进入了高潮。其中，金乡崔士俊及其徒党尤为活跃。

当时，崔士俊、刘燕、张见木等人积极赶制旗号，编造忏语，传播歌谣，致使金乡“六月间谣言大起”，“崔士俊等有将李邦正、胡世全（均为县中衙役）二人开刀祭旗之语”（《金乡记事》卷二）。《靖逆纪》中所载“是年夏，（金乡）县南贼之夜聚昼散，反形渐露”，也就是指的崔士俊等人加紧起义准备之事。学使张鹏展获报，即移咨山东巡抚同兴。金乡县署典史梁玉振亦“密请缉贼”。山东巡抚同兴遂委辕弁左寿宁前往金乡探听义军虚实，结果，“寿宁尽得其实。”致使官府有所准备。七月初一日，崔士俊率众在城西茂林“椎牛（设酒）饷士”，“誓告师期”，“享客八昼夜”，甚至“县役营兵，（亦）络绎赴会”，在当地造成了很大声势。崔士俊自号“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宋大勇为副元帅，崔士俊婿李敬修为“后军督府”，其它首领也各任其职。金乡天理教组织的这两次活动，虽然影响很大，但也使官府更严加防备，为后来的起义与攻城造成了不良后果。新任金乡署理知县吴揩老奸巨猾，“诡作纵贼”，密饬刑房张自修、皂头李为率兵役“密缉南路各贼”。不久，崔士俊、孙战标、赵清元等人先后被捕，随后被捕的尚有宋大勇、李敬修等人，使金乡天理教领导机关蒙受很大的损失。此后，张自修、李为又率部“密往城北十里铺”，逮捕了天理教骨干周廷材、周体清、周绪轩、周保存、翟兴贵5人。金乡天理教再蒙损失。官府亦因此获知天理教领袖尚有徐安国、朱成贵等。吴遂一面禀报山东巡抚同兴，将崔士俊等“解省正法”；一面移檄曹县，缉拿朱成贵等人。

继金乡天理教之后，曹县天理教也遭到了官府的镇压。嘉庆十八年八月间，“朱成方自滑县归，与众兄弟约期九月起事”，并传达李文成的指示，准备起义后“先破汴梁，径趋北京”。朱成文遂奉命“以旗式往金乡”分给有关天理教头目。当时，曹县官府接金乡吴培之札，遂即出兵镇压。结果，朱成方弟朱成珍被捕。朱成贵、朱成来、朱成文等脱逃后，更加紧了起义准备。

嘉庆十八年八月底，整个天理教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可是，由于起义机密的泄露及有关领袖李文成、牛亮臣、崔士俊等人的相继被捕，打乱了整个起义的部署，各地天理教组织决定提前起义。九月初六日晚，滑县天理教教徒里应外合，一举攻下县城，救出被捕之李文成、牛亮臣，处死了罪大恶极的知县强克捷。起义军占据滑城后，李文成“开帅府，设羽账”，树起了“大明天顺李真主”的大旗。接着，义军又攻占了滑县附近的道口、桃源，与滑城成犄角之势。此后又北攻浚县，围困浚县20余日之久。继河南天理教起义后，山东金乡、曹县、定陶等地天理教组织也相继起义，成为直鲁豫交界天理教起义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官府防范

署理金乡知县吴到任后，一直“倡议捕贼”。九月初一日，他在全县推行保甲法，“令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牌、甲各有长，保有正，“其有不法者，牌长告之甲长，甲长告之保正，保正以闻于官”，妄图用此法切断民众与天理教起义军的联系，以限制天理教的活动。与此同时，吴还“招募官丁，训练义勇，开操演技，一曰拳脚，二曰长枪，三曰杂技（鸟枪、刀棍之类）”。并每日派兵役四处搜捕天理教徒。初九日，金乡天理教组织招集徒党，准备次日大举攻城。天理教徒程鹏修出于友情，向西葛村旧相识高光贵透露了金乡天理教起义的计划，告诉他：“明日有大乱”，“令其造其家，其家有白旗可以免祸”。不料高光贵却偷偷密报于吴。吴当日点班役，募丁壮，组织120余人之队伍，又将官库刀枪数十件分发给他们，准备抵抗义军。次日早，吴一再出署巡城，适左寿宁来报，直隶长垣、河南滑县俱破，遂更加紧“秣马蓐食”，强化防备。当日，义军揭竿而起，分破各村落，积极准备发兵攻城。并预先派义军将士赵延三、苏景海、和尚清方乔装打扮，先期入城，以备当晚义军大队人马攻城时里应外合，一举破城。不料赵延三等人中午在县署前茶肆喝茶时为县衙役捕获，吴审知实情，“急令四城闭门”，率众绅士登陴守御。傍晚时义军已过张家坟，远望城中有火炬，知官府已有防备，遂暂时散去。金乡天理教起义军第一次攻城宣告失败。

起义军退走后，吴增遂飞报山东巡抚同兴，乞求派军来援。“并檄邻县戒严”。次日，吴知曹县、定陶起义军先后破城，更加惶恐，遂“会绅士于明伦堂，分设守正、守副、保长、垛长”，加强守御；又设台站于四路，以通消息；同时又派奸细四出活动，以刺探义军情报。至九月十三日，吴培率七拼八凑的所谓军队，“誓告于城隍庙，起兵御贼”。并发布十项命令，严加防守。同时“又晓谕各乡百姓，小村庄并入大村庄，听乡民各自团练，男子60岁以下，16岁以上，皆手执兵器杀贼”。另外还劝谕城中绅民出人捐钱。据吴自叙，城中拼凑的官兵已有2000余人，并就近向济宁请兵。不久，济宁守备蒋廷杰、千总张庆、河标参将齐国珍、守备孙魁等人先后引兵到达，城内官兵实力大增，给义军攻城造成了极大困难。十五日早，金乡天理教起义军经过休整，又在其将军李卓立、吕华栋、吕华棠等人领导下北上，向金乡城发动第二次进攻。李卓立、吕华栋等人“骑马披红”，分路进占苇子坑、兴隆集、李家菜园、李家阁、史家庙诸处，前锋也已进至城南附近。义军所到之处，打团练，杀恶霸，李家菜园李允魁等绅士因曾“首具公呈，请捕贼党”，被义军焚毁房屋，李允魁一家也被杀死。李家阁增生李九标以曾告“李卓立谋逆”，也被义军“焚其室庐”，狠狠打击了地主恶霸的反动气焰。是晚，“河标游击海陵阿，奉抚军（同兴）令，以兵入援（金乡城）”，进一步增强了城内防御力量。吴培遂与清军务将领商量，趁义军立足未稳，出兵进击义军营垒，并连夜作了准备。次日，官兵开城出战，海陵阿、齐国珍、张庆各选精骑出西门，孙魁率鸟枪兵亦随后出城，直扑义军阵地。双方大战于盐场一带，义军因疏忽大意，猝不及防，仓皇应战，伤亡较大，被抢走骡马器械甚多。崔士俊之妻，为替夫报仇，也参加了这场战斗。激战中她连杀数敌，以“敢战”著称，后因精疲力尽被清兵杀害。是役后，义军得知官军力量强大，“城中守备完善，一时难以攻破，不得不放弃攻城，继续在乡间坚持斗争，金乡天理教起义军第二次攻城又告失败。吴见义军退走，气焰顿时嚣张，“饬兵役严缉逸贼，断其胫、折其筋，解省执讯，以次正法”（以上参见《靖逆记》卷二）。据《金乡纪事》记载，吴前后杀戮、缉获天理教党175人。义军余部转往曹县等地活动。

曹县定陶

曹县天理教组织在朱成贵兄弟率领下，以扈家集为中心，积极从事反清斗争。九月初八日，曹县知县姚国旃督率兵役，缉拿天理教。因天理教徒猝不及防，被清兵钻了空子，教徒赵广春等被捕，朱成贵等逃离而去。这促使朱成贵下决心尽快纠集教徒，发动起义。九月初九日，曹县、定陶一带天理教徒奉命会齐，准备大举。朱成贵决定义军分头行动，攻打定陶、曹县两城。次日一早，朱成贵亲自出马，与赵飞义、赵淳修等领兵攻打定陶，同时又派李克让率部攻打曹县。天理教起义军一部在李克让指挥下，一举攻入曹县城。他们先拥至千总署，千总杨云汉持枪冲出抵抗，被义军挥刀杀死，而后，义军又“赴县劫狱”，“直入官署”。知县姚国旃当场被义军将领马朝栋刺死，割下首级示众。义军遍搜官署，又杀姚国旃弟姚国林及幕友吴星萃等人及署中仆从28人。此后，义军仍在曹县城、扈家集一带继续活动。

定陶位于曹县北，当地天理教组织归曹县扈家集朱成贵领导，亦积极从事反清活动。九月初十日黎明，朱成贵等统率曹县天理教起义军前来攻打定陶城，在当地教徒配合下，一举攻破定陶城。官署外委张廷力率部阻拦，义军与官军展开巷战，击溃张廷力之部。署理定陶知县贺德翰见大势已去，“以县印付家丁李廷来，令赴府赍送”，随即率兵役出战。义军时“已大放狱囚，蜂拥而出”，围歼官兵，杀死贺德翰及其幕友朱树棠等。在此以前，定陶廪生孔毓仲、学录孔毓俊、增生孔毓伯、孔毓淳、孔毓良、生员孔传垆，孔传玺等地主乡绅，闻天理教起义造反，遂“誓于家庙”，搜罗地痞流氓，欲与义军为敌。定陶既陷，孔毓中、孔毓俊等被捕，以其不识时务，辱骂义军，遂被斩首示众。孔氏庄绅士所组团练因与义军对抗，连同家属500余人被义军相继处死。同日，起义军还占据定陶至马家集一线，横扫了当地封建地主统治势力。十二日，曹县营参将刘风喈闻定陶失陷，立带清军200名北上镇压。是日，义军也在朱成贵率领下，进驻孔连坑一带活动。双方在孔连坑遭遇，展开了一场激烈搏斗。义军在朱成贵带领下，英勇“与官兵相拒”，个个英勇善战，打得官兵丢盔卸甲，四处奔逃，“风喈仅以身免”（《靖逆记》卷二、卷五）。

孔连坑大捷后，义军乘胜进入曹州府首县菏泽境内活动，扩大战果，并在毕家寨一带建立了基地。他们动员当地民众参加斗争，挑选新入伍之群众80人，组建打粮队，以毕臭为大头目，毕夏礼、毕明、毕玉桂、毕大观、毕大鹿、毕夏义、毕春景、毕道器8人为小头目，“分路劫粮”。此后，因清军攻滑县甚急，朱成贵遂应李文成函召，率队赴援。行前，留驻部分义军，“以扈家集属成良守之”。不久，官军开赴扈家集镇压，朱成良率众英勇反击，终因寡不敌众而败，“成良死于乱军”。朱成贵率部行至安陵集，亦被官兵从后面追及，被迫回头应战，结果，队伍被冲垮，“毕臭等溃散，成贵（被俘）伏诛”（《靖逆记》卷五）。余部仍坚持斗争。

德州天理

冯克善、宋跃漋父子在德州建立离卦教基地后，积极发展力量，筹备武装起义。嘉庆十八年八月，林清、李文成、冯克善最后一次会晤之后，林清返回北京，冯克善亦前来德州一带，向宋跃漋等人传达其三人会晤后所共同作出的决定。冯克善、宋跃漋商定于九月十五日起事，“俟李文成兵至，随同响应”（《朱批奏折》，嘉庆十九年四月十日同兴奏）。后以李文成、牛亮臣被捕，冯克善才由德州返回道口，并于九月初六日晚与宋元成等人商定提前起义，一举攻克滑县。后又与李文成围困浚县，清政府派重兵赶来镇压，将义军分别包围在滑城、道口、桃园三个据点。十月二十三日，因京畿、山东义军先后失败，为争取外援，分散清军兵力，冯克善率500名义军，出道口西门往山东方面冲杀。由于清军层层围剿，义军伤亡很大，最后仅冯克善“单身闯出重围”（《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宋跃漋供词》）。他“独骑白马，持大刀，弃滑奔山东而去”。（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五，《书滑县平贼事》）（《靖逆记》卷五）鉴于德州战略地位异常重要，“以南北扼要之区，漕艘经行之地”，如果义军占据德州，就会立即切断清朝南北经济沟通的命脉——大运河，使北京得不到南方漕粮；加上德州地处直鲁交界，距滑县不远，军事地位也很重要，可以直接策应与支持直鲁豫三省起义军，使清兵腹背受敌。十一月初十日，冯克善因赴德州寻找宋氏父子不遇，又奔往景州马庄，才找到宋跃漋，说明来意，拟再发动起义声援滑县，并将十二月十六日“起事救应”（《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冯克善供词》）的初步打算和盘托出，征求宋跃漋的意见。可是，由于九月初，宋跃漋的弟子中不少人向官府自首，使德州一带天理教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宋跃漋遂告以此地力量单薄，很难立即起事。这样“因（德州）人少，举义之事，没有说定”。冯克善又决定经获鹿至山西蒲州、解梁县一带发动教徒，宋跃漋又给他凑了一些银子送他上路。十一月十九日，冯克善在直隶献县被捕，不久，宋跃漋也被捕，两人先后押京审讯，致使德州起义宣告流产。

直鲁豫三省天理教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嘉庆震惊之余，在军事上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派直隶总督温承惠为钦差大臣，带兵由北面包抄；山东巡抚同兴在东面堵截，令河南巡抚高杞紧防西、南两路，“勿使（义军）渡河南窜，亦勿令窜入（太行）山谷”（《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三，嘉庆十八年九月丁丑）。不久，又令大同镇总兵张绩“前往山外扼要处所驻扎”（《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五，嘉庆十八年九月辛卯），令徐州镇总兵沈洪带兵“迅速由东南迎头北上”，对义军“并力兜围”（《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三，嘉庆十八年九月戊寅），命两江总督百令带兵驻扎徐州，防止义军向江南逃跑。九月十七日，以温承惠等镇压不力，嘉庆又调陕甘总督那彦成任钦差大臣、直隶总督，“节制山东、河南各路兵剿贼，同陕西提督杨遇春速赴军营”，并调精兵2万分别增援温承惠等处。不久，嘉庆又派托津为监军，驻守直隶开州督战。这样，温承惠在北，同兴在东，杨遇春在西，高杞在南，逐渐形成了对起义军的严密军事包围。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命令各地官府组织乡勇，坚壁清野，从而大大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九月中旬，清军开始向直隶、山东两省义军发动进攻。

九月二十三日，山东巡抚同兴督兵进驻曹州城，指挥鲁西南围剿义军事宜。二十七日，山东运司刘清在定陶髣山一带与起义军遭遇，双方连战三次，义军均以失败告终。同时，守备刘大用也与义军战于定陶贾家楼，义军又被击溃。二十八日，刘清、马建纪又率部打败义军，乘胜收复定陶。十月初三日，刘清率官兵与义军战于韩家大庙，义军又吃败仗。初四日，刘清、马建纪攻打义军基地扈家集，义军浴血奋战，仍以众寡不敌而失败。与此同时，各地官吏编查保甲，募选乡勇，办理团练，坚壁清野，配合官军镇压分散在山东各地的许多小股义军。如李卓立攻金乡失败后，率小股义军进入曹县活动，在孙家老屋一带遭到李九标率领的团练队伍的袭击，李卓立以下四五十人被捕牺牲。差不多同时，张见木率领的小股义军也被巨野县令王朝恩部击破，张见木被捕遇害。就这样，在清军及地主团练反扑、围剿之下，至十月上旬，山东各地义军先后失败。河南天理教起义失败后，余部仍坚持斗争，直至次年正月，才最后被镇压下去。

起义意义

山东天理教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有力地配合了河南、直隶、京畿地区的天理教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鼓舞了反抗的斗志与决心。天理教起义失败的原因一是各地起义军没能很好地配合行动，多是各自为战，便于让清军各个击破；二是起义军仓促起事，也缺少战略眼光，死守城池不能机动作战；三是各地地主武装势力仍很强大，在天理教起义以后，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积极组织反动团练武装，配合清军进行镇压。再加上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很难与装备精良的清军相抗衡。

谢选骏指出：天理教起义虽然起源于宗教组织和宗教思想，却没有聚焦在神汉建国的理论与实践上，这种缺乏自觉意识的状态，就使得自己的力量趋于分散，容易遭到敌人的各个击破。

（另起一页）

十六章

拜神会与太平国

（一）

《空穴来风 谣言攻防战》说：

以宗教的名义来制造谣言是历代起事者的拿手好戏，当局者偶尔也会制造一些谣言来对抗起事者。可是，这种策略成效甚微，这是因为宗教属于民间，一个谣言之所以被人相信，就是因为谣言传播之地有谣言的收听者，这些收听者往往都是谣言内容的专业者和熟悉者。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宗教在民间有着广大的受众群与崇拜群体，所以，民间的人利用宗教所制造的谣言往往能在这里得到很好的市场推广。而政府并非如此，即使他们制造出对抗起事者的谣言，内容也大致相同，却不能得到民间的赞同，在民众看来，他们在宗教上属于外来户。这当然不是先来后到的问题，而是倾向性的问题。民间倾向于起事者，就会相信谣言；而倾向于政府，他们就会对这一谣言嗤之以鼻，甚至不屑去反驳。

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确发生过一场政府与起事者的谣言对抗战，这一对抗战发生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而之所以会有大规模的谣言对抗战，全是因为太平天国以宗教的名义的“宗教”是外来的，是被一些中国本土人民所反对的。也正是因此，所以才有了这一攻防战，并且势均力敌。

太平天国的缔造者是洪秀全，此人多年科举，却屡屡不中。1843年，在经过最后一次考试后，他回到广西的家乡，每日都昏昏沉沉，突然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据他后来所回忆，在梦中他见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他以为这就是西方人所谓的上帝，老头告诉他自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西方，而小儿子在中国，就是他洪秀全。

西方基督教在伪清的传播由来已久，并且有很多人都拜倒在基督门下，所以洪秀全制造这个谣言，是很适应时势的。这当然还只是一方面，洪秀全是个读书人，对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农民起事有所了解，这些起事者虽然制造的谣言形式不同，但精神资源大同小异，人们已经有了阅读疲劳。想要让百姓相信一种谣言，这种谣言首先要在本质上是不同于以往谣言的。基督教是外来宗教，并且在中国流行时间不如佛与道教那么久，在神秘性与新鲜感上，基督教无疑要比佛道二教强大。

在有了制造谣言的想法后，洪秀全就召集了同族中人，把早已经想好的这个谣言说给他们听。洪家在当地是个庞大的家族，所以，谣言的传播速度之快令人惊奇。不久后，连洪秀全的爹都认为这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深信不疑地认为洪秀全的确是上帝的儿子了。

但是，洪秀全明白，以宗教的名义团结起来的力量虽然庞大，但没有目标性，确切地说，是他在制造这个谣言的时候没有把目标这一重要的事情融进里面，所以，他必须还要制造另外一个谣言，那就是明朝即当复国。

当然，这已经是个老掉牙的谣言，满清自开国以来，就有许多民间社团时常发出这样的谣言，可二百多年过去了，谣言始终是谣言。由于民族矛盾，这一谣言始终是屡试不爽的。洪秀全散播谣言说，上帝这位无国界却有民族观的老人家告诉他，汉人即将复国，汉人所复兴的国自然是明朝。谣言立即传播，作为远离清朝统治中心的广西，这一谣言的传播速度之快且没有任何阻碍是情理之中的。紧接着，陈胜的阴魂开始附体，有人在桂林城外居然挖出了一块石碑，碑文云：“三星日出共照天，有福作主救人善，万人识得禾救饥，手扶日头好上天。”从这个谣言的内容上可以看到，洪秀全的确是个读书人，制造的谣言内容都是文绉绉的，比陈胜的“陈胜王”要文雅含蓄多了。

目标有了，群众也有了，洪秀全的起事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1853年，洪秀全举行起事，起事一开始，一切都非常顺利，他所炮制的所有谣言已经深入人心，几乎没有人有时间来怀疑谣言的准确性就不由自主地被拉进了太平军。

谣言这个时候已经作为军事行动的一种辅助武器被洪秀全使用得炉火纯青。据后来的历史材料记载，太平军每进攻一处之前，就会以上帝的名义发布谣言，这些谣言的大部分内容异曲同工，首先是上帝派我太平军来人间，目的就是扫平满清妖孽。那么，既然是上帝的旨意，是天意，人类是无法违背的。所以，伪清帝国的守城官员守城与不守，其结果都是一样。有人认为古人受传统束缚的太厉害，追求名正言顺，要符合忠孝礼义。

其实神汉最大的特点就是要信徒奉献自己的灵魂和肉体、绝对的服从，成为神汉的木偶。这不是军事化组织一直所追求的吗？

（二）

拜上帝会是中国清代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吸收基督教教义而成立的特殊基督教组织。拜上帝会属于一神教。在有神论宗教范围内，存在着一神信仰和多神崇拜的区别。

19世纪中期，洪秀全曾专程到广州学习基督教教义，但因其“信仰不纯”而未能受洗。洪秀全受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的影响，在家乡广东花县组织拜上帝教，其后他便自称上帝次子，称耶稣为天兄，并将此作为组织管理农民起义队伍的手段。并模拟《劝世良言》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书，作为该会教义，同时又制定了宗教仪式与会规。

拜上帝会虽曾得益于基督教，但在许多方面与基督教大相径庭。洪秀全以拜上帝会为组织形式，以会员为基本力量，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

拜上帝会坚持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论的基督教和拥有庞大的神真体系的道教，分别是一神论和多神论的典型，在神性观问题上有质的区别。而在太平天国宗教信仰中，天父为独一无他的唯一神、头等信仰，天兄、天王、圣神风等围绕天父构成了次等信仰，洪秀全自称上帝的次子、杨秀清被洪秀全确定为上帝的第三子也位列其中。

“拜上帝教”或“太平基督教”。拜上帝会的首领是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前身。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曾从传教士手中接过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他第四次科举考试落第后，创立“拜上帝会”，声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四处传教，招徕信徒。当时广西地瘠民贫，连年灾荒，饥民处处，“拜上帝会”在当地吸纳了大批信徒。公元1851年初，“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反清起事，建号“太平天国”，参与的信徒约一万人。

1843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统治！

道光十六年（1836年）春天，广州城里正举行府试考秀才。当时，20几岁的洪秀全也来广州参加考试，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位西洋传教士及一位充当翻译的中国人，正在散发一种小册子，洪秀全高兴地接受了九本一套的小书，书名叫《劝世良言》。这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中文通俗读物，其作者是位名叫梁发的中国人。他是基督教新教的首位华人牧师（此人是雕版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撰写了多种通俗性的布道读物）。此书十余万字，其中一半是从当时的中译本圣经（1824年出版的《神天圣书》）中整章整节摘录的原文，另一半则是梁发针对中国的国情阐述的教义，内容涉及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说、天堂、地狱和末日审判说等一些基督教最基本的神学内容。书中特别强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绝对性，而其它一切宗教的神灵、偶像都属于被清除的邪门歪道，若崇拜它们，便将获罪于天。”为了使神天上帝在中国获得独尊地位，《劝世良言》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民间宗教和巫术风水之类的迷信习俗进行了猛烈抨击。

《劝世良言》并非是结构严谨、内容系统的神学著作，其作者写作中所依据的中译本圣经，文字的表述多有不准确之处。尤其是梁发本人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还不很透彻，他的文字水平又不高，所以在某些非常重要教义的传达上也难免有失真走样的地方。如书中对上帝、耶稣和“圣神风”（圣灵）的关系，就没有从“三位一体”的意义上阐明，而给人以“三位三体”的印象。

梁发在中国传统社会环境中长大，他信奉基督教后，也不能尽然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他力求使文章具有“中国味”，不自觉地在字里行间掺入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成分。所以，曾是梁发上司的传教士马礼逊在谈及梁发所写的布道书籍时说：在领悟基督教教义上“实有一些心得”，同时又指出：“其中用语不免染有彼国固有之异教色彩。”

《劝世良言》这一并不是很地道的布道读物，何以在洪秀全身上发生奇效，这与洪秀全特殊的身世经历和心理条件分不开。洪秀全出身于普通农家，寒窗苦读十余年，出人头地的渴望比富家子弟更加急切。他从15岁到35岁先后四次步入府试考场，次次名落孙山。他得到《劝世良言》那年是第二次应考，当时他对这种布道书不大感兴趣，只是将其稍事浏览便弃之一边，继续埋头苦读以图再举。

他第三次应试又失败后，大病了一场，一连40日高烧昏迷，精神恍惚，竟几次觉得游历了天界，遇到种种奇异的事，这就是后来一些文献中记述的“丁酉异梦”。

病愈之后，洪秀全又继续一面做乡塾先生，一面做应考的准备，六年后再次参考仍榜上无名。他处在进退维谷、迷惘彷徨的境地。此时，洪秀全偶然重读《劝世良言》，其感觉与认识同前番浏览时大不相同。书中抨击“儒教”，指斥科举，否定民间鬼神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情不自禁地细读下去，身心渐入神奇灵光的海洋，领悟着“正经大道之圣理”，似乎进入大觉大悟之境。联想6年前病中的幻象，他自信那是上帝召游天庭，大有昔日千疑百惑，今日焕然得释之感。他说：这几本书实为上天赐于我，以证实我往时经验是真确的。

洪秀全决定皈依“上帝”，并按他自己的理解自行洗礼，表示清除罪恶，弃旧从新。“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

洪秀全是在原本没有一点对基督教的认识，也无他人教导的情况下，又是在特殊的情境中，靠自行研读《劝世良言》（此书不能与圣经原文相等）来领悟和接受基督教的，就难免会由于对真理的认识不足而产生偏差，更无法在上帝的道上不偏不离地走下去。洪秀全重读《劝世良言》时，如能及时地遇到能进一步指引他的传教士，他完全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但这种机缘出现时，却为时已晚。

1847年春，洪秀全来到广州的美国新教传教士罗孝全处，据说洪秀全学习基督教知识的热情很高，并要求罗孝全为他施洗。但罗孝全对洪秀全所讲的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莫名其妙，认为他实在缺乏对基督教的真正了解，没有答应。

这次在罗孝全处，洪秀全才有机会读到了中译本《圣经》和其它一些基督教书籍，接触到不少基督教人士，听了他们比较系统的讲道，这使洪秀全大大丰富了“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方面的知识，但这只能被这个投机分子利用来补充和完善它的“拜上帝教”，而难以对拜上帝教按正统基督教的标准进行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了。因此时，拜上帝教已经创立了四年之久，已有了比较系统的教义，这主要从洪秀全撰写的《百正歌》、《改邪归正》、《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中体现出来。在组织规模上也极为可观，并拥有了一批中坚分子。拜上帝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已基本定型了。洪秀全离开罗孝全处之后，回到广西桂平，此时的形势使得拜上帝教急剧地转向被他们的革命所利用的轨道，更断绝了向基督教修正、重新回到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上来的机会。

这次到广西，他发现他的助手冯云山的传道工作逐渐地打开了局面，拜上帝会组织已在桂平的紫荆山区创立起来，并拥有了2000多名信众。受形势的促使，此时洪秀全的思想进入变化的飞跃期，对社会现实不满而产生的反叛因素，被召唤激发出来，并迅速地膨胀。同时又对拜上帝教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使拜上帝教的政治色彩越加明显。在此间写成的《原道觉世训》中他把上帝及其儿女同阎罗妖及妖徒鬼卒分为对立的“正”、“邪”两个阵营，并有以宗教语言影射现实社会的政治用意，突破了他以往著作中纯宗教说教的限制。于是，拜上帝会渐渐从单纯的宗教团体，演变成为政治和军事的组织。在其后建立的政权中，又采取了政教合一的体制。使宗教政治化，政治也宗教化。一位曾到太平天国考察过的传教士这样评论：他们的政体是混杂的，一半政治，一半宗教，其性质似乎同时具有一个属世的政体和一个属天的政体。从实质上说，两者不是平列的，它们以政治为主，宗教为从，政治为里，宗教为表。拜上帝教作为太平天国的国教，渗透到太平天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洪秀全就是沿着这样的一条途径造就了“太平上帝”。

（三）

拜上帝会与太平天国是清朝道光晚年、咸丰至同治初年间建立的政权，创始人为洪秀全和冯云山。洪秀全与少年时代的私塾同学冯云山经过多年传播拜上帝教，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末至咸丰元年（1851年）初与杨秀清、萧朝贵、曾天养、石达开等人在广西金田村组织团营举事，后建国号“太平天国”，并于咸丰三年（1853年）攻下金陵，号称天京（今南京），定都于此。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被湘军攻破，洪秀全之子兼继承人“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虏。同治十一年四月六日（1872年5月12日），最后一支打着太平天国旗号作战的太平军部队，翼王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在贵州败亡。（谢选骏指出：“洪天贵福”，1849年11月23日生，1864年11月18日死，没到十五岁，洪秀全长子。初名天贵，后加“福”字。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日本式样”的别号名字，很不合乎汉人的习惯。洪秀全的“创造性”大体表现在这些地方，这可能与他的“客家人”背景有关。洪秀全没有像慧能那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是故步自封甚至妄自尊大，终取败亡。洪天贵福登极后，玉玺于名下横刻有“真主”二字，清方又误称为“福瑱”。）

太平天国是明清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太平军的足迹先后到过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福建、浙江、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诸省，攻克过600余座城市。太平天国失败后，散布在长江南北的太平军战士向中国人民传布了许许多多充满着理想的故事，孙中山童年时代便以“洪秀全第二”自许，甚至湘军被裁撤之后大部分人参加了袍哥会。

因清朝推行薙发令，太平天国蓄发、披发，故太平军被称作“长毛”，清廷称其为“长毛贼”、“毛贼”、“发贼”、“发匪”、“发逆”等。又因洪秀全籍贯广东省广州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其它的太平军将士亦多起自两粤（即两广的广东、广西），故清廷亦称其为“粤匪”、“粤贼”，平定事件后，清廷命令宫廷画师绘画《平定粤匪图》。民国十八年（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就《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函请内政部、教育部参考酌办，不久正式订立规定，“嗣后如有记述太平史实者，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代以太平军或相应之名称”，从此将“太平天国”、“太平军”等称谓写入正史。

太平天国辛酉11年（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1月26日到2月17日之间，腐朽没落的洪秀全曾实行“改政”。把“太平天国”国号改为“上帝天国”，规定在玺印文字和各种文书内统要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但此事还没有来得及推广实行，洪秀全改变主意，再度实行“改政”，把“上帝天国”改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规定文书、印文都要在原来的“太平天国”四字之上加“天父天兄天王”六字。

广东人洪秀全与冯云山之所以选择在广西举事，源远流长，“广西地方辽阔，群盗如毛，散则为民，聚则为寇，形迹既无可辨，党类几不胜穷。”，特别是广西紫荆山地区，“游匪外滋，土匪内迫。”。从宏观上看，“中国在1840年（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白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一般的贫穷到达了极点，人们正在鬻妻卖子，许多人靠树皮为生。”屡次科举失败并在广州目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洪秀全说：“以五万万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终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6月洪秀全在广东花县莲花塘吸收了第一个拜上帝会员李敬芳，随后少年时代的同学冯云山与族弟洪仁玕参加。粗通文墨的洪秀全打造了一把斩妖剑，并作诗称“天父天兄太平时，保汝处处有饭吃。耕田首先在根苗，杀尽鞑子阎罗妖。”又作“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手持三尺定山河，太平一统乐如何（又作“何如”）。”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劝世良言》中吸取某些基督教教义，后来自行洗礼。是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一带传教，洪不久便返回广东，冯留在广西发展，在当地的信徒日增。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和洪仁玕到广州跟随美国美南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曾要求受洗，但罗孝全不同意洪秀全对以前大病时所见“异象”的见解，并认为洪秀全对教义的认识不足够，洪秀全又要求罗孝全按月付工资给他，被罗孝全拒绝，罗孝全也拒绝为洪秀全洗礼。洪秀全失望之余离开广州，前往广西桂平与冯云山会合。

《太平天国，一个千古骗局》（江桥）说：

相信大家从历史书中得到的关于太平天国的印象是这样的：农民起义，反抗清王朝，反抗帝国主义，提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纲领。

这个形象真是光明无限，又经过无数轮的洗白，反复去挖掘它的正面意义，终于没有多少人了解真相了。

然而，这个波及大半个中国，死亡人数近亿的事件，真的有那么正义，那么光彩吗？

现在有不少历史学家，总是强调太平天国运动要和以往的“农民起义”区别开来，认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

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硬要说，那就是残暴更甚。太平天国崛起有三大原因，一是充分利用了宗教迷信的力量，也就是洪秀全创建的“拜上帝教”，此教不过是洪秀全歪解基督教教义，再结合人造迷信的产物。起点已如此卑劣，还可以称之革命吗？从这点看不过类似汉末的黄巾军。

另一个原因就是，太平军每过一地，则强行征兵带走，焚烧房屋，把许多无辜百姓绑上战船。退路断了，只能拼命向前，寄希望于造反成功。哄骗不行的就胁迫，胁迫不行的就杀掉。所以席卷南方各省，声势浩大，最终占领南京，鼎盛一时。

第三个原因就是彼时清王朝腐败已极，奄奄一息，无将可用无兵可派，最终酿成大患。

咸丰帝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初是派了林则徐去镇压的，可惜这位忠诚爱国的民族英雄那时已经重病在身，刚到广西就病故了。不然太平天国运动极有可能在初期就被镇压，就像千百场小型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样，不会发展成一场大灾难了。

这是双方都意料不到的。

反抗清王朝呢，当然是正义的，但是太平天国也不见得好。《天朝田亩制度》所谓的平均地权不过是一纸空文，从来没有兑现过，纯粹是笼络人心，就和历史上千百次的农民起义一样，推翻一个王朝，自然又会建立一个王朝，受益的是统治者，受苦的是百姓。

反抗帝国主义呢，也很笼统，他们是烧杀劫掠，完全不分青红皂白的。本来呢，《资政新篇》中有资本主义倾向，太平天国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同外国保持和平，先统一全国。

其实外国人本来也想扶植他们，使他们替代掉腐朽的清王朝，但是最后见他们太残暴，又损害外国人的利益，所以中外反动势力就勾结起来了。

太平天国就不见得不反动，如果让他们统一了全国，那可真是中华民族灭顶之灾。他们蔑视读书人，蔑视社会精英，极力毁坏与孔孟有关的建筑和书籍，却对无知纯朴的农民和劳工很好，也对小孩很好，因为便于洗脑。这是思想上的控制。

还有就是实行男女营的制度，男的住一个营，女的住一个营，隔离开来，这是一种军事管制，把基本的家庭结构都打破了，甚至儿子与母亲不得相见，丈夫与妻子也不得相见，否则就是有罪。

这等荒谬绝伦反人类反文明的行为也可谓进步吗？！幸而由于洪秀全等人的贪图享乐，定都南京，未趁势挥军北上，所以中国未受更大的灾难。

可见洪秀全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一个落魄秀才，心生怨恨起来造反，你道他是为了人民造福吗？他只顾自己享乐，把人民只当做战争工具。

《资政新篇》是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写的，彼时他被任命为总理，但并未实施过。我觉得这笔功劳实在不能算在太平天国头上，因为难道你可以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个思想家有好想法，就以此肯定他们吗？一码归一码，这本书恐怕洪秀全压根没看懂，也不会实施。

说来不过一纸空文，是洪仁玕一厢情愿的智慧结晶，却与太平天国何干？因为这根本不可能实施，完全就是画出来的一个大饼。

上面这个一说破，此外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功劳了，所见的只有破坏，破坏，破坏，杀戮，杀戮，杀戮。

也有人说那么它起码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这点不假，但是，你以为中国近代孱弱如此，太平天国一点责任都不用负吗？除了战区中的人民受难，非战区的人民肩上也背了沉重的负担。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十三年间，外国纷纷趁火打劫，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城烧了圆明园，沙俄割走了大片土地。太平天国运动其实阻碍了中国近代的发展，危害甚大，意义也很寥寥。

总之，这是一场领导人动机不纯，手段残暴，波及甚广，危害甚大的农民起义。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农民起义中的跟随者，大家可以发现，起义之初封官许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说得多么好听，成功之后呢？不过是换了一批帝王将相，他们得到了什么好处呢？除非是战斗中劫掠所得，几乎是没有。

（四）

《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后宫制度》说：

太平天国要求平民一夫一妻，规定夫妻不得同宿同房

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就颁布“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的规定对男女进行严格隔离。在急行军时，对“男女”作区分，实行军事化管理实不足怪。可是在打下大片江山后，太平天国领导层并没有因时变通，反而走向了极端，将这种举措推广到整个社会，把天国活生生地变成“军营”。

1853年春定都天京（今南京）后不久，太平天国就宣布“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习士农工商，女习针指中馈，一夫一妇，理所宜然”，明确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度，同时要求男女分开住，并将已婚的男女强行分居。以都城天京为例，全城居民以25人为单位，分别按照性别被编入男馆或女馆，俗称“男营”、“女营”，民女入馆后，“无论老少，呼曰‘新姐妹’，聚二十余人为一馆”。这些被组织起来的民女不得缠足，一律被勒令放足，且不得穿裙，以便于从事削竹签、搓麻绳、挖壕沟、盘粮等后勤劳务；手巧的女子则被编入绣锦衙，其绣花处曰绣花馆，算是上差。男馆则叫师帅、旅帅，其成员则有牌面、牌尾之分，前者为青壮年男子，除在手工衙营务工或运粮搬物外，还随时奉调出征；后者为老人和幼童，主要承担煮饭、打更、放马、割草之类的轻体力活。夫妻也不得同宿，婚娶之事自然就无从谈起。

上述就是太平天国宣扬“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部分真相。其实民众以“兄弟姐妹”相称，看似人人平等，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从事生产的机器而已——情感、欲求被剥夺、家庭被消灭，人已不能称之为人。

太平天国实行禁欲主义，平民只要与异性发生关系，即便过夫妻生活，也格杀勿论

太平天国禁止夫妻同居外，还特别强调“男女授受不亲”。《天条书》第七天条就要求“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洪秀全在永安还专门降诏，吩咐“务宜时时严查军中有犯第七天条否，如有犯第七天条者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太平军禁律则规定得更为具体而又严苛——“犯第七天条，如系老兄弟定点天灯，新兄弟斩首示众。”“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凡强奸经妇女喊冤，定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如系和奸，即属同犯天条，男女皆斩。”

也就是说，太平天国的民众只要是和异性发生了性关系，无论是两情相愿，还是强奸，都是犯下“奸淫”罪，格杀勿论——即便过夫妻生活。

如此荒诞的律令下，咄咄怪事就难免发生。当时有官兵将脏衣服送给民妇洗浣，或者请民妇缝补衣服，但当时这可不算小事一桩，领袖们看来这事“既已私相授受，难免眉目传情，不可不防微杜渐，以儆歪风”，宣布“嗣后如有官兵雇倩民妇洗衣缝纫者，概斩不留；其有奸淫情事者，男女并坐”。再有，男子赴女营探视家人，也一律被挡在门外，不得入内。一则时人记载说，天京女馆“不准男子入探，母子、夫妻止于馆外遥相语”。连家人都不得相见，这不是天荒夜谈。一份太平天国的官方资料，1854年刊行的《天情道理书》亦写道：“即有时省视父母，探看妻子，此亦人情之常，原属在所不禁，然只宜在门首问答，相离数武之地，声音务要响亮，不得径进姐妹营中，男女混杂。斯遵条遵令，方得成为天堂子女也。”

当然，客观地说，严格隔离男女的政策有其积极的一面，既有利于太平军整肃军纪，同时有保护妇女的作用。在攻占南京之初，一名士兵欲强暴某店主的童养媳，因对方不从而用剪刀将其刺死，结果随即就被拿获，“讯明枭首示众”。就连敌视太平军的读书人也不得不承认：“贼禁奸淫最严，淫曰‘犯天条’，立杀，虽广西老贼不贷。”正因为法令森严，具有很强的威慑力，所以，太平军早期的军纪比较严明，强奸民女之事极少发生。

实行禁欲主义与洪秀全的性嫉妒有关，洪秀全将“淫”列为六恶之首

太平天国之所以推行严别男女政策，一方面出于整肃军纪之需，一方面与洪秀全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或态度有关。

洪秀全一直将男女淫乱作为社会病态来批判，这与他起义前的经历有关。洪秀全曾数次赴广州参加科举，当时，广州作为中外商贾云集之地，卖淫业十分兴盛。据载，“广州艳迹，以珠江为最，风月繁华，尤聚于谷阜”。洪秀全耳濡目染，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在早年撰写的宗教宣传品《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列数了世间6种“不正”的行为，强调“第一不正淫为首，人变为妖天最瞋；淫人自淫同是怪，盍歌麟趾咏振振”，告诫“自古善正无异德，只将正道淑其身”，奉劝人们返璞归真，不可“乱常而败伦”。（按：作为上帝的对立面，上帝教中的“妖”具有宗教、政治、伦理三层含义，既指灵界的异教诸神及其偶像（“死妖”），同时又指世间的清朝统治者和拜邪神、行邪事之人（“生妖”）。又，“盍歌麟趾咏振振”中的“麟趾”指《诗经·国风·麟之趾》，该诗描述周文王的子孙宗族皆化于善，无犯非礼。）洪秀全将“淫”列为六恶之首，认为这是人变为“妖”的标志，可见他对淫乱的憎恶程度。尽管其本意是为了针砭当时污浊的社会风气，但起义立国后，洪秀全把思想付诸行动了。

但领袖们广选嫔妃、妻妾成群，与其对平民实行的禁欲主义形成强烈反差

太平天国实行严厉男女隔绝，甚至拆散夫妻的共同生活，但这仅仅局限低级官员和平民百姓。天国的领袖们并不受此限制。他们广选嫔妃、妻妾成群，过着帝王式的淫奢生活，与其倡议的禁欲主义形成了强烈反差。

太平天国内讧。内讧原因之一是特权阶层的权利不一

早在定都天京之前，1851年11月洪秀全在永安降诏宣布：“后宫称娘娘，贵妃称王娘。”即天王的后妃总称“娘娘”，东、西、南、北、翼五王的妃子通称“王娘”。1852年除夕，太平天国便在武昌阅马厂选妃，一共挑选了60名有殊色的少女。定都以后，每逢首义诸王寿诞之日，照例要在城内女馆中选妃。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一书记载：“各王寿则洪贼选妃赐之，谓以酬其功，伪王固辞而受其一。洪贼及贼子寿，则各王选妃进贡，贼亦辞而受其一。选妃法，各军女巡查将本军中幼女，自十二岁至十五岁眉目清楚者，择出十余人，交女军帅装饰，送之检点；检点复于数百人中选择数十人进之伪王。伪王或留一二人，余各令回军。天王亦如是。”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中的说法与此大体吻合，内称“贼伪各王生日，必先逼选民女百余人，由伪丞相蒙得天再选，约需十五人以进各贼。每次天贼六人，东贼六人，北贼二人，翼贼一人，谓天父怜各人劳心过甚，赐来美女也。”选妃搅得民间鸡犬不宁，“号哭之声，呼天抢地。”

到了1855年，洪秀全甚至颁布多妻诏诏令：“今据天旨，朕诏西王可有十一妻，南王可有六妻，至十以下各级官员，毋须争论。……。今允东王、西王各十一妻，自南王至豫王等各有六妻，高级官员三妻，中级官员二妻，低级官员以及其它人等各一妻，自高而低，依级递减，上多下少，切莫妒忌。”诏令严格规定了各级官员占有妻妾的数量，确确实实表明了太平天国各王实行多妻制，并从上而下普遍推及到所有中上级官员，而从侧面看出，当时太平天国领导阶层享受的权利是分等级的。（谢选骏指出：鼓吹平等的共产党也是如此，把自己的干部分成三十个级别。继承和发展了胡虏马克思好逸恶劳、荒淫无耻的的遗志。）

洪秀全拥有后妃88人，“男尊女卑”思想深顽，并不是所谓“先进的中国人”

那么，天王后宫规模究竟有多大？早在1851年春，洪秀全就已经拥有15名后妃，定都后“增补”过后宫，最终达到88人之多。至于各王女眷逐年的具体人数，现已无从考证。

和其清廷比，“88个女人”的确多了些，咸丰皇帝被讥“好色”，后妃不过20多人，后妃最多的清廷皇帝康熙、乾隆，也只和洪秀全的坐拥的差不多。当然，由于当时天王府里似乎没有宫女，“88个女人”既是办事员，又是服务员，考虑到历代帝王宫殿里没名没份的宫女，同样随时可能履行“侍寝”义务，洪秀全的“荒淫”也不能说很过分。

此外，多妻制与荒淫纵欲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或者说因人而异，但两者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由于史料匮乏，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私生活扑朔迷离，令人难窥其详。但有一定可以肯定是，洪秀全的“男尊女卑”思想十分深顽。洪秀全在《天父诗》中给缤妃们定下了无数清规戒律，要求她们“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天王旨到金锣响，立即跪接呼声和。他还规定了所谓“十该打”，凡是缤妃“服事不虔诚，、“硬颈不听教”，甚至“起眼看丈夫”、“眼左望右望”，皆在该打之列。谁在平时多说一句话，也就该“五马分尸罪不赦”。‘天父”是太平天国的最高崇拜者，《天父诗》是天国人士必须遵奉的信条。而在五百多首《天父诗》中，却有四百多首是洪秀全借天父名义来训诫后宫殡妃的。可见，洪秀全本人也沿袭封建帝王的多妻制，其思想与帝王并无二致，更并不是某些人所言是个“先进的中国人”。

“人人皆兄弟姐妹”只不过是幌子，领袖们沉溺女色，为太平天国的覆灭埋下祸根

或许按照当时的标准而言，太平天国领袖们的问题不在于有很多女人，历朝历代一国之君玩女人乃常事，而太平天国的覆灭有着诸多因素，领袖人的沉溺女色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因子罢了。

金田起义的口号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

但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太平天国的婚姻政策上下有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其所谓“人人皆兄弟姐妹”只不过是幌子，而这种做法着实有损民心。一名曾经身困城中的士子就此愤愤不平说：“夫妻相处亦为奸，惟逆贼逼夺民女则不犯……贪淫贼之本心，但禁人而已。”就连杨秀清也在诰谕中承认，天京民人“以为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以至于“嗟怨之声，至今未息”。覆灭的种子早已埋下。

领袖们贪图女色，也让太平天国政治日趋腐朽，造就了内部更加森严的等级制度。太平天国的地方官员为了取悦上级不惜进献美女。1853年，常熟、昭文二县“贼尽搜其妇女、货宝而西，陆续送江城。”1860年，在苏州“取美女七百余置诸舟，送金陵，备伪天王妃殡用，曰贡女。每岁一贡，总计凡四贡’，另外，各地乡绅为了活命，被迫将妻女或乡邻美女进献太平军官员。1855年，安徽高淳湖西乡民将许叔平的妻子进献。1860年，姚济家乡一位“文士某”‘以己女进献”，并胁迫乡邻二女一起进献给一王姓太平军头目。

（五）

太平天国是一个骄奢淫逸的邪恶集体，其根源在于它信仰的是邪恶的敌基督。

《洪秀全主义的来龙去脉——读英人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谢选骏）说：

2000年，是“太平天国”运动一百五十周年，也是“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这两个运动虽然形式不同，但都与基督教在华史，发生了直接的乃至深入的关联。因此当这岁末年关的日子，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与上述历史遗产的关系，是可以激发某种历史感的。

（1）

从小就对“太平天国”的史迹饶有兴趣，不仅因为我们背负的共产党统治与太平天国有许多相似，更因为那时流行的影射史学、对号入座，给太平天国研究制造了种种障碍，加倍刺激了我的好奇。可能是对史学太感兴趣，竟忘记了当时大环境的险恶，我竟然糊里糊涂给上海某著名大学写了一封信，询问有关史学问题。结果此信被转给我的工作单位，并附带警告，说是应好好教育此人安心工作，接受大学教育必须工农兵推荐云云。

可怜被警告的人那时才十七八岁，更可怜史学梦想至此如毛泽东笔下的昆仑山，被裁为三截。至今还记得单位领导语重心长对我说，“你太年轻了，和我当年一样，不要乱想了，以后慢慢习惯了这些，忘了它，就好了。”

但我还是迷恋洪秀全和他的事迹，视之为人生的典范。慢慢的，我终于相信历史的法则乃是“一将成名万骨枯”，而为了一将的彪炳历史，万骨的枯死是必然的，不仅是“必要的恶”，而且甚至是美丽的，正如一位老人告诉我的，“牛栓在桩子上也会老的”，与其白白死掉，还不如为巨大的火焰添加燃料。而如果否认这一点，其实不过是更深地陷入这一点，或是病入膏肓，或是讳疾忌医……那时，我对“革命”的理解大抵如是。

（2）

对太平天国更深入的兴趣，是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之后，想全面了解“基督教在华命运”。我十分奇怪，西方基督教国家为什么没有像苏联全力支持毛泽东的革命那样支持“洪弟兄”，反而以极复杂的心情，配合拜偶像的满清政权镇压了兴旺一时的拜上帝会。读罢英国人呤唎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注），似乎有所领悟。

此书内容广泛，从拜上帝会的缘起到英、俄等国的对华政策等，分为二十六章，1866年在伦敦初版，近五十万字。作者呤唎（A..F.Lindley），1859年夏天以英国海军下级军官的身份来到香港，不久辞职，贩卖军火给太平军，并进入洪营，帮助招募外籍军队，甚至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他十分同情太平天国革命尤其后期领袖李秀成，这使一些中立的学者，不把此书视为客观的记录，而视为公开的辩护，甚至作者本人也并不讳言这一点。但即使如此，他也披露了一个基本的窘境：洪党一方面因为推行激烈的反传统政策而使中国民众恐慌，这种恐慌最终使得大多数汉人宁愿屈从满人也不愿追随洪党；另方面洪党则因严重的异端倾向而使外国基督徒疏离，这种疏离最终导致更深的敌意。

洪秀全的失败与毛泽东的成功，可能是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社会演变中对比最鲜明、影响最深远的事。究其原因可能有三大项：

第一，洪的革命是自发的，虽是受到福音的感召，毕竟与外国势力格格不入；毛泽东的革命则是共产国际输入的，尤其配合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十月革命、日本侵华、二次大战、美苏冷战），故无往不利。

第二，洪的集团封闭性特强，除了意识形态，非两广人不能进入领袖集团的地方主义也是致命伤。毛泽东的集团则较少地方性，这与它的国际背景有关。也因为如此，中苏决裂后的毛泽东党政治，则日多地方主义。

第三，洪的革命所面对的是没有分裂的西方世界的一致反对，毛泽东的革命则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和美欧国家的中立旁观。

而这三大项都可归结为国际因素，即，洪党因缺乏国际支持而失败。呤唎对此十分纳闷且义愤填膺：“这是难以理解的。传播福音的牧师为什么对于那些承认基督教的人们毫无同情，不把他们视为兄弟，还剥夺了他们成功的基本要素？”

（3）

其实原因很清楚，总的说来，西方基督徒对于拜上帝会的厌恶，要超过他们对于拜偶像留辫子的满洲政权的厌恶。这是因为他们对异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厌恶，往往大于异教徒。尤其耶稣说过，什么罪都可以赦免，唯有亵渎圣灵的罪不可以赦免。相比之下，异教可以不涉及圣灵，而异端却很难不涉及圣灵，例如，拜上帝会具有以下的亵渎圣灵的特质：

第一，有意混淆中国古代的“皇天上帝”与基督教的耶和华神之间的区别，不仅在名号上，而且在至关重要的位格上。从而达到篡改上帝本质、提高自己发言地位、神化洪党领袖的目的。

第二，以基督教的名义简单粗暴地破坏中国传统上层文化（儒释道各家），但同时大力引进底层社会萨满教民间迷信（如降神，扶乩，大拜拜），用领袖人物神志不清时刻的昏话大话，冒充圣经上帝的圣言。

第三，抹煞耶稣基督的救恩，把他说成是洪秀全的哥哥，从而要耶稣基督为洪在夺取政权中的全部暴行背书。

第四，披基督教之皮，行《周礼》之道。等级制度之繁琐严酷，三宫六院之千奇百怪，比满清异族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用基督的平等爱人的精神，来包装自己贪得无厌的小人得志。

第五，洪秀全等领袖人物完全神化，没有提出他们的罪性，反对偶像崇拜的拜上帝会因而沦为洪秀全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是比佛教、道教更厉害的偶像崇拜，崇拜活生生七情六欲的人。

第六，以军政机构取代健全的教会组织，军事行动取代了爱的出发点，从而把社会革命变成简单的杀杀抢抢，把铲除腐败行为变成财产权力的重新分配。

第七，编造假见证。拜上帝会的重要人物经常声称他们见到异象或是听到上帝对他们如何说。他们后来的遭遇说明，这些神迹要么是他们自己撒谎，要么是他们变相指控上帝撒谎。

（4）

上述特征在神学上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亵渎圣灵”。在社会心理学意义上，则可以做另一比对观察。观察结果显示，上述特征不是孤立的，甚至牢牢存在于当代。试举几端：

第一，基督教工具化。有不信耶稣甚至没有领洗，却急于参与组织教会活动。这样做并非出自属灵的感动，而是要达到信仰以外的社会目的。还有人好像信了耶稣，却宣称基督教救国论，基督教福利论，基督教民主论，基督教社会改革论，与毛泽东利用社会主义夺权，来“改造中国”实现个人梦想，异曲同工。

第二，称基督教古已有之。犹太人有耶和华，中国人也有上帝；西方人有耶稣基督，中国也有类似耶稣的圣人。

第三，基督教征服论。以基督教做为教化他人的方法，自身却不同等反省认罪，反以福音使者自居，其实乃师承儒释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自圣权术。

（5）

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署名“特克西纳”的文章，《谈对上天的崇拜与中国人的信仰》。该文谈到作者国庆节的时候去了趟北京天坛，“心中顿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为什么呢？原来，作者认为，“古代的中国，对天的崇敬与畏惧曾经是一种怎样的虔诚啊！制造巨大的宫殿来放置上天与诸神的牌位；陈列最好的铜器来搁置牺牲；不惜用最肥美的牛羊做为牺牲；制订繁琐的章程来组织祭祀……孔子说得好，不是在乎那些牛羊啊，在意的是对上天的那份虔诚啊！”

作者悲叹：“可惜，场面宏大的祭天，我们看不到了，没有人想去祭天了，因为天在中国人的心中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快离开天坛公园的时候，我看到了上天的牌位，在昏暗的屋子里，那布满灰尘的牌位，上面写着的是‘皇天上帝’……不论他的子民怎么对他，上天还是像几千年前一样，他将注视着我们这些活着，变化着的人们。”

这种怀旧情绪表明，洪秀全主义的温床可能还在我们现代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藏着！然而，中国皇帝祭拜的皇天上帝，与基督徒的上帝，是不可混同的。正如北京的天坛并不是敬拜永生神的教堂。若以前者（皇天上帝、天坛）指称为后者（耶和华、教堂），就是本文所说的“洪秀全主义”了。洪秀全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混合主义的产物。

（6）

而混合主义的产物，也是没有生命的。这不是我们自己说的，而是耶稣基督说的。“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马太福音9:16-17》）

由此可见，既然是新酒，就不宜装在旧皮袋中。否则，一方面旧皮袋破裂，一方面新酒变质。还会使人们以对旧酒的成见来看新酒。

不可否认，基督教乃是福音与民族文化的结合，故不同民族乃有不同的基督教派。如，早期教会有犹太人背景，东正教先有希腊文化、后有斯拉夫民族的背景，罗马公教有拉丁文化的背景，中国为列强的公共殖民地，是各国竞相传教的对象，再加上“本色化”的作用，故教会势力虽然不大，但教派的复杂程度已是应有尽有，思想的混合、信仰的歧异似乎也在所难免。正因为基督教乃是福音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洪秀全主义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要是对上述基于民族文化背景的联系视而不见，倒是奇怪的了。

（六）

最后说说洪秀全父子的黑暗故事。

“洪天贵福”，1849年11月23日生，1864年11月18日死，没到十五岁，洪秀全长子。初名天贵，后加“福”字。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日本式样”的别号名字，很不合乎汉人的习惯。洪秀全的“创造性”大体表现在这些地方，这可能与他的“客家人”背景有关。洪秀全没有像慧能那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是故步自封甚至妄自尊大，终取败亡。洪天贵福登极后，玉玺于名下横刻有“真主”二字，清方又误称为“福瑱”。

《洪天贵福：末代天王的悲剧一生》（2008/10/28周显亮刘晓晖）说：

从1851年到1864年，太平军纵横大江南北十数年，太平天国的事迹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了，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太平天国还有一个末代天王——洪天贵福。

长于“天堂”

1849年11月23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九)，洪天贵福出生在广东花县官禄埗村，生母名叫赖莲英，也就是后来洪秀全的“又正月宫”。大凡著名人物出世，总会伴有奇异的现象，诸如红光映天、满室异香等，洪天贵福也不例外。据说他出生时，有群鸟栖于屋顶，鸣叫数日不散。后来太平天国便将此事隆而重之记载于书，称之为“万鸟来朝，早征幼主降生之瑞”。

当时，洪秀全正在广西，家中事务委与族弟洪仁玕(后来成为太平天国的干王)打理，因此给孩子起名的事情也落到了洪仁玕肩上。洪仁玕预备了一些纸条藏于竹筒之中，以火钳抽签，得到“天贵”两字，于是洪天贵福开始的名字就叫洪天贵。后来，洪秀全将其名改为洪贵福，再后来又改成洪天贵福。

太平天国的旗号举起后，洪天贵福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以婴儿年龄成了太平天国的幼主。随后太平军跳出广西，如蛟龙入江，直下南京，南京变成了太平天国的天京。洪天贵福结束了他婴孩时期的：奔波，从此就在天京这个人间小天堂中度过了从孩童到少年的十几年时光。直到1864年天京城陷落，洪天贵福被迫仓皇出逃，这时他已经是残破的太平天国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据洪天贵福被捉后供称，这十几年中，他从来没有出过城门。很有可能的是，洪天贵福连宫门都没有出过。若非如此，洪天贵福在外逃过程中以及被捉后也不至于那般张皇失措、颠三倒四。

之所以如此，全都出于洪秀全的独特教育观念和各种奇思妙想。

6岁时，洪天贵福开始读书，但是他的启蒙老师并不是博学鸿儒，而是比他大10岁的同父异母姐姐洪天娇。原因很简单，洪秀全不能看到有别的男人进出自己的后宫。后来洪秀全还给洪天贵福写有《十救诗》，包括“妈别崽”、“姊别弟”、“哥别妹”、“嫂别叔”等内容，告诫洪天贵福“遵此十救诏习炼，上天常生福长悠”，严防男女混杂，所谓防患于未然。

至于学习的内容，洪天贵福先后读过太平天国刊行的《十全大吉诗》、《三字经》、《幼学诗》、《千字诏》、《醒世文》、《太平救世诏》、《太平救世诰》、《颁行诏书》，这些不过是解释拜上帝教的基本理论的一些低级读物而已，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书籍，洪秀全将其斥为“妖书”，严禁洪天贵福接触。进入天京城后的洪秀全志得意满，动辄“爷哥朕幼坐天堂，永普照万方万洋”。(洪秀全自封为上帝之子，此处“爷”指上帝耶和华，“哥”指耶稣，“幼”指幼主洪天贵福。)既有上帝和耶稣保佑，又何必费心学习别的知识

于是在这个“人间天堂”里，洪天贵福按照洪秀全的奇思妙想按部就班地成长着，9岁时洪天贵福就有了洪秀全给他安排的4个妻子。

末路穷途

好景不长，1856年天京事变，昔日兄弟手足顿成仇寇，天京城血流成河、腥气冲天，石达开也愤而出走，带走大批精兵锐卒，太平天国形势急转直下。李秀成、陈玉成、洪仁玕等人临危受命，虽有回天之愿，终究独木难支，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到了1864年，温室中长成的洪天贵福终于必须出来经历风霜了。

6月1日夜，洪秀全病逝，6月6日，时年16岁的洪天贵福继位，称为“幼天王”。当时天京城破在即，这种局面根本就不是洪天贵福所能够应对的，一切朝政系信王洪仁发、勇王洪仁达、幼西王萧有和及安徽歙县人沈桂4人执掌，洪仁达并管银库及封官钱粮等事，兵权由忠王李秀成总管，就连诏书也是他们做好了交给洪天贵福颁布而已。

一个多月后的7月19日午后，湘军轰塌天京太平门城墙20余丈，蜂拥而入。在宫楼上的洪天贵福望见湘军入城，丢下妻子就跑，后被李秀成派来的人接入忠王府。当天夜里，忠王李秀成、尊王刘庆汉等率千余人假扮清军，护卫着洪天贵福从太平门缺口处突围。

突围的人还没有全部冲出，湘军就发现了异常，随即截杀过来。危急时刻，一心为主的李秀成将自己的好马让与洪天贵福，结果因混战与幼天王失散，不久被俘。尊王刘庆汉拼死杀出一条血路，洪天贵福等人才得以脱身。

7月31日，洪天贵福一行人狼狈逃至皖南广德。众人商议后，决定前往江西抚州、建昌与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会合，然后取道湖北进军陕西，再图大业。8月末，洪天贵福、洪仁玕等人开始按计划向江西挺进。

这时，这支太平军尚有十二三万之众，不料没走多远，重要支柱堵王黄文金便在宁国中炮身亡，太平军士气更为低迷。面对清军的围追堵截，十几万的太平军败多胜少，伤亡惨重，士卒越打越少。9月28日，太平军在江西湖坊一带再受重创，誉王李瑞生被擒，王宗谭干元、谭庆元等倒戈。

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似漏网之鱼，10月9日，太平军残部行至石城境内杨家牌，人数已不足万人。当夜三更时分，清军席宝田部追至，太平军猝不及防，四散溃逃。洪天贵福与干王洪仁玕走散，惊慌之中跌入一个深坑，暂时逃过一劫。

待清军过去后，惊魂未定的洪天贵福躲进了山中。据洪天贵福自己供称，在山上饿了4天之后，一白衣无须老人给了他一个茶碗大的面饼，而后忽然不见。靠着这块饼，洪天贵福在山上又多藏了两天，白衣无须老人却没有再出现，不得已只好下山。

下山后，洪天贵福来到一户唐姓人家，谎称自己乃湖北人，姓张。唐姓人家收留了洪天贵福，让他帮着割禾。在这处人家里，洪天贵福呆了4天，期间碰巧得机会将自己的头发剪了。再次上路的幼天王就跟没头的苍蝇一样，根本就不知道该往哪走，数次撞在清兵手里。10月25日被押入席宝田部兵营，终于身份暴露，结束了自己的游历行程。

残梦幻灭

紧接着，11月3日，洪天贵福被押解到江西省会南昌，南昌府知府许本墉和沈葆桢分别对他进行了提讯。

自被俘之后，洪天贵福相继在席宝田大营、押解途中和南昌留下了多份亲笔自述、诗句和口供。除了提供了一些珍贵史料外，其表现出的懦弱无知和卑躬屈膝足以令人目瞪口呆。

在江西巡抚衙门受审时，洪天贵福将太平天国的事情统统推在洪秀全和洪仁玕、李秀成等人头上：“那打江山的事都是老天王做的，与我无干。就是我登基后，也都是干王、忠王他们做的。”并借机表达了自己愿作大清顺民的殷切希望：“广东地方不好，我也不愿回去了。我只愿跟唐老爷到湖南读书，想进秀才的。是实。”

这里提到的唐老爷名叫唐家桐，湖南人，奉命押解洪天贵福到南昌。显然在押解过程中，唐家桐对洪天贵福诱之以利、动之以情，哄骗洪天贵福乖乖招供。洪天贵福不过是一个从没出过大门的无知少年，哪里能是唐家桐的对手，他将唐家桐视作可信赖可依靠之人，于是唐家桐变成了他的“老爷”和“哥哥”：“我先是幼天王，今是跟老爷的人。我做唐老爷弟弟。我年轻，道理我有些不晓，望大人老爷怜我年幼，莫怪我。今蒙唐老爷待我甚好，我就放心了。”

不仅如此，洪天贵福还给唐家桐写过几首打油诗，其中一首写道：“老爷识见高，世世辅清朝。文臣兼武将，英雄盖世豪。”另有一首稍长些，内容却也更为荒唐可笑：“跟到长毛心难开，东飞西跑多险危。如今跟哥归家日，回去读书考秀才。如今我不做长毛，一心一德辅清朝。清朝皇帝万万岁，乱臣贼子总难跑。如今跟到唐哥哥，惟有尽弟道恭和。多感哥哥厚恩德，喜谢哥恩再三多。”

与其说洪天贵福做的是美梦，还不如说是一个残梦。清政府自然不会放过洪天贵福，哪怕他能力再低下，再卑躬屈膝。江西巡抚沈葆桢便说道：“洪福瑱(清政府把洪天贵福的名字误传为洪福瑱)黄口小儿，无足介意，惟洪秀全窃号十有余岁，流毒十有余省，遗孽犹在，则神奸巨憝倚其名号，足以挥召群凶。”

于是洪天贵福这边做着残梦，那边清政府已经磨刀霍霍了。就在洪天贵福写完“跟到长毛心难开”这首诗的第二天，即1864年11月18日，这个一心想去湖南读书做秀才，一心想20岁再娶妻的年轻人被绑赴市曹凌迟处死，时年16岁。

谢选骏指出：洪秀全的儿子是洪秀全一手培养的，因此就是洪秀全内心深处的镜子，可以帮助后人知道一个真实的洪秀全，原来是这样一个下流胚子。（另起一页）

十七章

同治年间伊斯兰国

（一）

同治陕甘回变（1862年－1873年），是于19世纪清朝同治年间发生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场大规模的种族与宗教屠杀。这次战争的起因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导致西北防务空虚，当地回民伺机叛乱以期建立政教合一的纯伊斯兰国，战争主要表现为回民对非穆斯林百姓的种族清洗。同治回乱自1862年起直至1873年结束，持续10余年后才被左宗棠部完全平定。

这场战乱除了在陕西及甘肃外，还波及宁夏、青海及新疆，对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和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史料显示，陕甘两省共损失人口总数超过2,000余万人。

战后，清廷将许多战败的回民叛乱者强制迁移到西部更偏远的山区和土地贫瘠的地方。

历史背景

咸丰六年（1856年），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推动下，滇西爆发了回、汉、白、彝各族人民的反清运动，回族杜文秀被推选为“总统兵马大元帅”。亦称回乱，其中杜文秀攻占大理，杜文秀任大元帅，辖属由回族、汉族、黎族、白族组成的18大司。亦传杜文秀本人意图在云南建立伊斯兰苏丹国（实际上当时杜文秀政权邀奉太平天国为正统，有大司马、大将军、大司空的汉家管制）。大理政权末期，杜文秀义子刘道衡（实际上只有大理城被围后刘道衡和英缅当局进贡给英帝国的名表中才有这一称呼，并未发现杜文秀本人有苏丹名号的任何直接依据），曾以苏丹亲王（刘道衡在大理城被围后曾以此名号出使英国，路上大理城即被破，杜文秀本人并不知道刘道衡出使英国的事项，因为早就被围城。杜文秀本人留下的印章和署名都是兵马大元帅，从未出现苏丹称号。）的名义赴伦敦，向英国女王献表求助，但被英帝国拒绝（时下，太平天国已经彻底被西方放弃，英帝国已经和清廷做好了交易）。期间清廷平定回乱，刘道衡滞留缅甸。云南回乱（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云南多民族叛乱，因为参与者不仅仅是回族，汉族、黎族和白族都占有相当比例）迅速波及到贵州、四川，乃至回民聚居的陕甘。云南回民头目任武在这时前往陕西鼓动宣传。

清廷压迫

清朝同治年间，西北的官僚和地主对西北人民施行沉重的田赋附加的剥削。清代的田赋附加，起于康熙六十一年，当时每正赋银一两之上加征“耗羡”二钱，以为政府办公费和官吏津贴之用。乾隆年间，加征“平余”，巧立名目，摊派重叠。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正赋一两之上，“正耗”、“平余”加至一两五六钱之多，换言之，实收的田赋增加到了正规田赋的160%。陕西田亩，除了民田之外，还有元明时期留下来的“屯卫田”、“更名田”，都是官产，农民种官田者，必须缴纳“本色”、“样粮”、“土粮”、“余粮”等，仓吏收租时，巧立名目，把十多个项目摊入租赋之中。在同治年间以前，以永丰、敬录两仓道来说，每年政府收入的征粮不过十八万石，而官吏对纳粮百姓的剥削量就有二十几万之多。贫苦农民，无论回汉，已经无法生存，还有忍受附加之外的差徭。西北地区，清代一直战事不断，自从统治者发动新疆、西藏、金川、镇压白莲教等战役以来，兵差特别繁重，例如乾隆二十年，为供应索伦锡伯军队过境，陕甘八个州府供应的军需物资，派遣了一万一千九百头马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对内需要筹措大量军费镇压各地农民起事，因而对农民的苛捐杂税更为加重。陕西地区，在回民暴动之前就爆发过两次农民运动。第一次是咸丰六年（1856年），渭南县渭河以北的农民，反抗盐课摊派而“交卸农具”，它是类似工人罢工的消极反抗办法，后来很快就被官府瓦解；第二次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临潼县李桥人杨生华号召村民起义，渭河以北几个大镇都参加了，与官兵相持数月后失败，杨生华全家被杀。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割地赔款，财政负担加重，开始加剧了赋税和徭役。自太平天国蹂躏江南以来，清廷丧失了最大的财政来源，财政压力就被转移到了北方。随着咸丰末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直隶遭受威胁，河南山东捻军的爆发以及云南贵州等地回民战争的加重，其财赋之压力更转移到了西北及山西等地。陕西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地区，被视为饷源所在，成为清政府以镇压太平天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主要基地之一。《清实录》记载：“此时京饷及各军饷粮，均赖山、陕西省接济。”湖北巡抚严树森说：“陕西为财赋之邦，西、同、凤三府又为精华荟萃，近年用兵各省，皆借陕西协饷聊以支持，即京饷巨款亦多取盈于此。”

陕西防务空虚

当时南方和中原发生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陕西清军大部奉调南下，陕西清军空虚。

当时前江西巡抚张芾因母亲去世，丁忧在家，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与捻军进逼陕西，清廷起用张芾协办团练抵御。因陕西秦家寨回民被汉民团练等屠杀，并传言留下“秦不留回”的传单，引起陕西回民恐慌，一时间民情激愤。而太平天国被清军剿灭后，清军率领精锐击败了以回民为主的云南叛军。云南叛军曾邀奉太平天国为正统，首领杜文秀自封兵马大元帅，高举兴汉除满大旗，临时都城设在滇西重镇大理，下辖回、汉、黎、白等民族组成的18大司。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军主力开往云南，云南部分叛军见大势已去随即投降。清军包围了叛军都城大理，杜文秀深知罪大恶极，为保全城父老不被屠杀，服下孔雀胆出城投降，被斩首。随后，清军屠杀了大理城十多万降兵和家属，其中绝大部分是回民。从云南逃到陕西的任武，错误的认为秦家寨惨案只是开端，清军在效仿大理屠城的先例，正在调兵来陕西，此时只是佯装安顿陕西回民不要起事。回民起事初期，陕西籍的张芾在当地素有声望，遂自告奋勇，亲身调解回汉冲突。他点名要回民头目任武出面，任自当时发生回变的云南来，率领回众绑架张芾，并声称在张的坐轿发现“秦不留回”的传单，将张芾杀死，又为消除回民疑惧，杀死自己的妻儿。新老教派的教宦门阀也趁机纷纷起事。

叛乱过程

圣山砍竹是发生在回变前夕的一次严重的回汉械斗。旧史籍认为战乱是由砍竹事件引起的。“四月发贼从大峪出，渭邑（渭南）赵权中曾募回勇五百防刘峪口（在华县南），至是溃逃沿途滋事，经圣山村砍竹，瓜坡斗殴，回勇赴州控诉，濮公（华州知州濮尧）询其理屈，堂谕：‘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快头秦英回民也，忿忿下堂谋变益亟。”巡抚瑛棨奏折中也称：“查此次汉回起衅，由华州回民购买竹杆，因汉民增价居奇，互相争闹，遂致毙伤回民。”

乱事扩大及清军反攻

1862年五月张芾被回民杀害后，回民武装发展迅猛，于1862年6月底围攻陕西省城西安。同年回民马占鳌、马桂源、马文禄等各自在甘肃（省境包括今宁夏、西宁市）境内起兵，哲合忍耶派教主马化龙也在金积堡（在今宁夏吴忠市境内）起兵。1862年五月，清廷命令多隆阿督办陕西军务，可是多隆阿的部队在途中被太平军所阻，清廷于是另派胜保带兵入陕。胜保被回军击败，却谎报战胜，清廷只好再命多隆阿进兵陕西。多隆阿于十一月抵达潼关后，胜保就被清廷解职及逮捕回北京审讯，由多隆阿负责在陕西与回军作战。1863年二月，多隆阿攻占回军在同州的两个重要据点羌白镇和王阁村，九月攻占苏家沟和渭城湾，杀死敌军一万七、八千人。至此陕西回军被迫向甘肃撤退。多隆阿又攻击当地“顺天军”蓝大顺部，1864年4月1日，多隆阿收复盩厔，进城时遭流弹击中，延至5月18日伤重不治。

回民起事后，大量汉民从乡间逃入有清军和民团防守的城市逃避杀戮。1863年正月，回军攻陷固原城，“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1863年八月，回军攻陷平凉府城，“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数十万”。1863年十月，回军在宁夏府城屠城，“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同月马化龙的回军进攻灵州城，有城内回民作内应而攻陷灵州城，“屠戮二万余人”。同年巩昌府“城内回民二千余人，俱为汉民杀尽”。1864年二月，回军攻陷渭源县城，“屠毒生灵以数万计，满城官员皆死之。”

胶着

多隆阿死后，清廷任命杨岳斌为陕甘总督接手镇压回军。陕甘地区此时除了战乱更有旱灾，境外接济又不足，当地清军粮饷短缺，多次发生哗变，杨岳斌无法解决问题，遂于1866年请辞，清廷改派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

1866年，回军攻陷靖远县城，“汉人死者男妇约十万”。1867年四月，回军攻陷合水县城，“人民杀毙饿死者十有六七”。

回军败亡

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后，认为“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左宗棠首先进攻捻军，1868年西捻军被平定后，左宗棠回到陕西进攻回军。有鉴于前任杨岳斌因粮饷不足而一筹莫展，左宗棠计划推行屯田，以及从外地买粮运入陕甘。左宗棠的军队大量配备西式枪炮，是后来成功消灭各地回军的重要原因。左宗棠派刘松山进攻陕北，1868年十二月，刘松山军击败以陕北为根据地的汉人武装董福祥军，董福祥遂率领部众逾十万人归降，刘松山择其精锐编成清军三营加强兵力。

陕西

陕西回民武装在甘肃东部成立了“十八大营”，反击陕西。1866年回军退守甘肃。陕西回军马正和、白彦虎等部以董志原（今甘肃宁县）作为主要根据地，总兵力约二十万人。1869年二月，左军攻占董志原，收复庆阳，是役回军损失超过二万人，至五月已肃清陕西境内的回军。陕西回军向甘肃北路回军马化龙部的根据地金积堡撤退。

宁夏

左宗棠派刘松山从陕北向金积堡进军，追击陕西回军，另派雷正绾等从董志原等地向固原进军作为支援。马化龙在1866年向清朝请降后，仍然保留武装，继续经营以金积堡为中心的地盘，并援助其它回军。左宗棠认定马化龙不是真心归顺朝廷，马化龙也知道左军不怀好意，亦增购军火弹药和加强防御工事备战。1869年八月，刘松山进攻灵州一带的回军。马化龙此时面对清军逼近金积堡，代陕回求和不成，又重新反叛。1869年九月，马化龙的回军在灵州屠杀汉民十余万人，而汉民的财产及妇女被回军据为己有。同月刘松山攻占灵州。刘松山继续向金积堡进攻，遇到抵抗清军的回民堡寨时，经常在攻破后即不分军民全部屠杀。

1870年正月，刘松山战死（一说在接受回军投降时被刺杀）。回军乘机反攻，再进入陕西境内。清廷命令李鸿章协办陕甘军务，增派淮军二万多人入陕西。左宗棠起用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接掌刘军，继续进攻金积堡。1870年三月，陕西境内的回军又被肃清。

1870年五月发生天津教案，李鸿章被召至天津善后，及后更出任直隶总督，淮军也从陕西撤走，镇压回军之事由左宗棠继续。在清军的封锁下，金积堡粮食短缺，遂放出平民向清军投降以减少粮食消耗。1870年十一月，坚守金积堡多时的马化龙粮尽援绝，向清军投降。马化龙投降时承诺交出全部军械，其后清军在金积堡内掘出马化龙私藏的大批洋枪，左宗棠因此在1871年正月处死马化龙，并杀死他的亲属及部众约二千人，其它投降回民则被分开押往不同地点安置。

河州

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陕西回军残部从金积堡逃到河州，后来再逃到西宁。1872年四月河州回军头目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

西宁

左宗棠下一目标是盘据西宁的马桂源、马本源兄弟。1872年十月，清军收复西宁城。1873年二月，马桂源、马本源被俘，后被处死。以白彦虎为首的残余回军被迫退出青海。白彦虎逃到新疆投靠阿古柏，后来又逃至沙俄并最后死于俄国。

肃州

1873年九月，甘肃西北部肃州回军首领马文禄在坚守肃州城两年后也接近粮尽，向左宗棠投降。肃州城曾经有汉民三万余人，经历回军杀害精壮、掳掠妇女后，到清军收复时只剩下老弱者一千多人。左宗棠在同月处死马文禄，清军并杀死投降的回军一千多人及城内除老弱妇女外的残余回民数千人，同治陕甘回变就此告终。

清廷的善后措施

清政府在严厉镇压回民暴动的同时也对放弃武装的回民进行一定安抚绥靖处理，其目的是为了维持陕甘地区稳定，防范回民再次暴乱。其善后措施主要有：

左宗棠安置投降回民时，把他们与汉民分隔安置，避免回汉杂居，并且分散安置。清政府限制被迁移的回民不得迁回原居地，回民如需远行，需要向官府申请“路票”，限期返回。

马化龙降而复叛，终为左宗棠所杀。马占鳌因为在“新路坡”战斗中打死了左宗棠悍将傅先宗、徐文秀，并使进驻新路坡的四十营湘军全部溃散，一战成名。战胜后的马占鳌派自己的儿子马七五等十名战将的儿子——“十少爷”，赴定西左宗棠中军大营请降。接下来，马占鳌、马海晏等十二名首领亲赴兰州，夜宿在锈河沿清真寺。在去见左宗棠时，马占鳌还专门身带铁锁，以示负荆。而左宗棠不但去了他的夹锁，还与他彻夜长谈，夸他“明大义，懂军事”，为马占鳌网开了一面，没有像其它地方一样进行严厉的善后。

从此，马占鳌换来了西北马氏七、八十年的“世袭军阀”，马家军左右中国西北政局一直到1949年才结束。第一集团就是马占鳌和他的后人马七五（左宗棠亲自为马七五改名为马安良）、马廷勷，三代三人。第二集团就是马海宴家族，他的后人马麒及马步芳、马步青，三代五人，成为“青马”，世代镇守西宁。第三集团就是马千龄家族，成为“宁马”，他的后人们就是马鸿宾、马鸿逵。

主要影响

这场战乱极大地改变了陕甘两省的民族分布。在战争中，回民和汉民互相屠杀。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战争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此时的甘肃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地区）全省人口总数约为1900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约1400万人，两个民族都遭受严重损失。损失比例为74.5％。陕西人口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1394万，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五年（1879年）的17年间锐减至772余万，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大约占战前人口总数的44.6%。17年中，因战争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约有520.8万，在全部损失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3.7%，而灾荒期间损失的人口不过101.2余万，占全部损失人口的比例仅有16.3%。回民在这次战乱中的损失也相当大。战乱过后，陕西省原有的约200万回民最后仅剩下西安城内和陕南的2-3万与其它6万余安置于平凉、凉州的投降人口。甘肃省回民在战争中死亡失踪超过十分之八的人口，汉民也死亡失踪近十分之七。一部分回民大约5000人随白彦虎逃至俄国，演变为今天的东干族。

人口对比

战前陕西省人口总计1300多万，其中汉民1100多万（约占总人口的82%，在关中、陕南、陕北均居多数），回民约200万（约占总人口的15%，在关中地区时有民七回三的局面，但在陕南、陕北则少得多），其它民族数十万（约占总人口的3%）。战后人口为700多万，死亡失踪人口达600多万，其中汉民死亡失踪人口400多万，回民死亡失踪人口约190万（战后全陕只有西安城内约3万回民）。

战前甘肃省人口约1900万（当时甘肃包括现在的甘肃、宁夏、青海东部），其中汉民1100多万（约占总人口的60%），回民约700万（约占总人口的36%），其它民族数十万（约占总人口的4%）。战后人口约为500万，死亡失踪约1400万，其中汉民死亡失踪人口约800万，回民死亡失踪人口约600万。

陕甘合计死亡失踪人口约2000万，其中汉民死亡失踪人口约1200万，回民死亡失踪人口近800万。

（二）

同治新疆回变（1864年－1877年），是清朝同治年间新疆各地发生的叛乱，与浩罕及俄罗斯的入侵交织在一起。

清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库车回民举事，杀死库车办事大臣及阿奇木伯克。因为陕甘回乱影响，数月之内，新疆各地相继发生暴动和叛乱。暴动者以回族（汉回）及维吾尔族（缠回）阿訇、农民为主，也有汉族、柯尔克孜族及哈萨克族加入。各地起事者在攻占官署及兵营后，推举阿訇为首领，建立政教合一的地方性割据政权。随后，各政权之间又发生混战与兼并。至同治四年（1865年）末，新疆大部份地方失陷，官军仅保有塔尔巴哈台、库尔喀喇乌苏、巴里坤及哈密一带。此时，西北官军主力正在平定陕甘回乱，无暇顾及新疆。俄罗斯乘乱入侵塔尔巴哈台及额尔齐斯河流域，于1864年10月逼迫乌里雅苏台将军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吞并了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大片领土。

1864年年底，喀什噶尔的叛乱者向浩罕汗国求援，导致阿古柏入侵。1865年至1867年间，浩罕权臣阿古柏率领浩罕军队消灭了天山以南各地的割据政权，在新疆南部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同治十年（1871年），俄罗斯借口“代收”，派兵侵占伊犁。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次年，清军西征，收复迪化一带。光绪三年（1877年），清军消灭阿古柏政权，收复了除伊犁外的新疆全境，持续10余年的新疆叛乱最终结束。光绪七年（1881年），清朝通过交涉收回被俄罗斯侵占的伊犁。光绪十年（1884年），清廷下旨设立新疆省，废除了乾隆以来的伯克制和军府制，实行与内地相同的郡县制。

此次动乱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新疆各地发生叛动，驻扎大臣等官员被杀或者自尽，清兵溃败。

各地起事者建立多个互不统属的割据政权，各政权之间相互混战。

俄国军队入侵塔城等地，清廷被迫与之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浩罕军官阿古柏携白山派和卓后裔入侵新疆，消灭天山南路的清军据点。

阿古柏逐一消灭各地割据政权，驱逐和卓后裔，建立哲德沙尔国。

清军西征，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并进驻帕米尔高原中部。

背景

同治初年，因太平天国、捻军等持续多年的内乱及向西方列强赔款，清廷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每年由内地各省拨解新疆的二三百万协饷逐渐缩减，最终断绝。大小伯克官吏任意摊派勒索，致使民怨沸腾。

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修建渭干河水利的库车河工托乎提尼牙孜哈里等人杀死监工和伯克，引发暴动。同月，库车土回马漋、马三保、玉门人杨春，联络外地人田拉满、苏拉满，聚集当地汉回（回族）、汉民、缠回（维吾尔族）起事。库车办事大臣萨凌阿谘报喀喇沙尔（今焉耆县）求援。五月初三，马漋部众攻入库车城内，杀死库车办事大臣萨凌阿、英吉沙尔领队大臣文艺、叶尔羌帮办大臣武仁布、库车阿奇木伯克库尔班等人，逼迫曾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的库车闲散郡王爱玛特（艾合买提王伯克）充当暴动首领。爱玛特为库车伯克鄂对之后，不肯屈从，被当场杀死。

暴动者找到库车热西丁家族的阿訇热西丁和卓，推举其为首领。热西丁自称“先知穆罕默德最伟大的后裔、宇宙力量的主宰者”，人称“汗和卓”（清代文献讹作“黄和卓”），煽动民众对异教徒（卡菲尔）进行“圣战”。热西丁派兵向西攻占了阿克苏和乌什，向东袭取喀喇沙尔，基本控制了回部东四城一带。

阿克苏、喀喇沙尔

五月初七，库车以东的玉古尔（今轮台县）被暴动者攻陷。初九日至十四日，阿克苏所属的赛喇木、拜城，喀喇沙尔及其属城库陇勒（今库尔勒市）也爆发民变，喀喇沙尔办事大臣依奇哩死难。阿克苏办事大臣富苏哩驰书伊犁求援，未几阿克苏城陷，富苏哩举家自焚。回部东四城陷落后，为库车的热西丁所控制。

乌鲁木齐

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阿訇妥得璘（一名妥明）潜逃出关，来到乌鲁木齐，寄居于乌鲁木齐绿营署理中营提标参将索焕章家中。索焕章师事之，一同谋划起事。

同治三年五月，乌鲁木齐都统平瑞得知库车发生暴动，派文光领兵前去平叛，途中被乱军击溃于乌沙塔巴克，全军覆没。索焕章属下的汉回兵丁夜间在乌鲁木齐南关清真寺集会议事，被戍卒朱小贵窥见。朱小贵报告乌鲁木齐绿营提督业布冲额，业布冲额询问索焕章。索焕章诬称朱小贵造谣惑众，将其斩首。六月十二日，妥得璘、索焕章起兵反叛，攻下乌鲁木齐汉城（迪化城）。业布冲额被俘，囚禁于索焕章宅中，八日后仰药自尽。都统平瑞与少量屯练、勇营困守巩宁城（乌鲁木齐满城）。同日，昌吉县事起，知县恩锦逃走，典史秦某阖家就戮。

困于巩宁城内的清兵多为老弱，不习操练，平瑞惟有等待援兵。然而“自六月至八月，无一至者。”伊犁将军常清、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派兵救援，皆被阻于乌鲁木齐以北。平瑞勉强督兵出战，清军一触即溃，死五百余人。八、九月间，阜康、呼图壁、绥来、乌兰乌苏等地失陷。妥得璘自称“清真王”（哈里发），控制了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市）以东、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以西一带地方。九月辛丑，在困守百余日后，巩宁城破，平瑞自焚，护理镇迪道伊昌阿投井死，协领荣庆以下死难者一百余人。

（三）

《同治回乱之真相》（江苏思孟2012-11-25）说：

同治元年，陕西的回民人口增加，力量也在加强，于是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的念头开始萌生。一些回民首领如白彦虎、马化龙等暗中发动回民，“传帖杀人”。想要借太平天国动乱陕西清军调走之际杀光陕西汉人。在黄河以西建立一个纯粹的穆斯林国家。起事前，他们秘请铁匠打制刀具，然后杀掉铁匠以防泄秘。尽购街上的竹竿以充刀杆。然后出其不意开始暴乱。汉人措手不及，而且也无力抵抗，渭河两岸的全县村庄，30万汉人全被杀光。只有临潼知县得知情况后，紧急关城才保住了一些汉人。

当时西安城里的陕西巡抚提出的政策是安抚回民。对城里回民未杀一人；紧闭城门以防城外回民进城杀人，也阻城内回民出城杀人。再派陕西团练使张芾前去安抚。想不到回民起事的大首领任武杀了张芾。另一位首领白彦虎杀人最凶，立志掘掉黄帝陵，幸被汉人首领董福祥击退。

当时穆斯林武装分子达30万人，号称“陕回十八营”，几个月内在关中平原杀汉人五百万。一年时间关中悉数汉人县长被回民杀害，大量汉人被杀，只有一些县城内和逃入骊山的汉人幸免。陕甘回乱对汉族的大屠杀很严重。“重灾区”在陕西省。汉人被杀约700万人。

1863年，左宗棠临危受命，被任命为陕甘总督，率湘军进行镇压。陕西回民在被清军镇压退到甘肃后，对甘肃汉人又进行了大屠杀。

甘肃回民也加入暴乱队伍。但最残暴的是陕西回民，杀人最狠，包括白彦虎，据说他就是以杀人狠当上领袖的。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烧死，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不是为谋财，不是为谋地，单纯为杀人而杀人。当时甘肃地靖远民谣：“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

甘肃中部地区的汉民几乎全部被杀。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乱前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人口甘肃（即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区全部）1945.9万人，战后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1455.5万人。损失比例为74.5%。在甘肃，回民一次杀10万以上汉人的大屠杀有很多次，许多县的汉人被杀绝。

陕西甘肃两省共计被杀汉人达2000万。这么多的汉人不敌当时不及200万人口的回民，值得我们深思。

汉民之所以有这么大损失，一是因为清政府不准汉人持有兵器，所以遇到问题没武器可用，而当时的回族一般都有。二是回族有骑兵，汉人没有。骑兵对步兵。胜负是明摆的。三是回族聚集之后（估计人数最少有几十万）。首先不是攻击城市，而是以上百倍的兵力集中扫荡各个孤立的村庄。村庄人口少。所以被整村整村灭绝。而中国当时农村的特点是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90%。另外一点是屠杀来得突然，各个农村来不及组织联合以及防御。很短的时间内，陕西就被杀了几百万农村人口。

左宗棠率湘军抵达后，采取严厉的“善后”措施，对参与暴乱的回民格杀勿论。回族人差点全部灭族，陕西回民被杀数十万人。陕西回民首领马化龙粮尽援绝，赴左帅营中请降，表示愿以一人“抵罪”。马化龙及其子马耀邦向清军交出各种火炮56门、各种枪千余杆，并写信向王家疃庄的回民劝降。左宗棠恼恨马化龙反复无常，残杀无辜，死在他手里的百姓有十数万，实属罪大恶极。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十三日，马化龙与亲属及反清首领共1800余人被清廷处死。清廷将其头颅遍示全国各地达10年之久，其子孙几被剪灭殆尽。陕西上百万回人要么被杀，要么被迁走，要么吃猪肉改回汉族。另一匪首白彦虎逃往新疆，后来又投靠浩罕侵略者阿古柏。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白彦虎又逃到中亚，也就是今天东干人的祖先。而后来民国中马家军的祖辈马占鳌、马海宴、马千龄当年就是甘肃河洲暴动的回民，只是左宗棠接纳了他们投降，马家军由此起家。

为了给回民起义找到正当的理由，一些历史研究者不断提说，当时有一个“秦不留回”的传帖，因而回民才要起义。对此，现在有案可查的是，当时陕西巡抚的初衷是要安抚回民，并不是“秦不留回”。一个事实是，清朝政府对当时住在城里的回民未杀一人，现在的西安西大街回民坊还住着大量的回民。当时清政府把城门紧闭，以防城外回民进城杀人，也阻城内回民出城杀人。

对于“秦不留回”的传贴，当时也许有，但清朝政府没有这样的政策，有可能是有人故意挑拨回汉关系。更有可能是，这是一个编造的说法，以鼓动回民对汉人仇杀。

其实满清政府在民族政策上，回民列在汉民之前，所谓“满、蒙、回、汉”，汉民是最受歧视的民族。另外，回民多做小买卖、不抽大烟，在当时的关中农村，回民比汉民富裕。说回民起义是因受清政府压迫或是汉民压迫，是有意找出来的理由，不能以此为大屠杀辩解。

左宗堂采取剿抚并用的政策平息回民起义。凡是放下武器不再杀人的，都给予安置让其安居乐业，包括对待领导回民起义的大元帅，也放弃追究责任。对不放下武器，还要杀人的人则进行镇压。他救了汉人，也救了回民。当时的回民起义精神领袖和幕后人物是宁夏的马化龙，他的目的是要把西北地区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如果不是左宗堂，可能陕甘两省的汉人会被杀光，并把中国分裂。左宗堂从侵略中国分裂新疆的土耳其匪徒阿古柏手中，夺回了新疆，他粉碎了俄国沙皇侵略中国的企图。对于这样一个人，今天没有人纪念，而且一些历史学家还在骂他，这真是中国人的悲哀。

回民起义中只有一个人没有投降，白彦虎。他大字不识一个，22岁参加起义，有勇无谋，只因杀人多而成为回民十八大营的元帅之一，其它元帅多数是能识字的阿訇。面对左宗堂的进攻，其它回民起义领袖为保回民免受灾难，都投降了，但白彦虎自知罪孽深重，担心左宗堂不会放过他，不顾跟随他的几万回民的性命，坚持抵抗。在他参加起义时，他的母亲投井自杀。他的嫂子不想奔命，发了几句牢骚，他杀了他的嫂子，以挟迫他人。白彦虎到新疆后，投靠了侵略新疆的匪徒阿古柏，帮阿古柏侵略中国，后又投靠沙皇俄国侵略新疆。

面对全族快要灭绝的境地，他没有想着保全回民依然要血战到底；他投靠外国势力分裂中国。就是这么一个人，现在有人把他奉为民族英雄。理由是他反封建最坚决。这样一种没有人性、没有国家民族大义的历史观，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当年，在反封建的大旗下，我们毁掉了多少文物，毁掉了多少优良的文化传统。今天，这种反封建高于一切的历史观，在很多高层次的搞学术研究的所谓历史学家心中亦然根深蒂固。学术扭曲了这些人灵魂，面对血流成河的历史，他们在高声的赞美。他们已成为魔鬼，哪是什么饱学之士。

更有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还在鼓动圣战，赞美牺牲。知识分子应当追求真善美，以体恤生命为良知，热爱和平。歌颂屠杀、赞美屠杀，是为人类所不齿的。

谢选骏指出：从上文所说的情况看，伊斯兰国（IS）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种全球现象。我在《“伊斯兰国”（IS）是一本活的教科书》（8/26/2014）里说过：

1、关于“伊斯兰国”（IS，ISIS），有许多负面的评价，但是无论如何，我看来看去，如果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伊斯兰国”（ISIS）的成功，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那就是他们切切实实地执行了《古兰经》的教导。正因为如此，“伊斯兰国”才能取得早期伊斯兰教那样的迅速崛起的进展和声势。

2、根据我对《古兰经》的研究，“伊斯兰国”所作的事，并没有超出《古兰经》的范围，烧杀抢劫这些都是阿拉伯的传统，甚至在前伊斯兰时期就是如此，伊斯兰教不过把这些行为从打家劫舍、拦截商旅，升华为宗教战争并把矛头引向了阿拉伯以外，使得自相残杀的祸水得以外流并且获得了教法理论的支持。

3、暴力传教和强制洗脑也都是《古兰经》所要求的，不是一句“这只是恐怖主义”就可以抹杀得了二者之间的血肉联系的。至于不信的人可以通过罚款来得到豁免，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那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是各个击破的缓兵之计，因为信与不信的斗争是终极性质的。

4、伊斯兰教规定可以娶妻四人，如果只是着眼于阿拉伯和伊斯兰内部，那岂不是有三个男人注定找不到老婆了？这样的规定为何能够实施的呢？其实，这是着眼于外部世界的，是奖励对外扩张的军事行动的。

5、“伊斯兰国”（ISIS）的建立，其最为积极意义，就是提醒世人：“伊斯兰国”（ISIS）是一本活的教科书，可以帮助现代人去理解伊斯兰教，理解《古兰经》，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

6、有些人割裂伊斯兰国和伊斯兰教，我认为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伊斯兰国迅速崛起于伊斯兰国世界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证明“割裂伊斯兰国和伊斯兰教”这一错误的严重程度了。

7、如果原始的穆斯林不像现在的“伊斯兰国”（ISIS）如此“突飞猛进”，怎么可能从一个城市扩张到阿拉伯全境，又从阿拉伯半岛扩张到欧洲腹地和中国腹地呢？仅仅用了不到一百年时间！如果没有超乎寻常的“果决残忍”，那又怎么可能那么顺手地攻城略地、大获成功呢？所以我说，“伊斯兰国”（ISIS）是一本活的教科书，可以帮助现代理解伊斯兰教是如何崛起的。

8、你想想，“伊斯兰国”如何能从生活舒适的西欧和北美吸引了大批信徒，就能够理解他们当初是如何“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并最终把这两个帝国都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然后再用这两大块殖民地作为基地，占领了大半个欧亚非大陆。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就是大半个世界了。除了中国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几乎全部都是穆罕默德们用一个世纪的时间“打下来的”。

9、从上述意义而言，伊斯兰国的首领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确实是“实至名归”的。因为哈里发才有这样的劲头，而有此劲头者就是哈里发了，不是也是了，土耳其人不是都可以做几百年的哈里发吗？将来印度人、马来人，为什么不可以？现在，名义上的阿拉伯人，不是更加可以了么？

10、“伊斯兰”的意思就是“顺从”，顺从征服者。这是从穆斯林的角度说的。从穆斯林的征服对象来说，“伊斯兰”的意思就是“屈服”，顺从征服者。这是从拒绝穆斯林的角度讲的。要么屈服要么死亡，中间没有道路也没有中间道路。中庸之道在信仰问题上是此路不通的。所以儒家不是回教的对手，宋明理学称为官学以来不到千年，回民已经遍布中国，此为明证。甚至马列主义也不是回教的对手，现在穆斯林武装有能力进攻中国首都和各大省会，此为明证。

（另起一页）

十八章

三民主义神汉建国

（一）

《孙中山宪政理论的四大错误》（牛克思）说：

近年来，随着民国热的兴起，对孙中山的争议也越来越热烈，有的人认为孙中山是一个真正追求宪政民主的领袖，有的人则针锋相对，认为孙中山追求的根本不是什么宪政民主，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其强烈的野心家。孙中山到底是一个什么人？抱着一探究竟的浓厚兴趣，我也买了几十本近代史的书籍来读，现在就来谈谈我的看法。

要弄清楚孙中山到底是不是一个追求宪政民主的人，我们首先得弄清楚几个政治学上的概念——独裁、专制、民主、宪政、共和。

众所周知，人类最古老的政治制度，是把国家的所有权力都交给国王一个人行使，对于国王想干的事，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人可以阻止他，对于国王不想干而人民却急需的事，谁也没有办法让他去干。前者叫滥用职权，后者叫玩忽职守。这种制度给人类制造了无数灾难。比如，国王看中了你家祖传的一大块土地，他可以自己发布一道命令把你赶走，你当然想找人评理，就去法院控诉国王，可是因为法院也被国王控制着，当然会判决你败诉，甚至连案都不会立。又比如，国内一条河流泛滥成灾，人民急切盼望政府进行治理，可是，国王对此不感兴趣，他把钱用于皇家狩猎场的建设，供他自己享乐，人民对国王虽然十分不满，却没有权利让法院立案控诉国王玩忽职守。这种把国家所有权力都集中在国王一个人手里的政治制度叫专制制度，也叫独裁制度。显然，在这种制度下，国王拥有绝对的自由，其它人绝对没有自由。如果国王信教，他就可能发布命令强迫不信教的你必须信教；如果国王不信教，他又可能发布命令强迫信教的你不准信教。你住在农村，他可能会为了发展城市的房地产强迫你搬进城市；你住在城市，他又可能为了减少城市的就业压力强迫你搬去农村。你生产的产品，国际市场上可以卖100元的，他不让你卖，强迫你以50元的价格卖给它；你需要的商品，国际市场上50元可以买到的，他不让你买，强迫你以100元的价格从它那里买。一切都以国王的喜好和利益为转移！当然，国王这种为所欲为的愿望并非都能顺利实现，其它人的反抗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在国王的法令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时候。我们看到历史上每个国家都充满了战争，就是这种专制制度的不合理导致的。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现象，人类最早想到的办法，是不要国王做决定，所有事情都由大家开会决定，就形成了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

最初，民主的概念只是少数服从多数的一种决策机制，在古希腊的城邦曾经盛极一时。因为这种事事要所有人讨论决定的做法必然会占用人们大量的时间，本来这些时间可以用来做其它事情，而现在都花在了争论上，这就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效率。这种制度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容易形成多数人的暴政，造成另外一种不公平，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为思想与众不同，就被占多数地位的人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简单民主原则投票判处了死刑，耶稣也是因为这种简单民主被多数人表决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种简单民主制也叫绝对民主制，它的最后一个粉丝是法国的思想家卢梭。不过人类重新恢复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时，不是简单地恢复，而是作了很大的改进。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和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各自提出了分权制衡的思想，洛克提出的是行政权和外交权的两权分立，孟德斯鸠提出的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并且把它们分别赋予三个权力部门去行使：国王行使行政权，国会行使立法权，法院行使司法权。后人觉得孟德斯鸠的办法更科学，所以今天的民主国家，都是按照他的这套思想来建立的。把这种权力的分配固定下来的文件，就叫做宪法，根据宪法来运行的政权就叫做宪政。通常，人们也把这种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叫做宪政民主，或者仍然延续过去的习惯叫法简单地叫做民主，显然，我们今天所讲的民主已经不是古希腊时期的简单民主了，而是指宪政民主。

民主制度虽好，可是国王却不愿意接受，因此，斗争不可避免。这就使宪政民主发展出两种略有不同的模式，一种叫君主立宪制，一种叫共和制。国王软弱一点的，比如英国的詹姆士国王因为宗教信仰问题和民众发生了矛盾，詹姆士信仰的是天主教，当时英国大多数人信仰的是新教，为了不让英国人长期处于天主教国王的统治之下，英国贵族打算迎接奥兰治的威廉回国。软弱的詹姆士国王得知威廉带兵即将登陆英国后，害怕自己落到父亲查理一世1649年被杀头的地步，化装成女人逃跑了。这就是英国著名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后，新国王威廉三世地位不稳，为了避免矛盾，同意了议会的要求，签署了议会提出的《权利法案》，英国从此实现了分权的梦想。国王保持了世袭的特权，议会则获得了立法的权力。这种模式就叫君主立宪制。

但大多数国王都很强硬，他们对民众提出的建立民主制度的要求要么敷衍了事，要么置之不理甚至残酷镇压。这使得长期生活在专制政府压迫之下的民众失去了英国人对国王保持的那分尊敬，往往等到国王专制政权与外国交战失败或者内部出现分裂而导致力量虚弱的时候发起暴力革命推翻国王的专制政权，国王要么逃跑，要么被杀，人民不再需要一个世袭的王族血统来统治国家。这种废除了世袭国王，行政首脑（总统）和国会议员由人民投票选举，并且实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新的政治制度，就叫共和制，这样的国家就叫共和国。

古代罗马共和国虽然是人类最早的共和国，但由于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存在严重的缺陷，与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不能相提并论，人类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是美国。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独立以后，各州派代表于1787年在费城制定了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这部宪法有两个伟大贡献，一是它创造性地设置了两院制这样的制衡模式，众议院实行一人一票的立法原则，使国家立法能够代表多数人的意志；宪法又规定众议院通过的法律必须提交参议院审查通过，参议院实行一州一票的立法原则，这个规定保证了多数人的意志不能侵犯少数人的自由，对于侵犯了少数人自由的法律，参议院有权否决。因为参议院在实际问题发生以前的立法审查容易出现漏洞，后来在司法实践中美国宪法又赋予了最高法院对违宪行为拥有司法审查权。美国宪法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在杰斐逊的强烈要求下补充进美国宪法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即《人权法案》，该法案列举了公民的政治权利，使得日后美国公民在人权问题上的诉讼有法可依。

政治哲学从十七世纪以来的发展，都围绕着自由、平等这个主题，后来的政治哲学家们，像霍布豪斯、杜威等人对它进行了归纳，并且给它取了一个名字——自由主义。不过这个名字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一般人只会从字面上去理解它，以为自由主义就是不要法律，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这样肯定天下大乱，所以不赞同。在中国，绝大部分政府官员和学校教师都是这么理解的，更何况普通民众。显然，这种理解与自由主义的真实含义不沾边，英国哲学家霍布豪斯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这自由的第一步实际上正是要求法治。”（【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第9页，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9月，北京）自由主义是以个人自由为最高追求的一套价值观，它认为人类之所以要建立政府，就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美国人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自由主义口号就是“没有个人自由，宁可不要国家！”可见，自由主义是针对专制主义而言的。专制主义这个名词臭名远扬，与古代相信君权神授的国王不同，现代的独裁者不会傻到直接宣扬专制主义的地步，他们会对专制主义进行包装，以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面目重新出现在民众面前。与自由主义口号针锋相对，专制主义也有一句著名的口号，那就是：“没有国家，你什么都不是！”。与自由主义相反，集体主义主张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在集体面前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民族或者国家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信仰者眼里最大的集体，他们希望用集体主义思想增强本民族或者国家的凝聚力，以利于本民族或者国家在世界上与其它民族或者国家进行对抗。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家有好坏之分，让人什么都不是的恰恰不是因为没有国家，而是因为有一个坏国家。自由主义者认为，集体主义价值观是狭隘的，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因为人类最大的集体不是国家而是全人类，如果非要贯彻集体主义价值观，就应该牺牲国家的利益以服从全人类的利益！可是集体主义者绝不允许集体主义精神跨越国家的边界，一旦跨越了国家的边界，他们就无法利用这个价值观来操纵国内政治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主张集体主义的人都是专制政府的拥护者这个现象了！

专制的君主被推翻后，重新建立起来的国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共和国，有可能是另一股专制势力控制下的有名无实的共和国。比如伊朗的专制君主巴列维被推翻后，虽然没有了君主专制，但却不过换成了伊斯兰的教会专制，只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才具有政府领导人的候选人资格，国家法律也不是人民自由选举的代表制定的，而是由一千四百年前的先知穆罕默德制定的。又比如朝鲜，专制君主被推翻后，国家不过是变成了金氏王朝，国家最高领导人仍然像君主制那样由金日成的后代世袭，也不实行什么三权分立，所有权力都牢牢地攥在金氏家族手里。名义上伊朗和朝鲜都叫共和国，伊朗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朝鲜叫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实质上它们都是专制国家，它们的差别在于，伊朗是集团（党派、教派）专制，朝鲜是君主式的家族专制。

以上我们对专制、民主、宪政这些基本概念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目的是让对政治理论不太熟悉的朋友掌握正确的判断标准，只有掌握了正确的判断标准，我们才能评判孙中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在朝着宪政民主的方向努力。

很多人喜欢从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去评价孙中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追求者，比如宋教仁案、陶成章案、邓铿案、陈炯明事件、二次革命事件等等，而我认为，这种方法不科学，一方面是因为具体历史事件的真伪难以考证，当事人如果故意躲在幕后操纵，具体历史事件的真伪就更难辨认了；另一方面，对于什么才是实现民主的方法也很难有统一的意见，有的人认为一个追求民主的人自己首先应该以身作则尊重别人的不同意见，不能搞一言堂，更不能搞暗杀，而另外一些人却认为民主制度下的言论自由不能做这样的理解，而是指政府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言论，与一个人爱不爱听别人的唠叨不是一回事，甚至认为暗杀也是实现民主的必要的手段之一。有鉴于此，我不打算在这么短的一篇文字里卷入具体历史事件真相问题的争论，只从孙中山的理论出发，对他作一个评判。

孙中山生于1866年，天生就对社会公平很敏感，他小时候就反对姐姐缠足，为村里的奴隶户抱不平，认为他们不应该天生就是奴隶。有一次强盗进村抢劫了他们村的华侨富商，官府不仅不为富商破案，反而把富商家的三兄弟给抓了，并且还抢占了富商的家园。这让少年孙中山感到不可理喻。1879年13岁的孙中山随母亲去到美国的檀香山他大哥那里。他看到檀香山的社会秩序井然，与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在那里读了四年书，据他的同学钟宇回忆说，有一次孙中山问他：“为什么满清皇帝自命天子？而我们是天子脚下的蚁虫？……何以英、美政府和人民相处得这样好？”。（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上第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加之他以前听一个村里的太平天国老兵讲过反清的故事，使他蒙生了改变现实的想法。孙中山二十岁时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医科学校学医，第二年又转入香港丽雅英文医学学院。在医学院读书期间，认识了有反清思想的洪门会党人士郑士良、尤列，以及有民主思想的何启、胡礼恒。何启是丽雅学院的股东之一，著有《新政真诠》，提倡君主立宪。何启说：“中国立法、行法权皆由君，苟有不善，何以能救？”又说：“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此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古今无异，遐迩无殊。议院者，合人人之权，以为兴国之用也。”（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上第3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受他们的影响，孙中山有了制度建设的民主思想。他说，中国古代就有了民本思想，之所以不能落实，就是因为缺乏制度保证，所以在制度上应该向欧美学习。（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上第3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又称重九起义、乙未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出中国经日本、美国，1896年去到了英国伦敦。在伦敦蒙难获救后，经常去大英博物馆读书，接触了达尔文的学说，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美国作家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开始形成三民主义思想，正式提出三民主义这个口号是1904年孙中山第三次去到北美大陆的事。他认为成立组织必须要有主义才能成功，又受林肯“民有、民治、民享”口号的启发，遂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口号。在宪法模式上，孙中山把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与中国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提出了五权宪法。（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上第209~21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

孙中山一直反对君主立宪，主张对满清政府实行暴力革命，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不相信大权独揽的专制政府会实行真正的民主改革，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君主立宪比共和制落后，既然我们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哲学，就应该学最先进的，不能学别人落后的东西。（《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0~281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在他的领导下，举行了十几次武装起义，但都没有成功。不过，我们应该承认，孙中山屡败屡战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对于传播革命的思想、鼓舞人民的斗志、打击统治者的信心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严重动摇了满族专制统治的基础，他个人也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胡汉民评价说：“人有疑先生为空想家也，实则适得其反。先生盖真科学家也。”（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上第25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为唤醒民众而蹈海的旅日留学生陈天华生前是这样评价孙中山的：“孙君逸仙者，……虽为本族之英雄，而其为英雄也，决不可以本族限之，实为世界之大人物。……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上第25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日本人宫崎寅藏称孙中山为“东亚之镶宝”。（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上第11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南方独立十四省致电当时还在海外的孙中山，请他回国组织临时政府，就是对他的高度信赖。

可是，作为“世界之大人物”和“真科学家”的孙中山回国以后，中国的政局只出现了短暂的和平，接踵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战争和政变，中国人民民主共和的梦想完全破灭了！不仅民主共和的梦想没有实现，就连国家统一这个最低愿望都实现不了，官员腐败、军阀草菅人命、社会治安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护，当时人民群众普遍感觉民主共和还不如满清专制好！

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局？时人和后人都作了反思。有人说革命之花本来就不可能结出民主之果，有人说是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所致，有人说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制度，有人说是中国的经济落后决定了民主制度在中国不能生存，等等，不一而足。孙中山本人也作了总结，他认为是帝制余孽的存在、帝国主义的干涉导致了中国不能实现民主共和。这就是他要联俄容共扫除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的原因。

难道中国真的与民主无缘？我不能认同这样的结论。我认为前人的反思都不得要领，因此都是错误的。所谓的革命之花不能结出民主之果，这是立宪派的观点，这个观点虽然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历史走向完全吻合，但只能认为是碰巧。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宽一点，就能发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英国的宪政就是1640年革命的果实，只不过到1688年才成熟，如果没有1640年的革命之花就不会有1688年的宪政之果。美国的宪政也是针对英国殖民者的革命之花结出的果实，如果没有1775年到1783年针对英国的革命，就不会有1787年的美国宪法的诞生。但是，我们也看到1789年法国的大革命和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之花，确实没有结出民主之果来，这也是事实。由此我们可以感觉到，革命是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革命成功后，实现民主还需要满足其它的条件，如果这样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是不可能实现民主的。

那么，这样的条件是什么？有人说是传统文化。的确，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法家的专制文化和儒家的犬儒文化，问题是西方国家同样也有传统文化，比如天主教文化作为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在中世纪十分专制，为了捍卫天主教的统治地位，成立了宗教裁判所，专门审判异教徒，著名的科学家布鲁诺就是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但是，传统文化没有阻碍他们实现民主，为什么却会阻碍我们实现民主呢？如果传统文化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使中国人认识不到民主的好处，那中国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孙中山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不可能爆发辛亥革命了。看来，把责任推给传统文化没有说服力。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这更没有说服力了。首先是中国人并非全没有宗教信仰，有些人信仰佛教，有些人信仰道教，也有人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把宗教信仰作为实现民主前提条件的人，给不出一个确定的比率，比如说有宗教信仰的人必须超过百分之几十中国才能实现民主，低于这个比率中国就不可能实现民主。其次，中东地区有宗教信仰的人群比率非常高，虽然他们主要信仰的是伊斯兰教，可是那个地区的国家并没有实现民主。如果说要把伊斯兰教排除在外，那么又怎么解释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可是他们却建立了民主制度。宗教信仰情况和中国基本相似的国家有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他们照样实现了民主。其实，把宗教和民主扯在一起实在是太牵强了，因为它们完全是不同领域的理论，宗教解决的是人和神的关系问题，民主解决的是人和人的关系问题，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有人说是中国人的素质。严复就是一个素质论者，他对孙中山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可逐渐更新。”（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上第22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由于严复有素质论思想，所以在清末的民主运动中，他不参加革命行动，专心办教育。孙中山在人的素质和民主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经常是混乱的，1905年他与立宪派辩论，立宪派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共和，孙中山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我们人民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同上，第252页）但是，有时候他又认为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比如二次革命后他就把袁世凯称帝归结为人民素质太低这个原因，因此提出训政理论，他说：“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国民主人之权利？此袁氏帝制之时而劝进者之所以多也。”（《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11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那么，人的素质是不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呢？要搞清楚人的素质对民主的影响，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素质？我认为素质是指人类的优秀品质在个体身上的集中体现。一个人的素质可以分为五个方面：身体素质、职业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政治素质。显然，没有人会认为民主与身体素质和职业素质有关，容易产生争议的是后面三种素质。所谓文化素质是指一个人欣赏文学艺术的能力。美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化素质与民主也没有关系，因为美国建国的时候，文盲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所谓道德素质，就是指一个人遵守社会的良好风俗和公共秩序的自觉意识。比如，不随地吐痰，不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具有契约精神等等。但是，把道德素质当作实现民主前提条件的人，也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定量的标准，来说明道德素质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比如随地吐痰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低于多少中国就可以实现民主了，因为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定量关系，这就说明道德素质与民主也没有关系。有人认为道德领域里有一种叫“契约精神”的内容，这个肯定与民主能不能实现有关系，孙中山就持这种看法。他在袁世凯死后的那年，即1916年7月17日上海茶话会上发表演讲，总结民国失败的原因时说：“国人习性，多以定章程为办事，章程定而万事毕，以是事多不举。异日制定宪法，万不可重蹈此辙。英国无成文宪法，然有实行之精神，吾人如不能实行，则宪法如废纸耳。”（《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330页，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他不知道，人的契约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一定要以某种压力为基础，看看素质排名全球第一的日本吧，他们之所以严格遵守社会秩序，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没有法律就没有素质，当然也就没有契约精神。现在德国人的契约精神不错吧，让我们回忆一下专制时期的德国是什么样子？德国思想家叔本华（1788~1860年）对他那个时代深恶痛绝，他绝望地写道：“我们文明世界除了一大伪装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呢？……有人戴上法律的面具，只便于自己可以给另一人一顿痛殴；另一个人则以同样意向选择爱国者的假面具和大众福利的假面具；第三人则选择宗教或教义为假面具。……人是唯一使别人遭受痛苦而不带其它的目的的动物，人使别人痛苦，没有旁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别人痛苦。”他还这样描述当时的德国社会：“在这个伪装的世界里，苹果是蜡制的、鲜花是丝制的、鱼是纸板制的，一切东西――是的，一切东西――都是玩具和没有价值之物；他可能看到的两个从事交易的人，一个拿假货来卖，而另一个用伪钞来付货款。”（〔德〕叔本华：《人生的智慧》第102~10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这恐怕不像是一个有契约精神的德国吧？可见，契约精神是民主法制的结果，而不是民主法制的前提。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政治素质。所谓政治素质是指一个人明辨是非的能力，它与人的党派立场没有关系，不能说党员的政治素质就高，非党员的政治素质就低；这个党派的政治素质就高，那个党派的政治素质就低。一个人要具有较高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必须要有获得充分信息的条件，在专制的愚民教育环境下，这也是禁书，那也是禁书，所有教育机构和媒体都严格控制在专制政府手里，因为专制的教育目的之一就是扼杀这种能力，所以普通老百姓不可能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只有那些具有主动学习精神的人，才可能获得明辨是非的能力，显然，这样的人只可能是少数。好在漫长的人生中，专制政府能控制的只有学校教育那十几年时间，成年以后，更多的教育来自于社会现实，而社会现实对人的教育，是完全不利于统治者的。由于专制制度本身就是以剥夺人民的利益为为目的的，所以它会不断损害人民的利益，自己自造出越来越多的敌人。在受到压迫的人中间去传播民主知识，就会受到热烈的欢迎。正如公盟义工感受到的那样，在访民中间宣传民主，就像在沙漠里卖矿泉水一样容易。但接受了民主思想的人，团结起来只不过形成了一股反抗专制的力量，这股力量在辛亥年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并且在辛亥年还取得了胜利，完成了推翻满清专制政府的任务。问题是，民主还是没有建成！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提高国人的政治素质，会增强反抗专制的力量，但还是保证不了民主的实现。

谢选骏指出：上文好像写得面面俱到，但是忽略了一个关键——孙中山不是一个奉天承运的革命者，而是一个处心积虑的夺权者。者只要拿这个“中山孙文”和中国古代的周文王、欧美现代的华盛顿比较一下就明白了。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依然服从殷商，因为他不是一个处心积虑的夺权者；华盛顿只是一个生不出孩子的地主，甚至还当过英军军官，也不是一个处心积虑的夺权者。“中山孙文”就不同了，吹捧他的人恰恰泄露了一个秘密，那就是他从小崇拜洪秀全那样的处心积虑的夺权者，而不是以天下苍生为重，不是一个“不想成为统治者的统治者”。

“不想成为统治者的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时候，他的统治才可能是善的”——这就是古罗马的帝王、《沉思录》的作者马克思奥勒留的自白。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就是毛泽东的主子的主子和所谓先行者，汪精卫秘书的独夫主子“中山孙文”的德行。汪精卫是“中山孙文”的秘书，毛泽东又是汪精卫的秘书，“中山孙文”是毛泽东的主子的主子。

秘书治国是军阀建国的后遗症。阉人宦官太监赵高就是秘书治国的鼻祖。

而所谓的三民主义，就是处心积虑的夺权者所制造的“革命理论”，这种“神汉理论”之目的不是为了追求真理（思想主权），而是为了夺取权力（国家主权），所以它只能像马列主义一样充满了欺人之谈和无耻诡辩。

事实已经一再证明：三民主义是通往奴役的道路，三民主义是通往三大政策的亡国陷阱。

（二）

三民主义（英语：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Three People's Principles），又被称为“孙学”（Sunology）、“国父思想”、“总理遗教”，是由中华民国及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所提出，为中国国民党的基本理论，在中华民国宪法前言以“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称呼，并被纳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内容。孙中山提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基本原理来自中国文化传统、西方政治学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再加上孙中山个人的理解与想象。孙中山表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此纲领在历年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多次对三民主义所作的表述，皆有所改变和发展。而中国国民党领导人与党员、学者，对三民主义也有不同的解读。

最早出现于1905年《民报》的三大主义（三民主义的前身）

三民主义，是随着孙中山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推展而产生，并且因为中国时局变化而有所增补。三民主义的雏形，是由于孙中山在经历伦敦蒙难一事之后（伦敦蒙难记），利用在滞英期间，拜访大英图书馆研读相关书籍，并且参访英国当地建筑、知名人士学者、展览、文化风俗，而有所启发。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阐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主张同时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尔后，《民报》发刊，孙中山为其著发刊时，认为欧陆列强的发达，为民族、民权、民生循序实践而成。而中国要跟进，则需吸收宣扬最进步理想的知识于人心并且实行，这就是民报的职责。同年12月香港‘民国日报’代售‘民报’广告，该报社社长、革命党员冯自由，认为广告上载‘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为冗长不便，则以‘三民主义’代称。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理念是于1906年12月2日在在日本东京民报一周年纪念会发表“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为题的演讲，内容提及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雏形，但当时三民主义是以“三大主义”称呼。1924年1月至8月，鉴于中国国民党改组时“亟需三民主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自序》），孙中山在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演讲三民主义十六讲，每周演讲一次，为三民主义提供最后的见解。

民族主义

初期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二是追求中国人民政治自主独立，建立“民族国家”。

后来孙中山主张以提倡国内各族团结一致，在平等基础上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满族不再是要被驱逐的对象，而是要团结的对象。所有的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民族国家，并且恢复中国民族固有道德，去恢复中国民族固有能力，然后结成家族，联成宗族，才能治理中国，才能恢复中国民族精神与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济弱扶倾，成一个大同之治。

民权主义

参见：国民大会，五权宪法，民权初步，革命民权，创制，主权在民和复决

孙中山主张用“人民来做皇帝”，并引用三国演义中的阿斗与诸葛亮来形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国家主权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活动制度之流弊。孙中山并在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所提倡八德中强调“忠民”之美德，为民国强盛之基础。在此思想前提之下，孙中山主张人民必定要有直接行使之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支配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管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五权宪法之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服务人民，人民则拥有政权支配政府。

孙中山认为西方代议民主中的国会权力太大，是一种国会独裁或议会专制，所以提出将监察权从国会中分立出来、成为五权政府的一个独立分支，并提出中央政府五院（其中的立法院就相当于西方国家行使立法权的国会）对代表人民行使民权的国民大会负责。进而提出权能区分，以形成有能政府，为人民谋福利，同时人民可以通过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管理政府。“治权”的对称，孙中山提倡人民管理国事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在中央层级，由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

民生主义

参见：国营事业，土地增值税，涨价归公，三七五减租，实业计画和平均地权

孙文给民生主义下的定义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民众的生命。他在1924年发表的三民主义演讲中开宗明意地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演讲从实业革命以后生产力增长带来的众多社会问题谈起，进而阐述西欧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流派。并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政策确定为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还要发展国家资本，振兴实业，第一是交通事业，第二是矿业，第三是工业。要用国家的力量振兴工业。接着，孙中山谈到吃饭问题，并强调这是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国人不够饭吃最大的原因是农业不进步，其次是受外国经济的压迫。在目前来说，应该赶快用政府和法律的力量解放农民，否则民生问题就没法解决。民生主义的目的在于以养民为目标，中国的粮食才能很充足。关于穿衣问题，孙中山认为人类生活的程度可分为需要、安适和奢侈三级。目前解决民生问题，是要解决需要问题，使四万万人都丰衣足食。孙提出，由于当年中国的社会实业经济程度尚不发达，中国祇可“师马克思之意”，而不可“用马克思之法”。而中国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和外国的目标相同。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

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中最早具体成形的思想，孙文并坚持将之列入同盟会誓词当中。孙文平均地权的主张主要受到两个人的启发：其中涨价归公主张是承袭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五卷第二章第28节中就提到对土地价格的增值加以课税，因为地价上升是由地主改良及社会改良所致。扣除地主自行改良所增值的部分后，应该归还给社会。而孙文照价征税的主张则是源自于亨利·乔治。后者主张应以地价税（地租）作为政府单一收入，而停止征收其它杂税。孙文曾指出“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并曾在多次演讲与民生主义第二讲中提倡以地价税作为政府主要税收。亨利乔治的主张发展迄今，一直受到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推崇与支持。而英国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其房地产持有税占政府整体税收的比例，亦高居OECD国家之冠。

1953年11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七届三中全会，总裁蒋中正发表历史重要文献“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完成三民主义体系。此外、在民生主义中提到的人民的六大基本需求“食、衣、住、行、育、乐”现已成为中文圈中泛指生活所需一切的代名词。

十六讲及其演化

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稿在1922年陈炯明的部队进攻广州大总统府时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题所作的16次讲演的纪录。

后在俄国十月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渗透下，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于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孙中山指出：“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他从1月到同年8月，在广州高等师范学院，透过演讲的方式，每星期一次，有系统地介绍三民主义，作了16次讲演（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未完成，原计划讲六讲）），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的最后、也是最有系统、最详尽的篇章。

孙中山为黄埔军校所写训词开宗明义确立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

孙中山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以三民主义为纲，对该校师生之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

孙中山1925年1月1日抵北京后即病发，住进协和医院治疗，经西医诊断为肝癌末期，同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对三民主义之阐述从此划上休止符。

虽然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但国民党内对于三民主义的阐扬与实践，仍有国民党员实行。戴传贤以“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开出三民主义理论研究第一响。胡汉民则以“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一书，研究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关系。蒋中正则以“国父遗教概要”阐述对三民主义体系的认识，“中国之命运”阐扬对于三民主义在清末革命影响到中国对日抗战及其以后国策上的发挥，“中国经济学说”阐扬其对于民生主义的认识。并于1953年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试图为三民主义作补充总结。陈立夫则撰写“唯生论”，将孙文学说与民生史观做中国哲学讲读。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处在山顶最高峰的祭堂，有3个拱门，分别书写着“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也是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改组成立以来，所一直奉行的中心思想。

后历经多次战争，三民主义最终于1946年，被“制宪国民大会”列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规范了中华民国的宪政基础。1949年后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据此彰显三民主义主权在民的中华民国宪法实施至今。

（三）

三民主义为何不成气候？

谢选骏指出：三民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败给共产主义，除了“俄国入侵”、“赤祸全球蔓延”等外部因素，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三元论”（“三民”）缺乏独断论，导致力量分散，甚至自乱阵脚。贪财好色的孙中山昏庸之至，还嫌三元论不够，还把三元论发展五元论的“五权宪法”——国民党三民主义的三元论与共产党独裁专政的一元论之间的较量，其失败是必然的，其后果，导致中国文明不再能够仰仗多元论，而不得不乞灵于一元论，其最后结果就是随着由共产党的崩溃失败，中国迎来基督教的全面胜利。

（多元论主张世界是由多种本原构成的哲学学说。多元论实质是一元论的不同表述形式。凡是把世界归结为多种物质本原的学说，是唯物主义的多元论；凡是把世界归结为多种精神本原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古希腊恩培多克勒以“四根”即水、火、土、气的结合与分离说明万物的产生和消灭；阿那克萨戈拉用无限多异质的“种子”解释万物的差异。中国古代哲学家将万物的本原归结为阴阳和“五行”，即金、木、水、火、土。这些都是“唯物主义的多元论”。近代德国的G.W.莱布尼茨认为世界由无数独立的精神性的“单子”所组成，是无数单子的和谐的体系，这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

（一元论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本原。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肯定世界的本原是物质，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肯定世界的本原是精神。辩证唯物主义则诡辩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结果构成一种不伦不类的一元论，以及行为上的极端机会主义。）

（另起一页）

十九章

润之神汉与中共国

（一）

《东方红》，共产党中国红色歌曲，曲调源自陕北民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陕北地区流行的一首情歌《白马调》使用了这一曲调，并影响了歌曲《东方红》的最初创作。《东方红》的原作者和创作经历存在争议。后来公木等人对其进行了修改，成为如今通行的三段歌词版。现在通行的合唱版是由著名作曲家李焕之编写。该曲是一首崇拜中国共产党、歌颂神汉毛泽东的革命颂歌。

创作和修改芝麻油

《东方红》的旋律，源自一首名叫《芝麻油》的典型的黄土高原民歌，在被改编为《东方红》前已在当地传唱多年：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只有我的三哥哥亲。

菜心红，麻油香，豆角抽筋水汪汪，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三哥哥扁担粗又长。

白马调

《白马调》又称《骑白马》或《骑白马，跨洋枪》，陕北民歌。

版本一：1938年，抗战爆发，诗人安波为《芝麻油》填了新词：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个八路军粮。有心回家眊姑娘，打日本就顾不上。

荞麦皮，落在地。娶的个老婆不如妹妹你，把她卖了个活人情，咱们二人打伙计。

煤油灯，不接风，香油炒的个白菜心，红豆角角抽了筋，小妹子你坏了心。

骑红马，跑沙滩，你没老婆我没汉，咱二人好比一个瓣瓣蒜，亲的哥哥离不转。

版本二：

骑白乌，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黑哟，打日本就顾不上。

要穿灰，一身身灰，肩膀上要把枪来背，哥哥当并抖起来呼儿黑哟，家里留下小妹妹。

神汉崇拜“东方红”诞生

1942年陕北农民李有源，或说1943年陕北一名教员李锦旗根据《骑白马》的曲调创作了最初东方红。此处作者有争议，详见下方“作者争议”一段。

1943年，延安文艺工作者（一说是作曲家刘炽）将其再次重新填词如下：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山川秀，天地平，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迎接移民开山林，咱们边区满地红。

三山低，五岳高，毛主席治国有功劳，边区办得呱呱叫，老百姓颂唐尧。

边区红，边区红，边区地方没穷人，有了穷人就移民，移民能够断穷根。

现行版

1945年10月24日，由延安鲁艺六十多师生组成的东北文艺团到达沈阳。以“东方红”第一段为基础，重新填词，创作了后来流行的三段版的《东方红》。当时共有4段，但第4段是歌颂东北民主联军的，随着东北民主联军的撤销，第4段也就不再传唱了。当时参与讨论修改的有公木、刘炽、雷加、严文井、王大化等，其中由公木执笔负责记录，并由公木最终整理修改：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咳呀，领导我们向前进。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咳呀，哪里人民得解放。

作者争议

《东方红》现行版三段歌词的为公木整理确定，曲调源自陕北民歌，延安时期，曾经贺渌汀改编，1951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前夕，李焕之再次改编后定型。这些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第一段歌词的作者，但整首歌曲以第一段最为重要也最为知名。流行的看法是陕西佳县的李有源，但还有很多的其它说法。

在神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出版物中，多只写编曲作者，而不写词作者。

佳县二李

1942年冬，农民李有源根据当时流传的情歌《骑白马》的曲调创作了东方红的第一段（据其孙子说，与其看到佳县县委门口的大幅标语“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有关）：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1943年，陕甘宁边区号召边区北部的贫苦农民上南部开荒大生产。1944年春，李有源创作了《移民歌》，东方红一段为其第一段。

1944年3月11日的《解放日报》在文章《移民歌手》中载有《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即《移民歌》）的9段歌词，指出作者为李增正。

1944年秋，为创作歌剧《下南路》，一批延安文艺工作者（有贺敬之、刘炽、张水华、于蓝、张鲁、关鹤童、马可等）到陕北葭县体验生活，遇到了正在教唱歌曲的李有源、李增正叔侄俩。后来刘炽他们将《移民歌》用在了《下南路》中。

1952年，李有源在陕西省委与绥德专区召开一次文艺创作者代表大会上发言，声称自己是《东方红》的创作者，受到媒体关注。

随着《东方红》的流行，李有源作为作者也广为认知，其“创作故事”曾被编入书籍、拍进电影。

1955年5月，时年52岁的李有源去世。1977年，时年59岁的李增正去世。1997年，文化部曾为佳县划拨专款修葺李有源墓，在所立的墓碑上书“《东方红》作者李有源之墓”。

李锦旗

1941年，李锦旗毕业于延安边区师范学校，后回佳县任通镇完小教务主任，兼音乐教员和语文教员。李锦旗出身革命家庭，并长于创作。1943年，李锦旗创作了《东方红》。

东方红大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八路军在前方，辛辛苦苦打东洋，和那友军比较来，还是咱们辛苦的“太”。

毛主席像大阳，马列主义放光明，她的思想照四方，照得人民亮堂堂。

歌词创作完以后，套用了佳县流行的《骑白马》的曲调。歌曲首先在佳县任通镇完小（当时李增正是该校学生）由学生们学唱，后在佳县县城流行。

1944年，边区政府号召佳县等地贫困农民向南移民开发荒山，李有源叔侄在移民队里，李有源创作了反映移民的《移民歌》，首段采用了李锦旗《东方红》的首段歌词，曲调也是《骑白马》。

政治地位

东方红一曲，作为一首歌颂毛泽东、共产党的歌曲，其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政治寓意。随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不断加深，该曲的政治意义也就更加特殊，逐渐成为毛泽东崇拜的一个标志。

文革时期

《东方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某种官方性质。因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田汉被“打倒”，《东方红》事实上取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位置。文革爆发后，中国大陆很多广播电台及有线广播站的开始曲被统一改为《东方红》，直到文革结束后这种方式才结束。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是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列宁崇拜、僵尸崇拜的神汉建国理论首先来自苏联的马列主义。

1940年代，中共自己创建了神汉建国的“毛泽东思想”，导致“东方红”神汉崇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苏联的卫星国。

毛泽东思想（英语：Mao Zedong Thought）是由毛泽东倡导并在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政治、军事、发展理论，一般认为其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理论。在中国以外广泛称之为毛主义（Maoism）或毛泽东主义，然而中国官方从未使用过这个词。

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及军事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中比较突出的内容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十六字方针”、“群众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三个世界的划分”、“继续革命理论”等等。在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定义毛泽东思想为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

毛主义者也称毛派，自称信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或马列毛主义，且反对修正主义。

中国国内首次用毛泽东的姓名来指称共产党的理论，是国民党反共理论家叶青（原名任卓宣）1941年冬提出的毛泽东主义，之后延安理论家张如心在与其论战中亦沿袭了此词语。之后是邓拓和吴玉章。

毛泽东思想一语最早则由王稼祥于1943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提出。在正式文件中，首次出现于1945年的中共七大刘少奇的报告《论党》里。对毛泽东思想的首次系统论述也是该报告。中共七大首次规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1950年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学生、哈佛大学博士生史华慈首次提出了“毛主义”这一概念。这是国际学术界首次用领导人的姓氏来命名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把它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

1956年在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因为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取消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一规定。1969年的九大党章又恢复了七大的规定，并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崭新的阶段”。此后，毛泽东思想一直被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在1981年的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以邓小平为首的新的领导集体概括总结了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体系各个具体部分之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实事求是：即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用客观实践检验真理；

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即要把方针要放在本国实际和本国人民力量的基点上，找出适合本国情况的前进道路。

从此以后，“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被定义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内容已不再是中国官方定义的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及其地位

经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02年11月14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毛泽东思想”这个用法作为首选，而在自己的英文出版物中使用“毛主义”这个词时从来都报以轻蔑的态度。同样的，中国国外的毛主义组织也通常自称“马列主义”而非“毛主义”，以表示毛泽东的观点只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改变它。然而，有的毛主义组织（如美国革命共产党）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有效而坚实的补充，因此从1980年代以来就开始使用“马列毛主义”这一政治术语。

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官方学说的一部分。但自1978年邓小平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已经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中国进行了经济改革，对毛泽东原有意识形态的定义做了根本修改，同时大幅度降低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

毛泽东思想虽然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并不包括毛泽东思想。

（二）

美国革命共产党宣称：“1976年后中国的修正主义势力不仅继续标榜为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更具体的自称为毛泽东革命路线和革命遗产的继承者。为了响应（革命的）伟大的需要，为了拒绝顺应中国也已发生的一切，鲍勃·阿瓦基安（美革共主席）承担了科学分析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及此中原因的使命，并努力解释（中国）修正主义政变和资本主义复辟发生的缘由。

内容

毛泽东思想承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根本基点都是唯物论与阶级论，否定有神论与人道主义，强调人的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目标一致，都是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在全球建立共产社会。

毛泽东思想与过去马列主义的经验相比，主要区别是：中国共产革命模拟俄国城市工人暴动失败，转而以工人宣传鼓动农民中最贫穷的部分起来一同夺权，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到武装夺取了城市。即所谓“农村包围城市”。

具体实施办法，一、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把党支部建立到连上，实行党指挥枪，统一思想，整肃异己，形成军队效忠于党中央的局面。二、发动土地革命，将农村人口以土地多少划分成分，地主富农等有钱富人成为斗争的对象；“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乡绅的土地和财产强制性再分配给没有土地的人，调动穷人的积极性；同时，夺取富人钱财也是共产党军队筹粮筹款补给作战的需要。

在文学艺术上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奉为文艺工作的“圭臬”

《讲话》中有“我们的文艺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之语，强调“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以唯“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来批判“人性”和人道主义。《讲话》中说：“知识分子不干净”，“头脑里还装着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所以，文艺工作者就得听党的话，按吩咐行事，才体现出干净。毛泽东思想不承认人道主义，自然中国的文艺作品就缺少对“人性”这一“普世领域”的有深度的描写和揭示。造就了大批政治脸谱化的人物形象。

毛泽东《讲话》说：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这就是说不准批评革命队伍中的错误和问题。所以当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对当时延安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等级制度，干部的特权进行批评时，灭顶之灾就降临了。到1957年，对敢言问题的就是以“右派”冠之。

主张“继续革命论”

毛泽东思想和托洛茨基派的相同方面就是主张继续革命论，认为阶级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会长期存在。即使无产阶级建立政权之后，资产阶级还有复辟的企图。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有可能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

很多坚持“毛泽东主义”的人士认为，资本主义有被复辟的危险，复辟的主要力量来自执政的共产党内，因此包含了文革期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内容。而从1978年至今，中共的官方主流理论一般认为“毛泽东思想”所涵盖的范围，主要是截止到1957年之前的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

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产生之前，毛泽东思想包括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所以很多写着“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里往往有这层含义。

中国现存毛派

中国毛派指的是拥护毛泽东一生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特别是对毛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持赞成态度的人。

一般认为，前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出资创办的乌有之乡、前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等参与创办的毛泽东旗帜网、东方红社科网为官方毛派，或称保皇毛派，与之对立的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派。其旗帜性代表人物是教师张宏良、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等，其基本观点是反美帝（美国）、反邓修（邓小平）、改造和挽救现今的中国共产党、消灭国内的反毛势力。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戚本禹则于2014年接受香港亲大陆媒体采访，声称习近平是毛泽东第二。拥护习近平是中国保皇毛派的一个显著特点。其它官方毛派的代表人物还包括魏巍、林默涵、吴冷西、喻权域、前任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和梅行（周恩来秘书）等；以及被查封《真理的追求》、《中流》两杂志。

还有一些尚存的文革造反派，他们和官方毛派区别在于主张推翻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是他们称呼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恢复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标志性人物有袁庾华等。现存的文革造反派主流立场也是以保皇爱党为主，主张造反革命的人只是极少数。

中国毛派政党有：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书面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简称为“中毛共”或“中共（毛）”，由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两党合并而成，2009年初成立于重庆市万盛区黑山镇黑山谷，选举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为该党总书记（未受到薄熙来本人认可），并计划筹备召开十一大会议（其认为毛死后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均为非法而不予承认）。该组织实际负责人为蔚晋湘、马厚芝、张巨雷等人，党员总数近50人。该组织于2009年底被重庆警方一网打尽全部抓获。同时重庆毛泽东思想学会的魏龙、徐建生等亦被抄家。骨干马厚芝等人分别因颠覆国家罪获判十年有期徒刑不等。

中国工人（共产）党，2009年7月23日－8月1日，自称拥有11.2万党员的“中国工人（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18名中委，7名执委，3名常委；齐志平、方禹为党中央正、副主席。发起人为高干子弟美籍华人宋宝铃，其短期目标是以习近平的中国共产党的友好政党身份而轮流执政。该党已近乎解散状态。

祖国阵线，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建立共产主义新中国，属于秘密团体。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央委员会，简称“中革中央”，下辖中国真共产党，苏州下岗工人周群（化名）2009年创办，党员近20人，主张通过激烈革命回归到工人阶级为国家领导阶级的毛时代，大部分骨干已被抓捕。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移民海外的民运人士宣称自己是毛派，比如王希哲、高寒等。

由于毛时代城市工人的社会地位较高，如今相对下降，甚至还曾有过下岗，所以毛派在老年城市工人里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力，这也是中国毛派实际上的主力。农村亦有一些老年农民因土改分得了土地或者获得了其它利益而对毛主席非常怀念，并建有一些毛庙或者毛塑像，但并未如城市工人毛派那样建立政党组织。

泛指则包括所有崇拜毛泽东的形形色色的各种社会人士。其中以所谓的毛派企业家、部分红二代太子党和大陆各级官吏为主要代表，其主要特点是对毛泽东的舆论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的推崇。但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敬而远之，实际上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毛泽东思想里要推翻打倒的反动的剥削阶级或者官僚阶级。

海外影响

中国之外的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通常自称“列宁毛主义者”。在国外，“毛主义”这个用法早在1960年代就开始出现，通常被带有敌意地用来描述支持毛泽东和他的共产主义形式的党派或个人。

在欧洲，一些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立的毛派政党至今仍坚持毛泽东思想，如德国马列主义党、土耳其的毛主义共产党和希腊共产主义组织等。

信奉毛主义的阿根廷革命共产党、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和菲律宾共产党都曾一度活跃。其中，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尼泊尔于1994年开始武装斗争，后于2008年推动成立了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并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柬埔寨共产党的追随者被称作红色高棉，是毛主义在柬埔寨的曲解试验。用武装杀人直接消灭城市、取消货币、取消正常的夫妻关系，一切受政府配给控制，实行最纯粹的“共产主义”。2009年2月18日，联合国与柬埔寨联合组成的特别法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和谋杀罪等开始审判前红色高棉成员及主要领导人。

这些自称“毛主义者”的组织或个人都认为苏联的赫鲁晓夫和中国的邓小平复辟了资本主义。虽然毛主义者对斯大林的评价从极高到充满矛盾情感的都有，但传统上大多数毛主义者还是把斯大林看作是苏联最后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领袖。如1965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对毛泽东说在俄国有人说他在中国有类似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毛泽东回答说：“恐怕是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个人迷信的中心，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现在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全世界毛主义者，如直到现在仍然坚持武装斗争和游击战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菲律宾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人民军，曾经在1990年代进行过游击战后放弃了武装斗争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以及因为邓小平在1980年停止中国一切输出革命的对外援助而被迫在1990年代初向所在国政府投降的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等，都普遍现在或者曾经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背叛了毛主义的修正主义国家。

美国革命共产党高度正面评价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宣称：“1976年后中国的修正主义势力不仅继续标榜为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更具体的自称为毛泽东革命路线和革命遗产的继承者。为了响应（革命的）伟大的需要，为了拒绝顺应中国也已发生的一切，鲍勃·阿瓦基安（美革共主席）承担了科学分析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及此中原因的使命，并努力解释（中国）修正主义政变和资本主义复辟发生的缘由。”并在其宣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倾覆和实际意义上资本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的复辟，并不代表“革命会虎毒食子”……并不代表一旦掌握权利后“阴谋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将变成集权主义暴君”……并不代表“官僚主义的领导者，终身揽权，扼杀和窒息（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它也不是“永远等级森严的社会组织不可避免的结局”…那些直接导致苏联和中国革命失败的人，实际上是那些在革命党内和国家里担任高职位的人，但他们不是一些为自身利益而疯狂追逐权力的难辨认的、没有阶级性的官僚权力集团，却恰恰按照毛泽东给他们的定性，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是共产主义的代表，而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尤其是那些未被彻底清除和超越的资本主义残余的代表——这些残余既不能在短期内清除和超越，也不能只在这个或那个特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清除和超越。文化大革命不是党内清洗，而是斗争——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它的目的与方法不是针对个人，而是将革命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二者进行比较与对照，通过这种方式以革命主义路线来加深党和党员的基础，同时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与之决裂，进而恢复和激励各级别党员坚定自己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坚定采取科学共产主义方法论和观点；拯救和振兴共产党，使之成为一支真正的革命共产主义先锋队，有能力、有决心承担起它应尽的责任。

毛泽东生前长期支持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等坚持反对亲美政府的游击战的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给予大量的武器、经济、技术、粮食援助，并在中国大陆境内设置“东南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帮助他们开展宣传战。

但在邓小平上台执政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停止输出革命，断绝一切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裁撤在云南省昆明市市郊的东南亚共产党训练营与营中的中国教官，停止武器和粮食支持，关闭了“东南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

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在失去了中国的援助之后，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时相继放下武器向东南亚各国政府投降。选择继续住在中国大陆的东南亚共产党人则大多晚景凄凉，郁郁不得志。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时，美国革命共产党在党主席鲍勃·阿瓦基安的带领下，在华盛顿等地举行了反对邓小平访美的示威游行，甚至还组织过试图暗杀邓小平的恐怖活动。阿瓦基安因此遭美国政府逮捕，后被驱逐出美国；1981年，阿瓦基安逃往法国；此后，他就一直在法国领导美革共的活动。

美国中情局通过荷兰国内保安局，选中了一个名为彼德·贝维的数学老师，执行“红色鲱鱼”计划，设立了一个假冒的毛主义政党：荷兰马列主义党，其党首化名彼得尔森，自1970年开始1990年结束，前后25次访问中国，先后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接见，并骗取了超过100万英镑的资助。

葡萄牙前总理、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在年轻时是葡萄牙毛派政党葡萄牙工人共产党/无产阶级党重组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挪威前首相、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早年也是毛主义者。

评价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在其于1978年公开发表的著作《帝国主义与革命》中说：“毛泽东的思想绝不是马克思主义。”

第四国际领导人厄内斯特·曼德尔在其于1978年公开发表的著作《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中称毛主义者“时而无知、时而狡诈”。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国际联系”来看，毛泽东不同于洪秀全的闭门造车，确实是“世界人民的大救星”，但是他绝对不是中国的民族英雄，相反，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混混，早年追随苏联，晚年自立为王。他的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洋垃圾，在“神汉建国”只是取得了一半成功，比洪秀全稍好一点，但无法作为经久事业来继承，以至于他死后不久，共产党就背叛了他，改走“改革开放”的台湾路线。因此可以说，在政治军事上蒋介石失败了，但在建国大业上蒋介石却成功了。

（二）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开创了帝制。1912年，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结束，中国走向共和。1919年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未能维护国家利益，导致了五四运动。此时由于俄罗斯的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在此思潮影响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特务策动之下正式成立，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属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1923年中共三大决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同时中国国民党也被迫确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政策。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取得接连胜利之际，中国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斗争却在加剧，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并实施清党。同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夺权；10月，毛泽东率领经“三湾改编”后的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根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政策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起义农民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面积、25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1933年，中国共产党挫败国民政府发动的第四次围剿，通过三年革命根据地的治理实践，积累了经验。

1934年10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剿共战争迫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撤离江西中央苏区开始长征逃窜，并于1935年10月抵达陕甘苏区。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6年再度改国号为“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西安事变迫使蒋中正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相继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形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在抗日战争期间即已“摩擦”不断的国共双方，升级为更为严重的“冲突”。双方最高领导人参加的重庆谈判亦未能阻止全国性内战爆发。内战进行至1947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末至1949年初，解放军陆续取得三大战役胜利，随后在渡江战役中占领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市及经济中心上海市。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市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13日，解放军占领湖南全境，此时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仅控制西南和华南地区，并在数月间被解放军逐步占领。国军和政府人员则逐渐撤往台湾、海南岛与部分沿海岛屿，并在1950年代下令部队于西部地区发起抵抗。1950年，中国共产党发起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大规模政治运动。透过对约100万至200万名土地主批斗发放原耕地的土地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得以巩固，并获得底层民众的欢迎。同年10月，志愿军出兵朝鲜，加入朝鲜战争。

中共宣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中华”代表中华民族，“人民”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国体。最初国名曾考虑“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并加注“简称中华民国”。但在1949年7月9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张奚若等人认为名称过长而应去除“民主”二字，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司徒美堂等许多民主派代表对“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持有异议，认为应确立新国名。最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1949年9月27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议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去除加注。该会议还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苏联的卫星国之一。苏联的卫星国大多都采取了“人民共和国”的称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时会称作“新中国”，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旧中国”做区分。不过在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地区后，仍被国际社会视为“中国政府”，并在联合国中拥有“中国”席次；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则被称为“红色中国”或“共产中国”，并坚持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在通过《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中国”席次和相关地位，“中国”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常见称呼。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常被简称“中国”或“华”，又会因地理位置而称作“中国大陆”。由于目前两岸分治的台海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又被称为“大陆当局”、“北京当局”、“中国北京”或“中共”。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港澳地区并称时，则会称作“内地”。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部队占领海南岛，并将西藏地区纳入统治，大致将蒙古以外的满清国土重新纳入控制，并彻底结束了中国大陆自民国初年以来的军阀割据局面，建立统一的全国性政权。中国借由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出独立的工业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研发两弹一星技术。毛泽东鼓励民众生育，这时期人口从原先的5.5亿人增长至9亿人。1956年，政府推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后，中国共产党于来年发动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压。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商品经济在中国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195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对经济和社会展开共产主义改革，企图快速达成共产主义社会。但此举重现了苏联社会改造的灾难，造成1958年至1961年至少八千万人因饥荒死亡。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生分歧。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及政治批斗对社会、经济、文化、民主与法律制度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毁灭式破坏，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动荡持续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并因同年四人帮遭到逮捕后才结束。外交方面，由于中苏交恶，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形成了以第三世界为盟友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获得在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缓和了中美关系。1979年犹太人策动美国宣布断绝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控制地区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纯陆地面积第二大、陆地面积第三大、总面积第三大或第四大的国家。当中划分为23个省份、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关于台湾主权归属有争议，在东海、南海、藏南等地则与邻国有领土争端。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而呈现三级阶梯分布，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副热带季风气候，地理景致与气候型态丰富多样，有冰川、丹霞、黄土、沙漠、喀斯特等多种地貌，北方有干草原和荒漠，南方有热带雨林，西部和西南边境则有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约有13.7亿人，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共有已确认的民族56个，其中汉族人口占91.51%。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地区可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中国自1986年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当今尚有青壮年文盲2300万人，识字率为96.4%。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为经济成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当前，中国对外贸易额世界第一，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及第二大的进口国，国内生产毛额按国际汇率排名世界第二、而依购买力平价则位列第一。2016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依国际汇率为8，113美元，列全球第70位；依购买力平价则为15，398美元，列全球第84位。2015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依购买力平价为1.416万美元。是开发中国家之一。

科技方面，在航天航空、高速铁路、核技术、超级计算机等领域有一定实力，研发经费则位居世界第二。同时中国国防预算为世界第二高，拥有规模最大的常备部队及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71年取得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后，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并加入许多国际组织。今日中国为亚洲地区重要地域大国，也被视为潜在超级大国。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思想无法统一中国，甚至无法有效统治中国大陆地区。因此在他死后，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改弦更张，采取国民党的治国路线维持政权。因此可以说，共产党革命的人都白死了，其牺牲总的来说几乎一文不值。这样的历史充满反讽，也是“神汉建国”的历史宿命之一。

从“现代南北朝”的观点看，国民党和共产党可以说是一对难兄难弟，谁也离不开谁。国民党和共产党先是采取“神汉建国”的道路，失败之后改采“军阀建国”的道路。这是因为，现代中国不是大一统帝国，不同于秦两汉与元明清，不适合神汉建国的夺权方式。现代中国是一个多元性的文明集散地，因此适合军阀建国的夺权方式，就像古代的南北朝那样。

二十章

太平天国文革先行

（一）

《洪天王与毛主席》（谢选骏，1999年12月）说：

从小就对“太平天国”的史迹饶有兴趣，不仅因为我们遭遇的中共统治与太平天国有许多相似，不仅因为毛泽东与洪秀全都喜欢舞文弄墨、后宫佳丽，同时又禁止他人阅读写作并尽力阻碍他人夫妻团聚；还因为那时流行的影射史学和“叫花子掌权”惯于对号入座，给太平天国研究制造了种种障碍，反而刺激了我的好奇。可能是对史学太感兴趣竟而忘记了当时的险恶，我竟然胡里糊涂给上海复旦大学写了一封信，询问有关史学问题，结果此信被转给我的工作单位，并附带警告，说是应好好教育此人安心工作，接受大学教育必须工农兵推荐云云。

可怜被警告的此人那时才十六七岁，更可怜史学梦想至此如老毛笔下的昆仑山，被粗暴地裁为三截。一截给了复旦大学，一截给了单位，一截还给我的自学了。至今还记得单位领导语重心长对我说，“你太年轻了，和我当年一样，不要乱想了，以后慢慢习惯了这些，忘了它，就好了。”这位领导曾经就读西北地区一家地质学院，结果该校在1962年遭到裁撤，他也就沦为失学青年了。可是我无法像他一样顺从命运的摆布。我希望在穷困潦倒致死之前，留下一两篇不朽的文章，可以进入《古文观止》一类的集子中。

由于这样的痴心妄想作祟，无论怎样煎熬，我始终习惯不了1970年代前期工农兵专政的环境，倒是越来越同情洪秀全革命，不是共产党所说的“阶级斗争英雄”的角度，而是从张角、黄巢式的“穷秀才造反”的角度。确实，像毛泽东临死前两年反复唠叨的“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迫他们，他们要革命”，这样看待张角、黄巢、洪秀全式的“穷秀才造反“，产生共鸣，大约是当代中国人并不罕见的。只是洪老大的诗文太次，不像帮助毛老大的秘书班子那样来自五湖四海……擅长宣传工作，据说为毛修改作业的秘书多有官宦人家出身的，还有留洋经历和北京上海等官场洋场的熏陶，所以洪文不像毛文那么“上路”。倒是洪老大手下的一员猛将被俘牺牲前，口占一词，竟被满清遗老所编《清史稿》评为“其蕴藉如此”，且深得我心：“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秋风，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撒杜鹃红。”那时，我对“革命”的理解大抵如是。

对太平天国更深入的兴趣，是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之后，想全面了解“基督教在华命运”。我十分奇怪，西方基督教国家为什么没有像苏联全力支持毛的革命那样支持洪弟兄，反而以极复杂的心情，配合拜偶像的满清政权镇压了兴旺一时的拜上帝会。读罢英国人呤唎（A.F.Lindley）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Ti Ping Tien Kwoh：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似乎有所领悟，特记于下：

此书内容广泛，从拜上帝会的缘起到英、俄等国的对华政策等，分为二十六章，1866年在伦敦初版，近五十万字。作者呤唎（A.F.Lindley）1859年夏天以英国海军下级军官的身份来到香港，不久辞职，贩卖军火给太平军，并进入洪营，帮助招募外籍军队，甚至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他十分同情太平天国革命尤其后期领袖李秀成，这使一些中立的学者，不把此书视为客观的记录，而视为公开的辩护，甚至作者本人也并不讳言这一点。但即使如此，他也披露了一个基本的窘境：洪党一方面因为推行激烈的反传统政策而使中国居民恐慌，这种恐慌最终使得多数汉人宁愿屈从满人也不愿追随洪党“长毛”；另方面洪党长毛则因严重的异端倾向而使外国基督徒疏离，这种疏离最终导致更深的敌意，使得基督徒憎恨这种“异端”超过憎恨满清的异教。因为异教可以不涉及福音，异端却无耻地糟蹋福音。

洪的失败与毛的成功可能是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社会演变中对比最鲜明、影响最深远的事。究其原因可能有三大项：

1，洪的革命是自发的，虽是受到福音的感召，毕竟与外国势力格格不入；毛的革命则是共产国际输入的，尤其配合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十月革命、日本侵华、二次大战、美苏冷战），故无往不利。

2，洪的集团封闭性特强，除了意识形态，非两广人不能进入领袖集团的地方主义也是致命伤。毛的集团则较少地方性，这与它的国际背景有关。尽管中苏决裂后的毛党政治，则日多地方主义。

3，洪的革命所面对的是没有分裂的西方世界的一致反对，毛的革命则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和美欧国家的中立旁观。

而这三大项都可归结为“国际因素”，即，洪党因缺乏国际支持而失败，毛党因为利用国际因素而昌盛。呤俐对洪党缺乏国际支持十分纳闷且义愤填膺：“这是难以理解的，传播福音的牧师为什么对于那些承认基督教的人们毫无同情，不把他视为兄弟，还剥夺了他们运动成败的基本要素。”（250页）总的说来，西方基督徒对于拜上帝会的厌恶，要超过他们对于拜偶像留辫子的满洲政权。这是因为他们对异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厌恶往往大于异教徒。尤其耶稣曾经说过，“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马太福音12:31）问题出在这里：异教可以不涉及亵渎圣灵的问题，而异端却很难不涉及亵渎圣灵的问题。例如，拜上帝会就具有以下的亵渎圣灵的特质：

1，有意混淆中国古代的“皇天上帝”与基督教的耶和华神之间的区别，不仅在名号上，而且在至关重要的位格上；从而达到篡改上帝本质、提高自己发言地位、神化洪党领袖的目的。

2，以基督教的名义简单粗暴破坏中国传统上层文化（儒释道各家），但同时大力引进底层社会萨满教民间迷信（如降神扶乩大拜拜），用领袖人物神志不清时刻的昏话大话，冒充圣经上帝的圣言。

3，抹煞耶稣基督的救恩，把他说成是活人洪秀全的哥哥，从而要耶稣基督为洪在夺取政权中必然遭遇的全部暴行进行背书。

4，披基督教之皮，行《周礼》之道（一如毛之“披马列之皮，行孔孟之道”），等级制度之烦琐严酷，三宫六院之千奇百怪，比满清异族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用基督的平等爱人的精神，来包装自己贪得无厌的小人得志。

5，洪秀全等领袖人物完全神化，没有提出他们的罪性，从而反对偶像崇拜的拜上帝会沦为洪秀全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是比佛教、道教更厉害的偶像崇拜，崇拜活生生七情六欲的人。

6，以军政机构取代健全的教会组织，军事行动取代了爱的出发点，从而把社会革命变成简单的杀杀抢抢，把铲除腐败行为变成财产权力的重新分配。

7，编造假见证。拜上帝会的重要人物经常声称他们见到异象或是听到上帝对他们如何说，这不可能是真的。他们后来的遭遇说明，这些神迹要么是他们自己撒谎，要么是他们变相指控上帝撒谎。

上述特征在神学上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亵渎圣灵”，在社会心理学意义上则可以做另一比对观察。观察结果显示，上述特征不是孤立的，甚至牢牢存在于当代。试举几端：

1，基督教工具化。有不信耶稣甚至没有领洗，却急于参与组织教会活动，这样做并非出自属灵的感动，而是要达到信仰以外的社会目的。有好像信了耶稣，却宣称基督教救国论，基督教福利论，基督教民主论，基督教社会改革论，与毛泽东利用社会主义夺权，来“改造中国”实现个人梦想，异曲同工。

2，基督教古已有之。犹太人有耶和华，中国人也有上帝；西方人有耶稣基督，中国也有类似耶稣的圣人。

3，基督教征服论。以基督教做为教化他人的方法，但自身却不同等反省认罪；反以福音使者自居，其实乃师承儒释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自圣权术。与基督教工具论可谓异曲同工。

4，基督教修身养性论。隐士心态，穷则独善其身时皈依基督，而达则兼济天下时则扬名立万，升官发财。

上述特点在我自己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以前，就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所以我也曾迷恋过洪秀全和他的事迹，视之为个人奋斗的典范。作为一个骄傲的异教徒，我相信历史的法则乃是“一将成名万骨枯”，而为了一个天才将领的彪炳历史，万骨的枯死是必然的，不仅是“必要的恶”，而且甚至是美丽的。正如一位老人告诉我的，“牛栓在桩子上也会老的”，与其白白死掉，还不如为巨大的火焰添加燃料。哪怕是天京城里那样的大火，是侯景那样的野蛮，都是可以理解的。

不可否认，基督教乃是福音与民族文化的结合，故不同民族乃有不同的基督教派。如，早期教会有犹太人背景，东正教先有希腊文化、后有斯拉夫民族的背景，罗马公教有拉丁文化的背景，景教有叙利亚背景，科普特教会有埃及背景，所谓新教即宗教改革则盛行于日耳曼地区，圣公会则显系英国国教，美国为移民国家，则教派最杂，也是异端与邪教最泛滥的地区，中国为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各国竞相传教的对象，再加上“本色化”的作用，故教会势力虽然不大但教派的复杂程度已是应有尽有。……如果否认这一点，其实不过是更深地陷入这一点，或是病入膏肓，或是讳疾忌医。

正因为基督教乃是福音真理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神与人的联合，所以我们和洪秀全主义的血脉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要是否认这种基于民族文化背景的联系，倒是奇怪的了。有些组织真是可怜啊：为了获得社会影响，明明是自己的风俗，却硬要奉为万古不变的规律；出于欺世盗名的考虑，明明是自己的愿望，却说是来自上帝的异象；明明是一己的偏执，却奉为客观的事实；仿佛不把一个错误坚持到底，就不能证明它是真理。其实，对基督徒来说，要求并不高，那就是朝向完整的福音本身，而不是朝向对于福音的解释，结果造成了“另一种福音”。与其要“全备的被充分解释以致脱离福音原意的诠释系统”，不如要简单明了的福音原文。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远地避开洪天王和毛主席的陷阱，避免让那种也许曾经良好过的愿望，再度化为天京城内的烈火与灰烬？

（呤唎［F·A·Lindley］《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初版）

（二）

《太平天国与文革——读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札记》（从“洪太阳”到“毛太阳”：太平天国与文革11相似，李乔，2016年2月）说：

读罗尔纲先生《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总感觉太平天国有些东西有点似曾相识。原来，太平天国与文革在某些现象上如出一辙。五十年前的文革竟与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有相似处，说来有些匪夷所思，然细考细思之，又颇觉平常——不同时空间的历史存在某些内在联系，从而造成所谓“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乃是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

衣冠“革命化”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三十一《志第九·刑律》记：“凡剪发、剃胡、刮面，皆是不脱妖气，斩首不留。”又卷三十一《志第十·礼制》记：妇女短衫长裤，禁穿裙，以便劳动和作战。《金陵纪事》诗注云：“贼人不准穿裙，途间相遇者，尽行扯去。”

文革：破四旧，扫除时髦发型，不许留发髻，不许烫发，不许穿“奇装异服”。“剪刀要革命，专剪牛仔裤；推子要造反，专剃阿飞头”。妇女必须穿长裤，无人敢穿裙子。女红卫兵戴军帽，系皮带，不穿裙子，大寨铁姑娘更不穿裙子。

评曰：二者皆搞衣冠“革命化”。衣冠服饰，本属私人爱好，却强力干涉，不惜以暴力加之。传统与时髦的衣冠服饰，本为历史和生活的自然选择，却统统视为坏东西。明清以来，衣冠发式之受到强力干涉，除清初剃发易服、清末民初剪辫易服外，便是太平天国一次，文革一次。只有清末一次具有进步性。

开大会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二十二《志第一·上帝教》记：“太平天国常有对广大群众的宣讲，叫做‘讲道理’”，“讲道理的场所，都在空旷的地方搭高台，到期，群众齐集台下，经常是万众听讲……这种由政府对群众进行的宣传大会，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文革：经常开万人、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大会，有动员会、批斗会，誓师会、代表会等各种名目，目的是发动群众，宣传、落实领导人的战略部署。

评曰：开大规模会议“讲道理”，搞宣传，确是太平天国的一大创举。陈胜吴广以来虽多有“聚义”，但非政府行为，且聚会方式和频率也非太平天国那样“经常是万众听讲”。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常举行向群众讲道理的大会，对推进革命起了重要作用，其开会方式与太平天国的宣讲大会酷似，可谓一脉相承之概。文革为打倒“走资派”，必须发动下层民众，故动辄举行群众大会。太平天国的“讲道理”大会与文革的“不讲道理”的大会有一点很不同：前者不动武，后者常伴有暴力。

劳动者做官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二《传第一·洪秀全洪天贵福》记：洪秀全被侵略者鄙视为“苦力王”，太平天国政权被敌人讥为“满朝文武三百六十行全”。

文革：大批工农兵以火箭速度升官，甚至至高位。王洪文当副主席，陈永贵、吴桂贤、孙健当副总理，李素文、姚连蔚当副委员长，尉凤英当中央委员，孙玉国当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

评曰：满朝文武的阶级出身，决定不了政权的性质，即使三百六十行全，也未必代表三百六十行的利益，苦力做官，政权也可能变质。朱元璋、向忠发、顾顺章都曾是劳苦人民。文革刻意让工农做官，是“苦力出身拜物教”，是土改时“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的翻版，是民粹主义的干部路线。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七十八《会党起义传一·焦亮》记：洪秀全的顾问焦亮劝谏道：“臣观天王所为，大类秦政……秦政掘孔墓，而天王鞭挞遗像；秦政烧书，而天王以经史置污秽中。”《太平天国史·序论》记：“太平天国掀起了一场群众性反孔大运动”，“鞭挞孔子像，把儒家书丢到粪坑里去”。萧朝贵宣布孔子书“一概要焚烧”。《山曲寄人题壁·禁孔孟书》云：“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金陵癸甲新乐府·禁妖书》云：“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二《传第一·洪秀全洪天贵福》记：洪秀全“自圣公然蔑古圣”，将周文王、武王的名字加“犬”旁，称为“文狂”、“武狂”。还亲自动手删改《四书》，把“夫子”改为“孔丘”。

文革：破四旧，扫荡“封资修”，烧古书古画牌匾，藏书论斤卖，珍玩随手抛。谭厚兰率红卫兵砸孔庙，挖孔坟，焚烧孔府古书。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孔子先是被改称“孔丘”，继而蔑称为“孔老二”。“劝君少骂秦始皇”，秦政被高度肯定，郭沫若早期的反秦文章被批判。反对批孔者遭殃，梁漱溟被打击。周恩来被影射为搞复辟倒退的孔老二。评曰：罗尔纲说，“洪秀全极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此为历代农民造反之奇事、之特例。太平天国与文革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皆大革文化命，皆有秦政之象。一个是上帝加秦始皇，一个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然二者反孔的目的不尽相同。洪秀全意图先摧毁孔子地位，树起上帝权威，最终树立自己作为上帝之子的权威。批林批孔运动则是拿批孔做幌子，反周总理，反党内健康力量，反“反文革力量”。

太阳万岁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二十五《志第四·政权》记：杨秀清、萧朝贵神化洪秀全，说“洪秀全是太阳，普照万方”，下凡“作主救民”，“凡属万国人民均宜赞颂，以报天恩”。主持宣传工作的黄期升在天京召集人民讲道理说：“尔等幸有天王……尔等俱要报恩。报恩若何？打仗杀妖，是第一报恩事也。”又卷四十一《志第二十·典籍》记：洪秀全自称为太阳。又卷三十二《志第十一·天历》记：“伏奏我主我兄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文革：林彪、江青带头神化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响彻中国。早请示、晚汇报，“敬祝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罪人”要向领袖像请罪。宣传机器大唱“大救星”歌，号召人民紧跟伟大战略部署。评曰：太平天国与文革都搞个人迷信，手法都不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窠臼，都称元首为太阳，都山呼万岁。熊十力说：“吾国帝制久，奴性深，不可不知”。太平天国与文革的个人迷信皆可溯源于长久的帝制。帝制、奴性、个人迷信，三者是相互联系的。喊万岁，迷信兼奴性使然；然而不喊，脑袋可能搬家。

统帅与副统帅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二《传第一·洪秀全洪天贵福》记：洪秀全“临朝不理政，担负决策和思想指导方面的任务，国务则由具有非凡统治力的正军师杨秀清担任”。又卷二十五《志第四·政权》记：“天王洪秀全称万岁，正军师东王称九千岁，比天王低一级，他朝见天王，虽与群臣不同，得免拜跪于地，但却要立在陛下。杨秀清之所以迫称万岁，要夺取天王宝座而掀起了滔天大祸的天京事变，即由于此。”《李自成自述原稿》说杨秀清“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废除军师负责制，“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二《传第一·洪秀全洪天贵福》评论洪秀全这样做是“专制独裁，破坏了农民民主”。

文革：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祝副统帅永远健康。副统帅待遇低一级。但党章明定林彪为接班人，且林掌握着很大军权。领袖担心军权旁落，致有“我不相信解放军会跟着你黄永胜走”之语。名为斥黄，实则批林。林有所谓理论纲领“天才论”，政治纲领“设国家主席”，被指为觊觎最高权力。“五七一工程”、“九一三事件”，副统帅折戟沉沙。

评曰：一个是“专制独裁，破坏了农民民主”，一个是个人说了算，取代集体领导。一个是千岁要称万岁，一个是要设国家主席。一个引发天京事变，一个引发“九一三事件”。都是体制弊端惹的祸，不民主惹的祸，个人专权惹的祸。

罪人游街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三十《志第九·刑律》记：杖枷罪犯，使担枷游街，一人在前打锣，一人执藤鞭于后，使罪人自喊道：“我犯某罪，被担枷责打，众兄弟莫学我。”

文革：牛鬼蛇神头戴高帽，脖挂牌子，红卫兵、造反派执皮带棍棒于后，使其自打铜锣或脸盆，喊道：“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

评曰：游街，敲响器，喊话自辱，鞭挞“罪人”，这些形式和方法，文革几乎与太平天国毫无二致。但要说文革直接取法于太平天国，恐不确。而要说文革与太平天国全无一点联系，恐也不确。实则，当是太平天国之后的农民运动继承了太平天国的一些做法，而文革又学农运，便与太平天国相像了。农民运动反抗剥削压迫，好得很；然以野蛮方式整人，则糟得很。

暴力恐怖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三十一《志第九·刑律》记：太平天国严刑峻法。死刑有几种，至重的是点天灯，其次是五马分尸，再次是斩首示众。为惩治叛徒又增舂沙、剥皮两刑。

文革：“红色恐怖万岁”，暴力盛行，折磨人的刑罚花样繁多。张志新被割喉杀害。

评曰：暴力、残酷、恐怖，太平天国与文革，一也。文革自然比太平天国文明，绝无点天灯、五马分尸之类，然多有绝不温良恭俭让之各式刑罚，割喉乃其“翘楚”。点天灯因残酷无比连清廷也不采用，然洪秀全青睐之。割喉亦为法外之刑，然四人帮打手用之。崇尚暴力的斗争哲学能烧红眼，令人丧失人性。太平天国实也被此种哲学所支配，只是洪氏口中无此词而已。

天法不饶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一《志第二十·典籍》记：“洪秀全是个专制的人君”，他写的《天父诗》云：“只有臣错无主错”，“一句半字都是旨”，“遵旨得救逆旨刀”。又云：“几多因为一句话，五马分尸罪不赦。一言既出马难追，天法不饶怕不怕！”

文革：领袖绝对正确，一句顶一万句，谁反对领袖就打倒谁。《公安六条》严惩所谓反对领袖者。多少人一句话蒙难。

评曰：只因说错一句话便五马分尸，这是何等酷烈的文字狱！洪天王令朱洪武、康雍干愧煞。君王口含天宪，圣旨哪能有错？最高指示乃绝对真理，《公安六条》是现代“天法”。天法不饶，谁人不怕？然较之五马分尸，《公安六条》算是福音书矣。

农业社会主义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二十三《志第二·天朝田亩制度》记：《天朝田亩制度》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描绘出一幅农村乌托邦的图案，在农村公社里，“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天朝田亩制度》说：“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按照此原则，太平天国建立了圣库制度（公库制），人人把钱财缴交圣库，不许蓄私财。

文革：人民公社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严控自留地，农民养禽畜、种树的数量受到严格限制，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私财甚少，甚至家徒四壁。

评曰：太平天国与人民公社皆为“一大二公”思想之实践。有了产品私财，前者要交圣库（公家仓库），后者要交国家和公社。二者原本皆想“处处平均，人人饱暖”，但结果却是人人穷困，人人不饱暖。二者实行的都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然《天朝田亩制度》自有其历史地位，其所反映出的平等思想或有值得肯定之处，尽管并未认真实行过。

地震之后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三《传第一·洪秀全洪天贵福》记：建都天京后第二个月，江苏省发生地震，人们惶惶不安。同时天京内又发生叛逃的事。洪秀全颁布一道诏旨曰：“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军行速追诰放胆，京守严巡灭叛逃。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心）任逍遥。”

文革：唐山地震发生后，四人帮之帮刊《学习与批判》发表《地转实为新地兆——读洪秀全的〈地震诏〉》一文，称洪秀全的《地震诏》是对旧世界的“声讨书”、新世界的“宣言书”，“庄严地宣布地震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征兆”，暗喻唐山地震也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好兆头。

评曰：《地震诏》实属封建性的谶纬政治迷信，《读地震诏》也属同类政治迷信，二者都想把自己的政治行为说成符合天道，因之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四人帮不怕地震死人，怕的是抗震影响批邓，一个死党说：“中国这么大，抹掉个唐山算什么！”他们所念念不忘的是建立他们帮天下的新天朝。

（三）

《太平天国与中共天朝之相似性》（林绿野，2016年2月）说：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个政治组织非常相似：一个叫拜上帝会，一个叫中国共产党；而且，他们还分别建立了两个非常相似的政权：一个叫太平天国，一个叫中共天朝——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为其起的格外贴切的外号，虽然中共自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显然是名不符其实的。尽管这两个政治组织之间和两个政权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然而彼此之间相似程度之高，远远超过人类遗传学上的嫡亲关系，使人不得不怀疑后者是前者的克隆体。

一、拜上帝会与中国共产党

拜上帝会：是一个由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建立的宗教团体，是太平天国的核心组织。拜上帝会的首领是洪秀全，他是广东花县人，四次科举考试落第后，从传教士手中接过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创立“拜上帝会”；他声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四处传教，招募信徒。当时广西连年灾荒，到处是饥民，因此拜上帝会在当地吸纳了大批信徒。

1851年初，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反清起事，建号“太平天国”，这时参与的信徒约有一万人。起事后不久，太平天国攻占广西永安城，在这里，太平天国进行了历史上的所谓“永安封王”：除了最高领袖洪秀全当皇帝——天王外，还分封了“东西南北王”等一大堆“王”，特权阶层人数之多，等级壁垒之严密，使当时的大清王朝也相形见绌。此后太平天国一路向北进军，绕过长沙，攻击了武昌，然后沿着长江东下，占领九江、安庆、南京，并且“定都”南京。此时，太平天国表明上处于鼎盛时期，然而，不久在拜上帝会——太平天国高层发生一场多角内斗，从而导致的大规模自相残杀，结果元气大伤，在外部清军的进攻下很快就彻底覆灭了。

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1日，在上海，一个叫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在这一天成立了，共产国际领导的，而共产国际则是苏联共产党操控的一个傀儡。中共从建立和建立后的活动经费，包括党领导的生活费用，大部分由于苏俄提供，党的高层领导人的任免也由共产国际决定。当然中共也对共产国际唯命是从，以苏俄的国家利益为中共的最高利益。因此，当时许多中国人都认为中共是一个外来政党，或者是苏俄的代理机构。中共刚成立时，党员的主体是一些受马列主义影响的激进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城市工人，后来随着中共在城市的失败，只能跑到山沟里占山为王，尤其是到了江西中央苏区的时候，中共党员的主体就改变为农民、地痞流氓、土匪、军人。例如，毛泽东虽读过一点中国古书，但从本质上还是个农民；朱德、彭德怀则是军人，贺龙是个土匪，毛的第四任妻子贺子珍也是个土匪。尤其是自从毛泽东掌握了中共的最高权力后，中共就与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不一样，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党章都这样写：“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但是，在毛泽东那里就悄悄变成“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在当时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96%以上的中国，实际上就“以农民为基础”。所以，一直以来，许多接受过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思想的欧洲共产党人和苏俄共产党人，都认为中共不是正规的共产党，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几十年后，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又抛出“三个代表”，这时候，中共竟然变成代表“先进的阶级”即资产阶级。

中共几十年的历史，是一部党内恶斗的历史，是一部血淋淋的历史：按照1971年毛泽东的说法，中共历史上“重大路线斗争”有“十次”——如果算上毛死之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算上毛死后华国锋、叶剑英抓捕毛的妻子江青及毛的亲信的政变，再加上邓小平操控党政最高权力后几次“重大路线斗争”，那么，这种你死我活的“重大路线斗争”至少有十五次以上。

中共几十年的历史，是一部发动内战、卖国求荣的历史：从1921年李大钊公开叫嚷把外蒙古让苏联统治，到1929年李立三、恽代英的“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和行动；再到抗日战争时毛泽东教训某些尚有民族情怀的中共将领“不要到前线去当抗日英雄”、“要让日本人多占领中国领土”；再到1960年把南坎、江心坡8万平方公里领土送与缅甸；故意把藏南领土让给印度……中共统治中国后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国难史。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更是一个接一个：土改斗地主杀地主；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89“六四”血腥镇压人民民主运动，1998年镇压法轮功，……

【点评】

拜上帝会，如果按照字面上来了解，那应当是一个基督教支派。全世界所有的基督教派都相信《圣经》上写的：上帝只有一个儿子——耶稣。而拜上帝会却又让上帝再增添一个儿子——洪秀全。所有信徒都对洪秀全这个活人当神顶礼膜拜，都愿意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去战斗解放全中国。

记得1998年中共在镇压法轮功的时候，为了证明法轮功是邪教。曾经让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御用学者提出一个邪教标准：邪教有三个基本特点：一、对活人当神顶礼膜拜；二、是宣扬末日；三、认为只有他们才能拯救这个世界。按照这个标准，拜上帝会，是邪教；中国共产党，也是邪教。

中共也对活人顶礼膜拜，对毛泽东、邓小平在还没有死时候，中共就已经当神顶礼膜拜，中共也一直说资本主义会爆发总危机，并且说只有中共和中共的社会主义才能拯救这个世界。拜上帝会篡改《圣经》，即篡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而中共一开始篡改共产党的基本阶级属性，最后连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也统统抛弃了，但是还继续打着共产党的招牌。

邪教组织还有一个共同特性，那就是，杀戮“同志”来比杀戮敌人更凶残。拜上帝会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

二、天朝田亩制与中共土改

天朝田亩制：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了南京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此文件主要内容如下：“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按照家庭人口多少来分配土地，似乎很合情合理。但是，后面接着还这样写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换言之，天国把耕地平分给民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民众获得饱暖，继而发家致富。相反，民众耕作所产，除满足其最基本食用需求外，余下部分需全部收归国库。而且不独粮食如此，杂粮、布帛、鸡狗、银钱等等，全都“亦然”。其最终目的，需做到“物物归上主”，并声称此乃“太平真主救世旨意”。

在中国大陆，中共编写的历史书中，这个文件被当作太平天国的划时代的政治经济纲领，甚至被当作中共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先驱，赞扬其是彻底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使天下人人享有温饱。

然而，真实的历史是，农民分得了土地后，却失去一切私有财产——包括土地，甚至连人身自由也没有，即成为拜上帝会领袖的奴隶。

中共的土改：1946中共与国民政府爆发全面内战，中共开始在其占领的“解放区”进行土改。随着中共在战争中的胜利，土改的运动也随之被推向整个中国大陆。到1952年，中共宣告除西藏外中国大陆的土改运动已经完成。中共的土改运动一般分为几个阶段：一、发动本村的不务正业者或者相对贫穷的农民；二、诉苦、批斗地主大会，包括游街示众，用惨无人道的酷刑等肉体折磨手段，最后大部分地主都被枪杀，有的甚至全家被杀，连未成年的幼童也难幸免；没收地主财产甚至连妻子、女儿也被分配给“贫农”；三、没收地主的土地，按家庭人数平分土地，即是中共说的“废除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然而，从后来的历史事实看，绝非如此。几年后，中共就借口要在农村搞集体经济，开始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到了1958年中共搞人民公社时，宣布土地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其实是中共一党所有的。所以，如果说，土改前，中国大陆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话，那么，土改后的土地所有制就是“奴隶主土地所有制”，而且是中共一家的“奴隶主土地所有制”。直到今天，中共天朝还把土地当作中共一党私产，对民众的房产随意强拆，对农民的土地随意强征。

【点评】

《天朝田亩制度》大部分没有实施。如果实施的话，也必然会与中共土改一样，以血淋淋的杀戮开始，以表明上平分土地告一段落；最后也会如同中共天朝一样，土地变成太平天国的“国有资产”，即拜上帝会的“党产”，而实际上则是太平天国核心统治者如天王、东王等人的家产。幸好太平天国的很快被清军所剿灭，来不及实行太平天国版的土改——《天朝田亩制度》，否则，1949后中共土改运动的灾难将不是中国的第一版，就是说，中国近代史上，在短短的九十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将出现两次土改的灾难。

中共的土改，推毁中国农耕文明的优良道德传统。几千年来，在中国的农村，上下和谐，贫富相安，秩序井然。自从中共搞了土改把谋财害命、杀人越货当作革命行动后，传统道德观念彻底崩溃了，而代之以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好吃懒做；土改中为了打倒地主，人为制造了仇恨，制造无端的杀戮和恐怖，彻底破坏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今天之中国大陆的种种恶劣社会状态，如物欲横流、厚颜无耻、没有起码的道德底线……，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追溯到中共的土改。

三、太平天国的男女平与中共的妇女解放

太平天国的男女平等：在中共的官方的史学中，实行男女平等一直当作太平天国社会制度建设的伟大进步，被大书特书的。不明历史真相者，以为生活在太平天国统治下的男女很幸福，至少是女性一定生活在比以前更平等的制度下。然而这不是真实的历史，是百分之百的谎言。事实上，在太平天国“革命”队伍里，实行男女分营制，男性住在男营，女性住在女营，即使是夫妻也不得逾越，否则斩首。然而，伟大领袖洪秀全等各个王的王府里，却美女如云。例如，洪秀全本人就有88个娘娘，而当时的咸丰皇帝也只有10个嫔妃。

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平等后另外一个结果是，把妇女解放为其无偿的劳动力，把在封建社会里本来有人身自由的女人倒退回奴隶社会的女奴。

中共的妇女解放：在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就高唱男女平等的口号。但是，中共落实男女平等的政策，主要是作为一种革命动员的需要，为了动员妇女起来参加共产党的“革命”，以达到推翻国民政府的目的。在革命时期的“解放区”，被中共解放出来的妇女，其作用除了为革命去牺牲外，就是当“生产拥军”的劳动力。中共夺取中国政权后，全国妇女都成为中共革命和生产的“半边天”——在毛泽东统治的几十年中，全国妇女都成为“女同志”，她们正常的家庭生活、爱情婚姻、养儿育女的基本权利都受到严重的侵害，女人与丈夫儿女长期两地分居成为常态。

另一方面，被中共“解放”出来的妇女，尤其是在中共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业工作的女性，常常成为各级领导以权谋色的对象。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就带头玩文工团的女演员，有数不清的女演员被迫为毛泽东提供性服务。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共推出臭名昭著的计划生育政策，更是对全国妇女实行强制节育和绝育，甚至是强迫堕胎引产——仅强迫引产就谋杀了六千万以上的在母体里已经是活蹦蹦的婴儿，其中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女婴。

【点评】

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是人权的一部分，而邪教组织是世界上最反人权的，所以，想在邪教组织统治下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无异于缘木求鱼。太平天国建立小政权后，对于太平天国集团内部女性的基本权利的侵害之严重，简直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以至于像傅斯年这样的“天国女状元”也难免成为东王杨秀清的性玩具。而中共更可怕，从早年党组织统一安排“女同志”的婚姻，到后期的计划生育及强迫堕胎引产，再到如今中共官员动不动一人包养几十个二奶或情人，有的还要性侵女下属。

四、太平天国的天京变乱与文化大革命中共内讧

天京变乱：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首领洪秀全与第二号领导杨秀清为争夺万岁的宝座矛盾激化，于是洪秀全就密令韦昌辉回师南京除掉了杨秀清，韦昌辉和秦日纲率领几千精兵回到南京包围东王府，杀了东王杨秀清及东王府内数千男女，随后全城继续杀戮杨秀清部署属，也屠杀其它异己和无辜者，一共杀了两万多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洪秀全又感到韦昌辉尾大掉不了，威胁到他，于是彼此又刀枪相见，最后韦昌辉失败被捕，被洪秀全下令五马分尸并剁成肉块，跟随韦昌辉一起的高级将领秦日纲等也被杀，又有几千无辜者死难。

经过这样两次自相残杀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了，甚至朝中主政也没有人了。因此，洪秀全不得不请石达开回南京主持朝政工作。但是，没有过多久，洪秀全又无端猜忌石达开，并且任用其兄弟对其进行牵制和监视。最后，石达开被迫带领十万军队逃亡出走。

天京变乱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由盛转衰，最终免不了灭亡。

文化大革命中共内讧：话说毛泽东搞了“人民公社大跃进”，致使中国大陆饿死了5000万人后，觉得其本人暂时不适合在前台呼风唤雨了，就把国家主席和主持党国的日常工作的位置让给刘少奇，自己“退居二线”。刘少奇管理国家经济有方，经过两三年恢复和发展后，中国的经济又有新增长。这时候，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在老百姓中，刘少奇的威望都如日中天，大有压倒毛泽东之势。毛泽东无法容忍天上出现两个太阳。于是，毛泽东就命令国防部长林彪元帅调动军队，然后就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上发动政变，剥夺刘少奇和大部分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权力，同时又在北京以至全国发动“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对刘少奇及其支持者进行“批倒批臭”，直到刘少奇和其支持者大部分都被整死；同时，也株连全国几百万无辜者：从首都到各个省，从大城市到偏远的乡村，从大学到偏僻的山村小学，到处都在抓刘少奇的路线的代理人。这些无辜者要么被折磨死，要么投入去监狱，运气好一点则被送流放。在刘少奇等人尸骨未寒的时候，毛泽东开了“九大”，这时又觉得林彪成为对他权利的新的威胁，又在紧锣密鼓地策划清洗林彪及其拥护者的阴谋。最后，毛如愿地把林彪逼死了，并且又株连大量的无辜共产党干部和军人。清除了林彪集团后，毛泽东几乎成为孤家寡人一个，没有任何有能力者帮其执政。这时候，毛泽东不得不起用文革开始时就被打倒并流放的邓小平，让邓回到北京主持党政工作。邓小平主政后着手整顿文革祸害，但这样做触动了毛敏感的神经，于是毛率领其妻子江青及内臣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就这样，毛就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搞他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76年秋天他死了。

【点评】

太平天国的天京变乱与文化大革命共党内讧，非常相似，相似得好像中共的那些历史人物是演员，在演出前朝的历史剧。如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天京变乱的重演，那么毛泽东扮演是洪秀全，刘少奇扮演是杨秀清，林彪扮演的是韦昌辉，邓小平扮演是石达开，……对中共来说，好在毛泽东死了。不然中共天朝早就灭亡在毛泽东手里，如同太平天国灭亡在洪秀全手里一样。太平天国是个邪教集团，中共也是个邪教集团，在内部斗争中凶残屠戮同伙，是邪教集团的一大特点。

（四）

《中共革命与太平天国》（一平，2016年8月）说：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1872年最后一支太平军残部在贵州败亡，席卷大半个中国，前后历经21年（至天京陷落为14年），至中国人口损失四分之一——有学者估算为七千万至一亿两千万，其破坏性是空前的。太平军破扬州，“扬州因死尸堆积如山，不堪其臭……官军埋尸，有一二里之长。”（鹤湖意意生《癸丑纪闻录》，载《太平天国史料专辑》）占领南京后，“有仓卒路遇者俱被杀，城初破，尸横街巷皆满。”（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载《中国近代史通鉴·太平天国》）“有的地方人口仅存五分之一。浙江省，一片劫灰，道？相望，昔日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殍。安徽省，皖南”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黄篙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江西省，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曾国藩《豁免皖省钱漕折》记：“……皖南徽宁广等属，兵戈之后，继以凶年，百姓死亡殆尽，白骨遍野，此受害最重者也。皖北滁全来天盱等属，为豫胜营驻兵之地，亦为群贼往来之路，淮北凤颍泗等属，苗捻出没，恣意焚杀，至再至三，此皆受害较重者也。沿江安池太庐和六等属，多系水乡，又遭兵燹十年之久，此亦受害次重者也……”

马克思惊呼：“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这里同这些强盗们统辖的任何地方一样，破坏是唯一的结果。此外他们就没有别的目的了。在他们看来，使自己拥有无限的胡作非为的权力确实同杀人一样重要。”“10年来他们的喧嚣一时的毫无意义的活动，把什么都破坏了，而什么都没有建设起来。”“在每个地区，所有的地痞无赖和流氓都自愿地归附太平军，军纪只要求在执行任务时服从命令。”“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马克思《中国纪事》）

洪秀全落第，偶然得到基督教传教的小册子，加之病中幻觉，山寨基督教，创立“拜上帝会”。以往的流民造反主要目的是夺得：地盘、权力、财富；而天平天国革命除此之外，更在要全盘推翻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制度、社会构成、家庭建制及文化——思想、道德、习俗，按照洪秀全的虚幻，建立上帝之国——太平天国。由此，太平天国为革命，而非仅仅是造反；也因此，其具有前所未有的破坏力。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之中言：“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太平天国是神权为上，政教合一。洪秀全作为上帝之子、基督之弟，为天下统领、救世主，实行天王集权。中国自古官不下县，乡村自治，太平天国改制，设各级乡官，每5家立伍长，25家立一两司马，100家立一百长，500家立一旅长……，2500家设一师帅。12500家设一军帅。自伍长至军帅即为乡官，受县监军的直接领导，同时受本地守将的节制。由此，乡村自治社会改制为准军事化组织，兵农合一、军政合一。太平天国创立了中国最早的极权制度与社会。

太平天国的理想是：“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总纲，具体实行是“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荳、芋、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天朝田亩制度》）杨秀清发布的《待百姓条例》中规定：“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归天王。”“店铺买卖本例，皆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所幸，由于处于战时，这些政策未能得到全部实行。但当代国人对之则不会陌生，百年后毛的人民公社、工商业改造实行的就是这套政策——集体化、国家化、公有制，结果是全国三年的大饥荒，人相食，饿死数千万农民。

太平天国是一神教，对其它宗教采取摧毁的政策，史景迁在“洪秀全的上帝之城”中记述：“南京城中许多道观、佛寺（其中许多是已有数百年的建筑精品）都被太平军焚烧殆尽；佛像石雕被捣毁，许多僧道出家之人被剥去衣裳，甚至被杀掉；必须认同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教义，才能幸免于难，而太平军也手持刀剑来宣教。”“幸存的天主教徒聚在城里的天主教教堂前，太平军在此找到了他们。这群天主教徒不愿按拜上帝教的仪式进行礼拜。于是，太平军给他们三天宽限，逾时违令者斩。1853年的受难日是在3月25日，天主教徒对着十字架开始礼拜，太平军闯入教堂，捣毁十字架，推翻了圣坛，将教堂中七八十名天主教徒的双手绑缚背后，推到太平军临时设的法庭进行审判，若不遵从拜上帝教的祈祷，就判处死刑。天主教徒断然拒绝，一心期盼殉教。但太平军又赦免了他们，原因不明。原因不明。妇孺被赶进教堂，男子仍被绑缚着双手，拘在教堂附近的地窖里。……。其它坚不改信的教徒就送到前线充军做工，有十人逃脱。”

太平天国所到之处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摧毁，捣毁孔庙、焚烧儒家经典、烧毁寺院、破坏文物、禁祭拜、废节日、改婚俗……。“贼遇庙宇悉谓之妖，无不焚毁”“凡一切妖物文书一概焚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曾国藩斥之：“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与传统的农民造反不同，天平天国所求是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摧毁一切，建立一个上帝的天国。因此，它的破坏性是空前的，乃至进入家庭、婚姻。天平天国以军事编制取代家庭，男住男行，女居女行，即使夫妻也不准同宿，违者死罪。“以都城天京为例，全城居民以25人为单位，分别按照性别被编入男馆或女馆，不准私藏在家，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编制和管理。”《天条书》第七天条强调“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太平军禁律则规定“凡犯第七天条，如系老兄弟定点天灯，新兄弟斩首示众”。“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这里所谓“男人女人奸淫者”包括夫妻行房。太平天国的此种政策，就连杨秀清也不得不承认，天京民人“以为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以至于“嗟怨之声，至今未息”。（参见：夏春涛《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探析》）

太平天国的统治非常残暴。凡攻占一地，青壮年一律被胁迫参军，否则斩首。1853年太平军进入南京，大肆屠杀，将“满族男女老幼四万人，悉数屠杀。同时清查合城汉族户口，凡曾任清政府公职者皆视之为‘妖’，随意捕杀。”“男女市民，则勒令分为‘男行’、‘女行’。青壮男子则编入军营；妇女则编入‘女馆’，随同劳动。百工技艺亦按职业性质，编入诸‘馆’。所有公产均入‘圣库’；市民私产则勒令‘进贡’，加以没收。家人不得私聚；夫妇不许同床。违令者‘斩首不留’。合城上下除王侯高干之外，同吃同住同劳动，整个南京城遂恍如一大军营。——此实中国历史上，在百年后中共搞‘大跃进’。”（唐德刚《晚清七十年》）某次，杨秀清手下搜捕一千四百多“反叛”，非刑拷打投入大牢，几天就把这些人全部斩首。“东王有令要全城十三岁至十六岁少女，通统向官府报到，以备选入后宫，违令者罪及父母。”为制造太监，“东王到民间去捉些幼童来，把他们的”小鸡“割掉，就可变成公公呢？！据可靠的证据，洪杨等人确实杀掉幼童无数人，而一个太监也没有制造出来啊！在那个”杀头之外无他法“的革命政权淫威之下，谁敢违令？”（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咸丰二年，太平军攻占大书法家何绍基的家乡道州，将其刚去世一年的母亲的尸体从墓葬中挖出来，对尸体的口中撒尿，“复褫去下衣，取牡狗只鞭纳其牝户之内，下体裸露，丑秽难堪”。（参见《盾鼻随闻录》）作为神权统治，太平天国要求百姓必须参与礼拜日崇拜，闻锣不至或稍涉嬉戏者，则予以杖责。三次无故不到者，则斩首示众。凡不拜皇上帝、不颂扬皇上帝恩德，或崇拜“邪神”以及每七天不能虔诚礼拜，均属违犯“天条”。而犯天条者，轻则杖枷，重则斩首，甚至处以诸如“点天灯”、“五马分尸”等酷刑。

与其说太平天国灭亡于满清的镇压，不如说灭亡于其统治阶层的穷奢极欲及内部自相残杀。太平军进入天京后，大兴土木之。洪秀全扩建天王府，拆毁万余间民宅，征民工万余；四周有三丈高的黄墙，外有深宽各二丈的御沟，上设五龙桥；宫殿内雕梁画栋，黄金装饰，泥金彩画，大理石铺地。天王所用器皿俱以金造，奇珍异宝无数。其它各级官员亦争相腐败。东王杨秀清出行要乘四十八人抬的大黄轿，前后仪仗长达数里。普通官员的一身穿戴可抵一个中产之家的全部财产。天国朝里朝外各级官员达三十一万之多。

太平天国，普通百姓财物公有，男女分行，然而，在实行男女隔绝军营式的管治中，太平天国的领袖、高级官员却实行多妻制。洪秀全颁旨规定东王、西王11妻，从南王到豫王各6妻，高级官员3妻，中级官员2妻，低级官员与其余人等均为1妻。洪本人则有妻妾88人，宫内2000名女官服侍。1857年，洪秀全为9岁的幼主洪天贵福娶了四个年龄相仿的妻子.洪秀全自从进京后再不踏出宫门，但宫内有美女牵的金车，宫外常备六十四人抬龙凤黄舆。东王杨秀清有一张几十平米的大床，珍珠作帏，嵌以宝石，周围还流水不断，可与众多美女一起寻欢。洪秀全等诸频繁选美，官员中盛行赠送美女。据《盾鼻随闻录》记载，“重阳日，群贼在钟山设宴，取妇女数百人，尽去衣裤，驱逐下山，赤身裸体，无处躲藏。群贼在山顶观看，以为笑乐。”

1856年，“杨韦内讧”，洪秀全和韦昌辉密谋，屠戮杨氏及部下两万多人。石达开对之谴责，洪密令韦杀石，石缒城逃脱，韦杀石全族。石达开兴师问罪，洪又杀韦及亲信二百余。后，石达开回天京辅政，但受到洪秀全猜忌，于是率十万部下出走，太平天国分裂。

中共革命和太平天国类似，某种程度上说，毛的“新中国”是得胜的太平天国。这两场革命就主体都是传统的流民造反，其成员主要是底层农民，骨干多是乡村流氓无产者。太平天国与传统流民造反的区别是其宗教性——中国山寨版基督教，欲建立虚幻的“天国”——乌托邦，因此对中国传统的制度、社会、文化、习俗进行全盘摧毁和革命，因此更残酷、更具破坏性。中共革命也是要建立虚幻的乌托邦世界——共产主义，而且共产主义被宗教化了，太平天国革命与共产革命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并且中共革命也是实行对传统制度、社会、文化、习俗全面的摧毁和革命。

中国底层民众有宗教需求，特别是近代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明和社会破碎，国家动荡，民生艰困，人心恐慌，民间对集体性宗教有了更强烈的需求。太平天国有如此大的规模，并延续十数年，这种民间宗教需求提供了土壤。宗教是人性的需求，是盲目、非理性的，甚至可达至迷狂。宗教实际上是很危险的，特别是集体性宗教。因此，成熟的宗教需要漫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形成秩序与传统。宗教没有传统——如新创宗教，或离开传统是很危险的，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宗教所导致的战争、灾难比比皆是。当今恐怖主义、ISIS，究其根源也在宗教。

基督教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如果追溯到《旧约》，历史则有4000千年，经历了无数苦难、挫折、战乱、鲜血、失败、错误、暴行、死亡，乃至自身的黑暗、残酷、腐败、恶行，有如此漫长丰富经验的积蓄，而成为成熟有益的普世宗教。基督教并非仅是一部《圣经》，更重要的是稳固的世代延续的教会、训练有素的教士团及其所储备的经验。没有后三者，《圣经》就可能被山寨出太平天国、“人民圣殿教”。

近代以来，正统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带动中国步入现代世界，可以说正统基督教为中国现代文明注入了基本元素。别的不说，中国现代医疗、教育体系，即由基督教所奠立。对基督教和基督教精神、文化的吸收，乃是学习西方文明之本，在“德、赛”之上。

洪秀全数次参加科举，数次落地，人生的失败摧毁了他内心，在极度绝望中，他接触了《劝世良言》的传教手册，据此创立了拜上帝会。无疑洪秀全很有宗教天赋，如果当时他有机会进入正宗基督教会，会成为了不起的中国基督教领袖，但是他没有这个机会，于是自创拜上帝教。就他的意愿，其所敬拜的上帝和《圣经》中的上帝是同一位。以后，洪秀全研读了《圣经》（马氏译本），并按照自已的意愿对之删改，如他说：上帝是一个老男人，满口金须，不光有妻，还有许多妾。上帝不光生了耶稣和他两个儿子，还生了许多女儿。儿子都娶了媳妇，小妹们有些也成了亲，等等。他还说“我就是上天，我的话就是圣经”。同一部《圣经》为什么会演绎出太平天国？而天主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却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文明的“福音”？

人世，没有比宗教更复杂、更困难、更不可思议、更危险的事情了，宗教一旦离开正统的教义、教会——包括教士、经验传承，就可能跌入歧途，甚至走上邪恶。异端，如果仅仅限于精神层面，应可宽容；但是如果其采取行为，就很危险。美国人民圣殿教是一例，ISIS也属于此类。如果将人民圣殿教、ISIS放到中国150年前，就是太平天国；或者说洪秀全150年在中国就做了二者的事情，而且规模远比它们宏大而“成功”。太平天国的教训是：中国民间需要宗教，但是需要正统宗教的引导和纳入。宗教也是有传统的，传统意味必不可少而有益的经验，其关涉人所存在的具体内容和细节，它是任何理性、思辨、想象、理想、激情、情操所不可取代的。

天平天国最终被镇压，但是打败太平天国的不是朝廷，而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乡绅组织起的团练和地方武装。这说明当时中国，儒家道统还占统治地位，为士和多数民众所信奉，太平天国毁孔庙焚典籍违风俗，滥杀肆掠，致使儒家士子率民抵抗。这是一场中国儒家道统与太平天国邪教的战争，最终前者获胜。

但是，半个多世纪后，共产革命在中国兴起，儒家道统已经势弱。一系列对外战争和外交的失败，士人心衰志丧，返身质疑中国传统文明。特别是“五四”运动，一代新知识青年集体反叛中国传统，批孔子弃儒学，倡科学，要民主，求自由；中国的旧传统可谓是被打得落花流水。“五四”运动之所以气势如虹，势不可挡，乃是因为其后是先进的、强势的、必将统领世界的西方文明。但致命的是，当人失去传统之后，也就抹去了其以往的经验记忆和衡量砝码——价值判断的准则；而一旦没有了经验和价值准则，人也就丧失识别与判断的能力。不是西方文明不好，不是自由、民主不好、不是学习西方不好；而是摧毁了传统，抹去自身储备的经验积蓄，人即丧失了识别、判断、汲取、融汇的能力。一个没读过书的本分老农即知道共产主义那一套行不得，平白杀人、分他人的田财要遭报应；但是一个“五四”热血青年，却会献身其中；二者的差异在于人的内在经验和道德准则。摧毁传统即摧毁看护文明的底线。

“五四”之后，一大批知识青年，从科学、民主，转向共产主义；没有他们，中国兴不起共产革命，其更成不了神话；中国的共产革命是由从这批“五四”知识青年兴起的。上世纪前半叶，中国投身共产革命的知识青年，大多是经由“五四”新文化，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五四”新文化导师，径直带领一批新青年投向苏俄，何其悲哀；另一位“五四”旗手鲁迅先生，率领左翼文化阵营，为共产革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知识界即使是一批自由、民主派，以“七君子”为代表，也站到了共产党一边，倒国民政府。所幸“五四”另一领袖胡适先生与一批知识分子，回归传统，持守欧美自由精神。他们与另一批文化保守派成为中国近现代文明建设的支柱。

从“五四”到延安，再到文革，其间有内在的逻辑：理想、革命、破坏、反传统，这是一个不断激进和极端化的过程；文革最终实现了“五四”打到孔家店、打到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知识青年敞开了接受共产主义的大门。事实说明，唯持守传统，方可更好的汲取西方文明，得其精髓。各种文明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尊重传统，乃是持守文明的基本准则和经验——传统之核心；而抛弃兮二者，人即陷入迷茫，易被“美丽”的口号所迷惑，而步入歧途。近代，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四”激进青年的经历，值得我们反省，汲取教训。

如果共产主义仅仅局限于思想领域，不一定是坏事；思想自由即意味各种思想并存，有好有坏，有黑有黄，彼此间可冲突，亦可竞争。“五四”新文化运动毕竟思想文化的革命，有之弊端，但亦有其贡献，它打开了文化大门，使西方思想文化全方位涌入中国，其所倡导的白话也是中国迫切所需的文字语改革，非此中国没有现代文字语。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以自由为前提，激进、极端的思想、文化即无可避免，如果文明的力量足够强大，那么激进、极端将被保守文化所平衡，并最终被消化掉，而成为激发文明活力的因素。因此，越是自由，也就越需要保守传统，由此与激进、极端构成平衡，这是自由中保守主义的意义。反之，如果保守传统的力量过于薄弱，文明就将被颠覆；或传统所积蓄的道德和文化贮备消耗殆尽，文明也将解体。自由本身是一个不断激进、放大的过程，因为人的欲求是不断扩大和增长的，尤其是当大众成为社会的主体，高调理想总是更有鼓动性，而理想的不断拔高，越来越超越人性和现实的可能，就将颠覆文明，法国大革命、共产革命正是。

遗憾的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明势微，逐步走向崩溃；二十世纪的中国远没有，曾国藩时代那么幸运，儒家道统已经破碎，失去了抵抗能力；这是中共革命之成功的潜在文化原因。二十世纪初，中国处于剧烈动荡和变革中，其间更需要的文化保守的力量；但是，失败的中国传统是破鼓乱人捶，加厉了其倒塌，从而为共产革命腾出了空间和力量，促生了一大批“五四”知识青年，投身其中。他们在中国燃起共产革命之火，而这场大火也最终将其焚毁。

太平天国和中共革命有诸多相同之处，在前已经提到，这里再梳理一下，二者都是：1、传统的流民造反——主体是陷入生存危机的农民，但纳入了不同的革命模式；2、有宗教性（其间有所差异，后面再述）；3、要建立一个虚幻的集体制、共产制的乌托邦世界；4、要清除现政权、制度、思想、道德、文化、习俗，即对现世界进行全盘革命；5、暴力革命，残酷屠杀；6、实行极权和恐怖统治；7、军事化管理；8、民众、士兵实行集体化，平均主义；而统治阶层实行严格的等级制；9、内部清洗，残酷杀戮；10、单一意识形态，精神、文化管制；11、严刑酷法；12、公有制，收缴天下财产；13、最高统治者随心所欲，胡作非为；14、夺得政权后，腐败泛滥。

绝对化的单一意识、蛊惑底层愚昧民众、暴力强制、建立地上天国或乌托邦世界，凡此类四位一体的宗教或政治，其政治模式与上述都大致相同，包括当下的ISIS。

相比太平天国，中共革命太幸运了。

1、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虽然和各列强有了诸多接触，且经历了鸦片战争，但是民间还是很封闭，除了传教手册和《圣经》，天平天国完全是中国底层农民自发性的宗教及政治革命，拜上帝会的教义和组织都是洪秀全自攒的，低俗而粗糙。而当时，儒家道统仍据统治地位，主导社会，因此太平天国最终被士、乡绅所统领的民间武装所打败。

西方现代工商文明是更高形态的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属于古代农业文明，性质不对称，故而无以对应，经济——鸦片贸易、军事、政治一败涂地，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传统文明已分崩离析。“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青年一代对中国传统的集体反叛和清算，儒家道统成为打到的对象，代表西方文明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成为时尚。加之，白话兴起，报纸、杂志流行，其主导舆论，以文言表述的儒家传统，无以置喙。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思潮，是先锋意识，席卷世界，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其在许多国家占有话语优势，比如欧洲作为当今人类文明的中心，左翼思想比右翼更有影响力。共产主义思想是有广泛国际背景的意识形态，儒家道统在其在中国流行之前便以败北，为新一代青年所不屑。

2、太平天国革命受到中国整个士阶层的抵抗，并最终被后者消灭。但是随着中国传统文明的倒塌，至二十世纪初，士阶层已经解体——传统的支撑国家的精英集团解体，国家走向混乱。国民党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民族、民生、民权”开创了中国新时代，标志古老中国迈向现代中国。其时，国民党和袁世凯“旧势力”合作，和平废除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乃是国家新生之始。这种合作本该全力维持，长眼光，大心胸，求实缓进，多宽容、多妥协，逐步将国家带入共和正轨。但是，国民党领袖急功近利，无视国情，先贸然发动二次革命，将国家推入战乱；继而，为求资金军援，联俄容共，引狼入室，养虎为患。由质而言，国民党乃是共产党的天敌，可竟然犯如此大错，乃至最终被赶到台湾。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新兴的政治精英集团何其幼稚、短浅、狭隘；孙中山远逊于曾国藩、左中堂、李鸿章、袁世凯；直至抗战，蒋介石先生方重新整合了各地政治集团，聚合为相对一致的力量。蒋介石先生代表了中国步入现代国家的道路和方向，可惜国际大背景太糟糕，中国被其所左右，中国的命运非中国所能决定，而取决于列强间之角逐。

3、“五四”新一代知识青年高举反传统、倡“德赛”的大旗，但是列强各国并为此而怜悯中国，于是一部分人便随之转向共产主义。在中国，他们是最早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信奉者和传播者。太平天国是中国底层农民自发的革命运动，思想也是自攒的。而共产意识则是由欧洲、苏俄、日本传入中国的，首先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正是他们的狂热和牺牲精神青年，奠立了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信仰。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国士阶层所排斥，其本身缺少知识人——没有训练有素的教士团；但是中国共产革命，却有一批又一批的进步知识青年投身其中。在中共革命中，他们的人数所占比例很小，但是作用甚大，相当于宗教中的教士。其主要的作用是宣传共产意识，对加入革命队伍的农民进行思想灌注，及从事共产党的组织建设。

4、中共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以下两点。一是苏共提供的组织运作模式。中共是苏共建立的，是第三国际的分支；中共完全是按照苏共的组织运作模式建立的。共产主义运动经列宁，而有根本性的改变，此转折点，即是极权制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列宁式极权党包括以下特征：1、宗教化，“主义”绝对化，成为信仰；2、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要求党员忠诚和献身；3、掌握武装，实行暴力革命和统治；4、领袖独裁；5、等级制，下级服从上级，高度秩序化；6、集体化、军事化；7、严格的纪律和惩罚；8、清洗异己，严惩叛徒，形成恐怖威慑；9、保守秘密，消灭异议；10、党内设立监察机制，监控每个成员；11、没有退出机制，成员只能加入，不可以退出，退出者为叛徒；12、党具有绝对权力，领导一切，不接受任何外在束约。

共产党实际是一个宗教化的武装恐怖主义组织，这使它在革命战争中或专政统治中，极具战斗力，并且高效率运作。这种组织运作模式于中国本土是无论如何产生不了的，因为传统中国是自然农业经济，社会以家族家族为中心，讲伦理，重亲情，因此如此非人性的、高严密、高秩序、高效率的组织模式。在家族之外——包括它的延伸形式，中国人历来是一盘散沙，难以组织起来。孙中山看到苏共革命的成功，敏锐地感到其组织运作模式的重要，因此要将国民党改造为列宁式政党，但是最终不能做到——尽管国民党模仿了其某些形式。因为国民党属于上层阶级政党，承接中国传统，讲人性，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它做不到共产党的非人性化，在党内下不了那般残酷之手。苏共组织的原型来于基督教教会，早期基督教遭受迫害，长久处于地下状态，这使其教会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在以后的发展中，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都是最有凝聚力、秩序、效率的组织，并影响到整部西方文明。苏共在此基础上，加进了暴力、极权、残酷、恐怖的元素，而创造了苏共组织运作模式。的确，苏共在组织上有其创造性，比如在军队中设立党委和政委——基层是支部和书记，保障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

由于中共是苏俄按照自身的组织运作模式建立的，这是其和传统流民起义和太平天国有了质的不同，使其高统一、高集权、高秩序、高效率。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败于中共的组织系统。比如，蒋介石作为国家最高军事统帅，却很难调动各地军阀的部队，为了整合军队，他与诸多军阀结拜为兄弟——中国传统的联合方式，但他们却不断背叛他；当然蒋也将自己的嫡系军队和“杂牌军”区别对待。中共之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其组织运作模式的胜利。苏共所创立的党组织运作模式是现代文明中最划一的、最有效率的，当然其以牺牲人性、恐怖威慑为代价。

5、再者，苏共的资金和军事援助，这是中共得胜的决定性原因，非此别说中共没有取胜的可能，连其能否存在都是问题。杨奎松先生在《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中说：“共产国际自1920年起，就一直在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自中共成立之日起，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援助是以按月提供经费的形式给予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它变成了针对中共所需的临时性的专项拨款的形式。”“共产国际的这种援助，对于中共，特别是其前期的生存和发展，曾经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经费援助的多少，与党的活跃程度乃至发展的的快慢，明显地是成正比的。……在一些关键时期，共产国际的紧急拨款，对党的命运发生过重要影响。”

1946-1949国共内战，是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军事战争，如果没有苏联的军事援助，中共仅凭“土八路”的小米加步枪，断无获胜的可能。当时，苏军将缴获日军的海量武器转交给中共，苏联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巨额缴获来的武器装备。仅我们两个方面军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就有：3700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将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苏军司令部还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适于作战使用。”（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一1949）下》）而在此之前，整个八路军总共只有154门炮。同时，中共还从苏军手中接收了诸多兵工厂和战争物资，使军火得以源源不断运输到前线。1946年，林彪的部队只有6万人，而苏军将投降的伪满洲国近20万军队交给中共整编，使林的部队转眼扩充到30万人。

“苏军撤出中国东北后，继续援助中共反对中国国民政府，苏联为支持中共军队，留下军事专家和部分技术官兵参加中国内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人民解放军中有1012名苏联专家和顾问。苏军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了根据地，中共军队凭藉苏军经验、苏军顾问和教官的帮助建立起有战斗力的能进行现代战争的军队。1947年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军教官、战车兵、飞行员、炮兵和政工人员参加了共军的战斗行列，1947年中期中共军队反攻得力于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和松花江舰队。”

“1947年苏联为中共提供武器、装备、商品和物资价值为15100万卢布，1948年为33540万卢布，1949年为42060百万卢布，总计约90700万卢布，约相当于15亿美元。”

“苏联外交家A.M. Дедовский这样记述：红军进入东北的军事任务是击溃日本关东军，重要的政治目的是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军队，苏军从日本占领者手中获取东北后，苏联政府的方针是把东北转交给中国共产党。”

“中共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苏军司令部不允许国民政府军由旅顺大连在东北登陆，而且还协助中共军队在东北建立了战略根据地，并参与中国内战。苏联人认为：是苏日远东战争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参见：太阳史家《苏联红军帮助中共建立东北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体制也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1951年，毛出兵朝鲜，将中国拖入朝鲜争。这场战争本无关中国，毛之参与这场战争，一是出于其虚幻的“世界革命”宏伟蓝图；二是取得苏联的信任，换取其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三是他的好大喜功。“抗美援朝”充分显示了毛的流民领袖本色：虚妄、愚昧、贪便宜、残忍。

哪里有什么世界革命，只有斯大林红色帝国的扩张，从雅尔塔会议便可看到苏联对中国的蒙古及整个东北的野心。为了达到目的，关键的时候，斯大林甚至可以与中华民国政府合作，而抛弃中共。苏联支持金正日发动朝鲜战争，这是苏俄帝国控制东亚的一颗棋子。毛完全被斯大林忽悠了，用中国人的生命、物资去为苏联打一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这场战争，苏联成为最大的赢家，坐视便赢得与美国分霸世界的冷战格局；而中国却平白倾尽国力，牺牲了几十万军人。毛对世界的了解，除了虚幻的“世界革命”“美帝国主义”，近乎于零；愚昧而掌握权力，人世没有比此更可怕的事情了。

国人先经历了八年抗战，之后又是四年的内战，国家破产，民生凋敝，“新中国”建立，国家、百姓本该修养生息，但是毛毫不在意民生疾苦，不在乎再死多少万青年军人。不错，此战赢得了斯大林对中国的信任，其后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帮助建立了基础工业体系；但是中国付出了更高昂的代价：断送了与美国百年来的传统友谊，作为世界公敌被孤立、封锁了二十年。失去了与世界交往，尤其是与欧美国家为敌，中国封闭于一隅，不仅丧失了二战后世界和平发展的珍贵机遇，而且自我愚昧；而毛满腔的革命宏图无处施展，而专心“内斗”，让国人自相仇恨残杀；其后二十年间，毛不断发动“运动”，将中国国家和百姓折腾得死去活来。中国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输家，其可谓是祸国殃民之战。

更可怕的是，这场战争的真实性全然被掩盖了，反而中共却利用这场战争，鼓动国人的爱国热情，将这场不义的战争，宣传为一场正义之战、“保家卫国”之战，打败了世界首强美帝国主义之战；一洗中国百年来为列强欺凌的屈辱，强大的中国终于立于世界之林；国人泪如泉涌，雀跃欢呼，高呼“万岁”.在民族主义的狂热中，“新中国”、中共、毛的神话被推向高潮。这三个神话的确立——毛神话为中心，标志其成为国家新宗教，中国进入了政教合一的神权时期。由此，中共和毛无论做什么都是正确的、英明的、神圣的，需要全民绝对服从，如果有谁胆敢质疑，即国家之敌，全民共讨之。这就为其后毛制造一系列政治灾难做好准备。

斯大林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是上与下、主与从的关系，斯大林是个罩子，中共需要遵守其立的规矩和指令。斯大林毕竟成功地建立并控制着了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他对中共的支持和制约，是中共存在及取胜的保障。在某些历史关头，斯大林的确挽救了中共，制止了毛流民式的妄想和滥为。比如，西安事变，毛主张“审蒋”、“除蒋”，但被斯大林制止，并指示释放蒋介石，要求中共在蒋介石国民政府领导下抗日。

1941年皖南事变，毛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对蒋大举反攻，但被苏共驳回。1945年日本突然投降后，毛泽东马上“连下六道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向大中城市进军，马上在当地接受日军投降，立刻占领上海、南京，让新四军包围上海，然后这边鼓动上海工人起义，里应外合拿下上海。同时让粟裕赶快进军南京，地下党也已说服周佛海投降，然后拿下南京。只要上海、南京一拿下，半个中国就是共产党的，然后再跟国民党谈判。共产党甚至任命了上海市市长、南京市市长，还有江南五省省长。”“斯大林来了封信，说：不行，你所有的命令马上撤销，立刻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建立联合政府，你要以合法的手续、合法的手段来参加政府，不要搞武装斗争，因为你搞武装斗争，中国就内战，中国一打内战就完了，中华民族就要灭亡了。”毛最终只得撤销命令，听从斯大林的指令，去重庆谈判。（参见：沈志华《斯大林在中共和蒋介石之间徘徊》）幸亏有斯大林的约束，如果听任毛的山寨式的妄为，哪一起对中共都是灭顶之灾。

2015年，俄罗斯历史学家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发表了根据新解密的苏联时期的历史档案撰写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其披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来于斯大林，“是斯大林让毛泽东在30年代后期接受了新民主主义政策，不允许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政策，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毛泽东是斯大林忠实的追随者，他做了很多努力以表示向他忠于的领导人（斯大林）的忠诚”，“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共忠实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的程度超出许多常规的看法，只有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才能不受约束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潘佐夫最终评价毛：“毫无疑问，毛泽东是20世纪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之一，但也是最血腥的专制者之一。”（参见BBC《苏联档案解密：还原真实的毛泽东》）在这里，“理想主义者”是个美好的褒义语，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毛类似洪秀全，为虚妄走火入魔。当然，毛泽东有他的理想和好心；但是洪秀全也有他的理想和好心。但是，愚昧、妄想和权力欲，加之内心的残忍使他们做下恶魔的暴虐，他们是事实上的假冒为神、杀人如麻的恶魔。

斯大林在，是毛和中共的幸运，因为他对后者是限制和约束，这使毛的流民本性不得随意施展。这里不是说斯大林的统治更好，而是说没有了斯大林，中共和毛更糟糕。斯大林除了红色共产主义之外，还有个俄罗斯帝国传统，其好歹也是个秩序；而流民无产者的劣根性则是捣毁一切，恣意妄为。斯大林逝世后，毛即解脱了束缚，本性尽露，欲顶替斯大林充当世界革命领袖。没了斯大林的罩子，毛就还原回山大王。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残暴、个人崇拜，并提出三和路线，毛不悦，认为苏共放弃了刀把子。中苏分裂由此开始。1957年，毛异想天开要大鸣大放，而当“意见”落到头上，毛则恼羞成怒，覆手为雨，将数十万知识分子打为右派，置于死地。1957年11月，毛二次访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大会中毛出尽风头，俨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会上，赫鲁晓夫提出15年超过美国，毛不甘落后，提出中国15年赶超英国。回国后，毛即推出“人民公社”、“大跃进”，“毛泽东的真实目标是赶超苏联”，当社会主义阵营老大。“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1957年11月，毛泽东郑州一次讲话中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1957年12月30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批注：“‘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解放后搞经济建设，‘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参见：沈志华《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同盟的破裂》）毛可谓是异想天开，结果导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农民。

由于赫鲁晓夫蔑视、批评毛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激怒毛；而“人民公社”“大跃进”恰恰又是失败的，这就让毛更加恼怒。“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一些纯粹的理论问题上。”中苏彻底分裂，最终赫鲁晓夫撤走援助中国的专家和援助项目。（参见：同上）朝鲜战争之后，中国遭世界主要国家封锁孤立，苏联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依靠，而毛却因个人恼怒，翻脸与苏联为敌，全然不顾国家利益与数亿民生；并且尚饰以冠冕堂皇的革命理论，尤其恶劣的是，还将大饥荒的恶果栽到前“老大哥”的头上。可谓是流氓之至。这与毛在庐山会议上整治彭德怀如出一辙。

大饥荒后，毛退居二线，将烂摊子推给他的官僚集团。刘、邓将大跃进改为大撤退，老老实实回到小农经济，包产到户。经济刚刚有点起色，1962年，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再次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是，中国又进入新一轮的政治折腾——四清运动。四清是文革的预演。毛的《后十条》颁布后，仅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

“四清”未了，毛又趁势发动了文革。毛之发动文革：1、虚妄的乌托邦理想；2、清洗党内官僚集团；3、个人掌控绝对权力；4、充当世界革命领袖；5、开创永世、前所未有的革命新世纪，为世代所欢呼。至此，毛已以神明自居，他是革命之神，以不停息的革命——以暴力消灭一切障碍和私欲，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这里解释一下毛的乌托邦。如果说，青年时期，乌托邦尚是毛的“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而到了毛执掌“新中国”，这个“乌托邦”便成了其帝王权力肆意胡为的妄想；而到了晚年，他和最后的洪秀全没什么两样，只是更残暴，“乌托邦”成了其病态的臆想：永世的革命帝国，他为教主，所有的政敌被踩在脚下，万众向其欢呼。）

有关文革暴虐和破坏，记述甚多。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数据：（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0，000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0，000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再，有一事常为人们所忽视，即1969年事件。毛发动文革，导致全国混乱，为转移国内视听，并完成九大对刘邓集团的清洗，毛挑起中苏珍宝岛之战。如果不是苏方克制，中苏即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并且苏联将对中国进行核武攻击。此后，毛发起全国三线迁移和修建防空洞工程，可谓劳民伤财，祸害国家，三线遗患至其死后仍未了解。毛以一己之愿，为一己之权，折腾全国全民数年之久。

从人民公社、大跃进到文革，这就是毛泽东的道路，是他所创造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何为毛泽东思想？何为毛路线？唯湖南农民运动和1956-1976这一阶段是其真正的体现，可谓毛革命。此外是斯大林路线、苏联模式，毛后则是邓模式。说到底，毛是流民政治、流民政权，毛革命即作乱。于此，毛和张角、李自成、洪秀全的本质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此时的“天下”已不限于中国，而是世界。

自1949到1976，“新中国”的这三十年几乎就是毛个人不断作乱。毛何以有如此大的威力和能量？这正是现代极权体制的所至。现代极权体制与传统帝王专制、现代威权体制全然不同。后二者的权力集中和控制都是有限的，主要限于政治、军事领域，而其社会自治，经济私有化，文化遵循传统，并且保障法律。而极权体制的权力集中和控制趋向极端化、绝对化，无限制，其专制控制不仅限于政治、军事领域，也深入到社会、经济、文教、司法等所有领域，可谓是全面专政，直至控制每个人。但是如何做到呢？这就靠“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军队”。此可谓是现代极权国家的模式，纳粹、苏俄莫不如此。

于中国，这个模式首先是孙中山由苏俄搬过来的，之后蒋介石也重提该模式，但是国民党却始终不得实行。其一，国民党的主干是社会上层阶级。上层人物人格独立，各有主见，也各有家产、事业、地位，乃至地盘、军队，互不买账，故无法整合为一；其二，国民党奉儒家传统，讲仁、礼、情，下不得狠手，做不到恐怖治党，因此保障不了组织的有效性。加之中国传统文化的“散漫”，国民党可谓是一盘散沙；其三，世俗化。极权政党的重要一条是宗教化，唯宗教化可其“主义”和领袖神圣化，致使成员对之效忠、献身，保障党的凝聚力及统一行动的力量。但由于国民党的主干是上层社会，承继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其主义、领袖也只能限于世俗政治范畴，完成不了宗教化。国民党至多所能做到的是中国传统式的个人对“主公”的私人化效忠，但国民党内派别林立，“主公”甚多，众党员是各效其主。故此，国民党至多所能做到的也就是建立以蒋公为首的现代威权政府——国民政府。实际上，由于国民的散漫、不团结，连此也未曾做到，蒋公从未曾做到对整个国家的政治与军事上的“独裁”，这也正是国民党最终失败的原因。

中共与国民党相反：其一，其基本成分是流民，无产无业无文化，生计无着，朝不保夕。“党”是其可寄生之处，而且革命赋予其居高临下的社会身份——阿Q一旦革命，便颐气指使，不仅是咸鱼翻身，并有望发达——“新中国”建立，昔日的痞子都成了“达官贵人”。其二，承苏共模式，中共内部实行残酷恐怖统治，不断进行清洗杀戮，凡有非议、不忠、违纪、有碍党和领袖者格杀。党内的分歧斗争也最终以暴力清洗为解决手段。残酷的恐怖统治，形成威慑，保障成员的效忠、党的统一力量和统一行动的有效性。其三、宗教化。中共的成本成分是流民，多无文化亦无信仰，而人性有宗教的需求。苏共成功的经验是将神化其“主义、党、领袖”，将之宗教化，由而使其成员和民众自觉自愿地效忠党，忠实地执行党和领袖的指令，乃至不惜为之献身。中国没有此种高度组织化秩序化集权化的宗教传统，如果仅靠中国人的方式，中共至多是重复天平天国，不可能取胜全中国。但是，中共是由苏共所建立的，从起始便遵此模式；而苏共的这一组织模式，其后有一神犹太教及基督教的教会组织传统。由此，国民党所不能做到的，中共却实现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军队”，且有过之。

极权政党和极权体制需要“主义、党、领袖”的宗教化，唯此其极权体制和统治才能实行。由此，从延安“七大”，中共便竭力制作毛泽东的神话，这是中共为夺取中国政权及建立极权政体所需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缺失的，非此，中共就不可能动员如此广泛的军力民力，最终战胜国民党，并在中国“赢取”民心——特别是知识分子（哀哉，中国知识分子是如此脆弱，又缺少宗教经验），建立“新中国”。而毛本有“帝王”之心，对神化自己是求之不得，其本人就是神化“毛”的最大推手。从“东方红”到“毛主席万岁”，到“四个伟大”，到“万寿无疆”、“最红的红太阳”，毛有意鼓励民众对领袖的神化。毛最终将主义、党、军队的神化也归并于一身，可谓是“四位一体”。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为实行极权统治，中共制作了毛神话；但是毛了成“神”，“党”也就失去了对毛的制约——毛就是主义、就是党、就是国家，特别是斯大林死后。“新中国”经过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等一系列的屠戮、清洗和洗脑，精英阶级被消灭，私人财产被没收，传统断绝，文化遭铲除，整个国家陷于赤裸之恐怖、贫困、愚昧之中，在党的严厉监控下，国人不得想、不得说、不得动，甚至不得逃，除了信奉毛，为之欢呼别无选择，也别无出路。于中国，活人而作为全民崇拜之神，可谓空前绝后。中共内部并非没有明白人，刘、周官僚集团也还是想建设国家——即使是极权国家，但毛成了全党、全军、全民之“神”，其就具有了对之支配的无限权力，任何人对毛有任何非议，都会成为全民公敌，被撕成碎片。由此，毛即可无法无天，肆意胡为，凭其一己而能收拾整个官僚集团。

工业革命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个民族国家间的冲突与利益争夺，直至战争。于此，一些落后国家，为了急速完成工业化，强大国家，并在剧烈的竞争战胜它国，而截断时间的进程，以非常的强制手段高度集中国家的权力、民力、财力、资源及精神文化，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力量、统一行动，不惜种种牺牲，而实现强国之目的。此即极权政治，在战争中此极端手段也常被使用，比如军事管制。但极权政治极其危险，其是国家与全民命运的赌博，其有效性是对未来的透支。因为极权高度压缩个人，牺牲社会，牺牲文明，以其精血强化国家。当然，在短时间内极权政治是有效的，可以急速国家实现工业化，强大国家的军事力量，甚至打赢战争。

依靠苏联的全力支持，中共战胜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极权政体。刘、周官僚集团也都是极权者，但是他们毕竟还是要强盛国家，世界上大多极权统治者均如此，包括斯大林；他们的统治虽然残暴，但是其国家还是强大了。但是毛的思想和人格都是破坏性的，极权在其手中不是用以强盛国家，而是无休地作乱，平白杀死饿死数千万人，国家被推到崩溃的边缘，并险些遭到苏联核武摧毁。

毛被他的胜利和权力弄得神魂颠倒，丧失理智，而毛的神化及极权体制，则使其个人可操纵国家和全民之命运。于是，其个人之任性，便为国家、全民之灾难，唯在极权体制中，毛成为祸害国家、全民的恶魔。这正是极权体制的致命要害。为国家急速之发展，一时之强大，而赌上整个国家、民族、人民与文明的命运，大不智，可谓偏执、愚昧、恐怖之政治。此教训当为国人，以致人类永久之教训。

（五）

谢选骏指出：《洪天王与毛主席》是我初信耶稣三年之后的写作。现在，将近二十年（1999年12月）后，我更多是从“基督教与中国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

太平天国正如后来的中共文革，在实行“土洋结合”发明创造了一个奇怪的“范例”。在“基督教与中国民族主义”的主题上，无意之间穿插了一些足资谈论的闹剧。它们都是打着外来意识形态的旗号，同时却用最为土著的方式，拒绝和外来意识形态进行现实的交流——这就等于关闭了自己的生命之源，从而走上了自宫甚至自杀的道路。毛的晚年很像洪的晚年，洪、毛死后立即遭到清算、翻盘，仿佛悲剧，其实闹剧，没有留下积极遗产可供后人建设所用。诚然，毛比洪更加机会主义，通过背叛革命、投降美帝而保全了自己，邓小平后来居上，改革开放、推行先富而变成了慈禧。毛泽东牺牲了林彪，就像洪秀全牺牲了杨秀清，这才有机会让邓小平等人可以做曾国藩、李鸿章的事情。

思考“基督教与民族主义”问题，不难发现，基督教如果背离了民族主义，则无从发展；基督教如果迎合了民族主义，则不会健康。

……

我们争论了十几年，现在你知道什么是“特别启示”和“普遍启示”的区别了吧？！

耶和华神是忌邪的。阿门。愿荣耀归于基督。

（另起一单页）

下卷导言

改革开放与邓江胡之说

（一）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一决策扭转了中国大陆自1949年后逐渐对外封闭的情况，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国家财政赤字严重。截至1978年，尽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比1965年的1716亿元增加了一倍多，年均递增率达6.8%，并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广大人民依然贫穷，科学技术也比较落后；而文革后，中共更是出现一定程度的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邓小平第三度上台，恢复其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尝试对当时国内的经济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并努力将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移到市场经济上。邓小平的复出及其改革尝试得到了大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众的拥护。

计划经济曾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经济标志之一，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的计划经济虽然曾一度为中国早期的经济恢复和初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弊端日渐明显：

对国内经济的控制达到惊人的程度，政府企业职责不分，无视价值规律与市场调节的作用；一切以计划为纲，无法适应消费群体的需要，制约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

生产商品的数量都在计划之中，购买商品还需要相应的商品票（如购买就需要有相应的粮票、鞋票、煤票、香烟票、布票、肉票、油票、糖票、豆制品票、火柴票、肥皂票、鸡蛋票、自行车票等等的票证上千种。若按发行单位分，有全国通用、地方用、军用），造成消费者即使有钱也难以买到需要的商品。

为尽快提升经济发展速度，邓小平与中共党内的开明派开始逐一解决这些问题，并试图改变人民心目中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根深蒂固的形象。这场改革运动的目的是以维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改变生产中不适应生产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并建立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这场改革的经济方面在农村率先取得突破，随之迅速在全国各经济领域内推行改革。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89年）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三人被并称为领导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三驾马车”，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全会彻底否定了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两个凡是”的方针，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同时，全会还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审查了中共历史上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邓小平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中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此次全会以后，中国党和政府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1978年，文革的平反工作使中共高层出现变化，邓小平复出后决定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提出改革开放政策，批判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之后不久华国锋便辞去其领导职务，改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接手掌权。中国共产党逐渐放松对社会的控制，人民公社等制度遭到撤销，以利农民私人土地租赁。1982年，中国通过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八六学潮而下台，改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接任；1989年，中国政府由于镇压北京市学生发起的六四事件，而受国际谴责和制裁，赵紫阳也因此下台。之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在1989年先后分别接替赵紫阳和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六四事件中表现强硬的李鹏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在江泽民及先后两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和朱镕基领导下，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环境日益开放。期间估计有1.5亿名农民脱离贫困，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1.2%。尽管民众生活品质有所提高，不过政府仍未放松社会管控。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持续的经济快速增长，也为境内资源和环境带来严重影响，以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2002年11月，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胡锦涛和温家宝等组成第四代领导集体，任内举办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海世界博览会等活动。2010年后，中国经济增长因全球经济大衰退而减缓。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毛额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力交接之际，爆发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事件和周永康案等派系纷争和政治丑闻。而在同年11月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接替胡锦涛就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2013年，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接替温家宝担任国务院总理。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导下，政府展开包括计划生育、监狱制度在内的大幅度改革，以解决结构不稳和增长放缓的影响。2014年召开的APEC峰会上，习近平表示中国经济将进入“新常态”。在2015年，中国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举办中国抗日战争70周年纪念大会、进行两岸领导人会面。2016年，中国首次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在东海、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通过一系列岛礁建设和军事演习逐渐摆脱了被动局面。2017年，130个国家代表团出席了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然而，内政方面，经济方面的负面隐患和社会不断高涨的变革需求将成为中国未来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二）邓小平理论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定义，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邓小平理论的生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

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的各种讲话、报告与会议决议之中。中国共产党将该理论的形成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2年为基本理论命题提出的阶段，1982-1987年为理论形成基本轮廓的时期，1987-1992年为理论走向成熟、确立体系的时期，1992-1997年为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时期。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称为“邓小平理论”，由此得名。该会议上，邓小平理论被写入中共党章中，成为中共指导思想之一。

邓小平理论是一场以“实事求是”为精神实质的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产生或引用的旨在打破精神桎梏，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指导思想的总汇。邓小平理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80年代施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密不可分。他鼓吹“不管病猫癞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结果造成严重的贪污腐败。

虽然邓小平理论认为要改革纯公有制的生产关系融入私有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进而达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但邓小平理论也强调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必须自始至终占有统治地位。同时，邓小平理论还认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国家不会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思想。

邓小平理论被一些过“左”思想或教条主义的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称为修正主义；他们指责，邓小平理论的政策是剥削无产阶级，使资产阶级兴起。在中国以外，“邓主义”（Dengism）或“邓小平主义”被理解为邓小平理论。

具体内容

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把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点：

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邓小平经济理论

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签订的大包干“契约”

邓小平关于经济的理论，概括起来讲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主张恢复市场的功能，以迈向生产力理论。邓小平认为，计划经济不利于调动人民劳动的积极性，同时统购统销的方法不是按照需求，而往往是按照平均主义的方式进行分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非常重要的上游资源产品的价格总是被压低，以便使下游产业获取利润，而在市场定价下面，这种情况将会得到改观。

邓小平认为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并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标志。邓小平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大萧条时期不少资本主义国家都加强了经济的计划性。邓小平认为在本质上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是是否存在剥削。因而邓小平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凡是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以及集体企业都属于公有制成分。同时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人多数成了私营业主。

邓小平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另外一大贡献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邓小平认为计划经济的企业管理制度使企业丧失了自主性，对人才以及资源的不合理运用造成了企业效率低下，利润率难以提高，科技含量也始终很低，因此邓小平希望建立和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相似的股份制企业制度。

邓小平政治理论

邓小平认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

邓小平认为为了完善体制，需要做到党政分开，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对于“执政党”理念的误解是造成党政长期不分的原因。举美国的例子，现在民主党在美国执政，但这并不表示民主党中央机关可以干预联邦政府的运作，政府和党负担的是不同的职能。由于长期以来党政不分使得中国各级政府、党委运行效率低下，政府职能不明确等弊病。

邓小平曾认为学校、企业当中不需要党组织。

邓小平认为应该适当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但邓小平也认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三）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理论被用于各个领域的书籍，这些领域包括党政、国防、文化、经济建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常被人们简称为三个代表（英语：Three Represents），最早起源于2000年2月25日，由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国境内的广东省高州市考察时临时首次提出的执政思想萌芽，2002年后被中共官方正式定名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因此它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再创的一套政治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套实践成果，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提供了执政的理论依据。但是反对者则认为三个代表写入宪法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内容原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中国当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

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历史沿革

2000年，是江泽民在广东省高州市考察时初次提出“三个代表”思想。高州也因此成为三个代表的发源地。

200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被其概括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

2002年后，这份文件的全名被定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随后几经阐发，逐渐成为中共的重要政治理论，并于2004年修改宪法时，被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正式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意义价值

中国共产党认为，“三个代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2004年，“三个代表”被全国人大修改宪法时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三个代表”最重要的影响是，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从无产阶级政党向精英执政政党进行转型。

反对观点

由于“三个代表”说法的主体为某一政党，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后使得宪法中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更为混乱，认为三个代表没有新意。三个代表有时被反对者戏称为“三个戴表”甚至“三个呆婊”，认为导致大陆地区黄赌毒泛滥。

2000年6月，中国民运人士苏绍智分析指出“始终代表”的谬误，和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口号一样是大话和谎言。

2013年7月，媒体人李小鸣说，三个代表只是提出中共要往哪个方向走，没有说明中共该怎么走、还要走多久，也没有具体解释何谓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何谓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何谓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010年1月，杜导正发表的书《赵紫阳还说过甚么？——杜导正日记》披露，因拒绝六四镇压而下台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被软禁期间的2000年6月谈及，三个代表是要“堵住政治体制改革的嘴”、为中共一党专政制造理论根据；赵紫阳说，江泽民“此人无大志”，三个代表不可能是要“抛弃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看罢，过一段，又要讲阶级斗争、专政了。”

2013年5月，前赵紫阳智囊、著名中国宪政学者、法学家曹思源提出“从《宪法》中挖掉‘三个代表’”，指三个代表写入宪法是一种“倒退”。

间接影响

2007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学习〈江泽民文选〉活动引向深入》，文中写道：“《江泽民文选》是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教材。”

（四）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及可持续的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本质和核心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的概念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4个具体方面：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

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

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

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基本要求

“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其中又包括以下要点：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保持平稳较快的经济发展势头

要把加快经济发展，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

坚持“五个统筹”：

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区域发展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在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在其报告中又加上了第六个统筹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增强把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辩证思维能力

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发展历史

2003年4月15日，胡锦涛在广东视察时首次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同年7月28日，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的工作会议上又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这被认为是科学发展观一词的首次出现。

2003年10月14日，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了“五个统筹”。该次会议将胡锦涛的讲话精神写入最后决议，科学发展观概念得到了完善，并正式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之一。

其后，中共中央迅速组织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2004年2月29日，在研究班的结业式上，温家宝要求全党“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将科学发展观提高到全党“统一思想”的高度。

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就科学发展观发表讲话，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将科学发展观提到与“三个代表”并列，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科学发展观最完整、最全面的阐述。

2007年11月21日，科学发展观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写入党章。

2008年9月开始，2008年9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2008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第一批：2008年9月开始，2009年2月基本完成。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政协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人民团体机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关；中管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党中央、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管理的事业单位，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事业单位。第二批：2009年3月开始，2009年8月基本完成。包括：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党政机关；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人大、政协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人民团体机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师、团机关；中央企业；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企业，市（地、州、盟）直属企业事业单位；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第三批：2009年9月开始，2010年2月基本完成。包括：乡（镇）、街道；村、社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基层单位；中小学校；未参加第二批活动的企业、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等。

（五）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强调“两杆子”，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林彪总结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枪杆子就是军阀建国；笔杆子就是神汉建国。改革开放，意味着脱离毛泽东模式，所以需要邓江胡不断变化说法，以便愚弄黎民百姓，基本上属于“朝三暮四”的勾当。

朝三暮四，意思是聪明的人善用手段，愚笨的人不善于辨别事情，后来形容反复无常。出处：《庄子·齐物论》：“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

成语原文/朝三暮四

宋有狙公者，爱狙，养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损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匮焉，将限其食，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先诳之曰：“与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众狙皆起怒。俄而曰：“与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众狙皆伏而喜。——选自《列子·黄帝》

字词注释/朝三暮四

1.狙（jū）公：养猴子的老头。

2.解：了解，理解，懂得。

3.狙：猴子。

4.意：心意。

5.得：懂得。

6.得公之心：了解养猴老人的心思。

7.损：减。

8.充：满足。

9.欲：欲望，要求。

10.俄而：一会儿，不久。

11.口：口粮。

12.匮：缺乏。

13.限：限制。

14.恐：担心。

15.驯（xùn）：驯服，顺从，听从。引申为服服帖帖。

16.诳（kuáng）：欺骗。

17.与：给。

18.若：文言文中的人称代词，代“你”、“你们”，文中指猴子们。

19.芧（xù）：橡树的果实，俗称“橡实”。

20.足：够，足够。

21.众：所有的。

22.皆：都。

23.起而怒：一齐生气起来。怒：恼怒，生气。

24.喜而伏地：都很高兴地趴在地上（一般是动物感到满足时的动作）。

25.朝：早上。

26.之：代词，它，代指猴子们。

译文内容/朝三暮四

宋国（今商丘）有一个养猕猴的老人，他很喜欢猕猴，养的猕猴成群，他能懂得猕猴们的心意，猕猴们懂得那个人的心意。那位老人因此减少了他全家的口粮，来满足猕猴们的欲望。但是不久，家里缺乏食物了，他将要限制猕猴们的食物，但又怕猕猴们生气不听从自己，就先骗猕猴们：“我给你们的橡树果实，早上三颗，晚上四颗，这样够吗？”众多猕猴一听很生气，都跳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给你们的橡树果实，早上四颗，晚上三颗，这样足够吗？”猕猴们听后都很开心地趴下，都很高兴对那老人服服帖帖的了.养猴人给猴子分橡子，说：“早上分给三升，晚上分给四升”。猴子们听了非常愤怒。养猴人便改口说：“那么就早上四升晚上三升吧。”猴子们听了都高兴起来。名义和实际都没有亏损，喜与怒却各为所用而有了变化，也就是因为这样的道理。

这个故事原来的意义，是阐述一个哲学道理，是《庄子·齐物论》中一则重要的寓言故事，无论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其实众猴子所得到的并没有增加或减少，猴子们喜怒为用就显得很可笑。狙公好比是载众生的“大块”而猴子就像是纷乱红尘中的众生。那些追求名和实的理论家，总是试图区分事物的不同性质，而不知道事物本身们就有同一性。最后不免像猴子一样，被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所蒙蔽。告诫人们要放开计较得失的凡心，因为人的一生一死、一得一失都是一时的，到最后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因为无论形式有多少种，本质只有一种。

宋《二程全书·遗书·十八·伊川先生语》：“若曰圣人不使人知，岂圣人之心是后世朝三暮四之术也？”遗憾的是，后来应用这个成语的人，并不十分清楚朝三暮四的出处，把它和“朝秦暮楚”混淆了。而后者指的是战国时期，秦、楚两大强国对立，有些弱小国家一会儿倒向秦国，一会儿倒向楚国。就像在美苏争霸时期，有些非洲国家时而倒向美国，时而倒向苏联。朝三暮四本来与此无关，但以讹传讹，天长日久，大家也就习惯把“朝三暮四”理解为没有原则，反复无常了。

谢选骏指出“朝三暮四”的表现，就是“朝令夕改、莫衷一是”。这是“南北朝乱世”的典型特征。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小序

“论习近平主义”三十八篇，都是从网络上搜集而来。无分有名无名或是名重名轻，略加点评而已矣。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一

“习近平思想”不如“习近平主义”？

《重磅 中共党刊首提“习近平思想”》说：“习近平思想”在中共十九大上现身的可能性在增加。

中组部主管的《党建研究》杂志2017年7期称，“十八大以来的创新理论，也可称之为习近平思想”，这是中共党刊首次明确“习近平思想”表述，释放重大信号。

这篇题为《在党的创新理论伟大旗帜下阔步前进》的文章称，一个政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列，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创新。文章提到，十八大以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科学理论”。文章进一步提到，“十八大以来的创新理论，也可称之为习近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发展，是当代中国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丰富的思想内涵。”文章还从主题主线、主要任务、总体方略、发展理念、安全保障、外部环境、依靠力量、领导力量8个方面概括了“十八大以来的创新理论”。这篇文章出自《党建研究》杂志2017年第7期，而以月刊形式出版的《党建研究》也是中组部主管的唯一公开发行的中共党刊。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获封核心，今年3月香港《明报》即爆出“习近平思想”可能在中共十九大上诞生，并被写入党章。除了引发热议，“习近平思想”的各种猜测此前并没有来自中国官方的直接回应，这也让整个事件扑朔迷离、真假莫辨。

4月30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新媒体“学习小组”，对外发布题为《中办主任：习近平系列讲话已经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文章。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被视为习的核心幕僚和亲密伙伴，他的此番表态被视为中共对“习近平思想”的间接回应。

5月16日，在中共常委中排名第五位的刘云山，在中央党校讲话称习近平系列讲话“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这较中办主任栗战书的“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论述更上层楼。

对此，《刘云山罕见表态 习思想真的呼之欲出吗》曾有报道分析，尽管没有直接出现“习近平思想”字眼，刘云山该讲话还是间接为习思想背了书。此次《党建研究》杂志的文章论述“十八大以来的创新理论，也可称之为习近平思想”，是中共官方首次明确“习近平思想”一词表述。

谢选骏指出：“习近平思想”的叫法，虽然比“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高了一个到两个级别，但是依然不过和“毛泽东思想”齐平，比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甚至“斯大林主义”来，还是矮了一头。俗话说，要玩就玩个大的，既然开局，何不叫“习近平主义”，直接和马列平等，不再低人一头。这才能超越毛泽东，真正把中国从苏联卫星国的阴影下，解放出来！由此看来，“习近平思想”的提法，真是不开窍的温吞水，远远不如“习近平主义”来得痛快！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二

《“习近平主义”是马克思加孔夫子，以及毛泽东加普京？》（2015-11-3余杰）说：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虽然写入中共党章（这两个人算是有了某种“历史定位”），却无法形成言之有理、头头是道的“主义”。习近平要超越江胡，就得打造出一套支撑其统治合法性的“习近平主义”。普世价值和西方文明都不是习近平愿意使用的建筑材料，剩下的水泥、石灰、沙子，就只有马克思和孔夫子、毛泽东和普京了。

习近平一边翻马列主义的旧账，一边从中国儒法互补充的传统文化的“酱缸”中淘宝，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让这两具僵尸起死回生。

首先是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活力。北大在近代最早引入马克思主义，不妨让其继续承担此使命。中央向北大投入巨资，修建宏伟的马克思大楼，整理比“儒藏”更浩如烟海的“马藏”——汇集一百多年来全球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和资料。二零一五年十月十日，自苏联崩溃之后，全球规模最大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大举办，来自五大洲的四百多名学者与会，此后将两年举办一次。大会组委会主任、北大党委书记朱善璐表示，举办“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有利于“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世界影响，占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制高点”。

与会的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当代史专家麦克法夸尔（马若德）在主题演讲中，对中国重振马克思主义雄风的企图表示强烈置疑。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普通中国人中的影响已经式微，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早已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他直言，马克思主义还不如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大，否则为何那么多人热衷称习近平为“习大大”——这是儒家“君父”思想的反映。他指出，习近平所说的中国复兴说“在智识上是一个不连贯、不广泛、缺乏力量的理念”，不足以与西方思想抗衡。但《环球时报》把他的话改成“中国梦将会对人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发挥积极影响”。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谴责说，这个引述“完全是捏造的”。之后，《环球时报》被迫删除了这句话。中共官媒的造假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其次是为孔夫子重塑金身。孔夫子重新被抬出来，孔子学院开遍全球，成为统战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的重要工具。当局鼓励民间创办私塾，宣讲四书五经，各大学创办国学院，大学生在毕业典礼上穿戴不伦不类的“汉服”，甚至有女青年自告奋勇地在自己身上试验如何缠足。习近平在讲话中频频引用儒家经典，曾经将孔夫子鞭尸的中共政权摇身一变成了儒家文化的忠实继承者。

第三是让毛主义复活。习近平在毛时代度过青少年时代，毛语言和毛思维对其世界观的形成影响巨大。在意识形态上，习是邓小平以来最左的中共领导人，也是对毛主义最热衷、最追捧的中共领导人。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在《人民日报》撰文，称赞习“传承了中共革命先贤勇于抛头颅、洒热血、救中国的红色基因”。文革结束四十年了，这群高干子弟仍然信奉血统论，如彭丽媛的歌中所唱，他们惟一的信仰是“打江山、坐江山”。

第四是到海外寻找榜样。习近平上位之后，环顾全球领袖，惟有敢说敢干的俄国总统普京让他心存敬意。普京在全球石油市场疲弱、俄国经济陷入困境的状态下，不顾西方的经济制裁，出兵克里米亚，乃至打着反恐旗号扶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空袭叙利亚反对派，让迷信威权的俄国人视之为沙皇彼得大帝转世。习近平企图仿效普京，以煽情的民族主义宣传掩饰国内矛盾，甚至准备在南海或东海大干一场，说不定能一举推倒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从中俄两国关系史来看，中俄之间有深仇大恨，但习近平宁愿跟普京结盟，两者实力相加方可对抗美国、日本和欧洲。

马克思、孔夫子、毛泽东和普京，成为“习近平主义”的四大支柱。组成习近平理论的四种材料倒是齐备了，习近平及其文胆却始终无法将它们捏合成一套高屋建瓴、吸引人心的理论体系。从“中国梦”到“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严格治党”），官媒渲染为绚丽烟火，民间却视之为一地鸡毛。网上有一位无名才子用一副对联概括“习近平主义”，比所有御用文人挖空心思草拟的文稿都更加形象和精准：“江山是老子打的，谁叫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龙位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今天抓人，明天抓人。”若用学术化的语言描述，正如美国学者伊莎贝·希尔顿所论：“如今中国的党国体制是传统官僚、儒家社会规则、共产主义说辞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古怪混合体。法律架构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有所发展，但法规含糊，程序无常，而且全都受到政治上的控制。党把许多政府职能据为己有，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让政府机构沦为缺乏最终权力的傀儡。”

习近平以为，踩在马克思、孔夫子、毛泽东、普京的肩上，就成了巨人，就能像林书豪那样娴熟灵巧地打篮球了。这是一种“打肿脸充胖子”的错觉。《南德意志报》评论说：“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清洗不同，如今的运动只有一个攻击的对象：西方及其价值被定义成敌人，同时中共却无法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替代价值。中共唯一可以期待的是人们顺从的姿态。”习近平的刀把子发出闪闪寒光，其笔杆子却软弱无力。

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匮乏无法靠将马克思、孔夫子、毛泽东、普京搅拌在一起就能解决。美国学者马旸（Damien Ma）、叶文斌（William Adams）在《匮乏》一书中指出，表面上看中国经济日新月异，实际上中国在土地、能源、粮食、劳动力、食品安全、教育、福利、房屋、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自由等领域的“匮乏”，让习的“中国梦”不可能实现。今天的中国政府必须包容被统治者巨大的新期待，而非对抗先进的技术。以猛烈的经济成长和不断膨胀的经济大饼，来换取被统治者的忠诚，这样的旧式“大交易”正在瓦解。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正期盼新的社会契约——将个体的尊严和自由放在首位。

谢选骏指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是对“邓小平理论”（猫论、摸论——摸着石头过河）的补充和发展，都是过渡性的探索，一个比一个级别低。习近平如果能够形成“主义”，就不仅超越江胡，而且超越邓小平和毛泽东，直接和马列齐平了。但是，要能够齐平马列，那就不能只用加法，而且要用减法。

任何一个主义，都是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是减法。

例如马克思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才能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列宁批判了世界革命，才能一国首先建设社会主义；甚至毛泽东，也要批判城市革命，才能建立农村根据地——但是除了中国，没有一国能按照他的做法进行革命，所以毛泽东成为主义，只能叫做思想。

如此看来，习近平主义如果真有其事，也不能仅仅使用“马克思+孔夫子+毛泽东+普京”的加法——他必须运用减法，批判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这样才能摆脱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那样的“补充说明的注释命运”。

这样，在“减法”的基础上，才能拿得出一件“吾道一以贯之”的东西。“吾道一以贯之”的东西，才是“主义”，它可以通过减法，达到“一句话说清”的意境。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三

《“习近平主义”管用吗？》2016-6-3江夏）编译报道：

美国《战争乱局》（The War on the Rocks）网站发表华盛顿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前耶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奥斯林（Michael Auslin）的文章说，奥巴马试图使他上周访问越南和日本之行，成为他在亚洲的最后印记。他要对抗的战略目标日益清晰，那就是中国主席习近平。

虽然习的精力仍然集中在国内问题，但他自2012年底上台执政以来，已经发表了数十次外交政策讲话。他的言论可以被称之为“习近平主义”。这一“主义”如同当年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主张中国有权使用武力干预国境外的冲突和危机，以便维护或构建符合其利益的势力平衡。例如，习近平主义挑战美国决策者维护的亚洲地区秩序。然而正是这种秩序提供了半个世纪的稳定，确保北京和华盛顿避免冲突。

习近平主义勾画出了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地缘政治问题，如防止朝鲜半岛倒向美国，确保中国在地区海域的支配权，防止台独等。习近平有关朝鲜问题的讲话，对桀骜不驯的金正恩来说，可以解读为不得挑起和南韩的冲突；对首尔来说，则可以理解为不要对北韩施加过多的压力；对美国来说，则是约束自己，不要为战争推波助澜。

但习近平没有讲清楚如何防止战争。不知他这一套说辞是否表明，中国将在半岛发生冲突前进行干预，以防美国和南韩推翻北韩这个准附庸国？或者是表明北京必要时将采取军事行动压制平壤，以防止半岛发生广泛的冲突？支持中国在地区外交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人，或许会将习的讲话解读为，北京计划充当半岛危机的调停人。习近平已清楚表明，不会坐视其它强权决定朝鲜半岛的前途。这是告诉华盛顿及其盟友，北京在东北亚安全议题上将扮演积极角色。

习近平也表明，北京既要保证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也要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习近平主义挑起了对北京在南中国海进行直接干涉的忧虑。北京已经宣告，自1930年代起中国即已拥有具争议的“九段线”内辽阔海域的主权。中国还警告新上台的台湾民进党政府，抛弃台独“幻想”。这使外界担心，北京为了牢牢控制这个叛逆的省份，不惜冒发生地区冲突的风险。中国在整个东亚采取更具对抗性的立场，使日本、越南、菲律宾等邻国感到更大的压力。

习近平主义呈现在亚洲国家和美国面前的是，北京企图按自己的意愿塑造东亚的安全环境。准确地说，利用不确定的局势，维持中国自己的战略灵活性。不确定性可能使中国的主权争夺对手更加小心谨慎，规避习的强硬言论透出的风险。随着海牙国际法庭作出裁决；中国经济继续疲弱，北京难以阻挡的势头可能后继乏力；菲律宾将借助国际力量挑战中国，日本增加国防预算；中国的外交政策未来几年可能遭遇阻力。因此也可以这样解读习近平主义：为防范对中国地区利益更大的挑战而未雨绸缪。

问题是当习近平主义受到直接的、实质性的挑战，北京将不得不作出回应。例如，北京如果在南中国海划定新的航空识别区，或者弄沉了一艘越南渔船，都能够触发越、菲等国的民族主义示威，导致失控的突发事件，进一步恶化亚洲的国际局势，可能将美国及其盟国卷入冲突中。因此为各方的利益着想，北京最好不要尝试推行习近平主义。

谢选骏指出：这位洋人虽然提出了“习近平主义”，却不知道他自己说的是什么。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之下，“习近平主义”的提出，就不是苏联语境之下提出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了。因为共产党中国从来没有自己的“主义”，不像苏联，早已有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语境之下，“习近平主义”的提出，不仅超越了“毛泽东思想”，而且超越了“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虽然一个中国人自己提出的，但毕竟不敢打出中国人自己的名号，而只是拾人林肯的“民治民享民有”的三民主义之牙慧，稍加变通而已。“习近平主义”的名号如果真能打出，将是中国脱离马列主义、走上民族复兴道路的开始，岂是昙花一现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之可比哉？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四

《习近平主义的终结》（Sep 25 2015任协华）说：

一、习近平主义第一步：红色血统加中国梦

习近平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以“红色血统”，主导政权方向的中共党魁，但毫无疑问，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公然以血统论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则意味着统治集团的危险倾向，已经成为使历史倒退的事实。作为当下中共权贵的标志人物，习近平所倡导的中国梦，其实质依然是进行高压统治，依靠武力清洗政治异议，制定并施行新的政治规矩，继续愚民宣传，并一步步通过其特有的出身背景，最终登上并巩固在中共极权集团内、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宝座。

因此，中国梦，就是习近平的皇帝梦。于是，假借反法西斯斗争胜利这一大好机会，来满足皇袍加身后所需要的登基大典，并且不仅如此，还要在此之前，用宣布大赦营造帝皇作派，以表明不仅“依法治国”，更要“仁治天下”，却又同时，对大陆民众尤其是维权访民大打出手，抓捕刑拘之外，仍不忘随意捏造罪名，对大爆炸之后丧失家园成为流民、灾民的民众置之不理，绑架民意，达到逼迫签约的目的。

正是在这种草木皆兵的病态心理下，习氏极权把北京（包括周边地区）打造成了一座活生生的社会大监狱，就连树上的鸟窝也不放过，带着自以为是的傲慢，竭力在国际上扮演万国来贺的强盛形象，甚至邀请被国际组织通缉的反人类罪犯。然而，谜底终究还是会被揭开，凡此种种，无不是用金钱和利益收买而来。即便几代中共领导层集合登台亮相，也掩饰不了专制利益体已经失效并即将倒台的沮丧心情。

二、极权也高喊“人权”与“民主”

而这一切，又在预示着中共极权通过有意抽空历史内涵，以专制下的暴力洗脑，包装伪普世话语的真实意图。正如每个独裁政权都首先要向世人标榜惟有自己才正义那样，中共向来擅长用意识形态的各种宣传机构，形成并提炼出极权意义上最具有迷惑性的政治话语。他们将专制改头换面，为不正当的政治权力来源进行鼓吹，试图用表面民族主义掩盖其政治思维的僵化和反常，在口头上比西方世界还要重视人权。不仅如此，甚至已经编造出了大陆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这样的欺世谎言。

然而，正是在习近平自以为高明的政治权谋下，他很遗憾地忘记了反法西斯不仅是历史的一个篇章，也同时是当代政局的必然事实。那就是他和他的中共政治集团一样，都属于法西斯阵营，是一切邪恶政权经过历史变异后，所产生的反人类文明的构成部分。

由此，无论是纪念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还是荒唐透顶的特赦，亦或炫耀武力的阅兵，都不过是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诡辩，等于公然告诉人们，他们有枪，所以是合法的。并且不但如此，还要君临天安门，表演登基大典。但却又忽而右手挥舞，忽而左手招摇，究其根源，绝不是一时疏忽，而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准确地折射出了习近平内心里得意之极形同暴君的粗鲁举止。他所谓的政治规矩，不过是为了架空法律，而这些法律本来就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这种背离文明的荒唐行径，说穿了，就是对民众权利的践踏和抢劫。

三、习近平主义再深入：抢劫经济学

同样，经由极权包装产生的强国形象，就其实质而言，既不在经济学及其政治伦理的基点之内，也不可能成为极权优势的核心支撑。因为极权所收获的社会资本增长，并不是建立在创造性体系之内。极权或专制形态下的经济也不会与社会整体的格局相融，更不会与国际金融形成衔接。因为极权经济是通过掠夺和抢劫得来的，并不在金融正向流通的范畴内。依靠暴力维稳体系，卖地、卖矿、卖环境，对庞大的人口数量进行盘剥，从而获得天价红利，同时对大陆民众不断压榨、驱赶、追杀获得巨额财富……这一切，不但和经济发展无关，反而是权力罪恶的体现。也即：极权经济所累积而成的庞大金库，其中的每一分硬币，都在折射着民众被奴役的悲惨景象。

但就在这种貌似腰缠万贯、傲视全球并寄生当下世界第一大极权经济体的形象下，中共却遭受到了来自经济趋势的重创，大陆股市及证券市场的崩溃之所以无法拯救，哪怕用尽一切政治手段，也不可能产生有效控制，是因为这是所有掠夺式经济都将抵达的必然归宿，不存在任何意外可言。由此，对于正受到极权入侵的大陆民众，他们的觉醒和抗争力量，就不会因为中共日益加强的洗脑而丧失，也不会因为持续升级的暴力镇压而结束。而对于西方世界，也正在从刚开始的半信半疑，逐步转变为对中共明确的不信任。最重要的改变是，在国际政治的平台上，极权体制已经丧失和文明世界进行对话的可能。

四、坐享其成的极权本质

极权带来的另外一个社会噩梦是，它在运用政治手段不断进行社会抢劫外，同时也运用一切堂而皇之的借口进行专制式的强迫众筹，也就是将统治领域内的一切，作为要挟民众屈服的一党货物，并不断随意更改价格，鼓吹泡沫，以累积方式征收社会保护经费，压垮创造肌体，从而不但能在长时期内坐享其成，还要勒令全社会将极权视之为唯一主体。

此种必须服从且不得申辩的反历史进程形象，从习近平接掌中共大权，到以比法西斯更为邪恶的阅兵，都在以非常清晰的脉络展现于世界的视野中。因此，不要以为阅兵前后不准民众开火做饭是可笑的，也不要觉得极权动用一切手段，包括上厕所都要检查身份证是荒唐的，而是恰恰相反，习近平阅兵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驯服民众反抗极权的信心，并要证明极权作为统治载体的不可动摇性。同时，除了公然威胁民众之外，还要对人权和正义进行武力示威，以便进行更大范围的政治剥夺和清洗。这一点，正如同中共既然敢于公开篡改历史，编造谎言，那又为什么不祭出更暴力的、比法西斯主义更邪恶的大旗一样，用比法西斯还要恐怖的手段纪念反法西斯胜利，这样的荒谬举动，就是他们正在昭示于全世界的宣言。而这就是极权本质的体现，是极权宣告其合法统治的具体行为。

五、习近平主义作为骗术：表演超能力

由极权包装并经宣传机器的渲染，构成的就是中共享伪民主话语营造的通向奴役的道路，而这也是所有共产主义神话中最为顶级的谎言，如同习近平主义这种玄而又玄的骗术一样，在本质上，和江湖术士王林没有区别。也即：极权用反文明进程的架构，进行政治特权的诡辩和演变。具体而言，中共一向是用表演自身具有和普通民众不一样的超人类能力，来表明统治的专有性和不可替代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是其中最经不起推敲但又影响最广的口号，通过这种刻意替换和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话语，在统治时期内进行不断重复和涂抹，并由此获得超社会群体的特别权力。

尽管，无论是经济形态还是文化领域，中共治下的社会整体，毫无可能以正当方式获取进行发展的动力，然而，中共可以通过抢劫、恶意牺牲环境和掠夺民脂民膏，以及不断扩充、修订仅有利于极权的法律，来迫使民众为极权的延续付出一切。因而，从这个意义来说，所谓的习近平主义，不仅是法西斯主义在东方版图上的再生，也是中共专制共同体滥用武力、构陷人权，对治下民众实施侵犯的统治性话语。

而由此形成的极权之链，又具有着令人生疑的巨大吸附力，尤其是在表面正当的反法西斯口号之下，这种迷幻不但导致了民主阵营的犹豫不决，也同时构成了对民主意愿的真实伤害。这是因为有很多人将极权的非逻辑循环，理解成了极权的胜利而不是崩溃。其中最常见的思维是，在中共的领导下，大陆的经济发展了，民众生活比过去提高了。但他们根本不会想到，大陆的经济实际上并不是通过发展获得的，也不是通过中共实现的，就像民众的生活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保障一样。乃是因为这一切假象，都是中共通过不断加强对民众的奴役和剥削强制收割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反复强调，民众血汗和专制暴利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假象产生了巨大的迷惑性，更严重的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民众的人权和自由予以彻底剥夺的基础上。一个反对并压制民众人权的政治集团，是没有经济和未来可谈的，就像极权没有胜利可谈一样。

六、极权、执政合法性与共产主义：偷换逻辑

依照习近平主义的辩解，和所谓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如同之前的“前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其实都在反映着极权思维对逻辑的偷换。也就是，运用反逻辑的宣传机器灌输极权的逻辑，不仅是中共，也是习近平政权对大陆继续实行高压统治的一贯选择。这种选择，既是血腥极权的传统，也是对一切人道精神和思想源流的摧毁，但是，习近平主义又忘记了，任何一种反人类的政治运行，必然会激发起社会机体渴望摧毁极权的正义力量。

在习近平主义之下，借王歧山之口，以含糊其辞的“历史选择”，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进行诡辩，但却只字不提执政本身就是中共的编造。也不提历史的选择到底是来自宣传欺骗还是武装阴谋。浅薄地把人心向背看成执政基础的危机，但又时刻不忘誓死维护红色特权，找不到理由解释暴力维稳不仅依然存在，同时更为加剧的当下现状，就像解释不出习近平抛出的“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论调一样，这种矛盾，无不是来自极权对人权的侵犯，根本不具有合法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七、走向终结

极权体制在本质上是一种衰弱体制，它除了终结自己别无选择。因此，中共式的极权，实际上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恶意扩展，不仅在一般层面上与民争利，更是极尽全力，用党的组织窃取、代理并渗透一切。

由此，建立在反市场经济下的极权扩张体系，已经步入到最黑暗的空间，是因为中共奴役下的社会状况，不仅对剩余价值进行掠夺，也开始上升为对整个价值产业的毁灭，经济整体日趋凋亡，民众企业遭受重伤，尤其是社会整体价值被中共强行作为政权暴利时，大陆就不会是什么最民主的国家，而是相反，大陆仅仅是权贵中共的乐园，但却是底层民众的炼狱。但是，这依然不是极权胜利的标志，而只可能是习近平主义的终结。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逻辑很不严谨。这里限于篇幅仅举一例证明——“红色血统”和“皇帝梦”不是一个东西，而且是相反的东西。“红色血统”是以军事贵族主义为基础的；“皇帝梦”则是以等视天下苍生的平民主义为基础的。军事贵族主义，是古代南北朝政治的特点，也是现代南北朝政治的特点，不管南朝还是北朝都是如此，不管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如此。尽管古代的北朝和现代的共产党，要比古代的南朝和现代国民党，具有更为清冽的军事贵族特点，所以才能战而胜之、甚至统而一之。“皇帝梦”则是完全相反的东西，那是平定六国军事贵族以后形成的。袁世凯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认清形势，企图在一个军事贵族（军阀）势力方兴未艾的时代，推行平民主义的治国方针。毛泽东的文革之所以失败，也是由于类似的问题，他最后不得不向陈再道等军阀低头，而他的家族也被叶剑英等军阀一扫而空。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六

下文表明，毛左们试图定义“习近平主义”，把它变成马列毛的一个分支，这样对共产党政权来说比较安全，但是无助于提高习近平的历史地位。相反，如果习近平能够突破现有体制，则可能成长为真正的历史人物，而不是毛邓江胡那样的“过渡时期的人格悲剧”。

《习近平主义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与世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指导思想》（2015-10-21 07:06:31鹰犬野渡的博客）说：

习总去英国访问，弄得有点热闹。

美狗们最近很忙，正忙着黑俄罗斯，猛然发现大阴帝国不黑也不行。大阴帝国估计还没黑完，接着又要黑德法了。真太忙了，够辛苦。现在做灯塔国的狗，真心是不容易。

大阴帝国，美狗们是必须黑的。人民币的最大海外中心，将建在大阴。这个中心的建成，将意味着中英与美英之间的关系，基本是平等的。这个平等的前提是美元体系不能崩盘。大阴的祖上不是说了嘛，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基本可以这样认为，中英之间关系的亲密度，将不差于中俄关系。布莱尔说，习近平访英之旅开启中英关系“黄金十年”。在野渡看来，布莱尔很低调。黄金十年，有点太短了。不符合大阴帝国的战略传统。大阴帝国的战略传统那是很有名气的。在野渡看来，这种提法，是低调。美帝还没挂掉呢。

大阴帝国是人民币国际体系的重要支点，人民币国际体系不瓦解，中英关系就是铁打的利益关系。大阴帝国是人民币国际体系的重要支点，也就决定了大阴帝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阵地。而大阴帝国曾经并且现在正是美元霸权的重要阵地。

这都是哪通哪啊？妈的神逻辑啊！狼爱上羊啊。

老牌得不能再老牌的大阴帝国会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阵地？估计能将这个问题想通的人真是不多。

1933年11月，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正在艰难进行中，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武装反蒋。毛泽东主张与十九路军联合，并已签定《初步协定》，这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于建立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和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是十分有利的。

毛泽东根据这一客观形势，提出“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

围魏救赵，攻击蒋统治核心地区，迫使蒋军回援。与美帝正在东亚执行的战略相同。

有人听毛泽东么？没有。所以十九路军崩溃，红军也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长征。

有人知道十九路军是怎么回事不？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之一。

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是国民革命第四军，也就是北伐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铁军。南昌起义前夕，铁军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下辖第十师、第二十四师（原第四军独立团扩编）及第二十六师。南昌起义部队向南进军的途中，第十师叛变，成为围攻南昌起义部队的国民党军主力之一。第十师就是后来第十九路军的核心部队。

红军与十九路军的关系，其实也不算什么。红军与国民党军打了十年，殊死搏斗，死伤无数，1937年小日本来了，并肩打小日本，打了八年，直打到小日本无条件投降。

难道大阴帝国与国民党军有什么质的区别？

国共第一次合作，共同的敌人是北洋军阀。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的敌人是日本鬼子。有共同的敌人，就能合作。中英合作，战略要点在于建立人民币国际体系。人民币国际体系的战略敌手，就是美元霸权体系。

中英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体系，就是中英联手对付美元霸权体系。这种联合阵线，是不是叫世界新民主主义阵线？中俄关系也是如此，中欧关系也是如此，以及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各种伙伴关系，目的都是建立广泛的反对美元霸权的世界新民主主义阵线。此阵线的战略目的是建立并完善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当然咱官方从来不喊反美，也常复读机式说，不针对第三方。这第三方是谁？干嘛这么特意的强调？

野渡不是官方，所以野渡可以讲。野渡是大炮。

野渡论述过，人民币国际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新一轮高潮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中，从没有过的社会革命形式。

野渡也论述过，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胜利完成，昂首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与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发展总体进入到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是一体的，同步发生的。从现实过程看，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到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是主动的，而世界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被动的。这同样是中国及世界的社会革命从未经历过的历史过程。

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实现社会主义，推动世界整体性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科学研究可以发现，它是党的总路线总方针之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实际内容。这个总路线与总方针，以前是做得多，说得少。很多时候干脆是光做不说。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事实上领导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习总事实上领导着反美元霸权的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仅仅是领导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英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世界新民主主义统一阵线更为广泛建立。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过程中，总结出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很奇怪的排在第一位。野渡认为，第四大法宝，已经在实践中诞生：经济斗争。

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拥有了四大法宝：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经济斗争。

党的建设应当排在第一位。

中英、中欧、中俄关系的发展及一路一带战略的推进，中美、中日、中韩及东南亚，中东非洲南美各国关系的不断发展，是经济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后的近四十年历史过程中，以经济斗争为主体的社会革命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不断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发展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及世界社会发展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准备充分而必要的条件。

事实证明这一伟大的社会革命进程，主要是通过经济斗争的形式实现的。

以经济建议为中心，是以经济斗争为中心的另一种描述方式。这种论述方式强调的是经济斗争原则的隐蔽性。

在这一不算漫长的近四十年，以经济斗争为主要的斗争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是突围式的勇敢的“闯”与“试”；现在的总体设计或顶层设计与摸石头并重，是因为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这个质的变化过程中，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到理论的再一次升华。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即是产生于这个伟大的质变过程中。

十八大正在召开之际，野渡就将此次会议，喻为新的遵义会议。文字就在博客中。可查。

正是在这个伟大的实践到理论再一次升华的过程中，在短短的几年左右的时间内，我们猛然发现，曾经的强大的不可一世的，想打谁就打谁，想制裁谁就制裁谁，仿佛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无所不能，步入“历史的终极”状态的美帝霸权，几乎是突然之间，步入风雨飘摇，四面楚歌，随时可能崩溃之境。

这是科学的力量。这是科学的社会革命指导思想习近平主义诞生后所指导的社会革命实践所爆发的伟大力量。

也许就在昨天，也许就在现在，世界上无数的人，还在对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革命极度的不屑，还都生活在“资本主义”万古长存，社会主义制度早晚会被消灭这种梦幻中，全然感觉不到，新一轮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已经来到人间，而中国人民中的大多数，其中包括无数的党员干部，可能都还懵懵懂懂感觉不到，中国社会已经逼近，甚至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而在无数美狗的认识里，中国更是明天就要完了。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经济战争，在于经济斗争的复杂性与隐蔽性，根源在于全新的社会革命的科学理论习近平主义还没有为世界所广泛掌握，并用以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

美帝霸权就是在这个懵懵懂懂，恍恍惚惚的过程中被干掉的，一如当初的老蒋，遇上了重新掌权的毛泽东。

以经济斗争为社会斗争与社会革命的主要形式，建立广泛的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阵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主要形式；以人民币国际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以中国的产业升级与一路一带战略推进，推动并完善中国及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以量变推动质变的方式推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从未有过的实践与理论创新。

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的社会革命实践与伟大的社会革命理论的创新。

也正是因为新，所以真理还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历史性的逼近或已进入到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所必然推动的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将世界发展推进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人类历史的伟大进程中，革命实践向理论的升华，习近平主义的诞生与发展以及不断的丰富完善，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习近平主义的诞生是时代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产物。

中国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建设需要习近平主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习近平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者当以理性的，科学的眼光，看待习近平主义的诞生与发展以及不断丰富完善的必然过程是历史的必然过程，当以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科学发展、正确对待；要科学地认识到，习近平主义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结晶；要科学地认识到，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教条主义，唯心主义是没有存身之地的。

谢选骏指出：目前对习近平有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就是“习近平主义”就是马列毛的一个分支，这样他的施政就让共产党政权获得了喘息。第二个判断就是“习近平主义”可能突破马列毛的限制，成为中国复兴的基础。古话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两个前途，取决于习近平的一念之差，当然更是取决于习近平以前的修养，和他周围的人力资源。外人不是上帝，无法对此准确预测。尤其在目前局势下，外部的一切制约，似乎都已经退居二线了。这时，上帝的旨意开始发挥作用了。

对于我的历史分析，读者评论有两条“中西之争”的分歧：

waitforu：

北魏是逐渐汉化的殖民统治，隋朝是军事管制，唐朝是全民共治。中共目前类似北魏。

中共类似于北魏朝，是逐渐汉化的军事强国时代。中共如果进入更深刻改革，放弃马列主义，那就算是杨坚夺权进入隋朝了。但是，党与百姓的利益还需要重组，大乱之后才是进入唐朝。

dddd：

中共国现有体制不是“军事管制”而是“殖民统治”，其体制也不是中国传统王朝，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核心权力家庭元老院”制度，跟传统中国完全是两码子事。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七

《习近平主义背后的特朗普幽灵》说：

中国天朝主义理论早已解释特朗普的胜选？日韩港台将分别在新的时代扮演何种角色？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福山论特朗普-“历史终结”后的“中国时刻”？》，作者曾昭明指出，按照中国天朝主义话语的逻辑，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可说并不让人意外，不过是体现了自由民主体制的极致荒谬：如果自由民主体制意味着对人的普遍而平等的“承认”，那么，相对于儒家经典所登录的圣王礼乐教化建制，自由民主体制也就必然意味着追求卓越身位的“贵族优越意识”（君子）的消失。作者认为，在普世人权与民主理念退潮的当下，习近平式的“王权主义”，要以香港为刍狗，用实际的政治决断，来确立中国对香港的“帝国式主权”是不可挑战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局势，似乎一时之间让一些台湾的本土派和民主派觉得受到了双重夹击。对于中国学人，特朗普正好以他的实际作为阐释了一个基本事实：现代的民主伦理，不是无坚不摧。或许，我们还该由此进一步看到另一个更为隐晦的疑情：每个天朝主义的“民粹主义批判”话语背后，其实可能都躲藏着一个“特朗普式的幽灵”。

特朗普想和普京融洽相处？安倍晋三或可帮忙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面对特朗普，日本的戒备与机遇》，作者船桥洋一认为，特朗普出任总统有可能成为二战结束以来美日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但他指出，奥巴马任内，日美两国政府很难在对华问题上达成步调一致。华盛顿在希望与北京建立“特殊关系”和对抗北京，特别是其对南海多个岛屿提出的强硬主张之间摇摆不定。而另一头，东京一直明确认为中国是对该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持续发展的严重威胁。

作者说，特朗普自称有信心与像弗拉基米尔-V-普京这样的铁腕人物“融洽相处”。但安倍晋三和普京举行过十余次会面，并同他建立起了一种值得信赖的、有建设性的关系。通过东京的帮助，特朗普可以争取改善美俄关系，并鼓励莫斯科在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同时抢先防止莫斯科和北京进一步拉近关系。

《基本法》乃是政治角力

香港《明报》发表文章《哲学角度：宪法-公民沉睡前的政治决定》，作者李宇森指出，整场宣誓争议方向，令香港人疑虑三权是否不再分立。但是，除了针对个别宪法条文的讨论外，甚少人关心宪法本身的政治角色。《基本法》体现的是北京的意志。当然，独裁政权的政治意志，仍然有其合法性，不然现在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体制是无法执行。但是，若然地方的人民如香港人，觉察到自己是有能力并且有权利进行制宪，则宪法的根本基础便会动摇。在封闭的法律体系下，无法妥善应对这种对抗，因为政治的角力，终究要在政治的舞台解决。人大释法，正是一再印证这结论。

作者引述法国哲学家卢梭等人的理论认为，真正的主权者，是全体的公民。只有通过他们的裁决，拥护民主的宪政国家才得以可能，整个伴随的政治和司法秩序才得以诞生。最根本的宪法，是人民的抉择，亦只有人民可更改。因此，香港人追求民主，与其说是源于基本法第45条的规定，倒不如说是重新决定这地方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以实现其渴求的权利和政体。

民进党是孙中山的继承者？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谁是孙中山的真正继承者？》，作者舒缃家认为，孙中山在终结中国绵延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后建立起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之后不过十来年，共产党就“里通外国”苏联，开始了在“北方敌对势力”支持下颠覆中华民国，并在1949年得逞。中共绝非孙中山的继承者。

作者认为，马英九领导的国民党也不是合格的孙中山继承者，洪秀柱领导的国民党更不如。面对“中华民国”的最大敌人中共，民进党的捍卫姿态远比马英九洪秀柱坚定，“太阳花运动”就是明证。当然，众所周知，民进党在主观上实质要捍卫的，是“台湾”。但今天台湾和“中华民国”已是一体两面，捍卫台湾就是捍卫中华民国。虽然在实质上，“中华民国”已被民进党抽离了“大陆”，“民族”也非“中华民族”，但在表面上，强力捍卫“中华民国”、全面落实“三民主义”，今天不是民进党做得最似模似样吗？

谢选骏指出：说“台湾民进党是孙中山的真正继承者”，这也许就是“历史的二律背反”。按照同样的逻辑，习近平主义背后不仅有特朗普幽灵，也可以有欧美的普世价值，还可以有中国的王权主义甚至天子使命……因为意识形态的符号，毕竟是政治权力的表层筹码。是可以在必要的时刻予以改制的——就像王莽改制、杨坚禅让等等“改朝换代”一样。习近平如果能有杨坚一样的大器，万事皆有可能。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八

2017年7月15日，我发表《“习近平思想”不如“习近平主义”》一文（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2017/07/blog-post_29.html），指出：

“习近平思想”的叫法，虽然比“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高了一个到两个级别，但是依然不过和“毛泽东思想”齐平，比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甚至“斯大林主义”来，还是矮了一头。俗话说，要玩就玩个大的，既然开局，何不叫“习近平主义”，直接和马列平等，不再低人一头。这才能超越毛泽东，真正把中国从苏联卫星国的阴影下，解放出来！由此看来，“习近平思想”的提法，真是不开窍的温吞水，远远不如“习近平主义”来得痛快！

仅仅过了三天，2017年7月18日，多维新闻网就发出《超过毛泽东思想 “习近平主义”横空出世》，说：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执政已有5年时间，其相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被提到一个新高度，譬如近期大热的“习近平思想”。

不过，中国网络7月17日流传的照片显示，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内部讲课将习近平的理论体系描述为“习近平主义”。

照片还显示，“习近平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个中国梦”的举旗凝力；两大布局引领世界新时代；三个转变重构世界新格局；四个全面再塑中国新面貌；五大理念重构人类新形态。

据了解，国家行政学院是中国国务院直属正部级机构，是培训中高级官员的新学府，是公共行政等领域理论研究的重要机构。

另有消息指，中共在军内施行习近平“三个一切”“三个凡是”要求。

“三个一切”是指，“一切重大事项由习主席决定、一切工作对习主席负责、一切行动听习主席指挥。”

“三个凡是”是指，“凡是习主席提倡的坚决响应，凡是习主席决定的坚决执行，凡是习主席禁止的坚决不做。”

网民评论曰：

镰斧帮

包子离秦城酒店不远喽

Sans2000

看来“习近平思想”会超过“毛泽东思想”，光是“三个凡是”就超过了“两个凡是”。那个“东方傲蛇”应该从这儿入手去吹捧，可能会得到中共轻微的饶恕（其叛逃西方之罪）。

破棉袄

六个包子，再次创造宇宙。

谢选骏指出：由此视之，“习近平主义”一经中共官方提出，立即产生了爆炸力。存而不论，以观后效。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九

《习近平主义必须及时进行研究》（夏流烟2017-2-17 10:35）说：

（网民老夏按：习近平主义的概念提出后，基本上在2015年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认同。而在2016年，认同的网友就更加多了。只是此前老夏在本系列反复讲到的原因，因为习近平同志目前还在一线工作，并且这个主义的实践，以及理论的提出，时间还不长，既不适合立刻在党内提，也不符合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认识论，所以暂时老夏觉得只适合在民间提。但对这个概念的理论探索，以及对这个概念的意义性认识，却必须时不我待地进行。这是中国和世界两个革命和建设形势的需要。）

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持久战之三十四：习近平主义要及时进行深入研究

今天在红德智库看到一位网友发言，说是“习近平主义”的提法太超前，应该由党内先来定论，然后才能跟上。这是一种典型的认识上的右倾，实践上的左倾。

右倾和左倾并非极右和极左，只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面，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只有当右倾和左倾发展到极端，才会成为极右和极左。但右倾和左倾本身，也会存在问题。轻则失去机遇，重则造成损失。

我给这个网友的回答是：毛泽东主义在1931年的时候没有得到及时总结和研究，所以才会有王明主义。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思想认识的右倾，必然导致实践行动的左倾，不能与时俱进，做时代的绊脚石，做敌人的忠实朋友。

例如张宏良同志，在这方面就有着典型的这种毛病。张宏良同志爱国爱党爱人民不？从张宏良自己的内心，当然是爱的。但他认识上右倾，死抱着自称马列毛主义的教条睡大觉。也就是只想保守，不想前进。马列毛说过的，他就认；否则，就当作一文不值。正因为有这种思想作祟，他才会连邓小平同志的革命性都不承认，纠集一帮喽啰组成所谓的反邓统一战线。张宏良同志非常可爱啊，你看他马列毛主义学得好不好？他都知道统一战线。但问题是，他的战线今天统一了吗？没有。

张宏良也认为，习近平同志继承了马列毛主义，但是他嘴上拥习，却又反邓，这能够拥习吗？习近平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毛泽东主义也不是睡上几十年觉就能够凭空醒来的。没有邓江胡思想，就没有毛泽东主义的传承，也不会有习近平主义的诞生。

这几天，左派又在兜售苏联某党的思想，这个党是全然不承认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认为中国离开了毛泽东主义的道路。他们依旧糊涂地以为，斯大林才是正确的道路，毛泽东传承了斯大林的道路。按照这个思想，他们一万年也绕不出来。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说过了，斯大林的道路，是连列宁主义也没有完全坚守的道路，是一条死路。斯大林之所以没有倒，是因为他终究坚持了部分的列宁主义，同时也得到了毛泽东主义的营养。但苏联变修，根子还在斯大林那里，因为斯大林没有及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形成正确的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他是一个将才，而不是帅才。

只有毛泽东主义，才深入研究了革命在一国胜利后以及革命在本国胜利后的革命和建设问题，才给后来的革命和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邓江胡思想继承了毛泽东主义的道路，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没有走偏。所以中国的胜利，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而苏联的失败，则是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失败。如果不弄清这个问题，就不能认识到马列毛习主义在今天的意义。

所以张宏良同志倒是组建了反邓的统一战线，但他这个战线成功了吗？就反邓这一点来说，他们是越来越失败。因为他们解决不了既要坚持马列毛习主义又要唯心批判邓小平同志这个矛盾。所以他们的统一战线，只能逐渐变成分裂战线。他们完全脱离了实际，每当形势发展的时候，总会有很多问题是他们的机械理论不能解决的。毛泽东主义当然伟大，但你把毛泽东主义造成机器，那就再也伟大不起来了。

右倾，就是保守，就是制造机器。而制造机器的结果，必然是行动上、实践上的激进，今天要打倒这个，明天要打倒那个，唯独想不到，最该打倒的其实是自己。所以左倾天天在讲“左右合流”，他们不知道，左右合流是有必然性的。因为没有左就没有右，没有右就没有左，要不然网络上也不会出现一位名曰“右而左”的网友。

1931年，当毛泽东在红军进行了三年实践之后，中国革命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领袖，也已经突破了主义，而中国的革命者却没有认识到这个伟大的时刻已经来临，依旧坐在屋子里故步自封，依旧在斯大林的瞎指挥之下没有任何革命章法。此后四年的惨痛损失，甚至在张国焘那里持续了六年的惨痛损失，就是没有及时与时俱进，没有及时总结出毛泽东主义并进行深入研究所惹的祸。

当我们对已经出现的科学指导理论熟视无睹的时候，当我们不主动去接受和发展这种理论的时候，我们就必然要坐在故纸堆里坐失时机，并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

如今，时不我待，世界革命和建设史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正在等着习近平主义来指导我们的战斗，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能及时拥护这种正确的主义，就必然要犯1931年的错误。

夏流烟从小学习毛泽东主义，后来又长期研究邓江胡思想，为什么没有提出邓江胡主义的概念？为什么单单提出习近平主义？并不是因为习近平现在当政，夏流烟要拍马屁。如果要拍马屁，十年前夏流烟最穷困的时候，完全可以去拍其它人的马屁，不用等到现在。在网络上，夏流烟在2001年，就已经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那时候夏流烟宁愿贫穷，也没有出来说类似的话。今天，夏流烟虽然还是贫穷，但毕竟比那时已经好些了，更不需要去拍任何人的马屁。

但为什么夏流烟要首先提出“习近平主义”这个理论概念呢？说明一个新的主义的确诞生了，这个主义也的确能够指导我们应对新局势，抓住新机遇，解决新问题。这是从1928年以来88年间，共产革命最新的理论和实践突破。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已经诞生，我们不必对他盲目崇拜，却必须埋头学习他的革命理论。

而夏流烟提出“习近平主义”这个概念之后，野渡战友立刻表示对概念完全认同，并进而提出了“马列毛习主义”的概念。伴随着野渡战友和夏流烟进行了一个月的深入研究之后，现在又有新的战友认同了这两个概念。夏流烟深信，伴随着形势不断发展，这两个概念也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

目前来说，党内已经认识到了习近平主义的意义，之所以没有这个提法，夏流烟前面已经论述过了，一方面在对“韬光养晦”的理解上还有分歧，但更多还是因为党内的新传统，尽量不在领导人当政的时期提出以这个领导人命名的概念。这个传统很好。党内不做，民间来做，这才是真正的新常态。党内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就可以了。

昨天我看到了“习近平治理布局”的提法，我觉得这种提法，不如党内的表述更加科学。“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这是“习近平主义”，是一种完全的表述。而仅仅用“治理布局”来描述，则有点以偏概全，是人为地给习近平主义套上锁链。

习近平主义的指向，是全世界范围内全面的革命和建设，而不仅是治理布局那么简单。如果单单讲治理布局，那就没有习近平主义了，只有习近平思想，而且是非常非常偏的思想。而且治理布局虽然大方向不会变，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随时都会有小调整，如果单单关注布局，必然给了极左和极右更多借尸还魂的机会。

极左和极右最喜欢的，就是你给他一些条条框框和公式，他自己去填空就可以了。但习近平主义不是填空，马列毛习主义从来拒绝填空。思想是活的，填空是死的。填空必然走向僵化，走向教条，不是左的教条，就是右的教条。只有用活的思想来进行学习和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只要永远着眼于中国革命建设和世界革命建设两个大局，就可以在习近平主义的指导下，得到更多正确的结论，进行更多正确的实践。从前的邓江胡思想，就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毛泽东主义的。今天我们依然要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习近平主义。我们要用马列毛习主义来提高认识，指导实践，而不是再次拿来作为教条。

其实对于网友不认同“习近平主义”的提法，我在前面的文章也说过，至今党内都还不认同“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依旧讲“毛泽东思想”，但现在有人反对“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么？我想是不会有人反对的。习近平主义也是一样。仅仅因为这两个主义是中国人提出的，党内有些羞羞答答。

其实这是不必的。列宁主义，不也是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么？既然有列宁主义，为什么不能有毛泽东主义和习近平主义？

我在提出“习近平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清晰指出了马列毛习主义产生的条件和任务：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给出了共产革命的方向；列宁主义，指导一国革命胜利并初步进行建设，但因为列宁死的早，后一个任务没有完成；毛泽东主义，完成了列宁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同时给出了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革命和建设的方向和方法；习近平主义，在完成以上任务的基础上，带领全世界人民进入共产革命的战略决胜阶段，并解决这个阶段的新问题。

所以习近平主义，是历史在正确的时刻选择了正确的人，提出了正确的主义。全世界革命者都必须抓住机遇，确立习近平主义的科学指导地位，并在习近平主义的指导下，团结一致，共同迎接最后的胜利。

如果不走1931年的回头路，我们就必须在2015年做好这件大事。目前看来，我们勉强算是及格了，但还需要继续努力，不骄不躁。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盛赞群众，因为他知道群众白痴居多，而且卑怯居多，可以愚弄，可以吆喝，可以挥手前进……现在网民亦复如是。他们竟然搞不懂毛泽东都不敢自称主义，结果他们追随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崽，把那毛泽东思想僭称为毛泽东主义。在他们的嘴里如此吐出来的“习近平主义”，那就只能比毛泽东思想等而下之了，那就无法超越毛泽东思想了，甚至无法超越邓小平理论，不过是换装的“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群众的赞扬，等于是毒药。当然，就更加无法超越马列主义，把中国从文化亡国的状态里解放出来。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十

《习近平主义南京学习小组 “形势分析报告”》（野渡2017-3-12 21:56）说：

一，习近平“两个半程”论。习近平同志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对于美狗日杂而言，社会主义嘛，完了。那么牛逼的苏联都完了，何况你中国。叫唤了几十年了。三十年了吧。咱反不反对美狗日杂们继续这样叫唤下去？依咱看，就让他们继续叫唤吧。“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社会进步、历史车轮，怎么会怕美狗日杂的“嗡嗡叫”？在咱看来，习核心的“两个半程”论，实事求是地描述了现代人类社会的主体特征，并根据这种总体形势，指出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所面临的总体任务。大家都知道，野渡有个中国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论，也有个世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不是有“所见略同”的“赶脚”？嘎。用句老话形容一下：庙堂与江湖相距似乎不远。远乎哉，不远也。庙堂与江湖共识的关键，咱以为在于“科学理论”的活学活用，关键在于“科学理论”的不断发展。活学活用与不断发展是一体的。反科学是没有前途的。科学理论是需要学习的。不学习能掌握科学，乃至能发展科学理论？似乎是痴人说梦吧。咱有个看法，即使侬要骂马克思主义，那也要科学的骂，系统的骂，全面的骂，这样在骂的过程中，就能不断掌握科学。当然这样长期骂的结果，极大可能是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算是咱的一个经验之谈，嘎。咱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欢迎科学的批判，也就是说欢迎科学的骂的理论体系。设个问：社会主义行程都过半了，共产主义还会远吗？这个设问，是不是有点吓人？吓死宝宝了。是不是得造几艘“航妈”压压惊？嚯嚯嚯。这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进程方面，认识一下总的历史形势，看一下总的历史任务。

二，习近平“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历史转折点论”习近平同志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关于这个问题，野渡以《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系列博文为主体，作过长期研究与论述。其后看到了习核心的这篇论述。不好意思，仍然是庙堂与江湖所见略同。这也没什么特别与奇怪的地方，对同一研究对像，科学研究的结论相同或相近，是科学研究的常态。“两个半程”论与“历史转折点”论，是对同一事物不同侧面的科学描述，这个科学描述的共同事物即是，以中国为主体的世界社会主义综合实力在快速发展，而以美帝为主体的帝国主义综合实力在快速衰落。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之上。一转百转，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世界范围的综合社会生产关系，必然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简单地说，就是美帝不行了。美狗要哭了。帝国主义时代即将成为过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特征的人类社会新时代，正在到来。这个新时代的主导力量，来自社会主义中国。历史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够引导人类社会淘汰落后的“金融帝国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建成先进、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金融帝国主义”的没落，不是资本主义的灭亡，也不是私有制的灭亡，而是它们的衰落。资本主义私有制仍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虽然如此，我们也要认识到，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将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类社会公共服务产品”所取代，为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创造越来越多的现实条件。“两个半程”与“历史转折点”理论的重要性，便由此可见鸟。三，二十一世纪的“鸦片战争”与“金融帝国主义”阶段是帝国主义的终结阶段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帝国主义进入其终结阶段，金融帝国主义阶段。冷战的胜利，是帝国主义最后的辉煌，资本最后的狂欢。资本在收割冷战胜利成果的进程中，产业资本逐渐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流向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历史性地崛起。中国已是世界商品生产中心。中国工业产品的总量，接近排名后八位的总和。关于这个大家都知道，咱也啰嗦一些数据。

1，中国的发电量早已超过美国，而且其中大部分都被用于工业。中国的工业用电占总用电量的约73%，而美国的数字是26%。2011年，中国的工业用电量为3.463万亿千瓦时，美国是0.976万亿千瓦时，中国是美国3.55倍。

2，中国不但是工业大国，也一个实实在在的工业强国，不仅庞大，而且强大。这个强字表现在产业的广度和高度两个方面。在产业分布的广度方面，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能够自主生产从服装鞋袜到航空航天、从原料矿产到工业母机的一切工业产品，可以满足民生、军事、基建和科研等一切领域的需要。所以歼20、歼31、轰20、航母、052D、055、054A等等世界高端军品，潮涌。

3，目前中国所欠缺的，是还没有做到全方位的最强，还没有全能第一，而这将是中国龙的下一个目标，到那时，中国将不仅是最大的工业国，而且同时成为最强的工业国。

没有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没有日益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金融帝国主义就不可能衰落，这是一对现实矛盾体。金融帝国主义的衰落，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一是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帝国主义世界性金融危机。

二是2014年美元由弱走强。2014年美元由弱走强，是爆发于2008年的金融帝国主义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深化。这不是两次危机，而是一次危机的不同阶段。或者说，2014年美元由弱走强，是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帝国主义世界性金融危机真正的高潮阶段。野渡断言，美帝金融霸权时代将终结于此轮美元强周期。美帝自2008年以来，从未走出过危机。2014年美元由弱走强，对应的历史事件，即中东的颜色革命、及乌克兰危机。宏观地看，中东的颜色革命、及乌克兰危机，不是美帝多牛逼，而是美帝深陷危机的具体表现。

曾经有无数的美狗在网络上为美元由弱走强而高潮，中东的颜色革命、及乌克兰危机而狂热。没文化，太可怕。奥黑政府改变不了金融帝国主义衰落的历史进程，川普政府同样改变不了这一历史进程。美帝将崩溃于三高：美元、美股、美债。我看，川普即使是上帝，也救不了美帝。再工业化，还是算了吧。美国一旦大量生产工业产品，即是美元无法阻挡的暴跌的开始。通涨嘛美帝衰落的内因是帝国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即使在金融危机的前提下，仍不得不进入强美元阶段。目的是剪羊毛。外因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也因为崛起进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有着科学的理论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行动指南。

仅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习近平主义。习近平主义是时代的产物，集体智慧的结晶。下面说说二十一世纪的“鸦片战争”。“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二十一世纪的“鸦片战争”。“亚太再平衡”的战略目标，就是搞垮社会主义中国，剪中国经济的羊毛，用中国的资本补偿美帝金融资本债务大洞。“南海仲裁”案宣判时间就是“亚太再平衡”战略预定终结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节点。中美军力南海大博弈，中方四上将坐镇，美帝失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律的现代体系模拟对决。中方胜。二十一世纪这两场“鸦片战争”，与十九世纪的“鸦片战争”最大的区别在于，中方胜。美帝不得不做战略退却与战略转向。由此可见，川普的上台是习近平主义指导下的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川普的上台标志着奥黑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彻底破产。金融资本制造出来的金融大黑洞，必须有资本投进去。在战略攻击中国无望的前提下，崩溃欧洲，并肢解日本，这是美帝的必然的战略选择。搞垮韩国，掠夺韩国，只不过是美国新战略的一道开胃菜，老鼠拉木掀，大头在后头。去年五月，咱就论述了这一点。美英金融帝国霸权体系，完了。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YM]W5（GWY4X1%S774GPJ9SR.png

谢选骏指出：这位作者名叫“野渡”，不知是否那位在刘晓波去世前后的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野渡。这样的人都出来鼓吹习近平主义，可见习近平主义似乎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公约数”了。这说明什么？也许说明：无论习近平主义能否成事，中国社会似乎已经到了一个迫切需要“自己的主义”的时候了，因为不和马列告别，中国就是死局，没有未来了。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十一

《麦卡锡主义与习近平主义》应该改成《马恩列斯毛与习近平主义》。如果突破马恩列斯毛的死局，才是习近平主义的所在生机。

《麦卡锡主义与习近平主义》（余杰2015-02-24 03:05:29）说：

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麦卡锡主义，而是习近平主义。习近平企图打造出一套可以跟毛泽东思想相媲美的“习近平主义”，可惜他本人和他挑选的御用文人的才干有限，他们一边翻马列主义的旧账，一边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法家中淘宝，却始终无法捏合出一套言之成理、高屋建瓴的主义来。习近平拿不出一套系统的、可以征服人心的价值体系和治国理论，却清楚地知道“敌人”是什么、“敌人”在哪里。习氏上台后不不久，就祭出“七不讲”的杀手锏，向民主、自由、宪政等普世价值宣战。“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清洗不同，如今的运动只有一个攻击的对象：西方及其价值被定义成敌人，同时中共却无法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替代价值。中共唯一可以期待的是人们顺从的姿态。”习近平用中纪委震慑党内其它派系，用政法委镇压民间维权运动，他手中的笔杆子虽然软弱无力，刀把子却发出闪闪寒光。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刊登文章，批评香港大学学生会选举中，有人借一名内地学生的共青团员身份大做文章，是“麦卡锡主义”。文章指出：“有来自内地的候选人因为曾经是共青团成员，在校园和网络上受到不公指责。少数港人处处恶意针对内地生的行径，与麦卡锡式政治审查无异，这股歪风委实不可长。”《环球时报》的评论员自以为是地使用“麦卡锡主义”的比喻，简直就是“抱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首先，在中共和西方左派的历史叙述中，麦肯锡主义被描述为“美国的法西斯主义”、“白色文革”，这些说法这并不符合历史真相。麦卡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参议员，由他牵头，美国参议院组成一个反对共产党势力渗透的调查委员会，因其调查人数太多和出现侵犯人权的问题，后来该委员会受到参议院决议的谴责。

但是，麦卡锡去世时，并没有“声名狼藉”，麦卡锡被以国葬待遇安葬，七十名参议员参加了葬礼。几千名大众在华盛顿特区向他的遗体致敬，估计有超过三万威斯康星人到他家乡的圣玛丽教堂向其表示敬意。近年来，美国历史学界越来越多地给予麦卡锡和他肃清苏联间谍的努力以正面评价。很多学者认为，麦卡锡主义的意义，在于它及时抑止了共产主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颠覆，此后美国政府内部再也没有出现过原子弹和氢弹设计图纸泄密这样的事件了。保守派作家安-科尔特在畅销书《背叛者：从冷战到反恐战争期间左翼自由派的背叛行径》中评价说：“今天‘共产主义者’这个词听起来和‘君主制主义者’一样可怕，不是毫无原因的——那绝不是因为大无畏的《纽约时报》社论谴责麦卡锡，赞美哈佛大学教育出来的苏联间谍。是麦卡锡使得当共产主义者成为可耻的事情。美国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当苏联崩溃以后，莫斯科的克格勃文件和内务部档案第一次向研究人员和公众公开，这些文件证明麦卡锡当年的怀疑符合事实，苏联间谍确实对美国政府进行了广泛的渗透。

另一方面，麦卡锡并不能一手遮天，也没有成为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样的暴君。他只是一名参议员，并不是执掌最高行政权力的总统，也不是像胡佛那样权势熏天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对苏联间谍和共产党同情者的调查过程中，确实出现过一些过激行为。但是，在三权分立、宪法为大的美国，危及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作为，很快会受到遏制和纠正。即便在麦卡锡主义的巅峰时期，麦卡锡和他的同事也未能控制美国的独立媒体——他们甚至没有作过这样的尝试。因为麦卡锡和他的支持者们清楚地知道，大部分倾向左派的媒体是反对他们的，他们必须容忍反对意见的表达。而当时麦卡锡真正所能做到的，最多就是将一些嫌疑人传召到参议院来开作证会，他并不具备司法审判和定罪的权力。麦卡锡也没有将数以千计的美国人送进集中营、古拉格或劳改营，而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杀害的政治异见者的数量才是满坑满谷、罄竹难书。

因此，《环球时报》没有必要故作惊惶地宣扬“狼来了”的危险，拿麦卡锡主义来说事。此前，香港的大学中曾出现过当选学生会领导的陆生，在六四、法轮功、西藏等问题上亦步亦趋地执行北京的命令，侵害广大学生的言论自由的先例。港大学生警惕共青团和地下党渗透校园，要求每个学生会主席的参选人公布其政治身份，这是每个参选人的义务，也是保障每个投票的学生的知情权，何错之有？学生会的章程中，并未规定共青团员不能参选和当选，但候选人不得隐瞒此类身份，是为了让投票者在了解充足的信息之后，能够更加谨慎和准确地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

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麦卡锡主义，而是习近平主义。以“政治审查”的方式，肆无忌惮地侵害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不是早已过世半个世纪的美国参议员麦卡锡，而是以“今上”自居的“习禁平”。习近平主义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有人曾用—联加以概括：“江山是老子打的，谁叫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龙位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今天抓人，明天抓人”。

习近平企图打造出一套可以跟毛泽东思想相媲美的“习近平主义”，可惜他本人和他挑选的御用文人的才干有限，他们一边翻马列主义的旧账，一边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法家中淘宝，却始终无法捏合出一套言之成理、高屋建瓴的主义来。没有主义，就只好先创造一些奥威尔式的“新词”。《南德意志报》在评论文章《又见马克思》中指出，中国强人习近平比他的前任在一些方面更高一筹，最显著的特长就是传播既好记又上口的关键词：“中国梦”、“新常态”均榜上有名。“习用‘新常态’描述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将来要更缓慢和更健康地发展，过去几年的过热发展势头已经结束。很快这些词语就红遍大江南北了，红到了宣传机器之外。但对中国的自由派和知识分子而言，天色更加昏暗：中国比二零一二年的时候更加不自由。”文章举例说：“中国的‘新常态’是：仅在去年一年就有近千名维权人士被捕，人数相当于前两年的总和。中国的新常态是网络审查月复一月的愈加严格，中国政府逐渐创造出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平行网络空间。”换言之，中共不用像北朝鲜那样断网锁国，也可以让中国成为“西朝鲜”。

偏行己意的习近平拿不出一套系统的、可以征服人心的价值体系和治国理论，却清楚地知道“敌人”是什么、“敌人”在哪里。习近平上台后不久，就祭出“七不讲”的杀手锏，向民主、自由、宪政等普世价值宣战。这份“党的文件”本该大白于天下，却成为“国家机密”，在海外媒体上批评这篇讲话的资深异议记者高瑜因此而下狱，并在狱中倍受折磨。从这个细节中就可以发现，习近平内心是多么地不自信，正如《南德意志报》的文章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有一个问题：他们几十年来就缺乏一套团结全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淡化后，中国一直处在意识形态的真空状态，习近平现在偏偏要尝试用其腐朽的残余去填充。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清洗不同，如今的运动只有一个攻击的对象：西方及其价值被定义成敌人，同时中共却无法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替代价值。中共唯一可以期待的是人们顺从的姿态。”习近平用中纪委震慑党内其它派系，用政法委镇压民间维权运动，他手中的笔杆子虽然软弱无力，刀把子却发出闪闪寒光。

教育部长袁贵仁善于察言观色，试图讨喜欢挥刀弄枪的习近平，在媒体上信誓旦旦地宣布要将“西方价值观念”赶出大学课堂，他的“三个绝不”是习近平的“七个不讲”的依葫芦画瓢。如果说习近平像是跟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那么袁贵仁就像紧紧跟随的仆人桑丘。然而，吊诡的是，习近平和女儿和袁贵仁的儿子，都在西方留学，他们的下一代的心思意念全都是西方的价值观念。人们不敢直接去置疑刚愎自用的习近平，而当袁贵仁语出惊人之时，反对的声音遂此起彼伏。看到袁贵仁在这场舆论战中落了下风，官方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立即出马声援，刊登了一篇颇具文革遗风的文章：由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撰写的《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敢于拔钉子》。这篇文章声称：“袁贵仁为何竟然遭到围攻？其中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这些参与围攻者近年来屡次围攻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并且没有得到应有惩处，才使得其越来越肆无忌惮。”这篇文章还建议：“要真正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敢于拔钉子，对那些经常发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教师要坚决清除，才能真正惩恶扬善，迎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崭新春天。”如此磨刀霍霍、杀气腾腾的言论，比起当年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来，不知要厉害多少倍。

袁贵仁是习近平的打手，朱继东则是袁贵仁的打手，正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可惜，这群打手的质地和成色都太差了，跟毛泽东时代比起来望尘莫及。当年，毛泽东身边网罗了一批堪称一流的货色，如陈伯达、胡乔木和邓力群；如今，习近平身边只聚拢了周小平、孔庆东和朱继东等一些不入流的家伙。毛泽东本人虽有粗鄙不堪的一面，却也算是熟读诗书的奇才，又有文采风流之魅力，可以吸引到不少知识分子忠心耿耿地为其服务；习近平却志大才疏、粗鲁无文，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习气，让那些“有心入幕”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裹足不前。于是乎，“周带鱼”、“孔三妈”和“朱钉子”等一群小丑才沐猴而冠、粉墨登场。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才有什么样的奴才。

好事的网友搜索有关朱继东的资料，发现他此前原是薄熙来的马仔，直到薄熙来垮台后，才痛改前非，钻到习近平的围裙下。人们还发现，自称拥有博士学位的朱继东，其博士论文居然是抄袭而来——这一点，倒跟他的新主子习近平有异曲同工之妙。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也是找枪手写的，习近平登基后出版了多本畅销上千万册的“巨著”，但他偏偏就是不敢出版在清华大学的那篇博士论文。

那么，我们就安静地等候习近平和朱继东这主奴二人，这两个“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假博士，联袂打造一套将中国拖向专制暴政的深渊的“习近平主义”吧。

谢选骏指出：仅仅两年过去，就知道把“麦卡锡主义”与“习近平主义”相提并论并不恰当，因为这两个东西不是同类项。麦卡锡主义，只是在法治范围内强化执法过程，习近平主义却是在超越法律的层面，维稳社会。麦卡锡主义容易，习近平主义艰难。习近平主义的主要任务，不是镇压异己，而是把中国带向未来——镇压异己容易，把中国带向未来却很艰难——因为中国现在并不像美国，中国并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马列主义已经死局，三权分立遭到唾弃，习近平主义除了回复传统的王政，别无出路。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一次“明治维新”，这可以避免“辛亥革命”；是一次“光荣革命”，这可以避免“法国大革命”。大家看看，习近平主义可能完成这样一个建设性的任务吗？

《麦卡锡主义与习近平主义》应该改成《马恩列斯毛与习近平主义》。如果突破马恩列斯毛的死局，才是习近平主义的所在生机。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十二

《习近平主义——中国未来十年的行动纲领》（医改看齐鲁2013-03-08 21:35）是这样说的：

习近平主义的主旨：

中国共产党可以放弃马列主义，但是，绝对不会放弃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将被整合成为适应新形势的5.0版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五代的任务是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合起来。

第六代和第七代的任务是把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列主义分割处理。中国共产党将坚定共产主义信仰，马列主义只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之一，不是理论的基础。

中国未来十年的道路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是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普世的，是能够被其它国家学习和掌握的。

中国共产党不会坚定道路自信，而是坚持道路探索。

更多信息披露，请等待。

谢选骏指出：“中国共产党可以放弃马列主义，但是，绝对不会放弃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逻辑矛盾。因为是马列主义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换言之，毛泽东思想不过是马列主义的尾巴。这个尾巴不割掉，马列主义谈何放弃？事实上，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给“习近平主义”带上“毛泽东思想的紧箍咒”。如果再加上“邓小平理论”，习近平主义就“将被整合成为适应新形势的5.0版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更加没有发展的余地了。所以看来，这篇目前所知最早的“习近平主义的号角”，其实是一个限制习近平主义发展壮大的咒语。这多少有点像“花帅”叶剑英在1977年把邓小平放出笼子的时候所进行的恫吓：谁要是反对文革，反对毛主席，就再把他打倒。结果呢？邓小平没有被叶剑英打倒，叶剑英反而被邓小平阉割了。“更多信息披露，请等待。”好吧，走着瞧。到现在为止，十年已经过去了四年。可是，连几代几代都陷入了混乱。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十三

《走进习近平主义的世界》（2015年1月19日《联合早报》）说：

虽然西方一直在渲染中国的强大和对美国霸权的巨大威胁，但在我的眼里中国正处在新民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最危险的一个时期，所谓大厦之将倾，谁人击楫砥中流。危险在哪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自己。最大的一个忧患就是社会体制（Social Institutions）的塌陷，新的社会体制又没有被系统性的搭建。苏联的教训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多民族国家最惧怕的就是社会体制的塌陷，光靠国家机器是无法把这么多民族捆绑在一起的。

社会体制是在特定社会中管理不同种类个人行为的可持续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最重要的社会体制包括信仰，国家治理，经济体制和法制体制。只有强大的社会体制才是像中国这样的历史性的多民族国家繁荣统一的保证，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最广泛的可能。搭建新的社会体制首先是个打旗帜的问题，我以自己的经济学训练为基础写过一系列的文章阐述中国社会体制的问题，提出过很多解决方案，所以我看懂了习近平目前的一系列改革可以说是击中了中国社会体制问题的七寸。如果说毛是开天辟地者，邓是守成者，那么习要做的不亚于全面的内部创业。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内部创业就更难。眼下不应是羞于打旗帜的时候，应该全面系统的搭建起习近平主义，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美国有许多以总统命名的主义，比如Reaganism，Clintonism，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习近平主义的建设将是系统性的搭建中国新的社会体制的开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将是继续完成现代中国尚未完成的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的最关键一役。正如我在【中国的毛泽东困境】中所阐述的，习近平主义要面临的信仰领域最大的挑战，那就是共产主义已经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用英文讲就是很难用来mobilize all the people on to the challenge of in complete Nation Building。面对皇帝的新装，不能再视而无睹。关于这点，其实习已经提出了良策，那就是【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绝不仅仅是汽车和高收入，而更多的在于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实现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认可，不论他们出生时的富裕状况和家庭地位。我在【走进习近平的中国梦】中提出要用socialmobility等经济学工具把【中国梦】量化，接上地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历史性的多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Nation　Building极为重要。我在英国6年，填过无数表格，发现英国的种族划分极为简单，比如我很想填自己是汉人，但每次我只能和印度人等等归为亚裔（Asian）。中国的民族太多了，像汉人，满人，维人这些划分应该统统消失，打造成一个中华民族就够了，甚至可以为此特造一个词Chierican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中国要想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一条路是无可回避的。民族是历史的包袱，中国要轻装前进。

讲完了信仰，接下来谈国家治理。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我读了，深契我心。如果政府的执行能力软弱，再好的社会制度也只是摆设，这当然也包括民主。福山很敬佩中国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西方不少媒体对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充满了艳羡之词，但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这些洋大人要是能在中国下基层，当村长，乡长，县长，一路当到省长，就该知道“中央集权”在中国是很弱的，只是弱的程度不同罢了。“政令不出中南海”是句大实话。财政是关键，看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各级层次的零和博弈就知道了。中国的国家治理在本质上并未打破延续千年的“门阀政治”和“藩镇割据”的格局，面子千变万化，里子始终如一。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国央企改革事关大国兴衰】中做了详细的阐述。中国国家治理的里子上千年都打不破，现在就能打破吗？回答是肯定的，国家治理也是生产力，而技术进步能带来生产率的飞跃。能给中国的国家治理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技术进步已经来了，并且趋向成熟，这就是高铁，大数据和云计算。“门阀政治”和“藩镇割据”需要宽广的地理缓冲区和信息缓冲区，而高铁，大数据和云计算可以有效的打破这些缓冲区，成为推进全面深化的改革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最后要谈的是经济体制和法制体制的大戏，那就是建立健全财产权法制度和对资产征税的法规体系，唯此“依法治国”才能打破利益集团固化和制衡缺失的僵局，被垄断禁锢的财富才能更多地涌向农民，中产阶级和农民工这些阶层，他们才能拥有更多的资源加入到内需的洪流当中去，中国经济才有可能成功转型。但问题是立法容易执法难，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人情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社会，能否打开执法环节的死结将是“依法治国”的成败关键。要杜绝“人亡政息”，形成长治久安的稳定局面，就必须把解决方案法制化。中共要想百年执政，唯此一途。

习近平主义是创造性的解决中国社会体制坍陷挑战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再争取30年和平发展，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有期。

（后记）

最近美国关于国家治理有一个讨论很激烈，那就是自由民主制（Liberaldemocracy）已死或者未死。弗朗西斯·福山也已为此困扰了好多年，这多年的困扰甚至是苦闷最后发酵成了《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这一巨著。

福山的书视野相当壮阔，让人叹为观止。读完之后，我感想很多。不管是自由民主制，还是中国的威权体制，我认为国家治理可以看做是一种公共服务，而政府提供这种服务的能力则是governmentalcapacity.自由民主制可以看做是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服务一种形式，但我否认它是唯一形式。要提供这种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服务，政府必须具备相应的governmentalcapacity。就像工业4.0很好，但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capacity去实现它一样。如果没有相应的governmentalcapacity，自由民主制也可以成为市场失灵似的灾难。看看目前的伊拉克和阿拉伯之春后的埃及等国就知道了。

从governmental capacity的这个角度去看中国，我发现中国最致命的问题就是社会体制的坍塌，新的社会体制没有出现系统性的根本建设。西方有很多人大讲西方民主的衰弱和北京模式的崛起，中国很多人也沾沾自喜，但我觉得很可笑，因为北京没有模式，如果非说有模式，那就是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所体现的重商色彩浓厚的短期主义。

“白猫黑猫”理论有幸被一大帮杰出的技术官僚的操作，发展出了蔚然可观的成就。但这种瞎子摸象似的发展道路已经走不下去了。“白猫黑猫”最后就等于没有猫，一个社会体制坍塌的国家的繁荣是偶然，衰败是必然。中国绝不能因为自由民主制的衰微而沾沾自喜。必须系统性的建设新的社会体制，并以此大大提升governmentalcapacity，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有朝一日成功的走向民主，否则崛起也好，复兴也好，都是奢谈。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习近平主义开始。

谢选骏指出：什么是“Chierican”？“Chinarican”的笔误？新造的词？东南亚的汉语还是东南亚的英语？用来指代混种的华人？这可不好。这不是最大公约数，而是最小公约数。无论怎么说吧，和短期的猫论相对的，习近平主义，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理论吧？既然是主义，就不该是十年一换的，也不该是五年一换的，而绝不能想什么里根主义和克林顿主义。起码，应该和终身制配套，再好就是能和一个朝代配套始终，最好能和中国历史配套，配得上“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那么一来，习近平主义不就是“回归中国的先王之道”吗。至于福山，不谈也罢，那是半瓶子醋，四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美国的，就是缺乏中国元素，如果硬是拿来勾兑中国事务，后果难免灾难性的早产。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十四

《发展习近平主义进行开创性的内部创业》（2015-01-19 11:40:30吴迪）说：

如果说毛是开天辟地者，邓是守成者，那么习要做的不亚于全面的内部创业。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内部创业就更难。眼下不应是羞于打旗帜的时候，应该全面系统地搭建起习近平主义，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虽然西方一直在渲染中国的强大和对美国霸权的巨大威胁，但在我的眼里，中国正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最危险的时期，所谓大厦之将倾，谁人击楫中流。危险在哪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自己。最大的一个忧患就是社会体制（Social Institutions）的塌陷，新的社会体制又没有被系统性地搭建。苏联的教训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多民族国家最惧怕的——社会体制的塌陷；光靠国家机器，无法把这么多民族捆绑在一起。

社会体制是在特定社会中，管理不同种类个人行为的可持续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最重要的社会体制包括信仰、国家治理、经济体制和法制体制。只有强大的社会体制，才是像中国这样的历史性的多民族国家繁荣统一的保证，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最广泛的可能。

搭建新的社会体制，首先是个打旗帜的问题。我以自己的经济学训练为基础，写过一系列的文章，阐述中国社会体制的问题，提出过很多解决方案。所以我看懂了习近平目前的一系列改革，可以说是击中了中国社会体制问题的七寸。

如果说毛是开天辟地者，邓是守成者，那么习要做的不亚于全面的内部创业。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内部创业就更难。眼下不应是羞于打旗帜的时候，应该全面系统地搭建起习近平主义，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美国有许多以总统命名的主义，比如里根主义、克林顿主义，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习近平主义的建设，将是系统性地搭建中国新的社会体制的开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将是继续完成现代中国尚未完成的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最关键的一役。正如我在《中国的毛泽东困境》中所阐述的，习近平主义要面临的信仰领域最大的挑战，就是共产主义已经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很难用来动员全体人民投身未完成的国家建设。面对皇帝的新装，不能再视若无睹。关于这点，其实习已提出了良策，那就是“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梦绝不仅仅是汽车和高收入，而更多在于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实现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认可，不论他们出生时的富裕状况和家庭地位。我在《走进习近平的中国梦》中提出，要用社会流动性等经济学工具把“中国梦”量化，接上地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历史性多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Nation Building极为重要。我在英国6年，填过无数表格，发现英国的种族划分极为简单，比如我很想填自己是汉人，但每次我只能和印度人等归为亚裔（Asian）。

中国的民族太多了，像汉人、满人、维人这些划分应该统统消失，打造成一个中华民族就够了，甚至可以为此特造一个新词在全球范围推广。中国要想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一条路是无可回避的。民族是历史的包袱，中国要轻装前进。

讲完了信仰，接下来谈国家治理。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我读了，深契我心。如果政府的执行能力软弱，再好的社会制度也只是摆设，这当然也包括民主。福山很敬佩中国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西方不少媒体对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充满了艳羡之词，但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这些洋大人要是能在中国下基层，当村长、乡长、县长，一路当到省长，就该知道“中央集权”在中国是很弱的，只是弱的程度不同罢了。

“政令不出中南海”是句大实话。财政是关键，看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各级层次的零和博弈就知道了。中国的国家治理，在本质上并未打破延续千年的“门阀政治”和“藩镇割据”格局，面子千变万化，里子始终如一。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国央企改革事关大国兴衰》中做了详细的阐述。中国国家治理的里子上千年都打不破，现在就能打破吗？回答是肯定的，国家治理也是生产力，而技术进步能带来生产率的飞跃。能给中国的国家治理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技术进步已经来了，并且趋向成熟，这就是高铁、大数据和云计算。“门阀政治”和“藩镇割据”需要宽广的地理缓冲区和信息缓冲区，而高铁、大数据和云计算可以有效打破这些缓冲区，成为推进全面深化的改革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最后要谈的是经济体制和法制体制的大戏，那就是建立健全财产权法制度，和对资产征税的法规体系，唯此“依法治国”才能打破利益集团固化和制衡缺失的僵局；被垄断禁锢的财富才能更多地涌向农民、中产阶级和农民工这些阶层。他们才能拥有更多资源加入内需的洪流，中国经济才有可能成功转型。

但问题是立法容易执法难，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人情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社会，能否打开执法环节的死结，将是“依法治国”的成败关键。要杜绝“人亡政息”，形成长治久安的稳定局面，就必须把解决方案法制化。中共要想百年执政，唯此一途。

习近平主义是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社会体制坍陷挑战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再争取30年和平发展，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有期。

（作者是中国经济研究学者）

谢选骏指出：为了突出“内部创业”的重要与更难，可怜的邓小平就被打成了“守成者”。其实，邓小平与其说是毛这个“开天辟地者”后面的“守成者”不如说是一个“颠覆者”。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才能够扮演“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仲裁角色。由此可见，历史确实是由胜利者写的。同时，也说明了、证明了，在彷徨之中莫衷一是的中国社会，现在对于一个新的“主义”的需求是多么强烈。大家甚至在“还搞不明白这个主义是什么”的时候，就打出了这个主义的旗号——这个主义就是习近平主义。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十五

《漫谈习近平主义：新共党、新权威模式与“一党三分”》（2013-06-11 10:40:52《“微”言耸听》系列短篇之三）说：

习近平他“舍不得”这个罪恶累累的党啊，舍不得它就此走向败毁结局，这与他老爹习仲勋不太一样——老子比儿子更多些人性，少些党性。——所以，习近平要“救党”。

他要用“非激烈”清洗江泽民势力的方法，补救这艘即将下沉的破船。

习近平的“蛇属性”让他在没把握时不出手，可以暂时向江示弱，然后反扑。

可是，“打老虎”何其难也！拍苍蝇容易。有的苍蝇拍大些，拍疼了老虎的屁股，老虎的怒视怒吼，正让习老板及其打手左右为难啊。

习近平要重振被江泽民毁坏的中共形象，治理起新加坡似的“权威与清廉”，维持“大一统”的强势和民心的民族主义凝聚，以“反腐”收拢中下层民心。

可是，他的“新共党”、新民族主义、大国英雄主义“梦想”，到底能给他带来多少“自信”？“三个自信”其实并不比“三个代表”高明多少，都是掩耳盗铃似的自我蒙蔽而已。

习近平说，自己与普京性格相似。确实，动作姿势、表情、走路的微晃等等，都显示这一点。习比普个子高，显得更随意一点、低调一点。

习近平心目中要搞个“新共党”，类似新加坡的“永久执政党”，以其“新权威主义”为楷模？

可惜，此非当年蒋中正期待陈独秀成立的“新共党”内涵，那是建立在真正多党制前提下的。

习近平难成陈独秀、赵紫阳那样痛下决心跳出“党性”维护人性的人物，也不愿成为解散共党的前苏联戈氏、叶氏那样的人物。——前景何其堪忧！

近来，许多人沉浸在于彭丽媛形象为习近平“加分”的梦中，忘记了横隔在那里的通往正常国家的鸿沟。

江青没有彭丽媛这种“运气”，没能让老毛牵手出国晃悠。

人们其实也不用感叹彭丽媛表现出的“女人性、人味”。她如果进入体制，也会被迫说假话、违心做事，正如许多中共体制内女官员一样。

如果中共官员那一天，脱去了中共的邪恶外壳，也许每个女官员、夫人、官员，都会显得突然可爱起来，不像当初温家宝、汪洋等人这样被迫说些“精神分裂”式的话语。

如果有一天，习近平的“新共党”在经过内部一番斗争、分化后，“一分为三”，左中右三派各自以不同的纲领称号居之，以“多派制”演绎多党制的竞争与制约、竞选，大家应不要感到惊讶：或许，这是和平通向民主与宪政的唯一机会啦！

温家宝离退前所说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不就是偷偷隐晦的告诉大家：如果哪天中共统治帝国要变天，大家也不要害怕，国家会更好；中共老祖宗的邪法不足道哉！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对于习近平主义的诠释是多种多样。如果真是按照这位作者四年之前的预测，那么习近平主义就是最后的晚餐了。当然不是达芬奇画画的那种，而是一种二十一世纪的百年晚餐。无论以怎样的方式，新的南北朝都是要结束了，不论细节如何。2021年再见。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十六

《点评中国：习近平想要建设怎样的中国？》（2016年4月11日

BBC 中文网）说：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自2012年11月执政以来，通过高调反腐、整顿党纪、管控媒体和互联网、大幅改革军队、全面领导深化改革的各个领导小组等措施，被不少人认为是继邓小平以来中国最强势的领导人。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前英国外交官凯瑞-布朗（Kerry Brown）即将发行的新书将习近平称作“中国的CEO”，他认为虽然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显示出强势，但也蕴藏着危机。

布朗教授结合其新书“CEO，China: The Rise of Xi Jinping” （《中国CEO：习近平的崛起》）接受BBC中文网的专访，重点谈到了习近平的政治性格和他所想谋划的中国。

为什么把习近平比作CEO？

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成功的企业，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也提到这一概念，（《党：中共统治者的神秘世界》一书作者）。中共不是一般的政党，现在致力于创造财富，这似乎与创建之初的革命、反剥削的宗旨相背。如今，这就好像是一个公司，而总书记习近平就好像是CEO。

那么，习近平是不是一个亲力亲为的CEO呢？比如，他是涵盖经济、安全、互联网、军队等多个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布朗教授认为习近平是“外向”型的中共领导人

亲力亲为是在宣传和传递出的形象和信息层面上。至于政策层面，是他的助手在做，他好像对具体的政策，比如经济政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而他对党、对党的未来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他热衷于此，而不是具体的政策。

即便有政策，政策的执行也不太清楚。习近平的领导看上去比较抽象，没有太多的细节。这就反映出习近平的为人，他在大的理念和传递出的信息方面，有很多掌控，但不太谈具体政策的细节。

习近平看上去是个强人，是决策者，这是否意味着他偏离了中共集体领导的传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比以前要小，七人而不是九人，习近平把他置于其它人之前，无所不在，尤其在宣传上，这样给人的印象就是他才是决策者。

但我们也不能很确定，现在是一个微妙的时刻。党中央想表示团结，习近平能把这个信息简单化，这是策略。那么，他是否有远见，知道把社会带到哪个方向呢？我看不一定，除了他说要使中国更富裕和强大之外。至于经济该怎么发展、市场和非市场手段的运用等，都很模糊。所以，这不是一个以政策为导向的政权，而是强调的民族主义、党的核心价值、党纪党规，以确保中共能够存活。

习近平是个谜，你认为他的政治性格是怎样的？你曾将中共领导人分为“政治内向型”和“政治外向型”，将习列为“外向型”领导人。那么，习是有意如此，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呢？

我想，这是他的个性。中共领导人都是个谜，他们很遥远，并不是生活在正常环境下。习近平展现出亲民一面，比如去包子铺等，这些宣传让人们觉得他脚踏实地。

但他也是从党的这个体系中出这来的，这是个封闭的体系，他一直身居高位，也因此距离遥远，他并不一定能体会到现实的情况。

问题是，谁会接近他、谁给他建议、他听谁的？我在书中也提到，陈希（中组部副部长）、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沪宁（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这些人似乎有些渠道，但谁对习有真正的影响，很难说。

反腐是习近平上台后的重要举措，三年多过去了，你如何评价习近平的反腐运动？

首先，习领导的反腐运动历时长。以前也有反腐运动，但持续时间没有这么长。至于习近平此举是清除异己、还是保卫党的基本思想，现在还不清楚。

如果说，习身边有一帮人，那他们共通的理念是什么？现在还没有什么“习近平主义”，所以还是基于党的决策。反腐是习的标志性措施，恢复党的伦理道德当然重要。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结束？是否会对党员造成负担？民众当然支持反腐，因为他们讨厌贪官，但最担心的还是生活水平、生活的成本，工资、住房等，他们会以此来判断这届政府的作为。习近平可以继续反腐，但工资增长停滞、物价水平上升、增速放缓，如果这些方面出现问题，人们会不那么关注反腐。

最近我们看到中共对异议声音的压制、对新闻的管控加强，难道习要更强化专政吗？

习近平强调媒体的党性

对异见者的镇压一直都有，这种压力从未减轻过。现在是影响面更广，比如维权律师、公民社会、乃至对外国人，都受到更大的压力。这很奇怪，为什么中国在强调法治的同时，这些人会受到压制。我想，这是因为党知道，人民的忠诚度很浅，因此很紧张，阻止批评的声音。

这显示出党的脆弱，而不是强大，因为这种压制政策说明党过于敏感，毕竟，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高兴。所以，在中共表面的自信下，其实显示出紧张和担忧。

习近平期待构建的是怎样的一个中国？他的目标是什么？

他的目标是领导一个更富有和强大的中国，他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政治上也是很重要的国家。他上任三年，出访了40多个国家，这符合他希望被认为是强有力领导人的想法。

中国希望得到这样的认同，而他是帮助中国获得这样认可的领导人。他也许还想在统一两岸上有所作为，当然由于台湾的民主和美国的介入，他难有作为；对香港，他表现强硬，在对香港和南海争端上，政策强硬。所以，他希望中国自信、强势、维护主权、政策自主。

这样带来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民众体会到一个更富有强大的中国，习就想让民众感到自信，支持共产党。习要让人们知道，如果你不支持我们，强国梦就实现不了。

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倘若执行更强势的政策的话，是否会让美国以及南海邻国感到紧张呢？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积极和强硬立场，让美国感到棘手。

美国当然希望中国能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民主化，但现在看并没有发生。这让一些人考虑，与中国保持接触的政策是否有效。这种考虑不对，毕竟，中国和世界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中共领导人不认为民主能帮助他们应对目前的挑战。

现在是一个极具挑战的时刻，他们希望找到其它的道路，能继续维持一党专政，习近平希望能将此延续下去，但我不知道这是否可能。

我觉得中国需要有更多的政党或政治力量，现在的问题是，中共一党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形下，继续不做出任何的让步，还是说，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让步。习近平已明确表示，西方的民主不适用，但他没有说明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你说习近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习的前任们也一再做出类似表述。那么，习在这点上与前任有何不同呢？

这是一个出于实用主义的抽象表述，对习近平来说，最核心的集体就是城市中产阶级，这群人对中国的未来很重要，习必须要得到这些人的支持，如果他们不能成为利益攸关者、不能成为发展的驱动力，中国的发展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习要得到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这群人比较苛刻，他们要有经济增长、期待更好的环境，目前他们还没有得到。

谢选骏指出：BBC谈论中国问题就好像英国向清朝贩卖鸦片，自以为很公正，其实很夸张。都到了2016年了，BBC还说“现在还没有什么‘习近平主义’，所以还是基于党的决策。反腐是习的标志性措施，恢复党的伦理道德当然重要。”这些来自英国的声音，对于终身制的复辟，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其实呢，根据我搜集到的资料，“习近平主义”的概念至少在2013年就提了出来了！

那么，匿名网民、美分党、五毛党，又是对此怎样议论纷纷的呢？

1、佚名

统治这么大一个国家是必要的，关键是有了权威后如何引导这个国家的走向。习不同于毛，习和其子女都有西方留学的经历，对于西方社会持开放态度。但受红色家族左右，习不会直接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一种过渡性政治制度即迎合世界潮流，又顺应民意，还不完全破坏既得利益阶层的选项应当是下一步的举措。比如精简官僚队伍，实现市民委员会制度来替代目前的市县人大和政协，以四年为期，兼职为主，解决地方决策和民生问题。又比如县市长选举制度，在从好的县市长中提拔省和中央领导人的半选举半任命制度。又比如司法制度改革，去除地域限制，增加陪审员制度，公开审理制度，当这些制度建立之后，统治阶层有了合法性和底气，就会敢于放开媒体监督，这样即使达不到大同世界，也是个小同，清明稳定的国度。

2、tjj，cn

习大傻想做他说一，百姓不能说二的皇帝。

媒体有媒体的观点，很公正，但作为一个中国特色什么狗屁主义的这种体制下的受害者，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媒体关注，更需要广大自诩民主世界的受益者提供一些帮助来让我们逃离像地狱一样的世界。某种意义上说，你们提供的帮助会轮回到你们自己身上，同时也帮助让这个生活的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一份不经意的放弃可能导致恶性循环，使人人都养成拒绝帮助的恶习，而最终导致自己在困难时无法获得帮助。

3、文威，中国广州

各省独立是药方

各省独立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追求。50后60后追求强大，只能我欺负你不可以欺负我。70后追求的是赚钱，跳出农门。80后90后最想要的是干净的空气和水资源，安全的食品和药品，公正的法律体系，平等的就业。

时代在变化，美国花了一百年废除奴隶制，花了两百多年时间才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民主体系。

中国建国还不到百年，今后还会经历更多的波折。但我们看着这个国家慢慢变好，从贫穷到富强，从追求物质到追求精神，从封闭到开放。我相信会越变越好，但前提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加入进来，不断督促政府和自身进行改变。

中国只有封建主义。共产主义发源于法国。社会主义也是西方的产物。习近平的选项：犹太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是西方的产物。中共一方面崇拜德国犹太人马克思，一方面反对崇洋媚外。真是笑话

4、潮流，加拿大

做自己难，一个大国做自己更难，一个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国做自己更是难上加难，但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显不俗，才能脱颖而出。习近平的强势、推行的政策无疑将保证中国下一个三十年的发展。幸亏现今中国没有变了味的“民主、普世价值”干扰，当权者可更有效的实现远大目标，西方只能眼看着没脾气，为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的“自由、民主、人权”而困死。

5、张文，波兰华沙

废话，套话连篇，说得都是可能，很难说，不清楚，根本没回答出习包子想要建设怎样的中国。这种教授应该尽快退休回家。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十七

如果下文《中国外交之“习近平主义”》说的“新的国家安全学说是习近平主义的总纲”，那么，岂不是等于说，这个主义仅仅是一种“警察国家的理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有人的批评也许真的可以对号入座了：

《希望谢选骏先生不要给独裁统治者戴上“主义”的皇冠》（作者：巴山老狼）：

看了谢选骏先生连篇累牍《习近平主义》给巴山老狼一种恶心之感！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真正的思想家们才配得上“主义”、“思想”、“理论”这样的皇冠。这些名词应该是思想家们才有资格拥有！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多，如老子、孔子、孟子、孙子……，今天的人们可以称之为“老聃主义”、“孔丘思想”、“孟轲理论”……。

今天的中国，能称为思想家的唯有刘晓波先生！

把刘晓波先生的“我没有敌人”称之为“刘晓波主义”或“刘晓波思想”才是正解。

“主义”什么的只能与刘晓波这样的思想家才能匹配！

如果把独裁专制者的掠民、残民、害民术，冠之以“主义”、“思想”、“理论”什么的，这完全是对“主义”“思想”、“理论”这样崇高字眼的亵渎！

法西斯独裁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带给人民的巨大灾难还少了吗？

掠民、残民、害民之无耻独裁专制统治术怎能与“主义”、“思想”、“理论”这些高雅的名词相匹配？

谢选骏指出：其实《希望谢选骏先生不要给独裁统治者戴上“主义”的皇冠》对我的批评是基于误解，或是作者根本就没有看完文本，只是看了标题。因为我的所有关于“习近平主义”的文字，我都不是其始作俑者。我只是对那些谈论“习近平主义”的文字，进行了援引和评论。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记录这个时代的思想轨迹，并对此加以历史学的分析。

这是一种“站在互联网上的思想”。只有这样“站在互联网巨人的肩上”，才能高屋建瓴。同时，也由于我搜集了近乎全部的有关史料，也就不是我自己一个人闭门造车了，而是和所有的思想者展开了对话和交流——这是我在1980年代“前互联网时代”发展出来的一种方法，那时，我用录音机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秦人与楚魂的对话》，副标题是《对“展望21世纪”的诘难》。《展望21世纪》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录，我通过和他们之间的对话进行对话的方式，展开了我自己的思想。

我在《秦人与楚魂的对话——对“展望21世纪”的诘难》一书里，就大量摘录了他们两人的对话，否则我如何与他们进行对话呢？如果这也像某些匿名的五毛所说的，算是“剽窃”，那么很抱歉，这也不是从我开始的。古代的人就一直是这么做的。不知你们读过《三言二拍》《聊斋志异》没有？不知你们读过“笔记”类的作品没有？不知你们读过“点评”类的作品没有？

有道是：

古典名著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首先当然是这些名著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所致，但是也与这些小说刊刻之后，一大批眼光独到的小说批评家们极力批点评说有极大的关系。像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脂砚斋等名字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与《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密切相连的。他们不仅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批评史的新局面，也使更多的读者通过他们的批评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些古典名著的精髓和魅力。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自从金圣叹推出他的贯华堂本《水浒传》后，有近两百年人们不知道世上还有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自郑振铎们挖掘出所谓全本《水浒传》后，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水浒传》又很少有人见到其庐山真面目了。那么，金圣叹的批评本《水浒传》是不是被腰斩的，他为什么要腰斩《水浒传》，七十回本的《水浒传》和金圣叹的批评究竟是什么样子，他所批评的七十回本《水浒传》究竟有没有独特的魅力。这些问题，相信读者在读完这个批评本之后会找到答案，也会由衷地佩服金圣叹的胆识和才华。而金圣叹那些见解独到、语言独特的批评文字，也会让读者耳目一新。他所提出的人物“性格”说，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到了互联网时代，我进一步发展了“思想对话”的写作方式。现在用的不再是录音机，而是更方便的互联网。

我的点评可以点石成金，出奇制胜，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被我点评的文字应该感谢我才是，因为我的点评可以擦去时间的积尘、偏见的污垢，让不同的文字折射出本无的钻石般的多棱十色的熠熠光辉。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十八

《墨家方法——习近平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2016-9-24 07:49发布者: Ｃoffεε°咖啡）说：

大家好！今天我来讲一讲墨家方法。

墨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缘流派，两极极端，充满矛盾，曲解最多，影响最弱。以墨子为代表的先秦墨家思想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哲学流派，在当时战乱时期影响极大，秦国宰相吕不韦编撰打通诸子百家的《吕氏春秋》，大量吸收了墨家思想，可见墨子当年的文化地位。但是，墨家的两极诉求都极端超前，而墨家的教派又充满矛盾，从而使墨家被汉唐以后的历代当权者忽视并弃用。

墨家思想的精华是“非攻兼爱”的和谐观与“标准尚同”的管理法，在探求管理方法上主张“无差等”化兼爱与“尚同”标准的管理。因此，墨家文化在国家与企业的治世很容易被应用，其“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带有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其“道技合一”与标准“尚同”的管理方法具有明显的现代科学技术偏好，这些都是墨家在在乱世对治世的祈望，以为可以依此而“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但是，墨家文化进入道家认识世界的领域，进入儒家处事做人的领域，进入法家治国理政的领域，进入纵横家运筹世界的领域，进入佛家普渡众生的领域，其两极极端与充满矛盾的偏差明显。

所谓两极极端，第一个极端是墨家的“自苦为极”的节俭生活准则，平民利益至上的“无差等”思想，这种民主社会主义追求属于价值观的极端派；第二个极端是墨家反对任人唯亲地用人，认为靠七情六欲管理国家必定拉帮结派，并发生战争。因此，要实现非攻兼爱就必须“尚贤”用人，而“尚贤”的方法是“道技合一”与标准尚同，这就是中国古代管理的科学方法论。这两极极端都过于超前，被后人认为是民主与科学的先驱，墨家为此而难入封建专制主义的主流社会。

所谓充满矛盾，是指墨子的教派一直存在各种矛盾悖论：提倡兼爱却到处打抱不平，提倡庶民权力却教派内部高度集权、提倡“尚贤”却等级森严、提倡“天志”“明鬼”却主张“非命”、提倡尊天事鬼却重视劳动创造、提倡民富但墨者多为赤贫，……。正是这些矛盾，使得墨子的教派在被边缘化后更接近于帮派组织。

与道家的无为而治文化对立，墨家是有为而治的幻想家，比法家更有道德理想，比纵横家更有侠客精神，到处为非攻兼爱拔刀相助并扶弱抗暴，不顾客观环境的逆势而动。

与儒家的处事做人文化背离，墨家反对儒家的特权政治与等级尊卑，主张全民平等的兼爱，于是，很快就游离于仕大夫阶层的社会精英之外，被主流社会抛弃，其兼爱理想与尚同方法，都只能付诸东流。

与法家的治国理政理念对立，墨家反对法家的人性理论，不认为人性本恶只能严法震慑，而是提倡简朴生活，回到原始状态才能进行“尚同”的标准管理，有点像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与纵横家运筹世界的能量逆行，墨家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在纵横天下，但他们的非攻主张鲜明，是制止战争的纵横，没有运筹天下的目标并很难真正止战，秦国靠战争统一了中国，吕不韦也被秦始皇罢免，墨家因此而进入冷宫。

与佛家的普渡众生的慈悲与福报远离，墨家对人生与人性的认识充满矛盾，虽然宣传平民兼爱但没有对平民的道德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所以，墨家思想是在乱世产生的一种梦幻，而且是适用于治世管理的理想方法，其两极极端难入社会主流，其自身矛盾又无法在民间流传，这都是墨家从声名显赫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

我们今天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对墨家理论去粗取精，在两个方面古为今用：

“无差等”化兼爱的民主观是一种平等与和平的秩序追求，墨家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带有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治理国家与管理企业有异曲同工之效，一个企业推进流程化管理就是在追求“无差等”规范，其管理结果就是要实现内部“非攻兼爱”的“交相利”。

“尚同”标准管理的科学法是一种标准精细的管理方法，墨家主张的“尚贤用能”，必须“道技合一”与标准“尚同”地选人用人，必须建立社会管理的标准，这些思想具有明显的现代科学技术偏好。治理国家与管理企业有异曲同工之效，一个企业推进信息化管理就是要实现“尚同”标准评测，其管理结果就是要实现精细化的信息管理。

和君创业咨询公司的五道哲学与十度修炼，其第四道哲学与第四对修炼，就是墨家哲学指导下进行的流程修炼与信息修炼，两者一旦互动修炼到位，就能规范企业的管理之术。这种企业的管理文化推演到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同样要运用墨家哲学来完善民主观而“无差等”兼爱，并遵循墨家文化把握科学法而“道技合一”管理。

最后，还是要重复一下李肃总开场的概括：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每一种文化有每一种特定的研究角度，在自己优势的领域有其真理性，而这种文化一旦进入他人的优势领域就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和谬误。因此，只要对这五种不同的文化去粗取精，并使其真理性不越雷池还能集成一体，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得以对世界进行全面的认识和系统的把握。

中国的道家哲学探求做事规律——一个国家的“强势”上天之路，即，“顺势而为”地认识世界，“上善若水”地把握世界，道家文化在国家的盛世很容易被尊崇，“无为而治”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国的儒家思想研究做人方式——一个国家的“修道”落地之门，即，“礼义归心”地教化人民，“中庸之道”地平衡关系。儒家文化在国家的上升时期就容易被发挥，“仁义礼智信”的社会可以积极向上地实现社会和谐。

中国的法家理论制定治国方略——一个国家的“明法”变革之策，即，“富国强兵”地振兴国家，“依法治国”地治理国家。法家文化在国家的衰世极容易被重视，法术势结合地变法就能事半功倍地中兴国家。

中国的墨家方法规范管理技术——一个国家的“精术”运行之法，即，“无差等”兼爱地减少纷争，标准“尚同”化地精准管理。墨家文化在国家的治世将容易被追求，民主与科学地选贤用能就能建立非攻兼爱的理想社会。

中国的纵横家功能量驾驭整个世界——一个国家的“发力”济世之功，“合纵”联合地抗强反霸，“连横”分化地击弱治乱。纵横家文化在国家的乱世才容易被运用，运筹帷幄就可以坐收纵横天下的济世功效。

佛教文化在中国更为神奇，其发源国印度几乎无人问津，却在中国融合本土的五道哲学，不仅发扬光大，而且传播世界，形成了佛教主流中国化和汉传佛教全球化的大势。佛教本源是一种解脱苦海的人生哲学，包含很多因果轮回的玄学成分，但其进入中国后，越来越向人间哲学靠拢，用‘’机缘‘’理论融道家哲学，用‘’境界‘’修行融儒家思想，用‘’圆融‘’变通融法家理论，用‘’传承‘’规范融墨家方法，用‘’普渡‘’追求融纵横家功效，成为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宗教，在盛世、升势、衰势、乱世和治世都可以被上下接受。

今天的中国处在五世并行的特定历史时期，整体大局处在盛世启动期需要道家哲学，发展趋势处在升势爆发期需要儒家思想，腐败盛行处在衰势变法期需要法家理论，未来追求处在治世渴求期需要墨家方法，国际秩序处在乱世重构期需要纵横家功效。这时的习近平新政，踌躇满志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全面研究与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子百家，聚焦五道哲学大系统，并一定会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去粗取精，提炼出面向21世纪的《习氏春秋》。

谢选骏指出：用“墨家方法”解读习近平主义，显然是一孔之见。因为墨家非攻，又拒绝政治权力，显然不为执政党接受，从古到今，莫不如此。而且墨家提倡节俭，这可以被下层接受，但绝难被上层悦纳，因为人性喜爱腐化堕落，一有条件，莫不骄奢淫逸。这就是动物世界所遵循的生物法则。为何墨家兴盛于先秦、败落于秦后？因为先秦中国林立犹如近代欧洲，秦后帝国一统，僵化程度高于罗马帝国和其它强权。秦后中国，其中除去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的“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生长期”，到了元明清，僵化程度更加超过了秦两汉。但是，就是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的“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生长期”，墨家也没有得到复兴。按照同样的道理。墨家的现代化，也是没有可能的。除非那是一种伪装的墨家。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十九

《习近平主义 早晚亮相成必然》（2015-11-15 10:28:09世界日报）说：

中共18大五中全会结束，据会议公报，“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画的建议》。习近平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导制定并出面说明“十三五”计画，有违常例的举动，引起外界广泛关注。

很多解读聚焦在高层人事格局上，引伸出有关谁强谁弱、谁上谁下的猜想，虽然也有根据，但究竟还是只见树木未见森林。实际上，18大以来，除二中全会外，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决定，都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作说明。

单从体制上讲，由于身为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同时也兼任深改领导小组、财经领导小组、国安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等多个机构一把手，举凡国家大政方针都由他直接进行说明解释，也顺理成章。

而从形势上讲，“十三五”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直接关系到这个总目标的成败。至此，党的承诺和国家计画已合为一体，密不可分，总书记亲自挂帅督战，当是势所使然。

再从习个人来讲，“十三五”是他最高领袖任上第一个“五年计画”，虽然逻辑上是“十二五”的继续，但实际上更是18大以来的新局。经过两年大刀阔斧“习式改革”，总体计画必然要充分体现习近平新思想，不可能还是旧模式，所以“十三五”也就是习近平的“一五”，或“习式五年计画”，必须亲自抓。

但更重大的意义在“习式五年计画”出台，正是“习近平主义”最终成型的标志。

据全会公报表述，“尤为重要的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这段话并非套话，而是大有深意。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一套在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后得出的科学理论和行动指南，那么，“党的18大以来”、在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化认识中形成、能被称为“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可能还是别的东西，也就是可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并列的“习近平主义”。

官方文件中避免直接提“习近平主义”，当然是出于可理解的原因，但间接使用关于主义的完整解释，也就等于是破了题。自此以后，人们实际上完全可按照“习近平主义”来简化理解“中共18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个冗长表述。如果哪天“习近平主义”在中国官媒上正式亮相，人们也不必大惊小怪。

若按西方的主义标准，既然小布什执政八年有“布什主义”，欧巴马执政至今也有“欧巴马主义”，那么中国自18大以来开始形成“习近平主义”，实属必然。

中国是当今世界大国唯一的前第三世界人民共和国，以及前第三世界人民共和国集团中唯一的世界大国，这样一个特殊国家的特殊道路，正是“习近平主义”所代表的。

“十三五”计画涉及方方面面，核心内容就是“党带领13亿多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归纳成理论，可称为一种“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主义”。简要地说，“以人民为主体”意味着不是以资本为主体，不是以权贵为主体，不是以外国代理人为主体，不是以前宗主国为主体。就在根本上与西方国家区别开来，同时也与第三世界国家中因为未能摆脱对资本、对权贵、对外国代理人、对前宗主国的依附而转型失败的国家区别开来。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正体现在这种区别中。

所以，当“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主义”成为一个时代潮流，“习近平主义”也就成为了一个应运而生的必然事物。（作者为在香港的中国力研究中心副主任）

谢选骏指出：北美的“世界日报”是号称“海外人民日报”的台湾《联合报》的分支机构，作者又是来自共产党中国治下的香港——所以上文可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海外舆论战的前锋。一般来说，共产党中国喜欢运用“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来推销他们的货色。或曰“试水温”，或曰“造舆论”，或曰“试验田”，“解放前”在“国统区”、“蒋管区”也有许多“进步书刊”，都是负有这样的秘密使命。如果上述推论正确，那么，“习近平主义”的概念虽是2013年由民间率先发作的，但在2015年已经被上层采纳，悄悄输往海外，到了2017年，则正式进入了官样文章。看来，这是一个有预谋、有部署的长期战役，不是任何人的心血来潮。他试图填补中国社会的精神空虚、纠正中国社会的价值错乱。在这个过程中，海外媒体扮演了奇特的角色。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二十

《多次阐述“中国方案”创建习近平主义 陆释讯号》（2017年2月13日宋秉忠）说：

习近平谈八个初心

去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习核心”的地位后，在今年十九大前，习近平理论也在加紧塑造中。大陆知名政论家李肃指出，从2012年接任总书记至今，习近平的理论体系已经相当清楚了，和改革开放后的几任领导人不同，习对于马克思思想和世界局势都有深思熟虑，他不但要把马克思主义创新，同时也要改变这个世界，实现他的“中国方案”。

由李肃主导的《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哲学与中国道路》专书初稿，近期陆续在网上发表，并受到大陆各界的广泛关注；他在接受《旺报》专访时直接挑明，从去年习在七一中共党庆的讲话中提出“八个初心”的论述可发现，他已释放出要创建习近平时代、要创建习近平主义的信号。

美主导国际 引习反思

李肃总结习近平“八个初心”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共产主义的复归、传统文化的复归、社会发展的协调、依法治国、社会主义协商式民主、全球化的续推、建立强而有力的党等。

习近平主义不是一朝一夕跳出来的，是习近平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结论；李肃指出，习从一上台就大谈前苏联瓦解的教训；香港发生“占中”事件，习近平也倾向认为是西方国家想透过香港在中国搞“颜色革命”；2015年访美受到冷落，也让习近平反思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是否合理。

想改变世界 不畏嘲笑

李肃指出，2015年访美后，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中就提到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期间，有些大陆右派知识分子嘲笑习近平“太过自我膨胀”；但习近平不为所动，2016年11月在秘鲁出席APEC（亚太经合会）时，他就多次聚焦阐述了亚太经济发展的“中国方案”；由此可见，“习近平是要改变世界的”。

就在11日，央视又播出“学习中国”所发的文章，指出习近平画的七个同心圆，包括家庭和睦、小康社会、军民融合、政党合作、民族团结、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家庭谈到全人类，展现习近平重塑中共主流意识型态的雄心壮志。

谢选骏指出：把“八个初心”与习近平主义混为一谈，缺乏逻辑。因为主义只有一个，不是八个。想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有三个主义，结果都是弄得顾此失彼，全面失措，全盘皆输——何况是八个主义？至于说到改变世界，每个人都在改变世界，只是范围大小不同，程度深浅各异。不过我倒是听说，在习近平治下，现在中国开始给农村的穷人每月发放100多个人民币，这也许算是改变世界的开始吧。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二十一

《习近平的内政外交及习近平主义》（2016/3/17-19:17余杰）说：

2013年秋完成了《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对习近平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作出诸多严厉的批评和悲观的预测。在此书出版前夕，合作者香港晨钟书局总编辑姚文田被中国警方诱骗到深圳逮捕。次年五月，深圳法院以“非法所得三万元人民币”的“走私罪”，判处七十三岁高龄的姚文田十年重刑。

延宕几个月之后，屡屡被出版商拒绝的《中国教父习近平》先后在香港和台湾问世。

结论是，习近平的治国理念可用八个字概括：集权、反腐、镇压、争霸。

集权：小组治国，一夫当关

习近平以“毛泽东加普丁式的政治强人”自居，他自我加冕、朝纲独断。

清华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胡鞍钢，将胡锦涛时代政治局常委会“各管一摊”的做法概括为“集体总统制”。

亲北京的海外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从制度建设上说，中共权力交班形成了比西方更优越和稳定的中国模式。第一，限任制，领导人任期两届共十年。第二，年龄限制，这一点是中国特有的，即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若到换届之时，年龄为六十七岁则可以连任，年龄为六十八岁则必须退休。）第三，中国已经从强人政治到了后强人政治时代，也就是集体领导。郑永年指出：“只要共产党执政，这个模式就一直会存在下去，而只要有这个模式，共产党就倒不了。”

习近平上台后的所作所为，将江泽民、胡锦涛两朝的旧制度破坏殆尽。

习近平兼有十多个中央级的“小组”的“组长”，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等。有中国传媒以“史上最强组长”为题，列举这些组长的权力管辖范围，堪称无所不包、无所不管。

“小组治国”的模式，不是习近平的首创，而是毛泽东的发明。“小组”是中共党政系统中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并在特定时期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

习近平执政之后，总结胡锦涛执政十年碌碌无为的教训，除了胡个人性格软弱的原因之外，是受制于既有的权力结构。因此，他决定创设若干新的小组，突破原有的部门划分，以此集中权力。

在以上这些“组长”之外，习近平还兼任另一些更具机动性的“组长”。比如，习近平亲任“钓鱼岛应变小组”组长，统辖军队、情报、外交及海监执法部门。该小组可以动用一切资源处理危机，其目的是，在钓鱼岛出现外交或军事危机时，能迅速做出反应并制定最终决策。

与“小组治国”相配合，习近平刻意凸显党的总书记的权威，改变了上一届政治局常委会“九龙治水”的局面：分管各部门的常委自然而然地是该部门的党组书记，比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兼任国务院党组书记，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兼任人大党组书记，政协主席俞正声兼任政协党组书记。那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他们都必须以党组书记的身份向总书记汇报工作。这样，习成了皇帝，其它六常委成了军机大臣。换言之，股份制企业成了家族企业。

习近平在集权之后，总得做事。那么，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反腐：厂卫横行，政治清洗

习近平集权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反腐运动。习近平及其助手王岐山宣称，有人说共产党不可能战胜腐败，他们就是不信邪，就是要创造出一党垄断权力之下的廉政图景。

习近平主导的反腐运动，特别倚重王岐山领军的中纪委。中纪委这个在江、胡时代百无聊赖的冷衙门，突然炙手可热。人们但知有“习王体制”，而无“习李体制”。中国官场流行一句箴言：宁见阎王，不见老王。

习近平上台之后，被其打倒的“老虎”（一般指党政机关的省部级以上干部，军队的少将以上将领）是文革结束之后最多的；被其打掉的“苍蝇”（基层干部）则有数十万之众，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消费等民众非议较多的领域有所收敛，奢侈品消费应声而落。

但是，习近平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其刀锋所及的重点区块，包括以下三大领域：首先是石油、通讯、煤炭、铁路、传媒（如央视）等垄断行业和国民经济的命脉所在，也就是民间形容为“肥得流油”的部门，其头头脑脑大都是反腐运动打击的对象。其次是四川、云南、山西、江苏等由习近平的政敌长期把持和经营的省份。这些省份被形容为出现了“塌方式”的腐败。如山西的十三名省委常委中，有超过一半人出事。第三是军队、武警、公安和国安系统，即习近平所说的“枪杆子”和“刀把子”——“枪杆子”和“刀把子”不抓在自己人手中，习近平无法睡安稳觉。所以，徐才厚和郭伯雄两名前军委副主席落马，武警政委和司令双双被调职，公安和国安的多名副部长被捕。

习近平从反腐运动得到了怎样的收益？在此过程中，习近平可谓一箭三雕。

首先，通过反腐清洗政敌，瓦解反对派系。

其次，反腐是权力的转移和重组。落马贪官空出来的位置，习近平塞进嫡系部队，扩充自身实力。

第三，反腐为习近平赢得民心。

律师和人权活动家许志永，长期呼吁官员公布财产并通过《阳光法案》，却以莫须有的扰乱社会秩序罪获刑四年，成为习近平执政以来第一个被判重刑的重量级人权活动家。这个事实像照妖镜一样，照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的本相：没有多党竞争、没有三权分立、没有新闻自由，习的反腐永远只能停留在“守着粪坑打苍蝇”的层面。

镇压：动物庄园，万马齐喑

对党内和官场，习近平高悬反腐之利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民间社会、知识分子、大学、媒体、网络和NGO组织，则是抓人封网，将动物庄园的栅栏修得密不透风。

习近平全面执政的二零一三年，是中国公民社会遭遇顿挫的一年。

习近平对民间社会和公共空间的打压，首先从媒体下手。

二零一五年春，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发布了“二零一四年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中国位于倒数第五。

二零一五年春，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在二零零四年度《世界人权报告》中指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骤然发动十年来最严厉的一波打压，藉由调查、拘押和判刑，对批评政府人士表现出毫不容忍的态度。

二零一五年一月，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公布年度报告，中国再度名列不自由国家。

其次，在非政府组织领域，镣铐变得更紧、更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境外NGO在华注册将由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管理，而非传统上负责NGO的民政部。有关人士表示，这是为了“严防西方势力利用非政府组织这个平台，提供资金，挂着环保、教育、妇女权益等名义，扎根基层，输出颜色革命。”

二零一五年六月，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应在社会、文化和经济组织中设立党组。换言之，NGO不能脱离党的控制。这个决定可能会催生大量Pongo，即由党主办的NGO。

第三个方面，严密控制教育领域，尤其是在各国民主转型过程中提供思想资源的大学。二零一四年十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十二月二十八日，习在第二十三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示，要加强改进高校的党建工作。习推出极左的“阵地论”，即舆论、互联网、大学讲台与知识份子的脑袋都是党国必须要占领的阵地，而此阵地要充溢着纯之又纯的马列主义与“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任何提倡所谓西方价值观的人士，包括倡导人权与自由民主思想的作家、律师与大学教授都是“人民公敌”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们的作品也是“大毒草”！

争霸：大国崛起，黄粱一梦

如同一枚硬币有两面，习近平在对内镇压得心应手的同时，对外扩张的欲望也不断膨胀。他企图恢复汉唐盛世、天朝气象，不愿遵循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他渲染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悲情，要重建天朝秩序，综合马克思、毛泽东、孔子、普丁，成为“习近平主义”。

先来看习近平如何对待“帝国的边缘”的台湾、香港、西藏和新疆。我不认同大一统的“天朝史观”，在我看来，中国与台湾、香港、新疆和西藏的关系，都是对外关系。

对台湾，习威胁说，一旦台湾政党轮替、台独升温，两岸关系将“山摇地动”。习强硬的对台政策与台湾蒸蒸日上的本土意识之间，未来必然发生愈发剧烈的冲突。可惜，台湾主流舆论对习的认识相当浅薄，受《天下》、《远见》、《商周》等代表政商利益的媒体影响，局限于习的经济政策部分，对习的评价相当正面，并对中国危机四伏的经济持过于乐观的评估。

对香港，习近平以为拖垮了雨伞革命，港人就俯首帖耳、甘当奴隶。殊不知，香港本土意识深入人心，港独理念大行其道。北京惊慌失措之下，调动香港左派势力，对占中三子、学联领袖、港大《学苑》杂志以及港大法学院院长陈文敏发起文革式的攻击抹黑。而由北京一手操纵的政改方案，意外地被香港立法会否决，建制派内部一团混乱，显示北京对香港的管制彻底失败。

对新疆，中共粗暴干涉维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并掠夺资源、破坏环境，造成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习近平的铁腕统治激发某些伊斯兰团体使用血腥的恐怖袭击来报复。此类恐怖袭击已经从新疆蔓延到中国其它地区乃至周边国家。

对西藏，习近平的政策比在西藏亲自参与镇压藏人反抗的胡锦涛更为严酷，他肆无忌惮地践踏藏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藏人在自己家中为达赖喇嘛庆生都会遭到逮捕。习拒绝达赖喇嘛提出的藏区高度自治的温和主张，导致数以百计绝望的藏人自焚抗议。就在此一背景之下，中共却发布名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的白皮书，声称现时的西藏是“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中国要成为世界霸权，其争霸的第一对手，就是太平洋另一端的超级大国美国。中美冲突已经进入新冷战。

习将大量资源投入亚投行、金砖组织、上合组织、新丝绸之路计划，并提出“一带一路”大战略，将中国的影响力深入中亚。中国旅英国学者张炜指出：“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表现活跃，摆出要担当地区领导人的态势，对周边邻国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习近平不仅要当地区领导人，更要成为世界霸主。在亚信峰会上，习指出“亚洲的事由亚洲人民办”，这是对美国的挑战和警告。他还表示：“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要做参与者、领导者，在国际规则制订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

习近平深知，要成为东亚的龙头老大，先要将日本打压下去。中日关系深陷两国建交后最冷的僵局。习近平在东南亚和南亚四处出击，挑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端，使得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和印度等国纷纷向美国靠拢。邻国中，即便是表面上与中国关系亲近的北韩、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其实也各有算盘，算不得有共享的价值观的盟友。

表面上看，习近平大权在握，但全世界都看透了他外强中干的本质。美国智库发布的研究报告披露，中共的统治已进入“黄昏时代”。西方需要跟非共产党的力量打交道，需要直接与中国民间社会对话，西方的政府和民间机构应当走出北京的“四环路”，去接触活的、真实的中国。在此意义上，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在狱中的人权斗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比习近平重要得多。刘晓波取代习近平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国民主化启动的那一天。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这位作者余杰，外国书读的不少，中国书读得不多，所以在评论中国事务的时候，往往难免隔膜。因此，他的写作对象应是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尤其他最后的那句话，“刘晓波取代习近平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国民主化启动的那一天。”——在政治上，这样说法等于是把狱中的刘晓波放在火上烧烤，仅仅一年之后，就被烤成了肝癌和骨灰。在哲学上，这是一种新的个人崇拜，所以直接导致两个个人崇拜的冲撞，刘晓波结果死也不能死在他梦魂所系的西方。在事实上，现在刘晓波已死得连坟墓都不能保留，则余杰口中的“中国民主化启动的那一天”岂不也就永远失踪了。如果这样的话，我恐怕连外国人也不想听了。所以我说，余杰之辈都被文革主将鲁迅“不读中国书”的叫嚣给坑害了。鲁迅自己读了很多古书还写了很多有关古书的书，却像毛泽东一样骗人说“读书越多越反动”。余杰误上贼船，脱离了中国的实际，遇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情况。求仁得仁又何怨，但是不求仁却得了仁，那就不是仁了，而成了冤。刘晓波冤魂要是不散，是否会责怪余杰在海外帮了他的倒忙。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二十二

有人总结说过“习近平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个中国梦”的举旗凝力；两大布局引领世界新时代；三个转变重构世界新格局；四个全面再塑中国新面貌；五大理念重构人类新形态。

《超过毛泽东思想 “习近平主义”横空出世》（2017-7-18多维）说：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执政已有5年时间，其相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被提到一个新高度，譬如近期大热的“习近平思想”。

不过，中国网络7月17日流传的照片显示，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内部讲课将习近平的理论体系描述为“习近平主义”。

照片还显示，“习近平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个中国梦”的举旗凝力；两大布局引领世界新时代；三个转变重构世界新格局；四个全面再塑中国新面貌；五大理念重构人类新形态。

据了解，国家行政学院是中国国务院直属正部级机构，是培训中高级官员的新学府，是公共行政等领域理论研究的重要机构。

另有消息指，中共在军内施行习近平“三个一切”“三个凡是”要求。

“三个一切”是指，“一切重大事项由习主席决定、一切工作对习主席负责、一切行动听习主席指挥。”

“三个凡是”是指，“凡是习主席提倡的坚决响应，凡是习主席决定的坚决执行，凡是习主席禁止的坚决不做。”

网民评论说：

镰斧帮 2017年7月18日15:07

包子离秦城酒店不远喽

Sans2000 2017年07月18日 10:07

看来“习近平思想”会超过“毛泽东思想”，光是“三个凡是”就超过了“两个凡是”。那个“东方傲蛇”应该从这儿入手去吹捧，可能会得到中共轻微的饶恕（其叛逃西方之罪）。

破棉袄 2017年07月18日 09:22

六个包子，再次创造宇宙

《拒做世界第一垃圾进口国 中国通告WTO：不再接收外来垃圾》说：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垃圾回收行业蓬勃发展。制造商需要金属、纸张、塑料，北京则愿意容忍环境污染的代价。成百万吨废旧塑料、电脑、电子产品、报纸、汽车、电器每年从欧美和日本进入中国。

中国于周二正式通知世界贸易组织（WTO），表示今年底开始将不再接收外来垃圾，包括废弃塑胶、纸类、废弃炉渣、与纺织品。而禁令将会于2017年年底生效。

英国路透社7月19日报道称，中国在送交WTO中的文件表示，一般可回收利用的固体垃圾中，常掺杂有为数不少的高污染垃圾与危险性废物，污染中国环境，为了保护环境与人民的健康，中国要调整垃圾进口法规，拒收高污染的固体废弃物。

报道称，中国是全球主要的垃圾进口国家，接收全球56%的垃圾，去年进口逾730万公吨，总值达37亿美元。

根据WTO资料，不算香港地区，中国主要废弃塑胶是来自于日本和美国，各占全球约10%，废纸的最大来源也是这两国。

网民评论：

洋垃圾又不是洋人强迫你接受的，是你自己去进口的，花钱买的，是在海关报备的！

先管好那些购买垃圾的垃圾中国人，谁给的指标，谁给的章，谁过的关，谁收的钱，都扔哪里了。

谢选骏指出：我把这叫做“中国共产党不再想吃洋垃圾了”。但愿这是习近平主义的一个内容。邓小平时代，就是专吃物质上的洋垃圾的时代，这叫资本主义经济改革。毛泽东时代，就是专吃精神上的洋垃圾的时代，这叫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如果习近平真能突破毛邓，允许中国成为一个创新社会，那才可能获得稳定的长期连任。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二十三

《七月特殊信号不断 习思想跃跃欲出》（2017-07-20 15:49:32 多维）说：

在中共的政治时间表中，距离数月后的十九大已进入“倒计时”。不少海外观察者注意到，中共方面相关的各类铺垫和准备工作均密集起来，一些政治趋势的脉络走向更见清晰。

这其中就包括“习近平思想”。

北京时间7月19日，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刊发一篇文章，首次提到“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被视为习思想已接近正式出炉的关键信号。

七月以来频率骤紧

上述文章为在7月17日、18日召开的中共北京市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会的新闻通稿。文章中指，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讲话表示，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切实作为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切实做到一体学习、一体贯彻，确保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

而在不久前的6月20日，同样出席北京市相关会议的蔡奇，则说“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把习总书记重要讲话作为案头卷、工具书……”

这样的细节差别虽然并不显眼，但在观察人士眼中，却蕴含着政治信号。

进入七月以来，仅半个月时间，“习近平思想”便已在各种场合多次出现。先是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党媒《求是》杂志刊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 不断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文章梳理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八大方面，指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

7月15日，中组部党刊《党建研究》亦刊文《在党的创新理论伟大旗帜下阔步前进》，文章说，“十八大以来的创新理论，也可以称之为习近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加上此番蔡奇讲话，分析认为，在习思想正式推出前，各领域、各层级的造势已次第铺开。

再加之早先在4、5月份中办主任栗战书、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等中共高层的表态，观察人士称，按照中共的政治规律，如无意外，习思想这块拼图已接近完成，“呼之欲出”了。

习思想体现的政治逻辑

在熟悉中共政治的观察者们看来，任何中共的大的政治动作，都有其规律和征兆。

如以习思想为例，就可看做某种拼图式的质变过程。从一开始学界、理论界的讨论，蔓延为整个舆论场的热议氛围；继而具有官方背景的权威学者刊文跟进、官方报刊做梳理总结；最为重要的造势环节则由高层官员密集发声以为铺垫；及至关键时间节点——如中共十九大，习思想可顺其自然地推出。

观察者表示，在中共的行事逻辑中，这样的政治规律是有普适性的。换言之，把视野再度提升，习思想的推出事实上也是服务于更高意图的一环，是整个操作过程中的关键铺垫。

这个更高的意图即是习近平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中的历史定位。基于此，则必须有来自实践同时能够解释实践的完整庞大的理论系统，必须有党政军全方面的绝对核心地位，必须在党内政治语言方面确定历史高度等，为其提供充分的理论基石和事实支撑。

因而可以看到，除去习思想的构建按部就班，已接近完成外。近来在军队层面，习近平于毛、邓之后再次被称为最高统帅；而在官方推出的宣传片中，则直接断代式地以毛、邓、习排列，将习近平称作国家领袖。

这样一种渐次的安排，就像诸多构件，不断丰满了习近平历史定位的事实内容，使其最终呈现样式真实可信、具体可感。而十九大，则将成为一个予以汇总提炼的最佳时机。

不过有分析人士也指出，虽然习近平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但具体在十九大上将如何呈现，是冠之以“习近平思想”还是其它名字，仍有待观察。

《习近平反腐至今有多少人落马？数字惊人》（2017-07-20 13:56:59法广中文）说：

法新社7月20日发自北京的电稿说，一位重要的领导人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一个政金丑闻不断有人掉进去，一位拥有强大权力的主席正在寻找接班人。在中共19大召开前，北京已经开始了后台演习。

习近平出任中共总书记和人口最多国家的主席已经５年，他将在今秋召开的中共19大上再获5年连任。习近平的连任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下届政治局7名常委的位子争夺激烈。各派正在为了推自己人“入常”展开竞争。

在此情况下，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上周六突然原因不明地去职不能不引发关注。今年53岁的孙政才是中共政治局25个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法新社引述上海政法学院教授陈道英（音译下同）指出，孙政才原来很有希望在19大入常。

据消息灵通的《南华早报》透露，中纪委对孙政才展开调查与一起违纪案有关。中国两个官媒佐证了这一爆料：《重庆日报》宣布孙长才离职消息时表示：党的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必须明辨是非。《环时》本周二提到孙政才离职时表示，违反党的原则是破坏者。

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发起反腐运动，截止今年年初，全国已有120万人落马。但也有些人怀疑习近平利用反腐打击异己。

如果孙政才受调查被证实，他将是薄熙来倒台后中共涉腐的最高官员。薄熙来当年作为中共“明日之星”被视为习近平的潜在劲敌，他在习近平上台不久即倒台。

孙政才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主要任务是肃清薄熙来的影响。然而今年2月，中共党内巡视员公开批评他的“肃薄”工作乏善可陈。那是他失势的第一个信号。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孙政才被废，很可能与他直接或间接扰乱了习近平对19大的计划有关。

陈道英分析指出，习近平的目标是要除掉胡锦涛和温家宝预订的接班人选。胡温在中共领导层仍有较强的影响力。

奥地利人文学院中国政治研究员Ling Li表示，现在轮到习近平确立一位在2022年接替他的人选。

与习近平非常接近的中共贵州省委书记，56岁的陈敏尔被调任重庆，接替孙政才。此人很可能在19大入常，甚至可能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

陈道英教授表示，孙政才遭打击，会在今夏北戴河会议上，对党内反对势力起到警告作用。接班人问题将在这次海滨会议上敲定。而撤掉孙政才显示：国家首脑在党内要一言九鼎，谁当接班人要由他说了算。

谢选骏指出：习近平大力整顿吏治，是好事情，改变其前任“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单向维稳”。但是，这并不构成“习近平主义”的核心要素，那就是帮助中国进入统一的隋唐制度，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南北朝晚期的高压政策之中。为了帮助中国进入统一的隋唐制度，也许需要废除终身制，施行隋文帝那样的圣心独裁，但是如果不能回归先王之道，那么圣心独裁就与晚期高压没有区别了。回归先王之道，就是回归祖辈的传统，展开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这是我在1988年就在《光明日报》对我进行的访谈录里宣告过了的。圣心独裁的落实，就是超越马列毛，兹事体大，因为这是生命与死亡的区别。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二十四

《“习近平主义”惊现 军队遵循“三个一切”和“三个凡是”》（加拿大家园iask.ca 2017-07-19 09:46 来源多维）说了：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执政已有5年时间，其相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被提到一个新高度，譬如近期大热的“习近平思想”。

不过，中国网络7月17日流传的照片显示，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内部讲课将习近平的理论体系描述为“习近平主义”。

照片还显示，“习近平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个中国梦”的举旗凝力；两大布局引领世界新时代；三个转变重构世界新格局；四个全面再塑中国新面貌；五大理念重构人类新形态。

国家行政学院描述的习近平主义（图源：@陈茂来微博）

据了解，国家行政学院是中国国务院直属正部级机构，是培训中高级官员的新学府，是公共行政等领域理论研究的重要机构。

另有消息指，中共在军内施行习近平“三个一切”“三个凡是”要求。

“三个一切”是指，“一切重大事项由习主席决定、一切工作对习主席负责、一切行动听习主席指挥。”

“三个凡是”是指，“凡是习主席提倡的坚决响应，凡是习主席决定的坚决执行，凡是习主席禁止的坚决不做。”

中共军队遵循的习近平“三个一切”和“三个凡是”（图源：@陈茂来微博）

19大前杨洁篪突赞“习思想” 释放载入党章明确信号

主管外交事务的大陆国务委员杨洁篪十七日突然在大陆外交部网站发表长文，颂扬“习近平的外交思想”。杨的表态长文，为“习近平思想”于中共十九大载入中共党章，释放更明确的讯号。

中共十九大前夕，党内权力斗争愈形激烈，从第六代热门接班人选、重庆市前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到杨洁篪突发长文颂扬“习近平的外交思想”，都透露出内部权力角力的痕迹。

习近平的相关谈话形塑成理论思想体系，载入党章，今年三月即有消息传出，此后中共高层陆续透过媒体或公开讲话等方式探风向。例如，今年四月卅日，“人民日报”旗下新媒体“学习小组”发布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的谈话，称“习近平系列讲话已经初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栗战书表态后，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也于五月十六日发表讲话，称习近平系列讲话“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这些表态虽透露出习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企图心，但未使用“习近平思想”字眼。

近日，中组部主管的党刊“党建研究”在二○一七年第七期上，发表题为“在党的创新理论伟大旗帜下阔步前进”的编辑部文章指出，“十八大以来的创新理论，也可称之为习近平思想，是当代中国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共党刊首度以“习近平思想”称呼习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系，也显露“习核心”的雄心壮志。

杨洁篪十七日突然发表题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不断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的文章，高度颂扬“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并指“习近平的外交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杨的阐述耐人寻味，也对“习思想”载入党章一事，释放更明确的讯息。

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上，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而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以“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则分别有“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载入中共党章。

习思想或冠名入党章 开启新时代

7月18日，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欢迎仪式。

台湾“政大东亚所”所长寇健文19日受访表示，“习近平思想”若以冠名方式写入党章，具有开启新时代的意义。

近来大陆官媒乃至官员，频频在媒体公开撰文提及“习近平思想”，专研中共党政的政大东亚所所长寇健文19日受访指出，习近平思想必会在十九大写入中共党章，尤其若被冠名写入，更具有时代意义，即改革开放前30年是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后30年是邓小平时代，而习近平则象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中共中央组织部主管的《党建研究》近日刊文指出，“十八大以来的创新理论，也可称之为习近平思想”；大陆国务委员杨洁篪也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表长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全文17日被放在外交部官网。

中共铺陈十九大

对于中共近来对十九大的铺陈和预热动作，寇健文19日受访还指出，从媒体的“放风”和官员的“追风”，可以预期习的思想必会在十九大写入党章。

大陆历届领导人，都会创建一套思想论述，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寇健文指出，习近平的论述更值得关切的是有无直接冠名为“习近平思想”。

寇健文解释，冠名就象征一个时代，毛泽东代表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30年，邓小平代表改革开放后的30年，“习近平思想”若确立，就代表习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而江、胡二人没有冠名的论述，就形同依附在邓时代下，江胡的重要性和历史地位，无形中被压缩。

孙政才无预警下台

至于重庆前市委书记孙政才无预警下台，寇健文从许多迹象进行分析。一是重庆市委书记的交接会议上，孙没出席；二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央视新闻联播似乎刻意将孙的画面剪掉。此外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此前在官媒“消失”长达40天，按过去规律，就是在处理“大案子”。这些都留下了解读空间。

谢选骏指出：台湾“政大东亚所”所长这样的角色都出来说话了，出口转内销，成为宣告“习近平时代”的传声筒。可见台湾人真的还比大陆人更有思想，精准地领会到了领导的精神——那就是通过“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建立起了“第三个三十年的”的合理性。因此我早就说过了，习近平时代的设计，是基于“三十年蓝图”的，而不仅仅是“2022年延任”。同志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二十五

《习近平主义与习近平的造化》（piachan发表于2017-7-18）说：

十九大临近，树立习近平的权威，震慑贪官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树权威离不开谈思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被写入了党章，几句话就成了思想，得天独厚，非常便宜。习的权威要比他们更高，如何脱咏而出就成了问题。

看坊间的有关讨论，从名字到内容都颇有趣味。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思想理论，如果被广泛执行实施而且具有效果，应该能令人一目了然，无须讨论。牛泪避谈内容，绞尽脑汁讨论名称，提议用习近平思想理论体系，囊括了思想理论再加了体系两字，看去庞大了很多，比单独叫习思想，习理论，习精神，习理念要强，比宣称习主义要得体，牛泪希望为此得到奖金或房子，想法也不为过。

问题是，谁都可以有思想，有理论，谁都可以表现精神，习的思想如何有异于前人所想？与时代发展有什么关系，解决了社会的什么问题……必须有所交代。千辛万苦定了名字，没有内容，也是徒劳。

习进平上台以来，公开发表的谈话不多，著作更少。目前在坊间的政策，什么是他的，什么不是，常令人疑惑。反贪只能算是维护共产党建党的初衷，是推行政施，本来就应该做的，谈不上创作性，谈不上思想。白丁提供的中国国家行政学院讨论，很能看出中共如何在树立习近平理论上，群策群力，各出奇谋……。

他们颇为认真的探讨，以中共常用的一二三四五为题，令我大笑不已，所说:

一，一个中国梦，举旗凝力……。

二，两大布局，引领世界新时代……。

三，三个转变重构世界新格局……。

四，四个全面再塑中国新面貌……。

五，五大理念重构人类新形态……。

……是我擅自加的，因为不见他们谈具体内容。强调新与大的心却是明显可见的。的确标榜习近平理论，所提与共产党以往宣称的一样，没有新发展，影响不够大，那也说不过去。这个问题看来充满挑战性，别人在谈，我应该也可以谈，谈谈习近平思想理论不妨做的取向。这样做不是自视过高，想当领导世界，而是如牛泪一般，希望中共如果采用，也赠我一个住宅单位，让我到中国走动，来去自如。

引领世界风骚，复兴中华民族是习近平最大的梦想。要产生效果，首先要考虑世界面临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而且在中国成功实践，令国泰民安，世界争相仿效，才能起到领导世界的作用，而不是在那边亏钱赔吆喝……。

世界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为了制造就业，必须扩展生产，扩展生产的前提是需要产品有市场，开放市场便等于出让就业机会。美国这些年这样做，虽然为外国产品付出的只是他们印的政府债券，他们也觉得长期入超不正常，最终要还钱，还是亏大了。

中国主张全球自由贸易，充当世界加工厂，看去解决了就业问题。其实靠政府支助，进口资源然后低价倾销产品，本身没捞到什么利润，却遭到各国抗议。问题出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上，以为人类的生存，依靠就业，打着解决就业的旗号，他们鼓吹刺激消费，通过生产产品为资本创造利润。真实世界却没有那样的消费能力，出现产品过剩，引起各国争端。中国是大国，中国要什么，世界缺什么，中国要工作，世界缺工作，现在加入了印度的竞争，危机更为严重。中东欧洲，都面临了就业问题，茉莉花革命就是从青年小贩的就业绝望开始的，世界的难民潮也多与就业有关。

习近平可以做的是：解决十三亿人的生活问题，而不必进入世界的市场贸易竞争。方法是利用中国的哲学文化医学，开拓用少的钱获得大的生活快乐的方式。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通过算命而知命，因知命而安命乐天。追求无花费的养生，打坐做气功便可以消磨几个小时，生产食材，搞料理食物，麻将，棋琴书画是中国人几千年来自娱的方式，并不需要不断提高的GDP，无须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就可以生存，再制作点娱乐节目，开放社交，给人言论自由，跳广场舞，就可以快乐。

让世界知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脱离马克思主义，放弃西方的GDP理论，更能令国泰民安，靠的是中国的文化哲学医学。如何用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快乐，是世界要学会的事情。依稀看过习近平提出要基于民族文化的特色去发展中国，他的认知如果能朝以上方向发展，他可以成就出与西方消费哲学截然相反的习近平主义，解决世界面临的市场，就业，难民，医疗等问题。其影响力可以远超马克思，可以笑傲西方经济学。

这的确是一个面临变革的时代，需要一个有异于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的理论的哲学去挽救世界，习近平拥有别人没有的文化熏陶，有没有那样的智慧胸怀，是给世界带来启示，还是为世界制造战争，就看他的造化了。

谢选骏指出：这位匿名写手piachan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十分接近我1975年提出的《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天下统治”The Return ofthe golden age──On the universal rule of rites》提纲。当时正值“批林批孔”高潮，古代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遭到全盘否定之际，后来我据此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当时写作此文冒着巨大风险，可能坐牢，甚至杀头。但是现在呢？据网上统计，《习近平主义与习近平的造化》所提出的“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式的观念，得到的投票率是：“喜欢的有3人，不喜欢的有7人”——已经接近“准执政状态”了。

1975年的时候，我在名义上初中毕业、实际上小五年级的受教育程度上面，已经自学了四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那时只能秘密收藏此文。

三年以后按照“同等学历”投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成功。那时已能托出此文、作为“同等学历的证明”了。所谓“同等学历的证明”，是为了证明我这个名义上的初中生，具有大学毕业的同等学历，而出具的论文。我那时拿出了自己几年积累十多万字的论文集，终于领到了准考证。这些论文集，一直跟随着我的考试成绩，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直到我获得录取之后半年多，才几番申请拿回了原件。其中大部分内容，后来收录在《联想与印证——对中国思想的重新理解》一书里，通过分析《诗经》、《尚书》、《礼记》等若干经典，展现了对中国黄金时代的重新理解。

1986年我在《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中，介绍并分析了“天子观念”。

1987年我在《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一书中，发表了《古代的天子图式》一节，指出“《尚书》中的《尧典》一篇，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道统神话（区别于原始宗教神话）的最重要的经典。它的多层面内容跨越了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先王之道的集中体现。

1988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回归祖辈的文化》一文，然后提交了这一论文提要──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天下统治，准备在1989年8月15日原定在“广州中山大学国际文化讨论会”上，做出学术报告。

2004年，在被迫中断了十多年的学术研究之后，我终于完成了《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书（120万字）。

从上述的将近三十年的历程可见，“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统治”与“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脉相承。

现在，又过了十多年，“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终于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认同。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二十六

《中共19大前的习近平崇拜》（法广2017年7月20日）说：

中共十九大即将在四个月后举行，中国官方媒体加紧为习近平造势。中央电视台从7月17日开始，在每晚黄金时段播出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一集《时代之问》突出聚焦“毛邓习”三人间的断代传承关系。而“习核心”已然升格至“习思想”，甚至“习主义”的最高水平。

《时代之问》围绕“中国该如何走向未来，该怎么办”而展开，集中回顾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举措。并称这些让中国走在“正确方向、正确道路”上的措施，正是始于习近平当选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重要历史时刻”。

人们注意到：专题片在回顾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深化改革举措及成就时，并未提及习近平之前的两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与胡锦涛，而是将“习核心”的治国理政与邓小平时代结为直接的承袭关系。如果说，在正式的中共党史中，“毛邓习”三人间断代传承关系还未成为既成事实的话，但在官方话语中这已经是呼之欲出的最强音。

众所周知：江泽民十年为自己争得的地位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胡锦涛十年中未能获得更高领导地位的认定，只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而在塑造自己领袖形象上，执政还不到5年的习近平的目的性更强。

中国内外舆论曾经热议过所谓的“习近平思想”。2017年年初，来自中国军方的两名学者在英国伦敦高调出版新作《习近平思想》，香港一些媒体也放风“习近平思想”将在十九大写入中共党章。但也有人怀疑提出“习近平思想”是否时机成熟？是否有揠苗助长之嫌。因为毛泽东思想曾经过40年的孕育、邓小平理论曾经过13年的发展，而习近平执政还不到5年。

就在这个争论还没共识之时，“习近平主义”又已经出笼，而且并不是笑谈。中国网络7月17日流传的照片显示：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内部讲课将习近平的理论体系描述为“习近平主义”。照片还显示，“习近平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个中国梦”的举旗凝力；两大布局引领世界新时代；三个转变重构世界新格局；四个全面再塑中国新面貌；五大理念重构人类新形态。而国家行政学院是中国国务院直属正部级机构，是培训中高级官员的学府，是公共行政等领域理论研究的重要机构。

新华社本周较早时发布一篇回顾习近平军改成绩的文章，三次直接用“最高统帅”来称呼习近平，形容习近平是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人民军队最高统帅，指最高统帅的战略抱负和政治决心，是军队改革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军内，还对习近平惟命是从的“三个一切”和“三个凡是”，成为中国大陆习近平崇拜的典范。

“三个一切”是：“一切重大事项由习主席决定、一切工作对习主席负责、一切行动听习主席指挥。”

“三个凡是”则是：“凡是习主席提倡的坚决响应，凡是习主席决定的坚决执行，凡是习主席禁止的坚决不做。”

早在2013年，多维新闻就曾发文指出：“习近平踌躇满志，显然有意将自己的形象塑造成为继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之后，在实现中国民族复兴之路上另一个标杆性的人物。”如今，同一媒体再次评论：央视在十九大前推出政治意味浓厚的专题片，基本可以看做是中共官方对于“毛邓习断代”的确认。随着这部政论专题片的推出，有大陆智库学者又赋予习近平新的称谓“中国第三位具有总设计师属性的一位政治家”。这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是集中国革命与建设探索者为一体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现代化中国之路进入改革开放阶段的总设计师，习近平则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总设计师。”

大陆官媒曾于2014年将习近平称为中国改革之路的“新设计师”，以此将其与邓小平相提并论。而将习近平与邓小平同称为“总设计师”的说法还是第一次出现。从“新”到“总”，中共理论军师们的智慧可说是无穷无尽的，他们终于将习近平的历史地位提升到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相同的高度。这之后，他们还将推出“习近平时代”的说法，以奠定习近平的国际地位。

谢选骏指出：多维新闻显然自相矛盾：“习近平踌躇满志，显然有意将自己的形象塑造成为继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毛泽，在实现中国民族复兴之路上另一个标杆性的人物。”如果习近平自称主义，就要拿出和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不同的东西来。因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个人里，只有一个主义，那就是三民主义，而且还不是以个人命名的。毛泽东、邓小平不敢超出马列主义的范围，所以只敢递减自称“思想”、“理论”。习近平敢于自称主义，就会拿出超过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东西，那就是帮助中国脱离孙中山引进、毛泽东、邓小平遵循的马列主义。否则，岂不是头重脚轻的闹剧？最终就像袁世凯的称帝？没有听过一句老话吗？“皇冠是沉重的。”皇帝的脖子必须足够坚硬。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二十七

外行的人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恒量，其实不然。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变量。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了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周期和差异，而且各有其盛衰兴亡。中国传统文化绝非“超稳定结构”，即使在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秦两汉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元明清，也绝非死水一潭，而是一个“文明没落”的逐渐衰竭的过程。外内行的人以为“共产主义”是一个解放，所以才会说出“互联网共产主义”这样无厘头的话语。其实不然，因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奴役，只有“互联网”才是一个解放。如果真有“互联网共产主义”，那么它所通向的，则不仅是奴役，而是死亡，是小说《1984》的国家恐怖主义。

《任志强你可知道：习近平时代是在互联网共产主义的入口处》（2016-3-5李肃）说：

任志强语出惊人，认为：“文革让我知道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再革命，而没有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被骗了十几年。”并与团中央和环球时报发生了重大争论。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追求，就如同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习近平思想之本的重要内容，竟然在这场争论中被网上一边倒，执政党的高官、名流、精英和8000万名共产党员几乎是集体失语。

论坛纪要：

《习近平时代是在互联网共产主义的入口处》

2014年12月12日，我在第2期当代智库论坛上发表了《习近平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讲演，从传统文化问题入手，阐述了我们对习近平思想的理解，引来的许多批评。2015年8月30日，此文编辑出版为当代智库论坛丛书第二集，主义与问题的争论更加明朗。

短短半个多月后，任志强就语出惊人，认为：“文革让我知道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再革命，而没有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被骗了十几年。”并与团中央和环球时报发生了重大争论。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追求，就如同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习近平思想之本的重要内容，竟然在这场争论中被网上一边倒，执政党的高官、名流、精英和8000万名共产党员几乎是集体失语。而后，我们看到了习近平的重要讲话，旗帜鲜明：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我们作为一个全面挺习的民间智库，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在一万多人的40多个微信群中广泛对话，与左中右派深入论争，包括与海外民运为主导的微信群里激烈辩论，形成了全新的研究思路。

1、共产主义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互联网革命

2、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事业由中国接班

3、共产主义未来：习近平思想的思想理论体系？

2015年12月3日，87期当代智库论坛在京举办。下面，是和君创业咨询集团创始人，当代智库论坛联席主席李肃在本次论坛上的发言提要：

一、共产主义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互联网革命

1、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研究什么？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依此研究互联网时代，其技术革命的物质力量不可估量。

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依此研究互联网革命，其信息革命的时代意义创造历史。

劳动价值论与经济危机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今天的互联网革命理论，就是在研究智力劳动的地位变化，研究资本从过剩到弱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内容。今天的互联网革命理论，就是在研究云端管理与社群自治的发展规律，探索自由人联合体的信息化运营模式。

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民族学的追求。互联网革命理论，就是在研究互联网对信息全球化、商业全球化、生活全球化，以及整个社会走向大同的变革模式。

结论：今天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环环相扣并自成一体，并对互联网革命的理论研究，具有全方位的指导意义。

2、共产主义的基础：互联网革命是共产主义的福音

最近，习近平主席提出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到底什么是互联网革命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进行综合分析，有五大特征不能忽视。

一是互联网的大数据时代，形成了信息对称的计划经济之势。

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互联网革命就是解决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盲目性，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把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带向大数据支撑的计划经济。

二是互联网的个性化时代，形成了供求统一的智力劳动之道。

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互联网革命就是提高管理智力劳动、技术智力劳动和理财智力劳动的地位，推动创新创业并建立智力劳动主导的体制结构，把人类社会的经济价值带向个性化对位的劳动价值。

三是互联网的高信用时代，形成了金融创新的消灭资本之法。

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互联网革命就是创造互联网货币的新金融，为有需求和高信用劳动者提供无息的网络货币支持，把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营带向无资本利得的按劳分配。

四是互联网的社群化时代，形成了生产生活的自由交往之术。

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互联网革命就是消除资本奴役以后的智力劳动将变成人的第一需要，伴随消灭阶级与消灭国家的进程，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组织带向社群化流动的自治组织。

五是互联网的自由人时代，形成了物质丰富的按需分配之力。

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互联网就是消灭私有制并完全改变家庭的形态与概念，实行完整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管理带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按需分配。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近百年实践发生了偏差，列宁与斯大林在落后的俄国发动了一国的工农革命，而且用国家强力建立了人为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发生了重大的异化。于是，暴力革命的理论和阶级专政的理论，强制剥夺而来的公有制和缺少科学依据的计划经济，共产国际的强加于人的政治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分工的经济，都成为后马克思时代的争论焦点，被世界各国所诟病，以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内容和科学方法，反而被淡化、被忽略，甚至被淹没了。

结论：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互联网革命，一切理论误区与实践偏离都被破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世价值观将在这里得到系统全面的揭示。

3、共产主义的杠杆：习近平新政到底怎样践行？

五中全会提出了重要的五大发展观，对我们践行共产主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因为：

一是共产主义的技术支撑：创新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信息技术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

二是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协调发展观的社会基石是消灭三大差别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三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方式：绿色发展观的技术基因是信息社会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四是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开放发展观的外交基线是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民族观理论。

五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共享发展观的经济基点是社会价值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结论：习近平作为一个红色基因浓厚的红二代，通晓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在十八大的执政起点就鲜明地提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基于互联网革命的历史契机，开始推动中国执政党重建信仰，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并制定了践行共产主义的五大发展观。

二、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事业由中国接班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列宁开始一分为三：第二国际就是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用选举手段轮流执政，推动了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改良运动；第三国际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经历了大萧条时期的革命、二战时期的反法西斯联盟和战后的东西方冷战，到苏联解体全面衰落；第三支是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自强，今天又开始了习近平红二代的接力。

1、共产主义的影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改良理论

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是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转折点，苏联独善其身于这场危机之外，并靠政府力量实行高速发展的计划经济，给了西方世界以极大的刺激，一场以否定原教旨自由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改良运动持续80多年，在三轮改革中广泛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创新了三大经济理论，建立了改良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因为消灭了贫困和造就了众多的中产阶级而进入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

第一轮，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理论，……

第二轮，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运用了供给学派的理论，……

第三轮，1987年的美国股灾，格林斯潘用空发货币的刺激政策力挽狂澜，使货币主义理论在美国深入人心，……

除了上述宏观调控手段的探索，国有经济的发展也各有现代化的模式创新：……

结论：西方发达国家的80年探索与三大经济理论，都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而是吸收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改良。

2、共产主义的误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争论什么？

斯大林的计划经济和暴力专制是60年前的社会主义，1956年，苏联的赫鲁晓夫开始批判斯大林的个人专权，中苏之间产生了两种反省斯大林主义的思路:

一派以苏联的赫鲁晓夫为代表，认为应该把共产党变成全民党，并坚持党权，主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竞争；

另一派以中国的毛泽东为代表，崇尚大民主式的继续革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建设，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这场理论与实践的分歧，可以从以下三轮较量中得到体现。

波兰事件是中苏第一轮较量。……

毛泽东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是中苏第二轮较量。……

第三轮较量发生在中苏公开大论战之后，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了苏修的中国党内代理人。……

结论：斯大林的暴政专权是苏联特定时期的产物，后来苏联的赫鲁晓夫与中国的刘少奇，都基于批判斯大林而主张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推动执政党向全民党转变，逐渐缓和阶级冲突，包括在国际关系中和平共处与和平竞争。但是，毛泽东则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理论去发动一场革斯大林党权专政命的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

3、共产主义的接力：苏联解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赫鲁晓夫之后，苏联没有产生过真有信仰的共产党领袖：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有板有眼的官僚，认真地维护着苏联超级大国的世界利益；安德罗波夫是克格勃出身，他与契尔年科都短命而无为；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一个主张“新思维”的自由派推改革，碰上了另一个更彻底的“颠覆派”，坚定不移要解散苏联并推翻共产党。

1970年之后，中苏的意识形态之争转化为地缘政治冲突，毛泽东在两霸之间纵横，并完善了三个世界的重要理论，被全球的友好小国抬进了联合国，代表第三世界出任常任理事国。

到了邓小平时代，清算文革动乱没有回到赫鲁晓夫，中苏没有重新联手去共同解放全人类，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全球战略，联美反苏和改革开放，目睹了叶利钦的全胜，也看到了国际共产主义的领袖大国轰然倒塌，中国的韬光养晦之策应运而生。

今天，中国强大了，苏联解体了，美国衰退了，新兴国家发展了，……，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胜利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路线成功了，红二代的习近平怎么会割裂历史，怎么能推倒共产党的一切重起炉灶。

因此，习近平提出两个30年不能割裂历史，习近平新政在传承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志向、贯通刘少奇的和平共处方向和坚持邓小平的基本原则导向，习近平时代开始重回有所作为的共产主义之路。

结论：中国的共产主义接力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绝不是羊头狗肉的政治策略。

三、共产主义未来：习近平思想的思想理论体系？

1、共产主义的机遇：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在冲突什么？

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结束，是从1990年苏联解体开始。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失败，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坚持，改用了韬光养晦的策论，从1992年到2012年，我们的三代领导人用三种理论与策略韬光养晦，各有成败得失。

今天我们迎来了习近平时代，整个世界发生了四个重大的变化，对我们重开主义问题的讨论至关重要：

一是全球新兴国家的迅速发展，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长期高福利形成的利益诉求，因民粹主义的民主在逆势而行，障碍国家的合理决策，阻碍社会的不断进步。

二是西方国家输出的颜色革命并不成功，二元经济国家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对立，使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深不可测，并因为无序民主而越陷越深。

三是美国领导的反恐，打破了伊斯兰教派的平衡，不仅引发了中东地区的动荡，而且触发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尖锐对立，恐怖主义越反越恐。

四是习近平新政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走出韬光养晦开始有所作为，并因为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提出，在APEC大会和亚投行创办中得到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

于是，全球的目光投向中国，人们在评判这场中国的复兴大业，到底是法西斯主义的黄祸霸权，还是丝绸之路的文化复兴，中国还有没有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胸怀，还要不要追求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这些疑问，已经成为国人与世界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

2、共产主义的传承：习近平思想的信仰在主张什么？

十八大以来，我们智库力挺习近平新政，继习近平经济学的研究之后，又开展了习近平思想的研究，从“新马克思主义之本”、“中国传统文化之体”、“民主法制之用”的三位一体入手，搞清了上述争论的理论创新逻辑。即：

为什么法治之术为用：个人行为的自由与约束，组织行为的权力与义务，社会行为的民主与集中，是有着极大伸缩空间的法治技术问题，在立法与执法上都会有大量尺度争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的终极目标追求是解放全人类，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消灭阶级、消灭政党、消灭国家，习近平新政从来没有否认民主与自由的方向，但具体的立法执法尺度却需要具体讨论。……

为什么文化之道为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之道，并因此而形成民族性的文化共识，用以指导立法与执法的尺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充分认同特色文化，认为各民族应该自己独立解决自身的文化冲突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百家争鸣，儒家思想一直占居主导地位，纵横家的个人功利主义方法始终被全面打压，这是有其东方文化原因的。……

为什么价值之理为本：统治阶级及其执政党总有自己的价值观，并依此形成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因互联网革命而找到了共产主义的实现基础，其价值之理构成社会发展的方向之本。……

结论：习近平思想的最大看点，是红色马克思主义能不能与互联网革命接轨，并支撑共产主义理想；黄色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向互联网革命进化，并引领世界人文关系走向；蓝色法治能不能与传统文化中变法图强的法家思想融合，并变为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为绿色，而且是适应互联网革命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规则。由此认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思想正在创造中国版的普世价值观。

3、共产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怎样适应互联网？

在顺应互联网时代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有天然的优势，可以由此探索。以出世哲学为特征的佛教文化，从印度传入中国后被五道哲学同化，可以解决互联网时代人际关系的各种问题：

道家哲学与佛教的融合点是机缘观，可以用大数据加以准确判断，人类的顺势而为成为必然；

儒家思想与佛教的融合点是境界观，因信息透明化和劳动个性化，使君子范围无限扩大并趋向全民；

法家理论与佛教的融合点是圆融观，成为社群关系的基本准则，不圆的人被自然排斥，不融的人被动跟随；

墨家方法与佛教的融合点是传承观，找到了最准确的信息复制方式，知识和规则的传承方

法发生巨变；

纵横家运筹与佛教的融合点是普渡观，因眼球经济而成为全民共识，人们的权力利益与责任义务高度融合。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五道基因对外来佛教的包容同化，释放出了五道同汇的佛家文化的能量，从中可以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互联网价值，并依此指导中国文化的互联网创新。

谢选骏指出：外行的人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恒量，其实不然。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变量。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了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周期和差异，而且各有其盛衰兴亡。中国传统文化绝非“超稳定结构”，即使在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秦两汉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元明清，也绝非死水一潭，而是一个“文明没落”的逐渐衰竭的过程。外内行的人以为“共产主义”是一个解放，所以才会说出“互联网共产主义”这样无厘头的话语。其实不然，因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奴役，只有“互联网”才是一个解放。如果真有“互联网共产主义”，那么它所通向的，则不仅是奴役，而是死亡，是小说《1984》的国家恐怖主义。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二十八

李肃智库论道《习近平新政、习近平时代、习近平主义与新一轮的中国盛世》在2015年东北企业家论坛上的讲演说：

去年的今天，到东北企业家论坛演讲，我主要是讲经济下行是假象，刺激政策要强化，中国需要新的20万亿新刺激政策，需要马歇尔计划，需要万点股市，……。一年过去了，中国在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的论坛让我来谈我们当代智库论坛的一个重要话题：习近平新政、习近平时代与习近平主义。这个题目很难讲，因为在国内没有客观坐标，左派与右派、官员与百姓、50后以90后、……，人们在不同的利益惯性里思维，很难找到同坐标的讨论平台。

但是，走入国际社会，人们在用全球眼光看中国，站在客观角度看习近平，我们很容易找到共通的认识方法，而且在国际化视野上交流和争论。下面，讲三个实例与大家分享。

1、何为习近平新政？2015年4月9日，我在意大利使馆的米兰世博会新闻发布会上发表演讲，从习近平新政的五行国策突出和十大国力提升入手，讲中国与全球的互动发展，讲丝绸之路基金与亚投行创办的标志性意义，预测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带动作用，在场的外交官为之震动。而后，我们分析了丝绸之路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路，三轮盛世的中意关系：

中国的第一次盛世是在汉唐时期，那时的世界是两大帝国并立，欧洲是东罗马帝国的天下，一直打到西亚。亚洲的强国是大汉王朝与大唐王朝，东亚与南亚都臣服中国。这时的中国与意大利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匈奴。从班超到张骞，出西域的重要目的是与东罗马修好，共同打击匈奴。中国鼎盛期的外交文化一贯是远交近攻，就是由于中国周边都是游牧部落，而中国作为农耕文化的现代文明总是被周边的游牧蛮夷抢夺，为了与匈奴作战，西方永远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中国的第二次盛世是在元明清三代，那时的欧洲正从分割分裂的宗教黑暗，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这时的意大利一直是欧洲的中心，既是黑暗教皇的统治中心，又是欧洲文艺复兴的进步旗帜，在世界上举足轻重。那时的中国更为强盛，一个国家的GDP占世界的60%以上，而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在印度洋所到之处没有敌手。那时的丝绸之路，是意大利为源头，欧洲了解了东方，认识了中国，这就是人们熟知的马可波罗、利玛窦、……，他们将中国文明介绍给世人。意大利是文艺复兴运动的诞生地，中国儒家文化的人本主义是对中世纪宗教黑暗的否定，中国与意大利的关系是建立在欣赏与崇尚的基础上，并成为丝绸之路的巨大推动力，激发了欧洲人的东方淘金热。

中国的第三盛世将在习近平时代。不避讳的说，在近30年，中国与意大利的关系逐渐淡远，意大利在经济技术上不在中国的主流贸易伙伴之列，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相比明显处于边缘地带。目前，中欧关系的中心在德国，最近，我们在给德国帕西姆机场做顾问，想在那里建立一个8平方公里的自由贸易区，以德国为中心辐射全欧洲。

但是，丝绸之路复兴计划推出之后，人们的注意焦点转向意大利，中国人不仅在历史回忆中热爱意大利，而且在意大利总理的最近访华中听到了丝绸之路的号角。这次参与米兰世博会的活动运筹，我全面加深了对意大利的了解，此次米兰FSHOW的总设计师Glanfranco对我启发很大，在他眼里，德国是乏味的国家，是欧洲硬实力的代表，而意大利则丰富多彩的国家，是欧洲软实力的代表。中国的前30年在奔波硬件，而伟大的丝绸之路复兴则一定要软硬结合。

因此，中国意大利丝绸之路的复兴，不能局限于两国关系来思考，我们要在第三次丝绸之路合作中，再次为世界做出示范，使中国意大利的丝绸之路复兴大业，成为中国与欧洲，中国与非洲，中国与世界丝绸之路的助推器。我的演讲取得巨大成功，反响十分热烈。

2、何为习近平时代？2014年12月22日，泰国曼谷召开中泰经济20年与克拉运河论坛，当时，APEC大会刚刚结束，预热未消。与会的泰国精英都在比对中国讲运河，军政府的高管大骂泰国的民主体制，赞颂习近平时代的强势政治；著名教授大谈习近平的丝绸之路，大声疾呼泰国不要错过克拉运河机会；一位将军更为激进，大讲世界进入多极，美国时代已经结束，未来的亚洲一定要以中泰战略合作为轴心。

面对泰国精英的一边倒认知，我在会上讲了中国企业财团开发克拉运河的大计划，认为中国资本、中国经验与中国企业聚集转移运河自由区，将会在克拉运河区创造丝绸之路复兴的新敦煌，历史上的敦煌城融汇东西方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曾经超越长安。因此，习近平时代的全球经济机会在流动，在交融，在重组，中国在引领这一变化的走向。

我的演讲被十几次掌声打断，最后那次真的可以用经久不息形容。

3、何为习近平主义？2015年2月3日，我们在北京组织了第三次中美大国关系战略研讨会，与美国高端智库进行了深入的对话。在我们看来：

中美关系的冲突点在东海与南海，美国借口盟国利益而与中国对抗，其盟国基础会不断弱化，面对中国4万亿美元的丝绸之路投资，冲突各国面临利益选择，时间和实力在中国一边；

中美关系的选择点的主动权在中国，俄罗斯与ISIS是美国的恒定的敌人，而中国则有巨大的选择空间，美国一意孤行走入对抗前台，将是美国的灾难；

中美关系的合作点则十分广泛，朝核问题与克拉运河应该成为战略合作的起步点，开始中美共治世界的探索。

我们认为，习近平时代不是短暂的5年10年，而会延展到20年甚至30年，习近平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逐步统一中国民心，而且可以推动中美关系和而不同，美国不该与中国对抗，应该容许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充当冲突调和者的角色，用中国的和文化再造世界新秩序。

我们的讲演振聋发聩，导致美方马上推动召开了更高层次的论坛，并在旧金山再开了第四次交流会，成果显著。

这三次交流归结为一点，就是国际社会和国际精英，对习近平新政、习近平时代和习近平主义的认同，大大高于国内。

习近平新政、习近平时代、习近平主义如何改变着中国的未来走向，我们在2014年8月2日，发了一篇引起极大争论的讲话，题为《中国正在走向何方：习近平政治理念、外交策略、法制思想、文化追求和经济政策评述》，今天的主题还是以当时的观点为主线，并将那两篇争论文章附录于后。

我们智库一直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分析一个事物强势、修道、明法、精术与发力的五道系统，下面依次研究习近平新政、习近平时代与习近平主义的五观系统。

一、政治观立威。敢于担当的习近平三权递进：权力集中、权势反腐与权威治国，用道家哲学的顺势而为，把中国领进了‘’政治有主时代‘’。

中国近20年的政治结构发生过三次变迁：

江泽民有权势但分权力，政治权威因缺少宏大政治纲领而没有建立，其政治观被全社会解读为争权重势而少内容；

胡锦涛没权力更缺权势，政治权威因弱势无为而难以建立，其政治观被全社会解读为让权避势而求太平；

习近平个人的第一特质是敢于担当，这于他的红二代出身、毛泽东领袖气度楷模和30年党内派别林立的无序体验直接相关。这一个性与特定的政治环境相遇，推动中国***开始了一个结束无主民主的时代，在习近平新政的领导下，三步跨越，靠底气而势不可挡。

因此，习近平主义的政治观就是结束无为政治时代，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从轻易集中新政权力，到全力强化反腐权势，最终实现法治权威治国，有底气的习近平表现出敢于担当的个人特质，势不可挡。

二、思想观立德。追求信仰的习近平三位一体：价值观之本、文化源之体与治国术之用，依儒家的礼义归心，把中国引进了‘’社会趋同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是以全民崇尚蓝色文明为主线，意识形态与国民意识以不争论为原则，个人主义为本的价值观和文化观主宰了整个社会。

习近平主义的思想观是在结束“主义虚无”与“文化断裂”，从红二代继承***的红色江山，到再造绿色生长的马克思主义，进而复兴黄色积淀的中国文化，三色并用。

第一、继承***的红色江山是指习近平开局高打三个自信。

习近平新政的理论自信，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红色信仰；

习近平新政的制度自信，是要坚持***领导的红色江山；

习近平新政的道路自信，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红色法治。

上述三个自信，形成了习近平主义的红色能量。

第二、再造绿色生长的马克思主义是指习近平结束了不争论的主义虚无时代。

王伟光的阶级斗争论引起了全社会的轩然大波，并引发了多层次的思想对立，结束了不争论主义思想混乱时代。

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可以用消灭阶级、消灭政党、消灭国家以及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包容个人自由与人权民主的儿科价值追求。

互联网革命的物质力量，在丰富和支撑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绿色生长。

上述三个支点，形成了习近平主义的绿色能量。

第三、复兴黄色积淀的中国文化是指横纵优化和双重进化中国传统文化。

横向优化诸子百家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

纵向优化儒家文化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

现代思想进化与信息时代进化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关键。

上述三个层次，形成了习近平主义的黄色能量。

习近平个人的第四特质是追求信仰，红二代的红色理论继承、知青岁月的马克思主义熏陶、中国文化的研究偏好，以及自身经历中对西方价值观从一片蓝色走向危机灰色的直观感受，推动中国思想理论界结束了姓社姓资不争论的时代，在习近平新政的领导下，三色融合，靠底蕴而日趋完善。

因此，习近平主义的思想观是“本”、“体”、“用”的三位一体，新马克思主义为本三个自信，中国传统文化为体礼义归心，严格依法治国为用规范行为，有底蕴的习近平表现出

三、法治观立信。刚柔并济的习近平三维互动：变革权势、变法权责与变局权术，靠法家的依法治国，把中国推进了‘’秩序再造时代‘’。

毛泽东时代崇尚暴力革命而轻视依法治国，在国内搞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在国际支持各国***武装夺取政权。

邓小平时代放弃武力并进行百万大裁军，主张依法治国但又没有执行到位。

江泽民时代的法治既要为政治权力服务，又要为经济发展服务，开始趋向人治。但在发展军力与重视武力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

锦涛时代推崇和谐发展，在内外都缺少霸气。这时的国际国内关系日益复杂，胡的柔弱导致中国的国家暴力与法治建设双重缺失，内政与外交都趋于无主状态。

习近平个人的第三大特质是刚柔并济，长期受压的青少年时代和第一份职业的秘书经历，都使其外在柔性似水，而长期磨难的心理素质和一路从政的一把手经历，都使其内心刚强似铁，推动中国改革进入法治轨道，在习近平新政的领导下依法制国，靠底线而有条不紊。

因此，习近平主义的法治观是两手并重，既要有武力基础做后盾，又要依法治国建秩序。于是，强力惩治网络大V在前，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在后，两手并用在解决香港占中大获全胜。有底线的习近平表现出了刚柔并济的个人特质，在以下三个支点上齐头并进，从容不迫。

四、经济观立国。与时俱进的习近平三论超越：凯恩斯主义、新供给学派与货币主义，尊墨家的兼爱用贤，把中国拉进了“有为政府时代”。

十八大前后，中国经济形势、经济政策与经济理论都在变动之中，进入2013年以后，经济开始下滑，习近平新政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问题，人们的理解天壤之别，即，一是否定改革开放历史，认定4万亿刺激政策是对历史错误的加码放大，新常态重新调整结构的本质是清理扭曲发展带来的恶果，因此，应该欢迎下滑与衰退的现实，在经济收缩中水落石出并重组整合中国经济。这是绝对的悲观派思维，以郎咸平为代表，是在借路新常态传播他们的中国经济崩溃论。

二是否定传统经济根基，认准中国传统经济是互联网革命的对象，新常态重新调整结构的本质是找到新经济的全新增长点，因此，只能承受下滑与衰退的现实，在推动经济转型中消化传统经济衰落的难题。这是极端的颠覆派思想。

三是否定经济衰退本身，认为中国经济处于继续的上升期，4万亿刺激政策只是开了一个有得有失的小头，新常态重新调整结构的本质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并找到再造中国经济的结构点，因此，必须解决下滑与衰退的问题，等待新的时机进行更准确、更广泛、更强健的经济刺激并完成再造中国经济的重任。这是彻底的再造派思路。

习近平个人的第五特质是与时俱进，高岗悲剧与家庭起伏的教训在前，逆境中打拼中国官场的历炼在后，都使其具备了不断调整的能力，由此推动中国的经济不断调整，靠底牌而蓄势待发。

因此，习近平主义的发展观是反对看衰中国前景的，其新常态理论的政策投入以丝绸之路复兴计划为起点，其五行国策的推出与十大国力的提升，就是在探索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就是要在建立有效市场的基础上，再造有为政府。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底牌的习近平表现出了不断调整的个人特质，与时俱进。

五、天下观立志。梦想复兴的习近平的三策并用：恩惠友邦、震慑小鬼与平衡大国，按纵横家的合纵连横，把中国带进“民族复兴时代。

毛泽东的天下观三个阶段，先是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后是国际共运与世界革命，最后是三个世界与穷国反霸，他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的外交家，还是一个不断突破困境又不断取得惊人成就的外交伟人。

邓小平的天下观三个特征，一是打开国门与两次开放，二是主权至上与收回港澳，三是韬光养晦与独善其身，他是一个完全现实主义的外交家，还是一个在两霸之间周旋又敢于承受全球孤立的外交强人。

江朱在西方制裁的逆境中求存，胡温在全球危机的幸运中获益，他们都在被动地韬光养晦，没有成型的天下观。

习近平个人的第二特质是集志存高远与脚踏实地于一身，毛的浪漫主义聚焦到他的中国梦、亚太梦与世界梦并更为理性，邓的现实主义表现在他求真务实、不动声色与绵里藏针的外交风格，这种兼具外交伟人与外交强人的混合秉性，使他靠底数运筹帷幄，最终将三大外交之梦变为现实。

因此，习近平主义的天下观是从结束韬光养晦入手，其目标同样有三，一是恩惠友邦中求全球经济互动发展，二是震慑小鬼中再造中国国威，三是平衡大国中重建世界秩序，有底数的习近平表现出志存高远的个人特质，纵横天下。

谢选骏指出：习近平新政、习近平时代、习近平主义等，如果不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最为彻底的决裂”，则其不过还是“共产国际”，而非“中国盛世”。在“神汉建国”的研究中，我一再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神汉建国如果不能向“中国正统”回归，则无以为继。例如，秦末的陈胜吴广不能实现“从神汉建国向中国正统的回归”，所以失败了。【1】而刘邦则完成了这一回归，自称天子，所以就成功了。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不能实现“从神汉建国向中国正统的回归”，失败之后导致军阀割据、五胡乱华。

再如，元末的明教起义不能实现“从神汉建国向中国正统的回归”，所以失败了。而重八朱元璋则完成了这一回归，自称天子而不是弥勒，杂交“明王出世”与“弥勒降生”，所以就成功了。清末的太平军不能实现“从神汉建国向中国正统的回归”，失败之后导致军阀割据、八国乱华。

无独有偶，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和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都不走“神汉建国”的路线，说明其世俗文明的潜力依然强大。

【1】项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楚霸王”，因此无法填补周天子和秦始皇留下的巨大真空，所以也是不行的。而且他也缺乏“神汉建国”的宗教动员力。只有军阀建国的一翼而无神汉建国的一翼，则无法展现“比翼双飞”建国能力。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二十九

《加紧扩权:习近平欲寻第三任期？》（2017年7月20日美国之音斯洋）说：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19大）今年10月或11月召开。分析人士指出，在19大召开前的日子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采取的各种行动，包括扫除政敌，布局亲信、不宣布隔代接班人到通过舆论宣传造势等等，都显示，他有可能会谋求第三个任期。

进一步扫除前朝政敌

中国官方媒体7月15日报导，中共政治局委员孙政才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留下的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遗缺，由原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的孙志刚接任。

官方虽然仍称孙政才为“同志”，但没有表明对他“另有任用”。他也没有出席交接会。一度被视为中共“第六代”接班人的孙政才如此被免职，令外界惊呼中共政坛出现“大地震”。

美国丹佛大学中美关系中心主任赵穗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孙政才这个时候被免职，应该是习近平为19大布局扫清障碍。

他说：“孙政才作为前朝所放下的接班人的人选之一，显然对于习近平人事布局是一个障碍。在19大之前，为了把他的人事布局安排好，孙政才这样的前朝人士就要让路。”

孙政才被认为是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和前总理温家宝的人。也有人说，他是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人。2012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落马后，孙政才接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在重庆主政期间，应该并没有完全按照习近平的旨意办事。今年2月，中纪委在视察重庆后发出档，指出重庆市委没有能“肃清薄、王（薄熙来、王立军）遗毒”。

赵穗生说，现在值得关注的是团派指定的另一位接班人胡春华的去向。孙政才与胡春华都在2012年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是中共25人决策小组中最年轻的两位。外界推测19大时，这两人应该都会进入7人常委的最高核心小组名单，最终于2022年接任习近平和李克强。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锐生（Steve Tsang）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孙政才被免职应该是习近平直接授意，习近平希望通过孙政才事件警告党内不合作的声音。

他说：“习近平把他拿下来，是放出一个很明显的讯号。党内的同志们，你们好好跟我合作，19大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大家都好。要不然的话，今天是孙政才，明天还有没有别的人呢？”

至于孙政才目前的状态，官方到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说法。路透社的报导说，孙政才涉“严重违纪”，“违反了政治纪律”以及犯了“政治错误”。最新的报导说，孙政才的秘书和司机也被带走调查。

“之江新军”之陈敏尔崛起

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以来，为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将来自浙江、福建、上海和清华大学的旧部，安排到了经济、宣传、人事、安全等部门的重要位置上。这些人被视为习近平的“嫡系”团队，被外界称为“之江新军”。接任孙政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陈敏尔就是“之江新军”中的一员。

丹佛大学的赵穗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次人事布局，让陈敏尔接替孙政才主政重庆，显然是习近平在19大前人事安排的重要一步，因为陈敏尔很明显是习近平的人，对习近平非常忠心。进入重庆后，他就完全取代了孙政才的位置，他就可以进入19大政治局，进入权力核心，所以习近平的政治安排中就完成了一步。”

陈敏尔上任之初就展示了对习近平的忠诚。他7月15日在重庆市领导干部会议上表示，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要求，时时事事处处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清除“薄王”案件的恶劣影响。

“之江新军”源自《浙江日报》2003年2月至2007年3月在头版推出的特色专栏“之江新语”。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常在这一专栏上发表文章，阐述政见。当时在习近平手下工作的一批浙江干部，如黄坤明、夏宝龙、李强、巴音朝鲁、陈敏尔、蔡奇、钟绍军、舒国增、楼阳生、应勇、陈德荣等，均是《之江新语》的第一批支持者。后来，随着习近平主政中央，他们中的许多人受到了提拔重用，被媒体称为“之江新军。”

“之江新军”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今年5月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蔡奇。还不是中央候补委员的蔡奇出任按惯例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北京市委书记，被形容为直升机式的晋升。他也是习近平早年于福建、浙江任职时的旧识。

还没有指定隔代接班人

除了为19大布局外，习近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按照邓小平去世以来中共的传统指定隔代接班人。外界认为，这显示习近平可能会继续寻求第三个任期。

按照传统，15大指定的接班人是胡锦涛和温家宝，17大指定的接班人是习近平和李克强。英国伦敦大学的曾锐生说，如果在19大前夕，还没有听说谁将会被指定为隔代接班人，这只能表示习近平可能在20大（2022年）后自己继续掌权。

他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听到第六代领导人是谁。没听到，是因为没有公开，没有公开是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就人选达成共识；也有可能是习近平根本就不想指定第六代领导人。”

他说，一旦19大的人事布局按习近平的意愿完成，20大时习近平是否留任应该就完全由他自己说了算。

王岐山为习近平背书

官方宣布孙政才被免职后两天，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署名文章“巡视是党内监督战略性制度安排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监督优势”。文章特别强调2012年18大以来，中共所取得的成就是通过习近平坚持强有力的领导才达到的。

曾锐生认为，这等于是王岐山为习近平寻求第三任期背书。

他说：“王岐山一直以来都是低调行事，他在干不在说。但是在孙政才被免职后，就有王岐山的长文章，特别明显地强调习近平的贡献。文章没有提到胡锦涛和江泽民。实际上是说习近平对中国的贡献比他的两位前任都大，我想应该是为习近平背书吧。”

央视政论电视片强调习近平对邓小平的继承

美国丹佛大学的赵穗生说，除了没有宣布接班人外，也有其它迹象显示，习近平是想继续第三任期的。

他说：“他现在正处于要做事情的高峰期，你看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的政论片，这个政治领袖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直接跨越到习近平。因此，他要做的事情是和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完全一样的，显然10年是不够的，所以他现在所做的事情都表明，只要他做的到，他一定会继续。”赵穗生提到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7月17日播出的大型10集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电视片的第一集《时代之问》直接强调了习近平与邓小平的传承关系。习近平上任之初就沿着邓小平脚步进行“南巡2.0”、讲出“新开拓”。

已经播出的专题片的第一集和第二集的主要内容都是在回顾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府所做的各项深化改革的举措及成就。专题片并未提及习近平之前的两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与胡锦涛。赵穗生说，除此之外，在中共的其它宣传中，包括“习近平思想”的提出，都有意将习近平塑造成为一个“开创大时代”的领导人，是“继毛邓之后，甚至比毛邓还要重要的领导人。”所以，“仅仅10年是不够的”。

有最新的消息说，“习近平思想”现在已经演变成“习近平主义”。中国网络7月17日流传的照片显示，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内部讲课将习近平的理论体系描述为“习近平主义”。

谢选骏指出：人们都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不仅古今如此，而且中外同理。随着“寡头集体领导限任制”向“独裁个人领导终身制”的转化，“习近平思想”演变成“习近平主义”，不仅是中国国内的官方舆论，也成为美国之音的重点报道。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三十

《李肃：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习近平主义的普世价值》（和君创业咨询集团 微信公众号2015年11月6日）说：

前言

2015年10月28日，无锡市工商联与当代智库论坛共同举办73期论坛，和君创业咨询公司创始人、当代智库论坛联席主席李肃为工商联所属各商会与民营企业家主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习近平主义的普世价值》，内容如下：

概要：

引言 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五个台阶

我们为什么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研究习近平主义？为什么认定习近平新政在创造全新的普世价值？

和君创业咨询公司是中国创办最早的民间智库机构和民间咨询公司，五个发展时期五种文化色彩：

1986年开始的“兰德之梦”期，我们改革咨询的色调明显偏蓝，一切向西方的海洋文化看齐；

1992年开始的“二次产业”期，开始比较美日的东西方管理文化差异，研究欧洲与港台的两极管理文化，我们策划咨询的色调是多色的混合；

1995年开始的“三君联盟”期，中国企业国退民进，重组整合中到处是文化冲突，我们重组咨询的色调是运用红色革命文化；

1999年开始的“和君四杰”期，为了与国际大牌咨询公司竞争，我们管理咨询在全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管理咨询，其色调是中国龙的黄色；

2006年开始的“五道创新”期，我们五种咨询开始成熟，特别是2012年习近平新政时期，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红色理论之本与互联网革命结合，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黄色之体，以及西方依法治国与管理技术的蓝色之用，三位一体地研究习近平主义的绿色通途，力挺中国主导世界发展趋势的普世价值。

中国人对此的认知三个节点：2006年春节我在美国的讲演和回国后的反差，2011年我与张维迎的一场辩论与社会认同度，2015年亚投行到TPP、习近平访美到访英的变化，中国人日益自信，日趋强烈地在开始追求本土化的文化与价值。

一、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前提

1、习近平主义之本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何为新马克思主义？就是顺应互联网革命的大势发展马克思主义，摒弃文革的大民主动乱与专政性内斗，用消灭阶级、消灭国家与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目标超越西方的民主自由，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同世界建立在互联网革命的基础上。

2、习近平主义之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源

何为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紧紧围绕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而来，建立起了三维三力的研究体系：一是五道哲学相互异化的横坐标；二是儒家历史四次进化的纵坐标；三是佛教文化五道同化的三维标。

3、习近平主义之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术

何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术？执政党运用自己的执政地位立法与执法是天经地义的，法律从来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实现工具，由此决定了法治术是习近平主义之用，应该遵循宪法规定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

二、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维度

1、横坐标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和纵横家的五道文化相互吸收，形成了明显的哲学异化力，构成了中国人文关系的完整系统～顺势、修道、明法、精术和发力。

2、纵坐标儒家文化汉代、唐代、宋代和明代的四次演化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思想进化力，构成了中国文化输出东亚的特色基因～台湾内法外儒、韩国系统律令、新加坡驯化顺民和日本明治维新的知行合一。

3、立体坐标佛教进入中国后被中国五大哲学全面融合，形成了中华文明改造蛮夷的民族同化力，构成了佛教文化传播文明的五大支点～机缘把握、境界提升、圆融变革、规则传承和普渡世界。

三、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大价值

1、法家理论对习近平主义政治观的影响：从法家理论看习近平新政为什么集中权力？（见全文内容）

2、儒家思想对习近平主义天下观的影响：从儒家思想看什么是丝绸之路的外交文化？（见全文内容）

3、道家哲学对习近平主义思想观的影响：从道家哲学看习近平主义的价值观之“本”、文化源之“体”与法治术之“用”是什么关系？（见全文内容）

4、纵横家方略对习近平主义发展观的影响：从纵横家运筹看习近平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见全文内容）

5、墨家方法对习近平主义普世观的影响：从墨家方法看中国政府、中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家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智库修炼？（见全文内容）

正文内容李肃：《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习近平主义的普世价值》

很高兴在无锡为工商联领导、各商会负责人和各位企业家讲解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起点在无锡灵山大佛，中国佛教协会的赵朴初会长让我们理解了人间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的影响，推动我们聚焦五个佛教词汇，形成了道家与“机缘”、儒家与“境界”、法家与“圆融”、墨家与“传承”、纵横家与“普渡”五位一体的公司企业文化，并首开了研究五道哲学与五道文化的先河。

从2010年至今，我们在全球管理咨询大会上三次演讲中国管理文化与中国管理咨询，反响天壤之别：2010年约旦的大会上，我们主讲中国管理咨询的系统观，各国参会代表排斥明显；2014年首尔的大会上，我们主讲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管理咨询，各国参会代表高度关注；2015年荷兰的大会上，我们主讲丝绸之路复兴与中国管理文化，各国参会代表开始深入交流。

最近，我们当代智库的两次论坛十分成功，一次是在少林寺的两岸佛教论坛上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中国人间佛教的振兴》，另一次是在李嘉诚的长江国际商会上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中国企业家的领袖智慧》，今天，我把两次讲演融为一体并提升境界，从三个方面为大家讲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习近平主义的普世价值》。

一、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前提

二、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维度

三、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大价值

进入主题之前，我先想讲一讲我们为什么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研究习近平主义？为什么认定习近平新政在创造全新的普世价值？

引言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五个台阶

和君创业咨询公司是中国创办最早的民间智库机构和民间咨询公司，五个发展时期五种文化色彩：

1986年开始的“兰德之梦”期，我们改革咨询的色调明显偏蓝，一切向西方的海洋文化看齐；

1992年开始的“二次产业”期，开始比较美日的东西方管理文化差异，研究欧洲与港台的两极管理文化，我们策划咨询的色调是多色的混合；

1995年开始的“三君联盟”期，中国企业国退民进，重组整合中到处是文化冲突，我们重组咨询的色调是运用红色革命文化；

1999年开始的“和君四杰”期，为了与国际大牌咨询公司竞争，我们管理咨询在全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管理咨询，其色调是中国龙的黄色；

2006年开始的“五道创新”期，我们五种咨询开始成熟，特别是2012年习近平新政时期，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红色理论之本与互联网革命结合，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黄色之体，以及西方依法治国与管理技术的蓝色之用，三位一体地研究习近平主义的绿色通途，力挺中国主导世界发展趋势的普世价值。

中国人对此的认知三个节点：2006年春节我在美国的讲演和回国后的讲座反差巨大，2011年我与张维迎的一场辩论与社会认同明显偏于对方，2015年从亚投行到TPP，从习近平访美到超级访英的变化，中国人日益自信，开始追求本土化的文化与价值。

一、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前提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新政高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旗，并把中国文化自信问题与“三个自信”并列，提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而后，三中全会的体制改革与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都被普世价值观派偏颇解读，民主与法治问题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与理论主义的关系，成为全社会争论的热点问题。于是，我们当代智库论坛的研究，聚焦到了习近平新政的价值观、文化源与法治术三大问题，逐渐看清了习近平主义的理论轮廓，即：新马克思主义为本，中国传统文化为体，依法治国为用，由此把握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前提。

1、习近平主义之本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何为新马克思主义？就是顺应互联网革命的大势发展马克思主义，摒弃文革的大民主动乱与专政性内斗，用消灭阶级、消灭国家与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目标超越西方的民主自由，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同世界建立在互联网革命的基础上。即：

靠信息革命的互联网大数据实现全新的计划经济；

靠计划经济的供求统一进行互联网金融创新，用网络货币提供无息贷款，消灭资本利得；

靠智能机器人运作工业4.0消灭简单劳动，智力创新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无效劳动与残障人员靠社会福利供养，社会仍然按劳分配；

靠互联网革命与物联网革命实现人类交往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自由人的联合体通过云管理协作，自愿组织的社群管理不需要少数服从多数的强制，政党与国家成为多余；

这时，一旦生物革命延长寿命到300岁，人类自身的生产方式也会革命，克隆的子女由社会扶养，无效劳动与残障人员完全消失，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各尽所能与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就会实现。

这就是习近平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之本。

2、习近平主义之体是三维三力并行的文化源

何为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紧紧围绕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而来，建立起了三维三力的研究体系：

一是五道哲学的相互异化力是横坐标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对中国公民的最大毒害是程朱理学，这是从小农经济环境中生长，为封建皇权统治服务，并由士大夫官僚阶层运用的封建糟粕。因此，五四运动打到孔家店没有错误，中国至今没有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不继续进行逆中国传统的文化再造，中国的创新精神的生长无望。

针对这种认识，我们认真研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异化问题，用横向基线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诸子百家进行去粗取精，形成了道家顺势、儒家修道、法家明法、墨家精术、纵横家发力的方法论，建立了五道文化各自归位的文化系统观。

二是儒家文化的四次进化力是纵坐标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是自我封闭，明清以后的闭关锁国误国误民，清末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失败告终，而毛泽东的红色西学加黄色专制，更是将中国引入了十年浩劫。今天的中国，已经是30年改革开放并融入世界的中国，重蹈历史覆辙会贻笑大方。

针对这种认识，我们重点研究了中国儒家思想的进化问题，用纵向基线法对儒家历史的四次进化进行去伪存真，分析了儒家文化在台湾、韩国、新加坡与日本的现代化运用。

三是佛教文化的五道同化力是三维标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脉在元朝断裂，又经过清朝劫掠和百年毁损，其能量已经消耗殆尽，不可能因为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而再度复兴。今天的世界已经走进了互联网时代，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互联网文化，我们如此推崇历史传统，迟早要被时代淘汰。

针对这种认识，我们聚焦研究了外来佛教的同化问题，用立体基线法对外来佛教的包容同化进行未来解读，探索五道同汇的佛家文化在互联网时代的能量释放。

这就是习近平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体。

3、习近平主义之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术

何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术？执政党运用自己的执政地位立法与执法是天经地义的，法律从来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实现工具，由此决定了法治术是习近平主义之用，应该遵循宪法规定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

面对多元世界的冲突，我们要用中国传统文化解决自由与约束的个人行为冲突，解决权利与责任的组织行为冲突，解决民主与集中的社会行为冲突，为法治国家创造立法与执法的全社会共识。

这就是习近平主义的依法治国之用。

在这里，习近平新政的价值观之本、文化源之体与法治术之用，已经形成了习近平主义的理论轮廓。

二、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维度

如何用三维三力的文化源认知习近平主义之体，我们认为：

1、横坐标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和纵横家的五道文化相互吸收，形成了明显的哲学异化力，构成了中国人文关系的完整系统～顺势、修道、明法、精术和发力。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的去粗取精有三个支点：

每一种文化都有着自身特定的研究角度，在自己优势的领域有其真理性，去粗取精就是“断章取义”的取其精华；

每一种文化一旦进入他人的优势领域就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和谬误，去粗取精必须反对“全面信奉”；

五种文化一旦各自归位并集成一体，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得以对世界进行全面的认识和系统的把握。

由此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的道家哲学探求做事规律——一个国家的“强势”上天之路，即，“顺势而为”地认识世界，“上善若水”地把握世界，道家文化在国家的盛世很容易被尊崇，“无为而治”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国的儒家思想研究做人方式——一个国家的“修道”落地之门，即，“礼义归心”地教化人民，“中庸之道”地平衡关系。儒家文化在国家的升世就容易被发挥，“仁义礼智信”的社会可以积极向上地实现社会和谐。

中国的法家理论制定治国方略——一个国家的“明法”变革之策，即，“富国强兵”地振兴国家，“依法治国”地治理国家。法家文化在国家的衰世极容易被重视，法术势结合地变法就能事半功倍地中兴国家。

中国的墨家方法规范管理技术——一个国家的“精术”运行之法，即，“无差等”兼爱地减少纷争，标准“尚同”化地精准管理。墨家文化在国家的治世将容易被追求，民主与科学地选贤用能将建立非攻兼爱的理想社会。

中国的纵横家功效驾驭整个世界——一个国家的“发力”济世之功，“合纵”联合地抗强反霸，“连横”分化地击弱治乱。纵横家文化在国家的乱世才容易被运用，运筹帷幄就可以坐收纵横天下的济世功效。

今天的中国处在五世并行的特定历史时期：整体大局处在盛世启动期需要道家哲学，发展趋势处在升势爆发期需要儒家思想，腐败盛行处在衰势变法期需要法家理论，未来追求处在治世渴求期需要墨家方法，国际秩序处在乱世重构期需要纵横家功效，习近平新政需要五道哲学合体发力。

综上所述，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对中国公民的最大毒害是程朱理学，这是从小农经济环境中生长，为封建皇权统治服务，并由士大夫官僚阶层运用的封建糟粕。因此，五四运动打到孔家店没有错误，中国至今没有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不继续完成逆中国传统的文化再造，中国的创新精神生长无望。”的观点，存在四大偏差：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把其视为儒家一支是看窄了，把儒家文化归为程朱理学一派是看偏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诸子百家的每一种哲学和文化都需要去粗取精，这样才能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农民文化，与农民起义中发育的邪道思想无关，而是社会知识精英的仕文化，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其借助的古希腊哲学文化是奴隶主阶层的科学文化与民主文化，与奴隶社会的原始生产方式毫无关系。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可追溯到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政权禅让制，其鼎盛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没有至高无上的皇权，诸子百家在非常自由的思想环境里发育发展。以我们研究的五道哲学为例，只有法家崇尚权势；道家则主张无为而治；儒家很讲人本与民本；而墨家的非公兼爱、平等选贤与标准尚同，带有强烈的民主与科学思想；至于纵横家就完全是功利主义的策略家，视帝王为运筹帷幄的对象，哪里有什么皇权至上。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的士大夫阶层不能被完全归类为官僚阶层，其实，儒生是知识分子的统称，只是因为“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与纳谏机制打通了儒生与官僚的旋转门，就像西方的智库体制，不能因为旋转门而把美国智库归入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

结论：基于以上四点认识，我们用横向基线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诸子百家进行去粗取精，形成了五道归位的文化系统观，从中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性价值。

2、纵坐标儒家文化汉代、唐代、宋代和明代的四次演化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思想进化力，构成了中国文化输出东亚的特色基因～台湾内法外儒、韩国系统律令、新加坡驯化顺民和日本明治维新的知行合一。

先秦的孔子、孟子思想极其丰富，其主要内容各有所长。

秦始皇的生父宰相吕不韦志存高远，希望为将要统一天下的秦国制定博采众长的思想文化纲领，组织庞大门客群写出了融合诸子百家的《吕氏春秋》。可惜，吕不韦时运不济，养出了一个不孝不廉的儿子，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成了后世无人超越的暴君。

但是，正因为有了短命秦朝的暴政警示，提倡“仁政”和“民本”的儒家成了贯通历朝历代的主流文化，并在汉代、唐代、宋代与明代四次进化，同样达到了五道系统融合的思想境界。

第一次进化是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儒董仲舒如鱼得水，把孔孟之道礼义教化的做人做事道德伦理思想向上向下各延伸了一步，首开了儒家文化成功治理国家的先河，至今对台湾的影响深重。

所谓上融道家哲学之本，就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完善。

所谓下合法家理论之用，就是吸收法家治国的体制和方法。

所谓中兴儒家思想之体，就是把孔孟之道转换为更百姓化的伦理准则。儒家在先秦创立之初是一套书生的思想学理，只有到了汉代才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董仲舒首开了儒家文化成功治理国家的先河，儒学演化成士大夫阶层人心的统治之术。

台湾从明代郑成功光复开始输入儒家文化，日本占领时期有日式儒道传播，1949年到1988年的蒋氏父子40年，儒家文化被当作统治术来运用的，很有董仲舒时代的色彩。特别是在蒋经国时期，台湾经济迅速发展，大有“文景之治”的风貌，台湾继承了儒家文化成功治理国家的汉代遗风。

但是，自民进党翻天之后，台湾已经无人能够统治，汉代儒家文化的内容远不能适应混乱的无主政治生态，亟待进化，否则，将会因民主动乱而全面衰退。

第二次进化是盛唐时代的士大夫阶层国家化，把乱世中分散分割的家臣士大夫，通过统一科举制统一到国家之下，并将儒家经典纳入教育与考试，使儒学形成完整的体系。

所谓“乱世”杂儒，是指从三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既处在国家分裂状态，也处在民族融合时代，士大夫阶层被分割在各国的大家族体系内分散传播儒家思想，五花八门。

所谓“统一”国儒，是指隋朝统一后开始试行科举制，到唐代趋于规范和完善，士大夫阶层从家族选用人才后推荐并争位，全面转化为国家选用人才，士大夫阶层被彻底国家化。

所谓“规范”儒生，是指唐代开始把科举考试与儒学教育接轨，不仅系统梳理儒家五经，而且建立了一整套儒家思想治国理政的制度体系。

历史上的朝鲜接受中国文化主要在大唐盛世，他们不仅学了儒家文化思想，而且学了治国的规章制度，因此，韩国被日本统治的时间与台湾相近，但其儒家文化的渗透深度超过台湾，从历史上李氏王朝的建制，到战后军政府转向民主的秩序，韩国的儒化都比台湾更加落地，更加深厚。

但是，韩国的政治家与企业家都有家族世袭之风，社会主导力量至今是现代“士大夫”，这是韩国民主化不出混乱的重要原因。然而，韩国的百姓不算温顺，具有街头运动的基因，军政府时代学生运动此起彼伏。

第三次进化是程朱理学发展了儒家思想，使儒学从孔子孟子的理念到士大夫阶层的信念，再延展为全社会黎民百姓遵循的“纲常”准则，吸收了墨家在佛教寺院中的“尚同”方法。这一方法的现代化试验田建立在东亚民主的新加坡。

中国宋代有三大特征，一是朝廷防范分散割据并重文轻武；二是中原经济高度发达并在发育商贾富民；三是北方民族强大并恐吓黎民百姓。

这时的民风处于开启与开化的状态，需要把思想归心的儒家礼义，从唐代统一士大夫阶层的行为向百姓延伸，于是，程朱理学大行其道，把儒学理论与儒家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

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是“三纲五常”，其内容明显带有墨子“尚同”的思想，与五代十国佛教寺院经济与管理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新加坡的儒家文化传统，程朱理学的影响最大，当年的国家独立根本不是闹出来的，而是被马来西亚踢出来的，李光耀奋发图强，走出了一条最典型的东亚民主与振兴之路，靠理性的政府主导发展，靠程朱理学教化顺民，使新加坡的社会稳定度大大高于韩国与台湾。

李光耀去世是对新加坡的重大考验，也是对儒家文化走入理学境界的现代化考验。

第四次进化是明朝儒家进入“心学”境界，知行合一的思想有明显的纵横家色彩，其核心理论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影响巨大。

进入明代，中国的强盛声威因郑和下西洋而向南向西扩展，内政外交面临大量全新问题。大明王朝如何加强内部控制？国家如何面对外部的世界？中国士大夫阶层从元蒙蛮夷统治下解放出来后任何有所作为？

王阳明的“心学”给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为士大夫阶层的“知”（踌躇满志的作为目标）与“行”（东厂与西厂的各种约束）的统一，找到了完整的思想方法，也使儒家的理论体系开创了新的思想高度。

心学的知行合一理论有明显的纵横家色彩，传统儒家思想是对人们的“知”（思想）进行礼义教化（孔孟）和独尊统一（董仲舒），并通过思想同步后进行科举任用（唐代五经）和行为规范（程朱理学），是知行一体的理论，以思想统一划一为前提。而心学的本质，是认为儒家的人本主义不限制人的“知”，但客观规律和现实生活在约束人的“行”，所谓知行合一，就是不断寻求思想目标与客观现实的对立统一。这就是纵横家的思想方法论，在纵横家看来，“不信、不廉、不孝”的反道德主张就是反对思想禁锢，而纵横世界的约束，不是来自自己的思想，而是来自合纵连横中的客观条件。

王阳明的心学对日本的影响极大，大到指导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因为，心学不仅突破了陈旧道德的约束，而且通达了道家、法家、佛家、墨家与纵横家，可以在日本现代化转型中实现知行合一。

日本文化有双重元素，一方面是岛国的封闭文化和武士道的暴力文化，这是日本本土的蛮夷文化基因，另一方面是唐朝引入的中国儒家文化与汉传佛教文化。王阳明的心学引入日本后，综合了两种文化，并推动日本脱亚入欧，知行合一地进行了明治维新。

但是，强大后的日本，蛮夷文化迅速复归，因知行背离而发动战争，输掉了整个国家。二战以后，知行合一的日本在美国占领下摒弃蛮夷文化，又创造了发展奇迹，升入全球第二之位。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持续30年不振，现在又开始靠本土的蛮夷文化（民族对立的岛国情绪和军国主义战争思想）煽动民心，这不仅在“知”的层面完全否定儒家的礼义思想内容，而且在“行”的层面逆全球大势而动，其失败的后果没有悬念。

综上所述，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是自我封闭，明清以后的闭关锁国误国误民，清末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失败告终，而毛泽东的红色西学加黄色专制，更是将中国引入了十年浩劫。今天的中国，已经是30年改革开放并融入世界的中国，重蹈历史覆辙会贻笑大方。”的观点，存在四大偏差：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在盛世才会进化提升并发扬光大，汉代国安、唐代国盛、宋代国富、明代国威，这时的中国文化才靠丝绸之路远杨天下。清末的中国是在衰世，腐败的王朝行将崩溃哪有中学为体，西方的思想渗入精英革命在即哪有西学为用，今天的中国进入新一轮盛世，怎么能与洋务运动相提并论。

第二，中国的盛世具有很强的开放文化传统，特别是汉唐盛世，从汉代的外交开放，到盛唐开始、文化、政治全面开放，皇帝是外族血统，官员可以聘用洋人，包容世界的开放性在敦煌达到至善至美，而且是举世无双。

第三，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即便在破四旧的文革之中也不能认为民族传统被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改没了，而改革开放30年的西化思想流行并没有把中国人变成美国人，更没有让国人日本化、法国化或德国化，中国是文化传统唯一传承的文明古国，传统消失无此可能，传统同化谈何容易。

第四，东方文化只有中国和印度两只，印度因种姓分隔、语言混乱和长期殖民，其文化不仅没有辐射力，甚至连自己都在分裂状态。而世界瞩目的东方文化，包括东亚民主，也包括日本管理，……，都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无一例外。

结论：基于以上四点认识，我们用纵向基线法对儒家历史的四次进化进行去伪存真，分析了儒家文化在台湾、韩国、新加坡与日本的现代化运用，从中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价值。

3、立体坐标佛教进入中国后被中国五大哲学全面融合，形成了中华文明改造蛮夷的民族同化力，构成了佛教文化传播文明的五大支点～机缘把握、境界提升、圆融变革、规则传承和普渡世界。

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一直与儒家、道家纷争不止，并在对立中统一，在冲突中融合，最后被五道中国文化同化为汉传佛教。

第一道同化是道家同化佛教。佛教初入中国，是在汉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期，佛教与道家曾经一度联手反儒。

佛教本源是一种解脱苦海的人生哲学，包含很多因果轮回的玄学成分，属于“出世”人生观的极端宗教。儒家截然相反，是“人世”人生观的经典，用仁义礼智信进行礼义归心的教化。道家哲学与道教易经居于佛儒之间，既有无为而治的“出世”人生观，又有上善若水的“入市”方法论，于是，初入中国的佛教与道教同病相怜，在共同抗儒中同化与融合。

儒道融合的重要焦点是佛教的“机缘”观。因果轮回是佛教的核心理念，完全归入玄学的范畴，与此对应的“机缘”概念和“结缘”方式，就很接近人间哲学了，与道教哲学的“顺势而为”、“上善若水”相通。事实上，中国人的主流文化是人本主义的儒家伦理文化，信佛信到痴迷三代轮回的绝对是少数，信道信到天天八卦算命的也是凤毛麟角，但“机缘”是接近人间化的命题，连儒家都在讨论“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就更加接近佛教的“机缘”理论了。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大多是口头传经，翻译过程随心所欲，重要思想被明显地中国化，其吸收最多的是道家哲学。因此，道家在历史上曾经认为佛教也是老子创立的，老子晚年不知所踪，其实是到了尼泊尔和印度，影响了释迦牟尼，这就是所谓的“老子化胡”。

佛教与道教相比更加温和，不仅教化信众容忍一切并追求解脱，而且从来不干预政治也不妨碍皇权，反之，道教主流虽然以求神拜仙为重，但经常出现邪教分支并举旗造反。于是，佛教很快就打破了“独尊儒术”的局面，成为西汉后期的主流宗教，并在武则天的时代盛极一时，佛道因此而势不两立。

第二道同化是儒家同化佛教。佛教被帝王尊奉，导致了大批儒生士大夫参与佛经的翻译，并把佛教文化道德写入几轮翻译大潮的《经序》之中。

佛道之争贯穿中国历朝历代，两者之间既在争取大众信徒，又在争夺皇宠地位，还在争抢寺庙地盘，直接的冲突不可调和。但是，儒家与两派宗教不在一个层面，一直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观，为此，佛教教义中的做人做事方法，就被儒家文化深度同化。特别是在儒家士大夫浩浩荡荡写出的几百遍《经序》中，潜移默化的儒家影响比比皆是。

到了唐朝以后，禅宗北上靠悟性传经，佛教的解释更加中国化，而且必须与儒家文化主导的私塾教育和科举考试相兼容，这就使人间佛教的内容不断吸收儒家思想。以“境界”一词的含义为例，佛教既不赞成道家的愚民思想，也不认同法家的性恶严惩理论，其基本思想与儒家的礼义教化内容同道，并被“境界”修行广泛吸收。

第三道同化是墨家同化佛教。佛教与儒家法家有重大冲突，特别是寺院经济不断扩张，危及世俗社会和皇权统治时，外儒内法的当权者必定会用禁佛拆庙、限佛减僧、收缴资产和增加税负等不同方法抑制佛教，历史上的几次灭佛，表面看是世俗与寺庙的利益之争，而本质上是儒法世俗文化与墨家异化佛教的寺庙文化的冲突。

佛教的寺院经济在后周曾经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为什么会如此昌盛呢？佛教在印度是游僧主导，气候条件适合漫游，僧侣居无定所、游走布道、四处化缘，根本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寺院经济。最初传入中国的佛教活跃于北方，必须建庙圈地自食其力，才能更好地助贫解难并示范慈悲。特别是一有自然灾害、兵荒马乱、经济凋零和社会不公，寺庙既有经济实力继续买地，又有魅力扩容聚人，佛教的势力迅速膨胀。从三国战乱到五代十国，中国的乱世没有给纵横家多少空间，却给附魂与佛教之体的墨家方法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大量流民削发为僧涌入寺庙，不仅求生存温饱，也想得到社会公平，还能出家学佛弘法。于是，寺庙经济与管理规则开始吸收墨家思想，例如，

非功止战：佛教在乱世是墨家的继承者，虽然没有墨子那么执着去干预尘世，但始终是“非攻”思想的传播者，也有大量成功止战的案例。

兼爱慈悲：佛教在乱世是墨家的践行者，不仅在寺庙内，而且在全社会推行人人平等兼爱的大慈大悲，在寺庙经济与管理中实行平均分配与简朴生活的原始共产主义。

选贤用能：佛教寺院内部关系带有平等竞争和选贤用能的特点。因为，人们乱世出家的重要目标是追求平等和机会，而佛教教派林立、寺庙密布，僧侣自由流动，寺庙平等竞争，这都为选贤用能奠定了深厚的体制基础。

戒律尚同：墨子的“尚同”思想在后世曲解极大，多数人认为墨子在主张专制皇权的大一统管理。但是，从管理学的角度看问题，任何组织都是分层分级的，任何一个层级内的竞争标准都应该“尚同”，而提级升位的竞争标准更应该“尚同”，否则，一定是七情六欲搞管理，拉帮结派搞内斗，最后破坏非攻兼爱，引来内外战争。这才是墨家“尚同”的真正含义。

总之，墨家思想本来是一种乱世的梦想，而且是适用于治世的管理理想，其两极极端难入社会主流，其自身矛盾又无法在民间流传，这都是墨家从声名显赫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但是，令人诧异的历史奇观是寺庙经济和管理文化，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寺庙成为世外桃源的治世，全面采用了墨家思想的非攻兼爱、民主选贤和标准尚同。这时，“传承”一词对佛教僧侣和信众的意义很大，从教义到戒律，从寺庙文化到寺庙管理，佛教都需要按墨家的“尚同”法进行各种规范的传承。

第四道同化是法家同化佛教。佛教与法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戒律之变上。

印度的佛教原本只有抽象戒律，重视人的心理解脱和心灵教化，不管人的行为细节。但是，寺院经济一旦坐大，内部僧侣的管理日益重要，外部信众的约束不能忽略，依法治国的法家理论进入佛教，转化成了佛教的内部法规。但是，与天主教的戒律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相比，佛教戒律的传播与执法不是用暴力方法，而是用“圆融”之道，这一方法对历代的法家变革者也有巨大的启示。

“圆融”是一个佛教自撰的词汇，佛教经书中用“格意”表达，特指博弈传经中有技巧地实现自己的布道目的，而口语化的“圆融”则是吸收了儒家的中庸圆通和道家的刚柔并融，运用于去除他人杂念的博弈之中。历代法家的变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化的“格意”，需要掌握“圆融”之法，这就是法家与佛家的互动互通。

第五道同化是纵横家同化佛教。普渡众生的纵横家之心与禅宗六祖随心所欲的纵横传经，汉传佛教结束了学理经书派主导的历史，直到清末的杨文会才开始重建佛理研究。

佛教与纵横家的关系最为特殊，佛法虽然绝对排斥纵横家的功利主义名利观，也从不用纵横法去参与政治与外交。但是，在“普渡”众生的社会目标上，佛教是有纵横家之心的，是希望能够教化所有的众生，最后建立佛教的极乐世界。中国佛教从唐朝开始被禅宗主导，六祖慧能功不可没，他不识文字而悟性高深，他把佛教带入两个境界：

一是淡化玄学并自创了人间佛教体系，大量人间做事做人的哲理渗透儒家思想，台湾的星云法师把这一境界发挥到极致。

二是弱化避世并加大了入世普渡力度，大量解决纷争和解脱痛苦的方法融入了纵横家功效，有人评价慧能以后没佛学，直到清末的杨文会才开始重返佛学舞台。

佛教对纵横家功效能量的吸收，表现于僧侣与居士“普渡”众生的方式上，佛教在此借鉴了纵横家运筹的丰富经验。在佛教世界，居士与僧侣都是弘扬佛法的教师，居士身处尘世强敌之中必须运用合纵联合法，僧侣聚合寺庙传经布道自然要掌握连横分化法，纵横家的方法对中国人的影响潜移默化，无处不在。

综上所述，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脉在元朝断裂，又经过清朝劫掠和百年毁损，其能量已经消耗殆尽，不可能因为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而再度复兴。今天的世界已经走进了互联网时代，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互联网文化，我们如此推崇历史传统，迟早要被时代淘汰。”的观点，存在四大偏差：

第一，元朝进入中原与藏传佛教合流，被佛法大师传授的真经是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用“内法外儒”统治中原。而清朝入主中原，对中国文化的追求达到顶点，最后汉人同化了满人，清朝灭亡后，满族几乎失去了民族特色。至于蒙古族，绝大多数的人口在中国的内蒙古，与汉族的同化也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中国文化不仅有包容外来文化的气量与气度，而且有同化与改变外来文化的超强能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有着极大的渗透力与融合力，无孔不入地圆融世界。因此，准确地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状态，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没有也不可能灭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盛世中国的来临激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习近平新政只是顺应时代的需要，在复兴大潮面前加了一把助力而已。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不是压抑个性而是协同个性，程朱理学产生的宋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自由最具创造力的朝代，但理学希望创造稳定平和的社会保证士大夫阶层的自由空间。因此，程朱理学也要一分为二，就像基督教有大量玄学，也有大量约束人的准则，天主教会的专权与腐败也极其严重，但宗教在西方社会的积极作用不该全盘否定。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聚焦人与人的关系，各种流派的思想无所不包，任何现代社会需要的关系哲学，都可以从中找到基因。以纵横家为例，是经典的西方个人功利与关系策略统一的思想价值观，在当今民主政治中被广泛运用。相比之下，欧美文化源于古希腊的哲学，侧重人与物的关系，科学性是西方的长项；古埃及与古印度的文化侧重人与神的关系，虔诚性是他们的特色。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用立体基线法对外来佛教的包容同化进行未来解读，探索五道同汇的佛家文化在未来社会的能量释放，从中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振兴的重要切入点。

三、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大价值

习近平主义有一个被人们的认识过程，在五个支点上逐次递进：

其一，最先被人们认知的习近平新政价值，是政治观立威。

习近平主义的政治观非常鲜明，就是结束无为政治时代，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从轻易集中新政权力，到全力强化反腐权势，最终实现法治权威治国，有底气的习近平表现出敢于担当的个人特质，三步跨越，毫不含糊，势不可挡，让国人和世界大吃一惊。

从中我们看到了习近平个人的第一特质：敢于担当，我们从中看到了第一个政治强劲的习近平。

其二，而后被人们认同的习近平新政价值，是天下观开道。

习近平主义的天下观十分明朗，从结束韬光养晦入手，那里是有所作为可以容纳，被世界公认在奋发有为，其目标同样有三，一是在恩惠友邦中求全球经济互动发展，二是在震慑小鬼中再造中国国威，三是在平衡大国中重建世界秩序。有底数的习近平三点一线，纵横天下，最终会将三大外交之梦变为民族振兴的现实。从中我们看到了习近平个人的第二特质：集志存高远与脚踏实地于一身，我们从中看到了第二个作为世界主角的习近平。

其三，接着被人们看清的习近平新政价值，是思想观树旗。

习近平主义的思想观意在结束“主义虚无”与“文化断裂”，从红二代继承共产党的红色江山，到再造绿色生长的新马克思主义，进而复兴黄色积淀的中国文化，三色并用，形成了“本”、“体”、“用”结合的习近平主义思想观。新马克思主义为本的三个自信，中国传统文化为体的礼义归心，严格依法治国为用的行为规范，有底蕴的习近平三位一体，求真求实。

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习近平个人的第三特质：信仰坚定和善于学习，国人与世界认清了第三个信仰坚定的习近平。

其四，随后被人们猜测的是习近平新政价值，是发展观创新。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政确立两个100年的伟大复兴目标在先，三中全会穷尽改革难题在后，进入2014年以后，经济开始下滑，习近平新政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问题，被各方人士各取所需。特别是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人们猜测了整整两年，直到“新常态”理论定位，丝绸之路复兴计划与股灾救市大手笔，才彰显了“有为政府”与“有力政策”的政策导向。

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习近平个人的第四个特质：不断调整，人们在关注第四个与时俱进的习近平。

其五，最后被人们争议的习近平新政价值，是普世观再造。

习近平主义的普世观是规则再造，至今争论极大。新政对普世价值观的态度非常明确，强力惩治网络大V在前，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居中，解决香港占中在后，每次都有条不紊地大获全胜。于是，习近平主义开始聚焦智库民主，以中国传统的智库文化为基石，有底线的习近平表现出了刚柔并济的个人特质，兼听则明，引领精英。

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习近平个人的第五特质：刚柔并济，国人与世界争议着第五个再造价值的习近平。

三年多来，我们日益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习近平新政的深层次影响，今天，我们从上述五个方面入手，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认识习近平主义：

1、法家理论对习近平主义政治观的影响：习近平新政为什么集中权力？

法家理论在秦朝暴政之后被独尊儒术打压，成为内法外儒的国家治理方法，法是术，儒是道。但是，在历朝历代的衰世变法中，法家思想会成为改革的旗帜具有“道”的内容，道术统一于法，儒家思想面对各种利益集团束手无策。

习近平新政面对的中国政治生态，是党在变质，是社会信仰缺失，是权钱交易严重，是利益集团强势，……。

为此，新政开始运用法术势相结合的法家理论，习近平集权，李克强放权，王岐山废权，三驾马车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在重建有信仰的执政党，要再造中国的政治生态。

所谓法术势相结合，就是变革变法必须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否则改革必定被利益集团废止，而权势必须依法治国才能防止随心所欲，让动荡的社会无所适从，有法还必须执法，法家讲的术是权术，是驭人之术，就是变革变法的执法能力。今天的中国，习近平继续无为而治将一事无成，而搞西方的颜色革命一定会重蹈伊拉克、利比亚与阿富汗的覆辙。

2、儒家思想对习近平主义天下观的影响：什么是丝绸之路的外交文化？

儒家思想不是发源于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天下是一个各国共处一室的世界，儒家的礼义归心思想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主张王道服人，与法家的霸道强国天壤之别。而到了汉唐盛世，儒家的天下观占主导地位，先进的农耕中国受北方蛮夷劫掠，我们用远交近攻的方略与世界友好，与温和的南方小国番属，与北方蛮夷防守性征战，平天下的思想在东亚丝绸之路的中日关系是达到最高境界。

习近平新政面对的中国外交态势，是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过去，经济崛起的大国必须在国际合作中有所作为。

为此，新政开始运用利义互通的儒家思想，恩惠友邦、震慑小鬼和平衡大国，丝绸之路复兴计划在经济、外交、文化、政治与军事五位一体推进，中国从打开国门到韬光养晦，今天开始了奋发有为的习近平时代。

所谓利义互通，就是礼义归心之义与全球化之利互动互通，在五路丝绸之路上实现治国与平天下共融的民族复兴伟业。西进的丝绸之路是针对东部的远交近攻路海空三路打通中亚、阿拉伯与欧盟，北线的丝绸之路是化民族对抗为民族融合的中俄蒙关系，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互惠并开发克拉地峡运河，海上丝绸之路是非洲、南亚、南美和澳洲的全面开拓，东亚丝绸之路在从韩朝入手靠打服日本来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

3、道家哲学对习近平主义思想观的影响：习近平主义的价值观之“本”、文化源之“体”与法治术之“用”是什么关系？

道家哲学研究世界发展规律，主张道法自然并顺势而为，把握历史潮流实现人类大同。

习近平新政面对的世界是西方民主陷入高福利民粹主义的困扰之中，冷战后的颜色革命一败涂地，互联网革命的大潮在冲击世界势不可挡，但中国二十年的‘’不争论‘’导致了价值观缺失，误把过时的价值观当普世价值，使我们的法治基础、文化基因与思想基石发生了三重紊乱。

为此，习近平新政开始顺势而为，创立全新的思想观，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在价值观之本、文化源之体与法治术之用三个层面共同发力，为习近平主义的形成奠定道法自然的基石。

所谓道法自然有三个支点：

一是顺应互联网革命的天时，与时俱进地发展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价值观之本上探求道法自然的基石。

二是依靠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人和，全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文化源之体上把握上善若水的基线。

三是依据依法治国的地利，精益求精地立法执法，在法治术上找到顺势而为的基点。

习近平主义的价值观之本、文化源之体与法治术之用的相互关系至关重要，价值观追求代表未来，文化源把握着眼现在，法治术冲突基于过去。

4、纵横家方略对习近平主义经济观的影响：习近平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纵横家方略是在国家权力间合纵与连横，推动国家治理能力运筹帷幄，实现有为政府的有效发展。

习近平新政面对的经济形势十分复杂，既有产业结构调整的困惑，又有经济下滑的压力，还有美日同盟的TPP对阵，经济发展问题与社会稳定问题相互影响，需要内外互动的合纵与连横。

为此，习近平经济学应运而生，有为政府在聚焦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

所谓领导人经济学，不是经济理论的系统创新，而是经济政策的颠覆性导向。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就是总统作为一个成功的经济纵横家，在凯恩斯主义政策向供给学派政策转型中游刃有余，并为后来的货币主义政策奠定了基础。

把握习近平经济学有四个要点：

一是理论基础：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代替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融合与超越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为有为政府的奋发有为铺路。

二是形成过程：两个目标确立阶段（十八大发展目标和三中全会改革目标），两次定向阶段（结构调整全面定向和新常态理论积极定向），两次出手阶段（丝绸之路复兴计划与股票救市）。

三是政策导向：反对紧缩经济学，用积极的政策破解经济下滑困局。

四是五大国策：金国策的丝绸之路运筹推动全球经济互动，水国策改造水利致富农民消灭农民工并全面拉动内需，火国策推进万点股市促进创新创业与产业升级，木国策靠降低利率贴息放贷转移与再造制造业，土国策靠农业振兴搞农村城镇化、靠工业转移与旅游者聚合搞新兴城市化、靠房地产与金融化的虚拟经济大增值推进三元房地产与三类服务业的提升。

5、墨家方法对习近平主义普世观的影响：中国政府、中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家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智库修炼？

墨家方法的内容十分丰富，既追求道家的简朴自然生活，又主张儒家仁义至上的非攻兼爱，还与法家人人平等的依法治国有相通之处，而墨家最独特的方法是规则尚同，用统一的标准选用贤能，避免七情六欲作用下的拉帮结派。

习近平新政面对的中国社会，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化，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化，从冷战与反恐世界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的转化，各种内外规则都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为此，习近平新政没有认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而是建立社会秩序方面旗帜鲜明，从国内打击大V到香港对垒占中，其方法论基础是要推动中国社会进入全民参与的智库时代，创造习近平时代的普世价值。

西方国家的智库以多党轮替制为基础，以新闻传播自由化为前提，其民意的表达发生是金钱与资本操控的投票选举制，而智库则由很小的一批政治精英圈封闭组成，与职业政治家和技术性官僚不断互换位置，形成智库的“旋转门”体制。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智库文化源远流长，以全民折子文化、门客书院文化、科举策论文化、上朝议政文化、举贤解忧文化为经典，由此形成了整个士大夫阶层全员化、广泛化和多元化参与的中国智库模式。

今天，我们要从治标转向治本地解决访民问题，就是应该把被动性解决个案冲突交给司法部门，从而逐渐把主动解决社会民主化与决策科学化的问题，融入中国智库文化的复兴之中，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智库再造工程。

目前，我们要加速建立民间性智库乃至全民性智库的特殊渠道，打破官办智库的保守型垄断，克服学术智库的书生气局限，超越西方智库的贵族圈惯性，发挥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传统，最终重建共产党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的功能基础，精益求精地组织全民性智库运筹。

借鉴中国传统智库文化再造中国的普世观，需要五点一线地互动发力：

其一，借鉴中国传统智库的全民折子文化，由国家群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民间智库联合会，双向互动地集聚和集成各种社会疑难问题的折子，打通国家决策与人民群众的贯通融合之路。

其二，借鉴中国传统智库的门客书院文化，由国家群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从微观的访民疑难案件处理方案，到中观的疑难案件共性难题的解决对策，再到宏观的政策、体制和理论问题，开放性地组织民间智库进行深入研究，建立范围广泛并无边界开放的智库门客与智库书院。

其三，借鉴中国传统智库的科举策论文化，由国家群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把每年的智库年会办成策论竞标大会，分专题进行智库策论的现代科举。起步阶段，围绕访民的疑难问题与共性矛盾评选智库状元。进入成熟时期，状元的策论要能通天达地，直接转化为国家治理的重大国策。

其四，借鉴中国传统智库的举贤解忧文化，由国家群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从智库研究群中推荐精英，参与实际问题的解决，列入特殊干部考核梯队，协助中组部优选人才，与各级一把手解决访民疑难问题相结合，建立中国的智库旋转门模型。

其五，借鉴中国传统智库的上朝议政文化，由国家群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定期在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举办智库建议论证会，与党政高级干部特别是一把手领导讨论访民的疑难问题，进行智库解决方案的议政。而后，把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当智库折子提供给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办公会和各级党政领导的决策会议，使传统智库文化在中国真正开花结果。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智库文化是一种广泛参政、集思广益、杜绝党争、兼听则明的国家治理系统和国家治理能力，一旦在互联网时代被更加信息化和更加科学化地发扬光大，不仅会更好地彻底解决各种历史遗留的疑难问题，而且会推动东方特色的民主制度建设，带动全球意义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探索出一条互联网时代全人类的解放之路，通过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全民智库建设工程，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总之，推进全民广泛参与的智库创新工程，就是要通过中国传统智库文化的现代复兴，形成习近平主义的普世价值，全面再造社会民主化与决策科学化的社会体制。

当今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是推进三位一体的智库修炼：一是国家与各级政府层面的智库运筹；二是企业与社群组织层面的智库运作；三是个人与全民参与层面的智库运动。

谢选骏指出：“研究习近平主义”、“认定习近平新政在创造全新的普世价值”，显然违背了习近平自己的誓言——“在国际金融风暴中，中国能够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出处：2009年2月11日习近平《在墨西哥华人联谊会上的讲话》。）这似乎可以印证卡儿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马克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毛泽东自己的言行，也完全“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三十一

《王岐山可能执掌国务院 栗战书接中纪委》（2017-7-21法广）说：

十九大前的北京政坛令观察家跌破眼镜。孙政才消失得异常蹊跷，这可能为有可能替代他入常的习近平铁杆、中办主任栗战书铺平道路，但是栗战书家人在香港经商和居住豪宅的事突然被捅报出来。7月16日，王岐山高调撰文赞颂巡视是党内监督战略性制度安排，彰显了中国特色，次日居住在纽约的逃亡富商郭文贵又在直播他所谓的王氏金融帝国通过“窃国”而富甲天下的骇人新闻。几天来，交错发生的这一连串事情到底是什么逻辑？

北戴河风高浪急 老领导不甘心失败

最近几周本来只有一个富商郭文贵单挑北京中南海，主要指向未来可能续任的“反腐沙皇”王岐山及其与其家族关系密切的海航，郭究竟是为了“保命”在单干，还是与他所说的“老领导”遥相呼应？比较清楚的一点是，无论郭文贵如何强调“郭七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拥护习主席，他已毫无疑问地被归到海外的反动力量一边。可是《南华早报》爆料栗战书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一则这份报纸已掌握在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手中，马云去捅栗战书，大约绝无可能；二则，看半年来的中国政坛走向，似乎把王岐山挤出去，代表了党内其它派别的愿望。现在，是谁给栗战书一点小小的不舒服，针对栗，就是针对习，许多人把王岐山和栗战书视为习近平的左右手。可能性比较大的一个解释是，北戴河风高浪急，眼看着王岐山续任可能性很大的“老领导们”，并不甘心失败。

王岐山被郭文贵曝料越爆越大，从其外侄姚庆与海航的关系，一步步爆出一个有陈峰、王健等人做白手套，由贯君、刘呈杰，孙瑶等作为“私生子”组成的超级“金元帝国”。这个帝国把一个天文数字的巨款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银子银行，资金链等极其复杂的形式转移至国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容忍或者说不理睬后，北京对郭文贵采取了反攻，新华社甚至指摘郭文贵雇佣无业人员编造信息源。郭文贵的指证虽然无法核实，但是纽约时报最新一篇报道，从侧面证明了海航极其诡异而错综复杂的庞大的资金链存在的事实，美银由此以不透明为由取消向海航借贷。作为郭文贵故事的核心人物王岐山，“神隐”几十天后从贵州现身，表面上“造林”，实际上是在扶植习近平亲信，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几周后由其取代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之一孙政才；本来保持低调的王岐山大张旗鼓，召开十二万人扶贫大会，到乡间访贫问苦，并且亲自撰文，高调歌颂巡回调查就是好，有分析以为这预示着十九大接班大局已定，王岐山续任，习家军全面崛起。

栗家的故事

就在这个当口跳出一个栗战书家族的故事绝不平常。这个被视为从基层做起，与习近平思路相通的官员，自习近平上位，便一举成了中南海大内，扮演着当年令计划的角色。不少分析认为，栗战书十九大入常的可能性已然非常之大。但是就在这个星期三骤然被人揭开了女儿栗潜心香港藏富的事实。而且这个新闻刊登在马云掌管的英语《南华早报》。报道讲述了一位名叫蔡华波的投资人是如何携带数十亿港币在香港从事各种投资，关键是蔡华波在香港赤柱豪宅区赤柱滩6号的注册地址上，还有一个同住此地的人叫栗潜心。苹果日报报道，栗战书的女儿就叫栗潜心，已在香港多年，以官二代和港人身份活跃于中港两地。

《南华早报》周四急忙以“该文包含多个无法验证的暗示性内容”而撤销。该报说的暗示是什么，是指一个名叫蔡华波的青年亿万富翁，在香港和英国拥有巨额资产，在香港拥有一组豪宅，豪宅的地址上写着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栗潜心，这是在暗示两人是夫妻关系？如果是，那他们就是栗战书的女儿女婿？该报撤下了文章，但已晚矣。删除报道，公开道歉，有人分析此文牵动了中共最高层的神经。《南华早报》的报道要说明什么？栗战书家族也在巨额敛财？十九大剩下不足几个月，高层的每个人都小心翼翼，任何一个走光的新闻都有可能影响到政治生涯。故有人大胆分析，这是中共派系势力对习王铲除孙政才的一个反制。

习近平更加集权谁能阻拦

为什么是栗战书，有人分析这跟习近平的雄心有关，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反腐之剑斩除江曾派系，江曾一派十九大将在最高层消失。本来有分析指出，鉴于胡锦涛当年帮助习近平上位时出过大力，习近平可能不愿得罪胡锦涛，保留其隔代指定的接班人。可是习王让孙政才消失，胡锦涛另外一个隔代指定，本来与孙都极可能在十九大入常的胡春华就恐怕有点唇亡齿寒的感觉，即使胡春华十九大有幸入常，则既不能证明隔代指定接班人继续有效，更多的可能性是胡本人已蜕变为习的门下。

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一意孤行的可能性很高，要打破所有的中共约法。推翻七上八下，破年龄界限，王岐山则得以续任，可能执掌国务院。亲信栗战书可能主管中纪委，然后，之江帮各就各位，从贵州的陈敏尔，到上海的应勇，再到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也许还有其它的，将在未来几周显现。

这意味着习将高度集权，打破中共另外一个重大规矩隔代指定接班人，孙政才结局似定，胡春华有待观察。取消隔代接班将严重削弱团派实力，将严重打破中共多年来各派间维持的一种势力平衡。习近平如果这样做，其最重大的原因就可能是在十九大不指定接班人，从而为他二十大继续独掌大权铺路。

有不少人指出，郭文贵及其老领导发起的一波波攻势，似乎是在为江曾一派扬威，其目的大约是阻断习近平独裁进程。从现在的进展看，郭文贵的爆料虽然造成了惊天的社会效应，借助官媒东风，郭文贵的名字一时成为百度搜索率最高的名字，海航三年财产增加几十万倍的奇迹，王岐山先生的秘闻让人们震惊，但老领导们想要在十九大实现各派权力平衡，希望似乎越来越小。

在这个时候冒出一个栗潜心的故事，背后实在是可能隐藏着更凶险的后续。十九大直到开会前，一切都没有最后决定。以目前局面判断，即使十九大大局已定，十九大之后，也不会是一个平静的局面。从目前全党强力确立习主义，到网络强力封锁，社交网络严禁乱放视频等等，有一种暗暗的恐惧，似乎在远远地孕育着一场风暴。

谢选骏指出：虽然人们都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但是春药并不能等于权力，尤其在“从春药走向政权”的道路上，更是危险重重，甚至布满杀机。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三十二

《观察：孙政才严重违纪，因为太像接班人》（2017年7月29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长平）说：

“隔代指定接班人”孙政才因为“严重违纪”被调查。时评人长平认为，仅仅因为接班人传说，他已成为“习近平主义”需要清除的绊脚石。

历史上残酷无情的专制皇帝并不少见，但是人们仍然努力把中国政治拼入人类21世纪的文明版图。尽管一系列的宫廷争斗令人目瞪口呆，但是很多人相信，在那里仍然存在现代性的制度制约。习近平对此似乎有些烦恼：怎么才能让你们相信呢，我不是那样的人！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突然被调查，再一次让人脑洞大开。

在定点清除薄熙来、王立军之后，孙政才被派往重庆主政，显然肩负重任，前程远大。去年，他受到习近平的公开表扬，两人握手的照片见诸媒体。从官方标准照看，孙政才可谓气宇轩昂，印堂发亮。他本人也低调内敛，符合接班人形象。分析家们认为，今年秋天的十九大之后，孙政才有望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隔代指定接班人”与“集体总统制”

这个分析基于对中共权力秩序的理解。很多人认为，中共未必需要西方式的民主宪政，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稳定而有效运行的权力机制。其中一个制度是“隔代指定接班人”：邓小平指定了江泽民之后的胡锦涛和温家宝，江泽民指定了胡锦涛之后的习近平和李克强，胡锦涛又指定了习近平之后的孙政才和胡春华。其“政治智慧”至少包括两点：一，老人更能高瞻远瞩，放眼未来；二，本届和下届之间没有直接的权力瓜葛，避免了更多腐败机会。

且不说“执行”这个制度期间中国腐败程度震惊世人，单是细想这个制度本身就会觉得颇为怪异--它是怎么实现的呢？其中一个传说就是常委们互相制约，令“古制难改”。最有名的理论要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教授胡鞍钢的“集体总统制”。胡鞍钢称，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而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制度创新和治道变革。它大大超越了几百年来美国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党控制”、“两党分治”、“三权分立”的实践与理论，彰显中国人极大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倘若这种制度真的有效，那么人类政治应该停留在中国西周或者古罗马时代的贵族统治--那些制度也比“集体总统制”要完善得多。习近平显然没有耐心继续维护这层薄纸，摧枯拉朽地把它撕得粉碎，一人身兼十多个小组长，令政治局常委也成橡皮图章，成为“全面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在这个过程中，胡鞍钢教授吹嘘的比西方民主优越得多的监督机制到哪里去了？

新战略：习近平主义

兔死狐悲，孙政才被免职一周之后，在广州主政的胡春华在一次会议上强调 “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在何处呢？那就是已成为宣传主体的“习近平思想”、“习近平主义”。

中国官媒7月24日消息，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孙政才曾是被看好的第六代接班人，于十八大期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有分析家认为，如果不出意外，孙政才十九大有望成为政治局常委。现在把孙政才拿下，实际上是废除了隔代指定的格局。

同样是这个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顾不上前后矛盾，抛弃了“集体领导制”学说，卖力地吹嘘起“习近平思想”来了。在一篇文章中，胡鞍钢说，“习近平经济学”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发展，又是与宏观经济理论的创造性融合。其不仅是“中国之道”，更是“世界之道”；不仅是推动“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引，更会成为推动世界从“逆全球化”走向“新全球化”的思想号召。尽管作为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血债累累，但是就是“理论建树”而言，有网友评论道：这大概是马克思被黑得最惨的一次了。

胡鞍钢只是一个例子，它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习近平主义”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教育、学术和媒体宣传正在塑造的新救世主--不仅要实现“中国梦”，而且要拯救世界。邓小平以后，官方否定“文革”，“警惕文革再来”成为知识界、文艺界的主流话语。习近平发出“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警示之后，那样的忧患意识也就越来越少了。

腐败真相：挑战中央权威

近日，一些社交媒体再次转发习近平“大总管”，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去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这篇文章把所谓的反腐斗争说得很直白：“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不仅经济贪腐，而且政治野心膨胀，无视党纪国法，拉山头、搞宗派，直接挑战党中央权威，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党中央果断查处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消除了严重政治隐患”。文章说，“服从核心、维护核心就是服从大局、维护大局，就是最大的政治”。

党内服从得不够都是犯罪，遑论党外的“零八宪章”、“新公民运动”、南方街头运动、女权行动派等等民间反抗力量。刘晓波被残忍地拒绝海外就医、刘霞丧夫后被失踪、709人权律师遭受非法关押及酷刑，都是“习近平主义”的结果。

接班人就在镜子里

就目前所知的信息看，孙政才案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拉山头、搞宗派，直接挑战党中央权威，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失宠甚至“犯罪”的原因，很有可能仅仅因为他是传说中的“接班人”。分析者认为，北韩领导人金正男之所以马来西亚被暗杀，是因为他可能被中国扶持成为替补。不一样的是，传说中孙政才的角色根本不是“非常时期”的替补，而是按照中共的“政治智慧”构建的制度，成为习近平之后的正常接班人。

习近平通过此举表明：第一，他不需要遵守任何“古制”，按部就班地培养党的接班人；第二，他甚至不需要接班人，至少目前不需要。他的接班人就在镜子里，别的都是绊脚石。可以说，扫除一切接班人，是“习近平主义”当下的核心任务。胡春华将如履薄冰：他既要“全面服从”，但又不能让人误以为他已被选中。成为“接班人”标配，这件事本身就“严重违纪”了。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胡鞍钢只是一个例子，它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习近平主义’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教育、学术和媒体宣传正在塑造的新救世主--不仅要实现‘中国梦’，而且要拯救世界。”——这种说法以偏概全了。因为胡鞍钢本来是鼓吹“九长尾雉”（九常委制）的，不是鼓吹“遗嘱细致”（一主席制）的。

《中共党报载文称，九常委制优越于美国总统制》（2012-07-05）说：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日前发表官方智囊的文章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九常委制度不可动摇，远比美国的个人总统制更具民主性、协调性和高效性。但有海外中国学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合逻辑、强词夺理。

中共十八大将在今年秋季召开，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海外版7月3日头版刊登中共智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的文章，称“九常委制度不可动摇，比美国的个人总统制强多了”。文章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9名常委组成，分别代表党、国家和军队等八大领导机构，分工合作与协调合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这是中国决策正确、发展成功的最关键政治条件。这种“集体总统制”远比“个人总统制”更具民主性、协调性和高效性。文章说，过去10年是中国全面发展的“辉煌十年”，不平凡的10年。中国先后有效处理了“非典”公共卫生危机、及时地应对了汶川大地震、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圆满完成“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任务、实现了年平均11.5%的经济高增长，经济总量从位居世界第六位跃升为世界第二位等……。中国之所以可能取得这些成功，就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中国有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国决策正确、发展成功的最关键政治条件。它的集体决策机制比美国的所谓“个人总统制”优越。

对此，旅美中国学者谢选骏指出，胡鞍钢的说法既没有逻辑，也是强词夺理。他指出，一个中共自己任命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治国制度，不可能比民众投票选举产生总统的制度更加民主：

“中共的九常委制度属于叫寡头制，那是自己任命自己，自说自话的就自己当上去了。美国的民主它是自由选举，四年选举一次，国会两年还选一部分。所以更能体现民意。胡鞍钢的这种说法非常的没有逻辑，也没有常识，他说中国的寡头制比美国的三权分立更民主，这就是一个没有常识的说法。胡鞍钢的做这个论断显然是不中立的，因为他是属于寡头体制内部的一个御用的经济学家，他在这个体制内为这个体制辩护。”

胡鞍钢的文章还说，从决策理论和实践看，“集体总统制”在实现充分信息分享的信息结构与充分民主决策的决策结构相互作用方面，远比“个人总统制”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更具民主性、协调性和高效性等。

胡鞍钢不久前被北京市新增为中共十八大代表的候选人。《香港经济日报》7月4日报道说，胡鞍钢的这种说法，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的敏感时刻由《人民日报》发表，是针对这段时间，民间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将由“九常委变七常委”的传言作出的澄清，给十八大常委数量之争增添了更多的悬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谢选骏指出：胡鞍钢这种人，打着习近平主义的旗号去反对习近平，违背了习近平“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的誓言。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三十三

《习近平主义：一个未被解读的中国梦》（2015-2-25牛弹琴）说：

牛弹琴按：

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反腐、改革、外交，一系列大手笔举措和建树，让中国政坛为之一振，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下文是吴迪先生投给牛弹琴的专稿，畅谈了他眼中的习近平执政风格。他并且按照西方政治表述的习惯，将其归纳为“习主义”。

登载不代表对其观点的认同，但对吴迪先生的思考和来稿点赞！

原标题：习-近-平主义——一个未被解读的中国梦

作者|吴迪

虽然西方一直在渲染中国的强大和对美国霸权的巨大威胁，但在我的眼里中国正处在新民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最危险的一个时期，所谓大厦之将倾，谁人击楫砥中流。

危险在哪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自己。

最大的一个忧患就是社会体制（Social Institutions）的塌陷，新的社会体制又没有被系统性的搭建。苏联的教训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多民族国家最惧怕的就是社会体制的塌陷，光靠国家机器是无法把这么多民族捆绑在一起的。

社会体制是在特定社会中管理不同种类个人行为的可持续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最重要的社会体制包括信仰，国家治理，经济体制和法制体制。只有强大的社会体制才是像中国这样的历史性的多民族国家繁荣统一的保证，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最广泛的可能。

搭建新的社会体制首先是个打旗帜的问题，我以自己的经济学训练为基础写过一系列的文章阐述中国社会体制的问题，提出过很多解决方案，所以我看懂了习近平目前的一系列改革可以说是击中了中国社会体制问题的七寸。

如果说毛是开天辟地者，邓是守成者，那么习要做的不亚于全面的内部创业。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内部创业就更难。眼下不应是羞于打旗帜的时候，应该全面系统的搭建起习-近-平主义，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美国有许多以总统命名的主义，比如Reaganism，Clintonism，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习-近-平主义的建设将是系统性的搭建中国新的社会体制的开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将是继续完成现代中国尚未完成的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的最关键一役。

正如我此前文章所阐述的，习-近-平主义要面临的信仰领域最大的挑战，那就是共产主义的传统理论已经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用英文讲就是很难用来mobilize all the people onto the challenge of incomplete Nation Building。

面对皇帝的新装，不能再视而无睹。关于这点，其实习已经提出了良策，那就是“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梦绝不仅仅是汽车和高收入，而更多的在于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实现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认可，不论他们出生时的富裕状况和家庭地位。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历史性的多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Nation Building极为重要。我在英国6年，填过无数表格，发现英国的种族划分极为简单，比如我很想填自己是汉人，但每次我只能和印度人等等归为亚裔（Asian）。中国的民族太多了，像汉人，满人，维人这些划分应该统统消失，打造成一个中华民族就够了，甚至可以为此特造一个词Chierican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中国要想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一条路是无可回避的。民族是历史的包袱，中国要轻装前进。

讲完了信仰，接下来谈国家治理。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我读了，深契我心。如果政府的执行能力软弱，再好的社会制度也只是摆设，这当然也包括民主。

福山很敬佩中国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西方不少媒体对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充满了艳羡之词，但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这些洋大人要是能在中国下基层，当村长，乡长，县长，一路当到省长，就该知道“中央集权”在中国是很弱的，只是弱的程度不同罢了。“政令不出中南海”是句大实话。

财政是关键，看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各级层次的零和博弈就知道了。中国的国家治理在本质上并未打破延续千年的“门阀政治”和“藩镇割据”的格局，面子千变万化，里子始终如一。

中国国家治理的里子上千年都打不破，现在就能打破吗？回答是肯定的，国家治理也是生产力，而技术进步能带来生产率的飞跃。能给中国的国家治理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技术进步已经来了，并且趋向成熟，这就是高铁，大数据和云计算。

“门阀政治”和“藩镇割据”需要宽广的地理缓冲区和信息缓冲区，而高铁，大数据和云计算可以有效的打破这些缓冲区，成为推进全面深化的改革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我曾提出廉洁吏治的关键，在于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建立全国性的资产纪录大数据库，并提出要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做成手机APP延续，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最后要谈的是经济体制和法制体制的大戏，那就是建立健全财产权法制度和对资产征税的法规体系，唯此“依法治国”才能打破利益集团固化和制衡缺失的僵局，被垄断禁锢的财富才能更多地涌向农民，中产阶级和农民工这些阶层，他们才能拥有更多的资源加入到内需的洪流当中去，中国经济才有可能成功转型。

但问题是立法容易执法难，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人情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社会，能否打开执法环节的死结将是“依法治国”的成败关键。要杜绝“人亡政息”，形成长治久安的稳定局面，就必须把解决方案法制化。中共要想百年执政，唯此一途。

习-近-平主义是创造性的解决中国社会体制坍陷挑战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再争取30年和平发展，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有期。

谢选骏指出：拿福山这种预言“历史终结”、“西方胜出”的日裔美人来论证共产党“中国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这真可以说是“病急乱投了医”。退一步说，这种遭到敌人赞扬的“中国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无非是一种勇于自杀的能力。这种自杀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许不失为“好事”，但是对于“共产党的中国梦”却是“坏事”。因为“中华民族”和“共产党”，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迟早会要分道扬镳的。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三十四

《“一带一路”的现实盲目与历史狂妄》（2017年6月21日转载争鸣）说：

五月十四至十五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这一场精心设计的“万邦来朝”、“君临天下”仪典，成为中共十九大之前习近平展示其“崇高国际威望”的最佳舞台，当然，这也是十九大最重要的热身活动之一。新华社发布“成果清单”，总结出了“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类，共七十六大项、二百七十多项具体成果”，志得意满之态溢于言表。

但是，华丽的词藻难掩峰会的重大缺憾。“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最重要的经济大国印度因“中巴经济走廊”有干预印巴领土纠纷之嫌而公开抵制了这次峰会；“一路”（“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上最重要的几个经济体──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其中台湾被排斥于峰会之外，韩国因朝核、萨德、总统更迭等事务正处于对华关系高度敏感期，派团参会非为“一带一路”而来，实为中韩破冰而来；日本、新加坡本是TPP最热心的成员，对“一带一路”压根儿就心不在焉、意趣了了；作为“一带一路”终点的西欧各国，则普遍对峰会持半心半意、消极观望的态度，中国在欧洲的主要贸易伙伴德国、英国、法国都只派来了低级别的代表团；在峰会闭幕日，与会的欧盟多国（德国、法国、爱沙尼亚、希腊、葡萄牙和英国）因为中方没有回应国有企业的市场透明度、“一带一路”项目的环保标准与劳工权利标准等问题而拒绝签署中方提出的《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至于被习近平捧为峰会主宾的普京总统，也因为“一带一路”必将扩张中国在中亚、西亚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而中亚、西亚从沙皇俄国到前苏联均属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且“一带一路”与普京主推的“欧亚经济联盟”存在着事实上的竞争关系──而对峰会面热心冷，三分合作，七分保留。倒是与“一带一路”完全没有地理关联的美国对峰会的态度最为诚恳与单纯，特朗普总统派出的代表团似乎对峰会没有任何别的目的，专为对外推销“用美国货、雇美国人”而来。

就目前状况而言，被习近平称为“世纪工程”的“一带一路”，与被他称作“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一样，仍然停留在炒概念、炒话题、炒意向的阶段，真正形成可操作性方案并落实到行动的项目并不多──而且，那些已实施或即将实施的项目大都是“一带一路”提出之前早就有的老项目。所谓“二百七十多项具体成果”，明显是东道主的夸大之词。中共宣传部门之所以一味渲染峰会的“成果”而无视其裂痕，亦无视“一带一路”在地缘政治、区域经贸、国际战略上所面临的复杂微妙环境与巨大投资风险，是因为“一带一路”对于习近平很重要，尤其是对于十九大之前的习近平，非常重要。如果说十八大开创了中共“打老虎”的新纪元，那么，十九大极有可能成为“一带一路”的新纪元。“打老虎”为习近平打出了“核心”基业，而“一带一路”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筑梦工程，这就是习近平的“世纪大战略”。

“一带一路”是一个带有强烈习近平个人色彩的概念。据说十九大将推出“习近平思想”，“一带一路”背后的哲学与战略思维，大概就是“习近平思想”的“精髓”。毛泽东的终极理想是一个一大二公、没有私产、没有婚姻、没有家庭、没有货币、没有市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族别、没有国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天堂；邓小平从天堂返回人间，他的理想也从毛泽东的“大同世界”降为“小康社会”，即所谓“共同富裕”、“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某种意义上，习近平的理想是毛与邓的复合体，他又从人间飘到了半空中，其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是“大同”与“小康”的复合，而“一带一路”则是区域化的、初级阶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把一个原本以共产主义为底色的区域规划与古老的丝绸之路挂上，自然会令人联想到遥远的汉唐盛世：汉人通西域、灭匈奴，设置西域都护府，迫使中亚各国“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后汉书》）；唐人破突厥、平西域，在周边设立安西（西突厥、西域和吐蕃）、北庭（突厥诸部落）、单于（东突厥）、安北（回鹘、铁勒）、安东（朝鲜、契丹）、安南（越南）六大都护府，中国的西部边境一度推进到波斯，唐太宗李世民更被“四夷”各族尊为“天可汗”，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什么“丝绸之路”，而只知“参天可汗道”。直到十九世纪末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发现了这条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并经波斯、阿拉伯半岛最后到达欧洲的贸易通道并命名为丝绸之路之前，这条东西贸易通道在中外史籍中并无任何记载，有记载的，只是一条地缘纷争之路、帝国扩张之路。汉人对中亚的控制，唐人对周边的征服，都是过眼烟云。什么样的帝国霸业，什么样的地缘格局，都罕有维持长久的，无论罗马，无论汉唐，无论沙俄。而帝国之路断绝之后，所长久留存下来的，则是贸易之路、文化交流之路。

习近平以汉唐盛世一条曾经是地缘纷争之路、帝国扩张之路的古代丝绸之路为其“世纪大战略”命名，在他自己，固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粹民族主义使命感的自然表露，但对“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各国，则难免心存疑虑。这也就是日本、印度、新加坡冷眼相待，欧盟各国淡然处之，俄罗斯疑虑重重的历史心结所在。此次“一带一路”峰会的与会元首名单表明，该区域最重要的经济体对“一带一路”的兴趣都不大，“一带一路”的粉丝主要是亚欧大陆的低收入国家、问题国家、落后经济体，他们自顾不暇，期盼习近平撒钱救急，但未必认同多边贸易体制与全球化思路，更未必认同“一带一路”背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这也就预示着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不仅在经济回报方面可能远远不如预期，在政治抱负方面更加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中共官方媒体称“一带一路”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2.0版本”，但如前文所述，“一带一路”其实是习近平对邓小平“小康社会”朝向毛泽东“大同世界”的战略扭曲，某种意义上，它几乎完全扭转了“对外开放”的政策指向与实质内涵。邓小平所主张的“对外开放”，“对外”虽是泛指，但就其实质而言，主要是指对美国、日本、西欧、港、澳、台、新等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打开门户，所谓“开放”则主要是指“引进”、“吸收”发达经济体的资金、技术、设备和先进管理经验。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的“对外开放”运动才称得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如果“对外”不是针对发达市场经济体而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如果“开放”不是“引进”、“吸收”而是向外撒钱、出口低端产品或扩张地缘实力，那么，毛时代其实也并不“封闭”，毛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以及广大“亚非拉”地区的政策比邓时代还要“开放”得多呢。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与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相比，其重点开放对象从欧美日和发达经济体转向亚欧大陆的低收入国家和落后经济体，其开放的方向自然也不再是“引进”、“吸收”为主，而是对外撒钱与输出产能为主。所以，与其说“一带一路”是“对外开放战略2.0版本”，还不如说是毛泽东“亚非拉战略2.0版本”。

谢选骏指出：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战略”和毛泽东的“亚非拉战略”，表面上虽有“吸金”和“撒币”的区别，但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专政。这只有路线之争，没有目的差异。但是，如果习近平为了成为“千古一帝”，能够放弃马列主义、开创中华盛世，则不论其“吸金”或“撒币”，皆能超越毛邓，立不世之功。否则的话，仅有“吸金”或“撒币”，皆在毛邓之下，而称主义，徒然遗笑天下耳。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三十五

《不放刘晓波体现了习近平的亡国素质》说：

网友贝苏尼女士认为，中共不放刘晓波与习近平个人特性关系不大，我倒认为这与习近平特性密切相关，这集中地体现了习近平的愚蠢与蛮横。

中共的体制，是天然有利于总书记集权和独裁的，中共各时期，无不打上了总书记性格烙印：

胡耀邦时期的善政和相对清廉；

赵紫阳时期清廉下降，但改革风劲，党政分开、新闻自由均呼之欲出；

江泽民时期韬光养晦、闷声发财，带上了上海滩老贼圆滑、虚伪的鲜明性格特征，他油光水滑八面玲珑，善于交好西方国家，释放多名反对派人士到海外，在减压国内的同时，收足了公关西方的效应；

胡锦涛时期以防微杜渐、僵硬保守为主色，对国内镇压加强的同时，对西方渐趋强硬，拒绝假释任何一个入狱政治犯；打上了鲜明的毛共辅导员印记。

习近平上台后，以意识形态重新“亮剑”为主色调，向着毛泽东大幅倒退，政治镇压远超胡锦涛、江泽民，甚至比“六四”屠杀后还恶劣，在国际上大展红卫兵身段，其蛮横、无耻、低俗，都属文革后空前，尽显红卫兵“联动分子”本色。

习近平不放刘晓波，硬是硬到家了，但同时是愚蠢至极，应验了其“猪头”称号：

一，错失了制造大新热点，冲淡郭文贵关注度的机会。

郭文贵不拘手段、瞄准中共上中下要害命门的“爆料”，其威胁远大于仅限于少数精英的“刘无敌”抗争方式。威胁性很小而西方知名度很高的刘晓波一旦出国，必受西方政府、传媒众星捧月，造成转移效应，等于望郭文贵的热点上泼冰水，郭文贵将一筹莫展。

刘晓波若得到西医最先进的德国、美国抢救，生命很可能延长，而刘晓波获得越久，郭文贵越不利。

而关死刘晓波，反授郭文贵攻击“盗国贼体制”的炮弹，结果郭文贵借力打力，以同情的方式，尽情发挥刘晓波的话题，反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

二，错失利用刘晓波，升级反对派内斗的机会。刘粉本来就与反对派多派交恶，而刘晓波一旦出国，刘粉与郭粉势必激烈冲突，结果是刘粉、郭粉和其它各派的全面混战，反对派进一步撕裂，中共收足渔人之利。

而关死刘晓波，就没有挑拨离间的方便，反令反对派有了“中共谋杀刘晓波”的共同基础；

三，形象彻底破产，国际上沦为众矢之的。因为刘晓波的诺奖光环和在西方的巨大知名度，关死刘晓波，令西方国家政府下不来台阶，尤其是往那些主张绥靖中共的政要脸上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引发西方世界的舆论哗然，这又反过来迫使西方国家领导人为了挽回政治声誉，而不得不转而对中共国采取较为强硬的政策。

本来，从江泽民至胡锦涛时期，中共国和西方国家政府已达成了一项有利于中共的默契，即：西方绥靖中共，中共做做表面文章，对花瓶式名人不要太过，人权问题上给西方政府一个台阶下。

习近平连花瓶都砸碎，这就超越了底线，破坏了这个默契。毫无必要地使自己和中共国在国际上愈来愈沦为众矢之的。

在中共国经济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依赖性尚远大于西方对中国的依赖性的形势下，习近平就如此蛮横，无疑是“蠢到死”。

不要以为中南海的智囊团就如此高明，独裁者的智囊都脱不了“马屁”属性——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否则就是自绝于富贵。

君不见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智囊——杨嗣昌、洪承畴辈，难道不是明白人？洪承畴还是后来满清的入主功臣，他们的足智多谋，挽得回崇祯的愚蠢么？

习近平就像朱由检一样，智商低下，性格却很刚强，这种人当了皇帝，朝廷一定灭亡。

朱由检猜忌嗜杀的性格，与朱元璋很有些相似，可惜他没有朱元璋的智商；习近平的“大撒币”性格与毛泽东很有些相似，可惜他也没有毛泽东的智商。

谢选骏指出：华人总喜欢美化过去的、批判现在的，对毛泽东的怀念也属于这类。其实，从大的方面看，中国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才是这一切“性格差异”背后的真正推手。这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实力决定政策”。按照这一逻辑进行观察，如果习近平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习近平主义”，而不是在超越马列主义甚至取代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习近平主义”，那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一定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同意中国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小布什总统，才是“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的真正推手。小布什总统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小布什总统因此成全了养育过他的中国北京，成全了邓小平的“猫论”——不管病猫癞猫偷嘴猫，只要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附录

《布什大使的中国情结》

2005-11-09　来源：中华读书报

1973年起，中美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并派出资深外交官任联络处主任，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随后互派大使。从1973年至今，美国派到北京的联络处主任或大使已达11位。本文记录的是美国总统布什任驻华大使时在北京的生活。

1974年9月乔治·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被福特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替换原驻华联络处第一任主任布鲁斯大使。

布鲁斯和布什二人在中国任职的时间都不算长，仅一年出头。但二人在中国人中的知名度却大不相同。布鲁斯大使默默无闻，在北京的各种外交场合很少露面，因而鲜为人知。布什大使的作风与此截然相反，他善于交际，积极开展活动，且表现平易近人，能适应各种不同环境，随遇而安。另外，布什不是职业外交家，而是活跃于美国政坛的人物，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弃商从政以来，几十年中当过众议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然后到中国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从中国离任后又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副总统以至总统，成了白宫的主人。这种从政经历当然会使他在中国人中的知名度超过任何其它大使。

在北京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

1974年10月21日，布什夫妇到了北京，开始他们与以前从政十分不同的外交生涯。

布什夫妇住进了建国门外外国使馆区的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官邸内，近处是联络处的办公楼。官邸是一座独立的大院，门口有中国警卫日夜站岗守卫。大门内正面是对外活动的厅室，可以接待各方客人。开始一共雇用了六名中国工作人员在官邸服务，包括二名厨师、二名服务员、二名清洁工。附近的办公楼还另外雇用了一批中国员工，包括会计、中文秘书等。布什不愿过他的前任布鲁斯式的深居简出的生活，他一到北京就表现出善于交际的作风，不但与中国外交人员交往，而且在北京外交使团也颇为活跃，主动拜会一些驻华使节，并出席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

一开始布什外出坐的是豪华的克莱斯勒轿车，不到一个月他就骑上了自行车，在风沙大的日子，他也戴上口罩，像许多中国人一样，可以方便地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之间，接近中国的普通百姓，观察他们的真实生活。他喜欢打网球，是国际俱乐部网球场上的常客，因此与国际俱乐部的陪打球员交上了朋友。后来又有机会与喜欢打网球的中国领导人万里对打，两人成了球友。每到星期日，布什夫妇都到崇文门教堂做礼拜，同阚学卿牧师和许多中外教友一起诵经祈祷。布什和夫人芭芭拉开始学习中文，芭芭拉对中国的艺术、绘画和建筑很有兴趣。平时布什夫妇和他们从美国带来的小狗“费雷德”一起生活，过节或暑假时则把亲友和孩子们接到北京来过。1975年过圣诞节时，芭芭拉飞回美国与孩子们团聚，布什则把母亲和一个姨妈请到北京过。那一天布什应邀参观了北京的地下防空洞，体会了中国人当时“深挖洞”的含义。1975年夏天，布什的儿子乔治、尼尔和马文，以及女儿多萝西都到北京过暑假，女儿多萝西在8月18日生日那一天在北京的崇文门教堂接受了洗礼。总之，布什一家人虽天各一方，但不时聚会一处，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

布什来华前曾听到美国外交官的劝告，说中国是个封闭的社会，难以开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布什来华后也感到要冲破“中国城墙”是困难的，但他必须一试。他在自己写的《北京日记》中说，“我希望能见到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不管是谁都行。但谁都说那是办不到的。我感觉戴维·布鲁斯希望机构小，不引人注意，尽量少报告，对中美之间的新关系谨慎行事……但我的精力有些过剩，政治上的直觉告诉我，这一工作的有趣之处就在于要尽量多干些事，尽量多建立一些联系”。这就是布什的作风，不安于前任的现状，也不理会基辛格要他少活动的指示，他头一个星期就出席阿尔及利亚和苏联驻北京大使的宴请活动，他还筹划举行7月4日美国独立日的招待会，由于美国国务院没有拨这次活动的经费，他就自费举办这次活动。结果第一次美国独立日的北京招待会顺利举行，参加者有500人左右。布什以喜悦的心情在日记中记下了对这次活动的观感。

接着他又不经请示国务院，邀请一些美国议员访华。受到指责时，他向国务院回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强调这些议员是他的朋友，他要朋友“来看看我们”，来看看中国是很有益的，“我想象不出来这样做会损害我们的对华政策，相反，我倒看到其中某些议员是如何更好地理解了我们的政策”。

从他的《北京日记》中看出，是国务卿对布什的活动方式“表示关切”，这表明基辛格国务卿提出了意见。但布什说“我强烈要求对此事再做仔细的考虑”。他甚至威胁说，如果国务院坚持己见，不让布什邀请议员朋友访华，“我将坦率地告诉参、众两院议员们”。从事后来看，国务院似乎不再干预他邀请议员访华事。但在另一件事上，国务院的意见占了上风，这里指的是布什随后又邀请美国驻东亚其它国家大使访华一事，国务院认为大使们的行动应受其直接管辖，布什只好作罢。

总之，他终于以自己的方式在北京开辟了一片活动之地，并结交了许多朋友，从上层的邓小平、万里等中国领导人到下面的工勤人员以及中、低层外事官员，他都广为交友，善结人缘，因此他没有前任大使抱怨的寂寞和“失业”之感。

同中国领导人交上朋友

布什来华后，开始先同外交部主管官员会见，并开展公务活动，最高的一位是乔冠华副部长。两人1972年11月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见过面，当时乔冠华是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出席大会的第一个代表团团长，布什是美国代表团团长，两人曾有不少机会见面。这次在北京再次相会，彼此交换了对国际局势和两国关系的看法，布什表示了愿为促进中美关系而努力的愿望，乔冠华也表明中方愿协助他履行自己的使命。

布什应验了一句中国人常讲的话，“吉人自有天助”。本来见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是不容易的，但布什来华后，就得到两次难得的机会，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其它中国领导人。

1974年10月布什到达北京，不久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进行中美领导人之间的高层对话。布什作为美国驻中国的代表，负有与中方联系接待工作的任务，也有了参与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机会。1974年11月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曾专门向参与会见的布什大使打招呼：“你一定要来见我。”布什对此受宠若惊，但事后几经犹豫，未敢贸然登门求见。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同基辛格深入交换了对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看法，使布什在来华任职之初，就全面了解到中美在战略上的共同点和双方存在的重大分歧，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1975年10月，基辛格再次访华，主要为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基辛格访华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周总理因病住进医院。基辛格大失所望地预感到，这次他见不到最高领导人了。但周总理抱病在医院会见了基辛格，谈了半小时，这是周总理与基辛格两位会谈大师谈话最短的一次。接着举行的政治性会谈，中方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双方谈到两国关系正常化时，邓小平提出，美国要干干脆脆地做到三条：撤军、断交、废约即美从台湾撤军、与台湾当局断交、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则表示美方做到这一步还有困难。布什大使这次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听到了他表达的坚定立场，留下了深刻印象。

（本文摘自《美国驻华大使传奇》，王立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三十六

《中国外交之“习近平主义”》（丁咚2015年5月29日）说：

法学博士背景的习近平谈法治，自然有不同寻常之语。这次给省部级高官“上课”，不回避争论，明确回答了一个重大问题——党大还是法大？这让两类人睡不着觉了。

中国外交的“习近平主义”，就好比美国历史上的“门罗主义”，是中国在国家转型关键期提出的对外方略体系的总和。它旨在打破历史上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对外交往的传统模式，探索并构建一套新范式、新路径和新方法，势必将对今后中国外交格局的演变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理解和分析习近平主义要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

首先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习近平主义？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直到中共十八大前夕，中国的外交政策趋向保守，偏重于“韬光养晦”，而“有所作为”不足，对外疲于应付，屡次陷入被动，引发部分民族主义者的不满，致使中外矛盾日益复杂化、冲突化，中国经济也在困局中迷惘。

由此而生的危机感、焦虑感是习近平担任最高领导人后调整外交战略的内在动力。习近平主义由此应运而生。

其次要回答的是，习近平主义是什么？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始终是地区形势主流，通过协商谈判处理分歧争端也是地区国家主要政策取向。以大国实力特别是核实力为后盾，世界大战、大国之间的战争打不起来，而鉴于中国的实力，日本、印度、越南、菲律宾都难以成为战争的挑起者。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握有主动权。

由此而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近期并不是最重要的任务。而颜色革命、美国在亚洲积极推动的价值观同盟，则被视为直接威胁政权安全和内部稳定的因素。提出新的外交理念、战略和策略，全力构筑防御美国及整个西方的价值观进攻，防止颜色革命在中国发生，以及阻遏中国周边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与美国的价值观攻势合流、互相结盟共同对付中国的趋势，确保政权安全和内部稳定，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从这个起点出发，就能深刻理解和领悟习近平主义的内涵和意义。

新的国家安全学说是习近平主义的总纲。在2014年4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身兼主席一职的习近平首次提出了新的国家安全学说。

新国家安全学说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经济安全”为基础，“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为保障，并特别指出国家安全所涉要素“不受内外威胁”。这里所说的“政治安全”，一般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安全”。

以新的国家安全学说为依据和旨归，美国和日本，自然就成为中国潜在的主要对手乃至敌人。不过，美国、日本和中国彼此都是主要的经贸伙伴。这也是中国在制定相关战略时需考虑的重要因素。

菲律宾和越南不足以成为中国的对手。不过，对中国具有威胁性的是，美日菲越四国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形成针对中国的同盟。

俄罗斯中短期内不光在战略上更需要中国，而且与中国在实现多极化国际秩序、终结美国的单一霸权、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扩大自身话语权等方面有诸多共同语言。

欧盟则远离中国本土，和中国没有重大矛盾和问题。中欧在经贸、人文、旅游领域进行互利合作具有良好前景。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传统友好，周边国家的多数在经济发展方面对中国依赖性强，除俄罗斯之外的金砖国家也强烈需要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

上述因素是中国实施“习近平主义”外交的多元背景和主要基础。

习近平主义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和目标是建设“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最早于2012年12月提到，“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之后，在国内外各种场合，他频繁提到“命运共同体”概念。需要特别提及的是，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将“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作为大会主题。

它们直接体现了“命运共同体”在习近平主义外交中的分量，体现了中国对人类未来世界的某种理想，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和亚洲新秩序的“顶层设计”。习近平主义试图在中国古人描绘的“大同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寻求平衡，期望在国与国之间构建命运相连、和谐共生的人类家园。

习近平主义的宏大理想和目标反映出中国重构亚洲乃至世界秩序，建立新体系，以抗衡美国目前领导的民主价值观同盟的勃勃雄心。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毫不动摇地期望在不改变自己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发展。这是与中国的新国家安全学说高度一致的。

为了实现这一长远战略目标，习近平主义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外交的核心战略，并辅之以新亚洲安全观和新亚洲安全体系建设、“联俄、拉欧、稳美”为基调的大国战略、“以攻为守”的军事战略、构筑融合中国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战略、亚太自贸区战略等五大重点战略，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外交战略体系。

新亚洲安全观强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它还提出，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由此可以看出，新亚洲安全观直接指向的就是美国主导的价值观盟国政治，中国谋求在区域事务中以亚洲为主体，发挥亚洲成员国的主导作用，从而终结美国在亚洲的霸权。

尽管中俄政治结盟没有写入双方公开文件，中美时有矛盾和冲突，欧洲也仍在总体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但中俄已经具备结盟的很多特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在缓慢推进，中欧关系仍有大幅提升的空间，“联俄”、“拉欧”、“稳美”已经成为中国的外交实践。

有关“以攻为守”的军事战略，舆论都注意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主政后，种种现象都使中国的对外战略看上去富有进攻性，但总体来说，不管是从国家实力、政治稳定、军备水平，还是从地缘环境中的实际处境来看，中国都还没有实力与能力在区域实行强权政治，更不可能直接挑战美国霸权。在此情况下，中国实行的仍是防御性的军事战略。

为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展开“软实力”竞争，中国不得不在文化战略领域下功夫，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加上传统的儒家文明、民族主义，共同构成了中国新文化战略的主要内容，被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视为抵抗西方文化的堡垒。

在美国搁置亚太自贸区战略议程后，习近平主动提出，要大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实现横跨太平洋两岸高度开放的一体化安排。以期其与“一带一路”产生“联动效应”，提高中国在其中的实际地位。

在战略层面之下，中国还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和策略措施，支撑命运共同体远景战略和五大重点战略。它们包括建设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丝路基金、战略支点计划、双边经贸和投资政策、国家安全新体制新战略、中国主导的中外多边论坛等。

需要突出介绍的是战略支点计划。这一计划在巴基斯坦和白俄罗斯已落地生根，为中国更便捷地进入印度洋，开启前往欧盟的路径，提供了可行的选择。而远在非洲的吉布提，也将成为中国海军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这是一个富有战略意义的变化。

习近平主义所勾画的中国一整套外交理念、战略和策略，是要适应中共执政新阶段的实际和中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最大程度地维护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国家安全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利益，最大程度地将党的执政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国家发展利益和人民福祉结合起来。

其主要着眼点是，立足于共同利益，通过成功实施外交战略和策略，实现本国安全和各国共同安全、本国发展和各国共同发展、本国繁荣和各国共同繁荣的高度统一。以此为目标，中国以经济合作和互利共赢为切入口，将本国命运融入周边、亚洲和世界的命运中，在不直接改变现存秩序和美国霸权的前提下，另起炉灶，自成体系，推动建立周边、亚洲和世界新秩序，不断提升和扩大自身影响力、对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参与权，最终朝着终结美国单一霸权和对国际体系的领导权的方向迈进。

第三要回答的是，习近平主义会怎么样？

尽管习近平主义的中国外交以非对抗性色彩著称，并已积极付诸行动以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呈现出盘活中国外交棋局、改善中国政治孤立的态势，但仍然存在不少潜在风险和挑战。

中国要以无所不包的命运共同体来制衡西方经受历史考验的价值观同盟，以中西古今杂糅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垒西方更简洁明了、富有现实活力的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援助、经济合作铺路开展利益外交与西方的民主干预模式外交相竞争，孰优孰劣，孰最有效，有待实践检验。中国在实施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计划中，能否持续保持内政稳定和经济发展，能否长期拥有足够财力和资源支持计划，显然也需要时间进行回答。

而亚洲和世界政治、文化的多样化，地缘关系之错综复杂，各国国内情况之层次不齐，以及中国视为外交战略基石的俄罗斯与中国的密切关系生变之可能性，都将对习近平主义中国外交的实施形成挑战。可以预见，中国外交之习近平主义在尝试成功的道路上将不会那么轻松。

谢选骏指出：如果《中国外交之“习近平主义”》说的“新的国家安全学说是习近平主义的总纲”，那么，岂不是等于说，这个主义仅仅是一种“警察国家的理论”？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三十七

中国历史已经进入“现代南北朝晚期”，中国即将在百年分裂之后面对统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势必出现一种可以“整合中国”、进而“展现第三期中国文明走向”的“主义”。这个“主义”肯定不是“共产主义或三民主义”，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共产主义”或“三民主义”只能分裂中国，无法统一中国。

这个“主义”，需要完成的使命，类似于推出历史上的“科举制度”的“隋文帝主义”。

有人曾经评价：隋文帝是真正的千古一帝，他在历史上的作用，仅次于秦始皇，因为他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整合者，正如秦始皇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整合者。

那么，这个“主义”会是呼之欲出的“习近平主义”吗？

《习近平的真面目》（2014-3-4明镜网）说：

习近平的自信，是他自认为找到了“中国梦”这个执政的阿基米得支点。这个执政基点由“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2个字，构成一个三角结构，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就是说，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为思想内容，组合成了习近平主义。

习近平还将他的“中国梦”作为“普世价值”输送到美国。2013年6月7日下午，习近平在与奥巴马的会晤中说：他的“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与美国梦和各国人民的美好的梦想是相通的。”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理论最多是在亚非拉这些世界边沿地带兜售，习近平之前的中共领袖在意识形态上从来对欧美都取“韬光养晦”之守势，能对美国发起意识形态攻势，搞面对面的软实力较量，习近平是中共第一人。

对此，赞成者说：自毛、邓以后，习近平是唯一对“中国道路”真正具有自信的国家领导者，与邓小平一样，他的思想根基也是“实用主义＋民族主义”，但其最终产品却与邓小平不同，习近平是彻底的国家主义者。但哈维尔说，极权制度是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习近平的营造的人民幸福也是一个假象满天的世界。在一个没有宪政制度保障的国家，人民幸福只是一个缤纷的肥皂泡。

谢选骏指出：显然，仅仅像上文所说的这样还是不够，因为这里只有社会的平面，而没有历史的纵深。而无论如何，中国需要的，则是一位“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整合者”。

（另起一页）

论习近平主义之三十八

《十九大前的后台演习 谁当接班人习近平说了算》（2017-7-21法广网）说：

法新社7月20日发自北京的电稿说，一位重要的领导人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一个政金丑闻不断有人掉进去，一位拥有强大权力的主席正在寻找接班人。在中共19大召开前，北京已经开始了后台演习。

习近平出任中共总书记和人口最多国家的主席已经５年，他将在今秋召开的中共19大上再获5年连任。习近平的连任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下届政治局7名常委的位子争夺激烈。各派正在为了推自己人“入常”展开竞争。

在此情况下，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上周六突然原因不明地去职不能不引发关注。今年53岁的孙政才是中共政治局25个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法新社引述上海政法学院教授陈道英指出，孙政才原来很有希望在19大入常。

据消息灵通的《南华早报》透露，中纪委对孙政才展开调查与一起违纪案有关。中国两个官媒佐证了这一爆料：《重庆日报》宣布孙长才离职消息时表示：党的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必须明辨是非。《环球时报》本周二提到孙政才离职时表示，违反党的原则是破坏者。

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发起反腐运动，截止今年年初，全国已有120万人落马。但也有些人怀疑习近平利用反腐打击异己。

如果孙政才受调查被证实，他将是薄熙来倒台后中共涉腐的最高官员。薄熙来当年作为中共“明日之星”被视为习近平的潜在劲敌，他在习近平上台不久即倒台。

孙政才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主要任务是肃清薄熙来的影响。然而今年2月，中共党内巡视员公开批评他的“肃薄”工作乏善可陈。那是他失势的第一个信号。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孙政才被废，很可能与他直接或间接扰乱了习近平对19大的计画有关。

陈道英分析指出，习近平的目标是要除掉胡锦涛和温家宝预订的接班人选。胡温在中共领导层仍有较强的影响力。

奥地利人文学院中国政治研究员Ling Li表示，现在轮到习近平确立一位在2022年接替他的人选。

谢选骏指出：中国政治研究员Ling Li似乎还不明白，“主义”是不能有“接替人选”的，如果真有，那也是刘少奇、林彪的结局。因为“主义”所拥有的权力是无法让渡也是无从继承的。奥地利虽然是欧洲最美丽的国家，但是一战以后就一蹶不振了，人文研究的重镇先是转移到了德国，二战以后又继续转移到了法国——学术永远是跟着权力走的。甚至连蛮荒的美国也在二战之后渐渐赶上了西欧，天哪，我都不敢设想，是否随着中国的崛起，隋唐般的文明也将再度出现？那就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曙光。如果习近平主义就是这一曙光的开场白，那让我们热烈欢迎——欢迎中国重归文明世界，并实现“不可预测的中国将再创历史的辉煌”。那是我在1989年3月在一次大学演讲中说过的：

宪政中国需要一位“反对秦始皇的始皇帝”，而不是像党国僭主那样赞颂秦始皇的末皇帝。他知道中国必须转变，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他知道，只有反对秦始皇政治，并把手中的独裁权力转变为国家法理，才能一举埋葬秦始皇到党国僭主的“两千年不灭的中王国阴魂”！那时，一个新型的中国国家，才能与第一期的古典中国文明、我们的祖辈精神，齐驱并驾。并超越第二期的传统中国文明，成为未来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坚强堡垒。新文化将构筑；新民族将诞生。新的指向，以人格化形式达到法理化成果，通过“无我地体现了历史节奏的铁腕人物”，来实现。

当王国时代的高贵精神在我们身上流还，贵人的命运而不是亡国奴的命运，就会降临中国。当鲜血淋漓的跋涉，终于开辟了宪政时代的精神田园，中国才能走向世界，赢得世界的尊敬。

那一天，将有一个民族横越沙漠和海洋，高唱颂歌，迎接生命与死亡。他们像蚁群涌过火堆，欣然无畏，穿越民族的壁垒。一直禁锢他们强大精力的重重枷锁，终于被无情地粉碎。阻遏他们伸张正义的内忧外患，各个击破。

在这热血沸腾、兴奋不眠的历史时刻，人们被辽阔壮观的视野陶醉了。这个民族因而忘却了死亡、忘却了痛苦、忘却了罪恶、忘却了一切令人胆战心惊的东西：不是通过传统宗教的涤罪作用，而是通过新型哲学的饮酒功能。

他们的歌声，仿佛临终的安魂曲；他们的步伐，犹如自信的梦游者。他们以超然镇定，一一干完他们最勇敢的先行者不敢尝试的冒险、他们最富想象的先知者不曾设计的事业……

走出沙漠、越过大洋的民族，你们比摩西麾下的以色列人更艰辛！因为你们不是十二个部落，而是十二亿人！你们不是混沌初开的原始民族，而是腐败透顶的费拉居民；你们面对的不是没落的埃及法老，而是现代化地球的疯狂痉挛！

坚忍的民族！你们的苦难终于有了报偿。在渡过沙漠的旅程中，你们锤炼了自己的品质、提升了自己的品位、重塑了自己的品行、明确了自己的品性！那两百年间“死亡线上的挣扎抽疯”（一八四〇──二〇四〇年），所炼成的盖世三品，比我们祖先的五千年传统，具有决不逊色的内力。

是沙漠的艰辛，激起我们克服沙漠的勇气。是沙漠的绝境，逼使我们开辟绿洲的运动！我们知道，一切成功的“反抗侵略”的活动，必定导出“反侵略”的结果。秦人是这样反抗关东各国的；俄国人是这样反抗蒙古人的；日本人是这样反抗朝鲜人的；日耳曼人是这样反抗罗马人的；罗马人是这样反抗迦太基人和希腊人的；希腊人是这样反抗波斯人的；甚至侵略成性、黩武为业的亚述帝国，也出于对巴比伦人数百年压力的总反击！

我们知道，现代世界各种族──各国家──各民族──各阶级的佼佼者们，梦寐以求的事业，只能由最善于承受艰辛的人们去完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时刻，已经不远。不过，这并非“国际主义”促成，而是由秦人、罗马人这样的“被压迫民族”来实现，这，就是历史的报应。“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易经·泰卦》）──信矣哉！欧洲古典文明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就是“罗马公民”，现代文明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将由谁来主导？

被压迫的民族啊，你们在绝望的沙漠中熬炼出来的结晶，不会白费。对沙漠的反应和回忆，是你们持久的激励。让我为你们衷心祝福！让我们为你们的行为扩张，辟开思想的角度！我们是为你们，而活着的。

那一天，将会有新的《雅》《颂》，从中国的大陆深部流出，文明的废墟，变成文化的绿洲。那一天，新的民族将说着新的语言。他们饶舌，仿佛在操练一种战略。人们也许知道他从哪里来，却不知晓他向哪里去──他对世界的关怀，并不能使人们宽慰；因为他所开启的一切，过于巨大，以致托出无限的未知。

这基于某种宗教吗？或者，仅仅基于某种纯朴的感情。它是世界政治的陈旧总谱？或者，是某个民族的新兴意志。但无论如何，它不再是黄河流域几个小小部族的娱悦品，它的范围，也不再限于汉字文化圈──它不仅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繁殖，还会改变地球的气候，过度的工业化也许缓和。它不像文中子的“雅颂摹本”那样湮灭无闻，消失在历史的湍流中；因为它不是临摹，不是发自个人的怀古幽情。它不是文字的工夫，甚至不是深厚的教养；而是某种原始的吼叫，一种孩提般的喧闹：仿佛一轮朝日，突然耀眼四方，仿佛雪巅崩溃时的隆隆巨响。

“教育”的压迫、“风度”的榨取、“学识”的奴役、“修养”的阻碍──都不足抵挡他的前进。他刺破历史的青天，舔舐清纯的眼泪，掠过稠密的鲜血。透明的精力、空灵的魔术，为他伴舞。新的光合过程将产生新的种族、新的文明！

新的《国风》和新的《雅颂》一同兴起──作为世界喜剧的开场白。它的《前言》说：“历史其实是喜剧。至于悲剧，只是喜剧的间隙。所以，视悲剧为恶兆的成见，将被歼灭。”新的《国风》是新民族破土而出的爆裂声。所以，它来自悲剧，但不固执于悲剧。

中国民族的天良、中国文化的冲动，呼吁我们：为结束近代中国的苦难、耻辱，一定要以新的体验，去开辟新的道路！为了不让重大的牺牲付诸东流，或者仅仅是为了“回报的必要性”，也必须这样做！这样，大地在我们脚下，正展开多么新奇而辉煌的远景──让我们为了它，而忍受眼下的坎坷！让我们从悲剧的优美中，获得本体的安慰！

谢选骏指出：这是中国的命运。如果习近平及其主义无法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后来居上也还会产生更为强有力的人物来完成这一任务。对此，我从1970年代以来就没有怀疑过。

（另起一页）

后记

善心汇与太平军

（一）

《北京发生群体抗议，善心汇会员反对政府传销调查》（纽约时报2017年7月24日）说：

成百上千名中国投资人周一涌上北京街头举行抗议。他们参与投资的项目被警方定性为传销，但周一的抗议却不是针对这家有人投入了一生积蓄的公司，而是针对调查这家公司的政府。

投资失败引发群体抗议在中国并不鲜见，但如此规模的抗议以及抗议发生的时间都不同寻常。抗议发生在北京南部的大红门，距离天安门广场数英里之遥，而且再过几个月，中共就将召开十九大。这场抗议似乎有意让政府难堪。

抗议爆发几小时后，警方调来大巴，用来把抗议者拉走。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警方于周五逮捕了这家名为善心汇的公司的几名成员。新华社说，公司法人代表张天明和其他几人被捕的罪名是“以‘扶贫济困、均富共生’等为幌子”，“骗取巨额财物”。

北京的抗议者打出横幅，声称善心汇遭到“迫害”，呼吁习近平和他的政府过问他们的诉求。中国社交媒体上有关于其他城市与善心汇相关的抗议的帖子出现。

该公司的一名投资人、40岁的赵国胜（音）说，他今年在善心汇投了3000元。他说，湖南省永州政府官员以传销罪名相威胁，敲诈善心汇。

永州官方否认敲诈指控，称这是“对国家公职人员形象的恶意损害和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

“今天在大红门抗议的人想要向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释放公司领导，让公司正常运转，”赵国胜说。他并未参加北京的抗议活动。

谢选骏指出：善心汇这个名字不像是传销组织的，它的行为方式更像是宗教组织的，这可能才是善心汇的慈善行为遭到政府强力镇压的真正原因。

（二）

《善心汇投资者北京大规模请愿遭遣返》（2017年7月24日美国之音）说：

数千中国民间投资者连日来在北京国家信访局、中纪委、天安门广场、大红门商品交易批发市场等地集体请愿，手持标语牌和表示爱国的小五星红旗，表达诉求。消息人士说，在北京市警方官员出面接见后，大部分请愿者星期一被大巴车遣返原籍地，其中包括一些残疾人员。

这些请愿者与一个被当局指控为传销组织的机构有关。该机构称作“深圳市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张天明和一些技术骨干本月早些时候被警方逮捕，他们被指控“以扶贫济困，均富共生”为由，在全国各地组织传销，骗取巨额财产。

7月20日，一个以善心汇总部名义就该公司创办人张天明等人被捕一事发出的紧急通知说，所有善心汇残疾的会员们响应总部号召，明天（21日）紧急集合北京，请愿者前往北京的旅费由所属地中心上报公司商务中心报销。通知说，已经确定“张总和部分高层就关押在（湖南）永州公安局。”

一名自称与请愿者近距离接触过的匿名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7月21日起，善心汇请愿人员从一些省份和地区赶到北京，前往中纪委等地集结，要求释放张天明等人。期间，一些请愿人员被扣在街道办事处，有人给送吃的、火腿肠、馒头和水。消息人士说，在几位北京市公安局的官员接见请愿者代表后，到7月24日晚上，大部分外地请愿人员被警方遣返。

该消息人士把善心汇的集资获利方式称为“击鼓传花式”。他说，警方及早干预善心汇的集资活动冻结其账户，以免有人卷款潜逃，有利于返还投资人的被卷入资金。

请愿者发布的视频显示，上百自称“家人”的善心汇会员一度在天安门广场静坐抗议，还有许多请愿者在街道两侧拉起红色横幅，表达诉求。视频显示，在北京市其他地方聚集的请愿者们要求立即释放张天明，让善心汇恢复正常运作。他们还呼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关注，他们拉起的横幅上写着：“习近平：依法及时解决群众合力诉求！”也有民众高喊“人民警察爱人民”及歌颂共产党的红色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有视频显示大批警察拉走请愿者进行清场的情况。

这是1989年当局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后首次出现民众到天安门广场集体静坐抗议，也是今年2月数千退伍军人上访中纪委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群众请愿集会。有报道说，这次到北京请愿的投资者总数多达数万。

美国之音试图联系仍在北京的请愿人员直接了解情况，但被婉拒。其中一位请愿者用微信表示，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办，让外国的办，性质就变了。发微信者还将记者希望客观报道的采访请求理解为外媒企图抹黑。他表示，抹黑中国的事情不能做。

总部在深圳市的善心汇号称拥有500万会员遍布中国各地。

善心汇董事长张天明今年早些时候发布微信说，永州市公安局以传销的名义，在4月份开始敲诈上千万。网上有传闻称，当时善心汇被永州警方欺诈2000万元。

张天明7月1日又发微信说，“今天是党的生日，看到在善心汇家人们的群里都是祝福的声音、相信党的声音、跟党走的声音！”这位被指控传销诈骗的善心汇创办人7月4日还在微信中表示，“永远跟党走！”

中国近年来已经发生过多起令众多投资人血本无归的非法集资骗局，其中e租宝和泛亚等案件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受害人数多达几十万，他们在北京等地举行了数次集体抗议示威活动。

将会关系到未来数年中国权力结构布局的中共19大预定今年秋季举行。在离19大只有几个月的高度敏感期，在天安门广场、中纪委等极为敏感的北京心脏地段发生了如此罕见的善心汇群众请愿活动，而且目前看来事件并未平息，这给当局造成的维稳压力显然非同一般。

谢选骏指出：善心汇显然不是一个传销组织，因为它的领袖具有高度的政治意识，知道如何进行合法的组织运作。但即使如此，依然遭到政治敏感度极高的极权势力的打击消灭，因为他们才不管你的口号是否合法，就害怕你的实力足够强大。请记住，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越有实力的就越危险，不论是郭文贵，还是刘晓波，还是孙政才，还是这位张天明。

（三）

《善心汇成员北京请愿促释放被抓高层 据称现场多达6万人》（2017年7月25日博闻社）说：

来自中国各地的数万名“善心汇”成员7月23日、24日连续两天在北京聚集维权。此前，“善心汇”被指涉嫌非法传销，法定代表人张天明被警方抓捕，会员的钱款全部遭到冻结。

24日请愿行动升级，号称组织6万人到北京大红门国际中心外请愿，并准备到最高检请愿，要求释放被拘留的骨干成员。事件为北京十八年来罕见的大规模民众请愿，当局为防示威扩大，并封锁现场及屏闭手机讯号，动员多市公安入京城戒备。

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善心汇）据称有数百万名成员，遍及多个省市。上周湖南永州警方闯进当地善心汇的会场，将董事长及多名高层等数十人带走后，当地连日出现小规模示威行动，未几蔓延至山东、湖南及北京等多个省市。

其后成员分批进京进行浪接浪的示威请愿。上周六（22日）先有成员在中纪委大楼下跪请愿，翌日（23日）有成员在天安门广场先游行后静坐请愿。当局其后派员捉走示威者，送到关押访民的久敬庄。

网传组织成员周一再到天安门请愿，岂料是声东击西。号称多达6万名成员到北京丰台区大红门国际中心集合，准备前往最高检请愿。网传短片显示，示威民众包括大批残障人士及妇孺，高呼“抓捕（善心汇人员）是冤案”，另展示要求中央、中纪委介入事件，平反冤案的横额。

由于不断有外来示威者加入，有传示威人数一度达10万，挤满大红门国际中心外围广场及行人路，期间有人不支晕倒。警方其后封锁现场外围多条街道及北京地铁大红门地铁站，导致现场外围交通瘫痪。附近巴士乘客不甘困在车上，下车步行，令现场交通更加混乱，不少北京市民怨声载道。

这是1989年当局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后首次出现民众到天安门广场集体静坐抗议，也是今年2月数千退伍军人上访中纪委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群众请愿集会。

总部在深圳市的善心汇号称拥有500万会员遍布中国各地。

善心汇到底是什么·

内地公安部上周五（21日）通报，深圳市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善心汇）法定代表人张天明等人，目前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据内地传媒报道，善心汇打着慈善布施为幌子，以高额回报引诱受害人在善心汇平台上进行投资。通过收入门费、拉人头等推广模式，利用新投资者的钱来支付旧投资者的利息和回报，而该模式已涉嫌构成传销、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

报道又指，受害人每年向善心汇缴纳300元，便可在“善心汇众扶互生大系统”注册成为一个会员帐号，然后每次以1至2个、每个100元的“善心币”进行投资，总收益将分为投资及推广两部分。

会员只要“捐款”，几十天内就能获得高额回报，且捐款金额愈多回报率愈低，从而体现富人少赚、穷人多赚的慈善概念。

在投资收益上则以投资额度的多少作为收益的多寡，并分为“特困区”、“贫困区”、“小康区”、“富人区”及“德善区”5个“布施区”，当中以投资额度1000元至3000元的“特困区”及“贫困区”回报最快及最高，投资7至10天后便分别可获50%及30%的收益。从投资模式可见，善心汇完全符合传销的“缴纳入门费”、“组成层级团队”及“按层级团队计酬”的3大特征。

谢选骏指出：“慈善布施”是宗教纲领，“善心汇众扶互生大系统”是宗教组织，“特困区”、“贫困区”、“小康区”、“富人区”及“德善区”是宗教部队——显然，两极分化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支“太平军”。这可能就是中国社会开始重组的萌芽，谁说中国除了共产党之外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呢？谁说中国除了共产党领导之外没有任何组织可以领导呢？我看善心汇就可以，不信的话，把他的领导人从监狱里放出来试一试如何？

（另起一页）

附录之一

基督教与白莲教

网民问答《为什么邪教大多和基督扯上关系？》这样说：

问题：

为什么邪教大多和基督教扯上关系？

我国明确的14个邪教组织中就有8个……

（回答一）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准备多答一点。长文预警。

准确地说，这个问题应该描述成“为什么在当代，邪教大多数和基督教扯上关系？”

一、从秦汉到隋唐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源远流长的宗教历史——自然也有着同样源远流长的邪教史。从五斗米道到大乘教，从白莲教到太平天国，邪教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然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邪教从来就没有原创的能力。邪教从来都是依附正常宗教而存在的。甚至有的时候，正教与邪教的差别可以达到极其微小的程度。

从汉末到唐朝，邪教常常以道教形态出现；唐末至明清，邪教又开始依附于佛教；近现代，大多数邪教则以基督教自居。其中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政府对邪教崇拜对象的打击力度；政府对邪教所依附的正教的支持程度；正教本身的能力水平；正教背后的潜在势力，等等。

从秦末到两汉再到晋代，这段时间是道教系邪教的兴盛时期，代表人物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准确地说，是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黄巾之乱，和以孙恩、孙泰、卢循为代表的五斗米道暴乱。这段时间正是正统道教形成的时期，邪教亦依附道教而产生。秦汉的方术、巫蛊对道教系邪教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而外来的佛教在此时势力较弱，无论是在宗教的活性上、信徒的规模上还是经典的现实化作用上，都比不过方兴未艾的道教，在此时道教几乎成了邪教依附的唯一选择。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势力开始兴盛。经过五斗米道暴乱之后，政府对道教已经产生了提防；民间佛徒人数迅速增长，政府也对佛教大力支持，无论南朝北朝都大力崇信佛教，佛寺如雨后春笋，因而邪教开始转而依附佛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经典再一次被大规模翻译成中文，更加坚定了邪教产生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邪教依托于佛教，更确切地说是依附于弥勒崇拜。所谓“新佛出世，除去众魔”，邪教教主把自己神化成弥勒佛化身，反视正信佛教为魔。邪教将杀人视为度化，企图在人间建立弥勒净土——也就是邪教首领所引领下的、利用宗教手段叛乱建立的政权。弥勒崇拜的理论依据是三佛应劫，代表流派是以法庆大乘教、傅歙弥勒教为首的一系列沙门暴乱。

二、从唐朝三夷教看当代基督教

有唐一代，邪教作乱并不频繁，也并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具有代表性的邪教活动。一方面，经历了汉末的道教暴乱和南北朝的佛教暴乱，唐朝政府对佛道两教的邪教化倾向作出了一定的防备；另一方面，唐朝国力雄厚，对待宗教海纳百川，不对某一宗教作出过度的扶持，无论是传统的佛教道教还是外来的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当然，后来武宗灭佛，将佛教和三夷教一并铲除，这也正体现了在国力衰微时对于宗教的控制力显著减弱，不得不以暴力手段将其消灭。

三夷教对于这个问题而言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邪教，准确地说是当代邪教，大多数与基督教产生关系，但基督教早在唐朝就已经传入中国——准确地说是东方叙利亚教会聂斯托利派基督教，景教——这一教派在元代仍有影响，但从未产生过邪教依附的情况。与当代基督教对比来看，可以有以下几种原因：

1、宗教的思想基础严重不足。

我们生活中所见的众多基督徒，一旦谈及宗教，便会用一种半文半白，不明所以的腔调来说话——这就是所谓的圣经体。基督教新教号称唯独圣经，具体到信徒身上，往往会异化成“脑子里只有圣经”，于其经典，言必称之，不敢增减一句一字。这种对宗教经典的高度重视，造就了当代基督教信徒的思想基础，也成为了一种潜意识的宗教凝聚力，成为了划分“选民”和“外邦人”的显著特征。反观景教，其经典高度中国化，也不搞“唯独圣经”。从近年发现的景教经典来看，无论是圣经、教理、赞美诗都有所体现，并且具有相当地中国化特征。为了促进中国信徒的接受，景教经典往往采用佛化、道化的手法来阐释教理。

“岑稳僧伽！凡修胜道，先除动欲。无动欲，则不求不为；无求无为，则能清能净；能清能净，则能晤能证；能晤能证，则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乐缘。”——《志玄安乐经》

“吾囙太阿罗诃，开无开异，生无心浼，藏化自然浑元发。无发，无性，无动，灵虚空买，因缘机轴。自然著为象本，因缘配为感乘。”——《宣元至本经》

佛化、道化的景教经典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理论基础，对于邪教而言自然也就无从依附；过度本土化的经典难以使信徒产生向心力，自然也就无形中削弱了信徒的组织能力。

2、景教背后没有政治势力支持。

景教的源头是叙利亚教会聂斯托利派，聂斯托利是被基督教正统所驱逐出教的异端，其教会在波斯得到发展；然而，景教对波斯的影响力未必能达到较高的水平，波斯对唐朝的影响力就更为有限了。景教在唐朝的发展，更多的是传教士的个人行为，而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自然发展较为艰难。唐朝势力雄厚，国民底气十足，面对这样一个没有根基的国外教派，信徒人数较少也是理所应当的。而近现代中国多灾多难，基督教传教士往往伴随着国外的政治势力而来，无论是正信还是邪教，其背后都有着国外势力的潜在支持。中国国力衰微，“洋教”等于“先进宗教”的观点深入人心，要扭转这种成见，定非一朝一夕之事。

3、没第三了。

光是这两点就已经让景教的根基不稳，在武宗灭佛时一拔就倒，直到在元代接受输血之后才短暂复活了一阵——还要什么第三啊。

然后我们再针对三夷教的另外两个宗教来分析。三夷教，包含了景教（基督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还有摩尼教。摩尼教的作用最为复杂，放到最后再说。

先说祆教。祆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虽然它在波斯呼风唤雨，但在中国最多也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出现。时至今日，只有祆教被灭后没有任何复兴，考古资料也未曾发现祆教的任何经典甚至寺庙遗址。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景教相同，即波斯对唐朝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另一方面，祆教本身类似于一种典型的民族宗教，信徒对外传教的热情极低，甚至达到了维持宗教纯净不惜近亲结婚的程度——这也就是目前所发现的祆教遗迹多为墓葬的原因。

反观今日的基督教——确切说是基督新教，已经深深地把“传教”两个大字刻在了自己的骨髓之中。对于信徒而言，“传福音”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行为，而且是义务。相信大多数接触过基督教的人，对基督教的恶感都来自于他们不厌其烦地向对方传福音，并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宗教是唯一真理，甚至达到了诋毁其它宗教的地步。这一点是基督教的共同特征，无论是正信还是邪教都是如此；利用这种手段，邪教最初的信徒积累就变得极为容易。传福音的后果是有教无类，有教无类的后果请参见通天教主。正所谓红莲白藕青荷花，三教本来是一家。耶稣基督一教传三友，东正教似老子，存在感低，信徒也少；天主教似元始，门徒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信徒质量甚高；基督教似通天，教门广开，无论根基如何，都一并收进囊中，其戾气也是最重。

然后再说摩尼教。摩尼教在唐代的传播，其实就是当代基督教传教的缩影。论经典，摩尼七经在手，体量比起圣经差不到哪去；论组织，摩尼教有波斯教廷，有中亚牧首，有东方教区主教，形态与基督宗教类似；论思想，摩尼教承接祆教二元论，基督教救赎观，以二宗三际一以贯之，思想深度也是足够的；论政治影响，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微，摩尼教为回鹘国教，借回鹘之力强迫唐朝给予摩尼教充分的传教自由，从长安到江浙，从西北到东南，大云光明寺比比皆是。以上种种，使得摩尼教成为三夷教之首位，祆教景教与之相比远远不如。

然而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原因，为摩尼教埋下了衰败的伏笔。摩尼教的传播与回鹘的政治势力密切相关，回鹘为黠戛斯所灭，唐朝即将其严加禁断。然其余力犹存，摩尼教残余势力在宋元时期以明教的形态重新出现，成为了邪教的又一依附对象。

三、从摩尼教到明教

从摩尼教到明教的过程，就是由正信走向邪教的过程——不可否认，明教产生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向邪教发展，但之后的一系列邪教将明教教义收归己有却是不可否认的。唐代摩尼教在回鹘的支持下地位显赫，并未出现依附摩尼教的邪教。一方面，摩尼教的主流作为合法宗教，没有必要转入地下和邪教同流；另一方面，虽然摩尼教地位较高，但这个高度是就祆教景教而言，比起佛教道教，摩尼教的势力远远不如，自然也就难以引发邪教效仿。

而到了宋代，摩尼教由城市转入乡村，由庙堂走向民间，由合法宗教变为附佛外道，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向邪教方向转化。摩尼教在会昌法难时受到了巨大打击，经典流散，信徒逃亡，与中亚教会、东方教区主教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摩尼教残余中的一支选择了走入乡村，与民间信仰结合——这个过程，与当今的农村基督教颇为类似。一个本来正信的宗教，缺失了其存在的思想基础，又缺少水平较高的引导者，在民间的发展往往会趋向于邪教。在摩尼教而言，缺失了摩尼七经，宗教领袖由回鹘僧侣变为民间神汉；对于基督教而言，缺失的则是两千年来积累的基督教文化底蕴，只剩下了圣经本身——在因信称义、自由解经的理念推动下，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其宗教领袖，也从具有相当神学素养、受过正规培训的牧师变为神学素养差却擅长搞传销的传教士。

此外，摩尼教的组织形态也成为了邪教化的重要推手。摩尼教在巴比伦有教廷圣座，在中亚有东方正统教会牧首，在高昌回鹘有东方教区主教，十二大主教之一甚至亲自拜谒过唐玄宗。摩尼教的组织与基督宗教颇为类似，而与组织松散的佛道两教截然不同。转入地下后，其基层组织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团结性——宋代史书所谓“食菜事魔、夜聚晓散”者即为此理。一个组织明确的宗教，显然更善于团结基层信众，使之增强凝聚力，大大提高信徒的依赖感，弥补佛教道教在心灵关怀上的缺失。佛教道教的宗教活动需要信徒的主动参与，而摩尼教存在着组织严密的基层教会、周日的聚会和圣餐、还有组织人员讲解教义的活动——这一切都使得摩尼教在民间受到广泛信奉。对照基督教，我们可以发现今日的农村基督教几乎是摩尼教的翻版。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我们前面说到，佛道两教都曾经被邪教依附，掀起过大规模的叛乱；这一次，随着摩尼教转入地下传播，被邪教依附自然也不可避免。这一时期的代表，是以方腊为首的邪教作乱。历来对方腊的固有印象，往往将其视为摩尼教教主，但真实的方腊与摩尼教的联系显然较为有限。准确的说，方腊之乱是一次融合了三教教义的杂烩式邪教暴乱。

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物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袒葬，方敛，尽饰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一问曰：“来时有冠否？”则答曰：“无。”遂去其冠，次问衣履，遂亦去之，以至于尽，乃曰：“来时何有？”曰“有包衣。”则以布囊盛尸焉，云事后至富。小人无识，不知绝酒肉宴祭厚葬自能积财也。又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不必相识，党人皆馆谷焉，凡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以是诱惑其众。其魁谓之魔王，右者谓之魔母，各有诱化。旦望，人出四十九钱，于魔公处烧香，魔母则聚所得缗钱，以时纳于魔王，岁获不赀云。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不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俗讹以魔为麻，谓其魁为麻黄，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

从中可以看出，方腊思想中既有来自于佛教的金刚经，也有来自于道教的张角崇拜，也有来自摩尼教的日月崇拜。我们可以推测，方腊一党受到了转入地下的摩尼教-明教思想的影响，但其依附的是否是某一个特定宗教，仍然很难评价。

四、弥勒和弥陀，二宗三际和三阳劫变

元明时期，白莲教作为又一个新兴的邪教而得到了广泛关注。白莲教向上承接弥勒教、大乘教、白莲宗，又和同时期的摩尼、白云若即若离，所奉“三阳劫变”思想成为后代众多邪教的理论基础。三阳劫变认为世界发展历程分为三个周期，分别为青阳、红阳、白阳，由燃灯、释迦、弥勒三佛执掌。——白莲教的具体信仰内容很难考证，因白莲教支派广泛，信仰繁杂，信徒又往往处于正教和邪教之间；但可以确定的是，弥勒信仰、弥陀信仰、三阳劫变都是白莲教信仰的一部分。三阳劫变思想继承自两晋时期的弥勒净土，又融合了摩尼教的二宗三际理论，更加强化了其中明暗斗争的色彩。后代的罗教、弘阳教、圆顿教、八卦教，乃至建国后称帝的三期普度大中华佛国，都秉承这种思想。从元代到清末，邪教一直以三阳劫变思想为指引；这种思想的骨架来自佛教，带有一定的摩尼教色彩，道教思想也时常被裹挟其中。这一时期，基督教在中国依然具有一定影响——元代景教再度兴盛，景教传教士得到礼遇，同时天主教方面的传教团也到达中国，教廷开始与中国官方正式接触。景教和天主教在此时并称为也里可温教，和明教一同由主教管辖。“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

此时的邪教之所以不依附基督教的原因显然和唐代相同——基督教的势力太过弱小，缺乏来自外部的支持和民间信众的思想基础，而作为正当宗教的基督教显然没有必要转化为邪教；到了明清时期，基督教自身尚且自顾不暇，天主教文化和中华文化产生冲突，朝廷态度时宽时禁，天主教传教士就更没有理由化为邪教以落人口实了——更何况，对于正信的宗教而言，转化为邪教以扩大信徒规模/保持自身纯洁性稳扎稳打——这两个选择之中，传教士显然更倾向于后者。这也是正信和邪教的本质区别之一：正信更希望保持自身教义的纯洁性，即使这样会加重宗教发展的困难程度——而邪教，更希望用尽一切方式进行传教，以扩大信徒规模为达到其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

五、邪教依附基督教

晚清时期，邪教依附基督教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国力衰弱之时，洋教等于进步宗教的思想开始产生；经历了历朝历代的多次佛教、道教作乱，统治者对邪教所依附的对象已经产生了警惕；外国传教士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依靠其政治势力传播基督教，此时也不必考虑什么过度华化的影响了；主张因信称义的基督新教也在此时传入中国，降低了信仰基督教的成本。在此情况下，太平天国应运而生。洪秀全企图建立一个利用宗教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庞大的政教合一帝国，基督教——确切地说是基督新教，正好适应了他的政治需求。

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暴政；加尔文如此，洪秀全如此，今日的Isis也是如此。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所作出的邪教行为此处略过不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拜上帝教只是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邪教而已，它的本质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政治实体。至于拜上帝教所拜的是否是基督宗教两千年来所崇拜的那个存在，这对洪秀全而言并不重要。他并不关心宗教教义的传播，他唯一的企图就是通过宗教手段达成政治目的。虽然外国传教士借助于政治势力推动传教，但他们的第一目的始终是宗教而非政治。正因如此，不管哪一派的传教士在考察了太平天国之后，都不禁大皱眉头，啼笑皆非。他们甚至不承认洪秀全是基督徒。无论在何时何地，正信与邪教必然水火不容。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显然融合了很多民间宗教元素，并不是严格的基督教。从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未曾有大规模依托基督教的叛乱。洪秀全之后的又一个宗教活动高峰是义和团，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己任，坚决反对一切洋教——无论是正信或是邪教，只要沾上一个洋字，拳民必然怒发冲冠，将其打成粉末。义和团甚至谈不上依附哪一种宗教，只是民间信仰的集中体现而已。到了民国，又有以一贯道为首的众多道门兴盛；然而建国初期，政府以雷霆手段打击一切反动会道门，这些邪教也就随之消失殆尽了。虽然仍有秉承三阳劫变精神的邪教头目企图发动叛乱，但基本都在几日之内灰飞烟灭。时至今日，以邪教手段达成政治目的，企图称帝——已经成为了一个再好笑不过的笑话了。

建国后的又一个邪教高峰，来自于八九十年代的气功热，轮子功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一个邪教组织。轮子功的理论基础，从佛教道教中都有借鉴，为了适应气功热的时代潮流，其头目还引入了一些气功动作和舞蹈动作，真真让人笑掉大牙。犹记得小时候地方新闻报道：一老太太信了轮子功，按照大师指引，盘腿而坐，五心朝天，无奈脚心怎么也朝不上去。老太太发起性来，两只手拽住脚丫子一用力——嘎嘣一声。

现代邪教依附基督教的原因，我想在这里就可以总结出来了：第一，佛教道教势力衰微，基督教代表着“进步宗教”；第二，佛道两教缺乏基层人文关怀，基督教的组织形态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第三，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实力缺乏压倒性优势，基督教受国外势力支持，传教资本雄厚；第四，基督新教的因信称义、唯独圣经、自由解经是邪教发育的良好土壤；第五，经历了轮子事件后，政府对于佛教系邪教产生了充分的警惕，而在基督教方面还待加强；第六，基督教以圣经为中心，以聚会为手段，维持了信徒的宗教向心力；第七，基督教对于传教工作具有极高的热情，从未间断；第八，信仰基督新教成本极低，对于平信徒而言只需熟读圣经，而不需深入研究神学；第九，新教往往继承了加尔文一宗的暴戾气质，不仅佛教道教无力反击，就连同属基督宗教的天主教、东正教，与之相比也难以抗衡；第十，我想不起来还有啥了，但不凑个第十出来，我会犯强迫症。

总而言之，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邪教都将以基督教面目出现，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无论是无神论者，还是基督宗教的信徒，或是其它宗教的信奉者，都必须加以重视。邪教绝不会因为你是信徒就开恩放你一马；与之相反，如果邪教得势，第一刀就会捅在正信者的身上。

哦，你说中国不是还有一种大宗教嘛，邪教怎么不依附于它？

抱歉，对于这个问题，我一句话也不说，那是坠吼滴。

（回答二）

截至目前，中国官方认定的邪教组织有14个。其中与基督教有关的邪教有12个，与佛教有关的有2个。这些基督邪教分别是：呼喊派，门徒会，全范围教会，灵灵派，新约教会，主神教，被立王，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三班仆人派，天父的儿女，达米宣教会，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

2014年，在山东招远6名“全能神教徒”将无辜女性殴打致死。这里面的“全能神教”也是基督教相关邪教，它还末入列前12名。

美国的邪教比中国恐怖得多，“千禧年观察研究中心”统计了1200多个邪教组织，基本全部是基督教相关的邪教。人民圣殿教就是令全球震惊的基督邪教。

面对众多邪教，基督徒辩称：这不是基督教的错，是基督徒的错，是这些牧师和信徒误解圣经的错。

当年孔教成为吃人的宗教，新文化干将进行猛烈抨击。有些老先生们想出个卫道的法子，“这些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孙通，董仲舒，刘歆，程颢，朱熹……等人误解孔道的结果……”这个法子和基督徒的法子如出一辙。

胡适、陈独秀的驳斥鞭辟入里：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都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当穆斯林干坏事了，这不是真正穆斯林干的。

当基督徒干坏事了，这不是真正基督徒干的。

那么，

当法西斯干坏事了，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不是真正法西斯干的呢？

当侵略者干坏事了，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不是真正侵略者干的呢？

如果我们这么认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就大错特错了。任何现象都从一定的方面表现着本质，现象与本质有内在一致性，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无法脱离干系。假象也是本质的表现。

部分人打着穆斯林的旗号干恐怖主义，这就能说明伊斯兰信仰里有恐怖主义的成分和基因。

部分人打着基督教的牌子搞邪教，这就能说明基督教信仰里有邪教的成分和基因。

何以全世界的邪教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基督教的招牌。故不管是基督教本宗，还是基督教邪教，都需要摘下你们的招牌，至少向公众公布你们的存在，登记你们的领袖，申报你们的活动，交代你们的资金流动，并依法上税。若不做到如此，一律依法取缔。

【国内三自教会基本可以做到，极少数家庭教会可以做到，大量家庭教会差得很远。】

为什么基督教能衍生出如此多邪教？难道基督教成为全球邪教孵化中心了？

1、基督教的超理性给邪教发挥空间

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三位一体”“因信称义”都是超理性的，即用理性无法解释。由此可见基督教超理性的东西的影响有多么深。

这些超理性的东西，给邪教无限的想象发挥空间。

2、圣经的经文是矛盾的

信的话，连数字、人数、年份、人物等数据的差错都可以被解释成无误，不信则处处皆为矛盾，这些矛盾被神学家称为“真理的反合性（Paradox）”

因为对某段经文的不同理解，基督教就能分裂成两派。正因为圣经经文的矛盾，基督教教派如此众多，邪教滋生也不奇怪。

而且“真理的反合性”的方法，不过是颠倒黑白的方法。这不给邪教立论提供了绝佳的方法吗？

3、与世界的敌对

圣经多次明确表示，世界是属于魔鬼的，服从世界就不属于上帝。

邪教疯狂利用这点，与现行政府、法律、道德论理敌对，建立自己的邪教帝国。

4、宣教

圣经非常看重宣教，称宣教是拯教别人的灵魂。

邪教利用宣教发展自己的势力也变得理所当然。

5、奉献

圣经认为基督徒要什一奉献，即将个人所多的十分之一奉献教会，供教会的需要。

这成就邪教的敛财工具。

《圣经》提供了邪教所需要的材料、空气、工具、方法、招牌，不滋生邪教才怪。

附：

问：那为什么基督教自己没有成为邪教呢？

答：谁说没有，以今天的标准，中世纪的天主教、宗教改革初期的新教不就是邪教！只是那时候他们占大多数，把当时的少数派【包括无神论、其它信仰者、甚至基督教的部分支派】定义为邪教，通过异端裁判所进行残酷镇压。

（回答三）

因为佛祖明白说过，下一个佛是“弥勒佛”，要非常久的时间后才能降世。

在圣经中，对耶稣再次降世也没有明确说明时间，并且圣经里一再的强调这日子，没有人知道。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马可福音·13章·32·节）

甚至圣经还一再强调要堤防假基督，假先知。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路加福音·21章8节）

今天刚在为何邪教组织大多以基督教作为蓝本，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原文再次转述如下：

1、歪解比创造更容易。

凭空创造一个宗教要比基于现有宗教基础去歪解教义更难。现有的宗教信仰，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即使不了解，也是混的过耳熟，而在此基础上的加工曲解，省去占领心智的一部分工作。一个未知凭空出现的东西，包装起来的代价也更大，你要原创教义、编造历史，还要构架一个合乎逻辑又利于自己的价值观，这对于普遍智商不高的邪教创始人来说真的要求太高了，教主做不到。

2、基督教在中国位置尴尬，有机可乘。

这话题很敏感，说几个存在的事实：

我国的天主教，在官方层面至今不承认受梵蒂冈的管辖和控制；

我国的官办基督教又称为“三自爱国教会”，即“自治、自养、自传”。

我国除了三自教会外，存在最多的是家庭教会，即脱离三自教会之外的民间组织。这种组织数量之多，人数之广非常难统计，也因为我们的大环境，他们游走在所谓非法集会的边缘，有些甚至经常会被抄家喝茶。

明白了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国家没有系统、正常、健康的宗教发展体系，而自以为是搞了一套“社会主义无神论指导下”的宗教发展模式（不仅仅是指基督教），这种模式一方面造成正统的信仰不被扶持甚至反被打压，另一方面，在这种模式下催生了家庭教会，而这也为邪教提供了便利——他们可以假借家庭教会的名义和方式组织聚会和发展会员。

3、圣经“资源”完整，且没有唯一解释

邪教无非是要这几个关键词：钱、拉人、恐吓、绝对服从。

而对照圣经，他们似乎能找到非常完整的理论资源来做依据：

钱——圣经强调你只是神在世上财富的管理员，而且圣经里有十一奉献的要求（即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

拉人——圣经非常看重传福音。所谓福音，即好消息，正统的基督教义认为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不是人人都知罪，许多人活在罪中不知悔改，而又因着爱人如己的原则，传福音给万民是基本行为。

恐吓——是的，圣经里有末日论，也有地狱撒旦之说。但是圣经同时又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马可福音·13章·32·节）

绝对服从——圣经强调一神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籍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

所以，对比其它宗教，圣经简直就是一本指导手册啊！这种断章取义，妖魔歪解圣经的行为糊弄了不少人，以至于有些人甚至不加了解和思考就认为圣经是邪教的温床。

但！是！圣经里更加强调：

爱——圣经里的爱，是我所知最丰富丰盛的爱，哥林多前书13章有过明确的解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同时，圣经里不止一次的强调要爱人如己。“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19·19）；“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拉太书5·14）；“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雅各布书2·8）……

谦卑——圣经的谦卑恰正是神的谦卑。也许没有信主，没有了解过基督的人，是无法理解一些主耶稣的事情（如果愿意可以跳过这部分~）：虽然祂在永远里就居在高位，但当祂降生的时候，连客店里也没有祂可降生的小床铺，祂降生在破烂不堪的马槽里；耶稣基督为了抢救灵魂，满怀热切，日夜奔劳，遍走四方，祂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连饭也顾不得吃（可三：20）；在拿撒勒城的民众对祂怒气填胸，撵祂出城，带祂到山崖，要把祂推下去（路四：29），然而，主耶稣都感谢天地的主，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太——：26）；祂是这样的不争竞，不喧嚷，甚至街上的人也没有听见祂的声音（赛四二：2）；被出卖的那一夜，祂看见门徒仍然不知大难当头，仍然汲汲于名位，互相争大，彼此夺权。于是在坐席时，祂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洗每一位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来擦干（约一三：4-5）。祂不但洗十一位门徒的脚，连那一位已经存心要出卖祂，用脚踢祂的犹大的脚，也一视同仁的俯腰洗净他（约一三：11-12）。

平安——信主以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内心的平安。无论遭遇什么，心里始终有盼望，有依靠，知道总有个人是对你不离不弃。平安是上帝所赐的恩惠，“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27）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在遭遇苦难、挫折，始终平安自若，微笑面对的原因。对了，还有人记得汶川地震中的廖智吗？她前段时间结婚了。感谢主。廖智六一教堂举办婚礼 丈夫跪地戴假肢照片震撼人心

4、自我纠错能力有限。

这个原因是我认为的主要因素。虽然全能神、耶稣门徒会等这种邪教异端早就被一些国内外知名基督团体经过严格的观察和讨论认定为邪教异端，但是却“认而不绝”。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基督教普遍施行“个人解经”的制度（勉强称为制度吧），千人千面，每个人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邪教教主们提供了便利的大门——“我就是这样理解的圣经，不服来咬我啊”；“哎呦！还真咬！那我自己单干可以了吧？”

受制于个人解经的行为，对异端的认知和判断就非常滞后，例如东方闪电1993年成立，但是直到2013年3月2日，基督教论坛报与台湾各新教教派针对全能神教会发布联合声明，并刊登于台湾各大报，声明该教为邪教；同年罗马教廷媒体“今日梵蒂冈”以一篇名为《全能神袭击中国教众天空》：全能神以暴力、诱拐、绑架等手段裹挟人，向整个天主教世界发出防备全能神警示。

但是，就算有了警示，被声明是邪教了，到了我们国家又不一样。前面讲了我国独有的家庭教会现象，受制于国内的宗教管制，和少林寺这种高富帅不同，家庭教会能活下来就已经竭尽全力了！也因为艰难苟且的偷生，散乱无章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信息滞后性和不对等性。国外（含台、港的大陆以外）可能早就认定为异端邪教的组织，反而在大长城的保护下能得以延续发展。如果不是这次招远事件，你觉得全能神能不能再潇洒下个十年呢？我觉得是能。

最后，就算退一万步，国内的家庭教会也都知道了某个教派是邪教，那又怎么样？由于xxxx，家庭教会的大小各有不同，彼此之间的联系也非常有限。大的家庭教会有几百上千人，小的家庭教会三五个人，家庭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沟通不畅，造成联手抵制邪教，并拯救落入邪教的同胞事情变得异常艰难，稍有不慎，ZF可能会把你当邪教一起打击，“反正都是读圣经的，劳资怎么知道你们谁是邪教！”

综上，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邪教都会以基督教为蓝本的原因了。

最后还有一些话想说：

正统的基督教都是引人有爱，导人向善的。地狱论，末世论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环，不是全部，也不应该被恶意放大。美国以基督教义立国，世界以基督诞生纪年，斗转星移了几千年，基督教的发展和作为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我们都常常在说中国人现在没掉了信仰，礼崩乐坏的年代我们丧失的仅仅是信仰吗？我在国内接触过很多国外的家庭教会，你知道他们都在祷告些什么吗？他们一直祷告求神眷顾中国，求神来拯救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冷漠，自负，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他们仍然内心深处渴望被救赎，他们比任何人更需要爱。我刚来深圳接触的一个乌干达牧师，20岁突然蒙神感召让他来中国传福音，在他根本连中国是什么，在哪里都不知道的时候就只身一人来到中国，建教会，传福音，你知道谈起小月月事件看到一个乌干达人眼眶含泪是什么感觉吗？我女朋友祖上是国外的宣教士，在中国最黑暗动荡的年代，放弃优越雄厚的家庭环境来到中国，一边做医生给别人治病一边传播福音，而后在中国的大地上扎根，繁衍。那些持有阴谋论的人，你们真的觉得这些都是别有用心吗？你们真的觉得如果没有一个独一的真神在背后推动，他们会做出这些不可思议的神迹吗？

（回答四）

事实上，题主所言，只是现在的状况。在寄附基督教以前，情况完全不是如此。

从元末到解放初，有六百年的时间，秘密教门是依附于弥勒佛这一佛教符号来传播的。明代更演化出弥勒的上界主人“无生老母”这一概念，认为无生老母派弥勒佛下世来拯救世人。这一概念的演化，让佛教的一些底层教义完全被同化进秘密教门自己的体系中。后来的清水教（乾隆中期在山东活动）、白莲教（嘉庆时闹大起义的那个）、八卦教（嘉庆时在直隶、山东、河南传播）都是秘密教门的一部分。甚至义和团也可能是其一支（相关讨论可参见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我觉得他的讨论很全面）。

而为什么民间秘密宗教放弃了弥勒佛而选择了耶稣基督，我自己的看法，有以下几个原因。

1、1950-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将大量秘密教门的传教者处决，经卷多被销毁，导致秘密教门出现断层。教义中断。现在的秘密教门传播，虽然渠道很类似，但教义是不同的。所谓全能神教，虽然仍鼓吹世界末日，但已经不提“青阳”“白阳”“红阳”这一套说法了。

2、雕刻与塑造技术的推广，使得弥勒佛的形象迅速世俗化、幽默化。今天我们看到弥勒佛，第一反应一定是一个笑模笑样的幽默形象，这一形象随着塑料制的廉价弥勒玩偶而迅速深入人心，使得弥勒佛的肃穆感消失。故而对弥勒的崇拜难以建立。让你拜笑嘻嘻的弥勒为偶像，就跟让你拜郭德纲当神一样，总觉得有点不严肃有点扯淡，是吧……

3、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或明或暗地受到境外组织的帮助。这不一定是说境外的敌对间谍组织，也包括部分可能存在相对善意的NGO。而弥勒崇拜……你总不能指望泰国给援助吧。

4、以我所见，基督教会已经被反党反政府思想严重渗透。本人所见到的合法的、具有一定地位牧师，私下的谈论也都是低级的反党言论。这一状况无疑特别适宜具有反政府色彩的秘密宗教传播。

（回答五）

最重要的一条压轴。基督教是主流宗教中唯一和现代工业社会稳定结合过的宗教，现今仍有握有一定实权的教皇，对于如何在混凝土丛林中发展有着最丰富的经验，绿教和藏密控制的地盘不过是宗族社会和古代国王，道教佛教被世俗政权挤的不像样，印度教感染的社会四不像，所以基督教这点长项恐怕只有近代产生的马教才能与之相比（所以冷战是基教和马教成为旗帜，没其它宗教什么事）对于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安利基督教可以用欧美的先进来当卖点诱骗之，和人权自由反暴君等词汇绑定（尽管关系并不大，比如反对君王，似乎和现代社会反君主制之诉求相呼应，然而宗教敌视王权，是因为它自身是曾经被王权打败，比君主制和共和制低级两级的祭司制与神权的产物，比王权还糟糕，说它有现代精神的影子，实际是个错把杭州作汴州的大乌龙）。

谢选骏指出：就“神汉建国”的层面讲，基督教取代道教、佛教、摩尼教，发生在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其实是道教白莲教与基督教的混合体——“太平”来自道教，“天国”则来自基督教。虽然白莲教依然在二十世纪的“反动会道门”具有回光返照的势力，但是显然是江河日下了。随着基督教的深入人心，新兴的基督教与古旧的白莲教日趋混合，而有后来居上的态势。因此不可避免的，它会渗入神汉建国的实践之中。但是在我看来，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事情的另个方面，基督教如果能够获得官方地位，就能免除基督教的地下化所带来的弊端，而可能发挥基督教的庙堂化所带来的建设性作用，对从根本上充实第三期中国文明，进行真正的奠基工作。

（另起一页）

附录之二

太平军与捻军成败原因论

《太平天国与捻军关系述略》（郭豫明）认为：

（一）

自1851年至1857年，是双方互有影响阶段。捻党起源甚早，可能始于清代康熙年间，较为确切的记载表明，它产生于19世纪初年，准确地说，应是1804年至1807年间，1807年已有捻党活动的档案记载（注：此系后来捻首被捕时提供的，见河南巡抚方受畴：《拿获马三振、王义等办理由》（嘉庆二十年八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它的最初成员，系嘉庆初年收元教与混元教起义失败后隐伏下来的教徒和参与镇压这次起义被撤回籍的乡勇。它的起先活动地区，是皖北、豫南以及湖北、山东、江苏等与之连接的区域。捻的含义是什么，以往人们的解释各不相同，而一般和比较合理的说法，应是群聚成股之意。

随着捻党从隐蔽秘密向公开活动转化，其成员也逐渐增多起来。除原先加入者外，还有兵勇与差役、盗贼和小偷、船夫与渔夫、灾民与饥民、农民与手工业工人、知识分子以及缺乏权势的中小地主等，比较复杂，但就其主体而言，是贫穷农民和其它破产失业的劳苦群众。时人曾说，“捻则农民也”（注：刘光：《烟霞草堂文集》，《捻军》资料丛刊第6册，第337页。），清方文书也道，“多系无赖穷黎”（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1卷，第25页。），从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捻党的初期活动除所谓“偷窃”外，主要有集体讨吃和“吃大户”、突击劫夺与公然索取财物、抗差抗粮、参与贩运私盐、结队远行劫掠财物即“打捎”等，还有设赌局与“争光棍”（互争雄长而聚众械斗）。

根据有关的档案，从1807年起，捻党便聚众开展活动，不久遭到清朝政府的镇压，成员罹难，活动受挫。可是，由于社会矛盾与吏治衰弱诸种因素的存在，他们未被消灭，其活动没有绝迹。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伸了进来，国内的社会矛盾越发尖锐，捻党也日趋活跃。

北方捻党的抗争同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是彼此呼应、同步高涨的。1851年1月，经过多年的秘密筹划，洪秀全统率拜上帝会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誓师起义，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随即转战武宣、象州、桂平、平南等地，9月攻克永安州（今蒙山县），取得首次占据城市的重大胜利。在永安驻守期间，洪秀全分封诸王，建立一些制度，建国规模初具。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掀起，对于捻党活动自然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剿平捻匪方略》序中写道：“当粤西初用兵时，皖、豫之间，伏莽即已蠢蠢欲肆，一二年后，日益鸱张，分股数十，贼圩林立。”《湖北通志》还记载：“自粤匪倡乱，群捻揭竿而起，受其嗾指，或分扰以掣我军，或前驱以助贼势，亡虏千数百股。”（注：张仲炘等：《湖北通志》，《捻军》第3册，第175页。）捻党的活动更加积极了。

1851年，捻众在苏北丰县、邳州（今邳县）、铜山（今徐州）、萧县、沛县等地活动。次年，他们在苏北丰县和河南虞城、苏北铜山、砀山（今属安徽）等地以及山东、河南、安徽一带进出。同年11月，河南永城与皖北有捻党“十八铺”（即十八股）在皖北蒙城、亳州间的雉河集起事。1853年1月，河南、安徽、江苏、山东边界地方，捻党继续活动。显然，在1851年初至1853年初，捻党此伏彼起，开始向捻军转化。

太平军于1852年4月从广西永安突围北趋，转入湖南，挺进湖北，1853年1月，占领省城武昌，后分水陆两路沿长江东下，夺取江西门户九江，攻占安徽省城安庆，3月取得江苏省城南京，并在此建都，改称天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太平天国运动从珠江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震撼了清朝的腐朽统治，也鼓舞了捻党的斗争，尤其是安庆的攻占，太平军释放监狱中有正被查办的捻党在内的“囚犯”，并每人授以一刀，鼓动反抗，对捻党的影响比较直接，有的起事就是被释人员发动的。在长江以北至黄河流域的辽阔地区，捻党闻风而起，积极响应，近在皖北的捻党更是如此。兵部侍郎周天爵奏道：“皖省自安庆失守后，土匪闻风而起，宿州、怀远、亳州、蒙城、灵璧等州县尤多，著名捻匪聚众抢劫。”（注：王先谦等：《东华续录》（咸丰朝）第1卷，第30页。）可见皖北、豫东、苏北、山东等地的捻党及其它农民起义军纷纷集结起来，展开斗争。其中捻党有如下一些比较主要的活动：

1853年2月，捻党冲入安徽合肥县署，劫夺被捕在狱的一百数十人，这些人遂成为捻党的骨干力量。同时，皖北亳州捻党进至河南永城同清朝兵勇对抗，蒙、亳“十八铺”捻党控制涡河、淝河流域。3月，江苏萧县有大批捻党活动，山东西南部聚有一批群众（可能是捻党或其中就有捻党）“劫夺居旅”（注：佚名：《山东军兴纪略》，《捻军》第4册，第211页。），安徽灵璧、泗州（今泗县）捻党夺得米车并将米粮散给贫民，安徽临淮、豫东与皖北的捻党同清朝兵勇团练对抗。也在3月，安徽定远捻首陆遐龄聚众起义，他们同饥民联合，“淮上大震”（注：冯煦等：《凤阳府志》第17卷，第89页。），4月中旬，被清军镇压。3、4月间，安徽合肥梁园有群众（似是捻众）展开斗争，阜阳捻众屡败清军。不难看出，在太平军进向江南的影响下，捻党活动积极异常，并且大大增强了同清朝兵勇的武装斗争，从而加速了自身向捻军转化的过程。这样，捻党向捻军转化的过程至是完成。

捻军在北方举行起义，是同太平军北伐紧密相连的。为了达到推翻清廷的目的，太平天国决定出师北伐。1853年5月，北伐军从江苏扬州经仪征出发，开始了英勇的进军。他们取得浦口后，以风驰电掣之势进入安徽，接着攻进河南，越过黄河天险，围攻怀庆（今泌阳）不下，西入山西，冲进直隶，前锋抵达离保定仅60里的张登集（今张登镇），北京宣布戒严。北伐军转而东进，10月底，进逼天津。

北伐军的到来，更加激发捻军的斗志。《涡阳县志》写道：“奥匪到处仇官而不害民，市不易肆，凡藏有印信公文者杀无赦，革新潮汛，渐染渐深，匪胆愈壮。”（注：黄佩兰等：《涡阳县志》，《捻军》第2册，第99页。）又说：“时州县无官，匪始蜂起。”（注：石成之等：《涡阳县志》第4卷。）这清晰表明，太平军攻城夺地仇杀官吏的抗清行动，使捻军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同时，北伐军深入敌后，抗击了大量清军，减轻了捻军的压力，对捻军起义也起着屏障作用。与北伐同时，太平军举行的西征，其影响同样及于捻军，有力地促进捻军的斗争。

捻军斗争的展开，迫切要求自身队伍的聚合和力量的集结，以便抗击敌人。因此，他们于1855年秋举行了著名的雉河集会盟，推张乐行为盟主，实行黄、白、黑、红、蓝五旗军制，首次将各股捻军组织起来，使之从分散走向集中与统一，并提出反清的目标，意义重大。会盟之后，他们以雉河集为基地，向皖北、豫东、苏北等地出击敌人，“进退绰如，纵横跌宕，所向无前”（注：黄佩兰等：《涡阳县志》，《捻军》第2册，第100页。）。

事实显示，捻党由来以久，在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情况下，斗争逐渐发展，力量不断壮大，倘若没有太平天国运动的波及，他们的反抗也会继续扩展开来。《粤氛纪事》曾言：“皖之养痈同于西粤，即使金田不起，而厝薪伏莽，江、淮之间，亦未必能晏然无事。”（注：谢山居士：《粤氛纪事》第5卷，第24页。）这就可以清楚说明这一点。不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却给他们以积极的影响；北伐军的到来，直接促使他们纷纷行动起来，形成声势浩大的起义；北伐援军的北上，推动捻军斗争前进，他们自称王侯，举行会盟，建号“大汉”，树起一帜。当然，捻军抗击了一些清军和团练，截断了畿辅重地至江南的交通线，对太平天国包括其北伐、西征、天京外围战也是有利的，起着屏障的作用。此外，捻军还多方支持北伐军。两军互相配合，共抗敌人，使清军顾此失彼，难以招架。

（二）

自1857年至1864年，是两军联合作战阶段。雉河集会盟后，捻军的斗争有了初步的发展，然而他们存在的政治主张、组织领导与军事行动等方面的不少弱点，使其一时取得的胜利成果难以得到巩固与扩大，且在清军的反扑下，抵挡不住，同敌人反复争夺过的雉河集于1856年11月再陷，次年2月尹家沟又失，张乐行等不得不率领捻军主力南下霍丘三河尖等地，可是仍然受到清军的沉重压力，他们深感必须争取太平军的支持与帮助。太平天国方面由于1856年的天京变乱，罹难者二万多人，次年翼王石达开又率部出走，致使太平天国力量大为削弱，也迫切需要团结友军一致对敌。所以，洪秀全非常重视在北方活动的捻军，认为是可靠的盟友，应该采取联合的方针，使其“能掌北门之锁钥”，成为“南国之屏藩”（注：王大球：《张乐行传略》，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正是在当时形势下，产生这种共同要求，促使奋战于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这两支起义军实行合作。

1857年3月6日，两军在安徽霍丘、六安交界处会师。从此，捻军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他们的首领也得到封号，如盟主张乐行后被封为征北主将、鼎天福、义爵和沃王，五旗将领各有封号，如龚德树后被封为征北正总提、盖天义，苏天福后被封为立天侯。全军同太平军一样蓄发，有的部队且改用太平天国旗帜。太平天国除经常遣员与捻军联系作战外，另有专任代表驻在捻军中，捻军也常派人至天京，或到豫天侯陈玉成、合天侯李秀成等部，彼此联络会商，协调行动。不过，捻军依然保持自己的领导系统和原有制度，配合太平军作战一般只限于安徽境内及邻近地区，即“听封而不能听调用”（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00页。），以便日后北征，再建基业。太平天国也不过问他们的内部事务，没有改编他们的队伍和加强他们的纪律。显然，两军的联合还是有限度的，说明双方都无法根除农民小资产者经济地位所必然产生的那种狭隘自私的偏见。尽管如此，捻军却开始走上和太平军共同作战的道路。

两军会师后，旌旗齐奋，桴鼓相应，随即在淮河两岸向敌人发起强大的攻势。张乐行所部捻军与韦志俊、薛之元所部太平军合作，进攻河南固始等地；韩奇峰所部捻军和陈玉成等所部太平军一道，攻打正阳关、寿州等地；龚德树、苏天福所部捻军同李秀成、李昭寿等所部太平军会合，围攻霍丘、颍上等地。

两军首次联合作战取得一些战果，后太平军因往攻鄂东与拟援天京而离去，捻军单独作战，难以阻挡敌人的反扑，6月三河尖失守，该地捻军退往正阳关，8月霍丘又失，该地捻军南走六安，10月正阳关也陷，该地捻军也撤向六安，已得的一些战果化为乌有。

但是，两军的合作并未就此终止，而是断断续续。其原因在于：皖北的太平军因为负有繁重的作战任务，既要抗击自湖北东犯的湘军，又要对付天京外围的清军，不得不常常东西往返征战，而捻军主要在淮河流域一带作战，没有远离这一地区。这样，捻军和太平军的协作，难免受到长江中游太平军战局的影响，以至出现上述的状况。当然，捻军还是直接参加或间接协助太平军在东面和西面战场上所开展的一些战役。

1857年4月，为稳固安徽基地，牵制敌人进攻江西，陈玉成所部太平军进攻鄂东，捻军参加这次战役，经过较量，他们未能取胜，9月退回安徽。10月，驻守六安的龚德树所部捻军和李秀成所部太平军进占安徽舒城及附近一些地区，逼近庐州（今合肥），旅太平军因天京外围战局紧张而东下，捻军回守六安，张乐行则率一部分捻军配合太平军作战，打通道路，当护送太平军绕过庐州后便返回六安。12月，六安捻军内部出现矛盾，有些人要求撤回淮北，不再与太平军联合，而张乐行、龚德树等广大将士仍坚持同太平军合作。

1858年春，太平军和捻军的联合部队攻打河南固始不下，太平军南往湖北，捻军东回六安。不久，清军反攻六安，5月六安失守，捻军经正阳关于6月转辗怀远、临淮和凤阳，控制了淮河中游地区，很有意义。皖抚福济曾经奏道：“该逆分踞怀远、凤、临，为犄角之势，南北阻塞不通，庐州后路全失。”（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44卷，第29页。）就是说，这截断了清军在淮河中游一带的水陆饷道，孤立了其据有的庐州，而且将淮河北岸的抗清力量同南方的太平天国连接起来，使北方的清军难以南下，直接支持了太平天国。当时，张乐行在怀远曾以“大汉盟主”的身份发出檄文，号召淮北捻军“北取宿（州）、灵（璧）、蒙（城）、亳（州）、颍州，直抵黄河，开创疆宇，以图王霸之业。”（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资料辑》，《近代史资料》（总30号）1963年第1期。）这说明他们准备会兵北伐，再建自己的基业。

1858年9月，捻军与吴如孝所部太平军围攻定远，与东进的太平军相呼应，捻军还参与东进的太平军在安徽滁州乌衣与江苏江浦小店、浦口等地作战，打败清军，彻底击灭清军江北大营，解除天京的北面威胁，恢复天京与江北的交通，其功不可没。11月，捻军又参与太平军在安徽庐州三河镇的战斗，歼灭浙江布政使李续宾所部湘军，且乘胜前进，收复曾被敌人占据的舒城、桐城、潜山、太湖等地，迫使围困安庆的清军撤退，从而制止了敌人长驱直入的攻势，扭转了近两年来皖北战场的颓败局面，后方也能安稳。他们在此役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859年3月，太平军重占安徽六安，后取天长、盱眙（两地今属江苏）。7月，捻军与太平军联合攻占定远，使捻军控制的地区可向南扩展，与太平天国辖区庐州等地“联为一片”（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65卷，第6页。），声势更大。

为了向北另谋发展，陈玉成派张乐行所部捻军北往颍州，又遣主将马融和等部太平军北上援助表示归附太平天国的苗沛霖团练，还命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部太平军远征西北。淮南局势的不断恶化，也促使张乐行想回淮北。11月底，太平军和捻军撤出来安。12月，张乐行将定远防务交给太平军，率领捻军至颍上，这标志着他们同太平军在淮南联合作战的结束。

捻军主力在淮南同太平军一道抗清，虽然其组织与纪律不及太平军，且有一些消极影响，《被掳纪略》曾说，“长发起事，规条甚好。攻城略地，凡安民后，深加体恤，所以江南半壁全为所有。自与捻匪合队，生灵涂炭，不堪言状”（注：刀口余生：《被掳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第214页。），这多少反映其中问题。他们在战略上也有失策之外，如在淮河中游获胜后，便分兵把守所占城市，进行消极防御，没有注意歼灭敌人的实力，以致所占城市被清军各个击破，但是从整体考察，无论是对捻军还是对太平天国都是有利的。

综观两淮捻军的战斗，对太平天国来说，其正面影响是很明显的。当然，太平天国同捻军协同作战，对捻军也大有裨益。1856年雉河集等地失守后，捻军处境艰难，由于得到太平军的援助，他们才能在淮河两岸重新站稳脚跟，继续同敌人抗争。同时，他们还从太平军那里学习了修筑防御工事等技术。

捻军撤出淮南后，他们与太平军的斗争仍息息相关。1862年1月，捻军与北上的马融和等部太平军围攻颍州，4月失利撤围，退往颍上，旋颍上又失。还在颍州战役进行时，陈得才、赖文光等太平军经淮北、河南进入陕西，张宗禹等捻军自淮北也经河南入陕，5月攻雒南，与西北太平军一道战斗，联合部队随即转逼西安，由于传来庐州危急的消息，便离陕西东入河南回援。可是，陈玉成已率部撤出庐州，北走寿州，被苗练诱捕，张乐行等捻军与马融和等太平军图谋搭救未果，后陈玉成牺牲于河南延津，马融和等太平军转与联合部队会合，河南陈大喜等捻军也赶来会合。联合部队得知上述讯息，便改变赴皖计划，进入湖北，拟东趋援天京受阻，张宗禹等捻军回皖，陈大喜等捻军返豫，太平军在豫南会合另一部捻军，再次远征西北，1863年10月，占领陕西汉中、城固。

清军厚集兵力，大举进攻淮北。李成、任化邦等捻军经苏北转战山东（后李成被害）。张乐行率领捻军硬拼，结果惨败，1863年3月19日雉河集失陷，旅张乐行殉难。突围的张宗禹等捻军联合陈大喜等捻军继续战斗后，于1863年5月同马融和等太平军重返蒙、亳地区，后马融和等太平军入陕与西北太平军会合，张宗禹等捻军至南召西北一带。陈大喜等捻军自豫至湖北襄阳、光化等地。

1864年1月，西北太平军“图解京师重困”（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同治七年正月初一日）附件，军机处录副奏折。），自陕再次东下。陈大喜等捻军会合了自山东转战而来的任化邦等捻军，4月于河南淅川李官桥同西北太平军会合。张宗禹等捻军也于4月在内乡西坪、赤眉城之南与西北太平军会师。联合部队经豫至鄂东，同敌酣战，不幸6月洪秀全逝世，7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1月，联合部队冲至安徽霍山遭到截击而溃灭。

捻军同西北太平军并肩作战，虽然没有完成救援庐州和天京的任务，但是增进了彼此的联系与协作，也加深了双方向舟共济的理解和认识，为日后两军的结合与共抗强敌，准备了更为坚实的条件。

（三）

自1864年至1868年，是双方合并苦斗阶段。安徽霍山黑石渡之战后，清朝政府和地主士绅大搞反攻倒算，起义人们惨遭祸殃，血流遍地，尸骨堆积。异常险恶的局势，使张宗禹、任化邦等捻军将领充分认识到：合则可存，分则败亡；只有同西北太平军余部紧密地团结起来，才能抵御凶恶强敌的进犯，将北方的反清斗争延续下去，打开新的局面。因此，他们代表广大将士坚决表示，愿与太平军结合一起，“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请遵王赖文光领带，赖文光“视此情状，君辱国亡家散之后，不得已勉强从事，竭尽人臣之忱”（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两军将领采取这一步骤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当斗争处于低潮之际，起义人们更应坚持团结战斗，才有出路。

于是，在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领导下，1864年12月上中旬，捻军和西北太平军余部于河南南部进行整顿与改编。这次整编，决定部队没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历法、封号和印信，如原先赖文光为遵王、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等封号依然采用，而且提出“披霜踏雪，以期复国于指日”（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即复兴太平天国事业的斗争任务；关于队伍的内部组织，基本上仍以捻军的五色旗区分，但作了一些变动，较前严密，如每一大旗下辖50小旗，每一小旗统众500人，分为10馆，每馆约50人，实际人数视具体情况而多寡不等，有的部队可能由于人数特别多，就把小旗中的一部分成营（如内五营、外五营）一类的单位。

通过这次整编，捻军同西北太平军余部结为一体，组成新捻军，在政治、组织、军事等方面都得到提高，意义十分显著。清廷曾觉察到，新捻军“绝非从前捻匪志在剽掠者可比”（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230卷，第16页。）。就是说，新捻军同以往捻军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不过，他们没有提出明显的斗争纲领，未能制定整体的战略计划，无法解决面临的主要行动方向和建立活动基地等重大问题，因而留下不利的影响。

新捻军组建后，便运用流动战术，同强敌展开英勇斗争。1864年12月12日，他们在河南邓州西南唐坡击败僧格林沁所部清军，使其“名望顿尽”（注：王闿运：《湘军志》，《捻军》第1册，第5页。）。1865年1月18日，他们于宝丰甘露台、张八桥等地有些折损。1月29日，他们在鲁山水推磨地方再败僧军，阵斩悍将翼长恒龄。接着，他们在河南境内继续转战，4月进入山东，转至苏北，5月初重返山东。他们连续流动作战，忽东忽西，时南时北，一再挫败强敌，还拖得僧军疲累已极，5月18日，终于在山东荷泽高楼寨击毙僧格林沁，歼灭其所部清军，增强自身的作战力量和本领，取得了重大胜利。

高楼寨之战后，清廷命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统率湘军、淮军及其它部队镇压新捻军，曾国藩提出重点设防、设立马队、修筑圩寨等一套“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注：王闿运：《湘军志》，《捻军》第1册，第6页。），以及“聚兵防河”的计策（注：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捻军》第1册，第42页。），企图缩小作战区域，形成包围圈，消灭新捻军。尽管新捻军经过顽强拼搏而接连获胜，然而局势仍很艰难。所以，同年10月中旬新捻军返至河南陈留、中牟等地后，赖文光认为，若再长此作战下去，深恐“独力难持，孤军难立”，便决定派张宗禹等统率一部分队伍，前往陕西、甘肃，“连结回众，以为犄角之势”（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10月21日，张宗禹等领军从中牟西进，史称西捻军，而赖文光、任化邦等领军自中牟东往山东，史称东捻军。自此两军各自展开活动，再也没有会合。

东捻军入鲁后，拟往运河以东地区筹集军粮，扩充部队，可是由于敌人阻挡，被迫放弃东进计划，返回河南，准备入陕与西捻军会合，也为敌所阻，便于12月转至湖北。他们的战略意图是稍作休整、补充给养后，以大军挺进四川，留一部屯扎湖北作为声援，另一部拟攻豫、陕交界的荆子关，连结西捻军，然后以四川为中心，以陕、鄂、云、贵为外围，逐步扩展力量，重建太平天国政权，并同西北和云南的回族、贵州的苗族等人民起义队伍联合起来，坚持斗争；倘若各路皆不得手，则“共趋秦中”（注：陈昌：《霆军纪略》，《捻军》第1册，第257页。），结合回民军，在陕西建立基地。由于敌强己弱，这个计划要付诸实施困难很大。

面对强敌，东捻军采用流动战术。1867年1月11日，他们在钟祥罗家集大败提督郭松林所部湘军。1月26日，他们于应城杨家河东岸歼灭总兵张树珊所部淮军。2月19日，他们在京山尹隆河之战中先胜后败，失去大批人马，更重要的是战略计划受挫，损失巨大。3月23日，他们于蕲水六神港至溪潭坳消灭记名布政使彭毓橘所部湘军。不过，他们多次抢渡汉水均未成功，无法实现由鄂进军川、陕的计划。5月下旬东捻军入豫后，经新野、邓州、南阳、镇平、内乡等地，拟西进陕西，因敌人连续追击，内部对行军方向意见不一，来自山东郓城梁山地区的将士要求前往粮食充足的山东沿海的青州府（治今益都）、莱州府（治今掖县）、登州府（治今蓬莱），遂决定向东进军，铸成大错。6月13日，他们从郓城戴家庙一带抢渡运河，进入运河以东地区，月底直逼烟台。

李鸿章随即制定围困计划，以胶莱河为内圈防线，运河为外圈防线，黄河为北面防线，六塘河为南面防线，并抽调军队进攻，使东捻军陷入十分险恶的境地。东捻军虽然于8月19日在西北海仓口外海滩海神庙北土岭地方冲过敌人的胶莱河防线，却未能越过运河。随后他们“军心自散”（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行动盲目，往返抢渡不成，连遭攻击，11月12日潍县松树山之战，一日三败，11月19日苏北赣榆之战，任化邦遇害，12月24日山东寿光海滨与南北洋河、弥河间之战，范汝增等牺牲，主力丧失殆尽。赖文光率领余部于1868年1月1日深夜冲过六塘河南下，1月5日在苏北扬州东北的运河渡口湾头、瓦窑铺等处战败，随后赖文光因负伤被俘而殉难。

东捻军失败后，西捻军仍在战斗。自中牟分军后，西捻军急速西进，进入陕西境内。1867年1月23日，他们运用流动战术，在临潼灞桥十里坡歼灭留陕帮办军务刘蓉所部清军主力，取得入陕首次大捷，却没有乘胜挥戈南下汉中入川，而是进围西安，究为失策。由于攻城未克，打援受挫，敌人又来犯，西捻军撤离西安，沿渭水南岸西行，从郿县以西过渭水，与回民军拟定联合作战计划，由回民军攻西安，西捻军攻同州（今大荔）、朝邑等地，但是受敌梗阻，计划无法实现。于是他们更改计划，共同逼近西安，见城防甚严，遂转向咸阳、泾阳，后趋三原、富平、蒲城，抵同州、干邑一带，5月在同州北面许庄附近作战，未能取胜，后又西进，在武功普集镇（今武功）南渡渭水，再攻西安。西安一时未下，回民军退至咸阳附近，西捻军继续攻打仍不得手，东退临潼一带，复折而向西，从盩厔（今周至）又转战渭北三原、富平、蒲城等地。西捻军与回民军在渭水南北的联合斗争，因为自身阶级地位的局限，加上民族、信仰的不同，以及清朝的分化离间等，处于“时离时合”、“分合不常”的状态（注：易孔昭等：《平定关陇纪略》、曾毓瑜：《征西纪略》，《回民起义》资料丛刊第3册，第363、29页。），有过矛盾冲突，甚至彼此发生交斗攻杀之事，难免产生消极影响。

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入陕镇压西捻军与回民军。1868年2月3日夜，西捻军攻直隶省城保定，接着进至满城、安肃（今徐水）、易州（今易县），前锋深入房山，直达宛平县西芦沟桥，“京畿大骇”（注：王闿运：《湘军志》，《捻军》第1册，第10页。）。清朝政府于2月8日下令京师戒严，又命恭亲王奕欣办理巡防事宜，且从各方面调兵保卫京师。因为敌人麇集直隶，新捻军转而南走。李鸿章与左宗棠商讨，准备在卫河以西、太行山之南、黄河之北的狭长地带消灭西捻军。西捻军折而东出延津，没有落入敌人设下的圈套。随后，他们冲破敌人的围攻，进入山东，4月17日于东昌（今聊城）李海务渡口过运河，沿东岸北趋，4月27日，直达直隶天津附近杨柳青和稍直口，直逼天津，清军急忙勾结外国侵略者加以防堵。4月29日，西捻军被迫自天津外围、静海撤退，后经盐山、庆云等地，南趋山东，至海丰（今无棣）、阳信、武定（今惠民）等滨海地区。张宗禹见有比较充足的粮食供应，且对敌人的内部矛盾估计过高，产生轻敌思想，也怕影响部队情绪，而忽略地形的不利，没有及早转移，终于吃了大亏。

敌人趁机部署围困计划：北面以减河为防线，西面以运河为防线，南面以黄河为防线，东南是大海，严禁鱼船下海，又抽调军队进入滨海地区进行围攻堵击。5月14日，西捻军北往直隶沧州，攻减河河墙，争取渡河北上，结果失利。接着，他们力争抢渡运河也未成。8月16日，他们从茌平广平镇向东北转移途中，被敌人扑灭，张宗禹至徒骇河边，“穿秫凫水”而去（注：黄佩兰等：《涡阳县志》，《捻军》第2册，第108页。）。西捻军在徒骇河边的覆灭，标志着太平军余部和捻军合并苦斗的终结。

在人民反抗斗争趋于低潮的情况下，太平军余部和捻军结合起来，以新的态势，顽强抵抗清军的疯狂镇压，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太平天国运动在北方的继续，对太平天国运动起了继承的作用，否则是难以设想的。

谢选骏指出：太平军的失败，由于其僵化的建国思想无法自新，终于坐困穷城、一筹莫展。捻军的失败，由于其根本缺乏建国思想，只能导致一盘散沙、不相联属。太平军与捻军的相加，也无法改变这一“核心死亡”和“缺乏核心”的状态。

总结一下“神汉建国”的道路，刘邦与朱元璋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并不固守僵硬的教条，而是积极努力吸取有生力量。这也是毛泽东之所以失败、邓小平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所在。

另外一面，任何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独立建国；如果缺乏独立建国的规划，必败无疑。正如虽有独立建国的规划，但不能积极吸取有生力量，其政权生命也将日将枯竭。更加深入一层，邓小平虽然成功，但由于其缺乏独立建国的规划，长期来看也就无法摆脱毛泽东的失败，终将功亏一篑也。

（另起一单页）

附录之三

神汉建国的道具

神汉建国的道具，就是“中山陵”和“毛主席纪念堂”。

“中山陵”和“毛主席纪念堂”的和性地位，见证了1927年北伐之后的中华民国和后来取而代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属于神汉建国。

（至于1912年至1927年间的中华民国，则属于“宫廷政变建国”的模式，我将在《中国宫廷政变建国史略》予以陈述）。

1927年北伐之后的中华民国和后来取而代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都是苏联“卵翼”的。其“受精点”，则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期间，在当时广州的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大会出席代表共196人，孙中山任大会主席，胡汉民、汪精卫、林森、李大钊及谢持任主席团成员。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此次会议。

背景

第二次护法运动后，孙中山开始考虑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共产党合作。孙、越会面曾后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同年年初，陈炯明部被拥护孙中山的滇、桂、倒戈粤军联合组成的西路讨贼军击败，退守东江。孙中山得以在3月回广州。12月29日，孙中山落实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容共政策，并发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苏联援助下，于3月组建黄埔军校，并以蒋中正为校长。

会议

1924年广州街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民生主义》。

本次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4人、以总理为主席、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中央监察委员5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之最高权力机关。

重要决议：

通过“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

制定“中国国民党总章”、“中国国民党政纲”。

通过“纪律问题”及“海关问题”案。

通过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组织机构

2月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辖下各部部长任命：

组织部长谭平山

宣传部长戴季陶

工人部长廖仲恺

农民部长林祖涵

军事部长许崇智

青年部长邹鲁。

随后，中央党部会议又推定：

妇女部长曾醒

海外部长林森

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员为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着又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人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农民部的部长，工人部实际上也由共产党员领导。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员方瑞麟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渗透，李大钊根据苏联指示狡辩当即发言驳斥，严正指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李大钊的声明举起孙中山联共政策的旗帜，严正地表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原则立场。他的发言得到廖仲恺等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否决了右派的提案。

（辛亥革命百年纪──“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人们普遍认为，是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背叛了中华民国。但种种迹象显示，辛亥革命之后，最先称帝的其实不是袁世凯，而是孙中山──他祭祀专制暴君朱元璋的文告，就是这一司马昭之心的表露。

为什么孙文的继承人尽管换了两个国号，“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无法走出袁世凯的阴影，无法走出僭主时代？因为孙文先生一开始的路就走歪了，从共和制滑向了暴君制。他不仅效法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权宜之计、提出“军政府”的概念，而且效法慈禧妖婆的垂帘训政、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口号，结果是只有永远的军政、间断的训政，而没有真正的宪政。这是因为，从军政和训政里，只能培养小人，培养不了君子。

一、名为祭祖，实为登基

孙文是如何从共和制偷偷摸摸地滑向暴君制的？孙文是如何在事实上率先称帝，从而为袁世凯的直接称帝的叛国罪作出了最为恶劣的示范？

回顾一下历史，对于继续前进似乎是必要的。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紧接着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在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另一件是在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祝告文”，后一篇是“宣读文”，两件均已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这虽然是两件事情，但是从内容看，两件事情却是大同小异，主要是以清室退位、民国统一的功业，昭告明太祖在天之灵！这在共和主义者看来几乎是不可理喻的白痴行为，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战士看来是一种赤裸裸的背叛。如果一定要比喻其荒唐程度，就好像乔治·华盛顿因为美国革命的成功而向法国国王俯首称臣──因为没有法国国王的援助就没有美国的独立，何况美国还有许多法国后裔的居民呢。

我可以肯定说，如果华盛顿干了这样的事，一定会身败名裂。但是孙文在中国却没有身败名裂，还变成了两个中国的共同偶像。何其怪哉！

不过，孙中山的这次灵魂大暴露，对于他后来的“转变”，变成军政的鼓吹者和独裁的推行者，倒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孙文其人根本不是中国的华盛顿，根本不是天下为公、功成身退的典范；而是现代的朱元璋，是党同伐异、杀害异己的先行者。这也说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何都是奉行独裁制度的。

《祭明太祖文》是这样向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暴君朱元璋俯首称臣的：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辛酉，临时大总统孙文，谨昭告于明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之灵曰：

呜呼！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世俶扰，国力罢疲。满清乘间入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碚，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

呜呼！我高皇帝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岁在辛亥八月，武汉军兴，建立民国。义声所播，天下响应，越八十有七日，既光复十有七省，国民公议，立临时政府于南京，文以薄德，被推为临时总统。瞻顾西北，未尽昭苏，负疚在躬，尚无以对我高皇帝在天之灵。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议，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孙中山名为祭祖，实为登基，“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孙文不仅祭祀大杀同党的暴君朱元璋，而且他的祭祀还模仿了另一个大杀同党的暴君洪秀全的方式，发布《祭明太祖文》，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了洪秀全、朱元璋的法理继承人！孙文从小就崇拜其同乡、“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一心在作帝王梦想。孙文后来没有大杀同党，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孙文只能偷偷摸摸杀害陶成章和新闻记者。后来居上的毛泽东就做到了这一点，学习朱元璋、洪秀全，大开杀戒。如果说，孙文“祭明太祖”是为了排满革命的需要，那么，孙文为什么要用日本人姓氏的“中山”来给自己命名，从此改名为“孙中山”？据统计，“中山”是日本的第五十七大姓氏，总人数在二十七万二千左右。孙文在日本苟且偷生，化名“中山樵”，情有可原，但他当上了中国总统却改名“孙中山”，确实是认贼作父的行为，为日本侵华打开了精神通道，羞辱中华，不可原谅。而且，尽管众所周知，但孙文还要瞒天过海──他的所谓“中山装”就是日本的学生服，这岂不是他连名带服完全臣于日本的印记？

中国古制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推翻满清后，国家正朔成了“民国纪年”，孙文的名字却成了日本的姓氏、孙文的服色却成了日本学生服，孙文这样，哪里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作为呢？孙文晚期勾结苏联，与孙文早期勾结日本，可以互相参照来解读。从这种意义说，汪精卫后来追随日本，岂不正是仿照了孙文的“日本姓氏加学生服”的路线吗？恰巧，汪精卫早期也是一个亲苏派。

二、孙中山效法洪秀全

我们只要拿出洪秀全的《祭明太祖文》，和上面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其神似之处不少，都充满了专制帝王的家天下意识：

“不肖子孙洪秀全，率领皇汉天国百官，谨祭于吾皇之灵曰：昔以汉族不幸，皇纲覆坠，乱臣贼子，皆引虎迎狼，以危中国，遂使大地陆沉、中原板荡。朝堂之地，行省之间，非复吾有。异族因得以盘踞，灵秀之胄，杂以膻腥，种族沦亡，二百年也。不肖秀全，自维良薄，不及早除异类，慰我先灵。今借吾皇在天之灵，默为呵护，群臣用命，百姓归心，东南各省，次第收复。谨依吾皇遗烈，定鼎金陵，不肖秀全，何敢居功？自以体吾皇之用心与天下托付之重，东南既定，指日北征，驱除满洲异族，还我神州，上慰吾皇在天之灵，下解从百姓倒悬之急，秀全等不敢不勉也。敢告。”

但是洪秀全后来都干了一些什么？其所作所为并不比满洲妖孽更为光明，也不较少血腥。

在另一篇《谒明太祖陵文》中，孙文则以肉麻的口吻继续吹捧朱元璋，把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功归于一个暴君的亡灵：“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这里哪还有一丝一毫的“基督徒”的影子？完全是一个祖先崇拜的病患者。在政治上，孙文的这个动作更是和“民国”毫无干系，完全是一个专制魔王的鼓吹手，并顺便把自己打扮成“我太祖”的法定接班人。这无疑对袁世凯后来自称“中华帝国皇帝”的逆举，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当然，从其内心深处看，孙文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逃亡海外，没有参加辛亥革命，而故意贬低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但是，这次祭祀明孝陵的活动虽然丑恶，却是一次“集体活动”，包括上述以孙中山名义发表的祭文，并不只是孙中山的个人娱乐和个人认识，而是中国国民党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对后来民国时代的政治发展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也就毫不令人奇怪了。

那么，孙文等“共和主义者”是否为了“革命需要”而利用朱元璋、洪秀全等专制魔王呢？不是的。因为，孙中山连自己的坟墓都要效法明朝皇帝予以安排：他不仅要把自己葬在朱元璋附近，而且还要号称“中山陵”──比肩于“明孝陵”。这体现了孙中山的终极追求，一个广东赤脚医生的帝王梦，这和后来的民办教师毛泽东“挥手登上天安门”的帝王登基梦，可以说是别无二致，充分暴露了“中山陵体制”的实质所在。

现在百年之后的反思，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孙中山与毛泽东，都是拖着满洲人的猪尾巴长大的，他们从小就向满清的酋长牌位低头下拜，心里只能充满了奴性意识，最多不过是也想当一回奴隶主的冲动，所以孙中山的幼名就叫做“帝象”，而毛泽东晚年要住进中南海、一直霸占到死。但是理解归理解，我们决不会认同他们，更不会继承他们。我们必须清算他们的腐朽，以便整个民族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继续前进。

三、“中山陵体制”溯源

据《文汇报》“孙中山遗体改殓易棺之谜揭秘”（2009年6月4日）承认：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遵照孙中山生前归葬南京东郊钟山的遗愿，治丧委员会决定将孙中山遗体暂厝西山碧云寺，待南京陵园建成后再“正式安葬”，用死人来压活人。1929年春，陵墓主体工程完工，同年6月1日举行了“奉安大典”。从北平到南京的“奉安”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用死人压活人”的闹剧：曾有六次大规模的鸣炮，比半个世纪以后的毛泽东葬礼，还要唬人。根据统一要求，全国交通一律停止三分钟，全国民众一律停止工作、静默三分钟志哀──这预告了1925年孙中山死到1976年毛泽东死，将是近代中国最为悲惨的五十年。突然爆发的惊天炮声，不仅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也明示万众：国家权力强迫大家去崇拜一个死掉的匹夫，个人独裁的时代已经降临中国，“中山陵体制”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

“中山陵体制”这一闹剧不仅体现了帝王思想，而且还有充当“东施效颦”的嫌疑。

孙中山临死前交代，自己死后，希望能像苏联独裁者列宁那样，保留遗体“供民众瞻仰”。因此，在他病故的第二天，当时还未能夺取政权的国民党就与苏联共产党联系，定制安葬列宁时使用的那种“水晶棺”。但“水晶棺”的制作运输尚需时日，只好暂时使用协和医院旧存的一具美式棺木。这具棺木用美国上等沉香木制做，上面有玻璃隔层，可以瞻仰孙中山遗容。这是“第一殓”、“第一棺”。

3月下旬，苏联共产党用火车将“水晶棺”运来中国，但最终未能使用。曾有传言说“水晶棺”在运输中产生破损，以致不能使用。也有人说，“水晶棺”的尺寸对于孙中山遗体而言显得短小了一些，所以没能使用。其实，“水晶棺”最终未用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专家认为它仅适用于气候寒冷干燥的北方，而若在炎热潮湿的中国南方，遗体最多只能保存二十年。其二，此时已经发现，由于初期的防腐处理不够理想，孙中山遗体的皮肤开始变黑，不可能按照所希望的那样长期保存原先的状态了，使用“水晶棺”已无意义，只能改为土葬。这一事件也象征了：苏联的事物必难在中国成活。

中山陵是“中山陵体制”的象征，但“中山陵体制”决不是一个人的葬式问题，而是独裁制度的宗教化，是一种真正“邪教”即活人崇拜的本质体现。这一邪教控制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用死人压制活人，全面窒息了中华民族的活力。“中山陵体制”的实质就是列宁式的个人崇拜，人而神化之，在此之下，当然什么坏事都可能发生。

四、中山陵体制背叛辛亥革命

历史研究表明，早在孙中山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登上“临时大总统”这个通向帝制的宝座之前，由“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署名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反倒体现了更为彻底的民主精神与共和主义：“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说得多好，足以为中国未来的几百年发展，指出航向。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中山陵体制”，在辛亥革命面前，不仅没有丝毫进步作用，而且完全是一种倒退和反动。这种倒退和反动，最后通向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全面专政。可以说，中山陵体制背叛了辛亥革命，为独夫民贼登上天安门城楼，消灭了一切社会良知上的阻力。

这一倒退并非必然的，而完全是悲剧性的──因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所体现的就不是“家天下”思想，不是“党天下”思想，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之思想，值得我们在一百年之后予以重温：

粤维我祖轩辕，肇开疆土，奄有中夏，经历代圣哲贤豪之缔造，兹成文明古国。凡吾族今日所依止之河山，所背服之礼教，所享受之文物，何一非我先人心血颈血之所留遗，故睹城邑宫室，则思古人开土殖民之惠；睹干戈戎马，则思古人保种敌忾之勤；睹典章法制，则思古人贻谋教诫之殷。骏誉华声，世世相承，如一家然，父传之子，祖衍之孙，断不容他族干其职姓。

何物胡清，敢乱天纪，挽弓介马，竟履神皋。夫胡清者非他，黑水之旧部，女真之鞑种，犬羊成性，罔通人理。始则寇边抄虏，盗我财物，继则羡我膏腴，耽我文绣，利我国土，遂窥神器。惟野蛮之不能统文明，戎狄之不能统华夏，少数之不能统多数。故入关之初，极肆凶威，以为恐吓之计。我十八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姐妹，莫不遭逢淫杀，靡有孑遗。若扬州，若江阴，若嘉定，屠戮之惨，纪载可稽。又复变法易服，使神明衣冠，沦于禽兽，而历代相传之文教礼俗，扫地尽矣。乃又焚毁书籍，改窜典册，兴文字狱，罗织无辜，秽词妖言，尊曰圣谕，戴仇养贼，谬曰正经，务使人人数典而忘其祖。是其害乃中于人心风俗，不但诛杀已也。

呜呼同胞，谁无心肝？即不忆父老之遗闻，且请观夫各省驻防之谁属，重要之职权谁掌，其用意可揣知矣。二百六十年奸淫苛忍之术，言之已不胜言，至今日则发之愈迟，而出之愈刻也。今日者，海陆交通，外侮日急，我有家室，无以图存。彼以利害相反，不惜倒行逆施。故开智识，则为破其法律，尚技术，则谓扰其治安。于是百术欺愚，一意压制。假立宪之美名，行中央集权之势，借举新政之虚说，以为搜刮聚敛之端。而乃日修园陵，治宫寝，赉嬖佞，赏民贼，何一非吾民之膏血。饥民遍野，呼吁不灵，哀鸿嗷嗷，是谁夺其生产而置之死地。且矜其“宁送友邦弗与汉族”之谬见，今日献一地，明日割一城，今日卖矿，明日卖路。吾民或争持，则曰干预政权，曰格杀勿论。甚且将吾民自办之路，自集之款，一网而归之官。呜呼！谁无生命，谁无财产，而日托诸危疑之地，其谁堪之！夫政府本以保民，而反得其害，则奚此政府为！况乃淫德丑类，有玷华声耶？

本军政府用是首举义旗，万众一心，天人共愤，白麾所指，天裂山颓。故一二日闻湘、鄂、赣、粤，同时并举，皖、宁、豫、陕，亦一律响应。而西则巴蜀，已先克复，东南半壁，指顾告成。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

呜呼！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想我神明贵族，不乏英杰挺生之士，曷勿执竿起义，共建鸿勋，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世之荣光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孙中山为什么不好好学习这篇革命文告，不去祭祀“我祖轩辕”而去祭祀“我太祖”？显然，“我祖轩辕”是遥远的上古传说人物，不是历历在目的皇帝陛下，继承轩辕远远不及继承太祖来得实惠。但是孔子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第二十四节）孙中山不是朱元璋的后人，为什么要去祭朱元璋的鬼？难道他只是在玩弄“反清复明”的帮会把戏？非也。因为满清已经推翻，根本无须再动员明朝的记忆。可见孙中山的“昭告”另有所图──那就是觊觎明太祖的实权，而不要轩辕氏的虚名。这正好暴露了孙中山不是“中国的华盛顿”，而是“袁世凯的同类项”──后来的蒋、汪、毛开创的“新三国演义”各霸一方，完全是继承了孙中山的“太祖遗风”。

与孙中山的太祖情结不同的是，辛亥革命军发布的另一篇同样振聋发聩的《奉天讨满檄文》，不仅有旗帜鲜明的宪政思想，更有人权、平等、自由之表达：“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

可以说，《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才是宪政中国的纲领性文献，其价值远在孙文对朱元璋的阿谀之上，请大家花点时间也重温一下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绝非孙中山思想的体现，更是其《祭明太祖文》望尘莫及的。

《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全文如下：

中华开国四千六百零九年（1911年）八月（10月），中华民国军政府檄曰：

夫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况以神明华胄，匍匐犬羊之下，盗憎主人，横逆交逼，此诚不可一朝居也。惟我皇汉遗裔，弈叶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海。降及有明，遭家不造，蕞尔东胡，曾不介意。

遂因缘祸乱，盗我神器，奴我种人者，二百六十有八年。凶德相仍，累世暴殄，庙堂皆豕鹿之奔，四野有豺狼之叹。群兽嘻嘻，羌无远虑。慢藏诲盗，遂开门揖让，裂弃土疆，以苟延旦夕之命，久假不归，重以破弃。是非特逆胡之罪，亦汉族之奇羞也。幕府奉兹大义，顾瞻山河，秣马厉兵，日思放逐，徒以大势未集，忍辱至今。天夺其魄，牝鸡司晨，块然胡雏，冒昧居摄，遂使群小俱进，黩乱朝纲，斗聚金璧，以官为市，强敌见而生心，小民望而蹙额。犬羊之性，好食言而肥，则复有伪收铁道之举，丧权误国，劫夺在民。愤毒之气，郁为云雷。由鄂而湘而粤而川，扶摇大风，卷地俱起。土崩之势已成，横流之决，可翘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汉族复兴之会也。

幕府总摄机宜，恭行天罚，惧义帅所指，或未达悉，致疑畏之徒，遇事惶惑，僻远诸彦，莫知奋起，用先以独立之义，布告我国人曰：

在昔虏运方盛，则以野人生活，弯弓而斗，睒目舚舌，习为豺狼，是以索伦凶声，播越远近。入关之初，即择其强梁，遍据要津，而令吾民输粟转金，豢其丑类，以制我诸夏。传且九叶，则放诞淫侈，夤缘苟偷，以袭取高位。枯骨盈廷，人为行尸，故太平之战，功在汉贼，甲午之役，九庙俱震。

近益岌岌，祖宗之地，北削于俄，南夺于日，庙堂阒寂，卿相嘻嘻，近贵以善贾为能，大臣以卖国相长，本根已斩，枝叶瞀乱。虎皮蒙马，聊有外形。举而蹴之，若拉枯朽，是虏之必败者一。

昔三桂启关，汉家始覆，福酋定鼎，益因缘汉贼，为之佐命。稍浴汉风，遂事羁縻，维时中邦，大势已去，义士窜伏，迂儒小生，勿能自固，遂被迫胁，反颜事仇，渐化腥膻，遂忘大义，合熏于莸，以逆为正，孑孑贪夫，时效小忠。虏遂奄然高踞，骄吸民脂，浸淫二百年，汉族义师，屡蹶不起，爰及洪王，几复汉土，曾胡左李，以本族之彦，倒行逆施，遂使虏危而复安，久留不去，此实孝孙之已醉，非逆胡之可长也。方今大义日明，人心思汉，觥觥硕士，烈烈雄夫，莫不敬天爱祖，高其节义。虽有缙绅，已污伪命，以彼官邪，皆舆金辇璧，因货就利，鄙薄骄虚，毋任艰巨。虏实不竞，汉臣复匮，盲人瞎马，相与徘徊，是虏之必败者二。

邦国迁移，动在英豪，成于众志，故杰士奋臂，风云异气，人心解体，变乱则起。十稔以还，吾族巨子，断脰决腹者，已踵相接。徒以民习其常，毋能大起，虏遂起持其间，因以苟容，迁延至今，乃以立宪改官，诈为无信，借款收路，重陷吾民，星星之火，乘风燎原。川湘鄂粤之间，编户齐民，奔走呼号，一夫奋臂，万姓影从，颓波横流，败舟航之，是虏之必败者三。

昔我皇祖黄帝，肇造中夏，奄有九有。唐虞继世，三王奋迹，则文化彬彬，独步宇内，煌煌史册，逾四千年。博大宽仁，民德久着，衡之西欧，则逊其条理已耳。先觉之民，神圣之胄，智慧优渥，宜高踞土疆，折冲宇宙，乃锐降其种，低首下心，以为人役，背先不孝，丧国无勇，失身不义，潜德幽光，望古遥集。瞻我生身，吊景惭魂。返性则明，知耻则勇，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则汉族之当兴者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一人横行，谥曰独夫，凉彼武王，遂有典刑。满虏僭窃，更益骄恣，分道驻防，坐食齐民，厚禄高官，皆分子姓。胁肩谄笑，武断朝堂，国土国权，断送唯意。束我言论，遏我大群，扰我闾阎，诬我善良，锄我秀士，夺我民业，囚我代表，杀我议员，天地晦盲，民声销沉。牧野洋洋，檀车煌煌，复我自由，还我家邦，则汉族之当兴者二。

海水飞腾，雄强参会，弱国孱种，夷为犬豕。民有群德，朝有英彦，威能达旁，乃竞争而存耳。惟我中华，厄于逆虏，根本参差，国力遂糜。虏更无状，鱼馁肉败，腥闻四布，遂引群敌，乘间抵隙，边境要区，割削尽去，拊背扼吭，及其祖庙，卧榻之间，鼾声四起，耳目蔀覆，手足絷维，遂使我汉土堂奥尽失，民气痿痹，将破碎颠连，转餍封豕，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廓而清之，骏雄良材，握手俱见，万几肃穆，群敌销声，则汉族之当兴者三。

维我四方猛烈，天下豪雄，既审斯义，宜各率子弟，乘时跃起，云集响应。无小无大，尽去其害，执讯获丑，以奏肤功。维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既审斯义，宜矢其决心，合其大群，坚忍其德，绵系其力，进战退守，与猛士俱。维尔失节士夫，被逼军人，尔有生身，尔亦汉族，既审斯义，宜有反悔，宜速迁善，宜常怀本根，思其远祖，宜倒尔戈矛，毋逆义师，毋作奸细。维尔胡人，尔在汉土。尔为囚徒，既审斯义，宜知天命，宜返尔部落，或变尔形性，愿化齐民，尔则无罪，尔乃获赦宥。幕府则与四方俊杰，为兹要约曰：“自州县以下，其各击杀虏吏，易以选民，保境为治。又每州县，兴师一旅，会其同仇，以专征伐，击杀虏吏。肃清省会，共和为政，幕府则大选将士，亲率六师，犁庭扫穴，以复我中夏，建立民国。”幕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在汉胡苟被逼胁，但已事降服，皆大赦勿有所问。其在俘囚，若变形革面，愿归农牧，亦大赦勿有所问。其有挟众称戈，稍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以此布告天下，如律令。”

拿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与《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和《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背叛是多么彻底──从轩辕倒退为朱元璋，从文明创造者倒退为专制暴君：孙中山已经开始蜕化变质为一个迷恋旧式皇权的专制主义者了。

五、如何补救辛亥革命的失误

当然，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运动，不可能十全十美。在我看来，如果说保卫宪法权利的英国革命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那么和英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外来统治的上是合法的，因而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因为满清是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的、寡廉鲜耻的非法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在剥夺君主权利这一点上却不是充分合法的，而只在废除皇帝权力的这一部分完全合法──因为中国的皇权是秦始皇通过外来的暴力征服强行建立的，和满清统治异曲同工。因而，辛亥革命在废除君主权力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部分，只有百分之五十合法；因而在总体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合法性。正因为辛亥革命本身具有这样一个百分之二十五的漏洞，也就给孙中山、袁世凯、毛泽东等层出不穷的窃国大盗，留下了一个畅通无阻的鼠道。

回顾一下，尽管中国的皇帝权力本身也是建立在超越习惯法之上的外来征服，但毕竟还有一半是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例如秦国君主就是从周王那样获得这种文明的合法性的。这种权力的沿袭使得由秦国扩张而成的皇权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皇权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这一沿袭部分，既然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就有一半的合法性。所以用暴力推翻皇权、替换皇权，是可以的；却不可用暴力铲除君主权力、废除君主权力，否则就会在社会权力方面造成极大的真空，不仅导致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蔓延，而且造成严重的文化脱序和文化休克。实际上，现在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没有从辛亥革命中断君主权利所造成的“文化休克”中苏醒过来。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果在父母没有违背习惯、没有像英国国王那样非法扩张王权的时候，人民就贸然使用暴力废除君主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像中国二十世纪开始而迄今仍无尽头的这样，暴力循环造成了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枪杆子的“实践”成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从此陷入野蛮化的陷阱：沦为无理无德最终无能的禽兽国度。因为古书上早就预言了：“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

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独立，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准则而触发的。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反观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除了“排满”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废除帝制”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之外，其余的就是“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不仅毫无合法性可言，而且还以非法活动自豪。这样的社会，如何走上正常的轨道呢？

在我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禽兽，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根本性变革。

现在的中国，需要“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何况重新登上世界领导地位。

现在的台湾，表面上已经走上了民主轨道，但公共权力却同步萎缩了。这是因为台湾虽然“民主”了，但并未脱离“中山陵体制”：政府机关到处都挂着孙文遗像，这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是完全没有的一大怪现象！这说明，现在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根本不是人民的国家，而依然是孙文的国家──甚至民进党、陈水扁执政时代（2001—2008年）也是如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法，依然是不伦不类的“五权”的，而非国际通用的三权分立。“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总统制”，更是直接承袭了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父子的独裁路线，完全不合中国统治权分离的古制。“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五权宪法下的总统制”，徒然造成政党恶斗、政出多门。最后“中华民国在台湾”为了争当总统不惜开枪、贪污、内斗、挑动省籍情结、甚至策划发动军事政变。至于2009年国民党复辟之后，更是对孙文的僵尸敬礼有加，每到节庆就不失时机地顶礼膜拜──仿佛国民党复辟不是台湾选民的作用，而是“总理引魂的庇护”。

若说今日台湾的局面是三民主义和军政、训政的结果，那如何解释日本今日的局面呢？是僭号“天皇”的倭王开恩所致吗？不是的。是美国的军事存在及其综合压力所造成的。我相信，只要美军退出西太平洋，日本和台湾等“岛国”的政治制度就会改变，南韩、马来西亚、泰国等“半岛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六、孙毛不葬，中国如何崛起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为什么朱元璋在驱逐蒙古人之后，没有回归唐宋的开明，而是继承甚至发展了辽金元的黑暗，登上了中国历史的野蛮顶峰？其理由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现代民主的宪政道路，而是在迄今为止将近百年的军阀专政、僭主坐庄的“中山陵体制”的鬼影憧憧黑暗中，摸爬滚打。

孙中山以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历尽坎坷，因为这两个“国”迄今都还供奉着孙文遗像，迄今都还在“中山陵体制”里，缺乏真正意义的制度创新。不说别的，中华民国的首领蒋介石父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领毛泽东，死了以后还都是按照“中山陵体制”的方式，暴尸在外，而不入土为安。尤其是毛泽东更为明显。这种暴尸在外而不入土为安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中国传统，在这种恶劣示范下，中国社会无法走上正轨。

“自古道盖棺事定，入土为安。”（明·冯惟敏《耍孩儿·骷髅诉冤》）这是因为，人死后埋入土中，死者方得其所，家属方觉心安。“入土为安”的反义词“弃尸荒野”，文革期间，许多死刑执行后，就把受害者的尸体弃之荒野，不准家属收葬。这种做法十分野蛮，但毕竟还是符合中国传统中比较恶劣的一面的。惟有中山陵体制下的孙尸体与毛尸体的处理，却完全不合中国习俗，是苏联征服中国的可耻象征。孙僵尸与毛僵尸若不能入土为安，则中国的海峡两岸还将继续陷于长期动乱之中，中国社会还将不得安宁。不论这些僵尸是白毛僵尸、红毛僵尸还是绿毛僵尸。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左传·闵公元年》）；孙毛不葬，中国如何崛起──难道要中国带着这些僵尸一同崛起，一起登上历史舞台吗？现在还有人企图打着“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幌子，准备明年要把孙文僵尸与毛泽东僵尸一同抬出来欺世盗名、示众吓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中山陵是神汉建国的总道具。）

（另起一单页）

版权页

书名

中国神汉建国史略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Shaman 's Establishment of State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定价

US$

2017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17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