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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3日星期二

谢选骏全集第106卷： 两个世纪的内战

 两个世纪的内战

Two Centuries of Civil War


《外星看地球》第6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6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0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06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中国经历了一场绵延了两个世纪的内战，至今没有结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二长度的内战，仅仅次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朝时代”。现在所有的“中国问题”，都要到这个背景下面来观察和解释。 Synopsis of the Book

From the 20th century to the 21st century,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civil war that lasted for two centuries, and it has not yet ended-this is the second-long civil war in human history, second only to the first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 era". All current "China issues" must be observed and explained in this context. 

（另起一页）


目录


001、七十年周期不是我的也不是传说中的罗素的，而是圣经启示的

002、“七十年大限”来自圣经以西结书启示

003、经济危机证明了“七十年理论”

004、中共太监七十年拿不下台湾

005、共产党在台湾海峡当了七十年旱龟真憋屈

006、大阅兵验证了七十年周期的精准

007、北约脑死因为七十年是一个死亡周期

008、七十年后的75封信见证历史周期

009、“共清”七十年进入非常危险新时代

010、对于“七十年周期”的误解

011、“对立统一”的南北朝缺一不可

012、百年梦碎的中国

013、百年马拉松势必与共产主义决裂

014、北京人是满蒙余孽吗

015、北京是蛮族入侵中国的桥头堡

016、北京已是空城计——雄安就是凶案

017、逼迫代购人士为娼的大连海关

018、超级赌场“辽宁号”航母

019、除了太监谁没有两个弹

020、传销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

021、大叫“盛世”就是希望中国永远分裂下去——缅甸的内战哪有中国的百年内战持久

022、大兴机场遥对十三陵是最后的晚餐

023、党八股与八股党、党股八

024、党主立宪就是朝令夕改

025、两个中国都是地方政权

026、邓小平发动军事政变

027、低端人口就是阶级敌人

028、低端人口与南北朝政治

029、第三中国的奠基学校

030、第三中国的首都最好在哪里？

031、第三中国即将出现

032、第三中国能在愚人节破土动工吗

033、东南互保是辛亥革命的先声

034、都是南风窗惹的祸——中共国就是杀猪盘

035、独裁是国家的透支行为

036、独裁者都是凡夫俗子

037、对话和倾听已经结束了——中国内战即将演化成为全球内战

038、国民党共产党都是娘炮党

039、国民党中国看不起共产党中国

040、汉化不是共产党化

041、航空改标混乱再证中国仍在内战状态

042、荒漠化的中国是共产党北朝的遗产

043、九二共识就是南北朝宣言

044、绝龙峪与帝制的灭绝

045、可否修宪以结束中国的百年革命

046、两个中国都是地方政权

047、两个中国撕扯无形保护了海外华人和香港人民

048、领袖成佛是南北朝的显著特点

049、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共产党

050、民主中国的共产党文化

051、魔王难为无人之炊

052、南北朝的终结者死无葬身之地

053、南北朝格局在中国大陆的内在化

054、南北朝政治的地缘人缘基础

055、南北朝政治尚未入门

056、南朝政客承认北朝政府“伟大”了

057、内战百年的中国严禁信息交流、言论自由

058、去中国化与数典忘祖

059、逃离中国还是逃离共产党控制区

060、王国维死于“国民党的文革”

061、王维林挡坦克原型考——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十三

062、王维林挡坦克原型考再论——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十四

063、网络军管是南北朝时代的特征

064、望子成龙导致学生作弊

065、伟大时光夺走你的一切，活该。

066、伪中文媒体的崛起

067、为爱犬取名“公安”、“书记”、“主席”该当何罪

068、文革的极左势力其实从未间断

069、文革的正当理由

070、文革杀死了八亿人

071、文革是“红区文化”的顶峰

072、文革宣传再度来临

073、文学城说北京的钱没有操守

074、文学兴盛是半开化民族的收获

075、我都想冒傻气加入共产党了

076、乌托邦是原罪的产物——从莱布尼兹370-300周年看中文媒体

077、戊戌过后两年就是灭顶之灾

078、西湖大学是文化北伐的黄埔军校

079、先富先完蛋的共产党中国

080、现代南北朝即将结束

081、现代南北朝进入晚期了

082、现代南北朝理论的深入人心

083、现代中国是八国联军缔造的

084、新东方校长辱骂共产党堕落如妓女

085、学术领军是南北朝军阀建国的产物

086、学习共产党过滤低端人口

087、野鸡大学还是雄安大学

088、一带一路的难度大于“长城+大运河”

089、一带一路的折衷主义——陆权与海权的首鼠两端

090、一带一路仿佛现代大运河

091、一带一路可能导致欧美的边缘化

092、一带一路沦为疫带疫路

093、一带一路面临腰斩

094、一带一路与邪恶轴心

095、一二九运动见了日本鬼子就跑了

096、一个社会已经恶贯满盈

097、一国两制就是现代南北朝的代表

098、一国两制就是现代南北朝的写照

099、一国两制寿终正寝了

100、一国两制与南北朝政治

101、一窍不通的“中共天下主义”

102、一窍不通的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

103、一切刚刚开始还是一切即将结束

104、一日入党终身为奴

105、一入邓门深过海

106、一时糊涂的本性流露

107、一条中国人命价值50美元

108、一元化领导就会缺电

109、医患不能两立的共产党中国

110、夷狄酋领争斗圈

111、音乐能够使人感到饥肠辘辘

112、拥护中国共产党就是伤害这个世界

113、遇难呈祥的共产党专政

114、再论“假游戏规则”

115、在百年革命的特殊压力下（1981年）

116、在新疆体验海外的生活

117、贼要捉贼的盗国贼

118、斩断加拿大的手指

119、张学良、蒋经国、李登辉都是共产党叛徒

120、张学良是个共产党人渣

121、长城、大运河、雄安新区

122、政治正确在新疆的对决

123、纸面服刑终结共产党专政

124、中国的百年革命就是中国的野蛮化运动

125、中国需要研究如何结束百年革命

126、中华民国是禅让的结果——辛亥革命成为一个“百年未成之革命”

127、专政终于撕下了法律的面具

128、专制奴化的女生容易绑架

129、自取灭亡的基因编辑

130、做孤魂野鬼还是动物园里的猴子

（另起一页）


两个世纪的内战

Two Centuries of Civil War


《外星看地球》第6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6



【001、七十年周期不是我的也不是传说中的罗素的，而是圣经启示的】


这一“七十年周期的圣经启示”，在《以西结书》所记载的巴比伦之囚——

网文《巴比伦之囚》报道：

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Captivity）是指公元前597～前538年期间，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两次征服犹太王国，大批民众、工匠、祭司和王室成员被掳往巴比伦，这个事件被称为巴比伦之囚。

公元前538年波斯国王居鲁士灭巴比伦后 ，被囚掳的犹太人才获准返回家园。这段历史对犹太教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

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居鲁士不战而胜，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千古名城巴比伦。他发布文告，释放犹太人回归故国，并让他们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次共有42000多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居鲁士还把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从耶路撒冷耶和华圣殿里掠夺来放在巴比伦神庙中的金银器皿5400件交给犹太人的首领带回。

犹大国（或称犹太国）先后被尼布甲尼撒二世掳掠了三次人口，第一次是在前606年，第二次是前597年，第三次是前586年。直到波斯王居鲁士（也称古列）杀了新巴比伦王朝的摄政王——伯沙撒，并占取了新巴比伦之后，居鲁士下令允许这些犹大人回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之后犹大人分三批陆续回到耶路撒冷。第一批由所罗巴伯于前538年率领回国，人数为42,360。第二批由以斯拉于前458年率领回国，人数约为1500。第三批由尼希米于前432年率领回国。

在叙利亚与埃及之间，有一条狭长的丘陵地带。它东边是约旦河与死海，西边是地中海。这个地方最初的名称叫迦南。后来，有一支海上民族（地中海沿岸各部族）腓力斯丁人攻占了这块地方，并在这里定居下来。古代希腊人称腓力斯丁人的居住地为“巴勒斯坦”，意即“腓力斯丁人的国家”。于是这块地方被改称为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原先住着说塞姆语的迦南人和其他部族。后来有一支说塞姆语的游牧部族希伯莱人，即后来所称的犹太人，从东边逐渐迁入巴勒斯坦，在与迦南人长期冲突后，逐渐混合杂居。其中以色列部落居住在北方，犹太部落居住在南方。

公元前12世纪、11世纪这200年中，腓力斯丁人受到希腊人的攻击，渡海迁移到迦南来居住。希伯莱人同腓力斯丁人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战争。公元前11世纪，犹太王大卫统一犹太各部落，建立以色列·犹太王国。后来，赶走腓力斯丁人，又从迦南人手中夺取耶路撒冷，定为以色列·犹太王国的首都。从此，耶路撒冷成了以色列犹太人的圣城。大卫死后，他的儿子所罗门即位。这时，以色列·犹太王国的实力进一步得到发展。从大卫时代开始在耶路撒冷锡安山上建造的豪华宫殿和耶和华神庙，这时已经完成。犹太教徒把锡安山视为圣山，号召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集中在锡安山周围”。这就是“锡安主义”（意为“犹太复国主义”）一词的来源。不过，这一时期王国内部的矛盾也在发展。

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死后不久，以色列·犹太王国分裂。北部为以色列王国，建都撒马利亚；南部为犹太王国，仍旧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国王萨尔贡二世攻陷了以色列王国首都撒马利亚，俘虏走27000多人，并把其他地区的居民迁移到以色列。存在了200年左右的以色列王国，便从历史上消失了。面对亚述帝国的进攻，犹太王国的国王十分惊慌。于是，卑词厚礼，以24吨黄金的代价，保住了国王的宝座，成为亚述帝国的附庸。这之后，希伯莱人的王国就只剩下了1个犹太，于是，希伯莱人也就被称为犹太人。犹太王国继继续续地存在到罗马人统治之初。其间也是多灾多难，古埃及、新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西罗马都曾征服过它。尤其是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于公元前597、586年，两次攻占耶路撒冷，灭亡了犹太王国。他下令把犹太人中所有的贵族、祭司、商贾、工匠一律作为俘虏，被成群结队地押解到巴比伦城，只剩下一些极贫苦的人留在耶路撒冷，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这就是犹太历史上的“巴比伦之囚”。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耶路撒冷成为一片废墟，四周的城墙被摧毁，圣殿和王宫被放火焚烧，城中所有金银铜器皿全都带到了巴比伦。几十年之后，居鲁士灭亡了新巴比伦王国，才把他们放回耶路撒冷重建家园。

犹太人自从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历经苦难。据说，他们曾定居埃及数百年，吃尽了苦头，在一位名叫摩西的领袖的率领下逃出埃及。又在西奈半岛的沙漠地区漂泊了许多年。后来又同迦南人、腓力斯丁人长期作战，并遭受了几十年国破家亡、任人宰割的囚徒之苦。受到艰苦生活磨练的犹太人，祈求上帝把他们从水火中拯救出来，帮助犹太人复国。他们信奉耶和华为唯一真神，主宰宇宙间的一切事物。这就是犹太教。犹太人相信恶人一定会受到耶和华（上帝）的惩治，救世主一定会降临。他们把有关的神话、传说、诗歌、历史、摩西的《十诫》，以及那些“先知”（把神的话告诉民众和国王的一类人）的语录记载下来，编纂为《圣经》。《圣经》是犹太教徒崇拜的经典。后来，基督教兴起后，接受了这部《圣经》，称之为《旧约圣经》（即《旧约》）。同时将基督教的新说教称为《新约圣经》（即《新约》）。犹太人在宗教方面有重要的影响，散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犹太人都把坚信犹太教作为民族认同的根据。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圣地，也是基督教的圣地，后来又成了伊斯兰教的圣地。这3种宗教的信徒各自按照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传说，都把耶路撒冷看做是他们的圣城。

谢选骏指出：七十年周期不是我的也不是罗素的，而是圣经启示。巴比伦之囚其实不到七十年，只有五十九年。但是我1999年在一个查经班上学到这段历史的时候，马上想到了苏联的解体，并且感到中国无法脱离共产党统治是因为时间还没有足够！苏联的建立，相当于圣经子民（俄罗斯帝国各族人民）被异教徒巴比伦人（共产党）俘虏；苏联的解体，相当于巴比伦之囚的结束，从1917年到1991年，经历了七十四年，比古代的巴比伦之囚多了十几年。我发表了这一研究心得之后，后来有人和我说，这是迷信，是不科学的！我告诉他错了，这很科学，就像上帝的一切启示那样——不会不科学，只会超科学。就拿七十年周期来说吧，这是基于人的生命周期而总结出来的。如果人们的寿命长了，这个基于寿命的周期，也就可以从古代的五十九年相应地延长为二十世纪的七十四年。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甚至还可以延长为八九十年——现在的领导人动辄活到九十多岁，他们的朝代周期也会相应长点，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七十年周期”的大致框架还是存在的！七十年周期不是我的也不是传说中的罗素的，而是圣经启示的——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那就是一个学术上的冒牌货了。



【002、“七十年大限”来自圣经以西结书启示】


所谓的“七十年大限”理论，其实来自《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启示——1996年，我就从圣经《以西结书》记载的“犹太人被掳七十年”的启示里，领悟提出了“七十年理论”。

《铁幕落下 习近平极权主义召来中西冷战》（2019-02-19 讯博）报道：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主动掀起对中国的贸易战，其实影响不限于贸易领域，中美关系正从全面战略合作走向战略对抗。在华为孟晚舟因涉嫌金融欺诈被美国控告，加拿大根据两国司法协助条约抓捕孟姑娘后，习近平竟不顾国际法抓捕多名加拿大公民予以报复，使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形象毁于一旦。2019年习近平正在干一件大事，那就是让中共红色帝国与整个西方文明世界为敌，展开一场共产极权与普世价值的战争。2018年习近平在国内玩成了无人喝彩后，2019年又要在国际上独孤求败了。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和恣意妄为有可能演变为中国与西方文明国家的冷战。

其次，首先吹响中国与西方文明世界冷战号角的倒不是习近平，而是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日上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对华关系和政策的演讲，其内容涵盖中国的贸易、军事、人权以及干预美国政治等领域。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最全面、最务实和最清醒的阐述。也是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第一次如此严厉地抨击中国，其范围远远超出贸易战。彭斯当时说了些什么？为什么习近平的新极权会召来新冷战？

彭斯首先回忆中美关系历史，表明即便在中国最虚弱的时代，美国也从未加入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计划，而是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帮助中国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彭斯指出，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7年间，中国GDP 增加九倍，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市场，美国资金和美国的技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美国重建了一个中国。美国希望中国的自由将蔓延到各个领域---不仅仅是经济，更是政治上，希望中国尊重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尊重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权。但美国人的希望落空了。彭斯在演讲中，主要从六个方面对中共进行了抨击：

第一，人权状况。彭斯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朝着控制和压迫本国人民的方向急转弯，他试图用极权主义对中国人进行全面控制。“中国的互联网长城”越筑越高，严重限制着中国人民的信息自由流通。历史已经证明，那些压迫本国人民的国家很少就此住手。

第二，科技窃盗。彭斯说：“最糟糕的是，中国安全机构策划了对美国技术的全面盗窃，包括尖端的军事蓝图。利用这种被盗的技术，中共正在铸犁为剑。”彭斯批评中国的2025计划是为了控制世界上90%的最先进产业，包括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

第三，大外宣渗透。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美国30多个电台播放亲北京的节目。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在美国各地校园有150多个分支。中国正在用金钱收买美国的大学、智库和学者。

第四，南海争议。彭斯批评中国在南海争议岛屿部署反舰和防空导弹，违背不会将南海 军事化的承诺。在提到近日美国驱逐舰和中国军舰发生的冲突时，他用“鲁莽的骚扰行为”来形容，表示美国人民不会被吓倒。也不会退缩。

第五，债务外交。彭斯说：“今天，中国向亚洲、非洲、欧洲乃至拉丁美洲等国政府，提供数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贷款。但这些贷款的条款并不透明，而且绝大多数还是对北京有利。”他特别以委内瑞拉为例，批评北京提供50亿美元贷款换石油，让委内瑞拉“腐败和无能的马杜罗政权”得以延续。

第六，破坏美国民主。彭斯说，中国发起了前所未有的行动，以影响美国公众舆论、2018年选举和2020年总统选举前的环境。中国正在瞄准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和官员，利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的分歧和引起意见分裂的议题，如贸易关税问题，以推动北京的政治影响力。

彭斯最后说：如川普总统表明的，我们希望与北京建立起建设性的关系，共同发展两国的繁荣与安全，而不是分开。尽管中国领导人现在离这个目标渐行渐远，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领导人重新回到”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来。美国人民别无所求;中国人民理应得到更多。

针对彭斯的演讲，中国各界的反应不一。中国外交部称：“有关讲话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种种无端指责，诬蔑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纯属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认为，由于中期选举的重要性，彭斯的这番言论“有利于调动保守阵营的情绪”，从而帮助共和党获得选票。独立学者邓聿文则认为，彭斯这番讲话的目的是“激发美国民众的危机感”，证实贸易战的必要性。但相当多的民众认为，彭斯的讲话标志着西方社会对中共的清醒认识，习近平的愚蠢和狂妄终于召来了灭顶之灾。有学者将彭斯的言论与71年前丘吉尔的"铁幕演说"进行了比较，认为标志着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之间的新冷战时代的到来。

1946年温斯顿·丘吉尔首相访问美国，3月5日，他在美国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他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此演讲正式拉开了世界新冷战序幕。对于新冷战的观点，复旦大学孟维瞻博士持批评意见，他认为，川普本人对于意识形态问题“并不感兴趣”，新冷战这个事完全子虚乌有，冷战必须有剧烈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冲突。我的看法是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新冷战并不是二战后冷战的重演，它不再是意识形态泾渭分明；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经济上互不往来，而是具有更多新的特点，如多种意识形态并存；基于共同安全利益的军事联盟或准联盟；经济交往持续。新冷战中的冲突包括贸易制裁、网络间谍、黑客攻击、文化软实力渗透等等。

中国历经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美一直处于良好的交往之中，邓小平曾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国开放。但为什么中美现在却处于新冷战对抗局面？我的看法是，习近平执政后，面对中共执政危机，急于寻找出路。但由于认知缺陷和密室政治的原因，使他及其团队对中国的国情和世界形势判断出现严重错误。习近平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希望开启一个新的极权主义时代。对内通过政治高压和意识形态宣传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对外通过金钱外交、大外宣以及军事威胁改变世界秩序，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但他没有意识到当今中国人历经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大多数赞同普世价值和宪政制度，民心已变；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早已被世界抛弃，自由、民主和人权已是世界文明潮流；没有意识到中国经济增长光鲜的外表下早已危机四伏，暗流涌动，中国的经济实力根本不足以操控世界。习近平选择了一条违背人民意愿的道路，也使本已苟延残喘的中共政权更加风雨飘摇。习近平十九大后一连串政治后空翻，使中国人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是习近平走向衰败的转折点。习近平在一个已经开放的中国实行极权主义是不可能的。

今年是己亥年，中国农历猪年，也是中共建政70周年。民主小贩杨恒均曾经根据罗素等西方人士的理论，结合过去百年地球上近百个国家的历史事实，提出了“七十年大限”的理论，指出进入现代文明时代，没有完成合法性变革，不思改革的传统政治体制，基本上都难以跨越“七十年大限”的门槛。苏联属于最强大的这类国家，在建政七十二年的时候轰然瓦解；台湾属于比较温和的，几乎刚好在七十年左右开始大踏步走向政治民主化。其它秉持传统体制的政权，基本都难逃这“一劫”。杨恒均的话等于宣布了中共这个红色帝国的死期。习近平闻得此言，郁郁寡欢，于是召集猪队友苦苦思考破解之策。最后，他们一致的意见是先砸了小贩杨恒均的摊子，抓人，再逼杨恒均交出解药。其实，杨恒均的解药早已公开，他说：“七十年大限”说一千道一万，执政者的最大问题就是失去了人权的民众不再信任掌握政权的执政者。为了保护政权而侵害人权的做法，只能加速“七十年大限”的到来。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迟早都会意识到，不能保护他们人权的政权，也不值得保护。

习近平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他恣意妄为的极权主义将召来中西冷战，内忧外患的习近平和他的红色江山命运将凄凄惨惨戚戚，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网民哀嚎：

ISLANDFROG 1分钟前

美国人为把中国政府改造成美国傀儡政权操碎了心，想尽了一切办法！美国不如像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和高新技术那样， 把自己的民主自由制度保护好，别让中国人偷去，美国连普通民用技术都不舍得让中国强迫买去，“民主自由”是个好东东的话，为何美国不警惕中国防止中国偷窃呢？美国在全球实施多党内斗制度，美国很容易通过操控反对党来挟持执政党当按照美国的意愿和利益行事。全球现在作美英傀儡政权的国家，都被美国册封为“民主”国家或地区（台湾岛地区等），实质是美国做主的国家！

Sans2000 35分钟前

楼下这口气说的，乍像是李莲英的……

之见 今天 11:47

胡扯。所谓民主制，全称是民主选举独裁集权制。西方国家都是当选的政府首脑一个人说了算，其余的政府官员要么绝对服从，要么辞职。相比之下，习近平还远没有西方政府首脑那样的权力。显然，西方并不希望中国的中央政府政令能出中南海，而是寄望于中国的地方诸侯、党政军诸侯能各自为政，好方便他们分化瓦解、浑水摸鱼、牟取利益。习近平搅了他们的好戏，故欲除习而后快。国内骂习皇的人，无一不是自己想做皇帝或称霸一方的人，如何能让他们得逞！

Sans2000 今天 07:51

所谓新的冷战或铁幕，应该只局限于科技。

Sans2000 今天 07:50

在习之前，美国还没围堵中国，只是警惕。如果要围堵，完成对苏冷战时就可以假道伐虢，断了中国的经济，又何须让中国后来加入世贸？美国还是希望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与西方接轨，毕竟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尝试，清末民初也有比较成功的经验。而且中国人口和市场潜力巨大，中产阶级一旦形成，民主的可能性值得期待。

CNS 今天 07:40

习犯下了最大的错误就是用行动以美国为敌，虽然嘴上说有一千个理由和美国友好。

豺狼虎豹 今天 06:18

楼下的鬼岛娃总是被气得脸红脖子粗，肯定短寿。哈哈哈哈

g2j2 今天 02:23

ISLANDFROG，蠢货！又黑我党！我党是贼吗？只能说贼喊捉警察。

ISLANDFROG 今天 00:45

“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这话显然是贼喊捉贼！中国一直被美台港敌对势力渗透，美国联合狗粮党试图颠覆肢解分裂中国的图谋倒是一直在持续进行！

ISLANDFROG 今天 00:42

粕熏：“习近平极权主义召来中西冷战”？可笑，美国围堵中国在习没有上台前就开始了！所谓的西方指的就是美英及其附属国而已！西方列强掠夺世界各国的本性决定了中国必须持须接受经济掠夺并且按照美国的要求走向自杀， 并由美国监督中国自杀过程， 中国才不会与美国对立！

寻找五毛 今天 00:36

小学鸡治国，乱来。

谢选骏指出：上文显然不知，所谓的“七十年大限”理论，其实来自《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启示——1996年，我就从圣经《以西结书》记载的“犹太人被掳七十年”的启示里，领悟提出了“七十年理论”，详见下文。

附录

《国破家亡者的最后晚餐——从巴比伦之囚看当代中国命运》

谢选骏，1996年

（鸣谢作者赐稿“基督徒网络文帖存档” http://library.ccim.org）

1996年复活节期间，我在纽约病得很重，意识到自己一生的

理想随时会因生命结束而一笔勾销，这种反省不可多得，它

凸现了生命的不确定与理想的主观性；我因此意识到自己的

软弱和耶稣的十字架。以前我喜欢的名言是，“如果有上帝

而我不是上帝，这叫我怎么受得了？”但此后我将此转折为，

“如果有上帝而我就是上帝，那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毛泽东的最后遗言是，“医生，我还有希望吗？”伟大导师

要向医生搜寻希望了，可是医生自己的希望又在哪里呢？因

为如果他或他就是上帝，那世界就真的毫无希望了。


我的软弱，使我在早于他们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毫无希望，并

因此寄希望于永生上帝。这使我意识到以往的人生奋斗是以

自我为中心的，因而是缺乏终极性的（如果说还有终极性存

在的话）；我的全部理想无论包装得多么精致以致冠冕堂皇，

其实都为了荣耀自己，而不为荣耀永生的造物主。而如果没

有造物主，那荣耀我们自己必定要灭亡的过客，又有什么意

义呢？


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因为观看我们荣耀的人民，

也将化为乌有。如果少年痴呆自我迷恋尚可理解，那灯火通

明之际还执迷不悟的人，岂不太可怜了吗？在耶稣面前，我

感到羞愧：我的痛苦是来自个人奋斗；他的痛苦则是为了拯

救世人。他是无罪的，不像我，是被意欲“自我实现”的罪

所捆绑。至于为什么意欲自我实现就将导致被罪捆绑，我想，

每个人最终的结局－－灭亡，已经对此作出了最生动的展示

和最雄辩的说明。正因为耶稣基督是与造物主同在的永恒之

子，既不存在自我实现的需要，也不存在自我实现的可能，

所以他必然是无罪的。由此我知道，任何看重自己的；就是

有罪的，越看重自己，就越有罪。在此意义上，欲救国救民

的志士也许要比寻常百姓犯了更大的罪。寻常百姓之欲不过

满足口腹之欲罢了，基本是生物性的；而志士们欲却还想荣

耀自己以争夺那本属于造物主的荣光（所谓“伟大、光荣、

正确”的谥号无一不是对神的荣耀之窃取）－－这种心理欲

望是没有止境的，当然也就更接近撒但。


由此想来，鲁迅的《药》之潜在含义（即鲁迅自己也不一定

意识到的含义），也许不仅仅是对群众麻痹症的批判，也在

无意中泄露了天机：欲顶戴伟大光荣正确的神明般谥号者，

难免不流血，难免不被做成人血馒头来享用？


正如耶和华的启示说，“必朽的人哪，你要引用以色列人常

说的话，‘说：我们的罪恶过犯好像担子压在我们身上，我

们渐渐消瘦。我们怎能活下去呢？’要告诉他们，我－－至

高的上主，指着自己的永生发誓，我不愿意看见罪人死亡，

我宁愿看见他们改过而存活。以色列人哪，你们要悔改，离

弃邪恶的行为！你们何必死亡呢？”（《以西结书》33/10－

11）感谢主，耶和华是仁慈的。以前我像外行一样，以为耶

和华是怒气冲冲的，只有耶稣是仁慈的。现在我知道，圣子

的仁慈是从圣父那里来的。正如耶稣所说，只有父一位是良

善的。早在《出埃及记》里圣父就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

的。”--只要人们遵循他的命令。（15/26）


在这样的反省中，我终于向耶稣基督承认自己乃是一个罪人，

因为我在主面前是不洁净的。我好像在追求自由。但是我追

求自由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与压迫者要压迫我们的动机动力

基本一致吗？这正是我的罪性之存在，并给了压迫者以压迫

的可能；如果我追求自由的反抗成功了，难道我保证不会成

为新的压迫者吗？被压迫者与压迫者，内心难道不是相通的

吗？我好像在追求理想。但是我追求理想的动机动力难道不

是与行尸走肉的贪婪基本一致吗？这就是所谓求生的以致扩

张的欲望吧？尽管它的外延似乎大一点。但是这个大，往往

更糟而不是更好。


我好像在追求利他。但是我实践利他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以

博得他人赞扬或是为了印证自己心目中的某种自我形像为期

许的吗？如果在相同后果的期许下，难道我不会成为一个利

己者吗？我绝对不会由爱生恨吗？如果事与愿违的话？这样

看来，我的克己我的努力往往是使我变得更伪善，而不是更

良善。也许恰恰因为我更伪善而不是更良善，所以“神所爱

的他必管教” 。……


这些心路历程也许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整个民族

的意识，如深陷“巴比伦之囚”中的犹太人。我自己也是在

面对绝境的时候意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国破家亡的人

们预备的最后的晚餐”，基督的爱筵，乃是用他自己的血肉

铺设的。圣子啊，你不是用他人血肉铸造自己的冠冕，不是

踏着别人的尸体前进的，更不是仰赖弟兄们的牺牲向上爬。

圣子啊，你流自己的血，把灵魂交给父神，为世界送来主的

福音。这就是神迹。


是在人的道路的尽头所展示的上帝的道路，是大写的真理与

大写的生命。


就这样，沿着圣经的道路，可以从古代的巴比伦之囚走入当

代中国历史。


“巴比伦之囚”（前605－538）不仅是历史事件，也是圣经

启示的奥秘，因此它并没有完全逝去，而是依然存在人性的

命运中，甚至就发生在当代。就历史事件言，它指的是以色

列人由于淫邪背约而遭到上帝的处罚，被巴比伦王所败所虏，

为奴为娼将近七十年之久。以色列人被虏共有三次：1、前

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虏走犹太国中宫廷人物，其中包

括先知但以理等。2、前597年犹太王约雅斤在位时虏走犹太

王、首领和工匠，并立约雅斤的叔叔西底家为傀儡王。3、前

587年攻陷耶路撒冷，俘虏敢于反抗的傀儡王西底家，彻底虏

走贫民以外的犹太百姓。整个被虏审判改造运动合计前后历

时达十八年之久。最为典型和惨烈的是第三次被虏：“西底

家二十一岁时做犹太王；他做了邪恶的事。巴比伦王在西底

家统治犹太国的第九年十月十日，率军围攻耶路撒冷。城里

饥荒非常严重，人民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了。巴比伦军追击

西底家王，在耶利哥附近的平原俘获了他。西底家被押到尼

布甲尼撒那里。巴比伦王当着西底家面前，巴比伦王把西底

家所有的儿子都处死，同时处死了犹太的首领们。接着他把

西底家的两只眼睛挖出来，用镣铐锁住他，把他押到巴比伦

去，直到他死去……王的顾问兼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

撒冷。他放火烧毁圣殿、王宫，和城里所有显要的房子。留

在城里的人向他投降，技工都虏到巴比伦去。但他把最穷苦、

没有财产的人留在犹太，让他们经营葡萄园和耕种田地。”

（《耶利米书》52/1－16） 以上是就历史事件的巴比伦之囚

而言。


那么，就圣经所启示的人类命运的奥秘而言呢？不难发现，

近代史上欧洲最大的异教政权苏联，与好战的亚述－巴比伦

帝国有许多相似之处：1，两者都是军国主义国家。2，两者

都以征服全人类为目标。3，两者都是强烈排他的世界强权。

4 ，两者都是圣经所指陈的上帝之敌。5，两者都打败并控制

了原先的圣经选民，被亚述－巴比伦帝国虏获的是旧约的以

色列人，被苏联虏获的则是信奉新约的东正教各族。6，异教

帝国虏获圣经之民都是七十年左右，在古代是前605－538，

在现代是1918年俄国内战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7，异教帝国的覆灭使得被虏之民获得自由：以色列人可以回

归祖先的土地，也使得东正教民族可以回归祖先的信仰。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由并不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而是看

不见的手赐予的，是不以那些被解放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么，上述的征服及被虏是如何实现又如何消逝的呢？按照

圣经先知的解释，以色列人的被虏是由于他们背离了造物主

之约，从而招致造物主的审判，这审判是借着敌手来实施的。

当这种处罚实现之后，且等到日期满了，这些敌手自然会退

出历史，而造物主将恢复与选民的关系。


1，在亚述－巴比伦帝国，以色列人的被虏有三次以上，绵延

时间十八年（前605－587或582），这个时期，正好相当于苏

联成立到大肃反的高峰期（1918－1936），同时也相当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爆发（1949－1966）。当然，这些

时间上的巧合不足以说明太多问题，但其间是否有值得我们

思索的更深入的相似呢？


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造与其老大哥苏联十分相似，尽管在

前此的中华民国期间，中国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或是圣经

之民，但它毕竟是一个可以自由传教的社会，尽管中国从来

就不是一个西方意义的自由民主国家，但它在历史上却从来

没有受到1949年以来的斗争、审判、改造（所谓“斗批改”），

没有受过苏联式的“摧毁全部传统”意义的“就地被虏”。


3，在现代和在古代一样，日期满了之前（六十七年，尤以最

初的二十年最为激烈），所有反抗被虏命运的努力，不仅无

法成功，而且只能招致更猛烈的报复和进一步的改造，如我

们在犹太王西底家的遭遇中所见。这种一致的残酷性甚至表

现在相似的肉刑上。如西底家被巴比伦王挖去双眼，许多当

代的死刑受害者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权派活体解剖，或割

断喉管或挖出内脏，以便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4，在当代两大强权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比中也不难发

现，在肃反和文革的被虏高潮过去大约二十年后，也就是在

被虏之后将近四十年，强权开始松动，俗称自由化时期，在

苏联是五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其实，

这并不是自由化，而只是强权走向解体；正如霸道的解体是

天下大乱，而不是王道的建立。


那么，造物主为什么会审判他的选民，尤其还要借助于巴比

伦王这样的黩武者、异教徒甚至无神论者？因为这就是那高

于人的旨意。圣经中描写这“颠倒历史” 的进程，肯定会激

起现代人的可怕同感：


1，“该死的以色列领袖啊，你的终局到了；你面对最后惩罚

的日子到了。……一切都变了。没有权力的人要被提升，统

治者要被推下台来。”（《以西结书》21/25－26）你看，这

多么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色列的领袖多么像被打倒

剥夺的现代“资产阶级”啊。没有权力的人要实行无产阶级

专政了。


2，“他们要沦落作难民，作俘虏，他们中间的领袖要在天黑

时拿起包袱，从他们为他在墙上预先打好的洞逃亡。”（《以

西结书》12/11-12）这些以色列人，多么像“白俄”与“国民

党反动派”啊。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内战中（仅仅

国民政府军就被胜利的对手声称杀掉了八百万之多），尤其是

内战后的改造运动中，胜利的征服者不仅把对方的军人视为

“俘虏”，也把它的文职人员和普通百姓（地主、富农、资本

家）视为“俘虏”而任意处置，因为在这样万里长征般的全面

征服中，整个民族（而不仅仅是对手政府）已经沦为被虏的。

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3，“我们被放逐的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些以色列的长老

到我面前坐下，向我询问上帝的旨意。那时，上主对我说话；

他说，必朽的人哪，要告诉他们，至高的上主这样说：你们

来求问我的旨意吗？我指着永恒的生命发誓：不准你们求

问。”（同上20/13）被放逐的第七年，相当于中国的1956年

和苏联的1925年，中国的右派份子正准备“猖狂向党进攻”

如犹太王西底家竟敢反抗主人巴比伦王的统治，苏联正在强

制实行集体农庄，自由农民正在绝望中。但是“不准你们求

问”的命运早就准备好了。一切异议都是徒劳的，只能换来

加倍的惩罚。“不准你们求问”，将是即将临到被虏者头上

的命运。


4，“必朽的人哪，以色列人是一堆废物。他们好像炉里炼银

所剩下的废物－－无用的铜、锡、铁、铅等……我要把他们

集合在耶路撒冷，用我的怒火熔化他们。”（同上22/18-20）

在这里，圣经预言与我们曾经历的现实之间，甚至连术语都

有惊人的相似：废物（与"俘虏、“残渣余孽”、“坏份子”、

“阶级敌人”）、炉里（与“革命熔炉”）、炼银（与“下

放锻炼”）、集合（与“集体化”、


“忠字舞”）、熔化他们（与“全国山河一片红”、“八亿

人民八亿兵”）……耶路撒冷与“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

科还是北京？为了这个“中心地位”，中－苏论战冷战热战

了整整三十年）！


这之后就是大肃反与文革。……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呢？


1，《以西结书》中的上帝说得十分清楚：“必朽的人啊，你

要斥责以色列的统治者，向他们说预言。……以色列的牧人

啊，你们要遭殃了！你们只顾自己，却不牧养羊群。……虚

弱的，你们不调养；生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不

包扎迷路的，你们不领回；失踪的，你们不去寻找。你们反

而用暴力虐待它们。因为没有牧人，羊群就分散；野兽来撕

碎它们，吞吃它们。我的羊群流落在山间，在高原，分散到

全世界，没有人照顾，也没有人寻找。……我要收回我的羊

群，不准你们做它们的牧人，也不准你们只顾自己。”

（34章2－10节）看啊，这与共产国际所谴责的“反动剥削阶

级”的行径多么想像！在被虏之前，俄国与中国，都是阶级

分化严重和内部冲突激烈的国家，无怪乎俄国人会趁日俄战

争和一战之际，在后方发动革命，而中国的抗战八年，竟出

产了人类历史上最多的内奸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先锋队！


2，“必朽的人啊，要是有一个国家犯罪，对我不忠，我要伸

手切断他们的粮食来源；我要使饥荒临到，把人和牲畜都饿

死。……如果有人幸免，又救出他的儿女，他们逃到你们那

里的时候，你们要注意观察，看他们是多么邪恶。”（14章

13－22节）这仿佛告诉我们，在苏中两国先后爆发的大饥荒

的背后。不仅有农业集体化的导火线，还有埋藏更深的火药

桶。简单说，那就是使得被虏和农业集体化得以实现的社会

破产。


3，在如此社会破产得以出现的条件下，当然，不仅牧人有罪，

人民也责无旁贷：“你们吃带血的肉，拜偶像，杀人……你

们依靠武力，各个都奸污邻人的妻子，……我----至高的上主，

指着自己的永生这样发誓说，住在荒城里面的人民要在刀下

丧生；住在野外的人要被野兽吃掉；躲在山上和洞里的人要

病死。我要使此地彻底荒废；他们所夸耀的力量都要消失。”

（33章25－28节）这真是全民族的悲剧，所有阶层一一遭殃。

这样的例子不仅发生在古代以色列，而且继续发生在我们眼

前。甚至在被虏之后四十年相继发生的“苏联解冻”（五十

年代）和“中国自由化”（八十年代），也还是昙花一现，

短命夭折，除了又剪掉一批鲜花毒草之外，似乎没有收获。

因为主所定的日期还没有满，


任何个人的甚至人民全体的摆脱被虏命运的要求，被无情地

粉碎，除了遭到嘲弄和报复之外，似乎一无所获。这使无法

用常理来衡量的。


犹太人正是在悔改之后，得到了主所定的解放：


1，至高的上主说：“必朽的人啊，你要斥责米设和土巴两国

的统治者。要告诉他，我－－至高的上主这样说：我要和你

作对。我要把你扭转过来，领你离开极北的地方，带你到以

色列的群山上。然后，我要打掉你左手握着的弓，右手拿着

的箭。你和你的部队，以及联军都要死在以色列的山上。”


（以西结书39章1－－4节）这里离开"极北的地方"之扭转，多

么像苏联的突然崩溃；而它被上帝打掉的左弓右箭，多么像

苏联不战而屈的常规部队和核子武装；他们死在以色列山上

的部队，与苏联被赶出东欧和俄国陷入车臣的泥沼，也不乏

相象！


2，“必朽的人啊，这地方是我的宝座；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

间永远统治他们。以色列人或他们的君王不会再拜偶像或为

已死的君王立碑而侮辱我的圣名。……他们曾以可恶的行为

侮辱我，所以我在烈怒下，把他们消灭了。现在他们必须停

止拜偶像，要拆掉他们为先王所立的碑，这样，我就永远住

在他们中间。”（同上43章7－9节）这不仅是巴比伦之囚结

束时古以色列复国的素描，也是当代苏联－－东欧集团历史

的写照，无数的“已死的君王”列宁像一夜之间奇迹般地倒

地，无数的异教纪念碑莫名其妙地遭到铲除，就像它们被莫

名其妙地树立；因为那里的东正教人民重新渴望回到上帝的

怀抱。……


从上述的引用和分析不难看出，古今中外的人性是多么相似。

时空隔绝如古代的以色列、巴比伦和当代的中国、苏联者，

也并不能超然于“历史命运的互联网”！更何况，这样的命

运每天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断重复，因为我们的天性中，

就有着实现上述命运的“必然性”或说是基督教意义的“原

罪”－－哗众取宠、趋炎附势和落井下石的不知不觉的潜力。


（圣经引文自《现代中文译本》，联合圣经公会1980年第二

版）

谢选骏指出：1996年写作上文时，我认为，苏联政权的暴政七八十年才结束；所以中国的自由解放也不得不推迟到2019年以后。正是由于这一绝望，我才埋头著述了百部全集。过了十几年，1996年还不知在哪里混的杨军（化名杨恒均），才鹦鹉学舌地提出了“七十年大限”，但却由于无知而张冠李戴，把《圣经以西结书》的启示，错记成了敌基督的英国哲学家小丑罗素等人的胡说八道，真是呜呼哀哉。“世界上真是有上帝的”，正如斯大林的刽子手雅戈达临死的时候才明白过来的。



【003、经济危机证明了“七十年理论”】


网文《债务危机概述 》报道：

（一）

债务危机是指在国际借贷领域中大量负债，超过了借款者自身的清偿能力，造成无力还债或必须延期还债的现象。 

债务危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受到债务严重困扰的局面。衡量一个国家外债清偿能力有多个指标，其中最主要的是外债清偿率指标，即一个国家在一年中外债的还本付息额占当年或上一年出口收汇额的比率。一般情况下，这一指标应保持在20％以下，超过20％就说明外债负担过高。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爆发。从1976～1981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迅速增长，到1981年外债总额积累达5550亿美元，以后两年经过调整，危机缓和，但成效并不很大，1982年8月20日,墨西哥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其到期的外债本息，要求推迟90天，由此引发了全球性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到1985年底，债务总额又上升到8000亿美元，1986年底为10350亿美元。其中拉丁美洲地区所占比重最大，约为全部债务的1／3，其次为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地区，危机程度更深。1985年这些国家的负债率高达223％。全部发展中国家里受债务困扰严重的主要是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和印度等国。80年代这场债务危机的特点：①私人银行贷款增长较政府间和金融机构贷款增长为快。②短期贷款比重增加，中长期贷款比重下降。③贷款利率浮动的多于固定的。

严重的债务危机无论对于债务国，还是对于发达国家的债权银行，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包括国际金融组织的有关各方为解决债务危机提出了许多设想和建议，包括债务重新安排、债务资本化及证券化等。尽管众多措施对缓解债务危机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国际债务形势仍然十分严重，债务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1989年,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余额已高达1262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债务余额与当年出口额的比率高达187％,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这一比率更高达371％，发展中国家的偿债率为22％,而在债务形势严重的拉美国家,这一比率高达31％到1990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1341万亿美元。

导致债务危机的原因 

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十分复杂。归纳起来看，主要有以下 6点原因： 

①1973至1974年和1979至1980年两次石油提价导致许多国家国际收支出现创纪录的逆差，同时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些产油国则出现巨额顺差。逆差国（如美国）因此采取了紧缩政策，即国际减少开支，也就是减少进口， 因此相应的， 其主要贸易国的出口量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如美国的主要贸易国是墨西哥，其大量的出口减少不仅是国民生产总值下降，更导致了严重的失业问题

②这些顺差大部分被存入银行用于贷款，或者资金回流。 

③受70年代后半期负数实际利率的刺激和被商业信贷人的热情所鼓舞，发展中国家掀起了一股借款热潮。 

④许多债务国把借入的资金用于（或错误地用于）扩大消费，或投入那些低收益率的项目中（特别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 

⑤借款国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几乎贯穿于整个80年代。 

⑥为了消除70年代普遍严重的通货膨胀状况，发达工业国家采取了放慢经济增长、大幅度提高利率等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这使债务国的出口机会大大减少，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债务国的还债能力。

（二） 国际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 

外债规模膨胀 

如果把外债视为建设资金的一种来源，就需要确定一个适当的借入规模。因为资金积累主要靠本国的储蓄来实现，外资只能起辅助作用；而且，过多地借债如果缺乏相应的国内资金及其他条件的配合，宏观经济效益就得不到应有的提高，进而可能因沉重的债务负担而导致债务危机。现在国际上一般把偿债率作为控制债务的标准。因为外债的偿还归根到底取决于一国的出口创汇能力，所以举借外债的规模要受制于今后的偿还能力，即扩大出口创汇能力。如果债务增长率持续高于出口增长率，就说明国际资本运动在使用及偿还环节上存在着严重问题。理论上讲，一国应把当年还本付息额对出口收入的比率控制在20％以下，超过此界限，借款国应予以高度重视。

外债结构不合理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外债结构对债务的变化起着重要作用。外债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有： 

(1)商业贷款比重过大。 

商业贷款的期限一般较短，在经济较好或各方一致看好经济发展时，国际银行就愿意不断地贷款，因此这些国家就可以不断地通过借新债还旧债来“滚动”发展。但在经济发展中一旦出现某些不稳定因素，如政府的财政赤字、巨额贸易逆差或政局不稳等使市场参与者失去信心，外汇储备不足以偿付到期外债时，汇率就必然大幅度下跌。这时，银行到期再也不愿贷新款了。为偿还到期外债，本来短缺的外汇资金这时反而大规模流出，使危机爆发。

(2)外债币种过于集中。如果一国外债集中于一两种币种，汇率风险就会变大，一旦该外币升值，则外债就会增加，增加偿还困难。 

(3)期限结构不合理。如果短期外债比重过大，超过国际警戒线，或未合理安排偿债期限，都会造成偿债时间集中，若流动性不足以支付到期外债，就会爆发危机。 

外债使用不当 

借债规模与结构确定后，如何将其投入适当的部门并最大地发挥其使用效益，是偿还债务的最终保证。从长期看，偿债能力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增长率，短期内则取决于它的出口率。所以人们真正担心的不是债务的规模，而是债务的生产能力和创汇能力。许多债务国在大量举债后，没有根据投资额、偿债期限、项目创汇率以及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和目标等因素综合考虑，制定出外债使用走向和偿债战略，不顾国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等因素的限制，盲目从事大工程建设。由于这类项目耗资金、工期长，短期内很难形成生产能力，创造出足够的外汇，造成债务积累加速。同时，不仅外债用到项目上的资金效率低，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外债根本没有流入到生产领域或用在资本货物的进口方面，而是盲目过量地进口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这必然导致投资率的降低和偿债能力的减弱。而不合理的消费需求又是储蓄率降低的原因，使得内部积累能力跟不上资金的增长，进而促使外债的进一步增加。有些国家则是大量借入短期贷款在国内作长期投资，而投资的方向主要又都是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从而形成泡沫经济，一旦泡沫破灭，危机也就来临了。

对外债缺乏宏观上的统一管理和控制 

外债管理需要国家对外部债务和资产实行技术和体制方面的管理，提高国际借款的收益，减少外债的风险，使风险和收益达到最圆满的结合。这种有效的管理是避免债务危机的关键所在。其管理的范围相当广泛，涉及到外债的借、用、还各个环节，需要政府各部门进行政策协调。如果对借用外债管理混乱，多头举债，无节制地引进外资，往往会使债务规模处于失控状态和债务结构趋于非合理化，它妨碍了政府根据实际已经变化了的债务状况对政策进行及时调整，而政府一旦发现政策偏离计划目标过大时，偿债困难往往已经形成。

外贸形势恶化，出口收入锐减 

由于出口创汇能力决定了一国的偿债能力，一旦一国未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其出口收入就会大幅减少，经常项目逆差就会扩大，从而严重影响其还本付息能力。同时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造成了对外资的依赖，一旦国际投资者对债务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大减，对其停止贷款或拒绝延期，债务危机就会爆发。

（三）国际债务危机的影响

债务危机严重干扰了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正常秩序，是国际金融体系紊乱的一大隐患，尤其对危机爆发国的影响更是巨大，均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 

国内投资规模会大幅缩减 

首先，为了还本付息的需要，债务国必须大幅度压缩进口以获得相当数量额的外贸盈余。因此，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所需的材料、技术和设备等的进口必然受到严重抑制，从而造成生产企业投资的萎缩，甚至正常的生产活动都难以维持。

其次，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债务国的国际资信大大降低，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筹资的渠道受阻，不仅难以借到条件优惠的借款，甚至连条件苛刻的贷款也不易借到。同时，国际投资者也会视危机爆发国为高风险地，减少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外部资金流入的减少，使债务国无法筹措到充足的建设资金。

第三，危机爆发后国内资金的持有者对国内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也会纷纷抽回国内投资，这不仅加重了国家的债务负担，也使国内投资资金减少，无法维持促进经济发展应有的投资规模。

通货膨胀会加剧 

债务危机爆发后，流入债务国的资金大量减少，而为偿债流出的资金却越来越多。资金的流出，实际上就是货物的流出，因为债务国的偿债资金主要是依靠扩大出口和压缩进口来实现的。由于投资的缩减，企业的生产能力也受到影响，产品难以同时满足国内需求与出口的需要。为还本付息，国家将出口置于国内需求之上。另一方面，进口商品中一些基本消费品也大幅减少。当国内市场的货物供应量减少到不能满足基本要求，以至发生供应危机时，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此外，在资金巨额净流出、头寸短缺的情况下，债务国政府往往还会采取扩大国内公债发行规模和提高银行储蓄利率等办法来筹措资金。但筹措到的资金相当大一部分是被政府用于从民间购买外币偿还外债，必然造成国内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多。由于这部分资金较少用于投资，不具有保值更无增值的效应。这样，在公债到期偿还或储户提款时，国家银行实际并无能力偿还，于是不得不更多地发行利率更高、期限更短的新债券，并扩大货币发行量，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经济增长会减慢或停滞 

为制止资金外流，控制通货膨胀，政府会大幅提高利率，使银根进一步收紧，而为偿债需兑换大量的外汇，又使得本币大幅贬值，企业的进口成本急剧升高。资金的缺乏及生产成本的上升，使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受到严重影响，甚至破产、倒闭。投资下降，进口减少，虽然有助于消除经济缺口，但生产的下降势必影响出口的增长。出口若不能加速增长，就无法创造足够的外汇偿还外债，国家的债务负担也就难以减轻。这些都使国家经济增长放慢，甚至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倒退。例如，80年代拉丁美洲爆发债务危机后，其经济基本上在原地踏步。整个80年代，拉丁美洲国内生产总值累积增长12.4％，而人均增长-9.6％。此次亚洲金融危机中深受外债危机困挠的泰国、印度尼西亚与韩国的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值分别为-5.5％、-14％与-2％。

社会后果严重

随着经济衰退的发生，大批工厂、企业倒闭或停工停产，致使失业人口剧增。在高通货膨胀情况下，职工的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工资购买力不断下降，对低收入劳动者来说，更是入不敷出。失业率的上升和实际工资的下降使债务国人民日益贫困化，穷人队伍越来越庞大。另一方面，因偿债实行紧缩政策，债务国在公共社会事业发展上的投资经费会越来越少，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日趋恶化。因此，人民的不满情绪日增，他们反对政府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反对解雇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而政府在债权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下，又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在此情况下，会导致民众用游行示威甚至暴力的方式表示对现状的极度不满，从而导致政局不稳和社会动乱。

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 

债务危机的产生对国际金融体系运作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债权国与债务国同处于一个金融体系之中，一方遭难，势必会牵连另一方。债权人若不及时向债务国提供援助，就会引起国际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混乱，从而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其次，对于那些将巨额贷款集中在少数债务国身上的债权银行来说，一旦债务国倒帐，必然使其遭受严重损失，甚至破产；第三，债务危机使债务国国内局势急剧动荡，也会从经济上甚至政治上对债权国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不得不参与债务危机的解决。

（四） 解决国际债务危机的措施 

如何采取措施，防范、化解危机，是各国极其重视的问题。一般来说，解决债务危机的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债务重新安排 

当一国发生债务危机无力偿还外债时，解决方法之一就是与债权人协商，要求将债务重新安排。这样一方面债务国可以有机会渡过难关，重整经济；另一方面债权人亦有希望收回贷出的本金和应得的利息。

债务重新安排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进行：官方间债务重新安排，一般通过巴黎俱乐部(ParisClub)来进行；商业银行债务重新安排则由商业银行特别国际财团(有时称为伦敦俱乐部)组织。

1、官方债务重新安排 

官方债务重新安排是由“巴黎俱乐部”负责安排的。“巴黎俱乐部”会议的主要作用在于帮助要求债务重新安排的债务国和各债权政府，一起协商寻求解决的办法。通常，参加“巴黎俱乐部”的债务国，要先接受IMF的经济调整计划，然后才能向会议主席提出召开债务重新安排会议。获得重新安排的借款只限于政府的直接借款和由政府担保的各种中、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很少获得重新安排。典型的重新安排协议条款包括：将现在所有借款的80～100％延长时间偿还，通常有 4-5年的宽限期，然后分8-10年时间偿付。至于利率方面，会议不作明确规定，而由各债权国与债务国协商。此外，其中有一小部分是采用再融通方式解决，即借新债还旧债。

2．商业银行债务重新安排 

商业银行债务重新安排在某种意义上比官方债务重新安排更复杂。因为商业贷款的债权银行数目可能十分庞大，每家银行自然都会尽最大努力去争取自己的利益。而且，商业贷款的种类很多。例如，欧洲债券市场的首次外债重新安排中，债权人以不同贷款形式分成三个集团：一是债券的持有人，二是中、长期的银团贷款债权，三是短期信贷的债权人。它们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才达成初步的协议。商业银行主要对本期或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务重新安排，有时也包括到期未付的本金，但对利息的偿还期不予重新安排，必须在偿还利息欠款后，重新安排协议才能生效。债务重新安排后典型的还款期为6-9年，包括2-4午的宽限期。利率会高于伦敦银行同业间拆放利率。

债务重新安排协商会议要求各债权银行共同寻求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同时实事求是地衡量债务国所处的经济、金融形势，拟定一个符合债务国偿还能力的还款协议。通常，银行要求债务国在完成政府官方债务重新安排后，才去达成商业贷款重新安排。债务重新安排给了债务国喘息的时间，并使债务国有可能将大量到期债务转为中长期债务。但从根本上说，重新安排债务，虽能解一时之急，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债务危机。由于债权银行在计息

标准、货币构成和偿还期等方面所做的让步，以不损害自己的利益为前提。因此，债务国负债总额不可能因债务重新安排而大量减少，只是变成“缓期执行”而已。 

债务资本化 

债务资本化是指债务国将部分外债转变为对本国企事业的投资，包括债务转移股权、债务转用于资源保护以及债务调换等，从而达到减少其外债的目的。 

1、债务转换股权(debt-for-equity) 

债务转换股权是1983年以来出现的解决债务国部分债务的办法。基本步骤为：(1)由政府进行协调、转换的债务需属于重新安排协议内的债务。债权方、债务方和政府各方经谈判同意后，委托某中间机构将贷给公共或私人部门的贷款向二级市场打折扣出售。有时外国银行亦把债权直接打折扣售给债务国中央银行。(2)投资人向债务国金融当局提出申请。在取得同意后，即以这一折扣价买下这笔债务，然后到债务国中央银行按官方汇率贴现，兑换成该国货币。(3)投资人使用这笔货币在该债务国购入股权进行投资。于是这笔债务便从债务国的外国贷款登记机构注销而转入股票投资登记机构。

除由政府进行协调解决的债务交易外，尚有不经政府协调的债务人与投资者之间的，直接交易。由外国投资者从国际二级市场以折扣购进尚未到期的债券，而债务人则用本国货币提前支付这些外债。当转换完毕后，双方即在一定期限内通报债务国中央银行，注销外债。有些到期外债还通过国内证券交易所公开拍卖，由债券持有人通过提出折扣进行竞争，从债务国中央银行处换取该国的货币进行投资。

优点： 

(1)无需动用外汇就可减少债务，并可引进先进技术和提高就业率； 

(2)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债务国缺乏资金的矛盾； 

(3)可吸引外逃资金回国参加建设。 

不利影响: 

(1)债务转换股权如采用过多，引进过量外资，将导致一些部门的控制权逐渐落入外国公司之手，出现经济被外资控制的局面； 

(2)如果政府通过全国的银行系统筹措债务转移所需的资金，势必造成债务国货币供应量大增、刺激通货膨胀，使货币贬值，对汇率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3)单纯通过国内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以满足债权对股权转换的资金需求，会导致国内流通资金的紧张，产生利率上升的压力； 

(4)债务额过于庞大的国家没有这么多投资机会，因此这种方法不能广泛实施。 

2、债务转用于资源保护(debt-for-nature) 

债务转用于资源保护是指通过债务转换取得资金用于保护自然资源。这种措施由世界野生物基金组织主管科研的副会长托马斯·E·勒夫乔埃于1984年提出。具体做法为：世界野生物基金组织同债务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政府资源管理机构或私人自然资源保护组织达成原则协议，定下换成当地货币的汇率及管理和使用这笔资金的代理机构，然后以其收到的捐赠资金从私人银行或二级市场以折扣价购进债务后，转售给债务国资源管理机构或私人自然资源保护机构，并向该国中央银行兑换成该国货币，然后再交给资源保护机构用于环保项目投资。

3、债务调换(debt conversion) 

债务调换指发行新债券以偿付旧债。具体做法为一国以债券形式举措新债，出售债券取得现款，以便在二级市场上回购债务，或直接交换旧债。这种方案的设想是，如果新债券能比现存债务以较小的折现率出售，那么其效应将是减少债务而不必使债务国动用大量外汇储备。但这种方法受限于一国的债信及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

（五）主权债务危机

所谓世界债务危机，都是由“主权债务危机”引起的。

而主权债务危机又是一种周期性发生的现象，历次危机本质上是相同的。

主权债务违约历史– 1824年至2004年

根据IMF数据统计，在1824年至2004年间，全球共有257 起主权债务违约事件

而在1981年至1990年仅仅10年间就有74起主权债务违约的案例，超过历史任何时期

从历史数据来看，主权债务违约事件过去主要发生在非洲，拉美，东欧和亚洲

西欧在1921年至1940年间经历过一系列主权违约事件，那时，世界经济刚刚遭受了一战的打击，并经历了1929年的大萧条

自1940年以后，发达经济体就鲜有主权违约事件

主权国家债务违约后债权人对债务的回收率

根据过去10年间主权违约数据，有50%的违约国能够最终偿还所有欠债

而按照违约金额为标准，过去10年间主权国家违约后债权人对债务的回收率仅有31%

而俄罗斯和阿根廷的国债违约事件导致债权人的亏损情况在过去10年里是最严重的：投资者投资亏损额度分别高达82%和73%

本次危机开始后，在2008年出现了两起主权债务违约的事件：厄瓜多尔和塞舌尔，对他们国债的回收率仅为26%和29%

主权债务危机历史的经验总结

历次主权债务危机的演变过程表明，主权债务危机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冲击具有周期较短的特点：

IMF用1972 年至2000年数据发现，主权债务在违约后的第一年借贷成本在违约前的基础上平均上升4%，而该额外成本到了第二年就会下降至2.5%

而在违约两年以后，主权债务利差基本可以回落到违约前的水平

从经济增长速度角度出发，主权债务违约国家在债务重组过程中的GDP平均增长速度要比没有经历主权债务违约的国家(其他情况类似)低1.2%，不过该现象也集中在违约后的第一年

未能顺利重组违约债务的国家所受到的冲击要比成功重组的国家大很多。根据英国央行的研究结果，未能和债权人达成重组

协议国家的GDP所遭受的损失要三倍于顺利重组债务的国家– 顺利重组一般意味着债权人得到了较为满意的补偿或承诺

主权违约国对其所在地区其他国家的牵连十分明显：上世纪80年代新兴市场债务危机爆发之后，整个发展中国家的信贷骤减，这其中包括并没有违约的主权经济体。而目前以希腊为首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已经扩散到欧洲的其他国家，投资者对整个欧洲经济体债务问题的担忧导致很多国家的资本市场出现大幅的震荡

主权债务违约对所在国的企业信贷冲击非常明显：IMF对历史主权债务违约时期的研究结果表明，私有企业的外部信贷在其所在国违约期间平均减少了近40%

从政治角度出发，主权债务违约通常伴随着政党的更替。对相关的22例主权债务违约事件的观察发现，有11个国家的执政党在违约年和违约后的第一年出现了更替

主权债务危机的现状和展望

主权债务危机在本次经济危机中的演变– 欧元区首当其冲

第一阶段：2007年7月至2008年9月– 金融危机累积阶段

第二阶段：2008年9月至2009年3月– 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引发金融系统性危机

第三阶段：2009年3月至2009年10月– 系统性风险化解

第四阶段：2009年底至今– 主权债务危机开始爆发

发达经济体债务高企– 欧元区国家问题尤为严重

整个发达经济体内债务水平高企，目前，发达国家国债占GDP比例近120%，而且还在上升

发达经济体内财政赤字情况严峻– 大部分国家赤字情况远超过国际警戒线4%的水平

欧元区国家的债务负担尤为严重

欧洲经济对利率的敏感性分析– 高利率不堪重负

数据来源：S&P

由于投资者对主权债务问题的担忧进一步增加，问题国家国债收益率不断攀升

高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利息支出的增加

由于欧洲国家的债务负担严重，很多国家国债占GDP比重接近甚至超过100% - 利率上涨意味着利息成本涨幅巨大

国债益率上涨3%将导致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在2010年利息支出的增加额达到其GDP的1%

希腊的现状– 国债收益率突破10%，终于开口“求救”

希腊总理终于开口，向欧盟和IMF申请救援– 而此前其一直强调“希腊并不需要救助，自己完全可以渡过难关”— 然而市场是“残酷”的，就像在危机中的Bear Stearns，Lehman Brothers等公司一样，CEO“信心十足”的言论并不能解决问题，也无法改变他们倒闭的命运，希腊国债收益率在“勉强” 度过三，四月份的难关后(以超过6%的利率发行国债)于四月底飙升至10%以上，希腊已无选择。 

在银行危机之前，通常可以发现私人债务激增的现象。Rodrik和Velasco(2000)通过外部借款期限与成本的联立模型指出，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的比例可以有效地预测银行危机。Calvo，Izquierdo和Loo-Kung(2006)对银行危机前资本流入陡增的现象进行了论证。

短期债务的比重会在银行危机前上升。Diamond和Dybvig(1983)构造了银行挤兑问题的一个经典模型，通过分析对银行挤兑有预防作用的存款合同指出了在银行危机发生之前，投资者因为对流动性的需求会提高短期借款的比例。Kaminsky和Reinhart(1999)研究了银行危机(以及货币危机)前国内信贷总量的扩张和随后的收缩，认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与金融自由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主权债务危机的历史经验

主权债务违约一般会导致本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迅速上升，经济显著下滑等宏观经济风险

不过主权债务危机一般对经济的“创伤”具有周期较短的特点：一般在1-2年内可以恢复

主权债务违约导致其债权人的损失一般比较大，过去10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平均损失额达70%

本次主权债务危机的特点和演变

以往的主权违约事件都发生在新兴经济体中，而此次主权债务危机集中于发达经济体中全球经济刚刚经历了一场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目前整个发达经济体的负债率要远高于历次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时的水平，而且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也超出以往任何时候

目前主权债务危机集中在欧元区，而它们无法通过贬值货币来减轻债务负担和刺激经济增长，因此，违约后的债务重组和局势演变比以往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投资结论：

市场的不确定性因为主权债务的不确定性而增加，资本市场大幅震荡的局面会继续存在

只要全球经济持续复苏的局面不改变，我们依然维持此前对主权债务危机的定性：“后危机时代的非系统性冲击”

因此，主权债务危机所引起的市场大幅回调为投资者(尤其是长期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买入机会 

（六）“财富的本质”

“财富的本质”是：“财富不会凭空增加，一方财富的增加必使另一方财富减少。”

内容重点：

1、说明房地产价值是由负债所创造的

2、股票价值的形成原因与何者获利最大

3、造成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因素

4、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

5、为何不论先进国家或落后国家，其一般民众生活都很困苦

四百年来全球历次经济危机

进入工业时代后，经济、金融危机始终伴随着人类经济发展间歇性爆发。这四百年来，人类的生活水平有长足的发展，但全球却也持续发生重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而这其中有许多次的经济危机却是来自于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

(1) 1637年 郁金香投机热

对于17世纪的荷兰人来说，花有一种难以令人抗拒的力量。1637年的头几个月里，当郁金香尚未成熟时，在荷兰被视为地位象征的郁金香价格大幅上涨。在那个疯狂的时期，郁金香最高价曾炒至4200荷兰盾，20倍于一位熟练技工的年收入。现在的经济学家一直在探讨当时的疯狂是如何蔓延开来的。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也是现代金融史上第一次投机泡沫。同时，在市场已经失控的情况下，政府如何在监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的话题，也引起了一场政治争论。

(2) 1720年的南海泡沫

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倒闭，给伦敦金融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701~1714年，英、法等欧洲国家为争夺西班牙及其殖民地和海上霸权而进行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争期间，南海公司同意承担战争造成的巨额国家债务，以牟取在南美地区贸易中的垄断地位。

但是，尽管英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西班牙仍然维持着其在南美殖民地的贸易特权，南海公司继续增加承担更多的债务。1720年，为了刺激股票发行，南海公司接受投资者分期付款购买新股的方式。投资十分踊跃，股票供不应求导致了价格狂飙到1000英镑以上。公司的真实业绩严重与人们预期背离。后来因为国会通过了《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内幕人士与政府官员大举抛售，南海公司股价一落千丈，南海泡沫破灭。

(3) 1837年的房地产泡沫恐慌

由棉花及运河热，兴起了美国史上第一个大繁荣时期，却在1837～1842年(史称Hard Time Depression)，出现景气大衰退。1837～1839年美国有1500家银行倒闭。再加上1837年棉花价格下跌70％，使得很多投资者血本无归及破产，并波及到消费品的需求，另有90％在东部的工厂倒闭。同时英国的投资者，因资金投入在运河、银行及房地产股票上，也是损失惨重。

(4) 1907年银行家的恐慌

1907年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从前一年的高峰期，下跌了接近百分之五十。“1907年恐慌”在美国经济衰退的时候发生，当时有很多银行和信托公司被挤提。这次恐慌最终蔓延至美国全国各地，多家银行和企业破产。挤提的主要原因包括：一些纽约银行的市场流通性收缩、存户对银行失去信心和美国缺乏法定最后贷款人。

1907年10月，一次操纵“美国铜业公司”的股票的行动失败，并引发危机，贷款给这次纵市场行为的银行被挤提。其后，挤提更蔓延到其它相关的银行和信托公司；一个星期之后，纽约市的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信托投资公司”因此倒闭。“尼克伯克信托投资公司”的倒闭令恐惧蔓延整个纽约市的信托公司，因为区域银行自纽约市的银行提取储备。由于大量存款人在区域银行提款，恐慌扩大到全国各地。

(5) 1929年~193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

随着1929年10月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一场毁灭性的经济大萧条席卷了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并在一些国家持续十年之久。大萧条期间，美国最高失业率达到25%，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失业率一度接近30%。美国经济在1933年陷入谷底，工业产出下降到衰退前的65%。 

(6) 1973年~1975年：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对美国等国实行石油禁运，同时联合其它产油国提高石油价格，从而导致石油危机爆发。这场危机在主要工业国引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超过20%。

(7) 1980年~1990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

自20世纪60年代起，拉美国家大举外债发展国内工业，外债总额在80年代初超过3000亿美元。1982年，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触发了震动全球的“债务危机”。债务问题严重阻碍了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拉美国家198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800美元，退回到70年代的水平。

(8) 1990年至今：日本泡沫经济崩溃

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持续数年的过度增长后，开始出现灾难性下跌。由于资产全面缩水，日本在10年中经历了漫长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增长停滞，进入“零增长阶段”。

(9)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在美国提高利率、美元增值的背景下，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亚洲国家出口不断下降。1997年7月，随着泰国宣布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制，亚洲国家普遍出现货币贬值，爆发金融危机。此次危机中，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韩国是遭受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三国GDP在两年内分别缩水83%、40%和34%。

(10) 2000年 网络泡沫化

美国上次出现经济衰退，是在二千年，罪魁祸首正是网络泡沫化，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在该年四月十三日暴跌628点，6%的市值瞬间蒸发，引发市场震撼。美国经济在二千年下半年结束了一九九一年三月以来长达十年的高速成长期，步入低速成长的阶段。

(11) 2007年至今：美国次贷危机及全球金融危机

长期以来，美国金融机构盲目地向次级信用购房者发放抵押贷款。随着利率上涨和房价下降，次贷违约率不断上升，最终导致2007年夏季次贷危机的爆发。这场危机导致过度投资次贷金融衍生品的公司和机构纷纷倒闭，并在全球范围引发了严重的信贷紧缩。

美国次贷危机最终引发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和美林公司被收购标志着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随着虚拟经济的灾难向实体经济扩散，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激增，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 

（七）债务危机或致欧洲4种远景

欧洲的战略研究者已开始担心欧元区出现“心力衰竭”，即核心成员心力交瘁，无意再去面对外围成员的难题。 

在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初期阶段，许多研究者都对这种可能性不以为然，认为危机只是短暂的财政和经济现象，不会产生长远的地缘政治影响。但现在看来，由于债务危机长期无法解决，更深远的影响似乎无法避免。 

鉴于欧元区大部分地区出现经济滑坡，个别国家还陷入衰煺，外界越来越怀疑欧盟能否维系下去。但即便欧盟得以为继，当前的困境也说明，欧洲在全球的影响力正持续下滑。 

巴黎战略研究基金会的特别顾问弗朗索瓦·埃斯堡在《生存》杂志发表文章称，政治联盟的命运往往会因“心力衰竭”而告终。历史上的奥匈帝国和苏联都是因为类似的问题而瓦解。但在美国内战中，由于北方愿意作出必要的牺牲来防止南方脱离联邦，美国最终得以保全。 

埃斯堡在文中描述了欧洲可能出现的四种战略远景:在危机中继续蹒跚；内部凝聚力增强；希腊等成员国煺出，欧元区分裂；欧元区彻底解体。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意味着欧元区的战略蓝图存在重大变数。 他表示，欧元区能够蹒跚前行已属幸运。由于欧元区陷入衰煺且政治气候恶化，每个月的形势都在变化，风险不断上升。埃斯堡11月15日表示，欧元区的好运可能已经到头，2013年不出现重大事件才属意外。 

即使不出现分裂，由于欧洲领导人的危机应对方式仍然拖沓乏力，欧元区的影响力也会在危机拖累下受到削弱。欧盟负责经济与货币事务的委员奥利·雷恩8月份承认，当前的动盪局面已导致欧洲在全球经济决策中的影响力下滑。他表示，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正在下降，这绝不是个好兆头。 

内部来看，随着欧洲经济陷入停滞，内部政治似乎也会趋于激进。按照埃斯堡等人士的构想，要想实现欧洲联邦的梦想，首先要建立联邦机构，在欧洲公民的首肯下修补欧元区制度建设的漏洞。但埃斯堡也承认，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欧洲人自己就不支持。而且，这种状况可能会导致英国甚至其他国家脱离欧洲，目前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就已经非常疏远。 

他表示，如果推进欧洲联邦化，欧洲势必会出现战略上的分裂，届时一边是英国(防务和政治思路与美国接近，但对欧洲贡献寥寥)，另一边则是“大陆系统”。“大陆系统”将由德国来领导，而不是法国。失去了英国，欧洲将更加封闭，并且更加不愿动用武力。这会让法国坐立不安，因为尽管法国和英国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但两国的战略思路不谋而合的地方也很多。 

第叁种可能性就是核心抱团，外围分裂，一个或更多边缘成员国煺出欧元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先不谈危机蔓延至其他经济体影响金融市场的问题，各国之间的战略地位也是不均等的。希腊的经济规模可能不大，但历史证明，希腊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却是爱尔兰或葡萄牙无法比拟的。 

当前预期显示，到2014年希腊经济结束下滑势头时，希腊经济产值将萎缩近四分之一。考虑到希腊的经济形势，埃斯堡认为政治体制出现一定的变革也不无可能。如果出现政局动盪或政治体制变革(即由军方或极端分子掌权)，希腊煺出欧元区的影响还会更加深远。 

届时巴尔干半岛国家(克罗地亚可能是个例外)加入欧盟的进程将会受阻。一旦通往欧盟的大门关闭，巴尔干半岛可能会陷入动盪，欧洲的能源安全将受到威胁。埃斯堡指出，最终结果如何将主要取决于领导层的决策能力，以及欧盟的治理水平(尤其是德国，但希腊和土耳其也很重要)。 

还有第四种可能性，即欧元区分崩瓦解。短期来看，随着贸易和资本壁垒重新恢复，欧洲经济将会衰煺，全球经济将会下滑。埃斯堡表示，这将引发经济、社会升至政治层面的动盪，情形将与上世纪叁十年代非常相似。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期内的安全形势将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因为欧元区的废墟上将分化出新的对立阵营。不过考虑到20世纪的欧洲历史，应该不会出现妄图支配整个欧洲的军事政权，这也是个小小的安慰。 

谢选骏指出：有人曾说世界经济危机的自然周期为3-4年、7年、10-11年、20-22年、50-60年、55年、200年、1200年、1800年，其中50-60年、55年为中长期周期，与战争和政治事件同时发生。人类社会必须从中汲取教训，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其实不论经济危机还是社会危机，都与“七十年理论”密切相关——“七十年理论”与生物周期实质上，都是一种生物现象。“七十年理论”主要涉及国家制度，而世界经济危机，远比世界债务危机来得广泛。主因是人们“好了疮疤忘了疼”，需要周期性地从事赌博、参与冒险活动所致。但是，正是这种喜新厌旧的心理，最终才推动了历史“非理性地前进”——小市民们精心营造的安乐窝和白日梦于是一再遭到无情地粉碎，“新的道路”就此出现地平线上。



【004、中共太监七十年拿不下台湾】


《中共若攻台专家爆撑不到24小时 揭台湾唯一机会》（2020-08-14 三立新闻网）报道：

不具名军方人士透露"台湾连24小时都撑不到"。

近来共机频频绕台示威，加上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两岸情势也逐渐升温，中共会不会派兵攻打台湾一直都是民众关注的议题，台湾也透过各项军事演练加以防范，过去就有许多人讨论"若中共打过来台湾能撑多久？"竟有不具名军方人士透露"台湾连24小时都撑不到"。

近来两岸局势紧绷，美中台局势诡谲，加上美国卫生部长艾萨（Alex Azar II）才刚率团访问台湾，是从1979年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阁员，更让中国气得跳脚，前总统马英九10日出席台北东区扶轮社八社联合例会，现场发表演讲"两岸关系与台湾安全"，马英九提到，共军若攻台"首战即终战"，让台湾没有机会等美军驰援，并指出"目前美军不可能来"。

这席话引发各界热议，军事专家游昇勋在政论节目《新闻面对面》中谈到，关于马前总统所提到"首战即终战"及"美军不可能来"，游昇勋表示"美国会来支援台湾，但是你要看战火从哪里起"。

游昇勋说"如果是从中国的南方军区跟中部军区，南方舰队直接打台湾，美国来不及，因为美国第七舰队跟韩国那边要过来，至少要4天航程"，主持人谢震武忍不住惊讶问"你的意思是我们连4天都撑不到？"没想到游昇勋透露，有不能具名的军方人士"当他的面承认24小时都撑不到"。

不过游昇勋补充"如果是从北韩开始打我们就有希望，因为美军会大量援助南韩跟日本"，提到北韩有核子弹，如果打横须贺母港或是驻美军队的母港，美国会没地方躲只能躲进台湾，所以前一阵子才会宣布美国军舰可以进入台湾港口，进行油料、粮食以及医疗的人道补助，这个东西一到战时立刻就会发觉，美国会立刻进驻台湾协同这边对抗，游昇勋直言"只有从北韩开始打，台湾才有可能接收到美国第一时间的军力"。

谢选骏指出：中共政权可以说是“太监养的”——毛泽东是汪精卫的太监（秘书），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太监（秘书）。共产党中国七十年都打不下台湾，太太太娘娘腔了，就像毛泽东一样没有胡子。绝对硬不起来了。而即使这样一帮软蛋，也罢台湾吓成这样，可见台湾，连太监养的都不如，成何体统。

《3天完成武统 美前高官：中共明年1月出兵台湾》（2020-8-15 三立新闻网）报道：

近来美中对抗加剧，日前美国卫生部长艾萨（Alex Azar）亲自访台，引发中国强烈不满，随着台海局势日趋紧绷，各界均关心中共是否真的会出兵武统台湾(专题)。对此，美国海军学院8月的《议事录》杂志期刊（Proceedings）指出，中国解放军可能会在美国总统交接期，也就是2021年1月19日至1月21日，以三天的时间解决台湾问题。

美国海军学院在8月的《议事录》杂志期刊（Proceedings）中，刊登了前中情局副局长麦克·莫雷尔（Michael Morell）及前参联会副主席、退役上将詹姆斯·温尼菲尔德 （James A. Winnefeld ）的联名文章《The War that Never Was？》

该文章指出，美国总统交接期间会让美国的决策比平时更加脆弱，因此中共将在今年12月中旬展开"红省行动"（Operation Red province），刻意加剧与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随后在1月在东海举行大规模军演，藉此掩护对台的军事行动。

接着就趁西方各国都以为本次行动仅是军演时，快速将军队转移到台湾海峡，第一步先夺取澎湖、金门、马祖，并部署海军潜舰在台湾海峡南、北部，封锁航路，同时也会部署潜舰在台湾东部以应付美国第七舰队。而中共在台特工也会破坏军事设备和关键设施，瘫痪媒体及网路。文章认为，中国届时会以"战狼外交"向世界各国施压，要求各国不要协助台湾，并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也会向日本表示，对美军的支援将被视为对中国的敌对行动。此行动将让美国来不及出兵支援台湾，最后不得不接受两岸统一的事实。

谢选骏指出：一天到晚地“狼来了”，都叫唤了七十年，结果呢？狼都变成了羊。而且是一群没有角的、只会挤奶的羊。

《马英九：解放军武统首战即终战 台湾人不踏实了》（2020-08-14 苹果日报）报道：

中国国防部宣布将在台湾海峡及南北两端举行军事演习后，美军随即从美国本土火速派出军机，进驻位于日本沖绳的嘉手纳空军基地，并且出动军机在台湾海峡南侧巡弋。除此之外，美军也于昨再派出RC-135侦察机，飞到嘉手纳空军基地，这些举动被视为是迅速回应中国的军事挑衅。

日前前总统马英九在一场演讲中指出，解放军攻台战略就是"首战即终战"，让美军根本没机会驰援，此话一出，引发绿营质疑马是"唱衰台湾"，不过站在马英九的观点，是希望台海连战争都不要有。但如今的两岸关系与马英九时代已有所不同，尤其美中关系急速恶化，美中台三角关系已有所倾斜，虽然无人希望发生战争，但中国日益展现并吞台湾的野心，这牵涉到美国的太平洋战略，也让近来台海上空异常忙碌，弥漫诡谲气氛。

强化自我防卫能力 维持两岸和平发展

不可否认，这么多年来，外界一直争辩，一旦台湾发生危险，美国是否会援救？

就军事而言，共军真要攻打台湾，必采速战速决，而台湾数十年来建军备战，最高原则就是要让解放军攻台付出很高的代价，使其不敢轻启战端，也就是台湾至少要能抵挡住解放军的第一击，如此才能等待国际支援。

不过尽管如此，美军是否真的会驰援台湾，至今无人提出保证，因此台湾能做的除了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补强不对称战法外，也不能忘记维持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

谢选骏指出：马英九狗娘养的当了总统再去出卖台湾，真算够本了——他妈妈当初怀胎生他的时候，大概得了恐慌症，弄得他一生不得安宁，只能做狗了。



【005、共产党在台湾海峡当了七十年旱龟真憋屈】


《中国国防白皮书罕见高调示警美台：若分裂不惜一战》（2019年7月25日 BBC）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初发表讲话说，统一台湾是中国民族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在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后发表的第一部综合型国防白皮书中，台湾问题再次成为重点。北京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明确表态，即在台湾分离时不惜一战。

中国在7月24日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对外勾勒了中国军事战略重点，并重点谈到台湾问题，表示“统一台湾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必然要求”。

名为《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的白皮书还说，“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如果有人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予以挫败，捍卫国家统一。”

自从特朗普入住白宫以来，美国在中台关系之间的天平明显向台湾方向倾斜，并在台美官员互访，台湾总统过境，军售常态化等诸多敏感问题上逐步试探北京方面的底线。

北京则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拒绝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与此同时，作为台湾主要的军火来源的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则有法定义务帮助台湾防御。

美国军舰进台海

就在中国发布国防白皮书的同一天，美国海军的一艘导弹巡洋舰通过了台湾海峡。美国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声明说，美舰通过台湾海峡旨在显示美国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以及按照国际法进行自由航行。

这也是美国海军近来一系列常态化穿越南海、台海动作的最新一次。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发布国防白皮书时说，对台湾中国仍然致力于和平统一。但是他警告说，寻求台湾独立式“死路一条”。

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军火供应国，7月初美国又批准了价值超过22亿美元的对台湾军售（台湾军舰）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初发表讲话说，统一台湾是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军火供应国，7月初美国又批准了价值超过22亿美元的对台湾军售，出口包括坦克和毒刺放空导弹等武器。中国已经表示要对象台湾出售军火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除台湾问题外，中国国防白皮书还提到了西藏和新疆的所谓“藏独”和“东突”分裂主义威胁。

白皮书说，自2014年以来，武警部队帮助新疆政府打掉暴力恐怖团伙1588个，抓获暴力恐怖主义分子12995人。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指责中国在新疆建再教育营地拘禁约百万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做法。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说，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予以挫败，捍卫国家统一。 

中国官方媒体指责关于新疆和西藏的人权指责是美国对中国的诬蔑，而且是美国打压遏制中国总体政策的一部分。

改变台湾现状？

这次中国国防白皮书比较明确地指责美国是破坏全球战略稳定的主要不稳定因素。白皮书说美国已经调整了国家安全和防务战略，执行单边主义政策。美国一再挑衅和激化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破坏了全球的战略稳定。

中美建交后双方在1982年签署了所谓的“8·17公报”，承认“一个中国”立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并没有说明是哪个中国，也没有明确承认中国大陆对台湾拥有主权。

美国国会当时还制定了《台湾关系法》，指导美台关系。美国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同时也不支持台湾独立。在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执政期间，美国多次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加大力度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遏制中国的军事影响，台湾的防务作用也越来越被美国重视。尽管如此，美国的一些亲台湾人士似乎仍然对目前台湾地位模糊的现状感到不满。

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去年10月证实华盛顿正努力同台湾建立“更正式的对外军售关系”。

在台湾的美国记者霍頓（Chris Horton）报道说，美国在台湾新落成可容纳400名外交人员的价值2.5亿美元的新馆。美国海军陆战队将负责新馆安全保卫。但台湾一直没有得到美国足够的承认，而且其主权安全受到来自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威胁。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从大土鳖王八蛋毛泽东开始，就年年叫唤“一定要解放台湾”，结果七十年证明下来是狗屁不如——这个王八蛋毛泽东和他的徒子徒孙一样，只能在中南海里游泳，不能到太平洋上逞能。共产党在台湾海峡当了七十年旱地王八，龟缩之中脸都丢尽了，还好意思说“若分裂不惜一战”。人家台湾都分裂了七十年了，你龟孙子也不敢一战，太太你也太可笑了吧。无奈因为，共产党是旱地王八，注定过不了台湾海峡——若是自不量力，勉强过去，一旦越界，即使暂时赢了，那也不过即是隋炀帝的下场——后来不仅输了南朝，连北朝也会丢掉了。所以只能，共产党既然当了七十年的旱地王八，就心安理得地继续当吧，直到百年之后，寿终正寝……香港特首，都已经说破了天机。共产党在台湾海峡当了七十年旱龟真憋屈，如果不服，就放马过去决一雌雄啊。



【006、大阅兵验证了七十年周期的精准】


《70周年庆典，崩盘的开始》（2019-10-02 解滨评论）报道：

举国瞩目，举世罕见的中国70年国庆大会终于在数万演员的精彩表演和喝彩中落幕了。事前某些媒体的传说得到了证实：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耗资最多，最抓眼球的阅兵式！没有之一。无论从参加人员数字，参展的武器的数字，花费的资金，还是排练的精度以及保卫工作的强度，都大大超过了人类历史上历次阅兵。 我原来认为这一次阅兵可能会比不过朝鲜，看完实况后发现朝鲜不行了，已经落后了，今后朝鲜搞阅兵倒是可以找北京方面借些道具和经验。我原来也以为在踢正步这方面还是希特勒的部队最行，看完实况后感觉希特勒的部队太落后了，他们踢脚的精度比中国阅兵部队差老鼻子了。一个是厘米级一个是毫米级，有可比性吗？ 我原以为苏联是最会搞阅兵式的大国，看了70大庆实况后发现苏联那都是小儿科啊！堂堂的解放军才是世界第一流的阅兵部队，在阅兵这方面的实战经验在近年来赶超任何国家。别看解放军如今跟印度都不敢打仗，但在阅兵式这方面印度就是孙子，原始社会啊！

而且这次阅兵式的安全保卫也是打破了世界纪录。我数了一下在现场看阅兵的观众数目，想知道路旁边有多少看热闹的群众，发现这一次中国国庆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数字：在阅兵式现场观看热闹的观众人数是零！对，就是零！您若不信，回放一下阅兵式，给我个截屏，看看长安街两边军车和士兵列队那边有谁是去看热闹的。

那些参加游行的官兵和平民，不能算是看热闹的观众吧，那叫演员。那些坐在广场上每个人手上拿一面小红旗的，还有那些穿黄衣服唱歌的，他们在那是工作吧，是参加集体表演，以烘托出热闹的气氛，他们不算是看热闹的路人。那么那些在城楼上观看阅兵的大小官员算什么？人家那是检阅，是工作，绝对不是看热闹！如果当时在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有任何一个人是未经官方事先安排，跑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热闹的，请告诉我那是谁，我想知道那人是不是还活着。我甚至想知道，当时假如有一只鸟飞到天安门广场看热闹，是不是能活着飞出来。

是的，之所以没人敢去看热闹，是因为这次国庆，警卫工作之严，前所未有。9月份起附近北京那一片就禁鸽子，禁风筝，禁无人机，禁无线电设备了。北京市中心的多个区域被封锁，饭店和超市都闭门歇业，贯穿北京东西的地铁1号线多个站点被关闭。在阅兵的长安街沿线，高层建筑的窗户被要求贴上反光条或拉上窗帘。核心区域的住宅区被隔离封锁，有专门的守卫负责站岗。长安街沿线要么滚蛋封门，要么打开门警察入驻。北京市N年前就实行了菜刀实名制。从9月起，就连上厕所也实行了实名制，蹲坑超时需要事先写报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阅兵式现场，就连一只鸟都飞不进去！用官方的话来说，国庆期间，中国进入“临战状态”。我好奇，为啥是“临战状态”？是不是有外国军队准备杀过来破坏？是不是当地社会治安太乱随时会有“坏人”过去捣乱？是不是担心“叛军”起来造反把主席给乘机推翻了？实际上都不是，并不存在那些个威胁。那么，如此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到底在防谁？

党国70年，只有两次阅兵式是“临战状态”。第一次是70年前的“开国大典”。那个时候，国军还在广州坚守，四川大部还在国军控制下。老蒋如果弄几架轰炸机去送点贺礼，那完全可能的。所以“开国大典”的“临战状态”还是有道理的。但过了70年后，又“临战”了，这就怪了。不是说“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了吗？不是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了吗？不是说“四个自信”吗？不都已经“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名列世界前茅”了吗？怎么如此强大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过个国庆节还这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如临大敌？

只有一个合理解释，这就是党国不妙了。

谁都知道，就在这个“普天同庆”时候，香港还在大乱。这是过去68年来前所未有的。那场“动乱”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党国镇压也不是，让步也不是，说好话也不是，说硬话也不是。弄一帮白衣流氓打手出马，不成气候。弄福建小粉红去撒野，也不成。镇压一天天升级。9月29日疯狂大逮捕，抓了几百人，但那似乎也阻挡不住香港人的决心和勇气。党国一旦大开杀戒，香港将重新成为一个渔村，党国将失去过去几十年一直依靠的最重要的金融渠道。如果香港这场民主抗争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将蔓延至大陆，这毫无疑问。

香港的局势已经彻底失控，这也毫无疑问。党国面对香港民众的大无畏抗争束手无策，这是事实。而中国历代王朝的终结，有很多正是从边陲之乱开始的。这是党国国庆如临大敌的第一个原因。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党国的独立史。1949年的10月1日那时候，中国除了“蒙独”，并没有别的“独”。而“蒙独”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承认的“独”。开国大典的16天后，中蒙正式建交，这就是永久承认了蒙古独立。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到了70年代，中国突然有了“台独”这个问题。不久，又出现“藏独”。几年前，出现“疆独”的难题。过去几个月，又出现了“港独”。不知道往后会不会出现“沪独”、“粤独”？一个国家这70年中出现了那么多的“独”，越来越多的地区或人民不想呆在那个国家了，要独立出去，这说明了什么？这究竟怪谁？请翻翻史书，中国哪个朝代有过这么多的“独”？这是党国国庆如临大敌的第二个原因。

中国历代王朝都有以下几个特点：（1）一开始都很厉害，后来都很腐败（2）开国之君都很生猛，越往后的君王越草包（3）开国时天下太平，到后来边远省份闹动乱，而且越闹越凶，越是镇压就越是适得其反（4）无论一个朝代是富裕还是贫瘠，官员永远是富豪，而且越往后就越富，一国之财富大部集中在朝廷和官宦手中，也就是藏富于官。（5）每个王朝建立的故事都差不多，但每个王朝覆灭的模式却各有千秋。无论一个朝代如何强大，都没有任何一个皇帝能够挽救朝廷覆灭的命运。看看这几条，有哪条在党国没有应验？那么，天朝能够躲过这个历史轮回吗？这是党国国庆如临大敌的第三个原因。

王朝的覆灭，往往是在王朝看似最强大的时候就开始了。党国引以为傲的，是世界第二GDP。但中国自从大唐到大清，有什么朝代的GDP不是世界第一吗？但看看大清，被打得多惨！

都说党国的经济世界第二，可各位想过没有，这么庞大的经济之中，有多少是你的，有多少是当官的？我随便估个数，就说今天占中国人口不到5%的各级政府官员至少占有中国90%的财富，您信不信？您认为正确的数字应该是什么？我希望我的数字是谣言，但如果党国公布政府官员的财产，我还有什么屁话？可为什么党国就是咬死口不准公布官员财产？不是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吗？那为什么不能公布官员财产？唯一的解释就是：你们共产党是一群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土匪流氓，骗子，窃国大盗！

事实上确实有些党的干部的财产被不情愿地公布了。一个小小的芝麻科长居然家产几千万，一个狗屁副处长居然被发现家产几亿！这还不包括那些把资产转移到欧美各国的党的干部们。这样的消息已经不再引起国人惊叹了，实在太多。这就是你们的立党为公！

既然党国的经济搞的这么好，那可不可以给弱势群体免费医疗？可不可以给那些免费缴了30年公粮的老农民一个养老金？可不可以取消腐败透顶的“双轨制”？可不可以拿点钱给那些穷困地区的孩子们盖学校？可不可以给那些家境贫寒的学子们免费上大学？可不可以让穷孩子们在学校吃上免费午餐？可不可以把那些干部们存到瑞士银行的天文数字存款钱追回来给学生们提供免费校车？连这些最起码的都做不到，你们有什么脸说你们是社会主义？你们有什么资格夸自己伟大？你们凭什么说“为人民服务”？

党国的前30年，是把毛泽东以外的所有人变穷的30年。党国的后40年，则是“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40年。这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之中，并不包括那些创造财富的工人农民，但包括了大多数的“公务员”以及靠贿赂公务员发家的老板。虽然披了个“公有制”的外皮，但党国从来就没有过公有制，只有官有制。一个公有制的国家，公民们不但应该享受大部分社会财富，而且还有权告诉公务员们该如何去分配社会财富，这可是马克思的意思。党国公民们就连当官的兜里有多少钱都无从得知，还想告诉当官的如何支配财富？

党国的今天，是一个官员永远富，穷人永远穷的国家。80年前，我老爹因家境贫寒出外当兵，歪打正着地加入了一个叫做“新四军”的军队，老解家命运改变，脱离了贫寒。假若我是今天出生在那个村庄，出生在那样一个祖祖辈辈一贫如洗的家庭，我能脱贫吗？你能吗？谁都不能！古代的中华，贫寒子弟尚可悬梁刺股，读书做官，靠科举脱贫，“寒门出贵子”。今天的中华，谁家寒门可以出贵子？谁家？当一个社会的阶级被彻底固化的时候，你有什么脸说“共和国”？你有什么资格把“人民”二字挂到国名上？

那个国家，既不是“共和”，也不属于人民！那就是一个党国，一个官国，一个跟中国历代王朝毫无二致的专制王国！今天坐在龙椅上的那位天子，是跟中华历史上每个末代皇帝一样昏庸无能的废物！

中华历史，没有一个王朝不劳民伤财大搞歌舞升平的。今天的天安门的歌舞升平不过是集过去两千年歌舞升平之大成，登峰造极。中华的历史上存在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每一个朝代都是在歌舞升平之中逐渐走向衰落。大唐在歌舞升平中出现安史之乱，大宋在奢侈享乐、歌舞升平中走向灭亡，大清在歌舞升平中被孙大炮踢下历史舞台。

歌舞升平，粉饰着乱世中的太平，却粉饰不了乱世风云！

噢，对了，还忘记说了，今天的庆典中假货太多。就说那些身穿花花绿绿的衣服骑自行车的青年男女，那说的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事情。请问那个年代哪个女孩子胆敢穿的那样花哨骑车上街？不怕被抓被批斗？再说那香港澳门方阵,里面有几个是香港澳门人？假的！

而且今天阅兵方队里面还少了一个对解放战争贡献巨大的方队：日本兵方队。没有当年解放军中三万日本精兵的卓越贡献，国民党军队能够被那么快打败？

今天的解说词中有一句“新中国是烈士们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可各位是否忘了，这70年的“新中国”夺去多少条无辜的生命？土改杀了多少中国人？镇反杀了多少中国人？反右夺去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1959-1961那三年中饿死多少中国人？十年文革中整死了多少中国人？64大屠杀中杀死了多少中国人？这些被杀死、饿死、整死的中国人的数字加起来至少是一个中等国家！

今天是一个国殇日！

请在这一天为那些争取民主而献出宝贵生命的香港人默哀。

为30年前被残暴屠杀的天安门民主志士们默哀。

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成千上万个同胞默哀。

为那三年中被饿死的几千万穷困农民默哀。

为70年来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幸遇难的千千万万个同胞默哀。

一个强大的国家，最重要的特征是有强大的人民，而不是强大的国家机器。当人民强大到可以告诉领袖该做啥不该做啥时，当人民强大到可以罢免领袖时，当人民强大到可以对国家说不的时候，当人民强大到可以合法反抗国家暴政时，国家机器才是为人民的，这样的国家才会有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今天当各种国家机器方队经过天安门城楼时，领队一律高喊“向右看”——也就是向天安门城楼看。为什么不向左看，向天安门广场上坐着的那些平民看？就这也叫人民军队？今天的阅兵不过是弄一堆国家机器向人民炫耀，而人民根本就无权决定这些机器是用来打谁的。那些走正步的，不过是百年前义和团的花拳绣腿的现代版。

一个人民无比弱小的国家体制，一个人民无权自由观看国家阅兵式的国庆，一个打肿脸歌舞升平的庆典，一个几十年来不敢跟外敌打仗却很凶狠地镇压本国人民的国家机器，一个昏庸无能的末代皇帝，一个四下闹独立的内部环境，再加上四面楚歌的外部环境，党国的崩盘差不多已经开始了。至于党国还能撑多久，你说呢？

谢选骏指出：“70周年庆典，崩盘的开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大阅兵真的很棒，因为这大阅兵验证了我二十年前（1999年）从《圣经·以西结书》的启示中所总结出来的“七十年周期”理论，是如此的精准！



【007、北约脑死因为七十年是一个死亡周期】


《北约脑死与否？70大寿作体检》（法广RFI 肖曼 2019年12月03日）报道：

北约成立70周年的庆祝即将到来，但内部分歧从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已不再是秘密，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北约脑死”论引发争议连连。北约脑死与否？ 12月3日至4日的伦敦北约峰会也许既是体检时刻，也是弥合北约盟国的契机。

不容乐观的是：此次北约峰会可能酝酿着新冲突，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围绕法国总统有关北约正在经历“脑死”警告所引发的新一轮带有人身攻击味道的争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上周五公然说：“我现在告诉法国总统马克龙，而且我将在北约这么说，首先去检查一下你是不是脑死亡了。” 埃尔多安还质问：“要不要把土耳其赶出北约，是你说了算吗？你有这个权力做决定吗？”

土耳其总统的恶意讽刺引发法国媒体大哗，路透社援引马克龙一名顾问的话报道：“这不是表达看法，是侮辱。” 法国外交部11月29日说，已经召见土耳其驻法国大使，要求对方就埃尔多安的言论给出解释，埃尔多安的言论“不可接受”。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1月7日发表对马克龙的专访。就土耳其出兵叙利亚北部打击库尔德武装，马克龙说土方“在对我们利益攸关的地区，未经协调发动进攻”。马克龙以美国不予盟国合作就撤出叙利亚，撒手让土耳其打击反恐盟友库尔德武装为例，认定北约内部缺乏协调合作，“正在经历脑死亡”。马克龙11月28日与北约秘书长会晤，仍然拒绝收回“脑死亡”说法。

马克龙“北约脑死”论不仅得罪了土耳其美国，德国等东欧国家也很不满意。《纽约时报》报道了默克尔私下的激烈意见，马克龙为自己辩解称，鉴于北约目前的状况，特别是美国和土耳其在叙利亚的所作所为，他不可能若无其事地在12月初前往伦敦参加北约峰会，"我不能坐在那里，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分析认为：默克尔对“北约脑死”论不满原因在于：德国由于二战战败的历史背景，多年生活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完全不想建立德国的军事安全。在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下，现在同意增加分担北约总部的开支，和美国一样都是百分之十六的比例。但北约总部行政经费大约每年25亿美元，比北约军费相比只是一个小数字。默克尔不想接受马克龙的压力，继续迅速提升军费支出。

除了钱的问题，法国总统最近提出“欧洲战略自治权”概念，强调欧洲不能再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法国还认为反恐是安全的主要考量。但波兰等东欧国家一直恐惧俄罗斯威胁，力主“战略拥抱” 美国，发展密切双边关系，确保其安全。德法都有接近俄罗斯的意愿，但受到美国和东欧盟国的反对。

北约内部分歧并非一日之寒，但关键因素还是来自美国的变化。奥巴马总统就已经把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引发欧洲盟国的不安。特朗普上任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批评自己的欧洲盟友，在他的嘴里，“欧洲”就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他批评美国左翼思想的时候忘不了捎带骂骂欧洲，因为一团糟的欧洲是社会主义老巢；特朗普主张建墙抵挡南美移民的时候更忘不了把欧洲恐袭与外国移民项联系。更不要说在商业贸易领域，欧洲占了美国多少便宜。已经成为特朗普的口头禅。

法国总统马克龙是一个异数，他不顾法国舆论对特朗普的厌恶反感，对刚上台的特朗普展开友好攻势，顶级的握手拥抱为世人瞩目，他将特朗普作为特别嘉宾邀请到法国参加国庆节，在埃菲尔铁塔上大事宴请，马克龙自己也成为特朗普任内目前为止唯一享受国宾级别访美的外国首脑。据报道，马克龙能够经常与特朗普通电话，但这不影响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撕毁伊朗核协议。让法国难以接受的还有美国单方面从叙利亚撤军，把反恐盟友库尔德武装置于世敌土耳其的攻击下，也让法国在中东军队处于危险之中。

特朗普曾经口口声声威胁要退出北约，这让法国看到欧洲加强自我安全保障的必要性。但特朗普对马克龙的欧洲安保积极性并不看好，因为这与美国现在想要利用北约来对付来自中国战略威胁的企图，是相距遥远的不同目标。

尽管多数民众仍然支持法国在北非萨赫勒地区的军事行动，但法国希望北约成员国能够更多参与到当地的反恐中。马克龙总统2019年11月28日告诉来访的北约秘书长，法国在那里的任务极其重要。然而，当前在萨赫勒所处的环境，引导着法国考虑所有战略选项。法兰西盼望盟国予以更大支持。

法国总统府说，北约峰会召开以前，马克龙将一对一会晤多名领导人，包括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白宫则证实，特朗普没有计划英国首相约翰逊举行会谈，但他将在峰会间隙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捍卫“北约脑死论”　法总统火力全开》（东方日报 2019年12月04日伦敦）报道：

北约组织（NATO）周二和周三在伦敦举行70周年峰会，再次突显内部矛盾。美国总统特朗普痛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北约脑死论”，而马克龙不但没有收回这句话，还加强火力把炮口对准土耳其。

第2次世界大战后，英美等跨大西洋国家为应对苏联扩张的威胁，成立北约组织与之抗衡，订立相互防御协议。马克龙上月针对美国不肯履行责任，公开埋怨北约成员国在关键问题上不能再合作，情况俨如这个同盟已经“脑死”。

特朗普周二在美法预定的双边会晤前，先在美国大使官邸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早餐会和开记者会，其间谈及一系列议题。他指马克龙的“脑死”言论“非常侮辱”、“非常不敬”、“非常危险”。他说：“北约有一个伟大的目标……（马克龙的言论）实际上是令其馀28国非常、非常讨厌的言论。”

特朗普批评马克龙﹕“你不能到处这样讲北约，这是非常不敬的。”他又指“没有人像法国更需要北约”。他还表示可以预见法国将“分裂”出北约，但没有解释原因。

谢选骏：北约脑死因为七十年是一个死亡周期——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人的寿命延长，七十岁也许不死，但是活力不足甚至半死不活却是显而易见的了——川普为何如此讨厌“脑死”这个说法？因为他本人已经年过七十了，对此当然不悦了。



【008、七十年后的75封信见证历史周期】


《给中国牢中“反贼”的75封信 寒夜里一丝温暖的光》（2020-8-15 VOA）报道：

“非新闻”创办人卢昱宇出狱两个月里收到75封信——坐牢的四年里，劳改编号19435的卢昱宇只收过一封信和一张明信片。

写信的人是王荔蕻，在中国维权人士圈内有“大姐”之称；明信片来自一位匿名的陌生人，上面只有四个字：多晒太阳。

“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能够收到一封信和一张明信片，我觉得是奇迹一样的事，” 8月初，卢昱宇从贵州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此时，距离他走出高墙还不到两个月。

1977年，卢昱宇出生在贵州遵义，曾是叛逆青年，喜欢摇滚，梦想组乐队，大学期间因为打架被退学，之后四处漂泊打工。建筑工地、塑料厂、网络公司……底层的艰难让他明白，普通人在这个国家根本没有机会。

2012年，他和当时的女友李婷玉创办“非新闻”，收集、核实、发布中国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从抗议征地、工人罢工到业主维权……他们不知疲倦，几年下来记录了7万多起。

2016年6月15日，二人在云南大理被抓，隔年8月，卢昱宇被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徒刑；李婷玉被判刑两年、缓刑三年。

同年11月，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授予二人“新闻自由奖”。

2020年6月15日，卢昱宇刑满释放，一天前是他43岁生日。

出狱后，他想找到当年给他写寄明信片的人。他把明信片发到网上，获得很多转发， 也有更多人提起笔来给他写信。

“当初给我写明信片的人也联系我，还有很多别的人，因为知道我有抑郁症嘛，” 卢昱宇话不多，话语间常会停顿。他在狱中绝食、受酷刑、患上抑郁症，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

自从表示愿意收信后，一个多月里，他收到75封信，很多是手写的，拍成照片私信给他。一字一句地读过后，他全部发到网上，标签就叫“晒太阳”。

“卢昱宇：

最初关注“非新闻”是做劳工研究时从网上查找群体性事件数据，谢谢那时的你们，让真实的信息没有化作一串串透明的代码。

谢谢此时的你，如此积极地康复和记录，没有屈服，没有沉默，没有怒怼……

愿早日康复，前方有美丽的自由。”

这封信来自中国劳工问题研究者李翘楚。2月16日凌晨，她被警方从家中带走。此前几个小时，她的男友、公开呼吁习近平(专题)退位的维权律师许志永在广州被抓。李翘楚于6月获释，目前也在与抑郁症抗争。

“你是如此特别，我作为一个在海外的人权工作者，能‘帮到’你一点点，让我觉得很荣幸，让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有点意义。

我有时候想我到底对‘中国’还有什么留意、什么爱的。我会想到你。我留意、爱、敬佩像你这样的中国人。希望有一天我们能见面。”

这是在纽约的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

更多的是没有留下真实姓名的人。他们对他说：

“互联网有记忆，我们都有”；

“你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还有许多人在挂念你，感谢你”；

“多谢你的付出。茫茫大海里微弱的光对其他灰暗的小岛也是一种耀眼的光芒”。

这些陌生人安慰他，谢谢他，对他表达敬佩，同时，也写下自己的沮丧、迷茫、挣扎与无望。

“从2016年开始，我突然‘醒过来了’，真正明白我所在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历史又是如何被篡改的，黑白是如何颠倒的……”

“我们所在的不是正常国家。我能做的只是每天给陈秋实点赞，只是倔强着不想忘了他，我现在连敲键盘的勇气都没有”；

“我只觉得所在并非人间，是非黑白颠倒，好像一切的讨论和批判并不能改变什么。我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都感到悲观”；

“与其说这封信是写给你的，不如说是写给我的痛苦和良心……我没有勇气和力量做你们做过的事，也没有逃离开来的资本和胆色，只能想想你们，继续懦弱地活着”。

有人写信来要他坚持锻炼，努力学英语；有人希望他的家乡不要发洪水；也有人告诉他，下雨了，在屋檐躲雨时，点了一支烟，火光很亮。

“我们一起期待天亮吧，太阳会出来的。”

天真的会亮吗？

卢昱宇觉得不会了。

“我现在其实很绝望，”他说。“坐牢的时候，我知道再怎么苦，熬到2020年6月15号我就可以出来。现在到了外面以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很残酷，”人权活动家周锋锁说。“无论是在小监狱还是在大监狱，中共最希望的就是让这些异议人士在隔离中感到绝望。这是最大的一种精神折磨。如果能收到这些信是很温暖的。在一些绝望的时刻，甚至是生死相关的。”

周锋锁说，当下，中国公民社会面临异常残酷的打压，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对于很多政治犯来说，尽管离开了监狱，但思想的监禁、监视和迫害还在以各种方式进行。

“中国的这种网格式管理是全方位的，它不会让你有任何空间，”他说。“无论是在虚拟空间，它不会让你发声，还是在现实空间，它让你没有立锥之地，让你低头，甚至有些人会被威胁做线人。”

在老家，卢昱宇没有朋友，没有人理解他。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对他说：“不要去做什么坏事啊。”亲戚们也说：“你去做点正经事，找个工作，不要再像以前那样。”

“反正他们是觉得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他觉得难过。

“他们总觉得农村的人就应该打工、挣钱，把家里的房子修一修，然后结婚、生小孩、养小孩，这样循环，”他说。“我不想活成他们那个样子。”

7月的一天，他和李婷玉通了电话。他对朝夕相处三年的女友最后的印象，就是她被抓时蒙着黑头套的样子。

失去自由的四年里，卢昱宇从没怀疑过他们会再见，但离开监狱后，李婷玉没有联络他。他隐隐感到事情不一样了。

那天在电话里，李婷玉亲口对他说，她已经有了新生活，然后一直哭。

她曾是中山大学翻译学院英语专业的优秀生，因为参与“非新闻”被迫退学。她告诉卢昱宇，出来后日子过得很苦，上班的地方歧视她，国保也经常找她。她好不容易才走出来，算是有了正常的生活。

他决心不再去打扰她，“她好过就可以了。”

“那天我从电话里听出来，她还是相当恐惧的，” 卢昱宇说。“她都没有用自己的电话打，拿别人的电话打。”

卢昱宇每天也依然生活在恐惧中。他不敢再触碰“非新闻”，也不知道今后要做些什么。他只知道他无法闭上眼睛，封住嘴巴，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回不去了，”他说。

他断断续续地在网上书写狱中回忆，把这些文字称作“不正确的记忆”。他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再来找他。

就在他对美国之音说完这番话的几个小时后，他们来了。

8月4日上午，6、7个警察闯进卢昱宇租下的单身公寓，连人带手机、电脑一并带到警局。两天后，他们又把他叫去，警告他不准再“翻墙”，不准接受采访。

虽然看不到希望，但是卢昱宇说，一直以来他都是“反贼里面最幸运的那个”，因为总有很多人关心和鼓励他。

他在推特上写道：

“我不是英雄，也不是特意留下来抗争的那部分人，我做‘非新闻’是因为我喜欢，我没离开是因为我出生在社会最底层，没机会。我没有屈服是因为我知道屈服后的代价，我想做一个有尊严的人。”

谢选骏指出：中共见过七十年之后，这样“牢中‘反贼’的75封信”才可能出现，这就见证了共产党中国的历史性松动。这是由“生物周期”决定的，正如“共产党百年”一样——都是无法逆转的自然过程。



【009、“共清”七十年进入非常危险新时代】

   

《十一香港“非常危险”民阵游行被拒支联会接办》（2019年9月30日 转载法广RFI 香港特约麦燕庭）报道：

   

香港严阵以待明日的中国70周年国庆，警方继昨日拘捕146人，创下自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风波以来单日拘捕最多人的一天后，又以「明天情况非常危险，与恐怖主义行为越来越接近」为由，拒绝向民间人权阵线就明天的国殇游行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民阵上诉失败后，表示心伤。

不过，李卓人等三名前立法会议员伙同民阵副召集人陈皓桓决定按民阵原计划举办游行，而且不会向警方申请，实行公民抗命。李卓人向本台表示，未合警方会否拦截，但只要人多，便可克服障碍。

按《公安条例》，在香港境内举办超过50人的集会或超过30人的游行，均须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获发通知书后，警方将协助有关活动进行。民阵早前就明日主题为「没有国庆 只有国殇」的游行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但遭警方拒绝，表明反对。

民阵就此提出上诉，在今(30日)午的上诉聆讯中，民阵代表律师表明，甚多港人已预备在明天「行出来」，让民阵举办获发不反对通知书的游行，让市民和平表达，才可换取一定时空内的局部和平，因为民阵的公众活动获勇武派尊重，一般可以安全进行。而昨日的「929全球反极权大游行」没有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结果发生警民激烈冲突，可见限制集会与各平社会秩序并无关连。

「929全球反极权大游行」演变成警民大冲突，警方发射合共808枚催泪弹、橡胶子阵、布袋弹及海绵弹，并拘捕146人，当中约四成是学生。评论指是为明日的国庆抗议活动减少抗争人数。

不过，警方对民阵的「局部和平」论有疑虑，指公众活动最终都有冲突发生，甚至出现「私了」的情况，非警方或主办单位可以控制，参与者有机会受伤。最后，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驳回民阵的上诉。

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对结果表示心伤，因为香港只是回归22年，港人便不能在10月1日游行，与北京日益接近。

港警：香港明日非常危险

警方其后在每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欢迎上诉委员会的裁决，强调并非针对任何团体及日子，而是平衡风险后作出的审慎决定。总警司谢振中更透露，收到「核心暴徒」情报，指明天国庆日情况将会「非常非常之危险」，包括有人在网上呼吁杀警、假扮警员杀人、召募死士参与暴力行为，而「暴徒」的行径，亦与「恐怖主义愈行愈近」。但警方并未提升香港受恐袭威胁的级别，仍然维持在中度，只是警告市民，参与被警方禁止的公众活动属非法集结。

然而，在记者会中途，身兼香港职工会联盟秘书长的支联会秘书李卓人、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社民连前议员梁国雄及民阵副召集人陈皓桓宣布，将以个人身分承接民阵原订明日举行的游行计划，于下午一时在铜锣湾集合，再游行至中环遮打道行人专用区。据了解，四人虽是以个人名义接棒，但所属组织均会支持。

他们表明不会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认为和平游行是《基本法》赋予市民的权利，毋须警方批准，相反，警方有责任去配合。李卓人更指出，警方现时的做法，是剥夺港人的基本权利，对此感到非常不满。

李卓人又向本台指出，明天面对最大的困难，是警方拦截游行队伍，但若是人数众多，人流自然会流到其他道路而到达终点，反正现在的相关活动已是遍地开花，市民自有智慧克服囝难，大家亦明白当中的全和法律风险。

至于主办者会否因为煽惑非法集结而被警方拘控，甚至因刑期超过三个月而丧失参选立法会议员资格，李卓人称，四人早已有所考虑，亦不会惧怕，反正他们当中三名前议员均无意再参选。 

谢选骏指出：有人把中共政权叫做“后清”，因为它不仅消灭了辛亥革命的主力，而且圈地（土改）、剃发（平头）、易服（人民装）、大演清宫戏……中共部队也是像清兵和汉奸一样从东北入关的。不过在我看来，中共和满清还是有一个区别的，那就是它不是由苏联人直接占领中国，而是由毛泽东等人的“吴三桂部队”占领中国的，结果在中国建立了一种类似“三藩”那样的“人民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与其把中共政权叫做“后清”，不如把它叫做“共清”比较妥当——和“满清”可以互相对照了。“共清”不仅有共产党，还有共青团，作为八旗一样的镇压工具。其中，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员就扮演了满人和汉奸的角色。现在，“共清”已经七十年了，但却进入了非常危险的新时代，因为“人生七十古来稀”，至于共清朝代的核心共产党，更加“转眼就是百年”了。 



【010、对于“七十年周期”的误解】


《经此一“疫” 中国国运衰落或已无法挽回》（2020-04-28 邓聿文）报道：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恐怕许多人都会问同一问题：中国国运是否到头了？尽管目前还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可以看出一些未来发展的趋势。

如果你要我回答这个问题，老实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算命先生。关于中国的国运，十多年前就一直有人在唱衰，而且是严肃的学者，断言中国/中共即将崩溃。也有人用"70年大限"来解释。后者指的是一个政党连续执政70年，一定会出大问题，甚至垮台，该说法是从苏共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这里的"70年"是一个约数，非是说70年一到，那些政党马上要失去执政地位乃至灭亡。因为世界上连续执政70年的政党太少了，在民主国家一定不会出现，日本的自民党是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党，但距70年也差得太多，因此，能够连续执政70年的，必定是威权或专制国家的政党。

中共去年庆祝了它在中国执政70年的历史，看起来破了这个规律，但也可能刚好在大限内，一些人等着看它能否在中共身上应验。恰好中国在这两年处于多事之秋。去年有贸易战和香港抗议，今年干脆来一个新冠疫情。虽然中国已经较早从疫情中复工，但从一季度的经济情况看，惨不忍睹，同比下跌了6.8%，负增长。有机构预测中国全年的增长水平只有3.2%，差不多是改革以来最低。

然而，真的能够达到这个增速，其实相当不错。想想看，中国如今是全球第二大体量，相当于美国的70%多，而美国多年来的年均增速，也就保持在2%左右，其他西方国家，经济体量比中国少很多，增速还没有美国高。假如没有疫情，中国政府原先预计的增长水平，是6%多点。

不过问题也在这儿。从6%掉到3.2%，跌了一半。除非西方几大经济体今年也是同样的降幅，否则，中国这个跌幅蕴含着经济增长潜能预计到顶、无法再有多余释放的风险。中国的发展是个"谜"，不能用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我之所以用"发展"一词而非"增长"，因为两者在经济学上并非完全等同，发展更强调均衡性。说中国发展是个"谜"，原因在于它无法解释以下悖论：中国改革40年，年均经济增速达8-9%，这么长时间的高增速，证之世界历史，可谓绝无仅有，无论美国日本韩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高增长的有，但充其量也就在20年内，之后增长水平回落到3-4%甚至更低。可西方国家和韩国等，却在这段时间内，先后实现了现代化，人均收入水平很高。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非人均GDP——即使现在还处于世界平均收入以下，仅仅用人口太多是不好解释的，不说日韩，像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其人口密度也要超过中国，人家经济增长水平比中国低很多，可人均收入比中国也高。

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无效和浪费的，包括腐败、庞大的控制社会的成本即维稳经费、以高铁和高速公路为代表的超前的基础设施消费、过度大方的对外援助，以及打造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如果把这些超出市场需求的部分特别是前两项的资金返还给民众，以人均收入衡量，中国早已进入现代化国家了。这部分无效和浪费的资金，与国家的制度有关，实际是中国发展的制度成本。每年经济增长的一大部分，都被这个制度吞噬了，致使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被延长。

要使人均收入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实现现代化，就需更长的时间和至少6%以上的增速。然而正在这时，新冠疫情来了。这当然没有否认中国崛起的意思，恰恰相反，这些对国民收入来说无效和浪费的部分，支撑着中国崛起的外观。一个国家的崛起，无非以软硬实力的形式呈现，中国更多的是硬实力崛起，硬实力主要表现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而经济重点看总量。另从美国打压中国看，也能感受这点。两国冲突固然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如果中国够不上对手，美国才懒得这么费劲和你较量。事实上，意识形态输出本身也反映中国崛起态势，至少中国现在认为自己有资本向外界输出这套发展模式了。

崛起的中国要与美国扳手腕——无论是成为发达国家，还是同美国扳扳手腕、搞对抗，都需要钱，在中国存在严重的制度成本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较高和较长时期的增速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但新冠疫情冲击的也正是这点，它使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变得更差。从后疫情时期的地缘政治看，各国将加强政府的管治权，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会显著增强，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交事务的处理，促使全球变成一个以邻为壑的丛林世界。尽管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不会被颠覆，但经济的"去中国化"将提速，各国政治上对中国的梳理感会加强，美国会进一步强化单边主义行动，和中国将处于事实上的敌对关系，西方为防范中国，在对华关系上会加强协调。而疫情索赔和台湾等问题，也使战争风险提升。可以说，疫情对中国的战略环境是非常不利的。

大概北京也看到了这个趋势，虽然没有放松政治控制，但经济上也在做各种准备，如4月9日出台了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过去一直推而不进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改革做出部署，同时采取亲外资的姿态，鼓励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北京算是保持头脑清醒，没有随美国起舞。

西方抗疫物资受制中国的现实固然让他们警觉和中国经济联系过密对本国安全带来的风险，从而加快在经济上和中国脱钩的步伐，但唯利是图毕竟是资本的本性。有人说，后疫情时期价值观一致的国家商业往来会更密切，形成一个体系，不与价值观相对的国家做生意，从国家层面来说，可能有这种想法，但具体到企业，只要有利可图，要它出于非政治原因放弃某个市场，很难做到。所以，若中国继续对外资保持友好，深化改革，减少市场管制，加上市场、交通、物流和劳动力素质的综合优势，尽管这些年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也在提高，但要想让外资全面或大面积撤离中国，可能性不是很高，有些外资会撤离，另一些外资会进来。因为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一些经济困难的西方国家，可能就更愿意同中国打交道。这样的话，中国经济虽然在疫情后会受影响，但总比外资全面撤离好得多。

中国也需要避免战争的出现。因为假如发生战争，最后一定是中国和西方的对抗，而非仅仅是同美国。输了就不用说，赢了，对经济也是非常大的破坏。有人会举美国的例子来说明战争对经济带来的不一定是破坏作用，美国正是利用二战开动马力进行生产而走出大萧条困境的，但美国是在二战已经打了几年后才正式参战，而且在参战前，同交战双方都做生意。今后战争若真要发生，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交战一方，所以美国的例子是不适合中国的。

总而言之，后疫情时期大概率会呈现中国-西方的两极对立趋势，从较好的情况来说，即"去中国化"的速度不那么快到来，中国的经济至少在中短期会处于艰难爬坡状态。长期则要看制度成本的升降。但这涉及政治体制的变革。从最坏的情况，即外资全面撤离中国，西方对中国封锁市场，特别是爆发战争看，那就不是艰难爬坡，而是回到朝鲜。所以，国运是否衰落，取决于北京的应对智慧，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趋势是不好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70年大限指的是一个政党连续执政70年，一定会出大问题，甚至垮台，该说法是从苏共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对于“七十年周期”的典型误解。实际上，“七十年周期”不是指某个政党连续执政的大限，而是指基于人的生命周期的社会政治现象。这一“七十年周期”类似于中国和巴比伦古代的“六十进位制”及其衍生出来的“甲子纪年”，大致吻合于“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总结。只是由于文明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所以远古的六十年周期逐渐被圣经时代的七十年周期取代了，现在还有渐向“八十年周期”过渡的迹象，所以苏联的寿命延长了四年，变成了七十四年（1917年——1991年），到了现在又逐渐变得更长一些。但是，不论六十也好七十也好甚至八十也罢，都是基于人的生命周期——人都没了，其社会政治遗迹必定随之消失了；“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大头梦肯定落空。而对于“七十年周期”的误解，却它仅仅局限于“连续执政”的政党专制方面，岂不陋乎。

《什么是干支纪年法？为什么干支纪年法一轮回是六十年？》（趣历史 2019-10-12）报道：

什么是干支纪年法？为什么干支纪年法一轮回是六十年？干支纪年法很多人一定都知道，这是古人创造的用来纪年的一种方法，天干与地支相对应，一个一个就组成了干支纪年法中的年份。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天干和地支是如何对应的，如果用数学的方法去计算，那么应该一甲子是120年才对，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60年，为何会少了一半？古人用的干支纪年法究竟是如何计算的？那六十年去哪了？

中国的干支纪年方式，已经持续了几千年了，相比于其他的纪年方式，干支纪年法，从甲子开始轮回60年，再次回到甲子年，周而复始，不会出现任何的差错，可见我国古人的智慧。

这是因为天干地支纪年法，是根据星象而定的，相比于阳历、阴历的纪年，更加的准确。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在天干地支纪年中，却从来没有"甲丑年"、"乙寅年"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一、天干地支的属性——首先得从天干地支的属性说起，中国的文化讲究阴阳，所以天干地支，同样也是按照阴阳区划分的。天干中有"甲、丙、戊、庚、壬"属"阳"，剩下的"乙、丁、己、辛、癸"属阴。同样的地支中"子、寅、辰、午、申、戌"属"阳"，剩余的"丑、卯、巳、未、酉、亥"全部属"阴"。这就是天干地支的阴阳划分，了解了这些，再去介绍天干地支纪年，就更加清楚了。

二、天干地支纪年法——天干地支纪年法的原则就是"阳对阳，阴配阴"，就是说用天干的"阳"和地支的"阳"配合，再用天干的"阴"和地支的"阴"像配合，最终形成了这种天干地支的纪年方法。比如天干的属阳的"丙"，和地支属阳的"辰"，组成了丙辰年。但是由天干的属阳的"丙"，和地支属阴的"丑"，组成的丙丑年，就是不存在的。如果各位有疑问的话，可以任意按照阴阳去组合，看下能不能组合成"甲丑年"、"丙卯年"、"戊亥年"了。

扩展阅读——干支纪年法是中国历法上自古以来就一直使用的纪年方法。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总称。把干支顺序相配正好六十为一周，周而复始，循环记录，这就是俗称的“干支表”。干支纪年以每年立春换换年。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符号叫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符号叫地支。

干支纪年可对历史时间上推下推、顺推逆推，以致无穷。但也确有人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个开辟天地的起点。干支纪年传说出自黄帝时代。实际是萌芽于西汉初，始行于王莽，通行于东汉以后。有人认为中国在汉武帝以前已用干支纪年。其实，是岁星纪年，采用岁阳岁阴结合以纪年。岁阳：阏逢、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岁阴：困顿、赤奋若、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如“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岁星是颗真实的天体所以用岁星所在纪年，干支表示十二辰(把黄道附一周天分为十二等分)。木星11.862年绕天一周，所以岁星约85年多走过一辰，这叫做“超辰”(刘歆提出)。此时，干支纪年也有使用，在颛顼历上，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是太岁在丙子，太初历用超辰法改变为丁丑。汉成帝末年，由刘歆重新编订的三统历又把太初元年改变为丙子，把太始二年(前95年)从乙酉改变为丙戌。由此知，西汉时期的干支纪年存在与太岁纪年转换的一些混乱。

到东汉时，历学者没用超辰法。所以太岁纪年和干支纪年在太始二年表面一样。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朝廷下令在全国推行干支纪年。从此干支纪年固定下来，并一直延续至今未再混乱。因此，东汉人以此用干支与岁星纪年对应进行了了前推，以至于有了我们现在的历史年表。

谢选骏指出：“如果用数学的方法去计算，那么应该一甲子是120年才对，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60年，为何会少了一半？”——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古人的生命是六十年，而不是一百二十年！所以，数学模式要服从于人的生命周期。按照同样的道理，古人的算命方式都是按照六十年周期推算的，可是随着文明发展，后来人的生命周期有所延长，难怪现在的算命越来越不准了——因为脚掌大了，鞋子套不上了！



【011、“对立统一”的南北朝缺一不可】


《“台独”是绑在历史灭鼠大夹子上的奶酪》（2018-07-24 转载  球报）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3日在回复台湾媒体询问时表示，美国信守一中政策、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在台湾关系法下的责任，他强调在台湾关系法下建立的美台长久关系是美国的独特资产，倍增了美国的区域影响力，他表示，美国政府决心全面落实台湾关系法，支持台湾发展创新与不对称战力，以遏阻胁迫或恐吓。

那位发言人表示，美将向台提供必要数量的国防军备与服务，并鼓励台湾将国防预算增加到与其所面临的安全挑战相称的水平。

台“外交部长”吴钊燮近日在接受CNN专访时，指责大陆“恫吓台湾人民”，并称若无美国持续军事支持，台湾易受到北京的武力占领。美国务院发言人的表态针对了吴的这一发言。

美台的互动在增加，美新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又在制定中，其中对美国支持台湾增加防卫能力、扩大美台联合训练等提出新的建议。

从特朗普胜选之初，就显示了把台湾当牌打胁迫北京在其他方向让步的强烈意愿。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华盛顿通过了台湾旅行法等，为真的把台湾这张牌打起来做了铺垫。

我们相信，白宫不会真的糊涂到以为他们可以在台湾方向“干点大事”。台湾是中国标志性的核心利益，解放军的实力近年来飞速壮大，极大改变了台海地区的力量格局，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绝对军事优势被严重动摇。美若要彻底打破一中政策，是要以巨大代价开道的，我们不相信特朗普政府有这样的决心。

如果升级台海地区的日常博弈，大陆以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为依托，手段决不比美国少。如果双方摊牌，大陆的意志与决心必将高于美国。因此美方可以在台海地区开拓的博弈空间是有限的，如果华盛顿投入力量促使形成中美台海对抗，它将深陷其中，胜利遥遥无期。

美国对台发错误信号，鼓动蔡英文当局走大陆不可接受的激进道路，可以给大陆找麻烦于一时。但台湾根本做不了在战略上牵制大陆的独立力量，最后还得是美方直接出手，面临与中国对抗的巨大风险。

台湾方面则需看清，华盛顿很难下与北京在台海战略对撞的决心，而且它今后那样做的几率很小。如果台湾踩《反分裂国家法》的红线，它在很大程度上将独自面对大陆的惩罚，美国届时很可能只给它一些“道义支持”和需要花钱买的军事装备。

蔡英文当局极力贴近美国，把美国的支持当成吓阻大陆的首要筹码。但它这样做不能突破台海现有的战略平衡，不能走到挑战大陆台海战略底线的那一步，否则台湾现有割据政权就死到临头了，谁都救不了它。所以说，即使对蔡英文当局来说，也不是美台关系越近越好。美台的走近必须控制在大陆可以忍受的范围内，美台的动作加上大陆的反制能够不至于让台海局势崩溃。美台大鸣大放搞联合军演，美国军舰随意停靠台湾港口，美台高官肆意互访，美国军人可以像在韩国街头那样在台湾转悠，台湾方面连想都不要想，因为那真的都是台湾割据彻底结束的前奏。

台湾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它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东亚属于不错的。希望台当局珍惜台海和平，不要像强迫症一样不断朝着“台独”方向测试《反分裂国家法》的威严。“台独”可能是他们很惦记的一块奶酪，但它是历史灭鼠大夹子上的一块诱饵。劝他们，别去叼它。

谢选骏指出：“台独”是绑在历史灭鼠大夹子上的奶酪？那么，谁是老鼠呢？是台湾吗？还是大陆？其实，既是台湾，也是大陆，也就是两个中国的南北朝政权。《环球日报》只懂个球，却不懂得南北朝的关系犹如“对立统一”的变戏法，缺一不可。大家想想，北朝的隋要不是灭了南朝的陈，自己也就不会被内乱所亡了。正如秦国要不是灭了六国，自己也不会断绝了国祚。正是类似的诡异，促成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的解释。尽管这种解释是牵强附会的，但它力图解释的事情却是历历在目的——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互相依存的，例如国民党和共产党就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也是如此。



【012、百年梦碎的中国】


《过去百年美国人这样看中国和世界》（2018-12-25 新浪）报道：

过去100多年，美国人怎么看世界？数据往往最发人深省。学者Russel Golderberg，通过仔细分析《纽约(专题)时报》1900年以来报纸头条，发现了1900年以来，美国人眼里的世界。样本量达到了74.1576万，结果也确实触目惊心。

相信你如果仔细看完这张图，中国人也会大吃一惊。

简单几个看点吧：

1，1900年的世界，美国人12个月里，八个月里最关注的是英国，一个月是德国，三个月是中国。但这三个月，却是中国人最屈辱的一段日子，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就是1900年的世界，中国就这样出场了。

2，美国人再次把中国当做头条，已经是1927年的三月和四月，如果没猜错的话，那应该是中国内战，国共分裂，上海滩血流成河了。

3，美国人第三次连续将中国当成头条，又是10年后了，1937年的8月和9月，这不用多说，当时抗战全面爆发，中国人在浴血奋战，这场惨烈的战争，引起了美国人的关注。

4，很有意思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都没能上《纽约时报》的月度头条，但随后不久，中国则四次成为美国人最关注的对象，那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开始战场上见了。

5，1995年，又是连续三个月，中国成为美国人最关注的头条，仔细想了半天，应该是李登辉访美以及随之而来的台海危机。但也差不多从此以后，中国，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国人的头条。

6，2008年则是一个关键性年份，从此以后，中国成为美国最关注的国家，没有之一。2008年当年占据了4个月的头条，原因应该也不全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影响主要在9月以后），而是之前的北京奥运会以及抢夺奥运火炬风波。

7，到2018年，则达到了最高潮，一年12个月，中国占据了美国媒体9个月的头条。史无前例的这场贸易战，美国人也很揪心。在可预见的未来，这应该也是美国看待中国的常态了吧。

报纸头条关注的是重大新闻，我们可以从这张图里，隐约看到一些重大事件的影子，比如1972年2月的尼克松访华，1979年1月和2月的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等等。

但最大的感慨：这份美国人100多年里的世界，频繁能上头条的，一般都是美国最重要的敌人和对手：

世纪初是英国，

一战时是德国，

二战时是英德法俄（苏），

冷战时是俄（苏），

越战时是越南，

90年代是日本，

世纪初是伊拉克，

现在则是中国。

数据很直接：美国已将中国当成了最主要的对手，而且，一年比一年更关注，这是中国崛起后的必然，应该是想躲也躲不过去的。

但从1900年屈辱的八国联军侵华，到2018年12个月中9个月成为美国人的头条，中国变化沧海桑田，更让人感慨万千。

这张图既让人振奋，更催人警醒。我们必须冷静，也必须正视。

一转眼，10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

历史，又到了一个新的关键节点。2019年，又会怎么样呢？

谢选骏指出：不论过去百年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和世界，过去百年陷入长期革命的中国，都是一个百年梦碎的中国——八国联军姑且不说，参加一次大战反而割地青岛，抗战十多年反而失去蒙古，韩战导致二十年饥荒，越战树立了一个死敌，眼下的贸易战，2019年眼看又要赔款……不论过去百年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和世界，陷入长期革命的中国，都是一个百年梦碎的中国——中国不能结束革命和专政，就无法走出梦碎的困境！



【013、百年马拉松势必与共产主义决裂】


网文《百年马拉松》介绍说：

尼克松政府以来，会说汉语的白邦瑞一直是美国政府中国问题专家。他在《百年马拉松》（The Hundred Year Marathon ，2015）书中指出，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中国领导人一直忽悠美国总统、内阁秘书长和政府中的分析人士与决策者，让他们错误地评估中国为一个值得美国支持的良性强权。这一秘密的忽悠战略是基于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艺术，利用大量的金钱、技术和支持军队的专家进行运作。中国共产党中的鹰派正采取这些措施赶上并最终超越美国。

白邦瑞称，中国的战略忽悠计划（Strategic Deception Program）是1955年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启动的，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中国是一个穷困、落后、不关心外界的国家。白邦瑞表示：“因为这种战略忽悠，美国认为必须帮助中国，向中国提供各类物资，以保证中国是个友好的国家，但这全错了！”白邦瑞还说，中国的忽悠战略是为了攫取全球经济主导权而服务的，中国军事实力建设只是忽悠战略的一部分。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的能量正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全球性的“霸权”，并对外出口中国式的反民主政治体制，并在全球实施掠夺性的经济政策。

会说汉语的白宫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其本质还是美国的红脖子。

白邦瑞目前是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战略研究的主任，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新书中所包含的新细节是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批准出版的，其中包括之前保密的总统指示、中国叛变人员的证词和中国鹰派军事政治领导人的著作细节。

书中称，一直被美国视为自身战略大棋开局（gambits）的中美建交，并非由前总统尼克松的首席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主导。而是中国领导人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担心莫斯科的军事威胁而打出的美国牌，主导了中国在1969年到1970年首次开放。

政府已经从书的手稿中去除了一部分敏感内容，但整本书还是可以被视为近十年来，由美国官方授权的对中国忽悠战略披露的信息。“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白邦瑞表示，“它告诉中国政府的信息是：我们美国才没被忽悠呢！”

白邦瑞还称，中国政府中变节逃亡美国的人员交代，在中国因为政治风波陷入国际制裁的几年后，中国政府就成功地在1995年到2000年对美国进行游说（通过赠送礼品和招待旅游对关键人物对政策实施影响和干预，是美国体制所允许的），令美国国会批准了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当时的秘密忽（游）悠（说）正是美国认为中国人权状况很糟糕的状态下进行的，但中国依然成功的影响了美国领导人。白邦瑞探访了6名中国叛变人员，他们披露了这一战略忽悠的细节——这令人想起金灿荣教授在一档节目中的言论：美国最恨这些带路党了，他们忽悠了美国。

谢选骏指出：所谓的“带路党”都是共产党干部，因为只有共产党干部而且是低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成为“中国叛变人员”。

网文《对华间谍白邦瑞的心路历程——简介<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2016年12月28日 初晓）

间谍的工作是和神秘、伪装分不开的。很难想象有哪位间谍能够公开自己工作中的失手、误判和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的损失。事情总有例外，有这样一位老牌儿间谍出了一本书，写下了自己间谍生涯中犯错、被忽悠的历史，这本书就是《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作者迈克尔·皮尔斯伯里(Michael Pillsbury)，中文名字叫白邦瑞。

1969年，24岁的白邦瑞就被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发展成为间谍。当时他在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任职。这个办公室里汇集了全世界各国的工作人员，而白邦瑞是那里唯一的美国人。这位菜鸟间谍接受的第一份任务就是设法接近办公室里的苏联同事，从他们口中得到苏联最高当局对中国的看法。这是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博士交代下来的差事，以帮助他筹谋秘密接近中国的计划。从这一天开始，白邦瑞就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多年对华间谍工作的生涯。从1990年代开始，他几乎每年都到中国访问，广泛接触中国的军方、学界和政府里的各阶层人士。中国方面其实也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还是为他敞开了一些外界不能接触到的敏感资料，结识了一些身份敏感的中国人。这就使他在了解中国方面具有了别人所不具有的视野和人脉。白邦瑞汉语流利、精通中国文化，是美国情报界里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因此他对中国的看法和建议很受重视。他的公开身份横跨政、学两界，效力过从尼克松到奥巴马的历届美国政府。白邦瑞曾经在美国国防部当过高官，也曾经在美国参议院的各种委员会工作过。他担任过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的分析员，也在哈佛大学当过研究学者。白邦瑞目前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战略中心主任，并且是外交关系学会和战略研究国际研究所的成员。

这样一个履历完整、经验丰富、精通汉语的对华间谍，怎么会马失前蹄呢？

我们曾经介绍过，在美国的政府和民间，对如何处理美中关系分为“拥抱熊猫者”鸽派和“屠龙者”鹰派这两个流派。白邦瑞在他的书中承认：他曾经是一个坚定的“熊猫拥抱者”，多次建言美国政府要从技术上和军事上帮助中国，因为他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中国就会走向民主，变得和美国一样。即使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他的对华鸽派立场也没有改变。1997年，白邦瑞受邀来到广东省的东莞，参观那里的乡村基层民主选举。通过同当地村民直接用汉语交谈，他才发现所谓的民主选举根本就是作秀。在这之后，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委托他起草一份调查报告，主题就是中国如何欺骗美国。白邦瑞为此接触了一些绝密的情报和内部文件，同一些叛逃美国的中国前官员进行了交谈，这时候他才意识到：敢情他一直都在被中国人忽悠。中国人向他开放机密文件，介绍他认识中国军方和情报界的人士都是这种欺骗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要通过他来影响美国的决策者。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欺骗他呢？

在《百年马拉松》这本书中，白邦瑞论述了中国对美国和西方进行战略欺骗的历史和目标。他认为中国自从1949年毛泽东时代开始，就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那就是使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的霸主。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中国一定要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帮助，在经济、科技和军事方面强大起来，所以中国一定要隐藏自己的真实战略意图，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在2049年的时候一举超越美国。这就是“百年马拉松”的由来和全书的中心内容。

要说中国想要在2049年全面超越美国倒也不是全无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任之初就提出过“两个一百年”的计划：在2021年中共成立100年的时候建成全面小康的社会，在2049年建国100年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所谓“伟大复兴”，必定是要恢复到从前的强盛地位。毕竟在千百年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在清朝以前，中国的GDP要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只是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衰落。一个民族要恢复往昔的昌盛和荣光本是人之常情，川普的竞选口号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是要说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就心存取代美国霸主地位的野心，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因为中国当时非常贫穷。可是回想大跃进时期官方提出的“超英赶美”的口号，白邦瑞的说法似乎又不是无迹可寻。

白邦瑞在书中写道，这个在百年内超越美国的计划，并不是写在纸上，藏之于中南海那个保险箱中的秘密文件，而是置于中国历代领导人心中。他们从不怠懈，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奋斗，那就是雪洗百年国耻。他们要瞒天过海，向美国人示弱，不能引起这个超级大国的注意，还要得到美国人的全面帮助。为了论述中国人的战略欺骗艺术，白邦瑞从三十六计讲到孙子兵法，从战国争霸讲到吴越春秋，从中国人擅长的围棋讲到中国人对“势”的理解，从赤壁之战讲到其他以弱胜强的战例，总之一句话：千百年来，中国人已经把欺骗发展成了炉火纯青的艺术，是一种运用得淋漓尽致的战略手段。让白邦瑞痛心不已的是：帮助中国人实现超越美国伟大目标的恰恰是美国人自己！

在他的书中，白邦瑞用了不少篇幅来比较美国对苏联和对中国的不同。在冷战中，美国对付苏联是针锋相对、毫不容情。而美国对待中国却是感情复杂，硬不起来。这可能是因为不少美国人同情中国在近、现代史上被人欺负的遭遇。白邦瑞回忆自己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痛陈列强欺压中国的劣迹。这些同情中国的人中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外交家和前总统们，而他们对制定美国的对华政策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白邦瑞列举了美国对中国的五大认识误区：

同中国交往会带来美中之间的全面合作。事实上，中国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和美国唱反调，而同美国的敌人结成盟友。

同中国交往会让中国走在实现民主的路上。越来越多的美国对华专家已经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梦幻。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制度使得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更加牢固。

中国是一朵娇嫩的花朵，需要美国和西方的帮助。白邦瑞谈到自己访华的时候，那些中国的陪同人员毫不隐讳地大讲中国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各种严重问题，给美国人的印象是：如果美国强压中国搞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就会使得中国垮掉，从而祸乱亚洲。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强劲得很，最早会在2018年超越美国的GDP。

中国也想变得和美国一样。美国人的傲慢自大使得他们相信别国都渴望变成美国。实际上，两国对战略问题的认识和思路截然不同。中国人非常自豪中华文化传统中那种能够把对手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欺骗艺术。

中国的鹰派们成不了气候。许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认为，那些活跃于中国各种媒体上的军界和学界的鹰派人物并不能代表中国的主流民意，而是一些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们。但是白邦瑞认为，这些鹰派言论恰恰正是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意，而且越来越成为媒体上的主流声音。

白邦瑞认为，这些对中国的迷思存在于美国和西方的学界、智库、金融机构和政府当中。他指斥有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为了自己同中国的经济利益，为了害怕得不到去中国的签证或者得不到研究资助而不敢面对事实。白邦瑞之所以能够痛陈这些迷思和误区，就在于他本人就曾经是这些迷思的信奉者。而这种对中国误判的结果就是美国养虎为患，让中国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迅速成长为一个强劲的对手。

当然，《百年马拉松》这本书也并不是一味罗列美国被中国人欺骗的惨痛教训，作者也提出了应对中国战略欺骗的方针：那就是学习中国的战略文化来反击中国的对美战略。白邦瑞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举出了12项美国应该采取的反击步骤，其中包括要认清中国真实的战略目标，制定出一整套对华竞争的战略计划等等。限于本文的篇幅，在这里不能详细介绍了。

《百年马拉松》一书在2015年出版后，得到包括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伍尔西在内的一些专家学者的赞扬，但是也有人对他书中的观点不以为然。对一本书产生不同的看法本身是正常的学术现象，因为从书中的观点到修正美国的对华政策毕竟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是现在的情形有些不一样了：和《卧虎》的作者纳瓦罗教授一样，白邦瑞也是川普的外交策士之一，而且有消息说他可能会在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负责亚洲事务。不管这个消息是否属实，一些对中国持鹰派观点的“屠龙者”聚集在当选总统的大旗之下，肯定会为未来的美中关系带来变数。

谢选骏指出：我一直觉得，“百年马拉松”不能只从毛泽东算起，而应从孙中山算起。如果我们假定孙中山不是汉奸，毛泽东也不是汉奸——他们都是希望中国自主自强的民族主义者，那么，就可以说他们都是有意无意地欺骗了外部世界。例如，孙中山用大亚细亚主义欺骗日本人帮助他革命夺权，又用联俄容共欺骗苏联人帮助他从事北伐；毛泽东则用社会主义欺骗苏联人帮助他革命夺权，再用联合抗苏来欺骗美国给他援助。邓小平以后的领导人则继续毛泽东的战术，用中国的民主化来欺骗美国人帮助他们强化政权……这一切的欺骗，都是为了中国赢得时间，缓过一口气来，避免亡国灭种的惨剧。——如果他们不是汉奸，他们社会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卖中国，而是运用欺敌术（通过加入敌人的营垒而吸取敌人的能量）复兴中国，那么恕我直言，共产党中国最后势必与共产主义决裂，而回归中华民族的本位。

换言之，如果真有“百年马拉松”，若想成功的话，那么也是——中国可以玩弄马列主义，但却不能被马列主义所玩弄。正如中国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却不能被世界贸易组织所束缚。



【014、北京人是满蒙余孽吗】


《店大欺客 马云公司“北京人一律不用”》（2018-07-08 转载  世界新闻网）报道：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新零售平台盒马鲜生近日爆出“招聘歧视”丑闻。有北京网友在微博称，去盒马鲜生求职时遭遇地域歧视，晒出的微信聊天截图显示，招聘方告知“北京人我们一律不要”。事后盒马鲜生迅速作出回应，称公司并无相关规定，北京盒马有22%的员工是北京本地人。

但网上舆论继续发酵，有网友呼吁抵制盒马鲜生。北京时间7月6日，盒马官方微博再次发布声明，称投诉微博中提到的“田经理”是盒马鲜生第三方劳务合作公司之一力伟的兼职员工，其私自声称“不招北京人”严重违反了盒马的准则，是“低级而愚蠢”的行为。声明还称，盒马已暂停与力伟公司的一切合作，并进行内部整改；同时希望爆料者“再给盒马一次机会”，保证提供一场公平公正的面试。

招聘者称：“你们北京人我们一律不要”（图源：@暴躁的北京小娘们）

招聘者表示，“北京人用不起”

事件因为盒马鲜生的及时回应而迅速降温。通过比较清晰地划分事故责任，并提出合理的整改方案，盒马鲜生避免了一场舆论危机。尽管仍有网友对其将责任归于第三方公司的兼职员工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企业公关中惯用的“临时工法则”。

他们的分析也不无道理：作为委托招聘的人事公司，如果没有招聘方的授意，力伟如何敢自作主张“不招北京人”，而且直言是“公司规定”？不过，从目前可得的信息看，并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说明盒马鲜生在撒谎。

而跳出这一具体事件，招聘方给出的“北京人有钱我们招不起”这一拒绝理由，其实透露了更多可解读的信息。正如一句得到不少网友认同的评论所说：“有些事可以这么做，但不能这么讲。”其背后的意思是，“不招北京人”也许是某些企业内部通行的潜规则。但这样的规则是怎么形成的？它的现实理由是什么？

有网友分析道：

北京人相比外地人有家庭依托，对于工作的依赖性没有一般进城务工者那么大，而且他们的权利意识也普遍更强烈。这些因素使企业在工资待遇和福利上更难与他们“讲条件”，日常管理成本也相应增高。

坦白说，这些说法并不中听，但也很难否认其客观性，在一些企业和个人身上确实存在这种现象。需要强调的则是，这是一个十分概括的说法，它把所有北京本地人都拉到了同一水平线上，而忽视了其中必然存在的巨大差异。正是因为它以地域作为评判人群的唯一标准，才背上了“地域歧视”的骂名。

沿着这一错误的分析逻辑，所谓“不招北京人”其实是一种逆向歧视——因为某一群体“太优秀”了，所以被排除在招聘范围以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某些中小企业谢绝海外留学生应聘，因为在工资待遇、业务需求、管理水平等方面都无法与之相匹配。按理说，这是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和业务需求提出的筛选标准，某种意义上符合公司的利益，也属于公司决策的范围，本不应该受到指责。

但是，就业市场强调的是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一旦公司将自己认为合理的标准作为前置性的排除条件，它就侵犯了求职者自由择业的权利，也与企业公平用人的要求相悖。

也许有人会认为，即使一些企业不把排除条件挂在嘴边，也无法避免他们不这样做；“可以做但不能说”本身很虚伪，也并不能对公平就业产生什么帮助。

这种观点可能在现实中被很多人接受，但它忽视了原则与规范在社会运行中的潜在作用。

就以盒马鲜生这次事件为例，如果认为企业可以把“不招北京人”这样的条件公之于众，则因此而起的所有问责将缺乏适恰的理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企业可以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标准设立排除性条件，则几乎等于为一切有违公平的招聘行为提供庇护，比如为内定人员量身定制的“萝卜招聘”。

除了关于歧视北京人的争议，这件事情还提供了另一个反思角度，即对那些企业喜欢招聘的外地人来说，这是不是一件好事？表面上看，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其实，他们在此过程中放弃一些北京人或许不愿放弃的权利。

如果真如网友所说，这样招聘现象并不少见的话，公众其实更应该关注那些外地人的就业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因为只有确保所有就业者都享有同等合理的权益，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北京人与外地人的就业差别，以及各种各样的招聘歧视。

谢选骏指出：为何“北京人一律不用”呐？难道是因为北京人属于满蒙余孽吗？过去的老北京，不是满蒙野人，就是为他们服务的汉奸；但是现在的北京人，又大多是北漂。至于像我这样出生在北京的人，又和北京一点渊源关系也没有。北京人这么复杂，马云他一个浙江土人，他又哪里会知道什么叫做北京人呐——他或许以为北京人就是周口店人，就是被日本鬼子偷走了头盖骨的那个族类。如此店大欺客，马云的“公司”可能会瞬间倒塌的。



【015、北京是蛮族入侵中国的桥头堡】


《传习近平把北京书记和市长吓了个半死》（2018-11-17 NTDV）报道：

北京迁都已进入倒计时，陆媒称，目前北京市委市政府在通州“城市副中心”的新楼已有人上班，预计将有40万人入驻通州行政新区。据传，因“迁都”之议一直难以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为此放话“你们不搬我们搬”。 

近日，多家媒体报导，北京市市属机关单位将于近期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这被认为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式投入使用的标志性事件，引起广泛关注。

11月15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到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进行实地探访，发现已有办公人员在北京市委市府新址办公。

不过，在早上8点半至9点的上班高峰期，从靠近地铁站的北门进入的工作人员寥寥，办公区内，仍有零散的工作人员在做道路修整等收尾工作。

而北京市人大与政协办公楼的国徽、政协会徽与各自门牌已经安装完毕，且已覆有揭牌红布，正式揭牌或已在倒计时。

北京市国资委10月18日消息称，市委市政府确定将在11月15日正式开始搬迁：首期搬迁的可能是北京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及市政协机关（四套班子）和四小部门的搬迁，合计将会达到2万人左右的规模。陆续将会有超过40万人正式入驻通州城市副中心。

通州位于北京东部，与天津武清区和河北廊坊市相邻，距北京市区直线距离20多公里。

近几年来，关于北京“迁府”、“迁都”之议，早有讨论，但一直以来难以实现。

北京位于中国华北平原的北端，三面环山，俯瞰中原，号为“形胜”。是辽的南都，金元两代的首都，金代称为中都，元代称为大都。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迁都北京，此后600年间北京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重要之地。 

近20多年来，北京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北方荒漠化等危机一直在加重。

中共前总理朱鎔基2000年在河北考察时表示，沙漠化问题难以控制，迟早要迁都。

2012年3月，479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议案，要求将首都迁出北京。

2013年3月，中科院、北京发改委等单位撰写的蓝皮书指，北京的综合承载力已进入危机状态。 

2014年2月1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2014国际城市发展趋势》调查报告显示，北京的生态指标在受调查的40个城市中排名第39，倒数第二。

也就是说，北京环境宜居指标远远低于平均水平，污染极其严重已达到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程度。

北京大学教授袁刚称，北京是一个拥有“特权”的城市，为了自身的发展，毫不客气地吸干了周围地区的水资源。

尽管中共花费几十亿美元从南部调水，但是它所提供的额外水源仍然远不能满足北京的需求。

如今的北京，沙漠逼近，河湖干涸、地下水枯竭、阴霾沙尘蔽日、交通令人绝望、人口畸形膨胀，古迹大量减少，文化不断消失，城市功能低弱。

尽管如此，北京官员对于迁移之说仍不感兴趣，因为北京有中国最优质的医疗、教育、生活资源，他们不甘心舍弃这些资源。

消息称，2014年以来，面对阴霾频频袭击，令中共高层决定不迁都、就迁府，所谓迁府，就是把北京市的管理班子给迁走，包括北京市委、市政府以及相关的数百个局搬到五环之外的通州去。 

但消息称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和市长王安顺，抵抗搬到通州，惹怒了中南海。为此，习近平放话说：“你们不搬，我们搬”，这话把郭、王吓了个半死。于是北京当局马上要开动机器，筹备搬迁。

谢选骏指出：北京是蛮族入侵中国的桥头堡。如果毛泽东带来的野蛮人悉数撤离北京了，那么北京就将成为“北平”，北京市委也就无法骑在北平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



【016、北京已是空城计——雄安就是凶案】


（一）

《回国发现 北京城几乎被外来人占领》（侨报 2016-07-09）报道说：

六七月份，利用前赶后错的两个星期的年度休假机会回到北京故里游走一番，享受一下夏日熏蒸焖烧流汗排毒的乐趣，见识一下经济迅猛膨胀到形成巨大泡沫之后的京城市容，零距离亲历一下跌跌撞撞闯入这个皇城根之后漂泊无依追寻中国梦的外地人，一幅幅立体画面跃然眼前，真切，生动，活灵活现。

2016年夏天的北京，跟20年前我暂时告别故里出国谋生的时候大不一样了，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不夸张地说，应该是“物非人也非”了。这20年的变化太大了。

北京城是什么概念？最早指的是皇城，包括皇城根。《城南旧事》讲的故事发生在现在已经合并到西城区的宣武区，南二环路的南边。可是现在的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一圈圈地扩展，全国人民涌入北京，把我们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一圈圈地往外挤，而且还把像我这样的挤到了国外。没办法，我们得给追寻中国梦的外地人腾地方，不是吗？

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第一天夜里久久不能入睡。加上倒时差，更由于不知道潜伏在什么地方的蚊子跟我周旋了几乎一宿，就这么着，天亮了。

一大早就来到小区早点铺买豆腐脑油条，油条还是那么膨松可口，美国洛杉矶可吃不到这么松软正点的油条，而侄儿在一旁提醒说，你们洛杉矶的油条肯定没掺洗衣粉。一勺豆腐脑，咂么一口，觉得不是原来应该有的味道，细一看，问题出在卤上，稀汤寡水地除了淀粉勾的芡就是一点酱油色，黄花木耳蛋花葱花都省略了。北京人连自己吃的早点都不会做了吗？是这样也不是这样。会做早点的北京人早就转让了早点铺，由他们来掌管北京人一日之计在于晨的饮食内容。其实，何止早点呢！街面上的餐饮店，还有几个北京人开的呢？色香味俱全的一桌菜肴，味精和地沟油都得让您适当地吃一点。

城市建设发展的太快，兴奋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扰。居民社区一排排楼房拔地而起，看上去模样相仿，跟首长检阅仪仗队似的，分不清每位士兵的名字。找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新地址，就必须问路，一问路就问到了外地人。我现在相信了，在北京的外地人比离开北京一段时间的老北京更熟悉北京。在东西十条路口，我就听见一位刚到北京的外地人问路，问的是从东40条（东四十条）到东42条（东四十二条）怎么走。指路的也是个外地人，顺手往北边一指，挺热情地告诉他，到“东42条”（东四十二条）过两个路口就到了。

北京的地铁现在已经织成了网，只要不是死心眼儿想不开地执意路面交通，都会乐意坐地铁出行。北京地铁网能带着乘客到达市内大部分的犄角旮旯，而且比路面的公交车贵不了几块钱，还不堵车。以我自己乘坐地铁的亲身经历，想告诉朋友们，北京地铁棒极了，我对北京地铁非常有好感，但是坐地铁出行之前最好先解决自己的内急问题，因为有些地铁站口的公共洗手间不好找，要走很长很远的路，走到脚臭才能找到。

北京城里老北京原住户不多了，能在烈日炎炎的胡同里蹬着一双拖鞋、穿着一条大裤衩子、光着膀子走的，那才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呢。可惜，两个星期的时间只看到了一次这样的身影。

北京拥抱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追梦人，全国各地的追梦人也来拥抱北京。在北京变成一个国际大都市之前，先变成了中国的一个样板城市，是中国的一个缩影。被挤出北京城拥抱洛杉矶的华人，左抱抱右抱抱都感觉亲切。

（二）

上面的文章其实是个冷饭，因为早几年已经有人做过了《北京胡同游，带你游的都是外地人》（2013-10-03）的文章：

几年前去故宫，门口有个年轻女人凑上来问：“姐，我给你当导游吧，80块钱。”听着她满嘴的渣子味（北京话形容东北一带外地口音），我说：“你给我80块钱，我带你玩给你当导游，怎么样？” 报道的北京“三轮车胡同游”也一样，带你游北京的都是外地人，没几个真正的北京人！几百车夫里只有8名车夫是北京人。

8月一直在北京，回来后一北京老乡问我夏天在北京的感受和感想？本人答：没感受，跟不认识这地儿似的，电梯里、院子里、商店里、发廊、美容院、公交、地铁，没一个人讲北京话的，估计北京话是绝种最快的地方方言了，所以现在，咱们得常说。

我又补充了一句：也不是说完全没感受，有几点感受就是天太热，小时候没记得这么热，还有就是人太多！感想就是快迁都吧，把中央直属机关，研究所，八大院校快点迁出北京吧，回归北平镇或北平村什么的都可以。

……

谢选骏指出：四年之后的2017年，怪不得中央有了“雄安新区”，看来还是迫于北京人民的心声。领导阶层真能换到新区，也就彻底摆脱了1989年旧有的心理雾霾？哪怕那是一个“凶案新区”？从1989年的北京来看，北京市区那里必须变成一座“北京市民意义的空城”，也就是让北京市区充满了“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外地人，才能让身负血债的当权者们真正感觉到“没有压力”。而且，新区不能保留“北平镇或北平村”的名义，否则老是生活在千夫所指之下，实在不利于健康。古人说，“千夫所指，无病而死。”鲁迅不信这套，他“横眉冷对千夫指”，后来果然早死。（鲁迅，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活了55岁。）所以为了老当益壮，北京必须演出空城计，而且，新区必须叫做“凶案新区”——现在，吃饭砸锅的共产党内奸太多了，居然给他们的领导想出这样一个“新区名字”。雄安就是凶案。



【017、逼迫代购人士为娼的大连海关】


《妻子举报 海关科长睡14名“代购”》（2019-01-06 大连海关）报道：　

据大连海关官方微博@大连海关12360服务热线1月6日消息，对前期网络出现的反映我关关员管兆津生活作风问题的有关情况，大连海关立即对当事人停职并开展调查。消息指出，在履行对管兆津的党纪、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过程中，又收到反映“管兆津包庇协助走私、贪污受贿”等新的问题线索和网络反映，大连海关高度关注，已决定按照纪检监察工作程序要求将上述问题线索予以合并查处，并于2018年12月19日成立了专案核查组。大连海关高度重视队伍作风建设，坚持从严治关，将对管兆津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进行深入核查并依纪依规予以严肃处理，绝不姑息，相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举报信：

管兆津，男，37岁，党员，2016年从武警沈阳支队副连职岗位转业到地方，任大连海关监管通关处查验管理科主任科员（入关职级不符合规定），在婚内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举报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管兆津利用职务便利与他人勾结，虚增采购商品价值，骗取采购经费，谋取私利；伙同其他关员，包庇纵容走私，帮助多任海关领导及多名专职代购多次逃避海关查验，进行逃税、漏税，数额巨大。具体内容如下：

一、生活作风糜烂

我是现役军人，也是管兆津的合法妻子，管兆津婚内出轨，长期与十多名女性非法同居或发生性关系，破坏军婚；

二、包庇协助走私

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包庇纵容走私，帮助多名专职代购多次逃避海关查验逃税、漏税，谋取利益，数额巨大，涉嫌受贿罪及放纵走私罪；

三、收受贿赂

利用职务便利违法违纪，谋取大量私利，收受贿赂，涉嫌贪污受贿罪；

四、违法贪污

利用职务便利与宋伟勾结，虚增采购商品价值，骗取采购经费，谋取私利，实施贪污犯罪，涉嫌贪污受贿罪；

五、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1、从事营利活动，谋取巨额私利。

2、传授逃检方法，帮助他人逃税。

3、违反八项规定，违规收受财物。

4、隐瞒个人污点，不按规定报告。

5、使用违假证件，进行违法犯罪。

6、欺骗组织信任，长期撒谎骗假。

管兆津身为党员干部，丧失理想信念，法纪意识淡薄，毫无党性观念和纪律意识，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海关工作人员处分办法》等多项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并涉嫌违法犯罪，数罪并罚，应予以严惩。

举报人再次举报

我是管兆津的合法妻子，管兆津自己承认以及我调查发现，他与十几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常性关系，而大连海关的调查结果是：经查实，他只与一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这个数据“压缩”是不是太大了，大连海关是去调查了吗？大连海关相关领导在反馈中说，管兆津只是隐瞒已婚事实与多名女性交往，其实只有一名女性与他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我想问大连海关，你在军转干部录用时没有审档吗？档案里个人情况一栏写的是什么呢？身为单位领导及同事对自己的下属连最基本的个人情况都不掌握，又怎么能及时制止职务犯罪呢？王雨是管兆津的科长，他对管兆津的婚姻状况了如指掌，难道王雨也帮助管兆津隐瞒已婚事实，欺骗张**等多名女性与管兆津同居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王雨就是协助管兆津破坏军婚的共犯，是不是也该给我这个家属一个合理的处理结果呢？管兆津与张**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并导致张mM怀孕，管兆津亲口承认，张MM也在微信中承认，张MM的母亲给我打电话解释过（录音为证），但是大连海关对此事却只字不提，为什么？管兆津与多名女性的聊天记录、录音、视频等证据充分证明他们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为什么大连海关却说难以查实，最后不了了之？按你们的说法一方不承认就查不了，那么卖淫嫖娼的被抓有一方不承认就得放人了？

管兆津自已承认以及我调查发现，他协助、参与走私20余起，数额巨大，向大连海关举报后给出的反馈是由于不是当场抓获，无法查实，不予追究。

大连海关这个说法真是太牛了，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之前破获的案子都是现场抓获的吗？按你们这么说，赖长青就该是无罪的了？

2016年，管兆津从武警沈阳支队副连职参谋岗位转业进入大连海关总关监管通关处查验管理科当主任科员（二级关务督办）。但是根据《军转干部非领导职务与原任职务的对应关系》，管兆津是当不了主任科员的。

正营职 →→ 主任科员；

副营职 →→副主任科员；

正、副连职 →→ 科员；

正、副排职 →→办事员。

(一)署级正职：海关总监；

(二)署级副职：海关副总监；

(三)局级正职：一级关务监督至二级关务监督；(四)局级副职：二级关务监督至三级关务监督；

(五)处级正职：三级关务监督至二级关务督察；

(六)处级副职：一级关务督察至三级关务督察；

(七)科级正职：二级关务督察至二级关务督办；

(八)科级副职：三级关务督察至三级关务督办；

(九)科员职：一级关务督办至一级关务员；

(十)办事员职：二级关务督办至二级关务员。

管兆津是副连职转业干部，他进入大连海关的职级不可能是科级正职、二级关务督办、主任科员。

管兆津连跳三级，这是不是足以证明大连海关对管兆津庇护有加呢？

2018年12月11日下午，在大连海关办公楼会议室里反馈时，坐在郭科长您左侧的那个女同志是谁？是不是监管通关处的副处长？

为什么没有任何介绍？她为什么可以参与纪检监察室与举报人的反馈会议？谁批准她参与反馈的？她参与的目的是什么？收集举报人的证据通知管兆津吗？

海关工作人员在调查处理违法案件时，未按照本法规定进行回避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谢选骏指出：为何“管兆津自己承认以及我调查发现，他与十几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常性关系，而大连海关的调查结果是：经查实，他只与一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这个数据‘压缩’是不是太大了？”——因为大连海关要掩盖一个事情，那就是大连海关利用职权逼迫代购人士集体为娼了。



【018、超级赌场“辽宁号”航母】


这里在开一个嘉年华会——

《辽宁号周末开放 2000张票今日中午派发》2017年7月2日报道说：

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与导弹驱逐舰"济南"号、导弹驱逐舰"银川"号、导弹护卫舰"烟台"号3艘属舰，在顺利完成第一阶段跨区机动训练后，将于7月7日至7月11日停靠本港，并参加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庆祝活动。编队舰艇将于7月8日及9日向公众开放，市民可以在指定区域参观"辽宁"号航空母舰及战斗机、直升机等舰载武器装备。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今晚（2日）发佈公告表示，将会向香港永久性居民公开发放共2000张参观券，7月8日和9日各1000张。另向特定团体定向发放1600张，7月8日和9日各800张。市民可以在明日(7月3日)下午1时至3时，在中环军营东门(添华道政府总部西侧对面)、枪会山军营南门(九龙柯士甸道127号)，以及石岗军营北侧正门(新界锦田公路250号)领取。

今次参观券仅限香港永久性居民，市民须凭本人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领取一张参观券，亦可凭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影印本，最多代他人领取一张参观券。另外，考虑到参观通道局部区域较为狭窄，且需攀爬，为确保安全，谢绝11岁以下儿童、孕妇及行动不便人士领券参观，18岁以下未成年人须由家长或监护人陪同。发放参观券时，驻军将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并在安检时进行验证。

参观安排采取实名登记制，市民须持参观券及在索取参观券时登记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正本，在参观券上列明的指定时间及集合地点接受安检后，搭乘驻军统一安排的接驳船只前往，登舰进行约1小时的参观。

谢选骏指出：同志们注意了！这只是对香港永久居民开放的活动，不对大陆访港的旅客！看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变成了“大陆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就是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大陆地区的进步吗？“辽宁号航母”这是“香港梦”还是“中国梦”？

《辽宁舰门票被疯抢 北京人都没机会看》的报道说了：

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近日首次与香港市民见面，对公众开放的参观券掀起抢票热潮。驻港部队7月3日派发2000张参观券，吸引大批市民通宵排队，3个军营昨（3日）中午1时开始派票，所有参观券3小时内派清。

据明报消息，解放军3日早晨约6时起于其中一个派发地点、中环军营派筹，11时许派完433张筹，再于下午1时起派发门券至4时许结束。但因部分已取筹市民未有出现领取门票，解放军将剩余的12张门票派给在场等候后备门票的市民。

李先生和范小姐前晚9时许便通宵排队，范小姐表示，到场知道自己排第二后本想离开，但因中环军营只派发800张门票，担心“一下就派发完了”，于是不敢离开，幸好提早派筹，不用苦等一整天。

幸运儿张先生排在后备队伍第一位，对于仍能获得门票感到既开心又激动，他相信排在他前面的400多名已领筹的市民当中，必定有人会放弃取票，所以一直坚持等待。

11岁的谢同学从电视新闻得知“辽宁号”将停泊本港，专程与妈妈前来排队等候，未能取筹的母子希望到场“试试运气”，但最后未能如愿。热爱军事、战舰的谢同学说，希望登上“辽宁号”，看看结构，对排队3小时却未能取得门票感失落。

有位香港大叔在接受东网电视采访时说“就算国内任何一个城市没人可以上去，只是给我们香港人机会，就算北京人都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很珍惜”。

解放军驻港部队新闻发言人姜波表示，这次派票安排采用实名制，故派筹和派票需更多时间登记，盼香港市民体谅。他表示市民登舰时须通过身份认证及安检，不担心会出现炒卖门票。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与3艘属舰包括导弹驱逐舰“济南号”、“银川号”及导弹护卫舰“烟台号”，以及由多架歼-15舰载战机和多型直升机组成的编队，将于7月7日至7月11日访港5天，除了3日派发的2000张参观券，驻港部队另向特定团体发放1600张门券。

此外，登舰参观者不能携带摄影摄像器材、食品饮料、危险品等，登舰后不能使用任何设备拍照或摄像。除军队随舰记者外，活动不对媒体开放，驻军将统一提供资料。

谢选骏指出：辽宁号航母，本来是深圳的海上赌场，后来改成军舰了。无论如何，从海上赌场到航空母舰，这个“创新”还是令人刮目。尽管海内外对这个“中国第一航母”作为“中国走向蔚蓝色”的如此“出身卑贱”的兆头并不看好，但有一点肯定无疑：作为玩具，“辽宁号”一定是世界第一，可以进入“迪尼斯世界纪录”。

“辽宁号”是世界上最大的赌场。

“辽宁号”是世界上最贵的赌场。

“辽宁号”是世界上最有震慑力的赌场。

但是——它真的能够赌赢吗？



【019、除了太监谁没有两个弹】


《媒体：为何中国“两弹一星”都造出来了 却造不出芯片》（2018年4月23日 转载证券时报）报道：

中兴通讯被制裁事件发生后，中国高端芯片业如何突围？“拿出‘两弹一星’精神，举全国之力把芯片业搞上去”，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一建议初听让人热血沸腾，但冷静思考发现，它并不可行，甚至很危险。产业化的芯片业与“两弹一星”服从完全不同的经济规律。夸大“两弹一星”中的独立自主和人定胜天因素，并据此不计成本、闭门发展芯片业，更是有陷入过度社会动员的风险。

军事项目与民用项目服从截然不同的经济规律。对军事项目来说，“有”是第一目标，当然也要考虑成本和产品后续升级迭代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当年研制原子弹中基本可忽略，把它造出来就算成功，能比肩最优产品更好，略次一点也不要紧。

但遵循摩尔定律的芯片产品，成功的标准极为苛刻。芯片不仅要做出来，而且要以比对手更快的速度做出来，不仅要做出来而且要低成本（高良品率）量产。产品出来慢了，竞争对手的更高阶产品面世，自己产品要么失去市场，要么价格大幅下降，出现亏损。产品及时研制出来了，不能量产或良品率过低，导致成本过高，同样会亏损。第一名获取丰厚利润，第二名则连生存都很难，芯片行业非常残酷。

有人说，我们可以像搞“两弹一星”那样动用国家资源，不怕亏损，放眼长远持续不断投入，总有一天会成功。这是不切实际的。“两弹一星”早半年晚半年无关紧要，只要研制出来了就算成功了，投入的资源也是一次性的。芯片投入动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实验室成功、量产、时间这三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不满足就无法产生利润，就意味着失败。更残酷的是，在摩尔定律驱使下，失败者接下来还要站在一次比一次高的平台上与优胜者竞争。如果不能自我造血，每一轮竞赛都依赖外部投入的话，财政也好资本市场也好，都将面临一个无底洞，这与“两弹一星”那种一次性资源消耗是完全不同的。

有人以京东方为例，认为政府长时间不计成本投入最终也会在芯片业上获得成功，这是一个误解。京东方的有限成功，靠的是显示面板行业摩尔定律失效，当然，芯片行业技术迭代也可能在某一天突然放慢或停止，但我们毕竟不能以这样的猜测作为制定战略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假如一个行业的技术不再迭代了，这个产业的战略价值就贬损了，成功的意义也大打折扣了。

长期片面的宣传夸大了“两弹一星”成功中的主观因素，忽略了其客观原因。“两弹一星”成功当然离不开举国支持，更离不开奉献精神，但它没有变成大炼钢铁那样的悲剧、闹剧，是因为它具有了成功的客观条件。“两弹一星”是奇迹，但同样符合常理。它的成功的客观因素有：一是前期苏联的支持，二是不断吸取当时的外部成果，不是封闭的产物，三是参与者的素质非常高，受表彰的23位功勋科学家中21位有海外留学经历，其中16人拥有博士学位，他们都受教于民国时期的清华、西南联大等高校，人品正直，学风优良，他们与当时世界科技最前沿的距离很可能比今天芯片上的内外距离要小，特别是钱学森当时接触到了美国最前沿技术。

科学有基本规律，上述三个客观因素少了任何一个，特别是少了优质人才，不论主观多努力，裤腰带勒得多么紧，多么拼命奉献，也不可能成功。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时间与外界预测基本一致，说明它与科学常识是一致的，并不是单靠投入和拼命成功的。

今天中国的芯片产业面临着与“两弹一星”迥然不同的环境。芯片是受摩尔定律支配的庞大的全球竞争性产业，妨碍中国高端芯片业突破的，既有产业链综合技术积累不足的原因，也有更基础的教育环境甚至人文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对于一个分工精密、高速迭代的高科技行业，自搞一套绝对行不通，举国体制绝对行不通。无论何时，它都要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开放合作，通过时间积累来厚植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某个时刻实现逆袭。脱离常识，一门心思想着弯道超车恐怕是欲速而不达。

财政支持当然仍有必要，但并非越多越好。过去十几年从地方到中央，钱投了不少但效果并不好，有些还起了消极的负作用。财政的钱通常会引来大量的分肥者，一个动歪心思的人会想方设法迎合政府发布政绩的心理需要，它取得的短期成功会摧毁一批放眼长线扎实做事的企业，本来后者才是希望之所在。

提高资本市场有效性也是一项非常基础的事，无效率资本市场奖励那些玩概念者，一说到发展芯片业，芯片概念股就炒上天，浪费资源之余还打击了准备做实事的人。如今要在芯片产业取得突破，有些人立马想到可利用资本市场的钱，这令人忧虑。

更基础的工作还包括改善教育，清除弄虚作假土壤，而经济博彩化的价值取向，让工匠精神无所依附，是芯片业发展的敌人，畸形社会价值观如何扭转？值得每一个人思考。

守正出奇才是正确的态度。产业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改善了，规模大了，基础厚实了，逆袭才有可能发生。现在的问题是整天想着出奇，而少有人去依常识做慢慢的积累。真正的国家意志应该是创造环境，培植基础，而非亲自去做逆袭的计划，逆袭意志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并且是民营企业。基础环境好了，极少数具有实力且有远大追求的民营企业在时机成熟时，就有可能打出漂亮的一击。1980年代，韩国三星突入半导体以及中国华为近年局部突破，凭的都是企业层面的远见和执着，而非政府动员和公共资源的堆积。 

谢选骏指出：为何中国“两弹一星”都造出来了却造不出芯片？因为“两弹一星”是军用物资，可以剽窃抄袭地造，圆珠笔芯和手机芯片却是商业用品，不能明目张胆剽窃抄袭。长不出胡子的毛泽东为了造出他没有的两个蛋，活活饿死了八千万老百姓，饿伤了八亿人口，这厮自己却吃得肥头大耳、红光满面、得了高血压心脏病也不亦乐乎。这就是穷相。可是，除了太监谁没有两个弹？现在连北韩都有了。为了这两个蛋弹，饿断了一个中国的脊梁，让大家都变成排队领粮的叫花子，实在得不偿失！只有祖宗缺德、后代做鸡的老毛想得出来。只有太监秘书掌权的国家，才会把“两弹”作为炫耀的本钱。



【020、传销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


《中国传销骗局猖獗 如瘟疫般蔓延》（2017-9-19中央社）报道：

广西日前大举扫荡传销组织引发关注。图为在广东被破获的传销组织，不少都是被诱骗的年轻学子。

中国大学生李文星的死亡，揭开中国传销骗局引发的社会问题。中国多个省市已经宣誓严查传销，专家形容，这种传销诈骗案像瘟疫一样蔓延，甚至引发更严重的暴力问题。

大学毕业生李文星今年5月离开家乡，到天津为一家软体公司打工，不料误入一场传销骗局陷阱，遭到限制人身自由。两个月后，李文星自杀身亡，引起社会愤慨。

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报导，李文星的死揭示中国的金融诈骗问题和这些案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风险管理咨询公司Kroll高级执行董事何越表示，这种骗案像瘟疫一样，问题在乡郊地区尤其严重。报导说，这种骗局通常以年轻人或老年人等为目标，游说他们帮助推销化妆品或健康补品，获得工作或赚取丰厚收入。因为P2P网路贷款和虚拟货币等的发展，使犯案人以一些对金融没有太多认识的人为目标，也助长了其他与投资有关的骗局。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政治经济学助理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说，中国生活消费不断上升，许多人希望找到一些报酬甚佳的投资方案；另外，地区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也愈来愈宽松，都让传销骗局不断在中国蔓延。由于已经构成社会问题，目前中国当局开始着手打击这些骗案。官方指，这种“"传销活动直接危害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中国政府正开始一个为期3个月的行动，调查并清除这些传销活动。

中国西安警方今天公布数据指出，西安警方1个月内共3次集中清查，出动警力6938人次，捣毁传销窝点891个，查获传销人员3062名。在此之前，包括广西、海南、广东等大陆各省，都开始严厉查缉传销。

当局的调查力度不断在加大，在2016年受查的传销活动比前一年增加19%，不过，除了骗局，李文星案凸显传销骗局另一个更严重的发展。

何越指出，传销骗局作案人经常把受害人禁锢起来，并恐吓他们，这种手法已经将案子的严重程度提升至"另一水平"。

谢选骏指出：上文报道了一种社会现象，却无法理解这种社会现象。事实上，中国传销不仅是一种骗局，而且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中国传销不仅是一种瘟疫，而且是一种社会组织——中国传销通过洗脑与隔离，“正在极权国家中形成‘新的极权’、‘极权之中的极权组织’”。



【021、大叫“盛世”就是希望中国永远分裂下去——缅甸的内战哪有中国的百年内战持久】


网文《谈谈缅甸食品安全性》（貌强 Maung Chan 南洋伯）说：

我辈是世界最长久的缅甸内战——幸存者，子弹炮弹、狂轰滥炸没夺去我们的宝贵生命，但带毒或有毒日常食品却可能取走我们的健康长寿。

在内战的枪林弹雨下与兵荒马乱饥荒中，我辈曾经饥不择食，甚至吃观音土与树皮求生。经几十年节衣缩食、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日夜操劳，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万幸有条件要求食品安全性了。

缅甸FDA食品监管局一再公布： 

*Rhodamine B（罗丹明B） 是化学颜料，会引起胃肠消化道发炎、呕吐、毒害脑神经而痴呆、损伤肝肾而致癌，

*Formalin（富马林）是尸体防腐剂，发现被乱用在粉面豆制品以防酸败，

*Auramine O（金胺O）、Sudan Dyes（苏丹红）、Orange II等颜料被不合法或超标添加于我们的食品中。

且让我们到登基市场（Theingyizay）、吉利（Thiri Mingalar）市场、淡汶（Tar Mway）菜市场、永盛（Insein）市场、仰光海滨夜食摊、大街小巷食摊、五花八门饮食店……走走看看。

君知否？

*鱼汤粉的米粉、粉条，晚上制成，第二天浇上滚烫鱼肉汤才让我们大快朵颐。缅甸气候炎热潮湿，为防止变酸变质，生产商总是用Formalin（富马林）防腐（就是我们浸动物标本或人类尸体的防腐液）！因Formalin伤害人体肠胃，能让肾脏肝脏生癌——绝对不准用来防腐我们的食品！

*生麵条、豆腐、豆浆、腐竹、腐皮等虽也同样容易变质变酸褪色，同样也不准用Rhodamine B（罗丹明B）与Formalin（富马林）来增色与防腐！

*鱼露、鱼酱、鱼膏、虾露、虾酱、虾膏、豆豉、酱料、干鱼、干虾等，都是缅甸人日常必吃食品——鱼米之乡的缅甸人每年吃掉鱼露、鱼酱、鱼膏、虾露、虾酱、虾膏共3100吨！干鱼干虾5万3千吨！

为了使鱼露、鱼酱、鱼膏、虾露、虾酱、虾膏、鱼干、虾干等色泽好看，不良产商私自用布匹染料——廉价着色以求暴利。为了让鱼露、鱼酱、鱼膏、虾露、虾酱、虾膏等原材料尽快发酵，不良生产商不声不响用尿素化肥——快速强力催化，再用化学剂防腐。

食用者见到鱼露、鱼酱、鱼膏、虾露、虾酱、虾膏、虾酱鲜艳发红、发酵味扑鼻——就认为非常传统地道，再见耐藏不发臭更赞赏不已、感激不尽……

厂家与批发商总是振振有词：

*我们使用传统工艺已近半世纪，消费者无不满意，从没出过问题——你好我好大家好！

*岂料官府却说三道四。他们官方指定的食品色素，1.价昂贵，2.难买到，3.不耐藏，4.不耐用，5.消费者议论纷纷……

食品监管局指出：

*Rotamine B（罗丹明B）又称玫瑰红B，是化学合成品——用作水流示踪染料与生物荧光染料，

*Auramine O（金胺O）——用于细胞等生命科学实验与大鼠等动物实验，*Orange II——是皮革与造纸的染料、也是洗发液、沐浴液与生物的着色剂，还用在蚕丝、羊毛制品上直接印花，

*Sudan Dyes（苏丹红）色素一号三号四号——是3级致癌物质。

以上各类染料尤其罗丹明（Rhodamine）B，是缅甸食品中最常见的非食用色素。

*全国有好多大小生产厂没有在工商局登记注册。

*仰光市郊“达贡码头”的海鲜酱料产区与批发区（见下图），鱼露、鱼酱、鱼膏、虾露、虾酱、虾膏等大小土产企业四百多家分散四处。因干净水太贵，只用地下水——因而问题多多。

*据悉缅甸癌症90% 源自饮食！

*为了不让苍蝇叮，厂商-批发商-食摊胆大包天，直接喷洒杀虫药在食品上！

温馨提示：食品买回家后可能见不到苍蝇、飞虫叮；即使苍蝇飞虫叮了，不久就中毒而仰卧呈尸于食品旁——你见了不魂飞魄散才怪！

*腊肠、香肠、鱼蛋、鱼片、虾干、虾片、风干牛羊猪鸡鸭鹅肉类，都添加致癌的防腐剂亚硝酸盐——常超标！为的仅仅是保证色泽鲜艳、经得起长途运输与长期贩卖而已！

*缅甸人无辣椒不欢，廉价辣椒干与辣椒粉都是缅甸厨房与日常三餐必备品。

在潮湿闷热气候之下，辣椒干辣椒粉常吸湿气而极易受Aflatoxin（黄曲霉致癌毒素）污染——被食品检查局检验出，当然绝对没收、烧毁、罚款而使生产者血本无归！

没查到的，基本上全进入消费者的胃肠肝肾而致癌——黄曲霉毒素、槟榔、酒精、香烟（包括二手烟），一伙儿同属1A级致癌物呀！

知否生产者为何不愿烘干或晒干——以防止受潮而污染了Aflatoxin（黄曲霉毒素）？

哎哟妈妈！重量减轻，利润不是就少了吗？

缅甸人爱吃烤鸡、烤鸭、烧鹅、叉烧、脆皮猪、火烘烤与油煎炸的食品……

温馨提示：

*木炭烧、碳烘烤、油煎炸的动植物食品——虽创造特殊色、香、味，但也奉送致癌物！

君知否？只要温度超过120度C，

食物内所含的碳水化合物之还原糖 + 蛋白质的氨基酸 = 相互作用而成Acrylamide（丙烯酰胺）= 2A级致癌物！

详见下面化学方程式：

你悠然欣赏农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限神往于陶渊明田园乐时，一定注意到：为避免浪费饲料，鸡、鸭、鹅、猪、羊、牛等家禽家畜养殖场所，其地下水池常养殖鱼虾——鱼虾免不了会吃到家禽家畜的粪便 + 其体内的抗生素。

温馨提示：人吃了家禽家畜与养殖鱼后，体内对抗生素的耐药力就增长了——以后患病时抗生素就治疗不好你的病了。

缅甸菜一般用油多——缅甸家庭主妇常笑对海归们说：我吃的油比你喝的洋咖啡洋奶茶多！

请问油妈妈：您买食用油时，有没有查一查：

A）食用期过了没有？

B）是纯洁的单一植物油？或参杂了廉价油或最便宜的地沟油？（地沟油臭名远扬，伤天害理——仅仅让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奸商们财源滚进而已）

C）别深信无疑——大粗字标示着“纯花生油”“纯大豆油”！

别恭喜奸商——参杂廉价棕榈油或最便宜的地沟油来赚取暴利、大发横财！

温馨提示：

您油妈妈更不要节约到植物油重复煎炸、多次使用到色暗转黑——极损害油妈妈与家人的健康呀！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世界最长久的缅甸内战”肯定是弄错了。缅甸的内战充其量是从1945年到现在，不过七十余年；中国的内战却是1911年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而且还分割成了两个互相独立的政治实体，两个“我的国”互相撕咬，结果自然是“国将不国”了，远远超过了缅甸的分裂程度。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毒食品问题也远远超过

了缅甸，因为生在乱世，能吃上有毒的食品就算造化了，否则就得活活饿死，像集中营里的战俘一样。中国人民，就是苏联政府的战俘——包括台湾，国民党中国也是苏联的继子。现在苏联虽亡，但是中国人民的战俘身份未变，所以内战绝不能停——内战一停，党国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缅甸的内战哪有中国的百年内战持久？中国现在有人假装内战并不存在，还要大叫“盛世”，难道是希望中国永远就此分裂下去吗？



【022、大兴机场遥对十三陵是最后的晚餐】


《北京大兴新机场 习近平罕亲自到场宣布通航》（2019-09-25 法广）报道：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天（25日）正式通航，该机场总投资额800亿人民币，预计年客流输送量达1亿人次、飞机升降量80万架次。机场定位为覆盖全球的大型国际枢纽机场，同时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机场今天上午举行投运仪式，并罕见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主持。

据光华网今天报道，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通航，料年客流输送量达1亿人次。该报道称，大兴国际机场从高空岛瞰犹如一只展翼的凤凰，与首都国际机场形成的“双枢纽”格局。预计到2025年，新机场的年旅客输送量将与首都机场并驾齐驱，达到7200万人次。新机场通航前一共经历了7次综合模拟演练、3场验证试飞。随着新机场启用，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南苑机场将于今年内关闭。

据机场副总经理孔越表示，大兴国际机场初期是一个为中转而生的机场，因此设计上要求用最短时间连接每一架航班和旅客，缩短旅客的步行距离。机场航站楼中心位置距离每一指廊只有600米，步行时间约8分钟，方便旅客快捷地中转。另由于机场采用单体航站楼，所以中转效率非常高。国内航班之间和国际航班之间中转最短时间为45分钟，国内和国际航班之间互相中转大约60分钟。

据报道称，来往机场交通方面，大兴国际机场位于首都正南方，距天安门广场直线距离约46公里。交通网络采用“五纵两横”形式；五纵是指京开高速公路、大兴机场高速、京台高速、京雄城际铁路、轨道交通大兴机场线；两横指大兴机场北线高速、廊涿城际铁路。

目前共有15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定于下月27日后进驻大兴国际机场，包括南方航空、东方航空、中国国航、中国联合航空、河北航空、首都航空和吉祥航空；国外航空公司包括英国航空、波兰航空、芬兰航空、马来西亚航空、摩洛哥皇家航空、文莱皇家航空、俄罗斯艾菲航空和喜马拉雅航空。

谢选骏指出：大兴机场在北京正南百里，十三陵则在北京正北百里，所以说“大兴机场遥对十三陵”，正好把又歪又斜的北京夹在中间了。

《大兴机场建得有多快？相当于每天盖18层高楼》（2019-09-25 新京报）报道：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天(9月25日)正式通航。北京城建集团大兴机场建设副总指挥李建华曾经参加过北京首都机场T2、T3、也门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四座航站楼的建设。近日，李建华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介绍了大兴机场四年时间从无到有的过程。

刚进场时是一片茅草地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进场施工？

李建华：我们是2015年8月底进场。当时是一片茅草地，周边刚拆迁完，我们在里边走，草有齐胸高。四年时间，一座现代化的机场拔地而起。参与这项工程的所有工人都感觉到很大的成就感。

新京报：大兴机场的施工环境，给施工带来了哪些挑战？

李建华：我们是第一个进入新机场区域的总承包单位，对大兴机场最核心的项目航站楼基坑工程进行施工。这个区域的地质情况不太好，是河流冲积平原。但要求特别高，因为高铁要穿过航站楼，对地基要求特别高，正式荷载加上去之后桩基沉降不能超过5毫米。因为工期特别紧，一万多颗桩要在2月2日全部完成。在10万平方米的基坑中，要把这么密集的桩安装完成，所有设备都是大型设备，怎么保证万无一失，是很大挑战。我们每天有500多台设备日夜奋战，夜里也是灯火通明。最终，我们提前19天完成了桩基工程，没有出现任何安全问题，质量全部达到世界水平。

新京报：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扎哈·哈迪德参与了大兴机场的设计，大兴机场航站楼随处可见“扎哈曲线”的身影，这些优美的曲线给人以美感，是如何实现的

李建华：我们承接了航站楼核心区的施工，整个航站楼的主体结构是城建集团有史以来承接的最重要、最复杂、单体最大的建筑。集团就如何做好结构进行了严格的策划，对整体方案进行了多次论证。

新京报：航站楼巨大的面积带来了哪些意想不到的挑战

李建华：因为建筑面积太大，从停车楼到航站楼有18万平方米，相当于25个足球场大小。怎么能将建筑材料从最边上运到最中心，让所有项目都正常工作，这个问题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困难。

新京报：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李建华：我们专门建了两条轨道，用小火车把建筑材料从外围运到中间来。超大水平面施工的解决方案，没有先例和规范支撑，自己设计研制小火车，经过实验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中国是首创。

新京报：材料运输问题解决后，航站楼主体工程建设有多快

李建华：我们在十个月内建完整个主体工程，相当于每个月完成25座18层高楼。高峰时，每天就要完成一座18层高楼的建筑量。我们用不到三个月时间，完成了屋顶的安装，各种力学结构指标完全达标。今年钢结构评比获得了中国钢结构大奖。世界上隔振垫最多的项目

新京报：大兴机场开通后，乘客可以乘坐高铁和地铁前往机场内部换乘，高铁和地铁将进入航站楼，这给施工带来哪些挑战

李建华：高铁和城铁进入航站楼在世界上是第一次，解决高铁经过时的震动问题不是简单地隔振加橡胶垫。我们在这个项目上用了世界上最多的隔振垫。为了解决列车运行过程中对机电系统的影响，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和论证，进行了样板实验，最终解决了机电系统的安装。减隔震解决后，为了让旅客换乘舒适，在建筑装饰方面，我们也用了大量减隔震措施。

新京报：你们是如何保证创新能力的

李建华：我们从一开始就成立科技中心、测量工作室等，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解决方案。整个团队加起来有120多人。除了创新提升方法外，项目部还使用了测量机器人对提升的位置进行预先测算，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会通过三维扫描仪采集数据，并对比最初的测算数值。最终，钢结构屋面整体误差控制在毫米级，最大变形误差不超过7毫米。大量钢结构的焊接还启用了焊接机器人，确保所有重点焊接部位的实时监控，配合人工焊接和修补，实现了整体钢结构的高质量。

新京报：大兴机场航站楼有多少专利

李建华：专利有四十多项。使用的设备国产化率超过90%，技术肯定都是国产的。

每天节省几万块电费

新京报：从前期参观来看，航站楼智能化程度非常高，你能大致介绍一下吗

李建华：从电器、水系统到空调系统都非常智能，保证这么多人在里面舒服。整个机电系统有108个大的系统，机电管线安装非常规整，在安装的时候，我们用三维图纸给工人进行交底。

新京报：走在航站楼，感觉光线非常好，这是怎么做到的

李建华：大兴机场航站楼是世界上首例大体量智能照明系统，航站楼的照明系统进行了系统性设计，白天基本不用开灯，使用自然光照明。并且，灯具的开关模式更加智能，每个灯都有芯片，可以调整照度。一排灯每个灯都能操作，并且加入大量智能设备，比如人体感性器、震动控制、温度控制等。这样既能保证整体效果，又可以节能。我们整理资料发现，首都机场T3航站楼有2万多盏灯，大兴机场航站楼只有3000多盏，加上投照灯也只有6000盏，减少了70%的灯具。这样可以大大节能，如果航站楼灯每天都开着的话要花10万块。

新京报：航站楼的自然采光是如何实现的

李建华：航站楼内设置了8个C型柱，造型如同一朵朵向上盛开的喇叭花，通过开口造型实现自然采光。C型柱最初设计并不是8个，而是6个。设计完成后，业主单位发现北区部分两组C型柱不能完全保证整体区域的采光，于是重新调整设计，增加了两组C型柱。这也是为什么北区的C型柱密度更大的原因。

新京报：其他方面还有哪些特别智能的体现

李建华：暖通系统的复杂程度在世界上也首屈一指。因为建筑结构很大，空间很大，如果设计不好，底层会特别冷，顶层会特别热。大兴机场的冷风系统，非常节能，用的是超低温高速送风系统。在人员密集区，也有很舒适的感觉。还有行李系统接口特别多，非常复杂。大兴机场在功能实现方面，都经过国内权威机构验收完成。

谢选骏指出：大兴机场相当于每天盖18层高楼，因此被誉为“世界第一豆腐渣工程”。但愿大兴机场是最后的晚餐——作为比喻，那不是耶稣基督的最后的晚餐，而是巴比伦流亡途中的最后晚餐。但愿中国不久能结束这段亡国于苏联的痛史，并为死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亿万怨灵招魂。



【023、党八股与八股党、党股八】


《中国各地高考作文题出炉 吓傻大批网友》（2018-06-07 中时电子报）报道：

小跑步进入考试现场的考生。

据界面新闻报导，大陆各省市今日迎来大学高考，今年也是俗称”零零后”（出生于2000年以后）的学子首次踏上考场的日子。也因为当年“千禧宝宝”的热潮，让今年总报名人数多达975万，比去年多出35万人，让本届高考竞争更加激烈。随着第一天落幕，各地的作文题目也陆续公布，却让不少大陆网友看得头晕眼花，直道“还好我毕业的早，真看不懂这些题目。”

除了跨省份采用的全国卷，还有部份省市选择自行命题，让今年的大陆高考共有8种作文题目，就看大家看看，是怎样的题材会让网友频频摇头呢？

全国卷I：写给未来2035年的那个他

（适用地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和机缘， 使命和挑战。你们与新世纪的中国一路同行，成长，和中国的新时代一起追梦、圆梦。请据此写一篇文章，想像它装进“时光瓶”留待2035年开启，给那时18岁的一代人阅读。

全国卷II：对战机防护

（适用地区：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海南）

全国卷III：根据标语写作

（适用地区：广西、四川、云南、 贵州 ）

1981年深圳特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2005年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7年雄安走好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

北京卷：“新时代新青年”“绿水青山图”

今年北京卷的高考大作文仍然是二选一，要求考生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

1、今天，众多2000年出生的考生走进高考考场。18年过去了，祖国在不断发展，大家也成长为青年。请以“新时代新青年—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2、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优美生态环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期盼。请展开想像，以“绿水青山图”为题，写一篇记叙文，形象展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

上海卷：谈“被需要”的心态】

据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今年上海高考作文题。生活中，人们不仅关注自身的需要，也时常渴望被他人需要，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被需要”的心态普遍存在，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

天津卷：器

生活中有不同的“器”。器能盛纳万物，美的形制与好的内容相得益彰；器能助人成事，有利器方成匠心之作；有一种“器”叫器量，相容并包，彰显才识气度；有一种“器”叫国之重器，肩负荣光，成就梦想……

江苏卷：以“语言”为主题

花解语，鸟自鸣。生活中处处有语言，不同的语言打开不同的世界，比如雕塑，基因等都是语言，还有有声的、无声的语言。语言丰富生活，演绎生命，传承文化。

浙江卷：浙江精神与浙江人

在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滋养下，代代浙江人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浙江故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浙江传奇。作为浙江学子，站在人生新起点，你有怎样的体验和思考？

不少网友在看完今年的题目后，纷纷留言表示，“还好自己已经毕业”、“感觉当年参加的是假高考”、“看完题目想移民”、“还好我早考、否则可能连学校都没有”、“对2020年高考作文感到恐慌”。

谢选骏指出：看来中国的网友确实傻子居多，这样的八股也足以把它们吓傻，难怪一小撮党阀就可以骑在他们头上为非作歹了。其实，这些所谓的高考题目，不过是从党八股变成了党股八，八个名目都是一股，那就是党的屁股。要迎合这些八股党臭气，只要熟读天天造谣的《人民日报》就可以了。人民日报，天天日饱，没有人民，只有日爆——连台湾的“中国时报电子报”都在跟着他日报。党股八，尽情地党股吧，准备着占领台湾吧。那时，港澳台一起学习党八股，一起变成八股党。



【024、党主立宪就是朝令夕改】


《揭穿冯胜平的大忽悠：什么才是习近平愿意考虑的“代价”？》（曾节明 2018.5.20戊戌丁巳壬子于初夏纽约凉州）说：

一直以来，冯胜平在海外以散播“党主立宪”著称，其名言：“民主不是靠运动得来的，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在他看来，所谓民主运动，是应当摈弃的一种“文革式”的思维方式。

（就此，笔者曾在电话里质问冯：那么民主怎么来，等着天上掉馅饼么？）

十九大后，冯胜平的老乡、同学和密友、上海帮师爷王沪宁荣升主管意识形态的常委，冯胜平的“党主立宪”卖唱，自然就更加积极了起来，又是组织海外政协会议，又是赴北京拜见王沪宁，听取指示、、.

冯胜平强调：以习近平为主的“党主立宪”，是中国民主化转型代价最小的道路，而习近平谋求终身制的修宪，正是党主立宪的第一步，因此，对习近平的修宪，反对派人士应该踊跃支持才对。

说冯胜平的忽悠，是瞎子点灯，并不客观，冯每次忽悠，在海外包括大陆留学生在内华人中引发的共鸣并不乏其人，尤其是脑残和渴盼招安当“密使”的伪类们当中。有老牌伪类多次摇唇鼓舌地与笔者争执：你怎么知道习近平就不会成为蒋经国？唉，人是会变的！问题是，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习近平是毛泽东的干孙子（红卫兵），有可比性么？

更有人说：党主立宪怎么不好呢？中国人推翻皇帝以后，祸害到现在，教训难道不深么？为什么不选取党主立宪这条代价最小的路呢？我想请这类浮想联翩的人，首先搞清楚：什么“代价”，是习近平考虑的“代价”？骨髓中浸淫着毛泽东的基因，同时五体投地崇拜普京的习近平，什么时候要“民主转型”了？既然习近平压根就没考虑“民主转型”，又谈何民主转型的“代价”呢？

这就是冯胜平的大忽悠：以习近平寻求“民主转型”这样一个子虚乌有东西为前提，推导出种种似是而非、婀娜多姿的谬论来，是冯胜平惯用的诡辩术。

其实说白了：冯胜平所谓的“代价”，就是中共维稳的代价，因为中共维稳的代价，自然是习近平最愿意考虑的“代价”；而冯胜平所谓的“党主立宪”，就是党主修宪、就是党主一手遮天；反对派都来支持习近平的“党主立宪”，象郭文贵那样不反习、不反共了，当然就是令中共维稳代价最小的选择。

谢选骏指出：自从1954年9月20日颁布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就一直是党主的，而非民主的，1957年的右派分子不满这一点，因此被打成不齿于党群的“狗屎堆”（毛泽东语）。文革和历次整人运动（历次政治运动）就是党主立宪的结果。所以，共产党又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1975年1月17日、1978年3月5日和1982年12月4日通过四个宪法，现行宪法为1982年宪法，并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五次修订。共产党的“人民中国”的历次宪法，从来都是党主的立宪，包括1975年1月17日的文革宪法。所以也可以说，党主立宪就是朝令夕改，党主立宪的结果就是文革。



【025、两个中国都是地方政权】


《台湾5个驻非邦交国办事处被迫更名》2017年6月15日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珮玲表示，5个驻外馆处在中国打压下被迫更名，对此，国民党立委认为，改善两岸关系才能稳定对外关系，不过，时代力量委员则建议，台湾政府应该突破传统外交模式，走出新的道路。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珮玲星期四表示，中国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外交打压，除了拉拢台湾的邦交国，更要求台湾驻非邦交国的馆处更改名称。她说：“馆名里面有中华民国或是台湾的字样，她都会向驻在国政府施加压力，我们的驻馆也一样，在第一时间会向驻在国据理力争，表达抗议或不满，并积极维持尊严及既有权利。”王珮玲还说，中国如此一连串蛮横的打压行径，毋庸置疑已经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看来他已经学会了共产党中国的习惯用语。他还指出，包括驻尼日利亚、迪拜、巴林、约旦、厄瓜多的办事处都被迫改名，其中中华民国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商务办事处已经更名为台北商务办事处。

尼日利亚今年一月和中国联合召开记者会，要求台湾驻尼国的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团更名为台北贸易办公室并迁出该国首都，对此，台湾外交部也提出反制措施要求尼国驻台商务办事处迁离台北。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曾铭宗表示，赞同外交部对等处理驻尼日利亚馆处更名迁移事宜，不过他也忧心硬碰硬的做法，将恶化对外关系，不利于台湾的整体发展。他说：“我觉得基本上两岸关系先做好，才有办法让外交关系渐趋稳定，外交部的动作要更快，预防外交崩盘的情况。”

曾铭宗委员还指出，有媒体报道蔡英文政府今年将积极推动加入联合国，他认为时机不宜，因为这只会让两岸关系雪上加霜，外交部必须审慎评估。

自由时报报道，台湾与巴拿马断交之后，两岸下一个外交战场是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相关部门近来已经密集开会讨论，蔡英文政府的做法将不会像去年那样保守。

台湾外长李大维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今年参与联合国的推案内容，将等世界卫生大会结束之后开始评估。在中国的阻挠下，台湾今年无法出席世卫大会，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对此表示失望及不满，并向世界卫生组织递交了抗议信。

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林昶佐表示，支持政府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不应该再和中国纠缠“一个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他说：“难道我们台湾2300万人选出来的政府代表中国的10几亿人吗？我想这种天方夜谭没有人会支持，包括还可能代表蒙古！务实的、正常的告诉大家我们就是台湾2300人要加入联合国。”林昶佐委员还说，台湾政府未来在发展与邦交国和非邦交国的关系，乃至于参与国际组织等方面，都应该突破传统做法，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台湾在中美洲的重要邦交国巴拿马日前与中国建交之后，台湾外交部表示，目前的20邦交国关系稳固，不过仍然有媒体报道，至少有2到3个国家关系可能生变。

谢选骏指出：两个中国之争，其实就是“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之争”，这一对难兄难弟所争论和争夺的，不过是“谁是地方政权与谁是中央政权”的议题和大旗。

网文《两个中国》（2014年9月13日）报道：

两个中国是一种近现代描述两岸关系或者国共关系的政治用语，特指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现实上作为两个主权国家或政治实体。

老大中华民国，建立于1912年1月1日，为中国同盟会推翻大清帝国所建立的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政体为自由民主制。国体为共和立宪制。建政初期由北洋政府执政；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则以中国国民党为代表。实际统治中国大陆地区至1949年；并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大日本帝国接收台湾。后因国共内战失利，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底迁往台湾，形成两岸分治对立的格局。在1971年前被国际广泛承认，认为其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目前实际控制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东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实际控制省份为台湾省和福建省（金马地区）。在国际交流场合上常被通称为“台湾”，国际组织及机构称之为“中华台北”或“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

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于1949年10月1日，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击败当时中国的合法政权中华民国政府后，在中国大陆（不含港澳）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体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49-1971年间未获国际社会广泛承认，但于1971年后在国际交流场合上常被通称为“中国”。目前实际有效控制中国大陆以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并先后于1997年及1999年从英国和葡萄牙手中取回香港及澳门的主权，设立了2个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特定场合又称为“中国大陆”或“中国内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大陆地区与中华民国治下的台湾地区相提并论时，大陆一般包括香港和澳门）。

两个中国/两岸现状：目前两岸国名为“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虽国号有争议性的相同之外，皆各自有的宪法、国旗、国徽、军队、政府、国会、法院、海关、中央银行、文字、钱币、护照等，互不隶属，各自的宪法互相包括对方领土。

政治主张：1999年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提出两岸关系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或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各方观点

中华民国政府在蒋中正、严家淦和蒋经国三位总统执政时期反对分裂中国及台湾独立。退守台湾后，中华民国政府在外交上采取“汉贼不两立”的政策。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议题中，曾希望接受“双重代表权案”，形成两个中国，但因表决失利而被迫退出联合国。

1999年，李登辉总统执政后期提出两国论，此时两个中国的问题逐渐激烈。陈水扁总统执政时则强化台湾本土主体意识，两个中国的问题逐渐被一中一台的问题所取代，此时对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反台独”成为主要目标。

2008年，马英九总统执政时再度提出了一中各表，重提在台湾仍受争议的九二共识，并认为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并非国与国的关系。中华民国政府又重新公开宣称对大陆地区拥有主权。2012年5月，马英九连任就职时，又提出了“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的说法。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表示，“马英九先生阐述的是他一贯的大陆政策，我们并不感到意外”、“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没有改变，两岸不是‘两个中国’，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民主进步党则拒绝承认此观点。

2019年5月9日，郭台铭在谈到北京当局不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大会时表示，就是因为蔡英文总统不承认九二共识造成的，但他认为，九二共识不够，原意是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中国是两个中国，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中各表才会承认九二共识。郭台铭的两个中国主张立即遭到同党党员前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前总统马英九、前新北市长朱立伦等人反对。前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认为“两个中国”不符合九二共识与中华民国宪法。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和前总统马英九认为一中各表不能表成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一中就是中华民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立以后，在国际上就出现“两个中国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新中国）和中华民国政权（旧中国），双方政权在法理上又在国际社会代表权上只承认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其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与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必要条件，反对“两个中国”、坚持一个中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列为两项对台湾的最基本政策，几乎任何涉及两岸问题的官方文件及发言都会提及反对“两个中国”、坚持一个中国。任何一个国家一旦与中华民国政权建交，就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刻断绝外交关系，以避免出现“两个中国”或一国两府的问题。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与中华民国并述时，一般称为“大陆”与“台湾”。

1949年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沙特阿拉伯等国等即陆续提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一台一中）的概念、构想与策略，以期反映现实并寻求台湾海峡两岸政府与人民均于联合国各自获有席位或“双重代表权”的方案。美国政府则于1958年起更正式确认此立场。

1979年1月1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并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表示“认识到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第42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任内曾于1998年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第43任总统小布希曾经表态不支持台独。第44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则表示美国政府坚定承诺一个中国政策，针对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就职前，于2016年12月3日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通电，引发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惯例松动，针对白宫记者会上记者提问，奥巴马回应表示：“美国、中国以及某种程度上和台湾之间，长久以来有个协议，就是“不改变现状”（to not change the status quo）；中国视台湾为其一部分，但承认自己必须视台湾为一个可以用自己方式做事的“实体”（entity）来接触，台湾人同意，只要他们能继续以某种程度的自治（autonomy），就不会进一步宣布独立。”。

从1920年6月到10月，毛泽东撰写了一系列主张“湖南独立”的文章投稿到《大公报》。计有：《湖南人民的自决》（1920年6月18日）、《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1920年9月6日至7日）、《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1920年9月26日）、《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1920年9月30日）、《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

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撰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主张中国分裂为二十七国。毛泽东1920年10月于大公报发表：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从字面上将湖南省的“省”字改成“国”字，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

湖南共和国由中国湖南境内左派人士所推动，以毛泽东、彭璜、张文亮为首。由省建国的主张与联省自治的理想完全不同，联省自治主要希望各省自行改革后共组一个新的中国；由省建国则采分离主义，主张建立湖南共和国，彻底否定中华民国存在的必要。此类左派人士受到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的影响，认为“大国分裂为达到世界大同的一个必然过程”而“湖南共和国的建立是实现……世界大同的一种手段”，故主张湖南与其余各省应由“中华民国”的版图中全部分离独立出来。为达成独立建国的目的，他们倡言民族自决的原则以创造湖南人独立的民族性，而形成适合自行建国的理论（省民自决主义）。

1926年到1928年国民党北伐时期，曾出现两个中国政府的现象。北京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据南北，各自自立自认为法统的军政府。

1931年，中共曾在中国大陆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形成了两个中国政权并存的局面。毛泽东、项英、张国焘联名于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清楚表明在一个中国疆域内有不同的两国，并将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府作为目标：“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相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国家的反革命政权机关。另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他具有绝大威权打击着国民党军阀政府由崩溃走到死灭，他一定要很快取得全中国革命的胜利。”

1954年，在希腊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全会上，经与会成员表决，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席位得到承认。同时国际奥委会继续承认代表中华民国实际统治的台澎金马等地区的“中华奥委会”。会中以23票比21票通过承认两个中国奥会，是年9月出刊的奥林匹克公报曾出现两个中国会籍的记载，分别是中华民国的“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Comité Olympique de la République Chinoise”。

1950年代，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出于对亚太安全的考虑，肯定了“两个中国”的概念。而基于民族主义立场和维护中华民国“法统”的需要，蒋介石坚决反对“划峡而治”、“两个中国”。在夺取对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之后，中国共产党自然也不希望看到敌对政权和自己分享同一个国号；为了夺取“正统”地位，不惜采用武力“解放”台湾。

1954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意图攻打台湾。1955年1月28日，新西兰向联合国提案，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行动称为“国际冲突”，请求联合国出面“斡旋停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宣称：“如果美国政府以为可以用战争威胁来吓倒中国人民，来使中共承认‘两个中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侵入台湾海峡的行为合法，那是梦想。”另一方面，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明确表明反对这一提案。他担心“中共进入联合国，形成‘两个中国’，直至台湾被中共接管”。次年二月八日，蒋介石发表长篇演讲驳斥“两个中国”：“有人说台湾地位还没有确定，妄想在停火后另行寻求所谓解决的办法。这种说法不仅是违反法律，而且是完全抹煞事实的谬论。”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再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

1955年，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向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翰·埃利森提出“两个中国”之构想，并认为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则“确信台湾人民会向世界表示不希望被共产党统治之意思”。此议应来自同年日本外务省之报告《“两个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中提到由《旧金山和约》的主要当事国以《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审查地位未定的台湾领土最终的归属。也就是以台湾住民（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居台湾的住民）自由表态下所决定的方法为审查结果，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台湾的归属。

1958年11月初，中共发动“八二三”炮战后，约两个多月，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访问台北。同月中旬，杜勒斯与蒋介石在秘密会谈中，建议蒋放弃金门和马祖，两岸以台湾海峡中线为界，划分两个国家，美国分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并永远保留并履行美国和中华民国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严辞反驳道：“金门马祖是我反攻大陆的前沿基地，我决不撤退。我中华民国要消灭共党，光复大陆，统一全中国。请你将我的话转告艾森豪总统”。毛泽东听完这个“情资”之后说：“蒋委员长毕竟是蒋委员长，他敢于当杜勒斯之面顶住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证明他仍然是个伟大的民族主义者。”（1958年12月在北京听陈毅传达）

1959年10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一次高层内部谈话中，透露美国向北京提出，以“两个德国”的模式来搞“两个中国”。毛称：“他们（指美国官员）说，德国有东德、西德两个，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我们说，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的规定，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华民国。蒋介石失败后跑到台湾，在台湾建立政府。全世界还有许多国家同台湾当局有外交关系。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1959年11月中旬，在北京听廖承志传达，收藏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

1960年代日本的“一中一台”方案，当时主要是为促进与大陆的贸易关系，调整对台政策。1963年，日本外务省国际资料部长就曾指出，“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对全中国的领导权将是造成远东不稳的根源”。1964年，外务省在其内部报告《有关日华关系的内部考虑》一文中提出“一中一台”以维持台湾在联合国席位，而台湾应该举行居民公决。

1964年1月27日，法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席位将被取代日趋明显。第二天，日本外务省即制成《台湾问题研究课题案》(极秘)，希望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将同为自由主义阵营的中华民国继续留在联合国内。该文件一改以前承认中华民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说法，提出要基于“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想法，在水面下推进维持中华民国的联合国会员资格的工作。

1964年3月，日本外务政务次官毛利松平访问台湾，在与蒋介石会谈时，提出了日本政府的“一中一台”。蒋介石表示“反攻大陆、统一中国”的坚决态度，并称“随时准备退出联合国”，拒绝日本政府的方案。同年7月，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沈昌焕对来访的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明确表示：“两个中国以及类似的想法都是不行的”。

1964年12月，监察委员曹德宣在《自立晚报》发表《扫除虚伪和不诚实》，认为“韩战前后，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这绝对有利，因为所有西方国家认为中共是侵略国。但是如今国际形势已经改变，法国公然承认共匪……建议改采两个中国的政策，“绝对不可以意气用事愤然退出联合国”，结果遭中国国民党开除党籍。

1965年1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佐藤荣作访美，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就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成功进行核试验后的对华政策进行交流。在会谈前，佐藤提出：“为了远东安全，希望以‘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外务省美国局参事官的文件中记载“维持与台湾关系现状的同时事实上承认共产党政权，制造‘两个中国’”的内容。由于当时美国极力“反共”，自己不承认也不允许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构想才未能实现。

197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美国新闻界人士指出：“蒋介石也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也反对制造一个中国再加一个‘台湾独立实体’，也就是‘一中一台’。我们跟蒋介石联合过，也敌对过，我们打了几十年，但在这一点上有共同性，都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外国只能承认一个中国。现在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总会找出办法的。”

1971年12月，雷震撰写《救亡图存献议》，提出政治十大建议，希望蒋中正政府速谋政治、军事改革，以民主化方式应付危局，并要求将国号改为“中华台湾民主国”（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他认为成立中华台湾民主国才是唯一出路。

2020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候选人郭台铭在谈到北京当局不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大会时表示，就是因为蔡英文总统不承认九二共识造成的，但他认为，九二共识不够，原意是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中国是两个中国，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中各表才会承认九二共识[30]。郭台铭的两个中国主张立即遭到同党党员洪秀柱、马英九、朱立伦等人反对。洪秀柱认为“两个中国”不符合九二共识与中华民国宪法。朱立伦和马英九认为一中各表不能表成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一中就是中华民国。

双方异同——两岸尽管在国号上争议明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均认同“中华”。

中华民国政府认为两岸问题本质上与东西德问题相似，均属东西方冷战产物。中华民国总统第七任总统蒋经国表示：“台湾海峡两岸的竞争不是政党之争，而是生活方式之争。我们奋斗的目标是为有中国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繁荣的中国，我们为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选择。”

谢选骏指出：上述的争议十分无聊。因为无论怎样争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中国，都是地方政权，没有一个是中央政权；即使他们改名了，一个叫“北京共和国”或“雄安共和国”，一个叫“台北共和国”或“台湾共和国”，——他们都没有“统一中国”，所以都算不上名符其实的“中央政府”。至于“台湾共和国”的说法和“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说法，好像不同，但其实都是想把台北变成一个新的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的尝试。



【026、邓小平发动军事政变】


《与首度弹劾特朗普时截然不同 共和党参院领袖喊话同僚》（彭博/界面 2021-02-10）报道：


据《联合早报》2月10日报道，彭博社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称，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正在向参议院其他共和党人示意，对前总统特朗普弹劾案的最终投票是一件关乎良心的事。

他们指麦康奈尔还进一步表明，在弹劾案是否符合宪法的表决中投了反对票的共和党参议员，仍然可以在最终投票时对弹劾特朗普投下赞成票。

这一立场与麦康奈尔处理特朗普的首次弹劾截然不同。

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正在向其他共和党人示意，就唐纳德· 川普弹劾案举行的最终投票是一件关乎良心的事，对弹劾审判的合宪性持有异议的参议员仍可投票认定前总统有罪。

其中两位知情人士说，尽管这位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周二赞成宣告参议院审判一位前总统不合宪法，但他仍表示自己尚未下定决心这票自己要怎么投。

这一立场与他去年首次川普弹劾案时的态度截然不同。上次弹劾案审判一开始麦康奈尔就宣称，他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公正的陪审员。

众议院针对川普的单一弹劾指控罪名是煽动暴乱，理由是这位前总统牵涉1月6日暴力冲击国会大厦事件的所作所为。参议院认定这一罪名成立的可能性很小。定罪需得到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议员的认可，那也就意味着参议院所有民主党参议员外加至少17名共和党参议员需要投下赞成票。

周二只有六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认定参议院审判程序合宪，虽已足可满足推进审判所需的简单多数支持，但同时那也表明大多数共和党参议员不想投出不利于川普的一票。

网民评论：

A：如果这么说，中国的64事件难道没有造成很大的暴力后果吗？怎么在西方就被认为是民主的抗争呢？明明是更大的暴乱。还有去年夏天的BLM，又烧又打的，有不少人都带武器了，各大媒体和民主党都声援了，那也是暴乱，声援鼓动的也该负起责任来。

B：混淆是非！六四事件，民众一直是和平示威，我人在北京，当时北京的社会秩序比以前更好，更安全。当年人民日报有良知的记者报道了文章"北京人的公德意识"详细描述了当年的北京状态。暴力是军队进入北京以后才发生的。赵紫阳发表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解决问题的讲话，邓小平反之道而行之，绕过全国人大和党中央，违法他自己制定的宪法和议事规则，以军委主席的身分调动军队增压，是赤裸裸的军事政变。

trump在选举失败后，利用总统权力，越权公检法干预选举作弊调查。在那些编造的选举作弊证据被所有法庭驳回，所有调查结论都没有发现作弊，所有trump的证据在事实面前都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继续鼓动支持者冲击国会，企图改变选举结果。暴力行为得到组织者支持，而且事后trump拒绝谴责暴力。我不支持BLM，而相信all life matter。但blm的暴力不是来自组织者，而是企图浑水摸鱼的犯罪分子。



【027、低端人口就是阶级敌人】


《北京租户遭驱离 受影响者不止“低端人口”》2017年11月27日报道，外来人口被视为“低端人口”：

周末以来，大批北京基层民众被逼迁离居所，遭网络舆论质疑是“清理低端人口”。然而有北京市民指出，这次排查的清理范围，不止“低端人口”，一些居住条件较佳的公寓，与居于其中的白领住客亦受到波及。

在北京从事出版业的白领莫先生（化名）也是被逼迁的民众之一。

莫先生向BBC中文表示，他与室友居于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四环）一幢公寓，该公寓居住环境佳，单位租金数百至一千多不等。

大兴大火发生约一周后，有来自乡政府的人员在莫先生居住的公寓门前张贴告示，要求住户在三日内迁出。

接到清拆通知后，莫生先找到了另一住处，但租金较原居“翻了两倍”。据他所知，一些租客需要搬到六环的农村房子，或直接回乡。

莫先生在出版社的一名同事，亦受到今次排查行动影响，被要求数日内迁离租住的公寓。

今次事件的舆论焦点在“清理低端人口”一说，但有迹象显示，排查的范围不止基层与外来人口，一些白领阶层与本地人亦受到影响。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向BBC指出，自己一名学生，已经博士毕业成为大学教师，但他所租住的房子也在清理范围，被勒令在一周内搬迁。

“他是‘高端人口’了吧……这种对人权的侵犯，今天可能是别人，明天就可能是你。”

中国应如何处理外来人口问题？

北京大火后安全整治 官媒否认借机清理”低端人口”

“是上面通知下来要拆”

莫先生质疑，当局今次“安全排查”的执行范围“有些模糊，并没有明确哪些需要拆”。他所住的这所公寓，与起火的大兴公寓不同，并非由仓库改建，居住环境不错，认为即使是符合安全要求的房子亦会被拆。

莫先生的房东根叔（化名）则称，接到拆卸通知前，当局人员曾到公寓巡查，没有查出公寓有任何安全问题，但数日后再访时即在公寓门前贴出告示，要求住户在三日内迁出。

莫先生居住公寓的租户，被勒令在三天内迁出

在根叔的请求下，乡政府人员答应将限期延至月底，但一直不清楚具体拆卸公寓的理由，对方仅称“是上面通知下来，必须要拆”。

根叔与另外数名股东合作承包公寓经营出租业务，若公寓被拆损失很大，在赔偿安排方面，当局没有任何说法。

根叔表示，公寓居住的租客以上班族为主，有少部份更是北京本地人。目前已找到地方落脚的租户不到一半，很多租户“找不到地方住，还在外面跑”。根叔自己亦居于公寓内，现在无法继续经营出租生意，只能离开北京回乡。

谢选骏指出：“莫先生”错了。受到清查的，并非“不止低端人口”，而是“低端人口”的定义是可以随时更改的，就像“阶级敌人”一样，最后连共产党人和国家领导，都可能变成“阶级敌人”或“低端人口”。“莫先生”的无知，说明华人大众的无知与可悲，他们好了疮疤就忘了疼，完全无视历史教训，以为历史不会重演……其实呢，历史只是换了不同的面具和名词，在不断重复的。华人大众就像毛泽东批判时林彪说的那样，不读书，不思考，没钱就乞讨、革命、下海，有钱就吃喝、名牌、赌博，办事情一窝蜂，出国——海归，进城——返乡，永远在平面上运动，从蓝蚂蚁变成了花蚂蚁，仅此而已，结果呢，只能一起跌入陷阱。而不论蓝蚂蚁还是花蚂蚁，连名字都是假的，自己放弃了独立人格。



【028、低端人口与南北朝政治】


《北京这回彻底傻眼 看人家上海悄悄动手》（2017-11-27综合新闻）报道：

一点人生经验：闷声发大财

上海这些年也在清理低端人口，但宣传口上是拆除违章建筑。违章工业厂房。没有厂证的厂房仓库一律拆除。绝口没提清理低端人口。

大家知道一旦工业厂房被拆。一些作坊，小工厂必然搬迁。围绕这些产业拌生的，很多周围上班的工人，乃至配套的小卖部。饭店。之类都会随着这些工厂而自动搬迁。很正常，你在大兴住着群租，不可能在海淀干服务员，卖煎饼果子吧？

大家可以搜搜去年上海合庆镇搞得这场拆迁运动。

当时上海市说要把合庆镇打造成能让白领夜跑的魅力城镇。

环保加所谓的产业提升。

丝毫没有帝都这样的舆论。

当时主要还是骂上海市政府为了环保乱拆之类没有所谓清理低端人口的任何思想。

比帝都这次上来就打着清理低端人口的说法。强太多了。可能本身就是担心黑，小作坊。工厂带来安全隐患导致火灾发生。但打着清理低端人口的说法。再怎么说我是为了你好，也是让老百姓愤怒了。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人员煽风点火。彻底失了民心，搞的和群众，人民对立的程度！所以说事后追究责任应该严厉处罚提这个口号的管理者。

上海拆违章之后，周围的太仓昆山厂房租金涨了一倍，赶人效果明显。

贴个去年一个新闻，大家注意，这个文章写的很有水平，上来说只拆无证的违章建筑。再着重说当地人民群众不堪周围工厂噪音污染之类。完全没提帝都这种清理低端人口的nc说法。但结果确是这样想这些厂房工厂搬迁，周围的这些群租人员自然搬走了。

北京政府就太糙了

浦东新区明确上半年基本完成合庆镇辖区内G1501以东无证建筑整治。浦东坚持打好合庆镇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

浦东新区合庆地区环境综合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目前合庆镇辖区内G1501高速以东地区还有无证建筑123万平方米，环境整治工作任重道远。1月10日，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吴福康在浦东两会召开期间带队走访合庆地区，明确表示下一阶段浦东将着力抓好四点工作，在今年6月30日前基本完成G1501以东地区的无证建筑整治工作。

昨天中午，在浦东新区合庆镇勤奋村，施工人员正对村内一块1万平方米左右的无证建筑点位进行拆违，周围仍有不少无证建筑存在。勤奋村九队村民黄老伯表示，这片无证违建原是一家冷作车间的厂房和办公楼，该厂已经存在20多年，长期噪音扰民，让村民早晚不得安宁。吴福康当场响应表示，类似的无证厂房和建筑在合庆还有不少，在浦东其它地方也有，区委、区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集中整治，立即解决无证建筑扰民问题，早日还老百姓一个优美、宜居的环境。

在朝阳村原朝阳锻造厂厂址，施工人员正在拆除最后一片厂房区域。该厂面积达5万平方米的无证厂房经一周左右的拆违后将于近日全部拆除，春节前完成复垦，未来将作为隔离白龙港污水处理厂的防护林。浦东新区三违整治办副主任陈会润介绍，该厂已有30多年历史，厂房均属于历史无证建筑，这样的情况在整个合庆地区还有很多，正是浦东下一步要加大力度集中整治的重点内容之一。

1月6日，市委书记韩正再度暗访合庆后，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区长孙继伟就合庆地区环境仍旧存在的问题立即召开专题会，研究并指示合庆环境综合整治下一阶段工作。1月8日，合庆镇召开中层以上干部现场会，动员2016年合庆环境综合整治总体工作。1月9日，由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吴福康牵头，相关委办局再次召开专题会，明确合庆环境综合整治整改措施和下一步工作方案。

吴福康表示，按照市委四个必须的要求，浦东着眼于补短板、促转型，全力推进合庆地区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经过市、区、镇的共同努力，整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不过，前一阶段合庆地区的拆违整治主要集中在人民塘两侧，以及诸如海升地块30万平方米成片违建等连片成块区域，对于区域内零星分布在腹地的无证建筑还来不及进行大力整治。因此，当前合庆地区的环境情况距离市委的要求、老百姓的期待还有很大差距，而这种差距正是浦东进一步推进合庆环境综合整治的内在动力。

针对目前合庆环境仍存在的问题，吴福康介绍，下一步合庆环境综合整治将主要抓好四项工作。首先，对媒体曝光的两大问题要立即整改：对海升公司地块右侧正在招租经营的违法建筑及凌白公路边长高长胖的违法建筑，力争春节前全部拆平；对工业污水直排河道的企业要加强执法，该罚的罚，该停的停，绝不手软。

针对G1501以东123万平方米的存量无证建筑，吴福康介绍，浦东新区将在全面大排查、大排摸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梳理，然后量化到每个点位、具体户数、具体个人，竭尽全力进行集中整治，争取在今年6月30日前，该地区无证建筑的整治得到明显改观。今年6月以后，浦东新区将着手研究启动G1501以西地区的环境综合整治。

为确保合庆地区新增违建零增长，下一步浦东新区将一手抓整治，一手抓执法，建立健全整治后的长效常态管理机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同时，对违建拆除后的地块及时进行种树补绿，年内启动合庆郊野公园建设。

吴福康表示：浦东有信心、有能力，来啃环境整治这根硬骨头，来补这块短板。目前浦东已经明确将合庆地区的环境综合整治作为契机，掀起全区环境专项整治的新高潮。具体做法是，由新区相关领导分别牵头负责、包干实施、强力推进，按照连片整治的原则，把合庆及曹路相关地区、迪斯尼外围区域、三林镇外围城郊结合地区、老港地区及大治河两岸等区域作为今年新区环境综合整治的重点区域。

和一位北京市区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对话：

鉴于真真假假的有些人会因此而困惑，我给你们明白的讲一讲。

第一，如同很多网友已经指出的，低端人口一词严重违背我们的初衷，放哪都是说不过去的。很多人已经说的很明白，我就不细说了。

第二，令人愤慨的是粗暴的一刀切式的治理方式，而不是治理本身。就拿群租以及违建来说，存在几十年了。治理的上策是多盖房子，让尽可能多的人有安家之所，中策是采取长期一致的政策，限制违建，坚决治理。现状是几十年口头说说，放任发展壮大，说治就让人三五天搬家，不搬的物品视同放弃。如果全北京都采取这个一刀切的办法，起码几十万要在这几天里找住处，人为制造混乱。

第三，驱赶低端人口本身就违背经济发展规律。集中才能更有效率，城市化，大城市化是大势所趋，应该做的是怎么解决人口集中带来的问题，而不是本末倒置，限制人口集中。另外我们的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以及国家的科技水平，国际地位决定了国内很多劳动力只能从事低端产业，同时即便是首都也需要大量体力劳动者来建设，中低收入的市民也希望生活成本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第四，法律问题。即便如此这种粗暴的方式也是不能完全找到法律依据的。更何况很明显的是这种治理的初衷并不是要打击违法者，而就是完成清理任务。依法治国的想法本身固然很好，但也要看到普遍违建现象的存在就是之前无作为和乱管理的结果。如果把问题换到马路乱停车等和高知的利益相关的问题，想必大部分高知分分钟能想通。

谢选骏指出：上文文章的作者可能不会知道，早在百年之前，就有了“京派”和“海派”的区别。“京派”和“海派”的区别，不仅是“土气”和“洋气”的区别，而且还是“北朝”和“南朝”的区别。“京派”和“海派”的区别，在整治低端人口的手法上也体现了出来，实际上，“低端人口”的说法，正好体现了北朝政治的特点，而南朝是不会这样看问题的，当然也不会这样处理问题的。因为北朝一般是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汉人的地区，所以天然带有歧视和镇压的态度，看待下层为被征服民众，处理方式也就简单粗暴，类似游牧民族——从匈奴到红军都是如此。而南朝一般是南下汉人统治多数当地土著的地区，所以比较温和，注重教化而非镇压。在当代，共产党扮演的正是少数民族征服者，所以，不镇压行吗？但是在南方，尽管同样奉行了镇压政策，但由于历史上海派文化与南朝政治的影响，自然要更加人性化一点。这个区别，在清末就体现出来了。那时南方的封疆大吏纷纷自保，与北方的清廷划清界限，甚至在辛亥革命中纷纷宣布独立。把北洋军阀彻底孤立了起来，让袁世凯有理由压迫清朝禅让了政权。



【029、第三中国的奠基学校】


《马云释放出了极其危险的政治信号》（2017-04-22 凤凰国际智库）说：

如果说以前的资本巨头还是以各自利益为战的话，湖畔大学的产生，则标志着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资本巨头们有着合流的趋势。这是他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局的新应对，也是这些精英前台人物不甘于被操控的命运而要想“独立自主”而建立的新组织。

号称世界第一的湖畔大学

湖畔大学，号称由马云、柳传志、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锋等九名企业家和着名学者等共同发起创办。

但从其运营来看，教务长是阿里巴巴的曾鸣，基地设在杭州，马云为校长，毫无疑问，这是以马云为核心的一个新组织。

湖畔大学从2015年开始第一期招生，第一届主要方向是互联网方向的创业精英，录取36人，以80、70后居多，其中既有王利芬这样的业界名人，也有汪小菲这样的明星型富二代。

2016年第二届的招生扩大到传统行业，录取39人，学生年龄也达到了37.3岁的“高龄”，里面既有像杭州外婆家吴国平、西贝贾国龙这样的餐饮界大腕，也有58同城姚劲波这样的互联网创业成功人士，有顾家家居顾江生、科大讯飞胡郁这样的各自业内的领军人物，有霍英东的孙子霍启文这样的富三代，其中更是有8家上市公司，12家年营收5亿以上的企业；2017年的招生范围进一步扩大，设计医药医疗、保险金融、投资、食品、日化、家居、通讯、教育、互联网、新能源、智能制造、新科技等12个社会重要领域的企业，几乎囊括了国家经济的方方面面。

第三届符合初审的报名人1080人，湖畔大学重点走访了300多家，最后录取了44人，录取率4.07%，而世界竞争最激烈的斯坦福大学录取率为4.4%，因此湖畔大学教务长曾鸣称湖畔大学是世界第一。

湖畔大学规划占地面积的新校区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预计2020年投入使用。届时招生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除了CEO班，逐步开设CTO班、CPO班、CFO班，甚至研究“企业二代”如何接班。

湖畔大学的野心

在挑选学员方面，除了设置了“三年创业经验、三十名以上员工、纳税三年，并拥有三千万营业额”的基本门槛，湖畔要求报名者必须有三位保荐人，其中至少一位指定保荐人。

保荐人是什么鬼呢？应该嫁接自中国传统曲艺圈的收徒制度，相声行业如果一个人想拜师学艺，需要引师、保师，引师***介绍人，师徒之间他需如实介绍有关情况，师徒双方都满意才行；保师就是起到个保证作用，既保证师父耐心传艺，又保证徒弟认真学习，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夯实基础；保荐人制度，说白了，就是混圈子，要进入这个圈子就必须有合格的保荐人，要保证这种关系的牢固性。因此湖畔大学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道解惑的学校，而是一个圈子，是一个牛叉商人的圈子；按照马云的设想，未来的中国500强企业中，应该至少有200强出自湖畔大学，这是一个极具野心的规划，意味着湖畔大学要成为未来中国经济顶级精英的“教父”；2017年湖畔大学第三期开学典礼中，马云更是提出了“为市场立心，为商人立命，为改革开放继绝学，为新经济开太平”的宣言，这意味着马云不仅仅要当中国经济的教父，还要当圣人，要万世师表。

不仅有湖畔大学，马云旗下的云谷学校还在进行经济精英下一代的培养，从父到子，一揽子教育计划，彻底改变未来中国经济人的大脑。

这是一个伟大的计划，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东林书院，帝国危机之源

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位于今江苏无锡市，是当时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的地方。后废。

明朝万历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由东林学者顾宪成等人重新修复并在此聚众讲学，他们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引起全国学者普遍响应，一时声名大著。

顾宪成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更是家喻户晓。有"天下言书院者，首东林"之赞誉。东林书院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区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

正是这个标榜“读书、讲学、爱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东林书院，在组织讲学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东林党”，也正是东林党，敲响了明帝国亡国的丧钟。

东林党实际上成为当时地主、商人、官僚的代言人，他们鼓动商人不纳税，以“藏富于民”的名义让中央财政空虚，而官商阶层占有巨额的社会财富，最后的结果是崇祯皇帝打仗没有钱，眼睁睁看着满人入关，亡国；官僚商人与女真人做买卖，其中铁器火药交易又是重要的交易对象，这直接导致了女真人军力的崛起；东林党显着的特征是：以讲学的名义聚集势力，最后这个学院不仅在朝廷里有大批的东林党高官，还在江南地主、商人阶层有广泛的支持，最后形成了官商大合流，成为明帝国的一个巨大毒瘤。

这个毒瘤已经形成一个生态，他们在言论上以清流自居，掌握了话语权，在政治执行层面上有官僚系统的支撑，在基层有经济领域商人地主的支持，真正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言有言而呼风唤雨。

湖畔大学，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

毫无疑问，湖畔大学现在也是一个讲学的地方，建立这个大学的精英们都是掌握着巨大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资源的中国经济领域的牛人，这些牛人背后更有着复杂的利益权力交织。

如果说以前的资本巨头还是以各自利益为战的话，湖畔大学的产生，则标志着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资本巨头们有着合流的趋势。这是他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局的新应对，也是这些精英前台人物不甘于被操控的命运而要想“独立自主”而建立的新组织。

不管这个组织的口号有多诱人，目标有多伟大，但其中的风险已经不言自明。这些社会商界精英的抱团后面有着什么样的演变，已经变得可以预见：商、官合流，形成新的生态，这个新生态系统的后面，必然有着更大利益诉求。

这个利益诉求是什么呢？

黄埔军校之后的北伐

黄埔军校的建立注定与以后的北伐战争相联系，孙中山从最初开始筹办军校起，就是为以后扫除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作准备的，因此它的建立对以后的北伐战争产生重大的影响。

北伐战争中北伐军将士牺牲了大约7.5万人，其中黄埔军校的学生牺牲大约3万人。

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才荟萃，不胜枚举。如共产党内周恩来、陈毅、林彪、陈赓、罗瑞卿、叶剑英、项英等都出自于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校长是蒋介石，如果没有黄埔军校的底子，这个来自浙江溪口的小个子，绝对不会有后来的政治成就。

马云2017年湖畔大学第三期开学讲话：湖畔大学前十年，我们希望所有进入这个学校的人，你们就像黄埔一期二期一样，认认真真、脚踏实地，到这里跟我们一起建立这么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已经不是一个民营企业学校，这个学校更不会小到说我们跟国有企业去竞争。——更大的诉求是什么？似乎已经不言自明。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章忧心忡忡，因为意识到“改朝换代已经迫在眉睫”了！保定军校结束了清朝，黄埔军校再建了民国，抗日大学结束了民国，现在这个湖畔大学作为马云校长自己类比的“黄埔一期二期”，到底肩负着再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命，还是肩负着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命？在我看来，湖畔大学不论肩负着“再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命，还是肩负着“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命，它都是“第三中国的奠基学校”！因为不论“再造”还是“结束”，改朝换代的车轮已经滚动，它的隆隆巨响即将淹没一切次要的差异，把巨大的中国再次推向历史的跑道。那里的指向最终就是第三中国——一个统一了海峡两岸和中国失地的新王国。



【030、第三中国的首都最好在哪里？】


网文《与其迁都，不如适当分散首都的功能》（葛剑雄2007年11月27日）说：

近年来，不时有人提出中国是否应该迁都，迁到哪里这样的话题，有的还有很具体的理由和规划。最近又有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博士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认为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建议将首都迁往长江中下游华东某中小城市”。 

兹事体大，不妨先看看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有哪几次迁都，成败如何，对当时和此后的历史产生过什么影响。 

历史经验：为什么要迁都？ 

在中国历史的早期，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还是夏朝、商朝，迁移是生存和发展的经常性措施，也是对付天灾人祸的有效手段，所以迁移和迁都相当频繁。其中见于文字明确记载、影响最大的一次迁都应为商朝的盘庚迁殷。大约在公元前18世纪，商朝的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了殷(今河南安阳殷墟一带)。关于盘庚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作过种种推测，不外乎躲避黄河水患，土地肥力减少，通过迁都“去奢行俭”，保持一种比较节俭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作为游牧民族的残余的习惯性措施。从迁都后盘庚发表的训词看，迁都之举曾引起贵族们的反对和恐慌，经过盘庚强有力的劝告和镇压才在新都安定下来。但此后的二百多年间，商朝的首都再未迁移，以往那种不时迁都的历史从此结束。 

公元前880年，周朝的首都由镐京(今西安市一带)迁至洛邑(今洛阳市)。这是因为镐京一度被犬戎攻陷，都城受到很大破坏，而且由于周天子势力衰落，此后也难抗御犬戎的入侵，只能东迁至相对安全的地方。这类因在军事上处于弱势而不得不以迁都寻求一时安全的办法以后还多次出现，如战国时楚国的都城由郢(今湖北荆州江陵)迁至陈(今河南淮阳)，又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面对蒙古军队的入侵，金朝的首都由燕京(今北京)迁往南京开封(今开封)，末年又迁至蔡州(今河南汝南)。更严重的是，因国土沦丧，原有的都城已为敌方所占，要继续存在，自然只能迁都。如东晋建立时，西晋的首都洛阳已非晋朝所有，只能迁都于建康(今南京)。南宋建立时，北宋的首都开封也已被敌方控制，只能以杭州为“行在所”(临时首都)，一直“临时”了一百多年。 

另一种情况，是权臣或军阀为了进一步掌握政权，迫使皇帝将首都迁至自己易于控制的地点。如东汉末年，董卓强迫汉献帝由洛阳迁往长安，以后又迁至曹操控制的许(今河南许昌)。北魏末年，高欢逼朝廷由洛阳迁至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唐朝末年，朱温迫唐昭宗由长安东迁洛阳。这类迁都，完全是夺取政权的先声，不惜以破坏摧毁原有首都为手段，造成巨大损失。 

在和平时期的迁都则主要考虑国家的安定和某一方面发展的需要。如秦国的首都从平阳(今陕西宝鸡东)迁至雍(今凤翔)，又迁至栎阳(今西安市临潼区北)，最后迁至咸阳(今咸阳市西北)，适应了东向扩张发展的战略。汉高祖刘邦已定都洛阳，听了张良和娄敬的建议后，立即迁都关中，并新建长安城作为首都。光武帝汉秀恢复汉朝(东汉)后，为了就近得到粮食和物资的供应，便于得到自己的政治基础南阳地区的支持，定都于洛阳，而不是恢复西汉的首都长安。北魏孝文帝为了从根本上实行汉化，将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南迁至洛阳，使政治中心深入华夏文化的中心，将鲜卑人的主体置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明成祖朱棣在拥兵南下篡夺政权后，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虽然不无巩固自己根据地的考虑，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对抗蒙古的威胁——将首都置于接近边疆的险地，使国家不得不保证前线的军事实力。而清朝由沈阳迁都北京，完全是顺应了由边疆区域性政权向全国性政权的转变。 

由于古代没有机械交通工具，运输条件相当困难，而首都又不可能完全服从经济布局，粮食和物资的运输始终是一大难题。由于主要的粮食产区在关东和东南地区，为了便于运输，首都的位置不得不逐渐东移，由长安至洛阳，至开封。元朝定都北京后，打通南北大运河，维护运河漕运，就成了朝廷的头等大事。此后明、清两代能在北京建都，都离不开大运河输送粮食的作用 

不顾地理条件和实际可能，盲目定都或迁都，不仅劳民伤财，最终也会以失败而告终。朱元璋由南方起兵，以应天府(南京)为根据地，全国统一后，南京自然而然成了全国首都。但朱元璋深知南京在全国的位置过于偏南，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地点。他曾考虑过西安，但发现西安和关中残破贫穷；他考察过开封，又见连接东南的河道水浅沙淤，无法满足漕运之需。最后他决定在故乡凤阳建中都，规模比南京城还大。但在新都即将建成时，朱元璋又下令停建，大量人力物力全部浪费。 

现实可行性：不如分散首都功能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成功的迁都在于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趋利避害，充分利用有利的地理环境，为国家提供了长达上百年、数百年的安定。即便如此，迁都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只有国力强盛时才能应付裕如。而且也可能引发政治分歧，甚至形成反抗或动乱。北魏孝文帝的南迁计划一开始只得到个别大臣的支持，只能以“南伐”为名造成既成事实，才勉强为大臣所接受。反对势力企图发动政变，连他的儿子也因公然逃出新都而被处死。而失败的迁都往往长期难以消除弊病，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甚至越迁越弱，越迁越乱，以至覆灭。 

那么当代中国是否到了应该主动迁都的时候？北京是否到了非迁出不可的地步呢？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在现代化条件下考虑首都的合适位置，不同于传统的“天下之中”。北京尽管不处于地理上的中心，但通过发达的交通运输和信息传输手段，距离的远近已影响不大。何况全国的资源、人口、城市、产业等基本要素的分布，也是严重不均衡的，自然形成的中心或重心与地理中心或重心并不一致。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北京也是优劣兼具，至少不比“长江中下游华东某中小城市”差。 

就自然环境而言，有人担心沙尘暴会愈演愈烈，环境污染和缺水现象会越来越严重。不过，据各项统计数字全面评估，北京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并未出现明显的不利变化。如沙尘暴并非近年来的产物，也不存在愈演愈烈的规律。环境污染和缺水主要是人为原因，是产业分布不合理，不注意环保和节约用水的结果。通过工厂外迁，污染源治理，调水节水等措施，自然环境可以得到相应改善。 

的确，近年来北京城市面积与人口数量迅速膨胀，交通堵塞，房价高攀，古都风貌近于消失。但究其原因，有些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通病，并非首都特有；有的则与高度集权的体制有关。例如，政府虽一再精简，实际上机构越来越庞大，事权越来越集中，不仅本身的人员越来越多，还使来首都办事的人也越来越多。大量本来可以通过信息传输解决的问题，非得有大批人员、多次来往才能解决，光各地、各单位的“驻京办”就有多少人？动用多少资源？如果这样的体制和事权不改变，首都迁到哪里，哪里就会成为新的北京。而如果按这样的体制和规模迁都，新都的建设和旧都的搬迁也会需要太高的成本。 

在体制改革、精简事权的同时，不妨适当分散首都的功能，将有些本来应该在首都举行的会议和活动分散到地方上举行，本来应该设立在首都的机构或设施建在合适的外地。如现在的全运会轮流在各省市开，既减轻的北京的压力，也促进了各地体育设施的建设和体育的发展。这类活动还应再增加。又如，我曾建议将拟议中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落户山东孔孟故里）建成“文化副都”，行使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再如，有些中央或全国性机构可以临时或长期设在外地，如管理少数民族的部门不妨设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或轮流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办公，以促进地区发展。 

采取这些措施，至少可以使北京的规模得到控制，并逐渐有所缩小，环境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维持数十年时间。到那时国力更强盛，再为一个比较小规模的首都选择最合适的地点，就比较从容了。 

谢选骏指出：

第一中国（中华民国）的首都过去在北京、南京、重庆，现在在台北。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从1949年到现在一直在北京。

那么，未来的第三中国（全称就是“中国”）的首都应该在哪里呢？

我经过种种考察，认为最好是在洛阳附近的一个新城。其理由是多方面的，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

例如登封的“天地之中”就可以考虑。

在伊洛之间，与嵩山环抱。故《史记》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

嵩山少林寺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地处河南省登封市西北面，是五岳中的中岳。1982年，嵩山以河南嵩山风景名胜区的名义，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2004年2月13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学部评选为“世界地质公园”。2007年5月8日，登封市嵩山少林景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总面积450平方公里，东依省会郑州，西临古都洛阳，北临黄河，南靠颍水。由太室山和少室山组成，最高峰（峻极峰）1491.7米。东西绵延约60余千米。古名为外方、嵩高、崇高。五代后称中岳嵩山，与泰山、华山、恒山、衡山共称五岳。

嵩山古称外方山、太室山，夏、商之际，已称嵩山为中岳。《史记》中记载：“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唐武则天(公元695年)封禅嵩山时，改中岳为神岳。自北宋以下，俱称中岳嵩山至今。嵩山属伏牛山系，主脉在登封境内，连绵六十多公里，中为峻极峰，东为太室山，西为少室山，嵩山是其总名。古人以太室为嵩山主山，太室少有奇峰，东西起伏如眠龙，故有“华山如立，中岳如卧”的说法

嵩山属伏牛山系，是中国五岳之一，通称为中岳。它东西横卧，雄峙中原，海拔最低为350米，最高处为1512米，主峰峻极峰1492米。环山地跨新密、登封、巩义、偃师、伊川等市县。嵩山地区古代文化积淀甚厚，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介绍，各类文物古迹共956处。其中，有13处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8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99处属于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文物规模位于全国县级市之首。

嵩山先后经历了“嵩阳运动”、“中岳运动”、“少林运动”等几次大的地壳运动，逐渐形成了山脉。在嵩山范围内，地质史上的太古宙、元古宙、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的地层和岩石均有出露，被地质学界称为“五世同堂”。

嵩山古老的岩石系形成于23亿年前，此前，嵩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据中外地质学家考察，嵩山岩石发育完整，在地球发展历史上，历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五代，习称为“五世同堂”。嵩山地区的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的出露，构成了中国最古老的岩系，登封群的“登封朵岩”。据中国地质界测定，这里是世界上稀有的自然地质宝库。据地质学家考察，经过23亿年的“ 嵩阳运动”，8亿年前的“中岳运动”，5、6亿年前“少林运动”，才结束了地质史上的元古代，进入了古生代的寒武纪和奥陶纪。又经过约两亿年，此处地壳上升至海平面以上，因其受风化和剥蚀作用，形成了嵩山地区的含煤地层。两亿三千年前后，中国的版土上，又发生了一次延续很长时间的地壳运动，南北广大地区的“燕山运动”，嵩山地区受到南北方向的推挤，形成了今天的山势地貌。

嵩山古生物化石十分丰富，在嵩山既有海象生物化石，也有陆象生物化石，还有古脊椎动物化石。这些古生物化石是地质和古生物演化的宝贵资料，嵩山奇特的地质构造，使它蕴藏了丰富的煤、铝、铁、麦饭石等矿产资源。

景点

中岳嵩山，群峰挺拔，气势磅礴，景象万千。由峰、谷、涧、瀑、泉、林等自然景素构成的“八景”“十二胜”。八景是：嵩门待月、轩辕早行、颍水春耕、箕阴避暑、石淙会饮、玉溪垂钓、少室晴雪、卢崖瀑布。

谢选骏指出：此处继往开来，可以发扬光大。



【031、第三中国即将出现】


《2019让中国人心头一震 习考验多挑战高》（2019-02-11 法广）报道：

中国当局进入猪年维稳话题再上层楼。中共建政后，尾数是9的公元年份总会出现动荡不安的事件，民间流传"逢九必乱"之说；2019年的到来又让部份中国民众心头一震。多家媒体都警告，中国2019年考验多挑战高，维稳艰难。

据中央社报道，逢九必乱阴影今年笼罩。不知何时开始，中国民间便流传著"逢九必乱"之说。特别是中共建政后，尾数是9的公元年份，中国总会出现动荡不安的事件。因此，2019年的到来又让部份中国民众心头为之一震。

特别是，在2018年美中贸易战至今悬而未决，加上中国经济成长明显趋缓，金融及就业危机隐隐蠢动，累积的许多社会矛盾却未得到有效舒缓之际，再加上中共建政前69年的经验，中国民众对2019年，私下不免存著几分忐忑与茫然。

回顾中共建政以来的中国历史，进入1949年，共产党军队在国共内战中取得决定性优势，在战乱之下席卷大半个中国，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退出大陆播迁来台，从此进入冷战对抗状态。

据报道说，1959年，因领导人毛泽东推动冒进且不符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中国陷入巨大的经济衰退，更在天灾催化下出现大饥荒，饿殍遍地。然而，毛泽东却藉由同年的"庐山会议"，整倒上书直陈大跃进错误的彭德怀，展开激烈的党内斗争，更埋下了文革的种子。

同年，西藏发生反抗中共统治的抗暴事件，迅速蔓延，达赖喇嘛逃离西藏，在印度成立流亡政府，其后续影响仍然持续至今。

1969年，在文革动乱之际，中国与苏联在边界的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让全中国民众在动乱中还得忙著修筑防御工事，中共中央更以预防战争为由，藉机将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大量往外地疏散。不久，中共召开9大，全面肯定文革路线，全党路线因此彻底左转。

1979年，中共虽然展开改革开放，但却发动惩越战争入侵越南，虽取得形式上的胜利，却遭越军四处伏击伤亡惨重。此外，参加这场战役的部份共军老兵，因未受到妥善安置，近40年后的今日，成为中国境内陈情上访的主要群体之一。

1989年，中国大学生掀起自由思潮，更形成学生运动。但中共却在6月4日凌晨悍然出动军队镇压，血洗天安门广场，造成震惊全球的"六四事件"，使境内再也未能出现有组织的民主运动。至于中共政权，不但形象一落千丈，更遭到西方国家联合制裁。

1999年，美国轰炸机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投下炸弹，造成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不但让美中关系陷入建交20年来的最低潮，中国国内更在官方默许下，爆发六四事件以来最大规模、以反美为诉求的群众运动。同年，中共开始强力取缔人数众多的法轮功，造成中国境内的人权状况急转直下。

2009年，由于广东韶关出现汉族、维吾尔族工人斗殴事件，进而导致在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维族聚众示威、汉族聚众反制的"七五事件"，引发严重动乱。事件虽在军警强力介入下逐渐平息，但却成为近10年来新疆动乱的根源之一，至今仍让中共头疼。报道说，今年2019年，虽然适逢中共建政70週年，但也正是西藏抗暴事件60週年、六四事件30週年、七五事件10週年，在"逢十"庆祝求稳至上的原则下，中国内部的维稳压力势必沉重。

然而，目前中国现实上潜藏的危机，压力可能高于上述历史事件的效应。根据报道，最显而易见的，就是经济指标都出现下滑趋势，隐藏多时的金融危机逐渐浮现，加上内部的就业形势欠佳，以及外部的美中贸易战催化、西方国家围堵等因素，都对2019年的中国形成考验。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独尊地位，在内外不利因素影响下，在党内是否会受到挑战，仍然受到外界持续关注。

同时，在政治高压下、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日趋紧缩的言论空间下，社会上原就潜藏的不满情绪，是否可能经过一定累积，藉由单一事件而爆发，不但是中共的挑战，也正如习近平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说的，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谢选骏指出：所谓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就是超过了1949年占领北京的改朝换代了！甚至超过了抗日战争，超过了苏联资助的国共两党的联合北伐，可与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并驾齐驱了。那是什么呢？那是结束台海分裂的现代南北朝格局，那是统一的第三中国的即将出现。第三中国即将出现，这不仅是中国历史的千年盛事，而且必将震动全球社会。



【032、第三中国能在愚人节破土动工吗】


（一）

《举国震惊雄安区：声东击西迁都运动开始》（昉時與 2017年4月1日）报道：

雄安新区，海底波澜。

在西方传统愚人节的一天，官方发布消息，称要建成雄安新区。举国震惊。

震惊的原因，一是关于雄安新区的定位，是既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之后，国家最重要的战略，甚至被定为要影响未来中国一千年，绝不谦虚，毫不犹豫。

更令人震惊的是，如此重大的国家战略，此前在正式媒体和传言中，从来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直到突然宣布，国人才第一次听说。局势吊诡。 

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突袭的方式宣布。亦大有深意。

雄安新区，在国家层面第一次表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自然非同小可，实体现了五个重大战略使命。

（1）明确雄安为首都副中心，通州为北京副中心。缓解北京负担

缺水多雾，拥堵不堪，北京之弊，举世皆知，无需多言。

此前，解决北京问题，有两种思路，一是在中原地区另择新都，学习韩国和巴西等国，彻底迁都。此议提出了几十年，无数学者倡议，迁都牵涉到各种利益关系太多，最终未落实。

而传闻中的首都东迁通州，亦没有落实。原因很简单。北京人口众多，不堪重负，关键不在北京，而在中央，资源都集中在中央。仅仅把北京市政府迁往通州，不解决实际问题。

声在东边的通州，落在西边的雄安。可谓声东击西。

而本次设立雄安新区，未来的一大使命，则是分担首都功能。

国家规划中，雄安新区有七个重点任务，五条暗示其将成为首都副中心。

第一条建设智慧新城，第二条打造生态城市，就是要再造一个更美丽现代的副都。告别缺水和雾霾。

第三条发展高新产业，第四条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暗示未来北京的高新产业，以及中央的部委和央企、医院，高校等，部分将迁到雄安。

第五条打造高效交通网，就是要建立副都的交通地位。

雄安新区一出生就风华正茂，远期建设2000平方公里，超过深圳1996平方公里，浦东新区1210平方公里，副都气象，大器初成。

（2）分散首都政治经济风险，稳固国都

建都北方，在中国传统心理上，代表为正统和大一统的吉兆。

但是时势一直在变。

朱元璋北伐，孙中山北伐，也可从南向北。同时，中国千年来首都东移，风险逐步加大。尤其现代式海权时代，沿海首都，安全存在隐患。

八国联军突破天津之后，很轻易就攻破北京，日本攻破北京也容易。当下虽未太平之世，需要分散风险。

当下，所有的中央机关都在北京，100家央企中的八十多家都在北京。如此众多的资源集中于一个城市，一旦有变，后果不堪设想。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攻破南京上海之后，中国经济就遭到巨大破坏，可谓前车之鉴。尽早分散资源，可保首都政治和经济上的安全。

南水北调工程涉及人口4.38亿，国家为保首都用水，不得不牺牲几亿人的利益，并且花费巨大民力财力，强行改变自然规律，强行让水往高处流，但是，未来隐患巨大，首都虚化，相对安全。 

（3）解决京津冀问题，打造新的增长极

国家倾注了巨大雄心，定位甚至高过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

京津冀协同发展，一直未能彻底完成。京冀两个直辖市夹着一个河北省，难以协调。而本次设立雄安新区，实际上等于为河北加持。调深圳市委书记进河北，有加大河北发展力度之意。未来，与京津与河北发展权限和力度基本对等，有利彻底落实京津冀发展计划，打造新的增长极。

京津冀相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在经济上处于下风，而雄安新区的设立，寄望于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全面崛起，三足并立。

（4）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乱中求治

迁都之议，并非自今日始。

但是，最后却一直很难实现，一个重大的原因，是利益牵涉太多，负担太重。

历朝历代的迁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政治目的，即摆脱就有利益集团的控制与羁绊。北魏迁都洛阳，旧贵族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就此被摧毁。

在国际上，哈萨克迁都，可为中国借鉴。哈萨克迁都中部小城阿斯纳尔之后，中央机关的公务员总数削减一半，很多不愿意跟来小城的官吏阶层，均在类似“赎买”机制之后，得到平安分流。各方大佬，各种利益集团亦远离新都，并且被分散，再也无法对改革形成有效的阻力。

今日中国改革已至中流，每向前一步，日感吃力，利益集团势力强大，而且阶层固化的趋势明显。雄安新区的设置有利打破这种利益格局，摆脱既有利益牵制，创造新的改革氛围，开创新的局面。

从本次采用通州造势，雄安落地，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突袭式战略部署看，打破利益集团格局，不仅意义重大，且难度重大。

彻底重建中国新格局，新社会。新千年。

（5）重启改革新时代

雄安新区被寄望后继的深圳和浦东之后的第三个代表性意义的国家战略，其实也隐含了国家重启一个新的改革时代的雄心。

在雄安新区的七大任务中，第六条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活力。第七条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最大的底牌，总是在最后，第六条和第七条，已经隐晦地表明了国家的决心与雄心，即是在改革停滞十年，各种矛盾激发的时期，启动新一轮改革，寻找国家转型之路。

尤其是直辖市的发展，令人失望。国家设立直辖市，本意是希望其在改革方面冲锋陷阵，但是，最近几年，北上天等直辖市反在很多领域改革落后，比如户籍制度改革，教育医疗改革等领域，不是领先全国，而是落后全国。

雄安新区将摆脱北京式利益格局，一片荒原好纵马，锐意改革，成为新的改革发动机。

敢号称影响中国未来一千年，必有巨变。

现实往往比想象丰富。

（二）

《巨变前夕的雄安新区：我做梦都没想到》（冰川思想库任大刚2017年4月1日）报道：

两个月前，我站在那片麦田里，做梦都没有想到，它马上就会成为一个类似于新首都的所在。这大概就是中国，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春节前夕，我将父亲送回四川过年后，自己又带着女儿赶往河北容城县过年。

容城县是老婆的老家。岳父18岁参军，转业之后去了石家庄，河北人安土重迁，每逢节假日，都要回老家与亲人团聚。

冬天尤其能够看清楚一个地方的真面貌。上一次去河北过年还是10年前，这一次所见，一眼望去，变化还是有的，通车不久的津保高铁，以及新架设的高压输电线从村前一两公里的地方穿过，坑坑洼洼的津保公路重新铺设，平坦了。

但总的来说，与其他地方相比，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些细部的地方，变化还是慢了一些，比如垃圾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

年三十下午，我和老婆信步到镇上去走一走，一路上都是垃圾，镇上的街道两边，也是垃圾遍地。

我在想，基层政府为什么不雇上10来个人，把公共卫生搞一下？毕竟是过年嘛。

即便政府拿不出钱，而这里的民间经济条件并不算差，有很多服装厂和玩具厂，“乱收”一点清洁卫生费，不就把问题解决了吗？

但实际上，基层政府不管，老百姓也不管。而且老百姓造房子的时候，都把屋基填了起来，高出地表半米到一米，既保证自己的住房足够高大整洁干净，又可以方便地把污水排出去。公共卫生如何，也就不管不顾了。

有的人彻底搬到城里去了，更多的嫌宅基地狭小，搬到村边上，建更大更漂亮的房子。村中的很多老房子便被废弃，无人居住，房倒屋塌，院落荒芜。

取暖设施变化很大。上一次来过年，取暖靠烧炕或烧煤炉。这一次所见，家家户户都置办了小锅炉，通过小锅炉，将暖气输送到每个房间，既安全又卫生。看了一下小锅炉的铭牌，是2010年之后的产品，厂商是北京的，我问了一下亲戚，整个冬季需要烧三千元左右的煤炭。

但是由于冬季北方的雾霾引起很多怨言，做村干部的姑父说上面正在计划要改为电锅炉，动员村民把小锅炉上交。村外面架设的高压输电线，就是要把内蒙古的煤电送过来。

我觉得有些不大靠谱，如果遇到2008年南方那种严寒暴雪，电塔倾伏，电路中断，岂不把人冻死？

此外是缺水。我在西部的成都平原长大，又在南方的上海读书工作，对北方冬天的想象是一片白雪茫茫，其实大错特错。

至少在河北大平原，非但这一次没有看到雪，上一次来过年，也没有看到雪。

村上的道路上附着一层尘土，汽车过后，卷起很大灰尘。去上坟的路上，经过一片麦地，鞋面上马上是厚厚的尘土，跟走在沙漠里没什么两样。

村里新打了一口机井，该有数百米深吧，水的味道很甘美，但定时供水。

10年前的容城县城，没法跟南方的县城比，而更像南方县城下面排名第二第三的镇，看不出它的特点在哪里，既没有名胜古迹，也没有高大巍峨的现代建筑。

与10年前相比，现在的容城县城街道格局没什么变化，但是多了很多处高层住宅。也像中国绝大多数地方一样，遍街都是汽车，住宅小区里也是车满为患。

在容城过年的那些天，我有时候在想，这大概才是真实的中国该有的样子。

最拿得出手的现代科技，直直地插入到最传统的乡土社会，带来最大的便利，也带来遍地的垃圾，最快的外在变化，与最慢的柔弱内心，保持着一种紧张，经过很多年，兴许才能得到和解。

一百多公里之外，就是北京，现在是中国的中心，将来恐怕是世界的中心，我曾经和老婆坐着长途汽车去过北京，也曾一个人赶早班飞机到北京，然后倒地铁坐长途汽车到容城县。

一路上，看着一排排种下没几年的白杨树，干涸的河流，以及一望无际的麦田不紧不慢地往后移动。

一头是日新月异的北京，一头是路过的一个又一个气力不足的市镇，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像另一个大都会上海与他周边的那些距离在一两百公里甚至更远的中小城市和小镇一样，两者之间有一种精神和肉体上的联系。

然而所有这一切，随着昨天“雄安新区”的宣布，即将进入历史的深处。

以中国建造新城和开发区的丰富经验，要不了多少年，除了高铁和高压电塔还在，地面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村庄，新旧房屋，树木，麦苗，坟头，垃圾，甚至人际关系，都将通通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宽阔的街道，电梯公寓，别墅，写字楼，研究所，大中小学，医院，党政机关，产业园区……以及遍街标准的普通话。

这种一夜成城，以深圳和浦东为代表，既然在行政级别上，“雄安新区”与之相同，那么行政资源的动员力度，可想而知。

北京之“大”，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而是由于行政资源的富集，吸引了其他要素的集中，拼命挤在一起。

循此逻辑，要解决北京之“大”，还得有相当多的行政资源要迁往“雄安新区”，带动其他资源随迁，以及带走一部分首都人口。

否则，其他要素资源，尤其是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大企业，尽可以去上海或深圳等成熟的开发区。

考虑到“千年大计”四个字的份量，“雄安新区”的设立，首都功能的分解，实际是一种温和的，变相的迁都。预计，除了重要的党政机关和涉及外交礼仪的机构留驻北京，很可能将来中央的一些非核心部门和事业单位，都将迁往“雄安新区”。毕竟高铁时代和网络时代，物理空间的疏离，已经不是问题。

事实上，“双首都”的模式，在世界上多个国家都有，甚至像韩国(专题)这样的小国，其首都首尔南面120公里，也有一个中国人不熟悉的“世宗市”，一直有作为韩国行政中心的动议。

两个月前，我站在那片麦田里，做梦都没有想到，它马上就会成为一个类似于新首都的所在。这大概就是中国，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三）

《雄县紧急禁止售楼 千年大计不能用来炒房》（2017年4月1日中新网）报道：

今天中午，河北雄县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雄县有关部门均在现场表态，副县长谢克庆表示，政府正在查封查处所有售楼门店，现在开始停止一切售楼行为。雄县住建局称，开发、售楼依法需要土地证和售楼证；雄县公安局称，将对不执行禁令的人员采取措施。

另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副县长谢克庆还说，民众不要急着出手小产权这样的房子，要劝说亲戚朋友不要来雄县炒房，“有可能炒出个炸弹。”

要知道，《每经》记者今天早上刚刚发了一条稿件说，雄县平时均价3000元、4000元的二手房已经卖到了每平方米8000多元，需要全款支付，且目前房子不能过户，只能买卖双方私底下签署协议。

为什么这里突然爆出了炒房热？全是因为被刷屏了的雄安新区。

按照新华社昨天的说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千年大计，怎么会容许炒房呢？

（四）

《大惊！雄安新区成立，清华要去河北了？》（观察者网 2017年4月1日）报道：

新闻联播头条让几乎所有人大吃一惊，河北雄安设立国家级新区，推进京津冀一体化。

国家级新区本来不算特大新闻，因为过去20多年，中国设立了18个国家级新区，每一年多就要设立一处，虽然也能上新闻联播，但并算不得震动全国的大新闻。这次中央设立雄安新区，直接跳过了十几处国家级新区，宣称要和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经济特区（并不在国家级新区之列）并驾齐驱，同时还用以“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来描述，可见雄安新区非同凡响，远不是重庆两江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湖南湘江新区可比。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18个国家级高新区都建在既有的直辖市、省会或计划单列市郊区，无一例外（舟山新区应视为宁波郊区）。现在雄安新区跳出京津，甚至跳出了毗邻京津的廊坊，深入华北平原100公里，和京津原有行政区均不接壤，发展思路也必然和原有的国家高新区不同。

那么，横空出世的雄安新区会承担什么样的职能呢？目前新区的总体规划图尚未公示，但我们可以用排除法来考虑。

首先，和浦东、深圳相比，雄安新区少了水运和充足的淡水供应。浦东濒临长江、黄浦江；深圳地处珠江口，都可以利用船运降低工业成本，用河流满足工业用水，还能够通过海港与世界市场相连。雄安新区不具备上述条件，也不可能抽干白洋淀给工厂。再加上起步区只有100平方公里，几乎不可能大规模发展工业。

其次，北京本来也不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2016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4762.50亿元，超过北京的4266.8亿元。何况金融需要产业集聚效应，北京的金融业又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北京的首都行政职能，并非像上海、深圳那样依托周围的产业带而形成，很难想象金融企业向雄安新区转移。

第三，既然新华社通稿明确指出分解“非首都职能”，北京的行政机关和军事指挥机构也不会搬迁，不要指望农业部或是国家税务总局搬到雄安。

这样排除下来，还能搬迁的就只剩下教育、科研、商业（非金融）等行业了。这时我们再看新华社通稿的前几条：

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

二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

三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

……

要保持环境，要发展高新产业，最后总结下来就是第一条的“绿色智慧”新城。不意外的话，教育和科研机构会优先搬迁，大型医院和非金融性的央企会随之跟进，然后剩余的土地向各大企业的研发中心、各大文化机构的创作中心、各大媒体的信息中心招商，从而培养一个生产非实体产品的超级新区。

这时我们回头看，哪些机构会优先搬迁呢。不意外的话，我猜大学将是被首先疏解的目标。目前北京有8所“985大学”，26所“211大学”，而上海重点大学的对应数字则是4和10。在8所北京“985大学”中，有三所带有“中央”或是“中国”的冠名，四所拥有“北京”的冠名，仅有清华大学不需要因为搬离首都而更名。再考虑到清华大学的标杆作用，我猜清华大学可能会成为第一个迁入雄安新区的样板单位。而有中国医科大学（沈阳）、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两个先例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学校也完全可能跟进。

除此之外，中科院120个直属科研院、所、站，有42所集中在北京；力学研究所、纳米科学中心、理论物理研究所等机构纯粹只是因为历史原因才设于北京。在信息交流通畅，不会因为通讯问题影响科研的今天，这些基础研究单位完全可以迁出北京，给没有额外收入的科研人员一个稳定、安静的生活地点。甚至中科院总部也没有必要留在首都。

大学和科研机构搬了，接下来的事情大可以交给市场——新区土地供应充足，基础设施将不次于其他直辖市，电影、媒体、研发中心等机构也会纷至沓来。

最后，河北虽然靠近京津，却是全国罕见地没有211大学的省份（河北工业大学留在天津），长期以来也是全国人均教育经费最低的省份。现在迁入一大批教育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产业，想必也能拉动一下环北京落后地带的文化水平吧。

总之，从目前的政策安排来看，雄安新区不会像已有的国家新区那样，依托工商业发展。而是将以教育、科研和附属的研发、创作产业为主。雄安新区可能将是中国第一个没有实体产品的生产型大城市。

（五）

谢选骏指出：雄安新都这很像北魏孝文帝迁都的汉化改革。但是，习近平能够像孝文帝驱逐鲜卑的影响那样驱逐苏联的影响吗？中共的党政军能够像鲜卑军事集团那样着手实行真正的文官政治吗？中国大陆能够彻底消灭马列主义的残渣余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复兴吗？如果能够，那么，这就是第三中国的破土动工了。但是，第三中国可能在愚人节破土动工吗？



【033、东南互保是辛亥革命的先声】


网文《东南互保》报道：

1900年清末的东南互保或作东南自保，是清末八国联军时满清东南各行省督抚不理会朝廷命令，不与列强宣战，避免欧美各国入侵的历史事件。 

慈禧太后向八国宣战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即和外国达成和平协议，他们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使列强没有入侵东南的借口。他们的理由是清廷的宣战诏书，是义和团“矫诏”，胁持朝廷所下的“乱命”。 

事发经过

其实，太平天国后，两江、闽浙等地区已非皇室势力所及，实为湘军、淮军系统把持。

庚子拳乱发生后，在清廷尚未向各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湘军江忠源旧将）、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湘军、淮军关系俱佳）、两广总督李鸿章（淮军领导人）、铁路大臣盛宣怀（父亲盛康是湘军胡林翼的军需官，盛宣怀自己与李鸿章关系甚佳）、山东巡抚袁世凯（淮军吴长庆旧部）、闽浙总督许应骙（族叔许祥光曾与湘军江忠源一起镇压太平天国）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光绪帝、慈禧太后不测，当改建共和，由李鸿章作大总统支撑局面。 

1900年6月21日，清廷以光绪帝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奥八国同时宣战。

当时宣战诏书下至各地方时，铁路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清廷召集义和团民及宣战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且电告各地督抚，不要服从此命令。张謇、赵凤昌等人分别劝告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倡议抗命，李鸿章覆电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此一电报也鼓励了东南各省督抚。时局日益糜烂，湖广总督张之洞随后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并去信孙中山谓：“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刘坤一、张之洞于6月26日，以上海道道员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驻上海领事商订所谓《东南互保条约》九条。主要内容为： 

一、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二、上海租界共同保护章程，已另立条款。 

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律认真保证。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 

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的外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人等水手不可登岸。 

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的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 

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练操，彼此免致误犯。 

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巡提用，各国毋庸惊疑。 

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 

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

随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和广东巡抚德寿(往后李鸿章北上议和，由德寿署理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另外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虽然没有加入东南互保，但是亦是支持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帝敕令是义和团拳民胁持下的“矫诏、乱命”，“乱命”一词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李鸿章深知“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故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在东南各行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以为“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无论北方情形如何，请列国勿进兵长江流域与各省内地；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凡在辖区之内者，决依条约保护。” 

影响

东南互保，是清末各地官方实力派人物首次公然聚众反抗朝廷，此事件虽使河北、山西以外的地区得以免于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但同时此事也使得清廷威信扫地：东南众大臣抵制的慈禧太后，事后不但不敢处罚他们，甚至还表扬他们“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太后与皇室的虚弱乏力表露无遗；而各省亦因八国联军入侵而自觉需有自卫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实力人物由此开始军阀化（典型例子即为淮军发展而来的袁世凯系北洋军阀诸部及原满清广西绿营及巡防营发展而来的旧桂系陆荣廷部），至辛亥革命时，各省满族主官均被驱逐，即为此军阀化过程的结束，并由此展开民国军阀时代的序幕。

谢选骏指出：辛亥革命一起，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不知者以为是孙中山的努力，其实，这是东南互保的后果之一。而后顺理成推出了军阀时代，进而开启了国共厮杀的党阀时代，中国不国矣……党阀离不开军阀，军阀离不开党阀。回顾东南互保，则是十年之后辛亥革命的先声，也是揭开了现代南北朝的序幕——其余波一直到现在的“海峡两岸”依然分庭抗礼。北京政府类似于复兴的满清中央政权，盛行清宫戏，颂扬满鞑子；台北政府类似于东南自保的汉人地方政权，挟洋自重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行社会现代化。



【034、都是南风窗惹的祸——中共国就是杀猪盘】


《起底东南亚“杀猪盘”：1亿单身女性的人生屠宰场》（南风窗 2019-06-18）报道：

一个身着校服的男孩，走向了刘铭，用羞涩的声音问道：姐姐，可以用支付宝跟你换点现金吗？

刘铭内心那根弦马上绷紧，怕是骗子吧？她脑子快速运转：现在手机支付可以搞定一切，且未成年人也不可能有支付宝。事有蹊跷，她连忙摆手，走开了。

事后，男孩纯真朴实的脸，再次浮现于脑海时，她又懊恼不已。她感到自己“无可救药”。

刘铭把这理解为“杀猪盘后遗症”，经过了那场完美骗局的“洗礼”，她已经分不清现实的真假。总有个声音告诉她，又是骗局！

而只要闭上眼睛，那位“完美男友”又无处不在，他面部扭曲、狰狞，疯狂地追赶她。她已经三个月没睡过一个好觉了。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网贷和银行的催债电话接二连三，她的征信已经透支，她感觉自己“马上要走投无路了”。

自己如何沦陷于“杀猪盘”，怎么成为“猪仔”，又怎么被“宰杀”，她想不清楚。跟所有“猪仔”一样，命运的馈赠——爱情的甜蜜、未来的愿景，早已在暗中标注了价格，操纵了一切规则，到了某一刻，手起刀落，切中“猪仔”们的命脉。

“完美恋人”

完美的男友，是带着隐含的光晕出现的。

2018年6月，有个叫“Michael”的人在“探探”上给刘铭点了“喜欢”，随后在一张照片下评论道：“你眉毛好看，有气场，又精致。”

刘铭眉毛原本粗厚，很显凶相，几天前才把它修细，并把眉峰向中间移了一点，她对此很满意。不像社交软件上普遍的轻浮，她认为这个评价很得体，甚至可以说挺有眼光，但她也没有理会。

刘铭今年30岁了，职校毕业后，在广州打拼七八年了，终于有了些积蓄，2018年春节后，她刚从城中村里搬出来，住进宽敞的小区。没有理由再对婚姻避而不谈了。

母亲嘴上不说，暗中却把女儿微信名片传出去好几回，还在朋友圈里转发“女人黄金生育年龄”“女人四十豆腐渣”一类的文章。

刘铭知道母亲的心思，所以下了个交友软件——“探探”，她截图给母亲，说自己每天在挑，请“母上参考”。

她其实不喜欢这种菜市场式的交友和婚恋，很少回应那些请求。但久而久之，“探探”的个人中心成了她记录生活的秘密空间，发发自拍，写点“碎碎念”。

她改了签名：花若盛开，清风自来。

过了一周，清风吹来了，正是那位Michael：“可以加你的微信吗？交个朋友。”

Michael标签是高管、投资、电影、摄影，以及彩票研究。相册里有骑马、射箭、各地旅游照。

奢华，但不浮夸。相貌不算出众，但西装革履很是得体。时常各地出差，是个勤奋上进的人。刘铭作出这样的判断，没想过其中会藏着怎样的破绽。

她把微信号发了过去，命运就在这一刻向她伸出了手。

微信上Michael不免有些冷淡，他说：“你好，很抱歉用探探认识你。”之后没再说话。第三天，刘铭问他，“探探”系统是就近匹配，你在南宁，怎么匹配到我了？

暧昧渐渐浮现了，刘铭对Michael——也叫柳志——产生了一些想象。

刘铭25岁时谈过一次恋爱，对方比她小两岁，因为他的多疑和不成熟，那段关系在暴力和冷暴力中走向了破灭。

而此刻，手机那一端的Michael却截然相反，他温柔、体贴，带着“好听的福建口音”，说话有点肉麻但不黏人。他是南宁一家外贸公司的高管，朋友圈显示了他全国各地不断出差的行踪，出入各种宴会场合。出镜率最高的，是他的保时捷。

柳志很懂刘铭，跟她谈论她喜欢的影视剧，唱她喜欢的歌给她听，甚至掌握她的性格弱点。刘铭是个要强但又没安全感的人，而柳志的成熟稳重却能轻易地镇住她。

柳志叫她小铭，后来顺理成章改成了宝贝，表情包也越来越亲昵，让刘铭常常心头一热。第十二天，他说自己不甘小城市的小打小闹，想去广州这种大城市闯：“这样可以经常见到你了。”

他描绘了在广州买房、成家和立业的蓝图。但面对这个接近完美的男人，刘铭心中总有那么一丝疑虑，难以名状，又挥之不去。

一天夜里，刘铭拨通了视频通话，想印证照片、真人和她的想象。不过对方很快挂断，并揭开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几年前，柳志跟正在开车的妻子视频，两人正含情相视，一辆大卡车撞了过来，妻子当场去世。视频成了柳志一生的痛与阴影。

听完这个故事，刘铭满脸是泪。

第十五天，柳志把两人的照片P在一起，他们确立了正式的关系。这段需要打引号的感情，就这样开始了，前面是无尽的疯狂。

疯狂骗局

“彩票”这个词再次出现，是在第二十天。

在一通40分钟的语音通话里，柳志用不经意的口气提起，他闲时研究点彩票，因为掌握一些后台机密，一年赚个十来万不成问题，末了还提醒刘铭：“女孩子不太懂，不要轻易碰这个，小心被骗。”

三天后，柳志的语音拨了过来，急匆匆地嘱托她：“我在外不方便，给你个账号和密码，你帮我投十万元彩票，错过时机就没了。”

刘铭原本不愿意，但柳志有点生气：“又不要你出钱！”她扫一个二维码进入一个网站，名叫“腾讯幸运28”，遵照柳志的指导，刘铭把账户余额的10万元投注进去，很快，3万元赚到手。

刘铭很排斥这种不劳而获的心理：“你以后不要找我了，你自己也少玩。”柳志有点生气，这种反应似乎没有跟着剧本走，他出现了少见的激动：“还不是为了我们俩的将来！你应该知道在广州买个房有多难。”

刘铭示弱了，但对柳志似乎还不够，他频繁邀请刘铭一起玩：“投个三五百，赚个夜宵钱也好。”

刘铭耐不住磨，注册了账号，充值了500元，赚回来80元。第二次再顺他的意，投了1000元，赚了几百。

与此同时，两人对未来的规划也越来越清晰，他打算在下半年就来广州，已经在物色好一点的学区房，首付已经够了，但想着以后生活压力小点，他争取付个全款。

他说他喜欢女儿，不过如果她“生个胖儿子，也是挺好的”。这种生活大大超出刘铭的想象，她来自湖南的乡村，家里穷了几辈子，命运眼看就要转个大弯。

不过，彩票还是几次让刘铭不开心，她发了几次脾气，但柳志晒出了账号截图：“我都投了三四百万，到处借钱，你怎么就不争气点，谅解我一下？”

第三次，柳志怂恿她做个10万元的，这是刘铭仅有的积蓄，她犹豫了一天。后来柳志“灵机一动”，说，“老婆，我再给你垫个10万元，一起充进去，我们升VIP用户。”

刘铭不知道VIP用户可以做什么，但有了前几次的铺垫，加上他主动垫钱，刘铭心一横，点头了。

事后想起来，刘铭觉得，这个时刻她已经在赌博了，赌的不是钱，而是人和未来。

那一晚上，账户里的钱慢慢增加到了22万元。但系统提示她，提现还需打50万元的流水，此时刘铭在柳志轮番的电话和语音轰炸下，脑子已是一团浆糊，她不知道什么是流水，搜索引擎也没有给出任何答案，柳志却逼迫她去各大网贷平台贷款筹钱。

“他反复给我洗脑，很快就可以还上贷款，利息都不要多少。”

刘铭在电话里哭了，手机里网贷APP一个接一个安装，她没见过这阵仗，连声哀求：“不玩了，好不好？”

柳志拿出他的“证明”：“老婆，我刚刚就提现了，你看，已经翻了本。你相信我。”

几万、十多万的本金陆续充进去，账户资金不断增加，某一刻直接蹦到了90多万元。最终刘铭快要窒息了，这些数字，还是钱吗？她对此毫无概念。

刘铭的反抗越来越激烈，她感到这一切太不正常了。她在电话里一直哭。但柳志根本不给她喘息的机会，新一轮的攻势展开，他指责她不负责，质疑她的爱和付出，甚至要挟说：“如果你觉得我不值得你付出，那干脆分手。”

随后陷入了几个小时的冷战。这是刘铭的软肋，她害怕冷战，害怕冷暴力，煎熬之下，她率先服了软。柳志也做出反应，在朋友圈公布了他俩P在一起的合照，并发来截图，她看到底下很多人送了祝福。

最终，她从4个贷款平台筹到60万元砸进去，然后数字就直线下跌了，100万，70万，50万，没几秒，直接归零。“那个时候，我心脏都快衰竭了。我才真正意识到，那些数字里，有我辛辛苦苦攒下的钱，真正的钱。”

柳志也在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并哭诉道：“老婆，我的300万元，全没了。”

刘铭反而去安慰他，告诉他“没关系，未来我们一起扛”。她希望报警，从平台把钱追回来。“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平台有问题。”

柳志喝止了她：“你傻吗？警察会把我们抓起来的。”

这之后，柳志就消失了，任何方式都无法联系上。刘铭担心过，他会不会想不开？但这个天真的想法，很快被一个残酷的事实碾碎：她在网上搜出了他的头像，以及朋友圈的全部图片，它们真正的主人，是上海一名健身教练。

那么真正的柳志，到底是谁？

伪装的“屠夫”

刘铭搜遍了百度，也没能找出“腾讯幸运28”的猫腻，最终是在一个知乎帖子下，找到入口进入一个几十人的QQ群。

就像平行时空相汇，她发现，她的故事不过是万千个相同故事中的一个，甚至有些见怪不怪、平淡无奇。

所有的故事，都是同一个剧本推演出来的：相识于婚恋或者社交网站，他们展示着相同的形象，晒着豪车，各地旅游，开着公司，或者从事IT等高薪职业，事业有成，勤奋努力。

他们渴望爱情和家庭，但受过情伤，比如离婚、丧偶。他们对你关心、体贴，快速建立好感。

他们渴望跟你组建家庭，但他们有各种理由不跟你视频。他们无意间透露自己在玩彩票，掌握了某些机密，并引导你一起玩玩。

这个过程，被他们戏称为“养猪”。“不肯合作”的“猪仔”，他们会打出感情牌，利用感情来施加压力，逼你就范。而操控这样一整套的骗局，就叫“杀猪盘”。

如果这个过程顺利，“杀猪”的时刻，会在一个月左右到来：怂恿、胁迫你投入更多的钱，贷款或是抵押固定资产，甚至会主动“资助”你，直到榨干你的钱财，手起刀落，“杀猪”成功。

这是个难以被识破的过程，这也会让剧本产生诸多变体，超出了剧本的设定。有的“猪仔”被杀之后，反过来安慰“屠夫”，甚至成为再次宰割的对象。

比如一位深圳的女孩，她的“男友”声称输了几百万元后，要她退还曾帮她凑的60万元，自称“家人”和“兄弟”的人连番轰炸她的手机。

再比如另一个深圳女孩，“男友”消失后，有人加她微信，试图引导她再次进入赌局，说帮她回了本，就可以挽回男友，而她在情感失去理智的情况下，信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杀猪盘”？

“杀猪盘”在2018年以来兴起于东南亚，但它却不是个舶来品，从诈骗集团首脑、中层再到底层“业务员”，以及最终的受害者环节，整个“杀猪盘”里，全是中国人。

深圳公安局坪山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王珂告诉《南风窗》记者，中国禁止网络彩票投注后，大批诈骗分子转移到了菲律宾、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等允许线上赌博的国家，他们打着高薪的幌子，向国内招聘大量年轻的IT技术人员和客服人员等。

“去了之后，第一时间扣押你的护照，简单培训，送上工位，成为最底层的诈骗分子。”

在王珂看来，“杀猪盘”骗局，是交友类诈骗的极端化演绎。“交友网站上各种用户信息被采集之后，打包卖给诈骗集团。他们有心理学的专业人士，写出一整套的话术剧本。根据目标，他们会选择一套对应的话术，不同场景，说什么话，都已经设计好，经过培训，很快就能上手。”

坪山分局民警李观明，今年春节前开始调查一起“杀猪盘”案。他发现，所谓的认证平台其实是诈骗集团自己建的，赔率也都是可修改的。“一开始让你赢一点，时机到了，再把你‘杀掉’。”里面的所有人，都是串通一气的同伙。

在李观明看来，这跟赌博有本质的区别，赌博有博弈，但“杀猪盘”完全是操控之下的圈套。

也就是说，所有伪装出来的成功人士，不过是一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隐匿在东南亚某栋民宅里，通过变声软件掩盖住稚嫩的嗓音，修改了定位，跟着剧本走，为你演一出密不透风的大戏。所以，当刘铭试图找出“柳志”时，她就发现都是枉然，那个南宁的公司是假的，银行卡、微信乃至“探探”账号，也全是假的。

刘铭无数次揣摩“柳志”挂上电话那一刻是否窃喜，抑或狂喜，当她复盘这一个月以来的美好和疯狂，发现一切尽在对方的操控之中，根本容不得她思考和反驳。

她羞愧到无地自容，这种心态，远远大过负债累累的担忧。

等风来

立案，是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刘铭在被骗后的第五天，经朋友劝说才去了派出所。但她还没说完，办案民警就告诉她：“你这是典型的赌博，数额这么大，要把你抓起来的。”

她只好落荒而逃。

被定性为赌博而无法立案，拦住了大多数受骗者。 “赤道雪”的立案也经历了一番波折，当地警方最开始认定赌博，当即铐住了他，几番周折才立案，但一年过去，还是杳无音讯。

但受害者每天都源源不断，每天都有十来个人通过一些贴子找到“赤道雪”。“赤道雪”审核后，将受害者一一编号，备注写清楚所在地区、被骗金额、平台以及破案与否等等，并登记受诈骗的详细信息。

截至5月底时，登记在册的受害者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总被骗金额高达2.5亿元，人均被骗25万元。其中，广东受害者人数位居全国之最，近120人，所涉资金3300万元。“赤道雪”说，他手头还有好几百号人来不及统计。

这仍然只是极少数，更多人羞于为人所知，对被骗经历秘而不宣，没人知道到底多少人被“杀猪盘”骗局击中。2017年，中国单身女性人数已经超过一亿，她们都是“杀猪盘”的潜在目标人群。

“赤道雪”是2018年8月被骗的，他摸索了一两个月才进入了一个受害者难友群，并承担了所有受害者信息的统计工作。

据他回忆，“杀猪盘”受害者是在2017年10月源源不断地浮现，早期以男性“同志”居多，在“Blued”等同性交友平台上遭遇对方。因为情感需求无法正常表达，“同志”成为最早被攻陷的群体。

从2018年年中开始，诈骗平台越来越多样化，从所谓的“腾讯认证平台”，延伸到各类APP、网站。今年3月以来，受害者群体开始激增，女性受害者变得越来越多。

她们大多是三十出头的城市打拼者，有了事业和经济的基础，无论出于自身意愿还是社会压力，婚恋已经到了最迫切的关头。

“赤道雪”把统计的信息递交到各省公安部门，基本都石沉大海。今年春节以来，“杀猪盘”的新闻像风一样，断断续续地吹来，不过，破案的好消息始终等不来，群里的气氛出奇压抑。有的生活无以为继，讨论着要自杀；有的长期失眠，神经衰弱，精神恍惚，得了抑郁症。

刘铭搬回了最廉价的城中村里，一度交不起房租，房东下过四五次逐客令。网贷平台的催债电话不断打来，威胁她再不还钱，就在网上曝光她。

她没法告诉家人，父母为了弟弟的婚事和房子，同样是负债累累。第一个月要还10万元，她找了很多同事和老同学，只有一位伸出了援手，打了3万元到她账上，她握着手机，哭成个泪人。

大多数人都因被骗而成了嘲讽对象，刘铭觉得自己也不例外。公司里，同事一句无意间的玩笑话，也会让刘铭心里阵阵刺痛， 她会想，真的是我太蠢了吗？这种羞耻感无时无刻不在拉拽着她。

最折磨她的是，那个男人每天晚上都闯进她的梦里，有时带着马头面具，发出阵阵奸笑，面容逐渐扭曲，狰狞恐怖。暗夜里惊醒过来，满身是冷汗。

30年建立人性本善的认知，只用了几天时间就轰然坍塌了，这种信任危机彻底改变了她。走在街上，任何人搭话，她总感觉是骗局。

去年8月份，刘铭的案子最终还是立案了，她跟所有人一样，都在煎熬地等待好消息。

冰山一角

在“赤道雪”统计的1000多人中，案子唯一侦破的，却是没有立案的郭玉林。

郭玉林记得很清楚，那是去年8月4日，群里有人转发了一篇《诈骗犯盯上同性恋群体，十名嫌疑人被批准逮捕》的文章，新闻原本刷过去了，但有个细节引起了他的警觉。

文中提到骗子的微信昵称，跟他遇到的那个人完全相同。“不会是个巧合吧？”此前，郭玉林在杭州多次报案，都没有被受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联系上了新闻里提到的宁波鄞州区检察院，经过银行卡和支付宝核查，信息比对上了。没错，就是他。

他们是2018年4月在“Blued”上认识的，这是个同性交友网站。对方先打的招呼，每天都给他发消息，也主动通电话。不像那些用豪车来建立人设的骗子，这个人的朋友圈普普通通，但单是这种热情，对于郭玉林来说就是“很致命”了。

因为性取向特殊，郭玉林所有恋情都是偷偷摸摸的，隐瞒了家人、同事和大多数朋友，而圈子里大多心高气傲，爱答不理，找到一个恋人对他来说是极其困难的。现在有个人那么主动地嘘寒问暖，他很快就沦陷其中。

相识没几天，对方就展开了情感攻势，把两个人的问题放在一处考虑，甚至谈到了去哪座城市买房定居。

这对郭玉林而言还很遥远，他在心中勾勒的是另一种未来生活的愿景：一起去旅游，过二人世界，无拘无束。在北京逼仄的出租屋里待久了，他太渴望那样的生活——就像一般男女那样。

但那个男人却开始引导他投“北京28”的彩票，裹挟着各种甜言蜜语、洗脑和胁迫，郭玉林在他的指导下，竟然一次也没输过。

北京生活压力大，这种甜头也一度让他打消了顾虑。最后投入2万元以后，却发现还要50万元的流水才能提现。从银行卡里刷了10万元后，郭玉林这才发现，一切都是假的，就此收了手。

杭州警方立不了案，原本他已经放弃了希望，但最后案子以匪夷所思的方式破了。

去年10月底，一个电话打进来，自称是受宁波鄞州区检察院委托的律师，前来对接他被骗的案子。那个律师告诉他，检察院批捕的团伙共18人，都是福建的，彼此是同学关系，其中三个是未成年。正是一个未成年人，骗走了他的12万元。

郭玉林这才知道，他遇到的不过是一群“小毛贼”，真正的“大鱼”还没有现身。

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的民警李观明也发现了这一点，今年的春节后，坪山公安得到线索，去长沙抓捕一群诈骗犯，出现在他们视野的，并非事业有成的中年男子，而是一群稚嫩的青少年。

他们20岁左右，刚进入大学，而且是在同学的哄骗和撺掇下，偷渡去缅甸“赚大钱”，走上犯罪的道路。

那次抓捕出了点意外，长沙的同行提前行动，导致7个人中有4个提前溜走，偷渡回到缅甸。几个人跑到一个大赌场，继续洗钱，最后却洗到一穷二白，被扣押在赌场里，还是家人过去赎人回来，乖乖投案自首才了事。

这也让人们认识到，他们不过是庞大体系下的虾兵蟹将，东南亚“杀猪盘”的真实面目远未曝光，其中有多少大集团，不得而知。

由警方指导的公众号“终结诈骗”披露，在一次警方内部的交流会上，多名专家对藏匿在东南亚搞诈骗及配套服务的人数进行评估，有的说有10万人，有的说有20万人，但综合多方面信息看，应至少有30万人。这种跨国作案的隐秘化、集团化、专业化，让破案难上加难。

但对于刘铭和郭玉林来说，遭遇是切身的，他们无法知道自己的命运是怎么被决定的，好端端的人生，又怎么就被一个黑暗中的大盘吞噬。

“像一场恶意满满的玩笑。”

去年11月初，郭玉林去了趟宁波的检察院，签下那份谅解书。律师说，少年只获取了他骗走金额的10%，因此只有一万二可以退还给他。而拿到大部分钱的成年主犯，已经被提起公诉，钱能不能退回，不得而知。

郭玉林始终没能见到那个少年——跟他谈情说爱的“男人”，他想象着一起旅游共度二人世界的“恋人”。不过，回程的高铁上，他还是发了个短信给律师，说，希望那个少年回到学校，好好读书。

谢选骏指出：上述人间悲喜闹剧，其实都是《南风窗》这类党媒惹的祸——他们帮人洗脑，把黑暗的专政社会描绘得天花乱坠，结果理想天花变成了现实瘟疫，让毫无社会免疫力的羊群迅速中招了。这与其说是“东南亚杀猪盘”，不如说是“中南海杀猪盘”。因为中共国就是一个杀猪盘，十多亿生口就以各种方式被杀掉了。没有新闻自由，想不当猪，能行吗。



【035、独裁是国家的透支行为】


《惨烈 土耳其汇率崩盘了 房子也卖不掉了》（2018-08-13 樱桃大房子）报道：

上周四，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对土耳其的钢贴、铝征收50%、20%的高额关税，以报复土耳其对美国牧师的逮捕。

这对本已脆弱不堪的土耳其来说，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土耳其货币一泻千里，在上周五暴跌约18%之后，周一亚市开盘，土耳其里拉兑美元又重挫10%。

土耳其里拉的大跌并不是近期才出现的现象，今年已经累计下跌了50%。

市场一片愁云惨雾。周五土耳其里拉暴跌18%之后，周一里拉一度又暴跌了10%。自今年以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已暴跌了有45%。欧美股市也是几乎无一例外的下跌声。

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过去十多年，土耳其曾经是新兴经济体中的耀眼明星。2011年，土耳其经济增速达到了11.11%，比中国还要高。2017年，经济增幅还有7.42%，中国也只有6.9%。

用了10年多时间，土耳其人均收入终于翻了三番，达到了10000美元；但短短8个月时间，收入下降了近一半。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最现实的中等收入陷阱。

这场土耳其风暴，导火索是特朗普推特上的加征关税，背后是美国和土耳其的政治决裂，深层次的问题是土耳其内在的经济麻烦，而且，这也不是仅仅土耳其一国的危机。

在蝴蝶翅膀煽动下，在土耳其千里之外的南非，南非兰特13日一度下跌10%，创下十年来最大单日跌幅；在与土耳其隔了很多个国家的印度，印度卢比跌到了历史最低点，今年以来也贬值了7%。

但特朗普顶多算是最后的推手，算外部的诱发因素，土耳其货币遭遇雪崩，根本原因还是土耳其国内早已出了问题，积重难返。

从深层次的原因来看，土耳其经济增长的基础比较脆弱，土耳其属于中等经济体，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排名18位，过去这些年土耳其经济虽然保持了高增长，年增长率在6%到10%之间，人均收入也达到了1万美元左右，城乡差距显著减小。

但土耳其经济增长模式单一，长期以来严重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属于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数据上就能看出来，2018年第一季度，土耳其外债总额达到4667亿美元。土耳其2017年的GDP仅为8507亿美元，相当于外债占GDP的55%左右！

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外部依赖性过强，很容易被人抓住喉咙一招致命，对国际局势十分敏感，这从2003-2007年间全球经济流动性过剩给土耳其经济带来的繁荣，以及2009年美国信贷危机后土耳其GDP的急剧下滑中便可见一斑。

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一直奉行低利率，吸引大量外资流入，进一步吹大土耳其国内的资产泡沫。

从2002年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大量的外资流入也催生了土耳其国内房价和股市的泡沫。

一旦出现外资撤离，就会造成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引起市场的大幅震荡。经济就容易进入动荡甚至崩溃，出现高失业率。

土耳其危机，还与其政局太动荡息息相关，自从2016年7月军人政变失败，2017年4月修宪成功，土耳其的政治体制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埃尔多安从一个虚设的总统变成一个拥有实权的总统，他的任期最长可以到2029年。土耳其这一变化震惊了世界。

2016年，受未遂军事政变和频发的恐怖袭击影响，土耳其经济增速降至3%左右。为了拉动经济增长，自2016年起，土耳其货币供给量增长率达到18%。

2017年，土耳其里拉GDP增长850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7.4%，看起来经济复苏了。

但货币供给量多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胀率居高不下。

据土耳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今年7月土耳其通胀率（CPI）达到了15.85%，创下14年来的新高！

通胀率高，物价飞涨，一方面要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要保卫汇率，今年土耳其央行已经多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从8%提升到目前的17.75%，旨在留住资金。

这种跳跃式的加息节奏，对国内的经济伤害程度是无法想象的，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难以承受这么高的利息成本上升。

但结果是汇率依然没保住。

因为土耳其的通胀压力这么大，虽然名义基准利率高达17.75%，但扣除通胀率15.85%，实际利率不到2%，所以在美联储加息的大背景下，土耳其国内再加息，也无法阻止外资加速撤离。

同时，土耳其的外债大多以美元计价，里拉对美元的持续贬值，使得还债成本直线上升。

比如原来土耳其某企业借欧洲某银行1亿美元贷款，去年该企业贷款的汇率是1美元兑3.5里拉，也就是说只能兑3.5亿里拉，结果现在一下贬到了1美元兑7里拉，他在土耳其境内赚的是里拉，还起来要还美元，比如一年贷款到期了，他现在要还上这1个亿美元，需要拿出7亿里拉来兑换，企业一下子哪有这么多钱？要么违约，要么破产了。

目前，土耳其企业还有高达2230亿美元的债务需要用美元或者欧元支付。

土耳其银行体系资产光外币贷款占40%，欧元区监管机构担心，土耳其没有能力应对里拉大跌的局面，可能出现外币贷款违约。

汇率崩盘后，人们的购买力随之下降，老百姓的生活都会有影响，即使有购买力的人花钱也会更加谨慎，商家赚不到钱，经济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土耳其汇率没保住，房价保住了吗？

土耳其的城市规模大小不一，伊斯坦布尔城市群居住了1500-2000万人口，房价很高，占了土耳其全国1/4的人。其余城市则人口很少，哪怕是首都安卡拉，也远不如伊斯坦布尔的热闹繁华。

我没去过土耳其，对其房价只能从网上搜索资料了解，跟国内一样，根据房子类别和位置，价格也不同。在伊斯坦布尔房价很昂贵，郊区一般都在10000里拉，也就是1万人民币(专题)每平米以上，若是伊斯坦布尔中心城区，多在1.5-2万里拉。海景房别墅3-5万不等。

土耳其欧洲部分房价贵于亚洲部分，在安纳托利亚，不管是沿海还是内陆，房价都不很贵，沿海地区多为5000-里拉1平米，如伊兹密尔、安塔利亚。内陆地区在3000里拉1平方米，如科尼亚。

土耳其的房价去年还在涨，据有路网的报道，为了吸引国外投资者，2017年1月土耳其政府出台了一个在土耳其买房即可以获得土耳其国籍的新政策。新的法律条文是在土耳其购买价值至少100万美元的房产的外国人可获得土耳其的公民权。

房地产也算是土耳其的支柱产业，自1998年以来，土耳其房地产业基本呈现连年稳步增长态势，长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左右。

近年来，推动土耳其国内住宅市场不断发展的主要因素可归结为：国内经济形势驱动、人口的不断增长、持续的城市化进程和政府的政策拉动。

作为一个高度稳定的投资选项，土耳其的房地产投资始终深受中低收入阶层的喜爱。近年来土耳其国内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实际利率也持续走低，居民储蓄率低迷，在此背景下，土耳其民众更是将房地产投资视作最保值的投资首选之一。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在汇率闪崩后，房地产市场开始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里拉贬值、央行加息，基准利率就加到了17.75%，开发商还贷压力倍增。而面对这么高的利率，谁愿意去买房呢？

另一方面，物价上涨，解决生活用品是首要问题，对房产的需求降低，房地产销售冷清。即便开发商降价、政府减息，购买者仍然寥寥无几。现在安卡拉的房地产项目大都已经停工。

土耳其安卡拉房地产商称，一年以来，我们经历了公投、选举和国家紧急状态，这一年我们一套房子也没卖出去。不幸的是，房地产市场进入了萧条期。尽管降价了，但是我们还是卖不出房子。不只是我们卖不出房子，其他许多公司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尽管土耳其胡作非为、恶贯满盈，但是平心而论，比起俄罗斯来，土耳其还算比较开放一点的，至少它可以对美国护照落地签证，表达利亚还要友善一些，更不用说俄罗斯了。但是在美国的制裁之下，土耳其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呢？而俄罗斯却能够硬挺了几年？看来，土耳其还不够独裁。如果土耳其总统能够像俄罗斯总统那样经常搞搞暗杀，我相信土耳其的抗压能力会增强许多。因为，“独裁可以使得专制国家避免迅速崩溃”。毛泽东在文革中，邓小平在六四后，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人一语双关地说：“当然，中国不是土耳其，不是阿根廷，不是南非，中国也有挑战，但不是土耳其这种。但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在经济一片大好之际，土耳其这些国家，错过了改革的最好机会，最终，一场危机将所有打回原形。这个世界，出来混，最后总是要还的。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但不触动利益，最后被迫触动的，不仅仅是利益，还可能是灵魂。”独裁可使专制国家避免迅速崩溃，但问题是，如果独裁失败，那么专制国家就会加速崩溃了。所以可说，“独裁是国家的透支行为。”——独裁是国家的兴奋剂，最终也是国家的毒药。



【036、独裁者都是凡夫俗子】


《泰国国王第四次结婚 将军级女保镖立为王后》（BBC 2019年5月2日）报道：

泰国王室发布声明称，泰国国王已经与他的私人安保主管结婚，并授予她王后的头衔。

这一意外的声明是在泰国国王精心策划的加冕仪式于2019年5月初开始之前宣布的。这一仪式正式将现任泰国国王瓦吉拉隆功赋予神圣地位。现年66岁的泰国国王瓦吉拉隆功2016年在其深受泰国人爱戴的父王去世后，继位成为立宪君主。他曾3次结婚和离婚，目前有7个孩子。

苏蒂达王后是瓦吉拉隆功国王的长期伴侣，多年来一直在公开场合陪伴他，但泰国官方过去从未正式承认他们的关系。

现在，泰国王室发表声明，正式承认她作为王室成员拥有王室头衔和地位。声明发布后，泰国电视频道还播放了国王婚礼的视频，显示王室其他成员和皇宫顾问出席了婚礼。人们看到国王将圣水倒在苏提达王后的头上。随后，这对夫妇签署了婚姻登记。

2014年，瓦吉拉隆功国王任命泰国航空公司前空姐苏提达为其私人保安部队的副指挥官。2016年12月，他让她成为军队的正式将领。泰国前普密蓬·阿杜德在位执政70年，他2016年去世时成为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泰国罕见公布国王贵妃照片 宫廷网站被挤爆》（BBC　2019年8月27日）报道：

现年34岁的贵妃诗妮娜·披拉萨甘娅妮（Sineenat Wongvajirapakdi）在今年7月被册封——泰国王宫罕见公布了国王新册封贵妃的照片，据报宫廷网站因此被挤爆。照片显示，现年34岁的贵妃诗妮娜·披拉萨甘娅妮（Sineenat Wongvajirapakdi）坐在战斗机驾驶舱内，穿着野战服，还有一张照片是她在举枪射击。

登基不久的67岁泰国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今年5月与王后苏提达成婚后，7月册封诗妮娜为贵妃。诗妮娜有少校军衔，是泰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第一个被封为贵妃的女性。与诗妮娜贵妃照片一起公布的，还有她的传记。

泰国王宫发表声明说，国王“下令”为诗妮娜“写王室传记”。她是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飞行员、护士和卫兵。王后苏提达，现年41岁，曾经是空姐，后被任命为国王卫队的副队长。她在被册封为王后之前，是国王多年的女友，一直陪伴尚为王储的玛哈·哇集拉隆功国王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泰国国王登基之前曾3次结婚和离婚，目前共有7个孩子。2016年，泰国国王普密蓬驾崩后，玛哈·哇集拉隆功登基。诗妮娜贵妃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飞行员、护士和保镖。

谢选骏指出：独裁者都是凡夫俗子，他们随心所欲、破坏规矩，但最后都因为胡作非为而自掘坟墓。

《泰国贵妃失王室头衔，被指对国王“不忠”》（BBC 2019年10月22日）报道：

诗妮娜·披拉萨甘娅妮（Sineenat Wongvajirapakdi）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飞行员，她在今年7月被册封为泰国贵妃

泰国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发布声明，剥夺贵妃诗妮娜·披拉萨甘娅妮（Sineenat Wongvajirapakdi）王室封号以及军衔和头衔，因其“对国王行为不当和不忠”。泰国王室官方公告称，诗妮娜一直“野心勃勃”，并试图“将自己提升至与王后同等的地位”。“王妃的行为被认为是不敬的，”公告指出。

泰国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今年5月与其第四任妻子——王后苏提达（Queen Suthida）成婚后，7月册封诗妮娜为贵妃。她是泰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第一位被封为贵妃的女性。

诗妮娜曾拥有少将军衔，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飞行员、护士和卫兵。她是泰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第一位被封为贵妃的女性。她的册封也是泰国自1932年结束君主专制制度以来，国王首次公开拥有不止一位伴侣。

现年41岁的王后苏提达曾是空姐，后被任命为国王卫队的副队长。她在被册封为王后之前，是国王多年的女友，一直陪伴尚为王储的玛哈·哇集拉隆功国王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2016年，泰国先国王普密蓬驾崩后，玛哈·哇集拉隆功登基。

泰国《王室公报》周一刊登了宣布诗妮娜被剥夺头衔的声明，标志着这位新册封未满三个月的王妃突然失宠。诗妮娜近年来经常陪伴国王哇集拉隆功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即使是在国王与王后苏提达成婚后，诗妮娜仍然是王室活动的常客。

王室怎么说？王室周一发表的声明表示，今年5月王后加冕典礼之前，诗妮娜“用各种反抗和施压行为阻挠王后加冕”。声明指出，“国王授予她王妃头衔，希望她减轻压力，避免可能影响君主制的问题。诗妮娜还被指控“反抗国王和王后”，并且滥用职权假传国王命令。声明中提到，国王获悉“她既不感激被授予的头衔，也没有根据其身份做出适当的举措。”国王因此下令剥夺诗妮娜所有王室头衔、勋章、皇家卫队位阶和军阶。

泰国王妃被剥夺头衔一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也引起关注。10月22日上午，BBC中文记者查实新浪微博热搜，“泰国王妃被剥夺全部头衔”榜上有名。许多中国网民将这则泰国王室新闻比作“泰国版宫斗剧”。新浪微博用户“江瀚的视野”评论：“姑且不说对国王不忠，那个因个人野心违反王后的命令怎么看上去那么像《甄嬛传》，有种浓厚的宫斗戏既视感。”新浪微博用户“裙身”评论：“其实可能就是宫廷大局少看了点，要不然………哪里会给怎么快就输了呢。”

国王的妻子们——泰国国王哇集拉隆功有过四任妻子——颂莎瓦丽公主（Princess Soamsawali）1977年至1993年；育瓦媞达（Yuvadhida Polpraserth）1994年至1996年；西拉米（Srirasmi Suwadee）2001年至2014年；和现任妻子苏提达王后。

鉴于泰国王室事务的机密性，诗妮娜被剥夺贵妃头衔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永远不会被公开。泰国《欺君法》（lese majeste）禁止任何对王室的侮辱。任何涉嫌诽谤、丑化、侮辱泰王的人和事都被处以严厉惩罚，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法律之一。

诗妮娜被剥夺封号与国王两位前妻的情况相似。1996年，国王废除了他的第二任妻子育瓦媞达，并将四个儿子驱逐境外，育瓦媞达最终逃到了美国。

2014年，国王第三任妻子西拉米同样被剥夺所有头衔并被驱逐出境。她与国王所生的儿子现已14岁，由哇集拉隆功在德国和瑞士抚养长大。

比起泰国前任君主，现任泰王能够更为直接地行使王权。本月早些时候，首都曼谷最重要的两支陆军部队转移至直接听命于王室，军事力量集中在王室手中，这在现代泰国是空前的。

《泰国贵妃诗妮娜被废：我们所知有关她的一切》（BBC 2019年10月23日）报道：

如今诗妮娜只是被剥夺头衔，她还会面临什么惩罚仍然是未知数。泰国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宣布剥夺贵妃诗妮娜·披拉萨甘娅妮（Sineenat Wongvajirapakdi）王室封号一事，引发全球关注。

诗妮娜在7月才被授予王室配偶头衔，但王室公告指其“对国王行为不当和不忠”。在一些泰国观察家看来，这件事并不只是普通“宫斗”，更显示出泰国政治制度的走向。泰国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在2016年其父亲去世后继承王位，该国《欺君法》禁止任何对君主制的批评，批评者将面临重刑。

“王室配偶”指什么？“consort”一般指在位君主的妻子、丈夫或伴侣。在泰国，“royal consort”（王室配偶）用来指国王妻子外的伴侣。

历史上，泰国王室用一夫多妻制和王室配偶确保全国各省权势家族忠诚。几世纪来，泰国国王有多个妻子和配偶，但上一次泰国国王公开王妃还是在上世纪20年代。

诗妮娜有何背景？除了王室公布的信息，我们能得到的诗妮娜的信息都十分粗略。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副教授帕温（Pavin Chachavalpongpun）说：“我们所知有关她的过去，都是王室想让我们知道的东西。”

诗妮娜出生于1985年，来自泰国北部地区。她以前是一名护士，与当时的王储哇集拉隆功交往后，她进入了泰国王室军事和安全机构。她成为保镖、飞行员，并加入王室卫队。今年早些时候，她获封少将军衔。

今年7月，诗妮娜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泰国首位王妃。不久后，王室公布了她的一系列照片和官方传记，她还在战斗机上摆姿势拍照。但现在这些照片已经被删除。

诗妮娜现况如何？根据泰国王室的官方公告，诗妮娜被剥夺王室封号和头衔，因其“对国王行为不当和不忠”。公告称，诗妮娜一直“野心勃勃”，并试图“将自己提升至与王后同等的地位”。公告还说，诗妮娜行为不敬，不服从国王和王后，以国王名义滥用权力发号施令。国王了解到诗妮娜“既不感激被授予的头衔，举止行为也不得体”。

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与泰国研究教授卢斯（Tamara Loos）暗示王室内可能存在派系之争：“在任何这样的制度下，你都会发现幕后的互惠系统。诗妮娜可能只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她行事的效果或许不好。”卢斯还说，王室公告的语言“让人想起那个女性没有直接政治权力的时代，所以谈到‘有影响力的’女性会说她们有野心”。卢斯认为，泰国现代君主专制在兴起。

诗妮娜的未来——如今诗妮娜只是被剥夺头衔，她还会面临什么惩罚仍然是未知数。“我们不知道她还会面临什么，”帕温说，接下来的事情不太可能完全公之于众。泰国王室就像控制她过去的经历一样，也会控制她的未来去向和信息。

诗妮娜被突然剥夺封号，让人们会想起泰国国王哇集拉隆功两位前妻的遭遇。1996年，泰国国王废除了他的第二任妻子育瓦媞达（Yuvadhida Polpraserth），并将四个儿子驱逐境外，育瓦媞达最终逃到了美国。2014年，国王第三任妻子西拉米同样被剥夺所有头衔并被驱逐出境。她与国王所生的儿子现已14岁，由哇集拉隆功在德国和瑞士抚养长大。哇集拉隆功的前几任妻子从未就她们的情况发表过任何声明。

这件事反映了什么？自掌权以来，哇集拉隆功比其父亲更直接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本月早些时候，首都曼谷最重要的两支部队直接听命于王室，军事力量集中在王室手中，这在现代泰国是空前的。卢斯则认为，泰国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发出的信号远远超出与诗妮娜闹翻。卢斯则认为，泰国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发出的信号远远超出与诗妮娜闹翻。

帕温指出，王室公告对诗妮娜使用残忍直白的语言显示，泰国国王希望将诗妮娜的惩罚合法化。卢斯则认为，泰国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发出的信号远远超出与诗妮娜闹翻。卢斯指，国王发出的信号是，一旦他不再对你有好感，你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他的每一个举动，不管在经济、军事还是家庭方面，都暴露出他不受约束地滥用权力”。根据泰国的《欺君法》，公众不能在国内公开讨论这种有争议的事情。但观察人士认为，许多泰国人必将对这一戏剧性的失宠十分感兴趣。

谢选骏：独裁者都是凡夫俗，因为真正的天子从不直接行使权力——他通过人们自愿效忠，而不是强力驱使。

《剧情突变！泰国贵妃出狱》（凤凰网2020-09-02）报道：

9月2日，泰国政府宪报网站发布最新公告，正式对外宣布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拉玛十世）恢复废妃诗妮娜·翁哇集拉帕的头衔和封号。去年10月，诗妮娜被褫夺所有头衔并入狱，理由是“不忠”，并试图“与王后平起平坐”。

宪报网站发布关于诗妮娜的公告。尘缘从来都似水，恨与君王别。

2020年8月28日，泰王哇集拉隆功废妃诗妮娜重获自由。虽然身材比去年略有消瘦，依然艳若桃李，风韵不减。35岁的诗妮娜，特意穿上运动型露脐小背心和低腰裤，丰腴身材外露，她很快飞抵德国慕尼黑，再次成为“王的女人”。于诗妮娜而言，铁窗翻身，再伴君王，恍如隔世——

去年7月28日，泰王在其67岁生日宴会上，将小他33岁的诗妮娜纳为贵妃。诗妮娜也成为泰国自1932年以来的首位贵妃。然而，上位不足百天，诗妮娜却被泰王以“对国王不忠”和“野心勃勃”剥夺所有头衔，关进曼谷女子监狱。

“他更喜欢女人”

2016年，对泰国人民来说，注定不是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泰国人民送走了他们爱国爱民的老泰王普密蓬·阿杜德，迎来了新泰王“颂绿帕昭育华玛哈哇集拉隆功·波丁贴帕雅哇郎坤国王”。哇集拉隆功，1952年7月28日出生于曼谷，是拉玛九世普密蓬国王与诗丽吉王后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唯一的王子。

他的母亲——诗丽吉王后，曾如此评价自己的儿子：“他有些‘唐璜’的毛病。他是个好学生、好孩子，问题是女人喜欢他，而他更喜欢女人。”他真的很喜欢女人，喜欢到“饱受媒体批评”。

美国驻泰国大使艾里克·约翰曾回忆，他有次找不到哇集拉隆功，去询问泰国王室工作人员，得到的回答是：“他的社交生活十分丰富，这样你就知道在哪儿找到他了。”说完，还收到一个“你懂的”眼神。时间久了，约翰也就知道了更多哇集拉隆功的事。他在备忘录中写道：“王储喜欢在德国慕尼黑度假，经常不在泰国境内。”

最近的7月末，又传出了泰王带着多位“妃子”去德国躲避疫情的消息。从疫情爆发到现在，这位国家的最高权威只在泰国停留了19个小时，就又转机去了欧洲度假，奢侈的“隔离”生活被新闻爆出以后，连温顺的泰国人民都坐不住了。

比泰国人更讨厌自己国王的是德国人，一堆德国人跑到了泰王下榻的酒店门口，古板的德国人用投影仪打出了一句幽默的标语：“如果你热爱德国，并坚持留在这里，请停止成为泰国的国王！”

今年68岁的哇集拉隆功，官方意义上，有过四任妻子一位贵妃，拥有五子二女。不过，有四个儿子被迫流落海外。网传哇集拉隆功在德国迎接诗妮娜。

1977年，经母亲做主，25岁的王储哇集拉隆功迎娶了表妹颂莎瓦丽，两人育有一女——帕差拉吉滴雅帕公主，曾于2012年至2014年任泰国驻奥地利大使。颂莎瓦丽出生显赫，曾祖是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帝。但新婚不久，哇集拉隆功开始与女演员尤瓦提达同居，与她在一起的时间远比与王妃在一起的时间多得多。

1979年，两人的恋情爆光后，王妃颂莎瓦丽拒绝离婚。哇集拉隆功不但将颂莎瓦丽告上法庭，还亲自出庭，将家庭破裂的罪过全部归于颂莎瓦丽。颂莎瓦丽不得反驳，因为反驳了，就可能被判对王室大不敬罪。他们于1993年离婚，但王室允许颂莎瓦丽保留王妃的称号，她和女儿可以参加王室的一切纪念活动。

颂莎瓦丽王妃即使离婚多年，依旧享有崇高的声望，泰国人民只承认她是王妃。但长年累月的精神折磨和繁重的工作，摧毁了颂莎瓦丽的健康，不到60岁的人有时需要别人搀扶，还数次入院治疗。

被放逐的尤瓦提达

尤瓦提达，演员出身。为哇集拉隆功生了四子一女，名正言顺的婚姻关系只维持了两年。哇集拉隆功以“尤瓦提达出轨”为由，下令他们母子离开泰国。1996年，尤瓦提达带五位子女出走英国，哇集拉隆功撤去尤瓦提达和四个儿子的王室封号，仅将女儿西丽万那瓦里带回泰国封赐公主。据传，西丽万那瓦里被带回泰国，是因为某高僧预言其体内住有护国神兽。后来，西丽万那瓦里公主成为小有名气的时装设计师。

2019年10月17日，西丽万那瓦里（思蕊梵·娜瓦瑞）公主率领泰国代表团抵达中国武汉，参加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本届运动会上，她带领马术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目前，尤瓦提达母子五人定居美国。长子是航天学博士；次子是法律博士，现在纽约当律师；三子医学院毕业；四子成为经济学硕士。孩子们声称每年都会给王室写信，但都石沉大海：“我们被父亲放逐在外，这些年来从未踏足国土，每天都想返回泰国。”

平民西拉米的惨境

第三任妻子西拉米，生于一个平民家庭，她从小就长得很漂亮，心高气傲，不甘心做一个普通人。

1993年，西拉米就读于泰国曼谷商业学院，为了可以结识到更多的富人，她穿梭于各种高级派对，甚至到高端娱乐场所演出。哇集拉隆功在做王储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和西拉米相识，立刻将她拉到自己身边，成为宫廷侍女。

西拉米曾被爆整容，争议最多，也是几任妻子中最惨的。因为当年在泳池边只穿T-Back给御犬福福过生日，遭到民众声讨。2014年12月，政变后上台的军政府指控王储妃家族涉贪，以贪污等罪名缉捕了22位官员，其中7人是王储妃近亲，包括她的3个兄弟。

哇集拉隆功为了自保，迫于压力，休妻留子。当年，王储办公室发出信函，要求政府剥夺西拉米家族成员的王室赐姓。其后，哇集拉隆功与西拉米离婚，后者交出王储妃头衔，得到国王普密蓬的御准。

哇集拉隆功与西拉米的唯一儿子提帮功王子，深受普密蓬先王及哇集拉隆功宠爱，被外界广泛视为继他父亲之后的王位继承人。提帮功王子目前在德国就学。

空姐素提达上位

很快，泰王又有了新伴侣——素提达。

素提达曾是一名泰国航空空姐。素提达1978年出生，从小家庭贫困，中途辍学打工补贴家用，勉强上完了初中和高中，因为年轻貌美成为泰国国际航空的一名空姐。泰王平时喜好驾驶飞机出行，机缘巧合之下，两人相识，开启了飞行员和空姐的云端爱情。彼时，泰王名义上的妻子还是西拉米王妃。

此后，泰王将素提达调到自己身边，安排在皇家部队工作，常伴左右。并将素提达提拔成为哇集拉隆功私人护卫队指挥官，拥有少将军衔。2016年10月底，王室宫务处正式发布素提达在9月被授予一等王冠勋章的消息。2019年5月1日，哇集拉隆功册封素提达为王后。

贵妃诗尼娜的起伏

2019年8月2日，泰国大王宫。这一天，是刚刚继位不久的泰王哇集拉隆功67岁生日，王宫里举行着盛大的宴会。身材略显清瘦的国王一身白色的戎装端坐在金色的王位之上，旁边则是年轻的王后素提达。

但王后全程铁青着脸，丝毫看不出庆祝丈夫生日的快乐。这是因为在泰王脚下，有一位比自己更加年轻的女子正侧身半躺在泰王身前，女子穿着酒红色的紧身衣和紫色长裙，躺在哇集拉隆功的脚下，接受洒水礼。

她，就是年轻漂亮的诗尼娜，曾经是国王的前保镖队队长，即将入住王宫。诗妮娜生于1985年，系泰国北部难府人，曾毕业于泰军方护理学校，毕业后当过护士和飞行员，之后进入王室卫队，并成为陆军上校。

泰王册封诗尼娜为“昭坤帕·诗尼娜·披拉甘拉雅妮殿下”，“昭坤帕”这个封号是泰国拉玛王朝建朝以来第二次使用，首次是在1921年六世王时期。册封后，两人时常高调秀恩爱，身着“情侣装”一同外出。在一些重要场合，泰王会选择带诗妮娜出席，而不是现任王后素提达。这在一定程度上，膨胀了诗尼娜的“野心”。

从来王宫深似海，最是无情帝王家。

就在诗妮娜王妃被册封不到三个月，泰王就宣布废黜了这位年轻的王妃，剥夺诗妮娜的所有皇室和军事头衔，并且将她投进了监狱，甚至一度传出了诗妮娜已经死亡的消息。

在泰王的诏书里，罢黜贵妃的原因和《甄嬛传》罢黜华妃的原因惊人的相似：“未感念王恩，不忠，忘恩负义和对国王仁慈的无礼”。

2019年10月21日，哇集拉隆功在署名公报中严厉谴责诗妮娜“不忠”“充满野心”，试图与王后平起平坐，“并在王室朝臣之间造成纷争和裂痕，在民间造成公众误解，这些都是对国家和君主制的蓄意破坏”。但是，人生往往是从惊吓到惊喜。

进入曼谷女子监狱不到一年，诗妮娜又接到泰王御旨：诗妮娜“并非不贞不洁之人”，故特御赐隆恩恢复诗妮娜的“昭坤帕”册封以及其在皇家护卫队中所担任的职位，恢复其获赐的王室勋章和军衔。人生若只初相见，这是泰王想她了吗？

谢选骏指出：独裁者朝令夕改，自扇耳光，已经到了毫无逻辑的地步。因为他们都是凡夫俗子。



【037、对话和倾听已经结束了——中国内战即将演化成为全球内战】


《中美面临互相倾听的困境》（2020-12-07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上周末在一次会议上驳斥了外界给中国“战狼外交”的标签。这正好符合美国学界的观察，即中国政府没有在倾听外界的意见。但也有专家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倾听也不够。

乐玉成的这次发言是在12月5日召开的“第三届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他说，“‘战狼外交’实际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翻版，是又一个话语陷阱。目的是让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中国外交从来都只有风骨，没有软骨，更没有媚骨。”

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战狼外交”一词语出中国影星吴京2017年拍摄的电影《战狼2》，外界以此来描绘习近平治下，中国强硬外交的风格。

乐玉成驳斥“战狼外交”的说法，显示北京方面并不愿接受外界、尤其是西方媒体和政府对中国外交的批评。

北京的这种态度，早已看在西方学界的眼中。就在乐玉成发言的前一天（12月4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的研讨会上说，倾听不是北京的风格。“这个国家不擅长倾听，也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设性批评意见，调整自身的外交政策。这不是北京做事的方式。”

沈大伟在这次研讨会上发布了他的新书《大国碰撞：中美在东南亚相遇》（Where Great Powers Meet: America and China in Southeast Asia）。他直言不讳地说，“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中国的官员们在倾听外界的批评。这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弱点，这将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阿喀琉斯之踵。”阿喀琉斯之踵是形容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喀琉斯的致命弱点，最后英雄也因为射中脚踵的毒箭而亡。

作为华盛顿政策圈层内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沉大伟对中国的说法并非从来都如此尖锐。沈大伟是中美两国1979年建交后，第一批前往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之一。2008年，沈大伟在有中国官方背景的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克服自身矛盾，继续前进。但在2015年，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两年后，沉大伟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措辞严厉地说，中共可能正在进入最后的崩溃阶段。

沈大伟的这种说法表达了当时华盛顿对习近平独裁体制下的中国的普遍担忧。自那以来，在川普总统主导下，美国政府调整了对华战略，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也开始陷入多重危机。沈大伟说，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平衡的中国。他强调，中国的外交尤其呈现出很多弱点，“这体现在中国的软实力、安全环境，以及中国的外交和所谓的统一战线，以及与海外华裔的关系，还有南海问题，这些都是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的弱点。”他的说法得到了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的认可。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芮效俭指出，东南亚的马六甲海峡并不控制在中国手中，中国外海的第一岛链也在其控制之外，这对中国实际是弱点。“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依靠外交手段，才能保证其通达世界各国的渠道，以实现其世界大国的地位。”

摇摇欲坠与远大野心

相比于前两位专家，华盛顿智库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项目主任卜大年则另辟蹊径，他在11月底发布的新书《中国噩梦：一个摇摇欲坠政权的远大野心》（The China Nightmare: The Grand Ambitions of a Decaying State）中指出，国内危机四伏的中国，不减其对外的战略野心，将是美国和世界的噩梦。

与沈大伟相似的是，卜大年也有在中国访学的经历。他曾长期在美国政府担任东亚以及中国政策方面的要职；从2006年开始，卜大年一直兼任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专员。

与众不同的是，卜大年并不认为中国是处于上升期的大国，相反，由于危机丛生，中国是处于衰落期。他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打比方，认为衰落期的大国与上升期的大国同样危险。

卜大年还强调，中国的战略目标不仅仅是成为地区性大国，而是全球性强国，这正是最危险的地方。

卜大年的分析与中国官方的说法大异其趣。

中国外长王毅今年5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公开阐释了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不管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在国际上称王称霸，都会站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点，站在历史发展潮流的正确一边。”

世界也要倾听极权主义的庞然大物

中国官方的类似说法已经在不同场合得到了表达。但美国方面的理解却完全不同。芮效俭在12月4日的研讨会上指出，美国方面也需要倾听，“当我听到沉大伟说中国的行为方式与美国一样时，我自己就在笑。我也认为中国需要学习如何倾听别人的意见，但美国在这方面也不是老师，应该和中国一起做学生。”但芮效俭所指的倾听，显然并非是仅仅倾听中国官方的说法。而美国舆论界也认识到了倾听中国不同想法的必要性。

被中国政府驱逐的《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张彦（Ian Johnson）上周在英文媒体SupChina.com上发表文章，介绍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大为（David Ownby）主持的中英文翻译项目，“读懂中国梦”。

这一项目把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40多位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文章翻译成英文，让西方对中国思想界有全景式的了解。文章引述台湾中央研究院钱永祥教授的说法指出，世界已经把中国当成了极权主义的庞然大物而忽略了倾听，这对双方的正向交流是不利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翻译的作者中包括被中国官方禁言的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这意味着，中国政府虽然希望外界倾听他的想法，却连自己内部的不同声音也不愿意倾听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报道不懂，倾听是为了对话，如果没有了对话的意愿，那么倾听就是多此一举了。至于当下，对话和倾听都已经结束了，剩下的只是鼓噪与宣传。对话的意愿成了遗愿，倾听的人们进了医院——对话和倾听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因为双方都已知道了对方的底牌，战略模糊与回旋余地都已荡然无存了。这是一种战时状态。正如中国未能结束百年内战，从今以后，中国内战即将演化成为全球内战了。

《月内三提“备战打仗”，习近平用意何在？》（2020-12-07 美国之音）报道：

过去一个月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及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三次提及“备战打仗”。其中，习近平日前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表示，当前中国安全环境发生新变化，要“坚持聚焦备战打仗”，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

稍早，中国人大拟议修改国防法，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之外，增加“发展利益遭受威胁”作为开战条件。习近平要求全军“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备战打仗上，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中国的安全环境及国际局势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共增加“发展利益”受损作为开战条件是何居心？习近平为何如此热衷于“备战打仗”？中国备战打仗的矛头指向何方？《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习近平强调备战打仗，既有对内的意思也有对外的意思。他说：“习近平讲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部队绝对忠诚。这些话显然是对内的，是为了强化对军队的控制，进一步强化他个人的权力。再有习近平好大喜功，他想在任内打一仗，因为他知道只有打一仗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毛泽东自不必言，邓小平也是。邓小平除了在内战期间打过仗，在中共高层他是一个没有元帅头衔的元帅。另外他第三次复出也在越南打了一仗，也由此进一步确立了他的地位。所以习近平想打仗立威。他现在都已经是政治家、思想家了，还缺个军事家的桂冠。尽管有官媒已经叫他统帅了，可是你连仗都没打过，这个统帅名不副实，所以他有个打仗的想法。另外他觉得个人是如此，要打仗立威，国家也要如此。一个国家要证明你成为超级大国了，除了GDP，除了登月，还需要用战争来证明这一点。所以他有这样一个意图。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国际形势很紧张，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是中共当局主动造成的。”

11月25日，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认为，习近平强调备战的意思就是要准备跟美国打仗。他说：“他（习近平）认为各种各样的威胁多了，所以好像非要打一仗不可了。没有向印度主动打仗的意图，印度方面他一直在采取缓和策略。在东海方面的势头也不强，因为跟日本之间是一个长期的纠结，你宣示主权他也宣誓主权这样一个过程。也没有跟日本挑起武装冲突的这样的意图。但是在台海和南海这两个地方，因为背后的支持力量或者说反对中国的力量都是美国，在这两个地区加紧军事备战包括航母的建造以及舰队的编演、编训，以及‘东风’各种型号导弹的试射。这些都有跟美国要一较高低的势头在里面。所以准备打仗这个含义其实说白了就是要准备跟美国打仗。但是是不是要开第一枪，这不一定。因为美国方面也显示了雄心勃勃要压制中国军力增长的势头。双方都在叫板，现在是一个叫板阶段。”

除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之外，北京现在经常提到的是所谓“发展利益”不容侵犯，给自己的对外要求提供正当性和合理性。《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北京所说的“发展利益”是对外扩张的表现。他说：“我觉得当然他是一个主动的对外扩张的表现。发展利益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它弹性很大。尤其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崛起在全世界都投射，发挥你的影响力和力量。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海。因为中国承诺不在南海岛屿搞军事化设施，结果你在那儿大搞特搞。美国反对你在那儿搞军事化设施，那你中国有什么理由反对美国的反对呢？因为这个问题显然不涉及到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这些问题，就这叫发展利益的问题了。中共就可以解释我们在南海诸岛搞这么多军事设施是为了中国的发展利益，你反对这点就是在侵犯我们的发展利益。这么打起仗来就师出有名了。按照这个逻辑，如果没有发展利益这一条，南海问题上你自己都答应过的不搞军事化设施。别的国家反对你因此而发生军事冲突，那你中国方面是师出无名的。可是你加了发展利益这一条，你就师出有名了。你不但不理亏了，反而还显得理直气壮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它加了发展利益这一条的目的所在。”但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表示，还不应该过高估计习近平的对外扩张企图，至少他还不会像希特勒那样发动世界大战。他说：“中国从至少习近平这一任上看不出来有这样的意图，他现在声称的还是传统上他认为是中国领土的部分。和要保家卫国，守卫原来传统的中国领土，比如南海那些岛礁，台湾钓鱼岛，这样几个范围内相关联的。并没有说要像希特勒那样的扩张。至少习近平有生之年的执政当中，我们不会看到习近平主动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重新占领南亚，或者占领欧洲、占领中东，不存在这么高的风险。存在着他以守卫自己原来固有的领土，适度地往外扩张蔓延。比如说他造了些人造岛，本来那些东西是礁或者下边的暗沙，他把它变成了人造岛之后就多出了12海里，然后又多出了200海里经济区，他说这一块是我的。为了守卫这些东西，他要跟别人开战。12海里也好200海里也好，可能跟菲律宾跟越南、马来西亚都发生某种摩擦。发生摩擦后，他说这快领土是我的。本来这个岛根本就不存在，是人工修葺的，然后他要去履行这个。顶多是在这些角度上会发生冲突。我们不低估他是对的，但是过度高估也是有问题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实在不懂，在核子战争的时代，希特勒战争当然不复可能，统一世界的，将是文化战！



【038、国民党共产党都是娘炮党】


《惊天新闻！中国小孩娘化 原来是中情局的阴谋》（2019-10-26 世界日报）报道：

思想火炬转发一则匪夷所思的文章，引发大批中国网民点击。

将近20年前发生在屏东县高树国中的"叶永鋕事件"，终于让台湾社会开始认真思考多元性别议题，性别平等教育也才逐渐开始受到重视。反观对岸的中国大陆，却被一种"少年娘则中国娘"的莫名恐惧所垄罩，近年来反而不断强调传统二元性教育，更因此不时出现一些光怪陆离的现象。

官媒转网路文章 批娘炮化是美国阴谋——最新一个案例是，被视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重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艺术型态建设研究中心，近日在其微博"思想火炬"上竟转载一篇题为"为了让你喜欢娘炮，你知道美国中情局多努力吗？"的离谱文章，除批评中国娱乐圈严重崇尚篇女性化的男艺人，并点名"男星女性化"起源日本，且幕后是由美国意图操作，文末还称，"娘炮成为社会崇尚的主流，会吞噬掉民族的血性"。

尽管中国年轻人愈来愈能接受并认同原本的自己，但对于性别议题，中国官方态度依然是："是男人就该要有男人样子"。去年9月，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与解方军日报即同日对"娘炮"开炮，痛批中国社会快要走向"娘炮化"，男生越来越向女生，而女性都喜欢小鲜肉，让社会变得更病态。

世足场上的失利 俊美男团被当成箭靶——官媒带头吹起这股歪风，有传闻说，与2018年世足赛上建功的法国队球员姆巴佩有关。当时有中国网友将姆巴佩与大陆男团TF BOYS作对比图，姆巴佩踢世足时年龄为19岁，TF BOYS成员三人年龄也不过18至20岁，图片在姆巴佩下打上"少年强则国强"，在男团上的字则为"少年娘则国娘"。

一时之间，所谓"少年娘则国娘"的论述在中国传开，风波首先烧到中国演艺圈。

去年9月央视节目"开学第一课"，中国众多家长质疑节目把他们的孩子变"娘炮"，中国男星黄明昊、王鹤棣、朱正廷等人就被砲轰是娘炮艺人，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与所谓"祖国的未来"。

事件也在网路上发酵，节目偶像练习生里一些新晋年轻偶像，因气质阴柔，照片也被贴到"娘炮"的文章里，逃不了挨责。随后更传出官媒祭出"禁娘令"，封杀被指认的"娘炮艺人"。

中国官方这种带头贴标签的行为迄今未熄，有中国社科院背景的"思想火炬"在近日转发的前述这篇文章，首先剖析"娘化"源自日本演艺圈，并称这一切都是美国的阴谋。文章称，日本、韩国、中国的明星较崇尚偏女性化的男人，而美国的男星则多为硬汉风格，矛头并指向杰尼斯事务所创办人喜多川，称他在美国的帮助下创造这种风潮。

除了指则喜多川以外，1995年木村拓哉为口红代言广告，被该文描述为"木村拓哉柔媚的眼神和性感的涂抹，犹如炸弹一般的在日本女性群体中引起了爆炸"。后又说南韩偶像争相模仿，东方神起、Super Junior，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清秀、柔弱与女相。

对于这则转发，大陆网友狂吐嘈："现在还想挑起性别对立，建议作者晒一下自己的腹肌、胸肌、二头肌展示自己的男性魅力"、"大家尽力在改的刻板印象又给打回来"、"果然父权社会就是靠厌女维持的"、"美国还崇尚健美女性呢，你咋不宣传宣传"、"我纳税就养了你们这群东西？抱歉，讲错了，你们不是东西"等批评，由于批评声浪甚巨，还引来官方删文。

为了让小孩更MAN 幼稚园招募男老师

尽管民间对于性别平等的意识已经愈来愈高，但中国官方目前依然有意强势引导社会的父权价值与宣扬刚性、阳性特征。其中一项具体作法就是：增加幼稚园的男性教师的比例。因为不少官员与家长认为，中国年轻一代男孩之所以不再那么"MAN"，就是因为幼稚园里放眼望去都是女老师，让小朋友少了如何"像个男人"的学习对象。

中国青年报日前一篇专题报导就指出，据中国教育部"2017年教育统计资料"，男幼师在专任教师中的比例不足3%。报导称，众所周知，在幼儿的成长和教育过程中，"男性角色"不可或缺。而作为陪伴幼儿每天成长的男幼师，他们在幼稚教育中的作用愈加凸显。

浙江省建德市航头中心幼儿园老师郑文聪就说，"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子很善于模仿，你做什么动作、说什么话、你的态度，很快就被学了去。"因此，他觉得自己在小朋友面前要突出展现阳刚、坚强等"男性角色"的普遍特点，玩的时候就放手让孩子尽情去玩，摔跤了、打架了，郑文聪会让他们自己站起来，并教他们以"男人"的方式去处理冲突。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蔡飞也指出，目前幼稚园中男教师严重稀缺，加剧了幼儿人格发展过程中"男性角色"缺失问题，影响幼儿人格和谐发展，致使"男孩危机"现象普遍。

为应付这种其妙的"亡国感"，中国目前已有江苏、广西、福建、湖南和四川等省份实施男幼稚园教师免费培养专案。例如，江苏省从2010年到2016年实施免费男幼稚园教师培养计画，每年招生数300至600人，希望更多男老师的加入，能让大陆的男孩子们，能从小就"像个爷们"。

这也让不少人也担心，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将会有多少"玫瑰少年"将在抑郁的环境中，不断被迫"装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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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一种"少年娘则中国娘"莫名恐惧所垄罩，男团TFBOYS被无辜波及。图／摘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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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得精致好看错了吗？木村拓哉曾代言口红也被拿来作文章。图／取自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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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养男孩的阳刚气质，中国许多地方这几年刻意培育幼儿园男教师。（新华社）

谢选骏指出：“为了培养男孩的阳刚气质，中国许多地方这几年刻意培育幼儿园男教师。”——但是太晚了！因为这些所谓的教师也都是娘炮，即使他们中间有个别的不是娘炮，而且还有幸培养了一些有限的男子汉，最终也会被中国的政治机关给消灭掉。因为中国的政治基本上属于一种太监政治——国民党共产党都是娘炮党！看看这两党的几个代表人物，一个比一个娘炮——孙中山，女的；汪精卫，女的；蒋介石，半女的；毛泽东，女的；周恩来，半女的；华国锋、邓小平以后就不用说了——说话都是细声细气的！他们的全部政治活动，就是消灭男人！回头看看，还是北洋军阀中的人物有些男的，可惜被北伐给伐掉了！那时还没有中情局呢！由此可见，中国娘炮党不是美国的杰作，而是苏联的杰作——苏联用这种毒计成功把中国赤化了，把黄俄变成了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也许美国是学习了苏联的成功经验，将此计策施行于日本。但是日本流行娘炮是二战战败以后的事情，中国流行娘炮则是北伐成功以后的事情。所以接下来的中日战争一起，中国就一败涂地了。国民党共产党都是娘炮党，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加娘炮，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整肃杀害不够娘炮的男人和不愿遭到共妻的女人！但是通过苏联的援助，共产党可以霸占中国；和苏联闹翻后投靠美国，继续娘炮——现在美国如果翻脸，海峡两岸的娘炮们真的不知何去何从！上述世界日报虽然身在美国，但其哀鸣报道还是一个国共的南北朝实例。



【039、国民党中国看不起共产党中国】


（一）

2016年9月24日“李登辉基金会”举办“年度募款餐会”搜刮政治献金，公布“前总统”李登辉口述历史纪录片精华版内容。

李登辉是由旁人搀扶进入餐会会场的。已于21日先性发表的预告片中，除了重现过去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外，也描述了1996年的台海危机，李登辉在影片里说：“中华民国是比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早成立的一个国家。”摆出他特有的蹶头招牌姿态，并重申两岸“是特殊的国和国的关系”。很明显，国民党中国看不起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中国的总统自以为比共产党中国还要老迈。

在《“补鼎续火”李登辉纪录片》的预告片中呈现，时任中国大陆总理朱镕基除了以军事演习要胁，也在台湾第二次总统大选前夕喊话：“我们能够允许自古就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吗？绝对不能！”朱镕基也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

“台湾又不是你的，对不对？你用这样要来喊，你是什么意思啊？你喊，我就会怕吗？我不会怕啦。”李登辉这位共产党叛徒回忆道：“我跟你说，台湾虽然很小，我看不起中国。”他也说：“中华民国是比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早成立的一个国家，台湾的地位本身是特殊的国和国的关系。”一想到自己曾经的共产党员身份，这位老头就特别难受。

此外，李登辉也在纪录片中谈到他卷入国民党党内斗争的心路历程，他说：“郝柏村参谋总长任期过长已经违法了，他一个人卡住的关系，所以影响到整个军方的制度。”

李登辉也谈到当时的行政院长李焕：“李焕野心很强，这个人本身，如果没有让他野心满足，他不知道还会再搞什么鬼，他要做就给他做，我有个计画在，让郝柏村来当行政院长，把李焕拿掉，我会轻松很多。”

李登辉基金会网站则提到：“台湾历经荷兰、西班牙、明郑、清朝 、日治 、国民党政府等六个外来政权，都不曾获得台湾人民同意就径行统治，直至1996年人民可直选总统，主权在民才就此画下分水岭。”

“如何协助新政府摆脱‘托古不改制’的挑战，并尽速推动宪政改革运动，是我们对这块土地，需努力不懈的责任和义务。”李登辉基金会网站写道，明日将以《补鼎续火–补历史之鼎 续民主之火》作为餐会主题。

（二）

由李登辉基金会筹钱策划的“李登辉口述历史”纪录片，费时3年拍摄完成，除了呈现李登辉当初对抗国民党内“非主流派”的运筹帷幄，也描述了与共产党中国的数次交锋。不过他没有谈到1996年的台海危机，李登辉出卖了共产党叛军将领，导致台湾的情报网全面瓦解。当时，1996年国民党中国首度“总统直选”，共产党中国以军演威吓，但是只用了空心弹。这一机密由共产党叛军将领泄露，李登辉有恃无恐予以宣扬，结果导致共产党叛军将领遭到追查，被捕死亡。

李登辉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李登辉的叛徒人格，使得他出尔反尔，在纪录片中，对于他自己当年力挺的连战，及民进党首位总统陈水扁，李登辉都没好话。他在片中毫无羞耻地承认，当年他大力支持的连战，实际上缺乏社会支持度，再怎么拼都没用。至于他一手抬举的陈水扁，李老头则说，“台湾人第一次管自己，管到台湾人都吓到要死。”、“没疼惜老百姓，私心嘛！”李老头丝毫没有一点自责的意思，更无悔改之意。

（三）

国民党中国虽然看不起共产党中国，但自己毕竟也是气数将尽。

李登辉刚刚参加“李登辉基金会”这个“年度募款餐会”，晚上9时许突感身体不适送台北荣总检查。台北荣总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陈云亮表示，前总统李登辉目前病况还在评估，意识清醒状况还算稳定，但心跳血压偏低，人很不舒服，今晚会住院观察。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燕军受访指出，李登辉目前仍在医院检查。

高龄94岁的李登辉比国民党中国（1927年至今）年纪还大几岁，晚间突然身体不适，“意识清醒状况还算稳定”，其余细节不便透露。

李登辉2015年11月因“小中风”被送至台北荣总，检查结果为左侧大脑外缘小血管栓塞，导致右手掌麻痹，住院观察11天。

2013年7月李登辉也因颈动脉阻塞而头晕，送医进一步检查，原因为老化所引起的脑血管狭窄，必须住院观察，并接受椎动脉支架置放手术。当时医疗团队在李的椎动脉置放支架，创下最高龄装椎动脉支架世界纪录。

李登辉自2000年首度进行心脏支架手术，之后又赴日本接受数次心脏支架手术，估计身上有12根支架，医界认为他应是“全台湾最多支架的记录保持人”。

除血管疾病之外，李登辉也于2011年11月惊传罹患大肠癌，在台北荣总接受切除手术，切片证实，为第二期大肠癌，肿瘤约3.5公分大。

此外，李登辉也是糖尿病患者，2014年10月他参加糖尿病活动时公开表示，他已罹患糖尿病30多年，每天遵循医师指示，规律量测血糖，施打胰岛素，血糖获得良好控制。怪不得蒋经国当时选他作了副总统，因为这两个共产党叛徒还都是糖尿病人。

谢选骏指出：李登辉要钱不要命：94岁高龄的他，由旁人搀扶爬上讲台，还坐着轮椅发表演说；但致完了词，却不顾死活地向与会的施主们敬酒，还疯狂地将红酒一饮而尽！结果立马就进了医院！尤其可悲的是，李登辉老头这家伙从那天下午开始身体就不太舒服，还是抱病参加这次“要钱不要命”的募款餐会的！在他出席餐会时就开始感到头晕，好不容易熬到了晚间8时多，原打算先回家休息，沿途经医疗团队讨论，决定先到台北荣总医院住院检查……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李登辉这个“前总统”出席募款餐会。国民党中国看不起共产党中国，那是二十年前；现在共产党有钱了，风烛残年的李登辉之辈怎么办？



【040、汉化不是共产党化】


《美国谴责中国当局干扰基督徒婚礼葬礼 收买告密人 强迫教堂安装摄像……》（法广 16/10/2019）报道：

美国驻华使馆10月16日在官方推特上谴责中国当局打压宗教的行为：干扰基督教徒的婚礼和葬礼，收买告密人，强迫教堂安装摄像镜头以供警方监督，迫使基督徒签署文件放弃信仰，骚扰和持续“汉化”各种宗教的信徒。

美国驻华使领馆的推文引述一个专门记录中国践踏人权行径的在线刊物《寒冬》（Bitter Winter）披露的情况说，有关当局今年早些时候，在河南省制止基督教徒举行葬礼和婚礼。教徒受到被关押及被调查的威胁。有些人还遭逮捕。

该推文还说，据《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报道，广州市官员对提供有关宗教集会信息的人，给予相当于1500美元的现金奖励。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是针对宗教自由实施限制性法律和政策最严厉的10个国家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持续不断“汉化”宗教的运动中，基督教徒、维吾尔族和回族穆斯林、藏族佛教徒及法轮功都成为骚扰的对象。

美国驻华使领馆的推文表示，因为中国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美国国务院自1999年以来一直将中国列入“特别关注国”（Country of Particular Concern）。

美国国务院在《2018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2018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中指出，中国政府要求基督教会安装监控摄像头以便让警察每日监控有关活动，还迫使基督徒签署文件，放弃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Michael R. Pompeo）说中国当局的这些所作所为“令人发指”。

谢选骏指出：上述指控的内容也许不错，只是指控的名称确实错误——因为这不是什么“汉化”，而是“共产党化”；因为汉文化本身首先而且早已遭到了共产党的毁灭。汉化不是共产党化，汉化要求首先消解乃至剔除共产党文化。至于第三期中国文明，其内核则是中国文明的基督教化。正如，第二期中国文明，其内核是中国文明的佛教化。



【041、航空改标混乱再证中国仍在内战状态】


《不仅美国 5国航空未改标中国台湾》（2018-06-15 海外网）报道：

中国民航局日前致函44家外国航空公司，要求其整改涉港澳台信息。美媒称，大多数航空公司已遵照要求改标“中国台湾”，目前仍未更改台湾标注的只剩下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和越南的航空公司。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4日报道，美国三家航空公司还在推托，并将责任归咎于美国政府，称未改涉台信息是遵照美国政府的“指示”。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发言人当地时间周三（13日）表示，“我们已将该问题交给美国政府，因为这是应由各国政府之间解决的外交问题。”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发言人表示，正与美国政府就此事保持“密切磋商”。美国航空发言人则拒绝就此事作出评论。报道称，截至周四（6月14日），尚未改标“中国台湾”的航空公司还有日本的全日空和日本航空、韩国的韩亚航空和大韩航空，以及印度航空和越南航空。而法国航空、英国航空、德国汉莎航空、阿联酋航空、卡塔尔航空、马来西亚航空、菲律宾航空、新加坡航空、泰国航空、土耳其航空和加拿大航空均已在目的地列表中标注“中国台湾”。澳大利亚航空公司（Qantas）首席执行官上周也已表态，澳航将在截止期限前完成整改。

不过，海外网查询发现，《华尔街日报》这一说法不甚准确，这几家航空公司的确都没有痛快标注“中国台湾”，不过耍起了不同的花招。首先，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的各语种订票系统存在差别，这两家日本航空公司均只在简体中文网页上标注了“中国台湾”。日本航空公司的日文网页上将中国大陆和港台列在一起，英文网页则是单独标注“台湾”。全日空公司的日文和英文网页则均单列“台湾”，后面没有标注中国。另据台媒6月8日消息，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其实有改标过“中国台湾”，但又在24小时之内改了回去。

其次，韩亚航空和大韩航空，则是把中日韩各城市机场全部归纳在“东北亚”之下，各语种订票系统保持一致。而今年5月，韩亚航空在之前版本的订票系统中，还是将中日韩分开排列，并将台湾列于“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之下。韩国航空公司此次改动，似乎是为了规避“中国台湾”这一话题。

此外，越南航空的做法与韩国航空公司相同，即把中日韩各城市的机场全部列于“东北亚”之下。不过，在越南航空官网“选择地区和语言”列表中，有标明“中国台湾”。而印度航空官网订票系统中仍然标注“台湾”，没有加注中国。

而其他航空公司，以加航为例，官方订票网页上，包括英文、中文和德文在内多语种订票系统，台湾各机场都被加注中国，从字面上看，桃园机场和大陆城市机场标识已没区别。

《华尔街日报》称，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季瑞达（Kenneth Jarrett）对此表示，“对于在中国有业务的公司来说，可能最终将面临选择：对全球网站进行修改，以反映中国对于领土主权的立场；否则将面临被逐出中国市场，或陷入经营困境。”

此前，中国民航网5月25日通报表示，2018年4月25日，中国民用航空局致函44家外国航空公司，要求这些公司在信函发出之日起30日内纠正其官网相关内容中违反中国法律、违背一个中国政策的错误做法。截至5月25日，44家外国航空公司中已有18家完成了整改，26家因技术原因申请延期并承诺整改，承诺整改完成时间最早为5月28日，最晚为7月25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已复函同意。

英国《金融时报》6日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官员已要求美联航、美国航空和达美航空不要听从中国的要求修改其网站和地图上对台湾的标注。该人士表示，美国航空公司本身愿意在一段时间后遵守中国的要求，但特朗普政府似乎有意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对抗，而不管航空公司的看法。

对此相关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6月5日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香港、台湾、澳门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客观事实、基本常识，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相关问题不是普通的程序性或技术性问题。中方有关部门通知体现了中国政府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的一贯、坚定立场，有关要求合理合法，绝不是什么“政治干预”或者“政治压力”。任何在中国经营的企业都应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尊重和遵守一个中国原则，这是最起码的遵循。

网民评论说：哈哈哈好笑！在中国的机场里、港澳台都称之为出境呀！出境！就是出了中国的境嘛！

谢选骏指出：“出境”并非“出了中国的境”，而是“出了共产党辖区的境”，因为现在的中国仍然处在内战状态。国际航空的改标混乱，不过再度证实了中国仍在内战状态中，远远没有达到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要求。



【042、荒漠化的中国是共产党北朝的遗产】


《中国三北地区荒漠化土地减少4万平方公里》（新华网银川2007年2月9日电）：

记者从国家林业局三北防护林建设局了解到，中国在包括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取得显著生态效益，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４年的５年间，三北地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分别减少了４万多平方公里和近８０００平方公里。

据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育才介绍，据每５年一次的第三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表明，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４年的５年间，三北地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分别减少了４万多平方公里和近８０００平方公里。黄土高原４０％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了初步治理，流入黄泥沙减少了近３亿吨左右。

目前，三北地区建设了一批红枣、黑桃、柿子、花椒、苹果、梨优质干鲜果品基地，建成了一批以森林资源为原料的加工企业，形成了林果、森林生态旅游、苗木、花卉、林产品加工等产业。

据了解，覆盖中国西北、华北、东北１３个省区市的５５１个县旗市、总面积达４０６．９万平方公里的三北防护林工程，经过２９年的持续建设，已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２５１６万多公顷，三北地区森林覆盖率提高了近５个百分点，初步形成了带片网、乔灌草相结合的防护林体系基本骨架。

……

谢选骏指出：这不过是惊鸿一瞥。实际上，从飞机上就可以一目了然。21世纪，从香港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由南自北穿越整个中华大地……触目所及，南中国上有绿色植被，北中国显然已经荒漠化了，和蒙古戈壁的颜色相差不远，甚至比戈壁以北的蒙古，还要枯黄一些——这不仅是中国的未来，而且就是中国的现在。

土地沙漠化简单地说土地沙漠化就是指土地退化，也叫“沙漠化”。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对荒漠化的概念作了这样的定义：荒漠化是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等因素，使干旱、半干旱和具有干旱灾害的半湿润地区的土地发生了退化。

1996年6月17日第二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发表公报指出：当前世界荒漠化现象仍在加剧。全球现有12亿多人受到荒漠化的直接威胁，其中有1.35亿人在短期内有失去土地的危险。荒漠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且演变为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它给人类带来贫困和社会不稳定。到1996年为止，全球荒漠化的土地已达到3600万平方公里，占到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1/4，相当于俄罗斯、加拿大、中国和美国国土面积的总和。全世界受荒漠化影响的国家有100多个，尽管各国人民都在进行着同荒漠化的抗争，但荒漠化却以每年5～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相当于爱尔兰的面积。到二十世纪末，全球将损失约1/3的耕地。在人类当今诸多的环境问题中，荒漠化是最为严重的灾难之一。对于受荒漠化威胁的人们来说，荒漠化意味着他们将失去最基本的生存基础--有生产能力的土地的消失。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1994年通过的《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中，荒漠化是指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干旱（arid）、半干旱（semi-arid ）和亚湿润干旱（dry subhumid）地区的土地退化。

该定义明确了3个问题： ①“荒漠化”是在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的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产生和发展的； ②“荒漠化”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及亚湿润干旱区（指年降水量与可能蒸散量（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之比在0.05至0.65之间的地区，但不包括极区和副极区），这就给出了荒漠化产生的背景条件和分布范围； ③“荒漠化”是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及亚湿润干旱区的土地退化，将荒漠化置于宽广的全球土地退化的框架内，从而界定了其区域范围。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非洲西部撒哈拉地区连年严重干旱，造成空前灾难，使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全球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荒漠化”名词于是开始流传开来。据联合国资料，目前全球1/5人口，1/3土地受到荒漠化的影响。1992年6月世界环境和发展会议上，已把防治荒漠化列为国际社会优先发展和采取行动的领域，并于1993年开始了《联合国关于发生严重干旱或荒漠化国家（特别是非洲）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政府间谈判。1994年6月17日公约文本正式通过。1994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从1995年起，把每年的6月17日定为“全球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向群众进行宣传。中国是《公约》的缔约国之一。

什么叫荒漠化？过去常理解为“沙漠不断扩大，把沙漠里的沙子扩散到越来越广的肥沃土地上去”，这是不准确的。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定义是“包括气候和人类活动在内种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也就是由于大风吹蚀，流水侵蚀，土壤盐渍化等造成的土壤生产力下降或丧失，都称为荒漠化。

中国——根据1998年国家林业局防治荒漠化办公室等政府部门发表的材料指出，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全国沙漠、戈壁和沙化土地普查及荒漠化调研结果表明，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4%，近4亿人口受到荒漠化的影响。据中、美、加国际合作项目研究，中国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541亿人民币。

中国荒漠化土地中，以大风造成的风蚀荒漠化面积最大，占了160.7万平方公里。据统计，70年代以来仅土地沙化面积扩大速度，每年就有2460平方公里。

土地的沙化给大风起沙制造了物质源泉。因此中国北方地区沙尘暴（强沙尘暴俗称“黑风”。因为进入沙尘暴之中常伸手不见五指）发生越来越频繁，且强度大，范围广。1993年5月5日新疆、甘肃、宁夏先后发生强沙尘暴，造成116人死亡或失踪，264人受伤，损失牲畜几万头，农作物受灾面积33.7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5.4亿元。1998年4月15-21日，自西向东发生了一场席卷中国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地区的强沙尘暴，途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河北和山西西部。4月16日飘浮在高空的尘土在京津和长江下游以北地区沉降，形成大面积浮尘天气。其中北京、济南等地因浮尘与降雨云系相遇，于是“泥雨”从天而降。宁夏银川因连续下沙子，飞机停飞，人们连呼吸都觉得困难。 　

沙尘暴——中国西北地区从公元前3世纪到1949年间，共发生有记载的强沙尘暴70次，平均31年发生一次。而建国以来近50年中已发生71次。虽然历史记载与现今气象观测在标准上差异较大，但证明沙尘暴现在比过去多得多，是没有问题的。

根据对中国17个典型沙区，同一地点不同时期的陆地卫星影像资料进行分析，也证明了中国荒漠化发展形势十分严峻。毛乌素沙地地处内蒙古、陕西、宁夏交界，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40年间流沙面积增加了47%，林地面积减少了76.4%，草地面积减少了17%。浑善达克沙地南部由于过度放牧和砍柴，短短9年间流沙面积增加了98.3%，草地面积减少了28.6%。此外，甘肃民勤绿洲的萎缩，新疆塔里木河下游胡杨林和红柳林的消亡，甘肃阿拉善地区草场退化、梭梭林消失……一系列严峻的事实。

2015年12月29日，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表示，我国土地荒漠化和沙化状况依然严重，保护与治理任务依然艰巨，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分别占国土面积的1/4以上和1/6以上，成为我国最为严重的生态问题。

第五次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14年，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20%；沙化土地面积172.1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93%；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面积30.0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12%。实际有效治理的沙化土地面积20.37万平方公里，占沙化土地面积的11.8%。

“十三五”期间，全国需要完成10万平方公里的沙化土地治理任务，也就是每年需要治理2万平方公里，3000万亩，任务十分艰巨，并且都是一些剩下来的难啃的“硬骨头”，好治理的这么多年已经治理，剩余的10万平方公里的治理难度更大。如期实现2020年防治目标，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类型——土地荒漠化最终结果大多是沙漠化。中国荒漠化类型及其分布中国有风蚀荒漠化、水蚀荒漠化、冻融荒漠化、土壤盐渍化等4种类型的荒漠化土地。 中国风蚀荒漠化土地面积160.7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于旱、半干旱地区，在各类型荒 漠化土地中是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一种。其中，干旱地区约有87.6万平方公里，大体分布在内蒙古狼山以西，腾格里沙漠和龙首山以北包括河西走廊以北、柴达木盆地及其以北、以西到西藏北部。半干旱地区约有49．2万平方公里，大体分布在内蒙古狼山以东向南，穿杭锦后旗、橙口县、乌海市，然后向西纵贯河西走廊的中一东部直到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呈连续大片分布。亚湿润干旱地区约23．9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毛乌素沙漠东部至内蒙右东部和东经106度。 中国水蚀荒漠化总面积为20．5万平方公里，占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7．8%。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北部的无定河、窟野河、秃尾河等流域，在东北地区主要分布在西辽河的中上游及大凌 河的上游。

中国冻融荒漠化地的面积共36．6万平方公里，占荒漠化土地思面积的13．8%。冻融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 中国盐渍化土地总面积为23．3万平方公里，占荒漠化总面积的8，9的。土壤盐渍化比较集中连片分布的地区有柴达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以及天山北麓山前冲积平原地带、河套平原、银川平原、华北平原及黄河三角洲。

危害——治理措施土地沙漠化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是我国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我国的沙漠及沙漠化土地面积约为160．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6．7%。当前我国沙漠化土地面积正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而且还有加速扩大的趋势。沙漠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樊胜岳对此颇为关注。他在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久治效不显，措施要反思，应拓展沙漠化治理的新思路，努力形成沙漠化防治的生态经济模式。

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一个人地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人类对土地的利用方式和程度上。由于人口增加和科技进步，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之需求的增加成为必须和可能，因而逐渐在人地关系中提升了人类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和调控力。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人类在有效利用资源方面的进步。但也因不合理利用的方式，不同程度地作用于资源环境的变化过程，引起乃至控制着资源环境的不良渐变或突变，如温室效应气体增加、 大河断流、火灾、 库区地震、水土流失等，而土地沙漠化则是更为明显的一例。

土地沙漠化是我国当前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它恶化生态环境，破坏生存条件，加剧自然灾害发生，制约经济发展，加深了贫困程度，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给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据测算，我国每年因土地沙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40亿元，相当于西北五省（区）年财政收入的3倍，沙区每年因风蚀损失土壤有机质及氮、磷钾等达5590万吨，折合2.7亿吨化肥，受风沙危害，全国每年少养5000多万只，每年粮食减产30多亿吨，全国有2.4万多个村庄和城镇经常受风沙危害，有些甚至成为诱发民族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沙漠化还威胁大中城市、交通运输、水利设施和工矿企业。

治理——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沙漠化产生的根源是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过大造成的。因此沙漠化的治理应该从提高沙漠化土地的承载力，减缓和消除过重的人口压力的角度入手。然而，令人深思的是，沙漠化治理却是采用间接迂回的方法。我国在沙漠化防治方面采取的措施很多，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1）植树种草。当植被盖度达到30%以上时，土壤风蚀就会基本消失。种树种草治理沙漠化的措施，就是基于控制土壤风蚀的原理提出的。在沙漠化发展严重的农耕地区，主要采取把部分已经沙漠化的耕地退还为林地和草地的方法，以达到沙漠化土地恢复的目的。但由于区域内一部分土地种树种草，与本区域内另一部分土地承载力的大幅度跃升，没有协调同步，或者仅考虑到种树种草，而未在建设基本农田、大幅度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水平上下功夫，导致种树种草与本已过重的人口压力之间矛盾日趋激烈。（2）围栏封育。在草原地区牲畜压力过大，过度放牧造成了土地沙漠化。治理的方式通常采用“围栏封育”，即把草场划分成若干小区，使围起来的草地因牲畜压力的消失，而自然恢复。

对策如下：

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建立和完善土壤沙化监测体系，认真搞好风沙动态监测，全面了解土壤沙化现状，为防治风沙提出科学依据。

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制订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强化依法治沙。加大执法力度，推行禁垦、禁牧、禁樵措施，坚决打击毁林、开荒、开垦草原等破坏植被的各种环境违法行为。

认真落实《全国防沙治沙规划》，制定行之有效的实施计划，科学利用现有草原，要有计划采草，科学轮牧、放牧、加强草原鼠害管理；要对重点草原区域周边产量低的耕地退耕还草，对沙化极其严重的草原实行禁牧。

进一步投入资金、技术，通过植树、种草等措施加快现有沙化土地的植被恢复工作，要积极鼓励企业，个人投资，并与发展特色经济相结合，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双赢。

推广和应用防沙治沙实用技术和模式，加强技术培训和示范工作，做到防沙科学化。

抓好防沙治沙重点工作，建设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以点带片，构建防沙治沙发展的新格局。

减少环境的人口容量，减轻人口压力，实施必要的移民政策，在生存条件恶劣的地方，逐步将超过环境容量的人迁移出来，转移至小城镇。

虽然沙漠化的产生是从植被破坏产生土壤风蚀开始的，但沙漠化的治理却不能仅仅限于种树种草，而是要从解决沙漠化土地上过重的人口压力出发，从经济学、生态学和沙漠学相结合的角度，把沙漠化治理与农村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沙漠化防治的生态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沙漠化治理应该按照降低土地上的人口压力和形成稳定生态系统的总体目标，有层次、按时序进行。

首先，种树种草与提高农田产量同步进行。通过施用高新技术、改造生产要素组合条件，提高未沙漠化土地粮食产量，使沙漠化土地的承载力发生跃升，从而减缓或消除人口压力。与此同时，施行退耕还林还草，推广应用沙地造林和农田防护林带技术，初步建立起防沙体系，使沙漠化土地初步得到治理。值得注意的是，种树种草和沙漠化土地承载力的跃升应同步进行。前者离开了后者，沙漠化的治理由于没有去除沙漠化的根源，而效果不佳；后者离开了前者，在强烈风蚀下不可能实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工可调节水肥因子在技术上具备了越来越大的可操作性，从而为沙漠化治理开发中新技术的使用，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对作物的优质高产提供了保障。例如，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后山地区地处农牧交错带，土地沙漠化严重。一些地方实行的地膜玉米技术，可使粮食产量由亩产100多公斤提高到600公斤。粮食产量的增加，为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提供了可能空间。当地推行的“进一退三”措施，也就是种一亩地膜玉米，退耕三亩沙漠化土地，改种拧条等治沙牧草，使当地的沙漠化进程迅速得到遏止并开始逆转。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业富余人口，也可以带动多种产业的发展，增加群众收入，缓和西部人口压力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的矛盾。

沙漠化形成与扩张的根本原因，就是荒漠生态系统（包括沙漠、戈壁系统、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草原系统、森林系统和湿地系统）的人为破坏所致，是对该系统中的水资源、生物资源和土地资源强度开发利用而导致系统内部固有的稳定与平衡失调的结果。以往，一手植树种草，通过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防治沙漠化，另一只手却破坏荒漠生态系统，制造新的沙漠化土地。事实上，正是由于荒漠生态系统的破坏，尽管我们营造了“三北”防护林，实施了防沙治沙工程，却仍然未能在整体上遏制住沙漠化扩张的步伐。可以说，近半个世纪来，沙暴频频的真正原因，并非人工植被营造太少，而是天然植被破坏过甚。小环境的局部改善，抵消不了大环境的整体逆变。

有鉴于此，有必要调整防沙治沙战略，从片面重视发展人工植被转到积极发展人工—天然乔灌草复合植被；从单纯保护绿洲到积极保护包括绿洲在内的整个荒漠生态系统。只有重建荒漠生态系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沙漠化扩展的势头，扭转防沙治沙和治理水土流失工作中的被动局面，也才能切实有效地改善我国西北地区的大生态、大环境。

谢选骏指出：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从飞机上就可以一目了然——从香港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由南自北穿越整个中华大地……触目所及，南中国上有绿色植被，北中国显然已经荒漠化了，和蒙古戈壁的颜色相差不远，比戈壁以北的蒙古，还要枯黄——这不仅是中国的未来，而且就是中国的现在。这不过是惊鸿一瞥——植树造林都在纸面上。为何荒漠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特别严重？因为此国是北朝，受到北方荒漠民族（苏联、满洲、蒙古）的深刻影响。随着中国文明的复苏，但愿北中国荒漠化有望改善！



【043、九二共识就是南北朝宣言】


《朱立伦现身央视纪录片谈九二共识》（早报 2019年1月5日）报道：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今天（5日）报道，为纪念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中国大陆官媒央视播出历史纪录片《台海纪事》。刚宣布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的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也现身该纪录片谈“九二共识”。央视称，《台海纪事》是中国第一部全方位展现《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年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统一、推进两岸关系所做出的积极努力的纪录片，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台海纪事》共有10集，每集约30分钟。

在第四集“接触商谈”中，朱立伦现身表示，“九二共识”是一个重要的基础、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因为从“九二共识”开始，两岸才可以进行交流，相互走向和平。

《台海纪事》第四集称，1992年10月28至30日，两岸海基会、海协会在香港就事务性商谈中“如何坚持一个中国”进行讨论。最终，经过两岸双方授权，两会通过香港工作性商谈和此后互致函电，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即著名的“九二共识”。纪录片称，“九二共识”的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两会经过协商、相互认可的两段表述文字中，两会都表明了“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态度”。

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海基会表示“认知各有不同”，大陆海协会表示“在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双方做了“求同存异”的处理。央视此前报道称，本系列纪录片与台湾TVBS电视台合作，在台湾采访了连战、吴伯雄、郝柏村、洪秀柱、朱立伦、江丙坤等20多位台湾政治经济届人物，他们“以亲身经历讲述两岸关系40年中的重大事件及感人故事”。大陆方面也采访了历任国台办领导、海协会会长及对台问题资深专家等。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日提出五项对台原则，以“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作为“九二共识”内涵，倡议透过“民主协商”、“政治谈判”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朱立伦昨天对此表示，“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完全是两回事。国民党对“九二共识”的立场清楚，坚持“一中各表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自由民主，立场不会改变”。

谢选骏指出：所谓的“九二共识”其实就是“南北朝宣言”，因为九二共识的核心“一中各表”就是“各表南北朝”——所谓“一中”就是那个“朝”；所谓“各表”就是那个“南北”。九二共识就是南北朝宣言，那么否认九二共识呢？否认九二共识也是另类的南北朝宣言——“一边一国”。不论怎说，都是南北朝宣言。因为南北朝就是南北朝，不论怎么宣言。一个中国·两个党国·九二共识·就是南北朝宣言！不论“共产党国”还是“国民党/民进党国”。



【044、绝龙峪与帝制的灭绝】


《珍妃被杀细节：慈禧太后传话处死》（2014年12月19日  海外网）报道： 

距离北京120多公里处，河北省易县城西永宁山下的清西陵，是清代自雍正时起四位皇帝的陵寝所在。末代皇帝溥仪逝后也安葬于此，但不再有皇陵。陪伴这些帝王长眠地下的，还有他们的皇后、嫔妃。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妃子，应该就是光绪帝的宠妃——珍妃。

珍妃的一生只有短暂的25年，她被光绪帝宠爱，她被慈禧太后下令投井。爱情、政治、宫斗、谋杀……诸多戏剧性的强烈冲突交织在这个女人身上。在晚清历史舞台上，珍妃也许只是个微末角色，但她的生前身后事，无论是在档案记载、民间传说还是文艺作品中，都构成了晚清的一幕大戏。

清西陵墓葬中的珍妃也不安宁。1938年，八个当地村民盗掘了珍妃墓，举世震动，其影响甚至不亚于另一起著名的皇陵盗案——孙殿英挖开了慈禧和乾隆的陵寝。

上世纪80年代末，电影《夜盗珍妃墓》把这起盗墓案搬上银幕，阴森恐怖的故事场景，创造了当时中国恐怖片的巅峰之作，甚至有该影片上映时吓死观众的传闻。

然而，比对档案资料和盗墓者的回忆，有清史研究者给出了这样的判断：当年的盗墓者和后来拍成的电影，都搞错了盗墓的对象，被盗的并不是珍妃墓，而是她的姐姐——瑾妃之墓。

是耶，非耶？

直到去年，探地雷达在瑾妃墓上探测出了一个清晰的盗洞，珍妃墓却完好如初。珍妃墓上笼罩的重重迷雾终于被拨开。

珍妃之死

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的北门——贞顺门内，有一眼水井。尽管井水早已枯竭，四面八方的游人还是不住地向井底探望。

这眼井淹死过清朝光绪皇帝的宠妃珍妃，故称之为珍妃井。在井畔的东墙上，挂着一块说明牌： “珍妃是光绪帝的宠妃，她同情并支持光绪帝的变法维新的主张。慈禧太后扼杀戊戌变法后，光绪帝被囚禁在瀛台，珍妃则打入冷宫。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太后仓皇出逃，行前命太监崔玉贵将珍妃推入井中淹死。次年后打捞出尸体葬于西直门外，1913年移葬清西陵之崇陵(光绪帝陵)妃园寝。后人重新制作井口，不再使用。”

不过，“被投井”只是珍妃之死几个版本之中，最广为人知而且最可信的一个。而关于珍妃投井具体情形的描摹记叙，更是林林总总。珍妃之死，也是众说纷纭的谜团之一。

有关珍妃的记载，关于她生前的部分倒是简单而确定的。

在《清史稿后妃传》、《清皇室四谱》等有关书籍中，对珍妃生平都只略提过几笔，概括起来就是这样几句：珍妃，镶红旗，满洲，他他拉氏。生于光绪二年二月初三日，为礼部左侍郎长叙之女。

1889年，珍妃两姊妹入选宫中，13岁的她被封为珍嫔，15岁的姐姐封为瑾嫔。

在清朝的后妃等级中，嫔为九等嫔妃序列中的第五等，下面是贵人、才人、常在等级别。直至1894年，因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加恩，她俩得以晋嫔为妃。

妃之上还有皇后、皇贵妃、贵妃三个等级，包括她们姐妹在内，光绪帝一生仅有一后二妃。光绪帝的皇后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也就是后来发布退位诏书、结束满清封建统治的隆裕太后。

根据历史记载，珍妃因为生性单纯活泼，略通西学，深得光绪的宠爱，光绪也因此日渐冷落慈禧的亲侄女隆裕皇后，令慈禧十分不悦。后来珍妃因为支持光绪进行戊戌变法而触怒了慈禧太后，被打入冷宫。也许，慈禧早就动了对珍妃的杀心。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西逃的这一天，也成了珍妃生命的最后一天。

最初，《清列朝后妃传稿》这样记录：“妃有宠于帝，光绪二十六年各国师入京师，帝西狩，妃仓猝不能从，于宫中殉焉。”

按照这个说法，珍妃是“贞烈殉节”，投井自杀。在慈禧的有生之年，清廷的公开记录一直是这样记载的。甚至在回銮之后，1902年11月，慈禧还下旨： “上年京师之变，仓猝之中珍妃启从不及，即于宫内殉难，洵属节烈可嘉，恩著追赠贵妃位号，以示哀恤。 ”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即1908年11月14日，太阳落山的酉时，光绪皇帝驾崩，终年38岁；十多小时之后，十月二十二日未时，慈禧太后逝世于中南海之仪鸾殿，终年74岁。

24小时之内，皇帝和皇太后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溥仪继位，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这奇特的历史一幕之后，关于珍妃之死的档案记录也有了变化，由投井自杀，改成了“被崔玉贵投入井中溺死”。

指示做出这个改动的，是溥仪的生父载沣。后人在载沣的传记中记载，载沣亲眼见珍妃死时的情景。

清东陵管委会副主任于善浦上世纪80年代曾发表一篇文章《珍妃与珍妃之印》，补充了这一说法的一些细节——

关于珍妃被杀之事，颇多记述，一般传说由内监总管李莲英奉命执行。动手行凶的是二总管崔玉贵。

当时城外枪炮声隐隐传来，宫中人心惶惶。慈禧太后在忙乱中传话处死珍妃，一时间左右太监面面相觑，不敢前往。只有崔玉贵攘臂而出，口说：“都是怂小子，看我去。”

随后，崔玉贵凶神附体似的进入幽禁珍妃的院落，把珍妃连推带提拥到井口。珍妃跪地求见老佛爷一面，崔厉声说：“没有那些说的。”一脚把珍妃踢入井中，还投下了几块大石头。

这是关于珍妃之死具体情形比较权威的记录，而在很多描摹处死珍妃的文字中，慈禧就在现场。

1929年，成立不久的故宫博物院推出了《故宫周刊》，该刊第30期曾出版了“珍妃专号”，也是该刊的唯一一次专刊。

《故宫周刊》的编辑找到了当时在世的太监唐冠卿，按他的描述，有了这样的记载：

少顷，闻珍妃至，请安毕，并祝老祖宗吉祥。后曰：“现在还成话吗？义和团捣乱，洋人进京，怎么办呢？”继语言渐微，哝哝莫辨。忽闻大声曰：“我们娘儿们跳井吧！”妃哭求恩典，且云未犯重大罪名。后曰：“不管有无罪名，难道留我们遭洋人毒手么？你先下去，我也下去。”妃叩首哀恳，旋闻后呼玉桂(崔玉贵)。桂谓妃曰：“请主儿遵旨吧！”妃曰：“汝何亦逼迫我耶？”桂曰：“主儿下去，我还下去呢。”妃怒曰：“汝不配！”予聆至此，已木立神痴，不知所措。忽闻后疾呼曰：“把她扔下去吧！”遂有挣扭之声，继而砰然一响，想珍妃已堕井矣。斯时，光绪帝居养心殿，尚未之知也。这个版本中有慈禧和珍妃的直接对面冲突，更富戏剧性，因而在野史和文学作品中流传甚广，虽然多假借不同人物之口说出，但仍能看出是源自唐冠卿之说。只是，这个版本一直因为是一家之言而备受质疑。

且不论那些或真或假的细节描述，故宫贞顺门的那眼井是珍妃的殒命之地，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多数人对珍妃的了解，大概就以投井而死为止。实际上，她死后的事情，像生前一样跌宕。

迁葬西陵

珍妃死后一年多的时间，遗体就一直沉在井内。这时，慈禧带着满清皇室避祸西安，连自己的宫城都保不住，更不会顾及那个被弃之井下的珍妃。

珍妃后来被捞出来，据说是因为慈禧的噩梦。

清西陵文物管理处资料室研究员邢宏伟告诉记者：“传说慈禧在逃跑途中，晚上睡觉经常作噩梦，梦到珍妃来找她算账，这让慈禧非常焦虑。1901年回到北京前，慈禧就下令，让珍妃的家人把她的遗体从井里打捞出来，安葬在恩济庄。”

恩济庄墓地实际上是一处宫女墓地，珍妃虽然被掌权的慈禧太后幽禁、处死，但毕竟是妃子，安葬在宫女墓地不合礼制。她本应葬在光绪陵寝之侧。

当时光绪帝尚在人世，但这并不是珍妃没有葬入光绪皇陵的原因。在封建社会，皇帝一般在登基之后就开始为自己寻找“万年吉地”、修建陵寝。一些先于皇帝离世的皇后、嫔妃，会被安葬在已经修好的皇陵之中。但珍妃投井而亡，乃至她的尸身被捞出，葬于恩济庄宫女墓之时，光绪的陵寝连一砖一瓦都还没有。

光绪这个一直被慈禧操控于掌中的皇帝，在位33年，不但皇权虚掌，他的陵墓直到死后才开始修建。反倒是慈禧，虽然逝世仅比光绪晚十几个小时，但位于清东陵的陵寝早已建好，而且又按她的旨意经过了扩建大修，直到其豪华程度超过了东宫皇太后慈安，这才满意。

从慈禧崩亡到棺椁抵达东陵，其间将近折腾了一年，最后总算于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初四，将棺椁葬入菩陀峪定东陵地宫。整个殡葬共耗费白银达120多万两，为大清历代帝王后妃葬礼之最。

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是清入关后不久就划定的皇家陵园，第一帝顺治和第二帝康熙先后葬在了那里。第三帝雍正改弦易辙，把他的陵寝建在了易县泰宁山下，从此出现了东陵和西陵两个陵园。这就为以后的清帝提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以后陵寝应建在东陵，还是建在西陵？

第一个面临这个问题的是乾隆，他也为后世立下规矩：“昭穆相建”，也就是东陵安葬一位皇帝之后，继任者要葬在西陵。也正因此，他为自己在东陵建造了裕陵。

不过，“昭穆相建”的规矩并没有被严格遵守。道光帝的陵寝原本应该建在东陵，但陵已经修好，逝世的皇后已经入葬那里，却发现陵寝漏水。于是道光拆了东陵的陵寝，改在西陵重新修建自己的慕陵。

按照清朝皇帝陵寝择址的制度，光绪本应和咸丰一样安葬于东陵。那样就会出现他和慈禧这对“冤家”比邻长眠的局面。但现实情况是，慈禧葬于东陵，而光绪葬于西陵。

这一次破坏“昭穆相建”规矩的是慈禧。同治是慈禧的亲生儿子，也是咸丰唯一的儿子。也许是不愿与儿子分开，慈禧把青年暴亡的同治帝的陵寝安排在东陵，确定陵名为惠陵。于是，光绪只能在西陵为陵寝选址。

关于光绪葬地的选择，多半认为是直到他驾崩后，才由新登基的宣统皇帝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派人在西陵界内找了一块叫金龙峪的地方，兴建陵寝。但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的资料显示，光绪十三年(1887年)时，光绪帝就已经为自己选好了位于金龙峪的墓地，许多史料确认光绪皇帝生前拜谒西陵和选定万年吉地的史实。

据传说，金龙峪此前的名字叫绝龙峪。为光绪陵寝选址的堪舆人员看中了这里的风水，但“绝龙”二字太不吉利，遂把这里改成九龙峪。碰巧的是，光绪皇帝是清入主中原第九代“真龙天子”，联系到此地的前名，“九龙至此，绝无后续”，更不吉利了。王公大臣再三商讨，最后定名为金龙峪。

“万年吉地”虽然选好，但光绪帝没有实权，修不修光绪陵全由慈禧说了算。于是，直到慈禧死后，清王朝统治时期的最后一座皇帝陵寝才得以开工。邢宏伟介绍，光绪的崇陵是1909年溥仪登基后才开始修，同时修建的还有崇妃陵。光绪的一后二妃，此时只有珍妃已逝。隆裕皇后还在世，给刚登基的宣统垂帘听政，死后要与光绪合葬。瑾妃也在世，崇妃陵不但有珍妃墓，也是将来瑾妃的安葬之地。

皇陵工程浩大，晚清又国力羸弱，光绪的崇陵迁延日久。直到1912年，光绪的皇后、已升格为皇太后的隆裕替宣统发布退位诏书，满清的封建统治宣告终结，崇陵和崇妃陵的基础工程尚未过半。满清政府一倒，1912年整个工程又停工了一年。

根据《优待清室条件》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1913年，民国政府接手了崇陵的修葺工程。到了1913年11月初，崇陵和崇妃陵的地宫部分基本建好了。

1913年11月16日，光绪和珍妃于同年同月同日安葬于清西陵。

珍妃的姐姐瑾妃(时为兼祧皇考瑾贵妃)参加了珍妃的迁葬仪式。在故宫里，珍妃井北侧门房也为她布置了一个小灵堂以供奉珍妃的牌位，灵堂上悬挂一额纸匾，上书“精卫通诚”。

珍妃的悲情故事，到此应该终止了，谁也不会想到，25年后8个盗墓人的到来，彻底扰乱了崇妃园寝的宁静。

为“干大事”盗墓

清西陵附近散落着不少村庄，华北村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30年代，清政府虽然早已覆灭，不少八旗后裔，尤其是守陵人的后代，仍然生活在这里。

盗掘珍妃墓的主要发起人有两个：关友仁和鄂士臣，他们当时都住在华北村里，关系要好。

“我们家祖上是东北长白山的，镶黄旗，跟着顺治帝进的北京，开始一直住在蓝靛厂一带，后来易县开始修清西陵，我们就迁过来了。”关友仁的儿子关虎军，到现在仍然住在清西陵一带，他在泰陵旁边盖了个农家院“瓜尔佳山庄”。

“瓜尔佳”是关友仁的满族祖姓，后来清廷垮台，瓜尔佳氏放弃了满姓，取“瓜”的谐音“关”为姓。

谈起多年以前父亲参与的那场轰动一时的盗墓案，关虎军说，他的父亲和鄂士臣之所以盗墓，是为了筹资拉队伍抗日。

实际上，清西陵和清东陵这两个被视为“风水宝地”、“万年吉地”的皇室陵区，在上世纪初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早就成了侵略者和军阀横行无忌的天地，葬入皇陵地宫的无数奇珍异宝，更让各路土匪和盗墓贼垂涎三尺。

清东陵被盗掘得最厉害，几乎所有的皇陵都被盗墓者洗劫过，清西陵的情况比东陵要好一些，大的皇陵中只有光绪的崇陵被盗。

崇陵被盗案至今仍是一起悬案，是何人所为没有定论。目前能够获知的资料，多数都是从盗墓现场遗留的痕迹推测而来。

盗墓者对崇陵的结构很熟悉，盗掘起来亦很内行。他们不像孙殿英那样，遇到石门和阻碍用炸药硬崩，而是用松杆木片拨开各道石门的自来石，进入金券。

光绪帝梓宫正面被砍开一个直径约3尺的圆洞，尸体拖到棺外。棺内随葬品被洗劫一空。隆裕太后的梓宫是从上面打开了盖子，盗走随葬物。而且，把册宝箱也打碎了，盗走了里面珍贵的玉册和宝玺。

“清西陵一些小的王爷、公主园寝也已经被盗空了。”邢宏伟说，其中有些盗墓者就是当地守陵人的后代。

守陵人为什么会监守自盗？这和清东陵护陵队伍的成分构成有直接关系。

给皇家园陵护陵的，都是后迁来的满族人，而且人数众多，都是吃皇粮的八旗子弟。

清西陵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机构。清西陵最大的官儿，是西陵守护大臣，一般都是由贝勒和贝子担任。整个清西陵，七品以上的官员有两三百个。

清朝时清西陵工作人员的分工很细，人数众多。每个陵都有自己的内务府、礼部、八旗等等一套班子，“皇帝陵的内务府有120人左右，妃子园寝的内务府50人左右，整个下来，清西陵陵区的护陵人有几千人。”邢宏伟说。

在清帝退位前，皇家陵区是没有任何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所需的所有东西都靠外面供给，以至于八国联军来到清西陵的时候，对完全没有生产能力的陵区评价是“非常不方便”。

清朝覆灭，陵区的供给线被打破了，民国政府决定分地。

政府把清西陵周边的土地划成不同的区，分给护陵人。但是这些护陵的八旗子弟世代吃皇粮，养尊处优，不会种地，分到手里的土地，他们要么出租，要么转售给了当地的农民。

“护陵满人的后代日子过得非常拮据，缺少生活来源，有些人就动了盗墓的心思。”邢宏伟说。（本报记者米艾尼）

谢选骏指出：据传说，金龙峪此前的名字叫绝龙峪。为光绪陵寝选址的堪舆人员看中了这里的风水，但“绝龙”二字太不吉利，遂把这里改成九龙峪。碰巧的是，光绪皇帝是清入主中原第九代“真龙天子”，联系到此地的前名，“九龙至此，绝无后续”，更不吉利了。王公大臣再三商讨，最后定名为金龙峪。但是似乎命中注定，绝龙峪与帝制的灭绝还是连在了一起。在1988年播出的《河殇》演播室里，我就曾经指出过了，“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为龙，也就是打扮成为一种不是人的东西。”呜呼哀哉。——绝龙峪与帝制的灭绝可以作为一个神秘的旁证。也许珍妃太可怜了，以至于冥冥之中得到了保护，连盗墓贼都不得其门而入。相反，恶毒的慈禧虽然削弱了帝制，死后却被弄了个底朝天。



【045、可否修宪以结束中国的百年革命】


台湾问题是中国革命造成的，那么，可否修宪以结束中国的百年革命，从而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呢？

《驻美大使崔天凯扬言：和平统一台湾不行，就使用别的方式》（2018年4月6日 转载CGTN）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4月4日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英文频道《对话杨锐》（Dialogue with Yang Rui）专访，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近日所签署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统一等问题发表看法。 在接受CGTN专访时，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明确表示了对1979年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及特朗普签署的“台湾旅行法”的反对，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崔天凯还表示，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能阻止中国统一。我们寻求和平统一，如果这种方式不行，我们就用别的方式”。 在谈到破坏“一中”原则是否会引爆战争时，崔天凯回应称，“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会发生什么”。

香港回归本来是民族解放的大好时光，接轨却因为共产党专政这个革命后遗症而变成了民族裂痕，那么，可否修宪以首先结束中国的百年革命，从而在心理上征服香港文明呢？

《戴耀廷港独说持续发酵 香港特首批违宪》（2018年4月6日 转载中央社）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天首次就学者戴耀廷早前发表的「港独」言论开腔，批评有关言论违反中国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林郑月娥说，无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社会都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领士完整和国家发展利益。

而如何准确和全面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方针，是国家和特区的政策。

所以，任何鼓吹「港独」、「自决」和可以决定香港「独立」或采用联邦的方式，都是完全不可以接受，是违反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保持「一国两制」和繁荣稳定没有好处。

她说，当特区政府听到香港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戴耀廷在台湾的政治性活动上发表有关「港独」言论后，必须以正视听，并于上周发表谴责声明。

她说，这是严肃的事，对于有人说特区政府是在压制言论和学术自由，这是转移视线。

林郑月娥又说，保障国家安全，也是保障香港安全，是港人应该支持的。所以，特区政府要认真思考何时落实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

戴耀廷是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他上周在台参加论坛时曾说，香港可以考虑成为「独立国家」，随即被香港和北京当局谴责。

连日来，亲北京的建制派也广泛批评戴耀廷的言论。

不过，与戴耀廷同属阵营的泛民主派包括民主党和公民党声援戴耀廷，指责政府打压言论和学术自由。

谢选骏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革命造成的，那么，可否修宪以结束中国的百年革命，从而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民族和解的条件呢？香港回归本来是民族解放的大好时光，结果却因为共产党专政这个革命后遗症而变成了民族裂痕，那么，可否修宪以首先结束中国的百年革命，从而在心理上用内陆的野蛮去征服香港的文明呢？



【046、两个中国都是地方政权】


《台湾5个驻非邦交国办事处被迫更名》2017年6月15日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珮玲表示，5个驻外馆处在中国打压下被迫更名，对此，国民党立委认为，改善两岸关系才能稳定对外关系，不过，时代力量委员则建议，台湾政府应该突破传统外交模式，走出新的道路。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珮玲星期四表示，中国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外交打压，除了拉拢台湾的邦交国，更要求台湾驻非邦交国的馆处更改名称。她说：“馆名里面有中华民国或是台湾的字样，她都会向驻在国政府施加压力，我们的驻馆也一样，在第一时间会向驻在国据理力争，表达抗议或不满，并积极维持尊严及既有权利。”王珮玲还说，中国如此一连串蛮横的打压行径，毋庸置疑已经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看来他已经学会了共产党中国的习惯用语。他还指出，包括驻尼日利亚、迪拜、巴林、约旦、厄瓜多的办事处都被迫改名，其中中华民国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商务办事处已经更名为台北商务办事处。

尼日利亚今年一月和中国联合召开记者会，要求台湾驻尼国的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团更名为台北贸易办公室并迁出该国首都，对此，台湾外交部也提出反制措施要求尼国驻台商务办事处迁离台北。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曾铭宗表示，赞同外交部对等处理驻尼日利亚馆处更名迁移事宜，不过他也忧心硬碰硬的做法，将恶化对外关系，不利于台湾的整体发展。他说：“我觉得基本上两岸关系先做好，才有办法让外交关系渐趋稳定，外交部的动作要更快，预防外交崩盘的情况。”

曾铭宗委员还指出，有媒体报道蔡英文政府今年将积极推动加入联合国，他认为时机不宜，因为这只会让两岸关系雪上加霜，外交部必须审慎评估。

自由时报报道，台湾与巴拿马断交之后，两岸下一个外交战场是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相关部门近来已经密集开会讨论，蔡英文政府的做法将不会像去年那样保守。

台湾外长李大维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今年参与联合国的推案内容，将等世界卫生大会结束之后开始评估。在中国的阻挠下，台湾今年无法出席世卫大会，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对此表示失望及不满，并向世界卫生组织递交了抗议信。

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林昶佐表示，支持政府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不应该再和中国纠缠“一个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他说：“难道我们台湾2300万人选出来的政府代表中国的10几亿人吗？我想这种天方夜谭没有人会支持，包括还可能代表蒙古！务实的、正常的告诉大家我们就是台湾2300人要加入联合国。”林昶佐委员还说，台湾政府未来在发展与邦交国和非邦交国的关系，乃至于参与国际组织等方面，都应该突破传统做法，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台湾在中美洲的重要邦交国巴拿马日前与中国建交之后，台湾外交部表示，目前的20邦交国关系稳固，不过仍然有媒体报道，至少有2到3个国家关系可能生变。

谢选骏指出：两个中国之争，其实就是“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之争”，这一对难兄难弟所争论和争夺的，不过是“谁是地方政权与谁是中央政权”的议题和大旗。

网文《两个中国》（2014年9月13日）报道：

两个中国是一种近现代描述两岸关系或者国共关系的政治用语，特指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现实上作为两个主权国家或政治实体。

老大中华民国，建立于1912年1月1日，为中国同盟会推翻大清帝国所建立的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政体为自由民主制。国体为共和立宪制。建政初期由北洋政府执政；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则以中国国民党为代表。实际统治中国大陆地区至1949年；并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大日本帝国接收台湾。后因国共内战失利，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底迁往台湾，形成两岸分治对立的格局。在1971年前被国际广泛承认，认为其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目前实际控制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东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实际控制省份为台湾省和福建省（金马地区）。在国际交流场合上常被通称为“台湾”，国际组织及机构称之为“中华台北”或“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

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于1949年10月1日，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击败当时中国的合法政权中华民国政府后，在中国大陆（不含港澳）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体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49-1971年间未获国际社会广泛承认，但于1971年后在国际交流场合上常被通称为“中国”。目前实际有效控制中国大陆以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并先后于1997年及1999年从英国和葡萄牙手中取回香港及澳门的主权，设立了2个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特定场合又称为“中国大陆”或“中国内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大陆地区与中华民国治下的台湾地区相提并论时，大陆一般包括香港和澳门）。

两个中国/两岸现状：目前两岸国名为“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虽国号有争议性的相同之外，皆各自有的宪法、国旗、国徽、军队、政府、国会、法院、海关、中央银行、文字、钱币、护照等，互不隶属，各自的宪法互相包括对方领土。

政治主张：1999年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提出两岸关系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或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各方观点

中华民国政府在蒋中正、严家淦和蒋经国三位总统执政时期反对分裂中国及台湾独立。退守台湾后，中华民国政府在外交上采取“汉贼不两立”的政策。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议题中，曾希望接受“双重代表权案”，形成两个中国，但因表决失利而被迫退出联合国。

1999年，李登辉总统执政后期提出两国论，此时两个中国的问题逐渐激烈。陈水扁总统执政时则强化台湾本土主体意识，两个中国的问题逐渐被一中一台的问题所取代，此时对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反台独”成为主要目标。

2008年，马英九总统执政时再度提出了一中各表，重提在台湾仍受争议的九二共识，并认为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并非国与国的关系。中华民国政府又重新公开宣称对大陆地区拥有主权。2012年5月，马英九连任就职时，又提出了“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的说法。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表示，“马英九先生阐述的是他一贯的大陆政策，我们并不感到意外”、“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没有改变，两岸不是‘两个中国’，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民主进步党则拒绝承认此观点。

2019年5月9日，郭台铭在谈到北京当局不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大会时表示，就是因为蔡英文总统不承认九二共识造成的，但他认为，九二共识不够，原意是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中国是两个中国，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中各表才会承认九二共识。郭台铭的两个中国主张立即遭到同党党员前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前总统马英九、前新北市长朱立伦等人反对。前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认为“两个中国”不符合九二共识与中华民国宪法。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和前总统马英九认为一中各表不能表成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一中就是中华民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立以后，在国际上就出现“两个中国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新中国）和中华民国政权（旧中国），双方政权在法理上又在国际社会代表权上只承认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其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与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必要条件，反对“两个中国”、坚持一个中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列为两项对台湾的最基本政策，几乎任何涉及两岸问题的官方文件及发言都会提及反对“两个中国”、坚持一个中国。任何一个国家一旦与中华民国政权建交，就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刻断绝外交关系，以避免出现“两个中国”或一国两府的问题。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与中华民国并述时，一般称为“大陆”与“台湾”。

1949年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沙特阿拉伯等国等即陆续提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一台一中）的概念、构想与策略，以期反映现实并寻求台湾海峡两岸政府与人民均于联合国各自获有席位或“双重代表权”的方案。美国政府则于1958年起更正式确认此立场。

1979年1月1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并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表示“认识到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第42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任内曾于1998年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第43任总统小布希曾经表态不支持台独。第44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则表示美国政府坚定承诺一个中国政策，针对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就职前，于2016年12月3日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通电，引发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惯例松动，针对白宫记者会上记者提问，奥巴马回应表示：“美国、中国以及某种程度上和台湾之间，长久以来有个协议，就是“不改变现状”（to not change the status quo）；中国视台湾为其一部分，但承认自己必须视台湾为一个可以用自己方式做事的“实体”（entity）来接触，台湾人同意，只要他们能继续以某种程度的自治（autonomy），就不会进一步宣布独立。”。

从1920年6月到10月，毛泽东撰写了一系列主张“湖南独立”的文章投稿到《大公报》。计有：《湖南人民的自决》（1920年6月18日）、《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1920年9月6日至7日）、《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1920年9月26日）、《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1920年9月30日）、《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

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撰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主张中国分裂为二十七国。毛泽东1920年10月于大公报发表：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从字面上将湖南省的“省”字改成“国”字，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

湖南共和国由中国湖南境内左派人士所推动，以毛泽东、彭璜、张文亮为首。由省建国的主张与联省自治的理想完全不同，联省自治主要希望各省自行改革后共组一个新的中国；由省建国则采分离主义，主张建立湖南共和国，彻底否定中华民国存在的必要。此类左派人士受到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的影响，认为“大国分裂为达到世界大同的一个必然过程”而“湖南共和国的建立是实现……世界大同的一种手段”，故主张湖南与其余各省应由“中华民国”的版图中全部分离独立出来。为达成独立建国的目的，他们倡言民族自决的原则以创造湖南人独立的民族性，而形成适合自行建国的理论（省民自决主义）。

1926年到1928年国民党北伐时期，曾出现两个中国政府的现象。北京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据南北，各自自立自认为法统的军政府。

1931年，中共曾在中国大陆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形成了两个中国政权并存的局面。毛泽东、项英、张国焘联名于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清楚表明在一个中国疆域内有不同的两国，并将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府作为目标：“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相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国家的反革命政权机关。另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他具有绝大威权打击着国民党军阀政府由崩溃走到死灭，他一定要很快取得全中国革命的胜利。”

1954年，在希腊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全会上，经与会成员表决，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席位得到承认。同时国际奥委会继续承认代表中华民国实际统治的台澎金马等地区的“中华奥委会”。会中以23票比21票通过承认两个中国奥会，是年9月出刊的奥林匹克公报曾出现两个中国会籍的记载，分别是中华民国的“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Comité Olympique de la République Chinoise”。

1950年代，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出于对亚太安全的考虑，肯定了“两个中国”的概念。而基于民族主义立场和维护中华民国“法统”的需要，蒋介石坚决反对“划峡而治”、“两个中国”。在夺取对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之后，中国共产党自然也不希望看到敌对政权和自己分享同一个国号；为了夺取“正统”地位，不惜采用武力“解放”台湾。

1954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意图攻打台湾。1955年1月28日，新西兰向联合国提案，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行动称为“国际冲突”，请求联合国出面“斡旋停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宣称：“如果美国政府以为可以用战争威胁来吓倒中国人民，来使中共承认‘两个中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侵入台湾海峡的行为合法，那是梦想。”另一方面，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明确表明反对这一提案。他担心“中共进入联合国，形成‘两个中国’，直至台湾被中共接管”。次年二月八日，蒋介石发表长篇演讲驳斥“两个中国”：“有人说台湾地位还没有确定，妄想在停火后另行寻求所谓解决的办法。这种说法不仅是违反法律，而且是完全抹煞事实的谬论。”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再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

1955年，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向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翰·埃利森提出“两个中国”之构想，并认为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则“确信台湾人民会向世界表示不希望被共产党统治之意思”。此议应来自同年日本外务省之报告《“两个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中提到由《旧金山和约》的主要当事国以《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审查地位未定的台湾领土最终的归属。也就是以台湾住民（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居台湾的住民）自由表态下所决定的方法为审查结果，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台湾的归属。

1958年11月初，中共发动“八二三”炮战后，约两个多月，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访问台北。同月中旬，杜勒斯与蒋介石在秘密会谈中，建议蒋放弃金门和马祖，两岸以台湾海峡中线为界，划分两个国家，美国分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并永远保留并履行美国和中华民国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严辞反驳道：“金门马祖是我反攻大陆的前沿基地，我决不撤退。我中华民国要消灭共党，光复大陆，统一全中国。请你将我的话转告艾森豪总统”。毛泽东听完这个“情资”之后说：“蒋委员长毕竟是蒋委员长，他敢于当杜勒斯之面顶住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证明他仍然是个伟大的民族主义者。”（1958年12月在北京听陈毅传达）

1959年10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一次高层内部谈话中，透露美国向北京提出，以“两个德国”的模式来搞“两个中国”。毛称：“他们（指美国官员）说，德国有东德、西德两个，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我们说，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的规定，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华民国。蒋介石失败后跑到台湾，在台湾建立政府。全世界还有许多国家同台湾当局有外交关系。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1959年11月中旬，在北京听廖承志传达，收藏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

1960年代日本的“一中一台”方案，当时主要是为促进与大陆的贸易关系，调整对台政策。1963年，日本外务省国际资料部长就曾指出，“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对全中国的领导权将是造成远东不稳的根源”。1964年，外务省在其内部报告《有关日华关系的内部考虑》一文中提出“一中一台”以维持台湾在联合国席位，而台湾应该举行居民公决。

1964年1月27日，法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席位将被取代日趋明显。第二天，日本外务省即制成《台湾问题研究课题案》(极秘)，希望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将同为自由主义阵营的中华民国继续留在联合国内。该文件一改以前承认中华民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说法，提出要基于“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想法，在水面下推进维持中华民国的联合国会员资格的工作。

1964年3月，日本外务政务次官毛利松平访问台湾，在与蒋介石会谈时，提出了日本政府的“一中一台”。蒋介石表示“反攻大陆、统一中国”的坚决态度，并称“随时准备退出联合国”，拒绝日本政府的方案。同年7月，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沈昌焕对来访的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明确表示：“两个中国以及类似的想法都是不行的”。

1964年12月，监察委员曹德宣在《自立晚报》发表《扫除虚伪和不诚实》，认为“韩战前后，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这绝对有利，因为所有西方国家认为中共是侵略国。但是如今国际形势已经改变，法国公然承认共匪……建议改采两个中国的政策，“绝对不可以意气用事愤然退出联合国”，结果遭中国国民党开除党籍。

1965年1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佐藤荣作访美，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就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成功进行核试验后的对华政策进行交流。在会谈前，佐藤提出：“为了远东安全，希望以‘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外务省美国局参事官的文件中记载“维持与台湾关系现状的同时事实上承认共产党政权，制造‘两个中国’”的内容。由于当时美国极力“反共”，自己不承认也不允许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构想才未能实现。

197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美国新闻界人士指出：“蒋介石也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也反对制造一个中国再加一个‘台湾独立实体’，也就是‘一中一台’。我们跟蒋介石联合过，也敌对过，我们打了几十年，但在这一点上有共同性，都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外国只能承认一个中国。现在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总会找出办法的。”

1971年12月，雷震撰写《救亡图存献议》，提出政治十大建议，希望蒋中正政府速谋政治、军事改革，以民主化方式应付危局，并要求将国号改为“中华台湾民主国”（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他认为成立中华台湾民主国才是唯一出路。

2020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候选人郭台铭在谈到北京当局不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大会时表示，就是因为蔡英文总统不承认九二共识造成的，但他认为，九二共识不够，原意是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中国是两个中国，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中各表才会承认九二共识[30]。郭台铭的两个中国主张立即遭到同党党员洪秀柱、马英九、朱立伦等人反对。洪秀柱认为“两个中国”不符合九二共识与中华民国宪法。朱立伦和马英九认为一中各表不能表成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一中就是中华民国。

双方异同——两岸尽管在国号上争议明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均认同“中华”。

中华民国政府认为两岸问题本质上与东西德问题相似，均属东西方冷战产物。中华民国总统第七任总统蒋经国表示：“台湾海峡两岸的竞争不是政党之争，而是生活方式之争。我们奋斗的目标是为有中国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繁荣的中国，我们为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选择。”

谢选骏指出：上述的争议十分无聊。因为无论怎样争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中国，都是地方政权，没有一个是中央政权；即使他们改名了，一个叫“北京共和国”或“雄安共和国”，一个叫“台北共和国”或“台湾共和国”，——他们都没有“统一中国”，所以都算不上名符其实的“中央政府”。至于“台湾共和国”的说法和“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说法，好像不同，但其实都是想把台北变成一个新的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的尝试。



【047、两个中国撕扯无形保护了海外华人和香港人民】


《来自照片的拷问：身为美国人意义何在？》（BBC 2019年6月10日）报道：

美国政府在聘请兰格（Dorothea Lange）来拍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籍日裔遭受强制搬迁、监禁和再安置的时候，认为此乃明智之举。摄影师兰格因大萧条时期一张名为《移民母亲》（Migrant Mother）的照片已经闻名于世，受美国政府委托，她要向人们展现美国政府对美籍日裔的“人道”待遇，支持政府的安置工作。这组照片的本意是为战时再安置管理局（War Relocation Authority，处理强制搬迁和再安置的政府机构）宣传造势，但兰格显然有自己的想法。

希舍尔 （Anthony Hirschel）说：“对于她会拍摄什么照片美国政府并没有考虑周全。”希舍尔主持策划的摄影展《然后他们就来抓我了》（Then They Came for Me）目前正在美国旧金山市的普雷西迪奥公园（The Presidio）举办，展览讲述了美国政府强行将12万生活在西海岸的美籍日裔赶出家园的历史。

相较于鼓吹宣传，兰格的照片更具社会现实主义色彩，揭露了那个历史时刻——排队登记的美籍日裔面露恐惧和未知，带着全部家当的日本家庭满脸焦虑，不知道要被带到哪儿去。照片在说：看看美国发生的事。希舍尔补充道：“兰格打心底里并不赞同政府这项行动，她拍下这些照片，并在二战之后的进程中呼吁关闭这些拘留营。”

除了兰格的作品外，本次展览还展出了阿尔伯斯（Clem Albers）、李（Russell Lee）和亚当斯（Ansel Adams）的作品。重点是还展出了曾被监禁的美籍日裔艺术家宫武东洋（Tōyō Miyatake ）和大久保美奈（Miné Okubo）的作品。宫武东洋起初被关在曼赞纳（Manzanar）拘留营，他偷带了一个镜头并做了一个简易的箱式相机。一开始是严格禁止在拘留营拍照的，但后来制度有所放松，允许他拍照，但快门得由白人长官按。

展览讲述了美国这段可悲又可耻的历史时期。希舍尔认为，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展览教给我们很多东西。“有人可能会说‘美国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事实是，不但发生过，而且还可能再次发生。”

兰格这个系列的早期作品中，有张并不起眼的照片照的是间杂货店的招牌，其中有一块牌子上写着“我是美国人”（I AM AN AMERICAN）。这家商店的美籍日裔老板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第二天请人制作了这块招牌。几个月后，兰格受到商店老板大胆宣言的冲击，将店面拍了下来。希舍尔说：“老板料到自己的日子会不好过。兰格拍了那张照片，你不光能看到老板那句‘我是美国人’的宣言，从照片顶部还能看出来店铺已经卖掉了，他意识到了即将面临的危险。”

和兰格一样，阿尔伯斯也是一位受雇于战时再安置管理局的美国摄影师。他最引人深思的一张照片是抓拍到了一群美籍日裔来到车站。这些家庭被告知只能带上允许携带的东西，他们跟美国武装士兵面对着面，身上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希舍尔解释说，因为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要去多久。而真实情况是，他们被赶到了一个曾是赛马场的拘留营，今后就要住在臭味熏天的破马厩里。

同一天，阿尔伯斯还拍下了一卡车被关押送往拘留营的孩子们。照片中可以看到一个孩子满脸忧虑地透过木板条向外窥望，像行李一样被贴着标签，像动物一样被关着。其实这是一辆家用卡车，这是一户农民。希舍尔解释说：“起初政府允许人们开车去拘留营，但很快意识到这样一来拘留营会有大量废弃车辆，就不再允许人们开车前往了。”

同月在旧金山，兰格拍摄了她在这个项目中最著名的一张的照片。照片中一名日裔美国女子站在队列后面，身后的墙上张贴着要求美籍日裔登记的告示。女子焦急地探头往队伍前面看，似乎在想“怎么回事”？兰格的镜头敏锐地察觉到了令人不安的现实。希舍尔说：“照片中的那一瞬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恐惧和未知，他们只被告知说‘必须来登记’。”

兰格从各个角度记录了这场搬迁和拘留，一个月后她在海沃德（Hayward）拍摄了持田（Mochida）一家。照片中一个男人自豪地微笑着——也许是这位父亲在强打精神。他的手搭在孩子肩膀上，孩子们也被贴了标签。兰格让人们看到一个前途未卜的家庭的焦虑和适应能力。兰格深受触动。“离开这个项目后，她说这个将人们集中在一起的行为就是作秀。想到自己所表达的焦虑和未知将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她在情感上确实无法承受。”

亚当斯的拍摄手法则明显不同。他的照片里是曼赞纳拘留营开阔的全貌，像风景照一般，背景清晰明亮，远处的群山若隐若现，拘留营上方是加利福尼亚州广阔的天空。这体现了他浪漫风景照的风格，也令其他摄影师对他的照片评价不一。 希舍尔说，与他同时期的兰格和后来的批评者认为，他并没有充分揭露拘留营生活的艰辛和屈辱。

而宫武东洋拍摄的三个在铁丝网后的男孩则展现出了美籍日裔被拘留的困境和生活——摄影师本人对此再熟悉不过。三个男孩站在围栏旁，其中两个抓着铁丝网，他们身后是一座有着不祥征兆的瞭望塔。“宫武东洋的照片很重要，从被监禁人的角度讲述了另一个故事。”摄影师自己就是一名在计划早期被拘留的美籍日裔，作品中饱含了对拍摄对象的理解与共鸣。

宫武东洋这一时期另一张令人心酸的照片是在一个追悼会上拍摄的，追悼会是纪念第一位在欧洲阵亡的日裔美国军人。照片近距离拍摄了烈士悲伤的母亲。希舍尔说，这一看就不是政府摄影师拍的。他强调宫武在此次展览的摄影师中具有独特的亲历者视角。

尽管亚当斯相对是个局外人，尽管他最出名的是浪漫风景照，但他也拍了一张与本人风格截然不同的人物照，布局狭窄且富有冲击力。二战结束的前一年，他在曼赞纳拘留营杂乱的一角拍摄了鶴谷一家（Aya Tsurutani， Henry Tsurutani和他们的儿子Bruce Tsurutani），以此记录拘留营居民的尊严。希舍尔表示：“虽然这不是亚当斯最出名的作品，但他自认为是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照片，充分说明这些摄影师是如何将自己与美国这段历史相联系的。”

（《然后他们就来抓我了》摄影展在美国旧金山市的普雷西迪奥公园展出，展览将持续至2019年5月27日。）

谢选骏指出：中美冲突加剧使得有人担心海外华人会沦为池鱼，我说不会。因为两个中国之间互相撕扯分裂，无形之中保护了海外华人免受整体排斥波及。如果当时有两个日本互相拆台，美国也就不会对日本移民整体排斥了。这个道理对香港也是一样的。所以，分裂时代的人们有时候比统一时代的人们更有福气。在中国历史上，分裂时代也比统一时代更有创造力。要是没有台湾香港的存在，大陆只有比现在更惨，不会更好的。要不是为了给台湾做做样子看，香港早就被解放军踩平了，就像“南京路上好八连”踩平了上海一样！



【048、领袖成佛是南北朝的显著特点】


《中国佛教人士对习近平膜拜愈加赤裸 净空法师称习是“菩萨化身”》（2016年4月11日 综合新闻）报道：

中国的部分佛教人士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愈加不忍直视，早前大陆网上疯传福建省福鼎市灵峰寺名誉方丈、山西省太原市慈航净苑住持印广法师在讲经时要求一众佛子“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圆习主席中国梦”，最近网上又有传出净空法师的讲经视频，这个法师甚至视习总为“菩萨化身”，所以这个世界充满希望云云。

微博疯传的这段视频（http://www.weibo.com/p/2304447d99744e343d921fbfe30bba0a40fcdd），目前已被删除，虽然视频没有说明这位净空法师在什么时候发表的这段讲课，但他在讲课中提及习近平“这次访问印度”一事，因此相信时间背景应在2014年9月之后。

现年89岁、俗名徐业鸿的净空法师，出身安徽庐江县，曾到台湾从师学佛，之后又到美国、新加坡和澳洲讲经，更在澳洲成立“净宗学院”。

根据网上的视频，净空法师对习近平成为当今中国领头人感到欢喜，认为他不只为中国，而且还为全世界付出，是“菩萨再来，再来人”。

他说：“整个世界变成盛世，过去中国文明的盛世，是一个地区，今天中国文明的盛世是全球，我们碰到一个好的带头人，习主席，他在带头，真难得！这次访问印度，访问几个国家的谈话，他们找出来送给我，我看过了，真欢喜。这是个菩萨再来，再来人，菩萨化身，完全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世界苦难众生付出，没有想到自己，所以这个世界前途有希望。”

在中国大陆的宗教政策之下，中共的地位似乎已凌驾佛祖菩萨，例如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举报包养女人，他却相信党的调查会还他清白；但在此同时，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到处烧香拜佛、前总理李鹏女儿李小琳信佛，形成一个党员信佛、佛子信党的荒诞局面，现在更有党即是佛，佛即是党的阐释。

谢选骏指出：记者不知，领袖成佛正是南北朝的显著特点——梁武帝极度舍身入庙当和尚，北魏蛮族的皇帝皇后，更是把自己的容貌刻在了云岗和龙门的佛像，如此下作地永垂不朽了。难怪塔利班要炸掉类似邪恶的阿富汗佛像。


【049、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共产党】


《马英九说 国民党执政 人民才有希望》（2018-11-18 中央社）报道：

前总统马英九今晚出席中国国民党“2018翻转云嘉嘉南”造势晚会时表示，唯有国民党执政，人民才有希望，他要求选民用选票教训执政党。

国民党今晚在嘉义市立棒球场停车场举行“2018翻转云嘉嘉南─坚定向前团结胜选晚会”，党主席吴敦义、前总统马英九出席，为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4县市长候选人拉抬声势，并敲碎雕有2018字样的冰雕。

吴敦义致词表示，目前人民的生活有待提升，国家效能、两岸和平、社会安定与和谐、工商业发展、社会公益促进，都需要翻转。他举823豪雨成灾为例，指许多地方淹水，水退之后，地面露出7000、8000个坑洞的工程弊端。

他说，这些坑洞一定是在施工时，没有使用合格的级配，或使用废弃物填充，想鱼目混珠，偷工减料。他在国庆日当天，就跟行政院长赖清德建议，要好好彻查严办，但是过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下文。

吴敦义指出，目前经济情况不好，农产品销不出去，旅游观光事业面临极大危机，游览车乏人问津，旅馆、民宿、餐饮店、夜市生意差，但是总统蔡英文还说目前经济是20年来最好的，“又是在说谎！”

马英九则表示，这次选举是关键性的一役，民进党执政荒腔走板、倒行逆施的事情一大堆，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民怨沸腾，大家都希望改变，但是执政党却若无其事，“我们只有用选票教训，让执政党醒过来。”

他说，蔡政府自以为经济发展是20年来最好的，但去年经济成长2.8%，比全世界平均3.7%还少，“凭什么感到骄傲呢？”股市也比日本、韩国、美国、欧洲、新加坡、香港差得很远，“只是政府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马英九指出，台湾是一个小而开放的经济体，受到世界经济很大影响，去年是全球10年来经济最强劲的复甦，台湾出口与股市都有不错的成绩，但是“我们都是在全世界的后段班”；他与吴敦义执政时，经济成长是2.9%，在全世界2.2%的平均值之上，“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唯有国民党执政，人民才有希望。”

他也批评政府的一例一休、非核家园等政策，都让经济失调，因此现在全台湾最大党是“讨厌民进党”。他说，民进党还想把故宫国宝运到嘉义来，把国宝当竞选工具，滥用权利到这个地步，真是匪夷所思。

因此，他要求选民用选票教训民进党，在云嘉嘉南打出漂亮的全垒打，让台湾人民了解，唯有国民党执政，才能真正带来幸福，才有未来。

今晚的造势晚会，现场也以视讯方式与“南菜贩、北神探”，也就是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连线，为晚会掀起一波高潮。

韩国瑜表示，他是云林女婿，希望选后大家过好日子，并以飞吻激励现场群众；侯友宜则表示，他是出身嘉义的庄脚囝仔，出外打拼38年，希望大家用神圣的选票翻转云嘉嘉南，让大家过好日子。

谢选骏指出：国民党联俄容共、引狼入室，罪莫大焉。执政二十多年（1927——1949年），输掉中国大陆，逃蹿入台苟活，仰赖美军保护。后来又再度输掉台湾给日台杂种李登辉及其干儿陈水扁，毫无羞恶悔过之心，简直不可救药了。现在香港崽子马英九又来放话说“国民党执政人民才有希望”，其实这厮口齿不清说漏了几个字——“国民党执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希望”……这才是实际情况。因为，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共产党！况且，国民党的成立，甚至早于中共的祖宗苏联共产党。



【050、民主中国的共产党文化】


《我与刘晓波往事》（刘水，2017年9月30日）这样写道：

（此文文图版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7/10/201710041449.shtml#.WdTvv8B97VR）

这封电子邮件通过民主中国网刊的公共电子邮箱来往。原由是我投稿《街头政治家刘祥章》给民主中国，未被采用。随后，我致信该刊创始人、主编刘晓波，询问退稿理由。于是，他回复这封邮件，邮箱自动显示时间是2007年12月15日。我咨询的目的是试图抛开以前的个人成见，就事论事。显然，他曲解了我作为作者的权益。

（图1，原始邮件截图，时间显示2007年12月15日。）

为便于内容看得清晰，照录如下：

刘水：

这篇稿子不是我审的，但不管是否我审，编辑都有权决定是否采用。你这样投稿，很有点兴师问罪的的劲头，这样有意思吗？

笔会内的分歧，我从来不会与编辑民主中国混淆，你的稿子，我们也不是没有用过。包括阿海在内的许多笔会“反对派”的稿子我都用过。

既然如此，我还是想跟你说几句私人的话。我觉得你的心态不平衡，内心深处充满怨恨，这样的心态如果不调整，对你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我自以为是个客观、大度的人，包括你在内的一些人对我的批评，都不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做了四年会长，我之所以不怕批判和攻击，就在于我自己知道我都作了些什么。

如果你能调整心态，再看看你所参与的那些笔会内部之争，究竟有多少是建立在事实上的。

我们的编辑人员只有两人，不可能答复每位作者为什么不采用或为什么采用的的理由，请原谅。欢迎你继续来稿。

尽管你来信的开头用了“刘晓波主编”，但我已（依）然把你作为会友。

晓波 上

原邮件有两处错漏，我在括号内予以更正。

我做过10年报刊编辑、记者，在南方都市报，是记者、编辑（采编）同时干；也做过杂志主编。先后在八家大型报刊、杂志工作。从大学时在校刊蜡版刻字，手持蜡滚印刷，到当报刊编辑，在版样纸画版、铅字印刷；再到激光照排，电脑排版。报刊社的所有职位——记者、编辑、校对、印刷、发行和广告，除印刷和发行没有做过，但也了解，其它职位我都干过。我或非优秀编辑，但知悉流程。

1991年，我出狱失业大半年，进入甘肃一家文化公司主办的报社当记者兼编辑，重新捡起大学文学社当编辑的业余爱好。报社一位资深编辑教会我，如何审阅稿件，如何手书回信作者，如何画版样、校对。他说，一篇文章变成铅字，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编辑必须回信作者，提出编辑意见，不能简单地通知作者采用/退稿就完事。我也恶补新闻采访和写作书籍，扩展知识结构。此后，新闻人、写作者成为我一生的职业。

此次诉求主编刘晓波，我所为合乎职业流程。

采用或退稿理由，也即编辑对来稿的处理意见，可长可短，短者数句，长者可很具体。这是编、作双方正常平等的互动方式，当然也是尊重彼此。

编辑拥有来稿决定权，自是无疑。刘晓波当主编不专业，也罢；而他把自己的不专业，十分霸权地理解为作者“兴师问罪”，连带诛心“这有意思吗？”明显，他将我此前在笔会批评他的个人情绪，带入了公共职位的主编身上，尽管他在邮件中予以掩饰。

“编辑人员两人”，所以未给出编辑处理意见。这个理由不能成立，可见前述。当然，刘晓波说“请原谅”，态度诚恳。同时可见，他没有受过编辑专业训练，不懂编辑职业和编辑流程。写作与采访、编辑，这是不同的专业。普通人会错以为，有文化就会写作，会写作就能当编辑；写作的细分门类很多，编辑也均有规范。譬如，政论时政文章，其学术思想、知识点、文体结构、价值立场、文笔语言、事实论据等等，编辑可从这些方面提出用稿或退稿理由。

海外中文异议媒体，大多获得西方基金会等资金支持。民主中国网刊，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金支持，目的是推动中国民主进程。刘晓波当主编定期领薪水，更应该按照基金会要求以专业水准运作该刊。

《街头政治家刘祥章》一文，是2006年4、5月间，我在昆明老街偶遇一位上访维权者，先后两次与他在街头交谈所写。这次西南地区流亡旅途，国保步步紧逼、毫无浪漫可言。在投稿民主中国时，我特意附上当时为这位乞讨维权者拍摄的一幅图片，以便编辑核查事实。

民主中国拒发此文后，议报主编张伟国先生采用。（原文链接http://blog.boxun.com/hero/2007/liushui/44_1.shtml）

（图2，访民刘祥章手拿收集的一叠贪官报道向围观者展示，口中不停大骂“共匪”。昆明，2006年5月。）

邮件里提及的“阿海”，即轰动天下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主角桂明海。阿海北大毕业，留学瑞典，定居德国，是一位诗人和自由出版人。2015年10月，他被中共特工从泰国绑架回国，隐秘关押至今。阿海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在笔会内部论坛对会长刘晓波多有公开批评。

刘晓波提及的我的“怨恨”和“批评”，实则是针对我批判他在“余王排郭事件”中，偏袒余杰和王怡，给笔会带来负面影响，作为会长而不出面公开澄清的作为；其次，他作为著名异议人士和写作者，也曾数次被官方“因言治罪”，而他居然在笔会“因言治罪”开除会员高寒，高曾批评笔会管理层、监督笔会财务和修改笔会章程。流亡美国的高寒，为此将笔会告上美国法庭，迄今仍未结案。刘晓波逝后，高寒不计前嫌参加了纽约追悼会。

这是我对“余王排郭事件”的一篇评论：

《在余杰王怡的伤口上撒把盐》http://blog.boxun.com/hero/2006/liushui/24_1.shtml

2006年6月，我作为发起人之一，专门起草了罢免余王笔会职务的联署信，依照笔会章程在笔会内部征集签名。

《独立笔会会员罢免副会长余杰副秘书长王怡的联署公开信》http://blog.boxun.com/hero/2006/liushui/32_1.shtml

因笔会管理层不配合和网络小组摄于压力而不作为，联署信在笔会内部论坛被雪藏，部分会员未能看到和收到此信，为此被迫延长签名时限。

《独立笔会会员罢免副会长余杰副秘书长王怡的联署公开信不定期延长公告》http://blog.boxun.com/hero/2006/liushui/36_1.shtml

此次罢免活动因笔会管理层阻挠，最终流产。

我的批评建立在事实之上。余王排郭事件，我是社会公众；开除高寒，我是笔会会员。两起公共事件，我均有义务提出建议和批评，捍卫笔会荣誉。我与余杰、王怡，特别是郭飞雄和高寒，均无私人交往，不存在利益关联，完全出于公心。直至2012年，我与首次出狱不久的郭飞雄见过几次面，忘记提及因声援他而招致刘晓波“怨恨”这档事。

我们追求自由与民主，当以公正、透明的民主规则行事，这是基本道义伦理。否则，我们与所反对的中共有何区别？

此文内容是访民乞讨维权，吻合民主中国刊物主旨。还在于主角刘祥章是医学专业人士，拿着贪官报道批判当局，有理有据；更在于他，长年盘踞繁华街头，以非凡的勇气，揭批当局。实话实说，除开八九民运期间，我没有刘祥章长期坚守街头的批判勇气。

刘晓波回复的这封邮件，让我大怒。怒在非他不专业，而是带有极端个人成见，并乱扣帽子——将自己作为主编的不专业，以一种臆测思维和傲慢指责，强加给作者。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

因此，我在回复他此封邮件时说出：“我当主编比你更专业。”和“假如有一天你当选总统，我照样会批评你！”他勃然怒骂：“你不脸红吗？”；我以“脸红的应该是你！”回击。

两人从此再无来往。一年后他被重判入狱。

（二）

我依然对刘晓波抱有基本信任，他是值得尊重的同道。原本期望等刘晓波凯旋出狱后，有机会与他继续探讨，未料生死永隔。

刘晓波是我加入独立中文笔会的介绍人之一。在我2004年第四次入狱时，他曾两次撰文，为同道呼吁和声援，还曾委托律师代向我问好。在出狱后，他协助我出国，虽然最后未能如愿。就事论事，不涉私情，这是处理公共事务应抱持的基本立场。异议组织及领导者的公共权力，同样需要监督。何况“余王排郭事件”，我判断是当事双方出于观念、品行和行事方式不同的非常对峙，远未到利益之争。

这些个人情谊，我记取在心。尤其在政治环境残酷的中国大陆，异议者情谊更来自不易。更须警惕私谊的圈子化，防止演变为党同伐异的工具。私谊与公共事务，各有边界，我自认分得清。我批评的刘晓波，是担任公职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和民主中国主编的刘晓波。就批评权利而言，我仍将坚守。至于批判恰当与否，各位读者依据上述事实，可自行判断。

权力需要监督，对于异议民间组织和民选会长，更应带头践行民主原则。而作为专制的反对者，却不愿接受监督，甚至滥用开除权力，有违民主底线。如果将公共监督和批评等同于个人“怨恨”，那的确是他的狭隘。这两起公共事件均已公开披露，当事人均在，自有公论。

瑕不掩瑜。我对刘晓波的敬重，非与他的个人情谊，也非他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而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担当——敢言不屈，屡次入狱，拒绝流亡，直至被谋杀。一个思想者、反抗者，在黄金年龄莫名而逝，这是残暴专制者向每个良知者举起屠刀，也是施加于异议者集体的莫大人格谋杀和巨大侮辱。

美国知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林培瑞先生，2017年9月8日，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举办的“刘晓波与中国未来”纪念研讨会上发言：“我们不该把他的人生写成一部圣徒传。他的英雄主义在于他在回顾人生时为过去的错误懊悔，纠正它，克服它，之后才成为一位民主铁人。”

林教授眼中的刘晓波不完美，但更鲜活、真实：“他是个叛逆的孩子，五兄弟中排行老三，他的与众不同在于，11岁学会了抽烟，也因此学会了撒谎和偷窃——偷爸爸的烟，骗父母的钱。”（原文见9月9日VOA，再祭刘晓波：民主铁人是如何炼成的）https://www.voachinese.com/a/how-liu-xiaobo-was-tempered-20170908/4021649.html

刘晓波的命运，实则就是六四以来，坚守在中国大陆，披胆沥血，推进国家民主化的所有持不同政见者，最勇敢、最决绝的表达。但是，由于遭受长达二十多年的封杀，他的人生不为中国人所熟知，他的著作和文章不能出版发表，他的思想不能得到传播。他的一生就像一股风潮，荡起几圈涟漪，却未能荡涤堤岸，就复归平静。这并非他个人之不幸，而是所有中国人的损失。他的价值将在未来逐渐被人们所汲取。

（三）

刘晓波年长我10岁。平心而论，他对我的思想成长没有直接影响。1989年6月3日，他等“四君子”绝食当日，我和同学冒着枪林弹雨，出现在长安街抗争现场。当年正逢我大学毕业，当夜我与部分兰州高校同学匆匆撤离广场、北京。

我记不清楚，是从纪念碑座“四君子”绝食宣言广播，还是在从北京返回兰州的京包—包兰铁路上，甚或是我不久后入狱，同学送来的官方“六四平暴”小册子，第一次知道“刘黑手”这个新鲜的称呼。“四君子”其中的侯德健，其知名度远远超越其他三位。侯德健等台湾音乐人，带有自我意识和反抗传统的清新气质，在八零年代中国大陆校园，掀起巨大震动。我对八零年代的“文坛黑马”刘晓波，一无所知。可能跟我学经济专业有关，也或是我孤陋寡闻吧。

1994年在海口，我因编辑出版六四作品，二次入狱。然后，1997年辗转上海、深圳，并在深圳长期工作和生活，首次从港台报刊，读到刘晓波的文章，但是了解仍很肤浅。

感谢翻墙利器自由门。我在2002年初始翻墙，方才陆续读到刘晓波写的文章。次年，机缘巧合，一位朋友跟刘晓波熟识，将刘的电子邮箱告知于我，彼此才开始联系。但是，刘晓波至逝，双方从未有机会谋面。

2007年年末，两人断交，接着刘晓波入狱、获诺奖。我撰文并以行为艺术方式，传播被封杀而鲜为人知的刘晓波、零八宪章和诺奖信息。这并非出于私谊的回报，而是无怨无悔的道义责任。

《与刘晓波在一起，我们从未被专制征服》（https://boxun.com/news/gb/china/2010/10/201010091838.shtml）

（图3、图4，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当天，我在艺术村传播获奖消息。）

我公开这封邮件的目的，是供刘晓波研究者所用，还原一个全面的刘晓波和他所处的时代。于我个人，也是放下压抑10年的心结。断交，于我成为自省和自我完善的激励，也是新的勇气的起点。

民主作为异议者的信仰，但尚不能在社会中普遍实践时，人们对其纯净度要求极高。但它天然又与异议人士的社会成长环境格格不入，所以，民主规则易于被忽视和践踏。践行民主，不可避免地需要从当局高压和同道批评中获取养分。更应该以公开化抵消组织圈子化；以公开的民意替代个人神化。

刘晓波是个具有自我道德感的人，同时又秉持诗人浓烈的率性气质，二者常在他身上产生冲突。他的率性气质成就他的真实和勇气，而过分的自我意识又限制了他的视野和自醒。因此，他仅是一个民主前行的呼号者，而非合格领导者。 

我们还应看清，自刘晓波2008年12月入狱，就被那些自称的朋友们，以零八宪章首签者、代领奖者和病危探望签名朋友等暧昧面目，定义他的公众形象。对此，他保持了最后的沉默。在他弥留的十多天，我每天趴在电脑前发推文，真切地体味到同道的共同命运，那份焦灼、愤怒和期盼，不亚于他的亲人。

其实，全世界在刘晓波危亡时刻，所做极为有限，整个地球弥漫着厚重的功利主义和懦弱自保气息。所有人只是被动地跟从中共官方“消灭肉体”预案，发出无奈和绝望的声音，采取微弱甚至与官方合作的祭奠行为。那本是正面对抗的时刻，全世界却被专制政权打败。好在刘晓波在最后的十八天，非常清醒，他没再给那些围绕他的朋友们留下一句遗言。我理解为这是他在狱中近10年精神自省最精彩的部分，符合他惯常的独立人格与自由尊严。他的61年生命，就是一个透明的事实存在。最为遗憾的则是，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黄金年龄，付诸监狱；他更为成熟的思索，连同当局刻意安排的癌症和骨灰罐，都被精确地抹杀在深沉大海。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展示的，是一种“民主中国的共产党文化”——不仅是以往的《民主中国》这个刊物已经体现出来的共产党文化，而且是未来的“民主中国”这个政权所可能上演的共产党文化。这并不奇怪，所以也非孤证。在第一期中国文明那里，“汉承秦制”就是如此，取代了秦朝的汉朝并未回到先秦文明，也未达到反秦理想，而是继承了秦始皇的下流，许多方面还不及秦朝。在第二期中国文明那里，“唐承隋制”也是如此，取代了隋朝的唐朝并未回到唐虞之治，也未达到反隋理想，而是继承了隋炀帝的下流，许多方面还不及隋朝。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抱有清醒的认识，知道人性的罪恶永存，所以需要基督的救赎。



【051、魔王难为无人之炊】


《中国多省人口断崖式暴跌：经济和楼市风险初现》（2021年2月10日 财经冷眼）报道：

中国人口断崖下跌的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今天和大家简单分析一下，中国政府为什么在推迟和掩盖人口数据，中国人口问题到底严峻到了什么严重的程度，这对未来中国经济和楼市有什么重要影响。

前不久曾谈过有关中国人口数量的真实情况，从多方引用权威数据以及各民间人口学家的观点并进行推断，中国真实的人口可能只有12亿人左右，不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接近14亿人口。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迟迟不发出来，主要原因可能也是因为真实的人口数据太难看了，需要修饰美化之后，才能对外发布。

最近，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推迟公布2020年的出生人口数据，可以说着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事情。一个很可能的解释就是，推迟发布去年人口数据是为了让2020年的人口数据和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契合起来。尽管官方一再推迟发布，但是人口数据还是可以从很多渠道看到一些真实的信息。

根据一些地方政府公布的出生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出生人口正在下滑，甚至有的地区下滑幅度超过20%。可以说中国人口的坍塌已经到来

中国携程网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近日在财新网撰文，列出部分地方政府公布的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其中，广州出生人口大约19.55万，比2019年同期减少9%；温州大约73,230人，同比减少19.01%；安徽合肥市出生人口比2019年减少23%；浙江台州市同比减少32.6%。广州2020年出生人口数量是近10年来最低水平，温州创近6年来新低。连一向喜欢生孩子的浙江人广东人都出现了人口这么大幅度的下滑，可以想象得到，其他地方也只会更惨。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省份的情况。河南省下降17%，山东下降30%，连宁夏都下降了16%！河南、山东都是中国的人口大省，他们都降低这么多，其他地方估计都崩了！去年年初疫情，居家隔离，按理说新出生人口应该上涨啊！很多人不相信山东出生率下降。其实近十年以来，除了二胎初放开那两年，山东的出生率基本进不了国内前10。东北人口就更加惨淡了，人口大量外流，出生率也是断崖下降。

中国人口研究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近日发布了一组东北的数据，很重要。他说，以大陆东北三省为例表示，“东北的今日就是全中国的明日”，东北经济占全国比例从1980年的13.1%，降至2010年9.1%、2020年5.0%，其中原因之一即是老龄化。中共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东北三省的出生率仅为0.61%，而2019年中国全国的人口出生率是1.2%左右。而一个国家想要完成正常的世代更替，总和生育率一般不能低于2.1。大家对比下就知道东北人口情况有多糟糕。

所以，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中国人口塌陷已经到来，如果无法大幅提升生育率，这种下滑将不会见底。中国1955年提出实行节制生育的政策，1979年开始施行“一胎化政策”。但从2013年开始，中共称“如果父母其中一人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两个孩子”，2016年完全开放了“二胎政策”。

但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0年中国人口呈减少趋势——2016年的新出生人口是1,786万人，此后截至2020年的新出生人口大约分别为1,723万、1,523万、1,465万、1,380万人。一年一个大台阶下降。

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危机，从过往人口结构观察可以看出，25岁至29岁的年龄段人口与30岁至34岁之间的人口有极大落差，前者是大陆女性生育的黄金年龄，足足比下一个年龄区段少了1%左右，少了大约1,400万人。

有能力生育、或在其生育黄金年龄的女性人数，在大幅度减少。如果未来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压力将更加严重，不仅经济将面临影响，也会衍生老年人口照料等社会问题；即便政府有意挽救生育率，但目前仍无济于事。

2019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数量已快速攀升到2.54亿，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76亿，占总人口的12.6%。这样说可能大家没什么概念，那我们来拿几个国家对比就知道。

从老龄化过渡到深度老龄化社会，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而中国很可能将在22年之内，也就是2023年就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也就是65岁以上老人占比达到14%，而2019年中国就已经达到了12.6%。关键是别人都是发达国家，而中国刚刚迈入中等收入就深度老年化。

预计在202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会突破3亿人，中国也将成为超老龄化国家。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推测，中国总人口在2027年后开始进入负增长。在人口方面，我们正在日本化，甚至是超日本化。

想想未来的养老、经济、房产，基本都和人口出生率和老年化高度相关。中国人口状况有多惨，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房价就有多惨。

因为老龄化社会中，首先未来的劳动力就是挑战，如果缺人，缺少劳动力，经济怎么发展呢？据盖茨基金会预测，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会翻番，预计达到40亿人口。现在中国大力引进非洲留学生，很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在中国当网红挣钱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就是中国利用外国人口补充劳动力的一个措施呢？

同时人口出生率不足和老年化严重，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需要领钱养老的人多了，交税交社保的人少了，这对于社会就是不可持续的，这也是两年开始实施延迟退休的主要原因，越往后很多人可能要工作到70、80岁都是有可能的，否则经济无法运转，财政无法保证。人口红利用尽之后就是这种结局。

未富先老的代价，80后将不幸成为第一代承受这一代价的第一批人，而90后、00后则将遭到更剧烈的冲击。

而与人口相关度更高的是房价。任泽平说房价长期看人口，这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大家看看这几年，但凡是人口下降的地方，比如东北、天津、石家庄、济南等北方城市，房价出现下跌的就比较多；而反观南方的深圳、上海、杭州等人口还在增长的地方，房价就比较坚挺。所以说，人口和房价确实是成正比的。

也就是，这两年各大城市的“抢人大战”的主要原因。大量的人口往一二线城市、沿海城市及重点城市流入，人口是支撑房价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石。以前有闯关东，现在就有闯深圳，闯杭州，闯广州，长三角和珠三角聚集了大量的人口，甚至形成了外溢的辐射效应。

但是，这种北方人口和资金流入南方城市的趋势又能持续多久呢？如果未来中国的出生率持续锐减，新生儿少，比如说像前面提到的，河南省下降17%，山东下降30%，广州下降9%，安徽下降23%，那么可以说，这样的出生率下降速度就超出了正常的预期，是非常恐怖的下跌，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冲击和资产价格的冲击将是十分巨大的。

人口断崖，老龄化严重，经济增长和财政可能将崩塌，需求下降，没有接盘侠了，未来房价不要说腰斩，更大的跌幅都是有可能的。现在是北方的人口和资金在支撑南方，未来南方可能也会面临着现在北方一样的人口和经济坍塌，这才是致命的，中国经济和楼市的至暗时刻可能就真的到了……

谢选骏指出：专制魔王的统治基础就是人头，如果人头少了，臼杵臼弱了——因为魔王难为无人之炊，正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纽约时报：中国到底是穷还是富？》（2020年6月11日 纽约时报）报道：

上周五，22岁的北京居民谢依依（音）失业了，成了中国数百万受新冠疫情影响而无所适从的年轻人之一。因此，就在同一天，她听取了一个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建议，决定摆一个烧烤摊。

在中国，许多人会说，对于像谢依依这样受美国教育的年轻人，卖烤串儿是跌份的事情——或者，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里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许多中国人看街头小贩感到尴尬碍眼，让人想到那个摆脱极度贫困时期的中国。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城管经常驱赶、骚扰在街边卖小首饰、廉价服装和辛辣小吃的商贩。

但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公开呼吁该国的失业者大搞“地摊经济”，使脱轨的经济重回正轨。期间，他揭示出中国在新冠疫情后截然不同的叙事。它到底是一个由北上深的摩天大楼和科技产业园为代表、正在走上中产之路的国家，还是一个后街路边摊遍地的贫穷落后的国家？

谢依依去年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毕业，她知道尘埃尚未落定。她把烤架、木炭、烤肉签和几箱北冰洋——一种老北京橘子味汽水放进网上的购物车里，希望烧烤生意能在她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之前帮她渡过难关。但在点击“购买”键之前，她想先等等看，北京市的官员是否会采纳李克强的提议。

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分歧在中国官场极为罕见。官方媒体《北京日报》的一篇评论指出了一大堆地摊可能带来的问题，说它“不卫生不文明”。

“上方口径不统一，”谢依依说，“所以还是需要谨慎下单的。”

李克强上个月在中国“两会”结束时举行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直接谈到了疫情造成的失业问题，开启了有关中国经济繁荣的讨论话题。他称赞中国刚走出“文革”时那些摆摊卖大碗茶的年轻人。然后，李克强指出，约有6亿中国人，即43％的人口每月收入仅1000元人民币。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位50多岁的农民工，在城市打工30多年，但今年无法找到工作。

几天后，李克强走访了山东省的街头小贩，强调他对中国底层的关注。“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他告诉他们。“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李克强的说法违背了共产党的一贯叙述，即毫不动摇的繁荣昌盛，这样的叙事有助于其统治合法性。最初，当这个收入数字在中国互联网上传播时，一些不知出处的社交媒体用户称这些数字是假的，还指责敌对势力试图破坏中国的成功。

许多中产阶级的城市居民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数字。中国最大的城市使得那些低收入、低技能的人在那里难以立足，他们几乎从官方的叙述中被抹去。例如，北京市政府在三年前拆毁了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住所、市场和餐馆，将许多人赶出了北京，还创造了“低端人口”一词。

长期以来，李克强一直被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风头盖过，他不太可能是那个戳破中共成功叙事的人。李克强最后一次引发如此大的轰动是在五年前，当时他倡导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引发了人们对风险基金和初创企业的投资热潮。

那时的中国还雄心勃勃。现在它正面临着可能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最大的挑战。由于遏制新冠病毒的措施，中国经济急剧放缓。政府发布的失业率是6%，但别的渠道估计这个数字达到了20%。其他国家对中国越来越不友善，一些精英将这种趋势归咎为习近平过早将中国定位为一个超级大国。因此，“地摊经济”成了一个热词，李克强也成了中国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一些社交媒体用户称赞他敢于说出真相。许多人说，他关心普通民众的福祉，这是对共产党领导层其他人的微妙挖苦，暗示他们更关心那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以及在海外打造权力。

城市争相吸引小贩来到街头。一些地方甚至为当地的城管设定了招募新摊贩的指标，这意味着曾经骚扰和殴打摊贩的人现在不得不支持他们。一位经济学家估计，如果政府给商贩和农民更多空间来销售产品，可以促进约5000万个就业机会。

中国媒体纷纷报道街头小贩月入可达数千美元，买得起豪车的故事。他们举了一些著名企业家的例子，比如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联合创始人马云为支付第一笔生意的租金在街上卖手工艺品。阿里巴巴和竞争对手京东推出了小额贷款及其他措施来支持街头小贩。“地摊经济股”——购物中心运营商、户外雨伞制造商和生产可改装为移动商店的小货车的制造商——股价飙升。

李克强的话也引发了黑色幽默。年轻的专业人士讨论职业前景黯淡的情况下自己能卖什么。也许推着三轮车开个手冲咖啡店？在路边提供法律服务？美国队长兜售智能手机贴膜、神奇女侠拉着烤冷面车、特朗普总统卖菜的PS图片在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然后，强烈的反弹开始了。一些关于收入数据的评论消失了。在社交媒体微信平台上，李克强1997年写的关于自己儿时一名老师的文章因违规被删除。地摊经济股跌落谷底。

官方媒体开始为这股热情泼冷水。“在我国的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表示。这里指的是北京和上海等相对富裕的城市。文章写道，让地摊经济在这些城市重新蔓延，“等于一夜回到几十年前。这与高质量发展也是相背离的。”

任何去过露天市场，或是见过街头小贩被地方官员欺负的中国人显然都会觉得，摆摊是一种艰苦的谋生方式。只有那些没什么技能或没有其他谋生手段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种选择。即使那些认真对待这个想法的人，可能也像北京的谢依依一样，认为受过教育的人在街头摆摊只是临时的。但是对于一个仍在摸索如何养活人民的国家来说，这是一次必要的对话。政府设定了今年新增900万个就业岗位的目标，低于去年的1100万个。对于今年的870万大学毕业生，以及许多在经济急剧下滑中失去工作的工人和专业人士来说，这个数字是不够的。

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是否会再次将数亿低薪工人遗忘，尽管国家已经很富裕，但他们仍在艰辛度日。“需要你的时候是万众创业，”社交媒体上，很多人转发一条对摆摊不确定性的讽刺。“不需要你的时候就是有碍市容。”

谢选骏指出：穷富只是一个社会现象，波动起伏不过十年之间；但是人口却是一个生物现象，起伏波动需要百年。专制魔王杀人容易，造人就很困难了。无人之炊只能祈求孙悟空拔下猴毛化成部下，否则真成孤家寡人了。中国内战之所以百年绵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人口过剩——现在人口断崖了，炮灰不足之下，内战也该歇歇了！



【052、南北朝的终结者死无葬身之地】


《满手好牌，是怎么被那位一把手打烂的？》（综合新闻  2020-07-27）报道：

你可能难以相信，中国人千百年来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结束的时候，盛世大唐的国力还没有达到五十年前的水准，也就是隋朝的“开皇之治”后期的水准。

原因是，贞观之治开始前，隋炀帝的已经将国力消耗殆尽，随后又引发了隋唐更迭过程中十几年的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国家极其衰弱。

社会财富的积累，人口的增长，一方面需要给百姓减负，让他们日子能够过好，能够放心地生孩子，生下孩子能够养大，休养百姓才有国家生息。另外一方面，也需要相当时间的积累，几代人、十几代人的辛勤劳动，财富代代叠加，才能形成比较充盈的国力。贞观之治的效果，也需要时间才能充分显示。隋朝开皇时代的繁荣也不是天赐，而是长时间地执行正确的政策，加上杨文的父亲一身谨小慎微，宵衣旰食才得到的。

杨广拿到了一手好牌。他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比唐太宗李世民还要幸运得多。他含着金钥匙出生，十一岁就被封为晋王，三十五岁当上了皇帝，而且他接手的这个帝国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当时的隋朝国力强盛，国势蒸蒸日上。上天给了他这样一把好得不能再好的好牌，他只要正常出牌，就能舒舒服服地做他的人生大赢家，命运对杨广已经无法更加眷顾了。

不过最终他却成了输家，而且是大大的输家，输得一败涂地。他不但自身横死，而且葬送了他父亲一世心血造就的帝国，甚至不可避免地祸及妻子儿孙，也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他自己在年富力强的时候，被他信任的部下处死。他的皇后，被他的部下宇文化及抢去做妾，后来又被其他人辗转抢夺，做过很多人的玩物。他的子孙被造反者当作工具使用，不用以后就给予处死。强大的隋朝在他手上瓦解，国家落入李渊父子手中。他背上昏君和暴君的恶名，永远也无法洗清。

杨广，他是怎么把一手好牌打成稀烂的？

首先，他为了获得伟大政绩和奢侈享受，不断兴建宏伟的工程。在十几年时间里，他大肆营建东都洛阳，在各地修建豪华的离宫和别馆，还有巡游各地的壮观的驰道，其中工程量最大的，当然是举世闻名的千年大计京杭大运河。这些工程无一不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富，并且需要调动大量的民众。这些工程很多并不是必要的，也有些是需要但是并不那么急迫的。大运河固然是大大有利于巩固国家一统，商品人员往来，但是短时间内完成这个巨大工程，也会给百姓带来的太过沉重的负担。

其次，他不断征讨周边的民族和国家。短短十来年，他向南征讨越南、琉球，向西征讨吐谷浑，向东北征讨契丹和高句丽。其中耗费人力物力最大、损失最惨重的是三次征讨高句丽，死伤的百姓达到数百万。这些战争大部分都是主动出击，并没有十分的必要。无穷无尽的战争带来的是大量的死伤，这点终于让百姓忍无可忍了。

其三，他为了“万邦来朝”的假象和虚名，大肆挥霍国家财富。他带着庞大的随从队伍，摆着豪华的排场，跑到北方草原会见突厥的可汗，然后又召见北方各族的首领。这些人这么给面子远道而来，当然要赏赐，他慷慨地赏赐那些首领以无数金银财宝和绫罗绸缎。然后又同样地跑去西域，在焉支山设下豪华营地，威逼利诱西域二十余国君主前来拜见，然后还是赏大量的赏赐，让这些人满载而归。他还在洛阳招俫周边数十个国家的使节和客商，举行大规模的盛会，极尽奢华的加以招待和赏赐。高颎和贺若弼等为建立隋朝立下大功的柱国重臣，认为给突厥赏赐太多，表示非常心痛，居然就被杨广处死，家人还被流放为奴。杨广豪气冲天地大撒钱财，其实也没有落到好名声，而是被外国的当作傻瓜冤大头。当时就有外国人在街上说，中国固然富有，但是也有很多衣不蔽体的穷人，干嘛要装着钱多花不完的样子？后来，受赏赐最多的突厥甚至发兵围困落魄的隋炀帝，差点把他打死。

隋炀帝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这么一番折腾下来，终于把天下给逼反了。全国烽火四起，大大小小的造反势力多达二百多股，最后分化组合成十几支强大的割据势力。而那些王公大臣，比如宠臣宇文化及和亲表弟李渊等人，也趁机出手，开始逐鹿中原，抢夺这大好江山。

杨广怎么把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快速地给折腾没了呢？

第一，他急于向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也过于热衷树立个人的名声。杨广是通过阴谋手段成为储君的，上台前又经历了被废掉的凶险，他急迫间快刀斩乱麻，采取了弑父杀兄的残忍措施，才得以安然登上皇位。因为这些经历，他迫切地要做一番宏伟的事业，要让天下人认识他的超凡能力，颂扬他的伟大功绩。他不但想要超过他的父亲，他甚至要超过秦皇汉武。他太过急迫了，没想到的是，急功近利的结果反而是适得其反。

第二，他出身富贵，不懂得百姓疾苦，更不懂得尊重百姓的财产和生命。他的高贵出身，他一帆风顺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眼里只有君主的无上威严，国家的宏图大业，而老百姓，只不过是一群蝼蚁罢了，或者只是完成自己目标的一把棋子而已，自己可以根据需要随心所欲地进行调配运用。

第三，他的权力完全没有制约，甚至连劝谏和真话都被他屏蔽了。他残酷地处死说真话和提意见的人，于是劝谏的人没有了。他重用说好听话和无原则服从的人，于是身边就只有奴才而没有能人了。于是乎，他可以独居深宫，肆意畅想，为所欲为，连一丝杂音都听不到，何等畅快！何等美妙！

网民哀嚎：

laocaige 发表评论于 2020-07-29 14:16:53

好，再讲下能不能讽刺习近平，江泽民和胡锦涛。

大家都能讽刺毛泽东，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讽刺其他领导人。我个人认为应该以拥护为主，不能一窝蜂去讽刺。我们的政体容易被美国和西方攻击。要有人时刻捍卫自己的政权。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0-07-29 11:17:56

包子造了什么孽，怎么惹的中国处处是敌人？现在朋友还有谁？俄罗斯吗－估计落井下石的就是这个国家。朝鲜吗－同命相连，有心救命，无力回天。欧洲吗－陪你玩的有几个？非洲吗－五千亿买来沉默，想继续玩，接着掏钱。

世界吗－随中起舞的都有谁？

fkkn 发表评论于 2020-07-29 07:32:19

这不是影射当朝皇上吗？武汉瘟疫流行，他躲到西山老鼠洞里，对疫区人民远程慰问！南方洪灾，他有跑到西北和东北，就是不到灾区露一面！

ActRiot 发表评论于 2020-07-27 17:47:48

如果习近平真像隋炀帝那样好大喜功导致国家败亡，楼下诸位台湾朋友应该心中暗喜啊。

他导致中共败亡，我没意见。

他导致中国败亡，你没意见。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0-07-28 04:49:33

为了毛泽东当世界领袖，中国无偿支援外国大米白面，而中国人人却吃了二十七年窝窝头。在毛泽东时代，1976年前中国经济援助的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92国的人均GDP超过中国。而一尊放着中国六亿穷人不管，全世界大撒金钱。撒出的钱够中国人三代免费教育。这些只顾面子，不管中国死活的垃圾还算中国人吗？

当年隋疡帝为了摆显，把长安的树都围上丝绸，而那时普通老百姓却大批饿死。毛泽东，一尊和当年的隋炀帝有和区别？为了老百姓生活的更好，低一下头算什么？当年基辛格，尼克松低头给美国换来了巨大的利益。战狼式的行为，给国家带来的只有伤害，没有利益。毛泽东，一尊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当年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就是另一个苏联，而且垮台的只比苏联早，不比苏联晚。中国当年强过苏联了吗？

亮油 发表评论于 2020-07-28 03:29:45

第四，他嗜好恭维之言，喜欢做梦，愿听标榜他的丰功伟绩，陶醉太监称其千古一帝。自我陶醉2025，中国世纪，厉害了我的国。

搦战 发表评论于 2020-07-28 02:55:44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 皇权和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间的斗争。他太想把这些士族消灭了。

人家杨广好歹外战内行，打赢了几场仗，内政好歹修了一条大运河呢。

习皇上，外斗屡战屡败，内政雄安烂尾，非洲＋一带一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把财神爷当死敌打，弄得财神爷真滴变成了死敌，真滴比不上人家杨广呢。

看得穿 发表评论于 2020-07-27 23:43:46

隋炀帝是一代有为之君，武功赫赫，文采过人，拿他暗喻习大傻灰常不恰当。习就一没文化胡折腾。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0-07-27 20:27:00

习皇现在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坚持封建专制的共产党的领导，最后和党一起灭亡，遗臭万年，第二条就是解散共产党，实行民主法治，放开党禁，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民主选举，开创中国新时代，和台湾和平统一，名垂千史。他会选择哪条路呢？

今天的中国人和过去的中国人不一样，过去的人讲气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等，今天的这些人只是表面上支持拥护高喊打杀，真出事最先投降逃跑跪地求饶的就是这些五毛狗，看看社会上出现小偷抢劫等等有几个人敢挺身而出？键盘侠罢了。

寓形宇内 发表评论于 2020-07-27 19:45:35

其三，他为了“万邦来朝”的假象和虚名，大肆挥霍国家财富。这就是影射习。

谢选骏指出：隋炀帝结束了南北朝、统一了中国，但却因此而导致了朝代更迭、国破身亡——所以我说，南北朝的终结者死无葬身之地，因为隋炀帝时被绞死的。这是以往。以后呢？能够结束了现代南北朝格局、开始统一现代中国的超级领袖，也会如此吗？从方方面面的迹象看，如此这般的概率，似乎很高。他可能还要献上人头，才能结束流血百年的中国革命。



【053、南北朝格局在中国大陆的内在化】


《GDP前十北方只剩一城 中国南北差距已到最严峻时刻》（智谷趋势 2020-12-04）报道：

2020年还剩最后一个月，很多地方都在拼命冲刺，追回因疫情而落下的时间。

根据已公布的前三季度数据，再次说明了中国区域经济正在经历40年来的最大变局：南京自改革开放以来，GDP总量首进前十。武汉扛住了疫情冲击，保住了前十位置。天津则不幸跌出，创下自清末以来的最低排名。

如此，北方只剩北京一座TOP 10了。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因为在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从来未曾发生过，可以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如果列出各自前十，一一对比，你会惊讶发现，除京沪以外，南方各城市GDP总量几乎都是相对应北方城市的2倍。考虑到中国城市的庞大体量，2倍已是一个很悬殊的差距。这或意味着，中国南北差距已经到了最严峻时刻。

不久前刚闭幕的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专门提到了“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区域之间的贫富悬殊，一直是顶层高度忧心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先富带后富的承诺，还关系到大国复兴的历史进程。

区域平衡真的刻不容缓了！

 1

南北差距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人忽略的概念。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而是因为它存在了太久，甚至持续了上千年。

“自唐以来，江淮之田号为天下最，漕饷皆仰给东南矣。” 唐朝以降，历朝历代都曾试图改变这种经济不平衡的局面。可大势汤汤，无论是优雅的宋，强悍的元，还是辽阔的清，皆无力扭转。

我们小时候都学过一个物理概念——重心。它意味着各个方向的重力平衡，所以非常关键。

有学者把中国各个区域的经济实力换算成各个点的质量，找到了东南西北经济力量平衡的经济重心(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图源/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地理学副教授白雪《1984-2013年中国经济重心、人口重心轨迹演变及机制探讨》

轨迹西移意味着西部的追赶，南移意味着南方持续强势，也就是北方的衰落。从图中可看出，相比东西的拉锯，南北失衡的趋势更加明显。

经济数据比地理轨迹更直观。

北方城市的逐渐式微，气候是绕不开的因素。气候对宜居程度影响甚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人口迁徙。

这样的归因，却无法解释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08年经济危机这个漫长的30年间，北方城市并未露出显著的颓势。换言之，这一轮南北差距愈演愈烈，分野就是这十几年的事。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计划经济时期，北方城市基本靠着大项目撑起了经济的大半边天。改革开放以后，北方依旧可以通过计划经济的惯性优势，以及进一步把“投资”这驾马车玩到极致，以平衡经济活力不及南方的短板。

1998年，当时北方经济热火朝天。坐拥全国第二大油田的山东，依靠重工业重回GDP第二宝座。山西靠煤炭致富则更简单粗暴。陕西小县城神木都能凭借地下有“矿”，开创全国首个全民免费医疗的“神木模式”。

2001年，中国入世，温州、泉州、东莞、佛山等普通地级市通过外贸实现屌丝逆袭。东莞也是在这个时期，收获了“世界工厂”的美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城市崛起集中在东南沿海。

光从地形上看，北方不缺深水良港，日本人、德国人、俄国人当年为了青岛、大连等优良港口不惜兵戎相见，可见其重要程度。历史优势犹在，偏偏就是从那时候起，北方城市开始掉队了。

 2

表面上是北方错过了全球市场，根源上是它早早错过了整合国内市场的机会。

这一点，美国比中国体会更深。严格意义上，美国是全球最早的受益于内循环的国家。在大宗海运、集装箱革命滥觞之前，美国已经利用内河航运之便整合出庞大的国内市场。

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两条大河先平行后相交、贯穿南北，加上多条支流以对角的方式横贯东西，美国境内可供航运的河道总长度，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长。航道越长，所能连接的腹地就越深，经济带越绵长。

美国中西部的广阔市场，连纽约都羡慕不已。很多人以为纽约勃兴于海运，但最初纽约与费城、波士顿等大西洋沿岸港口并无高下。

改变纽约城运的是伊利运河。这条全长584公里的运河竣工于1825年，从五大湖之一的伊利湖牵出一路向东，最终连上哈德逊河的上游，借道后者联通大西洋。自此，纽约实现了与五大湖区乃至整个美国中西部的快速直连，从可怜巴巴的喂给港一跃成为河海联运的枢纽港。

这般通江达海的气象，像不像今日的上海？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长江、黄河全程平行，并未形成像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的相交。在内河航运的角度，丧失了整合南北市场的机会。

长江的航运优势自不用说，有黄金水道长江作为依托，连川渝这样的西南大后方，都相对容易发展“大进大出”的产业。

黄河是怎样的情况呢？很多南方人不知道，黄河其实是条“悬河”。由于泥沙大量堆积，下游河床高于地面，不利于修建码头港口。

黄河贵为世界十大长河之一，一年径流量仅有592亿立方米，不到珠江的五分之一，更遑论与长江的9857亿立方米相比了。

水量小、河道浅、通航条件非常之差。如今的黄河出海口淤积太大，基本断航，整条河航运价值忽略不计。

黄河沿线5000多公里，很多地方只能靠公路和铁路出海。运输成本比沿海高很多，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天然掣肘。

这也是大西北不如大西南的原因之一。

即使有了京杭大运河，也不足以缓解北方内河航运条件差的困窘。事实上，京杭大运河的宽度和深度非常有限，在古代连小船都难掉头，更别说现代化的大船了。

到了航海时代，眼见可以跳过内河航运的掣肘了，北方却又遇到了新问题。中国入世后的那一轮城市洗牌，受益城市很大程度因为航运便利，才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但不是只要沿海就有这样的优势。

全球航线图清晰展现出世界海运主航道分布情况：与主航道重合的恰恰是南方港口，这意味着从东南沿海港口出发，能最快汇入全球主航道，运输成本因距离更短而低于北方港口。

 3

2008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挑战，也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南北版图。

1998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贸易总额/国内生产总值)为31.8％，2008年达到历史峰值。但从那时开始，内需就成为中国的关注点，2019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又回到了31.8％。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由于基数巨大，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对值仍然极其可观。时至今日，中国几乎所有重要工业品的产量都高居世界榜首。与德国、日本等工业国不同的是，中国生产的大量工业品，主要市场不是国际，而是在国内。

1996年，中国钢产量达到世界第一。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量达到世界第一。前者可以说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先声，后者则是内需启动的标志。

投资、出口、消费是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遗憾的是，陷入投资这一路径依赖的北方，在错过借力出口后，又在消费上落于人后。

2012年，以煤炭、钢坯为代表的大宗商品暴跌，进入下行周期。依赖传统资源和重工业的北方经济模式就是从那时开始被重挫。

过去，哪里靠近矿产等上游资源，哪里就可能因工业而腾飞。当消费而非生产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最重要因素，哪里有更活跃的服务业，哪里才可能有更好的经济表现。

大多数北方城市在所有制上高度依赖国有企业，民间经济活力不足，计划经济残余尾大不掉。加之国家对环保要求从严，譬如曾长期跻身TOP 20城市之列的唐山，就是因钢铁去产能和环保限令，跌出了TOP 20。可惜三产的培育无法一蹴而就。时至今日，唐山二产占比57%，三产占比仅有34%，该指标是TOP 25城市中唯一一个低于40%的。

GDP TOP 20中北方城市越来越少

回望2008年，中国主要城市的首要经济支柱，大多还是制造业。当时TOP 20城市中，三产比重高于二业的只有北上广深4座一线城市。但到了2019年，二产比重高于三产的只剩下佛山一座城市。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2008年以前，工业和外贸决定了城市实力。2008年之后转为内需驱动，一座城市的人口集聚和消费能力，以及背后的三产水平高低，对城市的影响越来越大。

 4

今年，新冠疫情袭击全球，中美对抗不断升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搅得国内外波诡云谲。这样的背景下，“内循环”成了高频词汇。毫无疑问，“内循环”之下，消费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更甚以往，但这并不意味着北方没有机会。消费固然重要，但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战略纵深等问题，不能不留后手。

航海时代，偏离全球主航道的北方港口被落下了。但主航道未必安全，比如马六甲海峡，简直是大国的阿克琉斯之踵。

7月下旬，载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极开采的14.4万吨轻质低硫原油的船，在烟台港靠岸，这是俄罗斯首次通过北极航线向中国运输石油。全球变暖增加了北极航线的通航时间，这为内循环的能源保障，添了一条生命线。

再比如高层今年去吉林调研，农业成了重点，而不是东北曾经引以为傲的工业。内循环同样寻求最优配置，在东北发展现代农业，可能成为振兴工业之外的选项和突破口。东北早已完成了东方鲁尔的历史使命，但中国北海道的未来，还等着东北去拥抱。

不久前刚闭幕的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专门提到了“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我们可以说，经济重心的南移是资源配置的结果，要尊重市场。可国家不完全等同于企业，治国理政也不完全等同于经商逐利，还要考虑战略大局。区域之间的贫富悬殊，一直是顶层高度忧心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先富带后富的承诺，还关系到大国复兴的历史进程。

在南北经济失衡的大背景下，对南北差距的讨论显然不能简单放在城市绝对实力的对比中。如今国内外波诡云谲，北方城市迫切需要找到身处其中的更大使命与战略定位。

兴许，是机会。

网民哀嚎：

研究研究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6:21:30

可怜的台北市，被民进党折腾的，现在已经没法和大陆的城市相比了。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5:54:00

中共惯用的手法是行政命令。搞个大三线工程，要求国企总部迁去西北。

GrandMan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4:39:02

平行进口车好好的，天津俨然成了了北方的香港。一监管一加税可好，一下子一堆人的生意黄了。北方人就是做官思想太重，什么都要管一下

johniewalker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3:30:53

1. 靠河流搞运输，显然早过时了，太慢，谁等得起？近几十年只重高铁（只能客运，同一铁轨上根本无法搞像样的货运量），而根本不好好盖货运铁路。谁愿意到北方内地去开厂搞工业？？？货运主要靠公路，天价！

2. 北方人、生意嗅觉观念还是不行，太迟钝。

3. 但是现在，还有在互联网上提供各种服务这一大领域，根本不需要任何模投资，在家就能干的，就看北方人有没有这个意识、主动出击、到印度巴基斯坦人嘴里去抢食了。眼下是印度人吃肉，巴基斯坦人喝汤啃骨头，中国人喝碗底的汤、嘬骨髓。

luting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3:17:20

问题不是当今造成的，根子在三次衣冠南渡就种下了。建国初期，北方强于南方是人为干涉的结果，一旦放开，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北京靠的是首都，政策优势明显，否则经济上也啥都不是。

Yummy2000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3:11:34

出了北京市区， 北京郊区经济都差的不行。 北京就是沾光首都经济

大米袋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3:08:32

我妈对某些北方人的评价：懒，赖，狠。她是三代正宗北方人，年轻时到的南方生活了一辈子。

man008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3:06:12

没到过东北的，你想象不到东北的官场有多黑暗，可以说东北的吏治水平还停留在张作霖时代，甚至不如那个时代。

吃素的狼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3:03:14

呵呵，改革一哈，把南方的私企改成国企，墙国南方就回归，蛮夷之地，不过是举手之劳。

大米袋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3:02:11

我以前的老板，马来西亚华人30年前带3000万美元到北京抄地产被骗的血本无归。我两次被骗都是在北京

sigmazao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2:57:00

东北，就是中国的铁锈带。重工业畸形发展。国企独大。官民都排斥私营企业的地方文化。加强寒冷的气候因素，铁锈区已经成形。人才大量流失。人口负增长。年轻人年复一年净流出。中国东北成为中国的西伯利亚不毛之地不远了

I751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2:57:00

天津人容易满足，小富即安，所以天津的排名会越来越低

何所思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2:46:29

北方做生意太黑了，浙江好多老板去投资都死那了，钱被骗光也就算了，连命都搭进去。

theriver1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2:19:59

原因很简单：中国南北双方的两大精英阶层——官员与商人的素质天差地别。比如：

1.北方玩权力，南方玩经济。

2.北方商人做生意前满口答应，事后百般抵赖，南方商人做生意前百般挑剔，事后基本履行合约。

3.北方人整天琢磨着如何进入体制内如何搞好关系办事，南方人整天琢磨着如何制造更新产品打开市场销路。

4.最明显的例子，同样是三聚氰胺，南方奶企虽然也黑，但还知道有个限度，而北方奶企完全是肆无忌惮！同样是色情业，在东北就搞成了仙人跳，在东莞就搞成了ISO。

造成这种官员与商人的素质差距的本质原因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文化——中央集权，而中国的中央在北方。所以北半球同一制度下的几乎所有国家（依靠美国的加拿大除外）都是北方强于南方，唯独中国是个特例。

londonmist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2:18:49

等中国民主了，南方就是民主党的铁票，北方是共和党的铁票。

星夜未央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2:13:00

真正讨论问题的帖子, 倒是挺和谐, 喊打喊杀的帖子都不见了.

世事沧桑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2:06:24

论满意度，北方人民的满意度应该不如南方。

采菊客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1:35:49

美国地域差异也很大好不好。。。无聊。一天到晚挑刺，有意义么？大陆人现在生活水平就是高。而且大部分地域很快超越欧美。

urgentcare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1:32:00

GDP和考试分数一样，被滥用了。这里面有房地产的泡泡，有高估的很多产业。 最根本的还是看人均居住面积、人均消费水平、和对生活满意程度等等

飞来寺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1:29:22

确实，重庆就是一个省的规模，渝东南、渝东北穷得很，当作一城看待，数值就掩盖了实际状况。

读者A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1:23:06

GDP 是衡量国家的，天朝用来衡量城市，本身就可笑

southgate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1:18:24

应该看人均GDP排名。

Christmas38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1:07:13

这个对比、分析有一个逻辑上的极大漏洞：没有把人口规模考虑进去——seriously flawed.

重庆 31,017,900人 （3.265倍） GDP 23,605亿元 人均GDP 75,828元 （1）

青岛 9,499,800人 （1倍） GDP 11,741.31亿 人均GDP达到 124,282元 （1.63倍）

－－－－

这就像去拿重庆和山东对比一样，某种程度上ok（直辖市级别对比省）：

山东 100,472,400人 GDP 71,067.5亿元——是重庆近5倍。

0101011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0:54:00

把珠江以北定义为北方就可以解决问题

星夜未央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0:51:33

重庆成都算是西部城市比较合适。

嘉人2020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0:48:00

山西煤老板富得全世界闻名，却没把山西带起来

吃货2001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0:43:17

雄安在哪儿？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0:38:45

不懂不要瞎咧咧

此乃习爷之大棋

脱贫需按大格局

南北调换鸡的皮

KINGTIE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0:33:54

千年以来皆如此，南方富庶安逸，北方苦寒彪悍。

charley3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0:30:26

中山先生早就说了，北方趋于保守，南方开放但易于安逸，中国应定都兰州。

urgentcare 发表评论于 2020-12-04 10:28:00

其实都是虚的。一个房地产大泡泡而已。归根到底，你没米吃，没肉吃，没奶喝，不都是浮云

谢选骏：南北朝格局在中国大陆的内在化

GDP前十北方只剩一城 凸显现代南北朝格局

谢选骏指出：“GDP前十北方只剩一城，中国南北差距已到最严峻时刻”——说明“南北朝格局”在中国大陆的经济版图上已经表面化了。虽然这一表面化其实是内在化的外部投射。



【054、南北朝政治的地缘人缘基础】


《中国南北对比：吃米者独立性不如吃面者》（2018-04-25 美国之音）报道：

一名来自北京的顾客和一名来自香港的顾客走进了星巴克(Starbucks)。

一张椅子挡住了柜台和他们的座位之间的通道。哪一位顾客会把椅子挪开呢？

这并不是玩笑，而是一次心理学试验，目的是检验农耕文化历史留下的长期印记。

《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说，几千来，中国南方的稻农逐渐养成了在中国北方种麦地区见不到的一种相互依赖文化。

研究报告的作者们说，这些影响甚至在中国相对富裕的现代城市地区那些从未务农的人群中间存留了下来。

而且这些影响在人们日常生活行为中也可见一斑，哪怕是在当地咖啡馆里。

稻米理论

研究发现，在几千来以稻米为主要作物的中国南方，人们在星巴克把挡道的椅子挪开的可能性更小。而在种小麦的北方，人们更有可能把椅子挪开。

根据研究人员所说的“稻米理论文化”，种植稻米比其它作物更需要合作。比如说，种稻村庄的邻居们在稻田灌溉和排水时必须协调行动。

而且，由于种稻的劳动量是种麦的大约两倍，种稻的村民经常分担劳动。

并非研究团队成员的肯高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心理学专家安德鲁·瑞德(Andrew Ryder)说，几百年来，人们养成了“民间习俗、思维习惯和行为规范，这些一旦建立起来，你可能甚至都不去想它，不会想‘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是稻农’。如果你真有在想，你会想，‘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是好人，因为我从小就受到这种教养，因为学校就是这么教的’”。

挪动椅子

为了检验他们的理论，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心理学专家托马斯·塔尔汉姆(Thomas Talhelm)和同事们去了五所城市的星巴克咖啡馆。这五所城市是：北方种麦地区的北京和沈阳以及南方种稻地区的广州、上海和香港。

他们之所以选择这家西式连锁咖啡馆是因为它的一致性，这样可以减少有可能导致结果复杂化的环境变量。

研究人员在人流较大的通道上放置了两张椅子，椅子间距相当于人的胯宽。他们观察顾客如何通过这两张椅子。

在中国南方，几乎所有人都从椅子中间挤了过去。只有6%的人挪动了一张椅子。

而在北方，16%的人挪动了椅子。

塔尔汉姆说：“先前的研究发现，在像美国这样的独立文化中，人们遇到问题时，更有可能希望通过改变环境来解决问题。但是在像日本这样的相互依赖文化中，人们更有可能让自身去适应环境。”

他说，挪椅子而不是擦身挤过，这显示出更具独立性的心态。

研究还发现，中国北方人比南方人更有可能独坐。在周一到周五，在星巴克独自而坐的北方人比南方人多大约10%，在周末比南方人多大约5%。

现代化

塔尔汉姆说，通常有种理论说，“随着某地区变得更富裕、更现代化、更城市化，人们会变得更加个人主义化或者西方化，”然而研究结果与此不符。

香港算是中国最富裕、最现代化和最城市化的城市之一。但是即使是在香港，挪开椅子的人也很罕见，而且很少人独坐。

塔尔汉姆补充说：“在解释人们的行为方面，人们的农业传统似乎比GDP更为重要。”

研究人员还查看了人口密度、年龄、性别、气候和疾病存在状况。没有任何一个因素能够比“稻米对小麦”更好地解释研究结果。

这项研究也与塔尔汉姆和同事检测学生思维方式的一个不同类型的研究相吻合。他们在种稻地区和种麦地区之间发现了同样的文化差别，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来自种稻地区的学生跟来自种麦地区的学生也有这种不同。

稻米理论“流传了相当长的时间，”瑞德说，但“我认为人们并不一定预料到这居然是可以测试的。”

他提到，如今，采用不同做法的好几项研究正在指向同样的结果。

他还说，重要的是，这也提醒人们，中国在文化上并不是铁板一块。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

他说：“远离‘一个国家等于一个文化’的说法。”

接下来，塔尔汉姆要在同样有米麦之分的印度测试这一理论。

谢选骏指出：南北中国的地缘和人缘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我提出“现代南北朝政治”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把南北朝政治的地缘和人缘基础，简化为“吃米吃面”，显然是肤浅和片面得了。就上述两个例子来看，搬动椅子与否，与其说和“独立性”相关，不如说显然更和南北人种的体型大小相关。至于单独坐店和结伴坐店，与其说和“独立性”相关，不如说更与“北漂”的处境相关。众所周知，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南北混杂现象日趋严重，米麦之分作为尺度显然过于单薄了。至于“独立性”吗？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多起于南方而不是北方，难道不敢革命的北方人还更独立吗？



【055、南北朝政治尚未入门】


《愚昧虚妄决策？高人是如何看雄安新区的》（2018-8-22 南山策士）报道：

话说东胜神洲，在西方愚人节那天，爆出一条大新闻，导致全国数亿台手机被刷屏。南山策士也是低头族，在第一时间看到这条新闻之后，第一感觉是愚人节的玩笑，简直匪夷所思啊！等到发现是官方消息，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几天之后缓过神来，写下这么几点感想。有言在先，本人既不是砖家也不是公知，只是一个经济地理爱好者，凭着兴趣爱好和常识，自抒己见而已。

西方有谚云，魔鬼在细节。盯着地图看得久了，你就会发现许多有趣的问题。比如说某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一座城市？可以说绝无偶然，你所认为的偶然，只不过是那些必然的因素不为你所知罢了。

话说当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四个圈，为什么最终只崛起了一座城？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只有一个香港，深圳正好站到了她的身边。可以说，是香港，把深圳带进了“万象更新的春天”。

那么，又为什么会有香港呢？大家当然知道是因为英国殖民割据了。那么当年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什么要割据香港？

内在的原因是发达的测量技术，让他们发现，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的那片水域，是整个远东地区最优质的深水良港。而当时的大清无所谓，一个破岛算什么，割了就割了呗。

二战之后，世界经济起飞，维多利亚港很快让香港成为了远东最大的航运中心，由此起步，香港最终成为了与纽约、伦敦并称“纽伦港”的国际大都市。

除了香港的带动，自身拥有优良的港口也是深圳腾飞的原因。

为什么珠江口东岸的香港、深圳都有良港，而同处珠江口西岸的澳门、珠海却没有深水大港呢？

这是因为随着地球的自转，南北流向的河流入海口，泥沙都会向西岸沉积，水文地质条件导致西岸不可能存在深水海港。正是这个细节里的魔鬼，让珠江口东西两岸出现了不对称发展，现在西岸的经济总量不及东岸的四分之一。

光有香港，有深水港，深圳是不是就可以腾飞了呢？恐怕还不行，还得借当时香港经济脱实入虚、中国入世、世界产业大转移、中国的人口红利与低工资优势……等等，各种各样的“东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才有了今日深圳之辉煌。

可见深圳之所以成为今日之深圳，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并不是谁画个圈就飞起来了。

至于说到浦东，那就更加特殊了。浦东是什么地方？李敖说台湾是中国的睾丸，我说上海就是中国的乳头，是全中国最性感最膏腴之所在。浦东的腾飞，不仅站在中国第一城上海的肩膀上，而且是以自古富庶的江南、腹地广袤的万里长江为基础的。若论浦东起点之高，家底之厚，至少在全中国范围内是没有可与之比肩的。

天上不会掉馅饼，没有哪个城市会无凭无据的成功。政治巨擘们在中国大地上画的圈还少吗？四大特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开发海南，从浦东开始到天津滨海、重庆两江等等十八个“国家级新区”……这中间除了深圳和浦东，真正有“新意”的有几个？无非是划出一块地集中投资搞建设堆积GDP罢了。

尤其是振兴东北的号角，吹了多少次了，东北为什么就是振兴不起来呢？南山策士在之前的文章中多次指出，中国这个经济体当中，存在着两种基因，一种是计划经济的基因，这个以东北为代表；另一种是市场经济的基因，这个以深圳为代表。东北要振兴，是一个换基因的大手术，那些在各种利益集团中享受正酣的衮衮诸公们，你们真的舍得换掉这个基因吗？还是喊喊口号算了吧？

东北的凋敝，其因在此。

曹妃甸之沦为“鬼城”，其因亦在此。

这个病根子不去除，无论你在哪里画一个圈，都是白搭。

人类早已进入海洋时代，不濒临海洋的地方已经不可能再产生世界级的城市

人类进入海洋时代的起点，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从那个时代开始，人类的城市就开始往海洋靠近。五百年来，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九个世界性大国，从最早的葡萄牙到今天的美国，它们无一例外地重视海洋，重视港口、航运和海外贸易。就连典型的陆权国家俄罗斯，也将海洋和出海口视为国家的生命线，这一点在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上即可显见。

可以说，在今天的地球上，最具活力的城市都是面朝大海的，诸如纽约、伦敦、上海、东京、新加坡、香港、旧金山（硅谷）、洛杉矶、首尔、深圳，等等，它们代表着新生力量，代表着未来的方向。

而北京、莫斯科、巴黎、柏林、底特律……这样的内陆城市，则代表着陆权时代的辉煌。

就像游牧时代的人们逐水草而居一样，现代的城市喜欢临海而建。海洋的优势，说到底是一种成本优势。毕竟，海运是人类历史上最低成本的大规模运输方式。

当今中国的城市格局基本已定。概而言之，就是由海岸线串起来的一线城市和高铁网络串起来的二线城市。换句话来说，离开海岸线，中国已经不可能再产生新的世界级城市。

如果有人一定要逆势而为，视海运的成本优势和海外的巨大市场于不顾，美其名曰眼光向内，开拓国内市场，那么对不起，你已经棋输一着，这个损失大致相当于刚动子就被人吃了一个车。

刻舟求剑与抱薪救火

如前所述，深圳的成功是借助于香港经济脱实入虚，大量的工业生产型企业需要转移。而且不仅香港，当时的亚洲四小龙都有这样的产业转移需求，所以深圳承接到了大量的传统工业项目，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资金、人才、技术、市场等各种资源，再加上当时一贫如洗的中国内地有大量廉价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而且随着中国入世，国际市场向中国敞开大门，国际国内诸多利好因素在深圳叠加，形成了一个“风口”，这才把深圳推上了巅峰。

等到浦东开发的时候，这个优势就已经不是太明显了，所以小平同志才说，“浦东开发晚了，这是我的失误”。

浦东晚了，还有补救，因为浦东在上海，而且背靠长江流域广袤而富庶的腹地，浦东的发展还是有据可依的。

接下来的滨海新区就不是晚了，而是悬了，因为天津并不是上海，海河流域也并非长江流域可比。

再接下来的曹妃甸就直接挂了。

中国已经不再是当时的中国，世界也不再是当时的世界，地域也不再是当时的地域，世易时移，时空变换，试问地理条件尚不如曹妃甸的新区，试图再复制深圳和浦东的成功，与刻舟求剑何异？

北京的大都市病，病根子在于权力过分集中。

不信你云看看国资委名单上的102家央企，竟然只有十多家总部在外地，其余的都熙熙攘攘挤在首都。其中包括中国船舶和中船重工这样的大型重工业企业，其生产基地和市场分布在上海、大连、广州、南京、武汉等地，却把总部设在京城；还有像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这样的央企，兵工厂不会也建在首都吧？更可笑的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竟然也到北京来凑热闹——可见这些央企，最关心的根本不是企业自身的发展，更不愿意贴近市场，让他们趋之若鹜的，惟有权力。

不愿意向民营企业让出更多的市场，不愿意向基层下放更多的权力，这种情况下想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犹如抱薪救火——紧抱权力之薪而欲救权力太过集中之火——怎么可能成功？

华北平原，今夜我为你哭泣

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华北平原就是孕育中华民族的温床。从九曲黄河到巍巍太行，从中原大地到燕赵雄关，有多少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演绎出了令人荡气回肠的悲壮剧目！

但现在，华北平原已经老了。密集的人口，过度的垦殖，落后工业的污染，令这一片古老的土地满目疮痍。

华北平原属半干旱地区，平均年降水量为583毫米，全年降水量的75℅以上集中在汛期6～9四个月中，水资源总量不足全国的1℅，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526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贫水线1000立方米/人。华北平原每年有大量城市污水排入河道，由于该流域地表径流量小，污水稀释自净能力低，地表水污染严重。同时华北平原许多地方地下水较普遍地存在重金属超标和有机物污染现象。

由于长期肩负保证北京供水的责任，河北省的水资源匮乏情况尤其严重。根据《河北省水资源评价》结果，全省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120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123亿立方米，扣除重复计算量后，水资源总量205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307立方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7，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

“目前，全省年均水资源可利用量仅有150亿立方米，缺口50亿立方米左右，如果考虑到生态用水，年缺水量达到100多亿立方米。”河北省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铁龙表示，长期大量超采地下水，年均超采量近50亿立方米，平原超采区面积达到6.7万平方公里，超采量和超采区面积均为全国的1/3，形成了7个大的地下水漏斗区，已引发地面沉降、海水倒灌、地陷地裂等地质灾害问题。河流干涸、湿地萎缩，湿地面积比上世纪50年代减少70%以上。

现在，北京2200万常住人口，年用水量是的38亿吨，深圳常住人口1800万以上，年用水量24亿吨。上海人口2400多万（其中浦东新区人口500多万），年用水量100亿吨以上。以河北省的水资源现状，如何能承载新增一个深圳或浦东的新区用水需求？指望白洋淀吗？

据河北省水资源公报显示，2015年2月份，白洋淀蓄水量2.58亿立方米，水质评价为劣Ⅴ类水；2014年12月份白洋淀蓄水量2.42亿立方米，评价为劣Ⅴ类水——劣Ⅴ类水基本上就是废水，连浇灌农田也不能用。

数据表明，被寄予厚望的“华北之肾”白洋淀，已经得了慢性肾炎，自保已是难事，指望它来支撑一个新深圳、浦东每年数十亿吨的用水需求，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对于曾经孕育中华民族的这一片土地，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让华北平原得到休养生息，休耕、休渔，还林、还草，让土地恢复肥力，让河湖恢复清澈，让天空恢复湛蓝。

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我们机会。现阶段我们正处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化进程中，从华北平原转移出去的人口，刚好可以满足天津、青岛等沿海城市对人口的需求。

如此天作之合，我们竟然视而不见！在某些砖家的鼓捣之下，回过头来折腾已经遍体鳞伤的华北平原，怎不令天下有识之士痛心疾首！

作为一介寒儒，南山策士能做什么呢？除了写下这些无用的文字，恐怕就只能北面河山（电视剧），无语凝噎了。

华北平原，今夜，我为你哭泣！

不得不说的废话：南山策士之策

北京的城市病，虽已入膏肓，但未至不治。

一、中国不可迁都。

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大趋势之下，把首都放在北方有助于

（1）加重北方的分量，调节南北平衡；（2）巩固边疆。北方历来是外患入侵之地，定都北京，有“天子戍边”之意；（3）调配中央政府资源，促进“三北”地区发展。

二、“四大中心”足够支撑北京繁荣，剥离其他功能有助于北京去除大都市病。

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四大中心的牌子，已经完全足够支撑北京作为首都的繁荣。而剥离事实上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交通中心”、“央企总部基地”等非首都功能，将有助于北京去除目前严重的大都市病。

三、具体策略：

1、北京市要破除京津竞争的旧思想，大力推动和促进京津融合，把一部分非首都功能转移到天津，帮助天津做大做强。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把河北廊坊的三河、大厂、香河、安次、广阳划入天津市，燕郊居民将成为天津市民。此举将让北京新机场建在京津交界处，成为两市事实上共建共有的机场。国家层面应明确提出将天津建成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一个强大的天津，将吸收北京的许多非首都功能，不仅有助于北京大都市病的纾解，还将有助于整个北方经济的发展。

2、将102家央企中的绝大多数，疏散到全国各地最有利于其产业发展的城市。

类似中远集团与中海集团重组之后将总部设在上海，可将三峡集团迁回宜昌，中国船舶和中船重工这类央企放在上海、广州，如此等等。

3、将北京市党、政、人大、政协、纪检、法院、检察等部门悉数迁往通州。

4、在北京市六环外某处择地兴建政府集中办公设施，类似美国白宫，国务院各部办委署集中办公，便于监督，方便群众，有助于建设廉政亲民型政府。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亦应同时迁入此地，独立办公。

5、合并河北省唐山市和秦皇岛市，成立新的“唐山新区”，承接部分央企、来自北京的市属企业、高等院校和其他不适合首都建设发展的企事业单位。

成立唐山新区的理由：

（1）唐山是整个京津冀地区除京津之外最大的城市。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唐山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起点较高，可以节省大笔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2）唐山新区滨临渤海湾，拥有唐山港、京唐港和秦皇岛港，具备成为世界级城市的硬件条件。一个强大的唐山，有助于京津唐城市群的繁荣和发展，犹如长三角之有沪杭宁，珠三角之有深港穗。严格来说京津冀还只是一个省域概念，并不成其为一个城市群。

（3）唐山新区地处滦河下游，水资源充足。且有临海优势，今后万一缺水也便于通过海水淡化来解决问题。

（4）唐山新区地处华北地区通往东北地区的咽喉地带，发展唐山新区有助于加强华北与东北两大经济区的联系，带动东北的振兴和发展。

（5）其辖区曹妃甸设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综合保税区，前期已经投入大笔资金，设立新区继续开发可以盘活前期投入，减少国家和社会的投资损失。这是一种更负责任、更有担当的做法。

除了不够标新立异之外，在（唐山+秦皇岛）设立新区无论哪个方面都比白洋淀更合理，更有优势。这些优势都是明摆着的，都是常识，用不着砖家来指导。

按常理，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做这种战略决策应该高手如云。为什么竟能鼓捣出如此难堪的方案呢？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决策机制啊？简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谢选骏指出：这些所谓高人，对于南北朝政治尚未入门，因此不懂，北京也好，雄安也罢，都只是北朝的临时首都；南京重庆也好，广州台北也罢，都只是南朝的临时首都——它们都不是中国的千年大计，所以不能对它们要求过高。



【056、南朝政客承认北朝政府“伟大”了】


《李明哲公审认罪 妻李净瑜：不能接受》（美国之音2017年9月12日）报道：

李净瑜上臂刺青照片，出现在“脸书寻找李明哲官网”。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星期一在湖南岳阳一个法庭审判中，对于被指控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公开认罪。在法庭中旁听的李明哲妻子李净瑜称，这是“一场政治大戏”，“台湾人不能接受，文明世界也不能接受。”

李净瑜在审判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表“参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审大会’感言”，表示全世界和她今天“都见证了这一场政治大戏，也见证了台湾的核心信仰与价值和中国的差异性”，这场政治大戏赤裸裸地说明：“台湾的论述习惯，在中国就是叛乱行为”。

李净瑜秀出左右手臂上以刺青分别书写的“李明哲”“我以你为荣”字样，并表示李明哲在与她见面时“下指令”，告诉她“回去台湾就不要再说了”。但是李净瑜说，她不会被蒙蔽，因为“失去自由的人有言不由衷的特权”，李明哲在说这话时“他的手捏紧我，他的眼睛也在眨”。她重申出发到岳阳之前的声明说，“如果看到李明哲在非自由意志下，在法庭作出或说出某些难堪的言行，请国人体谅，那就是中国政府的拿手好戏‘被认罪’而已。”

在庭审之后，陪同李净瑜出席记者会的台湾前民进党籍立委王丽萍也公开李净瑜在前往法庭前写给了李明哲的信，信中说，希望李明哲“不要被孤独所击败”，同时也表明她“不承认这是法庭”，也不聘请任何律师”，不过目前不确定李明哲是否能收到这封信。

此外，李明哲8月29日一封写给李净瑜的信也在“寻找李明哲”脸书官网上贴出，李明哲在信中交代妻子，“到大陆参加开庭，为了我的顺利，一切行为请听两位张律师安排”，并请李净瑜为他带书、钱及日用品等，并且办一个大陆的电话号码。

对于李明哲庭审结果，台湾陆委会也发布声明说，虽然中国开庭审理李明哲案，李明哲当庭认罪，但这样“未尽符合法律正当程序保障的过程，并非外界所能完全认同或接受”。

声明说，李明哲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但他只是关心中国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通过网路社区案及其他方式与中国大陆的朋友交流，“宣扬分享民主、自由、政党政治之经验及理念，对于追求民主自由与人权保障普世价值的行为，均应给予有的尊重。”

李明哲救援大队也在“寻找李明哲”脸书官网上发布声明，表示“这场表演性十足的‘审判’，非但无法为李明哲定罪，反而再次唤起了台湾民众对过去戒严时期滥用‘叛乱罪’以言治罪的白色记忆”，强调李明哲应该被无罪释放。

救援大队特别针对中国未依据《刑事诉讼法》通知家属、未充分保障被告自由选任律师辩护的权利等问题提出意见，并质疑中国法院对本案管辖权的基础，因为依据中国刑法第8条规定，外国人对中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既然李明哲并非中国公民，他在法庭上被控的行为，包括参加社交媒体群组、批评中国政府、倡导多党民主等“即便属实，在台湾也无一构成犯罪”，因此中国法院在对这些行为并无管辖权的情况下必须立即释放李明哲。

声明说，“如果坐视中国政府以台湾法律所不处罚的行为对台湾国民定罪，将来所有台湾国民在台湾所实施的合法行为都可能受到中国恶法的处罚，这是台湾人民绝对无法接受的事。”

救援大队说，早已预订将在9月17日举行的“CHINA!FREE LI声援李明哲人体排字行动”，在李明哲的审判后仍然将按照原定计划举行。

与此同时，李明哲救援大队成员也在不断收到来自岳阳法院庭审的视频过程中抵达日内瓦，准备在12日的会议中对联合国人权特别机制“强迫失踪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Enforced or Involuntary Disappearances)说明李明哲案的经过及最新进展，并预订9月14日在联合国万国宫前举行集会，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李明哲及所有被关押的异议人士。

李明哲审判结束时法庭宣布将择期宣判，依照中国的法律及过往案例，一般预期李明哲案应该在3个月内有所宣判，《中央社》援引不具名的“华北律师”的话报道说，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可大可小”的案件，如果案情动摇到政权基础，或是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就有可能会被法院重判，不过岳阳法庭直播内容来看，李明哲只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从犯”，并非主犯，而且整个案情影响层面不算很大，他判断李明哲应不至于被重判。

这名律师说，依据中国大陆法界惯例，在嫌疑人坦承罪行且“犯后态度良好”，加上是境外关切的新闻的情况下，只要日后没有再生枝节，李明哲应该可以获得轻判，甚至有机会被假释。

在李明哲认罪后中国官方《新华社》针对李明哲案审判的报道称，台湾居民李明哲与另一名中国大陆被告彭宇华已经在岳阳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开审判中认罪。

报道详细说明对两人的指控及庭审过程，表示控辩双方都在辩论中充分发表意见，在最后陈述阶段李明哲表示，自己“把西方和台湾部分媒体对中国大陆有偏见的报道和书籍刊物对大陆的恶意攻击抹黑当成了真实，对中国大陆的发展认识不清，存有偏见，从而无视中国大陆的法律制度，组织、策划、实施了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对自己所犯罪行表示认罪悔罪。”

报道说，庭审中两位被告人都明确表示，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执法文明规范，自己的合法诉讼权益得到了充分保障。”

谢选骏：台湾拒绝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现在终尝苦果。不仅如此，南朝社会活动家公开承认北朝政府“伟大”一事，不论真情或是假意，都说明“南北合”的历史时刻又进一步。当然，在终将吞吃南朝的北朝看来，仅仅承认“伟大”是不够的，还需要承认“光荣”和“正确”，如此合成“伟光正”，才与北朝政客与北朝众群看齐——到了那时，中国历史又将开始“伟大复兴”，朝向统一现代南北朝的新隋朝前进了。



【057、内战百年的中国严禁信息交流、言论自由


《微信“对骂群”突然崛起 从早到晚骂不停》（2018-06-11 00:38:32  香港01）报道：

内地近日在社交媒体“微信”上兴起“对骂群”，陌生网民在群内互骂，“题材”更是层出不穷，从“南方与北方”的地域之争、NBA比赛赛果到“豆腐花是甜是咸”等，全部都可以互骂一顿。

有专家分析认为，这场突然流行的“对骂”，起因之一是发洩减压，但简单粗暴的骂战，其实无法从根本上解压。

“对骂群”也引起微信官方的关注。微信安全中心昨日（10日）发布公告，表示“对骂群”违反微信使用规范，将对此作出调查和整顿。

突然之间，微信“对骂群”席捲内地网络，方言差异、地域差别、饮食、运动、爱好、发音甚至是火锅的口味等，都能成为骂战内容。群内成员从早到晚可以不停互骂，“饭可以不吃，骂战不能停”。

据了解，“对骂群”建基于微信的聊天群组功能。“红锅和鸳鸯锅”、“喜欢花椒和讨厌花椒”、“微辣中辣和特辣”、“全键盘和九宫格”、“九零后和零零后”……相要互骂的人们以对骂的题材开设微信群组，然后透过网上发布入群的“QR Code”、刊登入群连结等，“拉拢”不同的人进入，展开骂战。

此外，“群友”多是陌生人，群成员设置隐私，微信资料多不可见，对于陌生人想加微信私聊时，大多数人会谨慎对待。这些微信群亦往往能快速吸引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加入。当然，也有人入群但作为旁观者，看别人互骂取乐；也有人接受不了，选择退群。

专家：以网路骂战舒压弊大于利

对骂群的产生有哪些根源？一名对骂群成员表示，他工作上得不到上司认同，生活中与妻子关系不佳，一桩桩大事小事发生后，看书、玩游戏已经无法令他宣洩压力，但在对骂群互骂后，却令他产生出“就是这个（舒压的）感觉”的想法。

四川省心理咨询行业协会心理咨询师张珂亦认为，压力是对骂群兴起的一个直接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网路角色和现实角色的差异化。目前内地网路对骂相关的法规法制还不太完善，不会受到明确惩罚，也无需消耗资源或暴露真实身份，让很多人利用网路身份发洩自我的情绪。

张珂指出，尽管这种方式可以使人过度压抑的情绪快速获得暂时的舒缓，但网路骂战还是弊大于利，如果对骂行为反覆被强化，频率越来越高，将一发不可收拾。她又指，网路骂战直接、粗暴且无理，虽然能获得短暂的愉悦期，负面影响却比比皆是。“真正的情感宣洩，传统意义上的解压方式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正确的方向和持续的动力才能产生效果。”

微信称“对骂群”不符使用规范？

对骂群的一些对骂内容非常粗俗，也有不少涉及“性”的侮辱言词和图片，这引起一部分用户的投诉及微信平台的关注。

6月10日，微信安全中心发布《关于微信群聊内文明对话、理性表达的规范与建议》（以下简称《规范与建议》）。《规范与建议》称，目前接到用户投诉有部分以“XX对骂群”为名的微信群内，存在谩骂、地域歧视等不文明行为甚至色情、赌博等不良信息，这些行为违反《微信个人账号使用规范》，也影响到了用户在微信群聊内的整场交流。对此，平台已经针对用户投诉证据展开调查，一经查实将立即处理，其中包括封停帐号、限制登录等。

此外，有内地律师表示，在虚拟的网路空间骂人，同样要负法律责任。根据内地《计算机信息网路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规定，网上骂人者，将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如果网上公然侮辱他人，情况严重的，还可能构成侮辱罪而承担刑事责任，最高可判3年有期徒刑。

谢选骏指出：网络对骂是中国特色，是中国内战的延伸，所以特别火爆甚至充满别的和平社会所没有的恶意。那么，现在为何进一步兴起了微信“对骂群”呢？这是由于封网状态使得大家的网民大众怨气上升，更加变态了。

世人健忘，甚至忘记了中国现在依然处于内战状态，两个中国之间，甚至连停战协定也没有签订，保持着一种隔海对峙的敌对。

在这种状态下，国民（大陆是专制臣民，台湾算自由公民）当然无法获得言论自由，虽然，以来美国保护的台湾不得不根据美国的标准宽容异己，仅仅诉诸于司法迫害。

而大陆则更加肆无忌惮，不仅司法迫害，而且迫害司法——《中国三知名维权律师被当局正式吊销执业证》报道：

被拘留维权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和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等人2018年4月5日在北京郊区行走。

共产党中国当局继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律师及公民之后，从去年9月开始的对维权律师以吊、注销执业证为主的新一轮打压，近期达到高潮。

在湖南的709抓捕案辩护律师文东海近日被当局正式吊销律师执业证书后，因709案被抓几年的北京的李和平也受到被正式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司法局信函。同时，被外界誉为“律坛怪杰”的709案辩护律师杨金柱也被湖南司法局正式吊销执照，理由则是所谓的“以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等不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扰乱法庭秩序、干扰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发表恶意诽谤他人的言论”。

据统计，从去年十九大前夕的9月开始至今，已有9个省份的17名维权律师及3家律所陆续被吊销或注销执业证，还有包括谢燕益、黄思敏、覃永沛等人收到司法局拟吊销或注销执业证通知书，而广西唯一一所维权律所“百举鸣律师事务所”，更是被南宁司法局强逼解散。

此前，山东的祝圣武、浙江的吴有水等律师因网上公开批评中共及司法制度而遭惩戒；同时，彭永和、王龙德、王理乾等因公开声明退出律协而遭到报复。

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维权律师的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上周发布由多个法律团体联署的全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当局以吊销、注销律师执业证的手段持续打压维权律师群体，要求立即无条件撤销对维权律师的惩罚决定。

谢选骏指出：这些维权律师，不知中国还处于战争状态，竟然妄想中国大陆可以实行法治，岂非缘木求鱼。中国的内战，连美国和联合国都没有办法解决，虚妄的“国际社会”能有什么办法！内战不止，人祸不止——这是常识。呜呼哀哉。内战百年的中国，不仅严禁言论自由，还要严谨信息的正常流通，凡此种种，都是一个不正常社会里的正常现象，难怪大家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有眼无球、视而不见了。呜呼哀哉。



【058、去中国化与数典忘祖】


《越南能否彻底“去中国化”？》2017年4月报道：

时隔6年，再次来到越南，我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想了解越南近现代“去中国化”的脉络及其影响。

即使作为一名普通的观光游客，浮光掠影地四下走走，你也会轻易感受到越南曾经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之深广：街头老建筑上的汉字门匾，寺庙廊柱上对仗工整的楹联，公园里最受人们喜爱的休闲游戏是“楚河汉界”的中国象棋，婚礼庆典上家家必挂的红双喜，升学考试前或大学毕业季，学子们祈求保佑或庆祝留影的首选地是有着浓郁中国特色的孔庙……

然而，深入观察之后你会发现，越南“去中国化”的痕迹也比比皆是：一些寺庙的汉字名称被拉丁化的越南“国语”字母覆盖，甚至有些地方的楹联都已经“拉丁化”，从上至下书写的拉丁字对联给人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在越南的博物馆里，对于抗法、抗美等近代战争的描述中，几乎只字不提来自中国的援助；街头到处是以“越南制造”、“日本制造”、“韩国制造”、“美国制造”、甚至“加拿大制造”为店名的专卖店，却看不到一家标名“中国制造”的商家牌子，尽管中国已经是越南最大的商品进口国。

关于越南“去中国化”的系统性研究著作并不多见，在我能找到的几篇论述文章中，作者们对于越南“去中国化”的起源和发展莫衷一是，对于其动机的分析也略显简单。而这，也正是促使我前来越南一探究竟的原因。

越南文字“拉丁化”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他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一书中曾经写道：“博物馆和博物馆化的想象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性”。我一直以为，若想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若想了解一个国家如何引导国民看待自己的历史，参观一下这个国家的历史博物馆是最好的方式。

河内的“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是一座具有鲜明殖民地特色的法式建筑，这里曾经是著名的“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EFEO）”的考古研究所。这所学院对东南亚、东亚和南亚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其中最具口碑的是对柬埔寨吴哥窟的研究和对远东汉学以及敦煌学的研究成果。法国远东学院还曾发明过一套拉丁化的汉语拼音文字，一度在法语和其他拉丁语国家被广泛应用。

远东学院设计这套拼音字母的初衷大概和16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发明拉丁化越南语文字没有什么两样，就是为了方便西方人学习汉语或越南语，方便传教和日常沟通。不过，随着越南全境沦为法国殖民地，而中国并未被彻底殖民，这两种拉丁化的文字便有了不同的命运。在中国官方推广的汉语拼音成为联合国承认的国际标准拼音之后，远东学院的汉语拼音与英国人的威妥玛式拼音以及其他几种拼音一样，渐渐失去了其国际地位，不再被人使用。而法国殖民者于19世纪大力推进拉丁化越南文（国语字）的使用，渐渐使之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官方文字。法国人这么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越南的精英阶层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割断越南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所以，一些学者将法国统治期间越南文字的拉丁化作为越南“去中国化”的开始。

不过，即使在殖民时期，汉字和喃字（在汉字基础上越南化的文字）也并未从越南人的生活中完全消失，在很多领域中，汉字与国语字是并用的。汉字完全被取代是在1945年胡志明领导的北越政权建立后，成为了官方推广的“扫盲运动”的牺牲品。越南政府对外宣称，之所以推广国语字而不是汉字，是因为拉丁化的国语简单易学。然而，实际上，无论是当年越共的领导层还是越南社会的精英人士都十分清楚，彻底摆脱中国几千年来的影响，废除汉字是“去中国化”的核心步骤。

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叙事

河内的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内，文字介绍和实物解说大多由越南文和英文组成，少数“敏感内容”则只有越南文介绍。尽管这些注释所使用的文字中没有中文，但馆中展示的很多历史文献和实物都是以汉字呈现的，尤其是古代史部分。

按照中国史学界的说法，越南的历史可以粗略地分为五个时期：1，史前和传说时期；2，北属时期，即越南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那段时期，从秦将赵佗平定百越并在今广东番禺建立南越国开始，到公元938年五代十国时越南吴权击败南汉军队建立独立的吴朝为止；3，独立国家时期，从938年到1884年法国全面殖民越南为止，这一时期，越南一直是中国历届王朝的藩属国，其间包括明朝将越南收归明属的20年；4，法国殖民时期；5，二战后再独立时期。

历史的记录由于叙事主体的不同而相异，这并不难理解。在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中，上述的第一个时期以东山文化为代表被大书特书，而第二个时期被一笔带过。实际上，仅有的关于第二个时期的介绍，是一张贯穿这一时期的“抗击侵略者”图表，表中全部是越南文。不过，仔细阅读，可以从中看出一些“敏感内容”：抗击东汉、抗击两晋、抗击南朝、抗击唐军，等等。这些在中国的历史记录中被定义为“地方民变”或“作乱”的历史事件，在这里统统被视为“抵抗外族侵略者”的义举。

博物馆对第三个时期的介绍颇为详细，但其叙事的主线没有变，贯穿着抗宋、抗元、抗明、抗清等“抗击北方侵略者”的主题，而只字未提宗主和藩属的关系。其中比较有趣的一段是关于那20年明属时期，按照越南后黎朝的官方史书《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明朝初年，越南陈朝出现外戚胡氏篡权的事件，明朝派兵南下主持公道，灭掉胡氏后，“明诏遍求陈氏子孙立为国王。官吏耆老人等累称为胡氏灭尽，无可继承陈后，请安南国本交州，愿覆古郡县，与民更新。”意思是，当地“官吏耆老”告知，陈氏王族已经被赶尽杀绝，没有后人了，要求明朝收回安南国（越南）的称号，恢覆从前中原王朝的“郡县”待遇。这段历史，在越南国家博物馆中也被以“明朝入侵，犯下滔天罪行”来介绍的。

自诩“中华正统”

尽管历史博物馆中的叙事充斥着“抗北”情绪，但是，从展览所呈现的越南历史脉络中，很难说历代越南王朝有一个主动“去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在蒙元、满清入主中原的时代，越南王朝的文书中曾将北方统治者称为“蒙鞑”，“清夷”，而自诩为“中华正统”。在展厅中一份越南末代阮氏王朝的皇帝册封一位抗清将领的锦缎诏书中，竟有“建功万里壮长城”的字样。

封建时代晚期，越南致力于领土扩张，逐步占领了湄公河三角洲原属柬埔寨的大片土地。在强制同化高棉人的过程中，越南更是强迫“高蛮”（高棉人）穿汉服、习汉字，阮朝的官方史书《大南实录》记载：“……耳濡目染，渐入汉风；若加之政教，用夏变夷，想不出数十年，可使与汉民无异。”在这里，阮氏王朝以“汉”、“夏”、“汉民”自称，彰显自己是中华文化的嫡系正统。

历史专栏作家郭晔旻曾在澎湃新闻网的“私家历史”频道撰文描述越南封建王朝的治国之道：“以边藩自立的大越国尽管远离中原王朝统治的中心，却全方位模仿和移植了中国文化、经济、政治制度。李朝（1010-1225年）的官制分文武两班，各九品，地方有知府、判府、知州，中央还有太师、太傅、太尉、太保的重职。李朝建立之初就修文庙以供奉孔子和周公，师法唐宋的科举制度……”

这种覆制中国制度的方式一直延续到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前夕。1000多年的直属统治，再加上900多年的全方位移植，越南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实在是太深远了（比朝鲜、日本要深广得多）。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这样论述：“虽然统治河内和顺化（阮氏王朝的首都）的王朝数世纪以来都能捍卫其独立不受北京侵犯，他们终究还是通过刻意模仿中国人的官僚集团来进行统治。国家机关经由以儒家经典为主题的笔试‘科举’来甄拔人才；王朝的文书是以汉字书写的；而在文化上，统治阶级中国化的程度也很深。”

安德森随后分析道，1895年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后来的孙中山等人的著作传入越南，使得“越南与中国间的长期关系更带上了不受（殖民政府）欢迎的性质”，因此，科举制度于1915年左右被废止，代之以法语为主的殖民地教育体系。此外，拉丁化的越南国语“被刻意地提倡，以便使新一代被殖民的越南人因无法接触到王朝时代的文献与古代文学而断绝与中国 —— 可能也包括越南本地的过去——的联系。”

按照安德森的分析，对于越南本土精英阶层来说，法国人强制性“去中国化”并非越南人的本意，而是一个被动的过程。那么，在越南人赶走法国殖民者之后（尤其是在中国军队的帮助下），越南完全有可能回到“中国化”的传统道路上去，这不仅可以强化越南与中国“友好邻邦”之间的关系，也能够让越南人重拾与自己祖先的联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叙事到1945年嘎然而止，越南历史的下一个时期只能从马路对面的另一家——“越南革命博物馆”中去了解。革命博物馆展出的是从越南民族主义觉醒到越共成立，直到奠边府战役越南将法国殖民者赶走从而实现独立为止，基本上算是越共的早期发展史，其中充斥了大量带神话色彩的宣传，这并不难理解。

民族国家建构的前提

与国家历史博物馆中的展品明显不同的是，革命博物馆中几乎没有汉字，甚至几乎没有“中国”的字样。在这里，越南抗法独立运动完全是越南人自己实现的，中国的援助只字未提。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9月2日，在河内巴亭广场，胡志明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这位出身于儒学世家、汉语功底深厚的领导人当众宣读的《独立宣言》，是用拉丁化的越南国语撰写的。而其后不久，1946年，国语作为正式的官方文字，被写进了越南宪法。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并未着眼于越南“去中国化”的历史，不过，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论述了二战之后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的觉醒和民族国家建构的途径。其中，寻找民族的身份认同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必要步骤，是实现“想象的共同体”的逻辑基础，而这一寻找过程必须是主动的、清醒的。

对于越南独立后的领导层来说，回归“中国化”绝对不是建立认同感的正确道路，相反，“去中国化”则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越南若想成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去中国化”是基础，是核心，是一项长期的使命。这与日本、朝鲜等先前中华文化圈国家“去中国化”的认知基本一致，尽管越南“去中国化”需要的时间更长，对于中越两国来说，这个过程也会更加痛苦。

越南领导层的意愿

二战结束后，20万中国国民党军队进入越南，使用的名义是前来接受占越日军的投降。不久，法国军队也登陆越南，要求恢覆战前的殖民地宗主权。蒋介石以法国退还在中国境内的租界等财产作为国军从越南撤兵的交换条件，在当时的越共领导人当中，大多数人反对将越南交还给法国殖民者，而胡志明却在协议上签了字。于是才有了后来美国记者、历史学家斯坦利·卡尔诺（Stanley Karnow）在其著作中记录的一段胡志明的名言：“你们这些傻瓜！ 你们难道不明白让中国人留下来意味着什么吗？ 你们不记得历史了吗？ 中国人上一次来，他们呆了一千年。法国人是外来者，他们已经很虚弱了，殖民主义正在死亡，白人在亚洲完蛋了。但是，如果中国人留下来，他们就永远不会走了。对我来说，我宁愿再闻5年法国人的屎，也不愿在后半辈子吃中国人的屎。”

胡志明的这段话在中文世界里有不同的译本，措辞或许略有差异，但意思大致如此。尽管夏威夷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连姆·凯利（Liam Kelley）后来曾质疑卡尔诺引用胡志明这段话的出处，但是，联系中共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胡志明在60年代关于援越“中国军队的傲慢表现就像历史上经常入侵越南的中国军队一样”之类的言论、以及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叙事、抹杀中国对越南赶走殖民主义者的帮助，则越南领导层强烈的“去中国化”倾向确实是不言而喻的。

有趣的是，出生于昆明、从小家中雇有越南保姆的安德森虽然没有深入探讨越南与中国的关系，但他却说，正是1979年那场中越战争，“直接引发我写作了《想象的共同体》”。在当时全世界都认为，那场战争的原因是共产主义世界的派系斗争（苏越一派，中柬一派）所引起，或是中美俄大国角力的地缘政治冲突，而安德森则清楚地看到其背后更深层的历史原因 —— 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地缘政治的民族主义。

越南能否彻底“去中国化”？

近些年，由于中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冲突，以及1979年那场战争之后遗留的伤痛，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越南或将加大“去中国化”的力度。2010年，越南在中国影视基地拍摄的一部古装电视剧因“太过中国化”而遭到当局禁播，2014年，越南文化部发出公函，建议各地“不摆设、不使用、不供奉不符合越南淳风美俗的塑像、产品、灵物以及怪异的物品”。据称，这些物品所指的主要是指从中国进口的“中国化”的石狮子。

然而，越南试图在文化上“去中国化”的努力看似收效不大，毕竟，2000多年的文化浸润奠定了越南本身的文化根基，彻底“去中国化”相当于割裂自己的历史。在如今的越南，儒、释、道三教都有各自的土壤，而这三教的传播都来自中国，它们的信众仍然占越南宗教人口的绝大多数。

经济上，几乎没有人相信越南在短期内能够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尽管在越南政府内部，有关“力争经济去中国化”的讨论时有耳闻，但越南的制造业只是中国主导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其产品又需要中国作为理想的进口国，经济上摆脱中国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越南最有可能实现“去中国化”的领域是政治体制上的。尽管越南现在的政治体制很难说是从中国覆制而来，但每次中越之间的冲突几乎都是以“顾全两党、两国政府之间的情谊”为理由来淡化或化解的。虽然很多媒体都曾以“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比中国快”等类似的标题做过报道，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或者说，越南政体改革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突破。

2014年8月，彭博通讯社（Bloomberg）曾经报道称，包括前驻华大使在内的越南共产党61名成员在一封公开信中敦促政府说，领导人应该“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法治国家”，允许更大的政治言论自由，“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报道还称，包括前政府官员在内的一些人拟定了一份宪法草案，要求开展“政治竞争”。尽管最近一次领导人的选举结果并没有表明越南政府有“摆脱中国”的迹象，但这种问题能够在公开信中讨论，足以显示出越南政坛相当一部分人的意愿。

无论在领土争端问题上，还是在经济上，越南都试图靠向西方，甚至一度考虑过与曾经的敌对国家——美国——建立军事联盟，但是，意识形态的障碍难以逾越。越南若想进一步加深与西方的关系以抗衡中国，其前提必须是在政治上走向更进一步的开放，放弃一党专制，在政治体制上与中国彻底割裂。这一步，虽然不像文化上的“去中国化”那么艰难，却也不是轻易能够迈出的。

谢选骏指出：“去中国化”易，“数典忘祖”难。越南如果不能做到数典忘祖，让自己成为彻底的无业游民，那么它的去中国化，只能停留在极为表面的层次，甚至达不到掩耳盗铃的程度。因为越南人的优秀基因，几乎全部来自中国，这一点，只要把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做一个比较，就一目了然了。越南人的汉姓和高丽人的汉姓一样，绝非装饰，而是中国血统的明证。汉字尤其是汉姓的使用，这也是越南和高丽比日本更加接近中国的证据，也是日本比蒙古、西藏、新疆更加接近中国的证据。越南人和高丽人可以不用汉字，但能够不用汉姓吗？他们可以去中国化，但能够数典忘祖吗？



【059、逃离中国还是逃离共产党控制区】


有部纪录片，英文名叫“Out of Many, One”，中文译作“合众为一”。里面讲述了许多移民故事，其中有位华人叫做张建，他说自己来到美国是为了逃离中国，追求自由。他显然不知道世界上有两个中国，因此还没有中国，有的只是“两党控制区”——共产党控制区和国民党控制区（目前国民党控制区两党轮流坐庄，因此有时是民进党控制区）。

“Out of Many, One”（中文译作“合众为一”）出自美国国徽上的“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在国徽始创的年代为美国的国家格言之一，出现在国徽的正面。该格言由皮埃尔-尤金·迪西默蒂埃（Pierre Eugene du Simitiere）提议，于1776年被加入美国国徽，并于1782年经国会法案决议采用。“合众为一”最先出现在一首名为《Moretum》的诗歌当中，相传该诗为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所作，但他可能并非真正的作者。在诗歌中，“color est e pluribus unus”描述了将各种颜色混为一色。 

把“逃离共产党控制区”误作“逃离中国”，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错误。

《马思聪：我为什么逃离中国？文革太可怕了！》（阿波罗新闻网 2018-12-12）报道：

“文化大革命”毁掉多少音乐家的梦想和人生？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

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

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份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份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

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讬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海外——思聪出逃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导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时，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导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妆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

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大陆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大陆。

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1967年5月，在康生和谢富治的示意下成立的“马思聪专案组”（又名“002号专案组”）开始对马思聪出走的经过进行调查，株连马家亲属数十人。1968年，马思聪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这一罪名直至1985年才得以平反。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逝世于美国费城，享年75岁。仅仅过了两年，六四大屠杀再次登场！邓小平终究还是毛泽东的学徒出身。

谢选骏指出：马思聪说“我为什么逃离中国”而不说“我为什么逃离共产党控制区”，又说“文革太可怕了”而不说“共产党太可怕了”——说明他到底还是一匹马奴，而不是一个中国人，更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他到死都很纠结。

谢选骏指出：马思聪说“我为什么逃离中国”而不说“我为什么逃离共产党控制区”，又说“文革太可怕了”而不说“共产党太可怕了”——说明他到底还是一匹马奴，而不是一个中国人，更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他到死都很纠结。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自由中国台湾”并不接纳中国人，就像西德人接纳东德人、南韩人接纳北韩人那样——所以中国人包括台湾人现在也就成了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了——由此可见，拒绝救人的，自己也不能得救了。



【060、王国维死于“国民党的文革”】


毛泽东文革的开始于1966年，而国民党的文革则是开始于1927年，后来在“新生活运动”中达到高潮。

这也可以佐证，正如我在《现代南北朝》里论述的，毛泽东其实没有创造性，他的伎俩多是从斯大林、蒋介石、孙中山哪里学来的。

（一）

网文《王国维之女解读乃父投湖自杀之谜》报道：

罗振玉为何仿写伪造王国维“遗折”？

王国维为什么要到颐和园鱼藻轩跳昆明湖自杀呢？ 

关于这件遗憾事，讨论的人很多，关于原因，也各有不同的见解，包括“罗振玉先生逼债说”、“罗振玉先生带回女儿说”、“殉清说”、“时局逼迫说”等。东明回想起来，可能是各种因素促成的，导火线则是大哥潜明突然病逝，大哥的妻子罗孝纯却被其父罗振玉带回去自己照顾，父亲受到很大的刺激。 

1918年，大哥19岁在上海结婚，大嫂即罗振玉之次女。父亲与罗振玉先生初为师生，继为朋友，终为儿女亲家，关系实不同寻常。 

然而好景不长。1926年9月，潜明哥在上海突染伤寒症，本已好转，但实际并未痊愈。这类病在恢复期忌吃生硬之物。大哥喜欢吃硬饭，后来又发作了。父亲听闻大哥病危，即由北京清华园乘车赴上海，其病已无救。父亲在上海为他主持丧事。罗振玉也到上海慰问，并安慰自己的女儿曼华（字孝纯）。丧事办完，罗振玉就带着女儿回到天津罗家去了，当时称之为“大归”。 

父亲个性刚直。他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寡欢，而罗振玉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他把大哥的抚恤金及其生病时大嫂变卖首饰的钱全部汇去罗家。他们寄还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了一沓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就投湖自尽了。 

夏天的清华园，在往昔平静的学术氛围中，增添了忙碌和紧张。1927年6月1日（阴历五月初二），离端午节还有三天，谁也想不起过节，忙的是清华园学院毕业生的毕业。 

学生们忙着向老师告别，请老师题字。父亲也为学生题扇。中午，举行导师与毕业生的叙别会，席仅四桌，席间父亲那桌寂然无声，因他惯常寡言笑，大家也习惯了。后来有位山西籍的学生听传闻北伐军将至，怕时局会乱，敦请父亲去他家乡长治。父亲答道：“没有书，怎么办？”接着梁启超起立致词，表扬学生成绩优秀，对清华研究院满怀希望，“继续努力，清华必成国学重镇无疑”。父亲点头赞同。 

下午，同学分别到各老师家话别。有几位学生到家拜见，父亲不在家，经电话询问，知他在陈寅恪先生家。父亲得知有学生来家，当即赶回会见学生，恳切论学。 

晚饭时，学生方告辞，晚上戴家祥（浙江瑞安人，历史学家、古文学家、经学家）等拜访父亲。他曾为文回忆当晚的情形：“是晚，某与同学谢国桢，谒先生于西院十八号私第，问阴阳五行说之起源，并论日人某研究干支得失。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父亲还告诉他们：“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 

谢国桢（河南安阳人，著名明清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记述这次会面如下：“先生未逝之前一夕，祯尝侍侧，谈笑和怡，诲以读书当求专精。既而曰：‘时事如斯，余全无可惜。惟余除治学外，却无从过活耳。’盖先生之死志，着之久矣。”父亲送走两位学生后，回屋继续评阅学生试卷。回忆中，父亲当夜熟眠如故，并无异样。 

1927年6月2日（阴历五月初三）早上一切如常，父亲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那时我们兄弟姊妹虽没有上学，但必须与父母亲同进早餐，不能睡懒觉。 

父亲餐后必至书房小坐，大概是整理些什么，如有东西需带至公事房，总是叫老佣人冯友跟随送去。这一天，他是独自一人去的。到了研究院教授室之后，又与同事商议下学期招生事，并嘱办事员到家里将学生成绩稿本取来。昨夜他为谢国桢纸扇题字，偶称谢国桢为“兄”，此时又慎重将“兄”字改为“弟”字。 

一切料理妥当之后，他向研究院办公处秘书侯厚培借两元钱。侯厚培身边无零钱，就借给他一张五元的纸币。当时教授习惯身边并不带钱，侯也不以为意。两人谈话甚久，父亲走出办公室，就去清华南院校门外两旁守候的人力车中，雇车赴颐和园。进园前，命车夫等候，并付洋五毫。 

父亲十点多钟走入颐和园，漫步过长廊，在石舫前兀坐沉思，不多久即步入鱼藻轩，吸纸烟。大约十一时左右，从鱼藻轩石阶上跃身入水。有清洁工闻声即来救助，捞起后，已气绝。时投水最多两分钟，看来父亲死志已决，用头埋入淤泥中，窒息而死。因为那里水浅，死前背上衣服还未湿。 

大约下午三时左右，颐和园中的工作人员问门口车夫，何故在此久候。车夫告知有一老先生命其在此等候。工作人员告知有人投湖自尽，叙述投水者衣着、相貌，一一符合。该车夫即奔回清华报信。 

其时，三哥贞明刚从上海转到燕京大学准备就读，母亲久等父亲不归正感奇怪，就命他中午回家吃饭，到清华找父亲。在校门口问车夫，才知父亲早上搭35号车往颐和园，即西奔往探。途中正遇上35号车回校，车上坐着一名巡警。三哥认识这位车夫，待巡警问明三哥身份之后，一起折回颐和园，接着又到警察局备案。这是6月2日下午四时左右。 

到了下午七时许，清华学校全校之人均已知晓此事。晚上九时，教职员、研究院学生二十余人，乘两辆汽车至颐和园。园门已关，守兵不许进入，经再三交涉，始准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及守卫处乌处长入视。 

6月3日晨，母亲带着我们及教职员、学生等入园探视。时父亲遗体仍置于鱼藻轩亭中地上，覆以一破污之芦席，家人及学生莫不痛哭失声。 

下午四时检察官始至验尸，此时在父亲口袋中，搜出遗嘱一封，并现洋四元四角。验尸毕，即由校中员生及家族护尸至颐和园西北角园门处之三间空屋中，于此正式入殓。棺木运来甚迟，直到九时，才正式运柩至清华园南边之刚秉庙（太监们敬仰的鼻祖神仙，类似关帝里的关公）停放。 

校中员生来者均执灯步行送殡。麻衣执拂，入寺设祭。众人行礼毕，始散，已6月3日晚上十一时矣。是日送殡者有清华教授梅贻琦、吴宓、陈寅恪、梁漱溟、陈达；北京大学马衡教授、燕京大学容庚教授，研究院学生均前往送灵。

父亲死后，法医在父亲口袋中找到遗书一封，纸已湿透，然字迹清晰，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因为当时大哥已逝，二哥又在外地工作，所以写了三哥的名字。遗书内中云：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墓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这份遗书是父亲自沉（阴历五月初三日）的前一晚写的。据母亲说，他当晚熟睡如常，并无异样，可见他十分镇静，死志早决。 

依了父亲的意思，我们不曾请风水师择坟，也没挑选“吉日”，就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一块地把父亲葬了。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封的谥号“王忠慤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王忠慤公”是有一段来历的。父亲去世之后，罗振玉先生送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父亲的“遗折”给皇帝，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文字。宣统皇帝读了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量后，发一道“上谕”为父亲加谥“忠慤”，派贝子溥忻前往奠醊，赏陀罗经被并大洋两千元。 

“遗折”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罗振玉先生为什么这样做？想是要利用父亲“忠于清室”来标榜自己吧！ 

这些年来，凡是有关父亲的任何资料我都尽量剪存并仔细阅读。时间越是长远，越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正如父亲的词句：“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蝶恋花〉之五） 

三哥说，想到父亲生前：“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之情境，总会怆然而泪下。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记叙不难看出，王国维是被北伐军的暴行给吓死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不想受辱，所以像后来毛泽东的文革里的老舍、傅雷等人一样选择了自杀。所以我说，“王国维死于国民党的文革”。国民党的文革不是孤立的行动，而是相当广泛的。

（二）

谢选骏在《国民党曾经发动的“文革”》里指出：

梁思成《中国雕塑史》记载： “北齐北周之雕刻，由历史眼光观之，实可为隋代先驱。就其作风而论，北齐北周为元魏（幼稚期）与隋唐（成熟期）间之折冲。其手法由程式化的线形的渐入于立体的物体表形法；其佛身躯渐圆，然在衣褶上则仍保持前期遗风，其轮廓仍整一，衣纹仍极有律韵。其古风的微笑仍不罕见，然不似前期之严峻神秘；面貌较圆，而其神气则较前近人多矣。此时期可称为过渡时期，实治史者权宜感兴趣之时期也。北齐时代虽同，然地方之区别则极显著。北周遗物，今见于陕西一带者，率皆肥壮，不似北齐河北所遗玉石像之精巧。今山西天龙山所存此期遗物最多，然前数年山西国民党党部以打倒偶像号召，任意摧残，其受损害如何，不敢设想。”

《中国雕塑史》这本书是根据梁思成一九二九一一九三○年在东北大学时讲授“中国雕塑史”的讲课提纲编辑而成的，所以“前数年”当在北伐的“联俄容共”时期，那时，“山西国民党党部以打倒偶像号召，任意摧残”古代文物，明显与四十年以后发生的“文革”，一脉相承。

不论国民党发动的“文革”还是共产党发动的“文革”，都是第三期中国文明对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清算，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第三期中国文明对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清算——在这种意义上，蒋介石和胡适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帮助了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争议，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共产党就无法在中国获得合法性，也不能获得漂白、上台执政。

即使反共义士蒋介石本人，也是靠联俄容共起家的，他的儿子蒋经国不但是共产党徒，而且一手提拔同样是共产党徒的李登辉，这个“三连炮”决定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一体两面。

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都是一丘之貉，或说是现代南北朝的两个巴掌。

读书至此，献与诸君。  

（三）

国民党发动的“文革”，后来体现为“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公民教育运动，横跨八年抗战，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一再教导人们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习惯等。最后因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内战失利“暂停办理”。新生活运动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之一种混合物。

“新生活运动”这个名词最早见于1934年2月17日，蒋介石在南昌于调查设计会所作的演说《新生活运动发凡》。演说中，蒋介石指出：所谓革命者，即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主义），以人力彻底改进各个人以至整个国家之生活形态之谓。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

他提出“新生活”是“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是使国民革命得以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手段。2月19日，江西南昌各界500多人齐集百花洲附近之乐群电影院，参加扩大之总理纪念周。刚从南京过完春节回到南昌行营，蒋在会上发表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讲演，正式揭开新生活运动之序幕。“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如狂风扫荡社会的落后状况，并以柔风鼓吹社会的生活力与正当精神。”宋美龄则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

其实，与新生活运动有关准备，尤其在思想方面，早已有迹可寻。1932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革命》中即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

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重要思想，这是蒋介石对挽救中国危亡的一贯看法。他强调这是和孙中山思想一脉相承。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提出恢复中国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系恢复固有的道德。他认为中国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万不能将旧文化中的精华，例如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即后来蒋介石口中之“八德”）等旧道德视为糟粕一并放弃，必须予以保存且发扬光大，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复，因为这些正是中国比外国优越之处。

由是，中国国民党奉为圭臬的《三民主义》是新生活运动的合法性来源与理论权威。新生活运动在思想层面上，融合了中国传统礼教等级思想、国家主义，以至基督教价值观元素，这可见于蒋发起新生活运动过程中的言论与做法。

有谓蒋介石在巡视时看见一个吸纸烟小孩，有感国民生活不堪，萌生发起新生活运动的意念。对蒋介石这件“轶事”的说法甚多，这事道出了新生活运动出发点——从国民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务求达到全面社会风气革新。

蒋强调新生活运动之基本要求是生活革命。即通过生活层面之革新再造，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礼义廉耻之精神发挥出来，进而达到更高目标，找到“今日立国救民唯一之要道”。要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食衣住行”各方面。“礼义廉耻”（四维）是新生活运动中心思想。新生活运动想要做到，不仅是表面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蒋理想化地希望新生活运动能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陋习。

如果说“礼义廉耻”是新生活运动理论基础，则“三化”就是实践理论行动指引，在各篇演讲中强调务必达到军事化严格标准。规矩、清洁活动，“三化”原则（“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及劳动服务运动是蒋为新生活运动规定之要求，但是蒋发起此运动，目标并不仅止于此。

所谓“艺术化”，就是以“艺术”为“全体民众生活之准绳”，告别“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并以传统之提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榜样，以艺术陶养国民，以达“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所谓“生产化”，则旨在“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从而“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

而“军事化”在《新生活纲要》中列于最末，但却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蒋介石即有这样的陈述：

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养成这种临时可以与敌人拚命为国牺牲的国民，就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

蒋举日本人民之能“洗冷水脸”、“吃冷饭”的例子来说明日本人“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故此要求中国人民达致同样的标准。由此可见，提倡军事化生活之目的，乃在于“安内攘外”，借此提高国民政府动员人民之能力，一方面与中共抗衡，同时也为准备对付来自日本的威胁。

1936年，蒋介石又在演说《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中将“军事化”等同“现代化”：

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由此可知我们的生活要‘科学化’‘军事化’的意思，就是要彻底铲除过去一切虚伪自私含糊，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适合现代的积习，实实在在力行‘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新生活。

总括而言，蒋介石的想法是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其习惯与素质来达致所谓“救国”“复兴民族”的目标。

新生活运动总会曾于1935年3月发出三份对如何实行“三化”作了极详尽规定的文件。文件条目分明，内容琐碎，对人民生活方式规定严格，如生活艺术化的“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产化的“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生活军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

除了由个人生活做起，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也举办各种活动。参考各省市的工作概况 ，战前的新生活运动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洁和守规矩。“规矩”方面有守时运动、节约运动、升降旗礼等；“清洁”则有夏令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亦有针对愚民陋习、不良风气的活动，如识字运动、禁烟消毒（即禁毒）运动等。由于新生活运动力图直接干涉物质生活与经济，有学者如James Thomson将新生活运动讥为“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战前曾说：“中国有三件不可轻视的大事，就是整理军备、整理财政和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蒋自任会长，邓文仪任主任干事，萧纯锦任副主任干事，李焕之任书记。次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召开首次干事会议，研究制定新生活运动推向社会各项规划、章程，会议决定以南昌为试验区，逐步推行。3月1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南昌公共体育场召开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南昌20馀万市民中有10万人被要求参加大会，这在南昌城中前所未有。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出席大会，蒋发表《力行新生活运动》演说。统领全国各地新生活运动之工作。3月18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又组织市民新生活运动提灯大会。

1934年6月，蒋介石亲自拟定《新生活运动纲要》，7月颁行全国。7月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蒋仍任会长，熊式辉、邓文仪分任主任干事和副主任干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设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部门。

1935年年底，蒋介石在南京就任行政院长，当时新生活运动已发展至全国，新生活运动总会迁至南京，熊式辉因仍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而不能赴京兼任新生活运动职务，是以改由钱大昀任主任干事。

1936年2月，在新生活运动总会下增设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任指导长。3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组织略有变更，改正、副主任干事为总干事、副总干事，由黄仁霖任总干事，负责实际工作。此后，新生活运动组织仍在扩大。改设计、调查为学校、训练两部门。

歌曲作为新生活运动社会教育方式之一。新生活歌曲主要有：《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勇于认过》、《敬尊长》、《明是非辩曲直》、《爱弟妹》、《意志要坚定》、《见义勇为》、《遵守秩序》、《纯洁的心》、《自省歌》、《爱惜公物》、《公共卫生》、《整容仪》、《衣服要朴素》、《成功告诉我》、《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室内的卫生》、《正当的娱乐》、《用国货》、《实行新生活》、《新生活运动歌》、《新生活须知歌》、《青年服务团团歌》等。

抗战开始后，新生活运动即与抗战前有明显分别。

思想方面，抗战前以“四维”规范人民日常生活，战时则强调纪律、节约和牺牲精神，要求人民时时刻刻不忘抗敌。蒋介石曾将“礼义廉耻”口号释为“牺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献给国家”，此外，也将“‘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1939年新生活运动五周年时，修订成“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这都是为了鼓励军民奋力抗战。

此外，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抗战时迁到汉口，到后来迁至重庆，工作已由原本着重道德生活教化，转为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是”的运动。随着抗战需要，节约献金、空袭救济、抢救难童、成立伤兵之友社，以及在重庆成立陪都新生活运动模范区等，都成了新生活运动工作范围。虽然新生活运动成效于战前一直不如理想，但新生活运动组织网络和动员能力，却为战时服务提供方便，对抗战作用正面。

抗战胜利后，中国旋即内战，国民政府无力兼顾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总会因此面临经济困难。1946年2月，新生活运动总会迁回南京。

1949年，蒋介石指令：目前暂时把新生活运动一切活动，停止办理。蒋悄悄指示总干事黄仁霖“暂停办理”，后来更消声匿迹，再没有恢复，历时15年新生活运动无疾而终，因此有人声称“这个运动已经走到尽头了”。

196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被认为是新生活运动延续。

谢选骏指出：国民党的文革不像共产党的文革那么残暴，正如国民党的土改不像共产党的土改那么残暴。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是有迹可循甚至充满互动的。1927年王国维死于国民党的文革，预兆了千百万知识分子1966年死于共产党的文革。是为记。



【061、王维林挡坦克原型考——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十三】


革命是传播的，英雄是模仿的，中国的事情也不例外。

1989年6月5日，一名孤身男子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长安街上阻拦解放军行进的坦克部队！

《六四27周年 只身挡坦克王维林今何在？》报道：

2016年6月4日是中国“六四事件”27周年，但这些年来曾经在长安街只身阻挡坦克的北京青年王维林的身世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日前，有3名曾参与六四的维权人士发起寻找“2名坦克人”的联署活动。

近日，前“六四”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六部口惨案”幸存者方政，及中国民运人士杨建利，发起寻找“坦克人”的联署活动。

1989年6月5日，《新闻周刊》（Newsweek）的Charlie Cole、《美联社》的Jeff Widener、《马格兰摄影通讯社》（Magnum）的Stuart Franklin、《路透社》的曾显华等4名摄影师，均拍到中国民众王维林以身阻挡坦克前进的画面，当时坦克车曾几度试图绕过王维林，但未成功，王维林与 坦克车的驾驶发生对峙。

“2名坦克人”即指王维林和驾驶坦克车的驾驶员。

公开资料显示，方政是“六部口惨案”中的幸存者，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六四事件中双腿被坦克碾断。周锋锁被列为二十一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杨建利曾参与八九民运，后移居美国。

对于王维林是生是死、究竟身在何处，27年来仍然是谜。

“六四”亲历者吴仁华曾对美媒表示，美国伯克利大学一名研究人类肢体语言的教授，多年来反复研究有关王维林挡坦克，以及最终被人推走的那段录像。在坦克前，先后有3位青年与王维林接触并将其带走。据悉，这三位青年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便衣人员。而先出现的青年在王维林被挟持着离开后对着坦克打手势，也是经过专业训练富有明确含义的手势。美国著名电视记者芭芭拉（Barbara Walters）在1990年，采访江泽民时，拿出王维林挡坦克的照片，询问王维林人在何处。江泽民表示，王维林没有被逮捕，“相信王维林没有被坦克碾死。”

此后的2000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资深记者华莱士采访江泽民时，也拿出王维林的照片问江泽民：“你是否佩服这名青年的勇气？”江泽民随口说道：“他绝没有被捕。我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

《纪念六四28周年 全球寻找“坦克人”》指出：

“六四”28周年纪念日到来，1989年6月4日北京长安街上一位名叫“王维林”的青年只身挡坦克的镜头又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幅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照片之一”，为世人永志不忘，但人们却不知道“王维林”如今在那里。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国民运人权团体“公民力量”，发起“全球向习近平询问两个’坦克人’下落”的签名活动，获得全球华人的积极响应。

“公民力量”为寻找“坦克人“发布的公告写道：北京长安街上那张“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照片之一”所定格的一个人与国家暴力对峙的典型时刻并没有沉入历史。二十多年来，整个世界都在询问：‘坦克人’在哪里？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在中共的屠城死命令之下，在‘坦克人’的对面驾驶坦克的士兵没有碾轧没有开枪，最符合逻辑的猜测就是良知让他拒绝了命令，他也是英雄。美国的《时代》杂志指出：“‘坦克人’照片中的英雄有两个：未知人的身影冒着生命危险站在重型坦克面前，以及冒着道德挑战的驾驶员拒绝辗毙他的同胞。”这两个“坦克人”的命运至今无人得知，然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有责任寻找他们。

寻找坦克人活动2015年发起，今年“六四”进入高潮。美国各地华人纪念六四28周年的活动很多都加入了“坦克人”的内容。6月1日在旧金山湾区，数十名华人在名为《记住他们》（Remember Them）大型雕塑群的“坦克人”前举行纪念“六四”集会。89民运学生领袖周锋锁表示：“王维林”被矗立在这里，表明六四“坦克人”不畏强权、反抗暴政、结束共产专制的形象，已经成为人类重要的精神遗产。

于2011年10月落成的《记住他们》雕塑群，长17公尺，高8公尺，重20吨，占地面积超过100平方公尺，包含了25位为人类自由和人权做出杰出贡献改变了世界的人物，有林肯、丘吉尔、曼德拉、甘地、马丁·路德金、德蕾莎修女等，以及在中共“六四”屠杀中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

谢选骏指出：“两个坦克人”的概念点出了“王维林挡坦克之原型”——

在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布尔什维克策动的武装部队开始叛乱的时候，一名军官挺身而出，只身站在坦克之前，试图阻挡部队前进，但旋即被红军的坦克撞倒碾死。……

我认为，这就是“王维林挡坦克的原型”。因为，1989年时三十岁左右的“坦克人王维林”一定在年轻的时候看过这部电影。他决心在牺牲自己来体现追求自由的不朽精神！

王维林重复了白军军官的失败行为，却获得了历史的成功，这不能不归功于红军坦克的历史进化——1989年的坦克兵一定比较（王维林）年轻，他们大概没有看过《列宁在十月》一类的共产党电影。共产党解体时期的他们，没有像共产党崛起时期的他们的前辈那样，用无情的坦克碾碎“螳臂的挡车”，而是选择了人性的路线。这说明人性终于战胜了党性。尽管在这个进化过程中，付出了几千万人民的生命。

将来，等到我们彻底结束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灾难的时候，会在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顶端，树立一座“王维林挡坦克”的雕像，体现“民族和解”，拒绝“阶级斗争”！让外来侵略的历史“永远终结”。那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真的出现”了。



【062、王维林挡坦克原型考再论——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十四】


革命是传播的，英雄是模仿的，中国的事情也不例外。

1989年6月5日，一名孤身男子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长安街上阻拦解放军行进的坦克部队！

《六四27周年 只身挡坦克王维林今何在？》指出：

2016年6月4日是中国“六四事件”27周年，但这些年来曾经在长安街只身阻挡坦克的北京青年王维林的身世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日前，有3名曾参与六四的维权人士发起寻找“2名坦克人”的联署活动。

近日，前“六四”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六部口惨案”幸存者方政，及中国民运人士杨建利，发起寻找“坦克人”的联署活动。

1989年6月5日，《新闻周刊》（Newsweek）的Charlie Cole、《美联社》的Jeff Widener、《马格兰摄影通讯社》（Magnum）的Stuart Franklin、《路透社》的曾显华等4名摄影师，均拍到中国民众王维林以身阻挡坦克前进的画面，当时坦克车曾几度试图绕过王维林，但未成功，王维林与 坦克车的驾驶发生对峙。

“2名坦克人”即指王维林和驾驶坦克车的驾驶员。

公开资料显示，方政是“六部口惨案”中的幸存者，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六四事件中双腿被坦克碾断。周锋锁被列为二十一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杨建利曾参与八九民运，后移居美国。

对于王维林是生是死、究竟身在何处，27年来仍然是谜。

“六四”亲历者吴仁华曾对美媒表示，美国伯克利大学一名研究人类肢体语言的教授，多年来反复研究有关王维林挡坦克，以及最终被人推走的那段录像。在坦克前，先后有3位青年与王维林接触并将其带走。据悉，这三位青年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便衣人员。而先出现的青年在王维林被挟持着离开后对着坦克打手势，也是经过专业训练富有明确含义的手势。美国著名电视记者芭芭拉（Barbara Walters）在1990年，采访江泽民时，拿出王维林挡坦克的照片，询问王维林人在何处。江泽民表示，王维林没有被逮捕，“相信王维林没有被坦克碾死。”

此后的2000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资深记者华莱士采访江泽民时，也拿出王维林的照片问江泽民：“你是否佩服这名青年的勇气？”江泽民随口说道：“他绝没有被捕。我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

《纪念六四28周年 全球寻找“坦克人”》指出：

“六四”28周年纪念日到来，1989年6月4日北京长安街上一位名叫“王维林”的青年只身挡坦克的镜头又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幅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照片之一”，为世人永志不忘，但人们却不知道“王维林”如今在那里。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国民运人权团体“公民力量”，发起“全球向习近平询问两个’坦克人’下落”的签名活动，获得全球华人的积极响应。

“公民力量”为寻找“坦克人“发布的公告写道：北京长安街上那张“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照片之一”所定格的一个人与国家暴力对峙的典型时刻并没有沉入历史。二十多年来，整个世界都在询问：‘坦克人’在哪里？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在中共的屠城死命令之下，在‘坦克人’的对面驾驶坦克的士兵没有碾轧没有开枪，最符合逻辑的猜测就是良知让他拒绝了命令，他也是英雄。美国的《时代》杂志指出：“‘坦克人’照片中的英雄有两个：未知人的身影冒着生命危险站在重型坦克面前，以及冒着道德挑战的驾驶员拒绝辗毙他的同胞。”这两个“坦克人”的命运至今无人得知，然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有责任寻找他们。

寻找坦克人活动2015年发起，今年“六四”进入高潮。美国各地华人纪念六四28周年的活动很多都加入了“坦克人”的内容。6月1日在旧金山湾区，数十名华人在名为《记住他们》（Remember Them）大型雕塑群的“坦克人”前举行纪念“六四”集会。89民运学生领袖周锋锁表示：“王维林”被矗立在这里，表明六四“坦克人”不畏强权、反抗暴政、结束共产专制的形象，已经成为人类重要的精神遗产。

于2011年10月落成的《记住他们》雕塑群，长17公尺，高8公尺，重20吨，占地面积超过100平方公尺，包含了25位为人类自由和人权做出杰出贡献改变了世界的人物，有林肯、丘吉尔、曼德拉、甘地、马丁·路德金、德蕾莎修女等，以及在中共“六四”屠杀中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

谢选骏指出：“两个坦克人”的概念点出了“王维林挡坦克之原型”——

在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布尔什维克策动的武装部队开始叛乱的时候，一名军官挺身而出，只身站在坦克之前，试图阻挡部队前进，但旋即被红军的坦克撞到碾死。……

我认为，这就是“王维林挡坦克的原型”。因为，1989年时三十岁左右的“坦克人王维林”一定在年轻的时候看过这部电影。他决心在牺牲自己来体现追求自由的不朽精神！

王维林重复了白军军官的失败行为，却获得了历史的成功，这不能不归功于红军坦克的历史进化——1989年的坦克兵一定比较（王维林）年轻，他们大概没有看过《列宁在十月》一类的共产党电影。共产党解体时期的他们，没有像共产党崛起时期的他们的前辈那样，用无情的坦克碾碎“螳臂的挡车”，而是选择了人性的路线。这说明人性终于战胜了党性。尽管在这个进化过程中，付出了几千万人民的生命。

将来，等到我们彻底结束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灾难的时候，会在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顶端，树立一座“王维林挡坦克”的雕像，体现“民族和解”，拒绝“阶级斗争”！让外来侵略的历史永远终结。那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真的出现了。

（再论）

上述文章发表后，有读者“美兰湖”评论说：

89年的兵肯定看过《列宁在十月》。

直到88年，小学都组织去看《列宁在十月》。别的看大不懂，最后攻占冬宫印象特别深。“乌拉”一下，一大群人就冲过去了。

谢选骏指出，如果这位读者评论是对的，那么说明共产主义革命如此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

1、1989年已有一些中国共产党士兵开始懂得拒绝1917年的苏联共产党士兵的血腥样板，不去屠杀自己的同胞。

2、1989年的共产党中国民众开始懂得西方式样的和平抗争，但还没有进化到“攻克冬宫”的武装起义的阶段。

现在的问题是：和平抗议在共产党中国已被证明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共产党中国会发生“攻克冬宫”那样的历史事变吗？



【063、网络军管是南北朝时代的特征】


《秒删已是过去 “一键关停”全国演练》2017年8月4日报道说：

据 VeryCloud、亿恩科技等多家云服务提供商向用户发出的公告，共产党中国公安部于8月3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网站一键关停”演练，被抽查到的域名、IP将会被关停一段时间，待接到打开通知才能恢复访问。这是十九大召开前夕，中国收紧舆论审查的又一措施。

这次“一键关停”演练的通告并没有出现在公安部网站上，而是由各云服务提供商直接通知用户。在开发者社区 V2EX 上，多名用户称收到了相关通知，也有用户在微博上贴出相关通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兼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习近平上台后，加强了数据监控和审查制度。十九大召开前，监控力度更是不断收紧。上周末，多家翻墙软件服务公司表示自己的程序在苹果中国的App Store 被下架。

本周，中国又发布”关于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意见”，其中规定，党员干部在微博、微信、网络直播、论坛社区等境内外网络平台注册帐号，应先向党组织报告。规定明确指出，禁止党员干部转发政治敏感信息或其他具有负面影响的信息。不信谣、不妄议。

“网络军管时代来临？”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世纪互联” 自称为中国最大的电信中立互联网基础设施服务商，它的客户中不乏西方国际大公司，包括微软、IBM、惠普和思科。微软在中国的云计算服务也由世纪互联运营。

有网民不禁要问：”网站都要做到一键关停，网络军管时代来临了？”。还有推特用户写道：”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你赖以生存的网站，身家性命都搭上的网站，因为某种不可预料的因素，突然被一键关停了。这种惶恐，每天如一把利剑悬在你的头顶，你不得不做自我审查和阉割，苟延残喘，蝇营狗苟。”

谢选骏指出：南北朝政治，是一种典型的军阀政治，“军阀建国”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在古代南北朝，北朝是五胡蛮族的军事领袖建立的，自不待说；就是号称中华正统的南朝，不论宋齐梁陈多么相对文弱，其实也是军事领袖一手建立的，无一例外。现代南北朝也是如此，不论是国民党中国的南朝，还是北洋军阀和共产党中国的北朝，实质上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的军阀政治。袁世凯和蒋介石是军人出身，孙中山和毛泽东是党阀变成了军阀。这就是我在《辛亥革命百年透视-现代南北朝的曙光

──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A Perspective 100 Ye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r, The Morning Twiligh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A Transition from the two Chinas Created by Warlords to a Unifie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一书里论证的“军阀建国”原理。有人曾经反对我的上述南北朝理论，是各国历史都是军阀建国的，其实不然。就拿中国历史来说吧，除了“军阀建国”的模式，还有一种是“神汉建国”的模式。例如陈胜吴广刘邦，五斗米教的黄巾军，明教的红巾军，太平天国等等。神汉建国虽然也是要靠武力夺取天下，但是它的凝聚力却不是武力，而信仰。

现代南北朝，则是以军阀建国为主，神汉建国为辅的。当神汉遭到怀疑的时候，就进行军管；当秩序稳定的时候，就放松军管——因为军管毕竟不利于社会发展。

一个社会，没有自由可以存在，没有秩序却无法存在；所以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秩序都是第一位的，自由都是第二位的。所谓自由社会，就是其秩序稳定到了可以放弃军管的社会；所谓独裁社会，就是其秩序不稳到了不得不依靠军管的社会。

那么台湾呢？有人可能质疑。

其实，从南北朝的角度看，台湾是南朝最后的残山剩水，台湾虽然摆脱了军管、建立了民主，但是，台湾的体制是美国军事保护的产物，如果离开了美国的“军事戒严”，台湾民主一天也无法独立存在。在这种意义上，“解除戒严”只是台湾的内政方面的假象，而不是台湾外交上的真相。

我们现在位于南北朝晚期，离开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盛世还有很远距离。



【064、望子成龙导致学生作弊】


《美国教授说中国留学生最爱作弊 遭调查》（2019-03-01 英国英鸟）报道：

据WAMU网站2月28日报道，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中国留学生更容易作弊，这引起了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强烈不满。

萨曼莎吴是来自中国南方小镇的一名女生，当她要去美国大学读书时，她对这片从未涉足过的土地寄予厚望。但是，令她没想到的是，一名教授指责她和其他中国学生在考试中作弊。随后，吴否认了这一指控。

许多中国学生表示很多美国教授们都曾说中国学生更容易作弊。一些教授坚持认为，他们看到了很多中国学生的作弊行为，并且大学没有充分解决这个问题。为了防止中国学生和外国教授之间的文化紧张局势升级，有些大学雇用员工来教教授们如何教授国际学生。

然而去年秋天，马里兰大学还没有这样的培训师。吴被教授指控作弊，但是最终吴的教授韦伯的作弊指控被驳回，吴告诉WAMU这种经历使她觉得她是因为自己的中国国籍而成为教授的攻击目标的。这就是吴和其他四名学生向大学办公室提出申诉的原因。学生们声称韦伯教授在几周内七次因为种族和民族血统歧视他们。在初步评估后，大学开始调查这些指控。

据吴说，韦伯当时对中国留学生说，“你们作弊才进入马里兰大学的。但现在在美国，我们不允许你们这样做了。”韦伯还告诉全班同学，“所有中国学生都作弊。这不是你们的家，你们可以在家作弊，但是在美国不可以。”

韦伯随后通过他的律师马哈尼向WAMU发了一份解释声明。

马哈尼在投诉中对学生的陈述进行了质疑，称那些不是韦伯的“确切词汇”：“这次讨论的目的是考虑作弊指控的严重性，而不是歧视，”

然而吴表示：“我觉得我受到的待遇不公平，因为这不是针对作弊学生群体的事情。这是针对中国学生的事情。”

吴说，不仅仅是教师需要更多的支持。她认为学校应该做更多工作，帮助国际学生了解他们在面对歧视时所拥有的权利。

在包括吴在内的五名学生向学校办公室报告之后，该大学最初要求韦伯停职，但现在他又回到了校园教学。

韦伯已经教了11年，据说在他担任教师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得到了积极的反馈。他还说，在期末考试前，他在法医审计课上收到了学生的正面评价。

但韦伯表示，在教授UMD的研究生会计课程时，他看到了很多作弊行为，而这堂课绝大多数学生都是中国人，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教授这么多中国留学生。

马里兰大学的管理人员说，他们无法讨论调查的细节，但发了一份声明说：“学术诚信至关重要。不管是在课堂上作弊的指控还是种族歧视的指控，我们都不会容忍。”

然而，据了解，韦伯并不是唯一一位说中国学生作弊的教授。去年十二月，洛杉矶时报报道了一个类似问题。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教授说，作弊是中国学生的一个主要问题。

瓦尔迪兹是亚利桑那大学全球课程的第一任主任，她在她的研究中发现多名教授将中国学生定型为骗子。她说，针对中国学生作为一个群体的作弊指控可能导致学生和整个大学系统之间的不信任。她预计这个问题会更频繁地出现，因为学校会积极招收更多来自国外的学生，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谢选骏指出：中国留学生不是“最爱作弊”，而是具有不得不作弊的极端苦衷。为何中国留学生具有不得不作弊的极端苦衷？因为华人具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遗风，迫使学生要考第一，否则极端的就会被迫自杀。试想一下，为人龙凤，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为龙凤极少，如果人人争当龙凤，那么打击都会失望落魄，只有一二可以如愿。除了作弊，实在无法。或者，学习香港影星成龙那样，明明是一条臭虫，却改名换姓，冒充一尾活龙。美国教授说中国留学生最爱作弊，因为不懂中国。中国留学生多是补习出来的可怜虫，不是一般的作弊，是补习催肥的书虫。所以没有理解力、想象力、创造力，只有记忆力。



【065、伟大时光夺走你的一切，活该。】


《被下架歌曲“伟大时光已夺走你什么？”》（2018-04-18 美国之音）报道：

2017年10月26日，北京，一名男子走过Bytedance公司的新闻平台今日头条的广告。

“抱歉，您访问的页面不存在。”

2017年火爆各大中国音乐平台的歌曲《在人间》日前遭下架。如果你在爱奇艺网站上点击这首歌相关的视频，网站会告诉你页面不存在；如果你在哔哩哔哩上寻找，页面会显示一句更俏皮的话：“啊叻？视频不见了？”

在中国新一轮打击“低俗”内容的运动中，这首歌曲无意中成了人们表达不满的媒介，也因此触碰了审查者的神经。

《在人间》与内涵段子APP

《在人间》是由西安歌手王建房演唱的歌曲，旋律是美国歌手克里斯·梅迪纳演唱的励志歌曲What Are Words。发行于2014年的《在人间》由音乐人龙章建填词，去年这首歌一度占据各大音乐软件排行榜的前几名。

其中的歌词“也许争不过天与地”“ 在人间有谁活着不像是一场炼狱”引起了许多草根粉丝的共鸣，而“会有柏林墙出不去”“ 伟大时光已夺走你什么”也被一些人认为含有政治隐喻。

去年，拥有亿万用户的社交软件 “内涵段子”帮助《在人间》爆红。

内涵段子是信息服务平台“今日头条”旗下的产品，创立于2012年，是分享笑话、搞笑图片和视频的平台。一些内涵段子的用户形成了紧密的社交圈子，他们自称“段友”，会通过相关的周边产品——如汽车贴画——来认识彼此，还会定期组织线下聚会。

去年内涵段子上有一个爆款视频，内容是一名男生在隧道中哭泣着开车尾随前女友的结婚车队，而背景音乐正是《在人间》。

视频受到关注后，许多内涵段子用户向这位“隧道哥”发来安慰，甚至歌曲原唱王建房也邀请“隧道哥”来参加他的演唱会。

也因为《在人间》唱出了草根阶层的无奈和辛酸，这首歌成了许多内涵段子用户线下聚会时合唱的歌曲。

“伟大时光已夺走你什么”

而在上星期，内涵段子APP成了中国网络审查的最新受害者。4月10日，一则广电总局的通知封杀了这个拥有上亿用户的APP。

通知中写道，内涵段子存在“导向不正、格调低俗等突出问题，引发网民强烈反感”，并责令其永久关停。

一时间，有人叫好，也有人愤怒。

叫好的人认为，内涵段子对内容审核把关不严，尤其是两年前内涵段子停止投稿审核功能并推广直播功能后，打“擦边球”的色情内容开始在平台上出现。

而愤怒的人大多是内涵段子的老用户，他们怀念这个平台最初的样子，也舍不得它带来的线下社交圈。

在网络社区知乎上，不少用户在讨论该如何看待内涵段子被封一事。

有人相信，内涵段子被封杀与其强大的线下组织息息相关。

这个目前已被删除的回答中写道：“主要是这个app发展形成了某种政治组织的雏形。”

这个答案中还写道，内涵段子大规模的线下聚会宛如基层组织，还形成了共同的标志物、接头方式、信仰和禁忌等，这些都可能是触碰审查者神经的部分。

这个答案所说的也被验证为实。内涵段子被封停后，各地出现了多起“段友”聚集事件。

根据关注中国网络审查的网站中国数字时代的报道，湖南长沙市公安局已下达工作指令，针对长沙市发生的4起“段友”聚集事件，要求公安机关“开展线索摸排和网上與情监测工作，防止其抱团聚集，引发炒作，产生不稳定因素”。

在推特上流传的一个视频中，大约几十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拉着写有“常德市内涵段子巨友俱乐部”的横幅合唱《在人间》。

在内涵段子被封杀几天后，这首为“段友”们所钟爱的《在人间》也从各大音乐平台上下架。

一位匿名的知乎用户写道：“人治的社会或许可以有，可是连最基本的标准都可以很模糊的社会，还有一大群人认同得社会，只有我感觉很恐怖么？就没有人感觉历史在轮回么？”

谢选骏指出：伟大时光夺走你的一切，把你变成真正的无产者，一种现代的奴隶，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秘密！你想不关心政治？政治就要来关心你了。你这是咎由自取。活该。



【066、伪中文媒体的崛起】


《北京高壓下「瀕臨滅絕」的海外中文媒體》（2020年5月13日 博聞社）报道：

從網路攻擊到接管，習近平政府致力於壓制來自獨立媒體的批評。2000年，韋石創辦了一個獨特的中文新聞網站——博訊網（Boxun.com）。博訊網依靠中國境內的公民記者進行新聞報道，覆蓋範圍主要集中在中國境內的人權、腐敗和異議人士問題。

作為一個公民記者支持的網站，博訊的故事未經編輯，因此有時得不到證實。 因此，韋石在2014年開設了第二個網站博聞社（Bowenpress.com）。他說，該網站僅發布經編輯修改和檢查的文章。韋石為這兩個網站都開設了Facebook頻道。 但是在2016年12月2日，他從Facebook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通知他頁面已被刪除。韋石寫電子郵件給Facebook的幫助中心。考慮到博聞社僅包含經過編輯驗證的新聞，他特別希望找出博聞社為何成為攻擊目標。2016年12月9日，韋石收到回應，稱Facebook「無法確認」誰擁有相關帳戶，還要求他通過電子郵件發送一份正式的帶照片的身份證件的副本。韋石於12月15日遵照要求發送了駕照的掃描件。當天晚些時候韋石得到回復，「我們似乎無法為您解決這裡遇到的問題。」 韋石回信，詢問下一步指導。Facebook沒有回應。

自博訊網報道薄熙來的新聞以來，韋石的網站遭受了一系列神秘的網路攻擊，其中一次攻擊如此嚴重，以至於他不得不將其遷移到另一台伺服器上。儘管很難確切證明此類攻擊的起源或發起者，但中國政府對大型和小型目標進行黑客攻擊已廣為報道。但是，將博訊網和博聞社從Facebook上移除則是另一種壓制反對派聲音的方式。韋石認為，與其說是利用網路黑客來限制頁面的訪問範圍，不如說中國政府只是利用了Facebook現有的投訴機制。韋石認為，Facebook針對那些發布批評中國政府帖子的人，因為中國政府要求Facebook這麼做。2014年12月，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參觀了FaceBook總部，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熱情接待了他。該公司繼續從中國官方媒體獲取廣告。去年八月，中國的互聯網監管機構同意每年向國有媒體《人民日報》支付82萬美元，以在Facebook上發布對中國友好的「積極宣傳」。

新聞控制——2017年11月1日，Facebook律師柯林·斯拽持（Colin Stretch）告訴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該公司已刪除了與持不同政見者郭文貴相關的頁面，因為他發布了「個人身份信息」（例如實際地址和電子郵件地址），這些信息可以用來追查他批評的中國官員。參議員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詢問Facebook是否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採取了這一行動，柯林·斯拽持否認。但在魯比奧的追問下，柯林·斯拽持隨後承認：「我們確實收到了中國政府關於該帳戶的報告。我們像分析其他報告一樣分析了該報告，並僅根據我們的政策採取了行動。」在回應新聞網站Coda Story的問題時，Facebook發言人表示，該公司願意與韋石合作，以重新建立自己的頻道。但是，發言人沒有回答是否是由於中國政府的投訴，而移除韋石的頻道。

中國共產黨（CCP）似乎也正在加大對駐美中國官方媒體的投資並擴大其影響力，以期成為有關中國新聞的主要來源。例如，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2020年1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北京運營的報紙和網站《中國日報》（China Daily）總部設在紐約，以中文、英文和法文出版，其支出已從2009年上半年的50萬美元增加到2019年下半年的500萬美元，用來增加印刷量。《中國日報》稱在美國國內有30萬份的發行量，在海外有60萬份的發行量。

根據自由之家的報告，中國的媒體攻勢在兩個層面上進行：關閉或排擠反對派的聲音，同時精心策劃提升中國的正面形象。人權觀察組織負責人肯尼斯·羅斯（Kenneth Roth）今年1月表示，中國政府「正在以更大的野心試圖利用其經濟和外交影響力，使海外的批評聲音保持沉默。」同時，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去年2月的一份報告得出結論，中國為接管海外的中文渠道所做的努力導致「美國獨立中文媒體瀕臨滅絕」。發行人和專家說，獨立的中文網站已經被對華友好的競爭對手所擠壓，廣告商被迫不與他們做生意，還受到起源於中國的惡意軟體的攻擊。 反過來，這為共黨控制下的媒體留出了更大的空間，把中國贊助的新聞傳播給在美的中文讀者。

儘管有關中國操縱海外中文媒體的討論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個相對較新的話題，但該策略可能要追溯到30年前或更長時間。 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2018年的一份報告提到了2007年對中國新聞社社長郭招金的採訪。郭說，海外的中國報紙和雜誌有責任「保護國家形象」。

胡佛的報告描述了中國政府及其盟國為接管中文報紙市場做出的廣泛努力。在1990年代，中國政府在美國創立了兩個中文出版物，分別是《僑報》和《中美時報》。中國官方的中國新聞社和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派遣編輯人員到美國，成立了私營公司——僑報，據報道其主要高管都是由中國政府直接任命或批准。同時，許多曾經獨立的中文媒體將其編輯立場轉向北京。報告稱，2001年，獨立的香港星島報業集團被一位商人收購，該商人也投資中國官方媒體。《世界日報》總部位於紐約白石，由總部位於台灣的《聯合日報》（United Daily News）擁有。近年來，它在報道方面變得更加親北京了。據《世界日報》內部消息透露，這個轉變是因為其在中國的業務不斷增長。

胡佛報告的作者之一奧維爾·謝爾（Orville Schell）告訴Coda Story：「在美國，實際上並沒有多少中文報紙沒有與北京結盟。」對中文媒體施加壓力——少數仍保留下來的獨立中文媒體受到大陸政府及其領事館的各種干擾和脅迫。一個例子就是在紐約的媒體《看中國》（Vision Times），它以中文、英文和其他四種語言印刷，也可以在線獲得。它經常發表有關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對台灣以及香港抗議者的新聞。《看中國》的報道產生了嚴重的後果。《看中國》完全依靠廣告收入來維持生存，據《看中國》紐約版的出版商王亨利（Henry Wang）稱，駐紐約的中國領事館向企業施加壓力，要求他們不要與《看中國》打交道，如果一家餐館在《看中國》上做廣告，領事館稱將不再光顧這家餐館。王先生寫道：「通過限制像我們這樣的獨立媒體，來獲得更廣泛的受眾，」中國政府「保持對媒體格局的完全控制，並傳播其想要的任何錯誤信息。」

自由之家在2019年6月的一份報告中斷言，王的經歷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案例，「間接壓力也通過代理人施加，包括廣告商、技術公司和外國政府，這些代理人採取行動來防止或懲罰不利於北京的重要內容的發布，同時破壞不利於中共的新聞媒體的財務生存能力。」儘管Coda Story曾多次要求對此事發表評論，但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未予回應。

中國試圖扼殺海外獨立中文媒體的嘗試也不限於美國。2019年4月，三家澳洲新聞媒體《時代報》、《悉尼先驅晨報》和《四角》進行的調查得出結論，中國駐悉尼領事館一再警告喬治河議會，不要讓澳大利亞版《看中國》為農曆新年活動付費冠名。在後續的報道中，中國政府沒有否認其領事館所做的事情，而是捍衛了自己的行動，並指責《看中國》與在中國境內被禁止的「邪教」法輪功保持一致。（王亨利告訴Coda Story，《看中國》與法輪功沒有關係。）肖強是獨立的中英文新聞網站《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的創始人兼主編。該網站創辦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從伯克利分校獲得資金。因此，廣告商無法成為目標。然而，在2018年，一名志願服務於《中國數字時代》的美籍華裔學生告訴肖強，中國警察曾會見他在成都的祖父母，詢問他在該網站的工作情況。 2007年，一位中國學生的妻子曾在該網站工作了兩個月。六年後，她返回中國，遭到國安人員的探訪，他們向她詢問了該網站以及在該網站工作的其他人員。肖強說，為《中國數字時代》工作並遭中國官方詢問的人得到指示，不要告訴任何人，因此可能還有他未曾聽說的其他情況。2017年，位於多倫多大學的公民實驗室還記錄了針對《中國數字時代》的網路釣魚和惡意軟體活動。它指出，「此活動中使用的硬體資源揭示了與以前針對藏族記者和泰國政府的惡意軟體操作有關」 ，這些都是中國政府的利益目標。肖強說：「技術攻擊是一方面。」 「但是，如果威脅獨立媒體人士不能返回中國，那麼許多人將無法承受這個代價。」他說這不是一場公平的戰鬥，中國政府「擁有無窮的資源來控制大部分中文媒體。」該文作者史蒂文·約德（Steven Yoder）是紐約自由記者。 他的文章曾發表在《理性》（Reason），《美國前景》（American Prospect），《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和其他媒體。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是谈到了“北京高壓下「瀕臨滅絕」的海外中文媒體”，却没有看到另类中文媒体的崛起——许多西方媒体正以中文渗透华人社会，与“北京高壓”形成了互相呼应的“剪刀差”，共同绞杀独立媒体，把各种论坛和博客一扫而光了。因为这类“中文媒體”，其实只是西方媒体的中文版，但却深刻影响了华人的脑袋，所以我称之“伪中文媒体”——而这些伪中文媒体的崛起，却实实在在地摆布了华人世界的舆论导向，实在不可小觑，故有必要在这里特别提出。例如这个博闻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067、为爱犬取名“公安”、“书记”、“主席”该当何罪


《为爱犬取名「城管」 狗主涉寻衅滋事遭拘留10日》（2019年5月14日 转载互联网）报道：

因为爱犬取名「城管」、「协管」，安徽有狗主涉「寻衅滋事」而被行政拘留。

安徽阜阳有狗主因为给爱犬取名「城管」、「协管」，并多次在朋友圈发布相关消息，最终因涉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10日。

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沙河路派出所昨日（13日）接报后，民警当即展开调查。该男子班某东被依法传唤至派出所。经查，班某东生于1988年，主要依靠养狗卖狗维持生计，他表示给狗狗取名「城管」、「协管」，只是因为觉得好玩，「我不懂法（律），不知道这是违法的。」

被警方传唤后，他表示非常后悔。他最终因寻衅滋事，被警方行政拘留10日，并已送阜阳市拘留所执行。

城管即内地的「城市管理执法」，负责综合行政执法的部门，过去曾多次因暴力执法等问题有极大争议。

谢选骏指出：为爱犬取名“城管”就要拘留10日，那么为爱犬取名“公安”、“书记”、“主席”该当何罪？我看为爱犬取名“公安”可能需要入狱一年外加电棒伺候、严刑拷打，而为爱犬取名“书记”、“主席”则可能涉及颠覆政权罪，天天吃霉饭，要把牢底坐穿了。



【068、文革的极左势力其实从未间断】


《毛左致红卫兵习近平：建议开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8月30日首发）报道：

敬爱的习主席：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行动指南。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然而，中国革命胜利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试图把我党变成一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党，把中国变成一个走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道路的国家，让党和国家改变颜色。伟大领袖毛主席明察秋毫，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回了无产阶级政权，让党领导下的工农兵占领一切重要领域，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党内走资派卷土重来。一个个革命小将、革命造反派战士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逼迫他们认罪。一个个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被从牛棚中请回，官复原职。成千上万的臭老九被重新重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不再提起。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被从书架上搬走。革命样板戏被停演。工农兵大学生被从大学里赶出去，大学恢复考试录取，以考分而不是政治表现录取大学生。人民公社被解散，土地被重新分给私人。国营企业被廉价卖给黑心商人，工人被下岗。自由市场重新开放，公有经济被彻底打垮。在国际上，投靠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世界上受苦受难的国家和人民，特别是那些仍然在发展中的亚非拉国家渐行渐远，和日本军国主义以及西方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打得火热。走资派还在走！

四十多年后，中国由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农兵不再是国家的主人。党已经改变颜色，国家早就不是人民的国家，而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寡头的国家。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半个世纪前就预料到了今天。1966年7月8日，毛主席在武汉致信江青同志的信中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党，大多数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多次扫除。”

如果党根据毛主席的“七八年又来一次”的最高指示，按时开展文化大革命，党就不会变修，国家就不会变色。从1976年到今天，42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的党的许多同志一直拒绝听毛主席的话，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现在，要挽救国家挽救党，只有唯一的一条路了，这就是开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是一场迟来的革命。在这42年间，本应有五至六场文化大革命的，但都没有及时开展。现在开展第二次文革，就是要把过去42年间的一切颠倒过去的事情再颠倒过来，把所有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全部的罪行揭露出来，把革命的旗帜重新高高举起！

具体地说，开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需要完成以下几项重任：

第一，红卫兵、革命小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打倒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一切臭知识分子，打倒臭老九，打倒一切有海外关系以及出身反动家庭的狗崽子，清理阶级队伍，查出和镇压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

第二，破四旧立四新。在全国范围搜查一切古迹、古籍以及封资修作品和外国作品，一律焚毁或销毁。打倒孔家店，推翻一切帝王将相的遗迹，消灭他们的后人。毛泽东思想的光芒照亮全世界，照红宇宙！就连美帝国主义都在学毛选、开展文革，最近北卡的一所大学又拆除了一尊古人的雕像。我们不能落后了。

第三，夺回党的宣传工具，让所有的报刊杂志以及出版物都归党管，对于一切和党的声音不和谐的舆论或媒体都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互联网是个资产阶级的产物，应该废除。要恢复革命样板戏，取消所有的“外国大片”以及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古装戏。

第四，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阶级斗争作为党的头等大事来抓。各级党组织对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主席说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主席又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条路线就是阶级斗争的路线。

第五，恢复党的领导干部的终身制。把一生献给党，为党勤勤恳恳工作一辈子，这是主席身前以身作则，为我们树立的一个好榜样和新风尚。我们要取消领导干部的年龄限制以及任何任期制，让每一个干部都为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六，为了保证领导干部的纯洁性和革命性，各级干部要按期和轮流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以保持革命意志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分给农民的地要收回，人民公社要恢复。要和50年代改造私有经济那样重新废除私有经济。

第七，青年学生要重走上山下乡的道路。学生毕业后，必须去农村插队落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十分重要。青年男女不能窝在城市里，要去农村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第八，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自从1978年以来，各地的浪费越来越严重。从粮食到布匹，从肉类到烟酒，这些国家战略物资的敞开供应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这是严重的犯罪！开展第二次文革就要恢复实行布票、粮票、肉票、糖票、酒票、肥皂票、豆腐票、棉花票、煤票、自行车票，等等等等。“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战争和革命事业。”（——1934年1月毛泽东著《我们的经济政策》）

第九，大学高考必须取消，恢复由工农兵和革命群众推荐上大学的优良传统。政治挂帅，政治表现为录取大学生的首要条件。大中小学都应该成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学堂。学生在学校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必修课。科学技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第十，要充分相信和依靠革命群众，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让革命群众充分表达他们的革命意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不让革命群众打倒党内外的一切走资派，第二次文革就不可能开展起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第十一，在国际上要联合亚非拉国家和人民，高举反帝反修的大旗，无论代价多高，都要无条件地支持亚非拉人民的反帝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我国在第一次文革中那么艰苦的日子里都咬紧牙关为非洲兄弟无偿修建了坦赞铁路，现在我们要为他们修建100个飞机场，200条铁路，300所大学，400所医院，500个发电厂！

第十二，人民军队要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反对唯武器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每一个战士都要学会拼刺刀，刺刀见红。武器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人是决定性的因素。一架航母赶不上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

习主席，第二次文革迫在眉睫，党和人民在殷切地盼望着第二次文革。请下命令吧！

（作者：解滨；出处：来稿）

谢选骏指出：上文谬矣！因为文革的极左势力其实从未间断——19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镇压八九民运，1990年代的流放异议人士，2000年代的取缔中国民主党，2010年代的逮捕人权律师……不绝如缕。既然文革从未间断，何须开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大致说来，中共无法走出毛共的阴影，一直遵循“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魔咒，行事为人无法脱离残酷斗争，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两手硬”，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无法脱离军事管制、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这是中国民族的呜呼哀哉。在我看来，文革还有一个面向，那就是“造党委的反”——不过你现在向党的总书记建议“造党委的反”——这个可能吗？除非，你当中纪委就是“中央文革小组”，你当那些贪官污吏就是“走资派”。



【069、文革的正当理由】


《知青文学作家梁晓声：中国创作尺度绷得紧》（2018年12月08日 转载）报道：

中国知青文学作家梁晓声表示，改革开放40年发展与乱象并存，他尤其痛恨现在无处不在，禁也禁不住的阿谀奉承。关于创作的尺度，梁晓声直言，现在比1980年代「绷得紧了」。

梁晓声是中国当代知名作家，作品多撰写知青题材，笔下描绘的多是基层小民。曾任3届中国全国政协委员的梁晓声，过去曾和前中共领导高层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握过手。 

明报报导，2014年的一场文艺座谈会上，在陕西延安梁家河插过队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遇上曾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梁晓声时说：「我跟你笔下写的那些知识青年是不一样的」。习近平还说：「我这个人要求自己，压力愈大意志愈强。」

年近70的梁晓声表示，很怀念19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他不讳言现在创作的尺度比1980年代「绷得紧了」，不能因为划了一条线就缩在线里面，应保持独立性。

梁晓声很关注社会底层，他认为在改革开放40年中，贫富差距「咄咄逼人」，更需要有责任感的作家去关注，「不能因为有成果，而不许文学艺术反映乱象」。

梁晓声曾在中国「两会」期间于中国民主同盟的讨论上向胡锦涛表示，「文化在政治之上」。直到今天他仍坚持这点，「这是常识，文化引领政治。怎样的文化才有怎么的政治」。

歌颂中共18大以来成就的宣传影片「厉害了，我的国」3月在中国上映后，媒体同声赞誉，当局也发动民众观看，但梁晓声却觉得不妥。

梁晓声当时对央视领导说，不应跟着「80后」的语感走，认为「厉害了」3字翻译成任何国家的语言都有进击性，无法平和地「搬字过纸」。他说，其实领导不一定喜欢，可能有的领导心理不喜欢也得签字，否则他可能被问不同意是什么意思？「大家都为了自我安全，讲真话真感觉的就少了。」

今年是马克思诞生200周年，北京特别向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特里尔市（Trier）赠送了一座马克思雕像。梁晓声认为这种现象也很奇特，「应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吧？朝鲜（北韩）越南好像都没有。」

梁晓声认为中国没有主流宗教，对国家影响甚大，「我们曾想将政治作为宗教，也使政治变得荒唐」。他说，现在不具备重蹈文革的条件，「但比如说连续5年还是到处阿谀奉承，大树特树，不是文革也像文革了。」

谢选骏指出：「文化在政治之上」、「文化引领政治——怎样的文化才有怎么的政治」！这就是文革的正当性所在。只是毛泽东的文革把方向弄错了，走上了野蛮化的道路，而不是文明化的道路。这样的错误是怎样发生的呢？这是因为毛泽东没有文化，不知道文化是一种潜意识的东西，是无法对其进行革命。而思想却是一种意识的东西，是可以对之进行革命的。所以我说，是思想主权决定了国家主权，要建立国家主权必先建立思想主权！



【070、文革杀死了八亿人】


《老红卫兵忆武斗：女政委被脱光示众 杀人如杀鸡》（2018年3月23日 转载凤凰历史）报道：

“武斗”是中共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特殊用语，指群众运动中的打人、殴斗等侵害人身的暴力行为，被称作中华民族一次空前的大灾难。

中共第一代党魁毛泽东发动的10年文革浩劫，被称作中华民族一次空前的大灾难。当年一些参与“武斗”的红卫兵，回忆当年骇人听闻的暴力片段，在武斗中，他们曾把女政委脱光了示众，开枪杀人竟然是为了掩饰胆怯，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据大陆出版的《中国知青终结》一书中忆述，1966年“文革”爆发，第二年武斗开始，全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陷入混乱，武斗中各派系冷热兵器齐上，坦克、大炮也不少见。

有一天，红卫兵宫齐领导的战斗队，意外抓到了对立派组织的女政委蔺女生，她和宫齐一样，在中学时都参加过把毛像章别进肉里的擂台赛，她曾把一枚像章别在额头上，现在成为这座城市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蔺女生同宫齐的战斗队是死对头，双方为争夺市委领导权打了许多仗，死伤许多人。

遭抓捕后，蔺女生遭宫齐的战斗队审判，但她毫不畏惧，把那些审判她的男生弄得下不了台。

宫齐的战斗队恼羞成怒，不跟她辩论，开始动手打她。打耳光，抽皮带，灌凉水，坐“老虎凳”，但是她绝不屈服。宫齐的战斗队有些心虚，他们商量给她上更厉害的刑罚，比如烧红的烙铁，往手指甲里钉竹签，灌辣椒水，上电刑，但是她不畏惧。

女政委尽管挨了打，嘴角淌着鲜血，她还是不断奚落对手：“你们不就这点本事吗？来呀，试试看吧……”

后来，恼羞成怒的宫齐想出一个恶毒主意，他们将女政委衣服剥光，然后推上楼顶去展览示众。当遮掩女政委身体的衣服一层层剥落下来，她自己从楼上跳下去后自杀身亡。

作家巴金回忆道：“文革武斗期间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

1966年8月，中共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你要死怪哪个？我不叫你死，你要死，死了活该。”

毛泽东则对他的私人医生李志绥说：“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

2013年4月，年逾花甲的前红卫兵王克明撰写一本文革忏悔录《我们忏悔》，其中收集了32位作者的34篇文章，但至今未能出版，几家出版社告诉他：“现在还不到时候。”

其中收录了西昌铁路退休职工杨里克当红卫兵的荒唐岁月回忆。

1967年西昌地区“造反派”武斗成风。同是“造反派”却分裂成两大阵营。杨里克参加的一派被称为“地总”，对立派则被称为“打李分站”，两派争斗，从最开始的大字报、大辩论、肢体冲突、扔石头、棍棒、钢釬、藤帽，最后发展到真刀真枪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书中忆述，人命如草，红卫兵们发现杀人的方法和杀鸡差距其实不大，找准颈动脉，稳准狠的一刀下去，血流净生命也就终结。

60年代末某一天夜间，杨里克一派5人，驱赶着一个对立派的成都知青，在齐腰深的荒草中走向海河，那知青拚命哀求饶命，说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他死后将无人照顾。知青站在海河岸边，最终身中数弹，落入水中，杨里克当时没有开枪。

知青身体慢慢浮出水面，顺流向下游飘去。杨里克突然扣动冲锋枪扳机补射，他说当时脑袋发热，不知道哪里来的意念：“别人都开了枪，我不开枪，不是显得我太胆怯了吗？”

杀完人后，他们按原路返回，都不说话。中途杨里克哼了一句：“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从此，杨里克一发不可收拾，冲锋在前，杀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他自己也不太清楚。杨里克一派中，有一武斗人员，玩枪走火把女友打死。临死前那女友却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而其父只为其没“因公”死在武斗中而惋惜。

书中说，武斗中，相信传言把被子用水浸湿裹在身上避弹而死于非命的也不少。荒诞岁月，人命贱如草。

那段荒诞岁月，杨里克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最终饮下自酿的苦酒，1977年杨里克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因武斗中杀人被判刑4年。被关进劳改营他想不通：“当时，各方都是把对立派当做国民党反动派来打，何罪之有？”

80年代各种新的思潮涌现，杨里克广泛接触了一些读物，反思那段经历，但找不到同道者，当事者 “集体静默”。只有一名关系颇好的高中同学当知音，在老同学的推荐下，他登录一些时政类的网络论坛，开始披露他的文革经历。

2008年，他决定在网上写下文章反思成为“非人”的过往。他甚至开始寻找经历相同者：“谁杀过人？网上聊聊……

杨里克说：“大家默默无语，没有议论，没有叹息，这才是最大的残忍。”他为过去忏悔，希望可以给自己，给那些逝者一个交代。起初，这样做的人很少，后随着网络的兴起，更多的人站了出来，开始讲述、反思和道歉。

文化大革命武斗中血淋淋的一幕，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段惨烈悲剧。

作家秦牧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

“几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作家秦牧说，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但是应在200万以上。

谢选骏指出：其实，文革杀死的不仅是外国学者所说的773万人，更不是御用文人所说的200万人——文革杀死了八亿人的灵魂，这是比任何战争都要深远的屠戮，没有百年时间，文革的创伤无法愈合，因为文革乃是中国百年革命乱世的顶峰，消除这个野蛮主义的顶峰，当然也需要一百年之久。只有到了那时，中国的灵魂才能全面复苏。也许这还不够。因为中国百年革命是基于满洲近三百年的野蛮过程的，而满洲入主中国又是基于唐宋文明的衰落，如此看来，中国要实现“八百年复仇”，仅仅“百年马拉松”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完成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创造，方能真正死灰复燃、雪洗耻辱。



【071、文革是“红区文化”的顶峰】


《中国一巨无霸工程彻底失败 后患无穷》（阿波罗 2016-09-06）报道：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于2013年12月通水，中线工程也于2014年完工。可是官方媒体，对南水北调建成的报道着墨不多，似乎是有意回避难言之词。各方重要决策者、指挥者、建设者也不见纷纷出来邀功。博文指东线仅有设计指标每年一百亿吨水不到5%。这是彻底失败，此工程后患无穷。德国专家王維洛也曾表示，南水北调工程决策没有可行性研究报告作为依据，决策在前，可行性论证在后，搞的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网友认为，“可怕的中共！制造的祸害太多太多！只剩下搞张艺谋的表演影象錞惑人心的小伎俩了！！”

中国大陆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开闸放水”已一年多了。有文章指出，南水北调工程是彻底失败了，并指出此工程后患无穷。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于2013年12月通水，中线工程于2014年完工。南水北调工程分东线、中线和西线三个工程。东线工程是从扬州江都泵站抽长江水利用大运河向天津和沿途各地输水；中线工程是利用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通过人工明渠向北京和沿途各地输水；西线工程是从雅砻江、大渡河向黄河输水，然后顺黄河东下，为沿途送水。最终调水总量为一千亿立方米。南水北调工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跨大流域最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的巨型调水工程。

劳民伤财后留下的只有废墟——李千里2014年12月31日在其博客中发表题为《南水北调工程已然完全失败后患无穷》的文章认为，这项已耗资2500亿的世界空前的建设工程，按官方说辞，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可是官方媒体上，对南水北调建成的报道着墨不多，似乎是有意回避难言之词。各方重要决策者、指挥者、建设者也不见纷纷出来邀功。

取一个基准线，设计调水能力每条线一年一百亿吨，如果能达到75%就是七十五亿吨，我就算南水北调工程成功了。根据报道，南水北调东线从2013年11月15日开始第一次正式通水，至12月10日通水结束，历时25天，共调3400万立方米的水。算起来水流量仅每秒15.75立方，一年四季365天连续输水，每天86400秒，算起来也达不到每年五亿吨的输水量，仅有设计指标每年一百亿吨水不到5%。这是彻底失败。

南水北调工程的承包商们使用各种不合法，不诚实的手段，先拿到竞标再说。一旦拿到工程，承包商要赚钱，他的工程造价就一步步加上去了。而在成本费用上就得拼命压缩，偷工减料，能不能达到设计的质量要求，就顾不上那么多了，监管也形同虚设。所有必须先靠投机取巧拿到工程，再通过偷工减料拿到盈利，就是这么回事。全工程几千个承包商都这么干。

泥沙沉积将很快毁掉南水北调工程。这些泥沙会在输水渠道中积累，是水流缓慢，甚至完全停滞下来。泥沙沉淀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在南水北调的论证和实施中，根本没有泥沙组的专家参与，因为他们知道泥沙的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

失败的南水北调工程后患无穷，南水北调渠道若出事，必有突然性，沿途居民，绝难有逃生机会。

南水北调工程搞的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德国工程博士王維洛曾发文表示，在工程即将竣工时，人们发现这个花费了数千亿人民币的南水北调工程缺乏最基础的数据，人们竟然不知道作为水源的汉江到底有多少水可调，不知道北京缺水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不知道水源地污染的确切程度，更不知道水污染何时才能得到治理。工程完工后将要上马一大批补救的后续工程。总之，南水北调工程决策并没有可行性研究报告作为依据，决策在前，可行性论证在后，搞的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为什么说南水北调工程搞的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南水北调工程搞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违反科学民主决策程序、领导拍脑袋做决策的那一套；

第二：南水北调工程反映的还是人定胜天的理念，而不是搞可持续发展。南水北调工程是和缺水问题的表面现象做斗争，而不能解决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南水北调并非到了非调不可、非调就没有生路的地步。

第三：南水北调工程与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工程一样是钓鱼工程，造价不断攀升，调水规模将不断扩大。工程完工并不意味工程的结束，而是需要更多、更大的工程来弥补工程所造成的问题。

“中共不亡国难不已”——美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普里兹奖得主贾德-戴蒙（Jaleaed Diamond），在他的著作《大崩坏》中指出，南水北调工程将会导致污染扩散、江水资源失衡，造成生态浩劫。

网友轰天老炮：“左派都想学奴隶主留下各种人间奇迹，可水平还不如奴隶主。金字塔、长城今天好歹成了旅游胜地、历史文化遗产，而乌托邦左派在劳民伤财后留下的只有一片废墟和殃及后代的环境破坏。”

还有不少网友认为这些灾难的根源就是中共：“可怕的中共！制造的祸害太多太多！只剩下搞张艺谋的表演影象錞惑人心的小伎俩了！！”“南水北调，三峡工程，西气东输，计划生育……实际上是社会问题，体制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栩栩如生，但是结论确实偏颇——因为它把原因都归结为“文革”了。但实际上，文革只是“红区文化的顶峰”。而“红区文化”，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开始了，甚至，在苏联建立的过程里就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延伸，是一个“扩大版的红区”，而从来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家”。



【072、文革宣传再度来临】


网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欧美雾霾致命性约为中国城市27倍》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项研究发现，欧洲和北美的雾霾致命性可能比中国城市平均空气污染高出26倍。

据英国《独立报》网站2017年2月10日报道，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测试了中国272个城市里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该研究的规模为发展中国家同类研究之最。

发表在《美国呼吸系统和重症护理医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称，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些城市中，人们的年均PM2.5接触量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水平的5倍多。但他们也发现，与欧洲和北美的PM2.5相比，中国的PM2.5对死亡率的提升作用要小得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周脉耕领导的这个研究团队提出，这是因为中国的空气污染源于从干旱地区吹来的大量天然尘土，而西方的污染主要来自工业。他们“发现”，如果不考虑事故造成的死亡，中国每立方米空气里的污染物每增加10微克，死亡率就提高0.22%。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环境卫生专家弗兰克-凯利教授告诉记者：“这些相对的风险明显低于欧洲和美国。”凯利没有参与此项研究，但“研究”了中国的空气污染。凯利说：“就（欧洲的）早亡率来看，污染物每增加10微克，死亡率提高6%。”报道称，这表明，欧洲空气污染的毒性约为中国的27倍。但是凯利教授也说，北京、上海和香港这样的城市可能也有“西式”空气污染。“那儿空气中天然尘土的数量还不足以使煤炭、生物物质和化石燃料等因素相形见绌。”他说：“在污染物主要不是来自当地电厂或严重交通拥堵的某些城市，（死亡率较低）可能是事实。”报道称，天然尘土颗粒可能使肺部受损，引发哮喘。燃烧化石燃料时产生的碳微粒可能引起类似问题，但它们外表还包裹着重金属、化学物质和易挥发的有机化合物。这些物质可能从肺部进入血液，据认为这会给身体造成进一步损害。

绿色和平组织的反空气污染行动人士阿丽芭-哈米德说：“有毒空气给人们的健康造成严重损害，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哈米德说：“我们如今知道，柴油车排放的废气毒性比汽车公司宣称的要大得多，而这是欧洲和北美空气污染的一大原因。这些公司要对很多问题负责，但到目前为止它们都避免承担任何真正的责任。”

对中国城市的这项研究发现，PM2.5的平均接触量为每立方米56微克，而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安全标准为每立方米10微克。报道称，75岁以上、教育程度较低或生活在较热地区的人死亡风险更高。研究人员说，据认为，在较热城市生活的人到户外去或开窗的时间可能更长，因此会吸入更多的污染空气。他们还猜测，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享受医疗服务的机会较少，他们接触的卫生环境也较差。

谢选骏指出：说“欧美雾霾致命性约为中国城市27倍”，显然属于一种“文革宣传”。文革宣传再临中国，说明什么？

要明白这个问题，先了解一下什么属于“文革宣传”：

文革幽灵：

毛选里被删掉的最不敢见人的“语录”

第一部分，教育与知识

1、知识越多越反动。

2、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3、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

4、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

5、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6、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7、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8、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9、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10、《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11、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12、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13、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第二部分，对苏关系

1、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问题，中国同志要负责任。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

2、庆祝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岁生日，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3、斯大林是我们最伟大的慈父与导师，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4、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

第三部分，阶级斗争与战争

1、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3、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要斗私批修。

5、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太谦虚了，何止100倍啊。

6、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7、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8、我们杀了七十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

9、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

10、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11、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12、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

13、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14、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15、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为了清出他们，必须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

16、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17、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18、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

19、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

20、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第四部分，抗日战争

1、一些同志认为日本战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2、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3、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4、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5、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6、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

7、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8、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是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第五部分，大跃进

1、消灭麻雀。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2、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

3、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4、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5、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6、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7、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8、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9、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10、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

11、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12、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13、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14、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让我娘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15、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

16、9000万人上阵炼钢，比6000万人要好。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9000万人上阵，表明了它的全民性，建设速度大大提高了。

第六部分，屁股与屁话

1、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稳产高产是相对的，去年河北大雨是老天爷下的，没有办法。天老爷真难当，下多了不是，下少了也不是。

2、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3、事前要有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

4、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

5、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换，远陆造机器要原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

6、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7、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

谢选骏指出：在上面这些号称“毛泽东思想”的狗尾巴草，一直支配着现代中国的野蛮化进程。现在，文革宣传再度来临，再次凸显了“六十年一甲子——极权主义国家的寿限”，显示了“极权主义国家的垂死挣扎”。其实，极权主义国家再强悍，也是有其寿限的。正如人有生物周期和生物年龄一样，国家也有生物周期和生物年龄的寿限。一般来讲，极权主义国家的寿限不过六十年，一个甲子而已。——长的也不过七八十年，不会超过百年。比较长的如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蒙古帝国，也就是百年左右。而更短的像秦朝，只有一二十年，希特勒十几年、毛泽东二十几年、斯大林三十几年。

至于像两汉帝国、罗马帝国，以及后来的明清帝国、奥斯曼帝国，中间也都经历了几个“去极权化”的弱化阶段，每个阶段六十年或七八十年，最长不会超过百年。

现在人们复辟文革的把戏，正如毛泽东复辟袁世凯登基（“毛主席贱步登上天安门城楼”），都是发生在六十年之内的五十年左右。



【073、文学城说北京的钱没有操守】


《“胡佛报告”大幅修改，文学城终得正名！》（文学城 2020-02-25）报道：

2018年11月29日，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U.S.-China Relations at Asia Society）联合发布了名为《中国影响力及美国利益：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促进建设性警觉》（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的书面报告。（查看2018版胡佛报告原文）

今年2月，经过修订的新一版“胡佛报告”发布（查看2020修订版胡佛报告）。我们欣慰的看到，该报告中关于本网站文学城的部分做出了较大幅度的改动。

在上一版“胡佛报告”推出后，文学城CEO林文先生曾就该报告中的不实之处当面向撰写报告的专家小组提出了质疑。（详情参阅本网报道）经过积极有效的沟通，“胡佛报告”修订版增补了文学城作为当事方基于事实提出的回应意见。

在新版的“胡佛报告”中，文学城被列为区别于中国大外宣的海外的独立中文媒体。我们认为，这样的定位是实事求是的，是与文学城的自身情况和一贯的发展定位相符的。

早在胡佛报告甫一推出，我们就对报告中提到的毫无事实根据的坊间传闻做出了澄清。文学城CEO也在胡佛研究所的公开座谈会上明白无误的表态，“我们没拿过北京一分钱”。这是我们的操守，也是我们坚持的原则。

在此，我们想引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先生的那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这句话，适用于中国，也同样适用于美国。

我们愿在此重申以下几点：文学城永远是一个言论自由，开放包容，汇集各方理性声音的信息平台。但我们抵制一切谩骂、人身攻击和非理性言论。

作为长期被中国大陆地区封禁和遭受不明网络攻击的网站，文学城历来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基于意识形态的内容和言论审查。同时，作为在美国注册运营的商业网站，我们依照美国法律，禁止对本平台的滥用行为和有违美国法律的内容。

作为服务海外，特别是北美地区华人的华文网站，密切关注中、美两国信息是我们的立站根本所在。无论是涉及中国还是美国的报道，我们既不会回避基于事实的赞扬与肯定，也决不会讳言对时弊的批评。

文学城一直是一个独资经营的独立商业网站，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政府或政党的支助。除了我们的读者，文学城永远不会服务于任何党派，也不会服从于任何政治力量。

所有的善意批评都是对我们的鞭策，我们将继续改善工作，服务海外华人社区。我们相信我们的读者有足够的智慧与判断力去甄别恶意的诽谤和谣言。

在此，向所有关心、支持文学城的读者们顺致我们最诚挚的感谢与祝福。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唯愿与所有的读者朋友们携手走的更远。

谢选骏指出：文学城网站为了在美国生存，不被打成“外国代理人”，竟然留下了这样珍贵的历史镜头——“CEO也在胡佛研究所的公开座谈会上明白无误的表态，‘我们没拿过北京一分钱’。这是我们的操守，也是我们坚持的原则。”——文学城这样说，岂不等于打脸北京，说他们的钱没有操守。其实，对于一个商业网站来说，何必如此矫情——商业的钱是没有臭味的，谁给的商人的钱都是钱。商业网站还能坚持言论自由，岂非欺人之谈胡。



【074、文学兴盛是半开化民族的收获】


《文学兴盛原因论——“普遍信仰”的解体和文学兴盛的关系》（从先秦两汉的文学发展状况看）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杜甫《天末怀李白》

杜甫的“名人名言”，似乎把“文学”这一崇高的事业，和“魔鬼”（魑魅）相提并论。文学的使命似乎不在这个世界，而在另一世界的永恒。

相反，大多数人则主张文学具有应该拥有崇高的社会使命，甚至有益于政治教化。根据这种“政治教化论”，我曾经撰文说：

“中国文学如同中国文化，之所以成其庞大面积和历久传统，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同化功能和凝聚性质。这种功能起源于“中国”的信念，“中国的信念”则来自中国文化不断扩张、光被四表的奇特命运。甚至在中国亡国的时代，其文化仍在扩散中。如，蒙满时代就是如此。这种奇特的命运可能与中国独一无二的地理形势大有关系──它既不像埃及那样地域狭小，又不像巴比伦那样四面受敌，不像欧洲那样支离破碎；更不像那样印度是一个漏斗、敌人可以源源不断从五河地区入侵，而整个半岛相形之下显得毫无纵深防御能力。当然，中国也不像美洲的印第安人那样由于彻底的隔离状态而孤陋寡闻。如果把黄种人的美洲包括进来，中国就不再处于世界的边缘，而好像处在世界的中心。在文化上则处在整个“大西方”（从印度、中亚、两河流域到埃及、欧洲的“整个西域”）世界之外。

这样的中国，容易形成强大的同化功能和不屈不挠的独立意志。这样的中国，既能不断吸收可以健身的养份，又可不被异端所同化并吞，从而彻底异化。这样的中国，能以自我为中心，来同化一切异己势力，不断推陈出新，奠立新的文化周期。

“甚至连‘伟大的浪漫诗人’李白也有‘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雄心壮志：‘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兴废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李白《古风其一》）从这诗头尾来看，李白似乎钟情于成为孔子第二。还有学者认为李白早年以匡济天下为己任，志不在删述，故此诗可能作于晚年。”

但是最近，经过对于“普遍信仰的解体和文学兴盛的关系”的思考与研究，我发现情况有异：

传统中国所鼓吹的“文学为政治服务”、“文章诗歌为教化服务”的目标，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普遍信仰的解体似乎是文学兴盛的必要条件，而普遍信仰的强化则直接导致文学的衰落。从这种意义说，“文学为政治服务”、“文章诗歌为教化服务”，岂不就是文学的自杀？

一、从先秦至隋文学看文学盛衰的原因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先就几个基本概念的定义略谈一下。

1、普遍的信仰

“普遍信仰”是指统治阶级赞助或宣扬的某种宗教或官方哲学，这种宗教或官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社会麻痹作用”，所以也被当时的多数人所接受并信仰，故曰“普遍信仰”。

例举。殷商时代的史料不足。西周的礼制的基础是天命论，天命观就是西周的普遍信仰。一方面，这种信仰似从殷代损益而来；另一方面，这种信仰又不同于后被孔子孟轲之流所损益的新天命观。这一普遍信仰的衰微及沦丧史从诗经中可以明白地看出。董仲舒的新神学和东汉的谶纬之学。

以后代而论，明清的理学可算一种普遍信仰。从“普遍信仰”这一角度视之，“宋明理学”这一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理学虽然起源于宋代并大盛于宋代，但作为“普遍信仰”来说，只能叫做“明清理学”。虽然它在清代几乎没有什么新发展。

佛教不论在什么时代，都未曾作为“普遍信仰”存在过。即使它在南北朝期间的某些时代曾被列为国教。这不是因为它的外来性，而是因为它从未不曾统一过当时的各种思想潮流，儒学和道学与儒教的斗争即使在后者被列为国教时的未消歇。在这一点上，佛教在中国的地位远远不能与基督教在欧洲的地位及回教在西亚北非的地位相提并论，也比佛教在日本在藏蒙、东南亚逊色许多。最后作为两汉儒学这一“普遍信仰”的继起者出现的，不是佛教，而是综合了儒（两汉以来）、佛（各派）而新生的理学。

2、文学的兴盛

文学，作为整个文化体系（也可叫做“上层建筑”或叫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盛衰兴亡的曲线是与整个文化体系的盛衰兴亡的曲线大致相同的。从来没有整个文化状况趋于衰落而文学的兴盛独能长享其祚的史例。

定义。所谓“文学的兴盛”究竟用何种尺度来衡量？质言之，文学的兴盛决不能以文学作品的数量多寡来论定。数量丰产的时代，可以称为“文学繁荣的时期”，这是从商业的角度，印刷工业的角度来说的，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来说的。反之，文学兴盛期的主要标志乃是作品给予后世文学以及文化的其余方面的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一个时代的文学给予后世的影响愈大（一般讲愈富于创造性的作品给予后世的影响也就愈大），也就愈被后人视为“兴盛”。所以，文学兴盛与否的尺度在于文学是否有创造性，是否有丰盈的为后人取法的创造性。而决不在乎文学作品的数量。 

例举。众所周知，明朝诗歌创作的总量远胜过唐诗，可是历来的人们只谈到唐诗的兴盛而从未谈到明诗的兴盛；同样，清朝的词曲创作的总量也较宋朝为多，然而人们总认为“宋词”的兴盛是远在“清词”之上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文学史上，一个伟大作家的主要活动时期通常都在一般被认为是文学“兴盛”的时代。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A、伟大作家一般都是具有巨大创造性的人，他们的创造性使哪个时代的文学“兴盛”（据前之定义）；B、“兴盛”的程度可以由伟大作家的程度（他的创造性、他的影响力等等）予以度量。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尽管楚辞的作品作家数量远逊于汉赋的作品作家的数量──我们仍有充分理由认为楚辞时代的文学比汉赋时代的文学更为“兴盛”。

3、为什么就“先秦两汉”而谈？

因为先秦两汉尚未掺进佛教的因素，所以问题还不太复杂。否则，就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讲清的了。而且，根据定义，佛教本身既不被视为“普遍信仰”，则将佛教盛行期也列入这一讨论的范围似乎无此必要了。在东汉之末，普遍信仰的解体已是明显的事实了。随着这一解体，古诗十九首、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山水诗等等相继兴起。正因为佛教未能成为“普遍信仰”，萧纲的宫体诗和玉台新咏式的齐梁文学才能繁荣起来──从而为隋唐文学打下了基础。（这也使得佛教在中国的命运不同于基督教在欧洲的命运，但类似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世界的命运。）后者受齐梁文学的影响与受历代文学的影响是相等的（诸如：诗经、战国、两汉、建安、正始……）。此不必讳言也。所以，谈到汉末的建安文学就已经足以预见此后一千年文学兴盛的主要条件了。直到明代重建了“普遍信仰”，文学的衰微才变得势不可免了。我们只要想一下，明朝政府与违禁小说展开的斗争，就可以理解这一原理了。

在谈这个原理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先说明一下，在先秦时代，哲学、史学、文学尚未有严格的界限。先秦期的“文学作品”，除了《诗经》及《楚辞》这两部诗集以外，几乎没有纯粹的文艺性。现代人一般将先秦散文分为“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也就是承认了先秦散文是分属哲学与历史的门下。即使连《山海经》或《穆天子传》这类作品，也不能把它视为纯粹的文艺性创作。可是当我们研究文学盛衰问题时，却只好把先秦的散文作为文学来谈，或主要作为文学来谈。限于篇幅，不得不将其哲学方面的价值及历史学方面的价值，暂时略去，以便集中精力来研讨其文学方面的价值──先秦文学与普遍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般说来，哲学、史学、文学这几个骈枝的盛衰一般都是同起同落的。文学总是随着整个文化状况的兴盛而兴盛的，也总是随着整个文化状况的衰落而衰落。个别的例外不仅不能否定这一规律，而且往往是在证明这一规律。所以，在下面的篇幅中，本文仅只涉及文学问题。但实际上也适用于整个文化问题。（只是仅从文学史中援例以明）。

4、文学与信仰是背道而驰的

很明显，西周时代是有“普遍信仰”的，这一信仰的产生过程可能颇为复杂，但是它的确立并成为当时文明社会的“普遍信仰”，则是在姬发一举灭殷之后与姬旦“制礼作乐”之前的那段时间里。这个“普遍信仰”的内核就是“天命论”。同样明显的是，在周初的“天命论”是带有极浓的“天子崇拜”的宗教色彩的。它不同于孔子理性主义的天命论，而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式的天命论似乎倒更接近些。

《大雅·文王》中赞颂文王说：“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丕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这里宗教色彩浓厚的天命论，很好地体现出西周时代普遍信仰的性质来。别的不说，仅就《周颂·时迈》中这样写道：“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这首颂诗的完整程度，可以使我们把它看做对“宗教天命论”（即西周的普遍信仰）最早和最全面的论述了。

这种信仰在西周末期以前一直都很稳固。可是到了东辽前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一时期的“风雅”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不是没有道理的。如《小雅·雨无正》曰：“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小雅·节南山》则公然说：“昊天不惠，降此大戾。”竟然公开咒骂上帝的不施恩惠──这不能不被视为西周普遍信仰的“宗教天命观”正在走向衰颓。因为《诗经》中包含这类诅咒的“变雅”太多了，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思潮的体现。

由于先秦文学以《诗经》开其幕，所以，我们先从《诗经》来看。谁都不否认，《诗经》中最少文学价值的就是《周颂》。当然，《周颂》开创了一种诗歌形式，这有意义，姑不论这种形式是否“民间吟咏”。作为《诗经》的最早部分，它的文学价值也不可能高于以后的作品。但是参看一下诗经其余各部产生的大致年代，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西周前期的作品包括周颂、少数大雅和少数风诗；西周后期的作品包括有，多数大雅、小雅和少数风诗；东周的作品（除了商颂、鲁颂）基本上是风诗。

从这种区分来看一下，就发现风诗的真正兴起似乎是在作为西周普遍信仰的“宗教天命观”衰落以后的事。而大雅及小雅中最富于人民性也最富于艺术性的部分似乎也是在西周后期，即普遍信仰已经衰落的年代兴起的。

5、礼乐制度的真正含义

西周“普遍信仰”的基础不是“大西域”流行的教会制度，而是文武周公开辟的“礼乐制度”；其卫道者们不是“教士”，而是“大夫”。所谓“刑不上大夫”实具护卫礼制基础的功效。所谓“大西域”，就是从印度、两河流域直到埃及、欧洲的“中国以西”。它们的教会制度体现为一种广义的神庙权力政治。甚至连后起的阿拉伯与伊斯兰教世界的清真寺制度也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西周礼制在文化上的体现不是神权，而是“学在官府”。一直到春秋末年，文化才从官方的管制下解放出来。显然，“学术下于私人”的历史现象是与经济上的承认“私人”经济大有关系的。例如，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即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就标志着“私人”经济权的成立。而开创“私学”的孔子则诞生于“初税亩”之后的四十三年（前551年），由此可见其中的关系。“学在官府”的礼制是随着“初税亩”的来临而崩溃的。而“学在官府”则是保障普遍信仰的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所以，在“学在官府”的时期，（即春秋前期）尽管普遍信仰已由于社会发展而摇摇欲坠了，但仍能维持其统治。

自从孔子开创了“学术下于私人”的私学之后，西周普遍信仰的“宗教天命观”就宣告解体了。孔子尽管小心翼翼地用唯理主义的天命观偷换了神秘的宗教天命观，但这并不能挽救西周普遍信仰的崩溃命运，相反只是促进了这一进程。

孔子的理性主义（不语乱力怪神，祭神如在等）是普遍信仰破裂的消息。

“德”，本是某种相对独立的精神状态、相对稳定的意志倾向。在先秦时代，他还没有被庸俗地加以道德化。“德”与善恶根本无缘。“德”的价值是力的价值，是凝聚力、固执力、持久力、同化力的价值──这是一个绝对值。

随着科学的展开，“士”在社会中的地位愈来愈高，因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士”的需要量愈来愈大，“物以稀为贵”──于是“士”的地位才得以上升。前人有以“养士”的现象作为文学兴盛的一大原因，其实，统治阶级的“养士”活动根本不足以导致文学兴盛，反而易使文学的正常发展受到干扰甚至控制，甚至使文学商业化……因为从原则上说，被养的士远不如自养的士，更富独立精神，所以庄子不肯致仕。

私学的成立，士的四处活动，都是普遍信仰解体以后的现象。这之后就是文学的不断兴盛。文学的不断兴盛是伴随着普遍信仰的不断衰落、不断瓦解一同展开的。因为普遍信仰的衰落及瓦解是一个不间断的进程，决不是一瞬间的山崩。这也是一个“启蒙”过程。

6、文学兴盛与经济繁荣

不断把文学兴盛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社会经济的繁荣，是极为荒谬的。举一个浅显的例子。西汉鼎盛期（武帝宣帝时代）的社会经济远比分裂而陷于长期战争的战国时代更为繁荣，可是文学上却没有出现一个堪与匹敌的兴盛期。

那么，这是不是由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国教政策所导致的呢？并不像是。因为在武帝“罢黜百家”之前，文学上也没有能超过战国时代的一般成就，且莫说是最高成就了。

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一般说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不是文学（及文化）衰落的原因，而是结果。由于统一，文学（文化）的自由发展已经缺乏必要的社会空间了，而只能起到危害统治利益的作用，所以自由发展的末日也就来到了。

由此可以看出，启蒙运动有两种形式：一，理性主义，二，怀疑主义。这可以叫做“启蒙运动的二拍子”。首先起来反抗普遍信仰的必然是理性主义，而不是怀疑主义。因这时普遍信仰还较顽固，启蒙者的见识及胆量都还为之压抑。怀疑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则是羞答答的怀疑主义。怀疑主义终将导致反理性主义及新信仰主义。于是新的普遍信仰的影子又在蠢蠢欲动……

总之，我们可以把普遍信仰的崩溃划成这么一条线索：理性主义（部分地怀疑）──怀疑主义（即怀疑一切）。

文学兴盛与经济繁荣，毫无关系。

7、致命的线索

从诸子散文来看，从《论语》的理性主义到《庄子》的怀疑主义就完成了这条线索，从诗歌发展看，从小雅、大雅、国风中的部分怀疑到《九章》《天问》的全然怀疑，再到《离骚》的绝望情绪，就构成了这条线索的全貌。影响也就较小。此外我们必须注意：人的心灵对方向性的感受是很奇特的，“方向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种主观感受（不论是空间上的方向性还是抽象观念上的方向性）：一般说来，“有创造性”的作品都给人以“强烈的方向感”（不是政治上的“倾向性”），而被人认为“平庸”、“无创意”的作品都很少给人“方向感”。

由此可见，“普遍信仰”是与“文学兴盛”互相矛盾的这是两条互相反对的曲线，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彼此对抗，互为消长──共同交织出了一幅文化（包括文学）盛衰图。

文化创新（文学亦然──因为文学的兴盛实在离不开整个文化形态的兴盛）的盛期是普遍信仰开始全面崩解的前夕。随着普遍信仰的全面崩解，文化就逐步趋于衰落。质言之：普遍信仰作为“文化创新”（即特定意义上的、与“普遍信仰”对立的文化。否则，“普遍信仰”也是一种“文化”。）的对立面──若不维系其存在，则文化亦将衰落──从而导致新的普遍信仰的兴起和旧的文化创新的消亡……

难怪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中悲叹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1980年1月27日）

二、从先秦至隋文学看伟大作家的要素

1、从政则殆的天才

为什么文学家与诗人若从政则殆？为什么，不是才尽就是身穷？对此，我们总结出两条规律：

A、创新的文学天然具有反社会、反道德的倾向。

B、危机文学表面上不是这样，因为它企图“力挽狂澜”。但实际上，因为狂澜已经成为乱世的主流。所以，力挽狂澜的危机文学，在本性上依然是反社会、反道德即“反潮流”的。

危机文学产生于社会实际分裂，秩序实际走向崩溃的大背景；因此它的反倾向、即它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对崇高道德原则的执著肯定（托尔斯泰、屈原、维吉尔）──实际上还是对流行观念的某种背离。

“伟大的作家”具有以下的文学要素：

A、严肃的主题和独到的思想（对危机的反应）。

B、创造性的形式和特殊的风格（对表现危机这一需要的反应）危机往往是独特的；对危机的反应也需要独特的形式和独特的风格，以胜已任。

2、作家与危机

作家讲述的多是危机。伟大作家与危机文学有时仿佛孪生子。

伟大的文学是悲剧性的，而非深刻的喜剧性的。至少也是喜剧其表、悲剧其里的。喜剧若无悲剧基础（深含悲剧性而外露），则难免流于庸俗。

A、有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危机文学。

B、人们似乎天生就对危机有较深的敏锐性和感受力。

C、危机感是许多伟大作品得以问世的动（能）源。似乎只有危机才能真真地打动人，感化人，陶铸人。

D、作为伟大文学的动源──是“危机感而不是客观的危机”（虽然它确实存在）。一种危机的存在，若不能引起受害者相应的危机感──危机文学并不会产生。

危机的深刻性与不可救药之处──正在于它已麻痹了人们的感觉。使社会愈来愈深地陷入它的无底洞。一、二先知的寥寥呼声甚至根本不为别人听到……

3、艺术的春夏秋冬

就某个特定的文化圈子而言──艺术的发展似乎有某种周期性：

春天的艺术──

缺乏自我意识，很少反省性。往往直抒胸臆，少受固定成规的束缚。许多民间文学如国风、乐府和希腊—印度—冰岛的史诗……都是其代表。

夏天的艺术──

具有一种远大而不落俗套的直觉。而且表现得恰到好处。常能流芳千古。流派的兴起。

秋天的艺术──

流派的垄断日趋严重。独创性多流于形式方面。理论与创作的争霸时代。但后者眼见得日益衰渴。

冬天的艺术──

道德说教压倒了艺术表现。

“文化圈子”因时因地不同。有时作为一个贵族文化，它只包有一个民族的某一部分居民。有时作为一个市民文化，它包有一个民族的大部分居民。有时作为一个无产者文化，它包有好些民族的大部分居民。

4、艺术无道德

艺术无道德正如科学无国界。

伟大的艺术家们往往“表现得有道德”。而不是“真的有道德”。艺术的冲动若是真地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久而久之就会消匿于无形了。他们之所以往往“表现得有道德”；而且这道德水准还远远高出一般人──可以用两点来解释：

A、失意与被压迫感迫使他们以道德上的标榜起而反抗。

B、艺术家矫饰习惯和夸张本能使之然也。艺术与道德是不可调和地对立着。这一对立的根据之一就是：艺术家们的高尚道德总是对社会道德构成破坏性影响。而道德──如果离开其社会职能还剩下些什么呢？思想家的自制自我标榜为一种道德；却不是一种真实的道德。

C、为什么越伟大的作家就越“绝望”？庄子与屈原作为战国散文与诗的两大巨匠，在“越伟大的作家就越‘绝望’”的意义上，只是偶然现象？还是普遍规则？

D、从一方面言之，只有绝望才能成其伟大。绝望则不仅来自生活的失败，更是信仰的崩溃；伟大的人对生活的失败不难接受，对信仰的崩溃则难以容忍。

诚然，一切伟大作家莫不有其生活信条，但这些信条并不是从别人那里承接而来，而是通过自己痛苦的生涯中发展起来的。伟大的人为什么会痛苦，（然后才从自己的痛苦中开出创造的灿烂之花）？因为普遍的、社会共有的信仰已在他心目中崩溃了，他因为“不信”而痛苦，又为痛苦所驱使去寻求新的信仰──所以伟大作家的一生，无非是寻求新的信仰的一生。

从另方面言之，伟大的人必然绝望：世界是如此局促狭小，如此乏味单调：创新的人要真正施展自己的抱负，最终讲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创新的人由于其天生的慧敏与睿智很容易就窥破普遍信仰所包含的虚幻性──这往往是拿普遍信仰的教条与现实生活的艰辛做了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由于这种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的“幻灭”，他才得以开始孤独的但创新的旅程。

科学无国界。艺术无道德。

1980年3月31日（全文结束）

[这是在五个月前起草完毕并被迅速驳回的硕士毕业论文构想。这是一种历史哲学和“文学研究”的曙光！可惜中国社会科学院里面还没有人能理解！！悲夫！现在的中国学术界死气沉沉……1980年8月21日大病初愈]

是的，文学虽然不同于学术，而且早于学术的发展，但二者之间还是一脉相承的。

文学兴盛是半开化民族的收获，所以近代俄国行而中国不行，古代楚国行而三晋不行。

未开化民族像小母鸡还不能生蛋，已开化民族想老母鸡已经生不了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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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切割

（早期的短论与中期的散篇）

 Thoughts that Diffentiate （Essays and Random Writings During the Middle Period）（ 以上用斜体）

1971年至1989年

2016年第一版

谢选骏

（另起一页）内容简介

《思想的切割》搜集了谢选骏写于1971年─1989年间的短论与散篇，显示其思想的切割过程，其中不乏生涩、稚嫩，但也具有棱角和闪光。分为构思与提纲、短论、散篇三个部分。

Synopsis

The book Thoughts that Differentiate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writings written between 1971 and 1989, and reflects differentiations of the author's thoughts, which may be choppy and naive, but nevertheless pointed and sparkling. The book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outlines, essays and random writings.

为什么不写书？光读不写有什么意思？写作，是最好的宣泄。它能使人相对战胜时间。我把一切感觉都写到书里去了。我不想写具体的东西，而想说一些更普遍的东西。因为这比较不容易过时和毁灭。天才啊天才，就像生命的末梢一样精美和脆弱。

目录

第一部分

构思与提纲

（01）《小店草简》

（02）《狼山纪行》

（03）《中国社会之所以发展缓慢》

（04）《愚民政策，流患无穷》

（05）《写作计划》

（06）《尝试“禅坐”》

（07）《拟作标题》

（08）《中国人对天子的憧憬》

（09）《贵族·超人·天才》

（10）《元首的意志》

（11）《君子的美德》

（12）《原理与实践》

（13）《三年祭》

（14）《天命主义》

（15）《我的伦理学》

（16）《理想主义》

（17）《社会民主》

（18）《民族社会主义》

（19）《谢选骏的新诗格律》

（20）《〈周易〉漫想》

（21）《周易的玄思》

（22）《略论作为“原始寓言”的〈易经〉》

（23）《“真”“善”与“诚”“伪”》

（24）《党性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格斗能力》

（25）《“同等学历资格”》

（26）《独身的可贵》

（27）《观念与禀性》

（28）《道德论》

（29）《一束怪论》

（30）《爱情论》

（31）《咸有一德》

（32）《热情论》

（33）《痛苦与成熟》

（34）《犯罪论》

（35）《“夜气”论》

（36）《民主略论》

（37）《论幸福》

（38）《大人论》

（39）《山海经》与《庄子》

（40）《手记五条》

（41）《略论中国古代寓言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线索》

（42）《永久和平》

（43）《幻想天子》

（44）《黄山温泉》

（45）《冬眠潜忆》

（46）《有信有情》

（47）《〈天子书〉的大结构》

（48）《整个世界的思潮竟如此相近》

（49）《宿命》

（50）《五卷灵感》

（51）《理喻部分和隐喻部分》

（52）《新的思想要求新的表现形式》

（53）《系统构思》

（54）《五色海》

（55）《对中国文化高级观念的理解》

（56）《对“天子”命运的沉思》

（57）《太极书》

（58）《胜利者的书》

（59）《天子如何实现自己的普世目标》

（60）《最好批判就是详加注解》

（61）《汉唐式“社会民主”的复活》

（62）《复色思想》

（63）《人与太极的关系》

（64）《新五经》

（65）《圣书》与《天书》

（66）《天子与历史》

（67）《孤独者的书》

（68）《胜利者全书》

（69）《天子的时间》

（70）《五色思想的光海》

（71）《蓝色的思想》

（72）《橙色的思想》

（73）《红色思想》

（74）《黑色的思想》

（75）《白色的思想》

（76）《完全相反的两种倾向》

（77）《犹太化、印度化和中国化》

（78）《简单的生活》

（79）《“天才论”》

（80）《阴阳的世界》

（81）《零点哲学》

（82）《我政治思想发展之梗概》

（83）《〈庄子〉：宇宙精神的“变形记”》

（84）《扬恶论》

（85）《文化运动》

（86）《中国文化百题》

（87）《对中国文化的 “重新理解”》

（88）《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

（89）《零点哲学》再思

（90）《生命之谷·孤独者》

（91）《跨越数种体裁的“集成”》

（92）《中国神话》

（93）《造反者的书》

（94）《革命论》

（95）《中国象征论》

（96）《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天下统治》

（97）《永恒者的书》

（98）《零点哲学》要旨

（99）读“读《读书》记”

（100）《文学与人类学》

（101）《反对“历史教”》

（102）《晨梦：“新王国”的线索》

（103）《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三阶段》

（104）《上帝与中国》

（105）《三十年以来我形成的民族国家论》

第二部分

短论八章

第1篇  写作论

第2篇  文体论

第3篇  读书论

第4篇  文字改革论

第5篇  质疑郭沫若

第6篇  伟大作家的要素

第7篇  文学兴盛原因论

第8篇  历史哲学的曙光

第三部分

散篇

第01篇  梦录

第02篇  中国的梦魇

第03篇  论顺序

第17篇  1980年代的故事

第18篇  我从东山来

第19篇  那一年的气氛怪诞异常

第04篇  尘蒙之光──新儒家的彼岸

第05篇  反太极图说──《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的主题思想之一

第06篇  飞越大洋的快艇

第07篇  天子：中国文化模型的枢纽

第08篇  论传统

第09篇  创造之歌

第10篇  书论

第11篇  历史场中的人──人类文化精神的节律

第12篇  玄奘的现实意义

第13篇  读《新归约全书》看“救世主态度”

第14篇  毛泽东像章的来历

第15篇  《河殇》：世纪的对话

第16篇  《恋人絮语》与文明的衰落

第17篇   1980年代的故事

第18篇  我从东山来

第19篇  那一年的气氛怪诞异常

书名

思想的切割

（早期的短论与中期的散篇）

 Thoughts that Diffentiate （Essays and Random Writings During the Middle Period）（ 以上用斜体）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2016年6月第一版

June 2016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五十三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III



【075、我都想冒傻气加入共青团共产党了】


2017年4月8日新闻报道说，《人民的名义》大火，六成网友认为，源于这部肥皂剧“照见了现实”：

一名内地政府官员与一名金发情妇被捉奸在床，一位共产党干部在别墅用数亿元现金填满一堵墙。一位"副国级"领导人挖空心思抵制调查。最近在内地荧屏和网络热播的并非青春偶像剧，而是一部宣扬主旋律、名为《人民的名义》的反贪巨作。该剧上映一周多来，突破10亿点击量。在播放该剧的视频网站之一"爱奇艺"上，单日播放率达1.7亿次。

据CSM52城收视率显示，4月6日湖南卫视播出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收视率为2.444%，市场份额为7.7%，位列全国第一。这样的火爆，已经持续了数日。

《人民的名义》由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中共江苏省宣传部等官方单位出品。据中共官媒报道，对该剧的审查过程尤其顺利，仅用10天–时间之短出人意料。

在IP偶像剧大行其道的市场环境下，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一举拿下了豆瓣网站9.1的高分。剧中人物也受到年轻观众推崇，在网络上，各式“表情包”得到广泛的传播。新京报与清研智库联合推出就此展开调查。

■ 旁边评论：照见现实才能更受年轻人青睐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火了！这部“史上尺度最大反腐剧”以高收视率赢得了各个年龄段的追捧。连带着剧中人物的表情包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火了起来。

为什么这部剧会火？尤其是为什么会受到年轻人的青睐？除了一流的演员阵容，编剧周梅森的鬼斧神工外，还在于这部剧所展现的反腐生态能够触发人们的共鸣。据调查，有六成的网友之所以追剧，是因为该剧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反腐生态，可以照见现实。

但是年轻人边看剧边“恶搞”的模式，被有些人质疑是否会消解正剧本身的严肃性。在我看来，则有些操过了心。

网络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阵地”，新时期的年轻人总喜欢在各种剧中寻求乐趣，并借此构建自己的娱乐话语体系。但年轻人的眼光很毒辣，如果一部剧得不到他们的青睐，就很难取得好的成绩。因此，电影电视剧制片方总在尽力争取年轻人的“捧场”。而此次《人民的名义》在网络上的走红，也证实了该剧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总之，《人民的名义》的火爆，也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

……

谢选骏指出：看了看这部电视剧，我还挺受感动的，几乎都想加入反腐倡廉的共产党队伍了。但是转念一想不对呀，这部电视剧的正面典型人物说他“怀念那个（毛泽东）时代，那时的干部多么廉洁啊”……，他好像完全不知道毛泽东一贯大搞腐败、大搞特殊化，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这样的人渣当了领袖，他手下的大大小小的喽啰干部真的可能廉洁吗？如果“那个时代”都不能，“这个时代”的反腐倡廉可能成功吗？看来网民虫子的捧场，不过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出气筒。我还是不要冒傻气加入共产党了，因为一贯清白的我，连共青团都没有入过！



【076、乌托邦是原罪的产物——从莱布尼兹370-300周年看中文媒体】


（一）

网文《纪念莱布尼兹逝世300周年》（自由亚洲电台，美国时间）说：

今年11月14日，是德国思想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年7月1日－1716年11月14日）逝世300周年。莱布尼兹是历史上罕见的天才，罗素称他是“千古绝伦的大智者”。

莱布尼兹是哲学家、数学家。关于他在数学上的成就，只提两件事就够了：一、莱布尼兹和牛顿同时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二、莱布尼兹发现了二进位制。除了哲学、数学，莱布尼兹研究的领域还涉及物理学、法学、语言学、逻辑学、生物学、地质学，以及机械和外交。由于他在诸多学科都卓有成就，因此他又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还需一提的是，莱布尼兹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和哲学思想也十分关注，他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

在这篇短文里，我只打算讲讲莱布尼兹的一个哲学思想，即“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莱布尼兹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既然上帝是全知全善全能，那么，他创造的这个世界必定是最好的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什么叫“可能的世界”？按照莱布尼兹，一个世界若与逻辑规律不矛盾，就叫可能的世界。譬如说，上帝可以把世界造成球形，也可以把世界造成方形。球形世界和方形世界都是可能的。但是上帝不可能造成一个球形的方形世界，因为球形的方形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是不可能的。球形的方形世界是不可能的。可能的世界当然不止一种，可能的世界有很多种，无限多种；而上帝既然是至善，他创造的世界必定是最好的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可是，你一定会质疑：我们的世界有那么多罪恶，怎么能说它是最好的世界呢？对此，莱布尼兹的回答是：是的，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罪恶。那么，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果真就是更好的世界么？要让这个世界没有罪恶，就要把人造成不会做坏事的造物，就要剥夺人的自由意志。因为上帝不可能造出这样一种世界，其中，拥有自由意志的人总是选择做好事，而永远不选择做坏事。上帝叫亚当、夏娃不要去吃禁果，结果亚当、夏娃还是去吃了。这说明上帝不可能既赋予亚当、夏娃自由意志，同时又使他们只做上帝希望他们做的事，不去做上帝不希望他们做的事。可见，只要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就可能去做坏事。要么，上帝给人自由意志，这样的人必然既会做好事也会做坏事，这样的世界必然会有善也有恶；要么，上帝使人成为只能做好事不能做坏事的造物，让世界只有善而没有恶，那就意味着不给人自由意志。上帝认为，一个有自由从而有罪恶的世界要比无罪恶但也无自由的世界更好。因此，我们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人有自由意志，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这就说明，一个十全十美、也就是只有善没有恶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人间天堂是不可能的。

追求完美社会，看起来是人类一个根深蒂固的愿望，其实却是一个虚假的愿望。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状态是和人类的本性根本冲突的。一旦把人类置于一个完美社会之中，人类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反叛。因为完美社会取消了不确定性，从而抹煞自由意志的存在，所以人类会拒绝它。（谢选骏指出：不确定性只能增加生命的多样性，和自由意志毫无关系。）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致力于在人间建立天堂的人，往往造就了地狱。因为他们立志要消灭一切恶，因此就不能不去压制人的自由，剥夺人的自由，于是他们就建立起古拉格。理想中的乌托邦，往往在现实中成了了古拉格，原因就在于此。（谢选骏指出：压制别人的自由，剥夺别人的自由，正是某些人所追求的自由。）

包括共产主义理想在内的种种关于完美社会的理想，之所以是行不通的乌托邦，之所以一旦强力实行必定导致古拉格，原因就在于此。

自由社会不完美，完美社会不自由。我们肯定自由世界，并不是因为自由世界没有问题。我们知道，自由世界有很多问题，只要有自由，就会有问题；自由世界甚至不排除自我毁灭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依然要肯定自由世界，只因为它有自由，只因为自由是人的本性，所以我们要说，自由世界就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谢选骏指出：所谓最好的世界，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

谢选骏指出：这篇文章不明白，所谓“完美社会的理想”本身就是一种原罪的产物。因为其保罗在《罗马书》中早就说过了：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二）

网文《纪念伟大哲学数学通才莱布尼兹逝世三百周年》（共识网，中国时间2016年9月14日）说：

莱布尼兹的这个人物，国内的认识往往限于和牛顿共同发明微积分和二进制。通过学习，对这个旷世全才有了一些认识，特别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高度评价特别认为八卦也是二进制的独特见解认为具有很高的品位。今年是他逝世300周年。在研究莱布尼兹的成就的时候，阅读他了他的发表在巴黎皇家科学院刊物上关于二进制论文的时候，才发现他和我国古代的伟大著作易经有如此密切的关系。然而三百年来，不为国人所知道而被淹没。国人对易经的看法固然很重视，认为这是“哲学中的哲学，经典中的经典，学问中的学问”，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从数学上发现易经的二进制逻辑的运用十分准确熟练。但是又没有明确提出数学理论。更加超前的是将二进制用于建造八卦知识平台。八卦的组合变换可以用二进制运算翻译出来。许多卦的变化可以通过二进制运算得到。其方法和今天的信息科学基本方法不谋而合。可以说惊世赅俗，石破天惊。虽然当时的中国科学家没有给出二进制的公式表示,但是发明了独特的二进制图形表示法,其效果和公式推导完全一致。二进制图形表示及其和十进制的换算方法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数学家的伟大创造。从文献来看，孔子就掌握其思想，但是不明确，带有神秘色彩。到了宋代哲学家邵雍就完全解密出来了。在此基础上画出了伏羲先天八卦图。

易经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从二进制角度看，六爻就是6比特。六十四卦就是6比特组合的穷尽。今天能够看到的八卦图文献就是宋朝在哲学家邵雍创制的伏羲先天八卦图。其中的方图就是六十四卦的二进制图形表达。说明邵雍已经掌握了从十进制到二进制的转换，分毫不差。孔子说“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他又说：“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邵雍创制的伏羲先天八卦图中的方图，把六十四卦按照二进制方法进行排列。不就是“易立乎其中”了吗？作为二进制的发明人莱布尼兹看到以后，惊讶无比，几乎要跳起来了。他早已向巴黎皇家科学院递交了二进制的论文但是嘱咐不要发表，当他看到八卦图以后，要求立即发表他的论文，并且加上副标题，八卦就是二进制。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易经八卦是二进制逻辑的知识系统。对于这个特点的发现和阐述将大大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

这篇文章体现了一种流行的“文化自信”，其实也是“文化自大”。

（三）

上述两文，分属美国与中国两大阵营，虽然各为其主，但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9月14日”这个并非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716年11月14日死亡）逝世300周年的日子，同声哀悼。此中奥妙，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明白。

我们可以找到的理由似乎只有这个：

第十届莱布尼茨国际会议“——为了我们的幸福或他人的幸福”

时间：2016年7月18日至23日

地点：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

保护伞：下萨克森州总理史蒂芬·维尔

第一轮通知

即将到来的第十届莱布尼茨国际学术会议将于2016年举行。这一年拥有若干个与莱布尼茨相关的纪念日: 莱布尼茨诞辰370周年、逝世300周年、国际莱布尼茨学会成立成立50周年。此外，2016年也是汉诺威大学更名莱布尼茨大学十周年。在汉诺威，更多围绕这些纪念日展开的活动即将拉开帷幕。

值此莱布尼茨逝世300周年之际，莱布尼茨生命晚期的计划和活动将得到特别关注。因此，在以“为了我们的幸福或他人的幸福”为主题的大会上，理应专注于莱布尼茨思想的后续发展和实效性，以此来强调莱布尼茨对推动人类共同的利益发展而做出的努力。

自2011年大会之后，又有数千页的以前未出版的莱布尼茨著作问世，从现在到2016年编辑出版工作会有更进一步的进展。期望会议中的诸多报告将以这些尚待研究的资料为主题。从哲学视角来看，莱布尼茨的理性概念本身包含有实践理性的因素。鉴于对于目的性的研究不能完全依赖彻底的概念分析，莱布尼茨的理性概念将会受到特别的关注。将理性划分为科学理性和伦理（即实践理性）是当代面临一个问题，而莱布尼茨曾试图通过恢复二者的统一性来解决这一难题。

除了这一主要焦点，本次会议同样欢迎对所有莱布尼茨不同领域的研究。

主办单位诚邀世界各地有兴趣的研究者、专家及朋友参加本次会议。请于2015年11月14日前提交报告题目及简要。大会同意接受的报告人应在2016年3月31日前提交报告的电子文档或可供复印的打印稿（最多10页），会议召开之前报告集结出版。

（四）

然而在此之前，已有网文《一个千古绝伦的大智者—— 纪念莱布尼茨逝世300周年》（微博，中国时间2016年6月13日）问世：

编者按：   

今年（2016年）是莱布尼茨逝世300周年。他生于德国，成名于法国，因与牛顿的微积分“优先权之争”而与英国学术界纠葛……多才多艺的莱布尼茨在数学、哲学、物理学、语言学等领域卓有成就，并倡导成立了欧洲多家科学院。他是历史上少有的通才，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1716年11月14日，在因痛风和胆结石引发的腹绞痛卧床一周后，莱布尼茨孤独离世，“只有他的秘书和挥舞铁铲的工人听到泥土落在棺木上发出的声音”。

1、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早年在剑桥大学攻读数学，后来留校做了一名讲师，历时三十载；之后，他到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担任了为时十年的应用数学教授。期间，怀特海对包括哲学在内的诸多领域广泛涉猎，收获颇丰，以至于退休后立刻被哈佛大学聘为哲学教授，开始了另一段辉煌的学术生涯，直到76岁高龄才离职。十年以后，他在波士顿辞世。怀特海早年写下三卷本的《数学原理》（1910-1913，与弟子罗素合作），而《科学和现代世界》（1925）则是他晚期的代表作。在这部几乎无所不包的自然哲学论著中，怀特海把17世纪称为“天才的世纪”，并以此来为其中的第三章命名。

1646年7月1日，莱布尼茨出生在德意志东部名城莱比锡，他的父亲是莱比锡大学的伦理学教授，身为教授千金的母亲是他父亲的第三个妻子。他出世时，父亲已经年近半百了，比起同时代的其他天才人物来，这个家庭更像书香门第。老莱布尼茨亲自培养幼子，以至于八岁那年，他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已故父亲留下的各种拉丁文著作了。不到15岁，莱布尼茨便上了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他在20岁那年递交了一篇出色的博士论文，因为年纪太轻（黑格尔认为是学识过于渊博）被拒，加上此前母亲已去世，他永远离开了故乡。第二年年初，纽伦堡的一所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但他并没有接受该校教授职位的聘书，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那以后，莱布尼茨也没有接受任何一所大学的正式聘请，但这不等于说，他对政治的兴趣胜于学术。

据说莱布尼茨是在大学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时，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的。不过，和前面谈到的那三位法国人一样，莱布尼茨也是在业余时间从事研究工作的。究其原因，17世纪的大学仅是教会的附庸，而哲学仍是神学的奴婢。与此同时，“大多数数学家处在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阴影的笼罩之下，数学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与学院相对抗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我们可以用笛卡尔来与莱布尼茨作一比较，两人都喜欢旅行，只不过前者以军人的身份，后者则作为政客的幕僚；前者在驻扎异国时萌生了解析几何的思想，后者是在肩负外交使命时完成了微积分学的发明，而他们取得这两项举世瞩目的成就时都不到而立之年。

必须指出的是，在莱布尼茨20岁那年，他还递交过另一篇论文《组合的艺术》，帮助他获得了在莱比锡大学讲授哲学的资格，同时使他成为近代逻辑学的先驱和创始人。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是在命题中使用组合的理论，这一理论成为构成一切命题的一种基本方法。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法后来被应用到人类思想的表达和真理的阐释中。莱布尼茨首先确认，所有命题都是主词—谓词形式，如“树叶是绿色的”，他毕生都坚持这一假定，并把它不断发展，我们在后面谈论逻辑学时也会提到。也就是说，牛顿只是发明了“连续”的微积分学，而莱布尼茨不仅用自己的方法独立做到了这一点，同时还开启了另一个方向的数学分支——“离散”的组合分析，尽管后一个思想直到19世纪乃至20世纪才变得真正重要起来。

2、巴黎时期的数学家

如同其他跨越多个领域的天才一样，莱布尼茨也把他的青年时代奉献给了数学。不过，我们今天很难相信，这样一位天才人物对数学最初的热情，竟然来自于一种政治野心。在莱布尼茨出生以前，欧洲刚刚经历了宗教冲突和民族运动勃发的“三十年战争”时期，虽然这场战争起始于波西米亚，损失最惨重的却是西班牙和德意志，尤其是后者，在倍受邻国的蹂躏之后，丧失了大部分人口和土地。不过，存活下来的众多地方诸侯的力量反而得到了加强，他们基本上摆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取得了实际上的主权。那时候的德意志就像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样，每个诸侯下面都有首相、大臣和一批谋士。

大约在莱布尼茨取得博士学位的第二年夏天，他在一次旅途中遇到了美因茨选帝侯（有权选举罗马皇帝的诸侯，美因茨因为谷登堡在那里发明活字印刷术闻名遐迩）的前任首相。这位睿智而开明的首相尽管已经卸职，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对这位学识渊博、谈吐幽默的年轻人印象深刻。在他的诱导下，莱布尼茨随同前往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那儿当时属于美因茨的郊外（如今这两处地方的关系刚好颠倒了过来）。其时，法国已成为欧洲的主要力量，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势力如日中天，随时可能进犯北方邻国。有鉴于此，身为选帝侯法律顾问助手的莱布尼茨除了帮助庇护人编撰一部民法以外，还不失时机地献上一条锦囊妙计。

这条妙计是：用一个让法国征服埃及的诱人计划去分散路易十四对北方的注意力。随后，26岁的莱布尼茨便被派往巴黎，在那里度过了四个年头。虽然那时候笛卡尔、帕斯卡尔和费尔马均已过世，但莱布尼茨却幸运地遇到了荷兰来的数学家惠更斯（他的父亲碰巧也是外交官），后者也是钟摆理论和光的波动学说的创立者，当时是拿了路易十四的年俸来到巴黎。莱布尼茨很快意识到自己在科技落后的德国所受教育的局限性，因此虚心地学习，其中对数学的兴趣尤甚，并得到了惠更斯的悉心指导。由于莱布尼茨的勤奋和天赋，也由于那个时代的数学基础十分有限，当他离开巴黎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主要的数学发现（原先的计划则被搁置脑后）。

莱布尼茨第一个重要的数学发现是二进位制，他用数0表示空位，数1表示实位。这样一来，所有的自然数都可以用这两个数来表示了，例如，3=11，5=101。他本人后来确认，中国人在三千年前的《易经》64卦里就藏匿了这个奥妙。与此同时，莱布尼茨也研制成了机械计算机，他改进了帕斯卡尔的加法器，以便用来计算乘法、除法和开方，而当时一般人都还不大会乘法运算。其中一台被他带到伦敦，另一台被汉诺威图书馆收藏，还有一台被用作俄罗斯的彼得大帝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这件礼物似乎下落不明）。值得一提的是，莱布尼茨并没有把自己创立的二进位制用于他研制的计算机。

莱布尼茨在数学上的最大贡献无疑是在无穷小的计算方面，即微积分学的发明。这是科学史上划时代的贡献，正是由于这一发明，使得数学开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生活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同时也给后来喜欢数学的人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就如同20世纪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一样。不幸的是，莱布尼茨不得不与英吉利海峡对岸的牛顿分享这一荣誉。事实上，他们两人是独立完成发明的（牛顿或许更早发明，但莱布尼茨发表在先），并且所用的方法也不同。牛顿使用的“流数法”有着运动学的背景，其推导更多是属于几何学的，而莱布尼茨则受到帕斯卡尔的特征三角形的启发，他的论证更多地用到了代数学的技巧。

正是由于代数学方法的使用，加上莱布尼茨本人对数学形式有着超人的直觉（这种直觉对他的哲学研究也大有裨益，而牛顿的后半生的主要成就是在《圣经》和神学的编年史方面），使得我们今天熟知的微积分学教程基本上采用了他的表述方式和符号体系。除此以外，莱布尼茨还创立了形式优美的行列式理论，并把有着对称之美的二项式理论推广到任意个变数上。当然，最让我们感到愉悦的可能要数他从巴黎来到伦敦旅行期间所发现的圆周率的无穷级数表达式，即有了这类公式，自古以来对圆周率的精确计算的人为竞争（祖冲之曾领先西方11个世纪）便永远结束了。

3、逻辑学和形而上学

在巴黎逗留时期，莱布尼茨除了潜心数学王国之外，不忘学习和研究新哲学，他设法接触到两位法国前辈帕斯卡尔和笛卡尔未曾发表的著作，并亲自动手把它们抄下来。据说，笛卡尔的《指导我们心智的规则》在作者身后半个世纪才得以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依据的正是莱布尼茨当年的手抄本。可是莱布尼茨并非笛卡尔的追随者，相反，他是反笛卡尔主义的，尤其在物理学方面。更有甚者，虽然他成名于巴黎，但出于对本民族的热爱（在他的一生里法兰西一直构成对德意志的威胁），他始终是反法的。除了试图向路易十四献上远征埃及的诡计以外，他还曾提出由西印度群岛（比如古巴）的糖做成的廉价朗姆酒去切断法国白兰地的销售，以此削弱法国的经济实力。

另一方面，虽然由于“优先权之争”莱布尼茨与英国学术界闹得很不愉快，但他始终对英国人怀有好感。莱布尼茨十分赞赏一度旅居巴黎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论断——所有推理都是计算，这或许是他发明计算机的一个动力。同样，这一论断也推动了他在逻辑学方面的大部分工作。逻辑学是研究人类思想的符号系统的，它融会了数学家和哲学家的智慧。亚里士多德创立了三段论和换位理论等古代逻辑学基本原理，但那是直接的而非推理的形式。莱布尼茨则重视建立在思想字母表上的普遍语言，一般的推理演算和一般方法论，同时成功地用数学方法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

莱布尼茨意识到命题的内涵和外延之间的不同，并认同内涵的独立性，这意味着，即使没有独角兽，“所有独角兽都有角”这类命题仍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莱布尼茨建立了纯形式的逻辑演绎系统，在一篇名为《真实加法的计算法研究》的论文中，他给出了24个命题，包括今天我们熟知的一些逻辑学结果。例如，A在B中，B在C中，则A在C中；A=B且B≠C，那么A≠C；A⊕B ≠ A+B，等等。除此以外，他还指出代数的某些内容有着非算术的解释。这一逻辑数学化的设想在两个世纪以后由英国逻辑学家布尔实现了，他建立起了逻辑代数，即今天所说的布尔代数，从而又和莱布尼茨发明的二进位制发生了联系。而在20世纪，也有一位英国逻辑学家图灵被誉为“电子计算机之父”。

在逻辑学之后，莱布尼茨致力的研究目标是形而上学，康德称其为是所有科学和哲学的女王。下面两种说法是被普遍认可的，形而上学是对存在物的探求，形而上学是对世界整体的研究。从词源学上讲，形而上学（metaphysics）意即“物理学之后”，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位弟子在编辑老师遗留下来的著作时命名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字的形容词置于绘画和诗人两字前面时分别译成“形而上”和“玄学派”。在莱布尼茨40岁的时候，他的哲学思想突然变得清晰起来，不仅区分了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还给出了真理的充分理由原则和实体的同一性原则。他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除了逻辑学以外，还包括语言学、物理学、生物学和生理学诸方面的观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由于美因茨选帝侯及其前任首相的先后过世，莱布尼茨失去了经济来源，不得不离开了巴黎。他应下萨克森的腓特烈公爵之邀，北上到汉诺威担任法律顾问兼图书馆馆长，同时为公爵撰写家史。那一年他批评了笛卡尔关于运动规律即力学的描述，成为新的表述方式的创始人，这种新的表述被称为动力学。加上他对原子论和牛顿时空理论等的批驳，堪称那个时代走在前沿的理论物理学家。几年以后，他改进了自己的二进位制理论，提出了位置分析这一拓扑学的基本原理，成为后来非欧几何学的一个重要工具。在语言学方面，如同前文所提到的，莱布尼茨确认，所有命题都是主词—谓词形式；除此以外，他还给出了世人所称的“莱布尼茨法则”，即相同的表达能够相互替换。当然，这又要返回到他的逻辑学命题。

莱布尼茨声称，宇宙是由无数不同程度上与灵魂相像的单子组成的，这种单子是终极的、单纯的、不能扩展的精神实体，是万物的基础，这就是他著名的单子论。这意味着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生物与非生命存在物的区别也是如此。笛卡尔认为，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只有人类拥有意识和理性。对此莱布尼茨并不反对，但他却指出，引发我们行为的因素通常是潜意识，这就意味着我们比自己所想象的更接近于动物。他还相信存在着一种潜意识的精神状态，任何知觉都是由许多人们无法意识到的微知觉组成的。莱布尼茨认为，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单一实体都与其他实体相联系”；同时他又指出，“每个实体都自成一个世界，除了上帝以外不依赖其他任何东西。”

莱布尼茨是个多才多艺的人，除了前面谈到的数学、逻辑学、物理学、语言学以外，他广博的才能还影响到地质学、植物学、法学、历史学、神学等各个领域，甚至对古代中国的历史和宗教也有着深刻的研究，可以说他（先于伏尔泰）是第一个对中国文化真正感兴趣的西方大思想家。莱布尼茨认为古代中国的“礼”、“道”、“太极”等因素构成了支配宇宙的一种精神力量，他对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提出的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可以与基督教相统一的观点十分欣赏，并亲自撰文予以捍卫（可惜他并未指出这一传统的形而上学和儒家学说缺乏严密的逻辑体系）。巧合的是，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之后，让莱布尼茨毕生倾力而为的第三个目标是，他所信奉的路德新教和天主教这两种对立宗教的统一，可惜这一努力注定是徒劳的。

4、德意志民族的崛起

直到17世纪下半叶，英国的科学和德国一样仍比较落后，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1673年，莱布尼茨因为带了一篇论文和一台自制的计算机到伦敦作了不到三个月的旅行，便被英国皇家学会招募为外籍会员；而尽管莱布尼茨在巴黎居留了四年，并在那里完成了主要的数学发现，但是直到1700年，巴黎科学院才选举他为外籍院士（这并非他敌视法国的后果，牛顿也是在那一年才当选）。也正因为落后，才发生了莱布尼茨与牛顿之间所谓发明微积分学的“优先权”之争。由于在这场争论中，法国人始终站在莱布尼茨一边，使他在英伦倍受责难的同时（英国数学界此后中断了一个多世纪的对外学术交流），在欧陆名声大震。

在莱布尼茨之前，已有过四个伟大的德国人，他们是15世纪的活字印刷术发明人谷登堡、版画家丢勒、宗教领袖路德和16世纪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前三位分别是技术革新家、艺术家和宗教改革家，其中丢勒被认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中最有数学天赋的。开普勒虽然从事科学研究，并没有在人文和思想领域产生多大的影响。事实上，由于开普勒长期旅居国外，加上缺乏个人魅力，生前和死后的影响力都非常有限。不仅如此，他的个人生活也极为不幸，第一个妻子和最喜爱的儿子分别死于精神病和天花，他的第二次婚姻更为悲惨。据说他本人去世的时候，正在前往雇主家领取拖欠的薪水途中。我们可以说，是莱布尼茨开启了近代德国的科学和哲学，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难以估量的影响力赋予了大器晚成的德意志民族智力上的自信。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停下来插上几句，远在莱布尼茨降临人世之前，中国已有过不止四位世界级的伟人，比如孔子、老子（他们作为思想家和哲学家获得了最广泛的敬仰）、秦始皇（德意志民族因为缺少此类人物迟迟未能统一）、忽必烈（如果说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是蒙古人的骄傲的话，那么作为定都北京的元朝皇帝的他理应属于中国，就如同希腊人心目中的马其顿英雄亚历山大一样）、蔡伦（造纸术的重要性甚于印刷术或行星运动定律）、李白（其酒神气质和艺术成就均在丢勒之上）。虽然作为个人他们中有的历史地位或知名度超过了莱布尼茨，可是较为单一的成就只能在某个方向树立起一座丰碑，无法引导一个民族向上的智慧。对任何民族来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莱布尼茨都是难以企及的一个人物。  

在世界主要文明中，惟有日耳曼民族的起源不祥，他们确切的史料起始于纪元前半个世纪罗马人的征讨。即便到了16世纪以后，日耳曼人仍是一盘散沙，整个民族处于分裂和混乱之中。虽然罗马皇帝中有几位流淌着日耳曼人的血液，但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德意志人，且因通婚和趣味爱好等原因，在精神上趋同于外族。例如查理五世，他一度拥有欧洲最大君主的气派，可是内心里却把自己看成法兰西人或西班牙人。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北方人大多有了新的信仰，而南方人则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摇摆不定。大约在莱布尼茨步入中年后，普鲁士邦才开始崭露头角，1701年，腓特烈一世就任普鲁士国王并定都柏林（40年后他的孙子腓特烈大帝继位，大大拓展了疆域），日耳曼民族才逐渐变得强大起来（尽管离开德意志的统一仍然十分遥远）。

作为一名全才的科学家、哲学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莱布尼茨理所当然地成为柏林科学院的创立者和首任院长，彼得堡科学院和维也纳科学院也是在他的倡导下成立的，据说他还通过传教士给中国的康熙皇帝写信，建议成立北京科学院。虽说康熙被认为是最有数学头脑的皇帝，他却未予采纳。莱布尼茨充分认识到，学者们各自独立从事研究既浪费了人力又收效甚微，因此他竭力提倡集中各方面的人才。据说为了建立柏林科学院，他通过自己的学生、奥古斯都公爵的女儿对她的丈夫——未来的腓特烈一世施加了影响。很快，柏林科学院便成了欧洲最有影响的四个研究机构之一，它先后吸引了18世纪最杰出的两位科学家——欧拉和拉格朗日。在此以前，莱布尼茨还领衔创办了近代科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拉丁文杂志——《学术纪事》。

诚然，德意志的崛起依赖于普鲁士王国的强盛。但在莱布尼茨逝世后的72年间，德国接连诞生了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与贝多芬同年出生，那年歌德因为没能在莱比锡大学取得法学学位转入斯特拉斯堡大学）、谢林、叔本华等大哲学家，德意志思想界可谓群星璀璨。康德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是一个纯粹的人，把整个生命奉献给了心爱的事业。但康德的哲学在很多方面受到了同胞哲学家沃尔夫的影响，后者是莱布尼茨的得意弟子，师徒俩的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相比之下，德意志在科学方面的兴盛略迟一些，可是，在比黑格尔晚七年出生的数学王子高斯（他承认莱布尼茨在数学上拥有最高的智力）成年之后，世界数学中心也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从巴黎转移到了哥廷根。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中断以外，德国一直是走在世界文明前列的强国。

5、忙忙碌碌的异乡人

在莱布尼茨生活的年代，他被公众看成是一个典型的文艺复兴晚期的人文学者。而他本人则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信所处的世界是所有世界中最好的。尽管如此，莱布尼茨并非全知全能，例如，他一直渴望在文学上取得成功，在整个一生中，他都为自己创作的诗歌（大多用拉丁文写就）感到骄傲，但这只能是一厢情愿。更有甚者，莱布尼茨并没有（像笛卡尔、帕斯卡尔或牛顿那样）完成一部特别为人称道的学术专著，而只是通过笔记、信件和文章留下一些片言只语的思想。这一方面因为他是个业余的学者，仅仅利用闲暇时间钻研学问；另一方面在于（如同罗素分析的那样）其哲学的二重性，即经常用形而上学和逻辑学来表达同一思辩，尽管逻辑学的著作要到他身后两个世纪才出版。

作为一个尚且落后的民族蓦然出现的一位科学和哲学明星，莱布尼茨身上难免沾上一些不大容易被人原谅的陋习，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爱慕虚荣。晚年他一度被五个王室——汉诺威-不伦瑞克、纽伦堡、柏林、维也纳和彼得堡同时雇佣。而他本人也不断提出一些远超出其社会地位的惊人计划。例如，他认为通过引进丝织品的生产，德意志的经济就可能振兴，为此亲自在院子里栽下意大利的桑树种子；他建议在柏林建立一个公共卫生体系、一个火警服务系统；同时，他还指导王宫的花园设计，提议在维也纳修建路灯、国家银行、瘟疫患者隔离病房，以及制订多瑙河河流管理计划；他倡导的研究项目包括在俄国和美洲之间地峡的存在性、斯拉夫人的起源和他们的语言等等。

或许是因为莱布尼茨被形而上学左右了头脑，同时又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讨好权贵等世俗事务上，包括乘坐破旧的四轮马车在欧洲崎岖的山路上奔波，他终生未婚（尽管他与许多皇室女性有密切的关系，并为各国王子和公主穿针引线，同时自称为王位继承人问题专家），就像他所景仰的古代先贤——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海亚姆，他的同代人或智力对手——笛卡尔、帕斯卡尔、斯宾诺莎、牛顿，他的后世同胞——康德、叔本华、尼采那样。虽说对莱布尼茨那样的智者而言，独身生活或许更为快乐。不过我可以推测，他那颗高傲的心必定受到过某一位公主或夫人的伤害。在莱布尼茨年近50岁时，他把自己的生活描述成充满困惑的。传记作者则把他写成是认准了目标以后就不放弃的人，和他通信的对象数以百计，这些信件显示，“他是一位性情急躁但却尽可能快地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知识分子”。

1716年11月14日，一个毫无特殊意味的日子，莱布尼茨在因痛风和胆结石引发的腹绞痛卧床一周后，逝世在他的秘书和马车夫面前。此时他的第二任雇主腓特烈公爵及弟弟奥古斯都（其夫人苏菲是莱布尼茨的崇拜者）已先后过世，奥古斯都的长子乔治·路德维希也因联姻而于两年前继承英国的王位移驾伦敦。而莱布尼茨因为与牛顿之间的“优先权之争”，更由于自己的年迈老朽，并没有能够（像当年美因茨选帝侯访问伦敦那样）随邀前往，他的孤独感日益加深。与此同时，因为莱布尼茨的异乡人身份、时髦而雅致的打扮、频繁而引人嫉妒的国际旅行，他也被那些留在汉诺威的元老和议员同事们憎恨，以至于拒绝出席他的葬礼。莱布尼茨最后下葬在一座极为普通的墓地，如同E·T·贝尔所描绘的，只有他的秘书和挥舞铁铲的工人听到泥土落在棺木上发出的声音。

将近一个世纪以后，拿破仑的军队侵入了德国，在汉诺威皇家图书馆里，法国人发现了大量莱布尼茨遗留下来的手稿，其中就有预备呈献给路易十四的那条征服埃及的锦囊妙计。其时，这项宏伟的计划已在几年前被拿破仑实施，据说他获悉莱布尼茨早就有此想法时非常懊恼。果然不出后者所料，这项意在威胁通往印度的道路、切断大不列颠财路的军事行动在取得短暂胜利之后即以失败告终。不仅如此，埃及的军事失利还直接导致了法军在亚平宁半岛的全线溃败。另一方面，倒是拿破仑手下的几位士兵在亚历山大港附近的罗赛塔偶然发现了一块刻有三种文字的石碑，帮助后来的考古学家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进而揭示出了包含几何学在内的古埃及文明。  

（五）

谢选骏指出：有趣的是，对于莱布尼兹的纪念，首先是在微博上开始的，这也许是网络时代的一个特点。

但是，我发现，各派各处混饭在吃的华人，虽然各为其主，但似乎都有对于名人崇拜，例如，几乎没有一个人，说莱布尼兹一个不字。各种名人都被各种华人偶像化、乌托邦化了，这不仅是原罪的产物，更突出了华人的没有出息、人云亦云。

这就是在莱布尼兹诞生370周年、逝世300周年的时候，所看到的中文媒体。



【077、戊戌过后两年就是灭顶之灾】


（一） 为何戊戌变法、“光绪改革”不能成功？

原因很多，但是没有人注意过：原因之一，就是西太后这个老妖婆，竟然用她公公的“道光”，来延续她继子的“光绪”，这就犯了名讳、乱了伦常。所以老妖婆一死，“大清朝”就变成了“大倾巢”。

倾巢之下，安有完卵？

伪清的覆灭，连带四万万清奴一起受害，迄今百多年了，只有共和，没有团结、没有和平、没有民主，仍未结束社会苦难。

悲哉。

中国亟需改朝换代。

有人询问：

如果光绪“百日维新”改革成功，杀了慈禧，中国会怎样？慈禧被杀，光绪改革成功。中国会如何？ 

如果时光倒流，光绪采用什么策略可以成功变法，进而实现大清富强？ 

有人作答：

变法之前，天平天国和捻军早就被荡平了，彼时兴中会、同盟会、哥老会、洪帮，还是两个受精卵和两个黑帮，更不足论。虽然后人学者论起“同治中兴”都众口一词说它是回光返照，但内乱从剧烈程度上是稳定了的。 

孙中山和梁启超那时都犯一样的毛病，请容许借用一个词来对症，名曰：“革命幼稚病”。两人彼时不是经世之才，可能有一腔热血，根本无法成功。两个人对自己鼓吹的“主义”知之甚少，别说给出一个可行的方案，大概连自己都互相矛盾，不能服人。孙此病后来久病之下，起起落落，折腾不已，大概有所好转趋势。梁因慢性入侵，不见起色。 

“清王朝在入关之后，开放海禁，东南亚贸易联盟就是当时最强大的贸易联盟。同时放手工商业发展，可能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大国。 ”

这个最是糊涂。要数贸易，我们自给自足，最需要的，定数南亚印度的鸦片了，其他种种，彼有我无，如何互通？如今形形色色的关税壁垒，补贴，退税等等手段，只待开发时光机才能如愿。靠经济这条路，不在根上。 

“参照当时诸国情形来看，无外乎资本主义维新和资本主义革命两条道路。但这两者基于的共同前提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缺少群众论。

“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他们不可能也不会帮助中国走上任一条有可能变强的道路。 ”——教科书原解论。

“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国的法律之中从来没有类似“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条例，由“家天下”的儒家思想体系统治的世界不会也不可能去启蒙出来什么保护私人财产的意识。”——想当然论。

还有更为宏观的：

当时的中国，只有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等少数几个人勉强能找出其中的一两项能力。而他们的修养、抱负、经历，以及外部环境又不支持他们做这些。 

晚清的情况，对国家来说，亡了比不亡拖着好。完全亡了，砸烂了旧世界，重新建设更好。 

真要说如果怎么怎么样的话，那么有几个比光绪如果怎么怎么样，看起来更有前途的选择。

一个是咸丰逃到承德的时候，恭亲王在北京在英法的保护下称帝，恭亲王是当时统治者中思想最进步的一部分人。

另外就是东南互保，“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出任总统支撑局面。”如果这里所说的“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真实发生了。

再者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如果他不在军事上和反对派争长短死扣，而是让反政府武装到边远地区去给农民分地，而他则在中东部地区，努力发展工业，给农民提供工厂就业机会，则最后谁更能受农民欢迎则未可知也。而他采取的军事策略，却相反地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 

谢选骏指出：前清太远，看看他说“蒋介石的时代”，竟然不知苏俄对中国的入侵，才是二十世纪的主轴。多么可笑的分析。

由此可知，“为何戊戌变法、光绪改革不能成功”的问题，也需要重新思量。

在我童年的时候，看过《清宫秘史》，因此也有过类似下面这些网民的想法：

光绪这个人，没有领导才能，他自己亲政十二年，一点自己的嫡系都没培养出来，这很要命啊。

要想变法，先抓兵权，要抓兵权，先抓宫权。怎么抓宫权？来点狠的，先找个不长眼的太监，挑个由头，打死完事。这叫立威。你不立威，大家都跑太后那边告密去了。你要觉得残忍，那还是老老实实当傀儡吧。别说杀个太监，肃顺端华，都是正经皇室宗亲，被杀起来有谁可惜他们的，不敢杀太监立威，活该一辈子傀儡。

要做到让太监不敢在宫里玩猫腻才行，不是让光绪上来就拿李莲英开刀，是要让这些人知道皇帝不好糊弄。千万别让太监们产生一种“皇上仁慈，太后心狠，宁开罪皇上不开罪太后”的心理。起码要做到“皇上和太后都不能开罪”，不然没法抓宫权。

珍妃的枕头风听不得，都是卖官的。光绪有点任命的权力，都让珍妃糟践了。

要抓兵权怎么抓，太后尚在，不能说太后任命的我就得撸掉，这做不到。这就得自己多接见，多套近乎拉感情，这就看光绪能耐了，太后再怎么聪明，鉴于是女流，很多人她见不了，近乎话说不了，光绪这点有很好的基础，自己硬是抓不过来，还是没能耐。荣禄这么好的人才，你不笼络，自然跑太后一边，那叫活该。荣禄可不是倭仁那种顽固道学家，新军就是荣禄倡议的，自家的人才不去用，眼里只有康梁，怪不得别人。 

抓兵权就是这洋，你是皇帝，谁抓兵权，就多请他来宫里联络感情，皇帝这么做天经地义，这种事多做几年，自然兵权到手——慈禧作为女流，这方面忌讳比较多。有这么好的优势，最终沦落到要指望一个根本没见过面的袁世凯？ 

一言难尽。

（二）革命无法告别、只能结束

现代中国的流血革命，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戊戌变法开始是“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接着就是人头落地！戊戌变法是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轮回微缩版……

为了结束这样的轮回恶梦，中国需要一次结束革命的革命！

因此我批判李泽厚、刘再复阴险狡猾卑劣无耻地“告别革命”（那不仅是变节逃跑，而且是为虎作伥、为赃款漂白、为杀人犯开脱、为继续的转型犯罪鸣锣开道）——而申明：革命无法用口头来告别、只能用法律来结束。

网文《退休人眼中邓相超 血腥数字背后惨剧重演》说20年前的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修订了“国家”《刑法》，取消了反革命罪，这是中国法制建设的巨大进步，是人权的进步。它标志着把被文革剥夺的反对权利归还给了咱们百姓。莫小看这个反对权利，它是维护我们基本自由权利的第一步。这个修订说明，虽然我们是小百姓，我们也有反对的权利。道理很简单，一个人，一个团体有被拥护的权利，也有不被拥护甚至反对的权利。它就像你有爱吃烙饼卷大葱的权利，而我不爱吃却没有权利剥夺你爱吃的权利一样。一句话，拥护或反对某一事物是咱们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前提是，不得使用暴力或干涉他人利益、自由。你干涉，你违法，我就有捍卫自己权利的自由。

而今发生在邓相超教授身上的事情，却不幸证明了，上述法制的进步意义还不被人所认知。一些人依然在醉生梦死中唠叨着“谁反对XXX就砸烂谁的狗头”等红卫兵战歌同一个味道的货色。文革逆流中痴迷于此是糊涂被利用，今天再犯混就是违法了：你凭什么剥夺我反对的权利？国家都赋予我有不同意的权利、有反对的权利，你凭啥知法犯法？

对于那些情绪暴戾，不允许别人说话的人，我要说一句：你们今天叫喊的，就是当年老舍被逼投水自杀时的恐怖吼声一样；也和当年揪斗彭德怀元帅（视频）并拳打脚踢时红卫兵纳粹呼喊的口号一样；北京平谷、湖南道县的对平民大屠杀，都是呼喊着和你们今天一样的口号对平民挥起屠刀的。不要对用纳粹一词不满，试问1966年8月红色风暴开始一个多月，北京市就打死老师一千七百多人！

我和邓教授素昧平生，还是你们某些人的暴虐让我第一次知道了邓教授名字。我也和你们跪拜的神龛无冤无仇。文革中我家直系亲属没有任何人受到冲击，因此我认为我的认知和判断是公正的！我个人不反对你们的跪拜，但我忘不了文革对我们中华民族、对六、七亿同胞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我有权控诉那个非人岁月。今天60岁以上的人，只要没有患历史健忘症，没有患老年甚至不老也痴呆症的人，谁能忘掉文革暴虐到底害死了多少人？1984年，中共中央经过全面调查、核实、统计的文革十年的血腥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这个数字在百度一下即知。

这血腥的数字背后的惨剧，你们希望重演吗？

有人说邓在辱骂谁谁，我没看到，因为邓教授的阐述里没有一个脏字，所说都是事实，都没有越出中央关于若干历史决议的框架，更是我们亲历过的事实。说明邓教授有良知，他不信神鬼，只有文革岁月的血流成河、累累白骨让他没齿难忘。我相信我和邓教授有一个共同点：分外珍惜今天的改革开放伟大成果，因为珍惜，才不断提示人们，不要忘记温总理所说，警惕文革祸水卷土重来；更难忘胡锦涛所说：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我所以开头用刑法修订事，就在于告诉善良的山东人民：今天你们用野蛮剥夺邓教授反对的权利。明天，当呼格、聂树斌、雷洋的事在你们头上重演时，你们还不如老鼠，连“吱”一声的权利都没有了！

看到有人对邓教授推搡、动粗，我愤怒并谴责。我也领教过类似痴呆儿：几年前，一个白发老者看了我博客，气汹汹“要来西安教训你这个反动分子”，我笑呵呵回应：您进过局子吗？若有，欢迎；若没有就算啦，您不是对手，您没资格呐！话到此则需明确：我就是西安一个刚退休的工人，有人欲讲理我欢迎，不带脏字咱讲三五天，十天半月，我不怵；但若是动粗，我也奉陪：你推搡我一下，我还你一个嘴巴；你踢我一脚，我给你一刀，但肯定不会致命，请放心！

任何思想交锋都需在法制前提下，方为文明社会守法公民。希望在宣泄自己奴性跪拜心理、快感时，也懂得尊重他人不下跪的权利。

重申：本人在网络一贯用实名。但今天我不留姓名，是不想给粗野没教养的愚民排泄垃圾提供场所。你文明，我欢迎，联系不难；你没教养，就留着自便吧！好自为之！此致！ 西安一退休工人 2017.1.8

……

对于此文，“网名”如此议论：

1

西安的网友请查一查：西安哪个精神病医院走失了一个病人……

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民主运动。一些人，怀着食古不化的脑子，自认为是精英，自以为是，本来就是雪做的人，却要对着太阳狂叫，对着伟人、和他的人民胡言乱语，其结果必须像污泥浊水被有眼光、有觉悟的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我要说李泽厚、刘再复阴险狡猾？因为上述“网名”的攻击再次证明：革命无法用口头来告别、只能用法律来结束。为了结束中国迄今为止长达一百二十年的流血革命，还需要一次“最后的革命”，那就是“结束革命的革命”、中国的光荣革命，并且由此建立现代社会的基础——宪政。

现代中国的流血革命，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戊戌变法开始是“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接着就是人头落地！戊戌变法是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轮回微缩版……

为了结束这样的轮回恶梦，中国需要一次结束革命的革命！

因此我批判李泽厚、刘再复阴险狡猾卑劣无耻地“告别革命”（那不仅是变节逃跑，而且是为虎作伥、为赃款漂白、为杀人犯开脱、为继续的转型犯罪鸣锣开道）——而申明：革命无法用口头来告别、只能用法律来结束。

（三）中国需要一场“结束革命”的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2011年我们纪念，回首百年风云，我发现国人对于“革命”一词的误解很深，几乎达到了南辕北辙的程度，所以有人才会喋喋不休要“告别革命”。

“革命”的本意是“复古之正”、恢复正常，中国古经《周易》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革命”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指“鼎革天命”，也就是“恢复政治合法性”。例如：商汤推翻暴君夏桀的行为称为“汤武革命”。周武王推翻暴君商纣也是如此的革命。而秦始皇及其以后的改朝换代则很少被称为革命，因为那都不具有正当性。

在近代，汉字文化圈（包括日本）用“革命”一词来翻译欧洲语言中的“revolution”一词。

考“revolution”一词，本意为运行、公转、天体运行、环绕中心点的旋转。由此可见，革命不是制造非常，而是恢复正常；革命不是造反有理，而是拨乱反正；革命不是抢劫、绑架、谋杀、颠覆；而是物归原主、伸张正义。

中国古意的“革命”与欧洲意义的“revolution”是一致的，但中国现代的革命与此相反。中国现代的革命是变态的，革命成了造反、作乱，成了抢劫、绑架、谋杀、颠覆；“革命者”成了从事抢劫、绑架、谋杀、颠覆的罪犯。

英国革命的理由是英国国王破坏了古代的契约，革命是为了恢复契约。

美国革命的理由是英国国会违反了他自己制定的“纳税者有选举权”的法律，革命是为了恢复这一权利。

但是中国的现代革命呢？完全是东施效颦、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企图一刀切断中国的传统。

根据对于“革命”正解，我们现在来看辛亥革命，可以三七开。

也就是说，辛亥革命有两个方面是合理合法的，还有一个方面是无理非法的。

辛亥革命合理合法的两个方面：

其一，辛亥革命推翻旗人的“先锋队专政”做得对。因为八旗对中国的暴力征服是建立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的种族灭绝的政策之上的，和日本侵华的“南京大屠杀”、苏联侵华的“土改镇反”一样，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旗人的残暴统治无理非法，必须终止。推翻旗人专政，就是恢复多数人统治。

其二，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做得对。因为帝制是建立在秦始皇野蛮的愚民政策和弱民政策的基础之上的，到了元明清时期更是恶性膨胀。结束帝制，就是恢复古代的文明、恢复政治的制衡。

辛亥革命无理非法的一个方面：

辛亥革命的“共和”只是造成了军事独裁，做得不对。

辛亥革命使得中国“天地君亲师 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给破坏了，三纲五常的倒塌使得中国社会的结构趋于瓦解，在这个瓦解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只能是军阀、土匪、流氓无产者建立的“国家”，再也无法维持一个文明的、有理的、合法的秩序，结果中国的野蛮状态日甚一日。

袁世凯假装要恢复“天地君亲师”，实际上是自己想做皇帝、当屠夫。

蒋介石假装要恢复“仁义礼智信”，实际上是自己想通过共和来实行独裁，后来还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做了袁世凯都没有做的“篡逆”之事。

毛泽东假装“要和一切传统实行做彻底的决裂”，却大搞宫廷政治、阴谋窃取了皇帝的强盗权力，做了蒋介石都没有做的“荒淫”之事。

邓小平以下，不说也罢。

这就是辛亥革命的无理非法的一面所造成的“日益野蛮状态”。要结束中国的野蛮状态，恢复文明、有理、合法的秩序，就应该首先恢复全体中国居民的权利，恢复“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的传统。

这样悲惨的“百年乱局”要求我们：需要恢复“革命”的正当意义，共同努力，从“两个中国”的阴影下走出来，不再充当“两个中国”的分裂工具，为实现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内在的中国、一个君主立宪的中国、一个自行生长而不是东施效颦的中国，再奋斗一百年！

现在的中国，分裂、动荡，就像一个依然躺在百年革命的手术台上的病人——我们需要为中国结束这个长期手术，为中国缝合伤口。为此，我们需要一次“最后的革命”，一场“结束革命”的革命。

中国的“最后革命”，就像英国的“光荣革命”，将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宪政，将给中国带来一个长治久安的盛世，将给中国带来一个超越盛唐的黄金时代。

谢选骏指出：戊戌过后两年就是灭顶之灾——

1838年戊戌过后两年——1840年鸦片战争

1898年戊戌过后两年——1900年八国联军

1958年戊戌过后两年——1960年三年饥荒

2018年戊戌过后两年——2020年？？？？

让我们拭目以待2020年，但愿这次是一个例外！

（2018/09/01 发表）



【078、西湖大学是文化北伐的黄埔军校】


《创民办研究型大学先河，争世界一流不靠复制》（2018年10月21日 转载澎湃新闻记者贺梨萍）报道：

10月2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成立大会在浙江杭州举行。

成立大会现场，全国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宣读教育部贺辞，教育部对西湖大学的正式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和美好的祝愿。贺辞指出，西湖大学的创办，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之先河，对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创新具有重要意义。韩启德、袁家军、杜玉波、杨振宁、施一公共同为西湖大学揭牌。5名诺贝尔奖得主、70余位国内外校长及代表、近百位捐赠人出席。

在距离会场10余公里之外的西湖区三墩镇，西湖大学的主校区——云谷校区尚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2018年4月3日，该主校区正式开工建设。根据建设进度，2021年底云谷校区要完成交付。这片面积近1500亩的土地上，3年后计划有1200名博士研究生到来，8年后则有5000人，包括2000名本科生。

这座由全球建筑设计排名前50强的HENN德国海茵建筑设计的校区，核心是一个特别的“学术环”：核心建筑间互相连接。这个“学术环”的寓意是促进学科交叉融合，而这正承载了西湖大学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的梦想。

实际上，从构想到获批落地，西湖大学的仅花了3年时间，一路绿灯，“奔跑”向前。2015年3月11日，施一公领衔，与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王坚等7人正式向国家领导人提交了《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建议》，并获得批示支持。2018年4月2日，教育部官网公布西湖大学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由施一公出任西湖大学校长（代）一职。

而在距离会场20余公里外的西湖区石龙山街18号，西湖大学云栖校区（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下称“高研院”）则已承担教学任务超过1年半时间。2017年3月19日，高研院位于杭州市云栖小镇的约10万平米院址正式启用，首批教职员工入驻。截至目前，已有近70名科学家有意愿前往这里开启研究和教学生涯，总计139名“西湖一期”、“西湖二期”博士研究生完成入学。

按照施一公等人的愿景，这所通过民间筹资建校，以博士研究生培养为起点，定位于“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 的大学，“15年之后就将比肩世界一流大学”。

西湖大学被认为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科研教育体制机制”的一次尝试。2017年6月，刚过50岁生日的施一公撰文《梦想开始的地方——写于西湖高等研究院第四批学术人才招聘之际》称，民办大学的优势“在于机制灵活多样、便于轻装前行”，未来可以成为中国科技教育改革的试点，探索出的改革成功经验也可进一步拓展到公立大学。

4月16日，西湖大学在杭州召开了西湖大学创校校董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西湖大学第一届校董会成员。韩启德等21位候选人为西湖大学首届校董会成员，由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担任校董会主席，现年96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担任校董会名誉主席。经校董会投票表决，施一公当选为西湖大学首任校长。

根据《西湖大学章程》，西湖大学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钱颖一在创校校董会第一次会议致辞中提出三条建议：以制度为基础按规则办事；给校长最大的治校空间；给教师最大的治学自由。

杨振宁在2017年12月10日高研院成立大会上寄语，“假如我要是年轻的话，我肯定会参加他们的队伍。现在年纪大了，只能祝贺他们大大的成功，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科技研究事业，做出好的贡献。”

“在中国，民办高等教育近年来蓬勃发展，但目前主要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还未曾在前沿科学研究和高技术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尝试。”施一公曾表示，“这个空白需要一代人携手迈出第一步去填补！”

知名学者倡议办学

西湖大学的备受瞩目，在于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化、世界级、研究型的民办大学。

这样一所大学的蓝图，在几年之前，一批知名学者就已经开始酝酿。2015年3月11日，施一公领衔，与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王坚等7人正式向国家领导人提交了《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建议》，并获得批示支持。这是西湖大学最为关键的第一步。

在上述7人中，施一公作为知名的结构生物学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0年，位及讲席教授之后于2008年选择全职回到清华大学。201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5年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和施一公类似，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陈十一，中科大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潘建伟，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饶毅，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钱颖一等人，均有多年的海外求学、任教经历。

时间拨回到施一公刚刚回国之际，西湖大学的“种子”或已在其心中萌芽。2008年4月，施一公和他相识多年的好友饶毅共同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靠什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清华大学官网当时也对该文章进行了转载。

施一公和饶毅在文章中提到，无论清华，还是北大，虽然有出色的本科生并在某些学科取得了突破并达到世界领先，但都不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国没有一支强大的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授队伍，而且支持世界一流教授队伍的体制及政策尚待完善。

文章进一步提出，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依照国际标准，而不是国内标准”。他们认为，所有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授队伍，二是有一套支持教授队伍培养人才、进行尖端科学研究的体制及政策（即所谓软环境）。

施一公和饶毅建议，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应该重点引进一批在研究领域领先的世界著名大学的一流正教授，使其全职全时回国工作，让他们在国内一流大学全面发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领军作用。

这也直接推动了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标志着“国字号”人才工程付诸实施，成为中国迄今为止最高层次的海外人才引进计划。

开眼看过世界的这批海外学者致力于将他们学习、工作过的世界顶级学府在中国落地。

施一公在2017年12月10日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西湖大学前身、筹办主体）成立大会致辞中表示，“2015年5月起，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王坚，和我，与数千名专家和众多科教工作者一起，集思广益，希望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创建一所民办的、研究型的、有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的小型综合大学”。

施一公同时提到，改革开放以来，近五百万留学生迈出国门，其中两百多万已经学成回国。他们在中国长大、从小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深受人民的恩泽；他们怀抱科教兴国的梦想、立誓用自己所长报效祖国和人民，而创建一所世界一流的民办大学正是这一群人和国内万千同道实现这一梦想的途径。

选择西子湖畔、获政府大力支持

西湖大学和杭州又是如何结缘？

前述向国家领导人提交《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建议》的7人之一、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从中或发挥了“牵线”作用。

杭州市西湖区从王坚处了解到提交上述建议的情况后，抢抓机遇，积极对接，西湖区委主要领导赶赴北京登门拜访，并邀请施一公等人前来西湖区考察。同时，杭州相关部门主动前往北京上门对接。

最终，在经过相关会议及实地考察之后，杭州从深圳、上海等众多候选城市中脱颖而出。

2015年6月，《筹建西湖大学（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西湖大学”这一名称正式问世，政府支持政策正式启动。随后的2015年7月，杭州市政府建立“推进西湖大学（筹）项目联络对接工作领导小组”。 同期，施一公等7位发起人成立了“西湖大学筹办委员会”，作为主体负责西湖大学筹建申报工作。

当年7月，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下称“西湖基金会”）也迅速成立。西湖基金会作为西湖大学的举办方和西湖大学捐赠基金的筹资主体，经浙江省民政厅批准，为非公募基金会。西湖基金会理事会由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陈越光、甘中学、赵伟以等人构成。刘旻昊担任西湖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2015年12月，西湖基金会注册成立了民办非企业性质的“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即西湖大学前身和办学依托主体。高研院由饶毅担任法人，下设生物学研究所、基础医学研究所、理学研究所、前沿技术研究所，分别由施一公、饶毅、潘建伟和陈十一负责领衔。

2016年12月10日，作为西湖大学云栖校区的高研院正式挂牌，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车俊揭牌，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赵一德致词。同时，浙江省向清华大学发出邀请、经清华大学同意、报教育部批准，彼时仍是清华大学副校长的施一公出任高研院院长，时任浙江省副省长郑继伟向施一公颁发聘书。

2017年8月1日，浙江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筹建西湖大学。同年8月4日“西湖大学”（筹）注册成立，并全力组织开展向教育部的申报工作。同年9月1日，浙江省政府正式向教育部行文商请设立西湖大学。

在西湖大学尚申报过程中，杭州市政府已先行在土地、资金等方面开起绿灯。

西湖区通过腾笼换鸟，整体收购原宏迪产业园并进行提升改造，为西湖大学云栖校区高研院提供了10万平方米、约130个独立实验室的免费办公用房。2017年3月19日，高研院位于杭州市云栖小镇的约10万平米院址正式启用，首批教职员工入驻。

此外，对于西湖大学主校区云谷校区，西湖区在完成双桥区块内所有建筑物拆除工作和校园建设立项可研阶段全部工作后移交校方。随后在国家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创造性破解国有资产转移的条件制约，西湖区将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等国有资产、土地要素无偿划拨至西湖大学（筹）名下。

云谷校区一期用地面积约1495亩，首期建设用地635亩，首期校舍建筑面积约36.8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2018年4月3日，云谷校区正式开工建设，预计于2021年底完工并交付使用。

对于土地方面的政策支持，2016年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被认为也恰好为西湖大学带来了东风。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了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公立学校在多方面享有同等待遇。

在2017年6月的第四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上，施一公曾表示，“这意味着土地可以由地方政府划拨，校园建设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科研经费也可以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

对于政府的无偿赠地，西湖大学副校长许田曾如此表示，“西湖大学可以说世界上最漂亮的校园，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在她们的建设过程中，都不是政府重点支持的，没有那么多钱一下子完成校园建设，她慢慢赚钱，地一块一块买、楼一幢一幢建，不能像西湖大学这样整个一次性地最合理地规划设计出最漂亮的校园。”

土地之外，政府还为西湖大学投入了巨额资金支持。就在高研院成立大会上，由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和饶毅4位教授领衔的团队作为“杭州市顶尖人才和团队重大项目”，和西湖区政府正式签订协议，4个项目各获得由杭州市提供的1亿元资助经费，用于一流人才引进和尖端科学研究。这被认为是杭州市人才项目“一事一议”的首例成功实践。

杭州市大力支持西湖大学的背后，是希望打造学术方面的“双子星”城市名片。西湖大学与浙江大学临街相望、竞合发展，民办与公办优势互补，“小而精”与“综合性”各有所长，杭州市政府认为“具备在科创大走廊核心区建成‘双子星’名校的充分潜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8年1月26日《浙江日报》发布的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摘要中，约8000余字则有两次提到了西湖大学，并将“高水平建设西湖大学”作为2018年浙江省重大战略举措。

从浙江省政府正式向教育部行文商请设立西湖大学到正式公布获批，时间跨度仅7个月。2018年4月2日，教育部官网公布西湖大学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由施一公出任西湖大学校长（代）一职。

值得一提的是，施一公本人也和杭州有着很深的缘分。据施一公描述，施一公的爷爷施平出生于云南省大姚县，就读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在那里与施一公的奶奶杨琳相爱并结婚。1935年1月5日，施一公的父亲在杭州出生，为纪念和怀念产后18天即牺牲的奶奶，施一公父亲遂起名为施怀琳。

民间资本建校，筹款总额逾23亿元

作为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之“新”最重要体现在由基金会筹集社会资源的办学模式。

西湖大学此举也是借鉴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美国顶尖私立大学的筹资模式。这些私立大学一般由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而以校友捐赠为主的社会捐赠是这些基金会重要的资金来源。同时，政府也会给予支持为这些私立大学提供大量科研经费。

这一模式被认为有利于保证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在前述第四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上，施一公指出，和公立大学不同，未来西湖大学所有教师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包括退休金、对子女教育的支持计划均来自西湖基金会。

据西湖基金会2016-2017年报，2016 年基金会共与 12 位捐赠人签订协议，金额超过4 亿元人民币，实际到账金额为接近2000 万人民币。其中，在2016 年高研院成立仪式上，首批6 位创始捐赠人（捐赠资金在1亿人民币及以上）公开认捐。该6人分别为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642）董事长王东辉、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北极光创投创始人邓峰、创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300451）董事长葛航、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00252）董事长黄昌华、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值得一提的是，施一公等人组成的“化缘分队”登门拜访的第一位创始人则是王东辉，而王东辉和施一公也是“旧识”。

2016年1月5日，荣之联与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馆举行生物云学术交流活动。双方还合作成立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云实验室，荣之联公司董事长王东辉先生以个人名义，向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捐赠了价值1000万元的高性能计算设备，用于实验室冷冻电镜及其他生物计算相关的科学研究。施一公为王东辉颁发了生物云实验室荣誉学术顾问证书。

2016年7月22日，清华大学新闻网于发布的“施一公研究组在《科学》背靠背发表两篇论文”新闻稿中，还特别致谢了王东辉的支持。刘旻昊曾对媒体表示，在施一公等人拜访的次日，王东辉便承诺捐赠西湖大学。

上述6位创始人开创局面之后，随着西湖大学的筹建加快发展，2017 年，西湖基金会继续开拓募捐渠道。截至2017 年底，西湖基金会协议筹款总额共约23 亿元，实际到账近8 亿元。共与50 位捐赠人签订捐赠协议，其中21 位为协议金额超过1 亿元的创始捐赠人。

西湖基金会2016-2017年报还显示，从地域分布上来看，基金会2016 年度的12 位捐赠人只限北京和江浙两个地区。到2017 年底，50 位签订协议的捐赠人分布于江浙沪（18人）、北京（13人）、河南（7人）、香港（3人）、深圳（5人）、其他地区（4人）。其中，西湖基金会称，未来基金会会在全国范围内开拓筹资渠道，同时加强面向海外地区的筹资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西湖大学的捐赠人，“河南帮”格外引人注目。施一公在第二十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作报告时曾透露，截至2018年5月中旬，西湖大学有28位创始捐赠人，其中9位来自河南。

外界将之和施一公本人联系起来。1967年5月5日，施一公出生于中国河南郑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9年，父母被下放到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汝南县小郭庄劳动时，施一公也和他们一起住进了当地的牛棚。在驻马店度过11年的施一公曾表示，“我的家乡就是驻马店”。施一公直到1985年才真正离开河南、被保送进清华大学生物系，成为清华生物系复系之后的第一届本科生。

2018年6月4日下午，施一公曾回到驻马店，在驻马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姚新文的陪同下，拜访西湖大学荣誉校董、鹏宇集团董事长朱新红并走访了鹏宇集团。施一公当时表示，“非常感谢新红对西湖大学的捐赠，我非常感动，对外面说是我驻马店的兄弟捐了1亿元。像新红这样对教育这么热心、有大情怀的企业家不多见。比新红有钱的人很多，但是他们真正投入到教育上的钱却非常少。所以很感谢新红，有同乡之谊，更有兄弟之情。”

另一位同样从驻马店出来、施一公的中学校友、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也是西湖大学的创始捐赠人、校董。

60余位海外科学家归国加盟西湖大学

西湖大学将坚持“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办学定位，以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生物学、基础医学、理学、前沿技术四个研究所为基础，计划组建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含生物学和基础医学）、理学院、工学院。

校区建设的同时，吸引顶级学术人才是西湖大学的同等大事。2016年7月开始，西湖大学面向全球开展学术人才招聘。截至2018年7月，西湖大学共收到来自全世界约五千份申请，其中95%以上来自海外，择优面试了227位，给出了89个正式教职邀约，67位科学家已经签约加盟西湖大学。

这批西湖大学的创校教师，分布在数学、物理、化学、工程、信息、生物、基础医学等学科，在各自研究领域拥有世界领先水平；他们在10月20日也正式成为西湖大学理学院、工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的奠基教授。

在于9月8日举行的“2018南京市长国际咨询会议”上，施一公透露，他希望，西湖大学10年以后的教师人数不超过300，但10年后的教师质量，不亚于世界顶尖大学。

除授课教师，西湖大学共有30余名的PI（Principle Investigator），即独立实验室负责人。目前公开的西湖大学PI中共有33人，年龄分布在1970年至1988年之间，其中80后26人，年龄最小仅的30岁。他们大多拥有国际顶尖高校的留学或研究经历。

按照规划，2017年至2021年为西湖大学初创期，无本科生招生计划，全日制在校生规模为1220人；预计2023年开始招收和培养本科生；到发展期2026年，预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5000人，其中研究生3000人、本科生2000人，师资队伍（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规模达到300人。

对这些从海外顶级高校招聘过来的科学教，西湖大学将参照国际一流大学相应职位，根据具体情况，为入选者提供有国际竞争力的、能够使其安心学术的协议薪酬和福利待遇。对于已获得国际一流大学教职职位的申请人，将提供同样或更优越的薪酬福利待遇。并且参照国际一流大学相应职位提供充足的科研启动经费；同时，将视引进人才的实际科研工作需要，在实验室空间、团队配备、博士生招生指标等方面给予充分支持。

同时，西湖大学将协助解决住房问题, 或提供相应的住房补贴，为引进人才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购买高端商业医疗保险，协助解决子女入学入托问题等。 

在西湖大学的构想中，这些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将在国内获得更好的学术环境。在9月6日于复旦大学举行的“西湖大学2019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宣讲会”上，西湖大学副校长许田表示，“人是最核心的。”至于这些科学家如何和西湖大学互相成就，将西湖大学在短时间内打造成世界一流大学，许田说，“我们不会来复制耶鲁大学，耶鲁大学发展300多年了，你怎么可能说在短时期内复制一个做成世界一流？”

许田认为，“一流的人”加上“一流的平台”将成为西湖大学未来的利器。“耶鲁教授都是自己在那单干，多学科交叉就很难，这也是美国的普遍模式。我们会建20多个世界一流的平台，然后整合资源，来多学科交叉来促进。你们想要做的、以前没有办法来整合的，可以在西湖大学这个地方做到，哈佛也有做不到的地方，我们可以做到。”

基于上述想法，西湖大学在建的云谷校区将有一个独特的“学术环”天桥。学术环将把所有不同的研究教学大楼连起来，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旧的学校这样做太难了，新学校可以，我们学校整个校园设计都是学术环连起来，让搞计算机的人中午吃饭没有办法，肯定要碰到搞数学的人。”许田如此描绘学术环设计未来的意义。

西湖大学的授课教师也将与众不同。许田提到，“我们的课会要求除了自己的这门课，还要给其他学科去开课，开出来其他学科学生也要能够听懂。 这样的话，多学科培养出来的学生当然优秀。但听得懂还不是我们的唯一的要求，我还要想办法让他们感兴趣，这个才是最厉害的。”

截至目前，19名“西湖一期”博士研究生、120名“西湖二期”博士研究生均于2017年秋季和2018年秋季入学。目前，西湖大学主要经教育部批准，和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共同实施“跨学科联合培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项目。博士研究生的基础课和大部分专业课，在联合培养的复旦大学或浙江大学进行学习，学术科研活动则在西湖大学展开。毕业授予复旦大学或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西湖大学尚在“积极申请” 博士学位授予权。

《西湖大学成立 习近平出奇冷谈》（2018年10月21日 顾楷）报道：

中国大学早就论为培养贪官的摇篮，以科研为名捞钱的衙门。西湖大学是有志于教育的老板出钱，本来就不求赚钱，一心发展科技的大学，是中国科技的希望。

政府方面却非常微妙，成立大会没有任何重量级人物到场。虽然是在习近平龙潜之地的浙江，习近平连封贺电都不发，出奇冷淡。引发疑虑。

谢选骏指出：引发疑虑实属正常，因为西湖大学自称黄埔，实际就是“文化北伐的黄埔军校”了。这样发展下去，要不了几年，等它羽翼丰满之后，新思维培养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输入大陆社会，北伐的百年大业（1927—2027年）就可能大功告成了。如果真能那样，北朝就会岌岌可危，中国的百年内战也许可能告一段落了。甚至中国文明能在南宋的废墟上死灰复燃、重振旗鼓，荡平野蛮千年的幽燕之地；进而北伐蒙古，深入西伯利亚矣。



【079、先富先完蛋的共产党中国】


《中国第一批百万富翁，如今过得还好吗？》（ELLEMEN睿士 2020-09-17）报道：

电影《老兽》里有这么一个镜头，男主角老杨和老友站在烂尾楼里撒尿，一阵畅快后透过空空的窗子，指着对面的楼盘，说了一句“看，那儿有我的项目”，曾经豪情万丈的“老兽”，如今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指点江山”。

1993年10月11日的《文汇报》曾经刊文：国家工商局通过调查,中国私营企业中百万富翁已有近500名——他们就是中国第一批百万富翁。这些人里有的和“老兽”一样，财富与地位随着时代的顺风车一夜剧增，还没等到尘埃落定，尊严和金钱又被时代的风云卷走得一干二净；有的人红极一时，最后又消失在公众视线，不变的是用自己的方式维系着体面；还有的人一袭白衣，飘飘成仙。

2020年6月底，由于拖欠供应商56.31万元货款，力帆股份被供应商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颇为戏剧的是，这56.31万差不多是力帆创始人尹明善在30多年前赚的第一桶金。

1938年，尹明善出生在重庆涪陵新妙镇的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家道殷实。地主家庭的出身，曾经让尹明善衣食无忧，也让他从12岁开始便与母亲住到了山上的破旧茅棚里，生活的变故让尹明善辍学经商。

凭着借来的5角钱，尹明善贩起了针线，当时在重庆城里的批发市场上，1分钱可以买5根针，拿到涪陵老家乡下，按1分钱1根卖，价格翻了5倍。在起早贪黑穿梭在重庆到涪陵的过程中，尹明善结识了一位和自己一样走村串巷的小伙子，不同的是这个小伙子是从涪陵乡下收鸡蛋去重庆城里卖，于是尹明善想到把卖针线的钱交给小伙子，让他多收鸡蛋，等卖掉鸡蛋后再把钱交给自己去多进针线，这样一来尹明善可以流转的现金比从前多了一倍——这便是资金拆借的雏形。

1952年，有了些积蓄的尹明善安顿好了母亲，只身一人逆江而上来到重庆，通过公开招生考试考取了重庆一中的奖学金名额。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这个世上可能会多一个数学家，福布斯排行榜上也会少一个富豪，高一上学期尹明善便自修完了高中阶段所有数学课程，下学期学完了大学数学专业的全部课程，高二的时候尹明善甚至解答出了国内顶级数学刊物上的难题。

正当尹明善准备参加高考时，因为出身问题，他被踢出学校。不但与大学无缘，他还被送进重庆合成化工厂进行劳动改造，这一改造便是二十年。人生最好的二十年，尹明善没有完成资本的积累，却完成了知识的积累，曾经是学校文艺骨干的他用教唱歌作为条件从邻门的红卫兵那里要了一板车的英文原著，而他的老师就是一本英文字典和一位经济学教授。

命运让尹明善成了《活着》的男主，他却硬生生地把自己变成了《基督山伯爵》的男主。20年的时间，尹明善的英文水平已经达到了顶尖英文编辑水平。平反之后，尹明善做过英文翻译、电大老师，还在重庆出版社当了编辑，后来做到了副社长的位置。1985年，感觉无法施展拳脚的尹明善决定下海，创办了重庆长江书刊公司，这个时候他已经47岁了。

尹明善创办的这个出版社很少有人听说，不过它却策划出版了一本家喻户晓的书册——堪称80后梦魇却又受用一生的《庞中华钢笔字帖》。之后通过出版发行量超过千万册的《中学生一角钱丛书》，尹明善积累起了人生第一桶金，短短三年便成为了重庆最大的民营书商。

出版业的平台承载不了迟到了二十年的雄心，1991年尹明善把仓库里的库存书都卖给了回收站，退出了出版业，他把眼光投向了摩托车，这个像他曾经贩卖的针线一般，连接着立体山城每一个角落的交通工具。1992年春节，因为彼此妻子是亲戚的缘故，日后成为中国摩托车行业两大巨头的尹明善和左宗申见了面，谈到摩托车发动机的两人一拍即合。半年后，在“嘉陵”和“建设”当时两大摩托霸主的后花园，“重庆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挂牌成立。

一开始尹明善仅仅是从老牌巨头那里买来零件组装整车，赚取差价，后来自己开始联系配件厂家模仿生产部分配件，年利润达到了500万。毕竟是顶着研究所的牌子，尹明善组建了研究团队，开始进军研发领域，他的工程师花了两年时间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100毫升4冲程摩托发动机，一台发动机利润200元，每年能卖8万台。之后的100毫升电启动摩托车发动机又让他赚了一千多万，110毫升立式发动机更是让他赚了一个亿，这一年尹明善59岁。

2000年，尹明善把轰达更名为力帆，也是在这一年，尹明善用5580万元的高价收购了重庆寰岛足球俱乐部，在之后的17年时间里，他在这支球队身上花了8个亿。还是在这一年，尹明善以5.5亿元净资产第一次登上了福布斯50位中国富豪排行榜——翻篇的二十一世纪对尹明善而言似乎是那么美好。

2003年后，尹明善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步入省部级高官行列的民营企业家，两年后力帆集团以年销售额73亿第一次坐上了中国摩托车行业头把交椅。

两任总理的公开褒奖让他成为红顶商人的代名词，当时尹明善的名片上有四个头衔，依次是：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重庆工商联会长、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2007年，他更是成为了全国工商联副会长，尽管已经多次进入福布斯富豪榜，但这一刻他才是真正来到了人生的顶峰。

弃书从摩让尹明善成为了人生赢家，转型汽车行业却没有再次成为这位围棋爱好者的妙手。

同样是做摩托车起家，如今俨然是汽车教父的吉利创始人李书福曾说过，“汽车有啥了不起，不就是四个轮子、两部沙发加一个铁壳吗？”——尹明善也是这样想的。

2003年，力帆收购了重庆专用汽车制造厂80%的股份，拿到了汽车行业的入场券，并更名为重庆力帆汽车有限公司。三年后，第一辆力帆汽车力帆520在全球同步上市。利用力帆摩托车打下的海外市场和渠道，尹明善很快便与俄罗斯、尼日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签下了力帆520的销售订单。2010年，力帆登陆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国内首家A股上市的整车民营企业，不过上交所敲响的钟声，与其说是庆祝72岁的尹明善成为重庆首富，不如说是给后十年的下滑敲响了警钟。

年逾古稀的尹明善似乎没有耐心再来二十年厚积薄发，他没有选择弯道超车，而是选择复制粘贴的快捷键，或山寨或参考或借鉴国外的成熟车型，比亚迪一年研发花费近50亿，力帆的研发经费从没有超过10亿，2016年，在汽车之家发布的《中国乘用车市场整车质量表现研究报告》中，力帆汽车以658.2的故障系数排名榜单倒数第四。

钱用到哪了？老爷子的思想与时俱进，不仅建立了地产公司，他还入股安诚保险，参股重庆银行、光大银行，在上海自贸区成立汽车融资租赁公司，以及在重庆成立大集团财务公司，甚至想争夺重庆的民营银行牌照——他要建立自己的金融王国，毕竟50多年前他就懂得运用融资和杠杆来做生意。但是房地产面临调控，小贷金融的连锁次贷烂账让力帆的资金链吃紧，2016年力帆汽车的“骗保事件”，更是雪上加霜。

2017年尹明善把力帆足球俱乐部卖给了当代集团，这一年转手的不仅仅是尹明善的足球队，还有力帆董事长的位置，70后牟刚成为了力帆新的掌门人，尹明善退居幕后。

选择职业经理人接班实属无奈，尹明善的儿子尹喜地爱车但不爱造车，对家族产业毫无兴趣，当时身为力帆俱乐部当家人的尹喜地因为脸生被俱乐部训练基地的保安阻拦过。在力帆上市后的10天，这位在国内跑车论坛无人不知的“惊喜哥”，驾驶新买的兰博基尼超越正在执行紧急任务护送四川省某高官的警车而被警察截获，当场接受处罚并写下检讨书。2009年尹喜地还花费3800万购买了中国第一辆布加迪威龙，成为了封面人物，这一年他父亲花在力帆俱乐部身上的钱不过2000万。

宋徽宗退居二线也阻止不了金兵围城，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成了压垮力帆的最后一根稻草，上半年中国车企一片哀鸿遍野。2020年8月6日，力帆集团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以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进行破产重整。据说爱车如命的尹喜地也不得不卖掉自己曾经的爱车。

据一张拍卖榜单显示，拍卖行对他的布加迪威龙的估值是236万-275万欧元，最终的拍卖价格只有227.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758万元)。也许多年后，尹明善会坐着那部保留着曾经副部级身份的“渝AA0031”车牌座驾来到重庆城外的山顶，望着满城的灯火说：“看，那曾经是我的世界”。

没有上海人存在的财富故事是不完整的。相比其他海派富豪，杨百万和他的故事更有烟火气。杨百万本名杨怀定，祖籍江苏镇江的他是文革前的初中毕业生。比尹明善幸运的多，文革中杨怀定成了位于宝山的上海铁合金厂的一位普通工人，后来又当了工厂仓库的保管员，清闲的工作低廉的工资让他做起了兼职，给一家浙江上虞的乡镇企业做上海地区的销售。

凭借着精明能干，几年下来居然有了三万的存款，生活的富足让别人以为他监守自盗，在经历了一次盗窃事件的误会后，自尊心极强的杨怀定离开了当时别人挤破脑袋都要进来的国企工厂——这是1988年3月底。

从工厂辞职后，杨怀定在家躺了半个月，除了来回扳动着家里黑白电视里为数不多的那几个台，就是翻看市面上能买到的所有报纸，据说有73种。直到一天，他看到了一条新闻：1988年4月21日，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

“我看过《子夜》，知道只要有证券交易就有高低价”，杨怀定敏锐地发现或许他可以在高低价差中赚一笔，这段发家史在之后的几十年被杨怀定无数次提起。

4月21日那天，不用上班的杨怀定抱着自己两万元的积蓄一大早就去交易所全部买了国库券，他想着不考虑涨跌，仅仅是按照当时15%的利率，一年能比5%的银行存款多赚2000元，2000元差不多是他当时三年的工资收入。

尽管算盘打得好，但是杨怀定内心还是忐忑不安，和如今初入股市的菜鸟一样，上午买好，下午就跑去交易所看行情。涨了！从104的开盘价涨到了112元，没什么经验的杨怀定选择落袋为安，赚了800元。当时除了上海，另外还有6座城市开放了国库券销售，尽管行情没有公开，但是上海的《解放日报》却报道了当天上海的开盘价和收盘价，杨怀定判断其他城市的地方党报会对国库券价格有报道，便骑车去了上海图书馆，在那他查到了合肥国库券当天开盘价94元，收盘价98元。

当天夜里杨怀定就坐上了去合肥的火车，等他回上海卖掉收购来的国库券，20000的本钱变成了22000。杨怀定开始从亲朋好友那里借钱，最多的时候他的身上放过14万的现金，有一次赶夜车的杨怀定在车上打盹睡着了，装钱的箱子被小偷提走，幸亏邻座的好心人提醒，杨怀定跑了几节车厢才追回，小偷跑之前留了句“对不起，拿错了”，杨怀定却是惊魂未定，因为里面装着9万元人民币，如果小偷发现里面装的是这么多现金，或许这个故事就是另外一个走向了。就这样一年上百次往来上海合肥之间，杨怀定赚了上百万。

身家过百万半年后，杨怀定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因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每天80万的成交量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他，当时上海的朱市长在会上说：“查一查制度上是否有什么漏洞，为什么杨百万赚得比我们证券公司还多。”被官方赐名“杨百万”的杨怀定主动去税务局和人民银行咨询，最终发现自己的国库券交易既不用交税也合理合法。

从1990年开始，杨怀定进军股票市场，开始买卖最初的“上海老八股”和“深圳老五股”。上海唯一两间门面的静安证券门市部见证过杨怀定扫货真空电子股票20万股，只因为他看到报纸上登了一条国有企业不得再发行股票的消息，这说明“绝版最值钱”。半年以后，9毛钱的真空电子股票涨了20多倍。

杨百万的故事在社会上发酵，他是平民投资家，更是人们争相模仿的对象，但是当上海文化广场上每天都挤入几万人买卖股票的时候，这个市场就离危险不远了。1992年11月，股市从1400点跌到392点，不过杨怀定5月就出清股票离场了。这不是杨怀定唯一一次拥有“上帝视角”，还有不少传奇被人津津乐道：

1988年，杨怀定花19800元的价格买了一部大哥大，用了4年之后，1992年，以3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台湾老板，那年年末大哥大的价格就掉到只要几千元一部了；在1992年股票的第一个熊市到来之前的最高点，他卖了很大一部分股票买房子，在2005年6月的大牛市到来之前，他又卖了房子杀入股市；1992年，杨百万买了一辆夏利车，当时连车牌总共花了8万元，7年后这辆带C字稀缺私家车牌照的二手车卖了20万元；2007年5月，杨百万高调宣布，自己已经全部空仓，几天之后，股市遭遇印花税调高之后的盘整，一度跌破3700点；2008年1月21日、1月28日连续两个“黑色星期一”，两周10个交易日，几度出现千余只股票齐跌行情，上证综指直落千余点，但是他在8号就清仓了。

杨怀定的故事被美国《时代周刊》、日本NHK等海外媒体报道，他在1998年被央视评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风云人物”。只有初中文化的他还被沈阳财经学院聘为客座教授。尽管多了很多头衔，杨百万的名片还是非常简单，“杨怀定”三个字和一个电话号码，当中一幅头大脚轻的漫画自画像。

在当年上海的第一代股民中，曾经有七位大哥级的人物和杨百万并称“八大金刚”，到最后只有杨怀定硕果仅存。股市没有常胜将军，杨怀定就在中石油上栽过跟头，而他的故事也随着岁月变迁逐渐以另外一种方式展现。2007年宋祖德的弟弟刘信达曾委托秘书跟随杨百万投资股市2000万。刚开始该账户盈利了200万左右，但是在随后的一年里，市值一直从2000万跌到了不到500万，损失达到75%。事后宋祖德在网上炮轰了杨百万。

渐渐的一些论坛里也开始出现《杨百万关门弟子讲述杨百万——他就是个大骗子！》这类的文章，还有人说他卖的炒股软件是用另一种方式二次收割韭菜。

相比负面消息，人们的淡忘才是更恐怖的，近十年杨百万不再是财经大学的座上宾，不再出现在央视的新闻会客厅。人们对杨百万的崇拜也逐渐从他曾经在股市中十多倍的收益，转移到他早早拿着股市赚来的钱买了五套房。偶尔跳出他的一些近况，还可以看到这位70多岁满头白发的老人坐在自家楼梯旁的电脑椅上，守着红红绿绿的电脑屏幕，喊着自己孙子的小名“涨停板”。被人遗忘，才是一个时代标志性人物的最后使命。

在一次访谈中，马未都说：“30年前我一个月就能挣7、8万块，都不敢跟我同事说，因为当编辑的同事一个月才赚几百！”老百万富翁了！1955年，马未都出生在一个北京部队大院。只上到小学四年级，就遇到文革开始，所以马未都的学历只有小学四年级。和其他大院子弟一样，他下过乡插过队，回城之后，又在七机部，就是现在的航天工业部，当了五年的机床铣工。

那是中国文学最好的时代，全国三个青年，两个半搞创作。1981年，还是工人的马未都给《中国青年报》投了一篇叫《今夜月儿圆》的小说，写的是一个车工被车间女神爱上的故事，当时发行量超过500万的《中国青年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这篇小说，马未都一夜走红，据说全中国有5000万人读了他这篇小说。没多久中国青年出版社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就谈了一首诗和一篇小说，诗是一个叫顾城的小伙子写的，小说是马未都写的。那时的中国久旱逢甘雨，异常渴求着文学的滋润，全国都缺少这样题材的小说和马未都这样可以写文章的人。

小说发表后仅仅73天，四年级毕业的马未都被破例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个月工资60元，成了《青年文学》学历最低的一个编辑，这一年他26岁。因为不是科班出身，他对草根作家的文字更能产生共鸣，王朔、余华、莫言、苏童的稿子都是从他的手上为世人所知，而这些作家中的很多人也成了他的莫逆之交。

做了编辑的马未都不仅结识了作家，还结识了“老物件“。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有一个专门的国营文物收购点，每天早晨门没开，就有许多农民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老瓷器在那等着，排的队有几百米。一只康雍乾三代的官窑碗当时才10块钱，如今10后面得加个万字。马未都每天上班前总要先去那里转转，见着什么喜爱的，就省包烟钱买下来，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出入玉渊潭东门、北海北门、朝阳门等自发形成的古玩交易市场。

那个时候的古董虽然不值钱，但是久而久之仅靠编辑的工资和稿费也支撑不了，马未都做起了副业——倒腾中药材。他在访谈里说到一个月赚7、8万，便来源于此。有了钱，马未都就可以安心收他的古董了，经过几年古玩界的敲打和洗礼，他也从仅凭爱好，不时“吃药”的破烂王，慢慢过渡到收藏家。马未都在中青社当了十年编辑，这十年也是他收藏的黄金期，他开始收藏的时候，文物都不值钱，一个碗3块钱，写一篇小说够买好多个碗了。在一次访谈里，马未都说：“我的年龄段卡得可丁可卯，我21岁文革结束，1980年我25岁，25岁到35岁是我狂收暴敛的10年。这10年古董价格长时间是谷底，没有什么起伏，持续的时间特别长。比我大的人，文革前章乃器这些藏家，文革中去世了一大半，比我小10岁的人等他们有能力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贵了。”

在物求人的年代，马未都收藏了不少好东西，在人求物的年代，他已经不怎么收藏了。离开中青社后，马未都一边搞着自己的收藏，一边和王朔、刘震云等人组建了一个“海马影视创作室”，之后这个工作室产出了《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经典作品，还顺带产出了一位“老炮”导演。马未都的藏品最高的时候有上千件，别人买房为了投资，他买房为了放古董。独乐乐不如众乐乐，1997年他在北京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取名观复博物馆。观复出自老子《道德经》之《归根篇》：“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如今的观复博物馆已经在全国开了五个分馆，而马未都也不时出现在媒体前，随意挑几件过去“吃药”或者“捡漏”的趣事说给观众们听，他的话成了收藏界的“圣经”，人们不去猜测他的身价，因为他早就成了古董的定义者和定价者。马未都曾经说，在那些“宝贝”面前，我们都是“过客”。其实在财富面前，这些富豪都是过客。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富豪都是过客，因为它们的主人朝不保夕了——这就是“先富先完蛋的共产党中国”，这就是“枪打出头鸟”的游猎部落，这就是红区的战场经济和游击战术、人海战略。



【080、现代南北朝即将结束】


《退将兰宁利：共机突破美日封锁 台湾急矣》2017年7月26日报道说：

台湾国防部昨天公布，过去两周解放军四次派出轰六战机飞临台海空域。退役海军中将兰宁利今天投书本报系联合报警告，解放军从2013年起以各式军机频繁进出第一岛链，让穿越常态化，第一岛链已虚级化。

投书指，继辽宁号今年访问香港两次穿越台湾海峡后，7月起解放军连续多日持续南北穿梭，这些完全是针对台湾。这些轰六Ｋ都有远程场外精准打击能力，而航母在距台350浬就有对台发起快速打击的能力。这种从东向西发起的攻台行动，将迫使台湾经营几十年的战略纵深皆化为乌有。

投书指出，尤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军借着威慑蔡政府，继宫古海峡后，再开辟了突穿一岛链的第二战略通道—巴士海峡。巴士海峡通道的开辟因台湾完全无防堵的战略认知，又可避免遭美日联合阻绝，且可回旋向北，单独围困台湾，直接解决台湾问题，而不让美日不介入。

投书认为，解放军在东海及围绕台湾的军事行动，已彰显其海空兵力，能突破美国与日本的封锁，穿越宫古海峡与巴士海峡这两条战略水道，进入台湾东部的西太平洋，围困并攻略台湾；且陈兵外围，阻挠日本、关岛，甚至澳洲等方向来援的美军。

投书称，解放军军机实施这种远航训练已逐步进步到多机编队，在东部外海穿梭，进行绵密的战场经营；而辽宁号战斗编队绕至东部海域对台威胁更大，主要因其位置飘忽。国防部虽每次都称对其行动「绵密监控」，但必需要有「事急矣」的迫切感，深入检讨兵源、战备，调整作战指导。

投书警告，当前扩大外围的监视海域已刻不容缓，面对解放军海空兵力的场外远攻，如果仍固守60浬的一线阵地，恐只有处处受击而无还手余地。

谢选骏指出：上述动态表明，现代南北朝即将结束。所谓“现代南北朝即将结束”无法将是两个途径，一是台湾北伐、反攻大陆成功；一是大陆攻台、实现中国初步统一（当然还有藏南、蒙古等蛮荒之地暂时除外）。现代南北朝结束，一个强大无情的“新隋朝”出现，“与民休息”无果，引发全面崩溃，促使“新唐朝”出现，那时天可汗上位，万邦来仪，小日本重新派出“新遣唐使”，越南朝鲜全部称臣。新唐朝，还将收服东南亚和中亚细亚，蒙古和西伯利亚也不再话下。那时欧亚非大陆连成一体，美洲澳洲历尽周折加入“同盟”。全球政府终于展现曙光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环境污染得到清除，病态人彻底医治，创新精神受到抑制，人类和平与大同降临，人权扩张但自由限制，虚其心实其腹，物质丰富，精神萎缩，文明走向末日，神秘再度兴起。



【081、现代南北朝进入晚期了】


《国民党结合执政15县市成立“两岸城乡交流中心”》（2019年1月11日 转载法广）报道：

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2019年1月5日与外国媒体茶叙中强调，她期待台湾所有政党，都应清楚说出「我们拒绝一国两制」，也不要再讲「九二共识」。取自蔡英文脸书/中央社记者叶素萍

（法广RFI 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台北一周）国民党这次胜选，在全台22个县市中，掌握了15个县市的执政权，各县市长都支持九二共识，对于和大陆城市扩大交流跃跃欲试。国民党中央前天召集各县市首长开会，决定在党内设置「两岸城乡交流中心」做为党对党的平台。

国民党中央最近邀集各县市首长开会，决定在党中央设置「两岸城乡交流中心」，这是个什么单位？打算怎样和大陆展开交流呢？

大家都知道，国民党这次胜选，在全台22个县市中，掌握了15个县市的执政权，各县市长都支持九二共识，对于和大陆城市扩大交流跃跃欲试；加上国台办日前已经透过管道，向国民党传达，希望邀请国民党执政县市的首长，连袂前往大陆访问，积极展开交流。在双方良好气氛之下，国民党中央前天(九日)召集各县市首长开会，决定在党内设置「两岸城乡交流中心」，做为两岸党对党的平台。

这个「两岸城乡交流中心」将设在国民党的「两岸事务咨询委员会」之下，由国民党执政的十五个县市各派一位代表，组成「城市交流委员会」，未来负责两岸城市交流的规划与执行。这显示国民党将有计划地全力推动和大陆展开城市交流，主要目的就是扩大两岸城市间的经贸发展，为台湾「拚经济」。

如果国民党执政的县市扩大和大陆各城市的交流，以民进党现在只掌握六个县市执政权的情况，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会不会被国民党架空，或取代呢？

没错，这正是蔡英文政府现在最忧虑的地方。如果各县市政府和大陆积极往来，大陆很可能政策性对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在各方面「让利」，久而久之，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只有咽口水的份，可能导致人民不满，更可能形成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压力。因此陆委会已经放话说，县市长前往大陆交流，应依法向内政部申请，许可后才能前往，还提醒各县市政府，要慎防中共政治操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总统在元旦谈话中提到的「三道防护网」，其争第三道就是针对这件事，打算对国民党各县市政府前往大陆交流设下天罗地网。蔡英文的说法是要「强化两岸互动中的民主防护网」。她说，两岸之间的政治对话必须有台湾人民参与和监督。因此，我已请国安机关研议，对于两岸互动中，可能影响主权的议题，强化民主监督机制，透过法治面的作为，为台湾建立一道坚实的民主防护网。因此，这将成为台湾蓝绿两党，未来角逐政治实力的新战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元月二日的「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谈话，蔡英文解读为「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还强调这就是民进党一直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原因，引起蓝营强烈批判。国民党对这一点有什么说法吗？

这个月九日，国民党举行中常会，主席吴敦义在会中完整说明国民党两岸政策「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的基本立场。他特别说明，习近平所提的「探索两制的台湾方案」，并不是「九二共识」的内涵，两者并不相干，藉以澄清蔡英文的胡乱解读。事实上，稍有一点中文能力的人，只要把习近平的谈话全文，完整的看一遍，都可以理解，所谓「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完全是错误解读，甚至是恶意连结。蔡英文完全是因为「一国两制」目前在台湾支持度不高，而刻意连结。

至于「一国两制」在台湾支持度不高这件事，吴敦义也在中常会公开说明，说「一国两制」很难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两岸目前处于分治状态，已各自发展出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且各具中华文化特色，彼此应互相尊重。不过吴敦义这样的说法有点奇怪，因为，这不就是实际上的「一国两制」吗？

外界也注意到，民进党长期以来批评「九二共识」的理由之一就是，国民党宣称「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但大陆却只谈「九二共识」，不承认有「一中各表」。这次习近平的谈话，民进党再度指控，中共已经片面否定了「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包括马英九和吴敦义最近都详细重申了「九二共识」的内容。吴敦义在中常会上说，1992年11月两岸海基、海协两会在双方政府各自授权下，历经协商及函电达成「九二共识」，内容是「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对于它的涵义，双方同意用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显示了分治的两岸关系求同存异的性质，既符合客观事实，也符合双方规定，更能暂时搁置分歧。这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吴敦义也拿出2000年台湾立法院的公报，上面清楚显示，当时担任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曾在立法院里面，对「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做了正式的说明，吴敦义请蔡英文，不要做了总统，就否定「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良好的基础。

事实上，「各自以口头方式表示一个中国的立场」，就是一种模糊的概念，重点就是在于「刻意不说清楚」，这也正是九二年两岸谈判双方的最大善意，更是两岸在未统一之前能够展开连串对谈、展开实际交流、甚至签署23项协议的重要基础。而民进党就是刻意逼着大陆「把话说清楚」，其中藏着「不希望见到两岸统一」的念头，是可以理解的。

谢选骏指出：国民党结合执政15县市成立“两岸城乡交流中心”一事表明，南朝党国台湾的朝野已经陷入分裂——既然现代党国不再，传统南朝也就无法独立了。这一趋向说明现代党国的南北朝格局已经进入晚期，即将落下历史的大幕了。不过南朝沦陷并非北朝佳音，因为北朝隋朝就是在并吞了南朝陈朝之后，也走向了自己的末日——隋炀帝一手葬送了两个朝代，仅次于扫灭了六国的秦始皇。因为，南北朝是对应连体的难兄难弟，缺一则不可存活的。南北朝都死之后，第三中国出现，第三期中国文明终于能够长大了。——国民党结合执政15县市成立两岸城乡交流中心，现代南北朝终于进入晚期了。



【082、现代南北朝理论的深入人心】


网文《习王反腐是仿效宇文泰？》（雨斤的博客2017-9-8）说：

自从御史大夫王公公打虎反腐以来，被他打掉的大老虎不计其数：薄熙来，令计划，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孙政才，房峰辉，张阳。这些人被揭露出来的贪腐情节，让人触目惊心。

近来，郭文贵又揭发王公公自己也不干净，贪污海航30%的股权，还有好几个私生子。

人们不禁要问：中共的官员，从中央到县乡，从军队到地方，有一个干净的吗？

也有人质疑：习王反腐，其实只是在清除异己。因为中共的官员，人人都有问题。打不打你，完全看你是谁的人。这不禁让洒家想起了一件事。

近观网上流传的一则北周重臣苏绰和北周开国之君宇文泰的问答，一语道破天机：原来大量起用贪官，正是古代帝王的治国之道！

据传（注意，仅是据传），《北史》里记载了一段苏绰和宇文泰的对话：

上以治国之道问道于绰，二人闭门密谈，至三昼夜乃罢。

上问曰：国何以立？

绰答曰；具官。

问：何以具官？

曰：用贪官，弃贪官。

问：贪官何以得具？

曰：为君者，以臣工之忠为大。臣忠则君安，君安则国安。然无利则臣不忠。

问：官多财寡，奈何？

曰：予其权，以权谋利，官必喜。

问：善。然，官得其利，寡人何所得？

曰：官之利，乃君权所授，权之所在，利之所在也，是以官必忠。天下汹汹，觊觎皇位者不知凡几，臣工佐命而治，江山万世可期。

叹曰：善！然则，贪官既用，又罢弃之，何故？

曰：贪官必用，又必弃之，此乃权术之密奥也。

又问：果有大贪，且民怨愤极者，何如？

曰：杀之可也。抄其家，没其财，如是则民怨息，颂声起，收贿财，又何乐而不为？

要而言之：用贪官以结其忠，弃贪官以肃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

此乃千古帝王之术也。

宇文泰击掌再三，连呼曰：妙！妙！妙！而不知东方之既白。（瞧瞧，白话文都出来了！）

翻译成现在的白话就是：

宇文泰问：国家如何治理？

苏绰答曰：要有官员。

宇文泰问：怎样选拔官员？

苏绰答曰：用贪官，弃贪官。

宇文泰问：官多财寡，怎么办？

苏绰大笑，曰：天下无不贪之官，贪墨何所惧？所惧者不忠也。凡不忠者，异己者，以肃贪之名弃之，则内可安枕，外得民心，何乐而不为？此其一。其二，官有贪渎，君必知之，君既知，则官必恐，恐则愈忠，是以弃罢贪墨，乃驭官之术也。不用贪官，何以弃贪官？是以必用又必弃之也。倘或国中之官皆清廉，民必喜，然则君危矣。

宇文泰问：何故？

苏绰答曰：清官或以清廉为恃，犯上非忠，直言强项，君以何名弃罢之？弃罢清官，则民不喜，不喜则生怨，生怨则国危，是以清官不可用也。

宇文泰大喜，啧啧有声。

苏绰厉声曰：君尚有问乎？

宇文泰大惊，曰：尚有乎？

苏绰复厉色问曰：所用者皆贪渎之官，民怨沸腾，何如？

宇文泰汗下，再移席，匍匐问计。

苏绰笑曰：下旨斥之可也。一而再，再而三，斥其贪墨，恨其无状，使朝野皆知君之恨，使草民皆知君之明，坏法度者贪官也。国之不国，非君之过。乃官吏之过也，如此则民怨可消也。

其实，上面这段北周君臣的对话故事，经查纯属今人的杜撰。但，人们目睹当今中国之现实，认为“用贪官，弃贪官”这句话，总结的入木三分，才使文章在网上得以广泛流传。这里面的民心向背，倒是很值得当政者深思啊！

类似的论调，还有四川人李宗吾写的《厚黑学》。他认为，古今凡能成就帝王业者，都必须具备两个特征：脸皮够厚，心肠够黑，缺一不可！项羽当年就是因为脸皮太薄，才自刎乌江的。如若不顾脸面，厚颜先活下来，日后东山再起，扳倒刘邦这个不要脸的，也未可知！

谢选骏指出：宇文泰（507年－556年），字黑獭（一作黑泰），代郡武川（今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人，鲜卑宇文部后裔，汉化鲜卑人，北朝西魏权臣，也是北周政权的奠基者，掌权22年。后追尊为文王，庙号太祖，武成元年（559年）追尊为文帝。宇文泰先世为宇文部酋长。东汉末，宇文部加入鲜卑部落联盟，遂被鲜卑化，游牧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西拉木伦河上游。——现在，网民们拿“习王”比作“宇文泰”，而不比作其他，是“现代南北朝理论的深入人心”所致吧。



【083、现代中国是八国联军缔造的】


《八国联军睡了慈禧的床还在床上刻了句话》（2018-02-27 悟空问答）说：

因为这句话李鸿章听了会害怕，外国人听了笑开花，老佛爷听了会恼火或自杀。这是一句意大利语，出自这一个外国当事人回忆录记载，还是有点靠谱的，有图有真相。

1900年5月，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很快打到北京，慈禧太后一熘烟跑到西安。

八国联军进城后，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不但抢劫百姓，还大肆偷盗劫掠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圆明园的奇珍异宝。

进入紫禁城的联军强盗中，有一个意大利军官，他在大抢一顿后还嫌不过瘾，还在慈禧老佛爷的凤床上美美睡了一大觉，并在床上用尖刀刻下一行意大利文字：

Voglio violentare l'imperatrice Vedova Cixi（绝不是“某某到此一游”的意思）。

后来，满清拿出终极杀招——砸钱谈判，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终于送走了这个国家的大爷们，慈禧老佛爷也返回北京。在紫禁城睡了一晚，老佛爷就觉得浑身不对劲，一看自己睡的是张旧床！

老佛爷脸一沉，问太监：我的新床哪里去了？

太监们可不敢欺骗老佛爷，只好如实讲了有人在老佛爷床上刻外国字的事。

次日早朝，慈禧太后拿着拓下意大利文字的宣纸，问李鸿章等人文字的内容。

李鸿章常年跟老外打交道，精通各国语言，一看那串意大利文，打死也不敢告诉慈禧太后，只好搪塞说：“老佛爷，那是洋人炫耀自己的武功，没啥具体意思！”

慈禧太后也不傻，退朝后找来命一个名叫埃蒙德·巴恪思的老外帮忙翻译。

此人是英国人，担任外英国外交官，据说和慈禧太后关系暧昧，后来还写了一本《太后与我》的书，自称是慈禧太后的外国情人，刻字之事就记录在这本书上。

巴恪思一看这字，彻底傻眼了，因为那句话写的是——我要强暴慈禧！

巴恪思不愧见多识广，思来想去，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委婉地说：“尊敬的太后，这句意大利文的意思是：呈太后尊前，请恕我占了您的凤床，只可惜不能与您共寝。”

据说慈禧听后没有动怒，反而故作大方地说：“孩子总是孩子，我猜他此刻已在家中与妻子共枕同眠，谅他万万不敢在自己女王床头刻下如此不敬的字句。”

靠着外国情人急中生智，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一向牛气哄哄，无人敢惹的老佛爷，面对老外的调戏（实则是侮辱），竟也一点脾气也没有，只能聊做自慰，足见她的臭脾气也就在奴才们面前发飙，在洋人面前是发不起来的。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却生动总结了“现代中国是八国联军缔造的”这一事实。不论是慈禧的宪政改革、孙中山的军政府、蒋介石的北伐，还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邓小平的先富改革……都是八国联军的强暴所致。所以我把八国联军比作五胡乱华，其重要在于“破旧立新”，其顶点在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甚至日寇的烧杀抢劫，也是从八国联军和英法联军开始的。

网文《八国联军》报道：

八国联军是指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及扩大在华特权，以军事行动攻入满清中国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的八国联合军队。

八国联军军队的人数最早是三万人，后来增至约五万人。八国联军把北京分成不同的占领区，东四南大街四以北由日军占领，东四南大街以东由俄军占领，东四南大街以西由意大利军队占领，皇城东北由德军占领，皇城东部由日军占领，皇城东南由英军占领，崇内大街以西东长安街以南由德军占领。西城由美军、法军、英军、意军占领，外城由英军、美军、德军占领，实行军事统治。日占区设立“安民公所”，德占区设立“华捕局”。八国联军直接造成义和团被消灭，以及京津一带清军的溃败，迫使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陕西西安；最终清廷与包含派兵八国在内的十一国签订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付出庞大的赔款，并条约允许各国在北京驻军及构筑永久要塞。

历史

1894年满清甲午战争战败，1895年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除了巨额赔款，更向日本开放通航通商，各国工业品、传教士借机大量涌入，对中国传统的手工经济形成冲击。1897年11月1日山东省曹州府钜野县发生曹州教案，虽未查明凶手，但1897年11月14日德军借此强占胶州湾，其他列强（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日本）也随即武装争夺殖民地，驱逐当地清朝官员，发展中国基督教徒以巩固殖民地，清政府未有强烈反应。1898年梅花拳拳师赵三多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

1899年10月17日，朱红灯率团民在山东省西北的平原县发生民教冲突，平原知县蒋楷前去弹压，18日在森罗殿与前来弹压的清军七百人交战，激战数小时，击毙击伤清军十余人，民团首次开始自称为“义和团”并广为接受，开始“扶清灭洋”活动，大举进京“勤王”，杀害外国人及恐吓中国基督徒，攻击外国使馆和机构，烧教堂破坏捣毁洋行与售卖洋货的商铺，并攻进天津租界，各国公使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但未获回应。

1900年5月31日，“义和团”波及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大使馆多次要求“加强保护使馆”，并借此要求在北京驻军。清廷要求各使馆人员暂离京回避，各国不允，清朝被迫允许，英、俄、法、美、义、日六国从天津派水兵及海军陆战队349人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北京。6月3日，德、奥又派兵83人抵北京。

6月10日，北京使馆对外通讯断绝，各国驻天津领事及海军将领召开会议后，决定在清朝许可的军队之外，组成约2000人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于次日乘火车前往北京。此时北京东交民巷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使馆区内被围者约三千人，当中二千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外国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保护使馆的包括409名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使馆内有足够水井及粮食。英使馆内更有小马150匹可供食用。

6月11日，前往接应西摩尔的日本驻清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开腹剖心并遭马蹄踏尸。

6月11日，西摩尔率领之联军二千余人，从大沽出发，经天津，欲进军北京。6月12日，义和团为保护北京拆毁天津到北京的铁路，与清军董福祥、聂士成部联合作战在廊坊和杨村之间包围擅自闯入的联军。数千团民及二千名清军（聂士成指挥之武卫前军）在廊坊袭击联军，联军死伤三百余人，义和团死伤人数不详。

6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率士兵攻击围聚在使馆周围的义和团拳民，下令见义和团民杀无赦，打死约30人。

6月15日晚，天津义和团决定以400余人开始攻进天津租界“紫竹林”。

6月16日，天津租界之对外电报中断。各国海军将领会议，决定占领大沽口炮台。17日留守大沽口清军击沉六艘军舰杀敌两百余人后，守将罗荣光中弹死亡，大沽口炮台失守。同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发出解散义和团民的上谕。

6月17日，慈禧太后收到一则情报，其中表示洋人不肯离京暂避，而以保卫使馆名义向北京大举派兵，亦为逼她归政光绪帝；于是太后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命留守派载勋任步军统领，会刚毅、载漪、载濂、载澜等亲贵统领义和团。在此前后，日本使馆书记生在前往永定门接应西摩尔联军时被清兵当作间谍处死。

6月20日，德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去清廷总理府衙门要求保护使馆区的情况下途中被清军神机营军官恩海伏击杀死。

6月21日，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正式公布“宣战诏书”，战争真正意义上爆发。号召全国军民抵抗侵略者；同时，还以银两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官军（主要为荣禄手下之甘军）开始围攻使馆区。

清政府宣战后，俄、英、德、美援军数千人，闯入天津海河西岸紫竹林租界，对天津城及其外围发动进攻，义和团投入天津保卫战。董福祥率义和团一部进攻老龙头火车站，毙伤俄军500余名（一说112人），张德成率义和团及清军一部围攻紫竹林，以“火牛阵”踏雷区，冲入租界。聂士成部清军坚守城南海光寺一带。

7月9日，八里台一战，聂士成身中7弹，血竭而亡。

7月14日，联军伤亡900余人（一说882人）的代价，在发射毒气炮后攻陷天津。守将聂士成曾镇压义和团，一直与义和团有矛盾，认为义和团无组织纪律是拳匪，而义和团则被聂士成派上前线，遭联军机枪扫射，撤回时又遭聂军机枪扫射，死伤惨重，导致义和团在聂士成阵亡后偷袭其部后方。

8月14日凌晨，联军两万余人来到北京城外，发起攻打北京，进攻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袁世凯为了保存实力避而不战。8月中从天津进至北京的部队其实只有七国（当中两国只为象征式的掌旗兵）约一万六千人。分别为：日军八千人，俄军四千八百人，英军（主要由印度人组成，还包括香港及威海卫华人）三千人，美军二千一百人，法军八百人（主要由越南人组成），奥军五十人，意军五十三人。董福祥率甘军在广渠门与英国军队作战，下午2时，广渠门被攻占，董后撤至东便门、朝阳门、正阳门一带继续顽强抵抗，击毙沙俄军团长安宁科夫法国人佛甫爱加来、施米侬所写的《庚子中外战纪》记载，董福祥是保卫北京最为奋勇的一支部队。董福祥亲自提刀在正阳门督战，正阳门四层箭楼被大炮长时间轰击为两层。董福祥部分嫡系部队在保卫正阳门时战死，包括马福禄及其堂弟马福贵、马福全、侄子马耀图、马兆图，汉族、回族、撒拉族兵勇共三百余人。最后董福祥从彰仪门撤走，余部有人纵马劫掠。

8月15日，联军进抵北仓，受到清军马玉昆、吕本元等部及李来中所部义和团阻击，再次施放毒气，攻占北仓。联军付出死伤635人（一说400余人。其中日军近300人），毒气炮（“列低炮”）也被击毁。英军率先由广渠门破城窜入。14日，北京失陷。至15日当晚，联军已占领全城；在董福祥护卫下，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仓皇离京，途中慈禧太后指定李鸿章为与列强议和全权代表。

9月，德国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出任联军总司令赴华。德军在北京陷落之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

此后，俄军在攻占秦皇岛、山海关同时，集中庞大兵力，分五路对东北地区实行军事占领。10月中旬，德军统帅瓦德西率兵3万来华，攻占保定、张家口等地。但法、德联军在侵犯井陉、娘子关一带时，受到清军刘光才部的阻击后败退。八国联军大军增兵，全力清剿义和团，清军配合清剿。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甚至进入山西境内。

12月22日，英、俄、德、美、法、日、义、奥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十一国公使联合向奕劻、李鸿章递交《议和大纲》十二条。清政府于27日同意接受。

1901年1月15日，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十二条上正式签字画押。2月21日，清政府接受了列强要求处死的十二人名单，即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舒翘、毓贤、启秀、徐承煜、徐桐、刚毅、李秉衡、董福祥等；到4月，列强要求严惩的地方官员，共达142人之多。

1901年5月11日，奕劻、李鸿章照会列强公使，接受四亿五千万两赔款总额的要求。5月23日，德皇威廉二世电召瓦德西回国，并转告各国政府取消他所担任的联军总司令职务。5月26日，清政府照准各国赔偿四亿五千万两，四厘息。

1901年8月8日，八国联军从北京撤退完毕。

1901年9月7日，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和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八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十二款及其十九个附件……条约规定：中国赔银4亿5千万两；北京使馆区及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交由外国驻军；禁止中国人民组织反对洋人组织等。

俄国入侵

海兰泡惨案中，俄军绑缚中国人准备屠杀！

八国联军进攻期间，消息传到圣彼得堡，沙皇尼古拉二世认为是侵略中国的大好机会，如同德国强占胶州湾，在积极参加八国联军之外，1900年7月16日，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被沙俄军队杀害，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21日，俄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跳入黑龙江，只有极少人泅水得生。8月28日，俄军攻占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9月22日，占领吉林，28日，占领辽阳；10月1日，进入盛京（沈阳）。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1900年11月，俄国要求奉天将军增祺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要求把军事占领合法化，把俄国独占东三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因遭清政府及列强反对而作废。俄军得到大量中国东北的金矿、煤矿和森林资源。

组织

影响政治

付出庞大的赔款，并丧失多项国家主权，华北大乱之际，东南各省督抚自行宣布中立，从此清中央政府权威低落，汉族权臣抬头，客观而言，八国联军加速清朝的灭亡，后来美国向清政府减少约1千万两白银的赔款，退款主要用于中国向美国派遣公费留学生，清华大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是战胜国，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奥赔款支付；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跟美国的脚步，其中英、日、荷三国将庚款余额修改偿付办法，一方面间接促进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另一方面，加强列强对中国的控制，另外，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部分的庚款余额，苏联亦在1920年宣布放弃 。

经济方面

八国联军军事行动，以清政府与总共十一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为终。

其中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样巨额的赔款是紧接着《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亿两之后，可谓雪上加霜。中国这时战争不断，内忧外患，早已国库空虚，国民总产值低落，要付清4.5亿的战争赔款只有分期偿还，并且还向有关各国银行借债还贷用以支付赔款），被称为庚子赔款。为了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辛丑条约》规定，以海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但这两项税收为清朝政府最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中国财政。赔款共分39年才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翻一倍多，也使得中国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的经济跌入低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翻不了身，经济实力极度落后。 《辛丑条约》的赔款数额比较特别，列强要求赔款4亿5千万两，当时中国人口4亿5千万，用意就是要每个中国人都要向他们交1两白银的“罚金”；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又被要求一律停止科考五年。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更加凋敝，人民生活更加贫困。中国因而彻底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给东北亚影响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和瓜分中国，造成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战争也引起了列强在华势力的变化，在战争中，俄国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全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及朝鲜利益上矛盾的激化升级，这也为日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

给各国影响

1900年，亚非拉各英属殖民地政府响应英国召唤，协同八国联军北伐中国。在此期间，澳大利亚联邦宣告成立。因此，中国之战不仅是澳大利亚殖民军的首次亚洲之战，更是澳大利亚联邦的首次海外军事行动。

谢选骏指出：八国联军不仅缔造了现代中国，而且缔造了现代世界——十几年后，这个瓜分了中国的八国联盟就自相残杀起来，揭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帷幕。而中国也在这个过程中，沦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极权主义怪胎。



【084、新东方校长辱骂共产党堕落如妓女


《“只要男人会赚钱” 新东方校长：中国女性堕落 导致国家堕落》（2018年11月19日 转载世界日报）报道：

中国补教界老大哥、北京新东方集团创始人及校长，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裁俞敏洪，昨天在上海参与2018学习力大会上语惊四座，表示中国女性的堕落导致了国家的堕落。这番言论引发包括女星张雨绮在内众多网友连番围剿，俞敏洪事后致歉表示，是想表达女性水平影响国家水平。

据《梨视频》报导，俞敏洪表示，如果中国女生找男人的标准是必须会背唐诗宋词，那全中国男人都会把唐诗宋词背得滚瓜烂熟，“如果说所有的女生都说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那所有的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这正是现在中国女生挑选男人的标准，所以实际上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我们常常说‘在女性’，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

香港苹果日报报导，张雨绮在微博发文怒轰，“北大的教育和新东方的成功，都没能帮你理解女性的价值、没让你能理解什么是平等的两性关系，甚至没帮你搞明白什么是平等”。

张雨绮微博拥有近800万粉丝，留言板上则是对其的一片支持之声。

网友纷纷留言“‘留学教父’俞敏洪疯了吧”、“当代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我就想问为什么中国男性的发展是为了女性”、“俞敏洪居然还搞教育，真特么完了”。

还有网友引用文学家鲁迅的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绝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这一段话得到网友的点赞。

据报导，俞敏洪昨晚在微博发文致歉，表示是想表达男性会被女性的价值观所引导，“女性如果追求知性生活，男性一定会变得更智慧；女性如果眼里只有钱，男性就会拚命去挣钱”、“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他为引发误解感到抱歉。

谢选骏指出：新东方校长其实在指桑骂槐，辱骂共产党堕落如妓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切向钱看”不是女人提出来的，而是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提出来的——女人不过是被动地紧跟潮流，就像以前争当军属，后来巴结文凭，现在落入钱眼了。“中国女性堕落”就是“共产党堕落”，还因为“雷锋把比母亲”——后来俗话就把女性卫生巾叫做“裆中央”，而把男性内裤叫作“毛主席”。



【085、学术领军是南北朝军阀建国的产物】


《清华女教授：学术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领军人物》（2020-06-20 学术星球）报道：

作者：郭于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学术界或称为知识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纷繁复杂的局面：在一些人欢呼学术的春天来临时，另一些人却感受到寒冬的凛冽。

我很能理解为何人们有春天之感，因为确乎有繁花似锦的热闹局面。而这并不是发明创新和研究成果的繁荣（早有人发出为何中国缺少创新和创造力之问），而是各种头衔、名目、计划、工程的五花八门。

先来看头衔，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为提高中国高等学校学术地位，振兴中国高等教育”，共同筹资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来，各地各方各种学者头衔呈“涌现”之态，计有黄河学者、珠江学者、闽江学者，枝江学者、紫江学者、香江学者、湘江学者、赣江学者、钱江学者、皖江学者、三峡学者、龙江学者、松江学者、两江学者（重庆）；以山命名的有泰山学者、黄山学者、华山学者、衡山学者、恒山学者、嵩山学者、天山学者、珠峰学者、昆仑学者、井冈山学者；没有名山大河的就只好以地域命名：绿洲学者、燕赵学者、楚天学者、天府学者、三秦学者、三晋学者、黔灵学者、八桂学者、北洋学者、齐鲁学者、中原学者、东方学者、琼州学者；有人统计达38种之多，真可谓名目巧立，名山大川占尽，地理知识见长。

不独头衔，计划和工程也名堂多多。计有中科院吸引人才的“百人计划”；引进海外人才（一般是在海外高校拿到教职的）的“千人计划”（包括引进海外博士毕业生或者博士后的青年千人计划）；面向已经在国内高校、研究所工作人员给予资金支持的“万人计划”。此外，还穿插着统称为“四青”的“青年千人”、“杰青”、“青年长江”、“万人计划青年拔尖”计划等。

接下来是工程：有人们耳熟能详却有些不明其意的985工程，211工程，还有人们不甚了解的马工程。“985工程”是我国政府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建设工程（因确立于1998年5月而得名）；“211工程”是中国政府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向21世纪，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到2000年左右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的建设工程。目前许多重点著名高校都明文规定：青年人才必须本科毕业于985和211大学方能获得引进，不知这种类似于出身论的规定合法合理性何在。

至于马工程系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业内简称为马工程）项目，近年来可称得上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不仅教材要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各学校马工程项目首席专家的数量在影响学科评估、专业排名加分上，可谓是举足轻重。

上述头衔、计划和工程当然不仅仅是名誉声望，更是资源配置的机制，有没有这些招牌关涉到能否获得、获得多少薪金、资金、奖金、基金的最重大问题，哪个学校哪级领导会掉以轻心呢？

层层叠叠的项目预期为培养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各学科领域领军人才，初心不可谓不良好。然而，五花八门，叠床架屋的安排与学术研究和创新发明真的有关吗？学者们在头衔项目林立中忙于申请，报批，竞争甚至抢夺，如何能够心无旁骛，专注于追求真实、真知、真理的研究工作，又如何能够忠于自己的良知和本职？我的同事沈原曾经把当今的科研体制称之为“项目制运作，斗狗式管理”，可谓话损理不错。乱花渐欲迷人眼，骨头阵中失心智，科学研究如何能够不迷失于头衔计划工程的丛林之中？学术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什么领军人物，只须有正常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自由独立的学人。人为设置种种头衔，让学者趋之若鹜，其内涵就是学术大跃进。

长此以往，计划工程越来越多，越搞越大，而学术的空间却越来越逼仄，我们的人格、特性和锋芒也越来越萎缩。最后落空的恰恰是办大学的实质性目标——教育与学术，在这种氛围中，谁若拿学术当回事，就没人拿你当事；那些不想当官而只想好好教书、做学问的教师没有适合的空间而且没有尊严，于是大家都不免蜂拥而上地奔向权势，把学术场域变成官场、名利场甚至战场。

巧立名目是当今科研体制的一个维度，另一维度则是事无巨细、强制束缚的行政化教育科研管理。这种管理是全方位的，仅举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申报课题。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为例，每年由某部领导下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开列项目课题指南，指南说明共计十九条，就选题要求、申请人条件、申请单位条件、申报范围、立项要求、具体填写要求、资助额度、结项要求、完成时限等等等等做出规定。其后再为23个学科列出每个学科大多超过一百项的具体研究题目。显而易见，科学研究是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对未知未明的探索，如果事先为科学研究规定了指导思想，科学便已不再是科学。

学术研究是以问题发起的，现实中的问题或者学理上的问题引起研究者的学术好奇心，构成研究的缘由和动力。由一个主管部门规定研究问题却不知原因、动力何在？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也不可能是各学科的专业人士。更何况，许多题目的设定真可谓“命题”：XX虚伪本质的研究，XX自信的研究，坚定XX信仰和理想信念的研究，强化XX意识的研究，伟大XX（四个）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不难看出，题目设定不合学术的基本逻辑，既已知晓了答案、判断了性质、明确了信念（信仰），问题就不存在了，还用得着研究吗？

再看的科研的财务管理方面。有关研究课题的报销制度从来以繁琐、苛刻、不近情理著称，而今愈发呈变态趋势。比如，差旅住宿费用的报销要求提交往返机票（火车票）和相应天数的当地住宿发票（并附水单—还不知是什么东东），缺一不可；如果有其中一项由接待方或私人负担了，必须提供证明材料，否则就无法报销。

再如，研究者购买书籍资料，除要开具发票外还要求附上写有具体书名的小票以证明购书确实与研究课题有关，但不知是否“有关”的判断如何做出及由谁来做出，难不成是由负责报账的财务人员来做？

要求所有课题负责人办理公务卡（信用卡），所有研究开销要刷卡消费，之后研究者自己要先垫付还款，报销后再返还给研究者个人。如此课题经费管理方式几乎是无法操作的，比如，研究生完成其硕/博学位论文需要进行田野工作，调查差旅费用是由导师支付的，如果有不止一位研究生在田野中工作，一张公务卡该如何使用？让谁刷不让谁刷？刷后又如何向财务报账？

研究和交流中发生的餐费问题我在微小说《年关》中已有展现，此处不赘。

这样一套不合逻辑又不近情理的科研财务管理制度大概是为了防止腐败而设计的，管理者们是不是以监督防范官员贪腐的思路来对待教授们？像看贼一般看着教师们，有没有想到这样地不信任、不尊重研究者，百般刁难的报销制度，让研究者如何能顺心、安心、全心地投入科研工作？又或者制定如此财务制度的人们是不是犯了以己度人之误？

教学管理也是大学工作的重要面向。行政化的教学管理从教材、教法、教学大纲、培养计划、社会实践、教学纪律，……到授课时间与学生课下学习时间的比例要求，甚至开放交流时间（Open Office Hour），无论巨细全有规定和要求，难以一一尽述。

仅开放交流时间为例：学校要求每个教师（无论本学期是否上课）必须固定每周一小时面向全校学生开放答疑时间，按此规定时间、地点落实后要层层上报学校有关部门（听上去怎么像是“双规”？）。这种强制性规定交流时间的做法，与其说是为了建立密切的、跨学科专业的师生互动，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形式或仪式，其实际的交流是否有必要、效果如何，恐怕不是设计者考虑的问题。

众所周知，首先，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其实包括任何正常交流）本是自愿的、开放的、自由的主体之间的互动，应该完全建立在自主交流的基础上，由教师与学生经自主协商自行安排，而不应由行政方式强制安排；强制安排这种关系与活动的做法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思想交流背道而驰。

其次，自主的交流可以有多种方式、多样的场合、情境、机会，比如带学生做田野调查（社会学、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参加学术会议等各类学术交流活动，课后的问题讨论，与学生一起出行、运动、娱乐，请学生吃饭、喝茶，…… 并不是一定要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比如坐在办公室里才能进行交流的。更何况，喜欢和能够与学生通过平等交流教学相长的老师自然会这样做，不需强加这样的安排；不愿意或不能做的老师即使被迫安排了“开放交流时间”也无法实现真正的交流。

如此简单自然的事情，一经行政化的强制就变得无比别扭。将教师和学生的手脚都捆得死死的，似乎教师是根本不会教书的白痴，学生是完全不会学习的傻瓜。殊不知这里是高等学校，不是幼儿园（即便是幼儿园也须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能力！）

种种原本与教学和研究无关的东西偏偏要强行干预甚至支配教学和科研，这如何能够实现教育的真正目标？既要马儿跑，又要绊住马儿脚，至此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进而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已有答案。有无数XX学者头衔，无真正的学者，有各种人才计划，无真正的人才，有大项目，无大师的大学现状，实在不足为怪。

教书与做学问是创造性的劳动，是追求卓越的事业，最需要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开放的头脑和舒展的心灵，而服膺于权力的人格是扭曲分裂的、灵魂是萎顿猥琐的、心胸和眼光是狭小的，又如何能够完成教育的使命？

环绕着权力打转的旋涡成了今日的大学生态，其中耀人眼目的只是浮于表面的光鲜而短暂的名利泡沫，而真正的科学精神、人文底蕴、学术志业、社会关怀统统被卷入水底。大学的本质、教育之根本万万不可什么都要，唯独缺了良知和学术。呜呼我的大学。

谢选骏指出：清华女教授说，学术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领军人物——话虽不错，却没有看到，“为什么学术研究不是打仗，共产党中国却需要领军人物？”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学术领军是南北朝军阀建国的产物；换言之，因为中国身陷现代南北朝的军阀建国的漩涡之中，百年内战不息，所以才会产生了学术活动也要领军人物的血腥现象——“XX课题”其实就是类似“XX部队”的番号。这仅仅因为，军阀政权需要学术领军的方式组织一帮人马，从事“笔杆子文攻”的革命造反与战争掠夺。



【086、学习共产党过滤低端人口】


《为了再次伟大 美国要开始过滤低端人口了吗？》（多维 2019-07-15）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又双叒叕怼人了。 这一次的对象是民主党的四名女议员。7月14日，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推特（Twitter）上连发三条推文，对民主党进步女议员开火。他说：那些民主党进步女议员真的很有趣。她们原本来自那些世界上最糟糕、腐败、无能的政府控制下的国家，现在却要来恶毒地教美国，这个地球上最伟大和强大的国家的民众，如何运作我们的政府。他还指出，让她们回到自己国家去，把犯罪猖獗且一团糟的祖国收拾。

特朗普之所以怒气如此大，原因是这四名议议员反对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并曾在7月初谴责过美墨边境拘留营的恶劣条件。

有趣的是，这四名民主党女议员在批判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的同时，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也在为推进过滤移民积极行动。

由于移民问题的分歧，特朗普大骂四名女议员滚回她们的祖国。

7月10日，美国众议院以365票对65票的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2月份提交的移民改革议案HR1044，也就是所谓的《2019年高技术移民公平法律草案》。

法案中规定，取消职业移民绿卡的国别限制，废除对各国移民绿卡数量的上限，解决目前排期过长的问题。

这项法案可以说将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丛林法则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得从HR1044和现行的高技术移民法规的差异来说。美国每年接受绿卡的移民数量固定为14万人，在目前现行的法案中，美国给予每个国家申请职业绿卡的配额不得超过7%的现行做法，以此保持多元化，并分成三年时间实施。

通俗来说，就是为了不出现某个国家或群体把整个篮子都装满的情况，美国政府决定给每个国家发个小碗，把14万颗糖果按比例分发给每个国家。

而HR1044则取消了各国7%的限额，简单来说就是美国不再是给每个国家相对的配额，而是采用一锅端，糖果就这么多，无论国别，只要能力强的移民自然能拿到签证，能力不强的自然会被淘汰。

由此看，HR1044的无国别限制，让中印之外，原本安逸等候排期的（其他国别）移民也加入了激烈的特殊专业人员工作签证（H-1B）竞争行列。

这不正是you can you up, no can go home，如此做法很达尔文，很丛林法则。

实施方式丛林法则不算，就连其推行的目的也很现实。

对于推行这套法案的理由，HR1044发起人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罗芙根（Zoe Lofgren）7月10日表示，这是为了让美国工业保持竞争力，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他们必须能够招募并留住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你的申请应该因你的优秀而通过，你的皮肤颜色或出生地不应该是决定因素。

这话是什么意思？美国想要通过改革高技术的移民法案过滤移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美国现行的移民制度存在着移民的国别排期差异的问题。从美国移民局的数据显示，申请技术移民美国H-1B工作签证最多的是印度及中国公民。

2018年，美国境内持H-1B签证的印度人占总数的73.9%，中国人其次，占11.2%。由于人数众多，他们面临最长的绿卡排期时间。

2019年初有研究估计，中印等待美国联邦政府核发绿卡的时间最长甚至得等上151年。

这一厢中印的精英们排队等破天，那一厢一些国家申请美国H-1B人数较少的国家，签证通过率相对高出许多，例如阿根廷和加拿大排期时间约为2年左右。

如此不平衡的排期一直都让中国和印度移民为之不满，这样的差异也限制了美国选择顶尖的人才，以及过滤人才的空间。

取消了国别移民上限，这看似让所有国别的高技术人才都在一个篮子里公平竞争，让美国的技术移民法案看起来更平等和更公正。事实上，还是为了帮助美国限制低端移民，保持该国移民的高能力、高水平。

这种过滤人才的手法显然和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同符合契。由此看，民主党和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双方又何须五十步笑百步，互相指责呢？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说的好，看来“民主党和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就是“学习共产党过滤低端人口”。专制独裁的中国模式又一次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竟然成为美国两党代议制民主政治的效法榜样。“我的锅真的很厉害”了——全球可以一锅煮了。



【087、野鸡大学还是雄安大学】


《“雄安大学”横空出世 欲成世界一流》（2018年4月23日 新闻社）报道：

近日，《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全文重磅发布，总共分为十章，规划期限至2035年。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在规划纲要中，一项重要的规划引人注目：支持“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新区办学，以新机制、新模式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雄安大学，统筹科研平台和设施、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中心资源，构建高水平、开放式、国际化高等教育聚集高地。

规划原文透露了两个信息，未来，将有不少“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新区办学；“雄安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将使用新机制、新模式。

据4月21日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对《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的批复精神。据报道，这次会议明确提出，支持符合雄安新区定位和发展需要的在京高校、医疗机构、企业总部、金融机构、事业单位向雄安新区转移，并做好服务。

知道君发现，目前，已有不少高校主动对接雄安新区，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北京“双一流”建设高校外，河北、辽宁等省均有高校对接雄安新区。

北京大学：将在雄安新区建一流的医学中心

2017年5月11日，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克志，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一行就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对接座谈。

“北京大学将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在医疗、教育培训等方面积极与雄安新区对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表示，在专业部署上，将优质前沿学科向雄安新区倾斜。

郝平建议双方在五个方面开展合作：一是发挥北京大学医疗资源优势，在雄安新区建立学科齐全，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医疗服务于一体的一流医学中心；二是在雄安新区建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高端培训中心；三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与国家有关部门合作建立PPP中心，重点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四是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北京大学与兄弟高校一道，支持雄安新区高等教育发展；五是进一步加强双方人才合作，为河北发展和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输送更多的北大毕业生。

今年两会期间，北大校长林建华回答“知道君”提问的时候，透露了北京大学在雄安新区的进展情况。“目前北京大学与雄安新区已经开展了合作对接，初步考虑是北京大学发挥医疗资源优势，在雄安新区建立学科齐全，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医疗服务于一体的一流医学中心，为雄安新区未来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林建华说。

清华大学：集150高校在雄安建创业创新联盟基地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接受“知道君”采访时表示，目前清华大学老师已参与多项雄安新区专项规划，如生态、水资源、交通等，下一步清华大学考虑把雄安新区作为学生创业创新联盟基地，联盟由150多个学校、50多家企业组成，将来会组织一些实践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等方面与雄安实现校地协同发展

去年7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党委常务副书记张建明、原党委常务副书记牛维麟、副校长贺耀敏赴雄安新区考察，与雄安新区临时党委副书记党晓龙座谈，双方就推进人民大学与雄安新区协同发展进行交流。

靳诺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将积极发挥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与雄安新区互通有无、密切交流，在决策咨询、教育发展、文化产业、科学研究、国医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从而实现校地协同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在教育、文化、生态等多领域开展合作

2017年5月8日，校党委书记程建平，校长董奇，副校长陈光巨等一行赴河北省商谈服务雄安新区建设事宜。董奇表示，北师大将在教育、文化、生态、健康等领域与河北省开展战略合作，通过校地协同创新发展，助力雄安集聚全国优秀人才和吸纳国际人才，服务雄安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建设。

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雄安新区发展研究院

去年4月22日，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雄安新区发展研究院，将研究文化、区域经济、社会管理等六个领域。该校党委书记陈文申表示，学校雄安新区发展研究院是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以雄安新区建设为中心，基于互联网精神而设立的新型智库机构。

北京邮电大学：建设研究中心 负责5G网络研究工作

北京邮电大学党委书记吴建伟曾于去年6月接受采访时透露，北京邮电大学将在雄安新区建设与互联网创新科学相关的研究中心，主要负责5G网络研究等工作。

北京体育大学：规划建设雄安新校区

北京体育大学去年5月23日，提出将建设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充分发挥其在教育、训练、科研方面的优势，在结合雄安新区在康复医疗方面需求的同时，为新区体育事业的建设发展提供人力、智力上的专业支持。

随后，6月7日，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党委书记苍海透露，运动人体科学学院将成为该校第一批进驻雄安新校区（规划中）的院系，运动医学康复大楼也将落址雄安。

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中国医学科学院雄安分院

去年8月31日，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曹雪涛、党委书记李国勤等一行，到雄安新区学习交流。在座谈中，提出通过建设中国医学科学院雄安分院，支持新区医学教育及人才培养等想法。

河北大学：成立雄安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除了北京的高校外，河北、辽宁等省也有高校主动与雄安新区对接。作为河北本地大学、也是作为距雄安新区最近的综合性大学，河北大学表示，“做贡献义不容辞”。

2017年4月底，河北大学文学院正式获批设立“雄安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首批项目包括雄安地区历史文献整理、语言（方言）资源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与保护、宋辽语言与文化接触研究、白洋淀文学流派研究和基于传统文化的文化创意产业规划与开发研究。其中，文献整理、语言资源保护等项目已获得立项支持，研究工作正在展开。

大连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发挥学校优势，支持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2017年12月1日，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寒松、校长郭东明一行到雄安新  区考察，省委常委、副省长，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会见考察组一行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王寒松表示，设立雄安新区是国家战略，大连理工大学将在教育和科技两个方面与雄安新区进行积极对接，全方位支持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发展。

2018年3月10日上午，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都本伟带队赴雄安新区进行实地考察，先后与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京雄直通车咨询有限公司进行了深入座谈，实地了解雄安新区建设规划和进展情况。都本伟明确表示，东北财经大学可以围绕雄安新区目前的发展现状与发展定位，充分发挥学校财经院校优势，积极参与到雄安新区金融科技创新规划建设中，为雄安新区建设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谢选骏指出：“‘雄安大学”横空出世‘欲’成世界一流”——这样的标题看起来是在报道一所野鸡大学的诞生。仔细看看内容，果然是来自五湖四海，就好像一个什么戏班子临时搭建起来了。

《超300所“野鸡大学”被曝光 湖南有6所》（2017年06月13日三湘都市报）报道： 

截至目前，已有十多个省份高考分数线出炉，很快就要填志愿，一些“虚假高校”也要开始作祟了。从2013年到2016年共曝光5批虚假大学名单，一些“野鸡学校”被曝光多次换个域名继续存在。

日前，“上大学网”公布了最新一期“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这是该网第四次公布上述榜单。前两年，“上大学网”曾先后公布了3批共210所虚假大学，经过教育部和各地主管部门的查处，大批虚假大学被取缔。今年，又有上百所虚假大学出现，有的属于改头换面更改校名，有的则是更换网址保留旧校名。迄今为止，被曝光的“虚假大学”已超过了300所。

按照校名，有118所虚假大学分布于北京、上海、河北、湖北、天津、江苏等25个省区市。北京再次成为“野鸡大学”的重灾区，注明“中国”、“北京”、“首都”等字样的虚假大学达39所，占总数的1/3，远超其他省份。湖南省也有6所“野鸡大学”被曝光。分别为湖南屈原大学、株洲航空旅游学院、湖南经济管理大学、湖南湘林科技大学、中南建筑工业学院、湖南工贸学院。这些“野鸡大学”都不在教育部最新公布的“2015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之列，不具备2015年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考生填报志愿时要谨慎，防止上当受骗。与此前揭露的“野鸡大学”一样，这些野鸡大学不具备招生资格、没有办学资质、涉嫌非法招生和网络诈骗，大多打着“中国”“北京”等字样，通过注册多个网站骗取生源，以出售假文凭等方式获利。其中，以“经济贸易大学”、“工商学院”、“科技学院”等命名的比比皆是。

如何辨别野鸡大学

1、看办学时间。“野鸡大学”办学时间短，有的一两年，有的三五年，没有传统和文化底蕴。

2、看教学设施和教学场地。一般大学都有教室、行政楼、图书馆、电脑房、操场等，而“野鸡大学”的硬件配备极其有限，有的干脆在商务楼租房，有的展示图片上的图书馆很小，书籍只有一千来本，电脑房只有一两个，一看就知道是“糊”出来的。

3、“野鸡大学”专业非常狭窄，基本上市场上热什么，就开办什么专业。

4、教师资源依靠外援。通过了解资料，不难发现有些学校师生比例很小，有的甚至只有1∶40。学校的教师来源主要是公办学校老师“走穴”。

5、中介宣传时非常商业化，甚至用上“练摊式”营销手段。所谓顾问常用“这个学校什么都好；保证可以移民；读起来很容易”等语言来鼓动学生。

6、招生标准“飘忽不定”。张榜公布时学校要求明明很高，但学生的平均分勉强够60，中介却满口应承说没有问题，肯定能上。

谢选骏指出：看看看，北京不愧为毛泽东咽气的地方，湖南不愧为毛泽东落地的家乡，野鸡大学都榜上有名，就像当年的“五七干校”一样。野鸡大学显然很符合雄安大学的办学标准——建议把这300多所野鸡大学综合一下，就可以矗立雄安成大学了。免得把现有的一些大学拆迁的七零八落、体无完肤、集体倒闭。拟议中的300多野鸡大学合并的雄安大学，干脆就叫“毛泽东大学”，就得了。再建一座模拟的“毛泽东纪念堂”，作为永久的办公大楼，就齐了。



【088、一带一路的难度大于“长城+大运河”】


《中国一带一路上连栽跟头》（2017年11月19日 转载VOA）报道：

刚刚写入中共党章、蹒跚上路的中国“一带一路”构想最近忽然遭遇一系列挫折，预示出其未来道路之坎坷。

津巴布韦政坛风云突变，执政37年、被视为中国“老朋友”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被推翻，凸显出“一带一路”之上的政治陷阱。

“一带一路”主要集中在南亚、中亚、东非等地区，而沿线国家大多政治制度落后，欠缺民主规范，一旦政府倒台，中国大笔投资随时可能付诸东流。

本星期“一带一路”上中国栽的另一个跟头是，另一老朋友巴基斯坦也出人意料地拒绝了中国140亿美元水坝项目投资，改为由巴基斯坦自己筹资建设。巴基斯坦的迪阿莫-巴沙大坝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是“中巴经济走廊”上的关键一环，中巴两国今年5月刚刚签署备忘录，确定中国将获得位于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迪阿莫-巴沙大坝的项目所有权，然而巴基斯坦现在称，中国的条件无法接受、违背巴方利益。

就在巴基斯坦拒绝中方援资三天前，尼泊尔也在14日取消了与中国合作的价值25亿美元的布达甘达基水力发电厂电站项目。

各种迹象显示，被视为中国顶级全球战略构想的 “一带一路”倡议在即使是被视为盟友的国家也接连遭遇抵制，中国的大笔投资往往被质疑为是一种企图长期盘踞下来的殖民策略。

在斯里兰卡与中国签定的汉班托塔深水港项目中，由于斯里兰卡无力偿还中国巨额贷款，只好出租土地，中国的国营企业因此将取得长达99年的经营权，拥有1万5千亩的土地。这一项目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该投资计划目前处于搁浅状态。

斯里兰卡位于中东油船前往中国的海路上，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中共中央政治局新晋常委汪洋本月初在北京会见斯里兰卡外长马拉帕纳时还在力促斯里兰卡接受这一项目，称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斯里兰卡的关系，视斯里兰卡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

美国《外交事务》星期五11月17日刊登一篇文章，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虽雄心勃勃，但远不可能一路顺风。“中巴经济走廊”途经喀什米尔，引起印度的激烈反对，而且又途经恐怖份子出没地带。

在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在最初被美国等国家冷落了一段时间之后，最近也有了一些积极的反应。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都表示愿意在有关项目上进行合作。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星期五18日发表演讲时提到了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正面地评价了这一经济带构想。他指出，“如果以开放的谁都可使用的形式展开，将对全球经济非常有利”。

谢选骏指出：长城的建设拖垮了霸道的秦朝，大运河的建设拖垮了霸道的隋朝——而现在的“一带一路”建设，其难度要大于“长城+大运河”——比拖垮了秦朝的长城和拖垮了隋朝的大运河之总和，还要大。这是因为长城建设在中国边境，大运河建设在中国腹地，但是一带一路却要建设在距离中国万里之遥的海外。所以，“中国一带一路上连栽跟头”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了。尽管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毛泽东比秦始皇更为有效地控制了社会基础，“一带一路”也因此获得了比“秦朝的长城+隋朝的大运河”更为雄厚的技术支持。



【089、一带一路的折衷主义——陆权与海权的首鼠两端】


（一）

网文《我的俄罗斯之旅》说：

想像中“西伯利亚”应该非常荒凉，坐上火车才知道实际并非如此。铁路沿途的市镇还真不少，并没有所谓的“无人区”，只是市镇的规模不大而已。铁路行车的密度也很大，感觉每隔一会儿就有火车呼啸而过。

099次列车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出来，一直沿中俄边境俄方一侧行驶。我在Google上看，有些路段铁路线几乎就贴着中俄边境俄方一侧行驶。且沿途许多车站也是中国人所熟悉的：如：布拉戈维申斯克，中国称：海兰泡；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乌兰里斯克：双城子。等等。还有一些河流也原本是中国的内河或界河，如：石勒喀河；色楞格河等。

列车停了几个大站。下车时，我看到的当地居民基本上都是白种的俄罗斯人，只有在乌兰乌德等地才看到有少许卫拉特蒙古族面孔的黄种人。

列车行驶了三天三夜才驶出“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大兴安岭林区到达贝加尔湖。贝加尔湖，中国人都知道是汉代苏武牧羊之地。这是一块多么广袤的土地。但如今这块土地已经由原来的“有争议”变成了“无争议”，反成了俄罗斯“固有领土”。而也只有坐了俄罗斯的火车才可能知道，我们教科书里所谓中国最大，最美丽，最富饶的大兴安岭林区实际仅仅是地理上大兴安岭一个非常小小的边缘罢了。

还有一个应该提到，所有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的地方就是：唐努乌梁海。这块土地也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一位诗人这样写到：

高原上安静躺卧着的

像菊花一般清澈的湖水啊

萨彦岭下是我们失落了的

库苏古泊

被别人取走了的金银

我们会唤叫着去夺了回来

被别人取走了的马匹

我们会骑上更快的马

再去抢了回来

被别人轻易取走了的唐努乌梁海啊

怎么从来没听说有哪一个子孙

曾经为她流下过一滴泪来？

（二）

网文《世界岛》说：

世界岛（World Island）的概念来自于麦金德于1902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的文章历史进程中的地理要素。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地缘政治分析推广到全球角度。麦金德认为，地球由两部分构成。由欧洲、亚洲、非洲组成的世界岛，是世界最大、人口最多、最富饶的陆地组合。在它的边缘，有一系列相对孤立的大陆，如美洲大陆、澳洲大陆、菲律宾、印尼、日本及不列颠群岛。在世界岛的中央，是自伏尔加河到长江，自喜马拉雅山脉到北极的心脏地带。在北极冰冻地带和南方连绵的山脉和沙漠的保护下，这片中心地带只有可能面对来自西欧的陆地入侵威胁。麦金德认为，由于古代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这片心脏地带在过去不可能被一个单一强权所控制。由于人力资源与供给的困难，自古以来，自东向西或自西向东的连续军事扩张不可能实现。

麦金德认为，铁路的出现已经大大降低了一个单一强权主宰中心地带的难度。当欧亚大陆被密集的铁路网覆盖时，一个强大的大陆国家将主宰这片自东欧门户开始的的广袤土地。而这将是这个国家主宰欧亚大陆，进而主宰世界的前奏：“谁控制了东欧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就控制了世界岛； 谁控制了世界岛就控制了世界。”

麦金德的上述结论假设了对于两大海洋强权-英国和美国的地缘政治噩梦。一旦德国或俄国控制了东欧，这将是这两大强国主宰世界的前奏。

一般认为，麦金德理论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一些人认为，麦金德的理论为纳粹德国向东扩张创造的理论基础。然而，尽管二战中的纳粹德国控制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东欧大部地区，它却被苏联打败。解释之一认为，苏联可以把工业迁移到心脏地带之外的西伯利亚地区。然而，关于西伯利亚地区是否属于心脏地带却有争议。麦金德的理论也受到了另外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空军的有效性使地域宽广的世界岛纵深地区面临威胁。另一方面，随着核武器的出现，世界岛的纵深对于工业的保护变得毫无意义。

然而，冷战的开始使麦金德的理论重受青睐。这主要由于苏联的崛起所导致的。

苏联从工业方面，科技方面和军事方面，完成了对心脏地带的控制。然而冷战的结束和苏联解体使麦金德的理论再次受到质疑。海洋对于国际商业与国际贸易的重要作用部分抵消了陆权论的影响。

无论如何，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和与其相伴随的陆权论思想仍然在二十一世纪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一旦欧亚大陆上的强权国家再次崛起，麦金德的理论将再受青睐。

（三）

网文《前苏联、东欧和中国曾“联手”控制了欧亚大陆》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开始了苏德战场的反攻，苏联红军不仅收复了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欧俄地区，还顺势攻入了东欧国家，势力影响直到南欧国家，苏联红军进攻的势头一直到攻克柏林为止，东部德国也破天荒地被纳入前苏联的势力范围。用麦金德陆心理论来看，前苏联就是占据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现代鞑靼”，前苏联的本土范围不仅包括麦金德1904年提出的传统心脏地带如叶尼塞河以西的西西伯利亚平原，也囊括了除阿富汗与中国新疆以外的整个中亚地区，乌克兰、白俄、高加索地区也成为这个庞大帝国的一部分，而前苏联的中心地区——高度工业化和组织化的欧俄地区也是典型的心脏地带。

前苏联的诞生不仅重演了欧亚大帝国的历史，更让人联想起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在欧亚大陆奇迹般的扩张，前苏联的诞生几乎囊括了麦金德陆心理论中大部分心脏地带，其扩张历程更暗含了麦金德具有远见的预测：当一个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化工业国家取代古代的游牧民族控制了心脏地带以后，就可以利用现代运输手段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丰富的资源联结起来，从而实现控制欧亚大陆和独霸世界的野心。前苏联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似乎也验证了麦金德理论的远见，前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将世界岛心脏地带用现代化的运输交通手段联系在一起的帝国，其可利用资源的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心脏地带的重要意义在于：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面对西面战事的胶着，不是继续进攻英国，而是突然放弃西部战线，率师狂袭东部的苏联、乌克兰和白俄，也是想要夺取陆心地带的心脏地区。而前苏联虽然在战争初期犯了一系列战略失误，但是因为掌握了大片心脏地带区域，因此掌握了丰富的战略资源和军需后备，心脏地带庞大的战争资源储备和源源不断的军需产品是前苏联最终战胜纳粹德国的重要原因。而前苏联东部战场的告捷和苏联红军控制东欧和东部德国更是获得了麦金德在1943年修正理论后最重要的心脏地带——东欧，至此，前苏联的势力达到历史的顶峰，一时间，苏式共产主义大有席卷整个欧亚大陆之势。

而美国和西方集团对前苏联陆心地带急剧扩张采取的遏制手段正是根据斯皮克曼边缘地带遏阻理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世界岛——欧亚大陆西部边缘的西德、法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北欧和英国等国家构筑了防止前苏联集团入侵的战略防线，但是前苏联的东欧集团占据了心脏地带的重要战略优势，对于西方海洋民主国家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冷战相当长的时间内，前苏联东欧集团处于较大的战略优势，而美国支持下的西欧边缘地带的海洋民主国家却相对处于战略守势，前苏联大规模的坦克集团军似乎随时可能入侵欧亚世界岛的西部边缘地区，而中欧和西欧的平原地形几乎让西欧海洋民主国家在面临苏联红军入侵时无险可依，面临战略险境。

而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被当时的西方集团解读为苏联共产主义的力量扩展到欧亚大陆世界岛的东部边缘，在一些地缘学家看来，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联合使得欧亚大陆出现了前苏联势力席卷全球的可能性。而西方国家则战略退却到欧亚大陆的两个边缘，被迫实行边缘包围、步步为营和反制中心的战略行为。

与此同时，美国在冷战期间两次重要的介入都受了斯皮克曼边缘理论的影响，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介入都是美军在边缘地带的大规模介入。美国为了防止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被赤化，相继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但是却遭到平局和失败的结局。特别是美国在越南战场的失败让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赤化，整个中南半岛震动，美国在西方世界中大丢颜面。

从中国自身战略利益角度来分析，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和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都对认识二战后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局势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即将解放南京的前夕，世界上两个意识形态完全对立、互相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超级大国美国和前苏联在对待中国时局上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双方均要求中国南北两方划江而治。这是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最集中的体现：在欧亚世界岛东西两端的边缘地带因为人口众多，经济区域密集和资源丰富，任何一个区域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无论其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必将对美苏的超级霸权构成挑战。

因此互为敌对的美苏战略性地达成了一致，要求成立南北中国。当时中国的两位领袖都顶住了美苏的压力，蒋介石拒绝了美国的南北朝建议，而毛泽东则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魄力粉碎了美苏在边缘地带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捍卫了中国国家利益，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人以实际行动掌握了中国战略主动权，在亚洲大陆边缘地带完成了中国大陆的统一，为中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地缘战略局面。因此仅仅将中国革命的胜利归结为前苏联势力扩张到欧亚大陆东端的纯意识形态的看法是偏颇和不足的，之后中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完全印证了这样的事实：中国革命胜利造就的是欧亚大陆东部边缘地带一个独立大国的兴起，而不是任何一种依附力量的兴起。

今天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喜欢从领袖性格和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的角度来解释中苏关系破裂的这段历史，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并不全面。中苏分歧和冲突是有其深刻地缘因素根源的。

前苏联以压倒性的优势占领了世界中心岛的心脏地带，有利的地缘优势和超级资源优势使得其在面对欧亚大陆中心岛两端的边缘地带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扩张的战略意图，进而难免自我膨胀并试图称霸世界。另外，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莫斯科具有天然的意识形态优越感，但是意识形态的优越感和解释权仅仅是表面现象，它只是实现前苏联称霸欧亚世界岛的重要工具。

（四）

谢选骏指出：可是，上文不查，苏联的迅速瓦解，说明“陆权理论”具有致命的缺陷。当年，纳粹也是由于误信这一理论，导致希特勒踏上了“东进”的绝境。这是因为，“陆权理论”忽视了精神方面的要素。就拿蒙古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相比，前者明显拥有“大陆心脏地带”，而后者则没有；但是，早起的阿拉伯至今势力庞大，而后起的蒙古却归于消灭。这是因为阿拉伯虽然没有大陆心脏地带，却有精神要素纽带（伊斯兰教），蒙古虽有大陆却没有精神，最后还被别人的精神（喇嘛教）给奴化了。

俄罗斯也是如此。苏联也是如此。

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公国是依靠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起家的，因为这使它得以窃取“第三罗马”的精神，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扩张。但随着世俗化的加剧，俄罗斯帝国终于瓦解。

苏联则是依靠国际共产主义起家的，因为这使它得以窃取“世界革命的中心”的精神，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扩张。但随着共产主义的破产，苏联阵营终于瓦解。中俄为何不能结合？因为这两个不讲信义的伙伴，遵循的精神其实并不等同——俄国共产主义受到东正教的训练；中国共产主义却只会投机。美国的扩张，则与“圣经和独立宣言的结合”息息相关，所以只有抛弃基督教，才能让美国走向灭亡。

未来的中国呢？依靠什么精神资源走向世界的前台？仅仅依靠“大陆心脏地带”？那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路一带”作为陆权论的补充被提了出来。所以，有人会说“一带一路是超越陆权海权的新思维”，但却没有注意到“一带一路是一半陆权一半海权的折中思维”，其结果可能不是超越权力，而是没有权力：一带一路的折衷主义之危险在于——力量分散而遭到各个击破、拦腰切断，结果就是，既没有陆权也没有海权。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要扩张自己的实力，仅仅凭借“一带一路”这类战略层面的东西是不够的，还需要具备宗教层面的独创价值。那么“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呢？它是否具有宗教的内涵呢？如果没有，那不过是具行尸走肉。要知道，人类不能只靠“利”来结合；共同体还需要“义”来整合。如果有呢，那又是什么呢？是基督教吗？那你们为何拆教堂呢。



【090、一带一路仿佛现代大运河】


（一）

《一带一路高铁驶不出中国》（2016-10-06 朝鲜日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近期报道称，针对泰国政府的一份今年11月的高铁线路招标广告，泰国民众调侃其是“哪儿都不了的铁路。”有消息称新投入施工的铁路全场仅为3.5公里。该线路原为始发于中国南部的云南省昆明市，路径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到达新加坡的全长3000㎞的高铁路线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见平将其视为一带一路项目的核心工作，2014年经军事政变掌握政权的泰国军方也对此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同一年度12月两国还签署了《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MOU）》。

然而如今该项目能否成事变得前景不明。面对中国提出的年利率2.5%的贷款，泰国政府声称“日本提供年利率1%左右的开发贷款”，要求中国降低利率。虽然名义上是利率问题，但实际上泰国国内“一条比起国内需求，更多的是为中国提供便利的高铁线路，政府对中国做出了太大让步”的舆论批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终两国协商破裂，泰国政府仅对最初规划的250km第一区间线路中的3.5㎞挂出了招标广告。而且就是这么长的铁路，泰国还对中国施压，说是要用本国的资金与他国的高铁技术建造。中国被泰国军方搬起石头砸了脚背。对于迎来“一带一路”三周年的中国，这样的情况是痛心疾首的。

习近平主席的招牌项目“一带一路”在作为始发站的东南亚等邻国出现了不少差池。一带一路是穿越东南亚、西南亚与中亚，通过一带与一路连接欧洲与非洲的项目，是在周边的65个国家铺设道路、铁路、输油管以及建设港口与机场的超大型的土木项目。自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该设想后开始着手实施。昆明始发至新加坡的高铁项目在这当中又是中国政府尤为重视的项目。因为这条线路可以实现一石三鸟，即出口，进军东南亚市场，以及建设不经马六甲海峡通往印度洋的渠道等。然而中国在东南亚区间连1m的铁路都未能铺设成功。

2015年12月曾在首都万象举行了盛大开工仪式的老挝也停止了施工。开工不过几天的时间，老挝政府就中断了施工。老挝政府在中断施工的同时，要求中国政府提交关于该项目可能对老挝造成的社会与经济影响的报告。美国之声（VOA）报道称：“停工的真正原因是老挝国内的舆论批判。”多数舆论称，中国竟然要求GDP仅为120亿美元的老挝，在高达70亿美元的施工费用中自行解决30%的费用，这样的条件实在太过卑劣。甚至连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全给中国了”的批判声。有消息称，泰国始发至马来西亚区间的线路也极有可能选择第三国的高铁，而非中国的高铁。

一带一路项目在非洲与欧洲等距离中国较远的地区进展顺利，却在亚洲地区与邻国陷入如此苦战，有分析称是因为周边国家的警戒心，担心对中国的依赖度会因此而加大。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称：“对于那些向中国借钱用于建设的国家而言，如果项目进展不顺利，就有可能因为负债而被中国牵着鼻子走。”

“一带一路”并非单纯像中国所主张的那样是为了实现互惠互利，稍有差池便有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主权落入中国的手中。而且实际上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大部分施工都由本国的建筑公司与人力来完成。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乔纳森·胡斯拉格（音）教授称：“一带一路的本质是为消化中国生产过剩的强制出口项目。制造业根基不如中国扎实的国家蒙受损失是不可避免的。”

谢选骏指出：“一带一路”仿佛现代的大运河工程，它可能拖垮共产党政权，就像大运河拖垮了隋朝的统治。但即使如此，一带一路这个现代的大运河工程却可能在共产党之后发挥作用，就像大运河工程在隋朝以后发挥了作用。

（二）

《隋炀帝为何要开通隋朝大运河？》（趣历史 2015年3月17日）报道：

隋炀帝登基后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营建洛阳；第二件事就是开通隋朝大运河。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

隋朝大运河始建于公元605年，隋炀帝利用已有的经济实力，征发几百万人，开通了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动用百余万民工挖通济渠，连接黄河淮河，同年又用十万民工疏通古邗沟，连接淮河长江，构成下半段。三年后，用河北民工百万余，挖永济渠，通涿郡(今北京)南，构成上半段。又过两年，疏通江南河，直抵余杭(杭州)。至此，共用五百余万民工，费时六年，大运河全线贯通，全长两千七百余公里，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隋朝大运河是在已有天然河道和古运河基础上开通的。它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河流，成为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大运河的开通，对我国以后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

隋炀帝实施大运河开凿计划，最初到底是出于何种动机？这是史学界至今争论不休的话题。目前，主要有“交通说”、“经济说”、“政治说”、“军事说”四种说法，从这些说法来看，隋炀帝开凿隋朝大运河完全是出于国家长远战略利益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富国强民的考虑。但千百年来，民间一直持有异议，其中以唐王泠然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其《汴堤柳》中称：“隋家天子忆扬州，厌坐深宫傍海游。穿地凿山开御路，鸣笳叠鼓泛清流。”晚唐秦韬玉也认为，隋炀帝“种柳开河为胜游”。明末袁于令在《隋史遗文》中的评价更为直白：“秦政之筑长城，为防胡计，非为游娱也。开河之役，诚有功于后人，若论杨广，则只为流连之乐耳，未可与秦皇并也。”

从古人这些观点来看，隋炀帝开凿隋朝大运河的原始动机不过是为了个人“游幸”的需要，即所谓“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在隋朝大运河尚未全线贯通前，即在南运河通济渠与邗沟刚开通时，隋炀帝便乘龙舟，率领着皇后妃嫔、文武百官、僧尼道士和大批兵士，大张旗鼓，大讲排场，前往其最早封地江都(今江苏扬州)巡游去了。隋炀帝先后巡游了三次，最后就死在扬州。所以，历代都在传颂“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杜牧《汴河怀古》：“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王许浑的《汴河亭》：“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汪遵的《汴河》：“隋皇意欲泛龙舟，千里昆仑水别流。”

显然，认为隋炀帝开凿隋朝大运河是出于“私意”既不公正也不客观。可是，为何民间会对隋炀帝的评价这么差？这主要是缘于开凿隋朝大运河和后期“龙舟巡幸”劳民伤财过甚，民众苦不堪言所导致的“民怨”。据韩偓《开河记》记载，当时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者至，如有隐匿者斩三族。”最后征到民工360万人，但开凿到今天徐州境内时，民工已死了150万人，“下寨之处，死尸满野”。加上后来的“巡幸江南”大操大办，隋炀帝自然为天下人所痛恨，巴不得杨广早死，隋早亡。

对于隋朝开凿大运河，民间还有一种更为玄乎的说法，称隋炀帝出于“凿穿王气”的考虑。古代帝王都迷信，隋朝是刚结束南北分裂不久的统一王朝，隋朝皇帝更忌讳他地有“王气”。当时一位叫耿纯臣的人发现了他地“王气”。《开河记》开篇即称，“睢阳有王气出，占天耿纯臣奏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于是，杨广的小舅子、谏议大夫萧怀静听风就是雨，提出了一个“破王气”方案：“于大梁起首开掘，西自河阴，引孟津水入，东至淮口，放孟津水出。此间地不过千里，况于睢阳境内过，一则路达广陵，二则凿穿王气。”

隋炀帝信以为真，遂开凿了隋朝大运河。明代齐东野人撰写的演义小说《隋炀帝艳史》中描写的“耿纯臣奏天子气，萧怀静献开河谋”，说的就是这事；民间大骂萧怀静也是缘于此事。所谓“王气”，又称“地气”、“天子气”，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极为荒诞，但古人深信不疑。隋文帝杨坚为灭南朝王气，将陈都城建康(今南京)毁为菜地。所以，继承了隋文帝治国理念的隋炀帝，不可能不迷信“天子气”这套宣传理论。而且，从历史上看，隋炀帝并不是通过开凿河渠“泄地气”的第一人，秦始皇嬴政当年就曾在金陵“凿方山、断长陇、引淮水”，开凿河道，以泄东南“天子气”，形成了今南京市区著名的景观河“秦淮河”。

隋炀帝开凿了隋朝大运河后，民间很快就传出了“河不利隋”的传言，认为在全国境内开河反而动了隋朝杨姓的“地气”，让隋之国运“江河日下”，不要说500年了，连50年都没有，仅历37年隋朝就被唐朝取代了。显然，这是一种“附会”之说，开凿大运河耗尽了隋的国力、财力、民力，才是不争的事实。据《隋书》等史料记载，国家承平日久，“户口益多，府库盈溢”。隋文帝末年，国库能够隋王朝吃60年，即《贞观政要》中所说有“计天下储积，得供王六十”一说。大运河从公元605年开凿，到610元完工，仅6年时间就将隋文帝时可吃60年的家底全耗光了。此外，再加上在上隋朝大运河贯通后，隋炀帝加速对外扩张，东征高丽，让本已元气大伤的隋王朝雪上加霜，这些才是隋王朝快速灭亡的真正原因。

晚唐学者皮日休认为，隋朝大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但同时他也肯定了隋炀帝的历史功绩，其在《汴河怀古》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谢选骏指出：从我的“现代南北朝”的历史分析当今中国，类似南北朝晚期——中国真会出现一个统一中国的隋炀帝吗？不过真是统一了中国，那还是朝向隋朝的灭亡又前进了一步。所以我说，共产党晚点统一香港、台湾，可能反而会晚一点灭亡。



【091、一带一路可能导致欧美的边缘化】


《一带一路输出红色霸权价值观 欧洲警惕》（2019年4月27日 转载中央社）报道：

 欧洲评论常把「一带一路」与美国二战后提出的「马歇尔计画」相较，不过一带一路引发攫取参与国经济利益的问题，欧盟戒心也日益升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与中亚国家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合作。同年10月，习近平又提出加强东盟国家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一带一路倡议。 

虽然北京强调一带一路推动与沿线各国更大范围及更深层的区域合作，维护自由贸易体系与开放型世界经济，但背后目的是借此消化国内过剩生产力，并借合作名义扩大国际政治影响。

在欧洲，许多人谈到一带一路会对照「马歇尔计画」。二战后，西欧各国急需重建城市及提振经济，当时美国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提出欧洲复兴计画，向西欧多国提供食品、设备与原材料等，与工程、技术、捐款及贷款等多种形式援助，当时约达130亿美元。

马歇尔计画开拓欧洲庞大市场，美元成为国际主要货币，更拉拢西欧各国防堵苏联，美国拥有国际政治与军事的话语权。

中国推出一带一路之初，欧洲不少人称之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画，虽然都是大国战略下的产物，但马歇尔计画中的美欧利益一致，欧洲提出援助方案，美方再捐赠，抗苏及奉行资本市场等价值观拉近大西洋两边的距离。

一带一路前进欧洲，锁定经济不振的国家，中国国企大举投资当地关键基础产业，好处中方拿走，在地企业难分一杯羹。此外，透明度不足导致多国债台高筑，双赢沦为口号。

与马歇尔计画相较，一带一路旨在输出「红色帝国」价值观，攫取合作国家的经济利益，和西方体系有重大差异。即使中方大肆宣传，欧盟却警戒升高，双方互信不足，难成盟友。

欧盟感受中方的不公平贸易及安全威胁日渐严重，3月中旬罕见定调中国为经济和体制的全面竞争对手，核心国家德国及法国，认定北京有意破坏欧盟团结。

3月下旬习近平访问义大利，经济疲弱的义国成为首个拥抱一带一路的欧盟创始国和7大工业国集团（G7）成员。德国总理梅克尔（Angela Merkel）不直接批评，指「欧洲联合行动比较好」。

法国总统马克宏（Emmanuel Macron）直白说：「没有人是天真的，我们尊重中国，也希望尊重欧盟的统一及其价值。」

根据中方说法，有20多个欧洲国家响应一带一路，除了义大利，之前即透过葡萄牙、希腊及捷克3个欧盟成员国踏足欧洲。葡萄牙的电厂、石油业与航空运输业都可见中资，当欧盟打算反制中国在欧洲经济扩张，葡萄牙的反对立场不令人意外。

此外，2016年中国远洋运输公司收购彼里夫斯港（Piraeus），隔年希腊即阻止欧盟在联合国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

欧洲虽有国家在特定议题上挺中，但也探讨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剥削多国资源及劳工的现象，并指倡议无法与各国深度文化交流。葡萄牙近期的狂欢节游行中，有民众高举「中国人入侵」讽刺标语，显示巨资寻求国际政治红利之际，当地人却嗅到霸权的味道。

谢选骏指出：欧美相当无知，他们哪里懂得，一带一路不仅输出红色霸权价值观，而且迟早导致欧美的边缘化——美国在此被排除在外，欧洲也将成为末梢，而真正的心脏将位于中国——好在这个中国现在还是西方精神（马列主义）主导的，如果一旦马列颠覆，中国复兴，那么一带一路真的可能弄假成真，成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开路先锋了。所以我说，一带一路可能导致欧美的边缘化。



【092、一带一路沦为疫带疫路】


《大疫重挫习权威 一带一路被改名》（2020-03-18 TDTV）报道：

有学者说，武汉肺炎严重打击了习近平的威信，一带一路恐变一带一怒。

中共隐瞒武汉疫情，导致病毒扩散全球，无数民众染病及死亡。有学者说，武汉肺炎严重打击了习近平的威信，相信各国再次质疑中共的公信力，尤其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更是深受其害。在疫情打击下，北京的一带一路恐变"一带一怒"。还有媒体嘲讽，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一带疫路"。

韩国、伊朗及意大利是中国以外的三大疫国，三国确诊数超过5万宗。此三国均是支持中共一带一路的重要国家，武汉肺炎疫情也顺着这一带一路，首先被中共输送到这几个国家，再扩散至中东、欧洲及世界各地。

香港《苹果》18日报导说，一带一路的热钱未到，但随着中共隐瞒疫情，瘟疫已循一带一路悄然进入欧亚，成为"一带疫路"。多国因此出现了反华情绪。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前高级研究员加勒特（Laurie Garrett）说，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最重要外交策略，取海上及陆上丝绸之路，连结欧亚非共70多个国家，由中共成立的亚投行融资发展基建。他认为，"一带一路是英国殖民主义后，全球最具野心的外交及贸易策略。"

不过，由于中共债务危机非常严重，随着疫情大爆发，造成的贸易赔偿及全球经济衰退已拖累经济，接下来中共可能会减少资助一带一路。加勒特说，现时很多国家指责中共隐瞒疫症，最终传入该国甚为愤怒。加上中共在SARS及非洲猪瘟时也隐瞒疫情，加深他们对一带一路的猜疑。一带一路恐变为"一带一怒"。习近平的威信遭到严重打击。

去年12月武汉疫情爆发之初，中共从地方到中央都在隐瞒，同时抓捕传播疫情真相的一线医生，并谎称疫情"可防可控"，没有"人传人"等，一直到瞒无可瞒。武汉在1月23日突然毫无预警的封城，封城前已有500万人逃离，导致疫情扩至全国。之后，疫情顺着一带一路传出去，导致亲中的国家如伊朗、意大利及韩国相继沦陷。

台湾战略学会研究员苏紫云相信，伊朗、韩国及意大利经此一"疫"，国内防中派将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一些被中共剥夺了工作机会的外国民众，亦有可能连结起来反中。

苏紫云担心，现时中东及欧美疫情只是第二波，未来有第三波，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都有参与一带一路，如柬埔寨、老挝及非洲国家，他们医疗水平差，试剂亦不够，随时透过中国工人及其他一带一路国家引入疫情，导致全球爆发第三波疫情。他说，这些国家跟中共关系密切，比较相信中共的假消息及讯号，没有及时采取边境策略，航班也很畅通，对中共疫情失去警戒，结果到了国家爆炸性疫情来到后，已经来不及救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啰里啰唆，说什么“一带一路恐变一带一怒”，说什么“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一带疫路”……这些哪里比得上“一带一路沦为疫带疫路”的说法，来的一语中的呢。换言之，“一带一路”，简直就是“疫带疫路”的谶语。



【093、一带一路面临腰斩】


《印军炮轰巴基斯坦！新德里为何两线挑事？》（2017-07-19 多维）报道说：

7月开始，印巴交火持续升级，巴控克什米尔多处地区遭到印军炮击

据巴基斯坦方面报道，印度军队继上周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印巴实际控制线附近相互开火，造成多人伤亡之后，再次于当地时间7月18日下午向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开火，并进行炮击，共造成2名平民死亡、13人受伤。由于炮击时断时续，实际伤亡人数当会继续上升。

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就上周的开火行为一直争论不休，相互指摘对方为主动挑事者。究竟是谁先射出的第一发子弹？这已经不重要，毕竟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对抗已经持续几十年。尽管2003年的停火协议防止了战争的出现，但双方在控制线附近仍时常出现交火的情况。今年来冲突更是不断升级，数百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次数达历史之最。

这次印巴冲突之所以与众不同，还因为印度正与中国在洞朗地区紧张对峙。印巴冲突或许难以辨明谁是挑事者，但是中印冲突却明显是印度率先越境。那么人们不禁发问，为什么印度会两面开弓？同时在东西两面和中巴分别发生对峙？

本质上，这和印度为何要在中印边境挑事的原因之一是一致的。

印度在中印边境挑事的原因之一，是印度自1962年之后便持久难消的敏感心理。这番见到中方在距离自己战略重地西里古里走廊只有不到200公里之遥的洞朗地区修路，便难免忧虑，索性以军队越境来挑事，寄希望于打乱中方修路的计划。当然，也不排除有对中巴两国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推进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进行抗议的含义。

但是印度另一个在中印边境挑事的理由，则是莫迪可以借此挑起国内民族主义的思绪。作为一名靠着基层民众选票上台的领导人，莫迪大可以将这种躁动的民情转化为对自己的支持，并以此来对弈同样是来自国内的其他政治压力，乃至推动自己的多方面阻力较大的改革目标。

只要这种民粹声浪是在一定可控程度之内，那便是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这庶几也是新德里政府虽然一直声称要维持和平、管控分歧，并且派国安顾问多瓦尔（Ajit Doval）7月底赴华访问，但同时面对国内民粹的声音现阶段也保持默许的原因。

而印巴冲突的情况其实也是此理。甚至可以说，与巴基斯坦的相互开火，较之与中国的边境对峙，更可以激起民意的沸腾。

这一层算计，加之对“中巴经济走廊”的顾忌，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印度可以冒着引发两线战争的危险，同时与中国及巴基斯坦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头像被印度人撕烂火烧》（2017-07-18  BBC）报道说：

7月4日，印度示威者在首都新德里焚烧中国国旗和领导人头像。

中国官方电视台CCTV周末播放了一段解放军在西藏高原地区进行军事演习的视频。中印两国在锡金段边境的对峙呈现升级的迹象。

报道称，西藏军区某旅全员全装机动至海拔5000米青藏高原就兵力快速投送、信息化装备应用、多兵种联合攻击等要素展开实兵实弹演练。

电视画面显示，中国军方动用了大炮及火箭炮进行射击等多种实弹演练。

中国媒体报道称，印中边境有大量地区是高原山地地形，因此印度陆军非常重视山地部队的建设，目前不算正在组建的第17山地打击军的情况下，印军共有10个山地师、1个独立山地旅和3个后备山地旅。其中有8个山地师分布在中印边界。其中三个山地师部署在中印边境锡金段。

与印度山地部队的步兵配备相比，中国媒体报道称，解放军具备一定优势，一是火箭筒多，二是大口径机枪多。因此"在旅属炮兵的火力上还是优势很明显的。口径大，威力大，自行化和自动化程度高"。

香港《南华早报》引用中国观察人士的话称，中国解放军秀肌肉的目的"意在警告印度"。解放军希望表明自己有能力战胜印度军队。"虽然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的印军人数超过中国军队，但中国军队的运动速度、火力以及后勤保障明显具有优势"。

谢选骏指出：在东方人的习俗里，“习近平头像被印度人撕烂火烧”，这等于是宣战了。印度为何专挑此时挑衅甚至宣战？其实不是为了几十年前的边境问题，而是为了“把一带一路拦腰斩断”。只要斩断了一带一路，共产党中国就将被锁定为东亚地区国家，无法成为全球大国。而且因为中国大陆的东面仍被第一岛链锁定，中国甚至无法成为一个太平洋强权。而西向的一带一路如果又遭印度拦腰斩断，中国向西的发展道路也将堵住，无法形成欧亚非一体的格局，也就无法和美国代表的新大陆抗衡、更加无法造就“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全球化格局了。



【094、一带一路与邪恶轴心】


《中国火车开往伊朗德黑兰 叫板华盛顿？》（2018-05-11 德国之声）报道：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部分——连接中国和伊朗的又一铁路运输线周四开通。恰逢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伊朗协议之时，中国开通与德黑兰的新商道，很难不让人嗅出“叫板”的意味。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刚刚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中国周四（5月10日）即向连接伊朗的新线路派发了货运列车。据人民网的消息，装载约1150吨葵花籽的中欧班列，由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站出发，开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全列共50节车厢，运行8352公里，15天后抵达德黑兰，相对于海运缩短至少20天时间。

同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有着时间上的巧合，但很难断定就是中伊联合发出的挑衅行为，今年4月底，中国开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货运列车也正式通车。两年前，对伊朗的国际制裁解除后，北京同德黑兰签署了经济协定，其中规定两国的贸易额在今后10年里增长10倍达到6000亿美元。对中国而言，与伊朗通过铁轨连接，是“一带一路”开辟中欧与中非经济走廊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政府对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持批评态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美国宣布退出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美方所做决定表示遗憾。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是由6国、欧盟和伊朗共同谈判达成的多边协议，并经过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核可，所有各方都应当认真执行，维护全面协议的完整性和严肃性。”

耿爽：反对任何国家所谓的“长臂管辖”

会上有记者问，中国是否还会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和其他货物？耿爽说，“中伊之间一直保持着正常的经贸往来。中方将在不违反自身国际义务的前提下继续同伊朗进行正常、透明的务实合作。”在记者问到怎样避免美国可能的制裁时，耿爽表示，“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国家依据其国内法对他国实施单边制裁和所谓的'长臂管辖'。”

中国是伊朗最大的原油买家。美国之音援引能源信息分析公司Genscape的数据报道，伊朗今年石油出口的三分之一卖给了中国。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平均每天从伊朗进口65.8万桶原油，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3%。在目前美中贸易纠纷的前景并非明朗的背景下，北京手中握有伊朗这张牌是一个优势。美国CNN新闻指出，如果美国的西方盟友以及韩国和日本都参与美国主导的对伊制裁，那么恰恰让中国有机可乘，为低价购入大宗伊朗原油提供了条件。

谢选骏指出：美国最大的担心可能就此成为现实——一带一路慢慢演化为邪恶轴心。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中国梦”就会变成美国梦了——当然，是美国的噩梦。那时，全面大战开始，太平洋就能“容得下”中美两国了。



【095、一二九运动见了日本鬼子就跑了】


网文《一二·九运动》报道：

一二·九运动，中国大陆称为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是指1935年12月9日由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彭涛等人通过“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发动的要求“停止攘外必先安内、一致对外抗日”的学生运动。这也是中共领导下的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 

狭义的“一二·九运动”是指1935年12月9日的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上街请愿游行，以及12月16日北平市更大规模的学生游行活动，和1936年1月初“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还包括同时期受北平12·9、12·16游行的影响在全国20多个城市掀起的学生运动与社会响应。这一阶段是受中共《八一宣言》思想影响下，以中共党员与共青团员为领导核心发动起来的学生运动。广义的“一二·九运动”还包括1936年2月1日成立的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运动很快扩大为全国及海外并历时三年的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直至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民先”停止发展，“民先”成员符合条件的可以入党。广义的“一二·九运动”是直接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之下，包括1936年1月底成立的中共北平市委下属的学联党团、1936年4月成立的中共北平市委学生工作委员会，以后成立的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 

背景

日本于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继续向华北步步进逼。1933年爆发长城抗战，热河省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对日本之态度，激起中国国内许多人士不满，给正遭围剿的中国共产党有机会扩大影响力。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党一直秉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围剿镇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势力，对日本对中国进行的不断侵略处于被动状态，导致中国东北地区辽、吉、黑三省与热河省被日本军队全部占领。日本当局操控“华北特殊化”、“华北五省自治”，逼迫国民政府与中国国民党不断退让，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从华北撤出党、政、军、宪、特力量，成立以宋哲元为首的推行“华北高度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局势岌岌可危。在这种局势下，北平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走上街头，抗议国民政府不对日本进行反击，请愿要求国民党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彭涛成功透过潜伏在燕大、清华和东北大学的地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他们所设立的学生组织，鼓动学生的爱国热忱，在国内制造尽快与日本开战的舆论。胡适等学者曾用了二十多日劝喻学生“安心求学”，以失败告终。在期间，胡适甚至收到来自一名热血青年的恐吓信。

在《何梅协定》签订后，华北局势日益危急。1935年6 、7月间，日本通过《秦土协定》控制察哈尔省，10月指使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在河北省建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李守信与德王筹备蒙古军政府，大力策动“华北特殊化”、“华北五省自治”。何应钦为首的中央军、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宪兵三团于1935年9月撤出华北，由29军宋哲元部主政，计划于1935年12月成立宋哲元为主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知识界的反应

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一则《敦睦邦交令》，宣布“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均处以防害邦交罪论处”。 

1935年11月18日由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平津各大学校长教授，联名公开发表宣言：  

近有人假借民意，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实行卖国阴谋。天津、北平国立学校全体教职员二千百余人，坚决反对。同时并深信华北全体民众均一致反对此种运动。中华民国为吾祖先数千年来披荆斩棘艰难创造之遗产，中华民族为四万万共同血统，共同历史，共同语言文化之同胞组成，绝对不容分裂。大义所在，责无旁贷。吾人当以全力向政府及地方当局请求立即制止这种运动。以保领土而维主权。并盼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救危亡。

中国共产党在北平的组织情况

1933年3月，国民革命军宪兵三团进驻北平，对共产党、共青团及外围积极分子大逮捕，在国民革命军的镇压下，解散了北平二十多所大中学校的学生组织，学生的抗日活动陷入沉闷。一二·九游行爆发时，整个北平还保持着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仅有9人，连共青团员不到20人。北京大学甚至没有学生会（直至12·9请愿游行次日，即1935年12月10日才成立北大学生会）。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彭涛，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撤退回北平后于1934年考入辅仁大学，以学生身份为掩护，与彭涛过去在平大附中的同学谷景生取得联系，又找到共青团员周小舟（1935年夏从北师大毕业，在北平两专女中任教员），在北平的大中学校开展工作。1935年1月，时在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建立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同时恢复共青团北平市委，许子云任市工委书记，王学明（身份为在北平的东北中山中学的学生）任团市委书记。1935年5月，周小舟加入中共。1935年7月，市工委再遭破坏，团市委未遭破坏。河北省委决定重建北平市党的组织，派李常青到北平，宣布成立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实际上是以团市委代行中共市委职权，任命王学明为临委书记，杨子英为组织部长，彭涛为宣传部长。谷景生为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分盟（“左联”）的党团书记。杨子英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书记，周小舟任北平分会宣传部长并主编《抗日新闻》后调去搞北平教师联合会的工作，由黄敬接任负责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工作。此后在北平大中学校建立20多个武装自卫会分会、会员有500多名，成为后来的北平学联与一二九运动的骨干。1935年9月，冷楚接替杨子英为组织部长。1935年10月，随着登载了共产国际七大的主要文件及中共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中共《八一宣言》的英文版《莫斯科工人日报》与《国际工人通讯》，中文版的《救国时报》传入北平，北平的党组织与大中学校学生了解到要与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原则精神，这促进了河北、北平党组织对时局的估量和斗争策略与方式上的转变。1935年12月7日，中共河北省委派出特派员李常青来北平，进一步了解情况，与王学明、彭涛、姚依林、黄敬都谈了话，但未表明态度。一二·九运动初期实际负责人是彭涛并起主要作用，实际前线工作以经验丰富的黄敬为主，谷景生主要做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和负责左联工作。1935年12月20日河北省委把王学明与彭涛同时调走，正式派遣林枫到北平成立北平市委，林枫任市委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转变

1935年10月，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出版的载有中共《八一宣言》的《救国时报》传入北平。宣言指出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宣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直接促成了北平地下党组织与学生运动的转向。 

但这时中共中央的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尚未召开，上述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转变尚未自上而下按照组织系统传达、贯彻。 

准备

1937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115师部分干部在山西孝义碾头村合影。前排左起：张友清、郭明秋、林月琴、王秉璋，中排左起：林枫、杨尚昆、罗荣桓，后排居中者为115师343旅旅长陈光

1935年七八月间，黄河下游山东境内泛滥成灾，灾民流离失所。在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北平分会在西山召开会议，参加者包括彭涛（市临委成员）、周小舟（武卫会宣传部长）、黄敬（北大代表，数学系大一学生，党组织关系尚未接上，22岁）、郭明秋（女一中代表，团员，18岁）、姚依林（清华暑期同学会代表，化学系大一学生，18岁）等人，会上决定在北平组织发起“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简称“赈济会”，8月29日正式成立，总部设于女一中。女一中学生会临时主席吴闺箴被推举为赈济会主席，姚依林担任赈济会秘书，并在北平特别市政府社会局登记备案，取得了公开合法地位。在北平市20余所大中学校组织了赈济会的活动。姚依林后来回忆说：“这个活动开展得比较好，募集所得大约有二千来元(白洋)。我们送了大部分捐款给山东赈灾，……留下约五百元备用。这笔钱即后来‘一二九’运动的经费来源之一。”[14]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促进了群众性抗日活动的开展，联合了北平的进步学生，是组建北平学联的前奏。不久，郭明秋担任女一中学生会的正式主席，接任赈济会主席。 

1935年10月22日，燕大全体学生大会一致通过决定，授权学生自治会请哲学系研究生高名凯草拟电文，发给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要求政府开放抗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在征得清华大学、北平师大、女一中、贝满女中、北平汇文中学，以及天津的汇文中学、法商学院、河北女师、中西女子学院等校学生会的支持后，此电文作为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取自由联合宣言》，连夜印刷，寄送到全国各大中学校、报刊杂志社。并于1935年11月初发表在天津的英文报纸上。 

1935年10月底，黄河水灾赈济会工作基本结束。彭涛与黄敬、郭明秋、姚依林开会，一致主张成立一个公开合法的学生群众抗日团体，将救灾活动变为政治活动。以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为基础，11月18日北平11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在中国大学召开联席会议，成立“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为便于掩护和公开活动，推选北平市立女子第一中学为“总务”单位，女一中的学生杨彤与郭明秋（共青团员，市团委宣传部长，18岁）先后任执行主席，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姚依林（18岁，1935年11月入党）为学联秘书，镜湖中学学生孙敬文（19岁，中共党员）为总交通，东北大学俄语系学生邹鲁风（23岁，次年入党）为总纠察使，燕京大学经济系大四学生黄华（22岁，燕大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36年1月入党）为总交际。实际领导人为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组织部长彭涛（辅仁大学学生，22岁）。姚依林事后回忆：“‘一二·九’运动的真正主要负责人，据我看是彭涛同志。在运动中，在整个过程中，经验最丰富的，组织能力最强的是黄敬同志。尽管他组织关系没有恢复”。

11月24日，殷汝耕在通县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脱离中国政府，其区域甚至包括北平近郊的昌平、顺义、通县，情势十分危急。这逼得宋子文让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通过铁道部科长谌小岑找到中共外围的进步教授吕振羽、再找到北平地下党周小舟，传递国民党要就联合抗日开展国共谈判的消息。11月下旬，北平学联讨论酝酿举行一次请愿活动。1935年11月27日，清华全校学生大会未能通过“响应学联号召，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提议。在12月3日的全校大会上通过了游行请愿的决议。

北平学联主要负责人在盔甲厂13号埃德加·斯诺先生的客厅开会并写信给当时民众十分尊敬的宋庆龄，请她指点北平学生应该怎么办。12月初，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转来宋庆龄的答复，明确建议北平大中学生采取行动，说最重要的是行动起来！

1935年12月3日，学联第三次代表会通过发起请愿游行活动，并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反对任何脱离中央或类似之华北自治组织。“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以此为口号争取占大多数的中间派学生投入抗日请愿游行。

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发表宣言，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国民党政府讨伐殷汝耕，动员全国对敌抵抗，提出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华北为核心的九项政治纲领，呼吁停止内战，共赴国难，团结全国各界民众，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此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于是学联于12月7日决定将请愿活动定于12月9日。12月8日，清华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女一中、北平大学、师范大学、师大女附中、民国大学、志成中学、汇文中学等校代表来到政治气氛宽松的燕京大学男生体育馆开会，会议由女一中的郭明秋主持。讨论了如何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请愿，布置了口号、行动策略和请愿的六条纲领，对游行的时间、地点和路线都作了部署，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率领。当有人提出“不到八百人是否可以取消游行”时，彭涛回答说：形势到了，就像布满了干柴，一个火星就会燃烧起熊熊大火来。彭涛提出，为了保证行动的成功，要由那些进步力量较强的学校首先上街，造成声势，然后就可以到进步力量较弱而又被学校当局严密控制的学校进行动员，喊他们出来参加游行。请愿六条纲领是： 

1.反对华北自治及其类似组织；

2.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3.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4.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5.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6.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会后，各校代表回校分头动员。燕京大学为了不走漏风声，在8日晚21时才敲钟召集全体学生大会，在学生会主席张兆麟的主持下，大会通过了次日到北平城内请愿游行。蒋南翔是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领导清华大学学生会于8日晚召集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12月9日群众游行示威的决定。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孙敬文等北平学联领导人于8日晚又在女一中碰头开会，检查准备情况，并作了次日请愿游行的指挥分工。 

1935年12月7日或8日，中共河北省委派特派员李常青来到北平，了解中共北平临时工委成员的分歧情况，但未直接表态。 

12月9日，《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被散发，其中说道：“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经过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当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大四女生陆璀（21岁）手持大号扩音筒，站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一个站台上，向学生和市民群众讲话。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第一卷第6期采用拍摄的陆璀喊话照片做了封面，并且加上“大众起来！”这个口号，一二·九运动的报道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与世界各国，这张新闻照片也成了一二·九运动学生形象的代表。事后，陆璀被清华大学开除学籍，并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12月16日北平学生大游行中，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黄敬在北平天桥地区电车上演讲。下为东北大学学生宋黎在帮扶。

12月9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在北平学联策划、组织、领导下，针对国民政府即将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展开请愿游行。北平学联设立行动指挥部，姚依林和郭明秋坐镇西单北亚咖啡馆负责各校游行队伍的联络协调；孙敬文任总交通，指挥各校步行与骑车的交通员；黄敬在游行队伍中参与一线指挥；而彭涛则作为此次游行的实际幕后领导人不在游行队伍中露面。 

城外参加游行的学生主要来自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他们计划从这两所大学出发，逐渐壮大队伍，但不料当局关闭了西直门，于是燕大、清华游行学生未能按计划进城到中南海居仁堂面见何应钦并由燕大学生作代表当面递交请愿书斥责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

燕京大学男女学生共编成六个大队，每队九十人。清华学生早晨5时集合出发，学生队伍沿平绥铁路线于8时在西直门与燕大学生会合。北平大学农学院20多学生，弘达中学、成达中学的100多名同学也陆续抵达西直门外，聚集已不下两千人，就在城外的空地当作会场，开起群众大会。燕大学生会主席张兆麟、清华大学女生陆璀、燕大学生赵志萱等演讲，控诉日本兵在东北的暴行，指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明确表示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并领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陆璀回忆：

“那天一早，天还蒙蒙亮，我们就集合了。到了西直门呢，城楼上、城门旁边都有军警在看守，就是不让我们进城。那怎么办呢，我们当时决定，就在西直门城墙旁边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很巧的，我们就把它用来当主席台。同学们临时推举我代表北平学联，向群众讲讲话。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事先也没有准备，但是那种悲愤的心情是大家共有的。所以当我说，北平是我们中国人的北平，现在呢，中国人不能进去，反而日本人在城里横行霸道，请问今日之北平，究竟是谁的天下呢？说到这里，我自己也禁不住声泪俱下了。那么，同学们就举起拳头喊，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时这个场面是很动人的。”  ”  

西直门外的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3时，何应钦的代表、北平市社会局局长雷季尚在西直门由门缝中向城外对各校学生代表们说：“诸位的各点要求，已转达何部长，他已全盘接受，请同学们赶快回校……”各校同学又冷又饿，疲惫不堪，分别整队返校。 

12月9日清晨，位于西直门内的东北大学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传达了北平学联的决定，选举该校政治经济系大二学生在宋黎（东大地下党支部书记，24岁）为“东北大学学生请愿团”总指挥。这时，交通员传来消息，西直门关了，城外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队伍被阻于城外，这种情况下，东北大学孤军出动，经新街口、北沟沿转到西四北大街、西四牌楼、府右街前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门前，与东北中山中学队伍会合，其它学校的学生三五成群突破封锁，在新华门前会合了2000多人，向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宋黎、董毓华、陈泽云（于刚）等12人被推选为请愿代表，向何应钦当局提出了北平学联的六项要求。何应钦的秘书侯成作为代表和学生进行了对话，说：何代委员长不在北平，代表们提的要求可以转达；学生们要谅解政府的困难，好好地读书救国；并拒绝了学生代表提出打开西直门让清华、燕京学生进城参加请愿的要求。宋黎当场决定，请愿改为游行示威，并考虑到城内许多学校被军警围堵，学生队伍没有完全拉出来的情况，为了集结同学、壮大队伍、宣传群众、扩大影响，决定游行路线由新华门出发，沿着西长安街经西单、西四牌楼、沙滩、王府井大街，然后到天安门广场集会。一路上冲击遭军警包围的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师范大学、弘达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志成中学、成城中学、镜湖中学、汇文中学、艺文中学、河北高中、孔德中学、竞存中学、精业中学、辅仁大学（刘达等100多学生）、北京大学、中法大学和两吉女中等学校的同学加入游行行列，人数扩大至六、七千人。游行队伍经过北大红楼时，北大历史系同学汪德昭仓促从课堂中跑到楼下打钟，所以北大参加“一二·九”游行是临时参加的。北大化学系大一学生刘居英（18岁）跑到东斋，拿起床单撕开写上“北京大学”四个字，用两个竹杆挑着就出去参加游行。北平当局以为游行队伍要去东交民巷冲击日本使馆，调来大批军警队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了严密的封锁线，救火车堵塞了街口。最终游行队伍在此地被消防水龙头与军警冲散。宋黎、黄敬等立即决定：“同学们到北大三院集合去！”各校代表在北大三院商讨了下一步的行动，决定从10日起全城总罢课。 

12月14日，北平的部分报刊登出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6日成立的消息。北平学联决定12月16日再度举行游行示威，确定的示威游行路线是：先到天桥集合召开市民大会，然后进前门，经天安门，向东单行进，再到外交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举行总示威。各校学生队伍分为四路。第一路共８所学校，由东北大学任领队学校。第二路领队学校是中国大学。第三路领队学校是北京大学。第四路城外各校，领队是清华大学，并汲取一二·九当天城外的学生队伍未能进入西直门的教训，决定除了大队学生由西便门的铁路门入城外，燕大、清华还各派三十名同学提前一天进城，一定要代表燕大、清华和城内各校的同学一齐参加游行示威。12月16日9时，燕大、清华学生代表在西直门内的东北大学宿舍集结，燕大三十人在前，清华三十人居中，后面是二百多人的东北大学的学生队伍，从西直门内北沟沿出发，一面游行示威，一面发动沿途学校的学生来参加，在锦什坊、石驸马大街等地联络、接应了被军警包围校门的北平大学工学院、第三中学、镜湖中学、平民中学、师范大学、民国学院、民国学院附中等，于上午11时会集到天桥召开市民大会。这天游行中黄敬仍担任随队的第一线指挥，黄敬站在北平天桥的有轨电车后面的铁梯上讲演，宋黎在下面撑扶，被新闻记者照了下来公开发表了，这张照片差不多是一二·九的象征，在全国以至世界上都流传甚广。因而在历史叙述中黄敬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和代表人物。在天桥的大会结束后开始示威游行，队伍绵延两里地。当游行队伍到达珠市口时，燕京、清华、平大农学院、孔德中学等城外的学生队伍经西便门的铁路豁口进城赶来会合。北平已经有60余所大中学校学生参加。此时，游行队伍已达两万多人，比12·9请愿游行的规模大数倍。前门已被军警关闭，并两次鸣枪威胁。游行队伍不得不绕道和平门，遇阻又直奔宣武门。这次学生游行，宋哲元的北平当局有了准备，天近黄昏时，在骡马市大街，军警宪兵以棍棒、大刀背、水龙头，清场驱散学生，各校受伤者二百五十多人，还有二十二人被捕。12月22日，在中国大学逸仙堂，北平学联在这里举行血衣展览和控诉大会，“血淋淋铁的事实”7个大字下面，500多件学生的血衣令人触目惊心，到会两千多名各校学生代表一致要求发表文告，向南京政府和北平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被捕学生一个星期后没有受审讯，便被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其他几个大学校长联合保释。 

后续学生行动

1935年12月20日，北平当局“下令解散平津学联”。平津学联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呆不住，便转移到了汇文中学。这时邓力群正在汇文中学读高中三年级，担任学联开会时的保卫放哨等工作。 为抑制学生运动迅猛发展，北平当局宣布各校提前放寒假，学生一律限期离校，以使学生分散，孤立各校2000多积极参加的学生。彭涛、黄敬、郭明秋、姚依林、高慧如等在位于辟才胡同“同一个”洋车厂的彭涛住处开会，接受了黄敬的建议：为保持学生运动的势头利用寒假发动学生到平、津以南的河北省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宣传抗日救亡，发动工农群众，同时在平津学生队伍中锻炼出一批经得起考验的骨干。北平学联一共组织了四个扩大宣传团，多为“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共计500人左右。设不公开的党团，书记彭涛，与黄敬带队南下，姚依林与郭明秋在北平留守组织后援；同时设总指挥部，由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大三学生董毓华（27岁）、北平师大学生江明（姜文彬，24岁）、东北大学学生宋黎组成，均为党团成员。 

##第一团由北平东城的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等各校同学组成，团长为北大物理系大三学生韩天石（北大学生会主席，21岁）。

##第二团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等西城、南城各校同学组成。团长为北平师大的江明（姜文彬）。1月15日，第二团在新城县的辛立庄，遭到北平侦缉队特务和保安队的堵截，除一部分团员突围出去寻找第一团外，其余的人都被特务绑架到卡车上，押送回到北平。

##第三团由西郊和别处同学组成。由清华大学的蒋南翔，燕京大学的黄华，辅仁大学的曹嵩龄组成指挥部。1936年1月4日上午在蓝靛厂集结出发。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海伦·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以及几个外国记者，按事前的约定来拍照、采访兼送行。美国米高梅公司还有人来拍了电影。 ##第一大队：清华五十个同学编成

##第二大队：燕大同学四十六人，贝满女中、华光女中同学三人编成

##第三大队：辅仁大学、中法大学、朝阳和市一中等校同学五十多人编成

##第四团由北洋工学院等天津同学组成。负责人南开大学李明义(后改名李哲人）和北洋大学徐瑞恩。

学生步行南下，每到一个集镇人多之处，即张贴标语，演讲，唱歌，演街头短剧，召开群众大会。南下学生也看到北方农村的经济凋敝、贫穷落后，农民受到极残酷的剥削，对国家大事闭塞无知，但纯朴憨厚，热情直率，在明白抗日的道理后，即坚定表示决不做亡国奴，要打走日本人。 

1936年1月8日，四个扩大宣传团由不同路线来到固安县城会合。固安县长边应侪紧闭城门禁止学生进入。四个学生宣传团只好住在四门城关的大车店。1月9日由董毓华代表平津学生扩大宣传指挥部作了总结报告。第三团学生继续南下至高碑店，遭到县局警察和北平侦缉队便衣警察的围困搜查，被迫乘火车返校。第一、二团走到了保定后返校。1月下旬，北平市委书记林枫（1935年12月20日由河北省委任命并到任）与姚依林、黄敬等开会，决定以“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为基础组建全市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并由黄敬任“民先”党团书记；设立北平学联党团，成员有姚依林、黄敬、孙敬文、郭明秋（已经由团员转党）、黄华（当时称王其梅），姚依林任书记。1936年2月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了“民先”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有队员300人左右，分为26个分队，大会决定把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一、二团在保定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第三团在高碑店成立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队”合并组成“民族解放先锋队”，原“中华民族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并入“民先”。通过了“民先”的“斗争纲领”和“工作纲要”。民先北平总队部第一任总队长敖白枫（高锦明）。1936年5月，高锦明调任中共北平西区区委书记，清华学生李昌接任总队长，组织北平各级民先组织层层选举，并于8月召开北平民先代表大会，动员同学利用暑假回乡发展民先组织，至1936年10月已在30个县市有了民先组织，包括里昂、东京、巴黎等国外6个城市。1937年2月4日至9日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队员有6000多人，到会代表24人，代表18支地方队伍，大会决定在原名“民族解放先锋队”之前冠以“中华”二字，正式成为全国性的青年骨干组织，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全国民先”。这次代表大会上，选举李昌为全国民先总队长，与李哲人、刘导生等七人共同组成全国总队部，由北平学委领导。大会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法和告队员书。“民先”作为中共外围组织，在全国大中学校学生中宣传鼓动，吸收成员，为抗日青年投奔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宣传、组织上的准备。

1936年2月中旬，南京国民党政府认识到全国各地学生受一二·九运动影响，抗日救亡运动烈火燎原，于是颁布了《维护治安紧急治罪法》，又发布命令取缔平、津学联。北平当局对各校学生大逮捕了二百多人。北平的河北省立高中高二丙班18岁学生郭清被捕后受刑挨打，于3月9日庾死狱中。北平学联于3月31日上午9时在沙滩的北大三院礼堂召开郭清的追悼会，由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主持，东北大学学生王庸从棺材铺借来一口空棺材放在礼堂中央，到会一千多各校的民先队员和积极分子，被地方军警包围，学生抬棺冲出到北池子大街游行，被军警冲散，53名学生（包括17名女生）与1名记者被捕羁押于北新桥炮局子陆军监狱，为“三三一事件”。另，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与夫人刘清扬支持学生请愿并参与筹备召开华北各界救国会，在1936年2月29日北平军警宪兵包围清华大学大搜捕时被抓，当年5月被冯玉祥保释出狱，这时张申府也与“三三一事件”被捕学生关押于同一囚室。张申府的夫人刘清扬也被关在这所监狱与两名“三三一事件”被捕女同学在另一间小牢房内。北平党组织负责人王世英做了取代何应钦主政北平的宋哲元的工作，以各校校方名义陆续在半个月后保释被捕学生。 

1936年3月，北平学联与天津、上海、杭州四地学生代表在杭州召开成立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大会筹备会，成立“全国学联筹备会”，并决定出版相关刊物《学生呼声》，宣传全国学联抗日救国主张，由清华大学女生陆璀、北大学生唐守愚任编辑。1936年5月29日与30日两天，在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召开了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与会者有广州、南京、 上海、北平、天津、保定、济南、青岛、温州、徐州、武汉、杭州、厦门、香港、巢县、宜兴、苏州、广西等地学联代表28人，全国学联定名为定名为 “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通过了各项救国主张，选举北大历史系学生刘导生（23岁，中共党员）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全国学联参加了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出面号召的“全国各界救国代表大会”，并参加了“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简称“世界学联”)。全国学联宣传部长陆璀出席了1936年8月31日至9月6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向大会作报告宣传中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全国响应

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一二·九运动爆发的第二天，杭州、广州、武汉、南京、上海、长沙、太原、桂林、重庆、西安、开封、南昌和香港等许多大中城市的广大师生纷纷上街游行集会，通电支持北平、天津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攘外必先安内，一致抗日。 一·二九”运动消息次日传到杭州，浙大又率先响应北平的斗争，浙大学生冒雪游行示威，成立“学联”，运动影响全国。

天津法商学院的学生党员朱纪章、 郝金贵等，与进步教授杨秀峰、温公健决定，由法商学院的学生牵头，12月18日在天津举行请愿、游行、示威，得到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汇文中学、北洋工学院、天津师范学院、扶轮中学、河北工业学院、震中中学等校学生的积极参与，并顺势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宣布从12月19日起天津市各校总罢课。朱纪章等人与北平学联取得了联系，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 

北平学联派遣清华大学中文系大二女生韦毓梅（22岁）到上海串联，12月17日，在上海51所中学的代表成立上海中学学联会议上韦毓梅介绍了“一二·九”运动的情况。12月18日，上海80多所中学学生组织发表联合宣言，反对华北自治。12月19日当晚上海各大学、中学学生举行游行。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左翼文化同盟和中央文委决定，以上海各界救国会筹备会名义于12月24日举行一次社会各界参加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文总党团负责人王翰担任总指挥。12月24日，复旦大学学生组织请愿团从上海站乘火车去南京“请愿讨逆”，在无锡被当局拦截押送回沪。无锡学生赶到火车站声援，顺势成立无锡学生救国联合会。 

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响应的通电，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工友起来抗议出卖华北与屠杀（事实上并未有屠杀）、逮捕爱国学生。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也撰文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 

12月25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通令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戒严，禁止游行罢课，否则以犯法论处。 

评价

余英时认为，这场运动给南京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带来压力，改善了中共的处境。

毛泽东对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多次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反对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的说法，一再讲，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地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1936年7月，毛泽东会见随同埃德加·斯诺去陕北的黄华时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还说北京的年轻人干得好哇。[19]“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在1939年12月9日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说：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月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

埃德加·斯诺在《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中这样记述了这场运动：“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无论是对参加者还是旁观者来说，都是如此。 ” 

影响

一二九运动中锻炼出一大批大中学校的骨干，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生力量。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将军的有23人： 

##谷景生

##李伟：清华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

##李东野：北平东北大学

##吴恺：南开大学和中央航空学院

##吴涛：中国大学

##谢云晖：北京大学

##刘居英：北京大学化学系，1955年少将

##王振干：东北大学边疆政治学系俄文组大二学生

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来成为省部级以上的有： 

##康世恩：河北省立北平中学高三学生

##袁宝华：北京大学

##黄华：燕京大学经济系

##黄敬：北京大学数学系

##宋黎：东北大学经济系大二

##邹鲁风：东北大学边政学系俄文组大三学生

##关山复：东北大学边政学系俄文组大三学生

##王一伦：东北大学边政学系俄文组大三学生

##胡焜：东北大学经济系大四学生

##高锦明（又名敖白枫）：东北大学预科补习班学生

##林一山：北平师大的大一学生

##杨秀峰：北平师大教授。

##于刚：北平师大历史系大二学生。

##张连奎：北平师大体育系大三学生

##江明（姜文彬）：北平师大体育系学生

1935年，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音乐教师阎述诗亲身经历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阎述诗谱写了歌曲《五月的鲜花》，一问世就在中国民众中引起强烈共鸣，迅速传唱全国并流传至今。 

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一些学校会在每年的12月9日举行纪念活动，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二·九合唱；复旦大学的一二·九歌会，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二·九诗赛，山东经济学院的一二·九长跑等。 

一二·九运动之后，反对中国共产党推动分裂主义的学生们也自发组织“新学联”，与“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相互对抗，其主张：“中国无条件的统一，真正的统一，实质的统一”，被中共形容为“反党的小团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徐芸书（原共产党党员）、高阮等”。

一二·九运动中的许多人物后来成了中共历史上的有重要影响的人。譬如黄敬后来和女青年李云鹤交好，而李云鹤则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黄敬本人的儿子俞正声是中国当代的高级干部，中共政治局常委。姚依林曾在六四事件中支持对学生的镇压，并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谷景生则后来成了有望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薄熙来的岳父，他的女儿谷开来的案件牵扯出一大批人物。 

目前，在北平辅仁大学校园旧址（今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区，定阜大街），留有一座辅大教授启功落款的“一二·九运动纪念碑”。在北京卧佛寺附近的樱桃沟修建有彭真题字的“一二九运动纪念亭”。 

谢选骏指出：一二九运动自吹自擂是爱国运动，要抗日抗日，但是这批装孙子的家伙，一旦见到日本鬼子真的来了，就跑了！这就像1989年的抗议学生一样，仗着人多势众，先是死活不肯撤离广场，等到坦克一到、机枪一扫，就作鸟兽散了！撤退不要紧，你倒是继续抵抗呀！但是这批孙子后来就没了！甚至很多都与杀他们的屠夫合作生意，真可以说是猪狗不如了。一二九运动见了日本鬼子就跑了，八九民运见了解放军屠夫就没了！难怪中国会亡于满清267年！



【096、一个社会已经恶贯满盈】


《“一句话引来杀身之祸”现象何以频发》（2018年8月3日 转载法制晚报）报道：

“一句话引来杀身之祸”现象何以频发？

专家认为法律意识淡薄性格偏执是主因。

陌路相逢，双方因小事发生口角，一言不合，一方竟然痛下狠手将对方打死。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竟然频频发生。带着惊悸和疑惑，《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有关专家，请专家从双方素质、人性弱点、社会环境、城市管理、普法综治方面分析病因，开具良药，以期在双方矛盾燃爆前踩刹车，化干戈为玉帛。

多数斗殴缘起口角琐事

“撞了下膀子竟然把命丢了。”发生在山东省青岛市的这起命案让人嘘唏。今年6月16日凌晨，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某KTV发生一起寻衅滋事案，犯罪嫌疑人王某等人与受害人丁某互不认识，当时他们在同一歌厅里唱歌，后来在走廊里不小心发生了冲撞，王某等人与丁某先是发生口角争执，继而王某等人对丁某拳打脚踢，致丁某受伤倒地，丁某后来不治身亡。闯下大祸的王某等人有的被民警当场抓获，有的离开现场后在住处被民警抓获。目前，王某等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为一句话竟然持刀捅人。”发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一起血案同样令人惊悚。陈强(化名)是吉林省农安县万顺乡村民，2015年10月25日，陈强喝完酒后与同村的陈星(化名)闲聊，陈强突然提到陈星的侄子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两人为此发生口角，继而扭打在一起。最后，陈星将陈强压在身下，随后被周围的村民拉开。被拉开后，感到吃亏的陈强从三轮车内取出一把刀，一刀捅在陈星的左胸，陈星当场死亡。法院认为，陈强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最终判处陈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则《大连两车刮蹭，一司机被当场刺死在孕妻和孩子面前》的文章更是毁了读者的三观。2017年1月13日上午10时，在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泉水K2区龙畔桥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奥迪轿车与一辆尼桑轿车发生碰撞。目击者告诉当地记者，血案发生原因可能因为一场小事故，好像两辆车剐蹭了，结果两名司机吵了起来，接着动了手。“奥迪车的司机是名30岁左右的男子，他从车上拿出一根甩棍打对方，但被尼桑车的司机抢了过去。随后，奥迪车的司机又从车内拿出一把刀，冲向了尼桑车的司机。”目击者说，尼桑车司机被捅了好几刀。被捅伤后，尼桑车司机试图逃离，跑了一段距离后，终因伤势过重倒在地上，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身亡。目击者告诉当地记者，尼桑车司机的孩子及怀孕妻子都在车上，场面凄惨，令人扼腕。

这些年，为点小事一言不合而动手杀人的事情，屡屡见诸各类媒体，冲击着受众的阅读底线。记者打开百度搜索引擎，输入“汽车刮蹭　捅死”，搜出约153000条信息；搜索“一言不合动手杀人”，有381000条信息；搜索“酒后杀人”显示2660000个网页；“琐事杀人”搜索出205000个网页。“超过一半的打架斗殴是由口角等琐事引起。”青岛公安系统一位新闻宣传人员告诉记者。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本来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最后却一方丢了性命，一方站上了被告人席。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些因口角而杀人的案件多涉及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两种罪名，被告人最低被判处有期徒刑，最高则至死刑。从实践看，空间局促、人员拥挤的地方是口角杀人案的多发地，像嘈杂的饭馆、拥堵的马路、拥挤的公交车，还有排队的长龙等外部环境，都可能成为触发一些人敏感神经的因素。一个人犯罪行为的背后原因很复杂，既有外部社会环境的因素，也有个体自身的内部心理因素。”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阜民认为，行凶者表面看是虚荣逞强的心理，根本原因是法律意识淡薄，理性修养低下。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后导师缪青认为，从个体行为心理看，年轻、文化低、收入低、家庭破碎的人，戾气往往较重，发生的概率会多些。从深层次分析，其实是自卑感在起作用。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语，可能是一把尖锐的刺刀，刺进了听者心灵深处最敏感的痛点。祸从口出。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与人善言，暖若锦帛；与人恶言，深于矛戢。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六月寒……古人给出的警醒语句同样适合于现代人。”缪青从人性弱点方面分析，口角只是外部的刺激，真正导致悲剧发生的是当事人的易怒、偏执性格及自卑、脆弱心理和积郁已久的负面情绪，或是当事人漠视他人生命的观念等。内心自卑的人往往自尊心也更为强烈，一旦遭到他人揭短或羞辱，特别是当这句话刺痛了内心隐藏最深、最不愿或羞于提及的痛处，暴力往往成为他们反驳、对抗的手段，尤其在酒精的刺激下，这种对抗情绪会更加强烈。

山东律师王婉君则从社会环境方面进行分析。她认为，很多人有较重的攀比心理，常常超出经济承受能力背负沉重的房贷、子女高额课外辅导费等压力，身心时常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心底的焦躁、委屈、绝望很可能在某一个时空点上瞬时爆发，表现出不能自控的动手打人杀人等行为。

从城市管理层面来看，缪青认为，很多城市公共场所秩序仍旧依靠外力维持，靠标语强调，靠城管、联防等对市民进行监督乃至罚款，遇到纷争常出现你输我赢甚至你死我活的过激抗争，这在城管执法人员与游商浮贩间尤其多见，易出现商贩为点小事对抗的事件。

对症下药方能化解纠纷

如何根治“一言不合动手杀人”？专家们对症下药，开出药方：

在个人素质方面，于阜民认为：公共道德是一种价值观，中国有“君子动口不动手”谚语，提倡以理服人而反对举止粗鲁，更鄙视“用拳头说话”。中国古代有“韩信胯下受辱”的故事，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兵法，有“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俗语，公平和效益都是价值，如不能兼得何不取其一而为之？面对毫不讲理、暴躁如雷的人，积极退缩、让他三分又何妨？这谈不上积极或者消极，只要能消除当时的矛盾保住自身的安全和性命，都是理性的。实在要追究是与非，过了当时的激烈冲突，再付诸法律也未尝不可。

“双方出现摩擦时一定保持冷静，切莫在对方伤口上撒盐。”面对人性弱点，缪青支招。

王婉君则告诫那些身扛债务盲目攀比的焦虑族：知足者常乐。对财富的追逐是无止境的，要根据自身实际量力而行，切莫盲目攀比。不然，由量变到质变，焦虑过头会让人做出不理智的举动。

关于城市管理，缪青举例，某地一个人工湖的旧指示牌上赫然写着“严禁下湖”红字，而新的指示牌标识“抓鱼捕鱼、抛物于湖意味着向生态开战，你的家园将黯然泪下”。很显然，新的指示牌流淌出一种以人为本的轻松氛围。他认为，城市和社区生活已经进入参与式治理的时代，各地政府一定要为辖区居民营造一种轻松的公共生活氛围，加强对居民参与平台的建设和参与质量的培训，真正认识到这是增强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手段，是增强城市和谐指数、减少居民和居民冲突的重要前提。

“如果各地把‘化解纠纷’等所谓小事看作‘平凡中的伟大’，把对化解纠纷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形成长效机制，将会大大提升整个社会的淡定、儒雅、绅士风气，‘一言不合动手杀人’将会渐成笑谈。”缪青建议。

谢选骏指出：所谓攀附心理，就是一个社会罪恶的指数压力。“一句话引来杀身之祸”现象何以频发？专家认为法律意识淡薄性格偏执是主因。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社会已经恶贯满盈的体现。



【097、一国两制就是现代南北朝的代表】


可以说，“一国两制”就是为了解决现代南北朝的困境而提出的对策。因为不论你是否承认了“两制”，“两国”的存在确是中国1850年以来的基本事实。

《从禁评文革谈海峡两岸大东亚文化思潮》（2018-06-25 明镜）报道：

很奇怪，就在中共舆论大管家王沪宁大喊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中宣部高唱习近平思想是二十一世纪新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政协主席汪洋在会见来自台湾的民间代表团时，指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彻底摧毁，顺带还表扬了一下台湾社会还传承些许中国传统文化。此话一经新闻披露，引起中国大陆社会各界与海内外强烈共鸣。堂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政协主席的发言，让气急败坏的中宣部指令网监部门，一夕之间在互特网上删得一根毛都不剩。

中共体制内固然有最高当局指示的，中共建国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指示，但面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文革思潮与毛左文化现象的返潮，汪洋做为国家政协主席，负责中共的统战工作，面对的是中国体制内外的士农工商与海外华人据有社会资源的精英，这里面有些人与汪洋一样都有过文革时期的不同经历，面对中共逆时代潮流而行的反动文化现象，汪洋此言不无安抚中共政治统战对象之意，毕竟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地球村的互联网时代，发达的资讯时代使中共筑墙封闭的社会不得不面对大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世界文化潮流的影响。

前些天，朝韩两国在三八线板门店举行文金会。对比中国大陆经过中共发动文革扫荡后的党文化，与海峡对岸两蒋专制统治后存留下来的党国文化混杂，剔除日本华夏文化后留存的大清帝国传统文化现象，韩国民选总统文在寅，以古早的韩国传统礼仪文化欢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韩国传承下来的这种明儒典仪文化，使电视机与互联网前的海峡两岸与海内外的汉人及其精英自惭形愧。中国的网友纷纷在网上不无诙谐的对此发表评论：看了文金会的欢迎仪仗视频，感觉真是古早的华夏文化对赵国北狄（中共苏联是网络审查敏感词，网友以赵国北狄相比喻）文化的强烈冲击。文金会欢迎仪仗透出一股浓浓华夏明儒文化味，中国文化界真的应从内心参考。看到这，孔子孟子老子李白杜甫太极八卦端午中秋全是韩国的，信了。儒家文化本来渊源于红白喜事、祭祠先人鬼神礼仪，面对文金会仪仗浓浓的明儒风，网友不得不感叹，赵国北狄也，不识华夏礼仪久远矣。

想必有心人还记得多年前在广州街头发生的数千学生与青年上街的撑粤语行动。当时面对中共当局对岭南粤语文化的打压，在电视电台报纸强行封锁粤语文化节目，遭到粤人的反弹, 现在看来是中共蓄意已久针对岭南与香港粤语华夏传统文化的压制行动，意图以大一统的中共专制党文化，来抗衡岭南与香港粤语华夏传统文化对中共极权统治的冲击与影响。

虽然元、清两个帝国征服了中国的汉人，蒙古人与满人统治者极力用自身的帝国文化来控制汉人及其文化，但在南方一隅之地岭南汉人还是通过古老的粤语等地方语言传承下来了些许具有岭南风格的华夏传统文化。

中共的文革暴政虽然摧毁了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但岭南海南地区有大批的汉人在海外生活，特别是在香港的岭南汉人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庇护下躲过了中共暴政的压迫和对岭南华夏传统文化的扫荡，基本上保存下来以粤语为代表的岭南华夏传统文化。在英国殖民统治香港带来的法治与自由思想文化意识影响下，香港的岭南华夏传统文化借助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制造名城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而打造香港成为了大东亚及国际文化中心。

香港岭南华夏传统文化结合西方现代文明的自由民主与法治意识在影响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内地。九七中共统治香港后，在中共党文化及其黑金政治渗透下，香港岭南华夏文化的影响迅速在衰退。多年前发生的广州街头的撑粤语行动正是岭南学生与青年基于岭南华夏传统文化危机意识的对中共党文化的反抗。

中共一国两制统治下以粤语为代表的岭南与香港华夏传统文化的迅速沉沦与衰败让海峡对岸的台湾青年意识到自身的文化危机与文化认同问题，要清除来自国民党的与中共同源的党文化影响，同时也掀起了新一轮的青年台湾本土社会文化运动。

本次文金会的成功举办，其后将会是以韩国明儒风与苗人楚巫文化现象的韩潮文化对大东亚与中国海峡两岸三地造成深远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影响。金正恩已明确向美国与国际社会承诺放弃核导、发展经济。金家政权的先军主义政治下的闭关锁国政策也将不得不放弃，这将导致金家政权向鲜人古早的民族传统文化回归以补强其政权文化基础。东北特别是辽东高丽故土上生活的鲜人会被唤醒其摆脱中共党文化奴役，回归鲜人民族古早的传统文化。中国古史记载，来自西北的周人征服了当时河洛中原的殷朝。殷朝王室成员箕子带领不愿被奴役的鲜人，迁移到东北辽东与朝鲜半岛立国。后来历代中国战乱时都有很多中国人都跑路到朝鲜，至今在韩国各地还保留着中国已失传的苞茅缩酒等楚巫文化与明儒文化现象。在中国的苗人经历五千年的不断反抗，其民族精英与文化损失殆尽之际，在中共极权党文化对苗人文化摧残情况下，韩国存留下来的楚巫文化将唤醒苗人的民族传统文化意识，对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苗人传统文化与民族危机意识都会有深刻的影响。

台湾青年掀起的台湾本土化社会与文化运动已让国民党从中国大陆带来的党文化残余影响走向历史的角落。中共政治人物也意识到与国民党的党文化同出一源的中共党文化未来不可期待。两蒋统治台湾时期曾极力进行消除日本皇民化文化的影响，而日本恰恰正是将中国唐宋甚至是更古早以前的华夏传统文化传承得比中国的汉人更好。岁月会润物细无声地将文化影响透显出来。现在台湾社会的精英与台湾青年对中国的中共党文化明显是不屑一顾，持守台湾社会本土文化的同时更认同日本保留下来的唐宋华夏文化。中共政治精英时时以武力恐吓台湾青年，又以大国崛起来自吹自擂，却忘了中国一句老话，远人不服，胡不服文德以来之。党文化可以休也。

须知德不孤、必有邻。基于思想文化认同的现代文明世界，必将唾弃野蛮与暴政。

谢选骏指出：其实，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就是对现代南北朝格局的无奈承认。一国两制的前卫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后卫就是“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这些玩意儿统统都是“两个中国”的产物。而对此现象的透视，那就是谢选骏历史哲学的特殊了。其余的评论，都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包括老孙老蒋老毛老邓及其徒子徒孙。可以说，“一国两制”就是为了解决现代南北朝的困境而提出的对策。因为不论你是否承认了“两国”，“两制”的存在确是中国1850年以来的基本事实。



【098、一国两制就是现代南北朝的写照】


《从禁评文革谈海峡两岸大东亚文化思潮》（2018-06-25 明镜）报道：

很奇怪，就在中共舆论大管家王沪宁大喊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中宣部高唱习近平思想是二十一世纪新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政协主席汪洋在会见来自台湾的民间代表团时，指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彻底摧毁，顺带还表扬了一下台湾社会还传承些许中国传统文化。此话一经新闻披露，引起中国大陆社会各界与海内外强烈共鸣。堂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政协主席的发言，让气急败坏的中宣部指令网监部门，一夕之间在互特网上删得一根毛都不剩。

中共体制内固然有最高当局指示的，中共建国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指示，但面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文革思潮与毛左文化现象的返潮，汪洋做为国家政协主席，负责中共的统战工作，面对的是中国体制内外的士农工商与海外华人据有社会资源的精英，这里面有些人与汪洋一样都有过文革时期的不同经历，面对中共逆时代潮流而行的反动文化现象，汪洋此言不无安抚中共政治统战对象之意，毕竟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地球村的互联网时代，发达的资讯时代使中共筑墙封闭的社会不得不面对大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世界文化潮流的影响。

前些天，朝韩两国在三八线板门店举行文金会。对比中国大陆经过中共发动文革扫荡后的党文化，与海峡对岸两蒋专制统治后存留下来的党国文化混杂，剔除日本华夏文化后留存的大清帝国传统文化现象，韩国民选总统文在寅，以古早的韩国传统礼仪文化欢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韩国传承下来的这种明儒典仪文化，使电视机与互联网前的海峡两岸与海内外的汉人及其精英自惭形愧。中国的网友纷纷在网上不无诙谐的对此发表评论：看了文金会的欢迎仪仗视频，感觉真是古早的华夏文化对赵国北狄（中共苏联是网络审查敏感词，网友以赵国北狄相比喻）文化的强烈冲击。文金会欢迎仪仗透出一股浓浓华夏明儒文化味，中国文化界真的应从内心参考。看到这，孔子孟子老子李白杜甫太极八卦端午中秋全是韩国的，信了。儒家文化本来渊源于红白喜事、祭祠先人鬼神礼仪，面对文金会仪仗浓浓的明儒风，网友不得不感叹，赵国北狄也，不识华夏礼仪久远矣。

想必有心人还记得多年前在广州街头发生的数千学生与青年上街的撑粤语行动。当时面对中共当局对岭南粤语文化的打压，在电视电台报纸强行封锁粤语文化节目，遭到粤人的反弹, 现在看来是中共蓄意已久针对岭南与香港粤语华夏传统文化的压制行动，意图以大一统的中共专制党文化，来抗衡岭南与香港粤语华夏传统文化对中共极权统治的冲击与影响。

虽然元、清两个帝国征服了中国的汉人，蒙古人与满人统治者极力用自身的帝国文化来控制汉人及其文化，但在南方一隅之地岭南汉人还是通过古老的粤语等地方语言传承下来了些许具有岭南风格的华夏传统文化。

中共的文革暴政虽然摧毁了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但岭南海南地区有大批的汉人在海外生活，特别是在香港的岭南汉人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庇护下躲过了中共暴政的压迫和对岭南华夏传统文化的扫荡，基本上保存下来以粤语为代表的岭南华夏传统文化。在英国殖民统治香港带来的法治与自由思想文化意识影响下，香港的岭南华夏传统文化借助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制造名城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而打造香港成为了大东亚及国际文化中心。

香港岭南华夏传统文化结合西方现代文明的自由民主与法治意识在影响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内地。九七中共统治香港后，在中共党文化及其黑金政治渗透下，香港岭南华夏文化的影响迅速在衰退。多年前发生的广州街头的撑粤语行动正是岭南学生与青年基于岭南华夏传统文化危机意识的对中共党文化的反抗。

中共一国两制统治下以粤语为代表的岭南与香港华夏传统文化的迅速沉沦与衰败让海峡对岸的台湾青年意识到自身的文化危机与文化认同问题，要清除来自国民党的与中共同源的党文化影响，同时也掀起了新一轮的青年台湾本土社会文化运动。

本次文金会的成功举办，其后将会是以韩国明儒风与苗人楚巫文化现象的韩潮文化对大东亚与中国海峡两岸三地造成深远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影响。金正恩已明确向美国与国际社会承诺放弃核导、发展经济。金家政权的先军主义政治下的闭关锁国政策也将不得不放弃，这将导致金家政权向鲜人古早的民族传统文化回归以补强其政权文化基础。东北特别是辽东高丽故土上生活的鲜人会被唤醒其摆脱中共党文化奴役，回归鲜人民族古早的传统文化。中国古史记载，来自西北的周人征服了当时河洛中原的殷朝。殷朝王室成员箕子带领不愿被奴役的鲜人，迁移到东北辽东与朝鲜半岛立国。后来历代中国战乱时都有很多中国人都跑路到朝鲜，至今在韩国各地还保留着中国已失传的苞茅缩酒等楚巫文化与明儒文化现象。在中国的苗人经历五千年的不断反抗，其民族精英与文化损失殆尽之际，在中共极权党文化对苗人文化摧残情况下，韩国存留下来的楚巫文化将唤醒苗人的民族传统文化意识，对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苗人传统文化与民族危机意识都会有深刻的影响。

台湾青年掀起的台湾本土化社会与文化运动已让国民党从中国大陆带来的党文化残余影响走向历史的角落。中共政治人物也意识到与国民党的党文化同出一源的中共党文化未来不可期待。两蒋统治台湾时期曾极力进行消除日本皇民化文化的影响，而日本恰恰正是将中国唐宋甚至是更古早以前的华夏传统文化传承得比中国的汉人更好。岁月会润物细无声地将文化影响透显出来。现在台湾社会的精英与台湾青年对中国的中共党文化明显是不屑一顾，持守台湾社会本土文化的同时更认同日本保留下来的唐宋华夏文化。中共政治精英时时以武力恐吓台湾青年，又以大国崛起来自吹自擂，却忘了中国一句老话，远人不服，胡不服文德以来之。党文化可以休也。

须知德不孤、必有邻。基于思想文化认同的现代文明世界，必将唾弃野蛮与暴政。

谢选骏指出：其实，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就是对现代南北朝格局的无奈承认。一国两制的前卫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后卫就是“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统统都是“两个中国”的产物。而对此现象的透视，那就是谢选骏历史哲学的独门绝技了。其余的评论，都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包括老孙老蒋老毛老邓及其徒子徒孙的所有“理论”。



【099、一国两制寿终正寝了】


《歌手何韵诗人权理事会两分钟发言 两次被中国官员打断》（2019年07月09日 美国之音）报道：

香港歌星、民主活动人士何韵诗8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说两度被中国代表打断。

香港知名歌手、民主活动人士何韵诗(Denise Ho Wan-see)星期一应邀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讲述香港“反送中”的情况。她指责中共对香港的欺骗性承诺，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施压，促使北京尊重香港人的权利。她的仅两分钟的发言两次被中国代表打断。

何韵诗星期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说，上个月有两百万香港市民上街游行反对修改《逃犯条例》。这项修订条例被抗议者称为“送中条例”，如果获得通过，将允许把嫌疑人遣送中国大陆。何韵诗说，修改条例会“拆去保护香港不受中国政府干预的防火墙”。她的发言才进行到30秒，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官员戴德茂就将其打断，说把香港与中国并列“违反联合国宪章”。人权理事会副主席、冰岛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斯佩龙德裁决，让何韵诗继续发言。

何韵诗说，在最近的“反送中”抗议示威中，警察向抗议者发射橡皮子弹。几十人被捕，有四个人因绝望而自杀。此前多年的欺骗性政策令香港感到愤怒。她说，“香港回归以来我们看到香港的自治逐渐流失。六名立法会成员被取消资格，四名书商被关押，都证明中国加紧控制。香港仍然没有真正的普选。香港特首由北京任命和控制。”她还说，中国不惜一切代价阻止香港的民主。一国两制已“近乎死亡。”

此时，中国官员戴德茂再次强硬反对，指责何韵诗攻击一国两制，要求她停止使用侮辱性语言。副主席提点何韵诗留意中国论点后，让她继续发言。何韵诗最后说，“联合国是否会召集紧急会议保护香港人民？考虑到中国的践踏，联合国是否会把中国从人权理事会除名？”

中国官员指责何韵诗把香港和中国并列，而不是把香港称为中国的一部分。何韵诗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后告诉记者，她并没有试图把中国和香港“放在同一水平上”。但是，她说，“在香港我们大家都处于危险之中，因为我们处于成为另一个（中国）城市的边缘，我们会失去言论自由。”

谢选骏指出：这个何韵诗是个唱歌的，所以不会说话——不会说说“中共干部”两次打断她的发言，正好说明“一国两制已经寿终正寝了”。因为，“中国和香港”不就是“两制的地区”吗？这个共产党干部在联合国都如此“拼命坚持一制”，不恰好说明“两制寿终正寝”吗？仿佛巧合，共产党派在香港的特首也刚刚公开使用了“寿终正寝”一词。所以，何韵诗说一国两制已“近乎死亡”，是大大落后于形势了，因为一国两制已经寿终正寝了。



【100、一国两制与南北朝政治】


《一国两制在历史上的例证》这样说：

忽必烈之财政无出路影响到全朝廷。他的继承人缺乏适当之收入，难能维持一个天子万能的局面，只有滥发纸钞。通货膨胀之余全国瓦解。

本期作者：黄仁宇（历史学家）

我这次讨论一国两制限于一个国家企图在现代化的时候，其行政事项不能全由一套数学公式处理所产生的情形。在我看来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有别于尚未现代化的国家，在其政务可以用数目字管理。因是她之体制，具有流线型。以后的行动，也比较可能预测；即使在过程中有一国两制的办法，其需要两种立法，或是两种司法体制，也是缘于历史地理上的要求。这与一个国家故意将其权力在两个地区不平等的分配者不同，有如母国与殖民地的关系，或者王畿与诸侯采邑之区别，那不是我所说的一国两制，也不属于刻下讨论的范围。

下面提及四个例子，彼此在时间上及空间上的距离都很大。自此看来一国两制早已在各处前后发生，并不算是在今日伊始。我提出这几个例子，也无特殊创意，它们早已经历史学家提出，也经过专家之推敲。只是把这些例子，归纳于现在的一国两制标题之下，倒确是草创。我希望有了今天的初步检讨，再加之继续研究，大家可以在实质上体会到一国两制，确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物，而不仅只是一种带宣传性的标语，或者只是一团政治尘沙所产生之雾影。

当然这些例子可以在大范围之内给我们若干启示。可是我不提倡从中抽出细节和现下中国比拟。原因很简单，今昔不同，环境上与背景上有很大的差异。刻下我们的检讨无从避免粗枝大叶，除非我们有更精刻的研究提供极确切的资料。将两种偶然相似之处混为一谈，迹近武断，甚可能产生误解。

我的第一个例子为蒙古人在中国所创立的元朝。《元史·食货志》提到，元朝立国之后税收南北不同。华北用租庸调制，华南用两税制。我们在检讨此间区别之前，先在背景上应有若干认识。

上面提及一国两制因企图现代化而产生。元朝立国于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此时中国是否已曾现代化可能引起争执。哈佛教东亚史的专家赖世和与费正清在他们的标准教科书内提及中国“前期的现代”已在晚唐来临，亦即在八世纪至九世纪间。他们所持的理由乃是此时中国社会稳定，所有的组织制度也已整体化，又能彼此平衡。这和“古典时代”的中国前后不同。这样说来元朝确已进入现代了。他们的立论不是没有独到的眼光，只是用辞缺乏坚定性。所谓“稳定”、“整体化”和“平衡”都是抽象字眼，不可捉摸，用之在历史里树立里程碑，不能令人完全置信。

我个人认为中国传统时代极长。中国早已进展到现代化之门前，甚至比很多国家早好几个世纪。可是虽叩关仍不得其门而入。究其原因乃是中国早已发现用数学公式处理国事之大前提，她却始终不能引用真实的数目字，元朝的情形亦复如此。

租庸调制承袭于北魏暨李唐王朝。其先决条件为土地国有，全民通过“均田”的一段层次。每家每户都按人口及耕作力据有配有耕地。于是税收采取“包束式”。租为谷物，庸是不付工资的劳力，照例每人每年二十天，调为纺织品，普通用麻布缴纳。其税率全国一致，各家户按丁数乘基本数付税，或以一夫一妇为一“床”而按床缴纳。事实上均田很难按实做到，各家各户的田地也有高低，只是因其税率极微，一般农民不难照办。换言之，租庸调取其明白简单，不仔细计较内部之公平。在一种原始型的农村经济之间，佃农不成为重要因素的话，可以通行无阻。

两税为夏税与秋粮，各在收成期间征收，以田地的亩数为根据，也因肥瘠而高下，亦即税收与各家户之收入而成比例。一般情形较依租庸调之包束式的收取为多。

元朝之南北两制有其历史上及地理上之原因。当蒙古人进占华北时，这整个地区已经契丹女真等半游牧民族割据一百多年。这些民族已将当地胡汉混同的人口编为各种公社。虽说我们无从确定当日土地占有之详情，只是契丹女真之民政兼具半军事性格，可见得其政权能直接控制绝大多数之小自耕农。于是征兵筹饷都以极短线条的途径直接输纳于军中。蒙古人以马上得天下，没有不欢迎这动员容易之制度的理由。

可是华南地形复杂、耕作物品类繁多，上述包束的税制碍难通行。况且南宋已在此间定有完整之税制，如果将其税收底帐放弃一切重来未免花费。所以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82年诏令全部地区一切如旧，自此一国两制成为事实，终元季之世，只有局部修订而从未全部放弃。

再则在忽必烈之前，蒙古人已采用他们在草原地带的办法，将征服的部落发配贵族王子为奴。他们在中国也有如是之封禄，称为“投下”。直到忽必烈采用中国体式之政府实行中央集权，才诏令废止此等小单位。但是《元史·食货志》仍载有一百五十个皇子公主及功臣等的采邑。他们封到的户口，少只有三户五户，多至十万户。根据法令食邑者只能派经理人员至地方政府，接受纳税所得，不能据地产为庄园，或执人口为农奴。可是如此重复的编派，在体制上至为紊乱。

忽必烈本人执政也多矛盾。他在并吞南宋时希望结纳南方人心，于是诏令凡宋廷额外征派一律罢免。在纸面上元朝税率极低。可是事实上非正规之差派仍是纷至沓来，有如征日本时造船之征发；在忽必烈统御期间他经常需要扩充财政与税收，因此曾牺牲手下三个功臣。

阿合马乃是回纥人，他前后居官名目不同，如所谓平章政事兼制国用使，即等于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如是者前后十九年。当他有生之日总以能干有效率著称，也获得皇帝信任。

1282年他被一位汉人军官谋杀，御前也为他复仇将凶手拘获，明正典刑。可是不久阿合马殃民的传说接二连三的供达圣听，忽必烈因此大怒，下旨将之剖棺戮尸。卢世荣初从阿合马入政，在1284至1285年间也有了统领财政税收的权责。虽说他得到忽必烈的口允，在他执行国务期间被控告得豁免，可是到头告讦者多，卢世荣被检举获死罪，在年终之前执行。桑哥初至译员，专理宗教事宜，也继卢世荣整理财政，于1287年至1291年掌税收四年，其结局有如其前任。

这些事迹与一国两制何干？

以上三人之作为均列入《元史·奸臣传》。在传统作史者的笔下，这是归纳不孚众望各权臣的办法。他们执政失败之后，总以道德丧坏之罪名见诸史籍。我们仔细反覆阅读三人传记尚且发觉他们的获罪，全由部下人事安排而起，纠葛大都出自南方。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的趋炎附势，难怪其作品在共产党中国大陆得以热销。但也不能因此把他一笔抹杀，例如，他拿出忽必烈来比喻中共，就属于歪打正着，印证了我的理论——“共产国际”和“蒙古大会”的一脉相承（列宁是鞑靼人的杂种，斯大林是现代成吉思汗），这还印证了共产党中国的“北朝”根源。当然，黄仁宇的学力尚不足以从“文明周期”的角度透视这是“现代南北朝机制”的体现，但在现象学的意义上，他已经接近“南北朝的真相”了。

附录

黄仁宇 性别男 出生1918年6月25日 中华民国湖南省长沙宁乡 逝世2000年1月8日（81岁），美国纽约上州 国籍，中华民国(1918年-1950年)，美国（1950年-2000年1月8日）

籍贯湖南 民族汉族 语言汉语、英语 职业历史教授 研究领域中国历史 配偶盖儿（Gayle）儿女杰弗逊（Jefferson）笔名李尉昂

黄仁宇（Ray Huang，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是一位籍贯湖南长沙的美国籍历史学家。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共内战期间担任国军军官，后赴美求学并获取密西根大学历史博士学位。以身为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及倡导“大历史观”而为世人所知。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作品。

黄仁宇于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宁乡，其父黄震白曾为同盟会基本成员，后期淡出。黄仁宇早年在湖南家乡生活，1936年曾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时抗日战争爆发，黄仁宇仅就读大学一年级就决定辍学。

辍学后，黄仁宇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期间认识田汉、范长江等人。后来《抗日战报》停刊，黄仁宇进入了国民政府成都中央军校，成为第16期步兵科的一名学生，同学中有作家田汉之子田海男和政治家居正之子居浩然。毕业后获分发至陆军步兵第14师，成为少尉排长、中尉代理连长，后任新编第一军上尉参谋，跟随郑洞国将军。抗战胜利后随郑洞国赴东北。不久考取留学资格，赴美国李文渥斯堡的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学成回国后任国防部第五厅科员，而后成为中华民国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的副官。1950年朱世明因涉嫌与中共来往而遭到解职，黄仁宇随之退出军政界，远赴美国。

凭在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所修的学分获密西根大学的录取，攻读新闻系，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由于言语上的局限，黄仁宇其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成为学者余英时于密歇根所指导的唯一博士生。曾先后在南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即现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1970年）。他曾参与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亦参与了《明代名人传》和《剑桥中国史》的写作。

1979年他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因之他后来经常到台湾的大学演讲作学术交流，并曾在《亚洲周刊》撰写专栏。

2000年1月8日，在前往一场电影开场前因心脏病发，病逝纽约。

他的著作近年来在海峡两岸颇受欢迎，亦受到学者评价或批判其观点，中文的著作主要包括：江政宽撰写的《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收录于卢建荣主编的《文化与权力─台湾新文化史》[2001年]一书中），孟祥瑞的著作《到“西方”写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的微观经验与他的中国学社群》（2009）、倪端的《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2012年）及王忆城著、撒利伟编辑的《听黄仁宇讲中国大历史》（2013年）。

黄仁宇在1966年与盖儿·贝茨（Gayle Bates）结婚，并育有一子黄培乐（Jefferson Huang）。

黄仁宇提出“历史上长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数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等概念，强调技术，以实证主义从技术角度谈论历史，避免产生基于意识形态的争执。这种观念被称为大历史观(macro-history)，与英美常用的微观剖析历史方法不同，强调不通过对历史人物生涯探究和单一历史事件分析来研究历史，而是通过对当时历史社会整体面貌分析和把握进行历史研究，掌握历史社会结构特点。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主张不探究历史人物之善恶忠奸，不应该批判历史之善恶，尽管其本身难免流于翻案文章，他与李约瑟将这一主张称为技术辩证；黄仁宇把他们放到整个明代社会框架中研究，强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关系和政治文化构架。

“大历史观”指出，时代之宏观走向及发展状况，是由无数社会和物质上各种因素共同堆积起来，历史舞台上某一“关键角色”往往只是一个“角色”，让任何人来扮演都可以，为众人所熟知的著名历史人物只是正好在那个时间踏上舞台，坐上历史早准备好的空缺“角色”席，历史人物的作为也无法超出地理、科技、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技术性”条件。在《中国大历史》中，这一观点尤为鲜明，例如谓中国版图架构形成，“当中无可避免有其地理历史因素在，有二千哩容易被人侵犯的地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

谢选骏指出：“1979年他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由此可见，“历史学家”黄仁宇其实是个“精致的马屁文人”，因为他的“历史研究”竟然是为了给后来发动六四屠杀的小矮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寻求证明文字的！



【101、一窍不通的“中共天下主义”】


《中共“野蛮崛起”时代的“天下主义”》2021-01-25 上报）报道：

中国的纳粹化，首先是知识界的纳粹化。思想的毒害比单个官员的贪腐后果更严重。（汤森路透）

余杰评论文章：二〇〇八年之后，中国告别“韧性威权”时代，进入“野蛮崛起”时代。在观念秩序场域，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经过官方残酷打压几乎销声匿迹，成为潜流；老左派、新左派、民主主义、民粹主义和新儒家等思潮则与新的官方意识形态“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思想）合流，成为一种反人类、极端邪恶的“天下主义”——其代表人物及观点，仅举三例加以说明：刘小枫之“新国父论”、汪晖之“多元一体论”和施展之“枢纽论”。

曾发明“文化基督徒”这一称谓并组织翻译大量西方基督教和政治哲学经典的学者刘小枫，过去被视为自由主义阵营之一员。在习近平时代，刘小枫摇身一变成为新纳粹，是当代知识人华丽转身、卖与帝王家的典型个案。

毛泽东是华盛顿加林肯的“新国父”？

刘小枫认为，毛泽东如同华盛顿一样，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清除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又如同林肯一样，以韩战奠定中国的“大国”地位，所以毛泽东是华盛顿加林肯的“新国父”。刘小枫的“新国父”论述，让误以为他是自由主义者或基督教文化持灯人的读者瞠目结舌。其实，从其人生及思想脉络来看，也是一种必然——他在二十年前就提出“毛子”之说，将毛泽东与孔子相提并论。

刘小枫的“变脸”，乃是回归其最本真的自我。他在西方谋求大学教职失败，对西方产生舍勒式的怨恨；正如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心理严重受挫的北岛不再相信未来，一边咒骂纽约地铁的肮髒，一边回中国接受小朋友为其佩戴红领巾。刘小枫宣扬古典教育，但他从未洞悉希腊和希伯来的“求真”和“求善”意志，他热衷的以施密特为代表的德国现代极权主义。

刘小枫无法靠自己发明的理论撬动历史，他口口声声反对西方却还是要拿西方理论来“师夷长技以制夷”——“国父”的概念来自西方，他对毛泽东政治合法性的肯定，无非是当年德国法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施密特对希特勒统治合法性的肯定的翻版，日光之下无新事。如何评价毛，决定著中国未来的路怎么走，评论人夏寒在《“国父”何以成为问题？》一文中指出：

刘小枫清楚地知道，对毛的评价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人物评价，一部分中国人把毛视为魔鬼，一部分则视为神明，这是中国人的精神内战。这种精神内战也并非宗教与政治分离之后，两种宗教精神之间无关紧要的争战，它所涉及的是两种政制精神的对决。

一部分中国人把毛视为魔鬼，一部分则视为神明，这是中国人的精神内战。（汤森路透）

中共统治出现危机，其表现之一是其历史叙事难以自圆其说。刘小枫意识到历史教育的失败，在《新史学、帝国兴衰与古典教育》一文中对美国“新清史”及日本“全球史”及“东亚史”发起猛烈攻击。“新清史”倡导者是美国研究东亚和内亚史的史学家，“强调清帝国与众不同的满洲元素及其独特性质，倾向于把清王朝描绘为一个有意识的多民族帝国”。日本学者平野聪在《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一书中进一步发扬“新清史”的思路，认为大清帝国不是“中国”，应称之为藏传佛教的“内亚帝国”。对于这些“异端邪说”，刘小枫以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诛心笔法写道：“日本讲谈社世界史的写作主旨是……重新思考世界史的兴衰，为日本的出路寻找历史的内在动能。引进这套世界史的台湾八旗文化出版公司则不讳言，其目的是要让所谓‘台湾史’成为一个‘全球史’概念，培植‘新一代台湾人’产生‘渴望融入世界’的愿望——‘全球史’成了‘台独’政治行动的工具。”日本和台湾思想界的脉动以及两地之互动，预示中国将不再是历史的垄断者。刘小枫深知，如何叙述历史即意味著如何定义自我，而这一切取决于你背后是什么样的观念秩序，他对“精神污染”和“史学反叛”比习近平还要紧张。

汪晖缴给党国的一张投名状

被奉为新左派盟主的汪晖，当然看不起刘小枫的“投诚”，他的比刘小枫更晦涩的文字，让读不懂的大学生为之迷狂，这是学术界最荒诞的“皇帝的新衣”。不过，当论及关键的政治议题，为了让“今上”及其身边的人能读懂，他也会用“雅俗共赏”、简洁流畅的文风来表达，比如二〇〇八年发表的《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一文。

汪晖的这篇数万字的长文，针对“二〇〇八年三月十四日在拉萨、四川阿坝、青海藏区和甘肃藏区同步发生了骚乱……与此同时，奥运火炬在全球的传递刚刚展开，就在巴黎、伦敦、三藩市等西方城市遭到流亡的藏人集团和西方藏独运动的严重阻挠”等事件有感而发。为了捍卫奥运圣火之神圣不可侵犯，为了捍卫中国对西藏主权之神圣不可侵犯，汪晖夜以继日写出这篇反击西方舆论的战斗檄文，也是缴给党国的一张投名状。

汪晖的文章比胡锡进有“真材实料”，他知道引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他认为，西方政治家和民众支持“藏独”有三个原因：首先是西方有关西藏的知识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东方主义知识之中，至今没有清理。其次是特定政治力量对于舆论的操纵和政治行动的组织。第三是对于西藏的同情混杂著对中国、尤其是经济上迅速崛起而政治制度极为不同的中国的顾虑、恐惧、排斥和反感。“这三个方面不仅与民族主义相关，而且更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冷战的历史和全球化的不平等状态相关。”如果萨义德知道其理论被如此谬种流传地误用，一定会伤心欲绝——因为西藏人的处境比巴勒斯坦人的处境糟糕得多。萨义德曾作秀式地到巴以边境抗议并向以色列警察扔石头，如果他到拉萨抗议并向中国警察扔石头，后果将如何呢？

汪晖的文章通篇历数中国对西藏的大笔投资、今日西藏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昔日西藏的贫穷和“奴隶制”，谴责西方对西藏的同情和支持——“‘西藏独立’问题完全是近代殖民主义的产物”。然而，若按照此一思路，“中国独立”岂不也是近代殖民主义的产物？

汪晖的创新乃是提出“多元一体”之概念，为中共的民族政策提供合法性和合理性解释。汪晖强调：“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汲取了传统中国的历史资源，但也是全新的创造……从孙文到中国共产党，他们都曾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下追随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但后来以不同的方式寻找适合中国的制度安排，试图超越民族主义的政治模式。”看似新颖，却还是新瓶装旧酒：“费孝通所说的‘一体’是指‘中华民族’，它不但是指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且也是指在近百年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转变为一个自觉的民族的政治实体。”这里的常识性硬伤比比皆是，可见这位被新左派神化的大师跟被徐晓东打得遍地找牙的功夫大师一样虚有其表：“中华民族”明明是梁启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流亡日本期间阅读日本翻译的西方现代民主主义理论后发明的新概念，哪里经过“数千年的历史过程”？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以及若干被中国强行统治的少数族裔，各有其历史和政治传统，跟“内地”截然不同——汪晖不是刚刚在文章中批判西藏的“奴隶制”和神权统治吗？

“中华民族”明明是梁启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流亡日本期间阅读日本翻译的西方现代民主主义理论后发明的新概念，哪里经过“数千年的历史过程”？

在文章末尾，汪晖露出其政治野心——这是一篇精心撰写的奏折，是写给中南海主人读的：“在民族冲突频繁的世界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族群共存状态最值得我们珍视。探讨中国社会‘多元一体’现象，回顾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政策，就是要探讨多样性与一体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我提出超越民族主义知识的问题，是因为只有超越这种知识的限制，才能发掘古典的和现代的智慧，为一种以多样性为前提的平等政治提供理论资源和实践的可能性。”在汪晖眼中，不会有自焚抗议的藏人和在纳粹集中营升级版的“再教育营”中被折磨致死的维吾尔人，他们是“多元一体”秩序必要的牺牲品，不愿与中国“一体”即使死路一条，如同希特勒眼中的犹太人一样。

与刘小枫和汪晖及其理论相比，施展及其《枢纽：三千年的中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小得多，却更加危险，因为其具有七步追魂之剧毒。刘小枫和汪晖发出的是过气人物的哀鸣，施展是任教于外交学院的年轻一辈学者，以砖头一样厚的《枢纽》展示出新发于硎的观念发明和整合能力，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充分的批判。

施展以学术包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施展以“枢纽”这个词语及观念来定义中国：“中国的体量决定了，它天然是个世界历史民族。”对“何谓中国”这一问题，他企图“在规范性意义上”给出回答：“作为体系的中国，仿若世界海-陆秩序的全息缩影，通过历史的演化与现代的整合，凝为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并以其超大规模而获得足够的动能，打通内、外两重秩序，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颇有毛泽东之气魄，只需要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改为“数风流国家，还看今朝”。

当“新清史学派”及东亚史、全球史论者，以及刘仲敬等人以“内亚”解构中国之际，施展反向而行，扩大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将草原和海洋也纳入其中，陆上的长城和海上的锁国仿佛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的天下俨然是世界的天下。为此，施展不惜挑战传统史学中的正统观念及汉族中心主义，比如论及宋辽分治时代时，他指出“大辽从帝国气魄上，相对于转向内向的大宋而言，更像是大唐帝国的继承人”、大辽的首都南京析津府（北京）“为当时整个东亚世界的首都”。这一论述与陈寅恪的“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大异其趣。施展对辽的肯定，绝不是认同辽之“非中国”特性，而是以更强势的中国论述将辽“中国化”。他的变通乃至突破，乃是为了建构更庞大的中国——辽是中国，西夏是中国，金是中国，蒙古也是中国。这种“中国式逻辑”就是：如果你足够强大，无论你是什么族裔，你都可以被承认为正统，但前提是你必须被定义为“中国”，也就是你必须代表“中国”。

施展的“枢纽论”，是以学术包装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菁英版的《厉害了，我的国》。他在书中探讨的是大历史，更是中国如何“在实力、理想、制度三个层面完成自己的世界主义转型”。尽管他也使用“自由”、“宪制”等基督教文明和清教徒观念秩序中的术语，但并不意味著他认同中国应当接受基督教文明——反之，他宣称，美国若要“消化”中国的挑战，必须“改变自己的文明样式，改变自己的政治存在方式”。换言之，美国必须“中国化”才能在中国掌控的世界秩序中获得一席存身之地。中国跃升为罗马，降格为迦太基的美国必须听中国之号令。

施展在使用“自由”、“宪制”这些术语时，是以中国秩序、中国利益（共产党的统治及共产党的利益）为前提，“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秩序的冲击以及对中国自身的改造，带来了普遍性宪制展开的可能”、“归根结底，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决定了，世界的自由将以中国的自由为前提”。他使用“自由”和“宪制”这些光明的术语只是虚晃一枪，他欣赏的是“法权”这个毛泽东和施密特用过的术语，这句话是其观念秩序的风暴眼：“今天，实现了经济崛起的中国，已经在用自己的力量深刻影响著世界法权。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将在深刻的意义上，决定世界如何向前演化。”中国的权力意志不受固有国界之限制，其“硬实力”摧枯拉朽，“挡我者死”。

施展使用“自由”和“宪制”这些光明的术语只是虚晃一枪，他欣赏的是“法权”这个毛泽东和施密特用过的术语。（汤森路透）

重写历史的目的是控制未来。如此步步为营、铿锵有力的论述，绝非普通“小粉红”可比拟。它让人联想到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枢纽》更适宜的名字是《中国之奋斗》，比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诱人得多）。施展的《枢纽》是一本堪比纳粹思想旗手阿佛烈·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的《二十世纪的神话》的理论杰作：《二十世纪的神话》是《我的奋斗》之前传，罗森堡的理论为纳粹屠杀犹太人和争夺神圣空间提供了正当性与合理性。施展似乎实现了罗森堡在踏上绞刑架前的誓言：“思想上的伟大变革往往需要好几代的时间才能顺利完成。即便我方如今已经死气沉沉，但有朝一日还是会东山再起。”单单将“我方”由德国改成中国就大功告成。

中国的纳粹化，首先是知识界的纳粹化。思想的毒害比单个官员的贪腐后果更严重。罗森堡在一九三六年的日记中写道：“至少有一件事是我满意的，我已经贡献了一己之力，把犹太人的背叛之举给揭发出来了。”纳粹宣传部新闻处长汉斯·弗里切（Hans Fritzsche）在受审时说，罗森堡是“坐在被告席上的所有人中，罪孽最深重的”，而美国检察官罗伯·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则称之为“‘优等民族’思想上的大祭司”——施展、刘小枫、汪晖都在处心积虑地争夺这顶光芒四射的冠冕，他们坚信“东方必胜”，一点也不担心像罗森堡那样被送上审判席和绞刑架。在思想观念的战场上，胡锡进、司马南只是龇牙咧嘴的战狼，施展、刘小枫、汪晖才是猛虎，至少他们自认为是猛虎。笔是可以杀人的，笔更可以当成魔笛吹，将千百万人赶上战场作为炮灰。他们心中的“优等民族”，不是雅利安人或日耳曼人，而是子虚乌有的“中华民族”；他们心中的“天下帝国”，不是德意志第三帝国，而是比之更伟大的“中华帝国”。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

谢选骏指出：《中共“野蛮崛起”时代的“天下主义”》是个一窍不通的标题，因为，“中共”与“天下主义”不可兼容也。这是因为，共产党西方中心论者，以马克思为祖宗；天下主义是中国思想，以天地人为归宿——岂可相提并论哉。而我认为，作者之所以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因为他在质地上也是一个西方中心论者，和共产党一样，都是精神洋奴、文化买办。《中共“野蛮崛起”时代的“天下主义”》可以休矣。



【102、一窍不通的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


这是2016年9月5日，不是2006年9月5日——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还是写下了如此愚蠢的文章：（书评）《韩寒：后天安门时代的中国态度领袖》——

韩寒是个了不得的家伙。他的首部小说《三重门》于2000年问世，销量达数百万册，当时他年仅17岁。后来，他又写了几本小说，主题大多与女孩和赛车有关。他如今还是成功的职业赛车手、导演、杂文与博客作者，在网络上有几千万的关注者。

韩寒是后天安门一代当中的花衣魔笛手。他留着少男明星的蓬乱发型，拥有知识分子朋克摇滚歌手的那股子酷酷的迷人劲，享受着偶像地位，在社交媒体上游刃有余，被人拿来与中国20世纪享有盛誉的讽刺作家鲁迅相提并论。

他的成功毋庸置疑。然而，从这本文集收录的文章来看，把他比作鲁迅这位堪称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风格大师，未免荒谬。韩寒并非出色的作家，也谈不上深刻的思考者。如果说他有什么哲学观念的话，可以总结为他在2012年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写下的一个句子：“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养活自己，养活家人。”

所以，他不是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不过，这也许并非全是坏事。因为韩寒提供给众人的不是原创思想，或者真正的好文章，而是一种态度，与博客文章、微博帖子及其他各种社交即时通讯形式完美契合的态度。在一个充斥着伪善之辞与恶意谩骂的博客圈子里，他的态度往往散发着吸引力，甚至可以说是让人耳目一新。

对于社交媒体在中国的重要作用，韩寒的说法很有意思。在他看来，我们获得的小小自由与空间，实际上是科技带来的便利；没有科技，他相信我们仍然困在交替上演限制与放松的年代。互联网上的文字可以遭到删除，但不会那么及时。情况往往是，等到一篇尖锐的博客文章被强制停止传播的时候，已经被成千上万的人看过。

在通常会让中国年轻人陷入无名怒火的一些话题上，比如日本，韩寒极为理性。为了日本在50多年前给中国带来的苦难，或是为了微不足道的领土争端，而去打砸日本商品，在他看来并无意义。他犀利而明理地指出，“我要将我的处女游行郑重献给欺负我侵犯我的权利最多次的地方。”

对腐败官员与不应得到的特权所带来的愉悦，韩寒也进行了有趣而敏锐的描述。他写到了有一次与朋友出行的故事。朋友花钱弄来了警方的牌子与警灯警报，让他可以飞扬跋扈地不管其他车辆：“是的，面对特权，我们厌恶，但享用到一点假特权，心中又有窃喜。”

此类自我反省的笔触是韩寒最大的优点之一。这让他免于洋洋自得。对于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年轻媒体巨星而言，这就很了不起了。

这部文集的副标题提到了“制造麻烦”。不过，韩寒实际上一直谨慎地避开麻烦。他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那批异见人士截然不同。那些人当中，有不少因为自身的行动主义信念而蒙受了多年的牢狱之灾，备受摧残。他的作品，也缺乏1989年走上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身上普遍存在的那种对民主的真心沉醉。

韩寒认为中国人还没做好投票选出高层领导人的准备。“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他说。他还有意避免直接批评共产党，或就藏独和台独等“敏感”话题发表意见。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态度便是倾向于把政治话题转换成文化话题。

他对生活在“前几十年教人凶残和斗争，后几十年使人贪婪和自私”的国家里感到厌恶。这是他在2012年写于台湾行之后的一篇文章，里面还感谢了香港和台湾，感谢“他们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让很多根子里的东西免于浩劫。”

但显然，这句评论其实根本不是指向文化的。香港和台湾的华人之所以能够给文明而相对自由的文化以庇护，其原因是政治上的。中国大陆官员之所以贪婪和腐败，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不道德或没教养，而是因为一党专政易于催生裙带关系式的腐败。如果说有谁能照顾好自己的家人，那肯定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官员。

韩寒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以任何中国人都懂的方式做了暗示。

虽说完全的民主目前在中国难以企及，甚至于不那么吸引人，但韩寒依然认为民众应该有权投票选出市长之类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他写道：“社会之稳固，不应该靠中宣部，而应该靠往前迈几步。”此外：“如果一个地方充满着不被限制的权力，那么谁都不会安全，包括掌权者自己。”

当然了，他说的一点儿都没错。但在中国显得很酷很时髦的说法，在其他地方可能就颇为平淡无奇。我能够理解韩寒在自己的祖国为何拥有大群拥趸。但我不太确定，他对英文读者有多少好说的。

谢选骏指出：这个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1951年12月28日生）是一位英荷混血统的作者，他妈妈是犹太教徒，他爸爸是新教牧师，他自己却什么也不信，混迹于纽约，是个玩世不恭的家伙。他的大部分作品涉及了亚洲文化，但是他对亚洲却一窍不通。

看看他写的韩寒就知道了，他对于发生在韩寒身上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就敢于写书评。真是应了一句老话：无知者无畏也！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真是一个无畏无知的作者，一个一窍不通的中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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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之一

《谢选骏：韩寒杀父还是父杀韩寒？》（2012-02-23 网易读书）报道：

一、“韩寒后悔当作家”露出马脚

2012年一月底，“打假斗士”方舟子与“80后作家”韩寒为了“人造韩寒”、“韩寒作品造假”的争执，越演越烈，韩寒更在1月29日发布消息称将正式起诉方舟子“诽谤”。2月1日，有记者联系韩寒方面，得知韩寒仍未完成证据公证的过程，诉状并未正式提交。

“韩寒夫人”金丽华说：“还没有正式起诉诉讼，因为一直到昨天为止韩寒由于手稿的量比较大一直都还在做影印和那个公证的工作，应该就会在这一两天结束。因为我们还没有提交，因为可能一直要到今天或者明天才能提交。”

而2月1日韩寒本人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因为此次事件，如果再有一次机会，自己将不会选择当作家，如此激烈的反应也出乎大多数人意料之外。

对此，韩寒的妻子金丽华：“我觉得肯定是（因为方舟子）啊，甚至是一些作家，同样身为作家的人，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的反应是让人很心寒的，我觉得韩寒看到这件事情以后他真的是非常失望，所以他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韩寒后悔当作家！这说明，韩寒可能真的不是一个作家。

这个道理很是简单明白的：因为很少有一位作家会后悔自己当过作家的。即使他因为写作而遭到冷冻、流放、逮捕、监禁甚至处决。即使他因为写作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失去祖国。

韩寒后悔当作家一事，说明，韩寒的作品可能真的出自他人之手，由于韩寒不是“自己作品”的亲生父亲，所以，“领养的孩子不心疼”，韩寒就可以轻松弃养他人代笔的“韩寒作品”于不要之地了！这个事实说明：韩寒不是一个作家。

二、韩寒和方舟子的狗血闹剧

对此，有人评论说：韩寒和方舟子的跨年口水战如今俨然已经成了一部狗血闹剧，从原本对韩寒的质疑，到现在全民找茬的状态让韩寒彻底坐不住了。

昨天下午5点，这位备受质疑的80后作家出现在东方卫视的一档娱乐节目《娱乐星天地》中。向来只接受短信和邮件采访的韩少，在口水战后首次站在了摄像机前为自己喊冤。就冲这点，很多网友和观众都候在了电视机前，期待韩寒能透露点新消息。

镜头前的韩寒难掩无奈的表情，刚接过话筒就用“在地窖里头中枪”来形容自己的感受，甚至打趣让导播在自己头上加上“一滴汗”的表情。相比博客中文字的犀利，韩寒在电视上的表现内敛得多，但是嘴巴依然不饶人。原本以为这次的专访，韩少会亲自出马爆出更多猛料，但是结果却让人有些失望。长达十多分钟的节目中，韩寒基本上就把自己在博客中阐述的观点重新又说了一遍，采访结束时，韩寒带着一丝挑衅的口吻说了句“（祝方舟子）早日康复”。

舌战另一方主角方舟子昨天也出现在了这档节目中，他的态度被网友评价为“一根筋”到底，咬着韩寒的文章有人代笔，韩寒的证人证物不能作数。回应韩寒的起诉时，方斗士更是一副不屑的表情：“我这是正常的学术批评，司法途径没法解决。”

三、韩寒的杀父情结

韩寒后悔当作家，不仅露出其作品的代笔马脚，也展现其明确的杀父情结。

何谓也？

因为韩寒之作为作家，本来是其父韩仁均一手打造的。现在韩寒后悔当作家，不仅全面否定其父的一片心血，同时也展现其对其父的明确敌意，是其杀父情结展现。（案：小时候被父亲追着打；成名后，在央视还说从不跟父亲交流感情。）

这不是韩寒杀父情结的初次体现，实际上，韩寒的杀父情结其来有自。

早在2011年底“韩寒给未来女儿提忠告”里，韩寒就“语出惊人地彻底颠覆了父爱”。

据《现代快报》2011年11月3日报道：近日，中国首部私密文学主题书《私》创刊号在业界及读者口碑中产生了不俗的反响。

这部由青春畅销作家九夜茴主编，并携手韩寒、桐华、辛夷坞、孙睿、春树、苏小懒、明前雨后等“80后先锋作家”共同华丽打造，也成为2011年度最具重量级的收官之作。他们借《私》的写作平台，将潜藏心底最深处的私密话题和私人故事与读者们分享。

该主题书最大的特点是，所有内容均来源于各个写作者的真实生活和内心想法。在首期文章里，韩寒提及送给未来十八岁女儿的一句话“套好安全带，带好安全套”，则彻底颠覆了世界上所有父亲对女儿的忠告和爱护。（案：最近拿女儿赌咒。）

对此父爱的颠覆，读书界一片愕然。有读者评论“韩寒爸爸和老贼易中天的阴险而无耻”说：

“我相信韩寒不是一个有心计的人，因为他的经历、见识和阅历，都不可能让他成为一个城府深厚的人，但是，韩寒爸爸、易中天们却完全能够心机叵测，阴险无耻。”

这位读者接着说：

“谈革命”一文是韩寒的滑铁卢，是一种弄巧成拙的上海似聪明，是一种上杆子的偷鸡不成蚀把米，是韩寒出道以来最大的败笔，也许，韩寒有什么不能一洗了之的难言之隐因此表现出大失水准，可是，就是这样一件很乌龙、很狗血的事情，竟然被韩寒爸爸说成是这是一次预谋和有意而为，是为了“让人可以开始敢于谈论这些以前不太敢触碰的词语”，这是多么漂亮的神来之笔，就好像说拉大便是为了更好的吃东西，这种神来之笔跟贵党的错误就是功绩简直是绝代双骄。这样的危机公关，简直他妈的太牛逼了，牛到把大家都当成了你们韩家的应声虫和没有脑子的傻。感情，便宜和乖都被你们韩家给卖了，你们家底裤脱落露出来的不是阳具，而是一个可以吸引太阳大放光芒的高尚东西。这种阴险和无耻，我不相信出自韩寒的心机，但是韩寒爸爸的心机，却足以让我们对这个叫做韩寒的不是孩子的孩子嗤之以鼻，却足以让我们颠覆过去对韩寒的所有好印象和由衷赞美！

易中天这个老匹夫也非常自愿地跳到前台替韩寒做辩解，不是律师的易中天非要做出律师的样子巧舌如簧，其文章的偷换概念、逻辑混乱，就是一个小学老师也比这个名满天下的老匹夫有修养和涵养。表面上看，老贼易中天的矛头指向是向所谓“走台文人”开火，用这样的方法来替韩寒解围真是指东打西、围魏救赵，老贼的道行要比韩寒爸爸高出许多。而实际上，中国最近几年和当下最风光无限的“走台文人”正是老贼易中天这个自以为是的浅薄文人自己，而不是“为民请命”和“含泪劝告”的那些杂碎们。易中天们说着似是而非、貌似公允的话，偷天换日，欺世盗名，这次借着“革命门”，让我们看清楚一个事实，这一老一小的两个公知分子，其实质则是另类谄媚的一丘之貉，其区别不过是易中天更老道、更阴险和更无耻而已。城头还没有变换大王旗，而易中天、韩寒们已经穿上了新衣，只是这种近乎透视装的新衣，让老贼和小鬼显露出来的不是漂亮肌骨，而是松垮的老皮和外强中干的细皮嫩肉，笑死人了！

韩寒对其女儿的态度，其实是他父亲对他态度的一个拷贝。这对于所有的过来人都是一目了然的。

四、从记者“问韩寒父子”看其微妙关系

记者问韩寒：你喜欢你父亲赋予你的名字吗？是否想过改名？

韩寒：我很中意，好记好读，关键在新华字典上还是挨着的。韩是一个很难取名字的姓氏，如果我爸爸叫韩寒，我叫韩仁均，那我还挺妒忌羡慕恨的。

记者问韩寒：你觉得身上的哪些优点是从父亲身上继承而来？

韩寒：文章写得好，字写得漂亮，阅读摄影书法写作完全是继承和发扬了我父亲，但他开车实在很一般。

记者问韩寒：缺点呢？

韩寒：运动稍微差些，以前开车总是会撞到不可思议的地方。

记者问韩寒：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感觉到父亲老了？

韩寒：他其实一直很年轻，至少现在没有什么瞬间觉得他老，唯独我小时候他能跑赢并打我屁股，后来初一的时候就跑不过我了。

记者问韩寒：成人之后，你们之间最激烈的一次争吵或冲突是因为什么？

韩寒：成人之后我们没有什么冲突，可能因为我们分开住而且我也自立了，和妈妈有时候会有小冲突，因为我妈妈太爱干净了，她一天醒着的百分之八十时间都在收拾屋子，而我喜欢乱放。

记者问韩寒：由于父亲在那张休学申请书上签了字，导致你至今连高中学历都没有，你对此是否遗憾？

韩寒：这个完全是他的错，他应该劝我好好读书，考一个好的大学，有像样的文凭，最后考取公务员，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栽培下努力成长，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把握机会，不断领会，自我提高。

记者问韩寒：你父亲最让您感到失望的一次？

韩寒：他倒车居然把车头给撞了……

问：你的成功有多少百分比来自于父亲？

韩寒：百分之八十二。

问：你最想对父亲说但却从未说过（最想说但是说过的也行）的一句话是？

韩寒：我早就起床了。

记者问韩仁均：你为什么给自己起的笔名叫做“韩寒”？然后又把它强硬地安在儿子的身上，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儿太不民主？

韩仁均：因为我爸没有给我起名韩寒。不过现在看来如果我用韩寒这个名字的话就是天大的浪费了。其实子女的名字都是父母强安的，没有父母会先跟没出生的子女或者刚出生还不会说话的子女征求意见的，不然这世界上也不会有叫韩仁均的人或者有这么多叫阿猫阿狗的人了。

记者问韩仁均：你因为韩寒初中时没交作业而在教室外对他拳打脚踢，是否为此感到后悔？你最后一次打韩寒是因为什么？

韩仁均：如果现在处理这些事说不定会有别的方法。最后一次打韩寒是因为有蚊子叮他。

记者问韩仁均：韩寒身上的哪些优点是从你身上继承而来？

韩仁均：所有。呵呵。

问：缺点呢？

韩仁均：部分。

问：他更像你还是他母亲？

韩仁均：最关键的地方像我。

问：除了年龄之外，现在的韩寒有哪些方面还没有超过你？

韩仁均：我用五笔打字，他用拼音打字，准确率没我高。

记者问韩仁均：什么时候你感觉韩寒已经成人了？

韩仁均：现在感觉他好多时候还是个孩子。

记者问韩仁均：成人之后，你们之间最激烈的一次争吵或冲突是因为什么？

韩仁均：他离开学校后就没有称得上激烈的争吵或者冲突了。

记者问韩仁均：你们父子之间第一次男人VS男人那样的谈话是在什么时候？讨论的是什么事情？

韩仁均：他是男孩，所以从他出生后，我们所有的交流应该就是男人之间的交流了。比如最早的时候我拍拍手说爸爸抱，他手舞足蹈地说：@^$^%$&^*%^(&(&$#……

记者问韩仁均：你更喜欢赛车手韩寒还是作家韩寒？

韩仁均：没有标签的韩寒。

记者问韩仁均：在你的书《儿子韩寒》中披露了许多韩寒成长过程中的细节，难道你有一本类似于《成长的烦恼》那样的日记？

韩仁均：其实漏掉的说不定更多。写《儿子韩寒》的时候，我和他母亲对他小时候的事一起做过认真回忆。孩子的事，你虽然不会时时记在脑子里，但只要一说到这件事，或者一有由头，你就会觉得那些事都在眼前。至于新概念作文比赛以后的事，网上都查得到，有歪曲和误传的地方只要纠正就行了。

记者问韩仁均：由于你在那张休学申请书上签了字，导致韩寒至今连高中学历都没有，你对此是否遗憾？

韩仁均：没有。我还庆幸省了不少供他读书的费用和他读好书后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子成不了家的烦恼呢。

记者问韩仁均：你感觉韩寒的文学水平什么时候就已经超过了你？

韩仁均：那天突然看见他放在家里书桌上的文章《求医》的时候。后来除《儿子韩寒》外，我再没写过东西。（这是因为他代笔了所有的韩寒作品？）

记者问韩仁均：你认为现在的韩寒是否已经圆了你的文学梦？

韩仁均：那岂不盗梦空间了。

记者问韩仁均：韩寒最让你感到骄傲的瞬间？

韩仁均：《三重门》刚拿到手的时候。（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作品？）

问：最让你感到失望的一次？

韩仁均：他在学校里时我经常失望，他离开学校后就几乎没有什么失望的事了。

记者问韩仁均：你打算给韩寒看女儿吗？

韩仁均：我想韩寒妈妈更合适做这工作。

从上述回答不难看出：韩寒的父亲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把韩寒看作一个人，而是看作自己的宠物。这是一种“人格谋杀”！

五、《儿子韩寒》引读者质疑

早在2008年，韩寒在其父韩仁均出版旧作《儿子韩寒》时，就说他早年对其父出书的行为早年曾有不满，只是事隔多年，韩寒才老大不愿地为其父写了一个序，整篇序从头至尾也就220字。

8月17日，韩寒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其实父亲的新书旧书的再版，且书名也没有改变。这本书早在2000年就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时正是《三重门》最火的时候，这书也跟着卖了10万本。韩寒说，那时候他对父亲出书的行为不太满意，因为他向来不喜欢人一出名就出传记书，“我不想出这书，是因为不喜欢这种行为”。但毕竟写书的是自己老爸，韩寒虽然不喜欢这种行为，但还是夸赞了老爸的文笔，“爸爸写得比其他的人要好”。当记者问他是否会为老爸的书吆喝时，韩寒很明确地表示不会，“我自己的书都有四五年没做过正儿八经的宣传了。而且，当年这书就没做过任何宣传”。

此次旧作新出，最让出版社得意的，还是请韩寒出山为父亲写了一篇序，弥补了当年出版时的一大遗憾。韩寒在序言中表示，“我爸爸这本书其实已经出版了很多年，这个序应该是第一版的时候就写，但当时为了避嫌，所以没有写。在国内看来，父亲出一本书写自己的儿子，无论写得多好都是不好的。当时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邀请父亲写这么一本书，我父亲一直很喜欢写作，写得也很好，可以说我现在写东西就是受了他的影响。事隔多年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写这个序。”

韩寒称：“在几年前的一天里，我仔细地翻看这本书，觉得可以为大家写下这个序。我相信看完此书的人自有公道的评价。”韩寒为父亲写序，从头至尾只有220字，是文字吝啬到了极点？还是他本来就不会写作？

六、是韩寒杀父不是父杀韩寒

到底是父杀韩寒还是韩寒杀父，现在看来，是韩寒杀父而不是父杀韩寒。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2012年1月8前后，韩寒突然大异其趣，连续发表了并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了一系列语无伦次的文章：《我的2011》、《小破文章一篇》、《超常文章一篇》。

这些文章惊现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风格，而且充满破口大骂的流氓习气，最重要的是，这些文章一再涂改却又极为幼稚可笑，完全不像是一个“作家”的手笔。

由此可以推断假设：这些文章的第一稿，才是韩寒本人的手笔！是韩寒“造反”的结果！是“韩寒杀父”的结果！韩寒终于冲破其父的囚禁，杀出了自己的路！

但是其父很快又开始插手了，不断地修改韩寒这些极为幼稚可笑的文章。

正因为如此反复的拉锯和角力，韩寒的博客才呈现出了一片混乱。

但是，这仅仅是韩寒杀父吗？

非也。

韩寒杀父，是因为其父先杀了韩寒：迫使一个赛车手伪装成为一个少年作家！

这不是一种很残酷的谋杀吗？

这比莫扎特的父亲从小牵着他巡回演出，要恶劣得多。而莫扎特的父亲显然要对莫扎特的早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参见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韩寒杀父还是父杀韩寒？互杀也！

现在，韩寒觉得丢丑，最终怪罪父亲的包装，积怨到一定程度，可能爆发弑父的现实举动。

（注：谢选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研究员、青年文化学者、神话学者。）

(本文来源：网易读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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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之二

（谢选骏：方舟子和韩寒一样的无知——《三重门》入错门》）阿波罗新闻网 2016-02-14报道：

“议礼、制度、考文”出自《中庸》，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而韩寒和方舟子等名人竟然把“议礼、制度、考文”说成了“礼仪，制度和考文”，结果全中国十三亿人口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此中错失，可见中国文明的衰落之深。 

方舟子在《“天才”韩寒的文史水平》一文中，指出了韩寒背景中的一个漏洞：

“当时接受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的采访，被问及为什么《三重门》取这个书名时，这位文史之神却说‘忘了’。其父后来撰文解释‘三重’典出常见的《礼记·中庸》。对此韩寒回应说：

‘《三重门》的名字来自《礼记·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朱熹批注了以下，三重就是礼仪，制度和考文。虽然郑玄对此有着不同的解读，但我当时的确是以礼仪，制度，考文为释而取的书名。为了如何让书名显的有文化一点我反复的思量，终于才有了取自《礼记》的一个书名，而且这两个字往前其实应该追究到《周礼》。’”

方舟子说：“我们姑且不去管《礼记》和《周礼》谁先出的争议，《周礼》只有一个地方有“三重”这两个字：‘凡丧，王则张帟三重，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此处三重的意思是三层，而《礼记》‘王天下有三重焉’的‘三重’的意思是三个重要的东西，这两个地方的‘重’不仅意思不一样，连读音也不一样，韩寒怎么能够把它们追究在一起呢？既然《三重门》的书名取自‘王天下有三重焉’，那么‘重’就应该读作zhong，《三重门》应该读做‘三众门’。然而，韩寒在接受采访时，却把《三重门》读做‘三虫门’。”方舟子是花了点功夫去故纸堆里考证了的。

不过，方舟子却没有发现韩寒博客还搞错了“三重”这一名称的内容——“议礼、制度、考文”被错误地写成了“礼仪，制度和考文”！

一字之差，说明韩寒和方舟子都入错了门：在“三重门”里迷失了基本字义。

《礼记·中庸》二十八章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郑玄注：“礼，谓人所服行也。”朱熹集注：“礼，亲疏贵贱相接之体也）。议礼，制度，考文，这是天子的三个特权。

《礼记·中庸》二十九章又说：“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

“三重。谓议礼。制度。考文也。是以治礼作乐。非德位兼全之人不敢作焉。故天子内修圣功。外施王道。内圣之功者。圣德也。圣德足而推外王于天下。首须议礼。制度。考文三事。用以化万民以觉群性也。然欲作。议礼。制度。考文之三重。必具下文之三重。曰何三重。善德。征验。尊位是也。无善德。征验。尊位之三重。则不敢作议礼。制度。考文之三重也。有善德。征验。尊位之三重后。而作议礼。制度。考文之三重。则其寡过矣。”

“议礼、制度、考文”出自《中庸》，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而韩寒和方舟子等名人竟然把“议礼、制度、考文”说成了“礼仪，制度和考文”，结果全中国十三亿人口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此中错失，可见中国文明的衰落之深。

2012年2月9日

（现在上述报道时隔四年，我重新发表此文，是因为观察了四年半多了，我的深刻见解还是无人能及，悲哉中国！悲哉世界！这是2016年9月5日）



【103、一切刚刚开始还是一切即将结束】


《王岐山看涨 郭文贵看衰？》（2017年8月4日法广RFI 安德烈）报道说：

一个位于中南海的权力核心，一个是逃亡在外的流亡富豪，将两个人放在一起似乎不成比例。然而，正是后者不遗余力长达数月且仍然看不到尽头的在爆料，斩伐他所说的“盗国贼”王岐山家族，致使王岐山与郭文贵两个似乎毫不相干的人物高频率地出现在中国的街谈巷议中，两个名字就这样难舍难分的纠缠在一起。

由于中共十九大的迫近，郭文贵与王岐山这场不对称的大战更加惹人注目。从表面看，郭文贵叫板单挑，揭露“王岐山家族盗国”，“向国外转移巨额资产”，王岐山对此毫无反应，然而，从官方媒体越来越多的不利郭文贵的报道中，显示出王岐山权力的阴影无处不在。

郭文贵最近一些日子似乎不如前些时候活跃，一篇“有分量的“揭露他“老底”的长篇报道适时出炉，这就是被视为郭文贵“老对头”的知名媒体人胡舒立主持的《财新周刊》发表的长篇报道“郭文贵的底牌”。《财新周刊》最后指出：“还原郭文贵海外敛财的过程，可以看到郭文贵凭借与国家安全部门高官的勾结，靠欺瞒和收买，一步步将国际投资合作畸形化，使相关方深陷其挖掘的陷阱之中。尽管因为马建落马，这一操作最终走向穷途末路，郭文贵的挣扎难达目的，但此中教训亦不可谓不深刻”。财新指郭文贵现在债权人盈门，信心满满地宣布，“一切仍在继续，不过，对郭文贵来说，终局不远”。一家亲北京的网站也在添油加醋：“对郭文贵来说，最终决定其命运的，不是源源不断的爆料，……而是切实的犯罪事实，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虽然郭文贵高喊着‘一切才刚刚开始’，其实终局真的已经不远了”。

然而，财新的报道引起的疑问是，它通篇的内容都在回避郭文贵所爆的料。对于一些关心郭爆料的人来说，他们希望这一据认为亲近王岐山的刊物能够同时提到郭文贵对王的揭发 ，这样报道才比较平衡。以至于有些网友说，“其实人们并不指望郭文贵是个好人，只是希望他比坏人更坏。”

在这个时候，相信郭文贵的只有郭文贵自己和郭文贵在网上拥有的无数粉丝，以及自其爆料一来，形成的一个看不见但口耳相传影响巨大的人群。郭文贵一直表示，“一切都刚刚开始”。他还声称有一个三年计划，尽管这个三年计划的具体内容无人知晓。经过短暂的沉默后，郭文贵又开始每天在纽约曼哈顿住所向观众发问：“朋友，你健身了吗？”又开始向外发布爆料视频。从一些报道可见，每天等待郭文贵爆料的人群大得无法估计。目前似乎远远看不到郭文贵认输的影子。

郭文贵爆料的重点目标一如既往仍然是王岐山，过去这些天来，他通过揭露王岐山早年与后来成为海航集团创始人陈峰、王健之间的特殊关系，揭露其夫人姚明删，外侄姚庆，还有一些据他说属于王岐山“私生子”的贯君，养女孙瑶，还有身份“更可怕”的刘呈杰，控制了二十万亿的巨额财产，并把巨额资产转移海外。郭文贵的爆料至今难以证实，但是他对海航坚持不懈的揭露一方面引起国际媒体的大幅度关注，一方面也引起美国监管机构及银行对海航的警惕，迫使海航在十数日前对外公布股权。单独一人拥有百分之三十股权的贯君宣布把他拥有的全部股份捐给海航名下的慈航私人基金。此举又引起《纽约时报》等媒体对这位三十几岁、在北京连一个像样的地址都没有的“神秘商人”贯君的关注。至于郭文贵，仍在揭露这一捐献股份的行为只是自家捐给自家、并且获得优厚税利的欺骗行为。

海航的处境似乎开始变得尴尬，但是被郭文贵揭露的海航背后的大靠山王岐山似乎岿然不动。从8月3日金融时报中文版刊出的长文“王岐山：中国的铁腕执行者”可窥一斑。

该报开门见山：“在仰慕者看来，王岐山是中国未来最佳的总理人选”，该文写到：这位现年69岁的习近平反腐运动的负责人，过去40年间交出了一份现代中国政治中极为引入注目的履历。王岐山反腐成绩卓著，被称为“习主席的刀把子”，在他的领导下，一批高官倒台落马。

“在中国筹备今秋关键的中共十九大 预计将正式标志习近平开启第二个五年任期，并改组部分最高领导层 之际，王岐山已成为这场激烈的幕后权力斗争中的核心人物之一”，越来越多的人私下议论，他甚至有可能取代李克强出任总理。李克强或被边缘化，该任人大委员长，或继续担任总理，但留任政治局常委的王岐山将主抓经济和金融。也许两种结果都不是。不到最后一刻，十九大召开前的幕后角力将一直充满变数。王岐山的去向，要等到十九大闭幕才能落定。

该报引述评论称，中国正需要这样一位政治人物与既得利益集团较量。但是，反对王岐山的人把他的反腐形容为选择性反腐，把他本人比喻为明朝的魏忠贤，东厂的头子，如果这样一个掌握了所有人信息的王岐山未来被安排主持经济，这将给整个体制造成巨大冲击。

金融时报提到王岐山主抓反腐，加大了他陷入党内激烈政治斗争的风险。而“现居纽约的一位此前鲜为人知的亿万富翁郭文贵”，“……对王岐山及其家人发出了耸人听闻的指控。……且这些指控没有一项得到证实。但一些中国观察人士已经开始计算王岐山在官媒上’消失‘的天数，作为他与习失和的一个潜在迹象”。

然而该报写到：“王岐山时常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但这时候通常意味着其他人处于危险之中。”的确，7月初王岐山从最近一次消失中再次现身后不久，孙政才被中纪委带走。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则把这一事件跟郭文贵联系起来。“据称，孙政才被废，一个很大可能是，他参与或背后支持中国富豪郭文贵在美国爆料王岐山及其家人贪腐，甚至可能是郭文贵的‘老领导’之一，想以此在十九大前把王岐山逼下台，影响下届政治局和常委人事安排。郭文贵此前就在直播视频中大赞孙政才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能力。称其为‘天才中的天才’”。

无论如何，废除储君孙政才，显然是习王联盟的一个重大胜利，此举带来的一个重大后果是，邓小平时期形成的废除党的领导人终身制，以及隔代指定接班人等”规矩“正在被强势的领导人习近平一一废除，在这一废除绊脚石的进程中，王岐山功不可没。看来，他十九大留任的希望不小。然而住在纽约的郭文贵仍然在说：“一切都刚刚开始。”

谢选骏指出：“一切都刚刚开始”这一口号来自中共“宣传干部和反党分子”胡风这个双料角色的著名长诗《时间开始了》。“时间开始了”是激动人心的；但是这其实也意味着某种东西结束了——不论是胡风的理智还是老毛的塑像。在郭文贵和王岐山这厢，“一切都刚刚开始”其实也有两个“一切即将结束”——反对郭文贵的中国政府诅咒郭文贵“终局真的已经不远了”，“反对王岐山的人把他的反腐形容为选择性反腐，把他本人比喻为明朝的魏忠贤。”郭文贵的“终局真的已经不远了”，意味着个人生命的结束；王岐山作为“明朝的魏忠贤”，意味着政权寿命的结束。一切刚刚开始就是一切即将结束。



【104、一日入党终身为奴】


《任志强绝食拒绝被纪委调查？或牵连王岐山》（2020-03-26 RFA）报道：

中国“红二代”任志强3月12日被北京有关部门扣查。近两周以来，有关任志强被捕后的各种遭遇不绝于耳，本周四，海外社交媒体推特传出消息，指任志强在北京市纪委昌平蟒山基地关押，开始第二天绝食。有两名知情人士对本台证实，中共北京市纪委已对任志强立案调查。

因公开抨击中共体制及针砭时弊，而被称为“任大炮”的“红二代”任志强，本月初，在一篇署名文章中抨击中共官员在处理新冠疫情时，掩盖真相并不点名地，把习近平形容为“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他于3月12日被中国政府人员带走。该事件受到海内外关注。本周四上午，美国社交平台推特账号“老灯”留言，任志强在北京市纪委昌平蟒山基地关押处，开始第二天绝食。

对此，记者咨询多位中国政治观察人士，得到对回复均为“此消息无法核实”，甚至说上述消息不足为信。中国学者施鹏亮接受本台查询时说，也许舆论在倒逼官方就任志强被捕，公开表态：“包括最近网传任志强已经绝食两天的内容，所有的网上信息这样泛滥的原因，首先是信息管制和言论不自由，没有权威的信息来源，每一个人都只能是猜测，去分析是不是中央内斗等等。”

有两位不愿公开名字的知情人士向本台证实，在现阶段，任志强正在接受中共北京市纪委立案调查。现年69岁的任志强是中共党员，他曾担任北京市大型国企华远集团董事长。

据相关资料介绍，中共纪委对党员立案的依据是根据《案件检查工 作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对检举、控告以及发现的党员或党组织的违纪问题，经初步核实，确有违纪事实，并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立案手续”，党员和党组织存在违纪事实，是纪委立案的前提条件；需要对违纪者追究党纪责任是纪委立案的法规条件。以上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据知情人士杨先生披露，目前，当局对任志强案高度保密，外界很难得知有关信息。

外界猜测案件可能牵连到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曾因发表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而遭开除的贵州大学经济学教授杨绍政对本台说，任志强是一位著名企业家，也是社会公民，他有发表言论的自由：“作为一个社会公民，他有自由说话对权利，受宪法保护。也就是说任志强有反对中国共产党错误的权利，有反对中国共产党党魁错误的权利。任志强如果因为讲了反对中国共产党错误的话，讲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党魁错误的话，就因此而被迫失踪，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有消息人士向美国之音透露，任志强的大儿子、秘书也被抓了。他的妹妹及家人都会受到影响。 任志强本人目前被当局留置，政府将此定为重案，“任何人不得插手，不能介入，不能求情，可能也包括王岐山。”

北京学者高女士对本台说，任志强及家人被捕说明当局容不得批评的声音：“任志强现在连儿子都失踪，那当然是要对他下手了，到现在，体制内所谓要求改革的力量，什么健康力量，是不是有改革派，还有保皇派，这种区分，我认为都不存在了。这个体制就是这么一个僵化的，逆向选择的体制。”

任志强在中学时期的辅导员是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两人关系非比寻常。北京政治观察人士留意到，王岐山已经一个多月未公开露面，这使得任志强的案子更加扑朔迷离。不过，北京观察人士认为，王岐山身为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理论上不应受到任案牵连，但王岐山不会过多的插手此案。

任志强的朋友、中国女企业家王锳是在他失联后少数为之呼吁的人之一。《美国之音》上周与她取得联系时，她说，任志强的案子“没有进展”，“现在恐怕谁发声都够呛”。外界相信任志强被抓与近期网络上不断出现反对中共高层的声音有关。

谢选骏指出：一日入党终身为奴，说的就是任志强、马云等“民间企业家”。一日入党终身为奴，说的也是可能庇护他们或可能处置他们的党官。从刘少奇到胡耀邦；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皆此类也。至于其余，何足挂齿。



【105、一入邓门深过海】


《吴小晖入狱后音讯全无其母「泣血呼吁」欲探望儿子》（2019年6月27日 综合新闻）报道：

吴小晖母亲发布的自己的照片。（网络图片）

中国安邦保险创办人吴小晖2018年涉诈骗及职务侵占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

其母林香美6月25日在互联网发出《一位母亲的泣血呼吁》公开信，表示儿子入狱后她始终未能探望儿子，她呼吁司法机关让她能够见到儿子。

吴小晖的母亲林香美近日在微信发出「一位母亲的泣血哀告」公开信，并附上一张她与「我要见我儿子吴小晖」横幅到上海监狱管理局上访的照片。她表示，家人及委托的律师已先后约20次往上海宝山监狱欲探望吴小晖，但均被拒绝。

信中指，去年5月吴小晖判监后，代理律师陈有西曾两次要求会见，狱方以「正在装修会见室」为由拒绝；本月她又委托两名律师先后7次申请会见，也遭狱方「不接待、不安排、不解释」拒绝。

吴小晖的家人10次前往上海宝山监狱欲探监，狱方开始称「系统内查无此人」，后来又说「需要向上面汇报」，之后「让家属等通知」，但至今仍未获安排探望。

信中称，吴小晖入狱一年，「母亲见不到儿子，律师见不到当事人」。

林香美说，作为吴小晖的亲属，对此案判决「坚决不服」，并称无论是对此案的申诉或涉及执行事宜的处理，家人和律师都需要见到吴小晖。

林香美称自己已年过70，先生重病在床，夫妻俩不知是否还有望活着见到儿子，并对吴小晖的安危感到担忧。她呼吁司法部履职，依法监督纠正宝山监狱和上海市监狱管理局的违法行为，让她尽快见到儿子。

目前，林香美在微信公众号「安邦吴小晖母亲」发出的这封公开信已被删除。

吴小晖曾娶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孙女邓卓芮为妻，不过此后两人离婚。吴小晖据称还与中国开国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等有私人交情。

2017年6月，吴小晖被捕，2018年2月被起诉涉诈骗652亿元人民币，以及非法侵占安邦财险保费资金100亿元人民币，最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及没收105亿元人民币财产。

谢选骏指出：古话说“一入侯门深似海”，今日见“一入邓门深过海”——这个海不仅是钱权之海，而且是人血之海！吴小晖当初“嫁入”六四屠夫邓小平家族的时候，其母没有「泣血呼吁」，如今再来泣血，似乎晚了。俗话说血债血偿，吴小晖连六四的人血馒头也敢吃，胆子也是太大了点。既然敢吃，就不要后悔，其母再闹“欲探望儿”，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

《传邓小平外孙女与吴小晖离婚后 想出家做尼姑》（2018-4-5 苹果日报）报道：

日前，安邦集团董事长、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小晖，在上海中院受审。有港媒消息称，吴小晖与邓小平外孙女卓苒离婚后，卓苒据传患上严重抑郁症，甚至计划出家做尼姑。令邓家人十分恼火，要求习近平收拾吴小晖。

4月5日，香港苹果日报引述报导称，吴小晖与卓苒离婚后，卓苒被吴小晖〝气得要发疯〞，更传出她患上严重抑郁症，甚至在寺院居住一段很长时间，计划出家做尼姑。报导引述接近邓家的消息人士指，吴小晖与卓苒一早已经分居，婚姻关系名存实亡，也有传吴小晖去年6月被当局带走调查前，正式与卓苒离婚，而离婚导致卓苒出现了情绪问题，邓家人感到十分沮丧。不过，一直没有公开这事儿。报导称，吴小晖在被捕后迅速受审，邓家人也支持习当局的这种做法。

2月23日，官方公布吴小晖被公诉，安邦被保监会接管。同日，英国BBC中文网曾引述一位匿名知情人士透露，去年吴小晖被带走前后，卓苒与吴小晖签署了离婚协议。多位了解吴小晖与邓家关系的人士则介绍，两人的婚姻不和谐，因此，吴与邓家关系并不密切。

香港经济日报称，如果不是因为陈毅之子陈小鲁，吴小晖永远不会认识卓苒。报导说，2004年，吴小晖与第二任妻子离婚，娶了比他小6岁的卓苒。当时邓氏家族的长辈们曾一致反对，原因是他们获悉〝吴小晖有特殊动机〞。因此邓家并没有参与吴的任何商业活动，也〝不为他背书〞。

现年52岁的吴小晖是浙江人，被曝结过三次婚，都是攀附官二代。他最早在浙江温州平阳县工商局工作时，娶当地官员的女儿为妻。后来结识了杭州市前市长卢文舸，与妻子离婚，娶了卢文舸之女做第二任妻子。

2004年吴小晖与第二任妻子离婚后娶了卓苒做第三任妻子，成为中共最有名望和权势家庭的〝孙驸马〞，同年创办了安邦保险集团并担任CEO和董事长。

安邦集团用短短10年，就将资产由最初5亿元人民币变成7000亿，成为中国第二大综合型保险公司，被认为与邓小平家族联姻有关。

去年3月12日，有媒体披露，吴小晖早被邓家视为叛徒，但吴一直打着邓家的旗号做生意，邓家希望习近平抓捕吴小晖。

同年6月，中国保监会派出工作组进驻安邦集团，当月，传出吴小晖被一支调查经济犯罪的特别调查小组带走调查。随后，安邦保险集团宣布，吴小晖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职。

今年2月23日，吴小晖被公诉，安邦被接管，保监会形容，吴小晖的安邦帝国已经彻底覆灭。3月28日，吴小晖案在上海中院公开审理。

对于吴小晖的落马，港媒曾援引北京消息人士披露，中共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被抓后，供出了吴小晖的问题，从而使吴遭到调查。报导说，吴小晖疑涉2015年发动大股灾案。该场大股灾传闻是江派〝金融政变〞，疑向习近平〝逼宫〞，策划以股灾民怨迫使习近平下台，另一被查的富商肖建华也被指卷入，吴小晖被认为是这场股灾中在保险资金违规操作的最大黑势力。

谢选骏指出：上文欲盖弥彰，毫不理会“打狗也要看主人”的国情。自己的狗自己杀，怎会假手他人恶搞呢？

《卓琳在家中度过最后时光 街坊自发驻足哀悼》（CCTV.com 2009年07月30日）报道：

1939年9月初，邓小平、卓琳在延安结为伴侣。1983年8月13日，邓小平和卓琳在长白山天池前留影。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央军委办公厅原顾问卓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29日12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从昨天下午开始，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的邓家已在操办后事。据门前的警卫称，里面在设灵堂，今天将接受国家领导人与至亲好友的吊唁，但暂不会开放公众去家中的灵堂。

卓琳1916年4月6日出生于云南省宣威县，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9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处新闻材料室组长，1950年3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人民小学校长，1952年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秘书。“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她也受到牵连，1969年10月随邓小平到江西，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1973年任国务院办公厅机要秘书，1978年1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顾问，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种满了花、草、树，郁郁葱葱。邓小平全家于1977年搬到这里。

昨晚，这个大院的大门紧闭，从门外望进去，只见被世人所熟知的两棵松树在黑夜中相互依偎。时有邻居经过，在门前驻足。胡同内的张大妈称，卓琳老人已在此居住20余年。昨日下午，悉知卓琳老人去世，米粮库胡同的街坊们都自发到大院门前驻足哀悼。

大院旁家属院的宇文华老人表示，昨日下午16时许，米粮库胡同内开进多辆车，其中有两辆面包车装满鲜花，还有松柏，另外一辆车装满黑布、白布等。“来了很多警察，还有当兵的，今晚要连夜做花圈布置灵堂”。

这个大院居于米粮胡同中间，左边是卓琳老人居所，右边是作为警卫的第七中队。大院中有电工、厨师、清洁员、司机等，负责照顾邓小平家人的生活。宇文老人称，她的女婿便是卓琳的司机。据她了解，今年春节后，卓琳老人病重，遂入院治疗。前几日，卓琳老人随家人回到米粮库胡同的家中，度过最后时光。

卓琳，小平半个世纪的“拐杖”

“她始终都认为邓小平是对的，包括在‘文革’时，邓小平被打倒。”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副主任刘金田因工作关系，与邓家多有接触。他眼中的卓琳，对丈夫坚定支持，对亲友和蔼可亲，对孩子们严格要求。

青年 云南读北大第一人

卓琳出身名门，本名浦琼英，云南宣威人。父亲是名实业家，经营著名的宣威火腿，曾是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北伐军少将。

刘金田介绍，卓琳是云南省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另外她还是云南省百米跑运动员。在北平，她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抗日救亡进步活动。七七事变后，她同两个姐姐来到延安，并在这里结识了邓小平。

“他从前方回来，经常到公安部里来玩，有时我们也到他们驻地去玩。他大概那个时候对我有意了，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到延安的女朋友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后来，他两次主动找上门。听他讲完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也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多年后，卓琳平实而又深情的回忆，记述了战争岁月那段浪漫的爱情。

婚后 跟着小平起起落落

结婚以后，卓琳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据刘金田介绍，自邓小平到中央以后，卓琳一直在小平办公室当秘书，但她从不参与其他事，只管收文件、发文件这类的事情。

“文革”开始后不久，邓小平被打倒，他和卓琳都被软禁起来。在经过无休止的批斗之后，她被惩罚打扫卫生。“卓琳和邓小平一直到最后去世，都是相互依靠，都是非常好的。”刘金田说。

晚年 借钱向震区捐款

卓琳的晚年生活，最多的是听戏，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

卓琳老人的最后一次公开报道，是在去年汶川大地震时：中国红十字会证实，5月13日和5月14日，卓琳的家人连续两天匿名捐款后，5月15日，卓琳老人又拿出自己积蓄多年、不足10万元的工资，准备全部捐出。老人还特地向家人筹措了部分资金，凑足10万元的整数，而所借部分将从她日后的工资里扣除。

谢选骏指出：卓琳一个妇道人家，何德何能，竟然充当了“中央军委办公厅原顾问”！这不是党天下了，而是家天下了。难怪老邓死后，别人如法炮制，要邓家也好看了。



【106、一时糊涂的本性流露】


《央视最牛一姐一时糊涂 惨遭停职》（2018-11-18 未名空间）报道：

今天说的央视一姐，就是《新闻联播》的前主持人邢质斌，她绝对是咖位比倪萍更高的央视主持人了，因为人家主持的可是《新闻联播》，这是央视里最最重要的节目，也是国家的官方节目，能做《新闻联播》的主持人，那绝对不是一般人了。

邢质斌是1947年的，她就是将军们说的廊坊人，出生地是廊坊固安县。她最牛的就是，现场解说了1984年和1999年的国庆阅兵式，这可是能吹一辈子的了。

《新闻联播》是非常严肃的节目，需要形象好，气质佳，口才好，邢质斌主持28年《新闻联播》，从来没有在播音上出过错误，可见她是很优秀的播音员了。 但是就因为她代言减肥产品，而这家减肥公司涉嫌造假，所以邢质斌就因为涉嫌代言虚假广告违纪了，被停职，这作为《新闻联播》的主持人，绝对是个重磅丑闻了。后来她就直接退休了，再也没有出来工作过，现在也已经71岁了，昔日央视一姐的气质，已经不再，令人唏嘘感叹。

其实很多明星都代言过虚假广告，包括功效夸张的那种广告，可是其他明星最多就是形象人气，事业不会彻底毁掉，邢质斌就不一样了，毕竟她是《新闻联播》的支持人，代表了政府官方形象，不能出任何丑闻的，邢质斌当时是糊涂了。

谢选骏指出：这个邢质斌其实是个村妇，大队广播站泼妇的出身，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但正因为这样，狠得一番老区农村出来的老革命流氓们的喜欢，视为掌上明珠不断把玩。她的一时糊涂，其实是本性暴露。她和赵忠祥，都是传播谣言的专家，可谓雌雄双煞，坑害白痴无数。



【107、一条中国人命价值50美元】


《中国要学会感恩！日本30多年对华援助近2900亿人民币》（comwdtwo 2012-07-02）报道：

日本外务省日本官方发展援助（ODA）数据显示，1979年-2010年间，中国共获得日本33164.86亿日元（约263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优惠贷款、1557.86亿日元（约124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以及1739.16亿日元（约138亿元人民币）的技术合作资金，总金额高达33164.86亿日元（约2900亿人民币），涉及项目200多个。即便是在2005年至2010年间，日本对华援助有所减少，2008年起更是终止了对华开发优惠贷款项目，但加起来也达到2101.98亿日元（约167亿人民币）。30多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1990年代日本曾长期占据全球最大援助国的位置），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0％以上来自日本。

中国的两大机场枢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就分别接受了日本31.7亿和23.8亿人民币的优惠贷款援助，除此之外，兰州、武汉、西安等地机场的建设也都接受了日本的援助。中国铁路约5200公里的电气化改造、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约60个等等均由日元贷款建成或正在建设。北京到秦皇岛的铁路扩建工程、北京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大同到秦皇岛铁路、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地铁一号路、上海宝山钢铁厂改造、重庆城市铁路建设、青岛港扩建工程、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发电项目、杭州到衢州高速公路、深圳盐田港一期工程、大窑湾大连港一期工程等等，无处不有日本的资金在注入。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渐渐变得“不差钱”，日本援助的重心也开始从码头、能源、港口、铁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领域转向环保、技术和人才培养等，贷款的发放方式也由五年一大笔，改为一年一笔。截止2003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就曾为中方培训了15000名以上的管理人员，日本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则培训了超过22000名的中国人。新疆环境改善项目、青海生态环境改善项目、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项目、吉林环境改善项目、贵州环境和社会开发项目、河南造林项目、昆明水环境改善项目等等都2003年之后援助的。

不管是对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款的感谢，还是中日贸易往来的客观需求，无可否认，日本援助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起飞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遍布中国的援助项目还将继续见证着中日关系的风风雨雨。

谢选骏指出：在十四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人杀害中国人至少三千万以上。1979年-2010年间，中国共获得日本1557.86亿日元（约124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1557.86亿日元折合将近十五亿美元。三千万分摊十五亿美元，如此算来，每条中国人命价值答曰五十美元。一条中国人命价值50美元——这难道就是“中国要学会感恩”的理由吗？为什么上文作者会像狗一样感恩戴德呢？因为他在生活里遭遇到了猪狗不如的待遇——一条中国人命价值50美元，这是日本人开出的价格；但是汉奸毛泽东政权，连这个价格也没有，共产党对被他们害死的中国人，迄今为止不仅毫无赔偿，连个道歉都没有——共产党对中国人比日本人都不如。这是为什么？不是说日本人值得我们感恩，而是因为共产党还没有在战场上被彻底击败！你们没有击败敌人，当然得不到合理的赔偿！你们愿意忍受奴役，所以不配得到起码的道歉！



【108、一元化领导就会缺电】


《万万没想到，中国又回到了“缺电”年代》（鱼眼观察 2020-12-17）报道：

临近年末，“限电”突然成为了一个舆论热词。浙江供电告急，湖南供电告急，内蒙、江西等地也纷纷发通知，告知居民严峻的用电形势。在长沙，出现了供电不足导致大面积停电，因为没有电梯，有的市民被迫爬30楼上班。在义乌，突如其来的限电，让许多老板们慌了神。一些地方为了节约用电，干脆连路灯都关闭了，热闹的城镇成了死气沉沉的鬼城。

在我的印象中，上一次遇到这种供电紧张的现象，还是在本世纪初，那时候电荒警报频响，拉闸限电此起彼伏。这些年来，电力一直处于充裕的状态，各种亮地工程和灯光秀纷纷上马，本以为，我们已经彻底告别“缺电”年代。没想到时隔十多年，拉闸限电重现江湖，我们又回到了原点，甚至面临电梯都快用不上的窘境。

缺电，苦的是百姓。现在城市里都是几十层的电梯楼，没了电，简直是要人命的，尤其对老人、孕妇、孩子等弱势群体而言。更不用说，今年的冬天格外寒冷。

在南方主要靠得是电取暖，如果空调开不了，无论对于写字楼中的上班族，还是学校里的孩子而言，都是痛苦的煎熬。而部分企业，更是此次“限电”的重灾区。

上半年因为疫情开不了工，好不容易熬过疫情，又经历淡季，终于熬到年底旺季来临，刚看到希望，忙着开足马力生产，交付订单，挽回今年的损失。没想到“限电”又来了。

有人悲叹：上半年赚不到钱，下半年不让赚钱。那边订单交不了，面临违约，这边房租、工人工资还得照付，许多工厂老板简直要崩溃了。

那么，这场突如其来的“限电”，是如何发生的？这，恐怕要从最近这些年的能源转型说起。我们有庞大的煤炭储量，有全世界最成熟最先进的火力发电技术，火力发电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低廉和充足的电力，这也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竞争力所在。但随着清洁能源的发展，煤电被认为是一种不环保和落后的技术，地位日渐尴尬。

于是，关闭煤矿，关闭火力发电厂，各地的行动可谓态度坚决，干得轰轰烈烈。总之，要死死压住火电产能，死死控制煤炭用量，哪怕不惜代价。于是火电产能在许多地方要么持续零增长，要么不断缩减。比如湖南就披露，最近几年，全省工业、商业、居民生活用电负荷、用电量全部持续增长，但电源装机容量并未大幅增长。以长株潭地区为例，“十三五”期间用电负荷年均增速达10%以上，电源装机容量几乎不变。

没有火电产能的增量，只有靠清洁能源了。但是，太阳能、风电、水电的发电成本虽然不断降低，但一直没法做到稳定持续供应。比如在冬季，水库普遍进入枯水期，太阳能发电能力也降到最低点。所以，清洁能源可能是未来的方向，但是目前，就算是补贴再多的钱，还是扶不起的阿斗，要想确保电力供给的稳定性，还必须靠火电。

过度依赖清洁能源，一味削减火电，其实是盲目的，能源结构的转型，应当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主要靠市场的力量，而不是靠行政之手的主导。

火电确实存在污染，但是随着国内火电企业多年的技术攻关，火电的超低排放技术其实已经非常成熟，许多火电厂早就摘掉了污染大户的帽子。

最近几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遭到国外”卡脖子“，常常引起舆论的热议。但是许多人忽视了，我们一些时候被”卡脖子“，不是因为国外，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自己。

能源是工业之母，抛弃廉价、充足、稳定的煤电不用，一味靠大笔补贴发展清洁能源，我们的步子迈得有些太大了。这个问题再不重视起来，未来更多地方的电力保障，恐怕都要成问题，“缺电”将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噩梦。

如今，缺电缺到连路灯都无法点亮了，有的地方还在高喊限煤，简直让人无语了。比起高调的环保目标，民众的生活，企业的生存，千千万万人的饭碗，到底孰轻孰重？

这个问题难道还没搞清楚吗？

谢选骏指出：上文看到了表面现象，就断言缺电是由于限煤。其实不然，缺电是由于协调不力造成的。而协调不力又是一元化领导的结果——限煤，不过是缺电的一个触发点和导火索罢了。这是因为，一元化领导难免顾此失彼、全盘漏洞；正如多元化领导又会九龙治水、全盘添乱。这就形成了极权制度“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死亡交叉。一元化领导之下，缺电还算是好的，也就是说，还算是微不足道的。至于严重的后果，文革前后的物资紧缺，大家可能都已经忘记了，于是需要再度温习了。



【109、医患不能两立的共产党中国】


《因输液未能缓解95岁老太病情 家属杀死北京一女医生》（波讯 2019年12月28日）报道：

12月24日，民航总医院抢救室内，一男子因怀疑医院将自己家95岁老太输液“输坏”，持刀将一杨姓女医生扎伤。2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将行凶的犯罪嫌疑人孙文斌，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28日12时，工作人员确认，受伤女医生经抢救无效去世。 

杨大夫的同事李少雷曾在微博上讲述此事件中详述患者老太的诊治经过，具体情况如下。

据悉，患者95岁老年女性，脑梗塞后遗症，长期卧床鼻饲营养，生活质量不高。12月4号杨文医生首诊的，病人来时呕吐、纳差、意识不清，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仅要求输点液，但是输液后病情无改善好转，几个家属就认定是杨文医生输液给输坏。

之后大夫努力说服家属同意检查，证实病情本就不乐观，老太太全身重症感染（胃肠道、泌尿系、肺部）并伴有心衰、心肌损伤，加上基础病多、高龄、自身免疫功能低下，治疗效果不好预后差是肯定的。

大夫尝试与家属交代病情，但完全没办法沟通，患者一家称不接受疾病、不接受死亡，每天都会因为一点点的病情变化，怀疑大夫的用药，不停的吵闹、辱骂、威胁，我们建议病人转院，建议家属走医疗鉴定，对方都不同意。

患者家属每天在抢救室与大夫吵架，患者小儿子尤其极端和情绪化，一直在喊老太太如果死了，大夫们谁都别想活。大夫在胆战心惊中治疗了患者半个多月，期间他们有向上级反应了，科里医院也记录和备案了该患者及家属情况，上级仅嘱咐大夫注意安全，警察亦无法解决此事。

24日凌晨5时，杨文医生伏案工作时，患者家属在其背后揪住她头发扼住她颈部，连砍数刀。杨大夫颈部多处刀伤，砍断气管、食管、、颈椎骨、右侧颈全部肌肉、颈内静脉、颈总动脉及通往身体的神经。

发生此事后，患者家属仍然叫嚣催促医院换医生为其母亲治疗，甚至要求专家将老太治到能走能说话。抢救室内需要打出去呼叫全院救援的电话，被好事的媒体、个人，不停的打进来询问事件经过。

目前，杨大夫确认死亡，院方有意压下此事，微博上相关视频已被删除，但事件已引起大量市民关注，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庸医杀人不见血”，何况在共产党领导下，医院就像衙门，可以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事发之后，新闻管制之下，也都是一面之词披露出来。

《民航总院女医生被扎身亡细节还原 患者家属毫无愧疚》（共产党央视新闻 2019-12-28）报道：

12月24日6时许，北京市朝阳区民航总医院发生一起患者家属伤医事件，该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在正常诊疗中，遭到一位患者家属的恶性伤害，致颈部严重损伤。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批捕。

值班医生还原事件经过——今天在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记者见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值班医生，他说事发当天他就在现场，并向记者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患者是95岁老年女性，12月4日入院的时候，患者脑梗塞后遗症，纳差、意识不清。当时是杨文医生首诊的，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仅要求输点液，但是输液后病情无改善好转。医生一直说服家属让患者接受检查，但家属多次拒绝。医生和家属交代病情，家属无法接受疾病，不接受死亡的可能性。每天都会因为一点点的病情变化和怀疑医生用药而吵闹。12月24日早上六点左右，犯罪嫌疑人找到正在值班的杨文医生，双方交流了几分钟，尖刀就扎向了杨文医生的颈部。

专家：杨文医生治疗过程规范，方案合理——究竟杨文医生对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存不存在失误呢？记者在医院了解到，在对患者进一步治疗中，专家看了病历，调取了检查结果，查看了患者实际病情。结果显示，杨文医生和同事的治疗，过程规范，方案合理，患者的情况较入院有了一定好转。病历中曾经好几处记载家属多次拒绝检查和治疗，造成诊断治疗过程很困难。

医生介绍，杨文医生遇害后，患者家属没有表现出任何愧疚，没有任何道歉的话。但是医务人员仍然尽心尽力地为患者治疗。就在医生准备再请专家进一步治疗的时候，患者家属自行签字离开了医院。

当记者问这位医生，杨文医生是一个怎样的人时。医生情绪有些激动地说：“这个事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杨文大夫是很好的大夫，所有患者都对她绝对好评，她这个人是很温和的，她不喜欢跟别人吵架。”

国家卫健委再回应北京民航总医院伤医事件——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今天（28日）上午表决通过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法规司司长赵宁表示，作为这部法律立法工作的参与者，本来应该高兴，但在法律审议的过程中发生了北京民航总医院暴力伤医事件，非常痛心，也非常愤怒。这个事件不是所谓的医疗纠纷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

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对任何形式的伤医事件是零容忍，这是我们一贯的态度。就这部法来说，有很多的地方从法律的角度阐明了国家对医务人员的保护，比如，明确规定了“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全社会应当关心、尊重医疗卫生人员”，还特别规定了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场所是公共场所。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全社会都要维护公共场所的秩序，不单单依靠医院自身。

民航总医院收到大量鲜花和卡片，表示哀悼——12月27日下午，民航总医院举行了杨文医师追思会。昔日的同事唏嘘不已，是哀痛、是不舍、更是悲愤。

今天记者来到北京民航总医院，发现这里仍然在正常接诊，只是平静之下多了一份哀痛。在民航总医院急诊室的一角，杨文医生曾经的患者送来鲜花表示哀悼。

网民哀嚎：

祖国万万岁 发表评论于 2019-12-28 08:47:21 

希望 了 解杀人动机。希望做司法精神鉴定。

Berrylover 发表评论于 2019-12-28 08:41:00 

中国人现在更需医治的是残冷的心灵。

人_天涯 发表评论于 2019-12-28 08:38:38 

医生即使没有达到病人家属预期，也不至于应当被杀，医疗事故国内国外多了去了。极端案例，可能病人家属精神有问题，在国内估计得判死刑，但在国外可能得到开脱。

lu28 发表评论于 2019-12-28 08:24:56 

绝大多数情况下，病人去医院看病，对医生很尊敬甚至是讨好着的心态，医生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病人可能折腾一天去看病，实际只能跟医生说三五分钟话。回国陪亲戚去北京同仁医院看病，亲眼看到医生三言两语打发走外地来京的农村病人，态度还很差，聊天知道这个病人已经在北京租房住了快两周，经济条件不好。医生要是遇到脾气坏的病人，也许倒霉就撞到枪眼上了。总之，医疗体制有问题，医患关系就是紧张。

onlyanswer 发表评论于 2019-12-28 08:23:00 

有关家属需要被撤销医保，全国范围内的医院不为其提供医疗服务。

yummy2 发表评论于 2019-12-28 08:11:42 

楼下，即使像你说的也许有故事也不是杀人的理由。而且在行凶后家人的表现是那么的冷漠。

elfen2299 发表评论于 2019-12-28 08:04:16 

一个被扎的医生，对应一万个被当成摇钱树的病人。

问题哥 发表评论于 2019-12-28 08:01:41 

 一叶知秋人命出

 共资怪胎伪宏图

 若如帝洲枪在手

 不知多少突突突

xiao-min 发表评论于 2019-12-28 08:00:29 

不知道为什么医生要患者接受检查？“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仅要求输点液……” ，那么病情恶化家属应该知道呀，签字时难道文本没说明不接受治疗会有的可能结果和由家属承担和明了吗？这里面有更多的故事吧？

yzchenhh 发表评论于 2019-12-28 07:49:44 

愧疚能如何？ 不判死刑了？记者应该问问江泽民朱镕基和当年的卫生部官员愧疚不愧疚。如今的卫生部官员愧疚不愧疚？还要问问共产党，准备要花多长时间把这个“医生= 吸血鬼”的社会看法扭转过来，重建自古以来的医生形象和社会信任。

喜得利 发表评论于 2019-12-28 07:49:42 

如果学鲁迅，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社会病了，需要动大手术！

祖国万万岁 发表评论于 2019-12-28 07:44:10 

悲剧发生以后，听不到“凶手”的杀人原因，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果中共国有公平，直接审判即可，何必跑到国外反复发帖子？不奇怪吗？

鲜橙 发表评论于 2019-12-28 07:41:28 

谴责暴力。去医院看过病的都知道，就诊过程太折腾人，护士是不护理病人的，病人需要自己雇护工，护工比保姆的工资都高，医院从护工职介分成。大夫开药是有回扣的，药商直返，医疗一切向钱看。医改是失败的，卫生部长应该辞职谢罪。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中国为何发生“医患不能两立”的现象？因为共产党中国的医院都是政府开办或者是政府的关系户开办的——医患不能两立的背后，是官民不能两立的冲突；其关键在于，共产党中国法院也是政府开办的，因此无法解决社会冲突。



【110、夷狄酋领争斗圈】


《<水浒传>：中国文化的一场噩梦》（2020-06-10 押沙龙yashl）报道：

01、《西游记》里面隐藏着很多残忍黑暗的细节，不仔细看的话很容易滑过去。但是《水浒传》里的残忍黑暗是大写的，浓墨重彩，劈面而来，让人毫无退路。比如说《西游记》里写到吃人杀人的场景，基本都是一笔带过，“一口吃了”，很少渲染。而《水浒传》特别喜欢渲染这些场景。

就像杨雄杀妻那一段：杨雄割两条裙带来，亲自用手把妇人绑在树上。那妇人在树上叫道：“叔叔劝一劝。”石秀道：“嫂嫂，哥哥自来伏侍你。”杨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的。杨雄却指着骂道：“你这贼贱人! 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事件分开了，却将头面衣服都拴在包裹里了。

再比如李逵凌迟黄文炳一段：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黄文炳笑道：“你这厮在蔡九知府后堂且会说黄道黑，拨置害人，无中生有撺掇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最后，施耐庵还来个有诗为证，赋了一首歪诗：文炳趋炎巧计乖，却将忠义苦挤排。奸谋未遂身先死，难免刳心炙肉灾。

作者为什么要这么浓墨重彩地写这样的骇人场景？当然是觉得读者爱看。但是这不光是一种写作上的算计。在描写这些场景的时候，作者很明显有一种创作上的快感。写这些场景的时候，作者思如泉涌，但在另一些场合，作者的文思好像忽然枯竭了，文字变得平淡敷衍，本来是惊心动魄的大事，却匆匆一笔带过。关于这一点，我也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霹雳火秦明。宋江为了赚秦明入伙，策划了一个毒计，派人化装成秦明，带军队去杀人放火，把一大片地方烧成了瓦砾堆，“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官府以为秦明叛变了，下令杀了他全家。秦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他回到城门口一看，迎接他的是妻子的头颅，被士兵高高挑在城头上。秦明全家被杀，都是宋江搞的鬼。宋江自己也大大方方承认了。对秦明来说，这是一场难以形容的大惨剧。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也就是抱怨了两句。宋江轻描淡写地回答说：若是没了嫂嫂夫人，宋江恰知得花知寨有一妹，甚是贤慧，宋江情愿主婚，陪备财礼，与总管为室如何？

秦明马上就“见众人如此相敬相爱，方才放心归顺”。而且秦明一归顺，就非常卖力。全家被杀的第二天，他就帮宋江攻打清风寨；全家被杀的第三天，他就和花荣的妹妹成亲了，“吃了三五日筵席”。妻子的头颅，孩子的惨死，就这么翻篇了。世上真有秦明这样的人么？或者说，秦明这样的人，还是人么？那不管，作者根本没有给我们留下“同理心”的时间，就这么脚不沾地地一路写下来，而我们也就不知不觉地看了下来。

再举一个更可怕的例子，扈三娘。扈三娘实在是太惨了。扈家庄本来已经向梁山投诚，双方也达成协议了。可是最后关头，李逵忽然冲进去，“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宋江见了，假模假式地批评了几句，“下不为例”，顺手就把扈三娘家的财产全都拿走了，然后把扈三娘许配给最猥琐的矮脚虎王英。如果我们站在扈三娘的角度想一想，这简直是地狱时刻。本来是个富家小姐，人生顺风顺水。可是现在呢，全家被杀，财产被洗劫，自己被强盗俘虏，这个时候闪出来一个黑矮胖的强盗头，笑吟吟地说：干妹子，你嫁人吧！书里的王英比电视剧里的还猥琐。

如果现代作家写《水浒传》，这里肯定有戏剧冲突啊，心理描写啊，一段重头戏。但是施耐庵没有。他好像完全丧失了描写的兴趣，文笔干枯地写道：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宋江对扈三娘怎么“义气深重”了？没看出来。让施耐庵说，他肯定也说不出来。但他就这么写，咋地？！反正扈三娘从此以后，就在梁山呆下了。她怎么想的？不知道。她在梁山和李逵低头不见抬头见，心里又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她变成了梁山女将，很卖力地替宋江他们作战，最后死在了战场上。

有人说，扈三娘上山以后，再也没有她说话的记录，成了一个活死人。其实不对。扈三娘是说过话的。征讨田虎的时候，扈三娘和琼英交手，上来就骂：贼泼贱小淫妇儿，焉敢无礼！这是她在书中的最后一句话。当年扈家庄的大小姐一丈青，绝对说不出这样的粗口。这些年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想想真让毛骨悚然。

02、这里有个很大的疑问：作者到底怎么想的？施耐庵是个文学天才。从语言来说，《水浒传》的语言非常出彩，可以说比《红楼梦》还要更生动。从人情世故来说，施耐庵也绝非不通人情世故之人。你看他写王婆和西门庆那段就知道，这老施就是个人精。那他怎么会把如此的人生惨剧写得这么干巴巴？

有人说这是留白。作者故意这样写，反而更烘托出那种残酷的色彩。《水浒传》里确实有不少留白。有的时候，作者不正面描写，而是通过一些情节来暗示潜在的冲突。这是施耐庵高明的地方。那么秦明也好，扈三娘也好，是不是也是这种留白呢？当事情惨烈到一定程度，超出了文字能表达的范围，那么我就沉默。我用我的沉默来凸出它的惨烈。情况是这样的么？我不相信。

金圣叹是《水浒传》最出名的点评者。他是个聪明人，看书也看的细，能从蛛丝马迹里推断出很多人物性格和动机。不看金圣叹的批注，很多细节的含义你可能注意不到。那么金圣叹看到“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这段，怎么评论的呢？他没觉得有什么残酷的，也没觉得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他只对“两口儿”这三个字很好玩，“为之一笑”。想想看，为之一笑。如果作者是为了留白，反衬这件事的残酷可怕，那白留的也太大了。连最热心、最仔细的点评者都只觉得可笑，这还能叫留白么？

那不是留白，施耐庵为什么还这么写？我觉得答案很简单。他就是觉得这件事没啥好写的。他对扈三娘的境遇不感兴趣，所以就三言两语让她“拜谢了”了事。而金圣叹呢，对扈三娘的境遇也不感兴趣，所以只“为之一笑”。我们之所以觉得细思极恐，并不是作者设计出的效果。而恰恰是因为作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其中的恐怖，所以才会显得更恐怖。那么，反过来看，施耐庵为什么要仔仔细细地描写恐怖镜头呢？刮人挖心还要细细写出来，为什么？我觉得答案也很简单，因为施耐庵觉得那样写，很爽。

03、《水浒传》并不是施耐庵凭空创作出来的。关于梁山好汉，本来就有很多零零碎碎的故事，施耐庵把它们仔细整理，然后添加了一些自己的创作，这才成了一本书。而那些浓墨渲染的残酷内容，基本都是施耐庵自己添加的。就拿李逵来说吧。在《水浒传》里，李逵也有正面的地方，比如负荆请罪那段，就算用现代人观点看，也是挺闪光的。可是这一段并不是施耐庵的意思，那就是从元杂剧里留下来的。元朝有好几种关于李逵的杂剧。这些戏剧里头，李逵并不残酷暴虐，不过是个张飞式的莽撞人。但是到了施耐庵的书上，他给李逵加了不少内容。这一加，李逵简直就成了人形野兽。比如说李逵劈杀小衙内那一段。小衙内只有四岁，“端言貌美”，非常可爱。为了赚朱仝上山，李逵就一斧子下去，小衙内“头劈成两半个”，死在那里。

这是书里特别操蛋的一段情节。但是在《简本水浒传》里头，并不是这样的。李逵只是给孩子嘴上抹上麻药，让他昏迷过去，但是不小心孩子就死了。《简本水浒传》和正常本时间上孰先孰后，还不能确定——那施耐庵为什么要把事情写的这么操蛋呢？我觉得就是他觉得这样更有趣，也更符合他赋予李逵的血腥形象。要是从小说的角度看，施耐庵的这种写法当然比简本要好。所以施耐庵是个天才，而简本作者只是个垃圾写手。但是从人的角度看，施耐庵真的是一个狠人。而施耐庵这个狠人，构建出来的是一个野兽般的黑暗世界。

就像双枪将董平，杀人全家，抢人家闺女；施恩父子在孟州牢房用盆吊、土布袋虐杀囚犯；张横把客人捆成馄饨扔进江里；燕顺和王英抓住个过路人就要挖心……在这个世界里头，杀人是件光荣的事情，杀得越多越光荣。书里最有善心最光彩夺目的人物就是鲁智深了，可鲁智深见林冲的时候说什么？说洒家“只为杀的人多，情愿为僧”。你出家不就是因为杀了一个郑屠么，怎么就“杀的人多”了？没办法，就是得往多里说，才显得体面。才杀了一个人，你好意思往人前站？这就是那个世界里的逻辑。

但是就算在这个野兽世界里，人们也会把忠孝仁义之类的词儿挂在嘴上。水浒好汉动不动就说自己是“除暴安良”，也不知道安了哪个良？被宋江“杀了无数”的青州老百姓，又是哪门子的暴？那么还是那个问题：施耐庵信这些话么？他是真的觉得这帮家伙是除暴安良的好人？还是在讽刺他们假仁假义？我觉得施耐庵的态度是这样的，他也不是信，也不是不信，他是根本不在乎。书里有一个场面我觉得特别恐怖。

武松在十字坡的时候，结识了孙二娘和张青。这两口子开的是个黑店，用张青的话说，就是“只等客商过往，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里卖，如此度日。”武松和孙二娘、张青坐在那里高谈阔论，“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周围的环境呢，“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旁边还摆着剥人凳。两个解差吓得直磕头。这个时候武松说话了。他说：“你休要吃惊，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考虑到周围的环境，你还能想到比这个更搞的话么？

他们俩并不肯害为善的人！那施耐庵为什么让武松这么说？我觉得他倒并没有讽刺武松的意思。他就是不在乎，不较真。他不想让武松他们显得太没心肝，所以找个机会让他随口一说，但是武松他们到底有心肝没心肝，到底肯不肯害为善的人，他是真的不在乎。

《水浒传》里有很多情节，确实隐藏了作者的潜在意图，比如晁天王遗言，比如白龙庙排座位等等。但是也有一些情节，大家觉得作者有态度，有深意，其实真的想多了。说穿了，作者就是不在乎。

04、不光作者不在乎，读者也不在乎。还是拿李逵来说。李逵是整本书里最残暴，最野蛮，最没有人性的一个人。他的本能就是原始的兽性。但是几百年来，几乎所有的点评者都大大称赞他。金圣叹就说他是“上上人”。李贽（也有人说是叶昼假托李贽之名，此处姑且不论）说的更邪乎，说李逵是水浒传里第一尊活佛。李逵跑到扈家庄，杀了扈三娘全家，说“杀的快活”。李贽的评价是什么呢？“妙人，妙人，超然物外，真是活佛转世”。李逵劈杀小衙内一章，李贽又是怎么评价的呢？他说：“岂有大丈夫为一太守做一雄乳婆耳，量一小衙内性命值得甚么。”

活佛转世！李逵的所有残暴，所有的嗜杀，都给歌颂为一种“直”，一种“天真烂漫”，想杀人就杀人，想吃人就吃人，毫无矫饰，这叫真人。我真的是难以理解这种想法。但是从李贽到金圣叹都是这么评的。这些传统文化人里，有些真的是有一股戾气。“杀人无力求人懒，千古伤心文化人。”不是不想杀人，而是无力杀人，所以看见李逵这样的人物，也忍不住心生欢喜。在读李逵活割人肉那一瞬间，我想他们没有觉得害怕，反而觉得自己仿佛也站在铁牛哥哥身旁，身心更强大了一圈。其实他们是应该害怕的。不光是李贽、金圣叹他们，普通读者也是这样。我们在读《水浒传》的时候，眼和心是随着强者走的。就像武松鸳鸯楼上杀死养娘的时候，我们的目光追随的是武松，而不是养娘的尸体。施耐庵把叙事的光聚焦在哪里，我们就停留在哪里。他让我们忽略墙上的人皮，我们就会忽略墙上绷着的人皮。他让我们注意三拳打死镇关西时候的爽快，我们就会关注人骨绽裂的爽快。这当然是因为施耐庵有手段，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我们心中还是藏着某种黑暗的本能。

在我看来，施耐庵确实是个天才作家。罗贯中和吴承恩都比不上他。他写的《水浒传》也确实是中国文学中的超级经典。但是这本书也是一个噩梦。它是中国文化做的一场伟大的噩梦。这场梦里，有各种各样的黑暗，各种各样的暴力，各种各样的苟活，各种各样的堕落。通过这场噩梦，中国文化释放出了潜意识里那些黑暗和暴虐的成分，然后把它们捏合成了一个伟大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上面，如果你一路滑翔只会感到爽快，可是只要你稍作停留，就会看到恐怖的裂隙。就像一场噩梦。

谢选骏指出：中南海死囚毛泽东生前最喜欢拿《水浒》说事，为什么哪？因为他的一生都在《水浒》里打转，只不过他的水浒不叫梁山泊，而叫“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像中华人民共和既不是中华，也不是人民，更不是共和，更加不是国家————而是一个圈子，一个争斗不休的猪圈，一个由酋领而非人民主导的“反华的共产国际”——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确解读就是“夷狄酋领争斗圈”。夷狄酋领争斗圈存在一日，就没有中华，没有人民，没有共和，没有国。



【111、音乐能够使人感到饥肠辘辘】


网文《三年困难时期》（2019-08-29）报道： 

三年困难时期

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地点：中国大陆 

时间：1959-1961年（官方），1958-1962年（学术） 

总死亡：1500万—4500万（学术界估计） 

起因：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农业集体化）、气候、制度缺陷、政策错误等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农业集体化和大跃进运动，导致严重粮食短缺而引起1958年—1962年间发生全国性饥荒的一段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78年以前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民间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饿饭年、饥荒年。中国大陆以外则常用大饥荒或三年大饥荒形容那段时期，也有部分西方学者称其为大跃进饥荒、中国大饥荒。大饥荒所发生的时期有不同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认为是1959—1961年，贾斯柏·贝克（英语：Jasper Becker）、Basil Ashton、文贯中、杨继绳、冯客、周逊的著作则采用1958—1962年，还有一些欧美情报机关（如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是从1958年开始的。 中外研究中国大饥荒的学者，统计研究的结果表明在1958—1962年期间，1500万—4500万人被饿死，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村的农民。

背景大跃进

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说“天灾在大多数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进一步肯定了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却把大饥荒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国内外研究大饥荒的学者，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政策是导致大饥荒的根源，而毛泽东是这些政策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1959-1961三年间也并没有大面积的灾害，是正常的年景，苏联撕毁合同也根本和农业生产没有任何关系。

政策失当

“大跃进”和农村集体化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大跃进”时“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人力，农村大量人口去大炼钢铁，导致无法及时收割粮食。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原料、机械及技术，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例如经济出现困难，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的1959年，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

公社化和集体食堂

在大跃进期间，耕作被强制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而基于私有土地的生产被禁止。强制的农业集体化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认真干活的动力。钢铁生产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以钢为纲）。百万计的农民被号召和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大炼钢铁的劳力当中。因为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破锅烂锹）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而缺乏基本技术设备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之下，产出的只是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劣质的生铁或者废铁块。

伴随着集体化，中央政府下令实行一些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的伪科学理论的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际上，它们会因此相互竞争而相互妨碍生长，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革新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特文提·马尔特瑟夫（Teventy 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深耕（深达一两米）。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于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

公共食堂制度也是触发大饥荒的一个原因。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农民必须十分节省地吃粮食，从而坚持到下一次收获。而大食堂制度将农民的口粮强制性集体化，提倡“敞开肚皮吃饭”，再加上不少基层干部从中克扣，使得本来就匮乏的粮食被提前消耗殆尽。据前国家统计局长薛暮桥估计，1958年大食堂过度消耗粮食多达1750万吨。这使得在1958年收成不错的情况下，仅仅半年之后就发生饥荒。

统购统销和过度征粮

由于施行统购统销的关系，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的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原本应该留下的口粮、种子、饲料“三留”也全都上缴。于是各个农村的粮食短缺，公共食堂无米下炊，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1956年初，初级形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普遍建立，正在一大批一大批地向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同年10月6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要求今后粮食统购和农村统销。“不论高级社或初级社，一般以社为单位，根据一九五五年分户，分社核定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一计算和拟定。归社统一计算的结果，粮食有余的为余粮社，粮食不余不缺的为自足社，粮食不足的为缺粮社。”这样，合作化后，国家不再跟农户发生直接的粮食关系。国家在农村统购统销的户头，就由原来的一亿几千万农户简化成了几十万个合作社。《规定》提出：“国家对粮食丰收地区的余粮社，可以在定购数量以外，适当增购一部分，但增购部分不得超过余粮社增产部分的40%。”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又作出补充规定，根据一九五六年的经验和供销矛盾的新发展，提出在坚持“三定”的基础上，实行以丰补歉的方针。对超过粮食“三定”的余粮社、自足社，必须增购一部分粮食，对缺粮社必须减销一部分粮食。针对中央和国务院在粮食统销中向农民层层加购的作法，刘少奇认为：我们的粮食政策好。群众交售有习惯，国家不出钱，群众无意见。

在这种背景下，党和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和单位，在粮食亩产问题上作起文章，从上到下刮起亩产万斤粮、几十万斤粮的吹牛风，为国务院的“增购”决定保驾护航，来证明刘少奇“我们的粮食政策好”的“科学论断”。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农业部发出通知，奖励一九五六年第一批农业增产模范，一九五六年第一批增产模范共68个单位和个人，分别属于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山东、陕西、青海、吉林、内蒙古、北京和上海市。第二批名单已经审定，分别属于安徽、河北、甘肃、江西、黑龙江、贵州、山西、辽宁、云南、河南、江苏、广东、四川、湖南、青海、浙江、新疆和天津的107个合作社、拖拉机站，农业技术推广站和国营农场。以多交爱国粮为荣，少交爱国粮为耻的荣辱观，在红头文件、新闻媒体、干部讲话中广泛宣传，总理周恩来在反右派运动中“搭车”把对统购统销政策的态度作为划分左中右的条件之一，从而，自一九五八年起，统购统销中“三定”的“定产”工作，开始在吹牛皮说大话的基础上走高不走低，“定购”，建立在高“定产”的基础上，“国家粮食征购应当同农业合作社内分配结合进行，使农业社首先完成国家拟定的粮食征购任务，然后进行社内分配，必须继续坚持购销结合的原则……”“各地征购多少粮食，销售多少粮食，中央每年仍统一安排一次”，“全国库存粮食除了地方可机动使用的粮食外，仍然由中央集中掌握，统一调度，地方政府必须继续执行国家统一的粮食库存、粮食调度计划。”……自从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之后，党和国家进一步加大了落实统购统销政策的力度，并在人民公社化之后，对统购统销政策在细化的基础上，也作了调整，按照当时国务院的红头文件要求，必须坚持“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原则。由于已经公社化，实行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核算，农民生产下的粮食，必须由生产队集中交给大队，由大队交给公社，由公社交给国库，由国家统一收购——一粒不少地以极低价格卖给国库，然后由国家粮食部门按照核准的人口数以及各生产队产粮年度总产，扣除应按定额卖给国家的统购粮数额，以及公粮（土地税）数额，又及代保管的种子、牲口饲料，再及地方政府机动粮数额之后的余粮数，再给农民确定供应（返销）标准，一切都扣除之后，有无剩余，余多余少，再由人民公社按粮食部门提供的标准人头概算社员口粮，由社员拿钱到国库再买回返销给自己的口粮（返销粮），这就是“统购统销”。农民所卖统购粮的粮款，基本全被政府用来扣除灌溉农田的水费、化肥款、农机修理款等形形色色的收费，结果，农民分文也得不到，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是欠债者。那时候，政府规定不准农民外出的打工，不准在市场买卖物品，农民没有其它任何经济来源。这时的农民，谁也无钱到国库去购买返销粮。因各级领导在粮食产量问题上向上级吹了牛，实际产量达不到预报的数字，而国家年初的定产数又是在各级吹牛吹出来的数字基础上做出来的，定购时，自然按定产额统购，吹牛者便把应返销给农民的口粮全部扣压住，存在国库，弥补差额，作为大丰收成果，去为他们搭建升官的阶梯。

国防大学政工教研室博士生导师林蕴晖研究发现：由于高指标、浮夸风导致高征购，1959到1961年平均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4.4%，而正常年景是20%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周恩来传》亦证明了这一点。

浮夸风

1958年，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年粮食产量增加一倍的口号。

为了讨好毛泽东的大跃进方针，或想证明自己的管治胜过其他地区等原因，全国各地都掀起“浮夸风”，各级干部严重夸大、虚报粮食产量，不断虚报产量等数字，如亩产12万斤等。不仅是产量浮夸，就连猪就像大象般巨大、花生大至能让几个人坐上去而渡江，这些夸张得荒唐的新闻也经常报道。产量高，自然要上缴更多农作物给予中央，地区官员把差不多所有收成都上缴了。最后，农民则面临非常严重的饥荒。

错误政策

1959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1961年产量只有1958年的70%，全国各地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

Joseph C. H. Chai 用阿马蒂亚·森的理论分析，发现1960-1962年粮食减产使得饥荒无法避免，而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政策错误，而不是中国政府所说的天灾或苏联逼债。在粮食分配上，乡村比城市减少的更多，使得饥荒在乡村比城市严重。

气候

由原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高素华主编的 《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是农业气象学家根据1951－1990年间全国分布大致均的350个站点的气象资料作出的分析。从以下几个方面对1958－1962年大饥荒期间的全国性气候作出分析：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根据对自然灾害评价的需要，气象学家通常用“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来划分干旱等级。它反映了该年降水量与正常年份降水量的偏离程度。如果当年的降水量接近多年平均值，则是正常年景，不存在涝灾或旱灾。在该书中，农业气象学家采用全国分布大致均的350个站点1951－1990年的降水资料，绘出了1951－1990年间各年的降水量距平随年代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1960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约为－30％，为一般干旱。其干旱程度远远低于1955、1963、1966、1971、1978、1986、1988年等年份。1978年的旱灾远比1960年严重，还处于文革结束不久的“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为约为80％，是涝年，但其涝程度远远低于1954、1973等年份。气象专家将涝灾分为涝、大涝两个等级，连续一个月降水距平大于200％，连续2个月降水距平大于100％，连续三个月降水距平大于50％为大涝。 1959、1961年只能算一般涝年。1954年涝灾重，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的现象。

生长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4－10月是农作物生长期（简称生长季），这个时期降水量多少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在该书中农业气象学家采用全国分布大致均的350个站点1951－1990年的降水资料，制出了“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由于各地区在不时季节降水量分布不同，各地的生长季降水量距有所差异。但从总的趋势上看，1959－1961年这三年，生长季降水量距偏离幅度是40年来小的几年，远远小于1954、1965、1972、1973、1978、1989等年份。从偏离幅度看，这三年是一个常态年份，不能说是大灾之年。

年平均气温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气温对农作物的生长有重要影响。我国气象学者利用全国大体分布均的 350个站点1951－1990年的年平均气温的平均值绘出的全国气温距平时间变化曲线，从图中可见1958年－1961年的气温同历史平均水平的偏差不是历年来大的，即年景比较正常。1959－1961年气温偏离常年不是大的，没有出现超常低温。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第141、190页提供的“部分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 ， 数据显示“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同样数据表明，即使在年年都有的自然灾害中，除了1959-1961年大饥荒期间，中国的粮食产量几乎都处于年年增长的状态。

信息封锁与误导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粮食减产，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粮食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远少的剩余。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天灾，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毛的中国恰恰在因为错误的经济政策而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毛的错误经济政策能够持续三年得不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吃的。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国情。此后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密，同时不断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人饿死。

1960年7月，湖南籍女工刘桂阳为反映民众的困苦，在国务院北门外请愿、张贴标语，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案件。

1961年9月，退役的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来访中国，从9月6日开始，蒙哥马利对北京、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进行了参观访问。在延安访问期间，蒙哥马利途径一个公共浴室，他便问熊向晖说：“我可以进去吗？”熊向晖回答说：“男部可以，女部不行。”说完，蒙哥马利径直走进了男浴室。浴池里多是中青年人，也有几个少年，他们见到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走进浴室，并同自己打起招呼来，便有些害羞地躲开了。而蒙哥马利却沿着浴池走了一圈，仔细审视着浴室内每一个人的裸体。当他走出浴室后，即对陪同人员说：“来以前，有人说中国正在闹大饥荒，饿死了几十万人，中国每个城市都饿殍遍地。说中国闹大饥荒是没有理由的。这里人的肌肉很好，丝毫看不出饥荒的迹象。”其访问中国期间，和党主席毛泽东见面谈话2次，亦与总理周恩来和外长陈毅等中共高级干部多次见面。除了蒙哥马利，后来担任法国总统的法兰索瓦·密特朗也被宣传欺骗。而实际上根据习近平弟弟习远平2013年发表在陕西省委党报《陕西日报》上的文章，陕西同样也发生了饥荒。

以后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迟至1997年版，《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过去200年间大饥荒的列表，尚未收录这场59－61年的中国大饥荒。 但该书1999年版中的“饥荒”条目，则明确称中国大跃进饥荒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饥荒”之一，“造成了多达两千万人丧生”。《共产主义黑皮书》也称之为“史上最大饥荒”。

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封锁消息的策略，并至今未能透露死亡人数和人民遭受饥荒的惨状。当时的新闻至多以各地大面积发生“浮肿病”作为报道题材，从中也可以看出饥荒的严重情况。

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指人相食），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省委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

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2013年11月20日，美国劳改基金会（英语：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庄向媒体公布了安徽和甘肃两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国官方调查文件。

信阳事件中，当地专区地委书记路宪文禁止信阳专区农民逃荒，派出多队巡视员拦截逃荒者，并禁止当地信件外流。

对外粮食援助增大

中国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除了对外援助，困难时期的粮食出口情况也逐渐被披露。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1961年1月，中国和苏联分裂，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帮忙骂苏联的赫鲁晓夫，给了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

粮食进口迟缓和拒绝外援

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尚长风分别在中共党办刊物《中共党史资料》 2009年03期发表了《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研究》、《百年潮》 2010年04期发表了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粮食进口实情》，公开了当时的粮食进口和外国援助情况，原文引用如下：

“1960年12月底， 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商议，进口150万吨粮食。196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会议上正式作出了1961年进口粮食500万吨、翌年进口350万吨至400万吨的决定。

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不过，禁运名单并不包括粮食。中国陆续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阿根廷、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进口了粮食。

中国第一次从加拿大进口粮食时，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依据加拿大法规，官方特许的银行不得向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提供出口商业信用。然而加拿大小麦局成功地说服了加拿大政府，破例同意加拿大有关银行为中国第一批小麦进口提供了短期出口信贷。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小麦也争取到了较为优惠的条件。

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粮食报价也比较低。1961年初，中国曾考虑向美国进口粮食，刚刚就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也表示，可以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向中国出口粮食。不过，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国最终没有向美国直接进口粮食。后来，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到了美国粮食。

1961年初，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设想以民间的形式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被中国婉拒了。其他国家的粮食援助，中国也未接受。

中国接受的唯一一笔国际无偿援助来自蒙古：小麦1万吨，面粉6千吨、牛羊肉1千吨。

1961年，苏联两次主动提出对中国的粮食援助方案。一次是1961年2月27日，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致信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提议1961年8月底前，以借用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和50万吨古巴糖。中国决定把100万吨粮食作为备用，接受50万吨糖。后来由于中国顺利地进口到粮食，100万吨备用粮食最终没有使用。另一次是苏联提出借与中国30万吨粮食渡荒，中国予以接受。当时，苏联对华态度也较为友好。据中国贸易代表团汇报：“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对我1960年的欠账和借给我50万吨粗糖都不计利息。”

据1961年12月26日的《外贸通报》，只有德、捷两国对华态度特别坏。东德派其政治局委员马特恩（德语：Hermann Matern）来中国索债，被中国总理周恩来严肃批驳其要求，东德开始有所收敛。

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则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其曾向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面提出支援，周恩来答复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同志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自行去解决。

政治斗争和腐败

从1955年开始，由于批判右倾思想的影响，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趋势，特别是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的指标。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因为清楚地看到很多计划超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1956年2月份，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决定把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180亿元压缩到147亿。1956年6月10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预算报告初稿，其中明确写道“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明显地加重了反冒进的分量。同时更进一步把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进一步压缩到140亿元。由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暂时遏制住了经济建设大幅冒进的趋势，但是1956年经济还是有冒进的问题，以致财政第一次出现了10亿的赤字。在编制第二个一年计划和1957 年经济计划时，周恩来等人还继续坚持反冒进，把一些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了下来。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明确提到“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可以得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消灭的结论。 同时提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论。但是毛泽东并不认可上述这些现在看来非常正确的国家决策，而是凭借自己巨大的权威，从根本上扭转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政策：从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 对国内基本矛盾的估计和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完全转到错误的道路：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不顾实际条件强调高速度发展。从制度层面看，不仅仅是领袖和领导集团的错误，而是制度性错误。在这个体制内，没有对最高领导人错误的纠错机制，反而可能会把错误进一步极端化。

“反右倾”斗争导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倾，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危，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成风，处处隐瞒、谎报灾情。例如河南省委于1959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一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例如：河南信阳）为了隐瞒灾情，阻止饥民外出讨饭，截取邮件阻止信息传播，让农民失去逃荒的自由、求救的自由，也是导致灾情严重恶化的原因。信阳最终饿死至少105万人，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沉痛地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1962年夏，国家主席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1959年4月份国务院秘书厅把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缺粮的情况上报给毛泽东，又把15省多达2500万人缺粮挨饿的情况上报。面对这样大面积的灾情，毛泽东没有采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继续“大跃进”。1958－1960年期间，向农民征购的粮食年度量一直保持增加状态。在大饥荒时期，不仅大量征购农民的粮食，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在饿死人最多一年，即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国家粮食库存高达887.03亿斤，但没有开仓放粮救人！1960年4月，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国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假如当时能够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却大量出口粮食。1959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度减少了2500万吨，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大饥荒为严重的1960年，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同时还出口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

供应制度

城镇居民的粮食是定量供应的，按劳动强度大小不同来确定粮食定量指标的， 所以普通的城市居民虽然不会饿死，但是也是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 而高级干部和极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则是按权力等级享受特殊供应的。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为保障其高级干部的食物、肉类及烟不虞匮乏而批示“特需供应”的报告，依官员级别满足所需，造成特权供应。196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国家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的具体标准是：

1.四副二高：每户每天供应肉1斤，每户每月供应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

2.正副部长：每人每月（只限本人）供应肉4斤、白糖1斤、鸡蛋2斤、甲级香烟2条。

3.正副局长：每人每月（只限本人）供应肉2斤、白糖1斤、鸡蛋2斤、甲级香烟2条。

当时戏称这些特权享有者为“肉蛋干部”。1961年2月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组长陈云按照老婆于若木的建议，又对“肉蛋干部”以下级别的其他干部，供应定量的白糖和大豆，戏称“糖豆干部”。具体标准是：行政十三级以下、十七级（乡科级干部）以上每月特供2斤黄豆、1斤白糖，让大饥荒时期的干部健康状况得到了保障。

在大饥荒时期，按照中共中央特意制定的政策，在全民计划配给体制中，城市居民的食物供应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干部又按照级别高低获得不同的饮食待遇，形成体制性腐败。

剥夺逃荒和求生权

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行，取消了农民自由迁徙权，这样事实上的农村隔离封锁政策使得信息传递以及逃荒成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国农村大饥荒的起始年。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月－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月－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

中共党营媒体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则总结指出：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时代，“禁止农民流动求生”，农村人无法离开土地，只能在家等死。并称“按保守估计，农村有上千万人饿死。”

而《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客教授查阅了中国官方的档案之后，有一些非常惊人的发现：

“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仅仅包括了饥饿所导致的死亡，还有一部分死于阶级斗争。

在大饥荒中饥饿的人，很多是因被减少给予食物的量而导致的。因为人们的住房被拆，财产归公社所有、不能自己烧饭，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喂养”，不能劳动的病、弱者被视为负担，他们所分得的食物也会因其劳动量的减少而缩减。

武力镇压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于中共党办的人民网刊文《“大跃进”后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记载了安徽省当时，有近几十万农民在饥饿死亡面前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而被公安机关等暴力武装机关抓回打成“反坏分子”，其并明确指出：“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有关。

学者宋永毅则据中国公安部的一个绝密报告披露，仅1957年就有过数百起中国农民的要饭吃的所谓叛乱，甚至遭到正规军队使用机关枪进行武装镇压。

在饿死20余万人的安徽无为县，1960年由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黄立众（56年考入北大，因说了农村饿死人的实话，被校长陆平开除）看到众多乡亲被饿死组织而组建了‘中国劳动党’，并针对当地干部衣食无忧却大肆搜刮农民活命口粮的情况制定了《惩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临时条例》，暴动准备在1961年春节期间发动，后被两个连的部队剿灭。1982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给予部分平反。

《三年大饥荒没有造成大规模农民反抗的根本原因》一文作者调阅了大量中共官方编写的地方志，更加详细地披露了在三年大饥荒时期，针对农民要粮食吃的保命行为而进行的全国性武力镇压严打运动，这与乌克兰大饥荒时期苏共对乌克兰农民的暴力屠杀如出一辙。其中最为残酷的一个例子是，“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全县不足10万人却饿死了4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因为他们家里的孩子也饿死了。手无寸铁的农民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过程/官方档案

海外学者搜集了中共官方档案里对大规模饿死人的历史记载，并将其整理成书正式出版：

由宋永毅主编，哈佛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档案资料，二千多万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内部档案。宋永毅在总导言中表示，大饥荒的本质，是中共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的“粮食战争”。

艾塞克斯大学历史系讲师周逊（时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冯客的助手），从中国官方档案中节选出121个，201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档案汇编《中国大饥荒，1958-1962》，档案中包括饿死与人吃人的记载。

官员回忆

三年困难时期的饿死人数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来说，是一个非常忌讳和回避掩盖的话题。虽然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封锁消息的策略，并至今未能明确公布死亡人数，但其政治敏感度亦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退；而且针对来自香港台湾和世界的各种质疑和谴责声音，中共领导人在毛泽东死后亦转变曾经一贯坚持的完全否认态度，进行了各种反思和回应：

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在1958年11月20日的武昌会议上说：“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注：指广西饿死550人的事情），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他指着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安徽要搞那么多（吗）？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刘少奇1962年7月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农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说：“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前国务院副总理、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

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邓力群回忆这段历史说：(1960年初)“李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家中死人妇女穿白鞋吊丧）。怎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的？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还有特别厉害的一条是，没有饭吃了，村子里能够吃的、能够找到的都吃光了，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竟不让逃荒，让民兵把着。这里没有饭吃，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也都是这个办法，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时候，他（毛泽东）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并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这个由所谓的“左王”邓力群口述、朱元石记录整理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标题为：《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的文章充分叙述了中央干部（包括毛泽东刘少奇陈云李先念周恩来等实权官僚）对三年大饥荒时期全国各地大规模饿死农民的历史事实是洞若观火了如指掌的。

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2004年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并直接导致四川省经济衰退，退出比较发达省份的序列，成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样的中下等经济省份。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

当时安徽副省长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约500万人。中共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李坚调查安徽截至1961年3、4月间饿死人的总数，将生产队、公社，再到每个县的统计数字逐级汇总，安徽全省饿死人总数350万，正式上报为300万。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在文革后表示：核实结果，安徽饿死350万没错。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2.5。

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

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 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

原四川泸州中共地委书记邓自力说：“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长宁（县）是个烂摊子，20多万人口就饿死了7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其它在各种公开场合承认大规模饿死农民的中共高级干部还包括：胡耀邦、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出狱后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李锐等。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从1949年到1957年，每年都增加1000多万人 ；1960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1000多万人，扣除出生率下降因素，死亡人数应在1000万以上。这还仅仅是1960年一年的数字。

中共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很多著作也承认大量人饿死，如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前夜的中国》和《曲折发展的岁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等等；

中共官方主办的各种报纸杂志和网站亦有大量的文章承认了大规模饿死农民的历史事实。例如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10月以《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

历史记载

大陆毛派和官方一直宣传大饥荒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不吃肉，要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比如1968年后担任毛泽东伙食管理员的吴连登说：“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爱吃红烧肉，但在最困难时期，毛主席的餐桌上没有了红烧肉，鸡、鱼、肉、蛋都没有了，全是素菜。举个例子，毛主席特别爱吃鱼，但在那个时候，他连鱼都不吃了”。卫士封耀松则说1960年毛泽东在生日那天，正倚枕看文件。“半年多来，封耀松帮他按摩时，他脚背和小腿的肌肤失去了弹性，按下去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老人家已经六七个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黄不接的季节，他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粮，常常是一盘子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便能支撑着一天工作”。然而也有与此类描述大相径庭的说法：1954年秋天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经常陪他吃饭，并为1960年毛生日餐当事人之一的秘书林克为此专门打电话询问了毛泽东当时的保健医生、护士长。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没有这种事，如果我们使毛泽东得浮肿病，那我们就犯了大错误，是严重的失职，中央也不会允许”。

大陆政府出版的书刊文章，广泛报道了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时期，烟酒肉茶一直没有间断，生活待遇相对于其他中国人是相当地优越和奢华。毛泽东在当时的照片亦显示其身体富态，不存在所谓的营养不足甚至浮肿病问题。

毛泽东“不吃肉”的时间段为1960年9、10月份到1961年4月份。毛泽东宣布不吃肉，只特指不吃猪肉，不包括牛羊肉和猪油，更不包括虾肉和鱼肉和其他海鲜。毛在“不吃肉”期间，依然可以吃到花样繁多、用猪油烹制的各种素食、蔬菜及麻雀、小虾、野味等其本人并不反对的肉食品，偶尔还吃了红烧肉和肉包子。而且其保健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经常陪毛泽东吃饭的卫士张景芳回忆称，大饥荒时期有一次陪毛吃红烧海参，海参太滑掉在桌上，毛把它捡起来吃掉。

毛泽东在1961年7月的伙食费开支654.82元，另有水果费86.65元，一般杂费54.22元，小孩生活费47元，首长杂费17.04元，房租费86.80元，澡费3.6元，汽车费2.70元。按1961年的黄金价格3.04元/克算，折合黄金243.9克，换算成 2012年的价格在8万元人民币左右。同期北京市民一个月生活费13元左右。1961年10月，公债里开支私人客饭59.84元和115.11元两次。

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给被派到农村搞调查的身边工作人员林克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亦可见中南海的高干食品特供部门北京市食品供应处34号供应部并不像中国其它地方一样物资缺乏。

高干韦君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特供：民众恨极了编顺口溜，中共中央实行干部食物补贴。“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

当时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汪锋向毛泽东写了一份调查报告：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锋同志带了五个人在甘肃临夏州新集公社新1号生产大队调查农村食堂时对妇女病和妇女生育情况作了深入调研，发现甘肃大饥荒三年里农村出现了比较少见的妇女病，如子宫脱垂和闭经。子宫脱垂为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和过重的体力劳动等因素所致，过度饥饿引起闭经，只有干部妻子经期正常。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的女儿程丹在接受《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专访时回忆：“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

历史学家王曾瑜忆三年困难时期：看到高干身份的北大校长脂肪丰富的腹部就来气。其并回忆说：“在寒冬腊月，北风成天呼啸的时候，村里三天两头死人嚎丧。死的都是老人，其实是在饥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症。”

退休干部梁志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安徽亳县每公社都有人吃人。

一个名叫惠文的作者当年在“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简阳县进行整社时写下了日记。在题名为《无声无息的代价》的一则日记中，他这样写道：“石盘公社的六合、中和两个大队为一个联社，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580人，到1962年11月……死去590人……石盘公社大石、边界两队，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主劳80余人，只剩下20余人，死去75％。其中边界生产队主劳为60余人，只剩下8人，死去了89.98％。两队派去修水库的劳动力40余人，只有2人活着回来。普安公社人口由12000人左右下降为6900人左右。青龙公社的人死了40％以上……养马区火盆公社第五大队新民生产队，在困难时期20多个主劳几乎死光……剩下的尽是些老弱、妇女、儿童。”

南京大学硕士生刘保军，近五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关于“大饥荒”的官方记述与民间记忆——以“信阳事件”为例》，该文是作者经一年时间研究，并到信阳地区进行两个多月的田野调查，对信阳地区十八个县市的地方志中关于“信阳事件”的记述和民间记忆的巨大差异进行了比较，特别详细地实录了“信阳事件”人相食的众多个案及细节。

媒体工作者何三畏刊文《大饥荒报道——假新闻也是真历史的草稿》，对大陆的“五毛”以及“自干五”（林治波和吴法天等“不良文人”）的言论做出了嘲讽。

历史学学者曹树基刊文：《盲人摸象：有关大饥荒的不同回忆》。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1954年5月张仲良调任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是三年大饥饿时期，治下饿死人最多的五个地方最高长官之一。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皆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因为缺粮断粮饿死和浮肿无救而丧命的，最少已接近百万。其中通渭县，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多，全县人口总数到1980年还没有恢复到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

宋琳（笔名依娃）采访两百多名大饥荒幸存者的口述历史《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于2013年出版。余杰2005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开演讲《蔡元培与“五四”精神》，到了提问时，有学生问及毛泽东和“五四”的关系。余杰指出：毛泽东掀起“大跃进”造成大饥荒，致使三四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毛是冠绝古今的暴君。这时，有一名学生激动地站起来反驳说：“你说三千万人饿死，有什么证据？南京大屠杀死难三十万人，后来发现了好多万人坑；你说饿死三千万人，怎么没有发现一个万人坑？”余杰说，如果是今天，他会如此回答那名大学生：你读一读依娃的《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吧。周逊与依娃调查大饥荒的动机之一，是她们都有家人在大饥荒中饿死。依娃表示，中国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一面哭墙，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大饥荒死难者的名字。

徐友渔表示，《墓碑》一书是为作者杨继绳大饥荒中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也是为三千六百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

作家沙青在获1988年大陆“中国潮”报告文学一等奖的《依稀大地湾》纪录了大饥荒时期许多骇人听闻的真实片断：“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顾准日记》第58页:“（19）60年12月22日：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河南）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内公布，据说22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顾准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62年5月2日出版的一份名叫《PROSPECTS FOR COMMUNIST CHINA》文件的第3页中称，到1961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粮食产量出现下跌，有工厂关闭，教育和科学的发展被扰乱，数以百万的人严重营养不良。并且出现广泛的饥荒(widespread hunger)。又另一份中情局在1962年9月24日出版的《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的文件的第1页中称，自1958年以来(since 1958)，死亡率（中国大陆）由于营养不良、对疾病抵抗力减弱和食物短缺而快速上升。然后中国大陆在1959年到1961年的年粮食产量也低于1957年的水平。

争议

中国历史教科书在提到三年困难期时，认为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运动路线导致，但中共官方对死亡总人数一直保密。目前争议主要是饿死人口的具体数字与三年经济困难的责任追究问题。

公开论辩

近年来，“饿死三千万”的文章广为流传，而大陆毛派、“自干五”、个别教授和中共部分党办媒体则公开否认上千万农民饿死，使得争论加剧：

2012年4月，《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通过新浪微博否认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上千万人，引发部分网友激烈抗议。次日，北大教授孔庆东等人转发微博支持林治波，表示饿死人是谣言，是“外国人”写的党史。

2012年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为大饥荒做了专题报道。

2013年9月，徐州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否认大跃进饿死上千万人口；其认为，大跃进造成的死亡人数应该在250万人以下。杨继绳认为孙经先以“迁移后不上户口”解释人口变化，而没有解释没有户口如何获得粮食配给。孙经先反驳称粮食配给制针对当时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通过参加生产小队劳动而分得粮食，因而不需要购买实行配给制的商品粮。

201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撰文表示，“‘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

灾害责任/官方态度

中国官方声称这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一同造成的。

中国官方在1990年以前宣称是由于政策的误判加入赶上三年的罕见自然灾害所致，现在则回避这一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并没有收录“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

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

各方观点

“三年自然灾害”这一提法值得质疑，因中国大陆有大约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从未发生过。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气象日志研究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人为的原因只有曾经因日本侵华而导致的多年抗日战争才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自然灾害”是一种出于历史政治或者科学技术方面的原因而非常局限的说法，现在看来也具有某种政府推卸责任的意味。

很多人认为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特别是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被认为是后来造成中国大陆三年饥荒，而且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灾难型后果的重要原因。例如四川《巫山县志》就记载：“农村青壮劳力上山炼钢铁，田间生产仅依靠老妪妇孺，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丰收未能归仓”，当时的《人民日报》到处都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的言论。很多专家纷纷讨论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的情况，并要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情况。

费正清教授1991年出版的《中国新史》专章讨论“大跃进”，开宗明义即说中国共产党所强行实施的政策是大饥荒的原因之一。

大饥荒口述历史《寻找大饥荒幸存者》的作者依娃表示，在没有战争、没有天灾、没有瘟疫的情况下，饿死了四千至五千万的人口，完全是当时统治者的政策错误，这一点必须明确。饿死就是饿死，不要使用“非正常死亡”这个词。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2期上发表的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把责任归咎于毛泽东设计的保证和不妨碍他乾纲独断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库马尔·森从制度层面研究饥荒，结论：全世界历史上，民主正常运作的国家从来不会发生饥荒。所谓民主“正常运作”，是指有自由表达不同观点，而不是多数人暴政。他表示，中国大跃进失败造成1958-1961年饿死三千万人，而政府却不修正错误的政策，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另一个因素是缺乏资讯；公社里的人当然看到眼前的不好，但是他们看到报纸上说形势一片大好（这是没有新闻自由的结果），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失败了，而不是政策有问题，所以他们数字造假。当大饥荒达到高峰的时候，北京根据造假数字，得出的结论是收成比实际多出一百万吨。

经济学家孟昕、钱楠筠等教授研究大饥荒的制度原因，发现1959年大饥荒开始的时候，粮食产量是食用所需的三倍以上。而人均粮食产量高的地区，反而饿死的比率比较高。他们认为这是中央计划经济下，政府难以搜集产量新资讯并且作出调整的结果。

苏联责任：1960年底，苏联体谅中国的国情，提出“还债的事可以延缓”。1961年初举行的中苏贸易会谈中，双方同意延期还债1961年，苏联在中国要求下借给中国20万吨粮食，以缓解中国东北粮荒。而在中国官方与民间舆论中，长期将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归咎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因素之一。沈志华教授表示：传闻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中国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22日第649期，发表了安徽行政学院退休职工北原的《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若干解析》一文，该文总结说该“错误（大规模饿死人）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与一贯宣传的“自然灾害”“苏联逼债”无关；并且第一次在官方媒体公开声称“三年困难时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威胁到了执政党的现阶段的执政合法性。

中国大陆现存的毛派和一些海外学者亦有部分观点是：将大灾难的责任归结到毛退居二线之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一线领导负有直接责任，甚或认为毛是无责任的受害者；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的亲属派系后代则将主要责任归结为毛的好大喜功独断专行。

谢选骏指出：“三年困难时期”我正上小学，上午三节课，每天还没上完第二节课，我的肚子就饥肠辘辘了。忍饥挨饿之后上完了第三节课，还要拖着沉重的步伐慢慢蹭回家去吃饭。午饭只能吃个半饱，下午又得挨饿了。我一边走一边听到沿途的高音喇叭里广播着毛魔歌曲《东方红》，从此以后，只要一听见这个曲调，就会觉得饥肠辘辘，浑身乏力，昏头胀脑了。从此我知道了，音乐不仅能够使人亢奋，也能使人感到饥肠辘辘。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饥荒不再，而且大陆红区的胖子甚多，我想肯定是由于这些胖子经常听到毛魔歌曲《东方红》，所以就饥肠辘辘，情不自禁地狼吞虎咽起来了。至于美国为何胖子更多，我想那另当别论——因为广发免费量所致。毕竟，大陆红区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2020年）。



【112、拥护中国共产党就是伤害这个世界】


《面对华为！德国从按兵不动变成先发制人》（2019-01-19 转载德国之声）报道：

有消息称，德国政府正在考虑将华为等中资企业排除在本国5G通信网络建设之外，原因则是潜在的安全风险。这种暂无证据的怀疑，到底是否合理？周末的德语报刊评论版，继续辩论这一话题。

德国的各大电信服务商早已与华为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合作——《法兰克福汇报》以“这不仅仅事关一家企业”为题，刊发评论指出，近期围绕华为的各种争议，其影响力十分深远，整个行业、乃至整个国家都会受到波及。因此，德国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应该留出充裕的时间进行谨慎考虑，切忌匆忙。“来自中国的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现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它虽然在不久前超越了苹果的智能手机销量，其专利申请数量也直追西门子，但是这些成就无助于该企业摆脱间谍行为之怀疑，也无助于避免被重要国家的市场拒之门外。极其低调、甚少在媒体露面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近期的公开表态，就体现出了局势的紧张。他说：‘我爱我的国家。我拥护中国共产党。但我不会做任何伤害这个世界的事情。’”

“西方国家对任正非的这一表述并不买账。在华为问题上，西方正在搞‘疑罪从有’。持续了好几个月的华为争议，对整个行业、整个国家都有影响。如今，偷着乐的是诺基亚、爱立信等华为的欧洲竞争对手。移动电信服务商则对此感到头疼，毕竟，供应商数量减少意味着他们在谈判时的筹码变少。而且，针对华为的怀疑，会对德国的5G通信网络建设构成怎样的影响，目前还完全无法预测。因此，德国政府应当留出充裕的时间，然后再作出判断。这件事，不仅仅事关一家企业。”

柏林出版的《每日镜报》则认为，西方针对华为搞“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的做法是合理的。题为“中共的网络”的评论指出，让华为来建设5G网络，就相当于任中共摆布。

“在天安门惨案之后的90年代，中共当局有意识地给予了中国企业以大量的自由，从而开启了中国经济奇迹。而现在，执掌大权的习近平想要让‘中国梦’、‘复兴梦’成为现实。在这一环境下，非国有企业也越来越受到专政的中共当局的掌控。对于华为而言尤其如此。”

作者接着指出，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后，中国当局的一系列激烈反应，更是说明了私营企业华为如今已经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联，中国的政治精英与商界精英，早以通过共产党这一平台，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所以，让华为来建设5G通信网络的国家，最终也会任中共摆布。那些欢迎华为的人，也应该要知道，习近平所讲的‘新时代’，也包括一场政治体制竞赛。中国的宣传机器正不厌其烦地揭露民主体制的缺陷、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民主体制甚至还遭到自身内部攻击的今天，民主国家的政府应当未雨绸缪，从一开始就杜绝来自外部的潜在影响力、威胁以及间谍风险。”

谢选骏指出：这个任正非，他的任务真正没有智慧，他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的小聪明害死了猫就像是好奇害死了猫——他口口声声既拥护中国共产党又不伤害这个世界，但却用忆苦思甜的方式勾起了历史的记忆——他无异在警告世界，共产主义的使命本来就是要伤害这个世界——共产主义的使命不仅要伤害这个世界，而且要彻底砸烂这个世界！任正非这么适得其反地愚笨，难怪要他的女儿帮他还债。现在恰逢六四屠杀三十周年前夕，任正非这不是在从反面体醒大家——“拥护中国共产党就是伤害这个世界”吗。所谓“西方正在搞‘疑罪从有’”——那其实只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正如个人生活里的“征信”或“查信用记录”一样。

好奇害死猫（Curiosity killed the cat）是英国的一句谚语，旨在警告不必要的调查或实验带來的危险，警戒人们不要过分好奇，否则会给自己带来伤害。



【113、遇难呈祥的共产党专政】


《中国经济“算总账的日子正在临近”》（2019-02-08 NTDTV）报道：　

中美贸易战的临时停火期限即将到来，与此同时，外界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所保持悲观更加深重。有诺奖经济学专家指出，中国经济严重失衡，负债问题十分严峻，"算总账的日子"正在临近。

2018年10月12日北京一家证券公司的银幕前一名投资者查看到股票的糟糕行情时十分沮丧。(NICOLAS ASFOURI/AFP/Getty Images)

美国新闻网站"商业内幕"日前的一篇报导表示，摩根大通的分析师认为，中国面临近30年来最缓慢的经济成长，而且很可能还不是最低点，未来几年，中国经济还将继续下滑。分析师通过分析中共政府发佈的最新数据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2021年至2025年的经济成长率恐将降至 5.5%，到了2030年将跌至4.5%。报导表示，北京当局虽在近几个月祭出包括减税等多项政策，试图为经济颓势注入流动性，但在贸易战持续进行的当下，要解决经济成长放缓绝非易事。

中共官方公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今年1月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二个月萎缩，许多经济分析师认为，中国经济有陷入债务-通缩螺旋的风险。

所谓"债务-通缩螺旋"风险指的是，经济主体的过度负债和通货紧缩相互作用、相互增强，从而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引起严重的萧条。

《华尔街日报》2月7日在报导中引述经济研究公司中国黄皮书（China Beige Book）创始人Leland Miller的观点指出，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更加严重。

Miller称，受过去几轮刺激措施影响，投资者想当然的认为中国经济疲软只是暂时的；但现在许多刺激手段已不再奏效，因为债务积累速度正超过增长的速度。他指出，中共政府多年的刺激手段已经推高了中国的债务，这限制了当前北京当局提振经济的能力。

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数据显示，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非金融公司的债务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为157%左右，相比之下，新兴市场整体的比值约为94%。

Brandes Investment Partners投资主管Louis Lau也对媒体表示："总的来说，我们十分谨慎。我们看到中国（中共政府）的选项正在耗尽。"

经济学家谢国忠今年2月初也对英国广播公司（BBC）谈到了中国债务累积太高的问题。他说："中国（北京当局）的经济目标不是增长，而是维持稳定。"谢国忠分析称，因为目前债务水平太高，北京当局想要"转向"没那么容易，无论是想借更多钱来建造东西，还是鼓励人们购买，中共可以扭转局势的余地十分有限，再次使用大规模刺激增长措施不应该在政策的选项当中。

报导指出，自从10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债务增加了一倍，已达到其经济规模的300%左右。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保罗·克鲁格曼1月25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则指出，经济危机虽然有各种复杂的细节，但其原因却非常简单，主要就是出现庞大的房地产泡沫和债务泡沫。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经济严重失衡，投资过多，消费支出太少；但政府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加大建设力度，并命令银行大肆放开信贷，从而摆脱危机。他表示，虽然具体的时间还很难确定，但"中国经济算总账的日子正在临近"。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明确拒绝了中方有关在3月1日前于习近平会面的提议，这意味着中美贸易战的战火重燃的期限也进入了"倒计时"阶段。

对此，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商学教授谢田在接受海外传媒《希望之声》的采访时分析称，川普拒川习会后，美中双方的谈判日程将更为紧迫，因为川普直言不会在3月1日前与习会面，某种意义上"缩短了有效谈判时间"。谢田表示，川普的国情咨文曾提到"川金会"可能在二月最后两天举行，现在川普拒绝了这个提议，意味着川普在2月最后的两三天没法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美中问题上，某种意义上说，贸易谈判截止日期甚至提前了。

他说："换句话说，美中贸易问题，如果不在2月26日前有进展，关税就会开征，截止日期又少了三天，中共压力又增大了。"谢田预测，虽然美方高层将要参与进这次谈判，但仍然很难谈出结果。因为美方要求中共政府进行的"结构性改革" 基本等于让中共当局让权，就基本等于解散中共一部分，而这个决定刘鹤做不了。他说："中共当局的贸易结构、经济的改革基本和政治改革挂鈎，决策必须由上层做出。"

谢选骏指出：上述人员不懂，共产党专政是社会破产的结果，所以社会破产无法瓦解共产党专政，反而可以强化共产党专政——这就是“使得遇难呈祥的共产党专政”。相反，小康生活倒会瓦解共产党专政，所以自从摆脱了叫花子状态以后，共产党再难恢复动员能力了。无奈之下，有人叫唤“要准备过几年紧日子”，他哪里懂得，“由简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他哪里懂得，王朝末年都比王朝初年富裕得多。这就是遇难呈祥的共产党，那么相反呢？就是遇祥成难了。所以说，共产党是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的。



【114、再论“假游戏规则”


（一）

网文《习近平间接泄露“十九大”入常名单？》说，G20杭州峰会，中办主任栗战书、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等全程陪同习近平参加，被认为是“十九大”入常热门人选。

对于十九大入常人选，美国媒体称，十九大常委人数不一定会固定在7人。中共建政以来，常委人数都随着高层政治格局需要在不断变动之中，最近的变动是江泽民退休时为了架空胡锦涛，将常委人数从7人增至9人，习近平上台时又减到7人。因此，如果有需要，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有可能增加或减少常委人数。

除此之外，“七上八下”潜规则也是江泽民当年为骗退李瑞环搞出来的，如果有需要，习近平也可以随时打破。因此，王岐山留任常委可能性比较大。

胡春华和孙政才，虽然作为所谓“第六代”接班的可能性大减，但是二人中至少会有一人入常。因为两人都紧跟习近平，对习近平会有助力，而不是相反。

还有，十七大时李克强一次性晋升政治局和常委会，十九大上，“习家军”中够资历的地方大员中，也有可能会有一两人沿用李克强模式，从中央委员直接晋升政治局常委。

汪洋、王沪宁、栗战书出席G20备受关注，杭州G20峰会由习近平主持。9月4日，G20杭州峰会开幕式举行，习近平致辞。坐在习近平身后的，分别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等人。

G20杭州峰会期间，中办主任栗战书与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作为习的左膀右臂，陪同习参加了几乎所有的与外国元首会见活动。还有汪洋也陪同习近平出席峰会。

G20峰会期间，习近平分别与数十名国家领导人会谈。据中共官方报导，王沪宁与中办主任栗战书几乎陪同习参加了所有的会见活动。

此外，汪洋除了在G20峰会开幕式上坐在习近平身后，还陪同习近平分别参加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见活动。

多家媒体此前曾报，如果中共“七上八下”的潜规继续维持，目前政治局的25名成员，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外，到了明年11月时尚未届满68岁的包括：王沪宁、刘奇葆、许其亮、孙春兰、孙政才、李源潮、汪洋、张春贤、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及韩正12人。

如果常委会总人数仍然维持7人，那么这12人中只能有5人得以入常，形成了“12抢5”的局面。

其中7人入常可能性比较大，尤其是汪洋、王沪宁、栗战书、胡春华、孙政才均是入常热门人选。

此次汪洋、王沪宁、栗战书三人随同习在G20峰会亮相，外界猜测其入常可能性最大。

（二）

1988年10月16日，谢选骏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吗？》如下：

有朋自阿姆斯特丹游学归来，言及西欧各要埠麻醉品秘密市场已渐入当地的华人帮会和意大利MAFIA（即黑手党）之手，他们平分秋色，井水不犯河水，把其他秘密组织挤出了这一市场。这是令人惊讶的。但这并不令人奇怪。

意大利记者路易吉·巴尔齐尼的《意大利人》，以研究意人利国民性为宗旨，这对热衷于探讨自身国民性和文化传统但又很难得出一致结论的当代中国读者，无疑会激起兴趣并触发共鸣。可巧的是，意大利作家也很少能写出他们的国民性，尽管这在民间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在火车厢里，路旁，咖啡馆里，报社编辑部里，人们总在不停地争辩：“我们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无怪作者感叹：“我一生都在参加这种无休止的辩论。我听到无数的说法，但从来没有肯定的结论……”这与改革潮里的中国人有惊人的相似。

近代意大利是西欧最落伍的国家之一，这种国际压力迫使他们反思传统即反思自身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例如，在其他国家，也有伟大人物遭受迫害、以致被杀的事件，“但哪里的迫害也不像意大利这样武断、持久和坚决。”马基雅维利被禁闭，现代思想之父维柯贫困终生，但不被流放，伽利略蹲了大狱，康帕内拉在土牢里过了半辈了，布鲁诺在群众欢呼中被害，1799年那不勒斯的爱国者们被绞死，李思佐被乱石击毙。这种有系统地消灭优秀人物的传统，中国读者是不会陌生的。远的不说，光是那些极左的政治运动，哪一次不是以收拾出头鸟为归依的呢？形式变了，实质则一：为满足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毁了民族的脊梁。这在其他国家恐怕不那么多见。这是两个古老民族的故事：它讲了西欧最古老的民族和东亚最古老的民族的命运。这命运是：优秀人物遭到了严峻的社会报应。这里遵循的是与自然界中“优胜劣败”的法则恰恰相反的某种社会准则：“劣胜优败”！

其要害不在于“野蛮”而在于熟透得近乎溃疡的文明机巧。历史似乎为这两个富于古老智慧的民族留下了一笔值得清理的遗产。

不能把社会生活理解成一场有组织的横向斗殴，正如人类历史也不是一套有系统的纵向屠杀。而使社会免除混战与活动的要素，就是确立超乎单人与集团利益之上的普遍游戏规则，并且尊重它，遵循它。这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游戏规则的确立，使社会生活宛如一场有序的棋局而非无序的厮斗，其中可以有竞争、对垒、甚至拼搏，但这一切都必须严格限制在公认的FAIRPLAY以内。但我们的现实生活则缺乏游戏规则，甚至连学术界和批评界也不能免俗。朝三暮四的假游戏规则盛行，结果被用作针对人的“武器”。举个例子，有些单位在分配住房时就用了假规则：它的要点是看要房对象来临时制订分房规则，结果每一次分房的规则都要翻新，而得到住房的却总是那些人。制定规则的人一次次得房，遵守规则的人一次次无房！假的游戏规则是破坏社会公信力的最大元凶，它奖励了痞气横行，造成口是心非的双重人格。

在那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朋友看来，仿佛秘密社会的强盛，也可以构成一个民族某种程度的自豪。其实，帮派至上的心态对社会游戏规则的践踏，恰是促成社会衰落的重要因素。美国人可能奇怪，意裔居民在受到侮辱后，为什么不去法庭起诉，却求助于黑手党人来复仇。这种疑惑正表明了不同的社会心态与社会实情间的隔膜。实际上，意大利黑手党和华人秘密帮会的土壤正是滋养他们的人情社会（与法治社会相对立）。它缺乏普遍认可的游戏规则，便等于鼓励人们寻求规则以外的手段与“关系”以解决问题。这便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假游戏规则──找关系解决问题──一场阴谋混战”。还要加上巧言令色和动机伪装。

假规则的泛滥造成了普遍的社会内耗。大量精力浪费在不断建立、玩弄、破坏规则的假游戏规则。找关系解决问题成了帮派意识的强壮剂，这是以分裂社会整体结构为代价的。

巴尔齐尼还发现，“封建主义”作为一个道德观念是与意大利社会格格不入的。封建形式作为外国的时髦被接受了，但它的精神（如骑士精神）却“流于一种文雅的消遣”。这里没有亚瑟王的骑士宣言，也不存在巴亚德那样无所畏惧的武士。

这一分析，使人想起当代中国人在谴责“封建主义残余”时，实际上是把封建主义与家天下、无法无天、人欲横流、以权谋私等同了起来。

而传统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游戏规则却无人理会。这种谴责结果成了某种对现状的高级辩护，它使人对游戏规则所受到的新近创伤完全麻木不仁了。把中国秦朝以后的社会生活中本就欠发达的游戏规则，当作封建主义和万恶之源而口诛笔伐，并未导致新的游戏规则，而只解脱了践踏游戏规则者的内心不安。仿佛破坏了规则，阿Q也就“革命了”，社会也就找到了通向天堂的正确阶梯。结果呢，留下的只是无序的荒漠。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已经认清，社会的进步有赖于“置游戏规则于尊位”。破坏规则，是最严重的社会破坏；而培植尊重规则的风尚，已被证明为最首要的文化建设。这规则不是抽象的道德规范，而是可见的行事依据。

费厄泼赖应当立行。

（三）

2012年7月1日，谢选骏发表《假规则与潜规则》，指出“假规则”与“潜规则”的异同：

1、“假规则”与“潜规则”的不同：“假规则”是为了某个预定目的而临时制定的成文规则，用完以后就作废的“一次性产品”，“潜规则”则是经常发挥作用的、但却并不成文的社会规则。

2、“假规则”与“潜规则”的相同：“假规则”与“潜规则”虽然有所不同，但却都是“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假规则”是“有意识的理论脱离实际”，“潜规则”是“无意识的理论脱离实际”。

3、不论综观人治的中国社会，还是横贯没有法治的中国社会，“假规则”其实都是作为“潜规则”的一项重要内容而频频出现的。与此同时，“潜规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普遍的规则、社会的规范，虚化为“假规则”，也就是随时制定自己需要的规则与“成文法”，表面上按照法律制度和社会规范在行事，实际上在利用成文法贯彻习惯法（潜规则、不成文法），以此达到假公济私的目的。

（我1988年10月16日发表在中国《光明日报》上的《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吗？》一文，提出了“假规则”这一概念，并据此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实况。）

（四）

1988年到2012年、2016年，二十八年过去了，历历在目。

中国在社会硬件上天翻地覆，在社会软件上依然牛步，殊少改变。

在本文的议题上，共产党中国是从“假游戏规则”概念生出了“潜规则”概念，让不法手段变得更加无孔不入了。



【115、在百年革命的特殊压力下（1981年）】


梁启超曾经预言：中国革命一旦爆发——必将延续百年以上。

在这种特殊的时代压力下，我们被迫立着、蹲着、倚着、甚至趴着——以各种可能的姿势以及基于这些生存方式的“思想”方法  写下了这些文字。为了保持思考的能力，我们不得不活下去，为了活下去，我们不得不象晏鼠一样工作着、发掘着……这就使我们的心快乐。充满着灵性的遐想。我知道，最令人苦恼的：不是这类艰难的书写；而是坐在豪华、舒适的桌边，却写不出一行字来……

我所以能写下这些费解的东西——多少还要感谢：心理上的殖民统治给中国造成的空前破坏。精神界的破坏和物质界的破坏……社会的破坏和中国国家生活的断裂和中国文化生活的消灭——恰恰成为这思想探险的刺激素……和出发点……

有一些神奇的精灵又象我辐集而来、奔踊而且……我几乎支撑不住它的重荷——不禁要跪下来写了。跪下来写这种神差鬼使的“传灵文字”——出许并非一桩见不得人的事？

我的精灵悄悄语：你的辛劳不是徒然——那些乱七八糟的“文言”、“黑话”；混杂不堪的“怪象”、“改革”——还能在中国苟延其残存五十年吗？五十年对于个人诚然可观；但对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历史，不过瞬间。

“不过尔尔”——这一切令人窒息、令人颓废的“见闻”到头来只能激起“他们更为强烈更为执着的努力。他们将带来愈益焦灼的渴望和似乎“盲目”的信仰，等等……

笼罩在中国头上深不可测的失望情绪——被“他们”一脚踢开、堕入西天的“乐园”跌进犹太人的“理想社会”里去了……

我的灵思从未如此沸腾；我的情绪从未如此高涨——但愿这不是“自觉不济”的异样表现。尽管我把感人至深的希望寄寓在“他们”身上……

乱世中的精神“流浪”算什么？因疲劳而起的擅抖又算什么？难道这二者不是陷于混乱时代的我们衷心祈盼和倾心爱好的吗？难道我们不是从心灵深处背受着苦涩的“它们”吗？既然如此——为什么害怕这些本来无伤大雅的“名号”呢？

多少年来——被生活在流离之世的好奇心驱使：养成了这一癖好：对于飘流的、不安定的生活的癖好。也许，是出于对日常刻板生活的一种反抗？也许是中国民族新一轮的游牧生活、新一轮“民族大迁移的征侯？总之，它使我们感受到一种真正的休息；一种真正的放松。

在这之前是极度的虑抑、极度的厌倦；在这之后是极度的振奋、极度的灵感奔腾：这就是中国民族流浪生活的奇妙概括。

四次大旅游（辛亥革命、北伐革命、抗日战争、文化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民族的心理。分化了中国民族的思想，净化了中国民族的思绪。改变了中国民族的作风与气质……

每当中国民族感到难以忍耐的时候，它便以精神大旅游式的革命来摆脱困境。民族性、社会性的紧张状态——这是潮流就要转向的神圣前夜……

他们，就要承中国之衰而起。

他们，就要在我们已经失败的地方——建立起自已的胜利纪念碑。



【116、在新疆体验海外的生活】


《探寻新疆拘禁营“关闭”真相》（2019年8月13日 纽约时报）报道：

这位强壮的维吾尔族青年不安地坐在那里，一边讲述自己在一个再教育营里得到政府强制挽救的经历，一边时不时地看着房间里的三名中国官员。

这位名叫阿不都维里·克巴伊尔(AbduweiliKebayir)的25岁男子解释了他怎样因为在手机上看伊斯兰视频，被送进中国声名狼藉的穆斯林再教育营关了八个月，以及在今年1月作为一名改过自新的人从再教育营出来的经历。

“现在我知道我的错误了，”他说话时，妻子和女儿在客厅里不安地走来走去。客厅与这个离奇空旷的房子的其他部分一样，看上去近乎舞台布景，饰物包括一张全家福、一个塑料盆栽，以及一个已经停摆的挂钟。安排这次见面的官员说，房子是克巴伊尔的住所。

他说的话有些地方听起来与政府宣传的生硬语言没什么两样。“现在我知道了是非，知道了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他说。

中国政府在7月底表示，再教育营已释放了其中大多数的被拘禁者。它说，这些再教育营的设立，是为了在中国西北部以维吾尔族穆斯林为主的新疆地区消除伊斯兰激进主义和反政府情绪。

但《纽约时报》记者在该地区走访的七天里发现，中国威权领导人习近平在这里设立的庞大拘禁营网络仍在运行，甚至还在扩大。

尽管中国政府对透明度做出了新的承诺，但这些大大小小的拘禁营仍处于严密的安保措施之下。新疆南部城市和田周围有五个主要的拘禁营，包括克巴伊尔说他被关过的那家。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在他以前被关的地方对面的沙漠中，一个新的拘禁设施已经建成，设施由高墙围着，还有暴露其用途的岗楼。

6月的卫星图显示，在和田一个已知的再教育营对面的沙漠中，一处新的拘禁设施已经建成，它有高墙围绕，还有暴露其用途的岗楼。

时报记者接近拘禁营、工厂和其他宗教场所的努力，不断遭到便衣安全官员的阻碍——他们的理由往往很奇怪。自称是建筑工人的男子把电缆线拉到距离克巴伊尔曾被关押的营地不远的道路上，称现场太危险，禁止所有人通行。（等记者们离开那里一段距离后，这条路马上恢复了通行。）

自去年以来，也有证据将拘禁营与一个强迫劳动系统联系起来。附近正在建设的工厂为转移被官员认为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的人（比如现在的克巴伊尔）提供了场所，让他们在从事劳动时仍处于政府的监督之下。批评人士说，这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征服。

“我一直认为政府在新疆的政策是在让自己陷入困境，”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研究新疆问题的教授肖恩·R·罗伯茨(Sean R. Roberts)说。“我无法想像会很快走出这种困境。”

中共政府关于通过国家强制的“再教育”来挽救被关押者的叙述，尽管听起来带有反乌托邦的色彩，但仍是设立这些拘禁营的理由。

据大多数的估计，这些拘禁营已经让100万甚至更多的穆斯林消失其中，他们被迫离开家人和家园，还要接受被活动人士、被拘禁者家属以及曾被拘禁的人描述为高压的甚至是使人身心衰竭的灌输。这些人说，被拘禁者被强迫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这个拘禁和再教育系统的建立，引发了自1989年天安门血腥镇压以来，外界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最严厉批评，美国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Pompeo)最近称其为“世纪污点”。

中国政府似乎更急于平息国际社会对这些拘禁营的愤慨，而不是开始逐步结束在过去两年里建立起来的这个庞大系统。中国政府对这些再教育中心仍毫无歉意地表示自豪，这个系统所在的地区曾在2016年前遭遇一系列致命袭击，尤其是针对汉族人和政府建筑的袭击。

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曾宣布，这个再教育系统正在实现消除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目标。

政府能否成功地消除恐怖主义威胁还有待观察。新疆当局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放松了对该地区的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令人窒息的监控和旅行限制。

包括和田、莎车和喀什在内的新疆南部主要城市的安全措施已明显地有所放松，这些地方都是维吾尔族传统的中心，也是反抗中国统治的中心。现在这里的检查站少了，尽管这些城市的居民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时必须经过装有人脸识别软件的扫描仪。

虽然自治区主席扎克尔欢迎游人到这个地区亲眼看看这些变化，但很明显的是，当局还不准备让访客不受限制地进入该地区。

相反，地方官员要为来者组织参观和采访，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引发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消除了问题。

克巴伊尔所在的村子是一个2014年才从沙漠中开垦出来的农业定居点，名为“和谐新村”。据当地官员吾尔古里亚·阿西姆(Wuergulia Ashim)说，这里也有一个规模较小的再教育中心，仍有300多名年龄在24岁至41岁之间的当地维族人在里面接受再教育。

对于中国政府如何把再教育营描述为一个将当地人转化为忠诚公民的寄宿学校和培训中心的叙述，这个中心提供了一个样板。曾被拘禁的人对这种描述提出了质疑，称拘禁营里的生活要严酷得多，被拘者中包括并不需要职业培训的专业人士和官员。

阿西姆说，“越来越多”她称之为学生的被拘禁者正在从该中心“毕业”。他们每周从周一早上到周六下午被限制在营内，周六下午后有短暂的时间可以回家。

“社会越来越稳定，受极端主义思想影响的人越来越少，”阿西姆补充说。

这座整洁得无可挑剔的六层楼房是2017年建成的，可容纳447人。

一间宿舍里住六名被拘禁者。楼里有一间音乐室、一间美术室、一个图书馆（里面的书大都是汉语的），还有一个学习美甲的房间和一个学习理发的房间。

楼里还有一个心理咨询室。室内墙上有一个写着“心与心的交流，你的秘密我的责任”的标语。

教室的墙上张贴着共产党的宣传，还展示着班级模范生的课业样本。“我获得了真正的幸福，因为我出生在一个繁荣、强大、民主的国家，”一篇作文写道。“我们多么幸福啊！”

与克巴伊尔见面的房间里还摆放着装满了馕、水果和坚果的玻璃盘子，令人印象深刻，但就连这个精心安排的见面也经不住太多的提问。

当话题转向克巴伊尔被拘留的细节时，似乎经过排练的单调语气消失了，一名在场的官员试图打断他的话。官员气愤地说，关于有多少人与克巴伊尔关在一起的问题是导向型的。

照克巴伊尔的说法，他现在能挣到不错的工资——上个月是2100元人民币（约合300美元），他在一家新建的工厂干缝制鞋底的工作。他说，进再教育营之前，他是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只会种玉米和核桃（和田的核桃很有名）。

当记者追问他再教育的细节时，他尴尬地停顿了一会儿。他说，大多数其他人都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他并不认识他们。他说，大部分的课都与农业技术有关，但他也学习了汉语、共产党的信条，以及他所谓的“健康生活习惯”。他赞扬教师们消除了他正在萌生的极端主义思想。

“之前，我连自己名字的汉字都不会写，”他说。“现在我会说普通话了，我的思想清楚了，也有工作技能了。”

他一开始时说，他是自愿“报名”去接受再教育的，但后来承认，村官选送他去学习，是因为他有反社会行为，比如看伊斯兰主题的视频，以及独自一人呆在家里。这个说法似乎与他已婚并有一个（现已两岁的）女儿的事实相矛盾。“年轻人非常容易受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说。

就连克巴伊尔接受采访的那座房子是不是他的都无法搞清楚。壁橱里除了几条连衣裙外什么都没有，冰箱里除了一个生面团外什么都没有。房子里也没有他们姗姗学步的女儿的玩具。

采访结束只几个小时后，克巴伊尔和他的妻子和女儿已不在那个房子里了。记者也无法与他们联系，甚至无法通过安排了这次采访的官员与他们联系。其中一名官员说，克巴伊尔有事情要处理，他关机了。

谢选骏指出：“还有一个学习美甲的房间和一个学习理发的房间”！这怎么和偷渡者在海外的生活如此相像呢？是不是这些集中营的设计师受过什么特殊的培训？也许，是“集体无意识”中的“为人民服务”的“仆人意识”发酵了。



【117、贼要捉贼的盗国贼】


《微自由：郭文贵“盗国賊”概念意义重大？》（2017-11-02）报道：

听众朋友，中国的互联网受到官方严密的监视和封锁，人们想要自由地表达与政府不同的观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由亚洲电台《微自由》栏目每星期为您总结中国网络上的热门话题和敏感微博，跟踪中国网友通过网络突破官方言论封锁的最新情况。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小安为您主持的《微自由》栏目。

大家好。欢迎关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微自由》栏目。我是小安。《微自由》栏目关注中国网络和移动平台言论自由状况，下面来看看这个星期中国网络上的敏感话题和海内外网友的评论。

中共十九大刚刚过去，但是十九大和中共高层人事安排这些话题仍特别敏感，微博微信上评论仍然受到限制。《人民日报》新浪微博介绍报道《献给新时代的“梦之队”》，下面数千多条评论点击无法打开，看不到内容。

在百度上用“十九大”做关键字搜索，仍然搜索不到任何微博评论。有网友抱怨评论帖子被删除。

新浪微博“ilovelydream”： 你们这帮小弟, @人民网 @人民日报 @央视新闻，禁言删评论我是服你们的,只听好话不听批评,我是服你们的! 十九大,墙升级了还不够？看个视频,爱奇艺弹幕也屏蔽了。在新闻客户端跟帖还删帖了!每次刷新闻上面的几条置顶帖。我是服的!铁打不动,就像《新闻联播》一样……

这只是这条微博的部分内容。点击这条微博的“查看全文”，得到的却是404页面，无法看到全部。也有网友抱怨微博和博客账号被封。

新浪微博用户“shenjian66”：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眼镜先生，我的搜狐微博和博客搜狐网不知怎么的，都给我停了，我的搜狐微博账号也给我封了。现在不止我自己有这种情况，我刚才上搜狗百度查一查，有很多像我这样的搜狐网友都给封号了。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难道我国中央虚心倾听底层百姓民声、民言就这么听吗？朋友们，这难道就是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

美国社交媒体上许多评论认为，十九大之后中国会更加走向独裁专制。美国推特网友“草祭”：很多外媒还在热衷于讨论中共常委的分工，究竟谁负责港台、谁负责宣传、谁负责人大和政协……但其实在目前习独裁的情势下，不存在常委们集体分工领导的问题。常委们的任何分工都是假的，现在已进入习一个人说了算的新时代。习的新时代是习一个人任性和狂妄的时代，也是习“我想怎样就怎样”的时代。

YOUTUBE网友“Kklhk Khijg”在自由亚洲电台最新一期《周末茶馆》有关中共十九大的节目下面留言表示：经过改革开放的抢救治疗，中共总算避过一劫，可惜这次又犯病了！啥新思想？无非是往独裁路上丧心病狂而已。

另一位YOUTUBE网友“Andrew Lou” 留言是这样的：习的新思想，有新意啊！就是煽动中国的民族主义，朝法西斯的道路上迈进。 完全逆转邓小平所定下的改革开放政策。

美国社交媒体上有网友认为，十九大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等高层领导人名单中没有王岐山和孟建柱等人的影子，跟中国富商郭文贵最近几个月在美国视频网站上针对这些人物的频繁爆料有很多关系。

推特网友“官场观察工作室昭明”：太高兴了，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美国，环球共庆郭文贵爆料革命，十九大初战大捷！意义重大啊，一个草根出身的平民，凭着硬碰硬的证据，生生干掉一个常委、一个政治局委员！外面庆祝完了，回家接着庆祝！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不往心里搁！

郭文贵在视频爆料中把王岐山、孟建柱等人称为“盗国贼”。许多网友鼓励、期待郭文贵继续爆料。

推特网友“sorenli”：2017年郭文贵用中文发现了“盗国贼”的概念，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盗国贼是指用欺骗方式盗取公民基本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盗取公民和国家财富的人。通俗地讲，盗国贼是指那些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政治骗子。

好的，这期《微自由》栏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主持人小安和大家说再见，我们以后节目再会。

谢选骏指出：郭文贵的盗国贼热闹一时，但三年过去，却发现可能这是一出贼窝内讧的贼要捉贼。

《郭文贵剑指“盗国贼” 意在点中共死穴？》（2017年6月20日BBC CHINESE）报道：

由于有了自己的网络媒体曝光和发声渠道，郭文贵把来自中国的司法诉讼置于舆论关注和监督之下。

神秘富豪郭文贵网络不断爆料指责中共高层贪腐持续成为中共19大前中文网络围观的热点。郭文贵事件非常独特，很难找到先例。在一个充斥权力资本的商海中崛起的巨富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法制和自由的斗士，在这个意义上说，郭文贵同前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或有相似之处。

霍多尔科夫斯基其人在叶利钦时期做过总统顾问，石油部门负责人，最后成为拥有石油巨头尤科斯的俄罗斯首富。普京上台后，霍多尔科夫斯基以欺诈和逃税罪被判9年监禁，服刑8年后被普京特赦，流亡瑞士。两年前在流亡中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发起了"开放俄罗斯"运动，旨在联合志同道合的俄罗斯人挑战普京专权。他说该运动要促进俄罗斯的独立媒体和法制。

但是在利用社交媒体直接同公众沟通以及不信任主流媒体方面，郭文贵更像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坚持通过网络视频直播避免让自己的发声受到编辑和其他干扰。和竞选总统时期的特朗普一样，推特的即时性和直接性为郭文贵赢得了大批追随者。自今年初郭文贵开始网络视频爆料以来，其网络支持者数量和受关注程度直线上升，郭文贵在中文网络成了有数十万关注的"网红"。

司法压力，高层权斗

郭文贵在离开中国后开始通过网络爆料同中国当局隔岸叫阵，避免了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受当局政治和司法权力摆布的被动。由于有了自己的网络媒体曝光和发声渠道，郭文贵把来自中国的司法诉讼置于舆论关注和监督之下。在郭文贵不断爆料的同时，北京也加大了对他的法律压力。中国检察机关对郭文贵在中国的公司雇员提起诉讼并作出判决。此外郭文贵还在纽约面临来自海航集团，地产开发商潘石屹以及著名记者胡舒立的多起司法诉讼，以及9家中国企业要求郭文贵偿还欠款的诉讼。

6月16日大连法院开庭审理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的高管。根据新华社报道，郭文贵被指挪用4亿元资金，北京盘古氏投资公司的职员北指伪造文件帮助郭文贵舞弊。同一天在河南开封，检察机关对郭文贵控制的河南裕达发起公诉，裕达员工被指涉嫌骗取贷款以及票据承兑罪。郭文贵同裕达高官被指从7家银行骗取贷款和承兑汇票，数额多达15亿元。

对此郭文贵在16日通过明镜新闻作视频直播时指出，上述的司法诉讼不过是中共当局对他封口的手段。他在爆料中还出示了中国反腐最高官员王岐山妻子拥有美国居所和美国护照等"证据"，指王岐山是中国最大的"裸官"。

4月19日他在被中断的“美国之音”直播采访中出示录音证据揭露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同王岐山之间存在矛盾的高层政治内幕。后来郭文贵在6月16日爆料中将中国今天的发展和繁荣归功于过去江泽民和曾庆红的领导，说江曾都是伟大的政治家。郭文贵大赞江泽民令许多人认为郭文贵背后的后台就是江泽民，郭文贵海外爆料是江派势力阻击中纪委的王岐山，试图影响19大人事安排的努力的一部分。

郭文贵大赞江泽民令许多人认为郭文贵背后的后台就是江泽民——拥护者一般认为在江执政13年间，经历南联盟中国使馆被炸的"五八事件"以及南海撞机等危机，维持了中美关系。江泽民时期开始遏制军队经商，大力惩治贪腐，发展军工科技。虽然郭文贵赞扬江泽民主政造就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繁荣，但他说江泽民时期的总理朱镕基是"赵高、李斯式的人物"，是中国金融腐败的始作俑者，是"欺骗老百姓的假清廉"。

英美媒体曾有过王岐山是朱镕基的亲信的报道。王岐山对朱镕基过去的提拔投桃报李，后来在让朱镕基之子朱云来在中国金融界担任要职。

中共合法性丧失殆尽？

虽然习近平上台以来推动反腐运动被一些人说成是排除异己的政治斗争，但互联网舆论环境中高官纷纷落马已经为习近平赢得了相当的民间支持。左派人士更希望习近平反腐能够净化并挽救共产党。但郭文贵揭露"习王不和"以及揭示王岐山家族掌握万亿资产的"爆料"冲击了18大以来当局通过大力反腐赢得的民众信心和支持。因此尽管郭文贵在"郭七条"中一再重申支持习近平，但是关于中共高层万亿贪腐和"盗国"的爆料都容易让人对中共体制的有效性产生怀疑。

海外评论人士曾节明评论说，中共的死穴在经济而不在政治。他认为中共统治的基础早已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提供经济和利益的承诺，因此中共政权的支持者并不在乎它是不是真共产党，也不在乎中国有没有自由民主。因此，在他看来，揭露当局不民主没有宪政的效果都不大，而郭文贵在经济方面的爆料却能打到中共的死穴。而郭文贵也确实在爆料中提醒人们注意中国通货膨胀背后的财富转移和掠夺，他还警告，如果中国继续允许"盗国"行为，就难避免突尼斯那样的颜色革命。但郭文贵本人似乎对发动改朝换代和革命并不感兴趣，他一再说他追求的就是他所谓的"郭七条"，即"四反三不反，反对以黑治国，以警治国，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不反国家，不反民族，不反习主席"。他还说不会与民运和法轮功为伍，不会成立组织，也不参与政治。

霍多尔科夫斯基

两年前在流亡中的前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发起了"开放俄罗斯"运动，旨在联合志同道合的俄罗斯人挑战普京专权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出现权力和资本结合的腐败和社会贫富悬殊，也产生了大量像郭文贵这样的亿万富翁。美国福布斯杂志统计，2017年中国登上全球富豪榜的亿万富翁人数居世界第一。"有恒产者有恒心"，即使反出体制的富豪似乎也希望国家和社会稳定。在流亡中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抨击普京打压民主和政治异见的时候说，没有公平选举和其他法律手段的情况下，改变俄罗斯只有革命一途。但是他强调说，那只是回归法律的革命，必须是和平的革命。

尽管有对高层腐败和社会贫富悬殊的批判，郭文贵似乎并没有像许多政治异者和活动人士那样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体制的合法性。毕竟中国改开以来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是中共自我论证合法性的主要根据。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同时伴以高于其他任何国家的消费水平增长。1981年以来中国贫困人口数减少了7.28亿，占世界脱贫人口的83%，这也是按照世界银行贫困标准得出的数字。

另外中国经济发展促进了科技创新也是受到国内外媒体关注的事实。除了载人空间站、北斗导航等航天科技，中国企业在网络技术和移动支付等新创新领域也取得受瞩目的成就。

谢选骏指出：所谓的"郭七条"，说到底就是“贼要捉贼的盗国贼”。“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没用的，皇帝不会理你，太监也不会理你。



【118、斩断加拿大的手指】


《孟晚舟被捕 北京正从隐忍转向最强硬》（2018-12-08 法广）报道：

北京对加拿大发出极其严厉的警告，不放孟晚舟，将有严重后果! 由于北京在第一时间的反应给人的感觉是隐忍，现在给人感觉似乎与加拿大断交也在所不惜，明明是剑指美国! 这一明显的变化，令不少观察人士感到蹊跷。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九日紧急召见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家廉，就加国拘押华为公司金融首脑孟晚舟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乐玉成指责加拿大政府扣人是“于法不顾，于理不合，于情不容，性质极其恶劣”。加国如不放人，后果严重。这是中方迄今为止提出的最强烈反应。

有分析指这可视为特习会带来的“余震”，孟晚舟被捕应是与12月1日举行的”特习会晚宴“并行的事件，在那场晚宴上，习近平被认为向美方做出重大让步，为争得“休战”，竟以元首之身，径自讲话三十余分钟承诺“改革”，让美方吃惊。最后达成停火三个月妥协，美方维持对中方征税，只是不提升税率。余下的九十天谈判对中方而言可谓任务艰巨。那么，孟晚舟被抓的事情特性晚宴饭桌上的各位应该心知肚明？美方知道这一点毫无疑问，习近平不知，中方不知，还是强忍“胯下之耻”？还是有种被蒙骗的感觉？美方明白孟晚舟被抓的震撼效应，随后的表现也是尽力淡化这一事件，力图把两者区别开来。北京当局对孟晚舟的心结可能源于此。中国民族主义的愤怒可能也源于此。

孟晚舟事件最初发生时，北京明显采取了把这一事件与中美贸易谈判切割的做法。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证实，中方已明确表态，不影响中美贸易谈判。而且中国商务部长更是明确指出，九十天之内一定完成谈判，显示这是北京下了决心，尽管孟晚舟几乎与“特习晚宴“同时发生，颇有”辱华“之嫌，但中方仍表现出”忍辱负重“，不要因小失大的大度。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言中也可以感到一言难尽。在中方，支持谈判的一方深知中国经济遭遇寒冬，如果九十日之内不能完成谈判，美方再施之以重税，中国经济雪上加霜，甚或有动摇习近平统治之虞。

据分析，中共高层在如何处置这一事件上一直存在着分歧，在更强硬的一方看来，特习会中方已经认软，岂能在伤口上再遭对方来捅一刀。如果听之任之，任由加拿大向美国引渡孟晚舟，中方对这一轰动世界，事关“民族大节”的事件不闻不问，如果委曲求全，将被视为软弱，说不定还会有其他中国企业领袖、高官遭此际遇，后患无穷。从现在看，似乎这种思路占了上风。　

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因孟晚舟事件猛烈爆发，从网上许多咒骂加拿大抓捕孟晚舟的网民的反应来看，他们认为华为是民族荣誉，习近平在中兴事件发生后，屡屡讲话要牢牢掌握“国之重器“，而在这些人眼中，华为在5G领域世界领先，自然是国之重器，美方针对华为的行动，就是压制中国壮大的阴险行为。中方的反应有无被民族主义情绪绑架上马的感觉，也是一个疑问。

强硬派的理论从美国方面得到反证，华为的创新能力在很多方面正在赶超或者已经赶超了思科和爱立信等西方品牌，作为5G网络的生产厂家和世界第二大手机供应商，华为让美国真正感到了威胁。更深一层的原因是，美方担心华为在为中国政府服务，历经几年侦查调查，抓到了与美国的敌人伊朗偷做买卖的把柄，怪谁？

也许北京可能还有不得已的原因。在此案审讯过程中，许多秘密将逐渐揭开，现在，有关孟晚舟拥有多本护照的细节已经闹得全世界满天飞，下一步，这家企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是否与中国军方存在着秘密关系，都将一一解开。

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分析，孟晚舟案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即使是获得保释，那也是极为苛刻的条件，无论是在程序式庭审，还是案件正式审讯，都会有大量内幕被披露，不止是华为，任正非家族、中共，而且包括一批中外权贵不想讲的故事，可以说是中国顶级政商关系的博览会……

下周一，加拿大法庭应作出判决，当然，最终，加拿大是否同意将孟晚舟引渡美国，决定权在加拿大司法部手上，中国的严厉抗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发挥作用也是一个疑问。另外，美加之间虽然有引渡协约，但此类引渡案，因有大量可以上诉的法律条款，往往最快数月，最慢数年才能形成最后决定，假如是这样，不知那个时候，北京与华盛顿是否达成终止贸易战的协议否？

谢选骏指出：流氓打架的时候，主张“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毛泽东就此演绎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第九节）加拿大是五眼联盟的成员，打击这个白求恩同志的故乡就是要切断五眼联盟的一根手指。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这是聪明的避实击虚。

《中国军方少将:孟晚舟事件不能一味妥协》（2018-12-08 多维）报道：

美国通过加拿大逮捕中国高科技公司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华为CFO孟晚舟一事仍在不断发酵。当地时间12月7日，加拿大法院对孟晚舟的保释申请进行听证，未作裁决，听证将在10日继续进行。中国军方少将认为，这是美国正在用“帝国的方式”遏制中国崛起，指中国不能一味妥协。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下属的《环球时报》，12月8日举行年会，主题为“中美博弈与世界变局”，中外专家、解放军将领就中美贸易战激烈交锋，中国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乔良作出如上表述。乔良认为，美国正在采取“帝国的方式”，就像当年大英帝国在约束法国的崛起一样。过去的中国对此一无所知，“我们是东方思维，希望用君子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但是西方与我们完全不同。”这位中国空军少将表示，孟晚舟的事件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好的“清醒剂”。“面对这样的对手，一味地妥协、一味地竞争都是不行的，应该讲究规则。”

中国国防大学前战略研究所所长、海军少将杨毅则表示，“中美关系现在处于非常关键与危险的十字路口。”他认为，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目标貌似相互排斥，双方都认为对方的目标是在伤害自己。目前的态势是美国进攻，中国防御，“我们要做到不失控、不吃亏，不急不躁，做好持久作战的准备。”

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王洪光也明确表示，在中美趋向新冷战背景下，南海是暗流涌动，而台海则是“火山即将爆发”。“无论从主观形势还是客观形势来看，台海问题都是要关注的重点，台湾海峡很容易发生冲突，只是大小而已。”

不过也有专家在现场十分乐观，也有专家称中美贸易战有利于促进中国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表示，华为事件只是插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认为中美关系总体还是成功的，既没有出现热战，也没有出现冷战。而在G20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后发生的孟晚舟事件，也并不是中美关系的失态，而是插曲。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具有主动的塑造能力。

谢选骏指出：这个乔良是《超限战》的作者。超限战赋予战争以上帝的特性——超限，这是要落实星球大战、准备毁灭地球呢。空军少将乔良是否准备好了牛刀小试一下——率机轰炸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顺便遏制一下“帝国的方式”！那保证让西部牛仔全体起立、肃然起敬了。否则，这样躲在《环球日报》嘟嘟囔囔，只能贻笑大方了。西部牛仔可是杀光了印第安人的行家里手，还在日本空投过两枚原子弹，迄今无人能及！连希特勒也坐在“美利坚号”上自叹弗如。这样的霸权如何动摇。



【119、张学良、蒋经国、李登辉都是共产党叛徒】


《申正义：千古罪人张学良究竟无耻在哪里？》（2017年06月26日）报道：

1。虎父犬子

人们常说，“虎父无犬子”，但事实往往是：虎父出犬子。例如纸上谈兵葬送赵国精锐40余万的赵括；例如乐不思蜀拱手出降的刘禅；再例如，一枪不发丢弃乃父张作霖苦心经营几十年、拥有百万雄兵、千万百姓、无数兵工厂军火库乃至飞机野炮装甲车之东三省的张学良。

虎父出犬子的原因，在于虎父忙于征战，疏于教导犬子，犬子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骄娇为气酒色为友，空有虎父营就的舞台，并无腾挪舒展的功夫，自然变成败家子。“少帅”流连于北平的酒场舞会中，正所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于温柔乡中乐不思东北，兼之“少帅”是个吸毒鬼，每日“鸦片枪在手、快活似神仙”，欲这样的人抗日爱国，不亦难乎！

张作霖在民族气节上是铁了心的，对苏俄毛子毫不退让，对日本人的手段也是软硬不吃。日本军部曾经研判：若与张作霖的剽悍善战之东北军开战，以张作霖的智谋军术，日军没有必胜速胜之把握，而一旦战事胶着，东北军得到全国支持，则日军就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因此也一直想解决张作霖。但是最终，却由更恨张作霖的苏俄，派出红色特工炸死张作霖，并嫁祸日本军方，而该红色特工，由此而成为苏俄“国家英雄”，被斯大林召见授勋。

昏君上台，总要先杀几个先王忠臣以“树威”，但那还是江山稳固之际。张学良一接班，即面对日本关东军（驻朝鲜）的随时入侵，面对苏俄长期虎视眈眈的侵略野心，竟擅杀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老臣，以巩固权力，这不仅失掉了自己最重要的军政支撑，更令东北军将士寒心。

杨宇霆出身日本士官军校，雄才伟略，爱国之心强烈，不仅是张作霖最信任的托孤之臣，长期担任东北军军师（总参议），在东北军政各界威望最高，为张作霖打江山乃至入关执政立下汗马功劳，更是张作霖被炸死后迅速稳定局势，扶持张学良继位、并促成南北统一东北易帜的最关键人物，而杨事后为免张学良忌恨，已经辞去一切职务，清廉自守。而常荫槐，被东北人看做是“最能干的人才”，作为黑龙江省长、交通总长，常荫槐主持修造了打通、奉海、北宁铁路，维护了东北的路权，瓦解了苏俄中东日本满铁的垄断，更设立10万山林警察，配置进口武器，遏制了苏俄日本的侵略渗透！

在被杀害当天，杨宇霆常荫槐是找张学良汇报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收回路权、维护民族利益！两人均是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大功臣，最为日本和苏俄忌恨！张学良却无耻地将他们杀害！在被命令捏造杨常罪状时，帅府秘书长郑谦愤怒质问张学良：“咋干这种事呢？！”张学良无言以对，三天后又把郑谦秘密杀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张学良如此自毁长城，东北不待日本苏俄侵略，已不可守！张作霖虽然出身土匪，但归顺朝廷后尚无滥杀恶行，对兄弟同甘共苦，张学良如此大逆不道，张作霖在天有灵，必当痛心。

张学良上台时，关内的国民革命军已扫平中原，定都南京，张学良既无对抗中央之能力，又无对抗苏日之意志，为保存实力，曾按照杨宇霆等老臣的意见，由杨宇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使北伐军师出无名，也顺应天意人心，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借此将自己的外患压力踢给中央（后来蒋介石就成了张学良不抵抗的替罪羊），苏日要侵占东北就得和中央打交道，就得考虑国际外交军事全局，有所顾忌。

但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军阀派系，没有哪个能真正服从中央调度指挥的，北洋政府时期如此，国民政府时期也不例外。盘踞广西一隅的李宗仁、白崇禧尚且跟蒋介石的“中央”内耗了近三十年之久，何况拥兵自重的新“东北王”张学良与刚刚组建内忧外患的南京国民政府。新军阀对中央的态度，一是拼命“索取”，从官职到地盘到金钱到军火；二是拼命“自保”，拒绝缩编拒绝改组拒绝作战拒绝支援；三是拼命“欺骗”，以少报多冒领军饷，以多报少力图扩张，口号动听拒绝实行，争功踊跃遇过推诿。张学良便是这样一个新军阀。

2。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一“易帜”，蒋介石便授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蒋介石还与之结拜兄弟，待之非薄。“9·18”事变一爆发，时在北平温柔乡里度春宵、销金窝里吞大烟的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入关，让日本人大喜过望，不费吹灰之力得此物资雄厚之沃土，以东北军遗留之大批军事物资（进口步枪12万支、机枪4000挺、大炮3000门、坦克26辆、飞机260架、兵工厂一座、弹药被服粮草均堆积如山），屠杀我百姓，并激起其更大野心，以东北为跳板和灭华基地，将中华民族迅猛推至国亡族灭之边缘。

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热河省，张学良带兵30万，居然不让中央军队和宋哲元等部队前来热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让日本人几乎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其中，日军仅派128人，就夺取东北军上万人把守的热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9·18不抵抗的耻辱。故贼势益张，贼胆益壮，日本军少壮派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堪一击，狂言：“三个月可灭中国”！如果不是在随后入侵上海的战争中，国军拼死抵抗，让日本军方四易其帅，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大戏就早就上演了。

然而，张学良却乘机对百废待兴的国民政府用了第一种态度——“索取”，索要天文数字的巨额军火粮食，完全暴露了丑恶的军阀嘴脸。此后，张用了第二种态度——“自保”。新改组上台的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亲自施压，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收复失地，张学良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表示：“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张学良无耻地说：“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事！”汪精卫要求张学良辞职谢罪，张学良拒绝；汪精卫伤心至极，飞回南京后，立即宣布引咎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出国下野，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共同谢罪国人！

但蒋介石心存仁厚，又怕张学良走投无路投靠日本人，于是在免去张学良军职之后，又给了张学良一个华北军政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在全国国民一致怒骂张学良“不抵抗将军”、“汉奸将军”、“鸦片将军”的怒潮中，他开始用第三种态度了——“欺骗”，张学良装出委屈状，透出风声说：是“中央”电令他“绝对不抵抗”！而大量的史料都证实：“中央”的电令是屡次下发，催促他“抵抗”，张学良拒绝执行。其实，如果蒋介石此时能实行守土问责，逮捕法办张学良，处以极刑，不仅可严明军纪国法，避免之后汤玉麟、韩复渠之类的大小军阀避战失地，更能唤起广大国民抗日勇气和决心，不至于后来造成那么多令人遗憾的灾难。

1932年，民国最好的军阀、以“四不”（不发财不纳妾不做督军不住租界）出名的吴佩孚，也专程赶到北平，责问张学良为何9·18不抵抗，为何不出兵关外收复失地？吴佩孚怒斥：“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

一个鲜明的对比，便是9·18事变后，张大军阀手下的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曾多次向张学良请战：“让弟兄们教训一下这些横行东北的小鬼子！”张不允，马占山仍然喊出：“日军欲占黑龙江，就让它以血来换！”马占山领导几百官兵组织了江桥血战，坚守半月之久，予日寇迎头痛击，后一直在东北游击抗战达14年之久，坚忍到了抗战胜利，至今日本关东军老兵，提起他的名字就怕。

无独有偶，还有坚守山海关对日反击的东北军何柱国独立旅；还有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反击七万日本海陆军精锐，坚守数月，迫其四易主帅；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取得喜峰口大捷的宋哲元三十九军；一些小小的地方军阀，尚且有如此的民族气节，堂堂正正的被某些人称为“爱国将领”的张“东北王”，居然就一枪不发屁滚尿流地窜回关内。守土者皆有责，掌军者皆须保家卫国，别说中央没有“绝对不抵抗”的电文，即便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也许是当时纵情声色酗酒吸毒的少帅毒瘾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瘾君子为讨一时毒欲之满足，连灵魂肉体父母妻女都可出卖，遑论其它。

3。西安兵变

从结果上看，1936年的西安事变的确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从动机上讲，张学良逮捕蒋介石，枪杀多名军政人员，绝对不是为了“抗日”。

事实上，在军变之前，张学良的真实想法是联合杨虎城，与延安结盟，从而得到苏俄的大力支持，以西北割据为第一步，再进而控制全中国。1936年12月，自任西北剿匪总指挥的蒋介石在张学良蓄谋已久的力邀下飞抵西安，决定在全面抗日前，彻底安定国内。这个消息，对于同任副总指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来说，是个好消息，把蒋介石抓捕杀掉。

早在张学良动手杀害杨宇霆、常荫槐将军之前，东北名宿孙烈臣就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纨绔子弟无情谊，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张学良却动了杀心。军变中，张学良在临潼竟然杀害了包括蒋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蒋孝先少将在内的全部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杀害了孙中山生前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和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军政要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抢劫银行与百姓。

1990年代，报刊上曾经公开揭露：张学良要联合杨虎城以及延安红军，组建“西北联合军团”，建立以张学良为首、以西安为“西京”的“西北联合政府”，并非为了抗日。苏俄考虑的永远都是自己的利益。张学良、杨虎城和延安建立“西北联军”和“西北联合政府”，可以帮助苏俄更好地攫取在中国的利益。可是，一旦捉蒋杀蒋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一旦失去公认的领袖，必将四分五裂，无力抵抗日军，不是迅速被击败，就是建立亲日的政府。这样日本必将开始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之久的征服苏俄之旅，日本残忍的731部队的人体试验，有相当分量的冻伤实验，就是为进军远东做准备的。

西安军变之后，全国舆论一片谴责，民众到处游行抗议，而南京政府更是毫不妥协。而最让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苏俄的坚决反对。苏俄担心一旦中国分裂，日本侵略中国成功，几百万日军必将扑向苏俄远东。所以斯大林立即亲自拟电命令毛泽东：绝不容许杀蒋。并且斯大林明确指示：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西安军事暴乱仅仅一天后，12月14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发表社论，将“西安事变”直接定性为“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苏俄政府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直接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

所以，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西安事变得到解决。张学良不得不采取到南京请罪的方式，试图避免追究，保存东北军的势力。

4。汉奸群生

尽管张学良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宽大，东北军没有被裁撤，然而东北军因西安事变而发生了裂变，张学良的全部6个军，纷纷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投诚，接受命令，分赴各地抗日，从此，世上再无东北军这个耻辱的名字。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是一样，其最信任的部下冯钦哉带一个师2万人投靠中央，之后西安警戒旅又有两个团投靠中央，西北军也就此消失。

而当年积极支持搞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头号智囊、东北军总参议鲍文樾，抗战刚刚开始，就可耻地直接投降日寇，担任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河南省省长等高官，是著名的大汉奸之一。亲自抓捕蒋介石的张学良警卫营营长孙铭久以及应德田、苗剑秋等号称“东北军最支持联共抗日的人”，也是“对张学良最忠心的人”，却是东北军中第一批投靠日寇做汉奸的人，孙“因功”升任伪政权山东保安副司令，应担任伪政权河南教育厅长，而苗这个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人，直接移民日本。伪军中最高层的孙良诚、吴化文、白凤翔、李守信等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往往率部成建制投敌。

蒋介石的中央军，却从无大规模投敌的记录，甚至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主动投敌，相反有两百多名将军血洒抗日战场。

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曾经多次自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为此他在基督教中寻求灵魂的救赎，也一直拒绝回到中国大陆，尽管他在大陆被吹颂成“伟大的爱国将领”。在蒋经国回忆录中，这样记述1980年代的张学良——张学良喝酒喝醉了，抱着蒋经国大哭：“兄弟呀，老哥哥当年做错了！做错了！先总统杀了我都不为过呀！”

谢选骏指出：张学良为何会抱着蒋经国痛哭、丑态百出？因为张学良和蒋经国都是共产党叛徒。他们“两面不是人，一把心酸泪”。后来的李登辉也是一样的共产党叛徒——所以共产党叛徒蒋经国才会提拔共产党叛徒李登辉，而共产党叛徒李登辉才会放掉共产党叛徒张学良，共产党叛徒张学良才不敢回到共产党中国接受“组织上给他的奖赏”。而这三个混蛋的罪恶，都是老混蛋孙中山、蒋介石“联俄容共”的汉奸决策造的孽。蒋介石1927年虽然反戈一击，但为时已晚。何况他1945年又放掉了冻僵的毒蛇毛泽东，终于导致神州陆沉。



【120、张学良是个共产党人渣】


《千古汉奸张学良》（似冰如玉Lv 12 2008-10-19）报道： 

 

张学良本为土匪军阀的公子哥儿，声色犬马，荒淫无道，文韬武略，一无所长，还是中国人最鄙视的“大烟鬼”，却在26岁上当了上将军。此乃中国式“子承父业”的典型范例，古语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盗匪之业，两代也就该玩完了，张学良也堪称表率。不过我们不会忘记他还干过两件好事，其一是“易帜”，知道自己撑不起更大的旗，识时务地顺了大流，换得顶“副总司令”的帽子戴戴，也算不赔本的生意；其二就是在老蒋的支持下，抵抗了苏联的武装侵略，可称虽败犹荣的事情。

这个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出尽风头的人物，何以称其为民族败类？理由仍有二：

第一，举世闻名的“九一八”事件。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非张将军莫属，当年就有“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举国之报纸杂志一片谴责之声，唯独老蒋学得点基督教的皮毛，不伦不类地做了一次“农夫与蛇”，给了张将军反咬一口的机会。

翻翻历史记载，我们知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法西斯得势的时代。日本也不例外。1930年9月，日本军内的FQ军官组织“樱会”抛出政纲，抨击日本内阁在《伦敦海军条约》谈判时的妥协，狂呼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并与军队外的法西斯蒂沆瀣一气，煽动“倒阁”。11月14日“爱国社”行刺总理大臣滨口，使之身负重伤（后于次年8月26日死去）；“樱会”则策划1931年3月20日举行军事政变，拥戴陆军大臣宇垣一组阁。由于“稳健派”势力甚大，FQ们内部分歧，“一夕会”认为在日本国内政变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应首先取满蒙，到中国东北先下手。最后因宇垣一本人动摇而流产。“一夕会”决心以“解决满蒙问题”为突破口，在军部法西斯分子永田支持下，“一夕会”骨干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安插到关东军，陆军参谋本部又制定了《满洲问题解决方策大纲》等两个文件，规定在必要时“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冈村宁次等负责在本土支援，石原、板垣在沈阳策划。

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内也有以东条英机为首的FQ军官，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等主要将领属于关东军内“观望派”，他们服从于国内“稳健派”内阁，但也惹不起手下这批有军部后台的FQ军官。他们不断在东北寻衅，意图在于制造点激励以与国内那些法西斯蒂比出高下，也鼓励他们不懈努力。1932年3月中旬，顾维钧作为国联李顿调查团成员抵达沈阳，本庄繁数次邀约终与顾秘密会面于小馆，本庄繁告诉顾维钧，“九一八”事变只是这伙FQ密谋策划的事件，调动军队也只有二百人而已。如果当时东北军给予抵抗甚至痛击，那么他们必将受到惩罚。但没想到这伙人轻易大获全胜，一下子就把整个关东军中下层鼓动起来，还使国内特别是军部那些FQ气焰嚣张，“稳健派”受到极大冲击。不排斥本庄有为自己开脱之嫌，但日本国内法西斯势力受到极大鼓舞则是不争的事实，他们立即策划在10月21日出动陆海军航空队袭击内阁会议，杀死首相及内阁全体成员，拥戴荒木贞夫成立军政府，但又一次因泄密被“稳健派”瓦解，“樱会”的桥本五郎等骨干被拘留。当时任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币原委托重光葵带密信给代理外长的顾维钧，也描述了专横跋扈的“少壮派军人”制造的沈阳事件导致军部气焰嚣张，民众示威不断，他的内阁一直致力于限制放肆的满洲少壮派，此次事变给他的内阁造成极大压力，恐怕会垮台。币原尤其担心的是，无论谁继他组阁，都只会使事情更坏。果然，没多久这个内阁就垮台了。

无论本庄所言是否完全属实，历史记录却明白地显示“九一八”之后日本主战势力的猖獗：关东军不足四个月便占领东北全境，接着出兵华北；1932年1月28日，意欲超过关东军的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当天蒋介石即发通电：“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即起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心之暴日相！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身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次日即又命令何应钦调第八七、八八两师中央军组成第五军，任命自动请缨的张治中为军长率军参战。并电令张治中：“以19路军名义抗战”，并务必与19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国军拼死抵抗，日本方面开战司令盐泽幸一少将曾当众夸口：“一旦战争发生，4个小时即可了事。”结果打了一周，他被免职还得了一个“大嘴的盐泽”之雅号；次任司令野村中将又打了9天被免职；三任司令植田中将被张治中打了个反包抄，也丢了官。第四任司令干脆换上原陆相白川义则大将。此战持续到3月3日，日军三易主帅，伤亡数万，终于接受调停休战。停战后不久，白川大将被韩国临时政府及戴笠协助的韩国义士尹凤吉炸死于上海。若不是淞沪抗战的打击，“全面抗战”恐怕不会拖延到1937年了。令人叹息的是，中国那些历史学家们竟然可以从中总结出老蒋破坏十九路军抗战的“历史”来！

在日本国内，“九一八”出人意料的巨大胜利给刚遭受“十月事件”沉重打击的法西斯蒂以鼓舞，他们立即策划，在1932年2-3月制造了“血盟团”事件，枪杀了“稳健派”骨干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和三菱重工理事长团琢磨；5月15日进而袭击首相府，打死首相犬养毅，并袭击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等多处地方，发布《告国民书》，推举出预备役海军大将斋藤实组建“举国一致政府”，从此结束了日本政党政治，举国走上法西斯化道路。可以这样说，“九一八”远不止占领东北那么简单，它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只需看看制造“九一八”的那帮家伙，包括原本还持观望态度的本庄繁，后来在日本军国之地位就该明白一二。石原莞尔得意地说：“满洲事变实质上是昭和维新之前驱。”所谓“昭和维新”，指的就是“五月事变”摧毁了日本实施了八年的政党政治，建立起推行法西斯主义的斋藤实内阁，这个内阁大力扩大军需生产；镇压一切反法西斯人士，日共也是这个内阁摧毁的；确认“满洲事件”合法承认“满洲国”；下令攻打热河并确立侵华方针；退出国联威胁要实行“焦土外交”。在“九一八”的鼓舞和斋藤内阁的纵容下，日本国内法西斯团体如雨后春笋，右翼势力迅速膨胀，直至1936年建立起极端法西斯政权。“九一八”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起到的“催化剂”作用，绝不是一曲《松花江上》可以唱完的，张少帅的历史作用也绝非“不抵抗”可以包容得了的！

而且，关东军本来只是日军中不入流的杂牌军，朝鲜人占了这支部队兵员的相当部分。有了“九一八”，关东军声威大振。其实这支部队除了打张学良的东北军厉害之外，在哪儿都不咋地，山下奉文率领关东军主力决战菲律宾，战死者多达59.2万人，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阵亡最多战役。大约是为张学良开脱，也为苏联红军添彩，中国的学者们把关东军的战斗力吹上天去了，就连斯大林也觉得可笑，他告诉蒋经国：“在长春25名苏联军人就解除了日军两个军的武装，日军不会抵抗。”顺便说一句，中国的历史学家拼命吹嘘1945年8月31日苏联红军东宁堡那一次小战斗是“二战最后一战”，其实山下奉文在吕宋岛打到9月2日才投降的。

当那些关东军FQ不断在东北制造事端时，张学良只会装傻。相反，他的心思全在内地抢地盘之上。东北军主力十几万人都调入关内对付石友三，他自己也于4月18日入住北平，在顺承王府里与赵四小姐共渡温柔。七月剿灭石友三。顾维钧看不下去了，仅从报纸上的消息里，顾便看出来日本人将在沈阳动手，日本方面要求解决的“三百悬案”，张学良始终不置可否，连谈判也懒得进行。顾维钧认为这无异于向日本人奉送口实，应该积极应付，认真谈判，消除日本军人的借口。但两次书面表达，一次面谈，甚至估计日军会攻占沈阳。但张学良根本不当回事，认定日本人不过吓唬人而已。其实二百日兵攻打北大营时，开始打炮放的是不会爆炸的空弹，一遇抵抗就龟缩，“九一八”很可能变成又一次“寻衅”。结果是，正在北平看戏的张学良，授权给正在给老爹祝寿的荣臻，下的命令是“挺着死也不准抵抗”，这才有了“九一八”。几十年来都在编派神话，说是有老蒋密电令。故事一个接一个被证伪，就连张本人也急了：“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例如说9月12日老蒋乘专列与张专列交会于石家庄车站，蒋告诉张“不抵抗”。可当日及前后日蒋在南京、苏州活动记录按小时分钟存有档案，所会见人员有名有姓记录在案；又说事变当晚张电话十几次请示南京，蒋答复“不抵抗”。妙就妙在老蒋那晚坐军舰正前往南昌，南京也联系他不上；再改口说是张用电话请示军委会，熊斌传达蒋令“不抵抗”；然而顾维钧作证，直至19日上午开会，张根本没向南京作过任何通报，还是顾在会上提议被采纳这才报南京的。而且，在19日两次会议后负责起草电报的章士钊、汪荣宝也有描述，那份电报还在，张学良竟然是拿“我军抱不抵抗主义”当成他的功劳陈述的。

退一步说吧，后来在锦州、热河，中央政府一再严令坚守，张学良继续不抵抗。史家们描述了张下决心在锦州与日军决战，还计划乘胜收复沈阳，但自12月25日起十天内，张连续七电请示蒋介石，却遭阻止，导致锦州失陷。编故事时却没查资料：蒋已在12月15日被逼宫下野，没可能去“阻止张抗日”了。有时读那些专家们写的历史，还不如去读《山海经》或《淮南子》，要么就去读安徒生，就算《哈里波特》，至少还能得些乐子。

第二，制造“西安事变”。这个事件一发生，全世界只有陕北与东京欢呼雀跃。就连斯大林也立即指责说是张学良勾结日本制造的阴谋。几十年来，我们那些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们喋喋不休地重复两条：其一是“逼蒋抗日”；其二是“迫使蒋放弃剿共政策”。两者都是弥天大谎。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日本对华侵略，唯一的目标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假如蒋政府不抗日或消极抗日，日本根本不需要发动这场战争，所谓抗日战争也就根本不存在了。而中国国内一切反对中央政府的行动，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所欢迎的，“西安事变”也不例外，之所以后来日本改变态度，仅仅是因为“和平解决”。说得直率一些，日本反对的是“和平解决”而不是“西安事变”。冈村宁次在他当时给军部的报告《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明确写道：“敌方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

远者不说，1936年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国防会议，蒋担任议长。他在会上讲话称：“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侵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关头。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8月24日，日本强行要在成都设立领事馆，遭到成都人民坚决反对，并打死了两个蛮横的日本人；9月3日，广东北海人民又打死一名以开药店为幌子的日本间谍。日本借机发难，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与张群交涉时，蒋介石命令张群必须态度强硬；接着日本大使川越同张群谈判时，张群非但不理会日本的无理要求反而提出反要求：“《塘沽》、《上海》两协定之取消、冀东伪组织之取消、华北非法飞行之终止、察绥伪匪军之消灭及走私停止等等问题，系我方最低限度之要求，均应同时解决。”从9月15日到12月3日七次谈判始终坚持不懈。其间10月8日老蒋亲自对日本大使川越郑重宣布：“张部长之意见，即系政府之意见。华北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对于老蒋在西安事变前的态度，难道还需要张学良这样的“不抵抗将军”来逼他抗日吗？一枪不放就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的败将“逼蒋抗日”，就如同店铺失火，老板不许救火，反倒是吃里扒外的店小二绑架老板，逼他下令允许救火一样荒唐。

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证明，张学良搞事变，抗日只是幌子，根本在于他真以为苏联会支持他当上“张杨共”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合政府”头头而已。他早就与中共秘密谋划，要“起事”的，甚至谁知斯大林一纸电令斥之为日本间谍，中共也奉命变调，竭力执行“和平解决”之成命，张将军出力不讨好乱了方寸，这才演了一出“赴京请罪”的戏来。

至于“迫使蒋放弃剿共政策”，更不知从何说起。自打1935年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名义发表《八一宣言》起，蒋介石就不断派出要员与中共联系，要求和谈，1935年11月，在苏联的王明很可能领会了斯大林的旨意，自行发表了《新形势与新任务》，首次表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并明示要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鉴于斯大林多次拒绝表态让老蒋剿灭中共，为了解决中苏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僵持，老蒋也想有一个解决办法。得知王明的文章信息，老蒋马上于12月下令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以他的私人代表和国民党中央代表的双重身份，通过苏联政府及共产国际联系，与王明就国共合作、抗日救国问题进行了谈判。邓文仪同时还与苏联远东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秘密谈判，就“中苏共同防止日本侵略”问题交换了意见。这两次谈判情况都密报蒋介石，老蒋非常重视。感到必须以更高的层次交换意见，于是指示陈立夫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寻求建立抗日秘密联盟。他的如意算盘是以国共合作为筹码，换取同苏联的秘密抗日联盟。苏联大使表示赞同老蒋的意见，但建议陈立夫以老蒋私人代表身份去莫斯科，直接与斯大林面谈。老蒋立即批准。陈立夫即化名于1936年1月绕道欧洲，到德国等待斯大林批准再赴苏联。不过，斯大林显然更期待中国单独抗日，不打算让苏联卷入与日本的对抗，哪怕可能引起日本的怀疑都必须避免。陈立夫等到四月，依然不见斯大林批准进入苏联，只得打道回府。

至于在中国国内，蒋主动通过多渠道寻觅与中共和谈，张学良自始至终处于国共两党谈判人员的节点上，完全清楚谈判进程。但他已在六月秘密加入中共，并一直考虑把队伍拉走，当时充任张秘书的中共联络员刘鼎回忆，张学良七月初告诉刘：“我跟周（恩来）先生谈过两次，彼此了解，干脆跟你们合在一起，丢开手干，大有可为。”并修书一封，交刘鼎带往陕北：“恩来同志：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须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特此敬祝 努力 并乞带问候诸同志为盼 弟张学良启 尔后用李毅”此亲笔信原件至今仍在。

谢选骏指出：张学良为何沦为千古汉奸？因为张学良是个共产党人渣。共产党人除了苏联就没有没有祖国，什么缺德事情都干得出来。所以，自从孙文提出“联俄容共”的三大政策之后，中国政坛上就没有几个好人了。



【121、长城、大运河、雄安新区】


《习近平豪赌建雄安新区 将是纽约市的3倍》2017年4月20日报道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公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方案，要把首都北京西南方向一块内陆地区变成现代化的高科技经济新区。一些人士说，如果雄安新区建设成功，这有可能成为习近平标志性的执政遗产。如果不成功，这有可能铸成代价高昂的大错。最近到实地走访的美国之音记者发现，就在这项宏伟蓝图开始推出之际，人们已经有了很多担心。

一旦建成，雄安新区大约将是纽约市的三倍。

当局仍在为这处内陆地区草拟总体规划，不过人们已经可以感觉到影响。

政府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了建设雄安新区的项目，当地房地产价格随即飙升。当局迅速采取前所未有的步骤，彻底关闭了房地产市场。

不仅房地产销售被禁，建筑施工也停止了。很多现有的大型社区如今前途未卜。不过当地居民说，连月来，控制就一直在逐渐加紧。

一位男士边开车边说：“我家去年盖好了，4百平米的，还没住呢。（记者问：怎么办呢？）那就拆呗。记者问：拆了？还没拆呢。（记者问：告诉你要拆了？）还没告诉呢。反正得拆。有信了。”

另一位男士在田间说：“去年人们就说啦。议论纷纷，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不能种地了呢？今年过了年之后又不让盖房子了。这很不平常。”

一些房地产分析人士说，当局可能会永久性地禁止私人修建，好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控制当地的房市。

显然，资金的流入会让某些人获益。

一些分析人士说，落实新区方案所需要的投资有可能把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提高百分之一。在中国经济增长减缓之际，这种提升很关键。

一些当地居民觉得，他们的利益被丢到了一边。

一位女士说：“我感觉我要哭。好几宵没睡觉了。我都不吃饭了。（记者问：为什么啊？）哦，我今年五十多了，大半辈子了，把我赶走了, 我的事业都扔这儿了。” 说到这里，同伴把她拉走了。

当局会如何解决这些担忧，现在还不清楚。目前，侧重点仍是更大的布局。

在很多领域，中国北方在经济驱动力和创新方面长期落后于南方。虽然官方希望雄安新区将成为新的增长模式，但一些批评人士说，如果不允许市场发挥任何作用，这种由国家主导、自上而下的做法有可能走向失败。

谢选骏指出：长城、大运河，都是空前绝后的巨大的工程，但是，秦朝因为长城而灭亡，隋朝因为大运河而灭亡，据说不仅因为劳民伤财，而且因为破坏了风水……雄安新区建设在即，它离开北京如此之近，它会成为压断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122、政治正确在新疆的对决】


《从新疆到疫情…中国与BBC之间的驻华报导攻防战》（2021-02-09 上报）报道：

12月底至今，一轮新闻攻防战在中国与BBC之间展开。12月15日，BBC刊发了一则新疆报导，驻华记者沙磊(John Sudworth)赴库车调查新疆强迫劳动的新情况，途中遭遇当地警方阻拦和限制；12月27日，《环球时报》英文版Global Times则刊发了另一版本的叙事，称BBC报导不实，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1月9日，中国日报新媒体接着推出一则的辟谣短片，同样称BBC记者虚构事实散布虚假新闻。

报导攻防战的议题从新疆延伸至疫情：12月10日，BBC发布一则记录短片，重访大流行的原点武汉，探寻疫情一周年后当地居民的生活的常与变；1月27日，Global Times发布了一则报导，总结了中国网民对BBC纪录片包括色调、提问、镜头、音乐方面种种不满与嘲讽，认为记者沙磊对华带有成见。

真实的罪证

漩涡的中心——沙磊究竟何许人也？他是BBC的驻华记者之一，凭新疆再教育营的调查报导荣获2020年OWM年度国际记者奖。人权律师、计划生育、地下教会、再教育营、两岸政策、防疫政策，中国种种禁脔与雷区，沙磊都有过实地采访与报导。在严苛的媒体罗网中，他也见证了种种横逆与险境：2016年12月，在北京房山区人大独立候选人刘惠珍家中采访时，遭遇约20个黑衣人组成的人墙阻止，采访对象试图打开窗子与记者对话，也被用挡板遮住，随后有警察赶到现场增援，沙磊遭到推搡驱逐；2017年3月，精心编排的政治秀——两会召开之际，沙磊前往湖南省新渡村，采访访民杨灵华，这次采访遭遇了更直接的暴力与威胁，首次被要求写悔过书，为试图”非法采访”而道歉。

沙磊的故事不禁让人想到了意大利纪录片导演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反华”奇遇。1970年意大利承认PRC之后，出于两国的文化交流往来的需要，中国外交部邀请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一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这也是欧美国家首次获准进入文革中的中国摄制影片。政治挂帅的宣传惯性下，一切循例在预先安排好的轨道上运行。安东尼奥尼却不满足宣扬中国建设和风景的刻意摆拍，另辟蹊径，包括自发的农村集贸市场、杂乱贫困的居民大院等生活实景也收录在纪录片中，由此带来革命鼓动和如实记录两种观念的冲突，平实反映的纪录片不久成了”大毒草”，被文宣机构不断用样板戏的标准反复检视。没有正面表现文革成就，而偏重于捕捉日常生活场景，使得导演安东尼奥尼遭到口诛笔伐。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从同样镜头分配、色调、音乐各个角度深文周纳，硬说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怀有敌意，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文章称天安门广场拍得缺乏气势是存心污辱，人民公社女社员在劳动中擦汗的镜头，也被解读为”影射今天农民的境遇比几百年前好不了多少”。此后，批判文章甚至结集了一本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书籍出版。安东尼奥尼把穷苦大众的平凡生活推上前台，刺伤了当局的自豪感和尊严感；沙磊的实地走访也侧面证实了中国的暗角，半个世纪过去，揭露真实之罪的横逆如出一辙。

淮橘为枳的辟谣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后，事实核查的概念变得普及，代表着情感为首而真相为次的时代”后真相”被评为牛津词典年度词汇；2019年底至今的新冠疫情，更让事实查核的必要性空前凸显。事实查核在中国更常见的说法是”辟谣”，疫情一周年以来，中国居民被反复告诫”不信谣，不传谣”，中国辟谣－造谣的观念的普及可以追溯到2013年打击网络谣言的专项网络政治运动。2016年，中国的数字巨头腾讯在自家的入口网站开辟了”较真”栏目，致力于对广受关注但缺乏来龙去脉的消息进行探查和溯源，随后几年里，类似的网络辟谣平台被搜索引擎百度、社群媒体微博、科普机构丁香医生等平台效法。

中国的辟谣平台看似同样多元，但细究起来却不难发现其中的偏向和瓶颈，核查的话题偏软，偏重于医疗与健康，不见对政治人物言论的辟谣，辟”民谣”者多辟”官谣”者少，核查的证据来源不具独立性，核查的平台同样需要服膺于真理部的限制，针对敏感信息的辟谣本身也可能被移除。事实核查涉及追溯真相的权力，而并非开放社会的中国，权力和真理高度复合，媒体不独立于权力，信息环境也处于封闭状态，造成事实核查也不可避免带有政宣底色，在透明性和公正性上存在缺失。

事实核查不仅存在于网络平台层面，也置于媒体新闻产制流程中，但和《时代周刊》《纽约客》《华盛顿邮报》《明镜》等内部运作成熟的事实核查员相比，中国媒体遏止不实信息的图景却有所不同：擅长对外”严于律人”，将辟谣图卡与短片作为宣传的新手段。

去年5月21日，台湾事实核查中心发布了一则研究动态《缺乏事实的”谣言粉碎机” 中国外交系统宣传新手法》，揭露了一种新的策略策略，面对疫情引发前所未见的国际社会究责的压力，中国外交部、中国大使馆、《人民日报》英文版、《中国日报》英文版转而采用以辟谣图卡形式，反击外界质疑。这一宣传策略在去年下半年也运用在前国务卿庞皮欧的演说上，新华社于8月25日早晨发表《庞皮欧涉华演讲的满嘴谎言与事实真相》一文，该文长达3万多字，以回击庞皮欧的演讲内容。该文随即被当日的《人民日报》转载，并用3个整版篇幅全文刊登，China Daily数天后制作了对照的辟谣专题网页，数十组批驳指正中，甚至出现了用观点核查观点的奇特现象，不符合官方论述的即可能被列入谣言清单。

而本次的驻华报导攻防战则是这一手法的最新例证。China Daily、Global Times制作了另外的报导，指责BBC的报导为”假新闻”。中国封闭的媒体环境下，对外媒所谓”不公正报导”的披露本身的具有选择性的，回避了记者采访遭到阻止的过程，以及记者被短暂扣留和强删影像的遭遇，对于双方观念的冲突，也没有赋予英国广播公司任何辩驳的空间，既不释出足本原片也不刊登BBC的再响应，两相对照来让读者自行判断，整个事实核查实际上是在自说自话。

至于“辟谣”短片中所谓采访侵犯了采访对象的权利等说辞并不合理，采访拍摄非以营利为目的，不构成肖像权之侵犯，也未发布虚假消息来降低采访对象的社会评价，不致名誉权之侵犯，且公共空间里对建筑和执法人员拍照，并不违反中国自身拟定的媒体法规。

更重要的是，“辟谣”在角色定位上本身不同寻常，正常的事实核查是与查证对象抽离的第三方，以保证事实查核的独立客观，而辟谣依赖的则是官方的权威，不管是采访对象（国有企业的经理、基层警察）、核查机构（党报系统）还是核查内容的转载扩音（共青团系统），这些不同职能部门都是体制的一部分，在宣传纪律和组织纪律的约束下，同体监督难以保证查证结果的可信度。如此“查核”，已与“宣传”无异，信息本身具有自我修正机制，“谣言”止于公开而非一锤定音的权威。

标签框定与对外迷思

本次报导攻防战也并非正常的媒体批评范畴，即从事实、报导框架、媒体伦理出发，恰如其分地评估媒体是否善尽职责，而是从忠诚本位出发，去辨识英文媒体如何包藏祸心，把无法接受的陈述倒推为蓄意且精心的抹黑，具体表现在过度解读镜头隐喻，比如“偷窥角度的主观镜头把新疆人民的生活表现的极端压抑”“把随处可见的工厂围墙包装成奴隶工厂”等猜测。受制于信息落差，很多读者很少研读过英美严肃媒体报导原文，便拥抱了一种奇怪的论调——西方媒体带有偏见，从不公正报导中国。

诚然，外媒的报导或评论框架确实存在一些偏见，比如将民众视作均质的、满意政府所有作为，毫无情绪的被动追随者，但China Daily、Global Times等报纸所说的外媒记者背负特定任务，怀有结构性的敌意等观点则明显偏颇、言过其实，变成为了降低驻华调查报导影响力和公信力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一部分来自于文化迷思，即认为至高无上的国家之外，存在庞大、均质、道德上天然邪恶的“外国势力”，二者天然是零和对立的关系，海外媒体便成为这种心理投射具象化的目标。

中国与外媒的关系时而紧张时而宽松，紧张时刻具体表现便是驱逐和限制驻华外媒记者，较近的案例是2020年病夫风波导致《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3家媒体共13名记者被驱逐，采访限制扩展至香港与澳门。稍早的案例即为2012年，半岛电视台、《纽约时报》和彭博因为调查性报导被驱逐或刁难，更早之前的批量驱逐发生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和1949年的中共建政；舒缓时刻便放软身段，主动接受外媒采访，斯诺采访毛泽东、法拉奇采访邓小平、华莱士采访江泽民和奥运前夕放松外媒采访限制都处于特定情势下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与理解。

总体上，短暂的策略性放松服膺于更高的宣传目标，区别于开放报禁之类的结构性变革。中国相当明显地希望外国媒体遵循中国政府教条报导，而媒体记者则认为应当独立地说出事实和真相。基于海外媒体不受宣传指令直接控制，形成信息垄断上的潜在挑战，总体上二者关系还是以紧张居多。

在当今开放的信息环境中，单纯的“屏蔽”策略已经难以抑制官方叙事影响力的衰退，遂采取贴标签这种污名化的方式，透过定向强调外媒如何使坏，达到“抵消”的宣传效果。抵消策略用量不多，但影响深远，反华媒体和反华记者的标签框定给予读者一种心理暗示，BBC是带着任务和偏见来报导的，所以报导内容不可信，透过削弱报导内容可信度来抑制负面信息批判效果，并对日后的媒体识读产生影响，认为外媒报导都是造谣与抹黑，在信息封闭的环境中，形塑对外媒报导的“免疫力”。

当饮誉世界的BBC都被如此看待，其他的英文媒体在观念中更可能被殃及，使得海外媒体的中国报导在华影响力大为削弱，在当地媒体受限于宣传指令的情况下，强化特定议题的官方叙事，读者便不得不拥抱“正确的集体记忆”。

在整个宣传流程中，“上游”的官方机构和报章精心解构“外媒如何抹黑中国”，形塑被围攻的悲情意识和危机状态，“下游”的网民便会怀抱朴素而天真的委屈声讨或嘲讽“外媒之恶”，完成一次民族情绪的网络动员，如此操作，变被动为主动，抵消敏感信息的传播效应。

其实，真正要消弭外媒所谓的对华偏见，唯一的正道就是开放媒体环境，欢迎驻华记者采访，他（她）们的叙事才会更加在地和丰满，张彦、何伟和欧逸文就是在地记录的典例。中国自称要提升国际话语权，可目前做法却是南辕北辙——拒绝反省、讳疾忌医，醉心于宣传技术精进，在缺乏报导与创作自由上获得所谓的话语权，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在中外冲突推力下，勇敢的记者被卷入敌意的漩涡，这是个人也是时代的不幸。

谢选骏指出：满清老奴赵翼哀嚎“国家不幸诗家幸”，现代黄俄却是“个人和时代的双重不幸”——这是两种政治正确在中国新疆的对决，所以让人左右为难了。



【123、纸面服刑终结共产党专政】


《央媒：半月曝三起纸面服刑事件，该对“保外就医”全面体检了》（“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号9月15日）报道：

安徽一男子伤人致死，获刑12年，却以“保外就医”名义并未蹲过一天监狱，并结婚生子。这也是继内蒙古一男子杀人获刑15年却一天监狱没进过，还逍遥自在当起了村干部，以及另一名因犯故意杀人罪本应在监狱服刑的男子王某凭借“保外就医”在狱外活动长达7年之后，又一起受到公众关注与质疑的反常案件。

让患有重疾的罪犯“保外就医”，原本是彰显人道主义的司法实践。但在执行中，却遭遇了变形、走样。在“纸面服刑”15年案件中，杀人者当年“保外就医”的关键证据“不翼而飞”，着实可疑；另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却在狱外活动长达7年，背后的真相已然浮出水面——法院公布的裁定书显示，5名狱医不同程度参与了对王某6次“保外就医”、1次暂予监外执行的病情鉴定造假，使未达到病情危重程度的服刑犯王某，仅“纸面服刑”。5人分别以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判有期徒刑3年至5年6个月不等。

“保外就医”，不能成为脱罪法宝。应当看到，近些年，由于缺乏有效监督，一些“保外就医”变成了“保而不医”，甚至演化成了滋生腐败的黑色交易。同时，有的“保外就医”，明显不符合相应的条件或是超过了必要的时限，一经启动便“一保到底”，使违法犯罪人员逃避应有的惩处。在一些反腐电视剧的经典桥段中，明显失当的“保外就医”也成为被针砭的对象。

“保外就医”，绝不能偏离法治轨道，不能为犯罪分子开辟“逍遥狱外”的特权通道。相关决定的作出与执行，必须有严格的制度流程，必须有充分的现实依据，必须有全链条的严密监管。否则，任由失当的“保外就医”横行，既是对受害者的明显不公平，也会直接侵蚀法治公信力。

当前，在部分“保外就医”事件屡屡引发质疑之际，有关部门绝不能视而不见、选择性失明。一方面，对于作出“保外就医”决定的过程，应当进行全面调查，详查每一个环节的相应依据，详查是否存在明显的弄虚造假以及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调查发现其中确实存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违法问题，也必须追责问责，依法予以从重处理，切实提高违法成本、形成震慑效应，进而遏制住试图钻制度“空子”的违法乱纪行为。

所有的“保外就医”，必须能够经得起法律的审视，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举一反三，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保外就医”相关决定的作出者不敢任性而为、肆意妄为，才是对法治原则的敬畏与恪守。是时候对“保外就医”来一次全面“体检”了！

谢选骏指出：以前的共产党历史常说他们“营救”关在国民党监狱里的同伙，因为国民党腐败，花点钱就可以把犯人捞出来了。现在看来，共产党正在步上国民党的老路——例如，纸面服刑正在终结共产党的专政。

《“纸面服刑”：官员老公枪杀情敌，从死缓到违规保外就医》（剥洋葱 2020-10-13）报道：

入狱六年后，庄永华通过违规开具病危证明材料，办理了保外就医和暂予监外执行，走出了监狱。是继内蒙古男子巴图孟和纸面服刑之后，又一起违规保外就医的案件。

因为争夺情人，16年前，时任锡林浩特市委副书记张玉枝的丈夫庄永华枪杀了情敌，并试图伪造车祸，杀人焚尸。这起案件在当年轰动一时。2006年，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庄永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但入狱六年后，庄永华通过违规开具病危证明材料，办理了保外就医和暂予监外执行，走出了监狱。是继内蒙古男子巴图孟和纸面服刑之后，又一起违规保外就医的案件。

今年9月底，记者走访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地，试图还原出当年庄永华从死缓犯人，到监外执行的运作过程。据当年为庄永华违规开具病危证明的医生回忆，他因为无法忍受庄永华的闹，开具了违规证明。另有五名狱医也牵涉其中。

去年7月，已经在监狱外生活了近六年的庄永华被重新收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定，庄永华通过非法手段暂予监外执行，其监外执行的两年四个月不计入执行刑期。帮助他违规操作保外就医手续的五名狱医也因滥用职权分别获刑。

枪杀情敌

2004年，失踪十天之后，37岁的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武悦良才被警方找到，他死在自己的黑色红旗牌轿车里。车子在距离锡林浩特市区十几公里外的南郊，翻进一个四米多深的石头坑里。他连同车子一起被烧得面目全非。警方和家属通过未烧尽的车牌照和两串钥匙才辨认出他的身份。

警方很快将案件定性为刑事案件，经过侦查，将目标锁定在锡林浩特市人庄永华身上。

这个生于1953年的男人在当地很出名。案发前，他是武悦良所在公司的副总经理，更为人知的身份是时任锡林浩特市委副书记张玉枝的丈夫。

熟悉庄的人回忆，他曾在锡林郭勒盟电大工作，也做过盟委车队的队长，其间因为走私车赚了钱，辞职经商。

武悦良的哥哥、地产公司的董事长武悦栋早在1997年就认识庄永华，他认为庄好色又好赌，生活作风混乱，并不看好他。

但2001年，时任锡林浩特市副市长的张玉枝向他委托和推荐，希望他给庄永华安排个工作。武悦栋说，当时，他承接了给锡林浩特市政府盖楼的工作，副市长张玉枝分管财政，负责批款签字。武悦栋也希望张玉枝在批款上给他行方便，就把庄永华招进了公司。

因为庄在锡林浩特市的生活圈子混乱，武悦栋把他带到了二连浩特的公司。对外尊称庄永华为副总，实际上他没有实权，也不领工资，只是偶尔给公司打欠条领一些零用钱。就是在公司混。武悦栋说。

在他印象中，只过了一两年，庄永华就因为生活作风问题招惹了当地有势力的人。2004年5月，武悦栋把他调回锡林浩特，辅助弟弟武悦良工作。

但武悦栋没想到，回到锡林浩特的庄永华看上了弟弟的女秘书。为了讨女秘书的欢心，庄还曾动用公司的十万元帮她装修房子。武悦良也喜欢这个女秘书，庄永华可能因此起了杀心。武悦栋猜测。

2004年9月25日晚上七点多，武悦良被庄永华叫出去之后失踪了。武悦栋说，那几天，家人把全市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一遍，庄永华也忙前忙后，开车帮着找人，还陪他到锡林浩特市公安局报警。直到武悦良失踪的第十天，他的尸体和车辆才在南郊被人发现。

判处死刑

警方很快发现了突破点：打死武悦良的小口径枪是庄永华的，好多人都见过那把枪，他平时就放在车里，去草原打猎物。武悦栋说。武悦良的最后两个电话也是打给庄的。2005年1月26日，庄永华被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经过审讯，他供述了杀人的经过。

2006年3月13日，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记录了案件的细节：庄永华以找到异能大师为由，把武悦良骗出来，开车带他到207国道向东一公里处一个石头山上。之后二人因争夺女秘书起了争执，庄拿出手提袋里的小口径枪向武开枪，随后把汽车推到坑里，看见车冒起白烟，逃离现场。

破案之后，丑闻在当地传得人尽皆知。当时，庄永华的妻子张玉枝已经任职市委副书记。一位熟悉张玉枝的人说，她很快就辞去了职务，离开了锡林浩特。武悦栋记得，张玉枝曾找过他，她说老庄罪有应得，就等法院判决，该怎么赔偿就怎么赔偿。

今年9月底，张玉枝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年庄永华犯下的事情对她伤害很大，至今说起来仍觉得不舒服。这些年，对他的事，我不管也不过问。

2005年8月2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庄永华因故意杀人、非法持有枪支，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

庄永华不服，提出上诉。2005年12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将该案发回锡林郭勒盟中级法院重新审理。

2006年2月27日，案件在锡盟中院开庭重审。庄永华当庭不认罪，参与旁听的武悦栋回忆，庄永华当庭辩称没有证据证明是他用枪打了武悦良，之前的有罪供述是遭到了刑讯逼供，不存在故意杀人的事实，应该将他无罪释放。

但中院并未采纳庄永华的辩护意见。2006年3月13日，法院作出判决，认为庄永华使用残忍手段致使武悦良死亡，性质非常恶劣，再次决定对庄永华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庄永华再次上诉。2006年11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撤销原判量刑部分，改判庄永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7年1月6日，庄永华进入呼和浩特第一监狱服刑。

三次减刑

庄永华入狱后很快获得了减刑。三年间，他被执行三次减刑。

第一次减刑是2009年4月，庄永华服刑的第二年。中国裁判文书网今年6月公布的刑罚变更裁定书显示，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将其死缓减为有期徒刑18年，刑期自2008年12月28日起，至2026年12月27日止，剥夺政治权利期限由终身改为6年。

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之前，我国《刑法》第50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舒洪水解释。

这就意味着，如果庄永华的减刑符合规定，他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是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但裁定书中并未提及减刑原因。

据9月7日澎湃新闻报道称，和庄永华同在呼和浩特第一监狱服刑的服刑人员王虹韵，于2008年购买专利被发现，但未被深入调查。2009年，王又购买了三项实用新型专利用于减刑。报道中还提到，庄永华疑似也申请了专利。

根据国家专利局官网的记录，2005年至2010年间，以庄永华为名申请的专利有近十种，其中五项专利涉及医药、工业等多个领域，包含复方密制抑咳平喘丸、家用地板暖气锅炉等，申请人地址均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2001信箱教育科，疑似是呼和浩特第一监狱的通信地址。但庄永华是否因为专利减刑，官方并未给出回应。

此后两年间，庄永华又两次被减刑。

2010年10月，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其减刑3年，刑期至2023年12月27日止，剥夺政治权利6年不变；2012年5月，庄永华再次获得中院减刑2年6个月，刑满释放日期调整至2021年6月27日，剥夺政治权利6年不变。

五狱医操作违规保外就医

第三次减刑之后半年，2013年2月，庄永华获准保外就医6个月，走出了监狱。之后，他又连续两次获得续保，直到2015年8月24日，获批暂予监外执行，继续生活在监狱外。

2019年，庄永华的保外就医被证实是违规操作。内蒙古呼和浩特第四监狱副监狱长，兼任内蒙古监狱管理局第一医院副院长王全仁、内蒙古监狱管理局第一医院内科主任高春桃等五名狱医牵涉其中，涉嫌为庄永华做假的病危诊断，帮助他违规保外就医。

今年4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人民法院公布了五名狱医滥用职权罪一审的判决书。判决书中公布的细节显示，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庄永华保外就医之前，曾因病在内蒙古监狱管理局第一医院住院治疗。2013年1月，该院内科主任高春桃为庄永华出具了《呈请罪犯病情危重报告书》诊断，诊断庄患有支气管哮喘合并感染（重度），原发性高血压3级（极高危组），冠心病-心律失常、频发交界性逸搏、偶发房早、偶发室早，鼻窦炎，肝囊肿等多项疾病。

《报告书》中还提到患者多次住院，住院期间频繁发作，疗效差，目前病情再次加重，随时可能因呼吸衰竭而死亡，告病危通知。随后，高春桃、内蒙古监狱管理局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陈华等人，在报告书科室鉴定小组意见栏确认签字。王全仁在报告书第一医院意见一栏签下了情况属实的意见，并签字。

当天，王全仁主持召开监狱局医院保外就医鉴定小组会议，经研究同意内科诊断，认为符合保外就医条件，并出具《罪犯保外就医病情鉴定意见书》。经第一监狱呈报监狱管理局审核批准，2013年2月4日，庄永华第一次获批保外就医，为期6个月。

第一次保外就医即将到期时，内蒙古监狱管理局第一医院预防保健科原主任张满等人又违规给他办理了续保。

当时，内蒙古监狱管理局第一医院医务科的几名医生对庄永华病情和住院情况进行考察，随后，预防保健科原主任张满等人为庄永华出具了《呈请罪犯病情危重报告书》诊断，证明患者病情危重，随时有生命危险。

之后，张满连同内蒙古监狱管理局第一医院原医师李齐放，在诊断证明上签字，确认庄永华病情严重，王全仁签下了情况属实的意见。一个月后，王全仁为庄永华开具了《罪犯保外就医病情鉴定意见书》，为他续保一年。

2014年8月，庄永华又在高春桃、王全仁等人的帮助下，办理了第二次为期一年的续保。

根据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的通知，对身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或身体残疾、年老多病的服刑人员可以保外就医。但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呈交给法庭的，对庄永华情咨询的专家意见中证实，2012年至2015年期间，庄永华所患疾病并没有达到危及生命的程度。

面对法庭审讯，王全仁也承认，因为他的把关不严，收受了庄永华亲属的财物，庄的病情危重报告中还存在非鉴定小组成员署名的问题。

不合格的病危证明

保外就医期间，庄永华几乎没在公共场合出现过。武悦栋也没再见过庄永华，但他后来听说，有朋友在海南碰到了庄一家，互相寒暄了几句。朋友说老庄身体不错。武悦栋回忆，不知道为什么就把他放出来了。

除了五名狱医，锡林郭勒军分区医院和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的医生也曾为庄永华违规开具了病危通知书。

2013年底，庄永华第一次办理保外就医续保时，正在锡林郭勒军分区医院接受治疗。时任锡林郭勒军分区医院院长的隋某向法庭证明，原军分区医院的病历在2017年部队转隶的过程中遗失了，但庄永华的两份病危报告单均出自一名李姓医生之手。

该李姓医生随后也向法庭说明，庄永华在2013年7月病情突然加重，下了病危，但三天后病情好转出院了。李姓医生认为庄的病情不严重，但依然为他出具了病危通知书和诊断证明书。

今年9月底，新京报记者在当地了解到，军分区医院已经停业，原来的医生和护士已经去了其他医院，未能找到李姓医生。

2014年，第二次办理续保时，庄永华因病在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住院治疗。时任主治医生李云峰两次为庄永华出具病危通知。9月21日，李云峰向记者坦言，当时庄永华的病情并不符合病危的条件。

李云峰是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2014年和2015年期间，庄永华两次入院，第一次住在综合内科，即现在的全科医学科，第二次入住呼吸科，后来转入综合内科。李云峰是他的主治医生。

时隔五六年，李云峰仍然对庄永华印象深刻。在他印象中，庄永华第一次入院时确实出现发汗淋漓、烦躁不安等症状，经过诊断为支气管哮喘，还有心脏问题。但没发现太严重的问题。李云峰回忆。

但庄永华不出院，总喊难受，一会儿说胸疼，一会儿说憋气，隔一会儿就要找医护人员。做了一堆检查又查不出问题，他不依不饶，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李云峰称。

让他头疼的还有庄永华的大女儿庄靓（化名）。庄靓如今在锡林浩特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工作，9月底，记者从锡市公安局了解到，庄靓已借调到其他部门。

庄永华住院时，庄靓多次找到李云峰，提出要带庄永华去外地看病。但转院的前提是要李云峰开具病危通知书。

9月21日，李云峰对新京报记者解释，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庄永华是特殊病人，对服刑犯人的转院政策也不了解。也没有监狱民警、监狱局第一医院医生来了解庄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如果有人提前告诉我们，像庄永华这种病人要特殊重视，需要转院才能转，我们心里也有底。

但当时，他们就觉得庄永华在闹，至于他为什么闹，医生们并不清楚。李云峰说，最后，因为实在禁不住折腾，给庄永华开具了病危证明，让他转走了事。

庄永华被重新收监后，李云峰也因涉嫌违规开具病危证明一事，被要求配合调查。但蒙医医院院长斯琴巴特尔和蒙医医院副院长白朝鲁均表示，对医院给庄永华开病危通知书一事不知情。

2015年8月24日，庄永华获批暂予监外执行。直到去年7月19日，庄永华才被收监执行。2019年10月24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刑罚变更刑事裁定书，对庄永华暂予监外执行期间的两年四月二十六日不计入执行刑期。

今年4月，参与为庄永华办理违规保外就医手续的王全仁、高春桃等五名狱医也接受了法院审判。除了庄永华，他们还为另外两名服刑人员办理了违规保外就医。奈曼旗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他们违反罪犯保外就医病情鉴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五人分别获刑五年六个月至三年不等。

是谁指使这些狱医违规操作的？背后还有没有保护伞？9月底，武悦栋说，他心中仍有许多谜团亟待解开。

谢选骏指出：还有什么谜团亟待解开？其实没有。一切都很清楚——纸面服刑终结了共产党专政。现在共产党对中国进行统治的，已经不是“专政机构”，而是“金银财宝”了。国民党百年失去台湾政权，共产党百年失去大陆政权——共产党专政，已经名存实亡了。



【124、中国的百年革命就是中国的野蛮化运动】


《陈丹青：人文素养低劣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2017年12月19日 综合新闻）报道：

当今大学，多有德才兼备的教师，多有禀赋优异的学生，多有先进知识的传授，然而普遍素养仍然有问题。这是我们国家文明与文化的整体问题，是几代人总体品质被“历史遗留问题”长期败坏、持续恶化的后果。

考察一个人的素质，除了种种课程及教育措施，还要看他的家庭出身、师承关系、交游范围、社会阅历；这些条件，与学校有关，也与学校无关；与教育有关，也与教育无关。

今日中国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教师“人文水准”、“人文素质”的触目惊心，不完全是大学门墙内的教育问题，而是“历史遗留问题”。假如我们有勇气承认，则人文素质的低下、人文教育的切迫，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

所谓人文教育、人文素质，可能并不仅仅涉及知识、才能、品德、身份等等因素，而且深度涉及历史的问题。

当今大学，多有德才兼备的教师，多有禀赋优异的学生，多有先进知识的传授，然而普遍素质仍然有问题。素质有问题，不是靠重视、研究、讨论、政策及学校教育所能够解决。今日全社会所谓的素质问题，是我们国家文明与文化的整体问题，是几代人总体品质被“历史遗留问题”长期败坏、持续恶化的后果。

一个人的素质好，或者不好，通常的说法，看他是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是为什么即便是今日的大学生，甚至大学的教育者也普遍存在“素质问题”？今日上过大学，获得高等学历的青年，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在高的意义上，当代大学生配不配称得上是所谓“受过教育的人”？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讨论素质教育？有没有素质教育这回事？素质能不能教育？怎样教育？谁来教育？

以我的偏见，考察一个人的素质，除了种种课程及教育措施，还要看他的家庭出身、师承关系、交游范围、社会阅历；这些条件，与学校有关，也与学校无关；与教育有关，也与教育无关。我们应该详详细细算一笔账：在我们记忆中被高度推崇的学者、教授、文人、艺术家、政治家，是什么出身，什么师承，什么交游，什么阅历。

举几个例子。譬如，陈寅恪与陈散原的父子关系，周树人与章太炎的师生关系，徐悲鸿与康有为的交往关系，钱钟书与杨绛的夫妻关系……这类关系，并不涉及大学教育问题。

最近我正在读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传。他出身商家，二十几岁毕业牛津，先后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先驱魏茨曼、作家伍尔夫夫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英国首相丘吉尔等等人物有过交往；加拿大传播学大师麦克鲁汉的多达数十位以上的交往名单中，囊括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包括爱因斯坦、卓别林、毕加索。而与毕加索的交往也囊括了他的时代最优秀的人物：美国作家斯坦因与海明威、法哲学家萨特与超现实主义大师阿波里奈尔，等等。

这是可以不断开列下去的长串名单。这些人物可能有种种其他问题，但没有我们今天忧虑的所谓素质问题。所谓素质问题不是大学教育问题，而是一民族文化生态文化水准的整体问题。

在一民族文化生态的整体状况中，如果说以上例子都是名流，那么就我记忆所及，五六十年代在我童年少年时代，贩夫走卒、农夫农妇和今天的市井和农民比，所谓素质，要好得多。正如刘小枫先生准确指出的那样，传统时代的教育主要是宗法教育，宗法教育就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无关。我们在文学史中多次发现，好几位大师幼年的教养来自目不识丁的祖母、奶妈、家丁和仆人……

我们观察教育在一代人身上的后果，要推前二十年或三十年，才能找到根源，找到时代的流变如何有形无形地塑造“人”、从深处养育人的“素质”——今天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的老师，大致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或“文革”中的知青，我们进入大学是在七十年代未，那时我们的大学老师若在五六十岁，那么，他是在民国年间接受的大学教育，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上中小学期间的老师，则是在民国年间接受中小学教育……

再前推到民国，四十年代精英如储安平之流的中学老师，大致是“五四”一代人，“五四”一代人如蔡元培陈独秀之流，则他们的私塾老师就是清末一代人……

我们再来向后推算：今天二十岁到三十岁一代年轻人的家长与老师，大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今天在两课（英语、政治）考试中挣扎长大的少年人，则十年二十年后将要为人父母，为人师表，执掌教育大权，带着今天我们看到的集体人格与集体素质，去教育我们的孙辈……

如此推算，以百年中国历史变化之剧，文化断层之深，一代与一代之间教育品质的差异，乃直接造成今日全民素质不堪补救的后果，这后果，又是未来教育后果的层层前因。

要之，教育的功德，教育的遗患，在于隔代见效的因果报应。

我并不是说，凡是早远的年代或人物，其人文素质便是必然的好，新时代的新知识、新科技、新观念，前人就没有。但所谓人文素质，不完全是学问高低，所谓宗法教育，深深影响某一人或某一群人的行为、举止、谈吐、魅力，甚至相貌。然而“素质”无可量化，难以指陈，它是时代、阶级、文化、家教等等在一个人、一代人身上的总和。我甚至感叹于老照片中的临刑罪犯，也比今日的罪犯更见气质。

以上极其粗略的推算，也许仍然不能描述什么是素质，然而我以为从中可以窥见百年中国史的几次断裂与断层，如何深刻地影响到断层此端的一整代人。

人文教育，必要讲到文化传统。十多年前，海外汉学者曾将我们面对的文化，分成四种传统：（一）由清代上溯周秦的中国古典文化大统；（二）“五四”新文化传统；（三）延安传统；（四）“文化大革命”传统。这四项传统并非平行奏效，任由我们选择，而是一项传统吃掉另一项传统——“文革”传统极端扩大了延安传统，延安传统扭曲变形了“五四”传统，“五四”传统，则深刻颠覆了整个古典传统。换句话说，我们的集体记忆与集体遗传，全都是“文革”传统，连延安传统延安精神，也找不回来了。

我认识好几位老革命，也就是当年的延安青年，他们与我们这一代有许多分歧，但其人品与素质，没有、或甚少我们今天忧虑的种种问题。他们都是参与推翻民国的“逆种”，我试图提醒他们：他们的幼年少年接受民国教育，而民国推行的所谓“礼、义、仁、智、信”教育，大致传递着古典教育传统。即便是民国年间最激进的新青年、颠覆者与叛逆者，也在人格中深深浸染着传统教育及其价值观——试想，辛亥烈士“五四”健将、共产主义运动的英雄，还有昔日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才子们，凭我们今日的教育制度与价值观，出得来么？

现在我们谈论读经，恢复国学，好像要裹携着今天的所谓“人文教育”，跨越延安传统、“五四”传统，去和清代上溯两千多年古典传统相衔接。这样一种反方向的跨越与追溯，有没有可能？我愿意说，在学术上或有微茫的可能，但在现实层面、人心层面，在亿万人群中，我看不见可能。

为什么？社会分层消灭了，文化差异抹平了，不同的人群与生活方式遗失了，千百年文明维持不坠的一系列内在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毁损了，“文革”最后一击，中国地面成千上万有品质的家庭单位，亦即所谓“宗法教育”最后那点脉迹，也被连根拔除。总之，在人文传统种种资源荡然无存的今天，我们对传统价值体系试图追寻、把握、攀缘、附会的愿望，在家庭教育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即已不可能。

有一本著名的家庭之书《傅雷家书》，在我出国前就出版了，十八年后回国，这本书居然还在畅销。另有新书即《曾国藩家书》，也持续热销。说明什么？说明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家长，已经没有了。而这样的家庭，是要千千万万好家庭好在那里，才会出那么几家——民族的种性，不会断绝，种性之禀赋优异者，也不会断绝。现在、将来，我们还会不断冒出新的钢琴神童乃至种种天才，但是还会有那样的家长，给孩子写那样的家信吗？在如今的千万封家信中，还能浸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吗？

如果非要说素质教育，家庭教育才是无微不至的素质教育。那样的素质教育，再好的大学也教不了、比不了、代替不了。

苏联、东欧也消灭了社会分层，但是知识阶层还在，尤其是，家庭单位——作为社会的细胞、成长的摇篮，作为教育最初的课堂，作为最后一道抵御社会灾变的屏障——尚未遭遇彻底毁灭。而什么是完整的、有品质的、自我支配的阶级、阶层所构成的社会、人群与教育，我在欧美看到了。其中也有种种问题，甚至是骇人听闻的问题，但没有我们所谓的素质问题。

谢选骏指出：这篇文章已经摸到问题的边缘了，尽管还没有真正入门，更没有深入堂奥。事实上，中国的百年革命，就是中国的野蛮化运动——是第二期中国文明崩溃、第三期中国文明酝酿的荒原时代。中国革命，就是一场民族自新——

正如我在1982年9月17日所写的那样：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事实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中国是在自新运动中，不断成长壮大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一切潮流、波折、动荡、革命──都是围绕着“自新”这个轴心来转动的；中国革命的种种努力──归根结蒂都在推动中国民族的自新进程。换一个角度，中国革命所遭遇的种种停顿、挫折、失败、反动……到头来不过“加强了革命的势力并激化了革命的努力”。结果，“弯路”的概念反倒成了一种实际上的幻觉。这幻觉后面显然隐藏着一种无知，这无知将“曲折的必由之路”看作“可以避免的弯路”。但是没有走过“弯路”的人却不能理解：命运决不会把“走过弯路”的人与“一帆风顺”的人等同视之，因为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能量，在困难面前游刃有余，在挑战面前坚不可摧。

如果我们面前只有一条道路，但这条路又是弯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勇敢地走过来了。事后聪明者悲凉地叹息说：看，我们走了这么多弯路！要是不这么走，而是……走的话，我们早就找到幸福的目的了。然而他们所说的“……走”的道路，其实并不存在。

“历史总是不堪回顾的”，因为它排除了许多“不重要”的东西。可是在发展中，正是这类好像“不重要”的东西决定着事态的进程！它们是命运可靠的见证和神秘的引导。

至于“错路”──既然中国只有“自新”这一条路可走：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呢？我们仅仅知道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只要是新的，那么我们走过的一切道路，就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探险,又有什么“错处”可言呢？“错”与“对”是就“可选择性的范围之内”而言的。一旦过到“可选择性的范围”这一界限，而落入宿命的汪洋中──“错”与“对”的界限就统统泯灭了。唯一的正确的就是尽力挣扎到彼岸，而不再顾及“错”或“对”，因为这时候“寻找新航线”的努力，已经是至高无上的命令了。

……

在上述意义而言，《人文素养低劣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一文，其实还有些南辕北辙了——没有认识到中国野蛮化过程在“文明再生”方面的“深层翻土”（颠倒历史的翻身运动）意义。

关于这些，可以参见我的这本书：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

──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

A Perspective 100 Ye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r, The Morning Twiligh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 Transition from the two Chinas Created by Warlords to a Unifie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1975年构思

1979年起草

2006年第一稿

2011年电子版

2015年印刷版

内容简介

谢选骏此书透露的曙光，发现并阐释了“现代南北朝原理”，那就是建立在“军阀造国”、“党阀篡国”之上的两个中国，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被文明生长的第三中国所统一。这就像古代南北朝必将被大唐统一，从而开出第二期的中国文明。现代南北朝原理，将产生一个真人，他能统一中国，而不是像孙中山毛泽东那样，一再地分裂了中国。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morning twilight as is reflected in Xie, Xuan Jun’s  book i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idea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e., the two Chinas created first  by the warlords and then usurped by the Party-lords──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ing unified by a thir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exactly like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ing unified by the Tang Dynasty about a thousand and four hundred years ago, ushering in the secon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orn out of this unification is going to be a Real Man who is to unify China, not splitting China unlike his predecessors Sun Yat-sen and Mao Zedong.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两个文明生长期：一是西周、春秋、战国；二是唐、五代、北宋南宋。它们分别演化出两个统一帝国期：一是秦、西汉、东汉；元、明、清──然后是两个过渡时代：古代南北朝与现代南北朝……古代南北朝曾经酝酿和产生了第二期中国文明，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现代南北朝正在酝酿并产生第三期中国文明……

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思想曙光！我殚精竭虑地“发现了它”，但愿我还有能力“说明了它”。

──谢选骏

全书目录

2011年电子版前言

（第一卷）南北朝曙光

导论

异质统治下的中国思想

一、中国的“朝代兴替律”

二、回到“中国的盛世之初”

三、圣人出而黄河清

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五、人说古代南北朝

六、我看现代南北朝

七、北魏与当代中国

八、佛教与社会主义

九、共产党何以征服大半个中国

十、中国现代化两阶段

十一、索居的灵魂

（第二卷）南北朝现象

第一章

内陆中国与海洋中国

一、走出“延安精神”

二、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三、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四、内陆中国特性＋共产党文化

五、革命的北朝摧毁保守的南朝

六、扼杀思想的错施──“院系调整”

七、两个中国的地缘政治背景

八、两个中国的外来干预力量

第二章

中国的二元性

一、内陆与海洋：中国的二元性之一

二、北方与南方：中国的二元性之二

三、农耕与游牧：中国的二元性之三

四、城市与乡野：中国的二元性之四

五、华与夷：中国的二元性之五

六、阴与阳：中国的二元性之六

七、汉化人群的种族二元性

八、二元中国与两个中国

九、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

第三章

印度的挑战与欧洲的挑战

一、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

二、不同历史条件造成朝代周期的差异

三、历史比较法的若干限制

四、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理论

五、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实践

六、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分析

七、古今两个南北朝特点比较

八、宫廷政变推动历史前进

九、野蛮化：从士族到军阀

（第三卷）南北朝分析

第四章

军阀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一、世界历史的独特现象

二、中国历史的兀鹰现象

三、远的背景和近的舞台

四、野蛮化运动的先行者

五、埃及消亡原因论

六、军阀救国论

七、割据播种论

八、军阀造国论

九、藩镇文明论

第五章

文明毁灭的过程

一、枪杆子里面出圣人

二、对《三国志》的两层分析

三、文化人和他们的主人

四、翻身运动的试验狂

五、文明死，哲学生

六、野蛮如何激活了文明

七、文化交汇的血肉横飞

八、野蛮如何创造了文明

九、新士阶层进驻文明

十、新士阶层与精英主义

（第四卷）南北朝比较

第六章

两次南北朝的比较

一、五胡时代的马列主义

二、五胡乱华与猪羊之争

三、野蛮的国有化事业

四、北魏的社会主义经济

五、魏孝文帝的改革开放

六、门阀体制与党的先锋队

七、世家大族的无产阶级专政

八、两个南北朝的关键转折

九、南北朝结束于复古运动

十、伟大的脸谱如是说

第七章

南北朝的精神现象学

一、职业教徒与党工干部

二、宗庙与意识形态

三、游击战的历史含义

四、野蛮化与蒙古化

五、蒙古化与苏联化

六、现代蒙古化运动

七、毛泽东与忽必烈

八、蛰居三月的断想

九、复古主义与革新运动

十、野蛮战胜文明的范例：秦与元

第八章

日本、越南、朝鲜的南北朝及其他

一、关于民族的思考

二、民族意识与文化阶层

三、日本的南北朝

四、越南的南北朝

五、古代南北朝的良贱制度

六、现代南北朝的阶级专政

七、思考天下与方国的区别

八、“人民运动”的功能

九、罗马史的例证

（第五卷）南北朝现实

第九章

现代极权主义的鼻祖

一、孙中山是一个恐怖分子？

二、先于列宁的列宁主义原则

三、孙中山军政训政是军阀专政

四、军政府思想来源于八国联军

五、陈独秀《造国论》是军阀理论

六、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来自孙文

七、孙中山比袁世凯更早称帝

八、孙中山比袁世凯更先卖国

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行者

十、人们如何评价孙文的功过

十一、全球格局下的中国问题

第十章

近代中国的野蛮化

一、辛亥革命的纪念

二、打开脱胎换骨之门

三、孙中山时代与毛泽东时代

四、新一轮的三国演义

五、毛泽东的咄咄怪事

六、野蛮的胜利者

七、野蛮化与贵族化

八、预言书

第十一章

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

一、从五四到六四

二、“文革”的由来

三、山沟里的“思想”

四、反传统造成的沙漠

五、革命阶段与反动阶段

六、文革的动力与象征

七、“政治三P党”

（僭主、党组织与人民）

八、吝啬鬼、贪污犯、虐待狂

九、1980年代文化反思

（第六卷）南北朝哲学

第十二章

全书的总结思考

一、野蛮是文明的入场券

二、自新运动与新的民族

三、军阀造国时代的终结

四、新士阶层与社会中坚

五、需要加法而不是减法

六、中国革命的两重性

七、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结论

八、中国之本与有限委托权

全书后记

本书援引著作列表

附录：美国“合众国际社”1981年10月18日发自北京的英文专电报道  



【125、中国需要研究如何结束百年革命】


《崔永元 范冰冰 王岐山 私人恩怨和大革命》（2018-06-07 德国之声）报道：

崔永元的“公报私仇”在不经意间击破了中国表面上“稳定”的幻觉，让王岐山所关心的消除革命外部条件的努力变成酝酿新革命的条件。

六年前，也就是2012年，北京流传最广的一则政治消息，是王岐山向党内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现在人们多少已经淡忘，王和这本书以及北京对两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想象和恐惧，构成了中共十八大前夕的政治气氛，帮助了习近平就任党的总书记，然后顺利地清洗了政治竞争者周薄徐令集团，也集中了前所未有的个人专权。

而中国公众一直以来，也因为信息隔绝、媒体管制和知识分子噤声的缘故，只有个人和局部的感受，并不理解全局性的情势，全国范围内的各种不满、抗争、抗议也都因此局限在地方层面，更被表面的繁荣所遮盖，这或许是中共政权过去十数年最为成功的维稳经验或者治理模式。

但是，这种“稳定”的幻觉，却在上周的一件演艺圈的八卦新闻，或者个人恩怨，不断放大的过程中被击破了。在冯小刚执导新片《手机2》上演前，崔永元将15年前《手机1》摄制前后与冯小刚、刘震云还有主演范冰冰的恩怨再度曝光，引发中国公共舆论一片哗然，而其中议题直接跳过崔与冯、刘的创意和版权纠纷，而是借范冰冰乃至其他演员的“阴阳合同”挑破了世界上目前最大电影市场可能也是房地产泡沫之后的最大市场泡沫，在直指中国电影工业大规模偷漏税和洗钱之后，让公众在一夜间意识到不同阶级之间巨大的税负不平等。这要比诸收入不平等或者其他不平等如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不平等之外更为强烈和根本，恍如托克维尔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所揭示的革命起源，也是王岐山和中共政权一直以来最为担心的火药桶。

托克维尔在谈那场两百多年前的大革命时说，“尽管在捐税问题上，整个欧洲大陆都存在着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个国家，这种不平等变得像在法国那样明显，那样让人经常有所感受……所有这些将人和阶级加以区别的措施中，捐税不平等危害最大，最易在不平等之外再制造孤立，并且，可以说，使不平等与孤立二者变得无可救药。” 即便是处于繁荣和上升的法国经济，或者今天的中国经济，也无法避免人们因为在这种巨大的税负不平等产生巨大不满、起而反抗，如同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没落阶段的困扰，人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也”。

崔永元曝光的“阴阳合同”直指中国电影工业大规模偷漏税和洗钱问题

而且，路易时代的法国，“臣民百依百顺，这个政府是如此地富于侵夺性和专制特征，但一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然后，一场大革命就发生了。这是托克维尔总结的教训，尽管写于19世纪中叶，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领导层来说，几乎是唯一能够理解的先例和理论，他们早已拒绝任何现代民主理论作为寻求解决问题的资源库，却在托克维尔的字里行间读得惊心动魄，仿佛随时可能重演一场法国大革命，或者苏联的崩溃。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可能正是习近平和王岐山过去六年僭越实行20余年集体领导制的唯一借口。足见王岐山过去几年多次与福山等人谈及此书的用意，甚至还因此不惜抛弃“七上八下”的党内规矩，在国家副主席的位置上继续这种国际对话。

崔永元的“公报私仇”，便如说出皇帝新衣的小孩，不经意间道破了这个真相，尽管公众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也如托克维尔对当时专业官僚的描述，他们只知道经济自由，却忘了政治自由这回事，一点儿意识不到公众对税负巨大不公平的不满最终会通过所谓行政改革而转化为革命的动力。王岐山所关心的，也是过去六年各项“改革”所致力的，都是终止此前的改革路径，代之以消除革命的外部条件，如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功能，或者悄悄消灭那些最具逃税能力的平民新富，例如吴小晖，或者围绕在技术官僚周围的利益集团。

毕竟，崔永元所代表的，在演艺圈的资本竞争和审查游戏中——那本来就是一个技术官僚和大资本的共谋游戏，崔的私仇所指向的，无论范冰冰还是吴小晖的安邦资本所共通的，都是他们惊人的逃税能力，然后拥有巨大财富，与和托克维尔笔下面临“贫困化的贵族”和承受最大负担的农民之间，也就是中国今天广义红二代集团和负税最重的城市中产阶级形成强烈反差，俨然形成逃税特权和实际税负承担者之间的巨大阶级差异。这也是崔永元的举报能够获得广大民粹支持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甚至正是习近平政权的执政基础，以对吴小晖、周永康等人为代表的新贵阶级的打压获得红色集团和中产阶级的双重支持，在政治愿景上表现为对“美好生活（电视剧）的追求”，在政策执行上则从权力部门到金融和地产领域，而电影工业却是中宣部今年接管电影局之后的清理重点，旧的审查官僚和演艺明星、导演们之间的共谋关系和利益纽带也开始自我崩溃。

北京曾流传王岐山向党内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只是，中国国内的评论家们仍然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或者质疑崔永元的动机或者毛派立场，或者继续高唱一些永远正确的废话，把范冰冰打造成抗税女神，而忽略最关键的问题——逃税能力的不平等恐怕才是划分阶级的最大不平等。脱离此，赞美逃税光荣和赞美中共政权并无多大差别。毕竟，连掌握话语权的部分红色阶级都对此愤愤不平，对他们来说，曾经是政协委员的崔永元的代表权并不成问题。对普通公众，也很难被这些曾经引发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所打动，他们更关心的似乎类同纳粹时期德国公众对犹太人的经济憎恨。也就是，当中国无数新兴私人资本春风得意时，并未察觉他们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正越来越近，而他们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仍旧陶醉在一厢情愿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和幻觉中，尤其在中国的各项名义税制改革，包括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被迫下调税率，以自身出色的“逃税能力”而自夸，孤立在全社会各阶级之外，终成众矢之的，甚至成为当局为预防大革命爆发的替罪羊，一如2008世界金融危机中那些作为替罪羊的高管和操盘手。

所幸，王岐山的一切努力，对法国大革命教训的反思，都正在以路易十六的改革方式重新创造新的革命条件，也就是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第二年所有法国人都在革命中学习革命，然后酝酿新的革命。中国公众，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们，从税负不公平中将获得自身的阶级主体认识，然后便可能认识到税负的巨大不公平所意味的过去六年改革的反动所在，仅仅剥夺吴小晖和范冰冰的财产是不够的，那将驱使他们越过断头台上的范冰冰们，直接追问面临巨大财政压力的中央政府，喊出“不经纳税者同意不得纳税”的声音。那或许是崔永元不曾想到的结果吧。

谢选骏指出：但凡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把现在的中国比作大革命之前的法国，而只能把现代中国比作大革命之中的法国。例如横行撕裂中国百年之久的国共两党，都不是法国波旁王朝那样的传统专制政权（可以类比的倒是清朝），而是罗伯斯庇尔、拿破仑一类的革命专制政权。所以，中国需要研究如何结束百年革命，使中国回归正常。中国所面的对，只是一场短暂的类似英国光荣革命那样的政变，最多也不会超过明治维新的幅度，而不再需要另外一场百年革命——它的原则不仅是“不经纳税者同意不得征税”的理论，而且是“没有选票就拒绝纳税”的实践。是所至盼。



【126、中华民国是禅让的结果——辛亥革命成为一个“百年未成之革命”】


网文《“清室优待条件”新论》（2007-08-19）说：

对于1912年南北双方通过的《清室优待条件》（以下简称《优待条件》），史家们仅把它作为辛亥革命不彻底的一个论据一带而过，而且对其评价过于简单化，带有偏见。笔者以为有对其重新评价的必要，特撰此文，以就正于学界师友。

一、《优待条件》的产生及其评价

很多史著持如下观点：《优待条件》是“袁世凯炮制的”，“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封建反动势力的又一次妥协”，清王朝结束统治后其皇室受到优待是“极端荒谬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优待条件》是在南北议和中正式提出的，而首先提出者是革命政府代表伍廷芳，他说：“改为民主，于满洲人甚有利益，不过须令君主逊位，其他满人皆可优待，皇位尤然。”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立即表示赞同。当时清王朝已是山穷水尽，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想获取革命成果，革命派想借袁之力推翻清王朝，所以双方议定：清帝必须逊位，给皇室以优待。 

对清室优待到什么程度呢？伍廷芳首先以探询的口气提出：“仿日本待朝鲜之例何如？”唐绍仪断然回答：“以外国君主之礼待之。”

此外，还讨论了清帝逊位后的居住地点问题。伍廷芳提出的优待清室的意见同黄兴的主张基本一致。虽然袁世凯方面对清室的优待略高于革命方面，但革命军政府抱着“清帝让位，则诸事易商”的态度，所以没有过于坚持。 

走投无路的清皇室迫于形势又经过几次御前会议的争吵，终于同意退位。1912年2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递交了经临时参议院修正后通过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史称《清室优待条件》。其中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1、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2、岁用 400万两(元)，由中华民国拨用；3、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4、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5、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6、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7、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8、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同时还发表了《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和《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主要规定：“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2月12日，清室接受《优待条件》，颁布《退位诏书》，正式逊位。同时，双方将以上文件列于正式公文，照会各国驻京公使，转达各自政府，“以昭大信”。从此，中华民国的首都中心存在着一个没有帝王权威，却不失帝王尊严的小朝廷——逊清皇室。 

由上述可见，《优待条件》不是袁世凯单方面炮制的。那些曾与清王朝不共戴天的革命派首先提出并最终通过了《优待条件》，这就反映出它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而且有其积极作用。 

（一）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迫使南北双方优待清室，以尽快地完成政权更替，避免招致列强干涉。首先，俄日两国伺机制造动乱，其他列强也有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俄日两国都认为这是实现侵华企图的大好时机，1911年10月23日，俄国总理大臣约见日本驻俄大使，建议两国援助清政府，扑灭革命，进而按俄日密约，“分割”满洲和蒙古。而实际上俄国已经开始在中国蒙古地区制造“独立”。11月12日，日本陆军大臣训令关东都督：必要时可以使用兵力保护南满洲的日侨及日本利益。于是驻奉日兵“拟暴动时即起而干涉”。

当然，由于俄日两国都担心“采取断然措施时，德美两国或将出面干涉”，因此决定暂事观望，但报界已纷传“日俄协商，扶皇统、仿德制、建联邦”。假若革命进一步拖长并发生较大的混乱，则难免为俄日干涉提供机会。此外，其他列强驻华海陆军也都进入戒备状态，一旦某地发生侵害外人生命财产的事件，就可能导致列强的军事干预。而当时中国大部地区处于各独立政府控制之下，中央集权已不存在，旧的秩序已被打破，各地方政府都难保不会发生侵害外人利益的事件，从而给列强以干涉的借口。因此，他们都迫切希望尽快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 

其次，以英国为首的多数列强要求中国尽早结束无政府状态。除日俄等少数别有用心的国家外，其他列强多关心在华势力范围、商务、债权等利益，尤以英国为甚，英国还担心中国局面拖延下去会改变列强在远东的势力平衡，所以在华英国公使、各地领事积极从事调停。南北议和期间，上海的英俄美日法德六国领事照会双方，命令“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他们还恫吓，“除非能够实现调解，否则将出现帝国立即分裂”的局面。当时一些立宪派甚至革命人士也认为：“彼今之尚未实行干涉者，一则战祸之为日浅也，久乱不治，斯干涉继之矣。”处于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各派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尽快结束清王朝的统治是南北双方的迫切愿望。为此，双方一致同意给清室以优厚的待遇。可见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允许中国进行一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资产阶级也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的能力，所以优待清室以尽快完成革命就成了南北双方的唯一选择。 

（二）国内秩序混乱、财政危机的局面迫使南北双方必须优待清室，以尽快建立民国，早日拨乱反正。中国资产阶级不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没有雄厚的基础，是个软弱的阶级。尽管革命派发动了这场革命，但当他们面临混乱局面时又因难以控制而忧心忡忡。当时旧的秩序已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确立，到处流传着各种谣言。在北方，“富裕的中国人继续以惊人的速度离开北京，连大学学生也受到影响，许多教室几乎空无一人；甚至小店主阶级也在离去。”汉人害怕满人报复而出走，满人害怕将来的下场而出走，两个月内避离北京的人数达40万。在南方，各地发生了抗交捐税、抢掠富户、围攻衙署等事件。在经济上，由于清政府信用的丧失，官吏士民“大量提款使政府银行处境困难”，“财政恐慌就要在北京发生了，国库储备的白银不足100万两，可以肯定，它无力支付官员的俸禄。” 

南方新成立的中央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更大。独立的各省各自为政，不但不上缴财政，反而伸手要钱，各海关早被清政府抵押给了外国人，孙中山想通过抵押大企业来借外债的办法又遭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这导致大批军队领不到军饷，“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前敌之士，犹时有哗溃之势”。陆军总长黄兴穷于应付，“寝食俱废，至于吐血”。“无所得钱，凭何革命”在资产阶级心目中，这确实是极大的难题，于是，他们提出优待清室，以期早日实现共和，完成革命。 

（三）《优待条件》使清室放弃了孤注一掷的冒险企图，决定留在北京，从而避免了国家分裂，也使日本军阀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计划破产。在决定清室命运的御前会议上，亲贵们“做出了要拼命的姿态”，提出了种种冒险计划：有的主张“将王公封藩，分踞各地进行抵抗”，有的要“找外国人帮忙”，有的甚至“已组织了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的学生，（准备）对北京城的汉人实行报复。”另外，此前就有王公考虑过将清室迁回东北的传说。驻奉天的日本领事也发现赵尔巽派人加紧修整奉天故宫，1911年12月中旬，铁良、张人骏还秘密地潜往奉天，进行活动。

东北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历朝皇帝都极为重视，此时东北也是全国惟一的一个形势对清室较为有利的地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和掌握奉天军权的张作霖仍忠于清室，在东北有势力范围的俄日两国都是君主国，都反对革命并乐于看到中国分裂。于是肃亲王善耆和日本人川岛浪速勾结起来，日本外务省电示驻奉天领事： “万一满洲朝廷蒙尘前往南满洲方面，应极力加以保护”。日本军阀甚至暗中计划由川岛浪速和少数军人在清室逃经热河时，“劫夺宣统皇帝，以他为中心，搞满蒙独立”，建立依附于日本的傀儡政权，“保留大清之名，暂据满蒙，以养实力，俟民国自相扰乱时，再进入中原。”这就是日本军阀至为恶毒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

还应指出，清室一旦决定撤回东北，袁世凯根本无力阻挡。当时北京警察中满人居多，数量达1.2万人的禁卫军虽改由冯国璋统领，但多数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仍为满人。而北洋军则已开往前线，与革命军对峙。所以清室一旦孤注一掷，南北双方想极力避免的国家分裂就可能出现，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实际上《优待条件》对清皇室起了巨大的分化作用。御前会议期间，该条件业已提出，多数皇族处于矛盾之中，认为孤注一掷“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不是也落不着了吗？”依《优待条件》退位，虽无政权，尚有尊号，强硬到底，一旦失败，就会蹈英法君主上断头台的覆辙。在皇室中有影响的奕劻、载沣更是这样认为。所以主张强硬的人越来越少。 

由于清室最终决定接受《优待条件》，留在北京，就使得日本军阀的满蒙独立计划失去了借口，潜往东北的肃亲王善耆也难以打着清室的旗号进行活动。加之英国以“此种活动亦不符合满洲皇帝之旨意”来劝阻，日本政府不得不命令川岛等人暂时停止满蒙独立活动。

可见《优待条件》对保障国家统一起了多么大的作用。 

（四）、《优待条件》对维护民族团结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团结与否关系着国家的安定、统一。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指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但是，满蒙两族能否与其他民族合为“一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民国对清室的处理。当时，多数满族人不仅把清室视作民族的象征，而且也作为生活的依赖，加之对革命派民族主义的狭隘理解，十分惧怕革命。承德一带旗兵聚众哗变，北京的“禁卫军官兵以为皇室当然灭亡，满族亦归消灭，无不激昂反对，以致议和条件迟迟不能发表”。北京的旗人还警告冯国璋说：“公等苟受其愚，将来身受之祸，恐有不忍言者。”

至于蒙古王公由于和清王朝关系的深厚也纷纷表态“独立”。1911年底，由喀尔喀亲王那彦图牵头，由24位王公世爵副署，以“蒙古全体代表”名义致函袁世凯，恫吓他“倘从共和之请，代表等恐蹈库伦之续”，还解释说“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他们还在御前会议上猛烈抨击了奕劻、溥伦等人，使得几次御前会议都未取得一致。当然，他们最关心的与其说是清王朝，倒不如说是自己的权力、地位。所以，由于后来也得到了优待的许诺，又在面临压力的情况下，逐渐放弃了顽固立场，最后表示“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通过优待清室来团结满蒙两族是必要的，也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优待条件》，就没有《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没有大清皇帝“尊号仍存不变”，就没有蒙古“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中国资产阶级在消除民族不平等现象的同时也充分照顾了少数民族的利益。

另一方面清帝也在《退位诏书》中劝诫满蒙回藏人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睹世界之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这场以民族革命作为一个内容的革命不但没有导致民族的争斗，反而协调起来，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各民族的宽广胸襟。 

由此可见，《优待条件》既不是“极端荒谬的”，也不应简单地认为是“对封建反动势力的又一次妥协”。它的产生是必然的，也是有益的。后人不应苛求前人，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充分估计当时中国革命的难度。正是《优待条件》的提出，使清皇室发生了分化，并使之尽快退出历史舞台。中华民族在保持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尊严的同时，迅速地进入到共和时代。因此，其积极意义应该肯定。 

二、是《优待条件》还是民国领导者鼓励了复辟 

当然，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优待条件》会表现出一定的消极影响。对此，一些论著常引用陶菊隐的观点：《优待条件》“为国内国外的野心家留下了一个制造中国变乱的傀儡工具”。另外，也有论著认为：“小朝廷成为复辟势力精神的和政治的中心”。

只要对陶菊隐先生的观点加以深思，就会发现说服力并不强。因为即使不给清室以优待，只要不把清皇族斩尽杀绝，他们就会有成为野心家制造动乱工具的可能性，这和是否优待关系并不大，这类例子在中外历史上并不鲜见。比较起来，认为小朝廷是复辟势力“精神中心”的提法是有道理的。小朝廷的合法存在的确会对复辟势力产生一定的鼓励作用。 

世界上很少存在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物，关键在于执政者懂得并会运用趋利避害这个道理。《优待条件》会使复辟势力受到一定的鼓舞，但也会使其在活动时有投鼠忌器的顾虑。“所有这些特权，可以看成是阻止皇帝参与复辟活动的一种保证。”民国政府可以利用该条件的存废来影响和制约复辟派，同时借优待条件来控制清室。可见，《优待条件》能产生多大的消极影响主要取决于民国对清室的控制程度。那么，民国政府是怎样控制逊清皇室的呢？下面回顾一下《优待条件》之下的民“清”关系。 

从1912年《优待条件》生效到1924年被废止，中华民国和逊清皇室的关系可以1916年袁世凯去世为界，分为两段：前一段是控制、限制；后一段是置之不管、姑息纵容。 

袁世凯对逊清皇室采取了又笼络又限制的办法。每逢传统节日及清室庆典，都派员致贺，又接连发布了《禁售排满及诋毁前清书籍令》、《保护旗人公私财产文》、《保护皇室宗庙陵寝令》等。光绪的崇陵如制妥修，如数拨给皇室经费，还许诺要将《优待条件》列入宪法。但袁世凯对逊清皇室也有很大限制。他是“阳示尊崇、阴实监视”。如把紫禁城中举行大典的三大殿收归民国，1913年又敦促皇室履行《优待条件》第三款，拟将小朝廷迁往颐和园。1914年底制定了《善后办法》，主要规定：清皇室应尊重中华民国统治权，除优待条件特有规定外，凡一切行为与现行法令抵触者，概行废止；清皇室文书通行民国纪年，不适用旧历及旧时年号；清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废止对官民赐谥及其他荣典，清皇室不得对人民使用公文告示及行政处分；慎刑司应即裁撤，宫内执事人役及太监犯罪应送司法官厅办理；清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同属民国国民，除遇宫中典礼外，应一律服用民国制服，并准其自由剪发。这个《善后办法》是对《优待条件》的重大修正，它限制了清室的特权，将逊清皇室完全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袁世凯的这些措施是趋利避害的办法，但其目的却未必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因为不久他就搞起了“洪宪帝制”。 

袁世凯死后，政权更替频繁，战乱不断，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民国政府自顾不暇，遂对清室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甚至一些政府军队要员都参预复辟清室的密谋，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历史事实表明，与其说是《优待条件》鼓励了复辟，毋宁说是民国政府鼓励了复辟。请看此间的一些怪现象。 

（一）民国政府对各种复辟势力姑息纵容，甚至一些民国将吏也参与了复辟活动。民国初年，那些失去往日权势、地位的遗老在各地组织了“诗会”、“酒会”、“读经会”，以联络感情、组织力量。他们公开发泄对共和国的仇恨，半秘密地图谋“匡扶”，而民国政府却视而不见。复辟势力中的死硬分子公然不承认《优待条件》，在内蒙、东北勾结外国组织复辟武装，策划军事行动，民国政府却听之任之。更奇怪的是掌握中华民国军政大权的领导者中有很多亲清派。如陆军总长王士珍、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副总统冯国璋等。而另一些民国官僚则是复辟势力的中坚，并以他们为主形成了复辟势力的两个中心。一个是徐州的张勋，为了复辟清朝，民国后他“不肯断发易服”，还拥有两万余人的武装，多年苦心策划，把徐、兖一带搞成了独立王国。另一个是天津的徐世昌，他是北洋元老，对民国政界有影响力，虽然宗社党把他视为口惠而实不至的“卑劣之人”，但紫禁城里“人们一提起徐太傅，总要流露出很有希望的神情”。这极大鼓舞了全国的复辟势力，紫禁城的末日反而呈现出“夕阳无限好”的景象。 

（二）民国政府对逊清皇室实行无原则的优待，尤其是在张勋复辟之后包庇清室，失去了一次对其加以限制的机会。中华民国某些总统曾接受过逊清皇室的贿赂，徐世昌竞选总统，清室居然提供了300多万元的活动经费。清室对他们的贿赂其用意首先是为了确保《优待条件》能继续得到履行。他们上台后便投桃报李，对清皇室倍加优待，不但不再提迁居颐和园之议，连《善后办法》也置若罔闻，于是小朝廷敢于招收阉人、公开赐谥，并继续在紫禁城中“暂居”下去。 

这种无原则优待突出表现在张勋复辟后对清室的包庇上。当然，这次复辟事前逊清皇室并未参与策划，在京的皇族更是始终置身事外，连溥仪也是复辟当天才知道此事的。因此，这一事件史称张勋复辟而不是宣统复辟。但是，逊清皇室接受了复辟这也是事实，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后，逊清皇室还老老实实地拟好了“退位诏书”。此时，如果民国政府修正《优待条件》，加强对清室控制的话，不但能顺应一般的民意，而且中外旧势力都没有干涉的理由。但段祺瑞在讨伐复辟之初就把清室开脱在外，把打击矛头指向张勋。接着，民国领导者授意清室收回“退位诏书”，发表和他们口径一致的内务府声明，否认参与了复辟。实际上张勋复辟是民国领导者阴谋的产物。无论是段祺瑞，还是冯国璋，他们不仅事先完全知道张勋的计划，而且自己也都盘算过复辟的可能性。他们对复辟的“讨伐”，只是为了扩大本集团的利益，并不是真正维护共和，所以他们得势后自然不会去限制逊清皇室。 

由上可知，主要是民国政府而不是《优待条件》鼓励了复辟。 

以上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辛亥革命后中国虽然进入了共和时代，但在思想和政治上并未彻底清扫封建余孽，很多人的思想并未跟上时代的节奏。正如陈独秀所指出的：“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不过胆儿小，不敢像筹安会的人堂堂正正的说将出来，其实心中见解都是一样。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陈独秀所说的“旧思想”，就是当时中国旧势力的基础，而要消灭这种旧思想，则还要经过艰巨漫长的努力。再者，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帝制，但政权却落入北洋军阀手中，他们所追求的仅是私利，根本无暇为国家、民族作长远设想。像徐世昌之流没搞出个清室复辟已深感愧对故主，还能期望他们会对逊清皇室加以控制来趋利避害吗？ 

最后，还应指出，虽说从清帝退位到伪满洲国建立复辟活动一直未停，但逊清皇室不计后果全力投入到复辟中去，还是1924年《优待条件》废止以后的事，特别是1928年东陵事件以后。此前，溥仪还未成年，周围年迈的师傅、昏聩的皇室亲贵和唯利是图的内务府大臣们大多成了维持现状派，有的人甚至对复辟完全失望。他们最关心的是《优待条件》的存废，只要它不废，他们就有了生活来源和地位保障。所以每当政权更替之时，他们都四处奔走活动，以保证《优待条件》的继续履行。1917年宪法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内务府组织了一次请愿活动，上书众参两院，要求民国政府兑现袁世凯的诺言，把《优待条件》列入宪法，并为此宴请政府官员，给各界名流去信，但未能如愿。内务总长范源濂特咨复清室，作一说明和保证：“关于清皇帝优待条件及待遇蒙满回藏各条件，本属缔结条约性质，曾经临时参议院议决，当然永远发生效力，其加入宪法与否，效力均属相等，不必再议。”以上事例也可说明《优待条件》对复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三、《优待条件》的废止与溥仪潜往东北 

1924年10月22日夜，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导致了吴佩孚的垮台。接着，又于11月4日由摄政内阁匆匆“修正”了《优待条件》，次日，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带兵入宫，勒令溥仪签字接受并立即出宫。在压力下，溥仪离开紫禁城，暂住其父府中。 11月6日，北京市民奉命挂起了国旗，以“庆祝‘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诞生”。

溥仪被逐出宫的当天，摄政内阁向新闻界公布了《优待条件》修正后的内容：“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第一条，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力。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并特支出200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以上条件既然规定溥仪的地位等同于平民，自然谈不上是什么优待，况修正后的条件除第三条外，也未曾履行。所以《优待条件》实际上己被废止。 

摄政内阁是否有权“修正”《优待条件》？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此前民国政府一直把该条件视为“缔结条约性质”的法律文件，只有国会有权决定其存废。摄政内阁的这一举措是明显的越权违宪行为。更何况这个内阁对内政令不出北京一步，对外又得不到列强的承认。

当然，假如摄政内阁一举解决了逊清皇室这一遗留问题，后人是不应以此来“苛责”的。但是，这一问题远未解决，矛盾正在激化。 

虽然从表面上看摄政内阁采取的是不同于以往优待的“革命”措施，但问题在于驱逐出宫后越发不加控制，产生的危害实际上比以前还大。请看《优待条件》的废止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客观上把溥仪从宫禁的隔绝、王公的束缚以及对民国的义务中解放出来，从此，他在遗老的包围下，在仇恨民国、复辟清朝情绪的驱动下，伺机而动。溥仪出宫时，年满19岁，此前，他生活在深宫，处于生父载沣的严格照料之下，外人难得一见。载沣办事讲求“依例”，他和内务府大臣们“只有退保，决无进取打算”，“已经成了彻底的维持现状派”。他反对复辟的冒险尝试，多次打消了溥仪出洋留学的念头并阻止了溥仪逃出紫禁城的计划。而这些束缚在出宫后就不存在了。遗老不经任何手续就可“觐见皇上”，提出五花八门的计划。“由于不受宫廷的限制，这种难分真假的遗老人数，确是方兴未艾。”尽管载沣仍试图恢复对溥仪的影响，但很快发现“简直没法办，只好听彼等所为罢”。溥仪逃入日本公使馆后，载沣曾劝他离开，但被拒绝。从此，溥仪就处在遗老的包围之中，在他看来，这些遗老不仅有高于王公的“才干”，而且有不同于王公的敢于冒险的“魄力”，因而倍加信任。从溥仪到日本公使馆直到潜往东北，郑孝胥、罗振玉等遗老起了很大作用。加之由于《优待条件》的被废止，不仅使溥仪及其遗老更加仇视民国，而且也使他们解除了对民国的义务和顾忌。此后的复辟活动显示出不择手段和不计后果的特点，直到溥仪潜往东北。 

（二）客观上使日本帝国主义有机可乘，去笼络、控制溥仪。日本此时虽尚无利用溥仪的明确目的，却一直“把他视为一笔沉睡的财富”，表现出了惊人的热情。溥仪出宫的当天，日本公使联合英国、荷兰公使，紧急拜会了摄政内阁的外交总长王正廷，警告他必须保证溥仪的安全。同日晚，日本使馆副官中平常松进入北府（载沣的王府），建议溥仪立即前往日本兵营，因遭载沣反对而作罢。但日军骑兵却到北府一带“巡逻”，监视在那里执行软禁溥仪任务的国民军，还把信鸽送入北府，以备报警之用（载沣未收）。于是，溥仪“对日本人的感情又发展了一步”。不久，日本又利用孙中山即将到京，北京谣言四起的机会，策动溥仪逃进了日本公使馆。当已成惊弓之鸟的溥仪和师傅们到达时，受到了“空前”的接待。芳泽公使不停地鞠躬，连呼“陛下”，让出了自己的寝室，又倒出了一座楼房。于是，遗老们大为兴奋，陈宝琛激动地对王国维“诵檀弓之言曰：‘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豢养溥仪，以备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 

1928年，国民党的北伐胜利了，蒋介石陶醉在“统一”的欢呼中，溥仪似乎已被遗忘，此时被日本人“保护”在天津日租界里。遗老们也大多对复辟绝望了。同年，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12军军长孙殿英公然将东陵洗劫一空，其中乾隆和慈禧的陵墓被盗掘。 

这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盗掘前代陵寝的事件，不论在法律、伦理还是民族关系上都是不能容忍的。溥仪所受的刺激，比“被驱逐出宫时还严重”。他嚎啕大哭，席地而眠，但是蒋介石最终未予处理，尽管溥仪声言要复辟报仇，也没有理睬他。中华民国的领导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永远失去了争取溥仪的机会。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接着准备扶持溥仪建立傀儡政权。在溥仪离开天津前夕，国民政府突然主动决定恢复《优待条件》，国民党监察院委员高友唐专门到天津劝说溥仪：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恢复帝号，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一笔整数，可由外国银行作保。至于住的地方希望选择上海，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出洋也可以。总之，可以在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自由选择住居”。溥仪断然拒绝了，他说：“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渎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溥仪早已不对国民政府抱任何信心，他相信了日本人的“诺言”，决定回到“祖宗发祥的地方”，“领导”那个日本人即将为他建立的“国家”。 

溥仪的英文教师、顾问庄士敦在离华回国途中，分别受到张学良、宋子文的接见。他们希望他说服溥仪放弃满洲的计划，但庄士敦同样对国民政府持不信任态度，直率地拒绝帮忙。

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中华民国的失误是导致溥仪决定孤注一掷的一个原因。

1931年11月10日，溥仪在日本军人的武装护卫下，离开天津潜往东北。次年3月9日，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至此，东北三千万人民的亡国血泪为中华民国与逊清皇室的关系画上了一个鲜红的句号。

3月12日，中华民国发布逮捕溥仪的命令。 

结束语

当然，伪满洲国的制造者不是溥仪，而是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关东军之所以拥戴他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们认为溥仪有其他中国人不具备的特点：“出身于名门而又德高望众”；“家世属于满洲系统”；“同张学良、蒋介石都不能联合”；“可以同日本合作”。于是就使用欺骗和恫吓等手段促使溥仪潜往东北，接着，日本海军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总之，日本“以满洲事变和成立满洲国为铺路石，军部加强了政治发言权，法西斯主义抬起头来，……自那以后，侵略逐步扩大，日本就接连不断地迈上了从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15年战争之路。”

可见，溥仪此举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多么大的危害，中华民国对《优待条件》的忽视又是一个多么大的失误。 

当然，溥仪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有其本质上的主观决定因素，并且也可以说这是主要的，对此，本文不拟论述。但是，他走上危害国家的道路也是有个过程的。他不止一次地想过要出洋留学，或者做个寓公，真正不计后果地投入到日本人的怀抱中还是 1924年《优待条件》被废止以后，特别是1928年东陵事件以后的事。中华民国在处理同逊清皇室的关系上犯了掉以轻心的错误，先是实行无原则的优待，听其自行其事，甚至姑息纵容。接着又断然废止《优待条件》，许其“自由选择住居”，任其勾结外人，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后才想起重新优待，然已落于日本野心家之后。总之，笔者认为：在辛亥革命中给清室以优待是必然的，也是有益的。《优待条件》消极作用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民国对逊清皇室的控制程度。即使认为在共和国内长期保留皇帝及其小朝廷是不妥的，也应在法制范围内妥善解决。

无论如何必须承认溥仪地位的特殊性，因为这个特殊地位是历史遗留的，必须尊重历史，通过不同程度的优待来控制他，这样做对保障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不给中外野心家以可乘之机都是有益的，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不如此后果是严重的。虽然溥仪孤注一掷最终逃脱不掉失败的命运，但中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1994）

谢选骏指出：上文喋喋不休，说了许多“奇怪”和“失误”，却没有看到这些现象后面的实际——中华民国是禅让的结果，结果辛亥革命成为一个“百年未成之革命”。袁世凯、张勋的复辟，国民党的北伐，日本的入侵，共产党造反……皆因中华民国是禅让而不是革命。所以才会造成此后种种的社会弊端——给苏联入侵中国提供了机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而中华民国不幸就是一个有缝的蛋，这个缝，就是满清的禅让。



【127、专政终于撕下了法律的面具】


《女游客华山频遇害　传捞尸队杀人谋财遭跨省抓捕》（2019年7月28日 自由亚洲）报道：

只因为转发了质疑华山存在为利益杀人黑幕的消息，湖北线民遭陕西华阴警方跨省抓捕。（华阴警方发布，拍摄时间不详）

多次传出惨案的华山景区再有独身女游客被杀，网民发文指当地捞尸队为收费而谋杀单身旅客，但迅速遭跨省抓捕；有人批评华山景区及官方漠视游客的安全，但就动辄使用公权力打压言论。

陕西华阴县警方周六（27日）发出通报，指湖北一名姓魏网民，因网上造谣华山有一支捞尸队，为谋捞取尸体的一万多元费用，故意在险要地方将游客推落悬崖而被查。华阴警方网安大队更专门赶去湖北洪湖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将网民抓获，目前，他已被湖北谷城警方行政拘留。警方通报亦透露，他们是接到华山旅游集团的报案而侦办案件。

陕西知情人士白先生表示，有关流言和基本常识不符。不过有人批评指出，该网民即使是造谣，亦属于民事类案件，华山旅游集团可以起诉他名誉侵权甚至是要求赔偿损失，但动辄使用公权力抓人，显示陕西方面是为了杀一儆百。

此外，网络作者晖思不可亦在文章指出，捞尸杀人的流言产生，有一系列单身女游客在华山被谋杀、以及连串非正常死亡案例的背景。如本月16日，27岁的深圳女游客彭雯被杀案件、去年郑州女孩李翠翠遇难，死因至今不明，景区不提供监控视频；2016年，广州27岁女游客陈雯被杀等。

他指，很多网民在检索华山捞尸队这件事，意味著事件需要一个明确说法，特别是对遇难者的死因，应该有详细的交代。

曾因写小说影射伊利集团负责人而被内蒙古警方跨省抓捕的刘成昆指出，类似做法现在已成为常态，加上华山是华阴县重要的财税收入来源，官方介入的意愿更为迫切。

刘成昆说：华山就在华阴县，一个小县城就靠这个华山创造税收呢。谣言要靠事实澄清，我们现在是不让你说话了。去年雄安新区没有动静，突然特别紧张，然后有人在微信群里说，某某要去，就把对方给抓了。果真某某去了，等他走了之后才把人放出来。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嘛，法制已经倒退到这地步了。

媒体人士安先生也指出，现在整个国内的舆论环境都在恶化，监督报道几乎消失，网民的言论遭全面管控甚至抓人。

安先生说：现在国内舆论环境整体都不是特别好，一个是媒体这一边是舆论监督报道，全部没有了，媒体在跨省的报道都很少。然后，以往那些删帖封号，可能是涉及时政敏感的那些，但是现在是跟所谓的主流不符都会要处理。像这种网友的发言跟官方的界定差得比较远，然后比较有煽动性，也会处理。就是有关部门出来抓人，所以现在国内的舆论环境非常差。

本台记者致电华山旅游集团，该公司办公室人员指关于捞尸队杀游客是造谣，并强调造谣者已被处罚。

但谈及华山方面是否有权动用公权力抓人，以及当地针对单身女游客的凶杀案何以不少？该人员一概以不知情作答。

华山旅游集团人员说：这个我以前没有看到相关的新闻，你还是以官方消息为准吧，因为这个事情，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好跟你说。如果是有其他的一些甚么，你可以谘询管委会或者甚么的，管委会属于行政机构，我没有办法给你作这个解释。

而华山景区和华阴县公安局一直没人接听电话。

为加强对互联网言论的管控，在2013年以来，中国官方开始抓捕与官方意见不符的网络意见领袖，其后逐渐扩大到普通网民。当年9月9日，关于诽谤罪的司法解释，将网络言论同一诽谤资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都可能被判刑。

谢选骏指出：专政就是不讲道理，只讲暴力；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为了骗取国际资本，开始戴上了法律的面具。现在，看看钱也骗得差不多了，专政终于撕下了法律的面具——先是搜捕律师，后是毁灭程序——因为律师是小丑，程序是戏码，法律的面具只是专政的道具。现在，专政撕下了法律的面具，终于再度感到轻松自如了——只是可惜，西方的真理悔之晚矣。



【128、专制奴化的女生容易绑架】


《为什么世界上最容易丢的是中国女大学生？》（2017-07-04 参政内幕）说：

美国多家主流媒体发布消息，美国司法部宣布绑架中国女硕士章莹颖的嫌犯已经找到，此人是在6月29日自己亲口说出绑架了章莹颖的。但不幸的是，美国执法部门推断，26岁的章莹颖已经遇害。美方已经告知了章莹颖的家属、中国使领馆和伊利诺伊大学。

绑匪的名字叫克里斯坦森（Brendt Christensen），白人，27岁。

据新华社报道，涉嫌绑架章莹颖的这名男子名为勃兰特·克里斯滕森，27岁，来自伊利诺伊州，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物理课程的助教。

男子名叫克里斯滕森，其社交媒体LinkedIn页面显示，他于2013年毕业于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所学专业是物理学。他目前是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研究生研究员，在读博士生，在分校工作3年零7个月。他是章失踪前乘坐黑色汽车的车主。他被逮捕前已被FBI监视。

对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表示沉痛的哀悼！愿天堂没有伤害！

为什么世界上最容易丢的是中国女大学生？

中国女大学生为什么容易丢？那就是我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缺乏对孩子的人生安全教育，相反，我们的某些教育反而让孩子有了错误的观念，使得他们反而更不安全！

下面我们研讨一下英国儿童十大宣言，你就知道我们的教育缺失在哪儿了：

1、平安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这是在告诉孩子：你可以不成功但不能不安全。

而中国的教育：告诉孩子的你要好好学习将来要成功。

2、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

这是在告诉孩子：你的身体属于自己，他人不得冒犯。

而我们的教育：听叔叔阿姨的话。

3、生命第一，财产第二

这是在告诉孩子：人生在世，生命第一，为财舍命划不来。

我们的教育：有人竟然宣传一小学生为了不使国徽受到车的挤压，竟然舍身在车到来前救起那枚硬币。

4、小秘密要告诉妈妈

这是在告诉孩子：真正可信的是妈妈，妈妈是最不会伤害你的人。

我们的教育：当孩子告诉妈妈秘密时，妈妈可能会暴跳如雷，孩子再也不敢告诉妈妈了。

5、不喝陌生人的饮料，不吃陌生人的糖果

告诉孩子：你有权不听陌生人的话，对陌生人你有权利说不。

我们的教育：孩子要听话，很少告诉孩子什么时候应当拒绝别人。

6、不与陌生人说话

告诉孩子：告诉孩子，对陌生人不理睬是对的，小孩没有能力帮助陌生人。

我们的教育：孩子啊，你要讲礼貌，不理睬别人是不对的。

7、可以打破玻璃，破坏家具

告诉孩子：为了保护自己，儿童有权打破所有规章与禁令。

我们的教育：仅仅是逃跑而没有可操作性。

8、遇到危险可以自己先跑

告诉孩子：你有果断逃生的权力，跑得越快越好。

我们的教育：看别人干什么你随大流。

9、不保守坏人的秘密

这是告诉孩子：遇到坏人要尽快揭发，这样你就不会危险了。

我们的教育只是停留在信守诺言的泛泛层面。

10、坏人可以骗

这是在告诉孩子：对坏人你有不讲真话的权力，要学会骗坏人。

我们教育只是停留在“孩子，你要诚实，不可以撒谎”的层面。

结论：我们对中小学生的教育往往只停留在泛泛的道德层面，却很少涉及安全内容，而且内容不接地气，缺乏可操作性，于是，在这样的教育下，很多很傻很天真的女孩就慢慢长大。

再参观一下《中国小学生守则》：

1、祖国，热爱人民。

2、遵守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意识。遵守校规校纪，遵守社会公德。

3、热爱科学，努力学习，勤思好问，乐于探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有益的活动。

4、珍爱生命，注意安全，锻炼身体，讲究卫生。

5、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生活习惯文明健康。

6、积极参加劳动，勤俭朴素，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

7、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礼貌待人。

8、热爱集体，团结同学，互相帮助，关心他人。

9、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知错就改，有责任心。

10、热爱大自然，爱护生活环境。

这哪里是给小学生看的！

女生遇险时，如何给歹徒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我们看看中国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的分析……

北京名牌大学女生一句话招致杀身之祸

北京有一个名牌大学的女孩，是个团支部书记，晚上出去打的，这个名牌大学的团支部书记她可能什么都不缺，她什么知识都有，但是她没有安全知识，晚上出去打的，这个司机一看她长得很漂亮，又是晚上一个人，司机就把她强奸了。

完了以后呢，这个女孩子就说了一句话，结果就因为这一句话，把自己的性命丢掉了。她说：“我记住你长什么样了，我一定要报案。”结果犯罪分子就一刀把她给杀了。既然要报案，我还留着你干什么？

经审讯，这个犯罪分子一共强奸了17个女孩，但是前面16个女孩都没死。

坏人不是真要害你，80%以上是因为你给了他一个害你的理由。我举个例子，一个女孩子，站在火车站，女孩子很漂亮，拿着一个大包。这个时候旁边来了一个小伙子长得也很帅，很有礼貌，给女孩一鞠躬说，“对不起，小姐，我能帮你拿行李吗？”一看小伙子这么漂亮，这么有礼貌，女孩子说什么呢？

A女孩说：“好啊，咱俩是不是老乡啊，一块儿走吧”。

B女孩说：“对不起，不用了，谢谢。”A和B哪一句对？你会选B吧？

但是我们还有更好的C说法：“对不起，我男朋友上厕所去了，马上就回来。”我们最怕的是小偷惦记着你，你这么一说他就不会惦记着你。

我们该不该骗坏蛋？

北京有一个“流星雨事件”。有一个女孩子叫马明，14岁，领着她的表弟晚上1点出去看流星雨。

走着走着前面来了一个保安，说：“你们两个人干什么去？”“看流星雨。”“你们俩有身份证吗？”保安就跟他弟弟说，“你回家，去给你姐姐拿身份证。”把她弟弟支走了之后，保安就把马明领着走了3个街道到一个公园里先奸后杀。

老百姓就生气了，说，“我们的教育怎么了？众目睽睽之下，满街上都是人，陌生人领着孩子，走过三个街道，这个孩子也不跑也不叫？！”

大家看这有一个童谣：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角，问我啥都说不知道，骗完坏人赶快跑。现在咱们孩子有两个不会，一个是不会骗，我问过5800个孩子，我说坏蛋能骗吗？5800个孩子说：“不能，老师说了骗人不好。”5800个孩子不会骗坏蛋。

再有一个不会跑。咱们北京有一个真实的事情，两个高中生谈恋爱，一个坏蛋从旁边走过来，一看他俩谈恋爱，坏蛋就特生气，“噌”拔出刀，来杀他们来了。凭什么你俩谈恋爱？

结果呢，这个男孩一看，就挺身而出和犯罪分子搏斗，搏斗了八分钟，在这八分钟之内，这个女孩子干什么呢？在旁边看，吓傻了！结果犯罪分子把这个男孩子杀了以后，掉头一看，怎么你还没走啊？补一刀把她也给杀了。

家里“一搁两不搁”

第一不要搁刀。刀是凶器，家里不能搁。

真实的案例是什么？上海有一个24层的楼，楼顶上住着一个亿万富翁，有一天这个富婆独自在家，家门突然被踹开了，进来一个贼。

富婆一看贼进来了，二话没说，拿了一万块钱现金跪在地上，这个贼拿着钱扬长而去。这个贼刚迈出门，突然电话响了。

犯罪分子非常猖狂，他回来拔电话线，抬头一看，墙上挂了一把藏刀，刀上镶着宝石，这个贼拔出刀来一看，好刀啊！我上哪儿去试试刀呢？一看女同志躺在地上，两刀把这个女的杀了。

第二是不要搁保险柜。

北京有一位女同志在家，进来一个修水管的。这个女的非常好，递了一杯茶水给这个修水管的，结果这个人喝了茶，看见他们家有保险柜，三个月后再回来，把这一家三口都给杀了，撬走了保险柜。

一定要有男士衣物。

贼偷哪家呢？贼一看这家挂的全是女同志的衣服，肯定这家没有男人啊就偷这个。所以我们给大家支招，要是真是离异的家庭，孤儿寡母的家庭，也上你爸那儿借个大背心、大裤衩挂着，防贼。

当前新闻共有7条评论

西岸 3分钟前

还是环境问题，以色列人从孩子起就懂进咖啡馆或者乘公车有没有阿拉伯人在场。美国人在70年代可以随便在路上拦车搭乘，到了80年代就不行了。如今有多少人愿意让陌生人搭乘？更不用说racial profile这个概念了。

说到底，是共党让中国大陆太安全了。日本在经济最好的80年代也有类似的问题，学生来美国被土人开枪打死的事情不止一起，因为日本人没枪，没有那种可以在自家地盘上开枪打死人没事的概念。

binfen 4分钟前

不要老想着占便宜，让别人“帮忙”，给坏人可乘之机。自强自立体现在搭便车这样的小事上。

whoeverhk 8分钟前

通篇胡说八道

looking 11分钟前

说明中国对国民的宣传教育，都是混账王八瞎扯JB蛋！

looking 16分钟前

还是美国制度好，合法持枪，一个瘫痪老人，坐轮椅上，也能开枪打死入侵者

老张 16分钟前

整篇基本在胡说，照你的说法你自己的老婆看了你这篇东西来纽腰哈林区走夜路一定没问题了。中国教育缺失你指的是现在还是过去？包括文革时期，中国的治安比现在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想想什么东西缺了。如果不是白人，是个不认识的黑人、西班牙人、甚至是华人，章女士能上他的车不？她不是教育缺失，是脑袋给灌进了水。

谢选骏指出：讨论“为什么世界上最容易丢的是中国女大学生”，大家的看法各自有理，但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专制制度奴化培养的女生容易绑架。中国的社会化过程，是一种逆向淘汰的过程，越是高端的，服从性越强，就越是容易成为绑架的牺牲品。为什么呢？因为她的社会背景甚至家庭教育都已经适应了暴力威胁，而且服从了暴力体系。服从于专制制度的绑架，为了容易升官发达——但是这种性格，落在美国这样的丛林社会中，就容易成为绑架的牺牲品了。那么，名牌大学的团支部书记为什么不容易绑架呢？因为她在专制社会中，属于施害的一方，而不是受害的一方，平时习惯了恐吓胁迫别人，相当于绑匪的角色，所以就不容易绑架，还和绑匪杠上了。至于其他16位，只是把服从对象从党委书记换成了绑匪。中国为什么容易征服？同样的道理，顺民们把服从对象由本国专制者，换成了外来侵略者——所以外国侵略者一打进来，爱国贼们都变成了汉奸走狗了。因为爱国贼们和汉奸走狗一样，都是趋炎附势的人。



【129、自取灭亡的基因编辑】


《“超级公牛公猪”和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2020年9月17日 BBC）报道：

具有精英动物精子的转基因公山羊，将成为人类研究基因编辑技术提供重要帮助——英美科学家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出一代可以充当“超级爸爸”的配种雄性动物，包括猪、山羊、牛和小鼠。这些用来配种的“精英男”的精子携带着被编辑进去的遗传信息；这些遗传信息来自其他动物。

具体过程很复杂，简而言之，就是用“分子剪刀”切掉动物胚胎中的雄性生殖基因片段。这些编辑过的胚胎成熟出生时先天不育，但注射了取自其他动物的可以产生精子的细胞后，它们重获新生，也开始产生活跃精子。

这样一番操作之后，这些种猪、种羊、种牛、种鼠就成了“超级爸爸”，它们的孩子便是“超级宝宝”。实验结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英国爱丁堡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们指出，繁殖“携带精英动物遗传基因”的种畜（比如公牛）的技术可以用来解决养活地球人口的问题，还可以用来保护濒危物种。

基因编辑可以解决人类的食品安全问题吗？华盛顿州立大学兽医学院的乔恩·奥特利（Jon Oatley）教授说，如果我们能够通过遗传方法解决这一问题，那么这意味着饲养动物需要的水、饲料和抗生素更少。

“分子剪刀”

基因编辑属于遗传工程，是指在活体基因组对携带遗传信息的脱氧核糖核酸（DNA）进行类似编辑的修改，在DNA长链的特定位置插入、删除、修改或替换基因片段。这个操作必须通过“分子剪刀”来完成。“分子剪刀”是能够在DNA上寻找特定的“切点”，认准后将DNA分子的双链交错地切断的限制性内切酶。197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颁给了10年前首次提取出这种酶的三位科学家。

第一把“分子剪刀”问世后，很快出现了数百种各色各样的同类“剪刀”，可以对DNA分子切割、编辑。目前最前沿的基因编辑技术是CRISPR-Cas9，具有根治人类遗传性疾病，抵御传染性疾病的潜力。

这种技术通过扫描胚胎DNA基因组确定位置，然后用“分子剪刀”剪断有缺陷的DNA。通过基因编辑制造出“超级种马/牛/羊/猪……”，如果在监管完善、合理应用的情况下，可以造福人类和地球，但令人不安的是，这种技术有哪些长期的副作用？有什么机制可以防止这种技术用到人类身上？

经过基因编辑的牲畜尚未获得人类食用的许可，这涉及到产品安全、伦理和动物福利。基因编辑技术也可能用于挽救濒危动物……

硬币的两面

基因编辑自带双刃剑属性，问世后争议从未间断。改变遗传信息，等于修改了“天命”、“天条”，尤其在人类基因编辑领域，伦理问题尤其突出。正因为这把剪刀之锋利，其安全性、有效性尚难确定，用在胚胎基因编辑上，实验室操作尚可控制而安全性和稳定性仍未过关，如果允许用于临床，则可能引发一系列安全风险和伦理问题。

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委员会正在研究家畜基因编辑技术涉及的伦理问题。委员会主任惠特塔尔（Hugh Whitall）对BBC表示，基因编辑技术在实验室以外如何应用，在什么程度上应用，取决于诸多社会价值观和利益相关性方面的进一步研究，而这些重要概念目前还没有明确界定。专家担心，改变胚胎的基因组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比如意外改变了其他重要基因，或无意中引发癌症，不仅对个体有伤害，而且被改变的DNA代际相传，对继承这些基因遗传的子孙后代都会造成伤害。

2015年12月，美国、英国和中国联合举办的首次人类基因编辑峰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后成立人类基因编辑研究委员会，就这把“分子剪刀”引发的技术、伦理与监管等各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2017年2月公布研究结果。

这份报告将人类基因编辑分为基础研究、体细胞、生殖细胞/胚胎基因编辑三大部分。根治遗传疾病和意外导致其他遗传问题，如何权衡利弊？放到人类社会演化进程大框架里，修改基因还涉及到哪些伦理问题？

三大部分

其中人类胚胎和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最具伦理争议，有许多基本问题有待厘清，因此需严格禁止临床应用。出于基础科研目的在实验室对个体细胞、干细胞和人体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目前不涉及伦理问题。根据现行规则，人体胚胎实验有“14天规则”，即14天之后的胚胎严禁任何实验，而14天前用于实验的胚胎事后必须销毁。体细胞基因编辑分两类：一种是通过编辑修改基因缺陷或病变达到治疗或防止遗传疾病的目的，另一种是所谓人类增强目的，即通过修改基因达到各项特质最优化的目的，比如免疫力增强、智力体魄和容貌优化，等等。

第一种操作存在脱靶或引发其他疾病的风险，第二种则涉及重大伦理争议。对生殖细胞/体细胞进行的基因编辑也有各种安全风险和伦理问题，因为这类操作造成的变化会遗传给后代，在技术的安全性、有效性不确定的情况下，风险尤其难以预测，科学家们认为应该受到限制。

2018年，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指出，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对生殖细胞的编辑虽然在伦理上可以接受，但是需要有两个限制：一是必须保证未来出生婴儿的福祉；二是必须符合公序良俗，不得造成歧视和分裂。

欧洲科学与新技术伦理小组(EGE)在关于基因编辑的政策建议文件中明确表示，应当停止对会导致人类基因组更改的基因进行编辑。科学家们最近几年呼吁，该讨论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类生殖，但仍然争议很大。

目前没有答案

学术界一个共识是，基因编辑的冲击首先体现在基因库将因此发生无可逆转的改变，由此影响到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繁衍。

基因编辑逐渐取代物种演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复制优秀基因，剔除劣质基因，长此以往，对生物遗传多样性会造成怎样的冲击？

学者普遍认为基因编辑技术的滥用会导致生物安全受到威胁，必须制定严格规则，但一套普适的规则目前尚未出现。另一个是人际平等和社会公平问题。尤其是基因编辑技术如果不加限制地用于“人类增强”。许多人已经对此表达过担忧，认为基金编辑“增强”操作可能导致一种新的两极分化：一头是各方面得到基因编辑增强的“定制版”、“增强版”人类，另一头是无缘增强而处于相对劣势的“自然版”人类。

而对此加以限制，需要先界定许多概念、衡量标准和指标。在家庭和人伦关系方面，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是建立在独特的遗传基因基础上的血缘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基因编辑的冲击？被修改过的基因代代相传，会扩散到什么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一个族裔？

总之，通过繁衍遗传的基因被人为改变，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现在尚不清楚。可以预见的是，现行社会法律体系建立在对自然人及自然人组成的社会的默认基础上。如果基因编辑触动了这个基础，那么法律也需要修订。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2018年12月，中国生物学家贺建奎宣布为两名婴儿改造了基因，使她们将来可能具有天然抵抗艾滋病的能力。这则消息引发全球争议，医学界和科学界谴责其违背医学道德伦理。中国官方对其马上立案调查，一年后公布结果，认定贺建奎等“为追逐个人名利”违法进行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深圳法院稍后作出判决，贺建奎入狱三年。

国际社会也就此事成立调查委员会，大部分国家已立法防止基因编辑的婴儿出生；贺建奎事件让国际社会达成强烈共识。该委员会成员来自10个不同国家的专家，其中包括英国皇家学会（UK's Royal Society）和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的成员。委员会2020年9月3日发布报告，宣布可遗传基因组编辑技术目前还不安全，达不到安全有效地应用于人类的标准。报告认为，人类胚胎的基因组一旦被编辑就不该用于生育，直到有确切证据显示精准改变基因组能带来可靠的结果，并且不会导致预期之外的变化。而目前没有任何基因组编辑技术能够达到这一标准。

任何国家在决定是否允许基因编辑之前，应在社会上展开广泛对话——如果被证明安全有效，最初的使用应限于严重的、缩短寿命的疾病，这些疾病是由单个基因的一个或两个副本的突变引起的疾病，例如囊性纤维化

对过程中的每个阶段进行严格的例如活检和定期检查胚胎等检查，以防止意外发生——密切关注孕妇和因此出生的任何孩子——应建立一个国际科学咨询小组不断评估安全性和有效性，让人们可以报告任何偏离指导原则的研究……

谢选骏指出：不论如何折腾，这种“人工胜过自然”想法，都高估了腐臭的人类，必然导致自取灭亡——这就是基因编辑的未来。

《基因编辑婴儿：中国科学家贺建奎是否打开了“潘多拉魔盒”》（2018年11月27日 BBC)）报道：

中国生物科学家贺建奎周一（11月26日）宣布其创造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消息在医学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当事人贺建奎也仿佛一夜之间被“千夫所指”。

学者向BBC中文表示，虽然中国目前暂未有明确的法律条文禁止此类实验，但贺建奎仍有被追责的可能。此外，他的项目是如何通过实验伦理审查的也疑点重重。

在周一下午百余名中国学者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其违背医学伦理后，中国当局已下令对批准该实验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展开调查。与此同时，美国莱斯大学也宣布开始对该校生物工程学教授迈克尔·蒂姆（Michael Deem）展开调查。该教授据称协助了贺建奎从事基因编辑计划。

#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的新浪微博上贴出不久，点击已经超过12亿。另据报道，贺建奎称他在将胚胎植入母体子宫之前，使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改变胚胎中的一个基因，以让婴儿对艾滋病有抵抗力。

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椰林对BBC中文表示，该实验引起巨大争议的原因是CRISPR技术的“脱靶效应”很明显，导致实验风险巨大。“这种实验除了目标基因外，还很可能导致其他基因损伤。这种副作用在动物身上经常发生，概率非常高，并不是一个罕见的事情，”陈椰林说。

陈椰林还表示，根据现有医疗技术，艾滋病人想得到一个健康的孩子，可以有很多替代的方法，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伦敦大学圣乔治分校（St George's）人类遗传学家雅尔达·贾姆什迪（Yalda Jamshidi）持类似看法。她对BBC表示，目前医学界对于类似实验产生的长期影响仍知之甚少。大多数人都无法从道德和伦理上接受，在人身上进行非必须的实验。“我们的社会都该仔细考虑如何承担新疗法带来的风险，尤其是那些可能影响后代的治疗，”雅尔达·贾姆什迪说。

贺建奎在周日发布的一段YouTube视频中称，这对被称为露露和娜娜的女婴在几周前就已出生，“像其他婴儿一样健康”。美联社最初的报道称，根据贺建奎实验的检测结果，双胞胎中有一位的两份目的基因都被改变了，而另一位只改变了一份。贺建奎称，没有证据显示其他基因受到了损伤。但陈椰林认为，基因编辑所导致的不良效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可能在胚胎期，有可能是在发育期，甚至有可能是中老年期，”陈椰林说。“比如损伤了一个致癌基因或生殖系统基因，很有可能这个孩子到二三十岁之后才能看得到。”

基因编辑如何过审？

在此事件中，除了实验本身引发的伦理争议，该实验如何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查也引发了各界质疑。据中国媒体《新京报》报道，参与该实验的家庭来源于艾滋病公益组织“白桦林”。该项目负责人称，贺建奎去年5月与其联系，该组织随后发布了招募启事，希望寻找男方是感染者，并且两人中有生育障碍的家庭。该组织随后筛选出了50人发给贺建奎团队。

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在线实验注册信息显示，该实验于去年3月已获得批准，批准该实验的机构是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伦理委员会。

公开资料显示，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成立于2010年。然而，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对此矢口否认。医院经理程珍接受多家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该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从未签署过这样一份文件，怀疑有人模仿签名。她还表示，孩子并非在该医院出生。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丛亚丽对BBC中文介绍称，根据中国药监局和卫计委的相关条例，无论是公立三甲医院还是民营医院，都可以按照规定成立伦理委员会，对医学实验进行审查。据了解，伦理委员会人员根据项目所需学术背景邀请专家组成。除院内人士，还需要有院外人士，以及多学科专家共同组成。伦理委员会通过投票决定一项实验的风险控制是否达标、研究能否进行。

丛亚丽认为，中国目前对伦理委员会的成立规范已有严格管理，但过程管理普遍不足。“监管人员难以到医院去跟踪实验进展，也没有其他机构对实验进行监测。伦理委员会通过后，实验的注册机构也不会再进行实质性审查，”丛亚丽说。贺建奎表示，知道自己的研究会引起争议，但他愿意接受批评。

贺建奎是否可能追责？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周一（11月26日）晚发布声明称，该部门已要求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对该事件展开调查。同日，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也表示将对伦理审查书真实性进行调查。与此同时，美国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周一宣布，开始对该校生物工程学教授迈克尔·蒂姆（Michael Deem）展开调查。该教授据称协助了贺建奎从事基因编辑计划。

丛亚丽教授对BBC中文表示，如果报道属实，贺建奎的实验违反了中国卫生部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该规范明确“禁止以生殖为目的对人类配子、合子和胚胎进行基因操作”，“如果是规范的伦理委员会，知道这个规定的话，自然不会批准。”“严格来说，该规范的管理对象是医生，但贺建奎并不是医生，而是科研人员。目前法律法规虽然不完善，但贺建奎仍面临着法律风险，”丛亚丽说。

四川舟楫律师事务所主任姚飞对BBC中文表示，如果此事件经核实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贺建奎不排除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在2014年北海道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中，研究者发现全世界39个国家中，有29个禁止编辑人类胚胎。

其中，有25个国家将禁令明确写入法律条文之中。澳大利亚可谓是世界上对胚胎编辑技术管理最严格的国家之一。该国2002年《禁止克隆人法案》（Prohibition of Human Cloning Act 2002）规定，改变胚胎细胞的基因组可能面临10年监禁。包括中国在内的4个国家则有类似的规定，但并未有法律效力。美国没有彻底的禁令，但审查非常严。

谢选骏指出：自取灭亡的基因编辑在灭亡自己和人类之前，先灭了它的始作俑者的操纵者贺建奎，真是一个讽刺，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呜呼哀哉。自取灭亡的基因编辑。



【130、做孤魂野鬼还是动物园里的猴子】


《达赖宣布要回国 北京却坐视他在海外病死？》（2017-12-17 东网）报道：

达赖喇嘛最近接连向北京发出“善意”，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回到西藏，但形势比人强，若他要价太高，回国恐怕难以实现。

达赖于十一月中派遣西藏流亡政府前总理桑东仁波切前往云南昆明访问，并与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会晤。达赖称“过去的让它过去”，“藏人愿意跟中国在一起”，并赞扬习近平是个“现实主义者”，比前任更为“开放”。与此同时，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也表示，流亡政府并不反对中国和汉民族，只对中共现行的对西藏严苛的民族政策感到不满。他还赞扬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和胡耀邦。

达赖集团这一系列表态，相比过往坚持藏独的做法，的确有所改进。他们立场之所以出现松动，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达赖年事已高，重病缠身，手中的牌愈来愈有限，如果不在有生之年回到中国，不仅达赖，甚至其背后的整个集团都会成为孤魂野鬼；另一方面，中国国势蒸蒸日上，崛起已不可阻挡，达赖想利用西方势力对华施压的空间基本丧失。在这样的大势面前，达赖不得不调整政策。

从目前的情况看，达赖已基本放弃了大藏区的要价，但仍坚持回国后长驻拉萨，而这一点北京是无法接受的。达赖如果回到拉萨，必然会形成另一个权力中心。洛桑桑盖早前就赞扬胡耀邦的“开明政策”，称他当政时，在西藏任职的八成汉族干部必须离开西藏，八成的职务由西藏干部担任，只有两成的汉族干部可以留在西藏。洛桑桑盖这席话，相当于变相向北京要价，即让汉人再度撤离西藏，这对中央政府来说是不可容忍的挑战。

事实上，对于北京来说，达赖的“善意”并没有甚么稀奇。每当中国国内情况艰难时，达赖就与西方联合对华施压；当中国国内稳定经济发展时，达赖就会表现出柔软的手段，不时示好。今次达赖的“善意”到底是策略还是战略，北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从中央政府的立场考虑，对达赖集团的政策无非两种，一是坐视达赖在海外病死，任由其追随者土崩瓦解；二是允许达赖回到中国，在中央指定的地方“养老看病”，其追随者也不能“乱说乱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政府不再追究达赖过去的罪行，允许其回国，已经是非常宽大，达赖这时候还要提出要求，完全是不识时务。

中国强势崛起，加上习近平的强势领导，西藏问题早已不是问题，尤其是青藏铁路开通，川藏铁路开建，西藏与内地的交流加快，中央对藏区的掌控力度全面加强，达赖自恃的所谓精神领袖牌，早已失去了成色。

网民评论：  

姜太公 今天 17:27

你自己叛逃的，现在又要回来，大概由不得你了。

akomhec 今天 16:55

“印度之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这种便宜事么？

johnfeng 今天 16:49

老狗你有什么资格谈条件？无条件让你回来你都应该感恩了。还谈条件。你不是印度之子吗？就死在印度吧。

岳阳居士 今天 16:34

可惜乱邦只能在天堂抓耳挠腮的笑迎老和尚了。

谢选骏指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自由意志的作用其实十分有限，因为选择的条件其实都是严格限定的，人只能在严格限定之下，发挥“自由意志”，这是反复游走在摩尼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圣”奥古斯丁极力想掩饰的一点“奥秘”。人生在世，有时不得不在“做（海外的）孤魂野鬼还是做（回国的）动物园里的猴子”的二难之间做出“选择”。不过，身在香港的东方日报网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隔岸观火的时候你也不多了。虽然你们可在香港本地就立地成佛，变成观赏动物了。西方乐园，岌岌可危，今天无法顾及西藏，明天就无法顾及香港了。


（另起一页）

书名

两个世纪的内战

Two Centuries of Civil War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地址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最低


《外星看地球》第6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6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0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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