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网络更新

Xie Xuanjun 谢选骏（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二百余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1年7月13日星期二

谢选骏全集第108卷：从暴民到暴君

从暴民到暴君

From Mob to Tyrant

《外星看地球》第8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8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0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08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暴君是怎样炼成的？看看暴民就知道了——暴君是暴民炼成的，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一报还一报”。

Synopsis of the Book

How is a tyrant made? Just look at the mob—the tyrant is made by the mob. This is what Mao Zedong said, "come from the masses and go to the masses"! This is "karma"!

（另起一页）

001、“毛魔考”——数万魔粉韶山庆魔诞万人吃魔面唱魔歌

002、北京的僵尸门——天安门最好还是成为垃圾桶

003、恶霸地主毛泽东虐杀地主

004、妇女能顶半边天——毛泽东的后宫政治理论

005、傅斯年抽打毛泽东、扳倒孔祥熙、死于心脏病

006、怪兽毛泽东为何出自湖南

007、广场舞——毛泽东邪灵附体

008、汉奸毛泽东带头出卖了锡金

009、贱民的登顶犹如毛泽东造反

010、今天是魔诞（12月26日）

011、军人就是杀人犯、纵火犯、强奸犯

012、卡扎菲学习毛泽东吃软饭

013、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欠下的巨额血债

014、柯文哲满脑子流寇主义、毛泽东思想

015、老毕养的毛泽东

016、龙神又吃人——北京“八老执政”的共产党王爷

017、马列主义是条顿剑+蒙古刀

018、马列主义是苏联妓女传授的梅毒

019、马崽洞里的毛泽东

020、骂窃国大盗是对社会负责任

021、毛粒子与毛栗子都是毛子

022、毛邓二匪的年代是再也回不去了

023、毛顺生劫匪，文素勤巫婆

024、毛泽东留级24岁还上中学

025、毛泽东比汉奸秦桧还要汉奸百倍

026、毛泽东憋死在北京城

027、毛泽东崇拜的全是流氓

028、毛泽东崇拜的心理基础

029、毛泽东集团的“弃程”诈骗

030、毛泽东的“弃程诈骗”手法源自满清

031、毛泽东的鞑靼奴性——“满大人”就是“满鞑人”

032、毛泽东的汉奸意识

033、毛泽东的后代是小三的先锋队

034、毛泽东的鸡血文革和邪恶的新针疗法

035、毛泽东的死亡之吻

036、毛泽东的祖先在贵州

037、毛泽东就是现代儿皇帝石敬瑭

038、毛泽东邓小平的“老婆就是老娘”

039、毛泽东读不懂孔门的《论语》

040、毛泽东饿鬼后遗症

041、毛泽东鬼迷心窍

042、毛泽东和江青的前夫有何交易

043、毛泽东火烤侄女惨死

044、毛泽东就是地主后代变身的恶霸

045、毛泽东就是二十世纪的洪秀全

046、毛泽东口齿不清才信了马驴主义

047、毛泽东连瘟鸡病鸡死鸡也不放过

048、毛泽东裸尸模特一定红火

049、毛泽东是“娘炮”的大姐大

050、毛泽东是滴滴涕

051、毛泽东是个老巫婆

052、毛泽东是个牛鬼还是个蛇神

053、毛泽东是獦獠所以好斗杀人

054、毛泽东是僵尸还是丧尸

055、毛泽东是三料汉奸

056、毛泽东是苏联的儿主席

057、毛泽东是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甚至不如慈禧妖婆

058、毛泽东是一把扫帚星

059、毛泽东是一个民族英雄吗

060、毛泽东是一条纳粹狗

061、毛泽东是纵火犯

062、毛泽东思想造成高血压泛滥

063、毛泽东思想制造雾霾

064、毛泽东为何能够吃人不吐骨头

065、毛泽东为何说自己绝后

066、毛泽东喜欢凌虐杀猫

067、毛泽东一人能让中国倒退30年吗

068、毛泽东语录是臭豆腐

069、毛泽东早就变节过了

070、毛泽东只能做做土人的领袖

071、毛泽东是个县太爷

072、毛泽东最喜欢黄色电影

073、毛猪头复制了十亿猪脑

074、毛主席的好孩子一把菜刀家庭革命

075、毛主席撕咬毛主席

076、毛主席偷看黄色电影

077、毛主席只有毛贼贼窝没有专用行宫

078、毛煮稀的绞索

079、毛煮稀流毒哈佛大学

080、灭鼠队长毛泽东是只硕鼠

081、穆斯林比共产党更会做交易

082、穆斯林纳粹与穆斯林共产党

083、纳粹党比共产党民主得多

084、尿尿应该到毛泽东头上去尿

085、欧美各国政府都是共产党的第五纵队

086、叛徒毛泽东包庇叛徒康生——这就暴露了毛泽东的狗头

087、平庸的父母才能生出伟大的儿子

088、谁喝毛泽东的骨头汤——中医药学在加拿大的墓地里发扬光大了

089、石三伢子是恶魔之子

090、挖掉毛泽东的祖坟才算公平正义

091、委内瑞拉倒退到毛泽东时代大闹饥荒

092、我见过毛泽东流着口水亲吻女宾的死样子

093、现在的中国比毛泽东时代温柔三百多倍

094、小毛泽东将带来一个小饥荒

095、颜元、梁启超、钱穆、毛泽东一脉相承

096、蚁族的遗嘱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097、炸毁毛泽东他妈的像

098、中国人口减半符合毛泽东邓小平的计划

099、毛泽东的“拜人民教”两个100年

100、加拿大暴民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

（另起一页）

从暴民到暴君

From Mob to Tyrant

《外星看地球》第8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8

【001、“毛魔考”——数万魔粉韶山庆魔诞万人吃魔面唱魔歌】

《数万毛粉韶山庆毛诞万人吃毛面唱毛歌》（2017年12月27日法广RFI 香港特约甄树基）报道：

今年12月26日是中共开国元首毛泽东的124岁生辰，数万名毛泽东的拥护者涌往毛的家乡湖南韶山庆祝毛诞节，挤爆当地的毛泽东广场，不少人挥舞红旗，捧着鲜花，同吃寿面，排队在毛泽东铜像前跪拜叩头，又在广场上合唱东方红等毛歌。

据中新社及新浪微博报道，自1993年毛泽东生辰100周年时毛铜像矗立于韶山广场，那里就成了大陆最热门的“毛粉”朝圣地，20多年来，每逢春节或毛的生忌，韶山毛像广场总是人头涌涌，跪拜叩头者不绝。今年是毛泽东生辰124周年，前日开始，已有大批民众涌入韶山拜祭纪念。从现场图片和片段可见，湖南韶山核心景区到处插满红旗，电子显示屏播放“纪念毛主席诞辰124周年”字幕。

据悉，作为东道主的韶山政府，亦早已安排一系列活动纪念毛诞，包括在25日举行“跑进新时代”纪念毛泽东生忌健身长跑赛，26日又有“万人同吃福寿面”毛诞当天天刚亮，许多吃完福寿面的民众随后又赶往毛泽东广场，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向毛泽东铜像放置花篮、鞠躬致敬。民众又跟随音乐高歌东方红等歌颂毛泽东的毛歌。

不过，河南省文明办一个小官却因斗胆讥讽毛诞而丢官。该单位昨日却发了一则微博，不点明揶揄毛泽东出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一个庞大乌托邦帝国的彻底崩溃，这才是值得人类历史记住的。”事件引起官媒批评，据悉，该良心小编惨被停职。

往年，不少毛粉甚至带冥纸香烛祭拜毛泽东，令韶山景区和毛氏祖居等被嘲成了“拜神祭鬼”的地方。近年此现象才有所收敛，当地警方今年提前在21日发出公告称，为确保纪念毛泽东生忌活动安全，在入口设检查站，严禁携带烟花爆竹、冥纸香烛进入，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者依法严肃查处。

谢选骏指出：我把“数万毛粉韶山庆毛诞万人吃毛面唱毛歌”叫做“数万魔粉韶山庆魔诞万人吃魔面唱魔歌”——这是为何？这是因为，我发现，在古语之中，“毛”就是“魔”，甚至现在的闽南语里，毛与魔，依然同音（mo5）！

更绝的是，在闽南语里，“毛神仔”就是“鬼”。

试从专业角度比较一下毛魔：

『毛』

部首：毛　部首笔画：4　总笔画：4

康熙字典笔画( 毛:4； )

五笔86：TFNV　五笔98：ETGN　仓颉：HQU　

四角号码：20714　 UniCode：U+6BDB　规范汉字编号：0123

点击拼音听发音。

毛读粤语 mou4 时的粤语同音字有：

亡巫摹无模膜芜诬

毛读普通话 máo 时的普通话同音字有(对照粤语读音)：

猫maau1

矛maau4

茅maau4

锚maau4 naau4

◎ 音韵

[ 上古音 ]：宵部明母

[ 广　韵 ]：莫袍切,下平6豪,máo,效開一平豪明

[ 平水韵 ]：下平四豪

[ 唐　音 ]：*mɑu

[ 国　语 ]：máo

[ 粤　语 ]：mou4

[ 闽南语 ]：mo5,mau5,mng1,mng5,mo1,mui1

◎ 基本解释

毛

máo

动植物的皮上所生的丝状物：毛笔。羽毛。毛织品。毛骨悚然。轻于鸿毛。

像毛的东西，指谷物或草：不毛之地。

衣物上的霉菌：老没见太阳都长毛了。

粗糙，没有加工的：毛布。毛估（粗略地估计）。毛坯。

不是纯净的：毛利。毛重。

行动急躁：毛躁。

惊慌失措，主意乱了：把他吓毛了。

小：毛病。毛孩子。毛毛雨。

货币贬值：钱毛了。

量词，用于钱币，等于“角”，一圆钱的十分之一：两毛钱。

姓。

笔画数：4；

部首：毛；

笔顺编号：3115

『魔』

部首：鬼　部首笔画：9　总笔画：20

康熙字典笔画( 魔:21； )

五笔86：YSSC　五笔98：OSSC　仓颉：IDHI　

四角号码：00213　 UniCode：U+9B54　规范汉字编号：3484

点击拼音听发音。

魔读粤语 mo1 时的粤语同音字有：

么摩

魔读普通话 mó 时的普通话同音字有(对照粤语读音)：

摩mo1

摹mou4

无mou4

模mou4

磨mo4 mo6

膜mok6 mou4

蘑mo4

馍mo4

◎ 音韵

[ 广　韵 ]：莫婆切下平8戈 mó 果合一平戈明

[ 平水韵 ]：下平五歌

[ 粤　语 ]：mo1

[ 闽南语 ]：mo5

◎ 基本解释

魔

mó

宗教或神话传说中指害人性命、迷惑人的恶鬼，喻邪恶的势力：魔王。魔爪。魔怪。魔鬼。魔掌。魔窟。恶魔。妖魔。病魔。

不平常，奇异的：魔力。魔术。魔怔（举动异常，像有精神病。“怔”读轻声）。魔法。

笔画数：20；

部首：鬼。

谢选骏指出：怪不得港澳台居民这么恐惧被毛主义收尸，那不就是等于下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吗？

【002、北京的僵尸门——天安门最好还是成为垃圾桶】

网文《天安门广场断代史》（舒可文 2006年第11期三联生活周刊）报道：

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历史事件决定了它在中国人情感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得到的广泛认同，不是来自建筑艺术上的意义，而是百年风雨中浸染出的政治象征。2006年年底，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就要破壳而出了，而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方案仍在修改中。无论是面向传统还是现代，心脏部位的这两座文化纪念碑的竖立，正悄然改变着天安门广场的民族想象和日常体验。

1949年2月，沈勃作为中共北平地下党成员刚刚迎接解放军入城几天后，被任命为北平第七区区长，着手接受国民党地方政权。当时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正阳门，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到任第三天，沈勃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当时看到的广场是坑坑洼洼的土地，里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中间有些地方的草长得比人还高。正阳门内的顺城街一带，垃圾堆得和城墙一样高。那时候的天安门地区是一个没人管理的地方，许多往城外运垃圾的车走到这儿就倒了。他们用了3个月时间才清理了垃圾。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开国大典将在这里举行，也还没有定都北京的决议。到了5月，虽然还没有建国，北京就成立了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给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广场，然后就是讨论北京的中心放在什么地方。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做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计划，并要求这项工程务必在9月份完成。沈勃印象里，当时有上万人次参加了这个工程，参加人来自周围的居民，各机关干部，各学校的学生。那时已经有传闻说开国大典要在广场举行，虽然一直还没有接到正式文件，“建设人民首都”的大横幅已经挂在了广场北侧。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并决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天安门广场当时还是一个面临着层层宫宇、重重宫殿，540米长的丁字型广场，曾以其纵长深远的封闭空间向世人显示皇权的威严神圣，也曾是朝廷礼法所系之地。辛亥革命后，百臣上朝的场面消失了。《北平都市计划设计资料》记载：担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督办市政公所，他不顾当时物议，开放旧京宫苑为公园，兴建交通，出于城市交通方面的考虑，对广场及其周围进行了改造。其举措之一是，1913年将广场两侧的千步廊拆除，拆下来的木料用来建设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园内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一带廊舍用的都是千步廊的木料。举措之二，1915年拆除了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之间的瓮城，在正阳门两侧城墙处开4个券门，以缓解正阳门及东西火车站的交通紧张。之三是在皇城的南城墙开出了南长街门洞和南池子门洞，后来又打开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两旁的红墙，并拆掉了三座门的门扇。这一系列改造不仅方便了北京城东西的交通，并且也在物理形貌上象征着皇权的消解，平民从此可以进入和穿越这个封闭的广场。

正因朱启钤对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第一次改造，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展开。

广场的禁锢瓦解了，混乱随之开始。尤其是1928年北伐成功，首都南迁，北平市政府替代了京都北洋政府之后，《北平都市计划设计资料》记：市政进行尚未顺利，又以市长屡次易人，故市政范围无发展可记。1935年日寇猖獗，当局苦于支撑残局，市政方面更无所作为。1937年后，日本人占领北京，到1939年时，北京的日本人已增加到4万多人。日本人为了回避混居造成的摩擦，开始编制北京都市规划，这个规划以佛香阁为轴心的南北向100米宽的兴亚大路为城市新轴线，与出复兴门的长安街延长线为新区的主干道，重新设立了一个新城中心。该规划从1939年开始实施。1948年北平工务局所编资料上写道：“这个规划的实施，旧城完全不顾，……使北平旧城区沦为死市。8年间，北京积存垃圾160万吨。”1945年后，国民党北平市长何士源的市政规划基本沿用日本人的思路。天安门广场由于长期无人管理，就凋敝成了沈勃上任时所看到的情景。从天安门广场的处境中，可以看到当时整个国家的状况，仅仅30年时间，这座布局端庄的广场就沦为了荒凉的野地。

天安门广场对当时的中国人，具有一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从大清门穿越广场举行阅兵游行，天安门广场被当成了入侵者屯兵耀武之地，中国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屈辱时刻。《庚子记事》记：从此，“东交民巷一带……俱划归洋人地界，不许华人在附近居住。各国大兴土木，修盖兵房使馆……而我国若许祠堂、衙署、仓库、民房俱被占去拆毁矣”。因此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人才到这里集会庆祝以雪前耻。1919年5月4日，几个月前刚刚在广场听了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先生庆祝胜利讲演的学生，再次来到广场，开始示威游行。由此开始的科学民主启蒙运动被作为中国命运的一个新的起点，而它的爆发点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再次欺侮，进而是民族独立、反封建主义观念的一步步深入。

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历史事件决定了它在中国人情感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得到的广泛认同，不是来自建筑艺术上的意义，而是百年风雨中浸染出的政治象征。

1949年8月，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后，北京都市规划局接到任务，选定第一面国旗旗杆的位置。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董光器先生介绍说：“当时的负责人是陈干，他把旗杆定在南北中轴线与丁字型广场南墙东西相连的交接点上。因为时间仓促，也没有很多方案来比较，旗杆也就是用四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焊接起来的。本来设计的旗杆高度是35米，与天安门等高，但焊接完后的水管只有22.5米高，他汇报之后，指挥部决定就这么高了，没时间再改了。竖起旗杆后他发现，旗杆与天安门之间将来要过游行队伍的宽度不够了，需要挪动华表和石狮子的位置，这就与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建筑界泰斗梁思成的思路有矛盾，梁思成要原封不动地保护故宫一砖一瓦。他就查阅《自然辩证法》，以恩格斯关于解析几何坐标中0的地位的观点，解决旗杆与周围建筑物的关系。”陈干曾撰文说：“从把旗杆的位置定下来的那一刻起，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中心就历史地被规定了：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也就要从这一点和这一天开始；随之而来的，就将是整个北京城的改造和新中国首都在亚洲大地的崛起。”旗杆是新中国坐标中0的位置，华表和石狮子必须随它而移动。这在当时是必然的。

10月1日之前，装修了天安门，在御河桥两边搭建了临时的观礼台，沈勃说，“那时就是个架子，都构不成颜色”。9月30日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和会议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10月1日下午15点钟，天安门广场30万人听到了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毛泽东在10天前的9月21日政治协商会上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他对诸位先生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的工作将表明：“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谈及从鸦片战争失败，中国人就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可是，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他曾回忆他崇拜过的英雄康有为，康有为写过《大同书》，但是，毛泽东说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大同的路”，而在这之前五四运动的学生对孙中山说过类似的话：“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这次，要做彻底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以及当时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平民都把新中国成立看作是民族革命的胜利，而不是一般的政权更迭，所以鸦片战争被作为这个革命的起点。在访问参与新中国北京规划的规划师、建筑师时，他们都认同这一点，后来任10周年国庆工程五人领导小组成员的刘小石是开国大典的游行一员，当时还是清华大学梁思成的学生，他说，“梁思成也参加了大典，他看见国旗升起来的时候，不住地流泪”。

毛主席纪念堂兴建是天安门广场第三次重要改建。

在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工程中，中轴线上的中华门被拆除。这处明代建筑，形制与长安左门与右门相仿，位于天安门原“T”型广场南端，明朝时称“大明门”，清朝时称“大清门”，中华民国起称“中华门”，故有“国门”之称。中华门被拆除后，其址成为广场南部的绿地——一大片从外地移植过来的成熟松树林。

197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的决定。6天后，正式确定了这个建筑面积不到3万平方米的二层建筑。其位置在中华门原有位置上，松树林被再次移植到其他地方。

第三次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形成了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作辐射状的整个建筑群，人民广场作为新城市中心的地位更被突显出来。

天安门广场的“收”“放”之争——国庆10周年，天安门广场扩建后，对广场的进一步规划仍在不断地被讨论。主要针对广场南部的不同处理，包括广场南部建筑性质、建筑平面布局、立体轮廓、正阳门的拆与留及广场的交通处理等方面。

北京市城市规划局在1960年和1964年两次组织北京和外省市建筑专家共同研究探讨这些问题。参加过北京整体规划的北京规划局高级顾问张敬淦说，探讨焦点最后集中到了“收”和“放”上。“‘放’，是针对广场上已经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南面未来的建筑位置和布局方式；所谓‘收’，是使未来建筑凸出于已有的两大建筑，使广场南部形成封口”，“但是直到1976年，‘收’‘放’之争一直没有定论”。

张敬淦说，毛泽东去世后，中央最终选定纪念堂的位置在天安门广场，“因为天安门广场北部是开群众大会的地方，纪念堂于是只能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部。这样，加入这个因素考虑，广场必须仍然根据195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审定的规划向南扩建，即将天安门广场的东西两侧路向南打通”，“这种建筑布局，也解决了争论多年的‘收’、‘放’问题”。因为毛主席纪念堂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正阳门中间，为此修缮了正阳门，同时将广场东西侧向南一直通向前门东西大街，广场的区域就向南一直延伸到了正阳门城楼下。

“改建的结果，天安门广场的集会面积由11万平方米扩大到21万平方米，集会人数从40万人增加到了可容纳60万人。”参与毛主席纪念堂设计建设的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工程院院士马国馨说，因为毛主席纪念堂的体量比较大，它处在原来“T”字型广场的狭长处，便使得广场空间显得有些局促了，这样才拆掉了广场左右两边邻近东、西交民巷的一些建筑：一家德国医院、几个单位和使馆的房子。“这样，原来那个‘T’型宫廷广场成为现在面貌的长方形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为这个广场的中心，也成为这个新城市的中心。”

历经三次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规模越发宏大。史景迁在他的著作里说，如果把这个现代广场的布局“搬到美国，就好像将纽约的时代广场，扩展为一个占地长10个街区、宽4个街区的空间”。

纪念堂的“天安门广场方案”——被选进“毛主席纪念堂工程”时候，马国馨才30来岁，他当时正在前三门工地，参与前三门住宅工程建设。马国馨是北京建筑设计院被抽调的5名建筑师之一。

马国馨回忆说：“从9月10日开始。我们跟副市长赵鹏飞一起去做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方案。当时我们做了这么几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在景山，一个是在中南海里的瀛台。一个是在天安门里，一个是在天安门外面的金水桥。一个是在天安门的南边。就是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地方。方案大概做了4天4夜。到了14日，全国各地的建筑师都请到北京来，住在前门饭店，每个地方又提出两三个方案。”

“我那时还很年轻，负责从地下室到顶上全部施工平面图纸的绘制。我们有几个负责人，徐荫培是总负责。下面有几个人分别负责不同的工程，方伯义同志主要是负责内部几个主要大厅的装修，吴观张同志主要负责外檐，整个外立面从花岗石到台基整个立面，到花纹大样的做法。耿长孚负责总图。设计组基本上就住在现场。当时工程指挥部的总指挥就是李瑞环同志。我记得那时候经常晚上加班到很晚，下班后大家就去吃夜宵，汤圆和面条，在前门饭店的顶楼。有时候还碰到李瑞环同志，大家在一起开玩笑，随便聊。那时候全国人民对毛主席有非常崇敬的心情，所以听到要建设毛主席纪念堂，大家都抢着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贡献出来。很多单位为这个真是打得头破血流，都说一定要用我的材料，不能用你的材料。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当时北大厅整个地面用的是杭州出的杭灰大理石，但我们觉得加工是上海做得比较好，但杭州就坚持说他们一定要加工，不能让上海做。结果我们协调了半天，两家都采用了一部分，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汇集各地专家的建议来自于1959年设计北京十大建筑和天安门广场首次扩建时的经验，而此次所有关于设计、规划的讨论都是更为机密地进行。前门饭店有一层楼朝西的半层被设计组包了。时任“毛主席纪念堂设计组”副组长的袁镜身对记者说，设计组的设计要报给“中央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办公室”，再由他们上报，等待最终决策。“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是这个小组的主任。这个总指挥部设在西城区西皇城根南街九号。为了对外联系方便和保密，名称叫‘国务院第九办公室’，又叫‘九办’。”

袁镜身说：“当时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让我搜集世界上所有名人纪念堂和中心广场的资料。中央领导特别想了解莫斯科红场有关列宁墓以及红场的建筑格局。当时我组织建筑科学研究院情报所的同志，专门找了美国林肯、杰斐逊纪念堂，保加利亚季米洛夫墓，越南胡志明墓的资料和照片。”“列宁墓的史料没有找到，但是找到了苏维埃建筑师舒谢夫关于设计列宁墓的意图和构思的一段文字，大概是说斯大林称列宁是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领袖，这样，陵墓建筑要体现列宁的朴质和平易近人的形象。所以陵墓的伟大，不仅表现在结构物外形尺寸上，而且表现在列宁与人民的息息相关上……”“我请陆玉清连夜加班译成中文，铅印清楚，报送顾明、谷牧副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参考。”

“我记得我们的方案加上地方报送的方案一共是107个，领导都看过一遍，然后说了一个很基本的原则，比如说，毛主席是要活在人民心中，不要给他做陵园，不要给他做墓碑，要给他做一个纪念堂。在这时候。纪念堂的形式已经基本上肯定下来。”马国馨说，这个思想也基本上决定了纪念堂选址定在天安门广场的决定。

袁镜身和马国馨都和赵鹏飞一起勘查过纪念堂的备选地址，他们曾调查了天安门前后、劳动人民文化宫、景山、陶然亭公园、香山公园这些地方，进行比较。袁镜身回忆，现场考察后，意见主要是5种方案，“建在天安门前，像苏联列宁墓建在红场一侧的做法。但是金水桥以北，地方很小，建在这里不仅影响天安门视觉上的雄伟，破坏广场的视觉整体性，还会造成天安门前交通的阻塞。建在天安门北面端门的位置上，这里倒是空间宽敞，可以大兴土木，前有天安门，后有午门，东西还可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打通，连成一片，组成一个整体。但考虑纪念堂要有很多人瞻仰，如果建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拆掉端门，这就把完整的故宫建筑群破坏了”。

天安门前后这两个方案都被否决后，袁镜身说，意见比较集中的就是景山方案和香山方案了。“景山的想法出于可以远离广场，代表了天安门广场建设‘收’的思想。我们想把景山南北打通，这样纪念堂建在景山里面，人们的瞻仰路线是从景山前面进，后面出，在景山顶部建一高塔。但是整个建筑下来体积庞大，故宫后面有一条河和一条路，留下来的空间已经很小了，这个方案最终放弃了。香山是备选方案里认同度比较高的一个，因为那里风景好，而且像中山陵布局一样，纪念堂的位置考虑在半山中的玉华山庄，那里居高临下，可以遥望北京城，从大门沿山势修一条大道，通往纪念堂，很气魄。瞻仰完之后，由南山下来，一路修一些纪念性景点，如井冈山、延安、西柏坡，沿着香山饭店下来。但香山方案的缺点主要是离北京城太远，虽然当时已经打算把往西郊机场到香山的一条路拓宽修缮，但最后和天安门广场方案相比，还是舍弃了。”

毛主席纪念堂和天安门广场——选址的工程相当繁琐，但还是被紧迫地压缩在了一个月内。袁镜身回忆说，到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听取纪念堂选址问题的汇报后，做出“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决定。

地点定在纪念碑南侧，仍然有3个方案需要选择。“在南侧，但在南侧的偏南，还是南侧的偏北处”，袁镜身说，这涉及到纪念堂和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关系。一种方案是偏北，纪念堂紧靠纪念碑，纪念碑作为纪念堂的序幕，优点是可以保留广场南端的那一大片松林，松林作院，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纪念环境。但这样设计，会使两个不同内容的纪念物形成一个，从而失去各自独立的政治意义。第二个方案，是纪念堂位置偏南，建议拆除正阳门，将纪念堂建在正阳门的位置上，意图是使纪念堂和天安门处于南北对称，纪念碑恰似一座天平的支点。但这样的布置，纪念堂受南面交通的干扰大。第三个方案，纪念堂靠正阳门。但这样，由于正阳门城楼高42米，会有压倒纪念堂的感觉。

在3个方案争论之时，又出现了正阳门城楼的存废问题。“这座北京仅存的保持完整的城楼古建筑，与天安门城楼南北遥遥相对，可以明确广场的南北界限，起到丰富广场南面轮廓线的作用，而且它的存在可以使纪念堂与交通稠密的前三门大街有所分隔，起到作为纪念堂南大门和‘影壁’的作用。从门洞远眺纪念堂，仿佛是个画框，更会增加景深。这样，在决定不拆除正阳门的前提下，最后决定将纪念堂放在纪念碑与正阳门之间的正中。”袁镜身说。

关于纪念堂的建筑形式，当年担任纪念堂工程设计小组领导成员的沈勃曾回忆说：“当时大家对毛主席十分怀念，认为只有宏大的建筑才能体现毛主席的伟大和崇高，设计都偏大。只有时任江苏省副省长、南京工学院教授杨庭宝提出的方案是50米见方的建筑，他的方案给人以很大的提示。”最后，沈勃在各个意见基础上，用了一整夜时间，勾画出纪念堂实施方案的草图。

建成后的纪念堂比最初的计划是缩小了，是长宽各105.5米的正方形建筑。这种正方形的建筑，平面布局平整，造型简洁。建筑形式是对称而立，由于它是在广场中轴线上，中轴线是对称的中心，这样，“纪念堂的修建，扩大了天安门广场”。袁镜身说，“从广场的任何一处瞻仰纪念堂，都是很清晰的。纪念堂75米宽的柱廊同人民大会堂东立面中部的柱廊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西门空廊的宽度基本一致。从天安门向南望去的透视效果，高耸的纪念碑碑身略突出于横向扁平的纪念堂，两个建筑一竖一横，突出了天安门广场纪念性的特有风格”。

马国馨说：“因为是我们自己的广场，所以我们在设计纪念堂时要考虑作为广场建筑的中国特色。现在有很多人都讲这个纪念堂像美国林肯纪念堂，实际上是因为这种柱廊的形式，大家都认为比较具有纪念性，因为它比较庄严、肃穆。但是我们还采取了很多中国自己独有的手法，比如西洋的柱式，所有的柱间距是相等的，而中国是不相等的。当中那个开间是特别大的，最两边上两个开间是小的，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样式，就像太和殿一样，叫明间，次间，稍间。就是在这样细微的变化当中，体现出我们东方和西方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袁镜身说，在纪念堂的高度确定上，是经过严格的视线分析确定的。规划设计人员首先考虑到，站在天安门下、金水桥畔正视纪念堂时，纪念堂的高度要恰如其分，既能遮挡住正阳门屋顶，又不能过高，否则会压倒纪念碑。为了做到这一点，经过视线分析，纪念堂高度约在30米左右较为合适，这个高度与广场其他建筑高度也大致相称。最后确定为33.6米。“纪念堂的竖向标高的确定，是根据中轴线的特点决定的。中轴线是东西方向排水的分水岭，中轴线的石板通道，是广场上的一个脊背。而中轴线的另一个特点则是由南向北逐渐升起，到建筑群中心部分地势逐渐抬高。如正阳门箭楼南口到太和殿台基前在长达近2公里的距离中，逐渐升高达3.12米，在广场范围内，正阳门北洞中至纪念碑这一段平均以2‰坡度上升，这肉眼是很难觉察的。在广场上的大的建筑标高处理不当，就会使建筑物不挺拔。所以经计算，纪念堂标高比原标高挹高了1米，即从纪念碑至纪念堂北口保持水平，自北入口至纪念堂阶梯以9‰坡度上升到纪念堂，这样在北广场一带看纪念堂就显得地势高亢，而在南小广场上从正阳门洞中看纪念堂，就争取做了5步台阶，使纪念堂显得更加雄伟。”

纪念堂打破了我国一般建筑物坐北朝南的习惯，正门朝北。当时有人提出，正门朝北，如果天安门广场进行群众集会时，群众面向天安门，背对纪念堂，似乎使人感到心里不安。设计组领导成员之一赵鹏飞当时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是，把纪念堂庭院东西两侧向里收缩，使两侧广场面积扩大，一旦举行群众大会，在纪念堂东西两侧和南北方向都有群众环绕，这样就形成了毛主席在群众中，背向问题就解决了。

纪念堂建设速度惊人。从1976年11月24日的奠基仪式到1977年5月24日正式竣工，仅用了6个月时间。马国馨说，因为所有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都是24小时昼夜加班，考虑到建设人员的辛苦，谷牧上报中央，经批准，指挥部可以给参与成员发一次奖金，在调查了各单位的平均工资之后，确定的奖金数，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大约是20块钱。当时马国馨的月工资是55块钱，这是一名本科毕业生的国家工资，一名中专毕业生的月工资是37块5毛钱。但最终还是有很多单位在党组开会认真讨论后拒绝了指挥部的奖金，“开会时，大家讨论说，在全国各地都在为纪念堂建设做贡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拿这20块钱？只有极少数的人表示作为加班费，应该拿奖金”。

在北大建筑研究中心教授王昀的体验里，90年代末天安门广场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加了两大块草坪。

这两块草坪对称排列于广场北半部东西两侧，面积各为4800平方米，建于1999年建国50周年广场第四次改造之时。这一次的天安门广场改造工程，最初方案包括地面铺装，改善照明状况，更新扩声系统，改造金水河喷泉。随着改造工程的进行，又陆续增加了近万平方米的绿地，改造广场地下公共设施，清洗人民英雄纪念碑，维修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和天安门院内各种设施。1999年10月1日，国庆50周年，修葺一新的广场迎接了自1984年以来的第一次国庆阅兵和群众庆祝游行。

“第四次改造中，天安门广场的格局和功能并无太大变化。实质性的变化开始于国家大剧院。”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一直承担广场规划，城市设计所所长宋晓龙对记者说，“1997年开始的国家大剧院筹建把天安门广场严肃庄严的气氛撕开了一个口子。接着是2003年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

“天安门广场向文化广场转向，更理想化的设想在90年代末曾提出过。”宋晓龙说，“当时的争论焦点在于公安部搬迁，甚至还提出过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搬迁的设想。想想看，西面有国家大剧院，东面有国家博物馆，再添上国家美术馆，往南延伸有历史保护街道东交民巷，前门大街，首都的心脏就真正成了文化中心。”这样的想象被2000年公安部新楼的动工打破，如今，这座广场东侧凸向长安街的巨大方盒子即将竣工。宋晓龙说，正在编制的广场规划中，大会堂南侧将作为全国人大新办公楼所在地。

2006年年底，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就要破壳而出了，而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方案仍在修改中。无论是面向传统还是现代，心脏部位的这两座文化纪念碑的竖立，正悄然改变着天安门广场的民族想象和日常体验。

现代变异的国家大剧院——1997年的天安门西侧，是一片高墙围起的基坑，就在这一年，这片荒芜的空地重被指定建设国家大剧院。

其实早在1958年，周恩来就曾站在天安门城楼，指着这片空地踌躇满志地对说，“将来，这里要建一座国家大剧院”。这也是计划中的十大建筑之一。为准备施工，实施了居民搬迁，开挖了基坑，清华大学当时的设计是：正立面是一座冲天柱式牌坊，象征着大跃进时期的“冲天干劲”，终因财力不足而搁浅。80年代末，曾想利用此地建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厦。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扩大、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文艺界倡议建设国家大剧院的呼声越来越高。1990年，文化部再次提出在原址上兴建国家大剧院，专门做了可行性研究报告，预算10亿元，但因财力不足再次搁浅。

直到1996年10月，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有计划地建设国家大剧院等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文化设施”，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被才正式确定下来，并组织了国内几家设计单位做了方案。1998年1月，成立“国家大剧院建设领导小组”，同时从建设部、文化部、北京市各抽调两人，成立“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负责工程的组织实施。1998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立项建设，公开进行建筑设计国际招标，这也是政府项目第一次举行国际性竞赛。历时1年3个月，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清华大学协作的方案当选。

“湖上是一座由玻璃等材料组成的半透明、椭圆形、外壳呈银白色、曲线的构图则像是含苞欲放的花朵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和地面不相连接，它就像是横空出世、浮出蓝色水面的一颗珍珠。”安德鲁用语言似乎难以描述清楚这个天外来客。

大剧院业主委员会规划设计部部长周庆琳说，《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竞赛文件附件》设定了三条“城市设计要求”：“应在建筑的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群及东侧的人民大会堂相协调；在建筑处理方面需突出自身的特色和文化氛围，使其成为首都北京跨世纪的标志建筑；建筑风格应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这一要求，被通俗地转述为“三看”：一看就是中国的，一看就是北京的，一看就是天安门的。然而，第一轮过去，69个方案中最终没有一个能够满足这些条件。

历经3个月，1998年7月31日评委会发布“国家大剧院第一轮竞赛评语”，强调“设计造型上如何与周围环境结合，而又‘和而不同’，富有鲜明的个性，表现出既具有民族文化特色又有时代精神；既具备庄重典雅而又亲切宜人；既具有开放性，便于群众交往，又利于运营管理；既能选用先进的技术，又能保证建设与长时间使用的经济合理性等等”。

第二轮14个方案仍没有惊喜，周庆琳说，各方反而缩手缩脚了，安德鲁也是如此，有网友调侃道“第一轮方案像火烧，第二轮成了铁板烧”。

“苛求所有这些东西在一栋建筑上，历史的，政治的，要求既老又新，既传统又现代，是否是个乌托邦？”参与安德鲁方案的清华大学教授吴耀东说。独自沉思几天后，安德鲁干脆抛开了这一切，拿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几何完形”，把高低起伏的4个剧场包裹在一张最简单的表皮里。

吴耀东说，这其实是一个“赌气方案”，用的也是安德鲁最惯常的圆形和水面的手法，对于能否被评委接受，他完全没底。周庆琳记得第一眼看到这个新方案的时候震惊不已，“距离太大了”。后来看内部设计才开始接受，“经过一个80米的水下长廊，这个长廊里面可以布置很浓厚的这种艺术氛围，让人一进去就能感受到艺术的熏陶，之后再去看戏。起承转合，不觉得平淡”。

周庆琳说，一个重要的选择因素，是安德鲁对整个天安门地区提出的规划设想：在广场周围设立绿地和水系，建成中心公园。“但因为牵扯到公安部搬迁的原因，没能实现。后来只在大剧院周围小环境里实现，大剧院区域11.89公顷，建筑本身只占3公顷。”

“最初设计上的条框很多，怎么也逃不脱天安门广场环境的影响。比如，最初设想大剧院跟公安部大楼左右对称，退长安街红线40米，使天安门广场形成‘凹’字型。第一轮的69个方案里没有评出结果。”周庆琳反思说，规定对称太牵强了，是不是干脆让大剧院往后退？第二轮规定从长安街退红线70米。安德鲁新方案提出，将大剧院再次南移80米，使大剧院的东西轴线与人民大会堂重叠，这不仅将大剧院编进了天安门建筑群系的网格之中，从长安街上的退隐也使它能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

最令人侧目的，是安德鲁不与传统对话的姿态。安德鲁解释说，面对围绕着天安门广场的完全对称，风格近乎划一的建筑群，如何在紫禁城的对面插入一个延续这一古老传奇的历史的章节呢？他说，“我要为这段历史增加一个新章节，就是要切断历史，要保护一个古老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逼到危机边缘”。

“如果选不到一个历史延伸的好方案，宁可选一个现代的；选不到一个结合得好的，宁可要一个前卫的。”西班牙评委包菲尔表述了安德鲁方案入选的根本原因。周庆琳说，这也是西方评委们的共同想法，看了太多的大屋顶，希望在北京能看到历史发展的脚步。

最终，在1999年7月22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审定了送上来的3个方案，确定了安德鲁方案。这一大胆选择让安德鲁和周庆琳都有些震惊。“这传达出强烈的面向未来的信号。”周庆琳说，“最直接的影响是，国家大剧院打破了天安门地区政治性广场的禁锢，也冲破了长期以来建筑设计的束缚，有了它，才有了后来的CCTV新楼，鸟巢，水立方……”

历史包裹的国家博物馆——2003年2月28日，天安门广场东侧，人民大会堂对面，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同时，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由国务院批准立项。

作为对50年代经典建筑的改造，国家博物馆项目绕不开传统。任务书中明确提出保留原建筑的外衣，“应保持原有建筑西、南、北三个里面的设计，应注重新建筑的有机衔接及和谐统一”，“充分利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现有建筑，将其改造向东扩建并且在原室外庭院上加建天顶，在保持原有建筑风格的前提下，将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老馆1958年由张开济主持设计，属建国10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因当时经济困难，革命历史博物馆面积压缩为6.5万平方米，还要与对面17万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在外观上平衡，张开济采用了巧妙的手法，“做了两个空心的院子，这样就把它的面积撑大了”。

“由于大楼本为一馆设计，却为两馆共用，加之建设时受历史条件局限，造成文物库房、展厅、办公和其他设备功能不全、互不配套、互相挤占等问题，基础设施陈旧、老化，这种状况同国家博物馆应有的地位和形象很不相称。”国家博物馆方面希望，新的现代化的建筑将从6.5万平方米扩建为15万平方米。40年，历史转了一个轮回。

2004年2月，国家博物馆进行国际招标，这也是历次竞赛综合水准最高的一次。赫尔佐格和德穆隆（H&D）事务所中方合作人艾未未说，赫尔佐格和德穆隆(H&D)、库哈斯（OMA）、福斯特（Foster）3个大牌很少聚齐在一个项目上，“一个50年代共产主义国家的博物馆在21世纪的改造，很有吸引力”。

同样是国家意志和象征的重要建筑，然而，与国家大剧院的漫长和喧嚣不同，国家博物馆的评选过程快得有些不可思议。3个月后，初选在6月的最后3天进行，要从10个方案中选出3个入围，每个不到1小时的阐述和答辩，用艾未未的话说，“比公安局审问小偷的时间还短”。

最终中标的GMP方案以“北面、西面共同作为主入口”及“传统屋顶的挑檐”造型博得专家们的青睐。评委们认为：“该方案功能布局比较合理、实用。半露天的屋顶有着传统‘虚实结合’的味道，并与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建筑十分协调，既不会破坏整体风格，又能满足国家博物馆的功能需求。”但业界就这一方案对原有建筑的破坏存有异议。

参与OMA方案的张永和认为，建于1959年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具有中国的社会现实主义的传统。他通过方案跨越40年与父亲张开济对话，表达了对传统的致敬：完整保存了原建筑的4个外立面，把功能区“浇铸”进原庭院空间，把所有问题在内部解决。“国家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有老建筑，这个问题有特殊性。这本来应该是比国家大剧院更能往前走一步的机会，它更敏感，很多问题应该处理得更恰如其分，而不是一味的‘猛’。”

“博物馆到底象征着什么？如何考虑与国家荣誉、国家尊严有关的设计？”艾未未说，国家博物馆在定位上充满着混乱与矛盾，他认为设计应更多从博物馆的使用角度出发。

按计划扩建之后，国家博物馆的总建筑面积将达15万平方米，与卢浮宫相仿。但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品330万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逾百万件相比，国家博物馆藏品现在仅有62万件，其中20万件还是大量重复的钱币；馆藏国家一级文物数只及故宫的1/5。史建指出，国家博物馆漫长的展示空间完全是为了对民众的中国历史教育，是一个图片展，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藏品展和人类文明展。

艾未未去了国家博物馆不下20次，他看到，除了那个巨大的鼎，国家博物馆现在所藏90%的文物都是1米以下的小件，很多只有二三十厘米。“照目前中标的方案，放在几十米的厅堂中展览不仅浪费，而且体现不出文物本身的魅力。这么巨大的厅堂，二三十米高的空间，百米的跨度和它的藏品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一原计划于2005年动工的工程迟迟没有动静。据一位参与改建的负责人透露，因对新馆与老馆的关系、与天安门广场的关系各方面意见不一，方案正在进行比较大的改动。

文化纪念碑下的城市空间——从1997年来到大剧院西边的红砖小楼任业主委员会委员已经9年，周庆琳看着这个“巨蛋”一点点变大，在一波波声浪中即将浮出水面。他说，现在辩题的焦点已经转移，从质疑其风格又回到选址，似乎回到原点。代表观点是，“为什么40年前定在天安门，现在就必须在天安门？吸引更多的人流、车流加剧长安街的交通、环境负担？如果剧场同时使用，五六千人的疏散、车辆的停车场的出入都是问题”。

“纵有1000个理由不选在此，也有1个理由选在此：大剧院建在这里，天安门广场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周庆琳说，“选在这儿，就难免成为纪念碑式建筑，背负太多国家的、民族的，甚至时代的要求。”

安德鲁试图找到与城市的平衡，他通过建立树和水的环境削减“巨蛋”带来的压迫感，甚至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冬季，溜冰爱好者们将在冰面上留下无数弧线……”但在大多数时候，对这个怪异的蛋壳，人们只能隔水远望，无法触摸。吴耀东说，国家大剧院要不要“贵族化”，这也是他跟安德鲁之间爆发的最大争吵，他建议在水面上做些浮桥或者其他通道，但安德鲁坚决不同意修改，“国家大剧院，就是要一个贵族化的艺术殿堂”。

国家博物馆也同样面临国家形象与城市空间的权衡。艾未未质疑：“国博在未来的城市中扮演什么角色？现在的方案以巨大的、纪念碑式的厅堂取胜，然而对于一个更民主、更个性化的北京来说，这种纪念碑式的建筑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在他参与的H&D方案中，博物馆内建出一条贯通南、北出入口的街道，是市民无须购票随时可以进入的都市空间，两旁可设置书店、餐饮、纪念品商店等服务设施，由此还可直接通往顶层餐厅。这一广受好评的方案没能入围。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周榕认为它败在“天真”，“天真地认为北入口以后真的会这么使用；不知道入口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是存在于评委头脑中、认知中的。”周榕说，“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国家认同’，是一个泛文化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建筑问题。”

艾未未却坚持“城市空间”的观点：“虽然天安门广场一直以来是作为政治性场所，在21世纪都市化进程中，应该让市民去体会城市、参与都市生活。我们需要城市空间。”

建筑师彭乐乐的办公室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眼前经常是广场上参观人群的景象：累了的，席地而坐；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的，在广场上排起“S”形长队，一直排到前三门大街；看升旗、降旗的，倚在栏杆上苦苦地等。她记得，2004年，国家博物馆举办“法国百年设计展”。她犹豫，“国博在文化宫斜对面，它们之间最近点的直线距离可能只有150米，但隔着长安街，实际步行走过去要走1公里，因为除了超级大的城市尺度以外，还有人为的路径设计”。挨到展出的最后一天，她终于绕出文化宫南门，跨过地下通道，再绕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西门，可以买票参观了。彭乐乐说，“这是纪念性的行走，这是民族自豪感的行走。可是，纪念性和城市生活无关”。

谢选骏指出：“在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工程中，中轴线上的中华门被拆除。这处明代建筑，形制与长安左门与右门相仿，位于天安门原‘T’型广场南端，明朝时称‘大明门’，清朝时称‘大清门’，中华民国起称‘中华门’，故有‘国门’之称。中华门被拆除后，其址成为广场南部的绿地——一大片从外地移植过来的成熟松树林。197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的决定。6天后，正式确定了这个建筑面积不到3万平方米的二层建筑。其位置在中华门原有位置上，松树林被再次移植到其他地方。”——但是上面这些参与者的猪脑袋都没有意识到……明朝的大明门、清朝的大清门、中华民国的中华门，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变成了“僵尸门”！以僵尸门为核心的“国家”，能够避免僵尸国的命运吗？

《天安门广场的“五吨垃圾”是一面镜子》（2013年10月02日北京青年报）报道：

昨天早晨，天安门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11万人冒雨观看升旗仪式。据央视网报道，升旗仪式结束后，天安门广场满地垃圾，最密集处甚至看不到地面。150名保洁员人手一把扫帚，用2辆清扫车和2辆垃圾收集车，以“拉网式”的排兵布阵，花30分钟才将垃圾全部清除。初步估计，清扫的垃圾多达5吨左右。

天安门广场是首都北京的中心地带，是亿万国人心中的圣地，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已成为中国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固定仪式。特别是在国庆节这天，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更是具有特别神圣的意义。然而昨天，一些观看升旗仪式的人，却给天安门广场留下了5吨垃圾，这极不光彩的一幕，让人感觉大煞风景，更让不少人深感耻辱、蒙羞。

难以想象的是，一些人刚刚唱着国歌、流着眼泪，目睹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内心充盈着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责任感，一转身就把食品袋、瓜果皮、废纸片等垃圾随手乱扔，全然不顾这样做会给其他人和环卫工人带来多大的麻烦，会给天安门广场造成多严重的污染。有网友批评说，“垃圾的数量折射出现场市民的素质”，“人人爱祖国，才会冒雨看升旗！人人看环境，就不会有这么多垃圾”，“爱国热情很高，文明素质太差”……这些批评有的话说得比较重，但大多是说得很有道理的。

在万众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在一个较短的时间点，11万人集中在一起观看升旗仪式，人们的爱国热情也集中在一起，汇成一个巨大的气场。升旗仪式结束后，11万人中一部分人随手乱扔垃圾，这些垃圾如果被“集中”在一起，将成为一座多达5吨的“垃圾山”，如果堆在天安门广场上，将是何等不堪的景象。好在5吨垃圾并不是像这样“集中”处理，不至于引发十分严重的“集中”效应，但无论如何，观看升旗者在天安门广场留下5吨垃圾，还是让我们产生了强烈而“集中”的警惕——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不经意的一次乱扔垃圾，看起来或许无伤大雅，不足为罪，实际上都暴露了我们文明素质中的“小”，把每个人文明素质中的“小”集中起来，就会成为国民文明素质的大问题，乃至成为社会发展的大隐患。

爱国是宏阔博大的主题，是高尚神圣的情感，爱国也是每个人具体而微的行为，是深入内心的感受。人们在国庆日冒雨观看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这种爱国情感谁也不能否认；但其中有人在天安门广场乱扔垃圾，这种不文明行为尽管不能说完全抹杀了爱国情感，却势必使爱国情感大打折扣。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自己手中的食品袋、瓜果皮、废纸片都不能扔进垃圾箱或带走，如何做一个合格、守法、负责任的现代公民？如何做一个勇于奉献、敢于担当的爱国者？

11万人在天安门广场留下的5吨垃圾，无异于一面“集中”正衣冠的镜子，照出了我们文明素质中的短板，照出了我们爱国热情背后的差距。我们要培养自尊自律、群己权界的现代公民意识，要强化自豪自信、忠于国家的爱国情感，请从力所能及的文明小事做起，从不随地吐痰、不大声喧哗、不乱扔垃圾做起。

谢选骏指出：僵尸门下，青年报的妓者还要倡导“文明素质”呢！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而在我看来，天安门最好还是成为垃圾桶吧——因为我发现，天安门周边荒废的时候，正是民权获得保障的时候；天安门周边兴隆的时候，正是百姓惨遭荼毒的时候——因为天安门周遭，历来不仅是一个匪巢，而是一个邪教的中心。这就是僵尸国的命运——不论它是明朝、清朝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第三中国所创造的第三期中国文明，才能超越僵尸国的命运，发扬殷周的第一期中国文明和唐宋的第二期中国文明。

【003、恶霸地主毛泽东虐杀地主】

《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毛泽东的难言之隐——深析土改“杀地主”的真正阴谋》（阿波罗新闻网 2013-04-05）报道：

从1927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1949年后，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一）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

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

黄世仁，延安时代歌剧《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这个歌剧，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为电影、芭蕾舞剧等，因而名扬天下。剧中的黄世仁逼债，逼死了贫雇农杨白劳，强暴了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喜儿出逃后躲在山洞里，以偷吃山神庙的供果为生。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天日，营养不良，变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时，一位连级军官激愤过度，怒不可遏地拔枪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开了一枪……幸亏没有击中，可见剧情感人之深。多少年来，连绵不断地演出，“教育”了亿万青少年观众，使黄世仁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恨之入骨的恶霸地主。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半夜鸡叫》的课文，节选自战士作家高玉宝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课文里的地主名叫周扒皮。这个可恶的家伙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后来，长工们设计，故意将周扒皮当作“偷鸡贼”痛打了一顿……这个戏剧性的故事，在嘻笑声中农民的仇恨得以发泄。从此，“地主是农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们的心灵。最早读过这篇课文的孩子，现在都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了。

《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持反动武装，与海南岛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为敌。最后，被“琼崖支队”“红色娘子军连”的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击毙，得到了可耻的下场……

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的大地主，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坏家伙。他家设有“水牢”，把贫农冷月英关在“水牢”里……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根据刘文彩的背景故事，集体创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压榨农民血汗的场景形象化，文革期间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又将刘文彩的庄园改建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让成千上万的人参观……展览内容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无限上纲，不择一切手段丑化刘文彩。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他们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

（二）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害了200多万地主。那么，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样的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

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就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们承认，地主中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相反，其中绝大多数——约占总数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地主”这个名词，已成为一个深含贬义的词汇，人们一见到“地主”二字，就联想到剥削和压迫，产生厌恶感。

其实，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词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地主”究竟可恶不可恶？“土改”运动中杀掉200多万地主，是不是人人该杀？……要弄清楚上述问题，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以下三种来源：

第一，祖传家业。

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这个书香世家，几代没出“化孙子”，因而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这个儿孙手里。到了1950年，风云突变，这位继承者反而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

“土改”中有不少“贫富颠倒，是非混淆”的现象。——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化孙子”，他“崽卖爹田心不痛”，把万贯家财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哪知风水轮流转，“叫花子”反而因祸得福，“土改”中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没收地主的财物）。——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就写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

从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权专制两千多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人们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里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不甚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意投资兴办实业。笔者小时候听到老人们的口头禅是：“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头脑里，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

第三，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个团队里，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毋庸讳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那个时代，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的行为大肆伐挞，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门邪道发了财的人，“戳他的背皮”，耻与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觉或不敢走邪路。

那时候的人，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总体说来，在皇权统治下，通过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及制约，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阶级斗争”之说。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大致是上述这三种。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三）地主阶层在农村中的作用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四）发动“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央决定在“新解放区（1947年之后“解放”的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一声令下，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200多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为什么要开展“土改”，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

《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意）：我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200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毛泽东“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记者斯诺足迹遍布全世界，见多识广，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是个内行。

毛泽东为什么不直说呢？显然有难言之隐。

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井冈山五次“反围剿”，枪炮齐鸣，火光冲天，捷报频传……最后兵败逃窜。仗打得那么热闹，支撑热闹场面的军粮军饷、武器弹药补给……钱，从何而来？

“战士（农民）的鲜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战士都是农民；“农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钱财，消耗的自然是农民的血汗钱。

“地主的鲜血”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从1927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

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红区”（共产党占领地区）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没得油水可捞了，便派出突袭队，趁月黑风高之夜，到“白区”（国民党占领地区）去打“土豪”，斩尽杀绝，掳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区”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条30多里宽的“赤、白交界”绝无人迹的“阴阳地界”……

1949年后，百废待举，到处需要钱，入不敷出，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在军事方面，西边要进藏，南边要“解放”海南岛，东南准备攻打台湾，北边要“抗美援朝”，几百万“解放军”军粮军饷从何而来？……于是，历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夺最富庶的江南农村地主财物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应运而来了。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毫不讳言，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实目的：夺取地主的财富，解救新生的红色政权的财政危机。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

中共建政后，国民党及其遗留、派遣在大陆的军政人员，反抗是相当强烈的。自发性的民间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个乡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内外交困，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时，毛泽东认为，必须把“反革命”的嚣张气焰镇压下去……杀谁呢？不幸，历史选择了“地主”作为“儆猴”的这只“鸡”。

“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

这时，如果这位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他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画下去，则明日刑场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灵盖被打飞……要是这位年轻人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上，醒来后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

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在这节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十分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小命。如果几十年来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挑唆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没得分辩的余地。

在贫下中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十分可怜，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么也不说，这位地主的小命也许能保留下来。如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经不住土改干部反复劝说，说错一句话致使某位地主丧命的，事后这位善良的农民良心发现，一辈子追悔莫及！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湖南嘉禾县土改斗地主之一景(网络图片)

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掩面而泣……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动员广大农民参军，上“抗美援朝”前线。

（五）地主的“罪恶”有几分真实？

带着政治目的，用文学艺术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是真实的吗？他们与现实生活中的地主差距有多大？

说实话，那些虚构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绝对骗不了亲身经历者和历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节是虚假的、编造的，有些则是将许多坏人坏事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无论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将社会阴暗面发生的各种坏事堆砌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人也就十恶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来说，他真的会半夜三更趴到鸡笼子里学鸡叫吗？不会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声音可以传过去嘛。笔者小时候居住在农村，偶尔醒得特早的日子，听到远处的雄鸡打鸣，叫声由远及近，最后，邻居家的雄鸡、自家的雄鸡都跟着叫起来……远远地学鸡叫，即使学得不十分准确，由于距离远，雄鸡听不分明，可能跟着叫；趴在鸡笼子旁边学鸡叫，它听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会跟着叫了。——这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惊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

就事论事，即使你把长工们早早驱赶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监督，长工们躺在田头怠工，你有什么办法？

那时候的地主，需要雇佣几个长工的，一般先雇佣一个比较能干的“长工头”。总体任务交下去后，每天由长工头分配其他长工干活，根本不用东家操心。当然，长工头的工价比一般长工高。笔者务过农，做过工，深深知道“活在手里”这句话的分量，如果“对着干”的话，工人和农民自有千百种方法可以消极怠工。因此，用欺骗、压榨的方法，东家和长工是不能长期相处的，最终吃亏的必定是东家（田里没收成）。小气、吝啬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适可而止，如果太厉害，吝啬的臭名远扬，就没有人上你家来打工了。

那时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笼络”的方法稳定长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过节送粮食、衣物，有急事允许请假，年终结算时另外暗中给红包……用这些手段来挽留那些老实本分、肯干活的长工。

极左年代，许多中、小学的工宣队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请来当地“土改根子”当过长工的老贫农来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老贫农在讲台上讲着讲着，忘乎所以，话题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说：有人说地主坏，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东家对我就特别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腊肉过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过苦日子，饭都没得吃，差点饿死了……

工宣队一听，不对头，老农民在“忆甜思苦”，对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台“救场”，抢过麦克风对同学们说：老贫农讲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讲一讲地主是怎样压迫剥削农民的……说着，便把老贫农撵下了讲台。

那个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地主的好话，作“反动宣传”，会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还可能枪毙。但那老贫农是“土改根子”，讲的又是实话、真话，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那时候，许多地方闹土匪，地主们都吓得“鸡崽子”一样，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大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觑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

2000年，历史学家笑蜀先生根据多年调查，写了一本《刘文彩真相》，还了刘文彩的真实面目。一般来说，地主都是集优缺点于一身，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作风、处事方法，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社会流行的恶习。拿刘文彩来说，他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斥资200万美金兴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学”），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讨几房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根据笑蜀先生的调查，刘文彩家根本没有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为了宣传“阶级斗争”，煽动人们仇恨地主编造出来的。

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好人占绝大多数。共产党为达政治目的，编造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论，地主中有人为非作歹，贫下中农之中何尝没有为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虚假的，“土改”中绝大多数被杀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状，含冤受戮的。

（六）“土改”的恶果及其后遗症

“土改”，产生了的恶劣的后果和严重的后遗症。

首先，“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华夏大地本来是一个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其次，“土改”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本文第二节指出，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想事。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后的第一年，生产总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使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

第三，“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未考取秀才、举人）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

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1亿，“康乾盛世”后增加到4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口号称4万万5千万），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泽东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3500多万农民……

第四，1953年“土改”结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达到了发动土改运动的预期目的，滋长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为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

“土改”以及多变的农业政策（首先是单干，后来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户单干……），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长期处于落后状况，至今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远远落后于世界农业发展水平。直至今天，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依旧苦不堪言。

……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为什么这么残暴？因为这个王八蛋他有恶霸地主的基因遗传和“十三鸭子”的孽种言传身教。这个韶山的草寇，经过马列主义强盗逻辑的武装，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中国最大的恶霸地主。

《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以阿道夫·希特勒为研究案例）A 20th-Century Hoax ( the Case for Study: Adolph Hitler)》指出：

2010年在线版

2016年印刷版

谢选骏编著

内容简介

阿道夫·希特勒是不是一个犹太人？

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8月23日报道：根据最新出炉的DNA检测结果：希特勒可能是犹太人或北非人的后裔。而北非人和犹太人在遗传学上、在体质人类学而不是文化人类学上，其实是具有相当重合的。犹太人的后裔为何如此仇恨犹太人并且大力推行灭犹政策？这正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

作者谢选骏发现，并且犹太人的后裔大力推行灭犹政策，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那就是“消灭剥削阶级”的革命运动，其领导人多是“剥削阶级出身”，其目的不是为了“解放无产阶级”，而是为了让自身成为“垄断剥削的阶级”。

Synopsis

Is Adolph Hitler a Jew or not? Xie Xuanjun the author has discovered that the Jewish descendants have pursued-- in a big way-- a policy of wiping out the Jews is not an isolated phenomenon, but a case of a widespread 20th-century hoax, namely, the revolutionary campaign of wiping out the exploiting class. Most of the leaders of this campaign were themselves descendants of the exploiting class, and their purpose in launching the revolutionary campaign was not to liberate the proletariat, but rather to become monopolizers of exploitations.

出版说明

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8月23日报道：根据最新出炉的DNA检测结果：希特勒可能是犹太人或北非人的后裔。而北非人和犹太人在遗传学上、在体质人类学而不是文化人类学上，其实是具有相当重合的。

比利时记者让·保罗·穆德斯和历史学家马克·维尔米伦。这两个人根据希特勒家族的39位亲属的DNA检测结果，发现这39个人的DNA样本中都含有一种名

叫“Haplopgroup E1b1b”的染色体，即父系遗传(Y-DNA)。希特勒的这些亲属中包括一位名叫罗伯特的奥地利农场主，他被确认为是希特勒的远房表兄。而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突尼斯的柏柏尔族人，以及生活在德国和西班牙的犹太人体内，希特勒家族的这种基因片断非常普遍。“人们可以据此推测，希特勒本人与这些他所强烈鄙视的人种存在某些联系。”

另外一位名叫罗尼·德柯特的基因遗传学专家说，他完全同意上述的判断，他认为希特勒的祖先可能来自于北非地区。他说：“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对于那些支持或者反对希特勒的人来说，目前尚难以预测这一新发现将会意味着什么。”德柯特说，Y-DNA基因片断有18%至20%发现存在于德系犹太人体内，有8.6%至30%发现存在于西班牙系犹太人体内。

简单地说，希特勒家族是个犹太家族，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但是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纳粹头子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二战期间，他曾对犹太人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这种矛盾现象如何解释呢？

这就是我长期以来所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所要解释和描述的：“二十世纪的骗局”。例如毛泽东及其兄弟，就是从“放印子钱”的高利贷业者，摇身一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整个是卜迦丘《十日谈》里的“圣·夏泼赖托”的复制本。

公证人夏泼莱托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杀人越货，亵渎神圣，可谓无恶不作，本该落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可是诡计多端、巧舌如簧的他，在举行临终忏悔时痛哭流涕地忏悔了两件微不足道的过失，不仅骗得了临终忏悔的修士的信任，而且被教会奉为圣者，成为“圣·夏泼莱托”。教堂为他建了神龛，男女老幼前来祈求消灾赐福。一场狂热的迷信活动完全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

现在，趁着这项希特勒家族的基因研究成果的公开报道，我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一方面可以佐证希特勒家族的基因研究报告，另方面也能反过来：用这个最新的基因研究报告来证明我多年以来的研究所得：“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黑格尔、达尔文、尼采，他们是导致几百万人死亡的真正元凶。思想在杀人，语言比任何一种谋杀更为凶恶，思想在向英雄和群众复仇。”──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1886—1956年）：《论历史》（1943年）

1939年，英国刚刚宣战，希特勒当着施罗德的面对赫斯说：“我的全部事业都完蛋了。我的书白写了。”

导论

声东击西：二十世纪的政治秘密

第一章

希特勒：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

第二章

纳粹主义与逆向殖民主义的兴起

第三章

反犹主义的“犹太叛徒”

第四章

出身于“犹太家庭”的希特勒

第五章

复杂混乱病态的希特勒家族

第六章

梅毒让希特勒成为世界强人

第七章

犹太人希特勒的异化过程

第八章

犹太人为何屠杀犹太人

第九章

美国金融市场的希特勒

第十章

希特勒何以钟爱海德里希

第十一章

崇拜列宁的左派奋青希特勒

第十二章

博学、自控、记忆力超群

第十三章

斯大林遮掩希特勒遗迹

第十四章

希特勒的战略：间接路线

第十五章

犹太人配合日军在华建国

结束语

希特勒的教训及其后果

附录之一

《“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的来龙去脉

附录之二

反纳粹记者的纳粹论述

2016年出版后记

【004、妇女能顶半边天——毛泽东的后宫政治理论】

《毛泽东遗产争议：妇女能顶半边天》（蒙克 BBC中文网 2013年12月24日）报道：

毛泽东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已经成了名言。

编者按：12月26日是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诞生120周年纪念日。

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就任一年多来，整治党风、推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等等，习执政中的毛元素屡见不鲜，其意图和实质则各有评说。

BBC中文网特推出系列报道，分析评论毛泽东对今日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

毛泽东在1968年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后来成为国际名言。中国妇女地位提高是争议最少的毛泽东的遗产之一，西方评论员也承认毛泽东时期的努力大幅度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毛泽东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已经成了名言。

最近澳大利亚矿业富商克莱夫·帕尔默在担任议员后发表讲话时就引用毛泽东的名言，他说“毛主席曾经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澳大利亚的政坛需要更多女性。

新加坡公共政策学院和纽约的亚洲协会去年做过的调查表明，在亚洲中国女性在商界高管位置排名第一，在其他儒家文明影响的亚洲国家，妇女在职场上的位置落后于中国。

中国女性占人口的49%，劳动力的46%，在最高层管理职位中女性的比例超出许多西方国家。研究将中国男女平等归因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儒家传统的冲击。

宪法和婚姻法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在有关讲话中说，中共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重视妇女工作，把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作为中共的奋斗目标。

中共建国伊始就在法律上规定了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权益。按照宪法规定，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1950年中国通过的第一部婚姻法规定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妇女地位当初倍受中共重视有其意识形态原因，因此也和中共理论的象征人物毛泽东关系极大。

革命、妇女解放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统治阶级压迫女性，把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变成二等公民，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让女性摆脱作为生育工具的地位。列宁曾经把妇女压迫说成是“家庭的奴隶制”。

毛泽东因为出身农家，所有对中国底层妇女的悲惨生活并不陌生。1927年毛泽东在考察了湖南农村几个县以后得出结论说：中国妇女除了要和男人一样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外，还要受夫权的支配，妇女一生被这“四权”压弯了腰。

在中共掌握政权后推出的文艺和宣传作品中，有大量反映中国妇女悲惨境遇的内容。在极左时期推出了“八个样板戏”，其中有五个主要反映的是革命女性。女性解放同革命主题相联系。

俄国布尔什维克妇女工作负责人在“十月革命”后说过，离开共产主义的妇女解放不可想象，同样离开妇女解放的共产主义也不可想象。

妇女地位回落

毛泽东提出 “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提出10年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后毛泽东时代开始。改革开放后，对意识形态的放弃，被压制的旧观念有所抬头并产生了社会影响。

有人统计说，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大代表中的女性比例的国际排名大幅度下降，女性高级官员的比例也大大下降，教育和就业对女性歧视现象严重。

中国社会学者李银河也说，在毛泽东时代，因为男女挣的工资都差不多，那个时候男女似乎更平等一些。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中私营企业剧增，他们的经济成本核算更严苛，对要生育和抚养子女的女性的就业形成歧视，因此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的地位有所下降。

随着社会自由度放宽，违反保障妇女权益法律法规的事例层出不穷。特别是富裕、特权阶层中出现很多事实重婚的“三妻四妾”现象，还有富豪的妻妾、姨太公然担任高级公职的事例。有意思的是，中国媒体很少把这类违法和侵犯妇女权益的事件当作丑闻报道。

社会舆论乱象

不久前当中国网络名人薛蛮子（本名薛必群）嫖娼被抓并被媒体曝光后，当事人的志同道合者纷纷指责国家滥用公权。一方面有人宣扬嫖娼是基本人权，另一方面有人要维护妓女卖淫的自由。

最近著名歌唱家之子卷入轮奸案被判监禁，清华大学法学教授为其鸣不平说：“强奸良家妇女比强奸陪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危害性要大。”

卖淫现象往往离不开贫穷、强迫和剥削，甚至拐卖妇女等犯罪。中共夺取政权后采取了关闭妓院、教育挽救，让大量的卖淫女从良融入主流社会，一度消灭了妇女卖淫现象。但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改革阶段，又重新出现了数量极大的卖淫女。

许多反毛的自由派人士愿意从社会自由的角度解读妇女卖淫的现象。他们认为毛泽东时期消除卖淫现象属于不可复制的“反常”时期，而在经济开放、社会自由后出现卖淫现象则是合理的社会常态。

西方媒体评论一般反对毛泽东的斗争手法，但肯定中国妇女地位改善这个结果。但国内一些持批评态度者似乎评价毛泽东不能如此一分为二，全盘否定。而对于时下中国卖淫嫖娼泛滥、女性权益被侵犯，有人说，温饱思淫欲，有钱嫖娼起码说明社会富裕了。

谢选骏指出：西方媒体是睁眼瞎，完全看不到“妇女能顶半边天”所说的，只是毛泽东的后宫政治！因为谁都知道，在毛狗发出如此嚎叫的1968年，正是他的第四任老婆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如日中天的时候。“妇女能顶半边天”——意思就是“我的第四个老婆也能顶半边天”。要知道土包子毛泽东一度非常崇拜混迹于上海演艺圈的“蓝苹”也就是后来改名“江青”的那只鸡——举一个例子吧，“蓝苹——江青”原来姓李，而毛泽东1947年前后在陕北各地流窜的时候，就化名为“李德生”，等于成为李家的入赘女婿了！而他的几个女儿后来也都姓李，即使不是江青生的，而出自别姓的女人。所以我一眼看穿“妇女能顶半边天”只是“毛泽东的后宫政治理论”。

【005、傅斯年抽打毛泽东、扳倒孔祥熙、死于心脏病】

《北大“功狗”傅斯年曾将宋子文孔祥熙轰下台》（动荡与繁荣中国网 2013-06-02）报道：

炮轰孔祥熙、宋子文——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不肯折衷调和、不愿敷衍含糊，这是傅斯年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因为这个特点，傅斯年获得了“傅大炮”、“傅老虎”的雅号。罗家伦甚至叫他“蟋蟀”，因为他“被人一引就鼓动起翅膀来”。傅斯年敢言好斗的例子很多，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炮轰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并把他们轰下了台。

为了揭露孔祥熙的贪污腐败，傅斯年先给蒋介石写了两封信，但没引起蒋介石多大反应。为了彻底扳倒孔祥熙，傅斯年开始收集孔祥熙假公济私的资料，准备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揭露和抨击。据参加过这次参政会的当事人程沧波回忆：“在重庆时期，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住的房内，看他拿着一小箱子，藏在枕头下面，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因为有这一小箱子的证据，傅斯年在1943年的国民参政会上对孔祥熙提出了质询。这次质询，让蒋介石大为紧张。为了平息此事，他亲自请傅斯年吃饭，想为孔祥熙说情。在宴会上，蒋介石问傅斯年：“你信任我吗？”傅斯年回答说：“我绝对信任。”蒋介石又说：“既然你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任用的人。”傅斯年一听这话，马上回答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蒋介石无奈，免去了孔祥熙行政院长的职务，由宋子文接任。对于宋子文，傅斯年开始还是挺有信心的，但当他发现宋子文的种种劣迹后，又将炮口对准了宋子文。

1947年，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开始对宋子文展开猛烈攻击。文中写道：“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因此必须“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文章最后，傅斯年激愤地写道：“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就垮了……”

在中国，学者如此直言不讳地抨击政府首脑，异常罕见。因此，文章一出，议论蜂起，“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就在这一天，胡适在日记里写道，《世界日报》当天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可见傅斯年的文章引起的爆炸性效应。

这之后，傅斯年再接再厉，又写了两篇文章继续炮轰宋子文，引起更大的轰动。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只好卷铺盖走人。

蒋介石面前翘二郎腿——也许是听腻了阿谀奉承的话，看腻了唯唯诺诺之态，蒋介石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

早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气节，李敖一直赞誉有加。在《李敖有话说》中他就说：“有一个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

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要事。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敢在蒋介石面前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遗憾的是，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来台湾不到一年，就在参加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

蒋介石的关心没能挽救他。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

谢选骏指出：这是傅斯年扳倒孔祥熙的故事，那么，傅斯年又是如何抽打毛泽东的呢？

网文《傅斯年，一位曾打过毛泽东耳光的北大校长》（孙大山）报道：

1945年秋季的北大，脱离了日本人的掌控，迎来了它光复后的第一位校长。准确地说，是代理校长。这是一位身材高大肥胖的中年人，性格暴躁，操着一口山东话，面容冷峻地审视着在北大的校园。他叫傅斯年，是胡适最得意的弟子。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是个有名的刺头，曾担任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总指挥。在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管理员时，因为毛泽东工作不认真，他还打过毛泽东一个耳光。

这次回来担任校长，他得罪了不少人，鲁迅的胞弟周作人就是其中之一，周作人恨了他半辈子。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像周作人这样的北大知名学者留在了日伪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抗战结束后，如何处理这些伪教职员成了一个大问题，谁也不愿意得罪这么多人把他们通通开除。偏偏有一个人敢这样干，那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雷厉风行，宣布把所有出任伪职的教授一律开除出北大，他告诉上门说情的人：「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所有的文化汉奸，一个不留，全部被清除出去。这种横行无忌的作风，使得他被人送了一个外号：大炮。然而，这位被人称为「傅大炮」、「傅老虎」的山东大汉，却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国士。尽管，因为1949年的政治选择，他的名字在大陆已经少有人知。

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

他的先祖傅以渐，是清朝顺治年间的第一位状元。傅氏家族人才辈出，不少子弟通过读书科步入仕途，在兴盛时期堪称是山东有名的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

但是，在傅斯年出生的清朝末年，傅氏家族在官场上早已没落，虽然依然有家学渊源，但是许多族人已经沦落成为贫困潦倒的穷书生了。傅斯年的父亲虽然是举人，但也是家无余财，因此傅斯年的童年过得颇为贫寒。但是，名门望族的子弟，即使是家道中落了，在读书治学上依然有天然的优势。傅斯年遗传了先祖的聪颖勤奋，自幼熟读家中的藏书，在父亲的指导下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他的一生，从此和北大结下了不解之缘。是北大成就了傅斯年，而傅斯年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回报了北大。1916年，傅斯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上个世纪初期，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国家的屈辱激起了学生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又使得爱国青年对北洋政府怨气冲天。年过二十的傅斯年并没有在爱国运动中置身事外，他扛起了大旗。

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傅斯年被推选为学生运动的总指挥。青年的热血一旦被点燃，短时间内是很难冷却的。学生们不断地抗议示威，傅斯年作为学生的领导者，扛着大旗冲在队伍的前列。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学生们火烧了赵家楼，痛殴了曹汝霖，运动达到了高峰。学生们热情高涨，恨不得一拳砸出一个新世界。作为这场运动总指挥的傅斯年，却在这个时候，选择了静悄悄地退出。他并不是惧怕政府的镇压，纵观傅斯年的一生，哪怕是在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面前，也是敢于翘着二郎腿的。

之所以选择从学生运动中抽身而去，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听从了老师胡适的劝告。

胡适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一直信奉用温和改良而不是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改造国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几场学生运动就能够解决的，他不希望自己的学生过早卷入政治的浪潮之中。

胡适的思想对傅斯年的影响是巨大的。他退出了学生运动，1919年夏天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前往欧洲留学。七年之后，万里来归的傅斯年受聘为中山大学的教授，继承了恩师胡适先生的衣钵，成为桃李满天下的历史学家。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有一种为民情愿的士大夫情怀。「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再次走出书斋，指责政府的不抵抗行为，把国民政府骂得颇为狼狈。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历史学功底，撰文驳斥日本学者的「满蒙在历史上不是中国领土」的言论。傅斯年爱惜羽毛，不愿意进入政府当官，但是并不推辞监督政府的国民参政员职务。1938年，他出任国民参政员，首先把「大炮」对准了炙手可热的孔祥熙，毫不留情地揭露行政院长孔祥熙的贪污劣行。孔祥熙是宋美龄的姐夫、蒋介石的连襟，蒋介石亲自出面给孔祥熙说情。

在1948年年底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时刻，他和胡适一起借酒浇愁，吟诵陶渊明的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那时候的傅斯年，随身携带安眠药，以便能够随时自杀。

在1949年，必须作出政治抉择的时刻，他选择了跟随蒋介石去台湾，担任台湾大学的校长。

在台大，傅斯年爱护学生是出了名的。他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拒绝三民主义进入台湾大学，以保持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以免学生被政治洗脑。他每天都在校园里转悠，随时进入课堂听课，他的听课并不是走过场，如果发现教师不合格就会予以辞退。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确保了台湾大学的教学质量。

对于学生的住宿条件和伙食，他也十分关心，经常亲自前往宿舍和餐厅探视。

然而，上天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了，1950年12月20日，在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两年之后，他在一次会议时突发脑溢血，蒋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但还是没有留住他的性命。这位「五四之子」，去世时年仅55岁。

曾经有人评价傅斯年是「乱世一书生」，凭着一股书生意气走出书斋，成为「五四之子」，但也正是这股子书生气使得他追求「正统」，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者。

其实，对于傅斯年而言，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胡适所说的那样，他是「中国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至于对蒋介石的个人感情，不过是：「君以国士之礼待我，我以国士之躯报君。」

谢选骏指出：“傅斯年随身携带安眠药，以便能够随时自杀。”——因为他知道毛泽东的豺狼本性，绝对会为了一个傅斯年打了毛贱狗一个大嘴巴的陈年老账而要拿下傅斯年的鲜活脑袋！

网文《傅斯年评价毛泽东：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2016年11月23日）报道：

章立凡引用张申府文章曰：“一九四五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

“毛在北大图书馆出借部工作不认真，特别是字迹十分潦草，难以辨认。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此曾经批评过他。有一次毛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毛不认错反而强辩，加之两人的地方方言沟通不良，傅气急之下打了毛一个嘴巴。这个故事在台湾出版的一些书籍里早有记载。”

延安访问期间，傅斯年发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傅斯年和毛泽东当年曾在北大相识，他们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

毛泽东陪同傅斯年来到礼堂，傅看见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锦旗，是各地献给伟大领袖的，便讽刺说：“堂哉！皇哉！”毛感觉到了讽刺的意味，没有出声。在代表团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没有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

傅斯年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殁吗？”傅斯年的估计相当准确，讨好毛泽东的章伯钧、黄炎培等人，都没有逃过中国建政之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最后的结局都是不得好死。傅大炮火力虽猛，但可是一门准星极准、弹无虚发的大炮，目标向来打的很准。

好在这门大炮被搬到了台湾，如果留在大陆的话，不是锈死、烂掉，也该是门哑炮了。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如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傅斯年跟蒋介石说话时常常翘着二郎腿，好在蒋介石惺惺相惜，对文人的一些秉性也深为理解，所以从不放在心上。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当时，傅斯年的好友、同学朱家骅、罗家伦等都先后进入政界，操持一方权柄。傅也有多次机遇，国民政府也屡屡示意欲委以重任，傅斯年始终不为心动。傅斯年不愿从政，但愿参政，理由是：“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他对做官与做事的态度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决不入党的气节，连一向目中无人的李敖也倍加赞赏：“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傅斯年的“贫于财”，几乎笼罩了他的一生。他曾对妻子说，这一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妻子和孩子，薪水微薄，生活拮据，不得不靠稿费补贴家用。这与当时贪污成风、腐化堕落的世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傅斯年身兼数职，以他的身份和影响及人脉资源，只要心眼儿稍微活一点，保障全家人衣食无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今天看来，这些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事情，不幸在当时竟成为真实。

1949年春，胡适准备赴美，内眷无人照应，拟将其送到老家绩溪。傅斯年表示，胡适可以把夫人交给他带到台湾大学。“局势如何演变，我不敢预言，但我们会尽力照顾胡太太，吃不饱大家喝稀饭。”胡适真的把太太交给傅斯年“托管”了。在傅斯年台大校长宿舍，住着胡太太、傅的侄儿和另一位朋友一家五口，十多个人共同生活了好长一段清苦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被任命为北大代校长，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来到了北平。很多人推荐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诚心诚意地保举了还远在海外的胡适。傅斯年说，有比我更适合的人选，就是胡适先生。我答应先在北大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等胡先生归来，我即卸任。他并不是有什么官瘾，而是要为胡适扫清道路。作为学生和朋友，他深知象胡适这样的书生，走到哪儿都是老好人，从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得先出头，把那些沦陷时节期舍不得离开北平并出任伪职的人员一个全开除出去，为胡适任职扫清道理。傅斯年坚持「民族气节」、「正是非，辨忠奸」，将汪精卫政权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全部开除，周作人就是在他的“汉、贼不两立”的主张下被清除出去的一员。他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的教员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容庚曾跑到重庆拜访傅斯年，傅见面就大骂：“你这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快滚，不要见我！”

曾在“伪北大”任过职的人员，采用多种方式向傅斯年施加压力，组织请愿并以罢课相挟。傅斯年毫不示弱：“就是杀了我也要说上面的话！决不为北大留此劣！”并毫不手软地对“伪北大”校长鲍鉴清提出控告。

1948年，国共战事日趋明朗，国民党退守台湾已成定局。蒋介石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还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他希望把“国家的大脑”搬到台湾。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实施办法。很快，傅斯年草拟了一个详细的学人抢救名单，几乎都是的知名的专家教授，囊括四种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在所抢救”的学人名单中，院校负责人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胡适、杨振声、罗常培等。

据季羡林回忆，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他想接的人大多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胡适之哭，真乃千古一哭；傅斯年长吁短叹，也是千古一叹。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哭一叹并非空穴来风。冥冥之中，他们似乎已经预测到文人命运的未来走向。罗隆基们等55万人被一网打尽，中国精英一夜之间全军覆没，老舍们投湖，胡风们入狱，傅雷、剪伯赞等各携妻引颈，沈从文们封笔，梁漱溟、马寅初们被批，钱伟长扫厕，艾青、王蒙们流放……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流血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49年4月6日台大和师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司令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受邀来到“省参议会”，回答完“参议员”郭国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宽等事项提出的问题后，刚走了发言台，只说了一声“不好”就倒地不省人事。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脑溢血，虽经全力抢救，但还是回天无力。

傅斯年逝世后，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追悼会者5000余人。各界致送挽联270余副，其中有很多赞颂了傅斯年一生的事迹和崇高的人格。如于右任挽联曰：“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吴稚晖挽联云：“成学派自由，五四君千古；是真正校长，孑民外一人。”叶公超挽联云：“有正义感，说老实话，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余勇气何来？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学风，严真伪辩，人云然，君讵尽云然。治使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长存。”台大全体师生的挽联是：“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表达了对校长的哀悼和追思。在傅斯年逝世周年祭日，他的骨灰被安葬于台大校园内，其安葬地被称为“傅园”。

傅斯年一生清廉，家境凄凉。傅斯年去世前，还在赶写一篇文稿，并对夫人俞大彩说，等得了稿费，“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傅斯年去世后，几无遗产，一生所积唯一房书耳。曾嘱夫人要把这一房间藏书留给儿子，还请老友董作宾专篆闲章一枚，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家有藏书能教子”。希望子承父业，作一个独立独行的读书人。

傅斯年的贡献不在学术，而在以一介书生的傲骨彰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傅斯年评价自己的一生“无惭于前贤典型”，自嘲“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他几次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宁肯以在野之身，以学者的身份，“参政而不从政”，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评政府的自由。几十年过去了，国民党在台湾已经还政于民，而中共在大陆许诺的民主仍遥遥无期。（读者推荐）

谢选骏指出：傅斯年抽打毛泽东、扳倒孔祥熙、死于心脏病——人的最大敌人其实还是自己！蒋介石虽然独裁，但他毕竟是个民族主义者，所以对中国人民还有同胞之情。不像毛泽东集团都是汉奸，听命于苏联马列斯狗，不惜集体屠杀中国人民。

【006、怪兽毛泽东为何出自湖南】

《操場埋屍案翻版？湖南教師17年前舉報後遭槍殺》（中國新聞組 2019年07月02日）报道：

李尚平被槍殺前照片。（取材自觀察者網）

李尚平遇害後，家人及媒體一直呼籲重啟調查。（取材自微博）

在湖南新晃一中「操場埋屍案」16年真相大白之後，懸而未決的陳年老案再度引發關注。湖南省公安開始調查17年前的湖南省益陽市教師李尚平被槍殺一案。李尚平仗義為教師喉舌後遇害，卻傳出他的死與一起舉報事件相關。而此前，眾多媒體一直呼籲重啟調查。

紅網據南方周末報導，2002年4月26日下午5時，湖南益陽市南塘中學32歲老師李尚平被發現倒在離家300米的公路邊上，頭部鮮血淋漓。原本警察與法醫宣稱這是一項「交通事故」。但在屍解和開顱檢查後，發現李尚平耳後的大洞是槍擊造成，彈藥從李尚平的嘴角穿過大腦，從右耳後出來，是一起故意殺人案。

中國青年報報導，李尚平一向敢於直言，因此被老師推為維權代表，但也被另一些人叫作「刺頭」。他曾制止全豐小學校長毆打教師案，將事件在網上揭露，促使益陽市領導介入解決。

2001年年底，龍光橋鎮635名教師工資被扣，推舉李尚平為代表進行申訴。李尚平向新華網等官方媒體投訴。不過，鎮政府多次承諾，多次不兌現。到了2002年3月18日，李尚平邀請湖南省內電視台記者到益陽採訪。輿論壓力下，教師們領到了工資。

「不要在媒體上搞東搞西」，收到這樣訊息的李尚平，在一連串維權動作後出現不祥預感，在出事前幾天對妻子說，也許自己會在「一種不明不白的情況下」死去。

報導指出，李家人對於此案當年被定性為「搶劫案」至今存疑。4年後，2006年4月26日，李尚平的妻子劉云娥曾寫了一封公開求助信，希望各界人士一起呼籲，使該案早日偵破。

對此，專案組已增加了精幹力量，省公安廳並指派刑偵專家指導破案工作。

谢选骏指出：湖南出现的这些恶性案件只是冰山一角，有助于大家理解“怪兽毛泽东为何出自湖南”这一博士论文的选题。湖南是铁杆汉奸曾国藩的老巢，所以出了个怪兽毛泽东并不稀奇。现在又揭露出这两个公安系统一直压住不办的陈年老案，更是顺理成章——可笑的是，这些案件还是要交给“黑暗大省”湖南的“省公安厅”这个怪兽创办的机关来办理，这怎么可能会有一个“真相大白”的结果呢！

【007、广场舞——毛泽东邪灵附体】

《恐怖中国大妈夜晚群聚公园练习大笑》（2019-04-26 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山东最近有1群大妈晚上总会聚集在公园，一起张开双臂仰天大笑，诡异的画面除了看起来像邪教仪式一样恐怖，也让公园附近的居民倍感困扰。

近日山东滕州的1群大妈常常在晚间8到9点在公园集合，接着配合张开双手对着天上发出“哈哈哈哈哈哈哈”的大笑声，大妈们相信每天只要大笑就可以养生长寿，但却扰乱了附近居民的生活。有居民表示，这群大妈之前在桥下练习大笑，有1名大妈还因为笑过头而掉进水里淹死了。

谢选骏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走火入魔的广场舞。

网文《广场舞》报道：

广场舞，或称广场健身舞，是一种行进间有氧健身操，是居民自发地以健身为目的在广场、院坝等开敞空间上进行的富有韵律的舞蹈，通常伴有高分贝、节奏感强的音乐伴奏，多为徒手健身，也有一小部分手持轻器械，近年被批评严重扰民。

广场舞在中国大陆无论南北皆十分普遍，参与者多为经历过文革世代的中老年人，因此也被视为是一种中国的社会现象。在中国，跳广场舞的中老年妇女经广泛宣传被冠以“广场舞大妈”的名号。而对于广场舞的确切研究，无论在社会学界还体育界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因为广场舞中的高分贝音乐会造成噪音滋扰，许多小区业主及居民反对在小区中进行广场舞；广场舞参与者也逐渐使用无线耳机以避免高音扰民。

起源

关于广场舞和类似活动的起源说法众多，有研究者甚至将其历史追溯至古代的祭祀活动。其中一种说法是，有文字记载的广场舞可以追溯至战国晚期，是古代统治阶级用来进行宗教祭祀的一种形式和手段，是原始生活和古代社会最为经常的智力活动之一。《管子·轻重己》曾记载“以春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夏至，而麦熟。天子祀于太宗，其盛以麦……”另一种说法是，广场舞起源自近代海外舞蹈的发展。还有人认为广场舞是文革时期忠字舞的延伸。而广场舞中最得到国家体育总局推荐和推广的佳木斯快乐舞步则是根据秧歌舞的灵感而编排的。

2015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总局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由专家创编、适合不同人群的12套广场健身操舞优秀作品，并对其进行推广和培训，其中包括《小苹果》和《最炫民族风》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参与群体

中老年妇女为跳广场舞的主要群体——有研究者以武汉市为例，对中国大陆的广场舞活动进行了研究，认为参与广场舞者大部分年龄在45至65岁之间的中老年人，属于中年人和年轻的老年人群体，65岁以上的参与广场舞的老年人并不多。在广场舞的参与者以女性居多。同时，参与广场舞的中老年人中，有八成的参与者表示喜欢跳广场舞，而他们参与广场舞的动机又各不一样，以健身目的居多。中老年人参与广场舞具有练习次数多、持续时间长的特点。

开展地点和条件——公园里的开敞空间经常成为跳广场舞的场地。广场舞对场地设施要求不高，一般选择在社区广场、公园等空地上进行。这类活动由于基本无可能涉及向公众传达特定议题，事实上是少数无须获得管制机构“批准”的活动。广场舞的舞种多，参与费用低，对于一般参与者也没技巧要求，因此在中老年群体中很受欢迎。中老年人对健康的科学认知程度并不高，但对体育锻炼和广场舞的认知情况良好。

健身效果——根据问卷调查与统计，练习广场舞能有效帮助中老年人预防和减少疾病的发生率，在生理上减轻了练习者的身体痛苦，进而在经济上减轻了中老年人的医疗负担。同时，通过长期练习广场舞，许多中老年受访者表示在心理上也更加健康。广场舞练习时多数情况下有指导员，但指导员专业水平不齐，无法对广场舞练习者的健康状况进行科学的分析与指导。

引发事件——

2013年3月南京雨花南路邓府山村小区，广场舞活动场地被泼粪。

2013年4月成都一小区住户向跳舞人群扔水弹。

2013年8月北京昌平区56岁的施某放出三只藏獒冲进跳舞人群，将跳舞大妈吓跑。

2013年10月武汉一小区内正在跳广场舞的人群也遭楼上业主泼粪。

2013年11月郑州郑汴路与未来路交叉口的一个小区，跳广场舞大妈遭到居民泼水警告。

2014年3月温州市中心新国光大厦业主委员会自发垫资26万元买来高音炮“还击”广场噪音。

2014年4月吉安市吉州区香榭丽都小区前面的街心花园，广场舞引发争议，街心花园被泼废机油、碎玻璃。

2017年4月澳门祐汉公园跳舞人群被附近居民以改装气枪扫射，有人受伤。

有评论表示，广场舞风靡在中国大陆的风靡，改变了人们对汉族不能歌善舞的印象。还有报道称，2014年访问广州的悉尼市长有认为广场舞有助于激活城市公共空间，甚至考虑将之移植悉尼。但是，广场舞引起了噪声扰民的争议。广场舞的音乐设备声效分贝高，广场舞活动时间一长，对周围的住户和游客会造成噪声滋扰。而此类活动由于并无特别传播讯息的目的，亦非与城市风貌管制存在较大利益冲突，市政部门少有强力执法的诱因，使居民与广场舞参与者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2013年起“广场舞”、“广场舞大妈”等都成为网络搜索热门词汇。此外，大规模的广场舞被指可能加重社区不同群体间的矛盾，据媒体报道中国大陆各地的广场舞参与者因可能滋扰周边居民而且官方无作出必要措施，受困扰的居民多会以泼粪、藏獒饲养者放犬袭击、鸣枪恐吓、拉带刺铁丝网等以示不满。 2013年，武汉市、福州市、长沙市等地相继出现向广场舞场地被泼粪的事件。

2013年有华人大妈在纽约市日落公园跳广场舞，因周围居民投诉其制造噪音，被警察拘捕。2014年在莫斯科红场也被警察制止。

目前有昆明市公安局就广场舞可能扰民问题表示，如警员执法时屡次对对方警告无效，警方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八条“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音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进行处罚。”条文对跳广场舞扰民者采取行动。

而在2018年4月，澳门祐汉公园有广场舞参与者被附近居民以气枪打伤，此事亦反映了广场舞在港澳地区构成扰民的情况。

广场舞也被某些人蔑称为绝经舞，品味低俗。

谢选骏指出：难怪有人认为，广场舞无形之中是毛泽东邪灵附体，而共产党中国的居委会大妈，有意无意在为毛泽东余孽选拔阴婚配偶，所以百姓会用大粪（米田共，农村共产党）飨之，以破其邪。

【008、汉奸毛泽东带头出卖了锡金】

《中印冲突中国示警：将不承认锡金属印度》2017年7月8日报道：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李碧建日前针对中印边界纠纷扬言，印度否认1890年签订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将动摇中印边界谈判、中方承认“锡金属于印度”等问题的基础。

锡金位在尼泊尔、不丹、印度与中国之间，原为独立国家，19世纪末叶成为英国保护国，1947年印度独立后又成为印度保护国，1975年遭印度并吞为“锡金邦”至今。

锡金被印度并吞后，中国原本不承认锡金是印度的一邦，直到2003年6月与印度在北京签订“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中国才承认锡金属于印度；印度也同时承认西藏属于中国。

中新社报导，李碧建日前先后走访印度数个外交智库，就中方指控印度边防部队在锡金段边界越界，阐明自家立场，并提到上述内容。李碧建说，印度否认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之举将“打开潘朵拉的盒子”，动摇中印边界谈判、中方承认锡金属于印度等问题的基础。印度不能为了确保自身安全而损害和践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李碧建并针对印度先前指称，印军的行动是为维护不丹的安全说，不丹是主权国家，但印度仍把不丹视为自己的保护国，并以“宗主国”自居，这是在“开历史倒车”，与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努力相悖。他说，事件是“印方一手挑起”，责任“完全在印方”。印度必须意识到事件的“严重后果”，立即无条件撤出进入中国领土的边防部队，不要一再误判形势，更不要低估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

谢选骏指出：这表明中国现政府企图改正毛泽东、邓小平合伙放弃支持“锡金独立”的政策，同时改正江泽民、胡锦涛合伙承认“印度并吞锡金”的政策。

锡金原为锡金王国，1975年，锡金被印度共和国吞并为一个邦，“中国政府”于2005年正式承认了锡金为印度的一个自治邦的既成事实。在2005年4月21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联合声明》的第十三条里这样写到：“双方满意地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藏自治区和印度共和国的锡金邦之间经过乃堆拉山口开展边境贸易的备忘录的执行情况。”

历史上的锡金，曾经是中国的领土，从7世纪到1890年的1200多年属于西藏的领地。锡金现被印度侵占。中国古籍中，古代锡金名为哲孟雄（Dremojong）。尼泊尔人移居于此称之为“新地方”，早期西藏移民称之为登疆，意为稻米之谷。远在公元7世纪，哲孟雄是吐蕃（西藏）的一部分。9世纪时，哲孟雄成为独立的部落，但其境内的寺院仍隶属于西藏各大寺。

锡金流传很多神话，但世袭君主国成立前的历史记载不多。之前锡金是雷布查族的居住地，他们多生活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面山坡地带。锡金是个富于神话和传奇的国度，有关古代的史料，留传下来的很少。有确切记载的第一代国王是蓬楚格·纳姆伽尔，其曾祖父是西藏的贵族古鲁·塔希。蓬楚格于1642年登上锡金王位，在他统治下，雷布查人与锡金人融洽相处，从事畜牧和农耕。蓬楚格宣布佛教为国教，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制度。他将首都建在甘托克，将全国划分为若干沙古（相当于县）治理。第三代国王查多尔·纳姆伽尔(1700～1717在位)建造了佩玛扬策寺（即今天的大寺），还为雷布查人发明了字母。

18世纪期间，锡金多次受到尼泊尔和不丹的侵犯，但是纳姆伽尔王朝竭力维护着锡金的独立地位，保存王国的核心地带。1835年英国人割据大吉岭和兰吉德河以南的地区，1861年迫使锡金签订条约，将锡金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1887年，英军强占锡金。1890年，锡金正式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9世纪，英国殖民者鼓励大批尼泊尔人移居锡金南部，被称为锡金－尼泊尔人。他们砍伐森林，开垦稻田。1918年，英国殖民者把政权交还给塔希·纳姆伽尔国王。塔希国王实行许多经济和社会改革，废除各种无偿劳役，彻底检查税收制度，废除地主的行政和司法职能，开始进行土地改革。

英国鬼子退出南亚地区后，可怜的锡金却未能获得独立，被迫在1947年与印度签订《维持现状协定》。1949年6月，印度政府派兵进驻锡金。1950年12月5日，印度与锡金签订《印度和锡金和平条约》，规定锡金为印度的“保护国”。印度派驻锡金的首席行政官行使首相职权，并派政治专员对锡金的国防、外交和经济进行全面的控制。

1968年8月，甘托克发生反印示威，要求废除印锡条约。锡金的第12代国王帕尔登·顿杜普·纳姆伽尔（1963～1982在位）提出锡金要锡金化，要求修改1950年的印锡条约。1973年4月，印度军队开进甘托克，接管锡金政府的一切权力。同年5月8日，印度政府同锡金签订《锡金协定》，规定印度政府不仅对锡金的国防和外交“负完全责任”，而且对锡金的内政和经济“负责”。该协定削弱国王权力，使锡金的内政外交完全控制在印度手中。

1974年4月，锡金举行“大选”，亲印的锡金国民大会党控制了议会32席中的31席。5月11日议会开幕，通过决议，“要求”印度派顾问来为锡金制订宪法。同年9月4日和 7日，印度议会两院先后通过“印度宪法修正案”，规定锡金为印度的“联系邦”，在两院各为锡金设一个席位。

1975年4月9日，印度军队解散锡金国王的宫廷卫队，国王被软禁。4月10日，锡金议会通过决议废黜国王，把锡金变为印度的一个邦。4月14日，锡金又为此举行“公民投票”。印度议会也通过决议把锡金变为印度的一个邦。

通过时间表可以看出，1975年当时毛泽东奄奄一息，近乎死不瞑目，只能流口水却走不动路——邓小平则半死于“反击右倾翻案风”，所以毛僵尸屁股底下的共产党中国无力干预当时的局势。只能听凭印度鬼子为所欲为。

锡金现有政党：锡金国民党、锡金国民大会党、锡金国家大会党和人民党。印度在锡金设有首席行政官。锡金王国设有一个由20人组成的国务院，负责制定法律；还设有行政会议，负责教育、卫生和运输等事务。政府首脑为首相（一直由印度人担任）。全国划分为4个县。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森林资源和运输业。

1982年1月29日锡金国王帕尔登·顿杜普·纳姆伽尔在美国纽约去世。锡金王储旺楚克·滕辛·纳姆伽尔继位，他一再表示，印度吞并锡金是非法的。

未来中国应该帮助他重新回国，恢复锡金的主权独立。

只有这样，才能抹掉汉奸毛泽东带来的国耻、清除英国鸦片酒鬼拆烂污留下的南亚后遗症。

【009、贱民的登顶犹如毛泽东造反】

《没有雪崩，也没有狂风，为什么他们殒命珠峰？》（纽约时报 2019年5月27日）报道：

埃德·多灵(Ed Dohring)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名医生，他毕生的梦想就是登上珠穆朗玛的最高峰。但当他几天前登顶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登山者们为了自拍而互相推搡。峰顶平坦的部分据他估计只有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但上面挤了大约15到20个人。要想上去，他得跟一群同样穿着厚厚的外套的人挤在一起，在几千英尺高、冰封多石的山脊上排几个小时的队。

他甚至不得不绕过一个刚刚死去的女人的尸体。

“太可怕了，”他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一个酒店房间里休息时通过电话说。“就像个动物园。”

这是珠穆朗玛峰最致命的登山季之一，至少有10人死亡。而其中至少一些看起来是可以避免的。

问题并不是雪崩、暴风雪或者狂风。资深登山者和业界领袖认为，总体而言原因在于上山的人太多，具体来说则是太多登山者经验不足。

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探险公司在接收未经训练的登山者，他们对山上的每一个人都构成了威胁。一些经验丰富的登山者说，尼泊尔政府对登山的收入来者不拒，发放的登山许可证超出了珠穆朗玛峰的安全承载力。

此外，对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寻刺激的人来说，珠穆朗玛峰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而作为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和大多数攀登路线所在地，尼泊尔长期存在法规粗滥、管理不善和腐败等问题。

5月22日，攀登者排长队等待攀登珠穆朗玛峰峰顶。其结果就是这样一幅拥挤、混乱的景象，仿佛《蝇王》(Lord of the Flies)在海拔2.9万英尺的高山上演。在这个高度，哪怕一两个小时的延迟都可能性命攸关。

为到达峰顶，攀登者卸下了所能减掉的每一磅设备，只随身携带到达峰顶再返回刚好够用的压缩氧气罐。登山者说，在那个高度，你没法清楚地思考。

据夏尔巴人和登山者表示，今年一些死亡事故的起因是在大约最后1000英尺处，人们被困在长队中，无法足够快速地上去再下来补充氧气。还有一些人则是健康状况本身就不适合登珠峰。

一些攀登者甚至不知道如何穿冰爪，即套在鞋底增加冰上摩擦力的鞋钉。

尼泊尔对于谁可攀登珠峰没有严格规定，资深登山者称这可能会酿成大祸。

“参加铁人三项赛要符合条件，”著名的珠峰年代史家、登山专家艾伦·阿尼特(Alan Arnette)说。“攀登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却不需要？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劲吗？”

上一次10人或更多人在珠峰死亡是2015年发生雪崩时。

从某些方面看，珠峰的运转混乱是愈演愈烈的。

去年，资深登山者、保险公司和新闻机构揭露了一场涉及广泛的骗局，导游、直升机公司和医疗机构串通一气，对只是有轻微高原反应的登山者进行转移救援，从中骗取数百万美元。

登山者投诉在山上有窃贼，还有成堆的垃圾。今年早些时候，政府调查人员揭露称，许多登山者用的救生氧气系统存在大量问题。登山者称，已发现氧气罐存在漏气、爆炸或在黑市上不当充装等问题。

但即便已接到安全疏忽的投诉，尼泊尔政府今年发放的许可证仍达到了破记录的381份，这是珠峰商业化的整体行动的一部分。登山者称许可证签发数量每年都在稳步上升，今年的拥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

“这种情况不会改善的，”导游卢卡斯·富尔登巴赫(Lukas Furtenbach)说，由于尼泊尔一侧过度拥堵以及缺乏经验的登山者数量激增，他最近把自己带队的登山者转移到了珠峰的中国一侧。

“尼泊尔政府存在很多腐败问题，”他说。“他们是能捞多少捞多少。”

尼泊尔官员否认存在任何不当行为，他们表示珠峰的安全问题应由旅行社负责。

当然，登顶的行动取决于天气。五月是一年中登顶的最佳时节，而即使是这段时间里，能见度和风力适合尝试登顶的也只有那么几天。

但资深登山者说，今年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似乎是同时试图攀登珠峰的人特别多。山上不存在政府的交通警察，各登山组何时尝试攀登最后一段，不得不取决于登山公司的判断。

此时登山者本身则无论有经验与否，都急于完成自己的这段探险，以致于眼见危险增加，却仍继续向前。

几十年前，攀登珠峰者大都是经验丰富、愿投入大量资金的登山运动员。但资深的登山者称，近年来首都加德满都那些低成本运营的街边小店，甚至不重视安全性的高收费外国公司，都纷纷进入市场，主动向几乎任何人提供登顶服务。

有时候会出现极其可怕的状况。

从几名登山者的采访来看，似乎随着离峰顶越来越近，压力陡增，一些人会顾不上起码的体面。

经验丰富的黎巴嫩登山运动员法蒂玛·德尔雅(Fatima Deryan)最近快登到山顶时，发现经验欠缺的登山者开始在她面前倒下。当时气温降到了零下30摄氏度。氧气瓶也在耗尽。约150人挤到一起，拴在同一条安全索带上。

“很多人陷入惊慌，开始为自己担忧——没人要管那些倒下的人，”德尔雅说。

“这是个伦理问题，”她说。“我们都靠氧气撑着。你知道如果你帮别人，你就会丧命。”

她说她提出过要帮一些生病的人，但随即意识到，这是在将自己置于险境，于是继续向山顶前行，当时的高度为29029英尺。下山途中，她不得不再次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

“太可怕了，”她说。

谢选骏指出：登顶本来是一项贵族活动，为了显示自己的孤傲不群；结果现在沦为一项贱民活动，为的是显示自己的趋同、追赶时髦的能力。这就像名牌一样——本来是“身份标志”，现在则是“没有身份的标志”了。贱民的登顶，是大众时代的悲剧吗。其实，现代社会到处人满为患，都是普世价值造的孽——就像毛泽东造反，贱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010、今天是魔诞（12月26日）】

《习近平问“今天是什么日子？”》（2018-12-26 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报道：

[学习小组按]——“今天是什么日子？”

2004年12月26日，习近平到浙江瑞安看望基层干部，对当地的基层干部发此一问，看到他们一时发愣，习近平又自问自答：“今天是毛泽东同志的诞辰。”

“当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在三湾进行部队改编时，首创‘支部建在连上’。从那时起，我们党不仅确立了党指挥枪的重要原则，也奠定了基层组织建设的组织制度……”习近平也高度肯定毛泽东思想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的这三个基本方面，而且，他曾在多个场合引用毛泽东的诗词和言论，在前几天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他更是引用了一整段毛泽东的讲话来表明我们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雄心壮志：“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今年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5周年，今天小组和组员一起重温一篇原载于《人民论坛》杂志的文章《毛泽东怎样写公文》，文章作者是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梁衡，很多内容对于今天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公文者，因工作而行的文字。在明清时代，衙门里有专职的师爷，又叫“书记、文案、幕僚、秘书”之类。他们是专职的公文写作人员，精于此道，研究此道，时间长了就成了一门学问，出了不少人才，留下一些名文。如原为李密义军书记后成了唐太宗名臣的魏征，曾起草著名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骆宾王。

总之，这些公文文章，作为“一把手”的领袖很少亲为。但毛泽东与人不同，战争时期他虎帐拟电文，倚马草军书。进入建设时期，各种情况送达，案牍如山，他又批示、拟稿，甚至还亲自理稿子、写按语、编书。这确实是中外政治史和领袖丛中的一个特例。究其原因，半是他的亲政、勤政之习，半是才华横溢、文采自流。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新华社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

“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毛泽东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如决议、通知、指示、决定、命令、电报，等等。毛泽东是把“亲自动手”作为一项指令、一种要求、一个规定，下发全党严格推行的。这也是他倡导的工作作风，并以身作责，率先垂范。他在1948年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为什么强调“亲自动手”？因为这事关勤政敬业，事关党风。草拟公文是一个领袖起码的素质。我们不是衙门里的老爷，是为民的公仆，况且所面对之事大多为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边调查研究，边行文试行，边总结提高。公文是工作的工具，是撬动难题的杠杆，草拟公文是领导人当然的工作。正如不能由别人代替吃饭一样，草拟公文也不能完全推给部下。领导人的才干、水平在他亲拟的公文中体现，也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提高。

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8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夺取政权靠枪杆子，更靠笔杆子。笔杆子是战略、策略、思想、方法；枪杆子是实力、武器、行动。毛泽东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从一定程度上说，也靠的是毛泽东的一支笔。他从不带枪，却须臾不可离笔，天天写字行文。在指导公文方面毛泽东殚精竭虑，不厌其烦，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校对清楚，勿使有错”“打清样时校对勿错”，还经常亲自为公文改错。

1953年4月毛泽东发现他的一个批示印错，便写信：

第一页上“讨论施行”是“付诸施行”之误，印错了，请发一更正通知。

1958年6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毛泽东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发现多了一个“的”字，即写信：

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的”字。其它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印了毛泽东主持选编的有关四川的古诗词，阅初稿时毛泽东指出11页2行、13页13行各有一错。经查是李商隐《马嵬》中的“空闻虎旅传宵柝”错为“奉旅”；韦庄《荷叶杯》中的“花下见无期”错为“花不”。

这好像不可理解，觉得不该是大人物干的事。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常常这样做。周恩来就常为了文件上的用词戴着老花镜查字典。他们把这看得很有必要，又很平常。

“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

公文属应用文之列，首先的要求是实用，陈言务去，不要套话，直指核心。如果说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多偏重思想理论的务虚，这一类则是实打实、一对一的工作指导。公文不是用嘴，是用笔，它遵循的是文字写作的规律，又是指导工作的原则。所以一要准确，二要平实。准确，就是一针见血，说出你的思想，你的要求，你到底要干什么。战争时期，形势瞬息万变，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都容不得半点含糊。平实，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说什么，不要东拉西扯、穿靴戴帽。同样，那时的形势也容不得你虚与委蛇。

毛泽东在1951年1月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中特别加了一段：“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这就是说公文的目的是要人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解决什么问题。

他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1948年4月毛泽东草拟的《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全文900多个字，条分缕析，将我党进入城市后的新问题、新政策说得一清二楚，既好理解又便于执行。

不要以为准确、平实是起码、简单的要求，人人都能做到。实际情况是平实最难，正如真人难做。无论一个团体、政党还是政府，当上下都已形成老一套时，这个团体、政党、政府也就老了。与这个“老”相配套的就是空话、老话、套话，写文章就拿腔拿调。韩愈、欧阳修反对的时文是这样，明清的八股文是这样，延安整风运动反对的党八股也是这样。党老则僵，政老则虚，师老兵疲，文走形式，这是政治规律也是文章规律。

“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我们看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电文，最长的一篇《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不过800字；党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这么大的事，只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指示，一个通知，加起来700多个字。他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拟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只有100多个字，英雄不朽，文字不朽。

现在是和平时期，屁股后面没有枪声，我们就更喜欢喝着茶开会，摆开架子念报告，传达一个文件，动辄上万字。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真正有权威的上级机关或个人是从来不须多言的。只有无权威时才拉旗扯皮，虚造声势，才要长文。而文章一长，人们不读不看等于没有写。明知无用为什么还要写、要发呢？又长又空的文风是毁政之兆，魏晋的清谈、明清的八股就是例证。

“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

公文最讲平实，亦容易陷于枯燥，但毛泽东写公文也力求生动。他的审美追求无处不在，于鲜明、准确、实用之余，还有几分潇洒，这又见出他文人气质的一面。

一般来讲，公文写作要求明白、简洁，不一定求美，但是你不能折磨人。作为最高领袖，毛泽东每天要看很多公文，你老折磨他，他也是要发脾气的。1958年9月2日，他批示《对一九五九年计划调整情况的说明要点》时震怒了：“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在毛泽东眼里，公文要起调动情绪、统一思想、指导工作的作用。怎样才起作用？除内容外还靠语言的生动，靠美的感召。他说，“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

公文主要是说事、说理，但也不完全排斥形、情、典，用得好事半功倍。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自古实行文官政治，当上官的文章大都过关，所以许多公文亦是美文，传为佳话。西晋时期李密的《陈情表》是一封写给皇上的拒绝当官的信，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一封两军阵前的劝降书，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是一份议政的奏折，都是长盛不衰、留存于文学史的。

现存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中的公文中亦有不少美文，如《祭黄帝陵文》《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在《宣言》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本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这是号召，是动员，也是抒时代之情。

谢选骏指出：一般人把12月26日叫做“Maodan”（毛诞），其实有些不准，应该念作“Modan吗”（“魔诞”）才比较准确。因为毛泽东秉承苏联的计划在中国发动内乱，杀害了几千万中国人，窃取政府权力后，又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他的后继者又用一胎化政策扒除三亿胎儿——如此血腥，毛泽东能不是魔鬼化身吗？12月26日是魔诞。好在此前一天的圣诞节不是耶稣基督的真正生日，而是罗马异教的节日，否则就真是太太太晦气了！

【011、军人就是杀人犯、纵火犯、强奸犯】

《军方未通报犯罪纪录 20年安全漏洞》2017年11月7日报道：

苏特兰泉镇居民展开疗伤，难释心中悲痛。

军方长期未把军人的犯罪纪录通报联邦调查局(FBI)，是过去20年的安全漏洞，如今已造成严重后果；5日在德州教会犯下大屠杀的前空军士兵凯利，曾在服役期间攻击妻子和继子，但因空军未向FBI通报，致使凯利顺利购买武器，国会议员和国防部长已要求进行彻查。

凯利服役期间2012年被定家暴，但定罪前数月，他被军方送进德州艾尔巴索的一家精神病院进行治疗，但他拒绝治疗而逃离。

凯利逃出治疗中心后，在巴士站被当地警方拘捕，因为警方闻讯他曾被发现溜进新墨西哥州一座空军基地的军火库，试图盗窃武器，要威胁杀死他的长官。

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嵩贝利(Mac Thornberry)说，他对空军没有通报FBI的失误感到震惊，对空军的调查计划也表示不满，他说，空军不应有自己的政策，他担忧，被定罪家暴的人可能在军中很普遍。

参院的共和党第二号人物孔宁说，他将提案要求军方迅速报告服役人员的犯罪纪录。军方报告军人的犯罪纪录，目前是根据国防部的内部规定而执行，但没有法律效力。

在FBI检查买枪人纪录的「全国犯罪背景调查系统」中，只有2016年12月31日记录的一起家暴犯罪，多数联邦部门都没有军人的记录。

国防部长马提斯表示，他已指示五角大厦督察长查明凯利的家暴纪录有关通报流程，以找出问题的症结。

据悉，问题的核心显然是军方长期不遵守规定，对军人的刑事调查未向FBI通报。国防部督察长2015年2月公布审计报告，指出数百名军人性侵犯的指纹没有交给FBI。

军方不把犯罪纪录交给FBI的历史久远，国防部督察长早在1997年2月便指出，陆军和海军逾80%的犯罪纪录没有交给FBI，空军是38%。在对军人犯罪案的处理中，陆军有79%、空军50%、海军是94%的结果没有报告。

《从荣誉军人变成小偷、强奸犯和杀人犯》November 5, 2010报道：

“我有罪，法官阁下。”

前加军基地指挥官威廉斯上校（Col. Russell Williams）向安河法庭承认包括两项一级谋杀罪、两项性侵罪、两项强行禁锢罪，以及82项爆窃（break-in）及企图爆窃罪名。法庭正式判处身负共计88项控罪的威廉斯终身监禁，并且25年内不得假释。法庭上，控方用时半个多小时，才将威廉斯长长的控罪清单宣读完毕。

威廉斯英国出生，加拿大长大。他在加国服军役23年，曾为英女王、加拿大总理等重要人士担任过座机驾驶员。这位拥有军中“明日之星”之称的“王牌飞行员”、47岁的前安河东部特伦顿加军基地(CFB Trenton)指挥官是如何将自己本来充满希望的人生推入深渊的？

“性变态”驱使下的无耻罪行

10月18日，当威廉斯向安河法官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后，法庭播放了他一系列罪证的照片。照片展示给人们的是威廉斯在风光的军阶下，那一张不为人所知的“性变态”的嘴脸。威廉斯供认称，自己从二十多岁开始，就迷恋偷盗女性内衣，但他不知道是什么激发他在2007年，44岁时将幻想付诸行动。

在安河Belleville法庭呈堂的数以千计的照片及影片都一一显示出他“性变态”的事实——私闯民宅偷盗女性内衣、内裤及情趣用品，为自己换上那些内衣裤进行自慰并拍照留念。他还常常把女性屋主的内衣裤摆在床上，为每一件都拍一张照片，并作记录后存档。据了解，威廉斯从2007年开始，以十几岁到三十出头的漂亮女性为目标，曾闯入Tweed Belleville和渥太华的民宅内偷盗女性内衣裤，有些是他所认识的人的家。法庭得知，他也曾闯入过至少12个未成年少女的住所进行偷盗。就这样，持续了26个月。由于“战利品”越积越多，他不时还要烧掉一些，以便为“新货”腾出位置。

而愈发严重的“性变态”症状令威廉斯开始不满足于偷盗和拍照，而发展为偷窥、性侵，甚至是谋杀。法庭在当日的庭审中得知，他曾在别人后院中偷窥一名女性出浴半小时，还对一名年轻的母亲进行了历时2小时的性侵，拍下数张裸照，并向往常那样作了详细记录。

轮胎印引出两项一级谋杀罪

在10月19日的庭审中，威廉斯向法庭供认，自己曾用相机和摄像机拍下了他凌虐并杀害两名受害人——38岁的空军下士Marie-France Comeau，和27岁的Jessica Lloyd的经过。但法庭考虑到照片和影片内容的残忍性，以及受害人的隐私问题，没有当庭展示。

据威廉斯交待，他在一次飞行任务中注意到Comeau下士，并利用职务之便了解到她自己独居，并记下了她的住址。

2009年11月24日，威廉斯潜入Comeau家中，并趁其不备发起攻击。尽管Comeau奋力反抗与喊叫，最终还是被制服。之后，威廉斯用胶带把Comeau绑好后便对其施暴，并拍摄下整个过程。就算听到Comeau的苦苦哀求，威廉斯仍然凶残地用胶带封住她的鼻子和嘴，使其窒息而死。

而在2010年1月迫害Jessica Lloyd时，Lloyd为不激怒威廉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对他表现出“顺从”的态度，不仅配合他，还在下意识地反抗后向威廉斯道歉。即便这样，也没有得到残忍至极的凶手的怜悯之心。威廉斯在Lloyd家中多次强奸她并拍照，甚至还将她转移到自己位于Tweed的家中，不断凌辱、施暴，不顾Lloyd的哀求，把她捆起来扔进浴缸中。奄奄一息的受害者对威廉斯说：“如果我死了，你能不能让我妈妈知道我爱她。”——这试图激起威廉斯最后一点人性的遗言，却没能换来惨绝人寰的杀手的半点同情。最终，年轻的Lloyd惨死在威廉斯的绳索之下。

威廉斯对法庭承认，为怕自己之前犯下性侵罪行被警方查出，他早就做好了将Comeau下士灭口的打算。甚至在杀死Comeau后，还前往渥太华参加会议，并在之后以基地指挥官的名义，给死者的父亲写慰问信。而在谋害Lloyd之后，他也曾若无其事地驾驶飞机与部队前往加州出差。

2010年2月4日，警方在路检时，发现威廉斯的座驾的车胎痕迹与Lloyd谋杀案现场的痕迹一致，于是对他展开调查。2月7日，警方对威廉斯正式提出谋杀上述两名女子的指控，并将他拘捕。

在10月20日的庭审中，受害人Lloyd的亲友纷纷到庭，陈述自己在失去Lloyd后的悲痛，并表达了对罪犯威廉斯的愤恨。

同日，法庭取得2月7日警方对威廉斯进行盘问的录像中的一部分。在历时超过10小时盘问过程中，威廉斯在开始的几个小时中对警察提出的质疑迂回不答，但当他得知警方即将执行搜查令，对他的住所进行搜查并找出他犯罪的照片证据后，他才正面回答出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作案细节。在录像中，他还对他的妻子表示担心，他问警察，怎样做才能将对他的妻子的影响降到最低，警察告诉他，从说出真相开始。

专家解析犯罪心理

威廉斯的丑恶嘴脸败露后，与他认识的同事及友人都难以置信，因为他们眼中的威廉斯尽管有些高傲，但仍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人和长官。他们表示曾与威廉斯相处得十分愉快，从没想过他会是一个变态杀人狂。

Ryerson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Alasdair Goodwill表示，在不了解威廉斯过去经历的情况下，很难说清是什么导致他进行那些入室盗窃的。他指出，一些犯罪者进行入室盗窃时，原因可能不只是偷东西。在这件案子中，威廉斯可能觉得自己比那些受害人拥有更强的能力，因而一再行窃。

Goodwill教授指出，一些偷取别人内衣等个人用品的犯罪者，可能存在性占有心理，而这种心理的产生，是由于他们对在公众面前做一名成功人士感到不满足。他们之中有些人能够维持双重人生，就像在他们日常生活中那样，他们犯罪也是组织和计划后才进行的。

Goodwill教授说，有些性罪犯的行为会不断升级，以至到达暴力的程度——就好像染上毒瘾的人需要“每次都多加一点点”那样。他补充道，而有些性罪犯的暴力行为则是由一些其它事件所引发的，比如有人在他进入别人家时将他逮了个正着。在读过威廉斯这个案子的具体内容后，Goodwill教授表示，有理由相信如果威廉斯没有被捕，他还会继续犯案。

有专家称，要在有低级性犯罪的人犯罪初期，就对其进行拘捕，否则，当他们以为自己可以逃脱时，就会更加自信、并更加大胆地继续并将犯罪升级。

谢选骏指出：战争是人性体现。很少物种像人类这样系统地残杀同类的。为了屠杀方便，还需要把同类打成“非我族类”，区分为不同的种族、阶级、国家、民族、地域、亲族……以便各个击破、分头消灭。而为了战争培养起来的军人，自然需要格外具有嗜杀成性的品德才是最好的。因此，一个优秀的军人，就不得不成为杀人犯、纵火犯、强奸犯——只要上级一声令下，就可以在“军令如山倒”的名义下，用组织和集体的名义，犯下最为血腥的罪行。这种嗜血成性的恶习一旦成形，就很难改正，难以回归和平的生活。我个人的善意愿意相信，军方没有把军人犯罪的情况通报给警方，不是疏忽，而是为了让平民睡个安稳觉——因为没有军事斗争经验的平民一旦知道真相，会彻夜不眠的吧……所以大家看看，亲眼目睹过两次世界大战梳理的欧洲平民，现在多么乖巧，一点也不像他们的祖辈那样好战了。因为他们对于军人有着太为深刻的认识了。所以他们不想把自己变成军人，也不想碰上有过军事经验的人……

【012、卡扎菲学习毛泽东吃软饭】

《软饭回锅肉卡扎菲和八缺一的孩子们》（瞿咫2011年3月22日）报道：

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穆罕默德-沙勒加姆美国时间2月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向国际社会控诉说：「利比亚国民正在死去。」他还表示：「卡扎菲和他的儿子们对利比亚国民说，要么接受卡扎菲的统治，要么死在卡扎菲的手里。」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沙勒加姆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发表演说，呼吁国际社会介入利比亚局势。随后他和利比亚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巴希相拥而泣。沙勒加姆曾经是卡扎菲的好友。联合国安理会在沙勒加姆发表演说的次日（26 日），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利比亚问题，并一致通过第1970号决议，决定将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比亚政权镇压平民的行动呈交国际刑事法院进行调查。

吃软饭起家的卡扎菲，1942年出生在利比亚锡尔特沙漠地区一个游牧家庭，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在大学法律专业已学习了两年，但勃勃野心让卡扎菲更喜欢掌控权力，1963年他转入利比亚军事学院就学两年，1965年毕业后被派往英国桑特斯军事学院接受短期受训。1966年返回利比亚服役，在伊德里斯国王军队中当一名士兵。

●卡扎菲「吃软饭」起家：龌龊恶心的卡扎菲

在利比亚，6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卡扎菲是靠「吃软饭」起家的，不是吃一回，而是吃两回。

1966年，卡扎菲返回利比亚服役，他的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是哈利德将军，卡扎菲绞尽脑汁去俘获将军女儿的芳心，很快成为将军的女婿，随后以裙带关系被晋升为上尉，迈出了他掌握权力的第一步。

卡扎菲不满足于上尉军衔，他早就想成为利比亚的独裁者，他很快联合了一批军中死党伺机发动政变，1969年9月1日，机会终于来了，27岁的年轻上尉卡扎菲趁国王外出治病的机会，宣布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夺取政权后，他把自己晋升为上校，之后没再把自己升为将军，因为独裁了就没这个必要。

推翻了国王，卡扎菲忌讳别人称他为「总统」，他最喜欢中共的那种称号「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敢深究，因为卡扎菲脾气非常火爆，除了二儿子赛夫敢反驳他外，没人敢跟他顶嘴。

不过，有一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卡扎菲自己解开了这个迷。那天当记者称呼他「总统」时，卡扎菲立马打断了对方的话，说利比亚没有总统，一切权力都归人民。但说到最后就露馅了：「如果我是总统，就不得不面对四年或五年一次的选举！」

闹了半天，原来不当总统，是为了不面对人民的选举，没有选举的政府不就是独裁政府吗？

1969年9月1日，掌握国家权力之后，卡扎菲很快宣布与刚生完孩子的法蒂赫离婚，他的离婚理由有两条：一是他与来自旧制度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姐结合相当勉强；二是因为婚后夫妻感情不和。利比亚人说，他把岳父利用完了，就把其女儿抛弃，是个典型的不仁不义的小人。

● 软饭回锅肉：妻子萨菲亚是卡扎菲的聋子耳朵。

卡扎菲的第二次婚姻完全是政治软饭，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

1972年初，卡扎菲因胃溃疡住进的黎波里医院，治疗期间认识了护士萨菲亚。萨菲亚出身旺门，来自东部势力最强大的布拉阿萨部族，这个部族以前是前国王伊德里斯的同盟军，卡扎菲把国王轰下台，等于与这个部族结下梁子，如果迎娶萨菲亚，就不但化解了这种仇恨，而且还使卡扎菲得到了前国王的一支重要力量的效忠，使权力地位更加巩固。如此一盘算，卡扎菲觉得这个联姻太划算了，所以维持婚姻至今。其实这个婚姻也是名存实亡，不离婚不等于没其他女人，卡扎菲身边既有24小时不离身的护士情妇，又有随时随地献身的女子警卫队，卡扎菲整天滚在脂粉堆里，妻子要保持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只能装作看不见。

● 疯狗卡扎菲

卡扎菲独裁之后，一直是恐怖阵营的支持者和代表，届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愤然称他为「疯狗」。1986年4月15日凌晨，里根下令对支持和制造恐怖主义的卡扎菲发动斩首空袭，在轰炸中，卡扎菲东躲西藏，在军营中或者帐棚中过日子，他的一岁半私生女哈娜在官邸中被炸死，第六个儿子也受伤。

1989年6月，中共的六四屠杀又鼓舞了卡扎菲，12月他派两个利比亚特工去炸毁了一架从伦敦飞往纽约的泛美航空公司103号航班，这个空难导致了 243名的乘客死亡，地面上有11个居民死亡，因为飞机坠毁在苏格兰南部洛克比，所以叫洛克比空难。1993年卡扎菲在人证物证下才承认是他亲自下令的。于是遭到国际禁运制裁。

● 卡扎菲的七儿一女

除去私生女哈娜，卡扎菲的婚生子女一共有八个，大儿子穆罕默德是第一任妻子法蒂赫所生，其余的六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现任妻子萨菲亚所生。这八个孩子里，最低调的是老大和老八，最得宠的是老二和老六。

老大因为母亲遭遗弃而被迫低调，常年在德国社交圈吃喝玩乐的老八干脆连照片都没存档。老二赛夫是卡扎菲王朝的接班人，老六是卡扎菲精锐部队的指挥官。2011年3月19日（上周六），老六刚刚在首都被爱国飞行员的自杀式攻击给呜呼了。卡扎菲的「家族统治」内外交困，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老大穆罕默德

老大穆罕默德刚出生，父母就离异，他刚学说话时，就出现个后妈，而且后妈跟下猪崽一样，下了一个又一个。他在家里一直被轻视，尤其是常受比他小不了几岁的大弟弟赛夫欺负。所以穆罕默德从小就非常低调，谨言慎行，说话细声细气，甚至秘书需要把耳朵凑到他嘴边才能听清他说什么。后妈生的儿女在父母亲的宠爱下，一个个非常猖狂，不学无术、挥金如土。

穆罕默德在家里没有特权，只能把精力多用在读书上，不显山不露水的与弟妹较量。终于当卡扎菲需要发展电信业时，其他的孩子都坐不住，他被派上了用场，今年42岁的穆罕默德在家里说二不一，但作为为卡扎菲撑起电信业一片天的大儿子，身为利比亚邮电总公司董事会主席的穆罕默德在利比亚电信领域说一不二。

中共的《国际在线》2010年1月7日透露，卡扎菲独裁政权的电信业是在中共的帮助下建立的。报道说，「早在2006年9月，中国的中兴公司就为利比亚设计并安装、调试了先进的3G网络，当年便投入商用，成为北非地区第一个正式投入使用的3G网络，规模在非洲无出其右者。」

维基解密网站透露，穆罕默德还掌管着利比亚奥林匹克委员会，并在利比亚一家饮料公司拥有40％的股份。

老二赛义夫杀人不眨眼！

现年39岁的赛义夫是卡扎菲和第二任妻子萨菲亚所生的长子，被认为是利比亚唯一敢顶撞卡扎菲的人。

残暴的赛夫在家里十分得宠，掌握英语和德语，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拿到的博士学位，被揭发是抄袭而来。名义上他只是慈善机构的主管，但却是利比亚仅次于其父的第二号人物，被视为独裁统治的接班人。

卡扎菲制造了洛克比空难事件，遭到国际禁运制裁后，为了改变困境，赛义夫劝说父亲改变过去的形象，先是宣布放弃研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放弃核计划，然后邀请英国首相布莱尔到利比亚访问，接着向洛克比空难家属作出高额赔偿。2006年赛义夫还宣布考虑对1980年代柏林夜总会爆炸案予以赔偿。

赛义夫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他说：「减少敌人，将敌人变成朋友，想要换取‘和平’（独裁而不被消灭）可不是免费的。」

为接班做准备，赛义夫需要进一步美化自己，2008年，一向介入政治很深的赛义夫突然表面上退出政坛，只保留卡扎菲基金会主席的职务，专门从事「慈善活动」。甚至还放谣言说要与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老姐姐结婚。与美国联姻？不愧是吃二回软饭的卡扎菲的儿子。

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赛义夫言必称「要给予利比亚人民全部的自由」。西方认为，赛义夫的政治见解与父亲卡扎菲一向的反美观点相抵触。在改善利比亚与西方的关系上，赛义夫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并对他替代卡扎菲执掌利比亚政权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觉。

直到利比亚人民受突尼斯和埃及茉莉花鼓舞，也起来要求独裁近42年的卡扎菲下台时，这种独裁政权和民主政权的「和谐」怪梦，才被残酷的事实打破。

2011年2月20日，面对要求其独裁父亲下台的利比亚人民，赛夫代表父亲出现在电视上，边挥舞着冲锋枪，边说要与人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狼戴着花头巾，一动不动还能撑一阵子，扑上去吃人时，那头巾非掉不可，这些年赛义夫投资了太多的人力财力，但一夕间全部付之东流。

老三萨阿迪是安全部队指挥官

比哥哥赛夫小一岁的萨阿迪，是个不肯认输但又球技很差的「足球痴」。1996年，当他所在球队将一记有争议的球攻进对方大门时，讨好卡扎菲的裁判判为有效，对方球迷激动提出抗议，并大声辱骂萨阿迪。横行霸道惯了的萨阿迪保镖竟然掏枪向对方球迷开火，导致多人死伤。

投胎到血腥独裁者的家真是一种悲哀，给这种家庭当保镖也是一种悲哀，欠钱不还都不行，更不要说欠命。

利比亚的钱就是卡扎菲的钱，就是卡扎菲家族的钱。为了圆自己的「足球大国梦」，利比亚足球协会主席、「阿勒利足球俱乐部」名誉主席萨阿迪，花重金聘请大名鼎鼎的马拉多纳、阿根廷前足球教练比拉尔多、短跑名将本-约翰逊等人当顾问或教练。但自己是麻绳串豆腐──提不起来，教练再棒也没有用。

但谁让萨阿迪是卡扎菲的儿子呢，所以这个阿拉伯利比亚国外投资公司的幕后老板，把所赚的钱都用来购买欧洲一些足球俱乐部的股份。投资听的见响、听不见响，都无所谓，钱在卡扎菲儿子的眼里，是个唾手即来的物件。

如果有人认为萨阿迪只是个小玩儿闹的纨裤子弟，那就大错特错了，萨阿迪还是一支安全部队的指挥官，在让人民流血这方面，并不比二哥赛夫手软。

老四穆塔西姆是利比亚最大官上校！

现年34岁的穆塔西姆毕业于的黎波里法塔赫医学院，原本可以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职业医生，给卡扎菲家族积攒点阴德，后来在父亲的鼓动下，进埃及军事学院镀镀金，而不是就学，出来后军衔与他父亲一样是上校。自从上校卡扎菲独裁后，利比亚不允许军衔超过上校，也就是说，老四的职务顶到天儿了。

穆塔西姆是卡扎菲子女中唯一公开挂有政府官职的儿子，自2007年以来,一直领导着利比亚国家安全委员会。

老五汉尼巴尔是国际级恶少！

老五汉尼巴尔很少公开露面，但却因暴力丑闻，一再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

2001年8月，在意大利罗马的希尔顿酒店，汉尼巴尔与意大利警察发生争执，并用灭火器喷向对方。

2005 年，汉尼巴尔在巴黎旅馆中殴打其当时怀孕8个月的女友，被判处4个月缓刑监禁，并被处以790美元罚款。

2008年7月，汉尼巴尔和名模妻子因被指控用皮带和衣架殴打两名仆人，在瑞士日内瓦的一家五星级酒店被捕。卡扎菲甚至口出狂言，称瑞士应该被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肢解」。

消息传到利比亚，卡扎菲女儿阿伊莎不满瑞士警方对她兄弟执法，要求父亲报复，对瑞士采取经济制裁。随后，卡扎菲决定不再向瑞士提供石油供应，取走其在瑞士银行的巨额存款，关闭瑞士公司……直到瑞士方面紧急派外交使团前往利比亚向卡扎菲做解释，才算收场。

2009年，汉尼巴尔夫妇二人去英国欢度圣诞节，在入住伦敦最豪华的克拉里奇酒店时，他竟然重拳把妻子鼻梁打得骨折、满面鲜血，不得不送医救治。

杀戮人民的老六赫米斯被自己部下处死！

老六赫米斯，曾在俄罗斯受过培训，是父亲非常倚重的儿子，任特种兵（32营）司令，统率着父亲最信任的特种兵部队。在此次保卫独裁政权的战斗中，他是保卫首都的黎波里和抢复失地班加西城市的重要指挥官。

中共认为，现在，卡扎菲集团能维持多久，就看赫米斯的了。

但赫米斯真应了「躲的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这句老话。1986年4月，3岁的赫米斯在美国的斩首空袭中受伤。今年3月19日，他自作孽不能活，28岁死都死的臭名远扬。

3月17日联合国下了禁飞令，但28岁的赫米斯依然命令战机去班加西轰炸、屠杀平民。执行此任务的飞行员不愿意屠杀自己的同胞，于是突然掉转机头，以自杀方式一头撞进卡扎菲的儿子和亲戚们待的「Bab al- Azizia」军营。

遭到严重撞击的飞机顿时起火爆炸。卡扎菲的一些亲戚死于大面积烧伤，受到致命撞击和严重烧伤的赫米斯，送进医院还没来得及抢救就咽气了。至于卡扎菲本人躲到哪里去了，还是也受了重伤，尚无消息。报道说，自从那次内部人自杀式攻击后，卡扎菲一直没有露面，他只是通过广播传送自己的声音。

忌善如仇的老七阿伊莎-卡扎菲！

缺德少德的阿伊莎在镜头前多是笑容可鞠，但心狠手辣这一点最像父亲，所以深得卡扎菲的宠爱。她在本国大学混个博士学位，拿到律师执照，然后主动跑到伊拉克去，替父亲的好朋友萨达姆做辩护律师，一时间淹没在伊拉克人民的口水里。

卡扎菲解散了国家的一切政府机构，美其名曰「一切权力归人民」，但他统治了近42年，利比亚人民发现自己的生活还不如前国王伊德里斯统治时期过的好，国家成了卡扎菲的家庭作坊，卡扎菲家族的荷包越来越鼓，而人民却越来越穷，于是连卡扎菲所在部族都蔓延着不满情绪。为了拢络人心，阿伊莎嫁给了同一部族出身的特种部队军官，但夫妻感情并不好，在家中形同路人。阿伊莎常借帮其父打点酒店业，多少天不归。

老八赛义夫吃喝玩乐在德国。

他是卡扎菲最没有名气的一个儿子，和杀人成瘾的哥哥们相比，他既没好名也算不上有恶名。据说现在住在德国慕尼黑，他的生活乐趣就是把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都花在各种聚会上。

● 卡扎菲的「人民主掌政权」

独裁者没有一个不大贪大腐的。

利比亚茉莉花运动开展以来，国际媒体对卡扎菲家族掌握的资产进行了报道。资料显示，到底卡扎菲家族拥有多少巨额资产无法估计。仅美国查封的卡扎菲家族资产就达到300亿美元，卡扎菲家族在伦敦西区拥有的房产达到4.55亿美元，这些资产仅仅是冰山一角。

卡扎菲篡夺政权后，只许利比亚有一个政党，就是卡扎菲的「革命统一战线」党。他口口声声讲人民主掌政权，但他假「人民委员会」的名义，把国家所有机构全部都撤销，部长都是他的「助手」，都是他的「秘书」，他既当三军总司令，又当议会的总理，又是革命领袖……所有的活儿他一个人都包了！

● 卡扎菲必须被处死，而不是下台

卡扎菲一个人掌握国家所有的权力。卡扎菲就是利比亚，利比亚就是卡扎菲。

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当人民呼吁他下台时，他就用飞机、坦克车和重型炮弹对话，他儿子们指挥着军队朝反抗军所在的城市疯狂轰炸，谁不让他家独裁，他们就要谁的命！

血已经流的够多的了，从2月份到3月1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对利比亚进行空中管制止，卡扎菲没有放下屠刀，现在又过了近一周，卡扎菲还是没有放下屠刀，他还在继续杀戮要求人权和自由的同胞！

现在，光提出让卡扎菲下台是不行啦，那个时辰过去了，他和他的屠杀人民的儿子们必须作为战争罪犯受审，并且必须被处死！

谢选骏指出：卡扎菲和毛泽东一样都是靠着妻子起步的，因此都是吃软饭的。毛泽东吃过两次软饭——一次是通过杨开慧的裙带关系钻入了北大图书馆混了个小职员，二次是通过贺子珍的裙带关系钻入了井冈山做了土匪。卡扎菲是有样学样。掌权后连国家主席也不设，政府机构和对外使馆都叫些不伦不类的名字，领导都叫“书记”。因为做书记的，都是吃软饭的。卡扎菲学习毛泽东吃软饭，连他的绿皮书，也学了毛泽东的红皮书。

【013、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欠下的巨额血债】

《毛泽东大女儿李敏已在朝鲜车祸事件中遇难》（博讯2018年8月2日综合）报道：

据最新中文推特疯传：毛泽东大女儿李敏已去世。

去年那次造成32名中国游客遇难、2人重伤的朝鲜重大车祸，大陆官方一直未对外公布遇难者名单。当时有消息称，赴朝团中多数成员是当年赴朝作战将军的子女，甚至有传，伤亡者中包括毛泽东嫡孙毛新宇。在中共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记者曾一再追问这次事故的原因，以及遇难者的身份，但外交部发言人陆慷都未有正面回应，仅表示如果有进一步消息，会及时公布。

李敏是去年在朝鲜遇车祸去世的，那次没有公布死亡人员名单，大家都觉得蹊跷，金正恩当时又给予高规格礼遇，这张照片解开了当时的谜底。

网民评论：

FG ` 2小时前

追隨毛岸英。

因果報應絲毫不爽

Wayne Fung ` 2小时前

博讯也不靠谱了，这是位东北抗联老战士，七月才去世的

梁家河天降伟人 ? 3小时前

普天同庆

谢选骏指出：为何人说李敏死亡的消息是“追隨毛岸英。因果報應絲毫不爽”？因为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欠下的巨额血债，就用他一儿一女来意思意思了。那么又为何说“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欠下的巨额血债”？因为抗美援朝不是自卫反击，不是民族战争，甚至不是国家战争——而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争，是汉奸毛泽东追随他的干爹斯大林杂种集团（共产国际）与联合国军的无谓厮杀。可见抗美援朝是毛泽东集团对中国人欠下的巨额血债。而且毛泽东这个忘八，脑子还不好使，竟然让斯大林这个杂碎真身事外，还可以事后通过其继承人向中国讨要军费！因此，毛泽东集团不仅中国人欠下的巨额血债，而且抗美援朝对中国人欠下了巨额金债——金家简直就是中国的吸金。

附录

李敏（1936年－），原名毛娇娇，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籍贯湖南省湘潭县，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曾任国防科委、总政治部干部，按副军职待遇离休。分别于2003年及2008年当选第十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都是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加入。

从苏联到中国

1936年冬，蒋介石命令东北军进攻瓦窑堡，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主动撤出瓦窑堡，以争取东北军。中央机关遂全部迁至保安县，将临产的贺子珍比毛泽东提前几天到达了保安县。二人住在小石山的一个破旧的窑洞内，孩子便出生在这里。孩子出生后，邓颖超、康克清等人闻讯赶来，邓颖超抱着孩子说，“真是个小娇娇呀！”毛泽东听后，取《西京杂记》中的诗句“文君娇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之意，为孩子取名“毛娇娇”。

娇娇生下四个月左右时，贺子珍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将娇娇送到老乡家寄养。由于与贺子珍之前所生的所有孩子都已遗失或夭折，所以毛泽东非常喜欢娇娇。不久，因母亲贺子珍和父亲毛泽东发生家庭矛盾，贺子珍决定出走，准备经西安赴上海动手术取出身上的弹片。毛泽东极力挽留，但贺子珍还是走了，后来辗转来到苏联学习。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4岁的娇娇被送往苏联，与母亲团聚。不久，苏德战争爆发，留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人全都被疏散到苏联东部的伊万诺沃，先于娇娇来到苏联的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所在的国际儿童院也转到伊万诺沃。娇娇进入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由于国际儿童院食物匮乏，娇娇患上了急性脑膜炎，苏联医生认为没救了，要将娇娇送入太平间。但是贺子珍坚持把娇娇接回了家，用自己种的土豆换来牛奶和白糖，每天给娇娇喂半杯加糖的牛奶，娇娇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其后，多病的贺子珍病情更重，并且与所在之处的苏联官员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贺子珍不太懂俄语，行为又使人莫名其妙，最后被当作“疯子”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娇娇由此同母亲贺子珍分离，被送回了国际儿童院。直到1947年，王稼祥赴苏联，经多方交涉才得知贺子珍母女的下落。随后，王稼祥和娇娇一同去接贺子珍离开精神病院。王稼祥将贺子珍母女的情况以及她们要求回国的请求转告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电报：“同意回国”。1947年,冬，贺子珍和娇娇一道回到中国，起初住在哈尔滨。

当时，毛泽东早已同江青结婚，并生有女儿李讷。娇娇当时不会汉语和中文，只懂得俄语和俄文。母亲贺子珍让娇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娇娇在信中用俄文汇报了自己的现状。毛泽东未回信，而是给娇娇发了一封电报：“娇娇我的女儿，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孩。爸爸很好。”过了大约一个月，毛泽东派来一位警卫员找到贺子珍说：“毛主席想念娇娇和岸青，想把他们接到身边，让他们在那里读书，征求你的意见，同意不同意？”贺子珍没有犹豫便说：“既然主席想念孩子，希望他们到他的身边去，我完全同意，没有意见。”这位警卫员又到学校找到娇娇和岸青，征求他们的意见，二人均愿意到父亲身边去。于是二人被带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的身边，在那里学习。因为娇娇不会中文，所以毛泽东特意请了一位老师教她学中文，娇娇很快就学会了。

上学与结婚

娇娇要上中学了，毛泽东决定给娇娇起个学名，乃采用《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为娇娇取名“李敏”，采用李姓是因为1947年3月蒋介石重点进攻延安时，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其间毛泽东化名“李德胜”。

贺子珍自回国之后，先后住在哈尔滨、沈阳。贺子珍不许李敏叫江青“妈妈”。每年放暑假，毛泽东都派人将李敏送到贺子珍那里住一段时间，并且每次都让李敏给贺子珍捎去许多食物，其中包括很多水果。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李敏来到北京，先入八一小学，毕业后，又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毕业后，1958年李敏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李敏原来的男朋友是中共高干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他们在苏联期间认识相知。李敏后同北京航空学院的孔令华恋爱。孔令华的父亲、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孔从周得知后大惊，觉得自己是国军西北军降将，严令儿子不得与李敏来往。李敏将恋爱之事告诉了父亲毛泽东，毛泽东乃将孔从周一家请到家中吃饭，并说：“儿女的婚事由他们自己去办，长辈不必干涉。”由此成全了李敏和孔令华。

1959年8月29日，李敏和孔令华在中南海丰泽园举行婚礼，后育有儿子孔继宁，女儿孔东梅。1964年，李敏夫妇因受江青迫害而搬到兵马司胡同，毛泽东叹气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李敏搬出中南海时，中南海的出入证也被收走。由于江青阻扰，李敏搬出中南海之后，只见过父亲毛泽东三次。

1964年，李敏入伍，此后历任国防科委八局参谋，政治部副主任。

文革初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李敏正在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直属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主任先后为聂荣臻（1956年－1973年）、陶鲁笳（1973年－1975年）、张爱萍（1975年－1982年），1968年2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1982年7月撤销，与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合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八局工作。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向各单位派出工作组。李敏被聂荣臻领导下的国防科委派往下属的北京航空学院（简称“北航”）任工作组成员。工作组在包括北航在内的北京各高校大抓“右派”学生、“反革命”教师，引发师生愤怒。不久，毛泽东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镇压群众的决定。北航师生掀起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潮。1967年4月，北航学生韩爱晶率领一、二百人到国防部南门（即国防科委大门）外，要求国防科委领导出面澄清问题。国防科委领导几昼夜不接见，影响越来越大。毛泽东明确表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聂荣臻先后将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罗舜初推出来，交北航师生批判。北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除了批罗舜初及工作组外，北航文革筹委会负责人孔令华（李敏的丈夫）也被批斗并戴高帽。曾任北航工作组成员的李敏也被批判。孔令华、李敏回中南海的家时，江青说“保皇派”回来了，毛泽东则问有没有戴高帽游街。孔令华、李敏夫妇后来都成了“造反派”。

1967年5月13日，北京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原本安排陆海空三军文艺团体两派联合演出，但最后却酿成了严重武斗流血的五一三事件。此后林彪通过观看演出等活动支持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所支持的一派。从此，由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等组成军委办事组，取代了中共中央军委。下属各总部、国防科委、军兵种等分别成立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三军无革派”）“总勤务站”，领导本单位的文革运动。[9]:38-39国防科委在聂荣臻领导下，也成立了“科委三军无革派总勤务站”。总勤务站打倒并迫害大批国防科委和国防科委司令部中高级干部，还揪斗在同一座大楼办公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罗瑞卿。总勤务站将文革前夕已因自杀未遂而摔断腿的罗瑞卿放在箩筐里抬到台上批斗，李敏等人当即退出了会场。总勤务站还参与揪斗杨勇、彭德怀、赵尔陆、陈再道等外单位军队老干部，将国防科委副主任以上干部迫害到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仅剩聂荣臻本人，砸烂了国防科委政治部。同时总勤务站积极插手国防科委管辖的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在七机部镇压反对聂荣臻的一派。

李敏对聂荣臻操纵的总勤务站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1968年1月，科委系统“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学代会”）召开，代表资格的核心内容是“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的正确领导。”这在国防科委机关及七机部遭到相当一部分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反对。3月底，杨、余、傅事件发生后，聂荣臻给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写有一封信，也抄送一封给周恩来，毛泽东加了批语。随后4月16日聂荣臻写出一份检讨，交给周恩来。4月2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来国防科委处理上述“学代会”问题，批评了聂荣臻。不久，李敏和国防科委八局的一些人员贴出“炮轰聂荣臻”的大字报，随后成立了群众组织“卫东革命造反派”。周恩来表示支持并赞扬。毛泽东说：“炮轰是客气的。”从此，国防科委机关才真正开始有了敢“炮轰聂荣臻”的造反派，揭开了国防科委机关内造反的序幕。此后，国防科委机关又传达了毛泽东对“聂核心”的批评：“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从此国防科委系统开始批判聂荣臻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1968年10月13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批评了聂荣臻的许多问题。1966年底，中央批准了聂荣臻设18个研究院的“体制调整报告”，但到1968年初聂荣臻在国防科委搞“独立王国”的企图暴露，中央乃决定将全部国防科研院所并入国务院相关工业部，并决定第二炮兵独立为一个兵种。聂荣臻不得不退居二线，1968年12月由其心腹王秉璋出任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作为一线负责人。1969年1月，中央为解决国防科委的问题，举办了中央国防科研系统学习班（称“中央学习班”），其间中央将上述聂荣臻的检讨书发给中央学习班人手一份，掀起了批“聂氏山头”的高潮。原先拥护“聂核心”的部分人转而贴出“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李敏组织人员对他们做工作，将“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撕下，坚持只“炮轰”不“打倒”。

1969年9月，聂荣臻奉《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以战备疏散的名义，将包括李敏在内的国防科委机关人员绝大多数调离北京，分别调往河南驻马店“遂平干校”、辽宁锦县“大有干校”，以便将反对聂荣臻的造反派分而治之。1970年初开始，聂荣臻在国防科研系统大抓“反林副统帅、反林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聂副主席的‘国防口五·一六’”，重点在国防科委机关。聂荣臻公开表示：毛主席的女儿是反革命，也照样抓。聂荣臻先拟定了将李敏等“炮轰聂荣臻”派人员打成五·一六分子的计划，随后按计划采用逼供信的办法编造材料。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亲自处理国防科委问题，查出聂荣臻要抓的“国防口五·一六”黑名单，名单中包括李敏以及和她一同签名贴出“炮轰聂荣臻”大字报的国防科委八局其他人员。周恩来查清了“国防口五·一六”是聂荣臻制造的假案，对此案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将国防科委机关人员分别从河南驻马店、辽宁锦县全部调回了北京。周恩来还代表中央宣布逮捕“林彪死党”王秉璋、梁军这两位聂荣臻的干将。罗舜初、刘华清、蔡顺礼三位支持聂荣臻的党委常委都被调出国防科委。聂荣臻的班子由此被彻底铲除。中央对国防科委“掺沙子”，任命陶鲁笳为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第一书记，陈彬、李光军、马捷、钱学森、朱光亚为副主任兼常委委员。遭聂荣臻排斥离开的朱卿云调回，仍任国防科委政治部主任兼常委委员。中央还明确告诫聂荣臻，不要再插手国防科委事务。

文革后期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1974年1月24日，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召开了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9]:89-901月25日周恩来才得知叶剑英召开此次动员大会的消息，连忙在当天主持召开了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9]:91-951974年3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开会，要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与会的军委领导有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领导陶鲁笳、汪洋，另有一些代表，共计20多人。会议大部分时间是部分代表揭发国防科委第二十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的问题。文革结束后被打成七机部“四人帮党羽”的人和国防科委被打成“李敏为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的人在会上都没发言，仅恽仁祥说了句：“科委的情况比较复杂，但批林批孔是有成绩的。”会议开了大约6小时，发言很激烈，会议气氛非常紧张。会议最后由叶剑英代表军委总结讲话，要求陶鲁笳回去研究一下二十基地的问题，派个工作组去“放火烧荒”。[9]:113-1141974年，李敏和孔令华夫妇因对“批林批孔”有看法，决定赴中南海反映情况，结果被拦在中南海门外，未能见到毛泽东。[10]

由于聂荣臻在国防科委留下的影响等原因，陶鲁笳在国防科委的工作很艰难。1975年，经叶剑英安排，聂荣臻的老部下张爱萍接任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降为政治委员兼党委第二书记。[9]:1281975年4月，张爱萍着手整顿国防科委的兄弟单位七机部（属国务院系统）。[9]:135在接任后的国防科委干部会上，以及刚进入七机部整顿时，张爱萍都说了自己此前登门拜访王洪文副主席的情况，说王洪文副主席要他好好干

1975年，听说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私下同王洪文商量准备造核弹头，正在青岛养病的李敏便让孔令华及时报告邓小平。邓小平表示他和军委都不知道此事，要查（但实际后来并未查）。邓小平还说“要李敏好好养病，回来后让她到我这里来，有我在，以后江青不敢整你们了。”这次汇报后来引起了张爱萍对李敏的敌视。

1975年11月，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毛泽东亲自指示下，国防科委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是揭批张爱萍。由李先念挂帅，纪登奎、陈锡联、华国锋、陶鲁笳组成五人小组，帮助张爱萍。但张爱萍不认错，所以扩大到国防科委、七机部联合召开常委会帮助张爱萍，但仍无效，最后中央决定国防科委、七机部联合召开常委扩大会，从100多人到后来约200人，一起批张爱萍。在准备召开扩大会期间，七机部的舒龙山（文革后被判16年徒刑）致信毛泽东揭发张爱萍，毛泽东在信上作了批示：“此人是9·16左派”；扩大会召开后，国防科委的康华清（文革后被开除中共党籍）致信毛泽东揭发聂荣臻、张爱萍，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

1976年4月，中共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举行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会上张爱萍的手下、国防科委情报所的刘毅民揭发张爱萍派他秘密搜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黑材料的问题，引起与会的非常委声讨，要求常委撤销张爱萍党内外一切职务。常委们未表态，散会后当晚常委决定撤销张爱萍党内外一切职务。此后中央领导华国锋、陈锡联批示一定要查清张爱萍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的问题。国防科委遵照指示组成了调查组。1976年4月19日，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向中共中央提交了调查报告，认为确有其事。

1976年9月，李敏被允许见到弥留之际的父亲毛泽东，毛泽东认出了女儿，拉着李敏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娇娇你来……看我了……娇娇你怎么不常来看爸爸呀？”这是李敏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文革结束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张爱萍很快官复原职。叶剑英在国防科委、七机部向中央汇报揭批“四人帮”的情况后表态称，国防科委有个“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小帮派”。张爱萍随后将之发挥为“科委有个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将国防科委26位反对过聂荣臻、张爱萍的人员及与李敏、陶鲁笳有关系的人员打成这个“小帮派”的成员，并私设监狱关押了包括情报所的恽仁祥（全国人大代表）在内的其中8人。[9]:150、1551977年国防科委政治部编印的上报中央、下发各单位的《内部文件》刊登了恽仁祥的四项罪名：（1）“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及其小帮派整死了肖向荣同志”；（2）“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3）“恽仁祥同李敏合谋指使鞠芳同志写大字报批张爱萍”；（4）“（恽仁祥）态度恶劣，负隅顽抗，同李敏订立‘攻守同盟’”。恽仁祥则在回忆录中称，四项指控均不实，第1条中的国防科委副主任萧向荣长期因病住院，和李敏关系很好，而和陶鲁笳、恽仁祥几乎没见过几面；第2条是将此前刘毅民揭发张爱萍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的问题，说成是恽仁祥、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的对张爱萍的诬陷。文革后刘毅民仍旧继续当张爱萍的手下，并掌握了情报所的领导权。

1978年底，聂荣臻、张爱萍在国防科委准备召开第二次批斗“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大会，准备在会上宣布开除恽仁祥等人党籍、军籍之类的决定。中央得知后，叶剑英要求国防科委不要再管李敏的问题，邓小平则指示国防科委将私自关押的8人释放。1978年12月31日，这8人获释。第二次批斗大会也最终流产。不久，万里代表中央对李敏的丈夫孔令华说：“没想到国防科委张爱萍把李敏搞成这个样子，把李敏同江青四人帮连到一起，根本不合逻辑，这是个天大的冤案。问题一定要解决。我的这些话是我们集体的意见（指中央领导集体意见）。”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军委纪委书记黄克诚、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也都很关心此案的解决。

从1976年起，李敏在国防科委被张爱萍剥夺工作、停止中共党组织生活。由于无休止的批斗，李敏精神失常。1983年，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将她调到总政治部直属工作部，她这才得以离开国防科委。此后李敏被送进安定医院接受治疗一年半。从1977年直到1996年她一直未参加工作。李敏的丈夫孔令华1976年正在北京卫戍区任职，因为曾受李敏委托向邓小平汇报张爱萍私造核弹头的问题，北京卫戍区剥夺了他的工作，但又不让他转业。孔令华之父孔从洲托人想把儿子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但被学院拒绝。后经习仲勋批示，让孔令华脱离了北京卫戍区，转业回北航，并评定了教授职称，1990年代初还支持孔令华到深圳开公司。孔令华将挣来的钱全用来出版毛泽东文献，并想在广州设立毛主席纪念馆，应广州方面邀请去广州商谈此事，在回深圳途中发生车祸住院，因医疗事故而逝世。北航为孔令华举行的追悼会的悼词中，谴责了文革后对孔令华的打击迫害。

晚年生活

2010年，俄罗斯鬼子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中国大连时，会见中俄两国的二战老兵。前排左起：王立平（88旅老战士）、李敏（原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李敏（毛泽东之女）、刘爱琴（刘少奇之女）

1991年10月4日，正在患病的李敏接到电话，得知堂嫂韩瑾行将来探望。二人见面后，韩瑾行告诉李敏，韶山将要为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建造纪念设施。李敏遂为韶山的纪念活动捐款，托韩瑾行带去。

1990年代初，李敏的丈夫孔令华赴深圳经济特区创办科技开发公司。儿子孔继宁成为中国驻外使馆助理武官。女儿孔东梅在大学学习，专业为英语。平时家中只有李敏一个人。

1993年出版的《红色贵族》等图书，以及1996年《北京晚报》刊载的文章，对李敏在文革中及文革后的遭遇有许多不实内容。为此，1996年孔淑静（孔令华的妹妹）等李敏夫妇的亲属致信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尉健行，要求《北京晚报》进行澄清。尉健行批示《北京晚报》认真查处，但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1996年，李敏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离休。此后，李敏逐渐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不再把自己封闭在家中。2006年，李敏与其他毛泽东遗属一同赴朝鲜拜祭在朝鲜战争中阵亡的哥哥毛岸英。2008年10月，李敏赴江西省永新县参加生母贺子珍纪念馆的落成典礼。

1998年至2003年，李敏任北京市政协第九届委员、十届常委。2003年至2013年，李敏任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谢选骏指出：李敏还会“后宫干政”，不仅自己不学好，张扬其狗父汉奸毛泽东，还培养一个女儿孔冬梅做人“小三”长达十几年，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真是应验了俗话所说的“生梁不正下梁歪”！也是由此可见，阴阳报应丝毫不爽，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欠下的巨额血债，千万冤魂不会放过毛泽东家族的！

【014、柯文哲满脑子流寇主义、毛泽东思想】

《柯文哲評韓國瑜：能力可以後天訓練品德很難》（2019/08/12 中央社）报道：

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公元2020年總統選舉這一局，台灣需要一個保持清醒頭腦處理中國問題的人；被問及中國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時，他說，「能力可以後天訓練，品德很難」。

柯文哲在年代電視台今天晚間播出的「新聞面對面」專訪中表示，他也曾被中國要求說一些話，但他守住底線，因為台灣仍有自己的主體性；主持人追問，韓國瑜「現在做的是自己嗎」，柯文哲回答，「能力可以後天訓練，品德很難」。

柯文哲說，旺旺一開始也支持他，但他「不是那麼聽話」，有自己的底線，台灣還是要維持主體性，需要一個保持清醒頭腦處理中國問題的人。

柯文哲表示，政治有政治上的現實，韓國瑜與旺旺的關係「這樣不行啦」，很多人會冒出一大堆問號。有些話可以說、有些話不可以說，「媒體可以有立場，但不可以太過分，格調還是要有」，「也不是你叫我講哪一句話，都照你的，我還是有我的想法，台灣還是有主體性」。

他說，韓國瑜可能是明末清初闖王李自成，也可能是清朝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也可能是漢高祖劉邦，歷史本來就很難預測，而民主政治是說服過程，韓國瑜要說服人民他是劉邦。

至於總統蔡英文處理中國問題方式，柯文哲說，「飲鴆止渴」，對長期發展不好，但有短期效果。他在香港反送中遊行時，如果踹中國一腳，民意調查也會上升，但對長期沒好處。

至於總統選戰，柯文哲表示，還是支持前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郭台銘，「小英的話，兩岸關係要怎麼搞下去？沒棋了，到底下一步怎麼辦？」不希望與中國對抗，但也不希望台灣賣給中國。

不過，他說，郭台銘雖是美國、日本與中國都能接受的人，卻都有糾葛，例如在美國有威斯康辛州投資案、在日本有夏普、在中國有80萬到100萬名員工，「該捨要捨」。

柯文哲表示，郭台銘雖是成功企業家，但在政治上真的是素人，並以秦朝宰相呂不韋等人為例，「為什麼被殺就是這樣，有錢久了，他以為說錢可以買通所有人」。

台北市長柯文哲接受電視專訪，被問及中國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時，他說，「能力可以後天訓練，品德很難」。

谢选骏指出：柯文哲满脑子李自成、洪秀全还有刘邦，充满了流寇主义的意识形态，显然是受毛泽东思想的毒奶哺育长大的。刘邦是通过说服得来的权力吗？真是一窍不通的柯文哲尸长。这样的人能选上台北市长，说明台北选民的多数，脑子已经坏掉了，也说明台北社会“民主外表，专制内里”的基本属性——否则，柯文哲满脑子流寇主义、毛泽东思想，怎么可能稳坐“民选市府”呢。所以我说，没有美国军舰的保驾护航，台湾民主一天也撑不下去的——“民主日本”，也同样如此。

【015、老毕养的毛泽东】

《毕福剑近况让人唏嘘，60岁的他去做这事》（2019-02-22 鲜评）报道：

以“星光大道”成名的毕姥爷福剑，已经好久没有在公开场合出现了，很多“星光大道”的老粉丝都很惦记他，一心想要知道毕姥爷的近况。曾有消息传出他在大连开了一个餐厅，生意火爆因此生计不愁，但也有消息称那个餐厅其实是他侄子开的，而从坊间零星流出的毕姥爷照片当中，可以发现他不是在打公益篮球，就是挥毫泼墨给别人题字。

毕姥爷曾经给不少人题过字，他的书法俨然已受到很多粉丝的追捧，如果有机会能够面见老毕，聊完大天之后肯定会向他讨教一纸书法，当然，“润笔”有没有，有多少就不得而知了，想来以老毕的名气，这“润笔”费用也不能少给。

近日，毕姥爷与曾参加“星光大道”而获年度总冠军的杨帆聚在一起，当然又免不了秀一秀书法，在前日这张毕姥爷挥毫泼墨的场景被杨帆晒了出来，在老毕低头的时候可见他一头乱发，而且发量稀疏，有秃顶倾向，曾经意气风发的他此际让人唏嘘不已。

而老毕给杨帆的题的前两个字是“杨帆”，显然饱含对杨帆的鼓励与期待，老毕在出事之后，很多曾经在“星光大道”上叱咤风云而出名的人唯恐避之而无不及，但杨帆依旧以师待之。

“发量稀疏”从前额上也能看得出来，毕竟60岁的人了，不年轻了。虽然他目前比较有争议，但是看到老毕的近况，很多粉丝们还是非常高兴，称终于在杨帆这里能见到“老毕”了，还有的粉丝称“好想毕姥爷”，粉丝们期待毕姥爷复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只能说遗憾了。

除了给杨帆题字之外，整天窝在家中钻研书法的老毕，一个星期之前还干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去寺庙里拜佛求福了，而且当然还回赠了题字。

彼时老毕去了广西贵港市的某一座古寺，看来几经风雨的老毕已然虔心向佛，只是不知是否达到了“带发修行”的程度？

此次古寺赠送给老毕的“福”是一个“金猪赐福”的条幅，给他以祝福，不知这张红彤彤的条幅会否让老毕今后顺利一些？

随后，老毕还给寺庙回赠了一幅题字，此次题的字是“佛家心贤”，这“心贤”二字有可能是老毕的人生感悟之一吧，而右下角的“毕福剑”三个落款也显得很有章法，尤其是“剑”字，饱含一种凌厉之意，犹如发出“壮心不已”之感慨，他多年钻研书法，功力还是有的。

求到了“金猪赐福”的祝福之后，老毕还与方丈合了影，看来老毕的这次“拜佛之旅”应该是颇有收获吧。

此前春节期间，杨帆还晒出了与老毕、郑海霞等人的聚会照，彼时老毕满面红光，脸都圆了一圈。

不知经历风风雨雨的老毕，在日常钻研书法打打篮球之余，是否看透了这冗繁琐事，豁然有一天将一切抛下，去往自己求福的寺庙当中，从此后青灯古佛看透红尘？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想象，但如果真的发生，没准儿又会出现一个“李叔同”也说不定，毕竟老毕还是很有才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戴着脚镣跳舞”，不敢把话说透，不敢说出毕福剑为何出家。毕福剑四海为家，都是由于他的私人谈话被人偷录下来放到网上，其中一句话总结了天安门的偶像毛泽东的一生为“毛泽东那个老屄养的，把我们大家都害苦了”。这真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至理名言，其结果就是毕福剑永远失去了在中央电视台充当鸡鸭的机会，失去了参与春晚的“红色鸡会”。

《真理大讨论：毛泽东是不是“老屄养的”？？》（博讯 2015年4月11日）报道：

网文说了，有没有可能，毕福剑“毛泽东那个老屄养的，把我们害苦了”的视频是被人断章取义了？

有没有可能老毕的视频被掐头去尾，去掉了上下文，只剩下了短短的唱戏那一段？

当时那个场合，话题背景是什么？老毕唱这段戏的意图是什么？

难道没有可能老毕是模仿嘲笑邓轮？

什么毛泽东这个老屄养的“可把我们害苦了”，“能打得过人家吗？”，“地主招你惹你了”，难道不是邓轮攻击老毛的常用说辞？

如果这样，唱戏之前的故事背景应该是这样的：大伙在骂邓轮，老毕说，邓轮那群王八羔子，都是这么骂先主席的，我来跟你们学一段哈，学得像你们给我鼓掌！然后就开唱了，哈哈哈哈--

我知道一个叫狗庆东的人动辄咬人，不久前的一场官司还输出一个北大来，那叫一个一塔湖图。

我为什么说有图有真相呢？你写别人行，写什么XXX约会范冰冰啊姚文元勾搭江青林彪王菲上了汪峰的床啊都没事儿，唯独这个叫狗庆东的毛左，一不小心就得吃官司。

毕福剑毕姥爷交友不慎遇人不淑，被人陷害于不仁不义。陷害毕姥爷的非是别人，此人名叫张清，此人之新浪微博-张清同志，他的微博昨天我看了。

张清是极左分子孔庆东所办的“东博书院”的秘书长。其实张清的真实工作单位是唐山政法委下属机构，但是张清长年在京，吃空饷多年。据称其前年病假条由丰台一家医院开出的。我估计用不了几天张清的病假条也得跃然纸上，开出病假条的医院和医生名字一样会进入人们的视野。

这位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张清同志，而且还是执法人员，张清长期借“休病假”之名吃空饷，与极左势力为伍，从事非法政治活动，有网友问唐山政法委，这样的人怎能留在政法队伍里？

此人一个整天不断地宣传极左思想，鼓吹文革和个人崇拜，谁会相信他能做到公正执法？一个把私人酒桌上的调侃当成罪证、卖友告密的小人，哪一个同事愿意和这样的家伙共事为伍哉？

有网友要求坚决开出张清同志唐山政法委的公职，另有网友反映东博“爱国基金”，接受账号为张清个人账户。请有关方面一并调查张清和东博是否有非法募捐嫌疑。我们总在质疑中国红十字会，我们是否应该质疑一下北大教授孔庆东的东博“爱国基金”呢？

我简单说一下东博书院，东博书院隶属于北京东博华文文化发展中心，法人是孔庆东。

东博书院网站，注册为个人，域名拥有人宋德福。张清是东博书院秘书长。

有网友称：因曾质疑东博有非法募捐嫌疑，被东博疯狗造谣谩骂近两年。

而且，这位张清所播放的视频还是掐头去尾的。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视频的最后一句是毕福剑说的“别放到网上去”。

结果，还真就给放到网上去了。

我来大概还原一下当时的事实真相真实场景啊，此不是替毕福剑说话，而是告诉大家当时真实发生的到底是什么。当时酒桌助兴，老毕说我最近听到一个段子，我给大家学学啊。老毕学的，就是视频的那一段儿。学完了之后老毕发现有人录像，就说了句你录像……别发到网上去啊。之后老毕继续说：这段子太不像话了太反动了，是吧？

其他人都说，就是啊。

这基本是当晚的真实场景。但是，你看看网上的视频，只截取了老毕调侃的那一段儿。

毕福剑这一次和区伯嫖娼几乎是如出一辙，典型的都是被人算计了。

很多的屎左（注意啊，此为新词儿，毛左的意思）要求处理毕福剑云云。其实一个酒场儿，大家吃的热热闹闹嘻嘻哈哈，畅所欲言的，怎么调侃几句就不成了？怎么就上岗上线了？就开除公职吗？你以为殃屎是你们家开的吗？

另有网友爆料称东博书院秘书长@张清同志：经[工信部域名备案管理系统]查询，你站主办性质为:[个人]无出版物发行资质。经[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查询，你站发行刊物[东博书院月刊]无报备，为非法出版物。经[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查询，你站无营收性夏令营营业资质，属非法从业。

大家看到了吧，张清和孔庆东非法的事儿，估计多着呢。

文章写到这儿，不得不提一句，饭桌上偷着录音录像，然后再公开，它所摧毁的是人类之间最基本信任。试问毕福剑，和你吃饭的是什么人啊？你的仇人吧？几乎是不共戴天吧？你为什么和你的仇人一起吃饭呢？

信任一旦被摧毁，就很难再建立起来了。而这种信任的重要性，是超乎意识形态的，是超越理想和各种主义的。人类一旦失去这种信任，那人间也只能是地狱了。

而张清同志，正是摧毁了这种人类之间相互的最基本的信任。那么人类之间的基本信任都没有了，我想知道你张清孔庆东所主张的什么主义，还有意义吗？

也许您二位不知道吧？人是生活在社会中，而不是活在什么主义里！！！

张清同志这种告密小人，我相信今后他的路就是没有路。我也更相信他单位的同事们避他和躲避瘟疫没什么区别吧？我更相信，如果哪天我遇见他，我会用最难听的语言挖苦他讽刺他，你牛逼我就干你！

我不知道，谁还能与这种告密小人的人渣为伍呢？这厮估计致死也没想到，今天不是文革了。没想到告密被人肉吧，那滋味儿估计也不好受，也许正在嘬牙花子呢？

而且，这种告密小人如此之阴损，偷拍视频上传于网上。我问你，你既然如此之义愤填膺，你为什么当时不代表党和人民对毕福剑施以正义大而忘私的拳脚呢？对你而言，那么侮辱的话，你能全神贯注地拍摄下来，你得多大的忍耐力啊？没憋出肾盂肾炎吧？

今天看来，饭局真的是越来越危险了。区伯的饭局，长沙国宝四大队的陈队长是千方百计给区伯灌酒。单人单间，安排小姐，设计构陷。

毕福剑的饭局，则有“朋友”“另眼相看”扭曲事实。

本来毕福剑是学一个段子，仅仅是学的惟妙惟肖而已。这位张清同志罔顾事实，掐头去尾，故意陷害。我不知道这样的人，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呢？

刚刚一个人告诉我说，吃空饷超过一定数额就是犯罪。不但要全款退回，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我想这位伟大的毛委员的好战士张清同志，应该得要负刑事责任了吧？

您有几年没上班了？

如今的饭局不但有地沟油瘦肉精假牛肉羊肉吊白块儿千里香等“食面埋伏”的“传统项目”，而且还得要经受地住区伯那样的构陷和毕姥爷那样的陷害。

老毕事件，至今官家也没表态，但是那群如丧考妣的五毛狗们，为了那一石（石头的石，此处读旦。石为中国古代的计量单位，计量有两个，一个是重量一个是体积，石为体积。我本人小的时候粮食还论石，一石为十斗，一斗为十升。我老家，在我小的时候，家里升斗都有，木质的圆的，如果保存的好，估计现在还有。我百度一下看到说大清一石为三四十斤，我个人觉得不对。在我的印象里一石大约一百二三十斤。我说的一石粮食主要指高粱谷子玉米等）狗粮，纷纷犬吠，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变种的哈士奇呢。

我觉得中国确实应该搞一场运动了，主要就是打狗。把那些呲牙咧嘴，吃人饭不拉人屎的狗杂种们，把那些阴险狡诈的势利小人们，把那些上纲上线猪狗不如的畜生们全部打到文革的地狱里去吧！

感谢大家！

读毕这段网文，我觉得光骂五毛是不够的，还需要初级五毛的主子，不要展开一场关于，毛泽东的真理大讨论：

例如，毛泽东到底是不是屄样的？

要知道，中国人管女性生殖器叫做“屄”，说毛泽东不是屄养的，等于说毛泽东不是女人生下来的，不是女人生的毛泽东，那么毛泽东就不是人操出来的了。毛泽东不是人生下来的，那么它是什么？是魔鬼还是动物？

毛泽东不是屄养的，难道毛泽东有四条腿么？

毛泽东既然是屄养的，毕福剑有罪么？

谢选骏指出：毕福剑唯一的不确，就是毛母生毛的时候，还没有那么老，至少比现在的老毕还年轻些。但是不论是否专属，老毕毕竟说出了“天下苦秦久矣！”的类似心声。是的，天下苦毛亦久矣！“老屄养的毛泽东”就通过老毕，和毛子的洋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而这，就是毕福剑无意中所做出的历史奉献，他创造了一个概念——“老毕养的毛泽东”。“老毕养的毛泽东”义通“老屄养的毛泽东”，事起于毕福剑的事迹。

【016、龙神又吃人——北京“八老执政”的共产党王爷】

《穿救生衣习惯！龙舟翻船多人溺水亡》（2018-04-22转载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广西桂林两艘龙舟赛艇在练习时发生翻船事故，造成17人死亡。事故发生时大多数人并没有穿救生衣。

事情发生在桂林市秀峰区鲁家村桃花江河段，本周六下午，村民在练习划龙船时发生翻舟事故，多人落水。路透社报道，相关视频画面显示，先是一条载满多人的狭长小船翻到水中，船上人员落入水中，接着另外一条龙船也驶到相同地点附近，并且失去平衡，船身也翻入水。

端午节前德国龙舟赛－别样的中国风情

虽然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和中国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但是一项起源于中国的古老运动却在每年夏天把他和中国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赛龙舟。6月19日是中国和东亚一带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在端午节前的周末举办这项活动很有意义。德国之声见习记者现场体验了气氛，采访了组织者。

德国水上矫龙广州赛上显身手

新华社报道有57人落水，救援人员迅速赶到。

多家中国媒体报道，事发江河段水流湍急，大多数参加划龙舟练习的选手并没有穿救生衣。

新华社报道，有两名涉嫌与事故相关的人被警方带走。《新京报》也报道，公安机关已对牵头组织活动的2名人员进行控制。

许多地方在端午节期间都有划龙舟的习俗，今年端午节为6月18日。桂林市体育局官网显示，当地自古盛行龙舟活动，形成“十年一大划，五年一小划”的习俗延续至今。今年恰逢当地龙舟“十年一大划”的年份。

《新京报》援引桂林市龙舟协会秘书长谭桂安表示，出事的为秀峰区甲山街道敦睦村龙舟队，由于水流较急且有漩涡，导致龙舟倾覆。按当地习惯，龙舟队员一般没有穿救生衣的习惯。

谢选骏指出：龙神又吃人了。龙神崇拜就是“恶势力崇拜”、“献媚暴君的仪式”。龙神吃人并不奇怪，龙神本来就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在台湾，会在坟墓旁立“龙神”牌位，俗称“山灵”。宗教中的龙神，以龙为形象的神祇，多为水神、海神。如水域的“龙王”、四象中的青龙神、佛教天龙八部的那伽龙神。风水中的龙神，如广东人、客家人、闽南人信仰所谓的龙神，是守护风水的神灵，一说是四神兽中的青龙，另说为居于山陵的山神，多半是以浮雕表示、有人只在墓位左侧小角落堆石表示。正因此龙神如此邪恶，《河殇》才会痛斥它，并因此得罪了在北京“八老执政”的共产党王爷。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地方势力大大扩张，北京“八老执政”的共产党王爷已经化身为大大小小的土豪劣绅，“改革开放的深化”已经变成“改革开放的神话”了。

【017、马列主义是条顿剑+蒙古刀】

网文《〈条顿剑在行动〉：一次意外的历史偷窥》（2017-10-10 胡发云）报道：

1965年，也就是整整半个世纪之前，6月的一天，我的中考开始，考场刚好设在我要报考的学校武汉市第十四中学，那是一个老校，前身是1903年张之洞办的文普通中学堂，民国后改为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是一所不错的省重点中学，离我家也很近，步行二十分钟。那时候，中考虽然不像如今这样要命，但对于大多数初中生来说，也是人生重要的一道门槛，当时中国刚从三年大饥荒中走出来，教育资源极其匮乏，初升高比例很小，我们一个班50人，最后考入高中的只有十来个，那些没有考取高中或中专、技校的，就业非常困难，有的同学便会主动或被动地去云南新疆支边、甚至下放农村插队落户。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干了人生中非常勇敢也非常荒唐的一件事。

我家附近有好几家电影院，去最近的武昌电影院只要两三分钟。那几家电影院是我童年、青少年的“天堂影院”，除了读课外书和操弄音乐，那里是我消磨时光最多的地方，几乎没有放过任何一部我认为值得一看的片子，这一点，让我在数十年后，与许多同龄人甚至前辈友人PK看过的中外老电影时百战不殆。许多世界名著，如《复活》、《王子复仇记》、《奥赛罗》、《第十二夜》、《上尉的女儿》、《白夜》、《三剑客》、《塔曼果》、《牛虻》、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等等，我都是先从银幕上看到而后找到原著来读的。可以说是电影最早开拓了我对世界的认识，让我接触到了一些和广播、报纸、教科书不一样的东西。

中考头一天，我从武昌电影院经过，看见那苏式风格的大门上方挂出了一道横幅，上面写着“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电影周”。那些年，常常有这一类“电影周”，苏联的，日本的，法国的，墨西哥的，印度的……特别是三年大饥荒中，电影管得比较松，放出来一大批几年十几年前的老片子。到1965年，文艺界风声突紧，翻译片特别是西方的，已经很少见了，连国产片也开始批判了，像《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都成了大毒草。

当年的影片排表都是用粉笔写在小黑板上，挂在售票窗口上方。我一眼就看见那部片名《条顿剑在行动》，凭直觉，不是间谍片就是战争片，时间是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多钟，只演一场。一算，和我的中考重合了近十多分钟，加上路上时间，我要提前半小时考完，才能赶上开演。我已经排在购票队伍中，左右为难我曾为看电影上课逃学，自习早退，但没有一次像这样纠结，到了窗口，还是把钱掏了出来。票捏在手上，终于踏实了。心想，考得完就看，考不完拉倒，再说看个后半场也行。

第二天上午，考英语还是数学，忘了，铃声一响，快快地将考卷看了一遍，没有太难的题目，迅疾进入过关斩将的状态，一路亢奋地拼杀过去，写完最后一个字，一秒钟没耽搁，交卷出门，然后就飞跑起来。到了电影院，正好拉铃，找到座位灯就灭了。长长舒了一口气，银幕亮起了片头，那种享乐的感觉，考得如何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开演几分钟，就发现没有剧情，是一部纪录片，多少有些失望，许多画面都很模糊，片子是讲二战之后，一些潜藏的纳粹军官组建了一个企图复兴第三帝国的秘密组织“条顿剑”，其后开展的一系列活动。

这部片子回述了纳粹德国的兴衰史，有许多历史镜头，从纳粹党如何一步步壮大一步步走向独裁讲起，里面有暗杀，阴谋，集会，演讲，纵火……那些血统纯正的日耳曼年轻人纷纷参加了冲锋队，穿上统一的褐色军装，戴上臂章，携带着棍棒或枪支，呼喊着口号唱着歌，威风凛凛在大街小巷示威，夜里，他们打着火把游行，在大街上燃成一条火龙，他们把小山一样的书刊堆在广场上，然后点火焚烧。他们举起森里一般的手臂向元首行纳粹礼，用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喊：“嗨尔希特勒”他们在犹太人的住宅或商店的墙上画上六星符号，并击碎他们的橱窗，搬走他们的东西，把他们从家里或店里拖出来呵斥并殴打他们犹太人的胸口也缀有六星符号，他们被赶到另一个地方，送到集中营，很多人死在那里。那些犹太人很驯服，没有丝毫抵抗的意愿，他们隐忍又卑怯听从那些年轻人的一切安排。

这些镜头对我来说，有一种莫名的触动。三年饥荒过后不久，学校里突然出现一个新名词，叫“阶级路线”，同学们一个一个登记家庭出身，多年来一起上课一起疯闹一起上下学的同窗，突然每个人都有了一个标签工人，贫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地主，富农，旧官吏，旧军医，资本家，资方代理……它意味着你的来路，你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在革命语系中，这是决然不同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两类人。还有一大批是职员，店员，小商，独立劳动者，小土地出租，城市平民……他们属于第二等级。接着，有人成了共青团员，有人进入了团章学习小组，有人什么都不是并被要求与家庭划清界限，朝夕相处的同窗就这样突然进入了一种等级世界。

所有天真无邪无忧无虑都终结了。没有人怀疑过这样的一种做法，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所有教育，看过的革命电影、各种画报图片、唱的革命歌曲、读的小人书、还有新近出现的阶级教育展览、忆苦思甜报告……都将这一切描述为至高无上的法则。红色的后代要做好准备接革命的班，黑色的后代要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成为新人，非红非黑的，要警惕滑向资产阶级泥潭要向革命靠拢……这些话，校长书记政治老师辅导员天天都在严肃认真语重心长地说着。也没有谁怀疑过这些说法。

1964年5月11日，我在自己的秘密小诗本上，写下这样一首诗，表达了我对自由与平等渴望：

《想往》

在这浩瀚的太空里，

我想往着一个星体。

那上面没有疾病和瘟疫，

那上面没有霸主和奴隶，

那上面没有痛苦和死亡，

那上面没有屠杀和暴力，

那上面没有饥饿和贫困，

那上面没有战争和武器。

整个世界，

都充满着，

自由，幸福，和平，健康的空气！

每个民族，

无论有祖国，没祖国，

大国的，小国的，

都能自由在上面行走，

因为整个星体，

都属于自己。

他们也无须什么“国界线”

来阻隔自己的友谊，

因为全球所信仰的，

就是他们共同的主义！

外面的生活依旧照常，用当年的歌词来说：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洪流不可阻挡！所有那些古典名著中外小说，那些马思聪、圣桑、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那些忧郁的、快乐的，阴暗的、苦难的、自由或压抑的电影，都像暴风雨中的燕雀，蜷缩在心灵的岩缝中，没有什么可以抗衡那美丽辉煌的革命神话，每一个稍有犹疑的少年，最后都只会怀疑自己思想不够健康，立场不够坚定而陷于一种恐慌与自责之中。

中考之后的那个夏天，我把一切都丢到脑后，和几个都有灰暗家庭背景的少年友人疯玩。看电影，骑车，游泳，钓鱼，在几个没有大人的家里聚餐，群宿，排练我们的小乐队，《花儿与少年》《梁祝》《紫竹调》《瑶族舞曲》《新疆之春》……交换各种新旧书刊，分析越战前景和中苏关系，还实施了一次最终没有完成的探险步行野营环游东湖，就像儒勒凡尔纳小说中写的那样第四天还是第五天我们打道回府，因为我们带的粮票和米面馒头告罄。回来的那天黄昏，我接到入学通知书，我考取了。

这个夏天，是我学生时代最后的夏天，也是我少年时代最后的夏天。

《条顿剑在行动》也早已忘掉。我知道，我在力图摆脱它，就像我母亲常常斥责的那样，你这样格格不入，迟早要出危险的。

像一根刺，扎进手指头，断在里面。天长日久，看起来它已经长好，但不经意间碰上它，又会隐隐作痛。我再一次想起《条顿剑在行动》是一年以后的夏天。

1966年6月以后，学校停课了。收音机里广播了那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领袖说了“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对于停课，我没有丝毫的留恋。我厌恶了学校生活已经很久了。1965年秋天，我进入高中不久，写了一首短诗：“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动/它想冲出/操场/教室/课本/那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樊笼”。

是的，对于我来说，学校已经像修道院一样沉闷、压抑、虚伪。学雷锋学王杰学欧阳海，学他们读毛著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改造世界观……大家看起来很真诚，但又都像做戏。

暴风雨来了。

像许多同学那样，我也曾渴望革命，渴望一次大的社会变动。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这一次的革命不属于我，倒是我自己，可能成为革命的对象。我们学校最早揪出来的，是一位叫许简的政治老师，除了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发展简史，他还喜欢写作，大多是那种随感，杂谈，人生格言一类，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非常正能量的心灵鸡汤，他还把这些文字打印成了一本小册子。北京开始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了，全国各地立即掀起大抓“三家村”风潮，武汉大学在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指示下很快就把以马列主义理论家、党的一大代表李达为首的“三家村”抓了出来。我们中学曾是武大附中，也迅疾跟上，一时没能凑齐三个，许简老师就当了“三家村”小爬虫。我一边参加批斗会，一边想着自己的那些小诗，烧掉？还是留下？它们是我青春期最深处的悸动，最陶醉的惆怅，我把它们藏好，藏到我自己几乎都找不到了。我感谢我的固执与自爱，让我留下了很多历史的痕迹。

紧接着，学校成立了红卫兵，他们批斗老师，抄家，打人，将大字报、大标语、最后通牒、严正警告贴满那些牛鬼蛇神的宿舍，有的连蚊帐上都贴满了，像一座小小的纸房子。他们集会，唱歌，穿着父辈们洗得发白的军装，扎着武装带，他们左胳膊上也带上了臂章，手里拿着木头教练枪……紧接着，他们的统帅在天安门接见了他们，收音机里传来广场上百万人的高呼和齐唱，新闻片里一片红色的海洋和千万张热泪汹涌的年轻脸庞，他们的统帅也戴上了他们的臂章。

那天放学回来，我一眼就看见了门栋墙边贴着一张大大的“勒令”：下面写着我父亲的名字，让他“这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反动的中校军医”彻底交代自己的罪恶历史。落款是我父亲所在的医院。

那天晚上，趁着天黑，我将那张勒令的一角撕下了，挡住了大半张纸。我弟弟后来说，几日之后，看见没什么动静，就干脆把它全撕了。

大街上，单位里，那些牛鬼蛇神们，胸襟缝上了白色布片，上面写着“地主”“资本家”“封建把头”“旧官吏”“流氓分子”等等字样，比当初犹太人的六星符号更加触目惊心。

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条顿剑在行动》。我陷于深深的恐惧和惶惑，一样吗？不一样吗？这样的一种联想，折磨了我很长时间。

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每次又以崭新的面目示人。

这一年10月过后，雷霆万钧般的镇反加反右式的红色恐怖突然转向运动的矛头指向了党内高层，指向了前几个月还轻易地将“李达三家村”绑上祭坛的那些大员、直至夏天还在主持运动的共和国主席。

10月底，接到通知，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去北京大串联了。而前几个月在大街上随意剪人头发铰人裤子甚至把人当街打死的那些老红卫兵，一时间好像销声匿迹了。一场大戏，突然峰回路转，往下如何演？这是那部《条顿剑在行动》没有告诉我的。但是这样的逆转，于我来说是乐于见到的，这几乎不需要理由。

就像暴力革命的伟大实践者列宁所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 初冬的北京依然是一片狂欢景象，不过这一次是真正的普罗大众而不是红色贵族的狂欢，看看北京满大街的黑灰土蓝大棉袄你就知道了，无数的平民和贱民的子弟们来了。许多人带着一身的虱子来了，许多人又带了一身的虱子回去。那也是一次虱子的全国大串联，它们随着寄主，去到了祖祖辈辈都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但我依然孤独。

不久前整理旧照，看到了自己当年在天安门，民族宫，英雄纪念碑前的留影那是一个华南工学院的大学生给我拍的，在大串联接待站我们在同一张草垫子上睡觉。我看见当年的自己，脸色阴郁，穿着一身洗旧的学生蓝装，手里拿着那本红宝书那是当年不可或缺的通行证和护身符。当年照相有一个标准姿势，昂首挺胸，四指并拢，紧握红宝书，贴着心口。我的手却是下垂的，那本红宝书不太显眼地挨着裤缝。尽管在串联日记中，我也用革命的语言记录了我看到的景象，但是一个人的脸，还是会暴露他心的秘密。

1974年，我读到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知道了纳粹德国的那一支为第三帝国的崛起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冲锋队，因其势力的急剧膨胀，在数年之后的那个“长刀之夜”，他们的首领罗姆连同他手下的一百多名骨干，被希特勒和他的嫡系部队党卫军一举诱杀，冲锋队由此土崩瓦解。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千百万曾投身历史洪流的青少年，正在广袤荒凉的山乡边陲，经受着肉体与精神双重磨难。

半个世纪过去了，那根历史之刺还在不时地扎痛我。因为无知，我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知，马列主义也是一把魔鬼经锻造的条顿剑——马克思喝了德国女人的奶，列宁靠德皇的马克才革命成功……中共文革，则是条顿剑在中国大地留下的创伤。至于冲锋队和红卫兵的命运，却并不孤立，那是人类命运的缩影——这就是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因为人的原罪。

山坡羊·潼关怀古

《山坡羊·潼关怀古》是元曲作家张养浩的散曲作品。这是他赴陕西救灾途经潼关所作的。此曲抚今追昔，从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想到人民的苦难，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政府与人民的对立，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思索和对人民的同情。这种同情与关怀的出发点是儒家经世济民的思想，在传统的五七言诗歌中本为常见，但在元代散曲中却是少有。全曲采用的是层层深入的方式，由写景而怀古，再引发议论，将苍茫的景色、深沉的情感和精辞的议论三者完美结合，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字里行间中充满着历史的沧桑感和时代感，既有怀古诗的特色，又有与众不同的沉郁风格。

作品原文

山坡羊·潼关怀古⑴

峰峦如聚⑵，波涛如怒⑶，山河表里潼关路⑷。望西都⑸，意踌躇⑹。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⑻！

词句注释

⑴山坡羊：曲牌名，是这首散曲的格式；“潼关怀古”是标题。

⑵峰峦如聚：形容群峰攒集，层峦叠嶂。聚：聚拢；包围

⑶波涛如怒：形容黄河波涛的汹涌澎湃。怒：指波涛汹涌。

⑷“山河”句：外面是山，里面是河，形容潼关一带地势险要。具体指潼关外有黄河，内有华山。表里：即内外。《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注：“晋国外河而内山。”潼关：古关口名，在今陕西省临潼县，关城建在华山山腰，下临黄河，扼秦、晋、豫三省要冲，非常险要，为古代入陕门户，是历代的军事重地。

⑸西都：指长安（今陕西西安）。这是泛指秦汉以来在长安附近所建的都城。秦、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因此称洛阳为东都，长安为西都。

⑹踌躇：犹豫、徘徊不定，心事重重，此处形容思潮起伏，，感慨万端陷入沉思，表示心里不平静。一作“踟蹰（chí chú）”。

⑺“伤心”二句：谓目睹秦汉遗迹，旧日宫殿尽成废墟，内心伤感。伤心：令人伤心的事，形容词作动词。秦汉经行处：秦朝（前221年~前206年）都城咸阳和西汉（前208~8）的都城长安都在陕西省境内潼关的西面。经行处，经过的地方。指秦汉故都遗址。宫阙：宫，宫殿；阙，皇宫门前面两边的楼观。

⑻兴：指政权的统治稳固。兴、亡：指朝代的盛衰更替。

白话译文

（华山的）山峰从四面八方会聚，（黄河的）波涛像发怒似的汹涌。潼关外有黄河，内有华山，山河雄伟，地势险要。遥望古都长安，陷于思索之中。从秦汉宫遗址经过，引发无限伤感，万间宫殿早已化作了尘土。一朝兴盛，百姓受苦；一朝灭亡，百姓依旧受苦。

创作背景

张养浩为官清廉，爱民如子。天历二年（1329年），因关中旱灾，被任命为陕西行台中丞以赈灾民。他隐居后，决意不再涉仕途，但听说重召他是为了赈济陕西饥民，就不顾年事已高，毅然应命。他命驾西秦过程中，亲睹人民的深重灾难，感慨叹喟，愤愤不平、遂散尽家财，尽心尽力去救灾，终因过分操劳而殉职。他死后，“关中之人，哀之如先父母”（《元史·张养浩传》）。《山坡羊·潼关怀古》便写于应召往关中的途中。《元史·张养浩传》说：“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登车就道，遇饥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张养浩在“关中大旱”之际写下了这首《山坡羊》。

张养浩自幼才学过人，曾向平章不忽木献书，被提拔，后任堂邑县尹、监察御史等职，因评时政，得罪当权者被罢官，为避祸不得不隐姓埋名；后被召起，官至礼部尚书。50岁时辞官归隐于济南云庄，关中旱灾时被重新任命，赶赴陕西救赈灾民。多年的宦海沉浮，让他把功名富贵都参破，不再在意统治者对自己的评判；济南云庄的归隐生活，不仅让他欣赏礼赞自然的风光，更让他体察民生只艰辛；尊奉孟子民本之思想，让他深深懂得民生之重要；刚正不阿、仗义执言的性格，让他有勇气面对现实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元代百姓生活之苦被作家以怀古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忧民之心使他“到官四月，倾囊以赈灾民，每抚膺痛哭，遂得病不起。”这是一个有良知的读书人真实的本性和真实的生活，也是当时社会所难得一见的。

元蒙对汉人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才正式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况且这种制度也是不公平的，这就造成下层读书人在很大程度上对元统治者失去信心，对社会缺少责任感，所以同时期其他作家怀古作品都深刻地打上时代地烙印：他们或感伤古王朝之覆，发一通思古之幽情；或感叹古今之巨变，流露对世事人生把握不定之惶恐；或有感于岁月流逝，抒发个人沉沦不遇之忧情。惟有《潼关怀古》洋溢着沉重的沧桑感和时代感。

作品鉴赏

此曲是张养浩晚年的代表作，也是元散曲中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名作。在他的散曲集《云庄乐府》中，以“山坡羊”曲牌写下的怀古之作有七题九首，其中尤以《潼关怀古》韵味最为沉郁，色彩最为浓重。

全曲分三层：第一层（头三句），写潼关雄伟险要的形势。张养浩途经潼关，看到的是“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景象。这层描写潼关壮景，生动形象。第一句写重重叠叠的峰峦，潼关在重重山峦包围之中，一“聚”字让读者眼前呈现出华山飞奔而来之势、群山攒立之状；因地势险要，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山本是静止的，“如聚”化静为动，一个“聚”字表现了峰峦的众多和动感。第二句写怒涛汹涌的黄河，潼关外黄河之水奔腾澎湃，一“怒”字让读者耳边回响千古不绝的滔滔水声。黄河水是无生命的，而“如怒”则赋予河水以人的情感和意志，一个“怒”字，写出了波涛的汹涌澎湃。“怒”字还把河水人格化，“怒”字注入了诗人吊古伤今而产生的满腔悲愤之情。为此景所动，第三句写渲关位于群山重重包围、黄河寒流其间那除隘之处。“山河表里潼关路”之感便油然而生，至此潼关之气势雄伟窥见一斑，如此险要之地，暗示潼关的险峻，乃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由此引发了下文的感慨。

第二层（四一七句），写作者途径潼关时的所见之感，主要写从关中长安万间宫阙化为废墟而产生的深沉的感慨。第四、五句点出作者遥望古都长安，凭吊古迹，思绪万千，激愤难平。“望西都，意踌躇”，写作者驻马远望、感慨横生的样子。作家身处潼关，西望旧朝故都长安，西都”即长安，长安不仅是秦汉都城，魏、晋、隋、唐都建都长安。作为六朝古都，当年是何等的繁华、昌盛。昔日的奢华早已灰飞烟灭不复存，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的衰败景象，不禁令诗人踌蹰伤心。曾经是好几个朝代的都城，它的繁荣昌盛的景象在古籍中也曾有过记载，可如今眼前只剩下一片荒凉，万千滋味涌上心头，遥想当年，秦之阿房，汉之未央，规模宏大，弥山纵谷，可如今崇丽之宫阙，寸瓦尺专皆荡然无存，想到今番前去的任务，他不禁感慨万千。第六、七句“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点出无限伤感的原因。“宫阙万间都作了土”，便是这由盛到衰的过程的真实写照，是令人“伤心”的。这一层看起来只是回顾历史，而没有直接提到战争，然而历代改朝换代的战争的惨烈图景触目惊心。在这里概括了历代帝业盛衰兴亡的沧桑变化。这里作者面对繁华过后的废墟所发出的“伤心”实乃悲凉。为秦汉旧朝统治者悲凉，恐怕“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三辅黄图》：“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百余里。”后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见《史记·项羽本纪》。故曰：“阿房一炬”。）这种局面是他们不曾想到的吧！同时亦为百姓悲凉，秦汉的一宫一阙都凝聚了天下无数百姓的血和汗，像秦汉王朝为彰显一个时代的辉煌，集国之全力塑起阿房、未央之建筑，但它却随着秦汉王朝的灭亡而化为焦土。辉煌过去，随即而来是朝代的变换，百姓在战争中苦不堪言。此情此景，让作家沉重地说出第三层“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句千古流传的语句。

第三层（末四句），总写作者沉痛的感慨：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朝代，它们兴盛也罢，败亡也罢，老百姓总是遭殃受苦。一个朝代兴起了，必定大兴土木，修建奢华的宫殿，从而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一个朝代灭亡了，在战争中遭殃的也是人民。他指出历代王朝的或兴或亡，带给百姓的都是灾祸和苦难。这是作者从历代帝王的兴亡史中概括出来的一个结论。三层意思环环相扣，层层深入，思想越来越显豁，感情越来越强烈，浑然形成一体。全曲景中藏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全曲之眼，是全曲主题的开拓和深化。如果这首曲子的曲意仅仅停留在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上，那么它仅仅宣扬了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它与其它怀古诗（与《洛阳怀古》“功，也不久长！名，也不久长！” 陈草庵《山坡羊叹世》“兴，也任他；亡，也任他。” 《骊山怀古》“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赵庆善《长安怀古》“山，空自愁；河，空自流。”杨慎《临江仙》“是非成败转头空”）的主题并无多大区别。在否定历史的同时，也否定了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正因为最后两句就使得这首曲的境界大大高出同题材的其它作品。这首曲可贵之处在于它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有对老百姓疾苦深切同情与关怀。

“亡，百姓苦”好理解。王朝灭亡之际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兴，百姓苦”的原因则是：王朝之“兴”必大兴土木，搜刮民脂民膏，百姓不堪其苦。像秦王朝兴起时，筑长城，开驰道，造官室，劳役繁重，百姓受尽了苦。“兴，百姓苦”一句，发人所未发，深刻而警策。兴则大兴土木，亡则兵祸连结，不论“兴”、“亡”受苦的都是百姓。归纳总结：这首小令语言精练，形象鲜明且富有人民性，是整个元散曲中的优秀作品。

《潼关怀古》中对历史的概括，显指元代现实生活：怀古实乃伤今，沉重实乃责任。这种复杂的感情要结合作家的生平经历才能理解。张养浩特殊的仕途经历，决定了他的怀古散曲中有一种参破功名富贵的思想，《骊山怀古》中写到“赢，都做了土；输，都做了土。” 《洛阳怀古》中写到“功，也不长；名，也不长。” 《北邙山怀古》中写到“便是君，也唤不应；便是臣，也唤不应。”这些曲中张养浩把胜负之数、功名之分、生死之际，看成了毫无差别的，只是借古人古事述说富贵无常、人生如梦。只有《潼关怀古》以难得的沉重，以深邃的目光，揭示了社会里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写法上，作者采用的是层层深入的方式，由写景而怀古，再引发议论，将苍茫的景色、深沉的情感和精辞的议论三者完美结合，让这首小令有了强烈的感染力。字里行间中充满着历史的沧桑感和时代感，既有怀古诗的特色，又有与众不同的沉郁风格。

从作品内容、作家其他怀古作品、同时期其他作家怀古作品三个层面上看，《山坡羊·潼关怀古》都表现为一份难得的沉重。

名家点评

朱权：张云庄之词如玉树临风。（《太和正音谱》）

孛术鲁翀：其文渊奥昭朗，豪宕妥帖，辞必己出，凛有生气。（《云庄类稿序》）

张晶：张养浩名作[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最后两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视为一种立意上的“陌生化”。它们给人以石破惊天之感，使读者极为震愕，震愕之余更加认识了王朝对人民的残虐。（《辽金元文学论稿》）

作者简介

张养浩（1270-1329年），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今山东）人。元代散曲作家，为人正直敢言，故为权贵嫉恨。著有《山坡羊·潼关怀古》、《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等。

谢选骏指出：马列主义不仅是条顿剑，而且是蒙古刀，列宁就有若干蒙古血统，斯大林更是个亚洲人。苏联更是被亚洲方向来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终结的。

【018、马列主义是苏联妓女传授的梅毒】

网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原来是由妓女传入中国》披露了格鲁吉亚红色匪首斯大林招待共产党中国代表团的戏剧是描写“革命与妓女”主题的《红色的罂粟花》（The Red Poppy）：

1949年末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在苏期间，适逢莫斯科大剧院新排三幕五场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彩排时请大使馆人员出席观看。

据《难以忘却的昨天——王稼祥小传》描述，舞台布景为中国特色，繁华的黄浦江边，高楼耸立，霓虹灯闪亮，一个穿戴着红色大襟短衣，宽腿大绿裤，一条长辫子，手中捧着一枝红色罂粟花的中国妓女。一艘苏联货船在江边码头卸货物，一个年青的水手下船嫖妓。一夜情后，苏联水手将很多的马列主义思想传授给中国妓女，接着中国的工人来嫖娼，这个妓女将马列主义思想传给了中国工人，再接着中国GCD成立，最后中国革命成功，建立新政府而谢幕。

中国首任驻苏王稼祥大使立刻向苏联外交部表示不满意见，认为该剧荒谬绝伦，将中国工人掌握马列主义思想，说成是苏联水手的传授与中国妓女的传播，新中国的成立虽是老大哥的恩赐，但也是我党的艰苦奋斗取得的胜利。把我党比喻为婊子泰花，让人情何以堪！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苏联有关方面又给大使馆送来了《红罂粟花》戏票，毛泽东指示陈伯达与使馆人员出席观看。陈伯达坐在贵宾席看得入神，剧完谢幕时，陈伯达竟站起身热烈鼓掌，剧情未作任何改变，毛泽东很不高兴地批评陈伯达说：“就只你看得津津有味噢，还站起来鼓掌！”

剧情政治性很强，但是舞曲音乐性很强，富于东方色彩。

苏俄水手和中国妓女

《红罂粟花》全剧分为三幕。剧情大抵是这样的：

第一幕的背景是中国租界上的一个码头。苦力们被殴打，外国人在酒吧中享乐，中国女郎泰花（Tai-Hoa）则在一群外国人面前表演舞蹈。

一位青年苏联船长为受鞭打的苦力出头，泰花见了不胜敬仰，于是向他献上一束红色罂粟花，惹起了她的老板李山甫（Li-Shan-Fu）的妒忌。

此时船长把一枝红罂粟送给苦力们，使他们欢欣舞蹈，各国的水手们也纷纷起舞，他们包括德国人、英国人、黑人、中国海盜、印度人以及苏联人，后者跳了著名的《俄罗斯水手舞》。

苏俄货轮到港……泰花向苏俄船长献上罂粟花

第二幕第一场发生在一个鸦片馆中。苏联船长来找泰花，李山甫向有勢力的英国爵士指出这个人曾为苦力出头，于是他们决定把他干掉。

但是船长被船员们救走，而伤心的泰花只好以鸦片来麻醉自己。

接下来的二场是泰花的梦境，首先出現在她梦中的是中国的龙、神袛、和可怕的恶魔；苏联船长在第二个梦中出現，此外還有莲花、罂粟花和蝴蝶等，可惜正在情意绵绵的时候梦却醒了，泰花只好仍以鸦片解愁。

泰花将马列主义思想传给了中国工人

第三幕第一场李山甫和爵士利用泰花的舞蹈把苏联船长诱来参加舞会，启幕时各种娱乐宾客的表演正在进行，其中包括泰花的表演和丝巾舞、魔鬼舞等中国式的舞蹈。此时泰花向船长示爱，並且劝他离去，但是船长却要求她一同为解放苦难的群众而努力。

李山甫命令泰花向船长奉上一杯毒酒，意欲置他于死地，泰花及时发現了阴谋，把酒泼在地上。李山甫愤怒地向船长开枪，但是船长在混乱中逃走了。

最后一场发生在码头边，泰花挥手送別乘船离去的苏联船长，李山甫妒恨交集，一刀把泰花刺死，临死前她把一朵红罂粟送给一群孩子，勉励他们要为自由奋斗。

泰花虽然死了，但是舞剧加了一段尾声，在《国际歌》的旋律中，中国的无产阶级终于取得了胜利。

……

在今天看来，这个舞剧的故事近乎说教，把中共暗喻为妓女也有些让老一辈革命家难为情，不过舞蹈倒很精彩。

大概由于苏联老大哥认为该剧政治主题正确，所以莫斯科大剧院于1949年12月30日把《红罂粟》重新上演，作为对“新中国”的窃闷猫（Chairman Mao）来访的献礼，並用以象征“苏联老大哥和中国老小弟之间牢不可破的关系渊源”。

谢选骏指出：窃闷猫（Chairman Mao）就是“毛主席”，他和一切领导一样向来不喜欢真相。他要别人相信他从他娘的肚子里趴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天然领袖。但事实上，革命就像传染病一样，是需要“秘密渠道”来传播的。而且大家都知道，革命队伍里的“老大姐”们，其实往往都是公共情妇，本质上和妓女没有区别。虽然在分类里，这些“革命妓女”和“商业妓女”的分工不同，但都是工作需要，不分高低贵贱的。唯一不同的，就是马列主义是苏联妓女传授的梅毒，所以老鸨马恩的画像可以挂在天安门广场。

【019、马崽洞里的毛泽东】

《贵州思南两案三尸连环杀人案告破：死者系母女，母亲男友作案》（澎湃新闻 2018-08-23）报道：

继在河面上发现一具有着7个月身孕的无名女尸后，第二年，辖区一山洞内，又发现一具白骨化的无名女尸。

2008年与2009年，贵州省思南县接连发生的两起无名女尸案，轰动一时。

她们是谁？因何遇害？两起命案，有无牵连？……

10年来，思南警方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先后排查近万人，都没有找到答案。

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近日，该县公安局在铜仁市公安局相关警种的协助下，成功侦破这起“两案三尸连环杀人案”，抓获两名嫌疑人。

两起命案都是无名女尸

2008年5月7日，思南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思南县乌江河“白果坨”河段内有漂浮物，疑似一具尸体，请出警。

接到报案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查看，发现河面上的漂浮物果真是一具尸体。

民警将尸体打捞上岸，通过法医鉴定，确认是一具高度腐败的女尸，而且，女尸体内还有一个七个月左右的婴儿。思南警方调查认定，该女子系他杀。

破案关键是尸源，当地警方通过多方查找并发布协查通报，均未找到尸源，案件侦破一度陷入僵局。

2009年1月7日，思南警方又接到一起报警：合朋溪镇抗家山村马崽洞内，发现了一具已成白骨的无名女尸。

10年间，思南警方的调查足迹遍布河南、广东、浙江、广西、福建、重庆、四川及贵州省内各区县，先后纳入侦查视线、排查又排除的对象近万人，但案件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

腹中胎儿锁定死者身份

十年来，思南警方一直更新侦查技术，对两起历史积案不断进行侦查。

2018年，法医对乌江河“白果坨”河段女尸腹中的男婴DNA进行检验，并根据结果，对全国3000多人进行排查，最终找到了与女尸胎儿存在生物关系的袁某。警方因此得知，“白果坨”河段女尸系贵州省织金县失踪人员谢某。

然而，调查显示：袁某2008年前后从未到过贵州，并没有作案嫌疑，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侦查员再次调整侦查方向，深入织金县谢某的老家进行调查，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2008年过完春节，谢某与其母亲吴某英离家外出打工，母女俩在同一时段失踪！

谢某的母亲吴某英是否也一同遇害？侦查员查阅大量卷宗资料发现，2009年1月7日，思南县合朋溪镇抗家山村马崽洞内发现的那具白骨化的未知名女尸案与该案在时间、手法上有很大的相似，这起案件的女尸是否为谢某的母亲？

为证实推断，法医将相关检材连夜送司法鉴定中心进行DNA检验，结果发现，思南县合朋溪镇抗家山村马崽洞内发现的女尸与思南县乌江河“白果坨”河段发现的女尸，系生物学母女关系。也就是说，该女尸就是谢某的母亲吴某英。

尸源的确定，为两起案件并案侦查提供了条件。

随即，思南警方向铜仁市公安局、贵州省公安厅汇报，确定将两起“未知名女尸被杀案”进行并案侦查，同时成立专案组，抽调刑侦、网安、情报等精干警力对两起命案进行专案侦查。

追查十年警方揪出元凶

经调查，专案组最终锁定，思南籍男子张某彬有重大作案嫌疑。综合前期的调查情况，专案组决定于2018年8月19日展开收网行动。

当晚22时许，民警在思南县将嫌疑人张某彬抓获归案。

面对大量铁证，45岁的张某彬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供述了整个作案过程。

据张某彬交代：当年37岁的吴某英是他的女友，19岁的谢某则是吴某英的女儿。

原来，2008年春节前夕，吴某英以自己需要钱还债为由向张某彬要钱。张某彬拿给吴某英5万元后，吴某英趁张某彬不备，悄悄离去。

同年4月份，吴某英又与张某彬取得联系，并带着自己的女儿找到在广东打工的张某彬，提出要到张某彬老家玩耍。于是，张某彬在工地上结算了一部分工资后，三人一同从广东回到思南。

在思南，当晚休息时，吴某英又提出让张某彬拿钱给自己还账，遭到张某彬拒绝，两人因此发生口角不欢而散。

凌晨1时许，吴某英再次问张某彬要钱，并威胁张。在床上，张某彬用水果刀向吴某英的颈部杀了一刀，吴某英从卧室向外逃跑呼救，最终倒在卧室外的地上，直至死亡。

事后，张某彬在母亲的帮助下，将吴某英的尸体搬到一山洞内隐藏，并将家中的血迹处理干净后，叫上谢某准备一同前往广东。

就在两人等船时，张某彬遭到谢某的质问，谢某声称要到公安局报案。张某彬便用水果刀将谢某杀死并挖出其双眼，随后将作案凶器和吴某英、谢某的随身物品及谢某的尸体一同扔进乌江河，之后张某彬独自一人乘船离开思南外出务工，前两年才回到思南。

根据线索，专案组又将张某彬的母亲李某英抓获归案。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彬、李某英已被思南警方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谢选骏指出：马崽洞里的毛泽东不如韶山冲里的毛泽东——韶山冲里的毛泽东知道，要满足个人欲望，必须先做人民领袖，然后就可用革命的名义为所欲为了。否则，像马崽洞里的毛泽东那样单打独斗，终究难逃法网，而且不能星火燎原、成大气候。当然啦，毛泽东也是一个马崽洞，马克思的狗崽子们的洞。

【020、骂窃国大盗是对社会负责任】

《RFA独家：骂皇帝是对社会负责任（鲍彤）》（2020-05-19 自由亚洲）报道：

人民网有一篇佚名文章《跟主席学国学》，介绍习近平“讲给世界的十五个典故”。我读了其中第一个典故的介绍，有三点不满意。

这典故是指习在巴基斯坦议会演说中引用的两句成语：“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作者说，这两句话出自李世民的《赠萧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作者解释道：“在狂风中才能看出草的坚韧，在乱世里方能显出忠臣的赤子之心。”

习的原话没有问题。三个问题都出在辅导文章里：一，习那两句话的出处未必是李世民这首诗，更何况把中巴关系跟唐太宗和萧瑀之间的君臣关系相提并论太不伦不类了。二，把“板荡识诚臣”解释为“在乱世里方能显出忠臣的赤子之心”，不准确。三，作者没有完成自己规定的任务，谈不上帮助读者“学国学”。

《板》和《荡》，是《诗经*大雅》的两篇，都是几百字的长诗，都是士大夫创作出来在庙堂之上自由流传的“大雅”之作，从来没有被谁保过密。想知道它的本义，想知道李世民感慨“板荡识诚臣”的缘由，很容易，读一读这两首诗，就明白了。

《板》开门见山，说：“上帝板板，下民卒瘅。”——上面的皇帝不正常，下面的平民活遭殃。诗人历数最高领导人的过失，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

《荡》同样直率尖锐，第一节原文：“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非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大意：为所欲为的皇帝在上，你是下民的君王。君王你暴虐凶强，君王你品质不良。天生我们众民，没法掌握命运。你当初净开支票，最后却打了空漂。随后七节，诗人严厉谴责皇帝失职失德，辞意激烈，全是训斥。

什么是《板》和《荡》？我想已经一清二楚了。不必拐弯抹角把板荡解释为乱世。板荡就是 “骂皇帝”，乱世可以骂，盛世也可以骂。

“板荡识诚臣”是李世民对“骂皇帝”的肯定和嘉许，也是对骂皇帝的“诚臣”的肯定和嘉许。李世民没有勃然大怒，没有下令把骂皇帝的人斩首。相反，他认为，骂皇帝是“正能量”，——姑且用今天未必准确的流行语，——是好的，不是什么坏事情。

《板》和《荡》，在诗三百中独树一帜。它不同于歌唱爱情的《关雎》，不同于细说田家苦乐的《七月》，也不同于咒骂吸血鬼的《硕鼠》……。但是，它和诗经中的其他篇章同出一源，都是正常的人性人情的发泄和发扬！无怪乎孔夫子斩钉截铁地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者，纯正也！评价人类精神生活，“思无邪”应该是一种朴实的肯定，我认为。

李世民是明白人。他登上皇位不靠幸运，不靠神话。他深知朝廷陋规和群臣百态。他才不糊涂呢！他懂：在皇帝面前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人，往往是些废物！歌功颂德的作用，大不了是骗骗皇帝，使皇帝陶醉或麻醉，使皇帝稀里糊涂或者发疯发狂，使国家陷入危机，使老百姓受罪遭殃！他懂：巧言令色，成天拍马屁的，要么是想浑水摸鱼，要么干脆就是包藏祸心！他懂：做工作的，起好作用的，老百姓信任的，不是那些全心全意讨皇帝欢心的宠臣；而是实事求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必看皇帝的脸色行事，不在乎皇帝喜欢不喜欢，不怕皇帝生气，不识时务，不随风倒，不含糊，不模棱两可，不因皇帝爱马就指鹿为马，不因皇帝喜欢打胜仗就报败为胜。唐太宗知道，他不需要宠臣，他需要诚臣！是的，诚臣！哪怕他们胆敢对皇帝批评指责，哪怕他们对皇帝出言不逊甚至口诛笔伐！

李世民的这种见识非同一般。《赠萧瑀》只有寥寥四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应求義，智者必怀仁。”首句是老生常谈，三四句是孔门初阶，都不新鲜；新鲜的是“板荡识诚臣”——骂皇帝是诚臣独具的品格！这是李世民的经验之谈，是全诗命意所在。没有这一句，全诗味同嚼蜡，何必写，何必赠，何必流传出去丢人！

吟咏“烈火见真金”是因为爱真金，吟咏“板荡识诚臣”却是因为重诚臣。李世民不重真金重诚臣。他下功夫钻研如何“识诚臣”，终于得出了“板荡识诚臣”的规律。皇帝者，最高也，万万得罪不得。得罪皇帝是找死。一般官僚，对皇帝敬畏犹恐不及，谁敢骂他！没有对人民对社会的责任感，谁敢冒这种杀身之祸！所以敢骂皇帝敢做负责任的诚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应该说是千古所难。当然咯，一千五百年前就能总结出“板荡识诚臣”的规律来，也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为什么是“板荡识诚臣”而不是“板荡识诚人”呢？那是皇帝的眼界使然：当了皇帝，一眼望去，别“人”统统都是被他领导的“臣”，而不是和他平等的“人”。皇帝有皇帝的眼界。李世民毕竟是唐太宗。谁能要求唐太宗不是皇帝？谁能要求唐太宗越出皇帝的视野？

我这篇短文是被“学国学”引出来的，只能介绍一下《板》和《荡》，介绍一下李世民那首诗。至于对“骂皇帝”这种社会现象进行探讨，非我学识所能及，倒是很想知道时贤的主张。

谢选骏指出：“自由亚洲”似乎变得不解中国了！你不能因为鲍彤三十年前原是赵紫阳总书记的大秘，就不加编辑他的言论。下面我说几点——首先第一，周朝没有皇帝，那么周朝的诗人在《诗经》又怎么可能“骂皇帝”呢！其次呢，李世民不是一个正常的皇帝，而是一个窃国大盗——他杀害兄弟、囚禁父亲、篡夺皇位、十恶不赦也。所以我说，“自由亚洲电台”不加编辑就发表发表《骂皇帝是对社会负责任（鲍彤）》一文，真是缺乏敬业精神，甚至驴头不对马嘴。因为我认为，“骂皇帝”不是对社会负责任，骂骂窃国大盗才是对社会负责任。虽然皇帝也是窃国大盗，也是该骂，但皇帝毕竟还是属于一种制度的——而现代中国，连皇帝制度都没了，但其头目却比皇帝还要无法无天也。

【021、毛粒子与毛栗子都是毛子】

网文《毛粒子》报道：

毛粒子（Maons），又译毛子，为美国物理学家谢尔登·格拉肖在1977年提议的一种粒子命名法。

谢尔登·格拉肖和史蒂文·温伯格曾多次访问中国，在冷战时代和文革时代较为罕见，其中至少两次以上受到毛泽东接见，双方就基本粒子还能不能继续分割作讨论，格拉肖方的立场当时倾向于不能，毛泽东则认为对立统一的哲学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和更小的物质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直到无限。后来更小物质确实发现，中方科学界称为层子，美方科学界称为夸克。毛逝世后不久，在1977年的第七届夏威夷粒子物理学年会上，格拉肖提议将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悼念毛泽东并致敬其哲学想法。

今天，所剩下的真正的基本粒子的候选者只有夸克和轻子了。但是，实验已经揭示存在五种不同夸克和五种不同的轻子，或许将来还会发现更多。我们究竟还要找到多少种夸克和轻子，才能看到有规律性存在的信号，才能察觉还没有想到的更深结构的线索呢？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谢选骏指出：看来下三滥的二货里，不仅有中国鬼子，也有美国鬼子——鬼子原来是不分国界和人种的。所以才有“全世界无产鬼子联合起来”一说。这些人渣，大约脑门上吃了不少暴君暴民的毛栗子，结果就会积非成是，从肉票变成了绑匪，也把毛栗子变成毛粒子。

毛栗子，又称板栗、毛栗、凤栗、栗果等，是壳斗科栗属的植物，原产于中国，分布于越南、台湾以及中国大陆地区，生长于海拔370－2800米的地区，多见于山地，已由人工广泛栽培。在中国俗语中，把下级遭到上级、小孩遭到大人的爆头殴打，叫做“吃了毛栗子”。

《龚育之：毛泽东与“毛粒子”》（《科学·哲学·社会》2013-12-21）报道：

不能说，毛泽东是一个自然科学素养很高的人。这是容易理解的，完全可以从他的经历、他的环境和他所承担的使命，就是说，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人是历史造就的。不可以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苛求于前人。

这篇文章里想要介绍和说明的倒是，作为一个求知者，作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毛泽东对学习和涉猎自然科学是颇为注意的，对某些问题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发表过一些深刻的见解。就这些而言，应该说，还是他值得称道的长处。

“多向自然科学学习”

毛泽东向斯诺讲述过自己青年时代追求新知的经历，说他在湖南师范学校求学的五年中，“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

这是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事。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二一年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开新年大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须采用甚么方法的问题”（毛泽东发言，赞成“俄式”方法和“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列宁的主义”）。

之后，在讨论会友个人的计划时，毛泽东发言：“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这一年毛泽东二十八岁，“三十以内”，还有两年。毛泽东还说：“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志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办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

这段话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当毛泽东明确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科学和这条革命道路的时候，同时强调了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必要。他并不以学生时代对自然科学不甚感兴趣为正确或无所谓，相反，他要设法补足由于这种偏颇而造成的知识结构上的缺陷。现在我们不能详知，那两年中他在多大程度上挤出了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时间。看来，紧张繁重的革命工作，首先是建党工作，使他不得不在读书方面继续作出“最痛苦的牺牲”。

但是我们知道，终其一身毛泽东都注意尽可能挤出时间，从书籍报志中了解一点世界自然科学学术思想的“大概”。延安时期如此，4北京时期如此，直到逝世前几年，眼力很差了，他还收藏和阅读一些特地印成大字的自然科学书刊。5

从一九二一年这一段话，联想到一九四一年的另一段话。那是毛泽东一月三十一日写给在苏联上学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的信中的话：“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6

坂田文章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复刊

毛泽东爱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这件事，我知道以后，是很高兴的。因为于光远创办和主持这个杂志，我是参与其事了的。

这个杂志发行量不大，开头不过二千份，后来也不过一万份。读者圈大致限于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一些对自然辩证法有兴趣的教师和学生。哲学界多数人都不大注意。然而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情况，我们最先是一九六三年底知道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科学小组的聂荣臻、张劲夫、韩光、于光远、范长江等同志到颐年堂向毛泽东汇报新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谈话中，毛泽东问起这个杂志，说：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二期已经出了。这个刊物哪里出的？

于光远向毛泽东说明了情况，回来告诉了我们。停刊前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哪些内容引起毛泽东注意，不得而知。复刊后引起他注意的有哪些，很快我们就得到了信息。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在北戴河，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这次毛泽东又讲到这个杂志，特别讲到杂志复刊第一期上刊登的、从苏联《哲学问题》杂志转译过来的日本学者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这篇文章，赞赏坂田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根据我当时整理的谈话记录，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青。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7

八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毛泽东又找于光远、周培源到中南海他的卧室，谈坂田文章，并且比较系统地谈了他对自然界辩证法的一些见解。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于光远作过一番描绘：

“到了颐年堂，毛泽东身旁的工作人员就把周培源和我领到了卧室。毛泽东正靠在床上，第一句话是不无歉意地作了一句解释：‘我习惯在床上工作’。我就说：‘主席找我们来大概是谈坂田文章的事吧？’他说：‘对了，就是这个事。’于是我们就坐在离床不远的两把椅子上。坐定之后秘书沏了两杯茶就走了，整个谈话时间都没有进来。谈话时房间里只有三个人，安静极了。于是，毛泽东就长篇大论他说起来。

一开头他说：‘今天我找你们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么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毛泽东讲：‘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毛泽东又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双十条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说，哲学要从讲堂书斋里解放出来。’毛泽东还说：‘认识总是发展的。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球就更加多了。……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么从太阳到地球中间的一大块地方现在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在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

在毛泽东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插进去提了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为认识工具？’毛泽东回答说：‘你说的那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当中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锨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认识就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我接着问：‘哲学书里通常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的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个看法行不行？’毛泽东回答说：‘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的阶级发展到自为的阶级。这时，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回答了我的两个问题后，他从天讲到地，从他讲到生物，从生物讲到人，就关于自然发展史的轮廓发表了一些想法，根本的思想是‘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人必有死，张三是人张三必死。人类也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说的人类灭亡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是指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生物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这好象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产生的东西都有它自己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代替它。’

“话题又转到物理学的新发现上来。毛泽东说：‘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宙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组成了宇宙。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8

当时，正在举行北京科学讨论会，坂田昌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团长参加了会议。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接见与会的各国科学家时，同坂田握手，并说自己读过他的文章。这引起坂田的惊讶和喜悦。

后来游颐和园，坂田向于光远询问，于光远向坂田说明了毛泽东从哪里读到坂田的哪篇文章，告诉他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引用列宁关于电子不可穷尽的论述，非常重视他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还告诉他，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上就说过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于，中子又有反中子……。（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就同钱三强谈过”质子、中子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问题，表示过“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的意见。）

坂田很感兴趣，说：可惜他原来不知道毛泽东一九五七年讲过这些意见。如果早知道，他的文章一定会引用的。坂田回国以后。多次写文章讲到毛泽东的这一见解。

因为毛泽东对坂田文章这样重视，坂田又说过他那篇文章苏联译得不甚准确，我们找人从日文重新译出这篇文章，题目按原文恢复为《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听说毛泽东对人说过，这样的文章，专门名词、专门知识一般读者不懂，应该作些注释。我们又组织人作了一批注释。根据毛泽东几次谈话的精神，我们替《红旗》编辑部起草了一个较长的按语，连同译文、注释一起，在《红旗》杂志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发表。随后在科学界和哲学界进行了一系列讨论，《红旗》一九六五年第九期还发表了一个讨论专辑。

这些活动，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起了较好的影响。因为它着眼于引导，要求把哲学的探讨同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结合起来，而不是离开这种具体研究去谈玄。

当时我国有一群理论物理学家，致力于基本粒子的研究。毛泽东强调的“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本是从物理学家那里来的，反过来又影响这群物理学家去认真探索“基本粒子”以下层次的粒子。他们把这种粒子称为层子，建立了基本粒子结构的层子模型，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这些成果在当时是站在前沿的工作。在这前后，西方物理学家发展了关于基本粒子重粒子结构的“夸克”学说。“夸克”大致相当于“层子”。从那时以来，这方面研究工作取得长足的进展，”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在物理学界已得到公认。

杨振宁、李政道、格拉肖、“毛粒子”

毛泽东同于光远、周培源谈到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后来，他有机会同杨、李本人讨论了粒子可分不可分和宇宙守恒不守恒的问题。

七十年代以后，中美关系打开了，杨、李等许多海外华裔学者纷纷回国探亲、访问。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接见了来访的杨振宁，陪同杨来见毛泽东的是周培源。杨在海外报刊上多次谈到毛同他这次谈话的情况和内容。

毛泽东在谈话中问到哥本哈根学派现在怎么样了，又问到光量子能不能分？杨答：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毛表示，他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如果物质分到一个阶段，变成不可分了，那么一万年后，科学家干什么？又问现在坂田怎么样了？周说坂田在一九七〇年去世了。

毛泽东接见杨振宁

毛又说到公孙龙和惠施，说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说到”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白马非马”，“等等。杨说：在国际上，对基本粒子可分，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基本粒子有构造，但观察不到；一种认为能观察到，不过现在还没有看到。

周把话题引到杨、李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的原理。杨说：宇称守恒，简单地说，就是左右对称。在原子核里头，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下，宇称是守恒的，但是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

毛问：宇称守恒又不守恒，是吗？并说自己是搞政治的，不懂科学，称赞杨对世界是有贡献的。还两次讲到不要讲什么“万寿无疆”的话，这句话不对，不科学。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又接见了来访的李政道。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李在《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发表过回忆文章。

毛泽东请李讲讲李的那个发明创造。李说：我们没有什么发明，就是通过实验得出结果，通过结果求得了解，又想能不能另外做一些新的实验来校正原来的想法。实验的结果又修改想法，反复不断地进行。从实验开始，引出理论，进行解释和猜想，又进行实验。

陪同接见的朱光亚说：你讲讲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吧。李说：那就是，宇宙是不是绝对对称？比如，有正电子、负电子，正质子、负质子等等。但后来理论就脱离了实践，说宇宙一切都是绝对对称的。一九五六年我和杨振宁看到一些新的实验很难解释，就问那时的理论是不是有根据，发现很多没有根据。我们做实验。发现从前的绝对猜想是错误的。很多事实表明，正负、左右是不对称的。

毛说：我这的肩膀就是这（右）边高，这边低。我的眼睛这边（左）好，这边差。

李说：常常说，人有不大对称的。有时期宇宙，比如从人开始，是不对称的。比如，心是在左边。

毛说：心是左的，胃是向右的，从胃到小肠是向右的。

李说：但是心不对称，不等于自然界都不对称，大多数是对称的，人的心在右边的也有，不过人数很少，大约占一百万分之一。但是现象不对称，不等于基本原理不对称。

毛问：平衡跟对称是一个意思吗？李用铅笔作了演示。毛又讲到宇宙，空间，时间，是运动的，是无限的。构成宇宙的是微观世界了。难道微观世界是有限的吗？我在这里想，可能也是无限的。

李说：我们追求科学真理是无穷的。我们说，原子构造是无限的，一时看到的有限。朱说：但是一个时候叫了“基本粒子”。李说：是粒子，但不是基本。这倒不是我们叫出来的，在我们以前，有人就叫作是“基本粒子”。我们认为错误了。这只是一种相对的了解。现在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基本粒子”完全不基本。

毛说：希腊人说，那个原子是基本，是不可分割的。现在分得一塌糊涂。现在好多问题闹不清楚，比如：光学，太阳发出来的光，它的结构怎么样呢？

李说：我们觉得是电磁场的波动。

毛问：内部结构呢？

李说：我们知道光子走的时候，是正电子和负电子偶的结合，然后下面是正介子和负介子偶的结合，再下面又是正介子和负介子偶的结合。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也是复杂的。

毛又问：电子呢？李作了解释。毛再问：外围电子呢？李又作了解释。

毛又讲到牛顿的宇宙力学要用一个外面的力来推动宇宙，第一次推动，以后就自己动了。讲到第一个提出宇宙演化的是德国的康德，他的学说叫星云说。后来法国的拉普拉斯发展了。讲到英国的培根、达尔文、莱伊尔都是了不起的学者，莱伊尔是搞地质学的。达尔文是搞生物学的。

有趣的是，毛还讲到英国汤姆生编著的《科学大纲》，讲到自己年轻时读过那本书。第二天在飞机场，李政道收到毛让人给他送来的一本一九二二年版的《科学大纲》，作为送别的礼物。

同这样两位有伟大贡献的理论物理学家畅谈这门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在以“毛泽东与自然科学”为主题的叙述中，这件事是值得一记的。还有一件值得一记的事情是，毛泽东逝世后，一九七七年在夏威夷开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说了这样一段话：

“有好多次，科学家都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然界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但却又发现还有更深更简单的结构。格局总是这样：建议把一种实体看成是基本的，然后就观察到这种实体还有许多不同的变种，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猜测的分类法，最后终于认识到，这种实体只是由更为基本的部分组成的复合体。

“这样，定比和倍比定律以及气体的行为向人们证明了原子的存在，接着就确定了四十多种类型的原子，发现了元素周期表，并成功地预言了许多当时未知的元素。后来，卢瑟福证明了原子是由电子和原子核组成的，又过了二十五年，有关原子结合的动力学也搞清楚了。

“不久，人们认识到，不同的元素有不同的原子核。实际上，就是相同的元素，它们的原子核的质量和放射性质也还可稍不相同。原子量和原子序数的有规律的行为导致了一个过于简单的理论，就是所有原子核都是由质子和电子组成的。只是随着中子的发现和同位素的引入，一个恰当的原子核结构的图像才出现了。

“很快，又发现了上百种的强子，它们和质子及中子一样，同样可称为是基本的，而‘八重法’的近似有效则提供了强子有结构的线索。我们被引导到带色的夸克和量子色动力学，把它们作为强子结构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今天，所剩下的真正的基本粒子的候选者只有夸克和轻子了。但是，实验已经揭示存在五种不同夸克和五种不同的轻子，或许将来还会发现更多。我们究竟还要找到多少种夸克和轻子，才能看到有规律性存在的信号，才能察觉还没有想到的更深结构的线索呢？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这个建议并不是对粒子命名的一个具体建议，这个建议表示了一个科学家对一个哲学家的深刻见解的敬意。

（龚育之：“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谢选骏指出：上述屁文可谓无独有偶。2001年，我在美国最大的书店“Barnes&Noble”（译为巴诺书店或邦诺书店）看到一本描述二十世纪大独裁者的书，其封面人物有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人。我很纳闷，为何只有毛泽东没被丑化？转念一想，这不就是由于毛泽东政权还没有垮台吗？由此可见，人类的“势利眼”根深蒂固，就是美国学术界也不能免俗。吃了毛栗子，变成了毛粒子——毛粒子就是这样炼成的！呜呼哀哉。毛粒子与毛栗子都是毛子，但都不是老毛子，而只是二毛子。老毛子则是苏联人，是马克思、恩格斯等长毛番的崽。

【022、毛邓二匪的年代是再也回不去了】

《"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男子出狱 30余网红公司想签他》（2020年4月19日网易新闻）报道：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4年多前，手被铐着的周某面对镜头时说的话，点燃了网络。在他入狱服刑后，他竟俨然成为一个传说。

4月18日，周某出狱。关于他出狱的消息，半个多月前就有网友发声、媒体报道了。出狱这天，除了他的家人，还有网红经纪公司等来到了现场，200万签约、综合开发、直播提成、保时捷和玛萨拉蒂跑车的轰鸣声，让现场周某的亲属们有些困惑。

不过，大家都没有见到周某。监狱方面说，考虑到疫情防控，周某已经于当天早上6点半由户籍地司法所接回。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男子出狱 30余网红公司想签他——关于周某的传说：“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点燃网络！

柳州监狱监管区在距离社冲乡镇大约一公里外的地方。镇上的小酒店店主告诉记者，这里经常会有刑满释放人员的家属朋友来居住。和乡镇更近的是监狱办公区。“最近来我们这里问他的，有好几拨了。”4月17日下午，广西柳州监狱大厅里，一位负责接待的警员告诉记者道。警员提到的“他”，是面对镜头说出“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男子周某。2015年入狱后，按照判决，他将于2020年4月18日出狱。

自从说过“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这句话后，周某引发了网友关注，尽管只是在荧屏上一晃而过，入狱服刑后，周某却俨然成为一个传说。网上，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贴吧，有属于他的微博、抖音话题，有他的表情包和各种p的海报，有他头像的T恤……

前述民警说，最近来问这位周某的，除了媒体，更多的是做直播和拍抖音的人。记者注意到，一公里外的监管区门口，工作人员也对来询问接人事宜的陌生人格外警觉。对于周某的信息，警员表示不便多说，“说了就是泄密。”

周某4月18日出狱的信息被官方确认后，记者注意到，贴吧、微博上，不少网友在键盘上敲出字，有倒计时的，也有彼此呼唤着要到现场接周某出狱的。

没接到周某——兄长：以前每次出狱都是我接的他——上午8点，记者来到柳州监狱监管区门口时，停车场里，已经有广西南宁、广东的外地号牌车辆停在里面。南宁车牌的车里，坐着四五个年轻男子，驾驶座上的男子告诉记者，他是周某的堂哥，“他的亲哥在后面，待会就要到。”他打了个哈欠，“我们来早了。”不多会，另外两辆南宁的车开到了监管区停车场，有大约六七个人从车上下来。“周某的哥哥、朋友到了。”堂哥介绍。下车后，周某的其中一名兄长拎着新买的衣服，和其他亲友一起径直走向监管区门口。不过，他们并没有接到周某。和门口的狱警沟通后，他们退回了停车场路口；很快，狱警也将警戒线的牌子从监管区门口移到了停车场路口。“监狱说，今天的释放人员已经在早上6点半全部送走了。我们没有接到通知啊。”周某的一个哥哥蹲在路边，和其他亲友商量着。他们的聊天中提到，周某被户籍地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司法所的接回去了。这让亲友们有些惘然，接着各自开始打电话确认。“考虑到疫情防控，最近的释放人员都是这样操作的，由户籍地司法所直接接回当地。”监狱一名民警解释，“他已经不在监狱里了，你们快回去吧。”

周某的家人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其中一名兄长和其他亲友先行回老家，“到老家看是不是真回去了。”留下另一名兄长和堂哥，“我们希望等到相关部门的正式确认电话，再回老家。”这位兄长说，前面几次弟弟出狱都是他接的，“不能说这次见不到人吧？”

豪车狱外等候——30多家网红、直播公司想签他——一起等候的，还有来自各地的网红经纪公司、直播平台的人。上午8点过，周某的亲友刚到，便有一名男子靠近询问。“早上6点半已经送走了。”他不时走向周某的两个蹲在路边的兄长，“我们留个联系方式——我们希望能够和他签约，200万，价格还可以谈。”这名男子告诉记者，他是四川成都的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做网红经纪公司的，主要是影视文化方面。”他们前一天到的柳州，“还有两路同事，一路在南宁，另一路在网上传的另一所他服刑的监狱那里；希望和他签约后综合开发。”

与周某兄长同来的，其实还有两名南宁当地的网红直播公司人员。他们也满怀希望，想与周某签约，进行直播的策划操作。周某的一名兄长与他们聊得很亲近，一度坐上车私聊。“周某很听他这个哥哥的话。”一名公司人员告诉记者。焦急等待的间隙里，通往监狱监管区的路上响起了轰鸣声。一辆玛萨拉蒂和一辆保时捷敞篷跑车开了进来，车上七八个年轻人注意到周某的兄长后，很快走了过去，用广西话聊起来。“我们是柳州本地的。”在两辆跑车前方，其中一名男子告诉记者，他们是当地的一个跑车俱乐部，同时也在做网红孵化。“我们希望与周某合作。”他们强调，考虑到周某“不可能打工”，他们提出的是“合作”，“做直播，扭转他的思想，当做老板来做。”“我们要改造他。”另一名成员说道。他认为周某在监狱里改造得还不够，“要不然怎么进去4次了呢？”

对于传媒商业公司甚至跑车的蜂拥而至，周某的一个兄长表示已经不陌生了。他说，目前为止已经有30多家类似的公司接触过他们家属，甚至还有人开着法拉利、布加迪等跑车到他们村去的，200万、300万的签约价都有人提过，还有一些令他困惑的名词，例如“直播提成”。他直言：“说实话，我们也搞不懂。”

引发争论——网友：有前科的人做直播合适吗——“200万签约，我们做过评估的。”来自四川成都的文化传媒公司工作人员说道。他注意到，此前网上有人模仿周某的脸做直播，“也挣了钱。”但周某做直播也有一些风险，“考虑到周某的实际情况，直播也有可能面临封杀。”记者注意到，网上有人发帖希望能找到周某；一些网友判断，周某出狱后肯定会做直播——这个话题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一个曾因为抢劫、盗窃入狱的人，做直播合适吗？也有网友认为，即使是有前科的人，也有重新开始的权利。甚至有人为周某直播出主意：直播带货卖电动车，或者发出正能量的声音，“不要再违法了。”只是，还有一个问题纠缠着大家：直播也是打工，周某会去吗？

周某其人：兄长称他有头脑，没遇到好人引导——上午10点过，监狱监管区一名工作人员拎着包经过停车场，看到周某的兄长后，很清楚地就说出了周某的信息，“他进来好多次啦。”得知现场等待的还有商业公司的人，他笑了，和他们喊话：“怎么包装都没有用的，不用包装了——听我的没错。”对弟弟周某，这名兄长说，家里一共6个孩子，“弟弟只上到三年级，下半学期都没有上完。”不过，在他看来，弟弟是很有头脑的人。“他以前捉蛇、捉青蛙卖，能比别人多出几倍。”他表示，监狱里有图书室，周某会去看书。家人常来看周某，“他精神状态很好，头发短了，胡子还在。”据兄长称，周某知道自己在网上很“红”，“他懂的。”令他有些惋惜的是，弟弟走上社会后，“没有遇到好人引导他走上正途。”他表示，弟弟虽然回家少，但是每次身上有钱了，回家都要给父母买东西，“很记挂家里的。”

中午11时，接到家里的电话，得知周某确已被接回后，周某的兄长和堂哥也开车离开监狱。记者了解到，周某户籍地的司法所表示，周某出狱后将被重点关注，司法所将为刑满释放人员提供帮教，帮助其更好融入社会。

谢选骏指出：人们都说1980年代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六四屠杀结束了一切。但是，像上述这样的“反主流”、“非政府”事态，在1980年代最开放的时候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何况1980年代还夹杂着“严打”、“反自由化”的反动逆流——邓小平死亡（1997年）时代比毛泽东死亡（1976年）时代的“社会进步”，还远远比不上“邓小平死前到现在2020年的“社会进步”，由此可见，毛邓的年代是再也回不去了。别说“饥荒文革的毛匪时代”了，“六四屠杀的邓匪时代”也回不去了。

【023、毛顺生劫匪，文素勤巫婆】

《被忽略的创业达人：毛主席之父毛顺生》（醒狮智库 02-24）报道：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生于1870年，逝于1920年。由于儿子毛泽东头上的光环实在太大，而且父子俩曾经因为价值观问题闹过些矛盾，毛泽东本人又经常提及“我斗争的第一个资本家是我的父亲”、“我学会了恨他”之类，导致毛顺生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既显得模糊又不太客观。——文编：刘天然

其实，仅就经营理念方面而言，毛顺生身上有很多优点值得今天的企业家们学习。当然，毛泽东本人也承认，“老头儿”是个“克勤克俭”的人，“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毛顺生首先是个农民，他身上有很多中国农民普遍具备的优点，比如吃苦耐劳、精打细算、坚忍刚强等。

比如在吃苦耐劳方面，他一生之中基本上都一如既往地亲自劳动。人手实在不够，他才雇长工或短工。但多雇人，又会增加生产成本。因此，家人还是主要的劳动力，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要到地里干活。毛泽东6岁时，就开始干零星的农活了。十四五岁时，经常往地里挑粪。农活比较少的时候，还要帮父亲记账。因为毛顺生后来搞起了农产品加工（主要是稻米）生意。毛顺生不能容忍自己懒惰，也看不得儿子闲着，用毛泽东的话说，他是个“合格的监工”。

再比如精打细算方面，他一直十分节俭，终生信奉“吃不穷，用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的道理。因此，全家人都吃得很俭省。他一文零花钱也不给孩子们。每月十五，他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不过从来没有肉。而孩子们吃得比雇工差，既没有鸡蛋，也没有肉。

毛顺生当过几年兵，参加过湘军，虽然没混上一官半职，但开阔了眼界，也积累了一些小钱。通过克勤克俭，并做小生意，他的生活逐渐好转，并且逐步地把父亲时代典当出去的田产赎了回来，后来又不断购置产业，最终达到了22亩。

接下来，毛顺生在务农的基础上，主要把精力放在了商业经营上。除了贩卖大米，参股米店外，还贩猪贩牛。他贩牛养牛的思路非常精明，采取“双方自愿，双方有利，风险同担”的模式，把母牛买回来后“承包”给他人喂养，养牛户获牛力、牛粪，他获牛犊，以出售牛犊或把牛犊喂养大出售获利，如果牛死了，则由两家平均分担损失。

他甚至还发行了自己的股票——“毛义顺堂”。他的股票兼具三种功能：一、通过发行“毛义顺堂”股票，把邻里乡亲的余钱收集起来。一开始，主要是亲戚，比如毛顺生的岳父家。后来因为信誉好，乡亲们与同行也开始参与，坐待升值。二、可以发给雇用者，当作工资，暂时代替银两。三、可以发给生意同行，作定金，或者物值。就这样，他的资本逐渐增加到两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冲，这已经是很大一笔财富了。

毛顺生也关心公益活动。1919年，韶河上修石拱桥，他不仅积极参加义务劳动，还慷慨解囊捐献，并且居个人捐款第三位。

总的来说，毛顺生是个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中国农民。平凡的方面，自不必说，不平凡的地方，主要在于他身上那敢闯敢干的精神，这使他在一般庄稼人感到陌生、怯场又鄙视的商业领域，闯出了一片天地。当然，他最成功的地方还在于培养了一位伟大的儿子，尽管不是着意培养，但毛泽东身上的很多优点及思想，或多或少都能在其父身上发现影子。只不过此前研究者很少涉猎这些罢了。（编辑：蒋磊）

谢选骏指出：“毛顺生当过几年兵，参加过湘军，虽然没混上一官半职，但开阔了眼界，也积累了一些小钱。通过克勤克俭，并做小生意，他的生活逐渐好转，并且逐步地把父亲时代典当出去的田产赎了回来，后来又不断购置产业，最终达到了22亩。”——当兵得来的“小钱”竟然能够广置田产，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是典型的“第一桶金”。这是毛顺生这个湘军的匪兵，靠着打劫得来的不义之财，发家致富的。所以说，毛顺生是个劫匪。那么，文素勤如何是个巫婆呢？

《毛主席的乳名为什么叫“石三伢子”？这里面有一段神奇的故事》（全民微信吧 2019-09-23）报道：

我们中国人，除了正式的学名之外，一般都还有一个乳名。一代伟人毛主席也不例外。毛主席的乳名是“石三”，按照湖南人的习惯，小男孩被称作“伢子”，所以，毛主席的乳名是“石三伢子”。

毛主席为什么叫这个乳名呢？这里面有一段悲伤的往事。

毛主席的母亲叫文七妹，18岁那年嫁给毛主席的父亲15岁的毛顺生。大家都知道，毛主席一共三兄弟，毛主席是长子。其实，在毛主席之前，文七妹还生过两个儿子，可惜，这两个孩子都夭折了。

对于一个母亲而言，连续失去两个孩子，其悲伤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之后，文七妹开始信佛，日夜在菩萨面前虔诚地祷告。

1893年，文七妹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他就是毛主席。这个孩子的降世，给了文七妹的内心带来了慰藉。但同时，也给她带来了担忧。她害怕重蹈前面两个孩子的覆辙。

毛主席的乳名为什么叫“石三伢子”？这里面有一段神奇的故事——

孩子满月之后，按照规矩，文七妹带着毛主席回娘家。毛主席的外婆，是个传统的农村老太太。大家知道，农村的老太太大都比较迷信。再加上前面两个外孙的夭折，让这个老太太变得更加迷信。于是，毛主席的外婆就请来一位远近闻名的算命先生，给毛主席算算命。

在算命先生的建议下，外婆决定给毛主席找一个“干娘”。大家知道，在很多地方的农村，都有这么个传统：给孩子找个干娘，可以保证孩子健康成长。

找谁当干娘呢？毛主席的外婆灵机一动，与其找一个人，不如找“观音石”。“观音石”是毛主席外婆村头的一块大石头，谁也不知道它已矗立在那里多少年了，在传说中，这块石头具有灵性，村里人都把它称作“观音石”。找了一个好日子，毛主席的外婆和母亲带着他，来到大石头前，点上香，摆上供品，正式拜这块石头为干娘。之后，毛主席的外婆就给他起了乳名“石三”。其中，“石”的寓意就是“这块石头的孩子”，“三”的寓意则是“第三个孩子”。

毛泽东经常来这里放牛、饮水，一遇病，毛泽东的母亲就要他去外婆家住几日，并顺便带个空水桶，回家带上一桶“神泉”回。说是从那以后毛泽东渐渐长大，也很少闹病。

不知是不是这块石头真有灵性，反正，在文七妹日夜的虔诚祷告中，石三伢子健健康康地长大了。不但健康长大了，日后还成了新中国的缔造者。可是，文七妹没能看到这一天。

1919年，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因病逝世，享年53岁。文七妹性格宽厚，待人善良，毛主席非常敬重她。毛主席曾经这么评价自己的母亲：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

1991年4月上映的《少年毛泽东》就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幕。

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乡亲们闻讯，纷纷前来探望，毛泽东风趣地说：“我的亲人都来了，就是有一位亲人没来。”“毛主席您回来了，您的亲人当然都来了!”乡亲们忙解释道。“不，还有我的石干娘没来哩！”听毛主席幽默地一说，乡亲们才恍然大悟。

谢选骏指出：魔鬼石干娘没来看毛泽东，因为召唤这个魔鬼的文素勤巫婆早已死掉了。毛顺生是劫匪，文素勤是巫婆——毛泽东正是靠着这两杆子小鬼的左右扶持，才跪拜了苏联、祸乱了中华。

《石三伢子——揭开毛泽东神秘第三个名字之谜》（2002-10-17 南方网）报道：

1949年，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会见外宾时，一位外宾问：“你怎么有毛泽东和毛润之两个名字？”毛泽东笑道：“我还有第三个名字，你们不知道，我也不告诉你们。”

192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致林伯渠等的信中说：“此信托人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毛石三，莫写毛泽东。”

毛石三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婚后连生二子均在襁褓中夭亡。当她身怀第三胎后便回到了娘家塘家屯居住休养。1893年12月26日，第三个男婴终于降生了，他就是毛泽东。

那时的乡俗认为给孩子取小名取得越贱越容易成活，往往用家畜取名，什么狗伢子呀、牛伢子呀之类。毛泽东的外婆文贺氏给小外孙取了个极富象征意义的名字——“石三伢子”，希望他像石头一样坚强、刚毅。

毛泽东十分喜欢这个名字。1951年2月的一天，彭德怀同志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汇报，毛泽东饶有风趣地说：“你的名字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同是两块石头。”

彭德怀说道：“主席是一块宝石。我彭德怀本不过是一块顽石罢了。”毛泽东马上接过话头说：“我也是一块石头嘛！我们两块石头，一块扔向杜鲁门，一块扔向麦克阿瑟。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这个下三滥，有求于人时，就十九低三下四地套近乎，利用完了就翻脸不认人，一脚踢开，甚至致人死地——彭德怀就是这样上了毛泽东瘟当。因为毛顺生是劫匪，文素勤是巫婆，彭德怀你这个悍匪再是凶悍，哪里是他们毛鬼一家的对手。

【024、毛泽东留级24岁还上中学】

《失传已久，1917年的满分作文，惊现于世》（2019-11-3 综合新闻）报道：

这是1917年，一位24岁的青年写了一篇满分作文，被后世誉为建国之才的奇文，那位青年叫——毛泽东，那篇满分作文叫——《心之力》。

《心之力》著于1917年，堪称神州青少年之楷模，曾被湖南一师杨济昌老师打满分105分，被称为建国之才的奇文。

此文当年在湖南一师广为流传和誊抄，后几度失传，今终于被湖南一师当年同学的后代在先辈的遗物发现传出。

《心之力》写成于1917年，毛泽东24岁，已初现大志。

以下为得之不易的《心之力》原文（全文），请耐心阅读，体会伟人大气：

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细微至发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博古观今，尤知人类之所以为世间万物之灵长，实为天地间心力最致力于进化者也。

夫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作俑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自身与天地万物间精神相互养塑者也。

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与天地间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

古中华先贤道法自然，文武兼备，运筹天下，何等的挥洒自如，何等的英杰伟伦。然天妒英杰，愚昧丛生，国人于邪魔强盗阴险心力渗透、攻击治下，渐渐失忆，泱泱中华众生却败于甘愿自卑沉沦、散弱。

有德者心力难济，无德者霸拥民众所赋世权以为私势，神器私用，贪腐国贼举家富贵，万众民脂民膏皆被劫掠。

则国力日衰，国力衰则国家民族之心力衰竭，内可诱发天在兵祸，朝代更迭，官僚、商贾、农工、学者尽难免沉沦；外可诱引强盗来犯，到头来看，国贼、汉奸、军民、学生均家破人亡。

近年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不平等诸般条约引狼入室，资敌来犯，实为召唤、鼓励诸多蛮夷强盗分食华夏之举。与蛮夷通商者使洋货泛滥，居高居奇，国人尽被盘剥，泱泱中华竟无力生产民众生活诸品。

多年来世界强盗在中国多有斩获，故恶敌觊觎长存、忘我之心不死。太多国耻未雪，蛮夷、豺狼、凶魔纷沓而至，国民皆因腐败汉奸、军阀、买办所欠洋人无尽之亡国债务而自危。

国债深陷，物价飞涨，民众食宿艰难，灾厄连连，何日可止？今满清鞑虏虽败，可恨国、政、经济均被愚昧独夫、洋奴把持，国民心力沉疴羸弱，蛮夷恶敌肆意分割、吞并华夏，万民为奴，国资殆尽。

若欲救民治国，虽百废待兴，惟有自强国民心力之道乃首要谋划，然民众思维心力变新、强健者是为首要之捷径！

心力变新、强健者首应破除封建、官僚之愚昧邪道，惩治卖国、汉奸、洋买办之洋奴愚众，明戒不义浮财绝善终。

以国家民族之新生心力志向缔造世界仁德勇武文明之新学，新学为思想理论之基石、栋梁，新学不兴，御敌难成。

中华古国之敌皆为西方邪恶之魔盗与汉奸，万勿混淆。

力主洋务借鉴“师夷之长以制夷”之道，尽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族者其性必恶”之祖训。

留学列强之同胞须警惕邪魔强盗对我正义灵魂之误导、侵扰，则各类洋奴、汉奸将无处安身，中华栋梁亦生自主自强之睿智。开设抗御蛮夷强盗杀戮预防国策，弘扬神州民众自强富国雄军壮志，恤农商并滋养工业。

为抗击西方蛮夷列强剿灭中华神圣传承之奸计，执履行万国大同目标之正义道德教化优靖之使命。

夫闻“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志者，心力者也。民之志首推举国民众个性之天然强健，则国家栋梁层出不穷。

数百年外侮内斗中民众个性屡被君主官僚残害之重弊，举国凡有压抑个人、违背国民个性者，罪莫大焉！故我国三纲所在必去，愚民愚治尽除，方有优塑民众强盛希冀。

自中国开埠以来，封建、洋务祸国殃民，究其缘由，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卖国贼四者，同为天下恶魔强盗者也。

四贼之中，尤以执掌政权之官僚最为紧要！盖国之神圣重器以民为先，决不可助长恶私贪欲窃为己用！国之中枢如有愚昧肤浅肖小之徒窃而居之，则外魔必侵，国民必衰亡。

自满清鞑虏洋务运动之后，贪墨腐败家族皆以盗取、盘剥民脂民膏逃逸海外为家族享乐之诡计。假以时日，神州中华亿民之血肉、骨髓乃至福祉将被尽数剥夺转送西方魔盗！

国人如寒冬之时又堕深渊，农业落后之国民众必将沦落为亡国之奴。今无人于海内查处、治罪，于海外统计、堵截，故国贼趋之若鹜。吾辈倘若不能惩戒，又与国贼、禽兽何异？

千古圣人，教化为根。我辈恰逢此乱象当前之世，人皆逐物欲而迷心，循末节而忘真，醉娱乐轻国志，谋小私绝大利，认蛮夷做乃父，拜魔盗为师尊，毁文明于无耻。

你我何必苟且偷生，熟视无睹？有志者呼吸难畅，应以天下为己任。

今愚者忘本堕渊，竟争先自掘其坟，却不思危亡之计。苟活于当下，遗失神圣之使命，忘却民族之重任；背离于真理，违逆人本之慧根，蔑毁先民之道德；

醉心于享乐，不知当世之惊变，甘当媚外之洋奴；沉迷于自我，罔顾危机之四伏，轻信魔盗之谗言！故西方强盗可肆意侵杀、奴役中华。

普看当今，世界格局风云激荡（电视剧），人类文明之前途扑朔渺茫，天下苍生之幸福岌岌可危。虽有科技带来物质之充足，仍难满人欲之巨壑，各派皆为私利而竞相奔走，人人皆被牵入滚滚洪流。

强盗流氓制订裁决世界法律，邪恶魔鬼公然成为人间领袖，万国不思兴道义之师，竟全然拜魔盗为导师，此星球之一草一木万物生灵涂炭、灭绝之期不远矣。

虽有智者、勇者愿做中流之砥柱，却犹如闹市之人语，瀑下之鱼鸣。请问周边，还有几人执著于真理？还有几人探求于本源？一句开心就好，便甘愿随波逐流；

一句事不关己，便通行四海愚夫；一句莫谈国事，便据民权为私器。孰不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试问为天地立心何以立？

为生民立命何以立？为往圣继绝学何以继？为万世开太平何以开？若我辈之人此心已无，则中华即将亡亦！中华亡则人类必亡亦！

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改朝换代，为民谋福，惩治贪墨汉奸，又有何难！

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有志之士可不勉哉！人生于天地之间，形而下者曰真心实性。血肉者物质之所成，心性者先天地之所生。

故而有唯物唯心之论说。人活于世间，血肉乃器具，心性为主使，神志为天道。血肉现生灭之相，心性存不变之质，一切有灵生命皆与此理不悖。

盖古今所有文明之真相，皆发于心性而成于物质。德政、文学、艺术、器物乃至个人所作所为均为愿、欲、情等驱使所生。

故个人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生活，团体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事业，国家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文明，众生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业力果报。

故心为形成世间器物之原力，佛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西方强盗宗教亦有旧约主神虐民之邪暴，神魔心性之变幻如此，故世人多为耶稣所迷。耶稣明之故说忏悔，懂耻而不恶；

孔子明之故说修心，知止而不怠；释迦明之故说三乘，明心而不愚；老子明之故说无为，清静而不私。心为万力之本，由内向外则可生善、可生恶、可创造、可破坏。

由外向内则可染污、可牵引、可顺受、可违逆。修之以正则可造化众生，修之以邪则能涂炭生灵。心之伟力如斯，国士者不可不察。

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确立伟志，发其动力，奋发踔历，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大如大风之发于长合，如好色者朱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者。

尚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尝观大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发横之人，其力至猛，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众生心性本同，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

故当世青年之责任，在承前启后继古圣百家之所长，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精研奇巧技器胜列强之产业，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之变幻，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文明。

破教派之桎楛，汇科学之精华，树强国之楷模。正本清源，布真理与天下！愿与志同道合、追求济世、救世真理者携手共进，发此弘愿，世世不辍，贡献身心，护持正义道德。

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戒海内贪腐之国贼，惩海外汉奸之子嗣；

养万民农林之福祉，兴大国工业之格局；开仁武世界之先河，灭魔盗国际之基石；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千秋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也未为不可。

以上为毛泽东在青年学生时期写作的名文《心之力》。一个民国的青年有如此爱国宏志，至今仍为世人楷模。

更为惊诧的是即使以今天的国际和国内局势来看，《心之力》毫不过时，可见毛泽东主席24岁时的思想如何的杰出与深远。

最为震撼的是“与时俱进”一词原来是毛泽东早在近100年前就率先使用了，真是令人惊叹不已。

这是一位24岁的青年，中共的开国领袖写下的作文，当今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不可不读。

谢选骏指出：正常的人24岁都读硕士了，而毛泽东24岁还在上中学——难怪他对大学如此仇视，一旦夺得政权马上改造、解散、直到关闭了所有的大学！最后还要把大学以上的学历获得者打成 “臭知识分子”甚至“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真是太太太可笑了，这个口齿不清的乡巴佬。毛泽东24岁还在上中学，这样的白痴一旦掌权，全国人民能不倒霉吗。毛粉还把这样的白痴当作楷模，中国可能翻身吗，除非是咸鱼翻身，但是，咸鱼即使翻身了，也还是咸鱼，咸鱼是无法复兴的。

【025、毛泽东比汉奸秦桧还要汉奸百倍】

网文《被处决的数百抗日名将》（2018年8月4日转载）报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成立后，进行了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但是在这场镇反运动中，国民党军在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投诚、被俘；退役返乡，闲居或从商的高级将领绝大部分遭到枪杀、关押，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都不同程度地收到株连。这些被杀的242名民国高级将领中，其中上将与辛亥元老5名、中将78名、少将159名。这被杀的242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们中几乎全部参加了八年抗日战争，其中不少高级将领都是抗日名将，民族英雄。

更为可笑的是，同时期被关押1062名曰本战犯中，1017名分批释放，只有40名罪行严重的分别判处8—20年有期徒刑，没有一个判死刑。”应该为这些英雄们平反，为他们颁发抗日战争纪念章，并且对其子女表示赔礼道歉，给予经济赔偿。

上将与辛亥元老

1、何海清辛亥革命元勋（1875——1950）上将1950年处死。

2、宋鹤庚辛亥革命元勋（1883——1952）上将。1952年死刑。

3、夏之时辛亥革命元勋（1887——1950）1950年枪决。

4、邓玉麟辛亥革命元勋（1881——1951）1950年处决。

5、宋鹤庚字皋南，护法健将1883年生，1952年死刑，立即执行。”

中将

1、糜藕池(1897——1951)中将。1951年7月在镇反中被处决。

2、谢崇阶（1904——1951）中将，1951年9月10日在四川乐山被处决。

3、彭旷高（1902——1951）中将。1937年9月任第15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旋任第54军参谋长，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秋任陆军通信兵学校教育处长，1939年任西南游击训练班教务处长，1943年春任第29集团军参谋长，参加常德会战，1951年9月26日处决。

4、崔世昌（1900——1953）中将。1939年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1942年任第14集团军中将参谋长，1944年7月任第5战区副参谋长，1953年12月7日在河北涿县被处决。

5、倪弼（1894——1958）中将。江苏江都人。1938年任第3战区军法执行监，1941年冬调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1958年7月31日以反革命罪在江西赣州被处决

6、曹勖（1901——1951）中将。1938年任第98军193师副师长，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5月任第6战区鄂中游击第7纵队司令，1951年在湖北京山被处决，

7、赵世玲（1905——1949）中将。1938年任山西青年决死队第3纵队游击9团团长，1939年任山西青年决死队第3纵队197旅旅长，1940年任第2战区第2游击纵队司令，同年秋任第43军70师师长，1941年5月参加晋南会战，12月任第43军中将军长，1949年处决。

8、周址（1890——1953）中将。于1938年任广东军管区司令部兵役处长。1940年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1953年死刑。

9、林伯民（1866——1952）中将。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0、田西原（1900——1951）中将。1937年冬任第5战区第3路游击司令，1938年陆军大学教官，同年秋任第37军参谋长，后任第37军副军长，1939年任第15集团军参谋长，1940年秋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高参兼干训团教官，1941年任第39集团军参谋长，1943年任军令部中将参议兼陆军大学高级教官，1951年4月27日在湖北保康被处决

11、李强（1905——1952）中将，1939年任军政部第24补训处少将处长，1940年4月任新编第2军暂编16师师长，1941年任第29军暂编16师师长，1942年3月任第29军中将副军长，1943年任暂编第15军副军长兼镇平师管区司令，1952年4月14日在遂川被处决。

12、马守援（1899-1951）中将，1951年处决，

13、刘晴初(1894——1951）中将，1938年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51年处决。

14、潘峰名别字目屏，中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三五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一一三师师长，第五十一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5、宋士台，抗日将领国军中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1953年被枪决。

16、金亦吾（1904——1951）中将，1951年处决。

17、武庭麟（1892——1952）中将。抗战爆发后参加忻口会战，1939年10月任第15军军长，曾参加豫中会战、豫西鄂北会战，1952年在河南洛阳被处决。

18、欧阳珍（1892——1950）中将。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9、陈光中（1897——1949）中将。号德隆，字桂山，湖南邵阳人。1937年6月任中将，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1949年在湖南邵阳被处决。

20、陈宏谟（1906——1952）中将。，1938年7月任军事委员会驻第18集团军少将参谋，1952年被判处死刑。

另外，解放后，滞留在大陆的数万名日本战俘，无一被枪决，他们在大陆那段时间，饮食起居标准都很高，三年自然灾害饿死那么多人，这些战俘无一饿死不说，他们每周伙食标准是保证一顿水饺、一次肉。馒头和米的标准相当于省部级水平。

网民哀嚎：他们受传统思想束缚太深，以为军人可以不过问政治，唯一天职是捍卫家园，谁来了谁走了都没关系。中国历代以杀降为大恶，天地所不容，改朝换代多少次，很少发生长平坑杀降卒40万那样的惨剧。20世纪国际公法禁止杀戮放下武器的军人，美国内战结束第二天林肯行政当局即赦免一切邦联人员，上至可以参选政府官职的将校，下至安享退伍军人待遇的大兵，无不宣告人类早已告别了野蛮时代。他们万万没想到秦始皇加马克思不同于史上任何政权，而共产党的骗术尤其高明，说得比唱得还好听。用得着你时你是起义，用不着你时你就是历史反革命。就连韩战，都是让国民党“起义”部队为主的炮灰打前阵。毕竟像胡先生那样洞见幽冥的知识份子在中国太稀少了，质言之，中国够得上知识分子标准的又有几人？就连亲儿子都与他分道扬镳，留在大陆最后死无葬身之地。

谢选骏指出：汉奸秦桧勾结金人、伙同宋高宗婊子养的杀了岳飞父子，留得千古骂名；汉奸毛泽东勾结苏联、指挥共产党杀了数百抗日名将——毛泽东比汉奸秦桧还要汉奸百倍。可是这个二毛子的遗像竟然还挂在天门城楼上，受到亿万蚁民的膜拜。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我从小就不明白，中共的领导人怎么会姓毛？后来明白了，这是劫数——老毛子率领二毛子占领中国了！这就是苏联的卫星国“人民共和国·中华”，也就是“苏维埃共和国·中华版”。毛党分子看招——党派不是你们卖国的理由。否则，你们与汉奸秦桧何异。当然你们也可以为毛泽东辩护说，这厮根本不是汉人，就说不上汉奸了。确实的，毛泽东这个杂毛骡子百般呵护日本鬼子，因为同病相怜的缘故吧——他们都是汉化的夷狄。

【026、毛泽东憋死在北京城】

（一）

《张国焘冻死在加拿大？全家合影曝光》（搜狐 2016年10月1日）报道：

虽然很少有记者对张国焘进行过采访报道，但现在很多媒体对于张国焘的死却有这样的描述“1979年12月3日，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天气异常寒冷，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老人病院的病床上，一位老人忍受着严寒的侵袭。身边没有护士，也没有亲人。他就这样凄惨地客死异国他乡。他，就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另立“中央”与党中央分庭抗礼，最后投向国民党怀抱进行反共的张国焘。”因为有了以上的故事，现在很多网友都认为张国焘的晚年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是被活活冻死的。但事实如何呢？

我们觉得加拿大应该是个满富的国家，他们的老百姓生活应该是不会这么没有保障的，何况是张国焘这样一个人物。虽然张国焘晚年流落到加拿大很是失落，但肯定不会很穷，所谓“冻死”基本是一些记者自己想当然的。因为在加拿大如果一旦被冻死人，那么这家老人院将面临倒闭和巨额赔偿。别忘了加拿大不是前苏联，是个典型的民主国家，连时任总理特鲁多都在众目暌暌之下，何况个老人院。

再看看张国焘的后人。张国焘与杨子烈结婚后，育有三子张海威、张湘楚、张渝川，三位皆在美国与加拿大发展事业。一篇文章透露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张湘楚50年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学医。张国焘夫妇1968年来到多伦多时，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张国焘夫妇虽说不上大款，儿子也不是官二代富二代什么的，但晚年生活总还是其乐融融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在大陆被整死的刘少奇，比吞安眠药自杀的老战友陈昌浩，可以说张国焘一家过着的是幸福美满的生活。

1976年前后，时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在多伦多开会，曾在没有预约之下特别前去探望张国焘，时间不是很长。三年后82岁的张国焘走完了他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1994年，在丈夫去世15年后，杨子烈以92岁高龄故去，二人合葬于多伦多松山墓园。河南大卫生态鼠药集团董事长朱禾丰的女儿在加拿大上学，他去过张国焘墓后对我说，与其它墓不同，张国焘墓的方向始终是向着东南方向，向着中国，向着他的家乡江西萍乡。

谢选骏指出：话虽如此，但上述文章也并未列举事实否认张国焘毕竟是死在加拿大的养老院里，而且确实死时身边无人照料。当然要说“冻死”，也确实有些片面，因为一个健康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因为无人照料而被冻死的——张国焘是因为瘫痪在床，无法照顾自己而死，说他“被冻死”，犹如说毛泽东因为无法呼吸而“被憋死”一样显得只是片面的真理了——因为一个健康的人是不会“被憋死”的，除非有人掐死了他。谁掐死了毛泽东？似乎没有。所以毛泽东是憋死在北京城，不是被掐死在北京城的。

（二）

网文《大汉奸出卖女婿行刑时打了7枪才死》（2016-10-01 八历史一卦）报道：

都说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虽然这是一句夸张的说法，但也侧面的反映出了很多时候坏人反而生存能力更强，为了活下去不择手段，所以他们往往能活得更长久。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我们说到坏人这个词，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群体都可以这样被称呼。不过在民国时期有一个群体，那就是汉奸。尤其是伪满洲国的那些，更是大汉奸。

有这么一个人物，他是汉奸，却也是有名的国学家，还是搅动政治风云的人物。他就是王揖唐。从小他就很聪明，还参加了科举，那也是清朝的最后一届科举。那届科举里，他还中了进士。

后来他成了日本人的走狗不假，但很矛盾的一面是他对中国国学的研究颇为深刻，见解也很独到，还出了书《今传是楼诗话》，广为流传。在国学研究这方面，甚至当得上“大家”的名头。

这么一个很有才气的文人，为何会选择给日本人卖命呢？这其中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在日本人占领了华北的时候，王揖唐做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在当时算得上是身居高位，相当的风光。

中国人很多都瞧不起他，因为他当时蓄着山羊胡，所以大家都不称他名号，直接给他起名“王大胡子”，其实是讽刺的意味，绝对不是夸奖他的胡子好看。要夸胡子好看，美髯公那才是个好称号，王大胡子这怎么听怎么也不像句好话啊。

但是王揖唐的风光也没几年，不久日本战败，签了无条件投降书，军队也撤出了华北和东北，王揖唐当时还留在国内，没能踏上去日本的末班车，这下他知道自己完蛋了，政府肯定不会放过自己的，于是他就开始装疯卖傻，每天都说自己这疼那疼，天天在医院住着。

反正他当时敛了不少钱，在医院付点医药费而已无所谓，只要能让上面的人以为他是个病患，能混过这关就行。当时国民党这边拍下来的“钦差”是戴笠，当地的执行者是张景涛。

王揖唐大概也知道戴笠和张景涛都是什么人，赶紧准备了厚厚的红包，还送了张景涛一座大豪宅，托张景涛帮他美言几句。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张景涛收了豪宅，自然就要为王揖唐费点心了。

王揖唐也是个不靠谱的，张景涛跟他说，不办你可以，但是你得给我找个替死鬼啊，上面下令要抓汉奸，我总得抓出来一个吧。王揖唐想了想，成，那不如办我女婿王克敏吧！当时他也没少给我们办事！

这个老丈人啊为了自己就不顾女儿女婿的死活也是够可以了。可是王克敏是个胆小的，知道会迎来拷问啊也怕被屈打成招，还不如自己给自己个痛快，刚被抓起来就在监狱里自尽了。这王克敏一自尽，完蛋了，事情闹大了，戴笠张景涛都不敢触上面的霉头，就决定还是让王揖唐去死吧。

于是王揖唐被从医院的病床上揪了下来，送进了监狱。但是就算进了监狱王揖唐也没打算就这样招供，反而每次审讯的时候都胡说一气，要么就缄默不言，死活不肯招认当年的那些旧事。

但是对于这种当时在日本人手下身居高位的人，就算一直保持沉默也没用，毕竟有太多的人太多的渠道可以还原当时的真相。王揖唐就这样被判了死刑，虽然上诉了两次，依然改变不了最后的审判结果。

更让人觉得他命硬的一点是，当时实施的死刑是枪决，他行刑的时候无法站立，被绑在担架上，拼命挣扎，导致行刑的人一直开到第七枪他才死。真是的明明木已成舟还挣扎什么呢，白白多在身上开了六个洞，还不如一枪毙命来的痛快呢！

网友评论之一：

真正的大汉奸自然是毛泽东及其政党：先是投靠苏俄出卖灵魂——在中华大地上竟然打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旗号，恐怖袭击政府和平民；抗战期间，长期保持与南京日军司令部的暗中联系（前苏联驻延安官员回忆录），私通敌寇。

网友评论之二：

真正的大汉奸孙中山还是国父，民国人都是日本的孙子。

卖国大王蒋介石倒成了伪总统。

不惩治汉奸党国民党，没有资格说任何人是汉奸。

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一寸国土丢在汪精卫的手里，因而，无国可卖，无罪可认。）

谢选骏指出：其实，不仅汪精卫他如是也，就是汪精卫的秘书毛泽东、五四学生张国焘又何尝不然？垂死挣扎，凸现了人类生存的悲剧：不能止于至善、见好就收，只能进行到底，尝尽苦头……还说甘蔗头也是甜的，而且据说越来越甜的。

【027、毛泽东崇拜的全是流氓】

《流氓皇帝刘邦都曾做过哪些流氓之事？》（2019-05-30 倍可亲）报道：

众所周知，汉高祖刘邦是著名的“流氓皇帝”，这方面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吃同乡樊哙的狗肉不给钱，叫对方给他赊账，对方倒是赊了，他却一次也没结过账。

人家也是小本生意，赚的钱还不如他吃掉的多，樊哙被吃怕了，来了个惹不起躲得起。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遇到这样一个无赖，惹不起也躲不掉——樊哙的狗肉摊原来在泗水河西，眼看就要被这个赖皮吃垮，不得不搬到河东，谁知三天后，刘邦又找来了，拿起他的狗肉就吃，钱嘛，继续欠着。

这不是耍流氓，什么才是？

后来这个流氓拉杆子造反，成了最有希望夺取天下的实力派人物，身份变了，身上的流氓习气不但未减，好像还增加了不少，若有儒生去见他，不喜欢儒生的他，竟然将人家的帽子取下来当夜壶，朝里面撒尿。

著名儒士郦食其去投奔他，他竟然叫人打来洗脚水，让两个女人给他洗脚，然后才让人把郦食其叫进来——你不是要见我吗，现在可以来见了。

好在郦食其肚量大，没跟他计较，只是教训了他一顿，质问他为何对长者如此无礼。

与韩信、彭越并称汉初三大名将的英布，肚量就没有这么大了。

英布原是项羽的人，还被项羽封为九江王，后来不知为何，他不帮项羽打仗了，项羽一怒之下派兵去收拾他，他就投奔刘邦去了，刘邦故伎重演，又故意在洗脚的时候接见他，英布视为奇耻大辱，后悔得差点自杀——悔来，欲自杀。

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刘邦的画风可以说是典型的流氓，早在当泗水亭长（相当于如今的村长）时，就常常“廷中吏无所不狎侮”——他的手下，全都遭他调戏过。

司马迁用“好酒及色”四个字，来概括刘邦的流氓行径——

好酒，“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意思是常去酒馆喝酒，但不付账，每次都是打个白条走人，年底要结算的时候，老板知道收不到他的钱，只好把他的欠账一笔勾销；好色，除了经常性地吃女人豆腐，且占便宜之后还赖账，与好酒食一样吃白食。

除了行为很流氓，他那张嘴巴也很臭，特喜欢骂人，韩信就更不用说了，楚汉对决时他想做齐王，被刘邦直接用国骂招呼。对他的女婿张敖，他骂起来简直不拿他当人。

张傲，今河南省民权县人，赵王张耳之子，秦末跟随父亲参加过陈胜、吴广起义，后来成了刘邦的人，父亲去世后袭爵赵王。

据《史记·卷八十九》，张傲是汉高祖五年成为刘邦女婿的，娶的是刘邦和吕后的独生女儿鲁元公主。

既为赵王，张傲的封地自然在赵国。

汉高祖七年，刘邦从平城（今山西大同）经过赵国，因为那张臭嘴，差点把命丢在那里。

当然了，作为刘邦唯一的女婿，老丈人来了，张傲自然小心伺候，唯恐照顾不周，“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婿礼”。

意思是说，为了让老丈人满意，张傲一个下人都不用，自己亲自上阵，脱掉外衣，戴上袖套，从早到晚，亲自给他炒菜做饭，像仆人那样奉上，像孝子伺候父母那样，只差把饭菜喂到他嘴里了。

刘邦却毫不领情，像无赖那样席地而坐，像簸箕那样伸开两只脚（不知司马迁为何如此形容，也许那时候的簸箕就是这样的），对这个女婿破口大骂。

脑补一下他的样子，像不像没讨到钱的叫花子气急败坏地大骂行人木有爱心那样？

具体骂了些什么，司马迁未予记载，估计太难听，实在不好诉诸笔墨。

司马迁只是说，刘邦骂女婿的那些话，把赵国国相贯高、赵午等人都激怒了，这些人都六十多岁了，早已过了冲动的年龄，但刘邦的话实在太过分，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出来替领导打抱不平：“我去，陛下这是认为咱们的赵王懦弱，可以随便欺负吗！”

他们一起来劝张傲，大王您如此侍奉陛下，不但没落个好，反而被骂得狗血淋头，他是人你也是人，凭什么受他的鸟气？他如此粗暴无礼，哪里像个大老板的样子，一点大老板的素质也没有，让我们替你宰了他吧！

听了他们的话，张傲吓出一身冷汗，同时也十分庆幸，还好，他们没来个先斩后奏，不然麻烦就大了！

张傲的遭遇，叫为好不得好，反而遭狗咬。

人心都是肉长的，被老丈人无缘无故地痛骂一顿，他岂能不委屈，岂能不气愤，岂能不扎心！

他也是个有血性的男人，也有自己的尊严，也有维护尊严的权利。

与贯高等人一样，他也想一刀宰了这个没教养的老东西，但他不能那样做，他必须忍！

他使劲咬自己的手指，直到咬出血来才忍住，对贯高等人说，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你们为我好，我很感谢，但这样的话，你们再也别说了，没有高祖，哪有我们张家的今天，当初先父亡了国，多亏了陛下才得以复国，恩德泽及子孙……

在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张傲毕竟是老大，贯高等人见他的手指都咬出了血，明白他不可能听他们的了，这才不再提那话，并向张傲道歉，表示他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打算，只是“怨恨高祖侮辱我王”。

刘邦遭遇的这场危机，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惊心动魄，等于从鬼门关走了一回。

生死只在一念间，假如张傲经不起贯高等人的挑拨，未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刘邦的老命就没了，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为老不尊者，当以此为戒。

谢选骏指出：为何好人不能成功，倒是流氓可以成功？显然，因为社会流氓化了。果不其然，在刘邦之前灭六国的那位秦始皇帝，就是一个由“人质”炼成的流氓。进一步考察不难发现，毛泽东崇拜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无一不是流氓。铁木真成吉思汗打家劫舍，宋太祖赵匡胤军事政变，李世民唐太宗杀兄弟囚父母，刘彻汉武帝割人生殖器官，嬴政秦始皇焚书坑儒……没有一个不流氓。毛泽东崇拜的全是流氓，所以他自己也就流氓成性了。而崇拜流氓的毛泽东却受到了别人的崇拜——这些崇拜毛泽东的，不是小流氓又是什么？

【028、毛泽东崇拜的心理基础】

《刷三观小故事合集：她们不顾一切嫁给了杀人犯……》（观察者网2015-12-17）报道：

请注意，本文有可能刷新你的三观。

强奸、谋杀、绑架、毒打，犯下这些重罪的人，是我们常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穷凶极恶之徒。

然而，世界上总有这么一些人，哪怕那个罪犯已经被定罪入狱甚至正等待执行死刑，他们也会义无反顾疯狂的爱上了那些罪犯，甚至和死刑犯结婚……

12月16日，微信公众号“英国那些事儿”给大家找到了这么几个故事……小板凳摆摆好，这就开始了。

[Richard Ramirez]

上面这个罪犯，叫Richard Ramirez，他也被称为夜间狙击者（Night Stalker）。

在84年至85年间，他一共犯下了13项谋杀，5起谋杀未遂，11项性侵，和14项盗窃。这个连环杀手让加州洛杉矶和旧金山地区的居民处于极度恐慌之中。

他随机选择目标，然后利用夜色潜入受害人居所，遇到男性就毒打杀掉，遇到合适的女性受害者就先奸后杀。

他的强奸受害者，最小的只有9岁，最大的81岁。

就是这样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恶贯满盈的连环杀手，有着大批女性“粉丝”给他写信，寄照片，出庭，去监狱探望，希望成为他的女朋友。

目测几乎都是……赤果果的果照

最后，其中的一个女粉丝得到了他的青睐……那女粉丝叫Doreen Lioy，是一个30岁的杂志编辑。她坚持不懈的给他写了75封信，并且因为她还保持的处女身，最终Ramirez选择了她……

两个人于1988年订婚，1996年在加州监狱中结婚。

只不过，在Lioy继续为着他保持着她的处女身的时候（因为死刑犯不允许夫妻探视），Ramirez却还在跟不同的女性保持通信，甚至允许其他的女粉丝来探望他。

Lioy再也受不了，你既然已经选了我，为什么还要跟别的女粉丝保持联系！！你这是精神出轨！！

最终，两个人在2013年离婚。

这个杀人犯在入狱之后的精神生活一直很丰富，跟无数的女粉丝保持着联系。直到他2013年6月死于淋巴瘤的时候，其实已经跟另一个23岁的女作家再次订了婚……

[Menendez兄弟]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Menendez兄弟身上……

这对兄弟的罪名是弑父杀母。

他们父母是个富豪，这兄弟俩为了占有父母的财富，在家中把他们双双枪杀。然后淡定的去影院看电影，又和朋友吃饭以制造不在场证明……

在之后还没被逮捕的6个月里，他们俩各种挥霍花了将近1百万美金……兄弟俩被判终生监禁不得假释。跟之前的一样，他俩在监狱中又结识了很多的女粉丝……

兄弟俩都在狱中与自己的粉丝结婚了。1996年，哥哥娶了自己的笔友兼前模特Anna Eriksson。

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5年，后来离婚了。原因也一样，因为哥哥还与别的女人通信，就是出轨……

离婚2年后，时年35岁的哥哥又跟一名已与他通信10年的女粉丝——33岁的杂志编辑Rebecca Sneed再婚（别问我为什么又是杂志编辑）。貌似这一次两人一直相处了下去……

而弟弟对婚姻更忠诚一些。1997年，28岁的他娶了37岁的Tammi Saccoman。Tammi每周末都带着跟前夫生的女儿，开车开200多公里去监狱里探望他。

他说，Tammi是他能度过终生监禁刑期的原因。估计他没有跟其他女人通信，两人现在还是夫妻。

是不是感觉这些人很疯狂，完全不理解她们的选择？

那么下面这个只能用被下蛊来解释了。

[Oscar Ray Bolin Jr]

这个连环杀手叫Oscar Ray Bolin Jr，是个卡车司机，也在马戏团工作过。他因在1986年毒打并杀害3名年轻女子被佛罗里达法院判处死刑。警察逮捕他时，他正在俄亥俄州监狱里因为绑架强奸服刑。

就是这么一个罪犯，让他的律师的妻子对他一见钟情。

这个被“下蛊”的姑娘叫Rosalie Martinez。她本人受雇于当地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是个反对死刑的倡导者。

因为在当地的一个公共辩护机关工作，在一次例行的监狱探访时，俩人相遇了。

那一刻，她就爱上了他，坚持他是无辜的……

直到后来抛夫弃女，也要与他结婚。

在当时，Rosalie拥有一段令人羡慕的婚姻。她19岁就嫁给了青梅竹马的丈夫，两个人一共生育了四个女儿。丈夫是事业成功的大律师，美国的律师大家都知道的，高薪啊！

州长和其他政府高官都是她家的座上宾，然而这些光环都没有什么用。

她觉得她的婚姻让她窒息，她不幸福。而跟她的当事人，也是那个杀人犯Oscar在一起的日子才是最幸福的……

后来在一场开庭时，杀人犯在法庭上对她的一次公开示爱，让她的婚姻彻底解体。她放弃了对4个女儿的主要监护权，也失去了她的工作。

就在她正式离婚30天后，就跟Oscar Bolin通过电话结婚了……

Oscar Bolin曾说过“如果明天就释放我，但失去Rosalie的话，我宁愿一直待在监狱中。”

也没有听说Oscar Bolin有其他女笔友的新闻，两个人19年后还在一起。

Oscar Bolin已经定于明年1月7号被执行死刑，看来只有死亡能让他俩分开……

[Susan Atkins]

前面说了几个疯狂爱上杀人犯的女性，爱上杀人犯的男人也有。

这个姑娘叫Susan Atkins，是60年代臭名昭著的邪教团伙曼森家族的一员。她参与了69年曼森家族策划的2起谋杀，一共9人被残忍杀害。

让这个邪教家族成为舆论中心的惨案，是他们杀害了好莱坞女明星Sharon Tate和在她家做客的6名客人。

当时已经怀孕8个半月即将临产的Sharon Tate向曼森家族成员苦求让她的宝宝出世，却最终被Susan Atkins绑住手脚，然后被刺中16刀身亡。

所有参与屠杀的曼森家族成员都被判处死刑，在加州废除死刑后，变为无期徒刑。

按理说，这样的蛇蝎女人，总是让人望而却步的。她却在狱中结了两次婚。

她第一任丈夫叫Donald Lee Laisure，自称是个百万富翁。两个人在1981年在狱中结婚。

但是，当Susan Atkins发现自己只是那个“富翁”的第35任妻子，娶自己只是为了刷成就的时候，跟他离了婚……

Susan Atkins第二任丈夫叫James Whitehouse，两个人也是从笔友开始认识，然后在1987年结婚。

婚后，他为了帮她办理假释，先是考进了哈佛大学法学院（也不是等闲之辈啊！）

毕业后成了一名律师，专门为她各种奔走……

不过，因为Susan Atkins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提出的18次假释申请全都被否决。

Susan Atkins在2009年因脑癌去世。到最后，Whitehouse都陪伴在她一旁。

据2010年英国Crime and Investigation Network统计，大约有100个英国女人在与美国各个监狱里的死刑犯谈恋爱……

美国本土姑娘的数目没有人统计过，但是肯定不会比英国的数量少。凡被媒体报道过的罪犯，无论罪行是不是罄竹难书，都不乏追求者。

记得那个囚禁了自己的女儿24年并跟她生了7个孩子的奥地利男人Josef Fritzl吗？（不知道的搜“兽父”，没错，这人还有百科词条！观察者网注）

他入狱后，除了收到了一小座山那么多的恐吓信外，也收到了超过200封的情书……

曼森家族的首犯Charles Manson，在2014年底，以80岁的高龄和一位26岁的姑娘订婚了。在订婚之前，这个姑娘已经跟他来往了至少9年……

被估计强奸杀害了超过100个女人，分尸了至少12个人的连环杀手Ted Bundy，在庭审上向他的粉丝Carole Boone求婚，Carole没意外的同意了。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现在有超过40个网站为服刑犯人提供找笔友的服务。（事儿君这里就不放这些网站了，请大家三观与事儿君一样笔直，不要尝试！）

为什么那么多被这些罪犯吸引的男男女女？

美国东北大学的教授Jack Levin和James Fox给出了一些解释：

拯救幻想：认为可以拯救这些残忍的罪犯；

母性需要：认为看到了罪犯内心的脆弱，从而激发了母爱保护欲；

完美男朋友：不管何时何地都能准确知道他在哪里，有恋爱的感觉却没有平时与恋人相处的麻烦事。并且可以一直保持幻想；

需要戏剧般的生活：被连环杀手的日常吸引着，认为接近连环杀手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也变得不一般；

坏男（女）孩控（Hybristophilia）：对有悖道德或有犯罪行为的伴侣产生的性偏离。白话说就是，迷恋崇拜坏孩子甚至是罪犯，并且由此得到性满足；

独占欲：从罪犯身上得到了完全拥有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与其他女人通信被视为背叛，是与罪犯离婚第一缘由）；

失去重视的人：小时候有被虐待的经历又或者没有感受过父爱的女性希望从杀手身上得到这种感觉；

替代幻想：通过接近暴力的人来感受暴力；

较低的自尊心：认为只有监狱里的人才会与自己结婚；

注意力：当和这些罪犯恋爱时，可以得到媒体关注；

自我价值实现：从默默无闻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人；

展现自我的勇气：为了保护爱的人，可以跟全世界为敌；

美女与野兽综合症：接近有可能伤害自己的人。

无论如何，他们总有自己的理由……不过最后的最后，我们再说一个也许你们会想听的例子。

曾经有一对中年基督教姐妹，Avril和Rose，因为厌倦了自己无聊的婚姻生活，她们选择离婚后跟服刑犯人结婚。

Avril嫁给了一个因为一系列偷窃入狱的罪犯，Rose嫁给了一个谋杀前妻的杀人犯。最后姐妹俩的结局非常悲惨。

在盗窃犯出狱后一周，他用锤子将Avril毒打致死。

而Rose的丈夫假释之后，因为想用钳子割掉她的耳朵，拔掉她的牙，而重新入狱。

总之，一切的一切，只能汇成一句话：不作死，就不会死……

谢选骏指出：观察者网是毛泽东集团的喉舌，它嘲笑这些变态现象的时候忘记了自己也是其中一员——迷恋毛泽东集团和毛泽东思想的人们，其实就是迷恋罪犯和杀人狂的男男女女。这些变态心理的患者，其实就是毛泽东崇拜的心理基础。

【029、毛泽东集团的“弃程”诈骗】

《省钱机票：航空公司深恶痛绝的便宜机票秘诀》（BBC 2019年3月21日）报道：

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旅游小诀窍就在你眼前，但你却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这个秘诀可以帮你节省一大笔机票钱。航空公司正在竭尽所能来彻底杜绝此一伎俩。

这个省钱诀窍叫做“弃程”（skiplagging），举个例子，如果某人想从波士顿飞休斯顿，但是机票价格太贵。有人就会买一张从波士顿飞到拉斯维加斯，但在休斯顿转机的机票，因为票价比从波士顿直飞休斯顿要便宜。乘客飞抵休斯顿后即离开机场，余下机票上还有的一程航班则弃而不用。这样一来，乘客实际上并未完成机票上的全部航程，但却因此省了一笔钱。

这种做法上个月成了头条新闻。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当时起诉了一名旅客，这名旅客为了省钱放弃了一张往返机票的最后一段航程。航空公司对乘客钻空子找漏洞的做法深恶痛绝。尽管这样的诉讼在过去都以败诉而收场，但是汉莎航空这次依然提出诉讼，要求该旅客赔偿2,000美元。不过，尽管航空公司极尽所能防止大批乘客使用“弃程”购票方式来获取便宜机票，但是鲜有航空公司分析师大力支持这一诉讼。哈特维尔德（Henry Harteveldt）是旅游咨询公司大气研究集团（Atmosphere Research）的创始人，他表示：“弃程购票这个问题是航空公司自身造成的。”

所谓“弃程”就是在中途转机的城市步出机场，不使用剩下的航段（Credit: Alamy Stock Photo）

哈特维尔德说，“我是航空公司分析师，也是商人，在商言商，我完全明白为什么航空公司要竭尽所能来获取最大利益。但是当航空公司推出愚蠢的航班定价方式，将飞到某些枢纽机场的票价定到高得离谱之时，那就不能怪乘客弃程。”

票价高低取决于飞到哪个机场，而不是距离长短——哈特维尔德说，有争议的是航空公司定票价的逻辑，这一逻辑顾客看来难以理解。“如果A航空公司有一个低票价的竞争对手，那么A航空就会降价竞争；如果没有这样的竞争对手，那么A航空就会加价。降价还是加价全部取决于竞争。这也就是为什么航空公司会在一些航线上进行战略性降价，而在其他航线则不会这么做。在我与航空公司讨论的过程中，航空公司表示不想失去某些航线的市场份额，甘愿冒风险，因为觉得值得这样做。”

贝洛巴巴（Peter Belobaba）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航空运输中心（MIT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ir Transportation）的首席研究科学家，他表示这类定价方式在全世界都有。他表示，“拿波士顿—拉斯维加斯这个航线来说，这是一个休闲旅游的航线，机票价格就要有弹性。而波士顿—休斯顿则是商务客多的航线，因此票价则较高。就市场竞争和定价敏感度而言，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市场。因此从波士顿飞拉斯维加斯这条航线的票价定得低，尽管波士顿到拉斯维加斯的距离比波士顿到休斯顿的距离还要远。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尤其是竞争对手推出的波斯顿到拉斯维加斯的直飞航班票价仅为 199 美元之时。”

韦伯（Tony Webber）是航空研究公司航空情报（Air Intelligence）的首席执行官，并曾在澳洲航空任职首席经济师。他表示，诸如汉莎航空提起的这种诉讼只是一种恐吓战术。韦伯阐述了旅客弃程对航空公司收入的影响。他表示，旅客弃程就不能让航空公司的收入最大化，因为如果航空公司直接将座位卖出，就很可能获得更高的票价收入。因此，弃程降低了航空公司从每个座位上获得的收入，并且让这笔利润率本就很低的生意更趋复杂。但是哈特维尔德则称，航空公司一般会超售机位，因为知道总有些旅客买了票不会出现在飞机上，因此不太可能出现机位空置的情况。

伦理难题——然而，深受航空公司机票价格、糟糕服务、航班延误和取消之苦的飞机常客却往往不在乎航空公司的难处。弃程人士一般来说都是最老道的旅行者，而且常常是航空公司的最佳顾客。诚然，要想知道有多少人在弃程，唯一的方法便是询问“Skiplagged”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就是为了帮助飞机乘客省钱而设立的。然而创始人萨曼（Aktarer Zaman）却不愿就此表态，没有回复 BBC 的多次询问。但他似乎不乏支持者。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 2015 年试图起诉他但没成功，当时为了给他辩护，人们众筹的资金超过8万美元。

那么，乘客钻售票系统空子会对自身不利吗？毕竟，航空公司以给定的价格销售座位，而且获取了这笔钱。《纽约时报》的“伦理学家”栏目认为弃程没有问题。有一位评论员得出结论是，购置一件商品并不表示你必须使用这件商品，评论员们对此表示同意。事实上，为《纽约时报》撰稿的西尔弗（Nate Silver）说航空公司的垄断势力是造成此问题的原因之一。韦伯表示，“是的，航空公司获取了票价，但是通常来说，按照比例支付的票价要低于乘客故意弃掉的航段所对应的机票的市场价值。”他指出，尽管航空公司收到了乘客的付款，但款项低于乘客不弃程情况下航空公司应该收到的款项。

事实上，行李条约（一项对航空公司有利的条约）概括了旅客购买机票时航空公司与旅客之间的合约条款，条款中通常禁止乘客弃程，并表示旅客涉嫌违反规定会对其采取诸多措施。乘客不喜欢行李条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航空公司把这些条约作为出现问题时不予提供服务的借口。

风险行业——最近的这起诉讼表明，这一做法可能会给乘客带来风险。如果你尝试弃程，你可能会被发现，甚至在机场被拦截。哈特维尔德说，“这样做需要花费精力和时间。预定不同寻常的行程可能会引起航空公司的预警，你在飞行途中可能会被人标记并监控。在某个时间你可能会收到一封信，或者公司的安保人员会在门口截住你。航空公司的目的是恐吓你，并把认为失去的收入补回来。”然而，韦伯认为乘客弃程几乎难以追踪。但随着新技术的采用，这一情况不会持续太久。航空公司已经拥有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从常飞乘客的记录中收集到。其实航空公司已会在乘客抵达中转机场时找到他们，并将他们护送到后续航班上。

哈特维尔德补充说，如果乘客被抓到的话很可能就要在最后时刻买票，而这张票的价格要超出你想节省的部分。如果旅行社订的弃程机票，可能今后再无法向航空公司买票。此外，他还说，航空公司可能会把曾购买弃程机票的乘客姓名通知其他航空公司，或者禁止该乘客搭乘飞机。

威尔逊（Benét Wilson）是一位作家，她为网上借贷市场“LendingTree”进行旅游和信用卡奖励等方面的报道。她表示这样做需自担风险。“我的确理解旅游者对于航空公司定价的感受，我也明白事实上航空公司好像在漫天要价。但这真的取决于你的居住地点。如果你住在航空枢纽城市，票价会高一些。这叫做资本主义。我也理解乘客要平衡票价的诱惑，但是你需要意识到你可能会被起诉，你可能会失去所有的常搭飞机赚到的飞行里程，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航空公司可能会取消你的会员资格。”她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自己的观点。她说，“不要仇恨游戏玩家。如果要恨的话，就恨这个游戏吧。”

谢选骏指出：“弃程”游戏有利可图，但实际上是一种诈骗。按照我的想法，这种做法不仅限于机票，而且涉及人生的诸多领域。例如在政治上，毛泽东集团就大肆利用了“弃程”这一诈骗手段。例如，毛泽东集团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一种典型的“弃程”诈骗——他们许诺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的远景，用以推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夺权计划，结果在夺权成功之后，却“弃程”了先前允诺的“预定”的后半段的民主进程！——新民主主义论并非什么高级的骗术，为何如此之多的“类人”上当了呢？这是因为国人贪小便宜，在儒释道的误导下以为世事有捷径可走，用赌博心态从事社会事业，结果把儒释道变成了入室盗！在儒释道传统的帮助下，共产党不仅如此进行“弃程”诈骗，而且变本加厉地推行专政（党国专政）、独裁（个人独裁），把中国大陆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那么，如何反抗“弃程”的欺诈呢？我认为，中国既然没有法院可以起诉“弃程”的诈骗，那么除了“结束革命的最后革命”这一外科缝合手术之外，已经走投无路了！现在，经过百年革命的手术，中国就像一个躺在手术台上开了膛剖了腹的病人一样，如不经历一次缝合手术以便结束手术，只是一味幻想通过“自然愈合”的方式让其经过三四代人“和平演变”，那是根本不可能成功康复的。而且即使“成功康复”了，病人也是顺势长出的歪瓜裂枣了，不是经过外科医学矫正过的正常复原了。

【030、毛泽东的“弃程诈骗”手法源自满清】

《吴称谋与李伟东商榷〈民国丢失大陆七十年祭〉邮件记录》（天问学会网站 2019年10月24日）报道：

David Wu 于2019年10月21日周一14:45写道：

伟东老师，

在博讯上看到您发表的大论，我浏览了一下，忍不住点评几句。如不妥，请来函商榷讨论。

祝好，

乔木

《中华民国丢失大陆70年祭及战略检讨》

——兼谈大陆政治改革和稳定台海局势的两个建议方案

（讨论稿）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李伟东

李伟东：蔡英文总统在刚刚结束的中华民国108年庆典上发表了《坚韧之国前进世界》的演讲，呼吁抵制一国两制，坚守“中华民国台湾”六个字的共识（中华民国=台湾）。而国民党则以中华民国创国党的身份发出批评：蔡英文总是把自己说的似乎与中国无关，正在为台独铺路，如果再让她执政四年，中华民国将在她手里粉身碎骨

吴称谋：蔡英文完全没有传统中国的大一统意识，她压根没有心思和精力去想统一大陆的问题，自身难保的她，不可能有此雄心和闲心。

李伟东：韩国瑜则发表《两岸政策白皮书》，既反一国两制，也反台独，提出“爱台湾，护中华；顾腹肚，拼未来”的竞选口号。

吴称谋：如今的国民党已经没有统一大陆的雄心和魄力了。二蒋时期的国民党，就如分家出去的儿子，偶尔还会想着点父辈和祖宗的事情（口头上说说，不然面子是过不去）。到了孙子辈，就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韩国瑜、宋楚瑜、郭台铭等辈），哪里还会去管老子和祖宗（大陆苏区）的事啊。比如华人移民二代，有几个人还会关心中国大陆的那些事呢？

李伟东：民国复归派有几位很有影响的理论家，如辛灏年、陈永苗、王雪笠、封从德、阮杰等

吴称谋：他们当中，有多少可以称得上理论家？有多大的影响力？

李伟东：如果说共产党不是骗子，只是迎合了民众的实际利益需求，那么，毛泽东是不是骗子呢？也不是。

吴称谋：共产党是弃程欺诈（谢选骏先生的观点）。原来说是搞民主的，1949年得了天下后，后半段的民主就不搞了。共产党许诺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结果是人民丧家做奴了。直到改革开放后，也只是让部分老百姓吃饱喝足，睡个好觉，贪图个猪圈式的自由。毛泽东的骨子里就是帝王思想，得天下前，是伪装的。得天下后，就原形毕露，肆意妄为了。他是洪秀全第二，又一个乡间痞子，一个成功了的骗子。

李伟东：他虽然被评价为没读过洋书包括马列原著、没出过国，就是一个充满痞气的农民小知识分子。但自遵义会议上共产党的领导权落入他手之后，共产党在抗战中利用日寇入侵造成的国府管辖断层竭力发展壮大自己，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成功的被后世史家称为欺骗的运作，其实都是战略家的大手笔。新民主主义路线的制定游说直到成功也是极有智慧的。他也不愧是个一流的军事指挥家，梁漱溟曾经在国民党军事家蒋百里那里听说了抗日持久战这个概念后，来到延安找毛泽东彻夜深谈，惊讶地发现毛泽东不仅同时想到了持久战，而且已经把怎么打持久战、持久战的三大阶段及具体的用兵之道说的头头是道。黄炎培去见他时，又发现他不仅懂民主，而且对运用民主解决专制循环充满信心。这都不是骗局，只不过毛泽东最后操作这个民主时，把它变成了民粹式的大民主。如果说他是个农民，那也是极为狡黠的农民。他并非不懂民主，而且对民主的模式和运作都很熟悉，

吴称谋：这是臆想的，替毛洗罪。他要真懂民主，后来就文革不会玩砸了。他要真懂民主，就不会说共产党不要宪法，只要政策。

李伟东：不然不会在与国民党的制宪争议中逐步占上风。他也没有从抗战胜利起就存下了一颗用民主骗术独霸天下的心。他曾经设想让国民党把他们融入新的联合政府，从此开始进入议会斗争时代。他也没想一开始就发动内战，因为1945年共产党的实力只及国府的1/4。内战兴起时，他也没想到只用3年多就赢得天下。能不能赢，他根本没有把握，所以做了与国民党再打十年的准备。所以，抓住民主这个人心所向的法宝，并把共产党打造成民主先锋是他真诚的政治战略，并希望籍此让共产党胜出。他取得天下后，也兑现了民主承诺——组建了多党协商出来的联合政府，并成功运作了五六年。

这是替毛洗罪，哄骗欺诈怎么样都要有个变脸的过程吧。

李伟东：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孙中山被任命为铁路督办。按理说革命大业已成，接下来宪政磨合运行问题完全可以随它自然生长。但孙中山从一开始就设计了一个《临时约法》来捆住袁世凯手脚，让他什么事都干不成

吴称谋：这是共和体制为了限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必须有的法律文件。任何一个最高当权者，都必须面对且接受的法律约束，却曲解成小人之心的诡计和手段。

李伟东：经过十年左右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回归，如果实验的顺利，共产党可以像毛泽东当年设想的那样改变自己的名称，建议用：中华共生党。因为这个名字更符合共产党曾经正确的历史作为，和今天倡导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梦，与全世界华人和平共生并且与全世界人民和平共生，难道不是更能体现共产党人的本质理想吗？共产党的“共”本来就有天下为公之意，但“产”就太形而下了，产有什么好“共”的？当年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抢夺有产阶级，历史证明这是把无产阶级自己送上新奴役之路的邪路。保留“共”，去掉“产”，改为“生”，共生，就一切都顺了。

吴称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厢情愿的臆想而已。

William Luo

10月22日周二下午7:50 (14小时前)

罗慰年：道就是信仰。中国人没有信仰，只能求之于权术。

On Tue, Oct 22, 2019 at 6:57 PM 李伟东冬眠熊：

嗯，中国文人的老毛病了，我耳熟能详：重道轻术，言道三天三夜，论术只知皮毛。我的文章其实是道术并重的。但观者非要因术曲我之道，我也无奈。重道轻术的后果是总被术打败。请问怎么改变信仰？从哪个路径入手？信仰又是什么？轻飘飘做一个道上结论，然后就没下文了。永远正确，却永远无用。

William Luo于2019年10月22日周二17:25写道：

罗慰年：谢的观点可圈可点。但是，把儒释道一锅煮，恐不妥。法家以术害人，不必说。儒家的祸害，不能算到原教旨佛教（释迦牟尼）和道教（老子）头上。更大的问题是引进马列主义病毒，就像最近从俄国传进猪瘟一样，害的多少染病的猪都被坑杀。共产主义病毒也害得几千万人彘被坑杀。

On Tue, Oct 22, 2019 at 4:40 PM David Wu：

吴称谋：哈哈，大家讨论问题，不能有毛躁心态。

我以前说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个信仰的问题，特别是读书人缺少信仰的问题。道与术的问题其实就是传统士大夫，包括老毛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是只玩术不求道的问题。比如，邓小平的猫论，就只是术嘛。40年过去了，社会发展的诸多负面问题，都是因为功利主义，不重视道所造成的。

诸子百家讲的多半是术，后来的人们就更不关心道，只求术了。毛一辈子，把主要时间精力都消耗在琢磨权术上了。他的“斗”，就是术的具体运用。首先毛是个无道昏君，是个人魔，这是价值判断。至于他的术的成功与失败，什么大手笔，什么极具智慧，这些都不值得，也不应该去称赞和羡慕了。

如果，海外的学者们有闲工夫，当下中国的问题最急迫的不是去搞什么方案，而是应该从文化的根上去努力，从信仰上思考。如果能改造民族的信仰，哪怕只是从文化观念上做一些改变，就很不一样了。

附谢选骏老师的一段点评：

李伟东冬眠熊于2019年10月22日周二下午2:10写道：

奇怪，术道研究何必分野，合一块儿研究不行吗？我的研究里没有道吗？我的价值判断也很清晰啊。我的术否了我的道吗？还是因为我研究了术，道就立不住了？道可以无术而立吗？

抱歉，我就此打住。用价值判断否定事实判断，是所谓研究的长期痼疾。

谢谢点评。

伟东

William Luo 于2019年10月22日周二14:02写道：

研究道，还是研究术，这是重大的分野。

On Tue, Oct 22, 2019 at 1:55 PM 李伟东冬眠熊

我只在研究他们怎么成功的策略问题，并没有否定和你一样的价值判断。希特勒怎么成功打进法国，同样值得好好研究。只说别人怎么坏，不研究为何坏还成功了，把好人都打倒了？只是价值情感的发泄而已。对怎么打败坏人没任何用处，而且下次还会被坏人占上风。

李伟东冬眠熊于2019年10月21日周一15:04写道：

谢谢乔木点评。费心了！

基本同意你说的。但对耄，可能还应放到当时历史背景下去研判。

伟东

附注：

张成觉先生在10月23日发表了一篇评论博文，他的一些观点与我们此前讨论的基本相同。见：https://blog.boxun.com/hero/201910/zhangcj/2_1.shtml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运用的“弃程诈骗”，其手法并非毛泽东的猪脑子自创的，而是源自满清的窃居中国。想当初，满洲入关的时候，打着替明朝报仇复国的旗号。等到八旗部队“人民解放军占领北京”之后，满清首领却潜入故宫，诡称明朝太子复辟登基，要明朝诸臣前往朝贺。等到诸臣到了，满人才出来顶替，宣布新皇帝即位了！谁知道新皇帝是个鞑子，面对错愕的诸臣，“军管当局”悍然威胁，若有不从者立即处死，诸臣无奈只有唯唯诺诺，因为大家都害怕明初方孝孺被朱棣灭十族的惨剧落在自己头上——这也算是明朝皇帝的恶有恶报吧。但是满清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毕竟不得人心，所以花了将近五十年才陆续压服各地人民的抵抗。在我看来，满清所运用这一的偷梁换柱，为其建立了“统战汉人”的政治基础，同时也构成了典型的“弃程诈骗”——在复辟明朝的半途停了下来，建立清朝奴役汉人。正如毛泽东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新民主主义”的半途停了下来，建立自己的独裁更上层楼——还要发动“反右”、“文革”，强化并扩大独裁。毛泽东比蒋介石更黑，正如清朝比明朝更黑——这就引导出毛泽东的“弃程诈骗”手法源自满清的历史悲剧。

【031、毛泽东的鞑靼奴性——“满大人”就是“满鞑人”】

《毛泽东1962年宴请溥仪称其是“大家的上司”》（2014年08月15日羊城晚报）报道：

毛泽东显然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个人，迎上去握手，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用浓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说：“不认识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不是大家的上司吗？”章士钊等人恍然大悟，那年章士钊主持《苏报》还骂过他呢！

1962年的新春佳节，开国元首毛泽东私人在颐年堂内宴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孝范四位社会名流乡友。

入席后，毛泽东诙谐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

大家莫名其妙，毛泽东故意神秘地说：“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大家更糊涂了，“这人是谁呢？”正在这时，一位高个儿、50多岁的清瘦男人，面带微笑，举止大方步入客厅。既不是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报刊上常登载照片的著名人士。毛泽东显然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个人，迎上去握手，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用浓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说：“不认识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不是大家的上司吗？”章士钊等人恍然大悟，那年章士钊主持《苏报》还骂过他呢！

正是国家困难时期，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喝的是葡萄酒。

毛泽东边吃边对溥仪说：“我们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没有辣椒不吃饭。”说着，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内，见他已吃进嘴里，笑着问他：“味道怎么样啊？还不错吧！”溥仪早已辣出一脸热汗，忙不迭地说：“不错，不错。”

毛泽东指了指仇鳌和程潜，对溥仪说：“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是不是？”溥仪笑得前合后仰。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啊！

《毛泽东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意拉他站上位重拍合影》（2016-09-26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刘火雄，原题毛泽东1976年除夕夜：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报道：

毛泽东春节宴请溥仪的故事广为流传，柯云在《开国元首毛泽东宴请末代皇帝溥仪》一文对此曾有详细记录。

1962年新春佳节，毛泽东私人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孝范四位名流乡友作陪。家宴设在颐年堂。

上午8时许，毛泽东待章士钊等人入席后，一本正经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章士钊环顾四座，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急切地问道：“主席，客人是谁呢？”

毛泽东吸了一口香烟，环顾大家一眼，故意神秘地说：“这个客人嘛，非同一般，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正在大家猜想之时，一位高个儿、50多岁的清瘦男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面带微笑步入客厅。毛泽东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同时向章士钊等人打招呼，用他那浓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说：“你们不认识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章士钊等人这才恍然大悟。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几位老者向溥仪作了介绍，溥仪态度极为谦虚，每介绍一位，他都站起来鞠躬致意，看不出半点皇帝的“架子”。毛泽东对他说：“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当时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一切从简。虽说是家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喝的是葡萄酒。

毛泽东边吃边对溥仪说：“我们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没有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哩。”说着，他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内，见他吃进嘴里，笑着问他：“味道怎么样啊？还不错吧！”溥仪早已辣出一脸热汗，忙不迭地说：“不错，不错。”

毛泽东打趣说：“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他指了指仇鳌和程潜，继续对溥仪说道：“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是不是？”

毛泽东妙语连珠，在座诸位无不捧腹，溥仪笑得前合后仰。毛泽东听说溥仪在抚顺时已离婚，于是关切地问：“你还没有结婚吧？”

“还没有呢。”毛泽东马上接话：“可以再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说到这里，他深切地望了溥仪一眼，说：“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溥仪点点头：“主席言之有理。”

饭后，毛泽东要与溥仪等客人合影留念，大家非常高兴。毛主席见溥仪站在左边，就说：“客人应该站在右边嘛。”因照常理右为上。毛泽东特意拉过溥仪，让他站在自己右侧，附着他的耳朵说：“我们两人可得照一张像哟！”于是，又重新站过来让摄影师再拍了一张照片。章士钊笑道：“这叫开国元首与末代皇帝。”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对于此次宴请，溥仪后来写道：“我们（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同吃饭、照相，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最光荣和幸福的日子，给我给（以）极大的鼓舞力量。”

两年后的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3时。毛泽东亲自主持春节座谈会，党中央有关领导及党外人士章士钊等人在场。会上，毛泽东对与会者说：“对宣统，你们要好好团结他。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做过他们的老百姓。”说到这里，他加重了语气：“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毛泽东扭头对坐在右侧的章士钊继续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章士钊说：“宣统的叔叔载涛的生活也有困难。”

毛泽东接话说：“我知道他去德国留过学，当过清末的陆军大臣和军机大臣，现在是军委马政局的顾问，他的生活不好也不行。”

春节座谈会刚刚结束，毛泽东立即从个人稿费中拨出两笔款项，请章士钊分别送到西城东观音寺胡同溥仪家和东城宽街西扬威胡同载涛家。溥仪感动至极，表示盛情可领，钱不能收，因为《我的前半生》刚刚出版，也将有一笔稿酬收入，生活并不困难。经章士钊一再劝收，只好留下了。溥仪激动万分，当即口占一诗曰：“欣逢春雨获新生，倾海难尽党重恩。”载涛接到毛泽东赠送的修房款后，激动得泣不成声，提笔疾书，给毛泽东写下谢函。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拜见完了自己的满狗上司，后来却又授意林彪在汉人面前叫他“四个伟大”，企图再让华人重做奴隶的奴隶。这是因为，毛泽东自己充满了卑贱者的奴性。由此可见，他的伟大来自他的奴性——毛泽东是一个满奴、清奴，十八岁了头上还留着辫子，八十岁了还哀求尼克松让他统一中国——这样下贱的人，你让他不搞个人崇拜，可能吗？不可能。因为他从小就是仰望崇拜满狗的牌位长大的一个毛鞑子。毛泽东的鞑靼奴性流毒甚广，以至于他死掉将近半个世纪，还有头人自称“鞑靼”（谐音为“大大”）。由此可见，所谓“满大人”（Mandarin），其实就是“满鞑人”。

【032、毛泽东的汉奸意识】

《田家英夫人董边回忆：毛泽东面试田家英》（金华人才网）报道：

“两年前读过侯方域文集，留下的印象是：太悲凉了。至今未忘的句子‘烟雨南陵独回首，愁绝烽火搔二毛’，就是清晰地刻画出书生遭变，恣睢辛苦，那种愤懑抑郁，对故国哀思的心情。

“一个人，身经巨变，感慨自然会多的，不过也要这人还有血性、热情、不作‘摇身一变’才行，不然，便会三翻四覆，前后矛盾。比如侯方域吧，‘烟雨南陵独回首’，真有点‘侧身回顾不忘故国者能有几人’的口气。然而曾几何时，这位复社台柱，前明公子，已经出来应大清的顺天乡试，投身新朝廷了。这里自然我们不能苛责他的，‘普天之下’此时已是‘莫非’大清的‘王土’，这种人也就不能指为汉奸。况且过去的奴才已经成为奴隶，向上爬去原系此辈常性，也就不免会企望龙门一跳，跃为新主子的奴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近几年来我们不是看得很多：写过斗争，颂过光明，而现也正在领饷做事，倒置是非的作家们的嘴脸。”

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只有二十岁！当毛泽东听说作者田家英的大概情况之后，在他的大脑的记忆仓库里，也就留下“田家英”三个字了。

此后，毛泽东注意起这个“少壮派”来。当需要一位教师教毛岸英时，毛泽东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又与毛岸英相仿，请他教语文、历史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就这样，毛岸英的同龄人——田家英，成了毛岸英的老师。田家英兢兢业业完成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他选用鲁迅的著作作为毛岸英的语文课本。至于历史常识，则是他凭借自己“肚皮”里的学问讲给毛岸英听。他很认真地备课，很认真地教——虽然只有一个学生。

毛岸英非常喜欢他的老师。这两“英”简直如影随形，平时一起出去，一起散步，一起聊天，甚至连上厕所也一起去！师生如同兄弟。正因为这样，当田家英从东北一回到西柏坡，听说董边在东柏坡，急急赶去，毛岸英也随他一起去看董边。

西柏坡和东柏坡相隔不过半里地。当天晚上，董边搬到西柏坡田家英那里住。阔别三个春秋，夫妻这才有时间互道别后情形。

田家英告诉董边，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跟毛泽东主席的接触也就日渐增多。那时候，正处于历史性胜利的前夜，毛泽东主席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也明显加重了。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的陈伯达、胡乔木忙不过来，需要增加新的秘书。胡乔木向毛泽东主席推荐了田家英，一则田家英工作认真细致，颇有才华，二则只有二十六岁，是“壮劳力”。

胡乔木过去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曾与田家英共事，对田家英相当了解。他俩曾合写过《东北问题的真相》等文章。于是，田家英应召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口授一段意思，要田家英当场拟一电文。

显然，这是一次特殊的“面试”。田家英一挥而就，毛泽东看后表示满意。

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调他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用六个字形容他最初的心态：“拘束”、“害怕”、“紧张”。他生怕自己难以胜任这一重要的工作。

他向胡乔木请教，向萧三请教。他们告诉田家英，要做好毛泽东的秘书，最根本的一条，是学好毛泽东著作，领会毛泽东思想。

田家英拿出一本本用土纸装订的本子给董边看，那上面分门别类抄录着毛泽东著作以及他的学习心得——他听从了胡乔木、萧三的意见，非常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把田家英的学习笔记以《一个同志的读书笔记》为题，作为内部读物印过）。

毛泽东还让田家英“实习”，派他前往东北调查工商业情况。田家英奉命经大连去东北。虽然他对经济问题并不在行，还是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他刚从东北归来，此行就是他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第一次“实习。”经过“面试”、经过“实习”，田家英从此正式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达十八年之久。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欣赏田家英，因为他说出了中共的汉奸处境事出无奈——他们投靠苏联就像明人投靠满清一样。

【033、毛泽东的后代是小三的先锋队】

《李彦宏出轨门第三者是中共“红三代”》（2018-05-27 多维）报道：

“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北京时间5月24日前后，中国“电力一姐”李小琳卸任大唐集团副总职务、提前3年退休的新闻引爆媒体。而此前几天，中国搜索引起龙头百度CEO李彦宏的出轨门事件亦成为大陆舆论热点。这两件看起来本没有什么联系的事件，之所以一起成为中国舆论场的热点话题，在于其背后有一个共同特征：事件相关人“红色后代”的身份：李小琳是中国人大前委员长李鹏之女，李彦宏出轨门中的第三者也被传是中共“红三代”。

长期以来，在中共“密室政治”的影响下，“红色后代”们的生活也几乎不为外界所知，这种“不为所知”又激发并扩大了外界对这一群体状态的好奇。

从狭义角度来讲，“红色后代”并不是所有中共高层的后代。它指中共建政初期、属于跟随毛泽东“打江山”那一代人的后代。其中的红二代多出生在文革前，生长在作为北京这块土地上，造就出了特有的“红色贵族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红二代”圈子。因为出生和成长环境以及时代的因素，“红二代”们不管是否从政，多少带有家国情怀和红色情结。

优越的物质生活和教育环境，让“红三代”既不同于普通同龄人，也不同于“红二代”。除了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这个共同点外，“红三代”们性格不同，职业不同，媒体形象亦不同，有些人活跃在政坛，有些人则远离权力中心，投身不容易打眼的领域，如设计界，又或者是公益机构，还有人按照自己的喜好进入娱乐行业。红三代们更追求自我，更随心所欲，然而，他们终究归在 “红三代”这个词条下。

从政并非首选

相比于“红二代”，政坛“红三代”数量寥寥。目前，仕途被看好的红色后代代表叶仲豪，是中共开国十大元帅之一叶剑英的曾孙，算是“红四代”。不过因为其和众多“70”后“80后”的“红三代”年龄相近，所以此处一起作为样本分析。

1983年出生的叶仲豪正以“80后”代表官员的面貌出现活跃在广东政坛。他在4年前就以31岁的年龄成为广东省云浮市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成为正处级官员。

公开资料显示，叶仲豪没有国外留学经历，他广州中山大学管理学院EMBA毕业后，于2006年参加工作。叶仲豪曾任广东省体育对外交流中心综合部长；2009年7月任罗定市（县级市）市长助理；2011年6月任云浮市发改局副局长；2012年8月升任正处级的共青团云浮市委书记。2014年8月任广东省云浮市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现在的云浮市高新区管委会官网显示：叶仲豪的职责是“主持新区（高新区）管委会全面工作”并协助党委书记负责“（高新区）党工委全面工作。”

不同于叶仲豪在政坛的蒸蒸日上，属于“红三代”的邓卓棣则已经从中共政坛退出。

邓卓棣从出生（1986年10月17日）开始就备受海内外关注，因为他是不仅是邓质方的独子，也是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唯一嫡孙。他200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2007年毕业后，又到美国杜克大学学习一年。获得杜克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之后，邓卓棣在美国伟凯律师事务所工作过大约两年时间。

2013年5月3日，有媒体披露邓卓棣担任广西百色市平果县副县长。在此之后，邓卓棣又曾先后以平果县新安镇党委书记和平果县委副书记的身份见诸报端。2016年7月15日，平果县举行第十四次党代会，邓卓棣没有出现在平果县委的领导班子中。

自此邓卓棣“去向成谜”，直到2017年年初。2017年2月18日的北京市桥牌协会2017年新春年会上，邓卓棣被增选为该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半个月之后的3月3日，2017年北京市春季桥牌大赛开幕，邓卓棣和队友殷家莘获得高级组第6名。邓卓棣由此退出中共政坛。

传统已被摒弃

2010年八一节前夕，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长孙毛新宇（1971年出生）在晋升为解放军少将时，曾公开对媒体说：“毛主席是不摸钱的，我父母在的时候，我们立下的家规，毛家绝对不从事经商，不从事任何经营活动。”

所以，当毛泽东外孙女孔冬梅（1972年出生）与她的丈夫陈东升，在2013年被媒体曝光拥资5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富豪500强”名单排名第242位的时候，被评论为“打破毛家后人不经商”的传统。

显然，相对于“红二代”们关心政治、热衷从政，“红三代”们更多的活跃于商业领域。

孔东梅的母亲是毛泽东长女李敏，她1996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9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学位，2001年回到中国创办了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

孔东梅的丈夫陈东升，不仅创办了中国本土最大的拍卖公司，嘉德拍卖行，还控制总资产千亿元的保险公司泰康人寿，以及中国一流的快递公司宅急送。他们夫妻不仅因为巨额财产引人关注，更因为婚前生子备受非议：陈东升和孔东梅早就生下三名子女，却直到2011年方与前妻离婚迎娶孔东梅。所以，和很多年轻一代一样，传统，无论是习俗传统还是家族传统，在很多中共“红三代”眼中都已经不再那么重要。

更多崇尚自我

比如中国人大前委员长万里的孙女万宝宝，就极具西方式的个性与叛逆，她热爱名媛的交际生活，甚至在全身上下穿了12个洞，并自嘲“天生爱出风头、有虚荣心”。

1986年出生的万宝宝，本名万荧女，也叫万瀛女，宝宝是其小名并广为人知。她是万里唯一一名生活在中南海的孙子辈，并因此成为万里爷最宠最亲的孙女。万宝宝自小见惯大场面，5岁时已与各国元首共膳。16岁毅然拿起两个行李箱、离开中国去美国闯荡。

万宝宝坦承自己过着两种生活，一方面享受华美，另一方面也喜欢和朋友在路边大排档随性地吃饭。万宝宝19岁时参加“克利翁国际名媛俱乐部”，成为第一个参加该俱乐部的中国女孩。20岁时前往巴黎进修法文。成名后移居香港，并创立了自己的高级珠宝首饰品牌店Bao Bao Wan Fine Jewelry。在香港的精品店和顶级餐厅，万宝宝是人们熟知的万小姐。

2014年8月26日，来自香港的女子双人组合Robynn& Kendy走上舞台，开始《中国好声音》杨坤组对战环节的录制。她们吸引眼球的原因不单单在于对歌曲的独特改编和小清新的演唱风格，更在于其中短发成员Robynn的特殊身份：叶剑英的孙女叶晴晴。

无论叶晴晴是否愿意，身份被曝光让“叶剑英孙女”成为当时的网络热搜词，也让她和她的组合获得了更大的名气。

当然，还有更多的红三代，比如从美国学成归国后就进入慈善领域的、邓小平的另一个外孙女卓玥，金融及投资界十分活跃的薄一波孙子李望知，据说在摩根斯坦利工作的陈云的孙女陈晓丹，他们一边按照自己的追求生活，一边尽量躲避媒体的关注。

长期以来，“红三代”一直被认为利用父辈的权力来铺平成长道路、谋取个人利益。但是不能否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试图做出自己的努力，以证明最终的成功并不是靠以权谋私得来。但不论是感激、享受或淡化、抗拒，血缘都让他们无从选择。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是共产党的先锋队，毛泽东的后代是小三的先锋队，其余各等，也是按部就班，各就各位，这就叫做三个代表、与时俱进、繁荣娼盛，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

【034、毛泽东的鸡血文革和邪恶的新针疗法】

《打鸡血：一段真实却又无比荒诞的历史》（YMCK1025 2019-05-20）报道：

“我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年轻一代中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沿用至今的俗语是从文革时期流传下来的，而其中的“打了鸡血”，是切切实实的给身体打进鸡血。

一针鸡血祛病强身

“鸡血疗法”的方法和它的名字一样简单，就是从公鸡（最好是小公鸡）翅膀下的血管内，抽取鸡血几十到一百毫升，然后注射到人体肌肉中，每周一次。

据说这种疗法可以“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还能治愈包括心脏病、老花眼、脱发等24种疑难杂症，并且“精神乐观，视力增强，抵抗力强，面色红润，不怕冷，性欲旺，睡眠佳，大便畅”。

关于鸡血疗法，有一种传说是一位在文革期间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中将医官为了保命提供的“秘方”，并且蒋介石也靠这鸡血疗法续命。这种连军衔和军职都对不上号的谣言虽荒唐，但当时的确骗过了不少人，让鸡血疗法蒙上了一层“上流社会秘闻”的神秘色彩，反而更让围观群众信服。

抽出来的新鲜鸡血直接注射到人体肌肉组织里。

而真正鸡血疗法的创始人是上海医生俞昌时。1959年5月26日上午8点，上海永安棉纺三厂一名叫俞昌時的医生，在邀请来的围观群众面前，给自己打了一毫升新鲜鸡血，不仅没出现任何不良症状，反而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不到三小时，就感觉奇饿，中午吃了八两饭”。

从下午一点开始，40多人让俞昌时给自己注射了鸡血。根据俞昌时本人的回忆，本来咳嗽的人，五分钟后就好了；晚上喘得睡不着的人，当晚睡得香甜；胃痛的人，当即不痛了；长了疖肿的人，没过多久就消下了大半。

这个疯狂的医生并非什么江湖庸医，反而有一份专业且红彤彤的革命简历，受过系统的现代医学教育。俞昌时毕业于上海亚东医科大学，在武昌开过私人诊所，抗战期间担任过军医，还在南丰县担任过卫生院院长，行医时间至少也有20多年。

给人打鸡血的想法起源于1952年俞昌时在江西南平工作时，偶尔一次在鸡的肛门里量了一下温度，发现鸡的体温高达43℃，因此判断鸡血的发热机能特别高，神经中枢的调节作用特别强，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并且抗菌、抗毒。本来中医里就有很多内服外敷鸡血以治病的方子，俞昌时配合自己的现代医学知识，决定尝试注射鸡血。

根据俞昌时自己印发的《鸡血疗法》小册子里自述：他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注射了两天的鸡血，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三四天后，“脚藓和皮肤病等痼疾同时痊愈了”。接着，他又给亲友注射，自己15岁的女儿腹痛，“注射一次就好了”；一个大腿患有蜂窝炎的农民，注射三次就好了；一个患阴道瘤的女人，注射两次就好了。

鸡血疗法和当时“少花钱，治大病；不花钱，也治病”的口号不谋而合，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就连远到四川的崇庆县城里，每天早上都有人在县医院的门诊外抱着公鸡排着长队，准备打鸡血。

据地方志《百年崇州》第二卷记载：“病人抱着鸡进诊室后，有护士帮忙，七手八脚地逮住鸡，从一边翅膀的静脉血管中抽出鸡血。由于一次能抽的鸡血不多，所以还要在别处抽。在抽血时，强壮的公鸡会拼命挣扎，一旦挣脱咯咯大叫，满屋飞逃，大家追拿，乱成一团，鸡毛灰尘扬起，再加上鸡屎遍地，更是臭气熏天。因为频繁扎针，过不了多久，一只漂亮的公鸡就变成了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斑秃鸡，需要另换一只好鸡，市场上雄壮漂亮的公鸡一度成为抢手货。”

不仅是四川，鸡血疗法已经遍布神州大地。根据不完全统计，有27个省市的医疗单位和个人收到了俞昌时的鸡血疗法宣传单，说这种治疗方法“国际领先”，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但已经有很多“老干部私下使用”。

鸡血”大补“其实是过敏反应

因为鸡血被注射进人的肌肉组织，而不是静脉血管，所以这种看起来胡闹的行为并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打进肌肉的鸡血会被吸收，但由于是异种蛋白，会引起人体免疫系统的排异和过敏反应，因此会表现出皮肤潮红、心率加快等，的确给人一种“大补”的感觉；在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免疫反应也的确对某些疾病有一定的疗效。

但如果过敏反应过于严重，则会带来并发症，比如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而鸡血本身也带有寄生虫和致病菌，并不能直接注射进人体。

根据上海卫生局1962年的调查报告，根据两年多内分析的688个病例，16.6%的打过四针以上鸡血的病人出现了畏寒、发热、腹泻、淋巴结肿大、荨麻疹、局部红肿疼痛等症状，还有6个病人休克。

《金婚2》里也表现了打鸡血的场景。

1965年，上海市卫生局召开专家座谈会，再次研究“打鸡血”问题。最后得出结论：新鲜鸡血不安全，虽然对某些慢性病有治疗效果，但都是些无伤大雅的小病，不值得冒着过敏反应的风险去打鸡血。

一个月后，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对于要求进行鸡血治疗的群众，要加以劝阻和解释。

不让打鸡血就是脱离群众

然而，卫生部的发文不仅没有阻止鸡血疗法的蔓延，反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毛泽东对中央卫生部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的人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的人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好了。”

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对于卫生部的这段批评便成为了红卫兵们推广鸡血疗法的尚方宝剑。

1967年上海红卫兵刊发的《上海鸡血疗法》小册子，里面就称卫生部为“老爷卫生部”。

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合作组成了“鸡血疗法调查组”，宣传“八年来，鸡血疗法的疗效显著奇特，为广大工农兵热烈欢迎，对备战、备荒、为人民，将是最大的贡献”；而中央卫生部和上海卫生局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权威专家”的“洋框框”对待新生事物，禁止了鸡血疗法，对“人民健康造成了巨大损失”。

1966年12月，卫生部以“急件”形式，撤销了1965年发布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承认禁止鸡血疗法是错误的。

上海中医学院某刊物中为鸡血疗法翻案的文章。/《风靡一时的“鸡血疗法”》

于是，接下来的两年成为了鸡血疗法在中国大陆最鼎盛的时期，造反派成立了“高举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专门为鸡血疗法翻案，各地医院翻印了红卫兵写的《鸡血疗法》小册子，其中讲赞成或反对鸡血疗法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反对鸡血疗法就是违反。

然而鸡血疗法的创始人俞昌时却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政治好处，因为他30年前曾被国民党抓捕却侥幸逃脱的黑历史，俞昌时在《鸡血疗法》的小册子中被称为“大叛徒”，而鸡血疗法的政治荣光已经属于“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广大的革命的医药卫生人员”。

1967年，四川医院翻印的《鸡血疗法》小册子。

鸡血疗法热潮的退去比它来时更加迅速。先是街头巷尾开始有传闻说很多人因为打鸡血死亡，随后大量的传单也开始分发到人们手中，和十年前不同的是，上面一一列举着鸡血疗法的弊端，各种死亡案例也是有名有姓。

作家朱大可在他写的《1967年，全国疯狂的“鸡血疗法”》中提到，1968年街上已经有许多揭露鸡血疗法弊端的传单，说“有不少人甚至因此中毒身亡”；和当时宣传鸡血疗法时一样，上面的消息也是有名有姓，“说的跟真的似的”。

渐渐的，大家停止了打鸡血，在医院门口抱着公鸡排长队的人们消失了。人们开始寻求新的养生方法，比如站在大马路上甩手，或者躲在家里猛灌凉水。

很快，人们就忘记了当年往屁股里打鸡血的岁月，而是迎向了那个头顶铝锅、集体坐在广场上发气功的新时代。

（转自《新三届》）

谢选骏指出：打鸡血的历史并不荒诞唐，而与共产党革命一脉相承——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鸡血时代，正是毛泽东的癫狂发作的高峰时期——毛泽东的鸡血，类似黄巾军的符水，是文革的法宝之一。毛泽东的鸡血文革害死了很多鲜活的生命，毛泽东老狗还通过解放军的“新针疗法”，施展巫术，蛊毒中国，真是死有余辜。

网文《新针疗法》报道：

新针疗法起源于1960年代文革时期，盛行于1980年代农村合作医疗的新针刺疗法（包括针刺麻醉），对于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局面，新针刺疗法在防治疾病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针疗法是在新针刺疗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成，集中发挥了新针刺疗法的优点，可治疗疼痛性疾病及疑难杂症，无须留针，且只用一根针，镇痛迅速，针入痛消。著名新针疗法继承人黄孔新主任医师在继承新针刺疗法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张显臣老师的“手足三针疗法”、张伟杰老师的道医“天乙神针”中部分针法和时间医学，使新针疗法更为完善。

针灸绝技“新针疗法”是针灸的创造性发展。其显著特点是：

1.取穴少而精，一般疾病只取一穴。

2.进针快如闪电，随咳即进，活动患部是关键。

3.行针得气快，入穴酸麻胀痛应针而至，疼痛即减轻或消失。

4.应用安全，针刺以四肢远端部位为主，远离内脏组织器官，不会发生医疗事故。

5.取穴与出生年、月、日及当时的治疗时间有关。

6.易学易懂，治疗范围广，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具有疗效好、方便、廉、验的特点。

新针疗法创始人黄孔新教授博览群书，师承浙南名医陈仲翔、浙江中医学院博导俞景茂教授、针灸大师手足三针发明人张显臣、道医天乙神针张伟杰老师等。

黄孔新教授临症三十多年，诊治疑难杂症，采用针药结合、内外兼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外治如新针疗法、药物发泡法、针刺拨罐发泡法、理筋法、正骨法等；内治运用单秘方、专利方药等方药，在治疗疑难杂症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被誉为“针精技绝、针到病除”的“浙南名医”。

谢选骏指出：新针疗法十分邪恶，毫无地线地拿人作为活体实验，造成许多严重的医疗事故，害死大量无辜生命。由此可见，毛泽东死不入土，犹如僵尸盘踞中国大陆，至今危害甚烈。

【035、毛泽东的死亡之吻】

《北京1973-加德满都2011：一次亲切友好的会见背后的历史玄机》（翟华博客2011-10-14）报道：

从北京到加德满都。

虽然是第一次来尼泊尔，但是对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国旗不是矩形的高山之国并不生疏。38年前，当时还是尼泊尔王国，年仅28岁的比兰德拉国王和艾什瓦尔雅王后访华，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第二天，1973年12月10日出版的中国官方报纸是这样大字报道这次会见的：

会见自始至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毛主席满面笑容地迎接尼泊尔贵宾，同他们长时间地握手。毛主席同贵宾们进行了一小时四十分钟的谈话　卡尔基外交大臣、苏巴大使，周恩来总理、王洪文副主席等参加会见。

这次会见虽然不似尼克松访华那样在改变世界的那一周两个巨人的握手，但却在中国的内政外交史上是一次常常被提起的不寻常的外事活动，值得回味。

从外交上上来说，尼泊尔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当年就已经在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寻求平衡，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据比兰德拉会见后引述毛泽东的话说，他们二人的会见是无神论者和神的化身相聚，证明大家可以做朋友。毛泽东向比兰德拉国王表示不会输出革命，又劝国王不要害怕共产党。当时尼泊尔共产党力量逐渐强大，以毛主义为名的游击队逐渐对国王的政权形成威胁。比兰德拉表示，他见过毛泽东后，对共产党的恐惧程度大减。比兰德拉国王曾说过，星相师给他算过命，指他深受“三股势力”威胁——毛主义游击队、敌对拉纳家族（拉纳部落是尼泊尔显赫家族，曾控制王室百余年，五十年代失势）和一股“贴身神秘力量”包围。

就是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提到要修建青藏铁路。周恩来伺机插话说，全国只有西藏没有铁路，要从根本上改变西藏面貌，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须修铁路。这两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谈话，为青藏铁路最终的兴建奠定了基础。但是，周恩来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当时已经岌岌可危。在当年11月基辛格访华后，外交部被史家视为“通天人物”的两位女译员向毛泽东告了周恩来的刁状，毛泽东据此认为周恩来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犯了错误。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11月21日起开了几次会对周恩来进行了批判。江青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称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毛泽东会见比兰德拉国王后与周恩来、王海容、唐闻生交谈，指出这次（政治局批周）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毛泽东与周恩来长时间握手，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他指着“告御状”的译员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据说毛泽东当时还特别叮嘱要把他的话写进记录里去。一个译员小姐说：‘主席，不能啊，你的这段话，不能写进记录。’主席还是坚持说：‘写上，写上，就是这样。” 至此，“批周”宣告结束。[参见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毛泽东传》，《从“童怀周”到审江青》等资料]

实际上，参与这次会见的还有另外一位外交部译员、也算是“通天人物”的章含之。章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文汇出版社，2002，P263-264“昨日旧事残梦”）中对毛泽东会见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有这样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

在尼泊尔的比兰德拉国王加冕之后的第二年，他和王后就来中国访问，毛泽东主席会见他时因为外交部没有安排王后同去，主席发了脾气。那天下午，毛主席那里通知要会见国王。于是，国王与周总理的会谈暂停，立即前往中南海。外交部礼宾司认为元首与主席会见一般都不带夫人，因此安排王后去友谊商店购物。国王一行在周总理陪同下到达主席游泳池住所，但当毛主席与国王握手之后环顾四周并问：“王后呢﹖！”我们赶紧解释没有安排王后参加会见。毛主席很不高兴，说马上去把王后请来。这一下，情况大乱。主席关照摄影师等都不要拍了，等王后来了再拍。本来，摄影等新闻单位拍完就赶紧回去冲卷，剪接新闻片以便第二天上报纸。他们在谈话开始后都不会在场。此时，毛主席一声令下，谁都不敢撤。礼宾司紧急派人赶往友谊商店，请王后立即随他们去见主席。谁知王后说她必须回钓鱼台宾馆换正装。于是车队在警车开道下从东往西到宾馆，急得礼宾司的同志满头大汗，最后赶到毛主席会见处。毛主席见到王后很高兴，与她握手时发现她戴了一个巨大的珍珠戒指。我想我们谁都不曾见过这么大的珍珠。毛主席此时似乎已经忘记这是戴在王后手上的珍珠戒指，他十分有兴趣地拉着王后的手仔细观看那颗珍珠，在场的人包括国王都不敢笑，也不敢提醒毛主席，只是年轻的王后十分尴尬。事后，我们猜想是在国王访问之前，有人向主席谈及王后年轻、端庄、美丽，主席很想亲眼一见。

尼泊尔官方通讯社发布的新闻从侧面印证了章含之的描述：

[尼泊尔民族通讯社北京十二月十日电]（记者：ＲＳ比斯塔）（法新社代发）艾什瓦尔雅王后陛下成为最近几年里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的“第一个夫人”。从可靠方面获悉，这位中国领袖过去几年里没有会见元首夫人。埃塞俄比亚和美国的元首夫人在海尔·塞拉西皇帝、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时都没有得到会见毛主席的机会。因此，观察家们说，对尼泊尔王后陛下来说，昨天同毛主席的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国王和王后昨天同毛主席的一小时四十分钟的会晤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据一位可靠人士说，毛主席非常高兴。（原载1973年12月12日《参考消息》）

顺便说一句，当比兰德拉国王在1976年6月初再来中国访问成都时，周恩来已经辞世，邓小平被撤销职务，毛泽东重病不起，由新任总理负责接待。还是据章含之的回忆，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与夫人章含之先行抵达成都，总理几小时后抵达，因为外长没有折返机场迎接总理，却带着夫人去了杜甫草堂，而被批“蔑视中央领导”，自此一代才子乔冠华走了背字，在四人帮倒台后很快被撤职，1983年抑郁而终。

至于比拉德拉国王和艾什瓦尔雅王后的结局更是悲催惨烈，星相师所预言的“三股势力”一个都不曾少。王储选中的意中人竟然正是敌对拉纳家族一个支系的千金，因而未获王后应允，国王威胁废其王储地位，结果王储一怒之下，竟然在2001年6月1日晚血洗宫廷，国王王后殒命。此后，毛主义游击队以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又走上“议会道路”获得了执政权。2011年8月28日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副主席巴特拉伊在尼泊尔制宪会议举行的总理选举中以多数票胜出，当选新一任尼泊尔总理。

今天有机会来到加德满都，见到传奇性的“毛主义”总理为推动私人投资者开发尼泊尔水电造势，引用革命导师列宁关于“电气化”的名言，却又保证绝不会将私人投资电厂收归国有，联想到自38年前那次亲切友好会见以来的风云变幻，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前世今生，令人唏嘘不已。

谢选骏指出：那年我看过毛泽东的新闻纪录片，亲见老毛下巴耷拉，无法言语，但是拉住女宾的手却迟迟不放，最后猛然抓起来亲了一口，却口水直流，收不住口……同样的举动还发生在后来死于非命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妇身上。当时我就觉得毛泽东像是西游记里的山洞妖怪，已经“走下神坛”、原形毕露了。

（二）

《生前与毛泽东谈神论鬼尼泊尔国王横死涉神秘力量？》（2001年大纪元6月7日）报道：

比兰德拉──术士、武士、神的化身和国王，四位一体，一生迷信，他和家人最后难逃血的洗劫。

恐毛派夺权　倾覆王朝

最新一期东周刊报道，这位尼泊尔国王，二十八年前曾和毛泽东谈论神灵和生死。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比兰德拉和王后应邀访问北京，第二日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和后来“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亦在座。当时比兰德拉登上王位约一年，尚未加冕，他已知道自己将被授予毗湿奴大神化身的称号，地位如王中之王。

比兰德拉事后引述毛泽东说，今次是无神论者和神的化身相聚，证明大家可以做朋友。

毛向他保证不输出革命，又劝国王不要害怕共产党。当时尼泊尔共产党（一九四九年成立）力量逐渐强大，毛派游击队威胁国王的政权。比兰德拉称，他见过毛泽东后，对共产党的恐惧程度大减，但仍然深恐毛派夺权、倾覆王朝。

一生迷信　常求神问卜

他对毛泽东说，自己虽为毗湿奴大神化身，占星术士早已指点迷津，不可拜此神，否则必死。比兰德拉承认自己迷信，常占卜拜神，对术数深信不疑。毗湿奴是印度教主神之一，守护并保存世界。此大神卧像，躺在尼泊尔一古寺内有巨蛇盘绕的床上，珠光灿烂。

比兰德拉生前说，星相学指他三面受敌，受毛派游击队、敌对拉纳家族和一股贴身神秘力量包围。后者是谁？术士说可能是毗湿奴大神，国王既是神的化身，言行须加倍谨慎，神一旦不保护你，生命危矣。

王室灭门　或藏大阴谋

“神秘力量”之谜，一直困扰国王和王后，也令他们夫妇日益相信，甚至曾派人到西藏寻访高僧，求逢凶化吉之法。

六月一日晚上，比兰德拉所担心的“神秘力量”，终于降临，酿成王室灭门惨案。事缘王储迪彭德拉选妃未获王后满意而起争执，国王威胁废其王储地位，迪彭德拉一怒之下，血洗宫廷。

迪彭德拉的意中人，是财相拉纳的女儿，即拉纳部落一个支系的千金。拉纳部落是个显赫政治大族，控制王室百余年，五十年代失势，王族重新掌握实权。两大家族明争暗斗持续，大屠杀幕后或有阴谋。

谢选骏指出：比兰德拉国王的妻子被毛泽东捏住手不放，看了半天还吻了一口，纪录片显示毛泽东的口水都不禁流了下来——这就是死亡之吻。同样被毛泽东的口水吻过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老婆，后来也是夫妇二人都死于非命。同样，被毛泽东接见过的八百万红卫兵，后来的命运都很悲惨。因为他们被魔鬼的目光扫射过了，就像遭到了核子辐射的污染一样。虽然八百万的他们，命运多少好于遭到毛泽东死亡之吻的具体个人。至于被毛泽东吻了多次的毛泽东的妻子们罗一秀、陶静、杨开慧、贺子珍、江青，更加都是个个都是死于非命。甚至没有遭到狼吻的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皇帝、美国尼克松总统，只因和毛泽东握手言欢，后来也都遭到一一推翻，就和毛泽东自己的继承人们一样悲惨。

【036、毛泽东的祖先在贵州】

《习近平宣誓动武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文庙的博客 2019-01-02）报道：

2019年元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罕见的未提及与归类“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及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朋友们”。他特地提到很多港澳台人士拿到了中国的居住证，香港进入了全国高铁网，似乎他已完成大一统，名留青史了。次日，在北京举行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在4200多字讲话稿中，习近平提及“统一”多达46次、“一个中国”出现12次、“一国两制”6次，并重新为台湾政策定调。原来声称在九二共识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坐下谈，现在动武似乎成了惟一方式。

海外媒体认为习近平此次发言主要的关注点，聚焦在“武统”和“境外势力”两大点。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做出强硬回应，让“国际社会正确解读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绝对没有任何退让空间”。蔡英文为两岸关系发展定下“四个必须”，以及建构“三道防护网”。她并强调“我们始终未接受‘九二共识’；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这也是蔡首次公开表态不接受“九二共识”。

海外自由中文媒体评论则认为，习发言最大的特点是谎话连篇: 1）台独是中共的初心之一。诸多报纸及文件显示，建国前中共策划台独，是早期台独运动的创始组织之一。2) 习近平通篇强调，中共建政70年始终追求两岸和平统一。其实中共1949年后的口号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和平统一”是近四十年才提出的。）习近平提出“一国两制”方式统一台湾。但是中共一直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干涉香港内部事物，并称备案联合国的国际条约“中英联合声明”是作废文件。奇葩的是不断要求美国遵守两国的，非联合国备案的“三个声明” 。）连最近的猪瘟通报都无法解决，声称中共统一后的所谓尊严，完全是自欺欺人。

习近平此刻释放台湾宣战信号，绝非心血来潮，而是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必然选择。他考虑的重心还是他和家族在党内的地位稳固和持久性。仔细梳理他这六年来的瞎折腾，就不难得出习近平仅剩“华山一条路”的无奈选择，至于他有无胆量，何时启动疯狂的开战按钮，或者在启动前被拿下，则不是本文猜测或探讨的话题。

简言之，叫嚣武力攻台是中美建交和所谓“改革开放”四十年后，海内外大形势彻底逆转下的产物，颇有崇祯皇帝上吊前的激情或冲动。先看内政，习上台后，好大喜功，对外大撒币，对内使用杠杆效应，大举借债，本以为会继续过去二十多年使用的手段，借助美国，西方和港台的经济投资和让利，以及明目张胆的偷窃，梦想到2025年，成为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宰。不料在南海的肆意妄为，过早的露出了底牌，让西方惊醒。而大肆排斥异己，以争权夺利为主要目的的选择性反腐，保护了中共许多顶级的贪腐和世袭权贵集团，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及全世界面前，习是赵家腐朽王朝的代理人形象已经深入人心。除了因信息封锁被蒙蔽的人，习倒行逆驶的行为，在觉醒的年轻人，政商界，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眼里，已成了当年袁世凯的代名词，其下场可以预见。而去年7月开启的中美贸易战，尚未进入实质阶段，大陆社会已经乱成一片，处于恐慌之中。到了2018年年底，经济下滑，股市猛跌，外资撤退，金融震荡，大量失业人员出现。苟延残喘的“改革开放”进入坟墓，已成定局。因着几代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努力，以及文革后被迫放松的政治压迫和国际及港澳台的鼎力支持，持续四十年的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的经济奇迹出现滑坡和逆转。但大量财富被挥霍，人民生活仅得到了有限的改善。中共因拒绝宪政改革，导致法纪败坏，财富分配不公，制度弊端已无法避免，各类矛盾日益积累与恶化，不得不回归集权专制和暴力统治，社会再次退回到了文革时期，甚至百年前的十字路口。

对外方面，习上台后误判国际形势，拼命在南海玩长脸游戏。中共自知在南海行为理亏，虽百般狡辩，在美澳日欧等的反复强力介入下，不敢轻举妄动。相对能挑起民族主义的地方，只剩下了台湾。而川普总统还未上台，就已经打起了台湾牌。从与蔡英文通话，到批准“台湾旅行法”。几乎与习近平宣誓动武的同时，川普批准“友台法案”，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护台和维系亚太稳定的决心，这是继尼克松访华后，四十多年未有的大翻盘和新格局。

这几年，美对台援助有了明显的实质性的突破。例如供应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以便应对可能的大陆登陆威胁。而台湾已经建成仅次于以色列的全球最密集的导弹防御网。据报道，台已从防御性转为攻击性，重新启动已封存多年的长程导弹计划，威胁开战后的沿海和内陆目标。美国最先进的F35战机在亚太已成军，在陆地和海洋的基地，与台湾协防和支援。而大陆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上处于不设防和摆样子的境地。中共将从俄罗斯进口的先进战机和S-400 防空导弹，部署于广东，以应对南海或台海的局势。但美军的先进战机，人工智能，电子及协同作战技术在叙利亚战场毫发未损的杰出表现，让被测试的顶尖俄制武器系统出尽了洋相。据说普京暴跳如雷，惊叹百余导弹挡不住一架隐形战机。

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韩战和越战完全不同，习近平几乎是单打独斗，为赵家鞠躬尽瘁，但不知是否可以扭转乾坤。他宣战的前夜，不但川普提前打了他的脸，普京也同时踩上了几脚。普京新年致辞时也宣誓，俄从未有帮手，也永远不会有。俄罗斯专家再次警告，中俄无法成为伙伴。消息传出，一些大陆网友崩溃了：“什么意思？太伤人了 ”；“这不是在扇北京的脸吗，太不给北京面子了”；“很明显，这又是一起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辱华新年致辞，要抗议，谴责！”；“中共国也从未有过帮手，也永远不会有。”

为了几十个家族的世袭利益，习挺而走险，绑架了中共，而中共绑架了中国。海内外民众和媒体用沙盘推演，用大数据，用各种模型，去分析或验证目前大陆的内外环境，可能会得出现在动武是个巨大的冒险，并可能招致自身粉身碎骨。可是你和一个初二毕业生，一个白字先生，而且周围也都是类似的三德子，去讲道理，伦理，情势分析或者逻辑推理，无疑是对牛弹琴。请记住这句话，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

谢选骏指出：作者可能不知，投靠美国、放弃台湾，是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在1971年就预定了的。林彪“元帅”以为自己真的是元帅，不肯服从毛泽东定下的这一投降主义路线，结果反而被毛泽东出卖而死。毛泽东后来为了掩人耳目，大谈特谈别人是宋江，其实他自己才是出卖反美水浒寨的宋江。要知道，毛泽东的祖先其实在贵州——它姓甚名谁？毛泽东的祖先姓黔名驴——姓名黔驴！不信大家看看，毛老头是否走向了黔驴技穷——毛泽东除了叫唤（宣传）和踢人（偷袭）之外，没有别的本事，所以治国理政一塌糊涂。叫唤（宣传）和踢人（偷袭）就是所谓的二杆子——笔杆子与枪杆子。

黔驴技穷是一个成语，读音是qián lǘ jì qióng，比喻有限的一点本领也已经用完了，出自唐·柳宗元的《柳河东集·三戒·黔之驴》。

黔：今贵州省一带；驴：一种家畜；技：技能；穷：缺乏。黔驴技穷，比喻有限的一点本领也已经用完了。

典故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选自《柳宗元集》卷一九（中华书局1979年版）

译文

黔地本来没有驴，有一个喜欢多事的人用船运来（一头驴）进入这个地方。运到后却没有什么用处，就把它放置在山脚下。老虎看到它是个庞然大物，把它作为神（来对待），躲藏在树林里偷偷看它。（老虎）渐渐小心地出来接近它，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有一天，驴叫了一声，老虎十分害怕，远远地逃走，认为（驴）要咬自己，非常害怕。但是（老虎）来来回回地观察它，觉得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老虎）渐渐地熟悉了驴的叫声，又前前后后地靠近它，但始终不与它搏斗。（老虎）渐渐地靠近驴子，态度更加亲切而不庄重，碰倚靠撞冒犯它。驴非常生气，用蹄子踢老虎。老虎于是很高兴，盘算这件事说：“驴的技艺仅仅只是这样罢了！”于是跳起来大吼了一声，咬断了驴的喉咙，吃光了它的肉，才离开。

唉！外形庞大好像有德行，声音洪亮好像有能耐，如果不使出它（仅有）的本领，老虎即使凶猛，（但）多疑、畏惧，终究不敢猎取驴子。如今像这样的下场，可悲啊！

如此来看，毛泽东的祖先还不是贵州的，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野种。不过呢，毛泽东还是比他祖宗黔驴和林彪都聪明，所以他避免和美国苏联真正摊牌，敢于夹起尾巴做一只乖乖的乌龟，于是得以逃过了卡扎菲和齐奥塞斯库的下场，没有被老虎吃掉。于是毛泽东才有机会学习《金瓶梅》，吹牛说老虎是纸做的。毛泽东是个机会主义者，是“纸老虎”的发明者、贱人潘金莲的跟屁虫。

【037、毛泽东就是现代儿皇帝石敬瑭】

《中国建军90年：你可能不知道的中共军史》（2017-07-31 BBC）报道说：

中国官媒连日来盛赞解放军建军90年来为国家民族立下的"卓著功勋"。但若只读官媒，有些军史你可能还没听说过。

8月1日（周二）是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日，官媒早已开始大肆造势，盛赞"人民军队" 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的"卓著功勋"。

但官方的史观都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解释历史，一切中共不喜欢的叙述都被视为"历史虚无主义"。

7月21日出版的《解放军报》发表文章，强调"决不容许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党史国史军史"，维护官方版本的党史军史是具有"战斗性"的工作。文章说："站在党的立场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史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要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强化党史、国史、军史工作的战斗性，主动发声、占领阵地，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党我军的光荣历史"。

那么，不太"光荣"的历史呢？只看官媒就不一定了解了。下面我们就为您补充几个知识点。

"武装保卫苏联"

中共本来不是中国的本土政治组织，而是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初期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苏联，是不折不扣的"外国势力代理人"。

因此，在中共建立"红军"两年后，中国和苏联发生冲突时，中国共产党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苏联一边。

1929年7月，由于国民政府试图废除满清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宣布收回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路权。

苏联红军因此入侵中国东北，击败东北军，不仅维持了对中东路的控制，还强占了黑龙江上的黑瞎子岛。

在中东路事件中，中共不仅没有谴责侵略者，反而发表宣言抨击国民党"向苏联进攻"，呼吁"拥护工人阶级的祖国苏联"。

共产国际因此事把中共称为"国际主义的模范"，并盛赞中共"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在群众的前面，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号召并组织群众去进行英勇的斗争，去反对自己的政府、中国的军阀和国民党"。

赣州战役与淞沪抗战

在中东路事件中，中共尽管有意武装保卫苏联，但其红军尚不具备足够实力。然而，两年多以后，红军在另一场中外冲突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上海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国军十九路军奋起迎战。此战延续到3月3日才结束，史称"第一次淞沪抗战"。

中共将此事变视为打击国民政府、发展自身力量的好机会。1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呼吁上海工人"夺取武装"，不仅反对日本进攻，也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还鼓动国军士兵"把子弹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开放"。

"一二八"抗战开始时，红军正准备攻打江西赣州。红军并未因国难当头而暂时停止内战，而是于2月4日进抵赣州附近，并于23日开始猛攻。3月7日，红军在遭受重创后撤退。

红军发动的"赣州战役"与"一二八"淞沪抗战几乎同时。国民政府认为，中共乘日军侵略之机猛攻赣州，牵制了本应增援上海的国军部队，等于帮助日寇。中共则说，这不过是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借口。

但无论如何，中共明知日军入寇，却并未以民族大义为重，而是内战优先，不仅鼓动前线抗日士兵叛变，还同时发动大型的内战战役，应是不争的事实。

"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

红军"反围剿"失利后"长征"到西北，以期打通与苏联的通道，取得外国势力的援助。

尽管打着"北上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但中共内部的抗战方针更强调保存和发展自身实力。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经过谈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编后，毛泽东立即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人，强调"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因此要搞"山地游击战"，"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同时，毛泽东强调，尽管八路军名义上已是国军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仍要"独立自主"，不能真正听命于国民政府。

根据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编著的《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对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策略做了相当露骨的概括。

毛泽东回顾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百团大战成彭德怀"罪状"

中共对其抗战战绩的宣传重点集中在所谓"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这两场战事上。而发动这两场战事，实际上都违反了毛泽东的抗战原则，并非中共中央的本意。

1937年9月25日，在以阎锡山率领的国军为主力的平型关战役期间，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袭击并歼灭了一个几百人的日军辎重部队。这起小规模战斗被中共渲染为"平型关大捷"。

战斗当天，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该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实际否定了林彪的作战方针。

1940年下半年，为阻碍日军的扫荡，彭德怀策划指挥了一场破坏交通线的大规模"破袭战"，后来被称为"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中共在抗战期间唯一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对日作战，但彭德怀却因此遭到中共内部的批判，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中共实力，"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批评说，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

彭德怀被迫在1945年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做了检讨，承认自己"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

此后，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以至"文化大革命"中，"百团大战"都被作为彭德怀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一大罪状。

陕北八路军种鸦片贩毒

在抗日战争期间，官方版本的党史强调的另一件大事是所谓"大生产运动"。

官方的说法是，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基本实现了经济自给自足。

多年来，一些海外学者和作家指出，中共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命脉主要在于鸦片的种植和贩卖。

经常被引用的信息来源之一是抗战时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

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中引述任弼时的话说："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敢言媒体也证实，陕北八路军确实曾经生产和贩卖鸦片。

由一批中共自由派老干部支持的《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8月刊文《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引用内部资料证实，种植罂粟、贩卖鸦片的行为，延安时期党政军学、部队机关多有参与。

由郭兰英演唱的著名歌曲《南泥湾》在中国大陆传唱甚广，其中歌颂王震领导的359旅是大生产"模范"。

但《炎黄春秋》的文章引用中共内部资料揭示，359旅在南泥湾既卖过鸦片，也种过罂粟。而且这在八路军各部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文章说，种鸦片的地区，在中共历史上不止于陕甘宁边区，时间也不限于延安时期，比如所谓"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东北大量种植罂粟。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为了升官发财，先是做汪精卫的秘书，后是做斯大林的书记，不仅割给苏联大片北方领土，就像向契丹称臣的石敬瑭一样；而且也学习石敬瑭向契丹王行父子之礼，毛带领中共向斯大林祝寿，称呼那位格鲁吉亚杂种为父亲，代表中共自称儿子。难怪俄罗斯牲口就蔑称中国为契丹呢！毛泽东这些败类就是现代石敬瑭，而且和石敬瑭一样，毛的祖先也非汉人，而是杂种。所以毛党喜欢利用阶级斗争的名义屠杀汉人，就像列宁、斯大林这些非俄罗斯人，喜欢利用阶级斗争的名义屠杀俄罗斯人。

根据共产党汉奸等“国际主义者”的看法，《石敬瑭向契丹自稱「兒皇帝」是優待而非恥辱》（2016-11-27 三觀不正聊歷史）！——

天顯十一年七月，後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在太原因為被唐末帝李從珂所派去的張敬達所圍攻，先派趙瑩，後派桑維翰向契丹耶律德光求救。石敬瑭以願為契丹臣子為條件。

耶律德光親自率領五萬騎兵從雁門進入，到達太原。剛到太原，耶律德光就用詐退伏擊的戰術包圍高行周、符彥卿軍，又趁張敬達、楊光遠軍擺陣未成之際重兵攻擊。張敬達、楊光遠軍大敗，逃走到晉安寨。太原之圍即解。

太原之圍解後，唐末帝李從珂親自率三萬步兵來攻打，同時派幽州節度使趙德均父子領軍援助。

但趙德均和兒子趙延壽到了團柏谷之後就駐紮不走，要求唐末帝李從珂把鎮州給趙德均。李從珂不答應。趙德均就停在團柏古不走。團柏谷距離張敬達所逃入的晉安寨僅僅百里。趙德均派人傳消息給耶律德光，要求耶律德光冊立自己為皇帝。耶律德光以已經許諾立石敬瑭為帝為由而拒絕趙德均。

當年十一月，耶律德光以大契丹皇帝的身份冊立石敬瑭大晉皇帝，約定為父子之國。石敬瑭同意割讓雁門以北和幽州之地給契丹，並送歲幣三十萬給契丹。

冊立石敬瑭為帝後，趙德均父子準備率軍逃走。消息被耶律德光知道後，連夜發兵追襲。趙德均父子被打敗後投降契丹。石敬瑭則到河陽，唐末帝李從珂絕望自殺。李從珂自殺前，先逼客居在後唐的耶律德光的哥哥耶律貝自殺——臨死也要拉個墊背的。第二年，耶律德光改元會同——即契丹與大晉的會同之意，並且要求石敬瑭以後在向契丹來往文書上不需要稱臣上表，彼此稱呼只需要用家人禮稱，僅僅需要自稱「兒皇帝」即可。

很多人認為石敬瑭向契丹自稱兒皇帝，是恥辱，實際上是一種誤解。要知道，在耶律德光在太原冊立石敬瑭為大晉皇帝的冊書，約定契丹和大晉為父子之邦。

按照禮儀，皇帝父子之間也要用君臣之禮。兒子要向父親自稱「臣」、上書要稱「臣」。

雖然耶律德光和石敬瑭在太原是第一次見面，但似乎二人彼此信任，尤其是耶律德光拒絕趙德均的立帝要求、堅持立石敬瑭為帝，石敬瑭對於耶律德光的感激總是有的。

也許是出於信任，耶律德光不要求石敬瑭以父子君臣之禮、而以家人之禮彼此對待，已經是一種很好的優待，本質上來說，也是一種身份上的相對平等。否則，石敬瑭以兒國身份向父國契丹稱臣，更加的難堪和恥辱。

兒皇帝更多體現的是家人的平常稱呼，而非恥辱稱呼。

谢选骏指出：汉奸文人为何如此护短呢？因为毛泽东自己承认，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的“儿子党”，而他一类的中共禽兽，都管苏联匪首斯大林叫“慈父”的。看来作为儿子党和小禽兽，能够“保卫苏维埃祖国”，也是一种礼遇了——其逻辑正与上文汉奸相同也。

【038、毛泽东邓小平的“老婆就是老娘”】

《李锐生前独家对谈曝光：毛泽东元配乃其父"小老婆"》（自由亚洲 2019-02-21）报道：

2011年4月24日，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生前在北京家中，与普通话组记者对谈实录；李锐揭露，毛泽东妻子杨开慧在家中墙内密藏了日记，痛斥丈夫毛泽东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李锐更透露，毛泽东在杨开慧之前确有一个元配（罗一秀），元配后来竟然成为了毛泽东爸爸（毛贻昌）的「小老婆」。

李锐生前的这次对谈实录，过去从未曝光。由本台华盛顿手记主持人北明，在2011年4月24日李锐北京家中采集。当时，李锐正与中国民间独立学者王康谈话，北明记录拍摄。

对谈中，这位毛泽东的前秘书谈到毛家秘闻，提及中国开国元老毛泽东鲜为人知的秘闻。李锐说，据杨开慧的亲戚向他透露，毛泽东的结发妻子（罗一秀），就是其父的小老婆；而毛泽东继承了其父的特点。

李锐说︰萧永义那个人跟我们一起，也是一个教授，喜欢写诗，他是杨开慧的亲戚。他就跟我讲过毛泽东、杨开慧的事情。这个事，是现在我第一次知道他讲的，毛泽东不是有个原配嘛，没有结婚，但是这个原配就在他家里，就变成他的爸爸的小老婆。所以这个人（毛泽东）在生活上乱来，他很继承了一点他的父亲。

李锐生前还说，中共销毁了其妻杨开慧对毛泽东的评价，这些历史文件中，包括杨开慧生前的笔记书信。他说，杨开慧曾在家中的墙内，暗藏对毛泽东的评语，就八个字「生活流氓，政治流氓」。

李锐说︰后来湖南大概80年代，帮杨开慧那个家，故居修理，拆墙就发现杨开慧的很多书信、笔记。湖南的党内刊物，就把杨开慧的搞了一本，印了出来了，那我看到了。前三年湖南来了一个老同志，一个女同志，她就告诉我，杨开慧那个原件有很多人看了，删掉了一些，她就告诉我原件里面有八个字删掉了。杨开慧对毛泽东怎么看法呢？八个字︰生活流氓，政治流氓，这是很准确的。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70周年，毛泽东被视为开国元勋之首。毛泽东热在国内一时无两。国内容许的史料，显示毛泽东有四个老婆。根据百度搜索，毛泽东在和杨开慧结婚前确有一次包办婚姻，毛泽东在谈及自己的历史时没有否定。据毛泽东的陈述，罗一秀和毛泽东由各自的父亲包办结婚，订婚时罗一秀18岁，毛泽东14岁。毛泽东参加了婚礼，但拒绝和罗一秀同居，并选择离家出走，最终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官方史料中，罗一秀和毛泽东的父母共同生活了两年，因痢疾而病逝，并没有提及罗一秀就是毛父的「小老婆」。

谢选骏指出：李锐号称毛泽东的秘书，一位死不悔改的共产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毛泽东案底的揭露，并非空穴来风。

网文《罗一秀》报道：

罗一秀（1889年10月20日－1910年2月11日），汉族，湖南韶山人，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两人于1908年结婚，直至1910年罗一秀逝世。

根据毛泽东的陈述，罗一秀和毛泽东由各自的父亲罗合楼、毛贻昌包办结婚，订婚时罗一秀18岁，而毛泽东更是年仅14岁。尽管毛泽东参加了婚礼，他始终拒绝和罗一秀同居，选择离开家乡继续求学，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罗一秀和毛泽东的父母共同生活了两年，因痢疾而病逝。有研究表明，这段婚姻使得毛泽东支持女权，并对于包办婚姻持批评态度。后来，毛泽东又结婚三次，三位妻子分别是杨开慧（1920年12月结婚）、贺子珍（1928年5月结婚）和江青（1939年11月结婚）。

早年生活

罗一秀出生于1889年10月20日，父亲罗合楼是当地的绅士，母亲毛氏是毛泽东的远房表姑。罗一秀乳名叫秀妹子，因在姐妹中居长，又叫“一秀”或“大秀”。有研究认为，当时罗合楼一家的社会地位比较高，但也有研究声称罗合楼一家已经陷入贫困。罗合楼和毛氏育有五个儿子和五个女儿，但是其中七个孩子夭折了，只有三个女儿存活。罗合楼夫妇没有成年的儿子，这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到影响，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只有儿子才被视为家族的延续。

婚姻订婚

毛泽东出生于韶山冲，韶山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十分严厉，对于毛泽东日常叛逆的态度十分不满，因此使用当时常见的手段，为他包办结婚，以期毛泽东能够对家庭事务更负责任。同时，毛贻昌也希望为从事多年重体力劳动的毛泽东之母文素勤找一个帮手。毛贻昌选中了罗一秀。罗一秀和毛泽东的亲属关系可能是毛贻昌选择的理由，因为罗一秀母亲的四个兄弟都姓毛，住在离毛贻昌家不到二里路的地方。按照传统流程，媒人登门向罗家提亲，罗家立刻表达了接受提亲的态度，并对大女儿罗一秀出嫁感到高兴。两家交换了礼物，签下婚约。

毛泽东和罗一秀在签下婚约当天第一次见面。多年以后，未与毛泽东见过面的给人充当小三的外孙女孔东梅表示，毛泽东对于其父的选择并不满意，他所中意的是和他青梅竹马的表姐王十姑。然而，他们二人的八字不合，因此无法成婚。尽管对于其父的选择并不满意，毛泽东还是同意和罗一秀结婚。订婚时毛泽东年仅14岁。关于罗一秀和毛泽东的婚姻，大部分记载来自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1936年对毛泽东的采访，其中毛泽东对于罗一秀当时的年龄描述为20岁，这一说法稍后也在毛泽东的传记中出现。近期张戎和乔·哈利戴等人的研究显示，罗一秀当时的年龄实际上应为18岁。毛泽东说了谎。

婚礼

1908年，罗一秀与毛泽东举办了婚礼。婚礼遵循了湖南农村的传统习俗，因此过程大致如下。婚礼前一天，新郎家宴请亲友。婚礼当天，新娘身穿红色礼服，披着红色盖头，乘红轿前往新郎家。在新郎家，盖头被揭下，新娘表达不愿出嫁的心情。根据传统，婚礼上还会放烟火。随后夫妻双方拜天地，结束仪式。庆祝活动的高潮来自于宾客闹洞房。如果严格遵循习俗，接下来宴请会持续两天，被宴请的客人会向新婚夫妇赠送礼物，主要是钱。

婚后生活

毛泽东韶山冲故居2010年的照片，罗一秀结婚后生活在这里——根据斯诺采访毛泽东的记录，毛泽东始终拒绝和罗一秀同居。毛贻昌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妻子写进毛氏家谱。婚礼后不久，毛泽东离开家乡小村，在韶山和学生一起生活。在那里，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包括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等著作。

作为毛家的一员，婚后的罗一秀和毛贻昌、文素勤共同生活。毛泽东的离去使得罗一秀受到外人的羞辱，有人认为她是毛贻昌的妾。1910年2月11日大年初二，罗一秀因痢疾而病逝。毛泽东回到家中，他的父亲原谅了他的反抗行为，同年秋天同意资助他前往东山高等小学堂念书，自此毛泽东离开了韶山冲。1936年，毛泽东在采访中告诉斯诺“我（毛泽东）并不认为她是我（毛泽东）的妻子”，也没有提及她的病逝。罗一秀的坟墓位于附近的山上，面朝韶山冲，离毛泽东父母的坟墓数步之遥。

病逝后

罗一秀病逝后，毛泽东多次拜访过她的亲戚。可见毛泽东又说了谎。1925年，毛泽东回到韶山组织农民运动时，他拜访了岳父罗合楼和堂兄罗石泉。罗石泉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任过湘潭（韶山）特别区农协执行委员，一直从事农民运动，直至1949年由于罗一秀无后，1941年修订毛氏家谱时，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的第三子毛岸龙被列为罗一秀之子。1950年，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回韶山时，曾受毛泽东嘱托，去看望过罗石泉。毛泽东也和小妹夫毛华村（罗一秀小妹罗五秀的丈夫）等亲戚保持联系，1959年阔别30余年首次回到韶山时接见了他。

对毛泽东的影响

有研究认为，毛泽东这段短暂的婚姻使得他“激烈的主张妇女权利”，表现为开始为左翼出版物撰写批评中国传统家庭关系的文章，其认为婚姻不应由社会或家庭压力主导，而爱情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克莱尔·霍林沃思、张戎和乔·哈利戴等均有类似观点，认为和罗一秀的婚姻使得毛泽东对于包办婚姻持批评态度。但是他们不懂，毛泽东父亲的乱伦行为，可能才是毛泽东否认自己婚姻的实际原因。

谢选骏指出：有人认为，毛泽东的父亲霸占了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罗一秀（Short, Philip. Mao: A Lif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9. ISBN 0-340-75198-3.）——这一羞辱让毛泽东产生了复仇心理，结果冤冤相报，使得自己也变成了禽兽。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实际上承认这门亲事，不承认是因为毛泽东他爸爸的乱论行为，让毛泽东的老婆变成了老妈。

共产党编写的《百度百科》报道：

罗一秀（1889年10月20日—1910年春）是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乳名叫秀妹子，因在其姐妹中居长，又名“一秀”或“大秀”，父亲罗鹤楼。罗一秀1907年与毛泽东结婚，当年毛泽东十四岁，她在毛家生活了3年，无后。1910年春因痢疾病逝，年仅21岁。

毛泽东的原配罗氏，生于1889年10月20日，那时农户家的女儿大多没有正式的名字，她的乳名叫秀妹子，因为她在姐妹中居长，所以父母后来就叫她“一秀”或“大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8岁的罗一秀嫁到毛家。《韶山毛氏族谱》中记载，罗氏（即罗一秀）为毛泽东原配。

罗一秀的夫婿毛泽东小她四岁，但个头比她还高。在毛家，一秀是幸福的。因为罗家也是殷实大户，一秀的父亲罗鹤楼是个通文墨、有田产的农民。一秀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教，性格温柔贤慧，勤劳俭朴，人也生得体面丰满。嫁到毛家后，她尊敬公婆，体贴丈夫，操持家务，深得公婆喜爱。丈夫虽然由于早婚，开始有些腼腆，后来也非常尊重她，关心她，爱护她。

据韶山的老人们传说，毛泽东常去岳父家帮工，1911年春去长沙求学时，正是插秧的季节，毛泽东还到岳父家插了一行直移子（韶山土话，即在大田中插下直直的四行秧苗）才出发。1925年他带著杨开慧和孩子回韶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段时间里，还曾经去炉门前岳父家拜望过。1927年元月上旬他回韶山考察的那一次，又曾去岳父家住过一晚。

1950年毛岸英回韶山时，曾受父亲的嘱托，去炉门前看望过堂舅父罗石泉。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时，曾请他的连襟，娶了一秀最小的妹妹五秀。

由于是父母包办的婚姻，据说毛泽东并不承认这桩婚事。但毛泽东在罗氏逝世后，曾多次去罗家拜望，体现了他还是对罗家有感情的。

在毛泽东父母合葬墓旁边，有一个已平的坟丘，那里埋葬的就是毛泽东的第一位妻子罗氏。罗氏因是长女，亦可称为罗一姑。罗氏出嫁时年方十八，身材丰满，容貌秀丽，生性温顺善良。

罗氏祖母毛氏，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堂姊妹，即毛泽东的姑祖母。毛顺生对这位表侄女甚为喜爱，因此特意向罗家提出结亲的要求。旧时，亲上加亲，视为美举。

罗氏明媒正娶到毛家，帮婆婆料理家务，自是一个好帮手。与弟媳王淑兰(毛泽民原配)相处得很好，也很体贴丈夫，为丈夫送茶送饭，洗衣浆裳。公婆对她非常满意。

为顾及父母亲友的面子，毛泽东默默接受了这桩婚姻。安下心来，一边劳动，一边读书。1910年的大年初二，罗氏因患细菌性痢疾，不幸去世，年仅21岁。毛泽东那年17岁。

罗氏在毛家度过了人生旅程上的短暂的最后三年，静静地躺在了苍松翠竹的山岗上。

毛泽东虽不承认这门婚事，但对罗氏却是记着的。解放后，罗氏胞兄罗石泉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来京，毛泽东欣然同意。当时许多亲属想去北京，毛泽东都没有答应，但对罗石泉却破例，这或许反映了他的某种歉疚之情。

谢选骏指出：有人认为，毛泽东的父亲霸占了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罗一秀（Short, Philip. Mao: A Lif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9. ISBN 0-340-75198-3.）——结果，“毛泽东的老婆就是毛泽东的老娘”了。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邓小平身上——不过顺序颠倒了过来，“邓小平的老娘就是邓小平的老婆”。原来，邓小平和他的继母发生了乱伦的关系，结果遭到家族的追杀，不得已逃出家来，走投无路只好参加了共产共妻的党。他晚年还把老娘兼任老婆接到家里合住，但他自己却因为害羞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戚本禹：邓小平奸淫父亲小妾遭追杀一生不敢回家》（6/11/2016 刘东）报道：

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1989年六四屠杀的元凶，却不知道他这么缺德的原因。

现在，根据他的同党戚本禹的揭发材料，这一点基本上清楚了：邓小平从小道德败坏，从小就奸淫他的后妈，后来遭到他的老爹的追杀，不得以出逃“参加革命”！

这一劣迹，使得邓小平终生不敢再回家乡，因为邓小平的狗脸，实在不能见人。衣锦还乡，对邓小平只是“国王的新衣”，因为邓小平没穿内裤。

《戚本禹回忆录》节选：

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

邓小平一家真是畜牲啊！

所以当邓小平老了，看见年轻人快乐就心里发毛。

1983年邓小平就发动“严打”，消灭了几万敢于自由恋爱的青年。

1989年邓小平又发动“六四”大屠杀，消灭了几万敢于抗议腐败的青年。

邓小平实际上一直是个腐败的官僚。

共产党“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年主席调“五马”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我也是怀疑的，但参加过一次他的会议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能抓问题的纲要。那次会议，李富春主持，我是会议记录，会上要解决的问题混乱一片，我都无法记录，可邓小平提纲挈领抓的几个问题，就是全部问题的纲要。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刚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剪刀差问题。他说他知道农民是吃亏了，但现在问题还不能解决。他讲出了为什么不能解决的道理。那次会议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里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

其实党内的“高岗”不止一个，而是很多。这些“高岗”也没有因为高岗搞腐败身败名裂就自己主动收敛。照我说，叶剑英也是一个“高岗”。高岗功劳很大，主席很器重他；叶剑英救过中央，功劳也很大，主席还感谢他。但叶剑英是公子哥儿，风花雪月不断，换老婆太多。这个比高岗还不像话，高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纯道德问题，而叶剑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问题遮盖起来了。叶剑英离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记不清。1957年党校轮训，他爱人也在党校，是我的同学，她姓赵，那时还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叶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时就大骂叶剑英“老不死的，老东西，玩弄妇女，老不正经，好话说尽，他很会……”。还有很多难听的话！毛主席不会不听到一点叶剑英的事，但没有人出来揭发，毛主席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否则，在现在不又多了一宗毛主席迫害老革命案？叶剑英家里没有全家福，后来离婚，也乱搞，大概是糊涂了。高岗要放在文革也是资产阶级、走资派，而叶剑英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走资派。总理却是支持叶剑英的，这是为什么，我是有点不理解。

至于邓小平，他的确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共产党“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年主席调“五马”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我也是怀疑的，但参加过一次他的会议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能抓问题的纲要。那次会议，李富春主持，我是会议记录，会上要解决的问题混乱一片，我都无法记录，可邓小平提纲挈领抓的几个问题，就是全部问题的纲要。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刚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剪刀差问题。他说他知道农民是吃亏了，但现在问题还不能解决。他讲出了为什么不能解决的道理。那次会议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里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

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1989年六四屠杀的元凶，却不知道他这么缺德的原因。

这一劣迹，使得邓小平终身不敢再回家乡，因为邓小平的狗脸，实在不能见人！

衣锦还乡，对邓小平只是“国王的新衣”，因为邓小平没穿内裤！

《戚本禹回忆录》报道：

邓小平一家真是畜牲啊！

所以当邓小平老了，看见年轻人快乐就心里发毛。

1983年邓小平就发动“严打”，消灭了几万敢于自由恋爱的青年。

1989年邓小平又发动“六四”大屠杀，消灭了几万敢于抗议腐败的青年。

邓小平实际上一直是个腐败的官僚。

谢选骏指出：总结一下，毛泽东被他老爹乱伦，使他变成一个复仇主义的强盗；邓小平乱他老爹的伦，使他成为一个逃跑主义的小偷。这种不同的性格，后来反映到了他们不同的政治实践之上——毛泽东吃大户共产，邓小平偷偷地先富。

【039、毛泽东读不懂孔门的《论语》】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废了一个女学生的名字“彬彬”，而提出他认为相反的“要武嘛”，表明他竟然读不懂孔子的意思：所谓彬彬，其实包含文与质两个方面，而“要武”却是片面的野──不仅是野蛮，而且是粗野。而文化的兴盛能否实现，取决于文与质这两大要素之间能否取得内在的协调。孔子论述理想个人的话，同样适用于整个文化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与质相协，史与野相济：也就是在人的生命素质与生命附加层的“文化积累”之间，取得了有机的并且是向上的平衡。

毛泽东读不懂孔门的《论语》，结果只能把政治理解为“造反有理”。其实，“造反有理”只是政治的一面，直至的另面则是“天道有常”。如《荀子·天论》所言：“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毛泽东不懂这个，片面地要武、造反，不过是自己沦为凶恶之徒。

[原文]

子曰：“质①胜文②则野，文胜质则史③。文质彬彬④，然后君子。”

[注释]

①质：质朴。②文：文饰。③史：虚浮不实。④彬彬：相杂适中的样子．

[译文]

孔子说：“质朴胜过了文饰就会粗野，文饰胜过了质朴就会虚浮，质朴和文饰比例恰当，然后才可以成为君子。”

[读解]

这段话可以从各种层次上来理解和发挥。

大而言之，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质”是指人类朴素的本质，“文”则指文化的累积。那么，“质胜文则野”就是指人没有文化，就会像原始人一样粗野，落后。“文胜质则史”就是指文化过于发达后人类失去了原来朴素的本质，显得虚浮而没有根基，所以要“文质彬彬”，文化的发展要与人类的本质相适应，相协调。

小而言之，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理解，“质”是指质朴的品质，“文”则是指文化的修养。那么，“质胜文则野”就是指一个人没有文化修养就会很粗俗；“文胜质则史”就是指一个人过于文雅就会显得像个酸秀才，书呆子，注重繁文得节而不切实际。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典型的“文胜质则史”，忘了做人的根本。所以要“文质彬彬”，既要有文化修养，又不要迷失了本性，只有这样，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

广而言之，“文质彬彬”还可以从写作、艺术、审美的内容和形式、内在美与外在美、质朴与文饰等各个方面来力。以理解和发挥，从而使“文”与“质”成为一对内涵丰富而外延广泛的范畴得到深入研究。所有这些，当然不是我们在这里能够讨论得清楚的。

原载谢选骏：《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一），第二章文化史定律之四：作为阴与阳的文化。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Valley of Life—A Record of All Round Quests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Green to the East-- A Book of Spring

1975年—1995年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一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一

引言：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盛典

（1986年）

一、不见血的假晶现象

二、民族精神：新文明的生命之水

三、伟大灵性：危机中的宇宙艺术

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第一章痛苦的零

一、痛苦意识

二、生灵的命运

三、生命的意识

四、唯心派的忽视

五、人类不是中心

六、阶段性的胜利者

七、客观的神

八、公理与启示

九、灵魂的历史：零

第二章文化史定律

一、目的论与循环论

二、偶然论与必然论

三、文化史的定律

四、作为阴与阳的文化

五、略论文化的三命运

六、罗马史的例证

七、新时代的图解

八、最后的与最初的

第三章历史的天空

一、历史是什么？

二、存在与虚无

三、历史多歧路

四、王阳明的错误

五、游走的黄金时代

六、历史的观念与历史的神

七、孤愤

八、天神的阴谋

九、西方升起的太阳

第四章弱者的力量

一、人的三重天

二、佛教狂

三、人性论

四、奴性与英雄

五、意识形态伪装

六、自寻烦恼的权力

七、权力的罪恶性及其价值

八、权力论

九、略论弱者的美德

十、底层的活力

第五章被压制的德

一、强权意志说的低级

二、多数人的纵欲

三、被压制者的美德

四、党同伐异的精英

五、野蛮与贤明

六、怪诞的认识论

七、把握与理解

八、超级诈骗犯

九、争雄与守雌

第六章民族与思想

一、民族的痉挛

二、群体的召唤

三、略论知识的双重结构

四、老公猩猩

五、国家与革命

六、一切制度的罪恶本性

七、思想家的苦恼

八、认识天人

【040、毛泽东饿鬼后遗症】

《中国大妈吃垮？挪威豪华游轮启航1年宣布退出中国》（中国新闻组香港2018年10月16日）报道：

挪威喜悦号宣布明年4月退出中国市场。

餐厅门口放置告示牌，提醒客人节约食物。

挪威游轮公司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豪华游轮（诺唯真）喜悦号首航一年后，近日宣布退出中国市场，消息震惊旅游界。虽然官方强调是公司整体规画问题，但有曾乘船出游的网友表示，是中国的大叔、大妈们「把游轮吃倒了」；并力数中国大叔、大妈们如何吃倒游轮之罪状，包括自助餐拿了不吃、浪费惊人兼不消费等，令游轮最终黯然离开中国市场。

香港苹果日报报导，喜悦号为世界三大游轮公司之一、挪威游轮旗下游轮，也是全球最大豪华游轮之一，去年才在上海首航，主打中国市场。挪威游轮近日通告称，喜悦号将在2019年退出中国市场，强调这一决定是「公司整体的战略规画」所需，称对中国市场信心没有改变。

有新浪微博网友发文指出，喜悦号离开中国，其实另有原因，「罪魁祸首」是中国的大妈、大叔们，在游轮上「只浪费、不消费」。据报导，喜悦号被指收费较廉。以上海往返日本长崎五日四夜为例，每客收费1899元人民币（约274美元），对顶级游轮而言，该价钱相当便宜。而五天航程中，要消耗约60吨肉类及禽类、20.5吨鱼类、7吨西瓜、1吨香蕉、11吨土豆、5.2万只鸡蛋。游轮职员表示，其他挪威游轮只消耗约十数吨，慨叹「巨轮硬生生被中国人吃倒了」！

报导指出，网友的文章指出，喜悦号规定早上7时吃早餐，但未到6时中国的大妈、大伯便在餐厅门口排队，且不停拍门要求早点开。门一开大叔、大妈们蜂拥而入，抢装名贵海鲜；用餐期间，每张桌上都有大量遗弃食物，包括整盘虾仁、鸡腿、牛排等，浪费惊人；即使到处贴有「勤拿小取、节约食物」告示，但人人视若无睹，人人都争抢菜肴，狼吞虎咽。

据报导，中国游客食量惊人、浪费严重，但对船上要自费的消费却屈指可数。酒吧、K房本应爆满夜晚时段，游轮上几乎看不见人，因为大妈、大叔们对收费项目不屑一顾。船上职员称，公司旗下其他23艘游轮上，每周啤酒销售量最少有5万瓶，但喜悦号的销量仅得其1%。

职员又承认，喜悦号自启航以来一直不赚钱，明年初将送到新加坡改造，会去除中国元素、改行欧美风。至2020年后，公司会派一艘较小的游轮营运中国市场。不过，根据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2015年的数据，食物在每位乘客平均成本中，仅占约5.8%。显示喜悦号「被吃倒下」可能是偏见。

《小档案》

3000元吃喝玩乐全包

●挪威（诺唯真）喜悦号是首艘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游轮，六成船员精通普通话，标示、菜单等全以中文为主，船上设有打麻将、近万呎免税购物店等设施，更邀请王力宏任代言人，讨好中国游客可谓不遗余力。

喜悦号以上海为母港，载客量达4930人，有1925间奢华客房。香港苹果日报报导，中国旅游网站可见，五日四夜只要两、三千元人民币(约288至433美元)，便可享吃喝玩乐全套服务，船上大部分主题餐厅、剧院、水上滑道、健身中心等设施均属免费。船上菜肴亦是偏中式，甚至能吃到豆浆、油条等。

为满足中国游客购物需求，船上设有近万呎免税店。甚至连中国译名「诺唯真」，都是为进入中国市场而改。挪威游轮（诺唯真）于1966年成立，是全球三大游轮公司之一，连续八年被评为「欧洲最领先游轮」。

谢选骏指出：中国大妈游客疯狂取食船上餐厅的菜肴一点也不奇怪。记得杰克伦敦有篇小说，写过一个遇到海难的饿鬼水手，被救以后拼命在浑身上下到处私藏面包，仿佛一夜变成了胖子，模样相当怪异。中国大妈令人作呕的行径，其实就是毛泽东饿鬼时代的后遗症——毛泽东长征的时候饿坏了，吃草根、啃皮鞋，进城以后穷奢极欲，吃成一头大肥猪，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结果得了高血压和心脏病。现今华人对于名牌的痴迷，也是类似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041、毛泽东鬼迷心窍】

《声援佳士工人逾30名大学毕业生遭羁押》（自由亚洲 2018-11-23）报道：

2018年8月23日，中国南方城市惠州一间公寓，一群学生活动人士和毛泽东思想的左派青年声援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人。

北京大学毕业生，青鹰社工中心始人王相宜，11月9日被捕。早前声援深圳佳士工人维权的一批大学毕业生、社工及活动人士遭到当局抓捕。据本台获悉，截至本周四（11月22日）先后有31人遭到羁押，其中11月9日被监视居住或刑事拘留的共18人。本台获得一份所有被捕者资料及他们被捕日期。知情者称，被捕人士的亲属未收到警方通知书，因此无法委托律师。

今年7月，深圳佳士公司工人要求组建工会，改善员工福利待遇的维权行动，受到广州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毕业生支持。8月，中山大学毕业生沈孟雨、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昕、顾佳悦，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生徐忠良、杨少强，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郑永明，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唐家梁以及一批工友先后被捕，他们至今仍被羁押。

另一批声援被捕者的大学毕业生11月9日被捕。一位要求匿名的北大校友星期五（23日）对自由亚洲电台披露，各地警方联合进行的“1109”大抓捕行动，其规模比前一次更凶猛。当天，北大毕业生张圣业、孙敏、宗阳、贺鹏超、王相宜等人，分别在北京、广州、上海、武汉及深圳等地被捕。本台早前曾报道，有消息说，部分被拘留的学生和工人已经获释，但此消息无法得到核实。

一位被捕者的校友对本台说：“截至11月22日，都没有放。11月9日，有两个学生在北大大讲堂附近，无故被殴打，之后被抓走。”知情者称，被捕人士的亲属未收到警方通知书，因此无法委托律师跟进。

王相宜、贺鹏超在深圳创办的民间组织青鹰社工中心，有6名成员被抓。另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告诉记者，被捕成员为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高校的毕业生。他们被公安“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或刑事拘留。

王相宜的一位同学告诉记者，王相宜、贺鹏超是男女朋友，他们在深圳成立青鹰社工中心，协助当地工友创业：“在深圳那边支持年轻工人朋友创业，搞一些服务。贺鹏超后来跑到马克思主义学会去了。然后他们在北大给后勤的工人放电影，教他们英语。当然他们做了后勤工人的权益调研等比较敏感的事情。除了青鹰，还有一个青湖学堂，青湖学堂在这个圈子里更出名。”

本台记者就此致电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查询被捕人士。接听电话的人员叫记者致电该校国际合作部查询：“国际媒体，麻烦您打62757453国际合作部。”国际合作部的工作人员要记者向该校外宣部查询，而对外宣传办公室的电话无人接听。

1109大抓捕后，北大毕业生在其微信圈转发被捕人士的消息，遭到校方威胁和警告。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开学以来，该校的马克思主义学会遭到封杀，校方拒绝成员登记。

一位刘姓学生家长本周致电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查询“马克思主义学会”是否被取缔，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正面回答。

北大校友提供的一段电话录用中，刘姓学生的父亲质问校党委：“有几个同学被抓了，她很担心，因为她毕竟是一个女孩子，我想问一下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校党委人员：这是谁跟您说的情况？

学生家长：我女儿跟我说的。

校党委人员：我们并不了解您说的这个情况，如果是北京大学官方发布的信息，您可以相信。

学生家长：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学校是不是阻止他们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会？

校党委人员：这个事情跟你女儿有关系吗？

学生家长：第一，我要核实你们学校党委，是不是坚决阻止马克思主义学会，有没有？

校党委人员：我都给您解释完了，我就不再回答您了，再见。

发生在深圳的工人运动因受到中国部分高校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支持，触动了当局敏感神经。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共成立初期，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组织学生运动，呼吁工人罢工维权，又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策略，最终取得政权。分析人士认为，当局封杀马克思主义小组实际上是担心执政权力受到威胁。

《北大生声援工运被捕前疾呼：无产阶级连死都不怕》（2019年1月24日转载中央社）报道：

21日又有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共7名声援广东佳士科技公司工运的左翼学生被捕。21日又有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共7名声援广东佳士科技公司工运的左翼学生被捕。其中，北大学生张子尉被捕前发出影片疾呼：「无产阶级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镇压呢？」

佳士建会工人声援团官方推特昨晚发文指出，21日，为躲避政治警察的抓捕，张子尉躲在住处床底下7小时。根据他传出的讯息，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人员首先破开邻居的门，发现弄错后，又破开他的房门，在屋里翻箱倒柜四处搜查物品；还有一名国保躺在他的床上打游戏、呼呼大睡。

22日凌晨0时43分，张子尉发出一段影片后，即告失联。根据影片，张子尉说，今天已有6名同志被带走，其中两人就在他住处的楼下，被塞进车里高喊报警。现在，黑恶势力正挨家挨户搜查他的踪迹，想要把他带走，「但是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的人会害怕吗？无产阶级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镇压呢！」

除了张子尉，佳士建会工人声援团指出，21日下午，北大学生李子怡、马世泽、孙嘉言；北大毕业生李嘉豪、黄宇；人大毕业生严梓豪等人先后被国保逮捕。上述7人有4人是北大前马克思学会成员。佳士建会工人声援团扬言，他们要营救同志，斗争到底，绝不妥协。

中共当局镇压佳士工运、打压左翼青年，近日再展开一波拘捕行动。20日，有学生发文透露被约谈并被迫观看岳昕等4名被捕成员的认罪影片。此事被境外媒体报导后，7名学生就在隔天被捕，显示当局试图完全切断左翼学生对外发声。

在佳士工运发生地的广东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负责人张治儒、工作人员简辉、深圳劳工活动人士吴贵军、工人代表宋佳慧及维权人士何远程等5名佳士声援成员，也在21日当天被捕。

谢选骏指出：这些在防火墙下长大的学生真是被毛泽东的鬼迷了心窍了，他们自以为是在拯救工人，其实这是在饮鸩止渴。他们哪里懂得，与毛泽东的真共产主义比起来，还是现在的假共产主义好一点，至少他不敢共产共妻；正如与希特勒的真民族主义比起来，还是中国的假民族主义好一点，至少他不敢发动战争。而毛泽东鬼迷心窍了，则后患无穷也。这些没有汲取历史教训的“学生”，太可悲了。其实，他们的出现是有例可循的。例如1989年的时候，参与民运的学生中间就有许多毛派分子，他们憎恨赵紫阳计划剥夺大学毕业生“包分配”的铁饭碗特权，借着纪念胡耀邦起而抗议，他们的绝食是出于对于自身未来出路的忧惧。这就是后来出现的“新左派”的渊源。

【042、毛泽东和江青的前夫有何交易】

《毛泽东会见江青前夫唐纳瞪大眼睛说了一句话》（2020-09-04 文史春秋）报道：

20世纪30年代，以“蓝苹”为艺名走红上海滩影剧界的江青，曾经和多才多艺又多愁善感的著名影评人唐纳（原名马骥良），发生了一段曲折跌宕的婚恋纠葛。这场“唐蓝婚变”曾经轰动一时，并广为人知，但唐纳婚变之后的人生际遇，详知内情的人却并不多。

困顿时江青接济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身处绝望之中的蓝苹决定离开上海，奔赴陕北。进入延安时，蓝苹即把名字改为江青。她是个不安定也不安分的女人，更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人。她曾向别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层板。”她的每一次爱情，几乎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特定目的。

当她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声名狼藉而不得不远走延安时，恰逢贺子珍与毛泽东闹误会，并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病。这使江青有了一个难得的趁虚而入的机会，不到一年的时间，她便和毛泽东相恋，并于1938年11月结婚。

在江青离开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时，唐纳成了《大公报》的战地记者。他在抗日烽火燃起之际，沿沪杭线进行了艰苦的采访，并以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

1936年江青等人举行集体婚礼时在六和塔下合影。前排左起分别为叶露茜、赵丹、蓝苹（江青）、唐纳、杜小鹃、顾而已，后排郑君里、沈钧儒、李清。

1937年12月，南京陷于日军之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唐纳也随着内迁的人流到达武汉。看到当时上海影剧界群星纷纷汇集于武汉的场面，他提议组织一个附属于《大公报》的“大公剧团”。由于唐纳在影剧界干过多年，人头熟，又有组织才能，因而他的倡议很快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大公剧团”迅速得以成立。导演郑君里、应云卫和演员赵丹、白杨、金山、顾而已等人，都成为剧团的成员。

1938年夏，唐纳写出了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演出后获得了各界好评。就在此时，他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同年10月，他们经香港返回上海，不久生下一个儿子。

唐纳虽和陈璐结合，但对蓝苹却仍然念念不忘。他为陈璐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说是为了和“蓝苹”相对；他还写了一首名为《千里吻伊人》的歌词，据说也是为蓝苹而写的。

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唐纳离开上海赴重庆。陈璐和他们的儿子则留在了上海，后来陈璐改嫁给了一个盐商。

唐纳到重庆后，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工作过，勉强有碗饭吃。但不久因剧社解散，唐纳一度失业陷于困苦之中。他的心境极其苦闷，再次企图自杀而未遂。

此时身在延安的江青，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打听到了唐纳正处于潦倒穷困之中，于是每月从延安托人捎送10元钱接济他。每当收到这笔钱，唐纳必先从中抽出1元，和其它贫困的知交好友聚首“打牙祭”，权当在困难中相濡以沫，苦中作乐。

1944年，唐纳在重庆成立了“中国业余剧社”，自任社长，冯亦代任副社长。剧社成立后，因上座率不佳而很快解散，唐纳又陷于困顿之中。直到抗战胜利前夕，唐纳才凭借他流利的英语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他受英国驻华大使馆聘用，进入该馆新闻处工作，由此得以从困苦中解脱出来。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没过几天，江青也借口“牙疼”要求到重庆治病。

毛泽东对江青此行，最初并不赞成。在江青的一再要求下，虽然勉强同意了，但说好了一个条件，即不允许江青在重庆公开露面。

拒见江青却晤毛泽东

不允许江青公开露面参与政治活动，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当年7月初，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的6位参政员到延安参观访问时，其中的中国青年党领袖之一左舜生，曾向毛泽东提出想见见江青的要求，当即被毛泽东婉拒。左舜生对此颇感“遗憾”，他在从延安归来所写的《记民主政团同盟延安之游》一文中，这样写道：“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7月5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儿来送我们，两只活泼美秀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以上左舜生提到的“一个七八岁的女儿”，确是毛泽东和江青所生，其实当时只有5岁。毛泽东带着女儿为客人送行而不让江青公开露面，大概是不愿左舜生回重庆后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

江青到重庆后并未和毛泽东在一起，而是和女儿李讷共同住在张治中的桂园内。此时的江青，心情很激动，特别是当她听到张治中手下的一名内勤说了一句“她比宋美龄漂亮”的赞语后，更是兴奋了好几天。但遗憾的是，她却不能像宋美龄那样在各种公众场合出头露面，无法在记者们的照相机镜头前展现风姿。

江青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不许她公开露面，但她毕竟是一个有强烈好胜心和炫耀欲的女人，在难以公开露面的情况下，她竟然悄悄地背着毛泽东，打电话秘密约见唐纳。不料，江青却未得如愿。也许她还不知道，此时唐纳不仅已从生活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而且在感情上也已另有所爱。据唐纳事后对人说，江青秘密约见他时，他对江青的旧情“已经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经今非昔比，见她会惹事生非。

不过，唐纳虽然拒见江青，却出人意料地见到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还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是唐纳一生中跟毛泽东惟一的一次短短的会面，对于当时的情景，他在数十年后仍然念念不忘、记忆犹新。

1984年9月29日下午，寓居巴黎的唐纳与从台湾来访的一位老朋友谈话时，曾经说到：“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奇怪，何以有我？虽可能酒会后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我的手瞪大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

邀请唐纳参加欢迎毛泽东的酒会，到底是不是有人特意做的安排，人们不得而知。而且，即便对于当事人唐纳而言，也不明白“何以有我”。他之所以去见毛泽东，是因为“抱一种好奇心理”，而且持有请帖，名正言顺。而毛泽东短短一句话，则不仅使他略显慌乱和尴尬，也给他留下了另外一份更难琢磨的“好奇”。

实际上，毛泽东的一句“和为贵”，可谓将家事、国事一语双关，既道出了他和唐纳猝遇时的机智和幽默，也说明了他是知道江青以前的婚事的。

在和陈璐分手后，唐纳在数年中一直独身，忙于写作。1945年上半年，他才在蓝苹、陈璐之后，爱上了女演员康健。他们一度在重庆打得火热，但在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又告分手了。

感情终有归宿

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唐纳又回到了上海。在《文汇报》总编、友人徐铸成的邀请下，他辞去了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的工作，转而出任《文汇报》的副总编。

1947年8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唐纳应邀出席。当时，《自由论坛报》的一位女记者引起了他的注意，令他顿生爱慕之情。这位女记者是国民政府前驻法大使陈菉的三女儿陈润琼，她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也很纯正，谈吐非凡，举止端庄，堪称才貌双全。

唐纳对陈润琼一见倾心，而陈润琼却没有很快响应。于是，唐纳开始了一番苦心孤诣的疯狂追求。1949年，陈润琼赴香港工作，唐纳也调往出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1949年2月，陈润琼去美国到联合国工作，唐纳也随着到了美国。他先在《纽约日报》供职，后又到联合国的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1951年，陈润琼前往巴黎，唐纳照样跟踪而去。

1952年12月23日，唐纳与陈润琼结婚

唐纳如影随形，紧盯不舍，而且每天都给陈润琼献上一束花，同时送上一封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写成的情书。

这一份痴情，使陈润琼深受感动。渐渐地，她发觉唐纳不仅富有才华，而且为人善良，极重感情。1951年，陈润琼终于答应了唐纳的求爱要求，两人在巴黎举行了婚礼。从此，唐纳的感情才最终有了真正的归宿。

在巴黎，这两位记者弃文从商，开起了饭店。从最初的“明明饭店”，到后来的“京华饭店”，再到“天桥饭店”，生意日益兴隆，越做越红火。

唐纳和陈润琼结婚后，生有一女，取名为马忆华，其含义不言自明，乃想念故国之意。

一向重感情的唐纳，不仅对所恋之人一片痴情，而且对生养自己的祖国同样是赤子情深。他后来之所以会离开上海远赴海外，一方面和他对陈润琼女士的爱恋之情有关，另一方面还有一层难言的隐衷。

这层隐衷，在唐纳于1949年2月初从香港写给上海的郑君里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明白：“大陆眼看就要解放，实现了我们的愿望，《文汇报》的同仁都是‘青春结伴好还乡’，惟有我是不可以回上海了。抗战时，阿苹曾秘密到重庆治牙，还打过电话约我在‘凯歌归’酒家见面，我断然拒绝了。在我这个方面，已经一了百了……前天我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说我‘鸳梦重温，凶多吉少’。我信他，我现在很认命，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过阿苹，我曾经为她的出走几乎自杀；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她什么都下得了手。别了祖国，别了上海，别了青春，别了朋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是一封和着泪水写成的信，倾吐的无疑是唐纳的肺腑之言。事实果然不出所料，在江青荣登“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宝座之后，唐纳的知交好友郑君里、赵丹等人纷纷受到无情迫害。而唐纳幸亏远在海外，“旗手”鞭长莫及，才使他免遭毒手。

直到“文革”结束后，唐纳才得以多次返回中国大陆，几度重游上海，抚今思昔，感慨万端。不过，他每次回来都行踪秘密，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仅限于走访几个当年的亲密朋友而已。

缘于唐纳和蓝苹曾经有过的那段关系，身居巴黎的唐纳经常碰到不速之客的造访。就连一位曾被江青视为她自己的“斯诺”、在江青授意下为其立传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得知唐纳隐姓埋名于巴黎的消息后，也难抑心中的好奇和激情，专门两次前去登门拜访，并提出愿以20万至30万美金为酬，与他合作写江青。但维特克的这一要求，被唐纳坚决拒绝了。

曾有海外报纸刊登消息说，唐纳为招徕顾客，在自家开设的饭店二楼举办过江青照片展览。唐纳对此断然否认。他坦诚地说：“我这个人，不但不念旧恶，而且一旦绝交，也是不出恶声的！”

唐纳晚年曾计划写一部自传，为此他曾托人寻找自己当年在济南写给江青的那封长信，以及江青当时写给他的两封信，寻找当年各报的报道。但是他虽然几度提笔，却在未能写出这部自传时便被病魔缠身了。1988年，唐纳因肺癌病逝于巴黎，享年74岁。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和江青的前夫说“和为贵”，明显有些前因后果，好像二人除了同为江青的入幕之宾之外，还有另外的秘密。那么，此二相公之间，到底还有什么交易？

《前夫评江青：她不是变坏是原来就坏》（2014-03-23 唐人讯）报道：

十岁时即以“春秋童子”的笔名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独幕剧的黄宗江是作家、编剧兼导演，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江青的迫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宗江到法国访问，见到他的老朋友，也是江青前夫的唐纳。他问唐纳：“江青这个人原来是不是并不坏，是后来变坏的？”唐答：“不，原来就坏！”

黄宗江早年活跃於戏剧舞台，他曾求读于燕大，当过海员，上过朝鲜，去过越南，后专业创作电影剧本。但黄宗江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揪出来示众，是因电影剧本《南方啊南方》获罪，罪名是“阶级混乱”、“人性论”、“叛徒哲学”，他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的帽子。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最后竟升级为攻击中央首长的现行反革命。其实就只是他夫人阮若珊借给她表妹一部《中国电影发展史》，其中牵涉到了江青。其实，他与江青并没见过面，却与唐纳倒是老朋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宗江到法国访问，两位老友相见，他问唐纳：“她这个人原来是不是并不坏，是后来变坏的？”唐答：“不，原来就坏！”八十年代中，唐纳回国，在北京饭店与老友相聚。交谈中，述及江青在“文革”中疯狂迫害赵丹、郑君里等，黄宗江站起来指著唐纳笑骂：“都因为你唐纳是罪魁祸首，要是那时候，你能留住她一直跟你在一起，我们这些老朋友也不至于遭难受罪了！”

江青前夫唐纳的真实身份

著名作家叶永烈写了《江青传》。为此，他对江青前夫唐纳的身份做过认真考证：唐纳虽然生前名义上是巴黎天桥饭店老板，实际上不仅是中共特别党员，而且还是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正因为如此，唐纳78年回国时参加接见的有罗青长、叶选基，他们都是国家安全部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叶永烈在《江青传》写到：1936年4月26日唐纳和蓝蘋（江青）在杭州举行婚礼，“唐纳那时其实已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叶永烈还提及，江青先后嫁过的四个丈夫，即俞启威（黄敬）、唐纳、章泯、毛泽东，都是中共党员。叶还证实：唐纳晚年，“不仅是中共特别党员，而且还是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唐纳的这一敏感身份，是叶永烈在1986年8月7日采访唐纳挚友夏其言时得知的。

夏其言跟唐纳、江青同龄，都属虎，生于1914年。夏其言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

夏其言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夏其言告诉叶，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张承宗。张承宗在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在夏其言之前，唐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夏其言还记得：当蓝蘋（江青别名）跟唐纳吵闹时，经常动手打架，居然在夏其言家中也大打出手。夏其言记得：有一次，天还没亮，他还在睡觉，突然，蓝蘋披头散发，前来敲门。蓝蘋刚进来，唐纳也来了，又是一场大吵大闹。

夏其言还记得：有一次，在他的家里，当着史枚和他的面，蓝蘋抓住唐纳的头发，把唐纳的头往墙上撞……

夏其言告诉叶永烈，一天当蓝蘋跟他们一起闲聊，蓝蘋随口说了一句“名言”：“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层板。”

唐纳与蓝蘋分手之后，唐纳当时因为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使巡捕房对他格外注意，唐纳出走重庆。在重庆唐纳与他的第二任妻子陈璐离了婚，他们的婚姻维持了8年。

后来唐纳与另一个演员康健开始同居。这一同居关系维持不了多久，又因性格不合分手。

抗战胜利后，唐纳从重庆回到上海，开始猛追《自由论坛报》女记者陈润琼。陈能操一口纯正英语是原驻法公使陈箓的第三个女儿，自幼受家庭熏陶，精通英语、法语。

1949年2月，陈小姐调往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工作。已经在香港担任《文汇报》总编辑的唐纳，向报社提交辞呈，也飞往纽约，先在纽约日报工作，后在联合国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为的是能够与陈小姐在一起。

据称，唐纳看似是为“追”陈润琼而远赴美国，其实他深知，蓝蘋是一个报复之心极重的女人，她已经成为“第一夫人”。当年她在上海，敢于当着夏其言的面，抓住唐纳的头发把唐纳的头往墙上撞。倘若唐纳留在中国，那位心狠手辣的“第一夫人”不知会怎样折腾他！

正因为这样，唐纳“追”陈润琼小姐，从美国纽约“追”到法国巴黎，在那里与陈润琼小姐结为伉俪，并开设天桥饭店。为了远避江青之势，唐纳更名“马绍章”，而陈润琼则用英文名字安娜。

一直到1976年江青成了阶下囚，唐纳终于可以回国探望了。

夏其言告诉叶永烈，1979年初唐纳回国，“接待单位”便是中共中央调查部，他在法国的秘密身份不言而喻。

“中调部”，亦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简称。如今，很多人只知道国家安全部，而不知道中共中央调查部。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中共中央，是1955-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对外情报的最高级别的情报机构。

“中调部”的前身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联络部。1955年6月20日，中央中央调查部正式成立，首任部长为李克农(兼任)，秘书长为罗青长。从1983年7月1日起，以中央中央调查部为主体，与公安部的反间谍部门及其他部分相关单位合并，组成了国家安全部。

夏其言说，他发觉，79年见到唐纳时，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他不像当年豪爽直率，而是变得谨言慎行。唐纳跟夏其言谈话，只谈往事旧谊，极少涉及在法国的生活。

唐纳在上海电影界、新闻界朋友众多，但他只会见了郑君里夫人黄晨等极少数老朋友。

郑君里在“文革”中受尽折磨，被投入监狱，死于1969年4月23日。

1966年10月9日凌晨，郑君里家遭到乔扮为红卫兵的空四军教导队的大抄家，抄走日记、书信、手稿、相册等资料。不久，郑君里被捕入狱。郑君里心知肚明，这一切皆因他对“旗手”江青往日的历史知道太多……

唐纳对郑君里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感叹说，倘若他在国内，会比郑君里更惨！

就是这次唐纳回国，1978年12月在北京受到叶剑英的接见。与叶剑英元帅会见的还有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还有叶选甯和叶选基。叶选甯乃叶剑英之子，当时任国务院经济委员会办公厅康世恩秘书。叶选基乃叶剑英之侄，在“中调部”工作。

这也表明，“旅法华侨”唐纳其实是中共特别党员，“中调部”在法国的重要干部，他的归回，受到叶剑英的接见就在情理之中。陪同接见的人员有“中调部”部长罗青长以及在“中调部”工作的叶选基，清楚地点明了这次接见的“主题”。

夏其言记得，1985年9月，唐纳再度回国时，则是由国家安全部安排。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是江青的第四个丈夫，江青也是毛泽东的第四个妻子——这一对狗男女真是般配极了。蹊跷的是，那位唐纳也是结婚四次。毛泽东的“和为贵”，可能是一个警告，要他老老实实地为党服务。

【043、毛泽东火烤侄女惨死】

《毛泽东侄女文革遭火烤下体惨死内幕——毛泽东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之死》（2017-12-15 陈学政）报道：

为了“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李爱芝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杉树刺、棉杆、火钳，烧起熊熊大火，把毛远明推到火上烤、烧，最后李爱芝从火堆中抽出火钳，捅进毛远明的阴部。批斗后缪正龙找毛远明谈话时，她的右手已经折断，头发已经烧光，遍身伤痕、血迹，一股浓血从阴道中淌出来，裤子里窝着团团大便。但缪正龙仍然逼她承认冒充毛主席亲属，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说她太顽固，11、12日晚上用“疲劳战”“车轮战”继续批斗，绑、跪、吊、打。手段极其残酷。最终毛远明、毛远春不堪折磨，纷纷自杀身亡。

文革期间，毛泽东的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因成分问题被批斗致死。其中毛远明被人诬陷“冒充毛泽东亲属”而遭到折磨。梅树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李爱芝对毛远明拳打脚踢，并叫民兵脱光她的上衣，把两条光手臂用麻绳捆紧，“反弹琵琶”绑到颈脖，跪到高凳上接受批斗，其昏死倒地后，又把她吊到屋梁上，十几个打手用拳、脚、肘子推来撞去。毛远明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大叫救命，但是当李爱芝要她承认是冒充毛主席亲属时仍然坚不改口，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则她实在没有。

文革中的武斗场面

1968年，经过文革初期的造反、夺权、武斗等剧烈动荡之后，全国除台湾、港、澳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从上到下直至农村生产大队各级“革命委员会”均已成立(当时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紧接着一场“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一清”(亦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又席卷神州大地。湖南省平江县向家人民公社梅树大队清查的重点目标落到了谭泰平、毛远明、黄玉堂、毛远春身上。

毛远明，湘潭韶山人，其生父毛泽承与毛泽东是第五代堂兄弟，外祖母是毛泽东的堂姑母，所以她既是毛泽东的堂侄女，又是毛泽东的堂表侄女。毛远明5岁送人作童养媳，丈夫胡元普1934年病死，后流落到长沙，由妹妹毛远春介绍与谭泰平结婚。谭泰平，平江县人，从小种田、学织布，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30年参加红军，所在队伍被打散后流落武汉、长沙等地帮人煮饭，1939年谭泰平携妻回到平江向家村。至1950年时，谭泰平一家三口人，有大小房屋九间，自耕田四十九亩四分五厘，耕牛一头，农具齐全，除本人是主要劳动力参加主要农活外，请过长工、月工、零工。谭1945年当过15天轮流伪保长，1949年湖南“反共团”组织开会“配民食”参加过一次会，土改时在划定谭泰平的成分的过程中，认为其有轻微剥削，经多次发动群众讨论、计算，认定解放前三年每年平均剥削收入比例大约为百分之十三点八，最终划为富裕中农。毛远春是毛远明的亲妹妹，自小出外谋生，到长沙作女工、当佣人，后与平江人黄玉堂在长沙结识，结为夫妇，1939年一同回到平江向家村。夫妇二人都会纺纱织布、染布，回到故乡后与人合伙开染坊、布庄，土改时拥有十亩九分一厘田地和半头耕牛，还当过染织厂经理(所谓染织厂只不过是十几个人的小作坊，黄玉堂实际上是主要劳动力和技术指导)，剥削收入比例为百分之十八点三，被划为“小土地经营”，比“富裕中农”还要高，仅次于地主、富农。

类似于谭、黄情况的家庭在历次运动中都属于“高危人群”，在那几十年的历史时期中，像他们这样情况的人，一般都是兢兢业业、胆战心惊，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遇事让三分，夹起尾巴做人。但是可能一方面由于严格按照政策他们确实不应该划为地主、富农，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与毛泽东的亲戚关系，所以自以为有所依恃，待人处事并非那么谨小慎微。虽然据《汨罗江上的冤魂》书中介绍，他(她)们是勤劳、善良的，但邻里之间总免不了这样那样的利益纠葛，若不能事事委曲求全，就有可能结仇结怨。1950年谭泰平担任梅树村村长，同村仇科富担任秋征评议员，仇把自家的产量评为三成，而秋征总评议员喻义和认为应该评九成，争议中仇说最多评五成，最后谭泰平拍板定为七成，比五成要多交500多斤稻谷的公粮，仇科富认为谭泰平“一个屋场的人不帮忙，十个指头往外弯”，从此怀恨在心。以后每次运动一来，仇科富就要提起谭、黄为漏划地主、富农之事，只是由于上面说的两个原因，他们每次都能有惊无险，侥幸过关。

1968年9月7日向家公社召开“三查一清”运动动员大会，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缪正龙在公社、大队革委会正副主任60多人参加的大会上做完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祷告仪式，念了五条关于阶级斗争方面的毛主席语录后，神色庄重激昂地说：“同志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已经揪出来了，各级新生的红色政权已经建立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各类黑帮分子已经被我们赶进了牛棚和五七干校，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深入进行三查一清运动。我们要拿出当年反右和大跃进的劲头来，是人是鬼我们都要认真查一查，蒙上贫下中农画皮的要坚决揭下来，是石头，砍三刀，是草根，刨十锄！我们搞三查一清是给土改补火，主要是清查漏网的地富反坏，咱们向家公社是个革命老区，人口复杂，漏网的阶级敌人大有人在。三查一清运动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查到谁身上，就要让他脱一层皮，清到谁头上，就要让他换一身骨头。刘少奇怎么样？当了这么久的国家主席，到头来却是个叛徒、内奸、工贼，隐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向家公社有没有这样的定时炸弹？我看是有的。”当时缪正龙正在梅树大队蹲点，散会后他立即赶到蹲点之地，进行三查一清对象摸底，梅树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李爱芝等提出谭泰平、黄玉堂的问题，缪认为正好可以树立一个典型，把全公社的这场运动推向高潮，指示李抓紧成立专案组，收集证据、立案。

证据主要来自仇科富、江浩明的揭发材料。仇与谭一向有矛盾。江浩明出身反革命、地主家庭，父亲江绍斌、大兄江慕湘土改被镇压，二兄江应国曾任国民党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委员：逃往台湾，本人当过保长、乡干事，加入过国民党、反共团，解放后由于积极揭发父、兄罪恶，检举反共团首恶、组织成员有功，经过乡人民政府反复讨论安排教育工作，后终因家庭、历史问题被清退。当三查一清运动在向家公社梅树大队轰轰烈烈展开后，江浩明忧心忡忡地对儿女说：“山雨欲来风满楼，运动又来了。这次兆头很不好，是给土改补火。恐怕我江某人难过关了，石头都要砍三刀啊。我江浩明能挺得住这三刀吗？梅树大队除了我和毛家，还有谁能与这事沾得上边呢？”不过在缪正龙、李爱芝看来，江浩明属于死老虎，斗争他不容易显出成绩，而如果挖出谭泰平等“隐藏多年的阶级敌人”则可以“放一颗大卫星”，缪正龙可以升官，李爱芝可以由农村干部转为国家干部。江浩明则是为了转移斗争目标以求自保，所以经李爱芝动员，也积极加入了揭发谭、黄两家的行列。

仇、江的揭发材料除了对前面那些众所周知的事情肆意夸大，并凭空捏造，加入大量不实之词，例如仇科富说：“谭泰平是自首变节分子，自首以后参加国民党，当过伪保长，管公堂。他从不劳动，屋里雇有长工、月工、零工，有土地、房屋出租，有六砣洋纱放账(高利贷)，有一百元银洋的流动资金。没有划为富农，是因为谭的爱人(毛远明)与土改队政委刘高俊打皮袢，得到刘的包庇。黄玉堂解放前雇有长工、机匠，带徒弟，自己开花纱布庄、绸布庄，家里有田土出租，有四砣洋纱放账，还有半斤金子借给任十嫂。没有划地主也是多亏他姨姐的一身好肉。”江浩明也提供了大致相同的材料，只是江的材料混杂在大量自我交代和揭发其它人的材料之中，更加具有混淆视听的功效。

仅仅凭仇、江二人的揭发材料还不足以定案，李爱芝为了取得“旁证”，指使专案组采用指名问供、威胁“不作证也要划为漏划地主”的方法逼迫多人作伪证，又用改变笔录、伪造手模的方法“取得”谭泰平自己的“口供”，终于坐实了他的“罪行”和百分之六十四的“剥削比例”。1968年11月7日，向家人民公社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农代会主任等十三人会议，审批、通过了梅树大队革委会三查一请的材料和报告，决定“谭泰平家定为地主，本人定为地主分子，交群众斗争、监督劳动改造。”(当时平江县把补划成分的权力下放到公社)

划成分——以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把某部分人打入“另册”，进行政治歧视和人身迫害并株连家属以至亲戚，这本来就有悖于现代社会平等、法治的原则，但如果歧视、迫害仅限于剥夺选举与被选举权、不准乱说乱动之类，许多人间惨剧尚不致发生。在诸多歧视迫害的手段之中，最恶劣、可怕的就是“交群众斗争(批斗)”。所谓“斗争(批斗)”就是让被批斗者面对大庭广众自认、自证往往是莫须有的罪名，同时施以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摧残，即使是作为对货真价实的罪犯的一种惩罚方式，现在也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但在上个世纪的某些时期内，却几乎天天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上演，从国家主席、元帅、将军、各级官员、作家、艺术家，到数以千万计的最底层各种“分子”，无不身受其害，不堪精神凌辱和肉体痛苦而自杀者难以计数，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奇耻大辱。

缪正龙、李爱芝对谭、黄两家的批斗极为残酷，本来经公社审批划为地主的只是谭泰平一人，但谭当时已七十六岁，体弱耳聋，缪、李认为不经打，斗争会声势造不起来，而其妻毛远明年轻十多岁，斗起来才有意思，因而把毛远明定为主要批斗对象，并让黄玉堂、毛远春陪斗。批斗会11月9至12日连开四个晚上，9日晚上主要是仇科富“揭发”，由于“揭发”过于背离事实，甚至说毛远明是冒充毛主席的亲属，毛远明进行了有力的申辩：“我是姓毛，是毛主席的侄女。我前头男人叫胡元普，是农民，不是伪军官。我在他家做童养媳，他是得伤寒病死的，根本不是我杀死的。我弟弟在长沙总工会工作，他有名有姓有地址，不信你们去调查。”缪正龙问：“你弟弟在长沙总工会搞什么？”毛远明说：“他在长沙总工会管几百人呢，难道总工会的负责人也会冒充毛主席的亲属吗？我的堂叔毛泽普现在韶山特区当书记，我的亲叔父毛泽癸、毛泽召都是革命烈士，你为什么不去问他们？”问得缪哑口无言。与会群众的同情心显然在毛远明一边，散会后回家的路上，仇科富被人故意绊倒，跌断了两颗门牙。

10日晚上，为了“压倒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李爱芝首先对谭泰平拳打脚踢，把他打瘫在地，接着仇科富故伎重演受到毛远明严词批驳而陷入尴尬时，李爱芝又对毛远明拳打脚踢，并叫民兵脱光她的上衣，把两条光手臂用麻绳捆紧，“反弹琵琶”绑到颈脖，跪到高凳上接受批斗，其昏死倒地后，又把她吊到屋梁上，十几个打手(其中一个曾空手打断一头水牛的一只角)用拳、脚、肘子推来撞去。毛远明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大叫救命，但是当李爱芝要她承认是冒充毛主席亲属时仍然坚不改口，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则她实在没有。为了“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李爱芝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杉树刺、棉杆、火钳，烧起熊熊大火，把毛远明推到火上烤、烧，最后李爱芝从火堆中抽出火钳，捅进毛远明的阴部。批斗后缪正龙找毛远明谈话时，她的右手已经折断，头发已经烧光，遍身伤痕、血迹，一股浓血从阴道中淌出来，裤子里窝着团团大便。但缪正龙仍然逼她承认冒充毛主席亲属，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说她太顽固，11、12日晚上用“疲劳战”“车轮战”继续批斗，绑、跪、吊、打。

公民的财产、住宅受到宪法的明文保护，西方更有“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之说，除了强盗抢劫、野蛮民族入侵、纳粹之于犹太人，正规的军队即使在战争中也不能随便侵犯民宅。但在在上个世纪的历次运动中，经常抄家成风，成为堪与批斗“媲美”的另一道“风景”。在改划谭、黄成分尚未正式立案更未获得公社审批的1968年9月17日，缪正龙、李爱芝就以“第二次土改”“挖银洋、金子”为名对两家翻箱倒柜、挖地三尺、贴条封门，11月10、11、12日，晚上批斗，白天抄家，两家的房屋、家具、农具、餐具、口粮、布票全部被没收，谭家一百一十八件，黄家一百四十三件。两家人只得睡在牛栏、草堆里，用破缸煮饭，用树叶包着用树枝往口里扒。抄家财产均被李爱芝等作为“胜利果实”拍卖、瓜分(可见对于财物的贪心也是他们积极投入运动的重要动力)，也有朴实、善良的村民买了盆、碗等转送给谭、黄两家人。由于连天的批斗、抄家，精神的凌辱、肉体的折磨和前途的无望使谭泰平、毛远明、黄玉堂、毛远春对人生完全绝望，11日晚批斗后，谭泰平出逃，想往长沙、韶山求救(因不识路、无盘缠在外流浪三个月后返回)，李爱芝散布消息说谭泰平被山外民兵抓起来后跳塘淹死，14日凌晨黄玉堂、毛远春投水自杀，15日毛远明听到妹妹、妹婿自杀和丈夫淹死的消息后，亦于16日凌晨3时爬进仇科富门前的水塘自尽。

黄玉堂、毛远春、毛远明死后，缪正龙、李爱芝宣布他们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象死了一条狗”，“要继续进行批判”。不但拒绝家属和群众提出的退还抄家没收的部分衣物、粮食办理丧事的要求，还剥去黄玉堂身上一件青直贡呢寿衣(抄家时被毛远春埋在破粪缸底下未抄走，黄玉堂投水前穿上)，三具尸体在禾场上摆了五天，谭德明(毛远明养子)，黄柏金(黄玉堂之子)四处磕头、哭告，激起村民的同情、义愤，经另一个大队干部童伯千向公社第一副主任曾大清要求，才决定退还一口棺材装殓毛远春，毛远明、黄玉堂用旧木板钉的木盒子作棺木。没有寿衣(毛远明皮破肉烂的尸体经水浸泡后胀破本已破烂的衣服，且近于裸体)，黄柏金、谭德明与媳妇向光华脱下身上的衣、裤给父、母亲穿上入殓。

从1969年起，谭德明、黄柏金、向光华四处告状、伸冤，要求给死者恢复名誉，退还没收财物，但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向各级法院、革委会、党委投寄的诉状都如石沉大海，其间缪正龙由公社副书记、副主任(三把手)升为书记、主任(一把手)，直到1973年2月，还对找他落实政策的向光华说：“不给你落实，看你又怎么样？”毛远明、毛远春的堂弟毛远翥(岳阳石油站副主任)到平江县出差，从群众中了解到堂姐、姐夫受冤自杀的情况，写了一封长达三十多页的申诉状，寄给岳阳地委和长沙、韶山的亲属，但是丝毫没有反应。又写了“迫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三位无辜亲属致死的罪犯为何不予处理？”的大横幅和详细冤情的大字报贴到地区革委会的大门口，但是大字报很快被人撕了，毛远翥还受到地革委干部的批评，劝他“少管闲事”。

经过与长沙、韶山的亲属反复商议，1973年元月，毛远翥写了一封“毛泽东主席(堂叔)亲收”的信用特种挂号寄给“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毛远翥虽然没有收到毛泽东的回信，但听毛远明、毛远春的嫡亲叔父韶山特区书记毛泽普说，听省里同志讲，毛主席读完信很伤心，沉默了老半天才说“罗姑娘、春姑娘(二人小名)我是心中有数的，她们是清白的。”把信交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又把它转给了中央一个权力很大、负责人级别很高的部门，那个部门的首长批了“请湖南省委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几个字，将信转了下来。1973年6月，地、县委派出调查组，7月4日江浩明、仇科富、李爱芝三人被拘留(1974年元月3日转逮捕)，繆正龙则于1974年3月27日拘留、4月8日逮捕。最终江浩明以“反革命阶级报复”罪名判处死刑，仇科富死缓，缪正龙、李爱芝各有期徒刑八年。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名为“毛泽东侄女文革遭火烤下体惨死内幕——毛泽东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之死”，实为“毛泽东火烤侄女惨死”！很显然，如果没有得到上级老毛的默许，下属是不太可能在老毛的亲属头上动土的，何况用的是“遭火烤下体惨死”这样典型的湖南痞子的毛式手段。但是毛泽东这个痞子领袖，向来喜欢把脏活留给别人去干，事后翻脸杀人，推掉责任。不过事实俱在，套用一句毛氏判决——“毛泽东火烤侄女下体惨死，罪责难逃！”

【044、毛泽东就是地主后代变身的恶霸】

《毛泽东斗不过地主阶级后代们今已“收复失地”》（法广 2020-09-26）报道：

毛泽东带领下的革命狂潮，中国的地主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之一，历经1949年建国前后多次群众斗争几至体无完肤，但最新一期经济学人引述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地主阶级的后代们正是人才辈出，俨如中国新一代的特权阶级。

经济学人这篇文章指出，自从中共立国之后，地主阶级几乎立刻成为斗争的对象，其中在文革期间地主被斗惨不忍睹的经历，炎黄春秋杂志前编辑杨继绳在其最新的著作有详细的描述。

然而根据一份由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学者所共同进行的工作研究报告指出，毛泽东倾尽全力要将地主阶级从中国消灭的浩大工程，似乎收效不大。当年的地主阶级的孙一辈很大部分已经“收复失地”，重享他们家族在解放之前的特权。相对于其他家庭，他们大多都有较好的教育和富有。他们的价值观以及取向，均与1949年之前社会地位低微的后代们有所分别。社会的不公似乎对他们影响不大，他们较有生意头脑，更支持市场经济，更倾向于个人主义以及相信勤奋可致富。

由哈佛大学学者Alberto Alesina（中国译名为阿尔贝托·阿莱西那）等领头的研究，大部分乃汇集家庭调查、人口报告以及土地纪录等资料而成。他们的研究发现，直至2010年，解放前的地主或上层社会的后代，收入比较1949年前属于社会下层的后代多出16-17%。他们而且大多数都受过中学或大专教育。在数学测试中，他们的表现也较强。

这群学者对旧社会上层的后代相对快速收复失地有如下的解释，他们的亲属在海外帮助他们收藏了一笔财富，但更重要者就是这些家庭在大陆国内仍然维系了一个有力的网络。

学者们在报告中指出，这群得以翻身的后代，大多都出身于一个强力的家族架构，尤其是农村背景的。研究指出，尽管他们的长辈历经毛泽东翻天覆地的年代，但上一代的高层次想法和概念，却灌输予下一代。因此之故，毛泽东逝世才四十五年，一度被斗得死去活来的上层阶级，得以再度夺取社会金字塔的顶层。

谢选骏指出：穷人和富人的分界线，经常也是一个生物学的分界线，所以号称“无产阶级革命”的马恩列斯毛等肥兔，无一不是出身于“地主剥削阶级家庭”。这些自称大公无私的肥兔，其实都是不折不扣的匪徒。

《韶山在土改时给毛泽东家庭划定的是什么成分？》（人民网2016-02-28）报道：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高菊村，原题为：《“清抵簿”破解毛泽东家庭历史之谜纪实》）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简称“中央文献”）打电话，问我韶山土地改革时，给毛泽东家庭划阶级成分的情况，说是有人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回了信，有无此信，若有则请传真过去，他们正在为《毛泽东年谱》定稿，急需收入。我既不知悉此情，也无此信，便邀韶山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苏小波（韶山籍土改干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简称“纪念馆”）原副馆长刘胜生、湖南省韶山管理局（简称“管理局”）宣传处副处长谭意等同志，于2013年到2014年，就毛泽东回信及其家庭经济和成分问题，对30余位老人，进行了数百人次的调查访问，多次进入湖南、湘潭、韶山各级档案馆。在调查和收集文物资料中，我们在纪念馆文物库房看到了毛泽东家庭账簿——“清抵簿”（原物），它在我们解决毛泽东家庭一系列历史问题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一）

1968年冬，“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毛主席革命活动纪念地建设委员会”研究决定，复原、开放毛泽东私塾旧址南岸，农民夜校旧址毛氏宗祠，农民运动考察旧址毛鉴公祠、毛震公祠，并派纪念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青南（湖南省军区独立师政委）率队，到韶山指导协助工作，收集文物，筹备复原陈列。我当时是纪念馆资料研究室主任，一天，陪同王青南主任到上屋场毛泽东同志旧居楼上察看文物，发现“清抵簿”，簿中夹有一纸条，上面写着：“1950年从韶山著名烈士毛新梅儿子毛汉章家中收来”。王主任当即从我手中接去。第二天，纪念馆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马骥庭，拿着该簿对我说：“王主任再三叮嘱，这簿属绝密材料，其中写了许多有关‘租谷’和‘佃银’等事，与我们宣传毛主席家是贫苦农民，大相径庭，长期封存于馆资料室，不得查阅。”我用八开白纸包好，写上“绝密资料，严禁查阅”。1975年我卸任室主任时，未能单独移交。2005年纪念馆开展文物资料大清理时，虽然原纸条和我写字的包封纸没有保存，但终将此簿解密，并登记入册，不然，我也许再也见不到。

“清抵簿”，横向长方形，右侧线装，长27.5厘米，宽15.8厘米，厚1.5厘米；封面封底为硬壳纸，封面直书毛笔字，右为“义顺堂”（毛主席父亲毛顺生堂名），中书“民國拾叁年吉立”，左写“清抵簿”。簿内各页为毛边纸，印有红色十字竖格，每页两面，共76页152面，前12页标有阿拉伯数字页码，写字31面，没写字121面，均由毛笔字竖写，收入写在横格上，支出写在格下。1—3面，仅有1924年上半年28条支付账，5—24面，记的是1927年9月到1935年3月完整的收支细目，36、40、150面记有21条，有的是有关1935年前的重点标记，有的内涵不明，时间不详。该簿虽小，但极为原始和真实，最能帮我们揭示毛泽东家庭各种历史之谜的谜底。

（二）

1920年1月，毛顺生病逝，1921年后毛泽东家逐渐成为革命家庭，是否还有财产？以何种形式存在？我们曾有这么几种说法：一说是没有了，毛泽民都按毛泽东的意见全部处理。如2003年韶山管理局编辑出版的《情系韶山》（实为局志），在“毛泽东与故居”节中写道：1921年春，毛泽东说：“家里的房子可以让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毛泽民完全照办。二说是流动资金没有了，不动产（20亩水田，13间半瓦房和少量柴山菜土）由王淑兰主管，她将大部分田亩和房屋，租给主佃户，少量水田租给其他佃户。三说是动产没有了，不动产由毛震公祠收归公有。四说是1929年由国民党没收后，家产就不复存在。如1999年出版的《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志》、1990年湘潭市韶山区编辑出版的《韶山志》，都记载：1929年毛泽东家产被“国民党湘潭县政府没收”，从此，毛泽东家里就没有财产。现在有了“清抵簿”，即可完全否定上述各种说法，百分之百地证明毛泽东家产的存在，既不是由王淑兰主管，也不是归祠堂公有，而是由毛震公祠代管；即使在1929年由国民党没收后，家产的主权、管理和经营，依然如故，这从“清抵簿”在1929年前后，所记的收支项目基本相同，笔迹完全一致，也可得以证实，因为虽然1929年1月30日，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省民政厅长鲁维吾，颁布“第333号”《省政府训令》，责令湘潭县政府没收毛泽东家“全部财产”，但因毛氏宗亲、中共地下党员和地方进步人士共同努力，利用地方官员不图“训令”实施，只求中饱私囊的私利心理，经巧妙周旋，致使这一“训令”未能实现。所有这些，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从没听人说过，不是“清抵簿”这个铁证，绝不会相信。那么，“清抵薄”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

1921年春，毛泽东教育全家干革命，当毛泽民处理了动产之后，因急于要去长沙毛泽东任校长的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上班，就将不动产交托文氏外婆家、毛震公祠代办。后经舅父文正莹、表兄文涧泉、文运昌，房叔祖父毛简臣、房叔父毛贻全，房兄毛宇居等商定，田土房屋不予分出，由毛震公祠代管，并非归祠堂公有；祠堂公举一人具体掌管，建账设簿，轮流管理记账，交接时凭族众清账；由管账人挑选佃户，主持房屋维修，收取佃户佃银（又名佃金，只有主佃户交）和租谷，并负责毛泽东家庭的一切开支，督促佃户调节、安排毛泽东家人住房；主权属于毛泽东家，管理归祠堂，经营使用由佃户，形成“三权”分立，于是，毛泽东家庭账簿就产生了。此等情况，如果没有“清抵簿”，我们谁都想象不到。在1921年到1950年的30年中，应该有几本账簿，可惜现在仅发现“清抵簿”一本；应该有几人管账，现在能确定的只有毛佑生一人，他于1927年9月到1935年3月经手管账，共写了350余条，占整个“清抵薄”85%的篇幅。

（三）

毛佑生，又名毛贻谷，是毛主席堂叔。毛泽东父亲排行第一，他排行第二，毛泽东称他“佑生二叔”，毛泽东曾对堂弟毛泽连说过，“管账还是佑生二叔管得好”，这是从与其他管账人比较来说的。我们从“清抵薄”中可以看到，他记账极其清晰，年月日齐全，收支分明，几乎年年有小结，移交时还凭族人清理总结，所以毛泽东评他一个“好”字。笔者认为好就好在：他精细地记载了毛泽东家庭的收支情况；他如实而突出地记录了毛泽东家庭关于革命方面的开支；他准确地记出了毛泽东家庭收入越来越少、支出越来越多、债务越来越大、家境越来越贫穷的走向和趋势。

毛泽东家庭的收入单一，可以说仅是佃户的佃银和租谷。依照惯例，主佃户要交佃银，从解放前30年的平均数看，每亩交佃金35两白银（又名银子），它与银元（又名大洋、光洋、花边）比价是每百两银子130银元，每亩交租谷3.5石，每石谷2.5元。租谷相对稳定，天灾人祸之年，还要减免；佃银东家可以增收，但收佃银等于欠债，还要计息，可以抵交租谷，所以佃银越多，租谷就越少。如“清抵簿”所记，1927年毛泽东家收主佃户毛月迪租谷“肆拾贰石贰斗”，到1932年，却只有“壹拾石零捌斗”。开支则名目繁多，有向国家交粮纳税、各级官员贪婪敛财、天灾人祸、社会公益事业、家庭日常生活等方面共50余个名目，尤其是有关革命方面，支付项次和金额惊人，略举例如下：

1924年上半年，28笔支付条目中，有“付咏芝室洋捌元”（“咏芝室”，即毛泽东妻室杨开慧）“付文化书社花边叁佰元”“付织布厂花边贰佰元”（文化书社、织布厂均为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所办），这三笔数占所列开支的75%。当时党领导革命没有经费，尤其是革命初期，不仅革命者生活全靠家里供给，就连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也要家庭支援，而毛泽东家庭成员参加革命，又恰在早期最多，1920年到1923年，毛泽东家即有共产党员毛泽东、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及其原配赵先桂、毛泽建（王淑兰1926年入党），在党的创立时期，一个家庭六位党员，这在中共党史和共产国际历史上，都极为罕见。毛佑生在1928年到1933年的支付账目中，47处提到毛泽民、王淑兰、毛泽建、毛泽覃的继配周文楠（周菊年）及其母亲周陈轩（毛楚雄外婆），除谷米外，共计大洋500余元，包括对革命者被捕营救、探狱，如1929年“付周菊年坐班房送信请客共贰拾叁元”“付王淑兰在省坐班房送洋陆拾壹元”等。毛楚雄1927年在长沙出生后，一直由周外婆抚养，从1928年到1931年，据记载，单是接送周外婆、毛楚雄回韶，向周外婆和周文楠母子汇送用费30余次，共洋400余元。如1928年“付支周母壹拾玖元”“付周母共洋玖元”；1929年“付周母返省洋捌拾壹元”“付周母共洋壹佰壹拾捌元”；1931年，“付周母共洋壹佰另贰元”“付周母（送去）洋壹佰另玖元”。款额一个比一个大，次数一年比一年多。这种珍贵的历史信息，我们只能从“清抵簿”中得到。

前文提到毛泽东家产实际未被“没收”。正因如此，地方官员以此为由，每年要额外索取许多钱粮，“清抵簿”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湖南省、湘潭县官员经常来韶“检查”，韶山应接不暇，如“付省来差”“付县来差”“送省谷肆石伍斗”“请地方客队兵贰拾元”“付地方情洋五元”“付团防局接收谷三石贰斗”“付团防马队兵礼费用洋柒拾壹元五角又酒饭谷贰石五斗”等等。作为统治者，层层行贿受贿，自欺欺人，习以为常，但越来越多的经济付出，都落到毛泽东家庭。特别是随着革命胜利发展，斗争越发激烈与残酷，国民党政府对革命领袖毛泽东仇恨剧增。1929年国民党湖南省政府颁发没收家产“训令”，1932年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1940年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席王茂泉，曾两度指使部下，执行蒋介石挖掘毛泽东祖坟的“密令”。国民党虽因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表面宣布将毛泽东家产“退回”，但实际上加紧反共，对毛泽东家庭政治上的迫害和经济上的勒索与榨取加剧，这是毛泽东家庭经济日益窘迫的主要原因。

（四）

收入与支出，是“清抵簿”的全部内容，收小支大，尤其是革命方面开支大，是毛泽东家庭由富裕走向贫穷的关键所在。我们通过这次专题调查研究，彻底弄清了毛泽东没写回信的原因和毛泽东家庭经济的实况，明白了毛泽东家庭在土改中没划成分的实情。毛泽东家从曾祖父毛祖人1850年当家，到1950年土改的百年中，前50年，家境极为贫寒，从1901年到1920年，由于毛泽东父亲毛顺生勤俭精明，农商结合，逐渐脱贫致富，毛泽东、毛泽民都说相当于富农。但当成为革命家庭，家产由祠堂代管之后，由于上述各种特殊的社会及政治原因，到解放前几年，已由富裕变为贫穷，家产名存实亡，家人几乎没饭吃，这从“清抵簿”中，也能看出这种迹象与端倪。毛佑生在簿中写道：1931年付亏谷“五石柒斗”，计洋14.25元；到1935年3月，“实亏洋玖拾捌元陆角五分”，另欠毛月迪“佃银伍佰贰拾两”，计洋676元，两项共计774.65元，不到四年，亏欠增加了五十余倍，真是触目惊心。

在调查座谈会上，老人们都说：“毛主席家里收入有限，支出无限，管账人无奈，只好向佃户增收佃金和借债。”毛泽东家的主佃户先后有毛林森、彭桂禹、毛月迪、孙小春、张文峰，据“清抵簿”记载，毛月迪主佃时间较长，张文峰儿子张庆云回忆，他家主佃时间也不短，从1941年开始，直到1952年下半年，经政府适当安排后，才离开上屋场。张庆云说，他家开始时“交佃银600两，到1950年增加到1300两”，计洋1690元。又据1973年春，韶山地区38位老人半个月的集体回忆，毛泽东家到土改时，除欠佃户佃金外，还“欠一千七八百两银子”的债，按1750两算，计洋2275元。如果再将1935年那两笔债务相加，共计4739元，按当时地价每亩（含山土屋宇）169元计算，就是把毛泽东家产全部卖掉，也只有3380元，尚差1359元，资不抵债，这就不难理解，周外婆为什么在韶山生活不下去，于1950年4月写信向周文楠诉苦，周文楠写信给毛泽东并将信转去，毛泽东于5月12日复信周文楠，同意将周外婆带去东北“一道生活”，连路费都不能自理，而由毛泽东亲自设法解决。毛泽东家庭真是一贫如洗。

然而，近30余年来，国内外包括韶山，在宣传毛泽东家庭经济和成分问题上，出现了不少讹误。上世纪80年代，国产历史巨片《开国大典》，曾有这么一组镜头：1950年韶山土改后期，乡亲们到北京中南海见毛泽东，并亲切交谈，毛泽东说，“我家应该是富农”，我写信“给农会”，请你们“捎去”。《毛泽东轶事》等书写道：韶山土改时为给毛泽东家划成分争议纷纭，乡党支部书记毛仁秋深感为难，写信给毛泽东；还说毛泽东派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回韶山”，传达了“划为富农，责无旁议”等三条意见。90年代，长沙、湘潭和韶山十几位专家学者，公开出版了《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韶山导游》等好几本书，也都错误地写到为给毛泽东家划成分，发生争执；毛泽东“回了信”，提出了“划为富农”等三条，其中一书还紧接着写道,“毛泽东家庭成分就这样定了”，毛泽东家庭经济发展轨迹是：“贫农——中农——富农”。这些错误观点，竟在韶山流传了几十年之久。2012年12月，境外媒体报道：韶山在土改划成分时，还有人提出要给毛泽东家庭划为“地主”，只因他是“党的领袖、政府主席而未划成”，更是荒谬绝伦，历史绝非如此！1950年冬，韶山无任何人去北京，根本不可能出现那个谈话场面；韶山土改中无人提出要给毛泽东家划什么成分，根本不存在什么“纷争”，更不存在划什么富农、地主的任何客观可能；毛仁秋去信是请示毛泽东“家里有几人参加分田”，毛泽东接信后，没写回信，也不是派毛岸英（已上抗美援朝战场）兄弟，而是派毛岸青一人回韶山，传达“家人不参加分田”“家庭阶级成分，实事求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等三条指示。毛泽东最了解家庭经济情况，最熟悉土改政策，绝对不会说自家是“富农”。事实上，韶山乡政府和土改工作队，根据家庭经济等情况和土改法，没给毛泽东家庭划定任何成分。

当我将有关这些问题的大量史实、史料和数据，汇报给中央文献后，他们都感到意外与高兴，说“这就解决了毛研史上，早应解决、而长期未能得以解决、似乎谁都不能解决的历史问题”，要来个“铺天盖地、惊天动地”的宣传，达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目的。他们于2013年11月，在《党的文献》第6期，发表了我们的《关于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家庭成分划分问题的历史考证》，2014年5月由他们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书，收录了我的《从富裕到贫穷——毛泽东家庭经济演变和成分问题的历史真相》，2015年9月《党的文献》第5期，又发表了我的《让文物与老人“对话”——韶山毛泽东家庭历史研究新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对重大历史问题“整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应“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事实胜于雄辩，文物印证历史。“清抵簿”是毛泽东革命家庭的红色账簿，一本老账簿，是家庭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见证，我们将它与老人回忆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细致的新研究，从而破解了毛泽东家庭经济和成分问题的历史谜团。这就有力说明，只有尊重历史，让史实说话，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只有敢于挑战，勇于担当，才能纠错向前，不断创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这种精神。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就是地主后代，毛泽东杀地主，只是小地主杀大地主，嫩地主杀老地主——毛泽东的目的，是要成为中国唯一的地主，而且是恶霸地主，他这个兔崽子还想“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像土皇帝一样传之万代。其实，不仅毛泽东这个畜生如此，中共的诸多头目也都如此——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无一不是出身于恶霸地主的家庭。他们“带领穷人闹革命”是一个历史的笑话，其实质无非是爬得更高，结果却是跌的更重。

【045、毛泽东就是二十世纪的洪秀全】

《毛泽东是洪秀全的衣钵传人》（挥一挥手 2012-05-09）说：

最近看完了史学家史景迁的《太平天国》一书。市面上研究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书汗牛充栋，此书是最具权威的版本。朋友向我介绍这本书是有道理的。

现在和诸位交流一下读后感。

先交代一下自己的阅读体验。在整个阅读过程（我习惯睡前阅读以及半夜醒来后再阅读）中我不时有时空倒置的错觉，看洪秀全发动太平教（拜上帝会）的历史恍如复习久已淡忘的中共党史。真有历历在目的感觉。

洪秀全多次（起码有四次）赴广州参加府考，他通过了乡试。当最后一次落第回到老家广东花县官禄埗时，已经二十二三岁了，面临养家糊口的现实。就在最后一次赴广州赶考时他遇见了两个传教士，一个是洋人，一个是其中国信徒。他们给洪秀全留下一本宣谕圣经故事的《劝世良言》。

谁会料到这会是一个改变了历史的引子呢？

洪秀全造反的思想根源（照共产党说法是理论基础）来自于基督教教义，这个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根源来自于马列主义一样，都源出西方。

洪秀全回到老家，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闷头看那本山寨版圣经，并且开始自说自话，口吐谵语。家人乡邻均认为秀才发癔症了。随后他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掉；在昏迷状态下他不停地发出训斥和倾诉的声音，家人认为他是撞上鬼了。

半个月后洪秀全苏醒过来，说是从天堂下来了。他自称是耶稣的兄弟，是天父在中国的小儿子。然后开始狂热宣教。他的大哥及家人都接受了他的太平教——洪版的基督教。洪秀全根据需要以及自己的理解创造性地改编了圣经最主要的内容，把自己定位是天父的小儿子，耶稣的兄弟，是天兄的代言人，一跃而成为神人，自此以朕自称。

后人难以确认圣经和马列主义到底怎样影响了洪秀全和毛泽东的，但从开创性地理解改编经典并为己所用，而且使用起来手法娴熟这点上可谓是异曲同工。毛泽东被其党徒称颂的“伟大”功绩里就有一条是：开创性地继承了马列主义。

看到这里，挥手不禁掩卷而笑。笑什么呢？稍后自有答案。

洪秀全在当地宣扬太平教并不顺利。首先花县靠近广州，乡人到广州打工，民众多少见过一点市面；其次由洋牧师带着当地信徒开展的传教活动已很活跃，耶稣的兄弟遇见耶稣的代表，货比货，兄弟肯定输给代表的；最后洪秀全再怎样声称自己是天父的小儿子，天兄耶稣的阿弟，总抹不去家族乡邻们认为神经出了毛病的质疑。于是洪秀全考虑转移场地（阵地）。

世界上如有可以接纳耶稣兄弟的地方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穷困，那是一定的，是首要必要条件。穷困地方的民众自然是闭塞的，闭塞导致愚昧顺理成章。

因为闭塞洋人的真经肯定还未到达，天兄的神话才可能成立。

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广袤的贫瘠之地多的是，洪秀全必得先有安顿立足之地方可大展宏图。于是他想起了靠近广东位于广西桂平县的远家亲戚。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作了一次远游，在广东境内徒步走了三十四天，后来进入广西境内，又走了十七天，到达远亲所居的蒙汙赐谷村黄家。在那里他受到欢迎，逗留将近半年，宣教讲经，为日后重返此地发动群众造反打下基础。

毛泽东年轻时也曾有和蔡和森等人涉足远游的经历，考察湖南社会状况，足足徒步走了将近一个月，以致鞋子都走破了。这次远游收获丰厚，为他日后创作造反名著《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积累了大量资料。

在流行大批判的激进革命年代，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如出一辙，意思指反革命分子和其前辈或者同行的行为一致，有追寻历史根源的意识决定论色彩。那么，这句话今天用在毛泽东和洪秀全身上最恰当不过了。如出一辙的例子比比皆是。

洪秀全深知要确立神话需要理论基础，理论是造神的砖块，有多么迷惑人的理论就会有相应的神力。洪秀全在其短暂的造反生涯里不断创作和颁喻教义，以诗的形式刊行。他在赐谷村创作的《原道救世诏》是他最早的创教文字。还有《太平诏书》等文字。他的许多类似打油诗的圣谕都是随意创作的，想起来就提笔写几句，然后就作为伟大指示颁布。洪秀全创作的诗篇和教义是建立太平天国的思想基础和政治体制基石。毛泽东有相同的写作经历。毛泽东在其革命过程中创作的文字给他带来指导者的威信，也是他逐渐战胜对手最后达到教主地位的有力武器。他留下的文字编辑了五集，还有许多还未编篡成册。在文革期间他说过的话被编印成语录形式以小册子版式发行，达到人手一册泛滥成灾，疯行中国大陆，消费量超过手纸。其时也正是中国最无序混乱的时期。毛泽东和洪秀全都重视理论的重要性，除了动笔，还善于演讲。洪秀全就经常表演耶稣附身发表天意，振振有词；扩而广之，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等人都有神灵附身代表耶稣天兄训话的神通。这种把戏日益遭到滥用，以致引起天朝内讧埋下杀机。

洪秀全回到老家依旧做教书匠，同时继续宣传太平教（拜上帝会）。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历史发展走向的小事。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知道了洪秀全传教的事情，派人请洪秀全来广州教堂听自己讲道。1847年洪秀全和表兄洪仁玕一起到广州，受到罗牧师热诚接待。他阅读了正版的新旧约全书，随后恳请牧师为自己作正式洗礼。罗答应了，并派两名下属去花县官禄埗打探洪秀全在当地的名声，如同现在的政审（背景调查）。但不知何故，最后讲定的洗礼没有进行下去。洪秀全很失望。他告别了罗牧师，离开广州。此去不再回头。

洪秀全没有回家乡，而是又回到了广西，在紫荆山与冯云山重逢。从此正式开始造反。

假如洪秀全接受了洗礼会成为怎样的人呢？了解太平天国短暂而荒唐历史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一切必定要发生的吗？原本是否可以避免？类似疑问现在的国人也同样针对毛泽东现象提问过。他早年北漂，在北大图书馆当个小小管理员，月薪8块大洋。他想入大学校门接受新学而不能如愿，眼看着著名教授从身边走过，对他视若无睹。许多年后他提起此段经历还颇有不平，说教授月薪200大洋，而自己只是个领8元大洋的图书管理员。执政期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颐指气使谓之附于皮上的毛，直至无端压制迫害。此种表现和他那段经历不无关系。设想当年假如有教授慧眼识人提携毛泽东进课堂乃至做教授，中国当代史将会是另一种写法了，国人也不至于如此遭难了。历史也令人质疑希特勒当年报考艺术学院而未果的事件，假如希特勒考入美院的话，至多是个怪癖的艺术家而已吧，也许会是个成功的画家呢，那会日后成为纳粹党魁带给人类深重灾难呢？

历史的机缘哪怕很小很小，接驳不到位，走向不同便大相径庭。个人命运亦复如是。

洪秀全创立太平教之始以及金田起义之后，对信徒的道德规范很严厉，根据圣经十诫制定了一系列行为准则，并实行男女分营禁欲主义，违者严厉处治。他曾作“七律”诗一首表彰一个叫胡九妹的女兵楷模：

妇人看见胡井水，

久记清静止煲茶。

山鳧大小树无贱，

红花一朵在人空。

这类诗洪秀全写了很多，看得懂的人不多。相较之下毛泽东的才情要比前辈高明多了。洪秀全还制定了军纪五条，内容如下：

一、尊条命；

二、别男行女行；

三、秋毫莫犯；

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

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洪秀全在以后造反过程中不断提出新的纪律，形成太平天国的军纪、律法。这让我们想起毛泽东在井冈山草创时期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对下属人员和百姓施行的禁欲主义，真正是如出一辙，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本色。

1851年春季三月正式成立太平天国。3月30号做开国仪式。耶稣天兄（由萧朝贵扮演代言）时日下凡，宣讲天国信义：

各各宽草（心）、放草，尽草理天事，不可预頸。今日是天做事，不是人做事，是人做就难了。天父天兄在高天自然照得到，做出许多凭据。不用忧，不用慌。从前朕天兄一人都著顶，看尔凡间人多被妖迷害，救得一只，就得一只。何况今日有多众小，怕什么？如有反草者，总走不得天父天兄手假过。爱尔生就生，要尔死就死，不得走三日过也。各小各要认真一条路，练得好好，自然有享福之日也。

1851年四月中旬，天兄耶稣又借杨秀清之口告诫信徒们要敬畏洪天王，因为天父差他到人间来统治天下。几天之后太平军首领们再次聚会，讨论军纪问题，并召集全部宣谕，杀了几个违纪者，把此次活动载入太平天国文献中：

众小弟要守天条，要遵命令，要和傩兄弟。大有不著，小坐著些；小有不著，大做著些。切不可因一句话，就记尚书，执仇为恨也。要修好炼正，不得入村搜人家物。打仗不得临阵退缩。有银钱须要看得破，不得分尔我。更要同心合力，同打江山，认实天堂路来跑。目下苦楚些，后来自有高封也。自教导之后，尔各人自有犯天条者，尚有不遵令者，尚有忤逆顶頸者，尚有临阵退缩者，尔莫怪朕高兄发令诛尔也。

自此之后宗教戒律越来越严厉，标准越来越高。在1851年9月洪秀全太平军攻占了永安城，他马上颁布了诏令，强调秩序军纪：

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众公莫为私，总要一条心，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天朝圣库，逆者议罪。

之后他又补充了几条戒律：

第七天条：不好奸邪淫乱。

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皆尽姊妹之群。天堂之女，男友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即丢邪眼、起邪心，向人及吹洋烟、唱邪歌，皆是犯天条。

诗曰：

邪淫尽是恶之魁，

变怪成妖甚可哀。

欲享天堂真实福，

须从克己苦修来。

洪秀全根据兵将勇猛程度用不同记号记录在花名册上，许诺官爵及进入“小天堂”资格。他又颁布了一个诏令，能立志顶天、真忠保国到底者，进入小天堂后，就能够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他马上作了示范，对太平军首领及其妻儿大封官爵，规定称谓礼节供奉。如洪秀全两岁儿子天贵被封作“幼主”，称“万岁”；他女儿称为“金”。首领妻子称为“贵”，有“贵嫔”、“贵姒”、“贵姬”、“贵嫱”等。几个首领个个封王，他自己是天王。

在制定严厉的戒律，在太平军中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同时，洪秀全已经开始独自享受“性”福，他封发妻赖氏为王后，娘娘，后娶的女人为贵妃，王娘。在太平天国南京天朝里洪秀全的后宫达到88人之多。

在中共历史上早期留苏派执掌大权，推行苏共的共产主义首先在一个城市成功模式，屡屡发动城市暴动。而这时毛泽东却走向农村，到井冈山落草。在这里我终于发响了历史线索，毛泽东是有意仿效洪秀全或是太平天国短暂的成功事实启发了毛泽东，只有在贫穷的农民中发起造反鼓吹暴力最有实效。他出身农民，深刻了解农民，一辈子都以农民的思维在运作革命过程，并且以自己是人民（当然首先是农民占主要成分）的儿子为招摇。他走上井冈山决不是因为对马列主义有多少深刻理解领会，而仅仅是对本土农民阶层的本性体会深刻而已。从他在井冈山时期的建党建军理论和实施手段，历历在在证明和太平天国草创时期的措施相同类似，思路就是来源于洪秀全的实践。毛泽东在几十年统治时期推行道德净化，实行严苛的男女相处条例，使全国人民几乎处于禁欲状态。男女问题成为政治打压和钳制个人自由的借口和重负。这一点也明显来自于太平天国的男女分行的实践效果。这个效应我曾经在《毛泽东是性学专家》一文有独特阐述，看了《太平天国》就更加坚信，毛泽东是有样学样，得到启发：人们在禁欲状态下，政治热情便会高涨。和一切造反起家的皇帝一样，毛泽东进京后对女色追求不遑其后，全国各地有无数行宫，年轻女文工团员召之即来，有几个女团员长期侍奉在侧，其中一个似妻似妾，如厮如奴一直陪伴他到死。毛泽东和洪秀全一样，都是假圣人。

洪秀全占据南京后不久即发生内讧事件，几大王互相残杀。洪秀全对下属深具戒心，到最后几乎不迈出宫门一步。他下令杀死杨秀清一党，又对韦昌辉不满，密令其他大王进京杀掉韦。在毛泽东统治时期这类杀来杀去的戏目不但如出一辙，而且更加诡秘，还具有堂而皇之的借口，谓之路线斗争。

太平天国从起事到灭亡只有短短十四年，却留下近代中国最深刻的历史教训。综观洪秀全全部的人生内容，从他的文字水平和个人魅力以及社会背景，尤其是他借以发动造反的宗教根源，处处充满荒唐素材。然而他却成功了，做成了他想做的事。他写的那些宗教教喻诗和诏令，粗糙简陋，但农民易于接受。农民，他抓住了农民本性的真谛。毛泽东是二十世纪的洪秀全，他抓住的也是农民要脉，他施行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农民革命。他也成功了，他的成功是共产党一直标榜的与时俱进的最佳注释。曾记否，毛泽东在即将进入北京城之前，授命才子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以李秀成进入北京城后马上灭亡的历史作申诫，提醒全党不要重蹈覆辙。他为什么不提太平天国呢？其实洪秀全的教训更加深刻，也更具有警诫作用。原来是毛泽东心里有鬼，他心里追随的是洪秀全，而洪秀全的理论根据是洋教，和马列教义相悖；另外，太平天国是个短命的朝廷，时间虽短却具有一切腐朽成分；李自成的大顺朝似乎还正处于刚刚开张；一个已有定论，一个似处萌芽，两朝相比取吉利吧。共产党在造反渊源上从来不隐讳，把洪秀全奉为近代史上农民革命领袖，赞美历史上一切农民造反派。天安门广场顺序排放的头像实在应该撤换：取消马恩列斯，换上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毛泽东。这样比较符合历史真实。

阅读过程中我笑了。笑洪秀全的荒唐。笑毛泽东的道貌岸然。笑中国人（包括我自己）的草根劣性。洪秀全用洋教杀人，换来一个太平天国；毛泽东也用马列洋教杀人，换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洪秀全用洋教批儒教，毛泽东用马列批儒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残变本加厉。

而现在的党中央一再声称：中国坚持马列主义，走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学西方那一套。

看看历史，真是一堆笑料。都付笑谈中。

谢选骏指出：历史不是笑料，而是血流成河。所谓“历史长河”其实就是“血流成河”。由于不懂这个道理，史学作者史景迁也好，史学读者挥一挥手也好，也都选择性地遗忘了洪毛之间的中间环节孙中山——孙中山早年就开始崇拜洪秀全，虽然他没能做成洪秀全，只是做了半个洪秀全。而毛泽东就是二十世纪的洪秀全，满足了孙中山早期的长毛崇拜。史学家如果不是嗜血家，就不能成为完美的史学家；嗜血家如果不是史学家，就只能成为屠夫，而不能成为完美的政治家。

【046、毛泽东口齿不清才信了马驴主义】

《毛泽东的诙谐英语：“三块肉喂你马吃”》（2014-05-16 新浪外语）报道：

英语是当今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通用语言之一，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清楚地认识到了掌握英语的重要性，早在1955年他就对人说过：“英语将来是世界语言，要学一点，会有好处的。”

毛泽东早年的英语水平

毛泽东是何时开始学英语的呢？有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是晚年才开始学习的，因为多种回忆录、史料里都如此记载，他本人也这么说过。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长达5个半小时，据其中之一的韩爱晶的记录，毛泽东在谈话中曾这样说：“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要学好。”但事实上，毛泽东说自己学英语是“半路出家”应该说不完全准确，他接触英语实际上是很早的。

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了偏僻封闭的韶山冲，进入湘乡县城新式学堂——东山高等小学堂。该校实行新法教育，开设了音乐、英语、图画和自然科学。所以，毛泽东最早接触英语是在17岁那年。半年后，他又只身来到长沙，到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还投笔从戎，当过半年兵。1912年春，他进了一所公立高等商业学校，但仅呆了一个月就退了学。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新学校遇到了麻烦，入学后我发现课程都是用英语教授的，同其他学生一样，我不懂英文，除了字母之外，我几乎一窍不通。另一个障碍就是这学校没有专门教英语的教师。这种情况令我生厌，我在月底就退了学，继续在报上搜寻广告。”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后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校“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开设的课程很多，其中就有英语，毛泽东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可以肯定，在5年半的师范学习生涯中，毛泽东是学过英语的，但其成绩如何不得而知。毛泽东1936年曾对斯诺说：“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这说明毛泽东是偏科的，“坏分数”中估计就有英语成绩。

“五四”前后，我国兴起赴法勤工俭学热潮。曾主张“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又作为这一运动湖南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毛泽东，却决定不出国，其原因之一是外语过不了关。毛泽东后来在北京大学筹备工作情况。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谈话时，指着在座的王洪文说，邓小平“politics(政治)比他强”，懂得英语的周恩来心领神会，而一心想抢班夺权的王洪文则不知所云了，从而确立了邓小平的地位，史称“长沙决策”。

在现有的资料中，毛泽东说英语最多的一次，是他与老朋友斯诺的最后一次见面中，而且这也是毛泽东晚年与人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以毛泽东的话来说：“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35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1970年12月18日清晨，毛泽东身着睡衣，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在中南海住处与斯诺海阔天空地谈话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宾主谈笑风生，兴致颇高。

吃早饭时，毛泽东宴请斯诺。入座后，毛泽东起立与斯诺热情碰杯。斯诺用中文祝酒：“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用英语回应：“Long live Snow(斯诺万岁)!”毛泽东接着又跟坐在自己身旁作为记录和翻译的王海容、唐闻生碰杯，然后幽了斯诺一默：“我看你这个说了半天woman(妇女)解放的人就是不尊重woman，你都不跟她们碰杯……”

毛泽东向斯诺介绍“文化大革命”：“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谈到1967年7月和8月的中国外交部夺权，毛泽东还使用了July(7月)和August(8月)这两个英语单词。

谈到“四个伟大”时，毛泽东准确地说出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英文表达式：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然后加上一句：“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说到个人崇拜，毛泽东说：“(现在)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你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毛泽东还说：“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法律)，是喜欢那个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谈到中美关系时，斯诺问：“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毛泽东回答说：“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Long Island(长岛)。”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一共用了20个英语单词，尤其all-around civil war(全面内战)这个词用得很地道，显示了毛泽东的英语词汇功底。

在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半年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派遣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基辛格先后5次见到毛泽东。美国政府最近解密了这几次会见的谈话记录，人们得以了解冷战时期大国之间合纵连横的往事，也使人们对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心态略见端倪。

1973年2月17日晚11点半，毛泽东会见基辛格。谈话中，基辛格问：“主席现在正学英文吗？”毛泽东予以否定：“我听外面传说我在学英文，都是谣言，我连听都不想听，我认识几个英文字母，但不懂文法。”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单词。”对此毛泽东爽快地承认了：“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就是我们。”宾主都大笑起来。

1975年10月21日晚6点半，毛泽东在书房接见了基辛格和布什。基辛格关心地询问82岁高龄的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毛泽东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又笑着补充说：“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他继续泰然自若地说：“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毛泽东说完，衰老而且有些浮肿的脸上迟缓地透出一些笑意来。基辛格笑着答道：“不要急于接受。”由于不能连贯说话，毛泽东便在一张纸上费力地写出几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接受Doctor的命令。”Doctor在英语里有“博士”、“医生”两义，这是一个双关语。后来，布什在他的自传中说，听到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说出这样的话，真令人震惊，让他不得不佩服毛泽东那少有的气度。

基辛格点了点头，然后换了话题。谈到中美关系，毛泽东说：“以前的对头，现在我们的关系是叫什么，friendship(友谊)。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握手)!”毛泽东还说：“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基辛格后来说：“中国方面说军事力量不能决定一切，中美双方有着共同的对手。”毛泽东用英语回答“Yes(是)”，并且写在了纸上。基辛格马上说“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并要求毛泽东把这个字条送给他，毛泽东马上爽快地答应了。这张小小的纸条，应该是毛泽东流传于世的唯一不在书上的英文手迹。

毛泽东为什么学英语

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学过英语，那是作为一门课程来学习，前后达五六年时间，可惜效果不佳，他对自己的英语成绩也始终不满意。踏入社会后，毛泽东又开始自学英语。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又怀着很大的热情重新开始学习英语。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笔者认为，毛泽东学英语尤其是年逾花甲学英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斗争需要。马克思曾经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毛泽东学习英语同样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和斗争的需要。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有了学习一门外语便于直接了解世界革命的打算。那时他读报纸、看地图，常常把各国的城市、港口、山岳、江河译成英语，既了解了时事，又熟悉了地理，还学习了英语，一举三得。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深深感到，一个革命者必须学好外语。

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毛泽东一开始就把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为进一步加深理解，毛泽东常常用马列著作的英文版作教材，比如《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一方面学了英语，另一方面也学了理论，用马列主义来指导革命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在与吴旭君一起读英语时，毛泽东要求她“多背点政治术语和单词”。在跟章含之学英语时，毛泽东因英语教材以什么题材为主和她发生了争论。章含之坚持以文学题材为主，也有新闻、政治等内容。毛泽东则主张以政治题材为主，“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最后，毛泽东对她说：“你可以告诉学校领导，再增加点政治题材，对学生将来工作有好处。”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学英语，他首先是从政治角度，从革命工作需要出发的，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也不只是为了欣赏英文文学作品。有一次，在飞机上，当服务员问“毛主席，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学英语？”时，毛泽东毫不含糊地回答说：“这是斗争的需要啊!”

二是研究语言。毛泽东曾明确地说过：“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他对汉语的起源、语法、修辞都有深刻了解，常常喜欢把英语同汉语语法、修辞作比较，并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还曾经想学点日语，可后来由于工作实在太忙，未能如愿。他实际上想对各种语言进行比较性研究，从而发现规律性的东西。据章含之回忆，毛泽东曾对英语组词规律发表评论说：“这个英语还蛮科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is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

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翌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对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在谈到“莫道君行早”时，毛泽东说：“‘君’，指我自己，不是复数，要照单数译。”不过，由于英语与汉语的语系不同，毛泽东也对英语的一词多义和变化万端而大伤脑筋。1970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斯诺时，曾抱怨说：“你们那个总统是president，银行行长是president，法院院长也是president，小学校长也是president，都是president，这不是就乱了吗？最近我看到美国一个组织学生闹事的宗教团体的材料，它那个组织的领导者也是president。”

三是积极休息。1959年1月，毛泽东在接见巴西外宾时曾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据毛泽东警卫人员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毛泽东每晚都要学习英语，背诵单词，让他休息时，他就风趣地说：“看书是用眼睛，现在是用嘴巴，这样可使两种神经交替休息嘛!”他还对曾志说过类似的话：“看一种书疲倦了，就换另一本书，调剂脑筋，也就得到了休息。”在长时间的开会、工作或会见外宾之后，毛泽东常常把学英语作为一种调剂手段。

林克回忆说：毛泽东有时“看书、看文件看累了，会议开累了，接见外宾累了，就让我和他读英文，一读英文，脑子就钻到单词、句子里去了，其他别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时他睡不着觉，也把我找来读一会儿，读着读着打起鼾来了。这是一种特殊的休息，也可说是毛泽东式的休息。”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往往就学习一会英语。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毛泽东也会随时挤出时间学英语。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工作很紧张，但在旅行途中，他仍以学习英语为乐趣。1960年5月6日至10日，他在郑州连续会见非洲12国、拉丁美洲8国等4批外宾后，多次用学英语作为休息。

四是挑战自我。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曾说：“主席酷爱读书是大家都知道的，主席读书的面也特别宽，为了能够读懂马列的一些原著，他还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挑战，那就是学习英语。”的确如此，毛泽东1954年下决心学英语时，面临着三大困难：年纪大，基础差，工作忙，但他知难而进。

无论是见到毛泽东的外国人，还是身边工作人员，都有一个共同感觉：毛泽东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挑战意识。我国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英汉小词典，扉页上都印着这样一条毛主席语录：“为什么语言要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对此，有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此话逻辑不通，难道“不好学”就一定要学吗？但对于毛泽东而言，“不是随便可以学好”、“非下苦功不可”本身就是学习语言的理由，因为这是一种自我挑战。

1976年元旦前夜，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及其丈夫戴维，并与他们进行了寓意深刻的“跨午夜”谈话。朱莉把父亲的亲笔信交给毛泽东，翻译唐闻生立刻将它翻译给他听。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尼克松的来信，高兴地说：“欢迎尼克松先生来中国。”他还从唐闻生手中拿过那封信，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读出了信上方标明的日期：“December 23,1975(1975年12月23日)”。朱莉感到惊异，她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的这个举动很有力地向我们说明，虽然他身体欠佳，但是这丝毫不使他的敏捷的思想受到影响。”

这两位美国年轻人注意到，他们面前这位82岁的老人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八亿人口，不斗行吗?!”“class struggle”这两个英文单词，既反映了毛泽东最后的英语水平，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毛泽东的一生。

谢选骏指出：有人说毛泽东是个农民，所以不会说英语。其实许多翻译家和外交官都出身农民，所以“农民”不是毛泽东口齿不清的原因，“猪头”才是毛泽东这个大舌猪头口齿不清的原因。毛泽东不仅英语猪头，汉语也是猪头，死到临头都不会说一句普通话/国语。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毛泽东这个方面的天生的残疾，所以迫使他极力发展了自己的阴谋权术，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是败也猪头，成也猪头！毛泽东的猪头英语，凸显了他一生作为马奴的悲剧。

《马克思在伦敦的墓碑遭严重涂鸦和破坏》（法广RFI 艾米 2019年2月16日）报道：

位于伦敦的马克思墓遭涂鸦和破坏@HighgateCemeter

德国哲学家卡尔·马克思（1818—— 1883）位于伦敦海格特公墓的碑石两周来连续遭到两次涂鸦破坏。海格特公墓管理处在推特上称这些破坏行为是“愚蠢”和“无知”的。同时指出，不论你们如何看待马克思的遗产，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看法都不合适。

从海格特公墓管理处2月16号发表在社交网站上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塑有马克思头像的碑石四周都被涂上了红色的英文字，上面可以读到：布尔什维克大屠杀纪念碑：1917-1953，6千6百万人死亡。也可以看到“大屠杀设计师恐怖，压迫——大规模谋杀”这些字样。1917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以列宁阐述的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一种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意识为基础。它标志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蔓延的起源。1953则是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去世之年。

《费加罗报》报道称，除了涂鸦之外，墓碑最老也是最脆弱的部分，雕刻着墓内被葬者名字的大理石块也遭到损坏，看上去似乎遭到一个金属物多次钝击后留下的痕迹。马克思的墓碑已经于2月4号遭到同样手段的破环。

马克思的墓已经不是第一次遭到破坏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曾有过类似的行为发生，当时不仅墓碑上涂满口号，而且马克思的石雕头像也在一个自制的炸弹的协助下被拿掉。报道称，马克思去世后先和他的妻子燕妮合葬在一起，1954年，英国共产党筹资为他在海格特公墓内建了一个新墓，而且选了墓区内最醒目的位置。据百度百科上介绍，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都为修建新墓捐了款。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正是因为大舌头的残疾，自卑感严重，才信了马驴主义（马列主义）。因为没有一个思想健全的人，会信这些马驴的东西。

【047、毛泽东连瘟鸡病鸡死鸡也不放过】

《太阳能发电可能是拯救乌克兰核废地的答案》（BBC 2017年2月17日）报道：

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遭受了灾难性的熔毁事故。爆炸将反应堆堆芯的一部分释放到大气中，造成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随后的放射性沉降物（其中一些远及英国威尔士地区）导致切尔诺贝利周围变成禁入区。

如今的切尔诺贝利禁入区占地1000平方英里（2600平方公里），其中的一个区域曾经是12万人口的家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当时居住在现在已经废弃的两座城市：普里皮亚季（Pripyat）和切尔诺贝利。禁入区仍然有效，因为该区域的污染程度过高，不适宜人类居住或用于农业。

尽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已经熔毁，然而1号到3号反应堆之后仍然继续运行，因为乌克兰需要电力供应。3号反应堆直到2000年12月才退役。

除了少数几个高强度辐射地点以外，进入切尔诺贝利禁入区已经相对安全，前提是你只呆很短的时间。由于对该地区的强烈兴趣，以及该地区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切尔诺贝利禁入区在2011年被正式宣布为旅游胜地。新石棺成功安装后，损坏的反应堆将被密封100年，灾难现场从而即将恢复活力。

核事故发生后几个小时，附近的城镇进行了疏散——而居民再也没回到这里。

今年早些时候，乌克兰生态和自然资源部部长奥斯塔普·塞莫拉克（Ostap Semerak）宣布计划在切尔诺贝利的禁入区建设一个大型太阳能发电场。"第一阶段将安装总容量为1千兆瓦的太阳能电池板，"该部的发言人说，"未来，还有增加产能的计划。

一个25英亩放满太阳能电池板的发电场的发电量大约是5兆瓦（5MW）。为了方便理解，曼联老特拉福德（Old Trafford）的足球场面积是1.75英亩，仅能产生0.35兆瓦。因此，一个发电一千兆瓦太阳能发电场将需要5000英亩土地，也就是近八平方英里。幸运的是，禁入区有很多可用的土地。

在禁入区建设太阳能发电场的想法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邻近禁入区有几乎没有负载的电网，所以有可能以最小的成本让发电场与电网相连，这是建立太阳能发电场的决策基础，"乌克兰生态和自然资源部的发言人说。除了现有的高压电力基础设施以外，还有一批接受过电厂操作培训的技术工人。另外，该地区由于核泄漏残留物的沉降而不能开展农业活动。

太阳能电池板利用太阳光子发电，将电子存储在硅制顶层内，然后电子传输到底部的另一个硅层，从而产生电流。

Arup公司的全球能源负责人艾伦·汤姆森（Alan Thomson）说："太阳能电池板的制造相对复杂，但其形式相对简单，并且能够抗干扰和腐蚀。这使得太阳能电池板非常适合在偏远或难以到达的地区发电。

现在有超过40种不同类型的太阳能电池板技术。虽然它们的运作方式相同，但是其中一些的效率更高。在禁入区这样的地方有大片空间，乌克兰政府将很可能寻求成本效益较高的方法来使用最耐久的太阳能电池板技术。一旦可行性研究完成，将确定具体的实施方案。

切尔诺贝利禁入区的纬度与英格兰南部大致相同。在夏季，这里是太阳能发电的绝佳位置，但在冬季则较差。

面板将倾斜放置，以便积雪滑落——这也将有助于保持面板的清洁和发电效率。然而，在禁入区建设产能达到一千兆瓦的太阳能发电场将面临一系列工程挑战。

第一个关键点是确定具体在何处建造太阳能发电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考虑，主要问题是需要避免高强度辐射点。

这些高强度辐射点在地图上已经明确标识。虽然太阳能电池板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在安装或后续维护期间，工作人员不论是在现场，还是在区域内穿行时，都有可能暴露在高辐射下。

由于来自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放射性同位素现在已经渗入土壤，工程师必须尽可能避免触动地面。汤姆森说："使用螺旋桩像一个巨型开瓶器一样打下地基，而不是在地面挖洞，放入大块的混凝土，"这种方法可以在安装面板的同时避免过多的触动土壤。

另一个问题是保持太阳能电池板清洁，以便它们尽可能高效的工作。考虑到区内的环境，太阳能电池板需要以30度角安装，这样积雪就可以滑落，同时产生清洁的效果。许多太阳能电池板还需使用特殊的涂层，以解决以往尘埃堆积的问题。

太阳能发电场还需要一个变压器将发电场的电力输出"升高"到乌克兰电网使用的750伏。"核电厂的发电量无法与太阳能电池板相提并论。"汤姆森说，"你将需要采用某种形式的变电站升高电压。"然而，建设一个新的变电站可能需要挖掘地基，这可能会触动地下污染物。

动物已经回到了禁区

虽然没有居民返回，但是动物已经回到了禁入区，增加了这里的生物多样性。

环境问题也需要考虑，随着该地区从1986年事故中恢复过来，它的生物多样性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自灾难以来，已经有数万名居民撤离，让禁入区成为野生动物的避风港。现有的动物种群已经大量繁殖，更有一些稀有物种返回区内，比如普氏野马（Przewalski's horses）。汤姆森说："你要小心别遭遇环保人士的抗议，因为你正在干预的是人们一开始不想要、但现在感兴趣的东西。"

太阳能发电场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可以远程监控，这意味着不需要电厂员工进行检查。太阳能电池板也可远程检查以评估其性能。

一旦需要更换一定数量的太阳能电池板，就可以派出一支维护团队，并为其提供精确的细节，比如哪些面板需要更换，哪里可以找到它们，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呆在禁入区的时间。

太阳能电池板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它们只在白天发电，因此冬季发电量自然要少得多。不过这可以通过存储白天产生的多余能量来抵消。一个方法是利用附近的德涅斯特市（Dniester）的抽水蓄能电站计划。该计划预计在2017年完成。

抽水蓄能电站是利用水的重力势能存储能量。原理是将电网中的过剩电力用来将水抽到高处的水库。而在用电需求高峰时将水库中存储的水释放，为涡轮机提供动力，进行水力发电。

乌克兰有大量的夏日阳光——但冬天却是另一回事。

展望未来，采用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不奇怪。乌克兰生态和自然资源部的发言人称："太阳能项目的实施是禁入区的发展重点之一，但也不排除其他发电形式（如风力发电和生物燃料），只要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汤姆森说："在某个阶段，他们可能也希望多种组合的开发方式，以获得多样性。在太阳能发电场不能发电时，风电场可以发电，例如夜晚。"然而，风电场自身存在问题，最突出的一个是需要打地基——这在放射性禁入区是禁止的。

乌克兰政府目前处于"该项目研究和准备的前置阶段"，正在与投资公司和能源开发商进行谈判获取开发资金。

生态和自然资源部的发言人说："在事故发生30年后，禁入区可能回归，成为乌克兰能源行业的中心。"

随着这个庞大的太阳能发电场的开发，切尔诺贝利将重新夺回乌克兰能源供应基地的地位——但这次是以更安全和更环保的形式。

谢选骏指出：上述的报道让我想起了自己经历过的一个事情——我十几岁的时候，被土匪头子毛泽东发配到食品作坊里学徒，那时候食品都要凭着票证供应，所以连瘟鸡、病鸡、死鸡都极为畅销，有时甚至需要排队抢购。所以共产党连瘟鸡、病鸡、死鸡都不放过，统统煮熟了卖给老百姓，大家还要欢天喜地。毛泽东就像是《半夜鸡叫》里的地主“周扒皮”——我严重怀疑，“周扒皮”这类的恶霸形象，都是按照毛泽东的自我经历编排出来的！乌克兰为何像毛泽东一样，连切尔诺贝利这样的瘟鸡病鸡死鸡也不放过？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苏联的卫星国。

【048、毛泽东裸尸模特一定红火】

《空巢老人扮裸模儿女气炸：死了不帮你收尸》（2018年1月27日转载东森新闻网）报道：

成都88岁老人王肃中从2012年开始担任“裸模”，担任成都师范学院专属的人体模特儿。裸模可观的收入改善了他窘迫的生活，却遭到儿女的极力反对，甚至与他断绝关系，“死了也不帮你收尸”。不过王肃中却骄傲的表示，“我是光荣的，我不偷不抢不骗，我有我的理想，我的生活。”

根据《梨视频》报导，88岁的王肃中平常早上6点钟起来，到学校时8点半，学生准备要上课时，他就把衣服给脱了，听老师的指示坐着或是躺着。王肃中说，他从2012年5月开始当裸模，“那个时候每个月低保（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才700元（约新台币3000元），生活相当困难。等我当了模特之后，坐着一天可以领70元（约新台币300元）、人体素描一天可以拿100元（约新台币458元），钱相当可观，就让我的生活改善了。”

即使每天都要上8个小时的课，但王肃中一点也不疲倦，“我在家里看电视还恼火些，又没得人说话，我在学校还有人说话的嘛”、“有时候他们画完了，我还会走过去看一下哪个画得好，哪个画的差。”同学跟老师也非常关心他的生活，不只会帮他买水买饭，也会要他多休息。

当了人体模特儿6年，王肃中的名气越来越大，还在陆剧《零元交租》中饰演主角，“我演的谭大爷主要在描述空巢老人太多的现象，中国一天一个城市就会发生9起空巢老人自杀事件。我也是个空巢老人，生活跟这个谭大爷相似，他死了他儿女都不晓得，我呢，就是我的儿女不认我了。”

王肃中说，开始当人体模特儿时，三儿子极力反对，还说出“死了不帮你收尸”这种狠话，连带影响两个女儿也不认他，好像伤了他们的面子一样。对此，他骄傲的表示，“我不偷不抢不骗，我有我的理想我的生活，我自己能煮饭能洗衣服，你不认就算了嘛。”“活了几十年什么都见过了，何必去追求你得不到的东西呢，我现在一个人生活多痛快多安逸啊”。

空巢老人一般是指子女离家后的中老年人，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当子女因为工作、学习、结婚等原因离家后，独守空巢的中老年夫妇因此铲生的心理失调症状，称为“家庭空巢综合症”。百度指出，到2050年，中国临终无子女的老年人将达到7900万人左右，独居和空巢老人将占54%以上，养老问题也再次引发关注。

谢选骏指出：老人扮裸模如此红火，不仅启发了新的商机——如果把纪念堂里的毛泽东裸尸提取出来作为模特，一定更加红火——大量毛粉肯定前来一睹血染的风采，商机无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肯定会支持这个“先富起来”的办法的。

【049、毛泽东是“娘炮”的大姐大】

《这比贸易战更严峻：中国的“娘炮”越来越多》（多维 2018-08-15）报道：

最近，有关“男性阴柔化”成为中国大陆民众热议话题，更衍生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娘则国娘”的网络流行语。针对男性过度“娘化”，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近日刊登评论文章狠批，认为这种现象需要“矫正”。文章分析，阴柔之风的形成有其复杂的现实因素：“首先，这是经济快速发展中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体现；其次，这和社会发展和现代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新塑造与新要求有关；同时，女性社会地位的迅速提升，也导致一些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同阴柔性格”。男人娘化甚至与中国的饮食环境有关：“当前一些饮食中含有添加剂、抗生素，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一些男孩在生理上偏向阴柔状态”。

文章引述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的观点，认为应该承认“阴柔”亦有其功绩和价值，但在竞争、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阳刚”是一种必要的品质，一种必要的社会文化气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李晓文则认为：男性的性格和行为越来越与其天性背道而驰，会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传续产生不良影响。

评论强调，“凡事应该有个限度”，有些人担忧娘化现象蔓延也不无道理，如果青少年过于沉迷在阴柔之美中，审美出现一边倒的趋势，必然就会对中国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呼吁全社会应增加对青少年的性别教育，透过合理引导，教育他们正确认识娘化现象。

对于该文，大多数网民对其观点表示认同。不过也有人认为“娘不娘是自己的事”，并不会危害社会。“据史料记载，一些历史人物诸如兰陵王、赵子龙都拥有一张俊美的脸庞，但他们哪个不是孔武有力、保家卫国的英雄？看男人娘不娘，不应该看脸，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内在”。

当然，如果中性化的潮流能够用它的精致，扫除一些中国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直男式的的不修边幅和面对女性时的过度自信，那也算立下一件不小的功劳。

其实类似的议题在早前世界杯期间就有过争论，当时在法国队战胜阿根廷队的比赛中，年仅19岁得非洲裔球员姆巴佩（Kylian Mbappe）表现出色，赢得大陆网民一致赞赏。赛后，有人把他的照片和大陆偶像团体TFBOYS的照片作对比，并配上“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娘则国娘”的文字，随即引来论战。

一篇名为《比贸易战危机还严峻的现实：中国男性正在走向娘化》的文章指出，这几年“小鲜肉”现象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国男性开始崇尚阴柔，失去血性的事实。文章认为，现在很多男孩不光外表变得雌雄难辨，连脾气性格也越来越女性化：小鸡肚肠、乱发脾气、面膜做得比女生还频繁……更严重的是，这些男孩承受不起生活中的各种压力，最终变成心胸狭窄的“瓷男”，“压力一大，他们就碎了”。

文章最后强调，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年轻人的价值取向，会影响国家的价值尺度。“追求个性没有错，但是如果整个社会都去追捧女性化男性，绝大部分男孩子都去为追求‘柔弱美’，国家将变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相比男性娘化，更值得担心的还有“成人晚熟”现象。有网民评论：这是个怪异的时代，孩子们老气横秋，成人却迟迟不愿长大。

“不愿长大”也可视为男人娘化的一种心态。成人的反智心态与儿童的早熟倾向纠结在一起，儿童的天真无邪与好奇心逐渐退化，急于变成一个成人；成人却越来越扭捏、丧失责任和理想，变成一个伪纯真的“老男孩”。

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越发达，青少年迈过成人门槛的年龄就越延后；城市越现代化，人们的心理青春期就越延长。在发达国家的领先城市，这个心理青春期甚至可以超过35岁、接近40岁。

心理青春期的大规模延长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现象。它的第一次大规模延长源自基本教育制度的建立，战后普及的大学教育把这个青春期又向后推迟了数年。在大学教育普及后的数十年中，社会默许的心理青春期通常是以踏入职场为分界线的。

不过，进入新世纪，“踏入职场”作为心理青春期的默认界限已然变得模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城市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大家庭、核心家庭为主导的社会，进入以单身、独居居多数的社会。和过往不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再需要“搭伙过日子”了——经济上的独立又或者是上一代人的财富积累让他们有了更多选择。

那些娘化的中国男孩也许并不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娘娘腔”，也许他们感觉自己还在青春时代，不需要为娶妻生子或养家糊口而奔波劳碌而已。但问题是，但他们真的意识到自己最终还是有可能走回上一辈人的老路时，他们真的扛得住这一切吗？

网民评论：

k19 2018年08月16日 16:04

这个叫soy boy，感谢好莱坞，感谢梦三都。

其实你们都是傻子，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有计划搞的这些东西的。

蒙人好汉 2018年08月16日 09:53

这个新天狱就是个雌雄难辨的怪胎，标准的娘炮！

3play 2018年08月16日 06:28

狱公说的有道理。任市长市委书记的胡锦涛儿子就像个伪娘。

辛亥革命 2018年08月15日 21:12

什么叫 “娘化”？明确定义是什么？“娘炮”更是个低俗侮辱性的词。五毛媒体多维的这类带有强烈偏见的呓语，很好地暴露了其肆意侮辱和强行规范民众行为的中共蛮横本色。。。

老张 2018年08月15日 20:55

自从古帛寿爱上韩剧，娘炮越来越盛行。天天某大公子老板的单身公子小鲜肉，看上了结婚并生了儿子平民女雇员要死要活的的韩剧，竟能吸引古帛寿这个一国首脑天天看这些烂玩意，是男人不？

3play 2018年08月15日 18:24

奴才，五毛，愚民，狗粮。。。。都是党管得太多惹得祸。

党崇拜 2018年08月15日 17:55

不是伪娘话, 而是奴才化,才是中国最大的担忧。

麻辣戈壁 2018年08月15日 16:40

天朝女人自从大一统之后就再也不喜欢猛男了，只喜欢女性化的男人。最后一个喜欢猛男的是秦始皇的老娘。

新天狱博 2018年08月15日 16:23

古帛寿是中国第一[娘炮]！！！

看看胡锦涛就知道“男性阴柔化”是从邓小平开始的。

谢选骏指出：六四屠杀固然加剧了中国的“娘炮”、“男性阴柔化”倾向，但是中国女化并非邓小平开始的，而是毛泽东开始的——毛泽东不仅是汪精卫的面首，而且不长胡子，是个十足的妖怪，专杀男人，是“娘炮”的大姐！毛泽东是“娘炮”的大姐，所以他要“解放妇女”，还要“妇女能顶半边天”。毛大姐他这辈子啊，只做过一件好事，那就是“1976年9月9月毛泽东终于死了”。

【050、毛泽东是滴滴涕】

《环保之母的尴尬：〈寂静的春天不寂静〉》（2015-03-03 转载《三联生活周刊》）报道：

2007年是美国科普作家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诞辰100周年纪念，她撰写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被公认为是西方现代环保运动的开山之作，她本人也被公众誉为“环保运动之母”。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她间接造成了6000万人的死亡，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恶魔之一。

寂静的春天

“从前，在美国的中部有一个城镇，这里的一切生物看来与其周围环境生活得很和谐。这个城镇坐落在像棋盘般排列整齐的繁荣的农场中央，周围是庄稼地，小山下果园成林。春天，繁花像白色的云朵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屏风，橡树、枫树和白桦闪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辉，狐狸在小山上叫着，小鹿静悄悄地穿过了笼罩着秋天晨雾的原野。”

上面这段文字选自《寂静的春天》，读者就从这里开始了一段噩梦般的旅程。接下来，卡逊写道:“(当农民移居这里之后)一个奇怪的阴影遮盖了这个地区，一切都开始变化。一些不祥的预兆降临到村落里: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亡。到处是死神的幽灵，农夫们诉说着他们家庭的多病，城里的医生也愈来愈为他们病人中出现的新病困惑莫解。不仅在成人中，而且在孩子中出现了一些突然的、不可解释的死亡现象，这些孩子在玩耍时突然倒下了，并在几小时内死去。”

这两段文字完全不像是出自一本科普著作，更像是恐怖小说的开头。事实上，卡逊的反对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卡逊描述成一个没有经过科学训练，只知道煽情的文艺青年。

卡逊最初的志向确实是当一名诗人，大学选择的专业也是文学。直到三年级时她才决定改学动物学，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要多于对文学的痴迷。

大学毕业后，卡逊进入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动物学，主攻方向是“鲶鱼前肾(Pronephros)的发育”。由于家庭负担重，她拿到硕士学位后便退学当老师。暑假期间卡逊去麻省一个海洋生物研究所实习，并立即爱上了海洋。1932年，她向美国渔业部申请做了一名业余编辑，负责编写宣传手册。4年后，她辞去教职，成为渔业部的一名正式雇员。为了多挣钱，她利用业余时间为报纸杂志撰写科普文章。1937年，她在全国性刊物《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处女作——《海洋深处》(Undersea)，获好评。

据同事们回忆，这时期的卡逊为人谦和，极易相处。但她对文字的要求近乎苛刻，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大声念几遍，力求完美。1941年，卡逊出版了第一本科普著作，名为《在海风的吹拂下》(Under The Sea-Wind)。可惜正赶上“二战”，这本书只卖出了不到2000册。

1951年，卡逊又完成了一部新书稿，名为《我们周围的海洋》(The Sea Around Us)。书稿辗转15家出版社，包括《美国国家地理》，均被拒绝。幸亏《纽约客》杂志一名编辑看中了此书，说服主编，以“海洋档案”的名义在《纽约客》连载。第二年，该书终于出版，当年就卖掉了20万册，并获得美国国家科技图书奖。颁奖仪式上，卡逊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科技文学’，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和揭示真相，而真正的文学的目的也是如此。”

有人形容这本书是“科学知识和发自内心的个人情感的神奇结合”，因为全书自始至终贯穿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对生命的尊敬。美国的宗教界人士曾指责卡逊没有在书中提到上帝，她回答说:“起码对于我来说，相信进化论和相信上帝创造世界，是完全不矛盾的。我把进化论看做是上帝创造生命所用的方法，这方法是如此完美，我们研究这一方法，正是为了更加尊敬上帝，更好地敬畏他所创造出来的方法。”

这本书为卡逊挣到了足够的钱，让她得以从渔业部(当时已更名为“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辞职，成为职业作家。1958年，卡逊接到一封朋友来信，诉说她家后院喂养的野鸟都死了，那个朋友猜测这是因为飞机喷洒的杀虫剂所致。这封信让卡逊开始关注化学杀虫剂和农药污染问题，并着手调查。

1960年，卡逊被诊断出得了乳腺癌，她加快了写作进度。1962年书稿完成，并在《纽约客》上连载，引起强烈关注。同年，《寂静的春天》出版。这本书以滴滴涕为主要例子，讨论了人造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和地球环境的潜在危害。该书出版后几个月内就卖出了50万册，在西方国家引发了全民大讨论。卡逊的支持者来自各个领域，而她的反对者大都来自化工厂、制药厂、农业部，以及部分科研机构，他们指责卡逊在科学上不够严密，有误导读者的嫌疑。还有人指责卡逊没有资格在农药领域发言，因为她没有受过专业的化学训练。

生命没有留给卡逊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击。1964年4月14日，卡逊死于乳腺癌，享年56岁。她终生未婚，但她领养了姐姐去世后留下的儿子。

卡逊死后，美国政府仍然没有对滴滴涕采取行动。直到60年代末期，美国相继发生了多起由人工化学品引发的环境危机，美国民众对政府和化工厂的信任程度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与此同时，有多人向美国政府提起公诉，要求政府调查滴滴涕造成的危害。就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美国政府终于着手进行调查，并于1972年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滴滴涕的使用。不少西方发达国家也在这一时期相继颁布了滴滴涕禁令，这种曾被誉为“神药”的高效广谱杀虫剂，从这些国家的土地上逐渐消失了。

但是，滴滴涕远没有淡出历史舞台。

喧闹的春天

因为立场不同，世界上任何事情大概都存在争议。可是，用“争议”这个词形容《寂静的春天》简直是太含蓄了，这本书引发的大讨论可以用“战争”来形容，而且随着时间推移，硝烟味越来越重。

40多年来，卡逊的支持者给了她最高级别的赞誉，《寂静的春天》发表8年之后，美国成立了环保署，颁布了多项旨在保护环境和珍惜野生动植物的法规。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和绿色和平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环保组织相继成立，为宣传和推动环保理念立下汗马功劳。联合国也积极加入了环保大军，多次主持召开全球环境大会，颁布了多项环境公约，其中包括著名的《京都议定书》。

1980年，美国政府授予卡逊一枚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平民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把卡逊评为上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纽约大学新闻学院把《寂静的春天》评上世纪最佳新闻作品之一，位列第二。今年初，为了庆祝卡逊诞辰100周年，一本名为《拯救地球的勇气》(Courage for the Earth)的文集在美国出版，收录了包括美国前总统戈尔在内多位知名人士评价卡逊的文章。

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的《纽约时报》刊登了自由派记者约翰·提尔内(John Tierney)的文章，批评卡逊用伪科学误导读者。提尔内建议任何一个读过《寂静的春天》的读者一定要再读一下鲍尔德温(I.L.Baldwin)教授写的文章，此人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微生物学教授，同时也担任过美国科学院下属的“杀虫剂安全评估委员会”的主席。早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前，他就开始研究杀虫剂对环境的影响。1962年，他为著名的《科学》杂志写过一篇《寂静的春天》书评，批评卡逊过分渲染了化工产品对大自然的负面影响。“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人就开始了对大自然平衡的破坏。”鲍尔德温说，“《寂静的春天》不是对杀虫剂的利弊进行的一次全面的科学考察，更像是一个检方律师的一次充满激情的呼吁书。”很显然，鲍尔德温教授不同意卡逊在《寂静的春天》第一段中对两种农业方式的褒贬，在他看来，“像棋盘般排列整齐的繁荣的农场”就是人类破坏大自然平衡的确凿证据，与这块农场是否使用了人造杀虫剂无关。鲍尔德温还认为，滴滴涕的害处是很轻微的，必须平衡地看待滴滴涕的优劣，不能只盯着滴滴涕的缺点。“世界上不存在完全无害的化学药品。”他说，“但却存在着无害的使用方法。”

鲍尔德温教授的看法在科学界很有代表性。事实上，有很多科学家对《寂静的春天》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比如，卡逊认为滴滴涕会让鸟的蛋壳变薄，直接造成了鸟类的大规模死亡。但是英国埃塞克斯(Essex)大学环境与社会学教授朱尔斯·普莱蒂(Jules Pretty)曾对记者说，造成鸟类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耕作方式的变革，减少了鸟类的食物，而非滴滴涕。

再比如，卡逊多次在书中暗示滴滴涕会诱发癌症，但迄今为止，只有动物试验证明了过量滴滴涕能够致癌，人体试验却一直没有证明这一点。因此，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把滴滴涕列为2B类化学品，也就是说，滴滴涕“可能”致癌。

卡逊的支持者举例说，癌症的发病率在工业化到来后逐渐上升，这难道不是确凿证据吗？不能这么说。首先，癌症最主要的诱因是年龄增加，这已是科学界的共识。人类寿命在工业化之后大大延长，癌症发病率上升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吸烟已被证明会增加癌症的发病率，如果排除吸烟和寿命的影响，人类癌症的发病率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下降，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把癌症简单归罪于滴滴涕的使用，缺乏科学依据。

滴滴涕对动物的内分泌系统会有影响，这一点在科学界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2001年，美国国立环境卫生研究所的马修·朗奈克(Matthew Longnecker)教授在《柳叶刀》杂志发表研究报告称，滴滴涕的代谢产物(DDE)阻止了孕妇体内的黄体激素和其受体的结合，会造成婴儿早产。朗奈克研究了60年代美国出生的2380个婴儿，测量了DDE在孕妇血液中的含量，对两者进行的统计分析证实了这一点。

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基本上都认同卡逊在唤起公民环保意识上所做的贡献。双方主要分歧在于如何正确评估滴滴涕的害处，因为滴滴涕的好处是明摆着的——它能救命。

抗疟英雄滴滴涕

对大多数卡逊的支持者来说，疟疾始终是他们绕不开的一个结。

众所周知，疟疾是一种致命传染病，防止疟疾传染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避免蚊虫叮咬，而滴滴涕当初就因为灭蚊效果好，而被称为“神药”。

2000年7月，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Nature)药物学分册发表了一篇由英美两国科学家共同撰写的文章，呼吁在发展中国家重新使用滴滴涕。文章指出，目前全世界有3亿疟疾患者，每年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地处热带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儿童。作者巧妙地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数字相当于每天都有7架坐满儿童的波音747失事。看来，科学家也从卡逊那里学到了一点写作技巧。

作者举例说，滴滴涕的被禁是疟疾死灰复燃的主要原因。195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号召全世界使用滴滴涕对抗疟疾，全世界疟疾死亡率迅速从原来的每10万人死亡192人，下降到每10万人死亡7人。疟疾基本上从西方发达国家消失，就连巴西和埃及也和疟疾说再见。

另一个例子是斯里兰卡。在引入滴滴涕之前，斯里兰卡每年新增280万疟疾患者，7300人因此死亡。使用滴滴涕后，效果惊人，1963年全国只有17名新增病人，无人死亡。印度和南美的大部分国家也取得了类似成效。可惜好景不长，1969年，在反滴滴涕思潮影响下，美国撤回了对斯里兰卡滴滴涕防蚊项目的援助，结果该国疟疾患病人数在一年之内猛增至50万。印度的情况和斯里兰卡类似。在南美国家中，只有厄瓜多尔坚持使用滴滴涕，结果该国成为唯一一个疟疾发病率持续下降的南美国家。

非洲的情况更糟。自80年代中期开始，南非停止使用滴滴涕。结果仅是南非一个省的疟疾患者数量便从8000人迅速上升至4.2万人，死亡340人。而与之相邻的一个省则经历了一次疟疾大爆发，至少造成了10万人死亡。2003年，南非重新使用滴滴涕，结果同一地区每年死于疟疾的人数下降到50%以下。

另外几种依靠蚊子传播的疾病情况类似。美国科学院发表过一份研究报告，称滴滴涕使用20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至少拯救了5亿人的生命。

面对滴滴涕支持者的宣传攻势，卡逊的支持者迅速做出有力反击。他们指出，卡逊当初并没有否认滴滴涕的杀虫功效，她只是警告人类，昆虫很容易产生抗药性。事实上，许多热带国家(尤其是非洲)一直没有禁用滴滴涕，因为热带蚊子繁殖速度快，再加上滴滴涕的滥用，使得疟疾的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

不过，在抗药性的问题上，双方意见其实是一致的。滴滴涕的支持者们也同意，滴滴涕的使用方法必须改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在农田里大规模喷洒，而应该限制在居民的房间里。《自然》药学分册上的那篇论文指出，按照以前的施用方式，每公顷棉花每个月需要消耗11公斤滴滴涕，但是如果只是利用滴滴涕防蚊子，每平方米的墙壁只需2克，每年喷涂1—2次即可。即使有少量滴滴涕逃逸出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只相当于从前的0.04%。

对于已经产生抗药性的蚊子，滴滴涕也具有很好的效果。因为滴滴涕对这些蚊子仍然具有很强的排斥作用，喷洒滴滴涕依然可以防止蚊虫叮咬。

即使如此，某些环保组织仍然没有放弃。他们改变了思路，在承认滴滴涕防止疟疾传染十分有效的前提下，强调它对人体的危害，包括致癌，或者导致内分泌紊乱等等。但你面对的是非洲每年几十万新的疟疾病人，曾经多次去非洲考察的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建信深有体会。“非洲的基础设施实在是太差了，任何一种方法，必须既廉价又方便，才可能有效果。”胡教授对记者说，“我听到过很多联合国援非组织做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滴滴涕是目前最便宜，也是最方便的驱蚊剂。因为滴滴涕既便宜又稳定，每年只要喷洒两次就行了。”

“非洲的疟疾问题和全球变暖也有关系。”胡教授补充说，“比如在埃塞俄比亚，原来海拔超过1000米的地方是很少有蚊子的。现在气候变暖，蚊子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对驱蚊剂的需求量也就相应增加了。”

值得一提的是，《寂静的春天》刚出版的时候，反对卡逊的人主要来自化工企业。如今滴滴涕早已没有了专利权限制，很多已经开发出高价替代品的化工企业调转枪口，反对重新使用滴滴涕。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曾写道:“这是一个工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任何挣钱的方法，无论其代价有多大，都很少遇到挑战。”看来，这句话直到今天仍然适用。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06年9月15日，WHO发表声明，修改了实行多年的防治策略，公开号召非洲国家重新使用滴滴涕来防止疟疾流行。对此，不少环境NGO(非政府组织)表示理解和支持，也有不少组织仍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滴滴涕毕竟具有某些潜在的危险，不如花钱开发廉价替代品，这才是解决非洲疟疾问题的最佳方法。

这个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斯德哥尔摩公约》的中国应对

《寂静的春天》绝不仅仅指出了滴滴涕的问题，还列举了很多有害的农药，包括狄式杀虫剂(Dieldrin)、对硫磷(Parathion)、七氯(Heptachlor)和马拉息昂(Malathion)等等。许多这类化学杀虫剂都属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它们的降解速度缓慢，危害持久。还有一些脂溶性的化学品，比如滴滴涕，能够在动物的脂肪组织中进行富集，即使每次摄入的量很低，时间长了也能累积到很高的浓度。这两点正是卡逊当年反对使用化学农药的最主要的原因。

“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科学认知是渐进性的。”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刘建国对记者说，“商业社会的某些技术开发行为具有盲目性，随着科技的进步，很多以前认为无害的人工化学品后来被发现有问题。”刘建国举例说，早期工农业曾广泛应用的滴滴涕、多氯联苯(PCBs)和氟利昂等，后来都下了禁令。近期的不粘锅涂层材料，纺织品及各类生活制品中广泛应用的全氟辛烷磺酸类化合物(PFOS)、在家用电器及家具中广泛应用的各种溴化阻燃剂(BFRs)，以及在各种塑料制品及儿童玩具中普遍应用的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等等，也都出了问题。

“比如大家都听说过的冷却剂氟利昂，原来认为对人体毒性很弱，可后来发现它会破坏地球的臭氧层，改用HFC-134a。可后来人们又发现HFC-134a是强温室气体，其效力是二氧化碳的1300倍，于是只好又开始研发新的替代品。”

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刘建国博士代表中国参加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简称《斯德哥尔摩公约》或《POPs公约》)的谈判，这项公约旨在全面禁止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全球迁移特性的POPs类有毒化学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首批列入黑名单的有12种化合物，作为签约国，中国对其中4种杀虫剂申请了豁免，其中就包括滴滴涕。事实上，《斯德哥尔摩公约》只是限制了滴滴涕在其他领域中使用，在疾病防治这个方面，《公约》没有规定停止使用滴滴涕的日期，但是公约缔约国每3年必须递交一份滴滴涕使用情况的报告。

“其实，对于《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和正拟议新增列入的许多POPs类化学品，目前人们也未能掌握百分之百的科学证据证明其确实对人体健康有害，但是，正是因为人们普遍认识到了其潜在风险，才决定采取全球统一控制措施的。”刘博士补充说。

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申请了滴滴涕豁免呢？“中国早在2001年就停止使用滴滴涕对付疟疾了。”北大的胡建信教授对记者解释说，“我国有能力采用更加安全的替代产品对付疟疾，比如菊酯类杀虫剂等。现在中国只有船底漆等极少数地方还在使用滴滴涕(为了防止水生生物附着)。”胡建信教授还告诉记者，天津化工厂去年生产了1000吨滴滴涕，绝大部分出口非洲，帮助当地居民对抗疟疾。我国目前正在和埃塞俄比亚商量合作事宜，帮助他们自己生产滴滴涕。

滴滴涕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其它POPs呢？卡逊在《寂静的春天》第一章里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人类经过多年的进化，已经学会了适应自然界产生的天然有毒物质。但是对于那些人造的化学物质，人类一时无法适应，因此她建议用天然产品代替化工产品。事实上，卡逊的这一理论是很多反对她的人的攻击目标。

“按照目前的情况看，人类是不可能完全使用天然产品的，我们只有依靠科技的进步，学会如何准确地检验化工产品的安全性，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清华大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研究中心”的于刚教授对记者说。

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谢绍东也同意这个说法。“我们现在使用着几千种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不可能完全代替它们，重要的是尽早发现危害，及时采取对策。”谢教授认为中国在这一领域具有其它国家没有的优势：“只要政府下决心，中国就可以迅速做出反应。比如1997年北京市突然下令用无铅汽油代替含铅汽油，很多车主都准备不足。但是为了环保，他们必须做出牺牲，这一点在国外就较难做到。”

“但是，中国在有毒化学品的科学研究和环境管理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和问题，”刘建国博士对记者说：“比如，我国在POPs类有害化学品的危害测试和风险评估等方面还比较落后，相关数据和信息还主要参照国外，对国内正在广泛生产和使用的许多POPs类有毒化学品的环境和健康风险缺乏基本认知。”据刘博士介绍，我国现在对有毒化学品的管理涉及多个政府管理部门，政策和管理上缺乏协调与统一是当前一个主要问题。比如，化工产品主要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管理，农药被分给农业部，健康产品归卫生部。相比之下，环保部门在化学品管理上的职权非常有限，这与发达国家已逐渐形成的由环保部门主导化学品管理的局面大相径庭。

“中国正困扰于传统的‘三废’环境污染治理，环保部门的职能和机构人手严重不足，管理‘看得见’的‘三废’还管不过来呢。”刘博士无奈地说，“POPs类有害化学品属于‘看不见’的污染，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不过，我相信中国政府会重视起来的，因为POPs类有害化学品不但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具有潜在的危险，而且正严重威胁着我国相关化工产品的出口贸易。”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是滴滴涕。因此毛泽东自称“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但实际上，他消灭的益虫远远多于害虫，最后报应所及，连他的同党和帮手都被他几乎消灭干净了。

正当毛泽东动员亿万废垃群众，用政治运动来弥补滴滴涕的不足来四处放毒的时候，有人已经发现了滴滴涕的危害——这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十足的反动派，落后于世界文明整整一个大时代，他的一生除了大开倒车之外，似乎一无所长。

不过，从滴滴涕的历史看，滥用和禁用都是不可取的。也许，这正是其迄今为止还有少量毛派分子存在的原因吧。特别是在落后地区和黑暗的水下，滴滴涕还是救命的稻草。虽然毛泽东僵尸和滴滴涕生产商一样，都因为高额利润而脑满肠肥了。

【051、毛泽东是个老巫婆】

《万圣节谈欧洲黑暗历史：那些在猎巫行动被处死的“女巫”们》（2020年10月31日凌晨4点06分 BBC）报道：

欧洲中世纪数以万计巫师被处以火刑——位于德国西北部的莱姆戈（Lemgo），是个小小的大学城，但却有着一段痛苦的历史。该城最明显的建筑物名为“女巫首领之家”（The Witch Mayor's House）见证这段黑暗历史。

建筑名字来源是17世纪对该城“女巫”们的猎巫。当时有连续三波的女巫审判浪潮。

从1628年开始的大约50年间，在这个小城的火刑柱上，就有200多名妇女以及5名男子被活活烧死。

玛格丽特. 克雷维西克（Margarete Krevetsiek）是这些受害者中的一名。克雷维西克当年被捕，并且被指控在1653年夏天进行巫术活动，并试图将其技巧传给一个年轻女孩。在酷刑之下，她“认罪”并于同年8月10日被烧死；作为“让步”，当时官员允许她先被斩首再处以火刑。这就是长久下来，人们所知有关她的故事。但是，由于她的后代的努力，这个故事版本最近有了新变化。

后人的寻觅

退休的警官兼业余家谱学家克拉默（Bernd Krammer），在研究自己家谱时发现他的妻子乌拉（Ulla）与克雷维西克女士有关。克拉默对BBC说：“当我们发现祖先中有一个所谓的女巫时，我感到十分激动。这事情是我研究家庭史的一大发现。”“我妻子当时的反应是：那个可怜的女人！但我们并不恐惧，因为我们从学校得知，在那几年欧洲发生了许多不正义的事件。”

根据历史，克雷维西克六岁的继子当年也遭到殴打后被指控。克拉默夫妇居住在距莱姆戈以北三个小时车程的不来梅港。两夫妇认为，无论经过几百年，他们的祖先都应该得到正义。因此，2012年他们向当地市议会提出了申请，要求将克雷维西克女士从被定罪的“女巫”名册中除名。

五年后，她的名字和在该城市曾经被以“巫术”审判的所有受害者，名字都从被移除了。克拉默说：“我们认为除掉她的罪名很重要。因为这违反正义。尤其是由国家或教会犯下的错误，即使时间再久都该被纠正。”

“每一个曝光的案件都可以防止（那些不正义的事情）被遗忘。”

大猎巫

17世纪，在美国麻州的塞勒姆（Salem）的女巫审判，在全球广为人知。但实际上欧洲才是最大型猎巫之地。在塞勒姆，有200人被指控为女巫，有20人丧生。

在今天的德国，据估计对女巫施以死刑的人数约为2万5千人例如，在瑞士，当年有一整个村庄都被烧为平地。据估计，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欧洲有4万至6万人被处死。

海格乐（Hartmut Hegeler）是乌纳（Unna）镇的一名基督教牧师。乌纳镇离德国城市科隆有1小时车程。自2010年以来，他帮助德国数百名猎巫行动中的受害者从被教会或政府定罪的历史中除名。海格乐神父告诉BBC：“对我来说，这有关我如何相信自己的信仰。殉教者被指控，遭受酷刑之后被处死，而我们的基督徒说他们是无辜的。”“这些猎巫的受害者经历同样的事情：被指控，遭受酷刑和被无辜处死。”但他又说，这场斗争不仅有关过去，而且还反对当今世界仍然发生对他人的“暴力和边缘化”。在德国，估计有25000 人因遭怀疑进行巫术活动被烧死。

九岁的“巫婆”

海格乐神父说，他印象深刻的是克里斯汀·泰珀尔（Christine Teipel）案例。克里斯汀是一位9岁的女孩，于1630年5月在德国北部村庄奥伯基兴（Oberkirchen）被处死。克里斯汀已经开始告诉人们她是一个女巫，并与其他15个人一起参加了女巫的安息日（被称为与魔鬼的夜舞）：参与者有八名男子，六名妇女和另一个女孩格蕾特。

人们猜测克里斯汀为何要开始告诉别人她的故事。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与虐待儿童或另一种创伤有关。当局逮捕她，并要她供出15个人，并对他们进行酷刑。然后，这十五个人又要“供出”其他人。在3个月的时间内就有了7次审判。到最后，58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包括克里斯汀，她的继母，格雷特和她的父母。海格乐牧师说：“对这个女孩的酷刑毫无正当性。你能想像到一个九岁的女孩遭酷刑而受到惊吓的样子。”

通常的审讯的做法是，在最初的“友善”讯问中，向嫌疑人展示将使用的酷刑手段。之后，残酷的肉体酷刑就开始了，包括使用拷问台折磨嫌犯，让他们数天在痛苦中都保持清醒。一种常用的刑罚称为“浸泡”（dunking），将被指控为“女巫”的人绑在椅子上，并丢入水中。

如果他们能够在水上漂流了，就被会视为女巫，因为她们能利用魔法来保持漂浮。之后会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如果他们沉入水底了，他们将被视为“自愿死亡”的死者。

“贪得无厌”

尽管也为猎巫审判也处决了男性，但绝大多数受害者（85％以上）是女人。这些女性经常被指控“与魔鬼发生性行为”。一本十五世纪猎巫手册《马洛厄斯·马利菲卡鲁姆》（Malleus Maleficarum），内容强调女性的“贪得无厌”的性欲，将她们描述为“善恶不分没有节制”的动物。

最近在苏格兰发起平反行动的米切尔（Claire Mitchell QC）律师说，即使在今天，仍很容易辨认当时即存在的厌女症。她告诉BBC说：“即便在当代，猎巫的手法仍被用来行社会控制和迫害妇女和儿童。”

她的行动要求对根据《苏格兰巫术法》（Scottish Witchcraft Act）被定罪的人进行“赦免”，道歉和追悼会。那个法令于1563年生效，持续到1736年。该小组最近开展了行动，成功争取在历史悠久的库罗斯（Culross）村庄附近的一条沿海步道上揭幕的三块纪念碑。

纪念碑纪念了380名来自当地社区的妇女，这些妇女被囚禁折磨，吊死或被烧死。

2019年，在莉莉亚斯·阿迪（Lilias Adie）的墓地公布了国家纪念馆的计划。莉莉亚斯·阿迪（Lilias Adie）是一名妇女，于1704年在狱中去世，被迫承认与魔鬼发生性关系。

由邓迪大学的克里斯托弗·林恩博士（Christopher Rynn）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在电脑科技帮助下重塑了阿迪女士的脸。他说：“当我的重建工作到达皮肤层时，有点像真的遇见了对方，让你想到你认识的人。”“莉莉亚斯的故事让我明白，在今天，她的遭遇就是那个遭受可怕迫害的受害者。”

“撒旦恐慌”

苏格兰的“撒旦恐慌”（Satanic panic）始于詹姆士六世国王。他认为自己是专家，甚至写了一本关于神秘学的书，内容是有关他从丹麦回到居处时，在海上面对暴风雨的故事。他将恶劣的天气归咎于巫术，并下令进行广泛的猎巫。有近4000人被指控，有2600人被处决。米切尔回忆起一个令她震惊的特殊案例：苏格兰东北海岸奥克尼群岛的一名妇女，在她的村庄被一名渔民陷害。

经历是这样的，有一天，暴风雨来了，但那位渔民出海。“他说出海时，他看到了一只海豹。他相信海豹看着他，他认为海豹是这位妇女作为女巫的魔法。”“然后他们相信她用巫术将自己变成不同的动物，这理由就足够了。她最后被处死。” 她说。孩童也会因为巫术被判罪处死。

重写历史

但是即使面这么明显的不正义，要重写历史也不容易。海格乐牧师说，在德国，一些地方政府拒绝提供恢复名誉的申请，原因是担心女巫的故事会损害该地区的声誉并损害旅游业。德国宗教领袖对海格乐的行动表示同情，但表示教会应该集中精力解决当前的问题，例如难民危机和贫穷。

爱尔兰的行动人士继续倡导竖立纪念碑，以纪念该国在猎巫历史的受害者。米切尔女士说，最近我们看到许多支持拆除与奴隶制有关的铜像，这个运动便是“人们关心历史的强力信号”。“这些人关心他们家人的历史，在当代中得到恰当的呈现，并且人们不希望人们再消费这些历史故事。”

对于克拉默家族来说，了解其祖先的命运重新燃起了人们对灵魂的追寻，这始于伯恩德15岁。他说：“我的祖母是犹太人，她很幸运能更够活了下来。我的曾祖父母则并不那么幸运。”他花了五年时间寻找祖父遗骸的所在地。

2001年，也就是祖父去世近六十年后，他在柏林附近发现了一个集体墓地。那次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小时，凝视着他的坟墓。在我寻找他的遗骸的过程中，也同时在想着人们对他做的可怕事情。”

谢选骏指出：欧洲人就知道研究“中世纪猎巫”，却不知道“现代化猎巫”——中国大陆匪首毛泽东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欧洲人及其殖民者不仅不知道文革是“现代化猎巫”，而且还大力吹捧之，把中国大陆匪首毛泽东封为“伟大的革命者”。在我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猎巫，毛泽东本人却是一个老巫婆——正是为了掩盖他缺乏男性特征的变态妖孽，毛泽东才肆意疯狂逞凶，教唆废垃互相残杀；毛泽东把自己的标准像描绘成了他娘崇拜的观音菩萨的样子，本质上就是一个老巫婆。

【052、毛泽东是个牛鬼还是个蛇神】

《“我拍下的那些疯狂文革照”》（2018-11-18 BBC中文）报道：

78岁的李振盛依然精神矍铄。在讲座密集的间隙里，他几乎一直在给读者签书。他的记忆力依然保持得很好，能清晰地讲出每张他拍下的照片的故事。

李振盛是前《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在文革期间，他拍下了数万张照片，部分照片从未见过报或者在其他场合公开。为保存这些高风险的照片，他在文革期间在住所的木地板上锯了一个洞，将底片藏于洞内。被抄家时，这些照片躲过了一劫。

关于这些照片的书《红色新闻兵》已经在2003年出版，并以成英、法、德、意、西、日等六种语言发行，但中文版一直没有面世。201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该书的繁体中文版。10月底，李振盛在香港接受了BBC中文的专访。

热血红卫兵

1966年5月，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官方鼓励人们互相批斗、抄家甚至亲属间互相告密。数以万计的人士受到迫害，中国经济陷入严重停滞。在这场浩劫中，无数文物也遭到了蹂躏和不可逆的毁灭。

跟当时的亿万中国人民一样，文革初期的李振盛十分兴奋，他也无上崇拜着毛泽东。“毛主席说，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我当年20多岁，跟其他年轻人一样，都觉得十分幸运，因为这辈子能经历好几次这样的大革命。”李振盛说。

那是一个疯狂的红卫兵之夏。由于毛泽东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因此红卫兵都自称“造反派”。红卫兵之间分有不同的派别，每一派都想证明自己是最革命的造反派。

作为一名扛着相机的摄影记者，在造反大会上拍照会显得格外显眼。经常有红卫兵质问李振盛是干啥的，“如果掏出记者证，他们会说你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拍照片给黑省委秋后算账用，轻者扯出胶卷曝光，重者砸毁或没收相机，”李振盛说。

李振盛注意到，那些佩戴红卫兵袖标的的人能够自由拍照片，因此决定要得到一个红袖标。1966年8月28日，他组织报社的几名同事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取名“红色青年战斗队”，并去大街上印了带有“红卫兵”字样的袖标。

李振盛告诉BBC中文，文革期间，他拍了近十万张底片，大部分是为了报纸需要而拍的照片，他在当时称之为“有用的照片”，但他也拍了许多绝不可能见报的照片，他称之为“没用的照片”。这些“没用的照片”都被他暗藏了起来，组成了今日出版的摄影集。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红卫兵可以去北京免费乘火车并享有免费的食宿。“他们身着绿军装，臂戴红袖章，手持红宝书，在天安门广场上跳起忠字舞，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有时为了见上‘伟大领袖’一面，一等就是数个星期。”

“我意识到，必须将这个动乱的时代记录下来，我并不真正知道我正在做的事情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将来。”李振盛说。

为照片“易容”

网络上一直有流传文革时期那些惊人的PS技术，并有大量照片修改前后的对比图。对此，李振盛承认，他也会修改照片。

李振盛曾经拍摄过一张"五七"战士与贫农老大娘学毛选的照片，背景墙上有一张毛主席像，但背景虚化了。当时凡是毛主席像模糊的照片是不允许见报的，李振盛就将原图做了一些处理，换上了清晰的毛主席像。

此外，他也需要将被挡住的标语口号全都在照片上显示出来，或者在群众喊“毛主席万岁”时高举的拳头看上去像是打到毛泽东脸上时，用绘画技法把拳头修掉。

“当我没有在拍照片时，如果群众在高呼口号，我也跟着高呼。如果每个人都举起拳头，我也举起拳头。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如果你不随大流，他们很可能会认为你不够革命。”李振盛说。

除了修改照片，摆拍也经常发生。李振盛告诉BBC中文，很多时候他去工厂拍照片，都是带着主题去的，例如，他需要拍摄一个师傅带着徒弟工作的场景，拍摄对象可能就要因此调节班次，甚至改变动作。

在一次批斗会上，李振盛想拍出批斗会高昂的情绪，但主席台上带头的红卫兵在每次喊完口号后都会把手垂下，随后台下群众会举起手跟着高喊口号。“但是如果照片上带头的红卫兵的手是放下的，读者一定会以为他是被批斗对象，是下面的人在冲着他挥拳头。我就跟他说，你喊完口号别放下手，他说那怎么行？我说那你就喊两遍。因为喊两遍他中间就不会把手放下，我就在这个间隙拍下了所有人都高举手喊口号的场景。”李振盛说。

从批斗者到被批斗

作为一名红卫兵，李振盛在报社内部也加入了批斗运动。报社内部的批斗大会，一般有300多人，最多能达400多人。

“最倒霉的就是总编辑，报社内每成立一个组织，就要把他拉出来批判一番。差别是，有的是极左，他就要受罪，有的看上去恶狠狠的，但其实是讲人道将讲人性的，有的还动手打他，我们从来没打过人，但当时的那种革命激情必须表达出来。”李振盛说。

“群众在面对这些人时，有个个人感情的好恶，那些平时官僚的、摆谱的，就被斗得很凶，有一个从苏联回来的副总编，喜欢喝酸奶，他就教厨师怎么做，我们就批判他是修正主义分子，把好好的奶做成酸的伺候他，这就是罪行，你好好的奶不喝，非得做成酸的。”李振盛告诉BBC中文。

被批斗后，有的人会被打倒，就会被关牛棚。牛棚不是真正的关牛的棚子，而是因为被打倒的人被统称为“牛鬼蛇神”，牛棚可以在任何地方开设，可以是教室、礼堂、地下室，也可以是封闭的农场。文革结束后，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曾著有《牛棚杂忆》一书，以自己的回忆，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李振盛告诉BBC中文，一旦被关牛棚，就不许回家，有的一关好几年，有些脆弱的人就直接自杀了。

1968年4月以后，政治斗争的风向突变，李振盛本人也在文革中被以“建立独立王国试图主宰报社”的名义打倒。1969年5月，李振盛被发配到柳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我是造反派成员，但我没有打过任何人，反而是被别人打了，我也没有抄过别人的家，但最终自己的家却被抄了。”

“我这一生接触的两个女性，一个是初恋女友的妈妈不堪被无端定成‘地主婆’自杀了，一个是我妻子的爸爸受迫害也自杀了。你说我还能激情地去革命吗？”李振盛说。

文革隐伤

李振盛称，早在被打倒之前，他就开始将“负面”的底片从报社转移到家中，他在书桌底下的木地板上锯开了一个杂志大小的洞口，每天下班回到家里开始在墙角锯木地板，妻子则在窗口为他放风。

1972年，李振盛从五七干校回到哈尔滨，此时，造反集会、批斗会戴高帽的场景已经不再了，大街上也没有了游行集会的声浪。那些被藏好的照片，也依旧在地板下安静地待着。

“尽管政治风向可能已经改变，人们的内心并不可能完全恢复。在报社举行爬坡会议之后，大家又变得友好起来，但这只是一部分表象，原来的对手之间，甚至盟友之间的恩怨情仇仍然持续存在，甚至延续到他们之间的子女。一直到文革结束，人们仍然不能完全互相信任。”李振盛说。“爬坡会议”是当时见诸报端的一种说法，指的是文革结束后，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这么好地掌控全国，与规模空前的宣传是分不开的。全国城乡街道的墙壁上、每份报纸的版面上，都印有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虽然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无所不在，但他的真人真荣却无法让人轻易靠近，这种矛盾进一步加强了老百姓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李振盛说。

心理学家施琪嘉曾在2010年进行多众多访谈，试图回答已结束四十余年的文革仍如何隐形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与生活。

中国媒体《南方周末》曾报道称，中德两国学者曾尝试将精神分析理论引入对文革的观察，这项持续了近二十年的研究发现：文革的心理创伤不仅持续地影响着亲历者，还对其子女乃至后世数代人产生了代际传递。

对此，李振盛深表认同，他被下放至五七干校时，他的儿子才出生两个月。“文革不光对孩子有影响，对我们也有影响，现在我们用的很多语言，一听就是文革语言，比如说喊口号，‘几个重心’，‘狠抓’、‘突出’等。”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为何喜欢捉弄别人？并且把被整对象叫做“牛鬼蛇神”？这是因为，湖南乡下的韶山农村乌烟瘴气，充满这类的妖孽。那么毛泽东是个牛鬼还是个蛇神呢？我觉得，毛泽东既是牛鬼还是蛇神——因为他本来就是属蛇的！不过很可惜，这条冬天出生的毒蛇并未冻僵，而是十分活跃，疯狗一样到处咬人。这是因为毛毒蛇受到了牛鬼的热爱——这个牛鬼就是毛的老娘文七妹（1867年2月12日—1919年10月5日，假名文素勤，化名文其美，湖南湘乡棠佳阁人，18岁时与毛父毛贻昌“结婚”。）。所以说，毛泽东不仅是个牛鬼，还是个蛇神——毛泽东这个牛鬼蛇神的双重杂碎，还要强迫红区的男女蚂蚁都要热爱他，难道“毛牛鬼泽蛇神东”，这是个双性恋吗。

【053、毛泽东是獦獠所以好斗杀人】

（一）

宋朝书画家米芾《寄薛郎中绍彭》诗之二：“怀素獦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按，怀素为长沙人。可见长沙人也是獦獠。而毛泽东是韶山人，在长沙南边，更属于獦獠的范围。

禅宗六祖惠能的《坛经》里，有“獦獠”（读音gé liáo）一词：“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坛经·行由品》）

可见，獦獠并不等于岭南人（也就是广东人），但也有可能是广东人。因为獦獠是一个族属人群称谓，广东人（岭南人）则是一个地属人群称谓。

那么，獦獠是什么呢？

所谓獦獠，是古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亦以泛指南方土著人口。《新唐书·南蛮》有记述：“戎、泸间有獦獠，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俗喜叛，持牌而战，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这里的“戎”指戎州，州治在今四川宜宾；“泸”指泸州，当年居住在那里的“獦獠”，已经演变成为今天的仡佬族人。

宋朝书画家米芾《寄薛郎中绍彭》诗之二：“怀素獦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按，怀素为长沙人。可见长沙人也是獦獠。例如毛泽东是韶山人，在长沙南边，更属于獦獠的范围。

獦獠作为原始民族，后来逐渐演变为某种职业称呼，但依然含有卑贱的意味。《六祖坛经》中的“獦獠”一辞，“獦”应是“猎”的俗字，“獠”是夷蛮之人，多以渔猎为生，“獦獠”意为田猎渔捕之獠，已大体接近文献本义。“獦獠”又读为“猎獠”，但解释上则应为“猎头獠人”（猎头之獠），而非“打猎獠人”。例如毛泽东喜欢与人斗，喜欢推行阶级斗争，喜欢杀个千百万人头落地，这些都是“猎人头”的行径，是“獦獠”的风俗习惯使之然也！

所谓“猎头”仍指獠人长期存在的一种文化习俗，即猎取人头以祭祀神灵。

大量文献资料都证明獠人长期存在猎头风俗。它既来源于发祭或血祭的巫术行为，也与头颅崇拜的原始文化极端心理有关，并为北方汉族土人所熟知，所以才将这一骇异可怕之习俗单独说出，以作獠人之特殊称谓，并引起了五祖的注意。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中的“獦獠”究竟应当如何解释？

一般认为“獦獠”意为田獦渔捕之獠人，田獦鱼捕与学佛道路背道而驰，因此才引出五祖弘忍和尚那关键性的一问：“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

有学者指出，《坛经》讨论“獦獠”能不能成佛，犹如讨论断绝一切善根的“一阐提”能不能成佛一样，是佛教史上有关佛性问题的一大重要公案，值得认真研究以求进一步澄清。

故“獦獠”释义仍当读为“獦獠”，殆指“獦头獠人”，而非“打獦獠人”。“獦獠”读为“仡佬”乃是后起义，其中另有一层文化习俗演变的曲折在。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喜欢与人斗，喜欢推行阶级斗争，喜欢杀个千百万人头落地，这些都是“猎人头”的行径，是“獦獠”的风俗习惯使之然也！

（二）

獦头血祭也是中国云南佤族原始祭祀中的一种最高献祭活动。以武装出征的方法獦取人的头颅来祭主宰万物的神灵“木依头吉”。被獦者一般是与本部落有仇的其他部落成员。獦头活动在每年春播前进行，若春播前未能獦到，可改秋收进行。届时要举行獦头、接头、祭头、送头等盛大的宗教祭典。獦到的人头带回部落，供在历史最久的村寨的木鼓房人头桩上。由头人主持接头祭典，代表大家对人头说：“我们这里酒美饮香，请你饱餐一顿。希望你今后把你的父母兄弟也请来饮酒吃饭，保护我们村寨的安全，庄稼丰收。”并在人头上撒些灰烬，与鲜血混合一起滴落在地上，然后每家分一些，待播种时随种子撒在地里。

獦头是为了祭祀神灵，但原始人又对獦到的人头怀有恐惧感，所以把所獦的人头作为祭祀的对象，用隆重祭典祭祀人头，祈求人头保佑人们平安，生产丰收，并祈求被獦者饶恕獦者和獦者村落的群众。每年夏历四五月还要举行送旧人头到村外人头桩上永久供奉的祭祀活动。《魏书》特别提到獦头祭祀以美须髯者为珍贵，其原因也可在佤族獦头习俗中找到解释。

照佤族人的看法。“美须髯”的功能是达到一祭数熟。这说明獦头源于一种相似巫术：认为发须稠密必然导致谷物茂盛，认为獦头血祭类似于一种灌溉——以神圣之血奉献于神灵，以求得大自然甘汁的还报。在商周时代的藻礼中，我们看到了与此相同的一种巫术行为。因此可以说，獦头风俗是在把发祭和血祭的巫术行为同头颅崇拜结合起来的时候，揭开它的历史序幕的。

佤族獦头之前，首先要由该寨窝即看好“鸡卦”，然后才有组织地去砍头。有趣的是，这一文化现象也可在僚族习尚中找到。

站在佛教立场看，如果说田獦鱼捕是极大恶行，那末獦取人头与燕食人肉更是大恶之恶，直接关系到人有没有佛性，能不能成佛的大问题。弘忍和尚已考虑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故有此问：“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而从一切众生平等的关怀本心出发，惠能法师的应答也极有哲理的强制性与普遍性：“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尽管是有獦头与食人习俗，身陷大恶的獠人，其人性乃内具自我净化，自我超越的应然与必然性，只要一旦发心修道，就不排斥其具有可以踏上学佛道路，获得本然性心性觉醒，最终达至成佛终极目的之存在性可能。可见原文语言表面蕴藏着佛教哲理诠释问题。而后来的禅宗思想则将这一哲理深化为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含灵，同大涅槃，一体不异；佛性圣凡同具，虽阐提终不能断；狗子有佛性等公案。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冒充哲学家，看来还想做个现代的慧能，所以娶的小老婆都叫“开慧”。因为他和慧能一样出身于獦獠，但是他没有培养自己的人性，反而放纵自己的兽性，结果变得好斗乃至杀人不休。

【054、毛泽东是僵尸还是丧尸】

网文《让毛主席入土为安吧，停止在灵异空间的恐怖内斗！——我党在灵异空间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内斗》认为，按理说共产党是宣扬无神论的，共产党员理应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才对。但如果你深入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你就会大跌眼镜的。2015年王林案曝光，发现无数高级党官和富商争夺王林，想让他当自己的保护神。

不只是王林，任何号称稍微有点功力的民间特异功能者或和尚道士，都被各级官员包养供养，以求为自己升官发财保驾护航。各地名刹新年第一炷香第一撞钟基本都是当地党委书记夺得，商贾只能获得第二。如果说现在风气才造成我党官员求神拜佛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毛主席当初49年进京时机就是consult当时高人的，并开示毛主席说其一生离不开8341的大限，毛主席虽然不解其意，还是用它来当作自己的御林军部队的番号了。所以，我党高官背地里都是信神鬼的，而且深信不疑。毛主席死后气功盛行时代，大气功师都被高官包办，这都不是秘密。据说李大师就是拒绝做江阔的国师才造下被迫害的弥天大祸的。

扯这么远就是要来解释那帮老干部坚持要造毛主席纪念堂的真正用意。大家都知道打下大陆天下之后，主席的内心一直有杯酒释兵权用意，不好意思做得那么露骨，但最后还是露出狼相，大搞文革，所有帮他打江山的将领下场如何就不必再在这里多说了，都是像刘少奇彭德怀林彪这样的下场，不是死于非命就是正在死于非命的途中，好在毛主席终于自己死了，那些正在死于非命途中的老干部终于虎口余生，逃出生天，其代表人物当然就是邓小平同志了，痛定思痛，回想起毛主席对他们置之死地的迫害，他们都咬牙切齿要报复！

怎么报复？他们还要在体制下享受利益，当然不会打破这个和毛主席一起创建的体制了，所以就玩阴的。他们通过那些所谓的高人指点知道，虽然毛主席已经身死，但还是可以折磨其鬼魂的，那就是让他不能入土为安，不得超生！所有宗教都是讲入土为安的。穆斯林死后必须24小时内入土，基督教也讲凡有血氣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仍歸塵土，不论是再伟光正还是再大奸大恶，一旦死了就尘归尘，土归土了，不再追究了，入土为安重新开始。所以死也是一种解脱。

但是那帮老干部们实在是被毛主席整得太狠了，让毛主席就这样走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所以那帮被毛主席整过的老家伙，在一些所谓高人的指点下，阴毒地不让主席入土为安！特意建了毛主席纪念堂，让主席曝尸广场，主席阴魂因饱受阳光煎熬而痛苦得撕心裂肺地哀嚎，

那些通灵人士告诉我他们都不敢去天门，主席受刑的惨状太吓人，受不了，太令人毛骨悚然了。这就是很多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都感觉有些说不出的不自在的原因，就是你生命的另一半看到或感受到可怕的东西了。

他们这么折磨主席40年还不罢休，是在是丧心病狂。连我都看不过眼。我虽然视毛主席为魔头，但反对使这种阴招害人。人都死了，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人再坏，把国家和人民害得再惨，背后也躲不过是某种天意。就像妲己祸害纣王江山社稷，也是上头派下来使坏的，其背后也是有其他非人类可控制的因素。完全不必要恨成这个样子，连鬼魂都不放过，可见我党党内的仇杀比对仇敌更甚，令我等旁观者触目惊心，难以置信。

毛主席幼稚地认为整完人一死走人了之，哪知人家要他万倍偿还！毛主席要知道下场这么惨死都不会发动这么多运动害人，后悔来不及了。每年纪念堂开放的时候都又无数受害人排队进去，解气地对毛主席说，当初你害的我们这惨，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吧？

果报之分毫不爽实在是令人敬畏。但我衷心希望，这样阴毒的报复早日结束，早点让主席回韶山老家入土为安，拆除极具负能量的纪念堂，消除天安门广场的险恶戾气，也好让我国早日得到和谐平安的风水。

……

谢选骏指出：此文的描述，让人想起了所谓的“丧尸”情节。

丧尸和僵尸有以下区别：

1：丧尸是活人变的，僵尸是死人变的。

2：活人变成了丧尸，有这些原因：病毒、细菌感染；化学毒剂扩散、寄生虫寄生；核辐射变异；等等，带有科幻性质。死人变成僵尸，是死人多了一口气，变成四肢僵硬、头不低、眼不斜、腿不分、不腐烂的尸体、带有魔幻性质。

3：僵尸只吸血，丧尸则是吞下一切能找到的新鲜血肉。

4：僵尸可以控制吸血的欲望，丧尸则不能，它会不停的进食（僵尸丧尸都只对活人感兴趣）。 5：丧尸是没有智力的，这是和僵尸最明显的区别。当然丧尸不是完全没智力，而是指它们只能依靠本能或细胞生物的低微智力。僵尸则不同，它们有些十分聪明，甚至还拥有超能力。

6：僵尸往往都是钢筋铁骨，刀枪不入，水火难侵，只有用桃木剑、糯米、黑狗血、符咒等东西才能消灭。丧尸则是豆腐渣工程，动不动就支离破碎，爆头是最快捷的消灭方法。

7：僵尸不会变异，丧尸会变异。

8：僵尸不会腐烂，丧尸会腐烂。

9：僵尸害怕阳光，丧尸不怕。

由此说来，毛泽东其实不像丧尸，而像僵尸和施害者。

而毛左、毛粉，就不是主动性很强的僵尸，而是像比较被动的丧尸和受害者：

丧尸（Zombie），是西方娱乐作品里经常出现的怪物，它们是由人类受到某些原因而产生，它们是没有人性的尸体，严格来说它们不是活物。丧尸从黑白电影时代活跃到现今，最初出现在《活死人之夜》，经过时代演变而成为流行文化。丧尸与中国的僵尸有本质的不同。

“Zombie”这个词来自巫毒教文化。根据巫毒教信仰，巫师可以复活死者，复活之后同样被称为丧尸（Zombie，参考还魂尸）。死者虽然能走动，能用工具，但并不会拥有自主意识，并且受举行复活仪式的人操纵，因此被当成奴仆使唤。

一般作品中，丧尸基本是活人因病毒感染而变成，不过实际上，也有死人复生为丧尸的情况发生，例如电影《生化危机2》、《活死人归来1-2》等部分情节。万幸的是，现实世界未发现任何有关丧尸真实出现的记录，丧尸一般在游戏、小说、漫画、动画、电视剧和电影中，作为一种作品所需灵感的创作题材。

丧尸也称活死人。但这并不一定是真的死者复活，可能是用强力药物迷昏被害人后，再利用幻觉药物跟催眠控制被害人的结果。像是在海地，常有许多丧尸传说，其实是巫师用药物迷昏被害人后，再用幻觉药物跟催眠控制被害人。

视觉

2个小时后丧尸将逐渐失去视觉能力，但它们是如何区分人类和同类的判断依然争论不休。一种理论认为人类做出的行动，要较不死者更为迅速和灵活，但对于已经视网膜完全自溶丧失视觉能力的丧尸而言这种说法不成立，因而人类试图通过模仿其动作来混淆逼近的丧尸，例如采用蹒跚摇晃，笨拙跛行的行进方式无一例外的失败，针对丧尸感官信息收集方式也进行了一些实验。更多证据指出丧尸的可能通过听觉与嗅觉或其他未知的感官方式进行狩猎。有人认为丧尸拥有夜视能力，因为这一事实解释了它们夜间狩猎的行为。这一理论最后被推翻则是因为，即便没有双眼的丧尸也能有效地跟踪猎物。

听觉

毫无疑问丧尸拥有优秀的听力。它们不仅能察觉到声音——它们还能侦测其方位。他们听力所及的基本范围与人类的相当。超高频和超低频声波的实验则否定了它们能听见这些声音的推断。试验同时证实了丧尸能被任何声响所吸引，而不仅仅是存活生物所发出的。有记录证明食尸鬼会察觉到活人所忽略的声响。很有可能，尽管未经证实，这表明丧尸平均地运用它们全部的感官。人类自出生以来就是视觉导向的，他们只会在首选感官失效时才依赖其他的感官。而活死人或许并不与我们共同分享这一缺点。所是如此，这便能解释它们那可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觅食，猎食和战斗的能力。

嗅觉

和听觉不同，不死者拥有更为敏锐的嗅觉。不论是实战场合还是实验室测试，它们都能在任何环境中最优先分辨出活着的猎物的味道。在一些情况下，特别是理想化的风力情况下，丧尸甚至能察觉一英里以外的新鲜尸体的味道。再一次的，这并不意味着食尸鬼有着比人类更好的嗅觉，而仅仅是它们更多地依靠它而已。并不能确认猎物们的特殊分泌物信号的细节为何：信息素，血腥味等等。在过去，人们试图凭借香水，除臭剂，或者其他浓重嗅味的物质来“掩盖”人类独有的味道，以期通过不死者大规模滋生的地域。没人成功。人工合成代表活生物的味道的化学物质，用来作为诱骗或甚至赶走活死人的实验工作正在进行。而真正成功的产品起码还要几年才可能完成。

味觉

对于活死人的味蕾是否有所改变我们依然所知甚少。丧尸有能力分辨出人类和动物的血肉，且它们更喜好前者。食尸鬼也有着显著的拒绝腐肉而偏好新宰杀猎物的行为。一具死亡超过12到18小时的人类尸体便会被拒绝作为食物。对于用防腐剂或腌制手段处理过的尸体也一样。尽管这跟“味觉”有多大的联系依旧无法确定。这种判断更可能是基于嗅觉，或者其他尚未被人们发现的本能。为什么新鲜人肉更受欢迎。

触觉

丧尸没有字面意识上的身体感知能力。在丧尸化后其身体表面所有的神经感受器依旧是死亡的。这是对它们而言是最好的而对活人来说最可怕的优点。我们，作为人类，拥有感知生理疼痛的能力来判断自己受到了伤害。我们的大脑会分类这些感觉，与经历过的类似状况予以比较，然后将其存档以为将来遇到时作为相应的警告发出。这是生理学和本能赐予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幸存下去的礼物。正是因为它我们才将勇气视为美德，并以此激励人们敢于忽略这一警告而冒风险行动。正是由于缺乏认识和避开疼痛的能力，活死人才如此可怕。它们不会在意伤口，因此，一次袭击无法被轻易阻挡。即便一个丧尸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它仍然会继续攻击，直到什么也没剩下。

第六感

历史上的研究，加上实验室和野外的观察，显示出即使活死人的所有感觉器官都受到损害甚至彻底腐烂掉，它们也能搜寻猎物。这是否意味着丧尸拥有第六感？也许。活人真正使用的脑容量不过是他们所有的5%而已。病毒激活某种在进化过程中失去的感知途径是有可能的。这项理论在对抗不死者的战争中争论得最为激烈。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能够证实任何一方的观点。

医疗

不管古老的民间传说或神话传说怎么说，不死者在生理学上已经被证实没有任何的自我修复能力。细胞受到的损害将会保持。任何伤口，不管其大小和所处环境，将会一直保持到丧尸化的躯体到达自己的极限为止。各种医学手段都在被捕获的食尸鬼身上加以尝试以期激活它的自我修复。全都毫无效果。这种自我修复的无力性，某种存活生物保有着的能力的失去，对于不死者而言是个残酷的缺点。比方说，每次我们进行自我锻炼时，我们其实都会撕裂自己的肌肉纤维。而随着时间过去，这些肌肉便会被修复并补强到比之前更强韧的状态。而一个食尸鬼的肌肉组织会保持损伤，每一次的使用都会越发地使其机能失去。

腐烂

丧尸平均的“生命周期”——在它彻底解体之前能够活动的时间长短——估计有3至5年之久。听起来匪夷所思——一具人类的尸体居然能逃避自然的分解作用——这是由于基本的生物原理所导致的。一旦人类死去，他的肉体立即会遭到成千上万的微生物的袭击。这些生物体在外部环境中数目众多，但在体内则数量稀少。人活着的时候，免疫系统在微生物和它们的目标之间建立起了一道屏障。人死后，这一屏障就消失了。微生物们在进食的同时开始指数性的繁殖，并因此在细胞层面上使尸体解体。任何腐败尸体的颜色和味道便是这种微生物生理进程的体现。在你点了一道“陈”牛排时，你点的其实是一片已经开始腐败的牛肉，它曾经坚硬的肉质在微生物破坏肌肉纤维的作用下变得柔软。在短时间内，那块牛排就如同一具人类尸体一般，将会分解得了无痕迹，只留下过于坚固或对微生物来说缺乏养分的结构，例如骨骼，牙齿，指甲及毛发。这是普通生物的生命循环，自然将营养成分回收回食物链中的手段。要停止这一过程从而保存尸体组织，就必须将其置于不适宜细菌生存的环境中，例如放在极高或极低的温度的环境里；浸泡在有毒化学物质中，如甲醛；或者，在这个情况下，使其处于Solanum饱和态。

几乎所有和普通人类尸体的分解有关的微生物，都会本能的避开被病毒感染的细胞，从而有效地使丧尸防腐。如不是这种情况的话，与活死人作战就只需要简单的不管它们，直到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后，它们坍塌在地上只剩白骨和腐肉即可。进一步的研究正在寻找造成这一状况的确切原因。无疑，至少有那么一些微生物能够忽视由Solanum导致的排斥效应，否则的话，不死者将能被完美地防腐下去直到永久。我们还发现诸如温度和湿度之类的环境因素，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路易斯安那的河流河口徘徊的不死者，就没有待在寒冷，干燥的戈壁沙漠里的那些同类维持得那么久。极端情况下例如设想将其深度冰冻或是浸泡在防腐剂里，能够令一具不死者标本永久保存下去。这类手段即使不能让丧尸持续活动一个世纪，十年之久倒是可行的。（参阅“袭击记录”）腐烂并不意味着这些“行尸走肉”会简单地散架。腐败过程在身体上不同部位的所花时间有所不同。大脑依旧完整无损但其余部分已然支离破碎的样本也有发现。那些有部分大脑腐烂的活死人仍然可以操纵其身体行动，但和其他完整的丧尸相比就好像麻痹了一样。

消化

最新的研究成果，已经一劳永逸地驳斥了不死者以活人血肉为自身燃料的观点。一个丧尸的消化系统是完全无用的。其体内那整个曾用于加工食物，吸收营养，最后排泄废物的复杂系统并不再具有原先的功能。对被压制住的丧尸进行的解剖作业显示出它们的"食物”依然保持着最初的状态，未经消化地填塞着整个肠道和胃。随着丧尸吞吃更多的受害者，这一简单咀嚼然后吞咽的进食过程将会持续积累下去，直到它们从肛门被挤出来为止，或正如字面意思上的，把胃或肠子给撑爆。尽管这种关于无消化力非常戏剧性的例证较为少见，上百起目击记录证明有丧尸有着撑大的肚子。对其中之一的标本在捕获后进行的解剖发现，它的消化系统里装满了重达211磅重的新鲜人肉！还有更珍贵的记录证实，有的丧尸在其消化管道从里面被撑爆之后很久以后，都还在继续进食。

呼吸

不死者的肺依旧在继续运行，不断地吸入和呼出着空气。这一功能直接导致了丧尸发出的哀嚎声。而这个肺部和身体未能完成的，则是将氧气转变为二氧化碳的过程。由于Solanum对氧气没有需求因而排除了这两项功能，人类曾经赖以生存的呼吸系统在食尸鬼的体内已再无任何实际功用。这解释了为什么活死人能够“水下行走”，或是在对人类致死的缺氧环境中生存。它们的大脑，正如之前讲到的，已不再需要氧气。

循环

说丧尸没有心脏并不准确。不过，说它对它们毫无作用倒是正确无误。不死者的循环系统不过是它们体内装满了凝结血液的管道网络而已。诸如淋巴系统之类的体液也是一样的状况。尽管这一转变能使丧尸得到又一项比人类方便的优点，这已被证实是一条神赐人类的好消息。缺乏流动的体液阻碍了病毒事实上的传播。如果不是这样，考虑到与之战斗的人类无法避免地会被飞溅的血液和体液泼溅到，肉搏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繁殖

丧尸是不可生育的生物他们的性器官坏死而无用。曾有尝试将人类的精子和丧尸的卵子结合，结果完全失败，反之亦然。丧尸同样表现出毫无性交欲望，不管是跟同类还是活人。在研究可以得到更多进展前，人类最大的恐惧——亡者繁育出亡者——令人安心地不可能发生。

力量

丧尸所能施加的力量和活人一样强。能够施放的具体力量视丧尸的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人类生前肌肉所拥有的力量在其死后依然会保持。和活着的躯体不同，肾上腺素据信不会对亡者产生效用，使丧尸无法释放我们人类可以释放的瞬间爆发力。活死人拥有的一项优势是它们永无止境的持久力。想想看体力耗尽之时，或其他疲惫之极的场合。痛苦和精疲力竭感会削弱你的极限力量。而这些都不会影响到亡者。它们会用同样大小的力量持续其行动，直到肌肉如字面上那样分崩离析殆尽为止。

即便这意味着日益增多的越加虚弱的丧尸，它同样会使第一次袭击威力无比。不奇怪某些足以让3甚至4个成人精疲力竭的路障，会在单单一个丧尸的打击下轰然翻倒。

速度

“步行”的亡者实际上是在跛行或着蹒跚着前进。即便没有损伤或高度腐烂，它们协调性的缺乏导致了不稳定的步伐。速度基本上完全由腿长所决定。高个的丧尸有着比它们矮个的同伴更大的步幅。丧尸看上去似乎无法奔跑。被观察到的步行频率最快的（普通）丧尸也只能达到区区的1步1.5秒。不过，和力量相似，亡者们相对人类的优势在于它们不知疲倦。那些以为他们甩掉了自己的不死者跟踪者的人最好记住龟兔赛跑的故事。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兔子很有可能会被生吞活剥。

敏捷

活人平均的灵敏度等级大概要比最强悍的丧尸高出90%之多。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坏死的肌肉组织的强度所决定的（因此它们难以大步行走）。其余的原因则源自它们功能低下的大脑。丧尸的手眼协调能力更低，这是它们最大的一个弱点。从没人见过丧尸跳跃，不管是从一处跳到另一处还是简单的原地上下。在狭窄的支撑物上保持平衡同样超出了它们的能力所及。游泳同样是活人才保有的能力。有一种说法指出，如果一个不死者被泡胀到足以漂浮在水面上，那么它将会成为一个漂浮的梦魇。这非常罕见，然而，鉴于缓慢的腐烂速度使副产品气体的积累极端耗时。那些走入或掉入水体里的丧尸，更可能发现它们自己就这么在水底徘徊不已，直到最终彻底消散。它们可以成为成功的登山者，但只会发生在特定的情况下。如果丧尸察觉到位于它们上方的猎物，例如，在房屋的第二层，它们会持续地试图攀登而上。丧尸们会试图攀爬任何表面，而不管那有多么不可触及甚至毫无可能。在所有即使最最简单的场合里，这些尝试都只会通往失败。即使在有梯子的场合，在必须执行简单的爬梯手—手交替动作时，4个里也只有1个能够成功。

行动模式

以下内容出自MAX BROOKS的《丧尸生存手册》

智力

这已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证实，我们相对于不死者最大的优势就是思考的能力。丧尸所有的平均心智水平比昆虫都还要低下。没有任何时候它们有表现出理智或逻辑。尝试完成一项任务，失败，然后通过反复尝试和错误以找到新的解决办法，是一项在动物界中广泛存在但活死人们却失去了的技能。丧尸们在实验室里总是一再的在为啮齿动物设计的实验里失败。有这么一次实地事件显示：一个人处在一座断桥的一端，而几打丧尸则位于另一端。一个接一个，活死人们在尝试触及他的过程中不断地在边缘摔下。整个过程里它们中没有一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或有试图改变它们的战术。和神话跟推测不同，丧尸们从未被观察到有使用任何工具。即便只是抓起一块石头来作为武器使用也是它们力不能及的事。这个简单的任务能够建立一个思维联系使其意识到石头是一件比裸露的手更为有效的武器。讽刺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我们能更容易地将丧尸的智能，跟我们更 “原始”的祖先加以比较。即使最先进的计算机也没有自我独立思考的能力。它们除了被指令去做的事外，什么也不会做。想象一台被编程执行一项功能的计算机。这个功能无法被暂停，改进，或消除。不能储存新的资料。不能安装新的指令。这台计算机只能执行唯一一项功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直到最后它的电源被关闭为止。这就是丧尸的大脑。一台本能驱使的，永无休止的，无法被修改只能被摧毁的机器。

情感

活死人就目前所知没有任何的情感可言。所有途径的心理战法从试图激怒丧尸到使其感到怜悯的尝试最后都只引来了灾难。快乐，悲伤，信心，忧虑，爱，恨，恐惧——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上千种构筑人 “心” 的存在，对于活死人而言就跟同名的器官一样毫无意义。这一切究竟是人类最大的弱点还是最大的力量？争论在继续，而且恐怕会永远持续.

记忆

一种并不新的想法认为丧尸依旧保持着生前的知识。我们有听到一些诸如亡者回到生前居住或工作的地方时，便能够熟悉地运转机器，或甚至表现出仁慈或对爱人的相应的行为。事实上，没有一丁点的证据能支持这一空洞的幻想。丧尸不可能保有不管是意识还是潜意识的生前记忆，因为它们都已经不存在了! 一个食尸鬼不会被曾经的家养宠物，亲近的人，家庭环境及其他任何事物所搅乱。不管他生前究竟是什么人干过什么事，那个人已经永逝了，被一个除了进食本能以外毫无头脑可言的自动机器所取代了。注意这其实是在回避问题实质：为什么丧尸更偏好城市地区而非乡村？首先，丧尸并不是更偏好城市，仅仅是待在它们丧尸化的地方而已。其次，丧尸们待在城市里而非分散到乡下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在于城市地区是猎物最多最密集的地方.

物质需求

除了饥饿以外（后面还会讨论），丧尸不会表现出任何人类生活里的其他物质需求。丧尸在任何环境下都不曾被观察到有睡眠或休息。它们对极端的冷热温度都不会有反应。即便在最可怕的天气里，它们也不会寻求庇护所。简单如干渴这样简单的需求也不曾在活死人身上表现出来。违背所有的科学守则，Solanum 创造出了一种可以视作完完全全自给自足的生物。

沟通

丧尸没有语言技能。尽管它们的声带组织能够用于交谈，它们的大脑却不能。它们仅有的发声行为表现为深长的哀嚎声。这种哀嚎声在丧尸发现猎物时便会开始发出。这声音将会保持低沉和稳定直到身体接触发生。之后则变为一种意图表明丧尸已展开攻击行动的特定音调和音量。这一可怕的声音，屹然成为这些行尸走肉不可分割的特征之一。被发现这犹如丧尸军团的集结的咆哮一般的声音，其实还是一种有效的心理武器。（参阅 “防御时分”）

社会动力学

总是有认为丧尸受到某种集体力量制约的理论传播着，从一支撒旦指挥的军队，到最新的昆虫那样的蜂巢式结构信息素运行机制，甚至它们能依靠心灵感应达成行动一致。事实真相则是丧尸根本谈不上任何的社会组织性。没有阶级之分，没有指挥系统，没有任何集体化的运作机制。一群不死者，不管其规模如何，不管表现出怎样的行为，都仅仅是大群的个体的组合而已。如果数百食尸鬼都聚集在一个受害者身旁，只是因为各自被各自的本能驱使而已。丧尸表现出对其他个体的漠不关心。其个体永远不会对视野中的任何其他个体作出丝毫的反应。这里回到关于感官的问题：一个丧尸如何区分开等距离外的同类和人类或其它的猎物？答案还有待寻找。丧尸们避开彼此就好像它们是无生命的物体一般。在它们相互接触时，它们不会尝试一丁点的的交流或沟通。分享同一具尸体的丧尸宁可再三地相互争抢一块有争议的尸肉，也不会试图把竞争者推开。唯一可以被视为公共效能的似乎是恶名远扬的成群狩猎，食尸鬼的哀嚎声能够召集任何可以听见的同类。一旦它们听见哀号声，其他行尸走肉的家伙几乎都会汇聚到声音起源的位置。一种早期的理论认为这是一种有预谋的行动，一名侦查员使用哀嚎声来向其他的发出进攻号令。而不是以此作为警报。

狩猎

丧尸是流浪生物，没有领土或家庭观念。它们会行进数英里，可能的话，在有足够时间时在它们寻觅食物的旅途中横跨整个大陆。它们的狩猎模式是随机的。食尸鬼们无论日夜都会进食。它们宁可蹒跚地穿越整个区域而非刻意地展开搜索。中央区域或建筑并不会被挑选为更有可能存在猎物的地方。举例来说，有的被发现前往搜索农舍，其他的则在乡下的建筑里搜索，而同一群体里的其他则根本不往以上场所瞟上一眼。城市地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探索，因此不死者会在这类地区待上更久，但不会有建筑会比其他建筑被优先对待。丧尸看似完全不会在意它们周围的环境。举例来说，它们绝不会把眼睛移到可能传达某种信息的位置上去。默默地四处乱走，带着千码远的凝视，他们漫无目的地漫步着，不顾场所，直到发现猎物为止。正如之前所谈到的，不死者拥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定位一名牺牲品的确切位置的能力。一旦发生接触，之前的沉默和健忘，将自动转化为一种更接近于跟踪导弹的状态。它的头立即转向牺牲者的方位。下巴垂下，嘴唇缩回，而且，从它的横膈膜深处，发出哀嚎声。只要接触发生，丧尸便无法以任何手段加以扰乱。它们将持续追赶其猎物，整个过程只有在它们失去接触，达成一次成功猎杀，或被摧毁时才会告终。

动机

为什么不死者要猎食活人？既然已经证实了人类的血肉并不是它们所需的营养来源，那为什么它们的本能会驱使它们去谋杀？真相一直不可捉摸。现代科学与历史记载相结合，表明活人并不是不死者唯一的喜好之物。进入大规模滋生地区的救援部队总是报告它们剥夺一切生命。任何生物，无论他们的大小或种类，都会被一个攻击着的丧尸消灭。不过人类的血肉比起其他物种，它们最最偏好的。一项基于一个抓获的标本进行的实验，它面前放着两箱鲜肉：一个是人类，一个是动物。丧尸再三地选择人类的。这一现象的原因依然不明。在怀疑的阴影之上的，有一项可以得到证实，那就是：是 Solanum 带来的本能趋势丧尸去杀死并吞吃任何发现的生命。这一观点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杀死丧尸

消灭一个丧尸看似简单，其实不然。正如我们所知，丧尸不需要所有我们人类赖以为生的生理机能。摧毁或对活死人的一员的的循环系统，消化系统，或是呼吸系统造成伤害不会有任何效果，既然这些功能都不再用来维持大脑的运作。直说的话，杀死人类的手段有上千种而消灭丧尸只有一种。除掉它们的大脑，不论用什么方法。

当然，也有一种意见认为，摧毁掉丧尸的脊柱系统能够同样的让丧尸消停下来。理由也很简单，无论是什么东西控制了丧尸的大脑，大脑发出的指令也必须通过脊柱和神经系统的传导，才能让它们的四肢来执行。因此，打断丧尸的脊柱或者让它们打架，可能也是一个较好的消灭丧尸的方法。

处置

研究已经表明 Solanum 能在一具停止活动的丧尸体内保持存活 8 个小时之久。确保对不死者的尸体保持最高的警惕。鉴于头部是病毒间的联系的核心位置，尤其应予以特别的重视。永远不要在没有穿着防护服的情况下触摸或搬运一具丧尸的尸体。将它视为某种高度致命的有毒物质来对待。火葬是最安全的手段是绝大部分处置方法中。不要理睬什么焚烧尸体会将 Solannm 通过烟云散播开来的谣言。

驯服

再次重申，丧尸的大脑长久以来已被证实，是不可能被修正的。从化学手段到外科手术乃至电磁波等等各种试验都只证明，这一目标不会有任何结果。动作修正治疗，或者其他任何试图把丧尸训练成家畜的尝试都只有失败而已。再次重申，这台机器无法被重装。它要么永远保持这样的存在，要么就变得永远不再存在。

这类丧尸在虚构作品中最常见的。就是活人被寄生生物寄生后转变为丧尸。

寄生丧尸

这是最常见的。他们移动缓慢，喜欢结群，拥有动物的本能和很惊人的撕咬力。他们新陈代谢十分快，所以必须要不停的吃碳基生物（即地球生物）来保持自己体力，如果长时间没有补充食物，他们就会休眠，如死去一般。他们已经死去，被病毒（例如《生化危机》的T病毒）寄生。病毒能改造被寄生物，全面接管人体神经系统使人脑死亡，所以当人丧尸化时人已经死亡不再具备人的感情。病毒大量繁殖与人体内，需要大量能量所以被寄生者有很强烈的进食欲望，他们生命顽强，因为他们身体只有两个器官在运行：大脑神经元和心脏，都由病毒控制，为其维持自己。他们拥有很强的感染能力。

动物丧尸

此类丧尸与其他丧尸不同是动物感染的，他们还抱有动物一些行为，最常见是狗丧尸。

生物丧尸

他们与病毒丧尸一样，但是他们不具有感染能力。因为他们是被一些寄生生物（如：猎头蟹）寄生而成为丧尸，而传播的是这些寄生生物，而这些丧尸本身是不具有感染性的。

辐射丧尸

这类丧尸他们也不具有感染性，但是他们却具有很强的辐射性与攻击型。他们只能由活人变为丧尸，这些丧尸是由于受到高强度的辐射，基因突变而造成的，他们全身具有放射性物质，拥有超强的体质与生命力，他们也是拥有动物的本能，但却没有结群的习性，他们新陈代谢比较慢，他们攻击人和他们看得到的任何生物。此类丧尸攻击全身皆有效果，但不能令其停止行动，只能杀死，同样是头部与心脏。

外星丧尸

这类丧尸基本上与寄生死丧尸的生物丧尸相同，只不过是由外星生物感染人类或者外星人。

魔法丧尸

其实这类应该算上是僵尸，就是《暗黑破坏神》系列中被黑巫师召唤的死去的人复活，变成战斗力，无感染力。

改造丧尸

这是最强的丧尸，种类多，有的可以感染，有的智商高，一般都具有多个形态，他们是由植入病毒改造人类或者人类与动物结合后，使用手术改造并精心培育后的生物武器，他们跑得快，跳得高，生命力十分顽强，自我修护十分快，利用碳基生命来维持生命，用杀人机器形容再好不过，拥有听从命令并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使用火箭筒，机枪等武器的功能。

【055、毛泽东是三料汉奸】

（一）

《恶谋（上）：联日反蒋的“建国伟业”》（美国之音2017年1月16日）报道：

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华大地上，日伪、蒋介石、毛泽东上演了一出“抗战三国杀”。日军侵华，铁蹄踏破中国的半壁江山，蒋介石的国军惨遭重创，抗战中死伤达380万人；中共崛起，毛泽东在延安迅速扩充力量，中共根据地和军队数量呈爆炸性增长。抗战期间中国形成日军控制城市，中共控制乡村，国府退守西南的三足鼎立局面。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了三年惨烈的内战，经过饿稃遍地的长春围城和死伤惨重的三大战役，毛泽东成为最大的赢家，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立政权。

中共建政以来，关于抗战的官方叙事是中共建政并巩固合法性的舆论支柱之一：长征被宣传为北上抗日，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被描绘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日本学者远藤誉教授研究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共和日军的往来互动，并从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中，挖掘出延安当年联日联汪反蒋的证据，从而对中共关于抗战历史的官方叙事提出了挑战，并对中共权力的来源以及权力继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沦陷

1937年8月13日，中日百万大军在上海进行了惨烈的淞沪会战。国军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蔡廷锴向全国发出通电，“卑军守土有则，尺地寸草，不得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中国军队浴血苦战三个月，终于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上海市区除租界外，全部陷落。

日本攻占上海之后，立即大举增兵，1937年9月，16万日军在浙江和上海附近的沿海登陆，并开始向南京快速推进。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危在旦夕。

1937年11月底，日军发出向南京发起总攻，到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在南京对守城的军人和南京平民进行了大屠杀。

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来说，这无异于一场梦魇。蒋介石最后退守重庆，陪都日夜惨遭日军狂轰滥炸。繁华的市区大半化为废墟，“血渍遍地，火光流天，惨毒之状，罄竹难书”。

中国半壁江山，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废墟与火光之中，民众在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

转机

日军侵华，给万里长征逃向中苏边境的中共苏维埃政权，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机。

嘹亮的抗日歌曲，在延安上空激荡。动感的秧歌腰鼓，在广场上尽情挥洒着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根据地的抗日豪情。南泥湾的大生产以及边区的鸦片贸易，为陕甘宁边区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带来财富与利润。

从临汾、运城机场起飞的日本军机，不断对西安、兰州等国统区城市进行轰炸，然而日本军机却对附近的抗日根据地延安视若罔闻。

日军为何不轰炸延安？这里面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历史学家如何分析解读这一现象呢？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出版的一本新书，从日本学者的角度，为我们对这一现象的观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日本教授的新书

VOA记者东方： “远藤教授您好，我们非常高兴能把您请到我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演播室里来，谈谈你写的这本有轰动性影响的新书。欢迎你到华盛顿。（远藤：谢谢您）我想首先问一下，你这本书，中文书的名字叫《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来自日谍的回忆与档案》。它的日文书名好像和中文书名有些不一样。”

远藤：“对，日文版的书名用的是日文，就是《毛泽东－跟日军勾结的男人》这个书名。但是翻译成中文之后，出版社改了。”

VOA记者东方：“这本书出版后在日本的反响怎样？”

远藤：“出版的第三天就没了（售罄），所以就增印了第二版。然后不到一周，又没了。又增印了第三版。一个月以内一共出版增印了5次。“

东方：“您带来日本的原文书吗？”

远藤：“这里有，这是日本的原文书。”

东方：“这些汉字我们也认识一些。毛泽东日本军共谋。日本军进攻感谢是什么意思？”

远藤：“就是毛泽东感谢日军进攻了中国。”

VOA记者东方：“中国研究的第一人者，是什么意思？”

远藤：“指的我，在日本(研究中国)的第一把手的意思。不好意思。”

谁是中流砥柱？

东京福祉大学教授、国际交流中心主任远藤誉教授，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与日本间谍回忆录，写出一本新书：《毛泽东：与日军合作的男人》。书中揭露延安派遣情报人员主动联系日本设在上海的间谍机构“岩井公馆”，向日军提供国军情报，并设法与日军达成“华北停战”以期联手抗蒋。美国明镜集团2016年6月翻译出版了远藤誉教授的新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再次引发全球华人对中国抗战谁是中流砥柱的关注。

这本书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远藤誉教授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找到了中共特工潘汉年给日本军方间谍机构的一份长篇报告，

延安和日军的勾连

VOA记者东方：“那么这本书里面，远藤教授，您觉得你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呢？”

远藤：“重要的发现呢，是没有想到毛泽东跟日军勾结，让他手下的中共间谍，向日方提供重庆政府国军的军事情报，向日方提出停战要求。这是很吃惊。非常吃惊。”

东方：“是什么样的动机和缘由，让您想起来要写这样一本书？您与中国有什么样的渊源？”

远藤：“我原来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1941年，在中国吉林省的长春市出生。然后国共内战的时候，解放战争的时候，1948年，我住的长春市被八路军围困。饿死了好几十万的老百姓，我有这样的体验。我对毛泽东有很矛盾的感情，我后来在中国长大、被教育，当然觉得毛泽东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中国共产党也是非常伟大的。所以，每天都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解放军万岁”等等的口号。我以为毛泽东是真的为了救中华民族勇敢地跟日军斗争，小时候一直是这样相信了吗。长大了之后，还是对他有一种佩服的感情，这是很难消除的。后来知道建国之后死了好几千万无辜老百姓。即使知道这个，对毛泽东佩服的感情也很难消除。我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我的兄弟姐妹也是在围困长春的时候饿死的，我家里人也饿死了。八路军的子弹也打中我这儿，我有身体障碍。所以，对八路军、毛泽东我有很矛盾的心情。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佩服。当然知道毛泽东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都知道，但是在心情上还是有一种佩服的心情。有一天，日本很有名的‘新潮社’邀请我写关于毛泽东的一本书。我说关于毛泽东的书有很多呀，文化大革命呀，或者其他的反右运动等等，建国以后的事情啊，描述他的书在全世界都有呀。我说，建国之前的话可以写，建国之后的话就不感兴趣。中国解放战争的时候是怎样？这个有我自己的体验。日本战败之前，抗日战争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又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了，于是就开始调查中国抗日战争后的毛泽东的行动，然后发现他是跟日军有勾结的。”

谍影重重的上海

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租界，被称为“孤岛天堂”。

南风清凉，夜莺啼唱，灯红酒绿中，荡漾着“夜上海”的靡靡之音，舞步轻盈下，涌动着各派间谍势力的暗流汹涌。

上海有日军参谋总部的间谍机构“梅机关”；日本外务省的间谍机构岩井公馆；汪精卫政权的76号；重庆国民政府的军统中统人马，延安顶尖的中共特工人员潘汉年、袁殊、关露等，齐聚上海，演出了一场谍战大片。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外务省特务情报组织的“特别调查所”，于1938年4月在上海宝山路成立，“特别调查所”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统领，所以也被称为“岩井公馆”。岩井公馆分政治、情报、文化、武装四个部门，主要针对重庆的国民政府进行情报搜集、分析工作，为日本的侵华战争做决策参考。

日谍岩井英一的回忆录

战后，岩井英一逃过了东京大审判，活着回到日本，并根据他当年在上海的经历撰写了一本回忆录《回想的上海》，详细地回顾了延安方面与日本合作的经过。

日本学者，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远藤誉教授，北京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访问学者，足迹遍及中、台、日。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远藤教授找到了日本侵华期间，外务省派驻上海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主人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

远藤教授2016年9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记者俱乐部，应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的邀请，发表演讲。在演讲中，远藤教授援引岩井的回忆，叙述了抗战期间毛泽东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袁殊、潘汉年等与日本特务机构"岩井公馆"和"梅机关"接触，亲自会见汪精卫，与汪伪、日军间谍机构交换情报，共谋削弱抗日的国军，并试图与日军签订日军和中共领导的军队之间达成停战协定的历史内幕。

中共壮大之谜

中国作家谢幼田在其所著《中共壮大之迷》一书中，也有类似的揭露。

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有一位学者叫谢幼田，写过一本书叫《中共壮大之谜》，他是做了一些研究。他现在还可以回国，他在四川大学还有兼职，但是这是一个相对敏感的区域。官方体制内肯定是不会给你资源让你去做研究，只有民间自己花钱，有时间精力去做研究。而且这个研究成果可能还不能在大陆出版，只能拿到海外，或者用英文出版。这个研究空间还很大，很多以前中共党史确定的东西可以返过来重来，包括杨天石做蒋介石的研究，他斯坦福胡福研究院做了很长时间研究，看了蒋介石的日记档案之后，他说整个中国现代史几乎可以重写，就是跟过去党内的差距太大了。”

远藤教授则从日本的角度，通过日本间谍的回忆录以及日本外务省的解密资料，为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VOA记者东方：“您这个发现，主要是基于您在日本了解的日方的资料，是不是也受到了谢幼田先生的一本书的影响？”

远藤：“不是受他的影响，说实话，我当时不知道谢幼田先生写了那本《中共壮大之迷》。这就是谢幼田先生写的书。我当时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后来开始写毛泽东的时候，才知道有这样的书，所以我吓了一跳。如果不查日本的内部材料，中国的历史学家只能达到一个结论，同一个结论。但是遗憾的是他的书里没有日本的内部资料。如果我弥补日本的内部材料的话，也有可能对中国的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领域有一些贡献。所以我拼命地找了日本的内部材料。然后发现了最关键的《回想的上海》这本书。”

东方：“这本书已经很难找到了吧？”

远藤：“很难找到，在日本已经买不到，在国会图书馆只有一册。”

东方：“日本的国会图书馆？”

远藤：“对，只有一册了。”

东方：“这本《回想的上海》的作者是谁？”

远藤：“这个是毛泽东手下的中共特务潘汉年，他和上海市的日本外务省系统的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接触。这个《回想的上海》就是岩井英一他本人自己的回想。这里有很多的关于潘汉年的描述。”

东方：“这本书就是岩井英一写的回忆录？”

远藤：“他本人写的回忆录。”

东方：“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远藤：“是一九八几年吧。”

东方：“岩井现在还在吗？”

远藤：“不在，早就不在了。”

东方：“去世了？”

远藤：“早就去世了。”

东方：“您本人见过岩井吗？”

远藤：“没有，没有。那时没有感兴趣嘛。没有想过要调查那时的情况。”

东方：“岩井通过这本书把他当年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了。”

远藤：“都记录下来了，而且特别关于中共的特务的人物，比如潘汉年，或者袁殊等等，很多的中共的特务。对他们的描述很多。”

东方：“《回想的上海》有中文版吗？”

远藤：“没有没有。”

东方：“应该有出一本中文版，我觉得日本间谍的回忆录很有史料价值，对不对？”

远藤：“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在上海虹口的一家日本咖啡馆里，一名化名胡越明的自称左派的人士，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岩井英一举行了会面。

这位胡越明，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间谍潘汉年。

VOA记者东方：“远藤教授，从您的研究结果来看，好像当时的日军并没有把中共作为他们主要的对手。那么从日本方面来说，您觉得日本情报机关和中共的情报人员合作的目的何在呢？他们是不是为了想对付国军？”

远藤：“是，是，是。不过不是日方主动跟中共的特务接触的，他们想不到中共特务主动跟他们接触，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也吃惊了。中共方面主动地找了日方，日方没有想到中共会找日方的外务省系统的这个情报机关，所以岩井英一非常吃惊。他写道，‘非常吃惊’。”

奉命接触汪伪

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想和日军勾结呢？其实1936年就有这个计划，然后他通过白区一些地下党组织，跟日军取得一些联系。但是日本一开始不太相信，后来通过一些高层人士，特别是潘汉年出面以后，说明是受周恩来的指示。大家也知道周恩来是听命于毛泽东的，也有人说潘汉年是直接得到毛泽东的授意，但这些原始的文件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掌握。但是我们相信周恩来不敢擅自做这样的决定，至少是得到来毛泽东的首肯。后来潘汉年自己的说法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李士群带去见了汪精卫。这是真话还是假话，我们至今还没有确切的答案。我相信毛泽东和汪精卫是有私人交情的，当年在国民党中央的时候，汪精卫是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而毛泽东是中央宣传部长。所以他们是有工作合作关系的，但是汪精卫还是蛮欣赏毛泽东的。所以后来毛泽东和汪精卫之间有私人联系方式，有亲笔信件。他们之间有呼应关系。后来汪精卫跟潘汉年说了一些话，后来潘汉年也没有交代清楚。或者说是在专案组审问的时候有没有说不知道，但至少没有向外界公布。而且潘汉年长期做地下工作，他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他虽然1977年才死的，但是死之前，很多真话他不敢说。他实际上从1955年就被关押，失去人身自由。本来他地位是很高的，过去中共情报这条线呢，是周恩来、李克农、潘汉年，这条线下来的。潘汉年当年的地位是高于罗青长这些人的，罗青长后来当过中共情报系统的头子，后来是乔石, 所以这条线一直是长期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但是一定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授意。”

“包括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是抄袭之作，主要是抄袭蒋百里的，蒋百里是国民党里面的一个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女儿后来嫁给了钱学森。包括蒋介石也写过类似的东西，也被毛泽东运用了很多。后来有人开玩笑说，到底谁炒谁，我们看发表的年月就知道了，人家的著作是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出版之前啊，所以怎么可以说人家抄袭毛泽东呢。”

红色特工袁殊

抗战期间曾任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老报人顾雪雍在《我所知道的中共“五方特务”袁殊》一文中写道，潘汉年和岩井会见之后，随后在中共另一位特工袁殊的陪同下，于日军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举行了会见。岩井和影佐知道潘汉年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的特使〞，因此对潘汉年特别重视，不但给他发了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的化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经费，还在当时上海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

据中国军网〝军事解密〞系列对中共〝红色特工〞袁殊的介绍，在日方为潘汉年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双方达成了重要默契，并写了会谈纪要。潘汉年与日本间谍机构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日军和中共双方均获得极大好处：日军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停火协议

岩井在《回想的上海》一书中，记录了中共特工人员潘汉年提出签订日军和中共军队之间互不侵犯停火协定的细节：

“一天，潘汉年通过袁殊主管，向我提出共产党军希望和在华北的日军停战，希望我能够和日方联络帮忙进行交涉。我虽然对军事的事情一窍不通，但是在华北地区日军和共产党军队战线犬牙交错，就算要停战也会有许多具体如何实现的问题，我认为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但是我被人拜托事情的时候，就算是觉得不可能也不会一上来就拒绝掉，而是尽自己的努力帮忙。所以关于潘汉年的这个请求，我决定先去拜托影佐，看看他觉得可不可行，所以就在联络了他之后，让袁殊带潘汉年去南京的最高军事顾问公馆和影佐见面。——潘汉年经过影佐的介绍也和汪精卫主席见了一面。估计他们之间可能商量了关于和汪精卫政府和平部队之间停战的事情，但是似乎也没有什么结果。”

VOA记者东方：“远藤教授，下面我们来谈谈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里面详细地描绘了共产党人和日本人之间交往活动，特别是中共间谍袁殊和潘汉年在岩井公馆与日本间谍机构的联系。有的历史学家说，这是毛泽东派遣延安特工打入日本间谍内部来获取日军的情报，这个观点站得住吗？你怎么看？”

远藤：“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不可能（站得住脚）的。其中有几个原因：岩井英一是外务省的人，外务省那里没有军事情报，一点都没有。在《回想的上海》的165页，明确地写道：潘汉年向岩井英一提出了停战，中共和日军之间的停战。由于岩井一点都不知道日本军事的情况，所以只能把潘汉年介绍给影佐。影佐是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也是日本军方的人，所以只能把潘汉年介绍给他。潘汉年跟影佐交涉，然后，潘汉年又通过影佐跟汪精卫见面，这个事情以及仔细的情况都在这本书里。”

东方：“当时岩井他们知不知道潘汉年是共产党的人？”

远藤：“知道，知道，知道。”

东方：“他是不是用商人或其他的身份隐瞒了自己的共产党代表的身份，打入岩井公馆？”

远藤：“他完全是以共产党的身份，袁殊是这么说的。袁殊跟岩井说了， ‘有一位中共的很著名的人，想跟你见面。他是跟周恩来一样比较高层的人。然后说他的化名是胡越明，但是他本人实际的名字是潘汉年。不过，你假装不知道潘汉年这个名字，只知道胡越明。所以见面的时候，叫他胡越明。’袁殊是跟岩井这么说的。所以，岩井跟潘汉年见面的时候，知道对方是潘汉年，但是跟潘汉年说话的时候，叫他胡越明先生什么什么的。岩井也知道他是中共的间谍。”

东方：“我想这本书里面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就是潘汉年向日军提出来，要和当时侵华日军停战，和日军签订一份互不侵犯的停火协议，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提议的过程以及之后这个协议到底有没有实现？”

远藤：“岩井的回忆录里说他没有办法接触日方的军事情报，当时的外务省隶属于日本政府，而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完全分开的，当时日军是一个专门的系统，政府也只能听从日军的命令。这在当时是很奇怪的一个关系。”

东方：“中共和驻华日军签订互不侵犯协议的结果怎样？”

远藤：“结果怎样，这个岩井英一本人不知道，但是‘大概不行了吧！’书中是这么写的。因为太复杂。华北的日军和中共的关系很复杂，也不是单纯的说停战就停战那样的状态吧。所以，好像不行了，他这么写的。实际是没有结果，没有签字什么的。不过中共和日军实际是合作了，合作了不少。因为毛泽东的愿望是当中国的帝王，是不是？所以，他最希望把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弱化。如果日军很容易拿到国民党的军事情报，打国民党的话，当然是对中共有利嘛，毛泽东会高兴嘛。”

东方：“潘汉年代表延安方面，或者说得到了毛泽东面对面的口谕，到上海去和日方接触，和日本外务省的间谍机构接触，和日本的军事部门也有了接触，并且提出了想和日军签定互不侵犯的停火协议。这个提议的原文现在是否能够找到？现在日本军方有没有解密这些资料？能不能找到原始的资料？”

远藤：“这个，我也没有查到日军方面的档案。但是，我估计潘汉年是申请了，申请停战，希望日军不打中共，专门打国民党军，向这个方向走的大体情况是有的，但我估计没有在什么地方签订条约那样的签字形式，这个可能不存在吧。我认为不存在。”

延安歌舞升平

东方：“潘汉年和日本军方会谈，表达中共方面希望日军不进攻共军的愿望，可以从另外一个事实看出来。日军飞机对重庆、西安、兰州等进行了多次轰炸，炸得非常厉害，而对延安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轰炸。”

远藤：“对，对。这是一个问题。”

东方：“为什么呢？”

远藤：“这是个疑问。不过目前还没有找到证据。如果中共没有向日军提供国民党重庆方面的军事情报的话，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证据目前还没有找到。”

东方：“日本军方没有大规模地进攻延安、也没有对延安进行大规模轰炸。与此同时，延安经常举行大型活动，扭秧歌、开群众大会、大生产等等，有很多这类的活动。在日军占领华北期间，延安的这些活动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下去，这个与潘汉年与日军的接触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远藤：“现在没有直接证据，但我分析这个肯定有密切关系。不过现在没有找到证据。没有找到证据的话，我不说话。”

东方： “您现在找到的证据就是潘汉年到了岩井公馆，和岩井英一有接触，岩井把潘汉年介绍给日本军方。他们接触的目的就是为了和日军达成合作和停火，这个是可以证实的吧？”

远藤：“这个可以证实，完全证实，有证据嘛。”

情报换经费

东方： “中国近年来也开始发表关于袁殊的文章和岩井公馆史等等，其中也谈到了日本情报单位岩井公馆，以及岩井公馆向中共间谍提供活动经费。中共用情报换经费，中共提供情报给日军，日军给他们活动经费。是这种情况吗？”

远藤：“潘汉年向日方提交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日方为了他们提供的情报，每月给潘汉年提供费用，当时是两千港币。两千港币是相当于当时的一个香港公务员五年的年收入。每月给他们这些经费。后来潘汉年袁殊他们又说，我们要发行什么杂志等等，找很多的理由，要求岩井再提供一万港币。这样就有很大一笔资金在潘汉年的手里了。在日方的外务省官员里，使用外务省的机密费最多的人就是岩井。因为这个原因，岩井被从上海的领事馆降级到广东的领事馆去了，因为他使用的机密费给中共太多了。在全日本的官员里，使用机密费最多的官员就是岩井。这个是他自己在书中写的。”

东方：“换句话说，中共延安方面派到上海的特工经费，是日本的外务省间谍机构提供的？”

远藤：“对。是日本外务省的机密费。”

东方：“日本给中共提供经费，促进中共发展？”

远藤：“当时的日本多傻呀！因为日本国内也有许多饿死的人嘛。”

东方：“日本从中得到了什么？”

远藤：“日本得到的就是军事情报。国民党的军事情报。”

东方：“换句话说，得到这些情报，他们可以更有效，更有力地打击重庆的国军。”

远藤：“是。可以更有效地打击国民党军队。日军也想取得胜利吧，当然是这么想吧。另外他们想要获得国民党政府的其它情报，也是想早一点结束这个战争。这个很奇怪。一方面那么厉害地进行侵华战争，另一方面他们很希望跟蒋介石订这个和平条约，结束这个战争。当时的日本（军部和外务省）是分两派的。

东方：“主战派和主和派？”

远藤：“对，对。”

东方：“我看到您在书中有一章写到中共情报人员廖承志鸠占鹊巢，这是怎么回事？”

远藤： “是这个意思。中共派了很多的特务到岩井公馆去。所以，岩井公馆的很多部分被中共特务占领了，成为中共特务的一个据点了。”

东方：“日本外务省的间谍机关岩井公馆，成了共产党特务活动的一个据点了？”

远藤：“对对。”

东方：“他们两方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远藤：“对，完全对。（目标）就是打国民党。”

苏联顾问的揭露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写道：“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最后一次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对日进行作战行动，包括受到攻击便撤退。”

“毛泽东赞成民族统一战线，却用全力使统一战线解体，毛泽东对抗日势力的分裂负有主要责任……国共分裂是一个不祥的现实，这自然有利于侵略者。毛泽东破坏全国联合抗日的政策，等于给日本增加了几十个师团的实力”。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回忆了他在新乡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见闻：

“我到新乡贺龙部队去了一次，众多的贺龙部队包围了一个驻有少量日军的村子，我问士兵为什么不消灭这些日军，士兵们回答：上面叫我们不要惹他们，他们也不惹我们。八路军就这样与日军和睦相处着……八路军的宣传是针对国军，未来的军事行动也是针对国军，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行动几乎全部获得成功。”

“我到前线去后，深信中共领导阶层无意对日作战，他们把战争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机。他们让日本人与国民党对抗，如果日军击败国军，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破坏，八路军便立即渗入到那里，如果必要的话，便干掉统一战线的战友来攫夺政权。毛泽东在来犯的敌军前退却，寻找机会使国军与日军冲突。在国难当头时，这样一种手段是不忠不义而有过之。”

保存实力

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夜良：“首先要回溯一下1936年的瓦窑堡会议，过去中共教科书里讲到瓦窑堡会议是毛泽东做了长篇讲话，动员全国抗日。但是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从来没有在教科书中披露过，他讲话的内容是什么呢，主要是如何保存实力，不要跟日军发生正面冲突，一分抗日。当时还有人保留意见，但是后来知道这是毛泽东抗日的策略。彭德怀没有毛泽东的批准，发动了百团大战，毛泽东非常的震怒。他说一个是暴露了中共实力，另一方面这样跟日军拼的话，不利于将来取得江山。”

“毛泽东知道如果自己去跟蒋争政权的话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借助日军的力量来削弱国民党。当日军把国民党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他才可能取得政权。包括他们主动跟日军联络，私下里跟日军达成交换组织情报的协议，因为中共在国民党内部一直有特务人员，可以跟日军交换情报。这样达成协议之后，日军不去打八路军、新四军。否则很难解释，在日军势力之下，很多共军的军队没有被消灭，其实也是日军故意放他们一马。所以后来日军统计，当时日军因为跟共军交战死亡的人数极少，大概只有一千多人。小时候看的电影都是一种渲染。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死去的最高将领只有左权将军，左权将军是被流弹打中的，不是被日军的炮弹打中的。（中共和日军）没有正面的战场冲突。平型关大捷是在日军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打了日军的运输部队，而且共军的伤亡比日军还要大，林彪还中了一弹。他是最高指挥，还中了一弹，说明这场战役没有吹嘘的那么成功。真实情况没有向外披露。”

一寸河山一寸血

蒋介石的国军在抗战期间发动10万人以上的会战22次，大型战斗（如台儿庄战役）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国军中陆军阵亡131万9千人，加上失踪和负伤共321万1千人，空军阵亡4300人。阵亡将军211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5人，少将158人。

日军在正面战场遭遇国军浴血抗击，深知以日军的财力军力不可能吞并中国，遂采取 “以战养战”、“和谈诱降”等计谋。南京沦陷后，日军多次派人向蒋介石谈判诱降。蒋介石在《日记》中称：“倭寇亡我之心不死，无和平可言也。”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深知中国之财力己难支撑抗战，暗中派人赴港与日谈判，蒋介石获知后大为震怒，下令：“今后再有人与日寇谈和，以汉奸论处，杀无赦！”于是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

汪伪特务机构76号

而毛泽东则不同。为了实现他的联日联汪反蒋的“三国志”战略，主动派人与日方以及汪伪特务机关接触谈判，以期达成与日伪停火的默契。

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是汪精卫伪政权的特务机构的驻地。在汪精卫的直接领导下，由特务委员会周佛海、丁默邨、李士群直接指挥。

VOA记者东方：“您在书中还谈到了潘汉年在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的活动。”

远藤：“李士群。”

东方：“汪精卫政府在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的特务机关被称为76号，当时是一个令人闻之毛骨悚然的地方。潘汉年为什么要和汪精卫的特务机关76号联络？”

远藤：“因为汪精卫也是对抗蒋介石而成立的一个政府。很早以前，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关系是好的，但是慢慢地分开了嘛。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汪精卫是站在了共产党的那方，然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意见对立，有冲突了。所以延安跟汪精卫政府勾结，也能削弱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的力量。潘汉年一方面跟日军本身有勾结，另外和汪精卫政府的76号也是勾结的。”

东方： “您的书中提到了潘汉年代表延安和汪精卫方面签订的秘密条约，这个条约的内容是什么？”

远藤：“秘密条约？”

东方：“您的书中有‘和汪精卫订密约——另一个证言’的章节。”

远藤：“对啊。中共也想要和汪精卫的伪军和谈，跟他们共同努力，打击国民党军队。他们是想要这么做。最近在中国的因特网上，出现了一封毛泽东给汪精卫写的一封信。不过，我觉得这封信实际上毛泽东写是写了，有这种可能。不过那封在因特网出现的信，我觉得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实际给汪精卫写亲笔信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原件找不到了。”

东方：“延安方面和汪精卫的密约，你有没有找到？有没有证据？”

远藤：“密约没有找到。

东方：“一些回忆录里提到了延安方面和汪精卫的76号的秘密间谍组织的联系。”

远藤：“他们当时是希望那么做的，所以跟汪精卫接触。潘汉年和李士群的接触以及跟李士群的关系，是《潘汉年传》或《潘汉年情报生涯》里面写到的，都有提到，是在大陆出版的书里记载的。岩井的《回想的上海》里也提到，通过影佐，潘汉年见了汪精卫，并写了这样的流程的关系。”

东方： “当时既然他们和日本的军方都已经取得联系了，和汪精卫的伪军就更容易沟通了，是吧？都是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削弱国军。”

远藤：“对啊。他们的目标就在这里嘛。因为毛泽东想了，迟早有一天日军是会离开中国的。”

东方：“作为一个日本教授，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从日军的角度上看，到底国民党是二战时期日军的主要对手还是共产党是主要对手？”

远藤：“当然是国民党，因为日军是和中华民国进行战争的嘛。侵华战争时侵略的是中华民国，所以日本的对手是中华民国的重庆政府。”

往事并不如烟

日本战败后，70多年过去了。当年中国大地上演的三国志，在今天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敌人和朋友已经发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变化。国共间的血海深仇，随着国民党诸位大佬在中国受到的热烈欢迎而烟消云散。当年太平洋战场上的死敌美国和日本，则结成亲密的盟友。然而，日本教授远藤誉教授通过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文件，挖掘出延安当年联日联汪反蒋的证据，对今天中共权力的来源和继承的合法性提出的质疑，仍然让我们感到历史并不如烟。（上集完共三集）

谢选骏指出：“联日反蒋”的说法是不对的，不仅肤浅而且粉饰——因为毛泽东是在执行苏联的命令，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配合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为满洲国独立树立样板。

（二）

《恶谋 (中)：谁背叛了中华民族？重庆轰炸与红色间谍》报道：

彰显中流砥柱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大阅兵，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战车坦克，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中共领导人的检阅。

中国最新式的战机掠过天空，向世界显示中国强大的军力。

军乐团高奏当年抗日爱国歌曲。

高音喇叭里震响着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口号。

然而，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却成为台海两岸和媒体争论的焦点。

远藤教授的著作从日本的角度，回答了国共之间的争论。这本书的序言标题：是谁背叛了中华民族？

情报原件

VOA记者东方：我看您在书里面提到了1977年台湾出版的梅良眉所作的《对日抗战期间中共统治策略研究》第三章第四节，其中有毛泽东对八路军的秘密指示。毛泽东在里面提到：中日之战对共产党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我们要实行这么一个政策，百分之七十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妥协，百分之十对日对战。这个百分比在互联网上流传很广。据说您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这份文件的资料。一本是《剿匪正史》，另一本是《中共党的策略、路线》。请您介绍一下您怎么在台北图书馆找到这两本书的？

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谢幼田在《中共壮大之谜》里面提到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有70%、20%、10%的数字。不过谢幼田只提到了一份文件，但这份文件在什么地方并不确定。而且这本书提到的这份文件也不在日本，在日本没有找到。最后了解到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里面有。所以，我就跑到台北去，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查到了这个材料。然后终于找到了这份原始资料。这个当时是秘密，是极密的毛泽东的密令，而现在基本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人也都知道。

东方：您在书中说这份文件的来源是曾经在八路军第18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下的骑兵连担任过书记的李法卿，他在1940年逃难的时候对外说出了毛泽东对八路军下达的秘密指令。关于毛泽东下达的抗战策略的秘密指令，您是如何在台北发现的？

远藤：终于在台北找到了原来最开始的一个文献的原件。关于毛泽东抗战战略，大家都互相抄袭，好像是事实一样，随便写，不查原来最original(原版)的文件是在哪里，没有人彻底地查。谢幼田都没有查到。不过我是搞理论物理的，不查最开始的原件，我自己就不让步。彻底调查原件，终于找到了。

东方：现在谁也不能否认了，终于找到了证据。

证据

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搜寻关键的历史证据。

这是远藤教授在日本外务省的机密资料中发现的潘汉年向日军提供的情报。

这份机密文件来源于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昭和15年（1940年）支那事变关系一件/关于支那事变状况的报告/支那各地报告/上海情报第二卷。在将近10公分厚的资料中有一份“机密第795号”，内容是“昭和15年3月23日上海总领事三浦义秋致当时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一份“有关新四军的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的文件，同时抄送“在华各总领事、香港、北支警务部长”。

为了寻找潘汉年和日本合作的相关历史证据，远藤教授整天"泡"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翻阅着1938年至1942年期间的纪录，甚至用岩井可能的代号"一〇一"，（日文的发音是“i-wa-i”，与“岩井”的日文发音一致）日语岩井可能的发音查找，但依然不果。

后来远藤求助资料中心职员，该职员建议说："支那事变（中国称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各地的情报都被整合在一起了，请去翻一下那个时期的档案资料。"

踏破铁鞋，远藤教授终于觅到了这份1940 年3 月23 日的“机密第795 号”情报。这是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三浦义秋发往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一份文件。三浦总领事于1940 年3 月21 日从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署长白袖荣松手中收到了这一文件——上海高密“第1520 号”。这份机密情报的标题是“关于新四军的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

潘汉年向日军提供秘密情报

根据岩井回忆录《上海的回想》，这份报告是1939年秋他首次见潘汉年后不久，有一天随口委托潘汉年写一份中共内部情况和未来动向的报告书，他原以为潘汉年会拒绝，未料潘汉年一口承诺，并在不久后提交。

报告内容正是潘汉年按岩井要求向日方提供的情报。

毛泽东和潘汉年

东方：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不可能亲自派潘汉年去和日本的间谍机关联络，毛泽东的位置很高，是中共的第一把手，潘汉年只是一个很小的低级官员。您的看法呢？

远藤：这个在《毛泽东年谱》里明确有记载，多处有这样的描绘。毛泽东有一天叫潘汉年过来，然后给他一个特别任务。他写道“特别任务，”如果明确地写“特务”，那就不好听了吗，所以用“特别任务”这四个字来表现。面对面的，毛泽东直接命令了潘汉年，（从事）“特别任务”这样的工作。这个证据都在《毛泽东年谱》里有。《毛泽东年谱》是中共中央的文献研究室编的一本书。非常可靠、非常有权威，是他们自己写的。他们可能没想到我找出来这个吧。（远藤教授注：在《毛泽东年谱》里还有很多毛泽东致电给潘汉年的记录，共有30多处。）

东方：潘汉年向日本情报机关提供了中国战区的情况，这个很重要。您是怎么找到潘汉年当年向日本提供的资料？如何保证日方资料中潘汉年这本情报的真实性？能不能证实这个情报？

远藤：潘汉年提供给日方的军事情报具体的内容，就是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哪些是潘汉年提供的，哪些是其他人提供的，这个完全没有写清楚。因为是特务工作嘛。特务工作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特务提供的，这绝对是不能写的。所以这个是很难看出来。在外交史料馆，在档案里，也没法看出来，哪份情报是潘汉年提交的，哪份是其他的人提交的，这个很难判断。能判断的是什么呢？唯一的就是中共内部的材料，中共内部的信息、情报。关于潘汉年的这份报告，岩井英一在《回想的上海》中写到：一天，岩井向潘汉年问，你能不能提供一下中共方面的内部情报？岩井英一以为他会拒绝，但是潘汉年没有拒绝，立刻答应，然后给他一个比较长的中共内部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里到底写的什么，这个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写日文版的《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这本书的时候，当时也没有找到。后来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时候，我又有一点时间了，所以我就每天跑到外交史料馆，每页都查，最后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信息。这是唯一的关于中共的内部材料。这个确实是潘汉年提供的。因为从时间上、长度上、内容上判断，完全和岩井的回忆录里写的一样、一致。所以这是唯一的我能判断的潘汉年提供的情报。

东方：岩井在回忆录里多次提到潘汉年提供国军的战略情报吗？

远藤：很多次地提到。对啊。

东方：从日本外务省史料馆的史料中是否还能具体确定潘汉年提供的有关国军动向的情报？另外，日方为何要潘汉年提供有关中共自己的情报呢？

远藤：这个是不好判断。不过我想了，为什么他要提供中共内部材料呢？这个不是很奇怪吗。如果是为了弱化国民党的军力，应该向日方提供国民党的军事材料。为什么要向岩井英一提供中共内部情报？这是很奇怪的。我仔细地分析了以后，我就知道了，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先交给岩井英一中共内部的情报，从而使岩井英一相信潘汉年。如果连自己的军队的内部资料也提供的话，岩井就可以相信潘汉年。随后潘汉年就向岩井提了停战问题，中共和日军之间的停战、停火问题，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目的才提供了中共内部的材料。这么理解的话就符合逻辑了。

历史反思运动

前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对远藤教授用日本方面的资料将潘汉年出卖祖国情报的罪证公布于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辛灏年教授认为，远藤的研究成果和中国国内八十年代历史反思运动完全一致。

教授：“远藤誉教授在这本书中所讲述的内容和中国大陆从1985年以来31年的历史反思运动、民间历史反思运动所获得的成果完全一致。只是由于我们不懂日文，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没办法去看到远藤誉教授所能看到的资料。所以我们不能拿出潘汉年投靠日本，作为汉奸出卖祖国情报的罪证。远藤誉教授对此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她把这个罪证公之于众了。”

歌舞升平的延安

延安是共产党抗战的政治和军事中心，重要的军政目标比比皆是。一般说来，在战争环境下，这些目标需要隐蔽和保密，但延安却反其道而行之，经常公开举行各种大型活动。秧歌、腰鼓、戏剧、舞会，大白天高调举行，一片歌舞升平景象。

1939年4月13日。延安的抗战演剧三队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乐队，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黄河大合唱》。观众千余，盛况空前，光是合唱队后来增加到500人之多。5月11日，毛泽东亲自观看鲁迅艺术学院的黄河大合唱，不但连声叫好，而且单独接见洗星海，并特送他一支美制的帕克金笔和一瓶帕克墨水。

再婚潮

与此同时，很多文学女青年从敌后涌入延安。交际舞成为延安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个个感人的抗日爱情故事在延安上演，共产党的老干部纷纷掀起了离婚潮，军队师以上干部离婚率高达 80%。40岁的陈毅娶了18岁的张茜。22岁的王定国被组织安排给了54的谢觉哉。19岁的朱明嫁给50多岁的林伯渠。44岁的刘伯承娶了18岁的汪荣华。46岁的贺龙娶了25的薛明。36岁的罗荣桓娶了23岁的林月琴……。毛泽东将长征时与他并肩战斗的妻子贺子珍送往苏联“长期养病”，并在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来自上海的女电影明星，24岁的江青结婚。

惨绝人寰的重庆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则是另外一番惨绝人寰的景象。

中国抗战史学者王康：“（日军对重庆）用了很多（燃烧弹），这个是日本特别可恶的地方。因为重庆是个前现代城市，它以前才20几万人，抗战胜利后，它180万人。当时重庆是一个只有27万人的城市，主要是个农业社会。所以它的建筑主要不是什么砖头，更不是石头，主要就是木材，竹木，特别容易燃烧。日本人根据这个情报，这个情况，就专门针对性地研制了燃烧弹。燃烧弹、爆炸弹、还有凝固汽油弹同时爆炸。整个重庆陷入普遍的恐慌之中。然后，按照日本的想法，重庆当局或者妥协，或者投降，没有别的道路了。所以，重庆老百姓非常惨”。

据史料记载，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5年间日军对重庆实施218次战略轰炸，出动飞机9513架次、空袭重庆及周边两百余次；造成重庆死于轰炸者一万人以上，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日军炸成一片废墟。

王康：“重庆轰炸叫重庆大轰炸，那比伦敦轰炸早的多了。1938年的春天到1943年的秋天，5年半的时间，日军一直在轰炸重庆。为什么轰炸重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军事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就是中国的政治和战略的中心在重庆。而日本人没有去轰炸延安，当然不是说整个陕北地区、西北地区都没轰炸过。像银川、西安、西宁等大城市被日军轰炸过，还有20几个像宝安县一样的县级地区，都被轰炸过。就唯独延安，基本没被轰炸过。而日本要轰炸延安太容易了。太容易啦。跨过黄河就是延安。日本要轰炸重庆，以前在宜昌沦陷之前，要从武汉的W机场起飞，要飞很长的时间。而且重庆是个雾都，轰炸重庆的时候日本要冒很大的风险。”

日军的“斩首行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刊登杨天石的文章，《日机大轰炸及其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叙述了日军发动的针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的经过：1941年8月间，日本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得到情报，蒋介石将在黄山寓所召开军事会议，又从离任的意大利驻中国大使口中得知黄山山庄的房屋位置和屋瓦的颜色，立刻制订轰炸计划，命令第60战斗队执行。8月30日上午11时，远藤率机自汉口出发。下午3时，27架轰炸机入侵重庆黄山山庄上空。远藤估计，蒋介石正在山庄，便从5500米的高空投弹。炸弹下落时，蒋介石正在召开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参谋长最高军事会议，两名卫兵当场身亡，四名负伤。

旅居美国的中国抗战史学者王康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炸弹命中目标，中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史将大幅改写。

绝密情报从何而来？

蒋介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绝密情报是如何被日军获悉的呢？王康的质疑与分析：“第一就是，国共共赴国难宣言，就是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后，共产党宣布三个“取消”：取消以暴力运动和策划运动推翻国民政府；第二，取消苏维埃政权，以期全国在政权上统一，统一于中华民国政府；第三，就是取消红军的名义和番号。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江南游击纵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接受国民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反过来，国民党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提供给共产党方面对日抗战的共同军事计划。包括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的部队动向等重要军事情报。这样不仅给了中共合法性，而且给了擅长于情报战、宣传战的中共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机会，尤其是情报战上面。”

王康称如果针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成功，历史将会重写。王康说：“重庆的事件，不仅是1941年8月30号那天，轰炸蒋介石黄山“云岫楼”官邸这个事件，实际上，蒋介石从抗战开始，一直到抗战结束，都受到日军针对他本人的轰炸。中国社科院的杨天时教授最近有一篇文章，谈到了日本在抗战期间对蒋介石实行“斩首行动”。他举了大量事件，我算了一下，大概有20宗。20宗直接针对蒋介石本人，就是敌国最高统帅、最高的军事和政治的中心人物---蒋介石本人。这个倒不难理解。如果把蒋介石消灭掉了，那整个中日战争，所谓“支那事变”，就会按照日本的计划得到解决。”

有些史学家称相关情报来源是意大利驻重庆的大使馆，对此王康表示强烈质疑。王康：“1941年的8月30号，那个时候德国已经进攻苏联两个多月。日本对美国发动太平洋战争，袭击珍珠港，也就三四个月。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时刻发生了这起袭击事件，而这个袭击事件的情报来源非常令人吃惊。当时重庆有一本书，叫《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是重庆本地的抗战史专家编写的，700页，很厚。我当时通读了这本书，发现有一点：就是（这本书称）41年夏天的这次空袭行为，情报的提供者是已经离华的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我查了一下，意大利大使馆成立于40年的9月底10月初，9月27号，日本、意大利、德国签署了三国合作条约，成立了三国轴心国集团。而10月初的时候，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已经撤离中国，回到了罗马。他们根本不可能提供一年以后，41年8月30号日本人要轰炸蒋介石在重庆官邸，那里举行中国最高军事会议这样一个绝密的资料。意大利大使馆不可能知道。其次，这个情报的来源，我表示怀疑，虽然我还没有定论，我怀疑是周恩来他们提供的。1941年8月30号，皖南事件已经发生了8个多月。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毛泽东曾三次发电报给南方局周恩来他们，要求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火速撤离陪都，撤离重庆，并把所有的电报、密码、人员名单全部销毁掉，不惜以和国民党决裂发动内战。当时毛泽东真有这种想法。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可以消灭掉蒋介石，也就是消灭掉毛泽东的头号对手，那么对毛泽东来说是个巨大的军事上的胜利。“

“第二，周恩来和国民党的上层从北伐开始关系就不一般。周恩来又跟本地的实力派，四川的各路军阀，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尤其是国民党左派们的关系也非常好。他提供情报应该是名正言顺的，因为国民政府有义务向中共分享军事情报。这份情报的首先获得者就是周恩来。周恩来本来就是中共特科的创办人，周恩来在重庆获得这个情报不太令人意外。”

“第三就是八路军的办事处。八路军驻西安、成都都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室是最先成立于1938年初，然后《新华日报》1938年2月在重庆公开发行。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成立秘密组织严格讲来是违背国共两党的谅解备忘录的，是不符合国共合作的。南方局是一个秘密的机构，周恩来是书记。这些机构在重庆的成立，让中共在重庆合法性进行情报搜集的来源大大地增加。我推断，周恩来获得这份情报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所有其它来源，包括意大利大使馆。这个大使馆已经撤走一年多了，根本不可能知道一年之后，国民党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哪里举行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获得情况的很可能是周恩来。”

“第四就是潘汉年。远藤誉教授已经提出来了，潘汉年已经奉中共之命，奉饶漱石的命令以及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命令，到上海跟这个岩井公馆交涉，搭上线。潘汉年还两次到了南京，拜见了汪精卫。而汪精卫跟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汪精卫是1883年生的，比毛泽东大10岁。最重要的是，汪精卫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提携人。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提议毛泽东替他做国民党的代理中宣部长。虽然是国民党的代理中宣部长，其实对毛的政治地位是很大的关键性一步。更重要的是，汪伪政权南京成立之后，毛泽东已经有这么一个想法，联日联汪倒蒋。这个实际上是在37年8月份的陕北的洛川会议上边，根据王明的回忆录，毛泽东已经有这个想法。他不仅是“一分抵抗，两分应付，七分发展，十分宣传，”毛其实还有建立特殊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想法。这里面就包括，只要对中共有利，都是我们统战的对象。随着情况的发展，汪伪政权41年在南京成立，毛泽东很可能把南京的汪伪政权作为很特殊的抗日统战对象，因为都是中国人嘛，而且汪精卫跟他是这么特殊的关系。“

有待深究

王康呼吁海内外学者继续追查日军斩首行动的情报来源：”毛泽东、周恩来肯定还有其他的渠道，把远藤三郎少将率领的第三飞行师团要轰炸整个官邸所根据的绝密军事情报，通过潘汉年、汪精卫这些线索，也可能是通过其他的线索，告诉日本人。然后日本人才有41年8月30号轰炸黄山的那一次。27架零式战机，当时是日本很先进的轰炸机，低空飞行，要一举消灭蒋介石和中国抗战最高统帅集团。幸好没有成功，差一点点。如果哪个炸弹炸准了云岫楼，历史肯定发生根本的变化。不光中国，我看世界历史都发生变化。而这个情报的提供者就是《重庆政府陪都史》165页到166页上面所说的离任的意大利驻华大使馆。他们是提供军事情报的来源，我对此强烈地质疑。当然重庆本地的专家也不可能查证这个资料的来源。但远藤誉教授出版了这本书之后，我给她提供了这个消息，她还不知道轰炸黄山官邸的这个情报。我说这个情报你应该赶紧查。”

毛泽东接见执行斩首行动的日军将领

王康说：“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远藤三郎少将退役之后，在57年居然被邀请到中国访问，是周恩来出面邀请的。远藤三郎不过是一个陆军退役的中将，虽然他参加了全部侵华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战后日本军阶地位比他高的大有人在，他不过是一个中级军官而已，毛泽东居然破例会见他，而且两人有一个特殊的交往仪式。远藤三郎把他祖传的日本军刀献给毛泽东，毛泽东则回赠给他一幅齐白石的竹子国画。这些对通晓外交礼仪和惯例的人来说都是很不寻常的。毛泽东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了，57年会见这么一个中级军官的时候，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日本进攻中国这是好事情。一直到72年他接见田中角荣，再一次说，日本皇军打进来，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是个好事情，你们不用道歉。我们要感谢你们，感谢的方式就是不要你们战争赔款。远藤作为这么一个中等级别的军人，受到毛泽东的破例接见，这和他41年轰炸蒋介石的官邸有没有一种联系呢？我强烈地质疑。我认为它有某种联系。我本人不是历史学家，我强烈建议，比如日本方面，应该从日本防卫厅方面的有关战争资料中去查一下，当时的远藤三郎轰炸重庆蒋介石官邸的军事情报究竟是谁提供的。第二，意大利现在是个民主国家，我估计80多年的历史资料解禁没有太大问题。懂意大利文的学者，应该到罗马去查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给日本提供当时蒋介石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绝密军事情报。另外，当然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比如潘汉年。只不过中共像潘汉年这样的人的资料恐怕是绝密的，很难查到。所以我质疑这个事件：远藤三郎少将，1941年率领27架零式战斗机，轰炸蒋介石在重庆南岸的官邸云岫楼的情报的来源。我质疑，情报不是意大利大使馆提供的，而可能是周恩来提供的。“

《蒋介石日记》中的记载

最近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个事件也有记载：“余与军事会报各同志在黄山防空洞东口新树下谈军事近状，忽闻机声，乃入洞内再谈。时约十分钟，闻炸弹愈近，仍不以为意。不意连续轰炸，洞门为崩土塞没，乃觉其目标即在本洞。乃妻在北洞口茅屋前读法文，未与我同在一处，甚恐妻被炸，即向北口去寻。幸彼近来，此心始安。惟今日之危，甚于二十七年之武昌与去年柳州之羊角山矣。惟山岩甚坚，洞甚固耳。炸后出洞视察，洞顶山上树木尽毁，岩土崩堕，卫士重伤者四人，死二人，即往慰问，血迹满地，悲惨极矣”。

谁出卖了中华民族？

东方：轰炸重庆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打击中国居民的抗战决心，让他们尽快地放弃抵抗。那么不轰炸延安，是不是因为延安的军力根本不足以让日军去出兵，可以不考虑？

远藤：这个没有证据，所以不好说。也有可能吧。潘汉年和岩井公馆有密切的联系，在这样的关系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不考虑打共产党。

东方：您在书中提到了莫斯科驻延安的一个特派员，也是塔斯社的记者叫彼得。他也曾经揭露过毛和日军暗通的行为，而且他说这是比种植和贩卖鸦片更严重的事件。你是不是认为毛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在出卖中国的利益？

远藤：是啊，出卖中国，出卖中华民族嘛。他爱的是自己，没有爱中国人民。如果是爱中国人民的话，建国之后为什么要杀掉几千万的无辜老百姓和无辜的中国人民？我在长春被围困的时候，也是好几十万的无辜的中国人被饿死。当时连这个都不承认嘛。所以对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当中国的帝王。其他的就不考虑，让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无辜老百姓丧生他也不在乎。不择手段。我是这么想的。

东方：提到这个不择手段，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暗通日军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的这种行为，是他为了夺取政权的一种策略？你怎么看待这种策略？

远藤：策略？我没有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的这种想法，一点都没有。他是战略家，作为想夺权的战略家，一个大帝国的帝王的话，没有像他那样的手段的话，很难占领中国吧？所以他作为战略家的话，这个词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可能是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吧。

潘汉年通日是个人行为吗？

东方：“一将功成万骨枯”，个人的权力登到顶峰，而身下是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白骨铺就，这个的确是非常的残酷。你认为潘汉年的行为，是他个人的行为，还是延安方面的行为？中共最后有一段时间，把潘汉年打成汉奸，对他进行了迫害，并把所有和日军勾结的事实都归咎在潘汉年身上。你认为他的行为是个人的汉奸行为，还是受到中共的指使？

远藤：潘汉年不可能是个人行为，那时没有毛泽东的命令，哪里有人敢做那样的事情？不可能有那样的事。在《毛泽东年谱》里明确有毛泽东致电潘汉年的记载。如（《毛泽东年谱》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潘汉年、部署上海失陷后的救亡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所以这个是明确的，是毛泽东的命令，而且和周恩来一起做的，潘汉年和周恩来一起做的。所以当然是有周恩来的指示，也有毛泽东的指示，才做这样的事情嘛。

《延安日记》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一本书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为毛泽东效力的中共红色间谍，大都不得好死，而当年入侵中国的日本皇军，却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历史的讽刺，无异于此。

十杀潘汉年

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斯大林的共产国际下令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以秘密身份加入国民党，毛泽东也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前往广州并因受到国民政府主席兼宣传部长汪精卫的赏识和器重，最终进入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毛泽东先是汪精卫的秘书，并被“恩师”汪精卫推荐接替他作为国民党中宣部的代部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精卫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国民党的头号人物。汪精卫两次提议让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的代理部长。两次提议均获得国民党常委会的通过。

毛泽东和汪精卫这段非比寻常的师生关系，日后却使潘汉年死于非命。

1955年4月3日，为中共壮大和建政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共特工潘汉年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被捕入狱。据人民出版社出版尹骐所著《潘汉年的情报生涯》1996年第239页中介绍, 潘汉年的被捕，甚至“就是参与其事的陈毅、罗瑞卿等高层人士也是始料未及的”。

1956年4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潘汉年时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再次提到潘汉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物，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都得杀。”

两次讲话中，毛泽东竟然用了10个杀字，被史学家称为“十杀潘汉年”。

一脉相承

历史学者王康认为，毛泽东对潘汉年的态度，是和苏俄一脉相承的。在斯大林时代，很多苏联的特务头子都死于非命。

王康：“不光是中国，如果说得稍微远一点，比如说苏联共产党在列宁、斯大林时代以后的雅戈达、耶洛夫、贝利亚等、这些最高的情报特务头子们，都死于非命。他们知道秘密太多。潘汉年呢，是仅次于李克农的这么一个情报人员。应该是中共第二号情报人员。他为中共做出的贡献太特殊了，他居然说动鲁迅出来，放弃鲁迅他的独立性，引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曾经说动杨度，袁世凯称帝的核心人物之一，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也说服宋庆龄参加第三国际，说动两广军阀和第19路军反蒋。”

潘汉年被抓捕的直接原因，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因为1943年秘密会见汪精卫没有向毛泽东及时汇报。然而这次会见使得共产党军队和日军以及汪伪军达成停火默契，从而促进了中共的壮大，应该是有功于党和国家。而毛泽东为何对中共的功臣潘汉年恨之入骨呢？

王康：“他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到南京去见汪精卫。这个很多专家都说，在情节上、逻辑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因为他见过两次汪精卫。那么潘汉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授命的话，他自己绝对不敢去见汪精卫的，他也不会空着手去见。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一些关键性的人物，那么给汪精卫应该也有一封亲笔信，这封亲笔信现在所有专家都找不出来。网上有一封，我查了一下，我觉得完全是伪造的。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风，包括对汪精卫的称谓都完全不对。毛泽东是一个笔头很硬的人，他是文人嘛。比如称谓，汪精卫主席，他绝不会这么称呼。然后信快要写完了，他提到延安陕北的医药奇缺，希望汪主席能够提供等等。毛泽东怎么会说到医药的问题，这显然是现在的无聊之辈伪造的，但是这不等于说毛泽东就没有这封亲笔信。这封信要么是还隐藏在什么地方，要么就是已经销毁。从道理上来看，汪精卫和毛泽东之间，在24年的上下级关系之后，到了抗战期间十几年之后，重新走到一起是完全有可能的。”

灭口

王康：“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潘汉年一旦走漏了消息之后，那对毛泽东，对共产党是太不利了。那直接这是个投敌行为啊，这是一个卖国行为啊，这是一个典型的汉奸行为! 所以潘汉年做完这个事情后，就决定了他这一辈子恐怕不得善终。果然，55年就开始倒霉了，一直到77年死于狱中，跟他夫人一块，死的很悲惨。他必死。其实因为毛泽东76年9月9号去世，潘汉年77年的年初去世，潘汉年应该还有活的可能性。当时可能是因为毛泽东死了，估计没有人想到潘汉年，因为太多的事情都需要重新开始，潘汉年就被搁到了一旁。潘汉年身体不好，就去世了。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他去见汪精卫而且很可能带了毛泽东的亲笔信这个事件本身来看，那么潘汉年这辈子是凶多吉少。

天威难测

潘汉年1955年4月3日被捕。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刑事判决书一九六二年度刑事犯一字第一号》称：“抗日战争期间，被告人又背叛祖国，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当了日本特务，并与汪精卫进行勾结卖国求荣。1940年春，正当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被告人对于击败日本帝国主义丧失了信心，认为中国共产党很难与日本对垒，中国将会出现第三国局面，想在日本方面找出路，于是便在上海会见了日本特务、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亲笔写了为日本特务机关搜集情报的计划，领了特别通行证，充当了日本特务……被告人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以后，又和汪精卫政权特务总部头子李士群、胡均鹤陪同秘密会见了汪精卫”。

1963年1月9日，最高法院开庭，潘汉年认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个月后，潘汉年意外地被假释出狱，与妻子董慧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团河农场劳改。独立学者冯胜平在《毛泽东与潘汉年的历史恩怨》一文中评论道：“众所周知，潘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纵使潘的好友和直接领导陈毅、李克农和周恩来出手相助，也于事无补。抓潘出乎意料，放潘更出乎意料。毛泽东判案，实可谓天威难测，不按牌理出牌。”

红色间谍奉命行事

潘汉年的所谓罪行，到底是奉命行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水落石出。

王康：“（中国）国内一些为毛泽东辩护的人，国内有些为毛泽东辩解的人，说毛泽东绝对没有指示潘汉年见汪精卫，见日本特务情报机构等等，这是煞费苦心了。辩解的其中之一就是1949年后，潘汉年因为他是上海常务副市长嘛，他向陈毅透露，他（未经组织许可）擅自去见了汪精卫。这个编得是太幼稚了，是在是太幼稚了。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纪的严厉性，尤其在战争时期，现在几乎无法想象和体验，那是铁的纪律，尤其是情报机构，尤其是见汪精卫这种人物，没有毛泽东的授命，没有毛泽东的亲笔信，见汪精卫，你敢？根本不可能！他想都不可能想。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是重中之重，是把纪律看的比生命还重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比一般的军人，比一般的党员干部，把纪律看得更重，这个是他们情报工作的生命所在，也是他们一切工作的生命所在。所以，说潘汉年私下见汪精卫，这是太幼稚了，这完全是谎言，潘汉年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见了汪精卫。”

谢觉哉：潘汉年是当代岳飞

中国大陆最近和出现为潘汉年翻案的文章。据称审判潘汉年时的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当时就知道潘汉年是冤案，并把潘汉年比作岳飞。《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5月11日）发表了彭树华回忆潘汉年案件的文章称，“彭树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也是潘汉年案件的审判委员会成员。彭树华当时曾单独向时任最高法院院长、党组书记谢觉哉汇报潘案，谢觉哉对他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谢觉哉还把潘汉年比作宋朝的岳飞，说“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中联部部长罗青长多年后写了一篇《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的回忆文章，透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同时也旁证潘汉年和日军与汪伪的秘密联络是在中共中央的命令之下进行的。这篇回忆文章写道，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罗青长回忆称，“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夜半铁窗凄惨离世

1967年3月，中国进入文革高潮。潘汉年再次入狱。1975年5月29日，依照中央项目三办的意见，潘汉年夫妇被公安部十五局所属的项目组和秦城监狱共同押送到湖南省第三劳改农场，也就是湖南省茶陵县米江茶场劳改。1976年1月，潘汉年被正式宣判无期徒刑，并永久开除他的中国共产党籍，此时潘汉年已患癌症。

1976年毛泽东死后的一个除夕夜，潘汉年与妻子仍被分别关押。这是他的绝望留言：

《岁暮念妻》

黄昏人影伶仃瘦，夜半铁窗风雪寒。

又是一年终岁暮，难忘往事走延安。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以“萧叔安”的名义在长沙病亡，享年71岁。

谢选骏指出：日军独立于日本政府，一点也不奇怪，正如八旗独立于满清政府一样，正如共产党独立于苏联政府一样——本质上，共产党是一个“秘密军事情报组织”，就像八旗和日军一样。

（三）

有关《恶谋（下）》的问答：

问：

道法自由

@dinghua3596

2017年9月24日

回复 @DongFang_USA

东方先生，只有上中二集，为何下集找不到啊？

东方

答：

@DongFang_USA

恶谋（下）在我被停职之前已经完成制作，不知何故至今没有上网。我在YouTube上和美国之音官网上搜索，也是没有搜到。我的估计是恐怕要等到郭文贵断播事件调查结束，记者回去上班才能上网播出了。对不起。引用推文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先是听命于苏联，“一料汉奸”也；后是私通于日军，“双料汉奸”也；这也是他的恩师和基友汪精卫的基本秉性。但是毛泽东还有超过汪精卫之处——毛泽东最后还勾结基辛格、尼克松，正式以台湾海峡为界，分裂了中国为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中华民国——使毛泽东自己进化为“三料汉奸”这一怪兽。

[今天，我整理这篇三年多之前的文字，再度查找了缺失的恶谋（下），还是不见踪影！可见三年半过去了，《美国之音》仍然没有播出《恶谋（下）》——由此可见共产党中国已经深入控制了美国政府这么多年了！当此毛币征服了世界的时代，我还能写下这样的文字，岂不是证明了“上帝还是存在的”吗？许多事情，只能解释为“真是上帝的显灵所致”！]

【056、毛泽东是苏联的儿主席】

《中俄关系70年：从兄弟、仇敌到好朋友的沧桑》（BBC 2019年9月18日）报道：

1997年，江泽民与叶利钦同意，在中俄两国元首互访之外，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中国总理访问俄罗斯的同时，中国军队参加了俄罗斯举行的军事演习。中、俄关系，在中、美对垒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密切和友好。

9月17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访问俄罗斯时，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会谈后召开记者会，表示两国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双方在能源等传统领域合作取得新突破，而且在跨境电商、科技创新等新兴领域也有新的合作。同一天，中国军队参加了俄罗斯举行的“中部-2019”军事演习。

两国在多个层面的合作，都希望向外界显示近年来建立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与众不同。

然而，回顾历史，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并非总是如此和谐友善，双方甚至爆发过武装冲突。在两国关系70年中，从大哥小弟到反目成仇，重修旧好，如今再次成为朋友，也反衬了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的那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李克强与梅德韦杰夫的本次会晤，是中俄第二十四次总理定期会晤。

这一始自1997年时任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会晤机制，至今已经延续了22年。

在总理定期会晤之外，中俄元首互访也形成了模式。

习近平2013年出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后已经八次访问俄罗斯。2019年6月，习近平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参加了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的活动，签署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协议，并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3届国际经济论坛。算上这次见面，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任上会面次数近30次。他称普京是“最好的知心朋友”。

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在习近平和普京任期内越来越紧密。习近平与普京签署的《加强全球战略稳定联合声明》警告“当前国际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个别国家出于自身地缘政治甚至商业利益考虑，按照自身需要破坏现行军控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体系的行为十分危险”，对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单边行动不点名地提出批评。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有更加扩大化的形势下，俄罗斯对中国的友谊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中国曾称苏联为老大哥，但不久关系交恶，反目成仇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第二天，苏联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然而，中国与苏联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第一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却是毛泽东在苏联逗留了近两个月才签署的。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从北京启程，10天后抵达莫斯科访问，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祝寿，也为了签署这份条约。

1957年11月，在赫鲁晓夫主政期，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时曾向留学苏联的中国学生承认：“这次来苏我感觉很好。上次我来苏时，心中是不舒服的。但现在苏联同志工作大大变了，对外国也更谦虚了，并且爱和同志们商量问题了。”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交往经历，除了反映出当年两国实力悬殊之外，也为之后十多年苏联“老大哥”向中国全方面提供技术和人才援助埋下了伏笔。

中国最高领导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表示过要向苏联学习，“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是毛泽东在1949年6月就认定的道理。

1950年至1963年，常常被外界称为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双方签署了一系例的协定，苏联从贸易、高等教育、核技术、工业等一系列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中国出兵卷入19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直接与美国主导的联合国部队对抗，也造成了之后中国在国际上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

经济方面，中国政府针对经济发展的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苏联的帮助和策划下出台的。

然而好景不长，1963年苏共与中共在莫斯科谈判，首次正式承认双方存在分歧，日趋紧张的关系至1969年导致了两国边界冲突，兵戎相见。

中苏交恶

1969年6月3月，中、苏两国军队在界河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冲突，双方死伤多人。同年8月，在新疆铁列克提，双方再次发生武装冲突，中国方面死伤严重。

为避免冲突升级，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取道北京，在机场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紧急会晤3小时，达成共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这也是中苏关系恶化后两国最后一次和唯一一次总理级别的会晤。两国最高层之间的往来直到20年后的1989年才重新恢复。

中国、苏联关系恶化之后，中国发出“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口号。

根据后来解密的美国档案，当时苏联和中国之间关系恶化程度令外界担心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1969-1979年之间，中苏处于关系冰冻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政局动荡，国际间苏联与西方阵营冷战正酣，两国除了因为意识形态相同联手支持越南内战中的北越共产党之外，再无更多交集。

与此同时，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却在紧锣密鼓的恢复当中。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签署了《上海公报》，为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做了很好的铺垫。

同年，1979年4月，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毛泽东当年与斯大林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期满之后不再延长。这一中苏条约的完结，也标志着中国在其后40年为经济改革开放与西方紧密互动的开始。

关系正常化

1980年代的苏联，因入侵阿富汗遭到西方国家更严厉的制裁和对抗。1980年莫斯科举办奥运会，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起加入了抵制的阵营。

1980年代中期，经济陷入困境的苏联谋求改革，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开放政策，中苏关系也开始解冻。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成为自1959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之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苏联最高领导人。

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天，中国宣布承认俄罗斯为苏联的继承者。从此之后，两国最高层之间的你来我往越来越频繁，遗留已久的边境划界问题也在1999年全部解决。

2001年，普京上台后，俄罗斯与中国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定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0年，两国确认“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最好知心朋友”

中国内外的观察人士，在注意到普京和习近平去年6月放下正式外交场合的严肃身段，在天津一起吃包子煎饼“谈笑风生”的同时，更加关注的是中俄在国际战略层面的紧密合作。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寇茨对中俄关系的最新评估是：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如今的中俄关系比任何时间都更加像盟友。

2017年7月，中俄两国海军在波罗的海首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2018年9月，中国又首次参加了俄罗斯代号“东方2018”（Vostok-18）年度军事演习。这些都让外界高度关注。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提倡的“民族复兴”与普京重振俄罗斯世界大国地位的梦想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中俄共同的大国情结让这两个国家在对美关系上诉求相近。北京和莫斯科原本都想既与美国改善关系，又不必过分屈服于美国。

从过去70年中俄历史来看，美国一直都是最为重要的砝码。而对美关系，也是这两个国家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换言之，每一次美国遏制政策放松，中美或俄美关系转好，中俄关系就会有所松懈。

如今，在美国对中国竖起关税壁垒之际，既然中俄各自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不能与美国抗衡，除了通过战略合作共同应对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如果继续加大对中国压力，中俄之间的关系还会继续加深。

下一次，还能找到比“最好知心朋友”更好的比喻吗？

谢选骏指出：BBC的猪脑袋问道，“下一次，还能找到比‘最好知心朋友’更好的比喻吗？”可怜，连这都不懂，还要谈什么中国问题。下一次，还能找到比“最好知心朋友”更好的比喻吗？当然能够。那就是“儿主席”！因为共产党中国的开国大盗毛泽东，本来就是苏联的儿主席——1949年12月6日瘪三毛泽东从北京启程，10天后抵达莫斯科“窜访”，为他干爹苏联匪首斯大林祝寿！

【057、毛泽东是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甚至不如慈禧妖婆】

《此地曾属中国比海南大中共谈判后放弃》（2018-08-03 新浪网）报道：

这个长长的“触角”就是瓦罕走廊，鲜为人知的是这里以前是中国的领土，瓦罕走廊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最窄处仅15公里，最宽处约75公里，总面积比海南岛面积还要大，因为瓦罕走廊，阿富汗和中国接壤，边界线长达近92公里。

说起阿富汗，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前些年美军为了抓捕本拉登从而对阿富汗塔利班发动武装攻击，至今阿富汗战争还没有结束，而当我们打开地图时，会发现阿富汗伸出了一根长长的“触角”与中国相连，因此，阿富汗也成为我国的陆地邻国之一。

瓦罕走廊在清朝强盛时属于中国，处于帕米尔高原，当时英国和沙俄都入侵阿富汗，为了避免爆发直接战争，竟然将中国的瓦罕走廊作为缓冲地带送给了阿富汗，虽然清政府提出抗议并不予承认，但是当时的清政府由于衰败腐朽，列强根本没有理睬它。

瓦罕走廊战略位置十分关键，玄装法师曾经到天竺取经时从此地穿过，唐朝大将高仙芝也曾率大军从此地穿过进入中亚地区，而此地也成为连接中亚和我国新疆的走廊，但由于此地交通不便，再加上常年大雪封山，至今仍没有大规模基础建设。

1963年中国和阿富汗进行边界谈判，当时考虑到中国和阿富汗都是遭受列强侵略的国家，阿富汗长期以来一直与中国和平相处，中国决定不以历史边界线为参照，外交部决定放弃瓦罕走廊，而以双方当时的实际控制为基础进行划界，双方达成边界协议。

一般认为，瓦罕走廊（英语：Wakhan Corridor），又称阿富汗走廊、瓦罕帕米尔，是阿富汗巴达赫尚省至中国新疆的呈东西向的狭长地带，位于帕米尔高原南端和兴都库什山脉北东段之间的一个山谷。西起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及其支流帕米尔河，东接我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整个走廊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最窄处仅15公里，最宽处约75公里。中阿两国在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只有92公里。

中阿之间一年8-9个月大雪封山。历史上曾为中国领土，是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也是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东晋高僧法显、大唐高僧玄奘和西域佛经汉译创始人安息高都曾经过这里去印度研究佛法。

瓦罕走廊的阿富汗地带是1895年英国和俄国划定的英（英属印度）俄隔离带、缓冲区，送给阿富汗。该领土及帕米尔高原本来是清朝的，面对英俄划界事件，清朝政府向英、俄进行了抗议和交涉。

广义瓦罕走廊长约400公里，东西走向，其中在中国境内长约100公里。中阿边界线只有92.45公里。

瓦罕走廊北依帕米尔高原南缘与塔吉克斯坦相邻，南傍兴都库什山脉东段与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尔相接，西起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及其支流帕米尔河，东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被毛泽东割让的瓦罕走廊300公里在阿富汗境内，最窄处仅15公里，最宽处约75公里。中阿两国在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只有92.45公里。瓦罕河由东向西流160公里后，在当地主要村庄卡勒尼亚兹贝格（Qal'eh-yeNiazBeyg）附近注入帕米尔河。

瓦罕走廊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其东、南两面地势较高，西、北部地势较低。瓦罕走廊属于高寒山区，每年除6、7、8三个月外，均为大雪封山期。中阿接壤的边境地区基本上是人迹罕至的荒漠高原，地势复杂，气候恶劣，不适宜人类生存。该地区是濒危动物阿富汗雪豹、马可波罗羊的主要栖息地之一。

瓦罕走廊历史上曾是欧亚大陆地区的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是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中亚文明、波斯文明和欧洲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

早在公元前6世纪中后期这里就曾经是兴起于伊朗高原的西南部的古波斯帝国（前550～前330）极东部地区，公元前4世纪，来自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东征中亚、南亚的时候也是绕过这里到达印度西北部的。公元399年，东晋僧人法显从长安沿古丝绸之路西行求佛，归来后著有《佛国记》。法显在书中描述经过葱岭的路程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

公元627年，唐朝高僧玄奘启程赴天竺（古印度）那烂陀寺，途中经过瓦罕走廊，并于公元645年返回长安，将其所见所闻写成《大唐西域记》。玄奘东归时，经由帕米尔高原的瓦罕通道，通过明铁盖达坂进入今日中国国境。

公元747年，唐朝大将高仙芝率轻骑通过瓦罕走廊灭小勃律国，重新打通丝绸之路，但随后这一带又被兴起于西南亚地区的大食国和兴起于青藏高原地区的吐蕃、后向青藏高原西北部地区的葱岭（帕米尔和喀喇昆仑诸山）给占领，从此唐朝的疆域退出这一带。

乾隆24年（1759年），清朝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木叛乱后，统一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巩固了帕米尔在中国版图中的法律地位。清朝政府长期在帕米尔地区设官、驻军镇守，并一直对帕米尔地区行使有效管辖。 19世纪80年代，俄国在完成对哈萨克、中亚的三个汗国和土库曼的征服后，进一步积极准备军事占领帕米尔。与此同时，英国势力也已经扩展至阿富汗并向帕米尔渗透。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曾派少量部队越过色勒库尔山脉在帕米尔高原建立了哨所，其中的苏满塔什在乾隆时还立过界碑。但当时俄罗斯部队不断进入这部分帕米尔高原，中俄军队几次交战后清军不敌，退出到色勒库尔山脉以东，到1893年周边国家和英俄都看出清兵不可能在色勒库尔山脉以西立足，于是俄英签了一个条约把这部分帕米尔高原瓜分了，其中瓦罕走廊就划给阿富汗作为俄英之间的缓冲区，中国最后只勉强保存了塔敦巴什这一段的帕米尔高原，这就是新疆今天与塔吉克斯坦交界以及与阿富汗瓦罕走廊交界的地区。英俄瓜分后清朝提过抗议。现在属于巴基斯坦的洪扎在1894年以前中国也有宗主权。当时洪扎每年向清政府进贡一钱五两砂金（领回10倍以上的赏赐），在1894年后清朝也退回到喇斯库穆，形成了今天的中巴边界。

1895年3月11日，英国和俄国通过换文形式签订《关于帕米尔地区势力范围的协议》。通过这一协议，两国瓜分了属于中国领土的帕米尔。该协议规定，“英国和俄国在维多利亚湖（佐尔－库耳湖）以东的势力范围将以下列一线为界，该线从湖东端附近的一点起，南瓦根基达坂—1号2号界桩沿山脊延伸到该湖的纬线以南宾德尔斯基和奥尔塔－贝尔山口。

该线从这里沿上述纬线以南的同一山脊而行，当该线到达纬线以后，便沿该山脉的横向山岭下降，直至阿克苏河畔的克孜尔.拉巴特，如果该地位于上述纬线以南，则从这里再向东延伸与中国边界相接。如果查明克孜尔.拉巴特的位置是在维多利亚湖的纬线以北，则该线应划在阿克苏河畔位于该纬线以南的最合适地点，然后再按上述方向延伸”。

关于此项瓜分涉及到中国的问题，协议规定，“联合委员会将负责就能当场确定的有关中国边境情况的任何事实作出报告，以便两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以最适宜的方式，就中国领土边界限制在上述界限范围之内达成协议”。

实际上，英俄两国瓜分帕米尔之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中国清朝政府无力西顾。尽管如此，当时中国政府还是向英、俄进行了抗议和交涉。但是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王国边界条约》，却比清朝都不如，确认以双方实际控制线为划界依据。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儿主席”，自觉无颜见人，又想冒充一代雄主，做贼心虚除此下册，不惜自比暴君秦始皇，掩耳盗铃自称四个伟大，企图给蚂蚁国民洗脑。但是仅凭一件事情，就知道毛泽东甚至不如慈禧妖婆，那就是他竟然把慈禧都不愿割让的瓦罕走廊，割让给了别人。毛泽东在斯大林死后十多年，打不一枪就把大片领土拱手让人，真不愧为是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甚至不如战败才会割地的慈禧妖婆。

【058、毛泽东是一把扫帚星】

（一）扫帚星原始

毛泽东是一把扫帚星，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但是这个基本常识却容易却人们忘掉。

所以有人赞他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救星，有人说他是千年不遇的妖魔鬼怪。

其实毛泽东不是什么，只是一把扫帚星星：

1、他是“男人”却不长胡子，

2，他打遍天下无敌手，但一旦死去就烟消云散了。

3，毛泽东思想是“扫帚星宣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4，扫帚星的学名是彗星，毛泽东就是彗星，所以他就是靠一个名叫“杨开慧”的女人开始进入如上流社会的。开慧这个名字的历史作用，就是“开发了彗星毛泽东”。

5，彗星以其拖拽长尾而得名扫帚星。汉族民间传说扫星主扫除，见则有战祸，或天灾。现代理解成将会带来灾难或厄运的人。

6，扫帚星的名称，原本主要针对女性而言。例如帮助文王兴周的姜子牙的妻子（马氏要求姜子牙休了自己，后姜子牙发达后上吊自杀。所以只能算是前妻）马氏就被封为“扫帚星”。但毛泽东没有胡子，所以他是一个变形扫帚星。

7，扫帚星得名缘由以后拖拽长尾而得名，寓意将会带来灾难或厄运的人。

（二）扫帚星引申

1，封神台上的姜子牙封马氏为“扫帚星”后世均目为晦气女子的象征。

2，古代命理学家认为铁扫帚是个凶星，女人命中犯了铁扫帚最为不吉，克夫再嫁，乖背破家。根据披廨老人的口传，男命同女命一样，命犯铁扫帚也不吉。

3，基本属相：

凡是以下属相的男女，犯铁扫帚：

申（猴）子（鼠）辰（龙）：男出生在正月女出生在十二月

亥（猪）卯（兔）未（羊）：男出生在二月女出生在八月

寅（虎）午（马）戌（狗）：男出生在四月女出生在七月

巳（蛇）酉（鸡）丑（牛）：男出生在六月女出生在九月

铁扫帚也有吉凶之说。生在上午的人，命犯铁扫帚是把家财向外面扫，越扫越穷，才是真正的不吉；生在下午及晚上的人，命犯铁扫帚，是把外财向家里扫，越扫越富。

对于女命来说，犯了铁扫帚是夫家所忌讳的。披廨老人说：当女方出嫁之时，在娘家凑足“五谷”，让陪同出嫁的送客随身带到夫家大门口抛在地上，新郎递给新娘一把新扫帚，让新娘把“五谷”扫进院内，然后用红布包起来，放在夫家的柜子里，以示旺家。

五谷，五种不同的粮食。例如：小米、大米、玉米、小麦、高粱，豆类等等。

如此看来，扫帚星毛泽东的生日大有问题，他很可能不是生在1893年12月26日的。

（三）彗星科普

定义

彗星除了离太阳很远时以外，彗星的长长的明亮稀疏的彗尾，在过去给人们这样的印象，即认为彗星很靠近地球，甚至就在我们的大气范围之内。1577年第谷指出当从地球上不同地点观察时，彗星并没有显出方位不同，因此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它们必定远离地球。每当彗星接近太阳时，它的亮度迅速地增强，对离太阳相当远的彗星的观察表明它们沿着被高度拉长的椭圆运动，而且太阳是在这椭圆的一个焦点上，与开普勒第一定律一致。彗星大部分的时间运行在离太阳很远的地方，在那里它们是看不见的，只有当它们接近太阳时才能见到，大约有40颗彗星公转周期相当短（小于100年），因此它们作为同一颗天体会相继出现。

发现

公元1066年，诺曼人入侵英国前夕，正逢哈雷彗星回归。当时，人们怀有复杂的心情，注视着夜空中这颗拖着长尾巴的古怪天体，认为是上帝给予的一种战争警告和预示。后来，诺曼人征服了英国，诺曼统帅的妻子把当时哈雷彗星回归的景象绣在一块挂毯上以示纪念。如果用中国思想来解释，这就是扫帚星横扫一切的结果。

中国民间把彗星贬称为“扫帚星”、“灾星”。像这种把彗星的出现和人间的战争、饥荒、洪水、瘟疫等灾难联系在一起的事情，在中外历史上有很多。

典型的彗星由彗核、彗发与彗尾这3个部分组成。彗核由比较密集的固体质点而组成，周围里云雾状的光辉便是彗发。彗核与彗发合称做彗头，其后面长长的尾巴称彗尾。此扫帚形的尾巴，并不是生来便有的，而是在接近太阳时，因受到太阳光的压力而形成的，因此常背着太阳的方向延伸出去。而彗星的体积，太阳系里面随便哪一个行星，都没法和大彗星相比较，闻名的哈雷彗星，它的彗星部分直径便有57万公里。有记录的最大的彗星，其彗发部分直径长达185万公里，至于它的长度，最大的，自头到尾竟然长达几亿公里。当然宇宙空间有很多彗星，可绝大部分全是小彗星。

史料记载

在《天文略论》这本书中介绍西方科学近代太阳系学说时，书中写道：“天文之学，由来久矣，然古人皆谓天圆地方。”此“古人”当包括中国人，“天圆地方”明显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在介绍彗星时，书中写道：彗星为怪异之星，有首有尾，俗象其形而名之曰“扫把星”，同时与“扫把星”类似的词语还有“扫把佬”“扫把眉”“扫把头”等。

相关报道

欧洲航天局“罗塞塔”彗星探测器的成功发射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彗星又被称为“扫帚星”，它吸引人类的“魅力”何在呢？“罗塞塔”所要观测的是一颗什么样的彗星呢？“罗塞塔”将要探测的彗星名为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是以1969年发现它的两位原苏联天文学家的名字命名。它是一颗围绕太阳运行的彗星，彗核直径约为3到5公里，围绕太阳飞行一圈的时间约为6年零6个月。

预计这颗彗星运行到距离太阳约5亿公里的最近点后，其冰冻表面开始蒸发，扩散出的气体与尘埃会构成长长的彗尾，它的彗尾可延伸数万公里，当彗星被太阳照亮时，地球上人们肉眼可见的“扫帚星”便出现了。

天文学家认为，彗星是由太阳系诞生初期的物质构成的，由于它自身温度极低并处在温度极低的宇宙空间，因此太阳系诞生46亿年来，彗星几乎始终保持着形成初期的状况，对彗星的研究将有助于人类揭开太阳系形成之谜。一些彗星上可能有外来的有机成分，而数百万个有机分子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聚合物，进而可能形成生命所必需的蛋白质、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分子。因此正如欧洲航天局专家所说，探测彗星可有助于释解地球上生命的起源。

此外，彗星撞击地球会引起灾难，地球上的水也可能来自彗星。因此，研究彗星也将有助于揭示这些长期困惑人类之谜。探测彗星的本质及组成成分，还可了解太阳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成分。

（四）结论

扫帚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毛泽东之谓也！

【059、毛泽东是一个民族英雄吗】

《苏联解体后披露出的朝鲜战争真相，令人震惊！》（维基解迷2019年11月26日）报道：

编者语：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影响深远，虽然三年后签订了停战协议，但60多年过去了，问题并没有解决。而对于战争的起因和评价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随着苏联解体及部分档案的公开，一些真相浮出了水面。

战争爆发前一年发生的相关关键事件

先请看当时在中苏美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来龙去脉。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动身访问苏联，主要目的是签订中苏新条约。因为事先有过充分沟通，毛泽东对拿回中长铁路和旅大港信心满满，用他的话说是条约要“既好看又好吃”。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刚到苏联第一天会谈就直奔主题，讨论签订新条约的事，但斯大林突然抛出雅尔塔协定作为理由给顶了回去，然后就一直把毛泽东凉在一边。

斯大林向毛泽东解释说:1945年的那个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定》签订的,而苏联正是通过《雅尔塔协定》才在远东得到了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和中长铁路旅顺口以及蒙古这个战略屏障等。

如果改动经过美国和英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的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经过慎重考虑后,苏联才“决定暂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

对此变故，毛泽东感到非常意外和失望。但很快他就又列出了包括条约的一系列项目，要求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12月24日，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但这次斯大林对条约根本就不予理睬。

美国对当时状况了如指掌，及时伸出了橄榄枝。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称：“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中，美、英、中三国元首申明他们的目的是使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台湾，归还中国。

过去四年来，美国和其他盟国也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进行掠夺的野心，也不准备以武装部队干预中国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准备采取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行为。”（对于美国总统拉拢中国的讲话，苏联的反应异乎寻常。1月7日凌晨一时,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在莫斯科紧急约见正在苏联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表一个给联合国安理会的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中国发表声明后,如果国民党政府代表继续留在安理会,苏联就采取行动,将拒绝出席安理会。）

美国人怕中国没注意到或不满足，过了几天的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题为《中国的危机》的演讲，除了指责“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外，公开称国民党不是在战场上被打倒的，而是被中国人民抛弃了，赤裸裸要拉拢新中国。

而且除了前几天提到的台湾外，这次把朝鲜半岛也作为价码抛出来吸引中国，声称远东防御圈不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苏联对此的反应更为激烈。当时斯大林要毛泽东发表一个官方声明反驳，苏联和蒙古也同时发表。据师哲的回忆，毛泽东问清楚了官方声明就是要外交部发表正式声明，却故意只让胡乔木以新闻署长的名义发表一个非官方的与记者谈话来应付。声明见报后，斯大林莫洛托夫都非常生气，把毛泽东找去责问，说这种私人性质的谈话“一文不值”。毛泽东却不予理睬，甚至要师哲收回为缓和僵持紧张气氛而请斯大林去住所做客的话，“不请他”。）

此前毛泽东为表示不满，闭门谢客拒绝外出参观等活动，并向苏联方面前来探访的人提到正在跟美国的盟友英国接近。

西方舆论对中苏关系现状也议论纷纷，英国报纸甚至说毛被软禁了。迫于这一系列压力，斯大林最终被迫让步，1950年元旦那天请毛泽东出面会见记者辟谣，并同意签订一个新条约。但当时苏联拿出的多个方案都只有一些象征性内容而无实质条款。

1950年1月26日，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向苏联提交了中国方面有关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协定的方案，这一方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联的方案。

据公开的前苏联部分档案，在一份斯大林批阅签名的文本中，中国提出的内容全部被斯大林划掉，并标上许多问号和惊叹号，斯大林当时的气愤可想而知。

1月28日，经过艰难紧张的谈判，苏联方面回复中国代表团，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但加上了一条：苏联有权自由利用中长铁路运兵和军用物资。对此，中国要求对等的利用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从东北至新疆自由运兵和军用物资。这不是要把刚割让的蒙古给包围了吗？这彻底激怒了苏方。最后这一条也基本上去掉了。

再看朝苏方面。

1月30日（注意这个时间，正是中国说要用西伯利亚铁路连接东北和新疆运兵），斯大林给驻北朝鲜大使斯蒂科夫发去一封密报：若金日成想就攻打韩国问题与我会面，我随时准备同他谈。请将我的立场转达给金日成，你要强调我已做好准备帮助他。我们希望每年得到2.5万吨铅。

当斯蒂科夫告知金日成斯大林的复电后，金日成兴奋异常，一再追问：斯大林同志真的同意攻打南部吗？在得到肯定回复后，他表示将在10至15天内，如约发出苏联要的铅。

2月2日，斯大林再次致电斯蒂科夫：叮嘱金日成，对攻打韩国、用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要绝对保密。电文中称：“无论是朝鲜的其他领导人，还是中国的领导人都不要知道，这是为了向敌人保密……”

两天后，金日成会见斯蒂科夫，要求将朝鲜人民军扩编，增到10个师，并请求提前使用1951年的苏联贷款，金额为7000万卢布。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金日成随即为再次访苏作准备。

而此前斯大林对金日成的野心是持完全相反态度的。

1949年，金日成受中国革命胜利鼓舞，也想统一全朝鲜，请求苏联支持。金日成、朴宪永两次强烈要求苏联军事援助，支持其对南朝鲜的进攻，但终为斯大林所婉拒。

当时斯大林告诫金日成：“南侵是不允许的。第一，北朝鲜人民军并未对南朝鲜军队形成真正的优势，人数上处于劣势。第二，南朝鲜还有美军，战事一发，他们要介入。第三，要记住苏美之间三八线分割协定仍然有效。如果我们首先违反，就不能名正言顺地阻止美国的介入。”

随后发生的事情：

1950年2月14日，中苏正式签订新条约。

1950年5月13日，在斯大林的授意下，金日成在开战前一个月才向中国通报情况，当时周恩来惊讶得不敢相信，当即中断会谈并向上报告，毛泽东当即紧急要求直接向斯大林证实。斯大林5月14日电报的答复是“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尽管电报中提到要征得中国的同意，否则要重新讨论，但以中国当时的地位，无能力也无理由阻止，只能无可奈何。

战争爆发后各方的表现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是从国外报纸中才得到这个消息，美国在第二天就采取了军事干涉行动，并且进驻台湾海峡，而苏联多次不出席安理会会议，导致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组成联合国军正式介入。

当时葛罗米柯提醒了斯大林：苏联代表应该参加安理会会议以否决任何不利决议。但斯大林却出乎意料地指示：苏联拒绝复会。然后就是北朝鲜在美国为首的强大的联合国军攻击下兵败如山倒。

1950年10月，对中国愿意出兵帮助金日成，但需苏联提供空军支援的的请求，斯大林以没准备好为由拒绝，说是要两个半月才能准备好，而且建议金日成去东北组建流亡政府。

1950年10月12日，周恩来在苏联黑海与斯大林讨论空军支援无果后，双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北朝鲜，让金日成及其政权和军队暂时退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去。

据此，他们分别正式通知了北京和平壤方面。10月13日，斯大林正式通知金日成说，中国人已经决定不出兵，金日成最好把他剩余的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来。14日苏联驻北朝鲜大使史蒂科夫报告说，他已经向金日成转达了斯大林的建议，金日成痛苦地表示他们将照此执行。中国几经反复仍然决定出兵，是毛泽东个人深思熟虑后坚持的结果。

动机分析及推理

白白搞丢一个朝鲜，这斯大林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从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得出，斯大林对于中共刚建国就逼自己归还中长铁路和旅大港非常不满——这是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唯一不冻港，是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支撑点，是沙俄自彼得大帝以来梦寐以求的战略要地，是苏联出动百万大军打败日本关东军用鲜血收复的失地，并且得到苏美英雅尔塔国际协定以及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确认。

苏联迫于压力已经一让再让，最后只要求保留使用中长铁路运兵和军用物资的权利，竟然仍然遭到新中国抵制，这使他极为愤怒。在自己手里不明不白丢失祖辈历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远东太平洋战略要地，他担不起这个历史罪责。

明的既然不行那就来阴的。

一边继续与中国谈新条约，一边马上一反常态秘密与金日成联系，支持朝鲜发动战争，特别嘱咐金日成要对中国保密。而且处心积虑提前退出了安理会。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促使苏联不得不发动战争，那就是美国当时以台湾作价码拉拢中国，后来怕中国不满意，又加码把朝鲜半岛这个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用来吸引拉拢中国，尽管这些都不是美国自己的东西。美国声称放弃朝鲜半岛，意思就是美国放弃南朝鲜而苏联也要放弃北朝鲜，这是将苏联的军，相当于是要把苏联挤出太平洋。

如果美国没有对苏联将这么一军，苏联即使失去中长铁路，却还保有朝鲜。以后让朝鲜成为苏联卫星国，苏联还是可进入太平洋，只是没有现成的优良港口而且还要另修铁路，不太方便。而美国这种方式的紧逼使苏联没有了退路，把苏联逼到了必须挑起战争的境地。

斯大林敢于破坏自己签署的雅尔塔协定，一反常态支持金日成出兵攻打驻有美军的南部，单方面逾越雷池，却在联合国会场和朝鲜战场均不出面或不直接出面，目的就是要暂时牺牲北朝鲜换自己重新进军东北的理由或借口。

让美国占领全朝鲜，苏联就可以名正言顺进军东北保护自己的中长铁路（记住，当时的中长铁路苏联是有所有权的）。然后再以中立者身份在联合国会场出面，以维护和平的名义要求美国遵守雅尔塔协定退回三八线。这样朝鲜并不会丢，也保住了苏联的远东太平洋战略要地，更重要的是使中国摆脱美国的拉拢，处于苏联的严格控制之下。

斯大林可谓老谋深算，但有一点他万没有料到，那就是新中国这个昔日的东亚病夫竟然敢出兵对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联军，尤其是在自己拒绝提供空军支援后还决定出兵，而且居然一开始就把联合国军打得落花流水，打回了三八线。按他的盘算，朝鲜在美国干预后兵败，金日成在东北流亡，美军兵临鸭绿江，威逼东北——新中国的工业中心。

在中国危急并无力御敌时，就会来求他苏联帮忙抵抗美国，或者苏联直接以保护自己的中长铁路为由强行驻军东北，使刚刚签订的归还中长铁路旅大港协议成为一纸空文，并使中国处于苏联的牢牢控制之中。

但是战争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不仅苏联没有驻军东北的借口，而且反而使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几乎超过了苏联，至少是再也不可能让朝鲜成为苏联卫星国了，等于苏联把朝鲜这个进入太平洋的跳板也丢掉了，完全失去了远东太平洋，相当于被赶回寒冷的低纬度地带。

对几个流行观点的辨析批判

1、中国出兵是苏联要求的吗？

有人说，中国出兵是苏联要求的，是因为中苏签订了同盟条约，苏联是为了考验中国，中国出兵苏联才放心等等。其实，苏联所谓要中国出兵只是为了应付朝鲜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的。中国出兵是出乎苏联意料的节外生枝。

首先，从军事角度看，朝鲜半岛是一个狭长地带，当时北朝鲜军队长驱直入孤军深入，其两侧后方非常空虚。在美国已经军事干涉后，这是一个明显的严重问题。如果说金日成没有军事头脑看不出来，苏联那么多将军元帅军事顾问必定明白。中国多次指出美军有在仁川元山等地登陆的危险，甚至几次向朝鲜和苏联表示可帮助防守，否则朝鲜人民军只能大踏步后退。

金日成向斯大林请示，斯大林不理睬，竟然说朝鲜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相信朝鲜一定能挺住并取得胜利，致使美军顺利实施了仁川登陆。当时金日成也发牢骚，说为什么南边可以让别人来帮忙，为何北朝鲜却不能让中国帮助。等到美军已经呈现绝对压倒优势，金日成迫不得已直接向中国求助后，斯大林才不得不也做做样子要中国出兵支援。由此可见，苏联开始根本就不愿意中国出兵。

其次，在美军横扫朝鲜半岛，局势已经非常不利后，前面也提到，因空军支援问题谈不拢，中苏双方10月初在苏联黑海讨论后已经决定中国不出兵，斯大林当时就迫不及待通知金日成去东北建立流亡政府，这才是苏联的真实意图。苏联说空军需要两个半月准备，纯粹是一个借口。

因为早在抗日战争初期，苏联政府就曾派遣过志愿空军在武汉、重庆、南昌等地上空同日本空军作战。朝鲜战争是苏联自己挑起的，而且战争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月了，苏联空军却还再需要两个半月准备，这根本就说不过去，刚刚打完二次大战的苏军怎么可能要这么长时间准备。

别说是两个半月，再过一个月朝鲜就亡了。斯大林说的两个半月准备，那就是要到12月底，正好跟麦克阿瑟当时计划的结束战争回家过感恩节在时间上惊人地一致，等于是战争已经结束了，苏联空军才准备好。

毛泽东得知没有空军支援后，仍然坚持要出兵，要求苏联尽快按承诺的不短于两个半月出动空军支援。在得知中国仍然决定出兵后，斯大林再次指示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

得知这一消息的毛泽东于17日再度紧急将彭德怀和高岗召回北京，并推迟了部队入朝时间。当然，毛泽东最终还是和彭德怀等达成了一致，必须出兵。

苏联不提供空军配合支援，就是希望中国知难而退不出兵，万一出兵也必败于美国为首的强大的联合国军。而毛泽东几经反复仍然坚持出兵，极有可能是他作为当事人早就洞察到了苏联发动战争的意图，只是不便说出来而已。

2、苏联发动战争只是为了获得韩国的不冻港吗？

有人分析说，斯大林挑起战争，只是为了得到可以替代旅顺大连的韩国不冻港。但这不能解释苏联在战争开始后的一系列消极作为，尤其是故意不行使否决权制止美国干涉。因为中国内战现成的例子摆在那，有充足理由。而且真想要得到韩国的不冻港的话，就应该提供充足的武器装备和人员，出动志愿空军协同作战，这样的话早就把韩国拿到手了。前面说过，苏联出动志愿空军是有先例的。

其实就算得到了韩国不冻港，意义也不大。因为没有了中长铁路这个陆上通道将苏联本土与港口连通，港口和舰队都有危险。

当年日本就是看准了俄国铁路运输还没准备好，抓住机会提前发动日俄战争，以少胜多打败俄国港口守军及其太平洋舰队（包括不远万里前来增援的舰队），夺得了旅顺口及南满铁路。如果当时俄国铁路准备好了，日本根本就没有胜的可能。

正是鉴于历史上血的教训，斯大林在中苏谈判中多次退让后，最后提出唯一要求——保留使用中长铁路运兵和军用物资的权利。所以，2400公里的中长铁路才是关键，对中苏双方都是生死攸关。这是苏联的底线，而新中国也志在必得。

3、苏联是判断失误，以为美国不会或来不及干涉吗？

还有分析说，斯大林误以为美国放弃了南朝鲜，以为美国不会或来不及干涉，所以发动战争。根据就是前面提到的美国在1950年初宣布防御圈不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其实美国这时候这样说是大有深意，因为当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因受冷落而大发牢骚，美国说的不包括台湾和不包括朝鲜半岛都是为了向中共示好，想拉拢新中国。

前面提到，苏联对美国的拉拢动作均作出了激烈回应。所以对这种背景下的外交辞令，作为当事人的斯大林，绝对不会得出美国会无缘无故主动放弃南朝鲜的判断。

不过，金日成是局外人，不明白美国人说这话的真实含义和前提条件，他天真地以为美国放弃南朝鲜了。而斯大林正好利用这一点误导金日成，信誓旦旦地说要帮助金的统一大业，让北朝鲜以卵击石去攻打驻有庞大美军顾问团而且就在骄横的麦克阿瑟眼皮子底下的南朝鲜。

打个比方说明为什么不可能出现误判。假如有两巨无霸公司A（美国）和R（苏联），都想揽下一个破产重组公司C（中国）的业务，而公司C已经表示明确意向并跟R公司在谈，A公司不甘心，而且发现他们谈判时正在争吵，觉得机会来了，两次提出优惠条件（放弃台湾和朝鲜半岛）争取公司C回心转意，但公司C不为所动，只是利用公司A开出的优惠条件作为自己的筹码逼公司R多出价，最终仍然和巨无霸公司R签订了满意的合同。显然，三个公司都清楚，在合同正式签订后，那个没有拿到合同的巨无霸公司A开出的优惠条件就不存在了。

4、中国不应该出兵吗？

还有人说中国不应该出兵，说什么得罪了美国，耽误了解放台湾，导致被封锁等等。

中国如果不出兵，而且和美国说好话拉关系，那会怎么样呢？首先就是北朝鲜的残余部队会呆在东北抗美（而且其中有原四野的三个朝鲜族师的残余，算得上地头蛇），形成国中之国。然后苏联必然会以保护自己的中长铁路为名驻军。

最好的结局，苏联驻军东北后，美国在苏联的要求下妥协并退回三八线，东北、北朝鲜及中国东海等都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而最坏的结局，类似当年在东北搞日俄战争之类的悲剧可能又会重演。当然，美国后来也有可能意识到了苏联出兵东北的可能性，所以也不敢再出全力，担心是为苏联作嫁衣裳，最后甚至将不懂政治、一心要逞强来捍卫自己荣誉的麦克阿瑟赶走。

中国示弱不出兵还有一个可能结局，那就是，美国如果不向已经成功驻军东北的苏联妥协，而是支持蒋介石政权占领南部中国，美苏可能会再来一次雅尔塔式会谈重新瓜分中国。中国的“满、蒙、回、藏”在美苏的主持下独立，国共两方以长江为界分治，中国成为四分五裂的彼此敌对的多个国家。这将比一分为三的印度更惨。

所以，中国不出兵或者不是一出手就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后果都将是非常严重的。很多人受意识形态干扰，看不清事情的实质。国内一些专家教授竟然也说毛泽东坚持出兵是出于革命狂热性，纯粹是信口开河。

正是朝鲜战争胜利对国际上及新疆西藏等分裂势力所产生的巨大震撼力，才使中国得以保全不被肢解，才使中国有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

5、中国没有抓住停战机会及早停战是错误吗？

还有人说中国没有及时抓住停战机会，使战争白白拖了更长时间。这也是一种浅薄见解。

一开始美国的停战谈判，因为它受不了了，却多次妄想通过停战谈判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中国却是越战越勇，更不会导中法战争的覆辙。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就象是武林高手玩乾坤挪移大法，一手把苏联的内功接入自己体内，另一手打击美国。相当于是借苏联之力借朝鲜的地盘打击美国，而中国的内功在战争中却得到了极大长进。所以对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当然不愿意住手。最后是美国被打得受不了，各种手段用尽无奈被迫停战。而中国却抓住苏联继续吸取内力，最终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6、中国抗美援朝是一边倒是不好的吗？

朝鲜战争时中国不存在选边站，中国是为自己而战。中国抗美援朝不仅是表面上的抗美，还有暗地里的抗苏。

抗美援朝极大地激发了国内人民的自信心和热情，生产力突飞猛进，中国经济得到飞速恢复和发展，土改剿匪等各项工作都能顺利推进。西藏新疆等国内外分裂势力都受到极大震慑。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更是今非昔比。

至于一边倒，不如称为“一边倒”，这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战略选择，是非常明智的。如果倒向美国或想左右逢源，那就想都别想有可能让苏联签订归还中长铁路旅大港的协议。这样的话，中国的内海就会被苏联等外国势力控制，那就必然会亡国被肢解，明清亡国都是因为内海被敌人控制。

不仅如此，一边倒还有一个好处。打个比方，一边倒是相当于找当世武林两个高手之一学艺。苏联这个高手就在身边，表面臣服换来学习的机会。如果保持中立你能学到艺吗？难道美国苏联争相向中国传经送宝？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利用甚至制造两高手之间的矛盾，使其中之一对自己无所保留地传授技艺才是最高谋略。这只要对比中国和印度的工业化和发展水平就清楚了。

7、中国刚建国就逼讨中长铁路旅大港没必要吗？

为何在刚建国有求于人时，毛泽东要逼苏联归还中长铁路和旅大港？而与之类似的英国控制的香港却故意不收回？个人认为，不收香港是因为英国与香港远隔重洋，香港跑不出中国的手掌心，暂时留给英国可以起窗口桥梁作用。而中长铁路和旅大港却是苏联的西伯利亚连接太平洋的战略枢纽，苏联本土通过中长铁路与旅大港连通中国内海及太平洋并形成一个天然有机整体。

另外中长铁路也是刚被割出去的蒙古唯一可以不依赖中国的出海通路。

不赶快拿回来尤其是不卡住中长铁路，苏联势力进入中国内海并在东北扎根，别说是蒙古必然依附苏联而不是中国，越来越远离中国，中国东北等地也会跟蒙古类似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太平洋舰队将在中国内海游弋，等于是苏联控制了中国的内海。而失去内海控制权是注定要亡国的，明清朝都是失去内海控制权十年内亡国。

如果不是毛泽东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建国第一件事就是坚持要收回东北权益，并力排众议毅然出兵抗美援朝；如果不是英勇的志愿军用鲜血生命保住了朝鲜，中国早已经被肢解，中华民族危矣

战争的后续影响

朝鲜战争胜利后，近两万苏联侨民也被“热烈欢送”走，苏联势力被驱除出东北。战争结果使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几乎超过了苏联，等于苏联把朝鲜也丢掉了。赫鲁晓夫为挽回局面，防止中国倒向美国，只能加大投入，全力援助中国建设。然后试探性地提出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基地，妄图长驻中国内海控制中国并辐射太平洋，却被毛泽东断然拒绝。

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只能退回海参崴被敌对的日本韩国天然封锁，其航母因无立足点而消亡。有了朝鲜这个屏障，中国内海的安全得到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初步完成工业化，实施了联美抗苏的“远交近攻”战略。如今，苏联早就在中美苏“三国演义”中被整垮了。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自隋东征惨败以致王朝覆灭，唐灭高句丽成就盛世，明清抗日扶朝，民国无朝鲜屏障而失东北，到共和国抗美援朝。朝鲜半岛的易主与中华的兴盛已紧密相联。

毛泽东的援朝决策维护了中国的独立与安全，抗美援朝是对苏关系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直接对手毫无疑问是美国及其盟国，但是从获得战果的角度看，更是对苏的一场胜利。

为什么会有朝鲜战争？我看这就是斯大林针对中国的一个阴谋。当时的情况是苏联主要在欧洲方向与美国对抗，如果远东发生美国不能不打的战争，那就意味着在欧洲减轻苏联的压力，恰恰金日成雄心勃勃要统一朝鲜半岛，有人自愿当炮灰斯大林真是求之不得。于是，朝鲜战争爆发了。

值得注意的是，发动战争之前，金日成并没有征得中国同意，也就是并没有指望中国支持，尤其是出兵支持。这是为什么？只有一种解释，他在斯大林那里获得了支持的承诺。无论金日成还是斯大林，都不会真的以为美国会在南朝鲜政权面临生死危机的情况下不进行干预，同样也不会自信到以为朝鲜人民军可以独立抗击美军。

发动这样一场战争，金日成至少应该得到中国或者苏联至少一方的出兵保证，既然没有事先和中国沟通，当然是在苏联得到了保证。但是当美国出兵干预，人民军被基本打垮，北朝鲜政权也面临被迫流亡的危急时刻，苏联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出兵。同时却要求中国出兵。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的用心之深：北朝鲜只是一个过河卒子，牺牲不牺牲问题不大，不要说用它牵制美国一个车，就是一个马一个炮，甚至一个象也划得来。最重要的是，通过朝鲜战争，准确说是通过朝鲜战败，控制中国才将是苏联最大的收获。

这样说有根据吗？当然有。当时的情况是，通过二战，苏联使外蒙古独立从实际上的变成了法理上的，而且实现了重新驻军旅顺口、掌握中东铁路这个梦寐以求的目标。中国内战中，在中共解放全中国已经没有悬念的情况下，斯大林要求毛泽东不要过江，显然一个分裂的中国更符合苏联利益，因为“北中国”肯定要严重依赖苏联，至少苏军可以常驻东北。

共产党胜利了，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新中国提出了苏军撤离的要求，斯大林没有理由不答应，于是双方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及大连的协定》，规定“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费了那么大的劲，只占领短短几年，斯大林能甘心情愿？但是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不情愿也没办法，除非有让苏军非继续驻下去不可的重大事态，朝鲜战争就是这样的事态。

果然，1952年的撤军期限在朝鲜战火中到来，中国不得不要求苏军延长驻军期限。斯大林当即答应：“这是可以的，但动议应由中方提出。在旅顺我们是客人，我们不便提这种问题。”帮你们守海疆，多勉为其难啊。

1950年秋，建国刚满一年的新中国不得不接过了斯大林亲自烤好的热山芋——朝鲜战争。两种选择：出兵，或者不出兵。

不出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不复存在，金日成等很可能以中国东北为流亡地，长远很可能成为中国的一大问题。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美军将驻扎在鸭绿江对岸，对我国形成强大威胁，甚至不排除骄狂的麦克阿瑟越境追杀朝军，将战火燃烧到中国境内。

这样虽然美国还不至于冒着与苏军直接交战的风险，入侵中国，就是隔江对峙也是巨大的威胁，中国将不得不允许苏军长期驻在旅大甚至整个东北，因为保护铁路是一个很说得过去的理由。

这在中国才真正是不可承受之重，要知道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主权的不完整，至少在历经百年磨难的中国人看来是如此，而日本当年正是凭借在旅大驻军和掌握铁路大动脉发动了918事变的，殷鉴未远，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不会不想到。就是说，不出兵等于未战而败。

出兵，无非胜败两种可能性。败了结果其实和不出兵基本一样，只是多一些伤亡和物资损失。胜了那红利可就大了，这在后面再说，现在要说的是，当时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会相信中国有胜利的可能性。

也难怪人家看不起，百年以来中国军队在对外战争中实在乏善可陈，不要说八国联军进北京的陈年往事，就是抗日战争，尽管艰苦卓绝，作出重大牺牲，但是也没有美军和苏军那样歼敌破国的辉煌战绩，以至于日本投降了还要请苏军来解放东北。解放军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但那是内战，在人家看来也就是一个劣等民族的两支军队比谁更劣等或者谁不那么劣等。

想象一下巴西人看中超比赛，大概苏联和西方当时也就这种心情。实际情况也不妙，朝鲜人民军的主力也就是原来四野的146、156、166这几个师，不是已经被美军打得一败涂地了吗，留在中国的共军又能强到哪里。

美苏实际都希望中国失败，因为那样他们将各有所得。所以，当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时，斯大林不准苏联代表出席及运用否决权，从而默许了“联合国军”的组成及入侵朝鲜，这明显就是要借别人的手打垮中国，逼着中国成为他的附庸。

感谢英勇的志愿军将士，感谢伟大的彭德怀元帅，尤其感谢那些长眠在异国土地上的英烈，我们打赢了这场被人强加的战争，这不仅仅是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打出了比较安定的鸭绿江边境，更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的耻辱。

知耻近乎勇，中国人民是知耻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八国联军在天安门广场阅兵的奇耻大辱，现在我们把十六国联军从鸭绿江边赶过了三八线，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可能还是贫穷的，但是我们不再是一个弱国。

我们既然能够帮助朝鲜保卫社会主义政权，当然更有力量保卫自己的国土，所以，无须劳驾苏军了，请走好。1955年，应中国政府要求，苏军撤离旅大。

此后赫鲁晓夫还不死心，又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建立长波电台，使毛主席勃然大怒，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现在看他们可能没有毛主席想的那样大的野心，但是他们触碰到了中国人最敏感的一根神经，这种敏感性俄国人和西方人都很难理解，但是这是历史造成的，也是一个历史现象。

1963年，本人赴大连读书，平生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牌子“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那种激动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不会完全理解。

谢选骏指出：这篇文章为毛泽东洗白，企图把毛“去毛化”（毛不是二毛子），甚至把毛描写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其实毛泽东是一个大汉奸，他出卖国家民族，不仅没有统一中国，还分裂了中国，把中国大陆沦为斯大林的卫星国、苏联的次殖民地。相比之下，是蒋介石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让中国挤入了五大战胜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蒋介石算得上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的败笔是没有收回蒙古，遑论琉球、朝鲜、越南。如果蒋介石敢于为了蒙古和苏联翻脸，就是一个民族英雄了！就算亡国也比得上岳飞了！只是他缺乏这样的英雄气概，结果不明不白地失去了大陆，还背上了历史的黑锅。毛泽东是一个民族英雄吗？当然不是。他比一个街头小流氓都不如，因为他不敢给格鲁吉亚土匪斯大林一刀。毛泽东是一个斯大林的走狗、中国民族的败类！

【060、毛泽东是一条纳粹狗】

《知古鉴今：纳粹如何用语言改变了德国人的常识》（徐贲 2020-06-16）报道：

《第三帝国的语言》终于在中国翻译出版了，翻译工作的不易与苦心，译者在书的后记中已经说了，不再赘述。相比起翻译，克莱普勒为写这本书固然在材料搜集和问题思考上耗费心力，但成文也许反倒不如翻译来得艰辛。这主要是因为原书是用德语写的，并且是为德语读者写的，无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对于今天的德国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能起到历史记录的作用，让年轻一代德国人不要忘记，德国人的日常语言曾经遭受过纳粹政权何等全面的控制和严重的败坏。对于其他国家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作用不止于此，所以不能拿它当一本与自己无关，只是历史知识的书来读。

中国读者对这本书会有与德国读者不同的读法，需要他们更积极地借助自己过往生活经验的联想。克莱普勒是一位语文学家。语文学观察的是日常语言的运用。他对德国纳粹时期的日常语言偏重于描述性的分析，但并未像一些研究纳粹宣传的著作那样把描述的现象归纳成基本的类型，中文本读者需要自己来补充这样的归纳，以便联系自己日常语言的词义、句法、修辞等诸方面现象。例如，宣誓动员的句式、最高级的滥用变成了一个实际上平常普通的形容词、贬义的说法变成了褒义、庄严用词的琐屑化、造出新词、起用老词、标语式的口号、时兴的名字、起导向作用的“掩饰性语言”，甚至还有标点符号的运用（如讽刺性的引号）。

美国历史学家格伦伯格（Richard Grunberger）在《12年帝国》（The 12-Year Reich）中称纳粹的语言是“扎进（德国人）下意识软肌肉里的渔叉”。渔叉是有倒刺的，一旦插进肉里，便难以拔除。克莱普勒只是告诉我们哪些带钩的渔叉插进了德国人的日常语言，也插进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由此形成的“常识”之中。他并没有为我们解释这些带钩的渔叉是用什么和怎么制作的，是在什么样的工厂或作坊里制造的。他是一位语文学家，也许他把解释的工作留给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者。

语言对纳粹统治下德国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克莱普勒说：“少数的个别人就在为全体人民提供着唯一通行的语言模式。是的，最终可能就是这个唯一的戈培尔，是他在左右着这个持有通行证的语言，因为他不仅比希特勒讲话清晰，而且在表述的经常性和规律性方面也胜过希特勒，特别是领袖越来越沉寂了。”今天，对纳粹宣传的研究（美国学者彼特沃克的《弯曲的脊梁》便是一个代表）让我们看到，纳粹的语言并不是由少数几个纳粹党魁发明，然后传授或强加于全体德国人的。纳粹的语言是在“宣传”的话语机制里生产出来的，它通过多种组织形式来贯彻政党的意识形态统治。《弯曲的脊梁》中对纳粹宣传及其政治组织机制的研究分析可以成为对克莱普勒语文观察的重要补充。

任何一个国家里，政治力量都不可能用一套新语言一下子替代人们习惯使用的日常语言。语言总是在更新的，但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成功推行一种与以前几乎完全不同的新语言，需要有高度组织化的机制，也需要有远远超过“少数个别人”的推动参与者。

谁是那些在纳粹组织化机制里的主要参与者呢？他们首先便是纳粹的精英。格伦伯格指出，纳粹的统治依赖于意识形态，而这必须要让纳粹党的语言成为国家的语言。纳粹取得政权之前，六千六百万德国人中有八十五万正式纳粹党员，每七十七个德国人中一个。纳粹执政后，党员人数最多时为八百万（总人口为八千万），达到了希特勒提出的德国人要有百分之十精华的要求。

纳粹党员是党的语言的主要使用者。使用这种语言是立场坚定、政治忠诚、思想纯洁的表现，也是在语言上表现出比一般人“进步”、“先进”、“有觉悟”的区别方式。普通人不仅仅是在读报纸和听广播时学习新语言，而且也是在不知不觉地模仿比他们先学会这种语言的邻居、熟人、同事和朋友。

纳粹统治的两大支柱是纳粹党组织和公务员。也就是官僚机构，用格伦伯格的话来说，“这两套有机组织是共生的，通常很难断定是谁寄生在谁身上”。官僚有机组织中的成员即便不是纳粹党员（精华），也是社会的精英。他们的工作语言便是纳粹党所使用的新语言。

这一套语言通过宣传、教科书和教师进入课堂，灌输给学生，教师对这种语言的意识程度当然会有所不同，但他们都知道，这是他们该用的语言，久而久之，便成为他们当中许多人自然运用或唯一能自然运用的语言。

德国教师是最善于与纳粹合作的职业人群。他们是最善于配合纳粹的，百分之九十七的教师是纳粹教师联合会（NSLB）的会员。1933年纳粹取得政权后，大批乘顺风船的人入了党，1936年纳粹停止大规模吸收党员。就在这之前，已经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教师联合会员是纳粹党员。

教师联合会中的党员人数是纳粹公务员联合会的将近两倍。担任纳粹党政领导干部的比例更高，教师是百分之十四，而公务员则是百分之六。在纳粹党高级干部中，有七十六名区领导和七名大区领导是教师出身。教师所惯常使用的政治、道德说教和腔调对纳粹话语有很大影响。许多忠于党的教师在学校和基层组织中积极发挥作用，成为影响和教育学生的表率。

在普通人那里，语言改变他们的思想习惯和对日常事务的合理性判断。《第三帝国的语言》向我们揭示了纳粹统治下的“日常语言”与“常理”之间的联系，启发我们从语言与常理的关系去记忆并有所反思。“文革”也是“日常语言”和“常理”遭受严重扭曲的一个时期，而这一点还有待于研究者更充分细致的关注和记录。

几年前，我一次在香港开会，碰到一位研究“wg”问题的年轻研究生，偶尔提到了1968年毛主席向工宣队送芒果的事。那时候，大家把放久了已经腐烂的芒果煮成汤，举行分享的仪式。

当时，取芒果必须叫做“请芒果”，去书店买毛主席像必须叫“请宝像”，“请”是“文革”时专用于伟大领袖的特殊用语。这位同学从没听说过“请芒果”和喝芒果汤的事。她问道，“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她不能理解，“日常语言”和“常理”怎么可能被扭曲到这样的程度。

在我们经验之外的事，如果听起来太违背常理，就会觉得“离谱”，难以置信；即便相信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也难以理解为什么会那样，于是会将其判断为“不合理”。“合理”的“理”（sense），是与人的感官（senses）经验联系在一起的。

人们平时说的“离谱”或“不合常理”，指的是与日常生活常识相违背的事情，因此特别荒谬、荒唐、滑稽、可笑。按照“常理”（或“常识”），人怎么会把腐烂的芒果煮成汤，欢天喜地地分而食之呢？又为什么会因此觉得无比幸福、快乐，无上荣光呢？人类对腐烂的食物有自然排斥的本能，在生理上有自然感觉到的“恶心”，这是常理，也是常识。但是，语言可以改变人的常理和常识。喝芒果汤是领受“毛主席的恩情”，谁要是不喝，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样的语言改变了“烂芒果汤不能喝”的常理。

一个人喝烂芒果煮成的汤，陶醉在幸福之中，他并没有完全失去原有的常理意识（他并不会因此去喝其他烂水果的汤），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接受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常理的扭曲（自愿不自愿是另外一个问题），而这种接受则是在语言的影响和作用下发生的。

语言甚至还造就了一种代替原先常理的“新常理”，例如，毛主席理应受到人们的无限崇拜。他伟大、英明，一举一动都具有神圣的意义，对他的崇拜，形式越极端，越匪夷所思，就越能显示出“忠心”。我在农村插队时，村子里有一位妇人脱光了上衣，把领袖像章别在胸前的皮肉上表示忠心，一面还见人就问，你敢不敢。她所夸耀的“忠”便是改变常理（像章不能别在人的皮肉上）的语言。

早在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就已指出，人的常理与日常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一致的。他认为，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觉是获得关于生活世界的直接知识来源，一般人的日常想法都是以这种知识为依据的，而他们所使用的日常语言（称为“普通语言”，ordinary language）则是他们日常想法的反映。

里德关于日常语言与常理、常识有所联系的观点也影响了后来的语言哲学家（如George E. Moore和John L. Austin）。里德讨论的是一种“感觉”（senses）不经中介解释而与“平常语言”（ordinary language）发生的联系，他有时也称之为“粗鄙之人的真实想法”。

里德无法预料到的是，形成日常语言与常识的这种关系并不一定需要经由长时间的自然过程，而是可以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由极权统治通过宣传的人为机制来有效而成功地完成。

我们平时所说的“常识”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人类与生俱来、无须特别学习而得的思维能力、判断力，或是众人接受、无须解释或论证的意见观念，即“寻常见识”。

里德所说的便是这样一种常识，它是由人的经验感觉而来的知识，不需要经过什么解释，任何一个粗鄙之人都能对真实有所知觉，卑之无甚高论，多为这种常识而已。例如，一个事物不可能同时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整体的某一个部分不可能大于这个整体；是风调雨顺就不是天灾，在风调雨顺年头挨饿，原因不是自然灾害。

常识的另一个意思是指普通社会中，一个智力正常的人所应有的知识，即“普通知识”，这种知识不是直接从经验感知而来的，而是已经经过某种“解释”，如生活小常识、健康常识、职场法则、育儿常识、两性知识、法律常识，当然还有公民常识、政治常识、处世之道的常识等等。

在极端境况下，日常语言的改变可以改变的往往是这种“普通知识”意义上的常识。例如，“大跃进”、“放卫星”一旦成为日常语言，亩产万斤也就成了新的“常识”。政治正确的“日常语言”不断在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普通知识代替传统的常识，以此不知不觉地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阿伦特在《理解与政治》一文中指出，常识是一种人用以进行判断的依据，当人不能将判断的依据“诚实地运用于核心政治问题”时，一般的常识判断也会失效，这是因为，“人们生活在一个颠倒了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靠着遵循那些曾经是常识的规则来辨明方向”。

常识不只是一个人独自通过感官经验获得的直接知识，而且是与他人的一种联系形式。

常识的拉丁语是sensus communis，也就是共识或群体的想法。人没有常识，就不能与他人作出相同的判断，就会有古怪的想法。在常识失效之前，谁主张“亩产万斤”，一定会被人看成是没有常识，头脑出了问题。相反，一旦人人主张亩产万斤，亩产万斤就成了“常识”，与之不同的想法便成为异类，不是“古怪”，而是“落后”。像“落后”这样的说法便是影响和改变人们思维方式和常识判断的新语言。

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所讨论的“学生的品德评语”就是阿伦特所说的“常识失效”的一个例子。德国人很注重个人的“品性”，从道德常识来说，一个人不说谎、不出卖朋友、不残害或杀害别人，就是品性好。但是，从纳粹德国的普通知识来说，可以允许为纳粹事业而干出这样的事情，不但允许，还要表彰。这样的思维方式主导着老师为学生所写的“品德评语”，这时候，他们以前的道德常识便失效了，而这种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克莱普勒写道，“就在（一个老师）用‘品性上’这个他最喜欢的词的时候，他帮助了纳粹的一个新词义继续传播（跟现在新时代的追随者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样）。

对于纳粹教育学来说，一切都完全取决于思想，取决于他们的学生拥有未经歪曲的纳粹主义。所以，思想在所有的、每一个方面都放在决定性的第一位，比任何一种能力培养和实际运用能力、所有的知识都更受重视。

从学校的语言里，从考评证书和毕业证书的要求里，我为自己找到了这个新形容词流行的原因；评语‘品性上良好’，这就意味着：无可指摘的纳粹思想。”

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在二十世纪初就曾提出，语言形态制约人的思维的形式，他说，“每个语言的背景体系（即语法）不仅仅是概念的加工工具，其实，它本身的形态就规范了概念的形成”，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在头脑中形成的关于客观世界的图像是各异的”。

深受这一观点影响的美国政论家、经济学家、语言学普通语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切斯教授（Stuart Chase）在《语言如何塑造我们的思想与现实》一文中指出，语言有三种功能：第一、与他人交流；第二、与自己交流，也就是思考；第三、形成一个人的整体生活观。后面两种功能特别体现了语言对人的思想和现实观念的塑造作用。

克莱普勒让我们看到的是，纳粹统治曾经如何在语言的三种功能上灾难性地改变了无数德国人的思想方式和现实意识。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畏畏缩缩，说话时连“文革”都要用“wg”来代替，所以我们思考的时候决不能拘泥于他。有人说毛泽东很有个性，其语言影响了千百万华人……不过就照上面所述看来，毛泽东现象也没有什么稀罕的，他的所作所为希特勒都干过，他对中国人的影响也不多过于希特勒对于德国的影响。按照类似的情况，希特勒对德国人的影响，列宁早就发挥在俄国人身上了！如此看来，毛泽东不过是条纳粹狗，正如希特勒不过是一条列宁的狗——尽管他用种族斗争代替了列宁的阶级斗争。正如毛泽东用“黑五类”代替了“犹太人”、“红卫兵”代替了“党卫军”。

【061、毛泽东是纵火犯】

《毛澤東為特朗普的美國上課——提防願意放火燒自己國家的領導人》（2020年11月22日大西洋周刊）报道：

1966年夏天，毛澤東——中國革命之父、中國共產黨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呼籲中國公民起來反抗他個人負責建立的政黨。龐巴德總部！

幾個月前，毛澤東的激進分子，沒有一個在共產黨的等級制度中擁有正式職位，一直在中國制度最高層流傳著關於反革命陰謀和反毛澤東團體的古怪陰謀論，而黨和國家是其中一體。由於無法通過北京黨中央高度官僚化、嚴格控制的媒體渠道來指責他們，激進分子在毛澤東的安靜敦促下，在遠離首都的上海一家報紙上發表了他們的說法。

在由此產生的造謠和影射中，政治重要機構，特別是大學的機會主義者變得膽大妄為，公開詆毀本來被認為是黨國正常運作的事情。1966年5月下旬，北京大學一位不顯眼的中層教授聂元梓公開指責北京大學的領導，以及北京市的共產黨領導，在當時從事反革命罪。然而，在這個類比通信的互聯網前時代，她在大學布告欄上發佈的指控可能毫無作用。然而，毛主席贊同這種誹謗性批評，命令在全國性的電台大聲朗讀，並在黨報《人民日報》上發表。

但正是毛澤東在8月5日公開宣佈，他呼籲炮打司令部，毛澤東呼應，現在正式把他的名字放在已經流傳了幾個月的陰謀論後面，宣稱從黨中央到組織最底層的同志都採取了反動資產階級路線，致力於推翻革命，並積極把"白色恐怖"強加於人民。毛澤東認為，國家生存的真正威脅不再是舊秩序的堅持——資本家、地主、儒家。也不是中國的前盟友，蘇聯。甚至不是國外最惡劣的帝國主義者，美國人。相反，威脅現在存在於共產黨本身的心臟，在今天称之為"深层政府"。

聽起來很熟悉嗎？

毛澤東津津樂道的混亂，沉醉於自己混亂的中心，呼籲年輕人站起來。起來，他們做到了。從1966年8月到11月，數百萬中國青年湧向首都，參加充滿感情的集會。手頭的小紅書，他們擠在天安門廣場，一睹主席的風采，陶醉於他的怨恨政治，並一致地吼叫著他們堅定不移的對統治的崇敬。"一萬年對毛主席！一萬年給毛主席！一萬年毛主席！

在他們新被膏為革命的救世主的角色中，年輕人和心懷不滿的人猛烈抨擊他們周圍的權威，手頭越近越好：教師、家長、工作場所的高級同事等等。事實上，在毛澤東敦促市民轟炸總部的當天，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高中的中學生——青少年——毆打該校黨委書記卞仲耘致死。在接下來的八周里，僅北京就將發生近1,800次此類謀殺。這還不包括自殺、毆打和所有其他嚴重傷害。

這僅僅只是一個開始。到1966年秋天到1967年，暴力在中國城市中轉移。一幫激進分子試圖奪取地方權力，但被維護現狀的捍衛者反擊，他們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戰。政府機構遭到洗劫和搶劫。黨的官員被束縛，羞辱，扔在暴徒面前，有些人從來沒有活著出來。工作場所、社區，甚至整個城市都陷入自相殘殺的戰爭，派系鬥爭派系，同事對同事、學生大怒，在許多情況下，家庭成員都轉向家庭成員。激進的公民闖入軍事軍械庫，掠奪物品，從而向全國近戰中注入自動武器、手榴彈和炮彈。僅僅幾個月，中國就從一個殭化的社會，到蒼蠅之王。雖然最終的死亡人數仍然模糊不清，但很可能有100多萬人喪生。

通過這一切，毛澤東沉溺於自戀之中，為他對民族的混亂而高興。當暴力開始蔓延時，主席在給妻子的一封信中以「天底下非常混亂——情況非常好」為名。五個月後，在1966年12月他生日的晚上，他舉杯祝酒：“為了全國全面內戰的展開！”

回想起來，毛澤東對混亂的崇拜，以及他對混亂造成的大屠殺的漠不關心，應該不足為奇。他專注於動亂，他的神聖暴力，以及他不斷準備點燃火花，可能點燃草原火，都明顯地出現在他的著作——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同樣明顯的是，他對停滯的內心蔑視，對專業知識的蔑視，他對官僚行政的厭惡，以及他對在受規則、法律和機構約束的情況下進行積極變革所需的努力感到不耐煩。

今天，經歷了這一時期的中國人——文化大革命——已經把一個教訓比其它任何教訓都清楚了：他們知道，社會所有看似不變的機構——規則、權威結構、社會等級、員警、軍隊，以及其他一切看起來如此可預測和無法改變的東西——都是短暫的，在一閃一閃的閃光中可以瓦解。他們知道，人類在社會生活中固有的所有抑制——對暴力的不情願、感到羞恥的能力、信任的意願以及情感對理性的從屬——都可以如此輕易地讓位於人類慾望的基點，尤其是在暴民和操縱領袖的背景下。文化大革命的見證人都知道，我們人類與自然狀態分離的，不過是一個薄薄的、脆弱的貼面。

為什麼這很重要？從一個層面來說，瞭解當代中國很重要。習近平今天可以宣佈他想要的一切"中國人民的偉大復興"。他可以遊行他的坦克，喚起他的公民的愛國熱情，並陶醉在勝利主義。但是，即使是最隨意的觀察者，也能夠辨別出這種京劇團結的另一面：消除潛在異見的強迫性願望，從而消除潛在的混亂，無論它潛伏在何處，無論是在未註冊的福音派基督教教堂、中國#MeToo運動、維吾爾族人民的文化和民族認同，還是香港市民維護其基本公民權利的願望。習近平提倡團結，但背後潛伏著恐懼，擔心和諧與力量的大廈隨時可能崩潰。

然而，這不是美國人應該理解毛澤東在1966年的所作所為的主要原因。我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學習中國，現在從事中國研究教授工作已經25年了。那段時間，我不斷被中國歷史的激烈、戲劇性和深刻悲劇所感動。我重視並受益於中國朋友、同事和導師的智慧。我同情他們生活中面對的特殊挑戰、艱難困苦和勝利。儘管如此，他們國家的經驗似乎總是如此明顯不同，並刪除我自己。也就是說，直到現在。

現在在美國，我目睹了一些我從未想過我會在家裡看到的事情，但那讓人不祥地回想起中國的經歷。我看到一位國家領導人公然拒絕最根本和最歷史悠久的治理機構，甚至拒絕接受權力的和平過渡。我看到一位國家領導人和許多公眾販賣關於國家公共機構的陰謀論，並公開考慮通過暴力和私刑行動解決問題。我看到各種社會領導人，包括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激起了社會內部怨恨和仇恨的火焰。我看到機會主義者和教唆者陶醉於他們違反規範的行為，擁抱混亂，享受自己在陽光下的時刻。呵呵，玩火和冒著燒毀房子的危險，是多麼誘人啊。

隨著時代的到來，特朗普拒絕承認，隨著對"非法"投票和欺詐的指控越來越可笑和種族化——如果上帝禁止，社會壓力加深到足以使暴力在街頭爆發，從而給特朗普提供宣佈叛亂的機會——我們的機構是否證明比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更脆弱？美國人作為一個人民真的比1966年中國人從那個將文明社會與自然狀態分隔開來的透明面紗中要好得多、更老練得多嗎？我想知道。

我們想聽聽你對這篇文章的想法。向編輯提交信件或致函letters@theatlantic.com。

EDWARD S. STEINFELD is a political-science professor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Thomas J. 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at Brown University. He is the author of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道毛泽东是一个纵火犯，却不知道为何中国可以星火燎原。我承认特朗普是一个流氓，但问题是这个流氓为何能够受到大众的欢呼。答案是——社会病入膏肓了！

【062、毛泽东思想造成高血压泛滥】

《沉默的杀手中国1/3成年人患这个病》（2017-10-28观察者网）报道：

中国35岁到75岁的成年人中，有超过1/3的人患有高血压。而这些患者中接受治疗的人数不及1/3，仅有约6%的患者病情得到控制。10月25日，国际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最新一期同时刊发了2篇有关中国高血压管理现状的最新研究。

在中国，中风是一个主要的致死原因，而高血压控制不利则是导致中风的重要风险因素。高血压病因几乎没有迹象和明显症状而被普遍忽略，因此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

这两篇针对中国高血压研究的文章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蒋立新教授带领团队进行调查研究后著成并发表。这两项研究是我国迄今覆盖最广、规模最大的高血压管理现况调查。

中国高血压的覆盖、意识、治疗和控制研究

其中一篇论文的调查来源于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该项目从2014年9月至2017年6月在全国31个省开展，累计筛查35-75岁城乡社区居民超过170万人，平均年龄为55.6岁，其中女性占59.5%。

研究结果显示，经过年龄、性别调整后，高血压检出率为37.2%、检出的高血压患者中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36%、22.9%、5.7%。

统计显示，在接受治疗但未有限控制的高血压患者中，81.5%的人都只使用一种药物。同时，知晓病情并接受治疗的患者的比例在不同的人群中也有显着差异。具有以下特征的人群对高血压认知和治疗的可能性较低：收入少，年龄小，男性，对此前心血管病缺乏认知，糖尿病，肥胖症，或者酗酒。

降压药物使用现状

同时发表的另一片论文调查对象则是中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的降压药物，是首次全国范围内的降压处方药调查。这也是“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及质量的综合评价”项目的一部分。

研究集中于3362家四种不同类型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城市地区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和农村卫生院。研究团队复印了过去一年的药房药品存储记录单和门诊处方等十大类原始文件，集中在国家心血管病中心进行信息提取。

分析结果显示各机构的降压药库水平参差不及，8.1%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没有任何降压药物，而配有所有4类降压药物的机构仅占33.8%。最广泛使用的降压药是钙通道阻滞剂，其中硝苯地平缓释片最常储备。

研究还显示，药物获得的难易还和基层医疗站本身的类型和所在地区的经济有关。乡镇卫生院最容易获得药物，而位于中国西部地区的乡村诊所和医疗站最难以获得药物。

此外，只有32.7%的医疗站储备高性价比药物（指南推荐的低价药品），但这类药物在高血压门诊处方中的使用比例仅为11.2%。而高费用药物往往优先于低价药先开给患者。

如何直面高血压挑战？

研究团队指出，中国需要一套普遍性的而非针对性的高血压治疗方案。“如果没有平行的措施来改善治疗，仅仅是教育和筛查是完全不够的。”

他们建议应该制定自上而下的方针，提供健康教育、免费的血压筛查、更多的可负担药物，以及普及预防高血压的方法。

针对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健康问题，党的十九大也重点提出了“健康中国战略”，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思想造成高血压泛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毛泽东自己患有高血压，就把“红光满面”当做健康的标志来广为宣传。老毛在文革期间命令自己的手下到处鼓吹自己可以活到120岁——诱骗年轻人放心大胆跟着他“革命到底”，结果这些年轻人不过两年就惨遭其毒手，被送到农村劳改，被基层干部尽情蹂躏去了。这些年轻人现在虽然也老了，但却牢记毛的教导，把肥胖肚子和红光满面当做一个饥饿年代无法实现的“中国梦”来予以追求，甚至造就了他们的儿孙也都成了中毛（红二代）和小毛（红三代）。大中小三号，加起来的三毛，使得中国的高血压患者总和，不得不成为世界第一。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无耻，造成中国高血压泛滥！

【063、毛泽东思想制造雾霾】

毛泽东是个文盲，不懂“人定胜天”是什么意思，于是凭借他那苗侗族人的一知半解，开始胡说：“人定胜天，就是人一定能战胜自然。”

但是，这里的天是大自然吗？人类这么多次想要战胜甚至改造自然，但是结果却导致了整个自然环境的恶化，如果这个天是大自然的话，人定胜天这句话是不是不合理的呢？

其实，“人定胜天”属于儒道哲学。古代指“人心安定，人人都能安守自己的本分，人类体现出的凝聚力和力量能够超越自己的天分。”

小学生都知道，虽说人乃万物之灵，但人类与万种生物一样，都是由大地母亲哺育，靠阳光雨露滋润，才获得生命和生存条件的。因此，妄谈“征服自然”、“人定胜天”，不仅贻笑大方，而且为所欲为的结果，只有破坏环境、遭受自然惩罚的危险。

而毛泽东这个不懂装懂的愚公，自欺欺人之余，利用其山大王的暴力，竟然妄图傻蛋移山，专门破坏中国环境。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雾霾遍地的中国，就是毛泽东“人定胜天”的样板——毛泽东思想就这样制造了雾霾。

网文《毛泽东思想》报道：

毛泽东思想是由毛泽东等人提出并在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政治、军事、经济理论，自称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以外广泛称为毛主义（英语：Maoism），但中国官方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中国共产党一直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术语。中国共产党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1981年后，中国共产党定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毛泽东思想的经济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目前已经不使用，而包括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文艺思想、哲学思想等多方面内容，则仍然存在于中国大陆的社会中，也影响了20世纪全球广泛地区。比较知名的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农村包围城市”、“兵民是胜利之本”、“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新民主主义”、“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人民战争”、“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三个世界”等。

形成和改变

中国国内首次用毛泽东的姓名来指称共产党的理论，是国民党反共理论家任卓宣（笔名叶青）1941年冬提出的“毛泽东主义”，之后延安理论家张如心在与其论战中亦沿袭了此词语。之后是邓拓和吴玉章。

毛泽东思想一词最早则是由王稼祥于1943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提出。在正式文件中，首次出现于1945年的中共七大，身为五大书记之一刘少奇的报告《论党》里。对毛泽东思想的首次系统论述也是该报告。中共七大首次规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1950年，史华慈首次提出了“毛主义”这一概念，并把它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这是国际学术界首次用领导人的姓氏来命名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1956年在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取消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一规定。1969年的中共九大党章又恢复了七大的规定，并称“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崭新的阶段”。此后，毛泽东思想一直被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此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再是中国官方定义的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三个基本方面：

实事求是：即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用客观实践检验真理；

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即要把方针要放在本国实际和本国人民力量的基点上，找出适合本国情况的前进道路。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2002年11月14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强调说明其群众性质，而中国共产党主张不将其看作个人成就，也就使中共在过往历史上曾多次提出过其属于群体的表态。

目前毛泽东思想仍是中共官方学说的一部分。但自1978年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已经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中国进行了经济改革，毛泽东思想虽然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并不包括毛泽东思想。

内容

毛泽东思想承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二者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在全球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根本基点都是唯物论与阶级论，否定有神论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强调人的阶级性和阶级斗争。

毛泽东思想与过去马列主义的经验相比，主要区别是：中国革命模拟俄国城市工人暴动失败，转而鼓动农民起来夺权，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到武装夺取城市，即“农村包围城市”。具体实施办法，一、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支部建到连上，实行党指挥枪，统一思想，整肃异己，形成军队效忠于党的局面。二、发动土地革命划分农村人口的成分，打倒地主，孤立富农，保护中农，“打土豪、分田地”，强制性再分配地主乡绅的土地和财产，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哲学思想

毛泽东认可辩证法三大范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支持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毛泽东支持唯物辩证法的内因论，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政治思想

毛泽东政治思想主要有新民主主义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世界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毛泽东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建立政权之后，资产阶级还有复辟的企图。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有可能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刑法思想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毛泽东认为，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

改造罪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般说是可以把犯人改造过来，只有个别人改造不过来”。

群众专政：专政要依靠人民群众。

、毛泽东推动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有的“死刑缓期执行”这一刑罚。

军事思想

毛泽东在长期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不断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包括一系列军事战略战术和军事原则方法等。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人民战争、游击战、运动战理论；人民战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游击战、运动战等战略战术理论被认为源于中国古代兵家和道家的思想或世界观。

外交思想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奠基人，他明确提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的外交思想，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国家间的关系方面，毛泽东认为国家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与周恩来一起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晚年提出划分三个世界，被认为是对中国古代纵横家政治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认为“国家是国家的关系，党是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支持各国共产党，但中国政府不干涉各国政府镇压共产党。

文艺思想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源于这一基本观点，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人民生活是文艺创作唯一源泉，文艺作品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为革命政治目标服务等。强调“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接受了这些原则的文学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在其内容和形式等方面都体现了新的面貌。

《讲话》以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意识来批判所谓“人性”和“人道主义”。《讲话》说：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干净，“头脑里还装着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毛派，或称毛主义者，自称信仰毛泽东思想（或称毛主义、马列毛主义），且反对修正主义。毛主义者包括邓力群、魏巍、李成瑞、马宾、林默涵、吴冷西、喻权域、许立群、梅行等，有人称其为官方毛派或保皇毛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立。发声刊物《中流》、《真理的追求》2001年停刊，后继媒体有乌有之乡、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等参与创办的毛泽东旗帜网、东方红社科网。张宏良、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等是其中一支的旗帜性代表人物，其基本观点是反美帝（美国）、反邓修（邓小平）、改造和挽救现今的中国共产党、消灭国内的反毛势力。还有一些尚存的造反派以及支持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民间毛派，现存造反派标志性人物有袁庾华等。中国毛派的主流立场难以界定，分为立场保守的“保党救国派”（保救派）和支持“马列毛主义”的激进派。

1984年，国际毛派建立了革命国际主义运动。中国之外的毛派组织曾自称“马列主义”。然而有的毛派组织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有效而坚实的补充，因此从1980年代以来就开始使用“马列毛主义”这一政治术语。后来获得菲律宾共产党、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土耳其共产党/马列等认同。在欧洲，一些政党至今仍支持毛泽东思想，如德国马列主义党、希腊共产主义组织等。

信奉毛泽东思想（或毛主义）的阿根廷革命共产党、秘鲁共产党 (光辉道路)、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都曾一度活跃。菲律宾共产党、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土耳其共产党/马列（及从中分裂的毛主义共产党）自1960年代以来坚持武装斗争至今。

1981年，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了评价。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考察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道路，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简单运用，而是在许多领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数十年的革命实践证明，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正如刘少奇所说：毛泽东思想“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等方面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而且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是鸦片战争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进步潮流同十月革命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进步潮流相交汇中应运而生的。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更是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鲜明特点。毛泽东思想，一方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又完全是中国的，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支柱，将长期激励和指导我们前进。——《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逝世后，一些文人批评毛泽东所要求的文艺是农民文艺、奴性文学，形容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悬在他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不承认资产阶级的所谓“人道主义”，使信奉这一思想的文艺作品缺少对“人性”这一“普世领域”的有深度的描写和揭示。造就了大批政治脸谱化的人物形象。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在其于1978年公开发表的著作《帝国主义与革命》中说：“毛泽东的思想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国革命共产党刊物《共产党人》发表《反击教条修正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进攻》等文章回应霍查的言论。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思想令人窒息！这个毛土匪一天到晚用高音喇叭在大街上和学校里轰炸人们的神经，压迫人们的呼吸，真不是人身父母养的。毛泽东思想就是精神雾霾。

【064、毛泽东为何能够吃人不吐骨头】

《偌大的中国那时只有一个站着的勇士》（2019-03-18 看中国）报道：

1955年，由于提出的文艺理论没有完全迎合“伟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泽东文艺理论”，学者胡风遭到镇压，一场中国文坛牵涉面最广、蒙冤时间最长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拉开大幕。

1949年5月9日，吕荧（左）乘船离开台湾，经香港回北平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右为骆宾基。

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作协召开扩大会议，与会者700多人，全是文艺界知名的学者大师。

会议由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他宣读了《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开幕词，提议撤销胡风的一切职务，对胡风等“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要更加严厉”。

这是站队的时刻，这是表明自己“正确”立场的时刻，学者大师们唯恐殃及自身，齐刷刷地举手赞成，啪啪啪地热烈鼓掌，所有的才华化为两个字——拥护！

然而，有一个人没有鼓掌，有一个人没有举起落井下石的手臂。在一片如苍蝇振翅般的叫好声中，这个瘦高个子的男人突然站了起来，大步走上主席台，从容地坐到郭沫若和周扬之间，拿过话筒，声音不大但是语气坚定地说：“对于胡风我认为不应该说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是文艺观的一种争论，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会场刹那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大逆不道”的声音惊呆了。郭沫若哆嗦着嘴，一时说不出话来。

几秒的死寂之后，回过味来的人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发出斥责和叫骂。诗人张光年首先冲上台去，嘴里一边咒骂一边拉拽那个人。那个人不肯离开，依然紧握话筒表达自己的观点。“滚下去！滚下去！”又有几个人跑上台来，将那个人反剪双手押下台去。

这个倔强的、不识时务的、在当时的中国唯一公开站出来和“主流”唱反调的勇士，就是美学家吕荧。他是中国四大美学流派中主观派的代表人物。

在那个癫狂的、消灭任何不同声音的年代，吕荧就像漫山遍野疯狂扇动翅膀的苍蝇中一只闪烁着微弱萤光的萤火虫一样，他的萤光注定要被黑翅所淹没。

因为那次无所畏惧的表达，吕荧被公安局软禁在家中隔离审查，长达一年之久。

审查期间，吕荧的身体和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导致他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

1966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革文化命，对吕荧的迫害升级。他先是被抄家，虽然从他那只有几件破旧家具、用三块砖头支着一口锅的家中没有抄出什么反革命证据，但他还是被以一个荒诞的借口和“漏网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名遭到逮捕，押送至北京良乡劳改农场（后转到清河农场）强制劳动。

这个心胸坦荡的书生，即使面对如此的黑暗，心中也保留着对美好的向往。被捕时，他衣衫褴褛，除了一个破棉花套，再没有带任何生活用品，但却没有忘记带上那部他使用了多年的英文打字机、未完成的书稿和准备开夜车写文章用的几包蜡烛。

然而，他的美好愿望很快被现实击得粉碎。劳改农场里，一张大通铺上挤睡着几十个人，臭气熏天的马桶就摆放在脚下，每天繁重的劳动使他的身体就像散了架一样，而粗糙又定量极少的饭食使他始终处于饥肠辘辘之中。

天地之大，却摆不下他的一张书桌；宇宙之广，却容不得他的思想自由驰骋。

很快，他的打字机被没收，书稿被撕毁，那几包蜡烛也被他换成了果腹的窝头。

更加残酷的是，由于他沉默寡言，平时既不背诵毛主席语录，也不早请示晚汇报，因此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他是每次批斗会必被揪斗的对象，羞辱谩骂、拳打脚踢和捆绑吊打成了家常便饭。

倔强的吕荧以沉默和怒视抗议罪恶。一生研究美好的吕荧，只有在面对美好时，清瘦的脸上才会露出笑容，紧抿的双唇才会不由自主地张开。囚室外有几株白色的茨菰花，那是劳改农场里唯一的美好。他为之动情、为之赞叹，他经常会围着那几株花转几个小时，嘴里喃喃自语：“美呀！美呀！真美呀！”然后悲怆地仰望天空，轻轻吟诵已经惨死狱中的好友阿垅的诗句：“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1968年寒冬，入狱后从没换过衣服、从没洗过澡的吕荧重病缠身，然而狱方拒绝为他治疗，他只能抱着那床已经爬满虱子的破棉絮蜷缩在床上，等待死神带走他不屈的身体。他跟好友姜葆琛说：“这个不公正的时代，一定会过去的！你年轻，一定要活着出去……”

1969年的春天悄然临近。可是，病饿交加、已经瘦得只有50斤的吕荧看不到春天的绿芽了。3月5日，他让姜葆琛给他点着一支烟，他轻轻吸了几口，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那年，他55岁。

难友们将他如一捆枯柴一样的躯体用一张苇席包卷，在苇塘边的乱坟中挖了一个浅坑，几锹黄土，草草掩埋。这个无畏的勇士、一代美学大师，墓碑是半块砖头，墓铭是用粉笔写的他的名字。

有人说，吕荧是一面镜子。在上世纪50到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强权高压，集体屈膝变节，集体自相践踏，而此时，在一片跪卧的人群中，文弱的吕荧站了起来，他就像一面高悬空中的镜子，照出了那个特定年代各色人等不堪的灵魂。

这是一个真正的勇士！他的遭遇，是那个时代的耻辱；而他的存在，为那个耻辱的时代的人们挽回了一点点尊严。

需要英雄的时代是可悲的。吕荧并不想做英雄，他只是在捍卫自己的正直和良知，然而他以一个书呆子的笨拙，面对刀丛和无数双喷火的眼睛却无所无惧，恰恰展现了人类最为英勇、最为高贵的品格。

历史会永远铭记他站立的那一刻！

谢选骏指出：大家都说毛泽东吃人不吐骨头，但是，毛泽东为何能够吃人不吐骨头呢？因为他的帮手走狗太多了。毛狗们为何如此众多？因为中国坏人太多了，好人太少的结果，就是歪风邪气四处泛滥，只有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就天下大乱了。因为，群众是真正的狗熊，所以群众才被毛鬼泽东成为英雄。

【065、毛泽东为何说自己绝后】

《原创：毛新宇不是毛泽东的孙子！》（王人 2005/12/27）报道：

近来，网民知情者贴出惊天秘闻，说：“毛新宇不是毛泽东的孙子，而是他的儿子”，引起了网民的激烈反应。大部分网友是相信这一消息的。我本想看一看邵华、毛新宇的表态，因为对她们来说，他们太想否定这个消息了。而且，假如这个消息是“造谣”，那么，他们想揭穿这个“谣言”太简单了，只要做个基因鉴定，一公布，谁还敢议论这事？但是，他们没这样做，不但没做，而且连个屁也不敢放，这说明什么？不敢吗！

如果这仅仅是毛泽东、毛岸青、邵华之间的下半身的事，我也不想说什么了。但不是。现在，毛新宇一直以毛泽东嫡孙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妄图利用毛泽东的僵尸捞取政治、经济、名誉、色情资本，这可是坑害全国人民的事情，这就是个国家大事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不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下面，我以中国公开发表的资料为证据，对这件事进行分析。当然，中间难免有一些推论，就算抛砖引玉吧。

一．毛泽东多次讲过，他“绝后”了。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时，讲了关于他绝后了的问题。他郑重其事的对全体中央委员们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 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以后他又多次讲过。例如，他对康生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就绝了后。我们知道，毛泽东封建意识很强，他不认为女儿是他的“后”，他认为儿子、孙子才是他的后。但毛岸英虽然死了，可还有儿子毛岸青，毛泽东怎么会说自己“绝后”了呢？显然，他知道毛岸青不能生育，毛岸青生不了儿子，毛泽东就不可能有孙子，这不是“绝后”了吗。毛泽东多次将这件事挂在嘴上，君无戏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毛泽东作为父亲，当然对自己的儿子毛岸青的生育能力了如指掌。从毛泽东亲口说的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毛岸青没有生育能力。

邵华毛新宇等人一直说，毛泽东是伟大的天才，一贯正确。那么，他关于自己“绝后”了的说法也一定是正确的，这个预言也一定是天才的准确的。既然这样，怎么会冒出个孙子来呢？这个孙子是假的呢？还是毛泽东预言不正确？二者必居其一。请问邵华，既然毛泽东的孙子是真的，那他关于“绝后”的说法就是错误的了，那你怎么说他一贯正确呢？既然他一贯正确，那你的那儿子就不是毛泽东的“后”，他是谁的后呢？

二．毛岸青确实“有病”

毛岸青的精神、肉体都“病”的很重，这是公开的秘密。有文章说毛岸青是精神分裂症，有人说他是“傻子”，有人说他是“神经病”。他的身体也很虚弱，经常住院治疗。连和邵华结婚、都是在大连市医院里住院时搞的。这足以说明，毛岸青的身体状况很糟糕。有人可能说，有病不一定就没有生育啊！可我们看一看毛岸青的婚恋史，他是个正常男人吗？

毛岸青1923年11月2日出生，1960年和邵华结婚时，他已经37岁了。此前，他没有婚恋过。试想，一个“皇子”，能拖到37岁结婚吗？如果他是“地富反坏右”的儿子，没人嫁他，拖到37岁结婚，咱信。可他是“当今皇上”的“独子”啊！怎么解释？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根本没有那个能力”。而且，毛岸青与邵华结婚，也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儿媳妇刘思齐撮合的。毛岸青根本不愿意谈恋爱。一个男人活到37岁了，见到像邵华这样的21岁漂亮姑娘送上门来都不动心，还要嫂子催，父亲劝。为了催毛岸青娶邵华，毛泽东还亲自给毛岸青写了一封长信呢！如果毛岸青是个正常男人，毛泽东用得着这样吗？

毛岸青与邵华1960年结婚。到1970年1月17日才生了毛新宇，十年啊！又是怎么回事？当时，谁不希望毛泽东添个孙子啊？邵华不想吗？怎么就是怀不上？这又说明，毛岸青没有生育能力。

如果在怀毛新宇前，毛岸青恢复了性功能，能生子了，那么邵华生了毛新宇后，为什么就停下不生了？那时可没搞什么“一胎化”啊，以后搞，也搞不到帝王家呀！请邵华解释一下，如果毛岸青有生育能力，为什么不接着给“伟大领袖”再添个大孙子啊？邵华只生毛新宇一个，怎么那么巧，毛岸青早也没生育能力，晚也没生育能力，单单怀毛新宇那一刻有了生育能力。事实说明，毛岸青没有生育能力。

三、从邵华的母亲、姐姐之品行度邵华之心思

邵华的母亲张文秋，先嫁给山东刘谦初，生女儿刘思齐又名刘松林。又嫁给陈振亚，生女儿邵华，前后不过几年。邵华本应随父姓陈，她却叫张少华，又改为邵华。中国人很重视姓，哪能把姓改来改去？为什么不随父姓？是不是父亲不愿认这个女儿？为什么父亲不愿认？邵华的生父到底是谁？这只有她母亲张文秋知道了。

邵华的姐姐刘思齐先嫁给毛岸英，毛岸英尸骨未寒，他就另嫁别人了。

邵华的母亲、姐姐都不是中国传统女人的类型。邵华的母亲张文秋是和我奶奶同龄的人。我爷爷被杀时，我奶奶才30多岁，但她没有改嫁，泪一把，汗一把，将我父亲养大成人。受了多少欺凌啊，但她至死不改嫁，一直守寡到80多岁逝世。这才是那个时代的女人。近朱者赤，邵华出生在那样的家庭里，家庭所有成员都没有传统女人的贞操，到邵华反倒有了？能守住一个神经病丈夫一辈子？且这个傻子还丧失了生育能力，傻瓜才相信这样的鬼话。

四．从毛泽东的性史猜他与邵华的关系

毛泽东“风流成性”。如果他是老百姓，则会被称为“流氓成性”，而且，他可能早就被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了。

他十几岁就与本地姑娘结了婚。可他停妻再搞上了杨开慧。杨开慧还为他生了三个儿子，但她还没死呢，又搞上了贺子珍。贺子珍还没离呢，又搞上了江青，江青还年轻呢，他又搞了不知多少女人。直到临死80多岁的老翁，还霸着年轻貌美的张玉凤洩欲。

这么个男人，守着如花似玉的儿媳妇，想着这个儿媳妇一直没有怀孕，看着自己的傻儿子呆呆坐在那里傻笑，他会干什么？君子度之可也。

五．从江青对邵华的态度看毛泽东与邵华的关系

江青对邵华很不好，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仅举一例，1966年7月26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大学召开万人大会，江青在会上发言，刚说了几句，就转向猛批邵华和她的母亲，甚至说：“张文秋的女儿张少华，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见陈伯达回忆录）。当时江青权利很大，一句话就会让人死啊，她为什么对张文秋和张少华这么恨？江青自己没有儿子，用夺嫡之争没法解释，唯一的解释就是女人之间的争风吃醋。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当然对毛泽东与邵华的关系很关注。如果是正常的公公与儿媳的关系，婆婆会吃醋吗？会吃醋到想把她和她母亲整死的地步吗？

话说回来，如果江青手里没有毛泽东与邵华私通的铁证，她敢公开这样做吗？毛泽东非打死她不可！但她这样做了，毛泽东一句话也不敢说，这是为什么？明摆着吗。

六．从邵华对毛泽东的吹捧看他们的关系

邵华对毛泽东的吹捧，已到了肉麻的地步。请各位看一看她发表的文章，这哪里是儿媳妇夸公公啊！不是得到过切入骨髓之爱的人，怎么也不会说这种肉麻的话。看一看毛泽东的女儿、女婿们，他们都说不出这种肉麻的话，唯独她邵华！这是为什么？难道邵华不知道毛泽东是个什么人？不知道他杀死多少人、害死多少人？不知道他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像邵华，都能爬到“将军”的人，难道糊涂到连这么点识别能力都没有？不可能吗！只有一种解释，“爱液”的作用呗！

七．从毛新宇不是傻子看他与毛岸青的关系

从遗传学的角度看，傻子生的孩子，仍然是傻子的机率很高。如果不是傻子，起码也不会是个聪明人。但是我们看毛新宇，又是研究生，又是写书，又是演讲，吹捧毛泽东，吹捧自己，连自己刚出生的儿子也变着花样吹捧到天上，这哪里像毛岸青？而且，刚搞上山东姑娘郝小姐，又搞上江苏姑娘刘小姐，而且怀孕生了子，也是“风流成性”，这哪里像到了37岁还不会“男女之事”的毛岸青？再看看他的外表，一点也不像毛岸青吗！请邵华解释一下，你们不是一直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吗？而且，还惨杀了怀疑这一说法的遇罗克。那么，请问邵华，毛新宇是“龙生的龙”呢？还是傻子生的傻子呢？

八．毛新宇到底是谁的儿子

这个问题，只有邵华心里清楚，也可能连邵华也不清楚。我们想弄清楚，只有用推理了。可能有误，请谅解。

第一种可能，是毛泽东的儿子。读过“知情者”文章之人，会认可这一说法。没法辩驳吗！读了我的文章的人，也会加深对这一结论的认同。为节省读者的时间，就不重复了。

第二种可能，不是毛泽东的儿子，而是另有其父。

据动物学家的科学论断，灵长类动物的孩子死亡率很高。以猴子为例，公猴子经常伤害不是自己交配生下的小猴子。母猴子们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被其他公猴子咬死，便尽可能广的和公猴子们交配。这样，所有与这个母猴子交配过的公猴子，都以为这个母猴子生的小猴子是自己的孩子，因而不会咬死他，还会保护它。这个连母猴子都懂的道理，邵华将军当然会懂。

读到这里，我们是否可能这样推论：邵华很想生个儿子，“母以子贵”吗！可毛岸青没有生育能力，怎么办？当然最好是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种”。以邵华的相貌和能力，配上毛泽东的为人，这事能办到。如是，他们相爱了。毛泽东在1966年横渡长江，体力甚健，此后，他打倒刘少奇，春风得意。我看过当时的报纸，医生检查毛泽东的身体，说他能活到140岁，全国人民还为此庆祝了好一阵子呢！因此，他为邵华“种”上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但别忘了，在他俩中间还有个江青呢！除了江青这个妻外，他当时还有谢静宜等一大群妾呢！毛泽东虽然想尽快给邵华“种”上，但那还有个“天意”的问题。他自己多次说了，他“绝后”了，他可是“一句顶一万句”啊，“老天爷”怎能不安排照办。你看毛岸英，躲在后方的防空洞里，警备森严，彭德怀等一大帮人毫发未伤，他却硬给烧死了。这不是天意？你看毛岸青，硬就傻了，而且，丧失了生育能力，这不是天意？像毛岸龙，硬就从地球上蒸发了，天意难违啊！所以，毛泽东得空就给邵华下“种”，可就是“种”不上。眼看毛泽东一天天老了，邵华也感觉到毛泽东一次比不上一次棒了。怎么办？天意难违，既然老天爷要让毛泽东“绝后”，我一个弱女子能有什么办法？只好另寻“种源”了。但怎样防备毛泽东的怀疑呢？反正你毛泽东已插上一腿无数次了，我与其他男人好上，赶快怀孕生子，你老毛肯定误以为是自己的“种”，到时孙子一抱，不用担心“绝后”了，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查查是不是你的“种”？等到孩子长大，你想查查时，你不就早见马克思去了。想到就干，追求邵华的男人如过江之鲫，随便抓几条，哪个不乐哈哈？就这样，1969年，她怀孕了，并于次年生了毛新宇。毛泽东以为是自己的儿子，当然乐不可支，并赐名毛新宇，以示与毛远新同为子侄辈。至于毛岸青，傻瓜一个，怎么会明白孩子是怎么来的？有人喊爸爸，就傻笑一通得了。

邵华这一招真高，竟瞒过了毛泽东。既然毛新宇不是毛家的后，那毛泽东发的关于他“绝后”了的毒誓，也就不会在毛新宇身上灵验。所以，毛新宇又可以生孩子传“后”了。邵华呢？更因为给“毛”家留了“后”，而备受恩宠，一直爬到“将军”。真是皆大欢喜。我以前一直不明白，邵华“将”过什么“军”？她能“将”什么“军”？怎么就官拜了“将军”？现在我明白了，她连毛泽东这个“君”都能“将”，应该叫“将君”才是，叫“将军”都屈了材。

九．三点结论

到这里，可否得出三条结论？

１．毛新宇不是毛岸青的儿子。

２．毛新宇有可能是毛泽东的儿子。

３．毛新宇也可能不是毛泽东的儿子，他可能是邵华的某一位情夫的儿子。

十．六条呼吁

１．请邵华尽快公开向全国人民讲明，毛新宇到底是谁的儿子。

２．请毛新宇公布他和毛岸青的基因鉴定报告。

３．在毛新宇的基因鉴定报告公布以前，毛新宇停止使用“毛主席孙子”的称号。

４．如不回应以上三条，说明毛新宇是杂种一个，他和母亲邵华欺骗了天下百姓，实为窃名盗利偷权之贼，则天下百姓人人可得而诛之。

５．了解内情的人们，尽快公开您所知道的这方面的秘密，这是对人民负责的义举。

６．请网友们将此文广为传播，最好直接转给毛新宇、邵华等当事人，并敦促他们尽快作出反应。

附：知情者：《毛新宇不是毛泽东的孙子，而是他的亲生儿子》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不但是个神经病人，也彻底丧失了性功能。邵华与毛岸青结婚后，非常痛苦。但离婚吧，不敢，担心被毛泽东害死。但总不能就这样当一辈子老处女吧！无奈之下，她到公公毛泽东面前，哭诉毛岸青的性无能。当然，也表示自己生为毛家人，死为毛家鬼，最大的愿望就是为毛家留下一个后代。毛泽东何等聪明，马上明白了邵华的心意，龙颜大悦，便与邵华同房。就这样，毛新宇出生了。

为毛新宇取名字时，毛泽东费了一番心思。本来应该用“岸”字辈，但不行，总不能叫毛岸宇，和毛岸青一辈吧？最后，他取了侄子毛远新的“新”字。“毛新宇”，意思很明白，毛远新、毛新宇，同辈之人，都是毛泽东的子侄辈。既让毛新宇名副其实的得到自己儿子的辈分，又能遮人耳目。

谢选骏指出：上文写于2005年，后来在2013年第9期《炎黄春秋》上，有“开国上将”黄永胜的儿子黄春光所写的一篇文章《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期间的一些事》，其中就提到，毛新宇是采用人工授精出生的，那是在1970年。文章中还说，毛泽东对来之不易的孙子并不感兴趣，工作人员第一次报告时，他没搭理，第二次护士又去报告，毛泽东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噢，世界上多了一张吃饭的嘴。”甚至，在毛生命最后几年中，还从没见过毛新宇。

从科学角度看，毛新宇不是试管婴儿，但或许如黄春光所写是人工授精出生的。到目前这只是孤证，能否改写中国医学史，要看是否有其它材料公开了。

黄春光原文摘录如下：

又过了不久，因为毛岸青的医疗关系已经转到了301医院，总理又跟父亲说：能否让301医院想想办法，让邵华怀孕，让毛主席后继有人。父亲对主席感情很深，感觉这是个好事。于是，他亲自找来301医院的领导布置任务，让他们把这件事当光荣的政治任务，提高到忠于毛主席的高度对待。

301医院曹跟慧副院长负责牵头，由妇产科、神经科、泌尿科、内科的顶级专家和护士组成了专门小组。他们首先对毛岸青和邵华进行了全面体检，把邵华安排住进了301医院妇产科。这一切对外都严格保密。由于那时中国还不掌握现代的试管婴儿技术，采取的就是人工受精。那时候，每天两人的身体情况，诸如体温、血压之类的简报，都要送到总长的办公桌上。我回家时经常都能看到。印象中，取精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而且第一次人工受精也没成功。不过，好歹第二次成功了。

1970年初，孩子生下来后，办事组的人当成是一个大喜讯。这件事，也反映出总理的一片用心。然而，不知为什么主席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孙子并不感兴趣，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报告，毛就没搭理。第二次又换了一个护士去报告，毛停下手中在读的书，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噢，世界上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在他生命最后这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也一次都没见这个唯一的孙子。总理和父亲知道这一情况后，甚感无趣。

为什么说“从科学角度看，毛新宇不是试管婴儿”？因为根据《毛新宇是试管婴儿吗？》一文所述，1978年，公认的全世界第一位试管婴儿路易士布朗在英国诞生。而据公开资料，中国第一个试管婴儿是1988年3月10日生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甘肃女孩郑萌珠。所以，“毛新宇不可能是一个试管婴儿”。

除非，毛新宇只是一个“人工授精婴儿”。

试管婴儿技术是体外受精，另一种体内受精的人工授精技术却更早。早在19世纪末，人工授精技术已经有了记载。那是采用“人工注射”的方法，将精子送进女性生殖道内，以达到受孕目的。人工注射授精技术真正成功地应用于临床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3年美国首先应用低温储藏的精子进行人工注射授精成功。但据公开资料，中国湖南医学院于1983年用冷藏精液人工授精而非人工注射受精才得到成功。

不过，或许有些事情当年没公开，中国第一个人工注射授精成功的婴儿，可能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唯一的孙子毛新宇。而其注射受精的操作者，就是毛泽东主席。

但是既然如此，毛泽东为何还说自己绝后了呢？

第一，他的老农意识严重，拒绝承认女人的后裔地位；他所说的“解放妇女”，只是解放妇女的“生产力”，而不是解放妇女的“生育力”。

第二，他知道事情的内情，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所以故意宣称自己没有一个男性后人。

【066、毛泽东喜欢凌虐杀猫

《8只野猫惨死深圳儿童乐园内志愿者看到母猫护崽放声大哭》（生活百态 2020-11-10）报道：

11月7日，有爱猫人士向红星新闻记者报料称，上周，她们带猫粮给位于深圳市儿童乐园的十多只野猫投喂时发现，有8只野猫在一夜之间惨遭毒杀。

这些爱猫人士怀疑是深圳市儿童乐园或相关物业公司的工人所为，已向相关单位投诉。

“不是我们干的，也不是物业公司干的，不知谁干的。”11月7日，深圳市儿童乐园工作人员回应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我们这是市政公园，不可能这样做。”

志愿者痛哭：

投喂多年，8只猫一夜惨遭毒手

深圳市儿童乐园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一个山坡上，属于开放式环境，除有儿童游玩的基本设施，也是成年人散步的好去处。

因山上丛林茂盛，儿童乐园内集聚有不少野猫，一些爱猫人士平时会自发带猫粮到乐园的凉亭处进行投喂。胡女士、李女士等就是经常给这些野猫投喂的爱心人士代表。

10月31日早上，胡女士像往常一样去儿童乐园散步，途经乐园凉亭处时，她吃惊地发现，有三只猫倒地，眼睛睁得很大，身上有疑似被锄头等钝器击打致流血的痕迹，她朝前走又发现，还有两只野猫吃力地伸长脖子，奄奄一息。

草地上奄奄一息的幼猫

“我看到一只母猫将其他两只小猫带到山上其他地方藏起来后，回到奄奄一息的小猫身边呵护着，不禁放声大哭。”11月7日，胡女士告诉红星新闻，“深圳是一个文明城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些野猫没有伤害人类，有人为何要这样做？”胡女士说，“人类处于食物链顶端，但也不能肆意妄为。对于动物，人类可以不爱，但千万不要去伤害，我们可以和谐共处。”

当时外出散步，胡女士没带手机，她赶紧折返回家，拿起手机给同为爱猫人士的李女士打电话。

李女士随即赶往现场，她发现，死猫已被清洁工人装到一个黑色袋子里，随后，她取出死去的猫，进行拍照。

被装进黑色垃圾袋的野猫尸体

据李女士反映，经清点，有8只野猫死亡。“我和猫本来没有那么深的感情，5年前外出散步时，一只野猫像乞丐一样拦住我讨食，我就投喂了它一点儿东西。”李女士告诉红星新闻，后来逐渐产生感情，几年来，她和其他爱猫人士一起，常带着猫粮去投喂这些野猫。

李女士告诉红星新闻，部分猫粮是全国各地的爱猫人士寄过来的，李女士由于居住的地方距离深圳市儿童乐园较近，几年来，她一直坚持去投喂。但野猫被毒杀一事发生后，她再去投喂时，发现野猫见她都躲得远远的。

“我说是我啊，但它们也不敢来，等我走开后，它们才敢来吃，吃两口后，匆匆忙忙就跑了。”李女士告诉红星新闻：“昨晚，我去儿童乐园还发现，那些失去孩子的野猫，还在整晚撕心裂肺地呼唤它们的孩子。”

深圳儿童乐园回应：不是我们干的，我们对这些动物是保护的

“现场种种迹象表明，这些野猫应该是先被人下毒，随后看到它们没有完全断气，再用钝器击打致死。”胡女士说，她和其他爱猫人士怀疑，是深圳市儿童乐园或其发包的物业公司所为，“可能是嫌野猫给环卫工作带来麻烦。”

就爱猫人士反映的问题，红星新闻记者与深圳市儿童乐园取得联系。“这事我知道，安保部那边也和我说了。”11月7日，深圳市儿童乐园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我们从没有打这些动物，我们对这些动物是保护的，不可能故意把它们打死，而且这些野猫在这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物业公司向爱猫人士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

“我们乐园和物业公司的清洁工不可能把它们打死，那很残忍。”前述工作人员称，但监控也看不到那些猫是怎么死的，“会不会是和其他动物撕扯后被咬伤致死？”

据该工作人员称，该乐园的后山是一大片树林，山上有猫、狗，“怎么可能因为排便就打死它们？”据爱猫人士透露，案发后，他们打了110，同时向辖区派出所反映情况。11月7日，红星新闻向辖区所处的香蜜湖派出所了解，值班工作查询后表示，没有相关的立案消息，建议记者向社区民警了解具体情况。

谢选骏指出：“胡女士告诉红星新闻，‘深圳是一个文明城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她似乎不懂行，毛泽东最喜欢凌虐杀猫，文革一夜之间就号召把猫狗全部杀光了。共产党现在虽然“文明”，但并未放弃毛泽东思想，所以才会广泛存在凌虐行为。“深圳是一个文明城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太太太可笑了！她们继续这样“中国梦”下去，有朝一夜醒来，突然发现自己也变成了一只可怜的猫。毛泽东为何喜欢凌虐杀猫？大约因为他自己姓毛，与猫谐音；又因为他是狗官，所以决心灭狗——同行是冤家。共产党现在虽然“文明”，但并未放弃毛泽东思想，所以才会广泛存在凌虐行为。而胡女士等人竟然还想让共产党警察为此立案，真是太太太天真了。因为现在中国社会连人的权利都不顾不上保障，何况猫狗胡。

【067、毛泽东一人能让中国倒退30年吗】

网文《康熙一人让中国倒退300年》指出：

万历三十六年（1608），澳门陷入混乱。香山知县蔡善继获知此事，单车驶澳，平息了骚乱。事后制定了《制澳十则》，对违法葡萄牙人严厉惩处。葡萄牙人犯罪，可由葡萄牙人自行处置。牵涉华人的，需交中国官员审判。后来，常有葡萄牙人，被送去广州审判打屁股。

1662年，郑成功击败荷兰收复台湾，不多说了。

有人很不屑：葡萄牙荷兰只是小国。怎么不说说英法呢？因为，十六七世纪葡萄牙荷兰才是西方海洋世界的超级强国。英国的工业革命，是18世纪的事了。

上面2件事，也许不全面，但也能反应出明朝对待西方强国的态度和能力。

清朝就不说了，温习一下清朝签定的不平等条约。

……

几场战争，把中国几千年发展的经济成果，全贡献给了别人。能不穷？

明朝的一个知县和一个地方势力，就能将西方列强收拾得顺顺的。清朝举国之力却是一败再败。相同的民族，基本相同的疆域，不同的go-vern-ment，造就的完全不同的结局。不由得想问一句：满清和明go-vern-ment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先看看鸦片战争前。

一，国力：道光时清朝人口4万万，GDP约占世界30%，明明白白一个东方大国。英国当时还没成为“日不落”，GDP约占世界的5%。

二，军事：英国兵少，而清军兵多；英国后方太远，清朝在本土作战。

三，兵力：1840年6月，英国的懿律带领的侵略军也就4000人，乘舰船40余艘。

四，武器：当时英军使用的武器，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先进一些，并不像后来差距拉得那么大。

历史上以弱胜强的例子多得很。清朝的客观条件还不错，是可能胜的，却败了。根源在哪儿呢？不要说教科书。

中国引领潮流几千年，突然就落后了，还落后的一塌糊涂。难道不让人费解？有兴趣的和我一起探索吧。历史的问题当然要在历史中寻找答案。

了解一下康乾盛世的真相。

康熙前面的满洲鞑靼，实在没什么可说。除了杀还是杀。咱们就从康熙开始。

康熙是个了不起的鞑靼：智擒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征战雅克萨，打败葛尔丹，治理黄河淮河，学习近代科技。咋一看，战功赫赫，成绩斐然，俨然一位伟大的君主了。真的是这样吗？

君主伟大与否谁说了算呢？衡量君主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选不好，结果就会出问题。我认为君主伟大与否要看：君主对国家民族的贡献，而不是君主的个人能力。

咱们来逐一分析康熙做的大事，了解了解真相。

智擒鳌拜，说明康熙很能干。不过，这和伟大没有一点关系。不过是清go-vern-ment内部的皇权争夺战，变更的仅仅是国家实际领导人。这是康熙为自己而战，没有涉及到国家民族的贡献，和百姓也无多大关系。

平定三藩，更是为了维护皇权。康熙和吴三桂争着当老大，结果大打出手。战争还是康熙挑起的战争。（战争贩子？）这不过是一场地方go-vern-ment与中央go-vern-ment的夺权战争，和贡献沾不上边。战争中，不知道多少老百姓遭了殃丧命了。康熙最终胜了，也只因为他的手段比吴三桂高明，说明他确实能干。没有涉及到贡献，自然也和伟大没有关系。

也许会有人会说：至少康熙维护了领土的完整，难道不算贡献？好问题，赞一个。我还是要说：这和伟大不沾边。不是我固执或偏见。你想想：吴三桂如果胜了，他会允许分裂吗？肯定不会的。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不管谁胜，国土都是完整的，不存在分裂的可能。因此，你的观点不成立。这和沙俄分裂新疆有着本质的不同。

满清收复台湾，我实在是不愿说。当时的情况和现在根本不一样。

接着是雅克萨之战。此战发生在康熙年间，清go-vern-ment战力最强的时期。沙俄投入的兵力也就800多人，还是远征。弹药和粮食都有限。远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规模巨大和惨烈。清军数倍于沙俄军，还享受着不错的装备，水陆两军同时进攻，打了大半年才了事。这种战斗（根本算不上战争）和结果有什么自豪的？

康熙28年（公元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把西伯利亚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送给俄国，才换来百年的安定。这就是大家引以为荣的康熙和雅克萨之战。不知道历史学家出于什么原因，大肆宣传，真是误导人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满洲文人写的？请不要自欺欺人了。

康乾对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进行了种族灭绝，残忍得罕见，不说了。

黄河淮河，隔若干年就会出点事。哪个朝代没治理过呢？赶上了，顺便就治理了嘛。此等分内之事，哪能和伟大扯上关系呢？明朝那个，30年不上朝的万历帝在位时，还治理过黄淮河的水患，而且治理得不错。不知道了吧？所以说，有些事根本不是大家想的那样。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不要被别人摆布了。

接着是康熙的勤奋好学。

康熙和同时代的彼得大帝，几乎一样的好学。不过，彼得将自己对科技的兴趣推广到全国，使俄国迅速走向强盛。康熙对科技仅仅是个人兴趣，而这种兴趣还有政治动机。他要让汉族大臣看到：他是一位多么能干和智慧的皇帝，满人并非蛮裔。这就是康熙学习科技的动机。

康熙年间，戴梓发明的28连发的，当时最先进的火器，康熙弃之不用。还说：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后来，天才级人物戴梓被充军关外。这就是康熙打压科技的手段。

清朝后期，左宗棠在西北平叛，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所欺凌。”看到没？这就是康熙造的孽。不仅不发展科技，反而打压科技；不仅不进步，反而退步。这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的本质。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顺便比较一下康熙和同时代的路易十四。

先看看个人情况。

路易十四奢靡无度；热衷芭蕾；没有兴趣参与任何科学活动；期望成为亚历山大那样的欧洲霸主。咋一看，有点荒唐，不学无术之人还爱做梦。

康熙一生节俭勤政；对西学颇有研究；以大禹为自己的治国偶像。很不错的样子。

接着是两人的作为。

路易十四大力支持国家普及科学。他接受大臣的建议，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法兰西建筑学院和法兰西喜剧院，其成员享受国王的津贴，研究活动受到资助。同时代的康熙，则忙着进行文字狱，以维护满族统治的合法性。

路易十四发动了大量的对外战争，打造了一个鼎盛一时的法国。康熙热忠打内仗建功立业。对外只和俄国发生过冲突，面对俄罗斯一股小小的远东军，康熙煞费苦心。

路易十四为了发展海外贸易，拓展海外殖民地，将国门大开。加强法国与欧洲及世界的联系；而康熙在开海禁海问题上，长期犹豫不决，最后以禁海告终。禁海不仅使中国造船技术一路滑坡，也导致离奇事情的发生：明末对世界地理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清末竟没人知道欧洲在哪（还有其他原因：销毁相关地理和科技书籍等）。有人会说：明朝也禁海，为什么只说清朝的不是？好问题，后面会谈。

康熙和路易十四比较之后，我们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皇帝的个人能力和成就并不成正比。皇帝的个人能力，似乎也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眼光和优秀的辅佐人才。

康熙晚年，禁止公开讨论天文预兆和历法研究。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到清朝的合法性。1715年，康熙在科举考试中也禁止了相关内容。此前两年，乡试和会试的策问，都已禁止涉及天文、乐律和计算方法。就这样，文字狱成了清朝的一项基本国策。以一人之力，成功改变考官及书生的兴趣几百年，真是能干至极。清朝后期无知无能的种子，就是康熙一粒粒播下的。这也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突然明白：皇帝能干未必就是好事。有时，甚至会成为某些民族的灾难。

顺便看一下，一直被大家骂的，所谓黑暗的大明朝。

大明朝最懒的皇帝应该是万历帝了。30年不上朝，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风景。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是在：皇权与文官制度发生了剧烈冲突，皇权受到压制的情况下发生的，不上朝是万历帝的消极对抗。你会有何感想呢？皇权受到压制，怎么可能？不是说明朝很黑很专制的吗？是啊，已经专制到皇权都受到了压制了！不可思议吗？确实。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和我脑子里的印象完全不同耶。

皇权受压制时，万历帝没有因为大臣与他作对而杀过一人。不上朝也并不是不办公，万历年间的很多大事小情，都是万历帝处理的。大的如万历三大征（全胜），特别是明朝的援朝逐倭战争，一直是在万历关心和支持下进行的。小的如利玛窦进京传教，建立教堂等，都是在万历过问下，得以顺利进行的。东西方文明得以交流，万历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可思议？）顺便说一句：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是个笑话。除清朝外，中国历朝都是开放的，真正的第一人哪能跑到清朝去呢？林则徐不过是清朝看世界的第一人罢了。

事实上，明朝的皇权是有限的，内阁是很成熟的。很多国家大事都是内阁处理了。内阁的老大称为首辅，类似与现在的总理或者首相。这些内阁成员大都是学时渊博，德高望重，聪明绝顶之人（有时也会有些混蛋）。这些人的努力，成了大明皇帝懒散的资本。这就是明朝的部分皇帝不勤政，机构却能一直正常运行的原因。

以往的各个朝代，包括明朝，皇帝的“治统”之外，还存在着一个“道统”。明朝的官员很骄傲地认为自己掌握着道统，因而经常和皇帝争执。官员常常不以皇帝的标准看问题，动辄在朝堂与皇帝发生争执而据理力争。有时皇帝气得没招了，就打大臣的屁股。即便这样，这些官员依然义无反顾。因为，被皇帝处罚的同时，获得了另一种荣誉--整个国家，整个文化界，都认为大臣是对的，而皇帝错了。这就是:吾更爱真理。为什么那么多人去赞扬亚里士多德，却没人愿意了解一下自己的祖先呢？自卑来源于无知。

清朝吸取了这个教训，通过种种努力，把道统收到皇帝手中。实现道统和治统统一的王朝，历史上，只有满清一个。

清朝是如何实现的呢？

首先：皇帝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这个不新鲜，只是程度加重了很多和太多。读书人熟读八股，只为科考得中，两耳不闻窗外事。富国强兵的技术和思想却鲜有涉及，极大地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读书人的智慧和良心都没了，国家怎么能好？清朝后期无能愚昧的种子，又播种了一些。明朝虽然也提倡程朱理学，但影响有限。甚至不能阻碍王阳明心学的崛起。

其次：侮辱和痛贬名儒的人格，使他们颜面扫地，根本没资格以名儒自居。更别指望他们像明朝官员那样和皇帝争高下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召集翰林官员作文。题目：理学真伪论。自己做考官，翰林官员当考生。羞辱这帮以才学自居的文人，包括自己的老师熊赐履和一些已经过世的名儒。

骂这些人是假道学，同时以皇帝的威严痛斥当世名儒。告诉人们：真正懂道学的是皇帝，真理在皇帝手中！大臣失去道统，就失去了制衡皇权的王牌。治统与道统的统一，使得清王朝成为历史上最为专制的王朝（很多人以为：其他朝代也是这样的，因而大骂自己的祖先。把清朝的做为扩大到5000年的历史，是不对的哦）。清朝的文武百官，自称奴才，口称主子，开口闭口皇上圣明，就这样出来了。没人敢和皇上争高下了，皇上能不圣明？奴才也顺便出来了。奴才需要的是听话，不是才干。

最后，当然就是杀头了。明朝能容一个骂皇帝的海瑞，清朝不能容一个哭庙的金圣叹。专制与否，在这里表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康熙初年，庄廷龙修《明史》，庄家被灭族。这样的事多得很，有兴趣的自己找相关资料吧。有思想的人几乎被杀尽，事情做到这份儿，能不愚昧不落后？难怪小日本会笑话我们。此外，满清律规定：凡汉人三十人以上集会者，以谋反罪论处。这可是古往今来第一次，满清真是有开拓精神呢！

一句话：康熙是一个能干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好皇帝。甚至可以说：康熙是个很糟糕的皇帝！那么，谁才算是伟大的皇帝呢？古代中国，伟大的皇帝不少呢。有兴趣的，了解一下隋文帝杨坚，一个被遗忘的人。

看了康熙，再来看看乾隆。

乾隆时，文字狱达到顶峰，发生了160多起。少则牵涉百人，多则牵涉万人。思想被禁锢得连文化科技都无法正常发展。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甚至一些疯子的言语也被定为逆案而处死，荒唐至极。

刘三元，本疯癫。某日对人说：我是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结果被杀。一个疯子，一句疯话，就掉了脑袋。

王锡侯，因不满《康熙字典》为一家之言。用了十七年时间，编成一部新颖的字典：字贯。因字典中有康熙、雍正的庙讳及乾隆的名字，乾隆大怒：下令把王锡侯处斩，子孙六人处死，全家二十一人连坐，妻媳及未成年之子为奴。

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乾隆说：我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绞死。（没一点点涵养和胸襟，还称十全老人。）

徐骏，已过世。遗著《一柱楼诗》中有：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乾隆认为壶儿就是胡儿，诽谤朝廷，嘲讽满清没文化。结果，徐骏被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

这些是发生在咱们祖先身上的，真实的事。不是故事，而是事故，是悲剧。

这样的事还多得很，有兴趣的自己查资料吧。接着咱们来看看，乾隆朝修订的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乾隆三十九年命各省查缴“诋毁本朝”之书，尽行销毁。乾隆四十年令四库馆臣对所收书籍“务须详慎决择，使群言悉归雅正”。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部还多，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乾隆心想：秦始皇算什么，敢跟我比？）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等人的著作，都成为禁书。

历史学家吴晗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中华的历史和智慧都在古书里）文字狱之彻底可见一斑。唯一幸免于难的就是汉字。满清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恶毒。鲁迅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而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天工开物》《物理小识》《武备志》《明将军传》等非常有用的，记录中国明朝科学成就的书籍也被清朝列为禁书。吴三桂的《反满檄文》，《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在中华本土消失了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满清就是这样阉割了中华的光辉科技和灿烂文化，使中国回到了欧洲中世纪黑暗蒙昧的境地。思想没了，文化没了，科技没了，后来钱也没了。

发展了几千年，又被打到原始社会，怎能不愚昧不落后？难怪小日本嘲笑：中国发展5000年不如日本发展50年。中华文明被毁灭的同时，清王朝也失去了强盛和进步的基石。清朝的皇帝据说个个勤政，却落了个丧权辱国的结局，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恐怕是满清前期的统治者始料未及的。没过多少年，整个清王朝就成了，鸦片战争中，人们看到的，愚昧、麻木、扭曲和奴性叠加起来的德性了。直到现在，也没好到哪里去。

《四库全书》名义上是为了综合古今典籍，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彻底的清洗。乾隆统治的六十多年，是中国文化最KB最黑暗的年代。现在清朝宫廷戏颇多，都是赞美和称颂之词。每每看到这里，心里就泛起悲凉。多少人因此对历史造成错觉，其影响和后果，唉……

欲灭其国，先去其史。满清对中华文化进行的彻底而细致的清洗与篡改，为的就是不让明朝的真实记录留传下来。一些可以丑化明朝的东西却被全面渲染，以妖魔化明朝。这就是大家误解明朝的原因。假作真时真亦假。几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相信，这个朝代是前朝不可企及的盛世，皇帝也是不可多得的圣君。

满清篡改捏造历史的本领，实在是前无古人。汗一个……抗战期间，日本在我国东北推行奴化教育和满清如出一辙。日本人说过：征服中国不必在乎手段残酷。因为征服中国后，东条英机就不再是屠杀者，而是中国的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看来日本人确实深入的研究过中国的历史，再汗一个……

满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女真族民不过百万还是野蛮民族（没自己的文明）。面对泱泱中华时，心理弱势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就从汉人的文化和民族自信下手，打掉汉人自信和能干的基石。汉人变得愚昧和奴性，才便于他们统治。这就是满清极力丑化扭曲汉人政权及历史的目的，也是文字狱的目的。汉人习惯了当奴才，他们才能放心做主子。

国人的愚昧和奴性，就是这样被满清种植的。

而满清后期的屡战屡败，除了落后之外，很大程度上就是满清不愿胜。鸦片战争中，满清go-vern-ment重用琦善，诬陷林则徐，以及后来的中法之战“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已经把满清的意图显示的清清楚楚了。三元里抗英，更是说明了英国根本没有想象中的强大。满清贵族说过“汉人一强，满人必亡”。即使国难当前，满清首先提防的还是汉人，而不是友邦。于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声明：说这些可能影响民族团结，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也希望各民族和睦共处，更没有要伤害谁的意思。但这是事实，影响重大，不能不说的。

至于康乾盛世，清朝国力居世界第一，则要归功于中国雄厚的基础。以往各朝代，中国的国力都是世界第一，不是到了满清才第一的。明朝经济总量占世界45％，清朝约占30％。这说的还只是量，如果，涉及到质（科技、文化、思想等），那满清和明朝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明末崇祯年间，中国耕地总数783万顷。而顺治16年，中国耕地总数是549万顷。乾隆31年，达到741万顷，才接近明末。

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札记》这样记载中国：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而乾隆盛世来访的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军队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

这就是康乾盛世的本质。

清朝这个专制残暴和扭曲都达到顶峰的朝代，骨气和思想，早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中国传统的为官直言敢谏，为史秉笔直书的观念彻底被摧毁。后来又被东西方列强欺负和蹂躏，国人的自卑和媚外也顺便产生了。被征服和奴役的太久，都进了潜意识，形成了习惯。直至现在，还有那么多贱骨头，自己不行，却认为祖先和文化有问题。漠视那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文明。

看看现在：撒切尔夫人说过：“中国成不了超级强国。因为中国没有能够推进自己、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思想）。”这条噢英国母狗也提醒国人：超级强国是需要领袖气质的，漠视智慧的民族难当大任。

满清已经成为历史，就让它过去吧。但是，反省，发现，重整旗鼓，是不能不做的。可惜，这么久了，还没人做。大家都不做，就让我这个不自量力的小人物来吧。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下面是明朝和清朝的一些情况。

中华文化在唐宋达到鼎盛。明朝的文化成就，大家看看“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的明朝部分就知道了。满清完全是文化荒漠。260多年只产生了一部尾大的著作：红楼梦。内容还是揭露清朝的腐朽的。曹雪芹为了躲避文字狱，才以小说的形式表现。

思想上相对唐宋较为严苛的明朝，思想家也是层出不穷：王守仁，李贽，王廷相，顾宪成，吕坤，顾炎武，黄宗羲等。伟大人物的诞生，必然伴随着伟大的智慧。而两百六十年的满清，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竟没有一个思想家。满清本没有思想，却压制汉人。使中国，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思想上处于一片空白。（难怪会被嘲笑）直到现在，国人还没有醒悟，悲哀莫大于此。

从胸怀上看，汉唐明的中国和类似于现在的美国。对外表现为自信、开放、开明和吸收。真正闭关锁国的只有满清一朝。明朝虽然也禁海，却不是彻底的禁，而是时禁时开。即便后期官方从海洋退出，海洋世界也不是权力真空。海商和海盗成为海上的统治者。

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出现在中国海域的荷兰船只，常被郑芝龙部截获。天启七年，郑军与驻台荷兰军还发生了一场战争。结果，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西方海洋强国，荷兰战败。此外，明朝非常重视与西方的交流，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那个木匠皇帝朱由校，还为中西交流做了很大的贡献呢。（误解历史，愧对祖先。）

人格和气节方面，中国的文化从来都是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教育人们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从来都是要人以礼义仁智信廉耻来自律；从来不乏铁骨铮铮之人。且不说：蒙恬——教尔等尝尝帝国铁骑的滋味儿；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苏武——牧羊；陈汤——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班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冉闵——力挽狂澜，拯救华夏于危亡之际；杨坚——重建中华文明和秩序；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岳飞——还我河山，满江红；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

谢选骏指出：康熙一人让中国倒退300年？如果人们不相信“英雄可以这样创造历史”，那么就看看大家记忆犹新的“解放和文革”，毛泽东一人如何让中国倒退30年！毛泽东有点自知之明，说是“奴隶创造历史”而非“英雄创造历史”，因为所有这些大言不惭“开国”的家伙，都是“英雄不问出处”的杂碎，其背景多为“奴隶出身的贱货”。当然，没有明末的饥荒地震、一战二战的狂乱喋血，这些人只是刑事犯罪分子，是根本无从崭露历史头角的。

【068、毛泽东语录是臭豆腐】

有些华人特别喜欢臭豆腐，虽说那东西致癌，但就是有人趋之若鹜。

就像毛泽东语录，大家明明知道那东西有害，但就是有人顶礼膜拜。

《毛选里被删掉的最不敢见人的“语录”》（2017年2月11日转载微博）说：

第一部分，教育与知识

1、知识越多越反动。

2、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3、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

4、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

5、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6、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7、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8、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9、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10、《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11、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12、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13、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第二部分，对苏关系

1、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问题，中国同志要负责任。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

2、庆祝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岁生日，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3、斯大林是我们最伟大的慈父与导师，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4、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

第三部分，阶级斗争与战争

1、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3、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要斗私批修。

5、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太谦虚了，何止100倍啊。

6、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7、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8、我们杀了七十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

9、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

10、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11、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12、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

13、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14、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15、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为了清出他们，必须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

16、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17、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18、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

19、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

20、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第四部分，抗日战争

1、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2、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3、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4、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5、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6、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

7、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8、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是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第五部分，大跃进

1、消灭麻雀。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2、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

3、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4、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5、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6、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7、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8、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9、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10、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

11、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12、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13、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14、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让我娘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15、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

16、9000万人上阵炼钢，比6000万人要好。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9000万人上阵，表明了它的全民性，建设速度大大提高了。

第六部分，屁股与屁话

1、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稳产高产是相对的，去年河北大雨是老天爷下的，没有办法。天老爷真难当，下多了不是，下少了也不是。

2、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3、事前要有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

4、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

5、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换，远陆造机器要原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

6、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7、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

（作者：Annie的春天公主）

谢选骏指出：录入上传的公主辛苦了。不过她给的标题《毛选里被删掉的最不敢见人的“语录”》，却显示了深刻的代沟，甚至男女差异。在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就是“共产党土匪”）看来，上面这些话，不是什么“最不敢见人的语录”，而是好吃的臭豆腐，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部分，是毛房里的精品收藏。

【069、毛泽东早就变节过了】

《彭斯：中国改弦易辙才能避免冷战》（2018年11月15日转载自由亚洲）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13日向中国发出严重警告，称只有中国愿意彻底改变自身行为，才可避免与美国爆发冷战。他又警告，如果中方的建议不能能令美方满意，不排除向更多中国进口货物加征关税。学者认为，美国已有应对中国的准备。

彭斯星期二抵达新加坡出席地区峰会。彭斯接受《华盛顿邮报》的专访时说，中国应把握机会，彻底改变自身行为，避免与美国爆发冷战。彭斯在访问中表示，总统特朗普对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持开发态度，但只有中国愿意彻底改变自身行为，才可避免与美国爆发冷战。彭斯表示，中方要在阿根廷的会面上，要就两国贸易逆差提出具体建议外，还必须在多项议题上作出实质让步。彭斯表示中方需保护知识产权、禁止技术转移、取消限制进入中国市场、尊重国际规则及规范，以及保障在国际水域航行自由等。彭斯警告若中方建议未能令美方满意，美方将准备在经济、外交及政治上，对华施加更大压力。

10月上旬，彭斯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对习近平政策提出多项指责。当时中国网民用“新冷战”、“冷战爆发了！”形容中美关系。一个月后，彭斯直接用“冷战”一词警告中方必须满足美方的要求。

香港一大学的访问学者刘先生，本周三（14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彭斯此次针对中国的言论，可谓非常严厉。其言论基调延续了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演讲内容，但是比其之前的言论进一步升温，而且对中国的要求也更加明确。他说：“彭斯副总统直截了当的用了‘冷战’这一字眼，恐怕不见得是美国最高当局真实的底牌。我们都知道冷战是西方世界针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所展开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长期的竞争和对抗。”

学者对中国会否妥协感到悲观

这位不愿意具名的学者表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民众面前将自己打造成对抗西方世界的英雄，煽动民众反日及反美：“煽动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把自己打造成对抗西方，尤其对抗美国的英雄和无畏的斗士。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妥协，我看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超出了他们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

一个月前，彭斯在演讲中对中国多项内外政策作出批评，包括“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是中国通过商业合作在机器人、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多个方面盗取美国知识产权，如今更进一步要求美国企业交出商业机密以换取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指责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是企图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阻止美国帮助盟友，指中国大规模实施监控，打压宗教自由，并通过“社会信用评分”等制度控制民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等。

北京独立学者查建国认为，目前美中关系已进入实际上的冷战时期。因为冷战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意识形态领域冷战，而第二点就是目前的情景：“第二点是全方位的，是政治、经济、军事，地缘政治、人权、贸易等各方面全面展开的。凡是具备这两个特点就可以说冷战已经开始了。”

习近平将于本月30日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上，与特朗普会面。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前讲师吴强认为，中美两国元首都希望在本月底的会晤中，达成一系列协议，但是到目前为止，双方存在的分歧仍然很大：“在彭斯所列举的清单中我们看到，习近平最近在上海进博会上的讲话，跟彭斯所列举的关于知识产权等一系列的要求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远远不能满足美方在贸易战之初一些基本要求。”

吴强表示，目前迹象很难看出中国会向美国做出比较大的让步，而美国下一步向总值2500亿美元中国货加征关税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中国官媒近期发出一系列有关强调爱国主义的报道。本周三，新华社发出题为“民族意识觉醒，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文章，称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体现了中国人民在抗击外国侵略中的决心和勇气。

谢选骏指出：不敢具名的新华社鼹鼠哪里知道，毛泽东早就在美国面前变节过了，邓小平并不是一个吃老鼠的猫——真正的老猫是毛主席。毛主席不是小润之的政治处女，而是老谋子的政治妓女。

【070、毛泽东只能做做土人的领袖】

《柬埔寨金边的毛泽东大道》（2019年10月03日转载美国之音）报道：

1970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向红色高棉高级官员英萨利致以问候，在当中的是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

北京在10月1日隆重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毛泽东是中共政权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的理论和思想、即国际上所称的“毛主义”的影响曾经远远超过中国的边界。不过，以毛泽东命名的街道在全世界并不多见，而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就有一条毛泽东大道，而且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政治风云变幻后，街名未改。

金边的毛泽东大道1965年建成——在全世界，以已故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命名的大道只有两条，一条是在非洲的莫桑比克，另外一条就是在东南亚国家柬埔寨。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这条毛泽东大道是1965年由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所提议修建的。

1965年3月22日，中国派出的工程队开始施工建设，同年8月30日建成。当日，时任国家元首的西哈努克亲王主持了命名仪式并发表了讲话。他说：“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灯塔，而且是柬埔寨人民、战斗的亚洲以及同我们一样怀有争取自由、正义和进步理想的各国人民的灯塔。”毛泽东大道全长5100米，最宽处18米，最窄处12米，当时是穿越金边市西南部最长、最宽的一条街道。

毛泽东大道见证沧桑历史

1970年，被卷入越南战争的柬埔寨发生亲美政变，西哈努克流亡中国。1975年，得到中共支持的红色高棉夺取全国政权，西哈努克回国，成为名义上的元首，但1976年被红色高棉赶下台并软禁。毛泽东在这一年去世，而红色高棉则开始将毛主义推行到极致，把城市人口迁移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据信最多有200万人口非正常死亡，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1978年，越南出兵柬埔寨，很快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扶立韩桑林和洪森领导的新政府，而中国则长期支持以红色高棉为主的抵抗力量，西哈努克成为抵抗力量组成的联合政府名义上的元首。1991年，柬埔寨各方在联合国监督下签订和解协议，并于1993年恢复君主立宪制，西哈努克重新登基，全国举行了大选。

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后，毛泽东大道的路面年久失修，变得坑坑洼洼，破败不堪。2003年，在柬埔寨华裔以及中国政府的援助下，这条马路得到维修，更换了路面的照明设备、人行道砖、交通信号灯并清理了马路两旁的排水道。

现在的毛泽东大道是金边市的一条主要交通要道。规模庞大的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就位于这条大道上。

年轻居民不知毛是谁——63岁的柬埔寨嘟嘟车司机洪贡（Kong Hon）说，他知道毛泽东大道的历史。他对美国之音说：“毛泽东大道显示了两国的团结和友谊，有利于我们国家在全世界的地位。”洪贡说，他知道毛泽东是谁，但从来没有见过他，只见过他的照片。

不过，记者在毛泽东大道上遇见的年轻人并不知道毛泽东是何许人，也不了解毛泽东大道的历史，只知道这是金边一条很好的大道。

谢选骏：“毛泽东大道”其实就是“僵尸的道路”——“在全世界，以已故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命名的大道只有两条，一条是在非洲的莫桑比克，另外一条就是在东南亚国家柬埔寨。”——难怪这俩国家如此悲惨。由此可见，毛泽东只能做做破产国家的领袖，比制造卫星国家的格鲁吉亚匪徒斯大林都不如，毛诈尸他怎么可能成为中国复兴的精神支柱呢？事实上，毛泽东不过是斯大林土匪帐下的一条狗而已，而且还是条不被宠幸的赖皮狗。由此看来，不消灭毛泽东的残渣余孽，中国大陆就无法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071、毛泽东是个县太爷】

（一）

“东方红、太阳升”，不是什么陕北民歌，而是取法于县太爷官衙屏风上的旭日东升的图案。其背景大海青天，则象征清官大老爷的公正无私。

与日出或海浪一起寓意福如东海。与天官一起寓意天官赐福。

“江山万代”，以“江水”、“山石”构成图案，象征“打下天下”。

“江牙海水”亦称“海水疆牙”。“牙”或作“芽”。以斜纹和波纹组成海水，上立尖状山石疆牙，取“一统山河”、“旭日东升”、“万世升平”之吉祥寓意。此外还有“一统万年”、“天地长春“万化长春”、“四季长春”、“地久天长”（以“天竹”和“南瓜”构成图案）、“和合万年”（以两个“百合”和一盒“万年春”构成图案）、“锦上添花”等等。

（二）

古代县太爷的官服上的波浪纹的含义在？

波浪即是海水，如果你仔细观察，应该还有岩石，其实这是一组寓意，象征了海水山崖，江山永固。

古代官服上的十二章纹

十二章纹，是指中国古代帝王及高级官员礼服上绘绣的十二种纹饰，它们是：日、月、星辰、群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通称“十二章”，绘绣有章纹的礼服称为“章服”。

十二章纹由来已久，大约在周代已经形成。据《周礼·春官·司服》注及疏记载，周代有官名“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周天子用于祭祖的礼服即开始采用“玄衣·裳”，并绘绣有十二章纹；公爵用九章，侯、伯用七章、五章，以示等级。不过，《周礼》本身并没有记载十二章纹之制，只是说“王之吉服”有“裘冕”、“衮冕”、“毳冕”、“希冕”、“玄冕”等所谓“天子六冕”。

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封建的统治秩序，纷纷制定详细繁琐的封建礼仪，为了说明这些封建礼仪的合理、正统，都把一些礼仪的产生时间上推至三皇五帝时代，对于十二章纹也是如此。

十二章纹的最早而又全面的记载，是《尚书·益稷》：“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这段记载并没有指明十二章纹是周代天子的礼服纹饰。

章服制度真正确立，是在东汉初年。东汉永平二年（公元59年），孝明皇帝诏有司博采《周官》、《礼记》、《尚书》等史籍，制定了详细的祭祀服饰及朝服制度，从此确定了汉代的服制。东汉初规定：“天子、三公、九卿……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以下）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以下）七章，皆备五采……”（《后汉书·舆服下》）。从此以后直到明清，十二章纹作为帝王百官的服饰，一直延用了近两千年。

（三）

毛泽东最喜欢“日”。十二章纹也就是十二种图案的头牌，就是毛泽东最喜欢得“日”。

“日”即太阳，太阳当中常绘有乌鸦，这是汉代以后太阳纹的一般图案，取材于“日中有乌”、“后羿射日”等一系列神话传说。“月”即月亮，月亮当中常绘有蟾除或白兔，这是汉代以后月亮纹的一般图案，取材于“嫦娥奔月”等优美的神话传说。“星”即天上的星宿，常以几个小圆圈表示星星。各星星间以线相连，组成一个星宿。“山”即群山，其图案即为群山形。“龙”为龙形。“华虫”，按孔颖达的解释，即是“雉”。“宗彝”，即宗庙彝器，作尊形，也有绘成虎形的。“藻”即水藻。“火”为火焰形。“粉米”即白米，为米粒形。“黼”是黑白相次的斧形，刃白身黑。“黻”是黑青相次的“亚”形。

以上十二种图案，各有其象征意义。按照历代注疏《周礼·春官·司服》的封建学者们的解释，日月星辰，“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龙，“取其能变化”；华虫，“取其文理”；宗彝，取其忠孝，绘成虎与雄形则取其猛与智；藻，取其洁净；火，取其光明；粉米，取其“养人”；黼，取其“割断”（做事果断之意）；黻，取其“背恶向善”。

十二章纹之制自东汉确立之后，各朝各代都把它作为舆服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北朝时期，章服制度更趋繁琐，以后周为例，不仅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等级的章服，即使同一等级，不同用处的礼服也各有不同的章纹。隋大业元年，隋炀帝杨广诏定章服之制，并规定了十二章纹在皇帝“衮冕”上的具体位置。唐武德四年，朝廷发布诏令，宣布车舆、服装之令，“上得兼下，下不得拟上”，违者治罪。天下只有皇帝可用十二章；皇太子及一品之服用九章，二品之服用七章，三品之服用五章，四品之服用三章，五品之服用一章。

明代和清代也都明文规定了章服之制，皇帝朝服仍为十二章，龙袍也“列十二章”。至于文武官员、明清则改章服为补服，规定文官的“补子”绣鸟，武官的“补子”绣兽，是为补服，各依等级有所不同。

（四）

中国古代十二章纹之制前后绵延近两千年，它是等级制度的体现。

毛泽东这个乡巴佬又岂能免俗？他一天到晚梦想到地主小老婆的床上去滚一滚，好不容易抓住了军队，一定要过足了官瘾！于是，东方红，太阳升了。毛泽东抢到了十二章纹的头牌。但其实，毛泽东不过是做了一回衣冠禽兽：

真正代表官位的补服定型于明代。明、清两代，官员在朝服的前胸后背处分别装饰一块方形的图案，叫补子，又称“背胸”、“胸背”。不同等级的官员补子的图案不同，而文官和武将的补子又不同。文官的补子的图案用飞禽，武将的的补子用猛兽，成语“衣冠禽兽”即来源于此。

圈金绣回纹边饰，盘金钉绣山石地上彩绣老虎，铺绒彩绣如意云朵、八吉祥、蝙蝠、波浪及寓意吉庆的图案，综线圈钉太阳纹。八吉祥等纹饰以盘金线装饰轮廓。绣制工艺细腻，色彩搭配协调。虎纹为四品武官的补子。

谢选骏指出：这些玩意儿里面，最让毛老头感兴趣的，就是那个太阳纹。“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其实呢？红太阳不过只是个县太爷。毛泽东文盲，不大懂这个，要是懂得多一点了，准把他气死了。毛泽东只是个县太爷，他的辖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叫做“赤县”了。毛匪还专门为此赋诗一首有曰：“长夜难明赤县天”，并且自况是“百年魔怪舞翩跹”！

【072、毛泽东最喜欢黄色电影】

《别做得太绝！生活本就是五花八门的俗》（2018-04-16 金融时报）报道：

没有哪个社会只肯定一种生活方式

柴米油盐酱醋茶，吃饭睡觉和拉撒，喜怒哀乐寻常事，出游娱乐也观花。大千世界，平凡人生，本是日常琐碎的世俗生活，谈不上低俗与高尚之别。你喜欢古典名曲、高雅歌剧、传统戏剧…… 我喜欢摇滚、Rap、相声、段子、抖音…… 也有人喜欢“五个一”、“精品工程”、“重大项目”…… 花团锦簇，纷繁多彩，千姿百态，千奇百怪，不是挺好吗？凭什么断定你喜欢的高尚我喜欢的就低俗？你喜欢的健康我喜欢的就不健康？你喜欢的积极向上我喜欢的就消极低迷？又有谁能做出这样的判断？那些指责不同娱乐方式的“高尚”人们可以先想一下：你爹你妈若不低俗，你是哪来的？

法国著名社会理论家皮埃尔·布迪厄曾经专门研究法国社会中人们对于饮食、艺术表演、文化消费等的习惯偏好。他指出，种类繁多的消费者兴趣是“一个自我呈现模式的有趣指标”，是个人“炫耀”一种生活风格的方式。人们因不断分化的社会地位而产生“最显著的”阶层区别和偏好，因而喜好也成为社会分层指标，因为这些消费习惯、审美标准似乎对应于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布迪厄在他那本闻名遐迩的《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说：“在平日的各种选择，例如家具、服装，或煮食，这特别揭示了深植人心和长期维持的偏好，使得每个派别都必须具有自己的艺术家和哲学家、报纸和评论家，就好比它有自己的美发师、室内设计师，或裁缝师。”

布迪厄的研究至少能告诉我们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没有哪个社会只存在一种品味，只认同一种产品，只允许统一的娱乐模式，只肯定一种生活方式。即使在当年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情境中，人们也还有对绿水青山春花秋月的赞美；即使在全国服装只有蓝、灰、军绿等主要色调时，爱美的人们也会在领口（甚至用假领）、袖边、纱巾、头绳上露出春色。爱美之心是人皆有之，世俗生活是人皆离不了的。因而不难理解，以正式权力方式禁止某种娱乐方式、封闭某种新媒体表达，为何会引起强烈反响。这不是动了谁的奶酪，不是抚了谁的逆鳞，而是干预了千百万人而且是最富生机的青年人的生活方式，禁止了人们自主的选择，剥夺了人之为人的尊严。

保卫五花八门的生活方式的抗争也是五花八门的

“内涵段子”本是包括各类短视频、图片、段子、音乐、游戏、评论等多主题多体裁的幽默娱乐社交平台，创办于2012年，据说至今已有超过2亿人登录、活跃者超过2000万之众。“段友”是其参与者自称，以典型的互联网方式形成的社区及其社区文化，有联络“暗号”，“车贴”，也有线下聚会、活动和不少公益行动，如走访敬老院、给贫困地区的孩子送学习用品和衣物、扶助有困难者等等。

2018年4月10日广电总局以“存在导向不正、格调低俗等突出问题”为由下令“今日头条”永久关停“内涵段子”客户端软件和公众号，并全面清理类似视听节目产品。就此，其创始人CEO张一鸣发出公开信致歉：我深刻反思，公司目前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四个意识”淡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缺失、舆论导向存在偏差。一直以来，我们过分强调技术的作用，却没有意识到，技术必须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导，传播正能量，符合时代要求，尊重公序良俗。进而张一鸣也把加强党建工作、加强和“权威媒体”的合作、将履行社会责任列入业务考核范围列入了整改范围，并将不断强化人工运营和审核，将现有6000人的运营审核队伍，扩大到10000人，同时成立委员会全面清查旗下产品的问题，向监管部门定期汇报。

关停清理事件引起广大“段友”强烈反应，北京和各地发生了一些抗议表达活动。段子时代的表达方式也是多样和出人意料的，源自于“段友”们平时的交往方式：汽车出行，鸣笛“嘀—，嘀嘀”；联络对答：“A天王盖地虎，B小鸡炖蘑菇”；“A春风吹杨柳，B敢问是段友？”“A啤酒小龙虾，B段友是一家”；“馒头，嗷~”；同唱一首《在人间》……

段友们的表达让我们再次看到互联网时代“隐藏的文本”的功效。美国著名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农民的反抗实践进行民族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和“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这两个重要概念，用以解释底层群体生存与反抗的逻辑，为人们提供了理解非政治的政治之灼见。“隐藏的文本”指的是相对于“公开的文本”（public transcript）而存在的、发生在后台的话语、姿态和实践，它们避开掌权者直接的监视，抵触或改变着“公开的文本”所表现的内容。它们是千百万人生存智慧的重要部分，表现为一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作为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的“隐藏的文本”，有助于我们理解复杂情境中的权力关系和底层群体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

“段友”不属于底层群体（虽然面对支配性权力他们亦是弱者），而是以生长于数字化时代的年轻人为主体。他们对于互联网技术的使用和相关理念达到其前辈无法完全理解更无法完全控制的程度。互联网时代的新生代的表达不仅具有“隐藏的文本”的全部特征，比如非组织化的共同行动，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和计划，而是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通常体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很好的匿名性；而且由于新技术的“玩法”使得其表达和行动具有出神入化、难以琢磨同时快乐无穷的效果。这一表达特点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相融合，构成当今“草泥一族”与“河蟹一族”之间持续的复杂博弈的场域。

在不触及法律限度、不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情境下，人们自主地选择生活方式具有理所当然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给予人们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这是天道使然，人性使然。追求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是天赋的人之本性，这种人性的力量不可能永远被阻挡。

“段子”之事表明，许多事件本无关政治，大多数人也并不关心政治，社会常态本是如此。但是，一旦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强行介入，被强制干预，本不是政治的事情就免不了被政治化，不关心政治的人们也被卷入政治，因为是政治找上门来，所以人们除了面对别无选择。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没有哪个社会只肯定一种生活方式”，却不知“没有哪个人只尝试一种生活方式”——就拿那个“开锅领秀”毛泽东来说吧，一方面在天安门上招猫逗狗，另方面在黑屋勾着女秘书偷看港台黄片。所以被人称作“尾大的导师、尾大的领袖、尾大的统帅、尾大的舵手”——他的“女性生活秘书”因此哀嚎，“毛主席真尾大，毛主席哪儿都大 ”……

【073、毛猪头复制了十亿猪脑】

《纽约时报：在防火墻内长大的一代中国人》（2019-01-24 纽约时报）报道：　

《纽约时报》报道称，伴随着一个不同于别处的互联网，一代中国人正在成长起来。过去十年，中国屏蔽了谷歌、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外国网站。一大堆中国网站则冒了出来，提供同样的功能——尽管它们受到严格审查。

现在，与这个不同的互联网体系成长起来的影响开始显现。许多中国年轻人不知道谷歌、Twitter或是Facebook是什么，这在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造成了一道鸿沟。而且，由于习惯了本土应用程序和在线服务，许多人似乎对了解网上什么内容遭到了审查无甚关心，这让北京得以建立起一套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竞争的替代价值体系。

互联网并未使中国社会更开放

这样的后果与许多西方人所预期的互联网效应恰恰相反。文章指，在2000年的一次演讲中，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曾提出，互联网的发展会让中国像美国一样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但目前看来，对美国及其他西方网络巨头来说，在庞大的中国市场分得一杯羹的希望愈发像是白日梦。

中国已经明确表明，在当局的领导下，它将走上一条对意识型态加强管控的道路。今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网信办表示，已经关停或吊销了超过3000家网站的许可证。

然而，美国的网络巨头仍在尝试。谷歌一直在为中国智能手机用户研发一款经过审查的搜索引擎，以期某天政府会允许其进入中国。上个月，Facebook获许在浙江开设一家子公司——但许可被迅速撤回。

西方网络世界在中国年轻人群体"遇冷"

报道称，即使西方应用程序和网站能进入中国，他们也可能会在年轻人那里"遇冷"。北京大学和史丹佛大学两名经济学家历时18个月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对于获取未经审查的政治敏感信息漠不关心。他们给北京两所大学的近1000名学生提供了能够绕过审查的免费工具，但发现近半数学生并没有使用它。在那些使用了的学生中，几乎没人花时间浏览遭到屏蔽的外国新闻网站。

学者们写道："我们的发现表明，审查制度在中国是有效的，不仅因为该制度使得敏感信息难以获取，还因为它营造了一种环境，让民众首先不要求获取这些信息。"

文章指，这种态度甚至不同于80年代出生在中国的人。大约十年前这一代人成年时，还有一些不驯服的人。其中最着名的是韩寒，一位质疑中国政治制度和传统价值观的部落格作者。现在没有像韩寒这样十多岁或二十多岁的中国人了。就连现年35岁的韩寒也不再像他从前的自己。他在微博上主要发布的是他的事，包括电影和赛车。

活在自己世界里的"零零后"

相反，许多中国年轻人使用如百度、社群媒体服务微信和短片平台抖音这样的应用和服务。他们时常赞颂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

今年3月，社群媒体巨头腾讯进行了一项调查，包括了一万多名出生于2000年或之后的用户，近八成的人表示，他们认为中国要么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要么每天都在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几乎相同比例的人表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感到非常乐观或比较乐观。文章举例，一名28岁在保定一个房地产网站的运营部门工作的受访者表示，她认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并说将尽她最大的努力使国家更加强大。每天晚上，她都会用手机看一到两个小时的韩国肥皂剧。她说，她的智慧型手机上没有任何新闻应用程序，因为她对政治不感兴趣。她去过日本几次，在那里使用过谷歌地图，但是没有访问任何被中国屏蔽的外国网站。"国内的app什么都有，"她说。

网民哀嚎：

Sans2000 30分钟前

中国网民＝中国巨婴，对付巨婴，小意思。

Sans2000 31分钟前

“反美仇美的愤青”如果呆在墙内，对美毫无意义，正如毛的文革一代。如果来到西方，就只能嘴里嚷几句，如slyue2018一类的，手脚却在帮美国（西方国家）的干活。

cmll 33分钟前

这个结论意义深远。说明中共的战略已经彻底失去了隐蔽性，决战就要开始了。就像郭小七说的，伟大的时代真的要开始了。

Phuck50c 39分钟前

很简单，无法改变颠覆你们，那就摧毁你们。

g2j2 今天 01:52

楼下五毛，不要如此不要脸，不要错误解读党的封网政策和目的。

slyue2018 今天 01:46

无法渗透和颠覆中国政府，西方国家都快气死了。其实，像美国之音这样的反华网站，99%内容都在恶意诋毁中国，如果开放给大陆网友，会很快培养出一大批反美仇美的愤青，中国政府禁止浏览，估计怕是气坏了中国网民的身体，也许为了保护越来越少的中美民间友好气氛。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完全没有一点检讨自己过失犯罪的意识，例如邪恶的《纽约时报》一再登出邓小平的封面照，推动了“中国模式”的成长。而邓小平正是决定继续供奉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毛猪头的罪魁祸首之一。于是逻辑的发展就是毛猪头带领大小猪头头们借着互联网复制了十亿猪脑，直到把邓小平的外孙女婿也压入大牢，这就是猪脑子的报应。但是故事并未结束，所以十亿猪脑子的力量正在继续动摇自由世界的根基！毛猪头复制了十亿猪脑，中国大陆真是世界领先的生物复制工程啊！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尼克松、卡特、里根、克林顿、大小布什、奥巴马等猪头的误判辅助，真是天道好还，无往不复也。

【074、毛主席的好孩子一把菜刀家庭革命】

《湖南12岁男孩因抽烟被打20余刀砍死母亲事后拿母亲手机请假》（2018年12月4日RFA）报道：

12月2日晚间，沅江泗湖山镇一名12岁的小学六年级男生，持刀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杀害在家中。3日上午，邻居发现后，向警方报警。目前，警方正对案件做进一步侦查。记者了解到，案发原因疑似男孩抽烟被母亲打后，不满母亲管教太严，心生怨恨持刀行凶。

12月3日12时24分，沅江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称：泗湖山镇东安垸村发生一起命案。接警后，市公安局迅速启动命案侦破机制，市刑警大队、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侦查和勘验工作。经查，受害人陈某（女，34岁，沅江市泗湖山镇人）被人杀死在自家卧室内，身上多处刀伤，嫌疑对象已锁定为其子吴某康（男，沅江市泗湖山镇人，六年级在校学生）。目前，嫌疑对象吴某康已被警方控制。经初步审讯，吴某康因不满母亲管教太严、被母亲打后心生怨恨，于12月2日晚9时许持刀将母亲杀死。3日上午，邻居发现情况后向公安机关报警。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记者拿到一份疑似沅江市教育局的案件情况介绍表明，嫌疑人吴某康，男，12岁，父亲常年在市外打工，母亲在家带着2个儿子。2018年12月2日星期日，晚餐后，吴某康在家吸烟，被母亲发现，其母亲用皮带抽打儿子。吴某康当即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将母亲砍了20余刀，致其母亲当场死亡。案发时间为12月2日星期日晚上九点多。其母亲死亡后，吴某康一直带着2岁的弟弟在家住宿未外出。并且接听其母亲若干电话，回复其母微信，且吴某康拿其母亲手机借母亲名义在12月2日星期日晚上10：49，给其班主任发了请假信息，原信息是：「胡老师吴某康明天请假行不他感冒了」……

案发后，沅江市教育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举一反三，向全镇师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法制宣传教育，感恩教育。据了解此事的一位媒体负责人程先生透露，疑凶是一位留守儿童，因长期失去父母监管而导致出了问题。

程先生说：12岁（孩子）杀死母亲那个是吧？公安已经介入了，现在管控有很多原因，怕再次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据我的记者去了解，这个小孩因为从小长到大，父母很少管他，都是爷爷奶奶带大。就是留守儿童嘛，所以说性格呀、各方面就有点那种固执哈，和社会上那种（人）裹起思想就搞坏了，又抽烟、又打牌又乱搞。母亲看到他抽烟就制止，没想到就很反感他母亲制止他，所以就跑到厨房去拿菜刀。程先生还透露，因为是留守儿童作案，加上案情太血腥恶劣，以至于留守儿童的问题在当地也成了敏感话题。

谢选骏指出：这个杀害母亲的家伙，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因为老毛一向鼓励家庭革命，而且老毛自己就亲身造反，打爹骂娘、祸害天下——他的“元帅”贺龙就是两把菜刀闹的革命。现在这个杀害母亲的家伙，生不逢时，否则也可以官拜半个元帅了。

【075、毛主席撕咬毛主席】

《他每天从中国榨取百万美元却是撕咬中国最狠的狼》（环球时报 2019-06-05）报道：

“我反对中国人，因为他们试图入侵我们国家，摧毁我们的产业，让我们完蛋。”

说这番话的人叫克莱夫·帕尔默，是澳大利亚前首富。反华言论，在这几年的袋鼠国并不新鲜。但帕尔默这个人，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首先，他最近非常活跃。其次，他在澳大利亚影响力不小，当然都是破坏性影响。

而最让中国人气愤，是这位反华大佬，发家还是靠赚了中国人的钱！怎么就养出了这样的白眼狼？

不久前的袋鼠国大选，帕尔默虽然没赢，但出尽风头。

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在整个竞选活动中，帕尔默被媒体提及的次数仅次于肖顿和莫里森，位列第三。

而在西方最大视频网站Youtube上，帕尔默领导的澳大利亚联合党更是风头无两，发布的视频播放量最高超过700万，将自由党和工党远远甩在身后。

700多万的播放量是什么概念呢？要知道，澳大利亚总人口也就2500多万，这就相当于，平均每4个澳洲人里，就有一个人看过这个视频。

可恨的是，在澳大利亚传播如此广的视频全程都在妖魔化中国。

视频说，中国政府秘密控制了西澳大利亚的机场和港口，利用这些重要交通枢纽来盗取资源，这将严重威胁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

视频还说，中国政府收买了澳大利亚工党，利用工党政客来做肮脏交易，准备全盘接手澳大利亚。

视频最后呼吁全体澳大利亚人：我们不能任由中国摆布了！我们要行动起来，共同保护我们国家的未来、领土和生活方式！

显然光污蔑中国政府不够，他们还不忘黑一把中国人。

最近几年，由于澳大利亚媒体不停地炒作中国人“抢奶”“炒房”的负面新闻，一些当地民众原本就对中国人产生了不好的情绪。

澳大利亚联合党将这种情绪进一步扭曲、夸大，告诉他们的选民：中国人控制了我们的乳制品！中国人还操纵了我们的房地产！这样下去，澳大利亚的娃儿会没奶吃，澳大利亚人也会没房住！

因此，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要把中国人赶出去，禁止中国人在澳大利亚投资！

然而，比起帕尔默之前的辱华言论，上述视频都算克制了。

2013年9月5日，帕尔默在澳大利亚9频道《今日》节目中宣称，“默多克的妻子邓文迪是中国间谍……她多年来一直在监视着默多克，将钱送回中国情报局，这便是默多克离婚的原因”。

2014年2月7日，帕尔默公开称，中国试图“强奸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经济”。

2014年8月18日，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问答节目”采访时，帕尔默甚至直接骂中国人是“杂种”。他说，中国企图抢占澳大利亚的港口来盗取自然资源，为了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他不惜“与中国杂种硬碰硬”。

这样荒唐、粗俗的对华指责让一些澳大利亚政客都看不下去了。

对中国也曾大放厥词过的澳大利亚前外长毕晓普曾谴责“帕尔默的言论不可接受”，并称这“绝不代表澳大利亚国会和人民的态度”。

西澳大利亚州前州长科林则说，帕尔默的言论代表了“澳大利亚最丑恶的东西”。而现州长麦高恩更是一针见血，暗指帕尔默骂中国是典型的忘恩负义行为。他说，帕尔默从中国投资者那里获取了大量的利益，“他每天从中国人手中榨取100多万美元现金，然后攻击中国的投资。”

发家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竞选口号一致，帕尔默也宣称“让澳大利亚变得伟大”（Make Australia Great）。再加上同样是富豪出身，又都爱拿中国说事，不少人将他称作“澳大利亚特朗普”。

但与特朗普“富二代”出身、继承家业的致富路线不同，帕尔默自称是白手起家，“从清洁工一路走过来，曾在地板上睡过觉”。

不过，正如麦高恩所说，帕尔默的巨额财富源于中国。甚至可以说，他是靠赚中国人的钱发家的。

公开资料显示，帕尔默出生于1954年，孩提时代曾随家人来过中国，并在青岛住了半年多。他接受采访时曾多次提到在中国的经历，并自称见过毛主席和中国末代皇帝溥仪。

回到澳大利亚后，他考入昆士兰大学就读法律专业，但在毕业前退学了。退学后，他开始从事房地产中介工作并从中赚取了“第一桶金”。

之后，帕尔默转身投入矿业。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他创办了包括现在主营的Mineralogy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主要靠向中国出售矿产获益，并就此发家。

2006年，帕尔默与中国企业合作中澳SINO铁矿项目，这使他成为澳大利亚第五大富翁。

2009年，他收购了布里斯班的Waratah煤矿，当时评估价不到1亿美元。

2010年，他与中国企业达成协议，中方20年内每年购买Waratah煤矿价值600亿美元的煤炭，这一交易，让他荣登澳洲首富。

虽然，从这之后，他的身价不断缩水，但即便不是首富，也仍是富豪。

在今年的澳大利亚大选中，帕尔默就豪掷6000万美元为自己和澳大利亚联合党打广告，广告投放密度堪比“挖掘机学校哪家强”。

虽然这样的高投入只为帕尔默赢得了3.5%的选票和0个议会席位，但他却认为钱花得很值，比“捐赠给慈善机构更有效地利用了他的财富”。

帕尔默在大选后发表声明称，他所在的澳大利亚统一党分走了工党的选票，“显著帮助”了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

他还强调，澳大利亚统一党的目标是确保工党政府不上台执政。

而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工党对中国的态度一直以来相对友好。前工党党魁肖顿在大选前还表示，如果工党取得执政权，他们不会跟随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威胁，而会采取更为独立的外交政策，以平衡中美关系。

伪装

值得一提的是，帕尔默对中国的态度并非一开始就这么恶劣。不然，中国企业也不会跟他做生意。

只能说，他伪装得很好。

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提到，多年来，“这个神气活现的澳大利亚矿业巨头”还以中国友人的身份自居，他经常为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辩护，还会突然现身中国大陆，向中国官员及投资者示好。

2012年4月，帕尔默与中国船厂签约，宣布将耗资30亿至60亿美元打造“泰坦尼克二号”，一度震惊海内外。虽然，这艘“泰坦尼克二号”到现在都没建成，但可以看出，直到那时帕尔默与中国的关系还不错。

那帕尔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或者说露出原形的呢？这里就要说到一场官司——他和中国合作企业闹掰了，正是那家让他发家的中国企业。

2006年3月，这家中国企业从帕尔默Mineralogy公司购入位于西澳大利亚州的20亿吨磁铁矿的采矿权，成为中国在海外最大的矿业投资项目。此前，帕尔默的公司虽然获得了开采审批文件，却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去开启项目。

然而，这一命运多舛的合资项目不仅投产时间一再拖延，开发成本严重超出预期，后来还迎来铁矿石价格暴跌、监管障碍、劳工短缺、聘用中国籍雇员争议等一系列考验和麻烦。

通常情况下，商业合作出现麻烦就要协商和谈判，实在谈不成就会打官司。不幸的是，这一项目就是走到了打官司的地步。

帕尔默在2012年底开始控告中国企业违约，从那之后，双方相互指责，嘴炮打了不少，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用英国广播公司的话来说，“双方相互憎恨的程度在世界企业界也罕见”。

既然已经上了法庭，那就让法律来裁决这场纠纷。但帕尔默开始了“公报私仇”，原来他所谓的“中国抢占澳大利亚资源”是指他私人的矿。

帕尔默迅速从“中国友人”转变成澳大利亚最激烈反华的人，彻底暴露出他的唯利是图。之前的对中国示好，现在的对中国诋毁，无非都是一个“利”字。这是一个无情无义之徒。这样的人，我们将来可能还会碰到，帕尔默应该让我们多留一个心眼。

有些讽刺的是，帕尔默印着“让澳大利亚变得伟大”标语的海报正是中国制造的。要真想让“澳大利亚伟大”，就必须和中国合作，不可能对抗。这个道理，帕尔默明白，但在装糊涂。

最后强调一句，这样的白眼狼，我们一定要增强甄别力，不能再养狼为患。而他一旦现了原形，就该让他付出代价。

谢选骏指出：这条澳大利亚原野上冒出来的白眼狼，受过北京的特殊培训，所以成为食髓知味的“毛主席”了。一言不合就反目成仇，太像湖南乡村里冒出来的毛蛋主席了。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就是反客为主的毛主席了。最后呢，撕咬北京当局，上演了毛主席撕咬毛主席的活报剧了。两个毛主席，都是呲毛的家伙，摆出一副好斗的公鸡架势，看看谁更尾大胱荣正瘸吧。都说叛徒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东西，英军叛徒成为美国国父，中国叛徒成为中国主席。毛主席如此撕咬毛主席。

【076、毛主席偷看黄色电影】

《中国电视剧收视率全面崩塌》（2018-12-29 娱乐产业）报道：

当不开电视看“电视剧”成为一种常态，观剧时代真的变了。

曾几何时，人们会准时守在电视机旁，等待《天气预报》的尾音结束后，体验着追剧的快感以及遇广告就换台的烦躁。如今，更快节奏、更“爽”的网剧点开手机就能看，充个会员摆脱贴片广告，倍速观看+弹幕吐槽成为习惯。

于观众而言，无非就是换个地方看剧。而从业者们则需要考虑走出体制，拥抱网络市场，真正属于电视剧的高光时刻早已经暗淡了。

几年前的剧集市场还在高呼电视剧制作精良，而现在，我们似乎更愿意在网剧身上寻找电影质感与题材创新的可能性。如果说2018网剧是一场清宫与青春的狂欢（请戳我），那么2018电视剧就是在为传统台播剧占席做着力挽狂澜的努力。

根据艾漫数据，2018年只有13部台播剧收视破1，远低于2017年22部和2016年的29部。“剧王”《恋爱先生》的收视率（1.56）成绩，与前两年的《亲爱的翻译官》（2.05）和《人民的名义》（3.66）也相形失色。

被“争议”和“期待”包围着的电视剧这一年，过得着实辛苦。

价值观取向变迁，催生电视剧“爆款”

“爆款”从不能被定义，但我们往往却最期待爆款剧出现。

从前的古装、玄幻剧一度被认为是电视剧市场萧条下的救星。而在经历了粗制滥造的批量输出后，一纸”限古令”让它至今都没能恢复昔日的辉煌。

今年《如懿传》意外转网延迟上星，《巴清传》直接被给了红牌，于正《凤囚凰》失利却在《延禧攻略》中大获全胜，《皓镧传》本应趁机再爆可惜被迫延播。能为2018年古装电视剧挽尊的，恐怕只剩下目前刚刚热播的《知否》。

而在玄幻剧方面，张黎搭上杨洋的《武动乾坤》高开低走，不仅收视率低迷，豆瓣评分只有4.3分，再次验证大IP＋流量明星＋高精特效，已经不能成为吸引年轻观众的法宝。

杨幂和阮经天的《扶摇》从开播被吐槽剧情像《哈利波特之火焰杯》开始，就踏上了无限期的争议之路。比起《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令人深刻，娱sir现在能够记住的，好像只有“糊瑶”的鬼魅含血一笑了。再看《天盛长歌》，尽管画面质感为国产古装电视剧制作打了个样儿，但得放2倍速观看才觉得节奏正常。

不得不说，《香蜜沉沉烬如霜》还是在这存亡之秋中冲了出来，杨紫、邓伦超预期演技还原电线同名小说，63集体量基本做到剧情每遇转折必上热搜的程度，而因OST《不染》所引发的#毛不易求求你别唱了#，让“毛骨悚然”一词有了全新定义。

而说起古玄著名的将死告别桥段，继若曦躺怀十四爷、夜华躺怀白浅后，锦觅躺怀凤凰无疑成为娱sir心中最经典的催泪炸弹之一。

现实主义题材方面，家庭关系、职业奋斗、年代生活等垂类剧集内容，因“情感”部分的叙事多少总能另辟蹊径寻找新路，毕竟电视剧挂靠现实主义就是既保险又容易引共鸣的，但有现实无话题，也成为2018电视剧的明显问题。

在娱sir看来，现实题材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瞄准当代生活，另一种则是现实主义手法的年代戏。因为这类剧距离观众较近，因此拍好绝非易事，很容易沦落为悬浮/炫富偶像剧，或“只有话题没有剧”的怪圈。

之前《欢乐颂》引起社会阶层划分、职业女性和“北漂”一族的话题讨论；《好先生》将超越血缘关系的情怀话题进行审美升华；《我的前半生》更是道尽中国式家庭关系复杂性，今年的《创业时代》《合伙人》《陪读妈妈》等，题材的确新颖，但实际内容深度不足、励志变成狂洒狗血、落入爱情戏俗套等因素，导致这些剧均未能产生理想效果。

价值观与审美的错配，也是国产电视剧面临的一个问题。《创业时代》在创业寒冬播出不说，还架空出一个没有微信存在的当代社会；《娘道》在提倡性别平等的年代大谈特谈传统三从四德，也显得不合时宜。

观众审美和价值观取向的变迁决定下一部“爆款”何时出现，无论剧集本身好坏与否，市场再都不能拿前一秒的认知，去评判和定义何为“爆款”。

倒是赶着年末排播的《大江大河》不负众望，北京卫视首播收视率0.971，豆瓣8.9分/42553人的斐然成绩再次印证了“国剧门脸”正午阳光的实力，昔日“用小人物展现大时代”的“空话”在《大江大河》身上变得实在了，由此开启地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剧”征程，想必会在2019年变得更加有意义。

五大卫视重新洗牌，明年抢购“献礼”剧

随着卫视间实力的分化，一线卫视与二三线卫视的差距逐渐拉大，后者收视率基本为零。据目前最新公布的CSM35城黄金档（18:00—24:00）数据，东方、湖南、北京、江苏、浙江五大卫视包揽剧场收视前五。

卫视剧场焦灼竞争愈加激烈，省级卫视第一阵营已经进入优势重构的洗牌期，江湖地位更迭频繁。

2018年东方卫视共有4部独播剧和15部卫视联播剧，重视排播都市和刑侦题材，这与其“国际、时尚、前沿”的自身高端定位不无关系，高收入、高知识和高职位的“三高”人群成为卫视一直赖以吸附的受众群。

三部作品首播收视率破1（《脱身》《一路繁花相送》《恋爱先生》），2018开年卫视剧场收入较去年同期涨幅超50%，成为平均收视唯一破1的剧场，但四部独播剧三部未破0.5。

湖南卫视这位昔日的“老当家”如今的竞争力依旧不减，金鹰独播剧场囊括古装传奇、都市情感、革命谍战等多种题材，青春进行时剧场正以“边拍边播”的方式和“活动化”操作的话题植入模式一直延续至今，钻石独播剧场于4月22日起停播，与“青春进行时”剧场正式合并。

2018年湖南卫视排播包括都市、青春、古装等多类型题材剧集，成为唯一一家没有与其他卫视合购剧目的卫视。不同于东方卫视的的“都市剧走到底”，湖南卫视则是大行IP剧之道，超过半数排播改编剧，除《天盛长歌》和正在播的《知否》外，其他均不尽人意。

北京卫视作为主流平台，所投放的一系列温暖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都成为了爆款剧的代名词。“大剧看北京”看懂了市场亦看懂了人民，品质剧场的女性观众高达55%，25岁至44岁观众占比超过了30%，基本上是女性、年轻、多金的高价值人群。

观众占据高价值人群高地，高收入、高学历人群在前五卫视中排名第一，年轻人已成为北京卫视第二大核心主力人群。2018年北京卫视依旧把现实主义题材作为大剧布局的主心骨，致力于做好这个“头部内容”，令人惊讶的是，《面具》的二次排播着实为其吸粉不少。

江苏“荔枝台”一直以“幸福中国”的频道口号活跃在观众眼前，2018剧集排播也是都市当代、史诗年代两手抓。《南方有乔木》《下一站，别离》情感牵头，《爱国者》《利刃出击》军旅当道，而《香蜜》的独播，更让江苏卫视的选剧加分。综艺立台的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以红色主旋律（《莫斯科行动》和《和平饭店》）搭配都市生活为主心骨，“中国蓝周播剧场”4月排播《最好的我们》首次实现网剧“上星”。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9年五大卫视购剧情况来看，“献礼剧”占了极大份额，尤其以江苏卫视和东方卫视为代表。而硬拗沾边的创业奋斗、职场生存、自我梦想实现以及家庭伦理剧集也会在献礼的包装下过审排播，毕竟改革开放的惠处普及到的是小家和大家。

台播剧消亡倒计时

“电视剧”会消失吗？不会。但“台播剧”会。

娱sir摸头想了想，似乎已经很久没打开电视机了。即便偶尔周末打开电视，也被各类综艺节目、体育赛事等吸去大半的注意力。诚然，只要“新闻立台”存在一天，电视台就不可能被取代，但电视机打开率整体变低愈发严重，纯粹的“台播剧”面临消亡，“电视剧”几乎都成为台网联动甚至先网后台。

在娱乐产业（ID：yulechanye）看来，电视剧也许将成为一个制作水准概念，就好比业界常说的，网剧做出了电视剧水准，而电视剧做出了电影质感。今年的《延禧攻略》《如懿传》《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等等，我们根本无法从播出平台定义其究竟是电视剧还是网剧。

作为观众，可能不会那么在意剧集在哪里播，作品到底是网剧还是电视剧，如何方便省时的看到最想看到的内容并且不失望或者有槽可吐，想必这才是一个剧迷无限追剧的动力。

毋庸置疑，精良网剧制作的冲击力足以媲美传统电视剧，但对于生根于网生环境的网剧而言，在剧集体量、价值观内容以及宣发传播效用范畴，想要达到电视剧制作级别，还需细细揣摩晋级之路。亦或者，它会开辟第三条中和台网剧集后的光明大道。

也许，能在剧集投放时决定其属性的只有审查。但那也只是暂时的。我们期待国产剧发展的良态趋势，市场再无网剧和电视剧，只有“好剧”。

但另一个问题是“好剧”可贵——不止难做，而且采购价格逆天。2019五大卫视购预算115亿（按照单集400万的均价计算），不及优爱腾700亿投入的1/6……恐怕以后，电视上真的会没有“电视剧”。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中国目前的“影视收缩”是全面收缩的一环，让我想起了毛主席的故事——禁止红区人民观赏电影，自己却抱着几个女人偷看香港的黄色电影。毛主席看黄色电影无罪，但是禁止别人看却自己偷看，就是知法犯法的大罪了。他和他的信徒哪里懂得——“全面专政”的最大漏洞就是不对自己进行专政！“斗私批修”的最大败笔就是无法批斗领袖的私欲恶行劣迹斑斑。

【077、毛主席只有毛贼贼窝没有专用行宫】

网文《毛主席专用行宫一览表！》（2017-05-09 国事漫谈）记载：

毛泽东专用住所可分为各省国宾馆系列、国防战备指挥中心系列、风景区系列及其他四大类。属于各省国宾馆系列的为22处，包括武汉东湖梅岭一号别墅、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八号楼、长沙蓉园一号楼、长沙九所三号楼和六号楼、上海西郊宾馆某楼、杭州刘庄一号楼、杭州汪庄宾一号楼、哈尔滨花园邨宾馆某楼、成都金牛宾馆一号楼、南宁西园饭店、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太原晋祠宾馆、合肥稻香楼宾馆、西宁胜利宾馆、西安丈八沟宾馆、兰州宁卧庄宾馆、长春南湖宾馆、济南南郊宾馆、南昌滨江宾馆、贵阳花溪西舍和东舍、广州南湖别墅七号楼和松园、广州鸡颈坑别墅；属于国防战备指挥中心系列的1处，湖北咸宁特一号别墅一栋；属于风景区系列的7处，包括河北北戴河别墅一号楼、河北北戴河小别墅、江西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北京密云水库石骆驼别墅毛泽东住所、辽宁大连棒棰岛宾馆、山东青岛八大关小礼堂、海南鹿回头宾馆；属于其他性质的14处，包括北京双清别墅、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北京玉泉山一号楼、北京新六所一号楼、北京中南海游泳池、北京人民大会堂118厅、北京钓鱼台12号楼、湖南韶山宾馆卢家湾一号楼、湖南韶山滴水洞别墅、北京官园、浙江金华“512工程”别墅、上海虹桥“一0一”住所、中南海“二O二”住所、南京依村1号别墅，总计44处。按照惯例，毛泽东每到一处住所休息，都要为其随行家属子女、身边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安排住宿，或者供毛泽东娱乐、运动的地方。在有的住所里，事先就建好相应的建筑，如武汉梅岭一号的二号、三号楼，滴水洞的二号、三号楼，广州鸡颈坑是“一组房子”，显然除一号楼外，还有其他建筑。有的则要安排周围的其他建筑供随行人员使用，如北戴河一号楼周围的六、七、八号楼。但在各省国宾馆、毛泽东在北京的各住所、各风景胜地的住所，因为已经形成完整成熟的保障制度和相应住所建设，故不再专门围绕着毛泽东的住所为随行人员修房子。所以如果按栋（或四合院）来统计的话，上述44处毛泽东专用住所总共包括毛泽东本人所住（或准备给他住）的52栋房子（或四合院），明确为毛泽东本人（或家庭）娱乐或游泳用的有2栋（不包括中南海室内游泳池），明确供毛泽东家属或随行警卫人员居住的有10处（各地国宾馆均拥有供领导人家属、随行警卫人员住宿的配套房间，故不用专门修建房子。但在专门为毛泽东修建的一些住所，如滴水洞、梅岭一号等则需修建这些附属住房，相关情况目前尚不清楚），总计为64栋（或四合院）。

谢选骏指出：“毛主席专用行宫”的说法大错特错了！因为只有贼窝才会使用代号，专用行宫必有堂皇名目。由此可见，毛主席确实尾大，做了主席还艰苦朴素，只用贼窝，没有专用行宫。

网文《毛泽东有多少〝住所〞？》（2014年2月24日李剑综合）报导：

中共第一代党魁毛泽东已死亡30多年，近年来民间批毛、倒毛、披毛声浪越演越烈，但有关毛泽东1949年以后的住所却鲜有人提及。最近有人整理了近年来一些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在回忆录中所涉及的相关部分，在网路上引起热烈讨论。

关于毛泽东1949年以后的住所，近年来一些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在回忆录中颇有涉及，也有人专门做过一些考察，但有关它的总体情况以及大多数住所名称、坐落地点至今仍说不清楚。

网路上流传的一篇题为〝对毛泽东1949年以后住所的初步考察〞中指出，其实，搞清楚毛泽东所有住所的情况，最简单也最保险的办法莫过于查阅相关档案，或实地考察一下绝大部分至今乃保存完好的毛泽东住所就可以了。

但问题是，目前研究者不可能去查阅这些被中共视为国家机密的档案，而且等他们主动公布也遥遥无期，实地考察毛泽东的住所更不具有现实操作性。好在近些年一些曾在毛泽东身边的人或知情人都对此有所介绍，各地毛泽东的住所所在单位为了搞旅游，搞经营，也透露出点滴信息。

尽管这些资料大多不全面，但对1949年以后毛泽东住所的情况做一个大致勾勒。文章中把毛泽东的住所分成专用住所和临时住所两类。

一、毛泽东的专用住所

毛泽东的专用住所系指从1949年进入北京（时称北平）后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亡前，专门为他修建、改建，供其本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居住的处所。

（一）北京双清别墅

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在1917年办香山慈幼院时建造的别墅，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到北京后的第一个住所。它中间是容纳20多人的会客厅，西边是卫生间、卧室、办公室，东边还有办公室和会客厅，再过去是小餐厅和厨房。毛泽东住正房，家属孩子住院子西头平台上的几间平房，其他房间供工作人员住。

当年6月以后，毛泽东白天去中南海办公，接见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各界人士，指导政治协商预备会的筹备工作，晚上回双清别墅休息，后来干脆离开香山，入住中南海。政协筹备会安排就绪后，也没有因安全保卫的原因返回香山居住。

（二）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毛泽东1949年9月21日移居此住所〝中南海的红墙内，在南海北岸的西侧，从西数第一个大门即是丰泽园。这是一所古式的大建筑群。在丰泽园的大院内，被小的院落分割成一些较小的建筑群，作为中央部分领导人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每个独立建筑或建筑群都有名称，都挂有匾额。〞

参考张耀祠《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66页。

（三）北京玉泉山一号楼

修建于1953年。毛泽东的卫士马武义回忆说：〝1953年9月的一天……汪东兴同志从后门来到主席身边，满面笑容地说：‘主席，给你盖了栋新房子，今天天很好，去看看吧！’‘哦！那好哇，去看看去。’〞

这座新房子是高而大的平房。包括摆放着4棵芳香佛手的正厅，正厅左侧的警卫值班室，放着钢琴和乒乓球桌的100多平方米的娱乐室，东西向的长走廊，5套内有卫生间，整个室内都铺着厚实的驼毛地毯。

该住所还包括电影厅、会客厅、餐厅以及江青张罗建的一个室内游泳池。〝整个游泳室不过百平米，水池只有五六十平方米、齐腰深的水，但有山有流水，有花有草，还有一块双人床大的沙滩。

（四）北京新六所一号楼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2年春，我跟江青在万寿路新六所打扑克。所谓新六所就是中央在万寿路修建的六栋小楼。中央五大常委毛泽东、刘、周、朱、任，每家住一栋，工作人员住一栋。1959年以后，毛泽东再不曾来新六所居住（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耀祠回忆说1953年5月他受命出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一职时，其职责之一就包括保卫新六所。

（五）河北北戴河别墅一号楼

1954年建成。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等人当年记载的跟随毛泽东去北戴河休养、办公均住此楼，周围的6、7、8号楼成为1号楼的附属楼，由陪毛泽东来这里办公厅干部及孩子居住，李敏、李讷和毛泽东远新曾住6号楼

（六）北京中南海游泳池

关于它的修建时间，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来自在中南海负责修缮工作的工程师田恒贵。他说该处原系为方便毛泽东游泳，1955年由中央建筑设计院设计，由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负责施工的室内游泳池。

另一个说法来自专门负责修建中南海游泳池等建筑的工程师王爱深。他说：〝中南海室内游泳池是1954年开始修建，1955年秋天完工。

建筑内除游泳池外，还有门厅、更衣室、淋浴室，东南角有供毛泽东休息的一间住房，南面有供毛泽东会客的大厅。因毛泽东喜欢这个地方，经常住宿，1966年7月以后长住这个住所。

（七）河北北戴河小别墅

1959年建成，因条件比1954年所建别墅好，毛泽东以后来北戴河时入住此别墅。

（八）湖南韶山宾馆卢家湾一号楼

1958年冬建成。它距毛泽东旧居西北不到1公里，青松挺拔、修竹滴翠，风景优雅，时称韶山招待所。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入住，后来韶山招待所新建了一些楼，并改名韶山宾馆，卢家湾一号楼改名松山一号楼。

（九）武汉东湖梅岭一号别墅

1959年年底竣工，次年以后毛泽东来武汉均住这里。包括1号楼，毛泽东住，有会议室、办公室、卧室及内庭院；2号楼，两层楼，警卫、工作人员住，有10多个房间和会议室、餐厅、接待室等；3号楼，毛泽东等人的活动场所，有宽30米，长60米游泳池、舞厅及剧场等。

（十）江西庐山芦林一号别墅

建于1961年7月的单层平顶别墅，主房建筑占地4500平方米，园林面积1万平方米，四合院式主楼中间有340平方米的天井花园。四周是内走廊，面向天井的均为大玻璃窗。大门入口处有宽敞的外廊，连接西边的一个八角亭。

网路上也有文章揭，毛泽东仅在大饥荒期间（1960年左右）兴建的奢华行宫就多达61座。包括：韶山滴水洞、上海西郊宾馆、庐山芦林一号、长沙蓉园、成都金牛坝、武汉东湖宾馆、杭州刘庄、汪庄宾馆、南昌八二八、南京紫金山宾馆、济南南郊宾馆、广州南湖、北戴河莲花山别墅等。

谢选骏指出：这些毛贼贼窝其实没有一个是挂牌的，都是秘密的讳莫如深，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好像老鼠洞，毛泽东死后就像成吉思汗的坟墓难觅其踪。

【078、毛煮稀的绞索】

《英国王子性侵丑闻被锤死！女王听他采访都想骂人》（英国报姐 2019-11-19）报道：

在所有英国王室成员里面，安德鲁王子可能是最没有存在感的那一个。他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第二个儿子，是王储查尔斯的弟弟。自从查尔斯的儿子和孙子纷纷出生，安德鲁王子的王位继承顺位下滑到了第八。排在他前面的，是今年刚刚出生的哈里王子的儿子，阿奇。（不少同学可能会问，如果查尔斯先女王一步去世，是不是安德鲁就会成为王储，因为他是女王的次子。其实并不会：王储的位子会给与查尔斯的长子也就是威廉王子。）

安德鲁王子在1960年出生，今年59岁。80年代英国和阿根廷在马岛开战的时候曾经在航母上服役。退役以后，安德鲁成为了“英国国际贸易及投资特别代表”，一个闲职，主要职责就是当一个交际花，在国际上流社会建立社交关系。

安德鲁王子原本应该只是王室家族树上一个不起眼的分支。但一个美国女人对他性侵的的指控，让安德鲁王子来到了聚光灯下。

这是自戴安娜王妃死亡后王室面临的最大公关危机，而安德鲁王子从此以后，再也无法脱离“恋童狂魔”的指控……指控安德鲁王子的是一名美国女性Virginia Roberts Giuffre 。Virginia今年35岁，她说自己17岁的时候，曾经被人强迫，给安德鲁王子提供性服务。而强迫Virginia的人，就是前一阵子在狱中“自杀”的纽约富豪爱泼斯坦（Epstein）。据Virginia本人的采访，她在14岁的时候认识了爱泼斯坦。

爱泼斯坦这个人相信大家最近都有了解。他曾经在美国经营着一个规模庞大的性奴俱乐部。爱泼斯坦的顾客都是社会上层人士，包括了：美国的议员州长、国外政要、甚至王室。安德鲁王子就是其中的一员。爱泼斯坦还有一架私人飞机，被圈内人叫做“洛丽塔快线”，专门送顾客到他纽约的公寓和私人小岛上。Virginia出生在美国比较穷困的地区。爱泼斯坦当时就专门挑这些贫困地区的女孩作为他的性奴。因为她们最容易控制。

根据Virginia的描述，爱泼斯坦本人是一个具有很严重性瘾以及恋童癖的人。他每天至少要和3个不同的女孩发生性关系，“年纪越小越好”。并且不管爱泼斯坦去哪里出差，不论是巴黎、伦敦还是纽约，他总有当地的熟人给他提供女孩。爱泼斯坦告诉16岁的Virginia，他想让她成为一个高级女按摩师“Masseuse”，成为女按摩师就可以和有钱的雇主一起周游世界，过她一直憧憬的名媛式的生活。Virginia同意了，随后她被要求给爱泼斯坦按摩。“他脱下衣服，我给他按了背部。随后他翻过身来。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叫我把衣服脱了…”

Virginia的证词：在那几周后，爱泼斯坦和他的女友一直在“训练我”——性爱姿势，如何用性玩具等。我是在纽约和佛罗里达接受训练的。每天就像上学一样。我还被迫与爱泼斯坦发生多次关系。爱泼斯坦随后开始把Virginia介绍给其他的“顾客”，其中包括了新墨西哥州州长Bill Richardson，参议员George Mitchell，MIT高级科学家Marvin Minsky，以及其他还不能说出名字的“王子、外国总统、知名首相”，以及众多富豪。2001年，Virginia刚刚17岁，但已经为爱泼斯坦工作多年。

那一天，爱泼斯坦的女友（Ghislaine Maxwell，也是性奴交易的主导者）把Virginia叫醒“你今天要见一个王子。”他们当天晚上去了伦敦的一家夜店。在VIP座里面，安德鲁王子给Virginia拼命灌伏特加。Virginia回忆：“安德鲁说，我们一起跳舞吧！我说好。他跳得很糟糕，满头大汗。离开夜店以后，我上了爱泼斯坦的车”“爱泼斯坦的女友告诉我：安德鲁王子接下来会来我们家，然后我需要你去给安德鲁提供那种服务。”

安德鲁王子性侵Virginia之前，还留下了一张合影。这张合影后来成为了指控王子的关键证据。Virginia：“他并不粗暴，他离开前还谢谢我给他提供了温暖。我实在无法想象，我无法想象王室成员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年轻的Virginia感到了无尽的恐惧：在这么多有钱有势的人面前，自己除了服从，什么也做不了。

那以后，Virginia和安德鲁王子又做了3次，其中一次是在爱泼斯坦的“性爱岛”上，当时还有其他五个女孩，年纪都比Virginia小。而且她们之中没有一个能说流利的英语。对于这些指控，安德鲁王子一直以不知情、不符实回复记者。两天前，安德鲁王子为了澄清自己的清白，特意在白金汉宫接受了BBC的采访。

安德鲁王子和记者说自己取得了“上级”的许可接受这起采访，加上采访在王宫内进行，BBC记者推断这次采访是女王授意，或者至少是同意的。这次采访怎么说呢，只要你看过视频你就会感觉安德鲁王子在全程说谎：不停地眨眼睛，说话还结结巴巴。像极了当年克林顿否认和莱温斯基发生性关系的演讲。而且安德鲁王子的发言也是很迷。现在爱泼斯坦搞性奴俱乐部已经是坐实了的，但安德鲁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却不急于和爱泼斯坦撇清关系，连谴责都不敢说一句。女王看了想骂人。

安德鲁在采访中说他不可能侵犯Virginia，因为当天晚上他和孩子们去吃了披萨。他从不去夜店，还说他不可能“满头大汗”，因为他有一种奇怪的病让他出不了汗……结果网友们直接扒出了爱泼斯坦在夜店里面大汗淋漓的照片……“看啊，一个穿着燕尾服的恋童癖正在流汗”、“安德鲁王子的采访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记者：你是怎么认识的爱泼斯坦？

安德鲁王子：我是通过他女朋友认识的。爱泼斯坦有一种很出众的能力，他把那些各自领域的大牛聚集在一起。我记得我在去参加他的晚宴的时候能见到无数学者、政治家、联合国官员。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社交圈…但我从来不party，我去见爱泼斯坦也不是为了party

记者：2008年，爱泼斯坦因为性侵入狱，在那以后你为什么还去见他？2010年，他出狱以后你去了他纽约的公寓过夜，为什么？

安德鲁王子：我现在也经常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去。我去那里的唯一原因，就是要告诉他因为他被判刑，我们两个人的友谊到头了。当时有好多人叫我去见他，也有好多人建议我别去见他。我当时觉得在电话上说绝交实在不合适，所以我决定和他面对面交流。

记者：你说你是去和他绝交的，但你为什么又在他家里住了4天？还和他一起出席晚宴？你真的是去和他绝交的吗？

安德鲁王子：因为我当时在纽约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住在爱泼斯坦家里很方便。这件事我后来想过很多次了。用现在眼光来看，住在他家的确是一件错误的事情。但当时我觉得这事没错。我做事喜欢讲究体面，当时我觉得这样做是体面的。

记者：John Brockman（知名出版商）当时也在爱泼斯坦家。

安德鲁王子：啊？Brockman？真的吗？

记者：他说他看到一个俄罗斯女孩在给你做按摩，这是真的吗？

安德鲁王子：我不记得了，我不知道。

记者：你是否为你们的友谊感到后悔？（一道送分题！）

安德鲁王子：现在想来，其实我现在也不后悔。因为…我从他那里认识到的人，我得到的学习机会…都非常宝贵。

女王听到这里也要吐血吧…总之，安德鲁王子在这次采访之后，可以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起事件的主谋爱泼斯坦，已经在几个月前在狱中“自杀”。虽然这个“自杀”基本上没有人相信。因为他自杀前，监狱守卫“刚好”不在，监控录像“刚好”坏了，并且爱泼斯坦的尸检显示，他是被勒死的…

目前，大多数网友猜测，爱泼斯坦要么没死，现在出国逍遥，要么就是被其他处于高位的人杀死的，防止他出庭以后把他们供出来…据Virginia说，在爱泼斯坦的别墅和小岛上，到处都有监控摄像头，所有客人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拍下。而警方也在爱泼斯坦的别墅里面找到了无数标有政客名字的录像带。

结合众多线索，一个合理的分析是，爱泼斯坦把这些性爱视频当做勒索的工具，用来让他的所有政客都为他服务。就和《权力的游戏》里面，开妓院小指头差不多。两个人长得都蛮像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当2008年他因为性侵儿童被捕的时候，他只被判了13个月的刑期，而且是在一个单独的豪华套间内服刑。在服刑过程中，他每天有12个小时的外出时间。对女性的迫害也没有停止，他会开车回到纽约的办公室继续性侵女孩，甚至会把受害者带到监狱里去，狱警被告知不能在场…爱泼斯坦还给哈佛大学捐了很多钱……

2015年，爱泼斯坦再一次被美国检察机关起诉，但案件审理当中，他们接到了来自上层的指示：爱泼斯坦的案件与情报机构有关，事关国家安全，停止起诉。调查组被警告：要是再继续调查爱泼斯坦，会有别的执法机关来调查你们。直到2019年，眼见纸包不住火，他的各项罪刑才被公之于众。

你会惊讶于爱泼斯坦的交际圈。他和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关系，可以说亲如兄弟。飞行记录显示，比尔在“洛丽塔特快”上和爱泼斯坦一起飞了20多次，每次飞机上都有不同的女孩。爱泼斯坦也被比尔邀请到白宫做客过。有目击者在爱泼斯坦家中看到过克林顿，但目前还没有克林顿性侵女孩的直接证据。爱泼斯坦家里还搜出了一幅克林顿穿着希拉里衣服的画像，实在太恶趣了……

最近还有泄露的消息，指出美国ABC电视台在好久以前就已经采访了Virginia，打算播出一整套爱泼斯坦的调查节目。结果最后这个节目被上层叫停。ABC的女记者抱怨上层不让发爱泼斯坦的报道。因为安德鲁王子的缘故，abc电视台受到了英国王室的压力：如果你们播出了这个节目，以后就别想采访王室成员…

现总统川普和爱泼斯坦也有交情。爱泼斯坦的女友Maxwell，至今下落不明。她也是一个背景强大的主，她的父亲是以色列媒体大亨，在美国、英国和以色列都有很深的人脉，现在推测应该是回以色列避风头了。至于Virginia，她的结局还算幸运。Virginia在泰国找到了自己的丈夫，打电话告诉爱泼斯坦自己不想再继续下去。当时爱泼斯坦也没有追究，只说了一句：祝你以后生活幸福。她和丈夫现在住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农场里面。

美国民众至今拒绝相信爱泼斯坦自杀的结论。但美国媒体对此的报道已经越来越少，采访安德鲁王子的是英国的BBC，采访Virginia的是澳大利亚媒体。不知道是哪一方给美国媒体施加了压力，又或者没有人施加压力，只是媒体们都害怕成为爱泼斯坦集团的下一个受害者。毕竟爱泼斯坦已经死了，但他的客户们都还活着。他们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守护这个秘密。而所有这一些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谢选骏指出：毛煮稀曾经说过，美帝国主义到处伸手侵略，结果他伸出去的手就像绞索一样反过来套住了自己的脖子……这段毛语用来描述犹太皮条的上述不可描述的事情及其最后结局似乎十分合适。当然，用来预告毛匪自己的命运也是一样的恰如其分。谁叫他信了马克思主义的呢。[毛泽东是个变态的虐待狂，自称主席，却把老百姓饿死了几千万，剩下的饿殍每人发放饿得半死的每月20斤粮票，不能吃饱，只能吃个半饱，所以无法干饭，只能稀饭，所以我把“毛主席”诠释为“毛煮稀”。上述“毛主席教唆”姑且叫做“毛煮稀的绞索”。]

【079、毛煮稀流毒哈佛大学】

《哈佛花14年研究中国人早已喝千年》（2019-03-04 看中国）报道：

中国人喝粥养生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周书》中就提到“黄帝蒸谷为饭，烹谷为粥。”想要抗病保健，经常喝碗粥吧！根据美国哈佛大学一项历时14年多，10万多人参与的大型研究也发现：每天一小碗粥可能就是健康长寿的关键。

“黄帝蒸谷为饭，烹谷为粥。”想要抗病保健，经常喝碗粥吧！

这项2015年初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医学》上的研究指出，每天食用约28克的全谷物，大约是1小碗燕麦粥，整体死亡率能降低5％，心脏病死亡率可减少9％，因此，此处所言并非白粥。

天下第一补人之物

粥是以谷类为主，谷类食物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B1等，能帮助抑制胆固醇的升高，保护心脏，还可以预防肥胖。小小一碗粥，既能补养人体所需，又可滋补虚弱的身体。

《随息居饮食谱》说：“粳米甘平，宜煮食。粥饮为世间第一补人之物。”明代医家李时珍有言：“每日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如果吃了太多油腻之物，感觉身体疲惫，食欲不振，此时喝两餐粥，就能让胃肠暂时休息一下。

中医认为，粥能清肺、消渴、和胃、补脾、益肾、通便、安神等，粥品有很好的滋阴、暖热之性，尤其秋冬是最该滋阴的季节，喝粥能让阳气更好地潜藏。进食暖热的食物，也有利于温补阳气。

喝粥调理12种小毛病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介绍62种药粥，粥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1、元气弱——粥油

粥熬好以后，上面浮着一层细腻、黏稠、形如膏油的物质，中医叫米油，俗称“粥油”。

我们一般说的粥油是由小米或大米熬粥所得，中医认为，小米、大米味甘性平，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的作用。此二者熬粥后，粥油中的营养最丰富，是米汤的精华，最具滋补功效。

老年人常喝粥油能补益肾精、益寿延年；产妇、慢性胃肠炎患者经常感到元气不足，喝粥油能补益元气、增长体力，使身体早日康复。

2、脾胃差——黄金粥

黄金粥就是用小米、玉米、南瓜来煮粥，非常适合胃病患者食用。

此三者有不同的补益特点，小米适合老人、病人、产妇滋补，补虚效果最好；玉米能调和脾胃；南瓜可以补中益气，做成粥食对脾胃最能滋补。还可以放上几枚补血养气、调和五脏的大枣，滋补效果更好。

3、腰膝酸软——鲜参莲子粥

材料：新鲜人参1支、去芯莲子10粒、冰糖适量、大米1杯（约100克）。

做法：人参洗净，切片后放锅内，加适量纯净水。大火烧开，再以小火煮至莲子、大米绵软，加入冰糖即可。

功效：新鲜人参营养丰富，药性平和，有健脾补肾、安神益智的功效。老年人经常食用可有效缓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食欲不振的症状。此粥每晚喝一次，连服一周（6～7天），可明显改善睡眠。

4、降血脂——燕麦粥

常喝燕麦粥能有效控制体重，并促进血脂高的人恢复正常水平。

常喝燕麦粥能有效控制体重，减轻超重者的体重，促进血脂高的人恢复正常水平，适合于肥胖、高脂血症、冠心病患者及健康者日常保健。

煮燕麦粥时水稍微多放一些，煮开后用文火再煮约10分钟。老年人或青少年也可加牛奶食用，或于燕麦粥中加入少量瘦肉末调味，不仅美味，既降血脂又补充优质蛋白质。

5、上火——荞麦粥

上火的人心烦意乱，加上工作压力大，更让人觉得吃不消，十分烦恼。推荐一款降火粥——荞麦粥，不妨一试。

荞麦味苦性甘，祛火除烦的效果很好，感觉上火不适时，可以适当熬些粥喝。

6、补血止血——三七大枣粥

材料：三七粉3克、大枣5枚、粳米100克、冰糖适量。

做法：大枣去核洗净，和三七粉、粳米一同放入砂锅，加水适量煮粥。粥将成时，加入冰糖汁即成。每日服食2次。

功效：补血止血，适用于崩漏下血和其他出血症。

7、更年期综合症——全小麦粥

中医认为小麦能养心安神、除烦去燥。小麦有“五谷之贵”美称，取带皮的全小麦熬粥，有助于消除烦躁的情绪。

女性的更年期综合症，出现自汗盗汗症状时，可以到中药店买一些浮小麦熬水服用。

8、慢性肠炎——栗子山药粥

材料：新鲜栗子30克、粳米50克、山药（干）20克、枣（干）10克、姜2片。

做法：以上材料放入锅中，加适量清水，用文火煮成粥，调味即可。

功效：栗子粥健脾止泻，适于慢性肠炎属脾胃气虚者，症见饮食减少、体倦乏力、大便泄泻，搭配山药、枣等效果更佳。每周服用3～5次，坚持一个月。

9、气虚——山药薏米芡实粥

如果发现舌边布满齿痕，就是气虚的表现，可能是人体的功能低下，机能未充分运转所导致，推荐山药薏米芡实粥。

材料：干怀山药500克、芡实150克、薏苡仁750克。

做法：以上材料打成粉末，每天取1～2调羹，放入小米或大米中，熬粥。

功效：每天喝1次，坚持一个月左右，体质会有明显的改善。

10、厌食——砂仁粥

材料：粳米100克、砂仁5克。

做法：砂仁磨成细粉备用，取粳米淘净，放适量清水煮粥。粥熟时调入砂仁细粉末，再煮5分钟即可。

功效：早、晚空腹食用，适用于食欲不振、脾胃虚寒、脘腹胀满者。

11、失眠——龙眼枸杞粥

材料：龙眼肉15克、枸杞10克、大枣4枚、粳米100克。

做法：以上材料同煮成粥，每日晨起空腹食用。

功效：龙眼益心脾，补气血，可治疗失眠多梦；枸杞能补肝肾，益精血，有明目的功效；大枣能补中益气，除烦闷，对胃虚食少、心悸有很好的疗效；粳米对失眠能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

12、补脏腑——五豆粥

取红豆、黄豆、绿豆、黑豆、白扁豆，再加入大米、小米、燕麦、玉米、薏苡仁等各种粗细粮，共煮成粥。

红豆能利水消肿、养血养心；黄豆健脾宽中、润燥消肿；绿豆清热解毒、祛脂保肝；白扁豆能益脾下气、补虚止泻；黑豆可补肾滋阴、养血乌发。这些材料汇聚了植物蛋白之精华，搭配起来营养均衡，且各种体质的人一年四季都适合吃。

喝粥有讲究人群各不同

1、青少年：加坚果

青少年正在发育，更需要优质蛋白和钙质，可以在粥里添加一些花生、核桃碎、瓜子仁等坚果，或燕麦等蛋白质较高的食材熬煮，可以补充营养，且让粥品更加美味。

2、办公族：多护眼

办公族经常要面对电脑一整天，建议在粥里添加一些含丰富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的护眼食材，例如枸杞、紫米、胡萝卜等，更有益于眼睛健康，还能抵抗眼睛衰老。

3、老年人：重软烂

老年人的消化系统较弱，肠胃吸收功能退化，应该减少食用粗粮，以免增加肠胃的负担。可以选择小米、糙米等容易消化的粗粮，熬煮时候适当增加时间，将粥煮的更软烂，有助于肠胃的消化吸收。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自封主席，强迫八亿战俘叫他“毛主席”，但其实他是个“毛煮稀”，一个韶山冲里爬出来的毛糙地痞流氓小混混。他从小被狗爹刻薄，吃不上干饭，只能喝稀饭，所以篡权之后就强迫大家一起跟他煮稀饭喝粥，并配给粮票、限额喝粥。这个缺德鬼还强令大家吃“忆苦饭”，把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同鸡毛一起搅拌碎了扔进大锅，毛糙熬煮，这就是“毛煮稀万碎”的来历。现在，哈佛大学把这一套毛泽东思想总结为养生之道加以推广，真是活见鬼。所以说毛煮稀流毒哈佛大学。但愿这不是哈佛的东西，否则哈佛就真的哈佛了，变身为释迦牟尼的孙子了。

【080、灭鼠队长毛泽东是只硕鼠】

中国的悲剧是，毛泽东把人民当做老鼠来处理，结果毛泽东自己摇身一变，从人人人喊打的过街硕鼠（“朱毛不死，国难不止。”），变成了灭鼠队的大队长。

《新中国那场“除四害”运动内幕》（2010-3-2 大唐民风）说：

上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一场被后人称作“人民战争”的除四害运动，以锐不可当之势迅速席卷中国大江南北。在今天６０岁以上老人的记忆里，那场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的全民爱国卫生“战斗”，用“如火如荼”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如果问，最早掀起“除四害，讲卫生”高潮是什么时候，确切讲，应该是1952年。

当时居民早上5点半开始出门清扫，房前屋后，大街小巷，直到一尘不染。用石灰杀菌、粉墙、垫厕所、抹门、抹大梁；把污水沟改挖成水渠，把厕所的掏粪口用木板盖住，以杜绝蚊子、苍蝇、蛆蛹孳生。同时各地引导群众搞好水源卫生防护，饮水消毒，改良和新建水井。有人说，那一时期，全国仅整修水井就达几十万口，有的农村从那时起即开始用上简易自来水。卫生部门也相应出台了诸如《清凉饮食品卫生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卫生标准。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任市“爱卫会”主任委员，副市长潘汉年、

方毅任副主任委员。公安、民政、公用、城建、港务、财政、文化、教育、卫生、总工会、妇联、学联、青委、郊区农会、工商联等方面领导任委员。成立市卫生防疫站，免费接种霍乱疫苗和牛痘，重点消灭天花。与此同时，上海城乡结合部着手治理臭水塘、浜，有的区将明沟改为暗沟，使污水不再漫溢。提倡农家水缸用明矾沉淀后加漂白粉消毒，由卫生防疫站免费供应漂白粉。动员郊县农民迁移河边粪缸，有的地区将粪缸埋入地下，加盖密封，称“掩埋式”粪缸。

这一个时期，全国城市都在紧急动员，清除垃圾，疏通污水沟，培训饮食从业人员。南京当时的卫生标准是“六面光”，要求卫生检查人员用白抹布揩擦，以无污迹为合格。

其实，早在1949年解放军大规模进城开始，清扫“旧中国”的工作就一直在进行。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几乎在第一时间，老百姓就用人海战术清理了“皇城”明、清两代以来沉积的垃圾60多万吨；旧中国讲究人死了要停灵多出天才能入土，上海军管会从一进城，就开始掩埋、火化这种“露尸”，几个月就达数万具。仅从提篮桥区(今属虹口区)，就运出大量没有掩埋的停尸棺材。据说一年之间共清出的这种停尸棺材达10万具之多。

有人回忆，当时不少城市，为让市民养成卫生习惯，市政府在马路上建立卫生监督岗，甚至连市长、副市长都要亲自站岗。小学生只要发现有人在大街上抽烟，就在背后紧盯，按当时规定，往地上丢烟头罚款2角。为此，不少烟民口袋里都备有小盒，自觉把烟灰弹在盒内。对冷饮摊贩、冰棍及瓜果小贩按地区编组、登记，进行卫生教育和管理浴池实行“三巾制”，即澡巾、浴巾、面巾分用。

当时人们常讲一个故事：孙中山先生在一艘外国轮船上目睹一个中国人将浓浓的黄痰吐在地毯上，先生非常不安，特撰文欲唤起国民醒悟。遗憾的是，中国老百姓直至21世纪的今天，仍未改变随地吐痰这一陋习。但在50年代，为消灭这一陋习却下了很大工夫，那时上街经常可以听到孩子们挥动小红旗，喊着“叔叔阿姨听我言，不要随地乱吐痰，吐痰要罚5毛钱”。

50年代北京唯一的女区长——西城区区长杜若回忆对自己辖区内的中南海检查卫生的情景：“……市委通知我，周总理要我去中南海检查卫生。那天下午，我带着副区长和几个专管卫生工作的干部，由中南海的有关人员领着进人中南海。一路上看到不少人在登梯爬高地擦办公室的大玻璃。我们几个人边走边议论：看来这里也是人人动手搞卫生。陪着我们检查的人说：‘这些人都是十一二级的司局级干部。’后来我们来到干部饭厅，进去后没有发现一只苍蝇，连放筷子的瓷筒内底部都干干净净。”孩子是卫生宣传和教育的重点，我记得从上幼儿园时就被强迫“饭前便后要洗手”，这个习惯养成后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小学生当时要求“四带”：“带手绢、带手纸、带蝇拍，带水杯”。1958年“六一”儿童节《北京晚报》刊登老舍写的一首儿歌中就有这样一段：“好儿童讲卫生，打了蚊予打苍蝇。讲卫生，不生病，里里外外都干净。擦桌子擦板凳，又讲卫生又劳动。除四害，最高兴，闲着就查老鼠洞。”

1958年，安徽有个澡堂成了全国的亮点：“农村妇女第一次进澡堂洗澡”。这成了移风易俗和讲卫生的双重新闻。这年年初，公社规定：社员要半个月集体洗澡一次，同时定下男女社员不同的洗澡日期。但轮到女社员洗澡时，谁都不肯进澡堂。社领导派出妇女积极分子挨家挨户动员，又让生产队女队长和下放女干部带头，最终把女社员都请进了澡堂。从此，澡堂几乎天天挤满洗澡的妇女。这件事听上去确实有点“大跃进”味道，但讲卫生本身谁也不能说有错。

往展览会送“除四害”战利品的车

[名词解释]

“除四害”运动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

《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后来将“麻雀”改为“臭虫”），使我国人民转病弱为健强，转落后为先进。1958年是全国向四害和疾病大进军的第一年。各基层单位每星期、各大单位每月检查评比一次，年终检查评比一次。指示发出后，全国掀起除“四害”运动。

[内幕]

“除四害”是为粉碎美细菌战

提起“除四害，讲卫生”，有人认为那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其实不然，最早掀起“除四害，讲卫生”的高潮，应该是1952年。

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而且这些细菌武器——带毒昆虫也洒落到了我国的东北地区，于是，中国政府不但发表抗议，还在1952年3月14日的政务院128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同年底，这个机构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主要领导反细菌战，在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12月，卫生部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这一著名题词在后来的许多医疗卫生杂志和医疗机关、医院的楼顶、墙壁上都使用过。只是后来，最后一句“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被删掉了。

从此以后，直至今天，“爱国卫生运动”一直为国家常抓不懈，连“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中，都未中断。当然，此项运动已经与细菌战无关了。

[亲历]

杭州环卫处职工把捕捉到的麻雀和雀蛋当战利品报喜并拍照留念

麻雀，是被撵死的

记者在红军楼、二干休所采访了一些离休老干部。他们对于五十年前的“除四害”记忆犹新。

黄维振１５岁参加革命，足迹踏遍祖国千山万水。他说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人民群众的医疗条件、卫生状况没有任何基础。那时人们的寿命相比现在不可同日而语。苍蝇、蚊虫便是传播疾病的元凶，自然，它们成为人们严打的对象。麻雀“荣幸”登上“四害”之列，是和当时中国的贫穷挂上了钩。黄维振老人介绍，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大国。粮食关乎国家的命脉，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计。群众普遍怨声载道：麻雀是个祸害精，把农民的粮食都吃光了。逐级上报的结果是让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忧心如焚：麻雀偷吃粮食的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现年７１岁的段印高老人是土生土长的黄石居民，于１６年前在十五冶退休。他告诉记者，五十年前的四月份他开始做老鼠笼：找几块木板钉成一个长方形的笼子，在笼子的顶端钻一个洞，笼子里面一个踏板，挂在顶部的一个钩子里。撒一些谷米，钩子挂一些肉类，再把笼子放在老鼠出没的地方。老人称，一个小小的土笼子，一天能关上四五只老鼠。老人绘声绘色地说，只要老鼠一进笼子就会踩动踏板，笼门就会关上。那时候穷，他和哥哥一起，吃了几年老鼠肉，现在想起来，有点搞笑，也有点恶心。

段印高老人说：“居委会下达的任务有些高，我和哥哥的任务一天要灭６只老鼠。”他说，抓住一只老鼠只要把老鼠尾巴交上去就可以了。第二天就可以在公布栏看到自己的战绩。为了完成任务，他会抽出时间，上江堤、进废墟……为的是抓到更多的老鼠。

至于灭蚊子，指标、成绩不易量化。现年６９岁的周理德老人称，１９５８年，他在阳新城关一医院上班，大约是六月底七月初，有关部门给每家每户分发了“６６６”粉等药物，并给他们讲解使用方法。那一天，城区居民在规定的时间内，在单位、家庭等场合点燃了烟把，再在规定的时间内撤到城郊。老人回忆：那是下午６点多的时候，我一家人撤到了文化宫。整个城区烟雾迷漫，和黄昏的景象交融，真是壮观！一股股呛人的味道直钻人们的鼻子，大家感到很新鲜，议论着说笑着。两三个小时后回到家里，到处是蚊子、苍蝇的尸体，“把电灯一拉，地上黑压压一片，想起来就恶心。”

用“天上鸟飞绝”来形容五十年前的灭麻雀，那最能说明问题。下药、汽枪、土铳、弹弓都是除麻雀的有效武器。现年６４岁的马会高称，他那时还小，在初中念书。老师发明了“筛子扣”：一个筛子，用一根木棍支撑起来，撒一捧稻谷在里面。只要麻雀进去，不远处的学生就拉动绳子，“十拿九稳那麻雀是跑不了的”。更多的学生自制了弹弓，课余时间四处逛荡，哪怕一只麻雀飞过，都会引来百十粒从弹弓上射出的石子。马会高说，他初中毕业，也只打下两只麻雀；用筛子扣捉了几十只麻雀……

马会高介绍，最热闹的是人海战术撵麻雀。同学们拿起棍子、脸盆爬上树，爬上屋顶，把麻雀撵得无处落脚。马会高称，这种办法在全国是通用的，也是最有效的。结果把更多的麻雀累死了。在广大农村，下药毒麻雀是最普遍的。

据一些上了年纪的市民称，“除四害”运动是一项全国性的大型运动。男女老少都是主力军，真正是全民皆兵。

老鼠，是被折腾死的

五六岁时我大致已经记事了。记得有一天在我家所住的北京西直门外马路上突然来了几辆卡车，后面跟着游行的人群。车帮上挂满用绳穿成串的老鼠和麻雀，车上堆满大麻袋。牵着我手的姥姥急忙用手捂住我的嘴，说：“走！脏！”

想来，这肯定就是当时人们在庆祝“除四害”的辉煌战果。

有个故事说，50年代，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被毒蛇咬了，事情惊动了中央，下令：灭蛇！于是全国上下开展灭蛇运动。第二年，老鼠泛滥成灾，因为吃老鼠的蛇没有了，老鼠失控。这又惊动了中央，下令：灭鼠!于是全国上下开展灭鼠运动。再一年，农民反应，收获粮食的时候，麻雀和人民群众抢夺劳动成果，这件事情又惊动了中央，下令：灭麻雀！

话虽有些夸张，“灭蛇”似也未见经传，但“除四害”是自上而下提倡的，却是事实。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专门提到：“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哪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紧接着，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

响应号召的积极性是空前的，何况这一工作已经做了好几年，对老百姓的益处显而易见。参加过“除四害”的人，年龄最小的今天也已50岁往上，聊起当年，兴致不减。比如灭老鼠，什么“掏窝”、“水缸捕鼠”、“调油墨粘鼠”、“双簧钢丝夹鼠”、“碗、桶、面盆扣鼠”，等等，有种打胜仗的欢愉。一位当年在北京西城区上小学的朋友，说了一种灭鼠的“奇招儿”，就是把老鼠逮住，往肛门里塞粒黄豆，再用线缝上，放回窝里，它拉不出屎来，就能把一窝老鼠都咬死，当然放走之前一一定要把老鼠尾巴割下来。当时以老鼠尾巴统计战果，孩子们把打死的老鼠割掉尾巴，用石灰消毒后串成一串，交到学校或居委会，大人孩子还开展竞赛。灭鼠是有奖励的，有的地方灭一只老鼠换一盒火柴，据那位朋友说，他家所在地区的居委会是几根尾巴换一张书签。当然也因此有些“小浮夸”，有的小学生会把一根尾巴切成两截，再把一头削尖，冒充两根。

一位当年的“青工”说起他们组织的青工捕鼠队，一个队分成几个组，分头行动。看谁抓得多。每天把战果贴出来。时间长了，大家都总结了经验：在没人翻过的庄稼地里和地边的斜坡上，还有柴禾垛和打麦场上最容易发现老鼠老鼠洞的直径大约2—3公分；老鼠洞在大概一尺左右的地底下，平着伸展，所以挖老鼠洞前要注意周围有没有别的洞口，挖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老鼠粪、谷壳之类的东西，里面肯定有老鼠挖洞时要边挖边看洞的走向，注意可能会有连着的洞；抓老鼠人不用多，两三个人一组，带上锹、镐和铁丝，连挖带捅。

成绩统计出来让人吃惊：上海当年捕鼠24万只，芜湖22．9万只，青岛35．3万只。全国共4400万只。当然这不完金是毛泽东发出“除四害”号召以后的数字。

灭蚊蝇的成绩就更让人咋舌：青岛1957年12月8日至1958年9月，消灭蚊蝇、蛆蛹、孑孓、臭虫、蟑螂数万斤；南通3次大扫除共灭苍蝇115斤，蛆蛹267斤；佛山1958年6月28日至7月1日组织6万人突击4昼夜，扑灭蚊子亿只以上，打捞蚊子幼虫(孑孓)3．9万斤。

从这些数字看，我小时候看到的大卡车上的麻包，里面装的肯定是蚊子和苍蝇。但我不能想像，得有多少只蚊、蝇才能达到万斤，如果都堆在一起，得有多吓人！

蚊蝇，是被拍死的

1958年1月，毛泽东提出开展以消灭苍蝇和蚊子等为内容的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同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指示发出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

年春季为了防痢疾，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动群众挖蛹砸蛹，改善卫生条件。在五六月痢疾流行前期，开展了群众性卫生宣传教育，提出“四要三不要”。“四要”即：消灭苍蝇要彻底，饭前便后要洗手，生吃果菜要洗烫，得了痢疾要早报告、早治疗；“三不要”即：不要喝生水，不要随地大便，不要吃腐烂不洁的食物。

到春天，在爱卫会号召下，全国掀起挖蛹运动，从学校到企业，每个人都有任务。墙根、树根、厕所都有人又挖又夯，只为同一件事——挖蛹。

在国务院的号召下，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也分别召开了城、郊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市副食品商业局、工商管理局等单位的负责人会议，讨论和布置了卫生工作。

会议决定：一、大力捕打苍蝇、蚊子，各区从5月9日到15日开展三天到七天的捕打苍蝇、蚊子的活动。5月24日到26日，全民动员，统一行动，每天利用中午业余时间，大规模捕打苍蝇、蚊子，继续消灭鼠雀。

二、各区、各系统加强预防痢疾的措施，做到今年痢疾发病人数比去年减少一半，并进行痢疾的危害性和防治方法的宣传。要求各单位做出防治痢疾计划，住户订出防治痢疾公约。

三、消灭蚊蝇孳生场所，继续处理积水坑洼，以民办公助方式修建污水池支管、污水池口和户内简易渗井，加强厕所的整修和保洁。郊区菜田粪稀池要严密加盖，保证不生蝇蛆。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还将在6月召开全市除四害讲卫生评比大会。

在北京市灭蝇防痢突击周第一天，各种活动同时开始。

北京市第五中学的400多名学生一清早就整队出发，到安定门外扑打苍蝇。东四区隆福寺小学的学生每人都拿着一把蝇拍，到处搜扑苍蝇。河北师范学校有一部分学生留在学校打苍蝇，有事进城去的学生也都带着蝇拍，一路上见蝇就打。

各主要街道的公共厕所里，也出现了一支清扫扑蝇队，这是由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副市长、卫生局局长等60多名干部组成的。东单区清洁队的工人说：“从来没听说过市长打扫厕所，这真是新人新事。”

1960年5月，昌平县卫生运动向纵深发展，全县人民大搞灭蝇灭蚊活动。全县300多个中小学、5万多学生人手一拍，成为灭蝇的先锋队。各人民公社社员也购置了2000多打蝇拍，一个人人动手灭蚊蝇的活动在全县开展。

八十三中1000多名师生每天课余时间打苍蝇。八十四中还制作了大批苍蝇拍，做到了人人出入携带身边，全校以班为单位组成22个捕蝇队，消灭上万只苍蝇。沙河公社回龙观大队每天有1100人灭蝇。学生在室内外、厕所捕打，社员翻修厕所，疏通积水坑洼。沙河公社填平了300多个大小积水坑，还翻修了870个厕所。

1960年5月，上海250万人突击捕捉苍蝇和蚊子，获得了捕捉300万只的惊人效果。绝大多数苍蝇、蚊子是在鱼品加工厂、牧场等孳生蝇蚊的场所和绿化地带捉到的。

一个医院的职工用网兜在草坪上偶然捕捞时发现，绿化地带的草地上有很多刚蜕化的苍蝇。后来又经三个木工和水电工人把网兜装置在自行车的前轮上，人骑着自行车在草坪上兜捕，效果更好。很快，上海市的公园和绿化地带都出现了这种新工具。

[事件]

麻雀冤案平反记

1955年，有农民反映，麻雀祸害庄稼。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找到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咨询，钱回答，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但几天后，毛泽东亲定的“农业40条”(即《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的第27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由此，麻雀与其他“三害”一起，被判极刑。

当时不知什么人算了一笔账：每只麻雀吃的粮食，秋收季节每天4两，就是说4只麻雀就要消耗掉一人一天的口粮，在“以粮为纲”的当时，这笔账算下来，麻雀就成了人的“天敌”。而捕杀麻雀，还可作为农民的副食品，有地方专门收购，每只一分多钱，这可以增加农民收入。

毛泽东亲定的“农业40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由此，麻雀与其他“三害”一起，被判极刑

《人民日报》有一篇描写北京灭雀的文章，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19日清晨4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

中国科学家论麻雀

1956年10月，青岛举行了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大会。实验生物家朱洗首先讲了一个故事：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并宣布杀死麻雀有奖赏。百姓争相捕雀。不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园却布满了害虫，连树叶子也没有了。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去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朱洗说：“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

大多数科学家都建议，在没有正式得到科学结论以前，希望政府考虑不要轰轰烈烈地搞运动。

1957年10月，可能是部分地接受了生物学家们的意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27条除四害内容改为：“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消灭。”但不少城市不但没有按规定停止灭雀，反而更加大张旗鼓地开展围歼麻雀的群众运动。上海市第一次灭雀大战进行了3天，灭雀88171只，获雀卵265968只；第二次进行了两天，灭雀598001只。

“替麻雀翻案，比替曹操翻案的意义大”

就在“麻雀战”轰轰烈烈的的时候，鸟类学家郑作新和他的同事们走遍了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了848号麻雀标本，一个一个地解剖嗉囊和胃部，以求得各种食物的容量。他的结论是：冬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总之，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辩证地看待，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他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他的考察成果。

可惜，这科学理性的声音没有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他仍然自信地认为，“消灭麻雀”的决策没有错，并说：“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就在毛泽东说“麻雀还是要除”的时候，广大农村传出了“遍地虫灾”的消息。更多的科学家也开始挺身而出，为麻雀翻案。一位科学家甚至斗胆提出：替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的意义大。

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报告中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

为了麻雀，鸟类学家郑作新和同事们走遍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848只麻雀标本，逐个解剖嗉囊和胃部，最后的结论是：“冬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总之，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辩证地看待，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人民日报》发表了郑作新的考察成果。但当时为麻雀翻案的声音非常微弱，没有引起注意。

现在看来，当时对麻雀的“剿杀”的确过分，甚至可说残酷。朋友们说起当年打麻雀，都各有高招儿，马尾套、铁丝夹、笼子捉、筛子扣、弹弓打、胶沾；用手电夜里照，麻雀见强光，睁不开眼，只要不惊动其他麻雀，就可一一捉到；用大网扣：网张开，里面放两只麻雀，网外放一只喜鹊(都用绳拴住)，招来大批麻雀以后，一拉网绳全部掳获。

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有一篇描写北京灭雀的文章，读起来惊心动魄，极为惨烈：

1958年4月19日，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19日清晨4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830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200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5时整，当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晴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也来助威。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全市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麻雀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被轰赶的麻雀在天罗地网中到处乱飞，找不着栖息之所。一些疲于奔命的麻雀被轰入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解放军的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总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

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雀966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地生产站的毒饵诱扑区，在两个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轰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在大半天时间里，共消灭麻雀520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十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集中射击，只见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

傍晚以后，青年突击队到树林、城墙、房檐等处掏窝、堵窝、捕捉麻雀。全市人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

庆幸的是，情况终于有了变化。

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

毛泽东为麻雀平反

1959年11月29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注：作为杭州会议文件，印发给与会者）。次年3月，毛主席为**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以这种方式，毛泽东终于为麻雀平反了。

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从此，麻雀获得平反。但是晚了，从此中国的害虫急剧增多。

《中国新闻周刊》黄新原撰稿

（综合《党史信息报》、《老年生活报》、《东楚晚报》、《读书文摘》、《北京青年报》、《炎黄春秋》）》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出身农民，从小遭到老鼠骚扰，于是练就一身灭鼠本领。对付老鼠的办法有三招：第一是找到鼠洞、断其退路，第二是坚壁清野、不留余粮，第三是布下诱饵、等待上钩。中国的悲剧是，毛泽东把人民当做老鼠来处理，结果毛泽东自己摇身一变，从人人人喊打的过街硕鼠（“朱毛不死，国难不止。”），变成了灭鼠队队长。毛泽东对付人民的办法，是从对付老鼠的战略中借用过来的：第一是锁住户口、禁止流动，第二是统购统销、没收财产，第三是克扣口粮、配给一切。后来，同样出身农村的邓小平比毛泽东更加毒辣，不仅发动六四屠杀，而且通过绝育的方法灭掉三亿中国人民，比往老鼠的肛门里塞上黄豆的绝种功能更加显著的，是对育龄妇女进行强制绝育的手术。这使他堪称“灭鼠队副邓小平”。后来，习近平虽然不给六四平反，但却废除了遗臭万年的强制一胎化政策。现在，有人说习近平要退回毛泽东时代，但是如果不能做到上述的“灭鼠三招”，那就并不能阻止鼠民乱窜，反而可能激起民变、祸乱天下，造成最后的王朝末局。

【081、穆斯林比共产党更会做交易】

《费用降三分之一马来西亚重启中资东铁项目》（2019年4月13日博闻社）报道：

马来西亚和中国周五（4月12日）同意恢复价值上百亿美元的东海岸铁路（East Coast Rail Line）项目。此前数月的谈判使两国关系受到压力。不过，谈判的结果是，项目的费用将降低三分之一。

马来西亚与中国12日就恢复中国兴建马来西亚东部铁路项目签署协议。马来西亚政府发布表示：“我们很高兴地宣布，东铁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建筑成本从原来的655亿林吉特（约158.7亿美元）降到440亿林吉特（约107亿美元），共减少215亿林吉特。而这次大幅削减预算，肯定惠及马来西亚，同时减轻国家财务负担。”马来西亚政府将在下周一（15日）的记者会说明这次附加协议的细节。

据《新海峡时报》报道，马来西亚政府顾问达因今天在北京接受大马媒体采访时透露，马中双方12日早11点签署了东铁附加协议。他还透露，马国东铁路线的新长度为648公里，比原本缩短了40公里，将不经过鹅麦综合交通终站。

据《早报》报道，马来西亚首相办公室发布文告指出，马来西亚与中国达成的恢复东铁计划的新附加协议，涵盖东铁的工程、采购、建筑和调试（EPCC），是在马中两国政府及相关公司经多月的谈判后达成的。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是前首相纳吉推出的计划，主要是将较落后的东海岸与西海岸衔接。该项目的总承包商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CCCC，简称中国交建），该项目成本的85%仰赖中国进出口银行（Exim Bank of China）的低息贷款。

马哈蒂尔政府去年5月9日上台后，宣布审视前朝政府批准的所有大型计划，表示会与中国重新谈判多项“不平等条约”，当中包括东铁计划。

新政府曾宣布东铁的造价已暴涨至810亿林吉特。马哈蒂尔上月向国会透露，东铁计划总成本恐将耗资1300亿林吉特，其中包括项目贷款和利息。而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多次否认东铁造价暴涨的说法。

2017年确定的该项目将马来西亚东海岸（南中国海沿岸）与西面繁忙的水路要道–马六甲海峡连接起来。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项目成本飙升，令马来西亚面临高额债务风险。

谢选骏指出：看来穆斯林比共产党更会做交易，难怪伊斯兰改头换面竟能维持了一千三百多年，而共产党挂羊头卖狗肉不过才一百多年。至于纳粹，由于不肯背叛初心，只有短命的二十多年——还好希特勒和斯大林做了一笔秘密交易，延迟了两线作战，才让自己多活了几年。总结一下，这个世界适合变色龙生存，不适合大丈夫生存。而穆斯林本质上都是一些被武力征服的人，就像纳粹国民和共产党员那样。他们除了服从，只有死亡，别无选择。

【082、穆斯林纳粹与穆斯林共产党】

《解密！被捕IS圣战士揭示组织洗脑的关键》（2017-9-5中时电子报）报道：

最新发表在《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的研究报告访问了几位在伊拉克前线战地基尔库克(Kirkuk)被捕的恐怖组织IS圣战士，他们透露极端组织IS如何抓住圣战士的心、收买他们的精神，要求他们许下对神圣价值的承诺、抛弃个人家庭，强调他们就代表群体或社区的精神力量，藉由这种使命感，以及崇高的精神价值牢牢抓住他们，激励他们为群体作战！

据我们所知，过去加入恐怖组织IS团体的不乏欧洲各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抛弃家庭前往战地打仗，或是在全球各地依照极端组织号召的精神宣言，孤狼式的宣誓效忠恐怖团体IS，但是这些看似理智的文明人究竟为什么要成为杀人不眨眼的恐怖份子呢？

根据CNN报导，《自然人类行为》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由Scott Atran所带领的研究团队，他们以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和多位被捕的IS圣战士进行QA问答，主访者Atranu一开始很惊讶这群IS圣战士竟因为他们问错了问题的方向而拒绝答题，后来研究团队就重新拟好一份新问题，IS圣战士才终于愿意回答。

这个错误的尝试说明了恐怖圣战士很侧重精神层面，如果问题不是关于神圣价值的话，他们基本上会选择不回答，或许因为他们已经被组织洗脑成只有团队的神圣价值才是一切，他们被要求对神圣价值做出承诺，未来就不得违背这种精神，甚至必须为此抛家弃子、远离家乡走向战地，实际上，恐怖组织就是赋予了他们为组织卖命的使命感，以及崇高价值的精神力量，让他们无法背离这种恐怖主义式的高尚精神。

谢选骏指出：说了半天，被捕得伊斯兰分子原来和纳粹分子、共产党分子的“组织洗脑”其实并无关键区别。他们的自杀爆炸，也是从日本蝗民（日本天蝗下的小虫卵）的神风特攻队学来的。（何为“日本鬼子”？萨满鬼主“日本天蝗”的“鬼子蝗民”也。）

【083、纳粹党比共产党民主得多】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二十一，韩梅：“Hi，希特勒!”与“三忠于”》（大纪元2012年06月25日）讯：

个人崇拜是独裁体制的必然产物，也是独裁者巩固自身权力的必备手段。不但希特勒需要它，共产党的党魁对它也偏爱有加。

——题记

纳粹当政时，德国的每个角落，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最亲密的私人交往空间，无论是机关大楼内，还是军营、学校中，人们彼此见面时都要两腿并拢，立正直立，左手掌向下，右臂倾斜高举至眉梢，然后大喊一声：“Hi，希特勒！”

这种问候示意礼是纳粹从墨索里尼那里照搬来的，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表示希特勒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威；其二，表示纳粹党党员和民众对希特勒的无限崇拜和绝对服从；其三，表示决心沿着希特勒指引的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方向前进！说来难以置信，在第三帝国，它不但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空间，而且主宰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交往。

那时，人们在相互来往的信件中，以及领取工资的名单上，都会将“向您致以希特勒问候，希特勒万岁”作为问候语，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当购物者走进商店，所听到的服务问候语是：“Hi，希特勒！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回答也必须满脸严肃，一丝不苟:“Hi，希特勒！我要购买衬衫。”在当时，烘烤面包的模子被做成纳粹标志的形状；上门做客时，客人会选择印有“希特勒万岁”字样的花瓶作为礼物；连孩子们收到的弹力橡胶玩具人也伸开手臂向希特勒敬礼；家家户户的客厅里，到处悬挂着摄影师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肖像照；写着“德国人问候希特勒万岁”字样的瓷釉标牌充斥德国各大城市的广场、街道、电线杆以及路灯柱；所有的学校都明确规定，上课和下课学生都必须说“希特勒万岁”；甚至就连幼稚园也成了演练希特勒问候礼的培训中心。南巴登地区的一个幼稚园竟然让孩子们将装有早餐的袋子挂在女教师伸出的手臂上，以此来训练孩子们掌握希特勒问候的姿势。

在第三帝国曾流传过这样一则笑话，说是有一天，滕内斯和赛尔在田间散步。滕内斯一不留神踩着一堆猪粪，险些摔倒。未等站稳，他马上高伸右手，大吼一声：“Hi，希特勒！”赛尔关心地问：“你没事吧？这里根本没有其他人。”滕内斯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可是照规定办事！规定不是说：如果进入一个店铺，必须喊希特勒万岁吗？”可见这种问候语在当时的泛滥程度。

更为荒唐的是，在纳粹德国，使用希特勒问候语不仅是一种必须的社交礼仪，而且更是一种强制性的问候命令，一种“忠于元首”的不可或缺的政治标志。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对此说得十分明白透彻：“我们的任务是把崇高的希特勒问候……变成德国民众充满信仰的一种问候……当我们对那些心志不坚定的人使用德意志问候语，并企图以此来维护他们的良好品性时，我们一定要严格地监督他们，以免他们在使用德意志问候语时弄虚作假或当面撒谎。德意志问候语绝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它时时提醒着我们阿道夫·希特勒赋予我们的目标和任务。它是民族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践行之。”

一种包含希特勒名字的问候语被强制推广和强调到这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足见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在纳粹德国已疯狂到了何等地步。

希特勒本人就是这种崇拜的积极鼓吹者。希特勒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种族主义和建立在独裁基础之上的领袖原则。一方面，他将雅利安人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又将金发碧眼的雅利安种族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那种最优秀的有各种美德的上层入物；第二等级是既无英雄主义又无卑鄙行为的广大中间阶层；第三等级则是自私自利，骄奢淫逸的最下流分子。

在希特勒看来，世界历史就是由少数天才创造的，即第一等级的雅利安人创造的。他在《我的奋斗》中直言不讳道:“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世间一切的丰功伟绩，必须靠自己个人的胜利，决不是靠群力和结合所能产生的。”而这个“个人”就是超人，是高于一切人群之上的领袖，是民族和国家的中流砥柱。领袖统帅一切，号令一切，指挥一切，领袖的任何言论都是指导国家和民族的最高指示，是时代的最强音。群众对领袖人物必须顶礼膜拜奉若神明，不仅要忠诚，而且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为了表忠心，纳粹高官们更是争先恐后地对希特勒大唱颂歌。纳粹理论家恩斯特·休伯说：“元首不是必须按其要求办事的某个特殊集团的代表，不是纯粹行政机构意义上的国家器官。他本人就是人民集体意志的传播者，人民的意志就实现在他的意志之中，他把人民单纯的意志转化为自觉的意志”。纳粹司法部长弗兰克吹捧说：“我们必须经常问自己，领袖是如何指示的？这种对待领袖的态度是绝对必要的，要知道，希特勒的权威来自上帝，他是上帝特殊的选民。”

1933年希特勒44岁生日时，戈培尔更是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希特勒》的讲话，文中肉麻地吹捧“希特勒是一个创造了历史性成就并将继续接受挑战的伟人。他(也)是德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但幸运地被全德国人民所感激和热爱，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所理解。”“他的人格魅力像魔术一样抓住了每一个曾和他有所接触之人的心……那就让我对他说，对全德国说：我的元首！百万最优秀的德国人向您送去他们最诚挚的祝福，向您奉上他们的心。以及我们，您最亲密的战友和兄弟，在您的荣耀和爱周围团结起来。”

在纳粹德国，把希特勒奉若神明的不仅是纳粹党徒和高官，还包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诺·科赫。他在信中写到：“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信写得十分诚恳，情感也很真挚。看得出，这位农民非常实在，真心实意地希望帝国元首能够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请求。

像这样普通的人所写的普通的来信，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信来自德国各地，写信的有工人、农民、国防军士兵、知识份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男女老少，形形色色。多数来信表达的都是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相信你，没有你，我们就是一盘散沙；有了你，我们就是一个民族。”

在希特勒生日的时候，一位普通德国人曾写了这样一首诗献给希特勒：

“你在哪里，哪里的人们心跳就更加有力。

你在哪里，哪里的德国人民工作就更加顺利。

你在哪里，哪里的德国儿童就幸福甜蜜。

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心，你是领袖，你是德国的救星。

你是希望，你是忠诚。

你是信仰，你是爱的化身。

我全心全意热爱你，我愿意属于你。

我愿意成为忠诚勇敢的士兵，每时每刻都为你服役。”

在纳粹当局的煽动和支持下，对希特勒的疯狂崇拜不但笼罩了整个德国，而且成了衡量人们是否政治正确的重要标杆。置身于这股狂热的潮流之中，别说是逆流而动，哪怕是对至高无上的元首稍有不敬，其结果也是可怕的。下面这个故事就是个生动的例子。

一位名叫英格伯格·施奈德·鲁乔夫的外国人回忆说：“那大概是1934年或1935年的事情了。我父亲去夏洛腾堡办事，走到了柏林大街即今天的奥托·苏尔大道时，他同其他人站在人行道边上准备过马路。这时有一队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列队走了过来。那是一群也就十五岁到十七岁的小孩，为首的一个举著一面旗子。我父亲还没有反应过来，脸上就挨了重重一掌。打他的那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也扇了周围男女路人几个耳光，恶狠狠地说：‘一群猪’，看见旗帜竟然不及时行礼。”

个人崇拜是独裁体制的必然产物，也是独裁者巩固自身权力的基本手段。因此，不但纳粹需要它，共产党也钟情于它。特别是中共文革时的造神运动，比纳粹时代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神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

对毛的个人崇拜始自中共七大毛泽东在党内的独裁地位奠定之日，其后愈演愈烈。中共掌权后，毛被颂扬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和“东方红，太阳升”的歌声响遍了整个中国大地。到了“文革”中，对毛的个人崇拜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此时的他已不再被当作凡人，而是被塑造成了一个高无上无全知全能的神。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而且有着“一句顶一万句”的神力。昔日的“毛主席万岁！”也升级成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学者赵毅衡在《握过元首的手的手的手》一文中说到过这样一件轶事：当年有希特勒的崇拜者曾一本正经地跟同他握手的人说：“恭喜你，你刚握了一只手，此手曾经握过一只手，该手曾经握过元首的手。”无独有偶，文革时中国人想见“伟大领袖”都想疯了，以至于常有人一看到有工作人员从天安门下来，就抢跟他们握手，说是他们跟毛主席握过手，跟他们握手，也等于跟毛主席握过手了。在今天看来，这种表白充满了矫揉造作，但在当时，却是许多中国人真实的心声。

那个特殊的年代曾一度流行过两句政治口号，叫做“三忠于”、“四无限”。所谓“三忠于”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谓“四无限”就是指“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这两句口号把“文革”时人们对毛的个人崇拜的具体内涵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跳“忠字舞”也是表达对毛的赤胆忠心的一种时髦方式，“文革”中曾一度风靡全国，不管男女老少病残，都得跳，不跳就是对毛不忠。一时间，在车间、操场、码头、街头、田间……不分白天黑夜，随处可见跳“忠字舞”的人群。

舞者以《毛主席语录》（又称“红宝书”）或红绸巾为道具，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导师毛主席，手指怒指地面表示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整个身心都充溢着一种朝圣的庄严感。一边跳同时还一边唱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你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著红太阳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你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著红太阳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除了跳“忠字舞“外，还流行“早请示晚汇报”。

1967年11月13日，毛的卫队8341部队向毛报送《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等做法。15日，毛批示：“看过，很好”。17日，中共中央转发。除港澳台地区之外，全国实行。此后，“早请示晚汇报”的热潮迅速席卷全国。

所谓“早请示”，就是在机关上班、学校上课、商店开门、生产队出工以前，全体参与者都站在毛的像前，站成一个方阵，鞠躬行礼，手握红宝书举过头顶三呼：“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唱《东方红》，朗读毛主席语录。

“晚汇报”则是机关下班、学校放学、商店关门后、生产队收工前，检讨自己一天有无缺点错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忏悔。歌曲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不但在单位要“早请示晚汇报”，在家早饭、晚饭前也都要这么做，连精神病院都不例外。

不过，诸如“牛鬼蛇神”这样的坏人是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资格的，只能“早请罪，晚请罪”，即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著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用别人给自己定的罪行、罪名大声诅咒自己。

另一种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时尚是佩戴毛的像章，在当年也曾风行一时，全国上下，从中央领导人到普遍百姓，人人胸前都戴有毛的像章。据周恩来1969年3月23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披露，当时毛的像章已经做了22亿枚，平均一人有好几枚。

一位名叫李永军的过来人回忆说，“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人们竞相佩戴毛主席像章，数目由少到多，型号由小至大。那时，生活比较艰苦，可人们宁愿忍饥受饿，也要买上一个像章，春风满面地别在胸上。那个年代，毛主席像章种类极多，大的、小的、铜的、瓷的……有些狂热分子，为了集齐像章，竟至于倾家荡产。

戴像章成了亿万人追捧的时尚，有人把它别在裙摆上，有人把它扣在帽檐上……一些人为了表明对毛泽东最忠诚，竟将它别进了肉里，然后得意地把伤口展览给他人看。

“那时流行这样一句‘名言’：‘忠不忠，看行动’。这‘行动’一指跳‘忠字舞’，二指背‘红宝书’，三指戴‘宝章’。据统计，当时全国有2万多厂家生产过毛泽东像章，天津一家军需厂最高日产量超过10万枚。有人统计，‘文革’时像章用铝6千吨以上，相当于几千架米格21战斗机的用铝。”

下面这个故事就更荒唐了！1966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两封边防战士希望得到毛泽东像章的来信，包头钢铁公司一位青年看到信后，暗自下了决心：只要有一枚毛泽东像章，就寄给他们。10月16日，他果然得到了一枚毛泽东像章。年轻人在胸前戴了3个多小时后，依依不舍地把像章摘下来寄给人民日报社，请报社代为转交。他在信中写道：“编辑同志，请赶快把这枚纪念章转给边防战士，快！快！”

同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报导了像章送达边防哨卡的情形：

白雪皑皑的昆仑山中，某部战士扛着语录牌、毛泽东画像，列队迎候送像章的专列。这是一个神圣的礼仪。等呀等，一直等到天黑都没有见到专列的影子。这时人们才恍然醒悟，原来是激动之余，把专列抵达的时间搞错了，专列要到次日才能到达。第二天晚上9时，在风雪中点着松明子、打着灯笼盼了好久的战士们终于看到了专列。山谷沸腾了，欢呼声、跳跃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战士赵培田、王振亚、李书田是最先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得到像章的3个人。赵培田为了接受像章，走了115公里路，翻山过河，一天半的时间只吃了两餐，其他二位也是从百里外赶到的。当部队领导把像章别在他们胸前，三名战士竟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疯狂的个人崇拜伴必定伴随着同样疯狂的政治恐怖。“文革”中不是曾风行过一句口号，叫做“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吗？“思想解放的先驱”张志新当年就是因为“反对毛主席”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类似这样的惨剧时有发生。更有甚者，有人仅仅因为不小心打碎了一尊毛的塑像，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关进了大牢。

如今，“Hi，希特勒！”和“三忠于”、“四无限”都已成为历史，但个人崇拜并没有在残存的共产党国家彻底绝迹，比如在北朝鲜，这种愚昧与狂热不是依旧可悲地笼罩着人们的生活么。

谢选骏指出：上文似是而非，对历史进行错误解读。因为纳粹党比共产党民主得多，开化得多，不可同日而语。这里举出一个例子。在共产党中国，只有毛泽东专列，但在德国，纳粹领导人都有专列，总数竟有25之多。由此可见，“希特勒独裁”是相对的，“毛泽东独裁”是绝对的。

元首专列（德语：Führersonderzug）作为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于二战期间作战指挥的移动总部，被取名亚美利坚（Amerika）及布兰登堡（Brandenburg）。巴尔干战役前也曾是元首总部，但希特勒仍然使用其来往于欧洲的各个总部，也曾搭乘其与其他国家领袖会面，如墨索里尼及佛朗哥。

组成：

二个机车车头

一个装甲防空炮车

行李车

元首个人专用列车

指挥车，包一会议室及通讯中心

伴随前者的列车

餐车

两个载客列车

澡车

另一餐车

两个供人员卧铺的列车

新闻人员专用列车

另一行李车

最后，另一个装甲防空炮车。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的专列叫做“美国”，这说明他崇拜美国，其他的纳粹领导人的专列，各有各的名号，还有叫做“非洲”的，有人说这体现了纳粹的世界野心，但也说明纳粹并不歧视黑人，甚至热爱黑人的故乡。同时也说明纳粹并不极权，而是相当分权，具有日耳曼人的军事民主特点。

纳粹党既然比共产党民主得多，民主国家为何要联合共产党来对抗纳粹党呢？这是因为，二战是一战的延续，而苏联的前身俄罗斯帝国与美英法之间没有领土纠纷。德国则不同，它与苏联和西方都有领土纠纷。所以二战与其说是“反法西斯战争”，不如说是“帝国主义战争”——例如，中国就在二战中被苏联和西方伙同国共两党奸细，割掉了外蒙古。

纳粹党不仅比共产党民主得多，也要开化得多——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德国社会比中国社会民主得多，开化得多，例如在德国，谁能找到一个像毛泽东这样的尾大土鳖呢。别说毛泽东，就连斯大林那么没教养的人也很罕见。但是毕竟，斯大林的葬礼上还放了莫扎特的安魂曲，毛泽东党徒可能有那些斯大林党徒的教养吗？没有，他们只会在天安门城楼正中换上了罩着黑纱的斯大林遗像！所以他们最多只能算作黄俄，不能算作白俄。苏联的淫威糟蹋了中国，是中国比苏联都不如。但是苏联毕竟是个祸根，所以像孙中山一样联合苏联的希特勒纳粹最后还是战败了，欧洲永远失去了整合世界的机会。后来的事实证明，苏联也没有能力继承纳粹的遗志，甚至还不如纳粹，未经一战，自己就莫名其妙地解散了。

【084、尿尿应该到毛泽东头上去尿】

网文《天都快亮了，冯友兰还在炕上尿了一泡》报道：

2015年12月4日，是冯友兰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冯友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一个闪亮的名字，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据说，朴槿惠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觉得“找回了内心的平静”。

这几天，我读他的《三松堂自序》，甚是感慨。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他呢？晚节不保？这四个字太重，用在他身上，不大公平。然而很多时候，又忍不住。

1973年春，梁漱溟在冯友兰家吃午饭，临别，冯友兰颂了《论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没想到刚到秋后，冯友兰就发表文章批孔。梁漱溟气得要和他断交。

他也曾经给毛泽东写诗，说：“普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最唏嘘是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对他的评价：“天都快亮了，你还在炕上尿了一泡。”

1949年之后的冯友兰，真是山河宛在，物是人非。

1949年12月，从南京派来了一架专机，飞机的任务只有一个，接北京的知识分子们去台湾。

名单里，冯友兰的名字靠前，他当时的职务是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冯友兰和妻子的决定是，哪里也不去，在北京，等着解放军来。

后来他回忆，“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其弟）问我说：‘走不走？’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

但是很快，他对自己的这个决定有些迷惑了。新政权来交接，冯友兰发现自己其实很难适应，他先辞去自己的行政职务——很快，这个请辞就被批准了。然而，又有人表示，冯友兰最大的问题，是“思想与党不合”，这在当时是个非常严重的帽子，比沈从文的“桃红色作家”差不了多少。

冯友兰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1949年10月5日给毛泽东写信:

毛主席：

在你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你们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这是关系全人类四分之一人的生死荣辱的一件大事，当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参加了你在天安门就职的典礼，我感受到近几日来群众的欢乐。一切的新气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来的所见所闻，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说的，中国人民不但是站起来了，并且一个文化的高潮即将来临，使中国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态出现于世界。

在参加这几日的庆祝的时候，我于欢喜之中，感觉到十分愧悔，因为在过去我不但对于革命没有出过一份力量，并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国民党发生过关系，我以前所讲的哲学，有唯心及复古的倾向。这些在客观的社会影响上讲，都于革命有阻碍。

各方面对于我的批评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愿意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努力改造自己，作一个新的开始，使我能跟着你及中国共产党，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尽一份力量。

……我计划于五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二十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诚如你所说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

我愿以此项工作迎接将要来临的文化高潮，并响应你的号召……

毛泽东于10月13日回信，重点只有一句：“像你这样的人……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在这之后，冯友兰就一直在被改造中，张岱年就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1951年，冯友兰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印度总统普拉沙德介绍冯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立即致电代表团，说此介绍有问题，要求冯于适当时机更正。此后，冯友兰在加尔各达访问时，在演讲中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1952年9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冯友兰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是“文革”重灾区，“文革”甫一爆发，冯友兰即被揪了出来，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进行批斗。

随后，冯友兰便陷入不断被批判、交代中。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待，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

金岳霖在运动会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帮助冯转变。一进门，金先生就大声说：“芝生啊，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1966年7月5日，他根据造反派要求，在哲学系作了长篇发言《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下旬红卫兵前来抄家，在他家门口贴上大字报，宣布他的“罪状”，封存了他的文物和书籍，冻结工资，夫妻俩每人每月发放12元生活费。

仅仅过了一个月，冯友兰再度被抄家，不仅拿走了他家几乎所有值钱物件和许多纪念品，同时只让老夫妻俩住一间房子，其余都被锁上。后来，他的居所一共住进了5家，入秋，由于御寒的衣服取不出来，他只好披着麻袋，顶着寒风去开批判会。除了批斗、写各种材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扫街道。

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北大，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俗称“蹲牛棚”。教授们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都得排队，排队时必须报数，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头较高，曾被叫排头一个，并叫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自报“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么？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友兰在牛棚里饭量倒是不减。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洪谦与冯友兰个子差不多，而饭量只有冯友兰的四分之一。

他患有严重的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到医院去看病，由于“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医院不接收他住院治疗，他于1967年1月13日致信“北大哲学系某‘文革’小组组长”，汇报、陈述其病情。直到尿中毒，才于15日住进北京医院，但手术尚未做完，医院也被造反派夺权，他又被赶了出来，无奈之中，他只好拖着尿瓶子接受批斗。

那一年，他71岁。

在一份北大革委会作战部编印的材料上写到：“冯友兰是一个几十年来一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解放后，他仍然贼心不死，念念不忘他已经失去了的天堂，一遇机会，便兴风作浪，煽动反革命复辟。……成了解放后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白旗。”

出乎意料的是，1968年11月18日，冯友兰忽然与翦伯赞一道被解除劳教，释放回家。他很快得知，这是因为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谢选骏指出：毛泽东玩弄权术，把人整够了，再来松绑，类似“猫玩老鼠”的游戏。）

冯友兰没有死，而且是在领袖的“保护”下，他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解除劳教后，他按照工宣队指示致信毛泽东表达了感激之情，同时还以诗词表达了这种感情，写下《蝶恋花·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红日当空耀奇彩，照遍全球，开创新时代。五洲万国祝寿恺，长领革命向前迈。

辜负期望十九载，反动路线，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随正路永不怠。”

此后每逢事端，冯友兰都要以诗词赋颂，不论是非，如北大的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一周年，冯友兰表示“欢呼”：“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

冯友兰从开始批判自己到渐渐批判别人。而和他一起被领袖保护的翦伯赞，因为“刘少奇专案组”逼迫他交代刘少奇的叛徒材料，他实在交代不出，与夫人戴淑婉服下了超剂量西德产速可眠自杀。

谁也说不清楚，活下来的冯友兰，死了的翦伯赞，究竟谁更幸运。

谢选骏指出：冯友兰的错误，就在于尿尿的地方错了——他不该在自己的床上尿尿，应该到毛主席的头上去尿尿。有位朋友，1981年到访湖南韶山的毛泽东故居，竟然在房间里到处尿尿，用的就是“狼的理论”，他说这有两个作用：一是破除毛泽东的天子气，二是占领毛泽东的龙脉。不仅如此，他后来到访欧洲，在白金汉宫和其他各国要地也是如此“确认领土主权”，真不愧为是“狼图腾”的祖宗。因为“尿尿”其实是在“确认领土主权”，例如在狼的世界里就是如此。因此，孙悟空在如来手上尿尿，等于是在确认自己的领地。从那以后，如来就失去了法力，连妖魔鬼怪都不敢惹了。如果冯友兰等老一辈知识分子早点到毛房里和毛床上尿了尿，文革肯定早就结束了。可惜他们胆子太小，还没有尿到毛主席头上，自己就先尿裤子了。

（我记得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我对毛泽东的法力产生了怀疑。因为那时候人们传说，毛主席洞察一切，他的画像（就像现在用于偷窥的针孔摄像机一样）可以看到所有人的表现……于是我悄悄拿来一张毛主席画像，在他胖脸上写下了“打倒毛主席”的字样，又用红笔在“毛主席”三个字上面打上了死刑犯人的红叉……再用笔尖刺破了毛泽东的眼睛、鼻子，撕裂了他的嘴巴、割断了他的喉咙……最后用火柴迅速地烧掉了这张破损的毛泽东画像……我的心在狂跳，紧张地等待着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可是除了我面前的一些纸灰外，什么东西也没有出现，也没有人冲进我的房间……于是我从此知道了，关于毛泽东的一切能耐，其实都是骗人的鬼话。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只是安安静静地等待这个匹夫死掉。1976年毛泽东终于死掉了，我们大家就开始解放了。）

【085、欧美各国政府都是共产党的第五纵队】

《美国超3万亿超强经济刺激为何失效？》（全球新闻 2020-05-04）报道：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之下，各国经济受影响情况严重，在高度依赖“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美国，诸如酒吧、餐厅、咖啡厅等提供关键就业的中小企业首当其冲。为此，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于3月颁出的2.2万亿美元救市计划之余，在4月下旬再次签署一项总额4,840亿美元的援助法案。这是美国国会为应对新冠病毒疫情通过的第四项援助法案，旨在增加对小企业贷款项目、医院和新冠病毒检测机构的拨款。新法案让美国联邦政府针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救济支出超过3万亿美元——然而在公布十多日后，从各界反馈情况来看，庞大的救济所带来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包括巴克莱（Barclays）在内的不少金融结构已经暗示，美国政府的救助计划不如预期有效。特别对于此番政府比较着力的中小企业来说，包括此次4,840亿美元的援助法案，以及上个月宣布的针对小企业的“薪水保护计划”（PPP，3,490亿美元可免除贷款），原本应该为中小企业带来迫切需要的生机，结果却相去甚远。

综合媒体报道，在3月颁布的2.2万亿救市计划中，涉及小企业的3,490亿美元救助资金在开放申请后仅13日就被支领一空。在向共计4,975家企业发放的170万笔贷款中，约有74%的贷款项目低于15万美元。然而，根据小企业自行报告的数据统计，92%的申请者从该项目中一无所获。

另据一个由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学生组织，并参与了薪酬保护计划的公益项目来看，大多数企业主很早便申请了贷款，但都没有成功，等到再次申请，却被告知贷款额度用尽。这种给人以希望，最终却无法提供帮助的情况，也在令沮丧和绝望不断累积。

美国联邦政府今次在中小企业上投入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出发点也是好的。可是，该计划最终却复现了美国经济当中存在的许多不公平现象，即使从设计上直击要害，却依旧令大型连锁企业和中型企业更为受益。这是为什么？问题根源当然是在于实践和落地层面，美国缺乏将政府支援导入中小型企业的渠道和工具。

其一，正如《被自由市场规则夺走的美国企业救命钱》一文所指出，由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担保，由美国各大商业银行提供的，总额3,490亿美元的PPP救助贷款，不仅在相关法案中留下了“酒店和餐饮业中，有一个以上实体经营场所的企业，只要每个场所雇员不超过500人，也适用申领”的漏洞，还规定联盟内“加盟经验”（affiliate）的企业实体可以作为单独贷款人申领款项，这使得大型企业集团与可以借此名正言顺地领取用于小企业纾困的贷款。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法案中将所有员工人数少于500人的企业归为一类，让它们在“先到先得”的竞争中相互较量。其中就不乏类似Potbelly和Ruth's Chris Steak House这些连锁餐厅优先得到贷款。其实对于这些相对规模更大的企业来说，还有很多其他选择，比如美联储针对中小企业的6,000亿美元乡镇（Main Street）贷款计划。

其次，该计划过于依赖银行，由其自行决定该向哪家企业提供帮助。从银行操作角度，与银行长期有业务往来、有大量可担保资产的大型、中型企业，得以进入快速通道，其中一些企业在不到24小时内就获得了巨额救助贷款。在美国的自由市场体系下，银行并非公益机构，也是要盈利的。即便有小企业管理局担保，中型和大型企业依旧是更好的放款对象。

事实上，美国政府本应该考虑让Intuit、PayPal、Square等金融科技公司与小企业管理局合作，这些公司并不完美，但与大银行不同，小客户更容易从这些平台获批贷款，这些平台也有更多帮助小客户的天然动机。

该计划的第三个主要缺陷是，与失业救济的界限不明。小企业不应该为了获得救助而解雇员工。是否应该允许小企业减少工资支出、增加其他项目开支以保持偿债能力，给他们更多时间来使用这笔资金，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要懂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美国政府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便曾遭遇无法将援助导入小企业的难题。当时也因此引发众怒。

综合而论，美国政府针对中小企业的援助方案原本就存在缺陷，没能按预期投放资金，白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为之注入4,840亿美元，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历史可以为鉴，回望2008年，当时美国国家财政纾困和紧急援助便大比例地流向了富人和背景深厚之人，由此引发众怒，引发了而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乃至“茶党运动”等民粹浪潮。如今，美国4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将减少至少2,000万以上，创下历史记录。还有非常多的家庭和个人无法领取到救济资金。对家庭和个人储蓄水平极低的美国而言，失业就意味着社会动荡。

再危言耸听一些地讲，如此大规模的失业、贫富差距和政府治理失效，往往会在内带来族群冲突，在外带来战争与冲突。对习惯了看资产负债表的美国政界商界决策者而言，如何在应对这次疫情挑战时做好基层工作，将是一场影响美国乃至全球的硬仗。

谢选骏指出：美国超3万亿超强经济刺激为何失效？因为美国有个共产党的第五纵队！自从1970年代以来，半个世纪的美国政府都采取了“容共”的“接触政策”，表面上这是一个战略错误，实际上是长期潜伏在美国政府的内部的共产党第五纵队的工作成果。美国纵队的所作所为，比自称（或让其狗仔吹棒）“国父”的联俄容共的混蛋孙中山好不了多少。

《欧盟外交代表：欧洲以前对欧中关系「有点天真」》（newtalk 2020-05-03）报道：

武汉肺炎疫情波及全球，中国被指隐匿疫情成为多国索赔对象，而中国挟经济优势对其他国家造成多重影响，连带也被摊在阳光下检视。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Josep Borrell）3日就向法国《星期日日报》（Le Journal du Dimanche）坦言，欧洲以往对欧中关系的看法「有点天真」。

中国是欧盟极为重要的贸易夥伴，在疫情爆发前，双方每天贸易额平均达10亿欧元（约360亿台币）。对此，波瑞尔指出，中国既是经济夥伴，也是「有组织性寻求推广另一种管治模式的对手」。他也坦言，欧洲以往对欧中关系的看法「有点天真」，但现在对中政策已变得愈来愈实际。波瑞尔进一步表示，欧盟和中国都支持多边主义，这让双方站在同一阵线，但这不代表中国对于全球治理、国际秩序的理解与欧洲相同，尤其在危机到来时。他也分析，欧洲人支持以联合国（ＵＮ）为中心、能够充分发挥效用的多边主义，「中国却是选择性地支持多边主义」，这迫使欧盟必须思考中国的一言一行有什么背后含义

不过，美国媒体4月下旬披露欧盟一份疫情报告草稿，指中国发起全球假讯息运动，以转移对其隐匿疫情的指责，但正式版报告中却删除这些字句，引发外界质疑欧盟是在中方施压下自我审查。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Ursula von der Leyen）则在接受美国《CNN》专访时否认这项指控，她接着以欧盟批评中国输出劣质医疗用品为例，强调欧盟并不害怕批评中国。

谢选骏指出：欧洲各国政府并不是天真的顽童，而是老谋深算的恶棍，实际上都是共产党的第五纵队——看看这次武汉瘟疫最为严重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都是共产主义曾经猖獗一时的地区，再看看英国，本身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等流寇的窝点。欧洲各国现在的遭遇，就是“害人害己”的历史报应。

《习近平傻眼了？欧盟代表公开认错……》（2020-05-03 三立新闻网）报道：

新冠肺炎自中国蔓延全球，重创各国经济，国际涌现中国负责赔偿的声浪，但中国却不断地甩锅和撇责。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Josep Borrell）昨（3）日向法国《星期日日报》（Le Journal du Dimanche）认错表示，欧洲以往对欧中关系的看法“有点天真”。

针对中国在疫情上的态度，波瑞尔向《星期日日报》表示，中国既是经济伙伴，也是“有组织性寻求推广另一种管治模式的对手”；不过，欧洲以往对欧中关系的看法“有点天真”，但现在对中政策已变得愈来愈实际。波瑞尔说明，欧盟和中国都支持多边主义，这让双方站在同一阵线，但这不代表中国对于全球治理、国际秩序的理解与欧洲相同，尤其在危机到来时。由于欧洲人支持以联合国（UN）为中心、能够充分发挥效用的多边主义，但中国却是选择性地支持多边主义，这迫使欧盟必须思考中国的一言一行有什么背后含义。

美国密苏里州21日向中国开出索赔的第一枪，向当地法院提告。一向与中国友好的意大利也发起“向中国集体诉讼索赔”连署，目标50万人签署。有外媒指出，中国成为各国索赔对象，现在却透过媒体或专家，鼓吹在美或与美贸易的中企，向美国索赔。

据《法广》日前的报导，中国面临多国索赔，除了持续大外宣强调中国援助及抗疫贡献，并展开反击。包括中国官媒旗下的《侠客岛》，宣称西方向中国索赔是“强盗嘴脸，门儿都没有”。《环球时报》也称，专家建议中国企业和民间团体，对美国政府抗疫不力酿成损失提出诉讼控告。

谢选骏指出：欧洲认错，台湾高兴——以为中共的利空就是自己的利多，其实不然。欧洲的后悔药不是卖给台湾吃的——正如欧洲的多边主义意在削弱美国的霸权，中共的多边主义意在建立自己的霸权。因为美国完蛋之后，欧洲接着会死；中共完蛋之后，台湾也不能存活——不仅国民党是共产党的难兄难弟，民进党也是共产党培育的一丘之貉。正因为欧美各国政府都是共产党的第五纵队，欧美各国纷纷沦陷，武汉瘟疫肆虐只是开头，韬光隐晦的屠夫还有后手！

【086、叛徒毛泽东包庇叛徒康生——这就暴露了毛泽东的狗头】

网文《杀人灭口！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被处决的内幕》（2018-02-16看中国）报道：

早在48年前，中共内部就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规则，并对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实施了秘密处决。习近平上台后，查办周永康等江派大老虎，被指打破了中共“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事实上，早在48年前的1969年，中共内部就对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实施了秘密处决。

杀人灭口康生下令处决关键证人

据2008年第10期的《党史纵横》透露：1969年11月，中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有前中共领导人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这封“来头”相当大的处决命令，针对的是79岁高龄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卢福坦。卢当月被秘密处决，他由此成为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中共处决的前政治局常委。

当时由于卢福坦已风烛残年，且被关押近30年，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对这份处决命令感到疑惑不解。

不过，面对命令上面康生的亲笔签名，上海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

据称，公安部的代表还对上海公安局负责人“特别”交待，在处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建议能不能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

卢福坦曾是中共“五大”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1932年，卢福坦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投靠了国民党，相继担任中统徐州特区行动股长、中统上海区情报股长等职。

1950年5月，卢福坦被中共抓捕后一直秘密关押在上海。卢福坦在投靠国民党期间，曾经交待了康生在1930年被捕后叛变的秘密。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这件事在当时很少人知道。而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后来知道康生这件事的是饶漱石。饶漱石曾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但毛没答复，因此这件事被搁置下来。

直到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的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后，康生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

让康生更为恼火的是，上海市方面在红卫兵的冲击下没有做好保密工作，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卢福坦时，卢福坦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而且还上了简报。

后来，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不过，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复印件。这个复印件被当时审查官员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当时，就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

由于主要的当事人卢福坦已经被处决，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死，所以事情没有最终形成结论。

叛徒康生曾下令解剖活人

康生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打手帮凶，在中共党内整人无数。作者林辉曾在大纪元刊文称，中共党内，表面温文尔雅、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但内心实为魔鬼、丧失了基本人性的中共党员不在少数，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乃是康生。

康生于1898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一个书香世家，原名张宗可，字少卿。

1924年，康生赴上海大学学习，并改名张溶，其后加入中共，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康生开始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33年康生被派往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与王明关系密切。

在苏联期间，康生将一些中共留苏人员打成托派分子，使他们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1937年，康生回到延安，见风使舵的康生从追随王明改为追随毛泽东，负责中共的情报机关。当年起，康生先后在陕甘宁边区炮制了几起著名的“特务”案件，后来都被证明是莫须有的。

1942年，康生帮助毛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并借机大搞逼供信，将大批党员打成特务、叛徒和内奸，炮制了一大批冤案，将延安变成了一片红色恐怖。据说，他还亲自用烙铁烫别人的胸脯，用酷刑虐待犯人。

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在回忆录《峰与谷》中，还披露了康生1940年把活人打成“反革命”，然后下令解剖活人……

“延安整风”后，积怨甚多的康生在毛的保护下并未受到清算，并于1945年6月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开始失势，转做土改调研工作。

土改期间，康生施行了极为残酷的政策，几乎杀掉了每一个地主和富农。

康生死后，许多曾经遭受其迫害的中共老官员和子女们对其恨之入骨，他们在八宝山扫墓时，用硬币和指甲在康生的骨灰罩上打上许多X，并抗议将康生的骨灰存放八宝山。

1980年10月，胡耀邦主持会议宣布，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在“文革”期间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康生被开除党籍，并列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接受历史审判。

康生的骨灰也从八宝山公墓迁出，从此去向不明。

谢选骏指出：若上述所云，“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这件事在当时很少人知道。而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后来知道康生这件事的是饶漱石。饶漱石曾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但毛没答复，因此这件事被搁置下来。”——这就足以拆毁毛泽东的牌位、砸烂毛泽东的狗头了。毛泽东为何包庇“叛徒康生”？因为毛泽东和康生一样，都是叛徒。叛徒毛泽东不仅包庇叛徒康生，叛徒毛泽东也包庇叛徒刘少奇、包庇叛徒周恩来以及形形色色的叛徒。不到万不得已，叛徒毛泽东不会追查叛徒问题，免得一不小心，就会查到了叛徒毛泽东自己的狗头之上。否则等到毛派群众闻风而动，按照毛泽东思想赶来批斗毛匪，那就坏了大事，群情汹涌一下子，就砸烂了毛泽东自己的肥硕狗头。

【087、平庸的父母才能生出伟大的儿子】

《比尔盖茨父母用五个方法教出世界首富》（2019年05月19日综合新闻）报道：

为人父母总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坊间很多育儿及心理学研究书籍，但是很难找出最佳的指导范本。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父母的教育经验与智慧，或是很好的借鉴。

盖茨自小就特立独行，是多数人眼中难以驯服的小孩，他的父母用了一些非常突出的养育方法（甚至可称其为非常规的方法），成就了伟大的盖茨。

不压抑盖茨的独立性

盖茨小时候就渴望独立，他的父母给了他很多自由，让他去做想要做的事。老盖茨曾告诉《华尔街日报》记者，盖茨13岁时，很长一段时间喜欢离家，甚至可以在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过夜。

年轻的盖茨有着叛逆的性格，《时代》（TIME）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的一篇文章曾描述盖茨找碴，挑战母亲。

某次在餐桌上，盖茨的妈妈问他：“你在做什么？”。

“我在思考。”盖茨大声地回答。接着他反问母亲说：“你难道都不曾思考吗？”不久之后，盖茨的父母送他去看心理学家。在进行了几次咨询后，心理学家建议他的父母给盖茨更多的空间。

“他对某些事情非常有想法，在家里，如果你想要打破他的想法，那只是浪费时间而已。”老盖茨在其著作《为生活出席》（Showing Up for Life）中写道。

盖茨在2016年接受电台采访时说，那段时间的心理咨询很好，心理学家让他相信，挑战父母是不公平的，而且毫无意义。

“当我14岁的时候，我克服了这一点，这很好，因为接下来他们非常支持我。”盖茨说。

敦促盖茨学习不擅长的事情

盖茨虽然在很多方面表现优异，但是他的父母仍要求他去学习不擅长的事情，比如游泳、足球和橄榄球，并且鼓励他去上音乐课程（盖茨尝试了伸缩喇叭）。

敦促孩子做不擅长的活动似乎违反常情，因为父母通常会想要保护孩子的自尊。然而，盖茨父母的想法与众不同，他们让儿子去尝试新事物，目的是要让他培养应有的心态，学习到失败与挫折的重要性。

“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学那些东西”，盖茨在接受《财富》（Fortune）采访时说，“我认为毫无意义，但是它最终让我掌握到担任领导的机会，我了解到自己对很多事情是不擅长的，并且让我不会总是固守着我所熟悉的事情。”

没有强迫盖茨达到他们的期望

盖茨的父母虽然没有要儿子成为亿万富翁，但是他们确实希望他能完成大学学业。

“我和妻子与其他父母一样，希望盖茨获得本科学位。”老盖茨告诉《华尔街日报》。

可想而知，当他们听到盖茨说打算自哈佛大学辍学时，会是多么地担心与失望。老盖茨说，当时这个晴天霹雳的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相当艰难的决定，最后他们决定支持盖茨。

“那个时候，我的决定并不是很重要，他对如何实现目标及抱负，有着自己的想法，他似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老盖茨告诉《福布斯》（Forbes）。

辍学后不久，盖茨与他的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Paul Allen）搬到了西雅图，专注于创建微软公司。

培养善良及服务社区的价值观

盖茨的父母非常关注慈善事业和社区工作，同时也教导孩子这么做。

老盖茨说，受到妻子的影响，他的家庭很重视与人为善以及帮助他人的价值，这些价值观在盖茨的慈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教育家埃丝特·沃西基（Esther Wojcicki）在《如何培育成功人士》（How to Raise Successful People）一书中写道，她看到父母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不教导孩子善良的重要性。“悲哀的是，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孩子只注意自己”，她写道，“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着一种生存方式，当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时，某些人或团体会站出来提供协助及给予支持。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尽早塑造他们这种价值观是值得的。”

陪伴在孩子身边

老盖茨在他的书中写道：“我希望在这本书中传达我多年来身为父亲、律师、运动家以及公民所学到的一门课，就是：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需要彼此。”

从盖茨的父母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这一切都可总结为：如果希望孩子成功，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陪伴在他们的身边。

谢选骏指出：平庸的父母才能生出伟大的儿子，而伟大的父母只能“播下了龙种，生出了跳蚤”——看看毛泽东家族的历史就知道了。这是由“回到平均值”的生物法则决定的。成功与其说是努力，不如说是幸运；是偶然的礼物，而非必然的收获。但平庸的父母却很贪婪，得了便宜还卖乖，还想用儿女来卖钱，宣传自己的育儿学问，可悲。

【088、谁喝毛泽东的骨头汤——中医药学在加拿大的墓地里发扬光大了】

《加拿大男子闯公墓挖百年人骨煲汤》（2019-05-02 中国报）报道：

毛骨悚然！加拿大一名20岁男子跑到公墓，挖了一具至少埋葬100多年的人骨，再把这些骨头拿来"熬汤"，警方在他喝"人骨汤"时将他逮捕，目前尚不清楚做出此事的原因。

目击者指出，还看见了该名男子津津有味地舔着骨头。现在警方也不得不通知死者家属，"你们的祖先被挖出来，甚至已拿来炖汤喝了。"

加拿大南康塞普逊湾公墓（Conception Bay South cemetery）拥有数百年历史，20岁的达维（Lucas Dawe）在那里挖出一具100多年前埋葬的人骨，并将骨头丢入锅中熬煮，最后再喝下这些"人骨汤"。

皇家纽芬兰警察（RNC）表示，近日有人报案指出，看见有人在公墓附近津津有味地舔着骨头，附近的草地上还有散落的人骨。

法医也说，这是该地首起盗墓事件，迫使他们必须通知死者家属，自己的亲人从坟中被挖出来，还被熬成汤喝了。

去年7月也有一名英国男子要求考古学家，让他喝下在埃及石棺中发现的"恶魔果汁"，据传这种液体是腐烂的骨骸与水份的混合物。这名男子甚至在请愿网站上写道，"我们需要以能量饮料的形式，喝下被诅咒的黑暗石棺里的红色液体，这样我们才能发挥它的力量，最终迎向死亡。"

谢选骏指出：这不是什么毛骨悚然，而是中医药学在加拿大的墓地里的发扬光大了。须知，中药里本来就有人体组织，什么支架、胎盘，都可以入药。还有大量的动物化石，包括甲骨文的原料，本来都是中药。所以人骨熬汤，这不算什么毛骨悚然，毛泽东纪念堂里的那个东东，那才真的是“毛骨悚然”，四十多年了，都练成了白骨精了，附着于人体，到现在又来害人了。好在加拿大20岁的男子喝的不是毛泽东的骨头汤，否则将来选上加拿大总理，就会发动一次文革屠杀了。

【089、石三伢子是恶魔之子】

按照毛家所说，毛家本当绝后，但在求告石头之后，精灵射出，于是生下了“石三伢子”毛泽东——由此可见，毛泽东并非人类，而是白骨精的种类，是恶魔之子。

《毛泽东缘何叫"石三伢子"？（2014-12-06 北京人民网）报道：

《大英雄本色》是第一部以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形式描写毛泽东革命生涯的作品。本书以毛泽东少年励志报国到安邦定国的传奇故事为线索，力图继承古典文学的创作方法并推陈出新。其创作大气磅礴，荡气回肠，既承继古典章法，又汲取现代创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通过事件表现人物，而非因人物拘泥事件。作者用细腻流畅的文笔描述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精彩故事，通俗易懂但不失典雅，一代传奇伟人形象跃然纸上，撼人心魄，动人心弦。

第一回：毛贻昌称霸上屋场石伢子大闹韶山冲

大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在民间，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这天先是一阵雨夹雪，很快放晴，刮起阵阵瑟风。在田间小路匆匆疾行的毛贻昌还不知道，天公已把未来肩负治国大任的大英雄投向人间——韶山冲上屋场。婴儿的第一声长啼，正伴随着父亲毛贻昌在淤泥中跋涉的脚步声……

穿着布衣长衫的毛贻昌还算“讲究”：缎料的帽盔，洋灰布长衫整齐干净，脚下的千层底布鞋乃出自京城名号“步瀛斋”，可惜赶个雨雪天气，鞋上早沾满了泥巴。他知道妻子的产期到了，却想不到儿子已经降临，否则，他也不会为讨两块银元的账，跑到十里之外的山那边去堵老表的。“鬼天气！”毛贻昌瞅着沾了泥巴的新鞋心疼，忍不住骂一声。他的八字胡并不给他消瘦的脸添什么精神，精神的是那双不大但炯炯有神的眼睛。

突然，他停住了脚步，望着路边的滴水洞出神，口中念念有词：“列祖列宗，良弼（毛贻昌号）没有辱没毛氏门庭！日子一天比一天兴旺起来了。”

毛贻昌说的是实情。

滴水洞是“高人”勘定的风水宝地，毛家依命立坟于此。

毛家始祖，既非名门，也无缘高贵血统，也没有哪个祖宗留下过像样的遗产。依家谱上溯，周武王灭纣之后，封弟弟叔郑为毛伯，子孙世袭，遂称毛氏。在那漫长的繁衍中不见显赫的记载。直到朱元璋起义，江西吉州府龙城县毛太华应征，南征北战升至百夫长，才是毛家有史可查的鼻祖。毛太华随军南征云南、平定叛乱之后，便戍边澜沧江畔，娶滇妻而落户。直到几十年后，毛太华被恩准还乡，但他只带了妻子和儿子毛清一、毛清四，留下了毛清二、毛清三继续为国戍边……谁知义军又起内战：那朱元璋、陈友谅互相厮杀，跟随朱元璋的毛太华故没能回到江西，被遣往湖南湘乡绯紫桥。征途的劳累夺去了年迈老人的健康，毛太华不久病逝。不知何故，毛清一、毛清四再迁湘潭七都七甲即韶山。从那之后，毛家世代繁衍，遂成韶山冲大户。到毛贻昌得子，已是第二十代孙了！

毛贻昌的持家本事胜过父亲毛翼臣。他勤劳节俭又有好脑壳，十七岁便持家做主，种得地肥苗壮，稻谷装满了家里的谷仓不说，农闲时还做起粮米生意，靠好使的头脑和勤快的两条腿，赚回一串串铜钱、一块块银元。时光老人犒劳的是勤快人。毛贻昌不但还清了父债，还水田增亩、牲口添栏、钱袋子鼓起来。然而，毛贻昌却不大开心！为什么？毛贻昌是读过两年圣贤书、懂得大道理的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烦恼的是堂客文七妹生过两胎伢子，竟两个夭折！毛贻昌望着滴水洞向列祖列宗祈祷：祖宗们保佑七妹生下个壮实伢子啊！保佑伢子生下来平安长大……

良久，毛贻昌向滴水洞行着注目礼。蓦地，天空似有一声响雷惊他一跳！想起即将临盆的妻子，便匆匆赶回上屋场……前面说过，他没能听到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声啼哭。他踏进家门第一眼看到父亲毛翼臣在天井里那欣喜的样子，就猜着个八九分。没等自己开口问，父亲乐得合不上嘴儿：

“生了，是伢子！接生婆说又胖又壮。”

毛贻昌三步并作两步抢进屋里，望着襁褓中的儿子，两眼分明湿润了，声音颤抖地说：“我有儿子了！毛家有后了！我有指望了！”产后虚弱的妻子文七妹撑起精神，用美丽的大眼睛瞅着丈夫，提醒他：“别忘了给伢子认干娘。”

“我怎么会忘？就听算卦先生的，拜他外婆家里的那块大青石当干娘。”毛贻昌平日里那难得一见的笑脸此时乐得开花儿似的。

石三伢子，是毛贻昌早就准备好了的乳名。此前两个孩子夭折，新生儿行三，故为三伢子。遵照算命先生的嘱咐拜大青石为干娘，故名中不可无石。文七妹听了，知道“石三伢子”在丈夫的口中说出来，那是毛家的“金口玉言”，本就“三从四德”的她忙对丈夫道：“就这名儿，真好！”接着，便是释然的、甜蜜的笑。目不转睛瞅着儿子的毛贻昌笑眯眯地说：“你大功。我犒劳你，给你杀鸡宰鹅。对，给祖宗烧高香！请客！三朝那天请，都请！”他说着挪动身子，一只脚伸到屋外，冲在天井一直乐的父亲喊——或许是命令：“你老张罗请客是里手，你张罗，咱大请宾客！”

毛翼臣确信自己的耳朵没有听错，一个劲儿点头：“就依你，请！嗯，我张罗。”

其实，对毛翼臣而言，儿子长到十七岁之后什么事不依着他呢？哪一次“活动”不是儿子策划，自己执行呢？但老人家没有怨言，他服气：自己只能是给儿子“搭下手”的材料。儿子脾气又倔又暴，但有过好日子的本事，自己的选择只能是忍耐和听从。在这一点上，毛翼臣在家里的地位并不比文七妹有多少优势。

毛贻昌添丁之喜，早旋风般刮得韶山冲风吹草动，男女老少皆闻。毛家宗族被邀赴宴，那些外姓人也借机蹭顿酒喝，因为都看到或听说毛贻昌请屠户李一刀宰了好大一头肥猪！世代共居韶山冲，哪有攀不上的缘？见一向精打细算的毛贻昌欢欢喜喜迎客待宾，连那些站在上屋场打谷场圈外看热闹的人也搭讪着混进宴席吃喝，准备的桌子不够用，便摘下门板支起来让大家坐。大碗的酒，大块儿的肉……大声的奉承，在打谷场上此起彼伏：

“这孩子多福相！长大肯定当大官！”

“哈哈！当了咱湘潭县的父母官，咱们可都是有光彩的‘父母’啦！”

“贻昌公，那时可别下眼皮肿啊！”

“……”

毛贻昌乐呵呵地劝酒、冷静地回谢大家：“多谢乡亲们抬举。其实，石三伢子只要进得学堂识得字打得算盘就行了。”心中的算盘拨拉的最清的毛贻昌，昨天夜里就打定了主意：把石三伢子培养成务田好手，还能执掌粮号的“掌柜”，让家业更兴旺。

南岸私塾的先生邹春培，虽然几杯黄汤下肚，仍不失文雅之风，双手相抱恭喜毛贻昌：“恭喜恭喜！良弼先生，我看贵子决非凡人之相，日后必成大器。如不嫌弃，将来把石三伢子送到南岸学堂，我管教他成材！”

“生在种田人家，不求大富大贵，”毛贻昌对邹先生向来毕恭毕敬，说出心里话，“先生只要教他认得字，读得四书五经，懂得孝道，打得算盘记得账就蛮好了。”

“那还不是小菜儿一碟……有大号了吗？”

“哦！石三伢子这一辈儿排‘泽’，就叫泽东。”

“好！好响亮的名字！”邹春培听了点头赞许。在场的哪有不敬佩邹春培先生的？都跟着附和“好好好！”邹春培听了，以为毛贻昌是应酬谦恭之词，并未留意，忙应酬向他敬酒的乡党们，把毛贻昌的话忘得干干净净！哪里知道，日后，这位毛家后生却不如父亲所愿，无意种田，也无意粮店的“掌柜”，执意走出韶山闯天下。石三伢子继承了父辈的倔强，父子之间产生矛盾形成对立的时候寸步不让、针锋相对，才有了下文的大闹韶山冲。

转眼之间，毛泽东个头儿蹿到门锁那么高，该进学堂了。

公元一九○二年的初春，清光绪二十八年的正月。早饭之后，按照当家人的吩咐，文七妹为长子毛泽东梳理辫子，换上熨得平平的浅灰色薄棉袍，嘱咐他：“你已是大孩子啦！到了学堂要听先生的话，好好念书。”

“我晓得。”毛泽东天生是个好学的后生，未进学堂，已在祖父和父亲不经意的指点下识了不少的字。

站在一旁等着送毛泽东去学堂的毛贻昌板起脸训诫：“要懂事！到学堂可调皮不得。小心邹先生的戒尺打手背！”

毛泽东翻一眼父亲，三分不高兴：“我晓得。”

“你不服气呀？！”毛贻昌开始吹胡子瞪眼，举手要打的样子。毛泽东一跺脚，冲母亲申诉：“我还没进学堂，怎知我不听话哩？”

“你哪里是个省油的灯！”毛贻昌翻着白眼。知子莫若父，虽然是小小年纪，毛泽东淘得已够做父亲的费心了！

邹春培先生一眼就喜欢上这个高挑儿、相貌堂堂的后生毛泽东，眯起眼睛瞅着，对毛贻昌道：“哦！真快！都这么大了！好！”老先生感叹时光的流逝，更为毛泽东出落成眉清目秀高挑健康的后生高兴。便拉着毛泽东做入学的第一件事：到神龛前向“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子之位”的牌位行了大礼。邹春培仔细地观察着毛泽东的一举一动，满意地点着头：“好！甚好！当年我就说嘛，这伢子生得天庭饱满，地格方圆，是富贵之相。良弼兄，还是当年的话：交给我你就放心，我管教他将来光宗耀祖！”

“不敢奢望！他只要算得数记得账……”毛贻昌也还是那句老话。

不出邹先生所料，天资聪颖的毛泽东竟有过目不忘之才！不但教过的书，就连有些未曾教的书竟也早熟读于心。

“润之，你怎不背功课？”课堂上，邹春培见学生中只有毛泽东不咿咿呀呀地背书，面露不悦。

毛泽东不慌不忙站起来回答：“阿公，我在读，我已背过了。”

“是吗？好！我点书你背。”邹春培根本不信，尽管他知道毛泽东聪明。

“学生无戏言，先生不必累心。”

毛泽东轻轻松松毫不胆怯的样子让邹春培有些生气：“你是我教的学生，我岂能不点书你背？”

“先生，我都背得熟，不敢欺骗先生。”

“那好！”毛泽东越是沉着冷静，邹春培越感到权威受到挑战似的，沉着脸点生僻处难毛泽东。不料，毛泽东像数“一二三四五六七”那样背得滚瓜烂熟！学生们都听得呆了！邹春培先是惊讶，旋即，那绷起的脸开始“阴转晴”，忍不住露出笑意：

“我再试你一试，庄子：‘天下’……”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毛泽东背得兴起，竟然倒背如流，“民之理也，皆有以养，老弱孤寡为意，蕃息蓄藏……”

学生们听得惑然，邹春培听着明白，扬手制止毛泽东：“刚才是先生难你，却没想到没难住你。你如何连没讲过的都背得熟？”

“学生从外婆家借得《康熙字典》，在家边看课本边翻字典，先生还没讲过的已先看过，所以功课都晓得。”

“原来如此！”邹春培恍然大悟。上前拿起毛泽东的作业看，填红处不是“填”而是摩，字字工整，页页漂亮。邹春培不由得喜在心头！不到两年功夫，毛泽东在邹春培的南岸私塾把入门功课《百家姓》《三字经》《千家诗》读完，又读《论语》《孟子》《诗经》……学尽了邹春培的看家本领。到后来，邹春培外面有事忙活，干脆让毛泽东代管学堂。消息不胫而走，毛泽东成了韶山冲人人称道的“小先生”。邹春培自然心里舒坦脸上有光，也更加信任毛泽东。

然而，邹春培高兴没多久，就差点儿被毛泽东气炸了肺！

毛泽东是孩子，自有顽童的脾性；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天性亲近自然；毛泽东少揣鸿鹄之志和潜在的叛逆性使他具有挑战性格。邹春培的影子不见了，学堂里也少了毛泽东及几个同学的身影——他们已是水塘里的小小“浪里白条”。大热的盛夏，光溜溜地跳进水里，狗刨也好，仰凫也罢，耍个痛快。

这事儿一次又一次瞒住先生，好久。

这天，邹春培想起堂客的叮嘱，要自己买些腊肉，布置下作业，便照旧要毛泽东“看管”，自己去杂货铺买肉送回家。毛泽东也照旧，等先生走的不见了身影，挥挥胳膊：“走喽！”同学们一窝蜂地冲出学堂直奔水塘，边跑边脱衣服，到水塘前“噗通”“噗通”纷纷跳下去。游啊，耍啊，扎猛子打水仗，刚才还平如镜的水塘如来了一群小白龙，沸腾了起来！

毛泽东的水性甚好。他仰凫、立凫都出色，更能躺到水面上一动不动地晒太阳而不下沉，引得那些不会游水站在岸上的同学叫起好来。

突然，叫声和戏水声均戛然而止！躺在水面上“享受”的毛泽东感到奇怪，一瞅，便忙收“功夫”：先生邹春培站在岸边怒目而视！

被先生逮个正着，活该出事。铺子里腊肉缺货，邹春培没回家去，故而早早回了学堂。先生立的规矩里就有“不许到水塘戏水”这一条，何况是在上课的时候偷跑出去戏水！

毛泽东同样不敢吭声，况且自己是以带好头的身份带了坏头！

大家一个个从水里慢腾腾地走上岸，光溜溜地站在岸边，耷拉着脑袋，心里“咚咚”敲小鼓：挨顿戒尺是跑不了啦！小伙伴儿们悄悄埋怨他：“非打肿手背不可。”

毛泽东自然也明白这“传统”的惩罚，但他似乎不害怕：“没事的。”

“你还说没事？”小伙伴儿们冲毛泽东直瞪眼。

“穿上衣裳！你们成何体统！”邹春培真的很恼火。在先生的心目中，自己不但教出毛泽东这样的才子，更希望每个学生都是韶山冲的文明人。他们和那些在野地里跑的孩子是不能一样的，甚至要有天壤之别的！

回到学堂，同学们鼠避猫似的哆哆嗦嗦各自归位，屁股底下立了针垫般坐不住，生怕第一个挨戒尺的就是自己。

邹春培是很有修养的先生。他的做法是以理服人，文武结合，先文后武但从不宽恕犯错误或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在韶山冲他算得上是一张“铁嘴”，用话语震慑毛孩子们，自然手到擒来：

“你们不可以到水塘戏水的……”

话没落地，毛泽东站起来，理直气壮地反问先生：“先生不是教我们拜孔子学圣人吗？”

“是啊。”虽然毛泽东也在犯规矩之列，而且有悖于自己的重托，但邹春培十分喜欢他，乃至想饶他这顿戒尺。见毛泽东语出有理，尽量掩饰内心的偏袒之意：“润之要检讨吗？那好……”

“但是先生，圣人是准许下水洗澡的！”毛泽东从容辩解。

“什么？”邹春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看！”毛泽东一边翻手里的《论语》，一边煞有介事地辩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川是什么？既然孔夫子都下河戏水，我们是圣人弟子，又有何不可？”

“你、你说什么？”邹春培丝毫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和自己玩这样的文字游戏，又气又急，一时语塞，气得脸色由黄变红，由红变紫，由紫变青，说不出一句话来。底下的“避猫鼠”们仿佛遇见一根救命稻草，大着胆子交头接耳：

“原来圣人好几千年前就主张游泳啦？”

“那是！圣人行，咱不行？”

“我们不知呢！还是润之博学。”

“……”

邹春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炸在肺里，无名大火直冲脑门儿，胳膊一挥，手中的铜戒尺往桌上使劲一摔，大吼一声：“散学！！”转身冲出学堂，直奔上屋场。正巧，毛贻昌手里提个箩筐从上屋场往外走，见邹先生匆匆赶来，忙恭敬地收住脚请安：

“先生好……”

“你家不得了，毛润之不得了！文曲星下凡啦！”邹春培抢过话，张口就是连珠炮。

毛贻昌如遭当头棒喝，一下子愣住了，丢下手中箩筐，上前搀扶邹先生：

“先生有话屋里说……”

邹春培怒火中烧，一扬胳膊推开毛贻昌：“润之比我才气大，我教不得他了。”

“这是什么意思？邹先生的学堂不要石三伢子了？”他从没见过甚至没听过邹先生如此发火，不由得腔子里那颗心怦怦直跳！忙向先生赔礼：

“我知道他就是个闯祸的苗儿！先生，我狠狠教训他给你出气……”

“不用啦！明天他不用去南岸学堂啦。找曾涤生教好啦！”说罢，邹春培拔腿就走。被刚才的打击弄懵了的毛贻昌打个冷战跳起来，回身上屋场打谷场，从正玩耍的二子毛泽民手中夺过藤条，像被激怒的狮子般吼叫着奔向南岸私塾。

上屋场距南岸不过百步之遥，毛贻昌三步并作两步，一会儿工夫就赶到了。正撞见毛泽东和小同学们一窝蜂似的跑出学堂。他大吼一声，举起藤条直奔毛泽东。学生们见状吓得一声喊四散开来。机警的毛泽东知道大事不好，夺路便逃。爷儿俩前逃后赶地在南岸兜了两圈儿，毛贻昌气喘吁吁地依然穷追不舍，小同学们中有人提醒毛泽东：“往山上跑啊！”毛泽东听了便一头跑上山去，钻进竹林里。虽然毛贻昌咆哮如狮子，但毕竟有些年长，怎追得上鹿般灵巧的伢子？两条腿像注了铅似的沉，实在跑不起来了。他一手掐腰，一手举着藤条冲着大山喊：

“好呀！你跑上天不成？回家我不打断你的腿！”

毛泽东早没了踪影。只有青竹随风向毛贻昌打着招呼……

“你蠢么？你混么？”

毛贻昌冲着空山骂。他怒气难消。

回头再向邹春培先生赔礼道歉时，邹春培早已踪影全无。毛贻昌虽然平日里一个铜钱都攥出汗来，此时却格外大方，回到家，气呼呼地叫堂客文七妹：

“你去李家肉铺割二斤肥肉！”

文七妹正在牛栏里往外清粪，听当家人呼叫，忙放下粪杈来到站在天井中央的毛贻昌面前问：“你是说割肉？”

毛贻昌又气又不耐烦：“不是割肉还是让你割头？都是石三伢子惹祸！叫你去你就去，啰嗦什么！”

当家人两眼瞪圆，像要咬人一口似的！文七妹不敢再问，便解围裙洗手，接了铜板往外走，毛贻昌又叫住她：“等等！”

“还买别的东西？”文七妹收住脚步回头问。

毛贻昌叹口气：“还买别的？你当我开着金山哪？买了肉给邹先生送去！”

“哦！可到底是怎么了？”文七妹茫然地望着当家的。

“是……问什么问？你把肉送到邹先生那里就知道啦！”毛贻昌使劲地摆着手，显出极其不耐烦的样子。

文七妹回到家，毛贻昌还在天井里哼呀的有气没处撒。见妻子回来忙问道：“邹先生消气没有？”

文七妹摇摇头。

“嘿！白扔了二斤肉。”毛贻昌跺跺脚。

“说什么也不行。先生说他才气没石三伢子大……”

“那是托辞！那是堵你嘴！”毛贻昌暴跳如雷。

“要不，你再去求求邹先生看？”

“我？出了这样的事，我还怎么觍着脸去说？”毛贻昌急得在天井里打着转转，突然挥挥手说：“那……算了！不上了！”

文七妹反对：“哪能说不上就不上了呢？再说，石三伢子是个人才，邹先生前天还夸他……”

“今天他就把邹先生得罪了！算啦！”

见毛贻昌凶得想把天捅个窟窿的样子，连毛翼臣都张张嘴没吐出话来，文七妹更不敢贸然顶撞。毛泽民和堂妹毛泽建惊得大气不敢喘，躲在屋里从窗子探头探脑看动静。

“还不烧饭？”毛贻昌瞪眼吼。这句喊，算解除了天井里的尴尬局面，文七妹进灶间烧饭，毛翼臣去给牛添草，毛泽民和毛泽建缩回屋里。毛贻昌想起甩掉的箩筐，匆匆夺门而去。

家，又恢复了平静。其实，石三伢子没少惹父亲生气。只是这回彻底激怒了毛贻昌而已。

吃饭了，还不见毛泽东回来。不肯端饭碗的文七妹寻思一下，起身要走。毛贻昌喝住她：“么子？不要叫他！饿他肚皮前心贴后心，看他还有本事顽皮！”

“天黑了，伢子被狼咬了怎么办？”

“没了他倒清静……”

毛翼臣忍不下去了，“蹭”地从餐椅上蹿起来：“咱找去！”扭头奔出天井。文七妹瞥一眼当家的，随后走出上屋场。毛贻昌扒拉几口饭感到“食之无味”，扔下饭碗进屋。泽民、泽建趁机也溜之大吉。毛贻昌见了皱皱眉：“嘿！老老小小没一个沉住气的！他哪回挨打不天黑就回来？”便一个人去屋里往蚊帐里一仰，躺倒歇着生闷气。

这回毛贻昌的老经验失灵，天黑时分也没等到儿子像往常那样回家。去找毛泽东的家人一个也还没有回。平日里嫌上屋场乱的毛贻昌忽然觉得孤独才是更可怕的。躺着不自在，又下床到天井里透透气。此时天上繁星密布，上屋场像黑夜里的一口井，卧房、牛栏、猪栏、谷仓……都像是井底的虚幻又恐怖的另一个世界。而自己，正被困在恐怖之中。

毛贻昌忐忑不安，忙打火点灯。

马灯照亮了天井，猪呀牛呀谷仓呀都现了原形。毛贻昌长出一口气，自言自语：“有鬼……没鬼的……阴森可怕呢！”

几个黑影依次走进天井里来。他看清楚了，是父亲、妻子和孩子们。但没有石三伢子！

大家都默不作声。

在家喊叫惯了的毛贻昌在自己没兴趣喊的时候，还真不习惯沉默环境。他忍不住了，大着嗓门儿问：“没把他‘请’回来？”

毛翼臣撅他一句：“就怕野兽‘请他’走掉啦！”

“不会。”毛贻昌嘴上这样说，心中也不免忐忑嘀咕道：这个小东西！今天真拧上劲儿啦，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我们把孩子们送回来还得找去，”毛翼臣总算有了回训斥儿子的机会，“乡亲们听说石三伢子丢了，都准备火把上山去找！你狠心撇下不管？那你就躺在屋里睡大觉吧！”

毛翼臣出去之后，就听得打谷场那边响起嘈杂声，光亮在天井上方闪动，随即渐渐隐去，那是乡亲们在夜色里去找石三伢子了。毛贻昌把脚一跺向门外黑暗中窜去，嘴也不闲着：

“找回来再跟他算总账！”

一连两天，谁也没找到石三伢子。

霸气的毛贻昌也撑不住劲儿了，算总账的念头早忘得干干净净，睡不着，吃不下。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毛贻昌虽然霸气，家长作风厉害，其实是为了牢牢地统治这个家庭，管教好长子毛泽东，希望他长了本事好继承毛家产业。他为儿子的英俊和才气骄傲，他憧憬着石三伢子必是乡里出类拔萃的后生，会比自己更出息的：无论种田还是当店掌柜，肯定都是一把好手。骨子里，毛泽东是他的希望和未来。

真丢了石三伢子，那不是剜去自己的心头肉？

毛贻昌这才慌了神！他否决了自己的霸气和尊严，先跑到滴水洞祈祷祖先保佑儿子毛泽东平安无恙，然后悄悄加入到寻子行列中。“石三伢子”的呼唤声在韶山冲、在群山飘荡……

又是一天，所有的人都无功而返。

文七妹的两眼哭得红肿。毛翼臣用绝食抗议儿子无情地逼走了孙子。泽民、泽建闹着要哥哥。毛贻昌嘴上不说，心里不是滋味儿：马上要晚稻插秧，少不了石三伢子一把好手啊！

自从这个家少了毛泽东，上屋场便少了生气。尤其是晚上，更多听到的是长吁短叹声，还有文七妹的抱怨声。毛贻昌终于态度软下来，叹口气对妻子说：“好了！往后，石三伢子的事，你管。”

文七妹泪眼盯住毛贻昌：“往后？要是没有‘往后’了哪？”

“不……不会的！石三伢子什么命？他命硬！能逢凶化吉！”

“可都两天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唉！没想到这伢子这么犟……”

“什么葫芦爬什么架！怪谁？”

“……”毛贻昌语塞了。

正当毛家欲哭无泪的时候，一个陌生的自称砍柴的异乡人把灰鼻子土脸儿的毛泽东送回家门。上屋场一下子恢复了生机。毛翼臣忙着要跪谢恩公，被手疾眼快的砍柴人一把拉住：“前辈！您这不是折我的寿吗？别怪我说话刻薄，有这么天资聪颖的后生是你毛家的福气！”毛贻昌忙接话过来：“多谢先生褒奖，太淘！哪有学生那样气先生的。”砍柴人道：“能难住先生的学生不是好学生吗？润之前途无量啊！好了，既回家门，再没危险，我告辞了。”毛贻昌喝文七妹取银票相谢，砍柴人坚决不受，淡然而去。毛贻昌唏嘘不已：世间果有奇人，真是慷慨之士！

第二天早上，毛贻昌早早起来，让泽民跟爷爷下田插秧，又叮嘱文七妹：“石三伢子上学堂的事，你找邹先生。”文七妹道：“这事你去还妥当。我一女流，怕不够面子。”毛贻昌背起褡裢往外就走：“我说了，石三伢子的事你管。粮店今日进稻谷哩。”文七妹只得把连夜浆洗熨过的衣服让毛泽东换了，深情地对儿子说：

“阿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其实，你才是他的心肝儿。你可别犯昏。你要记住哦，你是长兄，要给弟弟妹妹作表率的。是读书人了，要尊敬先生，‘师徒如父子’。以后不能耍小聪明戏弄先生和任何人。懂了吗？”

毛泽东点点头：“送我回来的王先生也这样说。我今后不顽皮，好好读书。”

“好！”文七妹轻轻拍一下儿子的肩头，“我已向邹先生为你陪了好话，先生原谅你了，他还夸奖你的才气呢。”

就这样，毛泽东重返南岸私塾。邹春培的确不计前嫌，师生之间再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这年秋天，毛泽东征得家长同意，离开了他的启蒙老师邹春培，转学关公桥私塾。由于关公桥私塾没有新鲜课程吸引，毛泽东又转学桥头湾、钟家湾再读。但同样是“白菜萝卜、萝卜白菜”，那些课程他早熟读于肚。此时，对古典文学有了初步理解的毛泽东，对书法产生了兴趣，从学欧阳询着手，再学颜、柳，小小少年便练得一手好字。到除夕过大年，毛贻昌再也不用求春联，自家门上贴自家儿子写的对儿，看着漂亮，想着也舒坦！公元一九○六年伊始，毛泽东又师从堂兄毛宇居，入井湾里私塾。虽然这里的《公羊春秋》《左传》之类的历史类教科书，比以前所学多了“故事性”，但总不比《三国演义》《水浒传》及《西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吸引人。而这类“杂书”是不准在私塾看的。

毛宇居发现毛泽东在课堂上以《左传》挡着《水浒》有滋有味地看着。发现“秘密”的毛宇居没有当场揭穿，而是准备以“声东击西”的战略，先用背书抓住“辫子”，再惩罚他“不务正业”。

如邹春培，点书毛泽东背，这个方法抓学生的“辫子”往往很奏效。但毛宇居难不倒毛泽东，无论点学过的什么文章，毛泽东背起来如行云流水，令毛宇居暗暗赞叹不已！

当然，毛宇居不可能听任学生在学堂偷看“禁书”。他瞅准了，趁毛泽东魂儿都钻进小说王国的时候溜过来，铜戒尺“啪”地压在毛泽东的书上，冷冷一笑：

“毛润之！”

毛泽东吓一跳，知道“露馅儿的包子是拿捏不过的”，站起来解释说，屋里太憋闷，背书效果并不好，自己是调剂一下读书的时间……毛宇居一撇嘴说：“嘿嘿！你甭往背书那道儿上引，我还能上你的当？走，跟我来！”

毛泽东狐疑地问：“去哪里？”

毛宇居更不搭话往外走，毛泽东不敢不随着跟出来。毛宇居走到院子里的水井旁，伸手指指：“以井作诗，以诗说井。如果我听着诗好，免你一罚。”

这招儿够难为毛泽东的。虽然“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毛泽东毕竟是会背诗的学生，不是会“推敲”的方家，更何况就是潇湘名家曾国藩接此题也未必轻松！学生们窃窃私语：“糟了！润之倒霉啦！”

毛泽东别无选择。在同学们的簇拥下，毛泽东绷着脸儿围着水井转，边转边瞅，瞅井台、瞅井帮，伸脖子瞅井里……转到两圈便停住脚步，望着毛宇居。毛宇居稳操胜券似的倒背双手，眯起眼，那声音一半儿从嘴一半儿从鼻子里挤出来，多少有点儿幸灾乐祸的样子，催毛泽东：“吟，吟啊？”

毛泽东张口道来：

天井四四方，

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

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

永远养不长。

“好！”同学们一阵喝彩！

毛宇居禁不住暗暗称奇：“奇才！贻昌叔好福气！此人日后的前程不可估量。”自那以后，毛宇居破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论毛泽东看什么书，都不管他。而渐臻世事的毛泽东觉得，韶山冲里里外外的师塾都读遍了，也读腻了，向父母祖父提出停学务农，自学读书。毛贻昌第一个赞成，笑眯眯地说：“停了好哩！早已识得数打得算盘记得账，田里店里好帮手。”

这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告别了私塾，开始了“半耕半读”的少年生活。

不到半年时间，毛泽东把韶山冲的藏书都借阅完了。对书的渴求，迫使他走出韶山冲寻求更多的精神食粮。书，成了少年毛泽东的伴侣：油灯旁、树荫下、水塘岸边、田间路上……到处都有毛泽东捧读的身影。毛泽东成了远近闻名的少年读书郎。邹春培与毛宇居相遇湘潭县夫子庙，谈起毛泽东双双由衷感叹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毛宇居还特地找到上屋场游说毛贻昌：“润之乃可塑之才，埋没乡里可惜了，当离乡远走高飞，展大鸿之翼。”毛贻昌尊重先生，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面上和气相待：“庄户人家子弟，读几年书，认得字打得算盘记得账就行了。再说废了科举，读再多的书也不能‘金榜题名’啦！”毛宇居在毛贻昌面前乃“小字辈儿”，说话行为须谨慎，只得悻悻而退。令毛宇居没想到的是，他的一番话让毛贻昌警觉起来：石三伢子一天天长大，那颗心一味儿地扑在书里，心思不在种田做生意上，早晚心野了收不住！翅膀硬了，拴也拴不住哩！女人才是拴住男人的绳索。对，该给石三伢子讨堂客哩！成了家，添个壮劳力，三年两载生男育女，那可是红火日子哩！

毛贻昌把“小九九”拨拉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然而，毛泽东是老虎上磨——不听那一套。

“要娶你娶！我不要！”毛泽东一口拒绝。

“我娶？你昏话！”毛贻昌被激怒，脖子上青筋直跳。嘿！哪有男子汉不想媳妇的？在毛贻昌眼里，少年毛泽东是大人了。

“反正我不要！”毛泽东态度坚决。

这是毛贻昌始料不及的。

然而，毛贻昌是当家的，举足轻重的大事必须由他定夺。不管毛泽东愿意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千年的铁打规矩，定亲的换帖仪式照样进行。这就意味着，毛泽东从换帖之日起已经是准丈夫了。令毛贻昌不得不急的是，石三伢子根本没把换帖当成一回事，依旧是下田之外一头钻进书堆里，“一心只读圣贤书”。

毛贻昌寻思治石三伢子的办法——生马驹子不训是不服的！上不得笼头，多好的马也中看不中用。

得来个管用的“杀威棒”治治他！

早饭后，毛贻昌叮嘱：“石三伢子，滴水洞的田该追肥啦！三十担六十堆，要摆的均匀。你今日早去晚归，都把粪挑进去，明日好追上。”

“知道了。”毛泽东应着，挑上粪筐拿了书就走。毛贻昌早算计好的，那片田是一天干不完的。他知道毛泽东在田里劳作累了便在树下乘凉看书的习惯，有时看书则忘了锄田，为了应付自己，曾经每垄只锄地头那一段，害得收割时分不开哪是苗哪是草！瞅他带的是他最着迷的《三国演义》，心里琢磨：不偷懒儿才怪呢！哼！等着瞧！

日头偏西时分，毛贻昌悄悄到田间“捉鬼”，果然逮个正着——石三伢子正坐在树底下全神贯注地看他的《三国演义》。

毛贻昌大吼一声跳了过去：“你偷懒么！”

毛泽东抬眼望望暴跳如雷的父亲，似乎明白父亲的用心，淡然处之，继续看他的书。

“你蠢！”毛贻昌怒斥。

毛泽东反问父亲：“我蠢何处？”

“你不干活只顾看书，稻谷能长出来吗？”

“谁说我没干活？”

“你还抵赖？粪筐还扔在那里！”

毛泽东“呼”地站起来，指着大田对父亲道：“你自己去看么！”

毛贻昌愣愣神儿，跑去稻田看仔细：果然，六十堆，不多也不少，且整齐划一，无可挑剔。

毛贻昌呆了！他甚至怀疑石三伢子看书多了，学了什么法术。

无论如何，毛贻昌栽了。

晚上，毛贻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儿大不由爷”这句话深深刺痛他的心。他感到自己的权威正受到威胁，这威胁不是来自外面，不是来自长辈和堂客，而是来自小小年纪的长子石三伢子！等罗氏过了门儿，就安排石三伢子去县城湘潭当学徒——看他是个大掌柜的材料。

他说给文七妹听，文七妹泼他的冷水：“怕是一样儿也通不过。他心思没在这些事情上……”

“胡闹！怎么能由他性子来？还有老有小不？”毛贻昌听妻子为儿子掌理马上火气直冲脑门儿。

文七妹不再吭气。一个月后选下吉日，毛贻昌张罗着把罗氏娶进家门。令毛贻昌尴尬的是，小夫妻不是那么回事——别说并非“干柴遇烈火”，甜甜蜜蜜，倒好似两个同住客栈的路人，看不出一点儿缘分在。文七妹细心，把忧虑讲给当家的听。毛贻昌不以为然：“哪里那么多‘讲究’？夫妻者，开始还不得‘将就’？慢慢就好上了。”

然而，几个月过去，文七妹没发现儿子“好上了”的蛛丝马迹。毛翼臣忌日，亲友们都来，毛贻昌几杯米酒下肚，流露出对儿子毛泽东的不满：“他蠢！不孝！”毛泽东本来就压着一肚子的怨气，便反唇不让：

“我不孝？古云‘慈父孝子’，我不孝因你不慈！”

毛贻昌大怒，把酒杯往桌上一摔：“你敢顶撞老子？”

“圣人说的不对吗？”毛泽东并不示弱。

“你……不忠不孝！”毛贻昌急得手打哆嗦。

毛泽东振振有词：“忠，精忠报国。学不得本领，如何报效国家？”

毛贻昌不过识得字、记得账，哪里有“隆中对”似的本领？说不过打得过，毛贻昌跳起来便抓毛泽东！众亲友相劝相拦，毛贻昌积压在胸中的那些怒气刹那间爆发，拦也拦不住，转身抄起扫把就打毛泽东！毛泽东拔腿就逃，毛贻昌紧追不放。两个犟脾气在上屋场前打谷场上转圈儿狂奔。纤弱的罗氏、慈悲为怀的文七妹、惊心动魄的弟弟妹妹、不知所措的亲友们乱作一团……

猛地，所有人都愣住了：毛贻昌中了咒语似的“定”在那儿！仔细看，明白了：毛泽东“前腿弓后腿绷”，作出跳水塘的姿势威胁父亲：“你再追，我一头扎水塘淹死！”

毛贻昌咬咬牙关克制了自己，他明白石三伢子是做得出来的。只得自己把火往下压，把扫把往地下一撑，心里狠狠地骂：“嘿！你有种！给老子来这么一手！看亲戚们散了老子收拾你！”毕竟，毛贻昌没有犟过儿子。正因此，毛泽东才冲破樊篱展雄翅，飞出大山寻高枝。

看官：

鸿鹄有志在蓝天，

丰羽怎能不欲飞？

谢选骏指出：按照毛家所说，毛家本当绝后，但在求告石头之后，精灵射出，于是生下了“石三伢子”毛泽东——由此可见，毛泽东并非人类，而是白骨精的种类，是恶魔之子。

【090、挖掉毛泽东的祖坟才算公平正义】

《1965年，毛泽东批示炸掉秋瑾之墓》（2020-10-07 《看历史》）报道：

孤山和西泠桥附近坐落着三十多座名人墓冢，1964年，为了“扫除腐朽反动的思想影响，改变与‘鬼’为邻的不合理现象”，这些名人墓冢被集体迁至鸡笼山马坡岭脚下，“过过集体生活”。

当1965年1月29日早上的太阳升起时，杭州西湖边孤山旁的秋瑾墓，又一次消失了。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夜，杭州园林局技术员陈而扬等人，炸开了混凝土浇筑的秋瑾墓。

暗淡的灯光下，秋瑾仰躺在已经腐烂崩塌、只有几根筋柱支撑着的棺木中，骨架完整、发髻完好，发后还有一枚玉簪。但衣着也已腐烂不堪，只有脚跟处留着两块皮鞋后跟，骸骨旁有一柄短剑。然后，人们将秋瑾遗骨一块块拾拣出来，放进了一只高约两尺的陶瓷罐内。

凌晨时分，装有秋瑾遗骨的瓷罐，被一辆卡车载到孤山3。5公里外的鸡笼山马坡岭，安入了一个现挖的土坑中。陈而扬在陶罐上放置了几捆稻草，再盖上一块石板、覆上泥土，掩埋后削平地面，以便将来踩到松软土时，即可确定秋瑾葬处；还是不放心，他又就近找了一棵小柏树种在上面，作为将来辨认的标记。

秋瑾自1907年殉难后，灵柩辗转大半个南中国，忽而杭州，忽而绍兴，后来又远迁湘潭、长沙，直到1913年再次迁回杭州。这一回，生前只活了33岁的秋瑾，却要在身后的第58个年头第九次迁葬，并且没有墓碑。

不过，当秋瑾迁葬到这里时，她在孤山时的近邻远邻们，却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被搬迁到了这里：苏小小、林和靖、徐锡麟、陶成章、尹维峻……原本西湖边挤得满满当当的名人墓，在一夜之间被尽数清理。陈而扬等人只是“奉命”行事，这个“命令”，源自于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

让死人也过集体生活

据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的陈修良回忆，早在秋瑾墓被拆十年前，也就是1955年，毛泽东已有拆除西湖边名人墓的念头。从这年11月至第二年1月间，毛泽东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的刘庄，也就是今天的西湖国宾馆。有一次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一道凭栏远眺，看到孤山一带有许多名人坟冢，感慨道：“西湖边的坟墓太多了，这些坟墓可以拆迁一下埋到郊区去，让死人也过集体生活不好吗？”然后“江华闻言连连赞同，表示立即照办”。（《陈修良文集》）

浙江省文化局局长黄源也谈到，毛泽东有一天与江华谈到“我是和坟墓为邻的”。（《黄源回忆录》）无论毛泽东是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表达的意愿，结果却是众所周知：一夜之间，西湖边，特别是刘庄草坪上的一些墓冢就被搬掉了。

西湖边自古以来名人墓葬众多，尤其是上有文澜阁、西泠印社，被称为“西湖人文荟萃之地”的孤山，自南宋隐士林和靖在此梅妻鹤子终老一生后，这里一直是名人们心仪的身后长眠之地。尤其是晚清、民国之际，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一干辛亥英烈陆续归葬于此，孤山由是成了“西湖深厚人文底蕴的一部分”。也因此，杭州市委对拆墓之事颇多抵触。3月1日向浙江省委打报告称“对孤山、西泠桥一带坟墓，我们决定保留不动者，有秋瑾墓、苏小小墓、林和靖墓、徐锡麟墓，苏堤西头张苍水墓、章太炎墓亦均未动”。其他如陶成章墓、苏曼殊墓、武松墓等十四座，则被拆除搬迁。

地方民主党派人士更是立即向总理周恩来提意见。周恩来随即致电浙江方面，叫停了这场拆墓运动。其后，已经动手拆除的12座名人墓还得到了修复，1950年代的这场风波，就此告一段落。

“扫此荒唐”——这只是拆墓风波的暂时平息。

1964年，正当中国社会生活急剧泛政治化之际，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在西湖汪庄5号楼休养时写的一首《沁园春·杭州感事》，成为拆墓风波再起的由头。

胡乔木的原词是“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犹污半面妆。天共我，吼风奇剑，扫汝生光！”该词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终日把玩推敲”，最后将末句改定为“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

修改后还加了批注：“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这阕毛泽东亲笔改过的词，以大字（新四号）在当时的《浙江日报》第一版显著位置刊布，成为“拆墓运动”的檄文。

12月2日晚，一束探照灯射向西泠桥头，“就在这里挖”，从桥头的苏小小墓开始，一场突击拆墓运动开始了。

苏小小是南朝时代的杭州名妓，一千多年来，除了“幽兰露，如啼眼，烟花不堪剪，无物结同心”这样凄清迷离的传说外，几乎没有任何确凿的史料事迹。

据沈复《浮生六记》记载，苏小小墓在西泠桥侧，“土人指示，初仅半丘黄土而已”。是乾隆南巡到杭州时问及，地方官才修苏小小墓。当几年后乾隆再次南巡来到杭州时，看到苏小小墓已经重整成了一座八角形的石坟，墓碑上写着“钱塘苏小小之墓”。而在1964年这场拆墓风波中，杭州城内纷纷传言，苏小小墓棺椁内只有一只红色绣花鞋，并无骨骸。

真幻武松墓

同样因传说而家喻户晓的武松，其墓冢也在这晚被毁。

长久以来，世人都认为武松墓只是想象冢，不过美术家姜丹书却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了同年好友吴剑飞见到武松棺椁的情形：“吴剑飞九岁时（1894年），有一天走过杭州涌金门，正巧瞥见一具棺材被修城墙的工人起出来，和头（尸体头部靠着的棺材正面板）上题曰‘武松之柩’，宋体字，每字大约六寸见方，凸刻，贴金，金色未变，全棺完好，比平常的长大，漆色黑里泛红。”“初以为此是空冢、想象冢或衣冠冢。不料一经掘发，赫然有棺，且长大，而棺木已朽，从朽缝中窥见其骨亦颇长大，乃即壅复原状。”

姜丹书还提到，后来武松墓迁到西泠桥，由上海滩流氓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人出资，在原址上建造了墓碑。此事也在《上海老中医眼里的杜月笙》一书中得到了印证。该书称，西泠桥畔“武松墓”当年落款具名的，正是黄、张、杜三人。

当武松墓在1964年被打开时，姜丹书的描述果然被证实：腐朽的棺柩里，确实有白骨，然后工人们把遗骨盛进骨瓮，也由汽车运往鸡笼山的乱坟堆中安葬。至于武松其人的真实身份，地方史籍如《临安县志》《西湖大观》《杭州府志》等都曾明确记载，称其为北宋时的杭州提辖，原是浪迹江湖的卖艺人，“貌奇伟，尝使技于涌金门外”，并强调“非盗也”。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人才出众，遂邀请入府，让他充当都头。不久，因功被提为提辖。后来高权因得罪权贵被罢官。武松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赶出衙门。

继任的新知府是太师蔡京的儿子蔡鋆，倚仗乃父权势，在杭州任上虐政殃民，百姓怨声载道，武松对其恨之入骨，于是身藏利刃，隐匿在蔡府门前，待蔡鋆出门之际，暴起猛刺，当即杀死了蔡鋆。而后武松被官兵蜂拥围攻，终因寡不敌众被官兵捕获，死于狱中。当地“百姓深感其德，葬其于西泠桥畔”。

墓劫

无论衣冠冢、想象冢还是空冢，在1964年12月2日那个晚上，西湖边包括苏小小墓、于谦墓、武松墓、林和靖墓在内的西湖三十多座墓冢，都被挖开，然后进行分类处理：与辛亥革命有关的裘绍、尹维峻夫妇、徐锡麟、陶成章合为一组，苏曼殊、林启、徐寄尘、惠兴、林寒碧为另一组，随后地方政府于12月15日在鸡笼山马坡岭修成了10座小型合墓。至于苏小小墓、林和靖墓、冯小青墓、马鞠香墓，鹤冢、马冢、齿冢等，则“拆除后不予重建”。

12月9日，《浙江日报》又发表了“西湖园林清理坟墓碑塔”的长篇报道，称杭州已经“扫除腐朽反动的思想影响，改变了与‘鬼’为邻的不合理现象，热烈拥护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的这一重大措施”。

而后，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向西湖公社征用了鸡笼山马坡岭脚的15亩土地，整理后作为辛亥革命烈士和政治文化名人墓地，于是，西湖边的名人墓冢，就集体搬迁到了这个杭州城郊的小山坳里。

基本搬迁完毕后，1965年1月28日，浙江省委又接到中央指示称：“土偶妖骸所指很广，并不限于有形的庙坟，一切旧文化中的偶像骸骨都包括在内，对这些东西必须进行很艰巨的长期的斗争。”

当天，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决定拆除西湖西泠桥附近的最后一个坟墓，也就是用钢筋混凝土铸成的秋瑾墓。

尽管郭沫若也曾在1958年9月代表官方评价秋瑾为“中华民族觉醒初期的一位前驱人物、一位先觉者，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反封建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崇高事业”。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波诡云谲的1960年代，秋瑾墓终究还是难逃劫运，又一次被毁了。

到3月6日，杭州市政府简报称，这场为期一个半月的“彻底革命、除旧立新”运动，分5批一共拆掉坟墓654座……与此同时，杭州的云栖寺莲池大师塔坛和佛像、六和塔内三十一个菩萨、岳庙牌坊、于谦牌坊、灵隐路九里松附近葬有司徒雷登家族成员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墓群，也尽数被毁坏，或者就地深埋，从此永没黄土之下。

颈骨上的刀痕——当秋瑾等人再次被记起时，已是15年之后。“文革”结束，随着岳庙重建，名人墓冢也陆续回迁。1981年，秋瑾墓在西泠桥的另一端重修，塑汉白玉全身雕像，还有孙中山的“巾帼英雄”手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此前人们险些找不到秋瑾在马坡岭的葬处唯一的线索是“埋在鸡笼山下”。

幸好，当年亲手葬下秋瑾的陈而扬是个有心人。陈而扬曾是个草药郎中，退休后还常到西湖山里去挖掘草药，有时也会到埋秋瑾骨殖坛的地方去看看。

1978年的一天，陈而扬在马坡岭与附近双峰村村民来政富抽烟闲聊，忽而谈到秋瑾，陈指着一棵小柏树说：秋瑾骨殖坛就在这下面。这柏树正是1965年陈而扬亲手栽下的那棵，此时已经有一人高了。事后陈而扬说，他将秋瑾单独埋葬并树立标记，只是觉得秋瑾“是个好人”。

两年后的一个上午，鸡笼山来了几位寻寻觅觅的人。他们是受邓颖超指示，被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指派来鸡笼山寻找秋瑾骨骸的。而那天早上，知道内情的来政富正好在现场，于是秋瑾遗骨顺利地重现人间。

骨殖坛挖出来之后，寻遗骨的人在地上摊开了一块随身带来的白布，将秋瑾血红色的遗骨一块块在白布上拼接。当拼接到颈骨时，他们发现了颈骨上留有的刀痕，便初步肯定了这是秋瑾遗骸。骨骸被取回去后，又经过一番鉴定，确认无误，重葬在西泠桥畔，还为秋瑾树碑立像。

此后，徐锡麟、浙军攻克金陵烈士墓：七星坟、陶成章墓、杨哲商墓、沈由智墓等一批辛亥革命名人墓葬，被迁到凤凰岭南天竺原演福寺旧址，重修墓葬。

1988年，似乎连政治“不达标”并无骸骨的苏小小，也因才情和凄美的爱情故事而受到礼遇，在墓亭原址上修造了六角攒尖顶亭，名“慕才亭”，亭前镌刻对联曰：“湖山此地曾埋玉，风月其人可铸金”。新千年时，章太炎墓、于谦祠等又一批名人墓葬及纪念祠堂，也被回迁或恢复。

寂寥马坡岭

然而，并非每一个迁到马坡岭的名人墓冢，都能顺利回迁。“当时迁坟非常仓促，几乎是一夜之间，很多坟冢没有任何记号，只有问村里的老人。”杭州名人纪念馆馆长沈建中说。

鸡笼山马坡岭，是一处连许多老杭州人都未必能说出准确位置的偏僻之地。“在双峰村附近，中国茶叶博物馆后面，满觉陇村旁边，穿过五老峰隧道，直到吉庆山隧道口之前，那一片连绵起伏的青山就是。”杭州历史学会会长丁云川说。这一片青山，分别是里鸡笼山、外鸡笼山、吉庆山、凤篁岭、南天竺……

一个并不寒冷的冬天上午，本刊记者找到了吉庆山隧道南入口。附近值勤的交警说，从这里的一个右行岔口走下公路，然后再迂回就是“西湖名人墓”。顺着路标步入山间，踩着落满枯草的小径步行二百米，果然看到了一方高三米左右的纪念碑，立在对面的山脚下，中间隔着一片茶园。

碑前有石阶，一路寻过去，有一代才子、投身辛亥革命的“诗僧”苏曼殊；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的创办者林启；现惠兴中学、原杭十一中创办人惠兴女士；冒着生命危险为秋瑾在西泠桥畔筑墓的同盟会会员徐自华、徐蕴华姐妹；反对袁世凯的志士、南社诗人林寒碧先生。

纪念碑上相片中的人儿，相貌清晰，连衣裳、服饰的细节都纤毫毕现。然而，与西湖边苏小小、岳飞、秋瑾墓等名人墓相比，这里过于安静与偏僻，而且也没有一座像样的坟冢，简单得有些奇怪。他们就在这寂寥得只剩枯叶飘落回旋之声的山野间，长眠了46年。“墓碑后面的山上，单凭肉眼，你能看到一些不起眼的土包包，和散落在西湖风景区的许多无主坟墓似乎没什么两样，很难相信，这些在近现代史上都是一些不平凡的文化名人。”丁云川说。

但苏曼殊等人的墓冢，因为墓碑毁于文革，加上当初草草重埋，一度无法辨认，有的墓只能看到隐隐约约的小土堆，有的则完全湮没。最终只能立碑纪念，而无法再寻回他们的遗骨。“在这些坟冢中，我们对不上号，只有大概位置，也不忍心再去打扰他们了。”丁云川说，有些名人始终没有找到，除了纪念碑上的六位之外，革命烈士马东林的墓没有确切方位，晚明早慧命薄的冯小青女士之墓，也没有找到。丁云川为此写信给杭州市委市政府，认为“不应该让这些曾在西湖上留下过痕迹的文化名人，无声无息地消失”，并提议把6位名人墓统一修成“西湖文化名人墓”。于是，2005年12月5日，西湖文化名人墓竣工开放。

只是，依然很少有人来到这个需要步行到1公里外才能打到出租车或坐上公交车的偏僻所在吊祭。“西湖名人墓”隔壁的隧道管理员们说，有时一个星期都难得看到一位游客。

谢选骏指出：这些名人墓葬虽然惨遭毛泽东的毒手，但是比起平民百姓来，还算留下了一点遗迹。毛泽东挖掉了全国人民的墓葬，仅仅保留了他自己的祖坟，还独自盘踞在血腥的天安门广场上，欣然又是社会公平和历史正义。因此，必须挖掉毛泽东的祖坟、铲平毛泽东纪念堂，才算公平正义。

【091、委内瑞拉倒退到毛泽东时代大闹饥荒】

《委内瑞拉闹饥荒总统提出“兔计划”：养兔子吃兔肉》（2017年9月15日未来网）说：

据台媒报道，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使得吃肉变成奢侈享受，但总统马杜洛领导的政府相信，培育和食用兔子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马杜格13日上国营电视台节目揭示他的创意，建议以较便宜的兔子肉取代其他肉类来源。他说：“动物性蛋白很重要，政府已通过一项‘兔计划’，因为兔子繁殖快。”

马杜洛说这项计划是他领导的政府对抗“经济战争”所采取战略的其中一环，这是他称呼目前委国极度缺乏食物和医药、危机愈见恶化的委婉说法。

报道称，今年初的调查显示，因此次经济危机导致民众缺乏足够营养，75%的委国民众平均减少8.7公斤体重。

马杜洛表示，已经把这项计划交付主导政府粮食方案的班恩纳尔负责；后者说，委国民众须跨越喜爱兔子的心理障碍，政府计划才可能成功。班恩纳尔劝民众了解“免子不是宠物，而是2.5公斤放到餐桌上、有高蛋白质却没胆固醇的肉类”。

他在同一电视节目告诉观众，最近已将第一批兔仔送到贫穷社区，但民众却立即喜爱上这些动物，把牠们当宠物养。

他说：“这里有文化问题，因为我们被教导兔子很可爱，但从（经济）战争角度看，有只兔子之后，再过两个月，我们会有一对兔子和2.5公斤的肉类。”他说要扭转众人为兔子命名和带他们上床睡觉的模式，以便赢得这场经济战争。委内瑞拉政府也在考虑培育羊只，来取代生产成本较高昂的牛肉。

据悉，这项“兔计划”引发反对党领袖卡普利雷斯的愤怒反应，指控马杜洛把人民当傻瓜。

谢选骏指出：1960年代，中国大陆陷入毛泽东死巷，大闹饥荒。城市居民为了活命，都在房屋周边种上作物，而且拔来野草养育兔子，以便血腥扑杀、获得肉食。看来委内瑞拉从来没有这样的饥荒历史，所以反对派指控马杜洛把人民当傻瓜。按照南美洲的这个标准，中国人可个个都是傻瓜。如此看来，毛泽东“超英赶美”的“美”，并非北美，只是南美，甚至是宋美龄、王光美的“美”；至于毛的“英”，也不是“英格兰”的“英”，而是香港的新界那样的“英租界”的“英”，甚至是毛岸英的“英”。所以毛泽东死相就是尾大，真是锅铲党饥民的救命稻草。

【092、我见过毛泽东流着口水亲吻女宾的死样子】

《李志绥：毛泽东一死，她们俩就笑了…》（2015-10-26摘引李志绥回忆录）报道：

1976年9月9日，中共领袖毛泽东逝世。毛泽东如何熬过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他逝世前后，中共高层发生过怎样密不可宣的政治斗争？华国锋、江青、汪东兴等人对毛泽东的死作何反应？《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李志绥在书中的序言部分，对毛泽东逝世之前的历史有详细记述。在李志绥看来，在中南海旁观二十七年后，早就了悟了人生变换莫测的道理。做了毛泽东二十二年的专任医生，历经毛的病危和死亡，李志绥知道他自己永远不会安全。以下为书中相关章节全文摘录。

自序

一九六零年中国青年杂志社通过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向我征求稿件。田在中南海南楼的宿舍，和我贴邻。他平时知道我喜欢作点杂记，其中个别篇章，他还看过，这是他劝我选一、二篇刊登出去。

自从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空下来我将平日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一者为了消磨时间，二者有时拿出来翻翻，作为流逝的年华的纪念，完全没有想发表的意思。因此，我拒绝了《中国青年》杂志的征稿要求。开始只是记录一些趣闻趣事。时间一久，成为习惯，于是写成无所不容的日记了。到一九六六年时，已经积累了四十几本。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了抄家风。这时我已迁到弓弦胡同中央保健局宿舍。前后院住了三位卫生部副部长。我自己住在中南海内，很少回家。可是一回来，娴（李志绥妻子吴慎娴——编者注）就同我说，几乎天天晚上，来人抄这三位副部长的家。时常敲错门，敲打我家。娴很害怕，万一抄错了，进来将这四十几本杂记抄走，岂不是有了十恶不赦的罪状了，应该赶紧烧掉。我抱着这四十几本杂记发愁，不敢在家里烧，怕邻居怀疑而揭发，又没有地方可藏。于是我将这些杂记带到中南海内一组，即毛泽东的住地。靠南墙的小院内，有一个焚化炉，是为了毛泽东和江青不需保存的文件、信件，加以销毁之用。我就用这个炉子焚烧。烧到还剩下十多本的时候，汪东兴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他问我，现在正是抄家的时候，江青的厨师告发我，在一组烧毁文件。我告诉汪，我烧的不是文件，是我的笔记。汪说，笔记有什么要紧，何必烧。我说，这些笔记都同毛有关系，留下怕惹祸。汪说，你一烧更惹祸，这个厨子如果告诉了江青，就完了。我回到一组，看到剩下的十几本日记，心想这些留下来是祸害，反正已经烧了，再烧一次吧。第二天汪东兴又将我叫去。这回他急了，对我嚷！“叫你不要烧，你还烧。主席的厨子来告你的状了。这事要闹出去，就成了大问题。你再不听话，我把你关起来”。我向汪说，已经烧完了，再也没有可以烧的了。这就是我积累了十几年下来的日记的下场。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片纸支字都没有保存下来。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捕以后，娴常常惋惜地说：“太可惜了，那四十几本日记。如果能保存起来，也没有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为此她常常催促我，写出这一段的经历。

一九七七年夏，叶剑英到三零五医院检查身体。检查间隙，叶同我谈到往事。他说：“你给毛主席工作了二十二年，时间可不短了。你应该将你知道的事，写了出来，这也是历史啊”。他并且说，他要向一些报刊代为宣传。此后多种报刊杂志都找到我，要我投稿。他们愿意优先刊登。但是我不愿投稿。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凡是讲真心话的文章，作者不是被封为右派，即冠以反动文人的称号，没有一个可以幸免。我又不想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章。但是我又不愿意让我的这些年的经历，烟没无存，于是我重新拾起旧忆，撰写回忆录。

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执笔，断断续续，又写了二十多本。我并没有想整理发表，因为根本没有公开发表的可能性，何况我不想因之取祸。这只不过作为我和娴逝去年华的雪泥鸿爪，留作纪念吧。一九八八年二月，娴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五月住院，到七月下旬，病势日趋严重。两个孩子、两个儿媳，都十分焦急。他们一再催促我携娴来美国求医。八月中旬我与娴带着孙女到了美国。娴继续求治。我每天要照管娴的饮食和治疗，虽然娴多次提到，将旧作整理出来，但是我哪里有这种心境和时间呢？

十二月中旬，娴因感冒，病势急转直下，送入医院，住院治疗。经过多方抢救，终于因为肾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她陷入昏迷前，还一再叮嘱我，要将一九四九年以来，这三十九年中的遭遇写出来。她说：“一定写出来，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后代。可惜我不能再帮助你了”。一九八九年三月，我点检行箧，取出了旧记和带来的全部资料，开始了写作生活。这一方面是对娴的永久的纪念。另一方面，身在美国，就可以将这些年的所见所闻，秉笔直书，无需避讳，加以发表。如果读过这本书以后，读者能够更加珍惜自己的理想和所向往的幸福的生活，那将是我和娴多年来的最大愿望。

经过了二十二年的血腥战争，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终于取代国民党，统治了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年夏天，我正在澳大利亚。由我大哥的从中介绍，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来信，希望我回去工作。于是我返回香港，同我的妻子娴一道回到北平。傅安排我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香山门诊部，后迁入中南海，成立中南海门诊部。我工作勤奋，受到中共中央一些高级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的赞誉，被选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甲等工作模范，吸收入党，并被任命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后为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中央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副秘书长及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三零五医院院长。一九五四年，经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推荐，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意，由周恩来批准，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并兼任毛的医疗组组长。从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我作为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无论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随在他身边，为时二十二年。

我初次到毛处工作，即惊异于他的生活习惯与众不同：饮食睡眠都没有一定的时间，正是“起居无时，饮食无常”。对他说来，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分，画夜之分，毫无意义。他的一切公私活动，甚至接见外国元首，都以他的意愿为主，都不事先通知，而采取突然行动。即使在身边工作的人员，也摸不清他下一个行动是什么。加上共产党内部控制严密，强化保密制度，毛本人亲自规定：“不要说这里的情况”，所以他的真实状况，从政治活动到私人生活，都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更形增加了他的神化感和权威感。

一九五九年以前，我崇拜他，仰望他如泰山北斗。但是我虽在他身边，在他的周围似乎有一道神秘而不可逾越的障隔，使我不能真正进入他的生活。一九五九年以后，我逐渐穿过这层密障，进入了他的生活实际。原来他正如演员一样，除去前台的经过种种化装的他以外，还有一个后台的真实的他在。

五十年代初期，人们只看到他与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号召“一边倒”，但不知早在三十年代，他就被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目为“异端分子”，是“白心的红皮萝卜”。一九四九年冬他去苏联，受到极大的冷淡待遇，住了两个月，在他最后愤然要回国时，斯大林才见了他，签了这个条约。他认为苏联是中国的最大威胁，最终目的是吞并中国。只是到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的破裂才公开化。

自从斯诺等人访问陕北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奇迹以来，他对美国，特别美国人，有很大好感。当他号召“学习苏联”，大家学俄语的时候，他不学俄文，而学英文。他自嘲说：“我是言行不符”。他身边所用的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都是受英美教育出来的人。他决不将由苏联培养出来的人放在身边。至于韩战及越战是由许多因素，也包括美国一些不了解毛的内心世界和对当时中国共产党有歧见的人士造成的历史大不幸。

从六十年代末期，毛即致力于恢复中美友好关系，而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是他去世前实现的。毛对蒋介石，虽然终生为敌，但并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蒋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俯首贴耳听命于美国。他说：“蒋介石和我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在这点上我们志同道合。”共产党核心领导中的斗争，既复杂又曲折。

自一九五七年的所谓“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演变到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表面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实际上却存在一个根本因素。一九五六年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有“反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一连串反应。毛从种种迹象感到，他作为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受到动摇，因而作出一系列相应的反应。正如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所说：“毛认为，全党没有谁都可以，可是不能没有他。”

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汪东兴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江青说过：“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毛泽东）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我不是给毛写传记，只不过作为毛的保健医生，在二十二年的风风雨雨中，将我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笔之于书，用以纪念与我患难与共的爱妻娴，没有她生前对我的支持和一再鼓励，我不会写成这本书。时间间隔太久，又没有读些参考文献，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盼读者方家斧正。

毛泽东之死

“主席，你叫我？”

毛泽东尽力抬起眼睛，嘴唇嗫嗫地动着。呼吸机的面罩放在他的口鼻旁。毛在吃力地喘息着。我俯下头，但除了“啊，啊……”外，听不清他说些什么。毛的头脑仍然很清醒，但声调中已失去希望。我是毛泽东的专职医生，也是他的医疗组组长。自从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大厅内的心电监护器显示心肌梗死之后，两个多月以来，我们二十四小时照顾他。护士人手原本不足，从医院又调来一批，每班三个人，另有两名医生做心电图监护。我昼夜二十四小时待命，一个晚上只断断续续睡上三、四个小时左右。我的床榻就在毛的病房一个桌子下面。

毛泽东已成不死之躯体。对成千上亿的中国人来说，毛不是凡人，甚至不是帝王，他是个神祗。将近二十年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与日常生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已俨然成为事实。全国各地的街道、工厂、学校、医院、餐厅、戏院和家庭中，充斥着毛的肖像——还有这句口号。甚至那些怀疑毛不朽的人，也相信毛会活得较一般人长久。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当时即将被选为毛的接班人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声称，毛一定可以活到一百或一百五十岁。谁敢暗示毛是凡人，就得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险。中国人民此时仍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毛病倒了。他们只能从毛与国外显贵会晤的几张应景照片中，略窥毛衰老的情况。毛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与寮国领袖凯山的合照。虽然那张照片显示他们的领袖已垂垂老矣，新闻媒体仍坚称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早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仍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但在那天晚上，我们这些随时在毛身边的人心里都很清楚，毛的死期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名副主席华国锋和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名委员张春桥和汪东兴，这四个人自从六月二十六日毛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以后，也一直分成二组；轮流昼夜值班。

负责拯救主席生命的华国锋对毛忠心耿耿；他诚挚地关心毛的健康和舒适，试着了解医生的解释，并相信医疗组已竭尽所能。我们建议从毛的鼻孔插胃管入胃饲食时，只有华国锋愿意先亲身试试这种新医疗方法。我喜欢华国锋。他的正直和诚恳，在腐败的党领导阶层中十分罕见。

我是在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期，陪毛去巡行湖南的韶山老家时，认识华国锋的。华国锋当时是韶山所属的湘潭地区党委书记，毛非常欣赏他。两年后，在大跃进使全国经济衰退之际，许多地方领导仍在谎报粮食产量节节高升，只有华国锋有勇气直言。他说：“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折腾，人瘦了，地瘦了，牛也瘦了。在三瘦之下，再讲什么高产粮食，是不可能的。”毛对我说：“他的话，我看是大实话。”

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是毛死前权力斗争的一大胜利。在此之前，毛已指派华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接替才去世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了四月上旬，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哀悼周恩来，并抗议造反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这个游行被打成“反革命暴动”。毛为了安抚造反派，以煽动不安罪名整肃邓小平。毛为了搞调和，不选造反派，而选华做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因此成为毛确认的接班人，得以主持中央政府和掌理日常党务，造反派转而指控华右倾。

华决定他无法再等下去。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他告诉毛主席造反派的攻击危及他的地位时，我也在中南海。会后华与我透露他们的谈话内容，并把毛写的字条给我看。毛蜷曲的字体写着：“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着急”。那时毛已口齿不清，他发现用笔比较容易沟通。华国锋将纸条拿给政治局看，毛的纸条是他接班合法化的唯一文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午夜零点，毛泽东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为了急救，刚刚给毛从静脉的输液管道内注入了升脉散，血压由已降到了86/66毫米汞柱升至104/72毫米汞注，心跳也稍微增强了一些。华国锋殷切的眼睛望着我，他低声急促地问我：“李院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都凑了过来。我沉默地凝望着华国锋。室内除了呼吸机的嘶嘶声以外，空气好象凝结了。我小声说：“我们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大家又沉默下来。

华低下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对汪东兴说：“立刻通知江青同志和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也要通知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他们即刻来北京。”汪起身出去时，内室中的一位值班护士跑过来，匆匆对我说：“李院长，张玉凤说毛主席在叫您。”我绕过屏风，走到毛的床边。

张玉凤是毛十四年最亲近的的随员。张玉凤曾为毛出巡全国时私人专列上的服务员，现在则是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与毛初次相遇於毛在长沙举办的晚会上。那是一九六二年冬，她那时年方十八，天真无邪，有着大大圆圆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肤，她主动请主席跳舞。就在那次晚会上，毛与张连续跳了几场舞，等到舞会结束，我亲眼看见了毛携了张玉凤的手回到他的住室。

毛与张的关系十分亲密，毛也有其他几位女友。现在仍有两位原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孟锦云和李玲诗在做毛的护士，替他擦身和喂食。但张玉凤待在毛身边最久。虽然在岁月催折下，她也开始饮酒，但她一直深受毛的信任。一九七四年，毛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因肺癌住院，张便接管毛每日批阅公文的收发。在毛视力衰退以后，她便负责将那些公文读给毛泽东听。张於同年年底由汪东兴正式任命为毛的机要秘书。

我是毛的私人医生，给毛检查身体时，还可以见到毛，谈几句。别的任何人，要见到毛，首先要经过张玉凤的同意。一九七六年六月中旬，华国锋到游泳池来，要向毛报告工作。叫张玉凤三次，张睡觉不起，另外两个值班的是孟锦云和李玲诗，不敢向毛说华要谈工作。她们说，不经过张，直接同毛讲了，就不得了。华等了两个多小时，张仍然不起床，华只好走了。孟锦云告诉我，一九七六年初“批邓整风”后，邓的女儿给毛写了一封信，说批邓以后，撤走了工作人员，邓有病，她要求自己留下，照顾父母。这封信是否交给了毛，很值得怀疑。因为结果邓的女儿仍没能够去照顾她父亲。

张玉凤能爬到这个位子，完全是因为只有她听得懂毛的话。连我都要透过她翻译。

张玉凤对我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

毛用力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桡动脉的搏动很弱，几乎触摸不到。两侧面颊深陷，早已失去了他以往丰满的面容。两眼暗淡无神，面色灰青。心电图示波器显示的心电波，波幅低而不规律。

我们六周前将毛从中南海游泳池搬到代号为“二零二”这座大厦内的一个房间。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附近发生了强烈地震。北京东北一百里外的唐山市全被摧毁。二十五万余人当场死亡。北京市虽没什么伤亡，但房屋倒塌多处。数以百万的市民唯恐再发生一次强烈余震，在街上搭的防震棚住了好几个礼拜。自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便住进了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他的病床就在室内游泳池内一个房间里。地震时游泳池也受到强烈震摇。我们决定将他迁往更安全的地方。

二零二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一九七四年游泳池以南的旧平房被拆掉，盖了一座抗地震的大厦，旁边又修了随从人员的住房。大厦有走廊连接游泳池。这座大厦就称为“二零二”。唐山大地震当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一次地震。在二零二这栋屋内，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其实那时即使山崩地裂我都不会有什么感觉。我全心全意在救助毛泽东奄奄一息的生命。

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和汪东兴此时静静地走到毛床前。我听见另一批人从屏风后面悄悄进房的声音。房里都是人，大家正准备换班。

我站在那，握着毛的手，感觉他微弱的脉搏时，江青从她居住的春藕斋赶到。她一进门就大声嚷道：“你们谁来报告情况？”

如果将毛十四岁时，他父母替他安排，他却拒绝圆房的那椿婚姻也算在内，江青是毛的第四任妻子。毛於一九三八年不顾共产党政治局的激烈反对，与江青在延安结婚。传说江青在延安时期对人温和有礼。但在一九四九年后，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妻子，却因无法掌握实权而对人生厌烦，并变得不可理喻，难以伺候。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才得以运用她的权势刺激消除旧隙。毛和江青长年来各过各的生活，但毛并不想和她离婚。毛恢复自由之身后大可以和别人结婚，但他不愿意这样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搬去钓鱼台国宾馆。直到毛六月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江青才搬回中南海的春藕斋旁新建的一所华丽的大房子。

华国锋摇摇手说：“江青同志，主席正在同李院长讲话。”

虽然我心里清楚毛毫无希望，我仍试图安慰他。这几年来他的健康情形每下愈况。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后不久，当时身为党副主席、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毛钦定接班人，全中国公认为毛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背叛毛，并策划暗杀他。林彪在他的计划暴露之后，与他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一起搭机准备潜逃到苏联。飞机因燃料用尽，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林彪事件后，毛更加沮丧，无精打采，且持续失眠，最后他终於病倒了。

在美国总统尼克森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几个礼拜前，毛仍抗拒着医生所给他的任何医疗措施。直到尼克森预定抵达的三个礼拜前，毛醒悟到如果他的健康状况再不改善，他便无法亲临这场历史性的外交会晤。他叫我给他治疗。

当时他的病况过於严重，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经过不断的治疗，肺部感染得到控制，心脏功能明显好转，水肿在消退，但是直到会见尼克森的时候，露在衣服外面的颈部和双手水肿还没全消，两足更是明显，原来的布鞋穿不下去，特地做了一双大鞋，他此时行走仍很困难。我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门口迎见尼克森总统的座车，领他到毛的书房后，就在接待室外的走廊上将急救设备准备好，以防万一。也因此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现年八十三岁的毛百病缠身，他长年吸烟的习惯毁了他的肺，并有慢性气管炎、肺炎和气肿发作。他的左肺中有三个大的空泡，所以只能向左侧倾卧，这样右肺才能充分膨胀吸入足够的空气。他常常只能借助氧气机器呼吸。在几次急救中，我们使用季辛吉在一九七一年秘密访问中国时送的美国制呼吸器。

一九七四年的诊断确定，毛的病非西方所猜测的帕金森氏综合症（另称震颤性麻痹），而是一种罕见而又无药可救的运动神经元病（另称内侧纵索硬化症）也就是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因为，喉、舌瘫痪，会引起肺部的反复感染，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饮食，势必更加衰弱。必须经鼻道装胃管饲食。受影响的肌肉组织失去功用，呼吸困难。现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毛的病情如专家所料的恶化。但真正使毛致命的，是他的心脏——那老迈而被慢性肺炎折磨的心脏。毛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和张玉凤一次剧烈争吵中，爆发第一次心肌梗死，六月二十六日则是第二次。第三次发生於九月二日。医生们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临，但没有人敢明言。

毛主席仍在和死神挣扎。

我弯了腰对他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这时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光彩。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我的手中脱落，心电图示波器上呈现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我看看腕上的手表，正是九月九日零时十分。

毛的逝世并未使我感到难过。二十二年来我每天都随时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里我不只是毛的医生，我还是他闲聊的对手，我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除了汪东兴之外，我可能是随时在他身边最久的人。

我刚开始崇拜毛，望他如泰山北斗。他是中国的救星，国家的弥赛亚。但在一九七六年此时，这崇拜早成往日云烟。好多年前，我那个全民平等，剥削终止的新中国梦想就已破灭。我那时仍是共产党员，但我对它毫无信心。“一个时代结束了，”当我盯着心电图那条平直的线时，闪过这个念头。“毛的朝代过去了。”

这念头瞬间即逝，紧接着我心中充满恐惧。我会有什么下场？做为毛的专任医生，这问题长年在我心中盘旋。

我抬起头，茫然环顾四周。从每一个人的神色举止和语言里，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对於这位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的死亡，有着多么不同而复杂的心情。江青转过身，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们这是怎么治的？你们要负责任。”

江青的指控早在我意料之中。江青在最天真的举动中都能嗅出阴谋。二十年前我们就处得不好。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她指控我是特务集团中的一员。

华国锋慢慢走到江的身旁：“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值班，医疗组的同志们都尽到职责了。王洪文涨红了脸急忙说：“我们四个人一直在这里值班。”

王洪文才四十二岁，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委员。他从原本是上海一家纺织工厂安全干部，窜升到最高政治权力阶层的速度之快，使得外界给他取了个“火箭式干部”的绰号。没有人知道毛为何喜欢这年轻人，并如此迅速的提拔他。王长得高大英俊，可他是个金箍马桶，只有中学程度，不学无术，只会卖弄小聪明。他对中国的领导阶层没有任何贡献。那年五月，毛的健康重大恶化时，王还建议我给毛服用珍珠粉，但我拒绝了。为此汪东兴还批评我不尊重党的领导人。毛也从未服用过珍珠粉。

毛垂危病榻时，王原本该负起看守的责任。但他却常跑去国家高层领导专用的西苑军用机场猎兔子。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观看香港进口的电影，我想王原先就不是有品德的人，权力只是使他越加腐化。

王洪文又说：“医疗组的每项工作都报告了我们，我们都清楚，也……”没等王说完，江青抢着说：“为什么不早通知我？”

但我们早跟江青报告过好几次毛的病情。江青指控我们医生从来将病情说得严重，是谎报军情。她怒斥我们是资产阶级老爷，还说医生的话最多只能听三分之一。八月二十八日，在听过我们对毛病情恶化的正式报告后，她气冲冲赶往大寨“巡查”。九月五日，华国锋打电话将江青从大寨催回北京。当晚江来了一下，说太疲劳了，就回了她自己的住处，并没有询问毛的情况。

九月七日，毛已进入垂危状态，江青下午来到二零二，与每一个医生和护士握手，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她似乎以为毛死后她会当然接管权力，我们也会期盼她的领导。

医疗组的人都感觉很奇怪，为什么江青这样对待毛呢？我将这些告诉了汪东兴。汪说：“这不奇怪。江青认为阻碍她取得最高权力的人，就是主席。”

这时张春桥背着双手，踱着八字步，两眼看着地上。

一旁的毛远新则脸色铁青，走来走去，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毛远新是毛泽东二弟泽民的儿子。毛泽民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新疆省省长判处死刑。原本亲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盛世才，曾热烈欢迎毛泽民前往他的辖区。但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他便转而投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毛泽民的夫人也一起被捕，在牢里产下毛远新。他母亲再婚后，毛泽东便负起养育侄子的责任。毛在一九四九年把毛远新接入中南海，但很少和他见面。

我是看着远新长大的。远新小时和江青处得不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才二十多岁。他写信给毛为自己与江青不睦的事道歉。现年只有三十多岁的毛远新是沈阳军区政委。一九七五年尾，毛因病重而不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毛远新便代表他出席，成了毛的联络员。江青信任毛远新。

其他人们和医生护士都低眉垂目，象是等待判决，汪东兴在向张耀词说些什么。张耀词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与江青素有嫌隙。汪当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并身兼数个要职。他不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是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以及中央警卫团党委书记。想发动政治局政变一定得有他的鼎力相助。

突然江青的脸色变得缓和起来。也许她以为阻碍她取得最高权力的障碍已经消失，她马上就可以统治中国。她转身向我们说：“你们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然后回头叫她的护士说：“给我准备好的那套黑色衣服和黑头纱呢？你们烫好，我要换上。”

华国锋向汪东兴说：“你立刻开政治局会。”

大家从室内走到外面的大走廊，这是张玉凤突然放声嚎哭，嘴里叨叨着：“主席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哪？”江青走过来，用左手抱住张的肩膀，笑着对张说：“小张，不要哭，不要紧，有我哪，以后我用你。”张立即停止了嚎哭，满脸笑容对江说：“江青同志，谢谢您。”

我听到江青悄悄对张玉凤说：“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一边说一边向会议室走去，张跟在江的后面说：“好的，江青同志。”

此时张耀词气急败坏从室内走出来，向我说：“李院长，你问问值班的人和别的人，有没有看见床旁桌子上的那块手表？”

我说：“什么表？”

“就是郭老在重庆谈判时，送给主席的那块手表。”毛没有戴手表的习惯——他起居无常——那只瑞士亚美加表是多才多艺的文人兼学者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送给毛的。郭后来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直到一九七八年去世。他终生是毛的好友，因此那只表极具历史价值。”

我说：“刚才大家都忙着抢救，谁也没有注意那只表，你问问张玉凤。”张说：“我看见毛远新走来走去，东摸西摸，一定是他拿了。”我说：“我没有看见，医疗组的人没有谁有胆量拿。”张又急忙回内室。

汪东兴从会议室那边走过来，叫我到旁边的房间内说：“刚才同华总理商量过了，你赶快去想办法，要将主席的遗体保存半个月，准备吊唁和瞻仰遗容。一定要保住，天气太热，不要坏了。”我说：“保存半个月容易做到。”汪说：“你赶快去办，我还在开会，你回来后立刻告诉我。”

我又走到大走廊，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值班的警卫队员都在这里，一中队的教导员坐在地毯上，他对我说：“李院长，你可要准备好，政治局开会，好事摊不到你的头上，出了事都是你的责任，你跑不了。”我想，我跑到哪里去呢？无处可跑。

我早料到了我会被控谋杀毛泽东。

我家五代都做医生。

我的大曾祖李德立，是满清同治年间太医院左堂官，四曾祖李德昌是右堂官。我家相传下来的一段史实，同治皇帝患梅毒，但慈禧太后只准医生按水痘治，大曾祖曾冒险向慈禧说，不能这样治皇上的病，不是水痘。慈禧大怒，将头上的钿子掷下，大曾祖立即摘帽磕头到地。慈禧没有杀他，但摘去顶戴，带罪当差。所以大曾祖死时遗嘱，“不要戴帽入殓，把帽子放在旁边。”并告诫子孙，不要做御医，怕没有好下场。我家仍旧是以医药传家，但代代都遵守着我大曾祖所说不要做御医的遗言，往后没有人再做御医。

我被任为毛的医生后，曾要求上级再考虑。但我无法回绝。我尝试离职好几次，毛都将我召了回去。

只有我的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知道我工作的性质。真正了解我工作的人总觉得我不会有好下场。他们常警告我，做为毛的专任医生，可能会有悲惨结局。

一九六三年有一次我的堂兄对我说：“你在工作上承担的责任太大，毛主席的健康可是全党全国人民都极其关心的大事，万一有哪位中央委员对你的工作不满意，指责你，可就不好办了。”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母亲的干女儿由云南昆明到北京来休假，看到我说：“你的家我可不敢去，更不敢住。在昆明谭甫仁被暗杀后，凡是去过他家的人都被隔离审查，幸亏我没有去。你这里如果发生点事，那可不得了啦！”谭甫仁当时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军区保卫处处长刺杀。

自从一九七二年一月毛发生肺心病心力衰竭后，身体越来越坏，特别是神经系统症状出现以后，我经常想到会不会发生一次象苏联在斯大林死后那样的“医生谋杀事件”？在毛去世前五天，我抽空用了一刻钟的时间，坐车回家一趟。慎娴上班，孩子们上学，只有老保姆在家。我将棉衣棉裤棉大衣打了一个小包带走。我打算，如果发生“医生谋杀事件”，我坐牢，天冷时还有棉衣穿。离开家以前，我到每个房里看了看，心想，再见吧，或许是永别了。正因为在心理上早就有了准备，所以现在反而十分镇静。毛生前常爱讲的一句口头禅是“死猪不怕烫”，这时的我在精神上已经是“死猪”了。后来，慎娴告诉我，老保姆同她说，李院长这么急急忙忙地回来又走了，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在北京，干部家的保姆政治嗅觉都很敏感。

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约她到她家立刻面谈。她问我有什么事，这么急。我讲见面后再谈。

另外两个研究员前往英国的蜡像博物馆研究如何复制蜡像。他们这小组决定，至少在蜡像制造技术上，中国早已大大超越了英国。工艺美术学院所制作的毛泽东蜡像栩栩如生，英国蜡像馆里的陈列像看起来就假多了。

我们研读了大量科学刊物，最后决定，唯一保存毛泽东遗体的方法就是改善原已采用的福耳马林灌注法。毛的脑部保持原封不动——我们不想剖开他的头颅——但我们必须取出内脏，也就是心脏、肺、胃、肾、肠、肝、胰、膀胱、胆囊和脾脏。我们可以把这些内脏分罐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身体内空腔里则塞满浸泡过福尔马林液的棉花。遗体保护组并可透过插在毛颈部的管子定期灌注福尔马林液。玻璃棺材内则灌满氦气。遗体保护组的工作在吊唁瞻仰期间后随即秘密展开。我们的工作地点便在“五一九工程”内。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国、苏联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后，毛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在北京秘密建设了地下通道，代号便为“五一九工程”。隧道宽度可以并行并开四辆汽车，沟通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中南海、林彪死前住地毛家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零五医院大楼地下，直通北京西郊的西山，以备战时中央做为临时指挥部及转移之用，三零五医院大楼下面的隧道中设有小型医院，设备很全，正好用来作为保护遗体之用。

吊唁一周后，九月十七日午夜，将毛的遗体由人民大会堂运到地下医院，华国锋、汪东兴、卫生部正副部长和遗体保护组的数位负责人，在警戒森严的摩托车队护卫之下，分车前往。我伴随毛的遗体经过北京黑黝黝的街道，知道有两个哨兵守卫的毛家湾五一九工程入口。哨兵挥手示意通过，小型汽车便往下开入婉蜒曲折的地下隧道，直驶向十五分钟车程外的三零五大楼地下的医院。到医院后，便将毛的遗体移入手术室，开始了遗体防腐工作。

数天后，我第一次看见运来的蜡像。它后来被锁在手术室附近的房间里。工艺美术学院教师们的技术令人叹为观止。那蜡像诡异的就像毛本人。

只有少数几人知道，泡在福尔马林中的毛遗体和毛蜡像一起在地下医院里收藏了一年。这期间我每个礼拜都去察看两个毛泽东。连看守医院的哨兵都不知道他们在保护什么。一九七七年位於天安门的纪念堂完工，且准备公开展示毛的遗体时，两个毛泽东——以及那几罐浸泡内脏的福尔马林——一起被转运到纪念堂下的大陵寝里。此后，曾参与毛遗体保护工作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组织学助理研究员徐静，便被指派去继续保管毛的遗体，并被任命为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

自此以来，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中国老百姓和外国访客，前来纪念堂瞻仰这具遗体——曾任中国共产党主席四十年左右的人。至於蜡像，则作为日后一旦遗体腐败毁坏的代替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死后一周多，那天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会。我们从下午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东侧礼台。天气很热，在太阳下站立，真是挥汗如雨。自从共产党解放中国之后，毛的肖像便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两侧则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革命口号。

下午三点整，全中国停摆，全中国各地的工厂和火车鸣汽笛三分钟以示哀悼。全国人民继之默哀三分钟。然后全国各地的工作单位自行哀悼。大会上由王洪文宣布全国致悼，华国锋致悼词。

我看着下面的人海，不断冒汗。几个月来的长期疲乏突然淹没了我。华国锋开始致颂文时，我晃了晃，用尽全力才没昏倒。自从毛在五月中旬发生第一次心肌梗塞以后，已经有四个月过的是衣不解带的日夜值班生活。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时。我原本一百七十五磅的体重也骤减至一百二十磅。值班时整天昏昏沉沉。我只知道等一切都结束时，我就可以好好睡一觉。也许我还可以回到我家人身边。

下午五时半我才回到中南海。回来以后，就睡下了。刚刚入睡，汪东兴又来了电话，通知我，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厅，由医疗组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报告毛的患病经过、治疗情况和死亡原因。医疗组的医生全体参加，由我报告。汪说：“这次会很重要，你要准备好。”

我很清楚这次会议是万分重要的。毛刚去世后发表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是只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参加通过的，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当时还没有赶到。二十二日的会议则是全体委员都参加，如果他们通过了我的报告，就说明官方正式同意毛的死亡属於正常的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而医疗组也尽到责任，所以这次会议关系着医疗人员的今后命运。

我当即召集了医疗组的医生们，说明了汪的通知。大家初步讨论后，决定由我执笔写出再讨论。我动手写报告，十八日一夜未睡，十九日中午写完。那份报告有五十余页。我详细交代从一九七二年一月心力衰竭抢救过来，逐渐出现神经系统症状，直至发生三次心肌梗塞而病故的过程，包括检查与治疗和死亡原因。后经大家讨论，反复修改了几次，到最后定稿时，已是二十日上午。

二十日下午我带着这份报告去见汪东兴。汪说他不看了，要我找华国锋看。我即去见了华。

华看了后说写得很详细，但医学名词太多，政治局的同志们不懂，还是要明确说明是什么原因才死亡的，要改改。我拿回来同大家说明华的意见，大家认为，医学名词要保留不动，因为这些名词都有严格的科学涵义，不能口语化。在报告时，可以解释说明这些名词，至於死亡原因，因为身体内的主要内脏都处於衰竭状态，不能说是由於单一原因死亡，不过可以强调直接死亡原因是中心性呼吸衰竭。

我将报告又做了些修改，二十一日我再次见华，说明了大家的意见。华同意了这份报告稿，又嘱咐说：“在会议上可能有的政治局同志提出问题，要尽可能详细回答，要让人听得懂。”

二十二日上午九时半，张耀词同我们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政治局委员们已经坐在沙发上围成一个大圆圈。沙发后面放了一圈扶手椅。我正好坐在华国锋与叶剑英的背后。

当时任北京军区司令的陈锡联正站着大声说：“我干不了，没有办法干下去了，我请求解除我的职务。”华说：“锡联同志不要着急，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以后再商量，现在先听毛主席的医疗组报告。毛主席病重以后，这些同志连续昼夜值班抢救，已经四个月了。现在让医疗组组长李志绥院长报告病亡经过。”

这时叶剑英回头对我说：“你语调声音要大一点，好几位耳朵不大好。”我开始读我的报告，当中有几位委员插话问医学术语及名词，我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说明解释。在讲到六月下旬病危时，坐在斜对面的许世友突然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说：“主席身体上为什么有青黑斑？这是什么原因？”

我说：“主席病危末期，呼吸困难，全身严重缺氧，所以才有这些现象。”许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死人见的多了，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九月九日下午我去见主席遗体，看到这些青黑斑，我就问你主席生前有多少伽玛，现在又有多少。人都有二十四个伽玛，主席有多少，你完全回答不出。”他接着又讲：“主席是被毒药毒死的，毒死的才有青黑斑，要审医生护士，是谁下的毒。”

我说：“用药都是医生写医嘱，两个值班护士核对，再由值班医生复查后才用，而且每种都由医疗组讨论后才用，药品都是为中央首长专用的保健药房准备的，各种药都经过药物鉴定，取来时都加过密封。”许说：“难道不会上下勾结，串通一气，用毒药暗害？这非彻底查清楚不可。”

一下子全场都静下来。许站在我面前，两手插腰。他的话是对我说，可是头转过去看定了张春桥。张春桥左手托着下颚，两眼看着地上。江青穿一套黑色套服，坐在沙发上两眼直看着许。华国锋紧张地挺起了身子。汪东兴一直在翻看文件，似乎周围没有发生什么事。王洪文左顾右盼，满脸通红。

叶剑英和当时任沈阳军区司令的李德生回过头来低声问我：“主席身上的青黑斑是怎么回事？”我说：“主席左肺有三个肺大泡，两肺都有肺炎，缺氧十分严重，他是凌晨零时十分去世的，许世友同志看遗体是下午四时，当中已相隔了十六个小时，是出现尸斑。人死后一般四小时后就开始出现。”

这时江青站起来说：“许世友同志，主席的医疗组辛苦了几个月了，你让他们把报告说完。”王洪文也站起来说：“主席病危起，国锋、春桥、东兴和我就一直轮流值班……”许将上衣的两个袖子捋到肘上，走到江青面前，右掌猛地一拍茶桌，将茶杯都震翻到地毯上。许大声吼道：“政治局会议不许政治局委员发言提问题，你们捣的什么鬼？”华国锋立即说：“世友同志有话慢慢讲。”然后转过头来对我说：“李院长，你们先回去，汇报等以后再说。”这个会后来如何结束我不知道。医疗组在回去中南海的路上都垂头丧气，闷声不响。

回中南海后，张耀词警告我说：“汪主任打招呼，叫我告诉你，要同大家讲一下，不要议论政治局的事，免得惹麻烦，等候政治局决定。”吃午饭的时候，我将汪的话告诉大家后，大家都愁眉苦脸，就更加吃不下饭了。

对我来说，这决非意外，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说我们下毒的是许世友，而为我们辩护的倒是江青。自毛病危以来，指责我及医疗组最多的是江青。不过这也很清楚，既然王洪文和张春桥参加了值班，不要说下毒，就是医疗上稍有失误，他们也难於推脱责任。江与王和张是一伙的，目前政权大局未定，江青势必要坚持医疗上没有问题。这以后，上面没有再让我出席政治局会议。

我昼夜不安的过了一个星期，到十月一日国庆节前，汪东兴让大家分别回到原来工作的医院。於是医疗组的人都奔走相告，但并未结束，自然也不可能结束。大局在动荡不安，毛泽东去世以后，共产党内的权力角逐正加紧进行。

毛死前两个月，也就是七月时，汪东兴曾跟我透露要逮捕江青的计划。虽然汪对江表面上漠不关心，而华国锋也一直是客客气气的，但我知道他两人随时会逮捕江青四人帮。江青即使一副毛的权力即将在握的笃定神态，她心中一定是忐忑不安。只要政局未定，医疗组的命运也就难测，毛的死因随时可能成为互相指控的把柄。

对我而言，即使权力斗争暂时落幕，江青四人帮被捕，但谁说得准另一场政治斗争又会在何时登场？在中南海旁观二十七年后，我早就了悟了人生变换莫测的道理。我做了毛泽东二十二年的专任医生，历经他的病危和死亡，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安全。

谢选骏指出：显然，李志绥在中南海里自我封闭了。因为他竟然认为[毛泽东已成不死之躯体。对成千上亿的中国人来说，毛不是凡人，甚至不是帝王，他是个神祗。将近二十年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与日常生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已俨然成为事实。全国各地的街道、工厂、学校、医院、餐厅、戏院和家庭中，充斥着毛的肖像——还有这句口号。甚至那些怀疑毛不朽的人，也相信毛会活得较一般人长久。]谢选骏指出，好在李志绥说的只是“对成千上亿的中国人来说”，也就是对七八分之一的中国人来说。例如我本人就不是这样的。就在1975年、1976年亲眼见过几部时事纪录片，上面就有毛泽东张着嘴巴、流着口水，低头端详然后亲吻外国女宾的手的镜头……一副行将就木的死样子，简直令人作呕。这些纪录片同时也昭告世人，毛泽东的末日即将来临了。于是，我就静静地等待历史性的解冻时刻。毛泽东死后全国戒严，召开追悼大会，所有人包括医院的住院病人都要参加。我们单位是跟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和天安门同步进行的，不过我站在房间的最后一排，昂首挺胸，绝不鞠躬——同时可以观赏我前面的群众卑躬屈膝地“三鞠躬”，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土匪一号终于死了！

【093、现在的中国比毛泽东时代温柔三百多倍】

《翻墙上推特批习近平中国网友被关15天》（2019年1月12日转载苹果日报）报道：

中国全面箝制网路言论，现在连在中国被封锁的社群网站推特（Twitter）也不放过。美国《纽约时报》报导，中国警方近来逮捕多名推特用户，以各种威胁手段迫使其删除推文并认罪，有人因此遭关押15天，获释后仍时时处于惊恐状态。

《纽时》访问9名遭到警方审问的中国推特用户，发现他们的遭遇几乎如出一辙：警方将这些用户在推特上的发文列印出来，要求其立刻删文或是直接删除帐号。警方会控诉他们的发文诋毁中国政府以及领导人习近平，并对其展开马拉松式问话虐待。

在推特拥有8千名追随者的黄澄澄（Huang Chengcheng，音译）向《纽时》表示，他被警方铐在椅子上问话长达8小时，最后被迫签下认罪书，承诺永远关掉推特帐号。

厦门建筑公司员工潘锡殿（Pan Xidian，音译）说，他因为转发异议漫画家“变态辣椒”讽刺中国人权的插画，去年11月被警察叫去问话长达20小时，他被迫删除部分推文后才获释。潘先生原以为事情可就此结束，没想到警察某天突然出现在他的工作地点，强行将他押上车带走。之后更强迫他签下承认犯下违反公共秩序法的认罪书，他乖乖签名后，警方立刻秀出第二份文件，说他必须因此受到拘留。接下来两周，他和另外10人被关在一起，每天都得看中共官方宣传影片。

潘先生谈到当时情况仍充满恐惧，边哭边透过电话向记者说：“在这个时代，我们当然知道要懂得害怕，但我仍无法控制自己。我们过着压抑的生活。我们像一群待宰羔羊，他们会一个个解决我们，而我们毫无能力反击。”

报导指出，推特的知名用户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当局审查的目标，但此次镇压的范围更广、更有惩罚性，甚至包括了那些追随者人数很少的普通用户。专家认为，这表明中国政府打压网路言论的手段已经发生急剧变化。

广东维权人士王爱忠（Wang Aizhong），他说：“如果我们放弃twitter，表示我们失去了最后一个地方发声。”王还提到，公安要求他删除所有批评中国政府的讯息。由于当局未能强制他删取twitter讯息，上月有一晚他正在阅读时，手机显示在twitter内的讯息自动进行备份，1小时后，3000条讯息被自动删除。王爱忠认为是政府相关人员聘请骇客所为。

谢选骏指出：苹果日报可能已经遭到和谐了？因为它的上述报道说明，现在的中国比毛泽东时代温柔三百多倍！何以见得？因为在万恶的毛泽东时代，上述行为就不是关押十五天，而是判处十五年徒刑甚至死刑！也不是删除你的文字记录，而是抄家、游街、送到东北西北劳动改造！现在的领导真好，比毛泽东时代温柔三百多倍，苹果日报报道了这样的先进事迹，应该有奖了。

【094、小毛泽东将带来一个小饥荒】

网文《假如突然关闭国门，谁是最大受害人群？》（童大焕 2020-05-26）报道：

毫无疑问，中国是苏联解体后，第三波全球化过程中受益最大的国家，没有之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全部成就，都来自全球化补课、市场化补课、城市化补课，并不是源于什么独特的“中国模式”。对此，一定要保持100%的头脑清醒言语谦逊行动谨慎。

[1]

我们不妨做一个极端假设，假定世界各国之间，国门突然严丝合缝地全线关闭；或者其它国家之间并非如此，而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国门突然全线关闭，偌大个中国，孤悬于世界之外，一条缝隙都不留，会发生怎样的情况？

当然这种情形，不论是两种假设之中的任何一种，都100%绝对不可能发生。

但我们做思考，做研究，这样的变量假定是有意义的。由此可以考察“全球化”这个变量对于中国社会的作用，对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作用。进而，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当下的现实处境，从而对未来，对世界，采取更积极、更主动、更清醒的——理性选择。

[2]

假设中国突然完全地闭关锁国，我们遇到的第一道难题，将是粮食危机！

因为中国进口加走私的粮食总量，已经达到将近国产粮食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粮食危机的第一连锁反应必然是粮价上涨！恩格尔系数高、即食物占消费比重高的中低收入人群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

因为在疫情到来和“去全球化”过程中，工作岗位和收入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这部分职业和岗位远非“无可替代”的中低收入人群。如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基本生活口粮又开始上涨，情何以堪？

改革开放42年来，中国借助市场化补课、城市化补课、全球化补课，获得了史上未有的飞速发展。国内一些人从此骄傲自满，狂妄自大，以为自己地大物博，有广袤的土地和物藏，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以为从此，即使闭关锁国也不怕。

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认知，我真祝福他们，万一国门关闭，他们一家还能吃饱饭。

[3]

粮食和就业危机的第二个连锁反应，就是走私和偷渡盛行。

走私是物流进入中国，偷渡是人流漂洋出海。

但毫无疑问，走私和偷渡的代价，要远远高于普通的货物往来和人员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

就像民间高利贷，风险大，利率也远远高于一般借贷和银行贷款。

平时，有正常的国际物流，那么走私往往会降低物价，但如果正常物流全线被阻断，没有了竞争参照系，走私品的价格也可能水涨船高。

同理，如果货币不能在全球自由流通，为地下钱庄付出的交易成本也自然增大。

[4]

几千年漫长人类史，从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人流、物流、钱流的全球性流动。

明道不行，就暗渡陈仓。

如果我们用大历史眼光来看，不带任何偏见，我们会发现，今日中国，哪怕是全国范围内所有省份，都经历了长达42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但是，最发达的仍然局限于北京、上海、江浙、广东、福建一带，而后三者，也恰恰是什么力量都挡不住人流、物流、钱流在全球流动的区域！

[5]

借助伟大的互联网[1998年才开始在全球成熟]，在传统的人流、物流、钱流基础上，又多了一项“智慧流”在全球无国界流动。

2013年1月17日，专业IT技术社区CSDN报道了一则消息：

一家美国重要基础设施公司在安全审计时发现，他们公司基于VPN双重验证系统经常会有来自中国沈阳的用户登陆，而且使用的验证信息是来自该公司顶级程序员“Bob”。

在进一步调查中他们发现，该公司知名开发人员Bob将自己的工作外包给中国沈阳某家软件咨询公司，而自己却利用工作时间在网上逍遥。

为了让他们能够顺利登录上自己账户，他还用联邦快递了自己双重认证令牌。工作外包出去，Bob只用了自己六位数薪水中的五分之一，而他则利用余下的时间做其他事情：

上午9点：到公司，在Reddit网站上看几个小时的新闻，看视频；

上午11点30：吃午饭；

下午1点：上eBay购物；

下午2点：上Facebook、LinkedIn；

下午4点30：发邮件到管理部门；

下午5点：准时下班。

这样的生活Bob一直过的非常顺利，而且在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绩效考核中他表现也非常优秀，他被很多人认为是公司的顶级程序员，并是C、C++、Perl、Java、Ruby、PHP和Python方面的专家。

进一步调查还发现，Bob非常具有事业心，他竟然还在其他公司兼职，并且他的工作同样也是外包出去，这让他除了赚几十万美元外，他还有大把时间在互联网上闲逛和追看美剧。

事发后，该公司已经不再雇用Bob。

Bob应当被解雇没有疑问，事涉职业道德和公司信息安全等问题。

但如果Bob自己成立一家技术公司，再进行同样的商业技术交换活动，就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外包亦即智力外包型经济活动，体现的是一种全球化的新形式——智力的跨国交换。

[6]

善于理性思考的人，应该顺着Bob技术外包这个问题追问下去：

为什么Bob只用了自己六位数薪水中的五分之一，就能购买到中国沈阳的杰出智慧，并且这个智慧的杰出程度，可以达到Bob所在公司顶级程序员的水平？

这是一个非常要害的问题！

背后的根本差别在于——市场！市场的运用平台不一样，同样的智力劳动，价值就不一样。

Bob所在公司，提供的运用场景，也许是一个全球大市场；而沈阳这家公司，再优秀，没有自己开辟的全球大市场做支撑，再好的智力也英雄无用武之地。

当然，沈阳这家公司，还是通过互联网融入了全球大市场，否则他们连这五分之一的收入都得不到。

这就是全球大市场的威力所在。

[7]

什么叫全球化？

经济学家赫尔曼·德雷(Herman E. Daly)给全球化的定义是：“全球化是指通过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以及较少或完全不受限制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使世界各国经济向一个全球经济的整合。”

这里的“全球化”，不是以“国家”身份融入世界，恰恰是以“去国家化”为重心，个人和企业的“国际化”，把一个个独立的国家经济实体，融合到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去。

朱海就在文章中写道：这些误读全球化的人把“全球化问题”视为“国家间的竞争”问题，认为自己的国家在竞争中胜出了，那么他的利益就增进了。他们把全球化视为国家之间的竞争或博弈，是完全误解了全球化。

把全球化理解为“国家之间”的全球化的人，也往往持有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他们认为某个或某些国家衰败了，自己的国家就强大了。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或博弈关系来看全球化的人，持有的是一种“丛林法则”思维。事实上，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是相互依赖的，其他国家受灾受难，对本国居民没有一点好处。

从走私和偷渡开始，直到互联网上的智力交换，全球化的本质，从来都是“去国家化”。

但是，在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潮之下，一些人，一边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好处，一边却在幻想闭关锁国“肥水不流外人田”，以妄想达到“抑制”他国强大的目的。

这其实是一种思维混乱的表现。

[8]

范仲淹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中写道：“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也。”

他指的“去国”，指的是离开当时的京都；“怀乡”，则是怀念故乡，思念家乡。

经过了多年自我感觉良好的打鸡血自嗨，经历了新冠病毒大疫的当头一棒，每个人都应当经历一番“去国还乡”——“去除狭隘家国观，回到人类一体大故乡”这样一种脱胎换骨般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洗礼，才能够逃离农业时代画地为牢的思维，真正成长为具有人类情怀的现代世界公民。

在人类进步、发展、繁荣、幸福的道路上，所有人都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9]

毫无疑问，中国是苏联解体后，第三波全球化过程中受益最大的国家，没有之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全部成就，都来自全球化补课、市场化补课、城市化补课，并不是源于什么独特的“中国模式”。

对此，一定要保持100%的头脑清醒言语谦逊行动谨慎。

我们不仅不应该妄想与世界脱钩，更要担心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主动与我们“脱钩”。原因就是我前几天文章写的，价值观！

中国古人言：以利交者，利尽则散；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德交者，地久天长；

以道交者，地老天荒。

今之人，当念念不忘此古训也。不要刚刚有了几个小钱，就得意忘形不知所以，忘了自己的来路和归程。

[10]

有人问：想问一下这次新冠对各国政权有何冲击？

我答：疫情过后，宗教的力量会进一步衰弱。

同样，国家的力量也会进一步衰弱。

我估计，以后啊，国家越来越像一个超大型保险公司。

此话怎讲？我在这里详细阐述一下。

危机其实是一次全人类都看在眼里的全球总动员。遇到危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在看着自己国家会怎么做，也都在期待来自所在国家的保护。

不论钻石公主号也好，最初的疫情暴发中心武汉也好，那些撤侨最早、撤侨条件最低的国家和地区，总是给人更多的安全感，总是更令人羡慕。以后的人们寻找安全的时候，优先考虑的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

还有，一个人，总是倾向于到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或者发挥同样的能力，取得回报最高的地方——后者，只能是全球化程度高的地方，因为只有那样，才可以服务更多人，进而取得更多回报。

也就是说，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有点像保险公司和投保人的关系。投保人希望用最低的保费(税收)获得最高的保障。这就是低税收国家和地区有更多的有钱人涌入、有更多的公司开业(交税、交“保”费的人多)的原因。

现代社会，工农业生产已经退居从属地位，不需要多少土地和资源，就能成就了不起的现代城市和国家。在此基础上，争夺人才、智力和有钱人的游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这便是亚洲五小龙在二战后脱颖而出、在本次新冠病毒疫情中的表现，也格外杰出且迥异于传统的威权国家，也迥异于老牌欧美民主国家的原因。

2019年8月，深圳要超越香港的声音在中国大陆甚嚣尘上，我当时写了《理解六座城(纽约、伦敦、中国香港、东京、新加坡、迪拜)，理解财富与文明》，专供知识星球会员。认为像中国香港、新加坡(1965年建国)、迪拜(1991年始建)能够迅速成长为全球六大枢纽城市之一，最根本的就是法治、自由(信息和货币自由)、低税。没有这些，轻言“取代”是不可能的。

[11]

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这样的枷锁，首先是观念的枷锁。

但是，很多时候，身体比话语更诚实；行动比观念更诚实：

当你可以在美国做一个逍遥自在的Bob，拿着5倍薪资的时候，肯定不会愿意做一个拿五分之一薪酬的沈阳程序员。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懂，毛泽东带来了一个大饥荒，饿死国人将近一亿，六分之一。如果出现一个小毛泽东，就将带来一个小饥荒，饿死国人就是十分之一，也有一亿四千万了。相对人数较少，绝对人数更多——这是宿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的魔鬼。问题在于，这些饿死的人到底算不算受害人群？因为按照毛泽东们的说法，是受害者他们“选择了”共产党，至少是“默认了”共产党统治的步步紧逼的胡作非为——然后才有大小饥荒降临“神州”的。这个“神”可不是耶和华神的神，而是牛鬼蛇神的神。所以说，既然死者是“求仁得仁”，也就可以不算“受害人群”，甚至可算“有功人员”了。这是“两脚羊的宿命”，那也算是一种幸福，“呼儿嗨哟，他为人民谋幸福”，挽歌《东方红》如此哀嚎——对于牛马不如的奴隶来说，快速死亡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095、颜元、梁启超、钱穆、毛泽东一脉相承】

（一）

《颜元：一位值得纪念、学习和研究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2016-05-31博野在线）说：

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摧毁了腐朽的晚明王朝。而缺乏政治素养的农民所建的政权，又很快被清军摧毁。正是这种社会动荡，催生了一批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曦、王夫之、颜元、李塨等。明王朝的悲惨结局，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为他们提供了思想的动力和思考的内容，而刚刚入主中国的清朝统治者，为政权维稳，正千方百计拉拢汉族知识分子，还没来得及对广大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思想控制和政治打击，这就为这些思想家思想的产生和传播，留下了相对自由的时空。由于这些人大多不愿意到清朝的官场任职，于是他们就投身教育，一来可以养家糊口，同时还可以通过教育来传播自己的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颜元和他的弟子李塨等一起，创立了一个以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为基本宗旨、以传承道统康济民命为根本目标的学术流派，史称颜李学派。

这个学派的创始人颜元（1635—1704），字浑然，号习斋，博野县北杨村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

颜元年轻时，曾服膺陆王心学，继而笃信程朱理学。但随着阅历的增加，他逐步认识到程朱理学掺杂了释道二家的虚浮思想，已不足以承担社会主流思想的重任。颜元认为，正是其重文轻武不尚实践的思想意识，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教学方法，以及明清实行的八股取士的科举方式等，是使中华民族贫弱沦胥的重要根源。于是，在35岁那年，他著作了《存性编》和《存学编》，开始对程朱理学进行系统性批判，并从而树起了自己的实学旗帜。他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目的是为天地造实绩，为生民谋福祉。其思想具有平民性、务实性、批判性和创新性四大特征。在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教育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自己全新的思想。在政治方面，他提出了初步的官吏选举和地方自治思想；在经济方面，他提出了垦荒、均田、兴水利的富民思想和正其义以谋其利的全新义利观；在军事方面，他提出了民皆兵、官皆将的全民皆兵思想；在哲学方面，他提出了性形一体、注重实践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他在教育方面的一系列创新，更使其教育思想成为中国新旧教育的一个界碑。

颜元对中国当时学校教育的改革，可以说是全位的。从教育理念，到办学目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育教学方法等，他都提出了自己全新的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

在教育理念方面，他提出了「学者，学成其人」（《存学编》卷一。陈山榜、邓子平《颜李学派文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以下凡只标页码的引文均引自此书）的全新理念。他从其性善论出发，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可教的，并且教育并不是要改变人的本质，而是要开发人的潜能。他说：「人心中具有仁义、位育，但得活理养之，则学成具全体大用，否则血肉腐朽而已矣。如鸡卵中具有羽肉冠距，但得暖气养之，则化成而飞鸣走食，否则青黄死水而已矣。」（《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第529页）这种学成其人的教育理念，在今天亦属先进。

关于办学目的，在颜元之间的古代社会，几乎都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这在官办学校，本属题中应有之义，不难理解，然而就是一些民间所办学校，其办学目的也基本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间偶有对民众的教育，也多是教化，即教他们服从统治而已。颜元则一改这种「治人」教育为「民命」教育，即为解决广大民众的生计问题而办教育。仅此一点，其可贵性与先进性已无与伦比。在这方面，颜元还提出了「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存治编·井田》第97页）的主张，这已远非孔子的先富而后教可比拟。

在培养目标方面，颜元提出了培养「转世人」的思想。他说:「但抱书入学，便是作转世人，不是作世转人。」（《存学编》卷四。第87页）他所说的世转人，就是被社会牵着鼻子走的人，而他所说的转世人，则是遇事有自己的主见，立场改造社会的人。他要培养的是儒者，而不是书生和文人。他认为，那些幼而读书、长而解书、老而著书的人，只是书生，而不是儒者，那些幼而读书、长而学文、老而刻文的人，也只是文人，而不是儒者，只有那些处也惟习行、出也惟经济、准备任君相百职、为生民造命、为气运主机的人，才是真正的儒者。

为培养经济士、干济才，颜元对学校教育的课程进行了彻底改革。他认为当时的士子惟业八股，殊失学教本旨。他说：「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第588页）于是，他把时文与僧、道、娼一起，并列为社会四秽，直言道：「为治去四秽，其清明矣乎，时文也、僧也、道也、娼也。」（《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第652页）当然，颜元也清楚地知道，八股制艺是当时国家的定制，他虽然反对，但却无权取消，所以，在他所设的学校里，是「愿学八股者听」，也就是说，是允许的。

颜元反对学习八股，那他主张学生学什么呢？他认为，一切社会科学、军事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只要是能提高自身才德、有利于宇宙和人类的，都可以学习。他说，「夫文，不独《诗》《书》六艺，凡威仪、辞说、兵、农、水、火、钱、谷、工、虞，可以藻彩吾身、黼黼乾坤者，皆文也」，「君子无方以学之，则事物洞达，措办有方」，「虽未必德即进于中和，功即臻于位育，亦可以弗畔于道矣」。（《四书正误》卷三。第172—173页）他在主教漳南书院时，为学校设计了四主斋：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而将当时国家定制的理学和帖括作为附斋，视为临时科目。也就是说，颜元不仅提出了先进主张，他在自己后半生的教育生涯中，还一直实践着自己的思想。

对于德育，颜元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世宁无德，不可有假德。无德犹可望人之有德，有假德则世不复有德矣。」（《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第584页）而他所提倡的实德，则是智、仁、勇三达德，而其最高的理想境界，则是「成己必兼成物，至中和必期位育」，「万物一体，天地为徒」。他认为，只有具备这种道德的人，才能「撑持气运，砥柱人群」。（《四书正误》卷四。第201页）而实德的形成则是在进业中。「六德是成德事，急难作成，六行是施为处，急难如法，先之以六艺，则所以为六行之材具、六德之妙用，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矣。」（《四书正误》卷三。第176页）

智德而外，颜元对学校开设体育课也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在他的学规中，十天中就有两天习射。而举石、超距、拳术、技击等，都是常课。针对宋儒提倡的静坐读书，他总结道，「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五霸之假，正假其动也，汉、唐袭其动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圣道亡矣，乾坤降矣。」有鉴于此，颜元断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益自信其考前圣而不廖矣，后圣而不惑矣。」（《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第568页）

毛泽东对颜元注重体育的思想特别赞赏，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写道：「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新青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另外，颜元还公然在学校进行性教育。虽然他的性教育内容并不完全科学，但是，仅此一举，已经具有破天荒的意义了。

在教和学的方式方法方面，颜元更是多有创新。

首先，他提出了远其志而短其节的思想。他说：「学贵远其志而短其节。志远则不息，节短则易竟而乐。」（《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第529页）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极具远见的教学思想。学贵有志，非志无以成学。远大志向是激励学生进步的源动力。而分节授课，则让学生能时时看到自己的进步，「易竟而乐」。直到如今，我们的学校教学，无不分章节进行，而颜元在三百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个主张，并讲出了其中的道理，可以看到颜元的教育教学思想是多么先进！

（谢选骏指出：“短其节”的说法来自《孙子兵法》“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可以解为“节奏短”。但是，孙子那是作为战术提出的，所以与“势”相对；不像是颜元是作为战略提出的，所以与“志”相对。作为人生战略和终极价值而提出的“节”，更接近“节操”而不是“节奏”。所以，颜元在这里确实有点散布“扬弃节操”的非道德主义嫌疑。这在潜意识里，可能是为他们父子认贼作父的汉奸行为进行开脱。难怪同样小商小贩出身而后同样投靠北方蛮族的毛泽东，对颜元的接受度那么高。）

其次，他提出了科学的因材施教思想。他说：「吾于孟子之论治而悟学矣。人之质性各异，当就其质性之所近、心志之所愿、才力之所能以为学，则易成。」「人之质性近夷者，自宜学夷，近惠者，自宜学惠。今变化气质之说，是必平丘陵以为川泽，变川泽以为丘陵也，不亦愚乎！」（《四书正误》卷六。第205页）这种因材施教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尤其是他所主张的三原则，更是缺一不可。「就其质性之所近」是因其天赋，就其「心志之所愿」是因其志向，而就其「才力之所能」则是因其现有之知识能力。天赋是「物质」基础，且极难改变，要变人天赋，确实如同变丘陵为川泽、变川泽为丘陵一样难。所以，因材施教，首先是以其天赋为基础。而「心志之所愿」，则是学生学习的动力之所在，是使学生乐之、好之的基础，违背心志之所愿的原则，则将失去学习动力，一旦学生不乐之、好之，甚至不情愿时，教育的效果也将黯然失色。而「才力之所能」，则是学生进步的基础。人的进步，只能在已有的基础上进步，这已被建构主义所证明。颜元在三百多年前提出的因材施教三原则。都被现代科学证明是正确的，对于这样的智慧，我们深感惊异。

最后，颜元还提出了少讲读而多习行的教、学方法。

少讲读而多习行，是颜元教、学的思想的基点，也是其教育思想的最典型的特征。他之所以将自己的学塾改称「习斋」，且以「习斋」自号，就因为他特别专注于这个「习」字。他说：「仆妄谓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讲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诗》《书》六艺而已。即《诗》《书》六艺，亦非徒列坐听讲，要惟一讲即教习，习至难处来问，方再与讲。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于是，他强烈呼吁：「惟愿主盟儒坛者，远溯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诸儒之效如此，而垂意于习之一字，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功于习行者八九，则生民幸甚，吾道幸甚！」（《存学编》卷一。第42页）颜元当然是正确的。当时的讲读教学，对于帖括八股而言，或有其效，而如果是培养扶世济民的经济士、干济才，则非习行不为功，因为讲读过程，其实只是一种信息传递，而要想将知识转化为分析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通过习行是不行的。

颜元对传统学校教育的改革，是全方位的，其创新之处，不胜枚举，以上所言，略述而已。

颜李之学，自清末以来，颇为大家所推重。戴望在其《颜氏学记》的《序》中说：「如颜氏者，可谓百世之师己，其余数君子，亦皆豪杰士也。同时越黄氏、吴顾氏，燕、秦间有孙氏、李氏，皆以耆学硕德负天下重望，然于圣人之道，犹或沿流忘原，失其指归，如颜氏之摧陷廓清，比于武事，其功顾不伟哉！」

梁启超每议及颜李，则慨为表彰。他说：

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其为新旧之争。期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会2003版，第121页）

他们是思想界的大炸弹，于汉以后二千年所有学问一切否认，……总括起来，他们的学说，和现代詹姆士、杜威等所谓之「唯用主义」十二分相像，不过他们所说早二百多年罢了。（《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收《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一，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3页）

斋生平学凡四变。少年，尝治道家言。稍进，学陆王。再进，学程朱。皆用淬厉刻苦功夫，有所得。中年以后，乃自创一派，专标唯用主义，排斥冥想讲诵笺释之学，实为二千年来学术界一大革命，（《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收《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一，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4页）

钱穆每议及习斋，也是慨为表彰。他说：

习斋，北方之学者也。早年为学，亦尝出入程朱陆王，笃信力行者有年，一旦翻然悔悟，乃并宋明相传六百年理学，一壁推翻，其气魄之深沉，识解之毅决，盖有非南方学者如梨洲、船山、亭林诸人所及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9页）

以言夫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大师，习斋要为巨擘矣。岂仅于三百年！上之为宋元明，其言心性义理，习斋既一壁推倒；下之为有清一代，其言训诂考据，习斋亦一壁推倒。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王昆绳语，见《居业堂文集》卷八《与婿梁仙来书》）遥遥斯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可以为习斋咏矣。（《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79页）

陈登原在其《颜习斋哲学思想述》中也感叹道：

习斋以孤军战考核、词章、义理三大派，而卒不为屈，以习、行、实、动训士，匪特合中国此时之所需，亦可传诸百世而不废者。高山景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莫谓秦无人」，以视西来之动的哲学，益叹慰矣。（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

思想汉奸侯外庐在其《中国思想通史》中，将颜元视为早期启蒙主义者。他评论道：

他是中国十七世纪思想界中的一支异军。他在当时启蒙的人物中，对于理学的批判，比王、顾、黄三个更加彻底，毫无保留……王、顾、黄三人在时代精神上是宋明道学的异端，但都在形式上还对理学抱有保留的态度。王、顾形式上左袒程朱，黄宗曦形式上左袒王守仁。颜元不然，对于宋以来的道学家，一齐推翻，没有一丝形式上的保留态度。（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会1956年版，第324页）

他的「唤迷途」……无异是召唤宗教世界所失掉的「人」魂，所以叫做「存人」。这里含着及其浓厚的近代市民阶级的人文思想，不能仅以形式上的「靖异端」目之。他所召唤来的理想人类，是人文主义的个人觉醒和个性解放。在这一点，他比任何一位清初学者都要极端，都要坚决。（第337页）

文化史家蔡尚思把明清之际视为又一次百家争鸣，并把其内容分为朴学（经学）、史学、哲学、教育学和文学、科学六个系统，而颜元就是教育系统的突出代表。他说：

以颜元为首的行动主义教育学系统，这个学派的思想范围很广，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等等，而偏重的是教育方面。其中心思想是义利合一，道功合一，身心道艺合一（全面发展），教治合一，学、行、政三者合一，文武合一，兵、农、礼乐三者合一；习动不习静，贵实行不贵书本心头，重经邦济世不重笔墨，要有事不要无事等等。此学派的主要代表为颜元、李塨、王源，其次为恽鹤生、程延祚、张鹏举等。此派不大为当时人所闻知，戴望特发愤为作《颜氏学记》大力宣传它。此学派反程朱道学、陆王心学及佛老等派，上承墨学苦行派、宋代功力派，而集其大成。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才为人们所大力提倡。这真是源远而流不长的一个思想体系。（《中国文化史要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101页）

以上所述，是几位知名学者从不同侧面对颜李学的肯定与表彰。而在20世纪20年代，在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倡议和支持下，颜李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那时，他们组建了四存学会，创办了《四存月刊》，创建了四存中学，出版了《颜李丛书》，徐世昌还亲自编撰了《颜李师承记》一书。

颜李学在20世纪初便已走出国民，先是传到日本，20年代传到欧美，后来韩国的相关研究也很热络。尤其是其创始人颜元的思想，广为海外人士所称道。

颜李学派的思想，曾因影响了毛泽东等人而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现在，其求真务实的思想，对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干兴邦的战略方针，也应具有不同寻常的借鉴意义。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章在评价颜元时，洋洋洒洒地分析了时代背景，却只字不提其生平，这非常奇怪。因此可以理解为，其中必有缘故——那就是“为尊者讳”。因为他们的生平都有类似的“汉奸”背景，只是投靠的主子，从颜元的满清变成了毛泽东的苏联。

（二）

下面我们来补充上述的不足，来看看颜元的底细。

颜元（1635年—1704年），清初儒家、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学派创始人。原字易直，更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今保定市博野县）人。对此，民间所谓“保定府的狗腿子”可谓一针见血，不可不察。

颜元一生以行医、教学为业，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主张“习动”、“实学”、“习行”、“致用”几方面并重，亦即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并重，主张培养文武兼备、经世致用的人才，猛烈抨击宋明理学家“穷理居敬”、“静坐冥想”的主张。其主要著述为《四存编》、《习斋记余》。

明崇祯八年（1635年），颜元出生。因自中年后倡导习行学说，书屋名曰“习斋”，世人尊称为习斋先生。颜元祖籍直隶博野县北杨村，父名颜昶，因家境贫寒，幼时过继到蠡县刘村朱九祚家为养子，改姓朱。颜元出生在朱家，取名朱邦良。时值家中园内凿林，取乳名园儿。后来颜元归宗，取此字音为名。颜昶在朱家，常受到歧视和虐待，愤懑抑郁至极，萌生了逃离这个家庭的念头。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皇太极率清兵入关，掠掳京畿地区，颜昶乘机随军逃往关外，自此音讯断绝。这一年，颜元才四岁。八年以后，生母王氏又改嫁，留下他孤身一人在朱家。

颜元的养祖父朱九祚，号盛轩，多年在地方任武职。崇祯十二年（1639年），朱九祚任兵备道禀事官，携颜元移居于蠡县城内。当时，国事日非。他曾上言：“今日之兵，皆市井滑徒，顶名食粮。出则抢掠，战则奔逃。且逃后并不知其为谁，此所以仓库日空而战无一卒也。”他提出一种办法，认为可不费粮饷，而得可战之兵数万。其法是：“编各州县富民子弟习弓马者，十家共一兵，复其杂役，马甲器刃令自备。居常训练，每兵一副卒，正兵伤则提副卒补。伍兵土著不可逃。且一身勤王，十家安枕，其孰肯逃？兵利粮给，取之不穷。”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朱九祚并无反抗的表示。顺治四年（1647年），蠡县生员蒋尔恂曾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聚众杀死知县，称大明中兴元年，朱九祚却“率众守里”，对抗蒋尔恂的义军。蒋失败后，清廷驻蠡县兵备授予朱九祚巡捕官职务。不过，他有时也表现出一种正义感。顺治初年，“刘里被圈，旗奴韩某恣横，率意耕田，失产者日众”。九祚“伺其窝盗，围而擒之，鸣于县府”。按律，韩某本应问斩，虽遇赦得脱，但不敢再行肆虐，“里闬穷民不受满人侮，得各租祖田”。顺治八、九年时，地方粗安，清廷裁革省南道，朱九祚便谢任。不久，又因事被人控告，一度逃遁，颜元亦被系讯。讼案完结，家产日落。由于在城内居住费用较大，便返乡居住。晚年“恬退自牧，不入城市。教其子晃及养孙元耕读，是事不与世局”。

颜元八岁起受启蒙教育，从学于吴洞云。洞云先生善骑射、剑戟，又感慨明季国事日非，曾着有攻战守事宜之书，同时也长于医术和术数。这使颜元从小时起，便受到与众不同的教育。可惜在十二岁时，因遭吴妻怨怒，不能再从先生游。

颜元十四、五岁时，又看寇氏丹法，学运气术，娶妻不近，欲学仙。后来知仙不可学，“乃谐琴瑟，遂耽内，又有比匪之伤，习染轻薄”。十九岁时，又从贾端惠先生学。端惠禁受业弟子结社酣歌、私通馈遗，颜元遵其教，力改前非，习染顿洗。为了科举功名，颜元从十岁起，还学习八股时文。养祖父朱九祚曾想为他贿买一秀才头衔。颜元哭泣不食，说：“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结果，十九岁时，自己考中秀才。

颜元二十岁时，讼后家落，回乡居住后由他担负起全家生活费用。“耕田灌园，劳苦淬砺。初食薯秫如蒺藜，后甘之，体益丰，见者不以为贫也。”为谋生计，开始学医。同时开设家塾，训育子弟。二十一岁时，阅《资治通鉴》，废寝忘食，于是以博古今、晓兴废邪正为己任，并决心废弃举业。后来他虽入文社、应岁试，只是取悦老亲而已，不愿以此误终身。二十三岁时，又见七家兵书，便学兵法，究战守事宜，尝彻夜不眠，技击之术亦常练习。这个时期，颜元还深喜陆九渊及王阳明学说，以为圣人之道在是，曾亲手摘抄要语一册，反复体味。

颜元二十五、六岁时，思想又有较大变化。这时他得《性理大全》读之，此书集宋代理学家思想之大成。他深深地为周、张、程、朱等人的学说所折服，从此屹然以道自任。“农圃忧劳中必日静坐五六次，必读讲《近思录》、《太极图》、《西铭》等书。”他乘间静坐，目的是主敬存诚，但周围的人“有笑为狂者，有鄙为愚者，有斥为妄者，有皆为迂阔、目为古板、指为好异者”，他都不介意。

康熙三年（1664年），颜元听说蠡县北泗村有位王法干，此人恶僧道，斥佛老，焚时文，读五经，居必衣冠，持身以敬，教家以礼，乡人有目为“狂癫”者，颜元却瞿然惊喜，大呼：“士皆如此癫，儒道幸矣！”遂与其纳交。两人每十日一会，每会，相互“规过辨学，声色胥厉，如临子弟。少顷，和敬依然”。同时各立日记，“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日逐时记之。心自不得一时放，身自不得一时闲。会日彼此交质，功可以勉，过可以惩”。后来，颜元与王法干在对待宋儒的态度上发生歧异。

颜元个人家世虽屡遭不幸，但始终以匡时济世为己任。他目睹明季政治日坏，风俗日降，兵专而弱，士腐而靡，极为痛切。据李塨回忆：“先生自幼而壮，孤苦备尝，只身几无栖泊。而心血屏营，则无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阑灯炧，抵掌天下事，辄浩歌泣下。”颜元二十四岁时，便着有《王道论》，后来更名《存治篇》，阐述了他的政治理想。他认为要开万世之太平，必须恢复“唐虞三代”的政治，“井田、封建、学校，皆斟酌复之，则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谓王道”。

康熙七年（1668年），养祖母刘氏病卒。因感祖母恩深，父亲又出走，不能归来殓葬，他哀痛至极。三日不食，朝夕祭奠，鼻血与泪俱下，葬后亦朝夕哭，生了大病。朱氏一老翁见到此情景，十分怜悯他，说：“嘻！尔哀毁，死徒死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尔父？尔父，乃异姓乞养者。”颜元听后大为惊异，到已改嫁的生母处询问，果得实情，因而哀减。

颜元居养祖母丧，恪守朱子家礼，尺寸不敢违。连病带饿，几乎致死。虽觉得有许多违背性情处，但认为圣人之礼如此，不敢多疑。后来，他校以古礼，竟发现朱子家礼削删、不当之处甚多。“初丧礼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宋儒家礼删去无算句，致当日居丧，过朝夕不敢食。当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几乎杀我。”“乃叹先王制礼，尽人之性。宋人无德无位，不可作也。”由此发端，他对宋儒学说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因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正学也。静坐读书，乃程朱陆王为禅学、俗学所浸淫，非正务也”。次年，便着《存性》、《存学》两篇，学术上自成一个体系。思想转变后，更体会到“思不如学，学必以习”，故改“思古斋”为“习斋”。此后教授弟子，也是让其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诸学，并习射、习骑、习歌舞及拳法武艺，力戒静坐空谈。

刘氏死后，朱晃继续唆使朱翁逐赶颜元，他只得移居随东村安身。康熙十二年（1673年）朱翁卒，颜元便回博野县北杨村，归宗姓颜，时年三十九岁。颜元归宗后，日常仍从事农田耕作。有一次客人来访，见他正在扬场，感到十分奇怪。颜元却说：“君子之处世也，甘恶衣粗食，甘艰苦劳动，斯可以无失已矣！”这时，颜元及门弟子日众，李塨便是于康熙十八年开始来问学的。对于新从游者，颜元必先向其申明自定教条其要点是：孝父母、敬尊长、主忠信、申别义、禁邪僻、慎威仪、重诗书、敬字纸、习书、作文、习六艺、序出入、尚和睦、贵责善、戒旷学等。特别是对六艺，尤为强调。每逢一、六日课数，三、八日习礼，四、九日歌诗、习乐，五、十日习射。他兢兢业业，以阐扬儒家学说中实用实行思想为己任。尝云：“天废吾道也，又何虑焉。天而不废吾道也，人材未集，经术未具，是吾忧也。”因吟诗道：“肩担宝剑倚崆峒，翘首昂昂问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将来何计谢苍生。”

对于自己，颜元仍是持身极严，而且与从学者互相规过。有一年，颜元曾买石氏女为侧室，女痴且癫，知是为媒人所欺。于是，令媒人将女领回并讨回原金。不料，媒人又将该女再度转卖给他人。李塨就此事向先生直谏及规劝，颜元听后，悲泣道：“吾过矣！”于是出原金赎女归其父。李塨极感先生改过之勇，从此立日谱以自考。颜元和李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约定：“对众不便面规者，可互相秘觉也。云：警惰须拍坐，箴骄示以睛，重视禁暴戾，多言作嗽声，吐痰规言失，肃容戒笑轻。”

南北游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颜元五十岁时，只身往关外，寻找父亲下落。原来，颜元的父亲颜昶随清军出关后，到了沈阳，有位镶白旗董千总给了他些本钱，开了个糖店，先后娶过妻王氏及妾刘氏，刘氏生两女，名银孩、金孩。颜昶也曾想返里探亲，因入关被阻未能实现，于康熙十一年病故，葬于沈阳附近的韩英屯。颜元到关外沿途寻父，艰苦备尝。当他在沈阳张贴寻人报贴后，被银孩所知。兄妹相见，面对痛哭。颜元祭奠父茔后，亲自御车，奉先父牌位归博野。

从关外归来后，颜元自叹：“苍生休戚，圣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于是在康熙三十年，告别亲友，南游中州。行程二千余里，拜访河南诸儒。在各地，他结交士人，出示所著《存性》、《存学》、《唤迷途》等，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率直地抨击理学家空谈心性、以著述讲读为务、不问实学实习的倾向。寓居开封时，曾与名士张天章研讨学术。天章叹道：“礼乐亡矣，《存学》诚不容不作！”又研讨水政，天章曰：“先生何不着《礼仪水政书》？”颜元答道：“元之着《存学》也，病后儒之着书也，尤而效之乎？且纸墨功多，恐习行之精力少也。”因此，来问学者日众。在商水，访李木天，与言经济。李见颜元佩一短刀，便离座为他演诸家拳法。颜元笑曰：“如此可与君一试。”两人遂折竹为刀，对舞不数合，颜元击中木天手腕。木天大惊曰：“技至此乎！”又与深言经济，木天倾倒下拜。次日，令其子从先生游。

颜元通过此次南游，愈发感到程朱之学为害的严重。他说自己当年从关外归来时，“医术渐行，声气渐通，乃知圣人之道绝传矣。然犹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势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但是，“迨辛未游中州，就正于名下士，见人人禅宗，家家训诂，确信宋室诸儒即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罢。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不然终此乾坤，圣道不明，苍生无命矣”[7]。因此，他一方面着《四书正误偶笔》等，辨析朱熹学说的谬误，一方面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向友人及门生申明训诂、理学、科学的危害，尝大声疾呼：“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遍迷贤知。”“非去帖括制艺与读着主静之道，祸终此乾坤矣。”

晚年逝世

颜元六十二岁时，肥乡郝公函（字文灿）三次礼聘，请他前往主持漳南书院。颜元到肥乡后，准备很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亲自拟定各种规章，构想书院规划，并手书“习讲堂”对联云：“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可惜数月之后，该地大雨成灾，漳水泛滥，书院堂舍悉被淹没，他只好告辞归里。后来，因水患益甚，郝公函屡请未往。不久，郝公函来书问安，并附一契纸云：“颜习斋先生生为漳南书院师，没为书院先师。文灿所赠庄一所，田五十亩。生为习斋产，没为习斋遗产。”

从肥乡返回后八年，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九月初二日，颜元病故。逝世前犹谓门人曰：“天下事尚可为，汝等当积学待用。”死后葬于博野北杨村，门人私谥为“文孝先生”。

颜元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主张以周公的六德、六行、六艺和孔子的四教来教育学生。在他开设的讲堂上，安放着琴、竽、弓、矢、筹、管，每日带领学生从事礼、乐、射、书、数的学习，探究兵、农、水、火等实用之学。颜元不仅教育学生“习动”，而且身体力行。他武艺出众，57岁时与商水大侠李子青比武，“数合，中子青腕”，足见他老年时仍保持着矫健的身手。62岁时，应郝公函之聘，主持肥乡漳南书院。他亲自规划书院规模，制定了“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张。后书院为水淹，返归故里。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颜元一生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其中有记录可查者达100多人。高足李塨（1650 —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继承和发展了颜元的学说，形成了当时一个较为著名的学派，后人称为“颜李学派”。

人物评价

梁启超：“博野颜元，生于穷乡，育于异姓，饱更忧患，坚苦卓绝。其学有类罗马之‘斯多噶派’。其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

钱穆：以言夫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大师，习斋要为巨擘矣。岂仅于三百年！上之为宋、元、明，其言心性义理，习斋既一壁推倒；下之为有清一代，其言训诂考据，习斋亦一壁推倒。“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王昆绳语，见居业堂集卷八与壻梁仙来书遥遥斯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可以为习斋咏矣。”

“习斋，北方之学者也，早年为学，亦尝出入程、朱、陆、王，笃信力行者有年，一日幡然悔悟，乃并宋明相传六百年理学，一壁推翻，其气魄之深沉，识解之毅决，盖有非南方学者如梨洲、船山、亭林诸人所及者。”

教学主张

颜元极力批判自汉以来二千年的重文轻实的教育传统，包括玄学、佛学、道学以及宋明理学。他提倡实学，亦有其历史依据。他认为尧、舜、周、孔就是实学教育的代表者，如孔子之实学注重考习实际活动，其弟子或习礼，或鼓瑟、或学舞、或问仁孝、或谈商兵政事，于己于世皆有益，而宋儒理学教育却相反，主静主敬，手持书本闭目呆坐有如泥塑，在讲堂上侧重于讲解和静坐、读书或顿悟，其害有三：一是“坏人才”。即理学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柔弱如妇人女子，无经天纬地之才，他指出，如果学生的学习与实际生活相脱离，即使读书万卷，也是毫无用处的。这种教育不仅害己，而且害国。二是“灭圣学”。他认为理学家只从章句训诂、注解讲读上用功，从而陷入了一种文墨世界，国家取士、教师授课、父兄提示、朋友切磋，皆以文字为准，这就丢弃了尧舜周孔的实学精神。尤其是倡行八股取士后，为害更大。三是“厄世运”。汉儒宋儒之学败坏了学术与社会风气。学术完全成了一种文字游戏，统治者更是利用科举八股把士人囿于文字之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社会道德、经济、人才的腐败与衰竭，皆与此有关。所以他主张以实学代理学。

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是批判宋明理学教育，这是实学教育思潮的一个显着特征，颜元是这一思潮中的重要代表。

1、揭露传统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

颜元指出，传统教育一个最突出的弊病就是脱离实际，把读书求学误以为是训诂，或是清谈，或是佛老，而程朱理学更是兼而有之，故其脱离实际更为严重。传统教育培养出的人既不能担荷圣道，又不能济世救民。所以他认为，这种教育“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家国则害家国”。他指出：“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这表示了他对传统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深恶痛绝。

2、批判传统教育的义、利对立观

传统教育的另一个弊病，就是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把“义”和“利”、“理”和“欲”对立起来。颜元针对这种偏见，继承和发展了南宋事功学派的思想，明确提出了“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命题。他认为 “利”和“义”两者并非绝然对立，而是能够统一起来的，其中，“利”是“义”的基础，“正谊”，“明道”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利”和“计功”。同时，“利”也不能离开“义”，而且“利”必须符合“义”。颜元的这种思想，冲破了传统的禁锢，使中国古代对于义、利关问题的认识近乎科学。

抨击八股取士

颜元深刻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对于学校教育的危害，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正当途径，而那种传统的科举制度，以时文（八股文）取士，是用八股文代替实学，不仅不能选拔真才，反而会引学者入歧途，贻误人才。所以他指出：“天下尽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反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激烈态度，跃然纸上。

诚然，颜元是打着古人的旗号批判传统教育的，即所谓“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然而，在当时“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社会条件下，他无惧“身命之虞”，而敢于猛烈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把抨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程朱理学，这是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这在当时的思想界起了巨大震动。梁启超说颜元是当时思想界的大炸弹，这是颇有见地的。（然若联系任公本人之主张与当世之情形可知任公之推崇习斋亦是欲借此广变革之学，破理学之流弊。并非欲以习斋之说全废程朱王陆诸贤之说。）

颜元十分重视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指出：“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把人才视为是治国安民的根本。因而，他在“九字安天下”的方针中，把“举人才”列为首位。他说：“如天不废予，则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颜元不仅重视人才，而且进一步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在他看来，“朝廷，政之本也；学校，人才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矣”，“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也”。所以，从人才的角度来分析，颜元的上述见解确有道理，它正确地揭示了学校、人才、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它对于当前我们正确认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战略地位，不无意义。

颜元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有具体主张。他认为，“令天下之学校皆实才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若“令天下之学校皆无才无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庸碌臣”。可见，他主张学校应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即是品得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颜元的这种主张目的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即他说的“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能够“佐王治，以辅扶天地”，这是颜元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他重视人才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强调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这些都是正确的。同时，他提出的“实才实德之士”的培养目标，显然已冲破了理学教育的桎梏，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性，反映了要求发展社会生产的新兴市民阶层对于人才的新要求，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谢选骏指出：颜元的“进步意义”，在毛泽东的“关闭大学”、“五七干校”的野蛮化措施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成为“最新最活的马列主义”。而由颜元所得到的好评，可以得知毛泽东的文革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梁启超、钱穆等人的鼓吹一脉相承的。

附录

网文《颜元》报道：

颜元（1635年－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河北安国县东北）人，明末清初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学派（“李”指颜元的学生李塨）的创始者。

颜元的父亲颜昶曾被蠡县一位小官吏朱九祚收为养子。颜元生在朱家，原名朱邦良，为蠡县人，后其父颜昶因与朱家失和，于明朝末年颜元四岁时，随清兵逃往关外。其母王氏因夫去杳无音讯，于颜元12岁时改嫁。颜元便同其养祖父母一起生活。养祖母去世，颜元代父居丧，行朱子“三日不含，朝夕哭”的家礼，饥饿哀毁几至于死。这使得颜元逐渐产生反理学的思想。

颜元青年时曾从事“耕田灌园”，晚年在肥乡县漳南书院任教。在学术上和学生李塨创立颜李学派，提倡并实用主义。颜元创立的学派和官方提倡的程朱理学不同，主张读书的目的应该是“经世致用”，而非一味“格物致知”，自寻自证“天理”。五十七岁时候，南游河南，发现“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两途”。他说：“八股之害，甚于焚坑”“其辟佛老，皆所自犯不觉”，朱子的学术不过是“禅宗、训诂、文字、乡愿四者集成一种人”，“千百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也！”。

著作

着有《存学编》四卷，《存性编》二卷，《存治编》一卷，《存人编》四卷，《朱子语类评》一卷，《礼文手钞》五卷，《四书正误》六卷，《习斋记余》十卷等。

影响

民国时期的四存学会

1920年，在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北京成立“四存学会”，研究与弘扬颜习斋的学术思想。所谓“四存”乃是以颜习斋四部书，即存性、存人、存学、存治而得名。1921年在北京府右街建立了一所“四存中学”，并在颜习斋的故里河北省博野县杨村建立一所“四存小学”，1929年由失意政客张荫梧任校长，后改造为四存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张荫梧以该中学为核心组织河北民间抗日武装，自称河北民军，后被八路军兼并。抗战胜利后，张荫梧在北平经营“习斋学会”。1949年1月共军进入北平，认为张荫梧有组织暴动的嫌疑，于2月15日将其秘密逮捕，5月27日病死于清河囚犯集训队。

谢选骏指出：孔子主张“听其言，观其行”，所以后世用这个方法考核孔子名下的《论语》，发现他是一位世故的“政客”、“求职者”甚至“混世魔王”。这个结论也许有些片面，但是这个方法在考察实思想家们“到底说的是什么”的时候，还是相当有效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从一个思想家的生平出发去理解其思想，是一个基本的线索。

【096、蚁族的遗嘱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网文《41岁北大才子临终留给儿子的话》（2016年9月20日综合新闻）报道：

1994年考上北京大学计算机专业，1999.8-2001.8 新加坡国立大学电子工程硕士，2004.10取得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2006.7-2013.6任华为无线营销部总裁助理，这就是魏延政开挂的人生经历。然而，他于2011年2月被确诊罹患“透明细胞肉瘤”，该病三年死亡率80%，为对抗癌细胞他失去了整条右腿，半年内三次绝食近3个月，经历了大剂量的化疗和放疗，经过5年的苦苦坚持，8月8日不幸离世。在生前的日子里，魏延政给四岁幼子留下三句话，这两天在朋友圈疯传，不妨看看都写了些什么。

他问他儿子，“你知道爸爸得了癌症可能会死的，你知道死亡是什么？”他儿子说，“就像超市里的死鱼，它们的爸爸妈妈再也见不到宝宝了，宝宝也再不能见到它们的爸爸妈妈了。”他儿子说，“要是你没了，要是我很想你，你还能回来吗？”“不能了。”“要是我很想很想很想你呢？”“那我也回不来了。”小人儿坐在他的腿上，茫然了好一会儿，眼里的泪水越来越多，他也无法忍受，他知道这个对话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又搂起他不住亲吻，但不知道说些什么。

也许他的时间不多了，这么多的道理不是一时半会能给他说清楚的，他究竟该给4岁的孩子留下些什么？他拉着儿子走到小黑板前，写下四个字“智力、毅力”，智力就是你聪不聪明，毅力就是一件事没做好要有长年累月的决心一定要把它做好为止，这就叫毅力。毅力和智力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人天生就一辈子都聪明，小时候聪明但是没有毅力不努力也就小时了了，只有有毅力的人可以把自己变得越来越聪明”。

第二天儿子放学，他又教了四个字，人生做事第二要靠“朋友和助力”。小孩长大后就要自己讨生活混社会，做人在先做事在后，所谓做人简单讲就是多交朋友，一群人的力量总比一个人大得多，对朋友要真诚相待，你帮朋友，朋友帮你，这样才能做大事。

第三天的四个字是“眼界、定力”。眼界就是一个人能力变大了、能做的事变多了；当一个人能力大能做的事多了，就会有很多人和事都想找他来做，好事坏事都有，甚至好事里面都可能蕴藏着坏事，只是短时间很难看到，这时候这个能力大眼界大的人就需要禁得住诱惑、少犯错误、多做好事，这就叫定力。这世上大多数人也就只能做到昨天说的“朋友和助力”，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大能力、大眼界、大定力。

谢选骏指出：看完上文，我不禁叹息曰：这真是“蚁族的遗嘱”啊！他死到临头，都没有反思何以走到这一步，还要他儿子继续他的旅途，却不知这是蚂蚁的命运。蚂蚁就有这种一往无前的、不知死活的习性。毛泽东就是这样要求中国人都当蚁族的——“中国人（蚂蚁）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所谓的“愚公移山”，其实就是“蚁族移山”……这样一来，毛泽东自己及其继承人就是“蚁王”了，可以不劳而获得到供养了。蚁族的遗嘱，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097、炸毁毛泽东他妈的像】

《中国炸毁全球最高“滴水观音”》（2019-03-03 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平山县过去曾耗费5年时间，砸下1700万人民币（约台币7820万元），在当地山壁上刻出1座高57.9公尺的观音像，吸引大批观光人潮到场膜拜、还愿，不料近期内遭到中国官方派出爆破大队，将观音像炸毁；网友对此直呼"根本伊斯兰国"。

中国当局不满河北观音像信徒众多，竟然派出爆破大队将它炸毁。（图撷取自《寒冬》）

被炸毁后的"滴水观音"像令当地民众不胜唏嘘。（图撷取自《寒冬》）

根据《寒冬》（Bitter Winter）报导，高57.9公尺的"滴水观音"像位在平山县皇安寺后殿的山壁，被炸掉前是全球最高的摩崖石刻立式观音像，逢年过节时就会有数万名游客到此一游，对神像进行还愿、膜拜等民俗仪式，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眼中钉，在1月30日派出爆破大队到达当地。报导指出，参与此事但不愿具名的拆除工人表示，当局的爆破计画由专业人员设计，现场有省、市、县等各级政府官员莅临指导，还有公权力安全维护人员在场戒护，将被定为"国家4A级景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皇安寺宣告戒严，随即开始出动怪手把观音像的基底剷除。

报导提到，整个爆破前置作业长达48小时，观音像后方被凿出深达20公尺的火药埋藏洞，官方在2月2日年节前实施爆破，轰然巨响之下观音像的上半身化为尘土，此举显见中国共产党以遏止宗教商业化的名义，极力打压境内各种信徒众多的宗教。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全球最高“滴水观音”会被炸毁？因为这是炸毁了毛泽东他妈的像！众所周知，毛泽东的老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天天崇拜观音，所以才生下来毛泽东这样一个旷世魔王。所谓全球最高“滴水观音”，其实象征了毛泽东他娘滴水生出了毛魔——所以说，炸毁全球最高的“滴水观音”，就是炸毁了毛泽东他妈的像！否则的话，海南三亚的南海观音108米，高度超过美国的自由女神，超过了毛泽东他娘的滴水观音像的57.9公尺的将近一倍，为什么没有遭到炸毁呐？滴水观音，既然滴出了毛魔孽种，能不遭到“爆应”吗？

【098、中国人口减半符合毛泽东邓小平的计划】

《恐怖的坍塌式下跌中国人口可能减半》（2018-08-21 RFA 梁京）报道：

最近中国舆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该不该对不生育者征税，其背景就是当局虽然在2016年放宽了生育控制，仍不能阻止人口出生率“坍塌"式下跌。根据2017年联合国以及中国人口学者的估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模将从近14亿的高峰，减少到10亿以下，比较悲观的估计，会减少到6亿左右。这个预测让我非常吃惊，于是询问国内学者，得到的答覆是，一些权威的专家们其实更为悲观，并认为不管政府采取甚么办法，这个大势已不可逆转。

如果专家们的预测成为事实，意味著即使在和平环境下，中国将在70年左右的时间，出现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萎缩。而且，由于21世纪世界总人口会持续增长，中国占全球总人口的比重，更将发生历史性巨变：从四分之一降到不足百分之十，甚至不足百分之五。对中国文明来说，这无疑将是一场灾难。想到这里，我立即明白为甚么中共当局对联合国发布全球和中国人口的长期预测，如此低调。因为仅仅从这个预测，就不难看到习近平的所谓中国梦，尤其是他“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梦，一定会彻底破产。

在没有大规模战争、没有物质匮乏和科技飞速进步的环境下，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人口急速萎缩，这将是一场甚么样的灾难？这已经是中国乃至世界都不能不试图去理解和想像的噩梦，因为现在的新生代将亲历这场噩梦。目前正在发生的是大比例的不婚少育，其中既有养育后代成本过高的问题，也有性别比例失调带来的光棍太多引致出生率过低的问题。现在已经开始，并且将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是老年甚至是中年因健康危机带来的死亡率快速上升问题。

没有战争和匮乏，无论是出生率的急剧下降还是死亡率的快速上升，背后都是极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尤其是道德危机。不难理解的是，人口再生产与道德秩序的再生产是密切相关的，人口再生产的失衡，必然是道德秩序再生产的机制出了问题。一个道德败坏，或道德不能进步的文明之所以会灭亡，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曾几何时，中国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俄国的人口危机而洋洋得意，现在当权者已经明白，中国人口萎缩带来的挑战将超过所有这些国家。

我的判断是，虽然中国人口还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开始萎缩，但用不了几年，所有人都会明白这是必然趋势，一旦这个认识成为社会共识，就将大大加速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也就是说，中国人口的长期预测，其实具有非常紧迫和现实的政治意义。

现实的政治意义之一，就是习近平很可能已经没有时间，因而没有机会实行缓解中国人口危机所必要的重大改革。这意味著不仅不存在所谓“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可能，而且红二代很可能无法逃脱一场革命对他们父辈和自己的历史罪责的全面清算。这样的预期，对中国未来几年的政治发展意味著非常大的风险，因为这会鼓励“红二代”中一直存在的极其危险的倾向，就是铤而走险，与美国全面对抗。目前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无疑也会从外部增加这种风险。但是，特朗普对习近平的高压策略，也带来了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美国与中共的反习势力联手，瓦解习近平对抗美国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能量。

全部评论

ausbi 30秒前

哈哈，中国瞭望，说假话的骗子网

sometimes 25分钟前

完全是政府的责任

破棉袄今天 19:58

住房太贵了，很多人没有能力生孩子，条件好的人，大多贪图享乐，更不愿意生。

辛亥革命今天 19:31

五毛户主心切啊，呵呵。。。

A Singaporean 今天 19:15

“虽然中国人口还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开始萎缩”==》不用太担心，因为机器人将会更普遍应用。

李杜fan 今天 19:15

耸人听闻，唯恐天下不乱。

谢选骏指出：上文及其评论都患有健忘症状，因为他们都忘记了“中国人口减半符合毛泽东邓小平的计划”——毛泽东1950年代宣称要借用美国的原子弹消灭中国一半人口！邓小平则在1980年代用一胎化的计划来执行毛泽东让中国人口减半的想法。1980年代的时候，我亲耳听领导人说过——“中国十亿人口，就是减少一半，还是美国的一倍。甩掉人口包袱，中国就能更快一点现代化！”恐怖的坍塌式下跌、中国人口可能减半，正是毛邓的计划。现在这些废垃为什么这样害怕了？是因为先富了起来就患得患失了？

【099、毛泽东的“拜人民教”两个100年】

《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说：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1]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2]。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3]，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4]。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注释

[1] 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朱德所作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2] 愚公移山的故事，见《列子·汤问》。原文是：“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3] 赫尔利（一八八三——一九六三），美国共和党人。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底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大使，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而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被迫宣布离职。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他在华盛顿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中，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参见本卷《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和《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4]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一部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187页）。

谢选骏指出：由上文可知，“人民”不是普通人，不是芸芸众生；普通人和芸芸众生叫做“群众”，而不是“人民”；“人民”是抽象的东西，类似上帝。所以毛泽东后来上了天安门，高呼“淫民晚睡”（他的湖南口音说“人民万岁”）的时候，并不是说下面的群众万岁，而是说他心中的人民万岁——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领导的“拜人民教”类似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尽管前者不尊重人民，后者不尊重上帝。所以前者发动的大饥荒饿死了许多人民，后者发动的大破坏诋毁了永生的上帝。从洪秀全的金田起义到毛泽东的神汉建国，整整用了一百年——1851至1949年。结束这样的耍猴闹剧，真的还需要一百年（1949至2049年）吗？

【100、加拿大暴民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

《加拿大公布“原住民种族灭绝”调查报告》（2019-06-04 华网）报道：

加拿大失踪和被谋杀原住民妇女和女童国家调查委员会3日向总理特鲁多提交报告，报告反映了加拿大原住民妇女和儿童所面临暴力行为威胁的严峻局面。

这份报告长达1200页，调查历时三年多，收录了超过2000人的证词，耗资9200万加元（约合6800万美元）。报告表明，仅1980年至2015年间，就有数千名原住民妇女和女童失踪或被谋杀，她们是“加拿大种族灭绝”的牺牲品，反映了加拿大“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和“国家无能”。

调查显示，加拿大原住民妇女和女童被谋杀或失踪的可能性是加拿大其他人口群体的12倍，是白人妇女的16倍。2001年至2015年间，加拿大所有遭谋杀的女性受害者中，原住民妇女和女童约占25%。加拿大总人口约3700万，而原住民仅有约160万。报告呼吁加拿大各级政府、执法机关和公众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针对原住民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

特鲁多在接受报告时表示，政府将仔细研读这份报告，并制定和执行一项国家行动计划，控制对原住民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

2016年，特鲁多宣布成立失踪和被谋杀原住民妇女和女童国家调查委员会，对过去30年原住民妇女和女童失踪或被谋杀的案件展开调查。此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曾多次批评加拿大未能有效解决原住民妇女失踪和被谋杀问题。

《加拿大32年间约4000原住民女性失踪或遇害》（2016年02月17日日报网）报道：

据英国广播公司2月16日报道，加拿大每年都有数十名女性原住民失踪或遭遇谋杀。加拿大当局此前一度认为，受害人数在1200人左右，不过，近日一项报告称，实际人数可能高达4000人。加拿大政府承认，此前低估了受害人数。总理特鲁多表示将着手进行调查。

加拿大女性地位部长帕特里夏·哈伊杜16日援引加拿大土著妇女协会（NWAC）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在1980年至2012年间，总共大约有4000名原住民女性失踪或者被杀，同时指出政府此前搞错了这一数字。加拿大皇家骑警2014年发布报告，称失踪或被杀的原住民女性数量约为1400人；这一数字也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认可。不过，在新的报告面前，加拿大政府承认，此前低估了受害者人数。

土著事务部长卡洛琳·班内特说：“在讨论当中，部长们听到参会者说，他们相信失踪或被谋杀的原住民妇女和少女的数量高于1200人。”

2014年，15岁的加拿大原住民少女蒂娜·方丹遇害，暴尸红河之上，引发全国关注。2015年12月，加拿大当局以二级谋杀罪将53岁的嫌疑人雷蒙德·科米尔告上法庭。

英国广播公司此前曾调查发现，加拿大每年都有数十名原住民女性离奇失踪，其后不少人的尸体漂到河水之中。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曾许下诺言，要把此事当成新政府的“头等要务”来抓，对此类事件展开调查。特鲁多还表示，会增加拨款，扶持有关项目，并且重新审议原住民的有关法律。

《加拿大成立五人委员会调查原住民女性失踪及被害案》（多伦多2018年8月3日电）报道：

加拿大联邦政府当地时间8月3日宣布，组成一个5人委员会并斥资5386万加元，从今年9月1日起用超过2年的时间调查全国原住民女性凶杀和失踪案件，并向政府提出系统改革的建议方案。

加拿大皇家骑的报告显示，从1980年到2012年间，加拿大总共有1181名原住民女性被杀害和失踪。从2013年到2015年2年间，每年平均仍有32名原住民女性被杀。

加拿大官方承认，该国原住民女性遭遇暴力活动的比例远远高于非原住民女性；在1980年至2012年间，只占全国女性人口总数4%的原住民女性，其遭遇凶杀的比例却高达16%，远远高于其人口比例。政府承认，原住民女子实际遭遇暴力的状况可能是上报数字的3倍多。

联邦政府原住民和北方事务部部长、司法和检察总长、妇女事务部长等3位部长3日共同举行记者会，宣布5人委员会名单。

领衔该调查委员会的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位女性原住民法官Marion Buller。其余4位分别来自原住民妇女协会、原住民事务的律师、大学的原住民法律研究专家、原住民人权律师等。该委员会依赖加拿大的《听证法》获得法律授权，有权传唤目击证人及搜索证据，有权查阅涉案卷宗。委员会可以检视和报告这些问题所涉及的系统性以及深层因素，还将检视政府机构的政策及执行所造成的影响，包括政策的制定、儿童福利以及社会及经济状况等。

这项全国性调查从今年9月1日开始，持续到2018年12月31日，历时超过2年。该委员会被要求向联邦提出改善系统性暴力因素及增加原住民女性安全感的具体行动措施的建议，给政府提出如何纪念和缅怀失踪及被害原住民女性的建议，以及到2017年秋季和2018年底分别向联邦政府提出中期和最终报告。

加拿大前保守党哈珀政府执政时始终认为原住民女性的被杀和失踪是一个刑事犯罪问题，但原住民族群认为这是社会问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曾经就此专门到加拿大调查，并在报告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原住民家庭、社区和机构敦促加拿大采取行动，展开全国性调查。

2015年12月8日，作为兑现其竞选承诺的一部分，新上台的自由党特鲁多政府宣布启动原住民女性失踪及被杀害问题的全国性调查，并用3个月的时间举行了18场围绕调查制度设计等问题的听证会。今年2月，联邦与省和特区政府达成一致，参与并全力配合这项全国性调查。

《加拿大原住民女性失踪及被害官方调查报告出炉》（2019-06-04 余瑞冬）报道：

加拿大官方主导的一项关于原住民女性失踪及被害情况的调查，于当地时间6月3日公布最终报告。该报告显示，过去几十年间，加拿大有数千名原住民女性失踪或遇害。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毗邻首都渥太华的魁北克省加蒂诺市出席了该调查报告的发布仪式。他表示，联邦政府将全面审视这份报告，并推行国家行动计划，以解决针对原住民女性以及非异性恋人群的暴力行为。

这项耗资约9200万加元的调查历时近三年完成，通过数十场社区听证会听取了超过2300人的证词。最终报告长达1200页，并向政府提出逾230条建议，呼吁政府从司法、就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安全、交通、人权等广泛层面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原住民女性及非异性恋人群遭遇的问题。

调查委员会首席专员玛莉昂·布勒表示，加政府有意地、系统地侵犯原住民权利，将原住民从他们的土地、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中去除，这是失踪、谋杀等暴力行为发生的原因。

联邦政府对最终报告的发布表示欢迎，并称这是当局寻求与原住民和解的努力之一，政府会致力于结束这一“国家悲剧”，预防和消除针对原住民女性及非异性恋人群的暴力行为。

特鲁多也表示，当局正在努力改革刑事司法制度，以确保原住民女性及非异性恋人群的权益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当天稍晚时，他在温哥华出席活动并谈及这一报告时引述其中字眼说，该报告发现，原住民女性遭受的悲惨的暴力行径“相当于种族灭绝”。

加拿大皇家骑警曾于2014年披露，1980年至2012年间，1017名原住民女性被谋杀。加拿大执政的自由党在2015年大选时承诺针对原住民女性失踪及被杀害情况展开全国调查。自由党胜选后，成立了原住民妇女和女孩失踪及被杀害全国调查委员会，并于2016年启动了这项调查。

谢选骏指出：加拿大暴民就是白人殖民者的后代，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害人精。这些暴民对于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受到了加拿大官方暴君的庇护——他们的祖母就是英国女王那个老妖婆。这些暴民个暴君——他们骨子里和共产党、古拉格没有区别。

（另起一页）

书名

从暴民到暴君

From Mob to Tyrant

《外星看地球》第8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8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最低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0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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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3日星期二

谢选骏全集第108卷：从暴民到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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