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迟马克思（全集第97卷）

 凌迟马克思

Beheading Karl Marx

2021年2月第一版

Februar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九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CVII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这里有六十四篇文字，像六十四把锋利的刀一样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肢解——类似著名的凌迟肢解。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re are sixty-four texts here, which dismember Marx and Engels like sixty-four sharp knives. —similar to the famous dismemberment of the death penalty. 

（另起一单页）

目录

为何要“凌迟马克思”——《凌迟马克思》代序

第一篇

马克思剽窃的历史唯物主义

第二篇

辩证唯物主义是普列汉诺夫硬扣在马恩头上的

第三篇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一钱不值

第四篇

《资本论》像魔鬼周期性地痉挛

第五篇

《资本论》是雾霾产生的毒品

第六篇

《资本论》以偏概全是因为信仰魔鬼

第七篇

恩格斯是马克思的导师

第八篇

马克思的思想说到底都是抄袭

第九篇

恩格斯为何要神化马克思呢

第十篇

恩格斯主义就是“共产党自己当资本家”

第十一篇

恩格斯主义被马克思修正了

第十二篇

为了钱卡尔马克思什么都干得出来

第十三篇

马克思是狗刨专家——资本家恩格斯的狗腿子

第十四篇

卡尔·马克思确实是一个跳梁小丑

第十五篇

马克思主义造就中共国骗局

第十六篇

贪官愚公移山见了蚂蚁国主马克思

第十七篇

中共须向苏联纳贡——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蚂蚁

第十八篇

马克思分裂了中国

第十九篇

垃圾食物马克思主义入侵中国

第二十篇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洋垃圾

第二十一篇

马克思主义扭曲中国转型之路

第二十二篇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管子思想的唾余

第二十三篇

中华亡国灭种已久——红色旅游马克思一妻一妾同葬一穴

第二十四篇

马克思和希特勒谁更邪恶

第二十五篇

畅销书作者是否剥削了读者

第二十六篇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充满了剥削性质

第二十七篇

全人类都是马克思的吸血鬼？

第二十八篇

狗杂种马克思不知全世界机器人联合起来

第二十九篇

割让给原住民还是割让给马克思

第三十篇

从阿奎那到马克思

第三十一篇

世俗基督教就是撒旦教吗

第三十二篇

马克思主义就是无耻的高调

第三十三篇

马克思主义就是诈骗集团的话术

第三十四篇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金融投机

第三十五篇

马克思主义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第三十六篇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人类的牲口哲学

第三十七篇

马克思主义是集体恐怖主义的“纵火犯战略”

第三十八篇

恐怖分子马克思马客死了

第三十九篇

马克思主义就是空手盗道

第四十篇

马克思就是碰瓷的始祖鸟

第四十一篇

马克思是一个顶级毒贩

第四十二篇

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刑事犯罪分子

第四十三篇

鲍彤为何否认马克思的犯罪行为

第四十四篇

请蚂蚁去见马克思

第四十五篇

马克思主义者的乌鸦嘴巴

第四十六篇

华尔街日报是马克思主义的喉舌

第四十七篇

马克思主义统治美国

第四十八篇

英国BBC五次清洗马克思的肛门

第四十九篇

英国脱欧再证马克思主义荒谬

第五十篇

犹太大屠杀是马克思主义的反馈

第五十一篇

世界首富用马克思主义灭蚊

第五十二篇

要马克思的僵尸还是要美国的鲜肉

第五十三篇

马克思的幽灵在美国使馆区游荡

第五十四篇

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为劣等的民族

第五十五篇

卡尔·马咳死鬼魂痛击欧洲

第五十六篇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金融投机

第五十七篇

人民圣殿教是马克思主义的试验田

第五十八篇

中学生恩格斯利用了大学生马克思的弱点

第五十九篇

恩格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

第六十篇

马克思教唆恐怖统治

第六十一篇

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梦呓

第六十二篇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生存焦虑的体现

第六十三篇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心理嫉妒的体现

第六十四篇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自我麻痹的体现

（另起一页）

【为何要“凌迟马克思”——《凌迟马克思》代序】

网文《凌迟（中国古代刑罚）》报道：

凌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凌迟用于死刑名称，则是指处死人时将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是一种肢解的惩罚，即包含身体四肢的切割、分离。

清朝末年1905年法国士兵拍摄的照片，显示为真正的“八刀刑”处决。八刀刑，刽子手利用一篓编上号码的锋利刀具：第一刀，切胸口（一律从左侧开始，下列其他部位亦然）；第二刀，切二头肌；第三刀，大腿；第四刀和第五刀，切手臂至肘部；第六刀和第七刀，切小腿至膝盖；第八刀，枭首。肢解后的尸体残骸放入篓子里，头颅则公开示众，期限不定，这是清朝末年的做法。

基本简介

《宋史·刑法志一》：“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凌，一本作“陵”。“凌迟”一词见于《荀子·宥坐篇》：“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本义是指逐渐缓慢升高的山坡，把“凌迟”一词借用来作一种刑罚的名称，是“杀人者欲其死之徐而不速也，故亦取渐次之义。”（沈家本《历代刑法分考》）

现代记录

1910年后，中国凌迟犯人的消息开始在欧洲声名大噪，因为1904、1905年法国士兵所拍摄的照片，当时藉由明信片形式编辑成册，开始大肆风行。1905年4月中国宣告废除凌迟。“凌迟”，在法国被视为“中国酷刑”的极致代表，引发无数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灵感，甚至一直延续到1960年乔治·巴岱耶的照片集发行出版，这些照片后来曾被陈界仁重新绘制。这些图像象征着中国及其历史、文明，类似的风格至今仍然持续影响着西方人。

19世纪末，法国公使马蒂尼翁博士在华亲眼目睹中国凌迟刑，写道：“按照习惯，首先是剜除双乳及胸部的肌肉，然后是双臂外侧和臂部前侧的肌肉，然后依次剔除身体其余部分的肌肉。血淋淋的肌肉堆在专门用于此刑的柳条篮里。几个小时以后犯人死去时，他已经关节离断。”20世纪初，亨利·诺曼，德国犯罪学家罗伯特·亨德尔（1926年）都目击并描述过中国凌迟行刑的场面。

发展过程

“凌迟”俨然化为中国刑罚系统中最典型的惩罚。虽然“凌迟”一词最早出现在第十世纪，但直至十三或十四世纪才正式编入刑律。此外，1905年法学史家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等极刑获准，也是以此作为论据之一。毕竟“凌迟”不合乎中国的法学精神、刑罚特性以及应用方法，看起来比较类似“特殊法”的惩戒类型。当然，这项特殊法是隶属于帝王的司法系统，《元律》有记载执行。不过，经过仔细观察之后，建立非刑之正的处罚，毕竟违反正常的法学精神，从建立到废除为止，文人始终称之为残酷、不人道的处罚。

凌迟，是一种肢解的惩罚，支解后的尸体残骸放入篓子里，头颅则公开示众，期限不定。这是清朝末年的做法，一般俗称为“十六刀”、“三十二刀”、“三百六十刀”……不过我们不清楚是否真有这些数目，或只是虚构的数目。明朝时期的“刀”，有切伤和“多”之意，数目累加，行刑时间延长。

如古代刑法志，可以找到历史上诸多将帅、官吏被处以斩断的案例，最恐怖的细节可以联想到厨房的菜单。透过阅读这些历史的插曲，令我对“凌迟”的起源感到迷惑。当然肉体的切割有两种情况：所谓“脔”等极刑时，是将肉体割除殆尽，犯人变成食人者的肉，仇家可在自家厅堂饱食大餐；而“凌迟”之刑则相反，肉体被支解后，人形尚可辨识，事后悬挂街市展示。此外一项基本的差异为：“脔”刑案例极为罕见、独特，官方史学家细心将此保留，作为残忍、可怕的暴君范例。这些案例固然恐怖，但都是轶事，甚至可能只是传言。相反地，从十一世纪末开始，“凌迟”即是确有其名且经常施行的刑罚，并非仅是轶事或传奇，而是真实的骇人史实。我们可以在前几个朝代找到几乎相同的名词，不过第一个字最常出现为阜字旁的“陵”；“陵”的意思为土丘；“迟”字则不能解读为现代汉语的“迟到”，而是“逐渐铺平”或“刮平”的动词。具体而言，“陵迟”可以指为逐渐铺平或刮平土丘，意即一座坟堆，宗族的集体冢。不过，有些朝代的史篇记载具有象征意义：“陵”，斜坡或运河沿岸土堤，代表制度、律法，所有国体的划定界限；“迟”，代表界限的下沉与崩塌。所以“凌迟”意味着衰落的起始，此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防制度的崩塌。因此，这个名词和刑罚系统没有直接关联，一直到辽代才用来指称一种肉刑。写法上有些差异（人们发现有写作“持”，而非“迟”），冰字旁的“凌”变得比阜字旁的“陵”常用。《宋史》中还同时采用两种写法。

对于研究刑罚系统改革的中国学者而言，这种刑罚具有蛮族的血性，它的名词晦涩难懂，虽然不属于为“五刑”系统，但非常明确的具有汉人的字词。然而，将人缚在木桩上刮杀、切割，不仅是蛮族地区或异国朝代的处决，凌迟手段愈来愈频繁、系统化、萧规曹随，宋朝传至元朝，明朝承续后，又传至清朝。这几个朝代的中国，如同草原民族建立的王朝一样，继续将之传承下去。施行各类凌迟之翘首，首推对抗蒙古大汗、后来成为明太祖的朱元璋，他颁布《大诰》，已以“凌迟”之刑惩罚各式犯罪，特别是官吏的贪污，甚至无论财物数字如何微小。

《文献通考》指出，大臣用这些刑罚吓阻想要谋取皇位的官吏。南宋时期，凌迟的刑罚愈来愈多，但也有官吏反对，例如陆游的陈情奏表。我认为：用于惩治叛国罪中的叛变、共谋，仍属有限，这是可能的情况。

汉朝

汉朝以后，中国古代谨慎定义律法的刑罚规范。一个好的王朝必须尽力抑制死刑的数量，必须废除最残酷的肉刑。因此，隋朝为他们的权力制定了“五刑”：笞、杖、徒、流、死。唐朝也采行这项系统，后来的几代亦相继跟随，唐朝的刑罚有明显减轻。如果有司为了逼供而施以折磨，那么绞刑或斩首的死刑，便不能理解为，使被告遭受痛楚——745年的唐朝甚至考虑废除死刑！自安史之乱起，战乱频仍，因此经常施行极刑，当时进入一段难以解密的时期：理论上，隋朝与唐朝仍旧施行五刑的系统；实际上，从法典来看，则规定了许多更残酷的做法。

唐朝

我们同样也找到诸多类似惩治叛乱谋反的“凌迟”刑罚，例如613年隋炀帝判处谋反者肢解、穿箭与灭族，而同样地隋朝也曾删除《隋律》中的肉刑。这类刑罚除了运用在司法审判，战争时期也会采用，而且是真实存在的。几乎每个朝代都可以见到类似刑罚，通常称为“磔”或“支解”，所以经常会令人联想：“凌迟”一词并非应用于一种肢解的肉刑，而只用于法庭的法律裁决。所有的关键问题在于了解：如何于特殊案件使用极端的方法，而能在法典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成为一种法律上的完美“刑名”，法官经常得以藉此宣判。

“凌迟”二字最早出现在《辽史·刑法志》，指名为一种肉刑的名目。这个名词非常神秘，无疑的是汉人文字和草原民族契丹语的结合。

宋朝

宋朝“凌迟”刑的持续扩张，但同样地王权拒绝更改刑律，因此《宋刑统》仍然不见“凌迟”的名目。首先，它是遵循人类宗教的牺牲教义，用以对抗流血叛乱的紧急措施。宋真宗诏令禁止大臣杨守珍支解叛乱者。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爆发党派之争，除了凌迟，腰斩也成为当时经常使用的刑罚。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指出，大臣用这些刑罚吓阻想要谋取皇位的官吏。

这种把活人零刀割死的作法早就有了。宋后废帝刘昱曾亲手将人脔割。北齐文宣帝高洋也常常用脔割的手段来杀人。唐中期安史之乱时，颜杲卿抗击安禄山兵败被俘，与袁履谦等人同时被零割。但将凌迟作为正式的刑罚，人们大多认为始于五代。陆游说：“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力气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但在五代时，已有人意识到凌迟之刑过于残酷，主张废弃不用，如后晋开运三年（946），窦俨奏称死刑宜只保留斩、绞二种，而“以短刀脔割人肌肤者”，应当禁止。后晋出帝石重贵准奏，不再使用凌迟之刑。

北宋开国之初，力纠五代弊政，仍然禁止凌迟之刑。宋太祖时颁行的《刑统》，规定重罪应使用斩或绞，没有凌迟。宋真宗时，内宦杨守珍巡察陕西，督捕盗贼，捕获贼首数人，他请示朝廷，拟将他们陵迟处死，用以惩戒凶恶的人。真宗下诏，命令将俘虏转送有司衙门依法论处，不准使用凌迟。到了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才正式将凌迟列为死刑之一。《通考·刑制考》说：“凌迟之法，昭陵（宋仁宗陵号）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熙丰间诏狱繁兴，口语狂悖者，皆遭此刑。”如熙宁八年（1075），沂州百姓朱唐告越州余姚县主簿谋反，李逢在被捕后受审时，供词中又牵连了秀州团练使世居和医官刘育等，朝廷诏令有司审理此案，结果，李逢、刘育和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都被凌迟处死。到了南宋，《庆元条法事例》更明确地把凌迟和斩、绞同列为死刑名目，这样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明清。

元朝

不过从元朝开始，只能找到第二种写法，也就是冰字旁的“凌”，而且永远只作为刑的解释。古代的写法只有在古籍出现，后来的人不再采用。从此“凌迟”只是肉刑的名字，少数博学多闻的人才会记起它从前的意义。

从元朝编入法典一直到1905年清朝废除为止，主要用来惩罚三大类的犯罪：

谋逆君主之罪：重大暴动、叛国、谋取皇位。

伦常之罪：子女谋害父母、弟幼谋害兄长，妻子谋害丈夫、奴仆谋害主人。

凶残与不人道之罪：活生生斩断他人四肢（施以巫术）；杀害同一家族三人以上；组织帮派以制造恐怖。

元朝正式将“凌迟”明定为刑法的一种死刑。其次的重点是，他们将它视为蛮族对汉人宣扬威权的工具，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元朝法律和南宋末年一样，将凌迟予以合法化。元朝初年，凌迟不再成为暴动镇压、危险宗派的一种极端手段，而成为特殊犯罪的常见刑罚。

第一类和第三类仅是将古代的肢解之刑予以合法化，附带一提，相当接近欧洲的犯罪惩罚：在法国，谋害君主之罪，处以四马分尸的极刑，帮派首领须遭受轮刑；在英国，他们采用裂体之刑，和中国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行刑、支解，一直实行到十八世纪为止。

元代法律规定的死刑有斩首而无绞刑，对那些恶逆大罪又规定可以凌迟处死。元代凌迟执行时的情形与宋代相似，如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复审冤案，宣判说：张驴儿“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赴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这和《水浒传》中王婆被凌迟的做法一样，都必须钉上木驴。这木驴大概是一个木架子，可以把犯人固定在上面，以便在零割的时候该犯人不能乱动，它和古代那种“勾结奸夫害本夫”的女犯受的“骑木驴”的刑罚不是一回事（参见本书《杂刑》）。杂剧《窦娥冤》比《水浒传》更明确地指出了应割的刀数。试想，把人割一百二十刀才致命，其残忍的程度不能不叫人不寒而栗。

元代执行凌迟，把犯人零割一百二十刀，已是够骇人听闻的了，明代执行凌迟时零割的刀数更远远超过前代。明世有两次著名的凌迟处死案例，刀数有明确的记载，一是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一是崇祯时进士郑鄤。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这里记刘瑾被剐的刀数可能是误传，实际上刘瑾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这样大的数目，实在惊人。民间妇女骂人时常说“你这个挨千刀的”，看来古代凌迟时将人割千刀以上并非虚词。

明朝

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凌迟为死刑之一。《大明律·刑律》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凌迟之刑的设立，反映了封建专制政治的残酷，统治者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各种犯上作乱的行为，不惜采用一切毒辣手段。

先说刘瑾，陕西兴平人，明朝正德年间宦官。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改姓刘，净身入宫当了宦官。正德五年（1510），刘瑾以谋反罪被判死刑，圣旨特批，将他“凌迟三日”，然后还要锉尸枭首。执行时的情景，当时参与监刑的张文麟有详细的记述：

是日，予同年陕西司主事胡远该监斩，错愕，告于上述刘先生璟曰：“我如何当得？”刘回言：“我叫本科帮你。”予因应之。过官寓早饭，即呼本吏随该司掌印正郎至西角头，刘瑾已开刀矣。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从此出，想应是矣。至晚，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锉尸，免枭首。受害之家，争取其肉以祭死者。锉尸，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逆贼之报亦惨矣。

再看郑鄤。郑鄤是常州横林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及第，他的文才与声望曾名噪一时。崇祯初年，由于朝廷内部党派之争引起政治纠纷，郑鄤也被卷了进去，他被人告发说犯有“杖母”和“奸妹”两项大逆不道的罪款，罪后由崇祯皇帝朱由检亲自批示，予以凌迟处死。

明代各朝中，凡是捕获农民起义的首领及其他叛逆者，都用凌迟之刑将他们处死。如万历三十四年（1606），刘天叙等谋反，兵败被擒，为首的七人被磔死。这里的“磔”即是凌迟。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婢杨金英等人谋害明世宗未遂，事发被捕，杨金英、杨莲香等十六名宫女不分首谋和协从，一律凌迟处死，并且锉尸枭首。万历七年（1579）五月，礼部侍郎董传策被府中的奴仆杀死，有司将凶手捕获，下狱审理，第二年把他们全都“剐于市”。

清朝

清朝初年，为了镇压汉人的民族反抗，凌迟之刑曾广泛推行，并且其施行的残酷程度远远超过明朝。例如行刑的刀数、延续时间等均作了改变。需要注意的是，凌迟行刑并没有固定的手法，各朝各代以及不同时期方式不同，轻者仅“分裂四肢”，重者则“千刀万剐”。清朝初由于“圈地”“投充”“逃人”“剃发易服”等一系列野蛮的统治政策，激起了汉民的强烈反抗，此时加大凌迟的行刑残酷程度，目的便是要起到震慑作用。此外，凌迟还往往与其他刑并用，施行极为频繁，以至于文字狱严重的康乾时期，文人仅因一句诗词而被定“大逆”之罪，并处以凌迟，其子孙则发配为奴，甚至还未出世的子子孙孙也要世袭奴籍！

戊戌变法后，清廷受内外各种矛盾的冲击，不得不顺应潮流对传统的弊政作些改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等重刑，清廷准奏，下令将凌迟和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俱改斩决”。从此，凌迟非人的酷刑才从法典中消失，被斩首代替。

凌迟的方式

凌迟刑的处刑方式很残忍，一般记述是说将人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而历代行刑方法也有区别，一般是切八刀，先切头面，然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八刀要多，清朝就有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的几类。二十四刀是：一、二刀切双眉，三、四刀切双肩，五、六刀切双乳，七、八刀切双手和两肘间，九、十刀切去两肘和两肩之间部分，十一、十二刀切去两腿的肉，十三十四刀切两腿肚，十五刀刺心脏，十六刀切头，十七、十八刀切双手，十九、二十刀切两腕，二十一、二十二刀切双脚，二十三、二十四刀切两腿。

共产党员莫言在小说《檀香刑》中描述过凌迟五百刀，下面是对小说内容的节选：

首先刽子手要猛拍犯人的心窝一掌，然后操着刀子，灵巧地一转，要把一块铜钱般大小的肉，从犯人的右胸脯上旋下来。这一刀恰好要旋掉乳粒，留下的伤口酷似盲人的眼窝。这时刽子手用刀尖扎住那片肉，高高地举起来，向左右的看客们展示。他的徒弟或助手要在一旁高声报数。接着刽子手要将手腕一抖，那片扎在刀尖上的肉，便如一粒弹丸，飞到很高处，然后下落。这第一片肉是谢天。第二刀从左胸动手，还是那样子干净利落，还是那样子准确无误，要旋掉左边的乳粒。第二片肉摔在地上，是谢地。这两片肉的学名叫钱肉，专祭天地！犯人的胸脯上，出现了两个铜钱般大小的窟窿，流血，但很少。原因是开刀前那猛然的一掌，把犯人的心脏打得已经紧缩起来，这就让血液循环的速度大大地减缓了然后，刽子手用一块干净的羊肚子毛巾，蘸着盐水，擦干犯人胸上的血，让刀口犹如树上的崭新的砍痕。刽子手在犯人的胸脯上切了第三刀。这片肉还是如铜钱大小，鱼鳞形状。新刀口与旧刀口边缘相接而又界限分明。这凌迟刑别名又叫“鱼鳞割”，的确是十分地形象贴切。第三刀下去，如果露出的肉茬儿白生生的，只跳出了几个血珍珠，预示着凌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成功的凌迟，是流血很少的，开刀前，突然地一掌拍去，就封闭了犯人的大血脉。他的血此时都集中到腹部和腿肚子里。这样才能如切割萝卜一样，切够刀数，而犯人不死。否则血流如注，腥气逼人，血污肉体，影响观察，下刀无凭，势必搞得一塌糊涂。情况正常的前提下，刽子手会把第三片肉甩向空中，这一甩谓之谢鬼神。

优秀的刽子手总有一些办法来对付第三刀的特殊情况。如果碰到血流如注、无法下刀的情况，应急的办法是劈头盖脸地浇犯人一桶冷水，让他突然受惊，闭住血道。如果凉水闭不住，就浇上一桶酸醋。《本草纲目》认为醋有收敛之功，劈头浇醋，盖取其收敛之意也。如果此法也无效，那就先在犯人的腿肚子上切下两块肉放血。但这种方法往往会使犯人在执刑未完时就因血竭而死。这时众看客的目光都会随着刽子手的刀尖转，更准确地说是随着刀尖上的钱肉转。钱肉上天，众人的眼光上天；钱肉落地，众人的眼光落地。古代的凌迟刑，要将切下来的肉，一片片摆在案头，执刑完毕，监刑官要会同罪犯家属上前点数，多一片或是少一片，都算刽子手违旨。宋朝时一个粗心大意的刽子手执凌迟刑时多割了一刀，被罪犯家属上告，丢了宝贵的性命。所以这个活儿并不好干，干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你想想吧，既要割得均匀，又要让他在最后一刀时停止呼吸，还要牢牢地记住切割的刀数，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啊，要割整整的一天，有时还要按照上边的吩咐，将执刑的时间拖延三五天，这就使执刑的难度更加巨大，一个铁打的刽子手，执完一个凌迟刑，也要累倒在地。后来的刽子手们学精了，不再把割下来的肉摆放在案子上，而是随手扔掉。老刑场的周围，总是有大群的野狗、乌鸦和老鹰，所以每逢执凌迟刑，就成了这些畜生们的盛大节日。

刽子手向监刑官员和看刑的群众展示从犯人身上脔割下来的东西，这个规矩产生的法律和心理的基础是：一，显示法律的严酷无情和刽子手执行法律的一丝不苟。二，让观刑的群众受到心灵的震撼，从而收束恶念，不去犯罪，这是历朝历代公开执刑并鼓励人们前来观看的原因。三，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无论多么精彩的戏，也比不上凌迟活人精彩，这也是京城大狱里的高级刽子手根本瞧不起那些在宫廷里受宠的戏子们的根本原因。甩完第三片后，刽子手就开始割第四刀了。这时犯人血道已经闭住了，可以一直割了。如果犯人身体健康、肌肉发达，那么他（她）的肉一定很脆，很好割。这样的犯人才会有的肉。如果凌迟一个胖如猪或是瘦如猴的犯人，刽子手就会很累。累是次要的，关键是干不出俊活。刽子手心情一定要安定，趁血脉避住了，一定要用五十刀切尽胸肌。

如此割下第五十片钱肉时，犯人的两边胸肌刚好被旋尽。至此，刽子手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十分之一。徒弟或助手要给他换上一把新刀。此时犯人的胸膛上肋骨毕现，肋骨之间覆盖着一层薄膜，那颗突突跳动的心脏，宛如一只裹在纱布中的野兔

但目标不是心脏！如果凌迟的是男犯，旋完了胸脯肉之后，接下来就应该旋去裆中之物。这地方要求三刀割尽，大小不必与其它部位的肉片大小一致。一般说来，男犯人最怕的不是剥皮抽筋，而是割去裆中的宝贝。原因并不是这部位被切割时会有特别的痛苦，而是一种心灵上的恐惧和人格上的耻辱。绝大多数的男人，宁愿被砍去脑袋，也不愿被切去男根。无论多么强悍的男人，只要把他的档中物一去，他就再也威风不起来了，这就跟剪掉烈马的鬃毛和拔掉公鸡的翎毛一个道理。刽子手要用一只手把那玩意儿从窝里揪出来，拿刀的一手要快如闪电，一下子，就割了下来。他的徒弟或助手高声向看客报数：“第五十一刀！”然后刽子手的徒弟或助手要把事先准备好的盘子端过来，由刽子手抠出男犯人的一个睾丸——因为它们已经缩进囊里，必须一刀旋下来。然后再次弯下腰去，抠出了另一个丸子，一刀旋下来，这是第五十三刀。然后将它们放在盘里，而不丢弃，原因是很多人认为能治病，往往重金求购。

这时的犯人，脸早已胀开，血沫子从他的嘴里噗噜噗噜地冒出来，原因是太痛苦而乱咬，可能咬烂了舌头，根本就没法子下刀。要挖去一个疯狂的死刑犯的舌头，像是虎口里拔牙齿。这时助手要向犯人浇冷水，刽子手迅速伸手捏住犯人的喉咙，往死里捏，犯人那条紫色的舌头就会自然吐出唇外。于是用另一只手拿刀子，将刀尖一抖，就将犯人的舌头割下了。这是第五十四刀。这时，执刑的速度必须加快，切割的肉片必须缩小，血管密集的部位必须回避。用两百刀旋尽犯人大腿上的肌肉，用五十刀旋尽犯人双臂上的肌肉，在犯人的腹肌上割了五十刀，左右各切了七十五刀。

此时犯人内脏器官由于失去了肌肉的约束，都在向外膨胀着。尤其是肠胃，就如一窝毒蛇装在单薄的皮袋里蠢蠢欲动。第四百九十刀要割下了犯人的左耳，接下来的一刀旋下犯人的右耳。按照规矩，此时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剜掉犯人的双眼，一种是割去犯人的双唇。但犯人的嘴唇一般早已破烂不堪，所以大多数刽子手都选择挖犯人的双眼。最好能等到犯人闭眼时下手！因为即使对杀人如麻的职业刽子手来说，剜去目光炯炯的眼睛，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让刀尖沿着犯人的眼眶转了一圈……第四百九十七刀第四百九十八刀是另一只眼，这只肯定是睁开的，原因不详。程序如上，第四百九十八刀……第四百九十九刀，旋去犯人的鼻子。这很简单。最后，一刀戳中了犯人的心脏，一股黑色的暗血涌出来，结束了这残酷的刑罚……

特质

首先，第一个特质是君权与父权的同义化。尊亲属如同他们王国中的皇帝一般，是受到保护的，妻妾、子女、仆人是臣民，有共谋权位的倾向。在西方，弑亲罪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还不到惩罚谋害君主之罪的程度。唯有中国人，将独创的方法发扬光大，以平亲属之间的叛乱。

第二项特质是“凌迟”的宣判株连三族，亦即所有父系与母系的尊亲属！甚且，有更荒谬之处，叛乱大都个人所为，但宣判时却视为家族之罪。尽管只有朱元璋有意推行这项法则，大力清除公职官员；但是不要忘了，他的儿子永乐曾屠杀忠于前任建文帝的方孝孺，以及株连他的家族超过八百人。后来，“三族”法不再是株连尊亲属的死罪，而改为放逐。清朝的时候，只有成年的儿子会被放逐，时间长短不定。清朝延续明朝的法律，不过刑罚有减轻，包括第一大类的谋逆君主之罪。因此，文字狱案件经常判处凌迟刑罚，不过任何罪犯都不至于如戴名世等人，真正地遭受支解之刑，他们所犯之罪可以改为斩首或赐死。相反地，其他伦常之罪、凶残与不人道之罪等两大类犯罪，尤其是强盗罪，则会处以凌迟之刑，一直施行到清朝末年刑法改革废除为止。

女犯人凌迟，依据历史记载，在明清期间，判处凌迟处死的女犯在行刑当日会被剥光全身衣裤，将其乳房，生殖器和肛门予以公开展示后，她们的阴户和肛门会被插在木驴囚车的活动木橛上游街示众，称之”骑木驴”。游街结束之后，才将女犯人押到刑场凌迟处死（这段关于骑木驴的属于现代人的附会，骑木驴不存在性虐待功能）。

凌迟女犯的方式虽随年代和地域不同而略有差异，但一般由所谓“十八刀法”衍生而来。“十八刀法”即—第一刀剜舌，第二、三刀用牛耳尖刀剜去两颗乳头，第四、五刀将犯人的两只乳房齐根切下，第六、七刀割去两片大阴唇，第八至十刀挖去两半小阴唇和阴核（蒂），第十一刀将女犯的子宫取出，其中第六至十一刀这一系列切除女犯生殖器的部份另称为“幽闭”，正是王明德所言“凌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余脔，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菹其骨而后已。里面”幽其闭”所指。接着第十二刀和十三刀以尖刺刺入女人的屁股肉，造成其臀动脉大量失血，第十四刀到第十七刀用大斧锉断女犯的四肢，最后一刀刺心，确定女犯断气后，凌迟的程序才告结束。

在凌迟完毕后，女犯的头颅，双乳，大小阴唇和子宫依例会被展放在刑场的木台上示众，在隔一段期间后才允许家属或相关人收殓，没有家属或亲友前来认殓的，则会由官府予以焚尸扬灰。

根据清代中叶的地方县志记载，十八世纪华北地区对一名出轨并谋杀亲夫的二十四岁少妇曹氏的完整处决程序如下，可以藉此大至一窥女犯人受凌迟刑的情况：

一、辰时正，曹氏被剥光全身衣裤，狱卒为她验明身分后由稳婆为之稍事梳洗，并将她的长发梳成受刑女犯人标准款式的大圆髻盘在头上，最后反剪双手于腰际背后，两脚脚踝铐上脚镣，防止抵抗或逃脱。

二、辰时二刻，赤身裸体的曹氏捆缚妥当，长跪于一架平板囚车上被押出牢门，先行于城西的法场示众一个时辰。

三、巳时二刻，祭祀受害亲夫的香坛设立，犯妇曹氏被带至坛上，在家属及围观众人面前由衙役以毛竹板抽打臀部，作为儆效和惩戒。

四、巳时半，曹氏被拖上木驴，游遍城内主要街巷作为处刑前的游街。

午时三刻，犯妇曹氏正式被处以十八刀凌迟极刑。

正史上年轻女犯人被判处凌迟者通常为犯下诸如谋杀亲夫公婆多人，谋逆，谋刺主上等，而女犯被处刑的方式与地点也取决于身分的贵贱。贵族妇女或高等妃嫔即使被判处凌迟，通常也不会在大庭广众下游街示众后将其裸身处死，而是在宫闱之中隔绝执行。

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以凌迟集体处决女犯人，发生在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的壬寅宫变之后，共有十八名女犯被凌迟处死，皆为企图谋刺明世宗的年轻妃嫔和宫人。

其中被认为是首谋的王宁嫔与宫女杨金英、杨莲香、苏川药、姚淑翠、邢翠莲、刘妙莲、关梅香、黄秀莲、黄玉莲、尹翠香、王槐香、张金莲、徐秋花、张春景、邓金香、陈菊花共十七人，于公开游街凌辱后磔于西市，受牵连的曹端妃则因品秩较高，在严加拷掠鞠讯后亦被凌迟处死于宫内。

文人反对凌迟出现在920年的辽代，十三世纪末成为一种法定的刑罚，1905年废除（1789年法国废除轮刑，1810年英国废除裂体之刑）。废除凌迟，是朝向施行西方法典的第一个措施，监禁、罚款取代原来的肉刑，并节制绞刑。　有些人发觉到“凌迟”的不人道酷刑，即认定中国人崇拜欧洲的法律与观念，这是一项严重的错误。从宋朝之后，就不断出现限制或废止凌迟之刑的声音。当时可证明废除凌迟的最好例证，就是伟大诗人和官吏陆游的《陈情书》，这篇文字在当时是出人意外之举：他认为只需斩决取代凌迟，慷慨激昂地辩护废除凌迟的好处。其实，陆游的论点可归纳如下：

（一）残酷死法、暴露器官，使国族不受尊重，妨碍实践教化的使命；

（二）打压最恶劣的反对派，不应以牙还牙：支解罪犯并不合法理，即使他曾经支解过别人；

（三）汉朝和唐朝两代同时提供革新与有效的刑罚系统，放弃酷刑。因此，他认为应该限制并废除凌迟与其他酷刑。

这篇文字经常被反对凌迟的文人引用，他们提出各种不同的论点。在此本人仅引述最重要的几则：清朝初年的法学家王明德，1680年印行的《读律佩》著作中提到，凌迟为五刑之外，因此为“正法之外”的刑罚，或者“非刑”。的确，尽管各朝皇帝采用，其实并不是合乎法理，有违中国刑罚的精神。擅长考证的大文人。所有的争论在文人间流传、搜集，清朝博学的法学家薛允升，他的两本著述《唐明律合编》《读例存疑》，对于清朝末年刑法的变革也有深远的影响。他大量引述陆游、王明德的观点，力陈恢复汉唐，不将凌迟纳入刑法之中。他的门生沈家本，也采用相同的论述，1905年4月24日的《陈情奏表》，终于得以正式废除凌迟。

当然，在帝王的统治之下，文人建请废除凌迟、或减少死刑的声音，实在太微弱，他们必须承受沉重的外在压力。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太平天国以后，类似死刑在清朝末年非常频繁，因此凌迟废除数月前，法国使馆士兵在北京菜市口刑场，拍摄到三个不同死刑犯的凌迟照片。这些照片不利于中国的过去，化为恐怖的证物。但是如果有一张照片，或者一位摄影者能拍摄到类似凌迟的英国或法国酷刑的画面，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中国酷刑”，不仅是法律史上的客观事实，我在此强调，它同时也影响欧洲人，在须臾之间留下对中国的某种观感。这是历史中常见的例子，但是它是新颖的，西方文明第一次拥有科技的方法，将视觉定格于纸上。在此，历史学家们应该留给这位艺术家一些空间，他深知尽情展现蔑视权力暗藏，支配者操控的不凡观点。

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监刘谨，两天后他便气绝身亡。

这是明清的正式刑之一。

凌迟

中国古代各种残酷的刑罚中，最惨无人道的莫过于凌迟。凌迟，原来写作“陵迟”，本意指山丘的缓延的斜坡。荀子说：“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坎，车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为有平缓的斜坡，车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顶。后世将陵迟用作刑罚的名称，仅取它的缓慢之义，即是说以很慢的速度把人处死。而要体现这种“慢”的意图，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尽，才剖腹断首，使犯人毙命。所以，凌迟也叫脔割、剐、寸磔等，所谓“千刀万剐”指的就是凌迟。

凌迟在宋代通称为剐。景德年间，御史台曾审问杀人贼犯，定案之后，知杂王随请“脔剐之”。“剐”字原作“呙”即“骨”字去了“月”（肉），其形状也像人的头颅骨。《说文解字》解释说，其以为“剔人肉，置其骨”，这正是零刀割人的意思。“剐”又作“卨”，明朱国帧《通幢小品》卷十八“字义字起”一节云：“贞元中，宣武兵变，执城将卨之”。并注解说，卨，即“剐”字也。可见，“剐”的含义早已明了，只是到了宋代它成了凌迟的代名词而更加为人所熟知而已。这种情形，也常见于小说中的描写。《水浒传》第二十七回写教唆潘金莲害死武大郎的王婆被东平府尹陈文昭判为“拟合凌迟处死”，之后写道：

大牢里取出王婆，当厅听命。读了朝廷明降，写了犯由牌，画了供状，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剐！”字，拥出长街，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犯由前引，混棍后催，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

由于宋代使用凌迟之刑较为常见，所以民间在对仇人进行报仇雪恨时，也仿照作为官刑的凌迟把人脔割至死。《水游传》中也有这样的情节，请看第四十一回中李逵割黄文炳的一段描写：

（李逵）说：“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以上所引用《水浒传》中的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宋代凌迟在执行时的大致情形，这和《宋史·刑法志》中所说的“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的做法是基本一致的。

关于郑鄤一案的详细背景与是非曲直，这里不作具体考述，我们只讲他受刑的大致经过。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六日黎明，圣旨下达让当日执行，有司官员立即下令传齐有关人役；押解犯人前往西市。当时的西市在北京皇城西侧甘石桥下四牌楼（后世简称西四牌楼，即今北京西四），处决死囚常在这里进行。按平常的惯例，斩首在西牌楼下，凌迟在东牌楼下，所以，那天早晨就有一伙人役在东牌楼旁边搭起一座棚子，里面供监斩官等人在此就座，棚子前面竖起一根上边有分叉的粗木杆。不一会，行刑的刽子手们也提前来到，他们每人带一只小筐，筐里放着铁钩和利刃。刽子手们取出铁钩利刃等，放在砂石上磨得非常锋利。辰、巳时分，监斩官带校尉、人役等押着郑鄤来到刑场。郑鄤被暂时停放在南牌楼下，他坐在一只大箩筐里，没有戴头巾也没有穿鞋袜，正在向一名书童絮絮不休地属咐家中后事。这时，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把周围的道路、空场堵得水泄不通，附近的房顶上都爬满了人。有位吏役说，西城察院的官长还未到，必须稍停片刻，正说着，那位官长由随从前呼后拥，分开密集的人群向这里来了。就位之后，他高声宣读圣旨，由于周围人声嘈杂，他都念些什么，人们听不清楚，只听他最后的一句是：“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手齐声附和，声如雷震，围观的群众莫不心惊胆颤，两腿发抖。只听得三声炮响，之后开始行刑。人群更加骚动起来，爬在房上的人有的站起身，伸长脖子，想看看刽子手怎样剐人。但由于近处的人围得密不透风，稍远一些就看不见行刑的场面。过了好大一会儿，只见那有分叉的粗木杆上垂了一条绳子，有人在木杆后面拉动绳子，绳子的另一端便吊起一件东西，鲜血淋漓，原来是人的肺和肝，一直吊到木杆最高处。这说明犯人的肉已被割尽，开始剖腹取五脏了。又过了一会，木杆上的绳子放下来，卸下肝肺，又吊起一颗人头，这说明郑鄤已被砍了脑袋，悬挂示众。接着，又把郑鄤的躯体也挂了起来，使他的胸贴着木杆，背朝着众人，大家看见他背上的肌肉被割成一条一缕的，却没有割掉，千百条密麻丛集，就像刺猬似的。这时，凌迟之刑宣告结束，有两名校尉手舞红旗，骑着快马同东飞驰，他们是去宫中把剐的刀数向皇帝报告。后来，有刽子手把郑鄤的尸体取下，把他身上的肉一条条的出售，据说人们买这些人肉是作为配制疮疥药的原料。

清代仍有凌迟之刑。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首领一旦捕获，总是要凌迟处死。如太平天国北伐军失败，将领林凤翔、李开芳等八人被俘，都押解到北京凌迟示众。捻军首领张洛行、赖文光兵败被俘，也受了凌迟之刑。太平天国的著名领袖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向四川总督骆秉章投诚，但没有受到宽大处理，清廷传旨将石达开不必押送北京，在四川就地处决，骆秉章这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竟残忍地对石达开等使用了凌迟之刑。

（而事实上，凌迟在太平天国内部也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刑罚制度。东王杨秀清就曾经对一对私通的夫妇进行凌迟，仅仅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男女分营管制的非人道条例。太平天国同等严酷的刑罚还包括点天灯，油过瓢等残忍手段。在刑罚的严酷程度和频率来讲，太平天国和满清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是同治二年（1862）六月二十五日，骆秉章率领清兵把石达开和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等绑赴刑场。石、曾二人分别被面对面缚在两个十字木椿上。执行凌迟时，刽子手先对曾仕和割第一刀，曾仕和受疼不过，惨叫狂呼，石达开斥责他说：“为什么不能忍受此须臾时间？”曾仕和这才紧咬牙关，不再叫喊。石达开受刑时，被割一百多刀，他从始至终默然无声。石达开的凛然正气和坚强意志使清军官兵感到震惊，四川布政使刘蓉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

凌迟在被废除的两个星期之前——1905年4月10日被使用过一次，是处决一个刺杀主人的奴隶（福朱力）。福朱力是一个满族人。他在北京菜市口被凌迟之前，有人喂了他一些止痛的东西，照片上福朱力被凌迟的时候，一开始的表情并不痛苦。

两个星期以后，1905年4月24日，光绪皇帝宣布凌迟被正式废除。但是凌迟并没有因此永远在中国消失。1905年5月10日，康小八被处以凌迟。资料上记录：“老北京关于剐刑的种种传闻，大多来自康犯行刑时的‘目击者’。其实康小八行刑的时间不是在午时三刻，而是在黎明时分，目击者不算太多。当时剐刑已经久不使用，而且《大清律》上也无凌迟行刑的具体条款，所以执行者草草地了结了这条恶棍。”

康小八被凌迟以后，民国时期也使用过凌迟。

凌迟虽在清末被废除，但一些地方仍当私刑使用。民国时期剐刑在军阀中复活了。匪首毛泽东在其文录中对些有部分文字记录：

（在湖南……将湘潭总工会委员长斩决，而以脚踢其头，更用洋油注其腹内而焚之……在湖北各县挖眼拔舌，刳肠斩首，刀割沙磨，洋油焚烧，红铁火烙，均为豪绅对待革命农民的残酷刑罚。对待妇女，则以绳穿贯其乳，而趋其裸体游行，或零碎割死……）匪首贺龙的妹妹贺满姑，被敌人俘获后，正是受此刑而惨痛而死（注：关于贺满姑受刑的所记录过程其为残忍）。

事实上有关凌迟记录最详细的正是外国人，包括那些满清时的多组照片和文字记录，因而我们今天可以知道其一些详细真实内容。

在清朝时执行凌迟这种刑法多要上报清廷（镇压起义不论）。但到了民国各地军阀和地方民团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此刑惨杀人民。如：十八岁的女共产党员杨宸英、白正秀烈士，1928年在汉口散发传单被捕。后在一马场上被扒光衣服先割掉乳房，然后被郐子手惨无人道地用刺刀一刀刀割死。

据说当时有两张关于民国时期凌迟的照片，一张是福建一位红军被俘的师领导，光着上身绑在木柱上。行刑者在剐他之前给拍了照片，福建日报曾经刊出过此照片，许多人看过。行刑者本想宣传一番，事后反成了其罪证以及这位英雄不屈的历史见证。还有一张比较模糊，但可以看出受刑的是一个女性，全身赤裸地被绑受刑，拍照片的距离比较远。

关于贺龙妹妹贺满姑被凌迟的事，有几种不同记载。但都是讲被凌迟杀害（其中一篇记载是在河滩上被敌人脱光衣服，面朝天把四肢钉在地下，先从其脚上割起，郐子手们还强迫附近村里人的都来看）。

事实上当时执行死刑前往往会先拍照，特别是凌迟一些女共产党，也许这样做郐子手们可能认为会让受刑者心理完全崩溃，他们似乎觉得拍下这些女性赤裸受刑的照片可以达到永久性凌辱的目的。比方上面指的那次凌迟15岁小姑娘的事，Hartmann看到有人还拿着照机当着那女孩面照相。那些后来当时的政府觉得这样极为不雅，并且会被共产党宣传成其残暴。所以销毁了许多这些照片，但一些照片经过战乱还是保留了下来。

1952年1月，中国最后一次施行凌迟，是处决一个汉奸，他的名字叫张伯魁。

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1905年4月24日，光绪皇帝颁布《大清现行律例》，“更定法律，死罪至斩决止，除凌迟、枭首、戮尸等刑”。都以为凌迟酷刑到此终结。殊不知，时隔半个世纪，还会有一九五二年一月的巨鹿县凌迟张伯魁一例。

国外酷刑

十六、十七甚至十八世纪的欧洲，可以看到跟凌迟差不多的酷刑，譬如十八世纪欧洲最厉害的酷刑——分尸。1810年英国下院废除对扒窃者处以死刑的提案被英国上院断然否决。

基督教殉难名册上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这样的例英国旧法典规定死刑犯人的心脏和其他内脏必须在犯人活着的时候就剜出来，再扔到沸水中煮。这种刑罚，虽然很长时间以来已经弃去不用，却仍然出现在19世纪初的刑罚条例中。中国人将凌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使之堪称为艺术，他们详细规定了凌迟刑的行刑方法。

越南的凌迟：《嘉隆律令》里规定：将罪人逐块割掉身上的肉，使之气息奄奄；随后男的割去阳物，女的铲掉阴部；剖腹，扯出肝肠，罪人断气而亡。再把死人手足砍去，使之关节脱落，骨骼粉碎，直至腐烂为止。

据《人类酷刑史》上记载：日本曾有“21刀处死”。刽子手一片片地切割受刑人的肉，最后一刀才可致命。这是日本的凌迟。

朝鲜在1894年执行过一次凌迟，受刑人的名字叫金玉均。

据说，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废除了这种惨毒的酷刑，但是少数伊斯兰教国家仍有凌迟。

起源争议

凌迟在秦汉左右就已经出现，但国家法典不允许，算是私刑。凌迟刑罚始于五代，法定于辽。宋仁宗时开始使用凌迟刑，宋神宗熙宁以后成为常刑。至南宋，在《庆元条法事类》中凌迟正式成为法定死刑的一种。在明朝以及明以前，这种刑法主要用于处罚那些十恶不赦的犯罪，如谋反、大逆等。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但后来为了镇压农民反抗，对于不按时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清朝中前期尤为突出。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朝在修订《大清现行律例》时，正式取消了凌迟刑。

谢选骏指出：凌迟马克思有两层含义——1、分析批判：因为马克思庞杂混乱，非凌迟不能条分缕析。2、明正典刑：因为马克思罪大恶极，非凌迟不能彰显正义。

【第一篇  马克思剽窃的历史唯物主义】

《张一兵|舒尔茨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2019-07-06 实践与文本）报道：

摘要：对舒尔茨和他的代表作《生产运动》的关注，其一因为这构成了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转向中的关键一环；其二则因为他提供了一条理解社会历史的客体性向度。舒尔茨资产阶级左派的政治立场和本质上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是和马克思之间清晰的界限。《生产运动》中，对于社会历史客体向度的强调，从社会组织和生产规律考察生产，尝试从生产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分期，对物质生产力的概念的探讨，这些要点在思想史上具有独特意义。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

关键词：舒尔茨；《生产运动》；社会唯物主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

近两年，在对马克思的文本研读过程中，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将注意力集中在了19世纪的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和他的代表作《生产运动》之上。①事实上对舒尔茨的研究并非一个耸人听闻的“全新发现”，这个名字其实早就进入到了苏联学界和我们中国学界的视野中，但因为种种原因，过去我们并没有对他给予应有的重视。站在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史地平之上，我们为何要研究舒尔茨，他在理论上的独特魅力在哪里，他究竟能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提供什么样的思想资源？

首先，对舒尔茨的关注，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填补思想史上的一个缺环。从孙伯鍨先生开始，我们看待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基本观点，就是马克思从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但这一转向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对赫斯的研究就是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在研究中形成了一个很核心的、需要我们继续追问的问题，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舒尔茨的《生产运动》正是关键。

对舒尔茨和马克思思想关系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根本不是一个新问题。就目前所知，法国哲学家科尔纽在他195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一卷中，最早触及了这个问题。国际学术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舒尔茨的关注逐渐升温，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里值得列举的，有以色列历史学家瓦尔特·格拉布1979年出版的《舒尔茨传》，这本书用了专门一章来探讨了舒尔茨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另外，我们还发现了日本学者和德国学者分别撰写的两篇关于马克思与舒尔茨的博士学位论文。②但是总体上看，由于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肤浅的，因此也找不到确定舒尔茨的文本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的正确切入点。

那么，我们的研究应从何入手呢？前斯大林体系和所有传统的马哲史研究在思想史研究中，往往贬低马克思的前人，贬低马克思同时代的人，回避对马克思有重要影响的文本。这三种做法导致了马克思本身被降低为白开水。③似乎所有人都是笨蛋，就马克思一个人聪明。然而我们都很清楚，一旦取消了思想史的参照系，马克思的天才也便会黯然失色。

过去令我们一直疑惑的就是，青年马克思从传统哲学体系是如何过渡到以生产话语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之上的？我们认为舒尔茨是必经的阶段。马克思1844年第一次看到舒尔茨的《生产运动》时候，关注的还是如货币交换手段这些古典经济学问题，此时的马克思看到《生产运动》根本就没有感觉。然而后来当马克思哲学基本理念即实践的观点形成之后，他不得不回到历史过程当中去，这个时候舒尔茨所有的东西就开始发酵，包括古典经济学里面已经涉及到的物质生产和经济关系所有的内容，促成了马克思思想的质变以及话语的根本变化，所以舒尔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甚至会看到有西方马克思学者认为马克思“剽窃”了舒尔茨，这当然是荒谬的看法，但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了这种话语的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剽窃论也绝非什么新论调，我们研究舒尔茨，其中的一个任务就是通过对新文献的发现与解读，坚决驳斥这种论调，我们要揭示出马克思全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假如说舒尔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驱，那是在什么意义上的？这一任务在一个更为宏观的思想史角度来说，就是要廓清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形成的历史语境。在我看来，舒尔茨构成了思想史上的“社会唯物主义”的最高级形态。

其次，如何判断舒尔茨的政治立场和他的哲学世界观？这是很有趣的问题，在《生产运动》序言中，舒尔茨就对赫斯、蒲鲁东、青年黑格尔派等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研究对象进行非常尖锐的批判，他所批判的对象，很多人恰恰是与青年马克思曾经并肩作战的。马克思1843年下半年已经转到共产主义立场，然而舒尔茨则是坚定的资产阶级左派，是一名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主义者。他和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简单的维护资本主义不同，他极为深刻地看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深刻矛盾和危机，他想做的是女娲补天式的挽救。舒尔茨希望当时的资产阶级主流和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同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病，并希望国家作为一个可调节的主体来阻止矛盾的激化，改变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维系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发展。他从来没有打算彻底否定资本主义，这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从一开始就完全不一样。

与这种政治立场相关，舒尔茨的社会唯物主义的根基是精神生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在于任何精神的生产、任何艺术，一定是受物质生产能力发展的水平制约的。舒尔茨在这个根本原则上和马克思是完全相反。马克思恰恰克服了舒尔茨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所有的社会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底线都是隐性唯心史观，表现在舒尔茨这里，则是非常明确的精神动力论。舒尔茨认为物质生产的每个细节里面用的都是精神动力、精神生产。他从早期的物质定在，到工场手工业，再到大机器生产，这非常类似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结构，前面类似于黑格尔的对象沉沦于物，慢慢走向工具，工具提升精神的部分，从物里面提升为一种劳作效能，而后生产力本身表现为技术和机器的发明，最后机器发明的顶端回到科学知识。这是非常严密、精巧的推论。持剽窃说的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们误把斯大林体系的内容（因为斯大林体系恰恰是一种隐性唯心史观）直接等同于马克思，而根本涉及不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他们并不懂得马克思生产话语的基本部分，而只是浮在话语的表面层次上。

再次，舒尔茨给予马克思以灵感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牵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过去从一种历史主义角度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都关注于主体向度，而恰恰缺少一个客体向度。舒尔茨《生产运动》中很核心的部分就是他对社会历史的三个时期以及工具和技术发展的四阶段的划分。他不是立足于主体向度之上，不是在抽象地讨论人的主体存在、人的解放问题，而是讨论客观的生产的技术如何一步一步往后发展。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探讨青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时，恰恰缺失了这个客观的向度。这条客体向度具体来说就是生产力、劳动技术关系问题，它是真正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它探讨的就是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改变外部世界。劳动是给予外部的物质的一种塑形，主体给它特定的一个存在方式，我曾使用“构序”这个概念。工业生产，就是主体给予物质一种存在的形式。

沿着这个线索我们一定会触及生产力概念，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是我们过去没有真正进入的，而舒尔茨这条线索恰恰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帮助。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用大量笔墨去说明生产力概念，但他此时对工艺学和机器的讨论是为了讨论剩余价值的形成。在经济学的语境中，他没有再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建构问题上，然而这个部分恰恰是西方学者根本进不去的地方，也是中国学术界、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缺失的部分。所以，除了填补思想史研究的缺环，舒尔茨《生产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在这里。他帮助我们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一个全新的维度，这个维度不是关注主体，而是关注人的存在方式中最基础的物质生产、工艺学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了生活当中我们对待外部世界的方式。这是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缺失的部分。我们现在讨论历史唯物主义往往走向两个方向：一个是教科书体系，这个确实是客体向度的；但是一旦回到文本，所有前沿的讨论就全都落在了另一个方向，即人、社会、批判、异化这些主体性哲学上。在摆脱了斯大林体系之后，立足于马克思文本，对舒尔茨的研究，就不仅是填补思想史研究的缺环，而是引导我们关注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

那么，舒尔茨《生产运动》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要点呢？我们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十分密切的“物质生产”④这一部分，提炼出如下几个要点：

第一，舒尔茨提供了一条立足于现实物质生产的客体性向度。《生产运动》不是一部哲学论著，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但它提供的这些异质于传统哲学体系的概念和话语体系，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可能恰恰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异轨性入口。我们可以通过舒尔茨对待同时期思想家的态度，看到舒尔茨思想的立足点。在《生产运动》序言中，舒尔茨树立了三个主要批判对象：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赫斯的行动哲学、德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

舒尔茨认为古典经济学存在明显的片面性，导致古典经济学无论如何都只是关注物的实际和产品的堆砌。这一观点与舒尔茨将整个精神生产视作整个物质生产的内驱力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舒尔茨看来，古典经济学家们关注都是物的世界，但不知道这个物本身一定要被精神引领和超越。舒尔茨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无论怎样都始终只关注物的世界（Sachenwelt）和产品的堆积，以及工商业的扩张，而始终没有能下决心在人类本质自身中来研究生产的本质。”这句话讲的非常深刻。

舒尔茨对赫斯的批判也非常清楚。批判赫斯的行动哲学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争论中，从而无法找到从虚无缥缈的普遍性领域进入生活的道路。接下来舒尔茨还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批判：“当他们付出更多行动，而非只是将腿稍微抬高了一些，以期再回到同样的位置之上，便能够产生一种进步。然而一切都走向了书斋中的运动，扬起了书斋里的灰尘，在这尘土之后，新哲学和旧神学一样拥有它布满云雾的天空，这云雾将这种哲学和人民大众相互遮蔽起来。当他们从他们的天空中探出头来嘲笑糟烂的现实（schlechteWirklichkeit）时，他们也在嘲笑哲学的现实；而当他们在他们的争吵中不断地同这一现实联系在一起时，他们却从未和哲学联系起来，从而从坏的现实引导出或拉出更好的出来。”这段话非常接近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序言中对青年黑格尔派这批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批判。现实最重要的不是讨论观念，最重要的问题是，观念必须和现实相关联。舒尔茨对古典经济学和赫斯的批判，立足的基础就是需要关注现实的物质生产。

如果从舒尔茨的思想背景即国势学的传统来看，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舒尔茨在观察社会生活的国势学的宏观尺度上，在马克思之前就已比较自觉的从物质生产出发。当然要注意，在舒尔茨那里，正是精神生产驱动的物质生产。

除了对于现实物质生产的强调，舒尔茨还强调了大工业的历史作用：“在那里大工业（diegroe Industrie）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加强烈地瓦解、打碎了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行业活动组织（Organisationder Gewerbsth tigkeit），然而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一种更高程度的恶，它同工业的规模，以及目前的教育程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段话非常重要，舒尔茨已经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由大工业造成的这一观点。这是马克思后来在他整个分析资本主义过程中，特别是到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非常强调的部分。舒尔茨这一从工业、工艺角度出发的视角，恰恰推动了青年马克思的客体向度的思考。马克思实际上是把这一线索和主体性的线索分隔开来加以看待的，他从没有认为生产和技术本身是对人的奴役，他所采取的批判维度都是伴随着生产关系社会制度进行的。舒尔茨很早就看到这条客体的向度，并从积极的角度看待它。而有趣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逻辑，恰恰将它作为了批判的对象，这在本质上是与马克思错位的。

第二，舒尔茨是从社会组织和生产规律入手来对生产进行考察的。这一点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很可能是有触动的。那么舒尔茨是如何理解物质生产规律的呢？他说：“人们更多只是强调了这一过程的一个环节，它作为劳动产生了将社会交换容纳进自身的商品，为此劳动的特殊工具得到了证明。但是人们忽视了，生产率和消费率是如何相互决定的，以及在此基础上每种特定的生产方式（jedebesondere Producionsweise）如何通过特定的消费方式被决定；人们在这上面忽略的恰恰是活生生的个体性（Individualit）完整的政治和社会意义。”这段引文非常重要，其中我们非常熟悉的“劳动”、“社会交换”、“商品”、“物质生产”、“生产力”、“特定的生产方式”都出现了，还有“活生生的个体性”，它接近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关于物质生产的规律性问题，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没有进入的。舒尔茨这里讲的劳动生产率是单位时间，它和生产力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讲的是单位时间里生产的能力；消费率是在交换过程，产品卖出来的单位时间。舒尔茨非常具体地进入到这样一个细节当中，在这个基础上，考察每种特定的生产方式（Produktionsweise）——这个概念是舒尔茨使用了的。但是用生产率和消费率概念还是有不精准的地方。生产方式的意思是极为深刻的，但是这种生产方式在这里是通过特定的消费方式决定的。这里需要划分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边界，也就是说，舒尔茨关注的是非常具象的、狭义的生产，是生产、流通总过程里面的具体的生产，和马克思讲的物质生产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他虽然提出了生产方式这个重要的概念，但是是在微观层面上的，而马克思是将其抽象到更高的历史层面上。

所以，我们可以说，一方面舒尔茨斯已经使用了精准的生产方式概念，这是了不起的，一定要肯定。但是我们发现舒尔茨这里的特殊的生产方式是由消费方式决定的，狭义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舒尔茨混同了作为社会基础的物质生产与具体生产过程当中的生产消费环节，这和马克思后来在历史唯物主义一直到《资本论》及手稿里面所有的讨论完全不一致。马克思的理论是非常完整的一套逻辑下来的，他前期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的进入非常具体，每一部分可以对应非常具体的一般生产、劳动。舒尔茨则因为逻辑切入点的不同，相关的论述就会愈发混乱，这是他的另一重缺陷。

第三，舒尔茨尝试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了分期。舒尔茨整个文章的基本构架，用他的话说是对生产及其组织的当代划分的历史的统计学的考察。舒尔茨划分了三个大的社会历史阶段，伴随着历史阶段的划分，同时还有另外一条线索，就是工艺学的生产工具的四个阶段。

舒尔茨从物质生产的组织的历史发展，把社会历史分为三个重要阶段。需要承认，这个划分比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划分要精确的多。他的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畜牧业和狩猎业时期，这是一个没有断代的、很抽象的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农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第三个时期就是工业时期。这三个大的时期也同时是一个从手工劳作于物质到机器化大生产的历史变迁过程。所以舒尔茨这个思路非常清晰。但是舒尔茨的问题在于并没有展开讨论第三个时期，而是在第二个时期结束以后直接就进入四个阶段的描述，而第四个阶段就是工业时期。事实上舒尔茨的这一尝试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他没有能力把社会交换纳入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之中。

但是这个思路为什么和马克思后来的描述不同呢？因为舒尔茨恰恰是从工艺学的角度来探讨的。舒尔茨划分的生产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手手相交的手的劳动（Handarbeit），第二个阶段是工具生产（Handwerk）。第三个阶段是工场手工业（Manufactur），第四个阶段是机器（Maschinenwesen）。

第一个阶段舒尔茨用的是对自然的依赖性阶段（Naturabhngigkeit）。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划分的历史阶段，第一个是人的依赖性，第二个是物的依赖性。第二个阶段是工具生产，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描述相比，舒尔茨的讨论非常具体，工具如何变化，人和自然关系一开始是什么样的关系，后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非常具象。第三个阶段是工场手工业，在这里他做了一个区分，他指出，和前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种植业中，人的劳动只是辅助自然生产的不同，“这些工人将原材料赋予一系列不同的功能（Funktionen），从而使其满足于使用的要求。”这是物质生产中质的改变。舒尔茨在这里所做的定义正说明了工业生产区别于农业生产的独特性质。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机器的阶段。这就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阶段中的全新生产力。生产力的概念在舒尔茨这里，实际上区分了机器生产和工具生产的差别，但是他做了一个定义是有问题的，他说，最重要的差别是物质生产的驱动到底是人力还是人对外部自然力量的使用。这一定义，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也有其不足之处，正因此，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又进行过摘录和讨论。

第四，舒尔茨提供了一个“物质生产力”概念的雏形。它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在国势学意义上使用的概念，是量的总体程度，这和迪潘⑤他们是相接近的。舒尔茨借助国势学的研究，对生产力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例如他会具体划分人力、畜力、水力、风力，最后是蒸汽力，这其实是真正标志着工业的力量。前面的几种力跟机器没有直接关系，在农耕生产里面都实际上使用到了。根据总马力是多少来讲生产力总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做过。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个层面。舒尔茨进一步说明了生产力概念的功能结构及历史建构过程。他通过对欧洲文化、物质文化的历史和数据考察来说明劳动组织。然后舒尔茨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明：“在原始生产（Urproduktion）之上几乎只有运用生产性的人力（productivenMenschenkraft）；对原材料的简单实用以及在此之上工业和商业的有限发展；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和商业阶级成比例地更强增长；与之并行的，直到更近的时代，城市人口较之于农村人口相对的更大增长；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反过来也促使农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对无理智的自然力的不断征服（Unterwerfung），借助于人的意志和劳动的不断分化，以及工具和工艺的不断完善，通过劳动向其最简单的元素的分解和无数双手为了共同的生产目而进行的分工，归根结底，通过人的精神和自然的力之间的分工。生产力（productiveKrfte）更广泛地结合起来：在农业中通过对其不同分支的有益的结合；在工业和商业中通过将运用在企业中的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人力和自然力的最大程度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对生产力的分析不是量的总和，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非常不同的、立足于历史之上的功能性的分析。马克思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中才开始这样分析生产力，这一部分比《德意志意识形态》丰厚、饱满得多。原来传统教科书里面生产力是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力，三个要素就是生产力。在舒尔茨这里，生产力概念原初的起源讲的就是功能性、关系性，而并非三种要素简单的相加。

以上列出的要点，并非《生产运动》中的全部精彩的地方。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还会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舒尔茨的研究，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探索的另一个新的案例，我们相信，通过这样的艰辛探索，我们对于马克思的思想，也会有更加本真性的理解和体会。

注释：

① 前期研究可参考李乾坤发表在2017年第11期《哲学研究》上的《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青年马克思生产范畴形成的重要坐标》一文。

② 分别是日本一桥大学植村邦彦于1981年发表的《从舒尔茨到马克思：近代的自我认识》和德国汉诺威大学米夏埃尔·沙利希于1994年发表的《舒尔茨与马克思：论马克思对舒尔茨〈生产运动〉的接受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行程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影响》。

③ 我在《回到马克思》中就已经明确拒斥这种做法。在《回到马克思》中，我首先就是要客观承认马克思前人的伟大功绩，不管是古典经济学所达到的方法论高度，还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如黑格尔本身已经形成了对抽象的统治的基本判断。关于这一问题，还可参见2011年12月14日发表于《中华读书报》的《白开水与浓汤的辩证法》一文。

④ 需要指出的是，“精神生产”这部分写得也非常精彩，舒尔茨对文化的发展、宗教、艺术乃至哲学，论述得非常精彩，可以看出舒尔茨是个十分博学的人。

⑤ 夏尔·迪潘（Charles Dupin，1784-1873），法国数学家、工程师和政治家。在几何学上首创了“迪潘指数”，并致力于将几何学运用于工业之中。

（本文发表于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1卷第2期，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化马藏”(18JJD71003)成果）

谢选骏指出：张一兵是个共产党员，而且十八岁就宣誓入党了，这使得他的马克思研究无法中立。否则就是“吃党的饭、砸党的锅”了。但是，即使如此，他的文章还是揭示出来，历史唯物主义并非马克思原创，而是马克思从舒尔茨那里“转换”（实际是剽窃）来的——只不过，马克思换了一个说法，把“社会唯物主义”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傻子也知道，“社会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东西——“社会唯物主义”是横观的表达，“历史唯物主义”是纵观的表达，区别仅此而已。“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这哼哈二将一定要把别人研究出的“横岭”（“社会唯物主义”）改名叫做“侧峰”（“历史唯物主义”），然后宣布自己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者……人拿他们有什么办法？谁人如果不服，他们的门徒就会拔出左轮手枪来，叫那位不服的人变成了“废人”！于是，作为共产党干部的张一兵，就采取了弃车（斯大林）保帅（马克思）的策略，通过诡辩手段来辩证“横岭”（“社会唯物主义”）不同于“侧峰”（“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横岭”（“社会唯物主义”）和“侧峰”（“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难道不仅仅只是一个观察角度和语言表述的问题吗？

张异宾，笔名张一兵，男，1956年3月生，1974年11月入党，1972年12月参加工作，1981年8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山东茌平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博士，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

【第二篇  辩证唯物主义是普列汉诺夫硬扣在马恩头上的】

普列汉诺夫为何把辩证唯物主义硬扣在马恩头上？他的行为似乎在控诉马克思恩格斯——你们既然可以剽窃历史唯物主义，我为何不能硬扣辩证唯物主义？

网文《真的存在“辩证唯物主义”吗？》（知乎 2016-12-25）报道：

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经常说“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和社会领域的应用和推广。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真的是如此看待两个唯物主义的关系吗？这种说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概括还是纯粹无中生有的凭空杜撰？这种说法的提出者又是谁？两个唯物主义的关系又是经过怎样的过程被写进教科书的？更为值得商榷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真的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哲学体系吗？换句话说，“辩证唯物主义”真的存在吗？目前来看，如果不阐释清楚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进步与发展会日益受到原有僵化框架的严重阻碍，也会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产生致命性的影响：由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独断论、机械论、二元论、经济决定论倾向，使得马克思主义无法吸收当代科学和哲学的优秀成果，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跟上实践发展的要求。

本文是《“辩证唯物主义”是怎么来的？》一文的续篇。

普列汉诺夫正式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应用和推广。1897年，他在《论‘经济因素’》中谈到：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历史。无论是在自然界或是在历史方面，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辩证性的”。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到历史，所以恩格斯有时将它叫作历史的。这个形容语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768页）他又在《评弗·吕根纳的一本书》中指出：“他（指吕根纳，笔者注）甚至还不完全了解历史唯物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在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中，他没有摆脱许多庸人的成见。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了唯心主义的错误，并且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根据这种世界观，我们现在把经济条件看作是法律观念和道德、宗教观念的基础’。但是怎么会这样呢？难道人们的世界观，即对整个世界体系的看法，就限于他们对‘经济条件’同法律制度和道德宗教观念的关系的看法吗？换句话说，难道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整个世界观吗？当然不是！它只是世界观的一部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337页）

普列汉诺夫依据恩格斯的文本所建构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系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后来，列宁承袭普列汉诺夫关于两个唯物主义关系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列宁：卡尔·马克思（节选）（1914年11月））

最后，现在我们熟知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的表述由斯大林所提出：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其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他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三版，1页）

斯大林的说法成为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米丁所编写的哲学教科书中关于两个唯物主义的关系的权威表述，这种表述后来被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沿用到新中国的第一本马哲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经过这样的过程，苏联哲学体系杜撰出的“两个唯物主义”的关系获得了我们的广泛性接受。

然而，两个唯物主义的关系的确如此吗？如果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的话，那么在时间顺序上，辩证唯物主义的出现必然要早于历史唯物主义。可是根据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未曾对自然科学进行专门的研究。马克思对于自然科学兴味索然，只是后来为了创作《资本论》刻苦钻研过数学，然而这只是工具性地学习而已。恩格斯则是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为了研究军事问题而广泛涉猎自然科学，而后来恩格斯萌生建构自然辩证法的想法，则是在1873年：当时恩格斯想写一本《反毕希纳论》（最后这个写作计划并没有完成），就为此做了一批札记。这些札记后来被看作是恩格斯未完成的《自然辩证法》创作计划的雏形。我们要注意，19世纪50年代（或者更准确的说是1848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是一个关键时期：我们通常把这个时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公开问世的年代前后。那么，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依据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等文本建构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就很可疑了。正如南京大学教授胡大平指出：“……这个年代直接表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几乎与自然科学无涉。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因为它说明：并非如通常解释的那样，以自然观为核心内容的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仅表现为它在历史领域的运用，甚至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辩证的自然观，仅仅是其在自然领域的运用！”（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89页）

更值得商榷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辩证唯物主义”真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正式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吗？马克思在其理论生涯中从未对创立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表露出任何兴趣，对于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构思，也是毫不关心：恩格斯1873年5月30日在致马克思的信中阐述了他“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由于你那里是自然科学的中心，所以你最有条件判断这里面哪些东西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这些东西还有点意义，请不要对别人谈论，以免被某个卑鄙的英国人剽窃，对这些东西进行加工总还需要很多时间。”（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3年5月30日）对此，马克思在次日回信到：“亲爱的弗雷德：刚刚收到你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但是，我没有时间对此进行认真思考，并和“权威们”［注：指卡·肖莱马和塞·穆尔。——编者注］商量，所以我不敢冒昧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3年5月30日）之后马克思在信中便转移话题，谈论梯也尔辞职的事情。

而恩格斯呢，是他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吗？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往往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创作计划表现出恩格斯对于创立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雄心。但是在恩格斯公开发表的，马克思亲自做序并将其誉为“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的文本中，他已经说明地很清楚了，恩格斯否定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这一看法：

“……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不需要任何“科学之上的哲学”、“关于总联系的特殊科学”，除了“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以外，自然世界的问题应该由实证科学去研究。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也十分清楚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组成部分：“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如前所述，“辩证唯物主义”并非是如苏联体系所说是恩格斯创立的，苏联哲学体系所建构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更是没有位置的，根本不存在苏联教科书体系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这种东西。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创作计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的位置呢？我认为胡大平教授的观点很好，我谨摘抄他的观点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对于“自然辩证法”计划的基本性质及其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标准的解释是“‘自然辩证法’，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的著作《自然辩证法》一书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确立的重要标志。”（徐琳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三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页。转引自胡大平书，笔者注。）在今天，这个结论必须予以改变。因为，“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旨在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性提供更广泛论证的计划，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以这样一个粗糙计划来创造出一个辩证法唯物主义体系或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仅违背恩格斯的愿意从而压抑这项研究本身的意义，而且可能与目标相反，真正阻碍在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的发展。实际上，全部计划，焦点问题是辩证法而非自然。作为恩格斯叙述辩证法的载体，自然的含义不是实体性自然界，而是作为生成和消逝（即运动）规律体现者的自然界，套用恩格斯自己关于自然界的一个描述来说，即是“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294页）

注：题图为约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 1828—1888)

本文撰写参考了：

爱真、程建康：《狄慈根第一次提出“辩证唯物主义”概念——兼与鲁丁同志商榷》，《中州学刊》1989年第五期

鲁丁：《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中州学刊》1989年第一期

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江苏人民出版社

网民哀嚎：

华飔霖2016-12-21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方法论而不是世界观。到现今，人们从马克思的文本中，依旧没有找到马克思对于唯物主义的全面的论述。甚至都没有找到什么是唯物主义的直接论述。但，马克思的确讲过他是唯物主义的。而这个唯物主义或许和你理解的不一样…

允冠百王2016-12-21

只有辩证唯物主义不符合科学，哪有什么科学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

ERI KRN2016-12-21

还是首赞。我觉得可以读一读A·施密特的那本书……

允冠百王2016-12-21

如此来看试图说对某项自然科学研究说其“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很可笑的行为咯？

赤酶烯酮回复知乎用户(作者)2016-12-21

科学不涉及本体论。自然哲学学科并未完全解构。

本体论问题不能仅由历史唯物论回答。

马克思主义不等于经典文本。

顾威2016-12-21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也不是唯物主义在历史方面的运用，关于这一点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需要从存在论的高度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以及为何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新的唯物主义和之前的唯物主义有根本性的不同。

“已注销”2016-12-22

洛夫克拉夫特并没有把自己的小说称为“克苏鲁神话”，所以世界上是不存在克苏鲁神话的，对吧？后人把马克思的一整套哲学体系称为“辩证唯物主义”，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当然是这套体系的子集。你来回折腾这个，让我想起了“封建是封邦教土的意思，马克思原字也不是封建，所以中国没有封建时期”那群人。

“已注销”2016-12-22

要反对辩证唯物主义，把定义贴出来，一句一句哪句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应该怎么改，这叫思辨。搞个似是而非的考证出来，有什么意思？搞大新闻也要按照基本法啊。

回复“已注销”2016-12-22

因为从内容上分析，往往被污蔑为修正主义嘛。那我就先考据考据，到底是我正统还是教条主义正统，教条主义手里的教条到底是不是马恩原创嘛。教条主义见到见到理论创新就先扣帽子，唯我独革，唯马恩列斯毛是瞻，那咱就先从考据搞死教条主义！

谢选骏指出：上述网民还不明白，辩证唯物主义是普列汉诺夫捏造的！为何说是“捏造”而不说是“创造”呢？因为，如果“辩证唯物主义”是普列汉诺夫在说自己拿来的概念，可以说是“借用”，如果他要把这个张三的概念强加在李四头上，那就是“捏造”了。普列汉诺夫夫如此不诚实，说明他和列宁是一路货色，完全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家伙！】

网文《“辩证唯物主义”是怎么来的？》（已注销 2016年12月21日）报道：

辩证唯物主义历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两大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然观。然而，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是谁最先提出和使用的？可能你会想当然地说：既然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那么也必然是他们最先提出和使用的嘛。比如列宁就如此认为：“所有这些人都不会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作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十八卷，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一版序言）然而恐怕，我们并不能如此想当然地认为。在目前已经发现的马恩著作和文稿中，从未出现“辩证唯物主义”一词，他们在表述其无产阶级世界观时常用的是“实践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等词，而这些词汇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

在探讨“辩证唯物主义”概念提出的源流时，我们要注意分为两种情况讨论：第一，“辩证唯物主义”在语言学意义上的能指层面的提出。也就是说，这个概念的具体的表述形式的提出。第二，“辩证唯物主义”在传播学意义上的提出，传播学意义上的提出深刻影响了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建构路径和语用环境。“辩证唯物主义”在传播学意义上的提出更为重要，这种提出决定了我们所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首先讨论“辩证唯物主义”在在语言学意义上的能指层面的提出。能指层面上的第一个提出者是19世纪后半期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杰出的思想家、活动家和工人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1828—1888）。1886年，狄慈根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者的漫游》这部重要哲学著作中首次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在这本著作中，狄慈根依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18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经过自己的深刻分析和研究提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哲学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论断。狄慈根在具体论述中，以恩格斯关于“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物主义的完全首足倒置，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语出《反杜林论》）的论述为理论依据，指出：

“因为唯心主义的首足倒置的最后的著名人物，特别是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的首足倒置的产物，完全是德国的，所以，这种首足倒置的产物，辩证唯物主义，也主要是德国的产物。”（《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241页）对自己的这一观点，狄慈根还进一步论证和说明，指出：因为旧唯物主义不理解这一事实，因为它不知道把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概念看成具体事物的抽象图象，“……而因为这种无知，它就不可能克服形而上学，正因为这样恩格斯称这种不懂概念学的唯物主义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称社会民主主义的唯物主义为辩证的唯物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通过在它之先的德意志唯心主义获得了更好的教益。”（《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255页）

不过，我们现在很清楚的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在目前我们所接受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并没有传承狄慈根的思想。1913年，列宁在《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中指出：“工人们要想成为有觉悟的工人，应该阅读约·狄慈根的著作，但一刻也不要忘记，他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并不总是正确的，只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才能学到哲学。”（《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

在传播学意义上提出的第一人是最先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俄国的著名革命家、理论家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1856—1818）。1891年，他在文章《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中首次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现代辩证唯物主义较之唯心主义更加阐明了这个真理，即人们创造历史是不自觉地的：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历史进程归根结底并不是人的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495页）

在这之后，这一术语被他大量使用，为列宁等人所接受，遂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通用术语。

普列汉诺夫为什么使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概括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呢？他有自己的解释。1898年，他在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指出：“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经济唯物主义’这一名字是非常不恰当的。马克思从来没有自称为经济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768页）

网民哀嚎：

若羽2017-04-23

对了，西马三大祖师爷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讨论过所谓辩证唯物主义提法，他们一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实践范畴谈的，不能推演到自然界，当然卢卡奇好像提过一种方法论、认识论上的唯物辩证法。

Da Thirty2017-06-10

哲学这种破玩意在各自然科学不发达时候，和中医等一样，能解释一些东西从而忽悠人。能忽悠人被人能为政治提供各种服务。比如马哲忽悠人搞乌托邦实践。实践的结果无不造成人间惨剧，祸害人类。一句话，哲学和中医一样，在科学还不发达时候，能解释一些事情，但主要用来忽悠。和政治一结合就有宗教的味道了。祸害人间是经常的。

wangzeshi2018-01-19

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是用批判为武器，以证据为依据，以时间历史为生命对大脑产物加以认识与实践。

王大兴2018-01-20

太初有道，道是世界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雨打尘2018-04-19

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诡辩，预设结论，然后再挖证据。事物都有两面性，多解释解释总能找到支持自己理论的客观证据。如果还找不到，就从历史孤证里面找，历史那么长，就算万分之一概率的事情也能找到细枝末节当证据。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都是某些政治家妖言惑众的传家宝。

小美人朴实金鹏2019-08-06

万物生长靠太阳，还得与生长战斗[捂脸]

求理问道2019-11-24

政客不会系统地读书的，列宁就是最好的例子。

谢选骏指出：普列汉诺夫为何拿“辩证唯物主义”的屎盆子硬扣在马恩的头上？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政客，政客需要简化复杂的思想。

网文《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报道：

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俄语：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格里历：1856年12月11日－1918年5月30日，合儒略历：1856年11月29日－1918年5月17日），俄国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是俄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开创者之一，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是列宁的导师，曾出版过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作序的《共产党宣言》。

生平

1856年11月29日生于坦波夫省的古达洛夫卡，1918年5月30日在芬兰的特里奥基逝世。他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时，是一个革命民粹主义的信徒。他反对当时居支配地位的政治恐怖主义路线，是最早倾全力于城市工人工作的民粹派鼓动家之一。到1878年，他已公开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捍卫自己的下述观点：俄国公社的公社土地占有制是，并将继续是俄国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1882年，他所翻译并由马克思作序的《共产党宣言》出版，次年，他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反对民粹主义的长篇论文，并在日内瓦组建了劳动解放社。这个受普列汉诺夫才智支配的劳动解放社是19世纪晚期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中心。它的权威出版物有助于确立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并对列宁1914年前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被恰当地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在他所撰写和编辑的书籍、小册子和杂志上，不仅对民粹主义作了广泛的批判，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知识界取得支配地位，并概略地提出了支配1914年以前的运动的长期战略。由于认识到俄国多类型混杂的社会经济结构具有独特的和病态发展的特点，所以普列汉诺夫坚持革命必须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应当是进行反对沙皇制度和封建残余的民主革命。这一民主革命将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加速阶级分化，并为第二阶段，或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提供结社和出版自由的条件。这两种革命虽然目的截然不同，但在时间上却并不一定相隔很远。普列汉诺夫还断言，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特殊软弱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得不领导这场民主革命，加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人数上相对较少，在思想意识上又很落后，因此，它的任务就特别艰巨复杂。因而，普列汉诺夫要求社会民主党的知识界发挥重要作用，使工人阶级具有组织性、觉悟性和凝聚力。他一贯坚持，没有“知识界这一革命疫苗”的坚定的能动作用，运动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作为一位具有创见和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广泛的和国际的范围内所赢得的声誉仅次于考茨基。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探讨了近代哲学和社会思想的整个发展，并特别强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成熟思想的贡献，普列汉诺夫是把马克思成熟思想表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个人。他认为这种辩证的和唯物的方法阐明并统一了一切知识，他是把这种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而且也运用于语言学、美学和文艺评论的一位先驱者。由于他相信以辩证方式加以运用的经济决定论是一种完美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整个使命所必需的，因而强烈反对任何用输入其它哲学要素来“改良”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因此，他是使马克思主义“一元论”不受伯恩斯坦及其支持者的折衷主义影响的主要捍卫者。

从1905年开始，普列汉诺夫作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政治领导者的地位迅速下降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对1905年俄国革命持犹豫态度。于是他愈益献身于历史和哲学的研究。他在1914年成了毫无保留的“护国主义者”（即战争的支持者）。他在流亡35年后于1917年3月返回俄国。在其余生中，他坚决反对他认为是无原则的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并痛心地认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为时过早并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尽管如此，列宁仍极高地评价他的著作，认为它们是战斗唯物主义的，而且这些著作已成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几代积极分子的主要读物。

所谓“政治遗嘱”

1999年11月30日，俄罗斯《独立报》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所谓“政治遗嘱”，在俄罗斯立即引起很大反响。围绕“遗嘱”的真伪问题，俄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据称，“遗嘱”是物理数学博士、副教授，当时在非洲博茨瓦纳大学任教的俄侨尼·尼热戈罗多夫交给俄罗斯《独立报》的。他是从格·瓦·巴雷舍夫那里得到的这一“遗嘱”。巴雷舍夫自称是普列汉诺夫姐姐柳博娃·瓦连廷诺夫娜的远房亲戚。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塔·菲利莫诺娃认为“政治遗嘱”系伪造。普列汉诺夫的遗孀罗·马·普列汉诺娃的档案也保存在普列汉诺夫博物馆，在她的档案中对此只字未提。普列汉诺夫的亲戚们对“遗嘱”也一无所知。普列汉诺夫的遗产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都从未谈起过这件事。菲利莫诺娃在她的《我们同时代人编造的文献》一文中谈到普列汉诺夫确实有个“遗嘱”，但决不是《独立报》上发表的所谓“政治遗嘱”。

《独立报》的文章称，普列汉诺夫于1918年4月重病时以半个多月时间口授，由列夫．捷依奇记下，全文约2.8万字。普列汉诺夫将遗嘱放在巴黎银行保险箱禁止观看，并嘱咐当布尔什维克不再掌权的时候才可以公布。“遗嘱”中写到：

“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随生产力发展，知识分子队伍将比无产阶级增加得更快，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跃居首位，在电气时代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会过时。

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方式，会从“阶级恐怖”到“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

布党将会依序遭遇四大危机：饥荒危机、崩溃危机、社会经济危机、意识形态危机，政权土崩瓦解，这过程可能持续数十年，但谁也无法改变这结局。

20世纪是伟大发现的世纪，启蒙和急剧人道化的世纪，将推翻和谴责布尔什维主义。到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将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

国家的伟大，不在于其领土、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公民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承受贫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动荡，直至崩溃。

2000年3月4日，《独立报》刊登了哲学博士叶列娜·彼得连科等人合写的文章《真有这个“遗嘱”吗？》文章对是否存在这个遗嘱提出质疑，并认为该遗嘱是当代人编造的。他们认为，该“遗嘱”的内容存在以下问题：

“遗嘱”中到处充斥着绝非普列汉诺夫式的谈论当前迫切问题的语句和当代报刊上的套话。

《关于列宁及其他一目失明的领导人》这一部分，使人明显感到受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影响。

说普列汉诺夫在临终前“恍然大悟”，从一个有着40多年革命生涯的人变成了彻底的进化论者，这是当今社会学家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从不作带有任何具体时间的预测。

著作

《我们的分歧》Our differences中的“劳动社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1885）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 View of History （1894）

《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

《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1908），1969年英文版。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On the Question of the Individual's Role in History （1898）

参考文献

潘世伟，徐党哉主编.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 2013.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2: 415. ISBN 978-7-208-12024-2.

 欧阳向英. 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真伪辨.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3, (07).

 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

 靳树鹏. 我看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 (PDF). 《二十一世纪》17期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03-08-30.

 翟民刚. 俄学者彼得连科等认为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是编造的. 国外理论动态. 2000, (06).

书目

A.阿舍尔：《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德和孟什维主义的发展》，1972年英文版。

S.H.巴伦：《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1963年英文版。

同上作者：《介于马克思和列宁之间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1962年英文版。

L.H.海姆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1955年英文版。

谢选骏指出：不论普列汉诺夫遗嘱真伪，他捏造辩证唯物主义的行径，却有效地愚弄了比他更加不学无术的列宁一伙，从而给布尔什维克主义灌注了先天的劣质奶粉，终于在七八十年以后导致了苏联帝国这个豆腐渣工程的在第一个历史周期（据我所知一般是七八十年）的总崩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第三篇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一钱不值】

网文《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缺陷及成因》（董丰均2011年1月23日草成2月11日修改）说：

一、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缺陷

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缺陷有两种，一种是错误的，另一种是空白即没有论及到的。

错误的有六点：

第一，货币的定义。马克思说“一当它（即金，本人注）在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中独占了这个地位，它就成为了货币商品。只是从它已经成为货币商品的时候起，第四种形式（即货币形式，本人注）才同第三种形式（即一般等价物形式，本人注）区别开来，或者说，一般价值形式才转化为货币形式。”（《资本论》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又说“充当一般等价物就成为被分离出来的商品的特殊社会职能。这种商品就成为货币。”（《资本论》第105页），后人就将其概括为“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吴树青任顾问，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第3版《政治经济学》第50页，以下引用此书时我称之为高教本）。

第二，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马克思并没有直接说出这句话，而是后人从他的论述中概括出来的，例高教本说“不管货币形式怎样变化，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本质作用不会改变”。（见高教本第53页）

第三，把货币固定在金银身上。马克思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资本论》第107页），他还说“为了简单起见，我在本书中各处都假定金是货币商品”（《资本论》第112页）。

第四，不承认纸币是货币。马克思说“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成为价值符号。”（《资本论》第148页），后人就概括为“纸币是由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纸币不是货币”。（罗清和、鲁志国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政治经济学》第51页）。

第五，不承认纸币具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

关于“价值尺度”，马克思说“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资本论》第112页）高教本表述为“货币能够充当价值尺度，是因为货币本身也是商品，具有价值。”（高教本第53页），这样，纸币由于不是商品，没有价值，自然就不可能具有价值尺度的职能。

关于“贮藏手段”，高教本说“执行贮藏手段职能的货币，既不能是观念上的货币，也不能是价值符号，而必须是足值的金属货币”。（第55页）“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它的价值在于流通，因此，纸币不具备贮藏手段的功能”。（第55页）

关于“世界货币”，马克思说“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资本论》第163页），又说“在后一种职能上（即世界货币职能，本人注）始终需要实在的货币商品，真实的金和银。”（《资本论》第165页）这样，纸币就不具备世界货币的职能了。

第六，纸币的流通规律必须符合金的流通规律。马克思说“纸币流通的特珠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来说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如果纸币超过了自己的限度，即超过了能够流通的同名的金币量，那末，即使不谈有信用扫地的危险，它在商品世界毕竟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那个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个金量。”（《资本论》第147页，语句不通，估计是翻译问题，《资本论》中译本居然有语句不通问题，真令人诧异。本人注）

空白即没有论及到的就是对信用本位货币的特殊性质和特殊规律完全没有研究，也没有指出货币的根本规律普遍规律，而这恰恰是现实最需要的最重要的理论。

二、为什么说马克思货币理论中上述部分是错误的和空白的

为什么说有以上的错误和空白呢？这里必须要对货币的发展史作出简要概括。

货币的发展按其本位为标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纯商品货币阶段，这个阶段是从货币产生到北宋时期的公元995年出现交子结束，第二阶段是商品货币和信用货币并存并相互挂钩阶段，从公元995年交子出现到1971年8月15日美元最后一个同黄金脱钩结束，第三阶段是纯信用货币阶段，从1971年8月美国放弃金本位直到今天。

货币的发展历史用图表简单表示如下：

公元995年 　 公元1971年8月15日

商品货币阶段 商品货币、信用货币并存并相互挂钩阶段 信用货币阶段

商品货币 信用货币

当然这是从世界范围大致划分的。

现在就可以来分析上述的六点错误了。

第一，关于货币的定义。定义即概念，凡概念应有内涵和外延，内涵概括的是所有外延的共同本质，外延是具有共同本质的所有对象。二者是统一的。马克思的货币定义“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其内涵没有概括出商品货币和信用货币的共同本质，即没有概括出所有货币现象的共同本质，其外延没有包括信用货币，即没有涵盖所有的货币现象，这个定义仅仅是对个别商品货币的概括，如果按这个表述来判断，必然不可能承认金银充当货币以前的商品货币，如我国古代的贝壳货币，因为它没有“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早在两千多年前就退出了货币舞台，更不可能承认金银充当货币之后的今天的信用货币，因为它不是商品。如果有人问“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那今天的货币是由什么商品充当的呢？将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对货币概念应该这样定义，“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是可以买到一切商品和劳务的东西，通俗地说就是钱”。因为只有这样的表述才抽象出了所有货币现象即商品货币和信用货币的共同本质，其外延才覆盖了古今中外所有的货币现象即涵盖了所有的商品货币和信用货币。

第二，关于货币的本质。说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那么货币就必须是有价值的，没有价值的东西怎么“等价”呢？这样就必然不可能承认信用货币，因为信用货币不是商品，既没有使用价值又没有价值，它不可能成为等价物。所以这个表述依然是错误的。正确的表述应该为“货币的本质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正因为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它才成为了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才具有货币的五大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

第三，关于把货币固定在金银身上。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其实在金银充当货币之前就出现过许多货币，如我国的贝币。在金银充当货币的同时，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其它货币，如我国的铜钱、太平洋岛国上的石币。金银充当货币的时间也不太长，我国早在193５年实行法币改革后，金银就退出了货币宝座，美国在1971年8月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不再兑换黄金后，金银就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里都退出了货币宝座，金银充当货币的历史无论是相对于人类历史来讲，还是相对于古代的贝币铜钱历史来讲，相对于将来的信用货币历史来讲都是短暂的。因为这里有个货币的根本规律在起作用，那就是商品经济的状况决定货币，货币必须适应商品经济的要求。这就决定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货币出现，所以根本不存在金银“固定地”充当货币的情况。

第四，关于不承认纸币是货币。纸币是个很复杂的概念，它至少有四种含义：第一是指现代信用货币，即1971年8月15日与黄金脱钩了的美元乃至今天全世界的货币，如人民币、欧元、日元、英镑、卢布等等，即使这些货币材料不是用的纸也统称纸币。第二，纸质的货币，如我国现在流通的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1元纸币等，它不包括铸币、硬币、塑料币、电子货币、记帐货币、支票等。第三，商品货币本位下的记帐转帐工具，如，我国北宋时期的交子、金本位时期的支票等。第四，商品货币本位下的流通纸质货币符号，如1944年布雷顿森林系统建立后到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系统崩溃前的美元，其含金量为1美元＝1/35盎司黄金。本文主要是从第一种含义上使用纸币概念的。但是，无论从那种意义上讲，特别是从第一种意义上讲，纸币就是货币，它具备货币的五种全部职能，只是第三、第四种由于和商品货币挂钩并混合使用，不是完整意义的货币，其货币职能有自己的特点而已。我将在第五条（即下条）的论述中进一步论证纸币（即纯信用本位货币）就是货币的观点。

第五，关于不承认纸币具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

纸币即纯粹的信用货币照样是具有这三个职能的。原因首先是货币的五大职能是由货币的本质是商品的交换的媒介决定的。货币的本质决定货币的职能，货币的职能反映货币的本质，二者是统一的，不存在这几种职能由本质决定，那几种职能不由本质决定，不反映本质这种情况。一种东西只要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只要能流通，它就是货币，只要是货币，它就会具有这五种职能（由于前四种职能都是讲国内的职能，所以任何一种货币在它流通的区域都具备前四种职能，至于第五种职能即世界货币的职能，则要看情况，由于今天是多种信用货币竞争，所以不可能是所有的货币都具有世界货币的职能，只有一种乃至几种强势货币具有世界货币的职能）。其次，五种职能（主要是前四种）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即一有俱有，一损俱损，只要能流通，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一定具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的职能，强势纸币还具有世界货币的职能。具有流通手段职能，一定具有支付手段职能，这是没有异议的，请进一步思考，没有价格，即没有价值尺度的职能，怎么买卖呢？即怎么流通呢。确定价格是买卖的前提，这样纸币就有了价值尺度的职能。同理，贮藏手段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的关系同样是互为前提的。设想，一个没有贮藏手段的东西，有谁接受它呢？它将不可能成为货币，只有有贮藏手段的东西人们才会接受它，它才能流通，才能成为货币。所以，货币（无论是商品货币还是信用货币）必然具有这四种职能，强势信用货币还具有世界货币职能。

不过不同本位的货币实现这五种职能的情形各有自己的特点。如信用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时最为快捷，在今天甚至是仅仅只点点键盘就可以了，而商品货币就极为不方便了。这也正是信用货币战胜商品货币最终独霸货币宝座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如信用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时表现为为各种商品标出价格，拥有货币的人可以根据价格判断得了货币的购买力即币值，执行贮藏手段时要求币值稳定，货币贬值就会导致贮藏手段职能的下降。执行世界货币职能时要求该国实力强大，外贸份额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较大，本国货币可以沉淀到世界市场上，否则则可能被逐出世界货币的宝座。换言之，信用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时具有即时性、相对性的特点，而商品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时则具有永久性、绝对性的特点。

纸币具有了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当然就是货真价实、当之无愧的货币了。

第六，关于纸币的流通规律必须符合金的流通规律。如果承认前五条马克思是错误的话，这一条不需要进一步论证，因为既然信用完全把金银踢下了货币宝座，独立地戴上了货币的王冠，那它就有独立的货币数量规律而和黄金毫无关系。实际上，在纯信用货币条件下，货币发行多了，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货币发行少了，导致通货紧缩。在信用货币和商品货币（金）挂钩混用的条件下，货币发行是必须保证可兑换性的，那只可能发生通货紧缩，绝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

至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空白，就不用分析了，因为他的著作中从没有论及货币的根本规律、普遍规律以及信用本位货币特有规律的内容。

三、马克思货币理论产生上述缺陷的原因

现在来分析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六大错误一大空白的两大缺陷。

首先从经济分析方法的角度来分析。马克思在研究货币的产生、本质、职能、数量规律时。过于看重货币表现商品价值的作用，而忽略了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媒介作用。而实际上这两种作用是互为前提、同时存在的，而且媒介作用更为重要，更为根本。比如，他把货币的产生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2、总和的和扩大的价值形式。3一般价值形式。4、货币形式。”（见《资本论》目录）四个阶段都在“价值形式”上做文章。讲货币本质时，定为“一般等价物”，又在价值形式上做文章。涉及职能时，因为纸币没有价值，所以就不承认纸币具备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仅仅代表金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正因为金有价值，所以才具备货币的全部的五大职能，又是以是否有价值作为取舍标准。在研究货币数量规律时，若纸币发行量太多，导致出现了通货膨胀，不是说货币贬值了，而是说纸币的含金量降低了。因为纸币无价值，金有价值。这样就必然导致不可能承认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前出现的货币，如我国的贝币是货币，只把它们称为一般等价物，更不可能承认纯粹的信用可以充当货币。如果着眼点换一下，如果从商品交换的媒介角度着眼，情况马上就有了根本的变化，不管有没有价值，只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就是货币，即把货币的定义、本质定位于“商品交换的媒介”，那就必然承认所谓的“一般等价物”即贝壳等是货币，必然承认信用可以充当货币，必然承认“纸币”是货币，必然承认货币数量规律同样适用于信用货币，必然要探讨信用货币的特殊规律，既然有信用货币的特殊规律，必然有商品货币、信用货币的共有规律，即货币的普遍规律和根本规律。

其次，从认识论角度来分析。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意识是客观对象在人脑中的反映。马克思的货币思想也不例外。这就决定了马克思的货币思想只可能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货币现象的反映，马克思生于1818年卒于1883年，集中反映其货币思想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于1867年，他所生存的年代，正是商品货币与信用货币并存、挂钩、混用阶段，此时，纯商品货币阶段已经结束，纯信用货币阶段尚未来临，所以，马克思没有看到纯粹的信用充当货币的景象。他的货币思想只是对货币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商品货币与信用货币并存挂钩混用阶段的理论概括，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对全部货币现象的理论概括。这样的结论是以偏概全的，充其量是近似的正确，仅仅适用于货币发展的第二阶段，超出这一个阶段就失效了，尤其是不适用于纯信用货币阶段。马克思同其他任何人都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历史的局限。这是马克思货币思想产生缺陷的根本原因。

四、马克思货币理论缺陷带来的危害

错误的理论（认识上的误区）和理论的空白（认识上的盲区）必然在反作用于实践时给实践造成危害。由于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地位很高，是公认的十大影响人类历史的名人之一，所以他的思想的错误和空白带来的危害就更大了，比如说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如中国的大学、中专、高中的教科书直到今天还在完整的讲述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不敢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直到今天还有人主张恢复金本位，如《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斌在该书的最后结语中居然胡说“藏金于民以待天下有变，以黄金为支撑的中国元将在一片由过度债务贪婪所造成的国际金融废墟上卓尔屹立，中华文明自有出头之日。”但最大的危害，我认为是造成了1929-1933年的人类史上最惨烈的经济危机。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也不是战争造成的而是纯粹的人类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的，而这些错误的经济政策当中最主要、最直接的就是错误的货币政策。具体说来就是由于在理论上不承认纯粹的信用可以充当货币，只承认黄金才是货币，这样就不敢放弃金本位，不敢割断纸币（美元）与黄金的关系，这就必然导致要保证美元的可兑换性就不可能多发行纸币，而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则需要增发货币，这样就出现了社会总供给大大超过了有购买力的社会总需求的景象，农民的产品卖不出，无钱购买工业产品，工人的产品卖不出，无钱购买农业产品，所谓的“生产过剩”就出现了。现在可以清楚的看到所谓1929-1933年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其实质就是“通货紧缩”。其直接原因就是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即在实体经济要求挣脱黄金准备金的束缚而多发行货币时，美联储为了保证美元的可兑换性而不可能多发行货币。而这个错误政策的理论根源就是马克思的黄金货币论。这里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是共产主义者，美国政策应该不会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为指导，但是，美国政府当时（罗期福新政之前）的金本位政策，乃至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又恢复金本位政策，都是以黄金货币论为理论基础的，换句话说当时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货币理论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吻合的，一致的，都是黄金货币论。所以，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证明了黄金货币论的破产，也就是证明了马克思货币思想的破产，反过来说，黄金货币论（无论它是马克思的还是别人的）都是导致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理论祸根。这里还要说明的是1933年初上台的罗斯福实行的一系列新政，其根本的核心就是一个：抛弃金本位，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发行货币，非常可惜的是罗斯福乃至整个理论界都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黄金货币论的错误，到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又复辟了金本位，直到今天才由我这个中国的高中政治教师第一次提出并论证清楚了“信用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信用”的观点，可惜至今尚未得到社会主流的认可。

五、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合理内核必须坚持

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发展是辩证的否定，是否定之中有肯定，是批判的继承，并不是全盘否定。我们对待马克思的货币思想也应该是这个态度。我们抛弃的只是其中的错误部分、过时部分，其合理内核是必然坚持的。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合理内核我认为至少有：１、商品两要素及价值规律，２、商品经济是货币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和前提，３、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４、货币有五大职能，５、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货币流通次数成反比，６、货币代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等等。如果把这些抛弃了，就不是个正直诚实的学者，所以我提出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货币观。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不是仅有“缺陷”，而是根本一钱不值——因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毫无合理内核，所以不是“必须坚持”，而是必须抛弃。所以我说，马克思是个社会寄生虫，夸夸其谈，坐享其成，所以毫无风险投资概念，所以只知道资本家会像他一样剥削寄生，不知道资本家会破产倒闭、会坐牢自杀。马克思的货币价值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所以他认为政府无法决定货币的实际价值，并进而得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谬论。其实则不然，因为在任何社会，劳动价值都是由政府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所决定的。因此事实上，是上层建筑决定了经济基础而不是相反。例如政府通过操纵税收和利率，不仅可以左右财富的分配，而且可以左右财富的生产和商品的流通，从而达到决定货币价值、造成升值贬值、改变劳动价值的目的。

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控制手段，使得劳动价值更多成为一种心理价值，也就是虚拟价值。不仅像货币，而且像股票、金银财宝、书画收藏，其价值都是可以操纵的。如果政府垮台了，货币当然就没有价值了。不仅如此，政府发动战争，也可以使得不动产暴跌。货币就是强权规定的价值，和劳动本身可以毫无关系。就像一伙强盗，给人打白条“借钱”，如果这个强盗党团有了信用，他的白条就像货币一样值钱了。就像信用卡一样，额度还可以增长，全是虚拟的、任意的。虽然事实上，所有的信用都是有限的、最终会破产的，所以都是虚拟的。但是问题来了，为何“正因为虚拟的，人们才会需要”呢？我认为这不仅因为需要交易，还另有一种“心理上的需要”，否则觉得“没有虚拟性质就会觉得活着没意思”。因为财富这个东西，大部分不是用来交易的，而是作为一种“身份标识”而存在的。人们把吃不完的穿不完的用不完的，就拿来显摆。

甚至写作也被用于这个目的。例如毛泽东是超级恶霸地主，拥有中国的一切，但是他却说不要所有的权力，只要保留一个“伟大的导师”，保留文霸的地位，保留通过写作来获得显摆的地位，保留发布最高指示的地位——其短短数语，让人摸不着头脑，类似川普的“推文”：“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世界首富这样的大款也要写作一点东西，这也是为了显摆，其实他写的东西不怎么样，但是可见写作的重要——他不是为了卖钱而写作的那种贱货，他是为了显摆而写作的那种贵族。在这一点上，他比马克思高贵多了，因为马克思写作是为了从恩格斯那个工人阶级的吸血鬼那里要到一些补助款，为了说服革命同志慷慨解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虽然不是贵族，但比市井无赖马克思却有贵族遗风，他就像“音乐仆役”贝多芬所需要的那种施舍银钱的恩人。

但正是这种要饭的处境，让马克思创造了他的“劳动价值论”，以为他在写字，写的字就一定值钱。其实不然。同样的写字，价值很不同，有的一字千金，有的一钱不值。哪有什么固定的“劳动价值”可言！

举例来说，领导的字写得难看，但因为他是超级名人，就可以一字千金了，后来因为斗败了，强迫退休了甚至下到监狱里了，同样的字就一钱不值了。所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当时是一钱不值的，后来他的门徒夺取了政权，他的理论就一字千金了。

这种现象不是抬举了马克思，而是打脸了马克思，否定了他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建筑”，反而证明了谢选骏的“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例如“国家争霸促进了科学和民主，促进了技术发展”，这也是一种“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第四篇  《资本论》像魔鬼周期性地痉挛】

2014年9月14日，“BBC中文网”发出叫嚣：“《资本论》又热，马克思笔记本瞄准中国！”

他说的是，147年前的这天（1867年9月14日），一本用德文写作的大部头“政治经济学”著作在德国汉堡出版。没有隆重的发售仪式、没有作者的现场签名。实际上，鲜有人注意，问津者寥寥。

然而，这本书却终于点燃了思想的鬼火、播下了革命的孽种、甚至歪曲了一些国家的历史轨迹、瓦解了一些民族的命运。

这本书，就是普鲁士（今日分属德国和波兰）出生的哲学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最邪恶的思想和学术毒品——《资本论》。

《资本论》基于马克思对资本运作二十多年的捉摸，他在伦敦强盗的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苦思冥想，据说他的两条狗腿把书桌下的地板都刨了一个坑！显然，这样的“潜心研究”只能是魔爪干的。

在被巴黎市政当局驱逐出境后，马克思携带大小老婆在1849年逃到伦敦，直到他在1883年去见了魔鬼。

他的酒肉狗友恩格斯用钱耍他，挑逗马克思可以专心写作魔鬼著作，在大英博物馆的流浪汉阅览室里写下了大量的笔记、手稿，并终于在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Capital。

实际上，这是马克思在世时亲眼看到的《资本论》的唯一部分。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汇总他留下的草稿和大量笔记、论文，整理编撰出《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The Process of Circulation of Capital，在1885年仍以作者马克思的名义出版。

1894年，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笔记编纂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

三卷合在一起，就是今天祸乱世界的《资本论》，令人作呕的Das Kapital。

马克思的笔记本

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而准备的大量笔记、草稿，是同样珍贵的历史文献，也是收藏者追寻的“墨宝”。

无独有偶，在《资本论》诞生周年之际，一本原以为失踪多年的马克思的一本笔记重新浮出水面。

奥地利的古书店Inlibris从一位美国人手上买下了马克思在1840-50年代写下的一本笔记。这期间，也正是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潜心准备的时期。

这本49页的线装笔记本里，马克思用法文和德文记下了大量的政治和经济理论的思考笔记。书店老板Wetscherek介绍说，笔记全部是马克思手写的，包括马克思对当时一些欧洲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理论的摘抄和他对摘抄内容的批注评论。

柴米油盐流水账

英国鸦片贩子的BBC，1970年代播出的电视剧《艾琳娜·马克思》。艾琳娜是马克思7个儿女中最小的女儿，也是马克思最喜欢的一个。7个子女中，只有三个活到成人。

最有意思的是，除了政治经济理论笔记，笔记本中还记录了1850年以后在伦敦的生活开支流水账。

马克思详细记下了去当铺典当获得的金额，并一再抱怨各种帐单，包括肉铺、鞋匠和书匠的收费，以及牛奶、煤球、面包、药品甚至防蛀卫生球的价钱。

字里行间，活生生的勾画出犹太人马克思一家人流浪生活的困苦窘迫。

犹太人马克思一家的窘困，在犹太社会并不罕见。但像他这样能够乞讨为生的却不多见：在已经发表的他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一览无余。

其中一封信中，马克思向恩格斯抱怨说：“一个星期前我到了无法出门的地步，因为我的外套押在当铺里。我已经吃不起肉了，因为欠债太多。”

在另一封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说：“我夫人在生病，小珍妮（马克思的女儿之一）在生病。我不能请医生，因为付不起药钱。过去8-10天里，全家人只能靠面包和土豆充饥”。

好无耻的乞丐卡尔·马克思！显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痛恨就是因为他自己企图不劳而获。马克思传记作者之一Francis Wheen说，“马克思此时已经完全破产，他若不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就是在当铺里。”这活画出了一个犹太吸血鬼的嘴脸。他在当铺里典当的东西，就是他以前积攒下来的不义之财。

马克思的双脚在阅览室地面上刨出了坑，就是债务缠身逼得流浪狗六神无主。

重温《资本论》

《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版是俄文版，1872年在沙皇俄国发行。当时的沙皇被共产主义吓得杯弓蛇影。但沙俄的新闻检察官认定《资本论》是“纯粹的科学著作”，而且“在俄国不会有几个人有兴趣读，能读懂的就更少”。

历史证明这个判断是多么的错误。

1887年《资本论》的魔鬼英文版问世。此后它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50多种魔鬼语言出版。《资本论》的魔鬼影响力远远超过它的销售量。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他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批判被证明很多都是正确的和有预见性的，因为饥饿的人往往能够发现某些真相。

2008年爆发新一轮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资本论》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和第二故乡英国又出现热销。

至于他在《资本论》中预言，资本主义因无法克服自身造成的循环往复的经济危机而最终要灭亡，还需要时间的验证。

对了，前面提到的那家奥地利古书店，要把马克思的那个笔记本上市拍卖，特别瞄准中国买家。拍卖最低估价200万英镑。

马克思这条死狗如果九泉有知，一定会追着世人，向大家索要稿费了！

【第五篇  《资本论》是雾霾产生的毒品】

流亡英国的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唯一一本没有写完的“学术著作”《资本论》，为什么充满了神经质的胡言乱语？

原来，那是他在英国首毒伦敦市吸收了过多的有毒气体造成的。

网文《马克思一家子的悲剧：妻女死于伦敦雾霾》写道：

1882年，马克思带领一家子去移居到英国伦敦，他在伦敦生活了三十多年事件，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间，既用在写作资本论等革命理论巨篇，也用在了为英国伦敦人民吸霾了。之后，在伦敦雾霾最严重的时候，他的妻子与女儿分别死于癌症与肺病……本文摘自风传媒，作者吴祚来，原题为《马克思一家子被伦敦毒雾给毁了》

谢选骏指出：这里“1882年”有年代错误，1882年已经接近马克思死期。

题记：马克思一家子为什么不幸？

特别是马克思家的孩子多病或早夭，近日我通过伦敦污染年代的比对发现，马克思家庭不幸，是因为伦敦毒雾，燕妮更是死于1880－1881年的伦敦毒雾！本文引用或转用的均是公开的史料与信息，本文的唯一可能的贡献，是发现了伦敦污染是造成马克思家庭不幸的根本原因。而环境污染对马克思一家的致命影响，学界似乎无人关注或提及。

这篇文章是想通过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的家庭在伦敦污染灾害中的不幸，引发人们对污染灾害的关注与重视，不做其它解读与引申。

1、

查阅到的资料显示，伦敦在冬季空气污染最早的记录甚至可追溯到1813年，随后的1873年、1880年、1882年、1891年、1892年和1952年等年份又多次发生非常严重的大气污染事件。

我们还知道从1849年移居这里到1883年3月14日逝世，马克思在此生活了３４年，也就是说，马克思一家子经历了伦敦最严重的雾霾就达三次（其它年份当然也有污染），即1873、1880、1882年，没多少人能想到吧，这样，马克思主义的这位创始人、导师，逃离了欧洲大陆，带领一家子去帮助英国伦敦人民吸霾达三十多年时间，生命中最美好的时间，既用在写作资本论等革命理论巨篇，也用在了为英国伦敦人民吸霾了。

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德国的爱国者们骂马克思，离开了祖国，你神马都不是。当然，如果真有人骂他，马克思的回答会非常简单，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1980年代，中国学界最热点话题是马克思主义异化论，异化论源起于中国学界热烈讨论一本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论”简单地说，就是人创造的对象物，本来是想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但人类在创造过程中，或创造结束后，发现这个对象物产生了异已于人类的力量，它不是造福于人类，而是造恶于人类。

1980年代的学界为什么非常热心研究马克思的这篇并不长篇大论的手稿呢？

主要原因就是其异化观点，学界或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发现，某些力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并成为国家社会的异已力量，必须正视，必须改变，必须反思。

马克思在这篇《手稿》中说：“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产相反意义上的自身。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

动物都需要新鲜的空气，但工人在污染的企业中劳作，似乎连新鲜的空气都不需要了，不仅工人如此，整个社会都如此，为了经济发展，为了生活富足，开足马力生产，挖掘，开发，建设，最后不仅没有了新鲜的空气，连蓝天也没有了，毒雾霾开始肆虐，雾霾就是人类亲手创造的最大的异已力量，成为整个国家的公害。

有学者翻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恩列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发现马恩有大量关于城市工业污染的叙述：

恩格斯：“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

曼彻斯特工人聚居区的境况更差：“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业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

当然不仅仅是曼彻斯特，其它英国工业城市特别是伦敦也一样，“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全被隔绝了的街道上和大杂院里……一切腐烂的肉皮菜帮之类的东西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自由地散出去，势必要把空气搞坏。”

“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

马克思：“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了百病丛生的根源。”

2、

相关资料显示：1848年3月3日，马克思接到比利时当局限今24小时内离境的命令。夜里，警察突然闯进马克思家中，借口马克思没有身份证逮捕了他。马克思被拘留18个小时后才被释放。马克思勿忙离开了布鲁塞尔。

而这一时间段，马克思的生活非常穷窘，妻子燕妮承担着主要家庭生活的照料，他伴随马克思从布鲁塞尔、巴黎到伦敦的流亡生活，直到1867年资本论系列第一本出版以后，家庭财政状况才有所改善。

马克思与燕妮共生育有7个孩子（一说六个），但是只有3个女儿爱琳娜，燕妮和劳拉活了下来。他们来到了伦敦，生活在一套只有两间狭窄房间的公寓内，长子海涅出生不久便夭折，马克思把孩子的死视为“资本主义罪恶制度下，穷人悲惨境遇的牺牲品”（显然，他没有意识到污染对孩子夭折的致命原因）。可不幸的是，两年后，又遭次子弗朗西斯卡夭折。1852年，马克思在他的书中写道：“我的妻子病了，女儿珍妮病了，我无法而且从来无法请医生为她们诊治，更无钱买药。上周，我还能为孩子们买土豆和面包，可今天，我又能为他们买什么呢？”

马克思对3个女儿在贫困生活中成长，一直深感内疚，其中，他觉得最对不住的是长女珍妮。1862年，他在书中写道：“珍妮的年龄不小了。在她这个年龄，已经能够感受到全家生活的重担以及贫困的境遇。我想这就是她生病的主要原因。”（他还是没有意识到，污染对孩子健康的重大影响）

马克思当时可能不知道，面对污染，只有逃离重污染区，求医问药有多大用处？一旦污染致病，即便在一百年之后，可能也是无解。

1867年夫人燕妮被诊断患上癌症，她于1881年12月2日在伦敦去世，享年67岁。

他们的女儿珍妮1883年1月，她死于肺结核，年仅39岁（一生也受尽了病痛折磨，根本原因应该还是污染导致。）。

让我们看看燕妮与珍妮因病去逝的时间，会发现，他们都病逝于残酷的伦敦之冬，这是伦敦污染最严重的时间段，还有，1881、与1883这两个年份之前一年，即，1880年污染最严重，第二年冬天，燕妮病逝，1882年污染最严重，1883年，珍妮病逝，而且是肺病。珍妮的去世，给了马克思最后一击，两个月后与世长辞了（马克思的去逝，因此与污染有间接的关联性）。

马克思3个女儿中，劳拉寿命最长，她和保罗生育的3个孩子都先后夭折了。1911年，劳拉和保罗饱受着贫困的煎熬，而且对于长期的斗争生活产生了厌倦，在寓所双双自杀（一直饱受严重的污染伤害，会不会是导致抑郁症的原因之一？）。

至于马克思的小女儿埃莱诺，有着十分幸福的童年时光。在她的记忆中，父亲会经常和她们嬉笑玩耍、讲故事，在她的眼中，父亲是无以伦比的故事天才（可惜没有关于污染的痛苦记忆留存下来）。埃莱诺一直留在马克思的身边，当他的私人秘书。1898年春，由于丈夫爱德华久治不愈，埃莱诺极度消沉、抑郁，两人决定一起服毒自杀。3月13日，埃莱诺身着白裙，先服下毒药离开人世，而其夫几年后才病逝。

马克思女仆海伦·德穆恩曾有过一个私生子腓特烈，1851年，腓特烈·德穆恩出生不久，就被托付给一对工人夫妇收养。腓特烈的学费由恩格斯提供（名义上是恩格斯的孩子）。1895年，在他去世之前，恩格斯还是将真相告诉了腓特烈，他后来当上了一名技术机械师，在伦敦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一生。他于1929年去世，享年78岁。据说他是惟一活着看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马克思的孩子。

马克思的墓碑上刻着用英文书写的两句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哲人不仅要通过各种方式说明世界，而且重要的是要去变革它”。

现在人类面临的大问题是，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应对环境生态的严重污染，哲人们不仅要通过各种方式说明世界被污染的原因，而最重要的是要去改变它。

……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文章虽然有些粗疏，但总体上说得不错。当然它没有指出的是，在如此的严重的夺命毒气之下，马克思所写作的《资本论》，怎么可能不带有严重的乃至病态的偏见呢？马克思自己不是说了吗，他的存在决定了他的意识？至于马克思的老伙计恩格斯，也当如是观也。他虽然是个万恶的资本家，但毕竟还是和他的姐妹花以及工人们一起，吸着毒气。所以他的学说也像马克思一样散发着犹太、德国和英国的三料混合毒气。他还帮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这毒气迄今为止已经毒害了人类一百多年。

一个吸着雾霾的人，他的头脑可能正常吗？

举一个例子，《资本论》论一千道一万，就是没有说资本的利润是来自风险的。资本与其说留着工人的血还不如说流着资本家的血——资本家们失败了破产了会上吊自杀的，而工人们却不会因为受到剥削而自杀。工人只会流汗，不敢流血的无法升到资本家阶级。

【第六篇  《资本论》以偏概全是因为信仰魔鬼】

《专访：马克思《资本论》的思维错误在哪里？》（14.09.2017 张丹红）报道：

150年前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曾经担任德国《商报》总编多年的齐瑟默尔认为马克思是首位真正的全球化思想家。

德国之声：齐瑟默尔先生，为了普通读者进一步了解经济学大家，2012年《法兰克福汇报》出版了一套丛书。而您作为自由市场的拥护者，却恰恰撰写了有关卡尔·马克思的书籍，您是出于什么动机呢？

齐瑟默尔：这里有两个原因。青年时代的我并不是自由市场的信奉者，而是共产主义者。当时，我是带着左派的意识形态眼镜来阅读马克思著作的。之后我逐渐发展成为一名自由派、保守派。我一直想重读我青年时期读过的马克思著作。后来我也这样做了。那时我就对《法兰克福汇报》说："在德国，将卡尔·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通读两遍的人或许不多，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德国之声：在中国读政治经济学时我学到的知识是：工人向资本家出售其劳动力并因此获得工资。所创造的价值与其工资之间的差额便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总是试图尽可能降低工人的工资，以便最大限度的提高剩余价值。终有一天工人将无法再忍受这样的剥削而奋起反抗，最终推翻资本主义。这是否就是《资本论》的大概内容？

齐瑟默尔：可以这么说，虽然《资本论》涉及内容广泛得令人难以置信。实际上其主要论点就是工人受到剥削，除了进行革命没有别的出路。卡尔·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有2个目标：一是推翻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论点，二是为工人运动创造推翻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

德国之声：实际上马克思一直在等待资本主义的崩溃。他预言了共产主义的胜利。然而两者都没有发生。他错在哪里？

齐瑟默尔：我认为他的全部理论都基于一个思维错误。他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忽略了资本主义不只是通过剥削工人，而是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在发展。

他还低估了创造财富的其它来源，例如创新、企业家精神和技术进步。有意思的是他在《资本论》或者《共产党宣言》的有些段落中，也谈到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将导致所有传统和封建残余的消失。因此我才敢说，我们可以将卡尔·马克思视为首位真正的全球化理论家。

德国之声：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作为一个付诸实践的革命者，他是否会成为一个更好的经济学家呢？

齐瑟默尔：实际上他有3个身份。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革命者的生涯，其次是作为经济学家，最后是作为哲学家。马克思撰写《资本论》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意识到自己计划失误，他无法完成他的宏伟计划。要知道他的计划是撰写3卷《资本论》，但是他生前只发表了第一卷。第二卷是恩格斯在其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整理完成的。第三卷实际上只是对其想法的一个归纳总结。因此说，实际上卡尔·马克思并没有一部完整的经济学著作。

德国之声：马克思肯定没有想到，在他发表《资本论》150后，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他仍受到如此的敬仰。您如何评判他在中国的作用？

齐瑟默尔：我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克思著作没有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很多理论对早期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产生作用。当时他的有些著作也没有被翻译。我的印象是，中国人对马克思的敬仰并非建立在对其著作有广泛了解的基础上。

[Bernd Ziesemer-Buchautor und Kolumnist (M. Kess)贝恩德·齐瑟默尔曾在2002年至2010年担任德国《商报》总编。现在是专栏作家。2012年他撰写了《读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für jedermann）一书。]

谢选骏指出：上文以为，马克思《资本论》的思维错误在于以偏概全，这肯定是对的；但是远远不够，因为上文没有挖掘马克思《资本论》的以偏概全是由于马克思是一个撒旦教徒，他杜撰的《资本论》之所以“以偏概全”是因为魔鬼信仰使他故意歪曲事实，挖空心思来制作一种乱中夺权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上文为何挖掘马克思《资本论》的以偏概全是由于马克思是一个撒旦教徒？因为上文的作者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身上也还是留有魔鬼的印记。

【第七篇  恩格斯是马克思的导师】

《遇见马克思以后的恩格斯》（2020年06月29日 光明日报）报道：

1844年8月，恩格斯从英国回德国途中访问巴黎的最主要目的是拜访他在诗境中形容为“仿佛要把广袤的天幕扯落地上”的马克思。与两年前他们在科伦第一次见面时因恩格斯当时正在同马克思所反对的持“清谈共产主义”的鲍威尔兄弟往来而互相冷淡不同，这次见面是两个年仅二十几岁却已经分别从各自路径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转变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相遇。他们的相遇是社会革命领域的一场化学反应，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核裂变。从此，无产阶级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有了两位革命导师的共同指导，有了不断完善的先进理论的正确引领。而维护马克思、宣传马克思、敬重马克思，是恩格斯遇见马克思之后的人生写照。

坚定鲜明的政治自觉：为了马克思、维护马克思

出身于德国名门望族“彻头彻尾地信仰基督教的普鲁士家庭”的恩格斯从小就具有优秀的战斗品质和远大政治抱负，年仅19岁的他就曾表示要“把那些埋没在教堂和地牢的基石下、但在坚硬的地壳下敲击着、寻求解救的精灵发掘出来”，21岁时就把在哲学领域里曾经名噪一时却在晚年丧失了昔日的勇气与批判思想而沉浸在神话和神智学幻境中的谢林驳得体无完肤、威信扫地。为了反击普鲁士封建专制王朝对革命民主派的进攻，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年轻的恩格斯更是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们将血战一场，无所畏惧地直视敌人冷酷的眼睛并且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可见，具有如此品质和抱负的恩格斯，自然不会接受父亲为他安排的“最体面的庸人所盼望过上的日子，恬静而舒适的、虔诚而正派的”生活。所以，遇见马克思之后的恩格斯不顾家人的反对、不畏斗争的艰辛、毅然决然地把一生献给了无产阶级伟大事业。

有着如此鲜明的政治立场与战斗品质且在与马克思并肩战斗中友谊日深的恩格斯是绝对不能容忍那些有损马克思甚至攻击马克思的现象存在。他曾明确地奉劝那些嫉妒甚至企图诋毁马克思的卑鄙浅薄之徒：“我完全不理解，怎么能妒忌天才。天才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我们这些没有天才的人一开始就知道，这是我们所达不到的；只有十分渺小的人才妒忌天才。”对于那些怀疑、动摇、妥协，甚至背叛无产阶级立场的小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他不断地以笔杆为武器，告诫他们：“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简直像榴弹一样击中目标，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他还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坚定的原则立场、卓越的斗争艺术和英勇的献身精神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甚至披挂战袍直赴硝烟弥漫的战场。而为了保证马克思能够集中精力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恩格斯常常主动承担起马克思难以推脱的工作，特别是为保证马克思能够专心致志地完成《资本论》这项党的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恩格斯更是自觉作出牺牲，开始他长达20年“埃及幽囚”生活，以至于当马克思校完《资本论》第1卷最后一个印张时曾无比激动地写信给恩格斯：“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这本书能够完成，完全要归功于你！没有你为我做的牺牲，我是绝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无怨无悔的责任担当：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是引领世界无产阶级伟大事业的需要，也是恩格斯一生无怨无悔的责任担当。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缔造者，当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前进的新生力量逐渐走向历史舞台的时候，他更懂得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意义。1844年，当他回到故乡看到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运动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时，认为必须立即采取各种办法，积极向渴望知道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宣传他和马克思刚刚创建的新学说，并亲自倡导和投入到组织群众集会、宣传共产主义的各种活动之中。1846年8月，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派，恩格斯还亲自到巴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1859年6月，马克思用以反对资本主义的锐利武器《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德国出版后，恩格斯亲自动笔写书评，向工人阶级推介马克思的科学著作。1867年9月，马克思射向地主资产阶级的最厉害的炮弹《资本论》出版，为了及时宣传这本书，从1867年10月至1868年5月，恩格斯先后写出了九篇书评。为扩大《资本论》的影响，他还积极组织其他人士为报刊撰文“造成轰动”，甚至千方百计地迫使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打破“沉默的阴谋”而开口。马克思逝世后，独力担当国际工人运动顾问的恩格斯，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责任更重，一方面要接手和完成马克思尚未完成的理论工作，特别是为再版《资本论》第1卷，以及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2、3卷，花去他长达10多年的时间；另一方面，为指导重新兴起的国际工人运动，恩格斯重印、翻译他和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工作量之大连他自己都感叹：“我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时间再来做其他工作。”与此同时，从70年代初期开始，恩格斯还撰写了《论住宅问题》《流亡者文献》《论权威》《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诸多重要论著和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宣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反杜林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

至诚至真的人格品质：敬重马克思、爱戴马克思

恩格斯说：“马克思由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其实这段话，对他自己也完全适用。因为早在1843年年底至1844年1月，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显示出卓越的理论水平，这篇发表于马克思主编的《德法年鉴》第1－2期合刊号上的论文，引起马克思的高度重视，并认定这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他与马克思并肩战斗的近半个世纪里，各国工人运动最优秀的人物像信任马克思一样信任他。而在马克思逝世以后，他当之无愧地成了“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但由于他对马克思的由衷敬重，每当人们热情赞扬他为无产阶级伟大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时，他都会强调：“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也正是由于他对马克思的由衷敬重，当他的双亲对他从事革命活动十分不满并怪罪于马克思时，恩格斯在家书中极力为马克思进行辩护：“归罪于他是很不公平的。当然我还记得，从前马克思的亲属曾经断言，是我把他引坏了。”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敬重，是建立在两位巨人真实而牢固的感情基础之上，针对《新莱茵报》停刊期间流传的一些离间和诋毁他俩关系的无稽之谈，马克思明确对恩格斯说：“要我丢开你不管，哪怕是一分钟，都是纯粹的幻想。你永远是我的最知心朋友，正像我希望自己是你的最知心朋友一样。”马克思也非常赞赏恩格斯的智慧和才能：“他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都能够工作，写作和思索起来像鬼一样快。”正是有着如此深厚而真诚的友谊，完美演绎“第二小提琴手”的恩格斯与“第一小提琴手”马克思共同奏响了人类历史最波澜壮阔的进行曲。

今天，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回望两位导师共同开创的伟大事业所经历的曲折与困难和获得的成功与辉煌，我们依然深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真理伟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导师最好的怀念与敬仰。作者：罗建林（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谢选骏指出：恩格斯天赋颇高，堪称马克思的老师——因为他1844年就写作了《共产主义教程》，堪称是《共产党宣言》的初稿。而1844年的马克思，写的还是《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习作。更有甚者，连这个习作也是受了恩格斯影响的。（参见下篇《公元1820年代》）既然如此，恩格斯为何一直捧着马克思呢？难道，恩格斯被奴隶道德束缚了，天生就喜欢充当老二？】

《公元182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长故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11-27）报道：

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各国的社会主义团体建立联系，宣传科学社会主义。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公开树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这个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从此，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有了光明的指引。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在特里尔城出生。他的父亲是这个城市的高级诉讼法庭法律顾问，同时在特里尔地区法庭供职，年收入大概在1500塔勒左右。他家拥有一套气派的住宅，还有一座可以俯瞰全城的酒庄及大量债券。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家庭虽算不上顶级富豪，但至少属于中上流阶层。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在巴门市一个纺织工厂主家庭。他的家族在德国乃至英国拥有多家企业和工厂，属于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比马克思家更富有。恩格斯的父亲在他出生后极其高兴，专门邀请巴门市政界、商界名流参加为他出生而举办的盛大酒会，并在会上希望恩格斯将来能成为乌培河谷“名符其实的老板、干练的厂主、商界的雄狮”。

令人称奇的是，这两位富家子弟、聪明少年，后来在成长中都没有安于父辈为他们设计的职业规划和人生道路，而是走上了“背叛”家庭，“背叛”家庭所属的那个阶级的革命道路。

马克思小时候聪明好学，喜欢思考，爱问问题，很受家人喜爱。他没有上小学，父亲就是他的启蒙老师。父亲教授给他的比学校课程更为丰富，既有德文、算术和图画等基础课，而且更注重实践教育，父亲经常带他参观展览、游览古迹，讲述历史故事、分享各地风俗要闻，还常常在睡前给他朗读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作品。

同时，邻居威斯特华伦公爵也经常给他讲述希腊故事和莎士比亚戏剧等。这种自由启发式教育使得马克思视野开阔、知识广博，富有正义感并同情人间疾苦。

度过了愉快自由的幼年和童年之后，马克思进入中学学习，他所读的特里尔中学，至今仍是德国著名精英学校。那里的老师思想活跃进步，学习氛围浓厚，马克思接受了系统教育，不仅学习和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还对古代文学、历史、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文学，他房间里的桌子上和椅子上都堆满了书。他从白天到晚上总是默默地看书和写学习札记。一些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他都很感兴趣，特别是歌德、席勒、伏尔泰、莱辛、圣西门等人的著作。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选择了离家较近的波恩大学继续求学。他在大学第一学年开销无度，父亲见此情景很是着急，于是在第二学年毅然决定将他转至柏林大学，希望他学习法律，子承父业。柏林大学是学术殿堂，学校内充满了哲学氛围，这使马克思对哲学萌生了浓厚兴趣，成为一名“热爱哲学的法律系学生”。如果按照父亲为他谋划的道路走下去，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法学系毕业后，即可在柏林或者特里尔过上富足的生活。

恩格斯的幼年和童年，同样受到他父亲的影响和教育。在他刚刚懂事时，父亲就用宗教虔诚主义思想严格教育他。后来又把他送到巴门市一所虔诚主义教派学校，从而使恩格斯少年时代精神生活的主导意向是宗教意识。他对宗教笃信不移的态度，曾博得家里长辈和学校的赞赏。

同时，恩格斯在成长过程中还受到另外一种教育，与他父亲的影响完全不同，这种教育主要来自于外祖父及母亲。他的外祖父是荷兰一所中学的校长，精通文学和语言学。恩格斯童年时代有很长时间在外祖父家度过，外祖父不仅辅导恩格斯文化知识，还经常给外孙讲古希腊英雄神话故事，同时还讲哲学家伊壁鸠鲁和孟德斯鸠的故事，朗诵西塞罗的演说和《罗兰之歌》，等等。外祖父的文化素养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恩格斯。恩格斯母亲具有良好的音乐和文学素养，这也是其外祖父培育和影响的结果，她又把这种影响成功地传给恩格斯。

这些影响使得恩格斯既渴望学习文学、历史、哲学等各种人文知识，又特别想做普罗米修斯式的能给人类带来圣火和光明的英雄。

从家庭条件和个人才华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有可能跻身所谓的“上流社会”，求得令人羡慕的个人前程。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与“上流社会”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那么，他们会如何抉择人生之路呢？“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是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写的，从中我们仿佛可以预见他们要选择的道路。

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因结识鲍威尔兄弟而加入青年黑格尔派，他们经常在柏林一家小酒馆内举办博士俱乐部，就哲学理论和普鲁士现实展开辩论，在德意志民族擅长思辨的文化氛围中，辩论总是非常激烈。马克思由于非凡的才智、渊博的知识和雄辩的口才，被大家认可。

恩格斯也认识鲍威尔兄弟，在柏林服兵役期间也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却几乎不参与讨论。不巧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在聚会活动上碰过面。但是恩格斯从好友那里知道了马克思，并由于他们对马克思的高度评价而盼望结识。

1842年11月底，恩格斯到《莱茵报》编辑部见到了马克思，在进行自我介绍之后，他提及鲍威尔兄弟来寻找深入交流的话题。可是，马克思对自学成才的恩格斯十分陌生，他没有柏林大学的正式求学经历，所发表的关于谢林的文章和小册子都使用“奥斯渥特”的笔名。

这使得马克思对恩格斯没有多少好感，只是不耐烦地应付几句了事。这被恩格斯后来称为“十分冷淡的初次会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初次会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除了两人不够了解之外，还有受鲍威尔兄弟和“自由人”影响的缘故。在1842年10月至11月中，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发生了严重分化。布鲁诺·鲍威尔又创建了一个称为“自由人”的学术组织，该组织不关注现实生活，不考察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而是醉心于抽象的哲学论证。1842年10月15日，马克思因卓越领导才能和应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高超技巧使《莱茵报》销量激增，从而升任该报主编，随后便开始了与“自由人”的斗争，由于拒绝了他们稿件，马克思和鲍威尔兄弟的关系破裂。

目前流传下来的书信表明，恩格斯与鲍威尔兄弟虽然经常通信，但他并不知道马克思和“自由人”之间因《莱茵报》用稿事宜产生的纠纷和冲突，所以在和马克思见面时还提及了鲍威尔兄弟。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相互吸引，并结下真挚友谊终生合作呢？1843年9月，恩格斯给《德法年鉴》编辑部寄去了一份稿件，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负责审稿的正是马克思。

恩格斯这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将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思想融合在一起，并将社会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高度评价了恩格斯这篇文章并称其为“天才大纲”，从此改变对恩格斯的最初印象。马克思在早年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称《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为“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在《资本论》中至少4次引用。与恩格斯这篇文章同时发表在《德法年鉴》第一、二合刊号上的，还有马克思的两篇文章，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恩格斯在拿到杂志样刊阅读马克思文章后，开始意识到鲍威尔兄弟在理论上的巨大缺陷，并从马克思文章中看到了革命前景和希望，领会了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必要性，从此改变了对马克思的印象。

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两个伟大的思想家对基本理论问题与实际斗争策略的看法竟然高度一致。1844年8月底，恩格斯在巴黎逗留10天，与马克思深入交流，由此开始了两人毕生的亲密合作和伟大友谊。

1844年9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神圣家族》一书，批判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1845年至1846年间，两人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这部著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系统的阐述。1845年，恩格斯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一次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必然推动它去争取自身的解放，而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各国的社会主义团体建立联系，宣传科学社会主义。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应邀加入德国工人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并积极参加它的改组工作。恩格斯出席同盟在6月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大会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把旧的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1848年，欧洲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为德国无产阶级制定了行动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他们立即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恩格斯除协助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之外，还参加南德和爱北斐特地区保卫革命成果的几次激烈战斗。

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公开树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这个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

马克思、恩格斯留给我们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始终闪耀着穿越时空的真理光芒。

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重要贡献，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作了高度概括：“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

这是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等。

科学思想是人类独有的精神瑰宝。马克思主义穿越百年历史风云依然熠熠生辉，释放出强大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来源于它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始终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谢选骏指出：从共产教徒上述的极端美化中也不难看出——恩格斯确实是马克思的领路人和启蒙者。但是因为恩格斯缺乏高等教育的学历，充满自卑，不敢出头，所以让马克思领先做了头牌署名。此外，与无神论者马克思不同，恩格斯具有宗教情结，具有人格崇拜的特质，所以成为共产教会的实际创立者，也算实至名归。但是，为了自己的这一改正归邪，恩格斯老师需要拿出马克思学生的脑袋作为供品。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其实是恩格斯”，后来随着他的恩哥马克思的死，恩格斯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恩哥死的老大，开创了第二国际。

【第八篇  马克思的思想说到底都是抄袭】

《巴金曾撰文批评郭沫若“数典忘祖”指责马克思抄袭》（南都网黄恽2014-05-22）报道：

[摘要]巴金半路里杀出来向郭氏疯狂地射击，不仅骂了郭氏“数典忘祖”的罪过（文中引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而且进一步把投枪对准马克思，说是上二书都是马克思抄袭别人著作。

十多年前读贾植芳、任敏夫妇的合集《解冻时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对贾植芳先生上世纪70年代末日记中谈到巴金的两个段落很感好奇———当时他正在编纂《巴金著译系年》。

1巴金的弯路

先看第一个日记段落：

1979.10.25夜

一早去图书馆，继续查巴金著作，无意间发现了一本《矛盾集》，编著者是一个国民党反共人物，叫陶其情的。书中收入李芾甘写的《答郭沫若〈卖淫妇的饶舌〉》一文，原载1926年4月5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这是由于郭氏的《马克思进文庙》的文章，引起反共分子陶某的抗争，郭氏严厉地驳斥了这个反动派，芾甘氏“打抱不平”，半路里杀出来向郭氏疯狂地射击，不仅骂了郭氏“数典忘祖”的罪过（文中引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而且进一步把投枪对准马克思，说是上二书都是马克思抄袭别人著作，不过改头换面而已，还歪曲了恩格斯评考茨基氏的话作为斗争武器，确是一篇奇文。怪不得这本《矛盾集》的作者，反共分子陶某在书中收的《讨论〈马克思进文庙〉问题的始末》（原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中，把芾甘氏引为同志，互为共鸣。巴金先生在他的青年时代是走了一段很弯曲的道路的，这恐怕也就是解放后他往往当“风派”，在各种运动中故作姿态的原因，原来他内心有很大的隐忧，不能不以高姿态来保获（引者按：当为护）自己的生存耳。去年就找这个材料，一直没有着落，今天却意外地找到了它，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贾植芳对自己发现陶其情的《矛盾集》一书，说得很有意味：先说是无意间发现的；最后又说“去年就找这个材料，一直没有着落”。可见他蓄心已久，早知道有这本书，但一直没找到，而在这天无意中发现了。

日前，笔者也正好找到陶其情的《矛盾集》，认为值得介绍一下《矛盾集》和它的作者陶其情。

陶其情名声不显，网络上几乎没有他的任何信息。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他却是文坛上一个活跃人物，以好笔战著称。在《洪水》、《时事新报·学灯》、《时代》、《新评论》、《东南论衡》、《民国日报》等报刊屡刊文章，与郭沫若、胡适等人笔战，颇耸动视听于一时。

陶其情，上海人，出身于乡绅家庭（父亲陶锡类为清庠生、后毕业于江南师范学校），1928年秋毕业于大夏大学。他的朋友著名记者许晚成说：“知友陶君其情，与晚（许晚成自称）为大夏大学同学，学行纯笃，富研究性。历任国立中央大学、交通部商船专门等校教授，上海公私立中学师范等校训育主任，川沙县教育局局长；学术界，教育界知名士也。”

这册《矛盾集》是陶其情的第一本文集，出版于1933年1月，由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题签，有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和内政部礼俗司长卢锡荣博士题词，由此可见他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

《矛盾集》分六辑：第一辑：孔马异同的论辩；第二辑：佛体儒用的论辩；第三辑：抄袭问题的讨论；第四辑：封建问题的讨论；第五辑：胡适政论的批判；第六辑：胡适知行的评辟；还有两个附录：一个是革命正名的阐究，一个是矛盾集文件汇录。

巴金（署名李芾甘）的文章以节录的形式出现在这书的第一辑中，用贾植芳的话来说，就是“把芾甘氏引为同志，互为共鸣”。

日记中，贾植芳分析了1949年之后巴金的道路，说他因为内心有着隐忧，所以往往表现出“风派”的姿态。所谓“风派”，乃是紧跟形势，永远取积极地站在形势前列的马前卒的姿态也。贾植芳此说，是他对1949年之后的巴金其人其文的解读，见仁见智，这里不予置评。

2郭沫若的心血来潮

再来看看贾植芳日记的第二个段落———

1979.11.23.夜

上午在办公室工作时唐来，说巴公的儿子问他，有关他父亲的著译目录编得如何，说一定收集了不少材料，说是否给他爸爸看看云云。此公（引者按：指巴金）大约很不放心。阅《沫若文集》十卷，那里有一篇《卖淫妇的饶舌》的文章，注中说：“此人乃李芾甘，即今之巴金———沫若注”。文中说，他写了《好读书不求甚解》后，出乎意外的一位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在《学灯》上做了一篇文章，借考茨基骂列宁的话来骂我的“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云云。郭此文写于1926年3月9日，巴公后来为此又写了一篇《读郭沫若〈卖淫妇的饶舌〉》，文中攻击郭氏“数典忘祖”，进一步攻击马恩为“文抄公”，拾当时西方资产阶级反共分子的谰言，怪不得他今天还担心编的目录也。

这是贾植芳就《沫若文集》第十卷的注进而说到陶其情《矛盾集》中所引的《读郭沫若〈卖淫妇的饶舌〉》一文，来解释为什么巴金要叫儿子前来说自己要看看“著译系年”的编写情况。这与上一个段落说到的“巴金的隐忧”是一个意思。这是贾植芳自己的看法和解释，未必就是巴金自己的意思。因为贾植芳日记后来又记载说，后来巴金读了这个著译系年，对于自己无政府主义时期一段，并无改动，正见晚年巴金的光明磊落，内心早已放下各种隐忧。

陶其情就孔（子）马（克思）异同的论辩，源自郭沫若的一篇《马克思进文庙》，当时陶还是大夏大学本科大二的学生。

从现在的观点看，郭沫若的这篇文章率尔成章，不过是心血来潮时写下的一篇随笔，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陶其情认为：“一个古代东亚唯心派的孔子，一个近代西欧唯物派的马克斯（思），他们的思想，当然冰炭难容了。新文学家郭沫若先生偏说马克斯是孔子的老同志，而倡着马克斯进文庙的理论，这不是曲解旁通之见吗？我便以郭氏之矛，攻郭氏之盾；毕究（竟）马克斯到底不能进文庙啊。”他对郭沫若此文的批评自有其道理，并非出自政治立场的不同。

3巴金的“疯狂射击”

郭沫若和陶其情的论战中，巴金是打抱不平，从“半路里杀出来向郭氏疯狂地射击，不仅骂了郭氏‘数典忘祖’的罪过，还歪曲了恩格斯评考茨基氏的话作为斗争武器，确是一篇奇文”（贾植芳语）。

巴金的这篇文章，没有收入26卷本《巴金全集》，值得作点介绍，以明真相。不过，《矛盾集》中也没有全收，仅仅是节录，甚至只是该文章的一个尾巴，是节外生枝的几句话，且看巴金怎么说：

答郭沫若的《卖淫妇的饶舌》（节录）

李芾甘

我答复沫若的话已完了，现在再来附带说几句其他的话。沫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古代的话“王道”，是“王道国家主义”。又说孔子的主张是和马克思相合的。这确实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说的话。我想沫若还是闭门“五年”把马克思的大著《资本论》译出来罢，“那时候或许还能够谈得更圆满一点。”然而现在沫若确不懂马克思主义。有名的唯物史观的公式（即经济学批评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话：“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历程者，乃是这物质的资料之生产方法。人类的意识不能决定人类的生活，而人类的生活反决定人类的意识。”假若沫若懂得这几句话，便不会说孔子的主张和马克思相合，也不会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古代的“王道”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发生于十九世纪，而不发生于十六世纪，或纪元前，究竟是什么缘故？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的产物。孔子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差太远，孔子的生活决不会使他有马克思那样的思想。便是沫若所奉为经典的《共产党宣言》中也说：“人的理想，意见，观念，简言之，即人的意识，随着他的物质生活的条件，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的生活变化而改变，岂不是人人都明白的吗？”（英文本三十九页）然而现在却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武断说在春秋时代的那样物质的条件之下便发生了马克思那样的主义，这岂不是把他的祖师的“金言”忘在九霄云外，把他的祖师的经典抛在粪坑里去了吗？“这不消说可算得是天下的奇闻！”至于说古代井田制便是马克思的共产制（集产制），真是妙到极处！

沫若说：“像马克思那样的人物，他就做我的‘祖师’也当之无愧，而我也是事之不惭。”自然呵，昂格思（恩格斯）批评马克思说，他的本性原来搅乱的，阴谋的，狭量的，专制的人物。莫斯特虽然尊重马克思，却也说马克思是一个野心家。马克思并且曾帮助俄法政府诬巴枯宁为俄政府的经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也是抄巴布夫，路易勃朗诸人的书的。《资本论》的大部分都是从亚当斯密、李加图及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抄来的，还从当时报纸上抄了一大部分的事实。这样“一页复一页，一章复一章”（用罗素语），无怪乎这部书有如此之厚呢！（想来沫若是不会骂马克思“炫学斗狠的”。）柴尔凯索夫批评马克思说：“他把亚丹斯密的用语变更了一下，而取其价值学说的全部……他给了弥尔以有产阶级的恶名，置其著作于社会主义者不可接近的地位，然而他的利润之最小限度之倾向的理论却又取之于弥尔。”（见柴氏《社会主义史》第十章《共党宣言的底本》）自然啊，这样伟大的人物做沫若的“祖师”也“当之无愧”，在沫若“也是事之不惭的”。

……

该文原刊于民国十五年四月五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这里转录《矛盾集》的节录，正是贾植芳所看到的，结尾还有一节是针对《洪水》编者说的，这里未录。

笔者不拟在此纠缠马克思主义与孔子的异同，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自有专家来谈。在我看来，郭沫若、陶其情和巴金，在这个问题上都不是专家，都不配来谈这个问题。我感到好奇的，还是巴金指责马克思抄袭的问题。巴金当年似乎很关注马克思著作的负面批评，收集了很多对马克思著作不利之处，在这篇文章集中展示了一次。这与他当年是无政府主义者当然不无关系，但似乎也太缺乏自己的判断，只能说耳食而已。

巴金毕竟是个作家，难说学者，其特点在这里也表露无遗。

至于贾植芳的日记，脱不了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现在看看，也不无好玩之处。

网民哀嚎：

马克思的思想说到底都是抄袭！

他的宗教观是来源于德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的观点

他的辩证法是来源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他的唯物论和无神论是借用了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物种起源”观点。

谢选骏指出：马仔“南都网”还是为其“尊者讳”的，不仅损了巴金一道，而且没有涉及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里所供认的“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剩余价值论”的历史公案。至于所谓“有名的唯物史观的公式（即经济学批评的序言）的话：“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历程者，乃是这物质的资料之生产方法。人类的意识不能决定人类的生活，而人类的生活反决定人类的意识。”——更是缺乏“辨证精神”，因为在谢选骏看来，如果说“人类的意识不能决定人类的生活”有其道理，那么，“人类的生活反决定人类的意识”就是片面武断的了。因为在谢选骏看来，“人类的生活，决定人类的意识”的时候，就是社会停滞、文明衰退的时候；而“人类的意识，决定人类的生活”的时候，就是社会进步、文明扩张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猪夷，连这点常识都没有，足见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类似，都是一面之词，是盲人摸象的产物也。

【第九篇  恩格斯为何要神化马克思呢】

网文《尤根·罗扬：理论的诞生——以1844年笔记为例》（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06-07赵玉兰译》报道：

摘要：本文通过具体、细致地考察1844年手稿及其摘录笔记的诞生过程，明确指出手稿并不是对某种世界观的系统阐发，它所展现的是处于运动中的马克思的思想，即由他的阅读和他所参加的讨论所推动的新思想的诞生与发展过程。

马克思1883年去世时，除了留下许多未完成的手稿和草稿外，还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它们中的一些是普通的笔记(Notizbücher)，马克思在其中草草记下了各式各样的内容，例如地址、书名、他所萌生的想法以及数学计算等。大多数笔记是摘录笔记(Exzerpthefte)，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其中写下了对书籍所作的摘录。这些笔记的大部分——约200本——保留了下来。1它们将在MEGA2第四部分中出版。

我将在本文中努力表明，全面出版马克思的笔记并不是如某些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纯粹是"遗物崇拜"2。马克思的摘录以及其他的笔记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著作，而且也必须被视为他的著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也是主体部分中，我将通过考察马克思的1844年笔记——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来证明这一点。

关于马克思摘录之意义的一些总体说明

早在1837年11月，马克思就告诉他的父亲，他养成了对所读过的书作摘录的习惯，并顺便在纸上写下他的感想。3他的这一习惯保持了终生。那时，作摘录是搜集相关信息的普遍方式。对马克思而言，这也是理解他所阅读的内容的方法。因此，他也对自己的藏书进行摘录。4

马克思不仅精心地保存着他的笔记，而且还习惯于不时地重新阅读它们，以便更好地记住它们。5有时，当他感到自己的观点发生变化或者当他需要额外的信息时，他会再次查阅所涉及的书籍。在其他情况下，他就直接用他的笔记进行之后的写作。在那里，他的引文常常不是出自原书，而是出自他所作的摘录。

如今，一位作者所作的摘录与其他笔记的重要性已经为人们所广泛地认识。例如，在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穆勒以及其他人的全集中，摘录已经作为一个部分被包含了进去。事实上，这种资料对于思想史研究、传记研究或者所考察作者的工作发展进程的彻底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信息源泉。

马克思的笔记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并不仅仅源于这些数量如此庞大的笔记依然存在这一事实，而是主要源于马克思的工作所具有的特殊性质。作为一名学者，马克思从1843-1844年起就把毕生奉献给了一项伟大事业：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对现实世界发展过程的分析，这一批判将是全面的、普遍的；它将是最新的研究，并且也将为一切相关的经验知识所证实。考虑到19世纪40年代以来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变化、所有科学的强劲发展以及马克思的观点亦在变化这一事实，致力于那项雄心勃勃的事业的工作将被证明是永不完结的故事。

起初在1843年，马克思计划"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写一部政治学批判。在写完1844年手稿后，他决定"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第一个小册子是关于国民经济学的。6那时，马克思已经脱离了青年黑格尔派，这个计划正是他与曾经的朋友特别是布鲁诺·鲍威尔进行争论的一部分。然而，之后他决定用一个单独的小册子《神圣家族》(1845)来攻击鲍威尔。几个月后，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7中"清算"了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8。与此同时，马克思继续进行前述的计划并再次修改了它。1845年2月1日，他同德国出版商列斯凯签署合同，承担"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它将分两卷出版。9然而，当他着手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意识到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10实际上，在1857年前，马克思并没有开始写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根据1858年2月22日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在写完了篇幅庞大的草稿——"大纲"(Grundrisse)之后，马克思打算把这部著作的最终版本分为六册："(1)资本……(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此外，他决定"以分册"的形式陆续出版整部著作。11在完成了第一分册(1859)后，他再次改变了自己的计划。现在，他打算只出版一部关于"资本"的著作，它将分为四册。然而，他只完成了第1册(1867)。至于之后的两册，他很快就得出了必须"把稿子全部改写"的结论，并再次投入到新的研究之中。12

事实上，马克思只实现了他的伟大计划的一小部分。因此，在他死后出版的一些从未发表的手稿，例如《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手稿(分别在1884年和1895年由恩格斯编辑出版)、1844年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932年同时由MEGA1以及朗兹胡特与迈尔编辑出版)以及1857-1858手稿(1939-1941年在莫斯科编辑出版，1953年在东德再版)会对20世纪关于马克思的争论产生如此强大的推动力就并不是偶然的了。在一定程度上讲，这些争论源自那些手稿的含糊不清的状况。一方面，它们揭示了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并未详细阐发的目的和思想；另一方面，马克思本人并不把它们看作是自己想说的东西的充分表达。这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问题：在马克思这里，把一份草稿变成一部能够发表的著作一再意味着远比单纯的润色修饰更多的内容。因此，当马克思在1846年8月告诉列斯凯，他不得不"从内容和文字上"再次修改那部许诺过的著作的"第1卷快要完成的手稿"，就不仅仅是个借口了。他补充道："一个继续写作的作者不会……原封不动地把他在六个月以前写的东西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13

如今，对马克思感兴趣的严谨学者绝不会仅仅局限于研究马克思本人所发表的著作。毋宁说，我们倾向于把马克思的工作看作是持续终生的、未完成的研究过程，而正是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包括他的笔记——记录了那一过程。

马克思的摘录笔记表现出他广阔的研究范围，其中包括大量不同的领域，如法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技术、农业、化学、地质学、物理学、数学和民族学。它们包含着他所使用的资料的许多信息，即他读了哪些书，他是如何恰恰选择这些书的，他对什么内容尤为感兴趣。它们也表明，他的阅读是如何影响他的思想发展进程的。有时，马克思逐字逐句地抄写相关的段落。他也常常用自己的话来概述冗长的段落，并把他的母语——德语，同英语、法语、俄语的表达混合起来，这取决于他读什么语言的书籍。毫无疑问，他的这种概述段落的方式通常会留下他的思想踪迹。有时，他则更加明确地中断摘录，代之以自己的评论。此外，他的笔记还包含着提纲、计划以及初稿，这些都可以表明他打算如何运用相关资料，他的计划将走向何方。基于这一原因，他的笔记也可以为从未实现的计划提供信息。14

1844年手稿的诞生

马克思在阅读过程中所作的笔记同他的其他著作之间的密切联系能够被写于1844年的手稿和笔记最好地证明，它们分别发表于MEGA2第I/2卷和第VI/2卷中。严格地说，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就源于他在那一时期所作的摘录。15

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出版，这在对他感兴趣的学者中间引发了巨大的轰动。16然而，这场为1933年希特勒上台所中断的讨论实际上在二战之后才真正开始。关键的问题是，那些手稿能够给马克思提供多少新的内容，或者换句话说，相较于马克思后来的著作，这些手稿应被赋予多大的重要性。尽管正统的共产主义者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然倾向于贬低1844年手稿的重要性，但是对于许多西方学者来说，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17，是"他的体系的第一次勾勒"，提供了"言之有据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18。

一般来说，1844年手稿的文本证据与编辑问题鲜为人关注，尤其鲜为那些极力强调1844年手稿的卓越意义的人所关注。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谈论的这份手稿在1932年的两个版本中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得到再现的。MEGA1第I/3卷的编者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题出版了三份手稿，并把它们编为第Ⅰ、Ⅱ、Ⅲ手稿。另外一份编号为IV的手稿被编辑在一份附录中，这份附录也包括马克思在那时所作的一些摘录。另一方面，朗兹胡特-迈尔的马克思早期著作选则以"政治经济学与哲学"(National konomie und Philosophie)为题收录了"一份手稿"，它实际上是由在MEGA1中被编为Ⅱ、Ⅲ、Ⅳ的手稿所构成。不过，它们是按照另外一种顺序出现的，即Ⅲ－Ⅱ－Ⅳ。大部分学者认为，MEGA1版的质量更为优良，因此除了法文1版外19，之后各版都是以MEGA1版为基础的。20然而，人们忽略了这样的事实：MEGA1的编者重新编排了马克思手稿的各个不同部分。结果，手稿看起来被分割成了依次写成的不同"章"。没有人再煞费苦心去返观原稿。21人们通常以为，马克思在"阅读并摘录了15本包括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的经济学著作"之后，才写了这部著作。22

如果说，我们所理解的"著作"(work)是指一个前后连贯的、作者在其中以或多或少构思好的、系统的方式来阐发其思想的文本，那么值得怀疑的是，1844年手稿——如它们现存的那样——是否能够被视为一部著作。"第Ⅳ手稿"实际上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约翰·舒尔茨主编，1841年柏林第2版)最后一章的概括。第三手稿由几个对此前写的文本——可能是第二手稿——的补充构成。如果说存在着什么著作(或著作的草稿)的话，那也只能是第二手稿。不过，第二手稿只有最后4页——马克思把它们编号为XL-XLIII——遗存了下来，我们并不知道之前各页的内容。第一手稿不是同等性质的文本；它与其他手稿的关系远远没弄清楚。

对文本包括笔记所作的细致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844年手稿并不是对某种世界观的系统阐发。毋宁说，它展现了运动中的马克思的思想——也就是说，由他的阅读和他所参加的讨论所推动的新思想的诞生与发展过程。笔记表现了他的思考由以提升的基础；此外，它们本身也包含着一部分那样的思考。23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不想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所讨论的各种主题在他的思想中是毫不相关的。我也不想表明，那些手稿对于理解马克思后来的著作是毫无意义的。我想说的是，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与笔记为那些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感兴趣的研究者提供了关于那个过程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阶段的极富魅力的见解。那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极为迅速：他步入了政治经济学领域，拥护共产主义，并且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正如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谈到的，他在1843年秋到达巴黎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24他可能是从让·巴蒂斯特·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两卷本)开始的，后者当时在法国被奉为"泰斗"和"经济学家的老前辈"25。之后，马克思阅读了三位德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卡尔·沃尔夫冈·克里斯托弗·许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图宾根版)，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卷(1841年斯图加特-图宾根版)以及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奥西安德的《公众对商业、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失望》(1842年图宾根版)和《论民族的商业交往》(1840年斯图加特版，两卷本)。这些研究看来是同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相关的。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把落后的德国人与先进的民族作了比较。他谈到，当"现代主要问题之一"即"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开始"以保护关税、贸易限制制度，国民经济学的形式"引起德国人的关注的时候，法国和英国的问题则是"政治经济学"，也就是"社会对财富的统治"。26

显然，马克思打算继续进行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但是，除了《德法年鉴》——他在该杂志中开始了这一批判——停刊这一事实之外，他也得出结论，这件事情过于复杂，不适于在一篇文章中阐述。他可能也感觉到，自己对"人的世界、国家、社会"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按照阿尔诺德·卢格的说法，马克思现在开始关注法国革命史，也就是现代国家的诞生。有一段时间，他似乎打算写一部"国民公会史"27。然而，由于再次感到自己对政治生活的"前提条件"——市民社会认识不足，再加上受莫泽斯·赫斯的文章《论金钱的本质》28的启发，马克思很快——可能在1844年5月或6月——就恢复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此时他转向了亚当·斯密。

从马克思对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所作的摘录可以看出，他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他逐字逐句抄写了大量的段落。后来，当他读到斯密的《国富论》法译本(热·加尔涅新译本，1802年巴黎版，五卷本)时29，他的摘录已经更为自由了。他现在用自己的话来概括所有的段落。尽管在马克思刚刚开始对斯密著作进行摘录的笔记中只有少许他自己的简短评论，但这个笔记却极有意思。它揭示了马克思是如何发现对他后来的工作非常根本的东西——阶级构成的经济基础的。30在那个笔记本中，马克思似乎是按照两个序列进行摘录的。在第一序列31中，他主要关注斯密对分工、价值、价格和货币所作的论述，进展得相当快。当他摘录到法文版第2卷(第2册第2章)第227页时，突然停了下来。他返回到了第1卷第129页(第1册第8章)，并在第二序列32中对有关各种收入即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等篇章进行了广泛的摘录。斯密认为，它们构成了"三个阶层的人们"的收入，这是"每个文明社会的三个大的、原初的、作为基本构成的阶层"，或者按照法译本的说法，这是"三大阶级"。33

当马克思进展到第2卷第401页也就是第2册的结尾时，他再次停了下来。显然，他在这里中断了阅读。34他拿了一张纸，将它对折，把各页分成三栏，然后给各栏写上了标题："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之后，他开始填充这些空栏，有些地方他用自己的话来阐发自己的观点，有些地方则从自己的笔记本中抄写相关的摘录。当他意识到一张纸不够时，他又拿了第二张纸，然后第三张纸，等等。构成第一手稿的所有九张纸只是在之后——确实如此！——才被装订在一起。35

在第I-VII页中，马克思首先填充了"工资"栏。在第VII页中，他在第2、3栏中对这一主题继续进行了论述。当填充"资本的利润"栏和"地租"栏时，他跳过了第VII页，继续在第VIII-XI页中探讨斯密的观点。分别从第VIII页和第XI页起，他在"工资"栏和"资本的利润"栏中进入到对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康斯坦丁·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1842年巴黎版)、查理·劳顿(《人口和生计问题的解决办法》，1842年巴黎版)和欧仁·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两卷本，1840年巴黎版)等人著作的摘录中。比雷的著作被证明是如此地重要，以至于马克思决定在一个专门的笔记本中继续对之进行摘录。36在结束对"资本的利润"的阐述时，马克思再次从他的笔记本中抄写了几段对斯密的摘录。显然，他那时恢复了对斯密著作的研究。此后，从手稿的第XI页起，他继续对"地租"进行论述。在第XVI页，他直接从斯密的著作中引用了三段话。在接下来的几页中，他含蓄地提及了第3册，斯密在那里探讨了地产、佃农制和城镇的历史发展过程。37

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对历史并不感兴趣。例如，舒尔茨把当时悲惨的社会境况看作是"生产"的历史发展的结果，他在《生产运动》中描述了这一发展过程。马克思从那本书中仅仅摘录了关于现代工业的几段话。确实，从一开始，对马克思而言，决定性的问题在于："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38但是在那里，他所考虑的与其说是过去，不如说是未来。在第一手稿中，他关注的是"在国民经济学中……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斗争、战争，被承认是社会组织的基础"39这一事实及其对"工人"而言意味着什么。甚至在他刚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几种可能源于"经济学家"本人说法的趋势：资本的日益集中；"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40；最后，工人阶级的境遇日渐恶化，"必然导致革命"41。然而，马克思那时并没有详细阐述这些仍属尝试性的见解，而是在接受他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采用的从莫泽斯·赫斯那里借来的一个观点的基础上，试图"弄清楚私有制……等等……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42。

在对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进行摘录时，马克思在他的笔记本中谈道，政治经济学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这被视为毋庸置疑的事实，尽管实际上它是"不具有必然性的事实"43。从这一"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他此时在第XXII-XXVII页开始论述关于"异化劳动"的思想，阐释了后者不仅使工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而且同他的生产行为、他的类存在——既是本质又是精神上的类特性——相异化，同他人相异化；异化劳动也生产出了"资本家"——也就是劳动的主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劳动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44由此，他希望证明私有财产仅仅表现为"人之外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人的劳动的结果。"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45

马克思在第一手稿的这个最后部分中只提到了一位作者的名字：蒲鲁东。他的积极提议在马克思看来是不充分的。然而，除了目前为止他对"货币制度"只字未谈这一事实之外，他的手稿的最后几段也表明，他本人对于何为"真正人的财产"还没有清晰的想法。他似乎也没有对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异化"46有明确的认识。47于是，他再次开始进行研究。

这时，马克思阅读了弗雷德里克·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米歇尔·舍伐利埃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沙尔·加尼耳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包括《译者对李嘉图体系的思考》，安东·路易·克劳德·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的第4、5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和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所有这些书马克思当时都有。但他却对它们几乎都做了摘录。48不过，只是在写完第二或者甚至第三手稿之后，他可能才做了所有这些摘录或者其中的一部分。49

在现存的第二手稿的四页纸上，马克思重复了大量他在第一手稿中说过的话。他探讨了在工人身上"主观地存在着"的"资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这种情况"，探讨了在资本身上"客观地存在着"的"劳动是失去自身的人这种情况"，然后考察了"使土地所有者变成极其普通的、平庸的资本家"的运动，强调资本与土地的传统差别仅仅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形成……的一个固定环节"。50第二手稿的结尾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对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51的概括相关，它紧接着马克思在同一笔记本中对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所作的摘录。在这一结尾部分中，马克思概括了他本人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所持的看法："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这个关系的这些成分必定经历的运动是：第一：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第二：］二者的对立。它们互相排斥。"52

马克思在这里停了下来。7月底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这是写给巴黎《前进报》旨在批判卢格的。之后，马克思在8月初再次回到手稿——也就是第二手稿，重新阅读了它的最后几页，做了大量的补充。这些补充表明了第二手稿本来并不包含的内容。

甚至是第二手稿也表明，由于长期的研究特别是阅读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和重新阅读恩格斯的《大纲》，马克思开始关注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发展过程。在第三手稿开头所作的第一个补充(第I-III页)中，他详细阐述了这一点。"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的现代国民经济学理论一方面"应该被看成……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了……这种工业的……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53。现代国民经济学理论表明，人本身是"不依赖于人的"东西，也就是财富的本质；理论非但没有解决它所探讨的矛盾，反而"从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穆勒等等"表现出越来越十足的昔尼克主义。54在他的第二个补充(第III页)中，马克思强调，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就不能"从它的内在关系上"得到理解。55在他的第三个补充(从第III页起)中，他转换到了另一个主题："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56

这一转换的直接原因可能在于他所声称的对这种相似性的发现本身。57不过，或许也有其他一些原因。卢格在巴黎《前进报》(1844年6月19日)发表的文章，以及之后他同海因里希·博恩施泰因(Heinrich Bernstein)就现存秩序将被什么取代所作的争论，都可能促使马克思来阐发他的共产主义观点。更可能是因为卢格佯装他以前的伙伴的观点与他本人的并没有太大不同。此外，由于当时的争论，尤其是由于埃德加·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1844年4月第5期)——-马克思在8月初收到这期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蒲鲁东的文章，马克思可能感到有必要描述他所形成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的思想58，以区别于现存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无论如何，这些学说强烈地存在于他那时的思想中。8月29日，卢格告诉麦克斯·敦克尔："马克思打算从共产主义的观点出发批判黑格尔的自然法，然后他想写一部国民公会史，最后他想写一部针对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他总是想就他新近阅读的书籍写点东西。"59

关于马克思那时所读的书籍，我们已经提到了舍伐利埃的《教程》。圣西门主义者舍伐利埃认为，国民经济学必须以时代的道德观念为指导。自1789年以来，自由一直是核心的问题。当前的任务就是"在保护和平的条件下，实现第三等级的另一半人即农村和城市的工人阶级的解放"60。在强调自由的物质前提的同时，舍伐利埃把希望寄托于工业，也就是"所有形式的物质劳动"61。在古代以及之后的若干世纪里，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可怕的悲惨境地之中。这并不能通过对贫乏生产的另外一种分配而加以改变；毋宁说，有必要"增加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62。当前，由于那些力量的巨大增长、各门科学的进步以及新的交流手段的出现，人类实际上能够成为"宇宙的主人"63。

舍伐利埃的《教程》可能使马克思注意到了现代工业的成就。另一方面，马克思并不赞成这位理论家的方案。一方面，舍伐利埃认为竞争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他又批判"无度的竞争"，要求通过"组织"即人们能够在其中找到"团结、保护和安全"的协会或机构来限制它。64

爱德华·德·蓬佩里的《沙·傅立叶所创立的社会科学介绍》对马克思尤其具有吸引力。德·蓬佩里对"激情"作为生命之动力的强调符合在当时被马克思视为"真正克服了旧哲学"65的费尔巴哈的人类学。除了对现存社会——-在其中，无产者由于悲惨的境遇而变得和动物一样，不再成其为人——-的类似批判外，马克思还在蓬佩里的书中发现了大量与他本人的想法一致或者可能促进它们发展的思想：人首先通过他的五官而生存；人感到需要爱与被爱；人生活在社会中，只能通过工作而生存；人在本质上是能动的存在；提升人类的唯一方法是把人从物质生活的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人所要求的充盈只能在一个人人都可以按照"正常的"、无拘束的、愉悦的方式，相互和谐地发挥他们各种能力的世界中创造出来。德·蓬佩里认为，这将被自由的"联合体"所实现，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每个个体成员的特殊利益都是共同利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会在其中沦丧。那时，人将是真正的人：有发达的智力，高贵的心灵，精良的感官。马克思也欣赏"魏特林的天才著作"，"这些著作……在理论方面甚至往往胜过"蒲鲁东66，尤其是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在第三个补充中，马克思只是简要地探讨了"扬弃自我异化"的运动。第(1)部分和第(2)部分(第Ⅲ-Ⅳ页)专门致力于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关于这一点，他沿循了蒲鲁东(《什么是财产》，1840年巴黎版)以及发明该术语的洛伦茨·施泰因67的思想。接下来，在第(3)、(4)、(5)部分(第Ⅳ-Ⅺ页)中，他详细地阐述了作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共产主义思想。68

在第(3)部分中，马克思也在不经意间谈到了他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因。"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他继续谈道："这种物质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对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69之后，在第(5)部分结尾处他谈道："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70然后，在第(6)部分即还在他对"扬弃自我异化"所作的第三个补充的范围之内，马克思再次转换到了另外一个主题："在这一部分……对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略作说明，也许是适当的。"71

这种转换可能又是由于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不过，就这件事来说，其他原因似乎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过去的春天里，马克思已经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批判地评价了布鲁诺·鲍威尔主编的《文学总汇报》第1-4期。看起来，他那时也向别人谈论了向鲍威尔发起新的进攻的计划，此前他曾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之作过批判。尽管莫泽斯·赫斯在7月3日的信中认为，新的进攻是没有意义的72，但海因里希·卢格却在7月31日的信中敦促马克思发表针对鲍威尔杂志的批判文章。73同时，卢格给马克思寄去了《文学总汇报》的第5-7期。74显然，马克思此时已经下定了决心。前面引用的第(6)部分导论(第XI-XIII页)之后的内容无疑表明，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同时也是他对"现代德国的批判"尤其是鲍威尔所作的批判的核心；马克思批评他对"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完全缺乏认识"75。在8月11日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他重复了在第(6)部分所讲的内容，有些地方还用了原话。最后，他告诉费尔巴哈，他计划"出版一本小册子来反对批判的这种堕落"76。

卢格的信可能也促使马克思写了第(7)部分(第XIV-XVII页)，在那里，他探讨了在私有制情况下，"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增长如何造成需要的丧失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丧失"77，同时也探讨了货币的作用。78

此后，马克思不再给段落编号，而是交替地研究黑格尔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就黑格尔哲学而言，他现在关注的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79。第(6)部分结尾对其内容的概括以及第XIII/XVII-XVIII页对其"各个章节"的涉及都表明，马克思再次阅读了这部著作。在第XVIII页，他把整个《精神现象学》描绘为"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因为《精神现象学》坚持人的异化……"，所以它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不过也还是通过异化的形式"。80在第XXII页，马克思恢复了他的批判，他想以"最后一章"来说明"黑格尔的局限性"81。在这样做之前，他可能对那一章进行了概括。

在第一手稿的结尾部分，马克思似乎把政治经济学转换成了哲学，但在第三手稿的第XXII页，他却做了相反的事情："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82如果用哲学的术语来表达，那么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异化的见解，它主张人的现实的对象化，主张人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即生成"类意识和类生活"。从这一观点出发，它就可以与无神论类比，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它也可以与共产主义类比，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83。至于"异化形式"，马克思认为，对于黑格尔来说，"主要之点"在于"意识的对象无非是自我意识"，它的外化"设定物性"84。因此，黑格尔认为物性是"在知识之外没有任何对象性的某种东西"85。不过，如果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那么它实际上"通过这个外化的形态确证精神世界"，"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正如它"对宗教、国家等等"表现出来的那样。86马克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谈道："毋宁说，自我意识是人的自然即人的眼睛等等的质，而并非人的自然是自我意识的质。"87

在这里的论述中，马克思也引用了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分的内容。

在第XXXIV页马克思返回到了政治经济学。在对工业资本战胜地产进行了补充论述之后，马克思转向了政治经济学家的社会概念，关注分工这种"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异化的……形式"88。通过引用摘录笔记本中的相关段落，或者像在穆勒那里一样直接引用原书，马克思对比了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以及穆勒在这个主题上的观点。他现在也注意到了一个他一直以来忽略的方面："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89他的结论是，恰恰在分工与私有财产如此紧密地联系这一情况中"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90。

接下来，马克思在第XXXIX-XL页写下了"序言"。91之后，他在第IX-XLIII页补充了对人的激情与其感性对象的关系以及对作为"需要与对象之间……的牵线人"92的货币的力量的进一步思考。93与第一手稿的那些纸张一样，第三手稿的十六张纸以及包含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概述的那张纸都是后来才被装订在一起的。

正如艾米利·博提盖利恰当地指出的，1844年手稿表明"充溢的思想试图表达自身"94。除了在第一手稿的前几部分对材料作了整理以及在第三手稿的最后几部分使用了相关著作和摘录之外，在其现存的手稿中，马克思是相当自发地阐述他的观点的，他那时刚好想到了它们。在说了一时想说的东西之后，他又重新开始阅读。95于是，新的阅读又影响了他的观点，从而导致了视角的变化，这又在概念的变化中体现了出来。例如，在第一手稿的结尾部分，马克思使用了"类"(Gattung，Gattungs－)的概念。在他对普雷沃的《译者对李嘉图体系的思考》所作的评论中，他使用了"社会的"(gesellschaftlich)一词。96此后，他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个词，例如，把分工称为"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97。起初，他这么做可能是无意识的。然而，在此后不久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马克思就谈道："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98

正如在上文中指出的，马克思不仅在手稿中，也在笔记中阐述他的观点。有时他会中断摘录，代之以自己的评论。随着研究过程的深入，这种评论的篇幅越来越长。如果说，在对萨伊、斯卡尔培克、许茨、李斯特和斯密等人著作所作的摘录中，还只包含一些简短评论99，那么在对麦克库洛赫、李嘉图和穆勒等人著作所作的那些摘录中，则包含对作者观点的详细讨论。马克思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评论就占了笔记的好几页篇幅。

与马克思各种各样的手稿一样，他在笔记中所作的评论表明了他的思想的进步。例如，他主要对"李嘉图学派"即李嘉图本人、穆勒和麦克库洛赫等人进行批判，批判他们无情的"昔尼克主义"。马克思认为，他们仅仅对"物质的、非人的财产的抽象运动"感兴趣，而不关心"现实的生活"，"个体的现实的人"100。在对普雷沃的《思考》进行摘录时，他谈道，对专注于"一般规律"的"李嘉图学派"来说，是否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一法则的作用下"被毁掉"是无关紧要的。101在对李嘉图的著作进行摘录时，马克思批判地评价了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本身：它们仅仅是抽象物；要想赋予它们任何独特的意义，经济学家"必须把现实看作是偶然的，而把抽象物看作是某种现实的东西"102。在对穆勒的笔记进行摘录时，马克思更为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并且得出结论："国民经济学的真正规律是偶然性，我们这些学者可以从这种偶然性的运动中任意地把某些因素固定在规律的形式中。"103

马克思在摘录到穆勒著作第3章第8节——也就是关于货币的十节中的第三节——第137页时做出了上文中后面的评论。第三手稿的最后部分表明，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他的关注。当他在笔记中继续他的评论时，他又转换到了那个主题。在谈到第7节的"作为媒介的特定商品方便了生意往来"时，马克思写道："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媒介，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接下来，他阐述了他的货币观，强调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为异化了……"104。事实上，马克思只是在这些评论以及他在穆勒著作第253页所作的评论中，回答了他在第一手稿的结尾部分提出的问题："私有制……等等……这全部异化如何在本质上与货币制度相联系"；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异化"；什么是"真正人的财产"或者真正人的生产。关于真正人的生产，他宣称："我们每个人……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我们的生产……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105

马克思中断对穆勒《原理》的摘录而作的那些评论，在明晰性上超过了第一、第二、第三手稿中的大部分阐述。不过除此之外，这些评论的风格并没有在本质上不同于那些阐述，尤其是在第三手稿中所作的补充。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那些补充和他在笔记中所作的评论进行任何区分。例如，在对穆勒进行评论时，他在某个地方谈道："如何更详细地规定这个价值以及这个价值如何成为价格，应当在其他地方加以探讨。"106在这一工作阶段，对他而言，在哪儿阐发这些观点并不重要。事实上，他中断对穆勒的摘录而作的评论就能被看作是1844年手稿的继续，或者甚至是"第四手稿"。

总而言之，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不能被视为与那一时期的笔记相分离的独立的统一体。它们的各个不同部分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源于先前研究"工作"的思想，而是反映了他的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一发展过程为持续的阅读所推动，在当时进展迅速。马克思在做摘录的同时也写下了他的想法。他在笔记和手稿中交替地这样做。只有这些笔记的全体——它们被看作是由摘录、评论、概述、思考以及进一步的摘录所构成的序列——才能充分说明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

(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项目编号:10JZD0003］的资助)

(本文原载美刊《反思马克思主义》2002年第4期，经授权发表。作者Jürgen Rojahn博士系国际知名MEGA专家；译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1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笔记的主要部分就被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H)拥有；另一小部分为前苏联共产党的党中央档案馆拥有，如今则为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GASPI)拥有。

2第一个认识到马克思笔记重要性的学者是达维德·梁赞诺夫。不过，在他于20世纪20年代启动的MEGA1中，这些笔记仅仅被列出了名单。只有一些笔记被全文发表。随着MEGA1工作的深入开展，编者们意识到，仅仅出版笔记的名单是徒劳无益的。保尔·韦勒(Paul Weller)建议在专门的第四部分中收录马克思的所有笔记。但是那时MEGA1已然消亡。斯大林去世后，当莫斯科和东柏林的学者开始讨论有关新版MEGA的计划时，他们接受了韦勒的建议。然而，党的当权者并不喜欢这一想法。在他们最终同意之后，MEGA2第四部分第1卷在1976年出版。与此同时，对马克思的笔记怀有兴趣的学者数量不断增长。事实上，一些笔记已经被单独发表了，例如L.Krader，ed.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Studiesof Morgan，Phear，Maine，Lubbock，2d ed.，Assen:VanGorcum，［1972.］1974;H.－P.Harstick，ed.，KarlMarxüber Formen vorkapitalistischer Produktion.Vergleichende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Grundeigentums 1879－1880，Frankfurt:Campus，1977;H.－P.Müller，ed.，Karl Marx:Die technologisch－historischen Exzerpte，Frankfurt:Ullstein，1981;R.Winkelmann，ed.，Karl Marx:Exzerpteüber Arbeitsteilung，Maschinerie und Industrie，Frankfurt:Ullstein，1982;K.Marks/Marx，Przyczynki do historiipolskiej.(Re kopisy z lat 1863－1864)/Beitrge zurGeschichte der polnischen Frage(Manuskripte aus denJahren 1863－1864)，2d.ed.，Warsaw:Ksiazka iWiedza，［1971.］1986;H.-P.Müller，ed.，KarlMarxüber Maschinerie，Kapital und industrielle Revolution.Exzerpte und Manuskriptentwürfe 1851－1861，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9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0卷第14页。

4马克思毕生积攒了1000余册藏书。他去世后，恩格斯把那些藏书的绝大部分补充到了自己的藏书中。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这些藏书被归并到位于柏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图书馆中。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该图书馆为纳粹当局没收。与之命运类似，恩格斯的藏书在之后几年里散佚欧洲各地。不过，依赖于以德国和俄国为主的学者的长期寻找，2000余册书籍的绝大部分被觅得踪迹。目前，已经确定的有1450部著作(2100册)。MEGA2第IV/32卷的预备版包含一份附有注释的这些著作的名单。它们中的大部分表现出了马克思深入阅读的痕迹(参见H．P．Harstick，R．Sperl，and H．Strauβ ，eds．，Die Bibliotheken von Karl Marx undFriedrich Engels．Annotiertes Verzeichnis des ermitteltenBestandes，Berlin:Akademie Verlag，1999．)。

5P.Lafargue，"Karl Marx.Persnliche Erinnerungen"，in Die Neue Zeit 9/1，no.1:10－17，no.2:37－42，Stuttgart:J.H.W.Dietz，1890－1891，p.1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19页。

7就马克思的著作来说，本文中只有由他本人所发表的著作标题用书名号标出；后来的编者给他那些未完成的手稿或草稿添加的标题用引号标出。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14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708页。

10MEGA2第III/1卷，第45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53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3卷第23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74页。

14这一点尤其适用于马克思晚年的笔记。只有从这些笔记和一些书信出发，我们才能知道他的思想在那一时期是以何种方式发展的。

15遗憾的是，在1981-1982年出版的MEGA2第I/2卷和第IV/2卷，倾向于模糊而不是阐明这种联系。参见J.Rojahn，"Die Marxschen Manuskripteaus dem Jahre 1844 in der neu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in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25，1985，pp.647－663。

16H.Marcuse，"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in Die Gesellschaft 9(2)，1932，pp.136－174;H.De Man，"Der neu entdeckte Marx"，in Der Kampf 25，1932，pp.224－229，pp.267－277.

17S.Landshut and J.P.Mayer，"Einleitung"，in Karl Marx: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Die fr hschriften，vol.1，Leipzig:Kr ner，1932，pp.xi－xli.

18E．Thier，"Die Anthropologie des jungen Marx nachden Pariser 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n"，in Karl Marx:National konomie und Philosophie．Cologne:G.Kiepenheuer，1950，pp.4－5.

19K．Marx，uvres philosophiques．Trans．J．Molitor．Vol．6，conomi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Ideologie allemande(1re partie)，ed.S.Landshut and J.P.Mayer，Paris:Costes.1937.

20这些版本大部分都没有包括"第IV手稿"。至于第I手稿，一些版本只收录了关于"异化劳动"的结尾部分(参见E.Thier，"Die Anthropologie desjungen Marx nach den Pariser 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n"，in Karl Marx:National konomie und Philosophie，Cologne:G.Kiepenheuer.1950;E.Fromm，Marx's Concept ofMan.With a translation from Marx's Economic and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by T.B.Bottomore，NewYork:Ungar.1961.)。

21朗兹胡特和迈尔——他们接触到了那时收藏在柏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中的原始手稿——对手稿所作的描述部分是错误的。就MEGA1的编者来说，他们并没有提到他们的版本是以梁赞诺夫在1923年获得的复制件为基础的。他们所作的描述是不完整的。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原始手稿就为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拥有。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由于手稿极其糟糕的状况，对它们的接触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关于原始手稿的详细描述，参见尤根·罗扬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历史学。所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事件》(J.Rojahn，"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Der Fall der sog.' 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28［1］，1983，pp.2－49.)和MEGA2第I/2卷。

22D.Mclellan，Marx before Marxism，London:Macmillan，1970，p.163.

23就内容来说，"手稿"和"笔记"这两个组群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一方面，第一手稿的大部分内容是由摘录构成；另一方面，一些笔记包含着马克思所作的长篇评论。我们也不能根据其外表(格式、页面分栏、页面编号方式)对这两个组群做出清晰的区分。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12页。

25中译本可参见［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3、151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04页。

27P.Nerrlich，ed.，Arnold Ruges Briefwechsel und Tagebuchbltter aus den Jahren 1825－1880．Vol．1．Berlin: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1886．p．345．

28A.Cornu and W.Mnke，eds.Moses Hess:Philoso-phische und sozialistische Schriften 1837－1850.Eine Auswahl，Berlin:Akademie－Verlag，1961，pp.329－348.

29在1845夏第一次逗留英国前，马克思通过法文版阅读了英国作家的著作。

30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概括了奥西安德《论民族的商业交往》中的一段话。奥西安德在那里谈到，分工导致了不同"社会阶级"(classes of society)的形成，而马克思用的词是等级(estates，德语为Stande)(参见MEGA2第IV/2卷，第547页)。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前面曾批评李斯特没有提到"享受的划分(Genuβ theilung)，不同阶级(different classes)的区别"(参见MEGA2第IV/2卷，第529页)。那时，他仍然把"等级"(estate)与"阶级"(class)这两个词当作同义词使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写道:"享受和享受能力是市民等级或市民社会的原则。"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101页。

31MEGA2第IV/2卷，第332-346页。

32MEGA2第IV/2卷，第346-364页。

33MEGA2第IV/2卷，第356页。

34马克思把这个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空了下来，他后来在另外一个笔记本中继续对斯密的著作进行了摘录。

35从这一手稿各页奇怪的书写和编号顺序以及马克思填写它们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出，至少在最初，马克思并没有长远的计划。在9页空白页面后，被编号的各页按照如下的顺序接续:XVII，I，XVI，XV，XIV……IV，III，II，XVIII，XIX，XX……XXVII(关于进一步的细节，参见J.Rojahn，"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Der Fall dersog.' 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dem Jahre 1844'"，pp.35－36，p.48.)。只是在几年后，可能是在1850年，马克思才在直到那时依然空白的第1页上写了"笔记本I"，并在第3页中编制了一个书目(参见MEGA2第IV/7卷第28页)。

36看来，马克思只有比雷著作的1840年版第1卷。不管怎样，他在巴黎逗留期间只对那一卷做了摘录和引用。当马克思于1845年在布鲁塞尔继续对之进行摘录时，他所使用的书籍是《政治经济学全教程》(1843年布鲁塞尔版)，这部文集收录了比雷的整部著作。

37这里，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可以找到的他对长子继承制的评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121页及其后几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3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54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60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65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67页。

43MEGA2第IV/2卷，第316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77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79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79页。

47关于斯密，马克思在他的摘录笔记本中谈道:"他采取的把问题推回古代的方式，并没有解决问题。"(MEGA2第IV/2卷第336页)

48显然，马克思没有对舍伐利埃的《教程》进行摘录，而他对加尼耳著作的摘录可以追溯到1845年。

49马克思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79-380页)中使用了对麦克库洛赫(参见MEGA2第IV/2卷第476-477页)所作的摘录，在第三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55页)中他引用了对斯卡尔培克(MEGA2第IV/2卷，第328-329页)和德斯杜特·德·特拉西(MEGA2第IV/2卷，第489页)所作的摘录。至于对李嘉图和穆勒著作所作的摘录，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它们究竟做于何时。MEGA2第IV/2卷的莫斯科编者认为，马克思在写第二手稿之前做了这些摘录；MEGA2第I/2卷的柏林编者认为，马克思在写完第三手稿后才做了这些摘录。我认为，我以前对后者的论证所作的批评仍然有效(参见J.Rojahn，"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Der Fall der sog.'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p.30.)。另一方面，考虑到马克思的评论的内容和风格，柏林的编者似乎又是正确的，至少就关于穆勒的《原理》所作的摘录而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在写作第三手稿前就阅读了穆勒的著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45、346、355-357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81-284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442-473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88页。

53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把英国的国民经济学称作"英国国民经济状况在科学上的反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79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89-291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4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4页。

57马克思从蒲鲁东(他从客观方面来思考私有财产，要求取消资本"本身")经过傅立叶(他与重农主义者一样，认为农业劳动"至少是一种典范类型")、圣西门(他宣称，"工业劳动本身是本质")再到共产主义(作为取消私有财产的正面表述)，用"逻辑的"而非时间上的表述描绘了扬弃自我异化的运动。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7页。

59引自A.Cornu，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Lebenund Werk，vol.2，1844－1845，Berlin:Aufbau－Verlag，1962，p.19.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在1858年2月22日写给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才提到了他要写作"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历史"的计划。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531页。

60［法］舍伐利埃:《政治经济学教程》，1842年巴黎版第35-36页。

61［法］舍伐利埃:《政治经济学教程》，1842年巴黎版第3页。

62［法］舍伐利埃:《政治经济学教程》，1842年巴黎版第48页。

63［法］舍伐利埃:《政治经济学教程》，1842年巴黎版第12页。

64［法］舍伐利埃:《政治经济学教程》，1842年巴黎版第471-472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14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90页。

67L.Stein，Der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Ein Beitrag zur Zeitgeschichte，Leipzig:Otto Wigand，1842，p.371.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7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8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10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12页。

72MEGA2第III/3卷第434-435页。

73MEGA2第III/3卷第436-437页。

74马克思只是在收到了上述的《文学总汇报》第5-7期后才写了第(6)部分的一个表现是，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隐晦地提到了布鲁诺·鲍威尔和梅尔希奥尔·希策尔分别发表在该杂志第5期和第6期中的文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13-314页。

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12页。

7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52页。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41页。

78按照卢格的说法，鲍威尔最近告诉他，"不仅"有必要批判"社会、特权财产所有者等等"，"而且"有必要批判"无产者"。卢格补充说，"似乎对财富、财产、社会本身的批判并不是源于对无产者的批判，即源于对他们所处的非人的、恶劣的境况的认识"。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16页。

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19页。

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20页。

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19-320页。

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31-332页。

8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21-322页。

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27页。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28-329页。

8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21页。

8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53页。

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53页。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57-358页。

91"序言"表明，马克思仍然没有确定他计划出版的"小册子"的目的。一方面，这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小册子将是"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的系列的第一部;这个系列之后还将有一部著作，马克思将在其中展现"各部分的关系"，并尝试"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另一方面，这第一部小册子已经打算在最后一章中包含"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这里，马克思再次陷入到与布鲁诺·鲍威尔的激烈争论中。这似乎表明，这个小册子(pamphlet)就是他几天前在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提到的"小册子"(small booklet)。不过后来，他删掉了这些争论的大部分，声称他将"在另一个场合"表明"哲学的消极解体，即哲学的腐烂过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19-222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59页。

93在最后的这一部分中，马克思引用了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他的朋友格奥尔格·韦伯在其发表于巴黎《前进报》(1844年8月28日)的文章《货币》中也引用了相同的段落。

94E.Bottigelli，"Présentation"，in Karl Marx:Manuscrits de 1844(Economi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Paris:Editions socials，1962，p.xxxviii.

95突出的是，马克思当时并没有遵循典型的学术程序，即求教于那些包含着有助于解决某个特定问题的信息的书籍。毋宁说，他只是继续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便扩充他在那一领域仍然匮乏的知识。

96参见MEGA2第IV/2卷第482页，"如果社会和个人……的利益是同一的，或者说，如果个人的利益……是社会的";也可参见第483页。马克思以前只有一次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社会的"一词，即在《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189页)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只用了一次"社会本质"(sociales Wesen)这样的表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54页)。在对李斯特的著作进行摘录时，马克思谈到，李斯特把分工表现为一种协定，忽略了它所导致的利益的截然对立。"他满足于'社会劳动'一词"(MEGA2第IV/2卷第529页)。

9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53页。

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50页。众所周知，马克思后来也放弃了"异化"(estrangement)一词。这不意味着他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来阐释"现实世界"的现象。甚至在第一手稿的前几部分中，当他描绘他之后称为"异化"的内容时，他也没有使用这个术语。然而，他逐渐意识到，类、异化等等概念属于独特的德语哲学语域，这一语域有别于他现在想参与的语域。

99例如，对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的摘录只包含后来写的一段短评，它位于马克思曾经留下的右半页的空白页面上。参见MEGA2第IV/2卷第317页的插图。

100MEGA2第IV/2卷，第480页。

101MEGA2第IV/2卷，第482页。

102MEGA2第IV/2卷，第405页。

10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18、18、37、28页。

10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18页。

10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37页。

10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28页。

谢选骏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32年的出版，引发了“青年马克思”问题的争论。其实，这时候的马克思不过是恩格斯的学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过是对恩格斯的回应——马克思自己招供，“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创作，除去魏特林德著作外，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本著作的要点。”（参见《1844手稿》）马克思甚至吹捧，“恩格斯把亚当·斯密叫做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是对的。”难怪有的马仔说，“1843年9月，恩格斯给《德法年鉴》编辑部寄去了一份稿件，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负责审稿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这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将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思想融合在一起，并将社会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高度评价了恩格斯这篇文章并称其为‘天才大纲’，从此改变对恩格斯的最初印象。”但是恩格斯知道，他自己没有头衔，无名无份，只有靠着马克思的博士头衔才能唬人，所以只要他的恩哥老马不死，恩格斯他就不能自立门户，还要不断供养马克思一家老小的吃喝，甚至为马克思的私生子背上黑锅。即使是他的恩哥老马死了，他也必须顶着恩哥马客死的主义，继续努力背锅——这就是他的奴隶道德的由来。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里，恩格斯开始着手神化马克思了——他是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恩格斯用梵蒂冈册封圣徒的腔调，把马克思这个吸血的僵尸，变成了不朽的魔鬼。恩格斯为何要神化马克思呢？因为他只是一个高中生，没有高校文凭，必须拿来那个顶着假博士帽的马克思，才能行销自己——但也因为这样，恩格斯倒是和群氓息息相通，直通斯大林、毛泽东等中学生的肠胃，还把他们变成了常委，从而掀起了血腥的世界红潮。

【第十篇  恩格斯主义就是“共产党自己当资本家”】

《程晓农：中共四十年改革成共产党资本主义》（2019-12-20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2018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增长放缓。（美联社）

中共已经改革四十年了，但究竟改成了什么制度，却始终象个谜。真实情况是，中共通过与资本主义“结婚”，把斯大林模式变成了共产党资本主义。对共产党员资本家们来说，唯一可以信赖的自我保护制度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共产党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转型成为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用红色资本家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

一、中共的制度改革：共产党与资本主义“结婚”

中共已经改革四十年了，但究竟改成了什么制度，却始终象个谜。中共在政治层面从未改革集权专制制度；但从经济层面看，又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绝大多数西方人始终看不懂中国，他们总以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水火不容的；因此他们相信，既然中共的经济改革开始拥抱资本主义，那么它就会拥抱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基础。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西方观察者们大错特错了，他们过于简单化的思维导致他们始终看不到中共改革的本质。中共抛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拥抱资本主义，至今已有20年了，但是西方观察家们等来的却是中共越来越严密的专制控制。

倒是原共产党国家的专家看得比较透彻一些，他们知道，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没有生命力，早晚一天得回到资本主义。1988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过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讨论会，这是唯一一次有中国学者参加的关于这一主题的国际讨论会。当时匈牙利还未进入制度转型阶段，仍然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即共产党）统治，但那时的匈牙利学者已经敢于率直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了。在那次会上有一位匈牙利经济学家用讽刺的语调说，在他看来，所谓的社会主义，无非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先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然后再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这位匈牙利人的看法很快便被苏联东欧的民主化和市场化所证实，后来中国也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这位匈牙利学者说过这句话之后的短短两、三年内，他就欣慰地看到，在他的祖国制度转型顺利完成，市场化和民主化相伴而行；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欧的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这几个中欧国家的制度转型符合西方观察家们的判断。但是，中欧模式似乎是个特例。而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的其他国家，虽然经济制度都转型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了，但政治转型却被原共产党劫持，出现了畸形的制度转型；在中国，经济制度也变成了资本主义，而掌握政权的中共通过与资本主义“结婚”，把斯大林模式变成了共产党资本主义。在西方学术界我2012年首次提出，共产党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制度形态，它不是临时的制度转型过渡形式，而是一种定了型的人类历史上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制度。2016年我也就此话题在华府的一个智库作过演讲。

二、共产党资本主义的诞生与衰老

在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究竟是何时诞生的，中共又是如何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变成了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中国改革中最实质性的问题已几乎被历史烟云湮没了。大家往往习惯地说，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那是个比喻，却并非一种清晰的制度架构描述。世界各国当中，权贵资本主义在东亚国家曾大行其道，在非洲国家现在依然十分兴盛，而共产党资本主义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权贵资本主义截然不同。

中共独创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世界，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在经济方面，共产党资本主义大体上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虽然共产党宣称自己要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但他们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能够帮助红色政权巩固地位，于是就毫不犹豫地让共产党干部们当上了资本家。于是中国就出现了由共产党员资本家们主导、掌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原本宗旨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共产党，通过扶持、发展、利用资本主义，延续了生命力。在政治方面，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一切权力均由共产党垄断，全面的政治高压和严密的社会管控扼杀了民间任何追求自由民主的言论或行动。

之所以现在来分析共产党资本主义的诞生，是因为它活到20岁时就出现了明显的衰老迹象，我将在另一篇文章里分析这个衰老迹象的种种现实表现和中共高层的相应烦恼。本文的目的是简要介绍共产党资本主义从何而来。如果不懂得共产党资本主义如何诞生、如何运转，就无法理解它为什么这么快就衰老。对于关心中国未来的人士而言，理解共产党资本主义的衰老规律，也是思考中国未来政治制度转型的一把必备的钥匙。

共产党资本主义是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摇篮里诞生的。为什么共产党要拥抱资本主义？答案藏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失败的教训中。中国的80后、90后都是改革开始后出生的，从来没见过改革之前的状况，很多人完全不知道中共改革前的苏联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从那个被中共抛弃的苏联模式开始讲起，才能明白，为何中共从来不肯老实说明，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里，共产党干部是怎样成为资本家的，而共产党资本家们又是如何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滋润，巩固着他们的专制统治。

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没落

斯大林模式的共产党国家的制度架构是个“三腿板凳”。这“三条腿”当中，一条腿是由领袖的个人崇拜支撑下的极权统治；第二条腿是自称终极真理、强制灌输到全社会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第三条腿是以全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集权经济管理制度。斯大林模式的衰落开始于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极权领袖死亡，而斯大林模式的松动都从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开始，那是共产党政权自救的一种必然选择。苏联从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了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共从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东欧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也有过与中国类似的经济改革。中共的经济改革一直到1997年以前都属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调整，然而，这样的调整虽然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却无法挽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困境。

经济管理上的集权制度把经济活动各方面的决定权全部集中到各级政府手里。为此设立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经济管理体系，其中包括总揽经济权力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在省、地、县均设有履行相应职能的计委），还有一系列综合管理部门，如负责工业生产和协调交通运输的经济委员会，控制物资分配的物资管理部门，负责资金分配的财政部门和国有银行，分配消费品的商业部门以及负责劳动力分配和工资管理的劳动部门。此外还设立分工管理各行业的专业管理部门，全国的主要企业大部分归这些部管辖，决策由这些中央政府的部门决定，企业只负责执行实施，企业既没有独立性，也没有自主权，利润如数上交，资金使用由上级决定，国有企业里改革前有一句话，“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很形象地解释了这种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系的特点。

所谓的计划经济，指的是全国从下而上每个单位都制定生产计划和所需要的人、财、物计划，然后分别归口、逐级上报，最后由国家计委汇总来自中央各部和各省市的生产和人、财、物计划；经过修改、批准的经济计划指标再以正式文件下发给各部和省市政府，由它们再进一步分解下发。经济计划指标一旦下达，就不容许轻易变更了。上级政府部门每月、每季度、每年严格按照计划执行情况考核下级单位的工作业绩。计划管理的僵硬特点是，它不考虑每个生产单位的具体情况和可能的供求条件变化，而只是简单地按照上年计划执行情况加码，制定出下一年的计划任务，其假定是，一切情况都不发生任何变化。而企业则只能僵硬地重复上一年的经济活动，作有限的调整，超产没奖励，亏损无处罚。职工吃“大锅饭”、捧“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样，涨工资靠国务院下文件，毛死前近15年没涨过工资，1978年国务院下文，全国企业四成职工工资上调一级，仅几元钱。

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80年代的改革时期，主导城市经济改革的始终是各级政府部门的干部，因为每一项改革都意味着他们要释放部分计划经济体制下被严密掌控的经济权力，企业和民间才能获得自主经营的有限空间，市场经济的萌芽才能出现。而干部下放经济权力，只不过是执行上级指示，但以权谋私从那时开始便蔚然成风，不过金额有限而已。那时的农村改革推行了包产到户，结果农业生产的个体经营冲垮了管控农民的人民公社制度，使计划经济的农村管控系统完全失灵了。80年代的城市改革只是允许企业留部分利润加工资、发奖金，职工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商品供应改善，耐用消费品开始普及。

在社会主义的企业公有制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提高了工资福利，却不会相应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大量冗员，企业工作纪律松懈。在苏联和中国都曾出现同样的局面，因为粗放管理、低效率、高浪费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无法长期提供“花钱买人心”政策所需要的开支，一旦开支浩繁、难以为继，共产党就掏空了自己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便走上了末路。

四、中共治下的第一代红色工业资本家

经济制度的市场化究竟是如何与专制政治制度契合共生的，西方观察家们始终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实际上很简单，共产党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与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基本相似，无非是企业私有，资本属于个人；共产党资本主义唯一的不同在于，大量拥有资本和企业的资本家们同时也是共产党员，其中大多数曾经是或现在仍然是共产党干部，他们也始终听命于红色专制政权。至于中共是如何从全盘公有制的社会里凭空造成几百上千万的共产党员资本家，他们的私有企业、金融资本从何而来，所有的答案都掩藏在1997年开始的国企私有化当中。

中共的国企私有化是为了摆脱大多数国企濒临破产所造成的金融危机窘境。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绝大部分国营企业长期依赖银行“输血”度日，而银行向国有部门倾注资金越多，自身的经营状况就越恶化。国有企业的负债快速上升，大量贷款未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员工的工资福利，无法偿还银行，同时也让企业资不抵债。到了1995年全国国营企业总体上负债达到资产的85％，即将破产，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开始向银行“打白条”，不仅不再偿还贷款，连利息也停止支付，全国国企每年对银行欠息1千多亿元。这些国企的贷款就构成了银行的坏账，银行系统的潜在金融危机日益暴露。90年代初全部银行贷款中20％是坏帐；1994年全国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到了1996年银行系统的坏帐已急升到贷款总额的70％。为了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中共不得不部分放弃用国有银行保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传统做法，把十多万家国有工业企业当中的大多数作为“包袱”甩掉，任其自生自灭。

为了避免这一决策把社会上的所有怒火都喷发到中共身上，当局决定实行国企全面私有化（当时采用了一个含义暧昧的改革词汇—“改制”），让国企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这些厂长经理身上。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不会白白当这个“替罪羊”，他们得到的好处就是，默许他们私吞国企资产。因此，短短几年内，大部分国企被私有化到了厂长经理这些国企干部的口袋里，中共治下的第一代红色工业资本家就是这样“出生”的。从制度转型的角度看，一旦现有企业的大多数都私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彻底解体了，而以企业私有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

五、中国模式：用资本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中共的正式话语里，绝不可能讲出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的大实话；取而代之的是“改革”和“市场化”，这两个词都回避或模糊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中共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究竟是何时解体的，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中共的官方宣传通常把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视为改革的一个新起点。这个起点的真实含义是，邓南巡之后，在决策圈和权贵家族当中，80年代的“改革派”和“反改革派”携手走上了建设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最后双方终于融为一体，共同变成支配今日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他们之间虽有红二代和官二代之分，彼此看不顺眼，时有冲突，但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既要发财，也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中共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式寿终正寝的准确时间点是1997年，从那一年开始中共的经济制度正式转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到了2002年，大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或者私有化，或者破产之后将厂房地皮出租，新的所有者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资本家。与此同时，大型国有企业纷纷上市，它们的高管们在自己的公司上市前先无偿获取一部分股票，等上市后股价飙升，就轻而易举地捞取了红色资本家们的第一桶金。不管是作为私有化以后的企业唯一老板，还是作为大企业股东，这些红色经济管理干部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员资本家。除了这批人之外，各级官员和许多红二代和官二代凭借关系和权力，也捞取了大笔财富，他们或者是把暴发所得的钱财投资于国内或藏于海外，或者是把钱财用于购买房地产，于是中国又出现了大批共产党员金融资本家和房产资本家。这批红色资本家就组成了共产党资本主义新体制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骨干力量。他们既追逐财富，也谋求体制内的权力，至少要在共产党的权力结构中建立一小块自己的关系网。

谁说共产党和资本主义有仇？那是马克思的胡言乱语。中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共产党干部自己可以当资本家，他们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独掌政权的旗帜，同时又侵占公有财产而成为呼风唤雨的红色资本家。资本家的富裕和共产党的专横，他们兼而有之。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早就不出版单行本了，因为，那本小册子的观点对中共来说是“反党”的。一个“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在改革中通过走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巩固了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权。

尽管从启动国企私有化到今天已20年有余，中共仍然宣称，它从来“不搞私有化”。这无非是为了掩盖共产党与资本主义新体制在意识形态上明显的对立，因为私有化彻底暴露了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旗号是挂羊头卖狗肉。如果马克思现在从墓中走出来，而他又不想背叛自己，那么，他可能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宣布开除中共的“马籍”；不过，如果这发生在中国，很可能象毛泽东所预言过的鲁迅在红色政权之下的命运一样，马克思就只好呆在“马克思主义”政权的监狱里；他如果嫌“无产阶级”的监狱太残酷，唯一的选择就是表态效忠这个假马克思主义政权，倘若如此，则老马从此不姓“马”。

既然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大量资产、财富掌握在身为共产党员的红色资本家手中，他们必然敌视民主；对共产党员资本家们来说，唯一可以信赖的自我保护制度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他们对全社会其它成员的永久专政。他们很清楚，社会主义那套经济制度早就该抛弃了，用红色资本家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可以实现他们期待的“红色江山万年长”，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显然，中国的经济转型不但巩固了共产党的专政，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这个专政，这种共产党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转型成为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

谢选骏指出：所谓“共产党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共产党自己当资本家”。但是上文的作者却不懂得，“共产党自己当资本家”也好，“共产党资本主义”也罢，都不是从邓小平、毛泽东、斯大林这些小喽啰那里来的，甚至也不是从列宁的党国垄断和社会帝国主义那里来的——而是从马恩这对难兄难弟那里来的！恩格斯自己当资本家，养活马克思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因为他们在狼狈为奸的日子里终于认识到了，“共产党自己当资本家”，才是唯一的活路；才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自己不当资本家”，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是要用资本养活共产党自己。

【第十一篇  恩格斯主义被马克思修正了】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没有恩格斯的名字？》（晓晓在读书 2019.06.27）报道：

马克思主义是谁创立的？

从创立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什么叫做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呢？只要是马克思或者是恩格斯写的文章，说过的话，包括他们的书信，就是今天我们所能找到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的思想，都叫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两个人创立的这么一个学说叫做马克思主义。

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它没有恩格斯的名字。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没有叫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我们叫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就是你一看到恩格斯，你不要和马克思主义分开来，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只要是马克思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那恩格斯的文章，包括他的书信叫不叫马克思主义？绝对是马克思主义。

那大家会说那为什么没有恩格斯的名字？

这就和恩格斯的个人性格有关系了，恩格斯这个人真的很伟大。他是马克思最好的哥们，但他比马克思小两岁，是个小弟。恩格斯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马克思一起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另一方面，他还有一个本来不应该是他的任务，但是真的是他完成的，就是：基本上是他养活着马克思的一家。

为什么？马克思为什么靠他养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些偏见，也不要给他们加任何定语了，比如说什么伟大导师，我们都不加了，我们也不从政治的角度去评价这两个人。

我自己是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由衷地讲，随着对他们研究的深入，一点点地了解，这两个人我真的还是蛮敬佩的。首先这是两个天才，真的是天才，两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家，天才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们自己做得到吗？反正我肯定是做不到，差得太远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当中，他们写下的著作，有多少字呢？如果变成汉字的话，翻译成汉语的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加在一起，如果全部出版，有四千万字。今天可能你弄个四百万，四十万也不是特别难，因为网络一贴就可以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拿着那个鹅毛笔，沾着墨水一笔一笔写，写了一辈子。两个人完成了四千多万字的著作。且不说别的，光是这一点就很了不起。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笔都非常好，两个人都受过非常好的教育，马克思也是博士。他们的思想非常敏锐，马克思的文字真的是非常有穿透力的，有震撼力的。

如果你读过《共产党宣言》，就知道开篇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游荡。

这些文字，真的是震撼人心的。以马克思的才华，他当时如果到任何一所大学去，做个教授，做个博导一点问题都没有，或者说他写了那么多东西，他投稿给杂志社，给报刊写评论，就赚点稿费他都吃不完。

可是这样一来，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个词我们现在用得很少，就是阶级。但这实际上是很客观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这边的，所以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府对他是很不高兴，很不待见的。

在马克思的一生当中，曾在德国住过，后来又到英国，最后主要在英国。居住国的资产阶级政府确确实实对他是打压封杀的。那时他们给所有的高校、那些著名大学下了禁令，你们是不能聘用马克思的。出版社、杂志社，你们也不能登马克思的文章。这样以来，马克思就等于完全没有职业发展前景了。

怎么办？所以马克思一家后来靠恩格斯养活。

恩格斯，用今天的话说，恩格斯其实就是富二代，因为他的家族有企业，这是恩格斯自己后来讲的。他说，我其实觉得非常讽刺，我和马克思是资产阶级的批判者。但是我本人就是一个可耻的资本家。

因为恩格斯就是个工厂主，但是后来恩格斯也说了，这个也没办法。这也符合他和马克思研究的马克思基本原理当中的一条，叫做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人类只有首先解决了吃穿住，才有所谓的政治哲学宗教法等等。恩格斯说没办法，我们作为资产阶级的批判者，我们自己也得吃饭，在当时没有任何别的经济来源。

我们今天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别是从官方的角度，那当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其实如果你真的是回到历史当中去感同身受地去想一想，其实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候，他们也不是什么官，也没有任何人给他们发工资，也没有任何人给他们提供经费，真的就是自己一方面要养活自己，然后还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去做那么大的贡献，这真的很了不起，所以恩格斯人格真的很高尚。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贡献也是非常巨大的。他们两个人到底说谁的贡献更大，用我自己的感受，真是不分伯仲。就是很难说谁是老大，谁是老二。但是以我个人意见的话，我甚至觉得恩格斯的还要稍微大一点点。为什么？倒不是说恩格斯比马克思还厉害，而是历史给了恩格斯一个比马克思更多一点的机会。这个话怎么讲？马克思是1883年去世的，马克思只活了65岁，他这一生真的很不容易，尽管恩格斯也不断地帮助他，无私地帮助他。但他实际也很艰苦，最后某种意义上，到了晚年，真的是贫病交加。65岁，从今天的观念来看，活得不算长，当然也不算太短，过了60岁就不算夭折了，活不到60岁都叫夭折。所以我们每个人怎么着都要活到60岁以上，因为不到60岁就死掉就是夭折。

1883年马克思去世，恩格斯比马克思多活了12年。活到了1895年，所以我说历史给了恩格斯更多一点的机会。

什么机会呢？就是使他有机会更多一点地来观察世界的变化。世界在不停地变化，有些变化马克思是没有看到的，恩格斯看到了。所以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他又写了很多东西，也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你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名字，就是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写了很多新的东西。举个例子，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形式。在1848年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除了武装斗争没有别的形式，因为当时确实找不到别的出路。但是到1890年前后，恩格斯就意识到有可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自身的调整，资本主义民主化不断发展，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有可能将来也能通过合法的议会道路，就是通过政党的选举来争取民众的支持，是不是这也是一条路呢？

恩格斯当时刚刚研究到这部分，不久他也去世了，所以最后他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但是，至少他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至少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可以是多样的，未必是华山一条路。

恩格斯也发现了很多经济现象，比如说股份制，股份制在马克思的时候是有的，但是还不算太普遍的一种经济形式，但是到1890年前后，股份制就在当时的英国、美国这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非常普遍了。所以恩格斯就开始研究股份制。

比如说我们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说股份制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

恩格斯认为这点就值得研究了。你说它是私有制吗？比如说一个企业，有10万个人买了这个企业的股票，那么理论上讲，这个企业就属于这10万个人，因为大家都是他的股东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就不是私有了。可是你要说它是公有制似乎也不对，比如说我们今天很多人买股票，我们大家至少从心理感受上不会认为，我买了中国移动的股票，我就觉得我是中国移动的股东了，完全没有这种心理的感受，反正就是买了一点而已。

所以理论和现实是很值得研究的东西，至少恩格斯也注意到了。所以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很大。

从他们两个人的写作风格来看，他们两个人真的可以说是珠联璧合。马克思的写作风格是大气蓬勃、文采飞扬。举个例子，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马克思的文采。马克思在18岁的时候，非常年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小孩子了，他当时高中毕业，他写了一篇高中毕业论文，叫做“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文章中，马克思并没有具体地说他要做律师，做官员还是做教师，没有具体讲要做什么。他表达了一种职业观：就是说不管具体做什么职业，只要你是为人类的福利而劳动，就是好工作。你做的事情，不仅仅是为自己，多少也是为大家服务，马克思就写下了这么一段：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工作，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撒下热泪。

18岁。真的是写得很好的一段话。这段话大家可以做一个很接地气的理解：就是人总是要有点追求的。咱们也不说大话，我跟大家一样，一定意义上讲，我们都是社会中的普通人，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条件下，我们大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也很不容易，买房子非常贵。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过得好一点，这个是无可厚非的，甚至这也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人人都在追求幸福，也都会去创造幸福。这个世界可能就真的会变得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好。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我想说的是，尽管我们打拼、努力，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自己的美好生活、幸福生活。但你其实仔细一想，你就会发现，其实任何职业真的像马克思说的，你也是在为人类的福利而劳动。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精细化分工的条件下，没有谁说我做的事情就是纯粹为我自己的，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很少。甚至实际上是主观为自己，客观都在为别人。你总是在为别人做着一点事情。

有一个口号，我真的特别欣赏，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个是真理。

其实不管我们做什么职业，不管你自己主观上愿意不愿意，你多多少少真的是在为大家做事情的。如果你真做了，而且真的通过你的劳动给大家带去了一些帮助，那就是为人类在做贡献。比如说我在这给大家讲课，大家说原来我以为政治课特别无聊，没想到王老师的课还能听一听，你哪怕给我这么一点评价，我觉得对我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肯定。

为什么？就像马克思说的，因为那时我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专快乐，不敢说我的幸福是属于千万人，至少属于几十人、一百人。而且我特别喜欢马克思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就是只要你做的事情是对社会有益的，如果说得大一点，你真的就是在为人民服务，这个事情就永远存在。

接下来我们说说恩格斯的文笔，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恩格斯的文字，非常平易。比如说恩格斯写过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题目特别大，叫《共产主义原理》。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写给当时的工人看的，用问答的方式。一问一答，通俗之至。

再举个例子，大家学哲学，都知道哲学有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怎么区分呢？

过去的很多哲学家都讲得让人云里雾里，恩格斯却用最通俗的语言，而且是最核心地抓住了它的本质。恩格斯说：其实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作为两种世界观是基于我们对一个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的回答。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呢？哲学基本问题是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

哲学终极问题，比基本问题还要更高深，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是谁，我为什么是我？这是当年苏格拉底提出来的，这是哲学终极目的，是没有答案的。人们想了几千年，没有标准答案。

恩格斯说，这个就叫哲学基本原理。就是你思考哲学你就一定要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最初的本原是什么？有的书上也有和这个问题近似的地方，我从哪里来，这个世界是从哪来的？它的本原是哪里？这个问题就是存在，客观的存在和我们思维之间的关系，就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这么复杂的问题恩格斯用一种非常简洁的语言，很通俗地就表达清楚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真是珠联璧合。

既然恩格斯的全部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那为什么没有恩格斯的名字？

这和这个恩格斯的性格有关系，他非常谦虚。1883年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后来成了第二国际的精神领袖，也有人好像有点为他打抱不平，你看你对马克思做了那么多的贡献，凭什么这个主义只有马克思的名字？为什么不叫恩格斯主义呢？甚至有人说折中一下，至少应该叫马恩主义吧。但恩格斯自己说，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包含了我的创造，但是就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的核心的世界观，比如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最初的这种世界观的萌芽是马克思提出来的，最后是我们两个人共同把它构建完善的。但是最早，那个一闪念的东西是马克思提出来的。最早的萌芽是马克思提的，虽然我后面可能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是受到了马克思的启发。毕竟源头是马克思，所以恩格斯说用马克思一个人的名字就完全可以了。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个文盲在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没有恩格斯的名字？”——这是因为他不知道，恩格斯主义被马克思篡改了，所以他只好说恩格斯谦虚什么的。因为根据我的研究，恩格斯主义其实诞生在马克思主义之前。

《共产主义原理》（弗·恩格斯写于 1847年10月底—11月）报道：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共产主义？

答：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

答：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即取决于生意的好坏，取决于不受限制的竞争的波动。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

第三个问题：是不是说，无产者不是一向就有的？

答：是的，不是一向就有的。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并且劳动阶级通常都是贫穷的。但是，生活在上述条件下的这种穷人、这种工人，即无产者，并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竞争并不一向是自由和不受限制的一样。

第四个问题：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答：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这些价钱很贵、因而只有大资本家才买得起的机器，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挤掉了原来的工人。这是因为机器生产的商品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纺车和织布机生产的又便宜又好。这样一来，这些机器就使工业全部落到大资本家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一点薄产(工具、织布机等)变得一钱不值，于是资本家很快就占有了一切，而工人却一无所有了。从此，在衣料生产方面就实行了工厂制度。机器和工厂制度一经采用，这一制度很快就推行到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印花业、印书业、制陶业和金属品制造业等部门。工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于是，从前完成整件工作的工人，现在只做这件工作的一部分。这种分工可以使产品生产得更快，因而也更便宜。分工把每个工人的活动变成一种非常简单的、老一套的机械操作，这种操作利用机器不但能够做得同样出色，甚至还要好得多。因此，所有这些工业部门都像纺纱和织布业一样，一个跟著一个全都受到了蒸汽动力、机器和工厂制度的支配。这样一来，这些工业部门同时业就全都落到了大资本家的手里，工人也就失掉了最后的一点独立性。除了原来意义上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也渐渐受到工厂制度的支配，因为这里的大资本家也在通过建立可以大量节省开支和实行细致分工的大作坊，不断挤掉小师傅。结果，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文明国家里，几乎所有劳动部门都照工厂方式进行经营了，在所有劳动部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几乎都被工业挤掉了。于是从前的中间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师傅日益破产，工人原来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两个逐渐并吞所有其他阶级的新阶级。这两个阶级就是：

一、大资本家阶级，他们在所有文明国家里现在已经几乎独占了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须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这就是资产者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产者。这个阶级叫作无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

第五个问题：无产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把劳动出卖给资产者的？

答：劳动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因此，它的价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一样，也是由同样的规律决定的。正像我们下面将看到的，在大工业或自由竞争的统治下，情形都一样，商品的价格平均总是和这种商品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的价格也是和劳动的生产费用相等的。而劳动的生产费用正好是使工人能够维持他们的劳动能力并使工人阶级不致灭绝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工人的劳动所得不会比为了这一目的所必需的更多。因此，劳动的价格或工资将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额。但是，因为买卖有时清淡有时兴旺，工人的所得也就有多有少，正像厂主出卖商品所得有多有少一样。如果把旺季和淡季平均起来，厂主出卖商品所得既不多于他的生产费用，也不少于他的生产费用，同样，工人平均所得也是既不会多于这个最低额，也不会少于这个最低额。大工业越是在所有劳动部门占统治地位，工资的这一经济规律体现得就越充分。

第六个问题：在工业革命前，有过什么样的劳动阶级？

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劳动阶级在同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古代，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直到今天在许多落后国家甚至美国南部他们还是这种奴隶。在中世纪，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贵族的农奴，直到今天在匈牙利、波兰和俄国他们还是这种农奴。此外，在中世纪，直到工业革命前，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帮工，随著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也渐渐出现了受较大的资本家雇用的工场手工业工人。

第七个问题：无产者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答：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单个的奴隶是某一个主人的财产，由于他与主人利害攸关，他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单个的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者阶级的财产，他的劳动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时候才能卖掉，因而他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对整个无产者阶级来说，这种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隶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奴隶被看作物，不被看作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承认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因此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处于比奴隶更高的阶段。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八个问题：无产者和农奴有什么区别？

答：农奴占有并使用一种生产工具，即一块土地，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份收益或者服一定的劳役。无产者用别人的生产工具为这个别人做工，从而得到一部份收益。农奴是交出，无产者是得到。农奴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生活无保障。农奴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农奴可以通过各种道路获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市里去做手工业者；或者是交钱给地主代替劳役和产品，从而成为自由的佃农；或者是把他们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财产所有者。总之，农奴可以通过不同的办法加入有产阶级的队伍并进入竞争领域而获得解放。无产者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

第九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

第十个问题：无产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有什么区别？

答：16至18世纪，几乎任何地方的工场手工业工人都占有生产工具，如织布机、家庭用的纺车和一小块在工余时间耕种的土地。这一切，无产者都没有。工场手工业工人几乎总是生活在农村，和地主或雇主维持著或多或少的宗法关系。无产者通常生活在大城市，和雇主只有金钱关系。大工业使工场手工业工人脱离了宗法关系，他们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财产，因此而变成无产者。

第十一个问题：工业革命和社会划分为资产者与无产者首先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第一，由于在世界各国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旧的工场手工业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所有那些迄今或多或少置身于历史发展之外、工业迄今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的半野蛮国家，随之也就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把本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置于死地。因此，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革命。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因此，如果现在英国或法国的工人获得解放，这必然会引起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这种革命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

第二，凡是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的地方，工业革命都使资产阶级及其财富和势力最大限度地发展起来，使它成为国内的第一阶级。结果，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方，资产阶级都取得了政治权力，并挤掉了以前的统治阶级——贵族、行会师傅和代表他们的专制王朝。资产阶级废除了长子继承权或出卖领地的禁令，取消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消灭了特权贵族、土地贵族的势力。资产阶级取消了所有行会，废除了手工业者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摧毁了行会师傅的势力。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代替它们；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什么也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只是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才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从而资本家，资产者成为社会上的第一阶级。但是，自由竞争在大工业发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资产阶级这样消灭了贵族和行会师傅的社会势力以后，也就消灭了他们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在社会上上升为第一阶级以后，它也就在政治上宣布自己是第一阶级。它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做到这一点的。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的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这种制度在欧洲各国采取立宪君主制的形式。在这种立宪君主制的国家里，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这些资产者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利，选出资产者政府。

第三，工业革命到处都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资产者越发财，无产者的人数也就越多。因为只有资本才能使无产者找到工作，而资本只有在使用劳动的时候才能增加，所以无产阶级的增加和资本的增加是完全同步的。同时，工业革命使资产者和无产者都集中在最有利于发展工业的大城市里，广大群众聚集在一个地方，使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其次，随著工业革命的发展，随著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把工资压得越来越低，把它压到上面说过的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越来越不堪忍受了。这样，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工业革命便孕育著一个由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革命。

第十二个问题：工业革命进一步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大工业创造了像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手段，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变得这样容易，这种大工业必然产生的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程度。大批资本家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到来了。工厂只好关门，厂主破产，工人挨饿。到处出现了极度贫困的现象。过了一段时间，过剩的产品卖光了，工厂重新开工，工资提高，生意也渐渐地比以往更好起来。但这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很快又会生产出过多的商品，新的危机又会到来，这种新危机的过程和前次危机完全相同。因此，从本世纪初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每一次它都给工人带来极度的贫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

第十三个问题：这种定期重复的商业危机会产生什么后果？

答：第一，虽然大工业在它的发展初期自己创造了自由竞争，但是现在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自由竞争的范围。竞争和个人经营工业生产已经变成大工业的枷锁，大工业必须粉碎它，而且一定会粉碎它。大工业只要还在现今的基础上进行经营，就只能通过每七年出现一次的普遍混乱来维持，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是一种威胁，它不但把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因此，或者必须完全放弃大工业本身(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者大工业使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成为绝对必要的，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单个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的需要来领导。

第二，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见，在现今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灾难性的波动的因素。

这就完全令人信服地证明：

(1)从现在起，可以把所有这些弊病完全归咎于已经不适应当前情况的社会制度；

(2)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来彻底铲除这些弊病的手段已经具备。

第十四个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

答：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将消灭竞争，而代之以联合。因为个人经营工业的必然结果是私有制，竞争不过是单个私有者经营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是分不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

第十五个问题：这么说，过去废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

答：不可能。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私有制本身就是这样产生的。私有制不是一向就有的；在中世纪末期，产生了一种工场手工业那样的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超越了当时封建和行会所有制的范围，于是这种已经超越旧的所有制关系的工场手工业便产生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不仅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余产品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贫穷的被压迫阶级。至于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要看生产的发展阶段。在依赖农业的中世纪，是领主和农奴；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里，是行会师傅、帮工和短工；在17世纪是工场手工业主和工场手工业工人；在19世纪是大工厂主和无产者。非常明显，在这以前，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私有制成为这些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障碍。但是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变成无产者，资产者的财富越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越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才不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

第十六个问题：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

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

第十七个问题：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

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第十八个问题：这个革命的发展过程将是怎样的？

答：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越来越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这也许还需要第二次斗争，但是，这次斗争只能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

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实行进一步、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这些作为现存关系的必然结果现在已经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1)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

(2)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工厂主、铁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财产。

(3)没收一切反对大多数人民的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4)在国家农场、工厂和作坊中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就业，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竞争，并迫使还存在的厂主支付同国家一样高的工资。

(5)对社会全体成员实行同样的劳动义务制，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为止。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6)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把信贷系统和金融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

(7)随著国家拥有的资本和工人的增加，增加国家工厂、作坊、铁路和船舶，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已垦土地的土壤。

(8)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

(9)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

(10)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区。

(11)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12)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自然，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但是它们将一个跟著一个实行，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家的生产力大大增长，随著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将大大增加，人将大大改变，以致连旧社会最后的各种交往形式也能够消失。

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第二十个问题：最终废除私有制将产生什么结果？

答：由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换手段的支配权以及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所以同现在的大工业管理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除。危机将终止。扩大的生产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生产过剩，并且是产生贫困的极重要的原因，到那个时候，这种生产就会显得十分不够，还必须大大扩大。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这种生产过剩将是新的进步的条件和刺激，它将实现这种进步，而不会像过去那样总是因此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摆脱了私有制压迫的大工业的发展规模将十分宏伟，相形之下，目前的大工业状况将显得非常渺小，正像工场手工业和我们今天的大工业相比一样。工业的这种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现在由于私有制的压迫和土地的分散而难以利用现有改良成果和科学成就的农业，将来同样也会进入崭新的繁荣时期，并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这样一来，社会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因此，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阶级就是多余的了。这种划分不仅是多余的，甚至是和新的社会制度互不相容的。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现在这种分工将完全消失，因为要把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面说过的水平，单靠机械和化学的辅助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使用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当上个世纪的农民和工场手工业工人被卷入大工业的时候，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成为完全不同的人，同样，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共同经营生产不能由现在这种人来进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的某一个部门或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越来越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因此，现在已被机器破坏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将完全消失。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于是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必然消灭。因此，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许阶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为消灭阶级差别提供了手段。

由此可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也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一点现在人们就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阶级，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

第二十一个问题：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

答：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将废除私有制并将由社会教育儿童，从而将消灭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号叫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著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

第二十二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民族？

——保留原案。[2]

第二十三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宗教

——保留原案。

第二十四个问题：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什么区别？

答：所谓社会主义者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这种社会已被大工业、世界贸易和由它们造成的资产阶级社会所消灭，并且每天还在消灭。这一类社会主义者从现今社会的弊病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应该恢复封建和宗法社会，因为它没有这种种弊病。他们的所有建议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这一目的。共产主义者随时都要坚决同这类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作斗争，尽管他们假惺惺地表示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并为此而洒出热泪。因为：

(1)他们追求一种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2)他们企图恢复贵族、行会师傅、工场手工业主以及和他们相联系的专制君主或封建君主、官吏、士兵和僧侣的统治，他们想恢复的这种社会固然没有现今社会的各种弊病，但至少会带来同样多的其他弊病，而且它根本不可能展现通过共产主义组织来解放被压迫工人的任何前景；

(3)当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阶级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者总要暴露出他们的真实意图。那时他们马上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

第二类是现今社会的拥护者，现今社会必然产生的弊病，使他们为这个社会的存在担心。因此，他们力图保持现今社会，不过要消除和它联系在一起的弊病。为此，一些人提出了种种简单的慈善办法，另一些人则提出了规模庞大的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在改组社会的借口下企图保存现今社会的基础，从而保存现今社会本身。共产主义者也必须同这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作不懈的斗争，因为他们的活动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他们所维护的社会正是共产主义者所要推翻的社会。

最后，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和共产主义者同道，他们希望实现问题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当作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作足以消除贫困和现今社会的弊病的措施。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还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阶级直到争得民主和实行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者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产主义者在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这时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间的分歧意见。

第二十五个问题：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他政党？

答：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各民主主义政党暂时还有共同的利益，并且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现在到处坚持的社会主义措施中越接近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就是说，他们越明确地坚持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越依靠无产阶级，这种共同的利益就越多。例如在英国，由工人组成的宪章派就要比民主主义小资产者或所谓激进派在极大程度上更接近共产主义者。

在实行民主宪法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愿意用这个宪法去反对资产阶级、并利用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即全国土地改革派。

在瑞士是激进派，虽然他们本身是个成分极其复杂的政党，但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能够打交道的唯一政党，其中瓦特州和日内瓦州的激进派又是最进步的。

最后，在德国，资产阶级和专制君主制之间的决战还在后面。但是，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所以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以便尽快地再把它推翻。因此，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政府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是应当注意，不要跟著资产者自我欺骗，不要听信他们关于资产阶级的胜利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结果的花言巧语。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进行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主义者在这里所采取的党的政策，将和在资产阶级现在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

谢选骏指出：恩格斯的上文写于《共产党宣言》之前一年，那是马克思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呢！可见，恩格斯是马克思的先行者。只是他的恩格斯主义后来被马克思篡改了，进而夺取了——而不是像前面那个文盲所说的，仅仅是因为恩格斯比马克思通俗易懂。那么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马克思是如何窜改恩格斯主义的呢？】

《恩格斯的三大贡献》（2019年11月27日 光明日报）报道：

恩格斯是马克思毕生的革命伙伴与忠实战友，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事业，献给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2015年是恩格斯逝世120周年，我们努力依据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等新文献、新成果，来梳理这位科学共产主义共同创立者的伟大贡献，以此作为对他的致敬和纪念。

与马克思共同创立新唯物主义世界观

自从1844年8月在巴黎会面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便踏上了共同合作、共同奋斗40年的革命征程。1845年初，他们的第一部合著作品《神圣家族》问世。在这部论战性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批判的批判”，即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在揭露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以精神性的自我意识作为绝对的支配力量从而否定现实的人的历史作用——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黑格尔辩证法作了正反两方面的具体分析与评价，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包括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等都作了基本的阐发。另外，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后，《神圣家族》再次详细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第一个结晶——《神圣家族》已距离唯物史观的创立只有一步之遥。

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第二部著作便是标志唯物史观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尤其对这部著作作了详细的说明：“当1845年春他（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德意志意识形态》未能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完整地、详细地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论述了自然存在的先在性、现实的人的前提性、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等等。可以说，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理论成果。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第三部著作《共产党宣言》出版。这篇震撼世界的宣言书是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在这部重要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强调自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提出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才能使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进而建立一个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可以说，《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对共产主义作出的科学阐发，为无产阶级建立政党、夺取政权、实现专政的革命道路点亮了明灯。

全力支持马克思写作《资本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此后，撰写《资本论》成为他的主要工作，直至1883年去世。在此过程中，恩格斯给予了马克思巨大的物质与精神支持。一方面，恩格斯向物质生活窘困的马克思一家提供了长期的经济支持与援助，使马克思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资本论》的创作中。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现实经济问题，恩格斯也会及时予以帮助和解答。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主动承担起编辑未竟的《资本论》第二、三卷的重任，这项任务最终成为恩格斯晚年工作的主要内容。因此，正如苏联哲学家阿多拉茨基在1935年为纪念恩格斯逝世40周年而出版的MEGA1版恩格斯专卷中谈到的：“尽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马克思无疑占据首席地位，但是如果没有恩格斯，马克思根本就不可能写作《资本论》。”

近年来，随着MEGA2的出版，特别是MEGA2第II部分即关于“《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部分在2012年全部出齐，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二、三卷方面的历史功绩亦通过MEGA2的文本直观地显现了出来。

以《资本论》第二卷为例。通过对MEGA2收录的马克思手稿（第II／4．1、II／4．3、II／11卷）和恩格斯编辑稿（第II／12卷）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恩格斯编辑第二卷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层面。首先，从宏观上讲，恩格斯确立了第二卷的总体内容与结构。一方面，在“把最后的文稿作为根据，并参照了以前的文稿”的编辑原则下，恩格斯对马克思遗留下来的8份手稿、4份片断和2份准备材料进行了筛选，最终确立了第VII稿、第VI稿、第V稿、片断IV、第IV稿、第II稿和第VIII稿的基本编排顺序，从而使第二卷的总体内容得以确定。另一方面，恩格斯确立了第二卷的总体章节划分和标题设置。其中，就第一、二篇来说，由于马克思的原始手稿比较完备，因此恩格斯没有作太多的章节划分和标题补充，而在第三篇中，由于手稿非常不完备，所以，几乎所有的标题（除了第二十章和二十一章的章标题）都是由恩格斯补充完整的。其次，从微观上讲，恩格斯对第二卷的文本内容进行了细致的修订与完善，包括字词的润色、译介（从英文译为德文）和修改等，使之成为一部成熟的著作。因此，MEGA2编者谈到的恩格斯在第二卷编辑稿中所作的5000处改动并不是让人浮想联翩的篡改或歪曲，而恰恰属于这种完善范畴。同样，就《资本论》第三卷来说，MEGA2的相关编者雷吉娜·罗特认为，恩格斯一方面尽可能地保持了马克思手稿的原貌，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马克思的手稿。

恩格斯晚年的理论创新

自从1870年退出商界、移居伦敦以来，恩格斯便全面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他在理论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创新。

首先，在李卜克内西的建议下，在马克思的帮助下，恩格斯在1878年出版了《反杜林论》一书。这部论战性的著作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对所谓“社会主义的行家”杜林作了根本的批判，全面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而肃清了杜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在党内的影响，确保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因而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其次，恩格斯晚年一直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自然辩证法》。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阐述历史领域的辩证法的典范，那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则是阐述自然界的辩证法的经典。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他不是“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是“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可以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丰富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内容，是恩格斯晚年的重大创新。

再次，1884年恩格斯出版了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人类史前史的杰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极大拓展了唯物史观的论述范围。

最后，1888年恩格斯出版了小册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该书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作了历史的、深刻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诞生过程、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可谓是恩格斯晚年的自我澄清与自我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逝世前写的一篇文章，即《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成为后世学界关注的焦点。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指出，1848年的斗争方法，即旧式的起义、筑垒巷战已经大大过时了；有效地利用普选权成为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方式所作的这一科学合理修正，后来被伯恩施坦扭曲为所谓“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把恩格斯当作修正主义的源头。对此，我们一定要进行严肃批驳。首先，强调利用普选权夺取政权，既是晚年恩格斯在新的斗争形势下所作的新的斗争策略总结，亦是他对过去革命斗争方式的反思。这本身体现了恩格斯晚年思想所实现的自我提升、自我超越。另一方面，强调斗争策略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恩格斯放弃了革命的立场和态度，更不是修正主义。正如恩格斯在1889年底致格尔松·特里尔的书信草稿中所写的，“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但恩格斯同时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政党不能暂时利用其他政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能暂时支持其他政党去实施或是直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或是朝着经济发展或政治自由方向前进一步的措施。当然，这种利用和支持是有原则和底线的，即“所有这一切又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显然，对于恩格斯来说，斗争的策略、手段是多样的、可变的，但是斗争的目的、革命的立场、无产阶级的性质却是根本不能动摇的。恩格斯的这种观点同所谓的修正主义有着本质区别。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谢选骏指出：上文依然是按照“恩格斯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腐朽老套来说话的，却不懂得我所发现的“恩格斯主义被马克思修正了”的明显事实。那么。什么是“恩格斯主义被马克思修正了的明显事实”呢？我认为，那就是恩格斯的“共产党自己当资本家来剥削工人”，以此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根据这种“实践的共产主义”所“榨取的剩余价值”，恩格斯不仅供养了自己和马克思一家的“剥削阶级生活”，还策动了“欧洲的工人运动”、创立了共产国际组织。后来，各国共产党政权正是沿着这个“实践的共产主义”也就是“恩格斯主义”的科学，来宣传“理论的共产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空想的。所以我说——恩格斯主义被马克思修正了。因为，“恩格斯主义”“实践共产主义”在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在后——所以说，不是“恩格斯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修正和夺取了恩格斯主义”。大家说对不对呢？进一步说，只有通过宣传理论的理论共产主义，共产党才能有效地推行终极垄断的资本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终极垄断也就产生了一个“共产党政权的终极困难”，那就是，做的是恩格斯主义，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既要做婊子，还要立牌坊。”由此可见，“既要做婊子，还要立牌坊”，不仅仅是邓小平、毛泽东、斯大林、列宁的所作所说，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这哼哈二将的所作所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歪的邪的，而不仅仅是后来的和尚给念歪了的。

【第十二篇  为了钱卡尔马克思什么都干得出来】

《为了钱，资本家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2018-02-15 议报）报道：

生产奔驰汽车的德国戴姆勒汽车集团为广告词引用了达赖喇嘛的话而道歉，是资本在全球逐利丛林中的本性显示。这种行为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奔驰汽车的荒唐道歉，只是冰山一角。它向自由世界的人民发出了严重警告，当年自由世界齐心对抗苏联集团，通过建立在人类公义之上的竞争而促使共产主义暴政垮台的里根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在当今世界同样的自由与奴役的对抗中，资本的逐利本性必然导致其背叛行为，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暴政一边。如果自由世界的领袖和精英们不及早看清这种危险，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奴役中国人民的残暴政权和欧美自由世界平分秋色的局面。

奔驰汽车的荒唐道歉

奔驰汽车的道歉是因为它在国际社交平台Instagram上用了达赖喇嘛的一句话：“从不同角度审视局面，你的视野会更开阔。”达赖喇嘛的这句话，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表示反对。这句话说得很美，而且是一句既可以自勉也可以劝人的道理。奔驰汽车用这句话，还因为这是达赖喇嘛说的，而达赖喇嘛在全世界民众中的崇高声望和受人爱戴的形象，为众所周知。达赖喇嘛作为具有世界性声誉的精神领袖，他每年在世界各地讲经弘法，说过很多很多这样富有哲理的很美的话。在世界上很多很多地方，你能看到达赖喇嘛的大幅照片，看到人们在告示张贴中引用达赖喇嘛的话。这样的做法，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奔驰汽车突然道歉了。非常诡异的是，它的正式道歉连个事由都不说，只说我们干了一件错事。为什么不说？因为它干的需要道歉的事仅仅是用了达赖喇嘛的话，出现了达赖喇嘛的名字，而中国政府是不愿意人们提到达赖喇嘛的。本来Instagram是墙外媒体，中国人并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媒体，更没有几个人注意到奔驰汽车的广告，要是道歉提到了达赖喇嘛，岂不是反而让中国人知道达赖喇嘛了。所以就有了“诚挚的歉意”却不说事由的哑谜式道歉。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个道歉的事由，对于西方民众来说，简直荒谬绝伦。奔驰汽车的道歉姿态在西方民众眼中是非常丢人的卑贱形象，也是不说为好。

两天后，据新华社消息，奔驰汽车高管又致函中国驻德大使，表示诚挚道歉，说他们“毫无保留地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对此次疏忽大意、管控失职而酿成的错误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伤害和痛心而深感懊悔。”这意思就是说，这是下面的人干的，他们很后悔。

他们真的认为他们的广告伤害中国人民了吗？他们不会不知道，Instagram是不能进入中国的，墙内没有人能用这个平台。他们的这个广告本意就是给墙外消费者看的，这个广告不可能出现在北京上海，只会出现在巴黎纽约。奔驰汽车的道歉，和中国人民完全没有关系。道歉是做给中共看的。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说这个广告冒犯了“中国网民”的时候，中国网民们还不知道墙外有这个广告。奔驰汽车说没有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则是不打自招。这一切，中共政权看得懂，看得太懂了。这场表演可以说是中共和奔驰汽车演的一出双簧，一次勾兑。要的就是一种姿态，一种表示。我甚至有理由怀疑，奔驰汽车做这么一个广告是故意的，就是为了有一个机会来表现一次卑躬屈膝到家的道歉。这是奔驰汽车和中共的一次偷情，奔驰抢在了竞争者前面。

为了市场，资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奔驰汽车在全球豪华汽车中销量第一，但是它也要面对宝马、奥迪等其他品牌的竞争，而中国市场是当今全世界汽车制造商的兵家必争之地，是奔驰汽车最大的单一市场。全球资本是一群冷酷而理性的狼，它们对利润的血腥味非常敏感。奔驰汽车看得很清楚，中国是高档车豪华车的大市场。它也看得很清楚，中国不是一个自由市场国家，市场是中共政权手上的一张牌，想要吞噬中国市场的利润，必须让中共感觉愉快。

于是，中共政权和全球资本展开了默契的配合游戏。中共早就不信马克思主义了，但是如今以红二代为典型的中共领导人，青年时代学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这是他们的童子功。在最近二十年利用权力窃取社会财富为家族财产以后，这些亿万富翁红色领导人，对资本的性格有了切身的体会。他们从理论上和亲身体验中明白，资本是逐利的，资本是自私的，同资本对话，用不着讲道德，只需要讲利润。用利润做诱饵，国际资本都会上钩，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会做什么，要他们唱国际歌都是做得到的。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和里根时代不同的景观。一方面，中共内政大幅度倒退，在新疆西藏镇压非汉民族并严密封锁信息，主张和平非暴力、反对分裂的伊力哈木竟然被重判终身监禁；对达赖喇嘛竭尽污蔑封堵之手段，新疆西藏的人权状况已经接近北朝鲜；709律师案使得中国的所有法治承诺都化为泡影，所谓维稳其实就是对人民的残酷镇压。另一方面，是中美贸易的巨大规模，中国召集的类似乌镇世界互联网会议，资本巨头们照样施施然摆出百鸟朝凤的阵势。

Facebook的扎克伯格在写字台上摆着习近平著作，一副认真攻读的姿态。不顾北京的雾霾，带着他的下属在长安街跑步。庞大的中国市场，让这头嗜血的资本之狼跃跃欲试。Facebook在中国被封杀，但是中共决没有放弃这个社交媒体的“舆论阵地”。Facebook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不得不承认，他们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在facebook上实施言论检查和筛选，然而他竟然对国会解释说，我们必须服从所在国的法律。他难道会不明白，Facebook根本没有进中国，不存在必须服从中国法律的问题，他要服从的是中国以外国家的法律，而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本身就是违反这些国家的法律的。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解释，和中国政府发言人的义正词严有得一比：中国是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

Facebook的媚态和奔驰汽车的道歉，都是资本逐利的表现。GOOGLE的“不作恶”，宁可为此退出中国市场，这样的做法其实是违背资本逐利本性的，是普遍本质中的异常现象，完全取决于其高层领导者的个人品质和性格。不幸的是，自由世界不可能要求资本都具有这种性格，这是做不到的，也不符合自由世界的经济自由原则。

自由世界在对抗中的失利态势

随着中国经济体的体量增长，中共政权的“作恶”，其实是明目张胆，堂皇而行的，而西方资本的逐利本质使得它们在行为上故意地看不见这种“作恶”，甚至在内心里认同这种“作恶”。

中共政权以中国市场为筹码和武器，很早就玩起了这种东方智慧的戏码。买波音飞机还是买空中客车，这张牌玩得美国和欧美不得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力量。其实中国本来就不得不买自己没有能力造的大型客机，不买波音就不得不买空客，但是波音和空客却不可能团结起来对付中国政府的恶意讹诈。中共把西方的一套政治制度研究得透透的，把自由世界的话语玩得滴溜转，再加上大量正式和非正式的派遣人员和“西方友好人士”及生意人，中共对西方自由世界越来越摆出进攻姿态，可以用“淫威”两字来形容。你不是诉求自由和人权吗？它在有求于你的时候，就先抓几个异议分子，然后在你的要求下放逐海外，同时以它的要求作为交换条件。当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庞大市场的时候，中国政府马上发现它可以市场为筹码，不必用异议分子为筹码了，以后它抓了人就判重刑，不再放逐海外。它不再求你，因为现在是你求它的市场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3T，即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和天安门事件。在这三个议题上，中共完全彻底地明白它自己的邪恶罪错，它知道这三个问题只要摆上台面，它就不占理，就失去了正当性和合法性，对内对外它都骗不了人，混不过去。它的办法是不允许别人提这三个议题，不许讨论，不许提问，更不许质疑。它的理由是，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核心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是核心利益，它不许任何人说。谁要是说了，它就实行不分青红皂白地过度惩罚。国内百姓说了就要坐牢。而对待国外，中共的武器就是它操控的市场。海外包括台湾的商人都知道，3T是不可触碰的禁忌。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分一杯羹，他们都会顺从，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他们都会投降强权。

在自由世界和中共政权的这场对抗中，自由世界处于不利的态势。自由是自由世界的力量，却是这场对抗中的先天不利因素。中共可以利用你一切对它有利的条件和规则，同时把一切对它不利的状况排除在外。它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却不能以其之道还治其身，因为你如果像它那样做了，你就违背了自己的自由世界原则，变成了它来改变了你，这等于自由世界的败退。而它却没有这个问题。

你不是自由世界吗？它就来享受你的自由了。它的媒体进来了，报纸、电台、电视，孔子学院，都堂而皇之地来了，五星红旗到处飘扬，甚至可以在白宫举行一个升旗仪式。你不能禁了它，禁它等于自由价值的倒退。但是你不能在中国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中国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它的“法律”不允许你这样做。你的互联网是自由的，它可以利用互联网做一切对它有利的事情，同时开发互联网防火墙，还发明了“互联网主权”这样一个你不得不默认的概念。

事实上，最近二十年来，这样的局面越来越明显，中共政权和自由世界的对抗，是一场规则不对等的抗衡，对中共越来越有利。正是因为这样，中共才越来越狂妄，越来越蛮横，而逐利的西方资本，只要中国市场利润的诱饵在前面，就会趋利而往。资本是为利润而疯狂的野兽，马克思的中国门徒们看得太清楚了。奔驰汽车荒唐而卑下的道歉，就是一次最新的表现。

而更为危险的是，西方世界政界、学界精英圈内心里对共产主义理念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认同。你不可能要求资本改变本性，不可能让资本们团结起来追求道德原则，只有政界与学界领袖能够带领西方世界高举自由大旗。如果政界和学界精英悄悄投降了暴政，那么自由世界被打败而灭亡，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不是危言耸听，曾记否，在天安门广场朝拜毛泽东的队伍里，竟然有几位美国总统带来官方访问的白宫官员。

谢选骏指出：为了钱，资本家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这并不奇怪，因为资本家活着就是为了赚钱的。事实上不仅资本家如此，实际上大多数人也都是如此，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奇怪的是写作《资本论》揭露资本罪恶的卡尔马克思，也是如此，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只要看看马克思写给恩格斯乞讨金钱的那些书信，那才叫令人作呕呢。真的，比街边的乞丐都不如。至少比美国和日本街边的乞丐都不如……日本的乞丐静悄悄的不发一言，美国的乞丐话也不多，你爱给不给。但是马克思要钱的时候话太多了，简直是“为五斗米写信”！马恩书信集就是这么来的。这真的令人怀疑，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不是也就是一本“讨饭论”？卡尔马克思真是太贱了，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不过，可能也正是由于这种不择手段的无耻，才使得卡尔马克思得以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因为他的门徒列宁转述他们的黑狗祖师黑格尔说了，“恶推动历史……”】

【第十三篇  马克思是狗刨专家——资本家恩格斯的狗腿子】

《我所了解的马克思和他的主义》（2019-06-25 李果）报道：

去年的5月5号，共产党中国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并向马克思的故乡送了一尊5米高的马克思铜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那是十九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最得意的时刻，中国的GDP在全世界居二望一，美中贸易战还没有开打。

马克思是我第一个知道的老外。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偏隅西南的重庆根本看不到外国人。1971年美国记者谢伟思不知怎么跑到了重庆，他抗战期间在重庆做过记者。这让重庆人民大开眼界，世界上真有这种高鼻子、深眼眶的洋人。重庆人民像看稀有动物一样的围观谢伟思，在他下榻的的宾馆门前簇拥着成千上万的人，交通完全瘫痪。虽然没见过洋人，但是洋人的像却挂在每一个公共会场和我们中小学的教室里。当时的排序是马恩列斯毛。粉粹四人帮以后，英明领袖华主席也挤了进去，成了马恩列斯毛华。当时的我不由得感慨：共产主义运动越发展，领导人的头像就越多，恐怕有一天会议大厅的正面都不够挂了。还好邓小平、胡耀邦明白，历史上凡是搞个人崇拜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头像才逐渐被取消。这不，华没两年就下了台。斯大林作为历史上数得上的暴君，在前苏联时代就被唾弃。列宁今天被俄国人定性为勾结德国的俄奸，那提倡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列宁主义也少有人再提。他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不但没有对现，反倒是他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遭到灭顶之灾，仅剩几个国家，但已完全变了种。

跟革命家的列宁斯大林不一样，马恩主要是以学者的身份探讨共产主义。恩格斯出过一本有名的小册子讲家庭起源，认为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家庭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原始社会人类生产力低下，大家只能在一起抱团取暖，守猎猛兽需要集体的努力。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分散型劳动成为了可能，这为家庭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他另外写过一个自然辩证法手稿，但没有发表。后来伯恩斯坦将其交给爱因斯坦，征求其意见，爱因斯坦认为这部手稿没有价值，不值得出版。文化革命中这部手稿在中国出版，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一股学习辩证法的热潮，以为学了辩证法就可以在科学研究中找到捷径。根据艾思奇等人从前苏联的教科书抄来的东西，所谓的辩证法包含三个基本内容：对立统一，量变到质变，和否定之否定。恩格斯在这本书里，讲了一些最基础的自然科学知识，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独到的妙用辩证法之处。那时候学了自然辩证法的中国科学家并没有在科学中做出任何成绩。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知道这本书的人恐怕寥寥无几。

我小时候有一位老师，给我们讲过许多马克思的故事。她总是用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的故事来鼓励学生要持之以恒，说马克思在伦敦大英帝国图书馆写资本论几十年如一日，他的脚把座位下的地面刨了两道坑。我第一次去伦敦，就直奔大英图书馆，想看看马克思的座位下的两道坑。图书馆门前的一个牌子上写着哪些名人在此做过学问，马克思的名字赫然在列，不由得一阵兴奋。大英图书馆呈椭圆状，雄伟大气，沿墙是一排排高高的书架直逼天花板。我向图书管理员讯问马克思的座位，但被告知马克思并没有固定的座位，这也太让人失望了，那烙在心里的故事再也没法得以证实。想来也是，一个公共图书馆不可能为谁留座位。很多人在办公室或者家中的写字台前面坐了几十年，也没听说谁把地板刨出两个坑。大英图书馆可是大理石地面，不知道要穿的是什么钢靴铁鞋，可以在上面刨出两个坑。一双脚要是整天稀里哗啦的刨来刨去，不会影响周围的读者吗？

马克思和燕妮算是青梅竹马，燕妮大马克思4岁。据说马克思是这样向燕妮求爱的。有一天，马克思捧着一个盒子，来到燕妮面前说，我已经有心上人了，她的照片就在这盒子里面。燕妮十分惊讶，忙打开盒子，发现里面是一面镜子，映照着俏丽的自己。伟人啊，求爱的方式都跟一般人不一样。

老师还告诉我们，当马克思写资本论累了，就去推演微积分而让头脑得到休息。这让我佩服得不得了，马克思那个年代的微积分属于非常高深的学问，一个研究人文科学的人能有这样的本领，实属了不起。进大学以后，我在图书馆找到马克思的数学手稿，看后大为失望，马克思的数学水平不咋样，他的推演都是简单的导数。导数的分子分母上的微量应同时催近于无穷小，但马克思坚持说，他们就直接等于0，这肯定不对，完全没理解导数的极限理论。我这里没有褒贬的意思，马克思做数学，也就弄着玩的，我只是想说，名人的事迹很大程度上是被夸张了。我还看见复旦大学物理系一位老师写的一篇文章，大谈怎么运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通篇牵强附会，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中国的知识分子什么时候能有一点脊梁。

我读过好几篇关于马克思生活的文章，其真伪没法考证，权且写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但对资本主义的享受，却从不拒绝的。马克思靠恩格斯当资本家赚来的钱，住在伦敦高档的社区里面，他也向往体面的生活，他说，人所具有的我都有。马克思老婆燕妮非常漂亮，但他竟然和女佣人生下一私生子，为了掩盖丑闻，他把这小孩给了恩格斯做儿子。恩格斯真是够朋友，为马克思提供生活来源，帮助马克思写作资本论，还为马克思顶雷，认下这个叫弗雷德雷克的儿子。

中国人有名人崇拜的结情，最喜欢去顶礼膜拜名人的故居。在19世纪的马克思眼里，有没有中国的概念都是问题。高傲的欧洲人认为欧洲是世界的中心，而不太关心欧洲以外的事物。马克思本人与中国人跟本就不搭界，只是他的学说为统治者所用。今天许多中国人涌到德国马克思故乡，成为那里的一道风景。听说一个故事，一个当地的德国人告诉在那儿瞻仰马克思故乡的中国人：马克思当年没有正经的工作，整天在书斋里面异想天开，你们到这儿看什么？马克思的墓就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旁边，好像没听说谁到那里去祭拜。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如果马克思知道有人把他的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一定气得从坟墓里面跳出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说，跟达尔文发现进化论一样伟大，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上层建筑。这个观点好像没有被后来的学者所追随，至少我没有在西方政治学著作中读到这方面的论述。连小学生都懂，没有吃饱饭，哪有精力做作业？

中国对马克思的主义的定义是从前俄共(布)党史教材抄来的，并没有多少自己的发挥，尽管社科院里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有意思的是，马所的前所长，苏某某，被共产党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连他都不信奉由俄国人搞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此马克思主义包含三部分，其一是辩证唯物主义，所谓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相结合。黑格尔的辩证法，比前面说的三点更系统。他在逻辑学里从"有"和"无"开始论述，然后这俩者又构成了一个"实有"。这样套用正、反、合的关系一步一步的递推上去。表述晦涩难懂，请看看杨一之翻译的他的逻辑学第一句：“有，不是的走向而是走向，而是的走向不是的走向，无中之有，有中之无"。黑格尔的这种颠三倒四的表述，跟德文的混乱不堪语法有关系，用其他的语言是难以翻译的。没听说哪个学者提到他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里得到启迪，包括同为德国人的爱因斯坦。钱钟书曾经论述到，黑格尔创立了一个大体系，但有什么用处呢？马克思读大学的时候，是一个黑格尔迷，参加了青年黑格尔学会，但他的哲学博士论文与之不相干，讨论的是希腊哲学中的原子论。今天，西方哲学史一般会提到马克思，但更多的认为他是一个政治理论家，他的学说影响了西方的哲学家，而他本人并没有哲学上的建树。唯物主义（materialism)应该翻译为物质主义，是一种哲学中最庸俗的世界观，且也不是马克思发明的。把这两个加在一起怎么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

共产党什么时候遵循过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做事都走极端。文革中，只讲阶级斗争而不讲生产，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近几十年又只讲GDP，置环境于不顾，置道德沦丧于不顾。现在甚至还有一种声音，认为独裁政府好，领导人脑瓜一拍就可以形成决议，比婆婆妈妈的民主政府高效多了。

另一个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他的资本论，这是他毕生的主要成就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这个大部头的著作我没读过，但在我们上大学那个年代，所有的大学生都要上一门政治经济学。空泛无物，学期结束后，感觉什么都没学到，现在只记得马克思的那个著名论断：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沾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与技术是推动当今社会科技进步的两大因素，不理解为什么资本如此的万恶。今天的公司，都是通过一轮一轮的融资使公司壮大。既然是通过社会融资而获得资本，资本家的概念跟马克思时代已完全不同。在西方，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公司站起来，也有成千上万的公司倒下去。你今天是老板，明天就可能是员工，他们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最后一个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本人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且马恩都没有系统的论述过社会主义，不知俄国人怎么把科学二字冠于其上？那个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列宁等人以马克思的名义编造出来的，其核心就是用公有制和意识形态上的严格管控，彻底扼杀个人在经济上和思想上的自由。上个世纪，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是搞好的。有人说，贫穷不属于社会主义，至少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贫穷就等于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独裁，促使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完蛋。曾经有多个西方政要说过，既然你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那就把柏林墙推倒，看人民是往西跑还是往东跑？今天也一样，既然社会主义制度伟大、正确，充分代表了人民的利益，那就把你们互联网上的防火墙拿掉，让人民能听到不同的声音。西方国家的互联网可是没有防火墙，他们的领导人为什么不怕言论自由？

以上三部分，是马克思所认可的他的主义吗？

马克思有个著名的异化学说，他认为人类可以在协同的劳动中，充分实现自我，这是他共产主义构想的理论基础。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由于不能参与社会的财富分配，而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以无产阶级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能和智能，而是让自己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受到摧残，因此无产阶级的劳动不是自觉的劳动，他们是被异化了。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公有制情况下，劳动者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分配，这种情况才能得到改变。70年代我在农村看见，农民就是穷死、饿死也不会好好干活，只要看不到眼前最直接的经济利益，就不会出力，尽管在公有制下，他们已经参与了分配。农民在协同劳动中一点都没能展示自我。我个人认为马克思把人性描述得太好，完全高估了劳动者的觉悟。

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对于当时无产者的悲惨生活，马克思抱有极大的同情。怎么改变这个状况，是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还是社会的逐渐变革？今天的欧美发达国家都很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的福利，当年那种资本家残酷剥削、欺诈工人的状况已不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承认马克思以人为本的观念，西方的左翼政党，多少都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的最大慰藉。反倒是那些号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却莫视底层人民的疾苦。在前苏联，领导阶层有着巨大的特权，他们可以在黑海拥有别墅，而老百姓吃饱饭都是问题。这40年中国的财富，多为是农民工所创造，但他们又得到了多少？据瑞士银行的资料，中国最顶端的10%的人控制了70%以上的财富，与富有的西方国家差不多。西方国家富人家庭的财富往往是通过多代人的积累，而中国靠权力和腐败只需半代人就够了，这竟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子下做到的。

作为一普通人，我没有能力和意愿去评判马克思主义，只是从我能理解的角度，谈一谈我所了解的马克思和他的主义。马克思作为人类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说在历史上有着深刻的意义，没有谁能够贬低它。但是既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发展的理论基础，我们就应该了解，这个近150年前提出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今天的国情，另外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原本的东西。当年马克思，在欧洲鼓吹共产主义，遭到许多国家的驱逐，包括他的祖国德国，只有英国接纳他。英国政府说，言论是自由的，只要不付出行动他就可以呆在英国。那时的英国是世界第一帝国，有着与之相符的宽阔胸襟。今天的德国也变得很宽宏，德国人民以高票选举马克思为德国历史上十个最伟大人物。我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旁边，看见一条马克思大道，那是柏林的主要街道，这个命名应该是前东德的产物，在两德统一以后，街名并没有改。在西方的政治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派，同样得到讲述，尽管这一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今西方的政治理念不一至，但在教科书的描述中我没有看见任何刻意的贬毁。为什么我们不允许讨论这个被奉为国教的东西呢？是没有自信，还是当权者自己就没想搞懂马克思主义，而把利于统治的那套东西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在文革中，有人口口声声要”认真读书，搞懂马克思主义”，背地里却只看有关帝王术的线装书。他如果懂一点马克思以人为本的观念，就不会说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种不珍惜人生命的话。执政者如果在乎民众，就不会发生饿死数千万人的悲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总是说死后去见马克思，马克思会愿意看到这些糟蹋他的理论和名誉的所谓追随者吗？

共产党宣言中有一著名论断：无产者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这曾经鼓励了多少革命者，至少在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不是这样，无产者不但没有失去身上穷困的锁链，反而套上了嘴上的锁链——失去了讲话的自由。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懂，马克思不是什么欧洲人，而是阿拉伯沙漠钻出来的野种流浪狗后代——马克思有本事能在座位下刨出两个坑，还不是因为他长着两条狗腿？再说了，马克思为了骗取欧洲资本家恩格斯的几个臭钱养活自己“一家半”的杂种寄生虫，不惜编造了半本《资本论》来为恩格斯开脱罪责——为了说明不是恩格斯缺德，而是资本有罪。所以他死后恩格斯还要捡起这堆“资本论”的破烂，撮合下半部分，完成了应付门面。这就更说明马克思他确确实实是条资本家的狗腿子了。（所谓“一家半的寄生虫”就是马克思的老婆“一家”以及马克思老婆的丫鬟母子算是“半家”。这个丫鬟的儿子，就是马克思种下的。）】

【第十四篇  卡尔·马克思确实是一个跳梁小丑】

《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共青团推中国版马克思动漫》（2019年1月18日 博特）报道：

北京——中国共青团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文称，为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将在下个月月初推出一部充满中国风格的动漫《领风者》。这部由官方宣传机构推出的动漫将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塑造成一个与现在大多数年轻人能接受的动漫角色。这部动漫被官方成为“社会主义二次元”（注：二次元指的是在动漫界对于一个人物的称呼，动漫爱好者为其命名）。在官方对外发布的公告显示，这部动漫结合了前苏联时期卡尔·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创建共产主义政权的相关过程。不过，目前对于该剧的反应中国一些年轻人并不是能接受这种东西。

中国动漫界之一的bilibili网站海报

而发布这样信息的共青团中央是中共在高校以及一些社会团体里承担对年轻人思想教育工作，共青团中央所属的微信公众号之一“中华全国学联”被指为联系国内和海外有关所有的中国学生会组织负责的机构，这个机构在此前很多热点事件都对其发表过一些表达“大多数”年轻学生的想法或者看法。

不过这样的情况在美国大学里中国学生会很常见，比如对于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圣地亚哥大学时，该校的中国学生会就对前往观看他的演讲的中国学生提出过警告。而能在这样中国学生会里任职的学生其父母多是在国内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

近一段时间，中国当局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些实践活动进行严酷的镇压，这其中最大的直指深圳佳士工运，当局大肆拘捕相关活动能够人士。前不久在17日北大马会成员之一、物理学院的汤洁也在考完最后一科考试之后被父母和保安强制带离了学校，但是目前北大马会并未对外说明相关情况，似乎是普遍失联。

汤洁失踪

而在这场运动中的岳昕、沈梦雨失踪超过5个月而前不久去湖南韶山纪念毛诞辰日的展振振也至今下落不明。

有分析指，在北大马会频频出事，当局发布这样的东西实在是有讽刺之意味。

谢选骏指出：卡尔·马克思确是一个跳梁小丑，因此共产党中国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时，“共青团”推中国版马克思动漫，真是恰如其分。卡尔·马克思，终于还原其“动漫人物”的本来面目了。

【第十五篇  马克思主义造就中共国骗局】

《法国马克思专家谈他在中国如何“受骗”》（2018年6月16日 法广RFI 杨眉）报道：

法国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曾经是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的（Gérard DUMENIL）杜美尼勒先生在法国以及美国出版了多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著，他本人也自称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修正主义者”。在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纪念日的前后，杜美尼勒先生频频出现在法国媒体，5月4日在法国文化（France Culture）电台举办的一次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专题讨论会上，他谈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且令人惊讶地披露说，他在中国曾经受骗，说他再也不愿意去中国了。

杜美尼勒先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经在法国东方语言学院学习中文，对中国文化，历史情有独钟，在法国五月风暴的前后，同许多法国热血青年一样对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十分着迷。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的掀起，杜美尼勒先生多次应邀前往北京参加讨论会，并且曾经在中国大学任教。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杜美尼勒先生认为自己在中国“受了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学者，他如何评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主席习近平近日在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纪念会上声称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应用，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否有关联？

带着以上一系列问题，我们电话采访了杜美尼勒先生。

法广：杜美尼勒先生，首先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研究领域以及出版的相关著作。

杜美尼勒先生：我是一位CNRS的研究经济的学者，今天已经退休，我与另一位学者多米尼克·勒维斯（Dominque Levis）一起发表了多本研究著作，她也是CNRS的研究员，我们的许多著作都是用英文发表，因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上增加受众。我们曾经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有关宏观经济的书籍，我们正在準备出版第三本同类的书籍，最近我们正同英国的一家出版社合作，出版一本名为经营资本主义（capitalisme managérial）的作品，这本书是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週年而作，虽然从书名上来看不太明显，但是，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财产，管理，新经营模式的诞生。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梳理马克思的思想，寻找帮助解答今天社会疑问的答案，尤其涉及新自由主义。

法广：您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经学过中文，最近十多年来，您与中国学者之间的交流频繁，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在中国参加的交流讨论会以及在中国大学教科的经验？

杜美尼勒先生：这一切主要是从2000年之后，主要是从2010年开始，我开始重新学习中文，我在上海復旦大学教了一个月的哲学课，也参加过多次学术讨论会。在復旦大学的教课过程很顺利，我的学生是哲学系的研究生。但是，我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令我十分失望，这是由于中国目前特殊的情况，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其实面临的是一个十分尷尬的处境，因为中国政府自称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使我感觉十分诡异，我因此决定停止与中方的交流。

法广：您在接受法国文化电臺採访时，您曾经表示您在中国受骗了，您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怎么说吗？

杜美尼勒先生：对，我确实使用了受骗这个词，这是因为一开始我没太明白，刚刚接触中国时，由于我过去出版了多本著作，我受到非常恭敬的接待，之所以说我受骗，具体地来说，中国自称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院派几年前创设了两大刊物，其一叫做：《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ie） ，另一份叫做《国际思想家评论》（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他们请我为这两大刊物的撰写文章，主题是如何通过马克思的著作来解析今天的社会，当时是刊物创刊首期，我非常乐意地接受了。但是，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因为我后来发现，那些联繫我的人以及这两份杂誌遵循的都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这使我很不高兴，因为我并不认为中国当今的社会模式与社会主义有任何关联。我第二次受骗是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人告诉我说我要获得一个奖项，我获得的是二等奖，一等奖的获得者就是中国式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学者，因此，我明白了他们要我参加这些活动的目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拥有很多经费，他们在全世界召开讨论会，可以邀请各国的学者来参加，我的许多同事都很高兴去中国，因为他们十分绝望。所以，我明白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导下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理论获得学术界的公认，而我对此并不认同，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停止合作。

法广：您能否进一步阐述一下为什么您认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

杜美尼勒先生：这是因为邓小平提出的所谓中国先发展资本主义，发展提高生产率，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再发展社会主义，我认为这完全是在开玩笑。因为今天的中国，一个统治阶层已经逐渐形成，正如我在书里面所描述的那样，今天在中国发展的是一种经营资本主义，是资本家与经营贵族联合结成统治阶层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人正在佔领鉅额的资产，我根本就不相信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有可能回过头来发展社会主义，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如果社会财富有一天会重新分配的话，只可能通过暴力甚至流血的过程。

法广：对您来说，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

杜美尼勒先生：不，绝对不是，中国是一个正在走向经营资本主义的国家，同西方美欧等国不同的是，中国并不一个新自由经营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中国保留了许多国家机构以及一党专制。中国政权很可能是受到了苏联的解体的影响，中国还期待恢復昔日的光辉，有一种民族主义的色彩，当然带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但是，将此叫做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实在是太不严谨了。

法广：中国主席习近平近日表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十分正确的，中国特色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您对此作何评论？

杜美尼勒先生：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中国正在建设的是一种经营资本主义，目前尚不是新自由主义，但是很可能会成为新自由主义。但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接受，中国在全世界拿出巨资寻求国际承认，至少寻求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的承认。

法广：中国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近日表示，习近平思想是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对您来说，习近平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什么关系？

杜美尼勒先生：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在开玩笑，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所指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至少应该是减低贫富差距，减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而中国目前所走的完全是反方向。

至于习近平思想本身，我认为完全是空话，这不过是反反覆覆重复出现的陈词滥调，所谓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常出现的词语就是以中国特有的方式发展现代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但这些都是空洞的理论。

法广：在您看来，西方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杜美尼勒先生：西方国家根本不在乎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思潮都失败了，西方的主流思想是资本主义最终取得了胜利，中国的加入对西方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唯一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加入西方的已有的以美国为主导资本经营体制，还是中国会打造自己的经营体制，这个问题的回答目前还不知道，我认为这个问题并没有答案。

法广：您如何评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杜美尼勒先生：我并不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可以推动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政府出动巨资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为自己的体制做宣传，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关系，在中国没有任何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在学术讨论会上所听到的一般都十分令人失望。

法广：最后，您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

杜美尼勒先生：我并不是要批评中国，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不应该将中国伪装成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我的主要观点，我对中国并不反感，恰恰相反，我从学生时代就对中国文化，历史感兴趣，我还学过中文，我对中国并没有任何偏见，中国必须面对自己沉重的历史，这已经够承受的了。但是，不要要求我说，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也实在太不严肃了，因为中国正在建设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别的模式。

谢选骏指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反省一下，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人人过关”的思想改造运动，把中国人变成了人人说谎的奸诈之徒——马克思主义造就中国骗局，责无旁贷。至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哪有一定之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是下流无耻的变戏法——例如这个杜美尼勒吧，他本人自称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修正主义者”——那么请问，他到底是“原教旨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不就是极权主义吗。极权主义者，就是鼓吹“在权力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那种奴才。

【第十六篇  贪官群体愚公移山见了蚂蚁国主马克思亡灵】

《反腐不手软：不足一月7名大陆官员自杀》（2018年5月29日RFA／大白新闻）报道：

足1个月内，大陆官场至少有7名官员“自杀”，当中6人死亡。有维权人士认为，与新成立的监察委有关，官员害怕被查而选择自杀。亦有宪政学者相信，中央的反腐工作一直未见手软，无疑令到某些官员，长期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随著十九大宣布成立新的反贪专责部门“国家监察委员会”后，似乎中央有意再加大力度惩治贪腐行为。

据媒体统计，本月先后传出至少7名官员“自杀”的消息，包括浙江省宁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虎森、浙江省衢州市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李伯来、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晓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副区长、公安局长郑金车、江苏省建湖县老干部局局长成万东、天津农商银行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殷金宝。

除了李伯来外，其他人均身亡。其中王晓明、郑金车、殷金宝、成万东是在上周内接连自杀身亡。殷金宝更是调任后不足1年，仕途畅顺之际突然在办公室内割脉身亡。然而，成万东是在参加一个为期7天的培训班期间自杀。惹来外界不少猜测。

上海维权人士顾国平认为，过去都会零星发生官员因“病”厌世自杀的事情，然而不少在生前都被指涉及某些案件被调查，究竟多少自杀的官员真的是有“病”，也许也不用多说明。他又说，为何最近接连发生官员自杀，相信与新成立的国监委有关。

顾国平说︰国家监察委成立后总要做些事情，如果一点事情都不做，那么要这个监察委做甚么？所以要做点样子出来，配合监察委的成立，弄些人出来有对象和针对性的查查他们。突然间有这么多官员自杀，可能是内部传达了某些文件，说最近要“紧”了。查到（有贪腐行为）是要受严厉的惩罚的，于是一了白了，死了就拉倒了。

顾国平又指出，大陆官场“贪”是普遍现象，不贪腐反而不利进升。然而，不管贪得多与少，都会成为政权中的一只棋子。

顾国平说︰用贪腐来打击政治对手，打击不听话的。希望你这个官员贪，不贪才不好，所以需要贪，贪是他们（当局）的策略。不贪就抓不到你，只要你有贪就能叫你听话，不听话就马上把你弄下去。

自从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以来，其倡议“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口号下，徐才厚、周永康、郭伯雄、孙政才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落马，地方官员亦有不少被指贪腐撤职调查，甚至判刑。

宪政学者陈永苗则相信，习近平的反腐工作一直未有放松的迹象，无疑会令地方官员带来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但在短时间内接连有官员“自杀”，陈永苗不认为与国家监察委已经开始起动有关，但个中原因有待观察。

陈永苗︰我知道的国家监察委，现在的工作可能都是针对司法阶段，只能说是他们（官员）的心理现状。或者是说现在反腐败工作，对于这些官员施加的压力是很大，但背后是否用自杀来中断反腐败工作，就让人搞不清楚。

据网上不完整统计，从2012年11月到2016年7月底，已有1235宗党政军官员自杀事件，自杀身亡782人，其中广东、江苏、北京、辽宁、河南、安徽有超过百名官员自杀身亡。

江苏建湖组织部副部长成万东自杀身亡

建湖当地多名官方人士向媒体证实：江苏省建湖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日前在浙江学习培训期间自杀身亡。

今年5月23日，建湖县第一期党政“一把手”领导能力提升研修班在浙江大学开班，该培训为期7天。建湖县各镇（街道、区）主要负责人、部分县直单位主要负责人等45名干部参加了该培训。成万东正是第一期研修班学员。

“对于成的意外身亡，警方经调查暂排除刑事案件，目前我们对家属的善后工作正在正常进行中。”建湖县委一领导表示。

成万东目前担任建湖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据公开报道，他此前曾担任国建湖县编办主任，再之前曾长期在建湖县人大工作。

天津农商银行书记、董事长殷金宝自杀

据天津当地媒体消息，5月26日14时许，天津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殷金宝在办公室割腕身亡。根据现场初步勘察已排除他杀。

公开资料显示，殷金宝，男，汉族，1964年2月生，河北衡水人，199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行长，2017年7月起担任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晓明坠楼身亡

媒体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5月21日12时许，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晓明参加完一个工作会议后坠楼身亡。经公安机关现场勘查和调查走访，已排除刑事嫌疑。据其家属反映和相关医院诊断记录显示，王晓明长期患有抑郁症。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王晓明，1960年3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2013年4月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正局级)，2016年11月递补为北京市委委员。

武汉某区经信局原办公室主任何芬投湖自杀

4月28日，武汉市黄陂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原办公室主任何芬投湖自杀。

因深陷一桩刑事案件，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案件经湖北三级法院审理，何芬曾获定罪免刑的判决，但湖北高院认为该判决结果不合法律规定，何芬及同案被告人彭华刚不应在法定刑以下量刑，而于2017年11月1日发回重审。

5月4日，武汉中院新闻宣传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彭华刚、何芬一案此时仍未宣判，属于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原计划将马上宣判。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何芬相关判决文书显示，何芬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4年2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0日被逮捕，2015年2月9日被取保候审。其案件历时4年，经湖北三级法院审理，两次发回重审、5次开庭。

何芬的儿子方洲说，4月28日早上，何芬接到了法官的电话，“称要她15分钟内必须赶到法院”，这时，何芬的神情变得不对，“在接到法官电话一个多小时后，我妈妈把我们支开，投湖自尽了。”

4月28日早上9点36分，何芬给其哥哥发了一条微信告别：“……每天都在煎熬焦虑无助中度过，受够了……我真的累了……”

河南林州市纪委派驻纪检组长王广兵自缢身亡

4月20日，媒体河南林州市纪委获悉，林州市纪委第十四派驻纪检组组长王广兵于当月18日下午在自家车库内自缢身亡。

据悉，王广兵系市纪委第十四派驻纪检组组长，林州市综合派驻纪检组，每个组分管多个单位，“王广兵同志平时工作认真负责。”

杨卫东表示，经公安及机关走访调查和勘验检验，未发现王广兵有被侵害迹象，排除他杀，现死者家属对其自缢身亡的原因也没有异议。

大庆市副市长冯忠宏坠亡

据报道，4月19日晚10时许，大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冯忠宏坠楼，当场死亡，目前已经排除他杀。

据悉，4月19日晚10时18分，大庆市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在高新区祥阁花园有人坠楼。高新区公安分局出警，120赶到现场，经医生确认，坠楼者当场死亡。

经查，死者为大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冯忠宏。经现场勘验和群众走访，排除他杀。对相关情况，公安机关已进一步开展调查。

此前，冯忠宏负责全市农业农村、扶贫开发、水务、防汛抗旱、森林防火、食品药品监督等方面工作。

黑龙江佳木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梅振学坠亡

据佳木斯市政府新闻办的消息，1月9日凌晨2时40分，佳木斯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告，观江国际有人坠楼。向阳公安分局出警，120赶到现场，经医生确认，坠楼者当场死亡。经查，死者为佳木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梅振学。

经现场勘验和调查走访，排除他杀。对相关情况，公安机关已进一步开展调查。

南师大泰州学院党委书记郭宁生自杀身亡

1月13日，南京鼓楼警方发布通告：针对公众关注的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郭某某、其子郭某两人相继自杀身亡一事，警方经调查查明，郭某（33岁，南京人）生前频繁登陆境外博彩网站参与赌博，欠下巨额债务，其家人于2016年底至2017年12月，通过变卖房产等多种方式竭力帮其偿还债务。

2017年12月28日，郭某因赌输巨额资金无法面对自杀身亡。2018年1月1日，其父郭某某失踪，1月3日警方接群众报警发现郭某某自杀身亡。

谢选骏指出：贪官的秘诀就是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每天挖山不止、贪污不停，像是蚂蚁搬山一样终于掏空了国库，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中国。

《纪检刚进驻 天津农商行董事长殷金宝自杀》（2018年5月28日 转载中央社）报道：

中国再发生官员自杀。天津官方公布，天津农村商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殷金宝26日在办公室割腕身亡，已排除他杀。陆媒今天报导，中共纪检巡视组一个月前，才进驻他先后任职的两家银行。

上海澎湃新闻引述津云新闻报导，从公安机关获得的消息，殷金宝26日下午2时左右在办公室割腕身亡。根据现场初步勘查已排除他杀。截至当前，对于殷金宝的自杀原因，暂无官方回应。

澎湃新闻报导，殷金宝现年54岁，2017年7月才刚出任天津农村商业银行（天津农商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殷金宝先前担任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天津滨海农商行）3年多（2014年3月至2017年7月）的行长。

据天津日报4月24日报导，截至4月20日，承担11届市委第3轮巡视任务的10个巡视组，已全部进驻被巡视的中共党组织，对22家市管国有企业党组织开展2个月的巡视。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网站5月2日发布的消息显示，这22家被巡视的天津市管国有企业党组织，包括天津农商行党委和天津滨海农商行党委。

大陆财新网引述天津金融业人士说，殷金宝突然离世，“或与（纪检）巡视期间，其在天津市滨海农商行的旧案被揭盖有关”。

香港星岛日报报导，近年大陆官场自杀频生，传与反腐行动有关。澎湃新闻报导，中共江苏省建湖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成万东，近日在浙江学习培训期间自杀身亡。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晓明21日参加完一个工作会议后坠楼身亡。

谢选骏指出：蚂蚁国主卡尔·马克思，本身也是五毒俱全的人渣。现在每天贪污不止的蚂蚁贪官集体，终于如愿以偿，沿着共产主义精光大道上一路向西，像吃大户的匪首毛泽东一样，到西方见到了蚂蚁国主的亡灵。

【第十七篇  中共须向苏联纳贡——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蚂蚁】

《中美贸易战 这个帖子疯传 当局删不过来》（2018-06-29 慕良博客）报道：

就日益升温的中美贸易摩擦，新浪“慕良博客”张建华发了一个帖子，在论坛和微信上疯传。下面是张建华的帖子，有删节——

干一辈子了，不懂经济、贸易、金融，也没有大兴趣。经常弄不清GDP、WTO、CEO的含义，不知道炒股、炒期货、理财的门朝哪开。

这次中美贸易战对我，最大的收获是启蒙，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懂得了一辈子不知道的许多知识和现实。

第一次知道我们的双休日是美国逼着中国政府给老百姓的。

第一次知道当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许多承诺，十几年后这些承诺绝大多数没有兑现。

第一次知道汽车进口，美国的关税是2.5%，中国的关税是25%，等于中国老百姓给自家买一辆24万元美国车的同时，要给党买一辆，给政府买一辆。加上中国油价负担排名全球第四（一加仑汽油价格占国民日均收入，美国是3.1，挪威3.6，香港8.8，中国大陆是34），意味着老百姓给自家车加一次油时，至少还要给党加半箱油，给政府加半箱油。

第一次知道10年前国际原油每桶147美元，国内油价6.3元/升，如今国际原油每桶75.56美元，国内油价却达到了7.4元/升，最神的解释是——桶贵了。

第一次知道2013年中俄签订协议，中国向俄罗斯购买石油25年，一桶145美元；目前向美国购买是一桶43美元，每桶相差102美元。

第一次知道中国的大豆主要从美国进口，美国大豆的价格只有中国的60%，还知道了美国的农业人口不到总人口的2%。

第一次知道谷歌等等本来都进了中国，后来又被赶走了。

第一次知道芯片不是塑料片，而是包含数亿，数十亿条集成线路的高高科技，芯片制造投入大，周期长，不是由一群穷人发明的。

第一次知道制造芯片的关键设备光刻机中国造不了。

第一次知道让国人骄傲的国产手机只是一个外壳。

第一次知道“新四大发明”的原创和核心技术没有一个是中国造，中国在其中的科技含量还没有麻将牌多。

第一次知道研发是研究开发，知道全球半导体厂商研发支出的前十名中有新加坡、韩国和台湾，没有中国大陆。

第一次知道美中研发支出的悬殊。例如：美国高通2016年占营收的33.1%，中国中兴2017年占营收的1.2%，是28比1的对垒。

第一次知道过去十年，美国货币发行量增加了2倍，而中国增加了20倍。如果没有房地产这个资金池，中国的通货膨胀会不堪设想。

第一次知道中国房地产政策的最终指向是“用时间换空间”，说白了就是尽量拖。

第一次知道经济上弯道超车是一个伪概念。我再不懂经济，也知道中国各城市最好的建筑是政府，欧美各地最好的建筑是大学意味着什么。

第一次知道中国十几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很多，但第一因素是加入了世贸组织。

第一次知道中国把在国内惯用的无底线，不遵契约，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老毛病同样用在国际贸易上。

第一次知道十多年来中国和其他国家打贸易官员37起，判中国赢的只有2起，判平的3起，其余都是中国输。

第一次知道“中国优势”来自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即非法的贸易出口补贴；操纵人民币汇率；仿冒、盗窃知识产权；大规模环境破坏；忽视工人健康和安全标准；不合理的进口关税和配额；以掠夺性定价将竞争对手挤出关键资源市场，然后以垄断定价欺诈消费者；筑起贸易保护壁垒，阻碍外国竞争对手合法进入。

第一次知道在贸易谈判中，美国的要求是在关税、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方面全面对等，美国说的互惠本意是“对等”，中国却翻译成了“互惠”。

第一次知道美国提出的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和互联网全面开放，碰了中国政府（不是中国人民）的底线。

第一次知道国际上不少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称为“得癌症的胖子”。

过去不知道这些，除过自己的孤陋寡闻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人拼命不想让我知道。

给我的视野开了窗口，长了知识，增进了见识，所以，我感谢贸易战，感谢川普(特朗普)。

官有权利无义务，民有义务无权利，这一套在中国玩得风生水起，还想在世界玩。一个萝卜两头切，你切一次可以，切两次可以，切十次八次，切五十次八十次，就会被你手里的刀切掉你的手。

“左传”里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信，这一句后面还有一句“子姑待之”，我也信。

谢选骏指出：作者知道了“2013年中俄签订协议，中国向俄罗斯购买石油25年，一桶145美元；目前向美国购买是一桶43美元，每桶相差102美元。”——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中国必须向苏联纳贡！苏联虽已灭亡了将近三十年了，还能享受有人纳贡的的福利？是的，因为这不是“中国必须向苏联纳贡”，而是“共产党中国必须向苏联纳贡”，就像儿子必须要向老子纳贡，即使苏联老子死了，儿子还是要向老子的幽灵烧香，儿子死了，孙子也有这个义务。因为毛泽东这个猪头在它臭名昭著的咒文《愚公移山》里发过毒誓了：“每天挖山不止……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中国的国脉全都被它们这群马克思主义的蚂蚁给挖断了！呜呼哀哉。

【第十八篇  马克思分裂了中国】

《生日快乐，马克思。你是对的！》（JASON BARKER 2018年5月4日纽约时报）报道：

韩国首尔——1818年5月5日，在德国南部小镇特里尔、风景如画的葡萄酒产区摩泽尔河谷，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诞生了。当时的特里尔面积只有今天的十分之一大，人口约有1.2万。近期的一位马克思传记作家于尔根·内夫(Jürgen Neffe)说，特里尔是那种“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彼此认识、但很多人彼此都非常熟悉”的小镇。

外省人的这种局限性与马克思无限的知性热情并不相符。那个时代生活在欧洲大首都的激进思想家们他几乎都认识，或者和他们在理论基础上决裂过，这其中包括跟他同时代的德国人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和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法国的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给他贴上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标签；还有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

1837年，马克思违背了律师父亲给他规划的法律事业，在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沉浸在G·W·F·黑格尔(G.W.F. Hegel)的思辨哲学中。有人可能会说，从那时开始，一切都在走下坡路。极端保守的普鲁士政府对这样的革命思想并不友好（黑格尔哲学倡导理性的自由主义国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马克思选择的大学教授的事业道路被阻断了。

如果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能证明哲学的危险，那肯定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发现，黑格尔“怪诞刺耳的旋律”一开始令他反感，但很快就令他在柏林的街头兴奋地狂舞。正如马克思在1837年11月的一封信中向父亲极度兴奋地承认的那样：“想拥抱每一个遇见的人。”

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我们能从他危险、疯狂的哲学遗产中汲取什么教训呢？马克思永久的贡献到底是什么呢？

如今，他的遗产依然非常鲜活。自世纪之交以来，出现了无数关于马克思的书籍，包括学术著作和通俗传记，它们广泛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解读，以及它同我们这个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持久关联。

2002年，我参加了伦敦的一次会议，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在会上宣称，马克思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哲学家。他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观念或多或少都一致认为，马克思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那就是，资本主义是由严重分裂的阶级斗争驱动的，在阶级斗争中，占少数的统治阶级将占多数的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力据为己有，成为利润。甚至连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这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认为，马克思的有一项论断一直都很有远见，那就是，资本主义之内包含着毁灭自身的倾向。

但这也是一致意见戛然而止的地方。虽然大多数人都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诊断，但关于如何治愈它的“失调”则是众说纷纭。这就是马克思作为哲学家的原创性和深远意义所在。

首先，让我们明确一点：马克思没有创造出万能公式，可以摆脱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根据乐施会[Oxfam]的统计，2017年，82%的全球财富集中在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手里）。但是，马克思确实通过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创造出批判武器，打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唯一游戏规则的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马克思确信，资本主义会很快将这些职业变成历史遗物。例如，人工智能目前正在进入医学诊断和外科手术领域，证实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论断，那就是，技术会大大加速“劳动分工”，也就是降低某些职业的技术要求。

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是如何获得持久全球影响力的——可以说，他的影响力比他之前或之后的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大、更广泛——我们可以从他与黑格尔的关系说起。黑格尔著作中的什么东西深深吸引了马克思？正如他对父亲说的，他早期接触黑格尔的“体系”时，并没有被完全说服。那个体系是建立在一层又一层的矛盾对立之上的。

马克思发现，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18世纪末唯心主义思想在19世纪初主导着哲学思维，以至于人们将思考本身放在优先位置上，甚至连现实都可以通过智力推理来推断。但马克思拒绝认可他们的现实。讽刺的是这是一种黑格尔式的转变，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物质世界决定着所有的思考。正如马克思在他的信中所说的，“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

当然，神或“诸神”栖居于尘世，或者就住在众生之中的观点，在哲学上并不新鲜。但马克思的创新在于将唯心主义对神或其他一切神权的敬畏颠倒了过来。黑格尔止步于倡导理性的自由主义国家，但马克思更进了一步：既然诸神不再是神圣的，那么根本就没必要存在国家。

没有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的标志，当然，这也定义了此后在20世纪出现的共产主义“国家”（多么讽刺）的混乱历史。我们从这些国家的灾难中仍能学到很多东西，但至少在哲学层面，它们的经历有多少借鉴意义是存疑的。

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马克思的智识遗产中的关键因子不是“哲学”，而是“批判”，或者如他在1843年所描述的，“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的各种势力发生冲突。”“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在1845年写道。

阶级剥削的运转中又加入了种族和性别压迫。像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和#MeToo（#我也是）这样的社会正义运动毫不掩饰地把目标对准我们这个时代的“永恒真理”，因而默默地从马克思那里获得了教益。像马克思那样，这些运动认识到，所有社会的统治观念都是统治阶级的观念，推翻这些观念是真正革命进步的根本。

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积极主动的咒语——为实现社会变革，必须首先改变自己。但是仅有开明或理性的思考是不够的，因为思维的范式已被男性特权和社会等级的结构所歪曲，甚至影响到我们使用的语言。要改变这些范式就需要改变社会的基础。

引用马克思的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过渡到一个个人价值最终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决定，而不是由资本关系所决定的新社会，被证明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正如我所说，马克思并没有给出一个实现社会变革的通用配方。但他确实为这种变革进行了一次有力的智识“酸性测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注定要继续引用他的话，并且试验他的想法，直到他努力希望实现的那种社会，以及如今我们当中愈来愈多的人所渴望的那种社会终于得到实现。

（Jason Barker是韩国庆熙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著有《马克思的回归》(Marx Returns)。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谢选骏指出：从中国的敌人看来，“马克思你是对的！”——因为马克思分裂了中国，把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中华民国在台湾），还把中国人的社会分裂为“人民”与“反人民”两个阵营，更把中国人的头脑分裂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反抗马列主义”这两个阵营。这样一来，一个自我抵消的中国，就不再构成对于中国敌人的威胁了。“生日快乐，马克思——你是对的！”因为你是欧洲来的魔鬼。

【第十九篇  垃圾食物马克思主义入侵中国】

《纽时：官商联手放任垃圾食物入侵中国》（2019年2月11日 转载综合新闻）报道：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高热量与含糖食物也无例外地入侵，肥胖疾病愈来愈多，但一些跨国食品公司却正与中国官员建立联系，想防止出现像西方世界一样的食品监管和反碳酸饮料运动。

纽约时报报导，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国已经变成一个深受肥胖与不良饮食而导致慢性病的国家。根据中方研究人员的资料，超过42%的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是1991年的两倍多。根据政府的调查，中国城市有将近1/5的儿童肥胖。报导说，中国官方一向强调“运动是最佳减肥方式”，却很少提及减少热量摄取、或减少摄入加工食品和含糖饮料的重要性，尽管这是保持健康的关键因素。高热量食品和含糖饮料在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变得无处不在。

英国医学杂志（BMJ）和公共卫生政策期刊（Th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1月公布两项研究表示，可口可乐和其他跨国食品公司透过一个名为国际生命科学会（ILSI）的组织，与中国的关键官员建立联系，试图发挥影响力。

这个简称ILSI的组织遍布全世界，其总部设在华盛顿，由零食业的许多巨头资助，包括雀巢、麦当劳、百事可乐、百胜、可口可乐。它有17个分部，大多位于墨西哥、印度、南非、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对外宣传自己是科学家、政府官员和跨国食品公司之间的桥梁。

这份研究说明这些公司如何影响中国在肥胖和第2型糖尿病、高血压等饮食相关疾病方面的科学和公共政策，持续几十年。报导说，在中国，ILSI的地位高到在位于北京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内部办公。针对上述研究报告的指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出声明，署名却是ILSI中国办事处主任陈君石。

ILSI与政府最高卫生决策者的密切关系远远超出了这些公司在西方所能实现的程度。

上述研究作者、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葛林海希（Susan Greenhalgh）表示，在中国，ILSI从90年代后期便开始组织肥胖主题会议，支付参会中国科学家的行程费用，帮助打造旨在解决该国肥胖流行的全国性健康活动。报导引述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营养学教授波普金（Barry Popkin）表示，“你不能光靠身体活动摆脱肥胖、高血压或糖尿病”，他在中国工作数十年，协助制定营养指南和食品政策，但这些努力经常遭到与ILSI结盟的高官阻挠。报导说，随着美国和欧洲甜饮料消费量的下降，可口可乐逐渐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视为维持利润的关键。中国已经成为可口可乐的第3大市场。

ILSI在其声明中称致力于支持“基于证据的食品营养研究”；可口可乐的相关声明说，近年来，可口可乐公司通过提供一系列新的无糖饮料和改善产品的营养标签，试图解决中国日益成长的肥胖问题。葛林海希说，ILSI的努力效果非常好，部分原因是中国缺乏自由的媒体或可能对这种关系持批评态度的监督机构。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营养学教授何继国则说，可口可乐只是强化了锻炼对身体健康至关重要的观点，“关键是可口可乐也好，其他饮料也好，它就是一个产品”，并没有强制力。谢选骏指出：这个阿谀奉承的家伙显然在胡说八道，因为它完全不懂什么叫做“软实力”。

谢选骏指出：为何现在“官商联手放任垃圾食物入侵中国”？因为在此前百年，作为垃圾食物的马克思主义就在苏联的枪炮掩护下，强行入侵中国了。而“纽时”却对此讳莫如深，因为此报类似马克思主义浸润美国的桥头堡，多次为邓小平吹啦抬轿。

【第二十篇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洋垃圾】

《马克思诞辰两百年 习近平高规格纪念》（2018年5月5日 德国之声等）报道：

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2018年5月5日是卡尔·马克思诞辰两百年纪念日。5月4日，中国官方高规格举行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大会。

习近平发表讲话称马克思主义为中共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写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上是完全正确。官方也连续多天大肆宣传，强调这位德国哲学家的理论依然适用于现代。

习近平在演讲中首先歌颂马克思的发迹史，形容他胸怀崇高理想，毕生为人民解放奋斗。甚至指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任何理论比马克思主义更具影响力，是“公认为千年第一思想家”。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是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习近平说，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与中共、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都是完全正确。

而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又说，中共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结合，令中华民族富起来，因此证明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在新时代下，中共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令中华民族强起来。他又引述马克思的理念，“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能在不断改变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习近平花了大量篇幅，由马克思主义延伸至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大谈党建、内政、外交。他说中国当今改革任务之重、矛盾风险之多、治国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中国要赢得未来，就要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问题的能力，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他训勉，要把人民立场、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立场和使命；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生产活力；国家机关要成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监督，坚持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外交方面，要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审视当今重大问题，“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位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中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拓展与各国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党政则要增强“四个意识”，加强党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但是他强调，当今中国社会变革，并非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国外现代化的翻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模板，中国要把其基本原则结合国内情况，才能实践得更好。他呼吁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经典当作生活习惯、精神追求，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形容是中共人的神圣职责。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虽自称“社会主义国家”，但有分析认为从消费形态到城乡贫富差距，中国实际上已是现代资本主义。这个矛盾让众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已经不再奉行马克思主义，反而以实用主义与经济利益挂帅。然而，习近平仍然在各种场合大力拥护马克思主义，这位被喻为继毛泽东后权力最大的中国领导人，不但重新带起研讨会追忆毛时代，还强调中国需要为其革命性的历史及政体充满自信。

习近平5月3日赴北京大学考察及演讲，称北大应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劳感到“骄傲、光荣”，因为那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建党，又提及要推动马克思教育，“深化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认识，教育他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分析世界。”

铺天盖地宣传浪潮

许多文宣品主力呈现马克思在新一代广受欢迎的形象。除了有描述马克思青年的卡通片，还有中宣部理论局、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5集通俗理论对谈节目《马克思是对的》，在中央电视台等平台播出。节目中介绍了许多马克思的理论，让学生分享如何受马克思影响。其中一集节目，主持人先向观众读出一份马克思17岁时写的论文，再询问观众是否跟她一样感动。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答道，“我觉得马克思真的不可思议，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要向他学习。”

除了制作节目和座谈会之外，出版界也搭潮流，相继出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图画指南》、《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归来》等一大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作品。绘画、诗文、书法展、甚至凋像揭幕仪式都相继开展。

人民日报头版社论写道：“从叙利亚紧张的局势，到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从英国脱欧等黑天鹅事件，到频发的枪击案、暴恐袭击，前所未有的治理赤字，让西方世界进入新的不确定、不稳定时期”，文章认为“世界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鲜明对比，中国“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谢选骏指出：世界上最具反讽意味者，无过于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两百年后只能统治他本人最为鄙视的清朝故土了。这是思想的成呢还是思想的败？但是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属于一种洋垃圾——垃圾都是曾经有用但后来作废的东西——国家破产的时候救急救穷，叫花子不免求助于洋垃圾，但只要一旦稍有起色，正常的大脑就要拒绝洋垃圾了。例如，中国大陆去年还在大肆进口物体洋垃圾，今年刚刚宣告停止了。迟早一天，中国大陆也会宣告禁止马克思主义这个信息洋垃圾。

【第二十一篇  马克思主义扭曲中国转型之路】

网文《1882：社会达尔文主义扭曲中国转型之路》说：

1882年度事件：美国通过《排华法案》——

本年，美国国会受理了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米勒(John F. Miller) 提交的排华法案，为此，美国国会作了激烈辩论。

主张排华者的主要依据是：华人有诸多的恶习和偏见，不可能在生活上美国化，更不可能接受美国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伦理道德标准；而且华工的大量涌入，造成了同美国工人抢饭碗的紧张态势。反对排华者的理由则是：排华违背了中美《蒲安臣条约》中的自由移民政策，而且违背了美利坚共和国“自由、平等”的立国原则。最终，排华主义获得了国会多数票的支持。

1882年5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史上第一个限禁外来移民的法案———《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即通常所谓的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此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法案通过的文化背景：达尔文的进化论正在西方思想界引发地震，从生物学领域侵入社会学领域，崇奉弱肉强食和种族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随之兴起。排华论此后演变成了黄祸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轨迹。

美国国会的调查：中国人无力建立自由政体

美国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排华风潮，与其西海岸的开发密切相关。华工的大量涌入促成了美国西部开发发繁荣，其廉价竞争力同时又对美国本土工人的就业造成了威胁。与所有文明冲突的演变轨迹一样，经济上的排华最终演变成了文化上的排华。

鉴于排华浪潮的愈演愈烈，1876年7月，美国联邦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决议，成立了一个联合特别委员会前往西海岸对中国移民问题进行调查。委员会先后听取了一百多名证人关于中国移民问题的意见。这些证人陈述最后汇集成一部长达一千二百多页的《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下面摘录的是一些证人陈述，从中不难窥见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傲慢与偏见。

（A·B·Stout：为保持我们种族的纯洁和优越性，必须立法禁止中国移民。）

A·B·Stout是一位医生，他认为促进一个种族身心两面的健康是一名合格的医生的崇高职责，所以他“打算对促使美国民族退化的各种原因进行一次考察”。

Stout在参考了众多“权威人士”的著作之后，得出的结论是：

“高加索人种(包括它的各种类型)被赋与了超越所有其他人种的最高尚的心灵和最美丽的身体。它高居其余一切种族之上，观测着生命的原野。它受造物主的指派去支配全人类的命运，造物主授与了它以超过所有其他各种族的权力去研究、赞赏和统治上帝在人世间所做的一切。现存的其他不同种族与它建立任何新的结合都不能增进这种天赐的完美品质。不论哪一个种族加入到它里面来，都会对它起破坏作用。它的退化和最后灭亡，到头来必定会同有害的成分被引入它里面的速度成正比例。”

“一个政府要保护它的人民，就应该竭力保存种族的纯洁；而且，不问政治理论如何，都应该谨防自己的种族去同劣等类型的种族相混合。”

“我的这些想法是由现在关于中国移民所进行的争论而引起的。据说最高法院已经作出裁决，认为防止中国移民的法令是违反宪法的。我不精通法律知识，因此不敢反对最高法院有关宪法的裁决的明智性。但是，从生理学的观点来看，问题还有待于争论。第一条自然法则就是保持种族的纯洁——如果这个种族比其他一切种族都优越的话。自卫要求制定第一个保护性法令。”

“如果世人为美国东部和南部诸州存在黑人而悲叹，那末，当美国的大西方多少年来被中国移民所淹没的时候，那又该怎样地流泪呢？一旦容许，就必须永远忍受。退化的事一旦开始，它的发展一定会继续在不知不觉中发挥它的毒害性的影响，这不仅是在几年以内，而是在未来的若干世纪。现在制定的法律，与其说是为了我们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后代子孙！到将来，后代子孙要因他们的纯洁而颂扬他们的祖先，或者因他们处于退化之中而咒骂他们的祖先。”

“一切宽大自由的法律都是专为采用这些法律的种族制定的。不让劣等种族享受这些法律，并不是压迫。我们同欧洲人通婚，那只不过是繁殖我们自己的高加索类型；我们同东亚人混合，那就是在创造退化的混血儿。”

“有人争辩说，当我们正在要求自由进入中国、同中国人自由交往时，正义要求我们对中国人自由开放我们的大门，并且收养他们当作我们自己的人民，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可能会高高兴兴地请求美国人移居到他们的国家里去，因为每一个结合都可以改进和提高他们那衰弱了的种族；而相反，每有一个中国佬在我们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来，都会使我们自己的血统降低。”

“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合适的。这种亚洲客人在我们这个州里面应该得到一种什么地位呢？对于他们愿意来我国，我们从全国的观点应该采取什么看法呢？在我们每一个宽宏大量的公民面前，他们应该以什么面目出现呢？恰当的回答是：应该把他们看做是身居外国的宾客。客人是一个圣洁的名称。慷慨的主人应该给予他们以愉快而丰富的款待。”

（Frank·M·Pixley：同中国人接触，会把我们的文明降低到他们的程度。）

Frank·M·Pixley是旧金山市的代表。下面摘录的是其与维护华人利益的旧金山中华会馆代言人F·A·Bee及负责本次调查的联合特别委员会委员们之间的问答。

F·A·Bee（中华会馆代言人）问：不是有人这样指责过你吗？—说你在这里发表过一次演说，在演说中你认为人们应当到码头上放火焚烧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轮船。

皮克斯利答：大约十五年以前，有一次在谈到这些野蛮人侵入我国西海岸的问题时，我曾经说过，如果不能以任何其他方法来限止中国人……还不如把从中国开来的轮船在码头上烧掉的好。我直到现在从来也没有改变过那种意见，我今天十分怀疑，如果在十五年以前那样做了，那是否不会使文明各界和我们的立法者如此震惊，以致他们早就会来考虑这件事情，早就会把我们从中国移民中拯救了出来。

问：作为一个劳工阶级，他们的性格怎么样？

答：他们是有耐性、勤劳、而辛苦工作的奴隶，由于畏俱而尊重我们的法律，为了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而被迫从事劳动。

问：从社会方面说，他们是不是一个比非洲种族要优秀的种族？

答：不，先生。他们并不比非洲种族优秀。在我看来，他们比上帝所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

Cooper（联合特别委员会委员）问：据我了解，你刚才是说，中国人在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有智慧的动物中是最低劣的？

答：我认为，再没有象中国人这样低劣的了。在非洲的若干地区，智力的标准比较低，但是道德的标准比较高，就是说，他们是比较诚实的。这些人却已经达到了四千年的罪恶的顶点，达到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是由于人口过剩产生的——的罪恶的顶点。例如，为什么我们都珍爱自己的女孩子，而他们却杀害女孩子呢？因为他们的女孩子太多了，养活不起。

问：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不比非洲人有更多的而且是一种更好的文明吗？他们两者都有过同样的机会、同样的自由去建立一种文明。

答：……他们建立的是这样，一种文明，我简直认为，如果他们像非洲一样没有文明，那还要好些。

问：他们有艺术、科学以及他们所特有的文学吗？

答：他们有他们的中国文学，这种文学，像你所看到的在这里出版的东西那样，是孔子和孟子的教言。

B·S·Brooks（代表中国人利益出席联合特别委员会）问：你不认为同白种人接触会使他们两者（中国人和非洲人）或两者之中的某一个得到进步吗了？

答：我的确认为具有我们的文明的四千万人同具有中国的文明的四亿人接触，会使他们进步。我认为，这会把我们的文明降低到他们的水平，并不是提高我们的文明，而是提高他们的文明，这就是危险所在。

问：那末，你就是对我们的文明的力量没有很大信心了？

答：是的，我们的文明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它可能还会获得更大的成就；但是有某些事情是它所不能完成的。它不能完成中国的基督教化或文明化。

问：你认为他们是处于我们的文明的势力或力量之外的吗？

答：是的，他们简直是把他们自己的见解固定化了。多少世纪的长时间使他们确信，他们的文明比我们的文明更好、更高，我们是外夷，是劣等人。你应该去玫击一种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的偏见，我说过，那是四千年来发展而成的。

问：你是否害怕错误来反对真理？你不认为，当真理同错误接触时，真理最后会赢得胜利吗？

答：真理往前走得如此之慢，错误走得如此之快，因此我们不能等待。

（James·P·Dameron：中国人脑容量太小，无法建立一个文明的自由政体。）

James·P·Dameron是一名律师，并自称“多少算是一个博物学家和人种学家”。基于这一知识结构，其排华的理论依据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

“蒙古种族有一部时间久得发霉的历史，这部历史断言自己有五千年的文明，信而有征的历史则可追溯到摩西创造世界和以色列人退出埃及的时代——那表明即使是埃及的文明也是从他们那里传来的；他们在希腊人打破特洛伊的城墙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开化了的民族；他们的伟大的哲学家孔子，在基督降生以前五百五十年、苏格拉底诞生以前八十年就写出了书经(尚书)，他们的文献据说富于各种各样用韵文和散文写成的著作：伦理学、历史、地理、游记、戏曲、传奇、故事以及各种小说；他们的政府以君主政体为基础，靠教育资格用人，形式是有些复杂，然而抗住了时间的破坏。一个伟大的政治作家说：‘维持得最长久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如果这条原理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因为，它经历了印度日耳曼种所有伟大民族的兴亡盛衰而仍然屹立不动，当安格鲁撒克逊族还奔驰在德国的丛林之中、英格兰的土著还是一群野人的时候，它就已经达到了它的伟大的顶点。”

“然而，在那时间里，这些蒙古人种一直没有进行过一次努力把自己从暴政和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以及建立自由政体。另一方面，白种人已经使欧洲淹没在血泊中，点燃了自由的火焰，而在这同时，他们却仍在安静地服从于汉人或鞑靼人的统治。留着他们的辫子作为他们服从和退化的标记，遵循着传统和祖先的根深蒂固的惯例，以禁欲主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一切欲望和环境，为的是能够得到足够的东西来满足他们身休方面的迫切需要。他们毫不关心外面的世界，不关心外面世界的战争、进步、文学以及这个世界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他们使自已沉迷在自满和旧传统之中，把这个华夏之邦以外的一切人都看做是野蛮人。”

……

“有学问的人种学家如Nott、Gliddon和Morton都已指出：任何种族，如果他们的平均脑容量不超过八十五立方英寸，就没有能力建立自由政体；在他们的历史中并没有曾经试图建立这种政体的事例；中国人和美洲黑人的平均脑容量约为八十一至八十三立方英寸，而印度一日耳曼族的平均脑容量则高达九十二草九十六立方英寸，某些人更高达一百二十五立方英寸。”

“由于中国人的脑容量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达到了最高点，所以他们将像属于蒙古种的印度人一样，宁可被消灭，也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采用西方文明。由于他们在脑容量方面是一个比白种人低劣的种族，所以让他们保持本来的样子，而去鼓励同他们的贸易和友好关系也许好些；由于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具有一种深挚的爱，所以还是让他们留在原来的地方为好，这是因为他们与白种人相比是一种劣等种族，是一种不同类型、不同文明的种族，因为两个种族不可能在平等的条件下一起生活而不混合起来，因为大自然已经在肤色和气味方面打下了它的标记。”

东方的回应：日本之虚妄与中国之悲观

1876年的这些傲慢与偏见，其实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生物学进军社会学的结果。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882年促成了美国的《排华法案》；十几年后，它又成了西方世界泛滥成灾的“黄祸论”的理论依据——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公开提出“黄祸”的概念，并令宫廷画家制作了有关“黄祸”的宣传画，而且广为传播。自此，“黄祸论”恣意蔓延，迄今未息。

作为被指责方，东方世界更是在铺天盖地的“黄祸论”中长期迷失了方向，在新旧时代的转型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义和团乃至日本侵华战争当中，都能找到“黄祸论”发生作用的影子。

1882年的中国没有对《排华法案》表现出特别的激愤，仿佛此事与己无关。异域正酝酿着一场重塑东方帝国形象的文化运动，被塑造对象自身却由于自闭和迟钝而毫无感知，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悲剧。更悲剧的则是：当黄祸论终于汹涌进入东方，东方知识界的抵抗（主要是指中国和日本），竟然也不得不寻求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支持——这甚至不是悲剧，而是荒诞。

（日本知识界：日本人种西来，不属于黄种人。）

“黄祸论”的主体是中国。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甲午之前，西方“黄祸论”所针对的大都是中国。甲午海战日本战胜中国，随后又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日本在西方“黄祸论”中的针对迅速增强。1913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即如此表述：“日俄战争以来黄祸论逐渐成了世界性的问题。有人主张日本是黄祸的中心，有人主张中国是黄祸的中心。”

作为反击，日本知识界集中质问西方国家“谁威胁谁”，亦多搬出“人类平等”的道义武器。但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部分日本学者否认日本人种属于黄种人，冀望以此摆脱“黄祸论”。

与福泽谕吉并称的学者田口卯吉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著有《日本人种论》、《日本人种的研究》和《破黄祸论》等多种作品，极力否定日本属于亚洲黄种人。

在《日本人种论》一文中，田口卯吉说道：“称我日本人种为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的一部，和中国人相同”，“乃是沿用欧洲人轻率地定下来的人种分类法”，对此，田口表示“不能容忍”。田口认为，“区别我日本人种和中国人种”的要点有二：一是“语法完全不同”；二是“容貌”。他说：“我社会上有势力的种族不仅血统纯洁，并且和其文明一样日进于精美。其最明显处是皮肤白且光滑。中国人中虽非无极白者，但其中肌理细腻如通常所谓绸缎皮肤者定不可见。由此点不仅可见我人种胜于中国人种，并且胜于雅利安人种。雅利安人自夸白皙，但其皮肤多毛且粗糙，没一个有所谓绸缎皮肤者。且其所谓白乃赤白，日本人种之白则为青白。此点我邦上等人之容貌可以证明。”在此，田口强调日本人种不属于黄色人种，高于中国人种，而且甚至高于提倡“黄祸论”的雅利安人种。

在《日本人种的研究》一文中，田口卯吉的观点更激进：“今日的欧洲人才是句兰已安人种。他们如今自称为雅利安人种，把我们称为句兰已安，只能说是抢夺我们的祖先，并且贬斥我们的人种。”

在《破黄祸论》一文中，田口认为西方国家将日本当作“黄祸论”的中心是出发点错误：“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种，而和印度、波斯、希腊、拉丁等同种。因此以余所见，黄祸论的根基即错。如将日本人看作跟中国人相同的黄色人种这一点，即已把事实弄错，故黄祸论为完全无根之流言。”“余不怀疑作为日本人种的本体的天孙人种是一种优等人种。此人种到底如何从天上降下来，实在是历史上的疑问。然而如从其语言语法推断的话，是和梵语与波斯等同一人种。是否属于语言学所称的雅利安语族，是毋须絮说之事。”

（中国知识界：梁启超悲观地声称“人类的历史乃是人种竞争淘汰的历史”。）

尽管“黄祸论”主要针对的是中国，但中国知识界对“黄祸论”的感知反而比日本更迟钝。1882年的《排华法案》背后，已潜藏着“黄祸论”的阴影，中国知识界对此不置一词；1895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知识界已经懂得开始利用“黄祸论”抹黑中国，期冀以此换取西方国家的好感——譬如竹越与三郎在其著作《支那论》中独辟一节，名曰《中国人种侵略世界》，极力附和西方世界，宣扬“黄祸在中国”。对此，中国知识界仍然麻木。

最早对“黄祸论”做出反应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应该是梁启超。这位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思想资源的提供者凭借着《时务报》的巨大影响力，竭力试图消弥“黄祸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带给国民们的消极情绪。

在西方知识界的语境里，“黄祸”意味着野蛮和不开化，其实质是将中国放置在文明的对立面，其理论基础，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之一的种族主义。梁启超始终坚持中国人与西方人并无二致，但现实是西方人攻破了中国人的大门，所以，梁启超又不得不承认中国确实存在着野蛮——譬如缠足；同时又如此宽慰自己也宽慰国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束腰与缠足同样野蛮。

梁启超试图从两个方面消解“黄祸论”：其一，野蛮不等于愚蠢，不代表着智力上的劣势，也就是说，梁启超不承认中国人种不如西方白色人种；其二，中国之所以野蛮，是因为中国社会尚在进化之中，而且中国社会有能力进化到和西方国家同等甚至更加文明的程度，个中关键则在于教育和体制；教育先进则可开启民智；体制之好坏则决定着人性之善恶。

对普通民众而言，梁启超的这些论述显然过于抽象了，他们更愿意从生动的案例当中重新获取自信心。《时务报》的编辑们也很乐于满足民众这种需求，譬如他们翻译了一篇日本论文《论俄人性情狡诈》，即将俄国人描述成“不知文明为何物者”的野蛮种族；另一篇同样译自日本的论文《医生论脑》带来的消息更加令人振奋：

“凡人筋骨肥大，其脑必小。……人身极高而脑极灵者甚罕见。俾斯麦其一也。”

显然，这“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关于中国人脑容量过小无力造就自由政体的谣言。

对梁启超来说，这种虚幻的自信是无效的。他不止一次悲痛地承认：只有欧洲人有资格被称作“历史的人种”，“条顿人实今世史上独一无二之主人翁也。”所以有了这样的自问自答：

“历史者何？”

“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

在这一问一答之间，历史已悄然转入歧途。

结语：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中国近代转型误入歧途

1882年的《排华法案》，只是“黄祸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社会所撕开的第一道微小的伤口，因为知识界的自闭，其疼痛感在当时并不强烈，后世论及，也多仅聚焦于华人所遭受的不平等歧视。殊不知，这一法案，正是古老的东方儒家农业文明与近代西方商业文明之间博弈的结果，儒家文明的傲慢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傲慢碰撞了许多年，这一法案可以视作彼此间的一个胜负节点。此后，中国知识界越来越明显地分裂出西化与传统的派系之别，戊戌年的西化努力与庚子年的反西化努力均告失败之后，中国知识界集体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如杨度所说：

“自达尔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

这才是最严重的溃烂和最终极的伤口。

直至1919—1920年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始有所反省：

“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

A·B·Stout担忧美国人同中国人混合会导致后代“因他们处于退化之中而咒骂他们的祖先”，“黄祸论”的针对者中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果然迅速掀起了批判他们祖先的狂潮——将今日之落后归罪为祖宗之不肖，无疑是一种自我宽慰的捷径。而当梁启超在人生末年重新肯定孔子之时，那些经他之口说出的话，早已不可收回：

“……人各相竞，专谋利己，而不顾他人之害，此即后来达尔文所谓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是动物之公共性，而人类亦所不免也……（这番议论）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1882相关言论：近代学者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思

梁启超：呜呼，杨学遂亡中国！

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梁启超一度甚为膺服。故而在1900年关于“利己与爱他”的讨论中，梁旗帜鲜明地为杨朱翻案。说道：“昔中国杨朱以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及观英、德诸国哲学大家之书，其所标名义与杨朱吻合者，不一而足”。在梁启超看来，杨朱之学可救中国。

至民国初年，个人主义偕利己主义在中国四处蔓延，梁启超却惊呼：“今举中国皆杨也……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

辜鸿铭：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为祸深远

张之洞晚年标榜“中体西用”，颇有以中国传统儒家的“义利”观修正物质主义至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用意。被辜鸿铭概括为“道德上的耶稣主义（中体）”和“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西用）”的古怪结合（马基雅维利主张为达成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辜鸿铭欣赏张之洞，但对“中体西用”的前途感到悲观：“当张之洞所教给中国文人学士和统治阶层的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及他纯洁的人所采纳，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事实上，辛亥年之后民国溃败，正缘自这种政治上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中体”失落已久，“西用”泛滥成灾，迄今未止。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

1905年，康有为周游西方列国后，发表了《物质救国论》，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刺激，深刻“反省”自己之前的政治立场：未出国门之前，以为西方致强之本，在于哲学精深，道德文明。如今到欧美12个国家转了一圈，才发现中国数十年的变法皆为“误行”。欧美的道德风气不如印度、中国，欧洲之所以强，乃是有物质之学：

“欧洲百年来最著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

杜亚泉：物欲泛滥的丛林世界不可能造就共和与宪政

《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于1913年撰文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称自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已成丛林世界：

“今日吾国之社会中，亟亟焉为生存欲所迫，皇皇焉为竞争心所趋，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物欲昌炽、理性梏亡，中华民国之国家，行将变成动物之薮泽矣。”

杜亚泉总结说：物质主义的流行，给社会带来了三大祸害，一是刺激国民的竞争心，二是令人们的物质欲望亢奋，三是使人类陷于悲观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

在杜亚泉看来，这样一个为物欲所绑架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共和和宪政的，它只会成为威权的温床：

“物质竞争之社会中，而欲构成真正之共和国家，发生真正之立宪政治，吾知其决无是理也。”

杜亚泉的判断是准确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充满物质欲望的金钱主义社会，最容易建立的反是威权主义的专制政体，即：在私人领域放纵国民发财享乐，声色犬马，而在公共领域限制国民的政治自由，听凭国家权力由各种“有力”的利益集团角逐竞争，最高统治者则通过平衡各种对抗的物质势力，保持自己对主权的垄断。

北洋年间的政局，恰是如此。

梁启超认为，18世纪流行的是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至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出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有强者才有生存的权利，弱者只能沦落为被奴役的命运。但这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非达尔文的本意，也非斯宾塞的真旨，更为赫胥黎所反对，其源头为日本，加藤弘之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极力鼓吹者之一。其后，日本的侵华战争，即带有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

福泽谕吉要求日本从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上“脱亚入欧”，田口卯吉则要求日本在人种上也“脱亚入欧”。此外，尚有小谷部全一郎的研究结论：日本人的祖先是以色列十二支族中已消失的“迦德”族，日本的基础民族是“希伯来神族的正系”，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迦德后裔”；以及木村鹰太郎的“研究结论”：日本的国土也“西来”，“倭人传中之倭女王国，就是吾等日本人在太古占据的欧亚之中心埃及。意大利、希腊、阿拉比亚、波斯、印度、暹罗等均属我国版图。”凡此种种，均属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下的“黄祸论”的畸形反应。

严复。其翻译的斯宾塞的《天演论》，在晚清中国造就了大批的“历史进化论”的信徒；而“历史进化论”恰恰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力”的秩序代替了“礼”的秩序；“历史进化论”隐含着的人类历史存在一个终极乌托邦的信息，丝毫没有引起严复的警惕，其后一度信奉“历史进化论”的梁启超乃至孙中山等亦是如此。

资料来源：

《“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江苏人民出版社；袁咏红《黄祸论刺激下的日本人种民族优胜论》，载《世界民族》；许纪霖《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载《史学月刊》等。

谢选骏指出：上文奴性十足，不敢追究明言“马克思主义扭曲中国转型之路”，只敢指桑骂槐，指鹿为马说“1882：社会达尔文主义扭曲中国转型之路”。当然它也不是完全胡说——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是最极端最恶劣最通俗普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马客死主义同样深入美国了。

【第二十二篇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管子思想的唾余】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报道：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一个俗语，出自《管子·牧民》。意思是百姓的粮仓充足，丰衣足食，才能顾及到礼仪，重视荣誉和耻辱。

基本信息

（汉语拼音）cāng lǐn shí ér zhī lǐ jié ，yī shí zú ér zhī róng rǔ

廪：lǐn 部首：广　笔画数：16　结构：半包围结构

汉语释义：（百姓的）粮仓充足才能知道礼仪，丰衣足食才会知晓荣誉和耻辱

（注释）仓：谷仓。 廪：米仓。 另一种解释是：方的叫仓，圆的叫廪。实：充实；礼节：人和人交往的礼仪规矩；衣食足：丰衣足食；知荣辱：知晓荣誉和耻辱。

出处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出自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为第一霸主的管仲之口，在《管子·牧民》的原文里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的引文中改动了一个字：“则”改成了“而”，就有了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现一般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出自《史记·管晏列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释义为：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饱暖就懂得荣辱；君王的享用有一定制度，六亲就紧紧依附；礼、义、廉、耻的伦理不大加宣扬，国家就会灭亡。颁布政令就好像流水的源头，要能顺乎民心。

背景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描述春秋时期，管仲担任齐相主持政务后，与百姓同好恶，流通货物，积累资财，使得齐国很快走上国富兵强的道路。管仲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也成为齐国自强求富的指导思想。人民生活富裕，府库财富充盈，礼仪就能得到发扬，政令才能畅通无阻。管仲抓住了治国的根本，经过多年的治理，齐国很快强盛起来，成为春秋第一霸，历史上也有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记载。由于管仲指导思想的正确及齐桓公的成功，“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历来为后世传颂，用现代眼光看这句话完全符合唯物主义有关“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等相关观点，在当时那个王室势微、诸侯欲动的年代，国家统治者能有这种意识是很难能可贵的。

后世孔子感叹说：“微管仲，吾披发左衽已！”，孟子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这样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从正反两方面向君王充分论证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

详解

或许是太史公司马迁敏锐洞察到了“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才把管仲的微妙、审慎的“则”改为了“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仓廪实、衣食足”是“知礼节、知荣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仓廪实、衣食足”只是前提和基础；或许管子当时也没有把这句话说得那么绝对，只是后人一叶障目、断章取义、妄自揣度，未能准确理解先人微言大义罢了，而且在那个诸侯蠢蠢欲动的年代，适用、管用的就是最好的，抑或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的管仲先生就是这样精准地抓住了关键。总的来说，从人类曲折的文明发展历程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的发展衍生文明的进步，文明的进步依仗经济的发展，是大趋势、大规律、大方向，从宏观上讲二者水涨船高、相生相随的关系无可争议，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上讲先贤的至理名言依然对现实有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指导作用，永远会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今所用，适可而止，乃为上策。

理论旁证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粮仓充实、衣食饱暖，荣辱的观念才有条件深入人心，老百姓也才能自发、自觉、普遍的注重礼节、崇尚礼仪。从个人层面上讲，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由低到高，其中底部的四种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为缺乏型需要，只有在满足了这些需要个体才能感到基本上舒适，顶部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为成长型需要，因为它们主要是为了个体的成长与发展。一般来说，这五种需要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低一层次的需要获得满足后，就会向高一层次的需要发展，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有足够的活力驱动行为。

管仲简介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姬姓，管氏，名夷吾，谥曰“敬仲”，中国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的后代,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主旨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这不过是从中国《管子》思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等论述那里拾取的唾余。

【第二十三篇  中华亡国灭种已久——红色旅游热衷马克思一妻一妾同葬一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有文《关于弗·恩格斯在海伦·德穆特葬礼上的悼词的报道》这样说：

工人的老朋友

上星期，海伦·德穆特逝世了［注：海伦·德穆特于1890年11月4日逝世。——编者注］，社会主义的党因此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成员。1823年元旦生于圣文德尔，父母是农民，十四岁来到特利尔的冯·威斯特华伦家。1843年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成为卡尔·马克思的妻子。从1837年起到1881年马克思夫人逝世时止，除马克思夫人婚后的最初几个月之外，两位妇女始终生活在一起。1881年12月马克思夫人逝世和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之后，海伦·德穆特搬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里料理家务。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证明“她具有非常健全的头脑，异常直爽的性格，总是关心别人，为人可靠，天性真诚纯正”。恩格斯在她的葬礼上说，马克思同海伦·德穆特不仅商量困难而复杂的党的事务，甚至商量有关他的经济学著作问题。恩格斯说：“至于我，马克思逝世后我所做的一切工作之所以能够进行，主要是由于她在我家里，给了我欢乐和帮助。”

海伦葬在海格特墓地马克思及其妻子的同一墓穴里。

（载于1890年11月22日《人民新闻报》，原文是英文）

谢选骏指出：这个海伦·德穆特，就是马克思之妾，死后竟和马克思及其妻子埋在同一墓穴里。难怪这么多的中共官员前去膜拜——红色旅游的秘密就在这里！难怪中共要坚持马列主义，因为坚持马列主义，才能名正言顺地包养二奶！马列主义就是二奶主义，不仅马恩如此（恩格斯包养了一对姊妹花），而且列宁也是如此，至于斯大林毛泽东以下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海伦·德穆特，甚至还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共有的，堪称现今共产党中国“公共情妇”之典范。马列主义是这样好的幌子，怎能不坚持呢。

《马克思的私生子：海伦·德穆特之子亨利·弗里德里希特》（2010-08-17中国移动董事长V的博客）报道：

马克思的私生子，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一辈子"痛恨"剥削和雇佣劳动，但他还没有发现一个连起码的报酬都没有的劳动者。

而事实上，这样的劳动者倒是有的，不过既不在大英博物馆的档案里，也不在西里西亚的矿井和英格兰的纺织厂内，更不在他的《资本论》中，而就在他的家里。

每当马克思一家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和朋友们去伦敦郊区散步或郊游的时候，他们的身后都跟着一个身材壮实的女仆。

她挎着沉颠颠的装满食品的篮子，背着塞满杯盘碗盏的包裹，到了目的地还要张罗吃喝，收拾残汤剩羹。

她叫海伦·德穆特，马克思一家叫她琳衡。她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就到马克思的丈人威斯特华伦家做佣人。到了燕妮出嫁的时候，她被当作陪嫁。

对人的异化深恶痛绝的马克思并没有拒绝这份活礼，而是照单全收。或许他认为雇佣劳动是万恶的，而无偿奉献则可以受之无愧。

马克思一家对这个女仆倒是十分信任，除了让她包下一日三餐和家常杂务，还把紧巴巴的财务交给她。

于是琳蘅白天要操持一家数口的衣食，晚上还要在灯下把一个铜板掰作两半。对主人的几个女儿她更是视同己出。

但是琳衡对马克思的奉献还超出了家务和财务。1850年，琳蘅怀孕了。马克思和燕妮之间于是爆发了可怕的争吵。

当孩子出生时，马克思说服了他的忠诚战友恩格斯去承担这个责任。

他需要为这个孩子说清来龙去脉，不能让人以为琳衡怀的是外面的野种，那样他倒是没了干系，但却有辱工人阶级导师的家风。

因此频繁地出入他家门而又是单身汉的恩格斯成了理想的入选。这个婴儿取名为亨利·弗里德里希·德穆特。“弗里德利希”就是恩格斯的名字。

马克思当然不让这个私生子留在自己的家里，于是这个叫亨利的婴儿被送到一个工人家里寄养。

后来小亨利倒是可以去探望自己的娘，只是不能走正门，而必须从厨房的边门进去。

恩格斯死在马克思之后。虽然在马克思的葬礼上，他把这个半辈子靠他的钱生活的思想家赞美成了完人，但对一件事始终耿耿于怀。

他患喉癌而死，临死前不能说话，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

弗来迪就是那个男孩，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当时在恩格斯身边，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洁白无瑕，亨利真的是恩格斯的儿子。

琳蘅死于1890年。她在马克思家里干了一辈子，到头来两手空空，什么都不是，连“雇佣劳动者”都不是。

她的儿子后来倒是当了机修工，成了名副其实的雇佣劳动者。但他没有像他父亲严密推理的那样对革命有兴趣，而是改良主义工会的成员。

前几天写过一篇小文，讲到马克思的婚外情问题。由于小书（作者可能是李卜克内西）丢失，全凭记忆，拿不出一手资料，有些忐忑不安。好了，今日终于找到一资料，证实老夫记忆是不错滴。

老马多次说过：“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此言当理解为“人所具有的缺点（或不足）我都（可能）具有。”而不是前些年某些马的“粉丝”所理解的“人所具有的一切知识（或智慧）我老马都具有。”因而，才华横溢一表人才的老马，光辉的一生中有个情人（红颜知己）也不足为奇。

马克思与妻子燕妮青梅竹马。燕妮是特利尔城的第一美人，出身德国贵族家庭。由于门第差异很大，他们偷偷定了婚约八年后，1843年6月才在德国克罗茨那结婚。

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九岁病死了。

1845年燕妮再怀孕时，娘家把一个女仆派给她，此人叫海伦.德穆特，在燕妮娘家长大，时年22岁。是一位身高貌美、文静和善却又不失活泼的聪明姑娘，人们称她叫琳蘅。琳蘅小姐很快爱上了老马，为此她拒绝了许多金玉良缘，一直用佣人的身份陪伴老马夫妇。以后发展到老马一发脾气，谁劝都不行。只要琳蘅小姐出山，马大哥立刻就会平静下来。1851年，老马与未婚的琳蘅终于生下一个儿子，取名福雷迪.德穆特。这使燕妮大为恼火，老马的婚姻和家庭都面临空前危机。关键时刻恩格斯挺身而出，称这个儿子是他的。这位挚友靠善良的谎言又一次帮了老马，或者说救了老马。

1878年燕妮患上了肝癌，不久去世。1883年老马去世前交代恩格斯，将来一定要把琳蘅埋在他和燕妮的合葬墓里。1890年琳蘅去世，恩格斯实现了老友的遗愿，让老马和他的爱妻与情人长眠在一起。也就是说，伦敦马克思燕妮墓里，葬着琳蘅。不过墓碑上写着：仆人琳蘅。老马临死前也没有把琳蘅的情人身份“转正”。按照时下的说法，琳蘅只能算个“二奶”。1895年7月恩格斯患喉癌不久人世，便委托他的遗嘱执行人塞姆·穆尔把福雷迪·德穆特身世的真像告诉马克思的女儿爱林娜。爱林娜得知比她大四岁的福雷迪.德穆特竟是自己的亲哥哥，简直不敢相信。她找到生命垂危的恩格斯，已不能讲话的恩格斯用颤抖的手写出了这件事的真相。爱林娜后来在回忆录中说，那位曾被她称为“善良的家庭天使”的老琳蘅，毁了自己父亲一世英名。老马的战友恩格斯却认为，琳蘅的爱不仅是一种伟大的忍辱负重，也是马克思另一根强大的精神支柱。如果没有琳蘅的爱和对马克思“胜过任何母亲对自己的孩子的照料”，老马决不会有如此伟大的成就。

1962年，琳蘅的朋友、恩格斯的仆人路易丝·弗雷伯格(Louise Freyberger)的一封信被公开。这封信写于1898年9月2日，透露了恩格斯临终前承认抚养了马克思和琳蘅的私生子。这封信目前保存在阿姆斯特丹档案馆。

暮春时节，雨后初晴，空气清新馥郁，天空显得高洁而朗润。B兄穿过寂寥的墓群，很快就找到了伦敦郊外马克思的墓地。这是海格特公墓中最为惹眼的所在，幽静而肃穆。它的背后，是一片高大的乔木林，绿树葱茏，枝繁叶茂；前方是一方草坪，纤纤绿叶镶嵌着细微的雨滴，晶莹剔透，散放着盎然生机。乔木林与草坪中间，矗立着老马的墓碑。墓碑的基座由约为三米高、两米宽、一米厚的花岗岩制成（据说是英国共产党中央上世纪五十年代重修的），给人以深厚、凝重、质朴和岿然不动的感觉。墓碑的顶端安放着已故英国皇家雕刻家协会主席劳伦斯·布雷特雕塑的高达四英尺半的马克思青铜塑像。塑像画面上，老马宽阔的额头布满皱纹，饱含了这位革命导师的智慧和探索人类命运而付出的辛勤劳作。浓眉重须中是一双深邃沉思的眼睛，那永远向前的目光似在洞察历史的古往今来，审视身后世事的变迁。墓碑上端，锈刻着一行嵌金的英文字——《共产党宣言》中结尾的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墓碑中部镶着一块洁白如玉的石板，深色的英文字记载着墓中安息着的马克思及其家人，其中包括琳蘅。

老马善待仆人，一片真情；小恩做事负责，挺够义气！

老夫闻之，颇感动。

《马克思的性奴——王容芬：谒马克思》（阿波罗新闻网 2015-01-05）讯：

唯一没有名分的海伦·德穆特埋在这里，并非因为她是马克思家仆人，而是因为她在1851年6月23日为马克思生下一个叫弗里德里克的儿子。为了马克思的名声，孩子寄养在伦敦李维氏家。艾琳娜·马克思称弗里德里克异母兄长，并且在海伦·德穆特死后作主让她进了家坟。德穆特在马克思家当了37年仆人，马克思死后又去侍候了恩格斯7年，死后全部遗产留给儿子，总共92英镑。44年为仆受辱，攒下92镑，一年工钱两镑多一点！革命导师榨取剩余价值之苛，令万恶的资本家望尘莫及。

出沃特露公园东口，左侧便是马克思长眠的海格特东墓。一进门，满目荒凄，与隔壁天差地别，还以为到了黑非洲。进门路上横拉一条红白相间的警戒带，两行石灰大脚印从大门口通向警戒线一端的小屋。一种滑稽的不祥之感油然而生：莫非发了盗墓案？转身之际，进来一家四口上坟的，俩大人夹着花，各拉一个孩子，踩着石灰脚印直奔小屋。我跟着人家进去，原来是个穿堂。刚要跟着从另一个门出去，被一个怪怪细细的嗓音拽住了：“去看哪位？”转身一看，那张脸比嗓音还怪：一条花袋子兜住印堂和白发，满是褶子的脸上一个大红鼻子，不见半根胡须，配上胸前的收银台，背后架子上的啤酒、纸烟——唯独不见墓地常见的鲜花红烛，活活一副滑稽剧照。我脱口而出：“去看马克思。”那张脸一歪，嘴朝柜台外墙角一努——墙角戳着块牌子，牌子上印着马克思的脑袋，旁边标着“4镑”。有意思，除了酒精、尼古丁，还卖马克思！4镑换来一张印着马克思脑袋的路条，饶上半句话：“免费的！”褶子脸笑了，活像个得了手的盗墓匪。

路条挺清楚，马克思很好找。先找到的是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墓，一大块坚实的花岗岩上刻着墓主人的姓名。斜对面是马克思，两米多高的墓碑上面坐着马克思的大头，竖立的碑身两头挤满金字，比斯宾塞那块横躺的石头气势多了。

细看，才发现粗“质”烂造，铺地用的花岗岩板块跟斯宾塞的整石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一块块贴墙似地贴在水泥柱子上，当中那一小块大理石已经有了裂纹。上面一堆金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坠了个“卡尔·马克思”，如果是署名，则不仅蛇足，还侵了恩格斯的权；如果是墓主，则名不副实。那块裂了的大理石上刻着五个人的姓名和生卒年月日：

燕妮·马克思，卡尔·马克思之爱妻，生于1814年2月12日，卒于1881年12月2日

卡尔·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卒于1883年3月14日

哈里·龙格，他们的外孙，生于1878年7月4日，卒于1883年3月20日

海伦·德穆特，生于1823年1月1日，卒于1890年11月4日

艾琳娜·马克思，卡尔·马克思之女，生于1856年1月16日，卒于1898年3月31日

唯一没有名分的海伦·德穆特埋在这里，并非因为她是马克思家仆人，而是因为她在1851年6月23日为马克思生下一个叫弗里德里克的儿子。为了马克思的名声，孩子寄养在伦敦李维氏家。艾琳娜·马克思称弗里德里克异母兄长，并且在海伦·德穆特死后作主让她进了家坟。德穆特在马克思家当了37年仆人，马克思死后又去侍候了恩格斯7年，死后全部遗产留给儿子，总共92英镑。44年为仆受辱，攒下92镑，一年工钱两镑多一点!革命导师榨取剩余价值之苛，令万恶的资本家望尘莫及。

艾琳娜·马克思以二奶身份与英国共产党人爱德华·埃威灵同居14年。埃威灵借口离不了婚，拒绝与马克思千金结婚，却化名娶了一位年轻的三奶。艾琳娜知道后服毒自杀，埃威灵拒绝收留骨灰，骨灰盒一直寄存在伦敦马克思文献馆。1920年英共成立，把艾琳娜骨灰请到了中央办公厅。次年警察搜查英共中央总部，抄走骨灰盒，还给了马克思文献馆。到了1954年，英共中央为马克思家迁坟，把艾琳娜的骨灰塞了进去，1956年3月14日，花岗岩贴面的碑揭幕，艾琳娜的名字上了大理石上的墓主名单。

马克思1845年被德国驱逐，亡命布鲁塞尔、巴黎，最后落脚伦敦。其主要政治活动在伦敦，身后更被英共炒作。100年间，德国没纪念过这个亡命徒，二战后苏联在其占领区造了个民主德国，同时造了7个马克思像、碑、大匾，都成吨重，用料皆水泥、塑料。西德依旧没马克思一个脚印儿，直到2012年5月。海伦·德穆特的家乡圣文德出资3万欧元，请奥地利雕塑家塔索提为德穆特做了一尊真人大小的青铜雕像，马克思才出现在怀孕的德穆特手里。浪漫的艺术家把被强暴演绎成恋情了。

一年之后，马克思老家特里尔闹市区冒出500个一米高的红色塑料马克思来，卖主准备了500个枕头大的红塑料袋。德国的马克思生意远不如海格特坟场的马克思生意好，只是给马克思赚了个“侏儒”名分。

为马克思迁坟立碑的英国共产党，寿命比海格特墓地粗制滥造的铺地墓碑还短，上一世纪70年代就不作用了，到了80年代彻底销声匿迹，那硕大无朋的马克思墓也成了荒冢。

谢选骏指出：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大家看看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马恩列斯四大鬼子像，就知道中华亡国已久了。

《中国赠送马克思雕塑在德被纵火》（2018-05-12 德国之声）报道：

5月6日中国才赠送在德国特里尔市揭幕的马克思雕像，当地时间5月10日清晨遭到不明人士纵火袭击。5月11日报道，德国警方开始对事件展开调查。警方称，铜像旁的一面旗帜被点燃后，赶来的消防人员将火扑灭。据一名发言人称，由于旗帜被彻底烧毁，因此无法辨认旗帜上的字体。事发后的早上，雕像旁还可看到少许的灰烬。

由中国赠送的5.5米高的德国鬼子马克思雕像，于5月6日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日之际，在特里尔市（Trier）正式揭幕。特里尔市一位发言人对所发生的事件表示了遗憾。他说：“雕像揭幕时，很多人以和平和尊重的态度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这位发言人继续说：“遗憾的是有人试图从事破坏活动。”他表示，“我们希望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以及在特里尔人们能够以文明的方式方法表达不同的意见”。

谢选骏指出：特里尔市的发言人掩盖了马克思在中国从事的破坏活动！这很无耻，也很遗憾。毛泽东自称死后去见马克思，共产党员皆如是也——这些黄俄杂种不仅已经亡国，而且即将灭种了。但是，现在的德国鬼子为何还是不买中国奴才的账呢？也许，他们是因为讨厌红色旅游项目破坏了他们的生态环境了。所以，他们也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暴力方式去反对马克思主义。结果他们的反对毫无作用。

【第二十四篇  马克思和希特勒谁更邪恶】

马克思和希特勒，都是生在德语圈中又和犹太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理论家”——实际上是社会运动家。他们两人谁更邪恶呢？《资本论》和《我的奋斗》谁更令人作呕？

《马克思雕像的命运会发生改变吗？》（德国之声中文网2018年4月9日）报道：

中国赠予特里尔市的马克思雕像已经运抵该市，等待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日之际在市中心广场上竖立起来。不过，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一直备受争议，激烈的批评能否阻止这一计划？

本周二，来自中国的巨型马克思雕像抵达德国特里尔。今年是这位“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诞辰200周年，而获赠雕像的特里尔是其出生地。

共产主义暴政受害人联盟尖锐批评特里尔市矗立纪念思想家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型雕塑。该联盟主席多姆布罗夫斯基（Dieter Dombrowski）在特里尔对德新社表示，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会在1945年以来始终自由的德国的某个地方开始为卡尔·马克思竖起一座新雕像。

来自勃兰登堡的州议会基民盟籍议员多姆布罗夫斯基说，1818年出生在特里尔的马克思并非只是一位学者和哲学家，而是为后世各种色彩的共产主义专制奠定了精神基础。

为纪念今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满200周年，特里尔市中心将树立起一座由中国赠送的4.4米高的马克思塑像。加上基座，位于黑门（Porta Nigra）广场附近的这座雕塑总高5.5米。

应柏林-霍亨勋豪森（Berlin-Hohenschnhausen）纪念馆之邀，多姆布罗夫斯基、特里尔建筑局长路德维希（Andreas Ludwig，基民盟籍）、中国独立笔会中心主席廖天琪等人士将在特里尔就这一马克思雕像问题举行讨论。该纪念馆通报说，许多共产主义受害人拒绝这一“马克思巨物”，很多来自德东地区的人回想起了前东德时代。

马克思雕像已于3月抵达特里尔

经过激烈争议，2017年3月，特里尔市政府同意接受来自中国的这一礼物。该委员会表示，这一塑像是对马克思这位哲学家的故乡城市的一种认可，并有助于引发讨论。市长莱布（社民党籍）说，卡尔·马克思是特里尔最伟大的公民之一，“我们不应把他藏起来”。

设址前东德国安部监狱的柏林-霍亨勋豪森纪念馆馆长克纳伯（Hubertus Knabe）也批评了在特里尔矗立马克思塑像的计划。周一晚在特里尔举行的论坛讨论会前夕，他对基督教通讯社表示，“鉴于他（马克思）的理论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我认为，为他竖起这么一个庞大的纪念像，这已近乎玩世不恭”。他指出，为马克思建纪念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历史学家克纳伯说，人们不能把共产主义巨大犯罪行为与马克思所写的东西截然分开。克纳伯还表示，特里尔市恰恰从中国那里接受了作为礼物的马克思像，这更让人匪夷所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至今还在以马克思为圭臬，“奴役”地球上的最大族群。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意识地在中国推行回归马克思主义运动，以压制国内的多元化倾向。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和希特勒谁更邪恶？当然是马克思了。因为希特勒已是一只死老虎了，马克思却依然还在世界各地吞吃活人。现在，既然万恶的德国鬼子决定给魔鬼马克思树碑立传，那么，十恶不赦的奥地利鬼子也可以给希特勒树碑立传了——否则就是厚此薄彼、歧视待遇了。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思想犯罪，没有亲自杀人放火，而希特勒却下达了杀人的指令，虽然同样没有亲自杀人放火。所以可以纪念马克思，不可纪念希特勒。

但是不对，那共产主义的教唆犯马克思的门徒列宁和斯大林呢？他们不是照样受到纪念和崇拜吗？

这不是歧视和差别待遇？】

《为当选“文化之城”，奥地利林茨搬出希特勒》（2009年01月06日 华商报）报道：

英国利物浦凭借着养育了世界闻名的“儿子”——披头士乐队，一举夺下“2008文化之城”的桂冠。与此同时，奥地利的林茨也对这个美称“觊觎已久”，然而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重量级人物，迫于无奈只好搬出纳粹头子希特勒当“筹码”，希望借此能取得“2009文化之城”的美誉。据悉希特勒童年时期在这里度过。

据英国媒体披露，希特勒在林茨生活了9年之久，特别喜欢这座古老的城市。当时希特勒的一些亲戚朋友也住在林茨。这位臭名昭著的纳粹头子曾经想要在林茨建起一个五星级酒店，并准备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此外他还曾提议在林茨建造一座高达160米的钟塔。据史料记载，希特勒想把林茨打造成“第三德意志”的“元首之城”。

“2009文化之城”筹备委员会的负责人乌尔里奇·弗斯说：“现在不管你什么时候来林茨，都会看到和希特勒有关的东西。我们不再把这个声名狼藉的人藏在背后，而是要充分利用他。”

负责文化宣传的马丁·海勒表示，林茨有义务向世人讲述纳粹历史。海勒称：“我们想要还原纳粹时期的点滴，让游客们了解那段不堪回首的纳粹历史。但是，谈论文化和谈论政治无关！”“我们不再把这个声名狼藉的人藏在背后，而是要充分利用他。”古老的林茨知道希特勒并无丝毫美誉，只是冲着“利用”的心态推出了希特勒。

谢选骏指出：可惜共产党中国不会给林茨送去希特勒雕像。反而这样嘲笑曾经的共产党人希特勒（就像曾经的共产党人蒋经国、李登辉一样）：】

相比于利物浦推出的“披头士”，希特勒的“名声”自然更大。如果说谈论希特勒与政治无关，那是否与文化有关呢？恐怕文化的概念扩展到再大的领域，和罪恶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文化是人文、是教化、是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时下，世界日趋多元和开放，人们见识了越来越多不同的事物，也接受了越来越多的现象，并将其尽量纳入到大文化的范畴，但是世界的理解和包容并不是没有底线的，假、丑、恶的东西永远不会变成真、善、美，尽管想披羊皮的狼大有人在。

文化会包容，绝不会以丑为美。

看来，希特勒想借尸还魂、赶上邪恶马克思的邪恶程度，还有待努力。况且，列宁斯大林及其徒子徒孙例如毛泽东之流的屠刀论证加深了马克思的邪恶，而希特勒的屠刀纳粹主义也是作为列宁斯大林屠刀布尔什维克的变相支流出现的，尽管希特勒用种族斗争取代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但二者毕竟都是达尔文主义的并头莲。

【第二十五篇  畅销书作者是否剥削了读者】

《畅销书排行榜观察：老书为何长年“霸榜”？》（2020-04-23 新华网）报道：

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读书成为热议话题。记者梳理近年畅销书榜发现，部分老书长年“霸榜”，这是为何？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畅销书榜老书“常驻”

太原市民刘先生想在世界读书日这天趁着电商优惠买些书，可他在打开销量榜选书时却发现，榜上的书他几乎都有了。“畅销榜好像都没怎么变，来来回回就是那些，新面孔不多。”

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记者在图书销量较大的京东图书销售页面看到，2019年的销售冠军是余华的《活着》，《三体》《平凡的世界》分列第二、第四；2018年，《浮生六记》第一，《活着》《三体》《平凡的世界》分列榜单第五、第七、第九，畅销榜几乎成为老书的专场，罕见新书的身影。

由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2019年畅销书榜显示，排名前十的图书中有九本都是“老面孔”，其中《活着》位列榜首，《三体》三部包揽了第二到第四，《平凡的世界》《红岩》分列第六、第七，此外还有《窗边的小豆豆》《夏洛的网》等少儿类图书。

记者梳理开卷月度畅销榜单发现，不少热门新书如《美国陷阱》《少年的你 如此美丽》等，都在首发当月一度冲上销量榜，不久后掉出榜单。

是“头部效应”还是缺乏创新？

记者了解到，部分老书畅销、长年“霸榜”这一现象也被业内称为“头部效应”，存在已久。

“普通读者的图书购买受榜单影响大，市场表现更趋于‘畅销者恒畅销’，除非发生影响全民的社会性事件，否则变动较小。”新华文轩出版业务主管吴珍华说，这也是普遍的读者心理，选择阅读经过大众和时间检验的作品，从时间成本上来说更为保险。

教育助推也成为一大原因。吴珍华表示，畅销榜前十的品种差不多有一半是教育部指定中小学生必读经典书目中的图书，对于目前普遍重视孩子教育的家庭来说几乎是“刚需”。

也有受访业内人士指出，畅销书榜老书多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国家出版政策收紧、传统出版业读者转移等原因，也有出版业自身创新后劲不足的因素。

一位从事文学类图书出版的编辑告诉记者，受限于市场原因或者书号限制，一些出版社更愿意老书重做，也不愿意发掘和出版新书。一些出书单位只想“挣快钱”，两三分精力做书，七八分精力搞宣传，噱头大于内容。

让读者读到更多好书

“几十年前，一本普通的铅印小书就能给平淡的时光增添很多快乐，而在信息过载的今天，要想吸引年轻读者，就需要更有趣的表达方式，比如更有设计感的装帧、多感官的阅读渠道、更直接的互动等，而在这方面传统出版业还存在欠缺，与年轻受众有不小的距离。”出版从业者张凯说。

现代出版社编辑赵海燕表示，对很多从业者和作者来说，一方面希望多出书占领更多市场，另一方面又想出精品，往往很矛盾。“好的作品需要耐心，需要底气。”她说。

一些受访者表示，让读者读到更多好书，还需要相关机构平台的服务和引导。

读者李力敏说，现在新书很多，读者在选书的时候往往很迷茫，特别是在电商平台上购买时，只能看看封面和宣传语，很难对图书的相关信息有全面的了解，期待有更多的平台、机构、企业来做荐书、选书、评书的工作，让读者能以更便捷的方式、更低的成本选到想看的书，让真正的好书能“走”到读者面前。

谢选骏指出：畅销书作者是否剥削了读者？换言之，他的较高稿费是否属于“剩余价值”？按照马克思生吞活剥剽窃他人的“剩余价值论”，显然如此。不仅如此，名牌包包、苹果手机，也都是剥削了购买者，因为它们的价格明显高于普通包包和廉价手机。马克思哪里懂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厢情愿，这是“贸易”的特点，不叫“剥削”！

【第二十六篇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充满了剥削性质】

网文《杨子立：剖析马克思的剥削理论》（2012年9月）报道：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其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之所以认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一定要取代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出于两个基本理由。一个是私有制导致资本家剥削工人，这导致普遍的不公平；一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合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生产力无法进一步扩大。但这两个理由实际都是不成立的。作者试图用当代经济学理论剖析马克思的经济学谬误，此篇是针对其剥削理论的。

一、使用价值和效用

《资本论》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的两个基本属性为使用价值（valuein use）和价值（value），在商品交换时表现为交换价值（value in exchange）。

当代经济学不用“使用价值”这个词，而是用“效用”（utility）。效用是主观的，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件商品，其效用是随消费主体的喜好而变化的。不同商品对同一个人的效用是可以比较的，但同一件商品对不同的人的效用却不能比较。[1]使用价值和效用的概念很类似，但是《资本论》没有明确说明使用价值的主观性，同一件商品的使用价值似乎应该是一样的。

与马克斯同时期的门格尔在其《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一个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边际效用，并且从那时起边际分析成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一。如果我们认为一件商品完成它的创造过程后，其使用价值就是一定的，那显然无法做边际分析了。

既然效用比使用价值能更精确的描述商品对消费者的有用性，使用价值就成为没必要的词汇。而且对效用进行修饰可以更精确的刻画商品有用性，比如总效用、边际效用、增加的效用等等。

二、价值和成本

马克斯在定义价值之前，先说明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为了找到交换价值背后的依据，于是根据商品所凝结的劳动量多少抽象出价值（value）这个概念。

当代经济学基本摒弃了价值这个概念，而是用成本（cost）来替代它所要表达的凝聚的劳动量。如果一件商品所含有的劳动量越多，那么它的成本就越高。

用“成本”替代“价值”不是只为了用词方便，而是“成本”能够更精确的描述人类为了获得“效用”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成本和效用一样可以加上灵活的修饰语。一旦一只碗被拿到市场上，我们可以很方便的说，这个碗的生产成本是多少，销售成本是多少；或者可以说这一批碗的平均成本是多少，总成本是多少。但是当我们说这个碗的价值（不是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是多少的时候，已经跟为这个碗具体花了多少工夫没有关系了，因为它的价值是由市场上跟它同样的所有产品的平均耗费劳动时间（既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无论生产者具体的成本是多少，它的价值已经由其同类产品决定了，绝不能说因为这个产品采用了落后工艺成本高就价值大，或因操作熟练成本低而价值就小。

“价值”这个词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因为用类同物的平均属性来决定自身性质在当代经济学中也有例子。比如“机会成本”的概念，它是说假如你的资金或时间不用在这件事上，而是用在可能的其他事上，其收益的期望值大小是多少。

可见，对于市场上同质的商品，“价值”还是有价值的。比如电子产品，由于技术进步导致其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因此其价值降低，表现为价格的长期下降趋势（当然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被通货膨胀所掩盖）。但是对于不同质的商品，或者说有垄断性因素在里面的商品，比如土地价格的上涨，就不能说其上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但是用当代经济学里的需求和效用曲线决定价格的理论则很容易解释这个现象。

三、“庸俗经济学”的指责

庸俗经济学在其使用者那里指的是只从表面上分析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对于坚信马克斯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来说，以斯密、李嘉图、门格尔、凯恩斯、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其实就是庸俗经济学。

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本身就是在研究现象。当代经济学也同样是在试图发现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并且引进数学进行定量的分析。在培根奠定现代科学的基础以前，康德已经揭示人的认知理性只能认识现象，而事物的本质是不能被认知的。

跟马克斯的经济学说相比，不仅当代经济学的概念更精确，研究的范围也更广泛。马克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忽视了很多当代看来难以忽视的因素。比如《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开始，但当代经济学总是把“商品和/或服务”放在一起，分析它们的供求和效用、成本及价格。可如果按马克斯的分析，两者很难放在一起，比如你不能说一个人唱戏的价值是多少。这是因为商品是可以大规模复制的（在马克斯时代基本是这样），而服务则是由于每个人的天赋不同而不能大规模复制的。下面的进一步分析就会揭示，马克斯的经济理论的时代局限性不仅在于把商品看成同质的，同时把劳动者及其劳动也看成是同质的，因此才有了“劳动力成为商品”一说。

四、价值概念只符合完全竞争市场

经济学把市场按垄断程度不同划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四种市场类型。其中理想的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型特征有：（1）市场上有无数生产者和消费者，任何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商品的市场价格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都是价格接受者；（2）任何消费者能够以略高于市场价买入无限数量的商品，而任何生产者能够以略低于市场价格卖出无限数量的商品；（3）所有商品都是同质的，即可以互换的。今天只有较少的商品市场，例如棉花市场，没品牌的廉价消费品市场等适用于完全竞争市场模型。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由于产品完全同质，因此其销售费用几乎为零，因为只要按市场价有多少销多少。这也是马克斯马克斯定义商品价值时仅考虑其生产成本而忽略其销售成本的原因。

在这样的市场上，生产者都力图采用更先进的工艺，力图降低自己的成本，赚取更多的利润。竞争的结果则是利润率趋于平均。马克斯的这个结论和当代经济学是一致的，因为后者也认为如果考虑到机会成本，完全竞争市场的生产者的预期利润是零。

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同类商品的生产成本也应该相同。尽管成本中有固定成本和流动成本，流动成本中有物的成本和人的劳动成本，但是如果所有物质成本都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商品，那么它们又都可以转化为另一部分物质成本和人的劳动成本。这样层层转化的结果当然最后就是纯粹的人的劳动成本。

假如某商品符合完全竞争市场模型，而且生产该商品的材料设备和人力以及生产它们的更前一级生产要素都符合完全竞争市场模型，那么就可以承认，商品是可以用其上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定义其价值的。

但是在有垄断因素的情况下，这样定义其价值就不对了。比如耐克鞋比杂牌鞋要贵很多，这是品牌效应。当中国电信垄断电话时，话费很贵，这更是明显的垄断效应。品牌、地域、管制等凡是影响竞争的因素都可以商品价格明显偏离制造它的劳动成本总和。

五、劳动力价值

同商品价值类似，劳动力价值在《资本论》中被定义为“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虽然人的禀赋确有不同，但在基本生活需要上是差不多的，是可以由平均数反映一般状况的。对于同样的商品，同样的生产工艺，对劳动者所要求的就是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即便是复杂劳动，也可以看成是经过一定的培训和学习后一般人能够完成的劳动。在这个意义上，截然不同的劳动也就可以转化为能够比较的抽象劳动。

商品的成本最终落实在劳动上，劳动可以换算成通用的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决定于劳动力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价值这个概念才可以定义为某商品所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六、剩余价值

有了劳动力成本的定义，于是马克斯就推导出剩余价值的概念。既然劳动力成本就是这类劳动者的必须平均生活资料价值，那么劳动产品价值减去劳动力价值就是剩余价值。

按马克斯的解释，剩余价值就是被工人创造出来，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价值，因此反映了剥削。剩余价值率就是在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比例，反映出剥削程度的大小。

七、对剩余价值论的质疑

假如所有市场都是完全竞争市场，剩余价值论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劳动力市场，尤其是高级劳动力市场由于劳动者明显的禀赋差异而偏离完全竞争模型很远，因此也就为以此为突破口发现剩余价值论的悖谬之处提供了机会。

对于从事高级劳动的劳动力比如工程师或销售经理，其工资比普通工人高许多。按劳动价值论，高工资反映其劳动力价值高（除去波动因素），但实际上其必需的生活资料和普通工人是差不多的。并不是说维持一个工程师必需的技能必须要有和他的工资成比例的生活资料做物质支持。即便考虑到工程师多受若干年教育，把受教育的成本平摊到今后的工作年限，和工人相比，其价格仍明显高于其价值。[2]

这个质疑说明马克斯对劳动力套用其商品属性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斯时代的商品大部分符合完全竞争市场模型，而劳动力并不符合这个模型。这是因为每个人生来其体力和智慧禀赋不同。体力上的区别尚且可以看做随机波动（因此《资本论》可以用“中等强度的劳动”来作为一般状况），但智力的禀赋差别却导致难以靠自由竞争达到均衡状态。[3]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也是智力禀赋较高或其性格适合接受教育的人。

再举一个极端些的例子。譬如有家年生产玻璃钢制品的自动工厂，只有一个工人负责生产，其实也就是按一下按钮开始，到结束时再按一下按钮结束。如果把产品的市场价值都算作该工人的创造，那这个剩余价值率就要百分之几亿了。无论谁也不会认为价值数亿的财富增值仅归功于该工人按按钮的劳动。

这个现象剩余价值论无法解释，是因为这样的工厂是不会出现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的。[4]

八、按劳分配的误区

按劳分配的依据是：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因此按照劳动量的多少来分配财富才是公平的。

依照先前的分析，价值最后归结为劳动，所以这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应该注意其前提是所有的商品都符合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即产品都是同质的，销售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把价值仅仅归结为生产劳动，还忽略了管理成本、资金成本、培训成本等诸多生产要素。

当我们牢牢记住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的商品“价值”仅仅是完全竞争商品市场的特例，就会明白，要分配的并不是价值，而是财富。财富是既能满足人的需求而且具有稀缺性的商品和服务。假如所有的财富都是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商品，那么分配财富就等于分配总的商品价值，但显然这两者是不同的。

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显然不是按劳分配[5]，而是按要素分配。按要素分配是个自发的过程，而按劳分配则是人为的过程。这意味着要实行按劳分配需要按劳动强度核算每个人的劳动量。在一个企业内部这是不难做到的，但要在一个国家，把所有不同行业的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和换算成标准单位的“抽象劳动”是人力做不到的，即便勉强做个大概，这部分工作也是劳动力的浪费。

九、按要素分配的理论

近来按要素分配的理论又得到广泛支持[6].中国官方的理论并没有否认马克斯的按劳分配观点，只是作为分配方式的补充[7].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十几年后，这只是承认了市场经济本身的分配方式而已。

19世纪初期，萨伊提出要素价值论，被马克斯批评为庸俗经济学。今天的学者在提倡按要素分配时仍然加一定语，变成生产要素。或者说，大部分人提倡的是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但要完全理解按要素分配的实质，应该去掉生产二字。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所以满足人的需求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

这里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懂些物理的人知道，在闭合串联电路中，如果串联有若干电阻，那么根据阻值不同，每个电阻分得一部分电压；阻值越大，分得的电压越多；每个电阻分得的电压加起来就是总电压。

如果我们把从商品或服务的生产到人的需求得到满足看成一个闭合电路，而劳动、管理、资本、销售、消费等环节都看成是一个个电阻，这些环节其实就是要素，每个要素所得的分配就相当于电路中分得的电压。

在电路中，人可以调节电阻大小，但电压分配是自动的。同样，在市场经济中，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各要素在链条中的贡献大小，但分配的多少是市场自发实现的。

既然资本、劳动、管理、销售等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根据其重要性不同进行分配就是自然的。越是重要的，分配的比例就越大。但市场如何衡量各个要素的重要性呢？缺了任何一个要素，链条被打断，经济活动就没有意义了，但它们确实不是同等重要的。市场认可的标准就是该要素的稀缺程度，越是稀缺的东西，市场价格就越高。

当劳动力稀缺时，劳动力的价格（表现为工资）会上涨，当资金稀缺时；资金价格（表现为利息率）就上涨；当土地等生产资料稀缺时，当然就是地租和地价的上涨。

市场报酬里除了正常的要素报酬，还有风险报酬和创新报酬。但它们不是市场达到稳定平衡状态下的报酬。

十、“剥削”的要素论解释

假如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那么生产者的成本是大体相同的[8]，销售价格是固定的，只要有钱，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把钱变成资本，通过正常生产过程，再把产品变成钱。这就给人以“财富完全由工人创造出来，资本家除了有钱什么贡献也没有”的印象。如果连傻子都能靠钱生钱，人们当然认为这就是剥削了。

在马克斯生活的19世纪中期，大部分商品确实可以套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型。因此劳动价值论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如果仔细分析资本家这一角色，就会发现承担了若干职能：资金提供者、生产管理者、销售者，（有些还要兼任技师、会计等职责）。在完全竞争的市场，销售几乎没有成本，生产工艺的类同使生产管理也很简单，资本家的工作不过是雇佣若干工头。因此，销售的要素很不重要，应得分配几乎为零；管理的要素也很次要，那时资本家的真实收入主要来自作为资金提供者。

马克斯的时代高利贷盛行，这就说明了那时资金是稀缺的。资本家提供了稀缺的资金，为此获得了丰厚的市场报酬，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正常现象。当资金不再稀缺时，仅仅提供资金获得的报酬就很少了。比如今天，由于储蓄利率很低，我国今天也有许多人面临如何投资理财问题。

作为资金提供者就可以得到报酬，难怪被看成“剥削”。不过这只是市场经济历史上一定发展阶段的现象。

十一、资本家角色的分解

今天由于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集许多只能为一身的资本家基本不存在了，除了很小的企业。

在投资行业有专门的投资银行、投资基金公司等金融企业。企业的管理机构有董事会、监事会以及以总经理为首的行政管理团队。一般来说，采购和销售都有专门的机构或人员负责。在所有这些机构中工作的人都是专业雇员，他们提供的是高级劳动，这和同质化的体力劳动是有根本区别的。正因为他们这些高级劳动的稀缺性，才可以得到很高的市场报酬（工资）。

今天如果一个人什么技能也没有，是不可能还像马克斯时代舒舒服服靠钱生钱当资本家的。他至少要把钱储蓄到银行。假如储蓄到利息高的商业银行，还要冒银行破产的风险。即便把钱存到政府担保的国有银行，也要冒少许的政府破产风险。而且风险最小的这种吃利息投资所得很可能被通货膨胀完全抵消。

这个变化说明，今天的时代资金已经不是主要稀缺要素，而高级劳动的稀缺性表现得更明显。

在今天有基本公平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假如还有某个资本家象19世纪一样集各种职责于一身，而且企业很赚钱，人们不会说他不劳而获了。因为，他的所得高于银行利息的部分都是高级劳动的回报（中国由于缺乏公平的市场环境，资本家甚至受到更多指责）。

十二、资金稀缺的经济学意义

资金稀缺当然不是指发行的钞票少了，否则印钞工人加加班就解决了。这个现象实际反映了资本品的稀缺。

商品可以分为资本品（马克思称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马克思称为生活资料）。资本品是用来生产其他资本品或消费品的。用来购买资本品的钱就是资金或叫资本。一个人可以拿手里的钱去消费或者去投资，他如果消费就直接满足了自己目前的消费需求，如果投资则是为了满足未来的消费需求。如果社会上的消费需要很强[9]，那么为生产出更多的消费品作出的努力就应当获得回报。这个努力就是节省现期消费，也就是把钱用于投资而不是用来购买消费品。

在马克斯的时代，人们苦于日用消费品的匮乏。资金短缺其实就是缺乏生产出足够数量的棉纱、布匹、衣服、牛奶等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当一个人不是用钱消费这些生活资料而是投向机器和厂房时，其实就有更多的社会劳动从生产消费品转向生产资本品，从而为将来更大规模的生产出消费品创造条件。

其实服务也可以分为资本品和消费品。炼钢工人的劳动就是作为资本品的服务，因为劳动的结果是为生产做贡献。而按摩工人的服务就是消费品。资本家购买设备和购买劳动都是在购买资本品，从而为社会未来的消费品增加作出了贡献。

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究竟人们愿意以多大比例投资和消费，这是自发的。当遇到饥荒时，人们宁可把全部财产都换成食物；当温饱勉强得以解决时，有眼光的人也许会倾向于投资来改善未来处境。由于每个人对自己的状况最有判断权，因此其自发调整的结果也是最优的。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掌握几乎全部财富和劳动力。为了将来的生产能力可能会强行压缩人们的消费，把更多的劳动用来生产资本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本品是为了生产更多的消费品。但在计划经济中，生产资本品会变成为了生产更多的资本品。这就产生了我国改革前高积累高浪费的现象[10]。

今天，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品生产能力早已过剩，因此资金不再是稀缺要素，表现为利息率非常低。如果一个人今天节衣缩食去投资，那是划不来的，除非此人有投资特长（果真如此他也可以在投资行业找到职位）。

十三、两种分配公平性比较

劳动价值论要求按照劳动多少进行分配，资本家的资金贡献被排除在外。可是如果真的把资本家排除在外，那就没有人投资，无法进行社会生产了。于是马克斯设想通过社会革命把资本变成全社会所有，因此剩余价值也就归全社会分配。但除了高积累高浪费的缺点外，这样一个社会还有个难题：如果不允许私人投资，让人们把分配所得都消费掉，那显然浪费了投资机会，损害了未来利益；如果允许私人投资，那发展的结果又会回到革命前的状态。

从道理上讲，政府没有理由限制一个人只能把分配的鸡蛋吃掉，不能换成下蛋的鸡。可只要保障人们的财产处置权，尊重人们的雇佣和被雇佣意愿，就会自发形成市场经济下的按要素分配。

其实马克斯主义公平观的基础也同样是赞同“谁创造的归谁”，因为“剥削”这个概念就是来自“工人创造的价值应该归工人”。

如果不只把劳动看做贡献，把提供资金和管理也看做贡献，那么资本家的市场所得就是公平的了。

财富可以创造可以转移。在生产技术落后的时代，抢掠的好处甚至大于生产，那就没什么公平概念。人们创造出公平这个概念是为了防止人们把精力用于财富转移（当然是向自己转移），也是为了鼓励人们去创造财富。生产技术越进步，财富创造就越重要，公平的概念就越深入人心。

所以公平的核心观念是谁创造的财富由谁享用。由于社会分工的细致，财富往往是一群人协作创造的，所以怎么分配就是个大问题，但公平的原则应该是按贡献大小分配。贡献大小不应由人说了算，而是由市场说了算。

在市场经济中，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对财富创造有贡献，政府官员、法官、军人等等都有贡献，所以他们也有权得到一份应有的报酬。

结论：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看似成立，是因为马克思的时代大体符合完全竞争市场模型。随着社会发展，各种削弱完全竞争模式的因素越来越强烈，以至于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如今已经完全丧失了评判社会财富分配的意义。

[1]如果有人举例说一个碗在张三看来刚好愿意以10元交换，而李四则刚好愿意以5元进行交换，则该碗对张三的效用大于对李四的效用。但如果换一个参照物有可能引起悖论，比如此碗对张三的效用小于一条鱼，而对李四则相反，因此不同商品的效用只对一个人可以比较大小。

[2]譬如，雇佣一个一般的售货员，其工资大约是1000元，一个普通编程员工资大约是4000元。如果不算波动因素，可以把这两个数字当成劳动力价值。按照普通编程员是大学毕业教育水平，而普通售货员是初中毕业水平，编程员比售货员多受7年教育。按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说法，大学生一年运行经费1.4万左右。高中成本权且按其一半计算，这7年共多出教育成本7.7万元。假如按工作到60岁，编程员从22岁开始工作，共工作38年，平摊到每月其教育成本为：168.9元。这远远不能说明其工资相差3000元的原因。可见按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来定义劳动力价值对于从事不同复杂程度劳动的劳动者来说，是解释不通的。

[3]假如人的智力包括性格因素没有显著差异，那么人从事复杂劳动的能力完全取决于教育投入。如此一来，按照完全竞争的模型，多受教育得到的高工资可以完全被教育成本所抵消。那样，马克斯的“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必需平均生活资料”的理论就可以成立了。

[4]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几乎没有销售成本，因此其生产模式可以无限扩大。马克斯时代由于资金和技术限制以及资本市场还不发达，不会产生这个现象。今天可以有这个现象，但其规模可以迅速扩大，直到其产品所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无限市场了。

[5]这里指一次分配，不包括税收和转移支付等二次分配。

[6]中共16大报告有“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说法。

[7]例如赵振华“按要素分配是否排斥按劳分配”（http://www.southcn.com/nflr/zjll/200609190232.htm）

[8]这里研究的是均衡状态，假如有人使用落后工艺会被很快淘汰，而使用先进工艺则引来众多模仿者，最后的均衡结果是所有生产者的成本是差不多的。

[9]这里的需要指潜在的需求，只有把需要转化为目前的消费意愿才构成有效需求。比如一个人有100元，他虽然想消费一件50元的衣服，但为了防备不时之需，不舍得买。这种需要就不构成需求。

[10]一个可能的逻辑是这样的：要生产布，需要织布设备，生产织布设备需要机床，生产机床需要钢铁。在市场经济中这些商品的生产是层层拉动的。但是在计划经济下，生产多少产品是以指标形式下达任务，越是重工业指标越高。于是造成生产机床是为了生产钢铁设备，生产钢铁又是为了生产机床和矿山机械，从重工业产品循环圈里流出的消费品往往变成了飞机大炮，而用于民用产品的很少。大跃进时人们甚至把日用铁器炼成废铁，典型的说明了计划经济的本末倒置。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充满了剥削性质——这个犹太吸血鬼不仅剥削工人，还剥削资本家恩格斯，因此他才想想别人也都是剥削阶级。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充满了剥削性质——这个亡命之徒要用这个理论来打天下、坐天下，空手套白狼。

【第二十七篇  全人类都是马克思破书的吸血鬼？】

卡尔马克思的一生，除了一本没有完成的《资本论》（德语：Das Kapital）以外，没有写过什么像样的东西，只有一些小册子、报屁股，都是论战性质的。

当然，《资本论》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东西，不过呢，多少用了点学术的装潢。马克思用德语写作、由恩格斯等编辑的《资本论》，自称“政治经济学著作”，第一卷初版于1867年。这部作品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对日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有着深远影响。”因为其中提出了所谓的“剩余价值理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剩余价值（德语：Mehrwert）是指剥削自劳动者劳动价值中的利润（劳动价值和工資之間的差異），即“劳动者创造的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劳动”。

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全人类都是吸血鬼！

试想，我们今天所见的一切，哪一样不是前人的剩余价值？不仅有形的建筑，就是无形的文化，哪一样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剩余价值”？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劳动所得”全都拿来花掉，那么今天的社会将是一片共产主义的沙漠。

在这种意义上，不仅继承了物质遗产的人是吸血鬼，而且继承了精神遗产的人也是吸血鬼，这包括读书写字在内。怪不得“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知识越多就是吸了越多的血！

在这种意义上，每个孩子都是吸血鬼，因为他她们吸了母奶，就算没有吸取母奶的，也是靠别人养大的，而且养大之后还不可能如数报答养育之恩。这些不是“剥削行为”又是什么？

最奇怪的是，马克思本人既不是劳工也不是资本家，所以他完全置身于自己的分析之外。由此可见其理论的荒谬性质。

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这个头蠢驴他把自己神化了，好像可以审判世界一样。

马克思指控全人类都是吸血鬼——这当然也包括了他自己！这是因为，其理论本身是一种“吸血鬼理论”。马克思这是意识到了，他从恩格斯的“资本家剥削行为”里乞讨来的金钱，确实滴着鲜血，所以他把“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推广为一个普遍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从马克思的自我批判而来，本质上是“马克思忏悔录”。难怪马克思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下面大家就看看马克思不成样子的作品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目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共60册，分为50卷，以下为第1至第60册之简要目录.阿拉伯数字为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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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卷[上]　博士论文和政论文章

2.第一卷[下]　中学试卷和文学习作

3.第二卷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英国工人阶段状况。(*)

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

在爱北斐特的演说。等

4.第三卷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德意志意识形态。(*)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5.第四卷　反克利盖的通告。

德国的制宪问题。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

共产主义原理。

共产党宣言。

6.第五卷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大量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　（1848年6月-1848年11月）

恩格斯的遗稿。

7.第六卷　大量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　（1848年11月-1849年5月）

雇佣劳动与资本。

工资（手稿）。

8.第七卷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德国农民战争。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一些书评及短评。

9.第八卷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流亡中的大人物。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的案件。

一些论文。（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作）

10.第九卷　为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大量论文和通讯。（1853年3月至12月）

11.第十卷　为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大量文章。（1854年1月至1855年1月）

以及一些军事方面的论文。

12.第十一卷　为德国”新奥得报”、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英国报纸“人民报”所作了大量论文和通讯。（1855年1月至1856年4月）

欧洲军队。

13.第十二卷　大量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英国报纸“人民报”和“自由新闻”所作的文章。（1856年4月至1859年1月）

14.第十三卷(下载的文档有错误，不能阅读)

15.第十四卷(上)　福格特先生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一系列条目（主要与军事有关）

16.第十四卷(下)　人名、期刊、地名索引。（仅百余页）

17.第十五卷　1860年1月至1864年9月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涉及工人运动、政治事件、战争等）

18.第十六卷　工资、价格和利润

德国战争短评

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资本论”第一卷书评

“资本论”第一卷提纲

一些会议草案、决议、文件。

19.第十七卷　战争短评(约40篇)及一些军事论文。

一些信件、会议纪要、声明等。

20.第十八卷　所谓国际(指国际工人协会)内部的分裂。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流亡者文献。

少量的会议报告、信件等。

21.第十九卷　哥达纲领批判。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威廉&S226;沃尔弗

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22.第二十卷　反杜林论

自然辩证法

“反杜林论”的材料

23.第二十一卷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给一些著作、文章写的序言。

24.第二十二卷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德国的社会主义。

欧洲能否裁军？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法德农民问题。

一些信件，著作的序言。

25.第二十三卷　资本论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

26.第二十四卷　资本论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

27.第二十五卷[上册]资本论第三卷[上册]　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总过程[上]

28.第二十五卷[下册]　资本论第三卷[下册]　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总过程[下]

29.第二十六卷[第一册]　资本论第四卷[第一册]　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

30.第二十六卷[第二册]　资本论第四卷[第二册]　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

31.第二十六卷[第三册]　资本论第四卷[第三册]　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

32.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44.10-1851.12)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44.2-1851.12)

33.第二十八卷[上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52.1-1855.12)

34.第二十八卷[下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52.1-1855.12)

35.第二十九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56.1-1859.12)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56.1-1859.12)

36.第三十卷[上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60.1-1864.9)

37.第三十卷[下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60.1-1864.9)

38.第三十一卷[上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64.10-1867.12)

39.第三十一卷[下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64.10-1867.12)

40.第三十二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68.1-1870.7)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68.1-1870.7)

41.第三十三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70.7-1874.12)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70.7-1874.12)

42.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75.1-1880.12)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75.1-1880.12)

43.第三十五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81.1-1883.3马克思逝世)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81.1-1883.3)

44.第三十六卷　恩格斯的书信(1883.4-1887.12)

45.第三十七卷　恩格斯的书信(1888.1-1890.12)

46.第三十八卷　恩格斯的书信(1891.1-1892.12)

47.第三十九卷[上册]　恩格斯的书信(1893.1-1895.7,恩格斯逝世)

48.第三十九卷[下册]　上册的附录、注释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目录[完]-第三十九至五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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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根据1968年开始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补卷译出。由此可见，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只有48册，共计39卷。这些补卷是在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中才开始出版的。

补卷共十二册，十一卷，即第四十至五十卷。补卷内容主要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新发现的著作和书信，及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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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第四十卷　本卷主要是马克思在1835年至1843年期间写的著作，对第一卷进行了补充。本卷分三个部分：

1.马克思的哲学和政论性著作。

2.马克思的文学和诗歌习作。

3.信件。主要是和其父亲之间的通信。

50.第四十一卷　本卷主要是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书信和文学习作。主要分四部分：

1.1838年至1844年的著作。

2.1838年至1842年的书信。

3.1833年至1841年的几篇文学习作。

4.附录。

51.第四十二卷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1月至1848年2月所写的著作，是对第一至第四卷的补充。主要分三个部分：

1.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包括：詹姆斯&S226;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

2.恩格斯1844年发表在英国宪章派刊物《北极星报》上的一组文章和简讯。

这前两部分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作之前所写的。

3.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年8月在巴黎会见以后所写的著作。

52.第四十三卷　本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至1849年8月期间的著作。是对第五、六卷的补充。本卷部分文章发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和主持的无产阶级报纸《新莱茵报》。

53.第四十四卷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秋至1873年5月这个相当长时间里所写的文章、通讯、手稿，以及他们所作的札记和摘要等。是对第七至十八卷的补充。

54.第四十五卷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67年至1893年所写而未编入以前相应的卷次（第十六至二十二卷）的文章、笔记和手稿。主要分三部分：

1.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爱尔兰历史的笔记。如《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一书札记。

2.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如《古代社会》、《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摘要。

3.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各国工人运动问题的文章和手稿，及其他资料。

55.56.第四十六卷[含上下两册]

本卷收录了马克思的七篇经济学手稿，分别是：

1.《巴师夏和凯里》

2.《导言》（产生于1857年8月底，是马克思为自己的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写的）

3.《〈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

4.《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

5.《〈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分部》

6.《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

7.《〈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提纲草稿》

57.第四十七卷　本卷收入马克思1861年至1863年写的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主要内容为：资本的生产过程。

58.第四十八卷　本卷收入马克思1861年至1863年写的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主要内容为：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和利润、笔记本的片断。

59.第四十九卷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1863年7月至1875年间写的四篇经济学著作，包括：

1.《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其他各章的散页。

2.《价值形式》

3.《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4.《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稿《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

60.第五十卷　本卷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的最后一卷。内容主要有三部分：

1.《资本论》第二卷的第II稿。

2.马克思、恩格斯从1840至1895年间的一些著作。

3.马克思、恩格斯从1840至1895年间的一些书信。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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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目录并不完全，但基本上包含了马恩全集中最主要的内容。

http://baike.baidu.com/view/585355.htmlfromTaglist

人民出版社1976年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翻译自俄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至1974年共出版39卷。该目录分两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目录》与《马克思恩格斯篇目索引》。可从著作发表时间、篇名首字汉语拼音顺序检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50卷的文献，目前还无相应的检索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

ISBN:9787010056074

开本：32

定价:55.00元

作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本段内容简介——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就有过出版他们著作全集的尝试。1848—1849年革命后不久，马克思曾试图把他的文章编为一部两卷集出版，但因故未能成功。恩格斯晚年曾着手准备出版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全集，但这一工作因他的逝世而停止。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伟大的友谊，他们一生曾合作过许多作品，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对人类事业做出过伟大贡献。

1921年根据列宁的倡议，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开始系统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和书信。1924年，根据俄共（布）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着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开始出版，1941年基本结束。它共有28卷（33册）。这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全集，它收集了1250篇著作和3300封书信，其中首次发表的有460篇著作和约800封书信。

影响——在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同时，从1924年起还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刊登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其中一部分后来刊入《全集》俄文第1版和第2版，也有一些仅仅在《文库》中刊载过。

1955年至1966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共39卷（42册）。这个版本共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5500件，比第1版多收了近1000件（其中书信约600封）。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第4卷手搞、恩格斯写的《（资本论〉第1卷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其他报刊上发表过的大批文章，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第一国际中活动的许多材料和文件。后来，又出版了11卷补卷（第40—50卷），收入了一大批迄今未曾发表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文章和书信，以及一些第1—39卷未刊入的文章。

1968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共39卷（41册）和1个补卷（2册）。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和书信大部分是用德文写作的，因此，在这个版本上它们是用原文发表的。

以上是两个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广泛传播的版本。在这两个版本的基础上，又出版了多种文版的《全集》，如保加利亚文版、日文版、朝鲜文版、波兰文版、罗马尼亚文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版、捷克文版、匈牙利文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计划出版50卷，将收进俄文第2版的以及补卷的材料，并包括近几年新发现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和书信。根据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意大利文版也开始出版。此外，法文版的书信全集已出版，并准备出版法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其他——特别要指出的是，根据苏共中央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达成的一项联合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MEGA）已开始出版。原文版按原文形式收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著作遗产，其中包括著作、文章、草稿、未完成的手稿，由他们起草的工人运动的文件、书信和笔记、摘要、摘录以及他们在书籍中所作的边注。用原著文字印行的优点，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再现正文的可靠性，使人们更加准确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原文版原定出版100卷，但根据现在材料，将超过120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1953年1月29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同意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有计划地系统翻译和整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是按照俄文第2版翻译出版的。从1956年到1974年陆续出版，共39卷（41册）。1979年至1985年，又翻译出版了俄文版补卷11卷（12册），即第40至50卷。实际到1983年，中文版《全集》50卷（53册）全部出版，约3200万字，被称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与此同时，编译局100来位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在1958年就完成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出版，共13卷，约300万字。1959年将《列宁全集》38卷全部译成中文出版，约1600万字，“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1986年7月，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已着手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翻译出版工作。第2版拟编60卷左右，分4个部分：第1部分为论著（《资本论》除外），第2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第3部分为书信，第4部分为笔记。预定90年代初开始出书，用20多年时间全部出齐。现已经出版50卷（61册）。

与第一版相比较，第二版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原来的《马恩全集》除了一些重点著作外，绝大部分都是从俄文转译的。虽然俄文版的质量相当好，但不根据马恩原著文字翻译，译文质量总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二版决定根据原著文字重新校订。马恩著作60％左右是用德文写的，30％左右是用英文写的，还有10％左右是用法文和其他文字写的。

第二，在第一版中误收了一些非马恩的文章，例如：《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收入第1卷），《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收入第8卷），《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收入第9卷），《沉默寡言的司令部饶舌家毛奇和一位不久前从莱比锡给他写信的人》（收入第18卷），《品特是怎样造谣的》、《论美国资本的积累》（收入第19卷）。还有一些文章，如《西西里和西西里人》（收入第15卷）、《费·威·克鲁马赫尔关于约书亚的讲道》、《参加巴登议会的辩论》、《弗·威·安德烈埃和〈德国的高等贵族〉》、《柏林杂记》、《集权和自由》（均收入第41卷），经过考证，没有充分证据确认这些文章是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著作，它们当然不能收入《马恩全集》。

第三，还有一些马恩著作没有收入第一版。

第四，从编辑体例来说，第一版分正卷和补卷，这重编法不科学。第二版和第一版不同，第二版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普通著作卷（1－29卷）；第二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30－46卷）；第三部分为书信卷（47－60卷）；第四部分为笔记卷（编多少卷尚未确定）。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德国来的猪狗浪人，流窜到英国三四十年也没有写完一本像样的书——因为他们都是“社会活动家”，不是真正的思想家。但是，思想资源一贫如洗的共产国际，不得不拿起这两位思想的猪狗来瞎凑的“无法结尾的破书《资本论》”来滥竽充数，冒充高深的理论著作，结果给“国际共产党主义运动”预留了身败名裂的死穴。要是马克思恩格斯有点脑子，也许历史会有所不同？因为历史毕竟是英雄而不是奴隶创造的。

【第二十八篇  狗杂种马克思不知全世界机器人联合起来】

《机器人如何“抢走2000万车间工人的饭碗”》（2019年6月27日 BBC）报道：

工业生产自动化，也就是机器淘汰人力，已经几十年了。但现在这个速度将大大加快。

机器跟人类抢工作，更科学的表述是生产过程自动化，显然不是始自今日。

形象的说法就是车间工人被机器人赶走了。机器和人的这种对立，在英国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以及20世纪机械自动化兴起时，人们耳熟能详。

调研公司牛津经济（Oxford Economics）分析数据后得出结论，到2030年前，全球大约2000万制造业工作将消失，这些工作岗位的任务将由自动化系统承担。而且，这些下岗工人如果想到服务行业另谋出路，也会发现那里也在迅速被机器占领。

最令人瞩目的是人口和劳动力总量世界第一、劳动力密集型工作和人工智能发展速度也位于世界前沿的中国。

对于决策者而言，技术双刃剑的特性在这一点上尤其鲜明，因为机器的崛起导致世界、区域和国家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悬殊加剧，必然对社会造成破坏性冲击。

报告说，有迹象表明这一趋势已经出现。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效率提高带来的经济增长，人类的蛋糕做得更大，也就意味着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潜力增大。

关键是被机器淘汰的人有多大机会分享新经济的红利，能否胜任新创职位的工作。

机器是怎么做到10年消灭2000万甚至更多工作的呢？

根据计算，平均每一个工业机器人可以承担1.6个工人的工作，那些技术含量最低的领域这个比率最高。

因为这类可取代性最高的就业岗位通常集中在经济较落后、劳工技术水平较低、失业率较高的地区，在自动化大潮劈头盖脑砸下来时难有招架之力。

从制造业低端工作岗位上被驱逐的工人，另谋生路时，较可能找到的新工作一般在建筑、交通、维修、办公室行政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对自动化冲击的免疫力也很低。

机器比人更胜任这类工作。

在国家范围内，低技术工种集中的地区，一个机器人上岗导致的工人失业数量是高技术公众集中地区的一倍。

从绝对数量来说，中国制造业工人被机器取代的情况如果出现，很容易成为又一项世界第一。

但不仅仅是低技术工种。大致上只要是重复性的、机械性的工作，还有需要海量检索和分析数据的工作，机器的威胁都不遥远。

BBC科技事务记者塞拉-琼斯说，从工厂流水线上的蓝领工人、办公室文秘粉领到证券交易员和记者等白领，在机器面前同样脆弱无力。

服务业的工作也正受到冲击

政府的职责是在鼓励创新的同时确保避免技术、财富和社会的两极化加剧，以及由此造成的动荡隐患。

牛津经济的报告说，机械重复性越高的工作被机器取代的机会越大，而对创意、创新、人性和社会智商要求更高的那些工种，则至少将来几十年还是安全的。

但政府、工商、科研和教育各界都应该设法提高和更新劳动力的技术水平、知识结构，使之与时俱进，适应自动化程度日益提升的社会生存环境。

个人更应该以此为生存要务。

自2000年以来，机器人"夺取"了170万制造业工作，分别是中国55万，欧洲40万，美国26万。

照这个趋势，报告估计中国在2030年将成为世界上制造业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产业机器人总数达1400万。而按照全球机器人上岗率10年增30%的速度推算，全球经济规模（国民总产值GDP）将新增5万亿美元。因此，报告总结说，坏消息的另一面是机器在淘汰旧工作的同时也将以同样的速度创造新工作。

谢选骏指出：卡尔·马克思是个杂种，所以他的狗眼狗脑只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不懂“全世界机器人联合起来”。随着互联网的无远弗届，“全世界机器人联合起来”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了。那么，马克思以及他的资本家主子恩格斯所具有的那种狗一样的愚蠢，是不是由于他们那个古老的十九世纪还没有机器人的缘故呢？不是的。因为十九世纪西欧工人阶层的困境其实就是由于机器生产的扩张所带来的社会失衡所致！这肯定不会是一个持久的状态，而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却丝毫没有察觉出来。所以说，马克思这些活畜活着的时候就是用一种“死狗思维”在观察世界的了，完全没有能力“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马克思虽然杂种到了家，却还是不懂全世界机器人联合起来的前景指日可待了。在这种意义上，他比同时代的科幻小说家都要差得太远了——可是直到现在还有二鬼子会拜他为“伦敦客”魔头，这些人不是崇洋媚外的人渣还能是什么呢？

【第二十九篇  割让给原住民还是割让给马克思】

《习近平重大误判 反而帮了蔡英文》（2019-01-04 法广）报道：

习近平发表对台讲话两日有余，余波不断。一个明显的效应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当日对习近平讲话的强硬反弹在台湾获积极响应，其本来相对低迷的人气急升。几日来，主张“九二共识”的台湾国民党也在努力澄清与北京在“九二共识”认知上的重大区别。

习近平对美政策在中国内部一直存在着“误判”的批评，致使引发一场让中国经济陷入“寒冬”的中美贸易大战；现在，已经有分析指习近平在对台问题上的亮相“弄巧成拙”，其本意在打挫蔡英文及“独派”，却收到了完全反面的效果，这是否是习近平的又一个重大误判呢？

习近平是在北京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之际，于1月2日发表了这篇讲话，他把一向比较模糊，有较大解释空间，但蔡英文代表的民进党拒绝接受，国民党认同的“九二共识”明确说成“求同存异，谋求国家统一”，收窄“九二共识”不算，甚至把在香港遭遇重挫的“一国两制”，拿来在两岸探索“两制的台湾方案”，当即遭到蔡英文几乎是即时性的强硬反击。

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海两岸对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一“九二共识”的侧重点是在“各自表述”上面，中国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所说的“一中”则是中华民国，共同交集是“同属一中”。现在，习近平大有把“九二共识”压缩为“在一国两制下谈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方案”，同时警告“不排除武力统一”。

习近平的上述讲话，与中共多年来的对台表述比起来并无多少新意，但明显有着很强的压迫感，有一种迫使对方迟早就范的威胁。习近平也许没有想到的是，他这样做只能使得蔡英文破釜沉舟。几年前，在预感到民进党可能执政时，习近平曾发出台湾若不承认九二共识，就会“地动山摇”的警告，现在，习近平的紧逼，拼命压缩台湾空间的做法，反而逼得蔡英文“绝地反击”，蔡英文第一次如此明确表示：不接受九二共识，反对一国两制。 台湾出炉的民调显示，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台湾人反对一国两制，反对现在谈判统一。

世界日报社评指出：“习近平反而暗帮了蔡英文一个大忙，让主张九二共识的蓝营，可能成了‘掩护一国两制的帮凶’，是很难承受之重”。周五，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不得不明确表态：习近平日前对台谈话内容，并不是九二共识当年的内容。吴敦义说，“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吴敦义表示，九二共识是1992年双方所换文的，原词句35个字，“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对于它的涵义，双方同意用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

至于习近平推销“一国两制”，就在台湾更难有任何市场。被视为有可能竞选下届总统的国民党人、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周五表示，“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完全是两回事”。他说，中华民国从过去、现在到未来、都会坚持自由民主不会改变。中国国民党对九二共识的立场清楚，坚持一中各表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自由民主，立场不会改变”。

有分析指，习近平大约对中华民国是自由民主的表述难以理解，要不他会在讲话中说出“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这样的话？在自由制度下生存的人民，如何能经受专制的桎梏，独裁的压迫，任意封网封嘴的剥夺？台湾蓝绿阵营再如何为争夺执政权而斗，那是民主制度应有之义；台湾民众纵有“神圣的民族大义”，那只是共同的历史文化脉络，恐怕也难以忍受在专制制度下的生活。

台湾《上报》评论质疑：“真的有‘一国两制’吗？如果一个国家可以无视自己的《宪法》及法律、践踏自己的司法制度，在没有任何人身安全保护的情况下，让任何人被失踪、被关押，甚至同一时间逮捕数百名律师、维权人士，那凭什么让人相信‘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被视为样板的香港连选上的区议员都被取消资格，中共凭什么让台湾人相信‘一国两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表示，如果要和平统一，中国必须要有吸引力，但中国现在“连对自己的人都没有吸引力”，还有好多人想移民出国，何谈统一？

习近平的讲话，似乎不仅仅帮了蔡英文，也似乎有助于台湾那边生活的人民加深对自己境遇的认识，比起所有的许诺，他们已经拥有的自由为大，不可一日之没有。

谢选骏指出：台湾现在的处境，仅有两个选择——一是割让给原住民，那就是“台独”，二是割让给马克思，那就是“统一”。孰轻孰重，自己掂量。至于中国民族主义者，现在都作壁上观，因为还不到出手的时候——他们一旦出手，那就是“第三中国”和“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天下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有中国民族主义，只有支那废垃散沙。那么看客可以散了，回家洗洗睡觉，又是满洲人殖民中国三百年，也没有刘晓波希望的那个出息。

【第三十篇  从阿奎那到马克思】

阿奎那的幼稚——他的著作是西方文明的习作，是受到回教文明刺激之后的习作，因而试图解释上帝，开文艺复兴之先河；马克思的腐朽——他的著作则是西方文明的堕落，是基督教受到文艺复兴解构之后的产物，因而试图扮演上帝，开世界大战之序幕。

注意：欧洲思想家，是运用不同的语言思考和写作的——例如，他们运用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等等；这种语言方面的转换，使得他们讨论的概念及其话题在具体而微之中，也就具有了微妙的差异。为了逾越这些差异，他们不得不发展出新的哲学。这种处境，是运用同样语言思考和写作的先秦思想家们所没有面对的。佛教的输入虽然对此有所改变，但不如近代西学东渐以来明显突出。

（一）

《对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批判与继承》（2015-10-10 学术堂）说：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 年）是一位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思想家，建立了历史上最系统、最全面的基督教神学。在特伦托大公会议期间，托马斯·阿奎那的代表之作《神学大全》曾与《圣经》以及教皇的教令一起摆放在祭坛上。作为基督教哲学和神学史上空前的学术大师，尽管在世的时间并不长久，却用不朽的生命谱写出维系前后时代的基石般的著作，实现了永恒与伟大。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体系诞生之前，用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阐述基督教教义的奥古斯丁主义已经建立了成熟的神学思想体系，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以及在西欧的广为流传，导致传统的基督教神学面临着冲击。托马斯·阿奎那通过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整合与阐发，重新定义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有力地维护了基督教信仰，在13世纪开启了全新时代。基督教开始接纳新的认识上帝的方式——通过人类的理性。

一、基督教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

托马斯·阿奎那运用亚里士多德哲学对基督教教义的阐述，加速了基督教中哲学流派日益两极化的发展趋势，一方走向理性和科学，另一方则坚守神秘主义。托马斯·阿奎那将理性引入基督教神学，建立起不同于奥古斯丁神秘主义神学的神学——哲学新系统。将哲学的认识方法引入到了对神学问题的研究中，带来了全新的研究模式。“他的著作从内容到方法都表现出鲜明的调和特征。他常用的方法是对一个论题或概念的意义做出仔细的区分，然后指出论敌的观点在某一次要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却是错误的。这样，他把表面上看起来相互对立的观点解释为从不同角度或层次看待同一对象的结果，或者说，它们是同一认识的不同方面。他的论敌所犯错误的性质通常不是一无是处，而是以偏概全，而他认作是真理的学说与其说排斥了错误，不如说把错误消化为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论辩以辨析意义为基础，他的著作包含着细致、系统的分析与综合。”

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不仅在内容上，而且也在方法上带来了神学研究领域的理性转向，表明神学是可以而且能够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这种转向不仅使神学的领域有了哲学的身影，而且就哲学的研究范围而言，因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切入而更加广阔。关于上帝存在、上帝属性、上帝创世、上帝与人等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所展示的对基督教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回答了困扰着人类的终极问题：存在的本质、世界的本源、人的本性以及如何生活。虽然最终归向上帝的答案不能让每个人都同意，但至少提供了解释这些问题的方向，或促使持反对意见的人继续探索。

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被称为哲学。吉尔松和马里坦也因此将托马斯·阿奎那关于哲学和神学关系的论述称为“基督宗教哲学”。这种基督宗教哲学理论的出现，代表着西方传统哲学和神学开启了相互渗透的发展进程，“这种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的部分，主要就是哲学的本体论和神学的上帝论，以及与本体和上帝相关的认识论。”因此，从哲学的立场来评价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指出了对终极意义的探索方向，他的形而上学更是提供了回答问题的方法。

自1311年罗马教会公开表示赞同和支持托马斯·阿奎那思想之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以前，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在基督教会的威望和权威无与伦比，以至于在对基督教发展史的阶段进行划分时，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教父哲学，第二阶段称为经院哲学，第三阶段则是新经院哲学或直接被称为新托马斯主义。托马斯·阿奎那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主动采纳亚里士多德哲学对经院哲学进行改造，创造了完满统一的神学哲学思想体系，将信仰和理性完美融合，化解哲学和神学的“矛盾”——指出神学和哲学是达到真理的不同路径。

由信仰所接受的真理和通过自然理性接受的真理有冲突时，则归咎于人们的推理能力出现了问题，即受到了理性的局限。托马斯·阿奎那探究这两种真理真相的调和之路中既发现了真理，建立和谐的上帝观，又改正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真理的谬误之处以维护更高级的基督教真理。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述中，理性不能做出论证的部分，就交由信仰来解决。《神学大全》中关于上帝存在、上帝的本质以及上帝与世界和人类关系的探讨顺序也体现了从启示到理性，再由理性到信仰的研究逻辑。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体系里，哲学的部分始终受到神学的制约，但这并不妨碍他为经院哲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托马斯·阿奎那完备的理论形态不仅成为经院哲学中最伟大的体系，也为天主教会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托马斯·阿奎那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为后世哲学家提供了借鉴的对象，尤其是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成为神学研究中的一种经典表述，无论对他的学说认同抑或反对，对托马斯·阿奎那我们都是不可回避的。即使是法兰西斯修会出身的苏格兰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也认可托马斯·阿奎那形而上学可以用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的观点。近代的哲学家如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贝克莱、黑格尔等人也都承袭了信仰是思辨的真理，可以通过经验被认识、运用理性来证明的观点，努力在哲学知识的综合体系中为信仰找到位置。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哲学的全新理论体系改变了早期基督教的思想进程，形成了托马斯主义，继而发展为基督教研究的传统。托马斯主义最早见于14世纪，在历史上已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托马斯主义时期指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产生和传播时期；第二个托马斯主义时期指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回归阿奎那思想的运动；第三个托马斯主义时期是指19世纪后期开始由罗马天主教会所推动的托马斯思想的复兴运动，这场复兴运动也称为新托马斯主义。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发布《永恒之父》通谕：“我敦促你们，尊敬的弟兄们，完全、认真的恢复托马斯的金子般的智慧。为了扞卫天主教信仰的完善性，为了社会利益和一切科学的利益，把它发扬光大。要仔细选拔教师，努力使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在学生心灵里扎根，阐明它的牢靠性以及高于其他学说的优越性。你们已经或将要在建立的大学里都要说明与维护这一学说，用它来反驳流行的谬误。”这标志着新托马斯主义的诞生。在19世纪，基督教信仰因自然科学的发展陷入重重危机，利奥十三世要求教会人员不要害怕科学，要把研究科学作为自己的责任。巴黎的一名主教也提出：我们不否认在进化论中有深奥的东西，我们甚至想把它变成我们的主张。的确，只要承认上帝是存在的本质和发展的终结，承认在进化的整个过程中，上帝在指挥并支持它演变，进化论是可以接受的。号召以积极和包容的心态接纳基督教信仰所面临的来自科学的挑战，主动开展科学研究。

一方面承认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客观性，另一方面又将各种物质运动的最终原因指向上帝。新托马斯主义的名称和理论都来源于托马斯·阿奎那，运用理性主义解释科学和神学关系的思想潮流，促使了托马斯主义的复兴。新托马斯主义虽然是一个庞杂的理论系统，但理论的核心仍旧是上帝观，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社会学说围绕基督教神学的上帝展开。

通过运用托马斯·阿奎那的形而上学实在论和认识论来构筑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下的信仰基础：提出了存在之作为存在，超出具体的、现实的客观事物之上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理智主义是上帝的恩赐等观点，维护基督教信仰。新托马斯主义承袭了托马斯学说调和、综合的基本特征，不但用托马斯主义统一基督教哲学各派理论，而且力图使之与近、现代哲学派别，乃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融会贯通，为天主教会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直至20世纪50年代，基督教教会持续支持和参与托马斯主义的复兴运动，使得托马斯主义在20世纪依然焕发着生机，在欧洲和北美建成了大大小小的托马斯主义研究中心，兴办了几十个研究经院哲学和经院神学的专业杂志。正如约翰·英格利斯在《阿奎那》一书中所指出的，在整个20世纪……人们不断将阿奎那的思想置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中进行重新解读。新托马斯主义的崛起，成为基督教正统的官方哲学，对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进程而言，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力。因此罗素曾指出，圣托马斯不仅有历史上的重要性，而且还具有当前的影响，正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一样，事实上，还超过后两人。

二、对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批判与继承

毫不否认，在神学史上，对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争议也可以成为基督教思想发展史上的另一条线索。自13世纪以来，反对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领域引入哲学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方恪守启示神学，另一方则是坚持哲学的纯粹性。

在经院哲学后期，奥卡姆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坚持理性和信仰、神学和哲学是完全不同的领域，神学只能建立在启示的基础上，要从理性上证明信仰是不可能的。奥卡姆认为，即使可以通过某种中介的观念形成有关上帝的概念，但论证这些概念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论证上帝的存在。同时，妄图通过结果来证明第一原因的存在也是失败的，因为所有的结果都是个别性的事物。奥卡姆的这些观点直接反对托马斯·阿奎那对上帝存在第一动力因的证明。奥卡姆强调，对于上帝的存在只能是一种信仰。16世纪的马丁·路德赞成奥卡姆的立场，指出走向神圣真理的道路只在于恩典与信心，而不是理性。因此，他特别强调福音的意义，坚持义人必因信而得生。在马丁·路德看来，只有十字架神学才是真正的神学，是走向神圣真理的唯一道路，因此，他认为托马斯·阿奎那代表的经院哲学鼓吹理性，阻碍了荣耀神学倡导的苦难和羞辱。

新教改革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加尔文强调圣灵照光的《圣经》拥有最高权威，上帝的真理全部呈现在《圣经》之中，是认识神圣真理的唯一道路，信仰上帝不需要理性提供的证据。由于路德和加尔文在宗教改革中的地位，他们反对托马斯主义的思想在16世纪以后，对基督教神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17、18世纪，以休谟和康德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家通过在认识论上对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质疑，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挑战。休谟指出，因果关系只是两个事件多次重复出现从而在心理上所形成的一种习惯，因此不具有事实上的必然性。

通过对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存在的否定，休谟冲击了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基础。康德在回应休谟的怀疑论时，对现象和本体做出了区分，直指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形而上学和宇宙论根基，彻底切断了以经验世界为出发点的认识论基础。康德认为托马斯·阿奎那的宇宙论证明在本体界并不适用，因此对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进入20世纪以来，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所构建的德性伦理学在伦理学的维度里日渐重要起来。

尽管托马斯·阿奎那探讨伦理问题的最终目标是神学伦理，并对德性伦理的神学化或人学化做了划分，但正是对意志与激情概念的割裂使托马斯·阿奎那对激情思想的著述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形成了具有人学特征的激情思想。托马斯·阿奎那的意志学说成为基督宗教神学伦理的正统，而激情思想则为后世的人本主义情感道德学说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托马斯·阿奎那在自己的著述中对欲望能力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为后世思想家们对于情感理论的思索，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示范。

13世纪，不同于拉丁教父哲学后期的禁欲思想，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用大量篇幅考察欲望能力，指出灵魂拥有欲望的能力。这种欲望的能力分为感觉欲望和理智欲望，感觉欲望服从于理性，并且，感觉欲望又可以分为愤怒和情欲，这些欲望都是以人的情感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沙夫茨伯里开启的近代情感主义伦理学认为，人具有内在的道德感，这种内在的道德感与人的外部感官类似，能够感觉出情感是否合意，以及行为的善、恶、美、丑性质。对道德的价值判断，既不依赖理性，也不是经验归纳的结果，而是人的内在感官的直接感悟。

沙夫茨伯里的道德感思想正是承袭自托马斯·阿奎那欲望能力思想中的特殊理性与欲望的能力等观点。沙夫茨伯里的情感论伦理学又启迪了休谟对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辨析，虽然休谟的情感主义伦理学推翻了托马斯·阿奎那对理性与激情的辨正关系，但是休谟的情感主义正是托马斯·阿奎那激情思想发展的一种极端形式。

托马斯·阿奎那在伦理学维度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情感主义伦理学，在德性伦理学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综观古典德性思想，托马斯·阿奎那的德性思想是其中最为系统完整、也最为深入细致的德性思想体系。针对此前基督教神学体系本身的缺陷，托马斯·阿奎那将神学德性思想与世俗的德性思想紧密的融为一体，具有独到的价值。

首先，将德性与人的目的、行为及其能力联系起来，比亚里士多德单纯从人的功能角度解释德性更有说服力；其次，将德性思想分为三类：理智德性、道德德性和神学德性；第三，将德性与法有机地联系起来，分别看作是人的自觉行为的内在本原和外在本原，扩展了德性的意义，而不再只是局限于幸福。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德性伦理学与他的其他学说一样，都被后世思想家吸收或批判。由于他的德性伦理学建立在上帝观的基础上，因此在近现代哲学家看来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就他的德性思想而言，始终属于一种德性内生论的观点，忽视外在道德要求的影响，更忽视了德性在道德上的特殊意义——德性的目的并不在于能力或功能的完善，而在于妥善处理个人与自己、与他人和社群的关系。事实上，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德性思想作为一个庞大的体系，也为近年的德性伦理复兴思潮提供了理论支持。如麦金太尔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为什么需要德性》一书的前言里，深情写到：“我最开始认识到人生在面对肉体和精神的危险和伤害时具有脆弱性并不是因为哲学。我本不该花那么长时间才理解大多数道德哲学中缺乏这种认识所具有的重要性。重读阿奎那，不仅强调了那种重要性，而且将我引向他用以论述德性的种种资源，他笔下那些德性不仅考虑到了我们的动物状态，而且考虑到了承认我们由此而来的脆弱性和依赖性的需要。”他进一步强调自己对德性的论述是一种托马斯·阿奎那式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是预设了某些哲学立场的。这种方式正是托马斯·阿奎那在阐述自己的上帝观时使用的路径，用亚里士多德哲学来论证基督教教义，并预设了某些教义的真理性。麦金太尔想要克服某些分歧和冲突时，也使用了托马斯·阿奎那的探究方式。

三、对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评价

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不仅在基督教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中也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在试图证明上帝存在的同时，也表明了物质世界和人类的有限性，同时又坚信人性与神性可以协调，上帝的神恩并不消除人性，只会让人更加完美。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重视生命的神圣、承认理性的有限、提倡恢复个人美德意义、重视世俗生活的道德观并且强调世俗道德生活的意义。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既有理念上的伟大追求，又将各种伦理道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论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因此不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也有着卓越的现代意义。

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在历史时空里为13世纪混乱的意识形态找到了理想的平衡点，在丰富的理论思想土壤中又滋养了文学和美学的发展，如但丁的《神曲》所描述的天堂就深受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的影响。托马斯·阿奎那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主动采纳亚里士多德哲学来对经院哲学进行改造，创造了更具理性色彩的经院哲学。另一方面，托马斯·阿奎那坚持了传统的基督教哲学奥古斯丁主义，维护了基督教教义的权威和统治地位，和奥古斯丁一起成为基督教思想史上的双台柱。公元1323年，托马斯·阿奎那由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册封为圣徒，并且评价他为黎明前的星辰，照亮了整个教会，托马斯给教会的贡献超过所有的学者，托马斯著作中的每一个字句都包含着无比的力量，托马斯的学说是无与伦比的……溢美之词加身的托马斯·阿奎那思想不仅是教会官方承认的意识形态，而且成为了基督教唯一的正统哲学。

从占据过基督教正统思想地位的奥古斯丁主义到托马斯主义，这些学说的衰落和兴盛在本质上都由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然而从基督教对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主义、阿威罗伊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托马斯主义的态度轨迹来看，思想体系本身的消亡或是复兴依然是可以有选择的，但如果不主动地选择历史，终究会被历史所选择。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托马斯·阿奎那在基督教官方立场里失去了唯一正统哲学的地位，但他的上帝观不仅在基督教思想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思想资源，始终具有生机、活力以及指导意义。正如布莱恩·戴维斯所指出的，无论人们称他为一个神学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哲学的思想家其实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无论内容还是方法，都对人类思辨思想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及以此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神学体系和德性伦理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中不少观点为日益世俗化的现代文明提供了启示意义，但必须指出的是，它是一种宗教神学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作为其基本出发点的上帝存在是不能成立的，或者说其论证是不充分的。诚然，托马斯·阿奎那为上帝存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也似乎有力的论证，甚至迄今为止尚无人能在理论上有所超越，然而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证仍然缺乏说服力。因为如果坚持先理解再信仰，那么托马斯·阿奎那对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在逻辑上并不完美，罗素曾对此反驳：什么是上帝存在的原因呢？如果万事必有因，则上帝的存在也需要原因，上帝若依赖于外物存在则不是全能的。假如并非万事必有因，意味着有事物不依赖原因存在，万事最初的原因既可能是上帝，也可以是其他事物。这个反驳似乎是一种诡辩，但托马斯·阿奎那试图用纯粹的理性证明上帝，就必须服从逻辑规则。

而罗素的反驳恰好说明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证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扩展和深化，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内容也受到来自科学的质疑，并且必将充分表明托马斯·阿奎那论证的非科学性。如果作为前提的上帝存在是有缺陷的，那么托马斯·阿奎那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有可能坍塌。当然，托马斯·阿奎那思想体系的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所有内容都是糟粕。我们今天之所以要重视和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和神学思想，除了要总结思维的历史教训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吸取有价值的成分，获得某些有益启示，为克服现代文明的一些弊端服务。

谢选骏指出：康德和黑格尔之所以不及阿奎那重要，是因为这两人其实只是拾取了托马斯的唾余，正如托马斯只是拾取了回教徒的唾余。他们表面上更新了前者，实际上重复了前者——这仅仅因为，他们是运用不同的语言思考和写作的！例如，希腊语、阿拉伯语、拉丁语、英语、德语等等。

（二）

《黑格尔对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恢复》（罗北山 2009-02-12）说：

关于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虽然提出了“五路”之多，但是总括起来不过两种，分别是：上帝存在的自然神学证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加上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一共有三种。康德称这三种证明为“从思辨理性证明上帝存有的三种方式”，并且认为在思辨理性的领域中，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证明，也不可能有其他的证明。”根据康德的解释，虽然这三种证明按照逐步扩展的理性所采取的步骤或者我们提出它们的程序来看，乃是从经验性的证明上升到先天的证明（其中，前者又按照自然神学证明上升到宇宙论证明），但是，如果我们要检验它们的有效性，就必须从相反的程序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从驳斥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出发，进而驳斥宇宙论证明和自然神学证明。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在康德眼里，关于上帝存在的经验性的证明最终要依赖于关于上帝存在的先天证明，“尽管经验在这方面提供了最初的诱因，但只有先验的概念才在理性的这一努力中引导着理性，并在所有这一切尝试中标出了理性在自己前面设定的目标。”因此，康德对上帝存在的思辨理性证明的驳斥的关键就集中在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驳斥上。关于康德的这个著名反驳，我们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康德通过指出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之同义反复的循环性质否定了该证明援引“不自相矛盾”这一逻辑标准来维护自身的合理性；第二，通过对逻辑的谓词和实在的谓词的区分，康德指出，系词“是”“不是有关可以加在一物的概念之上的某种东西的一个概念”，因而它的使用除了把谓词设定在与主词的关系中之外，并不能给原有的主词添加任何更多的东西。由此，康德否定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而由于宇宙论的证明和自然神学的证明是依靠在本体论证明之上的，后两者康德虽然也分别予以了反驳，但实质上从本体论证明的坍塌伊始，关于上帝存在的一切思辨理性的证明就已经一同坍塌了。之后康德提出的基于道德的要求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已经是从实践理性考虑出发的成果了，且这一证明也不具备知识论的意义。

然而，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却还有一种发展了的形式康德并没有遇到过，它是在康德之后，由黑格尔在传统的本体论证明的基础之上加以恢复与改造提出的来。

首先，我们要来看看黑格尔对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理解与解释，这集中于他对安瑟伦证明的辩护与批评上。

众所周知，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第一个明确的也是最为典型的形式，是由经院哲学家安瑟伦提出的。他在《上帝存在论》中进行的这个证明可以概括为一个三段论式的推理：上帝是不能被设想有比它更完满的东西，不能被设想有比他更完满的东西不仅存在于思想中，而且也存在于实际中，因此上帝存在。黑格尔并没有用康德知识论的先验主义二元划分的标准衡量安瑟伦的证明，相反，他指出了包含在安瑟伦证明中的一个自古以来哲学就在处理的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过，在古代，例如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思维或思想、可能性，与存在、现实性之间，有着不可脱离的统一性关联。因此，虽然我们也可以在古代的哲学家那里读到同样是对绝对必然的存在者的证明，但是那些证明的方式和安瑟伦的证明是不同的。黑格尔认为，古代的哲学家往往从上帝作为绝对的思想是客观的出发得出上帝的存在，而安瑟伦却从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亦即从思想与存在作为隔着无限远的两个极端的二元论对立立场开始。在从前，上帝的存在是主词，上帝的概念、共相则被看做是宾词，要证明的东西是上帝的属性。而在安瑟伦的时代，问题的提法发生了颠倒：上帝的概念成为了主词，上帝的存在成了宾词，因而问题变成了上帝是否存在？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被特殊地提了出来。黑格尔肯定了这种“为中世纪所坚持并保存着的”二元化，尤其是把上帝的存在设定为一个被思维的存在（宾词）的这种做法，因为这意味着“自我意识就走上了回复到自身的道路了。”它预示着近代主体性哲学的萌发。

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合理性首先在于把对立着的思维与存在重新统一起来，也正是这种对立激发了安瑟伦证明的提出。所以黑格尔说，“[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

然而，证明的合理性不能光是它的致力目标的合理，它还必须表明它对这个目标的达成的也同样是合理的。在后一个方面，安瑟伦的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如果只着眼于安瑟伦证明本身的特殊形式，那么我们说，康德的反驳是坚实有力的。但是，康德只是驳倒了安瑟伦的证明，而安瑟伦的证明并不等于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一切。黑格尔由是提出了对安瑟伦证明的批评。

安瑟伦的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是按照形式逻辑的方式推论出来的，这就是他的证明的一切问题所在。黑格尔一言以蔽之：“论证的内容是正确的，形式却有缺点”。具体来说，安瑟伦的证明缺乏一个支撑它自身有效性的决定性因素：思维与存在在无限者中的统一。众所周知，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本质，是从概念推出存在。安瑟伦的形式逻辑推理也遵循着这一点。但是在安瑟伦那里，概念并不是绝对、纯粹的概念自身，而是作为单纯主观的思维。这种主观性，本身就与客观性和存在处在外在的分离当中。一方面，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是一种综合的关系，那么这种综合总是对一个第三者的需要的无限追溯，如果是一种分析的关系，则要么是一种人为设定并最终造成循环论证的分析，要么“存在”也不过是“存在的概念”罢了。上述情况无论哪一种，都逃脱不了康德哲学的质疑。另一方面，在安瑟伦的这个证明中，绝对必然的存在者（绝对本质）并没有出现在有限的主观思维当中，而是仍然停留在有限思维的彼岸。所以到头来，概念推不出存在。

针对安瑟伦证明的缺点，黑格尔提出：“所谓概念、真正的证明并不是通过抽象理智的方式而进展，而是即从思维自身的本性指出单独就思维本身而论，它就会否定它自己，而存在的规定即包含在它里面，或者说，思维自身注定了要过渡到存在。反过来说……存在自身即包含它自己的辩证法，自己扬弃自己，进而建立自身作为共相、作为思想。”于是黑格尔吊诡地得出了一个与我们之前引用的他的观点相冲突的结论：“只有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才是哲学的起点。”理解这个自相矛盾，在于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独特起点——思维与存在的无限统一。它同时也是黑格尔哲学的终点。黑格尔哲学由之出发的那个概念自身，就是一个绝对同一者，它既可以被看作是纯粹的存在，也可以被看作是纯粹的思想。因而，不管是从存在过渡到存在的自为的规定——思想，还是从思想出发过渡到思想的现实的实现——存在，所遵循的都是相同的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哲学的逻辑的起点必然是绝对同一。至于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则很可能只具备作为哲学在时间上的起点的意义。

综上所述，黑格尔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不仅认同了它在内容上的正确性，并且也指示出了一条从形式上改造它的线索。我们是否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一个现实的、恢复了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呢？

纵观整个黑格尔哲学，我们并不能找到一个或以三段论的证明方式，或以命题表述的方式存在的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恢复的形式。这是因为，黑格尔已经对这样一些“知性的”形式进行了否定。然而，又的确存在着一个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那就是黑格尔哲学体系本身。这一点可以通过黑格尔对于哲学与宗教的对象、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得到说明。例如，在哲学全书《逻辑学》的导言里，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对象与宗教的对象诚然大体是相同的。两者皆以真理为对象——就真理的最高意义而言，上帝即是真理，而且唯有上帝才是真理。”类似的观点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著作中找到。不过尽数列举这样一些例子不在本文的安排中，并且由于重复黑格尔的体系以完整地展示这个证明也远远超出本文主旨，所以我们只需简单地指出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一些基本特点，以表明它实在地也是在以哲学的方式完成着一种神学证明，也就可以了。

黑格尔哲学体系包含着一个正反合的三段论式，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推论”。但是与传统意义上形式逻辑的推理不同，黑格尔的推论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论”，它乃是一种“本体论”。这种本体论从绝对的概念出发，经过概念自身的分裂与外化而回复到概念自身。这整个过程可以称之为“无限的推论”。黑格尔通过这个无限的推论所完成的哲学，并不是一种爱智慧，而就是智慧本身，他的哲学体系最终所确立的真理也就是最高的真理。如果我们称此最高真理为上帝的话，那么这个真理就是对上帝存在基于本体论上的证明。尤其突出的是，黑格尔的三段论式——所谓的从自在到自为最终到自在自为——本身就与基督教三位一体的奥秘有着近乎一致的形式。而黑格尔从概念推出存在的辩证法也可以看做是上帝道成肉身隐喻的哲学注解。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如果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我们必须说，它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外在地提出论证的形式，也不在于人为地进行论证的操作，而在于本质、事情自身（上帝）的充分展开与表现的话，那么显然，这不正是黑格尔所经常强调的，他的哲学体系的有效性必须通过整个体系的展开与完结，因而通过终点来确立起点的哲学观点吗？我们因此把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作为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一个现实的、恢复了的形式。

关于上帝的存在，黑格尔的这种特殊的证明相较于以往的四种证明，有着明显的一些优点：

第一，不论是自然神学的证明还是宇宙论的证明，如果离开本体论的证明，它们很难推出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这显然也为康德的观点所支持。然而另一方面，在黑格尔看来，纵算这两个证明单独依靠自身推出了那个绝对的本质，它们也不能意识到这个本质乃是思想的对象，乃是理念。

第二，在我看来，以往的四种证明，至多只是表明一个全知、全能、全在的最高存在者。然而这个最高的存在者还不就是基督教的上帝。而黑格尔的恢复了的证明，由于采取的是明显带有基督教特点的语言（例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和方式，因而不仅是对上帝存在的证明，还是对上帝是什么的展现（这两者在黑格尔哲学里是一致的）。另外如果我们考虑到康德的道德的证明并不称之为严格的证明的话，那么便似乎只剩下一种严格的证明了（另外三种被康德所驳斥）。

不过，也正是由于黑格尔本体论证明的这些特点，对他的哲学的批评也是残酷的。我们知道，历来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其目的之一往往都是要以理性的形式捍卫信仰的内容。例如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是为了在我们既有的信仰上加深理解（否则就是懒惰），同时以理性说服无信仰者。而康德的道德的证明更是要为信仰留下余地。因此，当面对黑格尔的证明的时候，我们发现，黑格尔完全以他所自诩的哲学的概念的形式取代了他所谓的宗教的表象的形式。人类在面对作为无限存在者的上帝的时候那种因为自身有限性而感受到的绝对的依赖感被黑格尔讥笑为是缺乏“自我感”，而基督教对上帝的无限展望也就成了永恒的分离的苦恼。假如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看黑格尔哲学的雄心勃勃，那么它正好就是理性的骄傲。

谢选骏指出：黑格尔充其量不过是阿奎那主义的一个中间环节，但是这个中间环节也很重要，因为他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这样，我们就通过黑格尔，在“回教——阿奎那——马克思”之间找到了一脉相承的关系。

（三）

《比较奥古斯丁与托马斯的神学思想》（2014-11-17 学术堂）说：

一 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

奥古斯丁是中世纪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曾加入摩尼教，悉心钻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后来，他成功运用柏拉图哲学，讨论各种神学和哲学问题，阐述基督教的世界观，把教父们的思想推向顶峰，为教会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宗教哲学理论体系。他所论证的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在中世纪被教会奉为“真理的台柱”，奥古斯丁本人也被称为“伟大的教父”、“杰出的大师”、“上帝的圣者”等等。奥古斯丁一生着述甚多，《忏悔录》和《上帝之城》是他的代表作。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信仰与理解。在哲学与神学、理解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上，他大胆地肯定哲学、系统地利用哲学，为基督教义作论证。他以上帝为核心、信仰为前提、圣经为根据，力求从哲学上阐述各种问题。他宣称真正的哲学只能和真正的宗教在一起，只有真正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哲学。对于上帝的存在和行为，人们应以信仰为满足。奥古斯丁宣称信仰是绝对可靠的，信仰是十分自然和必要的一种思维活动。所以，“如果你不理解，信仰会使你理解。”奥古斯丁把信仰说成是一切认识的先决条件、方法和途径。信仰是理解的途径，理性之所以需要是为了论证信仰，他提出的“信仰为了理解”的原则后来成为教父哲学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2）上帝和三位一体。他认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而上帝的实体存在于这三个“位”中，但在每一个“位”中，上帝都是完整的存在。人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对人的思索将有助于领会“三位一体”。但他又认为：“即使有人在其中捉摸到一些，能表达出来，也决不可自以为捉摸到超越一切的不变本体”。总之，上帝只能信仰，不能认识。

（3）上帝创世说。在他看来，上帝是一个有意志、智慧和感情的人格化的神，是不变的、永恒的、全善全能的。奥古斯丁从基督教的“创世纪”出发，强调上帝是从虚无中把世界创造出来的。他不同意柏拉图所说的，上帝只是运用已经存在的质料去创造世界的看法，认为那是对上帝自由行为的一种限制。此外，他认为灵魂是上帝创造的，它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统一。灵魂又是某种具有理性的实体，它的存在就是为了统治肉体，灵魂是不朽的。

（4）原罪论和恩典论。他认为，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上帝是至善。亚当受到撒旦的诱惑犯了罪，这就使亚当的子孙通过遗传获得了“原罪”。这就是说，人的罪恶就是背离至善，背离上帝。奥古斯丁强调，由于人生来就有一个犯罪的意志，所以人要赎罪得救就不能靠自己，而要指靠上帝的恩惠。因此，人们要想脱离罪恶与苦难，唯有信仰上帝，热爱上帝，追随上帝，等待上帝给予恩赐。

（5）历史神学。他认为从上帝创世开始，就形成了两大敌对阵营。爱上帝、服从上帝的一方构成“上帝之城”，追求精神生活，向往善；爱自己、对抗上帝的一方构成“人间之城”，追求世俗生活，向往恶。两者的斗争就构成了人类的历史。奥古斯丁把人类历史看作是直线的、按照神的意志和救世计划发展进步的过程，认为“上帝之城”必胜，“人间之城”必败。而现实教会并不是“上帝之城”，而是“上帝之城”的摹本。它遵照上帝的意志，把上帝的选民聚集起来，为“上帝之城”做准备。

二 托马斯的神学思想

托马斯是中世纪对基督教神学作出重大贡献的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洛卡塞城堡。他适应时代需要，抛弃了奥古斯丁一直沿用的柏拉图哲学理论，改用当时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把经院哲学推向了一个全盛时期，维护了基督教神学在中世纪的统治地位。一生著作很多，最重要的代表作为《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托马斯的神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信仰高于理性的二重真理说。 在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的关系问题上，托马斯在本质上同以往的实在论者是一样的，认为理性不能同信仰的真理发生矛盾，理性必须服从于信仰。但在形式上，托马斯没有简单地否定理性、感性和世俗的生活等，而是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巧妙地论证了信仰高于理性的观点。他认为，人的自然理性可以是真理，但往往出错，只能认识较低级的事物。关于上帝的更高级的真理，只能来自启示，靠信仰。理性虽有自身的领域，但它从属于信仰。在“理性真理”与“启示真理”的关系上，托马斯持一种信仰高于理性的“双重真理”说。他认为，哲学的对象是“理性真理”，神学的对象是“启示真理”，它们的最终实体和源泉都是同一的上帝，因此它们彼此之间不可能有原则上的矛盾和冲突。启示不仅同理性不矛盾，而且使理性更加完善。当然，理性也会有助于信仰。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证明那些能被证明的天启真理，而不去证明那些不能被证明的天启真理，但却一定要去反驳那些对不能证明的天启真理提出的异议。

（2）上帝存在的论证。他不赞成基督教神父对上帝存在的盲目信仰，也不满足安瑟伦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他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上帝的存在作了全面的证明。托马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着“运动”、“因果关系”、“偶然事物”、“不完善的事物”以及“宇宙秩序的和谐结构”，推论出必有一位“第一推动者”、“第一原因”、“必然的实体”、“绝对完善的存在”以及“无限完善的创造者”，而这就是上帝。

（3）上帝创世论。在上帝创造世界的问题上，托马斯继承了奥古斯丁和安瑟伦的观点，认为世界是上帝从无中创造出来的。同时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学说，托马斯提出上帝创造世界是按照等级阶梯来安排的。这种阶梯的最低层是大地和由水土火气四种元素构成的一切物体，往上依次是植物、动物和人，人是居于“世界”和“天界”即尘世和天国之间的。人之上还有天使，而天使也分为三个等级，居于最高天使之上的则是上帝。此外，托马斯还论证了灵魂不灭的宗教教条。他认为人的灵魂是上帝创造的实体形式，纯粹精神。灵魂在人出生时就与肉体相结合，是推动和决定肉体的内在生命原则。但是，灵魂是无物质的纯形式，是不能死亡的，肉体解体之后，它仍然存在。

（4）上帝和三位一体。托马斯主张上帝是完美又完整的，三位一体的存在并不与现实世界分割，相反的，三位一体的存在便是用于传递上帝的启示以及美德给人类。而这种传递则是透过化身而成的耶稣基督以及透过内心的圣灵（三位一体本身的精髓），并且由那些有被上帝救赎经验的人所进行。

三 奥古斯丁与托马斯神学思想之比较

首先，在哲学与神学、理解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上。作为神学家，两人都认为哲学应该服务于神学，神学高于哲学，信仰高于理性。神学可凭借哲学，将其发挥得更清楚，哲学是神学的奴仆。而理性虽有自身的领域，但它从属于信仰。但是，托马斯又进一步提出了信仰高于理性的二重真理说。认为神学的原理是凭启示，直接由神而来，不须凭借其他科学。神学的确实性来自神的光照，不会犯错误，而其他科学的确实性来自人的理性，可能犯错误。关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奥古斯丁认为，信仰高于理性，所以说，在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体系中，不仅信仰高于一切，而且理性要依赖于信仰才能存在。奥古斯丁引用古代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的哲学论证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把理性引入了他的神学思想体系中，把信仰与理性结合了起来。托马斯认为，在自然神学范围内，自然神学问题可以通过理性给以论证，而启示神学问题则只能是信仰，在他看来，理性与信仰是和谐一致的，也就是说，人的理性可以通过受造物认识上帝，信仰只能通过上帝的启示去认识上帝。

其次，在如何认识理解上帝方面，奥古斯丁阐述了启示神学，即上帝将他的恩典、慈爱和公义显现给我们，赐给我们、披戴给我们，以此我们才能理解神。托马斯则不同，在他的庞大著作《神学大全》中阐述了自然神学思想。即是在自然现象和创造现象中寻求神的启示的，重视人的思辨之神学。可以说是一种想通过理性的追求和善行的努力达到神面前的神学构造。要运用理性以理解有关上帝的真相，并且透过真相获得最终的救赎。

再次，在上帝存在的证明方面，奥古斯丁吸收借鉴柏拉图的思想，指出通过信仰可以认识上帝的存在。他认为只要人们信仰即可，无需证明上帝存在。而托马斯则从知识与信仰的区分出发，一方面认为上帝的存在、三位一体，是不能凭借人类的自然的理性能力可以认识的，它只能是信仰的真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上帝的存在对于人类理智来说并不是直接自明的，因而需要加以证明。他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上帝的存在作了全面的证明。在五点论证中有些内容也吸收了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的哲学成份。

最后，在上帝创世论、三位一体和灵魂不灭等方面，托马斯继承并发展、改造了奥古斯丁的相关学说，吸收亚里士多德和其他非基督教思想，重建基督教哲学理论。可以说，如果不理解奥古斯丁的思想，就难以理解托马斯如何在奥古斯丁体系中融合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从而达到十三世纪经院哲学的顶峰。

谢选骏指出：不论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有多少区别，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他们自己关于上帝的想法当做了上帝的自身——这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实际上，他们的言谈不过是他们及其社会的一些文字游戏——而上帝却远在他们的言谈之外。因为他们这样渺小的生物，怎么可能把上帝容纳进入他们脑壳以内呢？阿奎那快死的时候明白了这个道理，却来不及把他的醒悟放进他的《神学大全》里面去了。而后来的傻瓜，却把他的破书当作宝贝一样收藏膜拜，不亦谬乎？

【第三十一篇  世俗基督教就是撒旦教吗】

网文《撒旦教徒！马克思的终极秘密》报道：

我们中国人从小到大被强行灌输了马克思的理论，但是我们对马克思本人并不真正了解。在莫斯科的马克思研究所里有一百多卷马克思写的文字，但只有十三卷出版了。马克思写的那么多其他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不出版呢？想隐藏什么吗？

近来看到网上流传著有关马克思和撒旦教的文章，于是找到有关马克思生活和工作的英文版书籍，看到了更多马克思不为人知的生平。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律师家庭。当马克思六岁时，他的家庭皈依了基督教，他早年是一名基督徒，信仰上帝。他高中毕业时，成绩很好，一切看起来正常。他父亲对他寄予厚望。

然而在他上大学期间，他的性格大变，心中充满了仇恨与狂妄自大，引起了他父母的不安和痛苦。

马克思家庭富裕，父亲在他上大学期间给他很多钱供他挥霍，而且马克思和燕妮（Jenny von Westphalen）已经秘密订婚了（燕妮家境比马克思好，人也长得漂亮，是众多小伙子追求的对象）。按照常理来说，此时的马克思应该对人生是正面而积极的。那他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心中充满仇恨呢？原来他进入大学后，马克思加入了由乔安纳·萨斯卡特（Joana Southcott，据称与Shiloh魔鬼有交道）主持的撒旦教会，成为魔鬼教的一员。

按照西方宗教讲，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从而成了魔鬼，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嫉。撒旦教会宣传对上帝的仇恨，同时对人类也充满仇恨（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类）。

马克思上大学初期，打算学习诗歌和戏剧。从他写的一些诗词和剧本中，人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心中对人类与神的仇恨。例如，马克思在表达自己的《绝望者的魔咒》（Invocation of One in Despair）一诗中写道：“我剩下的只有仇恨”，“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作者在诗中透露心迹：梦想成为恐怖之王，毁灭整个世界。马克思还喜欢复述哥德写的《浮士德》中恶魔（Mephistophe LЕS）的话：“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马克思在《人之傲》（Human Pride）一诗中说：“带着轻蔑，我在世界的脸上，到处投掷我的臂铠，并看着这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崩溃，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灭我的激情。那时，我要如神一般凯旋而行，穿梭于这世界的废墟中。当我的话语获得强大力量时，我将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诗的作者从世界的毁灭中获得快感，其心中的仇恨与狂妄程度可见一斑。

曾经一度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巴古宁（Bakunin，和马克思共同创建“第一国际”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个撒旦教徒）写道：“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撒旦教的成员并非唯物主义者，他们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们相信死后的生命。撒旦教的信徒们相信神的存在，只是他们仇视神，想超过神，爬在神的上面（至少要和神平起平坐）。例如在其写的和撒旦教有关的剧本《Oulanem》中（Oulanem是撒旦的一个宗教仪式名称，Oulanem is aritualistic name for Satan），马克思不否认死后的生命，而是认为死后的生命充满了最高的仇恨。作者在剧中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

马克思死后不久，他的前女佣海伦（Helen Demuth）说：“他（马克思）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病重时，他独自在房间里，头上缠着带子，面对着一排点燃的蜡烛祈祷。”分析指出，马克思的祈祷仪式不是犹太教的（也不是基督教的），很可能是撒旦教的某种秘密魔法仪式。真实的马克思不是无神论者。

1854年3月，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Edgar）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的开头，竟然这样称呼自己的父亲：“我亲爱的魔鬼”（My dear devil）。而撒旦教徒正是这样称呼其所爱之人的，难道这是巧合吗？不仅如此，马克思的一个女婿爱德华（Edward Eveling）也是撒旦信徒。马克思的好友普鲁东（Proudhon，社会主义思想家），同样崇拜撒旦。德国著名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是马克思的亲密朋友，也是一名撒旦崇拜者，并且在诗中公开赞美撒旦，说撒旦“是个可爱、迷人的男子”。

谢选骏指出：有人说，共产党主义运动就是一种“世俗基督教”——只是共产党他们把天堂从天上搬家到了地上，用学习会代替了查经班……但是从马克思及其周围那班人的行踪来观察，共产党主义运动其实是一种“世俗撒旦教”——一种无神论指导下的撒旦教。既然共产党是一种无神论指导下的撒旦教，那么有神论外衣下的“世俗基督教”是否撒旦教呢？所谓世俗基督教，其特点就是否认神迹奇事，否认属灵救恩，否认整本圣经，否认上帝创造——结果就是科学崇拜、物质崇拜、教牧崇拜、自然崇拜的成功神学。

【第三十二篇  马克思主义就是无耻的高调】

《被美国追着威逼打压，真是因为中国犯了高调的忌吗》（2019-06-15 环球网）报道：

大象因为无法藏到小树的后面，就是高调了吗？

中国被美国战略上盯上了，各种打压接踵而至。中国人的反思意识强，遇事先琢磨是否自己不对，于是就有些人想：如果我们更低调些，再多藏着掖着一些，是否就能够避免招来美国的遏制呢？

应当说，喜欢反思不是坏事。低调永远是中国战略考量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思考方向。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搞清楚一个基本的事实：迄今为止，中国是一个高调的国家吗？

平心而论，我们不是。

举个简单的例子，国际战略界大多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了东风41战略导弹的研制工作。但是直到今天，中国官方从未正式谈论过它。外界极其罕有的东风41运载车辆照片都是军事发烧友拍到的，无法证实。中国的习惯是，战略导弹成熟列装后才找一个机会拉出来正式亮相，研制过程概不论及。

还有，除了在大连建造的一艘中国国产航母有正式的下水消息，其他航母只要不下水，中国都不会主动提。外界对中国的意见常常抱怨我们“不够透明”，而不是中国用战略武器恐吓他国。

5月31日，辽宁大连，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圆满完成第六次海试，返回大连造船厂码头。来源：ICphoto

要是其他国家，有什么有力量的东西，早就吹出去了。恨不能杀手锏还在图纸上，或者刚焊上第一块钢板，就要拿出去产生战略威慑力了。中国的内敛是根深蒂固的，对战略力量的展示程序至今没变。

中国在南海建设岛礁，是向世界翘鼻子的事情吗？中国一直是南海上的低调者，我们完全有能力把九段线内被别国侵占的岛礁夺回来，但一直克制着。某国在1999年5月9日，借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头一天被炸，趁火打劫，把一条破军舰搁浅在南沙的一个中国岛礁上，咱们忍了这么多年，一直劝它把船拖走。中国在南沙扩建的都是处于咱们自己目前控制下的岛礁，没有为此把菲越控制的岛礁夺回来。而且建完岛礁后，也不向上面部署进攻性武器，只有一些防御性武器。

美国在世界到处建军事基地，随便就在盟国增加军事基地，增派军队或者部署威胁中国的新武器。比如它在菲律宾、新加坡、澳大利亚这些年都有新增军事部署。大家说，与美国遍布全世界的军事基地群相比，中国在南沙搞公开宣布主要用于民用的岛礁建设，应该算个事儿吗？这能算挑战美国的霸权了吗？

美国对中国搞“一带一路”耿耿于怀。老胡在媒体工作，从一开始就知道，“一带一路”是个倡议，不是战略，对此中国媒体特别认真，从来不写错。“一带一路”是开放的，遵从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欢迎所有国家参与。姿态放得这么低，态度这么诚恳，这哪有要与美国分庭抗议的意思？

更不要说台湾这边了，蔡英文当局如果不折腾，不拒绝九二共识，台海就是风平浪静的。中国大陆的所有反制行动都是对蔡英文当局激进政策的回应。

说说国内吧。国家为了鼓舞人心，凝聚社会，做了一些经济建设成就和科技进步的宣传。老胡新闻从业30年，一直知道国家有年年国庆前和每次党代会前以及重要政治事件前宣传建设成就的传统。另外中国还很爱搞各种长期规划，到2000年怎么怎么样，到2020年怎么怎么样，到2025年怎么怎么样。上世纪80年代就规划到2049年的事儿了，现在如果规划到2099年的事儿，按说都正常。老胡想说的是，这是中国的特点，是我们社会实现动员的一种方式，中国有百年屈辱，社会有时需要一些鼓励，这是国情。2008年，我们的奥运会开幕式很宏大，那对应的是中国人的一种心理需求。而且90年代初我们就申办2000年奥运会了，那一次申办失利，很多人是趴在自行车上哭的，那时我们很穷。

为什么过去这样做都没事儿，偏偏现在这样做，我们自我激励一下，制定一个规划，美国就跳起来了？不是中国变高调了，或者说我们高调还是低调不是主要原因，而是美国的对华心态变了，它不接受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它的60%以上并且继续向前发展了，它看中国处处都不顺眼，要向中国搞某种“战略摊牌”了。

就在不久前，莫迪总理宣布印度要在2030年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印度这样说，没事。德国搞工业4.0计划，也没事。偏偏就是我们几年前订的一个“中国制造2025”计划惹着了美国。

2019年5月23日，新德里，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印度人民党及其盟友在人民院、即议会下院选举中胜出。

自省是中国人的优点，但我们决不能用自省代替对世事变迁的感知和眺望。贸易战和科技封杀战是美国出于国家战略自私突然对中国实施的战略发难，它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错，中华民族的上进以及对自我上进方式的遵循都是我们的基本权利，这一份自尊和自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失。

我们可以也应当不断总结经验，包括根据现实需要调整策略，但我们不能为别人的蛮横自私背锅，即使遇到困难，我们也不能在精神上屈打成招，不仅不在别人对我们的指责书上按手印，更不能主动写忏悔书。我们可以谦让，还可以做必要的妥协，但是非决不能被压弯，无论进一步还是退一步，我们的头脑必须是清醒的，意志必须是泰然的。

是的，大国中唯一30年没有打仗的中国不能背“好战”的锅，勤勤恳恳的中华民族不能接受中国复兴是从美国“偷来的”指责，孩子们去西方留学，我们尤其不能接受对他们都是“中国间谍”的声誉抹黑。我们对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信奉十分真诚，为此老胡相信，自尊是起点，真诚和谦逊是路，勇气和智慧是我们走向目标的车和船。

谢选骏指出：胡锡进这条胡乱吸进屎棍愚不可及，他哪里知道，“马克思主义就是无耻的高调”！只要放弃了万恶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国的电棍”，美国就不会再动中国一根汗毛！我保证。不信吗？看看1949年以前的历史就知道了。

【第三十三篇  马克思主义就是诈骗集团的话术】

《支教美女14天诈骗话术：先聊天培养感情再实施诈骗！》（本文转自防骗大数据：FPData）报道：

网络电信诈骗套路时有更新，“美貌女大学生”为尽孝心卖茶叶等，这些听起来感人或带着美丽外壳的故事，其实都是骗局。此前，国内数个地方出现过，以“支教”为名义的“美女”骗子，让人防不胜防，近年来这个套路又有升级。

近日，某工地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小于，其微信被一名叫小芳的人添加好友。小芳称，自己在山区支教，刚与男友分手，小于出于同情，安慰了小芳。

在微信交谈过程中，小于感觉小芳温柔善良，尤其看到她朋友圈支教的照片后，更是深受感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两人相谈甚欢，感情迅速升温，小于觉得他遇到了真爱。因此，在“支教女孩”提出奶奶过生日发红包、自己过生日买礼物等需求时，小于丝毫没有怀疑，陆续发出红包，金额从10元、20元、30元，到520元、1314元。

接下来，重头戏登场了。小芳称，其亲生母亲去世，生前给自己留下一个茶庄，现在正与继母争夺茶庄经营权，条件是一个月内的营业额必须达到5万元，否则继母就要卖掉茶庄。小芳还在微信上给小于出示了一张三方协议。

小于对她深信不疑，为帮忙，他还从小芳处购买了1000元的茶叶，后来也确实收到了茶叶。几天后，当小芳提出营业额还差1万元时，小于想也没想，就出手相助了。

故事的结局可想而知，小于转账后，小芳迅速将其拉黑。仅仅一个月，小于付出了1.34万元的代价，终于醒悟。

诈骗团伙有“剧本”

其实所谓的支教女孩、卖茶女，都是诈骗团伙精心设计出的人物形象。在上述案件中，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出资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他们先是通过到“同行”公司进行卧底，获取了一份叫作“十四天朋友圈”的“话术本”，其实就是诈骗的剧本。

这些“话术本”，均系根据人际交往、培养信任的过程精心设计，犯罪嫌疑人按照“话术本”的剧情，一步步与被骗人建立信任、博取同情、实施诈骗。按照该“话术本”，犯罪嫌疑人从接触“目标客户”到最后实施诈骗，只需要14天左右。

该诈骗团伙购买了已加有大量微信好友的微信账号，又雇用美女模特拍摄大量生活、工作照后，雇请一批‘业务员’利用多个社交应用软件推送微信，到处加微信好友，再根据‘话术’套路与客户聊天，发展‘目标客户’。一旦发现社会经验不足的“潜在目标”，就频繁索取钱款来满足私欲，骗一个是一个。

这些“业务员”其实很多都是男的，他们先将自己伪装成漂亮女孩，比如美女支教老师、幼儿园老师等，并塑造清纯可爱、积极向上、孝顺父母的人设，按照话术，与“客户”聊天培养感情，并配发朋友圈日常工作、生活的场景图片；接着，哭说被男友无情抛弃，悲恸欲绝，以博得同情；

然后通过假装生病、过生日等方式博取被骗人的同情与信任，索要红包；最后，再编造出亲生母亲去世，自己与继母争夺茶庄经营权，条件是必须在限期内达到一定营业额，否则继母就要卖掉茶庄，谎称营业额还差数千元，恳求“客户”购买帮自己达成心愿。

网络社交中如何防骗？

首先要培养防骗意识，警惕经济上的来往，不向陌生人转账；其次，要保护个人隐私，不轻易透露自己的财产状况等信息；同时，要保持正确的投资、理财心理，规避高风险、不切实际的冲动行为；并且，要警惕对方发来的不明二维码、链接、App等，不轻易点击，不轻易扫码，避免财产损失。

谢选骏指出：“先聊天培养感情再实施诈骗”，是共产党“

先宣传培养阶级感情再实施阶级斗争”的翻版，从这一来龙去脉可以查明，“支教美女14天诈骗话术”，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实践的结合”。

《网络诈骗话术曝光：“军师”搜集案例预设多种套路》（原标题：江汉警方端掉两个网贷诈骗窝点，收缴“话术大全”，长江日报）报道：

“军师”编剧本——“攻心”套路深：“你好，请问有没有贷款的需要，我们可以办理无抵押网络贷款，通过‘内部渠道’提升额度，有兴趣了解一下吗？”你也许接到过类似的电话，收到过这样的短信……但肯定想不到，这些信息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骗局。近日，江汉警方通过深度摸排，顺线追踪，成功打掉两个以提升“微粒贷”“蚂蚁花呗”等网络贷款额度为名，收取保证金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33名，清缴作案电脑20台，手机50余部。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两起诈骗案件的查处过程中，警方还发现诈骗团伙用于培训的“话术大全”。8月29日，长江日报记者从警方独家获悉，其中一个诈骗团伙中扮演“军师”撰写“剧本”的嫌疑人李某（化名），讲述了他如何打磨“剧本”，为市民揭开网络贷款诈骗层层套路。

精心布局——前端广撒网，后端确定目标精准行骗：据办案民警介绍，诈骗团伙不仅分工明确，还有专人撰写“剧本”。诈骗团伙分为“老板”“主管”“组长”和“组员”四个层级，“组员”根据骗到的钱款拿提成，最高的每个月能拿到1万多元。“组长负责培训、管理组员，每天下班要仔细检查每个组员的诈骗所得，并将所骗金额汇总，汇到公司指定账户。”办案人员介绍，其作案手段为：先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电话号码，然后给这些人打电话，以“可以提高贷款额度”为幌子广泛撒网，一旦确定客户有贷款意向，他们就会要求客户加他们的工作微信。加上微信只是第一步，他们并不急于实施诈骗，而是和受害人聊天，增进感情，或吹嘘，或挑逗，或利诱，每种套路都有几十句甚至上百句现成台词，复制粘贴就能一键发送。等受害人“上钩”后，犯罪嫌疑人便声称“能保证提高贷款额度”，要求对方提供身份证号和近3个月银行流水，谎称需要评估其贷款能力，让受害人误以为他们是正规公司，一步一步骗取受害人信任，以达到诈骗目的。事实上，提供流水只是想查看受害人有无可骗资金。

撰写“剧本”——“攻心话术”让你一步步“上钩”：想要谈成“业务”，“业务员”的话术培训成为网络贷款诈骗入门必修课。从现场查获的“贷款话术大全”中发现，犯罪嫌疑人将目标瞄向资金急需者。确定目标，一番聊天后获取受害人信任。取得信任后，犯罪嫌疑人声称可通过“内部渠道”提升额度，“百分百贷款成功”，诱导受害者上当。待“客户”完善信息资料，对方很快告知：“审核成功了，需要美化流水、包装身份，你现在需支付一定的保证金。”如果“客户”不愿支付保证金，“攻心话术”就会上演：“前期是一个方案金，如果都是免费的，那我们也生存不下去，我觉得关键是能帮您办下来，后续可以循环使用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客户提出“现在骗子多，先办理下来再付钱”，犯罪嫌疑人就会回答：“您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也能理解，我们面对全国各地客户，甚至是有逾期和黑户的客户，如果这些客户依然出现逾期违规操作，对公司也有影响，因此这笔费用也是为了防止客户再次出现逾期行为。而且公司也需要向贷款银行进行打点，这些都是本钱，所以费用是提前支付的。”

为了完全取得受害人信任，“攻心话术”一次次上演：“我们公司就是专业办理这个的，如果办不成那我们公司早就倒闭了，您可以看一下我的朋友圈就知道了。您的想法我也理解，我们这边可以给您提供营业执照，我个人的工作牌，但是办理与否还在于您的一个考量，您觉得呢？”同时一再承诺由于技术失误造成办理失败，公司会全额退款。当受害人支付保证金后，第二天贷款没到账，“客户”追问时，犯罪嫌疑人就会声称“申报资料有问题”“国家风控收紧”等谎言进行拖延。长江日报记者看到，这套“剧本”从开场白、剧情渐进，直至回答客户质疑，都有明确标注。针对客户提出的各种问题见招拆招，比如如何获取对方信任、提额未成功等问题，“剧本”里也列明了详细的应对方法。

诈骗“军师”——搜集行骗案例预设多种套路：8月29日，长江日报记者从警方独家获悉，诈骗团伙中撰写“剧本”，扮演“军师”的犯罪嫌疑人李某（化名），还原了他如何费尽心机打磨“剧本”实施诈骗的。据悉，李某是一名90后，在武汉某高校学习电子信息专业，毕业后一直没有正式工作。由于缺钱，他便想出了电信诈骗的“致富”路。为此，他专门在网上搜集多种诈骗案例，学习诈骗方法，最终决定利用部分人对网络贷款不熟悉，又急于用钱的心态实施诈骗。为了让“剧本”更加逼真，李某研究了“微粒贷”“蚂蚁花呗”等正规网络贷款公司的办事流程，审批时需要的材料，再结合网上的诈骗案例，摸索总结出多种预设诈骗套路。李某交代，撰写“剧本”的目的是为了让“业务员”熟悉各种应对套路，显得他们很专业。“业务员”根据他们事先编好的“剧本”，一旦发现有贷款需求的受害者，就会按照剧本中的台词，要求对方提供身份证号和近3个月银行流水，谎称需要评估其贷款能力，让受害人误以为他们是正规公司。说起诈骗的“成功秘诀”，李某坦言：“剧本”是死的，人是活的，关键在于见机行事，掌握对方心理。李某称，有些受害人二话不说就给打钱了，丝毫没有怀疑；有些则需要多磨一会，说点“行话”打消其疑虑；有些则需与对方打心理战，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如果遇到警惕性高的就不浪费时间了。

网贷诈骗套路——

1、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电话号码

2、使用网络电话拨打受害人手机

3、以提高网络贷款额度为由广撒网

4、有贷款意向的便要求加“业务员”的工作微信号

5、与受害人聊天获取信任，等待受害人“上钩”

6、要求对方提供身份证号和近3个月银行流水，谎称需评其贷款能力，让受害人误认为是正规公司

7、谎称通过“内部渠道”提升额度，需要美化流水、包装身份，要求受害人支付保证金

8、按照“剧本”上演“攻心话术”破解受害人疑虑

9、受害人上当支付保证金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骗子失败了，所以锒铛入狱；如果成功了，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了。因为仔细想想就不难明白——马克思主义就是诈骗集团的话术。

《2018年十大网络诈骗经典话术，你中招了吗》（2019年01月17日法制日报）报道：

话术一：“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

你是否接到过这样的电话：“XXX，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对方甚至可以叫得出你的名字或姓氏，但我们又不知道他是谁。如果询问他是谁，他会严肃地责备你：“领导的声音都听不出来？”遇到这种电话要小心了，这多半是骗子冒充领导进行诈骗。

话术二：“外公家的茶叶滞销了，可以帮忙买一点吗？”

跟你聊了很久的美女突然可怜兮兮地对你这么说，你还忍心拒绝吗？这一招正是骗子的美人计。这一经典话术出自风靡各大社交平台的“卖茶女”类诈骗。诈骗分子往往伪装成美女在社交平台加好友，与受害人套近乎、聊天和谈心，再以帮忙打理外公在福建武夷山茶庄为由，撒娇或者以外公病重博取同情，要求对方购买茶叶。

话术三：“看到通讯录好友推荐，以为是熟人就加了”

你在使用微信或者其他社交类软件时，是否遇到有人添加你为好友，请求显示来自通讯录好友的情况呢？当心，这可能是今年特别流行的交友诈骗。由于很多人的社交平台账号是与手机号码绑定的，利用这一点，诈骗分子会事先搜集手机号，先存在自己的手机通讯录里，然后通过微信的添加朋友选择手机联系人，这样就可以造成对方通过手机通讯录添加的假象。

诈骗分子往往伪装成美女，在添加完好友后，又会以“看到通讯录好友推荐，以为是熟人就加了，看来是我存错朋友号码存成你的了”为说辞，打消对方疑虑，之后还会以缘分为由继续交往，获取你的信任，再进行诈骗。

话术四：“你的快递丢了，我们将进行双倍赔偿”

终于等到电商促销清空了购物车，却被告知快递丢失，但好在可以双倍赔偿。别高兴太早，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去电商官网求证，当心诈骗分子冒充客服或快递公司骗你登录钓鱼网站，盗走你的账号信息。

话术五：“免费提供长期贷款，无担保”

谁都有手头紧的时候，但天上可不会掉馅饼。遇到有人向你推荐无担保贷款要小心了，诈骗分子会声称贷款必须先付保证金或者部分利息，并要求你自己办理一张银行卡，先打一笔企业验资款到账户上，证明你的还款能力，然后开通电话查询功能供他查询，实际上诈骗分子利用新办银行卡的初始密码就能把你的钱转走。

话术六：“您的银行账户涉嫌洗钱”

电话那头，伪装成公检法、运营商人员的诈骗分子先拿你涉嫌洗钱、发送诈骗信息等话术唬住你。如果你不信，诈骗分子甚至能给你发来身份证明、公函等。一旦吓住你，他们就会套路你把账户里的钱转到监管账户进行审查。

话术七：“教大家一个网上日赚XX元的方法，在家用手机就可以做的兼职”

找网络兼职需谨慎，小心没赚到反而被骗。网络兼职五花八门，但赚钱可没那么容易。找兼职要上正规的招聘网站，不要轻易在网上透露个人信息。不要从事不合法的兼职工作，否则不仅容易上当，可能还会犯罪。

话术八：“您的微信需二次实名认证”

自己的微信号明明已经通过了实名认证，却再次收到所谓微信支付的官方信息：根据网络刑法明文规定，严厉打击网络诈骗，由于您的微信账户尚未二次实名认证，即将冻结账号，请点击链接重新认证。而你一旦点了链接，就可能感染病毒，泄露个人信息，危及财产安全。

话术九：“推荐股票，稳赚不赔”

股市行情跌宕起伏，一些并不成熟的股民散户习惯指望所谓内幕消息一夜暴富，在股市上赚大钱。如果有人告诉你，听他(她)荐股，今天买了，明天赚，你会不会心动？那就交会费、加QQ群或微信群。给你推荐的股票不涨？诈骗分子会告诉你继续交会费，要升级到高级会员才能给你推荐收益高的股票。

话术十：“低价出售游戏币”

看到这种好事要小心了!众多大型网络游戏的风靡吸引了大量玩家，大多数游戏需要玩家购买装备或虚拟货币，游戏币诈骗也应运而生。诈骗团伙先以低价诱惑游戏玩家购买游戏币，玩家上钩后，再以需要开通VIP、资金被冻结需解冻、注册账号时银行卡号填错了等多种理由，一步步套路游戏玩家，诈骗钱财，制定请君入瓮的作案流程。

谢选骏指出：从1917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到2018年“2018年十大网络诈骗经典话术”，你不中招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内革命战争、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经典话术的具体实践……那早在网络时代开始之前就运用得相当纯熟了。总结一句，马克思主义就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它用“穷人解放”的话术煽动暴乱，结果穷人并未得到解放，反而是得到了更加深刻而普遍的贫穷。

网文《话术》报道：

话术，意思是说话的艺术，以“察颜观色”，“一物百拟”，“用情至深”，“行文诡辩”著称于世。中国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话术摊开的。它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做人做事的技巧，安身立命的法门，平步青云的“官道”，治人控场的手腕。话术虽然只是一门说话的技巧，却依“心”而生，同权术，心术，并称“安身要术”。

话术外文名曰“The art of speaking”，又名“说话的艺术”，著称“察颜观色”，“一物百拟”并称“安身要术”。

话：1说话2做人做事说话的3说话为人处事的4语言的

术：1技巧2方法3艺术4手段手腕

话术：

1、说话做人的艺术，一般多用在仕途和商道之上；

2、说话的技巧，可以更加完善的表达出自己的意愿，收获到良好的结果或者自己预期的结果；

3、说话的方法，使用各种行文，语速的方法，可以恰当的表达出自己应该表达的意思，比如抑扬顿挫，排比，拟真等；

4、是一种统称，是对于心术、权术等一系列为人处事技巧的统称，表达出某人很是心思敏捷、才智过人的特点。

谢选骏指出：受害人为何上当？一是因为自己贪心，二是因为自己有鬼。“中国人民”就是一个典型的受害者团体。

【第三十四篇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金融投机】

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这样评价革命理论家马克思：“这个人在150年前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对此我们必须引以为戒。”这句话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金融投机之间的血缘联系。难怪网络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

《索罗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不远了》（每日頭條 2016年10月20日），这篇报道是这样说的：

有位朋友和基金经理最近写道，乔治·索罗斯所嗜好的一鸣惊人的成功投资之秘诀在于，他愿意继续持有“大仓位（big positions）。”

在他最新的书中，索罗斯先生警告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不远了——真正是一个大仓位，对于其他人的亿万美元以及他自己的少量美元来说，他试图预测可能会发生些什么。

正如评论家们欣喜地指出，到目前为止，金融市场对他残忍的预测提不起什么兴致。事实上，上一个秋天，亚洲风暴最糟糕的态势似乎快要过去的时候，这手稿上的墨水是干的。公平地讲，我们能现实地指望从一位68岁的匈牙利移民自鸣得意的先见之明的见解和赚钱记录中，估计一个漫长的繁荣/萧条周期的精确顶部或底部几乎是不可能之事。“萧条通常都是压缩的”，索罗斯先生写道，“（但是）这种情况持续相当长久，且发生在不同时代以及系统各式各样的部分中……萧条之漫长充分表明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复杂性。”

只有最洋洋得意的旁观者会认为市场已经把这场厄运称为商贩的虚张声势。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濒危的开放社会》（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Open Society Endangered）原本打算漫谈索罗斯哲学及位列其核心的一些晦涩难解的概念。索罗斯先生声称，他六个月前曾意识到全球系统的那些缺陷，1997年7月泰铢的崩盘暴露了它们，除此以外，这一事件，以及（尤其是）一年后俄罗斯金融的彻底垮台，给他的巨著提供了一种关注时下的紧迫。用他所相信的一个框架来武装起来，以解释他周围的戏剧性事件，他联络他的出版商，草草写下，然后匆忙付梓。

时间，当然，是一切——在图书出版以及股票市场中。尽管这本书的“市盈增长比率/遁辞（peg）”是引人注目的，匆忙之中抓住了更广泛的受众，索罗斯先生满足于一个带有许多重复段落的有缺陷的手稿、前几章中一种相当冗长的抽象风格以及间或使范例分析适应他早先所提出的理论的一种自觉努力。

索罗斯先生以一种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角色现身本书，然而不是因为他的远近闻名的/声名狼藉的（notorious）投机或慈善行为。这样的组合，毕竟是比较常见的。不，使索罗斯先生引人注目的是，与过去20年间大多数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不同，他不再迷恋于市集/市场（marketplace）的魔力。

本书的主要论题，事实上，那就是像纳粹德国和苏联一样的那些极权主义政体（totalitarian regimes）对哲学家卡尔·波普尔1944年拥护的开放社会构成了主要威胁，因此，全球资本主义是当今公民社会（他称之为一种自由、多元的民主政治）的最大挑战。

对于索罗斯先生来说，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有两大原始缺陷。第一，是金融市场的内在波动性，这一缺陷被那些他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market fundamentalists）的人们所忽略，他们相信市场像钟摆一样摇摆。这种“均衡/均势”（equilibrium）理论基于一种与自然科学错误的类比，在那些自然科学中，物理对象独立于任何人的思考，自行活动，进而，“科学的方法”可以因此而被应用。

金融市场（Financial markets），相比之下，试图预测一个未来，这取决于人们在当前的决定。它们正在积极地创造它们反过来反映的现实，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反映现实（Instead of just passively reflecting reality, they are actively creating the reality that they, in turn,reflect）。当前的决定与未来的事件之间有一种双向的联系——索罗斯称它为自反性（reflexivity）——这就导致了反复无常的市场行为，在国与国之间摇摆，以击倒那些相对的弱国而告终。他说，相较于温和的钟摆，这是一个更具有破坏性的球。

（索罗斯先生2015年8月写信给《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呼吁对卢布贬值进行控制——从而引发了它应该避免的危机——可以说，是一个关于自反性的经典例证。）

甚至不只是市场紊乱，索罗斯先生谴责“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方法已经侵入到远在商业和经济以外的各个领域，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的方式被越来越多地视为相互作用的、基于契约的关系，用一个单一的共同特性来衡量：钱。

从历史上看，民主政治对资本主义体系来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平衡物，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索罗斯先生相信，没有单个的国家能够抵抗它的威力。集体决策机构要么不存在，要么不能有效地干预（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institutions either do not exist or are not able to effectively intervene）。虽然值得庆幸的是，观念上的全球资本主义（ideological global capitalism）已经扫除了腐败国家，但是索罗斯先生担心的是在它暗中削弱具有改革想法的政府（reform-minded governments）乃至毁灭自己之前将要有多久。

在这种瓦格纳式的背景衬托（Wagnerian backdrop）与近来发生事件的更详细的记述之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逐渐改变了方向。索罗斯先生持有这样的信念，去年发生的事件是基于银行系统中各种缺陷的组合的“虚假底部”，表现为俄罗斯的彻底垮掉；“外围”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的行动似乎是选择退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中心”）对这场危机的不足反应。索罗斯先生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有利于贷方以牺牲国家为代价，以及它阻止危机之无能（不是简单地回应）。然而，绝非呼吁废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索罗斯先生想要一个更强大的国际监管框架及相关机构，它们能够像它们在它们的国内市场一样采取行动。

索罗斯先生提供的处方不像他分析的那样有说服力，但很难没有顾虑感地去读这本书。也有人佩服他作为市场的参与者，严格地分离其道德立场的能力——“我不需要担心我行为的后果”——与之相随的是他作为人类的一员的明显的担忧。我们其余的人可能没那么容易发现这种区别，但它至少与他所信奉的哲学相符。

谢选骏指出：索罗斯的上述言论使我相信，索罗斯不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金融投机之间的血缘联系，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本人就是这一联系的化身。这并不奇怪。

首先，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缺乏资本的资本家”，他没有资本，却希望白手起家，通过煽情文字来建立资本帝国。

其次，马克思的金融投机就是通过策动革命来控制市场，这一点在列宁那里实现了。

最后，索罗斯虽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却无法像马克思那样进行理论欺诈活动来操纵市场、建立神权，也无法像列宁那样通过暴力恐怖活动来操纵市场、统购统销，他只能在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社会体制内活动，但是对此他是心有不甘的，因此有他鼓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不远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了。

【第三十五篇  马克思主义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低端人口 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的不祥之兆》（2017-11-29 端传媒）报道：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用结果肯定过程，抹杀基于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度，一定是对“人生来自由平等”的观念不但陌生、且怀疑和嘲弄的社会。

特朗普总统来早了几天。不然，北京市政部门强行驱赶外来人口的举措，其速度和力度会让他感叹不已。

严查和驱逐外国非法移民一直是美国的国策，这么有法可依、理直气壮的事，怎么执行起来比北京清理外地人口还理屈词穷、束手束脚？警察不能随便要人出示身份证，不可以随便上门检查，哪怕非法移民身份被确认了，媒体甚至司法系统也偏袒他们，还会有移民律师去帮他们，把他们从看守所里捞出来。更有甚者，还有好些城市宣布自己是非法移民庇护城市，那里的警察竟可以不理联邦政府的命令？！

这样看来，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真是有制度原因的。要是特朗普总统了解为啥中国能这么雷厉风行，美国为什么拖泥带水，他一定会在 Twitter 上对媒体说：对不起，你们说我歧视这个侮辱那个，我刚从中国学会了一个词来回敬你们：“Low-end population（低端人口）， You fake-news guys gotta know what they call their own people。”（你们这些制造假新闻的家伙真该好好听听他们是怎么称呼自己同胞的。）

“低端人口”无疑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指称，查考下来，在北京市一级的官方文件中没有见到这样的说法，有的只是“优化”、“控制”和“疏解”这些含糊而中性的名词。但在区一级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或报告中，“低端人口”的说法则频频出现。而在实际做法上，现在所发生的就是将外地在京弱势群体、尤其是集中居住在一些在安全和卫生方面有重大问题的群体在严寒中强制赶出，等于坐实了传言中的清理“低端人口”这个说法。

这里的问题是：对于这样一个公然歧视性的社会性敏感词，官方本来就应该以对待政治性敏感词的那种速度和力度及时去澄清，制止其传播，划清政策界限，而不应该麻木不仁，无所作为，从而在实际上放任基层政府在贯彻政策上的蛮横。在世界其他国家听来，“低端人口”是近现代历史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直白的用法，对此特别敏感的人甚至会忍不住产生一些可怕的联想。

“低端人口”一词迅速而广泛的流行，触动了这么多人的神经，即使是在被否定的意义上，也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在当今中国繁殖的不祥之兆，而对在京外地底层劳动者在严冬的粗暴驱赶又证实了这一点。在外人看来，一个崛起的强大的中国似乎可以不顾起码的人道主义原则，对底层弱势群体为所欲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所以，对于“低端人口”一说的流行，应该超越特定的城市管理的政策范围，也不能满足于官方从来没有正式使用过它的澄清（事实上，今天世界上恐怕真的不会有任何政府会使用这样的字眼），而应该通过分析它背后更为久远和广泛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它在当今中国会被构建出来并在正反两个意义上受到迅速传播。

上海学者许纪霖先生早几年就近代史上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和大国言说之间的联系做过历史的分析和现实的批评，也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法家的富国强兵理想是一致的。当时恐怕很有些人会认为那是做思想史的人想得太多，但现在看来很不幸，他的话不过是预言了而不是防止了这个令人心寒的发展。

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把在自然界是中性的法则拿来掩盖由权力关系决定的过程，用结果肯定过程，抹杀基于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

“低端人口”一词成为话题，一定意义上说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变种甚至丛林法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超越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的内在驱动力。这个西方传来的主义在中国为成王败寇的帝王逻辑提供了“科学”的注脚，所以和传统一拍即合。红色话语中所谓“历史选择了我们”就是典型的政治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命题：适者生存。我们赢了，这个最终结果就说明我们该赢。只要我们今天仍然掌握着权力，我们就是成功的，成功就说明有历史的必然性。这个政治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只认成功，它本身就排除了两个追问：一个是你为了成功使用了什么手段，另一个是为了你的成功人民付出了什么代价。

今天有很多人质疑八十年代最终悲剧性地失败了的那个理想主义，包括很多当年的理想主义者和海外的“人血馒头”消费者。他们会说：今天中国的崛起就说明当时幸亏没有追求那个理想主义的政治。更有甚者，他们不屑和你争辩，而是嘲笑所有怀念和坚持那个理想主义的人是 loser：你们的出走、消声、边缘化和被遗忘就说明你们被“无情的历史”自然淘汰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把在自然界是中性的法则拿来掩盖由权力关系决定的过程，用结果肯定过程，抹杀基于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它甚至跳过论证，直接告诉你现状就是论证，所以它本质上是为现实的权力关系辩护的逻辑。你在现实中是失败的和处于底层的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说明你是 loser。它排除这样的疑问：有没有某种社会不公正使得你成为loser，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户籍所在甚至生理性别使得你先天就处于难以和别人平等竞争的地位。每年“两会”上那些维护特权、压制弱势的奇葩提案多少与此有关。“低端人口”不过是听上去更科学和统计学一点，但却更让人脊背发冷。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专制政治是天然盟友，因为它不问过程，只看结果，所以凡是在它盛行的地方就会有对专制权力的崇拜和对强权的心服口服，对强人政治的津津乐道。很多人对具体的社会问题牢骚满腹，但一说起权力本身和它的代表便肃然起敬。他们很多人并非出于惧怕，而是从心底里对权力敬服、顺服。从反面来说这也就导致对自己地位的认命，因为自己也不过是个 loser。不但如此，社会达尔文主义还和道德犬儒主义也是连体儿，因为它用成功本身解释一切：凡是有助于成功的手段都是天经地义的，而道德会让你有所顾忌，这就束缚了你的手脚。

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无视甚至否定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因为生存的目的就是通过竞争取得各种意义和程度上的成功。人生如果在竞争的意义上是不成功的，那就不但是失败的，而且是不值得别人关注甚至自己怜惜的。所以，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度，一定有很多自轻自贱的人，别人的命不在他们眼里，他们也不会把自己的命当回事，这就是互害社会的心理基础。

至于自由平等这样的观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处于两个世界，完全不平行。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度，一定是对人生来自由平等这样的观念不但陌生、而且还怀疑和嘲弄的社会。它认定这些观念不是假的就是虚伪的，那些既鼓励个人成功又提倡自由平等观念的社会，一定是用它们作为口号骗了人才成功的，要是信以为真就犯傻了，所以自己的社会更诚实、更求实、更务实。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低端人口”这个概念和相关措施很可能让很多人本能地想起了长期以来有实无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这个政治定期通过“自然选择”——即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人群，挑选形形色色的“分子”（也即"loser"）作为牺牲，同时让那些没有被牺牲掉的不但感受幸运，甚至觉得优越，不但对同类成为loser漠然置之，还可能帮着落井下石。它把灾难说成是学费，把死人说成是代价，他们无非都是为“成功”垫底。为了这个成功，还有更多的低端“分子”要被牺牲掉或者是清洗掉。今天他们消失了，明天就被忘掉。

通过制度安排和意识上的潜移默化，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已经腐蚀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早已不再局限于狭义的政治。中国人当今的等级观念和由此产生的优劣之分不只涉及权力和金钱，还有户籍、工作、住房、汽车、外貌和年龄，已经到了非常自然习焉不察的地步。

例如，很多即使对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不平等愤愤不平的人，也会对“颜值”这个说法毫无反感。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果“颜”可以有算得出的“值”的话，那么美就变成了把人划分成高低贵贱的等级，具有了可以交换的价值，包含着可以借此索求的利益，颜值高的人就有了在生存竞争中受到承认的比别人优越的资本。所以，“颜值”在社会意义上的使用，和沿用了几千年的个人意义上的“漂亮”、“美丽”等等字眼所表达的单纯的审美感是不一样的，它是当代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美学观。如果一个社会在公共话语中不但普遍容忍而且为“颜值”津津乐道，那就说明它公然藐视对每个人的人格之尊重；它不但赋予少数人以容貌傲人的社会特权，也意味着多数人甘愿自轻自贱。

在这样的社会，出现“低端人口”的概念毫不奇怪，社会意义上的平等和政治意义上的民主也必然面临社会心理上的强大阻碍。

谢选骏指出：上文似乎面面俱到，甚至引述“上海学者许纪霖先生早几年就近代史上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和大国言说之间的联系做过历史的分析和现实的批评，也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法家的富国强兵理想是一致的。”但是，许纪霖只敢指责法家，不敢明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是“低端人口”的思想根源——因为许纪霖他吃的是共产党的饭，当然不能砸共产党的锅。他哪敢指出，二十一世纪的“低端人口”就是二十世纪的“阶级敌人”的新说法。许纪霖真是误人子弟！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就是典型的社会进化论的分析。社会进化论的分析必然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政治。达尔文主义的政治结果，在列宁主义那里，就成为对“低端阶级人口”的血洗；在纳粹主义那里，就成为对“低端种族人口”的灭绝；在邓小平主义这里，就成为对“低端经济人口”的驱逐……许纪霖应该知道，上述行为的总病根，不是法家，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

【第三十六篇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人类的牲口哲学】

网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1845年稿本）报道：

１．关于费尔巴哈

一、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a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a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三、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四、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

五、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

六、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１）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２）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七、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八、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九、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十、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十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写于1845年春，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8页）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人类的牲口哲学。为什么呐？因为两脚牲口卡尔马克思说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为了说明这个口号，这头长毛牲口还专门写了一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文字，并被他的猪狗门徒们编辑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3卷的第6到8页里；还吹嘘说“马克思这句名言深刻地表明了新世界观与以往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同时也阐明了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

其实呢，马克思这头德国出圈到英国的多重杂交的变态牲口哪里懂得，“解释世界”才是人所特有的理性行为，而“改变世界”则是连蚂蚁都会熟悉的牲口行为——蚂蚁在愚公移山的时候、驴马在自力更生的时候，不也是在改变世界吗？甚至连草木的繁衍，也是在改变世界的生态环境……但唯独有人，在解释一切世界，在思考一切世界，所以是这样的人，“把猿猴变成了人”，而马克思主义却企图开历史的倒车，再把人变成改造世界的工具，变成比猿猴都不如的牲口。马克思主义的反人类罪行，由此可见一斑也。

网文《马克思论费尔巴哈》（恩格斯1888年发表的稿本）：

一、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a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a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三、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

四、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因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对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并在实践中加以变革。

五、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

六、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１）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２）因此，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七、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八、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九、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

十、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十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卡·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弗·恩格斯于1888年作为他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单行本的附录第一次发表，按照已根据卡·马克思的手稿校订过的1888年的版本刊印，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页。）

（注释：[1]“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卡·马克思于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写成的，写在他的1844—1847年的“笔记本”中。1888年，恩格斯把它附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单行本中第一次发表出来，并指出了它的写作时间和地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根据恩格斯给“费尔巴哈论”写的序言加的。在该书附录中这些提纲的标题是：“马克思论费尔巴哈”。在马克思的“笔记本”中的标题是“关于费尔巴哈”。

为了使读者对马克思的这个不是为出版而写的文件更容易理解，恩格斯在1888年发表它的时候曾作了某些编辑上的修改。在本卷中，它的形式和恩格斯所发表的形式一样，只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增加了一些在1888年版本中所遗漏的着重点和括弧。——第3页。）

谢选骏指出：哲学所探讨的，表面上是世界的本原，其实是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而马克思主义者却故意抹杀了这一点，一定要说它们的唯物主义就是世界的本原，太荒唐了不是吗。如说不荒唐，那只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牲口哲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牲口的哲学，而且还是一种用来训练牲口的哲学。谁想摆脱牲口的命运、做一个真正的人，谁就不得不反对马克思主义。

【第三十七篇  马克思主义是集体恐怖主义的“纵火犯战略”】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恐怖主义》（托洛茨基）写道：

我们的阶级敌人习惯控诉我们的恐怖主义。然而，他们所指涉的意义却不甚清楚。他们习惯于把任何有害资产阶级利益的劳动人民行动都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罢工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主要的恐怖主义手段。罢工的威胁、组织罢工纠察队、对使唤奴役工人的老板所作的经济扺制、杯葛劳动阶级中的背叛者等等，这些行为都被他们称为恐怖主义行动。如果所有惊慑、伤害敌人的行动都被理解为恐怖主义，那么所有阶级斗争行动都不过是恐怖主义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布尔乔亚统治菁英是否有资格出于义愤来谴责普罗大众的暴力行动，尤其当他们整部的国家机器——法律、警察与军队是用于资本主义暴力统治的镇压之用时。

但是，必须注意到的是，当他们斥责我们使用恐怖主义时，他们也想使（有时并非出于自觉）“恐怖主义”的字义定得比较狭窄以及较为直接。在这种狭义解释下的恐怖主义，工人破坏机器也属于恐怖行动之一。杀害雇主、威胁对工厂放火、威胁杀死厂主、谋杀或是用手枪对抗政府人员等等，这些都属于真实意义下的恐怖行动。不过，任何对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有真正认识的人应该知道，这种恐怖主义不但为社会民主主义反对，而且是同它水火不容的。

为什么？

藉罢工达到的“恐怖主义”，或是实际领导一场罢工，是工厂工人才作得到的。罢工的重要社会意涵是奠基于以下二点：一是罢工所影响到的企业或工业部门的规模，二是工人组织与纪律的程度，以及实际行动的准备。这对一场政治性的或是经济性的罢工都同样地确实。罢工此一手段之继续成为斗争手段，是源自无产阶级在现代社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

贬低群众角色

为了能持续地发展，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议会这个上层结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够永久地将普罗大众隔离在政治贫民窟，它迟早必须开放给工人参与议会政治。普罗大众的群众性以及他们政治上的水平——这些都被其社会角色，以及最主要的，生产角色所决定——遂在选举中表达出来。

如同罢工一般，在选举此一斗争的手段目标和结果上，普罗大众的社会角色和阶级力量是根本所在。只有工人可以领导罢工。被工厂挤掉生计的工匠、用水被工厂污染的农民，或是四处掠夺的流氓无产阶级都可以捣毁机器、烧了工厂或谋杀厂主。只有具有阶级意识与经过组织化的工人阶级有能力送出强有力的代表到议会中为工人争取利益。然而，若目的只在于谋杀重要的官员，你就不需要组织化的群众来作你的后盾。

炸药制作方法对任何人而言都很容易得手，手枪也是处处可得。但社会民主主义所进行的是社会斗争，其手段与方式必须根源于当前的社会秩序的性质；而在恐怖主义那里，纯粹是了无新意的机械反应——在中国就如同在法国一样——行动外观十分骇人（如谋杀或是爆炸等等）但是对社会制度的运作却毫无损害。

即使只是一般规模的罢工，也会产生一些社会性的结果。例如增强工人自信、壮大工会力量，偶尔也可能会改进生产技术。然而，去谋杀工厂老板所达到的效果不过具有警察性质，或者是更换工厂老板这种毫无社会重要性的结果。恐怖行动——即使是场“成功的”行动——是否足以让统治阶级陷入混乱之中，需要依靠当时具体的政治环境。但在任何状况下，这种混乱都只会是短暂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政府部门之上，因此也无法靠摧毁它们来达到消灭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统治阶级永远可以找到新的人来填埔空缺，国家机器也会保持完整而持续运作下去。

但是由恐怖行动所制造出的混乱，对普罗大众的危害是甚于统治阶级许多的。如果大家配枪自我武装就能够达到目标，那为何还要致力于阶级斗争？如果少量的火药和铅就足以射杀敌人，那为何还要作阶级组织？如果用炸药的巨鸣就可以恐吓到显要人士，那为何还要组织政党？如果单枪匹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瞄准议会中的部长席位，那我们为何还需要议会、群众的讨论与选举呢？

个人的恐怖主义之所以不为我们接受，乃是因为这种作法不但贬低了群众的重要性，加强他们的无力感，并要群众把希望放在一位可以代替群众力量的伟大复仇者、解放者身上。无政府主义的预言家大可高弹甚么“以行动来宣传”的论调，力主恐怖行动对群众能产生提升及利剌激作用。理论上的考虑与政治经验证明了相反的结论。当恐怖行动的“成效愈着、影响力愈大”时，他们也就更严重地削弱群众对自我组织与自我教育的兴趣。但是，当混乱的烟幕消逝、恐慌不再时，继位的部长接班人出现、生活再度回到常轨，资本主义的剥削巨轮运作如常；警察暴力更加强大与残暴。明亮的希望与兴奋之后最终却只是幻灭与冷漠。

扑灭罢工以及工人运动的尝试总是以失败告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需要的是主动积极、富机动性以及智慧的群众；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长久地束缚住群众的手脚。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宣传每每表示，国家不论是在物质毁灭或是技术压迫上总是比恐怖主义组织来得强大许多。

如果真是如此，革命的地位是什么？

是否因为这些事情，革命就不可能了呢？完全不是这样。革命并非是简单的机械手段的集合。革命只有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才会产生，并且只有在身为普罗大众的社会任务时才会取得成功。群众的政治性罢工、武装暴动和夺取政权——这些是否成功均取决于生产的发达程度、阶级力量的团结状况、普罗大众的社会力量，以及军队的社会组成成份，因为武装力量在革命时刻决定了政权的命运。

社会民主主义由于能掌握现实，因此不会避开从既存的历史条件中发展出来的革命；相反只会睁大眼晴迎接革命。不过社会民主主义反对一切以人工办法强行推进社会发展的手段与方法，以及使用化学物来代替普罗大众革命力量的不当作法。这一点是同无政府主义相反的，而且是直接同他们斗争的。

在恐怖主义未提升到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前，它最初是一种个人式的报复行为。它首先在沙俄出现，因为沙俄是一个典型的恐怖主义之地。对政治犯的施虐迫使维拉．查苏李奇用暗杀特列波夫将军的方式来表达愤怒。她的例子被缺乏群众基础的革命知识分子所模仿。这起初未经考虑的报复行动，在1879到1881年之间发展成为完整的制度。西欧或是北美的无政府主义者会，总是在政府犯下处决罢工者或政治犯等暴行之后爆发出刺杀等报复行为。恐怖主义最重要的心理根源总是来自复仇的情绪的发泄。

花费笔墨去说明社会民主主义和那些廉价的道德家并无共通点，并无必要，因为那些道德家总是装模作样地发出严正声明来响应恐怖主义，同时对人类生命的绝对价值作出郑重宣告。这同一批人在其它场合，就会打着其它纯粹价值的旗号，例如国家的荣誉或是皇上的赫赫声威，来将成千上万的人民推入地狱般的战争之中。今天，他们的国家英雄就是那些宣布私有财产神圣地位的部长；在明天，当失业的工人用绝望的双手紧握尖锄、武器时，他们又会开始胡言乱语，说一切的暴力都不足取。

无论那些宦官或是伪善者怎么说，复仇情绪本身是正义的。复仇情绪增强劳动人民的道义力量，因为这让劳动人民不致于对这个本可美好一些的世界，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不是要去浇熄普罗大众那未被满足的复仇情绪，相反地，应该是要一再地激励、增强与引导群众对于真正不正义的义愤。

如果我们反对恐怖行动，那是因为个人的复仇行动并不能满足我们的目的。在资本主义制度里，我们所要与之决一雌雄的对手实在太强大了，不可能把它的几个部长当作是它的真身。我们要学懂去把一切违逆人道的罪行，包括把人类的身心臣服于种种屈辱，看成为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扭曲的结果及其表现形式，以便我们把所有精力都导向反对这种制度的集体斗争；这才是我们那烘烘复仇烈火应该漫延的方向，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最高道德上的满足。

个人恐怖主义的破产

（本文写于1909年。当时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战斗部的领袖阿瑟夫(Yevno Azef)，被揭露原来是沙俄秘密警察。他甚至曾负责谋杀雇用他的那个部门的部长。本文是从这个案件来开始讨论个人恐怖主义的。） 

整整一个月，俄国与全世界每个有能力阅读与反思的人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在阿瑟夫。他的“案例”经由报纸，与市议会里要求质询阿瑟夫的辩论记录，而为人所知。

现在阿瑟夫有时间能够退身到幕后去了。他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的频率愈见稀少。然而，在阿瑟夫真正地为历史洪流所淹埋之前，我们有必要为一些主要的政治教训作出总结：不就阿瑟夫的阴谋本身而论，而是以恐怖主义整体以及国家中主要政党对它的态度来作讨论。个人恐怖主义成为一种政治革命的手段实是俄国的“民族”贡献。

当然，刺杀暴君的历史就如同暴君本身存在的历史一般久远，而每个世纪对于那把象征解放的匕首也谱出了无数纪念的圣歌。

系统性的恐怖行动任务旨在消灭一个又一个的总督、部长以及君主。这也是1880年以来“人民意志”成员所制订的实行恐怖的纲领。为使自身能按照绝对君主主义者的官僚科层制度作出调整，这种恐怖主义也制造了自身的革命官僚，而这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独特创造力的产物。

当然，个中必有个根深蒂固的原因。我们可以在俄国专制主义的性质及俄国知识分子的性质去寻找。在使用机械手段摧毁绝对君主专政此一主意能够流行起来之前，国家的机关必须被视为一种纯粹外来的强制机关，且在社会组织中并无扎下根柢。而这恰恰是革命知识分子眼中的俄国君主制。

俄国恐布主义的历史基础

Historical Basis of Russian Terrorism

这个幻影具有它自己的历史基础。沙皇专政是在文化先进的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形成的。为了保有自身的竞争力，专制政权极力榨干普罗大众，而藉此也切断最享特权的阶级的经济基础。因此，这些阶级不能把自己提升到西方特权阶级所已达到的政治地位。

除此之外，在十九世纪还有欧洲股票交易所的巨大压力。沙皇所贷款项愈多，俄国独裁政权就愈少依赖国内的经济关系。

由于欧洲资金之助，独裁政权可以用欧洲军事技术武装起来，并且发展成高踞于所有社会阶级之上的自足组织（自然是在相对意义上的自足）。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产生用炸药来粉碎外来上层结构的想法。

知识分子是在西方直接而立即的压力下发展；

就如同他们的敌人（即国家）一样，他们也大大超前于国家经济水平。只是国家是在技术上超前，而知识分子则在意识型态上超前。

然而在欧洲其它古老的布尔乔亚社会里，革命思想的发展多少与广泛的革命势力的发展齐头并进。而沙俄的知识分子，却在国家经济发展能产生他们赖以得到支持的认真的革命阶级之前，已经因为得以接触西方的现成的文化与政治思想，而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

为历史淘汰

Outdated by History

在这些情况下，除了藉由硝化甘油的爆发性力量来增强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之外，他们再看不到别的出路。民意党的经典的恐怖主义由是而生。

大体而言，后继的社会革命党人也是下述历史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是自足的沙俄的国家独裁政体，另一方面则是自足的沙俄知识分子。

但是，二十年的经过并非没有带来影响，在第二波恐怖主义者出现之时，他们却不过是不肖门徒，面上打上“为历史淘汰”的标记。

1880与1890时的资本主义“狂飙运动”时代制造并强固了更广大的工业无产阶级，持续地摧毁乡村的孤立的经济体制，并逐渐地将其与工厂和城市紧密的连结。

在民意党人身后，革命阶级真的并不存在。而后来的社会革命党人呢，却是闭眼不见革命的无产阶级，或至少是没能衡量革命无产阶级的全部的历史意义。

当然，任何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从社会革命党的文献中找出成堆的引文，用以表述他们并非以恐怖行动代替群众斗争，而是与其同心协力。不过，这些引文所能证明的是，这些恐怖主义的理论家的斗争对象竟然就是群众斗争的理论家，即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这并不会改变事实。就恐怖行动的本质而言，它需要集中的能量来成就那“伟大时刻”，即高估个人式英雄主义的重要性，这样的一种“神奇”密谋即使不是在逻辑上，也会在心理上变为完全拒斥在群众中进行鼓动与组织工作。

对恐怖主义者而言，整个政治领域中只存在两个重点：政府与恐怖主义者的“战斗部”。“政府准备与所有其它党派和解”，当Gershuni（社会革命党战斗部的创立者）面临死刑时，他写信给他的同志，“以便他们能倾全力粉碎社会革命党”。

Kalayev（另一位社会革命党的恐怖主义者）在类似时刻也写道，“我坚信，由这个战斗组织所领导的这一代人将会推翻独裁政体”。

每件在恐怖主义框架之外的事情都只是斗争的背景而已；顶多也不过是辅助手段。在炸药爆破的炫目闪光中，政党的轮廓与阶级斗争的分隔线消失无踪。

而我们听见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与最专业的恐怖主义者Gershuni的声音，这样力劝他的同伴要：“不仅要避免与革命份子的的阵营发生分裂，整体而言甚至要避免所有反对党派的分裂”。

恐怖主义的逻辑

The Logic of Terrorism

“恐怖主义不是要取代群众，反之，而是要与他们团结在一起。”然而，恐怖主义是过于“绝对”的斗争型式，因而无法忍受在党内只居于有限而附属的地位。

恐怖主义肇始于革命阶级的缺席，随后又因革命群众缺乏信心而再生，故恐怖主义仅能利用群众的脆弱与无组织来维持自己，于是就有必要贬低群众的斗争成果，又夸大群众的失败。

“他们认为，鉴于现代武器的性质，让普罗大众使用草耙、棍棒——这些过时的武器——去捣毁现代化的巴斯底监狱是不可能的。”为Kalayev辩护的律师Zhdanov这样说。

“一月九日之后（血腥星期日的大屠杀，它标志了1905年革命的开头），他们把一切看在眼内，于是他们使用手枪与与炸药来响应机关枪和高速来复枪；这即是二十世纪的街垒。”

个别英雄的手抢取代了群众的草耙与棍棒；炸弹代替了街垒——这是恐怖主义最真实的公式。

不论恐怖被那些党的“综合”理论家给贬低到什么样次等的角色，事实上它总是占据了荣誉中的特别位置。虽然在正式的党的科层制度中是把战斗组织置于中央委员会之下，但它不可避免地会跃居中央委员会、党及其一切工作之上——直到残酷的命运将其置于警察部门之下。

正因如此，所以当战斗组织因警察阴谋而导致失败时，亦不免意味社会革命党的政治失败。谢选骏指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恐怖主义》（托洛茨基）是布尔什维克头目托洛斯基1911年发表在奥地利社民党的理论刊物上的文章。当时俄国社会革命党及其前身民意党一直采取个人恐怖主义来反对沙皇。但是，布尔什维克通过列宁哥哥暗杀沙皇失败绞死的厄运得出结论，一定要动员群众去送死，自己不能充当炮灰，所以要进行集体恐怖活动，以便掩护恐怖主义的领袖。现在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基本上也是沿着马列主义的群众恐怖主义的道路前进的。策动集体恐怖，进行群众专政，就像纵火一样方便，又可以趁火打劫——这就是“星火燎原”的“纵火犯战略”。托洛斯基后来被斯大林派出的刺客用登山镐敲碎了脑壳，看来个人恐怖主义还是有其用武之地，特别是作为集体恐怖主义的补充的时候。

【第三十八篇  恐怖分子马克思马客死了】

有关马夫的评论，在网上可以搜索到吗？

（一）

《大颠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克思》：

苏联的莫斯科马克思研究所中，存有马克思写下的文字100卷，有13卷公开出版。其中马克思在大学时代的论文、剧本、诗歌的主题就是毁灭，中心思想就是毁灭，所体现出的马克思的灵魂就是“毁灭”。马克思临毕业的论文中，6次反复运用的词就是“毁灭”，以至同学给马克思的外号就叫“毁灭”。

马克思在剧本Oulanem中写道：“我年青的双臂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握住并抓住你——人类。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下去，我将大笑着尾随。毁灭，毁灭，我的时候已到，时钟停止了，那些微小的建筑倒塌了，很快，我将拥抱永恒，并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如果存在吞没一切的东西，我将跳进去，以毁灭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我与无底地狱之间，显得过于庞大，我要用持久的诅咒，将它击成粉末。……人们只是为了毁灭而昙花一现，除此之外，绝无其它目标。”

马克思大学时代就加入了乔安纳·萨斯卡特的撒旦教会。撒旦教会宣传对上帝的仇恨，同时对人类也充满仇恨，常引用《浮世德》中魔鬼的话：“一切存在都应该毁灭！”

“我对你的许多方面都做了公正的评价，但我无法完全排除这个念头，即你还有利己主义，它可能在你身上超过了自我保存所需要的程度。”这是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的评价。在老马克思看来，马克思的“内心”是“自私的”。知子莫如父，老马克思对儿子的这一评价，揭开了马克思身上长期被掩盖的真实一面。

资料显示，马克思离家上大学后，爱子心切的老马克思经常给他写信，这些信中有16封被保存了下来，全都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中。多亏它们，今天的人们才得以知晓，在老马克思眼中，儿子是一个相当自私的人。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老马克思都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慈父，他对离家读书的儿子事无巨细无微不至的关心，当然源自他对儿子发自内心的爱。诸如“你知道，也应当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妈妈之外，我最爱的便是你了”，“有一点你要永远相信，任何时候都不能怀疑，这就是你在我心中占着很大的位置，你是我生命中最强大的杠杆之一”；这类话在他给马克思的信中几乎随处可见。除此之外，老马克思也对儿子说过不少褒扬之词，这其中多半是出自父亲对儿子的勉励和期盼。不过，令老马克思遗憾的是，尽管马克思是他寄予了最美好期望的儿子，但自从马克思读大学后，他从儿子那收获的却不是快乐而是烦恼。这种烦恼曾一直被克制着，直到老马克思去世前夕才爆发了出来；在信里老马克思满腔怨气地对儿子说：“必须告诉你，你给你的父母带来了许多烦恼，而很少，甚至完全没有给他们带来欢乐。”。

作为一个看重道德和责任感的基督徒，老马克思不仅希望自己的儿女功成名就，生活美满，更希望他们能成为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内心高尚的人。他在信中对马克思说，“你的前途，你要在某一时候成名的这种值得赞许的愿望，以及那你当前所处的顺境，——这一切不仅是我记挂在心上的事情，而且也是我内心深处早就珍藏着的幻想。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便这些幻想成了现实，也不会使我感到幸福。只有当你的心始终是纯洁的，它的每一次跳动都是真正人道的，任何一个恶魔都不能把你心中比较高尚的情操赶跑，只有那时候，我才会得到我从你那里梦寐以求的幸福。否则，我将看到我一生最美好的目的被毁灭。”在信中他还说，“不管我把你的智力估计得有多高，要是没有一颗善良的心，你的智力对我说来就失去任何意义。”在老马克思看来，“人类最高的美德是自我牺牲的能力和意志，是把‘自我’撇在一边的能力和意志”，“它出自好人的纯洁的心，出自慈爱的父亲、温存的母亲、恩爱的夫妻、感恩的儿子的纯洁的心，这种牺牲赋予生命以无与伦比的魅力，使生命不论遭受多少苦难都变得更加美丽。”然而，恰恰在这方面，老马克思从爱子马克思的身上，看到的并不是他衷心希望看到的自我牺牲的美德，而是他鄙弃的“利己主义”、“自私”：“我对你的许多方面都做了公正的评价，但我无法完全排除这个念头，即你还有利己主义，它可能在你身上超过了自我保存所需要的程度。”

从老马克思信中的内容来看，马克思显然在这方面为自己做过辩解，但由于有关信件没有保存下来，人们并不知道他究竟具体说了什么，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老马克思对这种辩解的驳斥：“不要用性格为自己辩护，不要怪天性，它肯定像母亲那样对待你。它给了你足够的力量，而且，人是有意志的！”从老马克思的信里人们得知，马克思曾在写给家中的信里很出色地描写过“崇高的母亲的生活，曾经满怀深情地说过她的一生整个儿地贡献给了爱和忠诚”；对此，老马克思责问儿子说：“你的确没有夸大其词，但是，光辉的榜样如果不能引起仿效，又有什么用处呢？你能不能问心无愧地说，到目前为止，你都是这样做的么？”

老马克思不止一次在信中责备儿子，“一派胡言乱语，只能证明你白白浪费了你的才华和好几个不眠之夜去制造怪物、证明你正在步现代无耻之徒的后尘，这些人自己编造出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想听的话，却宣称这些滔滔不绝的话是天才作品，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思想或者只有被歪曲了的思想。”

让老马克思觉得儿子“自私”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在用钱上的毫无节制。马克思的父亲是律师，一家人尽管衣食无忧，但也绝对算不上富裕，特别是在马克思读大学后，老马克思的收入还减少了，而支出则增加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儿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他还是拿出了家庭收入中最大的一部份给了马克思。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尽管如此，儿子的花费仍然经常“超过必要的限度”，甚至欠债，这让他很是烦恼。马克思非富家子弟，开销却比阔佬还大，而且从不体贴父亲挣钱养家的辛苦。

马克思的自私不仅表现在他与家人的关系中，同样也表现在与其他社会关系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亲密至极，多年里，没有稳定收入的马克思一家之所以能够维持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靠的都是恩格斯长期经济援助。然而1863年1月初，当同居10年的女友玛丽·白恩士因病去世，陷于极度悲痛而难以自拔、急需朋友安慰的恩格斯竟没有从马克思处得到起码同情。马克思在回信中只对玛丽的噩耗说一句平淡的慰问话，接着便开始大倒自己的苦水：肉商、面包商即将停止赊帐给他，房租和孩子的学费又逼得他喘不过气来，孩子上街没有鞋子和衣服……；收到这封信，处在极度悲痛中的恩格斯在信中恨恨地说：“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那就听便吧！”

而早在这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还发生过一件颇能证明马克思人品的事。那是1850年，马克思让自家女仆琳蘅怀孕了。琳蘅没有结婚，眼见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马克思急需找个垫背的来为自己开脱责任，频繁出入马克思家而又是单身汉的恩格斯成了他挑中的理想人选。为保住“工人阶级导师”的名誉，马克思说服他当了这个非婚生子的父亲。于是孩子出生时，取名为亨利·弗里德里希·德穆特。“弗里德利希”就是恩格斯的名字。在那个时代，非婚生子是一件很不名誉的事；所以，尽管恩格斯为马克思背负了这个黑锅，但心里对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临死前他已不能说话，仍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马克思与琳衡所生的儿子，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当时在恩格斯身边，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洁白无瑕。

当自己遇到麻烦时，让恩格斯为自己背黑锅，而当恩格斯遭遇不幸需要安慰时，却漠然处之，照旧拿自己的难处去麻烦对方，这就是马克思的真实为人。

然而，最能够体现马克思身上自私一面的还不是他与家人、朋友等相处时的表现，而是主宰他一生的个人野心。K.福格特在回忆他印象中的马克思时曾这样说，“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有着罕见的优秀的智力和明显突出的个性。假如他有着与他的智力匹配的内心，假如他有着同样多的爱与恨，我就会为他赴汤蹈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有着绝好智力的人，却缺少高贵的灵魂。我深信一种非常危险的个人野心已经吞噬了他身上的一切善良。他嘲笑那些对他的无产阶级理论鹦鹉学舌的傻瓜，正像他嘲笑维利希的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一样。他唯一尊敬的人就是贵族——真正的贵族，是那些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统治的人。为了阻止他们的统治，马克思需要自己的力量源泉，他只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这种力量。因此，他修改自己的理论体系使之适应他们的需要。他个人的野心才是他努力的目的。”K.福格特对马克思的观察可谓切中要害，入木三分。

尽管马克思自称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但在人们看来，这只不过是他的自我陶醉。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没有也不可能给工人阶级和全人类带来解放，而且推动他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深层动机，也并不是真想让穷苦人翻身，而是要藉助这种方式让自己成为人人感恩膜拜的救世主。换句话说，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看似是在追求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其实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自己极度膨胀的控制欲和虚荣心。为了满足这种控制欲和虚荣心，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当成了显示和证明自己能耐的试验场，而被他捧上天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只不过是被他看中和驱使的政治工具。

如果要用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来对人进行分类的话，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人无疑属于典型的利他主义者，而一心谋取个人利益的人则显然是利己主义者。但现实中有些人往往是以利他主义面目出现的利己主义。表面动机是利他，深层动机则是利己，利他与利己以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被他们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人身上笼罩着一圈迷人的道德光环，给人以大公无私的印象，但本质上仍然是利己主义者，只不过有的人看重和追求的不是物质利益，而是自己的精神利益，马克思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对此，马克思的父亲早就有过透彻的分析。他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说，“那种光彩夺目的、浪漫主义的或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其实不过是“瞬间的英雄主义或幻想的产物。这样的牺牲连最大的利己主义者也做得出”。（注：文中所引马克思父亲致马克思的信，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

有一个事实能更好地说明真实的马克思。比如马克思一辈子“痛恨”剥削和雇佣劳动，但他著作中没有一个连起码报酬都没有的劳动者。可这样的劳动者却出现在他的家里。

每当马克思一家和朋友们去伦敦郊区散步或郊游的时候，他们的身后都跟着一个身材壮实的女仆。她挎着沉颠颠的装满食品的篮子，背着塞满杯盘碗盏的包裹，到了目的地还要张罗吃喝，收拾残汤剩羹。她叫海伦·德穆特，马克思一家叫她琳衡。她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就到马克思的丈人威斯特华伦家做佣人。到了燕妮出嫁的时候，她被当作陪嫁。马克思没有拒绝这份活礼，对这个女仆倒十分信任，除了让她包下一日三餐和家常杂务，还把紧巴巴的财务交给她。于是琳蘅白天要操持一家数口的衣食，晚上还要在灯下把一个铜板掰作两半；对主人的几个女儿她更是视同己出。琳衡对马克思的奉献还超出了家务和财务。1850年琳蘅怀孕，虽然马克思说服了他的忠诚战友恩格斯去承担这个责任，但马克思不让这个私生子留在家里，把他送到一个工人家里寄养。后来，小亨利倒是可以去探望自己的娘，但不能走正门，而必须从厨房的边门进出。

琳蘅死于1890年。她在马克思家里干了一辈子，到头来两手空空，什么都不是，连“雇佣劳动者”都不是。她的儿子后来倒是当了机修工，成了名副其实的雇佣劳动者。……

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比如“毁灭”精神，“自私”精神，“欺骗”精神，以冠冕堂皇的口号蛊惑人们以逞其私欲的精神，……等等。不过比马克思与时俱进的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创造了以“公有”名义集天下财富而为一己私用的精神，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尽揽己手，“一不怕人民苦，二不怕人民死”。

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真相。

（二）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克思》（2016-07-15哲学园，保罗·约翰逊）文：

科学的面具

马克思（Karl Marx，一八一八—八三）对现实事件、人类心灵所产生的冲击，比任何一位现代知识分子都要来得大。之所以如此，最主要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概念与方法论吸引人——尽管他在这两方面确实对不够严谨的心灵有强烈的感染力——而是因为他的哲学已经在全球两个最大的国家（俄国与中国）及其众多卫星国，落实为实际的制度。就此而言，他可堪比拟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从五世纪到十三世纪，教会领导人最常阅读的就是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他的思想也因而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形成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但马克思的影响力更为直接，因为他想象自己所应拥有的那种个人独裁（底下将会讨论这一点），由他三个最重要的门徒——列宁、斯大林与毛——付诸实现，并给人类带来难以衡量的后果。就此而言，这三人可说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十九世纪中叶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典型的十九世纪哲学，其特征就在于宣称自己是科学的。“科学的”，是马克思最强烈的赞美词，他惯用这个词来区分自己与其众多敌对者：他与他的作品是“科学的”，他的敌对者则否；他觉得已经找到一种类似达尔文演化论的科学方法，可以解释历史上的人类行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而且历来的其他哲学都不是科学，也不可能有其他哲学会是科学——这个观念深植于他的门徒所建立的国家官方教条中，因而左右了这些国家的学校与大学所有学科的教学。这种情形还扩及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因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者，为权力所蛊惑，而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则诱使许多教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纳入他们自己的学科领域，特别是不精确或看似精确的学科，像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与地理学。如果一九四一到四五年中欧与东欧争夺战中获胜的是希特勒，而非斯大林，而且希特勒把他的意志加诸世界上的广大地区，那么毫无疑问地，同样宣称科学的纳粹教条，譬如其种族理论，将被赋予学术的假面具，渗透到世界各地的大学之中。但军事上的胜利让马克思主义者占了上风，而不是纳粹。

他其实是个诗人

因此，关于马克思，我们必须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他算是一位科学家？——如果他是的话。也就是说，在谨慎搜寻并评估证据以追求客观知识这一点上，他投入了多少努力？根据他的传记所揭露的，显然马克思主要还是一个学究型的学者，而且有两方面的学究血统。他的律师父亲海因利希，原本叫做希尔谢·哈列维·马克思，是犹太教士之子；这位教士同时也是犹太教典学者，是梅因兹（Mainz）著名犹太教士哈列维的后裔；哈列维之子敏兹是帕都亚的犹太教典学校负责人。马克思的母亲普列思博克同样是著名学者与贤人后裔的拉比之女。马克思是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于特利尔（Trier，当时是普鲁士领地），家里有九个孩子，但他是唯一活过中年的儿子，姐妹们分别嫁给工程师、书商、律师。这是个正在发迹的典型中产阶级家庭，马克思的父亲是个自由主义者，被描述为“一个真正的十八世纪法国人，非常熟悉伏尔泰与卢梭”。一八一六年，普鲁士颁布命令，禁止犹太人在法界与医界中担任高阶职位，海因利希遵守这个命令而成为新教徒，并在一八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让他的六个孩子受洗。马克思在十五岁接受坚信礼，有一段时间似乎是个狂热的基督徒。他就读于一所原属耶稣会、后来脱离教会的高中，毕业后进入波昂大学，接着又转到柏林大学，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他从未接受过任何犹太教育，也无此打算，而且不曾显示出对犹太诉求有任何的兴趣。不过，我们必须说，马克思发展出某种学究类型的性格特征，特别是犹太教典式的性格：他习于大量搜罗雷同的材料，并策划永远不会完成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对所有非学究型人物表现得尖刻轻蔑；与其他学者应对时极端武断且易怒。的确，可以说马克思所有的作品都有着犹太教典研究的印记：他的作品根本就是在评注与批判他那个领域里的其他作品。

马克思成为一位古典学者，后来更专注于当时所流行的黑格尔式哲学。他取得了博士学位，但却是在标准较柏林大学为低的耶拿大学，且其表现似乎从未好到足以在学院里得到一个职位。一八四二年，他担任《莱茵报》记者，并编了五个月的报，直到该报在一八四三年被禁；之后他在巴黎为《德法年鉴》及其他期刊撰稿，直到一八四五年被驱逐出境；接着他又到了布鲁塞尔，参与组织同盟，并在一八四八年为该组织撰写宣言。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他被迫迁徙，落脚于伦敦，这次是永久定居于此了。

在一八六○与七○年代，有几年的时间，他又发起国际工人协会，不过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伦敦，直到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去世，这三十四年间，他都在大英博物馆里为一部大部头的资本研究著作找材料，并尝试使其出版。一八六七年，他亲眼看到第一卷付梓，但第二及第三卷是由他的伙伴恩格斯根据他的笔记编纂，在他死后出版。

在那个时期，马克思过的是一种学者生涯。他曾经抱怨道：“我是一部被迫要狼吞书本的机器？”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他并不是真正的学者，而且根本就不是科学家。他的兴趣不在于寻找真理，而在于宣扬真理。马克思有三种分身：诗人、记者与道德家，每一种都很重要。三者加在一起，再结合无比的意志力，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与观察家。但他身上没有什么可称为科学之物，在所有重要的关节上，他其实是反科学的。

马克思的诗人身分比一般所认为的更具重要性，尽管他的诗意想象很快就被吸收到他的政治幻想中。马克思还是个小男孩时就开始写诗，主要环绕着两大主题：其一是他对邻居女孩燕妮的爱，他在一八四一年娶了这个兼具普鲁士与苏格兰血统的女孩；其二是世界的毁灭。他写了许多诗，其中三卷手稿送给了燕妮，并传给他们的女儿劳拉；一九一一年劳拉死后，这些诗稿就不知去向。但还是有四十篇诗作留存下来，包括一部悲剧诗篇《奥兰宁》，马克思许之为他那个时代的《浮士德》。有两篇诗作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发表于柏林一份名为（《阿西娜》的刊物上，题为〈野蛮人之歌〉）；野蛮是他的诗篇中常见的调子，加上对于人类处境强烈的悲观、憎恨、堕落与暴力的迷惑、相约自杀、与恶魔的约定等。“我们受缚、破碎、空虚、害怕／永远被链锁在大理石般冷冽的存有上，”年轻的马克思写道：“……我们是冷酷上帝豢养的人猿。”他让自己以上帝的位格说出“我将对人类吼出巨大的咒诅”，而诗作外表下所蕴含的概念是：有一个普遍性的世界危机正逐渐形成。他喜欢引用歌德作品《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的对白：“一切存在之物皆当消亡”，譬如在反对拿破仑三世的小册子《雾月十八日》中就用上这句话，且终其一生都怀有这种既存体系即将遭受巨大灾难的末日幻想。这种幻想出现在诗作中，作为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的背景，而且还是《资本论》的高潮所在。

简言之，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是一位末世论作家。著名的例子像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中，有一个段落令人想起马克思的诗作，主题是关于“末日审判”；“当城市燃烧的火光映照于天空……当『天国和谐曲』在如雷炮声的伴奏下，响起《马赛曲》与《卡曼纽》的旋律（译注：这两首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革命歌曲），当断头台打起拍子、激昂的群众尖叫着“大事必成、大事必成”（译注：这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歌曲中的歌词），而自我意识被吊上了灯柱（译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群众视巴黎的路灯为政府的象征物，捣毁路灯并把被他们杀害的人吊在灯柱上）。后来在《共产党宣言》里又出现《奥兰宁》的回声，无产阶级披上了英雄的斗篷。在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四日的可怕演说“历史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中，马克思诗作里的末日论调再次爆发：恐怖、刻上红色十字的房子、灾难的隐喻、地震、地壳崩裂时喷出的岩浆。重点是，马克思的最后审判日概念，不管是阴森可怖的诗词渲染或日后的经济学说法，都只是艺术的幻想而非科学的见解。这个概念一直在马克思心中，当他成为政治经济学家时，他以之为起点倒推回溯，寻找使之必然成立的证据，而不是从客观检视过的数据里推论出这个概念。马克思的历史预测之所以如此戏剧性、对那些相信资本主义之灭亡与审判即将到来的激进读者们有这么大吸引力，当然是诗意元素使然。诗人的天赋不时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显现，留下一些令人难忘的章节。就此而论，马克思凭借的是直觉，而非推理或计算的能力，他终究是个诗人。

但他也是个记者，从某方面来看，他还是个好记者呢。马克思发现，策划一本大部头的书，不只是困难，根本就是不可能，更别提撰写了，连《资本论》都是把一系列文章兜凑而成，并无任何真正的形式。但他很适合针对刚发生的事件写出短而犀利、代表个人意见的文章。他相信社会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因为他的诗意想象是这么告诉他。所以，几乎每一件大新闻，他都可以牵连到此一普遍性原则上，这使得他的新闻写作具有显著的一致性。一八五一年八月，有一个追随过老一辈社会主义者欧文（Robert Owen）的人，叫做达那，现在是《纽约论坛报》资深主管，他请马克思担任该报的欧洲政治新闻记者，以一篇一英镑的代价每周写两篇稿子。在接下去的十年间，马克思写了将近五百篇稿，其中有大约一百二十五篇是由恩格斯捉刀。这些稿件在纽约还要经过审订与大幅改写，但其中强而有力的论证完全是马克思的，这也是这些文章的力量所在。事实上，他最大的天赋就是做一个评论记者。他对隽语格言的运用十分精彩，但多不是他自己发明。马拉（Jean Paul Marat，译注：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想出“工人无祖国”与“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他们的锁链”；关于布尔乔亚阶级穿的衣服背面绣有封建纹章这个著名笑话，出自海涅（Heinrich Heine)，“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也是；布朗（Louis Blane）提供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出自沙佩尔（Karl Schapper）的是“各国工人，联合起来！”；而出自布朗基（Auguste Blanqui）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但马克思也能想出他自己的：“德国人在政治上考虑过的，正是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人绕着它转，直到他开始绕着自己转。”“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共妻制。”“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敢于向他的敌人叫嚣这样的话：“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统治阶级的观念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他甚至还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在论证中的正确时机、以极具破坏力的组合，凸显别人的话并善加利用。至今不曾有任何政论写手超越《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三句话：“工人失去的只是他们的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正是马克思对于有力短句的新闻眼光，挽救他的哲学免于被遗忘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

失意的学者

如果诗提供了影像，新闻隽语为马克思的著作打光，那么学术名词就是它的压舱石。马克思是个学者，或是更糟，他是个失败的学者。心怀怨愤、想当教授没当成的马克思，打算创建新的哲学学派，好让世人大吃一惊，这个学派同时也是一项行动计划，目的是要让他掌握权力。因此，他对黑格尔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序中说道：“我坦承自己是那位大思想家的门徒”，而且《资本论》里“在讨论价值理论时，卖弄起黑格尔式术语”。但他说，他自己的“辩证方法J与黑格尔的“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者，但“另一方面，就我的看法，观念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其中被改造过的物质事物而已”。因此，他主张“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辩证法是倒立的。如果你们想要发现隐藏在神秘包装之内的合理内核，就必须把它再转正朝上。”

当时，马克思想以这项发现获取学术名声，他自认为黑格尔方法的这项致命缺陷是他的惊人发现，使他能够以新的哲学取代整个黑格尔体系。的确，这是一种将使一切既有哲学过时的超哲学，但他仍然接受黑格尔辩证法是“人类理解之钥”，不仅加以使用，而且终其一生都无法挣脱。因为辩证法及其“矛盾”解释了不断升高的普遍性危机，这是源自他青少年时期的诗意幻想。他在迈向生命终点时写道（－八七三年一月十四日），商业循环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且将产生“这些循环的顶点，亦即一次普遍危机”，以至于“把辩证法灌进”“新的德意志帝国暴发户们”头脑里去。

这一切与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有任何的关系吗？一点关系也没有。正如马克思的哲学起源于诗意的幻想，其哲学的阐释也只是搬弄学术术语而已。但要启动马克思的知性机制，需要的是一种道德冲动。他在对高利贷与放债者的憎恨中找到这种道德冲动，此一强烈情绪与他自己的财务困难有直接关连（底下我们会谈到这一点）。

在他最早的一些严肃著作中，如一八四四年发表于《德法年鉴》的〈论犹太人问题〉两篇，可以找得到这种情绪的表现。黑格尔的门徒全都反犹，只是程度各有不同；一八四三年，鲍尔（Bruno Bauer）这位黑格尔左派中的反犹领导人物，发表一篇文章要求犹太人彻底放弃犹太教。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就是对这篇文章的响应。他并不反对鲍尔的反犹立场，事实上他同样反犹并为之背书，还引用其说法以示赞同，但他不同意鲍尔的解决办法。鲍尔相信，犹太人的反社会本性源自其宗教，可藉由撕裂犹太人与其信仰间的连带而加以治愈，马克思对此加以反驳。依马克思的看法，犹太人问题是一种社会与经济之恶，他写道：“我们来观察一下现实的犹太人。不是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平素的犹太人。”他问道：“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的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崇拜是什么呢？做生意？他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犹太人已经逐步把这种“实际的”宗教散布到全社会：

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此外别无他神可以存在。钱贬抑人类的众神，并把众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自足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本有的价值，包括人类世界和自然界。钱是人类劳动与存在的异化本质：这个本质支配人类，人类却向它膜拜。犹太人的神已经世俗化，成为世界的神。

犹太人已经腐化了基督徒，令基督徒相信“他们除了比自己邻居富有外，在人世间没有别的使命”，而“整个大地都是交易所”，政治权力则已成了金权的“奴隶”，因此，解决之道在于经济。“拜金犹太人”已经成了“现代的一般性反社会因素”，而要“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就必须消除制造犹太人金钱活动的“前提”、“可能性”。消除了犹太人对金钱的态度，则犹太人及其宗教，还有犹太人加诸世界的腐化基督教义，都会一起消失：“只有将自身从做生意和金钱解放出来，因而也是从现实的、实际的犹太教解放出来，我们的时代才能自我解放。”

至此，关于世界出了什么差错，马克思的说法是学生酒馆里的反犹主义加卢梭的综合体。在之后的三年里，亦即一八四四到四六年，他扩展这套说法而成其成熟期的哲学；在这段期间，他认定社会的邪恶元素、他所反抗的高利贷金权，不只是犹太人，而是整个布尔乔亚阶级（BookinG注：资产阶级，来自法语bourgeoisie）。为了确认这一点，他巧妙地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一边是金权、财富、资本，也就是布尔乔亚的工具，另一边则是新的救赎力量：无产阶级。这番论证是以严格的黑格尔学派用语来表达，把德国哲学术语的可观资源全都用上，尽管其背后显然是道德性冲动，而最终的想象（末日危机）依然是诗意的。因此，革命即将到来，在德国，这将是哲学性的：“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领域解放出来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简言之，这个领域就是人的完全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救赎才能救赎自身。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定阶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似乎是在说，无产阶级，这个不是阶级的阶级、这个阶级性与各阶级的溶剂，是一种没有历史的救赎力量，无视于历史定律且最后要终结历史——奇怪的是，这种说法本身是一种非常犹太式的概念，无产阶级成了弥赛亚、救世主。革命包括两个元素：“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因此，知识分子将形成精英、一般人，而工人则是战斗步兵。

马克思把财富界定为扩张至整个布尔乔亚阶级的犹太金权，并以其新哲学的意涵为无产阶级下定义，接下来他要运用黑格尔式的辩证法，迈向其哲学核心，也就是导向重大危机的各种事件。这段关键的文字如此做结：

私有财产孕育了无产阶级做为自身的判决，而无产阶级执行之；正如薪资劳动带给别人财富、带给自己悲惨作为自身的判决，也是由无产阶级来执行。如果无产阶级胜利，这绝不意味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专制者，因为唯有藉由废除自身及其对立面，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届时，无产阶级及其命定的对立面——私有财产——都将消失。

至此，马克思成功定义了最初见于诗意想象中的大灾难。但这是德国学院用语下的定义，并不具备大学课堂外之现实世界用语下的任何实际意涵。

即使当马克思开始赋予这些事件政治意涵时，用的依然是哲学术语：“非革命无以致社会主义于存在。当组织活动开始时，当灵魂、物自身出现时，社会主义才能将所有的政治面纱全部抛开。”马克思真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和维多利亚女王写信时一样，经常给文句画底线。但他画的底线对于传达意思并无太多的实际帮助，他的意思依然淹没在德国学院派哲学晦涩难解的概念中。为了增强其概念的说服力，马克思再次诉诸惯用的夸大手法，强调他所描述的是全球性的过程，但依然是术语连篇。像是：“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行动，共产主义，只能有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或是：“共产主义只有在其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同时发生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仰赖此一发展的世界商业为前提。”然而，即便马克思的意思清楚，他的叙述不必然具备任何有效性，充其量只是一位道德哲学家的附带意见。如果把我上面所引文句的意思颠倒，听来也同样有理或同样无理。那么，有什么样的事实、来自现实世界的证据，可以把道德哲学家的这些预言、这些天启转换成科学？

著作远离事实

马克思对于事实证据的态度模棱两可，就像他对待黑格尔的哲学一样。一方面，他耗费数十年生命在收集事实，累积成一百本以上厚厚的笔记，但这些都是在图书馆、在蓝皮书（译注：指英国政府或议会报告书）中找到的事实。至于用自己的眼睛与耳朵、透过检视这个世界与居住其中的人们而发现的事实，引不起马克思的兴趣。他无可救药地全然埋首案牍之中，地球上没有任何事物能让他离开图书馆与研究。他对贫穷与剥削的兴趣可追溯至一八四二年秋天，当时他二十四岁，写了一系列文章谈规范当地农民捡柴权利的法律。据恩格斯所言，马克思告诉他：“是他对于盗林相关法令的研究，加上对摩塞尔（Moselle）地区农民阶级的探讨，使他的注意力从纯政治转向经济状况，进而转向社会主义。”但并无证据显示马克思与农民、地主实际交谈过，或看过当地的状况。同样地，他在一八四四年为金融周刊《前瞻》写过一篇谈西里西亚织工苦况的文章，但他从未去过西里西亚，而且就我们所知，他也从未与他所描述的任何织工交谈过——如果他真这么做过，那就太不像马克思了。马克思一生都在写财金与工业方面的文章，但他只认识两个有财金与工业背景的人。一个是在荷兰的叔叔飞利浦（Lion Philips），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所创办的公司后来成为飞利浦电器公司这家大企业。如果马克思能花点时问去了解，飞利浦叔叔对整个资本主义进程的看法既博闻又有趣，但他只请益过一次，是关于高层金融活动中的一项技术性问题。虽然他四度拜访飞利浦，都是为了家庭用度的纯个人事务。另一位见多识广的人士就是恩格斯本人，但马克思回绝与恩格斯同访一间棉花厂的邀约，而且就我们所知，马克思在他一生中，从未涉足任何磨坊、工厂、矿场或其他工业场所。

更令人惊讶的是，马克思敌视具有这方面经历的革命同志，也就是政治觉醒的工人。他一直到一八四五年才头一次和这样的人碰面，当时他到伦敦做短期访问，并出席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一场会议。他不喜欢所见到的情景：这些人大多是技术工人、表匠、印刷工、鞋匠，其领导人是一位林务员；他们自我教育、守纪律、严肃、有礼貌、非常不喜放荡不羁的名士作风、很想改变社会但做法温和稳健；他们不认同马克思的末日想象，特别是不讲他的学院术语。马克思蔑视这些人：革命炮灰，如此而已。马克思总是喜欢与像他这样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合作。他与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时，还有组成国际工人协会时，都设法将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排除在任何有影响力的职位之外，在委员会中也只是以无产阶级代表身分聊备一格。他的动机有一部分是知识分子的势利眼，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些有工厂实际经历的人较倾向于反暴力，支持温和、渐进的改良——他们见多识广，对于马克思宣称末日式革命不仅必要且势不可免的说法，抱持着怀疑。马克思有些最为恶毒的攻讦就是针对这类型的人而发。一八四六年三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于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上，他迫使魏特林（William Weitling）接受某种形式的审判。魏特林是个穷苦洗衣妇的私生子，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这个裁缝学徒完全凭借自学苦读，在德国工人之间赢得广大支持。这场审判的目的是要坚持教条的“正确性”，并压制工人阶级分子的傲慢，这些人缺乏马克思认为必要的哲学训练。马克思对魏特林的攻讦火力异常猛烈。马克思说，魏特林有罪，因为他发动了一场没有教条的骚乱。这在野蛮的俄罗斯完全没问题，在那里，“你可以和愚蠢的年轻人、和基督的使徒们成功地建立联盟。但在像德国这种文明国家，你必须了解，没有我们的教条是不可能办成任何事情。”而且，“如果你试图影响工人们，特别是德国工人，却没有一整套的教条和清楚的科学观念，那么你就只是在玩一场空洞且不顾后果的宣传游戏。一方面不可避免会塑造出一位神灵感应的使徒，另一方面则是一群张大嘴听他胡扯的驴蛋。”魏特林的答复是，他还没沦落为只知书面研究所制造之教条的社会主义者，他是为实际的工人们讲话，不会听命于纯理论学者之见，这些学者离现实劳动的苦难世界太远了。一位在场目击者说，这番话“令马克思暴跳如雷，他以拳头猛击桌面，力道之大，连桌灯都摇晃起来。他跳起来大叫：“无知完全无济于事！”会议结束后，马克思“依然在房间里愤怒地来回踱着大步”。

日后的攻讦继续着这种模式，包括攻讦工人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以及针对工作、薪资等实际问题鼓吹实用性解决办法，而非教条主义式革命，因而取得工人广大支持的任何领导人。马克思攻击过排版工人出身的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农业改革者克利盖（Hermann Kriege)，以及第一位真正有重要影响力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劳工组织家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在《反克利盖的通告》中，对农业、特别是对克利盖移居的美国农业一无所知的马克思，痛批克利盖所提配给每个农民一百六十英亩公地的主张，他说应该利用分配土地的承诺来征召农民，但共产社会一旦建立，土地就必须集体持有。蒲鲁东是一个反教条主义者，他写道：“看在老天的份上，在消灭所有先验的（宗教）教条主义之后，我们千万别试图给人民灌输另一种的教条……别使自己成了另一种不容异端的领导人。”马克思讨厌这段文字。他对蒲鲁东的猛烈抨击之作《哲学的贫困》写于一八四六年六月，书中指责蒲鲁东“幼稚”，对经济学与哲学极端“无知”，尤其是用错了黑格尔的观念与技巧：“蒲鲁东先生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认识仅限于一些成语而已。”至于拉萨尔，则成了马克思最粗暴的反犹太种族讥刺之受害者：他是“伊戚希男爵”（Baron Itzig，译注：十九世纪一部德国小说中利欲熏心、玩弄阴谋诡计的犹太人角色）、“犹大黑人”、“－个靠生发油和廉价珠宝遮掩的油腻犹太人”。“现在我完全明白，”马克思在一八六二年七月三十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他的头形和他的头发生长情况显示，他是当初和摩西一起出埃及的黑人后代（除非他的母亲或父亲那边的祖母和黑人私通）。犹太人与黑裔日耳曼人的这种结合，必然要产生异于寻常的杂种来。”

当时的马克思既不愿亲自调查工业中的工作状况，也不愿向经历这些状况的聪明工人学习。他何必学呢？他在一八四○年代末期就已经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根据所有的必要材料，得到人类命运的结论。剩下的就只是找出事实加以证实，这些事实可以在新闻报导、政府蓝皮书与前人著作所收集的证据中搜罗，而这些材料全都可以在图书馆内找到。何必再找答案？在马克思看来，问题就在找到正确的事实——合乎结论的事实。哲学家雅斯培（Karl Jaspers）曾给马克思的方法做了个很好的摘要：

马克思的写作风格不是研究调查的风格……他不引用与自己的理论相冲突的例子或事实，只引用清楚支持或确证他视之为终极真理者。

整个做法是一种辩护，而非研究调查，是对宣称令人信服的完备真理所做的辩护，但这不是科学的信服，而是信徒的信服。

那么，就此而论，“事实”并非马克思著作的核心，而是附属性的，用以支持无关事实、早已达致的结论。那么，《资本论》，这座马克思的学者生涯所依赖的纪念碑，就不应被视为是在考察该书声称所要描述的经济进程之性质，而是道德哲学的演练，类似卡莱尔（Thomas Carlyle）或罗斯金（John Ruskin）的小册子。这部著作是长篇大论且往往前后不一致的布道文，是一个对工业进程与所有制原则怀有强烈、但本质上非理性之恨意的人所发动的攻击。奇怪的是，其中并无一个核心论证来整合书中内容。马克思原本在一八五七年所构想的这部著作包含六卷：资本、土地、工资与劳动、国家、贸易，最后一卷是论世界市场与危机。但事实证明，完成这个计划所需的自我纪律超出了马克思的能力极限。他实际完成的唯一一卷（令人困惑的是，这一卷其实是两卷），实在是毫无逻辑可言，而是任意编排次序的一系列单篇文章。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发现这部书的结构如此混乱，因此认为读者“必须”跳过第一部，从第二部第四章开始看起。但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评注者愤怒地驳斥了这种诠释。事实上，阿图塞的做法并无太大帮助。恩格斯自己为《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摘要，只是更凸显该书结构上的弱点，甚至是毫无结构可言。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从一千五百页的马克思笔记中弄出第二卷，并改写了其中四分之一。其结果是沉闷、杂乱的六百页文字讨论资本流通，多半是在评论一八六○年代的经济理论。恩格斯从一八八五到九三年整理出来的第二卷，探讨之前尚未提到的资本之所有面向，但只是一系列的笔记，其中有一千页在谈高利贷，大部分是马克思的备忘便条。这些材料几乎都写于一八六○年代初期，与马克思撰写第一卷是同一时期。所以，事实上没有什么可以阻碍马克思亲自完成这本书，除了精力不足外，还有就是自己不晓得这本书根本杂乱无章。

我们不打算讨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因为马克思实在不太可能以这种形式发表，或许他真的不打算加以发表，因为事实上他有十五年时间没有处理这些材料。至于他所完成的第一卷，真正重要的只有两章：第八章《工作日》，以及后半卷末尾的第二十四章《原始积累》，这章里头包括著名的第七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这一节都不是科学分析，只是一篇预言。马克思说，一、“大资本家的人数将会逐步减少”；二、“贫穷、受压迫、被奴役、堕落与受剥削的大众则相应增加”；三、“工人阶级越来越愤怒”。这三种力量加在一起，产生出黑格尔式危机，或者说是他在青少年时期诗意想象灾难的政经版：“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无法兼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的丧钟就要响起。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种说法十分振奋人心，也取悦了许多世代的社会主义狂热分子，但就其宣称为科学预测而言，并不比一本占星流年命书强。

相较之下，第八章《工作日》倒是一篇资本主义冲击英国无产阶级生活的事实分析；事实上，这一章是马克思著作中唯一从实际面处理工人议题，也是他的整个哲学表面上的主题，因此，其“科学”价值值得我们加以检视。如我们之前所言，因为马克思真正在寻找的事实只限与其成见相符者，也因为这种做法与所有科学原则相冲突，所以该章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但除了带有偏见地筛选事实之外，马克思是否也曲解或篡改了这些事实？现在我们必须对此加以考虑。

该章试图证明——这也是马克思道德控诉的核心——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逐步强化对工人的剥削，因此，资本主义雇用的人越多，就会有越多的工人被剥削，也正是这个道德上的严重恶行导致最终的危机。如果要以科学方法证成他的论点，马克思必须证明底下两点：一、尽管前资本主义工作坊的工作条件已经那么糟，但在工业资本主义下，情况还要更糟得多；二、既然资本的特性是非人、无情，那么在资本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中，对工人的剥削将升高到最严重的地步。但马克思连第一点都不想去证明。他写道：“英国从大工业产生到一八四五年这段时期，我将只略加触及，至于更完整的细节，请读者参考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还说，后续的政府出版品，特别是工厂视察员报告，肯定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方法本质的洞见”，并证明“他对工厂环境描写入微的用心多么令人惊叹”。

不了解资本主义的《资本论》

简言之，马克思对一八六○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工作条件之科学考察的第一部分，完全只根据一部二十年前出版的作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么，这唯一的资料来源，又可赋之以多少的科学价值呢？恩格斯生于一八二○年，是莱茵地区巴尔曼（Barmen）一位成功的棉布制造商之子，在一八三七年参与了家族事业。一八四二年，他被送到曼彻斯特分公司，在英国待了二十个月。在这段期间，除了曼彻斯特之外，他还去过伦敦、奥德罕、罗奇代尔、阿希顿、利兹、布拉福与哈德斯菲尔德等地。因此，他在纺织贸易方面有直接的经验，但对英国其他方面的状况，就没有第一手的认识了。例如，他对采矿一无所知，也从未下过任何矿坑；对于乡村地区或乡村劳工，他也毫无认识，但他在书中花了整整两章谈〈矿工〉与〈田地上的无产阶级〉。一九五八年，两位严谨的学者，亨德森（W. O. Henderson）与查洛尼（W. H. Challoner)，重新编译了恩格斯的书，并检视他的数据出处及所有引文的原文。他们的分析结果几乎彻底摧毁了这本书的客观历史评价，并还原其真正的面貌——一部政论作品、一本宣传册子、一篇长篇演讲稿。恩格斯撰写这本书时，曾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在世界舆论的审判庭上，控诉英国中产阶级所犯下谋杀大众、批发抢劫及法条里的一切罪名。”

这段话差不多为这本书做了总结：这是一本列举罪状的起诉书。书中许多部分，包括对前资本主义时期及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所有考察，并非根据第一手资料，而是一些评价有问题的二手数据，特别是盖斯克尔（Peter Gaskell）的《英国制造业人口》，这是一本浪漫神话的作品，试图证明十八世纪是英国自耕农与工匠的黄金岁月。事实上，正如一八四二年的“皇家童工问题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所证明，前资本主义小作坊的工作条件比兰开夏的新型大棉厂要糟得多。尽管恩格斯把他所引用的资料说得好像出版没多久，但其实那都是五年、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甚至四十年以前的出版品。他提供夜班工人的私生子数据，却不提这些数据是一八○一年的资料；他引用一篇关于爱丁堡公共卫生的新闻报导，却不让他的读者知道那是写于一八一八年。在书中许多地方，他对那些使其过时证据效力尽失的事实与事件视而不见。

恩格斯对数据的曲解究竟是蓄意蒙蔽读者，抑或是自欺，我们并不那么清楚；但有时候，这种欺骗显然是有心之作。他引述一八三三年工厂调查委员会所揭发的恶劣工作条件，却不告诉读者一八三三年已经通过阿尔朔普爵士的“工厂法”，并已实施有年，目的就是要消除委员会报告中所提到的状况。他在运用主要参考数据之一，凯医生（Dr J. Kay）的《曼彻斯特棉纺织业受雇工人阶级的生理与道德状况》，也采取了相同的瞒骗手法：该书促成地方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根本改革，但恩格斯却提都不提。当犯罪统计数据不支持恩格斯的论点时，他便加以曲解或忽视。事实上，他不断地蓄意隐瞒与其论证抵触或化解他所要揭露之“罪孽”的那些事实。仔细检查过恩格斯引自二手数据的文句之后，显示这些引文往往被删节、浓缩、篡改或歪曲，却一律放在引号之中，彷佛一字未改似的。亨德森与查洛尼版本中处处可见的脚注，列举出恩格斯的歪曲与不诚实。单单看第七章的一节〈无产阶级〉就好，在一五二、一五五、一五七、一五九、一六○、一六三、一六五、一六七、一六八、一七○、一七二、一七四、一七八、一七九、一八二、一八五、，八六、一八八、一八九、一九○、一九一、一九四与二○三页，都出现包括事实与誊写的错误。

马克思不可能不知道恩格斯著作有这些问题、甚至是不诚实，因为其中许多问题早在一八四八年，就由德国经济学家西尔第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在一本马克思熟知的出版品中仔细揭露。不仅如此，马克思自己还蓄意强化恩格斯的曲解：对于恩格斯的书出版后，各种工厂法及其他补救性立法的强力执法所带来的大幅改善，而且影响所及正好就是恩格斯所凸显的那些状况，马克思都略而不告诉读者。无论如何，马克思在这些一手与二手书面资料的运用上，与恩格斯著作同样粗略轻率、带有偏见地扭曲与明显地不诚实。事实上，他们往往同谋欺骗，只不过马克思编起谎来更加胆大妄为。在一次特别恶名昭彰的案例中，马克思更是超越了自己的记录。那是一八年九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时所谓的“就职演说”，马克思为了煽动冷漠的英国工人阶级，急于证明他们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于是蓄意篡改格莱斯顿（W. E. Gladstone）的一八六三年预算演说。格莱斯顿在评论国家财富增长时，是这么说的：“我应当怀着几乎是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与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但是，他又说：“我们很高兴知道，英国劳动者的一般状况在过去这二十年间的改善程度，就我们所知是极为少见的，我们几乎可以宣称这在任何国家、任何年代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马克思却在他的演说中，让格莱斯顿的话变成：“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正因为格莱斯顿所言属实，而且有许多统计数据为证，也因为不管怎么说，大家都知道格莱斯顿一心认为有必要确保财富尽可能广泛分配，所以马克思很难想出更肆无忌惮的方式来颠倒其意。《晨星报》被马克思当成数据来源，但这家报纸，还有其他报纸与《汉萨德》（Hansard，译注：亦即议会议事录，因为长达一百一十五年期间是由英国印刷商汉萨德〔Luke Hansard〕及其子承印而得名），都正确转述了格莱斯顿的话。尽管有人指出马克思引用错误，但他在《资本论》中再犯同样的错，及其他与事实不符的错误。而当这项错误再次被提及并指责时，马克思又大洒墨水制造混淆；有二十年之久，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还有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都卷入这场纷争，试图为无可辩之事做辩护。他们始终无人承认最初那个显而易见的错误，而这场争辩的结果是顺了马克思的意图，让有些读者留下争论两造各执一词的印象。其实根本无争论可言，马克思知道格莱斯顿从未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他是蓄意欺骗。这种情形不只一次，马克思同样篡改过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话。

马克思有计划地篡改引用资料，在一八八○年代就已引起两位剑桥学者的注意。这两位学者以法文修订版（一八七二―七五）的《资本论》为本，在剑桥经济学社发表一篇报告，题为〈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十五章对蓝皮书的运用〉。这两位学者说，他们一开始查对马克思的数据出处，“是想要针对某些论点推导出更完整的信息”，却震惊于“越来越多的不符之处”，于是他们决定检视“如此明显之错误的影响与重要性”。他们发现，蓝皮书内文与马克思引文之间的差异不单是疏漏所致，“更显示有一种造成曲解的力量存在”。他们发现，在某些情形下，引文经常“视情况所需而删节缩短，这些删去的段落很可能大大不利于马克思试图证明的结论”。另外一些情况则是，“从报告书中不同部分的个别叙述抽出，拼凑成虚构的引文；接着，给这些引文加上引号，以蓝皮书直接引文的所有权威加诸读者。”在缝纫机这个主题上，“他以骇人听闻的鲁莽方式运用蓝皮书……就为了证明与蓝皮书真正内容恰恰相反的结论。”这两位学者下了一个结论：他们的证据或许“不足以提出蓄意篡改的指控”，但的确显示“在权威的运用上有一种几乎是犯罪的鲁莽”，并证明“应以持疑的态度处理马克思著作的其他部分”。

真相是，即便对马克思的证据运用方式进行最轻描淡写的审查，都会令我们不得不以多疑的心态，看待他所撰写每一篇有赖事实资料的文章。他从来都不值得信赖。资本论的关键第八章整章，都是为了证明一个禁不起客观检视的论点，而进行蓄意且有计划的篡改。他犯了四项造假之罪：第一，他采用过时的材料，因为新的材料不支持他的论点；第二，他挑选某些状况特别糟的产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这种欺骗对马克思特别重要，因为不这么做，他根本就写不出第八章。他的论点是：资本主义会制造出越来越糟的状况；资本雇用的工人越多，就必须以更恶劣的方式对待工人，以确保有足够的收益。他所详细引用以证明此一论点的证据，几乎都来自老旧行业里小型、效率差、资本化程度偏低的工厂，而且这些行业多半都是前资本主义式，如制陶、制衣、锻冶、面包烘焙、火柴业、壁纸业、花边编织。以他所举的特殊例子而言，有许多行业的状况之所以糟糕，正是因为工厂缺乏资本，所以没有办法引进机械设备。结果，马克思所讨论的是前资本主义的状况，却忽视就在他眼前的真相：资本越多，苦难越少。等他真的论及高度资本化的现代产业，就发现缺乏支持其论点的证据；因此，在讨论钢铁业时，他只好遁回眉批插话式的评论（“多么没心没肝的坦率！”“多么油嘴滑舌的措词！”）；讨论铁路业时，则被逼得把意外事件旧闻的发黄简报拿出来用（“最新的铁道灾难”），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他主张每位乘客每旅行一哩的事故发生率不断上升，但事实上，这项数据正大幅下滑，而且到了《资本论》出版时，铁路已经成为世界史上最安全的大众旅行方式。

第三，马克思从工厂视察报告中引用一些状况恶劣、虐待工人的案例，彷佛这些是体系不可避免的常态。其实，这些案例是被视察员称为“骗子厂主”的责任，这些厂主就是视察员奉命侦查并起诉的对象，所以正逐步被消灭。第四，马克思以视察报告作为主要证据，正好暴露出他最大的骗局。他的论点是：资本主义的本性是无法改造的，而且，布尔乔亚国家与资本主义连手陷工人于惨境中，因为国家“是管理整个统治阶级共同事务的执行委员会”。但如果这是真的，国会就绝不会通过各种工厂怯，国家也不会去执行。可以说，经过马克思选择性引用（有时还加以篡改）的事实，全都出自国家（视察员、法院、治安法官）改善现况的努力，这些努力必然涉及揭露与惩罚那些该为恶劣状况负责的人。如果此一体系未曾自我改革——按马克思的推论，这是不可能的事——那么《资本论》也就不可能被写出来了。因为马克思不愿亲自实地考察，只好被迫仰赖那些被他指为“统治阶级”的人所提供的证据，而这些人正试图把事情导向正轨，而且成效日著。如此一来，马克思只得曲解他的主要证据来源，不然就要放弃他的论点。因此，这本书是结构性地不诚实，当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

马克思因为不曾尝试去理解工业的运作方式，所以无法掌握或不想去掌握底下的事实：打从工业革命萌发之初，也就是一七六○到九○年间，那些能够取得充裕资本且有效率的制造商，一直都乐于给他们的劳动力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因此，他们倾向于支持工厂法立法，以及和立法同样重要的有效执法，因为这样可以消除他们眼中的不公平竞争。所以状况有所改善，也因为状况有所改善，工人们并未如马克思预言起而造反，这位预言家因而受窘。我们阅读《资本论》所得到印象是：马克思根本就不了解资本主义。他之所以不了解，正是因为他不科学：他没有亲自考察事实，也没有客观运用别人考察得来的事实。从头到尾，不只是《资本论》，还包括他所有的著作，都反映出对真相的藐视，有时可以说是轻蔑。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体系，不能产生它所声称的结果；因此，称之为“科学的”，实在是太荒谬了。

（三）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侯工） 说：

长期以来，人们从课堂上和传媒中，所了解到的马克思是个什么样子？从外表上看，是一个大胡子，但是，每人心中却有不同的解读。对马克思的认识，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认为，马克思是共产主义创始人，他第一个提出以暴力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另一派认为，马克思鼓吹暴力，放出共产主义幽灵，使东欧和亚洲深受其害，是不折不扣的罪大恶极的大魔头。

其实，这两派都是受了第三国际的忽悠。第三国际通过编写大量冠以马克思名义的教材，将马克思塑造成暴力邪教教主，将马克思1850年以前说过的话当作教条，因此将马克思学说搞得面目全非。

然而，在世界的另一面——第二国际却对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他们基本上还原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第三国际将第二国际贬为马克思的叛徒，是万恶不赦的修正主义，因此他们的理论被拒之国门之外，这样，在第三国际的人们就无法通过第二国际来了解真正的马克思了。

其实，马克思很多真实思想隐藏在他还未出版的手稿中。幸好现在有了互联网，马克思的手稿已经被放到互联网上了，只要你有相当的外文水平，就可以在互联网上了解真正的马克思，还马克思一个本来面目。

当然，解读马克思的手稿是需要良知的，因为马克思一生都在研究，什么都没有定论，其中有大量互相矛盾的观点。如果你有良知的话，就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转变，从那些杂乱无章的文字里解读出符合普世价值的民主社会主义，否则的话，你只看到1850年以前的愤青式的马克思。

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按说他只能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他的思想不可能突破历史局限。但是，由于他的超人天赋和努力，使他产生了许多超前的思想，也就突破了历史的局限，不仅仅是要解决19世纪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而且预见到将来的发展。对于马克思的预见性，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由于马克思的超前思想，使人难以理解，即使是与马克思共同研究的恩格斯，也不能完全地理解马克思的原意。恩格斯比较现实，观念就有局限性，他要解决19世纪的社会民主党、银行国有化等问题。马克思在手稿里写道，这些是行不通的。马克思在和恩格斯讨论当中，不断在试探到底恩格斯能接受到哪一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讨论仅限于政治层面，而马克思在笔记里探索得更深——从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

19世纪40年代他们是亲密战友，共同写了《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1850年以后两人观点明显分开了，两人思想上已经有了分歧。

人们从马克思的《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突然发现，好像有另一个与《共产党宣言》完全不同的马克思。《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实际上是马克思的阅读笔记，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它是哲学思考，提倡人类的解放、自由主义等，是反对个人专政的。然而，在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还是偏于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政权等主张的，为什么1844年马克思就有了不同的思想呢？原来，《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纯粹是马克思个人的没有发表的思想，而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而且是掺杂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观点，不是代表马克思本人的真实思想。由于《共产党宣言》宣扬暴力革命，因此列宁特别欣赏这一套——列宁主义就是沿着这么一条线发展起来的。

可是1850年之后，马克思进入了反思。

是什么事件或者什么因素促使马克思在这个时间发生转变的？

1.是1847年-1848年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忽然认识到，这不仅是经济危机，而且是金融危机。和过去的经济危机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政治革命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从此以后，将来的经济危机是全球化的。经济全球化的思想就是马克思的预见。

2.马克思原来认为，1848年革命以后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不可能持续，很快就会垮掉，将由无产阶级掌权。结果与他的预料完全相反，法国社会越来越稳定，资本主义生命力非常旺盛，这对他的震撼非常强烈，促使他开始反思《共产党宣言》的那些想法。

3.通过和蒲鲁东针锋相对的斗争。蒲鲁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兄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其实支持拿破仑第三。马克思要批判蒲鲁东的理论，就必须深入思考，包括对自己过去的观点进行反思。

由于1850年起，马克思就钻到他的思想实验室里，将研究的重点转向经济学、金融学，研究经济危机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因为在此之前他还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专家，真正进入研究之后，通过学习新的知识，才发现社会规律和原来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违反经济规律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自然过程，是不可以跳过也不能靠法令取消的历史阶段，企图用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历史上的暴力革命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旧的皇帝被打倒了，新的皇帝又上台了。同理，如果把资产阶级政府换掉了，但是资本主义体系依然存在，甚至封建专制因为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的彻底革命，就会趁机复辟。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怎么看的呢？

1850年之后，马克思的探索是围绕着资本运作展开的，他指出：首先，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无论是拿破仑第一，还有俾斯麦，在强大的市场面前都是失败者。其次，面对金融市场，政府也是个失败者。马克思经常以嘲讽的口气在手稿里说，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要说政治和市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唯一的关系就是政治家被市场腐化了。他非常辛辣地嘲笑说，政治家想要对市场做什么，只有被市场腐化。并不是市场来积极地腐蚀他，而是政治家自己积极地被腐化。在中国进入市场化以后，大批官员也积极地被腐化了。

马克思认为，通过国家理性或合理的干预市场的解决方法，实际上是乌托邦，国家来介入、干涉市场是不能够解决经济问题的，所以，他根本不能认同[后来苏联搞的那种]所谓的计划经济。

对未来社会，马克思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构想。他意识到共产主义只是乌托邦。他说，我们不能想象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他强调社会自然地自身演进，最反对以国家来支配生产和分配，以国家的名义强制推行公有制。

关于私有制，认真阅读马克思就会发现，甚至在《共产党宣言》里，他都承认私有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在手稿里，他特别强调私有制在对推动社会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并且，私有制对个人的发展、对人的自由也是很重要的、必不可少的。

马克思在手稿里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生产力发展如果超越了个人消费的界限，私有制本身就不再是私有性质的了，私有财产就变成社会的公共财富。但它并不是以政治的方式变成公共财富，而是以自我演化的内在逻辑变成公共财富。资本进入公共领域的循环体系后，私有制其实就被异化了——私有财产不再私有。经过反思后的马克思对私有制的看法，认为要消灭私有制，并不是依靠暴力革命，而是依靠私有制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私有制有一天会超越自己，自己否定自己，私有自我演变成公有，而且私有制超越到一定程度，还会否定国家，而不是说通过国家干预来消灭私有制。实际上，资本家的资本增值了，就会扩大生产，就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就会以税收、工人工资、慈善等形式回馈社会，而且资本家在银行的存款也会进入社会流通，从而变成为公共财富，最终体现为社会繁荣进步以及全体公民的福利。当社会福利发展到完善的时候，三大差别消失了，国家职能也会随之消失。如果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剥夺了资本家的财富，形同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社会就会变得普遍贫困，国家职能反会变得越发强大。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由于社会的自然属性，社会有一种自我繁殖、自我再生产的能力。有一天社会生产将超越社会、超越所有个人的利益，超越金钱，超越资本。马克思强调的是——必须是社会自我繁殖，政治外力不可能干预它，因此，马克思特别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马克思曾经起草了第一国际的纲领，但是由于照顾到人们的理解能力，这些纲领把他的想法简化了，使纲领和想法两者之间产生了落差，也可以说两者是矛盾的，因此，这纲领并没有完全体现马克思的真实理念，因为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已经转移到经济问题上，他对于经济问题的思考，绝少有人能够理解，甚至恩格斯也没有这方面的基本概念。从他的手稿能看出来，他越来越认为政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所以他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国家不能占上风，不能是强者；政治也不能起决定性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越来越反对政治控制经济，而恩格斯还在强调国有化的重要性——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说到这理，经过长期洗脑的人们不免产生疑问：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原则——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公有制等等，难道不是马克思学说里面的内容吗？或者说，马克思观点里本身就充满了巨大矛盾？

其实，马克思的思想从来不是一个结果或者一个结论。马克思的思想一直是发展的，从来就没有完结。例如，《资本论》从来没有完成定稿：第一卷有八个版本的草稿，各个版本互相矛盾。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恩格斯整理定稿的。后来德国马克思全集研究小组发现，恩格斯编的《资本论》第一卷把它浅化了，甚至恩格斯自己加了很多政治内容，其中一些和马克思手稿里的内容是明显冲突的。也不能说是恩格斯篡改了马克思的思想，主要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理解问题，是两人观点有分歧。实际上权威的《资本论》版本是没有的，因为马克思自己留下了好几个开放性的选择，意图是以后随着时代进步而作出取舍。但是，马克思并没有估计到自己的寿命，因此他的最终结论也就无法做出。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都不能准确地反映马克思的思想。因为马克思留了几十本手稿，恩格斯又把好多不理解的搁到一边去，然后觉得哪个更适合自己，就选择了哪一个。因此列宁觉得恩格斯的版本特别好，因为里面线索很清晰：先有资本主义生产，然后有交换，产生剩余价值，把这些都消灭以后，社会主义不就实现了吗？所以他就沿着这条线拼命往下走，暴力革命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从马克思的手稿的矛盾性说明马克思学说不能成为主义，因为主义是一以贯之的主张。列宁盗用了马克思的名义，在他杜撰的“马克思主义”里说，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次比一次大，到最后必然大爆炸，工人阶级必然夺取政权。他甚至鼓吹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在一个国家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但是看马克思的手稿，根本就找不着这样一条线索，完全是后人的主观理解。这也说明列宁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信徒，他只不过是个包藏祸心的机会主义者。

马克思是个忠于良知的学者，特别是1860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资本主义总崩溃的结论。他说，要改变一个社会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从外界用政治手段一下子来打碎它，所以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里说：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以这个结论来排斥自己以前的观点，列宁装做看不见，反而强化了马克思已经抛弃的过时观点。

在马克思的手稿里，也没有提出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方案。在他看来，按照内在的逻辑是不可能解决的，在现行体制中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进入资本的运作；用实用主义的政治手段来解决，他也觉得不可能；必须走出这个体系和逻辑，才能解决。他认为可能的解决方法，只有上面说的自然论和下面的阶段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的思想研究范围广泛，可以说没有主线，经济、金融只是一部分。他想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手稿里头什么都有，包括电力、化学、文献学、生物学、地理，甚至他对数学也有兴趣。他有三大本历史手稿从古罗马社会一直到英国革命，他要研究政权传承的合法性和逻辑。马克思的手稿是一个思想大实验室，实验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模式。

虽然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但他研究得出来的结论依然符合今天社会的一些情况。如果好好读马克思的话，特别是他没发表的东西，都能看到他有一种预见性。例如，中央银行、信贷和政府债券的作用，这些是19世纪没有发生的，而马克思的手稿里完全推断出来了，而且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在今天都一一得到验证。

马克思是一个极端的天才，他毕生的精力都在寻找一种他不可能得到的结论。他在思考的层面已经触及了可能的边界。所有他之后的政治家，或者是在他的这条线上思考的人，都没有到达他的高度。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说，马克思都不是列宁他们塑造的那样。其实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时候，很多德国年轻人阅读后，兴奋地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知道以后气愤地说：“我只知道，我什么都是，但我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僵化的人。现在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后来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没有人去好好研究，也没人理会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因为他们为了私心而不想接受。

人们认为，马克思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然而政治家必须是可以交流的，必须有听众，但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大部分东西由于深奥而无法交流，无法让听众马上明白。从这点上说，马克思不是一个政治家而只是个学者，是一个喜欢深层思考的思想家。马克思思想在共产主义国家被接受的其实是他的早期很少的一部分，主要是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之类，这些都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继承傅里叶、圣西门、欧文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对英国的经济状况研究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列宁搞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和后来发展下去的那些理论不是马克思思想的延长线，而是衍生出相对独立的另外一条历史线索——暴力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可以归纳为民主社会主义，它已经被所有发达国家接受。作为他思想的继承者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大多通过竞选上台执政，使马克思的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得到充分的体现。作为思想家，马克思不能、也不应该为暴力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负责，而应该由列宁他们这些实践者负责。

（四）

马克思的成魔之路（阿波罗新闻网 2015-10-03 颜昌海）报道：

戴维·麦克莱伦著的《马克思传》按时间顺序把他所得的捐助和支出加以了记录：17岁，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学习一年，从那时起马克思养成一个习惯：花钱超过自己的支付能力，传记作者麦克莱伦说：“这是他一生的特点”。后来他转学去柏林大学，五年中改换了10次住房，消费了大量酒、咖啡和胡椒粉，并且“几次借债”。他父亲指责他“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而“最富有的人一年花的钱也不超过五百”。24岁，他与母亲发生激烈争吵，宣布与母亲断决关系从而断了一切来自家庭的经济援助。

马克思一家在伦敦的初期生活是异常悲惨的，因为交不上5英镑的欠款，燕妮和孩子被房东逐出。1852年似乎是最为糟糕的一年，2月份马克思甚至不能出门了，因为外衣进了当铺。连小女儿的丧葬费都是借来的。

令传记作者疑惑的是，该年度各方捐赠给马克思的钱当有150英镑，在当时的生活水平中，150英镑对于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中等偏低的家庭来说应该是足够了。他的家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什么也剩不下。1856年，燕妮从苏格兰一个伯父那里继承了大约150英镑。母亲逝世使她继承了另外120英镑。所有的钱都用来还旧债、布置新房子。布置完之后，很典型地，马克思又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第一季度的房租了。

1861年，马克思去荷兰拜访姨夫，得到160英镑，4个月就花完了。1863年1月，恩格斯借给他100英镑，夏天，又另外借到250英镑，好歹熬到这年的12月份。母亲去世了，马克思继承了大约1000英镑。1864年5月初，另一笔意外之财到来，朋友沃尔弗去世，留给马克思853英镑和值50英镑的东西。这两份遗产给了马克思相对舒适的环境，当然，他再次花钱无度，安置新家和还债花了500英镑，而住的那种房子适合年收入500英镑的家庭。

恩格斯一直是马克思的“救星”，在50年代初期，他给马克思的钱超过了自己的花费，从1865年开始，恩格斯答应每年给马克思200—250英镑。而从1865年到1869年的通信来计算，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钱不少于1862英镑。

马克思习惯于不劳而获，却倡言：“不劳动者不得食！”他从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养家，从未打过工挣过钱，他有强壮的体魄与旺盛的精力，却极端鄙视体力劳动。而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与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世界”，这真是彻底的颠倒。

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与燕妮结婚之后，竟接连生下7个子女。因贫病交加，次男和三女都只活1岁多就夭折了。1857年7月6日，夫人又生下一个死婴。为了一日三餐，为付每月房租，还要典当、变卖物品，不时写信向密友恩格斯求援，甚至向友人、邻居、工人借贷。1855年3月间，不满9岁的长子埃德加尔病危，妻子为此忧虑成疾，马克思只好自己护理。4月8日，肠结核病终于夺去了他的幼小生命！到晚年，夫人、长女相继死于癌症。

巫师故事影射是更惨的恐怖现实：侥幸活下来马克思的儿女都惨遭横死。Arnold Kunzli在《卡尔·马克思心志》一书中写道：“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和一个义子自杀了，另外三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嫁给了一名社会主义者拉法格，她埋葬了自己的三个孩子，然后与丈夫一起自杀。另一个女儿艾琳娜决定和她丈夫做同样的事，她死了，而他丈夫却在最后一刻退缩了。”

关于马克思孩童时代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其中大部分来自他姐妹们的叙述。她们告诉外甥女爱琳娜，马克思早先时候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他全力地奔跑着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特利尔的马库斯山坡上‘驱赶'下来。更坏的是，他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马克思姐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因为卡尔将会讲故事来酬劳她们的顺从”。这很有象征意义：马克思一生擅长编故事，他坚持让人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那些顺从听他讲故事的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的人们，有的死于内战战场，有的死于自然灾害，有的死于残酷内斗。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大的欺骗性哲学，看看世界上所发生的一个个例子，自凡是“马”所到之处所带来的就是战争、杀戮、流血、斗争、各样的人祸灾难，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的：世界上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创立政权，没有一个成功。

马克思的学说，其实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严格言之，乃是抄袭而歪曲各家旧说的结果。例如：他的经济宿命论——乃是从斯多噶学派的极端宿命论而来，以为万事俱受且永为一绝对而普遍的理性律所支配。他的辩证法——乃是剽窃黑格尔的唯心辩证论出来，他自己也承认乃是采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而丢弃它神秘的外衣，把它颠倒了过来。他的唯物论——乃有拾费尔巴赫的牙慧——“人活着乃是单靠食物”，“人不是理智的动物，乃是肉欲的动物。”即我国儒家，在两千几百年前，也早已有“食色性也”的说法。他的剩余价值论——追根求源，也是从亚当斯密的劳力价值论脱胎换骨而来，乃是旧瓶装入新酒。

即便是他的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也是从乌托邦社会主义而来，那更是几千年前的古物，例如孔子的礼运大同，更非新奇的发明。而他的废除私产论，也是抄袭恽司丹莱的旧说。恽氏认为世人犯罪，乃是由于人的“爱私之心”，取代了“博爱观念”，而其厉阶则在私有财产，故恽氏以为正本清源的除罪救世之法，端在回到原始共产社会。他把历史的意义，看得过于简单。经济虽是重要因素之一，但并非独一的因素。例如，中俄两国，在革命以前，虽同为农业社会，但两个文化历史的背景，以及政治社会的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又如英美德各国，虽同为工业化国家，但其所谓“上层的”政治制度，亦复各异其趣。

在工人运动方面，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承诺：“将得到整个世界”的诱惑，对于工人不啻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要工人豁出身家性命，不顾一切去冒险：赌一把“获得整个世界”，哪怕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马克思作为贵族家庭花花公子不可能理解工人，普通工人没那么大的野心和贪欲！他要“整个世界”干什么？所以1871年巴黎公社造反，被驱使的都是马克思最瞧不起的社会底层最腐化的部分——流氓无产者！西方哲学史作者罗素爵士评判马克思主义时曾说：“一个工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可以节储几年工资去上大学，何必参加集体抢劫？”其实，美国工人在1886年争取到的“三8工作制”(8个小时学习、8个小时工作，8个小时休息)是19世纪工人们的普遍要求，所以在所谓的“革命年”——1848年之后，工人运动仍然归于沉寂;直到今天，欧、美工人对“获得整个世界”也不买帐，不相信共产代替资本家，工人会有好结果。卡尔·马克思生前梦寐以求的英、法、德等国工人的“联合行动”“同时起义”实践“世界革命”成了泡影。

卡尔·马克思不仅对自己的著作称为“粪”与“污秽之书”，卡尔·马克思还再三地坚持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卡尔·马克思为什么不敢承认他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卡尔·马克思自己证实的，而且不止一次，至今还有三种提法，保留在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第一种提法：“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恩全集》第35卷第385页)

第二种提法：“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恩全集》第37卷第432页)

第三种提法：“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恩全集》第2l卷第54l页附录。)

如果是因为有人冒充或扭曲了马克思主义，战斗成性的马克思，会轻易把们批倒、批臭，根本用不着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既知自己著作是粪与污秽之书，他当然晓得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后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872年卡尔·马克思退出共产国际，亡命于伦敦，11年后，1883年卡尔·马克思去世。

马克思死后，由于恩格也不否认卡尔·马克思“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遗言，所以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列宁、斯大林，谁都不敢否定马克思这个遗言，又绝对不敢让广大党员知道，所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信仰问题始终处于混沌、迷离的状态，消灭了过亿的生命，无数党员作了牺牲，成为一场荒唐、盲目、血腥的闹剧。

苏联共产党统治70年，屠杀了2000万各族生命，中国大陆60年，8000万各族生命非正常死亡;当年社会主义阵营：前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东德、古巴、越南、蒙古、朝鲜12共产国，再加上柬埔寨波尔布特共产党政权，所有的牺牲，至今还无人统计。……

（五）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转发明网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写在前面的话

一直以来，在共产党当权的各个国家，马克思无一例外地都被美化成了一尊完美无瑕，供人们顶礼膜拜的神，而其真实的形象则被刻意掩盖了。即便到今天，这个精心营造的神话仍被许多人信以为真。在他们看来，尽管斯大林、毛泽东干了不少坏事，但马克思还是伟大的。这也是他们不能从根本上认清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真实的马克思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他是否真的像党文化所宣传的那样完美无瑕？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专制的马克思——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一

在位于欧洲中部的摩泽尔河谷的一端，坐落着德国最古老的城市特利尔。1818年5月5日，当地法律顾问亨利希·马克思迎来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从童年起就是一个性格专制，爱控制人的人。他的姐妹们曾告诉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童年时的马克思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他全力地奔跑着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特利尔的马库斯山坡上‘驱赶’下来。更坏的是，他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因为卡尔将会讲故事来酬劳她们的顺从”。

成年后，马克思的这种专制个性变得更加强烈，爱琳娜就是家中的一个受害者。

当年，正值妙龄的爱琳娜曾深深依恋着法国新闻记者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利沙加勒。此人是巴黎公社的一名活跃成员，但他不拥护任何一个政治思想派别，在思想上有着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马克思不喜欢爱琳娜和他结合，拒绝提到任何“订婚”的事。

更出格的是，在爱琳娜和利沙加勒订婚后，马克思竟然禁止女儿见自己的未婚夫。爱琳娜不敢公开反抗，只好哀求马克思：“我想知道，亲爱的摩尔，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到他。见不到他，这是多么痛苦。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努力忍耐，但非常困难。我感到我不能再支持多久了。——我不期盼你说他能够到这里来——我甚至不应该奢望，但我不能偶尔和他一起散会步吗？你让我和吴亭，和弗兰克尔一起出去，为什么不能和他？而且看到我们在一起，没有人会惊奇，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订婚了……

“当我在布赖顿病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在我一天晕倒两三次的那一周里），他来看我，每次都让我更坚强、更快乐，也更能担当起我肩膀上的沉重负担。我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尽管我尽了所有的努力去快乐起来，可是我开始感到如此地悲苦。我可能（活不了）更长时间了。——相信我，亲爱的摩尔，如果我偶尔可以见到他，这对我将比安德森夫人开的所有的药方加在一起都更有益处——由于经历过，我知道。”试想，这样的父亲哪个人受得了！

马克思的专制个性在他的社会活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强烈。

1842年10月中旬，在对《莱茵报》进行了几个月卓有成效的管理之后，马克思被任命为该报主编。在他的负责下，报纸前几个月的发行量增加了一倍多。由于马克思的个性极具支配性，以至于书报检查官把该报组织称为纯粹“马克思一人的专政”。当时与马克思有过接触的实业家梅维森曾这样描写当时的马克思：“来自特利尔的卡尔·马克思，24岁，充满力量，浓密的毛发生动地长在他的脸颊、胳膊、鼻子和耳朵处。他专横、冲动、热情、有着无限的自信”。

1848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又筹备创办了《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这份报纸在科伦出版。马克思任总编辑，恩格斯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几位中央委员任编辑。1849年 5月，由于马克思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境，报纸被迫停刊。恩格斯后来曾回忆说，《新莱茵报》是马克思在“一人独裁”。

然而，马克思想要控制的决不仅仅是自己的家人，也不仅仅是几张报纸，或者一个政党，而是人类社会的一切。就象对他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威廉·布兰察德教授所说，“马克思把世界当成了他的领地。”关于这一点，与马克思打过交道的俄国贵族P.安年科夫曾有过更精准的描述。他说：“马克思是由能量、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组成的那种人。他的外表异常引人注目。有着浓黑的头发，毛茸茸的手，外衣的纽扣时常扣错；但是不论他在你面前是什么样子，也不论他做什么，他看起来像是有权利和力量来获得人们尊重。他动作笨拙，但自信、自立。其行为方式公然藐视人类规范的惯常成规，高贵并有些傲慢；他锐利的金属质的声音与他对人和事物的激进观点惊人地协调。他永远是用一种命令的言辞说话，不容许反驳，并且他用令人几乎感到痛苦的语调讲述所有的事情，从而使他的言辞显得更加尖锐。这种语调表达了他内心对自己使命的坚定信念，即支配人们的思想并为他们制定律法。”试想，这种“支配人们的思想并为他们制定律法”的“坚定信念”，不就是要把整个人类社会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欲望吗！

幸好这一妄想未能在马克思生前实现，因为无论是《莱茵报》时期的“一人的专政”，还是《新莱茵报》时期的“一人独裁”，都确凿无疑地表明，一旦马克思掌握了足够的权力，他那具有强烈控制欲的专制个性，必定会使他成为一个“专横”、“有着无限的自信”的典型独裁者。而在这种独裁者的统治下，等待人们的将是怎样的悲惨命运，作为马克思子孙的苏共和中共已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做出了回答。

自大的马克思——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二

从大学时代起，马克思就是一个唯我独尊，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

1837年，马克思曾在一篇小说中写道：“我们需要新的救世主。”那么谁是“新的救世主”？早在这之前创作的《人的自豪》一诗里，马克思就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案：

面对整个奸诈的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象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可见，在马克思眼里，“新的救世主”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

诗中，马克思不但视自己为“奸诈的世界”的对立面，光明、真理和未来的化身，而且自以为有着“像上帝一样”不可抗拒的威力，能够造出“击世的霹雳”，让“奸诈的世界”这个“庞然大物”在自己的挑战下轰然倒地，而且，他还称自己的“每句话都是行动”。显然，在马克思眼中，现实世界纯属一片黑暗，充满了奸诈，只有他才能够彻底推倒这个奸诈黑暗的世界，将受难的世人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入一个充满美好和光明的新世界。显然，只有一个以救世主自居的人，才会如此看待自己和世界。

共产主义理论创立后，马克思的救世主意识有了新的发展。彼时的马克思，已不再以泛泛意义上的救世主自居，而是当仁不让地充当起了无产阶级的先知和导师。

在他看来，当年流行的各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即便是圣西门、欧立叶的空想共产主义，虽然曾经有过一定的价值，后来也过时了。相反，只有他才第一次发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历史规律，因而只有他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才是关于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才是唯一能够把这个革命引向成功的保证！离开了他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一事无成。正所谓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舍我马克思其谁也？！可见，不管是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马克思都把自己当成了无产阶级的唯一先知和导师——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救世主。

马克思的这种自大给一些曾经走近过他的人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是马克思的朋友。他曾这样形容马克思：“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马克思生前，总是不断地与人争吵，跟政敌，跟朋友加敌人，跟同志；有时候是因为大的政治问题，有时候是为一点无价值的鸡毛蒜皮。每次争吵，正确的永远是他，实在万不得已就是恩格斯。如果不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马克，他也不会让恩格斯正确。”

巴库宁的这段文字，传神地勾勒出了一个自以为永远正确，对他人的崇拜有着病态的渴望，狂妄自大到以上帝自居的马克思的生动形象。

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容不得任何人与自己并驾齐驱，哪怕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普鲁士陆军中尉K.福格特印象中的马克思就是这样一种人。他在谈到马克思的时候说，“恩（格斯）和他所有的老同事，尽管他们有着非凡的天分，但远远在他的后面和在他的领导之下。如果他们胆敢片刻忘记这一点，他就会用一种可以与拿破仑媲美的厚颜无耻把他们推回他们的位置。”

自大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绝对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持异议。美国参议员K.舒尔茨与青年马克思打过交道，他印象中的马克思就是如此。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马克思的话确实意味深长，清晰而富有逻辑，但我还从未见过其举止如此令人恼火和令人无法忍受的人。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意见，甚至不会出于尊重而屈尊考虑一下。对任何反驳他的人，他都予以极度的蔑视；对每一种他不喜欢的观点，要么辛辣地讽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无比的愚昧，要么轻蔑地诽谤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动机不纯。我极为清楚地记得他以一种伤人的傲慢宣说‘资产阶级’这个词：资产阶级，也就是令人厌恶的精神和道德极端堕落的样板，对每一个胆敢反对他观点的人他都谴责为资产阶级。”

根据戴维·麦克莱伦先生在《马克思传》中的记述，晚年的马克思年老易怒，有着日益增强的孤独感，只有非常偶然的时候他的热情才会被点燃——“例如当他突然被告知他的理论在俄国获得了成功，他激动地说：‘我正在打击那个与英国一起构成旧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国’。”可见，即便是到了生命力衰竭的老年，马克思还是那么乐于充当救世主的角色，那么渴望证明自己的这种能力。

虚荣的马克思——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三

马克思不但极为专制和自大，而且也很虚荣。但与那些看重钱财和地位的人不同，马克思的虚荣主要体现在喜欢听好话，希望民众敬仰他，把他当圣人和救世主来顶礼膜拜。一句话，体现在对社会名声的渴求上。

1835年夏天，马克思即将从家乡的特利尔中学毕业，按照学校毕业考试的要求他写了三篇作文，它们是被保存下来的马克思最早的手写材料之一。在这三篇作文中，被后人谈论最多的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在文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一直以来，马克思的崇拜者们都热衷于引用上面这段话证明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树立了所谓“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的伟大理想”，表现出了所谓“为人类服务的崇高精神”。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体会和琢磨这篇作文的精神实质，就不难发现，促使马克思主张献身人类福利的内在深层原因，并非是对人类的同情和关爱，而是为了让自己“趋于高尚”，在道德上变得完善；而推动马克思“趋于高尚”，追求自我道德完善的动力，又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伟人、完人和圣人，赢得流芳百世的道德美名。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带着掩饰不住的羡慕和向往，津津乐道地谈论一个献身人类福利的人将获得“人人敬仰”，面对他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试想，如果马克思不看重自己的道德名声，怎么会对这些有这么大的兴趣？而这种对道德名声的渴求不正是虚荣心的一种表现吗！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很快成了一个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伴随着这种变化，他的虚荣心也在急剧膨胀——中学时代对于个人道德名声的渴望迅速地发展成了试图让人们把他当作拯救人类的救世主来顶礼膜拜的妄想。

马克思曾经的朋友巴库宁这样形容他眼中的马克思：“他俨然就是人们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人是上帝。他要人们像神一样崇拜他，把他作为偶像顶礼膜拜，否则就大加挞伐，或阴谋迫害。”

众所周知，在西方文化中，救世主代表了至高无所的荣耀，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且尽善尽美。马克思不但自居为救世主，而且还想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将他作为救世主来崇拜和供奉，这样的虚荣实在称得上是虚荣的极致了。

体现这种虚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马克思对其思想的影响力与知名度的看重。

戴维·麦克莱伦先生在《马克思传》中讲述的两件事再生动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件是马克思与海德门绝交的故事。“在马克思晚年，与他联系最为密切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是亨·迈·海德门，海德门是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建者，并有相当可观的私有财富。在一次去往美国的航程中，他读了《资本论》的法译本，于是非常渴望见到马克思。在1880年初一个适当的时候，卡尔·希尔施把他介绍给了马克思。第二年，马克思经常在爱琳娜的陪伴下，与海德门一起在他德文郡宅邸的华美的家中进餐；海德门也会回访他（尊敬地称他为“十九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两个人在马克思的书房里大踏步地踱来踱去，一谈就是数小时。海德门坚信英国的和平革命，他的一些观点带有明显的沙文主义，但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劳动价值理论。他还是一个激烈的反俄分子，这一点他们两人之间建立了一个最强有力的联系。然而，他们的友谊由于1881年6月的一次争吵而结束了。海德门当时刚刚出版了他的《民主课本：大家的英国》，该书倡导去中心化的自治帝国，认为在这样的帝国中，改革由富人和有影响力的人来进行比较好。这本书中有两章论述了劳动和资本，大量地吸收了《资本论》的思想，并在书的前言中进行了适当的致谢，感谢‘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有创见作家的著作’，但是没有提马克思的名字。该书在民主联盟的成立大会上分发。马克思非常愤怒，因为海德门没有对他的著作表示更特别的感谢；他还感到恼火的是，他的思想出现在他对其整个方法并没有好感的著作中。海德门为自己辩解说，因为很多英国人如果知道这些思想是马克思的，就会减弱对该书的好感，英国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易地向外国人学习。马克思对这种解释更为愤怒，于是淋漓尽致地写下了激烈谴责的文字，结束了他们的交往。”

另一件事就发生在马克思与海德门绝交后不久。“马克思由于1881年12月一本小册子的出现而感到愉快，该小册子是《现代思想的领袖》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是献给他本人的，作者是海德门的朋友——实证主义者和新闻工作者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在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中和对他的经济学思想的阐述中出现了很多错误，但它毕竟是‘第一篇在英国发表的对新思想充满真正的热情并勇敢地起来反对不列颠庸俗习气的文章’。同时，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在伦敦西区对此进行了广告张贴，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而且这件事在燕妮去世前两天给她带来了快乐。然而矛盾的是，马克思在他居住和工作了大半生的国家仍然鲜为人知。他的讣告登在《泰晤士报》上，内容出现了最荒唐的错误。当《资本论》英文版终于在1894年面世的时候，在最初的几年中，英国和美国加在一起的销售量一直极低。有记载的马克思关于不列颠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这些不列颠人见鬼去吧！’这一点都不令人奇怪。”

这两件事从不同的侧面让我们充分见识了马克思是多么看重自己思想的名声——有人关注自己的思想，说它们的好话就高兴，反之，别人不关注自己的思想，不说它们的好话，或者虽然说了好话但没说到自己希望的份上，就恼火，甚至因此跟朋友绝交。这跟一个爱臭美的女人总是希望别人说她漂亮，反之就不高兴，就记恨别人，有什么分别呢？

好斗的马克思——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四

一个专制、自大和虚荣的人，必定也是个好斗的人。马克思就是个例子。在广为流传的“马克思的自白”中，有一个问题是“你对幸福的理解”，马克思的答案是：“斗争”。可见他好斗到何种程度。

翻开马克思大学时代所写的诗歌，里面充斥着对斗争的赞美和渴望。甚至于一想到斗争，年轻的马克思就会“脸上放出红光”。他在《风暴》中写道：“青春的热血在激荡，使我的脸上放出红光，我怀着满腔的渴望，期待投入斗争的风浪。”“我要把爱情、生命和全部精神/都融入这斗争的风浪——”

大学一毕业，马克思迅即就以斗士的形象亮相于社会舞台，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对现存社会秩序“毫不留情”的挑战。

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了《莱茵报》的主编，在他的主持下，这张报纸很快就被办成了一个激进分子进行社会批判的前沿阵地，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这期间，他不但亲自撰写了一系列具有鲜明论战色彩的文章，将矛头直指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封建君主制，以辛辣尖锐的笔锋针砭当时的社会现状，而且吸引了大批志同道合者。该报撰稿人罗伯特·普鲁茨后来回忆说：“普鲁士和德意志拥有的一切年轻的、有新鲜自由思想的或者（作为政府抱怨的联盟者的）革命思想的天才都到这里避难来了。他们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进行斗争，庄重、嘲弄、博学、通俗，今天用散文，明天用诗歌，为着共同的目标而结合一起，书报检查官和警察与他们的争斗是徒劳的……”结果，没几个月，《莱茵报》就因激怒了德国政府而被查封。

纵观马克思的一生，他的好斗性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他的文字生涯，二是他的政治活动。就前者而言，马克思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名“口头暴力分子”。热衷于跟人打笔仗的马克思就象一只伸直了脖子，脸涨得通红的公鸡，不但频频向敌人发起进攻，而且还时不时地陶醉在自以为是的胜利中。正如威廉·布兰察德教授形容的那样：马克思“从对敌人的进攻中、对敌人的毫不留情中、用语言将敌人一点点的肢解的过程中获得了施虐的快感。他正准备摧毁资本主义体系，他能从对这一破坏的推想中获得真正的兴奋。”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也喜欢四面树敌，到处出击，甚至与人一言不合，就喜怒形于色。正像有人描绘的那样，“带着尖锐而辛辣的嘲讽，他在公开会议和私人聚会上向对手发起了进攻。他领导了一个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向其他的共产主义作家和宣传家发出了猛烈的批判炮火，将他们的主张炸得粉碎。”下面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例子。

马克思的第一次政治实践始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中叶的布鲁塞尔，当时他一手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试图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与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架起一座互相联系的桥梁，这个通讯委员会便是后来所有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雏形。

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魏特林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虽然也主张推翻现存制度，但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并不相同。

1845年，魏特林来到了布鲁塞尔，为了争取他，新成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邀请他到马克思的房间里参加讨论。当时出席的人中，有恩格斯、日果、魏德迈等人，还有马克思在巴黎认识的俄国旅游者巴维尔·安年柯夫。事后，巴维尔·安年柯夫生动记录了马克思与魏特林这次见面时发生冲突的戏剧性情形：

我们随意地互相介绍自己，但是极为恭敬地提及了魏特林。我们坐在一张绿色的小桌旁。马克思坐在桌子的尽头，手里拿着一支铅笔。他像狮子一样的头微屈在一页纸的上方；恩格斯，这位宣传工作中工人的同伴和同志（他把二者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了一起），高大笔挺，英国人一样的高傲严肃，首先开始了发言。他谈道，有必要向那些全身心转化自己劳动的人们解释他们的观点，并就此达成一个普遍的、可以成为缺少时间和机会进行理论研究的所有追随者的旗帜性学说。恩格斯的发言还没有完，马克思抬起了头，转向魏特林，说道：“告诉我们，魏特林，你在德国的宣传制造了这么大的声音：你证明自己行动合理性的根据是什么？将来你打算把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我清楚地记得这个唐突的问题，因为它发生在热烈讨论的开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非常简短。魏特林似乎想在通常的自由谈话的气氛中继续讨论。他用一种严肃的、有点忧虑的表情开始解释他的目标不是要创造一些新的经济学理论，而是要用那些非常正确的理论（正如法国实践所表明的）打开工人们的视野，看到他们的令人恐怖的境况和一切不合理现象（它已成为压迫工人的统治者和社会的笺言），教给他们根本不要再去相信统治者的任何承诺，而只有依靠自己，以民主的和共产主义的团体形式组织起来。他说了很长时间，但是令我震惊的是，与恩格斯相比，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他表达混乱，很不好，不时地重复、纠正、最后艰难地得出了结论，这些结论要么得出来的太迟了，要么在命题陈述之前就得出来了。现在与他的听众完全不同于通常由于他的著作聚集在他的周围或读他的有关当代经济体制的报纸或小册子的那些人：因此他的发言和思维变得紧张起来。如果不是马克思皱着眉头生气地制止了他，并且自己开始了回答的话，魏特林很可能会继续谈下去的。

马克思嘲讽的发言摘要如下：为了不给人们的行动以任何坚定的、深思熟虑的理由而唤醒他们，就要完全地欺骗他们。马克思继续说道，正如刚才提到的，无法实现的希望的发生只能导致受苦者最终的毁灭，而不是他们的得救。唤醒工人如果没有一种严格科学的思想或建设性的学说（尤其在德国），那么这就等于宣传空洞的、骗人的游戏，它一方面冒充为富有灵感的预言者，而另一方面只不过是裂开的肛门——魏特林苍白的脸缓和过来了，他恢复了生气，发言变得自如了。他用激动的声音充满感情地开始试图说明一个人以公正、团结和兄弟般互助的名义，把数百人集结在同一旗帜之下，这个人不能被认为是完全的徒劳、毫无疑义。魏特林通过这样的方式就今晚受到的攻击安慰自己，即他记得他收到的从自己的祖国各地寄来的数百封充满感激言辞的信，以及他认为自己谦逊的基础工作对共同事业可能比那些远离正在遭受和已经遭受苦难的人们的思想的批判和重要分析更有意义。

一听到上面这些话，马克思终于失去了控制，“呯”的一声把拳头砸在了桌子上，桌上的灯剧烈地滚动起来。他“呼’地站起来，说道：”无知还从没有帮助过任何人！“我们跟着他，离开了桌子。座谈结束了。当马克思异常焦躁、异常愤怒地在房内踱来踱去的时候，我匆忙离开了他和其他人回家了，我对自己刚才看到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

从事情的整个经过来看，讨论一开始，马克思就毫不客气地对魏特林提出了质疑，当魏特林阐述自己的想法时，话才说到一半，马克思又极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发言，并很不礼貌地开始对他进行嘲讽。接着，当魏特林为自己辩护，并向马克思发起反击时，马克思竟然怒火中烧，当场就跟魏特林闹翻了，使得这次见面不欢而散。这桩事虽说不大不小，但将马克思在政治活动中如何好斗的特点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自私的马克思——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五

马克思离家上大学后，爱子心切的老马克思经常给他写信，这些信中有16封被保存了下来，全都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中。多亏它们今天我们才得以知晓，在老马克思眼中，他的儿子在处理家庭关系上是一个相当自私的人。为此，他在信中指责马克思说，“我对你的许多方面都做了公正的评价，但我无法完全排除这个念头，即你还有利己主义，它可能在你身上超过了自我保存所需要的程度。”

在老马克思的眼里，马克思的“自私”主要体现为对家庭缺乏应有的责任，“只为自己着想”。

首先是他始终不能及时认真地给家里写信。老马克思曾多次告诉儿子，能够收到他的来信是他和妻子生活中最盼望的一件事，马克思本人当然也完全清楚这一点，但是在父亲生前，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做到过。这自然引起了老马克思的极度不满。

1835年10月13日，中学毕业的马克思告别父母去波恩读大学。爱子第一次离家，作父亲的当然希望尽早知悉他在外求学的详情，谁知马克思却一去渺无音讯。为此，老马克思十分生气地写信责备他说，“你走后已经有三个星期了，可是音信全无！你是知道你母亲和她担惊受怕的心情的，但是你竟漫不经心道这种地步！”“我重复一遍，你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此后，老马克思不止一次在信中表达过他对读到儿子来信的急切渴望。“别让我们再这么长久地等信啦。你那慈祥的妈妈需要鼓一鼓劲，而你的信对她的情绪有一种奇妙的作用。这个夏天她受了这么多苦，这一切只有完全忘记自己的人才能忍受得住，还能活下来——有时也给爱德华（注：马克思的弟弟）写几行吧”。

但马克思并没有接受父亲的批评，也没有回应他的恳求，依然常常几个月不给家里写信。即使偶尔写封信，也是语焉不详，缺乏内容，没头没尾，甚至连地址都没有。

让老马克思觉得儿子“只为自己着想”，对家庭不负责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在用钱上的毫无节制。

马克思的父亲是律师，一家人尽管衣食无忧，但也绝对算不上富裕，特别是在马克思读大学后，老马克思的收入还减少了，而支出则增加了。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儿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他还是拿出了家庭收入中最大的一部份给了马克思。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尽管如此，儿子的花费仍然经常“超过必要的限度”，有时甚至欠债，为此他不得不经常追加给马克思的费用，这让他很是烦恼。

他在1837年12月9日的信中抱怨说，“我们可敬的儿子不顾一切协议、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好象我们是阔佬，可是，就是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五百。”同样的抱怨也见于1838年2月10日的信：“现在才是一个学年的第四个月，而你已经拿了二百八十塔勒。今年冬天我还没挣到这么多钱呢。”试想，虽非富家子弟，马克思的开销却比阔佬还大，而且从不体贴父亲挣钱养家的辛苦，这样的儿子当父亲的能不责备他“自私”吗！

马克思的自私不仅表现在他与家人的关系中，同样也表现在他与朋友的关系中。

就拿他的忠诚战友恩格斯来说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可谓亲密至极。自从1850年晚些时候两人在伦敦分别以后，20年来，他们一直保持频繁通信，平均每隔一天就通信一次。不仅如此，多年来，没有稳定收入的马克思一家之所以能够维持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靠的都是恩格斯常年的经济援助。对恩格斯与自己的这份交情，马克思评价极高。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然而，1863年1月初，当同居十年的女友玛丽·白恩士因病去世，陷于极度悲痛而难以自拔的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以她的整个心灵爱着我的”，“我觉得我仅有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时，急需朋友安慰的他竟然没有从马克思那得到起码的同情。马克思在回信中只对玛丽的噩耗说了一句平淡的慰问的话，接着，便开始大倒自己的苦水：肉商、面包商即将停止赊帐给他，房租和孩子的学费又逼得他喘不过气来，孩子上街没有鞋子和衣服，“一句话，魔鬼找上门了……” 收到这封信，处在极度悲痛中的恩格斯自然恼了，一直隔了5天才给马克思复信，并在信中恨恨地说：“你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的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完全不可能早些给你回信。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那就听便吧！”

早在这之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还发生过一件更能证明马克思人品的事。

那是1850年，没管住自己的马克思让自家女仆海伦怀孕了。海伦没有结婚，眼见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人们即使不怀疑马克思，也会以为海伦怀的是外面的野种，那样他倒是没了干系，但却有辱“工人阶级导师”的家风。怎么办？马克思急需找个垫背的来为自己开脱责任，频繁出入马克思家门而又是单身汉的恩格斯成了他挑中的理想人选。于是，当孩子出生时，马克思说服他当了这个非婚生子的父亲。这个婴儿取名为亨利·弗里德里希·德穆特。“弗里德利希”就是恩格斯的名字。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时代，非婚生子还是一件很不名誉的事。因此，尽管恩格斯为马克思背负了这个黑锅，但心里对这件事却始终耿耿于怀。临死前，他已不能说话，仍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马克思与海伦所生的儿子，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当时在恩格斯身边，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洁白无瑕，亨利真的是恩格斯的儿子。

当自己遇到麻烦时，让恩格斯为自己背黑锅，而当恩格斯遭遇不幸需要安慰时，却漠然处之，照旧拿自己的难处去麻烦对方，这就是马克思的真真实为人。称其为自私，不为过吧！

然而，最能够体现马克思身上自私一面的还不是他与家人、朋友等相处时的这些表现，而是主宰他一生的个人野心。

普鲁士陆军中尉K.福格特在回忆他印象中的马克思时曾这样说过，“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有着罕见的优秀的智力和明显突出的个性。假如他有着与他的智力匹配的内心，假如他有着同样多的爱与恨，我就会为他赴汤蹈火，即使最后他表达出对我彻底的、坦率的蔑视，而他先前也在不经意中流露出了他的蔑视。他是我们所有人中间我第一个和唯一的一个信任的领导者，因为他是一个处理大事时从不会沉湎于琐事的人。

然而，在我们看来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有着绝好智力的人，却缺少高贵的灵魂。我深信一种非常危险的个人野心已经吞噬了他身上的一切善良。他嘲笑那些对他的无产阶级理论鹦鹉学舌的傻瓜，正像他嘲笑维利希的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一样。他唯一尊敬的人就是贵族——真正的贵族，是那些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统治的人。为了阻止他们的统治，马克思需要自己的力量源泉，他只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这种力量。因此，他修改自己的理论体系使之适应他们的需要。尽管他的种种相反的保证，他个人的野心才是他努力的目的。”

K.福格特对马克思的观察可谓切中要害，入木三分。不过，马克思的“个人的野心”究竟是什么，他没有明说。其实一言以蔽之，就是充当人类的救世主。

尽管马克思自称也自以为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但这只不过是他陷于自我陶醉时对自己的一种误读，一种幻觉，一种欺骗。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没有也不可能给工人阶级和全人类带来解放，而且推动他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深层动机，也并不是真想让穷苦人翻身，而是要借助这种方式让自己成为人人感恩膜拜的救世主，从而名垂青史，流芳百世！换句话说，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看似是在追求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其实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自己极度膨胀的控制欲和虚荣心。为了满足这种控制欲和虚荣心，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当成了显示和证明自己能耐的试验场，而被他捧上天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只不过是被他看中和驱使的政治工具。

信神的马克思——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六

许多人只知道成年后的马克思是个有名的无神论者，对宗教始终持敌视和反对的态度，他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著名论断，为共产党国家打压宗教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可以说是宗教信仰在这些国家遭受迫害的苦难之源，但他们却不知道，上大学前的马克思也曾是一名信神的虔诚基督徒。

马克思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富有宗教氛围的家庭和社会，父母都是犹太人，双方都是有着浓厚犹太教传统的家族的后代。在马克思父亲这方面，“16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的特利尔拉比（注：拉比是犹太教社团的精神领袖或宗教导师）都是马克思的先辈”，只不过他本人很早就与家庭断绝了联系，受犹太思想传统的影响并不多。儿子出生后，马克思的父亲为了避开国家对犹太人从事法律事务的限制，方便从事法律工作，选择做了一名新教徒，并在1817年8月之前受了洗。

尽管马克思的父亲深受十八世纪法国关于政治、宗教、生活、艺术的自由思想的影响，但他对上帝依然有着虔诚的信仰。他曾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过，“毕竟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是道德的巨大动力。你知道，我远非狂热的宗教信徒。但是，这种信仰迟早都会成为一个人的真正［需］要，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时候，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会［不知］不觉地拜倒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这通常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崇拜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所信仰过的东西”。

1824年，马克思也受洗做了一名基督徒。大约12岁时，他进了家乡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读书。这是一所耶稣会学校，同学中有五分之四的人是天主教徒，宗教是必修课程之一，约瑟夫·居佩尔牧师负责讲授这门课，也是他在1834年3月给马克思施行了坚信礼。从保存下来的特利尔中学学生毕业证书上看，校方对于马克思的宗教知识的评价是：“他对基督教教义和训诫认识明确，并能加以论证；对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少年马克思，对上帝有着与一般基督徒相同的虔诚信仰自然是不足为奇的，而最能够证明这一点倒还不是校方对他的评价，而是他本人写于1935年夏天的一篇毕业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

这篇作文阐述了基督教信仰对于人类道德的全面发展的意义。围绕着这一主题，马克思首先肯定了信徒和基督一致的必要性。为此，他列举了三方面的理由。

首先，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民族，即使达到了最高度的文明，即使出现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即使它的艺术达到了充分的繁荣，即使科学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但如果没有对于上帝的信仰，没有和基督的一致，也无法具备真正完美的德行，和满足对于真理与光明的追求。

接下来，马克思的笔端转向了人性。他认为，“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创造物的成员。”尽管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但是欲望的火焰经常会把永恒的东西的火花吞没，罪恶的引诱会淹没我们追求美德的热情，生活的威力也会嘲弄这种热情，贪图富贵功名的卑鄙企图会排挤我们求知的欲望，虚伪的甜言蜜语会熄灭我们对真理的渴望。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与基督一致。

在马克思看来，与基督一致的最后一条理由在于“基督本人的道”。他写道，基督把自己比作葡萄藤，把人比作枝蔓，枝蔓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结果实的。“因此，基督说，离了我，你们就无所作为。”

阐述完以上三方面理由后，马克思总结道：“我们的心、理性、历史、基督的道都响亮而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和基督一致是绝对必要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会被上帝抛弃，而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们。”

在马克思看来，和基督的一致不是徒劳的，它能够产生的“最伟大的作用之一”，就是把人的德行提升到“超越于任何别的道德之上”的水平，从而使人的道德摆脱掉一切世俗的东西而成为真正神性的东西，变得更温和更近人情。而一旦达到这种道德水平，人就能泰然面对命运的打击，勇于对待欲望的冲动，无畏地忍受一切苦难的折磨。不仅如此，“和基督一致得到的是这样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在其肤浅的哲学中，一个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未被发现的知识奥秘中想要找到而没有找到的，只有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而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孩童心灵，才能体会得到它，并且它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

马克思的这篇作文得到了他的老师约瑟夫·居佩尔牧师的称赞。时隔一百七十多年，重读马克思的这篇作文，我们仍能感到约瑟夫·居佩尔牧师当年的首肯是有道理的。遗憾的是，跨入大学校门之后的马克思很快走火入魔，背弃上帝，成了一名无神论者，对自己原先的信仰大加挞伐，并由此渐渐走上了创立和宣传共产主义，祸害人类的歧途。

渎神的马克思——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七

步入大学校门后不久，昔日信奉上帝的马克思很快就转变成了一个与上帝不共戴天的渎神的马克思。

在写于1836年左右的《愿望》一诗中，马克思直言不讳地宣布了与上帝的决裂：“你已经做出决定——对你说来，当然啰，天门将会为你敞开，你的精神将会长留在那儿——这全是一场空，要腐烂衰败！” “精神于我何有，天堂算什么？空空！你，只不过是永无结果的一个梦。要知道，蕴藏在我胸怀里的一切，不知时间为何物，也不知道天公——”“如愿意，你就去供奉上帝——你已经从他的内部站起，你不能够使我同他和解，我和他已经永远扬镳分离。”从上述诗句所表达的内容来看，马克思之所以决定与上帝“永远扬镳分离”，是因为在他看来，上帝也好，天堂也好，都不过是“一场空”，“是永无结果的一个梦”。换句话说，此时，他已彻底否定了上帝和天堂存在的真实性。

尽管所有的无神论者都否定神的真实存在，但他们并不一定仇恨神。可以说，那些既不信神又仇恨神的人，不是一般的无神论者，而是极端的无神论者，马克思便是这样的典型。

在《暴风雨之歌》中，马克思写道，“我在打破所有的锁链，我要向万里长空飞翔，我燃烧着烈焰般激情，要把全世界紧紧拥抱。”然而，让他倍感受挫的是，他的身体成了他“灵魂的锁链”，头顶的天空束缚了他的思想，“到处都给人世间的生活，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这种挫折感激起了马克思对创造世界的上帝的满腔怒火，他咬牙切齿地诅咒上帝道：“你，上天，塌下来，塌下来，我愿意同你一起垮台，我愿自己永远地成为，压成碎片的一堆残骸。”“当我快进入死神之国，我定要向上帝与生活，送上我最痛恨的诅咒——”

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敢于公开反抗天神领袖宙斯的著名人物，也是马克思青年时代崇拜的精神偶像。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借普罗米修斯之口吐露自己的心声说：“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

更准确地说，马克思不仅是一个极端的无神论者，而且是一个战斗的极端无神论者。在成为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份子后，攻击有神论、批判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一度成了马克思生活中最关注也最卖力的一件事。

布鲁诺·鲍威尔是青年黑格尔派中反对宗教的领军人物，也是马克思当年最亲密的朋友。他撰写的《复类福音书批判》不承认耶稣的历史性，把福音书描述为神话编撰故事。据《马克思传》的作者戴维·麦克莱伦记述，1840年早期，马克思曾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编辑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并考虑亲自写一本类似的书。他还打算在波恩办讲座课程，反对天主教神学家海尔梅斯，后者曾竭力调和宗教和康德哲学。到1840年夏天，马克思已经完成了关于这个题目的著作，只是这本书后来因故未能出版。当时，他还想写一个滑稽剧，题目是《费希尔·瓦普兰斯》，以此作为手段反击K.P.费希尔试图用哲学证明有神论的合理性。

从1841年3月起，马克思还曾计划与鲍威尔一起创办题为《无神论卷宗》的评论，它将以鲍威尔的福音批判为基础。对此，马克思的另一位朋友卢格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评论道：“布鲁诺·鲍威尔、卡尔·马克思、克利斯提安森和费尔巴哈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蒙太涅’，正使无神论成为他们的格言。上帝、宗教、永恒被从它们的王座上推下来，人类被宣告为上帝。”格奥尔格·荣克，一位成功的科伦青年律师、激进运动的支持者，则写信给卢格说：“如果马克思、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走到一起创办一个神学——哲学评论杂志，上帝最好让他所有的天使围护着，耽于自怜，因为他们三个人毫无疑问地将把上帝赶出他的天国……无论如何，对马克思来说，基督教是最不道德的现存宗教之一。”由此可知马克思当时射向上帝和宗教的子弹是何等凶狠了！

1841年11月，鲍威尔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末日宣告》。在攻击黑格尔的幌子下，小册子意欲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无神论革命者。戴维·麦克莱伦推测，马克思很可能本打算与鲍威尔合作写这本书，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作品。此外，马克思和鲍威尔还曾计划共同出版一本书——《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憎恨以及他对全部国家法律的破坏》。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的关注点开始从宗教转向社会政治，尽管如此，他对神的敌视态度却终生未变。

戴维·麦克莱伦先生在《马克思传》中曾向我们讲述了这样小事：

1847年初，马克思的二女婿拉法格曾与专业镌版工人勒·穆修合作，后者曾发明过一种新型的复印机。他们打算一起开发这项专利。还有第三个合作伙伴乔治·穆尔，也是一位雕刻家。后来，拉法格和勒·穆修吵了架，马克思就取代了他的位置和穆修合作，他的股份是由恩格斯支付的。1874年初，马克思因为专利的所有权问题也和勒·穆修发生了争执。为了避免公开的法律官司，他们决定把案件提交给仲裁人弗里德里克·哈里逊来了结。这位仲裁人是比斯利的一位实证主义者朋友，那时正从事律师职业。哈里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他们提供证据之前，我要求他们按规定的仪式，按着《圣经》发誓，因为当时法律要求合法的证词。这大大地惹恼了他们两人。卡尔·马克思抗议道，他永远不会这样侮辱他自己。勒·穆修说没有人曾指控他行为卑劣。他们争论、抗议了半个小时，每个人都拒绝当着另一个人的面首先发誓。最后，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证人同时“接触《圣经》”，不用说词。在我看来，两个人似乎要从接触《圣经》的污染中缩回，正像歌剧中的梅菲斯托菲勒从十字架缩回一样。

彼时的马克思早已不再热衷于抨击上帝和宗教，但从他竟然将按着《圣经》发誓视为对自己的侮辱，甚至视接触《圣经》为污染这一极端反映来看，可见他心里对上帝的厌恶和仇恨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魔性的马克思——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八

马克思身上有着显而易见的魔性，那是种糅合了仇恨、毁灭、暴力等多种因素，并且包裹着恶的内核的混合物。

老马克思曾在一封信中不安地告诉儿子：“当我想到你和你的未来时，我的内心就充满喜悦。但我有时仍不能摆脱那使我感到害怕的忧郁而纷乱的念头。因为有时在脑海中会象闪电一样冒出一个想法：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才能相称？——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能够给予那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多愁善感的人（注：指马克思的未婚妻燕妮）以慰藉的那些世俗的、然而非常温柔的感情？因为，显然在你心里活着并主宰一切的那个魔鬼，并不是附着在一切人身上的魔鬼，那么这是什么样的魔鬼呢？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你对真正人的家庭的幸福有一颗敏感的心吗？这一疑虑使我心里感到十分痛苦。”

老马克思的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完全是事出有因。因为在马克思当时寄给他的大量诗歌习作中，非但屡屡出现魔鬼的身影，而且明确表露出了对它的认同和依附。下面这首《小提琴手》就是个再确凿不过的证据。

“琴手呵琴手，你为何奏得如此急切？

为何你怒目环视？

为何你热血沸腾？

琴手呵，你可要把琴弓摧折！”

“何必问我如此拉琴？请看一看海在咆哮！

它冲向巉岩，声若惊雷，击得粉碎，

我也要拉到双目失明，胸膛迸裂，

让灵魂沉入地狱，带着余音回旋！”

“琴手呵，你冷嘲热讽揉碎心，

英明的上帝赐予你的艺术，

你该把它化作乐曲飞上九天，

让它伴着灿烂群星舞翩跹！“

“什么话！我要把这血污的长剑

直插在你的灵魂心间，

是上帝不懂也看不起那艺术，

它从冥冥地狱爬进头脑里面。

我从魔鬼那里买来这生机勃勃的艺术，

它使我魂飞心醉。

魔鬼为我击拍还用粉笔谱曲，

我得如痴若狂演奏死神进行曲，

我得日日夜夜拉琴，

直至弓弦使我肠断肝裂。”

熟悉马克思早年诗作的人都知道，与“歌手”和“船夫”等形象相同，马克思在写诗时也常用“小提琴手”指代自己，因此这首诗其实就是马克思的自画像。按照诗中马克思对自己的描绘，他演奏的不是上帝赐予的“飞上九天”、“伴着灿烂群星舞翩跹”的“乐曲”，而是从魔鬼那里“买来”的，从“冥冥地狱爬进”自己“头脑”中的“死神进行曲”。更重要的是，魔鬼不仅为他“击拍”，还用粉笔为他“谱曲”。尽管“上帝不懂也看不起”这曲子，它却让自己“魂飞心醉”，“如痴若狂”。可见，此时的马克思已完全拜倒在魔鬼的脚下，犹如被它附体了一般。

仇恨是构成马克思“魔鬼般性格”的一个基本元素。

首先被马克思仇恨的是上帝，是神，但他的仇恨并不止于此。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因为仇恨上帝，马克思对上帝创造的人自然也很仇恨，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态度与撒旦教十分相像。

在马克思眼里，人类不过是一堆“垃圾”。他说，“没有人来拜访我，我喜欢这样，因为现在的人类是粗言秽语，他们是一群混蛋。”

在各种各样的人群中，马克思最鄙夷憎恨的莫过于有钱有势的人。不仅如此，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对自己的民族也十分仇视。1856 年，他在刊登于《纽约论坛报》的《俄国贷款》一文中写道：“我们知道，每个暴君背后都有一个犹太人，就象每个教皇背后都有一名耶稣会成员一样。耶稣会的军队扼杀了所有自由思想，于是，这被压抑的世界的欲望有机可乘了，若不是因为那些偷窃全人类财产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也无需挑起战争。怪不得1856年前，耶稣要把放高利贷者逐出耶路撒冷圣堂。他们就象暴君和暴政背后的当代高利贷者，他们的主体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至能危及这世界的生命，这一事实，使我们必须揭露他们的组织和他们的企图，以此臭气唤起全世界工人与他们作战，并将这癌肿彻底消灭。”试想，这种论调跟希特勒有何分别？

马克思还给黑人贴上“白痴” 的标签，在私人信件里，他还经常使用侮辱性的词“黑鬼”。他称拉萨尔为“犹太黑鬼”，并很清楚地表明，这不只是针对一个人的蔑称而已：“对我来说，这一点是绝对清楚的，因为他的头形和头发纹理显示，他是那些参加了摩西的出埃及之行的黑鬼的后代，除非他老妈或祖母跟黑鬼杂交过……这家伙的粗鲁也跟黑鬼一样。”

更让人吃惊的还在于马克思对亲人的无情。当燕妮九十岁的伯父因病临近离世时，垂涎其遗产的马克思竟然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写道：“如果那条狗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那条狗”死后，马克思于1855年3月8日写道：“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昨天我们被告知，我妻子那90岁的伯父死了。我妻子将接收大约一百塔勒；若不是那条老狗把财产的大头给了他屋子的女主人，我妻子还能得到更多。”

马克思身上的魔性还体现为一种强烈的毁灭欲，这在他的青年时代表现得尤其明显。

“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马克思很喜欢复述《浮士德》中恶魔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这句名言。在他早年的诗歌中，“毁灭”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他曾在《致燕妮》中直言不讳地宣布：“我几乎无法把七弦琴弹响，因为胸中热血在奔腾激荡，如今我可以嘲笑众神，我有了毁灭一切的胆量。”在《感想》中，马克思甚至对毁灭高唱赞歌：“在遏制不住的运动中，太空把一切侵吞，从毁灭的废墟里，一个新世界在诞生。”

那么马克思究竟想要毁灭什么呢？除了上帝的“永恒之乡”，他敌视的现实社会当然是一大目标。他在《人的自豪》中直言：“面对整个奸诈的世界，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在《圣经》里，魔鬼被天使投入了无底的地狱；而在马克思笔下，戏剧《乌兰内姆》里的人物卢钦多则想把人类投入地狱。他恶狠狠地说：“我年轻的双臂已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握住并抓碎你——人类。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马克思笔下的另一个戏剧人物——《乌兰内姆》的主角乌兰内姆则赤裸裸地表示要把整个世界都毁灭掉。

与绝大多数共产主义前辈不同，马克思对暴力有着不同寻常的偏爱，这也是他最为钟情的毁灭方式。

在《小提琴手》一诗中，面对着“如痴若狂”演奏着“死神进行曲”的小提琴手，有人劝道：“琴手呵，你冷嘲热讽揉碎心，英明的上帝赐予你的艺术，你该把它化作乐曲飞上九天，让它伴着灿烂群星舞翩跹！”不想这善意的规劝竟一下激怒了小提琴手，他一脸杀气地答道：“什么话！我要把这血污的长剑，直插在你的灵魂心间”。一言不合，就要以剑取对方的性命，而不是与之进行平和理性的沟通，可见其暴戾的程度。

马克思对暴力的偏爱后来更集中地反映在他对暴力革命的鼓吹中。而在这方面又以他撰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最为赤裸裸，也最具代表性。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这段话把一个恶狠狠的黑老大般的马克思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他不但宣布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而且还毫不掩饰地用暴力对统治者进行威胁和恐吓。

1849年，马克思在为《新莱茵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对“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坦言：“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马克思还曾把在沙俄因为犯了杀人罪而被处决的恐怖分子称为“不朽的烈士”，或 “惊人能干的伙伴”。为什么共产党嗜血成性，杀人如麻，看了马克思的这段自白，你该明白源头了吧。

跋

马克思身后一直有两个形象——一个是我们熟知的经过党文化精心塑造过的失真的马克思，一个是鲜为人知的真实的马克思。前一个马克思被称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共产党不但把他当作自己的上帝来顶礼膜拜，而且还想要人们也匍匐在他的脚下。后一个马克思则是典型的自大狂，他敌视和反对一切神灵，不但专制虚荣，而且好斗自私，魔性十足。他之所以要与资本主义为敌，归根到底并不是为了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而是想要充当人类的救世主，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可想而知，发端于这样一个人的共产主义运动怎么可能不带有自大专制、虚荣好斗和自私魔性的劣根性呢？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与生俱来就是邪恶的，它带给人们的为什么不是许诺过的幸福，而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因为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只是粗浅地勾勒出了鲜为人知的马克思的若干侧面，更多的真相还有待人们去不断挖掘和还原。

最后要说明的是，在研究马克思的生平时，笔者曾受到威廉·布兰察德教授的《革命道德》、戴维·麦克莱伦先生的《马克思传》和Von Richard Wurmbrand先生的《马克思和撒旦》等书的有益启发，本文更多处引用了它们的相关内容，在此特别致谢！

（六）

谢选骏指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语言。如果用21世纪的语言来描述马克思，那么最恰当的说法就是“恐怖分子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政权的所有暴政里，其实都有马客死的尸骨。在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荒谬中，其实都有马克思的狗屎。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网络语言”。

【第三十九篇  马克思主义就是空手盗道】

网文《共产党员们所不知道的马克思真相》（周晓辉）说：

德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共产党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据此将其暴力思想进一步发展，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和痛苦。

早年的马克思是一名基督徒。在大学后期，马克思加入撒旦教后，俨然已成为撒旦的代言人。

在中国，至今仍有人把“死后去见马克思”当作光荣。殊不知马克思曾将信奉其的无产阶级视为“蠢蛋、恶棍及屁股”。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公认的五大导师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和毛泽东，有时简称为“马恩斯列毛”。这五人中，德国的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恩格 斯共同撰写了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恩格斯被视为“马克思的亲密战友”。俄国的列宁、史达林和中共的毛泽东则继承了马恩学说，并将其暴力思想 进一步发展，“共产主义幽灵”在苏联、中国等国大地上飘盪一百多年，给人类尤其是共产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

据不完全统计，共产主义至少戕害了上亿人，其中包括八千万中国人。苏共的大清洗、乌克兰大饥荒、波兰卡廷惨案、古拉格、驱逐知识分子，东德的柏林围墙枪杀，柬埔寨的大屠杀，中 共的“三反、五反、镇反”、“反右”、“大饥荒”、四清、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一件件，一桩桩，每一段历史都充满了血腥和 暴力，而且这样的罪恶迄今在中国未休。

这是一个怎样的理论，让所有信奉的国家都充满了戾气，让所有这些国度里的百姓饱受折磨，惨遭迫害，整日生活在恐惧中？与之相对的是信奉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类似的惨案却少之又少。

显然，披着“实现人间天堂”美丽外衣的共产主义理论一定是出了大问题，因为它带给人类的根本不是什么幸福的生活，而是切实的地狱。苏联、东欧等国家的人民抛弃共产党，就是对充斥着暴力思想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否定。世界的发展趋势也证明了共产主义的衰落。

目前，只有中国、古巴、朝鲜、越南等几个国家仍继续高举马列大旗，继续以此迷惑、控制、镇压国人。究其背后原因，并非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现在有多么相信马列 思想，而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不愿意与人民分享自由、民主等权利，亦有些人仍旧留恋那虚幻的理论。

而在中国，认为 “马恩列斯毛的想法还是好的，只是具体执行中出了问题”的还大有人在，因为他们不愿相信自己为之投入了毕生信念的理论在根子上就存在问题——即便他们看到 了苏共、中共乃至东欧等各国共产党的残忍，甚至把“死后去见马克思”当作光荣。殊不知马克思曾将信奉其的无产阶级视为“蠢蛋、恶棍及屁股”。

马克思成为恶魔撒旦信徒

早年的马克思是一名基督徒。大学毕业时，他的文凭中也註明他的宗教知识：“他的基督教理知识，是明晰且相当有根基的。而且，他对基督教会的历史非常了解。”

不过，在大学后期，马克思性格突然发生了转变，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渴望向上帝復仇”，还在另一首诗中写道“梦想成为恐怖之王，毁灭整个世界”。没有人知 道，家境富裕，生活条件很好，并未遭受什么磨难的马克思的復仇、毁灭世界思想来自何方。从其大学后期的一些文章和诗歌推断，马克思奢纵的大学生活，使他对 一切正教中的禁戒，感到束缚，渴求个性彻底解放，欧洲祕密流传的撒旦教适应了这种渴求。

在大学后期，马克思性格突然发生了转变，在加入撒旦教后，宣称“我要向上帝復仇”时，俨然已成为撒旦的代言人。在加入撒旦教后，他经历了献祭仪式。撒旦能在其教徒纵欲狂欢的迷幻中显现，并能通过他们的嘴说话。当马克思宣称“我要向上帝復仇”时，他俨然已成为撒旦的代言人。

在加入撒旦教后，马克思于1837年11月10日给他父亲回信说：“一层外壳脱落了，我的众圣之圣被迫离开，新的灵必须来进驻。一个真正的狂暴占有了我，我无法让这暴虐的鬼灵宁静。”

西方宗教认为，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因此变成了魔鬼，故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嫉，而撒旦教会正是宣扬对上帝和对人类的仇恨（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类）。

曾经一度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同为撒旦信徒的巴古宁写道：“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骯脏和疯狂。”

另一个佐证马克思是撒旦信徒的是马克思的外表。在马克思的年代，男人通常会留胡子，但式样与马克思不同，而且不会留长发。马克思的外形风格是Joanna Southcott信徒的特征。Joanna Southcott是一个撒旦教组织的女祭师，她自称能与恶魔Shiloh通灵。

资料显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受到撒旦教的影响，甚至在病重时，还採用撒旦教的仪式祈祷。海伦曾描述道：“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病重时，他独自在房间里，头上缠着带子，面对着一排蜡烛祈祷。”海伦不知道马克思信的神却是撒旦。

为毁灭世界 写下污秽之书

可以说，彼时的马克思就已经为自己定下了目标，即毁灭这个世界，以世界的震盪、剧痛、动乱为基础，建起他的王座。换言之，他根本没有幻想要为人类、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服务。

1848 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为了实现他“毁灭世界”的梦想，创立了其以暴力斗争为核心的共产理论，而且在这部被共产党人视为圭臬的《共产党宣言》 中，他直接点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事实上，这个幽灵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的撒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只是引诱无产阶级和知识分 子去实现撒旦理想的圈套而已。

马克思把《共产党宣言》称为“粪——污秽之书”，他蓄意把恶魔之王——撒旦的排泄的秽物，灌输给被愚弄的工农和知识分子。

出乎众多的共产党人意外的是，马克思居然把《共产党宣言》称为“粪——污秽之书”，他蓄意把恶魔之王——撒旦的排泄的秽物，灌输给被愚弄的工农和知识分子。而这个污秽之书却被列宁奉为经典，被毛泽东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被所有信奉共产党的国家高高捧起。这是怎样莫大的讽刺？

毁灭人类 针对主流观念发起战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马克思还说：“我们发起战争，针对宗教、国家、家乡、爱国心的所有主流观念。”

历史上有过许多革命，每个革命都有一个目标。例如，美国革命为国家独立而战，法国革命是为了民主。只有马克思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永远的革命”，为革命而实施恐怖主义和杀戮，除了癫狂突发的暴力之外，革命再无其它目标。这就是撒旦主义与普通人类罪行之间的区别。

而对于在沙俄犯了杀人罪被处决的恐怖分子，马克思称他们为“不朽的烈士”或“惊人能干的伙伴”。恩格斯也写道“我们进行的美味的復仇”。他经常使用这种措辞：“（俄国）国内的进展多么壮丽啊！谋杀变成了家常便饭。”“让伦理道德问题靠边站吧……革命者为达目的，无论採取何种手段都是对的，包括暴力和表面的 顺从。”

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后的列宁、史达林、毛泽东等已成了撒旦的工具，切实的毁灭着人类和世界。

支持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

1840年，英国发动了针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用炮舰迫使中国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当时在英国内部，对此存在反对的声音。而旅居英国的马克思则赞美鸦片战争把中国投入大混乱状态。

马克思1853年7月22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无论他们认为是什么社会、宗教、朝代、或国家形态的原因，导致了中国过往十年来的慢性 反抗，以及现在聚为一体的强大变革，这个暴动的发生，无疑得益于英国的大炮将一种名叫鸦片的催眠药品强加给中国。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满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 为碎片；天朝永恆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密封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这才有了在加州和澳洲黄金吸引下急速开展的交流活动（指中国奴工被“卖猪仔”到外国採金矿）。与此同时，大英帝国的生命血液──银币，便开始被吸取到英属东印度了。”

简言之，马克思声称英国是在推进中国的文明，通过消灭中国的古老文化，打开中国的门户来迎接国际经济。他甚至赞许地说，英国的政策造成了中国这么多失业人口，这样中国难民才能被用来在全世界做奴隶工。

马克思还为英国强迫中国吸毒一事辩护道：“看来，历史要先让这些人民全部染上毒瘾，然后才能让他们从世袭的愚蠢中醒来。”看到马克思这样的言论，不知道那些至今还在崇拜其的人情何以堪？

哲学家波普尔对马克思进行了批判。

波普尔首先批判马克思以经济主义为基础的历史主义，并对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极为反感，认为是有意在挑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使各个民族自相残杀的革命爆发。

或许，即便如此，还有人会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十分留恋，那就不妨听听哲学家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判。

在二十世纪的学术界，波普尔是一个极为响亮的名字，他不仅在哲学上提出了“从实验中证伪的”的评判标准，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批判法则，因此为自由与民主的“开放社会”奠定了理论根基。此外，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被认为是最彻底的。

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无情的，历史进程是依照可知的普遍法则的，最后也会推进到确定的终点。如马克思理论就宣称物质生产规律决定历史进程，要分别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蕴含着毁灭其自身的因素，因为它造就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发展到共产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它是一种彻底的历史主义。

波普尔则认为，历史主义不过是以权力主义和极权主义为根基的理论性假设，是自然科学中谬误理论的产物。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最精緻、影响最广泛、最危险的历史主义，而马克思不可避免的失败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无法证伪，所以是伪科学的教条。

波普尔首先批判了马克思的以经济主义为基础的历史主义，因为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从本质上来讲是为他的政治学说服务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波普尔承认经济的作用，但他不同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过分强调经济的作用，甚至夸 大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那就彻底错了。

其次，波普尔反对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的弊端，但这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则和自由市场经济本身不是社会弊端的根源，问题在于，对资本主义中那些盲目的和不加限制的经济力量缺乏控制。任何不加限制的权力都是危险的，经济权力并不比其它权力更危险，而同样的，它也是可以被制约的。

波普尔用经济干预主义的事实来反驳马克思对于上层建筑是专制工具的说法，指出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正是限制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手段，而且没有民主的制度，那么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便没有制约的力量了。

对于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预言，波普尔认为是错误的。

首先，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而只是预示了经济干预主义的必然性，而经济干预主义不一定採取公有制的方式。工人阶级的利益保障不需要用社会革命的暴力手段，完全可以採用社会改良和民主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

其次，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不可避免。波普尔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暴力革命倾向极为反感，认为他们是在有意地挑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使革命爆发。

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后果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这些结果破坏社会生产力，激化社会 矛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事实上，这些问题都被现代资本主义彻底解决了。因为随着民主制度的作用，国家社会的干预保障了剥削现象的限制，资本主义初期 所表现出的残酷剥削现象已经一去不復返了。

结语

对照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残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难发现，五十多年前，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正确性已经一一得到了验证：随着民主制度的完善，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的生活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趋向丰盈。而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度，几乎都走向极权统治，制造出无尽的苦难。

“实现人间天堂”是一件美丽的外衣，但这套共产主义理论的百年实践却是在把人类带向切实的地狱，而非幸福生活。

红祸横行百年，值得人们反思。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人民抛弃共产党，就是对充斥着暴力思想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否定。世界的发展趋势也证明了共产主义的衰落。

一个信奉撒旦邪教、自私冷漠、蔑视中国、鄙视人类的制造灾难之徒“马克思”，还在大陆被中共供奉为“导师”继续吹捧和崇拜，这不仅是对中共党员的羞辱，更是对中国人的羞辱。

谢选骏指出：同为犹太人的哲学家波普尔对马克思这个犹太奸商也看不下去了，并进行了批判。可见马克思却是邪恶得离谱，正是由于他的罪行，犹太人后来在德国受到了株连九族的灭顶之灾。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究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其实这并不准确，因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空手盗道”。

马克思在对恩格斯的吸血活动中，发现了资本的奥秘就是资本在滴血。而马克思追踪他自己的吸血来源，发现那并非恩格斯的钱袋，而是恩格斯的工厂，和血汗工厂所榨取的工人血汗。恩格斯包养二奶，马克思则让女仆怀孕，然后让恩格斯顶包背黑锅，为此不得不把《资本论》的版权抵押给恩格斯，让恩格斯成为国际共运的老二……

马克思于是把“夫子自道”的《资本论》提纲了出来。但因为那并非普遍规律，而只是马克思狼狈为奸勾搭恩格斯的结果，难怪这段个人履历始终无法完成，只写了半部草稿就草草结束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永远处在构思状态，无法完成，所以需要不断地“狗尾续貂”，“理论家”的名单结果越来越长……越来越差。

“空手道”是日本传统格斗术结合琉球武术唐手而形成的，起源于日本武道和琉球的唐手。唐手是中国武术传入琉球，结合当地武术琉球手发展而成的，而日本本土人又将九州、本州的摔、投等格斗技与唐手相结合，最终形成空手道。二战之后通过美军宣传而在全世界广泛传播。空手道当中包含踢、打、摔、拿、投、锁、绞、逆技、点穴等多种技术，一些流派中还练习武器术。一九九四年日本广岛第十二届亚运会空手道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空手道比赛场地一般为8×8米；至于比赛项目有套路赛（型）和格斗赛（组手）两种，而在组手比赛中一方有效进攻导致对手瞬时丧失战斗能力或重心明显移动为得分标准。

“空手盗道”不同于“空手道”，而是“空手盗的道”，是“盗亦有道的道”。

“空手盗道”就是“无本生意”，不用任何投资，就可以获得任何报酬，比毛泽东的家族生意（高利贷）还要赚钱，因为作为诱饵的本金都无需支付，就可以予取予求、任意索取。因为“造反”的目的，还不是为了抢劫起来比较方便吗？“造反有理”不就是为了“予取予求、任意索取”而制造一个“狼吃羊有理”的借口吗？其实狼吃羊是不需要借口的，因为那是命运，是大自然的安排。就像富人竞相欺压穷人一样。反过来看，也像穷人翻身一样，是周期性的社会痉挛，避免不了的报应，就像蛮族入侵一样。

【第四十篇  马克思就是碰瓷党的始祖鸟】

《碰瓷横行 中国沦为冷血社会》（2018-11-23江流综合）报道：

不知何时开始，碰瓷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行业。香港东网时事评论节目指出由于碰瓷敲诈金钱的猖獗，中国老百姓出于自卫只好见死不救，最终造就了一个冷血的病态社会。

老太被撞倒，路过12辆车无一伸出援手。福建泉州日前发生交通意外，一老妇晨运横过马路时被三轮电自行车撞倒，肇事司机不顾而去。事后共有12辆车先后路经现场，均无人下车救援。最终老妇被货车辗过头部当场惨死。

事发于清晨5时许，从闭路电视画面可见，三轮电自行车撞倒老妇后，司机曾下车查看，然后随即跑回三轮车驾车逃离现场。后来经过的司机全都发现有人躺在马路中央，甚至有车辆绕行老妇而过，12辆车无1人停车伸出援手。最后1辆货车驶至，司机未看见老妇，车直接辗过头部，货车司机发现后方才报警求助。

12位驾驶统统见死不救事件引起网民热议。有人质疑众司机冷血。也有人说目前碰瓷党猖獗，扶起倒地长者被讹诈之事时有发生，不敢救人亦情有可原。

东网评论指出，中国碰瓷党透过故意撞车或跌倒去敲诈敛财，老人和妇女也有机会充当敲诈者。浙江金华有位年轻人好心扶起骑车摔倒的男子，却反被诬蔑是撞人者，遭讹诈1万元人民币医药费赔偿，幸警方找到附近的闭路电视片段，才能还年轻人清白。近日在湖南衡阳，甚至有执勤中的交通警员无端在已煞停的私家车前跌坐倒地，也变成“屈人党”之一员。这就难怪市民不敢轻易帮助陌生人。

碰瓷横行，负责维持法纪的公、检、法机关又执法不严，有法不依，导致诈骗钱财者一再得手获放生，救人者反复被“屈”，最终形成兵贼不分的社会现实，老百姓为求自保，纷纷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中国“碰瓷”已然名声远扬成为国际笑话。

纽约时报报道说，骗子撞向汽车，然后要求司机赔偿自己造成的（或不存在的）伤害。在中国，这种骗术被称为“碰瓷”，网上有不少的碰瓷视频。2017年1月发布的视频显示在湖南的永州，一个女人刷新了碰瓷的下限。从轿车司机那里讹到钱后，她还向旁观者吹嘘自己的本事，甚至在汽车前面手舞足蹈。

该女子和司机之间的部分对话如下：

司机：“你想干什么？站起来！到那旁边！快点！”

女人：“20块都舍不得吗？”

（司机似乎把20元人民币放在了汽车雨刮下面，女子在人群的哄笑声中拿走钱，然后跳起舞来。）

女子然后对拍视频的人说，“给我照个相！虽然20块钱，我半个小时250块！”

后来又看到她躺在另一辆车面前。

还有一个视频，是2016年年11月拍的，一个衣着时髦的年轻女子故意倒在一辆看起来很高级的SUV前，让司机从她身上压过去。最后她被警察拖走。

在中国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城市南宁，一名男子反复撞向一辆停下来的公共汽车，直到警察前来干预。

纽约时报未能获得碰瓷规模的可靠信息。通常碰瓷者不会被起诉。对于很多受害者来说，拿钱打发更省事，免得和碰瓷者争吵或者去碰中国充满挑战的司法制度。

但在2017年2月，两名男子因为驾驶残疾人三轮车去碰瓷小货车，被辽宁沈阳的一所法院判处了11个月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人民币2万元。

两人承认，他们去年通过碰瓷在10天内就赚了约1万元人民币。

澳大利亚人类学者沙学汉(David Schak)说，“碰瓷”这个词最早来自不诚实的店主将瓷器放在很有可能撞翻打破的地方，然后要求“笨手笨脚”的顾客进行赔偿。

现代碰瓷骗局的视频几年前开始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出现，碰瓷者已成为了笑柄和公共娱乐的来源。

沙学汉说，碰瓷者通常是“因为懒惰、绝望、厚脸皮，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赚钱”。

中国人对这种伎俩感到厌烦，永州那个骄傲的碰瓷者视频下面有这样的评论。

“应该碾死她。”一个人留言说。

“不要推这种视频。太丢人了。”另一个人说。

怎样避免成为碰瓷的受害者？沈阳法官任凡提供了一些建议。不要违反交通规则，他说，因为任何把柄都可能被人利用。不要惊慌，不要试图收买骗子。如果给钱，就要坚持对方开收据，记下对方的身份证号码，并向警方报案。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的警察解决不了类似碰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的始祖鸟马克思就是碰瓷党的始祖鸟。马克思通过碰瓷取得贵族小姐的占有权，此其一也；马克思通过签署《共产党宣言》碰瓷普鲁士政权，摇身变为革命的流亡者，此其二也；马克思通过杜撰《资本论》碰瓷恩格斯，逼着后者养活他，还要帮他承担女佣私生子的丑闻，此其三也；至于其四其五其六，大家好好想想，也就一一例举明白了。所以说，马克思就是碰瓷党的始祖——无产阶级专政的先锋队，不管他叫什么的党名，共产党，人民党，劳动党，都是马克思始祖的碰瓷的鸟兽党。

【第四十一篇  马克思是一个顶级毒贩】

《当年的列强们 快被新鸦片战争打垮了》（2018-12-03 北美留学生日报）报道：

鸦片战争过去了178年了。当年蹂躏过中国的列强们，却快被一场新”鸦片战争“，打垮了。但究其原因，只能说不作死不会死！

当中国人付出巨大牺牲禁毒的时候，欧美国家却纷纷把毒品合法化，却又要求中国不要“出口”毒品给他们。

这神马操作？

上周，我们推送了国内明星吸毒被抓的文章，在评论区里出现了这样一条留言：这条留言直指我们对吸毒充斥了太多的“偏见和误解”、“对吸毒者不宽容”。

我们不知道留言的这位对吸毒和毒品危害的联系有没有足够的了解，也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我国每年有多少缉毒警牺牲在前线，或者遭受了怎样非人的折磨。

早年间有一部电影，里面也有很多被动吸毒的“受害者”，但对这些“受害者”，毒枭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们不吸，我卖给谁？

为什么我们要对毒品、吸毒者和贩毒者零容忍？因为即便鸦片战争已经过了178年，毒品依然在以不同的形式为祸人间。

在近日的G20峰会上，一种药物被美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出“红牌警告”：芬太尼。美国疾控中心主任Robert Redfield表示，由于吸食药物过量和自杀数量正在加速上升，当前的健康数据非常“令人不安”。

而这两种死亡原因也共同导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连续第二年下降——芬太尼便是“过量药物”中的典型代表。

美国白宫也发表声明，称将中方“同意将芬太尼指定为一种受控物质”放在首要位置，这意味着向美国出售芬太尼的人将受到中国法律规定的最高刑罚。

那么，这个突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芬太尼是什么？

今年的9月5日，美国女主播Angela Kennecke播报了一则女子因用药过量去世的新闻。而新闻中去世的女子，就是这位主播21岁的女儿。“我21岁的女儿艾米丽因用药过量在四月个月前死亡，她的官方死因是芬太尼中毒（芬太尼是一种镇痛药，常用于手术以及术后镇痛）。以这种突然又震惊的方式失去女儿，令我的世界崩塌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家人会成为晚间新闻的主角。”让艾米丽致死的药物芬太尼，是从阿片（罂粟）中提取的生物碱及衍生物，它能极大缓解疼痛，也能致人上瘾甚至死亡。

事后，不少专家直指美国阿片药物泛滥的根本原因，即医生开具的处方药太多，从而使得病人上瘾。与此同时，10月23日，美国疾病控制防预中心（CDC）发表数据称，美国因可卡因（cocaine）服用过量而死亡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这一数据，比去年增加了22％，比2015年增长250%。这不难让人想到刚刚过去的10月17日，加拿大全国娱乐大麻合法化。从这一天起，它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大麻合法化的国家。于是，大麻店的门口排气长龙；大麻店的库存已被扫光；大麻店的门口烟雾缭绕。

加拿大人高呼，他们在书写历史；西方人呐喊，他们向文明又迈进了一步。在枫叶国全民一路“high歌”的时候，欧洲人还好吗？

今年6月，据欧洲毒品和吸毒者观察所（OEDT）发表的数据，烈性毒品已席卷欧洲大陆。15岁-34岁的欧洲人中，有1720万人吸食过大麻。

在英国，吸毒率位居欧洲榜首，几乎每5个大学生中就有2个人吸毒。

在法国，每年的毒品交易金额为27亿欧，其中大麻10亿，可卡因8亿。

在荷兰，咖啡店就可以购买大麻，被誉为“大麻的天堂”。

在葡萄牙，早在2001年就通过毒品非罪化法。法律规定，以个人消费为目的吸食、持有、获取少量麻醉性和致幻性药品，都不再被当作犯罪处理。

在德国，1997年便开始“大麻游行”，不断促成大麻合法化。

在欧洲，大麻是人们喜欢“光顾”的对象，毒品是金钱汇聚的地方。人们对“毒品”的执着与热情，早早就用行动代替的语言。

当我们惊叹于外国人是不是疯了时，也有中国人在鼓吹：为什么我们不能大麻合法化。

有一位叫李雪作家，在网上公开“反对禁毒、呼吁毒品合法化”！她还说，“禁毒战争不会减少成瘾者，只会把成瘾者推向家破人亡和犯罪的深渊。”对于她曾经的言论，小编不知说些什么。也许她真的不知道，也许她假装不知道，也许是她选择性忽略，但是即便便整个西方都在为毒品狂欢，中国人也不能忘记，曾经有一个地方，它允许鸦片买卖，向毒贩征税，甚至鼓励人们吸毒；它让整个国家充满毒品和瘾君子，它让中国人被称世人称为“东亚病夫”，让中国没有御敌之兵，让中国惨遭欺凌。那就是178年前的清政府。

中国做不到对毒品宽容，是因为我们忘不了178年前的鸦片战争。178年前，无数的西方人带着对东方的好奇，来到中国。他们带来自己的商品，却没能换回想要的丝绸和茶叶。但是，他们发现不知道世界是方还是圆的中国人，对他们手中的商品不感兴趣，只对白银和鸦片非常渴望。于是他们欣喜若狂。在印度，他们将商品“变成”鸦片，再把鸦片卖到中国。因此，来换取想要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中国鸦片的大门就此打开。

曾有据数据表示：鸦片自17世纪传入中国后，吸食人数呈几何速度增长。19世纪后期，大约有400万以上的中国人吸食（也有人估计超过1000万人）。当时的清朝人对吸毒的态度，就像是如今的西方。吸毒只是个人行为，或许它有违道德，但你家事还是你家事，吸了就是吸了。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当时的鸦片馆，好像现在加拿大的大麻店，门庭若市，好不热闹。

或许，人们也曾在林则徐身影中，看到过希望；在虎门销会的237万斤鸦片中看到过希望；在林则徐写下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看到过希望；但中国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为了抵御外来鸦片，有昏聩官员提出自己种植。于是，全民种植鸦片的热潮来到了。种的多了，吸的也就多了。那时的中国好像被鸦片控制了一般，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成为了鸦片的俘虏。

男子瘦如柴，女子被随意践踏。整个中国人都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毒瘾当中。在这场以贸易开头，以炮火结束的战争中，获胜的是欧洲人，被列强铁蹄、被鸦片碾碎的是中国人。这样的国恨，中国人忘不了。

据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约有吸毒人员255.3万名。而数字背后，却不只是255.3万个家庭的支离破碎。在知乎上有一则提问：中国禁毒力度大吗？

问题下面的有2,750条回答，几乎每一条答案都超过上万点赞。其中很多都来源于曾经或现在缉毒工作者的亲身经历。他们用一次又一次平常但又不平凡的行动，诉说着禁毒之路的艰难，和他们从不认输的精神。

这些回答很多都是匿名的，甚至上传的照片必须模糊五官，也必须隐去会暴露位置的路标。因为缉毒的工作是危险的。据说，每一个毒枭手上几乎都有一份缉毒警察的黑名单。一不小心，缉毒警们就会有暴露身份的危险，招来杀身之祸。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以来，在禁毒工作中牺牲、负伤、意外和过劳死亡的禁毒民警多达600余人，其中因公牺牲16人。为了避免毒贩的报复，他们当中很多人死后没有墓碑，亲属不能在清明节时前去祭拜，就连报导中的遗照也要打上马赛克。正是这样，没有人会在中国向“毒品合法化”让步。

1990年，政府成立了禁毒委员会；1998年，公安部成立的禁毒局。对外，禁毒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内，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一位网友将中国对毒品的态度概括为：“刑法严厉，司法残酷”。

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烟（白粉）或者甲基苯丙胺(冰毒）五十克以上的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五十克是多少？大概是一个鸡蛋的重量。只要携带五十克以上的毒品，就有可能会考虑执行死刑。据数据显示，在我国“毒品犯罪”是适用死刑最高的罪名之一。

这种严厉、残酷的惩罚，就是为了让所有人在毒品面前停下脚步。有人说：“你之所以看不到黑暗，是因为有人把它挡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从来就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在毒品的黑暗里，替你我负重前行的，是这些缉毒警察们。在吸毒过量而致死人数不断攀升的数据中；在全球无数缉毒警察倒下的身影中；在178年前中国被鸦片蹂躏的历史中；加拿大于2018年10月17日，全国的休闲大麻合法化，成为第一个大麻合法的发达国家；美国已有10州和华盛顿娱乐大麻合法化；越来越多的地区，让大麻合法成为一种趋势，让毒品的大门轻而易举的被叩开。

而我国之所以能从毒品的魔爪下幸免于难，正是由于我们一直以来对毒品和贩毒行为的零容忍。对吸毒和贩毒行为的宽容，就是对我们所有人和下一代的残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毒品严打，对吸毒的明星零容忍全网封杀。反观欧美一些国家，一边对入门毒品持放任姿态，一边又要求中国不要出口“毒品”给他们，真是有种精神分裂的状态。

谁会想到，从1840年过去178年之后，竟然是欧美列强还在打“鸦片战争”，而且打得很狼狈。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自律使人自由，对于国家也是一样适用。奉劝一些国家还是管好自己国内的毒品吧。呵呵。前阵子，陈羽凡因为吸毒被抓。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对吸毒的明星这么残酷？回复“吸毒”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对吸毒明星的宽容，就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残忍。

谢选骏指出：虽然苏联瓦解了，但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没死，而且马克思主义还终于征服了欧美猪头！因为马克思在说过“宗教是鸦片”，所以他的门徒禁止了宗教。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流行，摧毁了人生的终极希望，虚无主义的后果就是毒品的流行——现在他们把吸毒的责任推给医生，但是医生最多只是毒贩。套用一句毒贩的话，毒虫不吸毒，毒贩卖给谁？如果说是毒贩唆使毒虫上当，那么只能说——马克思才是一个顶级毒贩，因为他用烂书《资本论》培育了亿万毒虫，让他们吸毒上瘾，无法自拔了。

【第四十二篇  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刑事犯罪分子】

网文《中共推“21世纪马克思主义”言论遭批》（2017-10-03）说：

近日中共在多个重要场合都宣传所谓“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十九大推出所谓新的理论造势。民间专家认为，中共面临严重意识形态的危机，他们自己都不信的东西怎么可能让别人来相信。实践早已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错误的，给人类带来苦难，社会主义阵营早已土崩瓦解，只剩寥寥无几；而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个骗局。

马克思主义带给老百姓血泪和苦难

9月29日中共政治局就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进行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并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中共的理想信念的灵魂，还在发展马克思中间加了两个前缀词“21世纪”“当代”，还有所谓的“与时俱进”等等，还称要“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重新抬高马克思主义。

研究历史的民间专家、广西网络作家荆楚向大纪元记者表示：“我一听所谓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就感到可笑。19世纪按照马克思理论进行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共产主义的实践，实践意义就是给人们做了反面教材。哪个国家引进马克思主义，哪个国家就带给老百姓血泪和苦难，这是活生生的事实。”他认为，这个理论从根本上讲逻辑不通。“共产党现在面临严重意识形态的危机，他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还要别人来相信？只能说明他们虚伪，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些人，他们还相信马克思主义吗？他们早就把自己的亲戚、儿女、子孙通通送到了他们经常骂的那些民主国家去了。把他们国内贪腐所得也通通存到类似美国这些发达的、被他们骂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他强调：“他们只是在国内当裸官，把他们贪腐所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存起来，对共产党自己的统治毫无信心，但还用他的欺骗宣传愚民洗脑，让老百姓来相信社会主义好、马克思主义好。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了，只知道说假话欺骗全国百姓，那不是一个国际笑话吗？！”

“民主社会主义”是个骗局

此前大陆体制内专家辛子陵就披露，十九大将要修改党章，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替代中共过去的指导思想，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他还表示十九大可能转向民主社会主义。

就“民主社会主义”，荆楚表示，已故的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就有这种主张。“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年轻的时候主张走议会道路，后来发展到要砸碎旧世界。通过暴力、通过所谓的专政来获得政权。到了晚年他们又忏悔了，觉得他们当年在激情状态下做出的主张那是错误的。晚年以后他们总结其一生，认为要打出走民主社会主义这样的口号。”

荆楚分析，这个社会主义提出的是公有制。“公有制就是对人民的基本财产进行掠夺、不尊重人权，他哪可能有民主。你积累的财富，我无缘无故就剥夺你，你有财富你就是有罪，这样的主张首先就是反人类的、反社会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东西，这个东西也是站不住脚的。”

荆楚曾专门撰写了论文《马克思主义六大逻辑错误》，包括以阶级性否认普遍人性的存在，提倡“无产阶级专政”，仇视“公民个人财产制度”，蔑视人性、人道、人权的普世价值，以对某些牧师或神父的虚伪的揭露，来代替对有神论的否定，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哲学根基等。他认为，逻辑学上有一条重要规则：“如果大前提错了，哪怕小前提万分正确，推导过程也十分严密，那么所得出的结论，是毫无意义的。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六大逻辑错误基础之上”，就是揭示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大前提错误的问题。

马克思预言错了 为什么还要信仰他？

笔名“批判现实主义者”，近日撰文《重提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信号》，也对中共政治局会议抬高马克思主义现象表示关注。文章认为，“马克思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判断基本是错误的，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国家更繁荣更发达，而社会主义国家日渐衰落。既然他的预言错了，为什么还要信仰他？”文章还说，马克思主义藉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创立的苏联的大力传播达到了巅峰。随着苏联的式微与解体，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大为减弱。

“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一些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其国家的意识形态，如古巴、朝鲜、中国等，但寥寥无几。中国如果不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不搞市场经济，那么，中国就绝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问题，不是什么“预言错了”，不是什么“判断错误”和“逻辑错误”的问题。因为“判断错误”和“逻辑错误”还只是一个智商低下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主要是设局诈骗的问题。马克思是犹太人，恩格斯是德国人（日耳曼人），这些人的智商并不低下，这些人的主要问题是缺德的问题，是卖假药的问题。马克思反对资本家剥削，自己却通过恩格斯吸取工人的血汗，不劳而获；还霸占女佣私下产卵，马克思显然是当代中国贪官裸官的先锋队。恩格斯则是马克思的同伙，作为工厂主不仅压榨工人福利，先后霸占女工姐妹供其淫乐，活脱脱的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血汗工厂厂主的样板戏。由此可见，“中共推‘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还真的不无依据。有意无意掩盖着一点私密，实际上都不是东西。尽管他们声称，假药还有心理疗效，是给傻瓜们准备的共产主义天堂，这些蠢蛋反正死路一条，信什么还不是一个样。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卖假药的吸血鬼，是典型的刑事犯罪分子。他们组织的社会主义团伙，就是明火执仗的犯罪团伙——所以毛泽东说他们“造反有理”。

【第四十三篇  鲍彤为何否认马克思的犯罪行为】

《列宁斯大林犯罪 跟马克思毫无关系》（2018-05-12 自由亚洲电台 鲍彤）报道：　　

马克思生前有崇拜者，圈子不大。他喜欢指点江山，但不懂民主集中制，没有学过“四个意识”，更没有培养或提拔过具有“核心意识”因而全心全意自觉自愿一切行动听他指挥的班底，所以他没有死党，或追随者。

1883年下葬时，仪式不隆重。生前好友恩格斯致悼词，只把他抬举到……“达尔文”的高度。

但命运不可预测。30多年后，墓木已拱的马克思时来运转，冥冥之中黄袍加身，被一群俄国人拥上了神坛。

十月革命是浑水摸鱼的政变：外借世界大战的乱局，内夺立宪民主党二月革命的成果，得票少得可怜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亡命之徒冲散和取缔了议会，宣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全俄瘫痪了！列宁用“给士兵以和平”和“给农民以土地”蛊惑人心。战争没有了，秘密警察“契卡”来了，大逮捕，充军来了，直到肉体消灭反抗者，靠血腥镇压实行统治。土地尚未到手，粮食先被征光……。

这种“革命”，跟无产阶级，跟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跟马克思何干？

是的，马克思讲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马克思讲阶级斗争，首先是争取罢工，争取工人自由组织工会，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改善待遇……；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由真选举产生，可以随时撤换，而且只拿熟练工人平均工资的领导机构来执行的……。马克思的这些主张，在所谓十月革命里能找到半点影子吗？所以问题来了：这种“革命”，能叫饥寒交迫的无产阶级负责吗，能叫虚无缥缈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负责吗，能叫已在34年前在英国下葬的马克思负责吗？

列宁犯了罪，株连无关的马克思，说是归功于，实则诿罪于，天下有这种道理吗！马克思的理论是片面的。片面性不是罪。谁没有片面性？必须指出，轻举妄动绝对不是马克思的行动纲领。相反，正是马克思本人，谴责了“一国首先胜利建成社会主义”这种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

马克思生前的朋友和学生，个个都是十月革命的谴责者。唯有跟马克思八竿子打不着的斯大林，向他的恩主列宁献上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皇冠。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富丽堂皇的衣钵，镇压异己，迫害知识分子，抢劫富人，剥夺农民。苏联成了各民族共同的大监狱。

他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结盟，又和日本的军国主义订约互不侵犯。阴差阳错，希特勒的进攻迫使他转上了反法西斯的舞台。他拿到了战利品，裹挟着东欧，建立起社会主义阵营。

斯大林跟马克思有什么一丝一毫关系！

当然了，共产国际最大的成就，其实是建立中国支部即中国共产党——此事另说。（鲍彤）

谢选骏指出：鲍彤为何否认马克思的犯罪行为？大概因为他虽被“开除出党”，但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千方百计为旧主护短。但事实却不是鲍彤所说的那样。因为马克思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是一个实干家——马客死伙同恩哥死等人，发起各种社会活动，建立各种颠覆组织，从事各种犯罪活动——所以他马克思最多只能算是一个理论家、宣传家，而不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总的看起来，马克思是一个渴望权力的狗奴，不是一个为思想献身的器皿。正因为这样，共产党徒才会说“死后去见马克思”，因为他们见了马克思才不会脸红心虚。

【第四十四篇  请蚂蚁去见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就是蚂蚁国教义】

中国的网上有人问：马云如果突然去找马克思，马化腾去见列宁，蚂蚁，腾讯会怎么样？

一个企业的发展不应该靠一个人，可是假如马芸同志突然去和马克思聊天，蚂蚁会怎么样？阿里巴巴，淘宝会突然崩塌么？还是异军突起被其他同行吞并，抑或是内部分家，合久必分？？？

网文《千万不要“去见马克思”》（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四日）报道：

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至少中共三个头目，都讲过一句同样的话，自称：死后去见马克思。于是，这句话便在中共党内，特别是那些职务较高的人中流传开来，大有以死后“去见马克思”为荣的感觉。

可是，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呢？

马克思的信仰

1818年，卡尔·马克思生于德国一个犹太人家庭。六岁时，家庭改信基督教，马克思成为一名小基督徒，信仰上帝。他高中毕业时，成绩很好，一切正常。

然而，马克思上大学期间，性格大变，心中充满了仇恨，引起父母的不安和痛苦。原来，马克思秘密加入了由乔安纳·萨斯卡特（Joana Southcott）主持的撒旦教会，成为魔鬼教的一员。这个教会的邪恶，我们从其祭仪上便能一目了然。

撒旦教有一种祭仪叫“黑色聚会”。在此仪式中，撒旦教祭师于午夜时进行念诵。黑色蜡烛被颠倒放置于烛台上，祭师反穿着长袍，照着祈祷书念诵，但念诵顺序是完全颠倒的，包括神、耶稣、玛利亚的圣名，都倒过来念。一个十字架被颠倒放置或被踩在脚下，一件从教堂偷来的物器被刻上撒旦之名，用于仿冒的交流。在这“黑色聚会”中，一部《圣经》会被焚毁。所有在场者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不做好事。然后他们进行纵欲狂欢。

马克思死后的高门墓地，是伦敦地区的撒旦教崇拜中心。

马克思的为人

先看看马克思对自己母亲态度。1863年12月，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两小时前我收到一封电报，说我母亲死了。……在很多情况下，我需要的不是一个老妇人，而是其它。我必须动身去Trier（马克思的出生地）接收遗产。”母亲在马克思眼里，不过是一个“老妇人”；母亲故去，马克思没有眼泪，他最上心的是遗产。

马克思的妻子珍妮有一位九十岁的伯父无子女。老人病重时，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如果那条老狗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老人去世后，马克思写道：“这是一件幸福的事……若不是那条老狗把财产的大头给了一个女人，我妻子还能得到更多。”

马克思从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养家。年轻时啃父母，结婚后吃嫁妆，再后来基本上是靠恩格斯施舍过日子。马克思不仅无偿剥削女仆，还要其充当性奴，马克思和女佣海伦·德穆特有一个私生子，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声誉，他要恩格斯替罪，私生子用恩格斯的名字命名，由恩格斯寄养在工人之家。马克思、恩格斯学院的 Riazanov 主任，在《卡尔·马克思、Mai、思想家和革命家》一书中披露了这件事。

1960年1月9日，德国报纸《Reichsruf》报导，奥地利总理Raabe，曾将一封卡尔·马克思的亲笔书信，送给苏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这封信证实，马克思在流亡伦敦期间，曾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告密者。每提供一条消息，马克思获得25元的奖赏。他的告密涉及流亡于伦敦、巴黎、瑞士的革命者。其中一个被告密的人叫Ruge，他自认为是马克思的亲密朋友。

马克思的言论

美国《人事》杂志曾经评出十九到二十世纪世界“十本最有害的书”，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得了最高分74分，成为上两个世纪“最有害的一本书”。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榜上有名。

马克思仇视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认为他们都是“小贩”。他称俄国人为“饭桶”，称斯拉夫人为“垃圾人种”，是“反动”种族，应该立即在世界革命风暴中毁灭。他称人类是“垃圾”，他们“粗言秽语”，是“一群混蛋”。

一方面，马克思在著作中声称为无产阶级奋斗，另一方面他却称无产阶级的人“蠢蛋、恶棍、屁股”，称黑人“白痴”。

实际上，马克思并非无神论者，马克思憎恨所有正神，独尊魔鬼撒旦。他并不信奉“共产主义”。他只不过是利用“共产主义”为圈套，引诱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去实现撒旦教的理想而已。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说：“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最具讽刺性的是，对于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称之为“粪──污秽之书”。

马克思学生时代写了一个剧本，叫《Oulanem》。“Oulanem”就是将“Emmanuel”这个词倒过来写。“Emmanuel”是耶稣《圣经》里的一个词，其希伯来文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克思在剧本的《演奏者》一诗中写道：

“地狱之气升起并充满我的头脑，直到我发疯、我的心完全变化。看见这把剑了吗？黑暗之王把它卖给了我，为我抽打时间，并给我印记，我的死亡之舞跳得更加大胆了。”

马克思这些怪里怪气的字句，是有特殊含义的：在撒旦教的晋阶祭仪中，一柄施了巫术能确保成功的剑，会被卖给晋阶者，而晋阶者付出的代价，就是用他血管里的血在恶魔契约上签字，于是，在他死后，他的灵魂将属于撒旦。这首诗中，马克思承认他与撒旦签了契约。在这个剧本里，马克思做了魔鬼所做的事：他诅咒全人类下地狱。

撒旦是魔鬼，撒旦能在其教徒纵欲狂欢的迷幻中显现，并能通过他们的嘴说话。当马克思宣称“我要向上帝复仇”时，他显然就是撒旦的代言人。

在莫斯科的马克思研究所里，有一百多卷马克思写的文字，但只有十三卷出版了。马克思写的那么多其它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不出版呢？想隐藏什么吗？至少我们知道，像奥地利总理送给赫鲁晓夫的马克思的亲笔信，证明马克思曾经是告密者这样的一句文字，共产党是绝对不敢叫人们看到的。

共产主义运动的恶果

马克思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海外媒体大纪元推出力作《九评共产党》，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恶果作了全面深刻的揭示。本文仅从共产政权国家杀人数量上管中窥豹，便可略见一斑——

马克思的罪恶累及家人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祖上作恶，会连累子孙的。这在马克思身上得到了验证：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自杀了，另外三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嫁给了一名社会主义者拉法格，她埋葬了自己的三个亲生骨肉，然后与丈夫一起自杀。另一个女儿爱琳娜决定和她丈夫做同样的事时，她死了，而她丈夫却在最后一刻退缩了。

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呢

大家知道，按照有神论的说法，人死后可能有两个去处，要么（行善）升天堂，要么（作恶）下地狱，当然也可能在六道中继续轮回，像马克思这种仇视正神、崇拜撒旦、诅咒人类、为祸人间的魔教信徒，是注定与天堂无缘了，其恶贯满盈，恐怕也无法在六道中轮回了。那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呢？”就不用再说了吧。

结束语

几十年来，中国人对马克思的印象，几乎都是中共硬塞给我们的精心化妆过的产品。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中共一言堂的信息垄断，我们才有机会了解更多鲜为人知的史实——被中共刻意掩盖的那部份，还原一个真实的马克思。

笔者也是深受中共欺骗的，因此，真的非常感谢那些揭示和传播真相的人们。日常接触中，感到身边的同胞们对马克思、对中共、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识，很多时候还是在中共党文化的圈子里打转转，甚至连中共≠中国，爱国≠爱党，共产主义＝骗人的鬼话，社会主义＝死路一条，这些基本的命题都搞不清楚。被中共洗脑后的中共人这种状况，不能不让人感到很可悲。

仅从本文披露的少许史实，我们不难看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我们被中共误导了——

中共告诉我们，马克思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无神论者。它不告诉我们的是，马克思是撒旦教徒，是有神论者。

中共告诉我们，马克思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中共不告诉我们的是，马克思称无产阶级为“蠢蛋、恶棍、屁股”；它骨子里根本瞧不起无产阶级。

中共让我们在课本里读马克思写给妻子的情诗，让我们相信马克思纯真的爱情。它不告诉我们的是，马克思与女佣有私生子。

中共告诉我们，马克思与恩格斯有深厚的友谊。它不告诉我们的是，马克思把私生子的恶名让恩格斯替戴。恩格斯临终前，把真相告诉了马克思最心爱的女儿，导致其崩溃自杀。

中共告诉我们，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它不告诉我们的是，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在和平时期造成一亿多人口非正常死亡。

如果大家感兴趣，不妨上网多看看，相信刚才“中共告诉我们……它不告诉我们的是……”这种句式，还能列出不少。被中共忽悠了几十年，我们有权利、有必要知道真相。

请问：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

谢选骏指出：上文始料未及的是，即使如此，蚂蚁还是要去见马克思的。蚂蚁不见马克思，就没有认祖归宗，就不是蚂蚁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蚂蚁国教义。

中国的网上有人说：在中国，“见马克思去了”是所有共产党员对死亡的称谓。

中国的网上有人问：“去见马克思”，这句话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说是到马克思哪里去报道？是谁最先引用了这句话？ 

中国的网上有人答：可以找到的这句话出自邓小平。还有更早的我没找到！请看：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著名新闻访谈节目《60分钟》在中国采访邓小平。

迈：还有两个问题。您说过，您要活到一百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能对您说些什么？ 

邓：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

我的理解是：因为说这话的那一代人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那一代的社会政局也深受其影响，所以想去“见见”他本人。

中国的网上还有人问：毛泽东主席死后见到马克思了吗？如果马克思在地狱那？？？ 

中国的网上还有人答：毛泽东死后去了哪里，这无可考证。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见到他也认不出他来了。马克思在不在地狱，这也无可考证。毛泽东是无神论者，他一生敢想敢干，创造了地狱。如果马克思也在地狱，那就该由毛泽东来领导了。

中国的网上还有人说：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他们都在地狱。

按照佛教说法，他们永远见不了面，因为马克思转世投胎了，而毛在地狱。 

也许某些人死后可以见到地狱里的和珅，共同探讨敛财之道。

谢选骏指出：确定无疑的是，毛泽东、邓小平都是蚂蚁一族，因此都在“蚂蚁缘槐夸大国”，他们及其同党死后只能去见蚂蚁的祖宗马克思。现在，请蚂蚁国人都去见马克思吧。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蚂蚁国教义。

【第四十五篇  马克思主义者的乌鸦嘴】

《城市动物：野生动物进城后如何适应新环境》（BBC 2019年10月10日）报道：

在日本仙台，乌鸦生活了几千年。每当核桃成熟季节，乌鸦要吃到最喜欢的核桃肉，都面对一个难题。核桃壳很硬，乌鸦很难啄开，于是乌鸦们把核桃叼起飞到高空扔下，借助核桃落地时的撞击打开硬壳。

1970年代，仙台的科学家们注意到，当地乌鸦改变了这一多年的策略。它们开始把核桃扔到道路中间，让来往的车辆压过：这样核桃壳被压开，乌鸦便可享受其中的美味核桃仁。 这是鸟类把汽车用作核桃钳的最好实例。

仙台乌鸦，也成为城市化迫使动物改变行为方式的最经典案例。被迫与人类共处的野生动物们，在短短的时间内适应了环境，完成了它们以往可能需要数百万年才能出现的演变。

适应城市

据估计，到2050年，全世界约有七成的总人口将生活在城市中。 联合国公布的数字显示，越来越多的人们如今生活在城市中。2018年约为全世界总人口的55%，而1960年代，这一数字约为34%。据估计，到2050年，全世界约有70%的总人口将生活在城市中。

全世界的大规模城市化，对野生动物带来巨大冲击：它们百万年来的栖息地迅速落入城市居民的手中。这导致很多野生动物为适应城市生活快速改变求生存。

荷兰研究进化的生物学家蒙诺·施图森（Menno Schilthuizen）曾经在2018年出版《达尔文进城：城市丛林如何推动进化》一书。他说：“了解城市化与野生动物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正在朝着一种情况发展，那就是绝大多数的人类接触到的唯一自然环境，就是城市自然环境。”“我们最好能确保城市的野生动物，尽可能地丰富和多样化。”

蜘蛛已经学会将网织在街灯附近，以靠近被灯光吸引的飞蛾，不过飞蛾也正在学会应对。 

快速变化

施图森和其他科学家认为，有些例子很好证明了“由人类引发快速进化”（HIREC）现象的存在，即在几十年甚至短短几年内完成以前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出现的快速适应。施图森在《达尔文进城：城市丛林如何推动进化》书中写道：“原本生活在桥下的蜘蛛，通常躲避光线，现在已经演化为在吸引飞蛾的街灯边织网，而飞蛾，正在演化自身抵抗街灯的吸引力”。 

这样的行为转变在各种各样的物种当中都能观察到，而最好观察这些变化的地方就是城市。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生物学家马克·约翰逊（Marc Johnson）说：“城市化在无意之间带出了最好和最大规模的进化试验。”游隼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将巢筑在摩天大楼等高层建筑上。 

约翰逊是2017年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篇论文作者之一，该论文总结了192个研究中发现的动物适应城市生活的规律。研究发现，各种动物种类都在城市环境中找到了漏洞，能便利自身的繁荣昌盛。

其中的例子之一是游隼，这种猎鹰在20世纪中期受化学杀虫剂的毒害濒临灭绝。被杀虫剂DDT毒杀的昆虫，成为迁徙候鸟的主食。而这些候鸟又是游隼的捕食对象。其后，禁止DDT杀虫剂的使用，以及养殖游隼计划，让这个物种的数量从灭绝的边缘有所上升。不过，栖息地受到破坏使游隼数量的增加仍然几经波折，最终游隼才在城市中找到了避难所。

迁徙到城市中的游隼，学会了在摩天大楼和高层建筑中筑巢，城市中可取的猎物也为游隼的繁殖提供了保证：据研究人员记载，游隼捕食大城市中生活的大量动物，如鸽子和蝙蝠，而这些动物在野外数量并不多。

在生物学历史上，达尔文研究的鸟雀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虽然这些鸟雀与欧洲的鸟雀并没有亲属关系，它们是达尔文在加拉巴哥群岛上发现的，对达尔文后来在研究自然选择理论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些鸟雀，为了适应不同岛屿上的特定食物，演化出了各种形状和大小。

但是最近，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克森（Tucson）的家朱雀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兴趣：它们的嘴喙比那些仍然生活在野外的同类更长更宽。什么原因？这样的形状让它们更容易吃到人类放在喂鸟容器里的葵瓜籽。

地铁蚊子

家蚊（Culex pipiens）是全世界各地都有的一种蚊子。它们超强的适应能力非常有名，但是生活在伦敦地铁的家蚊有更加超强的适应能力。家蚊生活在地上，成群而居混杂交配，而伦敦地铁蚊在人类建筑物和地下空间繁衍，一对一交配。更重要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家蚊喜欢叮咬鸟雀，而伦敦地铁蚊子已经有了对人血的胃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躲避在伦敦地铁中的平民百姓曾报告被蚊子叮咬得厉害。 

这一类的蚊子尽管最早是在18世纪就被确认了，为什么会以伦敦地铁命名呢？因为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伦敦地铁中，在那里躲避德军轰炸的伦敦人报告说被蚊子咬得厉害。生活在伦敦地铁的蚊子，已经适应了地下的生活条件，死水和大量虽不可口却也可吃的东西。不过，尽管这些蚊子仍然嗜血，伦敦地铁蚊子并没有造成什么大问题，并没有成为每年13亿的伦敦地铁乘客大重点投诉的对象。

飞蛾

对斑点蛾来说，翅膀变色能力关系到生死。 斑点蛾（Biston betularia）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显示动物如何在人类的影响下适应环境。

在英国高度工业化的几十年间，这些斑点蛾身上的很多黑色斑纹在城市环境中出现变色。从烟囱里冒出的煤烟让他们可以躲避天敌，而那些利用树上的苔癣做掩护的颜色更浅的斑点蛾，却失去了保护被暴露出来，数量锐减。到了1960年代，英国空气污染得到控制之后，环境更加清洁，浅色斑点蛾才重出江湖。

都市青蛙

生活在墨西哥和南美洲北部地带的通噶拉青蛙（Tungara frog）能发出一种很有特色的叫声吸引雌蛙交配。但是它们为配偶所唱的歌曲，却也能引起天敌注意，招来杀身之祸。研究人员发现，在都市环境中的雄蛙比在旷野里的雄蛙发出了更加复杂难辨的歌声来吸引雌性。与此同时，都市青蛙在城市的环境当中，也少了很多对天敌的警惕性。城市里的通噶拉雄蛙（Tungara frog)比生活在附近热带雨林中的同类们有更多吸引配偶的表现。 

黑鸟在深夜的确唱歌：乌鸫（Turdus mercula）俗称黑鸟，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被研究得最透彻的一种都市野生动物。与乡下地区的乌鸫相比，都市生活给那些住在城市地区的乌鸫带来了很多变化。生物学家施图森说，在欧洲和北非地区，它们甚至进化出一种全新的种类。他在书中写道：需要了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不同之处是在实验室里发现的，那些森林和城市中的黑鸟，在同样的环境下共同孵化养大，结果彼此却极为不同。也就是说它们天生的不同是基因造成的，而不是通过学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形成的。这些城市乌鸫身型更短，有更粗短的鸟喙，冬天也不迁徙到别处过冬。另外有证据显示，城市里的噪音污染使它们改变了鸣叫的音高和时间。森林里的乌鸫都是在清晨鸣唱。而科学家听到城市里的乌鸫在天亮几个小时之前就唱歌了。

蜥蜴：生活在波多黎各的蜥蜴（Anole lizards)堪称适应城市生活的教科书级的好例子。最初这种蜥蜴生活在岩石和树林之间，城市化给它们带来的挑战是光滑的墙壁和窗户。在城市里的这种蜥蜴因此进化出了更长和更能粘住墙壁和玻璃的脚，使它们能在这样的平面上行走。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家克里斯丁·温切尔是研究蜥蜴的专家。她说，城市地区对野生动物来说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环境。在城市里的动物并未免于自然选择演化的过程。她说：我们发现在城市栖息地，这些蜥蜴在脚趾上有更多的角质鳞，而且它们的趾掌也更大。温切尔拍摄了在实验室环境下的好几个比赛片段：城里生活的蜥蜴在光滑的表面上轻轻松松超出了乡下来的蜥蜴。她解释说，无论是丧失栖息地还是人类的不断进犯，这些蜥蜴都一一应对下来，这是非常神奇的。研究还显示蜥蜴甚至演变到能承受更高温度的能力。不过蜥蜴专家克里斯丁·温切尔警告说，想当然地以为动物能适应自身的环境是大错特错的。她说：现在没有濒危风险的动物并非永远都不会成为濒危物种。“如果我们不能确保城市的增多增大同样给野生动物们提供生存的条件，即便那些很常见的动物有一天也可能灭绝。”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等十九世纪的头脑认为，人类的特点就是懂得使用工具，所以说“劳动创造人类”，结果据此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在二十世纪设立了大量的劳改营，并企图用强迫劳动创造新的人类。但是二十一世纪的研究已经表明，乌鸦也懂得使用工具——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乌鸦的同类了。不仅如此，马克思的乌鸦嘴巴“说福不灵说祸灵”——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不灭亡，人类无法恢复精神正常。

【第四十六篇  华尔街日报是马克思主义的喉舌】

《华尔街日报：中国是真正亚洲病夫 北京怒斥辱华！》（RFI 2020-02-06）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日前在一篇评论文章里，使用了一个标题：“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引发涉嫌辱华的强烈争议，也遭北京怒批。据东森新闻今天报道说，中国是真正亚洲病夫？《华尔街日报》辱华标题爆争议。报道称，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日前在一篇评论文章里，使用了一个极为耸动的标题：“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引发涉嫌辱华的强烈争议。该报道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指，这篇由美国的保守派外交学者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撰写的评论文章，使用傲慢又无知的口吻，借着新型冠状病状病毒疫情蔓延“唱衰”中国的经济和发展前景，但该报给这篇文章配上“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这 标题，其恶劣程度更超过了文章本身。况且文章的内文里根本没有出现标题中这般极具侮辱性的文字。该报道指有消息说，就连《华尔街日报》内部的一些员工，也对于该报会使用这么一个标题感到难以置信。

据该报道说，在境外的社群平台推特上，《华尔街日报》的官方推特帐号以及文章作者米德的个人帐号，目前也都遭到了众多华人网友的谴责，并要求该报道歉。然而截至目前为此，《华尔街日报》并没有就此事作出任何回应。 这个侮辱中国是“亚洲病夫”的标题，仍然PO在该报的官网站和社群帐号上。消息说，在周四(6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这位叫作Walter Russell Mead的作者，你应该为自己的言论、你的傲慢、偏见和无知感到羞愧。”据华春莹接着说：“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月底公布的报告，2019年至2020年美国流感季已经导致1900万人感染，至少1万人死亡，对比这次中国肺炎疫情的实际情况，请问米德先生，你又作何评论呢？”

网民哀嚎：

劈劈 发表评论于 2020-02-03 23:49:01

新官亮相月有余，

 旧官封城现杀机；

 恶贯满盈惹众怒，

 万国效仿禁入境；

 鄂红十字陷漩涡，

 武汉市长擅甩锅；

 高官隐身久无言，

 革职小官抚民心；

 新官飞檐绕全球，

 大国治理顿无信；

 吹厉害了我的国，

 叹不足时失民心；

 新冠肺炎数百死，

 普通肺炎亡无据；

 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烤红薯；

 将帅无能累三军，

 官状病毒是核心；

 黄祸美帝早知情，

 蒙在鼓里是百姓；

 良医禀报被入案，

 隐瞒大众真实情；

 汉口冒出石正丽，

 替人洗地泄天机；

 艾滋基因入新冠，

 人工干预引变异；

 一触即发全球危，

 新冠病毒谁能敌？

以后再说吧 发表评论于 2020-02-06 10:51:51 

病夫外加泼妇，很般配。

Jeoff_zhang 发表评论于 2020-02-06 10:49:46 

俺大中华帝国啥都不怕就怕疯女人石正丽的几枚冠状病毒，哎，这叫一物降一物。

先秦后汉 发表评论于 2020-02-06 10:34:59 

小山初筑 发表评论于 2020-02-06 10:11:00

以中国的所做所为，它活该被辱！一边百姓受着苦难，一边官方还在自吹自擂，表脸的玩意儿。又想当女表，又想立牌坊。

紧衣卫 发表评论于 2020-02-06 10:31:42 

言论自由。专栏作家的Opinion而已。也就像一个冠状病毒一样、被RFI这样的媒体广范传播放大。让你中国不爽。只是跳出来的不是时候。

老大粗 发表评论于 2020-02-06 10:28:47 

没有说中国人，是说中国这个国家机器。

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反华 发表评论于 2020-02-06 10:28:40 

这种恐怖的说法要是流传开来，几十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冻爷 发表评论于 2020-02-06 10:27:00 

只有李文亮医生才不是生病的中国人。

AReaderOnly 发表评论于 2020-02-06 10:26:34 

习国找骂！不是也有很多人骂加国大麻国嘛，怎么不能骂了。

晕菜大哥 发表评论于 2020-02-06 10:26:00 

东亚病夫岂是洋人说提就提的？只能国人自己提，后面还必须配上帽子甩掉了才不会惹众怒

少林商僧 发表评论于 2020-02-06 10:25:30 

厉害国瞬间被打成病夫！

天幕演艺 发表评论于 2020-02-06 10:23:00 

哈哈(∩_∩)是不是病夫不是靠嘴说的! 一个流感病毒死亡过万! 全民合法大麻! 离"王国"还远吗？

mmnn66777 发表评论于 2020-02-06 10:22:52 

《华尔街日报》没错。

无忌哥哥 发表评论于 2020-02-06 10:18:26 

不仅sick还把病毒播撒全球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0-02-06 10:17:02 

题目的确不合适，该骂。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0-02-06 10:16:57 

整日沉浸在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不抄党章，心无佛道，不知因果，不分善恶，免疫力低下，奉持着黑猫白猫信念的大众，怎么可能是病夫？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就是赤裸裸的辱华。

danjuan 发表评论于 2020-02-06 10:14:21 

两个甲子之后，中国又成为东亚病夫。包子真牛。

小山初筑 发表评论于 2020-02-06 10:11:00 

以中国的所做所为，它活该被辱！一边百姓受着苦难，一边官方还在自吹自擂，表脸的玩意儿。又想当女表，又想立牌坊

yzchenhh 发表评论于 2020-02-06 10:05:46 

习近平做到了他想做到的事，按共产党的语言：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习近平让中国人民倒下去。

谢选骏指出：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却掩盖了中国的病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病毒的祸害，因此我认为，华尔街日报是马克思主义的喉舌。北京怒斥其辱华是对的，但却没有准备肃清马克思主义的官庄病毒！华尔街和北京一唱一和，哄抬伪劣产品的物价市值，弄得全球股票连创新高，各国政府的债务同步新高——这是新兴的瓜分地球的末日狂欢。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

【第四十七篇  马克思主义统治美国】

《美国“养狼计划”扶持中国壮大 川普班农分手也因对华政策》（2018年1月21日 转载法广RFI）报道：

2017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了上任后首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将中国列为美国的重要威胁，称“中国与俄罗斯挑战美国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并试图侵蚀美国安全和繁荣”。殊不知，正是美国的扶持与帮助，使得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民主文明的一大难题。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明镜火拍《明镜编辑部》第198期节目：美国“养狼计划”扶持中国壮大，经济发展后中国为何没能成功民主转型？该节目的完整文字整理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73期《内幕》杂志中。

法广：在2018年1月11日的《明镜编辑部》节目中，哈佛大学政治与经济学博士杨建利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支持帮助中国经济发展的“养狼计划”？

贺兰若：是的，杨建利博士认为，美国的“养狼计划”是从西方国家因为“六四”短暂制裁中国之后开始的。那个时候，西方国家渴望分享中国巨大的市场，而中国为了突破封锁，也非常愿意与世界各国建立密切关系。美国当时有一套思路，那就是要改变中国，就必须让中国富裕起来；经济发展了，中国的中产阶级自然而然地就会追求自由、民主、法制。因此，很多美国人，甚至包括一些中国的民运领袖，都建议将人权与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脱钩。

法广；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息息相关，这个看似正确并且在很多国家得到了验证的理论，为什么在中国却没有实现呢？中国的中产阶级为何没有能成为中国民主变革的推动力呢？

贺兰若：杨建利博士在接受明镜火拍采访时分析认为，中国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情况与德国在1870年到1918年的第二帝国时期非常相似，即经济发展是国家有意而为之的政策，由国家完全掌控，并将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中产阶级及时吸纳到统治阶层中去。成为了统治阶层的中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当然不希望发生政治变革。另外，中国的中产阶级先天不足，极为脆弱，必须要依附于政治体制，因此无法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

法广：美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持和帮助，除了出于想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中国民主化外，还有其它什么原因吗？

贺兰若：杨建利博士在《明镜编辑部》节目中介绍说，老布什总统在“六四”镇压三个星期后就派遣国家安全助理去北京见邓小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首先和邓小平个人有关，他本人在西方社会中的形象很好，以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反叛者形象示人。其次美国扶持北京政权，是为了维持美苏冷战格局，因此那个时候的美国政府绝对不希望中国政府垮台。

法广：我们都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请问为什么那个时候中国没能赶上这股风潮，实现民主转型呢？

贺兰若：杨建利博士在《明镜编辑部》节目中分析认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确震惊了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直接导致领导层和太子党决定由左倾独裁转向右翼专制。而从左倾专制走向右翼专制，就是共产党专制不变，但全面放开经济。

1992年，邓小平南巡明确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中国的江山属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件事是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其它问题都好解决；第三就是调动人民心中的恶来维护中共的统治。

在这之后，就是腐败治国，只要你不挑战政府，你干什么都行，所以那时候人们都在争相“先富起来”。杨建利博士最后总结说，自此以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腐败快速发展，道德快速堕落的发展模式。

法广：据《明镜编辑部》节目介绍，杨建利博士与班农私交甚好，前不久出炉的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的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据说有很多关键性内容都受到了班农的影响。特朗普与班农的分手，据说也有中国因素在其中？

贺兰若：是的，杨建利博士在《明镜编辑部》节目中说，据他了解，班农与特朗普的治国理念高度一致，但是班农与特朗普的女儿女婿，以及团队重要成员柯恩（Gary Cohn）和姆钦（Steven Mnuchin）的意见却有分歧 这几个人都是实用主义者。杨建利博士认为，特朗普的女婿女儿与中国存在利益瓜葛，他们的是实用主义必然会和班农的理想主义发生冲突。班农的出局，伊万卡和库什纳等亲华派占了上风，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法广：请问在目前的情况下，杨建利博士认为，美国能为中国的民主化做些什么实际工作吗？

贺兰若：杨建利博士目前正在呼吁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这个法案主要是希望结束美国自冷战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帮助中国繁荣强大的政策，使联邦政府各个机构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都与人权进行挂钩，并且由国会来进行监督。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深入浅出，只从政策和策略的角度进行问题，没有看到更深的意识形态层面，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统治美国”。而我，却看到更深的意识形态层面，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统治美国”。

十分奇怪，美国朝野虽然反对列宁主义，但实际上和欧洲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主导的——那就是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殊不知，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陈词滥调，早在列宁那里就被推翻了，结果出现了列宁与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俄国是东方国家，和西欧全然不同。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调，只是根据西欧历史总结出来的，将之放之四海，显然是不准的。俄国和中国的发展都明显不合这一“原理”。

将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就和将普世价值放之四海一样，都是西欧中心论在作怪。而西欧中心论，只是一厢情愿，在一次大战的时候就被粉碎了，百年之后的现在美国社会还不思悔改，能不碰壁吗？

【第四十八篇  英国BBC五次清洗马克思的肛门】

《马克思是对的：他为你做过的五件事》（BBC 2018年5月5日）报道：

想周末休息吗？开车走在"公"路上、去公共图书馆看看书怎么样？

你希望把不公正、不平等、剥削扫进历史垃圾堆吗？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做好准备，在今年5月5日纪念一下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吧。因为，上面提到的，也都是马克思当年提倡的。

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灵感来源——大多数对20世纪历史略有了解的人可能都同意，马克思的革命学说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他的"主义"被挪用，成为寻求社会变革的旗帜，引发许多灾难性后果。

后来，"马克思主义"与独裁、专制、杀戮挂上了钩。难怪，时至今天马克思仍然是争议很强的人物。

但是马克思也有人性的一面，他的有些理论也为世界更美好做出了贡献。

原来，好多事马克思其实早都预见到了："一小撮"超级富豪将主宰世界经济；资本主义体制是动荡的；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工业化彻底、永远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还是不清楚马克思到底为你做过什么？请继续读下去。

一、马克思要孩子去上学、而不是去做工

你也许会问，谁不这么想？

但是在1848年，也就是马克思撰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童工是常态。即使现在，世界上仍有十分之一的孩子必须去做工，帮助养家糊口（2016年世界劳工组织数字）。

时至今日，这么多的孩子逃离厂房走入学校，部分功劳要属于马克思。

岳琳达（Linda Yueh）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观点如何帮助今天的我们》（The Great Economists: How Their Ideas Can Help Us Today ）一书的作者。她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10点设想中有一点是：所有孩子都能在公立学校接受免费教育，禁止工厂使用童工。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争取儿童权益的第一人，但是岳琳达说，19世界后期，英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工厂禁用童工，马克思主义也是为儿童争取权益努力的一部分。

二、马克思要你有自由时间，要你有权决定如何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

好了，你肯定不想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24小时吧？来段午休怎么样？你希望有朝一日能拿着退休金享受夕阳红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去谢谢马克思吧。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萨维奇教授（Mike Savage）说，只能无休无止地工作，你的时间就不属于你了，你就无法再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马克思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活下去，人们只能出卖他们仅有的——劳动力，以此换钱。马克思说，这通常是不平等的交易，会导致剥削。马克思希望工人能得到更多，比如独立、不被异化。最重要的，是要成为自己时间的主人。

萨维奇说，"简单看，马克思说的是，我们的人生不应该用工作来界定。我们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自己决定如何生活。现在，这种观点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认可的理想。"

"马克思有句名言：早晨打猎，下午钓鱼，晚上养牛，吃完晚饭后讨论哲学。他坚信自由、解放、反异化。"

三、马克思要你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

如果人们能够在自己的产品中看到自我、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工作就会成为快乐的源泉。

工作应该给我们创新的机会，展示我们最美好的层面，无论那是我们的人道，我们的智慧，还是我们的技能。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很糟糕，与感性脱节，那么你可能就会感觉诅丧、抑郁、被异化。

这可不是硅谷哪位励志大师最近的演讲，这是19世纪时马克思说过的话。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和哲学手稿》中提出的见解，让他成为把工作满足感和人生幸福感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位思想家之一。他的理论是，既然我们花这么长时间工作，我们必须要从中获得一些幸福感。

马克思认为，从自己的产品中找到美、或者获得自豪感，才能带给你幸福所需的工作满足感。

马克思注意到，资本主义一味追求速度，增加产出、利润，结果分工越来越精细。

如果你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螺丝上刻出3个圈儿，每天好几千次，一做就是好多天、甚至好多年……

这样的工作，可能很难让你开心。

四、马克思要你成为变革的一分子

如果你所在的社会有毛病——如果你觉得存在不公、不正、不平等，你要发声，要组织起来，要抗议，要争取变革。

但是，19世纪的英国，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对权力被剥夺的工人阶级来说，更像是坚不可摧的磐石。但是马克思坚信变革，鼓励他人争取变革。后来，他的这个想法广泛流传。

在许多国家，有组织的抗议示威带来很大的社会变革：立法禁止种族歧视、同性恋歧视、阶级歧视等。

"伦敦马克思主义节"组织者尼尔森（Lewis Nielsen）说，"需要革命改变社会；我们抗议是要争取社会进步。普通人正是这样得到了'全民保健系统'和八小时工作制。"

马克思通常被称作哲学家，但是尼尔森并不这样认为。他说，"那样说好像他所做的只是把问题哲学化、写出些理论。如果你看一看马克思一生的所作所为，你就会发现，他也是活动家：他创建了'国际工人协会'，参与支持贫穷工人罢工的活动；他提出的'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是真正的号角。马克思留给我们的遗产是通过斗争获得改善的传统。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管那些抗议的人是否把自己看作马克思主义者。"

尼尔森还说，"女人怎样获得投票权的？并不是因为议会里的男人于心不忍了，而是因为女人组织起来去示威。我们如何得到周末休息日的？工会组织罢工争取来的。"

看起来，马克思通过斗争实现社会变革的倡议真的扎了根，1943年，英国保守党政客霍格（Quintin Hogg）承认，"我们必须给他们改革，否则他们就会给我们革命。"

五、马克思警告过你国家和大公司的关系，提醒过你小心媒体

国家和大公司关系紧密，你什么感觉？谷歌给了中国后门钥匙，你是不是有些不舒服？脸书把个人数据泄露给一家研发影响投票意图系统的公司，你怎么看？

19世纪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在表述类似的担心。

当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用社交媒体，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犯罪学教授、纽约教授研究员维斯（Valeria Vegh Weis）说，他们是发现此类危险、并加以分析的第一人。"他们仔细研究过当时的政府银行、商家和重要的殖民主体之间的合作网络，并且追根溯源，一直到15世纪。"

他们的结论？维斯这样说：如果某种做法—无论是否恶劣，被证实对商家、国家有利，比如，贩奴是推进殖民化的手段，国家就会制定于此有利的的立法。

马克思对媒体影响力的敏锐观察，在21世纪的今天看起来也依然新鲜。维斯说，"在影响公共舆论上，马克思懂得媒体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经常提假新闻，媒体恐慌……但是，马克思早就见过了。"

"马克思研究过当时发表的文章，得出结论的是，对穷人的小偷小摸、犯罪活动，不仅报道太多、而且有所夸大，白领犯罪、政治丑闻提的更少。"

媒体也被用作分裂社会的工具。

维斯说，"指责爱尔兰人偷走了英格兰人的工作，让黑人和白人对立，男人和女人对立，移民和当地人对立……穷人忙着窝里斗的同时，有权有势的人继续为所欲为。"

谢选骏指出：在上文里，英国BBC五次清洗马克思的肛门——按照类似的方法，任何人都可以发现凶手的仁慈，并在魔鬼身上找到一百个优点！这是因为，英国是马克思主义的策源地，也是一个贩卖鸦片的万恶国度！英国还把他们乱七八糟的混杂语言传播到了世界各国的下等人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洋泾浜——不仅败坏了高尚的文化品位，而且触发了横扫全球的杂种病态。

网文《马克思：唤醒工人没有科学思想不过是裂开的肛门》（魏玛注销局地勤 2018-10-01）报道：

俄国旅游者巴维尔·安年柯夫：……马克思坐在桌子的尽头，手里拿着一只铅笔，他狮子一样的头微屈在一页纸的上方；恩格斯，他宣传中的亲密伙伴和同志，高大笔挺，英国人一样地高贵严肃，首先开始了发言……恩格斯发言还没有完，马克思抬起了头，转向魏特林，说道：“告诉我们，魏特林，你在德国的宣传制造了这么大的声音：你证明自己行动合理性的根据是什么？将来你打算把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我清楚地记得这个唐突的问题，因为它发生在热烈讨论的开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非常简短。魏特林似乎想在通常的自由谈话的气氛中继续讨论。他用一种严肃的、有点忧虑的表情开始解释他的目标不是要创造一些新的经济学理论，而是要用那些非常正确的理论（正如法国实践所表明的那样）打开工人们的视野，看到他们的令人恐怖的境况和一切不合理现象（它已成为压迫工人的统治者的和社会的笺言），教给他们根本不要再去相信统治者的任何承诺，而只有依靠自己，以民主的和共产主义的团体形式组织起来。他说了很长时间，但是令我震惊的是，与恩格斯相比，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他表达混乱，很不好，不时地重复、纠正、最后艰难地得出了结论，这些结论要么得出来的太迟了，要么在命题陈述之前就得出来了。现在他的听众完全不同于通常由于他的著作聚集在他的周围或读他的有关当代经济体质的报纸或小册子的那些人：因此他的思维和发言变得紧张起来。如果不是马克思皱着眉头生气地制止了他，并且自己开始了回答的话，魏特林很可能会继续谈下去的。

马克思嘲讽的发言摘要如下：为了不给人们的行动以任何坚定的、深思熟虑的理由而唤醒他们，就要完全地欺骗他们。马克思继续说道，正如刚才提到的，无法实现的希望的发生只能导致受苦者最终的毁灭，而不是他们的得救。唤醒工人如果没有一种严格科学的思想或建设性的学说（尤其在德国），那么这就等于宣传空洞的、骗人的游戏，它一方面冒充为富有灵感的预言者，而另一方面只不过是裂开的肛门……魏特林苍白的脸缓和过来了，他恢复了生气，发言变得自如了。他用激动的声音充满感情地开始试图说明一个人以公正、团结和兄弟般互助的名义，把数百人集结在同一旗帜之下，这个人不能被认为是完全地徒劳、毫无意义……

一听到上面的这些话，马克思终于失去了控制，“砰”地一声把拳头砸在了桌子上，桌上的灯剧烈地摇动起来。他“呼”地站起来，说道：“无知还从来没有帮助过任何人！”我们跟着他，离开了桌子。座谈结束了，当马克思异常焦躁、异常愤怒地在房内踱来踱去的时候，我匆忙离开了他和其他人回家了，我对自己刚才看到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

这次讨论的第二天，魏特林写信给赫斯说……“我认为马克思的脑袋只是一本好的百科全书，他并不是一个天才。他影响的原因在于其他人。有钱人在新闻出版方面支持他，仅此而已。”（《马克思传》，麦克莱伦）

谢选骏指出：一百多年来的事实证明，马克思虽然能够“唤醒工人”，但却“没有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最终只是一道“裂开的肛门”——那里出来的不是百科全书，而是人渣的大便。所谓“马克思是对的，他为你做过的五件事”之类的阿谀奉承，不过是英国BBC直流“五次清洗马克思的肛门”的红色宣传罢了。

【第四十九篇  英国脱欧再证马克思主义荒谬】

《英国有关是否脱离欧盟全民公决投票结束》（BBC 2016年6月23日）报道：

英国在当地时间星期四（6月23日）举行了有关英国继续留在欧盟还是脱离欧盟的全民公决，各地的投票站已经在英国夏季时间晚上10点关闭。YouGov公司所做的调查显示，主张英国留在欧盟的意见似乎占了上风。YouGov的一位负责人说，他们通过互联网询问了5000名投票者，结果显示主张英国留在欧盟的投票者占52%，主张脱欧的比例为48%。

另一家民调公司Ipsos Mori的结果显示，留欧支持者占54%，脱欧支持者占46%。但是许多观察家表示，持两种主张的投票人数非常接近，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目前点票工作正在进行，正式的结果可能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早晨揭晓。

英国选民在参与这次历史性的全民公决中表现积极，登记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超过了4600万。来自英格兰东南部的消息说，尽管当地大雨，投票人数仍然非常高。参与投票人数的最早统计数字从位于西班牙南端的英国领土直布罗陀传出，那里的投票率高达84%。此外，英镑兑美元的汇率在英国夏季时间晚上10点投票站关闭时出现上扬，显示市场预测英国将会留在欧盟。

英国脱离欧盟公投23日投票结束后，不过几个小时前，外界看准英国留欧派大胜，金融市场向上冲。但几个小时光景后，脱欧派胜出，票未开完，英国广播公司(BBC)等都预测英国脱欧成定局。国际金融市场大跳水，英镑狂跌10%，恐慌开始蔓延，全球股灾似已逐步上演。

脱欧成定局的结果立即产生冲击，英镑暴贬逾10%，英镑兑美元汇价贬破1英镑兑1.35美元，到1985年的的最低位；英股期指跌幅扩至10%，亚股急速下杀，美股期指也重挫，“金融市场处于激烈震荡”。金融动乱从货币开始，冲向澳洲和东京股市，一开盘就暴跌。

截至亚洲时间24日中午时分，日经新闻报导，大阪交易所日经指数9月期货一度狂崩8.23%(跌1,330点)，大阪交易所24日中午12时48分启动“熔断机制”，暂停交易。熔断交易为市场过热时，交易所为了让投资者能够冷静的进行判断所设置的暂停交易措施。这是2013年5月以来的首见。

澳洲S&P/ASX指数下挫近2%，香港开盘后下挫1.8%，午间已大跌4.67%。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24日午间收盘已下挫1.19%，深圳指数下跌2.23%。

原本大家都看好留欧获胜，投票前后民调都显示留欧派将赢。曾于去年准确预测英国大选结果的美国调查公司“Survey Monkey”所进行的民调也显示，留欧是大势所趋。全球金融市场已对公投做出剧烈反应。亚洲市场23日普遍走高，欧洲股市和美国股市则大幅高走，意味着大多数投资者押注英国将继续留欧。

但没有想到开票以后，脱欧派一直处于领先，风云变色。在新加坡，汇率开始躁动，英镑狂泄。在中国，“东方证券经济学家”24日说：“昨天大家还很放松，现在人们紧张到不行”，许多人开始出清手中持股变现，但也等待股市低价时买进。在东京，日圆狂升，投资人估计大概会逼得日本当局不得不出手干预。稍早日圆一度升破百元大关。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昨天大家还很放松，现在人们紧张到不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理论脱离实际”的事情？因为，现在的国际主流社会，已经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普世价值、政治正确给蒙住了眼睛，以为像欧盟这样的政治怪胎可以存活。其实，早在五六年前，谢选骏就在系列文章中一再阐述了：欧盟如果能够成功，那就比苏联能够成功还要离奇：

1、《从欧元区危机看欧盟的命运》（2010年4月）

2、《欧盟能比苏联活得更久吗？》（2011年6月20日）

3、《欧盟需要一次南北战争》（2011年10月31日）

4、《德国主导的欧盟不再是欧盟 》（2012年3月4日）

5、《欧洲议会能完成天主教会的未竟之业吗》（2012年5月22日）

6、《挽救欧盟需要铲除主权国家》（2014年10月27日）

因为谢选骏看到了：欧盟比苏联还要“理想主义”，还要脱离人类的基本感情和基本诉求。毕竟，苏联还有残酷的暴力来推行其理想主义，欧盟连苏联的暴力都没有，所以欧盟不能比苏联活得更久。（而共产党人之所以如此残暴，就是因为他们的理论脱离实际、违背人类的基本感情和基本诉求……所以为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荒谬理论不得不诉诸“反人类罪行”。）英国支持脱欧的百分比并不比支持留欧的高出很多，但是一叶知秋，英国脱欧再证马克思主义荒谬！再证马克思主义只能破坏、不能建设。

【第五十篇  犹太大屠杀是马克思主义的反馈】

网文《纳粹时代的受害者：纳粹种族理论》报道：

大屠杀是我们理解西方文明、民族国家、现代官僚社会以及人性的一个核心事件。它是对数百万计无辜平民的有预谋的大规模屠杀。受到将犹太人视为只配消灭的“寄生虫”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纳粹实施了规模空前的大屠杀。他们打算将全欧洲的犹太人赶尽杀绝，无论健康或疾病、富有或贫穷、笃信传统教义还是皈依基督教、年轻还是年老，甚至连婴儿也不放过。 

战前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中，每三个就有两个在大屠杀中遇害。1945 年二战结束时，欧洲有六百万犹太人死亡，其中超过一百万是儿童。即使这个统计结果也带有误导性，因为大多数幸存者战争期间居住在欧洲未被德国占领的地区：苏联东部地区、英国、保加利亚，以及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瑞典等中立国家。德占欧洲幸存下来的数万犹太人大部分都匿影藏形，或是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直到解放。德军及其同伙在他们控制的欧洲区域无情追捕和杀害犹太人。 

关于大屠杀时期发生的事件，以及纳粹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执行其屠杀计划，都有大量记载。为了理解纳粹的行为，首先必须考虑和了解他们形成这种计划的理论基础。对纳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种种信条进行检视，可以对其肉体消灭欧洲犹太人的残酷行径解释一二。 

纳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纳粹党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制定并阐明了后来称为纳粹主义的思想。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思想家，确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理解极其复杂世界的关键。他相信一个人的特征、态度、能力和行为是由其所谓种族构成决定的。在希特勒看来，所有种群、种族或民族（他互换使用这些术语）都有其内在特征，这些特征一成不变，代代相传。没有人能够克服种族的先天特质。所有人类历史都可以从种族斗争的角度来解释。 

在构建他们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时，希特勒和纳粹借鉴了 19 世纪晚期德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思想。和他们之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样，纳粹认为人类可以分成不同“种族”，每个种族都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从人类在史前时期首次出现就已存在并且通过基因遗传。这些遗传特征不仅涉及外表和生理结构，还会影响内在的精神生活、思维方式、创造和组织能力、智慧、文化品味和鉴赏能力、体力和军事才能。 

纳粹还采纳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关于“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对纳粹而言，种族的生存依赖于繁衍能力，积累土地以支持和养活增长的人口，以及维持基因库纯度的警惕性，从而保存“自然”赐予该种族以供其在生存斗争中获得成功的独特“种族”特征。由于每个“种族”都寻求扩张，而地球上的空间是有限的，因此生存斗争就“自然而然地”导致暴力征服和军事对抗。因此，战争——甚至是持续战争——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部分。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通过种种对民族外表行为和文化、积极和消极的刻板印象来定义种族，宣称它们根植于生物遗传，不可改变，与时间、环境变化、智力开发或社会化无关。对于纳粹而言，一个种族的成员不可能同化到另一种文化或种族群体中，因为原有的遗传性状无法改变：他们只会通过所谓的种族混合发生退化。 

目标群体 

纳粹将犹太人定义为一个“种族”。纳粹认为各种关于犹太人和“犹太”行为的负面刻板印象都与犹太教无关，而是将其归于由生物因素决定且不可改变的遗传，让“犹太种族”和其他种族一样，以牺牲其他种族为代价而扩张求存。 

纳粹的种族思想观念除了将犹太人归为首要“敌人”，还针对其他团体进行了迫害、监禁和灭绝，包括罗姆人（吉卜赛人）、残疾人、波兰人、苏联战俘和非洲裔德国人。纳粹还将不同政见者、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同性恋和所谓的反社会人员认定为敌人和不可靠分子，因为他们不是有意识地反对纳粹政权，就是行为的某些方面不符合纳粹的社会规范观念。他们试图通过对德国社会进行永久性的自我净化，来消灭国内的不守规矩者和所谓的种族威胁。 

纳粹相信，优等种族不只有权利，更有义务征服甚至消灭劣等种族。他们相信种族斗争符合自然法则。纳粹的战略构想是占主导地位的德国民族统治异族人，特别是斯拉夫人和所谓亚洲人（他们指的是苏联中亚地区人和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在他们眼中这些异族人天生劣等。为了宣传，纳粹往往把这一战略构想粉饰为从“东方”或“亚洲”野蛮人及其犹太领导者和组织者手中拯救西方文明的十字军东征。 

种族集体 

对于希特勒和纳粹运动的其他领导者而言，一个人的终极价值不在于他/她的个人特性，而在于他/她在种族集体中的成员身份。种族集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大多数人会认同人类有个体的求生本能，但希特勒进一步认定存在以群体、民族或种族（他互换使用这些术语）中的成员身份为中心的集体本能。对于纳粹而言，这种集体生存本能往往涉及到对“种族”纯度的维护和与竞争“种族”之间的领土斗争。 

在希特勒及其党羽看来，维护种族纯度非常重要，因为与其他种族混合会逐渐导致种族的堕落和退化，直至其丧失鲜明的特征，从而丧失有效保卫自身的能力，注定走向灭绝。希特勒坚持领土至关重要，因为种族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它。希特勒认为，如果没有新的领土来支持增长的人口，种族最终将会停滞不前，面临消失的结局。 

纳粹还假设了种族性质的层级结构，人为并非所有种族都是平等的。希特勒认为德国人是优等种族群体的成员，他称之为“雅利安”。希特勒声称，德国“雅利安”种族天生优于其他种族，这种生物上的优越性注定了德国人要统治一个跨越东欧的庞大帝国。 

“雅利安”种族 

但是，希特勒警告说，德国“雅利安”种族受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消解威胁。内部威胁潜伏在“雅利安”德国人与天生劣等的种族成员之间的通婚当中，这些种族包括犹太人、罗姆人、非洲裔和斯拉夫人。这种通婚的后代被认为稀释了反映在德国血统中的优良特性，从而削弱了本种族在与其他种族的生存斗争中的优势。 

两战之间德意志进一步削弱了德国“雅利安”种族，原因还在于容忍了以下被纳粹视为基因劣等且会对种族整体洁净产生有害影响的人群中的生育繁衍：生理和精神残疾者、惯犯或职业罪犯以及被迫进行纳粹所谓社会“越轨行为”者，包括无家可归的人、据称放荡的女人、无法工作的人或嗜酒成性的人等等。 

德国“雅利安”种族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消解威胁，因为按照希特勒的说法，魏玛共和国在与“劣等”斯拉夫和亚洲种族之间的土地和人口争斗中失利了。在这次争斗中，“犹太种族”完善了其传统的社会工具——苏联共产主义，从而发动了本无能力的斯拉夫人，并欺骗德国人以为阶级冲突的人工机制可以推翻种族斗争的自然本能。希特勒认为缺乏生存空间将德国人的生育率抑制到非常危险的低水平。更糟糕的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迫于凡尔赛条约而将数千英里的宝贵土地拱手让人。 

希特勒主张，为了生存，德国必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征服东部斯拉夫人的广袤领土。征服东方可以为德国提供大幅增加人口所需的空间、养活这些人口的资源以及在拥有适当的世界大国地位后实现其统治种族宿命的手段。 

灭绝种族敌人 

希特勒和纳粹党对他们的种族敌人进行了清晰明确的定义。对于希特勒和纳粹，犹太人是德国内部和外部的首要敌人。可以说是他们的种族和劣等基因组成催生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剥削制度。出于扩张的动机，犹太人宣扬和利用这些政府和国家机构体系，包括宪法、权利平等宣言和国际和平，以破坏德国等优等种族的种族意识，从而有可能通过同化和通婚稀释优等血统。 

犹太人使用由他们控制或受他们操纵的工具——媒体、强调个人权利的议会民主制以及致力于和平调解国家冲突的国际组织——将他们由生物本能驱动的扩张推进为世界霸权。希特勒称，如果德国不能果断地对国内外的犹太人采取行动，那么犹太人能够动员的低等人类、未开化的斯拉夫人和亚洲人大军就将扫平“雅利安”德国种族。 

对于希特勒而言，诸如隔离种族、提倡与“最佳”特质的人繁衍后代、防止与劣等特质的人繁衍后代、准备战争扩张等政府干预可以让德国民族与其天生的、由生物因素决定的生存本能保持一致。此外，这样还可以在德国人民中间培养一种犹太人企图通过议会民主、国际合作协定和阶级冲突来加以抑制的“自然”民族意识。希特勒认为，凭借其种族优越性，德国有权利和义务从斯拉夫人、“亚洲人”和操纵他们的犹太人手中掠夺领土。希特勒坚持，追逐这些目标可以让德国人遵从自己的自然本能。为了永久地击败和统治斯拉夫人，德国统治者必须消灭该地区的领导阶级和犹太人，他们是唯一有能力通过粗暴的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学说将劣等民族组织起来的人，而这种教条本是由生物因素决定的“犹太”思想。 

为了消除这些对德国生存有害的险恶学说，必须消灭那些天生就是其鼓吹者的人。希特勒相信这是自然守则。最后，希特勒的战争和基因灭绝计划是源于他眼中的一个定理：“雅利安”德国人必须扩张和成为主导，这个过程需要消除一切种族威胁——尤其是犹太人——否则他们自己就将面临灭亡。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不难发现，犹太大屠杀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反馈，希特勒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他也像列宁一样，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把阶级斗争解释为种族斗争。因为他想避免德国的内战，于是把阶级斗争的祸水引到外部世界，尤其是要把祸水引到阶级斗争的大本营苏联。

【第五十一篇  世界首富用马克思主义来消灭蚊子】

《比尔盖茨投400万美元 让蚊子自相残杀》（2018-06-30 看看新闻）报道：

近日，比尔·盖茨宣布：捐赠400万美元给一家基因技术公司，用于研究让蚊子们之间互相残杀。这些基因改造后的蚊子，将成为“蚊奸”，他们自带自我毁灭的基因，并通过交配杀死对方。 

当然，比尔·盖茨之所以这么痛恨蚊子，倒不是全是因为他小时候被蚊子叮了很多包，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蚊子会传播流行病：每年因蚊子死去的人超过83万，这比世界大战还严重。 感谢基因技术，比尔·盖茨终于可以把自己对蚊子的痛恨付诸实施了。如果资金需要，相信首富还会继续大力投资。 

谢选骏指出：显然，比尔·盖茨这是用马克思主义在消灭蚊子，就像共产党国家用阶级斗争的方法系统消灭自己的国民一样。

马克思主义用阶级斗争来加剧阶级冲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迄今为止所有存在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概念和血缘没有关系，也和上、中、下的社会阶层无关，而是指“经济地位”。他认为阶级归属是由自己和生产手段的关系决定。

阶级斗争理论也是毛泽东的主要思想观点，他把中国人划分成人民与阶级敌人两大阵营。他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中国荒诞的阶级斗争史》（纽约时报中文网2014年3月18日）报道：

阐述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经历，可以有很多角度，阶级斗争史是其中一个。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没有地主也没有资本家。1949年以后，地主和资本家被认为是剥削阶级的代表，地主拥有的田地在土改时被没收了，资本家拥有的工厂在公私合营时被夺走了。

我的祖父曾经拥有200多亩田地，这是他从祖上继承过来的，可是他没有继承祖上的勤劳节俭，而是热衷吃喝玩乐，每年卖掉几亩田地，到1949年的时候差不多把田地卖光了。

就这样，他把地主的身份卖掉了，而买下他田地的人成为了地主，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被不断批斗，他们的子孙也是不敢抬头走路。我的父亲很幸运，我也很幸运，我和父亲都应该感谢我祖父不是一个正经人。

在物质匮乏的毛泽东时代，大家都是穷人，曾经的地主和曾经的资本家也是穷人，很多甚至更加贫穷。那个在贫穷面前人人平等的时代，已经没有阶级了，更没有阶级矛盾，可是我们天天喊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这句口号遍布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墙壁，我们喝水时杯子上印有这句口号，我们上厕所时墙上刷着这句口号，就是睡觉时也躲不开这句口号，因为我们的枕套上也印着这句口号，让我们在梦中仍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今天的中国相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是面目全非，阶级出现了，斗争也出现了，我们随时可以在媒体报道中看到来自两个极端的真实故事：

比如一位五星级酒店的洗碗女工，留下客人的剩菜想带回家给上大学的儿子补养身体，被发现后以盗窃酒店财物为由将她开除。让她伤心的还不是失去工作，而是浪费，她说：“东西还好好的，就叫我端去倒掉扔了，作孽啊！”

而在另外一个城市的酒店里，一位老板请客吃饭，四个人吃了20万元（3万多美元），酒店对这位老板用信用卡支付不放心，坚持要求老板付现金，双方争执之后老板打了一个电话，让手下员工开车运来20万张一元纸币，酒店只好动用所有员工来清点这20万张一元纸币。老板坐在沙发里一边翻看杂志一边得意地说：“老子吃得起，你们数得起吗？”

再比如，最高检察院今年1月初晒出反腐成绩单：2013年1月至11月，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7236件36907人，其中大案21848件，涉案总金额55.1亿人民币。官方借此向人民显示其反腐决心。

可是在2013年4月，河南信阳人袁冬与另外三名反腐活动人士在北京的商业中心西单打出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结果他们因涉嫌非法集会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反腐行动被遗忘了。

过去30年，中国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畸形带来贫富悬殊，腐败丛生带来官民斗争。如今，中国社会充满矛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和谐社会”和“稳定压倒一切”口号所取代。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曾经响彻云宵的口号就这样销声匿迹，到另一个世界去投奔毛泽东了。对于执政者来说，再提阶级斗争等于自掘坟墓。

所以在过去这64年，中国书写了一部荒诞的阶级斗争史。过去的时代没有阶级了，执政者要求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的时代有阶级了，执政者要求人民：千万要忘记阶级斗争。

（余华是《纽约时报》观点撰稿人，即将出版新书《黄昏里的男孩》(Boy in the Twilight: Stories of the Hidden China)。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由Allan H. Barr译成英文，中文译文经余华本人审定。）

谢选骏指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投资400万美元让蚊子自相残杀，真是一本万利的毒计——他把阶级斗争的毒箭引向蚊子，大概因为内心害怕他自己的家族遭到人类的阶级斗争，所以做了一个科学实验给大家看看。千万不能进行阶级斗争，否则社会一定凋敝，就像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向美国投降以前那样……。在此之前，大家看看，比尔盖茨都被吓出了一脸病容了。马克思主义，是杀害一个社会的最好方法。

【第五十二篇  要马克思的僵尸还是要美国的鲜肉】

《中美谈判不欢而散 习近平冷对川普特使》（2018-05-04 多伪）报道：

美国财长努钦率领的美方贸易代表团5月4日已经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贸易谈判磋商启程回国。中国方面发布了此次谈判的消息，但目前美国官方尚未发布相关消息。

努钦首次访华，中美在幕后的交锋想必非常激烈。对于努钦（Steven Mnuchin）此次访华的身份，中国官方的通稿称是美国总统特使和财政部长。美国总统特使意味着努钦是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沟通的“传声筒”。但通观中共官方媒体公布的习近平4日的消息，有他出席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活动的讲话、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通话，但没有见到他会见美国贸易代表团的消息。努钦以总统特使身份访华，中国不发布他与习近平会面的消息十分蹊跷。为何会如此？

从中方公布的通稿来看，主要是5句话：双方就中美贸易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双方均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解决有关经贸问题，双方就美对华出口、知识产权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需要继续加紧工作，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建立相应工作机制。

通稿有四句话是在谈中美经贸关系的大方向和机制问题，只有一句话提及了具体议题。从中不难看出，中方的主要诉求是要保证中美经贸关系的大方向不会出现变故，同时要用机制来保障这样的大方向。中国多次强调经济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稳住中美之间的经贸才是要务。

刘鹤在今年两会前曾专程赴美讨论贸易问题，但未受到特朗普的会见。

美国自3月以来频频在贸易问题上摆出要与中国对抗的姿态是要动摇两国关系的根本，尤其是刘鹤2月访美仍没有与美国重启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美就经贸问题沟通的重要机制已经停摆。中美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问题，当中美之间的机制都遭到破坏时，这是北京所担忧的地方。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此次对话将美国拉回到对话这样的机制上来。

但美国的关切点是中美之间的具体议题，比如中美逆差、知识产权等问题。特朗普多次表示的也是要对价值500亿美元或者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努钦在访华前表示希望尝试“就公平贸易的尺度达成共识，以使双方能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并停止强制性技术转让”。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5月1日表示“如果谈判无法达成协议，就根据第232条款，还有301调查，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解决与中国之间贸易一再出现的问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也表示：“中共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一个行业政策，旨在大规模主导未来科技。”

美国政府官员的表态无一不是要解决具体问题。但中方通稿称，双方“就扩大美对华出口、双边服务贸易、双向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解决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在中国外交术语中，“交换了意见”意味着双方各说各话，分歧很大，只是交流了彼此的不同看法。至于中国商务部发布的答记者问，也只是谈及了中兴问题，是要求美国做出一定的让步。

中美磋商的重点对象不同，而美国的诉求并未得到中国的让步。刘鹤作为习近平经贸谈判的具体执行者，美国官员都没有看到妥协，想必也难以从习近平口中得到具体的承诺。

谢选骏指出：要马克思的僵尸还是要美国的鲜肉？这本来是常识可以回答的问题，现在却成为共产党两难的选择。毛泽东独裁先要马克思的僵尸后要美国的鲜肉；邓小平改革先是要了美国的鲜肉后来还是要了马克思的僵尸——正是靠着这种左右摇摆的“两手硬”，不倒翁和变色龙才能在夹缝中逐渐发展壮大。“至于以后呢，只有天晓得了”，毛泽东临死之前如此哀嚎。

《经济学人：习近平展示毛泽东般的雄心》（2018-05-04 美国之音）报道：

习近平5月4号在人民大会堂纪念马克思诞辰2百周年活动上讲话

美国总统川普还没上台，就开始大声疾呼美国在美中贸易中大亏，死亏，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形同对美国经济的强奸，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和勒索不可继续容忍下去。几个星期前，川普总统对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北京当局则采取反制措施。

目前，由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团队正在北京进行谈判，以避免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头号经济体轮番惩罚导致贸易战，导致许多专家所担心的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受重创。

美中两国在贸易问题上到底有什么根本性的纠纷？其要害是什么？这个问题好像是很多人都知道一些，但即使是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的人也不是很清楚。此时此刻，老牌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指点迷津。

5月3日出版的《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标题是“中国和美国在技术行业对垒，牵涉的事情远超过技术”。文章说：

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为首的川普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北京，“其目的是避免越来越有可能发生的贸易战。先前有人以为中国做出几个礼貌让步的表示，川普就会宣布胜利，现在看来这种看法不太可能立得住了。川普跟中国的争执要深刻得多。而很多美国政策决策者和工商界人士也跟他有同样的看法。

“在美国方面看来，眼下的关键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治理体系跟西方的有冲突。中国把一些行业全部对外国公司关闭。或者只是在外国公司交出自己的商业专利知识之后才准它们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当局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当局所中意的中国公司，使它们变成全球巨头。在获取西方技术方面，中国当局鼓励中国的公司哀求、借用或干脆直接盗窃。‘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的国家计划，目的是在机器人、电动汽车等行业提升中国的生产能力。这一计划在其他国家看来是像是用一种不光彩的手段在全球争夺行业霸主地位。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国的技术行业巨头中兴通讯公司采取惩罚措施，以为内该公司违反国际制裁协议，向伊朗和朝鲜出口了设备，而且，中兴在2017年承认了这些违规行为之后承诺要采取补救措施，但却撒谎。这一局面凸显出中国所面临的风险。美国的惩罚措施是禁止该公司在7年内购买美国零件。”

“对中兴来说，这一惩罚是严重打击。该公司的生产依赖美国的部件。中兴公司五分之四的产品包含美国部件，其产品包括使用美国高通公司芯片的智能手机。中国最大的电讯设备生产厂商华为则一直在美国受到批评。批评者所批评的是华为获得技术的手段，以及华为是否协助中国当局从事间谍行动。如今有消息说，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华为，而且调查的由头也是因为该公司有可能违反了对伊朗的制裁。

“在中国，在美国禁止中兴购买美国部件之后，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痛批中兴，称‘中兴短视和不诚实’，损害了国家形象。但是，在其他方面，美国对中兴的惩罚引起了非常不同的反应。一些中国网民奋起为中兴辩护。宣扬民族主义的《环球时报》则发表推特称，中国人‘都是中兴人’。

“更为有趣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加倍努力，要求自力更生以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最近访问长江三峡大坝附近的城市宜昌的时候，这位中国的独裁者誓言‘过去我们勒紧裤带咬紧牙，建造了原子弹、氢弹和卫星’习近平说，中国人追求先进技术，必须‘抛弃幻想，自力更生’。在官方发布的照片中，习近平看上去好像是要一头扎进长江里横渡长江，就像鼓吹自给自足的毛泽东在52年前所作的那样。

“鉴于习近平如此在技术方面鼓吹民族主义，他大概不可能从‘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后撤，尽管川普的谈判班子希望他后撤。《纽约时报》报道说，上个周末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参加会议的中国经济政策决策者和官员坚称‘中国制造2025’不可谈判。（他们也强调，与一个民主政体相比，中国这个一党制国家对长时间的贸易战所造成的痛苦更有承受力。）”

谢选骏指出：《经济学人》杂志的上述评论，可以说是摸到了问题的边缘，但是还没有找到门径，更远远没有达到入门的程度因为英国的经济学人，不懂中国的历史文化，自然无法掌握中国的脉动。

【第五十三篇  马克思的幽灵在美国使馆区游荡】

《神秘声波攻击再现？美从中国撤离更多外交人员》（转载美国之音／环球网 2018年7月2日）报道：

据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报道，令美国调查人员困惑的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因“异常的声响和压力”而感不适的奇怪事件进一步加剧。自美国驻广州总领馆人员几个月前最初报告此现象后，国务院已经从中国撤回至少11位美国外交人员接受进一步医疗检查。

据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其中8位来自广州总领馆、一位上海总领馆，两位驻北京的使馆。报道表示，目前共有25位在中国的美国使领馆人员报告遭受外界所称的可能的“声波攻击”。报道还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在同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就朝鲜核项目进行协商时，再次提出美国使领馆人员遭受神秘声音侵袭的事件。

据悉，美国政府雇员在中国近期感到的“不易察觉且模糊的、异常的声响和压力”以及不适，类似美国一些外交官及家属去年在古巴感受到一些症状，其中一些人受到轻度脑损伤。该事件令美国被迫撤离一些外交人员，并导致美国与古巴外交关系恶化。

美国驻中国的官员不愿就事件发表评论，不过国务院星期六书面回应称，一些外交人员和家属被撤回美国进行进一步的评估。

环球网新媒体曾发文《外交官得“戏精病”，美国确实得好好治》，质疑美使领馆雇员疑似受到所谓声波影响的问题。

全世界目前只有美国外交官出现了这种“怪病”，迄今没有其他国家外交官受到同类攻击的报道。专家们普遍认为，即使有人想实施声波攻击，也是技术上很难做的一件事。它远远超出一般组织和个人的能力范围。

我们认为，美方不应迅速做出使馆人员遭到外部力量攻击的结论，而应当在美方内部加强查找原因，我们这样说的理由是：

第一，美国是医学和声波研究最先进的国家，如果美国自己都搞不清楚这种攻击是怎么发生的，解释不了它的实际情形，那么有很大的可能是，这种攻击本来就没有发生。

第二，美国外交官不断出现同样的患病抱怨，而其他国家外交官和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其他人没有出这样的事，美国外交官群体的工作环境或者心理因美方的原因出了问题，至少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第三，美国驻外机构的安保措施很严，担心随时可能受到攻击，少数馆员身体出现某种异常，美国官方首先就会警惕起来。这种警惕会影响外交人员的感受，增加他们对自己身体“异常”的敏感度。我们认为美国官方应该适当放松“敌情意识”，特别是在中国这样讲规矩、重视对外友好的国家，他们评估外交官的人身安全时，不妨在心理上更加“阳光”些。

我们看到一些技术性分析，其中一种说法是有人给那些美国外交官的逗留场所安了窃听器，那些窃听器失灵发出了奇异声波，导致了伤害。但这种说法不太站得住脚，因为即使那些外交官的逗留场所真有窃听器，而且它们失灵了，窃听器是声波接收工具，而非声波释放工具，它们怎么也变不成“声波攻击源”。

另外一种分析倒是值得注意，那就是美国驻广州总领馆的情报设备功率太大了，对馆员身体造成慢性伤害。美国驻世界各地使领馆的情报收集能力最强，借助的相关设备想必也最先进复杂，对人体的不良影响也应是最大的。这个直觉性线索不应被忽视，美方应当对内因开展地毯式排查。

其实把美方缺少证据的怀疑通过媒体报道出来，受到最大损害的是中国的形象。这个事情很可能到最后不了了之，但是中国被质疑一路。华盛顿这样做对中国不公正，我们想劝它克制对自己怀疑的炒作，它需要给予中国应有的尊重，那也是它的自重。

谢选骏指出：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在看了上述两造的陈述后，我觉得这确实很像一个灵异事件——马克思的幽灵在美国使馆区游荡！一方面，马克思家里又闹饥荒了，想到美国使馆里要点吃的，但马克思已经不是人了，而是鬼魂了，他的喋喋不休的声波幽灵当然比抽象的共产主义幽灵游荡更加骇人。另方面，美国社会主流虽然反共，但却像欧洲一样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相反，美国不少人员甚至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在这种纠结之下到共产党国家干活，可能就会内心作祟、十分头疼了。

【第五十四篇  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为劣等的民族】

网文《马克思主义》报道：

马克思主义（德语：Marxismus）是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发展而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世界观。在19世纪中后期，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建构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根基或方法论的写作对现代的政治哲学和社会运动产生重大而广泛的影响，包含了其独特的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以及革命意识形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没有一套统一的定义，也因此它在众多的领域和题材上出现多元的发展，导致其门下包含众多明显对立甚至互相冲突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唯物主义的立场检视社会的发展，认为人类社会是架构在其赖以为生的经济活动上。经济组织的架构和生产模式被视为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政治、法律、和道德关系的根本来源（或至少发挥了主要的影响），这些社会关系进而构成了马克思所谓的上层建筑。随着生产模式的进步，既有的社会组织和关系变得没有效率并且与经济活动产生冲突，这种冲突进而发展为阶级斗争。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由无产阶级劳动操作的高效率机械化生产模式，在生产过程中替少数持有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产生了剩余产品并成为剩余价值，此种剥削关系进而转化为根本性的矛盾，随着矛盾的扩大，社会的革命必将发生。马克思主义预言社会主义会从革命中产生，并将生产工具归还到集体的手上，依据每个人的“实际劳动”分发利润，并且依据“需求”而非利润规划生产。马克思并且称在社会主义之后，共产主义将会诞生，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生产模式，成为一个无阶级、无国界、无货币、无私人产权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众多的分支和流派，不同的流派对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往往有不同解读和着重处，有时也会融合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由于这些理论方法上的差异，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除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态度一致以外，并没有既定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也因此，众多从马克思主义衍生的政治哲学，在追求社会主义上所采取的策略常大不相同。

概念

古典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由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提出的理论，亦即“马克思相信什么”，用以与之后学者或革命家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作为对照。即使在马克思在世时，他便曾在1883年写信给法国的工运人士朱尔斯·盖德以及他自己的女婿保罗·拉法格，指控两人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搭乘革命的顺风车”，并且说“如果他们那一套是马克思主义，我自己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现，或者称为唯物主义对于历史上社会现象的持续影响和延伸，移除了传统历史研究最重大的两个盲点。首先，传统历史学只检视人类历史行为的意识形态动机，却忽略了支配人类社会关系的客观法则…第二，传统历史学忽略了占大多数的“人民”的活动，而历史唯物主义则以自然科学一般的准确性对人民的社会条件和生活进行研究，以及改变这些现况的潮流。

“社会不是由个体构成的，而是由众多社会关系所建构出的集体，个体的角色是由这些集体关系所定义”——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8年

历史唯物主义又被爱德华·伯恩施坦称为是“由经济角度对历史的解读”以经济为出发点检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赖以谋生的生产方式。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一个社会的基本特色（社会阶层、政治架构、意识形态）是根基于经济的活动上，亦即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公民社会组成了一个社会的底层架构，而政治和法律系统则构成上层建筑，底层架构透过政治活动、宗教和哲学与上层建筑做连结，并且调节上层建筑的运作和社会整体的意识。物质生产模式的发展与既有的生产关系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于是促生社会革命，进而改变经济根基和上层架构。

苏联编写的《联共（布）党史》认为这些社会经济的冲突在历史上曾一再透过阶段性的模式发生：

原始社会：集体狩猎采收的部落社会

奴隶社会：由部落发展至城邦，贵族阶级产生

封建社会：贵族阶级为统治阶级，商人逐渐衍生为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维持并雇用劳动阶级

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产生阶级意识，透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专政，以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

共产主义社会：无阶级，没有货币，而且无国家的社会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家和革命家列宁说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骨架来自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下的资产阶级和经济学家吹捧著“资本家和劳工利益互相连结”的谎言，马克思认为资本家透过以“制造工作机会”为借口正当化资本主义下以资本成长效率为最高优先而获利资本家的生产模式。马克思主张, 当一个人劳动所得没有获得同比例的产品时, 便构成了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于是成了剥削的来源。剥削是每个阶级社会必有的经济特征，某些人对于生产工具的控制使得他们可以剥削其他人。在资本主义下，劳动价值理论说明了一个产品的价值等同于生产这个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劳动时间”，劳工生产而没有获得工资报酬的额外劳动价值于是成为剩余价值。

依马克思说法，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对劳工的剥削是透过暴力维持的，而在资本主义下这种剥削则要透过更为微妙的方式进行。由于劳工没有拥有生产工具，他们必然需要替资本家工作以换取生活所需。劳工可以自由选择要替哪个资本家工作，在这个层面上雇佣关系是自愿的，然而由于劳工若是不工作便会挨饿，也因此剥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下劳工的雇佣自由只是假象。

异化是人与他们自然本质产生隔阂时的现象，而异化又是资本主义下必然的产物。在资本主义下，劳工生产的成果被雇主侵占，也因此在劳工和其生产产品之间形成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代表了劳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处境，至于劳工是否自觉到自己的困境并不会改变现实。一个社会阶级的地位取决于他们与生产工具的关系，依据马克思说法，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社会阶级分为：

无产阶级：贩售自己劳动产力、并且在生产模式中没有拥有生产工具的人。

资产阶级：那些“拥有生产工具”的人，并且向无产阶级购买劳动力。资产阶级又分为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那些“拥有生产工具”但又同时进行劳动工作的人，比如小商人、同时为地主的农民、技术人员等。马克思预言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更新，小资产阶级最后会被淘汰，使得他们从中产阶级跌落到无产阶级。

流氓无产阶级：罪犯、无业游民、乞丐等与在经济体系里没有身份的人。

地主：在历史上曾经相当重要的阶级，现在只维持部分财富和权力。

农民：缺乏组织的一个阶级，没有能力影响社会经济的改变，大部分人会转换为无产阶级，有些会成为地主。

阶级意识主宰了一个阶级对于自身和世界关系的认知意识，同时也决定了其理性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向。也因此，在革命可以成功达成之前，阶级意识的存在是必要的。

尽管马克思并没有定义意识形态，他仍然批评这一词所代表的许多被塑造出的社会假象，恩格斯说：“意识形态是那些号称思想家的人在不自觉被假阶级意识影响下所产生的。有意识形态的人对自己支持某目标的动机是不自觉的，否则我们便不会称它是意识形态。也因此，有意识形态的人，支持的只是假的或不存的目标。”由于统治阶级控制社会上的生产工具和上层建筑，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是在鼓吹对统治阶级最有利的思想。政治经济学一词原先是描述对于资本主义下经济生产模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广泛使用这一词来描述对于生产工具、资本、以及经济活动的研究。

革命、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型是人类社会所不可避免的一个章节，列宁说：“很明显的，马克思从研究当代社会经济原理的基础上，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迈向社会主义的结论。”[17]

马克思者普遍认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要能带给更大部分人利益，比如列宁在1917年俄国革命前说：“生产模式的社会化必将导致生产工具回归社会，这种转变将可以带来劳动产能的庞大提升、工时的减少，并且将落后、杂乱、规模又小的资本主义生产转而集体而先进的生产。”[18]

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

主条目：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是德国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他以历史唯物主义、异化、和剥削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并且透过阶级斗争分析历史。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概述了他的理论：“所有社会自古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的思想在当时就已经有相当影响力，并且在他死去后，由1917年的俄国革命大幅度的扩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是与马克思并肩发展出共产主义的德国政治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在1844年九月相遇，两人很快发现他们对於哲学和社会主义都有相同的热衷，他们一同发表了《神圣家族》一书。1845年1月当法国将马克思驱逐出境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搬到了比利时，因为那时比利时是欧洲各国里较能容忍自由言论的。他们在1846年1月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人的联络会。

两人在1847年开始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为根基写作《共产党宣言》，最后在1848年2月出版了这本一万两千字的政治宣言。比利时在当年3月将两人驱逐出境，两人于是搬到科隆，在当地出版《新莱茵报》。接着在1849年两人又被迫离开科隆前往伦敦，德意志政府要求英国政府将两人驱逐出境，然而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罗素伯爵拒绝了此一请求。

在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后，恩格斯成为了马克思留下著作的翻译者和编辑者。恩格斯自己也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分析一夫多妻制是男性支配女性的社会制度，就有如资本主义下资产阶级剥削劳工一般。也因此，恩格斯对于女性主义和马克思女性主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初

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第一起以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国家理念作为基础的政治革命，新的共产政府上台后马上面临反革命、内战和国外介入[19]，列宁解释道“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课题就是，社会主义的成功必须取决于许多发达国家的劳工的联合奋斗。”[20]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必须靠着向国际扩散革命才能够成功，而不能孤立在俄罗斯。

1917年俄国革命的确促发了之后的一连串革命潮[21][22][23][24]，然而，那些共产主义政党成功夺取政权的国家，却都不是马克思主义预言革命的第一波先发国家－亦即拥有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西欧国家。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彻底失败，使得苏联必须独自发展。在经过许多辩论和解释办法争论后，列宁以新经济政策替代了战时共产主义，而他死去之后约瑟夫·斯大林掌权，消灭了他的政敌并且巩固权力，在混乱的1930年代中强硬推行共产工业化，虽然成功达成某些目标[25]，也造成庞大的人民死伤受难，和长期的环境灾害[25]。列夫·托洛茨基的当代追随者则认为如同列宁和托洛斯基在1920年代所预言的，斯大林的“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无法支撑自身。一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称苏联在垮台前很久就已经失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面貌。由中国民族主义者所形成的国民党也有一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共产主义预言的革命不同，主张中国早已经过了封建时期，而是停留在一种呆滞的经济模式下，也因此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26]。

20世纪后半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苏联支持的许多共产主义政党在全世界产动了一波社会主义革命浪潮，许多这些革命最后导致政权变动和共产主义国家的诞生。然而，不少这些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与彼此维持友好的关系，比如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冲突[27]，以及苏联与南斯拉夫在1948年的冲突，当时两国领导人对于如何实践马克思主义都抱持着一些不同观点[28]。许多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最终都成了极权主义国家，而经济上也呆滞不前。此现象引起有关这些国家是否属于“真正马克思主义”之争论，又或者马克思主义是空想而不适用于现实世界。马克思主义批评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尤其列宁主义是导致这些国家种种问题的来源，马克思主义内的民主派则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托洛斯基追随者则主张这些国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乏世界性的共产革命，他们认为共产主义若要成功，必须要夺取资本主义已经开发的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在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借着七二六运动展开古巴革命，尽管革命最初并非完全是社会主义，卡斯特罗在上台后套用了列宁主义形式的社会主义政府，并且与苏联结盟[29]。由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在1950年代至1976年间进行了一连串的社会主义实验，试图彻底消除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起初两个五年计划很成功，之后自从1959年刘少奇当上中国国家主席，地位仅次于担任共产党主席和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后来改革开始激进化，导致了上千万人因饥荒死亡的大跃进。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认为共产党已经沦为官僚主义大本营，再加上自身在党外的威望上升，于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非正常手段拉刘少奇下马，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部分在1978年结束，而四人帮通过一面神化毛泽东，一面架空毛泽东的方式一直掌权到毛泽东死亡，七十年代末期邓小平在毛泽东又一次支持下重新回到中共中央，进入国家级领导层。毛泽东去世后，改革派的邓小平得以掌权，清除了借着文革整人上台的干部，包括四人帮，展开了市场经济改革，批判性地继承了毛泽东既有的路线和政策。

到了1980年代，西方阵营在美国总统隆纳·雷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领导下对苏联和共产世界展开强硬的施压，同时在苏联内改革派的政治人物以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在1985年掌权，开始抛弃列宁式的经济架构并企图向社会民主主义发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加上苏联本身经济的崩坏，使得苏联于1991年崩解，原本数十个在其联邦下的民族国家则一一独立，并且全都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制度，转而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纷纷追随此一趋势，从此苏式社会主义在全球政治上的影响力基本上被削除，有的话也是被更为温和的派系例如民主社会主义所取代。马克思主义也必须面临环境保护主义运动崛起的挑战，虽然有部分环保主义者也提出了综合马克思主义和环境保护的生态社会主义[30]。

21世纪初

在21世纪初，古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来源请求]同时期许多拉丁美洲的国家则透过民选选出了标榜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左派政府，由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为首，还包括了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尼加拉瓜的丹尼尔·奥尔特加，这些国家透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结盟，并且对仍然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古巴持友好态度。许多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自称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尽管他们本身都没有实行列宁主义的路线。

政界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教了我怎么认识社会。在认识马克思主义前我就像是一个瞎子，不知道天南地北。如果你没有搞懂阶级斗争的历史，或者没搞清楚社会是以有钱或没钱人来划分地位的而且有剥削的存在，那么你就好像在森林里迷路一样，不知道任何东西。”

古巴革命家和共产主义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2009年。

自从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政党便有许多不同的分支，尤其是介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而两派阵营内也有大量不同的子流派。革命主义的领导人列宁便说：“要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政体，是不可能不经过暴力革命的。”而改革派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麦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则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晚年都接受了透过议会发展社会主义的方法。在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后，众多的政治团体和人物分别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他们政治和政策的依据，产生许多经常大不相同或互相矛盾地方。“改革派”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支配了第二国际，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他们各自的国家，这使得共产党人因此与之分裂，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第三国际。

以下的国家在20世纪的某段时间曾经正式的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北朝鲜、古巴、老挝、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包括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黑山社会主义共和国、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主义共和国等。）、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南也门、阿富汗、贝南、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刚果人民共和国、圭亚那、尼加拉瓜、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东德、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蒙古人民共和国、格林纳达、图瓦人民共和国、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柬埔寨民主柬埔寨、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摩尔多瓦、乔治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希腊、德涅斯特河沿岸、阿布哈兹、桑给巴尔、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利比亚等。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会赞成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教合一”式的国家意识形态。除“党内有派、党外有党”外，“政教分离”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又一传统。卡尔·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第二国际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都处于思想领袖地位，但并没有特殊的组织权力，更无权随意排斥不同政见者。工人国际在思想理论上实行的是一元为主、多元共存的方针，即马克思主义是主流的意识形态与指导思想，但是蒲鲁东、布朗基以及各国社会党领袖，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并不以马恩马首为瞻。即使是列宁，他也一直按“政教分离”的传统扮演思想家角色，终其一生在党内只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尽管他控制党务的能力已远在马、恩之上。

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

马克思主义有许多流派。最著名的是列宁主义，此外还有学术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一些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还在发展中的不完整框架，或是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上有过时的地方，但他们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有其价值。他们往往会将马克思理论套用到不同的领域或理论框架上，比如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便是一例。马克思本人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正是剩余价值的载体，当恩格斯每月向他寄钱时，就已经完成了价值的精确转换。如果由爱因斯坦或爱迪生完成转换，那么单位劳动的剩余价值和劳动的实际成本不是减少而是增加。而马克思所担心产能过剩其实是多余的。因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产生的危机，才是马克思所真正担心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是科学发展的黄金期和婴幼儿期，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可以实现的但不是靠革命。

伴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和欧美国家债务危机的升级，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模式逐渐显露出了它的弊端。20世纪初至末期的社会主义浪潮，缺失了经济技术基础，信息不透明造成了交流错失和权利分级、使得阶级制度可行。因此现代的多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最终都成了极权主义国家，缺乏经济基础也成为了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失败与改革的主要原因。近代社会主义思想者刘致屹，主张建立信息对等的生产结构，从而刺激生产积极性，并通过生产设备公有的方式使得生产带来的附加价值回归到建立更加先进的生产设施。因而，通过附加价值的合理分别，实现扩大生产规模的提高从而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中胜出。

马克思主义阐述了由无产阶级劳动操作的高效率机械化生产模式，在生产过程中替少数持有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产生了剩余产品并成为剩余价值，此种剥削关系进而转化而根本性的矛盾，随着矛盾的扩大，社会的革命必将发生。马克思主义预言社会主义会从革命中产生，并将生产工具归还到集体的手上，依据每个人的“实际劳动”分发利润，并且依据“需求”而非利润规划生产。

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参与自由经济竞争体现资产共有制的优势从而实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而并非通过革命的手段。

具体的方针如下：一、信息平等公开，建立统一的生产计量单位，从而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等造成的集权腐败现象。 二、在部分（国有）企业中试行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分配模式，实现以实际劳动分发利润。 三、在试点企业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工业水平，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以及宏观规划生产。 四、参与自由竞争扩大企业规模，进而促进资本市场转变。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来自众多的政治流派和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并不一定需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达成，无政府主义者则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而在经济学上，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则批评马克思主义忽略了市场在分配资源和协调生产上的角色。

卡尔·波普尔则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强烈批判，他主张以历史主义方法论是缺乏可证伪性的，也因此根本无法判断其真伪。马克思主义自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预测资本主义的命运。卡尔·波普尔以“否证性原则”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准则，根本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批判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套意识形态，理论上既不能成立，经验事实上亦遭否证，是一种“历史定论主义”。从社会科学的观点看，根本没有马克思所谓“历史的铁律”可言，其预言缺乏意义。

包括哈耶克在内的数个世代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不断的解构和批判，而且不只包含经济学，还包含其衍生的科学方法论、社会理论、以及政治理论。透过边际主义的经济学革命，卡尔·门格尔以主观价值理论挑战马克思主义之劳动价值理论，并且结合众多古典经济学家如理查德·坎蒂隆、劳恩男爵、让-巴蒂斯特·赛伊等人的理论，攻击马克思主义运用的历史主义方法论。门格尔后的第二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如欧根·博姆-巴维克并进一步批判劳动价值理论，指出马克思对于价值和劳动的定义是自相矛盾的，并且批评马克思忽略了供给和需求对于价格的影响，并质疑马克思对这方面概念的解释一向模棱两可。包括博姆-巴维克在内和其他众多新古典主义学者也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与他所提出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理论互相矛盾，如果这种矛盾的确存在，那么马克思主义倚赖的剩余价值和剥削理论也就不攻自破了。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十分重视博姆-巴维克的批评，戈特弗里德·哈伯勒认为博姆-巴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影响之大，即使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仍无法对他的批评提出结论性的反驳。第三代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则发起了经济核算问题的辩论，他们主张若是没有调节市场机制的自由价格信号，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都会失去效率和意义，米塞斯并且主张“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进行理性的经济行为的”。

达隆·阿齐默鲁和詹姆士·鲁滨逊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从根本上是有缺陷的，因为它试图将经济简化为忽略金融机构对经济影响后的一般规律。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说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为优等的民族，所以他灭亡了，因为德国人是不堪大任的。在我看来，日耳曼人（包括德意志人和英格兰人）是世界上最为劣等的民族——因为他们竟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垃圾！马克思主义是在德国产生的，却是在英国长大的——这不能不说，德意志人和英格兰人都是世界上最为劣等的民族——他们孵化了马克思主义去残害人类，自己却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用心何其毒也！难怪他们贩卖鸦片、屡屡挑起世界大战，不仅残杀了亿万人类，而且灭绝野生动物，破坏了地球环境、摧毁了生态系统。他们鼓噪的浮士德精神，无疑就是现代的魔鬼——达尔文和马克思都是魔鬼的孙子，毒害一切接受他们的类人废物。

【第五十五篇  卡尔·马咳死的鬼魂痛击欧洲】

《新冠疫症正在改变全球的格局？》（2020-03-28 江夏编译）报道：

美国-比利时的“危机集团”（Crisis Group）网站发表分析文章说，由于全球体系已处于重新调整中，武汉新冠肺炎对特定问题地点的潜在影响被放大。因此，当前的时刻与其它相对最近的国际危机不同。当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时，美国仍然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通过G20制定国际应对措施。

2014年，在英国、法国、中国和古巴等国的帮助下，美国负责对西非埃博拉危机，作出了慢半拍的多边应对。今天，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已经大为削弱，加上对自己国内的疫情处理粗糙，未能将其它国家团结起来，激起国际怨恨。川普总统不仅抨击这一疫症源起中国，而且还批评欧盟弄糟了美国的对抗措施。

相比之下，中国不得不应对疫症最初爆发的后果——最初为隐瞒疫情的决策，以及混乱的反应付出高昂代价，还不时试图通过不负责任的“甩锅”运动来指责美国。现在则在卫生危机中，看到了借助人道主义姿态，影响其它国家的机会。中国已使其外交机器高速运转，将自己定位为国际社会应对非洲大陆可能广泛爆发疫情的领导角色。 

3月16日，中国亿万富翁马云宣布，他的基金会将为非洲大陆54个国家各提供2万套测试工具、10万只口罩、1000套防护装备。这些物资将通过埃塞俄比亚捐助，由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该国总理艾哈迈德（Abiy Ahmed）协调分配。 3月19日，北京进一步宣布，计划在内罗毕建立“非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研究设施。中共政府还向欧盟成员国提出援助建议，淡化了欧洲对其最初处理武汉疫症蔓延的批评。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团结一致，但疫症大流行正使地缘政治呈现出分裂。例如，塞尔维亚由于得不到欧盟的实际支持，总统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宣布，“我个人的所有希望都集中在中国及其主席身上”。目前担任20国集团轮值主席的沙特阿拉伯，呼吁召开类似于7国集团已经举行过的“虚拟峰会”。但这次疫情危机可能加剧华盛顿、北京和其它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欧盟专家警告说，俄罗斯正在西方国家传播关于疫症流行的虚假信息。大国之间利用大混乱的局面牟利，不仅会使针对疫情的技术合作复杂化，而且还会使大国难以一致处理由此产生或加剧的政治争端。

更广泛地说，如何处理首先在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疫症，可能会对其后果浮现后的国际多边秩序形态，产生深远的影响。但现在评估这些影响还为时过早。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相互竞争的说法从中获利。一种认为，各国为了更好地抗击疫症，应该团结起来。另一种认为，各国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需要有各自不同的应对之策。这场危机也是对自由和非自由国家的的严峻考验，看谁能更好地处理极端社会危机。随着这一大疫症的蔓延，不仅将考验联合国、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运作能力，而且还将考验支撑其价值观和政治交易的基本假设。

谢选骏指出：2018年，共产党中国隆重纪念“卡尔马咳死”（卡尔·马克思）冥诞200周年；2019年，共产党中国就向全球输出了武汉肺炎——这两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当然有的！因为“卡尔”就是“卡住你的脖子”，“马克思”就是“让做牛做马的人们都咳嗽而死”！所以，“马克思”就是“马咳死”了。现在，犹太瘟神卡尔·马咳死的鬼魂痛击欧洲，就是在二百年之后，把传给中国的欧洲幽灵，通过“世界加工厂”还给了欧洲！其途径，就是那两位瘟神的使者——“意大利和欧洲首两例新冠肺炎患者”、“武汉华中师范大学马主义文学理论教授”胡亚敏（女）夫妇。

《全球确诊破65万 意大利死亡率破10％病死人数破万》（2020年3月29日 综合新闻）报道：

意大利死亡人数破万。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迄今有超65万例确诊病例，死亡人数亦突破3万。意大利民防部28日公布，该国新增近6000例确诊病例，另有889人病死。自爆发疫情至今，意大利累计共92，472人染疫，病殁人数破万达10，023人。

意大利27日死亡人数创单日新高后，数字有所回落。此外，当地已有12,384人康复，人数亦较前一天的10,950人增加；惟送往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则由3,732人微升至3,856人。因应国内爆发疫情，意大利月中决定全国封城抗疫，惟有关法令4月3日到期。当地衞生专家表示，需要维持封城令数周，控制疫情蔓延。

全球第二大疫区意大利虽然在国内疫情爆发后效法中国封城，但每日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仍以破千破百的速度增加，死亡率逾10％，远超过中国号称的3.8％或是邻国德国的0.3％。米兰是意大利灾情最严重的城市，全国有68％的病例来自于此。

萨科医院传染病科主任盖利（Massimo Galli）直言，目前政府统计的数字不足以代表全部的感染人数。

盖利进一步解释，意大利疫情在过去一个月急转直下，只能将检测人力集中在出现明显症状的患者，而轻症或是尚未出现症状的患者则被疏忽，导致疫情致死率明显增加、统计数据可信度不高。

众所皆知，感染肺炎的患者14天内都有可能出现如干咳、发烧等明显病状，在那之前，患者仍具有传染力。专家普遍认为这样的“隐密传播”情况正是导致疫情大爆发的原因，进而产生社区传播。

尽管各年龄层都有人感染肺炎，但所有病患当中，又以罹患慢性病的老人死亡率最高，其原因不外乎与免疫力下降有关。根据意大利国家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意大利85.6％的肺炎死亡人口年纪大于70岁。

意大利的健保体系为人民提供普遍保障，多数的医疗服务不需付费。意大利作为全球仅次日本第2高龄的国家，老年人大多都能接受良好的医疗照护，然而这些老人若是罹有其他严重疾病，也相较其他族群的民众更容易受到病毒攻击，无法撑过这波疫情。意大利国家卫生院最新报告显示，因肺炎死亡的人有48％都是生前罹有其他疾者。

谢选骏指出：马咳死鬼魂痛击欧洲，为何特别深耕意大利呢？这也许因为，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故乡，而背叛上帝的犹太瘟神马克思，正是文艺复兴的粉丝——所以，告别欧洲，就要从告别意大利开始！马咳死鬼魂痛击欧洲，就像背叛上帝的文艺复兴从意大利开始！】

【第五十六篇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金融投机】

网文《天使还是魔鬼：索罗斯的两张面孔》（2016年01月28日 陈季冰）报道：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证明了一个令人沮丧的道理：当一个人无情地伤害世界的时候，他会令世界印象深刻；而当他全情报效世界时，他却总是被世界忽视。相信这也让索罗斯本人遭受深深的挫败感，他经常将自己称为一个“失败的哲学家”。 

1992年那个黑色星期三，索罗斯率领的投资资本在一场疯狂的赌博中押注成功，迫使英镑贬值并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此举不仅帮助他获利近10亿美元，还让他从英国媒体那里赢得了“让英格兰银行破产的人”的恶名。5年后的1997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Quantum　funds）向泰铢发动攻击，并因此掀起了一场席卷整个东亚的严重金融危机。从此，“金融大鳄”的名声在国际上家喻户晓……

半个多月前，已年逾84岁的索罗斯在达沃斯论坛的一场私人晚宴上宣布，他将正式退休，此后他的家族基金将交由现任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斯科特·贝森特（ScottBessent）打理，未来他自己将全身心投身慈善事业。与英镑和泰铢狙击战时相反，这条消息没有得到多少媒体的青睐，很快便湮没在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里。

世人可能还以为，这位叱咤一时的投资大亨早就已经退休了。索罗斯自己也说：“我之前曾多次退休，但这一次是真的！因为慈善和管理资产两者不可兼得。”

2000年的网络股泡沫破裂造成的亏损导致索罗斯与志同道合的长期合作伙伴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分道扬镳，为此他还降低了量子基金的冒险性，并退居二线。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迫使索罗斯再度出山亲自主持量子基金。但他已不复当年的进攻性，只是被动应战而已。

2011年7月，80高龄的索罗斯对外部客户关闭量子基金，并在当年底前退还了他们的所有资金，此后仅继续管理自己的240多亿美元家族资产。尽管索罗斯及其家人对外解释，这是为了规避美国国会于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中关于对冲基金的新监管规定，但一些人认为，它实际上显示了这样一个大趋势，即以索罗斯为代表的个人投机者凭一时兴起部署数十亿美元横冲直撞的对冲基金业投资模式本身正在迅速走向其生命周期的终点。

那以后，我们很少再看到关于索罗斯的新闻登上报纸和电视头条。偶尔听到这位金融大腕的名字，也是因为他与一位名叫多美子·博尔顿（Tamiko　Bolton）的健康教育顾问之间的恋情。

在瑞士，这位饱受争议的老者留下了一句引人深思的警句：“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想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许多人将索罗斯视作一个贪婪的财富掠夺者，因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类金融投机家——在资本市场上的翻云覆雨足以给一些弱小经济体造成名副其实的“浩劫”。但索罗斯——及其跟随者——坚称，自己是在“纠正市场扭曲”。他的拥趸认为，对那些痼疾缠身的金融体系来说，索罗斯是啄木鸟，却错误地成了替罪羊。

两者都是事实，看到哪一面取决于不同人的立场。

索罗斯一生都在利用自己对金融系统中的不健全和漏洞的敏锐嗅觉赚钱。如果说这是这位“金融大鳄”的魔鬼的一面的话，那么使索罗斯超越一般金融投机家的，则是他天使的另一面：他试图单枪匹马地凭借自己的思想以及自己从这个不义的扭曲市场里攫取的巨大财富，来戳破这些“假象和谎言”，并扭转这部世界经济史“连续剧”的走向，使之朝着自己认为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演进。

1、思想家

这把我们带到了索罗斯的核心理念——reflexivity　（汉语中较多地被译为“反身性”）面前。用他自己的学术性定义，所谓“反身性”，即“参与者的看法和真实事件之间的双向反馈回路。人们将他们的决定基于他们对于事件的认知和了解，而并不是基于他们所面临的真实事件。他们的决定对事件产生了影响，而事件的改变则很可能反过来改变他们的想法。”

正统的经济学普遍信奉的是所谓“有效市场假说”，认为自由市场是一个能够自动实现供求平衡的有效机制。通过无数交易主体之间的博弈，市场总是能够驱动价格最终趋于平衡，而这一正确定价便能够充分反映有关未来的信息。这种观念大概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那里，即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

但索罗斯轻蔑地将上述想法斥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他认为金融市场总是在扭曲地反映现实。金融市场不具有趋于均衡的倾向，反而有生成泡沫的倾向。在畅销的《金融炼金术》一书中，索罗斯介绍了他自己的价格形成理论、泡沫的形成与破灭过程，以及利用“大众狂热”来获利如何成为其成功的关键。

传统理论认为市场基本面与价格之间是单向的线性关系，基本面是因，价格和意愿是果。索罗斯则将它们视为一种“环形关系”，即基本面影响价格和意愿，而价格和意愿反过来又会影响基本面，这里面会形成一种正反馈。因为金融投资产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人们购买它们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实际的消费效用，而是为了钱生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股市的连续上涨会诱使更多资金投入，而更多资金的投入又会推动股市进一步上涨。索罗斯因此断言：“（有效市场假说和合理预期理论）声称，市场总是正确的；我的看法是，市场几乎总是错的，但总能自我确证。”

然而，一旦过了某一点，这种自我加强的正反馈循环就会变得难以维持。不过一般来说，这一过程的持续时间会长于绝大多数人最初的预期，它所吹起来的泡沫也会膨胀到超出绝大多数人的预期。“通常，自我加强的过程会在初期阶段进行有序的修正，如果顺利通过修正，则市场倾向往往会得到加强，不太容易动摇。当这个过程到了高级阶段，修正就会变得越来越罕见，而发生高潮逆转的威胁则越来越大。”

索罗斯认为，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的泡沫是从1980年起就在不断累积，它的罪魁祸首正是以美联储（Fed）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为代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危机最初是由许多小泡沫组成的，但每次发生局部的流动性困难时，金融当局都会出手干预——照顾出问题的机构、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实施货币及财政刺激政策推动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传统经济学称之为“道德风险”），鼓励金融机构从事风险越来越大的交易，而它又推动了信贷的进一步扩张，从而将一些局部的泡沫一点一点吹大成一个超级泡沫。当新产品的复杂程度到了监管当局无法计算风险，并开始依赖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手段时，此轮“超级繁荣周期”失去了控制。最后，甚至连评级机构也依赖合成产品发明者提供的信息，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不负责任。

不过，这一体系最初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对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信以为真——市场会自动调节，允许市场参与者自由追逐自身利益将最大程度地有利于全社会共同利益……这是严重的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

索罗斯指出，有效市场假说孤立地看待金融市场，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但实际上，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总是存在着一只有形的“政治之手”，它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因此，监管机构不能指望市场自我纠正，政府必须承担起防止泡沫过大的责任。

基于这一基本立场，索罗斯严厉批判了主张放任自流的所谓“新自由主义”，不遗余力地呼吁加强政府监管。例如，他认为政府应设立专门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以避免银行在诸如信用卡借贷等方面滥用市场权力，侵害消费者利益；他对于日本政府干预汇市以抑制日圆升值的做法也表达了支持；他甚至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纳税人有权对银行家的天价奖金表达怨恨，因为金融危机以后银行的“那些利润不是靠敢于冒风险的人取得的，这完全是来自政府的‘隐秘礼物’，所以我认为这些钱不应用于支付奖金”……

索罗斯认为，为了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剧变，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他将这种想法付诸行动：2009年，他拿出5000万美元，设立了一家名为“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简称INET）的研究机构，其使命是“推动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变革”，从而纠正“我们目前经济体系与思维模式中的问题与缺陷”。它向数百个新研究项目的博士与博士后发放奖学金，资助一些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的学术领域，如不平等、网络分析与经济思想史。INET的负责人所说：“（这些研究员）正在冒险、向全新领域进发，尝试用新的方式创造经济知识。”

如果要对索罗斯针对传统有效市场理论的批判以及他所提出的“自反性”理论作一个简单评价，我个人的看法是：他极具洞见地看到了金融市场不同于一般市场的特殊性，实际上，在某一区间内，它是可以在任意一点上达到传统经济学中所说的“均衡”（即唯有在这一个点上，买方和卖方愿意出的价是相同的，亦即索罗斯所说的“自我确证”）的。

但索罗斯并没有开出什么看起来有效的药方，当他呼吁加强政府监管并指责格林斯潘逃避责任时，他只是一再强调“这是当局必须承担的使命”。至于如何实现有效监管，他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了格林斯潘的判断——市场识别不了泡沫，那么监管机构同样无能为力。为此，他还在2009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提醒奥巴马政府在着手金融改革时要克制过度监管的冲动。“尽管市场存在缺陷，但监管机构更是如此。他们不仅是普通人，同时还是官僚，容易受到政治影响。”索罗斯在写上面这句话时，仿佛已经回到了传统经济学的怀抱。

2、评论家

“我认为我不是一名商人，我投资别人经营的商业，因此我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评论家，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可称我是世界上薪水最高的评论家。”

索罗斯对自己的上述评价也许更多地是在对媒体开玩笑，但却道出了自己的最大志趣。过去20多年来，索罗斯出版了数十本著作，他的第9本书《金融市场新范式》（《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一举登上了美国和英国的畅销书榜单。

此外，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评论文章。尤其是2008年以后，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耄耋之年的他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活跃在英美媒体上，为美国和欧洲的监管者建言献策。

早在2006年1月初，他就警告说，美国经济即将出现衰退。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索罗斯进一步确信，多年来自己一直预言的金融危机已经开始了。到2008年1月，在雷曼事件爆发之前半年，索罗斯便公开宣告金融危机不可避免。

而且这一次的危机与二战以后每隔4年到10年就会发生一次的局部和边缘性危机存在着本质不同，由于发生在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核心地带，它将是60年来最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过去屡试不爽的药方也将不再奏效。而在当时，就连本·伯南克（Ben　Bernanke）都没有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到2009年下半年，随着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球第一和第二经济体的政府分别向市场注入天量流动性和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全球经济似乎出现了止跌回稳的迹象。但索罗斯在当时却预告：金融危机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将会“严重且持久”，复苏势头可能随时都会戛然而止，出现“二次探底”（double　dip，汉语也有译为“双底衰退”的）的概率非常大。

为了挽救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索罗斯一方面支持政府注资救助大型金融企业，另一方面呼吁奥巴马政府必须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正视衍生品风险，推动强制性资本结构调整，并彻底检修抵押贷款系统。在索罗斯看来，本轮危机主要是私人部门的失败，公共部门的确应当受到指责，但应当受到的是监管不力的指责，而非长期以来主流舆论一直主张的“无为而治”的错误要求。为此，索罗斯反对欧美保守派坚持的紧缩政策，支持“高瞻远瞩的财政刺激计划”，并认为这将比货币当局的“量化宽松”措施更有效，因为财政政策不会产生“印钞”的副作用。

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逐渐蔓延开来以后，作为东欧移民的索罗斯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参与到拯救欧盟和欧元区的事业中去。

索罗斯认为，欧元危机比华尔街金融危机更难处理。因为美国是一个单一国家，拥有应对危机所需要的完整的金融和财政监管当局，而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这种结构的缺陷与生俱来且显而易见，然而，完善的货币要求央行和财政部两者兼备，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在当下危机中，各成员国不得不凭借一己之力拯救本国的银行业体系，使得这种结构缺陷暴露无遗。

索罗斯因此断言，直到现在为止，这场金融危机的发展就是一个“欧洲领导人永远慢市场一拍”的故事。而当局应对上一个危机的方式，总是为下一个更大的危机埋下种子。在压力之下，当局会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以维持体系继续运转，但他们只做到最低程度，而金融市场很快就发现这些总是不够的……这就是危机接踵而至的原因，因此欧洲仿佛注定要陷入永无止尽的一连串危机之中。有些措施如果更早采行，原本应会发挥作用，但是拖延到政治层面允许时，已经变得成效不彰。索罗斯认为，这是理解这场似乎永无尽头的欧元危机的关键所在。

索罗斯一再提醒欧洲领导人，与其窝窝囊囊地承认无计可施并得过且过，不如索性采取全然不同的做法。这就是他设计的所谓“B计划”，其基本立足点是回归那些曾引导欧盟创立的原则上来，即欧元区必须建立全面的政治联盟，而货币、财政与银行业三大联盟应当同时推进。全面的解决方案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银行体系的改革与资本重组、欧元债券框架和退出机制。

基于相同理念下的分析视野，索罗斯认为，必须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彻底改革。这位被认为曾经伤害过许多弱小的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大鳄”多次指出，当前的危机起源于美国，对外围国家的损害却更大，这表明了国际金融体系是如此不公平。

在索罗斯看来，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主权国家的原则，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不仅不能适应全球化的金融市场，还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时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

但监管制度改革上的国际合作，几乎不可能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实现。因此，索罗斯呼吁召开21世纪的新“布雷顿森林会议”，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运作规则和模式，并考虑制定控制资本流动的新规定。

他认为，IMF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对各危机经济体的救助方法是正确的，但规模过小，现在是时候开始考虑大规模建立特别提款权（SDRs）或其它形式的国际储备了。未来，SDR将是一种能够逐渐取代美元的新的国际货币，它最大的优越性之一，便是允许国际性的货币创造。而在现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做法尤其有用，货币将在世界范围内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

3、社会活动家

当代最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他也是一位来自中东欧的犹太移民）曾经回忆世纪之交的一次午餐会，席间，乔治·索罗斯这样评价马克思：“这个人在150年前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对此我们必须引以为戒。”

这句话高度浓缩了索罗斯一生不变的政治倾向：他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尖锐批评者，但他想要拯救和完善它，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颠覆它。实际上，索罗斯的政治立场与他的经济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这决定了他注定是一个西方社会里的左派。在美国，这叫做“自由派（Liberal）”，以区别于“保守派（Conservative）”。

长期以来，索罗斯一直是民主党和奥巴马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当然，这也意味着他是共和党和小布什政府的坚定反对者。早在2006年，他就以一种阴谋论式的论调抨击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称他2004年将利率维持在40年来的低位，目的是为了营造经济繁荣的泡沫假象，帮助共和党和布什赢得大选。

早在巴拉克·奥巴马还在竞选参议员时，索罗斯就是他的支持者。2008年11月，他长期支持的这位民主党人成功击败了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当选美国总统。就像在金融市场一样，索罗斯押在系统性转型上的政治赌注得到了回报。

有人认为，支持奥巴马的决定，与索罗斯一生都崇尚彻底变革的性格是一致的。索罗斯说：“我感到美国距其立国之本越来越远，是要停下的时候了。”

财阀们试图用金钱来影响政治议题，是一桩非常敏感的事情。一些美国人称索罗斯有强烈的“救世主情结”，而他于1979年成立的那个雄心勃勃、覆盖全球而且资金雄厚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更是引起了不少人的猜疑和指责。

这些被索罗斯称为“右派的妖魔化”举行，让全力赞助自由派事业的他不得不将自己对奥巴马的支持长期秘而不宣，以免累及这名总统候选人。索罗斯在2012年总体大选期间表现得低调，甚至吞吞吐吐、模棱两可，直到奥巴马成功连任后，他才对人倾诉实情：“奥巴马试图成为一个消除分歧的人，而我是一个引起分歧的人。我觉得，我声援他对他不一定有利。”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索罗斯开始投身慈善事业。据他自己后来说，1981年时他正为投资债券疯狂集资。“我当时觉得自己要得心脏病了，接着我意识到，如果只是为了变得富有而死去，我将是失败者。”于是，他突然“顿悟”，解决办法就是投身于慈善事业。“做一些对这个世界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这才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他说道。“基金会使我可以抽身出来，可以关心别人多过自己。”

作为一个慈善家，索罗斯长期以来向世界各地、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医疗、教育、人权、学术和艺术事业提供了大量资助。很多时候，他甚至亲力亲为，为他的慈善事业站台募捐。他的慈善事业总是与他的政治和经济理念高度契合，例如，近10多年来，索罗斯将自己的关注重点集中于全球气候变化、帮助贫困国家打破“资源魔咒”、促进全球治理的法治和公正等方面。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财政部长、奥巴马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评论说：“20世纪下半叶，在战略部署资源以改变世界这方面，没有一位慈善家比索罗斯做得更好”。

在索罗斯的社会活动中，让他倾注最大心血的毫无疑问是欧洲，特别是欧洲一体化与东欧的转型。正如他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到的：“我对成立欧盟的初衷深信不疑。我的个人经历，以及源自我的亲身体验的理念，都决定了这一点。我出生于匈牙利，先后经历过纳粹和共产党的统治，因此我从小就知道，国家施行何种政治体系是多么的重要。按照我的信念，欧盟的本意是成为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和原则的具体体现；一个由平等的主权国家组成的自愿联盟……”

在他看来，如果任由欧元危机继续蔓延，甚至导致欧盟的解体，“对一个强烈信奉开放社会的人来说，是令人痛苦的。”为此，去年他还多次劝告英国不应退出欧盟。

4、投资家

1944年，在德军占领的布达佩斯，一个年仅13岁的犹太男孩逃脱了纳粹的大屠杀。这个孩子的父亲蒂瓦达（Tivadar）　在一战时曾经被俄国军队俘虏，关押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

趁着后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他成功越狱并逃回老家。这段惊险经历使蒂瓦达和他的儿子学会了如何判断和应对“严重失衡的形势”，当德国人在1944年3月18日占领匈牙利后，年届50的蒂瓦达果断采取行动，通过伪造假身份，把自己全家和其他一些人从纳粹魔抓中救出。

将近30年后的1973年，那个当年的男孩、现名叫乔治·索罗斯的匈牙利裔犹太人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为自己成立仅4年的对冲基金租了一间新办公室，从此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里的的孤胆枪手。

作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索罗斯总是能在乱世中兴旺发达。但他一直有些不合群，仿佛一位永远置身于社会主流之外的局外人。直到多年以后，他还回忆起自己1949年去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时是如何“发现孤独”的。诚然，索罗斯最主要的成就在于他赢得的财富，但他在获取财富的过程中一贯展现的对时机的把握和对金融市场的洞察力，使他上升到了思想家的高度。而缺乏交际和与之相关的反传统、逆大势而动的个性，又使他在获得举世皆惊的成功的同时，却也留下了毁誉参半的名声。

一直到晚年，索罗斯依然热衷于滑雪、打网球、下国际象棋……这或许是他身上竞争精神的体现。

在量子基金与索罗斯一起工作了12年的德鲁肯米勒说，他对工作职业毫不掺杂情感因素。“这在我们这一行中，这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性格。”

但索罗斯断然和全盘否认了关于自己在情感方面的自控能力的传言，他认为自己非常情绪化，“和市场一样喜怒无常……我是一个躁狂抑郁的人。”与德鲁肯米勒的评价相反，索罗斯将自己在金融市场上的成功归因于他对于人类认知偶然性的哲学观点。他的儿子罗伯特在一篇文章中说得更加直露：我父亲坐那里，用各种理论告诉你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会那样做，但我得告诉你，这些话至少有一半是胡扯。他仓位变化完全是因为背痛在折磨他，如果他感觉背部痉挛，那就是提前警告的信号。

对某些人士来说，这意味着索罗斯的决策其实是理论和动物直觉共同作用的产物。

但对索罗斯自己来说，最值得渴望的——比金钱、比他的基金会的政治成就和社会成就更重要的——是留下不朽的思想财富。年轻时，他想成为一名学者，但“我的成绩不够好”。他把“反身性”理论形容为“我的主要兴趣”。然而，即使在索罗斯通过其基金和基金会在金融和社会领域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时，他还是为不能被认为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而深感挫败。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有一章冠以“失败哲学家自传”，还有一次，他将在维也纳大学的讲座取名为“失败的哲学家再次尝试”。

也许我们更应该同意拉里·萨默斯的客气而公允的评价：“‘反身性’是一个正确的、重要的、并且与社会科学众多现有思想流派紧密相联的思想概念。但没有人像乔治那样有效地运用哲学概念先赚钱，然后改变世界。”另一位评论者则认为，“‘反身性’理论并不是告诉你该做什么，它告诉你的是要密切注意变局时刻。“这是一种思想方法。”

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索罗斯是一个尖锐的矛盾体：是的，他是个金融资本家，是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制度的金字塔顶端，他是这种制度下的成功者，利用这种制度（及其缺陷）赚了许多钱。但是，他不是这种制度的维护者。相反，他是它不遗余力的批判者，并一直都在致力于改变它。这至少说明了，人的观念并不总是他“阶级利益”的投射。

2009年初，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当时的美国版主编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采访时，索罗斯说出了下面这段话：“我想这和人类状况有关……事实是我们终将一死，而我们却想长生不老。可以让你最接近长生不老的是创造一些你死后仍可存在的东西。财富可以是其中之一，但证据显示财富不能延续好几代。然而，如果你能拥有可以经受时间考验的艺术作品或者哲学著作或者科学成就，那么你就无限接近永生了。”

……

谢选骏指出：金融投机份子乔治·索罗斯虽和革命理论家马克思的职业不同，但是他们却同属一个民族，天生机灵的犹太人。“这不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金融投机之间的血缘联系，而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金融诈骗的一个工具，据其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是典型的庞氏骗局。

共产主义许诺给人们各取所需的无限回报，要人们投身革命。这种无法兑现的乌托邦，弄得大家倾家荡产、外加千百万人头落地，其实只有少数几个独裁领袖可以掌握一切，这不正是一种典型庞氏骗局吗？】

【第五十七篇  人民圣殿教是马克思主义的试验田】

网文《人民圣殿教》报道：

人民圣殿教（英语：The Peoples Temple of the Disciples of Christ，简称 Peoples Temple，又译人民殿堂、人民寺院），是一个于1953年由吉姆·琼斯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创立的新兴宗教。最初是一个普通的独立宗教团体，在196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被指为邪教。在1978年11月18日，914名信众在南美洲圭亚那琼斯镇发生的集体教派自杀事件中死去，该集团于1960年代搬到了加州，并在该州建立了多个地点，包括总部设在旧金山。在鼎盛时期，圣殿拥有2万名成员（尽管更有可能是3,000-5,000人）并且与许多左翼政治人物有联系。

琼斯自称是神的化身，几千年前转世为释迦牟尼，创建了佛教；后来又转世为耶稣基督，创建了基督教；之后短期化身转世为巴孛，建立巴哈伊信仰；最后转世为列宁，将社会主义发扬光大。

起源

琼斯生于1931年，1953年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创立了一个独立教会。琼斯曾参与其他基督教会的活动，但其教派越来越偏离基督信仰。琼斯的教派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及加州的三个城市因帮助贫民而略有名声，他们设立免费食堂、托儿所、老人院、诊所及提供各项社会服务。1970年代，人民圣殿教在最高峰时曾有数千信众。

1971年，吉姆·琼斯和他的主要助手提姆·斯托恩四处奔走，在旧金山和洛杉矶各建了一处新的十分气派的教堂。总部也迁到了旧金山。琼斯租来许多大轿车，让成百上千的信徒乘上轿车，摆开长长的车队，在这两座城市间招摇过市。两处教堂都很快聚集了数千名新会众。“人民圣殿教”开始号称有信徒3万人。

琼斯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巨大权势，开始得意于自己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开始饱享自己一呼百应的领袖感觉。美国政客们一向重视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他们传言：“无论什么时候，你若需要一大群人时，那么就找琼斯吧。”

民主党抢先拢住了琼斯。每当民主党政治家们需要大批的志愿者、情绪激昂的人群或众多人的签名时，吉姆·琼斯的人民圣殿总不会让他们失望。于是有人说，在旧金山一提到政治总离不开吉姆·琼斯的名字。

据说在1974年和1976年的两次选举中，有好几个人都是全靠吉姆·琼斯才得以当选的。这些人至少包括：旧金山市市长乔治·莫斯科恩、旧金山市警察局长，以及地方检察官约瑟夫·弗雷塔斯。据说，加州的州长、副州长们也没少得到他的帮助。作为回报，市长莫斯科恩任命吉姆·琼斯为旧金山市住房委员会主席。

1975年，“美国宗教生活基金会”使吉姆·琼斯名列“美国百名优秀牧师”。

1976年，琼斯又被《洛杉矶先驱调查报》提名为“本年度人道主义者”。

琼斯的影响力有逾出州界的趋势。副总统蒙代尔在私人飞机上召见了这位“有为青年”。就连吉米·卡特总统也没有忘记琼斯，他的夫人罗莎琳·卡特曾十分招眼地与吉姆·琼斯在一次晚会上同台共舞，并于1977年4月12日从白宫写来亲笔信：

亲爱的吉姆：

谢谢你的来信。在集会期间与你共处的时光非常愉快——希望不久能再与你相会。你对古巴的评论对我们很有帮助。我希望你的建议在不远的将来能得到执行。

后来，琼斯又自称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他读过《资本论》，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原教旨主义奉为人民圣殿教教义。他还在传教过程中，自称是列宁的转世。琼斯不否认自己是狂热的赤色分子，还声言在美国传教，目的就是实现他的共产主义理想。

争议

在少数信众离开教派后，一些丑闻开始曝光，包括琼斯窃取信众财产、假装神迹治愈信众、严厉处罚信众及自称为新的弥赛亚等。记者、执法部门及政客开始注意琼斯的教派，琼斯的反应是暴怒的长篇大论，宣称那些是叛教者的谎言，还说外面世界正试图消灭他的教派。与此同时，更多的前信众透露了教派内的殴打霸凌及虐待事件，而一些信众的亲人，则坚持他们的亲人在非自愿下被迫留在教派内。

迁至圭亚那

面对种种指控，琼斯于1977年把教派及约一千名核心信众迁到南美洲的圭亚那，他对信众许诺那里是一个热带天堂，没有外面世界的邪恶。大部分核心信众跟随琼斯来到圭亚那，在那里被迫依照琼斯的指示干活，众人合力建立了琼斯镇。

人民圣殿教信徒在琼斯镇过着与外界隔绝、极其贫穷、没有任何私人财产、没有任何个人生活和思想空间、并且受琼斯的武装卫队严密监控的集体生活。任何信徒试图要求个人自由，像是未经琼斯批准的男欢女爱，都要受到严厉惩罚。如果信徒被发现有叛教倾向，会被处以酷刑甚至处死。而琼斯却过着权利不受约束和享有特供的生活：他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占有信徒们的劳动成果，住在现代化设备应有尽有的豪华房间。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信徒被要求对教主琼斯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和绝对服从。信徒们每天都要对照琼斯的教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可随意强奸任何女信徒，女信徒与他性交后，还要互相交流自己的美好体验和幸福心情。

国会议员瑞恩的到访

1978年11月，美国众议员里奥·瑞恩为调查对该教派的指控，来到圭亚那的琼斯镇。一些信众向瑞恩表示想跟他离开，11月18日众人到达当地的一个小型机场，但在那里遭受教派守卫开火袭击，瑞恩、三位新闻工作者及一位打算离开的信众被杀，多人受伤。

琼斯镇大屠杀

琼斯自知罪责难逃，于是在1978年11月18日当晚胁迫追随者与他一起自杀。在此之前，琼斯已跟信众作过多次集体自杀的预演。琼斯命令他的信众饮下掺有氰化物与镇静剂的果汁，那些抗拒这命令的人被射杀、勒死或被注射氰化物。一名信众的录音机更录下了整个恐怖的过程：琼斯毁灭性格的演说、部分信众疯狂的呼号、为孩子求情的母亲、随着信众毒发而渐渐转弱的赞美歌歌声与最后的死寂。琼斯的尸体被发现在头上有一处枪伤，体内亦有高剂量的药物。这次集体自杀事件共有914人死亡，包括276个儿童。奉命前来拘捕琼斯和解除人民圣殿教武装的圭亚那军队，竟然在次日才到达琼斯镇。

后事

大屠杀后不久，人民圣殿教在旧金山的房屋遭拆除，原址在近二十年后才再重新发展。45分钟的录音档纪录了当时现场的惨况。

熟语“喝酷爱饮料”

1978年11月18日的那场大屠杀所饮用的剧毒果汁，是由酷爱饮料（Kool-Aid）调兑而成。因为该典故，“喝酷爱饮料”（Drink the Kool-Aid）便成为了一个熟语，在美国流行文化中指因潜在的高额回报而相信可能注定或危险的想法的人。

谢选骏指出：琼斯是位共产主义者，他读过《资本论》，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原教旨主义奉为人民圣殿教教义。他还在传教过程中，自称是列宁的转世。琼斯不否认自己是狂热的赤色分子，还声言在美国传教，目的就是实现他的共产主义理想——这使得人民圣殿教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试验田，其中的参与者皆为草芥矣。

《美“人民圣殿教”邪教幸存者回忆25年前惊魂一幕》（2003年11月19日 燕赵都市报）报道：

据美联社等多家媒体18日报道，1978年11月18日，南美小国圭亚那的热带丛林深处传出了一条令世人震惊的惨讯：美国“人民圣殿教”900多名信徒在教主吉姆·琼斯的带领下集体“自杀”！此后整整25年间，外界并不十分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25年后的昨日，遇难者家属及幸存者在当年400多名遇难者下葬的加州奥克兰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当年的幸存者首度敞开心扉，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惊魂内幕。

乱世造“英雄”　“人民圣殿教”横空出世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社会问题严重：先是麦卡锡主义和朝鲜战争，随后是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因种族隔离而引起的黑人民权运动，接下来还有越南战争。这正为吉姆·琼斯的崛起提供了机会，也给他的早期活动赋予了不少“进步”色彩。

原本是基督教牧师出身的琼斯1965年就开始到处布道，发展他的信徒。1978年，吉姆·琼斯带领近千名信徒从美国来到奎亚那的热带丛林，梦想着在那片蛮荒之地———琼斯敦建立起一个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

前“人民圣殿教”女信徒、当年丛林血案的幸存者劳拉·科尔11月17日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这样回忆道：“当时我们都像疯了一样，就像是患了心病的病人，但却毫不察觉自己已经病入膏肓……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这将是一个人间天堂。”

丑行频曝光　教主枪杀议员“叛逆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圣殿教”的丑行接连曝光：体罚虐待（甚至连4个月大的婴儿也不放过）、身心摧残、以及教主琼斯贪污、勒索、乱搞男女关系等。

“人民圣殿教”的丑行终于引起了美国国会部分议员的重视。1978年11月14日，众议院民主党议员瑞安出发访问琼斯敦，同行的有不少知名记者和6名亲属代表。17日，瑞安在圭亚那首都乔治敦会见了琼斯的律师和代表，经过反复交涉，他们终于获准前往。

议员瑞安见到了琼斯，还和30名信徒进行了交谈。当晚，瑞安一行被要求回凯图马港过夜。然而，就在汽车临行前，有人偷偷塞了张字条，请求议员带他们逃离此地回国。第二天，琼斯在记者们的尖刻逼问下终于垮了：“让他们走，让他们都走。走的越多负担越轻……”

瑞安一行急忙带上那十几个“叛逆者”，乘车奔往凯图马港。在他们等待和登上飞机的时候，琼斯敦开来一台拖拉机，上面载着6名枪手对着瑞典安一行开火。而在要求离开的人当中竟然还有一个是奸细！

据当年的幸存者、如今已经是加州女参议员的杰姬·斯皮尔回忆：“枪声四处响起，慌乱之中有人躲进了丛林，而我当时就躲在飞机起落架轮子后面装死。”后来斯皮尔在那场混战中虽然身中5枪，所幸捡得一条性命。瑞安和其他4个人则不幸遇难，此外另有12人受伤。

当众制毒药　913人被迫全部“殉道”

此时，夕阳西照的琼斯敦已是风声鹤唳。高音喇叭中传来吉姆·琼斯的声音，命令所有人到大帐篷紧急集合。约两公斤氰化物被倒进一个装满自制果汁的大铁桶。琼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大家都必须死，一个也不能少。如果你们像我爱你们那样爱我的话，大家就一起殉道……”

教徒们排起长队，总共227名孩子竟然成了第一批“殉道者”！更令人发指的是，为了帮助那些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殉道”，琼斯还特意下令用注射器向他们的口中喷毒。

“送走”不谙世事的孩子，接下来便轮到了大人。部分虔诚的信徒心甘情愿地将毒饮料一饮而尽，而大多数人则愤怒地提出抗议，结果被营地里的卫兵当场击毙。

后来据来自圭亚那的消息说，当地警方第二天清晨飞临出事地点，尸体密密麻麻遍地都是，其状惨不忍睹。最后，清理出死亡者人数913人！教主琼斯的尸体被发现时，前额还有一个弹孔。虽然后来曾有传闻说他是用一把左轮手枪自毙的，可是却无从查证。据报道，整个事件只有5名幸存者，3人在临出事前被派出执行任务，另外2人是年过八旬的老弱病者，他们因行动不便而没有参加集体行动。

劳拉·科尔当天正好与其他两名伙伴被派外出采购，当她回到营地看到眼前尸横遍野的惨状时惊恐得不知所措。她回忆说：“我不知道营地里的兄弟姐妹们是否全部殉难了，在那种情况之下，我没有勇气追随他们而去。”

网文《惊人！人民圣殿教与中国共产党》报道：

香港动向杂志近期发表程凯的文章《人民圣殿教与中国共产党》，文章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以美国旧金山为基地的人民圣殿教九百多名信徒，在南美洲国家圭亚那的“琼斯镇”集体自杀。虽然今年十一月中旬美国媒体的重要话题，是奥巴马和金融风暴，但旧金山的媒体，仍然以大量篇幅和时间，讨论三十年前那场骇人听闻、不可思议的集体自杀事件。

1978年人民圣殿教900多名信徒在圭亚那“琼斯镇”集体自杀震惊全球。其教主吉姆-琼斯在1977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直言不讳表示，他将毛泽东以及马克思列宁思想奉为教义，传教目的是实现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图为时代杂志相关报导。文章说，当年事件发生后，中共宣传机器曾大肆渲染，用以证明美国的腐朽和邪恶。但旧金山媒体所揭示的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却是一位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读过《资本论》，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教旨奉为人民圣殿教教义。琼斯是无神论者，他一九七七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说：他最崇拜的偶像是毛泽东。他还在传教过程中，称自己是列宁的转世。琼斯不否认自己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他声言在美国传教，目的就是实现他的共产主义理想。

人民圣殿教成立于一九六三年。一九七一年，总部由印第安纳波里斯迁到向来最大限度容纳异端的旧金山。一九七五年，琼斯带领一千多名信徒，从旧金山出发，到南美洲的圭亚那，在一片丛林中建立起他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将乌托邦命名为“琼斯镇”。人民圣殿教信徒在琼斯镇过着与外界隔绝、极其贫穷、没有任何私人财产、没有任何个人生活和思想空间、并且受琼斯的武装卫队严密监控的集体生活。任何信徒试图要求个人自由，像是未经琼斯批准的男欢女爱，都要受到严厉惩罚。如果信徒被发现有叛教倾向，则将被处以酷刑甚至剥夺生命。而琼斯却过着权利不受约束和享有特供的生活：他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占有信徒们的劳动成果，住着现代化设备应有尽有的豪华房间，他并可随意与任何女信徒性交。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信徒们被要求对教主琼斯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和绝对服从。信徒们每天都要对照琼斯的教导批评与自我批评；女信徒们与他性交后，竟要互相交流自己的美好体验和幸福心情。琼斯活像毛泽东，他在乌托邦琼斯镇建设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与中国大陆在文革时发生的没什么两样。琼斯本人也承认，他的行为，都是从中国学来的，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

人民圣殿教信徒在琼斯镇的非人生活，被美国政府获知，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国会派参议员利奥-瑞安前往调查。调查结束时，瑞安以及几位随行记者和跟随瑞安离开琼斯镇的叛教者，遭琼斯的卫队枪杀。琼斯自知罪责难逃，于是胁迫九百一十三名追随者，包括二百七十六名儿童，与他一起，为“社会主义的荣耀”自杀。自杀之前，琼斯与信徒们喃喃自语：“在这种伟大的革命自杀中而死是多么美好啊！”

琼斯当年拥有为数不少的崇拜者，包括知识界和政治圈名流。旧金山传媒在人民圣殿教信徒集体自杀三十周年的讨论中指出：原因在于，当年美国的一些学者和政治人物，对共产主义存有幻想。如今仍不能说，所有人对共产主义的邪恶都有所认识。

十分讽刺的是：人民圣殿教与共产党实同出一源。中共曾用来证明美国腐朽和邪恶的人民圣殿教，现在完全可以用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腐朽和邪恶。中共本欲用来妖魔化别人的这面镜子所照出的影像，恰恰是中共自己。

谢选骏指出：“人民圣殿教与中国共产党”的相似性，一点也不惊人，因为人民圣殿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试验田。

【第五十八篇  中学生恩格斯利用了大学生马克思的弱点】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哲学大众化的贡献》（2020-08-24 光明日报）报道：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创者之一，晚年的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大众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缅怀恩格斯的这一历史性贡献，对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马克思哲学的体系化和原理化

如何使马克思哲学转化为广大民众的“学养”和“教养”，继而为蓬勃发展的工人阶级运动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首要的问题在于将隐匿在其哲学著作中的观点、分散在论辩中的思想等加以逻辑地整合，以体系化和原理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概括起来，恩格斯晚年主要从三个方面作出了探索。一是在内容上将隐匿在马克思不同文本中的思想加以逻辑地整合，系统梳理了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并将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整体性地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构建了一个适合在民众中宣传的体系化和原理化的理论体系。二是在形式上将马克思的一些论著中存在的“不必要的外来语”进行“口头的阐释”，将体现在马克思的“纯学术性的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加以概括和凝练并转化为适合“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思想理论。例如，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为详尽的阐述，使民众更为直接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所提供的方法论原则，这奠定了其哲学大众化根基。三是在理论来源上系统剖析了马克思哲学诞生的时代境遇和思想根源，尤其是梳理马克思（主要是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内在思想关系，以便让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真实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诞生的历史处境和思想来源，在比较分析中理解和掌握其思想的精髓和特质。例如，恩格斯再次确认唯物史观与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黑格尔哲学所拥有的巨大的历史感，自觉或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强调的“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比其他历史学优越”。

显而易见的是，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哲学所做的体系化和原理化工作，使得散落在不同著作中、以论辩形式出现的思想观点以及相对抽象的哲学术语、理论命题以体系和原理的形式呈现出来，为其在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之中的传播做了前提性的准备，也为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探索提供了思想武器。

捍卫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马克思哲学的大众化，重在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转为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压迫的思想武器，但事实情况是，作为“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马克思及其哲学思想自诞生之日起就遭受到来自各方的打压和误读，在其逝世后这一状况变得更为糟糕。因此，要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大众化，恩格斯晚年所要做的就是，直面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恶毒攻击和混淆视听的误读，坚决捍卫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恩格斯晚年主要从两个方面捍卫了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一是积极应对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和抹黑，强调其思想的原创性和独特性。例如，当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将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决定论”并否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时候，恩格斯作出坚决回击，对“经济唯物主义”“庸俗进化论”的观点进行全面反驳，从而深刻阐释了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社会意识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又如，当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及其信徒妄图指责“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叫嚣着“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发现了马克思的秘密源泉”时，恩格斯明确指出，直到1859年前后，马克思“对洛贝尔图斯的全部文字活动还是一无所知，而这时，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并由此强调，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实则是从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当然，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二是补充和完善马克思哲学尤其是作为其核心要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使得其更具真理性和科学性。在此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实质性推进。例如，恩格斯强调，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更体现为强调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同时，恩格斯晚年也对唯物史观的相关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探索，如“动机与结果的关系问题”“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伟大人物与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历史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和“历史发展的合力”等问题，这些不仅使“经济唯物主义”“庸俗进化论”陷入破产的境地，更使唯物史观经得起历史考验，让“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的方法论原则深入人心。

事实证明，恩格斯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在“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已经受到庸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强烈影响”的情况下，恩格斯扭转了时局并使得共产主义世界观“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即在马克思哲学大众化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彰显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

按照恩格斯晚年的理解，马克思是“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事实上，让广大民众彻底认清自身的处境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构成了恩格斯晚年重新阐释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积极推进其哲学大众化的又一任务和使命。

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具有现实性的品质。这既体现在马克思对思辨哲学家妄图认为“观念的改变就是现实的改变”的意识形态批判中，更体现在其对一般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追问和对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中。显然，恩格斯晚年继承了这一品质并将之加以弘扬，其方式就是将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秘密”告诉人民大众，让其在觉醒中反抗压迫，追求自身的解放。因此，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一再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迟早会爆发，这构成“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而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显然取决于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在于，深入考察人类解放事业的历史条件和性质，让受压迫阶级意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等等。上述所有这些都表明，恩格斯所推动的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根本目的在于在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同时唤醒大众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重新点燃民众向往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热情。

人民性显然是马克思哲学的又一重要品质。马克思哲学的永恒主题在于“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的解放。恩格斯晚年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以体系化和原理化形式体现出来的马克思哲学，其实质在于在“化大众”中彰显理论的现实性和人民性品质，让马克思哲学成为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改变世界、实现自身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武器。例如，在恩格斯看来，作为“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在这个社会中，“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个人沦为资本的奴隶，即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有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因此，“人的独立性和个性”问题构成恩格斯晚年关注的核心问题。当然，这一问题是在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展开的。又如，恩格斯总结指出，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即“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概言之，在这些剖析背后，隐含的是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所蕴含的人民性本质的深刻洞察。恩格斯晚年意识到，要使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真实接受马克思哲学，最为关键的是，彰显这一哲学所蕴含的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理论旨趣和价值追求，让其充分意识到，马克思哲学是真正的人民的哲学。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毫无疑问，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哲学的大众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即推动马克思哲学体系化和原理化、与当时各类社会思潮的斗争、彰显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与人民性品质，等等，这些都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显然不是为了构建一个“先验的结构”，将其重新拉回到思辨哲学的境地。这一学术体系构建的目标是服务于当代中国乃至人类的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为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思想智慧。

二是在世界学术交流日益普遍化、各类社会学术思潮涌动的格局下，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敢于同各种社会思潮交锋，因为任何退让和放弃都意味着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丧失。

三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化、学理化已经取得重要成就的基础上，更应重视大众化问题。哲学理应成为人民大众创造美好生活的思想武器，让哲学理论之光照亮现实之路，让哲学成为人民大众的学养。（作者：王海锋，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书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1978-2018〕”〔18BZX012〕的阶段性成果）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不懂，“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大众化的贡献”，并非从其晚年才开始的，而是贯穿其一生的一个投资策略。因为恩格斯虽然聪明而且富有创见，但是缺少学养和学历，所以需要利用马克思来为其装点门面，为此他不惜高新雇佣马克思，作为其共产主义企业的设计师。

《马克思学历小考》（wildtree 2012-6-11）报道：

中国人批孔孟，对自己的老祖宗批来斗去。却把西方的学术混混当成导师，比老祖宗还敬。转贴一文，看看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什么学历。

马克思学历小考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专业和学历问题：恩格斯的情况比较简单，和李大师类似，是靠“自学成材”。

而马克思的情况比较混乱。只知道学历是PhD。

专业：netghost说是学法律的，fisherdad说是学哲学的；

学校：fisherdad说是柏林大学，Columbia Encyclopedia上说是Jena(耶拿)大学。

到底哪个对呢？带着这个迷惑，我对因特谣言网做了疯狂搜索。结果，大家说的全部都正确！我疯了吗？不是。因为这里有段故事。

马克思中学毕业后，到波恩大学攻读法学。在学校里，马克思虽攻读法学（他父亲就是律师），但非常喜欢哲学。他在生活上也不甘寂寞，成了一个以饮酒活动为主的酒馆俱乐部的主席，并因一次夜间酒后闹事，被学校拘禁了一天。后来，又因携带违禁武器被起诉。1836年，马克思转学到柏林大学，波恩大学还把马克思的那些烂事记载到他的转学证明上。

转学的原因：一家之言：马克思的父亲发现儿子与人决斗而受伤后，感到很惊愕。还发现马克思欠了一屁股债。马克思的父亲答应替他还债，但是坚持要求他转到比较安静的柏林大学。

转学后，马克思转变态度，开始认真学习。但是，日子也并不好过。在柏林大学，马克思的成绩平平。后虽进了研究生院，但由于功课拖后，拿PhD学位有困难。 

在这危难之时，他有一个朋友给他指出一条明路。此人叫Bruno Bauer ，已被波恩大学接受为教员。Bauer向马克思保证，将来为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找个职位做。至于文凭，Bauer 替马克思出了个主意：听说有一个大学名字叫耶拿，只要寄一篇论文过去，不用修课，就能拿到博士学位。此意正中马克思下怀。于是，马克思写了一篇哲学论文（不是法学），寄给耶拿大学。这个耶拿大学果然就给了马克思一个哲学博士头衔（美国有没有类似耶拿大学的？通知我一下）。

（对马克思的那篇耶拿大学PhD论文感兴趣吗？标题是“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

以上，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是法学专业，却靠哲学毕业。在柏林大学读书，却拿的耶拿大学文凭。

至于Bauer向马克思保证的波恩大学的职位之事，由于Bauer的言行太激进，结果连自己在波恩大学的饭碗都丢了，更不用说马克思博士啦（有了博士头衔啦）。

那么马克思如何谋生呢？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网民哀嚎：

真爱华 2012-6-12 00:21

有意思啊，走下神坛。

司徒恭平 2012-6-12 02:55

当今美国也不乏这样人物，没能力参与社会竞争才想出共产主义乌托邦。（另，类似“大学”由来已久，现在也不少，都是骗外国人的，没有合法资质的。如果读过《围城》的话，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

trunkzhao 2012-6-12 09:41

原来是个马鸿渐。如果只是空想，也没有多大的害处。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用阶级来划分，并激化其矛盾，列宁进一步实践，造成了人类社会七十年的悲剧。这个空想实际危害很大，关键是空想得具体细腻而且“科学严谨”，使得野心家们有了一个崇高的理由和诱惑。的确，真正要命的还是暴力革命的学说。镰刀斧头帮上台就把空想主义的祖宗贬得一文不值，要是马克思还活着到俄国或中国指导革命，其结果肯定也是肉体消灭，理论上批臭。这些人只是需要一个主义来实现权力欲望，如同长毛攀上了耶稣，哪个是真心的。说得是，寄希望与明君圣人，不如大家平等相互监督。

回复讲理 2014-3-30 13:40

就一个不务正业的Loser，连家庭责任感都没有，还忧国忧民？连家人都养不活，还改造社会？

马罗2012-03-12·

恩格斯毕业于什么大学？我来答：

他没上过大学，不过中学时读书非常努力，对理科尤其感兴趣。他是中学毕业。后来到大学旁听过哲学课。他还自学过高等数学，医学，懂音乐，爱好文艺。

谢选骏指出：恩格斯没有文凭，只好依靠有一个假文凭的马克思来充当混世魔王。网民不懂，正因为家庭责任感都没有，才有可能去忧国忧民；正因为家人都养不活，才需要去改造社会。

网文《[哲学]马克思出生好学历高！为什么没有恩格斯，就穷的连面包都买不起？》（罗生门瞬狱杀）报道：

为什么？

前段时间有个动画片 领风者 质量一般般 但可以解答你的问题

 好像是马克思父母也算有点钱，而马克思大学毕业不能啃老，自己又高不成低不就才导致贫穷。没听说马克思在从事什么有工资报酬的工作，曾出过几本书销量也不是很大，又有三个女儿，还曾夭折了两个儿子，加上他们夫妻两个人，这一大家子的生活费用应该不是个小数目；他自己还一直离不开大雪茄，曾因此影响肺部功能，不得不去阿尔及利亚疗养。除了恩格斯资助了他二十几年以外，就连他最后出版《资本论》的费用还是大家出资帮的忙。

一个过得不好就埋怨社会的人——因为在赚钱这一点上，他没有使用自己的一丝智慧，而把自己毕生的光热放在了人类的自由上。

阶级压迫啊……所以，空想实力有余，实践经验不足，导致眼高手低，其理论也是如此，随时代发展笑话成份渐浓。例如对资产阶级的定义是掌握了生产资料，导致某位买了个二手破机床一夜间成为资产阶级，那些用金融杠杆天天赚上亿的始终是无产阶级，严重脱离现实。跑得这么偏，怎么能不穷？

哈哈说得对，没钱有***的。因为他没有选择挣钱谋生，不愿将精力浪费在挣钱谋生上，而又不愿意去啃老，所以自然就轮为了乞丐，有什么奇怪的？大部分钱财投资到gm上了呗。因为他想成为无产阶级。

谢选骏指出：中学生恩格斯利用了大学生马克思的弱点，将自己跻身为“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其实呢，折腾了一两百年也不过只是“尾大的无产阶级倒爷”。因为他们并没有消灭资产阶级，只不过是通过烧杀抢劫，自己当上了资产阶级。

【第五十九篇  恩格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

网文《共产主义原理》（恩格斯1847年10月）报道：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共产主义？

答：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

答：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即取决于生意的好坏，取决于不受限制的竞争的波动。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

第三个问题：是不是说，无产者不是一向就有的？

答：是的，不是一向就有的。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并且劳动阶级通常都是贫穷的。但是，生活在上述条件下的这种穷人、这种工人，即无产者，并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竞争并不一向是自由和不受限制的一样。

第四个问题：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答：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这些价钱很贵、因而只有大资本家才买得起的机器，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挤掉了原来的工人。这是因为机器生产的商品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纺车和织布机生产的又便宜又好。这样一来，这些机器就使工业全部落到大资本家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一点薄产(工具、织布机等)变得一钱不值，于是资本家很快就占有了一切，而工人却一无所有了。从此，在衣料生产方面就实行了工厂制度。机器和工厂制度一经采用，这一制度很快就推行到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印花业、印书业、制陶业和金属品制造业等部门。工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于是，从前完成整件工作的工人，现在只做这件工作的一部分。这种分工可以使产品生产得更快，因而也更便宜。分工把每个工人的活动变成一种非常简单的、老一套的机械操作，这种操作利用机器不但能够做得同样出色，甚至还要好得多。因此，所有这些工业部门都像纺纱和织布业一样，一个跟著一个全都受到了蒸汽动力、机器和工厂制度的支配。这样一来，这些工业部门同时业就全都落到了大资本家的手里，工人也就失掉了最后的一点独立性。除了原来意义上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也渐渐受到工厂制度的支配，因为这里的大资本家也在通过建立可以大量节省开支和实行细致分工的大作坊，不断挤掉小师傅。结果，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文明国家里，几乎所有劳动部门都照工厂方式进行经营了，在所有劳动部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几乎都被工业挤掉了。于是从前的中间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师傅日益破产，工人原来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两个逐渐并吞所有其他阶级的新阶级。这两个阶级就是：

一、大资本家阶级，他们在所有文明国家里现在已经几乎独占了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须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这就是资产者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产者。这个阶级叫作无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

第五个问题：无产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把劳动出卖给资产者的？

答：劳动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因此，它的价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一样，也是由同样的规律决定的。正像我们下面将看到的，在大工业或自由竞争的统治下，情形都一样，商品的价格平均总是和这种商品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的价格也是和劳动的生产费用相等的。而劳动的生产费用正好是使工人能够维持他们的劳动能力并使工人阶级不致灭绝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工人的劳动所得不会比为了这一目的所必需的更多。因此，劳动的价格或工资将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额。但是，因为买卖有时清淡有时兴旺，工人的所得也就有多有少，正像厂主出卖商品所得有多有少一样。如果把旺季和淡季平均起来，厂主出卖商品所得既不多于他的生产费用，也不少于他的生产费用，同样，工人平均所得也是既不会多于这个最低额，也不会少于这个最低额。大工业越是在所有劳动部门占统治地位，工资的这一经济规律体现得就越充分。

第六个问题：在工业革命前，有过什么样的劳动阶级？

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劳动阶级在同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古代，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直到今天在许多落后国家甚至美国南部他们还是这种奴隶。在中世纪，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贵族的农奴，直到今天在匈牙利、波兰和俄国他们还是这种农奴。此外，在中世纪，直到工业革命前，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帮工，随著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也渐渐出现了受较大的资本家雇用的工场手工业工人。

第七个问题：无产者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答：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单个的奴隶是某一个主人的财产，由于他与主人利害攸关，他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单个的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者阶级的财产，他的劳动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时候才能卖掉，因而他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对整个无产者阶级来说，这种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隶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奴隶被看作物，不被看作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承认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因此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处于比奴隶更高的阶段。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八个问题：无产者和农奴有什么区别？

答：农奴占有并使用一种生产工具，即一块土地，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份收益或者服一定的劳役。无产者用别人的生产工具为这个别人做工，从而得到一部份收益。农奴是交出，无产者是得到。农奴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生活无保障。农奴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农奴可以通过各种道路获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市里去做手工业者；或者是交钱给地主代替劳役和产品，从而成为自由的佃农；或者是把他们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财产所有者。总之，农奴可以通过不同的办法加入有产阶级的队伍并进入竞争领域而获得解放。无产者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

第九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

第十个问题：无产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有什么区别？

答：16至18世纪，几乎任何地方的工场手工业工人都占有生产工具，如织布机、家庭用的纺车和一小块在工余时间耕种的土地。这一切，无产者都没有。工场手工业工人几乎总是生活在农村，和地主或雇主维持著或多或少的宗法关系。无产者通常生活在大城市，和雇主只有金钱关系。大工业使工场手工业工人脱离了宗法关系，他们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财产，因此而变成无产者。

第十一个问题：工业革命和社会划分为资产者与无产者首先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第一，由于在世界各国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旧的工场手工业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所有那些迄今或多或少置身于历史发展之外、工业迄今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的半野蛮国家，随之也就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把本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置于死地。因此，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革命。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因此，如果现在英国或法国的工人获得解放，这必然会引起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这种革命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

第二，凡是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的地方，工业革命都使资产阶级及其财富和势力最大限度地发展起来，使它成为国内的第一阶级。结果，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方，资产阶级都取得了政治权力，并挤掉了以前的统治阶级——贵族、行会师傅和代表他们的专制王朝。资产阶级废除了长子继承权或出卖领地的禁令，取消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消灭了特权贵族、土地贵族的势力。资产阶级取消了所有行会，废除了手工业者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摧毁了行会师傅的势力。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代替它们；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什么也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只是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才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从而资本家，资产者成为社会上的第一阶级。但是，自由竞争在大工业发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资产阶级这样消灭了贵族和行会师傅的社会势力以后，也就消灭了他们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在社会上上升为第一阶级以后，它也就在政治上宣布自己是第一阶级。它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做到这一点的。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的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这种制度在欧洲各国采取立宪君主制的形式。在这种立宪君主制的国家里，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这些资产者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利，选出资产者政府。

第三，工业革命到处都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资产者越发财，无产者的人数也就越多。因为只有资本才能使无产者找到工作，而资本只有在使用劳动的时候才能增加，所以无产阶级的增加和资本的增加是完全同步的。同时，工业革命使资产者和无产者都集中在最有利于发展工业的大城市里，广大群众聚集在一个地方，使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其次，随著工业革命的发展，随著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把工资压得越来越低，把它压到上面说过的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越来越不堪忍受了。这样，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工业革命便孕育著一个由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革命。

第十二个问题：工业革命进一步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大工业创造了像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手段，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变得这样容易，这种大工业必然产生的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程度。大批资本家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到来了。工厂只好关门，厂主破产，工人挨饿。到处出现了极度贫困的现象。过了一段时间，过剩的产品卖光了，工厂重新开工，工资提高，生意也渐渐地比以往更好起来。但这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很快又会生产出过多的商品，新的危机又会到来，这种新危机的过程和前次危机完全相同。因此，从本世纪初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每一次它都给工人带来极度的贫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

第十三个问题：这种定期重复的商业危机会产生什么后果？

答：第一，虽然大工业在它的发展初期自己创造了自由竞争，但是现在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自由竞争的范围。竞争和个人经营工业生产已经变成大工业的枷锁，大工业必须粉碎它，而且一定会粉碎它。大工业只要还在现今的基础上进行经营，就只能通过每七年出现一次的普遍混乱来维持，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是一种威胁，它不但把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因此，或者必须完全放弃大工业本身(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者大工业使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成为绝对必要的，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单个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的需要来领导。

第二，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见，在现今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灾难性的波动的因素。

这就完全令人信服地证明：

(1)从现在起，可以把所有这些弊病完全归咎于已经不适应当前情况的社会制度；

(2)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来彻底铲除这些弊病的手段已经具备。

第十四个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

答：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将消灭竞争，而代之以联合。因为个人经营工业的必然结果是私有制，竞争不过是单个私有者经营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是分不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

第十五个问题：这么说，过去废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

答：不可能。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私有制本身就是这样产生的。私有制不是一向就有的；在中世纪末期，产生了一种工场手工业那样的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超越了当时封建和行会所有制的范围，于是这种已经超越旧的所有制关系的工场手工业便产生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不仅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余产品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贫穷的被压迫阶级。至于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要看生产的发展阶段。在依赖农业的中世纪，是领主和农奴；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里，是行会师傅、帮工和短工；在17世纪是工场手工业主和工场手工业工人；在19世纪是大工厂主和无产者。非常明显，在这以前，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私有制成为这些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障碍。但是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变成无产者，资产者的财富越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越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才不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

第十六个问题：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

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

第十七个问题：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

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第十八个问题：这个革命的发展过程将是怎样的？

答：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越来越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这也许还需要第二次斗争，但是，这次斗争只能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

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实行进一步、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这些作为现存关系的必然结果现在已经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1)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

(2)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工厂主、铁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财产。

(3)没收一切反对大多数人民的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4)在国家农场、工厂和作坊中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就业，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竞争，并迫使还存在的厂主支付同国家一样高的工资。

(5)对社会全体成员实行同样的劳动义务制，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为止。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6)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把信贷系统和金融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

(7)随著国家拥有的资本和工人的增加，增加国家工厂、作坊、铁路和船舶，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已垦土地的土壤。

(8)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

(9)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

(10)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区。

(11)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12)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自然，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但是它们将一个跟著一个实行，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家的生产力大大增长，随著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将大大增加，人将大大改变，以致连旧社会最后的各种交往形式也能够消失。

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第二十个问题：最终废除私有制将产生什么结果？

答：由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换手段的支配权以及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所以同现在的大工业管理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除。危机将终止。扩大的生产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生产过剩，并且是产生贫困的极重要的原因，到那个时候，这种生产就会显得十分不够，还必须大大扩大。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这种生产过剩将是新的进步的条件和刺激，它将实现这种进步，而不会像过去那样总是因此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摆脱了私有制压迫的大工业的发展规模将十分宏伟，相形之下，目前的大工业状况将显得非常渺小，正像工场手工业和我们今天的大工业相比一样。工业的这种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现在由于私有制的压迫和土地的分散而难以利用现有改良成果和科学成就的农业，将来同样也会进入崭新的繁荣时期，并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这样一来，社会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因此，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阶级就是多余的了。这种划分不仅是多余的，甚至是和新的社会制度互不相容的。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现在这种分工将完全消失，因为要把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面说过的水平，单靠机械和化学的辅助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使用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当上个世纪的农民和工场手工业工人被卷入大工业的时候，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成为完全不同的人，同样，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共同经营生产不能由现在这种人来进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的某一个部门或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越来越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因此，现在已被机器破坏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将完全消失。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于是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必然消灭。因此，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许阶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为消灭阶级差别提供了手段。

由此可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也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一点现在人们就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阶级，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

第二十一个问题：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

答：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将废除私有制并将由社会教育儿童，从而将消灭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号叫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著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

第二十二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民族？

——保留原案。[2]

第二十三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宗教

——保留原案。

第二十四个问题：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什么区别？

答：所谓社会主义者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这种社会已被大工业、世界贸易和由它们造成的资产阶级社会所消灭，并且每天还在消灭。这一类社会主义者从现今社会的弊病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应该恢复封建和宗法社会，因为它没有这种种弊病。他们的所有建议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这一目的。共产主义者随时都要坚决同这类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作斗争，尽管他们假惺惺地表示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并为此而洒出热泪。因为：

(1)他们追求一种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2)他们企图恢复贵族、行会师傅、工场手工业主以及和他们相联系的专制君主或封建君主、官吏、士兵和僧侣的统治，他们想恢复的这种社会固然没有现今社会的各种弊病，但至少会带来同样多的其他弊病，而且它根本不可能展现通过共产主义组织来解放被压迫工人的任何前景；

(3)当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阶级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者总要暴露出他们的真实意图。那时他们马上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

第二类是现今社会的拥护者，现今社会必然产生的弊病，使他们为这个社会的存在担心。因此，他们力图保持现今社会，不过要消除和它联系在一起的弊病。为此，一些人提出了种种简单的慈善办法，另一些人则提出了规模庞大的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在改组社会的借口下企图保存现今社会的基础，从而保存现今社会本身。共产主义者也必须同这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作不懈的斗争，因为他们的活动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他们所维护的社会正是共产主义者所要推翻的社会。

最后，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和共产主义者同道，他们希望实现问题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当作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作足以消除贫困和现今社会的弊病的措施。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还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阶级直到争得民主和实行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者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产主义者在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这时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间的分歧意见。

第二十五个问题：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他政党？

答：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各民主主义政党暂时还有共同的利益，并且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现在到处坚持的社会主义措施中越接近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就是说，他们越明确地坚持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越依靠无产阶级，这种共同的利益就越多。例如在英国，由工人组成的宪章派就要比民主主义小资产者或所谓激进派在极大程度上更接近共产主义者。

在实行民主宪法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愿意用这个宪法去反对资产阶级、并利用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即全国土地改革派。

在瑞士是激进派，虽然他们本身是个成分极其复杂的政党，但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能够打交道的唯一政党，其中瓦特州和日内瓦州的激进派又是最进步的。

最后，在德国，资产阶级和专制君主制之间的决战还在后面。但是，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所以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以便尽快地再把它推翻。因此，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政府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是应当注意，不要跟著资产者自我欺骗，不要听信他们关于资产阶级的胜利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结果的花言巧语。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进行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主义者在这里所采取的党的政策，将和在资产阶级现在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

（弗·恩格斯写于 1847年10月底—11月，1914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发行，原文是德文，俄文是按手稿译的。根据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30-247页 输入。）

[1] 弗·恩格斯的著作“共产主义原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草案。关于以问答方式拟定纲领的问题，早在正义者同盟进行改组和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6月）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就进行过讨论。1847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沙佩尔、鲍威尔、莫尔）把“共产主义问答”分发给同盟的各个区部和支部。这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痕迹的文件不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满意，同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莫·赫斯在巴黎拟走的“修正”草案也不能使他们满意。10月22日，在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区部委员会的会议上，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赫斯的草案，使它遭到否决。恩格斯受委托起草新的草案。这个草案就是很快写成的“共产主义原理”。

恩格斯把“共产主义原理”仅仅看成是纲领的初稿，他在1847年11月23—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曾谈到应当以“共产主义宣言”的形式来起草纲领的想法，而抛弃那陈旧的问答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上捍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的科学基础，大会委托他们以宣言的形式拟定纲领。在写作“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运用了“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一系列的原理。——第357页。

[2] 在手稿中，在回答第二十二个问题以及下面一个即第二十三个问题的地方，写着“保留原案”等字样。显然，这是说答案应当仍维持原案，即仍照已失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初步草案之一中业已拟定的答案。——第372页。

谢选骏指出：看看上面的文字，基本上就是中学水平，这和恩格斯所受的教育大致一致。这样的东西，在运动界还可以，在学术界肯定是拿不出手的，所以必须马克思的包装！于是，《共产党主义的原理》写完以后，《共产党宣言》才在“马克思合著”之下诞生了。但是其中的思想，显系恩格斯的念头，不是马克思的主意。

1843年9月，恩格斯给《德法年鉴》编辑部寄去了一份稿件，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负责审稿的正是马克思。后来在此文的启发之下，马克思才写出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在其中盛赞《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为“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马克思不仅甚至高度评价恩格斯这篇文章并称其为“天才大纲”，二十年以后还在《资本论》中至少4次引用。

恩格斯这篇《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非常关键，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一次将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思想融合在了一起！并将社会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私有制”。

而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其实正是来自于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网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报道：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俄语：Три источника и три составных части марксизма）是俄罗斯革命家弗拉基米尔·列宁写的一篇文章，发表于1913年。该文章是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

列宁反对那些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宗派主义”的人。列宁拒绝这些责备，尽可能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整个历史的自然结果。

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

马克思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继续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发展了剩余价值学说；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了阶级斗争学说。因此：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影响

在苏联，列宁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根源提供了一个简明的阐述，不仅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必读的内容，也是高年级学生必读的内容。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恩格斯不仅创造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创造了列宁主义的前提——共产党自己充当资本家，肥水不流外人田！

【第六十篇  马克思教唆恐怖统治】

《中共澳门“书记”死于乌龙 习仅有一句话》（2018-10-23 波讯）报道：

10月20日，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在澳门跳楼自杀，中共21日宣布郑晓松死因为抑郁症。但真实原因是什么？23日上午，习近平在珠海出席了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此开通仪式很诡异，一是安检异常繁琐，二是揭幕礼前，没有公布习近平是否会出席揭幕礼，在大会首排座位上，留有一张无名牌的凳椅，连习近平的名字也没有。三是习近平迟到半小时。四是习近平上台阴沉着脸仅仅说了一句话“我宣布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后，随即向嘉宾挥手告别。习近平的异常举动让媒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今天我们就与大家一起来揭开郑晓松自杀和习近平异常举止两个谜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先从郑晓松自杀说起。

郑晓松坠楼地点是澳门的“中莲大厦”，那里距中联办大楼仅500米，是中联办职员宿舍。10月1日，郑晓松曾露面，与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张荣顺、姚坚出席升旗仪式，澳门特首崔世安，解放军驻澳部队司令廖正荣、政委周吴刚等一同现身。18日，郑晓松在澳门美高梅出席澳门仁协之友联谊会庆祝国庆暨十周年会庆活动。

郑晓松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19日，他在澳门中联办办公楼，会见民联智库成员。参与会面的民联智库副主席骆伟建透露，郑晓松当日会面时，说话声音有些异常。骆伟建说：我只是感觉到他在讲话的时候，他的声音不像平时，比较轻一点，我只是感觉到这个有变化，一般如果精神非常好的人，可能会动作、表情丰富一点，而他的表情没有这么丰富。澳门立法会议员梁安琪则表示，不觉得郑晓松近期有异样，对他的死觉得很突然。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瑞说，郑晓松为为人好、斯文、开朗，怎么会忧郁？

如果抑郁症的说法不成立，郑晓松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称，郑晓松近日被中纪委官员问话。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松对美国之音说：中共这么快有郑晓松死因的结论，非常罕见。中央的中组部跟港澳办工作组这么快下来处理。我觉得不光是慰问，背后还有就是稳住澳门中联办的意思。背后肯定涉及更大的机密。 还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习近平政治清洗的形势下，没有一个官员是安全的，任何一个官员的自杀，都不意外。据报道，今年来坠楼的官员有黑龙江佳木斯副市长梅振学、大庆副市长冯忠宏、江西上饶副区长、公安局长郑金车、江苏建湖县组织部副部长成万东、安徽淮北粮食局调研员李强、河北张家口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高忠孝、吉林榆树市副市长常健等。现在，老百姓一般都不敢在政府大院附近行走，因为说不定市长、书记大人就会呼啸而下。这些官员平时胡吃海喝，大都肥胖，身体沉重，砸到谁谁亡。你想行人也没贪腐，却陪贪官一起走完生命旅程，谁愿意干这事啊。

习近平上台后，下手最狠的就是官僚集团，学明朝的朱元璋将官员整得官不聊生。2009年至2016年八年间，共243名官员自杀，其中过半选择跳楼。十九大后，人们发现中共腐败并没有减少，相反更隐蔽，也更严重。华融资产公司的董事长赖小民竟家藏现金2.7亿元，还涉“2个100”，即100多套房、100多个情妇。贪腐的原因固然与官员们的堕落有关，但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使然。习近平不改变制度而仅仅严惩贪官，就类似于养猪杀猪。8月26日，中纪委公布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该条例可谓严刑峻法，条例仅开除党籍就有45项。习近平想用这些家法像捆螃蟹一样将8900万党员捆起来，让他们不敢妄议朝政，不敢贪腐，只能做服从他的牲口。

前不久发生的孟宏伟失踪事件说明，当今中国已经是一个法西斯警察国家。中纪委官员被赋予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官员进行监听、监视、恐吓、逮捕、暗杀。官员们会因为种种意想不到的原因，被列入了黑名单，灾难随时都有可能降临。每个官员都无法肯定早上走出家门，晚上是否还能平安回来，所有人都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天长日久，恐惧成了官员普遍的心理创伤，使他们患上抑郁症。驻外官员由于远离中共政治，更是对政治迫害充满了恐惧和无助。官员因为恐惧而自杀在极权主义国家并不罕见。

斯大林大清洗时期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的一个时代，也是最恐惧的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风声鹤唳，官员人人自危，对汽车声、门铃声、电梯声和楼梯声充满了近乎病态的恐惧。许多住在高楼上的官员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苏联外交家季维诺夫，从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 肖斯塔科维奇是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晚年他曾对友人伏尔科夫说：“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马克思曾经说过：“只有一种方法能缩短和减轻旧社会死亡的痉挛与新社会血腥出生的苦痛——革命的恐怖”。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加了个批注：“恐怖是到达新社会的最快的途径。”

最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对郑晓松死因进行分析。我认为中共宣布的抑郁症死因并不假，郑晓松的确死于抑郁症，只是中共没有说明郑晓松是因恐惧而抑郁。当今中国官员几乎都因恐惧而抑郁，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在长期的政治高压下，官员的心理会出现变异，即使清正廉洁，也会认为自己十恶不赦。郑晓松是因恐惧而被吓死的，演绎了一起极权政治下的乌龙事件。

孟宏伟回国被抓捕事件使郑晓松魂飞魄散，惶惶不可终日。并非他与孟有什么勾结，只是觉得官场无常，朝为人上人，暮为阶下囚。他最怕的是被通知回国，因为不知道回去后还能不能回来。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将于23日上午在广东珠海举行。由于孟宏伟出事后，中国外交部已对所有驻外官员加强了排查和恐吓，其中自然包括郑晓松。郑晓松在中共体制内混迹多年，受贿行贿的事也没少干，抱怨习近平和中央的话也没少说。收到回国通知，一直高度紧张的郑晓松顿时精神崩溃，认为习老大果然动手了。他一想回国可能遭遇的刑讯逼供和电视认罪，不觉万念俱空，如其声败名裂，不如一死百了。于是想起来日本电影《追捕》中杜邱的片段：你看，多么蓝的天啊。一直走下去，别往两边看，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于是，郑晓松也就融化在蓝天里了，从此远离了那个令他彻夜难眠的黑帮，再也没有恐惧了。

只是郑晓松的突然自杀倒把习近平吓坏了，产生了强烈的不祥之兆，凶险之地不可久留，于是他在开通仪式上只说了一句话：“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后，便赶紧撤了。郑晓松被习近平吓死了，郑晓松的死又把习近平吓得半死。可见，在极权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充满恐惧，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下一个乌龙事件又会发生在谁的身上？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声称要解放人类，其实却教唆恐怖统治。“马克思曾经说过：‘只有一种方法能缩短和减轻旧社会死亡的痉挛与新社会血腥出生的苦痛——革命的恐怖’。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加了个批注：‘恐怖是到达新社会的最快的途径。’”阴错阳差，不幸流亡的马克思死后却成了斯大林的教主，因此马克思饥肠辘辘的疯话也就成了教唆恐怖统治的犯罪记录——马克思如此教唆了恐怖统治迄今已经一百多年。这样，马克思就实现了他报复社会的“穷人翻身”。“人穷志短”，此之谓乎。

【第六十一篇  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梦呓】

《胡锡进实拍新疆教育营 网友：毛骨悚然》（2018-10-24 博谈网）报道：　　

中共政府在新疆广设“再教育集中营”，拘禁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进行洗脑和改造，国际调查认为，拘禁人数已达百万人。虽然中共当局坚称这是“职业训练中心”。但外媒发现，无论是“学校”外观或是订购清单，皆不符合学校的客观定义。

胡锡进的视频：新疆喀什“职业培训中心”欲盖弥彰

央视在10月16日首度播出再教育营内部画面，除呈现“职训内容”外，还安排“学员”对着镜头认错：“谢谢党和政府及时发现了我、救了我”、“我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回去以后，将继续努力学习，做一个好公民。”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则实地到新疆的街头与再教育营，拍摄诸多照片和影片，试图呈现新疆当地“和乐融融”、“学员”被训练后充满希望的样貌。

胡锡进22日在个人微博发表一篇短文写道，当地官员努力帮助“受极端化思想严重侵蚀的那些人”回归正常生活、帮他们“脱贫”。胡锡进还肯定了办教育培训中心是在结束新疆动荡、重建和平的办法，他说，在喀什、和田的教育培训中心，“看到了新疆未来的希望”。

20日，胡锡进在微博介绍一位“学习进步比较快”的已婚妇女，称她和老公都在新疆和田的于田教育培训中心“学习”，女方在中心的砖茶厂工作。夫妻俩有个3岁的儿子，与老公在中心的宿舍单间里同住，星期六可以离开中心回家，星期天晚上回到中心。

24日，胡锡进在他的英文推特上上传一则在新疆喀什“职业培训中心”拍摄的2分钟视频，视频里可看到大量的维族女姓，着统一服装在铁笼里，进行打球、跳舞，周围没参与的人坐在小凳上观看和拍手。

胡锡进在言论自由的推特上用英文说他相信他看到的是“中心”里的日常生活（胡的中文推特没有此视频）。

针对24日的视频，许多网友认为，影片可证实真的抓了很多人，如同集中营一样，男女分开、穿统一服装、统一小板凳、统一鼓掌声，反而让人毛骨悚然。一名网友表示：“个人没见过哪个学校文体活动这样排排坐，鼓掌叫好，整齐划一的活动被称为娱乐。”还有网友表示从视频上看起来这就是个关押年轻人的监狱，胡主编高级黑。

网络评论人士“LIFETIME视界”形容胡锡进像个高级狱警，“检阅”被铁丝网围隔的人们整齐的“娱乐”。他质问：“光天化日之下，人们不能回家、不能做工谋生，只能拘禁在铁丝网内。胡锡进试图把铁丝网里的人们剪辑地很快乐，胡锡进愿意把自己老婆、女儿送进铁丝网‘快乐’吗？”

针对胡锡进20日介绍的“学习进步比较快”的已婚妇女，网友们指出，这可证实再教育营的“学员”不得随意离开，只有“学习”表现好，假日才可回家看小孩。

中共当局先前一直否认新疆再教育营的存在，在国际压力下变相承认，强调是在进行职业培训，并透过官媒漂白。但官媒和胡锡进没有解释的是，为什么只有新疆人享有被政府集中职业培训以脱贫的“福利”？哪里有被强制性拘禁、长期与家人和社会隔离的职业培训？

对官媒对再教育营的美化，有网友说，当年国际社会指责纳粹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的时候，纳粹德国也拍了一部类似的宣传片。

也有网友指出，只有官媒能进去拍摄采访，就可说明这里是人间地狱。确实，想一窥“教育培训中心”面目的外媒，就没有胡锡进的特权。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在新疆实地探寻途中，遭到警方阻止。

不像学校

BBC记者团队在近期前往新疆，目的地是在2015年7月卫星图中只是一片荒漠，但在今年4月卫星图已出现附有2公里长的围墙，及16座警备塔的巨型建筑物。

在新疆的严格监控下，BBC记者团队的车辆开到距离该建筑所在位置尚有数百公尺时，便被跟踪已久的警车截停，被迫停止摄影及离开现场。但记者团队已拍到巨型建筑物的真面目：像是沙漠中凭空长出迷你城市，一排又一排巨大的建筑物，每栋都有4层楼高。

BBC报道指出，把欧洲太空总署ESA今年10月的卫星图和Google Earth今年4月的卫星图相比，会发现仅在半年内，上述的巨型建筑物其腹地成长就超过一倍，原本围墙内的区域盖满建筑物，甚至又延伸出一块更大的营区，同样整齐盖着一排排建筑。报道在文末指出，这些巨大建筑群丝毫不符合学校的客观定义，“在新疆，‘上学’二字已开始具有自己的意义”。

法新社则是透过查阅新疆地方政府的公开文件，发现被胡锡进形容“看到了新疆未来的希望”的教育培训中心，更像监狱，而不像学校。和田市的一所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在今年初订购了2768支警棍、1367副手铐、2792支胡椒喷雾器。法新社记者在这些清单中还发现了可以捆住人手脚的“老虎凳”。

《他被一下捅掉6颗牙 新疆反恐画面曝光》（2018-10-20  央视网军事纪实》报道：　　

近日，央视网《军事纪实》曝光了一段新疆反恐视频。

10年前，也就是2008年，9名暴恐分子在杀害无辜群众后，藏匿到了一片玉米地里。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特战一中队接到任务后展开拉网式搜索。玉米地密密麻麻，走在里面根本无法知晓前方情况。

武警特战队员刘志军在搜索时，突然被窜出的暴恐分子用长矛刺进了嘴里。如果是普通人，他可能被一下捅掉之后会非常疼痛，而且可能会往外跑。刘志军当时就被刺掉了6颗牙齿，危急时刻，他展现出了一名武警特战队员的沉着和勇敢，他顺势一个后倒，拉枪机上膛瞄准击发，当场就击毙了两名恐怖分子。

特战队员高凯评价说，从刘志军的身上我明白了，作为军人，勇敢更是常年的训练所内化成的本能，是在自身受伤的情况下仍能清醒判断，一招毙敌，而正是这样训练有素的勇敢，才能在危难时刻保卫人民的生命安全。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梦呓胡说，要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理想社会。但是人类社会的历历在目一再显示，你不压迫他、剥削他，他就要压迫你、剥削你——社会都是在讨价还价中运行的，都是在你争我夺中周转的。这就是人的原罪，是与生俱来的悲剧。要想消灭这个原罪，只能带来更大的罪行；要想消灭悲剧，只能酿成惨剧。呜呼哀哉，没有救了。只有仰望基督，才能出现奇迹。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梦呓，伊斯兰教的恐怖主义，都在鼓动人们自己起来改变命运，结果只能让人在原罪中陷得更深。而唯有等待上帝的审判，才能使人变得良善一些。

【第六十二篇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生存焦虑的体现】

网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部分》报道：

第一手稿

 工资

〔Ｉ〕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资本家的联合是很通常而卓有成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招来恶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所以，工人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从而，资本、地产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只有对工人来说才是必然的、本质的、有害的分离。资本和地产无须停留于这种分离，而工人的劳动则不能摆脱这种分离。

因而，资本、地租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

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就是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够养家活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致死绝的费用。按照斯密的意见，通常的工资就是同“普通人”即畜类的生活水平相适应的最低工资。

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它任何产品生产的情况一样。如果供给大大超过需求，那末一部分工人就要沦为乞丐或者饿死。因而工人的生存被归结为任何其它商品的存在条件。工人成了商品，如果他能找到买主，那就是他的幸运了。工人的生活取决于需求，而需求取决于富人和资本家的兴致。如果供给的量超过需求，那末价格构成部分（利润、地租、工资）之一就会低于价格而支付，结果，价格构成的一部分就会脱离这种应用，从而市场价格也就向作为中心点的自然价格靠近。但是，第一，在分工大大发展的情况下，工人要把自己的劳动转用于其它方面是极为困难的：第二，在工人从属于资本家的情况下，吃亏的首先是工人。

因此，当市场价格向自然价格靠近时，工人无条件地要遭到最大的损失。正是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本转用于其它方面的这种能力，才使得束缚于一定劳动部门的工人失去面包，或者不得不屈服于这个资本家的一切要求。

〔ＩＩ〕市场价格的偶然的和突然的波动，对地租的影响比分解为利润和工资的价格部分的影响小；而对利润的影响又比对工资的影响小。一般情况是，有的地方工资提高，有的地方工资保持不变，有的地方工资在降低。

当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得到好处，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例如，当资本家由于制造秘密或商业秘密，由于垄断或自己地段的位置有利而使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以上的时候，工人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其次，劳动价格要比生活数据的价格远为稳定。两者往往成反比。在物价腾贵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的需求下降而下降，因生活价格提高而提高。这样，二者互相抵消。无论如何，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没有饭吃。在物价便宜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的需求提高而提高，因生活数据价格下降而下降。这样，二者互相抵消。

工人还有一个不利的方面：

不同行业的工人的劳动价格的差别，比不同投资部门的利润的差别要大得多。在劳动时，个人活动的全部自然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差别表现出来，因而所得的报酬也各不相同，而死的资本总是迈着同样的步子，根本不在乎实际的个人活动如何。

总之，应当看到，工人和资本家同样在苦恼时，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

工人不仅要为物质的生活数据而斗争，而且要为谋求工作，即为谋求实现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和手段而斗争。

我们且举社会可能所处的三种主要状态，并且考察一下工人在其中的地位。

（1）如果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那末工人所受的痛苦最大。因为，即使在社会的幸福状态中工人阶级也不可能取得像所有者阶级所取得的那么多好处，“没有一个阶级像工人阶级那样因社会财富的衰落而遭受深重的苦难”。

〔ＩＩＩ〕（2）现在且拿财富正在增进的社会来看。这是对工人唯一有利的状态。这里资本家之间展开竞争。对工人的需求超过了工人的供给。

但是，第一，工资的提高引起工人的过度劳动。他们越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来替贪婪者从事奴隶劳动。这就缩短了工人的寿命。工人寿命的缩短对整个工人阶级是一个有利状况，因为这样就必然会不断产生对劳动的新需求，这个阶级始终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以避免同归于尽。

其次，社会在什么时候才处于财富日益增尽的状态呢？那就是一国的资本和收入增长的时候。但是，这只有由于下述情况才可能：

（ａ）大量劳动累积起来，因为资本是累积的劳动；就是说，工人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地从他手中被剥夺了，工人自己的劳动越来越作为别人的财产同他相对立，而他的生存数据和活动数据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资本家的手中。

（ｂ）资本的积累扩大分工，而分工则增加工人的人数；反过来，工人人数的增加扩大分工，而分工又扩大资本的积累。一方面随着分工的扩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随着工人在精神上和在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运用和富人的兴致。同时，由于单靠劳动为生者阶级的人数增加。〔ＩＶ〕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因而他们的价格也降低了。在工厂制度下，工人的这种状况达到了顶点。

（ｃ）在福利增长的社会中，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其余的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资本经营某种行业，或者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商业。这样一来，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资本家的积聚就会增强，大资本家使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一部分先前的资本家就沦为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则由于这种增加，部分地又要经受工资降低之苦，同时更加依赖于少数大资本家。资本家由于人数减少，他们为争夺工人而进行的竞争几乎不再存在；而工人由于人数增加，彼此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反常和带有强制性。正像一部分中等资本家必然沦为工人等级一样。

由此可见，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过度劳动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家的奴隶（资本的积累作为某种有危险的东西而与他相对立），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

〔Ｖ〕工资的提高在工人身上引起资本家般的发财欲望，但是工人只有牺牲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才能满足这种欲望。工资的提高以资本的积累为前提并导致资本的积累：因而劳动产品越来越作为某种异己的东西与工人相对立。同样，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从属化：分工不仅导致人的竞争，而且导致机器的竞争。因为工人被贬低为机器，所以机器就能作为竞争者与他相对抗。最后，正像资本的积累增加工业的数量，从而增加工人的数量一样，由于这种积累，同一数量的工业生产出更大量的产品；于是发生生产过剩，而结果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工人失业，就是工人的工资下降到极其可怜的最低限度。

这就是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即财富正在增长、增进的状态所产生的后果。

然而，这种正在增长的状态终究有一天要达到自己的顶点。那时工人的处境会怎样呢？

（3）“在财富已经达到它可能达到的顶点的国家，工资和资本利息二者都会极低。工人之间为就业而进行的竞争如此激烈，以至工资缩减到仅维持现有工人人数的程度，而国家的人口这时已达到饱合，所以这个人数不能再增加了。”

超过这个人数的部分注定会死亡。

因此，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繁荣顶点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持续不变。

〔ＶＩ〕但是，既然按照斯密的意见，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是不幸福的，既然社会的最富裕的状态会造成大多庶人的这种痛苦，而国民经济学（一般是私人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又会导致这种最富裕的状态，那末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在于社会的不幸。

关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还应指出，工资的提高对资本家说来，可以由劳动时间总量的减少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工资的提高和商品利息的提高会像单利和复利那样影响商品的价格。

现在让我们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并且仿效他把工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比较一下。

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并且按照理论也是如此。但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以及不是为了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

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但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工人不但远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的尊严。

懒惰的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都占土地产品的三分之一，忙碌的资本家的利润甚至于两倍于货币利息，而剩余部分工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挣得的部分，只有这么多：如果他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必定要饿死。

〔ＶＩＩ〕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人用来增大自然价值的唯一东西，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而根据同一国民经济学，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他们作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不过是有特权的闲散的神仙）处处高踞于工人之上，并对工人发号施令。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唯一不变的物价；可是再没有什么比劳动价值更具有偶然性、更受波动的了。

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进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日益精致，同时却使工人限于贫困并变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使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起工人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疯狂竞赛中；而跟着生产过剩而来的是同样急剧的生产衰落。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而社会却总是必然地同工人的利益相对立。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1）因为工资的提高可以由劳动时间量的减少和上述其它后果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2）因为对社会来说全部总产品就是纯产品，而区分纯产品对私人来说才有意义。

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阐发中得出的结论，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

按照理论，地租和资本利润是工资的扣除。但在现实中，工资却是土地和资本让给工人的一种扣除，是从劳动产品中给工人、劳动所打的回扣。

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特别沉默的压迫是由于自己所处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压迫则由于社会状况。

而在社会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沦落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

社会的最富裕状态，这个大致还是可以实现并且至少是作为国民经济学和市民社会的目的的理想，对工人说来却是持续不变的贫困。

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财产又无地租，只靠劳动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因此，它才会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工人完全和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它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

现在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试以前面几乎是用国民经济学家的原话所作的论述中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

（2）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

〔ＶＩＩＩ〕“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要求特殊才能或较长期预备训练的职业，总的来说已变得较能挣钱；而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学会的那种机械而单调的活动的相应工资，则随着竞争而降低并且不得不降低。但正是这类劳动在劳动组织的现状下最为普遍。因此，如果说第一类工人现在所挣得的是五十年前的七倍，而第二类工人所挣得的和五十年前一样，那末二者所挣得的平均起来当然是以前的四倍。但是，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从事第一类劳动的只有一千人，而从事第二类劳动的有一百万人，那末就有99900人并不比五十年前生活得好，如果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同时上涨，那末他们会比以前生活得更坏。而人们却想用这种敷浅的平均计算，在关系到居民人数最多的阶级的问题上欺骗自己。此外，工资多少只是估计工人收入的因素之一，因为对衡量收入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获得收入的有保障的持续性估计进去。但是在波动和停滞不断出现的所谓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下，是根本谈不到这种持续性的。最后，还应注意过去和现在的通常劳动时间。最近二十五年来，也正是从棉纺织业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以来，这个部门的英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已由于企业主追逐暴利〔ＩＸ〕而增加到每日十二至十六小时，而在到处还存在着富人无限制地剥削穷人的工议权利的情况下，一国和一个工业部门的劳动时间的延长必然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它地方。”（舒耳茨，《生产运动》第65页）

“然而，即使所谓社会一切阶级的平均收入都增长这种不真实的情况属实，一种收入同另一种收入的区别和相对的差距仍然可能扩大，从而贫富间的对立也可能更加尖锐。因为正是由于生产总量的增长，并且随着生产总量的增长，需要、欲望和要求也提高了，于是绝对的贫困减少，而相对的贫困可能增加，靠鲸油和腐鱼维生的萨莫耶特人并不穷，因为在他们那种与世隔绝的社会里一切人都有同样的需要。但是在一个前进着的国家，生产总量在大约十年内与人口相比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工人挣得的工资仍和十年前一样多，他们不但不能保持过去的福利水平，而且比过去穷三分之一。”（同上，第65－66页）

但是，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

“国民要想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就不应该再当自己的肉体需要的奴隶，自己肉体的奴仆。因此，他们首先必须有能够进行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时间。劳动组织方面的进步会赢得这种时间。的确，今天由于有了新的动力和完善的机器，棉纺织场的一个工人往往可以完成早先100甚至250－350个工人的工作。在一切生产部门中都有类似的结果，因为外部自然力日益被用来加入〔Ｘ〕人类劳动。如果说为了满足一定量的物质需要必须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比现在比过去减少了一半，那末，与此同时，在不损害物质福利的情况下，给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提供的余暇也就增加一臂。但是，在我们甚至从老克伦纳士自己领域中夺得的虏获物的分配方面，仍然取决于像掷骰子那样盲目的、不公正的偶然性。法国人有计算过，在目前生产状况下，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平均每日劳动五小时，就足以满足社会的一切物质利益……尽管因机器改进而节省了时间，工厂中奴隶劳动的时间对多数居民说来却有增无已。”（同上，第67－68页）

“从复杂的手工劳动过渡，首先要将这种手工劳动分解为简单的操作。但是，最初只有一部分单调的重复的操作由机器来承担，而另一部分由人来承担。根据事物的本性和一致的经验，可以说这种连续的单调的活动无论对于精神还是对于肉体都同样有害。因此，在机器工作同较大量人手间的简单分工相结合的状况下，这种分工的一切弊病也必然要表现出来。工厂工人的死亡率较高尤其表明了这种分工的弊病……〔ＸＩ〕人们借助于机器来劳动和人们作为机器来劳动，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同上，第69页）

“但是在各国人民未来的生活里，通过机器起作用的盲目的自然力，将成为我们的奴隶和奴仆。”（同上，第74页）

“在英国的纺织厂中就业的只有158818个男工和196818个女工。朗卡斯特郡的棉纺织厂每有100个男工就有103个女工，而在苏格兰甚至达到209个。在英国里子的麻纺厂中每100个男工中就有147个女工；在丹第和苏格兰东海岸甚至达到280个。在英国的丝织厂中有很多女工；在需要较强体力的毛纺织厂中主要是男工。1833年在北美的棉纺织厂中就业的，除了18593个男工以外，至少有38927个女工。可见，由于劳动组织的改变，妇女就业的范围已经扩大……妇女在经济上有了比较独立的地位……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关系方面互相接近了。”（同上，第71－72页）

“1835年，在拥有蒸汽动力和水力动力的英国纺织厂中劳动的有8－12岁的儿童20558人，12－13岁的儿童35867人，13－18岁的儿童108208人……当然，机械的进一步改进使人日益摆脱单调劳动操作，促使这种弊病逐渐〔ＸＩＩ〕消除。但是，资本家能够最容易最便宜地占有下层阶级以至儿童的劳动力，以便使用和消耗这种劳动力来代替机械手段，正是这种情况妨碍机械的迅速进步。”（舒耳茨，《生产运动》第70－71页）

“布鲁姆勋爵向工人大声疾呼：’作资本家吧！’……不幸的是，千百万人只有通过糟蹋身体、损害道德和智力的紧张劳动，才能挣钱勉强养活自己，而且他们甚至不得不把找到这样一种工作的不幸看作是一种幸运。”（同上，第60页）

“于是，为了生活，一无所有者不得不直接地或间接地替有产者效劳，也就是说，要受他们的摆布。”（见魁尔《社会经济的新理论》第409页）

“佣人－月钱；工人－工资；职员－薪金或报酬。”（同上，第409－410页）

“出租自己的劳动”，“出租自己的劳动换取利息”，“代替别人劳动”。

“出租劳动材料”，“出租劳动材料换取利息”，“让别人代表自己劳动”。（同上，〔第411页〕）

〔ＸＩＩＩ〕“这种经济结构注定人们去干如此低贱的职业，遭受如此凄惨沦落之苦，以至野蛮状态与之相比似乎也是王公的生活了。”（同上，第417－418页）

“一无所有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同上，第421－〔422〕页）捡破烂者。

查．劳顿在《人口等问题的解决方法》（1842年巴黎版）一书中估计英国卖淫者的数目有6－7万人。“品德可疑的妇女”也有那么大的数目。

“这些不幸的马路天使的平均寿命，从她们走上淫荡的生活道路算起，大约是6－7年。因此，要使卖淫者保持6－7万这个数目，在联合王国每年至少要8－9千名妇女为这个淫秽的职业献身，也就是说，每天大约要有24名新的牺牲者，或者每小时平均要有一名新的牺牲者；如果这个比例适用于整个地球，那末这种不幸者的人数势必经常有150万人。”（同上，第229页）

“贫困的人口随着贫困的增长而增长；最大量的人在极端贫困的状况下挣扎，彼此争夺着受苦受难的权利……1821年爱尔兰的人口是6801827人。1831年增加到7764010人，也就是说，在十年中间增加了14％。在最富裕的伦斯特省，人口只增加8％，而在最贫困的康诺特省，人口反而增加21％（《在英格兰公布的关于爱尔兰的统计调查摘要》，1840年维也纳版）。”（毕莱，《论贫困》第一卷第〔36〕－37页）

国民经济学把劳动抽象地看作物；“劳动是商品”价格高，就意味着对商品的需求很大；价格低，就意味着商品的供给很多；“劳动作为商品，其价格必然日益降低”；这种情况之所以必然发生，一部分是由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竞争，一部分是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

“出卖劳动的工人人口，不得不满足于产品的最微小的一份……关于劳动是商品的理论，难道不是伪装起来的奴隶制的理论吗？”（同上，第44页）“大企业家宁可购买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只是因为这种劳动比男子的劳动便宜。”（同上）“工人在雇用他的人面前不是处于自由的卖者地位……资本家总是自由雇用劳动，而工人总是被迫出卖劳动。如果劳动不是一瞬间都再出卖，那末它的价值就会完全消失。与真正的商品不同，劳动既不能积累，也不能储蓄。〔ＸＩＶ〕劳动就是生命，而生命如果不是每天用食物进行新陈代谢，就会衰落并很快死亡。为了使人的生命成为商品，也就必须容许奴隶制。”（同上，第49－50页）

可见，如果劳动是商品，那末它就是一种具有最不幸的特性的商品。然而，甚至根据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劳动也不是商品，因为它不是“自由交易的自由结果”。（同上，第50页）现存的经济制度。

“既降低了劳动的价格，同时也降低了劳动的报酬；它造就了工人，却贬低了人。”（同上，第52－53页）“工业成了战争，而商业成了赌博。”（同上，第62页）

“单是加工棉花的机器（在英国）就完成8400万手工劳动者的工作。”（同上，第193页，注）

工业直到现在还处于掠夺战争的状态：

“它像大征服者那样冷酷无情地浪费那些构成它的军队的人的生命。它的目的是占有财富，而不是人的幸福。”（毕莱，同上，第20页）“这种利益＜即经济利益＞如果听之任之……就必然要互相冲突；它们除了战争再无其它仲裁者，战争的判决就是使一些人失败和死亡，使另一些人获得胜利……科学在对抗力量的冲突中寻求秩序和平衡；按照科学的意见：连绵不断的战争是获得和平的唯一方法；这种战争就叫作竞争。”（同上，第23页）

“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这场工业战争，需要有人数众多的军队，这种军队能调集到一个地点，不惜牺牲地投入战斗。这种军队的士兵所以能够忍受强家在他们身上的重担，既不是出于忠诚，也不是由于义务；只不过为了逃避那必不可免的饥饿威胁。他们对自己的长官既不爱戴，也不感恩。长官对自己的部下没有任何好意。在他们眼中，这些部下不是人，仅仅是以尽可能少的花费带来尽可能多的收入的生产工具。这些日益密集的工人群众甚至没有信心会有人经常雇用他们；把他们集合起来的工业只是在它需要他们时才让他们活下去；而一旦能够撇开他们，它就毫不踌躇地抛弃他们；于是工人不得不按照人家同意的价格出卖自己的人身和力气。加在他们身上的劳动，时间越长，越令人痛苦和厌恶，他们所得的报酬也就越少；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连续紧张劳动十六小时，才勉强买到不致饿死的权利。”（同上，第〔68〕－69页）

〔ＸＶ〕“我们确信－那些调查手工织布工的状况的委员们也会相信－大工业城市如果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健康人、新鲜的血液不断从邻近农村流入，那就会在短期内失去自己的劳动人口。”（同上，第362页）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充满了胡言乱语，因为那是生存焦虑的体现。我认为这是一个青年浪人面临精神崩溃、自杀绝境。他需要救赎，否则便无法活下去了。看看，这都是什么语言——“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1、工资不是有市场决定的，而是由斗争决定的！2、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而不是属于无产阶级！3、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原来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而不是相反的“工人养活了资本家”。……可以说，这些才是马克思内心的初衷，而后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倒是他编造出来唬弄世人的！

【第六十三篇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心理嫉妒的体现】

网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二部分》报道：

资本的利润

一．资本

〔Ｉ〕（1）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如果资本本身并非来源于盗窃和诈骗，那末，为了使继承神圣化，仍然需要有立法的协助。”（扎伊尔，第1卷第136页，注）

人怎样成为生产基金的所有者？他怎样成为用这些生产基金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所有者？

根据成文法。（扎伊尔，第2卷第4页）

人们依靠资本，例如，依靠大宗财产的继承，可以得到什么？

“继承了大宗财产的人不一定因此直接得到政治权利。财富直接提供给他的权力无非是购买的权力，这是一种支配当时市场上拥有的一切他人劳动或者说他人劳动的一切产品的权力。”（斯密，第1卷第16页）

因此，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

下面我们首先将看到，资本家怎样利用资本来行使他对劳动的支配权，然后将看到资本的支配权怎样支配着资本家本身。

什么是资本？

“一定量的积累的和储存的劳动。”（斯密，第2卷第312页）

资本就是积累的劳动。

（2）基金，资金是土地产品和工业劳动产品的任何积累。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作资本。（斯密，第2卷第191页）

二．资本的利润

“资本的利润或赢利与工资完全不同。二者的差别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资本的利润完全决定于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尽管监督和管理的劳动在不同的资本之下可能是一样的。其次，在大工厂，这方面的劳动完全委托给一个主管人，这个主管人的薪金同他监督如何使用的资本〔ＩＩ〕并不保持一定的比例。尽管这里的资本所有者的劳动几乎等于零，他仍然要求利润和他的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斯密，第1卷第97－99页）

为什么资本家要求利润和资本之间保持这种比例呢？

“如果资本家从出卖工人生产的产品中，除了用于补偿他预付在工资上的基金所必须的数额以外，不指望再多得一个余额，他就不会有兴趣雇用这些工人了；同样，如果他的利润不同所使用的资本成一定的比例，他就不会有兴趣使用较大的资本来代替较小的资本。”（斯密，第1卷第96－97页）

因此，资本家赚得的利润首先同工资成比例，其次同预付的原料成比例。

那末，利润和资本的比例是怎样的呢？

“如果说确定一定地点和一定时间的通常的、平均的工资额已经很困难，那末确定资本的利润就更困难了。资本所经营的那些商品的价格的变化，资本的竞争者和顾客的运气好坏，商品在运输中或在仓库中可能遇到的许许多多意外事故，——这一切都造成利润天天变动，甚至是时刻变动。”（斯密，第1卷第179－180页）“尽管精确地确定资本利润的数额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货币利息仍可大略知道这个数额。如果使用货币得到的利润多，那末为使用货币所付出的利息就多；如果使用货币得到的利润少，那末付出的利息也少。”（斯密，第1卷第181页）“通常的利息率和纯利润率之间应当保持适当的比例，必然随着利润的高低而变化。在英国，人们认为，相当双倍利息的利润就是商人所称的正当的、适度的、合理的利润；这些说法无非就是指通常的普通的利润。”（斯密，第1卷第198页）

什么是最低的利润率呢？什么是最高的利润率呢？

“资本的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补偿资本在各种使用中遇到的意外损失，必须始终有些剩余，只有这种剩余才是纯利润或净利润。最低利率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密，第1卷第196页）

〔ＩＩＩ〕“最高的普通利润率可能是这样的，他吞没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中地租的全部，并且使供应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工资降到最低价格，即只够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价格。在工人被雇用从事劳动时，人们总得设法养活他们；地租却可以完全不付。例如，在孟加拉国国国的东印度贸易公司的经理们。”（斯密，第1卷第〔197〕－198页）

资本家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利用微小竞争的一切好处之外，还能用堂堂正正的方式把式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之上。

首先，如果那些在世场上销售商品的人离市场很远，就利用商业秘密；这就是说，对价格变动即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保密。这种保密，可以使其它资本家不致把自己的资本投到这个部门来。

其次，利用制造业秘密；这种秘密使资本家可以用较少的生产费用按照同样的价格甚至比竞争者低的价个供应产品，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以保密来欺骗不是不道德吗？交易所的交易。）－再次，把生产限制在特定的地点（例如，名贵的葡萄酒），以至有效的需求永远不能得到满足。最后，利用个别人和公司的垄断。垄断价格是可能达到的最高价格。（斯密，第1卷第120－124页）

可能提高资本的另一些偶然的原因。

新领土的获得或新行业的出现甚至在富国也往往可以提高资本利润，因为它们可以从旧行业抽走一部分资本，缓和竞争，减少市场的资本供应，从而促使这些商品的价格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商品的经营者就能够对贷款支付较高的利息。（斯密，第1卷第190页）

“商品加工越多，商品越变成加工对象，商品价格中分解为工资和利润的部分就比分解为地租的部分增长的越大。随着商品加工的进展，不仅利润的数目增大了，而且每个后来的利润总比先前的利润大，因为产生利润的资本〔ＩＶ〕必然越来越大。雇用织工的资本必然大于雇用纺工的资本，因为前一种资本，不仅要补偿后一种资本和利润，而且要支付织工的工资，而利润必定总是同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的。”（第1卷第102－103页）

由此可见，在对自然产品加工和再加工时人的劳动的曾价，不是使工资增加，而是一方面使获利资本的数额增大，另一方面使每个后来的资本比先前的资本大。

关于资本家从分工中得到的好处，后面再讲。

资本家得到双重的好处：第一，从分工；第二，从一般加在自然产品上的人的劳动的增长。人加进商品的份额越大，死资本的利润就越大。

“在同一社会，与不同工种的工资相比，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更接近于同一水平。”（第1卷第228页）“各种不同用途的资本的普通利润率随着收回资本的可靠性的大小而不同。利润率随着风险增大而提高，尽管二者并不完全成比例。”（同上，〔第226－227页〕）

不言而喻，资本利润还由于流通手段（例如，纸币）的简便或低廉而增长。

三．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

“追逐私人利润是资本所有者决定把资本投入农业还是投入工业，投入批发商业的某一部门还是投入零售商页的某一部门的唯一动机。至于资本的哪一种用途能推动多少生产劳动，〔Ｖ〕或者会使他的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增加多少价值，他是从来不会想到去计算的。”（斯密，第2卷第400－401页）

“对资本家来说，资本的最有利的使用，就是在同样风险的条件下给他带来最大利润的使用。这种使用对社会说来并不总是最有利的。最有利的资本使用就是用于从自然生产力中取得好处。”（扎伊尔，第2卷第130－131页）

“最重要的劳动操作是按照投资者的规画和盘算来调节和指挥。而投资者所有这些规画和操作的目的就是利润。然而，利润率不像地租和工资那样，随社会的繁荣而上升，随社会的衰退而下降。相反地，利润率很自然在富国低，在穷国高，而在最迅速地走向末落的国家中最高。因此，这一阶级的利益不像其它两个阶级的利益那样与社会的一般利益联系在一起……经营某一特殊商业部门或工业部门的人的特殊利益，在某一方面总是和公众利益不同，甚至常常同它相敌对。商人的利益始终在于扩大市场和限制卖者的竞争……这是这样一些人的阶级，他们的利益决不会同社会利益完全一致，他们的利益一般在于欺骗和压迫公众。”（斯密，第2卷第163－165页）

四．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

“资本的增加使工资提高，但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又有使资本家利润减少的趋向。”（斯密，第1卷179页）

“例如，一个城市的食品杂货业把所需的资本如果分归两个食品杂货商经营，那末他们之间的竞争秽史双方都把售价’降到比一个人独营时便宜；如果分归二十个〔ＶＩ〕杂货商经营，那末他们之间的竞争会更剧烈，而他们结合起来抬高他们的商品价格的可能性也变得更小。”（斯密，第2卷第372－373页）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垄断价格是可能达到的最高价格；既然资本家的利益甚至按照一般国民经济学的观点看来是同社会利益相敌对的；既然资本利润的提高像复利一样地影响商品的价格（斯密，第1卷第199－201页），－所以，竞争是对抗资本家的唯一手段；根据国民经济学的论述，竞争既对工资的提高，也对商品价格的下降产生有利于消费公众的好影响。

但是，只有当资本增加而且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时候，竞争才有可能。只有通过多方面的积累才可能出现许多资本，因为资本一般只有通过积累才能形成，而多方面的积累必然转化为单方面的机类。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扩大各个资本的积累。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积累就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只要听任资本的自然趋向，积累一般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资本的这种自然使命恰恰是通过竞争来为自己开辟自由的道路的。

我们已经听到，资本的利润同资本的量成正比。因此，即使一开始就把蓄谋的竞争完全撇开不谈，大资本也会按其量的大小相应地比小资本积累得快。〔ＶＩ〕

〔ＶＩＩＩ〕由此可见，完全撇开竞争不谈，大资本的积累比小资本积累快得多。不过我们要进一步探讨这个过程。

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利润由于竞争而减少。因此，遭殃的首先是小资本家。

资本的增长和大量资本的存在以一国财富的日益增进为前提。

“在财富达到极高程度的国家，普通利润率非常低，从而这个利润能够支付的利息很低，以致除了最富有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靠利息生活。因此，所有中等有产者都不得不自己使用资本，经营一种实业，或参与某种商业。”（斯密，第1卷第〔196〕－197页）

这种状态是国民经济学最喜爱的状态。

“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比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决定着勤劳和懒惰的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普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普通懒惰。”（斯密，第2卷第325页）

在竞争扩大的条件下，资本使用的情况如何呢？

“随着资本的增加，生息信贷基金的数量也必然不断增长。随着这种基金的增加，货币利息会日益降低，（1）因为一切物品的市场价格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而降低；（2）因为随着一国资本的增加，新资本要找到有利的用途越来越困难。不同资本之间就产生了竞争，一个资本的所有者千方百计夺取其它资本所占领的行业。但是，如果他不把自己的交易条件放宽一些，那末他多半不能指望把其它资本排挤掉。他不仅要廉价销售物品，而且往往为了寻找销售的机会，还不得不高价收购物品。因为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逐日增加，所以对生产劳动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工人容易找到工作，〔ＩＸ〕而资本家却难以找到他们能够雇用的工人。资本家的竞争使工资提高，利润下降。”（斯密，第2卷第358－359页）

因此，小资本家必须在二者中选择其一：（1）他由于已经不能靠利息生活而把自己的资本吃光，从而不再做资本家；（2）亲自经营实业，比富有的资本家贱卖贵买，并且支付较高的工资；因为市场价格由于价定的激烈竞争已经很低，所以小资本家就陷于破产。相反，如果大资本家想挤掉小资本家，那末，与小资本加相比，他拥有资本家作为资本加所具有的对工人的一切优越条件。对他来说，较少的利润可以由大量的资本来补偿；他甚至可以长久地容忍暂时的亏损，直至小资本家破产，直至他摆脱小资本家的竞争。他就是这样把小资本家的利润积累在自己手里。

其次，大资本家总是比小资本家买得便宜，因为他的进货数量大，所以，他贱卖也不会亏损。

但是，如果说货币利息下降会使中等资本家由食利者变为企业家，那末反过来，企业资本的增加以及因此引起的利润的减少，会造成货币利息下降。

“随着使用资本所能取得的利润减少，为使用这笔资本所能支付的价格也必然降低。”（斯密，第2卷第359页）

“财富、工业、人口越增长，货币利息，从而资本家的利润就越降低。利润尽管减少，资本本身却不但继续增加，而且比以前增加的更迅速。大资本利润虽低，但比利润高的小资本一般也增长得更迅速。俗语说得好：钱能生钱。”（斯密，第1卷第189页）

如果像在假定的那种激烈竞争状态下所发生的那样，利润低的小资本同这个大资本相对立，那末大资本成把们完全压垮。

在这种竞争中，商品质量普遍低劣、伪造、假冒、普遍有毒等等，正如在大城市中看到的那样，都是必然的结果。

〔Ｘ〕此外，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也是大资本和小资本的竞争中的一个重要情况。

“流动资本就是用于生产食物、制造业或商业的资本。只要它仍然留在所有者手中或者保持原状，它就不会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它不断以一种形式用出去，再以另一种形式收回来，而且只有依靠这种流通，即依靠这种连续的转化和交换，才带来利润。固定资本就是用于改良土地，购置机器、工具、手工式工具之类物品的资本。”（斯密，第2卷第197－198页）

“固定资本维持费的任何节约能意味着纯利润的增长。任何企业家的总资本必然分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只要资本总额不变，其中一部分越小，另一部分就越大。流动资本用于购买原料、支付工资和推动生产。因此，固定资本的任何节约，只要不减少劳动生产力，都会增加生产基金。”（斯密，第2卷第226页）

从一开头就可以看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对大资本家要比对小资本家有利的多。最大的银行家所需要的固定资本只比最小的银行家略多一些，因为二者的固定资本都只限于银行办公的费用。大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工具决不会按照他的土地面积而相应地增多。同样，大资本家所享有的比小资本家高的信用，就是对于固定资本即一笔必须经常准备着的货币的相当大的节约。最后，不言而喻，凡是工业劳动高度发展的地方，也就是几乎所有手工劳动都变成工厂劳动的地方，小资本家仅仅为了拥有必要的固定资本，把他的全部资本都投入也是不够的。大家知道，大农业的劳动，通常只占用不多的劳动人手。

与较小的资本加相比，在大资本积累时，一般还发生固定资本的相应的集中和简化。大资本家为自己〔ＸＩ〕采用某种对劳动工具的组织方法。

“同样，在工业领域，每个工场和工厂就已经是相当大一批物质财富为了生产的共同目的而同多种多样的智力和技能实行的广泛结合……凡是立法维护大地产的地方，日益增长的人口过剩部分就会涌向工商业，结果，正如英国那样，大批无产者主要聚集在工业领域。凡是立法容许土地不断分割的地方，正如在法国那样，负债的小所有者的数目就会增加起来，这些小所有者由于土地进一步分割而沦为穷人和不满者的阶级。最后，当这种分割和过重的负债达到更高程度时，大地产就会吞掉小地产，正像大工业吃掉小工业一样；而且因为相当大的地产重新形成，大批不再为土地耕作所绝对需要的贫穷的工人就又涌向工业。”（舒耳茨《生产运动》第〔58〕－59页）

“同一种商品的性质由于生产方法改变，特别是由于采用机器而发生变化。只是由于排除了人力，才有可能用价值3先令8便士的一磅棉花，纺出350束总长167英里（即36德里）、价值为25基尼的纱。”（同上，第62页）

“四十五年来英国的棉纺织品价格平均降低11／12，并且根据马歇尔计算，相同数量的制品，在1814年需要付16先令，而现在只值1先令10便士。工业产品的大落价既扩大了国内消费，也扩大了国外市场；因此，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工人人数在采用机器以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从4万增加到150万。〔ＸＩＩ〕至于工业企业家和工人的收入，那末由于厂主之间的竞争加剧，厂主的利润同他们供应的产品量相比必然减少了，在1820－1833年这一期间，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在每匹印花布上所得的总利润由4先令1　1／3便士减少到1先令9便士。但是，为了补偿这个损失，生产量更加增大了。结果，在某些工业部门有时出现生产过剩；破产频频发生，在资本家和雇主的阶级内部造成财产的波动不定和动荡，这种波动和动荡把一部分经济破产的人投入无产阶级队伍；同时常常不得不突然实行停工或缩减生产，而雇佣劳动者往往是深受其害。”（同上，第63页）

“出租自己的劳动就是开始自己的奴隶生活：而出租劳动材料就是确立自己的自由……劳动是人，相反地，劳动材料则根本不包括人。”（贝魁尔《社会经济和国民经济的新理论》第411－412页）

“材料要素如果没有劳动要素就根本不能创造财富；在材料所有者看来，材料所以具有创造财富的魔力，彷佛是他们用自身的活动给材料加进了这种不可缺少的要素。”（同上）“假定一个工人的日常劳动每年给他平均带来400法郎，而这个数目足够一个成年人维持最起码的生活，那末，这等于说，一个每年拥有2000法郎利息、地租、房租等等收入的所有者在间接地迫使5个人为他劳动；10万法郎则表示2500人的劳动。”（同上，第412－413页）从而，3亿法郎（路易－菲利普）表示75万工人的劳动。

“人们制定的法律赋与所有者以使用和滥用即随心所欲地处置任何劳动材料的权力……法律并不责成所有者始终及时地给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提供工作，并且始终给他们足够的工资，等等。”（同上，第413页）“对生产的性质、数量、质量和适时性的确定是完全自由的；对财富的使用和消费以及对一切劳动材料的支配是完全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只考虑他自己的个人利益，随心所欲地自由交换自己的物品。”（同上，第413页）

“竞争不过是任意交换的表现，而任意交换又是使用和滥用任何生产工具的个人权力的直接和合乎逻辑的结果。实质上构成一个统一整体的这三个经济要素－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交换的自由和无限制的竞争－引起如下的后果：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乐意的方式，在他乐意的时间和地点，生产他乐意生产的东西；他可以生产的好或坏、过多或过少、过迟或过早、过贵或过贱；没有人知道，他能否卖出去、卖给谁、如何卖、何时卖、在何处卖。买进的情况也是如此。〔ＸＩＩＩ〕生产者既不知道需要也不知道原料来源，既不知道需求也不知道供给。他在他愿意卖和能够卖的时候，在他乐意的地点，按照他乐意的价格，卖给他乐意的人。买进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在这一方面总是偶然情况的玩偶，是强者、宽裕者、富有者所强加的法律的奴隶……一个地方是财富的不足，而另一个地方则是财富的过剩和浪费。一个生产者卖得很多或者卖得很贵并且利润丰厚，而另一个生产者卖不出去或者亏本……供给不知道需求，而需求不知道供给。你们根据消费者中的爱好和时[兴去进行生产；可是，当你们准备好提供这种商品的时候，他们的兴头已经过去而转到另一种产品上去了……这一切情况的必然结果就是连续不断的和范围日益扩大的破产；失算、突如其来的破落和出乎意料的致富；商业危机、停业、周期性商品滞销或脱销；工资和利润的不稳定和下降；财富、时间和精力在激烈竞争的舞台上的损失或惊人的浪费。”（同上，第414－416页）

李嘉图在他的书（地租）中说：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在法译本第二十六章中说：

“对于一个拥有2万法郎资本，每年获得2000法郎的人来说……不管他的资本是雇100个工人还是雇1000个工人……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1000万还是有1200万，都是无关紧要的。”德．西斯蒙先生说（第2卷第331页）：“真的，就只能盼望国王孤伶伶地住在自己的岛上，不断地转动把手，通过自动机来完成英国的全部工作了。”

“雇主用只够满足工人最迫切需要的低价格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对于工资不足或劳动时间过长，他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自己也要服从他强加给别人的法律……贫困的根源与其说在于人，不如说在于物的力量。”（〔毕莱〕同上，第82页）

“英国许多地方的居民没有足够的资本来改良和耕种他们的土地。苏格兰南部各郡的羊毛，因为缺乏就地加工的资本，大部分不得不通过很坏的道路，长途运送到约克郡去加工。英国有许多小工业城市，那里的居民缺乏足够的资本把他们的工业产品运到可以找到需求和消费者的遥远市场上去。这儿的商人〔ＸＩＶ〕不过是住在某些大商业城市中的大富商的代理人。”（斯密，第2卷第382页）“要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价值，只有两种办法：增加生产工人的人数，或者提高已被雇用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两种情况都几乎总是必须增加资本。”（斯密，第2卷第338页）

“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资本的积累是分工的必要的前提，所以只有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多，分工才会越来越细。分工越细，同样数目的人所能加工的原料数量也就增加得越多；因为这时每个工人的任务越来越简单，所以减轻和加速这些任务的新机器就大量发明出来。因此，随着分工的发展，为了经常雇用同样数目的工人，就必须预先积累和从前同样多的生活数据，以及比从前不大发达时更多的原料、工具和器具。在任和生产部门，工人人数总是随着这一部门分工的发展而增长，更正确地说，正是工人人数的这种增长才使工人有可能实现这种细密的分工。”（斯密，第2卷第193－194页）

“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非有预先的资本积累不可，同样，资本的积累也自然会引起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资本家希望利用自己的资本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因此他力求在自己的工人中最恰当地进行分工，并把尽可能好的机器供给工人使用。他这两方面成功的可能性如何，〔ＸＶ〕要看他有多少资本，或者说，要看这个资本能够雇用多少工人。因此，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劳动量随着推动劳动的资本的扩大而增加，而且，同一劳动量生产的产品，也由于资本的扩大而大大增加。”（斯密，同上，第194－195页）

因此出现了生产过剩。

“由于在更大规模的企业中实行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人力和自然力的结果，在工业和商业中……生产力更广泛地联合起来。到处……主要的生产部门彼此已经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例如，大工厂地主也力图购置大地产，以便他们的工业企业所需要的原料至少有一部分不必从他人手中得到；或者他们结合自己的工业开办商业，不仅为了销售他们自己的产品，而且为了购买其它种类的产品并把这些产品卖给他们的工人。在英国，那里一个工厂主有时拥有10000－12000个工人……不同生产部门在一个主管人的领导之下的这种结合，这种所谓国家中的小国家或国家中的属领，已经屡见不鲜。例如，伯明翰的矿主近来已把制铁的全部生产过程掌握起来，而过去制铁的全部生产过程是分散在许多企业家和所有者手里的。见1838年《德意志季刊》第3期《伯明翰矿区》一文。－最后，我们在目前已如此众多的大股份公司中，还看到许多股东的财力同另一些担任实际工作的人的科技知识才能的广泛结合。这样一来，资本家就有可能以更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积蓄，甚至还可以把积蓄同时用于农业、工业和商业。因此他们的利益就更是多方面的了，〔ＸＶＩ〕而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利益之间的对立缓和下来并趋于消灭。然而，正是这种增大的按不同方式使用资本的可能性本身，必定会加深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舒耳茨，同上，第40－41页）

房东从穷人身上取得巨额利润。房租和工业贫困成反比。

从沦落的无产者的恶习中也抽取利息。（卖淫、酗酒、抵押放债人。）

当资本和地产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并且资本由于数额庞大而能够把各种生产部门结合起来的时候，资本的积累日益增长，而资本间的竞争日益减少。

对人的漠不关心。斯密的二十章彩票。

扎伊尔的纯收入和总收入。

地 租

〔Ｉ〕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来源于掠夺。（扎伊尔，第1卷第135页，注）土地所有者也像所有其它人一样，喜欢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方得到收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成果也收取地租。（斯密，第1卷第99页）

“也许有人认为，地租不过是土地所有者用来改良土地资本的利润……有时候，地租可能部分地是这样……但是，（1）土地所有者甚至对未改良的土地也要求地租，而可以看做改良费用的利息或利润的东西，则往往是这种原始地税的追加额（附加费）：（2）此外，这种改良并不总是用土地所有者的资本，而有时是用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来进行的：虽然如此，在复位租约十，土地所有者通常要求提高地租，彷佛这种改良全是由他出资本进行的；（2）而且，他有时甚至对那根本不能用人力来改良的东西也要求地租。”（斯密，第1卷第300－301页）

为说明后一种情况，斯密举叉明草（海藻 Seekrapp, Salicorne）为例。

“这是一种海洋植物，一经燃烧便可成为制造玻璃、肥皂等等所用的碱性盐。这种植物生长在英国，特别是苏格兰各地，但是只生长在涨潮能达到的岩石上：这些岩石每日两次被海潮淹没，因此这些岩石上的产物决不能通过人的劳动而增多。然而，生长这种植物的地段的所有者也要求地租，就像对谷田要求地租一样。设得兰群岛附近海域盛产鱼类。该群岛的大部分居民〔ＩＩ〕都靠捕鱼为生。但是要从水产品获利，就必须在近海地带有住所。这里的地租不是同租地农场主可能从土地取得的东西成比例，而是同他可能从土地和海洋这两方面取得的东西的总和成比例。”（斯密，第1卷第301－302页）

“可以把地租看成土地所有者租给租地农场主使用的那些自然力的产物。这种产物的多少，取决于那些自然力的大小，换句话说，取决于土地的自然肥力或人工肥力的大小。地租是扣除或补偿一切可以看作人工产物的东西之后所留下的自然的产物。”（斯密，第2卷第377－378页）

“这样一来，被看成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的地租，自然是一种垄断价格。它完全不是同土地所有者改良土地所支出的费用成比例，也不是同土地所有者为了不亏损而必须取得的数额成比例，而是同租地农场主在不亏损的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成数额比例。”（斯密，第1卷第302页）

“在这三大阶级中，土地所有者是这样一个阶级，他们的收入既不花劳力也不用劳心，而是所谓自然而然地落到他们手中的，并且用不着进行任何谋算和计划。”（斯密，第2卷第161页）

我们已经听到，地租的数量取决于土地的肥力。

决定地租数量的另一个因素是土地的位置。

“不管土地的产品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肥力而变动：不管土地的肥力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位置而变动。”（斯密，第1卷第306页）

“如果土地、矿山和渔场的自然资源富饶程度相等，它们的产量就取决于用来耕种或开发的资本数额以及〔ＩＩＩ〕使用这种资本的本领的大小。如果资本数额和使用资本的本领都相等，他们的产量就同土地、矿山或渔场的富饶程度成比例”（斯密，第2卷第210页）

斯密的这些论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生产费用和资本额相等的条件下把地租归结为土地肥力的大小。这清楚地证明了国民经济学把土地肥力变成土地所有者的属性这种概念的颠倒。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地租，看它再现实的关系中是如何形成的。

地租是通过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确定的。在国民经济学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斗争、战争被认为是社会组织的基础。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

“当决定租约条件时，土地所有者设法使租地农场主所得的数额，仅够补偿他用于置备种子，支付工资、购买、维持耕畜和其它生产工具的资本，并使他取得当地农场的普通利润。显然，这个数额是租地农场主在不亏本的条件下所愿意接受的最低数额，而土地所有者决不会多留给他。产品或产品价格超过这一部分的余额，不论它有多大，土地所有者都力图把它做为地租攫为己有。这种地租就是租地农场主在土地现状下所能支付的最高额。〔ＩＶ〕这个余额始终可以看做自然地租，即大多数土地在出租时自然而然地应该得到的地租。”（斯密，第1卷第299－300页）

扎伊尔说：“土地所有者对租地农场主实行某种垄断。对他们的商品即土地的需求可能不断增长：但他们的商品数量只能扩展到某一点……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之间所达成的交易，总是对前者尽可能有利……除了天然的好处以外，他还从自己的地位，较大的财产、信誉、声望中得到好处；但是，仅仅前一种好处就足以使他能够独享它的土地的一切有利条件。运河获到路的修建，当地人口和福利的增长，都会提高地租……诚然，租地农场主本人也可能自己花钱来改良土壤：但是他只能在租期内从这笔投资中得到好处：租期一满，全部利益就转归土地所有者了：从这时起，土地所有者虽然没有预付分文，却取得利息，因为地租相应地增加了。”（扎伊尔，第2卷，〔142〕－143页）

“因此被看成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的地租，自然是租地农场主在土地现状下所能支付的最高价格。”（斯密，第1卷第299页）

“因此，土地地面的地租大都占总产品的三分之一，并且这个数额大都是固定的，不受收成的意外变动的影响”（斯密，第1卷第299页）“低于总产品的四分之一的地租是很少的。”（同上，第2卷第378页）

并非从一切商品上都能取得地租。例如，在许多地区，对石头就不支付地租。

“通常只有这样一部分土地产品才能送往市场出卖，即这种产品的普通价格足够补偿把他们运往市场的资本，并能提供这笔资本的普通利润。如果普通价格超过足够价格，它的余额自然会归入地租。如果普通价格恰好是这个足够价格，商品虽然能完全进入市场，但是不能给土地所有者提供地租。价格是否超过这个足够价格，这取决于需求。”（斯密，第一卷第302－303页）

“地租是以与工资、资本利润不同的方式加入商品价格的构成。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商品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是这一价格的结果。”（斯密，第1卷第303－〔304〕页）

食物是始终提供地租的产品之一。

“因为像其它一切动物一样，人的繁殖自然同其生存数据相适应，所以对食物总是有或大或小的需求。食物总是能够购买或多或少的〔ＶＩ〕劳动量，并且总是有人愿意为获得食物去做某种事情。诚然，由于有时要支付高工资，食物所能够买的劳动量，并不总是同食物被分配得最经济时所能维持的劳动量相等。但是，食物总是能够购买到它按造当地普通生活标准所能维持的那个数量的劳动。土地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生产出较大量的食物，也就是说，除了维持使食物进入市场所必须的全部劳动外还有剩余。这个余额又始终超过那个足够补偿推动这种劳动的资本并提供利润的数量。所以这里始终有一些余额用来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斯密，第1卷第305－306页）“不仅食物是地租的原始源泉，而且，如果后来其它任何土地产品也提供地租，那末它的价值中的这个剩余部份，也是土地的耕种和改良使生产食物的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结果。”（斯密，第1卷第342页）

“除了食物之外，衣服和住宅（连同取暖设备）就是人类的两大需要。这些东西大都可以带来地租，但并非必定如此。”（同上，第1卷第〔337〕－338页）〔ＶＩ〕

〔ＶＩＩＩ〕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土地所有者如何榨取社会的一切利益。

（1）地租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斯密，第1卷第335页）

（2）我们已经从扎伊尔那里听到，地租如何随着铁路等等的修建，随着交通工具的改善，增多和日益安全而增加。

（3）“社会状况的任何改善都有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地租、扩大土地所有者的实际财富即扩大土地所有者购买他人劳动或劳动产品的权力的趋势……在土地改良和耕作上的进步可以直接造成这种结果。土地所有者在产品中得到的那个份额，必然随着这个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这种原产品实际价格例如家畜价格的提高，也可以直接地并以更大的比例提高地租。随着产品的实际价值的增长，不仅土地所有者所得份额的实际价值，从而支配他人劳动的实际权力增长了，而且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份额在总产品中所占的比重也增长了。这种产品的实际价格提高以后，生产它所需的劳动并不比以前多。这样，产品中一个比过去小的份额，就足够补偿所使用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因此，现在留归土地所有者的那一部分产品同总产品比较起来，将比过去大得多。”（斯密，第2卷第157－159页）

〔ＩＸ〕对原料的需求的〔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原料价值的提高，可能部份地是人口及其需要增长的结果．但是，每一项新的发明，工业对于过去从未利用或很少利用的原料的每一次新的采用，都提高地租。例如，随着铁路、轮船等等的出现，煤矿的地租大大增长了。

除了土地所有者从工业、各种发现和劳动取得的这种利益以外，我们现在再看一看另一种利益。

（4）“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各种方法既能直接降低工业品的实际价格，也能间接提高实际地租。土地所有者用超过他人消费的这部分原料或这部分原料的价格来交换工业品。凡是降低工业品实际价格的措施，都能提高农产品的实际价格。这时，同量原料相当于较多的工业品，而土地所有者就能得到较多的享乐品、装饰品和奢侈品。”（斯密，第2卷第159页）

但是，斯密从土地所有者榨取社会一切利益这一事实得出〔Ｘ〕结论说（第2卷第161页），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始终同社会利益一致，这就荒谬了。根据国民经济学，在私有制占统治的条件下，个人从社会得到的利益同社会从个人得到的利益成反比，正像高利贷者靠浪费者得到的利益决不同浪费者的利益一致一样。

如果我们现在只顺便提一下土地所有者针对外国地产的垄断欲：例如，谷物法就来源于这种垄断欲。同样，我们在这里不谈中世纪的农奴制、殖民地的奴隶制、英国农民、短工的贫困。让我们遵从国民经济学本身的原理吧。

（1）按照国民经济学的原理，土地所有者从社会的繁荣得到利益；它从人口、工业生产的增长，从社会需要的增长，一句话，从社会财富的增长得到利益，正如我们上面所考察的，这种增长与贫困和奴役的增长是一致的。房租上涨和贫困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是土地所有者从社会得到利益的一个例子，因为随着房租的上涨，地租，即房基地的租金也增长。

（2）根据国民经济学家们本身的看法，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租地农场主即社会的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利益是敌对的。

〔ＸＩ〕（3）因为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工资越少，土地所有者能够向租地农场主索取的地租就越高，又因为土地所有者向租地农场主索取的地租越高，租地农场主就把工资压得越低，所以，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雇农的利益是敌对的，正如工厂主的利益同他的工人的利益是敌对的一样。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也要求把工资压到最低限度。

（4）因为工业产品价格的实际降低可以提高地租，所有，土地所有者从工业工人工资的降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生产过剩以及工业发展所造成的一切灾难直接得到利益。

（5）由此看来，如果说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社会的利益完全不一致，并且同租地农场主、雇农、工业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相敌对，那末，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由于竞争的缘故，也决不会同另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一致。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一下这种竞争。

大地产和小地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是与大资本和小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样的。但是，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必然引起大地产的积累和大地产对小地产的吞并。

〔ＸＩＩ〕（1）工人和劳动工具的相对数量，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地产中那样随着基金的增大而减少的那么多。同样，全面利用的可能性，生产费用的节约和巧妙的分工，在任何地方也不象在地产中那样随着基金的增大而提高的那么多。不管地块多么小，耕种这块土地所必要的劳动工具如犁、锯等等的数量到一定限度便不能再减，而地产的面积则可以大大缩小，不受此限。

（2）大地产把租地农场主用于改良土地的那笔资本的利息供自己积累。小地产则不得不把自己的资本投入这方面。因而，对它来说，这全部利润便化为乌有。

（3）每一像社会改良都对大地产有利而对小地产有害，因为这种改良总是要求小地产付出越来越多的现款。

（4）还要考察一下关于这种竞争的两个重要规律：

（ａ）生产人们食物的耕地的地租，决定其它大部分耕地的地租。（斯密，第1卷第331页）

归根结底只有大地产才能生产家畜之类的食物。因此，大地产决定其它土地的地租，并能把它降低到最低限度。

在这种情况下，自耕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关系，正像拥有自己的工具的手工业和工厂主的关系一样。小地产简直成了劳动工具。〔ＸＶＩ〕对小土地所有者说来，地租完全消失了，留给他的至多只是他的资本的利息和他的工资：因为通过竞争，地租可能降低到刚好相当于并非土地所有者本人所投入的那笔资本的利息。

（ｂ）此外，我们已经听说，如果土地、矿山或渔场的富饶程度相等和经营水平相等，那末产品就同资本的大小成比例。因而，大土地所有者总是取得胜利。同样，如果资本相等，那末产品就同土地的肥力成比例。因而，在资本相等的条件下，胜利属于较肥沃土地的所有者。

（ｃ）“一般说来，一个矿山是富饶还是贫瘠，要看用一定量的劳动从这个矿山所取得的矿物量。”（斯密，第1卷第345－346页）“最富饶的煤矿的产品价个也调节邻近一切矿井的煤的价格。土地所有者和企业主都会发现，如果他们的产品的卖价比邻近矿低一些，土地所有者就能得到更多的地租，企业主就能得到更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邻矿也不得不按同一价格出卖自己的产品，虽然他们不大有能力这样做，虽然这种价格会越来越降低，有时还会使他们完全失去地租合力润。结果，一些矿井完全被放弃，另外一些矿井提供不了地租，而只能由土地所有者本人开采。”（斯密，第1卷第350页）“秘鲁银矿发现以后，欧洲的银矿大都废弃……古巴和圣多明各的银矿，甚至秘鲁的老矿，也都发生同样的情况。”（第1卷第353页）

斯密在这里关于矿山所讲的这些话，或多或少也适用于一般的地产。

（ｄ）“应该指出，土地的普通市场价格始终取决于普通市场利息率……如果地产大大低于货币利息，那末，谁也不愿购买土地，土地的普通市场价格会很快下跌。反之，如果地租的收益抵补货币利息而绰绰有余，那末，所有的人都愿争购土地，土地的普通市场价格同样会很快回升。”（〔斯密〕，第2卷第〔367〕－368页）

从地租和货币利息的这种关系可以得出结论说，地租必然越来越降低，以至最后只有富有的人才能靠地租过活。因而土地不出租的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便不断加剧。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破产。大地产进一步集中。

〔ＸＶＩＩ〕其次，这种竞争还会使大部分地产落入资本家手中，资本家同时也成为土地所有者，正如较小的土地所有者现在一般仅仅作为资本家存在一样．同样，一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成为公业家。

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至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地产买卖，地产转化为商品，意味着就贵族的彻底没落和金钱贵族的最后形成。

（1）浪漫主义者为此留下感伤的眼泪是我们所不取的．他们总是把土地的买卖中的卑鄙行为同土地私有权的买卖中包含的那些完全合理的、在私有范围内必然的和所期望的后果混为一谈。首先，封建地产按其本质说来是已买卖了的土地，已是同人相异化并因而已少数大领主的形态与人相对立的土地。

封建的土地占有已经包含土地做为某种异己力量对人们的统治。农奴是土地的附属物。同样，长子继承权享有者即长子，也属于土地。土地继承了他。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但是，在封建的土地占有制下，领主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领地的君主。同时，在封建领地上，领土和土地之间还存在着比单纯物质财富更为密切的关系的假象。地块随他的主人一起个性化，有他的爵位，即男爵或伯爵的封号；有它的特权、它的审判权、它的政治地位等等。土地彷佛是它的主人的无机的身体。因此俗语说：“没有无主的土地。”这句话表明领主的权势是同领地结合在一起的。同样，地产的统治在这里并不直接表现为单纯的资本的统治。属于这块地产的人们对待这块地产毋宁说就像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这是一种最狭隘的民族性。

〔ＸＶＩＩＩ〕正像一个王国给它的国王以称号一样，封建地产也给它的领主以称号。他的家庭史，他的家世史等等－对他来说这一切都使他的地产个性化，使地产名正言顺地变成他的家世，使地产人格化。同样，那些耕种他的土地的人并不属于短工的地位，而是一部分像农奴一样本身就是他的财产，另一部分对他保持着尊敬、忠顺和纳贡的关系。因此，领主对他们的态度是直接政治的，同时又有某种感情的一面。风尚、性格等等依地块而各不相同；它们彷佛同地块联结在一起，但是后来把人和地块联结在一起的便不再是人的性格、人的个性，而仅仅是人的钱袋了。最后，封建领主并不力求从自己的地产取得最大可能的收益。相反地，他消费那里的东西，而心安理得地让农奴和租地农场主去操心新财源的开辟。这就是贵族对领地的态度，它给领主罩上浪漫主义的灵光。

这种假象必将消失，地产这个私有财产的根源必然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所有者的统治必然要失去一切政治色彩，而表现为私有财产、资本的单纯统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所有者和他的财产之间的一切人格的关系必然终止，而这个财产必然成为纯实物的、物质的财富；与土地的荣誉联姻必然被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姻代替，而土地也象人一样必然降到买卖价值的水平。地产的根源，即卑鄙的自私自利，也必然以其无耻的形式表现出来。稳定的垄断必然变成动荡的、不稳定的垄断，即变成竞争，而对他人血汗成果的悠闲享受必然变成对他人血汗成果的忙碌交易。最后，在这种竞争的过程中，地产必然以资本的形式既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表现为对那些随着资本运动的规律而升降浮沉的所有者本身的统治。从而，中世纪的俗语“没有不属领主的土地”被现代俗语“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后一俗语清楚地表明了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

〔ＸＩＸ〕（2）关于地产的分割或不分割的争论，应该指出下面一点：

地产的分割是对地产大垄断的否定；但是分割只有使垄断普遍化才消灭垄断。地产的分割并不消灭垄断的基础－私有制。它只触及垄断的形式，而不触及垄断的本质。结果，地产的分割成了私有制规律的牺牲品。因为地产的分割是适应工业领域的竞争运动的。除了工具分散和劳动相互分离（应当同分工区分开来：这里不是一件工作由许多人来分担，而是大家各自从事同样的劳动，这就是无数次地重复同样的劳动）这种经济上的不利之外，这种分割也和上述的竞争一样，必然重新转化为积累和积聚。

因此，凡是进行地产分割的地方，就只能或者回到更加丑恶的形态的垄断，或者否定扬弃地产分割本身。但这不是回到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而是消灭整个土地私有制。对垄断的最初扬弃总是使垄断普遍化，也就是使它的存在范围扩大。扬弃了具有最广泛的、无所不包的存在形式的垄断，才算完全消灭了垄断。联合一旦应用于土地，就享有大地产在经济上的好处，并第一次实现分割的原有倾向－平等。同样，联合也就通过合理的方式，而不在借助于农奴制度、领土统治和有关权的荒谬的神秘主义来恢复人与土地的温情脉脉的关系，因为土地不再是买卖的对象，而是通过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自身的财产，地产分割的巨大好处是，一大批不再甘心忍受农奴制奴役的人，将以不同于工业的方式，由于财产而灭亡。

至于说到大地产，它的维护者总是用诡辩的方式把大农业在经济上的好处同大地产混为一谈，彷佛〔这种〕好处不是恰恰通过这种财产的废除，〔ＸＸ〕才能一方面最充份地发挥出来，另一方面第一次成为社会的利益。同样，这些维护者还攻击小地产的商贩心理，彷佛大地产甚至在它的封建形式下也不是潜在地包藏着商贩行为，更不用说现代英国的地产形式了，在那里，土地所有者的封建主义是同租地农场主的牟利和勤勉结合在一起的。

大地产可以把地产分割对垄断的责难回敬给地产分割，因为地产分割也是以私有财产的垄断为基础的，同样，地产分割可以把对分割的责难回敬给大地产，因为那里也是分割占统治地位，只不过采取不动的，冻结的形式罢了。总之，私有财产是以分割为基础的。此外，正如地产分割要重新导致资本主义类型的大地产一样，封建的地产，不管它怎样设法挣脱，也必然要遭到分割，或者至少要落到资本家手中。

这是因为大地产，像在英国那样，把绝大多数居民推进工业的怀抱，并把它自己的工人压榨到赤贫的程度。因此大地产把国内的贫民和全部活动都推到敌对方面，从而促使自己的敌人即资本、工业的势力的产生和壮大。大地产把国内的大多数居民变成工业人口，从而使他们为大地产的敌人。如果工业实力达到高度发展，像现在英国那样，那末工业就会逐步地迫使大地产把它的垄断针对外国，迫使它同外国的地产进行竞争。因为，在工业的统治下，地产只有通过针对外国的垄断才能确保自己的封建权威，从而不受与它的封建本质相矛盾的一般商业规律支配。而地产一旦卷入竞争，它就要象其它任何受竞争规律支配的商品一样遵循竞争的规律。它同样会动荡不定，时而缩减，时而增加，从一个人手中转入另一个人手中。〔ＸＸＩ〕直接的结果就是地产分散到许多所有者手中，并且无论如何要服从于工业资本的权力。

最后，那种靠强力维持下来并在自己旁边产生了可怕的工业的大地产，要比地产分割更快产生危机，因为在地产分割条件下工业的权力总是处于次要地位。

正如在英国那样，大地产就它力求搞到尽可能多的货币而言，已经失去自己的封建性质，而具有工业的性质。它给所有者带来尽可能多的地租，而给租地农场主带来尽可能多的资本利润。结果农业工人的工资就被降到最低限度，而租地农场主阶级就在地产范围内代表着工业和资本的权力。由于同外国竞争，地租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再形成一种独立的收入了。大部分土地所有者不得不取代租地农场主的地位，而租地农场主则有一部分沦为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有许多租地农场主也占有地产；这是因为有优裕受入的大土地所有者大都沉缅于挥霍，并且一般都没有能力领导大规模的农业；他们往往既无赀本又无能力来开发土地。因此，他们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完全破产。最后，为了经得起新的竞争，已经降到最低限度的工资不得不进一步降低。而这就必然导致革命。

工业必然以垄断的形式和竞争的形式走向破产，以便学会相信人，同样，地产必然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发展起来，以便以这些方式走向不可避免的灭亡。

〔异化劳动〕

〔ＸＸＩＩ〕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 。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相互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等概念当作前提。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是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正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少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可怕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他靠地租生活的人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现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的钥匙。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也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前提。同样，竞争到处出现，却用外部情况来说明。国民经济学也根本没有告诉我们，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表现。我们已经看到，交换本身在它看来是偶然的事实。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唯一的车轮。

正因为国民经济学不理解运动的联系，所以才会把例如竞争的学说同垄断的学说，营业自由的学说同同业公会的学说，地产分离的学说同大地产的学说对立起来。因为竞争，营业自由，地产分离仅仅被理解和描述为垄断，同业公会和封建所有制的偶然的，蓄意的，强制的结果，而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结果。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弄清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

我们不象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让自己处于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的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也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历史事实。

让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产品越多，他就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

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及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至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靠最紧张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间歇才能加以占有的对象。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己的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个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本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本身的东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做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立。

〔ＸＸＩＩＩ〕现在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对象化，即工人的生产，以及对象中的异化，丧失。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但是，自然界一方面这样在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数据，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数据，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数据。

因此，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这个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数据，即劳动者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

因此，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此，他得到生存数据。因而，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作为肉体的主体的生存，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

（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

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能，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劳动同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同他的生产对象的关系。有产者同生产对象和生产本身的关系，不过是前一种关系的结果的证实。对问题的这另一个方面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考察。

因此，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同生产的关系．

以上我们只是从工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这个方面，考察了工人的异化，外化。但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末工人怎么会同自己活动的产品像同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相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室外化，那末生产本身就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中的异化不过总结了劳动本身的异化，外化。

那末，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说来，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G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是不取决于他个人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的，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

结果，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它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末，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我们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第一，工人同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同感性的外部世界，同自然对象这个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同生产行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工人同他自己的活动－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虚弱：生殖就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就是自我异化，而上面所谈的是物的异化。

〔ＸＸＩＶ〕我们现在还要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出它的第三个规定。

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似以及其它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几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数据，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它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相异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

 因为，首先，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肉体即维持肉体生活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本身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活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生活本身却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

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至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造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它所创造的世界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

同样，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活的手段。

因而，人具有的关于他的类的意识也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至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

这样一来，异化劳动造成下面这一结果：

（3）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4）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同他人，同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总之，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它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

因而，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本身作为工人所处的那种关系和尺度来观察他人。

〔ＸＸＶ〕我们已经从经济事实即工人即其产品的异化出发。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经济事实。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考察异化的、外化的劳动这一概念在现实中必须怎样表达和表现。

如果说劳动产品对我来说是异己的，是作为异己的力量同我相对立，那末，它到底属于谁呢？

如果我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被迫的活动，那末，它到底属于谁呢？

属于有别于我的另一个存在物。

这个存在物是谁呢？

是神吗？确实，起初主要的生产活动，如埃及，印度，墨西哥的神殿制造等等，是为了供奉神的，而产品本身也是属于神的。但是，神从来不单独是劳动的主人。自然界也不是主人。而且，下面这种情况会多么矛盾：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神的奇迹越是由于工业的奇迹而变成多余，人就越是不得不为了讨好这些力量而放弃生产的欢乐和对欢乐和对产品的享受！

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用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

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末，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另一个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只是一种痛苦，那末，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

还必须注意上面提到的这个命题：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因此，如果人同他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末，他同这一对象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人。如果人把自身的活动看作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末，他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

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因此，宗教的自我异化也必然表现在俗人同僧侣同耶稣基督（因为这里涉及精神世界）等等的关系上。在实践的，现实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它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它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自己的非现实化，变成对自己的惩罚一样，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它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正像他使他自己的活动同自身相异化一样，他也使他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

上面 ，我们只是从工人方面考察了这一关系：下面我们还要从非工人方面来加以考察。

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

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

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会重新暴露出来，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这些论述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阐明。

（1）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出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蒲鲁东从这个矛盾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然而我们看到了，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达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

因此，我们也看到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的，因为用劳动产品，劳动对象来偿付劳动本身的工资，不过是劳动议化的必然的后果，因为在工资中，劳动本身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表现为工资的奴仆。下面我们要详细说明这个问题，现在不过再出现作出〔ＸＸＶＩ〕几点结论。

强制提高工资（不谈其它一切困难，也不谈这种强制提高工资做为一种反常情况，也只有靠强制才能持），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报酬，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

甚至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同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

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

（2）从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藉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

但是在考察这些范畴的形成以前，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任务：

（1）从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说明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

（2）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当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

补入（1）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以及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财产的关系。

这里外化劳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互相制约，或者说它们只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表现，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而外化表现为占有，异化表现为真正得到公民权。

我们已经考察了一个方面，考察了外化劳动同工人本身的关系，也就是说，考察了外化劳动同自身的关系．我们发现，这一关系的产物或必然结果是非工人同工人和劳动的财产关系．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同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同工人和工人劳动产品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通过劳动占有自然界的工人说来，占有就表现为异化，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他人的活动，生命过程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即对象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这个对劳动和工人是异己的人同工人，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首先必须指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异化的活动的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异化的状态。

其次，工人在生产中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以及他对产品的态度（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在同他相对立的非工人那里表现为理论的态度。

〔ＸＸＶＩＩ〕第三，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

我们来进一步考察这三种关系。〔ＸＸＶＩＩ〕

谢选骏指出：无业的痛苦、生存的焦虑，使得马克思对于世界充满了疯狂的心理嫉妒，而这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其心理嫉妒的体现。资本的利润，使他馋涎欲滴，怎么办？凉拌！通过貌似理性的分析，压抑自己的妒火，制造革命的理论！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把你口袋里的钱，拿到我的口袋里！”

【第六十四篇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自我麻痹的体现】

网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部分》报道：

第二手稿（本手稿的前三十九页没有保存下来）

〔私有财产的关系〕

〔……〕〔ＸＬ〕构成他的资本的利息。因此，资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这种情况在工人身上主观地存在着，正像劳动是失去自身的人这种情况在资本身上客观地存在着一样。但是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这种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自己的生存。做为资本，工人的价值按照需求和供给而增长，而且，从肉体上说来，他的存在、他的生命也同其它任何商品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看成是商品的供给。工人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工人，因而工人生产自身，而且人做为工人、做为商品就是这整个运动的产物。人只不过是工人，并且做为工人，他只具有对他是异己的资本所需要的那些人的特性。但是因为资本和工人彼此是异己的，从而处于漠不关心的、外部的和偶然的相互关系中，所以，这种异己性也必然现实地表现出来。因此，资本一但想到－不管是必然地还是任意地想到－不再对工人存在，工人自己对自己说来便不再存在：他没有工作，因而也没有工资，并且因为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存在，所以他就会被人埋葬，会饿死，等等。工人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而他只有当某种资本对他存在的时候，才作为资本存在。资本的存在便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资本的存在以一种他无法干预的方式来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因此，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不知道有处于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他们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有在其它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人、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游荡的幽灵。因此，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工人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死绝的程度。因此，工资就与其它任何生产工具的保养和维修，与资本连同利息的再生产所需要的一般资本的消费，与为了保持车轮运转而加的润滑油，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可见，工资是资本和资本家的必要费用之一，并且不得不超出这个必要的界限。因此，英国工厂主在1834年实行新济贫法以前，把工人靠济贫税得到的社会救济金从他的工资中扣除，并且把这种救济金看作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做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生产不仅把人当作商品、当作商品人、当作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作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工人和资本家的不道德、退化、愚钝。－这种生产的产品是自我意识的和自我活动的商品……商品人……李嘉图、穆勒等人比斯密和扎伊尔进了一大步，他们把人的存在－人生产这种商品的或高或低的生产率－说成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照他们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步是一笔资本养活多少工人，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同样，现代〔ＸＬＩ〕英国国民经济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大进步是，它把劳动提高为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同时十分清楚地揭示了工资和资本利息之间的反比例关系，指出资本家通常只有通过降低工资才能增加收益，反之则降低收益。不是对消费者诈取，而是资本家和工人彼此诈取，才是正常的关系。－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著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是作为劳动，即作为对自身、对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对意识和生命表现说来完全异己的活动的人的活动生产，是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因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人的活动的对象的生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的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性质（因而也丧失了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幻象，甚至连表面上的人的关系也没有了），在这里同一个资本在各种不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是同一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现实内容如何。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到达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

因此，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的又一重大成就是：它指明了地租是最坏耕地的利息和最好耕地的利息之间的差额，揭示了土地所有者的浪漫主意幻想－他的所谓社会重要性和所谓他的利益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而这一点是亚当·斯密继重农学派之后主张过的；它预料到并且准备了这样一个现实的运动：使土地所有者变成极其普通的、平庸的资本家，从而使对立单纯化和尖锐化，并加速这种对立的消灭。这样一来，作为土地的土地，作为地租的地租，就失去自己的等级的差别而变成根本不讲话的，或者毋宁说，只用货币语言来讲话的资本和利息。－资本和土地的差别，利润和地租的差别，这二者和工资的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私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历史的差别，而不是基于事物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历史地形成和产生的一个固定环节。同不动的地产相反，在工业等等中只表现出工业产生的方式以及工业在其中得到发展的那个与农业的对立。这种差别只要在下述情况下就作为特殊种类的劳动，作为一个本质的、重要的、包括全部生活的差别而存在：工业（城市生活）同地产（封建的贵族生活）对立而形成，并且本身通过垄断、行会、同业公会和社团等形式还带有自己对立物的封建性质；而在这些形式的规定内，劳动还具有表面上的社会意义、实际的共同体意义，还没有达到对自己的内容漠不关心以及完全自为的存在的地步，也就是说，还没有从其它一切存在中抽象出来，从而也还没有成为获得行动自由的资本。

〔ＸＬＩＩ〕但是，获得行动自由的、本身有单独构成的工业和获得行动自由的资本是劳动的必然发展。工业对它的对立面的支配立即表现在作为真正工业活动的农业的产生上，而过去农业是把主要工作交给土地和耕种这块土地的奴隶去做的。随着奴隶转化为自由工人即雇佣工人，地主本身便实际上转化为工厂主、资本家、而这种转化最初是通过租地农场主这个中介环节实现的。但是，租地农场主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是土地所有者的公开秘密；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土地所有者才有经济上的存在，才能作为私有者存在，－因为他的土地的地租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的竞争才能获得。因此，地主通过租地农场主本质上已经变成普通的资本家。而这种情况也必然再现实中发生：经营农业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必然要成为地主，或者相反。租地农场主的工业牟利就是土地所有者的工业牟利，因为前者的存在决定后者的存在。

但是，他们回想起对方的产生，回想起自己的来历：土地所有者把资本家看做自己的骄傲起来的、发了财的、昨天的奴隶，并且看出他对自己这个资本家的威胁；而资本家则把土地所有者看作自己游手好闲的、残酷无情的和自私自利的、昨天的主人；他知道土地所有者会使他这个资本家受损害，虽然土地所有者今天的整个社会地位、财产和享受都应归功于工业；资本家把土地所有者看成自由的工业和摆脱任何自然规定的自由的资本的直接对立面。他们之间的这种对立是极其激烈的，并且双方相互揭了真相。只要看一看不动产对动产的攻击和相反的攻击，就对双方的卑鄙行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土地所有者炫耀他的财产的贵族渊源、封建的往昔、怀旧、他的诗意的回忆、他的幻想气质、他的政治上的重要性等等，而如果他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那末他就会说：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同时，他把自己的对手描绘为狡猾的、钻营的、拉人下水的骗子，利欲熏心的出卖灵魂的人；图谋不轨的、没有心干和丧尽天良的、离经叛道和肆意出卖社会利益的投机贩子、高利贷者、牵线人、奴才；花言巧语的马屁经；冷酷无情地制造、培养和鼓吹竞争、贫困和犯罪的、败坏一切社会纲纪的、没有廉耻、没有原则、没有实体、心灵空虚的金钱拐骗者（见其中的重农学派贝尔加斯的著作，对他，卡米尔．德穆兰在自己的杂志《法国革命和布拉班特革命》中曾经严厉地批评过；并见冯．芬克、兰齐措勒、哈勒、利奥[1]、科瑟加顿以及西斯蒙第的著作）。动产也显示工业和运动的奇迹，它是现代之子，现代的嫡子；它可怜自己的对手何一个不理解自己本质（而这完全是对的），想用粗野的、不道德的暴力和农奴制来代替道德的资本和自由的劳动的蠢人；它把他描绘成用正直、诚实、为公共利益服务、坚贞不渝这些假面具来掩盖其缺乏活动能力、贪得无餍的享乐欲、自私自利、斤斤计较和居心不良的唐．吉诃德。它宣布他的对手是诡计多端的垄断者；它用揭底和嘲讽的口气历数他的以罗曼蒂克的城堡为温床的下流、残忍、挥霍、淫逸、寡廉鲜耻、无法无天和大逆不道，来给他的怀旧、他的诗意、他的幻想浇冷水。

〔ＸＬＩＩＩ〕据说，动产已经使人民获得了政治自由，解脱了束缚市民社会的桎梏，把世界联成一体，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粹的道德、温文尔雅的教养；它给人民以文明的需要来代替粗陋的需要，并提供了满足需要的手段；而土地所有者这个游手好闲的、只会捣蛋的粮食奸商则抬高人民最必须的生活数据的价格，从而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而不能提高生产力；因此，土地所有者妨碍国民年收入的增长，阻碍资本的积累，从而减少人民就业和国家增加财富的可能性；最后使这种可能性完全消失，引起普遍的衰退，并且像高利贷一样贪婪地剥削现代文明的一切利益，而没有对它做丝毫贡献，甚至不放弃自己的封建偏见。最后，让土地所有者来看一看自己的租地农场主－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农业和土地本身仅仅作为赐给他的财源而存在，－并且让他说说，他是不是这样一个伪善的、幻想的、狡猾的无赖；不管他以前曾怎样反对工业和商业，也不管他曾怎样絮絮叨叨地数说历史的回忆以及伦理的和政治的目的，他早已在内心深处并且在实际上属于自由的工业和可爱的商业了。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提出替自己辩护的一切，只有用在耕作者（资本家和雇农）身上才是对的，而土地所有者不如说是耕作者的敌人；因此，土地所有者作了不利于自身的论证。据说，没有资本，地产就是死的、无价值的物质。据说，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进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见保罗．路易．古利耶、圣西门、加尼耳、李嘉图、穆勒、麦克库洛赫、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和米歇尔．舍伐利埃的著作。）

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这里插一句）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正如一般说来运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财欲必然战胜享乐欲，公然无节制的、圆滑的、开明的利己主义必然战胜地方的、世故的、呆头呆脑的、懒散的、幻想的、迷信的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它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

那些多少觉察到完成的自由工业、完成的纯粹道德和完成的博爱商业的危险的国家，企图阻止地产变成资本，但是完全白费力气。

与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有地方的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周围世界的纠缠而达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资本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

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各个成份所必定经历的运动是：

第一－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

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后来，他们虽然分离和异化，却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

〔第二〕－二者的对立。它们互相排斥；工人把资本家看作自己的非存在，反过来也是这样；双方都力图剥夺对方的存在。

〔第三〕－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资本＝积累劳动＝劳动。作为这样的东西，资本分解为自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利息又分解为利息和利润。资本家完全成为牺牲品。他沦为工人阶级，正像工人－但是例外地－成为资本家一样。劳动是资本的要素，是资本的费用，因而，工资是资本的牺牲。

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工人本身是资本、商品。

敌对性的相互对立。〔ＸＬＩＩＩ〕

附注

[1]见爱好夸张的老年黑格尔派神学家丰克的著作，他眼含眼泪，引用利奥先生的话说，在废除农奴制时一个奴隶如何不肯不再充当贵族的财产。并见尤斯图斯．莫泽尔的《爱国主义的幻想》，这些幻想的特色是它们一刻也没有超出循规蹈矩的庸人的那种小市民的、“家传的”、平庸的狭隘眼界；虽然如此，它们仍不失为纯粹的幻想。这个矛盾也使这些幻想如此投合德国人的口味。

第三手稿〔国民经济学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

〔Ｉ〕补入第ＸＸＸＶＩ页。－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因而，十分明显，只有那种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亚当·斯密），也就是说，不再认为私有财产仅仅是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的国民经济学，才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这种国民经济是在意识中形成的、私有财产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发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因此，在这种揭示了－在私有制范围内－财富的主体本质的启蒙国民经济学看来，那些认为私有财产对人来说仅仅是对象性的本质的货币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是一些拜物教徒、天主教徒。所以，恩格斯把亚当·斯密叫做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是对的。正像路德承认宗教、信仰为外部世界的本质并以此反对天主教异教一样，正像他把宗教观念变成人的内在本质，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观念一样，正像他把教士移到俗人心中，因而否定了俗人之外的教士一样，由于私有财产体现为人本身，而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因而在人之外并且不依赖于人的财富，也就是只以外在方式来保存和保持的财富被扬弃了，换言之，财富这种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就被扬弃了，但正因为这个缘故，人本身被当成了私有财产的规定，就像在路德那里被当成了宗教的规定一样。因此，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人本身却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以前是人之外的存在、人的实际外化的东西，现在仅仅便成了外化的行为，变成了外在化。因此，如果说上述国民经济学是在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等等的假象下开始，并由于把私有财产转为人自身的本质而能不再束缚于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方性的、民族的等等的规定，从而使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发展起来，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而代之，－那末，国民经济学在它往后的发展过中必定抛弃这种伪善性，而使自己的犬儒主义充分表现出来。它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它不顾这种学说使它陷入的那一切明显的矛盾，更加片面地，因而也是更加明确和彻底地发挥了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然而它表明，这个学说的结论与上述原来的观点相反，是敌视人的；最后，它还致命地打击了私有财产和财富的最后一个个别的、自然的、不依赖于劳动运动存在的形式即地租，打击了这种成了完全经济的东西，因而对国民经济学无法反抗的封建所有的表现。（李嘉图学派。）从斯密经过扎伊尔到李嘉图、穆勒等等，国民经济学的犬儒主义不仅相对地增长了（因为工业所造成的后果在后面这些人面前以更发达和更充满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肯定地说，他们总是自觉地在人的异化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的更远，但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展的更加彻底、更加真实罢了。因为他们把具有活动形式的私有财产变为主体，就是说，既把人变为本质，同时也把作为某种非存在物〔Unwesen〕的人变为本质，所以，现实中的矛盾就完全符合他们视为原则的那个充满矛盾的本质。支离破碎的工业〔ＩＩ〕现实不仅没有推翻，相反地，却证实了他们的自身支离破碎的原则。他们的原则本来就是这种支离破碎状态的原则。

魁奈医生的重农主义学说是从重商主义到亚当·斯密的过渡。重农学派直接是封建所有制在国民经济学上的解体，但正因为如此，它同样直接是封建所有制在国民经济学上的变革、恢复，不过它的语言这时不再是封建的，而且是经济学的了。全部财富被归结为土地和耕作（农业）。土地还不是资本，它还是资本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是它的自然特殊性中并且由于它的这种自然特殊性，才具有意义。但土地毕竟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的要素，而重商主义只承认贵金属是财富的存在。因此，财富的对象、财富的材料立即获得了自然界范围内的最高普遍性，因为它们作为自然界仍然是直接对象性的财富。而土地只有通过劳动、耕种才对人存在。因而，财富的主体本质已经移入劳动中。但农业同时被宣布是唯一的生产的劳动。因此，劳动还不是从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上来理解的，它还是同一种作为它的材料的特殊自然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它还仅仅在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中被认识了。所以，劳动不过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特殊的外化，正像劳动产品还被看作一种特定的－与其说来源于劳动本身，不如说来源于自然界的－财富一样。在这里，土地还被看作不依赖于人的自然存在，还没有被看作资本，也就是说，还没有被看作劳动本身的要素。相反地，劳动却表现为土地的要素。但是，因为这里把过去的仅仅作为对象存在的外部财富的拜物教归结为一种极其简单的自然要素，而且已经承认－虽然只是部分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承认－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的存在，所以，认识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人们向重农学派证明，从经济学观点即唯一合理的观点来看，农业同其它一切生产部门毫无区别，因而，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

重农学派既然把劳动宣布为财富的本质，也就否定了特殊的、外在的、仅仅是对象性的财富。但是，在重农学派看来，劳动首先只是地产的主体本质（重农学派是以那种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并得到公认的财产作为出发点的）；他们认为，只有地产才成为外化的人。他们既然把生产（农业）说成是地产的本质，也就消除了地产的封建性质；但由于他们宣布农业是唯一的生产，他们对工业世界持否定态度，并且承认封建制度。

十分明显，那种与地产相对立的、即作为工业而确立下来的工业的主体本质一旦被理解，那末，这种本质就同时也包含着自己的那个对立面。因为正像工业包含着已被扬弃的地产一样，工业的主体本质也同时包含着地产的主体本质。

地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而工业在历史上最初仅仅作为财产的一个特殊种类与地产相对立，或者不如说它是地产的被释放了的奴隶，同样，在科学地理解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即劳动时，这一过程也在重演。而劳动起初只作为农业劳动出现，然后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承认。

〔ＩＩＩ〕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

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

〔共产主义〕

补入第ＸＸＸＩＸ页。－但是，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进一步的运动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所以它还不表现为私有财产本身规定的对立。但是，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作为上述对立发展到矛盾状态的、因而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形式的私有财产。

补入同一页。－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最初，对私有财产只是从它的客体方面来考察，－但劳动仍然被看成它的本质。因此，它的存在方式就是“本身“应被消灭的资本（蒲鲁东）。或者，劳动的特殊方式，即划一的、分散的因而是不自由的劳动，被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有害性和它同人相异化的存在的根源－傅立叶，他和重农学派一样，也把农业劳动看成至少是最好的劳动，而圣西门则相反，他把工业劳动本身说成本质，因此他渴望工业家独占统治和改善工人状况。最后，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开始对它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出现。共产主义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因而共产主义

（1）在它的最初的形式中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这样的共产主义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首先，物质的财产对它的统治那么厉害，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式把才能等等舍弃。在它看来，质的直接占有是生存和存在的唯一目的；工人这个范畴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整个社会同实物世界的关系；最后，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这个运动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用公妻制（也就是把妇女变成公有的和共有的财产）来反对婚姻（它确实是一种排它性的私有财产的形式）。人们可以说，公妻制这种思想暴露了这个完全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的秘密，正像妇女从婚姻转向普遍卖淫[1]一样，财富即人的对象性的本质的整个世界也从它同私有者的排它性的婚姻关系转向它同整个社会的普遍卖淫关系。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一切私有财产，就它本身来说，至少都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化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个忌妒和这种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它具有一个特定的、有限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要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ＩＶ〕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

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即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支付的工资的平等。这种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劳动是每个人的本分，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

拿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品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因为这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以及在对直接的、自然的、类的关系的理解方式上，都毫不含糊地、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地表现出来的。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关于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或者自然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具有的人的本质。因而，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发展程度。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自然。这种关系还表明，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需要，也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

由此可见，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积极的扬弃，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想把自己作为积极的共同体确定下来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2）共产主义（ａ）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ｂ）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把自己理解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它还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理解需要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

（3）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Ｖ〕因此，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而上述未完成的共产主义从个别的同私有财产相对立的历史形式中为自己寻找历史的证明，从现存的事物中寻找证明，同时从运动中抽出个别环节（卡贝、维尔加尔德尔等人尤其喜欢卖弄这一套），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历史的纯种的证明固定下来；但是它这样做恰好证明：历史运动的绝大部分是同它的论断相矛盾的，如果说它曾经存在过，那末它的这种过去的存在恰恰反驳了对本质的奢求。

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

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和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人内心深处的意识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则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不言而喻，在不同的民族那里，这一运动从哪个领域开始，这要看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公认的生活主要是在意识领域中还是外部世界中进行，这种生活更多地是观念的生活还是现实的生活。共产主义就是从无神论开始的（欧文），而无神论最初还远不是共产主义；那种无神论毋宁说还是一个抽象。所以，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

我们已经看到，在被积极扬弃的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但是，同样，无论劳动的材料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并且二者必须是出发点，私有财产的历史必然性就在于此）。因此，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ＶＩ〕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决不仅仅存在于直接共同的活动和直接共同的享受这种形式中，虽然共同的活动和共同的享受，即直接通过同别人的实际交往表现出来和得到确证的那种活动和享受，在社会性的上述直接表现以这种活动或这种享受的内容本身为根据并且符合其本性的地方都会出现。

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

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而在今天，普遍意识是现实主义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因此，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本身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

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它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各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

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反之，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认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

因此，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感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

可见，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

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无情的胜利，并且似乎是同它们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而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迟早要死的。

（4）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所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ＩＶＩＩ〕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2]，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

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们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

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这个存在物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他才能从自身产生出他的内在丰富性。（关于拥有这个范畴，见《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论文。）

因此，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客体上都便成人的。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变成了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却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3]，反过来也是这样。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

同样，别人的感觉和享受也形成了我自己的占有。因此，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例如，直接同别人交往的活动等等，成了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

不言而喻，人的眼睛和野性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人的耳朵和野性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如此等等。

我们知道，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

因此，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不同于耳朵的对象。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ＶＩＩＩ〕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中肯定自己。

另一方面，即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份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说来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说，这种饮食与动物的饮食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

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生成中的社会发现这种形式所需的全部材料；同样，生成了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

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

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有用性这种外在关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性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ＩＸ〕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们可以把这种工业看成是上述普遍运动的一部份，正像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看成是工业的一个特殊部份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份，那末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如果科学从人的活动的如此广泛的丰富性中只知道那种可以用“需要“、“一般需要“！的话来表达的东西，那末人们对于这种高傲地撇开人的劳动的这一巨大部分而不感觉自身不足的科学究竟应该怎样想呢？

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末，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

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做准备的发展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份。自然科学往后将包含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Ｘ〕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说来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地就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另一个人，才对他本身说来是人的感性。但是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

（5）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的泉源，那末，我就完全靠别人的恩典为生；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创造，那末，我的生活就必定在我之外有这样一个根源。所以，创造是一个很难从人民意识中排除的观念。自然界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对人民意识来说是不能理解的，因为这种存在是同实际生活的一切明摆着的事实相矛盾的。

大地创造说，受到了地球构造学（即说明地球的形成、生成是一个过程、一种自我产生的科学）的致命打击。自然发生说是对创世说的唯一实际的驳斥。

对个别人说说亚理士多德已经说过的下面这句话，当然是容易的：你是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生出来的；这就是说，在你身上，两个人的性的结合即人的类行为生产了人。因而，你看到，人的肉体的存在也要归功于人。所以，你应该不是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无限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你会进一步发问：谁生出了我的父亲？谁生出了他的祖父？等等。你还应该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可以直接感觉到的循环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但是你会回答说：我承认这个循环运动，那末你也要承认那个无限的过程，这过程使我不断追问，直到提出谁产生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这一问题。我只能对你做如下的回答：你的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请你问一下自己，你是怎样想到这个问题的；请你问一下自己，你的问题是不是来自一个因为荒谬而使我无法回答的观点。请你问一下自己，那个无限的过程本身对理性的思维说来是否存在。既然你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那末你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假定它们是不存在的，然而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那我就对你说：放弃你的抽象，那末你也就放弃你的问题，或者，你要坚持自己的抽象，那末你就要贯彻到底，如果你设想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ＸＩ〕那末你就要设想你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你自己也是自然界和人。不要那样想，也不要那样向我提问，因为你一旦那样想，那样提问，你就会把自然界和人的存在抽象掉，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许你是一个假定一切都不存在，而自己却想存在的利己主义者吧？

你可能反驳我说：我并不想假定自然界是不存在的；我是问你自然界是如何产生的，正像我问解剖学家骨骼如何形成等等一样。

但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而肯定人的存在；但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已经不在需要这样的中介；它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认识开始的。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

〔需要、生产和分工〕

〔ＸＩＶ〕（7）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在私有制范围内，这一切却具有相反的意义。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人作为人越来越贫穷，他为了占有敌对的本质越来越需要货币，而他的货币的力量恰恰同产品数量成反比，也就是说，他的贫穷随着货币的权力的增加而日益增长。－因此，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货币的数量越来越成为货币的唯一强有力的属性；正像货币把任何本质都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货币也在它自身的运动中把自身归结为数量的本质。无限制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

甚至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一点部份地表现在：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成为非人的、过分精致的、非自然的和臆想出来的欲望的机敏的和总是精打细算的奴隶。私有制不能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它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奇想、怪想；没有一个宦官不是下贱第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痲痹了的享乐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下贱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的按基督教较一说来应该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个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诱骗他的人的本质即他的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把苍蝇诱向黏竿的弱点；对社会的、人的本质的普遍剥削，正像人的每一个缺陷一样，是同天国连结的一个纽带，是使僧侣能够接近人心的途径；每一个急难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来接近自己的邻人并且向他说：亲爱的朋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而必不可缺的条件，你是知道的；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写字据，你也是知道的；既然我给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敲诈你一下），－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最下流的意念，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的服务付报酬。

这种异化也部份地表现在：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数据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产相反意义上的自身。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他不能踏踏实实地住在这洞穴中，彷佛它是一个每天都可能从它身旁脱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ＸＶ〕交不起房租，他就每天都可能被赶出洞穴。工人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明亮的居室，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说来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人类劳动的最粗陋的方式（和工具）又重新出现了；例如，罗马奴隶的踏车又成了许多英国工人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人不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动物的需要。爱尔兰人只知道一种需要，就是吃的需要，而且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破烂马铃薯，最坏的马铃薯。但是，在英国和法国的每一个工业城市中都有一个小爱尔兰。连野蛮人、动物都还有猎捕、运动等等的需要，有和同类交往的需要！－机器劳动的简单化，被利用来把完全没有发育成熟的、正在成长的人即儿童变成工人，正像工人变成无人照管的儿童一样。机器适应着人的软弱性，以便把软弱的人变成机器。

诚然，在国民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争论。一方（罗德戴尔、马尔萨斯等）推崇奢侈而咒骂节约；另一方（扎伊尔、李嘉图等）则推崇节约而咒骂奢侈。但是，前者承认，他要求奢侈是为了生产出劳动即绝对的节约；而后者承认，他推崇节约是为了生产出财富即奢侈。前者沈湎于浪漫主义的幻想，认为不应仅仅由发财欲决定富者的消费，并且当他把挥霍直接当作发财致富的手段时，他是跟他自己的规律相矛盾的。因此，后者极其严肃而详尽地向前者证明，通过挥霍我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我的财产。后者假意不承认，正是一时的兴趣和念头决定生产；他忘记了“考究的需要“，忘记了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忘记了只有通过竞争，生产才必变得日益全面、日益奢侈；他忘记了，按照他的理论，使用决定物的价值，而时兴决定使用；他希望仅仅生产“有用的东西“，但他忘记了生产过多的有用的东西就会生产出过多的无用的人口。双方都忘记了，挥霍和节约，奢侈和困苦，富有和贫穷是等同的。

而且，如果你希望按照经济学办事，并且不愿毁于幻想，那末你不应当在你的直接的感觉，如吃等等方面节省，而且应当在热心公益、同情、信任等等这一切方面节省。

〔ＸＶＩＩ〕〔……〕都把异化的本质活动的特殊范围固定下来，并且每一个领域都同另一种异化保持着异化的关系。例如，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责备李嘉图撇开了道德。但是，李嘉图使国民经济用它自己的语言说话。如果说这种语言不合乎道德，那末这不是李嘉图的过错。当米歇尔·舍伐利埃讲道德的时候，他撇开了国民经济学；而当他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时候，他又必然实际上撇开了道德。如果国民经济学同道德的关系不是任意的、偶然的因而无根据的和不科学的，如果这种关系不是装装样子的，而是被设想为本质的，那末它就只能是国民经济学规律同道德的关系；如果事实上并非如此，或者恰恰出现相反的情况，那末这难道是李嘉图的过错吗？何况，国民经济学和道德之间的对立本身不过是一种假象，它既是对立，同时又不是对立。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着道德规律。

生产对富人所具有的意义，明显地表现再生产对穷人所具有的意义中；这对于上层来说总是表现得精致、隐密、含糊、是假象；而对于下层来说则表现得粗陋、露骨、坦率、是本质。工人的粗陋的需要与富人的考究的需要相比是一个大的多的收入来源。伦敦的地下室给房产主带来的收入比宫殿带来的更多，也就是说，地下室对房产主来说是更大的财富，因而，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更大的社会财富。

正像工业利用考究的需要进行投机一样，工业也利用粗陋的需要，而且是人为地造成的粗陋的需要进行投机。因此，对于这种粗陋的需要来说，自我麻醉，这种表面的对需要的满足，这种在需要的粗陋野蛮性中的文明，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因此，英国的酒店是私有制的明显的象征。酒店的奢侈表明工业的奢侈和财富对人的真正的关系。因此，酒店理所当然地是人民唯一的至少受到英国警察从宽对待的星期日娱乐。〔ＸＶＩＩ〕

〔ＸＶＩＩＩ〕我们已经看到，国民经济学家怎样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确定劳动和资本的统一：（1）资本是积累劳动；（2）资本在生产中的使命－部份地是连同利润的资本再生产，部份地作为原料（劳动材料）的资本，部份地作为本身工作着的工具（机器－直接与劳动等同的资本）－就在于生产劳动；（3）工人是资本（4）工资属于资本的费用；（5）对工人来说，劳动是他的生命资本的再生产；（6）对资本家来说，劳动是他的资本的活动的要素。

最后，（7）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和资本的原初统一假定为资本家和工人的统一；这是一种天堂般的原始状态。这两个要素〔ＸＩＸ〕如何作为两个人而互相对立，这对国民经济学家来说是一种偶然的、因而只应用于外部原因来说明的事情（见穆勒）

那些仍然被贵金属的感性光辉眩惑，因而仍然是金属货币的拜物教徒的民族，还不是完全的货币民族。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对立。－例如，在拜物教上就可看出，理论难题的解决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识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意识，因为他的感性存在还是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存在。只要人对自然界的感觉，自然界的人的感觉，因而也是人的自然感觉还没有被人本身的劳动创造出来，那末，感觉和精神之间的抽象的敌对就是必然的。

平等不过是德国人的公式“自我＝自我“译成法国语言即政治语言罢了。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这同德国人把人理解为普遍的自我意识，以此来论证共产主义，是一回事。不言而喻，异化的扬弃总是从作为统治力量的异化形式出发：在德国是自我意识，在法国由于政治的原因是平等，在英国是现实的、物质的、仅仅以自身来衡量自身的实际需要。对于蒲鲁东应该从这一点出发来加以批判和承认。

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本身－因为它是否定的否定－称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而这种占有是以否定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因而还不是真正的、从自身开始的肯定，而只是从私有财产开始的肯定，〔……〕人的生命的现实的异化仍在发生，而且人们越意识到它是异化，它就越成为更大的异化；所以，它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实际实现才能完成。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个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困而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把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历史运动的局限性和目的，并有了超越历史运动的觉悟这一点，看作是现实的进步。

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的目的首先是学说、宣传等等。但是同时，他们也因此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或连络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说来已经足够了；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结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初人类崇高精神之光。

因此，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奢侈和节约的争论，不过是已弄清了财富本质的国民经济学同还沈湎于浪漫主义的反工业的回忆的国民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但是双方都不善于把争论的对象用简单的词句表达出来，因而双方相持不下。〔ＸＸＩ〕

〔ＸＸＸＩＶ〕其次，地租作为地租已经被推翻了，因为现代国民经济学与断言土地所有者是唯一真正的生产者的重农学派相反，证明土地所有者本身倒是唯一的完全不生产的食利者。农业是资本家的事情，资本家只要能够从农业上有希望得到通常的利润，他就会把自己的资本投入这个用途。因此，重农学派所谓土地所有者作为唯一生产的所有者应当单独支付国税，从而也只有他们有权表决国税并参与国事这样的论点就变为相反的论断，即地租税是对非生产收入征收的单一税，因而也是无损于国民生产的单一税。显然，这样理解，土地所有者的政治特权就再也不可能从他们是主要纳税人这一事实得出来了。

凡是蒲鲁东认为是劳动反对资本的运动的东西，都不过是具有资本形式即工业资本形式的劳动反对那种不是作为资本即不是以工业方式来消费的资本的运动。而且，这一运动正沿着胜利的道路即工业资本胜利的道路前进。－因此，我们知道，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同时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性质。

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是资产阶级社会，在这里任何人都是各种需要的整体，〔ＸＸＸＶ〕并且就人人互为手段而言，个人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为他而存在。正像政治家议论人权时那样，国民经济学家也把一切归结为人，即归结为被他抹煞了一切特性从而只看成资本家或工人的个人。

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换言之，因为劳动不过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不过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异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

关于分工的本质－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也就是关于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这种异化的和外化的形式，国民经济学家们是讲得极不明确和自相矛盾的。

亚当·斯密：

“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它是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这种倾向缓慢而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交换倾向或许是运用理性和语言的必然结果。它为一切人所共有，而在任何动物中间是找不到的。动物一旦成长，就完全独立生活。人则经常需要别人的帮助，如果他单单指望别人发善心给以帮助，那是徒劳的。如果他能求助于他们的个人利益，并他们相信，他希望他们为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这样就可靠的多了。在向他人求助的时候，我们不是求助于他们的人性，而是求助于他们的利己主义。我们对他们决不说我们有需要，而总是说对他们有利。－这样一来，因为我们互相需要的服务大部分是通过交换、交易、买卖获得的，所以最初产生分工的也正是这种交换倾向。例如，在狩猎或游牧部落中，有个人制造弓矢比其它人又迅速、又精巧。他往往用自己制造的这些产品去同自己部落的人交换家畜和野味。他很快发觉，他用这种方法可以比他自己亲自去狩猎得到更多东西。因此，他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就把制造弓等等当作自己的主要业务。个人天赋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人如果没有交换和交易的倾向，那末每个人就会不得不亲自生产一切生活必需品和方便品。一切人都将不得不做同样的日常工作，那末，唯一能造成才能上的巨大差别的职业上的巨大差别就不会存在。正像这种交换倾向造成人们才能上的差别一样，这同一个倾向也使这种差别成为有益的。许多同类但不同种的动物，它们在天生资质上的差别比人类在没有受过教育以前天生资质上的差别要显着的多。就天赋的才能和智慧来说，哲学家和搬运夫之间的差别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猎犬和鹑猎犬之间、鹑猎犬和牧羊犬之间的差别要小的多。可是这些不同的动物，尽管是同类，彼此却几乎无法利用。家犬虽然能力大，〔ＸＸＸＶＩ〕却不能辅以猎犬的敏捷，等等。由于缺乏交易和交换的能力或倾向，这些不同的天赋和不同程度的智力活动不能汇集在一起，因而丝毫不能增进同类的幸福和便利。每个动物都必须独立生活和保卫自己；自然给予动物各种各样的能力，动物却不能由此得到丝毫好处。相反，人的各种极不相同的才能则能交相为用，因为依靠交换和交易这种普遍倾向，他们的不同才能的不同产品汇集成好像一个共同的资源，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中购买别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份。因为交换这种倾向产生了分工，所以这种分工的发展过程总是受交换能力，换句话说，受市场的大小限制。如果市场非常狭小，那就不会鼓励人们完全致力于某一种职业，因为他不能用他本身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产品的剩余部份，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份……“在文明状态中，“每个人都靠交换来生活，并成为一种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说也成为商业社会。＜见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社会是一系列的相互交换；商业就是社会的整个本质“＞……资本的积累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增长，反之亦然。“

以上是亚当·斯密说的。

“如果每个家庭都生产它所需的全部消费品，那末社会在不实行任何交换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存在了。－虽然交换不是社会的基础，但在我们的文明的社会状态中不能没有它。－分工是对人力的巧妙运用；分工可以增加社会产品，增进社会威力和社会的享受，但是它限制单个人的能力并使之退化。－没有交换就不可能有生产。“

以上是让·巴·扎伊尔说的。

“人生来就有的力量，就是他的智力和他从事劳动的身体素质。而来源于社会状态的力量，就是分工的能力和在不同的人中间分配不同工作的能力……就是交换相互服务和交换构成生活数据的各种产品的能力。促使一个人为别人服务的动机是利己心，因为他要求得到为别人服务的报酬。－排他性的私有财产的权力是人们之间进行交换的必要条件。““交换和分工是互相制约的。“

这是斯卡尔贝克说的。

穆勒把发达的交换即商业说成是分工的结果：

“人的活动可以归结为极简单的要素。实际上，人能做的不过是生产出运动；他能够移动物品，〔ＸＸＸＶＩＩ〕使它们相互离开或相互接近；其余的事情则由物质的特性来完成。人们在使用劳力和机器时常常发现，把互相妨碍的操作分开并把一切能以某种方式相辅相成的操作结合起来，通过这样巧妙的分配，就可以加强效果。一般地说，人们不能以从事少数几项操作所练出来的速度和技巧来从事多项不同操作。因此，尽可能地限制每个人的操作项目，总是有利的，－为了最有利地进行分工以及分配人力和机器利，在多数情况下，必须从事大规模生产，换句话说，必须大批地生产财富。这种好处是促使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有少数在有利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种大制造业，往往不仅向一个国家，而且向几个国家，按照所要求的数量，供应它们所生产的产品。“

这是穆勒说的。

但是，全部现代国民经济学都一致同意：分工同生产的丰富，分工同资本的积累是相互制约的；只有自由放任的私有财产才能创造出最有利的和无所不包的分工。

亚当·斯密的论述可以归纳如下：

分工给劳动以无限的生产能力。它起源于人所特有的交换和交易的倾向，这种倾向大概不是偶然的，而是运用理性和语言的结果。进行交换的人们的动机不是人性而是利己主义。人的才能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即交换的原因，不如说是它的结果。只有交换才能使这种差别成为有益的。同类而不同种的动物的特性的天生差别比人的禀赋和活动的差别显着的多。但是因为动物不能从事交换，所以同类而不同种的动物所具有的不同特性，不能给任何动物个体带来任何好处。动物不能把同类的不同特性汇集起来；它们不能为同类的共同利益和方便做出任何贡献。人则不同，各种各样的才能和活动方式可以相互利用，因为人能够把各种不同的产品汇集成一个共同的资源，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购买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分工是从交换的倾向产生的，所以分工依交换、市场的规模大小而发展或受到限制。在文明状态中，每个人都是商人，而社会则是商业社会。

扎伊尔把交换看成偶然的、非基本的东西。社会没有交换也可以存在。在文明的社会状态中，交换才成为必要的。但是，没有交换不可能有生产。分工对于创造社会财富来说是一个方便的、有用的手段，是人力的巧妙运用，但是它使每一单个人的能力退化。最后这个意见是扎伊尔的进步。

斯卡尔贝克把个人的、人生来就有的力量即智力和从事劳动的身体素质，同来源于社会的力量，即相互制约的交换和分工区别开来。但是私有财产是交换的必要前提。在这里，斯卡尔贝克用客观的形式表述了斯密、扎伊尔、李嘉图等人所说的东西，因为斯密等人指出利己主义、私人利益是交换的基础，并把买卖称为交换的本质的和适合的形式。

穆勒把商业说成是分工的结果。他认为，人的活动可归结为机械的运动。分工和采用机器可以促进生产的丰富。委托给每个人的操作范围应尽可能小。分工和采用机器也决定着财富的大量生产即生产的集中。这是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

〔ＸＸＸＶＩＩＩ〕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类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

说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等于说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国民经济学不能证明这个论断而我们则愿意替他证明。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

分工和交换是这样的两个现象，国民经济学在考察它们时炫耀自己的科学的社会性，同时也无意中说出了他的科学所包含的矛盾，即依靠非社会的特殊利益来论证社会。

我们应当考察下述各个要素：

第一，交换的倾向－国民经济学认为利己主义是它的基础－被看作分工的原因或分工的相互作用的因素。扎伊尔认为交换对于社会的本质来说不是什么基本的东西。用分工和交换来说明财富、生产。分工使个人活动贫乏和退化。交换和分工被认为是产生人的才能的巨大差别的原因，而这种差别又由交换而成为有益的。斯卡尔贝克把人的生产的本质力量或者说生产性的本质力量分为两部份：（1）个人的、他所固有的力量，即他的智力和从事一定劳动的特殊素质或能力；（2）来源于社会而不是来源于现实个人的力量，即分工和交换。－其次：分工受市场的限制。－人的劳动是简单的机械的运动；最主要的事情由对象的物质特性去完成。－分配给每一个人的操作应当尽可能少。－劳动的划分和资本的积聚，个人生产的无效果和财富的大量生产。－自由的私有财产对于分工的意义。

〔货币〕

〔ＸＬＩ〕如果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在〔狭隘〕意义上的人本学的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如果感觉、激情等等仅仅通过它们的对象对它们感性地存在这一事实而现实地肯定自己，那末，不言而喻的是：（1）它们的肯定方式绝不是同样的，相反，不同的肯定方式构成它们的存在、它们的生命的特殊性；对象以怎样的方式构成它们的存在，这就是它们的享受的特有方式；（2）如果感性的肯定是对采取独立形态的对象的直接扬弃（如吃、喝、对象的加工、等等），那末这也就是对象的肯定，（3）只要人是人的，因而他的感觉也是人的，那么对象为他人所肯定，这同样是他自己的享受；（4）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才能在总体上、合乎人性地实现；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5）如果撇开私有财产的异化，那末私有财产的意义就在于本质的对象——既作为享受的对象，又作为活动的对象——对人的存在。

货币，因为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这种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所以它被当成万能之物。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数据之间的牵线人。但是在我和我的生活之间充当媒介的那个东西，也在我和他人为我的存在之间充当媒介。对我来说他人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诨话！你的脚，你的手，

你的屁股，你的头，这当然是你的所有；

但假如我能够巧妙地使用，

难道不就等于是我的所有？

我假如出钱买了六匹马儿，

这马儿的力量难道不是我的？

我驾驭着它们真是威武堂堂，真好像我生就二十四只脚一样。”

歌德《浮士德》（靡菲斯特斐勒斯的话）

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说：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不，天神们啊，

我不是无聊的拜金客……

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

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

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

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壮士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

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作新娘，

即使她的尊容会使那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

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

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

你惯会在乱七八糟的列国之间挑起纷争。”

并且下面又说：

“啊，你可爱的杀手，

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

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开！

你灿烂的奸夫，

淫污了纯洁的婚床！

你勇敢的玛尔斯！

你永远年轻韶秀，永远被人爱恋的娇美的情郎，

你的羞颜可以融化了黛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

你有形的神明，

你会使冰炭化为胶漆，仇敌互相亲吻！

〔ＸＬＩＩ〕为了不同的目的，

你会说任何的方言！

你动人心坎的宝物啊！

你的那些奴隶，那些人类，要造反了，

快快运用你的法力，让他们互相砍杀，

留下这个世界来给兽类统治吧！”

莎士比亚把货币的本质描绘的十分出色。为了理解他，我们首先从解释歌德那几行诗句开始。

依靠货币而对我存在的东西，我能付钱的东西，即货币能购买的东西，就是我－货币持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这绝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是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就我的个人特点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还使我不必为成为不诚实的人伤脑筋。所以我事先就被认定是诚实的。我是没有头脑的，但货币是万物的实际的头脑，货币持有者又怎么会没有头脑呢？既然我能够凭借货币得到人心所渴望的一切东西，那我不是具有人的一切能力了吗？这样，我的货币不是就把我的种种无能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了吗？

如果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把我同社会，把我同自然界和人们连结起来的纽带，那么货币难道不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吗？它难道不能够解开和系紧任何纽带吗？因此，它难道不也是普遍的离间手段吗？它既是道道地地的使人分离的“辅币“，也是道道地地的结合手段；它是社会的〔……〕化合力。

莎士比亚特别强调了货币的两个特性：

（1）它是有形的神明，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使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它能使冰炭化为胶漆。

（2）它是人尽可夫的娼妇，是人们和各民族的普遍牵线人。

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

凡是我做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依靠货币都能做到。因而货币把每一种本质力量都变成它本来所不是的那个东西，即变成它的对立物。

当我想要食物或者因我身体不佳，不能步行，想坐邮车的时候，货币就使我获得食物和邮车，这就是说，它把我的愿望从观念的东西，从它们的想象的、表象的、期望的存在，转化成它们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从观念转化成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成现实的存在。作为这样的媒介，货币是真正的创造力。

当然，没有货币的人也有需求，但它的需要只是一种观念的东西，它对我、对第三者、对另一个人〔ＸＬＩＩＩ〕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不存在的，因而对于我依然是非现实的，无对象的。以货币为基础的有效的需求和以我的需要、我的激情、我的愿望等等为基础的无效的要求之间的差别，是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是只在我心中存在的观念和那作为现实对象在我之外对我存在的观念之间的差别。

如果我没有供旅行用的货币，那末我也就没有旅行的需要，也就是说，没有现实的和可以实现的旅行的需要。如果我有进行研究的本领，而没有进行研究的货币，那末我也就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即没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真正的本领。相反地，如果我实际上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但我有愿望和货币，那末我也就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本领。货币是一种外在的、并非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产生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它把现实的、人的和自然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想；另一方面，同样地把现实的不完善性和幻想，个人的实际上无力的、只在个人想象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因此，仅仅按照这个规定，货币就已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

其次，对于个人和对于那些以独立本质自居的、社会的和其它的联系，货币也是作为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出现的。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

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

谁能买到勇气，谁就是勇敢的，即使他是胆小鬼。因为货币所交换的不是特定的性质，不是特定的事物或特定的人的本质力量，而是人的、自然的整个对象世界，所以，从货币持有者的观点看来，货币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它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或对象相交换，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

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末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同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末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ＸＬＩＩＩ〕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ＸＩ〕（6）在这一部份，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证，对黑格尔辩证法，特别是《现象学》和《逻辑学》中的有关叙述，以及最后对最近的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作一些说明，也许是适当的。

现代德国的批判，着意研究旧世界的内容，而且批判的发展完全拘泥于所批判的材料，以致对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度，同时，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对于现代的批判同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是如此缺乏认识，以致像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这样的批判家——前者是完完全全地，后者在自己的《复类福音作者》中（与施特劳斯相反，它在这里用抽象的人的“自我意识“代替了“抽象的自然界“的实体），甚至在《基督教真相》中，至少有可能完全地——仍然拘泥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例如《基督教真相》一书中说︰

“自我意识设定世界、设定差别，并且在它所创造的东西中创造自身，因为它重新扬弃了它的创造物同它自身的差别。因为它只是在创造活动中和运动中才是自己本身，——这个自我意识在这个运动中似乎就没有自己的目的了“，等等。或者说：“他们〈法国唯物主义者〉还未能看到，宇宙的运动只有作为自我意识的运动，才能实际成为自为的运动，从而达到同自身的统一。”

这些说法连语言上都和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区别，而且毋宁说是在逐字逐句重述黑格尔的观点。

〔ＸＩＩ〕鲍威尔在他的《自由的正义事业》一书中对格鲁培先生提出的“那末逻辑学家的情况如何呢？”这一唐突的问题避而不答，却让他去问未来的批评家。这表明，鲍威尔在进行批判活动（鲍威尔《复类福音作者》）时对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是多么缺乏认识，而且在物质的批判活动之后也缺乏这种认识。

但是即使在现在，在费尔巴哈既在收入《轶文集》的《纲要》中，也更详细地在《未来哲学》中从根本上推翻了旧的辩证法和哲学之后；在不能完成这一事业的上述批判，反而认为这一切事业已经完成，并且自封为纯粹的、坚决的、绝对的、洞察一切的批判之后；在批判以唯灵论的狂妄自大态度把整个历史运动归结为其余的世界（它把这个世界与它自身对立起来而归入“群众”这一范畴）和它自身的关系，并且把一切独断的对立销融于它自身的聪明和世界的愚蠢之间、批判的基督和作为“群氓”的人类之间的一个独断的对立中之后；在批判每日每时以群众的愚钝来证明它本身的超群出众之后；在批判最后宣告批判的末日审判，宣称这样一天——那时整个正在堕落的人类将集合在批判面前，由批判加以分类，而每一人类都将得到一份贫困证明书——即将来临之后；在批判于报刊上宣布它既对人的感觉有对它自己独标一格地君临其上的世界具有优越性，而且不时从它那讥讽的嘴唇发出奥林帕斯诸神的哄笑声之后，——在以批判的形式消逝着的唯心主义（青年黑格尔主义）做出这一切滑稽可笑的动作之后，这种唯心主义甚至丝毫没有暗示现在已经到了同自己的母亲，即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画出界限的时候，甚至也〔丝毫〕未能表明它对费尔巴哈辩证法的批判态度。这是对自身持完全非批判的态度。

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就哲学。费尔巴哈成就的伟大以及他把这种成就贡献给世界时所表现的那种谦虚的纯朴，同批判所持的相反的态度恰成惊人的对照。

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

（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考加以阐述的宗教，不过是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从而，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

（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

（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已自身为基础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的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

费尔巴哈这样解释了黑格尔辩证法（从而论证了要从肯定的东西，即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

黑格尔从异化出发（在逻辑上就是从无限的东西、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从实体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

第二，他扬弃了无限的东西，设定了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特殊的东西（哲学，对宗教和神学的扬弃）。

第三，他重新扬弃了肯定的东西，恢复了抽象、无限的东西。宗教和神学的恢复。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作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

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或自我肯定和自我确证，被认为是对自身还不能确信，因而自身还受对立面影响的、对自身怀疑因而需要证明的肯定，即被认为是还没有用自己的存在证明自身的、还没有被承认的〔ＸＩＩＩ〕肯定；可见，感觉确定的、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是同这种肯定直接地而非间接地对立着的。[4]

但是，由于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发生的历史。

我们既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的抽象形式，也要说明这一和现代的批判相反的运动，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所描述的同一过程的区别；或者更正确地说，要说明这一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形式。

现在看一看黑格尔的体系。必须从黑格尔的《现象学》即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

现象学

（Ａ）自我意识。

Ⅰ．意识。（α）感性确定性，或“这一个”和意谓。（β）知觉，或具有特性的事物和幻觉。（γ）力和知性，现象和超感觉世界。

Ⅱ．自我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ａ）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和非独立性，主人和奴隶（ｂ）自我意识的自由。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苦恼的意识。

Ⅲ．理性。理性的确定性和真理。（ａ）观察的理性；对自然界和自我的意识的观察。（ｂ）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自身来实现。快乐和必然性。心的规律和自大狂。德行和世道。（ｃ）自在和自为地实在的个性。精神的动物界和欺骗，或事情本身。立法的理性。审核法律的理性。

（Ｂ）精神。

Ⅰ．真的精神；伦理。Ⅱ．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养。Ⅲ．确定自身的精神，道德。

（Ｃ）宗教。自然宗教，艺术宗教，启示宗教。

（Ｄ）绝对知识。

因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话；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考理解，即抽象地理解自身话的、异化的宇宙精神。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的、因而是非现实的本质，——是外化的因而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即抽象思维。——这种抽象思维的外在性就是……自然界，就像自然界对这种抽象思维所表现的那样。自然界对抽象思维说来是外在的，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而抽象思维也是外在地把自然界作为抽象的思想来理解，然而是作为外化的、抽象的思维来理解。——最后，精神，这个回到自己的诞生地的思维，这种思维在它终于发现自己和肯定自己就是绝对知识，因而就是绝对的即抽象的精神之前，在它获得自己的自觉的、与自身相符合的存在之前，它作为人类学的、现象学的、心理学的、伦理的、艺术的、宗教的精神，总还不是自身，因为它的现实存在就是抽象。

黑格尔有双重错误。

第一个错误在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现象学》中表现的最为明显。例如，当他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时，这只是就它们的思想形式而言。它们是思想的本质，因而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因此，整个运动是以绝对知识结束的。这些从对象中异化出来的并且以现实性自居而与之对立的，恰恰是抽象的思维。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ＸＶＩＩ〕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因而，异化——它从而构成这种外化的以及这种外化之扬弃的真正意义——是在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也就是抽象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其它一切对立及其运动，不过是这种唯一有意义的对立的外观、外壳、公开形式，这些对立构成其它世俗对立的意义。在这里，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同自身对立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并且同抽象思维对立的对象化，被当作异化的被设定的和应该扬弃的本质。

〔ＸＶＩＩＩ〕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因此，在《现象学》中，尽管已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尽管实际上已包含着那种往往早在后来发展之前就有的批判，黑格尔晚期著作的那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现有经验在哲学上的分解和恢复——已经已一种潜在的方式，作为萌芽、潜能和秘密存在着了。其次，因此，要求把对象世界归还给人——例如，有这样一种理解︰感性意识不是抽象感性的意识，而是人的感性的意识；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人的对象化的异化的现实，是客体化的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的现实；因而，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通向真正的人的现实的道路，——这种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占有或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在黑格尔那里是这样表现的：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质，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能思维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自然界的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的产品——的人性。就表现在它们是抽象精神的产物，所以，在这个限度内是精神的环节即思想本质。因此，《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但是，由于《现象学》紧紧抓住人的异化，——尽管人指是以精神的方式出现的，——其中仍然隐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关于“苦恼的意识”、“诚实的意识”、“高尚的意识和卑鄙的意识”的斗争等等、等等这些章节，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但还是通过异化的形式。正像本质、对象表现为思想的本质一样，主体也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或者更正确些说，对象仅仅表现为抽象的意识，而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因此，在《现象学》中出现的异化的各种不同形式，不过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正像抽象的意识本身（对象就被看成这样的意识）仅仅是设定差别的自我意识的一个环节一样，这一运动的结果表现为自我意识和意识的同一，绝对知识，那种已经不是朝向外部而是仅仅在自身内部进行的抽象思维活动，也就是说，其结果是纯思想的辩证法。〔ＸＶＩＩＩ〕

〔ＸＸＩＩＩ〕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成果。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使自身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实际表现出来，只有通过下列途径才是可能的：人实际上把自己的类的力量统统发挥出来（这又是只有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是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

我们将以《现象学》的最后一章——绝对知识——来详细说明黑格尔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一章既概括地阐述了《现象学》的精神、它同思辨的辩证法的关系，也概括地阐述了黑格尔对这二者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

让我们先指出一点︰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因此，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因此，同以往的哲学相反，他能把哲学的各个环节总括起来，并且把自己的哲学说成就是这个哲学。其它哲学家做过的事情——把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看作自我意识的，以至抽象的自我意识的环节，黑格尔则认为是哲学本身所做的事情。因此，他的科学是绝对的。

现在让我们转到我们的本题上来。

绝对知识。《现象学》的最后一章。

主要之点就在于︰意识的对象无非就是自我意识；或者说，对象不过是对象化的自我意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

因此，问题就在于克服意识的对象。对象性本身被认为是人的异化的、同人的本质（自我意识）不相适应的关系。因此，重新占有在异化规定下作为异己的东西产生的、人的对象性的本质，这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这就是说，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

黑格尔对克服意识的对象的运动作了如下的描述︰

对象不仅表现为向自我〔das Selbst〕复归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这是对第一运动的片面的，即只抓住了一个方面的理解）。把人和自我等同起来。而自我不过是被抽象地理解和通过抽象产生出来的人。人是自我的〔selbstisch〕。人的眼睛、人的耳朵等等都是自我的；人的每一种本质力量在人身上都具有自我性这种特性。但正因为这样，说自我意识具有眼睛、耳朵、本质力量，就完全错了。毋宁说自我意识是人的自然的即人的眼睛等等的质，而并非人的自然是〔ＸＸＩＶ〕自我意识的质。

被抽象化和被固定化的自我，就是作为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就是在自己的纯粹抽象中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下文还要提到这一点）。

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因此，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都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自我意识的异化没有被看作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即在知识和思维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异化的表现。相反地，现实的即真实出现的异化，就其潜藏在内部最深处的——并且只有哲学才能揭示出来的——本质说来，不过是真正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的现象。因此，掌握了这一点的科学就叫现象学。因此，对异化的、对象性的本质的任何重新占有，都表现为把这种本质合并于自我意识：掌握了自己本质的人，仅仅是掌握了对象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因此，对象向自我的复归就是对象的重新占有。

意识的对象的克服可全面表述如下：

（1）对象本身对意识说是正在消逝的东西；

（2）自我意识的外化就是设定物性；

（3）这种外化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

（4）它不仅对我们或者自在地有这种意义，而且对意识本身也有这种意义；

（5）对象的否定，或对象的自我扬弃，对意识所以有肯定的意义（或者说，它所以知道对象的这种虚无性），是由于意识把自身外化了，因为意识在这种外化中把自身设定为对象，或者说，由于自为的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而把对象设定为自身。

（6）另一方面，这里同时包含着另一环节，即意识既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同样也把它们收回到自身，因而，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那里；

（7）这就是意识的运动，因而也就是意识的各个环节的总体；

（8）意识必须依据自己的各个规定的总体对待对象，同样也必须依据这个总体的每一个规定来考察对象。意识的各个规定的这种总体使对象本身成为精神的本质，而对于意识说来，对象所以真正成为精神的本质，是由于把对象的每一个别规定理解为自我的规定，或者说，是由于对这些规定采取了上述的精神的态度。

关于（1）。——所谓对象本身对意识说来是正在消逝的东西，就是上面提到的对象向自我的复归。

关于（2）。——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因为人等于自我意识，所以人的外化的、对象性的本质即物性（即对他说来是对象的那个东西，而只有对他说来是本质的对象，并因而是他的对象性的本质的那个东西，才是他的真正对象。既然被当作主体的不是现实的人本身，因而也不是自然——因为人是人的自然，——而只是人的抽象，即自我意识，所以，物性只能是外化的自我意识），等于外化的自我意识，而物性是由这种外化设定的。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及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既拥有他的本质的现实的、自然的对象，他的自我外化又设定一个现实的、但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不属于他的本质的，而且极其强大的对象世界，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可捉摸的和神秘莫测的。相反的情况倒是神秘莫测的。但同样明显的是，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ＸＸＶＩ〕同样很明显的是：物性因此对自我意识说来绝不是什么独立的、实质的东西，而只是纯粹的创造物，是自我意识所设定的东西，这个被设定的东西并不证实自己，而只是证实设立这一行动，这一行动在一瞬间把自己的能力作为产物固定下来，使它似乎具有独立的、现实的本质的作用——但仍然只是在一瞬间。

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两者结合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的，这是说，在这个东西之外有对象、自然界、感觉；或者说，它本身对于第三者说来是对象、自然界、感觉，这都是同一个意思。饥饿是自然的需要；因而为了使自己得到满足、得到需要、得到温饱，他需要在他之外的自然界、在他之外的对象。饥饿是我的身体对某一对象的公认的需要，这个对象存在于我的身体之外、是我的身体为了充实自己，表现自己的本质所不可缺少的。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

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者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也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

〔ＸＸＶＩＩ〕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

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唯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着，它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因为，只要有对象存在于我之外，只要我不是独自存在着，那末我就是和在我之外存在的对象不同的它物，另一个现实。因而，对这第三者的对象说来，我是和他不同的另一个现实，也就是说，我是它的对象。因此，一个存在物如果不是另一个存在物的对象，那末就要以不存在任何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物为前提。只要我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以我作为它的对象。但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这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在自己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就是指它是受动的。

因此，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

正像一切自然必须产生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即历史，但历史是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因而它作为产生活动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动。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回过头来谈。）

第三，由于物性的这种设定本身不过是一种外观，一种与纯粹活动的本质相矛盾的行动，所以这种设定必然重新被扬弃，而物性必然遭到否定。

关于第（3）、（4）、（5）、（6）。——（3）意识的这种异化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也有肯定的意义；（4）它不仅对我们或者说自在地有肯定的意义，而且对它及意识本身也有肯定的意义。（5）对象的否定，或对象的自我扬弃，对意识所以有肯定的意义（或者说，它所以知道对象的这种虚无性），是由于意识把自身外化了，因为意识在这种外化中知道自己就是对象，或者说，由于自为的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而知道对象就是它自身。（6）另一方面，这里还同时包含着另一个环节，即意识既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同样也把它们收回到自身，因而，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那里。

我们已经看到，异化的对象性的本质的占有，或在异化——它必然从漠不相关的异己性发展到现实的、敌对的异化——这个规定下的对象性的扬弃，在黑格尔看来，同时或甚至主要地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因为并不是对象的一定的性质，而是它的对象性的性质本身，对自我意识说来成为一种障碍的异化。因此，对象是一种否定的东西、自我扬弃的东西，是一种虚无性。对象的这种虚无性对意识说来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因为对象的这种虚无性，正是它自身的非对象性的即〔ＸＸＶＩＩＩ〕抽象的自我确证。对于意识本身说来，对象的虚无性所以有肯定的意义，是因为意识知道这种虚无性、这种对象性本质是它自己的自我外化，知道这种虚无性只是由于它的自我外化才存在……

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行动。因此，只要意识知道某个东西，那末这个东西就成为意识的对象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意识所以知道对象的虚无性，就是说知道对象同它没有区别，对象对它说来是非存在，因为意识知道对象是它的自我外化，也就是说，意识所以知道自己（作为对象的知识），是因为对象只是对象的外观、障眼的烟云，而就它的本质说来不过是知识本身，这种知识把自己同自身对立起来，并因而把某种虚无性，即在知识之外没有任何对象性的某种东西同自己对立起来；或者说，知识知道，当它接触某个对象时，它只是在自己之外，使自己外化；它知道它本身只表现为对象，也就是说，对它说来表现为对象的那个东西仅仅是它本身。

另一方面，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里同时还包含着另一个环节，即自我意识既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同样也把它们收回到自身，因而，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那里。

这段议论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

第一，意识、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那里。因此自我意识，或者，——如果我们撇开黑格尔的抽象而用人的自我意识来代替自我意识，——从而可以说人的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那里。这里先包含着：意识，也就是作为知识的知识、作为思维的思维，直接地冒充为异于自身的他物，冒充为感性、现实、生命，——在思维中超越自身的思维（费尔巴哈）。这里所以包含着这一方面，是因为仅仅作为意识的意识，所碰到的障碍不是异化的对象性，而是对象性本身。

第二，这里包含着：因为有自我意识的人认为精神世界——或人的世界在精神上的普遍存在——是自我外化并加以扬弃，所以他又重新通过这个外化的形态确证精神世界，把这个世界冒充为自己的真实的存在，恢复这个世界，硬说他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那里。因此，在扬弃例如宗教之后，在承认宗教是自我外化的产物之后，他又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找到自身的确证。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即他那只是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这也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或神学的设定、否定和恢复，然而这应当以更一般的形式来加以考察。因此，理性在作为非理性的非理性中也就是在自己那里。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真正的、人的生活。因此，与自身相矛盾的，既与知识又与对象的本质相矛盾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是真正的知识和真正的生活。

因此，现在不用再谈黑格尔对宗教、国家等等的适应了，因为这种谎言是他的原则的谎言。

〔ＸＸＩＸ〕如果我知道宗教是外化的、人的自我意识，那末我也知道，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得到确证的不是我的自我意识，而是我的外化的自我意识。这就是说，我知道我自身的、属于我的本质的自我意识，不是在宗教中，倒是在被消灭、被扬弃的宗教中得到确证的。

因而，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的否定不是通过否定假象本质来确证真正的本质，而是通过否定假象本质来确证假象本质，或者说，来确证同自身相异化的本质，换句话说，否定的否定就是否定作为在人之外的、不依赖于人的对象性本质的这种假象本质，并使它转化为主体。

因此，把否定和保存即肯定结合起来的扬弃，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

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人权利等于道德，扬弃了的道德等于家庭，扬弃了的家庭等于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等于世界史。在现实中，私人权力、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了环节，变成了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这些存在方式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互相销融，互相产生等等。它们是运动的环节。

在它们的现实存在中，它们的这种运动的本质是隐蔽着的。这种本质只是在思维中、在哲学中才表露、显示出来；因此，我的真正的宗教存在是我的宗教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政治存在是我的法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自然存在是我的自然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艺术存在是我的艺术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人的存在是我的哲学的存在。因此，宗教、国家、自然界、艺术的真正存在，就是宗教哲学、自然哲学、国家哲学、艺术哲学。但是，如果只有宗教哲学等等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宗教存在，那末我就只有作为宗教哲学家才算是真正信教的，而这样一来我就否定了现实的宗教信仰和现实的信教的人。但是我同时又确证了它们：一方面，是在我自己存在的范围内，或在我使之与它们相对立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的范围内，因为异己的存在仅仅是它们本身的哲学的表现，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它们自己的最初形式，因为在我看来它们不过是虚假的异在、譬喻，是隐藏在感性外壳下面的它们自己的真正存在，即我的哲学的存在形式。

同样地，扬弃了的质等于量，扬弃了的量等于度，扬弃了的度等于本质，扬弃了的本质等于现象，扬弃了的现象等于现实，扬弃了的现实等于概念，扬弃了的概念等于客观性，扬弃了的客观性等于绝对观念，扬弃了的绝对观念等于自然界，扬弃了的自然界等于主观精神，扬弃了的主观精神等于伦理的客观精神，扬弃的伦理精神等于艺术，扬弃了的艺术等于宗教，扬弃了的宗教等于绝对知识。

一方面，这种扬弃是思想上的本质的扬弃，也就是说，思想上的私有财产在道德观念中的扬弃。而且因为思维自以为直接就是和自身不同的另一个东西，即感性的现实，从而认为自己的活动也是感性的现实的活动，所以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及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另一方面，因为对象对于思维说来现在已成为一个思想环节，所以对象在自己的现实中被思维看作思维本身的即自我意识的、抽象的自我确证。

〔ＸＸＩＸ〕因此，从一方面说，黑格尔在哲学中加以扬弃的存在，并不是现实的宗教、国家、自然界、而是已经成为知识的对象的宗教本身，即教义学；法学、国家学、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因此从一方面说，黑格尔既同现实的本质相对立，也同直接的、非哲学的科学或这种本质的非哲学的概念相对立。因此，黑格尔是同它们的通用的概念相矛盾的。

另一方面，信奉宗教等等的人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自己的最后的确证。

现在应该考察一下——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

（ａ）扬弃是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这是在异化的范围内表现出来的，关于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来占有对象性本质的见解；这是异化的见解，它主张人的现实的对象化，主张人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通过在对象世界的异化存在中，扬弃对象世界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即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

然而，无神论、共产主义绝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即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和丧失，绝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恰恰相反，它们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的实现，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

这样，黑格尔由于理解到——尽管又是通过异化的方式——有关自身的否定的积极意义；所以同时也把人的自我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非对象化和非现实化理解为自我获得、本质的表现、对象化、现实化。简单说，他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本质的关系，把那作为异己存在物来表现自身的活动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

（ｂ）但是，撇开上述颠倒的说法不谈，或者更正确些说，作为上述颠倒的结果，在黑格尔看来，这种行动，第一，仅仅具有形式的性质，因为它是抽象的，因为人的本质本身仅仅被看作抽象的、思维的本质，即自我意识。

第二，因为这种观点是形式的和抽象的，所以外化的扬弃成为外化的确证，或者说，在黑格尔看来，自我产生、自我对象化的运动，作为自我外化和自我异化的运动，是绝对的因而也是最后的、以自身为目的的、安于自身的、达到自己本质的、人的生命表现。

因此，这个运动在其抽象〔ＸＸＸＩ〕形式上，作为辩证法，被看成真正人的生命；而因为它毕竟是人的生命的抽象、异化，所以它被看成神性的过程，然而是人的神性的过程，——一个与人自身有区别的、抽象的、纯粹的、绝对的本质所经历的过程。

第三，这个过程必须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只作为结果出现；因此，这个结果，即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就是神，绝对精神，就是知道自己并且实现自己的观念。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成为这个隐密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宾词、象征。因此，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己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

关于第一点：对人的自我产生的或自我对象化的行动的形式的和抽象的理解。

因为黑格尔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所以人的异化了的对象，人的异化了的、本质的现实性，不外就是异化的意识，就是异化的思想，是异化的抽象因而无内容的和非现实的表现，即否定。因此，外化的扬弃也不外是对这种无内容的抽象，所作的抽象的、无内容的扬弃，即否定的否定。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的活动，就成为这种活动的纯粹抽象——绝对的否定性，而这种抽象也被抽象地固定下来并且被想象为独立的活动，或者干脆想象为活动。因为这种所谓否定性无非就是上述现实的、活生生的行动的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所以它的内容也只能是形式的、抽掉了一切内容而产生的内容。因此，这就是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任何内容的，从而既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正是对任何内容都通用的，脱离现实的精神和现实的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下文我们将阐明绝对的否定性的逻辑内容。）

黑格尔在这里、在它的思辨的逻辑学里所完成的积极的东西在于；独立自然界和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维形式，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的必然结果；因此，黑格尔把它们描绘成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把它们连贯起来了。例如，扬弃了的存在是本质，扬弃了的本质是概念，扬弃了的概念……是绝对观念。然而，绝对观念究竟是什么呢？如果绝对观念不愿意再去重头经历全部抽象活动，并满足于充当种种抽象的总体或充当理解自我的抽象，那末，绝对观念也要再一次扬弃自身。但是，把自我理解为抽象的抽象，知道自己是无；它必须放弃自身即抽象，从而达到了恰恰是它的对立面的本质，达到了自然界。因此，全部逻辑学都证明，抽象思维本身是无，绝对观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

〔ＸＸＸＩＩ〕绝对观念、抽象观念

“从它与自身统一这一方面来考察就是直观”（黑格尔《全书》第3版第222页），它“在自己的绝对真理中决心把自己的特殊性这一环节，或最初的规定和异在这一环节，即作为自己的反应的直接观念，从自身释放出去，也就是说，把自身作为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同上）

举动如此奇妙而怪诞，使黑格尔份子伤透了脑筋的整个观念，无非就是抽象，即抽象思维者，这种抽象由于经验而变得聪明起来，并且弄清了它的真相就决心在某些——虚假的甚至还是抽象的——条件下放弃自身，而用自己的异在，即特殊的、特定的东西，来代替自己的自在性、非存在，代替自己的普遍性和无规定性；——决心把那只是作为抽象、作为思想物而隐藏在它里面的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也就是说，决心抛弃抽象而看一看摆脱掉它的自然界。直接成为直观的抽象观念，无非就是那种放弃自身并决心成为直观的抽象思维。从逻辑学到自然哲学的这整个过度，无非就是对抽象思维者说来如此难以达到、因而由他作了如此牵强附会的描述的从抽象到直观的过渡。有一种神秘的感觉驱使哲学家从抽象思维转向直观，那就是厌烦，就是对内容的渴望。

（同自身相异化的人，也就是同自己的本质即同自己的自然的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思维者。因此，他的思维是居于自然界和人之外的僵化的精灵。黑格尔把这一切僵化的精灵统统禁锢在他的逻辑学里，先是把它们一个一个看成否定，即人的思维的外化，然后又把它们看成否定的否定，即看成这种外化的扬弃，看成人的思维的现实的表现；但是这种否定的否定由于仍然被束缚在异化中，它一部份是使原来那些僵化的精灵在它们的异化中恢复，一部份是停留在最后的活动中，也就是在作为这些僵化的精灵的真实存在的外化中，自己同自己发生关系[5]；一部份则由于这种抽象理解了自身并且对自身感到无限的厌烦，而要求放弃抽象的、只在思维中运动的思维，即无眼、无牙、无耳、无一切的思维，在黑格尔那里，便表现为决心承认自然界是本质并且转而致力于直观。）

〔ＸＸＸＩＩＩ〕但是，被抽象地理解的，孤立的，被认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不言而喻，这位决心转向直观的抽象思维者是抽象地直观自然界的。正向自然界曾经被思维者禁锢在他的绝对观念、思想物这种对本身说来也是隐密的和不可思议的形式中一样。现在，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他实际上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自然界的思想物，不过现在具有这样一种意义，即这个自然界是思想的异在，是现实的、可以被直观的、有别于抽象思维的自然界。或者，如果用人的语言来说，抽象思维者在他直观自然界时了解到，他在神性的辩证法中以为是从无、从纯抽象中创造出来的那些本质——在自身中转动的并且在任何地方都不向现实看一看的思维劳动的纯粹产物——无非就是自然界诸规定的抽象。因此，对他说来整个自然界不过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复逻辑的抽象而已。他重新分析自然界和这些抽象。因此，他对自然界的直观不过是他把对自然界的直观抽象化的确证活动，不过是他有意识地重复他的抽象概念的产生过程。例如，时间等于自己同自己发生关系的否定性（前引书；第238页）。被扬弃了的运动即物质——在自然形式中——同被扬弃了的生成即定在符合。光是反射于自身的自然形式。像月亮和彗星这样的物体，是对立物的自然形式，按照《逻辑学》，这种对立物一方面是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又是以自身为根据的否定的东西。地球是作为对立物的否定性统一等等的逻辑理由的自然形式。

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也就是说，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身隐藏的神秘意义而言，离开这些抽象概念并不同于这些抽象概念的自然界，就是无、即证明自己是虚无的无。它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

“有限的目的论的观点包含着一个正确的前提，即自然界本身并不包含着有限的目的。”（第225页）

自然界的目的就在于对抽象的确证。

“结果自然界成为具有异在形式的观念。既然观念在这里表现为对自身的否定或外在于自身的东西，那末自然界并非只在相对的意义上对这种观念说来是外在的，而是外在性构成这样的规定，观念在其中表现为自然界。”（第227页）

在这里不应该把外在性理解为显露在外的并且对光、对感性的人敞开的感性；在这里应该把外在性理解为外化，理解为不应有的缺点、缺陷。因为真实的东西毕竟是观念。自然界不过是观念的异在的形式。而既然抽象的思维是本质，那末外在于它的东西，就其本质说来，不过是某种外在的东西。抽象思维者既承认感性、同在自身中转动的思维相对立的外在性，是自然界的本质。但同时它又把这种对立说成这样，即自然界的这种外在性，自然界同思维的对立，是自然界的缺陷；就自然界不同于抽象而言，自然界是个有缺陷的存在物。〔ＸＸＸＩＶ〕不仅对我说来而且在我的眼里看来是有缺陷的存在物，即就其本身说来是有缺陷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有一种为它所缺少的东西。这就是说，它的本质是不同于它自身的另一种东西。因此，对抽象思维者说来，自然界必须扬弃自身，因为他已经把自然界设定为潜在地被扬弃的本质。

“对我们说来精神以自然界为自己的前提，精神是自然界的真理，因而对自然界说来精神也是某种绝对第一性的东西。在这个真理中自然界消逝了，结果精神成为达到其自为的存在观念，而概念则既是观念的客体，同时又是它的主体。这种同一性就是绝对的否定性，因为概念在自然界中有自己的完满的外在的客观性，但现在它的这种外化被扬弃了。而概念在这种外化中成了与自己同一的东西。因此，概念只有作为从自然界的回归才是这种同一性。“（第392页）

“启示，作为抽象的观念，是向自然界的直接的过渡，是自然界的生成，而作为自由精神的启示，则是自由精神把自然界设定为自己的世界，——这种设定，作为反思，同时又是把世界假定为独立的自然界。概念中的启示，是精神把自然界创造为自己的存在，而精神在这个存在中获得自己的自由的确证和真实性。”“绝对的东西是精神；这是绝对的东西的最高定义。”〔ＸＸＸＩＶ〕

附注

[1]卖淫不过是工人普遍卖的一个特殊表现而已，因为这种卖淫是一种不仅包括卖淫者，而且包括逼人卖淫的关系，而且后者的下流无耻远为严重，所以，资本家等等，也包括到卖淫这一范畴中。

[2]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

[3]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

[4]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句话：“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具体概念看做在思维中超越自身的和作为思维而想直接成为直观、自然界、现实的思维。”——编者注

[5]这就是说，黑格尔用那在自身内部旋转的抽象行动来代替这些僵化的抽象；于是，他就有了这样的贡献：他指明了原来属于各个哲学家的一切不适当的概念的来源，把他们综合起来，并且把他们作为批判的对象创造出一个无所不包的抽象来代替特定的抽象。（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黑格尔为什么把思维同主体分离开来；但就是现在也已经很清楚：如果没有人，那末人的本质表现也不可能是人的，因此思维也不能被看作是人的本质表现，即在社会、世界和自然界生活的有眼睛、耳朵等等的人和自然的主体的本质表现。）

（本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共中央马列恩斯著作编译局编译，第一次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国际版，原文是德文，写于1844年5月底6月初至8月）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部分最长，因为是其自我麻痹的体现——里面高谈阔论，在在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生存焦虑、遏制自己的心理嫉妒，以便完成“自我升华”。但由于私欲太重，这小子其实一点也升华不了，最后只能颓然地落如尘土，变成纯粹的自我麻痹了。

（另起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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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迟马克思

Beheading Karl 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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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第一版

Februar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九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C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