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宫廷政变建国史略（全集第87卷）

 中国宫廷政变建国史略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a Palace Coup To Establish  Government

谢选骏

编著点评

2017年第一版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扉页与封底）

在中国历史上，建立政府的方式虽然离不开“军阀建国”的实力，但是细分下来，还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1、古今始终如一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国”，2、秦朝和汉朝以后流行的“神汉建国”，3、通过宫廷政变建立政府。本书所讨论的，就是最后一种。而通过宫廷政变建立政府的努力，多数都会通过古代传说中的“禅让”仪式来举行。禅让制度，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和平演变”。

A Synopsis of the Book

In China history, although the way of establishing government cannot do without The Warlord Established the Government'power, but subdivision down, also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forms: 1, Ancient and modern, consistent, "ethnic minorities control China, to set up a government". 2, After Qin Dynasty and Han Dynasty, it was popular that "the leaders of Shamanism  Chinese Shaman 's Establishment of Stateestablished the government". 3, Through the court coup,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overnment. The discussed in this book is the last one. Through a palace coup to establish a government, the majority will be held by the ancient legend of the "Shan Rang" ceremony. The "Shan Rang" system can be said to be "peaceful evolution of Chinese form".

（另起一单页）

目录

导论

宫廷政变与禅让制度

第一章

尧舜禹传说

第二章

夏朝改制

第三章

王莽受禅

第四章

三国演义

第五章

两晋南朝

第六章

北齐周隋

第七章

李唐武周

第八章

五代十国宋

第九章

中华民国

第十章

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的交响曲

附录之一

皇帝与贪官是怪胎连体

附录之二

五朝政治不倒翁的秘传经典

附录之三

斯大林毛泽东都是“来俊臣主义者”

后记

秦始皇原来也想复古

（另起一单页）

导论

宫廷政变与禅让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建国方式虽然离不开“军阀建国”的实力，但是细分下来，还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除了秦汉以后的神汉建国和始终如一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国，还有一种就是宫廷政变建国，而多数通过宫廷政变建立国家的努力，都要通过古代传说中的“禅让”仪式来举行。

这就是“受禅（禅让制）”。其传说依据说这是中国上古时期推举部落首领的一种方式，即部落各个人表决，以多数决定。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使帮助办事。

在帝尧与帝舜“禅让”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四岳”，按历史化说法是“四方长老”，但其神话前身则为“四方山神”。远古“四岳”与近代“五岳”（五座象征天柱的大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之间，实有自然崇拜上的有机联系。就此而言，促成“人文上帝”（尧、舜）间权力更迭的力量，并不来自人间的荐贤与“禅让”，而是来自神界的革命——不同民族的至上神轮流坐庄。这种种情形，与圣经的启示哪有什么共同性呢？“共同的上帝”实在是今人的杜撰而非历史的实情。

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禹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这是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史称“禅让”。据说首领要躲在树林中，然后由族人拥戴他出来。但另一种说法是，禅让制只是到禹就终止了，是他自己建立了第一个世袭朝代——夏朝。

但是在汉朝及其以后，禅让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了。这已经不是部落推举拥戴了，而是经过推举拥戴伪装的宫廷政变。这些伪装成“禅让”、最后导致改朝换代的宫廷政变包括：

8年，西汉的孺子婴禅让给新朝的王莽；

220年，东汉献帝刘协禅让给曹魏文帝曹丕；

265年，曹魏元帝曹奂禅让给西晋武帝司马炎；

420年，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南朝宋武帝刘裕；

479年，南朝宋顺帝刘准禅让给南朝齐高帝萧道成；

502年，南朝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南朝梁武帝萧衍；

557年，南朝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南朝陈武帝陈霸先；

550年，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禅让给北齐文宣帝高洋；

557年，西魏恭帝元廓禅让给北周孝闵帝宇文觉；

581年，北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朝文帝杨坚；

619年，隋恭帝杨侑禅让给唐高祖李渊；

907年，唐哀帝李祝禅让给后梁太祖朱全忠；

960年，后周恭帝柴宗训禅让给宋太祖赵匡胤。

综合分析这些“宫廷政变所造成的禅位”，不难发现，两汉魏晋是初期，南北朝隋唐是中期，五大两宋是末期。元明清只是禅让的余波，主要原因在于“宫廷政变建国”被“少数民族入主”所取代。

（一）

所谓禅让（shànràng）：“禅”意为“在祖宗面前大力推荐”，“让”指统治者把首领之位让给别人。

“禅让”又可分“内禅”与“外禅”，“内禅”为帝王将帝位让给同姓人，“外禅”为禅位于外姓，造成改朝换代，如尧让位于舜。

尧是黄帝以后比较著名部落联盟首领，尧去世后，尧把部落联盟首领位置让于舜，推舜为帝。这种让位，历史上称为“禅让”。

唐尧传位给虞舜，同时传了“允执厥中”四个字；虞舜传位给大禹，同时传了尧舜十六字心传（简称中华心法），成为五千年治国的国家哲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概况

中国上古五帝时代（前2337—2110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的后半期。年代数据参见本百科词条“三皇五帝年表”，下同）产生中国领导人的制度。在实行“禅让”制度之前，即在“三皇时代”（前2607—2338年），实行的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血统。

禅让的传说

继位制，最高领导人在风姓家族中产生。该制度于前2338年被废除。五帝时代是所谓“公天下”时代，实行一种“拟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以产生国家领导人的制度，这是一种非血统的或称“拟血统”的王位继承制。从黄帝开始，王位基本上不传于嫡系长子。黄帝姬姓，禅位于嬴姓少昊；少昊禅位于黄帝的孙子颛顼；颛顼先传位于嫡长子（称“孺帝”）；孺帝早夭；帝位由颛顼族子喾继承，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帝喾传位于儿子帝挚；帝挚禅位于异母弟伊祁姓的尧；帝尧禅位于姚姓的舜；帝舜禅位于姒姓的禹。

相传尧年老的时候，举行部落联盟议事会，各部落领袖都推举舜为继承人。尧便对舜进行了3年考核，认为他可以胜任，就命舜摄政。舜的政绩得到各方肯定，于是帝尧举行禅让仪式，在祖庙里的祖宗牌位前大力推荐舜来做自己的继承人。尧死后，便由舜继任为国家领导人。舜继位后，也用同样的方式选拔国家领导人。经过治水考验，各方意见认同大禹的表现，于是帝舜举行禅让仪式，在祖庙里的祖宗牌位前大力推荐大禹做自己的继承人。禹在舜死后便成为国家领导人。禹继位后也以同样方式先后指定了皋陶、伯益作候补继承人，只是似乎没有正式举行过正式的禅让仪式。这种经过各方诸侯以民主协商的方式推举国家领导人的作法，反映了中国五帝时代复杂的部族政治现状，是部族政治角力的结果。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朝代。根据史书记载，夏朝是禹的儿子启废除了传统的部落“禅让”制，杀死益而称王，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禹传子代替了以前的禅让制度，由禅让制变成王位的世袭制。以后历代相沿。禅让制名存实亡（所谓“名存实亡”，是指后代王朝开国实行世袭制前，仍然有一次重大的“禅让”仪式，如商朝开国的时候，商汤召开三千诸侯大会，会上商汤“三让王位”；明朝开国的时候，朱元璋也曾“三让王位”。“三让王位”与其说是政治表演，不如说是远古禅让制度的孑遗）。

传说时代

传说黄帝以后，在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出观了尧、舜、禹三个著名的领袖。关于他们“禅让”的故事，古书有不少记载。

尧，号陶唐氏，是帝喾的儿子、黄帝的五世孙，居住在西部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县一带）。尧当上部落联盟的首领，和大家一样住茅草屋，吃糙米饭，煮野菜作汤，夏天披件粗麻衣，冬天只加块鹿皮御寒，衣服、鞋子不到破烂不堪绝不更换。老百姓拥护他，如爱“父母日月”一般。

尧在位七十年后，年纪老了。他的儿子丹朱很粗野，好闹事。有人推荐丹朱继位，尧不同意。后来尧又召开部落联盟议事会议，讨论继承人的人选问题。大家都推举虞舜，说他是个德才兼备、很能干的人物。尧很高兴，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并考验了三年才将帝位禅让给舜。

舜，号有虞氏，传说是颛顼的七世孙，距黄帝九世，生于诸冯（在今山东省境内）。舜接位后，亲自耕田、打渔、制陶，深受大家爱戴。他通过部落联盟会议，让八元管土地，八恺管教化，契管民事，益管山林川泽，伯夷管祭祀，皋陶作刑，完善了社会管理制度。他也仿照尧的样子召开继位人选会议，民主讨论。大家推举禹来做继承人。舜到晚年身体不好，依旧到南方各地去巡视，竟病死在苍梧（今湖南境内）的途中。舜死后，禹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

尧舜“禅让”的历史传说，反映了上古中国的民主制度。

战国时期

前316年，燕王姬哙禅让给国相子之，双双被杀。

前299年，赵武灵王赵雍禅让给儿子赵惠文王赵何（内禅），自称主父，但经沙丘宫变被活活饿死。

秦汉至唐

8年，刘婴禅让给“摄皇帝”王莽，被更始帝刘玄诛杀。

220年，汉献帝刘协禅让给魏文帝曹丕，善终。

265年，魏元帝曹奂禅让给晋武帝司马炎，善终。曹丕和晋武帝这一点还是好的，优待前朝皇帝。

301年，晋惠帝司马衷禅让给赵王司马伦（内禅），虽然后来复位，却还是被人毒死。

399年，凉太祖吕光禅让给儿子凉隐王吕绍（内禅），吕老头想得挺好，但还是难免兄弟相残。

403年，晋安帝司马德宗禅让给楚武悼帝桓玄，复位。

420年，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宋武帝刘裕，被刘裕杀死。

471年，魏献文帝拓跋弘禅让给儿子魏孝文帝元宏（内禅），被冯太后逼迫自杀或被冯太后毒死。

479年，宋顺帝刘准禅让给齐高帝萧道成，被监视士兵误杀。

502年，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梁武帝萧衍，被萧衍杀死。

557年，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陈武帝陈霸先，被陈霸先杀死。

550年，魏孝静帝元善见禅让给齐文宣帝高洋，被高洋毒死。

551年，萧栋禅让给侯景，被梁元帝淹死。

557年，魏恭帝元廓禅让给周孝闵帝宇文觉，被宇文护杀死。

565年，齐武成帝高湛禅让给儿子齐后主高纬（内禅），好酒及色，在位五年就腻了。

577年，齐后主高纬禅让给儿子齐幼主高恒（内禅），危急中推卸责任，难免被俘被杀。

579年，周宣帝宇文赟禅让给儿子周静帝宇文阐（内禅），和高湛一样，好酒及色。

581年，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文帝杨坚，不是亲外孙，否则下手不会这么狠。

618年，隋恭帝杨侑禅让给唐高祖李渊，死得不明不白，病死或者被杀。

619年，隋恭帝杨侗禅让给王世充，被王世充勒死。南北朝时的篡位者都太狠毒，一定要斩草除根，自己的子孙也很快遭报应。

626年，唐高祖李渊禅位给儿子唐太宗李世民（内禅），无法调和手足矛盾，酿成惨剧。

705年，武曌禅让给儿子唐中宗李显（内禅），张柬之等五个郡王虽然逼着老太太让位，自己难免被流放诛杀。

710年，唐殇帝李重茂禅让给叔叔唐睿宗李旦（内禅），受哥哥李重福叛乱的牵连而被贬，不久莫名死去。

712年，唐睿宗李旦禅位给儿子唐玄宗李隆基（内禅），自己本来无意皇位，牛气儿子想干就让他来吧。

805年，唐顺宗李诵禅让给儿子唐宪宗李纯（内禅），身体太差，被宦官逼迫退位。

900年，唐昭宗李晔禅让给儿子德王李裕（内禅），政变中被儿子取代，再次政变复位，最终死于强臣朱温之手。

907年，唐哀帝李柷禅让给梁太祖朱温，被朱温毒死。

五代至清

937年，吴睿帝杨溥禅让给唐烈祖李昪，被幽禁至死。

951年，后汉太后李三娘下诰将汉朝皇位禅让周太祖郭威，皇帝逃跑死在外边，女人被逼无奈。

960年，周恭帝柴宗训禅让给宋太祖赵匡胤，敌兵来攻，领兵大将却返身搞兵变。年仅二十死去，虽然国灭已经十三年，死因却很让人怀疑。

1223年，夏神宗李遵顼禅让给儿子夏献宗李德旺（内禅），外敌太强，不想做亡国之君。

1125年，宋徽宗赵佶禅位给儿子宋钦宗赵桓（内禅），外敌太强，把自己搞的烂摊子交给儿子。被俘虏囚禁而死。

1130年，宋高宗赵构禅让给儿子宋简宗赵旉（内禅），兵变中传给儿子，后复位，这唯一的儿子不久被吓死。

1162年，宋高宗赵构禅位给养子宋孝宗赵昚（内禅），老头好不容易弄死岳飞，偏安一隅，干了三十多年，累了，传给干儿子。

1189年，宋孝宗赵昚禅位给儿子宋光宗赵惇

（内禅），干爹死了自己也不想干了。

1194年，宋光宗赵惇禅位给儿子宋宁宗赵括（内禅），精神失常，疯子皇帝，被群臣逼迫退位。

1234年，金哀宗完颜守绪禅位给金末帝完颜承麟（内禅），国破在即，不想当亡国之君，自缢身死。

1795年，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禅位给儿子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内禅），禅位后仍然把持朝政，实际上执政63年。

（二）

中国朝代禅让顺序

中国历史王朝禅位第一次顺序（前202年—589年）

汉朝（前202年—220年）220年，汉献帝刘协禅让给魏文帝曹丕

魏朝（220年—265年）265年，魏元帝曹奂禅让给晋武帝司马炎

晋朝（266年—420年）420年，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宋武帝刘裕

宋朝（420年—479年）479年，宋顺帝刘准禅让给齐高帝萧道成

齐朝（479年—502年）502年，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梁武帝萧衍

梁朝（502年—557年）557年，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陈武帝陈霸先

陈朝（557年—589年）589年，陈朝灭亡

中国历史王朝禅位第二次顺序（386年—923年）

魏朝（386年—557年）557年，魏恭帝元廓禅让给周孝闵帝宇文觉

周朝（386年—557年）581年，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文帝杨坚

隋朝（386年—557年）618年，隋恭帝杨侑禅让给唐高祖李渊

唐朝（618年—690年）907年，唐哀帝李柷禅让给梁太祖朱温

梁朝（907年—923年）923年，梁朝灭亡

中国历史王朝禅位第三次顺序（947年—1279年）

汉朝（947年—951年）951年，后汉皇太后李三娘下诰将汉朝皇位禅让给周太祖郭威

周朝（951年—960年）960年，周恭帝柴宗训禅让给宋太祖赵匡胤（此例存疑，因为在后周“禅让”以前，赵匡胤已经黄袍加身自称天子。）

宋朝（960年—1279年）1279年，宋朝灭亡

内禅（nèi shàn）是古代东亚国家实行的一种君位传承制度。在世袭制王朝下，君主将君位禅让与其家族里的人，称“内禅”。因其是在本家族内进行，故得此名。

君主禅位后，一般在其称号前加“上”或“太上”，以示更高的尊敬。在皇帝制的国家，称“上皇”，“太上皇”或“太上皇帝”；在国王制的国家，则称“上王”或“太上王”；在天皇制的国家，为“太上天皇”，不过有时与皇帝制的国家的情况相同。

在中国的先秦时代，君主在禅让后并没有专门的称谓。赵武灵王退位后，自称“主父”，但此称呼并未流行开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追尊先父庄襄王为太上皇，“太上皇”之称始见史籍。汉时，高祖尊其父刘太公为太上皇，刘太公是第一位生前享有“太上皇”称号的人。晋八王之乱时，赵王司马伦控制政府后迫惠帝禅位，并尊其为太上皇。“太上皇”开始作为君主内禅后的专门的称谓。后随中国的不断使用，其他东亚国家也开始接受。

在有些时候下，君主禅位后，不在其称号前加“上”或“太上”，而是自创新的称号。如北周宣帝退位后，称天元皇帝。这都是特例。

在日本，内禅后天皇出家为僧，称“太上法皇”或“法皇”。

多个内禅者并存

君主内禅后未死，而新的君主后来也内禅，造成多个内禅者并存，就需要用一种新的称谓方式。

在中国，只有过两个内禅者并存的情况。处理方法是，称最早内禅者为“无上皇”。而在朝鲜，则是搞一个折中方案，最早内禅者称“太上王”，晚的称“上王”（朝鲜是国王制国家）。

在日本，多个内禅者并存的情况很常见。但由于日本实行院政制度，天皇内禅后称“院”，故有称谓如下：

1.两位上皇（或法皇）时

前前任天皇称一院（或本院）

前任天皇称新院

2.三位上皇（或法皇）时

前前前任天皇称一院（或本院）

前前任天皇称中院

前任天皇称新院

内禅者的正室

君主内禅后，其正室的称谓是在原有称号前加“太上”，即使与新君主是母子关系，也不称其为太后。如果内禅者与其正室是新皇帝的父母（至少名义上的），而新皇帝的祖母还在世，则新皇帝的祖母不称为太皇太后，称皇太后。因为太上皇后的出现，导致皇太后的称谓出现了空缺，必须由新皇帝的祖母来填补。

内禅制衍生出的制度

日本的院政制

院政，日语意为“退隐的政府”。院政是指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末期由太上天皇（皈依佛门后称法皇）亲掌国政的政治制度。始于1086年11月，是时，白河天皇为抵制外戚藤原氏，让位于年仅8岁的堀河天皇而成为太上天皇，在居处建立院厅，任命别当、判官代、主典代、藏人等院厅官吏，及设置保卫太上天皇和院厅的北面武士。国政大权悉归院厅。因院厅拥有摄政、关白（见摄关政治）以上的权威，受到为藤原氏压抑的贵族的支持。因此，院政也指中央权威逐渐崩溃的一段时期，天下听命于引退天皇的律令，而不是当朝的天皇。自1086年院厅建立至1192年（一说1185）镰仓幕府建立的百余年间，史称院政时代。

越南的上皇制

陈朝越南13世纪至14世纪期间所建立的皇朝，首都位于升龙，即今日的河内。

陈朝吸取前代吴、丁、黎、李诸氏皆被权臣篡夺的教训，同时也为了避免争夺皇位发生内讧，实行太上皇与皇帝二主共治的制度，并作为有陈一代的定制。即，帝有子年长，即使之继承正位当皇帝，而父则退居北宫是为“太上皇”，但国家大事，则多由“太上皇”决定。大体上皇帝居于首都升龙城，太上皇居于南方天长府，“盖内以防篡弑，外以策国防”。中国古代的编年史家由于对越南陈朝的“上皇制”不了解，对陈朝的世系和帝王名字经常搞成一团乱麻。

越南封建时代史家吴士连对这项影响陈朝政局的习惯，则有以下一段论述：“自夏禹传子之后，父子继，兄殁弟承，永为常法。陈氏家法，乃异于是，子既长，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圣慈官，以上皇称，同听政，其实但传大器，以定后事，备仓卒尔，事皆取决于上皇，嗣主无异于皇太子也。”

（三）

《这十三位开国君主称帝是前任禅让的不单靠武力，最后一位很意外》（2017-2-4嘉佑风云）说：

中国是个朝代更替频繁的国家，寿命长的两百多年，短的几年就要改朝换代，虽然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在古代有个事很奇怪，明明已经是大权在握，已经是实际上的统治者了，但是非要搞个禅让的仪式。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汉献帝因人心归属于魏，便召集文武百官，在汉高祖庙祭告。派御使大夫捧着玉玺把皇位禅让给魏王。在策命书中说：“天命无常，只归有德之人。汉朝气数已尽，到了我这一代，天下大乱。幸亏魏武王神明英武，拯救国家危难之中，保护我祖宗庙宇平安，全国百姓都感激武王的厚赐。你继承先王的事业把他发扬光大。天命所归，我把皇位让给您。您应接受大礼，做天子，顺应天命。

汉献帝禅让曹丕

天意如此，我们老刘家气数已尽，上天要我把皇位传给你，你要接受不能拒绝。比直接抢文明得多，所以很多皇帝，明明是抢的，武力胁迫的，也要走个禅让程序，看下有哪些开国帝王走过这个流程。

第一位 王莽受禅

王莽是王政君的侄子，王政君是汉元帝的老婆，汉元帝去世之后，王政君把自己的兄弟侄子，都安排到中央做官，王氏家族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外戚势力强大的结果就是，大到了王政君都无法控制的地步，所以后来王莽去要传国玉玺的时候，老太太也只能无可奈何的把玉玺扔在地上，据说还摔坏一个角。

王莽做了十五年的皇帝，虽然做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越改越乱，改的天下大乱，最终被绿林军杀死。王莽即是新朝的开国之君也是亡国之君。

第二位 曹丕受禅篡汉

老刘家，家大业大，到了东汉后期又有很多人惦记上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成功控制了汉献帝，但是始终没有越雷池一步，曹操一死，曹丕立刻动员汉献帝退位。不过和其他亡国之君比，曹丕对汉献帝还是不错的，不仅没杀，还给了封地和特权。

第三位 曹奂禅位司马炎

曹魏政权是得于禅让，终于禅让。禅让来的江山，最后又让了出去。曹奂也是祖宗积德，虽是亡国之君但是最后善终。

第四位 宋武帝刘裕受禅

西晋灭亡之后，中原的士族拥护司马睿建立东晋，这个时期的帝王权力都不大，所以整个东晋的皇帝过的都很郁闷。到了后来，东晋出了位将军刘裕，对内平定内乱，对外灭掉了南燕和后秦，这么大的功劳不当皇帝不行。所以东晋的末代皇帝就禅位给了刘裕。刘裕被称为南朝第一帝，不过禅让方面刘裕做的不地道，人家江山都让出去了，你还把东晋的末代皇帝给杀了。从此之后，禅让出帝位的末代皇帝再没有善终的了。

第五位 宋顺帝禅让给齐高帝萧道成

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四个朝代有个共同点，就是武将掌握实权，然后逼前任皇帝禅位。南朝的宋实力虽然强，但是经不住内部的折腾，后来宋不行了，就轮到了萧道成。

第六位 齐和帝禅让给梁武帝萧衍

齐是南朝中存在时间最短的，仅存在了23年。后来被梁武帝萧衍成功篡位，梁武帝萧衍不是别人，正是琅琊榜中的那位皇帝。

第七位 魏孝静帝禅让给齐文宣帝高洋

南朝和北朝就像是商量好的，南朝皇位轮流做，北面也没闲着，北魏虽然统一了北方，没多久就分裂了，分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实际掌控者就是高欢父子，后来高欢的儿子高洋，让东魏的末代皇帝禅位给了他。

顺便提一句，有句话叫做快刀斩乱麻，就是出自高洋之口。

第八位 梁敬帝禅让给陈武帝陈霸先

由于梁武帝萧衍错误招了一个人，侯景。直接导致了梁朝的灭亡，梁武帝本人被饿死，后来继位的儿子被侯景所杀。南朝的陈霸先率军平定叛乱，成功之后自然是取而代之。

第九位 魏恭帝禅让给周孝闵帝宇文觉

这里的魏指的就是西魏，东魏被取代了，西魏的掌控者也等不及了，557年，宇文觉接受禅位，建立北周。

第十位 周静帝禅位给隋文帝杨坚

这个禅位比较特殊，他们不单纯是君臣之间的禅位，还有亲戚关系，按照辈分周静帝应该叫隋文帝一声外公。（不是亲的）外孙把皇位禅让给了外公，这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有点接近毛泽东的晚辈华国锋让位给毛泽东的同辈邓小平。）

第十一位 隋恭帝禅让给唐高祖李渊

隋朝其实不是二世而亡，还有第三位皇帝，李渊起兵攻入长安之后，就拥护杨侑做了隋朝的皇帝就是隋恭帝，隋炀帝被人杀死之后，李渊就让隋恭帝禅位给他了。

第十二位 唐哀帝禅让给朱温

唐朝灭亡之后，很快就进入了五代十国，这个时期禅让的传统依然存在，经过黄巢起义，唐王朝已经是被折腾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的朱温算是当时实力最大的割据势力，而且控制了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历史上禅位的那一幕很快开始了重演。

朱温在后期比较荒淫，儿子们为了争夺地位，争先把自己媳妇送给老爹享用。

第十三位 宋太祖赵匡胤受禅

五代十国时期最有作为的君主，就是后周世宗柴荣了。可惜英年早逝。柴荣去世之后，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赵匡胤掌握禁军，在出征的路上黄袍加身，留给柴宗训的只剩下禅让一条路了。

赵匡胤是最后一位，通过禅让方式继位的皇帝（后来的袁世凯除外，因为他不是直接称帝的。），从此之后禅让这个方式，在历史上算是绝迹了，当然了老子禅让给儿子是另外一种情况。

（四）

而“禅让”仪式的前奏，就是“加九锡”。

“锡”同“赐”。九锡是汉朝、晋朝等朝代皇帝给即将篡位的臣子发出的九种最高赏赐。九锡包括一锡车马，再锡衣服，三锡虎贲（三百人的护卫军），四锡乐器，五锡纳陛（陛即台阶），六锡朱户（朱漆大门），七锡弓矢，八锡斧钺，九锡秬鬯（音炬倡，黑黍所酿的香酒。）这些物件通常是天子才能使用，赏赐形式上的意义远大于使用价值。

九锡传说始于周代：《汉书》武帝纪注张晏曰：“九锡，经本无文，周礼以为九命，春秋说有之。”《汉书》王莽传注张晏曰：“宗臣有勋劳为上公，国所宗者也。周礼‘上公九命’，九命。九赐也。”传说齐桓公曾接受其中的二锡：《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而曹操却宣传认为周公是受九锡的第一人，“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辞九锡令》，《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其实，九锡于汉代形成，历史上第一位被授予九锡的大臣是准备发动宫廷政变篡位的王莽，元始五年五月，富平侯张纯为首九百零二名公卿大夫、博士、列侯、议郎等一起向太皇太后上书，称颂王莽功德可比伊尹和周公，请加“九锡”。因自王莽始，受九锡者之后大多篡位，故之后功臣多拒受九锡以避嫌。但又通过九锡而预告即将篡位。

例如，生前受九锡：

王莽被汉朝授九锡，王莽后篡汉建新朝。

东汉末年交州牧士燮被曹操以汉廷名义加九锡，其实是曹操意欲为自己篡位开辟道路。

曹操被汉朝授九锡，其子曹丕后篡汉建魏。

孙权名义上降曹魏被授九锡，数年后称帝建立东吴。

司马昭被曹魏授九锡，后来其子司马炎建晋朝。

晋惠帝加赵王司马伦九锡，司马伦矫诏晋惠帝禅位，自称皇帝。

西晋齐王司马冏功居第一，加九锡。

西晋东海王司马越受九锡。

西晋陈敏自加九锡，其后占有吴越之地起兵反叛。

前赵刘曜遣使拜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进爵赵公，次年石勒建立后赵。

后赵海阳王石弘授石虎九锡，石虎篡位继后赵武帝之后杀死石弘。

后秦文桓帝姚兴，册封藩属谯纵为大都督，相国蜀王，加九锡礼。

北魏节闵帝元恭在尔朱荣死后追赠他黄钺、相国、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晋王，赐给九锡。

桓玄受东晋九锡，后起兵作乱，篡晋建楚。

南梁豫章王萧栋给侯景加九锡，封为汉王，同年侯景逼萧栋禅让。

南朝四朝（即宋、齐、梁、陈）开国皇帝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都曾从前朝受九锡，其后再篡位夺朝。

东魏元善见追赠高欢为相国，进爵齐王，备九锡殊礼，后来高欢之子高洋篡位建立北齐。

杨坚从北周接受九锡，后建立隋朝。

李渊从隋朝接受九锡，后建立唐朝。

王世充要求隋朝皇泰主杨侗给予九锡成功，后废杨侗自立为帝，建郑国。

死后受九锡：北魏任城王元澄死后被赐给九锡。

拒绝接受九锡的名人：

孙权授曹魏附庸公孙渊九锡，试图拉拢，但公孙渊怕孙权远水救不了近火，杀封赏来使。

蜀汉丞相诸葛亮拒李严封赏九锡的建议，表示要先灭曹魏再受封。

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中推翻曹爽，被朝廷赐相国、郡公，加九锡，但都拒绝了。

司马颖两次拒绝九锡。

《礼记》记载认为：

一曰车马。指金车大辂（lù 车辕上用来挽车的横木），和兵车戎辂；玄牡二驷，即黑马八匹。其德可行者赐以车马。

二曰衣服。指衮冕之服，加上配套的赤舄（xì，鞋）一双。能安民者赐之。

三曰乐县。指定音、校音器具。使民和乐者赐之。亦作“乐悬”。

四曰朱户。指红漆大门。民众多者赐之。

五曰纳陛。有两种说法。一是登殿时特凿的陛级，使登升者不露身，犹贵宾专用通道。二是阶高较矮的木阶梯，使登阶别太陡，这两种说法都不甚具体。能进善者赐以纳陛。

六曰虎贲（bēn）。守门之军虎贲卫士若干人，或谓三百人；也指虎贲卫士所执武器，戟、铩之类。能退恶者赐虎贲。

七曰弓矢。彤弓矢百，玄弓矢千。指特制的红、黑色的专用弓箭。能征不义者赐之。

八曰斧钺。能诛有罪者赐之。

九曰秬（jù）鬯（chàng）。指供祭礼用的香酒，以稀见的黑黍和郁金草酿成。孝道备者赐之。

《后汉书·袁绍传》注引《礼含文嘉》曰：“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之士百人，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

历史上有不少功臣拒受九锡以避嫌，譬如李严曾向诸葛亮试探劝进受九锡，诸葛亮回答要灭魏之后再接受。《三国志·蜀书·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云：“严与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诸葛亮回答：“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魏，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体现出高人一等的智慧。

（五）

《还原真相：中国古代12次禅让谁是真心自愿让贤》（2016年1月10日历史真相）说：

禅让中的”禅”意为”在祖宗面前大力推荐”，”让”指”让出帝位”。禅让很有特色，权力转让，不见血腥，颇有中华礼让之风的特色。表面上是自愿，其实多为被迫。

但是，中国历史上12次禅让以上，有没有一次是真心自愿让位的呢？

1、尧禅让于舜，史料明确记载的第一次禅让。

尧在位七十年后，年纪老了。他的儿子丹朱很粗野，好闹事。有人推荐丹朱继位，尧不同意。后来尧又召开部落联盟议事会议，讨论继承人的人选问题。大家都推举虞舜，说他是个德才兼备、很能干的人物。尧很高兴，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并考验了二十八年才将帝位禅让给舜。

2、舜禅让于禹。

舜通过部落联盟会议，让八元管土地，八恺管教化，契管民事，伯益管山林川泽，伯夷管祭祀，皋陶作刑，完善了社会管理制度。他也仿照尧的样子召开继位人选会议，民主讨论。大家推举禹来做继承人。舜到晚年身体不好，依旧到南方各地去巡视，竟病死在苍梧（今湖南境内）的途中。舜死后，禹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

3、西汉末年，汉少帝刘婴禅让于王莽，王莽建立新朝。

公元6年三月，王莽立年仅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号称”孺子婴”，以效仿周公摄政旧事，为代汉做准备。此后数年间，关于王莽代汉称帝的符命图谶频繁出现。公元8年（居摄三年），梓潼人哀章制作铜匮，内藏《天帝行玺金匮图》与《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伪托汉高祖遗命，令王莽称帝。于是王莽便到高帝祠庙接受铜匮，然后戴上王冠觐见太皇太后，坐在未央宫前殿，即天子位，定国号为”新”。

4、东汉末年，汉献帝刘协禅让于曹丕，曹丕建立曹魏政权。

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继位为魏王，并逼早已徒具虚名的汉献帝”禅让”。同年十月，汉献帝宣布退位并将皇位”禅让”给曹丕。曹丕故作推辞，在”三让”之后才”答允”接受。十月二十九日，曹丕登坛受禅称帝，立国号为大魏，改元黄初，是为魏文帝，封业已退位的献帝为山阳公。

5、曹魏常道乡公曹奂禅让于司马炎，司马炎建立晋朝并统一天下，即所谓的三国归晋。265年8月司马炎继承晋王的爵位。次年1月，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位为帝，国号晋。

6、南朝：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于宋武帝刘裕、宋顺帝刘准禅让于齐高帝萧道成、齐和帝萧宝融禅让于梁武帝萧衍、梁敬帝萧方智禅让于陈武帝陈霸先。

7、北朝：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禅让于北齐文宣帝高洋、西魏恭帝拓跋廓禅让于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北周静帝宇文衍禅让于隋文帝杨坚。

这段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皇帝成为“最危险的职业”，但是偏偏都选择了最讲礼仪的禅让，也是极大讽刺。

8、唐高祖李渊禅位于太宗李世民。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626年7月2日），李世民在帝都长安城宫城玄武门附近射杀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后，李世民杀建成、元吉诸子，并将他们从宗籍中除名。尔后李渊让出军政大权予秦王，三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八月初九甲子日（9月4日），李渊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

9、唐朝末年，唐哀帝李柷禅让于梁太祖朱温。

因担心38 岁的唐昭宗有朝一日会利用李茂贞、李克用等东山再起，朱温下令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等杀掉昭宗，借皇后之命立13 岁的李柷为帝，是为昭宣帝。天佑四年（907年）四月，朱温表面上由唐宰相张文蔚率百官劝进，昭宣帝禅位，朱温正式称帝，更名为朱晃，庙号太祖。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史称后梁。

10、宋太祖赵匡胤黄桥兵变，周恭帝柴宗训禅让于赵匡胤。

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以”镇定二州”的名义，谎报契丹联合北汉大举南侵，领兵出征，发动陈桥兵变，后周宰相范质等人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

11、宋徽宗赵佶禅让于儿子宋钦宗赵桓。

赵桓，宋高宗赵构异母兄。在金兵大举入侵汴京之际，宋徽宗禅让帝位，赵桓被迫即位，是为宋钦宗。最终被金人俘虏、贬为庶人。

12、清帝乾隆将帝位禅让给自己的儿子嘉庆。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举行归政大典，自为太上皇帝，授玺后，礼部鸿胪寺官员诣天安门城楼，恭宣嘉庆帝钦奉太上皇帝传位诏书，金凤颁诏，宣示天下。弘历在禅位之后仍居住在养心殿掌控朝政。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十九日，太上皇在圆明园召见属国使臣，告诉他们：”朕虽然归政于皇帝，大事还是我办。”举千叟宴以太上皇莅之。

（六）

《你不知道的“被禅让”皇帝的结局》说：

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宋武帝刘裕后，刘裕建立的是南朝宋，不是赵匡胤建立的宋朝，这就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北方就是少数民族入侵（五胡乱华），而南方则是汉人的朝代更替，分别为宋齐梁陈，而北方就乱的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轮番上演，最后统一北方的是隋朝，隋朝灭陈，进而统一了中国，好景不长，隋朝只传了两代，就被唐朝取代了，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这段时间“被禅让”的皇帝的结局吧。

首先来看看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四个朝代的更替都伴随着被禅让，只有到了南朝陈，被北朝的隋灭亡，才没有继续玩禅让这一套。

在刘裕建立南朝宋50年后，厄运必然降临到他的子孙头上，479年，宋顺帝刘准禅让给齐高帝萧道成，被监视的士兵“误杀”。至于是不是误杀，大家自己用脚趾头想一想也能想明白是怎么回事，萧道成建立南朝齐大概20多年后，轮到自己子孙被禅让了，502年，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梁武帝萧衍，萧宝融托他祖先的福，命运更加的悲惨，毫不掩饰地被萧衍杀死，萧衍的后代也没好到哪里去，五十多年后的557年，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陈武帝陈霸先，也是一样的命运，毫不掩饰地被杀死。

相对于南朝的干净利落，北朝可就没那么清爽了。

首先是在550年，东魏的孝静帝元善见禅让给齐文宣帝高洋，禅位后次年被高洋以毒酒毒死，年仅二十八岁，谥号孝静皇帝。而高洋前期也算是个明主吧，整顿吏治，发展农业，修建长城，但是执政后期以功业自矜，纵欲酗酒，残暴滥杀，大兴土木，赏费无度，最终饮酒过度而暴毙，终年三十一岁（又说三十四岁），庙号显祖，谥号文宣皇帝。

557年十个神奇的年份，这一年，南北朝都发生了禅让，好像是商量好的，南朝是梁陈朝代更迭，而北朝则是西魏恭帝元廓禅让给北周孝闵帝宇文觉，不过西魏恭帝元廓也没有好下场，被宇文护杀死。

这个时候的北朝同时存在的是北齐和北周，两个政权都不稳定，都发生了多次内部禅让：

565年，齐武成帝高湛禅让给儿子齐后主高纬（内禅），高湛好酒及色，由于是内禅，所以并没有被杀死，但是却因酒色过度而死，时年三十二岁。然而高纬也并没有振作，仅过了12年，577年，齐后主高纬禅让给儿子齐幼主高恒（内禅），高纬和高恒被北周武帝宇文邕赐死。

北周这边，北周武帝宇文邕是个英主。他诛杀了权臣宇文护，灭了北齐，不过他却是个短命鬼，准备讨伐突厥的时候病死了，时年仅36岁，他的子孙不像他这么争气，宇文邕的儿子宇文赟在578年即位，便沉溺于酒色，第二年宇文赟便禅让给儿子周静帝宇文阐（内禅），自称天元皇帝，但仍掌控朝权。但是酒色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宇文赟次年病逝，时年二十二岁。比他老爹更加短命。

而宇文赟的早逝，给了杨坚机会，由于宇文阐即位只有六岁，造成了主弱臣强，于是杨坚抓住机会，81年，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文帝杨坚，而杨坚也是个狠角色，禅让的当年就杨坚派人害死宇文阐，时年九岁。

众所周知，隋朝也是个短命的王朝，在618年，隋恭帝杨侑禅让给唐高祖李渊，死得不明不白，病死或者被杀。被杀的可能性比较大，病死只是一个官方说法。

而且隋朝真的很倒霉，发生了两次禅让，在619年，隋恭帝杨侗禅让给王世充，被王世充勒死。

相比南北朝，唐朝的禅让大多数都是内禅！

首先就是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手足相残，唐高祖李渊禅位给儿子唐太宗李世民（内禅）。李渊终老。

而后就是，李世民的儿媳妇武则天禅让给儿子唐中宗李显（内禅），张柬之等五个郡王虽然逼着武则天让位，但始终没有实力和勇气杀死武则天，武则天最后病死。

唐殇帝李重茂禅让给叔叔唐睿宗李旦（内禅），受哥哥李重福叛乱的牵连而被贬，不久莫名死去。

唐睿宗李旦禅位给儿子唐玄宗李隆基（内禅），自己本来无意皇位，牛气儿子想干就让他来吧。

唐顺宗李诵禅让给儿子唐宪宗李纯（内禅），身体太差，被宦官逼迫退位。

而到了907年，辉煌的唐王朝也就走到了尽头。唐哀帝李柷禅让给梁太祖朱温，被朱温毒死。而朱温建立梁，史称后梁，开启了五代十国的乱象。

（七）

谢选骏指出：禅让制度虽然充满阴谋，但毕竟是一种“政权和平转移”，引起的社会动荡较小。禅让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政治的流行款式，还与古代先秦的政治理想有关。

《尚书》中的《尧典》一篇，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道统神话（区别于原始宗教神话）的最重要的经典。《尧典》虽是伪书（伪《古文尚书》并因此从中分出一部《舜典》），但却发挥了积极的现实作用。它涉及的多层面内容跨越了夏、商、周三代，成书年代历经有周八百余年。因此，它反映着先秦时代中国民族的最深刻的一些理想。《尧典》以尧、舜两位“远古神祇——近古帝王”的活动为主要描写对象。而尧与舜，恰恰被视为古代“圣人——天子”的典型形象。这就为我们展示了“天子”观念的原始内涵：

“稽（考）古帝尧，曰放勋。钦文明（文，除有“文明”、“章法”等含义，还指宇宙的秩序，如“天文”的“文”）；思安安（蔡沈释“安安”为无所勉强、顺乎自然）。允恭克让（“克让”，指能够让贤引退），光被四表（光耀四方大地），格于上下（沟通上天与人间）。克明俊（“俊”，古上帝名，引申意为“大而突出者”）德，以亲九族（九族，指宗族、大家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指百官族姓、国家支柱）。百姓昭明（指社会政治健康），协和万邦（万邦，指大文化圈内的所有政治实体与自治单位）。黎民于变时雍（天下人民因天子而获得普遍的和平）。”

这些德行，有不少是上帝之子特有的功能如“格于上下”、“光被四表”等等。而开宗明义，展示的恰是天子神圣性：他谦恭地从明悟宇宙秩序中获得了启示，思想因而合乎自然的节律。他忠于神圣的使命，但不眷恋世俗的权势，他的人格之光照耀四极，沟通神人两界……中国道统神话中强烈的世俗伦理精神，使天子获得了一种大自然能力，他不同于宗教神话中神格的超自然能力。因此，天子的社会政治功能，大于他的神圣宗教功能。

天子对社会群体所发挥的影响，则被后来的儒学政治论（如号称“孔氏遗书”的《礼记·大学》篇），悄悄吸取了：“克明俊德被”被引申为“修身”，“以亲九族”伸发为“齐家”，“平章百姓”则是“治国”的原始说法；而“协和万邦”则是“平天下”观念的不那么战国味十足的措辞……儒家的创新之处仅在于，把天子不乏神秘性的“德”换成了儒士刻苦力行的“学”。《尧典》的道统神话在此被儒士们的政治哲学取代了。但此哲学理想，实有神话理想的渊源，殆无疑义。

天子，作为在天人之际“格于上下”的全能沟通者，擅长与天象的启示相感应，他以此调节人类的行为及其节律，以期顺天而应命。天子的创造，不在于个体的发挥，而首先体现为历法的创造及运用——“敬授人时”。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这一调合天人关系的基本创造，使农耕民族的生活得以“顺乎天时”、合乎自然，更能应付环境压力、生存压力。其次，天子的创造落实到调理大地的规划上——大地是人的生存空间，治理它，得使人的生活切乎地利。这在《尧典》中，具体化为天子尧对洪水的治理计划。最后，天子禹更以自己的才具出色实现了这一使命。

综合《尧典》给天子描述出的图式，可以说：

天子的头两个步骤是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天子是从自己对天意、天命的感应中再生的，他来自人民中。因此，他的道路是艰辛的，同时也是“上升”的。

《尧典》对舜的兴起所作的描写，同样具有深刻的象征性。天子舜生于逆境，发展了坚忍的美德和广泛的才能，最后经过神话式的典型考验，获得社会群体的承认，执掌神圣统治的权柄：

“谨（诚）徽（美）五典（即五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即总理一切事物），百揆时叙（秩序井然）。宾于四门（担任外交工作），四门穆穆（受到异邦的尊重）。纳于大麓（山脚，引申为旷野、荒山野岭），烈风雷雨弗迷。……正月上日（初一），受终（“禅让”）于文祖（尧）。在（察）璇玑玉衡（天文仪器或是象征天体运行的法器），以齐七政（日，月、五星）。肆（遂）类（特殊情况下的祭天之礼）于上帝，湮（神字旁——祭天之礼）于六宗（受祭的大神），望（一种祭祀）于山川、遍于群神。”

就这样，天子——这人类探索自然、协调自己与自然关系的特殊眼睛——经过离群索居的考验，终于握得了神圣事物（如祭祀上帝）的特权，成为直到人类群体活动的有力之手。

（我们记得，这与《福音书》上关于耶稣基督遭受魔鬼撒旦的诱惑，在旷野禁食四十天的记载，不乏相似。）

在《尧典》中，这只不乏神秘意味的手，大规模涉入一个新的领域——即着力协调人与家族之间关系、家族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世俗领域，修订历法、检查礼器（祭仪与礼仪中必备）和厘定度量衡（这象征为世界确立规范）、四出巡视、划分行政区域、制定并实施刑法，最后，逐次流放了四种危险的敌人：共工、欢兜、三苗、鲧。如此这般，天下大治。……

天子的社会事业与文化使命，不会因其世俗性的死亡而中断。尧死之后，舜的世俗化职能及社会化倾向进一步加强，因此，他成为道统神话范畴中的天子向政治哲学范畴中的天子过渡的中介。这样，天子职能中沟通人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关系的一元，至少与其沟通国家与神、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元，等量齐观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一元越来越多地包括着前一元。“天理”越来越成为“人礼”的变相。

尽管道统化、历史化、世俗化程度如此之深，但在舜和他的“廷臣”如后稷（周始祖）、契（殷始祖）、皋陶、益、朱、虎、熊、罴、夔、龙等神话形象之间，仍然存有显见的演变关系。维系这些关联的核心力量是，一群“远古神祗——近古庭臣”受到道统的强烈吸引和内外压力的持续驱使，下降为人，充当“天子的仆从”，去实现“天之明命”。

中国历史文化的晨曦，就这样破开了它的浑沌态。

……

在现代思想看来，禅让制要比世袭制时髦得多，尤其是对全球政府而言。

有人把中共现行的僭主专政的继承制度叫做“禅让制”，也有人从共产主义的军事民主制或军事寡头制的角度去观察之，但是在我看来，这都是受了古代神话传说的框架影响所致。

（另起一单页）

第一章

尧舜禹传说

（一）

尧舜禹是古代中国历史中，自黄帝之后，黄河流域又先后出现了三位德才兼备的部落联盟首领。传说中尧又称陶唐氏，发祥地在今山西汾河流域的运城和临汾（古称河东地区）。现在山西临汾市南的伊村有“帝尧茅茨土阶”碑，尧庙村有尧庙，临汾县有尧陵、神居洞。他的生活非常简朴，古书说他“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裘，夏日葛衣”，也就是说，他住的是用没有修剪过的茅草芦苇、没有刨光过的椽子盖起来的简陋房子，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块鹿皮，夏天穿件粗麻衣。

舜又称有虞氏，出生在姚墟。传说他在接替尧担任部落联合体首领之前接受尧的考察时，曾在历山（中条山别称）耕田，在雷泽（今山西芮城北）捕鱼，在河边的陶城（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北）制陶，后来尧把他封在虞地（今山西平陆西南），担任部落联合体首领后，又都蒲坂（今蒲州镇），看来他的活动中心在现在山西的西南部，今天山西运城市安邑镇还有舜帝庙、舜帝陵。舜严于律己，而又宽厚待人。

尧舜之时，发生滔天洪水，大禹以天下为己任，率领百姓治理水患，发展生产，更是受到高度的赞扬。大禹为了治理洪水，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战，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为治水耗尽心血与体力，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因大禹平治天下，天下呈现一片安宁、祥和的太平景象，“天下大和，百姓无事”。大禹也因其显赫功德和人格被最尊为华夏最著名的圣王。

尧姓伊祁，名放勋，“尧”是他的谥号，《谥法》上说：“翼善传圣曰尧”。

尧生于丹陵，养在母亲家——伊侯之国，后来迁于祁地，所以称尧为伊祁氏，尧以伊祁为姓。

因封于唐，故称“唐尧”，由于他德高望重，人民倾心于尧。他“严肃恭谨，光照四方，上下分明，能团结族人，使邦族之间团结如一家，和睦相处；为人简朴，吃粗米饭，喝野菜汤”，自然得到人民的爱戴。

尧到年老时，由四岳十二牧推举部落联盟军事首长继承人，大家一致推荐了舜。尧把自己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又对他进行了长期的考察，最后才放心的禅让。

事迹

尧父乃帝喾，号高辛氏。帝喾在位七十年崩，传位给儿子挚。尧十三岁辅佐挚，封于陶地，十五岁改封于唐地，所以尧号曰陶唐氏。十八岁，尧代挚为天子，都于蒲阪。《通典》记载：“尧旧都在蒲”，《水经注》记载：“雷首，俗亦谓之尧山，山上有故城，又曰尧城”，《阚骃十三州记》记载：“蒲阪，尧都。盖尧帝亦都此，后迁平阳。”

《史记》说：尧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接近他如太阳一般，远望他如云霞一样灿烂。富有而不骄横，高贵而不傲慢。黄色的帽子，黑色的衣服，红色的车驾以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他命羲氏、和氏测定推求历法，制定四时成岁，为百姓颁授农耕时令。测定出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尧在位，天下洪水汤汤，用鲧治水，九年无功而返，又启用禹，使洪水得以治理。尧设置谏言之鼓，让天下百姓尽其言；立诽谤之木，让天下百姓攻击他的过错。他治天下五十年，问天下治与不治？百姓爱戴自己与否？左右不知，朝野不知。他于是微服访于民间，有一位老人含着食，鼓着腹，敲着土地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首古诗称作《击壤歌》。

尧帝开创了帝王禅让之先河，在位七十年，认为儿子丹朱不成器，决定从民间选用贤良之才。尧问四方诸侯首领：“谁能担负起天子的重任？”四方诸侯首领说：“有个单身汉，在民间。叫虞舜。”于是，尧微服私访，来到历山一带，听说舜在田间耕地，便到了田间。看见一个青年，身材魁伟、体阔神敏，聚精会神地耕地，犁前驾着一头黑牛、一头黄牛。

奇怪的是，这个青年从不用鞭打牛，而是在犁辕上挂一个簸箕，隔一会儿，敲一下簸箕，吆喝一声。尧等舜犁到地头，便问：“耕夫都用鞭打牛，你为何只敲簸箕不打牛？”舜见有老人问，拱手以揖答道：“牛为人耕田出力流汗很辛苦，再用鞭打，于心何忍！我打簸箕，黑牛以为我打黄牛，黄牛以为我打黑牛，就都卖力拉犁了。”尧一听，觉得这个青年有智慧，又有善心，对牛尚如此，对百姓就更有爱心。尧与舜在田间扯起话题，谈了一些治理天下的问题，舜的谈论明事理，晓大义，非一般凡人之见。

尧又走访了方圆百里，都夸舜是一个贤良之才。尧便决定试一试舜。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让两个女儿观其德；把九个男儿安排在舜周围，让九个男儿观其行。把舜放进深山之中，虎豹毒蛇都被他驯服。舜头脑清醒，方向明确，深山之中不迷失，很快就走了出来。尧先让舜在朝中作虞官，试舜三年后，让舜在尧的文庙拜了尧的先祖，尧便让舜代其行天子之政。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后尧老，舜代替尧执政，尧让位二十八年后死去。

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尧冢也有好几处，如：山东菏泽、山西临汾，历代也多以这里为主进行祭祀活动。

尧帝陵位于今中国山西临汾市东北35公里郭村里隅涝河北侧。相传尧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因而临汾城南有尧庙，城东筑有尧帝陵。尧帝陵周土崖环峙，河水经陵前南泄，松柏苍翠，陵丘耸峙。尧陵高50米，绕周80米。陵前筑有祠宇，相传为唐初所建。

金泰和二年（1202年）碑文记载：唐太宗征辽曾驻跸于此，因谒尧陵，遂塑其像。元中统年间，道人姜善信奉元世祖命修筑尧陵。明成化、嘉靖，清雍正、乾隆间，都曾重修。现陵丘如故，松柏依旧。祠内有山门（门上为乐楼）、牌坊、厢房、献殿、寝殿、碑亭等建筑。布局紧凑，木雕精细，红墙绿瓦，围以清流古柏，相映成画。陵前祠内立有元代以来碑碣十余座，记述陵宇沿革和帝尧功绩。其中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尧陵碑上刻有尧陵全图，保存完好。

尧庙

尧庙位于临汾市区南3公里处。相传尧建都平阳（今临汾市），有功于民，庙是后人为祭祀尧王所建。创建年代已无可考。现存建筑原为清代遗物。前有山门，内有围廊、牌坊、五凤楼、尧井亭、广运殿、寝宫等建筑。尧王及其四大臣被喻为“五凤”。“一凤升天，四凤共鸣”，五凤楼就因此得名。

尧井相传为尧所掘，为记其功，上筑一亭。广运殿是供奉尧王的主殿，高达27米，殿宇四周设环廊，42根石柱，柱础雕刻工精，殿内金柱子肥硕，直通上层檐下，础石上云龙盘绕。龛内塑有尧王像及其侍从。庙内存在碑碣10余通，记载尧王功绩及庙宇建造经过。广运殿1998年毁于大火，后于1999年重建。

舜姓姚，传说目有双瞳而取名“重华”，舜号有虞氏，故称虞舜。死后，禅位于禹。

传说尧年纪大了，想找一个继承他职位的人。有一次，他召集四方部落首领来商议。尧说出他的打算后，有个名叫放齐的说：你的儿子丹朱是个开明的人，继承你的位子正合适。尧严肃地说：不行，这小子品德不好，专爱跟人争吵。另一个叫灌兜的说：管水利的共工，工作倒做得挺不错。尧摇摇头说：共工能说会道，表面恭谨，心里另是一套。用这号人，我不放心。”

这次讨论没有结果，尧继续物色他的继承人。有一次，他又把四方部落首领找来商量，要大家推荐。到会的一致推荐舜。尧点点头说：哦！我也听到这个人挺好。你们能不能把他的事迹详细说说？

大家便把舜的情况说开了：舜的父亲是个糊涂透顶的人，人们叫他瞽叟（就是瞎老头的意思）。舜的生母早死了，后母很坏。后母生的弟弟名叫象，傲慢得没法说，瞽叟却很宠他。舜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待他的父母、弟弟挺好。所以，大家认为舜是个德行好的人。

尧听了挺高兴，决定先把舜考察一下。他把自己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还替舜筑了粮仓，分给他很多牛羊。那后母和弟弟见了，又是羡慕，又是妒忌，联合瞽叟几次三悉想暗害舜。

有一回，瞽叟叫舜修补粮仓的顶。当舜用梯子爬上仓顶的时候，瞽叟就在下面放起火来，想把舜烧死。舜在仓顶上一见起火，想找梯子，梯子已经不知去向。幸好舜随身带着两顶遮太阳用的笠帽。他双手拿着笠帽，像鸟张翅膀一样跳下来。笠帽随风飘荡，舜轻轻地落在地上，一点也没受伤。

瞽叟和象并不甘心，他们又叫舜去淘井。舜跳下井去后，瞽叟和象就在地面上把一块块土石丢下去，把井填没，想把舜活活埋在里面。没想到舜下井后，在井边掘了一个孔道，钻了出来，又安全地回家了。象不知道舜早已脱险，得意洋洋地回到家里，跟瞽叟说：这一回哥哥准死了，这个妙计是我想出来的。现在我们可以把哥哥的财产分一分了。说完，他向舜住的屋子走去。

哪知道，他一进屋子，舜正坐在床边弹琴呢。象心里暗暗吃惊，很不好意思地说：哎，我多么想念你呀！舜也装作若无其事，说：你来得正好，我的事情多，正需要你帮助我来料理呢。以后，舜还是像过去一样和和气气对待他的父母和弟弟，瞽叟和象也不敢再暗害舜了。

尧听了舜的事迹，又经过考察，认为舜确是个品德好又挺能干的人，就把培养舜做接班人。这在历史上被美化为禅让。但是帝尧最终为舜囚禁至死，帝尧之子丹朱被流放。舜最终由平民而践天子之位。

《括地志》云：《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广弘明集》卷一一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

《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史通·疑古》

《括地志》云：《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括地志》云：《汲冢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史记·高祖本纪》正义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山海经·海内南经》注

《汲冢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史记·五帝本纪》正义

舜陵位于山西省运城市鸣条岗，是国家4A级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首批旅游文化示范地。舜陵始建于夏禹，庙建于唐开元26年（公元738年），自北魏至明清1400多年间，历代帝王、官绅、乡庶市民祭祀活动从中未断。

《史记》记载，舜建都于蒲阪（今山西运城永济）。运城市区北行15公里，在蜿蜒百里的鸣条岗西端，坐落着全国闻名的舜帝陵庙。对此，许多文人墨客曾著文褒赞。明人相宗皋写道：“观庙之形胜，北枕孤峰，涑水之波涛绕于后；南对条山，鹾海之盐花献于前。右缠黄河玉带，妫油厘降之风犹存；左拱香山瑶台，历山耕稼之迹如故。

大禹

大禹，姒姓夏后氏，名文命，字高密，号禹，后世尊称大禹，夏后氏首领，传说为帝颛顼的曾孙，黄帝轩辕氏第六代玄孙。他的父亲名鲧，母亲为有莘氏女修己。相传禹治黄河水患有功，受舜禅让继帝位。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

平活水土，功齐天地

禹成功治理洪水，世人便把他敬为神人，尊为“大禹”“神禹”，将他与天地相齐名，所谓天大、地大、禹大。当时人们甚至把整个中国叫“禹域”，意为大禹的天下，从而把治理江河、战胜洪灾，风调雨顺的所有美好愿望，都寄托在大禹身上。“大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大禹几乎成为无所不能的天神。

《诗经》赞美道：“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

《尚书》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左传》云：“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

《史记》中也说：“大禹平活水土，功齐天地”。

即天子位，开夏朝，葬于大禹陵

禹死后安葬与浙江绍兴市南的会稽山上，现存禹庙，禹陵，禹祠。从秦始皇开始历代帝王都有来禹陵祭禹。我国古籍如《尚

《尚书》《诗经》《礼记》《论语》《孟子》等，都记及禹的传说。《尚书·禹贡》记载了禹治平洪水，定天下九州的故事。《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是黄帝的玄孙，其父鲧受尧之命治水，九年而洪水不息，为舜所殛。禹续鲧之业，乃兴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终于治平洪水，得到天下诸侯的朝服。被天下诸侯拥戴即天子位，国号夏后。后东巡狩，卒于会稽。

中国历来史书均按上述诸古籍记载，传播大禹的业绩。大禹不仅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的开国之君，而且是上古最伟大的治水英雄。

他吸取其父鲧堵塞之法失败的教训，兼用疏导方法，如“导河积石”、“岷山导江”、“导淮自桐柏”等等，引全国主要河流入海，“以四海为壑”，救民于倒悬。古籍记载他公而忘私的精神：“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记载其谦逊退让的美德：“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以及虚心听取意见，自奉节俭的品格。大禹是中国史籍记载中功高德劭的完人。

记载

现代史学家顾颉刚于1920年代提出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人物的论点，认为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并且以地史学、第四纪学、古地理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新式检测手段，对东南沿海第四纪晚更新世假轮虫海退时，越族在今宁绍平原繁衍生息和全新世卷转虫海进时宁绍平原沦为海域的过程进行了研究，认为禹的传说表达了海进时期移居于会稽山区的越族祖先的希望而为世代所传播，以致被移植到中原。

于今，越地仍保留着大量大禹的传说。如《越绝书》云：“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稽，爵有功，封有德，更名茅山曰会稽。”又云：“涂山，大禹所取妻之山也，去县五十里”。《吴越春秋》记载禹“登宛委山，发金简之书，案金简玉字，得通水理。”又记载大禹“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等。今绍兴所存如禹陵、禹穴、禹庙等皆为极有价值的大禹遗迹。司马迁曾“上会稽，探禹穴”，秦始皇、宋高宗、清帝康熙、乾隆及民国时期的蒋介石等都曾亲临致祭，说明这些遗迹在中国具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大禹的公而忘私的高尚精神和坚毅不拔的卓绝意志，长期来为绍兴人民和全国人民所高度崇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禹治水：又称为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故事，源自著名的上古大洪水传说。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滥。作为黄帝的后代，鲧、禹父子二人受命于唐尧、虞舜，分别任崇伯和夏伯，负责治水事宜。

大禹率领民众，与自然灾害中的洪水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面对滔滔洪水，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变了“封堵”的办法，对洪水进行疏导，体现出他具有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的聪明才智；大禹为了治理洪水，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战，置个人利益于不顾，曾“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13年，耗尽心血与体力，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

禹成功治理共水，世人便把他敬为神人，尊为“大禹”“神禹”，将他与天地相齐名，所谓天大、地大、禹大。当时人们甚至把整个中国叫“禹域”，意为大禹的天下，从而把治理江河、战胜洪灾的所有美好愿望，都寄托在大禹身上。“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大禹几乎成为无所不能的天神。

相关文献

《诗经》赞美道：“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

《尚书》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左传》云：“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史记》中也说：“大禹平活水土，功齐天地”。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吕氏春秋》：“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

《淮南子》：“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坐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

尧舜禹是古代历史中自黄帝之后，黄河流域先后出现的三位德才兼备的部落联盟首领。现在山西临汾市南的伊村有“帝尧茅茨土阶”碑，尧庙村有尧庙，临汾县有尧陵、神居洞。他的生活非常简朴，古书说他“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裘，夏日葛衣”，也就是说，他住的是用没有修剪过的茅草芦苇、没有刨光过的椽子盖起来的简陋房子，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块鹿皮，夏天穿件粗麻衣。

舜又称有虞氏，出生在姚墟。传说他在接替尧担任部落联合体首领之前接受尧的考察时，曾在历山（中条山别称）耕田，在雷泽（今山西芮城北）捕鱼，在河边的陶城（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北）制陶，后来尧把他封在虞地（今山西平陆西南），担任部落联合体首领后，又都蒲坂（今蒲州镇），看来他的活动中心在现在山西的西南部，今天山西运城市安邑镇还有舜帝庙、舜帝陵。舜严于律己，而又宽厚待人。他曾几次遭到继母和同父异母兄弟的陷害，好在他贤惠的妻子巧设智计，才使他化险为夷他以天下为己任，率领百姓治理水患，发展生产，更是受到高度的赞扬。由于尧、舜、禹治理有方，当时的社会获得很大的发展，呈现一片安宁、祥和的太平景象，“天下大和，百姓无事”，他们也因此被后人尊奉为圣贤人物。因禹治水有功，被人们尊称为大禹。

（二）

《尧舜禅让》说：

尧舜禅让是古代关于原始社会末期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古代传说，指古代帝王让位给不同姓的人。

禅让，禅”意为“在祖宗面前大力推荐”，“让”指“让出帝位”。如伊祁姓的尧让位给姚姓的舜，舜让位给姒姓的禹。这是一种“拟父子相继、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是对正统王位继承制的模拟，是上古政治舞台上部族政治激烈角力的结果，目的是让各大部族的代表人物有机会分享最高权力。谓尧在位时举荐舜作为自己的继承人。那时没有父死子继的习惯，而是选择贤能之人为自己的接班人。

尧舜“禅让”的历史传说，反映了原始公社的民主制度。禅让的方式是和平、明主地推选，不是个人权利的转移。体现了“以人为本，任人为贤”的思想。有利于部落联盟的团结，协调社会生产。

禅让（shàn ràng）“禅”意为“在祖宗面前大力推荐”，“让”指“让出帝位”。

指古代帝王让位给不同姓的人，如伊祁姓的尧让位给姚姓的舜，舜让位给姒姓的禹。这是一种“拟父子相继、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是对正统王位继承制的模拟，是上古政治舞台上部族政治激烈角力的结果，目的是让各大部族的代表人物有机会分享最高权力。谓尧在位时举荐舜作为自己的继承人。那时没有父死子继的习惯，而是选择贤能之人为自己的接班人。传说中有尧举舜，舜举禹，禹举益的故事。据《墨子·尚贤上》云：”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孟子·万章》记载：”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舜大概做了常人不能做的好事，赢得了大家的拥戴。所以尧死后，舜虽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但天下诸侯不去尧子那里而去朝觐他；有诉讼之事，也去找他；讴歌者也去讴歌他，而不去讴歌尧子。反映了尧所举荐的继承人舜，确实是个贤能之人。

传说黄帝以后，在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出现了尧、舜、禹三个著名的领袖。关于他们“禅让”的故事，古书有不少的记载。

尧，号陶唐氏，是帝喾的儿子、黄帝的五世孙，居住在西部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县一带）。尧当上部落联盟的首领，和大家一样住茅草屋，吃糙米饭，煮野菜作汤，夏天披件粗麻衣，冬天只加块鹿皮御寒，衣服、鞋子不到破烂不堪绝不更换。老百姓拥护他，如爱“父母日月”一般。

尧在位七十年后，年纪老了。他的儿子丹朱很粗野，好闹事。有人推荐丹朱继位，尧不同意。后来尧又召开部落联盟议事会议，讨论继承人的人选问题。大家都推举虞舜，说他是个德才兼备、很能干的人物。尧很高兴，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并考验了二十八年才将帝位禅让给舜。

舜，号有虞氏，传说是颛顼的七世孙，距黄帝九世，生于诸冯（在今山东省境内）。舜接位后，亲自耕田、打渔、制陶，深受大家爱戴。他通过部落联盟会议，让八元管土地，八恺管教化，契管民事，伯益管山林川泽，伯夷管祭祀，皋陶作刑，完善了社会管理制度。他也仿照尧的样子召开继位人选会议，民主讨论。大家推举禹来做继承人。舜到晚年身体不好，依旧到南方各地去巡视，竟病死在苍梧（今湖南境内）的途中。舜死后，禹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

意义

尧舜“禅让”的历史传说，反映了原始公社的民主制度。禅让的方式是和平民主地推选，不是个人权利的转移。体现了“以人为本，任人为贤”的思想。有利于部落联盟的团结，协调社会生产。

存疑

最早记有“禅让”其事的是被儒家列为十三经之一的《尚书》。其中《尧典》说的是“尧舜禅让”，《大禹谟》则有“舜禹禅让”的记载。除《尚书》之外，提到“尧舜禅让”的还有《论语》和《孟子》等。但对《论语》中关于尧让帝位于舜的一段文字，多数学者认为并非孔子所说，而是后人把散简附在书后所致。

孟子对“禅让”这件事，态度比较暧昧，说法也很巧妙。当万章问他：“尧以天下与舜，有诸？”他回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他接着说道：“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人，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关于舜禅位于禹，他也有类似的说法。

孟子说的“天”，可以理解为诸侯、人民，其实，也可理解为天子，因为自古以来，天子总是被看作“天”的代表，这样株圜的说法，好像把隙缝弥补了。《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就是综合《尚书》、《论语》、《孟子》所说而撰述的。

对于“禅让”之说，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提出了怀疑。最早提出疑问的是荀子：“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荀子·正论》）。战国末的韩非，不但不承认有“禅让”这回事，反而说舜和禹，之所以能继承帝位，是“臣弑君”的结果，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这并非韩非一个人的惊人之笔，唐代的刘知几在他所著的《史通》中引《汲冢琐语》说：“舜放尧于平阳”，又说舜是给禹赶到苍梧而死的。稍后的《史记正义》作者司马贞，引《竹书纪年》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竹书纪年》等书成于战国，西晋初出自汲冢，后即散乱不传，今本系宋以后人伪托，已非刘知几、司马贞所见本，其所记未必会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同时，还有人认为《尧典》成于战国，《大禹谟》系晋人伪作。真是这样的话，那《尚书》中关于尧舜禅让的记载从根本上就靠不住了。

近代有些学者认为：“尧舜禅让”说是战国初墨家的创造。如果《尧典》和《论语》所说不足为信，那么《墨子》则是最早有“禅让”记载的书了。《墨子》中《尚贤》、《尚同》两篇主张贤人执政，不仅是三公，就是天子。也可选天下贤者而立之。“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把本是黄帝九世孙、有虞氏诸侯的舜，说成是会烧窑、捕鱼的农夫，以此来申述他“尚贤”的宗旨。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他的政治思想正反映了一般庶民参与政治的要求。可是，墨家只说过“尧舜禅让”。“舜禹禅让”说又从何而来呢？近代学者认为是儒家新添的。儒家在一定限度内也赞成“举贤”。于是，盂子接过墨家的“尧舜禅让”说，添加出“舜禹禅让”的故事。同样，也把原是百里诸侯的禹说成是匹夫出身。战国以后，墨家衰落，“禅让”说才被儒家所专有。这种看法，又一次从根本上否定有过“禅让”。传了两千多年的“禅让”说，一旦被完全否定，也难令人信眼。于是，又有学者结合社会发展史加以考证，认为这是一种部落选举的方式。如我国史有记载的乌桓民族，在汉代时，数千部落成为一部，推选“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大人有所召唤，部众莫敢违犯。实际上这“大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帝王。其他如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也是如此。由此推论，汉民族的上古时期也不会例外。只不过这种寻常的推选，被后人粉饰成神圣而又光彩非凡的“禅让”罢了。

（三）

《尧舜禹“禅让”背后可怕的真相》（2017-4-8历史钩沉）说：

尧幽囚，舜野死。其实儒家三千年道德基石只是一个骗局，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史料，三代之政并非那么美好，这一点孔子肯定知道，但是为了建立道德体系，只能把尧舜禹粉饰成美政和圣王。

中国古代社会，有记载的是从三皇五帝始，从尧舜时期的公天下到夏启后的家天下，从奴隶制到封建社会，一直持续了几千年，在古达社会，最被后人向往的时代是尧舜时代，据说在那个时候，天下清平，人民安居乐业，统治者无比圣明，天下是传给有德之人，而不是世袭制传给自己家的孩子。

这其实就我们所熟知的禅让制，按照历史记载尧、舜、禹这三代君王都是禅让的天下，他们的仁德也一直被传颂，尤其是被孔子所向往，以至于后世的儒家弟子都是如此向往和歌颂尧舜禹的时代。尤其是社会动荡的时候，更是渴望和羡慕那个时代。

可是事情那个时候的禅让制真的是那么充满仁德圣明吗？这其中的真相是怎么样的，因为毕竟是人，不可能会在权力的过渡中那么平静那么充满仁义。

其实我们查阅资料可以发现，许多歌颂禅让制美好和尧舜禹时代圣明的文献并非那么真实，期间有许多的漏洞，甚至是错误。笔者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在封建时期，儒家占主导地位，仁义道德是儒家的立身之本，吹嘘尧舜禹是为儒家取得统治者支持的重要原因。

在部族联盟时代，争权夺利其实是常态，从东夷族与华夏族之战，华夏与三苗族之战，鲧夺权被尧杀死，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从此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这些过程无不是充满争斗和血腥的。

在尧统治时期，后起之秀舜出现了，与尧的儿子丹朱争夺天下的君王之位，舜与丹朱夺位失败后被流放到丹水。丹朱作为尧帝的嫡长子，出生也是充满神话的，自由聪慧，是围棋的始祖，并被公认为围棋界的第一高手。可惜最后夺位失败被流放，连生卒年月都没有被历史记录下来。

这些所谓的禅让，都是朝中权臣胁迫帝王退位，而由于继承者是当政者的臣子，为避免“不忠”的骂名，便打着禅让的旗号，以取得正统性。所谓的尧舜禹禅让也是如此。

对尧舜的这段历史，《竹书纪年》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山海经》记载：“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对丹朱称呼“帝”。

荀子在《正论》中说：“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是陋者之说也。”

韩非子在《说疑》一文中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人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竹书纪年》认为：“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

《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受为疑”。

《广弘明集》十一引《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今见有囚尧城”

还有一种传说是舜成为代理执政后囚禁了尧，为了不让丹朱知道真相从而阻止丹朱看望尧，在《竹书》一书中还有这段记载。到舜后期，舜杀了鲧，也就是大禹的父亲，并不是因为鲧治水不利，而是因为鲧是舜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舜杀鲧只是找了治水的借口。

舜本是东夷部落的领袖，鲧和大禹是华夏部落的，虽说部落联合了，但是争斗依然存在。在大禹夺得政权后将舜杀死，并且追杀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一直追到南方，才有了泪洒斑竹这一幕。这血泪是对那个时候夺权斗争的最好证明。

笔者只是从另一个方向来解读历史，跟笔者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曹丕，就是曹操的儿子，在曹操死后，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于他，并且筑起了禅让台。

迫于威胁，汉献帝刘协不得不效仿尧舜禅让帝位给曹丕，禅让大礼如期完成，曹丕正式称帝，在此之前曹丕还取了汉献帝的两个女儿。

在禅让大礼完成之时，曹丕说了一句话：“孤终于知道古代的禅让是怎么回事了。”实际上汉献帝在禅让后在封地活了14年才病死。

权利的转移都伴生着血腥。这世界真正的圣人只在传说之中，谁也没见过！话说，金日成死前传位给金正日，就叫禅位，禅让就这意思，乾隆不是干过吗？所以字面理解不同，不要太认真。

（四）

《地质学证据显示“大禹治水”时期确有大洪水》（2016年8月5日财新网）说：

研究者们认为，这一史前巨大洪水的发现，为中国古代文献所记录的大洪水传说提供了科学上的支持，表明这些传说是基于真实的自然事件。这些发现同时还为夏王朝本身的历史真实性提供了支持

2016年8月5日，学术期刊《科学》发表文章《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发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据》（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为大禹传说中的大洪水提供了地质学证据。

几千年来，大禹治水的故事一直广为流传，研究者却一直找不到这一场大洪水的地质学证据。大禹建立的夏朝是否真的存在，也一直存在争议。

《科学》文章作者之一，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吴庆龙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的最新研究推测出，夏朝开始的时间约为公元前1900年。这一年代不仅与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重大过渡时间吻合，且与二里头文化开始的时间吻合。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器早期的主要文化，因此研究人员推测，二里头文化很可能就是夏朝的考古遗迹。

大洪水证据

启发研究者们找到这场大洪水遗迹的，是有“东方庞贝”之称的喇家遗址。遗址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约4000年左右因灾害而废弃，在那里曾出土过迄今最早的面条状遗存，且是小米做成的面条。

喇家遗址的上游是积石峡和循化盆地。据吴庆龙介绍，2007 年4月，在参加一次野外考察时，他在积石峡和循化盆地中偶然地看到了一套连续分布的湖相沉积。进一步的调查显示，湖相地层的出现表明黄河在积石峡曾发生严重的堰塞事件，而堰塞湖有可能发生过溃决并与下游喇家遗址的毁灭废弃有关。

该研究组发现，在积石峡西段的大拐弯处曾存在一个大型的滑坡坝，由一场强烈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形成。调查表明，该残余坝体的高度超过现在的河流水位240米，并沿着积石峡延伸1300米。根据作者之一、美国普渡大学地质学教授德瑞尔·格兰格尔（Darryl E. Granger）的形容，当时堰塞湖坝的高度大概在三峡大坝和胡佛大坝的高度之间。

据推测，该堰塞湖完全堵塞了黄河长达6-9个月，最终因湖水漫溢而溃决。研究者认为该灾难性决口的深度达110-135米，在很短的时间内释放了110-160 亿立方米的湖水，形成了巨大的溃决洪水。

关键的是，在堰塞湖下游的黄河两岸，研究者们发现了这场溃决洪水的沉积物，即一套特殊的碎屑沉积。此外，在下游25公里处的史前喇家遗址中，他们也发现了这场溃决洪水的沉积。

通过对采自于溃决洪水沉积中的大量碳屑样品的碳十四加速器质谱法（AMS）测定，研究者们将这场洪水的发生时间限定在了公元前2130-1770 之间。通过对同样一场地震中丧生的喇家遗址中的3名儿童遗骸的骨骼样品的碳十四定年，研究者将这场洪水的发生时间确定在大约1920 BC，属于齐家文化时期（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500年）。

科学家们计算得出的洪峰流量大约为40万立方米每秒，相当于积石峡黄河平均流量的500倍。应该是距今一万年以来，地球上发生的最大的洪水之一。

虽然研究者们没有精确地模拟这场溃决洪水向下游的演进和影响，但近代以来的类似的溃决洪水确实可以向下游传播很远的距离。1967年，一个体积仅为6.4亿立方米的溃决洪水曾沿长江向下游传播了1000公里以上。因此，体积为110-160亿立方米的这场史前溃决应该可以轻易向下游传播2000公里以上。当这场洪水到达黄河下游平原时，很可能造成了天然堤的溃决，从而引发了多年的大范围的洪水泛滥。

从考古资料推测，黄河下游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有一次重大改道时间，积石峡洪水可能是造成这次改道的原因。在新的天然堤-天然河道建立起来前，这种大范围的泛滥会反复地发生。

黄河下游平原广泛的洪灾会对那里的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研究者推断这一洪水事件很可能形成了多代人的集体记忆。史记就有“导河积石”（或“道河积石”），意思是大禹在一个叫积石的地方开始疏导黄河。这个地名正好与这场巨大溃决洪水发现的地方——积石峡——具有相同的名字。这是否仅仅是个巧合，还需要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来澄清。

大禹治水新考

研究者们认为，这一发端于积石峡的史前巨大洪水的发现，为中国古代文献所记录的大洪水传说提供了科学上的支持，表明这些传说是基于真实的自然事件。这些发现同时还为夏王朝本身的历史真实性提供了支持，因为根据中国古代典籍，大禹建立夏王朝与治理洪水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发生于公元前1920年左右的积石峡洪水就是大禹治水传说中的大洪水的话，我们就能对夏朝建立的时间有一个新的推测，即公元前1900年左右。”吴庆龙说，根据史记的记载，在洪水爆发二十多年之后，大禹因为成功治水而获得了权力，最终建立了夏朝。

重要的是，公元前1900年这一年代与二里头文化开始年代（约公元前1900年）吻合，因此，这一发现也支持了二里头文化为夏朝的考古学遗存的观点，也支持二里头遗址为夏朝首都之一的看法。

“这次大洪水也与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所发生的重大社会政治变迁相一致，表明这些重大自然事件和历史政治事件的同时发生，不仅仅是简单的巧合，而是人类对极端自然灾害所做出的深刻而复杂的文化响应，这一响应将不同地方的人群联系了起来。”吴庆龙说。

（五）

网文《不能否认夏朝存在》说：

首先，我想对关于夏朝考证辨析讨论中几个常见的说法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否定夏朝存在最大的一个依据就是目前发现的殷墟甲骨文中没有发现提到夏朝。窃以为这个说法有很大的偏颇。本人是理工科出身，研究信号信息处理课题。这一学科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根据接收到数据重建原始信号并予以识别，其基石就是采样理论（能奎斯特定理）：只有当采样准确且达到一定密度时，原始信号才有可能复现，之后还要采用恰当的识别器才能准确地识别原始信号。而通过考古去验证历史的研究过程，也可以认为是通过对挖掘（信号采样）到的古代实物复现（信号重建）古代历史，从而验证或者证伪文字记录历史（信号识别），这就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尤其是通过甲骨文来辨析夏朝是否存在。

第一，甲骨文主要是殷商，尤其是晚商用来祭祀占卜所用，并不是商代的史料记载工具，而商代对历史的记载和整理应该别有媒介和途径（这个下面会讲到）。所以采样甲骨文去尝试重建夏朝犯了第一条错误，那就是采样空间对不上，通俗点就是缘木求鱼。再形象点，就是盲人摸象，你把一头很高大的大象放在那里，再把一个矮个的盲人放在它肚子下面。盲人挥挥手，什么都没摸到，就嚷嚷大象不存在，显然这是错误的。

第二，目前甲骨文工发现约15万片，大约4万5千单字，识别出来的大约只有三分之一。所以说甲骨文当中蕴含了更多的信息现在都未解读。仅仅根据识别出来的甲骨文就做出结论说因为未发现夏字或者夏朝所以其不存在，就犯了采样过于稀疏的错误。打个比方，你还是让那个盲人站到大象头边，摸到了大象的长鼻，再把他请到大象尾部，摸到了细细的尾巴，结果盲人就得出结论大象就跟蛇一样。根据采样定理，过于稀疏的采样无法复原信号，所以就不能轻率地下结论说夏不存在。

第三，就算甲骨文里提到这个夏朝，但是用得却不是夏字，那怎么办？要知道商朝人自称商，而周人称他们是殷。如果凑巧我们只有周代的文献看到周前面是个殷朝，而甲骨文里却没有殷朝，只有商朝，于是我们就得出结论周人伪造了一个殷朝？从信号识别角度来说这是用了一个不匹配的识别器，明明是高频信号，却用了低通滤波器，结果自然是什么都没检测到。

综之，仅仅因为甲骨文里没找到夏朝就说夏朝不存在，过于偏颇。从信号处理累读，理论方法都有严重缺陷，结论也因此不成立。

其次，在考证夏朝的过程中，似乎很多学者受国外同仁的影响，对中国古代史料的态度是不可信不能信不许信。我以为这犯了很大的错误。道理很简单，中国是世界文明当中寥寥无几地从很早时代就开始系统记录本国本民族及周边地区文化历史的，而且一直不间断地传承到现在，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这些史料不仅仅是对事件的记录，还反映了当时人对更古代的认识和辨析。具体到夏朝的考证来讲，史记和竹书纪年以及其它记录上古历史的古书更是弥足珍贵，决不能为了迎合某些潮流而置之不理。

举例来说，王国维通过对甲骨文中的商王世系的考证和史记等比对发现司马迁等的记录为实，就做出了关于夏朝尤其是夏王世系的记载也应该正确这一著名推论。我发现很多朋友对此很不以为然，觉得商朝是商朝，夏朝是夏朝，两码事。但是从我的本行出发，王国维的这一推断很有道理。如果把史记对古史的记录作为一个信号识别器，其对商代王系的准确记录大大提高了其置信度（confidence level）。如果把古史记载的可信度看成一个一阶自回归系统（如开尔曼滤波器），上一个预测信号（对商朝的记述）的置信度增强了，那么下一个预测信号（对夏朝的记述）的置信度也随之增强。所以看似粗糙的王国维论断，其实是有坚实的科学依据的。

更何况，史记和竹书纪年等对商的记述不仅仅截止在商汤，而是追溯到先商的历代祖先。而出土的甲骨文证实了这些记录的确凿一直到冥（即王亥的父亲），一共是八代九位商的领袖，时间可以深入到中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说明至少追溯到相当于夏中期同时代的史料已经被后世掌握，如此看来，史记竹书等能够记录夏朝的历史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回顾到前面的信号识别器话题，可以说在所要预测的时间点上信号还有一个同时间点的高置信度信号输入，那古史对夏朝记载（信号预测）的可靠性就更强了。

并且至少商代的史料是流传到后世的，因为后代史官看不到甲骨文，却能准确记述商代历史，而且司马迁也说过，历代都有谍记流传，还有尚书多士里也记载周公对殷商降民的劝喻，“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所以如果说夏朝如果真的不存在的话，那么一定是有人伪造了夏朝，然后流毒到竹书纪年，尚书，诸子，屈原和司马迁等等。

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有人伪造了夏朝。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原因有三。能够伪造夏朝，那一定是在诸子之前，尤其是春秋的孔子之前。孔子本人不过是把官学搬到民间，他本人并没有记录历史的垄断权，更何况当时诸侯林立，即使鲁国能够造史，其它诸侯国愿意吗？这样一来，造史的可能只有西周的统治者在其还有强大统治力的时候发生。但是这也不可能，原因很简单，西周远不是中央集权性质的国家，分封制的政治架构预示了其对封国并没有绝对的统治权。我们知道宋国是商人的后代（孔子就是宋人，所以也是商人的后代），难道宋人愿意忍受西周造史，这相当于对他们祖先的侮辱，即使西周时期面临高压屈服了，但是春秋时期呢，难道宋人都忘了这一茬？宋襄公可是还要匡扶周室做霸主呢？他会配合周王们造史？还有更不会服软的主，那就是楚国，根据郭店楚简记载，楚国祖先追溯甚远，而且在商朝时期还和殷商关系非常密切，有联姻的记录。楚国隐隐然一直是西周王室的挑战者和竞争者，连周昭王都在伐楚途中身死（难保不是被楚人所杀）。很难置信楚国会容忍西周造史。最后所谓西周造史的说法是为了应对甲骨文无夏但是竹书史记有夏的现象而附会出来，本身根本没有一丝证据支持。如果我们做学问要严谨，这种空穴来风就不要拿出来了。

好了，几个小评论讲完了，铺垫也成就了，下面就讲主观点了。

前面很多朋友都呼唤考证夏朝需要新方法新思维，这篇文章就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来着手这个问题。

美国人有一句老话，如果一个动物看上去像猪，叫起来像猪，跑起来像猪，尝起来像猪，那它就一定是猪。很多朋友可能要叫起来了，这个推理过程听上去似乎很不严谨啊。其实，它是一种统计模式识别方法的形象描述，这就是在信号识别，人工智能领域大显身手的经典手段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通俗地来说，最大似然法就是根据已有的迹象或者证据来和现有的多种假设进行匹配，那种假设匹配上的多，那么就认为这种假设为真，其它假设为假，除非有新的证据出现。

在考古学中应用最大似然法并非史无前例，比如上个世纪考古学最大成就之一，世人瞩目的特洛伊古城的挖掘考证就是一个例证，虽然不知道其中的学者是否意识了这一点。特洛伊考证的过程源于早期学者对荷马史诗的解读，按照史诗中记载的特洛伊城以及土耳其地方的传说挖掘出和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同时代的那么一处遗址。虽然没有挖掘出文字记录证实这就是古特洛伊城，但是地点时间都对上了，另外尤其是特洛伊第七地层（Troy VII）还有战乱破坏的痕迹，所以现今国际考古学界基本都认为Troy VII就是荷马史诗记载的古特洛伊城。大家看好了，该论证过程谈不上演绎一般的严谨，更像是不完全归纳，但其实就是最大似然法的应用。

回到夏朝遗迹考证的问题，就拿关于二里头遗迹目前比较有力的几种假说（Competing Theories）来一一比对。第一种是二里头文明程度很低，所以中国商文明之前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文明，我称该学说是无文明说，这是最早的学说；第二种随后出现，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二里头为夏墟说，或者更准确地说，晚夏遗迹，我称之为晚夏说。第三种是近年兴起的，认为二里头文明其实是先商文明，而所谓夏朝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是偏居一方的小国小部落而已，我称之为先商说。

围绕二里头的现有考古文献迹象或证据有这么几条，现有遗迹的文明程度，地点，测定时间，以及和古文献的契合程度。根据这些迹象我们可以逐一考量以上假说。

先看看二里头考古的发现（摘自维基百科，Wikipedia:Erlitou）：

“偃师二里头遗址规模之大是远古黄河流域前所未见的，也是同期考古文化中没有的。它坐落于广大的二里头文化区域的地理中心，可以视为夏代的一座都邑或大型城市。已确认有一、二号两座宫殿，另在二号宫殿北墙还有第四期增修的一处同等大小的六号基址。此二处宫殿建筑群体现出中轴线的布局。一号宫殿略呈正方形，缺东北一角，东西总宽96.2米、南北总长107米，占地总面积9585平方米。主殿堂位于夯土台基北部，坐北朝南，面阔8间、进深3间。四周由墙壁相围，内有廊庑行道，东墙有一侧房。中轴线正南面有敞开的大门，分为三个门道，北部、东部各有一侧门。二号宫殿东西宽58米，南北长72.8米，有四面围墙和东、南、西三面回廊。主体殿堂夯土台基有3米厚度。一、二号宫殿都拥有陶制的排水管道，而二号的设施保存的相对完整。管道由多节圆形陶管连接构成。每节直径在16.5至22厘米间，长52至58厘米，壁厚约2厘米，置于预先挖好的约一米深的地下土沟槽内，以防止渗水。厚达5至7厘米的石板架于沟槽、陶管之上，以防止行人压裂陶管。管道呈西高东低的趋势，通过落差将宫殿庭院内的雨水排出到院外。宫殿区以外有纵横交错的土路、作坊以及夯土城墙。”

关于二里头文明还有很多考证，设计其规模，人口，文化艺术，宗教记述等等，其规模和发展程度都相当可观，俨然已经是个大规模的古代王城迹象，而且在同时代的黄河领域还没有可以与之匹敌的文化存在（或者更准确一些，没有被发现）。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也逐渐承认二里头具备了中央王朝的气质，可以称得上中华文明的早期阶段（Sarah Allen, JAS 2007）。所谓无文明说也因此不攻自破，下面不再讨论。

从时间上来看，二里头文化早于商朝建国，一二期规模较小，可回溯到公元前2000年，三期为急剧扩张时期，早于商朝建立，而四期和商朝建国早期有重合，规模也在略微削减。这样的年代分布和晚夏说很匹配：一二期二里头还不是夏都，所以规模较小，而三期成为晚夏的夏都，规模建设急剧扩张，这和史料上记载的夏桀时期还都斟鄩并且生活奢靡大兴土木颇为符合。而四期可能就是商汤革命代夏之后，都城的规模就开始缩小，要么商汤不再定都此地，要么就是新政权更加节俭。结合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离此地不远的二里岗为早商的中心，前一说法更为可信。至于先商说，也勉强符合，因为先商文化其范围目前考证有限，所以哪里都有可能。

接下来是地点，二里头地区一直是中华早期文明发源活跃地区，夏朝定都此地并不奇怪，而早商目前认为兴起于东方，山东西部河北南部一带，所以晚夏说更为可信。还有，当年徐旭生先生发现二里头是依据国语周语所载，伊洛竭而夏亡，就在伊河和洛河的交汇处发现挖掘了这一遗迹。古史记载之精确，真是让人赞叹不已。从地点上来讲，晚夏说更胜一筹，先商说毕竟有些勉强。

第三就是和古文献的印证。可能有些朋友一听中国的古文献就开始摇头叹气，“那些能信吗，能用吗”？我认为，能，为什么不可以？神话性质的荷马史诗都可以用来作为古特洛伊考证的指南针，更多写实更多系统还有更多可以相互印证的中国史料为什么不能用？尤其是二里头遗址，没有那一句伊洛竭而夏亡，就给你一把铁锹就开始挖吧，谁能保证自己会挖出二里头？不仅仅如此，二里头文化并非唯一的一处商前文化，新砦遗址填补了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缺失，该处遗址有面积1500平米以上的宫殿建筑，而且新砦古名黄台，而古史穆天子传里有载“‘夏启居黄台”，这也是印证。还有更为神奇的记述，左传里面有卫国国君卫成叔躲避狄戎的侵掠而迁都帝丘，占卜并祭祀卫国先祖康叔，结果晚上梦到康叔拖言，说“相夺予享”，这里的相就是史料中记载的那个苦命的夏朝国君相，而帝丘这个地方正是他当年的都城，所以才会有这么个说法。而2005年河南考古研究所就在帝丘所在地濮阳挖掘出了面积达900多万的春秋战国时期城址，更令人惊喜的是在下面还挖掘出了面积达100万平米以上的龙山晚期遗址，这就是后岗二期文化（光明日报 2016），其它的还有原城遗址，也属龙山晚期文化，面积达80万平米，对应史料中夏朝国君杼的都城，等等。这些能和古史史料对应上的夏时期文化遗址可谓全面开花，绝不仅仅是孤证。

更不要说那篇现在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科学杂志论文，也提供了契合大禹治水传说的考古地理证据。

由此看来，通过最大似然度的分析，晚夏说，或者夏朝存在说和各证据匹配程度最高，而先商说则多少有些陪跑性质，其最大的依据就是无法将之完全排除。所以得出晚夏说成立的可能性更大，从而夏朝存在更符合当今的考古发现并配合古史料记载。

其实还有一种学说才是晚夏说（乃至夏朝存在说）的真正对手，那就是所谓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当年瑞典考古学家艾特生在河南发现挖掘出仰韶文化遗址后，（还不知道是否有意）在中国西北部地区也挖掘出了类似遗址，通过比对提出了该学说，从而震动世界。但是后来更深入细致的考古研究发现，河南地区才是仰韶遗址的中心发源地，而其它地区包括西北地区是被辐射区域而已，这给西来说很沉重的打击。后来又演变为青铜文明西来说，但是马家窑那把不起眼的青铜小刀却成了这一学说无法逾越的鸿沟。自此西来说逐渐偃旗息鼓，不再甚嚣尘上，近来网络上所谓夏即埃及，商源自埃及，甚至周也源自埃及基本上都是些天花乱坠的无知噫语一般。但是这一学说却在相当一部分尤其是西方学者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历经多年却永不枯萎。

有些朋友会说，做学问就做学问罢了，为何要搞立场论，动机论呢？我的回答是，确实科学是纯粹的，但是科学家却不是纯粹的。如果你知道这些学者潜在动机所在，你就明白他为何要提出某些学术观点，为何看上去固执己见地要维护之。目前在国际的主流学术观点中，中国的历史几乎不约而同地被锁定在公元前1600开始，无论二里头的发现，还是以前诸多龙山文化遗址都不能撼动此定论。有些学者认为如果证明先商说，中华历史照样可以往前证实到接近公元前2000年。只能说，这么想就太天真了，3600年，这是一个锁定了的概念，轻易不会改动的。为什么？因为每一次提前，西来说就更难以成立。

为何西方学者这么钟情西来说呢，表面看来这似乎类比于物理学家痴迷于统一四大力场，如果证明了中华文明确实也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那么人类同源说就成立了，这一理论是多么的美丽简洁，简直是理想得不能再理想了。实际上在人类同源说的背后，隐藏的是一本书，这才是真正根源所在。有些朋友可能都已经猜到了，这本书就是“圣经”。所谓人类同源说，最后归根到底就是上帝造人说。

不少人可能感到很荒谬，觉得科学家怎么还会执迷于这么荒谬的说法呢。本人当年在海外求学的过程就发现西方很多科学工作者甚至科学家本身也是基督教的信徒，而且对圣经的信仰是根深蒂固的，我还曾试探着问他们为何信仰上帝的同时还从事科学研究，得到的回答是，这是上帝的安排，这是上帝的考验。听上去很匪夷所思，但确实是很普遍的想法。

西方很多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的纪录片，一开头，就是讲伊甸园的故事，因为很多人相信圣经里面描述的伊甸园就在古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而人类走出伊甸园就象征着把文明带向世界各地，从而生根发芽，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无一不是从伊甸园走出去的，古玛雅远在美洲偏邦就算了，唯独古中国文明一时半会联系不上来，不说是眼中钉肉中刺，一条梗那是笃定的。而捧着圣经在中东考古从而证明圣经之正确的圣经考古学在西方现在可是一门显学。可笑那些中华文明埃及来学说的提出者搞不清状况，非要舍近求远，完全看不见西方学界急切的呼喊，“两河流域，就在这里，不能再往前走了！”所以搞中国古文明的学者心里要有这个数，不要人云亦云被人牵着鼻子走。

除西来说外，其实还有日本学者对中国上古历史的否认，始作俑者是白鸟库吉所谓的尧舜禹抹杀论，其溯源可到江户幕府初期的山鹿素行和水户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检索一番就明白究竟了。中国近现代学者受日本学界的影响很大，所以从梁启超开始就不断挑战质疑中国上古历史的一些记载以及古籍真伪，再后来就是顾颉刚等的古史辨派。虽然顾等人提供了很多新颖有益的观点以及崭新有效的一套理论方法但是不得不说古史辨派还是着了别人的道，其很多结论现在都成了被逐一推翻的靶子。所以说，做学问要抬起头环顾四方，而不是埋着头。尽管如此，日本学界目前也有很多学者逐渐接受夏朝存在的观点，毕竟水户学比起圣经来说，还是轻多了。

（六）

网文《我看冈村教授的<夏王朝>》说：

冈村教授新书出版不久的2004年年初，我正在日本做学术访问，第一时间获赠冈村先生的大作，一气读完，非常兴奋。

在这部书中，冈村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界某些思维方式的评价入木三分，正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学者在反思的。同时，他又最大限度地给中国考古学界的不懈努力以肯定的评价。

按我的理解，尽管书名上醒目地用了“夏王朝”，冈村先生的理念不同于中国学者的主流认识，他们往往积极地将文献与考古资料作简单的比附。作者是把这一问题从文献和考古两个方面来解析的，他首先系统地梳理了传世文献，指出这些文献所载“夏”的史迹，只能让我们了解战国秦汉人眼中的“夏王朝”是什么样，而不能当作信史来看待。可以说，这部书是融谨严的考古学分析与对文献中所遗留史影的总体把握于一身的。

冈村教授对“夏王朝”的认定，是建立在考古学分析的基础上的。他指出“夏王朝”的上限还不能确定，只是认可了中国学者关于二里头与偃师商城时空和族群关系的推理，认为这应当就是夏商分界的考古学证据，即找到了“夏王朝”的下限，从而确认二里头为夏王朝的遗存，由是提出“夏王朝存在论”。

如果我们认可考古学属于广义的历史学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该承认考古学能够做的更多是解释而非实证。尤其在早期历史的探索中，“真相”是无从验证的，所以“正确”与“错误”之类的断语并不合适。

从这个意义上讲，冈村先生的“夏王朝存在论”也是一种推断而非实证。但到目前为止，二里头与偃师商城的兴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替——夏商革命的说法，不能不说仍是最能“自圆其说”的假说。

对中国学界“夏文化”概念的剖析

包括夏鼐先生在内的众多学者对“夏文化”的定义，都有从考古学局限性的角度反思的必要[v]。

作为1950—198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夏鼐的态度和言论在这段学术史的每一个时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夏鼐在1962年发表的综述性文章中，在与夏商相关的文化的定性上非常谨慎：“1952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比安阳小屯为早的殷商遗存，后来在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等地，又发现了比二里岗更早的文化遗存。”[vi]

这相当确切地给出了当时考古学在夏商文化探索中所能得出的最大限度的结论。由于考古学的局限性和出土资料的限制，到目前为止，这一结论仍未被突破。显然，就早期王朝与族属的研究而言，早于殷墟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已进入未知的领域。

但在随后的夏商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夏鼐关于在文化命名上要慎用族名的叮嘱并没有被很好的贯彻。即便是怀有上述清醒认识的夏鼐，在主政考古所时，还是认可考古所的发掘简报中对二里头宫室建筑给予明确的朝代定性[vii]。

1977年11月，夏鼐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指出关于“夏文化问题”的论证前提是两个“假定”：“首先应假定：①我们探讨的夏王朝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不像有些疑古派认为可能没有夏王朝。②这个夏文化有它一定的特点。发言的同志虽然没有说明这二点，看来大家想的是差不多的。”[viii]

上面这段引文应当包含如下几层意思：一、“夏文化”讨论的前提是承认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为信史；二、“夏文化”能够在没有当时文字材料的情况下，从考古学中辨识出来。此外，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夏王朝存在说”与“夏文化可定说”这两个前提已不被认为是“假定”，而成为深入人心的共识。

这样的自信显然源于甲骨文和殷墟的发现：

“由于近代在殷墟发现了商朝后期的甲骨卜辞，其中的有关记录已经基本上证实了《殷本纪》所列商王世系，可见《夏本纪》中的夏王世系，也决不会出自史迁的杜撰。总之，夏朝的存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ix]

“既然商代历史和《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已为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人们就有理由相信《史记·夏本纪》中夏代世系也非虚构。事实上，这已成为王国维以来熟谙中国历史、文化的国学研究者的共同信念。”[x]

这种对夏文化探索的信心与共识显然已偏离了殷墟晚商王朝得以确认的根本前提，即地下文字材料与古典文献的互证。这样的共识与其说是实证的结果，勿宁说是一种情结。或像上引文所言，是一种“共同信念”。

夏鼐在1977年登封现场会上的发言中，正式对“夏文化”的概念作了界定，即：“‘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xi]

可以说，这一界定决定了相关讨论的路向。其中包含了狭义史学中的政治实体、确切的时段（“夏王朝”）和具体的族属（“夏民族”）概念，而这些恰恰都不是考古学所擅长解决的问题，甚至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此后，多数学者接受这一说法或仅对这一界定有所修正。

邹衡的表述是：“夏文化，也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xii]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夏文化问题”条的定义是：“中国考古学以探索夏王朝时期在夏人活动地域内遗留的物质文化遗存为目标的学术课题。”[xiii]

直到近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对“夏文化”的定义仍是：“‘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域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核心内容是关于夏王朝（国家）的史迹。”需要说明的是，夏文化、商文化同后来的宗周文化、秦文化、楚文化一样，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名称。”[xiv]

值得注意的是，夏鼐曾明确指出“历史时期中的‘殷周文化’、‘秦汉文化’，或‘隋唐文化’，这里所用的‘文化’一辞……与考古学上含有特定意义的‘文化’，严格说来，是要加以区别的。”[xv]但在后来的具体研究实践中，学者们更倾向于把以族属命名的文化看作是考古学文化。

显然，夏鼐关于“夏文化”的界定奠定了日后夏文化讨论的基础，与此同时，它的提出也就决定了这一讨论的结局。回顾研究史，问题不言自明。

夏鼐在上引登封会议发言的总结中作了乐观的预测：“虽然这次会上没有能够作出结论，但可以肯定，离做结论的日期是一天比一天近了。”[xvi]

然而，纵观数十年的论战，二里头文化究竟属夏属商仍在争议中，主流观点摇来摆去，无法认为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些论题，可以认为都是在无从验证的假说的层面上进行的，已超出了考古学所能解决问题的范围。

“初期王朝”与“前王朝时代”

关于夏商文化的定性问题，我个人的观点偏于保守，倾向于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认为考古学、文献史学两大话语系统能够契合的上限，是殷墟文化——商王朝晚期的遗存。再往前，就是所谓的“原史时代”。在当时的有足够的历史信息的文书发现之前，文献上的族群、国（王朝）、都邑等，都无法与具体的考古遗存“对号入座”，无法得到确认。因而在我个人的话语系统中，暂时只用考古学的定名。

我非常赞赏冈村教授在《夏王朝》中的称谓：“郑州城”而非“郑州商城”；“偃师城”而非“偃师商城”。至于二里头，本人只知有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而不敢断言其即为夏都和夏文化。因为我们排除不了它属于商都和商文化（甚至其他国族？）的可能。

因而，对于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期的广域王权国家遗存，日本学者首倡的“初期王朝”的提法[xvii]是妥当的。

年代上进入了文献所载夏王朝纪年的龙山时代晚期，在考古学上并没有发现与二里头都邑和二里头文化规模相近、属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核心文化”遗存。在中原腹地，我们见到的仍是不相统属的小的地域集团及其中心聚落林立。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新砦等遗址（群），都属于这类遗存。

由于在所谓的王朝诞生传说地、时值“夏王朝”早期尚未发现与“王朝”相称的气象，所以我们倾向于把它们归为“前王朝时代”。

新世纪以来，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主干道路网、前后多院落的大型宫室建筑，带有围垣设施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含青铜器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xviii]，这些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是最早的。

新近发掘的5号基址就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与同时期的3号基址东西并列。后者以院内发现成组贵族墓，其中一墓出有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龙杖或龙旗？）而著称。

两座大型建筑都是至少三进院落，5号基址在发掘区内的面积已超过2000平方米，向南伸出发掘区。

鉴于3号基址被二里头文化晚期的2号、4号等基址所叠压，具体面貌不详，5号基址是迄今所知保存最好的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型宫室建筑。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宫室建筑群以北的巨型坑中用幼猪祭祀的遗存也始见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或为偃师商城宫城内发现的国家级祭祀场的源头[xix]。

依最新的动物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研究，二里头聚落中以猪的饲养最具规模，黄牛和羊（以绵羊为主，也有部分山羊）有外地来源的迹象，但在晚期都有本地饲养增强的趋势[xx]。

虽然在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中，还没有发现如二里头文化晚期那样的宫城、以酒器为中心的青铜礼容器群（已有陶、漆礼容器群）等，但从上述迹象看，中原初期王朝的都邑制度、宫廷礼制产生的时间可能上溯至二里头文化第二期。

碳素测年上的新进展与问题

目前中国大陆的测年技术，已进入高精度系列方法测年的新阶段。由于在有直接层位关系的遗存单位中采集成组的样品，产生系列数据，可以给以往的单个样品过于宽泛的年代数据加以限制，所以精确度有所提高。

据测年专家说，从这样的视点看，以往基于单个数据对二里头文化年代所做的讨论，就略显粗疏了。

到目前为止，与初期王朝时代相关的测年数值，有两个难以动摇的支点。一是郑州出土二里冈文化晚期（二里冈上层）一段的水井木料（保存状况极好）所测数值，为公元前1400±8年[xxi]；一是新砦遗址第二期遗存（简称“新砦期”）标本的数值，约当公元前1870～前1720年（由北大、社科院考古所、奥地利维也纳有关机构三方测出并加以比照）[xxii]。

但具体问题还有讨论的余地。

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依最新系列测年的结果，是公元前1750～前1530年之间[xxiii]。但这一测年结果，是以“新砦期”绝对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为前提的。鉴于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都没有发现“新砦期”晚段和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的遗存单位的直接叠压打破关系，加上文化面貌上的共性，包括本人在内的若干学者认为“新砦期”晚段和二里头一期早段同时存在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如是，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可能会达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

至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与二里冈文化早期（二里冈下层）一段的关系，也因为二者没有直接的叠压打破关系，而不能断定为绝对的早晚关系。在即将完成的《二里头：1999～2006年田野考古报告》中，我们就把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与二里冈文化早期一段在分期上归为一个段别。

大体相当于郑州商城的二里冈下层一期和偃师商城第一期的这类遗存中，含有浓厚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文化因素，很难从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中划分出来。从二里头遗址新的发掘材料看，“偃师商城第一期的年代，大致同郑州以C1H9为代表的二里岗下层一期相当，又同二里头遗址V区H53和III区H23为代表的二里头四期（晚段）相当”[xxiv]的论断是合适的。

由于二里头文化下限年代的确定也是以二里冈文化早期为参照系的，与上述“新砦期”的情况相同，其年代下限也可能稍晚，达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

如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早期（二里冈下层）就被卡定在公元前1800～前1400年这一时间段内。约400年的这段时间被划分为五期9段，它们的相互关系可图示如下。

如果您认可《竹书纪年》等文献中的夏商纪年，那么，二里头文化的主体究竟在夏纪年范畴内还是商纪年范畴内？（从五花八门的数据中总可以找到契合者）

如果您认可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这两个不同考古学文化同属于商王朝的文化，那么为什么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们共同体（商王朝）的文化？

中国人、日本人从晚清、江户时代到今日在文化面貌上的变化已面目全非，但中国人仍是中国人，日本人仍是日本人，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间的差异比这要小许多，为什么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们共同体（商王朝）的文化？

一言以蔽之，到目前为止，在有关“夏王朝”的研究中，我们还没有证据可以排除任何一种假说提示的可能性。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在座的冈村教授的意见作为今天演讲的要旨：

尽管日本学界的风向有所转变，但并非夏王朝的实际存在已有了确实的证据。

我们现在要直面的问题，不是夏王朝的实际存在与否，而是要搞清在已被甲骨文证明了的殷王朝之前，是否存在可称为王朝的王权和政体；如是，它是否可以称为中国最早的王朝，其政体具有怎样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特质。考古学可以充分发挥其特长之处，舍此无他[xxv]。

（七）

还有人从现代中国的现实出发，去想象古代历史曰：

《尧舜禹不为人知的残杀真相》（2017-4-21）

中国古代中所谓的“禅让”制度，类似于现在的投票选举，呼声最高的候选人将接任大权，成为下一任的领导者，这与血统和身份无关，是一种和平转让权力的方法。

《庄子·杂篇》中说：“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这里说的“相禅”就是替代的含义，权力的和平转移以尧舜禹最为美谈，千古以来，人们提及这三位君主都是称颂不已，他们成为了“托古改制”的原始依据，但事实上却并不是儒士口中所传承的那样。

在史书上有所记载：《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这样写道，尧在位七十年后，其子朱丹不成器，不得百姓爱戴，作为驸马的舜那时已然摄政，但仍保荐丹朱治理南河8年。直到朝臣和百姓认为丹朱不是治国之才，纷纷靠拢“贤明”的舜，让尧也了解到他的儿子朽木不可雕，舜才以一句“天也”结束了丹朱的政治生涯，坐上了帝位。这样看来，似乎并不是尧让位，而是舜自己取代了丹朱。所以。法家先人韩非子有这样的批语：“舜逼尧，禹逼舜。”尧不得不传位给舜，实乃舜已经完全得到百姓的爱戴，近百岁的尧又能如何呢。

《尚书》中还有言：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

舜即位后，立刻除去了共工、终、鲧、欢兜等一干尧在位时的名臣，终使天下臣服。很显然，共工等人大可能威胁到舜的顺利即位，所以才惨淡收场。此招“杀鸡儆猴”再明显不过。政治上的权谋和利益关系，哪里是一言就道得清楚、说得明白。不过舜的地位到最后也是胆战心惊地坐着，因为即将取代他在人民心中地位的人，正是鲧之子大禹。

舜是禹的杀父仇人，此乃毋庸置疑的事情，所以禹治水成功后，能甘心为舜所用吗？此时再看韩非子的“禹逼舜”这句话，顿觉其中的精到之处。虽然《史记》上讲，舜南巡不幸病死途中。但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却这样记载，舜年迈体衰，禹于是迫舜去南方巡查，实则“放逐”，舜因此死于途中，两个妃子娥皇、女英都不在身边。舜死得如此孤独，于是便有了晋代张华《博物志》中记载的凄惨结局：“尧之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一剧“湘妃斑竹”的戏目，在娥皇、女英哭死之后凄婉落幕。

不管是《史记》的记载更符合真实历史，还是被称为“野史”的《竹书纪年》更贴近现实境况，总之舜的死实则是有蹊跷的。今日无论如何推测，都不可能再现当时的情景，又如何知道舜传禹帝位是否有内幕的存在？

其实，原始社会除了尧、舜、禹三人是以“禅让”名目传帝位之外，在之前“禅让”根本就不曾存在。从轩辕黄帝开始一直遵循着子承父位的规矩，黄帝王朝子孙相传共传了七君，这是不争的事实。

孔子翻遍了历史，才找到尧、舜、禹三人并非子承父业的例子，于是以“天下德者”居之教育子弟，到各国游说各色君主，把礼乐、道统束之高阁。而事实上，孔子及其弟子用了两千多年的时间，实践的一直都是希冀将君主化为圣人的治国政统，而非将圣人化为君主的治国道统。儒家的道德理想，从始至终都为君主所利用。

禅让在儒家的道统中是上古圣贤明智的象征，是最正确的政治的举措。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这些无疑是道统凌驾于政统的标志。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此乃孔子一生笃信的圣人治国策略、追寻的道德理想，就连吕不韦也曾以此言，暗示秦始皇的暴政即将倒台。

于是有人认为，政道合一、儒家道德规范成为政治手段，才是永久的统治之道，但可惜古老的禅让和德治还是不幸地破灭了。真正的事实是，人们一直认为存在的“禅让”，不过是为政治杜撰出的谎言而已。

是谁剥开了“禅让”的谎言，我们或可从魏文帝曹丕的身上得知一二。曹丕心安理得地接受傀儡汉献帝禅让地位之后，脱口而言：“舜禹受禅，我今方知。”一句话揭露了古代“禅让”背后的实质，在曹丕看来：原来天下唯“德者”居之，实则应该改为天下惟“权者”居之，谁的实力足够强，谁的地位足够稳，谁就可登上帝位。曹丕度古人之腹，虽有偏颇，但未必不是空穴来风。

看天下千百年斗争，越是乱世，“禅让”的戏目上演的便越精彩。以上内容是讲政权的轮替更迭，让古老的“和平性异姓夺嫡”事件走出了“禅让”的神话怪圈，让人们也认识到被历史和人们理想化了的政治谎言有多么可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八）

谢选骏指出：所谓“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这种说法和极端神圣美化的“禅让制度说”，其实可以两立。因为它们及其各种中间形态，都是“后人的思想”。

正我在《思想主权》第六部《“钩沉篇”——思想主权的发现》）第五章《中国思想主权的觉醒》中所说的：

（041）

中国是一个思想主权的意识觉醒很早的地方，例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所揭示的：

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译文）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这些人都是（因为）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042）

实际上，正是这些行走在绝路上的人们所开拓的思想空间，才成为下一个历史周期的行动指南。

这就示范了“思想主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043）

而中国最早的思想主权的体现者就是《周易》。《周易》是先于国家的；《周易》体现的思想主权高于国家的主权。所以即使在明清帝王的故宫里，也布满了《周易》的语言和观念，用来证明其国家的主权。

（044）

如果说“《报任安书》是揭示思想主权的宣言”，那么，“《周易》就是思想主权的古代地图”。

（045）

圣人，作为“思想主权的行使者”，是这样的：

中国传统的“圣人”，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是有限世界中的无限存在。总的来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这个词语最初出于儒家对“止于至善”的人格追求，所以圣人的原意，是专门指向儒家的。但后来的诸子百家，乃至古今各种宗教、学派，也都有自己认定的圣人，但儒家认定的尧舜禹等圣人是受到诸子百家的公认。

（046）

如果把儒家和诸子百家对圣人的理解汇总起来，那也就接近“圣人的真容”了。诸子百家其实并没有矛盾，他们有的强调的是整体格局，有的强调的是某个特征。在《孔子家语·五仪》中，提到了孔子对“圣人”的描述，虽然此书真伪难辨，但这段话却对“圣人”一词的真实意涵做出了最详尽，最贴切的解释：

公曰：“何谓圣人？”

孔子曰：“所谓圣人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

（译文：“所谓圣人，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宇宙的法则融为一体，智慧变通而没有固定的方式。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天道拓展入自己的性情，内心光明如日月，却如神明般在冥冥之中化育众生，凡夫俗子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了解一点，也无法真正明白他精神的边际到底在哪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是圣人。”）

（047）

基于“圣人”一词原始的儒学立场，中国古典中记载的、著名的、比较受认可的圣人主要有：伏羲、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皋陶、舜、禹、伊尹、傅说、商汤、伯夷、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柳下惠、孔子，而颜子、孟子、子思和曾子，还有一些先贤大儒，只能被视为境界接近圣人的人；虽然他们有时也被尊称为圣人，但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圣人。凡此种种，在神话学的研究中，把他们都归类为“文化英雄”。

（048）

古代天子，也往往是作为文化英雄，受到传承与颂扬的。后来，天子才作为政治创新的典型载入史册。现在，我们可以从生物进化的层面去领悟天子的神秘。

（049）

“圣人”是什么？是“道”（即“生路”）的创立者。用现代术语说，是某派精神、某种文化模式的开山大师。所以只有“时之圣”（“圣之时者”的注释），无有永恒之圣。永恒的圣者，只是永恒而普遍的否定者，可是这类绝对否定者，对生路并无积极的含义！所以，很快就被短暂的人们遗忘了。

（050）

相对于圣人，“御用文人”则是“服务于国家主权的理论家、宣传家、智囊或是帝师”，本质上是一些“伪思想者”。因为他们的思想主要是用来推销售卖的，不是用来明心见性的。

如上所说尧舜禹的“禅让故事”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宫廷政变”了。

（另起一单页）

第二章

夏朝改制

夏朝（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同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根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的先河，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从夏朝的建立开始。据此传说，虽然不同于尧舜的禅位，谢选骏依然将夏朝的成立定为“宫廷政变”。

据说，夏族的十一支姒姓部落与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缘上有宗法关系，政治上有分封关系，经济上有贡赋关系，大致构成夏王朝的核心领土范围。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夏朝共传14代，共17帝王（夏朝最高统治者的称谓），延续约471年，为商朝所灭。后人常以“华夏”自称，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较多，但由于都成书较晚，已知的又没有发现公认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如夏朝同时期的文字作为自证物，因此近现代史学界一直有人质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在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具备了属于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条件，但由于一直未能出土类似殷墟甲骨卜辞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夏朝的存在性始终无法被证实。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全期或第一、二期是夏朝都城的遗迹，不过仍在寻找确凿的依据来厘清。另外，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也被认为是夏朝遗存，新砦期文化被称为最早的夏文化。

夏朝国号

夏朝（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年）既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可信的朝代”，夏朝国号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夏的国号，意思从古到今出现过十几种说法，其中最为传统的、最为普遍的说法，见于《说文解字》，它是中国的第一部字典，作者是东汉的许慎，夏字的解释是这样的：“夏，中国之人也，从交、从页、从臼。臼，两手；交，两足也。”甲骨文“夏”有三个部分组成，上部是“页”（读xie），它指的是人头。两边像手一样（读ju），下面是（sui）是脚的意思。虽然《说文解字》说“夏”是居住在中国的人，因为夏人有头、有手、有脚。但是，这并不是中国之人独有的特征，而且夏朝还没有出现中国这个名号（中国名号首见于西周武王时期，也可能出现于商朝）——既然如此，夏这国号到底什么意思呢？

据《史记》引帝王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因用以称其政权为“夏”。另据范文澜推测，是禹的儿子启西迁大夏（山西南部汾浍一带）后，才称“夏”的。

要想证明这一点，最好能找到“夏”字最初的写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公认的夏朝的字，但是晚一些的字是有的，这就是商朝的甲骨文，非常幸运的是在商朝的甲骨文中，找到了一连串这样的字，这个字像什么，学者解释很多，有人说是蟋蟀，有人说是天牛，有人说是蝗虫，还有其他说法。

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些字都是画的蝉的象形，也就是知了的样子，它就是春夏秋冬的“夏”，主要有两点理由：1、形似。2、义合。

形似：商代的甲骨文有很多象形字，不是图画，象形就是把字，要指代的事物的特征把它表现出来，比方说要表现牛，就画一个牛头，要表现羊，就画羊角，按照这个原则，去认甲骨文上很多字，就能判断出来。具体到蝉，最显着的特征，就是它有触须，宽宽的额头，另一个特征是网络状得、纱一样的薄翼，这一批字已经具备了这两个特征。

义合：蝉在夏天是常见其形，唱闻其声一种昆虫，作为夏天的特征之一，确实可以用蝉来表示夏天，甲骨文的“春”字，表示的草出生的样子，“秋”是庄家成熟的样子，“冬”是枝果折落的样子，“夏”是蝉的意思。表示四季的，都是用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来表达的，具体到夏，就是在夏天里叫着得知了，这也符合我们所说的蝉鸣夏的意思。

时代早于夏朝的辽西红山文化中，江南良渚文化中，已经有了玉蝉，可能当时人们意识到了，蝉——蛹，这种周而复始的，不断循环的神秘现象有关系，这种神秘现象，无疑象征着生命的延续不断。在商周时代，在青铜礼器上，大量地雕缕蝉纹图像，按照清朝冯云鹏兄弟所写的《金石索》的解释蝉纹的意思是取居高饮清之义。两汉时期，在丧葬的仪式中往死者嘴里放玉蝉，以寄托生命如蝉，获得再生的希望。

从很久远的时代，蝉能够蜕变、转生，蝉处于污秽而化成高洁，蝉居高而鸣远，蝉饮露而清高等等，已经逐渐的丰富和明显了起来，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启以蝉形的夏字作为国号，大概正是看中蝉代表这些神秘而美好的意义，反映了启仿佛秦始皇帝嬴政那样，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愿望。也可以反映全新意义上的，确立了世袭制的夏朝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崇高地位。

那么，“夏”的意思是否就是“死而复生”呢？

夏朝基本

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夺得王位，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两千年世袭王位的“三代”。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延续约471年，为商朝所灭。夏朝作为中国传统历史的第一个王朝，拥有较高的历史地位，后人常以华夏自称，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夏禹在位45年

禹姓姒名文命，是黄帝的玄孙。由于治水立了大功，被尊称为“大禹”。他的父亲治水不成而被杀，禹接替治水的工作，采取疏导的方法，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成功。后继舜为帝。称国号“夏后”，故称“夏禹”。他在涂山大会诸侯，建立了国家的雏形，禹铸造九鼎，象征九州。虞在位45年死，葬于会稽山。

夏启在位29年

启，姓姒名启，大禹的儿子，大禹死后，启即位为天子，即位后击败有扈氏的反抗，巩固了政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

太康在位29年

太康，夏启的儿子，继启为王。他生活荒淫，朝政松弛。在他外出打猎时，有穷氏首领后裔乘机入侵，自己作了君长，史称“太康失国”。

仲康在位13年

仲康，太康的弟弟。即位后无力恢复夏的天下，这时后裔被他的亲信寒浞杀死。寒浞自立为王。

相在位28年

相，仲康的儿子。即位28年后，寒浞攻打他，相被杀。

少康在位21年

少康，相的遗腹子。少康时终于推翻了入主夏国四十多年的有穷氏政权，史称“少康中兴”。少康是一位有作为的国王。

杼在位17年

杼，少康的儿子。曾参加父亲领导的恢复夏国的战争，并立下许多战功。他发明了甲和矛，并大举征伐东夷，取得胜利。

槐在位44年

槐，杼的儿子。他在位时社会经济有所发展。

芒在位18年

芒，槐的儿子。他在位时，开始了延续数千年的沉祭（即将祭物沉入黄河企求河神的庇护）。

泄在位21年

泄，芒的儿子，他在位时，正式赐封九夷各部诸侯爵位。

不降在位59年

不降，泄的儿子。在位59年后，让位与其弟扃。

扃在位21年

扃，不降的弟弟。

廑在位21年

廑，扃的儿子。他在位时，夏国开始衰落。

孔甲在位31年

孔甲，不降的儿子。司马迁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可见孔甲是一位胡作非为的残暴昏君。

皋在位11年

皋，孔甲的儿子。

发在位11年

发，皋的儿子。他在位时，各方诸侯已经不来朝贺了，夏国进一步衰落。

桀在位52年

桀，发的儿子。是历史上有名的残暴之君。穷奢极欲，暴虐嗜杀，终于被商汤所灭，结束了长达近500年的夏

夏朝传说

四千多年前，夏部落首领禹因治水有功，得到了虞舜的重用并最终将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于他，是夏王朝的开端。大禹死后，其子启即位，即历史上所谓的“大禹传子”，宣告了部落联盟“禅让制”的结束和封建世袭制的开始。

然而夏的统治并不巩固，启在位的时代就发生了伯益叛乱；启之子太康也治国无方，当政期间更是战乱纷纷，最后被东夷族有穷氏的后羿夺取了统治权，史称“太康失国”。后羿与太康相同，也是一个无能的统治者，终日沉溺于游猎之中，将政事完全交与寒浞手中。寒浞掌权后，杀后羿而代之，自立为王。

然后，太康弟仲康之孙少康与夏朝遗臣伯靡联手，起兵打败寒浞，恢复夏朝的统治地位，史称“少康中兴”；夏朝的统治这才得以巩固，进入了国势向上的相对稳定时期。自少康以后的杼、槐、芒、泄、不降、扃、胤甲等八代的统治，政治稳定，经济繁荣。

到夏代的第十三个国王孔甲执政，夏朝开始走向了衰亡。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引起人民的不满和诸侯的叛乱。夏朝的统治从此发生危机，只过了四代便导致了亡国之祸。故而史书记载“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国语·周语》）。

夏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夏桀，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暴君。他在位期间，大量驱使百姓为其建造了无数的宫室台榭，又大肆兴兵对外征伐，使得诸侯纷纷离之而去。而这时，黄河下游的一个夷人部落——商在其首领成汤的领导下兴盛起来。成汤以讨伐暴君夏桀为名，发动了灭夏的战争；夏桀兵败，被放逐并死于南巢（今安徽寿县），夏朝宣告灭亡。

夏朝距今大约有四千年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加之至今我们仍未发现任何原始的文献与文字记载，故而，我们今日了解夏朝只能从一些上古典籍及一些传说中略知一二。近年来，通过对夏都遗址的考古工作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使我们对夏代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又有了新的认识。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村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正是夏朝文化的代表。其中，发现了大量青铜器、陶器及大面积宫殿遗址群。由此看来，夏朝已由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器时代，并且掌握了冶金与铸造技术。与石器时代相比，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传说，酿酒业也是由夏朝开始的。《世本.作篇》有“伐狄作酒”的记载。）另外，从一些古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夏朝已经采用干支纪年，并且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夏时”，这都是当时科学文化水平的见证。

夏朝共经历十三世、十六王，他们分别是：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胤甲—孔甲—皋—发—夏桀，前后约四百七十一年。夏王朝是一个古老的王朝，虽然距我们已经四千年，但关于夏的一些传说至今还广为流传。由此可见，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夏作为上古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夏朝就没有此后的文明历史。

夏族起源

据史书记载，在夏后氏建立之前，曾出现过夏部族与周围其他部族之间争夺联盟首领的频繁战争。夏部族大约是在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颛顼以后逐渐兴起的。有不少古代文献均把夏族追溯到颛顼。

其中《史记·夏本纪》与《大戴礼记·帝系》称鲧为颛顼之子，但很多文献都说鲧是颛顼的玄孙：黄帝次子曰昌意，生颛顼，颛顼之子名鲧，鲧之子曰禹，为夏后启（即夏启）父。

这些记述表明，夏族很有可能是颛顼部落的一支后裔，是黄帝后裔颛顼高阳氏与炎帝的一支共工氏通婚形成的一个部落，夏部落一开始居住于渭水中下游，后东迁至晋南、豫西伊洛流域。

鲧禹治水

最早有文献记载的一位夏氏族成员是鲧。《国语·周语》中说鲧作为夏族首领被封在崇，故称“崇伯鲧”。

鲧：公元前2037年至公元前2029年在崇伯位，他是在大河南岸中岳嵩山中的有崇氏部落首领。有崇氏与在大河北岸太行山东麓的共工氏，都是富有治水经验的部落。在尧舜时期，为了争夺王权，鲧与共工先后对尧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都失败了。之后禹继承了鲧，为“崇伯禹”。这表明夏族早期活动于崇山附近。当时河水泛滥，为了抵抗洪水不少部落形成了部落联盟，鲧被四岳推选领导治水，历时九年而最终失败。治水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不善于团结族人及其他部落。《尚书·尧典》记载，尧最初认为鲧方命圮族、毁败善类而反对鲧领导治水，说明鲧在领导治水时，有不少部落对他不满。《尚书·洪范》与《国语·鲁语》中又提到“鲧障洪水”，说明鲧治水的方法主要用土木堵塞以屏障洪水，或许这亦是鲧治水九年失败的原因之一。鲧治水失败后，被殛死于东方黄海海滨的羽山。

禹是鲧的儿子，鲧死后，禹受命，又联合共工氏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在伊、洛、河、济一带，逐步展开治水的工作。

禹放弃了鲧“堵”的治水方略，改为以疏导为主，就是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高地的川流积水，使肥沃的平原能减少洪水泛滥的灾害。经过治理之后，原来大都集中在大平原边沿地势较高地区的居民，纷纷迁移到比较低平的原野中，开垦那些肥沃的土地。那些草木茂盛、禽兽繁殖的薮泽地，成为人们乐于定居的地方。

《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治水时“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其刻苦精神得到后世传颂，治水过程可能也促进了各部落族人的团结。

讨伐三苗

禹治水有功，随后舜又派禹去讨伐三苗。禹屡败三苗，将三苗驱赶到丹江与汉水流域，巩固了君权。《墨子·非攻》中说道禹克三苗后，“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这说明禹在治水与讨伐三苗胜利后，夏部族已成为部族联盟首领。

建立王朝

相传尧、舜、禹时，部落联盟内采用“禅让”的方式“选贤与能”，推举联盟的共主。如尧老时，把“王”位禅让给了贤能的舜。

舜把王位禅让给禹，禹在涂山召集部落会盟，再次征讨三苗。据《左传》记载“执玉帛者万国”参加了涂山会盟，可见夏部落的号召力。

有一次在会稽（浙江绍兴）部落会盟时，防风氏首领因迟到而被禹处死。古文献中亦记载禹以诸侯部落路途的远近来分别纳贡约多少，可见夏氏族对其周边部落经济上的控制。

禹曾推举东方颇有威望的偃姓首领皋陶为继承人，以示对传统禅让制的尊重。

然而皋陶没有等及禅让，比禹早死。禹又命东夷首领伯益为继承人。

禹死后，益（伯益，也有人认为益不是伯益，而是同一时代的两个人）按照部落联盟的传统，为禹举行丧礼，挂孝、守丧三年。三年的丧礼完毕后，益没有得到权位，而启在民众的拥护下，得到了权位。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记载，说法不一：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益即位后，启杀益而夺得君位“；另一说”益继位后，有些部族并没有臣服益，而拥护启，并对益的部族展开战争，最后启胜而夺得权位。之后益率领着东夷联盟讨伐启。经过几年的斗争后，启确立了他在部族联盟中的首领地位“，但其共同观点是“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

从此，禅让制被世袭制所取代。但是，一种新制度的建立，必然会遭到部分反对。随后不少倾向禅让传统的部族质疑启的权位。启都郊外的有扈氏仗义起兵，率领部族联盟向启都讨伐，与启军大战于甘。战前启称他的权力来源是“恭行天之罚”，这便是之后周朝“天子论”的雏形。

谢选骏指出：既然大禹的父亲因为从事公益事业失败被杀，那么成功的大禹就有理由传位给儿子了。大禹的儿子启因为这样的道义力量最终击败有扈氏，并把他们贬做牧奴。这次胜利代表中原农业地区的世袭制度，取代了原始的游牧地区的禅让制度。

夏氏族原姓姒，但从启开始改用国名“夏”为姓。同时启不再使用伯这个称号而改用后，即“夏后启”。启能歌善舞，常常举行盛宴。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钧台，此即钧台之享，还在“天穆之野”表演歌舞。《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到启在舞蹈时“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甚至有些文献传说启曾经上天取乐舞。中国古老的乐舞文献《九辩》、《九歌》与《九招》均称启为其原作者。启统治期间，其幼子武观时常作乱。《韩非子·说疑》说他“害国伤民败法”，最终被诛杀。除了夏氏族内部的纠纷，为争夺部落联盟的权威，亦常常与东夷作战。

太康失国

夏启死后，其子太康继承后位。他只顾游玩，不理政事，

在位期间，夏部族权威削弱，东夷有穷氏部落趁机西进。东夷族有位善射的首领羿（即后羿）。羿率军从东夷属地鉏迁至夏后氏的属地穷石，与当地的夏人通婚，形成了有穷氏。羿乘太康失德之机，在夏民的拥护下夺得了夏政。随之太康投奔居于斟鄩的斟鄩氏。

羿夺得权位后并没有称王，而是立太康之弟中康立为王。但事实上权力全在羿手中。此举引起不少部落的不满。其中主持天象活动的和氏与羲氏公开反对。羿说他们废时乱日，派胤率兵讨伐羲和二氏，战前作誓师辞《胤征》，在战中取胜。

中康死后，其子相继位。随后投奔与夏同姓的斟鄩、斟灌二氏。从此，羿独承王位。羿好射猎，不善治理，得权后，他像太康一样，好狩猎而荒废国事。他废弃武罗、伯困、龙圉等忠臣，重用被伯明氏驱逐的不孝子弟寒浞。寒浞年少时因造谣惑众被伯明氏君主所逐，后被有穷氏首领羿收养，成为有穷氏的一员，得到重用。寒浞势力日益强大，后来趁羿在外射猎的机会将羿及其家人杀掉，夺其权、占其妻，生下豷、浇二子。寒浞把戈封给了他的儿子豷，把过封给了他的另一个儿子浇。浇受父命率兵先后灭掉亲夏的斟灌氏与斟鄩氏，杀了在斟鄩躲避的相。相的妻子缗当时已怀下相的儿子，她从墙洞逃走至其母亲有仍氏家里避难，不久生下遗腹子少康。

少康中兴

少康长大后，为有仍氏牧正。浇闻讯后，派人追杀有仍氏，少康无奈投奔有虞氏（舜之后裔），作了庖正。有虞氏首领虞思膝下无子，仅有二女。他将二女许配少康，赐给他田一成、众一旅，并把纶邑（商丘夏邑县）交由少康管理。少康以纶邑为根据地组织余下的夏族民众，设官分职。派女艾到浇廷中密探，准备恢复夏室。

此时，躲避在有鬲氏的夏室遗臣靡得知少康准备夺回政权，亲自带领斟灌、斟鄩氏的残余民众与少康会师，联合击败了寒浞。复立少康为夏后。而后少康灭浇于过，又派他的儿子杼灭豷于戈。至此，控制中原三代四后近百年的东夷族有穷氏复灭，结束了四十载的“无王”时期。夏由此复国，后世称“少康中兴”。通过太康失国至少康中兴的这段叙史可以看到华夏族平定中原方国部落（尤其是东夷族）的历程。建都纶邑（商丘夏邑县）。

少康之子杼（也作“予”）承后位。他了解东夷对夏室的不满，为了巩固在东方的势力，他把都城从原东迁至老丘。他重视发展武器和制造兵甲。文献中常常有“杼作甲”、“杼作矛”的说法。他还派人讨伐东南沿海地区的东夷（山东南部、安徽东部、江苏一带）。传说其获取了吉祥物九尾狐。夏朝的版图在杼的统治下扩张到了东海（黄海）之滨。杼在位期间是夏朝最昌盛的时期。夏人对杼格外尊重，为杼举行过“报祭”。

《国语·鲁语》说道“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认为杼全面地继承了禹的事业。

杼之子槐在位时，东夷族与华夏族开始和平共处。其中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居于淮河、泗水流域的九个部落（即九夷）通常向夏后纳贡祝贺。槐逝后，其子芒继位。芒逝后，其子泄继位。这期间东夷族与华夏族逐渐同化。泄在位期间东夷族已基本同化，于是他开始向西方发展。同时，他开始对顺从夏室的方国部落封土封号。这便是数世纪后诸侯制的起始。泄逝后，其子不降继位。他曾多次率兵征讨西方的九苑。

暴桀亡国

不降死后，让其弟扃继承了后位。扃死，其子廑继位。廑继位后不久便病死，其堂兄不降之子孔甲继位。他改变了夏礼中祭祀祖宗的传统，开始着重恭顺天帝。《史记·夏本纪》记述道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不少方国部落开始对夏室产生了不满，但华夏族与东夷族的关系仍然友好。这有可能是东夷族与华夏族的同化度较高的原因。孔甲死，其子皋继位。皋死，其子发继位。这段期间，方国部落与夏室的关系恶化，氏族内部的纠纷也激烈化。

从孔甲经皋与发，到履癸（即桀）内乱不止。

孔甲乱政后夏王朝的统治日益衰落。发死后，其子履癸（夏桀）继位。桀善武，《史记·律书》夸张地说他“手搏豺狼，足追四马”。桀在位期间，夏室与方国部落的关系已经破裂。给夏上贡的部落不断地减少。桀因此还常常讨伐那些不顺从的部落。古文献中说桀贪色，他在击败某个部落后会从那部落中挑选出他所钟爱的女子带回宫作为妃子。《国语·晋语》提到的有施氏、《竹书纪年》提到的岷山氏、末喜氏都遭到了这种下场。其中末喜氏的妃子妺喜早已与伊尹结好，桀却在洛把她夺走，伊尹愤怒中奔投了商汤。桀的屡次征伐也惹怒了不少较有权威的部族。有缗氏（舜的后代）因不服顺桀而被灭之。活动于今河南东部山东省西南部的子姓商部族正在夏乱这期间兴旺了起来。桀又因商不服的借口讨伐商首领汤并败之。汤被囚禁于夏台（一作钧台），随后被释放。除了夏室对外关系的恶化外，文献中还提到了桀在廷内用人失当。

桀只顾自己享乐，不顾民众疾苦，大约在前1600年，商部族首领汤率领着方国部落讨伐桀。灭了亲夏部族韦、顾、昆、吾后在仓皇与桀开战。汤的势力大，桀抵挡不过，一边逃一边战，最终战败于有娀氏旧址。桀逃至鸣条（一说今河南中部，或今山西安邑），汤追之，又在鸣条展开了大战。桀再次被击败，被汤放逐于历山（一作鬲山），与末喜氏同居，最后又跑到了南巢之山（今安徽巢县）并死于此处（《淮南子·修务训》稍有不同，说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

鸣条之战夏室复灭，在方国部落的支持下汤在亳（今河南商丘）称“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政权，

夏朝，共传13世（《世本》载12世）、17王，历时472年，公元前1600年灭亡。

夏人后裔

夏灭亡后，剩余势力除了主要留居中原，还有两支分别向南方、北方迁移。桀带着不少夏族民众从历山南迁至南巢，这便是南支。北支进入蒙古高原，与当地诸族融合，有人认为这便是后人所称的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载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括地谱》更详细地解道“其（指桀）子獯粥妻桀之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徒（即北原游牧民族），中国谓之匈奴。”商汤王因帝宁之故都，封夏室的一支姒姓贵族于杞国，以奉祀宗庙祖先。《史记·陈杞世家》载夏裔在“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灭商为王之后，封大禹的后裔东楼公于杞地，延续杞国国祚，主管对禹的祭祀。春秋末期，孔子因为崇尚夏礼，还特意去杞国访问考察。在浙江绍兴会稽山禹陵村，夏禹姒姓后代世代为禹守陵至今。郭沫若、胡厚宣、程憬等认为甲骨文中的土方就是战败后的夏。根据卜辞记载，土方是位于殷西北方的一个强大方国，是武丁以及先前商王的长期征讨的对象。武丁征服土方后，在其腹地“唐土”建设大型城邑“唐”，镇压控制土方人民，此后不再有土方叛变的记载。周初，成王封晋国始君唐叔虞于此。

夏朝疆域

夏朝是部落城邦联盟到封建国家的过渡期，因此没有明确的疆域，夏氏族与其他部落城邦的关系很多就像是宗主国与朝贡国一样，但又有些方国是受夏室分封的，就如同诸侯国，故仅能以势力范围来表示其影响力。夏族的十一支姒姓部落与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缘上有宗法关系，政治上有分封关系，经济上有贡赋关系，大致构成夏王朝的核心领土范围。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当时夏的势力延伸到黄河南北，甚至长江流域。夏朝早期，夏族主要在山西中南部的河内地区活动，沿汾水、河水向东南方向迁途，晚期至河南中部伊、洛河流域。《国语·周语上》谓，“昔伊洛竭而夏亡”，可见伊洛河水对夏晚期都畿的重要性。

对于夏朝的行政区，世传为“九州”：

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三面距河，是各州贡道必经之处。（今山西、河北省境、辽宁西部。）

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今山东西部、河北东南角。）

青州，浮于汶，达于济。（今泰山以东之山东半岛。）

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今淮河以北之江苏、安徽以及山东南部。）

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今淮河以南之江苏、安徽以及浙江、江西北部。）

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今湖北、衡山以北之湖南以及江西西北端。）

豫州，浮于洛，达于河。（今河南、湖北北部、陕西东南、山东西南角。）

梁州，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今四川以及陕西、甘肃南端。）

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

都城变迁

方国是由原始氏族部落转化形成的小型国家。这些邦国位于王畿之外，不受夏后直接管辖。一些方国只是大的部族，另有一些较大的方国已经建立了国家组织，规模甚至大于夏后氏。有穷氏代政期间，少康曾投奔有仍、有虞氏，在那里承当牧正和庖正。

有仍氏又名有任氏，风姓，居于山东济宁微山湖畔，是太昊、少昊的后裔。有仍与夏后来往密切，之间有通婚现象。相妻缗来自有仍。相被寒浞杀害时，缗已方妊，她避居故乡，在有仍生下少康。少康复兴后，封有仍族人于任国。

有虞氏乃虞幕、帝舜之后，活动于豫西北、晋南古汾水流域。舜老时，认为己儿商均不贤不肖，所以禅位于禹。禹仿效尧传舜时舜先让位于尧子丹朱的做法，让位于商均，然民众纷纷拥护禹而不理睬商均，于是禹继承了帝位，将商均分封于河南虞城附近。四世后，夏室中衰，年轻的少康逃到有虞避难，得到了首领虞思的大力协助，这才使夏室终得扭转局势，有虞氏直接关系到了夏后氏的存亡。

一说偃姓乃皋陶后裔。禹老时，荐皋陶为继承人，然皋陶先禹而死，禹又荐伯益。禹死后，伯益效仿常规，先让位给禹子启，不料启深得民心，得到了民众的拥护，伯益失权。益不善罢甘休，于是与启作战，结果战败被杀。皋陶之后被封于东南六、英、许三地。

有扈氏为夏之同姓部落。启夺益位，有扈不服，以“尧舜举贤，禹独与之”为名反对启的统治，结果在甘大战中失败，其部众被罚贬为牧奴，世代从事畜牧。

胤子伯靡原为臣服夏后的部落首领，太康失国时又归附后羿，寒浞杀羿后逃奔有鬲氏。靡闻知少康准备复兴夏室，组织有鬲、二斟兵民与少康会师。

斟灌、斟鄩氏统称“二斟”，与夏后同为姒姓，是夏代早期重要的亲夏氏族。二氏族在夏后氏的东南迁徒过程中与之融合，夏代晚期斟鄩之地更成为夏后的都邑，偃师二里头遗址可能就是斟鄩。

无王时期，寒浞命子浇率兵灭二斟，同时杀死躲避斟鄩的夏后相。其剩余势力又在数年后加入少康和伯靡的联军，复兴夏室。

有缗氏为少昊另支后裔，是夏晚期东方的强大方国。夏桀在有仍召开盟会，有缗首领因不满桀的统治，愤慨归国，桀遂灭之。

有莘氏，帝喾高辛氏之后裔，启时的支子封国。夏商之际，在伊尹的帮助下，有莘氏与商汤在北亳结盟，汤还从有莘氏娶妃。

《山海经》之海外四经记录了夏朝周边的许多方国“国”名，可能纯属神话亦可能是远古部落名称的讹化。

夏朝政治

夏朝是在原始社会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原始部落制度逐渐解体的过程中，父权家长制家庭成为对它的一种摧垮力量。世袭制国家的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就是以父权家长制家庭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国家形成之后，各级贵族组织仍然要保持旧的血缘联系，严格区分姓氏。王室分封各部族，除保持它们所由出生的姓之外，又以封地建立新氏，大夫以邑为氏。在各级贵族之间，就依姓氏的区别建立了各自的宗族关系。这种宗族关系，虽然沿袭了旧的氏族组织的遗制，但在实际上是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按其班辈高低和族属亲疏等关系来确定各级贵族的等级地位的。

《礼记·祭义》言，“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反映夏人对官位的重视，也从侧面说明夏代的职官已有明显的高低等级区别。

夏后，即夏王，是夏朝的最高统治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其下属的军队、官吏和监狱等，是维系国家政权的支柱。

夏朝军队的组织形式，在启讨伐有扈氏时，于甘地誓师所作的誓词中，可略见端倪。《史记·夏本纪》云：“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汝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子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启在战争开始之前，召集臣属，声讨有扈氏的罪行，并告诫将士，要忠于职守。立功者赏，违命者严惩不贷。启灭有扈氏之后，诸侯皆臣服。誓词中提及的六卿、六事之人、左、右、御等，皆军队将士的称谓。

“六卿”，《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曰：“天子六军，其将皆命卿也。”

“六事之人”，集解引孔安国曰：“各有军事，故曰六事。”“左”、“右”，集解引郑玄曰：“左，车左。右，车右。”“御”，集解引孔安国曰：“御以正马为政也。”

九州的五服贡赋是夏后氏的主要经济来源，“夏后氏官百”中当有诸多官员专司赋役征发事务。

车战是夏代的主要战斗形式。蔡沈《书经集传音释·甘誓》云：“古者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御者居中，以主马之驰驱也。”此种由左、右、御三人组合而成的车战形式，一直延续至商、周时期。

正，是夏代掌管具体事务的官吏之通称。见诸文献的有车正、牧正、庖正等，分别为管理车辆、畜牧和膳食的官吏。《左传·定公元年》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

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曾为有仍氏牧正。后“逃奔有虞，为之庖正。”

夏朝设置太史令。太史令终古以谏桀无效而奔商闻名于世。

《墨子·耕柱》记载夏后启铸造陶鼎于昆吾时曾通过他的卜官，翁难乙，求问天神。《夏书》载，“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夏后向四处巡征诗歌和意见的官员称作“遒人”、“瞀”、“啬夫”应该都属于“工”级的小吏。夏后可能还有专司占卜卜筮的“官占”。

《夏书》又载，“辰不集于房，瞀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讲述发生日食的时候，有“瞀”官击打大鼓以示于众，官吏和庶民各自奔走相告。

夏朝有监狱。《史记·夏本纪》云，桀“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索引曰：“狱名”。夏朝有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吏。《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云；“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时之官。”《尚书·夏书》中有关于设官分职过程的概述，载道“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夏王还临时委任臣属执行专门的使命，犹如后世之钦差大臣。《史记·夏本纪》云：“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集解引孔安国曰：“胤国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郑玄曰：“胤，臣名也。”夏朝已制定刑罚。《左传·昭公六年》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史记·夏本纪》所载《甘誓》，对军队的刑罚有具体阐述。“用命，赏于祖。”集解引孔安国曰：“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行。有功即赏祖主前，示不专也。”“不用命，僇于社。”集解引孔安国曰；“又载社主，谓之社事。奔北，则僇之社主前。社主阴，阴主杀也。”“子则帑僇女。”集解引孔安国曰：“非但止身，辱及女子，言耻累也。”

夏朝历法

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纪日法，起源是很早的。夏代末期的帝王有孔甲、胤甲、履癸（桀）等，都用天干为名，说明当时用天干作为序数已较普遍。

夏代的历法，是中国最早的历法。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为岁首。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已知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它按夏历十二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每个月中的星象、气象、物象以及所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保存了中国最古的比较珍贵的科学知识。

夏朝刑法

夏朝的法制指导思想可概况为奉“天”罪罚。奉“天”罪罚的法制观表现为：一方面统治者的统治依据来自于天命；另一方面打着天的旗号实现统治。

夏朝器具

夏王朝稳定之后，为于调整社会关系的需要，逐步形成和不断扩充的。其基本内容是以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刑事法律性质的习惯法为主，制定了《禹刑》，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规法典。

《唐律疏议·名例律》中有，夏刑三千条，郑玄注《周礼》说：“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可见夏朝法律数量应较多，规定应该比较细密，法制应初具规模。《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后人大多将《禹刑》作为夏朝法律的总称。夏朝已初步形成五刑，并有一些罪名及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

古文献记载夏时期已具备较完善的刑法制度。《尚书·吕刑》中说道“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便是指周穆王将夏朝的《赎刑》作为制定周国刑法制度——《吕刑》的重要参考。而文中提到的《赎刑》很可能与《左传》“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的《禹刑》实为一物。然《赎刑》、《禹刑》是否为夏之刑法，具体内容如何，已无可考。《左传》中引述《夏书》中关于夏时刑法载“昏、墨、贼，杀”，指触犯昏、墨、贼这三种罪过的人要判死刑。晋国叔向称这种刑法为“皋陶之刑”。虽然死刑观念应在新石器时代早已产生，但禹的理官皋陶可能是第一个将死刑法律化的人物。夏后槐的“圜土”、商汤被夏桀囚禁的“夏台”便是夏时的监狱，为中国史书记录最早的监狱。圜土是一种原始的监狱，在地下刨挖圆形的土牢，在地上搭架篱笆圈围土牢。《大禹谟》谓“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评价夏后立刑法是对民众进行治理的一种手段。除了《禹刑》外，还有《政典》。

土地

关于夏代的社会性质问题，史学家虽然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肯定当时存在着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已为不少同志所同意。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伍员谈到“少康中兴”，少康因过浇之逼逃奔有虞时说：“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欢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这里所说的“一成”，当是《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说的“九夫为井”，“方十里为成”的“成”。方里而井，一井就是一里，方十里为成的“成”，就是百井。

《汉书·刑法志》又说：“殷商以兵定天下矣。……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这段话虽然说的是殷周之制，但从这里所说的“成方十里”、“成十为终”是区划土地的单位名称看来，使我们可以肯定《左传》中的“有田一成”的“成”，反映了夏代井田制即公社所有制的存在。所以，古代文献中也多谓井田之制，“实始于禹”。

赋税

根据《孟子·滕文公上》的“夏后氏五十而贡”看来，夏代的部落农民可能在耕种自己的五十亩“份地”外，还要耕种五亩“共有地”，即如赵岐《孟子注》所说“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这种年纳五亩之获以为贡的实际内容，如同马克思所指出，本是“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这种“贡法”，还可以从古代文献中看出它的原始意义。《说文》云：“贡，献功也。从贝工声。”《初学记》卷二十又云：“《广雅》云：‘贡，税也，上也。’郑玄曰：‘献，进也，致也，属也，奉也，皆致物于人，尊之义也。’按《尚书》：‘禹别九州，任土作贡。’其物可以特进奉者曰贡。”这里所说的都指民间劳作献纳于上的意思，正如《周礼·夏官·职方氏》职云：“制其贡，各以其所有。”这就说明夏代公社中的大部分土地已经作为份地分配给公社成员，由其独立耕种；另一部分土地作为公社“共有地”，由公社成员共同耕种，将其收获物采取贡纳的形式，缴纳给公社酋长。这与恩格斯在论述克勒特人和德意志人氏族时曾经说过的“氏族酋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是一样的。《尚书·禹贡》系后人所作，其中所记九州向国家贡纳的情形，虽然不能认为完全可靠，但其中说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栗，五百里米”的随乡土所宜的贡纳制在夏代业已存在，当是可能的。因此，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的“贡法”，并不像《孟子·滕文公上》引龙子所说：“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孟子所说的“贡法”，并非禹之“贡法”，前代学者早有指出，例如阎若璩引胡渭之说云：“龙子所谓莫不善者，乃战国诸侯之贡法，非夏后氏之贡法也”。甲骨文中的殷商土田与耕作。

夏代的氏族封建制度在经济方面亦有体现。《尚书》载“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说四海之内的氏族部落都归附夏后，金木水火土谷六种物质皆受到治理，明晰各处田地的优劣，将其分入三等以决定赋纳数量，使得赋纳得其正而不偏颇，赐土、赐姓，根据方国部落与夏后氏关系之密切疏远定出封建的先后次序。《禹贡》一篇又列出九州赋纳物品的具体情况，将物品数量分作上上、中上、下上、上中、中中、下中、上下、中下、下下九等。又根据与夏后氏都邑地理距离的远近分作甸、侯、绥、要、荒“五服”。

甸服：距离夏都城五百里以内的方国部落是夏都城的主要粮食供应区。百里之内者赋纳带秸秆的谷物；再往外百里者赋纳禾穗；三百里外者赋纳带稃的谷物；四百里外者赋纳粗米；五百里外者赋纳精米。

侯服：距离夏都城五百至一千里间的方国部落是夏后氏的氏族诸侯部落的封地。先小后大，五百里至六百里为采地（即卿大夫的封地）；六、七百里为男爵小国；八至千里地为侯伯大国。

绥服：距离夏都城一千至一千五百里为夏后势力所及的边缘区域。其三百里内的可推行掌管文化教育，二百里外的推行发挥武威卫戍。

要服：距离夏都城一千五百至二千里为夏后必须通过结盟交涉的方法而施加影响的区域。三百里内通过同盟和平相处，二百里外为夏民的流放地。

荒服：距离夏都城二千至二千五百里处为异族疆域，与夏后氏只有间接的沟通。三百里内的是各少数民族，二百里外是流放地。九等和五服的描述是周人对夏朝赋纳经济的看法，非必夏代实况。如铁、镂不大可能是夏代所见物品，夏时期的诸侯爵位也无法考证。但是其中反映的一些看法，如夏后根据道途远近及各地生产情况来缴纳不同的产物，应当为夏代实况。

论述夏朝的赋纳制度，《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意在夏人的“贡”、殷人的“助”和周人的“彻”制度实际都是在缴纳民户年产总和的十分之一，而且夏商周三代的田赋制度一脉相承，顾炎武更据此认为“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周朝的什一法是将一家民户在数年之间的收成总和平均后取出一个中庸常数作为缴纳数量，以夏朝的生产力和政权辐射力看，还没有能力履行这种实物地租制度。孟子记载的“贡”字，意味着民众与贵族间没有太大的强制成分，而且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愿性。这种民众自主性质的赋贡制度符合夏时期落后的生产力与夏后氏尚不完备的政权机构的情景，也接近于原始氏族部落的民主经济秩序。夏朝末期，夏后氏与方国部落的关系恶化，夏后桀四处讨伐，他提升田赋数额以充军费，从而加重人民负担，激化不满情绪，使之最终离弃夏后投奔商汤。征夏之际，汤曾誓言于众，“‘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指诉桀的主要罪状。桀在什一“贡”赋之外征役民兵，而后民众不满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转看殷商的“助”法制度，平民百姓在农业生产义务外另有以兵役为主的徭役责任，其结果是助法体系下的商族的可动员兵力大于夏后兵力。

军事

夏朝的军队，是为了维护统治而发明的专职征战的工具。夏以前，各部落、部落联盟之间的征战由部落内部的青壮年男子负担，夏建立后，中原形成了统一的部落共同体，并出现了国家机构，因此专职战斗的队伍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禹征三苗，称他所统领的军队为“济济有众”；启征有扈氏，严厉告诫所属的军队要严格听从他的指挥。足见当时已有强大的军队。《甘誓》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军法。

夏朝统治者为维护贵族的利益，建立了一支主人军队，于是原始形态的兵制也随之产生。夏朝军队由夏王掌握。在确立启的统治地位的甘之战中（甘在今陕西户县西），启要求全体参战者要严格执行命令，对勇敢作战、执行命令的人给予奖励，反之则予以惩罚。据《尚书·甘誓》记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可见，夏朝的军队已经有严格的纪律。由于夏朝处在国家早期，生产力还不是很发达，因而夏朝的军队数量不多。例如，夏五世国王少康逃亡到有虞氏时，住在纶（今河南虞城东南），只有500部属。后来，少康联合斟寻氏和斟灌氏两个部落，推翻了窃据夏朝的寒浞，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夏朝军队以步兵为主，但车兵已开始出现。《甘誓》中“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不正，汝不恭恭”的记载，证实了车兵的存在。左是车左，执弓主射；右为车右，执戈矛主刺杀；御者居中。一辆战车，三个乘员，与后来商朝车兵编制一样。另外，《司马法》中将夏代战车称为钩车。夏朝军队使用的武器，主要是木石制造的戈、矛、斧、殳和弓箭，也有少量的青铜兵器。夏朝时还没有常备军，只有贵族组成的平时卫队，作为夏王的警卫。如果发生战争，夏王就临时征集主人组成军队进行战斗。

经济

在夏代，农业文明有较大的发展。《论语·泰伯》载禹“尽力乎沟洫”，变水灾为水利，服务农耕。其实水利技术的应用是黄河流域人民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慢慢积累开发出来的，并非大禹一人所为。

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酿造酒，夏后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新石器时代后期中原文化中的龙山文化就有了酿酒的习惯，到了生产力更强的夏代，酿好酒、饮好酒变成了一种权力和财力的象征。

古文献中记载到的“杜康造酒”、“仪狄作酒”、“太康造秫酒”、“少康作秫酒”等传说都可以佐证酒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性。夏商西周时期的酒均为度数不高的粮食酒，并不浓烈。《礼记·玉藻》中记载古人饮酒饮三爵后依然肃静脑明。

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现代仍旧流行的有时称为夏历的农历可能是在夏代编成的。畜牧业有一定发展，还有一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氏族部落。如有扈氏在甘战败后，被贬为牧奴从事畜牧工作。三代庶民的主食是由各类谷物做成的粥饭。将黍、粟、稷、稻煮成稀粥、浓粥食用，社会上层则多食干饭，偶食青菜。只有在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时才宰牲，礼肉置于鼎内在地下储藏。在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都有发现黍壳、稻壳的遗存。

工业

随着夏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部门的分工，烧制陶器，琢磨石器，制作骨器、蚌器，冶铸青铜器和制作木器等各种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和分工。

在烧制陶器方面，当时不仅广泛使用了快轮制造技术，而且在烧造方法上，又多采用陶器出窑前的施水法，使陶器多呈灰黑色、灰色或黑色，且又质地坚硬。陶器表面除多施用篮纹、方格纹与绳纹等装饰外，还有精美而细致的指甲纹、羽毛纹、划纹、圆圈纹和镂刻等装饰。器形品种如炊器、饮器、食器和盛储器等达三十多种。特别是有些造型美观，制作精湛，胎质细腻、薄如蛋壳、器表漆黑发亮的磨光黑陶器，只有具备烧陶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的人才能烧制出来，故制陶业大概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在石器制造方面，以钻孔石铲与石刀为主。各种石器磨制精致，几乎没有钻孔损毁或重钻的现象，表明制作石器的技术已相当成熟。少数靠近山区的遗址中，有较多的石器成品出土。而在远离山区的地方半成品和打下来的石片则不多见。说明这些地方出土的石器都是由制造石器的地方交换而来；还说明当时石器的专门加工和交换已经出现。

在文献中，有夏代冶铸青铜器记载。如“禹铸九鼎”和夏后启命人在昆吾铸鼎，出土的铸造铜器的遗存可以为证。如在临汝县煤山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出土了炼铜坩埚残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长5.3、宽4.1、厚2厘米，上面保存有六层冶铜痕迹。郑州牛砦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也出土过一块炼铜坩埚残块，残块上还粘附有铜碴与铜锈，经化验是属于铜锡合金的青铜遗存。特别是1980年在登封王城岗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件青铜残片，残宽约6.5、残高约5.7、壁厚约0.2厘米，经化验是包含有锡、铅、铜合金的青铜。其器形有可能是青铜鬶，有些学者认为，夏代已经铸造铜器，并进入了青铜时代。

此外，制造木器、玉器、骨器和蚌器，以及纺织和酿酒等，在夏代都可能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畜牧

在夏代，农业文明到了很高的程度，畜牧业有一定发展。有一大批奴隶从事畜牧工作，还有一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氏族部落。马的饲养得到很大重视。此外制陶业在夏代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极为重要的行业。至于青铜器，中国已经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铜刀。如果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朝时期的文化，那么这件青铜器就是夏朝时期的。夏代青铜器的形式非常接近陶器，它铸造青铜的历史不长，所以青铜器没有形成一个好的规范，所以它有点像陶器的样子，跟夏代出土的陶器一模一样，比较原始，它没有好多花纹，有小圆点，刻画简单的线条。

文化

原始文字的雏形，从仰韶文化到大汶口文化等文化遗存看已经出现，并在逐步发展中。在河南安阳商都殷墟等处发现的甲骨文字和金文，是中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是基本成熟的文字。从殷墟时代上溯到夏初，不过八九百年，夏代已有文字和文献记录，是无可怀疑的。商朝的文字是成熟的，夏朝的文字也是成熟的，因为历史上已有夏篆的记载，夏禹书、禹王碑则是夏朝的传世文字，是夏篆。

提到篆字，自然会想到大篆和小篆，所谓大篆，即指周篆；所谓小篆，即指秦篆。篆字，就是官方文字。历史上还有夏篆一说，由于人们未发现夏朝文字，所以一直对夏篆有不同看法，如：‘夏篆，传说中夏代的文字。一般以为周宣王太史籀着《大篆》十五篇，始为篆字，此‘夏篆’所言之‘篆’，泛称也。从考古实物来看，尚未发现确切可靠的夏代文字；如有之，则必较甲骨文更原始一些。古人多有以金文大篆附会夏篆之说，凡此种种，皆依托之伪说’在这里夏篆被认为是‘附会’‘伪说’其根据是夏朝文字不存在，就还谈得上夏篆了。

夏朝文字是否存在，是否没有流传下来一直有争议，由于某些历史学家、文人如胡适、顾颉刚等否认夏朝的存在，而郭沫若则随声附和，引起了学术界的混乱，夏朝不存在，夏朝文字也就不存在了，另外滞后的考古工作，还未挖出夏朝文物，也未挖出夏朝文字，所以在一些人眼里，夏朝和夏朝文字，仅仅是神话传说而已。

夏朝没有文字直接流传下来，所以，长期以来对其了解还主要依赖古代文献的记载，包括夏朝的国王、官吏、军队以及刑狱情况。现代以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区二里头村遗址中大型宫殿、墓葬以及许多青铜器的出土，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作为新石器晚期部落联盟夏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有关夏代社会发展的情况，古代文献记载既少，又多模糊不清。关于夏代的地下考古工作，还在继续探索中。

经过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等地，发现了一种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以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内涵较典型，称为“二里头文化”。这一文化遗存的时间，据测定，约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属于夏代纪年范围内。当前，虽然还没有足以确定它是夏代文化的直接证据，但所提供的丰富考古资料，有力地推动了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

生产工具

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骨角器和蚌器也还在使用，在一些房基、灰坑和墓葬的壁土上留有用木质耒耜掘土的痕迹。当时的劳动人民使用这些比较原始的工具，发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平治水土，发展农业生产。

已知还没有在夏代的遗址中发现较大的青铜器，但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有青铜铸造的刀、锥、锛、凿、镞、戈、爵等工具、武器和容器，同时还发现有铸铜遗址，出土有陶范、铜渣和坩埚残片。出土的铜容器系采用复合范铸成，反映当时的铸铜工艺已有一定规模和水平。于2006年被国务院授为“华夏第一王都”。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造酒，夏王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现代仍旧流行的有时称为夏历的农历就是那个时代发明的。

交通工具

夏朝人使用的工具都是以石器为主。夏朝都城出现了车，但还不能确认是人力车还是马车，因为车辙只有1米宽，和商朝的2米宽车辙不同，商朝已经确认使用马车了。

科技

夏代设有历法官。后人专门整理的《夏小正》，已经被现代的天文学者证实是综合夏代至春秋时期历法知识的古籍，《夏小正》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之一，书中除二月、十一与十二月外，每月载有确定季节的星象（主要是

拱极星象与黄道星象）以指导务农生产，另外亦有记载当月植物之生长形态、动物之活动习性与祭祀（亦为物候学之重要典籍）。

由于《夏小正》内容涉及星象与农业赖以使用之历法的关系，对古代天象与先秦历法研究也有相当重要之参考价值。

《夏小正》是中国现存最早一部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着作。其经文有463字，按一年12个月分别记载了物候、气象、天象、和重要政事，主要是有关生产的农耕、蚕桑、养马以及采集、渔猎等活动。

地图的出现，从夏禹治水的传说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认识了许多高山大河，确定了大地的东西南北，学会了开渠、分洪、修堤，并且掌握了计算、测量和绘制简单的地图。传说大禹通过自己的实践，收集了九州岛岛献来的铜等金属，铸了九个大鼎，鼎上分别有各州的山川、草木、禽兽，有人说这可能是导游的“指南图”，或者说是4000年前的原始地图。

争议夏朝

夏朝是中国传统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在中原地区实行世袭制的朝代。一般认为夏朝是一个部落联盟形式的国家。依据史书记载，夏、商、周三代皆为世袭王朝，君主与诸侯分而治之，而夏朝是第一个世袭的氏族封建制王朝。夏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

由于流传下来与关夏代有关的史料十分匮乏，所以历史上是否有夏代存在，曾被许多人怀疑。但是《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夏代世系与《殷本纪》中记载的商代世系一样明确，商代世系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得到证实，因此《史记·夏本纪》中所记的夏代世系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可信的。这样，在考古学家对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等商代的物质文化遗存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课题，希望用考古手段去找到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

古史学家依据文献资料，提出有两个地区可能是夏人的活动地区：一个是河南西部嵩山附近的登封、禹县和洛阳平原；一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因为传说中夏代的都邑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大多同这两个地区有关。1959年开始“夏墟”调查，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四十年来在豫西、晋南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使夏文化探索的目标逐渐缩小。多数学者认为：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包括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和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并对夏文化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惟因缺乏文字等直接证据，学术界对哪种遗存是夏代文化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无论是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还是“二里头文化”，均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它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据传宋代宣和年间临淄出土的一组春秋时期青铜器叔夷钟（作器者叔夷乃宋穆公后裔，齐灵公时任齐国正卿）有铭文追述宋人祖业说：“……隙成唐，又严在帝所，溥受天命，删伐夏司，败厥灵师，以少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也就是“威武的成汤，敬畏天帝，接受天命，讨伐有夏，打败其军。在小臣的辅佐之下，囊括九州之地，占有大禹之都。’这段铭文同西周以来文献中关于夏和殷（商）是前后承替的两个王朝、‘殷革夏命’的说法完全一致，成为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鉴于记述夏王朝与夏商更替的文献史籍没有早到西周者，所以春秋铜器叔夷钟恐怕还是无法成为“西周以来”或“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

2002年面世的遂公盨属西周中期，其上有“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的字样。铭文记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规定各自的贡献。在洪水退后，那些逃避到丘陵山岗上的民众下山，重新定居于平原。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遂公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但文中并无“夏”的字样，禹似乎还具有神格而非人王，因而这篇铭文似乎并不能被看作是夏代“大禹治水传说最早的文物例证”。

科学发展：

《夏小正》是中国现存最早一部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着作。其经文有463字，按一年12个月分别记载了物候、气象、天象、和重要政事，主要是有关生产的农耕、蚕桑、养马以及采集、渔猎等活动。地图的出现，从夏禹治水的传说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认识了许多高山大河，确定了大地的东西南北，学会了开渠、分洪、修堤，并且掌握了计算、测量和绘制简单的地图。传说大禹通过自己的实践，收集了九州岛岛献来的铜等金属，铸了九个大鼎，鼎上分别有各州的山川、草木、禽兽，有人说这可能是导游的”指南图”，或者说是4000年前的原始地图。夏朝，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一般认为夏朝是一个部落联盟形式的国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夏朝定性为一个奴隶制国家。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就是从夏朝的建立开始的。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重要王朝，依据史书记载，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此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所以其文化及文明程度高于新石器晚期文化。但是由于迄今为止在考古学上还没有找到公认的夏朝存在的文字依据（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出于商朝），因此其真实存在性没有得到正式确认。但许多中国历史学家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便是夏朝遗存。对夏王朝记载比较多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据《史记》记载，夏王朝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初到公元前16世纪初，前后大约有500余年，经历了5个世纪，有17个帝王先后作为统治者。

早在大禹治水之后，由于大禹深受拥护，根据“禅让”制而做了舜的继承人。他在位时，曾经将当时的中国划为9个州，这大概就是“九州大地”的来历。大禹还制定了各种制度，为夏朝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继承了权位。启在与伯益争夺权位的斗争中获胜，而且杀死了伯益。而伯益本来是大禹按照禅让制选定的传位的对象，启的即位，打破了禅让制，成了历史上王位世袭继承制的开端。也就是“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启在位期间，完成了夏朝的建立，而且使夏朝走上了鼎盛时期。夏朝统治的范围大约以今天河南省的西部为中心，北到河北，南到湖北；东到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的三省交界处，西到山西南部。

可是，启死后，继承王位的太康在东夷族的进攻下丧失了权力，经过3代的争斗，直到少康继位以后夏朝才得以巩固稳定。这就是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的过程。以后的统治者都善于控制东夷，或是同东夷搞好关系。可是到了桀统治的时候，却一味地讨伐边国，耗费了大量财力。而且，桀是一个昏庸无能、贪图享受的暴君，残害百姓，重用奸佞。在夏王朝陷入内外交困时，商汤对它进行了讨伐。桀被商汤战败，被放逐以后就死了，夏王朝被商朝所取代。夏王朝的各种制度和经济文化上的发展，尤其是在农业生产、铸铜技术、天文历法等方面的进步都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谢选骏指出：河南省发现的二里头遗址，被推测为是夏王朝的都城。它是良渚文化消失约三百年之后的遗址。有观点认为，大洪水之后良渚的人们先移到了二里头，并且带来了玉器文化，如果这样，则中国最早的王国夏，就是由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融合而诞生的了。

例如，历史学家们人工复原了怀疑是“夏朝宫殿”的建筑，结果发现其在人工堆积的土台上建筑宫殿的方法，与良渚文化十分相似。在那里，还出土了黄河流域以前从未发现过的象征军士统制权的“玉钺”。进一步看，良渚玉琼到了商代不仅为殷人所继承，而琼上雕刻的神徽，更成为商王朝青铜礼器装饰上所具有的饕餮纹，呈现出一派庄严威武而又神秘的气氛。汉代以后玉琼发展成“玉刚卯”，变成一种佩带身上、具有祈福消灾作用的护身符。良渚玉璧在先秦时已为中原民族使用，良渚玉璧的功能既是先民用以与神明沟通的祭器，又是具有敛尸防腐功能的法器，同时还是部族方国间馈赠礼聘的贵重礼器。

三代以降，良渚玉璧融入中原文明，且其功能仍具有良渚遗风。良渚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富、雕琢精湛，在同时期中国乃至环太平洋都是首屈一指。

著名的文化遗址“良渚”的字面意思是：佳美的水中陆地。考古学称良渚文化为距今五千三百年至四千年前，分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约三万六千五百平方公里〔比台湾岛略大〕的新石器文化。良渚文化中物质因素已经发达，尤其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其影响达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良渚人挖掘的井，既在现代的高丘上，也在现代的湖底深处，这是水陆演变的痕迹，良渚人的村落随之搬迁。当然，也有人把井的变迁看作战争的结果：在江阴横塘峰，土墩高达七米，面积约二三千平方米，竟然发现四口水井。一般的灌溉用井当选在较低处，在高墩上挖井，是战争期间一方困守高墩时的无奈选择，这也说明古代部落战争的紧张和残酷。再看井中出土的器物，夹沙陶贯耳壶、双鼻高颈壶、宽把带流杯等，都明显地带有龙山文化的特点，这暗示昆山赵陵山、嘉兴雀幕桥、江阴横塘峰、上海马桥等处，当是古代战争的历史舞台，它们的发掘，为现代人展示了良渚文化集团与龙山文化集团既相互抵御又互相交融的千古遗址。四千年前，良渚文化终于在其发祥地太湖地区失去了生存环境。有人联想到《尚书·尧典》上所谓“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可能就是那个山崩地裂时代的记载。考古地层里不含任何文化物的断层也印证了这一事实。

良渚文化的因素通过和平的或是战争的方式，与龙山文化融合了。长江以北与良渚文化有关的遗址，以海安青墩与阜宁陆庄两地最为典型。青墩地理位置靠近长江，遗址出土器物在上层晚期显现了龙山文化受良渚文化影响的现象，既有龙山文化的高柄杯，觚形杯，也有良渚文化的双鼻壶与玉锥形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青墩中出土的陶器与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物有着惊人相似：陶豆圈足都用三角形，圆形镂孔装饰；釜形鼎都是最大腹经居下；杯上都刻划竹节形弦弧纹和瓦爿形圈足，两地的陶器上发现了同样的纹饰。

阜宁陆庄遗址处于废黄河南岸，与长江以南的良渚文化区相距三百余公里，主要遗迹为三个灰坑，坑中主要遗物为陶器，以红陶为主，属于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器种则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共存。出土的盆形鼎是晚期良渚文化的常见器物，其他陶罐、盆的盖及圈足也与良渚文化中、晚期的同类器相同，陶器上的纹饰如弦纹、划纹、弦纹间短划纹等，也与良渚中、晚期的纹饰相同──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的融合在这片土地上就此拉开了序幕。在阜宁陆庄有良渚遗址，在徐州新沂花厅有良渚遗址，在石峡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都发现有良渚文化因素。顺着这些遗物延伸的轨迹，似能见到良渚人或其文化四千年前的大迁徙路线，由南渐北，深入中原。

有迹象表明，良渚文化曾与周围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以玉琮和玉璧为代表的玉器文化曾对周围地区给予强烈的辐射，其影响范围向西北抵达中原甚至甘青地区，向西南到了广东。

据江南地区现有的考古资料，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层之上的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其最早墓葬为西周早期，因此与良渚文化之间的断层长达千年。“湖熟文化”、“马桥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商”、“奄”、“越”三族居民，均源于中原地区，他们迁徙江南地区均在周成王时，迁徙原因均与商禄父及三监叛周、遭周公东征讨伐相关。

可见距今四千年左右，有一千多年文明史的良渚人可能是被大洪水覆灭，而不是被外来征服毁灭的，否则就会有征服者在其故地继续活动的文化遗存。

在这种大环境下，对水的利用和对水的恐惧和敬拜早就开始了，良渚人对水的恐惧体现在他们对鱼和鸟崇拜上。例如与良渚人共同生活的动物种类有熊、虎、猞猁等强壮凶猛的肉食动物，曾经被其他很多部落崇拜；但良渚人却选用比它们弱小得多的鱼和鸟予以崇拜，这正是出于对水世界的感应。在水的世界里，鸟类和鱼类，才是世界上可居可行的自由精灵。善于学习生存技能的良渚人奉它们为神灵就是十分自然的了。〔赵践《老周庄的地图》〕甚至周易的八卦及其阴阳，也有两条鱼样的图形，这“阴阳鱼的图案”，在中国文明的世界观里，可以概括大千世界。

1987年，在浙江瑶山顶上发现的良渚文化的大型露天祭坛，即“社”，代表的中国早期宗教信仰即已显露“天”的崇拜，它对后来兴起的中原民族的宗教祭祀具有深刻影响，即《白虎通》所谓“社无屋何，达天地之气。故《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只是当西周礼乐制度确立、中原地区的巫教式微以后，西南巴蜀地区的“巫鬼”祭祀之风却在长江流域盛行开来，并经汉帝国的建立，波及全国，东汉时期在四川产生了道教。

夏商礼仪制度中的琮、钺和神人兽面纹即来自良渚文化因素。古代玉器应该是石器的一部分，它最早是作为工具来使用。由于其美观并具有人们无法解释的神奇特性，被作为祭神、事神、通神的神物。玉作为神物至少出现于距今八千年前。从农业人口中分化出手工制陶、琢玉、编织等逐渐专业化的人员，加强了上层统治者王权、军权和神权的地位，增加了他们据有的社会财富。

统治者通过加强祭祀，建造极为耗费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高台祭坛，以巩固其统治权力，同时上层贵族死后兴建大量的墓葬群，必须随葬大量的玉器，凡此都对象征神权、王权、军权和财富的玉琮、玉璧和玉钺追索不已，促成了良渚玉器的发展，大量精美玉器不断制作出来，既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玉器文化，也加重了人力物力的非再生性消费，无助于部族生存能力的提高。一旦发生某种意外事故如洪水、战争、灾变，需要紧急动员部族力量时，就会捉襟见肘、削弱部族的自我保护力量。但大型玉制礼器的出现，毕竟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和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在良渚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单个或成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学者们称之为“原始文字”。良渚文化中文字和城址已露端倪，直接刺激了中原文明的发展，这些刻划在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原成熟文字的前奏。正如《走出“黄河心理”》〔1988年1月〕第一集《黄河，一个象征》所说：

“1988年1月2日上海新发现三座良渚古墓有陪葬奴隶，有关专家推论，夏王朝以前我国南方地区已经出现奴隶制。距今四千五百年前的良渚文化，先于虚拟的‘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夏王朝四百年。……然而根据‘陪葬奴隶’的存在去推论奴隶制的存在，是颇为冒失的。因为这忘记了：陪葬者的存在，是一种宗教制度的产物，而奴隶制却是一种经济制度的结果。把宗教现象和经济现象混为一谈，是不科学的‘比如说’。以人殉葬的风俗，在中国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但我们不能据此推论说中国明清时代社会，仍在奴隶制度之下。

文字的出现也许要比青铜器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更大的推动力，甚至要比宗教观念的形成更富于社会纽带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文明积累从此可以加速度前进。新时代开始，有了文字，信息及其传递，就可以成倍递增，从而，产生突破原始构架的文化爆发能量。”

“夏商周断代工程”试图通过政府的行政干预来加速这一过程，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结合起来，以“多学科交叉”的方式，“集中力量，联合攻关”。“工程”依照系统工程的要求，设立了九个课题，下属四十四个专题，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四个学科门类，具体说有十个以上的学科和专业。每个课题、专题，尽可能组织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承担，互相交流，彼此互补。其具体目标是：

l、为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为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为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为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其研究途径是两条：

1、对传世文献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2、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AMS〔加速器质谱计〕的碳14年代测年。

“工程”提出了“有多学科研究成果支撑的，满足了尽可能多条件的，与相关数据尽可能吻合的，各历史阶段年代互洽的《夏商周年表》”。

这份《夏商周年表》为中国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建立起1200多年的三代年代框架，其中包括459年西周和商后期的年表。工程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为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工程排出西周十王具体在位年，排出商代后期从盘庚到帝辛〔纣〕的十二王大致在位年。……这些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解决了一些纪年中未定的疑难问题，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揭示五千年起承转合的发展脉络，打下初步基础。

但是我倾向于认为，这个《夏商周年表》尤其是其中的“夏代年代学研究”，问题严重。

这个夏代年代学研究主要遵循两条途径，一是文献中对于夏年的记载，二是对假定为夏文化主要对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进行14C测年，同时参照文献中有关天象记录的推算。

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分布于豫西的考古遗存，被称为二里头文化。但是，二里头文化除了二里头遗址，还包括晋南地区的东下冯遗址的另一类型。而且东下冯类型的起始年代还晚于二里头类型。“断代工程”假定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是问题的根源，尽管其对二里头遗址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了14C年代测定、拟合，但其对考古分期成果的整合，却是牵强附会的。因为“工程”把根本不同的河南龙山文化〔又称王湾三期文化〕合并进来了。

事实上，二里头文化的延续时间和文献记载的夏代纪年之间尚有差距，因此硬性断言“二里头文化可能只是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为了圆谎进一步规定“早期夏文化则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更属武断。

因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以王城岗一期、煤山一期为代表；第二段以王城岗二、三期，瓦店一、二期，煤山二期为代表；第三段以王城岗四、五期，瓦店三期为代表。“断代工程”花费巨大财力，对王城岗遗址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AMS14C年代测定并拟合，得出了各期、段的年代范围；但即使如此，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遗址一期之间，从文化传承关系和14C测年结果分析，仍存在缺环。

可见科学是很难通过长官意志强行“攻关”的。怎么办？于是再提出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某些单位为代表的遗存”，早于二里头一期、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1999年开始对这些新砦遗址的再次发掘，结果“证实”新砦二期上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连二里头一期，“正填补了其间的空白”。这多少有些像是拼图游戏了。

难怪“断代工程”，被《纽约时报》和《远东经济评论》等视为“官方鼓动民族主义”；与此同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主持的“亚洲早期考古和历史网络ＥＡＡＮ”也曾就这一题目展开讨论，参加者包括哈佛、宾大、伦敦东方和亚洲学院、澳洲、欧洲等地的有关学者，笔者以自由撰稿人身分参加了这场以英文进行的讨论。《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日用整版篇幅，摘要刊登《缺席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纪实》，以及北京大学《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网上讨论纪实》〔《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1年第9期第16——37页〕，都摘译报导了这场讨论。

政治或外交上的“奉旨研究”项目效果并不理想，甚至让国际学术界质疑中国考古学的质量，甚至把对夏代历史性的学术质疑，加到对中国历史记载的全面怀疑上，称中国学术界“对夏朝的盲信代表一种文化灌输的危险”。

西方学者对夏代的怀疑，并不等于是对司马迁和其他中国文献可靠性的挑战，而是对于“断代工程”强行论断的挑战。

（另起一单页）

第三章

王莽受禅

（一）

《接受禅让：王莽是复古新儒家》（2008-10-6网易历史）说：

“新皇帝”王莽，在公元23年10月6日被杀。

王莽（前45年—23年10月6日），字巨君，受汉朝的刘氏禅让，建立了新朝。公元9年—23年在位。后来在新朝政权结束后，汉朝恢复了其政权，而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是王莽篡汉立新朝，但也有史学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帝号为新皇帝。

谢选骏指出：“新皇帝”这可能是与“始皇帝”对称而产生的，可惜比始皇帝还要短命。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人（河北大名县东）。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幼年时父亲王曼去世，很快其兄也去世。王莽孝母尊嫂，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交贤士，声名远播。

王莽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王凤临死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汉成帝时前22年，王莽初任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王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其叔父王商上书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永始元年（前16年）封新都侯、骑都尉及光禄大夫侍中。绥和元年（前8年）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翌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继位后丁皇后的外戚得势，王莽退位隐居新野。其间他的儿子杀死家奴，王莽逼其儿子自杀，得到世人好评。

前2年王莽回京城居住。前1年汉哀帝去世，并未留下子嗣。王政君掌传国玉玺，王莽任大司马，兼管军事令及禁军，立汉平帝，得到朝野的拥戴。1年王莽在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爵位，将俸禄转封两万多人。3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元始四年（4年）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被加九锡。5年，王莽毒死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命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或”摄皇帝”。从居摄二年（6年）翟义起兵反对王莽开始，不断有人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初始元年（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是为建国元年（9年）。开中国历史上通过篡位作皇帝的先河，因传统史观相对于通过战争革命取得政权，反而较鄙弃篡位这种移转政权的方式，王莽此后一直以被中国历代史家形容为伪君子而着名。

他当上皇帝后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不停回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不断挑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结果到了天凤四年（17年）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及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地皇四年（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同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斩其首，悬于宛市之中。新朝灭亡。

在中国历史上，王莽的评价普遍不高，一般都认为他只是一位”伪君子”，众口一辞的千古罪人。如二十四史之一的《汉书》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类，可见一斑。而后世评价也大抵是受到了后汉时代史家所影响。事实上王莽本身是篡汉而取得帝位，而同时也是汉朝宗室所灭，从汉朝政权来看，王莽被视作”逆臣贼子”，并不奇怪。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种种行径，更被视为王莽作为”逆臣贼子”的理据，如他杀了汉平帝而立了孺子婴为皇帝。

近人假博士胡适开始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虽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

但从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后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不停回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可是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而这些新政都是违反了历史规律，所以推行失败，自属历史必然。所以这个角度看，王莽是一个事事复古，脱离现实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钱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指出，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亦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国大历史》里语带讽刺的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

（二）

《悲剧英雄王莽》（孙玉良）说：

王莽，世人都把他当做篡汉的反面典型而鞭挞，其实，这不过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片面说法罢了。其实，王莽是普天之下第一位的大英雄，真豪杰。王莽称帝以前在家期间，孝母尊嫂，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交贤士，声名远播。他伯父王风年老生病在家，王莽侍奉左右，几个月没有解衣宽带好好休息。凡给伯父喂药，王莽必先亲口尝一尝，以免太烫。王莽当官以后，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王莽刚正耿直，赛过有青天之称的包公，他的儿子杀死家奴，王莽大义灭亲，要儿子自杀抵命。自古虎毒不食子，世人皆说王莽作秀，试想，有拿亲生儿子的生命作秀的吗？王莽所谓的“篡位称帝”，是因为西汉自宣帝以后，连续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是极端荒淫无道，腐朽无能，直弄得民不聊生。当时的人们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大臣们上书要求王莽即位，是寄希望于王莽出来撑起天下，扭转惨局，造福于民。王莽即位后，大力进行“现代社会主义式的改革”：一、实行土地国有化，实现耕者有其田：他把土地收归国有，使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补足；二、冻结奴隶制，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买卖，实是救民于水火；三、实行社会主义式的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从前任何富豪，都可制造银钱，新政府收回这种授权）。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四、建立最早的贷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但为了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则政府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这一制度可以说比现在的银行还人道；五、实行“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王莽是最早想消除贫富差距第一人；六、向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锐意改革的王莽，被近代大学者胡适称之为“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

但王莽又是个悲剧英雄，他的改革触动的是大地主、大土豪们的根本利益，他虽是皇帝，但他是依靠封建地主阶级支持的皇帝，不是靠广大贫苦人民支持的皇帝，靠他一个人的力量，靠他的满腔热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无力回天的，所以他的“社会主义实践”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是“乌托邦”，在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后他的改革闹得众叛亲离，封建豪强群起而攻击之，中国历史上“社会主义实践第一人”王莽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命丧黄泉。

网文《皇位同样是来自汉朝皇帝的禅让，但为何王莽是篡位而曹丕是正统？》（2017-9-1国史通论）说：

明朝灭亡之后，遗民王夫之曾经充满愤懑地说道：皇位“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这就提到了中国历史上皇帝更新的几种方式：禅让、继承或者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其中禅让和继承是最为“光明正大”的正途，革命的手段往往充满风险。但是这其中有一个问题：同样是接受禅让，为什么曹丕是正统，而王莽就是篡位呢？

王莽和曹丕产生不同的原因应该有一下几点：

第一、曹魏政权存在的时间相对较长。早在曹操执政时期，他长时间“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不在其位，但是他自己已经和天子没有什么区别了。曹操建立了自己庞大的利益集团，有着众多的支持者，而且曹魏统治下的百姓也已经对他表示了认同。曹丕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式接受禅让，这个政权虽然后来依然大权旁落，但是名义上存在了46年之久。

但是王莽用了八年时间从安汉公变成宰衡变成假皇帝最终成为真皇帝，他建立的新朝只不过存在了15年时间。

第二、政权灭亡方式不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后来基本形成全国统一的西晋政权是在曹魏手中接受的禅让，表示自己是从汉到魏到自身的一个正统出身，所以他必须对曹魏歌功颂德，毕竟他们是给自己铺路的老革命啊，承他的衣钵再骂他好像有点跟自己过不去。而王莽则是被人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的，所以王莽肯定是个坏东西。

第三、民心所向。曹操执政期间已经是尚未诞生的曹魏政权的实际统治者，雄才大略的他有能力维护与贵族阶级以及平民阶级的关系，在曹丕称帝之前，人民已经对曹家很认同了。但是伟大的革命先驱王莽则更注重作秀，为了自己的改革理想，用“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这几个字来蒙蔽自己，不知人民群众还不怎么了解禅位是个啥东西，就火急火燎地称帝、火急火燎地改革、火急火燎地被人推翻。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历史实在是任人打扮，王莽和曹丕实际上是使用同样的手段办了同样的事，但是结果就是这么不同！

（三）

《开禅让当皇帝先河的王莽为何死得那样惨》（2015-7-8读史）说：

博闻通识，知古鉴今。有品、有趣、有态度。

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问杜吴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新朝皇帝王莽暴死，时年69岁。

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

王莽为何落得如此结局？

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外戚干政成功登上皇位的人。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西汉政权经济基础已经被消耗殆尽，西汉政权已经岌岌可危。

王莽出身于权倾朝野的外戚王氏家族。王莽早孤，由姑姑嫂子抚养长大。当他的兄弟们骄奢纵欲、放浪声色的时候，他却在苦读六经，侍奉姑嫂。王莽十次被评为“感动华夏”的道德楷模，十二次参加全国巡回演讲。当时西汉所有元老大臣都认为王莽是拯救西汉王朝的不二人选。王莽依靠打道德牌跻身高位。王莽虽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朝野的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他的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

王莽为了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十年不给自己的老婆添置新衣。王莽还逼迫犯法的儿子自杀，塑造大义灭亲的典范。

王莽通过举报自己的表兄通奸的方式，除掉了自己的政敌淳于长，为登上大司马之位扫清了障碍。

王莽大权在握后就露出了狰狞面目，开始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铲除政敌，排除异己。

王莽继续打道德牌，他素衣素食，带头减薪，却给全国官员涨薪。他将自己的住宅捐给灾民居住，还带头将自己全年的薪俸捐出来，在首都为灾民修建一千套免租房。

王莽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即新始祖，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王莽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

王莽当上皇帝后，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制，即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改革。

在思想上，他把儒家思想和治国理念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并盲目加以照搬照抄。

在政治上，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周朝的井田制，大开历史的倒车。

在经济上，他将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展开血腥的国有垄断经营，谋取暴利。并不断巧立名目增加税收。

王莽还改革币制，不切实际地废除了五铢钱，盲目推行各种新币制，使货币的流通和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使财政经济陷于瘫痪。他实际上是通过制造通胀来巧取豪夺所有民众的财富。

在法律上，王莽推行严刑峻法，重用酷吏。全国监狱人满为患，只得不停地扩建监狱。

王莽以改制为名，行复古之实，任性地开历史的倒车，导致社会分崩离析，民怨沸腾，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

公元22年，王莽见四方农民相继起义，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宣布废除所有不利于国民的为政举措，然而，已经来不及了。舂陵兵起，新朝灭亡。

后代学者将其失败原因归结为历史的局限性，认为在王莽时代，他所能够想象的美好制度就是周朝礼制。久哥认为，他任性地开历史的倒车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其次，是他心口不一的个人品德。他表面上把民生挂在嘴上，实际上却干的是巧取豪夺的勾当。他只考虑王朝的生路，却不给民众以生路，焉能不败？

由王莽的结局我想起了另外一个短命皇帝袁世凯。后世学者把袁世凯的失败也归结为历史的局限性，久哥认为这是相当错误的。在袁世凯时代，现代政治文明已经兴起，民主宪政已然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在这样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之下，袁世凯却依然任性复古，强行开历史的倒车，这就不是什么历史的局限性了，完全是个人的丧心病狂以及愚弱民众的纵容。

史实一再证明：任何一个任性开历史倒车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四）

《篡汉与禅让：王莽开创了一种远离屠杀的政变模式》（2017-8-3珠海新闻）说：

从夏启开创家天下起，对一个王朝实行和平演变何其之难！但王莽做到了。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种远离血腥屠杀的改朝换代的新模式。

班固把王莽篡汉的成功原因归结为天时，其实有一点道理，当时汉朝的国运可能真的走到头了！

汉哀帝的时候，朝廷卖官鬻爵，贪官污吏横行乡里，氏族之间的矛盾激化。

此外，秦汉之际奉行的“五德终始说”为这种不满的社会情绪火上浇油。这个理论，通俗地说就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没有哪一家能够永远地霸占天下。

大家依据这个理论，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聚集到“安汉公”王莽的身上。

王莽：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其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被视为能挽救危局的不二人选。

但是，王莽退缩了。他信誓旦旦地说：可以做“周公”，可以做一位贤良的辅臣，但如果更进一步的话，就将为自己的学说和理念所不容。

直到一名叫哀章的人出现，言之凿凿地对王莽说：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在他的梦里接见了他。他和颜悦色地指出，王莽应该顺应天意，取代汉家建立新朝。

哀章还向王莽献上一张刻着龙爪印和刘邦手印的文件，说那是他从梦境醒来后，在自家的井里挖掘到的证据。

天意不可违，王莽觉得自己再谦让就说不过去了。

五十四岁的王莽终于登上了接受禅让的高台，在儒生们的一片赞颂声中接受了象征皇帝权力的传国玉玺。

王莽宣布剥去孺子婴的皇帝称号，封他为定安公。王莽双手拉着孺子婴的手，泣不成声地说道：“从前周公摄位，最后将君位交还给了成王。而现在我竟迫于天命，不能归还大宝。”

于是孺子婴被带下殿，北面称臣。

至此，王莽的禅让闹剧演完了最后一幕。

谢选骏指出：为何说王莽的禅让就是闹剧？因为他没有杀人。每个王朝末年，都已积累了足够的社会压力与社会死结，只有大规模屠杀，才能解决这样的危局，全面平衡失衡的社会。我将此称为“天解决”。

（五）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中国历史上新朝的建立者。王莽出身于西汉末年的王氏外戚，于公元9年，代汉而立，国号“新”，建元“始建国”。王莽实行了广泛的社会改制。其中以解决土地和奴婢问题的“王田令”与“私属令”为其核心内容。新莽地皇四年，即公元23年，起义军推翻新朝，王莽被杀。公元9年—23年在位。王莽自汉哀帝驾崩之后实际掌握朝政大权，至地皇四年覆灭，王莽在位共15年，前后执掌天下共20年之久，死时69岁，而新朝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之一。王莽同时也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帝制结束之后，王莽被很多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

新皇帝履历

西汉末年外戚，新的建立者。字巨君。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侄。早年折节恭俭，勤奋博学，孝事老母，养护寡嫂兄子，以德行著称。成帝时封为新都侯。哀帝时，外戚丁、傅两家辅政，王莽被迫告退，闭门自守。哀帝死，王政君以太皇太后临朝称制，任王莽为大司马，拥立刘为平帝，由他总揽朝政。遂诛灭异己，大封汉宗室、功臣子孙和在朝大官为侯，广植党羽，以此获得了许多人的拥护。平帝死，改立2岁的孺子婴为帝，自己以摄政名义据天子之位，称“假皇帝”。

初始元年（公元8年）废孺子婴，自称皇帝，改号为新，建年号为“始建国”。于是托古改制，下令变法：将全国土地改为“王田”，限制个人占有数量；奴婢改称“私属”，均禁止买卖；推行五均六，以控制和垄断工商业，增加国家税收；屡次改变币制，造成经济混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恢复五等爵，经常改变官制和行政区划等等。由于贵族、豪强破坏，改制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反使阶级矛盾激化；又对边境少数民族政权发动战争，赋役繁重，横征暴敛，法令苛细，终于在公元17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公元23年，新王朝在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王莽也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被杀。

早年生平

王莽出生于魏郡元城（河北大名县东），祖籍是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龙山街道办事处平陵城。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幼年时父亲王曼去世，很快其兄也去世。王莽孝母尊嫂，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交贤士，声名远播。王莽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王凤临死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

登基大典

汉成帝时前22年，王莽初任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王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其叔父王商上书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

永始元年（前16年）封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

绥和元年（前8年）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翌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继位后丁皇后的外戚得势，王莽退位隐居新野。其间他的儿子杀死家奴，王莽逼其儿子自杀，得到世人好评。

前2年王莽回京城居住。前1年汉哀帝去世，并未留下子嗣。王政君掌传国玉玺，王莽任大司马，兼管军事令及禁军，立汉平帝，得到朝野的拥戴。1年王莽在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爵位，将俸禄转封两万多人。3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

元始四年（4年）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被加九锡。5年，王莽毒死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命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或“摄皇帝”。从居摄二年（6年）翟义起兵反对王莽开始，不断有人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

初始元年（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是为建国元年（9年）。

他当上皇帝后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不停回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不断挑起天下不满，结果到了天凤四年（17年）各地流民纷起，形成赤眉、绿林的燎原之势。

众叛亲离

王莽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他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王莽又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边境战乱不绝。当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因此于天凤四年（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及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地皇四年（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同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斩其首，悬于宛市之中。新朝灭亡。

推行新政

将传说的上古官制拿来和汉朝官制结合，就成了新朝的官制。中央设置了四辅、四将、三公、九卿和六监。地方上则将全国分为九州，一百二十五郡。州设州牧，郡的长官按照爵位的不同分为卒正、连率和大尹。县则设县宰。

禁止买卖奴婢

王莽想解决由于土地兼并而产生的大量私奴婢这一社会问题。他提出反对把私奴婢同牛马一样去买卖，认为这是“逆天心，悖人伦”。他下令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王莽传中》）。他的这一政策并不能使为数众多的私奴婢得到解放，也不能有效地改善私奴婢的处境，私自买卖奴婢的现象无法禁止，所以，这一法令失败了。

实行“六筦”制

王莽依托《周礼》﹑《乐语》等古籍和沿汉武帝实行过的盐﹑铁﹑酒专卖以及“平准”﹑“算缗”等旧制，对工﹑商﹑虞实行的全面管制。六筦包括政府对盐﹑铁﹑酒的专卖，对冶铜铸钱和山泽之利的垄断，对手工业﹑家庭副业﹑行商﹑坐商﹑医巫卜祝﹑工匠艺人等征收营业税，对荒废生产者课以游惰税，对市场﹑物价和信贷实行统一管理等。王莽以“齐众庶，抑兼并”，制止豪民富贾盘剥贫弱百姓为借口，企图利用这些措施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但他利用一批大工商业者和腐败不堪的官吏，使用强制手段推行这些政策，他们以“官工”﹑“官商”的身份“乘传求利”，“与郡县通奸”（《食货志下》），肥了他们自己，打击了广大中小工商业者和从事工﹑商﹑虞的生产劳动者，使人民“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王莽传下》），“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食货志下》），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

王莽的“六筦”制，在某些具体做法上，如对造酒﹑征税和收售货物都注意计算成本和利润，并把每季第二个月的商品平均价格定为“市平”，作为政府收集市场余缺商品的标准等，比之旧制更为详细。但在对工﹑商﹑虞各业管理的经济思想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货币改制

王莽从公元7～14年，连续四次改变币制他附会“周钱有子母相权”，歪曲单旗反对周景王造不足值的大钱的说法，大量发行不足值的“大钱”。他以“辅刘延期”的神秘理由发行“契刀”和“错刀”，又以“废刘而兴王”的同样理由，废除契刀﹑错刀和汉五铢钱。最荒诞的是他以金﹑银﹑龟﹑贝﹑铜五种币材，发行了六种名称﹑二十八个品级的钱币，制造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极大混乱，致使“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食货志下》）。王莽屡改钱币，都是以小易大，废旧币而不予兑换，收缴黄金“而不与值”，利用王权，任意发行钱币和规定币值，不取信于民，“其货不行”，且造成币制混乱，盗铸成风，触法犯禁者不可胜数的局面。在货币问题上集中暴露了王莽对经济问题的无知和他的专恣的性格。他荒唐的货币改制，给了他的政权以致命的打击。

“王田制”

王莽继承西汉以来贾谊﹑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和贡禹（前124～前44）等人的思想，认为土地私有是产生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安的根源，并注意到自西汉以来，各种限田的主张因受到贵族豪强的阻挠而不能实行的事实。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巩固他所建立的新朝，他下令实行“王田制”，其主要内容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王莽主观上想用这种办法根除土地兼并，但在土地私有已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取消土地私有，禁止土地买卖，不仅是一种空想，而且必然会遭到一切土地私有者的强烈反对，破坏了封建社会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并且制造了大批因私自买卖田宅而犯法者，因此“王田制”推行不到三年，就以失败告终。

对今后计量的深远影响

在新朝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关于度量衡的改进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王莽命国师刘歆主持设计制造了中国计量史上的一件旷世瑰宝——新莽嘉量。

新莽嘉量，由于为铜铸造，又称新莽铜嘉量。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馆。据《汉书·律历志》记载，“其法用铜，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以縻爵禄。”因龠、合、升、斗、斛五量具备，故名嘉量。其主体为斛量，圈足为斗量，左耳为升，右耳上为合，下为禽量。且囊括了律、度、量、衡四个量的标准器。器外正前方铭81字方正小篆，说明铸器缘由。背部刻印各部分的量值及容积计算方法。新莽嘉量设计巧妙，数据准确，被后世视为度量衡制作之楷模，在中国计量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然而，令人叹为观止的不仅如此。1992年于扬州邗江县甘泉乡出土的新莽铜卡尺更是纠正了世人过去认为游标卡尺乃是欧美科学家发明的观念。王莽令人所设计的此新莽铜卡尺由固定尺和活动尺等部件构成，固定尺通长13.3厘米，固定卡爪长5.2厘米、宽0.9厘米、厚0.5厘米。固定尺上端有鱼形柄，长13厘米，中间开一导槽，槽内置一能旋转调节的导销，循着导槽左右移动。在活动尺和活动卡爪间接一环形拉手，便于系绳或抓握。两个爪相并时，固定尺与活动尺等长。使用时，将左手握住鱼形柄，右手牵动环形拉手，左右拉动，以测工件。用此量具既可测器物的直径，又可测其深度以及长、宽、厚，均较直尺方便和精确。

新莽铜卡尺的发现，直接将《英国百科全书》所记载的游标卡尺发明时间上溯了近1700年的历史。而新莽青铜尺的应用，广泛推动了古代中国度量衡领域的高速进步，而王莽在此过程绝对占有至关重要的角色。

科技要发展，计量需先行！虽然王莽所创立的新莽王朝由于种种原因泯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他所引导的度量衡领域改革，为后世古代科技的发展创造了弥足珍贵的基础条件，为推动中国计量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失败原因

王莽变法是西汉末及新朝时由王莽推行的变法，王莽开中国历史上通过篡位作皇帝的先河。王莽是儒家学派巨子，有他的政治理念，并开始进行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改革。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废止奴隶制度，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不停回复到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

原因一

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挑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结果到了天凤四年（17年）全国发生蝗、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导致新朝的灭亡。

原因二

新政只求名目复古，常要求恢复周礼，徒增行政困难。如实行王田制乃根据周代的“井田制”，但井田制的崩坏乃因为人丁增加，耕地不足以养活各人丁，再实行井田制自不可能成功。又如币制改革不但令货币种类繁多，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货币都全是古时贝壳，皆是因为使用不便才被淘汰，再恢复使用自当引起混乱。

原因三

王莽好大喜功，对周边游牧民族擅自尊大，使得已经处于和睦关系的中原王朝和周边民族发生了大规模的边境战争，王莽又调集大军去占压周边民族的变乱，使得动荡的时局更加的艰难。如王莽曾征调大军欲讨伐匈奴，但大军还未开拔，国内已然大乱，整套匈奴的计划也只好不了了之了。

原因四

改制前后缺乏周详计划，以致法令繁复，朝令夕改，如：多次币制改革，令货币种类繁多，导致通货膨胀；又以严刑强制执行，使人民反感；诸多措施，如行王田制、禁卖买私属、行五均六莞，严重损害既得利益者，自然鸣鼓而攻之。

钱穆《国史大纲》评论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而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里也语带讽刺的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

评价王莽

班固，生卒年（32～92年）字孟坚在《汉书》中云：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

夏言（1482-1548）《申议天地分祭疏》有云：“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

霍韬（1487-1540）《与夏公谨书》有云：“王莽之学，一传而得宇文泰，再传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盖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输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丰熙宁棼棼如也，犹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为大蒙宰，尽行《周官》之法，其嗣遂为周天王，然犹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礼》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

杨慎（1488-1559）说：“以乡愿窃相位胡广也，以乡愿窃天位王莽也。”穿越说王莽思想太超前，王莽绝对是个穿越者！现代人穿越！最近没事看了王莽改革的相关资料，看完后冷汗直流毛发竖立，王莽是个穿越者！绝对是现代人穿越到那时候的，而且王莽还是个比较强权的拥有大汉主义的穿越者！看看下面他改革的项目就知道了！如果王莽的改革发生在明朝……中国必定早早进入工业时代！王莽进行的是一个全面深刻的改革，不同于其他改革是在制度上搔搔痒，王莽的改革是深刻的，具有超前的眼光，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传统历史学强调忠君、家天下等理念，对王莽的评价普遍不高，一般都认为他只是一位“伪君子”，众口一辞的千古罪人。东汉朝修订的《汉书》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类，可见一斑。而后世评价也大抵是受到了后汉时代史家所影响。事实上王莽本身是篡汉而取得帝位，从汉朝政权来看，王莽被视作“逆臣贼子”，并不奇怪。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种种行径，更被视为王莽作为“逆臣贼子”的理据，如他杀了汉平帝而立了孺子婴为皇帝。

近代仍有不少史学家对王莽持否定态度。李鼎芳说：“王莽和他的党羽是一个地主贵族大商人集团”，“王莽是一个政治投机家，是以改良主义、复古主义作掩护来进行其政治投机勾当的”，“决不能算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王莽曾经实行过一系列违反历史发展的所谓改制，这是想把历史拉回头的复古行径。”（《论王莽》，《新史学通讯》1954年第7期）李晴说王莽是个手段毒辣的“伪君子”（《东方的吉诃德老爷——王莽》，《人物》1950年第9期）。张志哲等人认为王莽改制“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一个产物”，“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纯粹是出于谋王夺国、逞欲显威的政治野心”。他们将其改革内容概括为四种情况：第一，无关国计民生，毫无实际意义的；第二，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的；第三，实际办不到、行不通的；第四，与民争利、夺民生计的。并据此认为“王莽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王莽又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个可耻的政治角色”，“典型的伪君子”（《王莽与刘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郭廷康等人则说王莽是“复辟奴隶制的总代表”，“王莽的‘托古改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奴隶主阶级复辟事件。”（《论王莽的托古改制》，《文史哲》1976年第1期）。郭沫若《中国史稿》称王莽改制为“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朱绍侯主编的大专教材《中国古代史》写道：王莽“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造成了经济混乱和政治不安，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和痛苦。”

但从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后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不停回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可是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而这些新政都是违反了历史规律，所以推行失败，自属历史必然。所以这个角度看，王莽是一个事事复古，脱离现实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钱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

翦伯赞认为“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中国史纲》）何兹全说：“王莽是个改良主义者，在政策上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时又照顾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当时黑暗的统治者来，王莽当然是比较进步的。”（《王莽》，《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葛承雍认为“作为改革家的王莽”，“是当时统治集团中一个独具卓识的人物”。“我们以西汉末年社会的实际条件。来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认大多数是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切中时弊。”（《王莽的悲剧》，《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韩玉德也认为，“王莽是一位饱读古文经，坚持以经治国的大经学家，大政治家”。（《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指出，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亦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国大历史》里语带讽刺的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

傅乐成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则评论他说，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但也有重大的缺点，诸如过度的自信，一味的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为看来有些伪，也有些愚，但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他不过承袭此风而扩充之，结果以伪获得名声并篡位之后，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不伪。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复古，事事行之以伪，才会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

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以汉朝为出发点的历史评价不公，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掩盖。王莽本身博学，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吕思勉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而王莽代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并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西汉及以前，凡是谈论政治的人大多对社会现状进行攻击要求改革，至东汉及以后，玄学、佛学先后兴起，都强调适应社会，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诸如恢复井田等，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先秦以来仁人志士的公意，无论成败，都应由抱有此类见解的人士共负，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责。

史学家韩复智认为王莽的经济改革对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他在《两汉经济问题症结》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经济措施“除变更币制外，可谓都切中时弊，真正兼顾到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说法是基于王莽一方面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人民。另一方面，他强制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生产，以改善农民生活。其次，他实行五均六筦，不仅防止资本家的兼并和农民遭受重利盘剥，并且扶助小商人的经营，用来救济农民。但同时变更币制的经济措施却令通货膨胀的情况恶化和币制混乱，而贫穷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阔了的贫富差距下受惠。连富裕的商人亦都破产。虽然如此，王莽的社会经济改革仍然得到韩复智的正面评价。

剑桥大学史学家崔瑞德及鲁惟一在《剑桥中国秦汉史》表示王莽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不能升为摄皇帝。他代汉建立新朝，孺子刘婴受到了他不寻常的宽大，虽然被废但没有被杀且能过隐居生活。而王莽也将孙女嫁给刘婴。所以在始建国元年爆发了两次原刘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员镇压并牢牢地控制汉室政府。

也有一些人对王莽的评价持谨慎态度。如范文澜说：“王莽是企图解决问题的一人”。（《中国通史》第二册）胡寄窗认为“王莽既不是一味模仿前人的抄袭者，也不是一个想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复古者”，“他绝不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王莽只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具有一定观察力的封建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萧立岩说：“王莽在中国历史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皇帝。”

史籍记载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辅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马，语在《元后传》。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阳朔中，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及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莽兄永为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学博士门下。莽休沐出，振车骑，奉羊酒，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诸生纵观，长老叹息。光年小于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妇，宾客满堂。须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当饮某药，比客罢者数起焉。尝私买侍婢，昆弟或颇闻知，莽因曰：“后将军朱子元无子，莽闻此儿种宜子，为买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时，太后姊子淳于长以材能为九卿，先进在莽右。莽阴求其罪过，因大司马曲阳侯根白之，长伏诛，莽以获忠直，语在《长传》。根因乞骸骨，荐莽自代，上遂擢为大司马。是岁，绥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

（六）

《外戚专政的起源》（2016年11月11日谢选骏博客）说:

（1）

外戚，亦称外家、戚畹，指东亚社会中的君主（中国皇帝、神道天皇以及朝鲜、越南、琉球的国王）的母族、妻族，即君主母亲或妻妾娘家的人。

外戚干政是古代君王的外戚利用君王的年幼或者无能，而把持朝廷政权的现象。相对外戚专政的，则有宦官干政。

君王年幼时，外戚往往干政擅权，中国尤以汉朝为烈。汉武帝晚年立小儿子刘弗陵做太子，命其母钩弋夫人自尽，就是为防外戚专政。汉哀帝、汉平帝之世，外戚王氏相继把持朝政，酿成王莽代汉的结局。

《汉书·外戚传赞》：“夫女宠之兴，由至微而体尊，穷富贵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祸福之宗也。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着闻二十有余人。

王莽篡汉

西汉自汉武帝以后，皆以外戚辅政，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六十余年为天下母，辅佐了四个皇帝。外戚王莽以姑母王政君为凭借，最初装出恭谨勤劳的样子，不知疲倦地工作。后来他广结名士和将相大臣，深得人心，凡是来投奔他的，不论地方远近，出身贵贱，他一概收用，让他们做官。为了收买人心，他把从自己封邑里收来的钱和粮，都拿出来赠送给宾客，而自己家里却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朝野上下皆赞王莽。汉哀帝死后，王莽官居大司马，以太后名义执掌军政大权，立汉平帝，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做皇后，渐渐在朝中大权独揽。公元9年（元始五年）十二月，汉平帝死后，王莽指使同党向太皇太后王政君上书，要求让他代天子临朝。王政君假装无奈，趁机顺从这一要求，由王莽摄政，称为“摄皇帝”。

公元10年，王莽改年号为居摄元年。三月，王莽立年仅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号称“孺子婴”，以效仿周公摄政旧事，为代汉做准备。此后数年间，关于王莽代汉称帝的符命图谶频繁出现。公元12年（居摄三年），梓潼人哀章制作铜匮，内藏《天帝行玺金匮图》与《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伪托汉高祖遗命，令王莽称帝。于是王莽便到高帝祠庙接受铜匮，然后戴上王冠觐见太皇太后，坐在未央宫前殿，即天子位，定国号为“新”。至此，西汉灭亡，王莽达到了他的托古改制、篡汉自立的政治野心。

窦氏干政

东汉和帝以后不断出现外戚利用皇帝年幼把持政权的局面。

章和二年（88年）章帝死，年仅10岁的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其兄大将军窦宪乘机操纵朝政，“威权震朝廷”（《后汉书·窦宪传》），窦氏兄弟并居要职。和帝稍大，对大权旁落于外戚不满，与宦官郑众密谋，逼迫窦宪兄弟自杀，窦家宗族、宾客全部免官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宦官从此直接参政。

邓氏干政

和帝死后，邓太后立出生100多天的殇帝即位，殇帝2岁夭折，再立13岁的安帝。邓太后临朝，外戚邓骘兄弟又出面把持朝政。邓太后死后，安帝与乳母王圣、宦官李闰等合谋废逐邓氏。安帝除倚重宦官，也起用皇后的哥哥阎显等掌管枢要，一时出现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政权的局面。

阎氏干政

延光四年（125年）安帝死后，立幼童北乡侯为帝，阎太后临朝。阎显得势，把原来安帝宠信的宦官下狱处死，独揽大权。几个月后，幼帝病死，阎显又为宦官所杀，11岁的顺帝上台。144年顺帝死，2岁的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太后兄大将军梁冀掌权。

梁氏干政

冲帝死，梁冀主谋立8岁的质帝。质帝少而聪慧，知道梁冀骄横，对群臣说：“此跋扈将军也”，即被梁冀毒死。梁冀把正准备和自己妹妹结婚的蠡吾侯立为皇帝，是为桓帝。

从此，梁冀专权日甚，大小政事一切独断。皇宫近侍皆其亲信，皇帝一言一行，他都“纤微必知”。在梁冀专权的20多年中，外戚的势力发展到顶峰。梁家前后7人封侯，3人做皇后，还有6个贵人，2个大将军，女眷中有7人食邑称君。族中还有3人娶公主为妻，各级将官多至57人。当时官吏升迁调动，要先到梁家谢恩，然后才敢到尚书台办手续。

延熹二年（159）梁冀的两个妹妹----皇太后和皇后先后死去，桓帝乘机与宦官通谋，发兵围攻梁冀，迫其自杀。查抄他家财产，多达30亿，相当政府全年税租收入之半。从此，外戚势力遭到沉重打击，趋于衰落。

窦氏干政

汉桓帝死后，刘汉的正支中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继承皇位了，当政的窦太后没有办法，才和其兄窦武（时任城门校尉）把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弄来按在皇位上，刘宏就是汉灵帝。刘宏即位后窦太后临朝，窦武升为大将军，以其辅政。同时令陈蕃为太傅，胡广为司徒，撑起了局面。

接着他们想收拾那帮从前朝就祸乱朝纲的太监了，再杀了几个小太监后，身为中常侍的曹节就开始反击了。他纠集宫内一百多太监吧太后和小皇帝挟持走，关在一个密室里。逼太后下令关闭宫门，把传令印的印信拿拿到手，逼迫尚书台草拟以谋反罪捉拿大将军窦武。窦武跑到军营，把来杀他的太监杀了，这一步坐实了他的谋反罪。宦官王甫集合宫城卫军守住皇城，呼喊着要捉拿窦武。窦武没有办法，只能逃跑。可是王甫紧追不放，至南城，眼看无路可逃就自杀了。

（2）外戚专政既然一再重演，就显而易见不是个案，而是制度性的痼疾。那么，其起源为何呢？

谢选骏认为，外戚专政的起源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丧失了地方自治的贵族基础。其情况就像阿拉伯哈里发和土耳其苏丹的宫闱政治一样。

帝制中国的历代朝政因此不乏外戚干政的情况。外戚干政还因皇权与阀阅之间的争权夺利，招致历代政权不稳、危害社稷安定，而为后世批判。

外戚干政是后宫干政的扩大：

西汉汉惠帝、西汉前少帝、后少帝刘弘时期，吕后一族外戚专权。

西汉汉昭帝、昌邑王、汉宣帝时期，外戚霍光专权。

西汉汉哀帝、汉平帝、孺子婴统治时期，外戚王莽专权，最终篡位代汉，建立新朝。

东汉汉和帝统治初期，外戚窦宪专权，和帝长大后将其逮捕赐死。

东汉汉顺帝、汉冲帝、汉质帝、汉桓帝时期，外戚梁冀专权，梁皇后逝世后被汉桓帝藉宦官之力诛杀。

东汉汉少帝刘辩时期，外戚何进专权，但很快被宦官设伏杀死。

北周静帝宇文阐统治时期，外戚杨坚专权，进而篡夺皇位、建立隋朝。

唐玄宗天宝11至14年6月15日（旧历）、外戚杨国忠继任宰相兼文部尚书，并身兼四十余职。

南宋宋理宗时期，外戚贾似道专权。

明朝虽严令限制外戚干政但仍难以有效遏止宦官擅政；清朝前期则是严格限制外戚与宦官擅政。

（3）相比中国中央集权，日本和朝鲜虽然只是地方国家（方国），但方国也还是具有方国的宫廷政治。

日本古代神道领袖的皇子、皇女常由外祖父抚养，一些外戚因而掌握政治影响力。著名的外戚家族有苏我氏、藤原氏、三轮氏、物部氏、尾张氏、葛城氏、大伴氏、伊势平氏等。

飞鸟时代第32代天皇崇峻天皇时期，外戚是苏我氏。崇峻天皇被身兼外戚的大臣苏我马子借东汉直驹杀害灭口。

飞鸟时代第34代天皇推古天皇时期，外戚是苏我氏。

平安时代第50代桓武天皇，外戚是藤原氏。

平安时代第52代嵯峨天皇，外戚藤原冬嗣取得嵯峨天皇之信任，后来产生分歧。

平安时代第56代清和天皇，外戚是藤原北家的藤原良房以天皇外祖父的身份任摄政太政大臣；良房养子藤原基经任摄政关白太政大臣，开始摄关政治。

平安时代第66代一条天皇、第67代三条天皇、第68代后一条天皇时期，外戚是藤原道长，一共有三位女儿进宫为后妃，时人有“一家立三后”的叹语。

平安时代第80代高仓天皇时期，伊势平氏平忠盛的嫡长子平清盛为其外戚。

平安时代第81代安德天皇时期，伊势平氏平忠盛的嫡长子平清盛为安德天皇的外祖父。

朝鲜王朝时期，坡平尹氏于朝鲜中宗有重大影响力，当时分为以章敬王后兄长尹任为首的大尹派和以文定王后兄长尹元老、尹元衡为首的小尹派，当时熙嫔洪氏之父洪景舟亦有朝廷中有影响力。

安东金氏于朝鲜王朝后期权倾朝野，家族内曾有三位女性成为王后（哲仁王后、纯元王后、孝显王后），并有多人曾出任领议政，称为“势道政治”。

还有骊兴闵氏，朝鲜太宗李芳远娶闵霁之女为妃，即元敬王后，闵霁被封为骊兴府院君，其子闵无咎、闵无疾、闵无悔、闵无恤又在第一次王子之乱立功。高宗之王妃闵兹暎（被追谥为明成皇后）亦出自骊兴闵氏，闵兹暎大量起用闵氏家族成员，如吏曹判书闵长镐、吏曹及兵曹判书闵谦镐、右议政闵圭镐、工曹判书闵致久、礼曹工曹兵曹判书闵致祥等，形成了宫中的闵氏势力。

朝鲜王朝末年又有丰壤赵氏等外戚势力。

（4）谢选骏认为：总的说来，外戚专政的起源，就是当“宫廷政治”获得了对于国家的支配性权力之后，社会平衡所发生的某种倾斜。

王莽是个很有创造性的人物。虽然他的创造更多体现在“复古”上面，但是在国号上，他却没有复古，而是采取了创新的路线，不以地名命名，而是以“新”来命名。

“古文尚书”，这就是王莽的“新”。他是“打着复古旗号的革新家”。

回顾一下，春秋时代是启蒙的、艺术的时代，战国则是理性精神逐渐凝成的时代。秦汉则是大一统。魏晋南北朝，则是大一统的崩坏与重组。

在新一轮的周期中，隋唐是启蒙的、艺术的时代，两宋（包括其他周边列国）则是理性精神逐渐凝成的时代。

我们在秦两汉时代与元明清时代之间发现了某些类似之处。

元代是明清的准备时代，它是文化发达的唐宋时代到政治稳定的明清时代的中继站和转捩点；因此，元的文化政策是出了名的残暴之至。元与虎狼之秦有惊人的相似。秦，是从春秋战国的文化时代向西汉政治时代过渡的桥梁。秦与元一样矫枉过正，在许多方面比两汉政治走得还要远，还要深。正如明清的许多特征，也是在元那里形成的，甚至明清的首都也承袭了元；正如汉承秦制，而且首都也在同一位置。

元与明清和秦与两汉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有一个遥相呼应的重要特征：那就是随着高级文化活动的逐渐岑寂，民间宗教大量渗进了“上层建筑”。于是出现了民间宗教与官方哲学暗暗合流的奇异景观。而且，元与秦一样，执行的都是“反文化”政策。

秦汉时代，这种合流的最后结果是东汉谶纬神学的出现。在元明清，则是各种民间道教的出现。二者同样默不作声地浸入上层社会的文化，在“儒学”的表层下，鼓荡的却是迷信心灵的久久振动……

这种合流有其强烈的预兆，就秦汉时代而言在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中已露端倪。秦朝排斥这种学说；汉朝也没有真正接受它。秦汉之际，它只在民间和一些“人民知识分子”中悄然流传。

假设秦汉统治者接受了这种学说，作为官方哲学或宗教，那“秦”朝、“汉”朝这些以皇室发祥地来命名朝代的办法，也许就改变了。

本来，夏、商、周都是民族而兼地域的称号，秦也是如此。可是当以夏、商、周、秦等封建时代一去不返时，这种状况就应结束了。可惜，继承这个局面的是那个毫无创新精神、缺乏想象力的市井之辈──刘邦。他一成不变地承袭前代做法，但却“画虎类犬”。试想，这个刘邦本人并非“汉人”（他是沛人，距陕西的汉地甚远）人，他的统治势力和群众基础也不在“汉”地，而“汉”作为一个民族早就不存在了──也许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可是他却笨拙地把别人赐给他的“汉”字招牌“一成不变”地承袭下来，进而作为王朝名称，冠于全国家、全民族的头上。

这就开了一个先例。后来魏、晋、隋、唐、宋都以各自的方式“重复了”这一拙劣的“成例”。其实，这是王国时代的遗迹，本不该成为帝国时代的主流。

就长期稳定的全国意义上说，是蒙古人首先改变了这种状况。在中国，蒙古人被称为“骚鞑子”，他们是些没有根基的人，他们因此也对中国文化怀有一种敌视与轻蔑。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流浪狗”既然无法自称某地之“人”，也就无法用中国某个地域来命名自己的皇朝。但同时为了避嫌，为了掩盖自己的来源，蒙古人又不能直用“蒙古”一名（就像后来的满洲人不能直接叫做满洲而必须叫做“清”），因此，他们便用了富于道教色彩的一个字：“元”。

用意义而不是地名来命名朝代，最初的创造者其实也并不是蒙古人，而是作为改革家而篡位失败的王莽。他用“新”字来命名自己的战利品。“新”字缺乏道教渊源，但作为想象力丰富的改革者，王莽一定意识到“汉”朝命名的不合理性。所以，他一改地域命名法，而采取了意义命名法（顺便说一句，中国的人名上也有类似的演变过程）。但随着王氏的惨败、汉朝的“中兴”，以后的历朝统治者再也不愿自讨晦气地维持这项伟大的创举了了。意义命名法，重新退回到了地狱命名法。

后来的女真人，一反五胡与辽人的惯例，不复盗用中国式的地域部落朝代名字，而采取了富于道教色彩的“金”字，以思想寓意来命名朝代，随着熟女真（金人）统治势力扩展到整个北中国，作为原先的臣服者的蒙古人也就自然承袭了他们，在“金”的基础上继续做下去，就号称了“元”。

而蒙古称元的成例，统一了中国本部及周边的各个附庸国家，无疑给予明清统治者以直接影响。

明先称“吴”，清先称“满洲”，都还是以地域命名的王朝；但后来都转到新、金、元的路子上，从而永远结束了刘邦的错误。

“新、金、元、明、清”──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它表明，在白热化的理性时代终结之后，宗教的影响迅速扩大。它首先是民间宗教，而后或被升为国家宗教，或依然故我。在中国，民间宗教首先是民间道教。甚至王莽，也是深受那个时代谶纬神话的影响的，和民间宗教的联系千丝万缕。

从高级文化的角度看，民间宗教也许不足称道。但对历史研究者和对现实政治家来说，却有一个共同的也是紧迫的需要：估量民间宗教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份量。对于后者而言，怎样对待这一份量，乃是一个关系到自身存亡的严峻任务。

两汉经学所及时期，从汉武帝即位〔前140年〕至宋宁宗死〔1224年〕；这一单元情势较复杂，时间也较长。主要是因为佛教的颠簸与民族的混合所致。而其中，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到白虎观会议是其全盛年代。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经政府倡导，获得广泛传播，而且越传越多，越传越繁琐。一部经书的解说可以达到一百多万字，连诱使读书人皓首穷经的统治者都感到需要加以减省。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鉴于当时诸经各派分支太多，对经义的解释也各有差异的状况，宣帝乃聚集儒生召开石渠阁会议，初步解决了今文经学派内部的争执。到西汉末年，儒家哲学内部又发生经今、古文派之争，刘歆于皇家图书馆秘室中发现的古字体《春秋左氏传》、《毛诗》、《易》、《礼》等在王莽时代就被立为官学。自此以后，经今、古文二派斗争激烈，你消我长。

所谓白虎观会议，是东汉章帝时召开的一次讨论儒家经典的学术会议。东汉初年，经今古文学的门户之见日益加深，各派内部因师承不同，对儒家经典的解说不一。汉光武帝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仿西汉石渠阁会议的办法，召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故名白虎观会议。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章帝亲自裁决。此后，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这次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同时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

《白虎通》极尽杂糅混合之能事，将《易》、《诗》、《书》、《春秋》〔包括各家的《序传》〕、《礼》、《乐》、《论语》、《孝经》以及各种逸文〕和图书混合在一起，概括了西汉以来今文经学的主要观点，在某些方面也包括了正当鼎盛之时的谶纬之学和古文经学的观点，形成三者的调和。东汉以后，经学逐渐衰亡，但《白虎通义》的基本思想和许多具体的规定，却为历代皇朝遵循，历时两千余年不衰。

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把儒家经义与谶纬图书等迷信结合起来，完成了东汉国教的形式。所谓谶是当作神灵启示人们的一种预言，谶与纬连称，是一种长期的发展结果。谶纬即总集过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质的预言，而用以解释一般现象的儒家经典，使那些预言与儒家经典相交织，使圣人的教条与神灵的启示合二为一。这样，经书变成了天书，孔子变成了神人。

其间虽经王莽之变〔公元9——23年〕，都城也从原来的长安迁到洛阳，历史上称之为前汉与后汉，或西汉和东汉，但统一的大局仍然支撑了下去。不妨认为，白虎观会议即为整理王莽之变所造成的纷乱。在这种意义上，王莽之变乃是两汉之间的纽带……

当然，有关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有学者并不同意。他们〔如孙景坛〕认为，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而武帝时的思想转型，主要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并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史记》是这时期历史的铁证，《孝武本纪》虽残缺，但《儒林列传》完整，思想史的大事件、董仲舒传等都在《儒林列传》中，这是唯一可靠的原始史料。《儒林列传》中没有任何关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字，只是说，西汉文、景至武帝六年，思想上是“黄老之治”，六年五月“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这一事件应概括为“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无法得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论。因为这里不仅没有董仲舒的对策，“绌”在字面上也不是“罢黜”，而是“贬退”的意思。

但是上述怀疑的依据，是没有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完整的长期过程来理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和理论概括，它的确切所指是对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的抽象，而不是对某个孤立、偶然事件的表述。管怀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一与孙景坛同志商榷》〕认为，这个过程应由六个阶段构成。〔一〕罢黜刑法──剪枝弱干。〔二〕议立明堂──公开较量。〔三〕、增置博士──表彰儒学。〔四〕绌抑黄老──政治实现。〔五〕、制策贤良──理论完成。〔六〕任用儒吏──组织更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本是由以下三点决定的：〔一〕政治转轨变型，思想必须改弦更张。〔二〕儒学名高势大，势在必尊。〔三〕实行与“寡欲政治”相反的多欲政治，儒学可用。

从现代政治的角度看，东汉“德化”思想的提出其实是政治危机的体现。社会的衰落及信仰的危机，可从王符、仲长统等人的政论中看出。

自东汉中期王符写作《潜夫论》，到东汉后期又出现仲长统的《昌言》、崔寔的《政论》、荀悦的《申鉴》等著作，形成汉代“第三代政论散文”。“第三代政论散文”不像西汉前期以贾谊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政论散文，以总结历史教训、提供治政方案为中心命题，也不像西汉后期以谷永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政论散文，从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来推论政治的得失，而是具有尖锐的社会批判性，可说继承了桓谭、王充等人散文的理论批判精神，又把批判对象从思想意识领域转向更具体更广泛的社会现实问题。

汉朝瓦解之后，上述社会批判精神则被哲学虚无主义取代，普遍信仰的普遍解体──其标志则是何晏与王弼的活动。它的前奏是“正始之音”。正始之音作为魏晋玄谈风气的典型，出现于三国的魏朝正始年间〔公元265年〕。当时以何晏、王弼为首，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谈玄析理，放达不羁；名土风流，盛于洛下。这对《毛诗序》所说的“《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真是莫大的讽刺。“正始之音”作为“纯正的乐声”只能是就往后几百年的文明解体、生灵涂炭而说的预言。

直到此后将近一千年之后〔265年──1225年〕，下一个轮回才来到，新的理学大一统出线了──那就是“三教合一”的历史性综合。而南北朝结束不久时，七世纪初叶王通的复古及二百年后九世纪初叶韩愈的辟佛，都表明三教合一的历史时机尚未成熟。甚至到了北宋，新的综合尚未可能。十一世纪后半叶的王安石企图统一思想，其“新学”的失败正好证明了：任何普遍信仰都来源于“被统治阶级所栽培利用的民间文化，而不是统治阶级直接制造出来的统治工具”。“新学”恰恰是为了施政上的便利而临时编制出来的理论，缺乏思想性，可谓“先天不足”。

十三世纪初叶的南宋理学，则无此种缺憾了。因为它实际上已在民间蕴酿了六百年左右──从617年死去的王通到1200年死去的朱熹。相比之下，两汉官学即使从孔子算起也仅仅蕴酿了三百七十五年：从公元前479死去的孔子到公元前104年死去的董仲舒。可见宋学的基础要比汉学深厚。这种比较还给我们一种启示：普遍信仰要从自己的时代需要出发，而综合此前的一切文化；如官学与信仰没有完成这一综合，它将很难成为普遍的信仰，且易被人攻破。如此，则晚出的官学、信仰、宗教，只得接受前代文化及科学的成果，并将之保存，像种子一般保存到另个文化时代，有如“冬藏”。

在写于1979年至1991年间的《五色海》里，谢选骏写道：

真正的政治家，必须善于和人民的生活、人民的风俗、以及人民的习惯和人民的信仰──达成某种妥协。当然，他不能无止境地让步；他充满斗志，跃跃欲试，随时准备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人民生活里面去……但是，他必须懂得妥协。懂得去发掘和利用那些收藏在人民的习惯和人民的信仰之中的深刻力量；而不是一味压制它。

（而王莽，显然违背了这一论述。）

他不必说：“人民生活的种种恶臭和不和状态使我恶心。我真憎恶自己──为什么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本来，人民生活应该充满愚蠢的快乐和琐屑的平和；伟大的战争和痛苦的智慧──这些重任应由少数“特种兵”毅然承担起来才对。压制人欲是简单不过的。只要不惜蛮力，谁都会来那一套。但那不是政治，那是暴虐。那是最可怕的浪费和最沉寂的下坡路。妥协是难的。有利的妥协更是一种高超技巧的结果。但它的远景却是诱人的，它不压制已成的力量而是巧妙地把这些力量引到有利于国家生活和民族文化的方向去。任何压制，都会消费或挥霍掉另一方面的宝贵力量。

他要对自己说：“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沉沦命运的主宰者饿了──我们就毫不犹豫地献上我们的筋肉；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破落命运的主宰者渴了──我们责无旁贷地献上我们的鲜血……”为此，他要与人民一体。

移风易俗，是每一朝代的统治者都做过的事。但历史也同样表明，没有一次成功的移风易俗，是通过政策压制或禁令取缔来实现的。成功的移风易俗，必须通过“上行下效”的方式，通过“改变价值观”来实现。毛泽东号召“斗私批修”，但他自己却反其道而行之，纵欲败德，结果他的反修防修运动不得不失败了，而且留下了邓小平时代的纵欲后遗症。

为了创造新的文明，必须拿出合乎国情民情的替代品来！

（另起一单页）

第四章

三国演义

（一）

《曹魏代汉，禅让制的第一次成功实践》（2011-2-27新民晚报）说：

中国古代儒家信奉的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如何让有德者居之呢？儒家向往的是尧舜禅让。然而据《竹书纪年》《韩非子》等文献记载，上古并无禅让之制，舜禹即位也是采用暴力手段。由于年代久远及史料匮乏，上古社会究竟有无禅让已无从考证。即使有，也不过是原始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但汉儒对尧舜禅让说仍然是津津乐道、心向神往。

清代史家赵翼说：“古来只有征诛、禅让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祚。于是假禅让为攘夺。”（《廿二史札记》卷7“禅代”）其实王莽代汉乃是对上古社会禅让制的第一次实践，但由于汉朝复辟势力太强大，加之王莽改制失当，遂使这次“禅让”终成泡影。曹魏代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禅让”，是一次了不起的创举，也是三国史上颇具研究价值的一件大事。

挟天子的政治弊端

正因为汉魏鼎革的模式是史无前例的，故曹魏代汉遇到了重重阻力，其艰难程度恐怕超越大多数人的想象。学界有一种观点，曹操挟天子就能令诸侯，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优势，这是曹魏成为三国中最强大国家的关键所在。其实，对曹操挟天子的政治优势不能估价过高，挟天子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弊更大于利。

今人多以为，曹操挟天子以后，汉献帝就成了一个傀儡，甚至连他的生死都掌控在曹操手中，事情果真是如此吗？《后汉书》卷10《皇后纪》记载，建安三年，“操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俛仰求出。”曹操久经沙场，于刀枪剑戟，矢石交加之际而面不改色，何以会被汉献帝的几句话吓得“失色”。原来按照汉朝的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那么武士们执何刃呢？史载“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世语》）即两个武士用戟叉着三公的头颈，去朝见天子。当时的情况是，汉献帝怒气冲冲地责问曹操。如果汉献帝做一个手势，两个武士只要用戟用力一夹，曹操的人头就要落地。所以曹操走出朝堂，还感到后怕。

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都后，从此他和其他军阀不同，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他既要在战场上和各路诸侯刀枪相见，又要同看不见的、暗藏的、地下的政治势力做殊死搏斗。曹操不愧为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用武力扫平了群雄，又将拥护东汉的贵族、外戚势力逐一翦除。曹操苦心经营了三十年，才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国本。但曹魏代汉仍非易事，因为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身边，就等于向世人宣告，他承认了汉献帝的合法性、正统性。魏武虽为马上天子，但他却不能用汤武革命的方法来革除汉命。身为汉臣的曹操要取代东汉，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禅让的模式。然而禅让并不容易，尧舜传说不可靠，王莽代汉又以失败而告终。对于禅让，曹操心里没底，所以当手下谋臣武将纷纷劝他称帝时，他却无奈地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曹操死后，曹丕即位，他遵照父亲的遗言，要为当周武王而奋斗。但曹丕却不能用武王克商的方法，而只能效法尧舜故事，逼迫汉献帝逊位。汉献帝这时已成了一具政治僵尸，摆弄他自然不成问题，问题是如何才能使曹魏政权被天下所认同，也就是儒家所鼓吹的“受天命”。

汉魏禅代的理论依据

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并用它来解释王朝的兴衰、更迭。五德终始说的理论来自于民间流传甚广的阴阳五行说，所谓的“五行”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五行是组成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基本元素，齐国人邹衍对五行进行了改造，把它纳入到中国古代王朝不断更迭的理论体系之中，因此五行变成了五德。邹衍说凡是改朝换代就会有新德出现，同时也是旧德的衰落，所谓新德就是指新王朝，旧德就是指旧王朝。天子之所以统治天下，是因为他“受天命”，所谓“受天命”也就是“受德”。自从邹衍创立五德终始说以来，易代鼎革必然同五德终始说联系在一起，从此这一理论就成了政治家、野心家制造舆论，蛊惑人心的工具。

邹衍认为，五德还要同五种颜色搭配在一起，例如，黄帝是土德，土为黄色。夏朝是木德，木色为青。殷商是金德，颜色为白。周朝是火德，其色为赤。秦是水德，其色为黑。

五德运行的规律有两种，一种为相生，其运作的轨迹为：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另一种为相克，其运作的轨迹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秦汉社会，五德终始说广为流传，其影响极其深远。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刘邦在当泗水亭长的时候，奉命押送一批囚犯去咸阳，途中遇到蟒蛇挡道，当时刘邦喝醉了酒，因此毫无惧色，拔出宝剑将蟒蛇斩杀。当天晚上，有老妪在路边哭泣。有人问她，为何事伤心？老妪道：“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

原来这个老妪是白帝所化，她的儿子就是秦王朝，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根据五德终始说的推算，汉为尧的后代，所以就是火德，火德是赤色，刘邦就是赤帝子，赤帝子杀白帝子，就是指汉朝灭掉秦朝。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写的《史记》不是小说，而是正史，但他居然将汉取代秦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用这么一个类似于神话的故事来叙述，可见，五德终始说在当时确实是深入人心。

由于汉为火德，按照五德相生说，火生土，故代汉者必为土德。东汉末年，汉朝统治已经十分腐朽，无论是农民起义，抑或是诸侯中的野心家，都打出土德的招牌。公元184年，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黄巾军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毫无疑问，“苍天”指的是东汉王朝，那么“黄天”指的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农民军要用“黄巾”裹头，号称自己是“黄巾军”呢？从五德终始说中，我们可以得知，土德为黄色，黄巾军是打出土德的旗号，以表示“黄天当立”的农民军要取汉而代之。

到了三国鼎立的时候，魏文帝曹丕的年号是“黄初”，东吴孙权的年号是“黄龙”，都表示自己是土德，可以代汉称帝。唯独蜀汉先主刘备的年号为“章武”，表明刘备继承了大汉的皇统，是秉承了火德，而绝不肯尚黄，用土德。

曹丕要代汉，首先采用的当然是五德终始说理论，从而证明自己是顺天应命。汉为火德，继汉者必为土德，这已经被整个社会，普天之下所有的人所认同。那么，曹氏是否就是土德呢？经过魏国大臣们的考证，得出结论，说“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见于《春秋世家》”（《三国志》卷2《文帝纪》）。既然舜是土德，继承尧的火德，那么魏是舜的后代，接受尧的后代汉的禅让，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土德为黄色，当时是否有黄色的吉祥物出现呢？据说，早在熹平五年（176年）就有黄龙出现在曹操的家乡谯县（今安徽亳州市），太史令单飏就预言：“后当有王者兴”，而且在五十年之内黄龙会再次出现。当时就有一位名叫殷登的人记下了他的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也就是相隔四十五年之后，谯县再次出现了黄龙，这也就是说，谯县这个地方肯定会有“王者兴”。过了不久，太史丞许芝向曹丕报告。黄龙又再次出现，时间是在建安二十五年七月四日戊寅。许芝说，根据《易传》记载的“黄龙以戊己日见，圣人受命而王”，应该是大王您受天命最明确的预兆了。曹丕登基以后以“黄初”作为他的第一个年号，其用意就是表明他自己是一条黄龙，受天命来替代汉献帝这条赤龙。

除了使用五德终始说的理论之外，曹丕还制造了大量的谶纬。所谓的谶纬就是一种预言，它可以预告将来会发生的事，而且这种预言相当准确，可以称得上是料事如神。

例如在《春秋玉版谶》中有：“代赤者魏公子”；《易运期谶》说：“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黄气受，真人出。言午，许字，两日，昌字，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易运期》又说：“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汉隶的魏字右边鬼字下有一山字）

至于《孝经中黄谶》的记载就更绝了：“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聪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按照汉代隶书的写法，曹字的上半部正是两个“東”字，缺下半部分（火字），下半部分是“日”字，所以日载东，就是“曹”字。绝火光，就是灭绝汉代的火德。“不”字加一横正是“丕”，说明继承汉朝的只能是曹丕，汉朝的天下已经四百多年，气数已尽，该换主人了，所以是“四百之外，易姓而王。”

这位太史还认为，历史上圣人出现时的祥瑞不过是一两样，而曹丕当魏王后的祥瑞简直不胜枚举：黄龙、凤凰、麒麟、白虎、甘露、醴泉、奇兽，无奇不有，是自古以来最美好的。谁知曹丕的答复竟然是断然拒绝，他下令道：“当年周文王已占有天下三分之二，还向商朝称臣，得到孔子的赞叹，周公实际上已经行使了君主的职权，完成使命后还是归还给成王，我的德行远远不如这两位圣人，像许芝这些话，我怎么敢听呢？这些话使我心里害怕，手发抖，字都写不成，意思表达不清，我要辅佐汉室治理天下，功成后交还政权，辞职还乡。”

可是大臣们丝毫不理会曹丕的态度，曹丕越是“谦虚”，大臣们越是起劲地劝进，他们劝进的表章连篇累牍，多得数也数不清。东汉朝廷的官员，魏国的官员都参与到劝进的行列之中，好像在竞赛一样，错过了这个机会，就不能显示自己的忠心，于是劝进表章的措辞越来越肉麻，简直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

不仅是大臣们不断上劝进表，汉献帝也知道汉朝气数已尽，故十分“配合”地连下了三道禅位诏书，苦苦地恳请、哀求曹丕仿效虞舜，登上皇帝的宝座。但曹丕却说：“听到这个诏命，真吓得我五内震惊，浑身发抖。我宁可跳东海自杀，也绝不敢接受汉朝的诏书。”尽管曹丕的假戏作得如此逼真，但朝中的文武大臣还是心领神会，他们一边上书，一边在颍阴县曲蠡（今许昌市一带）筑起受禅台。

经过九个多月的精心准备，大臣们数十次的上表劝进，汉献帝前后四次下达禅位诏书，延康元年（220年）十月二十八日，曹丕终于撕下了自己的画皮，他在桓阶等人所上的“登坛受命表”上，批下了“可”字。第二天，曹丕踌躇满志地登上了受禅台，参加受禅大典的有文武百官和匈奴等四夷使者共数万人。在完成典礼后，曹丕对群臣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以上史料皆出自《三国志》卷2《文帝纪》裴松之注）

假戏真做的缘由

汉魏禅代明明是一场假戏，在今天看来似乎更是一场滑稽可笑的闹剧，但为什么曹丕和他手下的大臣们却要演得如此逼真呢？这似乎成了一个千古之谜。我认为，只要仔细分析，这个谜团不难解开。

首先，自曹操挟天子以来，经过曹操、曹丕父子数十年的苦心经营，要废掉或者杀掉那早已成为傀儡的汉献帝确实是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但问题是废掉汉献帝以后怎么办？如果像霍光那样废掉昌邑王以后再立一个新君，那还比较好办，但这决不是曹家父子的目的，曹家父子的目的是要自己披上皇袍，开创一个新的王朝。

众所周知，自春秋以来，凡废主弑君者皆被称为乱臣贼子，在历史上要留下篡位的千古骂名。所以禅让制就是一种最好的办法。让汉献帝自己主动让位，自己再假惺惺地推却一番，这样篡位就成了禅让，无论是傀儡天子汉献帝还是魏王曹丕都成了尧、舜一样的圣君，双方客客气气地以禅让的方式来交接政权，岂不是比汤武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更好一点。

当然，这种禅让毕竟不是真禅让，因为对于汉献帝来说，是被逼无奈的，如果不是曹家父子以武力威逼他，他哪里肯心甘情愿地放弃祖宗打下来的，历经四百多年的江山社稷。对于这一点，后世的史学家，例如像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赵翼就看得很清楚，他把汉魏之际的易代鼎革称之为“禅代”，禅代同禅让是不同的，一字之差反映出汉魏禅代完全不同于上古社会的尧舜禅让。

其次，曹操虽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但终因顾虑没有平定四海，统一天下而不敢称帝。曹操死后，曹丕继位，三分天下的局面已经形成。曹丕的文韬武略远不如乃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统一大业，对于曹丕来说，国内的形势已经基本稳定，代汉称帝也已水到渠成，但代汉的形式却要考虑，如果废君弑主，就会给刘备、孙权以借口。一旦吴、蜀二国打着为汉献帝报仇的旗号，二国联合，共同伐魏，就会给曹丕造成很大的威胁。

曹丕以禅代的形式来完成改朝换代是极其高明的谋略，他向天下人昭示，大魏的政权不是抢来的，而是汉朝皇帝让给我的。不管人们相信不相信，至少给自己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同时，也在形式上走过了五德终始说所规定的必不可少的程序。

其实对于刘备和孙权来说，曹丕的这一做法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三分天下的局面形成之后，曹魏最强。曹操不称王，谁也不敢称王，曹操一称魏王，刘备紧跟着就自称汉中王。曹丕代汉的第二年，刘备打着继承汉统的旗号，也在成都称帝。孙权相比曹操和刘备，名位稍低，但到公元229年，他也在武昌称帝。

曹丕代汉称帝之后，给汉献帝以国宾的待遇，封他为山阳公。山阳公封邑有一万户，可以“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三国志》卷2《文帝纪》）。十四年后，山阳公病死，获得了“孝献皇帝”的谥号，以天子礼仪安葬。这个山阳国传了三代，共七十五年，西晋时依然沿袭，一直持续到永嘉之乱。

曹丕处置汉献帝的手段相当高明，应该看到，这并不是曹丕对汉献帝动了恻隐之心。说到底，曹丕的这一做法还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曹丕代汉虽然在表面上看来获得了天下臣民的拥戴，但其实并非如此。诸葛亮平定南中以后，举行了大规模的北伐，这时距曹丕代汉已经过去了八年，曹魏的皇帝已经更换，文帝曹丕病死，明帝曹睿执政。但诸葛亮的北伐大军还没有到达，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的官吏和百姓就纷纷响应。是诸葛亮的军队多于曹魏，还是蜀国的实力强于魏国？显然都不是，其缘由，用诸葛亮的话说，就是“人心思汉”。

曹魏禅代的成功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三国到赵宋王朝建立，历经七百多年，十余个朝代都以禅代方式完成了易代鼎革，汉魏故事成了帝制社会禅代的代名词。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汉魏禅代是曹丕逼迫汉献帝逊位，但仍然符合中国古代的仁政精神和礼治原则。它仅仅以汉代帝王一姓一族权力的终结，这种古代社会最小的成本，来换得政权平稳的交接。相对于汤武革命所带来的广泛杀戮而言，流血牺牲无疑要少得多。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朱子彦忽略了，曹魏篡汉之所以成功，并非由于曹丕的“禅让制”一手导演的，而是有曹操的“军阀建国”在先。所以，后来的司马篡魏、南北朝历代篡位、唐宋的篡位隋周，都沿着相同的“双重变奏”顺利前进，甚至袁世凯的中华民国也是如此取自于满清。

（二）

三国（狭义220年——280年，广义184年、190年或208年——28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期，有曹魏、蜀汉、孙吴等三个政权。汉末三国战争不断，使得人口下降，经济受损，三国皆重视经济发展。由于战争需求，各种技术都有较大发展。220年，曹丕篡汉称帝，国号“魏”，史称曹魏，三国历史正式开始。次年刘备在成都接续汉朝，史称蜀汉。222年刘备在夷陵之战失败，孙权获得荆州大部。223年刘备去世，诸葛亮辅佐刘备之子刘禅与孙权重新联盟、恢复国内生产。229年孙权称帝，国号“吴”，史称东吴，至此三国正式鼎立。其中有很多著名的战役。如官渡之战（200年）。赤壁之战（208年）。夷陵之战（222年）。

建立者：曹丕、刘备、孙权

都城：许昌、洛阳、成都、建业（南京）

主要宗教：道教

曹魏

随着东汉丞相曹操对北方的统一和屯田制、租调制的施行，曹操孟德控制的北中国社会趋于稳定，生产逐渐恢复。政府修整道路，兴建水利，便利了交通和槽运。恢复的冶铁业中，水排得到推广，丝织业也兴盛起来。商品交换渐有起色，魏明帝时重新颁用钱币。洛阳、邺城都日趋繁华。曹操进驻冀州后颁行租调制。建安二十一年，曹操称魏王，都邺。220年正月，曹死；十月，子曹丕称帝，建立魏国，国号魏，都洛阳，建元黄初。魏得北方。魏置司、豫、兖、青、徐、凉、雍、冀、幽、并、荆、扬等州。其中凉州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幽州地境达于辽东；南部诸州大致依秦岭、淮河分别与汉、吴相接，魏有户六十六万余，人口四百四十余万；魏建立后不久，大权旁落。齐王芳在位时发生了辅政的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马懿的权力之争。曹爽重用名士三狗及李胜、毕轨、等人，改易朝典，排斥懿。司马氏是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懿本人又富于谋略，屡有军功。238年，他率军平定公孙渊，使辽东归入魏版图。249年，又乘曹爽奉齐王芳出洛阳城谒高平陵的机会发动政变，逼迫爽屈服，并处死爽及其党羽，独揽朝政，史称高平陵事变。后来，懿及子司马师、司马昭陆续压平了起自淮南的王凌（251年）、毋丘俭（255年）、诸葛诞（257年）的军事叛乱和其他朝臣的反抗，巩固了司马氏的统治。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批玄学名士对司马氏持消极反抗态度，其中的嵇康被司马氏以非毁名教和欲助毋丘俭为乱之罪名杀害。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在魏和西晋初都陆续归服于司马氏。当反抗力量都被消灭以后，司马氏趁时立功，于263年出兵灭汉。两年后，司马炎以接受禅让为名，代魏为晋。历五帝，共四十六年。

蜀汉

188年，汉宗室刘焉出任益州牧。焉死，汉昭烈帝·刘备（字玄德）子璋继任。

焉、璋相继压平了当地豪强的反抗。207年，刘备邀诸葛亮为辅佐，提出“隆中对”战略思想。211年璋邀请刘备入蜀，使击保据汉中的张鲁。214年，备占据益州；219年进驻汉中，自称汉中王。是年，留守荆州的关羽被孙权军袭杀。221年，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又称蜀汉，建元章武。汉置益州，自秦岭至于南中。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吏四万，兵十万余；备为争夺已失的荆州，于次年出峡，夷陵之战，败退入蜀，病死白帝。刘禅继立。备死，亮辅刘禅，处境困难。西南夷接连叛乱。益州郡豪强雍闿执太守，求附于吴。牂柯太守朱褒、越嶲太守高定都响应雍闿，南中地区动乱扩大。225年，亮南征，亮军西平越嶲，马忠军东平牂柯，然后与中路李恢所部共指益州郡。此时孟获已代雍闿据郡。亮败获，并按马谡“攻心为上”对孟获七擒七纵，终使获归心，南中平定。亮把夷人渠帅移置成都为官，把南中青羌编为军队，并允许大姓招引夷人作部曲；以南中的牛马特产充实汉国军资。西南夷人地区的闭塞状态，从此有所改变。南中战争结束，汉吴结盟也取得圆满成果。亮227年率军进驻汉中，同魏展开争夺关陇的激战。亮在益州疲惫情况下急于求战，一方面力图以北伐来巩固“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正统地位；一方面则以攻为守，借以图存。228年，诸葛亮北伐开始。以后三年，亮又屡次北伐，都由于军粮不济，没有成果。234年再次北伐，进军渭水南面的五丈原，病死军中，汉军撤回，北伐停顿。亮死后，蒋碗、费祎、董允等人相继为相，因循守成而已。258年以后，宦官擅权，政治腐败。姜维北伐，劳而无功。263年，魏灭蜀之战开始，年冬灭汉。历二帝，共四十三年。

东吴

黄巾起义时，孙坚随朱儁到中原镇压黄巾，后转战于凉州和荆州江南诸郡。董卓之乱时，坚参加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隶属于袁术，在淮南活动，坚死，子策统领部众，约于194年开始向江东发展。得到周瑜等人的助力，驱逐刘繇，逼降王朗。196年献帝迁许以后，策拒术而联曹操，受封为吴侯。199年，策击破庐江太守刘勋，吞并其部，并取得豫章郡地。200年策死，策弟孙权统众雄霸江东。208年权由吴徙治京城。筹划赤壁之战，势力达于荆州；210年招附士夑兄弟，取得东南半壁。211年权徙治秣陵，次年，改秣陵为建业。219年权破关羽，占有荆州全境。夷陵之战胜利，限制了汉出峡发展的可能。229年，孙权称大吴皇帝，迁都建业，建立孙吴。有扬、荆、交三州。有户五十二万余，口二百三十万，吏三万余，兵二十三万。权尚存的困难，一是对付山越的不宁，一是在巢湖地区抗拒曹魏的压力。东南州郡山区的山越人，阻险割据，甚至北联曹魏，反对孙权势力向南方内地扩张。权与山越进行过多次战争，屡获胜利，234年诸葛格率军进攻丹阳山越，经三年围困，山越十万人出山投降，其中四万丁壮补兵，余下的成为编户。孙吴统治的几十年中，山越人大体与汉人趋于融合。权主要军事活动在淮南。赤壁之战后，曹操军屡攻合肥地区，双方互有胜负。江北居民多渡江，濒江数郡成为空虚地带。诸葛亮死，魏汉战争停止，魏加强淮南对吴的进攻。吴军除沿江设督驻军、遍置烽燧以外，还在巢湖南口筑濡须坞，严密防守。魏水师有限，进攻难于奏效，魏吴相持有年。权统治时，江东经济有显著发展。北人南来，山越出居平地，劳动力增多。长江两岸地区都设有屯田区，其中毗陵屯田区。会稽郡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历代陆续修成的浙东运河和江南运河在孙吴时发挥了通航效益。江南运河云阳至京口一段流经山间，不便通航，未得到修整。云阳以西开辟破冈渎，使秦淮河和江南运河联通，为三吴至建业的便捷水道。丝织业开始在江南兴起，但织造技术还不高，蜀锦成为重要的输入物资。铜铁冶铸继承东汉规模而有发展规律，青瓷业也在东汉釉陶制造基础上走向成熟。由于河海交通的需要，造船业很兴旺，海船经常北航辽东，南通南海诸国。230年万人船队到达夷洲，这是大陆与台湾联系的最早记录，吴使臣朱应、康泰泛海至林邑、扶南诸国。大秦商人和林邑使臣也曾到达建业。江南文化的提高，出现了一批知名的经学家和文史之士。佛教开始在江南传播，居士支谦从洛阳南来，世居天竺的康僧会稍晚从交趾北上。他们在建康译经传法，影响颇大。道教在南方民间继续流传。孙吴诸将以私兵随孙氏征战，孙吴屡以国家佃客赐给功臣，功臣往往拥有多至于数县的俸邑，因而逐渐形成武将世袭领兵的制度。同时，江南也出现了像吴郡的顾、陆、朱、张那样的占有大量土地和童仆，而且各有门风，世居高位的大族。他们和世袭领兵的武将同是孙吴政权的主要支柱。权死后吴日趋衰弱，而魏在司马氏消灭淮南地区三次军事叛乱后日趋强大。司马氏以先灭汉后取吴作为国策，而在灭汉、代魏后又忙于新朝定制，吴政权暂得延续。269年，羊祜命王浚在益州筹建水师，并预定攻吴的军事方略。279年冬，晋灭吴之战开始，280年三月攻下建业，孙皓降，吴亡。历四帝，共五十二年。

三国概述

公元189年，爆发了震惊朝野的董卓之乱，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在东汉末年的割据混战中，一代枭雄曹操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大有一统天下之势。在刘备谋士诸葛亮与东吴重臣鲁肃的共同推动下，孙刘两家结成联盟，共同抗曹。公元208年，孙刘联军与曹操军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曹操大败，烧死溺死者甚重，不得不放弃荆州，退守北方。赤壁之战初步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后占据荆州的刘备又夺取了益州，而孙权则从刘备手中夺取了荆州，自此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公元220年，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废汉献帝，在洛阳登基称帝，国号“魏”，东汉王朝灭亡，历史正式进入了三国时期。次年，刘备于益州登基称帝，国号“汉”，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国号“吴”。

公元249年，魏国重臣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魏国大权尽落于司马氏之手。公元263年，掌握了魏国军政大权的司马昭下令伐蜀，蜀汉后主刘禅率众在成都出降，蜀汉灭亡。公元266年，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废黜了曹魏的傀儡皇帝而称帝，建立晋朝，史称西晋。公元280年，晋武帝大举南下伐吴，吴主孙皓出降，吴国灭亡。

三国时代人才辈出，后世常追思当时风云人物。在唐宋诗词中出现大量三国内容。元明清时期，三国事迹更加深入人心，成为戏剧和民间艺术文学常见话题。晋代陈寿所作史书《三国志》，后经裴松之注引，颇有参考价值。明代罗贯中以三国历史为蓝本，编撰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成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其丰富多彩的历史内涵也流传到世界各地。直到今天，三国的著名人物、事件仍是耳熟能详，成为电视、电影、游戏题材之一。

第一次宦官时代、黄巾之乱

184年，太平道首领张角及兄弟张梁和张宝率信徒发起民变，史称黄巾之乱，迅速发展到数百万追随者，引起全国性的战乱。汉灵帝派皇甫嵩、卢植及朱隽等率中央军压制，又令地方州郡政府和豪强地主招募军队协助。最后黄巾军的主力虽然很快被击溃，不过余部仍然散布各地。随着各地山贼土匪陆续出现，汉朝的中央军精疲力竭。

188年汉灵帝采纳刘焉的建议，将负责监察各郡的刺史赋予兼有地方军政权力，以加强对各郡的控管，并且将部分刺史升为州牧，由刘姓宗室或重臣担任。这一措施使得州正式成为一级行政区，虽有利于镇压各地叛乱，但当朝廷发生内乱后，掌握地方权力的州牧及刺史纷纷割据一方，不再受朝廷节制。例如益州牧刘焉割据巴蜀，借由五斗米道首领张鲁占领汉中，切断与朝廷的关系。东汉为解决黄巾之乱而制定的州牧制度，在朝廷不断衰弱下，反而开启群雄割据的局面。

188年汉灵帝驾崩，戚宦之争又起。宦官蹇硕等意图杀害外戚大将军何进，改立太子刘辩弟陈留王刘协。汉少帝刘辩顺利继立后，何进又与袁绍等士大夫企图去除以张让为首的十常侍及其他宦官。何进还令凉州董卓、并州丁原带兵增援。宦官们先发制人，在董卓军到达洛阳前杀死何进。而袁绍则以为何进报仇为名率军入宫，杀死十常侍等宦官二千人。虽然困扰东汉上百年的外戚与宦官之争就此终结，却也方便了率军入都城的董卓顺势夺取朝政大权。

董卓乱政

董卓为了夺权，开始铲除反对者，手段残暴，引起了诸多不满。他促使吕布杀死掌管都城禁卫的丁原夺得军队，袁绍及曹操等原先掌握过兵权的将领纷纷逃离首都洛阳。最后董卓废黜并杀死了汉少帝，改立刘协为帝，史称汉献帝，至此董卓完全掌握了朝廷。

190年，东郡太守桥瑁诈称以京师三公之名向各地发檄文，陈述董卓的恶行，联络各地州牧、刺史及太守讨伐董卓，共有十一路地方军加入，群雄并起，共推袁绍为盟主，史称“关东军”。董卓为了回避其锋芒，于是挟持汉献帝、强迁居民，迁都到长安，并火烧旧都洛阳。其间，关东联军只有孙坚、曹操真正出兵与董卓对战，但因持久力不足而退，而关东军也随之解散。此后，群雄纷纷割据一方，互相攻击。董卓迁都后，自封为太师，继续掌控朝政。

192年董卓最后被司徒王允和部下吕布等合谋刺杀，其族人亦被屠灭殆尽。不久董卓属下李傕、郭汜等人率兵攻入长安，杀死王允，吕布兵败逃亡，李傕等人挟持汉献帝，专政四年。其间凉州马腾与韩遂等也率军逼近长安。李傕派郭汜、樊稠及侄子李利于长平观击败马腾等人。195年，由于李傕与郭汜等人内部不和，发生内斗，分别挟持献帝与大臣，长安陷入一片战乱。7月，汉献帝离开长安，开始东归洛阳。李傕与郭汜等人又联合起来，追击献帝。而后汉献帝派人与李傕、郭汜讲和才停止追击。196年献帝辗转流亡，回到已成废墟的旧都洛阳，随后被曹操迎奉到许都，以汉献帝胁迫其他诸侯，史称“挟天子以令诸侯”。隔年，郭汜被自己的部将伍习杀死。198年，曹操派裴茂率领段煨等关中诸将讨伐李傕，李傕被诛杀，至此关中初定。

群雄割据

讨伐董卓之战结束后，各地方军阀对东汉中央政权已不加理会，转而发展各自的势力。原董卓部下张济因军中缺粮，途径荆州南阳掠夺，在攻打穰城时战死。其军队由侄子张绣继承后，反被荆州牧刘表安置在宛城，联手抵御曹操。孙坚在攻打刘表据有的襄阳时战死，其子孙策投奔袁术后向他借兵，带领孙坚旧部于196年到199年间在江东四处征战。最后孙策独领江东，与刘表对峙，并等待时机北上中原。197年袁术于寿春称帝，国号“成”，最后被曹操及刘备攻灭。194年益州牧刘焉病死，其子刘璋接任，与汉中的张鲁决裂，两方对峙。马腾、韩遂等人则于凉州、雍州一带各自发展势力。公孙瓒击败刘虞后雄踞幽州，最后被袁绍灭亡。东迁的吕布先是夺取曹操的兖州，被击败后先附刘备，接着夺其领地徐州，最后被曹操于下邳抓获处死。刘备继任病故的陶谦成为徐州牧，但先后因吕布及曹操而失去徐州，不得不依附河北袁绍，后又逃到汝南试图建立势力。

此时期各势力中成绩最突出的是袁绍与曹操，袁绍先用计占据韩馥的冀州，继而打败田楷、臧洪、公孙瓒等人，掌握青、冀、幽、并四州，雄霸河北，气势强劲。曹操四处征战，收编黄巾军余部男女老少约十万人，择其精锐组成了著名的“青州军”，几经转折，控制了兖州。曹操奉立东逃的献帝于许昌后，借由朝廷名义来讨伐各地群雄；先后破袁术、灭吕布、降张绣、逐刘备。势力发展成兖、豫、徐三州、部分司隶、雍州等中原地区。由于袁曹双方的势力持续壮大，最后发生了决战。公元200年曹操通过官渡之战大败袁绍，又通过几年时间，消灭了袁绍三个儿子袁谭、袁熙、袁尚的势力。通过北征乌丸以及平定辽东公孙康，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三足鼎立

208年，曹操统一北方后，乘刘表病死之机率大军南下，其子刘琮向曹操投降，刘备离开新野，南下江陵，途中被曹军追上击败，逃至夏口。此时鲁肃到备处探听情况，刘备也派诸葛亮出使江东，双方结盟，共抗曹军。孙、刘联军以少胜多，大败曹军于赤壁，曹军退回北方后，平定马超、韩遂西北联军，统一北方。促使形成三国鼎立局面。孙权、刘备双方也开始各自争夺荆州。刘备成功逼降荆南四郡；而孙权部将周瑜也向荆州南郡发兵成功将西北一带收为领地。211年，刘备率部进入益州，逐步占据了原来刘璋的地盘。219年，刘备从曹军手中夺得汉中，关羽也向曹军发起进攻，但是孙权遣吕蒙袭杀关羽，占领荆州大部，隔三峡与汉军相持。222年，张飞被杀，刘备出兵与吴军相持于夷陵，猇亭一战，被吴将陆逊击败，退回益州，刘备不久便驾崩于白帝城。之后不久，在诸葛亮、孙权的努力下蜀汉、东吴恢复结盟关系，共抗曹魏，至此，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

南北之间虽然还常有战事发生，有时规模还比较大，但是总的说来，力量大体平衡，鼎足之势维持了四十余年之久。263年，魏国丞相司马昭派钟会、邓艾、诸葛绪分兵三路南平蜀汉，与蜀汉大将军姜维发生拉锯战，钟会被挡于剑阁前，邓艾避开姜维大军的锋芒，抄阴平小路直取涪城，进逼成都，蜀汉后主刘禅投降，蜀汉被魏所灭。

三国归晋

265年司马昭去世，其子司马炎夺取曹魏政权，定都洛阳，建立晋朝，史称西晋。司马炎称帝后开始筹备伐吴，派王濬于益州大造船舰，以羊祜镇守襄阳与镇守江陵的吴将陆抗对峙。在264年孙皓即位后，交州（今广西省及越南国北部）向曹魏投降。两年后吴军意图夺回但被晋将毛炅击败。269年孙皓以虞汜、陶璜及李勖等人分陆海两路会师合浦，至271年方夺回交州。279年，修允部属郭马于广州（今广东省及广西省）叛变，孙皓先后派滕循、陶浚、陶璜等多方围剿方平定。同年晋军率大军南征，吴国岌岌可危。

东吴重臣陆凯及陆抗相继去世后，晋将羊祜提议伐吴，但遭贾充反对而作罢。279年西北之乱始平，王濬、杜预上书司马炎，认为是时候伐吴，贾充、荀勖等认为西北未定而反对。最后司马炎决定于该年十一月大举进攻吴国，史称晋灭吴之战。他以贾充为大都督，上游王濬唐彬军、中游杜预胡奋王戎军、下游王浑司马伷军多路并进。280年一月孙皓急任丞相张悌率沈莹、孙震渡江抵御王浑军，但皆战败而亡。而王濬军沿长江配合其他晋军攻下西陵、江陵、武昌及寻阳等地，杜预也夺下荆州南部。三月十五孙皓见晋军已包围建业，认为大势已去而投降。孙吴灭亡，西晋统一天下，至此三国时期结束。

三国文化

汉晋之际的学术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动，主要受传统思想的变化与政治斗争有关，前者成份居大。由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变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因尚名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直，归于老庄。

由于东汉晚期政治败坏，局势混乱。曹操与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来恢复社会秩序。曹操提倡信赏必罚，主张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观念打破以门第或名教的标准。诸葛亮也提倡法治观念，入蜀后修明法制，执法公平。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的主张以任才适用。他也重视军法，如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令而被斩，他也自贬三等。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提供了基础，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将焦点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玄学的抽象思辨。

经学方面，汉末郑玄之经学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晋之世，王肃继承父学而注经，其对经学的见解与郑玄不同，遂有郑、王两派互相驳难。曹魏末年，司马氏篡魏为晋。当时政治黑暗，知识份子之思想趋向反动、消沉而无出路。倾向曹氏者多是失势士子，采取清谈方式批评政治，主张自然。倾向司马氏者，则主张维持名教，使儒家作风渐起分化。因王肃为晋帝外戚，遂被立为官学，一时黜郑申王，使王学成为宗主。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大墓砖画。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春秋隐士荣启期及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

魏晋时期最突出的思想为玄学。其基本教义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玄学家好谈玄理，不谈俗事，称为清谈，流行于魏晋时期。在240年——248年的酝酿期，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玄学家认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后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见的表象“末”，进而提倡“以本统末”的理论。又视“本”为“道”，类比为没有形体的“无”（原理、趋势），视“末”为实际现象的“有”，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之后到司马炎篡魏建晋为止。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把焦点由思想理论转移到人生问题上。当时政治黑暗，司马氏压抑士大夫，并以崇尚名教自饰。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张儒教的礼法压抑人性且虚伪，强调人性的解放与自然真诚。他们带头实现这个理论，形成一股解放个性的风气。到了西晋之后，清谈之风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斐頠对“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

文学

三国文学中以曹魏文学最盛，分为前期的建安文学及后期正始文学，其中建安文学反对靡弱诗风，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这是因为自曹操等人热爱文学，各地文士纷纷吸附。建安文学代表人物为“三曹”及“建安七子”。其他的文学家还有邯郸淳、蔡琰、繁钦、路粹、丁仪、杨修、荀纬等。曹操具有沉雄豪迈的气概，古朴苍凉的风格，著有《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文。曹丕及曹植才华洋溢，曹丕著有文学评论《典论》，导致文学开始自觉发展。曹植具浪漫气质，著有《洛神赋》等文。建安七子与蔡琰、杨修等人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汉末以来的社会变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例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

正始文学时期，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受司马氏操控，文人备受压抑，难以直接面对现实。当代的作家有竹林七贤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正始作家大都通老庄，好玄学，对于社会现实，不如建安作家那样执着，持比较冲淡的态度。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尚继承“建安风骨”，敢于面对司马氏政权，其文学都有鲜明的特色。《文心雕龙》提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说明了阮籍和嵇康皆为正始文学的代表诗人。

孙吴作家有张纮、薛综、华核、韦昭等。张纮为孙权长史，与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陈琳等友善。薛综为江东名儒，居孙权太子师傅之位。华核则是孙吴末年作家。蜀汉作家有诸葛亮、郤正、秦宓、陈寿等。诸葛亮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的作品有〈出师表〉等。其文彩虽不如他人艳丽，然而内容浅易，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露出他北伐的决心。秦宓所写的五言诗《远游》，是蜀汉流传下来唯一可靠的诗篇。蜀中亦多有学者为书作注的人，如：许慈、孟光、尹默、李撰等，蜀汉后期有谯周、郤正都醉心于文学，谯周更写下了《仇国论》讨论过度征战的缺点，及郤正以依照先代的儒士，借文表达意见的《释讥》。东汉末年亦有研究纤图、术数的学者，如：任安、周舒，之后出现了周群、杜琼等人。

三国时期有名的史学家有王沈、鱼豢、韦昭及陈寿。王沈的《魏书》被史学家刘知几评为“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这跟他亲附司马氏势力，打压魏帝曹髦有关，故该书的参考价值也相对较低。韦昭善写史，著有《吴鼓吹曲十二曲》，内容为整部孙吴发展史，与缪袭的《魏鼓吹曲十二曲》南北相对。他又著有《吴书》55卷等。陈寿编写的《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他参考《吴书》及鱼豢撰写的《魏略》等资料，采三国并述的方式，创新纪传体史书的写作模式。虽仍有不足之处，但实是研究三国历史不可或缺的史籍之一。

宗教

本时期为佛教与道教的发展时期。由于天灾人祸不断，人民纷纷寻求宗教慰藉心灵，使得能够逐渐发展。南中诸夷族的原始宗教，具有很浓厚的巫风。其性质是神话崇拜，具有多神、崇拜自然的特点。在西南地区有长远的历史，形成早期的原始宗教。

东汉民间流行黄老之学，张角建立的太平道和张道陵建立的五斗米道，都是道教的雏型，到西晋时则称为天师道。张角的太平道，在道术方面较重“守一”。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又称《太平青领书》。内容庞杂，“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其社会思想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部分，也有呼吁公平、同情贫苦人民的部分。张角拥有广大教众后，于东汉末期率其弟张梁、张宝与部属张曼成发起“黄巾之乱”，最后被东汉朝廷击败而渐渐式微。张道陵于汉顺帝时入四川鹤鸣山，造作符书，创建五斗米道。该教可能是黄老之学与当地宗教的融合，符文大多源至巴蜀巫术。五斗米道与太平道教理教义基本相同，事奉黄老之学。张鲁使教内“祭酒”诵习《老子五千文》，《道德经》成为主要经典之一。《老子想尔注》反映早期道教对《老子五千文》的解释。经其子张衡（道教）、其孙张鲁的传播，流行于四川与汉中一带。张鲁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由巴、汉流传到江南一带。

佛教早在东汉初期即传入中国，但当时儒学兴盛，发展不大，至三国后方有发展。当时大乘佛教受贵霜帝国影响而传播四周。西域受其影响，于阗、龟兹等地佛教兴盛。之后又有天竺昙柯迦罗、安息昙谛和康居康僧铠等僧侣到洛阳翻译经典，将大乘佛教传至中国。昙柯迦罗推广戒律，这是中国僧侣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以其为律宗的始祖。昙谛所译的《昙无德（法藏）羯磨》受朱士行等人戒守，一般以此为中国僧侣出家之始。由于当时经文翻译未善，朱士行为求原经研读，于260年自雍州出发至于阗，成为首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他写得《大品般若》的梵本，后由弟子于282年送回洛阳，最后由竺叔兰译成《放光般若经》。发展方面，在东汉末期笮融曾于江东大兴佛寺。三国时期的佛教重镇，北方以洛阳为主，南方则为建业。曹魏魏明帝大兴佛寺，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孙吴方面，当支谦、康僧会先后入吴，受孙权推崇并支持发展。孙皓称帝时，本要毁坏佛寺，因康僧会说法感化，终而放弃。在蜀汉，佛教不是很兴盛，规模不大。

艺术

三国在艺术方面，孙吴有很多擅长各种艺术的名士，时人称为吴国八绝。有吴范、刘惇、赵达、严武、皇象、曹不兴、宋寿和郑妪等人。例如严武擅下围棋，同辈中无人能胜，有“棋圣”之称。至于曹不兴则擅绘画、皇象则擅书法。

东汉末期动乱不堪，许多画作被破坏或遗失，造成损失。佛教的发展，开始出现以佛教为题材的绘画。三国时期的绘画，因政治动荡、社会混乱而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三国之前，绘画主要属于“百工之苑”的技术性职业，尚未艺术化，在本时期开始出现现实题材的内容，亦是由礼教宣传过祖”，作品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等。他曾把五十尺绢连在一起，画一人像，心明手快，渡到宗教宣传的时期。画家也由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转移到长江流域。当时有名的画家有曹不兴、吴王赵夫人，其他擅长绘画的有桓范、杨修、魏帝曹髦、诸葛瞻等人。孙吴曹不兴，擅长写生与绘佛画，被誉为“佛画之运笔而成。其作品富有立体感，世人有“曹衣出水”之称，号“曹家样”。孙吴吴王赵夫人，吴丞相赵远之妹，善于书法山水绘画，时人誉为“针绝”。她为孙权绘各国山川地形图，实开山水画之首。汉末杨修相传有《西京图》等画。曹魏桓范擅长丹青，魏帝曹髦绘画人物史实。蜀汉诸葛瞻亦工书画。

书法艺术兴起于东汉末期。从三国到西晋，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书体，当时的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曹魏碑文书体方正、气度庄严，少有生趣。孙吴的著名碑刻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谷朗碑》等。其中《天发神谶碑》以圆驭方，势险局宽，气势雄伟奇恣。本时期主要的书法家有张芝、张昶、韦诞、钟繇及皇象等人。张芝擅章草，并创新出今草。出名的作品有《冠军帖》、《今欲归帖》等。张昶为张芝季弟，擅长章草与隶书。韦诞总结书法经验，著有《笔经》。其中“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是他的名言。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等作品为楷书经典之作。皇象擅小篆、隶书，尤精章草。流传作品有《急就章》、《文武将队帖》及《天发神谶碑》等。

科技

马钧擅长机械应用，提升生产量，制作出水转百戏和失传的指南车，荣获“天下之名巧”的美誉。他改良汉代的织绫机，使织出花纹具立体感，能与蜀锦相媲美。改良汉末毕岚的龙骨车，发明出龙骨水车来灌溉较高位的农田。现在部份梯田仍在使用。他还将发石车改造成轮转式发石车，提升抛击量与速度。

诸葛亮为了方便在山地栈道运输，发明“木牛流马”。其构造历代文献有异，学者一般认定为独轮车及四轮车，目前未有确实答案。他发明可以连续发射十箭的连弩，又称“元戎”。另外，据说源自诸葛亮设计，用于传递信号的孔明灯，被公认为热气球的始祖；据《事物纪原》载，诸葛亮也最早制造出长枪的原形，长枪最后渐渐取代了长矛。

刘徽为数学家，他自幼对数学有兴趣，学习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典《九章算术》。年长后于曹魏景元四年（263年）著有《九章算术注》，借由自己的注解，使其容易了解。之后刘徽又著作《九章算术注》的第十卷，即《重差》（后称《海岛算经》），这使中国测量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医学方面，有名的有华佗、张仲景和皇甫谧。华佗医术精湛，擅长外科手术。他与董奉、张仲景被史书称为“建安三神医”。不过关于他医术传奇的部份，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应该源自印度的佛教传说。然而，他可能是最早使用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外科手术的医者。张仲景鉴于当代动乱频繁，疫病流行，致力研究疾病，参考各家书籍写出《伤寒杂病论》。该书集两汉医经、经方二派的大成，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喻嘉言称此书：“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后世奉其为“医圣”。皇甫谧自幼家频，学习废寝忘食，淡于名利而不愿任官。他对针灸深入研究，将晋代之前各种经脉理论与针灸方法整理成《针灸甲乙经》，该书成为后世针灸学的范典。他还著有《寒食散论》，魏晋之后服食寒食散逐渐的流行起来。

关于其他技术，天文学方面，有先后担任孙吴与西晋太史令的陈卓。他收集各派资讯，完善中国星官体制，并绘制星图，为后世所沿用。裴秀的“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蒲元擅长锻链铁器，他在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为诸葛亮制刀。其刀能劈开装满铁珠的竹筒，誉为神刀。由于孙吴位于江南地区，水路发达，造船技术发达。其战船有的上下五层，有的还能容纳士兵三千人。蜀汉盛产井盐，利用当地的天然气来煮盐，提升了产能。

三国政治

东汉末年，朝纲败坏。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的残酷迫害活动，史称“党锢之祸”。后灵帝即位，以其极度追求奢欲而著称，巨鹿人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揭竿而起，致使公元184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起义猛烈地冲击了东汉政府腐朽的统治。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去世，少帝刘辩即位，其母何太后听政，其兄何进为大将军，掌握大权於一身。而皇帝尊信张让等十常侍，使得平乱功勋的将士一一被陷害，或遭刺杀，或遭流放，宦官与外戚明争暗斗，十常侍张让等人与将军何进之争尤其激烈，终两败俱伤，皆死于非命，史称十常侍之乱。后朝廷引董卓入京，本为匡扶社稷，实则引狼入室也。其荒淫无度，专横跋扈，以杀人毁宫为乐。操曾言：“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陈寿）而卓甫一掌权，即废少帝刘辨，另立刘协为献帝。时民间有一童谣道：“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斯难。”似乎暗喻朝廷应当迁都长安，方可抑止颓势，基业永固。董卓竟轻信之，随而洗劫洛阳，纵兵士烧杀抢掠，淫人妇女，直奔长安而去。董卓的暴虐使得中原哀声震天，人神共愤！十八路军阀共举义兵，推袁绍为首，联名伐卓。可惜“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蒿里行》曹操）除了孙坚和曹操在前线奋力作战外，其余诸侯你观我望，迟疑不前，皆各怀鬼胎，想借此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好为日后称霸中原奠定基础，“大失天下之所望”（曹操语），终于是“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蒿里行》曹操），爆发内乱，从此，又一次长时期的军阀混战开始了，这使得腐朽的东汉政府更加摇摇欲坠、名存实亡。经过几十年的斗智斗勇，逐渐形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国时代。

在这样一个乱世，势力最庞大的曹操集团当然不得不说。首先，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开创了建安一代风气，钟嵘评价曰：“曹公古直，颇有悲凉之句。”（《诗品》钟嵘）敖陶孙《诗评》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刘熙载《艺概·诗概》言：“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曹丕的《典论·论文》有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可见文章对于经国的重要。在那个时期，中国最主要的文学家，如建安七子都围绕在曹操左右，而几乎所有的文人也都聚集在北方，这为曹魏营造了一股宏大的文学之气，这种情景是吴、蜀两国根本无法比况的，虽然有句话说“江东出才子，蜀中多豪杰”，然而实际上在文学方面这两个国家比起北方差得太远了。而曹操更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陈寿的《三国志》里是这样评价曹操的：“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韩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这样评价可以说是非常高的，但却仅仅局限于曹操的才干上面，而无中国人向来看重的德行。《荀子·宥坐》云：“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饬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这里孔子对少正卯的评价正是我国古代对奸雄最早的五个定义。而《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孙盛杂记》道，盛情款待曹操的吕伯奢全家被操惨杀，事后操虽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但仍让人觉得有些大言不惭，其奸雄形象已初显端倪。其后诸如割发权代首，借王垕之首以安兵心，梦中杀人诸事更是暴露无遗。而曹操举孝廉，发义兵，修耕植，畜军资，挟天子以令诸侯，奉天子以令不臣，破袁术、擒吕布、平张绣、并张鲁、灭刘表、克袁绍，终是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被其子曹丕追尊为太祖武皇帝。名士许子将论操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汉书·许邵传》范晔）苏子谓其“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前赤壁赋》苏轼），《资治通鉴》则引操谋士荀彧、郭嘉对曹操的评说，说操有十胜，即“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正如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所说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通过这段话可知，曹操的曾祖父曹参为西汉相国，封平阳侯，世袭爵土。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陈寿以魏为正统，言武帝之父“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很可能是一种隐讳的说法，所以曹嵩的出生应该是比较卑微的，那么对于曹操来说，他在那时候会被很多人瞧不起。但不管怎么样，曹嵩的养父毕竟是深受皇帝宠爱的曹腾，本来卑微的出生一下子提高许多（虽然并不是很有底气），曹嵩也自然而然的沾上了光并曾位列三公，位极人臣。曹操在任洛阳北部尉期间，设五色棒，上涂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欲整治风气、“齐之以武”。面对大宦官蹇硕的叔叔蹇图夜行，乱棒将之打死，震动朝野。而曹操有胆量这样做正是有曹腾给他撑腰，故而事后蹇硕也不敢动他。而在门阀观念颇为严重的东汉末年，出身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对各种人才的流向很具有影响力，譬如家族四世三公的袁绍就是典型中的典型，他依靠自己的官宦世家吸引了众多人才的依附，曾经成为了北方最庞大的割据势力。而对于曹操，这似卑实高的出生还是为他争取到了中原地区世族地主的支持和很大一批名士大族的拥护。象荀彧、贾诩、郭嘉、华歆、崔琰、杨修等等这些在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名士大族绝大部分都聚集在曹操集团当中，这是相当关键的。当然，曹操集团当中也有一部分寒门下士，譬如诸葛亮的好友颖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而最有名的就是荆州人士徐庶徐元直了。他“少好任侠击剑”，“尝为人报仇”（裴松之注引《魏略》）很明显的一个寒门下士，这并非士人圈子所能接受。《三国演义》对于他的描写颇为精彩，把他说的智谋高超，神乎其神，他曾为刘备帐下第一军师，曹操为了得到他，软禁了他的老母，使得孝顺的他与刘备依依惜别，不得已而投操，他又立誓终身不为曹操设一谋，令众多读者扼腕叹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徐庶确实因为母亲的缘故离备投操而去，但他并没有不设一谋，只是在曹操那里做了一个小吏而已，难怪诸葛亮曾叹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二人即指徐庶和石韬）由此可见，在名士大族聚集的曹魏集团中寒门下士是卑微的，不受重视的，也从侧面反映了曹操集团人才的众多。那么曹操是通过什么办法聚揽了这样一大批人才在他身边呢？操曾三次颁布《求贤令》，其中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发布的《求贤令》言：“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也被后来众多的人奉为古代爱才的范例，常常使后世怀才不遇者自恨生不逢时，不得其主。在曹操集团中诸如荀彧、贾诩、郭嘉、张辽、张郃、徐晃这一些人物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些人却都是在战场上从敌营中吸引过来的。正如曹操所言：“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陈寿）对于人才，曹操表现出的是一种“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短歌行》曹操）的渴求之情，是一种“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短歌行》曹操）的广博之心，只要有才即使不仁不孝也无所谓，只要能为他曹家事业作出贡献就会积极地吸纳，然而这是一种典型的趋利思想，是与中国传统的避害思想完全相悖的。对于荒淫、昏庸的桓、灵二帝，百姓当然不可能喜欢；对于“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的董卓，其专横和暴虐百姓当然更不可能支持；对于打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旗号的张角，百姓也许曾经抱过一些希望和幻想，但由于农民起义的局限性，黄巾军终于还是被残酷的镇压了；现在轮到了曹操，他的与中国传统的避害思想完全相悖的趋利思想又给他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更何况是在提倡以孝治天下的两汉时代，他的这种做法不仅不会得到广大百姓的宠爱，甚至反而会招来厌恶。那么还有谁是百姓心中的明君呢？我们再看三国时第二大割据势力孙权集团。

据《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孙权十五岁被举为孝廉，后随父兄征战，建立了江南东吴政权，称为吴大帝，治国有术，用人不疑，“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情”，其借父兄二世余荫，极善治国用人，故能“割据江东，国险民附”，曾用周瑜大败曹操于赤壁，用吕蒙擒杀名将关羽，用陆逊击溃刘备于彝陵，三国时数次重要的历史都由他编写。孙权虽然没有曹操那样宏大的文学集团，但是有一点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是与曹操相似的，那便是他官宦世家的出身，也正是这一点使他得到了皖北和江东世族地主的支持。虽然孙权集团没有处在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方地区，但同样也吸引了一部分名士大族的加盟，诸如张昭、周瑜、鲁肃、顾雍、步骘、虞翻等等这些政治、军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两军交战之际，孙权居然敢乘舟至曹操水寨中观望军情，其胆识和魄力可见一斑，要知道西蜀之主刘备遇见曹操一般都是调头就跑的。难怪曹操见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乃临江谓然而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三国志·吴主传》陈寿，裴松之注《吴历》）权亦在与操书信背后附言：“足下不死，孤心不安。”（《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孙权书信退曹操 刘备得图灭刘璋）操见信大笑。二人可谓惺惺相惜。然而孙权集团可谓三国中最精明的，也可以说是最不守信用的。西蜀虽弱，态度却向来鲜明，除了刘备抱关羽之仇曾死磕过孙权外，一直以来都是北向抗曹，地寡人稀，还屡伐中原；曹魏自不用说，谁打我，我就打谁，身为大国，故而长期处于同时对抗两国的局面，往往顾此失彼。而东吴呢，唯利是图，只看有没有好处，谁对他有利他就立刻倒向谁，态度一直模糊不清，脚踏两条船。另外孙权也有一些弱点，譬如他对于人才的渴求不如曹操那样强烈，曹操可谓“海纳百川”，而孙权曾经因为凤雏庞统貌丑心中不喜不愿吸纳，当然，张松献图相投时，曹操也曾因其形陋而数日不见，并因此失去了取得益州的最好时机，但也就此一次，而孙权对于外来的人才总抱着相对排斥的态度，这对东吴的发展有害无利。另外，孙权的进取心也不如曹操，总是以长江之险固而自守，偏安一隅。还有，通过翻阅史料可知，三国时发生在东吴的农民起义居然比魏、蜀两国的总和还多，南越一直不满孙权暴政，曾多次组织反抗，特别是山越族人多次掀起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迫使孙权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保境安民上，而薄弱的经济基础，又使得吴国不得不实行三国中最重的苛捐徭役杂税，弄的民不聊生。这样的君主显然也得不到百姓的拥护。那么鼎足之下割据西蜀的一方势力又最为弱小的刘备集团，他们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曹操：“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陈寿）周瑜：“刘备以枭雄之姿。”（《三国志·吴书·周瑜传》陈寿）刘晔：“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三国志·魏书·刘晔传》陈寿）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三国志·先主传》陈寿）论其出身，虽然自称皇室宗亲，为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然而在史书上已无宗系可考，估计也是妄称，其实就是东汉末年一个生活清苦的普通老百姓而已。因为在门阀观念极为重要这一点上，刘备显然远远无法与曹操、孙权、袁绍等等这样一些官宦世家的出身相比况，而要取得成就，就要吸引人才，尤其是在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名士大族，所以他也就不得不以皇室宗亲的幌子，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了。可是，名士大族的眼睛是雪亮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虽然也曾经就学于名士卢植，但自身却远非名士，且“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三国志·先主传》陈寿），可见毫无与曹操相比拟的文化修养，志趣风格也与名士迥异，这岂是清高的名士们所能够接受的？而在那个时代，“不惟君择臣，臣亦择君”，可想而知象以刘备为中心的军阀对于中原地区的大族名士又怎么会有吸引力呢？真正吸引这些大族名士的是曹操、袁绍、孙权这样的人物。在长期的没有根据地的运动战过程中，相信刘备他们自身也是比较自卑的，譬如孔融曾修书附太史慈送与刘备，请发兵相救黄巾管亥围城之急，备敛容曰：“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耶？”（《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陈寿）。孔融世之名士，竟求助于他，令刘备有点受宠若惊，遂立刻同云长、翼德点精兵三千，往北海郡进发。其不自信可见一斑。

那么，在缺少名士大族支持的情况下，刘备又是怎样拥有西蜀之地，并成为三分天下的一方呢？刘备集团自打组建以后长期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四处流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曾先后投靠过公孙瓒、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人，真可谓几经波折，年龄很大了却仍然没有自己的地盘。或曰备品行不佳，投靠过这么多人皆无善终，与吕布似同。实则非也。吕布反复无常乃为利也，无论杀丁原，诛董卓，和袁术，亲刘备尽皆如此，而刘备则乃迫于势耳，其在刘表处时曾因髀肉复生却寸功未建而流涕慨叹。直到赤壁之战前夕，刘备在荆州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辅助，在隆中定得三分之策。后再次被曹操打得大败，穷途末路之时，与孙权联手，在赤壁之战中打败盛极一时的曹操，并从孙权手中借得了荆州，又依靠刘璋的手下张松、法正等的叛变以为内应，轻松谋取益州，才建立了横跨荆益两州的政权，确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后进位汉中王，随后称帝，其时已是耳顺之年了。而刚做皇帝不久，就兵败彝陵，病逝于白帝城。由此可见刘备的隐讳之深和诈术之高。刘备表面上夹着尾巴做人，实际上却不停地瞅着时机。虽然曾以皇室宗亲为由于刘表之托固辞不受荆州，却终于又不顾皇室宗亲之系主动出袭刘璋得取益州。前者一是迫于宗系，二是正当秦王失鹿，群雄竞逐的年代，刘备那时势力微小而寡弱，最重要的还是争取民心争取人才的相附，不能因为一荆州而使其背上宗室相欺的不好名声，从而使其在诸侯竞争中日渐孱弱，三是荆州地处要害，历来都为兵家必争之地，刘备一定琢磨着即使我拿了荆州，以我现在的实力一定要不了多久又马上会丢掉荆州，到时候不是鱼与熊掌什么都没有得到么？所以分析过后坚决推辞刘表。再看后者，此时的刘备已经在诸葛孔明的指引下坚定了横跨荆益两州政权，确定三分天下之势的政策目标，其时已经于孙权处借得荆州（当然他是没有想过要还的），迅速拿下益州就可以实现他的既定方针，他的人生目标。对于刘备这样的谋略家来说，这样的肥肉怎么可能让它从嘴边溜走？故而对于益州，刘备只是做了几番虚情假意就迅速拿下，使得虽是皇室宗亲的刘璋后悔莫及、懊恼不已。

而他们这个集团又主要是依靠哪些人的支持和帮助呢？在我国封建时代，尤其是较为久远的东汉末年，蜀汉地区是相对落后的，没有产生出一个世族地主阶层，刘备集团主要是由下层豪侠武人组成的，文学氛围当然就更谈不上了。我们来看一看其集团主要人物的情况。武官方面，民间所谓的“五虎上将”之首关羽，据说原名冯贤，曾因杀了倚势凌人的势豪，亡命于江湖，逃难路过关隘检查，遂指关为姓，而为关羽，不复更改；右将军张飞，据说是涿县一个卖酒屠猪的大户，好像又做过“兵子”；左将军马超乃西凉马腾之后，贵为名门，是刘备集团中少有的名士大族之一，却因触犯刘备，不得重用，忧郁成疾，早早死去；后将军黄忠原为韩玄手下，智勇双全，曾于定军山斩杀曹魏名将夏侯渊，也是一个难得的名士，可惜投备不久就身亡了；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赵云，虽然武艺高强，却不为袁绍、公孙瓒等器重，皆因门第之故，整个一下层武士。文臣方面，诸葛亮，自称“东方下士”（《三国志》卷四十《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其实也是一个高居隆中的山林隐士，虽自比管仲、乐毅，实际上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看好，被许多人瞧不起，亦乃名士圈外之人；糜竺，祖辈经商，家业丰富，是为“豪人”，先世不显；法正，投靠刘备以后成为了刘备集团中真正的第一谋士，又是在刘备集团中很难见到的名士大族，对于这样的人才，刘备怎能不喜爱？可惜也是早早死去。通过以上可以看出，第一，刘备集团的人才构成还是以寒门下士为主的。第二，刘备当然也喜爱名士大族，因为这些人在政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刘备集团举足轻重的人物当中仅有的几位名士大族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后期投靠而来，也有着一个共同的命运——早亡，这对刘备集团的损失是很大的。那么刘备集团的旧部虽然几乎尽为寒门下士，但他们主要又是哪里人呢？先看其集团的核心刘备，乃河北涿县人；张飞，亦为河北涿县人；关羽，山西解良人；赵云，河北真定人；孔明，山东沂南人……看来一群北方人初到益州（尤其是用那样并不怎么光明的手段）想要安稳民心，争取人才的支持可谓重中之重。刘备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善待刘璋旧部只是一种策略，等到政局基本平稳了，在此后的各种军事、政治活动中，占据绝对主要位置的还是那些最初即追随刘备的北方人才，事业上主要依靠初始起兵时追随自己的一班人员，后期对人才的挖掘也不够，以至于蜀汉到后期人才愈发匮乏，后继无人，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廖化可是很早就追随刘备加入其集团的黄巾军的一名武将；自孔明逝后，寄其遗志九伐中原的姜维和夏侯霸又居然都曾是曹魏的将领！这真是蜀汉的耻辱和悲哀。

其实刘备是很会争取人心的，虽然可能有许多是他迫于政治需求而不得不做的。譬如赵云于万军当中杀操数十员上将，救得阿斗回，奉于刘备，备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身怀绝技而曾在公孙瓒、袁绍等处失意的赵云似乎突然之间找到了知音，遇见了明主，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也许就是那一摔，把阿斗摔得痴呆了，弄得刘备好不容易拼出来的基业又迅速地被阿斗葬送出去（一笑）。再如刘备彝陵惨败，无颜回都，退于白帝城，忧病将逝，遂托孤于诸葛亮，表现出了对诸葛亮极大的信任，一句“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将诸葛亮的心彻底地征服了，《三国志》评曰：“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诸葛亮最后是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曰：“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事实也的确如此。刘璋暗弱，益州成为兵家垂涎之地，张松携西川地图而出，本将曹操作为心中的明君，奈何操态度傲慢，数日不见，张松又见刘备，备正好相反，彬彬有礼，对张松谦恭有加，松感而投之。回奏其主刘璋曰：“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雠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三国志·先主传》陈寿）曹操就此失去了取得益州的最好机会，而刘备却得以轻松地拿下益州。

虽然会用人，但是刘备在文化修养和战争谋略上毕竟是不如曹操和孙权的，曹丕谓“刘玄德不晓兵法也”，而且做大事很重要的官宦世家的出身刘备也没有，他不但出身卑微，而刘备又为什么能取得相当的成就，并坐上汉昭烈皇帝的宝座呢？除了自身的努力和对有限人才的合理使用外，关键的原因还在于他既没有曹操那样显露的趋利思想，“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三国志·先主传》陈寿）也没有孙权那样的苛政重役。刘备是非常注重宽民，也非常善于养民的。对于这样的君主，虽然他是弱小的，但是广大百姓却对他寄予了最大的希望。然而希望并不代表现实，刘备集团最终还是三国当中最早覆灭的。以至于在民间，尤其是在朝纲不正之时，人们为了寄托心中的情感，各种各样有利于刘备的野史以及褒扬刘备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早在宋朝，百姓的态度就是“见刘备败则泣，见曹操败则喜”。而这些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就是《三国演义》了。由于受“尊刘抑曹”思想的影响，在《三国演义》中，作者为了刻画出一个完美的昭烈皇帝出来，真可谓是竭尽全力。像开篇即续出家谱，点出天命，指明刘皇叔必当会有天下。第一，提高身世，在史书已不可考的宗族世谱以《演义》当中编造的宗族世谱加以绝对的肯定，再让当朝皇帝认刘备为皇叔，再不断的从书中以其他许多不同人的称呼以抬高其身份，还常常令刘备自报皇室家门。第二，小说经常虚构一些刘备的德义之行，要么是对于黎明百姓，看见百姓受苦动辄就要自刎，要么就会常常出现一些天助天成之相，如其大呼：“的卢，的卢！今日妨吾！”（《三国演义》第三十四回）而跃马飞过檀溪。刘备本不善武功，戎马一生四处受挫，作者却喜欢虚构战役大表其功，或者是虽败犹荣，或者干脆就不写他的失败。所以弄得我初读《三国演义》之时，本来刘备历史上的惨败读来却感觉他似乎一直还占着优势打着胜仗。其他的诸如政治上的一些东西，作者要么仍然隐去事实，不写真相，要么就移花接木，前后颠倒，把刘备诡诈的一面完全给覆盖了，最典型的比如汉献帝还在朝之时，他的两个儿子（第一个是义子）就分别叫做刘封和刘禅了，连在一起就是封禅，可见其做皇帝的野心是多么的大，虽然成天嘴上是另外一个腔调说自己是臣子要为汉室尽力。刘备又是老来得子，所以曾经害怕后嗣无人而过继了一个义子刘封，等到有了阿斗，就马上借关羽被害之故坚决将其除掉，以免生祸端，真可谓心狠手辣。对于刘备大致如此。而刘备集团中的那些寒门下士，却大沾刘备之光，那真可谓猛将如云，智士如雨，君德臣贤，人才济济，被描绘得神乎其神，智勇双全，也真的是有点过了吧。曾有一言曰：“蜀小国耳，名将唯羽”（《三国志·刘晔传》陈寿），而关羽一生所斩名将亦只有颜良，恐怕也是因为其美髯红脸的忠义使有此名，要知道，名将可不是猛将。象武艺超群的周仓也是虚构的，本来早夭的张苞也变成了一员百战百胜的上将，关兴弱冠即亡，根本没有参加伐吴战争，却也变得勇猛无比，还斩了杀父仇人潘璋，让潘璋早死了十多年。其余琐碎，在此就不列举了。此外，《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为了寄托对刘备的喜爱，刻画了他的许多仁义之举，更描绘了百姓对刘备的拥戴，诸如猎户刘安杀妻献肉之事居然跃然纸上，令人瞠目结舌。其实这样的夸张反而是弄巧成拙，不及《三国志》中的刘备那般可爱、可信、可敬。鲁迅先生于《中国小说史略》中论曰：“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虽然《三国演义》中关于刘备仁义的描写过于夸张而显得不真实，但这却从侧面反映了人民群众心目中明君的形象。“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这个唱词人们再熟悉不过了。在京剧脸谱中，红色一般代表着忠勇、侠义，多为正面角色；黑色一般代表着直爽、刚毅、勇猛、智慧；黄色则代表着凶猛、枭勇；白色代表着阴险、奸诈的人物形象。通过时间的流逝，百姓心中的这份情感已经逐渐积累成为了一种文化，并且深入人心。

三国经济

曹操迎献帝于许昌后，以”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为方针，在许昌附近实行屯田。结果”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因此，操设置田官于各州郡内，招募流民屯田，把屯田制加以推广，以改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所做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境况。正因屯田制之成功，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正因采取屯田措施，使北方的社会转向稳定，终达至”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蜀汉经济

益州自古以来已有天府之国的美名，汉高祖能得天下亦靠此地物质丰厚为根本。东汉末年，刘焉父子先后担任益州牧，用以宽制宽之政策以治蜀，逐引致豪强垄断土地及山泽资源，因而减低税收。自刘备占领益州后，诸葛亮及法正一改以往弊政，打击豪强，并曾采用闭关息民，务农殖谷。又在都江堰设堰官，管理农田水利工程，并推行屯田，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此外。亮及法正对冶铁、煮盐、织绵等重要手工业，实行公营，并设立专职官员加强管理。以上一连串措施，使国家税收大大增加，奠定了三足鼎立的条件。后来关羽失荆州，备讨伐吴败亡，使蜀面临崩溃边沿，故亮在经济方面扩大手工业官营范围，提高蜀绵生产量，以助加快恢复国力之步伐。

东吴经济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原地方连年征战，地方残破，北方人民携家渡江以避难。北方难民不乏富商大贾，他们由北方走难到江南同时，带备了生产技术与文化，为当时贫困的江南带来新血。原本江南农耕技术十分落后，尚未懂得牛耕。及后生产技术注入，农业生产技术逐渐提高，人口亦因此渐渐增加，一改以往地广人稀的境况。孙氏三代：孙坚、孙策、孙权之统治领地渐大，军队亦因此变得庞大，故此粮草军需耗费成为国家支出中的一大部分，为减轻负担，逐实行屯田制，并设置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屯田制有分兵屯及民屯。兵屯下之耕者为佃兵，民屯下之耕者为屯田客。吴位于长江流域以下，故亦注意兴修水利，以利用水力资源和作军事防备。

三国人口

黄巾之乱后，中原地区发生天灾饥荒，例如：“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等纪录。董卓掌权后，放纵士兵淫略妇女，剽虏资物。在面对关东军联合讨伐下，竟然“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以至于民怨载道，人口数大减。曹操征徐州时，“凡坑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李傕等在关中，“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益州的刘焉、刘璋及荆州的刘表镇压叛乱，扬州因为孙策等人的战争，使得人口数都减少。

当时的人民朝三个方向流动：由关中西迁至凉州或是南迁至益州、沿汉水迁移至荆州，各约十万户。由中原地区往东北迁移至冀州或幽州，再迁至辽东。鲜卑和乌桓也因为这波流民而壮大。最后也是最大一股，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至徐州彭城，再南迁至江南地区。当时“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孙吴立国的基础即建立在此上。例如：鲁肃、诸葛瑾、吕蒙、张昭及徐盛等人就是此次南渡的中原士族之一。

自三国鼎立局势渐渐形成后，人民转而因统治者或战争而被迫迁移。曹操攻击张鲁时及攻下后，共迁部份的川东汉中居民入关中。曹丕建都洛阳后，迁冀州五万户士家以实河南。魏灭蜀后迁蜀人三万家至洛阳和关中。刘备领有益州，多次迁民于成都平原。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也迁陇西居民以实汉中。孙权在早期即击败江夏太守黄祖，虏掠男女数万口。他建国后为了提升人口数，平定山越并以其“羸者充户，强者补兵”，并且骚扰淮南来获得人口。

以下表格可知人口锐减趋势。由东汉晚期到西晋统一全国，虽然时间尽隔125年，但人口只有东汉人口峰值的35.3%。至此户口一蹶不起，至到隋文帝在位时方渐复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人口高度的军事化，当时三国控制的人口还有兵户、吏户、屯田户等。例如曹操早在创建时期即推行屯田制。蜀汉人口虽只有九十万，但是却有十万多的军队，占总人口十分之一。而屯田户数量之大，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三国军事

三国官制、兵制和东汉官制、兵制比较相似。曹魏的中央军，分中军和外军。“‘中军’是对‘外军’而来的，中外军的区别形成于汉建安时代（196——220），到黄初年间（220——226）都督制成立，中外军的区分及中外军的名称也就正式成立。建安以前，曹操集团只是割据的群雄之一。曹操迎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尤其是在官渡之战打败袁绍取得冀、并、青诸州以后，他的统治区才渐具国家的规模。这时局面大了，再不能象过去一样，带领一支军队到处征战，因之便产生了留屯的办法。平定一个地方，留部分军队驻防，并由一人任统帅统摄辖区内诸军。这种留屯制，实即魏晋以下盛行的军事上分区的都督诸军制的滥觞。这种情形，发生于曹操打败袁绍占有冀、并诸州之后，到赤壁战后，三国鼎峙的局面形成，便渐渐固定为一种制度，而且发展为后来的都督制。国家的军队既在事实上分了内外，内外的名称自然也跟着形成，留屯在外的将军及都督所领的兵，就称为外军；中央直辖的军队，就称为中军。”

《历代兵制》叙述了魏中军的发展：“初，曹公自置武卫营于相府，以领军主之。及文帝增置中营，于是有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武卫营是曹魏集团最亲近的宿卫禁兵，其设置时间，《补三国兵志》说在建安十三年（208）。那时曹操刚做相国，便在相府自置武卫营。当时汉帝的禁兵为数已不多，且在曹操控制之下，武卫营一成立，有所疏漏。“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也是不确的。事实上，曹魏先后置武卫、中垒、中坚、骁骑、游击等新五营，归中领军统帅；东汉以来北军的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五营，曹魏时期依然存在，但兵员已少的可怜，五校地位已不如武卫将军等，已无可能去统帅武卫、中垒等新营。

留屯各地的外军，开始编制很不一致，统帅往往临时由中央委派和更换。到魏文帝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历代兵制》：“黄初三年，特置都督诸州军事，寻加四征四镇将军之号，又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位太尉上。”曹魏的都督诸州军事，是代表中央分驻各地的军事长官，所领是不同于州郡兵的中央军队。所谓四征四镇，是指征东将军、征南将军、征西将军、征北将军与镇东将军、镇南将军、镇西将军、镇北将军等称号，此外还有所谓四安四平将军的称号，这些都不是固定军职，而是临时赠封的称号。从这些称号也可以知道，那些都督诸州军事的将军，是代表中央去行征伐镇压之权。中外诸军即中军与外军，“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则是以大将军统帅全国中央军，大将军成为曹魏最高军事统帅。曹魏政权是取代东汉王朝而建立的，开始仍以太尉为最高军政长官，置大将军后，太尉最重要的权力被分割，所以陈傅良说大将军“位太尉上”。

综上所述，曹魏中央军的系统是：

——中军——领军、护军——诸营将校

中央军——大将军——

——外军——都督诸州军事

除中军与外军，曹魏还有作为地方兵的州郡兵。东汉光武帝罢兵募士，郡国兵力十分薄弱。到东汉末年，一些州郡守割据称雄，兵力转强，多数州郡的军队则逐一消灭或兼并。曹操统一北方，大大小小的割据武装或被消灭，或被收编，北方各州郡往往只有留屯的中央军，而没有地方武装了。当时丞相主簿司马朗建议令州郡都建立地方武装，以“外备四夷，内威不轨”。《历代兵制》：“自纳司马朗之言，复令州郡典兵，但地方州郡长官的权力却借此大大膨胀起来。所以《历代兵制》认为，曹魏政权的“兵权外聚于州牧，内归于大将军及太尉”。因此后来有人上疏魏明帝，要求解除缘边州郡刺史、太守的领兵权，另外派遣大将去镇守，以免刺史、太守领了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而不能“独修务本之业”。

曹魏兵制，还有屯田兵值得一提，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兵屯两种，是汉代官田出租办法及边郡屯田的推广。民屯的管理方式是：由大司农掌管全国的民屯，典农中郎将负责一州郡的民屯，典农都尉负责一县级单位的民屯，屯司马负责一生产单位——一屯。每一屯有屯田客五十人。民屯的任务是种植稻、粟、桑、麻，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收获上缴政府。屯田客不服兵役，但实行军法部勒式管理，应该纳入兵制研究的范围。建安初年开始的屯田，本是为了束缚流民于土地和为政府提供大量租入以充军需；到魏末晋初，统治者为了世家大族的利益，经常分割屯田，瓜分屯田客，屯田制度遭到毁灭性破坏。兵屯的开始晚于民屯，一般是保持原有的军事编制，设立在与吴蜀两国对峙的边境，让士兵且佃且守。东吴也；有与曹魏大体相似的兵。名将：曹氏兄弟（曹仁、曹洪）、夏侯兄弟（夏侯惇、夏侯渊）、许褚、张辽、张郃、徐晃、于禁、乐进，其中后五者并称曹魏五良将。

蜀汉兵制大致和魏相同，但又有其特点。蜀汉的中央军，《历代兵制》说：“蜀置五军。其左、右将军、督、护一人，其中师、监、护、典、参军各一人，其前师、将军、监、护、督军各一人，其后督、将军、兼一人。其将校略如汉。”五军即前、后、左、右、中军。中军与曹魏一样同时又是宿卫部队；前、后、左、右四军略等于曹魏的外军。蜀汉中央军置军师将军一至二人，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五军的组织系统不完全一样，中军有护军、监军、军师、都护、领军、典军各一人；前、后军有护军、监军、军师、领军、典军各一人；左、右军有护军、监军、都护各一人。史书记载，前、后、左、右军的统帅分别是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只有中军统帅是护军；而据王平、刘敏、姜维等传，前、后、左、右四军又常以护军或监军为各自的统帅。因此，前将军等官号，究竟是护军的另称还是进称，或者是不同时候的职官，还有待进一步考查。

蜀汉的基层军队，有许多不同的称号。《历代兵制》：“兵有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之别，盖不全用蜀人也。”“刘璋时，三辅流人数万，收以为兵，号东州兵。”这里所举的尚不完全，据王欣夫《补三国兵志》统计，蜀汉有以下称号的基层军队：曲长则蜀汉往往有专门的前锋队。无前、无当，二者可能同为一支精勇的队伍。飞军，以羌族的一支——青羌为主，分为五部。虎步，精勇的步兵队伍。虎骑，精勇的骑兵队伍，此外还有散骑、武骑等骑兵队。白毦，由以白羽毛为饰的少数民族组成。賨叟，由賨人（湘、川一带的少数民族）组成。此外还有夷兵，由荆州一带少数民族组成。从这些称号可以看出，蜀汉政权不仅让蜀中汉人当兵，而且大量以外族为兵，组成飞军、青羌、白毦、賨叟、夷兵等外族军队。从东州兵的情况还可看出，蜀汉还把外来流民组建成军队。名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魏延，姜维，廖化，王平。

东吴兵制比较杂乱，大体也与魏无异。其军队特点，如《历代兵制》所说：“吴多舟师，营校略异于汉。”东吴立国江南，北有长江天险，东南有东海、南海，内地多湖泊水泽，多水域的自然条件，尤其是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经济，决定其水军强于魏、蜀，以致数次以舟师挫败来进攻的曹魏大军。东吴的船只体积大、数量多，并且有艨艟、斗舰、楼船、飞云、盖海、赤龙、驰马、长安、大舶、大艑、青龙战舰、晨凫等众多名号。根据《吴书》的记载，当时能载马八十匹的还算小船。又根据《晋阳秋》，西晋灭吴时，接收其船只五千余艘，其中包括运输船和战船，运输船中，相当大一部分属于水军作运输军需用。这样，虽不能得知东吴水军船只的具体数字，但其规模之大则是可以想见的。当时东吴水军舟师不仅时刻巡守长江天险，而且游弋于辽阔海域。东吴水军统帅为水军都督。

东吴的中央军与曹魏、蜀汉相同，有前、后、左、右、中五军，军中将领亦有护军、领军、典军、军司马等。一旦进行战争置大都督总领五军，各军置部督等。名将、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程普、韩当、周泰、甘宁、太史慈。

三国官职

大司马：汉武帝（刘彻）废太尉设大司马，光武帝（刘秀）又废大司马为太尉，故大司马即太尉，为掌管军政和军赋的最高官职，即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东汉时与司徒、司空并称三公。

大司农：秦时称治粟内史，景帝改称太农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为大司农。魏初设大农，文帝（曹丕）黄初二年（221年）改称大司农，蜀、吴亦各有大司农。两汉时大司农掌管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财政收支，而到了三国时期，由于权力的分散则只能负责这些物资的保管工作了。九卿之一。

大鸿胪：秦时称典客，汉初称大行令，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大鸿胪，掌管接待宾客之事。九卿之一。

卫尉：秦时始置，汉景帝（刘启）初更名为中大夫令，不久即恢复原名，掌管宫门警卫。九卿之一。

太尉：同大司马。曹丕即位后任贾诩为太尉。

太傅：辅弼国君之官，作为重臣参与朝政，掌管全国的军政大权。曹睿即位后人钟繇为太傅。

太常：秦时称奉常，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为太常，掌管礼乐社稷、宗庙礼仪。其属官有太史、太祝、太宰、太药、太医（为百官治病）、太卜六令及博士祭酒。九卿之一。

太仆：秦和两汉均设太仆，王莽一度更名为太御，掌管舆马及牧畜之事。九卿之一。

太守：秦时设郡守，汉景帝更名为太守，为一郡之最高长官，除治民、进贤、决讼、检奸外，还可以自行任免所属掾史。

少府：秦和两汉均设少府，王莽称共工，与大司农一同掌管财货。不过大司农掌管国家财货，而少府则管供养皇帝。其属官有掌管御用纸、墨、笔等物的守宫令、掌管刀剑弩机等物的尚方令、掌管衣物的御府令、为宫廷治病的太医令。九卿之一。

中常侍：秦时始置，东汉时由宦官担任，掌管文书和传达诏令，权力极大。

中书监令：曹操为魏王时，设置秘书令以处理尚书章奏。曹丕于黄初初年改秘书令为中书令并特置中书监，使之排在中书令之前。

中领军：曹操为丞相后置领军，不久改为中领军，掌管禁卫军。

中护军：曹操为丞相后置护军，不久改为中护军，掌管禁卫军，地位略低于中领军。

长史：秦时始置，西汉时丞相下有两长史，其职务相当于秘书长，即最高国务机关中事务主管。将军幕府中亦有长史，为幕僚之长；可分令部队出战的称为将兵长史。东汉的太尉、司空、司徒三公府亦设长史，职任颇重。三国沿置不改。

从事：刺史的佐官如别驾、治中、主簿、功曹等都称为从事。

仓曹掾属：主管仓谷之事的官员，正者称掾，副者称属。

司徒：西周始置，东汉时掌管教化，三公之一。

司空：西周始置，东汉时掌管水土及营建工程，三公之一。

司隶校尉：汉武帝始置，负责督率京城徒隶，从事查捕奸邪和罪犯，简称司隶。刘备在蜀称帝时以张飞为司隶校尉。

司金中郎将：曹操于建安十年（205）置，掌管冶铁、钱币和农具的铸造的官员。

主簿：汉始置，掌管文书簿笈，司空、丞相府及刺史的佐官中都设有主簿。

功曹：刺史的佐官，掌管考查记录功劳。

东西曹掾属：曹操为丞相后下设东、西曹掌管人事工作，东曹主管二千石官员的任免，西曹主观丞相府官员的任免。其负责人员正者称掾，副者称属。

丞相：战国时始置，为百官之长。东汉不设丞相，建安十三年（208）复置，曹操自任丞相。“丞”与“承”相通，“丞相”就是承君主的旨意来处理国家事务的人。

丞相理曹掾：丞相府中掌管司法的官员。

光禄勋：秦时称郎中令，汉武帝更名为光禄勋。王莽称司中，东汉又称光禄勋。曹操为魏公后设郎中令，黄初元年（220年）又称光禄勋，掌管宿卫宫殿门户。其属官有掌管宾赞受事的谒者、掌管御乘舆车的奉车都尉、掌管副车马匹的附马都尉、掌管羽林骑的骑都尉，而大夫、中郎将等官是否是光禄勋的属官尚有争议。九卿之一。

执金吾：秦时称中尉，汉武帝更名为执金吾。王莽称奋武，东汉复称执金吾。曹魏先称中尉，黄初元年更名为执金吾，掌管宫外巡卫。卫尉巡行宫中，执金吾则徼偱京师。天子出行，执金吾为先导。“吾”当御讲。

别驾：刺史的佐吏，刺史以巡行视察为职，别驾则另乘传车，辅助刺史出巡，故称别驾。

廷尉：秦时始置，汉景帝更名为大理，自后或称廷尉，或称大理。廷尉掌管刑法狱讼，是各地上诉的最高司法机关。“廷”字系直、平之义，治狱贵直而平，故以为号。廷尉的属官有大理正、大理平、大理监，成为廷尉三官。九卿之一。

县令长：春秋战国时始置，一县的行政长官，人口在万户以下的县的长官称为令，万户以上的称为长。县令长的佐官有掌管军事、治安的县尉和掌管文书、仓狱的县丞，一般每县有丞、尉各一人，大县有尉两人或更多。

尚书：“尚”就是执掌的意思。秦汉时，尚书只是少府的属官，掌管殿内文书，地位很低。汉武帝时，设尚书五人，开始分曹治事，因在皇帝周围办事，地位逐渐重要。曹魏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共五曹尚书。吏部又称选部，掌管选用官吏；左民掌管缮修功作、盐池园苑；客曹掌管少数民族和外国事务；五兵掌管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度支掌管军国支计。其中以吏部尚书最为重要。

尚书令：秦时始置，为尚书台首长，是直接对皇帝负责、掌管一切政令的首脑。尚书令的副手为尚书仆射，曹魏置尚书仆射一或二人，二人并置时称左右仆射。若尚书令缺，由左仆射代行令事。曹魏时以五曹尚书、二仆射、一令为八座。

尚书郎：尚书台内负责起草文书的官员。东汉选孝廉中有才能者入尚书台，满一年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

侍中：秦时始置，为丞相的属官，掌管拾遗补缺、赞导、陪乘、出而负玺以及照料皇帝日常生活等事。

宗正：秦时始置，王莽称宗伯，东汉复称宗正，掌管皇族与外戚事务。两汉皆以刘姓宗室充任。九卿之一。

征东将军：统领青、兖、徐、扬四州，屯驻扬州。

征南将军：统领荆、豫二州，屯驻新野。

征西将军：统领雍、凉二州，屯驻长安。

征北将军：统领幽、冀、并三州，屯驻蓟州。

刺史：秦时始置，掌管一州的军政大权。刺，检举不法；史，皇帝所使。

治中：刺史的佐吏。古代簿籍文书之类称为“中”，“治中”即为管理文书档案之意，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固定的官职。

参军：东汉末曹操以丞相总揽军政，其僚属往往以参丞相军事为名，即参谋军务，简称“参军”。

河南尹：东汉建都于河南郡洛阳县，为提高河南郡的地位，其长官不称太守而称尹，掌管洛阳附近的二十一县。

典农中郎将：汉末曹操置典农中郎将和典农校尉，均掌管农业生产、民政和田租，仅有所治郡国大小之别，职权相当于太守。

城门校尉：西汉始置，掌管京师城门的屯兵。

相国：即丞相。

将作大臣：秦时称将作少府，汉景帝更名为将作大臣，掌管宫室、宗庙、路寝、陵园地土木营建。

给事中：秦时始置，西汉沿置，东汉省，魏复置。为将军、列侯、九卿，以及黄门郎、谒者等的加官。

都督：三国始置都督和大都督，为领兵官，其中大都督为最高军事统帅。

校事：曹操临时设置的小吏，负责伺察群臣的微过小罪。

监冶谒者：三国时魏置，掌管冶铁的专官。

御史大夫：掌管弹劾、纠察的官员，其位仅次于丞相。

御史中丞：御史大夫的副手。

黄门侍郎：秦汉时，宫门皆黄色，故号黄门。黄门侍郎因在黄门内供职而得名。

散骑常侍：三国魏置，即汉代散骑（皇帝的骑从）和中常侍的合称，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以备顾问。

督军：高级统兵长官，位在相国、太尉、御史大夫之下。

督邮：汉代各郡置督邮官，掌管督察纠举所领县乡违法之事，兼管宣达教令、讼狱捕亡等事。

安南将军四安将军之一，魏时为第三品，掌征伐。

安东将军四安将军之一，掌武事，第三品，魏吴有置，蜀无。

安远将军三国时杂号将军之一。

兵曹掾东汉太尉属吏，主兵事，秩比三百石。魏沿之，于丞相府和大将军府各置兵曹掾一人，三百石，第七品。

步兵校尉汉武帝时，置八校尉领北军，其中有步兵校尉，秩二千石，掌上林苑门屯兵。东汉因之，秩比二千石。三国均置，为天子禁军首领之一。

骠骑将军汉武帝始置，以霍去病为之，秩位同大将军，金印紫绶，位同三公，三国均置。

别驾从事即别驾从事史，汉制，刺史属吏之长，因跟随刺史出巡时要另乘专车，故称别驾，三国因置。

别部司马汉制，大将军属官有军司马，秩比千石。其中别领营属者称为别部司马，共所率兵士数目各随时宜，不固定。

从事中郎汉魏时，三公及将军府均设从事中郎，职参谋议，为在长史、司马下。

从事祭酒三国蜀置，为州牧的属官。从事之长，称为祭酒。

车骑将军汉制，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金印紫绶，地位相当于上卿，或比三公。典京师兵卫，掌宫卫。第二品。

大都督曹魏置，第一品，不常置，属加官。加此官者，颁与代表天子威权的黄钺以节制持节将军等高级将领。吴同魏制。蜀置中都护，统内外军事。

大理秦以廷尉为最高司法长官。汉时改为大理。魏时为第三品，中二千石。黄初元年改为廷尉。吴亦如之。

大尚书吏部尚书的别称。魏晋尚书分曹治事，吏部尚书为首曹，故称大尚书。

大长秋秦置将行，为皇后宫官。汉改为大长秋，秩二千石，职掌奉宣皇后命和引见给赐宗室外戚及充当皇后出行随行，常为宦者任。三国因之。

东中郎将秦郎中令属官有左中郎将，汉属光禄勋，秩比二千石。主轮番执戟宿卫天子。魏因置。亦作东中郎将。比二千石，第四品。吴蜀亦置。

东观令东观原为东汉宫名，为宫中藏书之处。三国吴置东观令，职司董理经籍，掌修国史。

东曹属汉制，丞相、太尉掾吏其正职称掾，副职称属，皆比二百石。东曹副职吏员称东曹属。三国因之。

东曹掾汉制，丞相、太尉自辟掾吏分曹治事，有东曹掾，秩比四百石，初出督为刺史，后主二千石长吏及军吏的迁除。三国因之。

荡寇中郎将中郎将秦汉时即设有是官，为皇帝的宿卫侍从官。秩位次于将军。东汉三国事名号渐多，各国自相署置。荡寇之名仅吴有置，魏蜀未见。

荡寇将军东汉末始有此名。三国均置，秩为第五品。

督军校尉三国吴置，校尉在将军和中郎将之下。

督军从事刺史、州牧之属官，多称从事史，分主各事。东汉末临时设置属军事之从事史颇多。

都督领兵将领或地方军政长官之称。蜀于边缘诸郡皆置都督领兵屯守。

邸阁督邸阁为囤积粮谷之所，其督为守备屯所士卒之长。

典学从事汉制，司隶校尉及州刺史之下，设从事史若干人，分司州政。蜀在益州设典学从事，总领一州之学政。

典曹都尉蜀置，刘备定蜀，较盐铁之利而设盐府校尉，并置典曹都尉以属之，掌供继军粮。

都尉都尉名官甚多，多为主兵武官。地方郡国都尉，主兵。

都护汉宣帝时，置两域都护，为加官。东汉光武帝时设都护将军。三国魏沿置。蜀有中都护、行都护之号，职权如大都督，总领内外诸军事。吴设左右都护，尽护诸军。

奋威校尉校尉为次于将军之武职。有各种名号，奋威校尉仅三国吴置。

奋武校尉位在将军下。三国时校尉名号甚多，职责亦不同。奋武校尉仅吴置，鲁肃任之。

奋武将军汉末，曹操、吕布曾任是官。三国时魏吴有置，蜀未见。

奋威将军西汉始置。三国均置，第四品。

符节令秦汉时置此官，属少府，掌府节。魏置符节令，别为一台，位次御史中丞。令一人，六百石，第五品。掌授节、铜虎符、竹使符。吴蜀亦置。

奉尚“尚”他本均作“常”，即奉常（太常）。

奉车都尉汉武帝时设奉车、驸马、骑三都尉，皆比二千石。奉车都尉掌御乘舆马。魏时为第六品，秩比二千石。

辅国大将军后汉时期设立的高级将军位，位在“四镇”大将军之上。

辅国将军汉献帝时伏完任此官。三国时均置此号。

关内侯秦置。爵第十九级，位次于列侯。有其号，无国邑。

光禄大夫秦郎中令属官有中大夫，汉更名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魏时为第三品，位次三公。无固定职守，相当于顾问。诸公告老及在朝重臣加拜此官以示优重。

横江将军三国时仅吴置。以鲁肃任之，镇守沿江辖地，用以横扫来犯之敌，故名。

黄门丞西汉少府属官有此职，东汉因之。黄门令之佐吏有丞、从丞各一人。

黄门令西汉少府属官有此职，东汉因之。秩六百石，宦者充任，主省中诸宦者。

护军秦置护军都尉。汉初又称护军中尉。武帝时设护军将军。护军之号，有时即指竣军将军或中护军之简称。

护军将军秦置护军都尉，汉因之，陈平曾任此职，尽护诸将。汉武帝时属大司马。建安12年改护军为中护军。魏亦置护军，主武官选，隶领军。资重者为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护军。

侯相即列侯封国的相，主治民，如县令、长。

后典军三国时蜀于监军之下置典军，分前、后、中三典军。吴亦置，但分左、右、中。

后将军东汉杂号将军甚多，有以前、后、左、右名之者。魏时为第三品。

虎威将军三国时杂号将军之一。魏吴有置。

虎贲中郎将《周礼·夏官》记有虎贲氏，掌王出入仪卫。汉平帝元始元年更名为虎贲郎，置中郎将统领。秩比二千石。

建武中郎将三国吴置，胡综任之。

金曹从事三国吴置。魏置金曹掾，主管货币盐铁事。吴置金曹从事，胡综任之。

建武将军曹魏置，第五品。

建威将军曹魏置，第四品。吴蜀亦置。

监农御史为御史中丞的属官。秦置御史大夫，汉因之。有两丞，一曰中丞。及御史大夫转为司空，御史中丞遂成御史台的长官。御史台属下有名目不同的御史，分掌各事。监农御史为其中之一。三国吴有置，魏蜀未见。

监军春秋有载，三国均置。无定员，随事而设。诸州不置都督时置此官。将军领兵出征时，多置监军。

记室东汉置，诸王、三公及大将军都设记室令史，掌章表书记文檄。

家令太子属官。秦置，魏时为第五品，秩千石，主仓谷饮食，职似司农、少府。

军师三国时各国均设军师官，皆参与主持军事谋议等事。

军祭酒即军师祭酒，陈寿撰《三国志》避晋景帝司马师讳，改为军祭酒。魏时为第五品。

军议校尉参议军事的官位。

谏议大夫秦时，郎中令属官有大夫，掌议论、顾问、应对。汉武帝置谏大夫，东汉时改称谏议大夫，秩比六百石。魏蜀有置，吴无考。

立武中郎将三国吴置。步骘任是职。

立节中郎将三国吴置。陆抗任是职。

领军是中领军或领军将军的简称。曹操为丞相时置，掌禁兵。

领军将军领军中资重者之称。资轻者为中领军。掌禁兵。

列侯爵位名。秦汉以二十等爵赏有功者，其最高级叫彻侯。后因避汉武帝讳，改为通侯。后又改列侯。金印紫绶，有封邑，得食租税。魏初如汉制。咸熙元年改行五等爵制。

令史汉代少府属官有尚书令史，兰台令史。诸公府亦设令史，地位低于掾史。曹魏公府及诸将军府设令史。蜀相府有令史。

令秦汉时县官管辖区万户以上者称令，万户以下者称长。

秘书掌管禁中图书秘记。汉桓帝始置。

秘府郎三国吴置，掌校秘书。

门下循行汉制，郡守三吏有门下循行，类似门下客，不主实事。

门下督将帅府属官。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等府均置门下督一人，第七品。下属有门下录事、门吏、门下书吏各一人。

南中郎将光禄勋属官。魏时秩二千石，蜀亦置，吴无。

破虏将军东汉杂号将军之一。魏时为第五品。李典、孙坚曾任。

平戎将军三国吴置，步骘任是职。

平东将军汉置，魏时为第六品。吕布曾任是官。

平南将军魏置此官，第三品，下有主簿、功曹等属吏。吴蜀亦置。

平北将军建安十年始置，第六品，下有主簿、功曹等属吏。吴蜀亦置。

平西将军魏时为第三品，下有主簿、功曹等属吏。吴蜀亦置。

偏将军将军中地位较低者，多由校尉或裨将升迁，无定员，第五品。三国均置。

前护军魏及蜀皆置护军，唯蜀护军分为前、后、左、右、中五护军。

前将军三国时常设的高级将军位。负责京师兵卫和边防屯警。位次于九卿，而高于其他临时设置的杂号将军。三国时品级下降，为第三品。开府治事，属官有长史、司马、从事中郎等。

前军师东汉始有军师之名。分前后左右中之名，第五品。

骑都尉两汉均置，属光禄勋，秩比二千石，掌监羽林骑，无定员。

劝学从事汉制，司隶校尉及州刺史之下，设从事史若干人，分司州政。蜀在益州设劝学从事，为州之学官，地位略次于典学从事。

儒林校尉校尉为次于将军的武官，其名号甚多。由于其职务掌的不同，名号亦异。儒林校尉为蜀所特置。周裙任是职。

上大将军吴孙权黄龙元年置。位在三公之上。陆逊任是职。

绥南中郎将三国魏蜀二国置有此官。士燮、张翼曾任是职。

射声校尉汉武帝置八校尉中有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即善射箭者。秩二千石。魏时为第四品，比二千石，掌宿卫兵，吴蜀亦置。

司马《周记·夏官》记大司马之属有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春秋晋作三军，每军别置司马。汉宫门及将军、校尉属官有司马。边郡则设千人司马，专掌军事。曹魏公府及大将军府设司马，秩千石，主军事。

司盐校尉又称盐府校尉。刘备定蜀时置，主较盐铁之利。吴亦置，主管海盐生产诸务。

师友从事汉制，刺史州牧的属官有从事史，分为别驾、治中、簿曹、兵曹从事等。汉末或置师友从事，仅为荣誉职位，无固定职守。

师友祭酒汉制，郡守延揽郡内人材，养于府中，专事谋议，称为散吏，其地位或相当于掾、史，地位最高者尊称为祭酒。

庶子太子府属官，第五品，秩四百石，职如三署郎。

舍人秦始置，轮番当班宿卫太子。魏时为第七品，秩二百石。

尚书选曹郎三国吴置尚书郎分曹治事，有选曹郎。

尚书右选郎三国蜀置尚书郎分曹治事，有选部，分左右，有右选郎。杨戏曾任。

尚书吏部郎曹魏置尚书郎中二十五人，分部、曹治事，有吏部郎。

尚书仆射尚书台副长官。秦置，属少府，主文书启封，尚书令缺，代其事。魏时置尚书仆射二人，分左右，秩六百石，第三品。吴、蜀置一人不分左右。

都尉尚书秦为少府属官。掌殿内文书，地位很低。西汉以后职权渐重，置尚书，员五人，一人为仆射，四人分曹治事。东汉时尚书台正式成为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魏置尚书，有令一人，仆射二人，尚书五（分为五曹）称八座，五曹尚书中除吏部尚书外，其他但称尚书。吴蜀亦置。

尚书令史西汉尚书郎下有令史，东汉增至十八人，秩二百石，分属六曹，主书写文书。魏时为第八品。

书部书部从事之省称。孙权置，胡综任之，典军国密事。

书佐主办文书的佐官“制，州郡门下及诸曹皆有书佐，在外由州郡长官自行辟除。书佐除诸曹外，因属州郡长官亲近属吏，故又称门下书佐。

屯骑校尉汉武帝时始置，掌骑士，东汉改骁骑，后复置，掌宿卫兵。魏沿置，秩比二千石，第四品，隶属中领军。

太子太傅商、周两代已有太子太傅及少傅，作为太子的师傅。汉沿置，秩三千石，位次太常。东汉秩中二千石。太子对其执弟子之礼。三国因置。

太中大夫秦始置，职掌言议，顾问应对，为天子高级参谋。魏时为第七品，秩千石，吴蜀置同。

亭侯爵位名。秦汉以二十等爵赏有功者，其最高级叫彻侯。后因避汉武帝讳，改为通侯。后又改列侯。列侯中食禄于乡、亭者称为乡侯、亭侯。

讨逆将军东汉杂号将军之一。曹魏沿置，第五品。

讨虏将军东汉杂号将军之一。蜀置此官，吴因孙坚曾任此职，后不复置。

讨寇将军魏置杂号将军之一，第五品。蜀亦置。

武卫都尉三国吴置，孙桓、孙峻曾任。

武卫将军魏置，第四品。曹操置武卫中郎将。曹丕改为武卫将军，许褚任之，都督中军宿卫禁兵。吴亦置，典宿卫。

无难右部督三国吴置。禁军无难营分左右两部，均设督统之。故有是称。

五官掾汉代郡太守自署属吏之一，掌春秋祭祀，若功曹史缺，或其他各曹员缺，则署理或代行其事。为太守的左右手，地位与功曹史相上下。

王秦汉以后帝王改称皇帝，王成为封爵的最高一级。

尉古代武官多以尉为名。春秋时有军尉。秦汉时有太尉，掌武事；廷尉掌刑狱。郡有都尉，县有县尉，均为地方掌武事之官，简称尉。

卫将军汉文帝始置，位亚三司，第二品。在将军中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

选曹尚书列曹尚书之一，掌选拔官吏事。汉承秦制，设尚书，属少府。汉成帝时，设四尚书，分四曹办事。汉光武帝时，改常侍曹为吏曹，掌选举祠祭事。此即选曹尚书之由来。魏改选部为吏部。

先登校尉三国时统兵校尉名目甚多，先登校尉唯吴置。

乡侯汉制，列侯，所食县为侯国。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东汉后期，增设县侯、乡侯、亭侯等爵位。

相国参军曹操为汉丞相时置参军，第七品。

校事曹操初置，至嘉平中罢。吴亦置。职充皇帝耳目，刺探臣民言行，上察宗庙，下摄众官。或做典校、校曹。

校尉秦置。汉置八校尉，掌管特种军队。汉制，一般军队中将军以下的武官有校尉。三国因之。

洗马即太子洗马。太子属官。秦始置，职掌如谒者，太子出行为前导。魏时为第七品，秩六百石。

相职如郡太守。魏诸王国各置相一人，秩二千石，第五品。

西曹掾汉制，丞相、太尉属吏分曹治事，有西曹。吏员正者称掾，副者称属。初主领百官奏事，后改为主府内官吏署用。魏时丞相、大将军及司徒、司空等府内置西曹掾，秩比四百石，第七品。

西部都尉秦有郡尉，汉景帝时更名为都尉，秩比二千石，掌佐助太守分管军事，维持境内治安。三国因之。每郡置都尉一人，大郡或置二人，分管境内东西，或南北。

翼正都尉三国吴东宫属官。孙登为太子时，诸葛恪为左辅都尉，张休为右弼都尉，顾谭为辅正都尉，陈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以佐太子。

羽林中郎将汉宣帝始以中郎将监羽林，东汉置羽林中郎将，秩比二千石，掌宿卫侍从。魏时为第五品，秩比二千石，主羽林郎。

越骑校尉汉武帝始置，掌越骑。东汉沿置，设越骑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卫兵。三国均置。

掾古代属官的通称。如掾属、掾佐、掾吏、掾史等，简称掾。

牙门将军魏文帝黄初年间始置，第五品，无定员。蜀吴亦置。

扬武将军东汉年间有此职，三国均置。

右部督全称为帐下右部督。三国时将军开府者，其属官有帐下督一人，第七品。陆逊曾为孙权帐下右部督。

右中郎将西汉始置，秩比二千石、主右署郎，职隶光禄勋。魏时为第四品，秩比二千石。

右国史三国吴置，与左国史并掌修国史。

右大将军三国蜀于建兴十三年初置大将军。景耀初分置右大将军。

右护军三国皆置护军，分左右。

右将军汉有此职，金印紫绶，地位如上卿，但不常置。加诸吏、给事中等号则得以宿卫皇帝、参与中朝议、决定军国大事，再领尚书事则负责实际政务。魏时为第三品，有官属。

议郎郎中令的属官，为郎官中地位较高者，秩六百石，掌顾问应对，无常员，三国沿置。

议曹从事两汉的州刺史或州牧的属官，有从事史或从事若干人，分司州政。

佐军司马汉中郎将属官有佐军司马。孙坚曾任。

奏曹掾汉制，三公府设奏曹，主奏议事。曹魏丞相府置奏曹掾，比三百石。吴亦置。

赞军校尉位在将军下。三国时校尉名号甚多，职责亦不同。赞军校尉为吴置，鲁肃任之，助周瑜参赞军务，故以赞军名之。

折冲将军魏所设杂号将军之一，第五品。吴亦置，蜀无。

折冲校尉汉末，曹操任奋武将军，任夏侯敦为折冲校尉，后不置，蜀无。

左执法三国吴置，为御史台属官，与中执法、右执法共同平决诸官事。

左典军三国吴置左、右、中三典军，领营兵。

左节度吴始置，典掌军粮。分左右。

左司马汉制，将军府多置司马，职位仅次于军师、长史。汉末曹操表孙权为讨虏将军，权任顾雍为左司马，当为讨虏将军之属官。

左军师曹操为丞相时置左军师一人，第五品。三国吴置，但不属丞相，而以三公领之。

左丞相秦置丞相，分左右，秦人尚左，以左丞相为正，右丞相为副。汉人以右为尊，故右丞相为上。三国吴置丞相，分左右，后仅置一人。

左右都护三国吴置，黄龙元年，拜陆逊为大将军、右都护，诸葛谨为大将军、左都护。

（三）

谢选骏指出：《三国志》是蜀人陈寿（公元233——297年）所撰，南朝刘宋时裴松之（公元372——451年）注。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此书有三个特点：

（1）分别叙述了三个大体上平行发展的国家魏（公元220—265年）、蜀（公元22——263年）、吴（公元222——280年）的历史，生动描述了那个“三足鼎立”时代文化间歇、民族分裂的社会政治格局。这种平行政权（国家）并存一书的笔法，在传统的正史中并不多见。

（2）三国分立前的人物多被收入《三国志》的历史中。董卓、李傕、郭氾等社会屠夫自不必说，袁绍、袁术、公孙瓒、吕布等建安人物，也都毕济于三国名下。名为《三国志》实则描写了黄中起事“震荡天下”之后，直到西晋重新统一中国之间的整个大乱。

（3）《三国志》是正史中唯一缺乏《表》、《志》等文化史录的著作。这表明，三国时代中国文化的温度已接近零点，以至后来的各个混乱时期，在这一点上都无有出其右者。自从司马迁的《史记》首创十表八书，《汉书》继之以八表十志，表志之作已构成一个史学传统。但生当乱世之余的陈寿，却无力绍续这一传统。这是时代的大震撼造成的“学术缺陷”。

南朝宋时的范晔所作《后汉书》有八志，时隔两百年后的范晔尚可收录到东汉的文化史料，这说明，三国时代的社会破毁与文化凋敝，已经达到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

在二十五部正史中，只有记叙持久分裂时期的《南北史》像《三国志》一样不著《志》、《表》但它尚有“文学”、“儒林”、“隐逸”、“文苑”、“艺术”等文化列传以为补充。而《三国志》仅仅保留了一篇记载古代科技史录的《方伎传》就文化素养而言，这已跌落到秦始皇时代的水平。三国时代，已成为一个斩杀故有文化之根的文化虚无主义时代。文化人若不托庇于某个军阀，就会大祸临头，无法容身。那是一个甚至容不得隐逸之士的时代。即便屈节托庇的，也难免除危殆：

蔡邕死于王允之手，孔融被曹操杀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来最少文化气的军营，这时反倒成了文化人的避难之所和文化的残存之地。遥无了时的暴乱和军事行为，使军营一变为相对的安全岛。

即便是决心适应新野蛮状态的文士，即便他努力把自己改造为军阀的谋士，只要还保留一星一点的独立人格，就也很危险。名倾一代的荀彧、崔琰，本为曹氏夺得政权立下绝大功劳，仅因一事不合“孤意”即可招致杀身。至于孔融、杨修，就更在话下了。

检视一下《三国志》的本文，就赫然得见全书充塞了军事味十足的动词：征、伐、侵、略，遣、破、斩、获，拒、守、击、拨，攻、克、围、陷，禽、纵、解、救，募、讨、屯、督，避、退、降、没，伏、胜、平、定……诸如此类，无法枚举。在这些戾气蒸腾的动词后面，隐伏着攻城略地、赤地千里、白骨蔽野、高级文化被涤荡的事件。一个现代的头脑可以理解，这已不是寻常意义的战争，这是场场相连、绵延不绝的连台屠杀。

据多种记载综合分析，这些“战事”的死难者中，和平居民的人数要大于作战人员。“大相砍”的劫运突然降临中国，它不分青红皂白，不把郁积的能量消耗殆尽，就“决不收兵”。

暴力化的动词结构，指代着文化结构被暴力所崩解的现实。

深入《三国志》的本文，当发现全部叙事都以军事行动及其后果为轴线。甚至《后妃传》中的宫宫闱秘事，也与此相扣。倾城倾国的文昭甄皇后那凄婉的命运，不是被曹袁二氏决死一斗的官渡之役一分为二了吗？战前，她是袁绍的儿媳；战后，成了曹丕的禁脔。而曹丕登基的政治事件，却成了这旷世丽人个人命运的绞索。她被遗弃，并被杀死。以致多情善感的后代凭吊者纷纷猜测，她竟是曹子建《洛神赋》中女神的原型！

《三国志》中众多的列传人物，也依据和战争与屠杀的关系而分为三类：

1，军阀首领，如董卓、袁绍、曹操、张鲁、刘表、孙氏父子、刘备、吕布之流；

2，军阀干将，如曹操、孙权的部将，和刘备的关、张、马、黄、赵之辈；

3，军阀的谋臣，包括指导战略的荀彧、郭嘉、诸葛亮之辈；也包括被迫滞留在营垒之中的“建安七子”和其他文化人。甚至曹操的同乡、千古神医华佗，也逃不过军事结构的清算。

囿于当时社会政治的氛围和文化观念的框架，陈寿的《三国志》以魏帝为正统，而以“蜀主”、“吴主”作陪衬。但这只是史籍本文的表象。“本文之外，别无他物”。而《三国志》却也提供给后人一种体例与概念之外的、真正的叙事本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而折服当时史家的陈寿，以其敏锐捕捉了那个时代的脉搏──他在尊魏的空泛形式下，着实展示了自董卓到孙皓（吴国末帝）的整整一个世纪的“暴君系列”。

此系列及其主角，恰是三国时代主流精神──一种反文化的主流精神──的代表。这似可说明，把董卓、二袁、刘表、张鲁列入三国时代有充分理由：他们都是势力不等、程度不同、割据一方的“军阀”是文化的兀鹰。在生年上他们属于东汉，但在精神和行为的模式上，却全然归属后来的魏晋南北朝。

总的来说，“三国分立”是“军阀建国的典型”。但是，曹魏又是通过“禅让”这一宫廷政变的方式夺取政权的，后来的司马西晋和南北朝也沿用了这一模式。

（另起一单页）

第五章

两晋南朝

（一）

网文《汉魏晋南朝禅让的恶性循环》说：

辽人有首《伎者歌》：百尺竿头望九州，

前人田土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

还有收人在后头。

以此诗比之汉末魏晋南朝的政局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自汉失其鹿，天下共逐数百年，真正是王朝兴替如走马，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政权轮替并没有采取革命的形式，而是和平交接，即所谓禅让。禅让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激烈，但其文质彬彬的面具下同样充满了血泪。

在舜禹之后，其始作俑者应推西汉末年托古改制的王莽。王莽慕古成痴，其改制内容不在此专论。这里就说他怎么让刘氏江山改姓为王。西汉自大将军霍光辅政以后，政局就一直被外戚权臣所笼罩。等到王莽出任掌管军政大权的大司马时，王氏一门已先后有十人封侯，其中五侯更是权焰熏天，轮番出任可比拟摄政王的大司马。“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说的就是王家的炙手可热。作为王家侄辈的王莽所以能从“一门俊彦”中冒出来，靠的就是他非凡的做秀功夫。王莽的谦恭使他成为外戚中一朵亮丽的奇葩，以至获得了大学者桓谭和宗室刘歆的推崇和拥戴。

王莽在经营权力多年以后，就不再满足权臣的名分，开始步步紧逼，欲问汉鼎之轻重。他先毒杀了自己的女婿，那个还是孩子的平帝，立两岁的宗室子弟为帝，并把他的名字改为孺子。立新帝使自己十六岁的女儿一跃而为太后，改新帝名字是在向天下表白，自己只是在效法周公。周公当年辅政时，管、蔡二人就曾散布流言，诬周公企图篡夺成王的江山：“其将不利于孺子乎！”王莽此举意在昭告天下，自己会像周公那样尽心辅佐孺子，最后功成身退，还政于天子。

当翟义拥戴宗室刘信用武力向他提出抗议后，史载王莽闻之“惶惧不能食”，竟然“日抱孺子祷郊庙”，会群臣时还满腹委屈：“昔成王年幼，周公摄政，而管、蔡挟禄父以畔，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自古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筲！”并效法周公当年作《大诰》讨伐管、蔡，也作《大诰》表明自己的正义和无私。

但他最后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权力的持续浸染使他不再满足于大司马，不再满足于摄政王和“九锡”的同天子仪礼，甚至连假皇帝和摄皇帝名号也不足以餍其心。公元25年，他终于背弃了自己对天下的庄重承诺，一日之间否定了自己半辈子的事业，废汉建立了自己的新朝。“策命孺子为定安公，封以万户，地方百里；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可笑的是，此时他仍然做秀成癖，走下金銮殿，紧握孺子的手，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说：“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并“哀叹良久”。意思是说，我本想以周公为楷模，辅佐你到亲政为止，无奈天命不可违，上天一定要我代汉而治天下，其奈何！其奈何！

这“皇天威命”就是当时嚷嚷不休的图谶，所谓天降符瑞言称王莽将代汉而立。其实，这一切做作都是王莽或者其追随者造出来的。不知道王莽是真相信这些图谶还是被自己人蒙骗了，反正他就这样在人造假神话的迷乐声中走向了政治绝路。将近两千年后，袁克定也效法古之成例，印假报纸伪造万民拥戴其父袁世凯称帝的民意，以欺骗老袁头，终使老袁走上了“称帝”的不归路。也暴露出中华民国的权力却是禅位于满清。只是袁氏称帝也与王莽代汉一样，成了一个历史闹剧。

同王莽受禅失败不同，后代的奸雄却作出了不俗的成绩。他们从王莽的失败中得出了教训：靠女人可以得到荣华富贵，甚至也可以权倾一时，但永远得不到江山。在宫廷内部经营的权力体系，就如空中楼阁，看上去巍峨壮观，却由于没有根基，很容易在政治风雨中瓦解冰消。像王莽，其权力取得全来自王氏家族的一个女人，虽然这个女人现在贵为太后。因此他的权威基本上只局限在庙堂之上，并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他能号令天下，全靠扛着汉朝廷这面大旗和太后的支持，一旦没有了这个“橡皮图章”，其权力合法性的大厦马上就坍塌了。所以他代汉自立，马上就遭到社会中上层的坚决抵制。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树立自己的统治权威，他厉行新政，以上古圣贤的名义改革土地制度和货币制度，企图取悦中下层老百姓。可他在错误的时间进行了一场正确的改革，糜烂的政局和崩溃了的经济，使任何改革都难以推行，所以他的每一项新政都遭到整个社会的抵制。在一个错误之后，他又接着犯了另一个错误：他企图用暴力强行推行改革，结果使得各种反对力量形成合流，以至政局鱼烂河决，终于不可收拾，其新朝也随着他被民军所杀而夭折。

撇开其他原因，王莽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不是自己一刀一枪挣来的，靠妇人女子九曲深院里的因缘际会去偷盗别人的江山，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儒家正统时代，天然地就缺乏合法性。所以，王莽之后，谋求禅让者多是能将能相的权臣，其身边聚积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并网罗了各方面的人才。其夺得天下虽然是通过禅让，却也经过多年甚至数代苦心经营，也是刀口舔血，出生入死而来。

曹氏代汉而立就是这样。曹操靠收编黄巾残部起家，在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和屯田的经济政策之下，再奉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谋略，终于荡平中原，打下自己的一片基业。但他还有自己的道德包袱，还没有代汉的政治勇气，“使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终其一生，曹操虽有“彼可取而代之”之心，但一直还是安安分分地做着“周文王”，奉汉正朔，做着汉臣，在魏王和汉丞相的位子上死去新魏王曹丕继位后，他要兑现其父要他做周武王的期权。其时，虽然有孙权、刘备的不断犯边，但基本不成气候，中原腹地的和平已成定局。除旧布新，建立新朝，已经是人心所向。各种力量都在推动曹丕采取行动。而曹丕本人也没有乃父的道德包袱，年轻人的勇气和虚荣心也在激荡着他朝皇帝的宝位冲击。那些曹氏部属也在设想着如何弹冠相庆，如何分新朝一杯羹。于是自有小臣去逼去劝汉献帝效唐虞旧例，把帝位禅让给魏王。“率我唐典，敬逊尔位”，公元220年，曹丕终于逼迫汉献帝把帝位禅让于他，建立魏朝，是为魏文帝。他追尊其父为魏武帝，封逊帝刘协为山阳公，允许他在其封地奉汉正朔和服色，建汉宗庙以奉汉祀。曹丕还同时给刘协留了句客气话：“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但刘协是不是共到所谓天下之珍就不得而知了，只知道他后来活到五十四岁死去。

不过刘协聊以自慰的是，那个逼他禅让的曹丕并不长寿，只活了三十六岁就死了，其子魏明帝曹睿也只活了三十多岁就扔下了孤儿寡母，遗命司马懿和宗室曹爽辅幼主曹芳继位。最高领导人频繁更迭，而且继位者年龄越来越小，这就为权臣的诞生准备了现实条件。司马懿是曹操时的旧臣，辈分很高，是小年轻的曹爽难以望其项背的，朝政大权很自然地就落到司马氏手上。

同曹操一样，司马懿也有他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他都是魏臣，并不遗余力地为魏东征西讨，顽强抗击西蜀的军事冒进，并彻底地遏制住了诸葛亮的北伐努力，堪称魏朝的柱国之臣。但正如后来唐末的一位诗人有感藩镇之祸所言：

中原莫遣生强盗，

强盗生时不可除。

一盗既除群盗起，

功臣多是盗根株。

司马懿成为魏朝柱国之臣，多年手执兵符，统率百万大军，屡屡打退外敌的侵犯，这奠定了他在魏朝廷不可或缺的地位。对一个主弱臣壮的政权来说这，并不是好事，其可怕远甚于强盗和外敌，事实上司马氏后来也确实成了魏政权的掘墓人。生杀赏罚之权不再出于朝廷，而渐渐下移至司马氏之门，司马氏在魏廷也渐渐获得了曹氏当初在汉朝廷的地位。

历史又演了惊人相似的一出戏，准确地说是演员照抄了前人的旧作。司马氏第二代司马师开始主宰魏朝廷，甚至径行废立，竟然把乃父当年受命辅政的对象曹芳废为齐王，立高贵乡公曹耄为帝。司马师后来疯疾暴死，继其位者是他弟弟司马昭。这个司马昭表面上没有其兄那样霸气，骨子里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他名义上的皇上曹耄对他的切齿之言。

这个曹耄少年气盛，不忿司马氏专权，想做真正的皇帝。可除了身边的几个太监并无一兵一卒，就是身边的太监也保不准是司马氏的耳目。这也不能怪他们，凡夫俗子总是以生存为第一要义，为了生存也讲不了什么君君臣臣的大义了，何况你曹氏当初也是不君不臣过来的。曹耄在发了一通不知死活的怨言后，竟然仗剑冲出后宫，摆出一副与司马氏拼个鱼死网破的架势。可他的匹夫之勇碰到真匹夫就立马完蛋。司马氏的人也挺剑迎上来。当大家还慑于君臣之义时，司马氏的鹰犬贾充高呼：司马家养你们多日，就为的是今天！以至宫闱惊变，血溅宫墙，曹耄被当场刺死。这个贾充也算与司马氏有一段孽缘，《晋书》“武帝纪”称他“贾充凶竖”，一个凶恶的小人。其女后来嫁给晋朝的第二个皇帝惠帝司马衷，就是那个乱晋政的贾后。这个据说又矮又黑的贾后精于权谋，又有政治野心，一手挑起了“八王之乱”，从而使短暂统一了全国的晋朝，不得不在“五胡”的凌厉攻势下成为偏安江左的割据政权。这个惠帝就是天下饥馑时问百姓“何不食肉麋”的那个蠢材皇帝。他们也算是一对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天成佳偶，或者叫一对真正的狗男女。当然，这是题外话。曹耄死后，满朝文武，只有司马懿的弟弟、老臣司马孚抱尸痛哭。按说，就是要做做表面文章，司马昭最低也应该弃车保帅杀贾充以谢他弑君之罪，从而维持君臣的起码体面。但司马昭连这一点体面也不要了，贾充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如果司马昭忍痛杀了贾充，恐怕就没有后来晋惠帝时贾后专政的惨祸了，这也是人算不如天算。没办法，魏明帝的老婆、当今太后只得下发诏书斥责高贵乡公曹耄，并将横死的皇帝贬为庶人，以民礼下葬。做皇帝、做太后做到这个份上，真不知悲哀两个字怎么写了。只能说，前有行者，后就有跟者；你做得初一，我就做得十五。恶的示范效应从来比善要来得快来得猛。

司马昭很快又立了另一个宗室子弟曹璜来当新傀儡，就像当年王莽为西汉最后一个皇帝改名孺子一样，司马昭也把新君改名曹奂，其潜台词是取其光明、换新之意，要他与前任曹耄划清界线。这个曹奂在司马昭手上基本上还挺过来了。等到司马昭一死，其子司马炎继位为晋王，曹奂的皇帝日子也到头了。公元265年，司马炎效曹丕故例，逼迫十五岁的曹奂禅位于他。于是夺汉天下的曹魏也在四十五年后被司马晋夺去了天下，也算是“前人田土后人收”了。

但是，“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司马炎登上帝位十五年后灭了东吴，统一了全国，从而结束了近一个世纪的内战。但他在做了真正的中国大皇帝十年后就一命呜呼。他死了以后，晋朝又落入权臣内斗的恶梦之中。司马衷继位后，皇后贾氏与太后杨氏为干政事大打出手，在她们的背后分别是皇后父亲“凶竖”贾充和太后父亲“豺狼”杨峻，这两个外戚权臣又联结着宗室亲王和朝中大臣。权力斗争很快发展为生死之搏，亲王们都进行了军事动员，以至晋王朝陷入了近三十年的内乱，史称“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在持续的“军阀混战”之后，晋朝中央政府的权威荡然无存，以至被“五胡”所窥伺，长安、洛阳沦陷，晋室被迫南迁。中国在短暂统一后再此陷入分裂。

晋室偏安江东，在淝水之战后顶住了胡人的南下攻势，但后来又几乎命丧权臣内乱，最后靠刘裕击败了篡位的桓玄。但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一盗既除，更生一盗。而这后进的虎，新生的盗就是当初驱狼之人和除盗功臣。刘裕就是晋室的驱狼之人和除盗功臣，但他也自然地成为后进的虎，新生的盗。《资治通鉴》说刘裕在再造晋室之后滋生了政治野心：

宋王〔刘裕〕欲受禅而难于发言，乃召宋臣宴饮，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兴复帝室，南征北战，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荷九锡。今年将衰暮，崇极如此，物忌盛满，非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惟盛称功德，莫谕其意。日晚，坐散，中书令傅亮还外，乃悟。而宫门已闭，亮叩扉请见……亮出，已夜，见长星竟天，拊髀叹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

刘裕想跟前辈受禅的曹丕、司马炎学习，却一时自己说不出口，所以他召集部属喝酒，希望他们提出来。但他绕了个弯子，先说自己如何再造晋室，如果没有他，晋朝早灭亡了，现在虽然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但位极人臣，恐怕不是好事，所以想辞去晋朝廷的一切爵位，到京师养老去。刘裕向自己的部属暗示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晋朝其实二十年前就已经灭亡了，是我刘裕让它又活了这么些年，就算我现在代它而立，也不算盗取他人江山社稷；第二层意思是，我现在位极人臣，皇上已经赏无可赏了，从来功高震主，当皇帝无可赏时，通常就意味着要杀了，我担心这样下去要出大事；最后一层意思说得更直白，我刘裕不想再要晋室的爵位了，我想去京师养老。从来戒慎恐惧的功臣功成身退都退归林下，惟恐离权力中心不远，岂有往政治漩涡里去的道理？刘裕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无论从仁义还是自我保全的角度，我都要去京师去皇宫度我的余年。可惜一干部属都不明白老刘的心思，只有傅亮喝完酒出门后被风一吹，觉得刘裕好像话里有话。终于风吹酒醒，脑子灵光一闪，突然看出了端倪，明白了刘裕绕这么个大弯子原来是想受禅当皇帝。他自觉立功的机会来了，就回头敲门进去跟刘裕请假说要去京师走一趟。两人彼此心照不宣。傅亮出了刘家的门后，天已经黑了，只见长星划过中天，傅亮认为这是天意显示，世间要有一番除旧布新了。天人感应学说认为，长星过天是改朝换代的神示。没有其他旁证证明这一天文现象，这段神话很可能是出诸刘宋的官方正史，用意在证明刘裕的奉天承运，应天顺人。借禅让主谋傅亮之口说出这段神示，还特意点明他本不信天人感应，目的是强调天要灭晋，非刘裕之罪。

紧接着，傅亮去京城，带着起草好的禅位诏书去找晋恭帝，叫恭帝手抄一份。前朝逊帝在这非常时刻总是哭哭啼啼，明知大势已去还要恋栈不已，结果徒然弄得正准备登基的人心里不痛快。这个人不痛快，别人还能痛快得了？马上要退位的皇帝又怎么能痛快得了？这个晋恭帝倒不像他的前辈，他不但痛痛快快地答应禅让，而且还说早该禅让了。刘裕碰到这么个知趣的人，少不得要多浮几大白。这个达观的逊帝高高兴兴地誊写了一遍傅亮起草的禅让诏书，还对身边的人说：“当年桓玄作乱时，晋已经失去了天下，我家的江山能延续二十年，都是刘公所赐。今天我把天下禅让给刘公，我心甘情愿。”刘裕受禅后改国号为宋，史称南朝刘宋。晋的末代皇帝晋恭帝被封为零陵王，所有待遇比照晋初。

这个晋恭帝也算一个看透时势的现实主义者，如果不是生不逢时，一定也是个权谋高手。当此之时，如果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发泄自己的悲愤和仇恨，岂不扫了人家的兴？虽然人家能理解，那对你今后的人生又有何益？晋恭帝此番言辞的效果简直可以同那个乐不思蜀的刘阿斗媲美。千百年来人们都在嘲笑刘禅不知亡国之恨，嘲笑他“此间乐，不思蜀”的名言，却不知道这可能是他在司马氏的恐怖之下自保的一种手段，是故意示愚和养晦，从而借此保其天年。否则以其当初对诸葛亮如对仲父的姿态，虽然昏聩，却也不至于说出这种让对手鄙视的童真之言。晋恭帝也算顺时随命，与时俱进，用一句惠而不费的漂亮话，换来后半生的平安，说起来还有很大赚头。用现在的国与国间的外交辞令来说就是，在被迫签订这份不平等条约时，晋恭帝通过外交手腕最大化地争取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可是刘宋的末代皇帝宋顺帝刘准就没有晋恭帝这份从容。不过刘准还是十三岁的孩子。

他在权臣萧道成的鹰视虎眈之下，在帝位上待着的最后时刻，被萧的杀机所镇慑，几之魂不附体。当萧道成的大臣王敬则逼他出宫时，小皇帝—

不肯出，逃于佛盖之下，王敬则勒兵殿庭，以板舆入迎帝。太后惧，自帅阉人索得之，敬则启譬令出，引令升车。帝收泪谓敬则曰：“欲见杀乎？”敬则曰：“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帝泣而弹指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宫中皆哭。

可怜惊吓过度的刘准害怕被抓走杀害，竟然躲到慈悲菩萨的塑像下面不肯出来。但太后知道，他们孤儿寡母的生死只在对手的一念之间，如果惹恼了他们怎么得了！太后赶紧领着太监把小皇帝找出来了。即使在知道不会被杀之后，这个小皇帝还是说出了千古亡国之君的伤心欲绝：希望后世转世投胎再也不要生在帝王家！在刀斧面前，十三岁的宋顺帝下了最后一道诏书，禅位于齐。萧道成也像宋顺帝的祖先刘裕一样受禅登上了帝位，史称南朝萧齐，从而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短命王朝。

历史之轮很快就转到萧齐的末代。大司马萧衍崛起，统领大军的他心中也萌生了受禅的想法。其追随者沈约察言观色，就进行劝进：

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文谶记又复炳然，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苟历数所在，虽欲谦光，亦不可得已。沈约关于天道人心的漂亮说辞，无非是要打消行将篡夺者的最后一丝君臣之义的顾虑。萧衍终于改元称帝，当时合法的皇帝不在京城，所以萧梁是称帝在先，受禅在后。过了些日子才由齐之末代太后颁令，使改朝换代合法化。太后令说：“西诏至（时齐和帝在建业之西还未回京），帝（指齐和帝）宪章前代，敬禅神器于梁，明可临轩，遣使恭授玺绂，未亡人归于别宫。”—齐太后说，齐和帝效法前代旧例，要把天下禅让给梁，请梁派个特使来，明天我这个齐的寡妇就把传国玉玺送给你。

萧衍是为梁武帝，他奉齐和帝为巴陵王，优崇之礼，皆仿齐初。

梁末的权臣陈霸先也照葫芦画瓢，他派手下带兵入宫，把梁敬帝带走，把事先起草好的禅让诏书让末帝手抄一遍。陈霸先建立了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国号为陈，他奉梁敬帝为江阳王。可他这个王朝比他的前辈差多了，在其子陈叔宝手上就被北朝崛起的大隋所灭。

自汉末黄巾以来，至此已经四百多年，中间虽然有晋的短暂统一，但分裂和动乱一直连绵不绝。在这险恶重重的政治黑夜中，人性阴暗的一面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历史从来没有像这样填满了无休无止的征战和杀戮，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模一样的阴谋和篡夺。

只要一个政权内忧外患不断，就离不开权臣，尤其是军事强人。一旦这个军事强人长期手绾兵符，甚至父子相传，而不幸的皇室又为孤儿寡母时，那君臣易位就是迟早的事。特别是在乱世，纲常的约束力衰微，篡夺和阴谋就无时无刻不在窥伺。禅让不过是强附在这之上的一层涂色，半遮半掩，欲盖弥彰。

谢选骏指出：中国本土王朝更迭，大都采用“禅位模式”，当然这里面要排除那些通过基层起义夺取政权的“内部无产者”。换言之，“禅让”也一般只在统治集团内部的父系家族之间，这是“外禅”，他们有时甚至母家相通（例如隋唐王室）；至于“内禅”，则干脆在父子之间进行，其中有被迫的，例如唐朝，也有自愿的，例如宋朝和清朝）。

（二）

晋朝（265年——420年）是中国历史的朝代之一，上承三国，下启南北朝，属于六朝之一。又可称司马晋。晋朝又分为两个时期，即西晋（265年——316年）与东晋（317年——420年），合称“两晋”。西晋为晋武帝司马炎所建立，定都洛阳；东晋为晋元帝司马睿所建立，定都建康。两晋的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政治制度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过渡。

司马氏在三国时期为曹魏世族，高平陵事变后掌握魏国政权。265年，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国号晋，即晋武帝。280年，西晋灭孙吴而统一天下，但是和平稳定的局面只维持了短短的十几年。晋惠帝继位后朝廷渐乱，领有军权的诸王纷纷争权，史称八王之乱。晋朝元气大伤后，内迁的诸民族乘机举兵，造成五胡乱华的局面，大量百姓与世族开始南渡。316年，西晋灭亡，北方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317年，晋朝宗室司马睿于建康称帝，东晋建立，据有中国南方的领土。中原的世族及平民陆续南迁，形成中国北方侨民和南方土著聚居的局面。东晋初期，王导等人采取镇之以静策略，稳定局势。皇权衰落，朝廷大权主要由世族掌握，由于军权外重内轻，朝廷控制力弱，不少方镇心怀野心，先后发生了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及桓温专政。虽然部分士族当权者有恢复之心，前后发动几次北伐，但是朝廷担心野心家借此扩张势力，大多消极支持。383年，前秦出动举国之师，意图灭亡东晋。面对亡国之祸，东晋君臣一心，凭借淝水决战奠定胜局。谢玄等将领乘胜追击，成功的收复大批失土，致使前秦崩解，引发了北方军事和政治格局的变化。然而，东晋后期又发生朋党相争及桓玄作乱。平民负担沉重，又发生孙卢之乱。谯纵亦据蜀地自立。最后刘裕崛起，平定诸乱，凭借军事力量夺得帝位，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经济方面，东晋庄园经济的比例比西晋更大。由于农业技术提升等因素，在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密集开发下，江南获得全面发展而繁荣兴盛，中国的经济重心也逐渐南移，后来才有大运河的出现。此外，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长足进步。

晋朝虽为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汉代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华夏族，而他族则作为被统治者而同化，汉代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华夏族，而他族或以征服华夏族者而同化，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风。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汇，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儒释道融合的第二期中国文明。

国号

自甘露三年（258年）起，魏帝曹髦、曹奂都曾封司马昭为晋公，但司马昭一直辞而不受。直到司马昭发兵攻蜀汉后，曹奂以并州等十郡封其为“晋公”，司马昭才受封，这是国号的最早来源。灭蜀后进爵为晋王。后来其子司马炎继承他的爵位，265年魏帝曹奂禅让于司马炎，国号称“晋”。五胡乱华，晋室南渡，琅邪王司马睿在建业重建晋朝，因其在洛阳东面，史分为“西晋”和“东晋”。

西晋历史

晋朝皇族原属河内温县司马氏，其先世在东汉时期常担任显职，如司马钧任征西将军、司马防任京兆尹等。司马防的八个儿子司马朗、司马懿、司马孚等人皆有才气，当时被称为“八达”。曹魏时期，司马懿以出色的政治及军事才略成为魏国重臣，在抵御诸葛亮北伐以及平定辽东公孙渊等事件中立下大功。239年魏明帝去世后，司马懿与曹魏宗室曹爽受遗诏共同辅政，曹爽将司马懿架空，招致司马氏集团的不满。249年司马懿策动高平陵事变，重夺政权，司马氏专政开始。司马懿去世后，其子司马师及司马昭继续巩固司马氏的势力。期间发生三次反抗司马氏篡权的战争，史称寿春三叛，皆被平定，魏帝势力大衰。司马兄弟始终据有高位，因为温县过去属于晋国，司马昭受封晋公，晋国始建。

263年，司马昭为了建立军功，为宫廷政变预作准备，命锺会、邓艾及诸葛绪率军伐蜀，蜀汉主将姜维阻敌于剑阁。邓艾经阴平直袭涪城，进逼成都。蜀汉后主刘禅见大势已去而投降，蜀汉灭亡，史称魏灭蜀之战。其后锺会、姜维意图独立叛变，被司马昭迅速平定。司马昭进封为晋王，将要代魏立国，但不久中风去世。其子司马炎继立为晋王，于265年2月8日受禅篡位，曹魏灭亡。晋朝建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司马炎登基，是为晋武帝。

孙吴自孙权去世，朝局动荡，吴帝孙皓奢侈残暴，民心不附。然而270年河西鲜卑领主秃发树机能入侵西晋西北，匈奴首领刘猛也随之出关，司马炎暂时不能南征，于是派羊祜镇守襄阳与吴将陆抗对峙，派王濬于益州大造船舰，做伐吴准备。274年陆抗去世，次年羊祜提议伐吴，因贾充等人反对而作罢。279年，西北之乱平定，王濬、杜预上书司马炎，认为伐吴时机已到，贾充、荀勗等以西北未定为由反对，最终司马炎决定于该年12月进攻吴国，史称晋灭吴之战。司马炎以贾充为大都督，上游王濬唐彬军、中游杜预胡奋王戎军、下游王浑司马伷军多路并进，于280年逼近建业，孙皓在同年5月1日投降，孙吴灭亡，晋朝统一天下，三国时期结束，号称“三国归晋”，和战国开始的“三家分晋”，相映成趣，犹如后来的说书和京戏。

内忧外患

曹魏时提倡唯才是举，名节标准逐渐式微，西晋的政治风气愈加败坏。司马氏执政后铲除异己，任用亲信，西晋开国功臣大半属于无德无才的人物。曹魏时期被压抑的世族在司马懿及陈群羽翼下抬头，当时出名的世族代表人物有琅琊王祥、荥阳郑冲、陈国何曾、临淮陈骞、颍川荀顗荀勗、河东卫瓘、河东裴秀、太原王浑、泰山羊祜、河内山涛、京兆杜预等。社会“奢侈”和“贪污”不断，世族大多失去东汉的优良传统，汲汲求利，士大夫几乎都收贿聚财。晋武帝屡屡提倡节俭，但未以身作则，徒托空言。石崇为当时首富，在金谷园建立别馆，与外戚王恺斗富，晋武帝不加阻止反而帮助王恺。曹魏时期的清谈，士大夫纷纷效仿，置身功名利禄之中，却又崇尚出世隐遁。

朝政方面，诸臣在“平吴”与“立嗣”议题上发生争执，党派形成。羊祜与张华支持伐吴，认为必克；司马氏宠臣贾充、荀勗及冯紞反对，拖延数年。平吴后，贾充惭愧失计，嫉恨张华。在立嗣上诸臣争执更剧，当时太子司马衷昏庸低能，武帝之弟齐王司马攸仁孝慧敏，大臣卫瓘、和峤主张废衷立攸，遭荀顗、荀勗及冯紞极力反对。晋武帝最终不能舍子立弟，遣司马攸回其封国，司马攸愤怨而死。

军事方面，西晋立国后，吸取曹魏灭亡的教训，分封诸王以为屏藩，并于277年遣诸王就国，诸王有权干涉军事。平吴后，武帝为示天下一统，裁撤各州、郡兵。分封诸王与去州郡兵，使宗室武力有凌驾中央的趋势，是八王之乱的原因。另一方面，当时边境的胡族迁入中原，对晋帝国呈现半包围形势。这些胡族时时受汉官欺压或受汉人歧视，心生不满。面对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与匈奴刘猛的内侵，郭钦建议用武力将内迁的外族强制迁出，武帝不听。胡汉摩擦状况无法改善，周边胡族窥视中原，在朝廷元气大伤后趁机作乱，终于造成五胡乱华之祸。

晋武帝继承先帝基业，本非雄略之才。他崇尚奢侈，亲近小人，十分好色，为了便于挑选宫女，竟于273年禁止全国婚姻；灭吴之后又将孙皓后宫的五千名宫女纳入，使得当时后宫达到万人规模。他在位时，未能解决政风腐败、党派乱起、宗室权力扩张与外族内迁问题，晚年更加昏聩；加之继承人无能，晋朝的动乱即由此开始。

贾后干政与八王之乱

290年，晋武帝去世，晋惠帝继位，外戚杨骏辅政。惠帝弱智，史载惠帝游于华林园闻蛤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及天下饥荒，百姓饿死，朝臣向惠帝报告道百姓没有饭吃，惠帝竟说：“何不食肉糜？”惠帝不擅政事，野心勃勃的皇后贾南风（武帝大臣贾充之女）趁机干政。当时杨骏擅权，与贾后对立，汝南王亮怕杨骏要害他，逃亡许昌。杨骏为了巩固自身势力，任命其亲信掌管禁军，此举导致宗室诸王与部分大臣不满。291年，贾后借由楚王玮除去杨骏及其势力，任命汝南王亮与卫瓘掌政。不久贾后利用楚王玮与汝南王亮不合，去除汝南王亮及卫瓘，再以伪诏杀楚王玮，任命张华、裴頠及贾模等人掌政。所幸张华等人同心协力，尽忠职守，政局得以稳固。

294年匈奴郝散叛乱，不久平定。296年，其弟刘度元拥护齐万年，联合西北马兰羌、卢水胡叛变，晋军大败，周处阵亡。299年齐万年之乱平定。江统继郭钦后，亦建议将胡族强制迁离，所著《徙戎论》提出更完整的主张，但晋室已无能为力。

由于太子司马遹非贾后亲生，贾后意图废除，300年污蔑太子谋反，太子被废。赵王伦采亲信孙秀计，挑拨贾后杀掉太子。而后赵王伦联合齐王冏以替太子报仇为由，发兵消灭贾后及其党羽，赵王伦专政。301年，赵王伦自立为帝，改元建始，惠帝退位为太上皇。三月，齐王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颖三王联合常山王乂（后改封长沙王）讨伐赵王伦。五月去除赵王伦及其党羽，惠帝复位，齐王冏专政。302年成都王颖及河间王颙派军讨伐齐王冏，长沙王乂于京城洛阳响应。最后齐王冏及其党羽被除，长沙王乂掌政，成都王颖于邺遥控朝廷。

303年成都王颖为了去除驻守京城的长沙王乂，联合河间王颙率军攻击洛阳，但屡次被长沙王乂击败。304年初洛阳城缺粮，东海王越勾结禁军擒获长沙王乂，开城投降。长沙王乂被杀，惠帝被迫立成都王颖为皇太弟，河间王颙为太宰，东海王越为尚书令。成都王颖胜利后，班师返邺，政治中心北移。而后东海王越集结各方兵力，挟惠帝讨伐成都王颖，最后失败，晋惠帝被俘，东海王越逃至其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北），河间王颙将领张方占领洛阳。

不久东海王越的亲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及幽州刺史王浚联合异族乌桓、羯硃等势力击败成都王颖。成都王颖挟晋惠帝逃至洛阳，投靠拥有关中及洛阳的河间王颙，最后被废，河间王颙改立司马炽为皇太弟。305年东海王越在山东再次起兵，西向进攻关中。306年东海王越攻入长安。河间王颙和成都王颖败走，相继被杀。东海王越迎惠帝还洛阳，随后晋惠帝被毒死，豫章王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由东海王司马越专政。八王之乱至此结束。

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前北方外族分布有匈奴、羯、鲜卑、氐、羌、卢水胡、乌桓、巴人及高句丽人。

两汉之时，华戎杂居。至魏武帝时，以羌胡实边助国，羌胡反客为主，至晋益不可制，遂有五胡之乱。

八王之乱期间，司马氏在地方上影响力顿减，地方势力不断膨胀，外族陆续叛变，成汉与前赵先后建立。氐族李雄在益州逐渐势大，于304年称王，两年后称帝，国号成，后改为汉，史称成汉。304年司马颖遭王浚围攻，遣匈奴领袖刘渊回并州发兵支援，刘渊乘机宣布独立。308年刘渊称帝，国号汉，后称前赵。李雄与刘渊的独立，开启“五胡十六国时期”。而后，各族陆续立国，晋室在八王之乱后面临覆亡危机。

刘渊为了要扩充版图，遣子刘聪掠夺洛阳，大将石勒及王弥掠夺关东各州。310年刘渊去世，刘聪杀新帝刘和自立为帝。同年，石勒经宛城、襄阳，掠夺江汉一带，隔年北返。当时关东又有蝗灾，洛阳缺粮，司马越率朝中重臣及诸将东讨石勒，弃怀帝于洛阳。311年晋怀帝与司马越的矛盾爆发，怀帝密诏苟晞讨伐司马越，随后司马越病逝，王衍率军归葬封国东海。当他东行至苦县（今河南鹿邑县）时，遭石勒袭击，晋军精锐受屠尽亡，众位大臣在投降后被杀尽。此时洛阳空虚，刘聪、王弥及石勒和兵攻破，处死太子、杀害官员百姓三万馀人，掳走晋怀帝，史称“永嘉之祸”。313年晋怀帝被杀，晋愍帝于长安继立帝位，刘聪派刘曜持续攻打。316年晋愍帝投降，最后受辱被杀，至此西晋灭亡。

西晋亡后，在北方尚有三个忠于晋朝的地区，即刘琨控制的并州北部、段匹磾控制的幽州、张寔控制的凉州。然而，刘琨先被石勒击溃，投靠段匹磾。段匹磾则奉东晋密令将刘琨处死，之后自己也被石勒击败。而张寔去世之后，其弟张茂向前赵的刘曜称臣。至此东晋在华北的势力全部消灭。

东晋历史

晋室南渡与内乱

晋元帝司马睿原属于东海王越一党，镇下邳。当时江东少受中原战乱影响且财富充裕，但是吴人并不得志于晋室，所以有意光复吴国。吴姓世族中，义兴周氏及吴兴沈氏最盛，并为江东二豪，吴郡朱、张、顾、陆四氏居次。八王之乱后，江南发生三次叛乱，由于起事者出身卑寒，未受世族支持。三次叛乱最后都由义兴周氏的周玘所平定，史称三定江南。

307年八王之乱后，司马睿听从王导建议迁镇到建康。南迁后王导以“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政策稳定政权，他借由当地名士顾荣、贺循为引，进而获得吴姓世族的拥护。而后大量宗室和北方世族衣冠南渡，在王导号召下共同支持司马睿，江南诸州次第归附，东晋得以偏安。

317年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廷，为晋元帝，史称东晋。但是晋廷在稳定后大量引用侨姓世族（原北方世族），压抑吴姓世族。周玘等吴姓世族不满，有意叛变，但事泄未果，周玘忧郁而死。其子周勰继之，意图叛变，但因其叔周札泄密而未果。而后晋室分化周、沈二氏，使其先后崩溃，并将亲晋的朱、张、顾、陆四氏递升。侨姓世族持续侵犯江南经济，并打压南方世族入仕朝廷，侨吴世族在政治及经济上的冲突仍在延续。加上世族对寒族歧视、与朝廷分庭抗礼；中央与方镇对立及野心家崛起，使得东晋一朝始终动荡不安。

北方外患威胁仍在，东晋朝廷赖世族及方镇的支持稳定局势，这使得不少实力派世族意图叛变。当时晋元帝倚重琅琊王氏，任王导为丞相，让王敦专政军事，时称“王与马，共天下”。王敦素来桀骜，有意控制朝廷，晋元帝为了抑制王氏权势，用刘隗、刁协、戴渊等人牵制，并防御京师。王敦万份怨恨，于322年发兵，攻陷建康。刁协等人被杀，史称王敦之乱。晋元帝备受恐惧，忧愤而死，太子绍继位，是为晋明帝。当时王敦欲篡位，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县），但于324年病危。晋明帝下令讨伐，平乱成功，由于王导未附逆，所以王氏仍受晋室重用。

325年晋明帝去世，太子衔继立，是为晋成帝。由王导及外戚庾亮辅政。当时军事重镇分由陶侃镇守荆襄地区及由苏峻及祖约等镇守淮南地区。陶侃怀疑自己因为庾亮的干预未能辅政，感到不满。庾亮为了提防陶侃，派温峤镇守武昌。苏峻及祖约对庾亮巩固中央的政策感到不满，于327年反叛。次年苏祖联军攻陷京师，胁持晋成帝，庾亮逃至寻阳（今江西九江市），史称苏峻之乱。此时陶侃观望，经温峤力劝之下决定讨伐苏峻。而后苏峻阵亡，329年陶温联军收复京师，平乱成功。事后庾亮请罪，外调镇芜湖，朝廷由王导执政。334年陶侃去世，庾亮代之，仍遥控朝廷，与王导交恶。339年后，王导与庾亮先后去世，庾翼执政，掌握荆州军权。

北伐与桓温专政

东晋建立后，南迁的晋人莫不希望发动北伐，收复北方沦陷的家园。但世族安居江南，南方丰富的资产使得重返北方的意愿不高。朝廷又担心野心家借此扩大势力、赢得人心，达成篡位目的，所以对大规模北伐消极应对。

东晋初期，朝廷采取以攻为守的态度抵御北方。317年祖逖意图北伐，晋元帝只给予少量军队，命他相机进取。他招募流民建立军队，与当地坞堡合作，成功收复黄河以南领土，与石勒隔河相持。但由于东晋发生内乱，朝廷也担心他威望太高，于321年派戴渊为总督节制，收复河北的计画无疾而终，祖逖忧愤而死，失地得而复失。王敦因为祖逖去世而不再有顾虑，终于叛变。祖逖军由其弟祖约率领，最后也随苏峻叛变。晋成帝时，庾亮、庾翼兄弟以荆州为中心，意图发动北伐。但是因为朝廷抵制，此次北伐没有实现。庾氏兄弟去世后，桓温担任荆州刺史。他向往刘琨、陶侃事迹，以北伐为己任。

346年晋穆帝时，桓温讨伐成汉（成汉于338年为李寿篡位，改国号为汉），次年讨灭，声威大震，遭到世族忌妒，执政司马昱引殷浩抗衡桓温。349年石虎死，晋廷派褚裒北伐，失败。桓温多次请求北伐，晋廷不许，派殷浩负责北伐。352年殷浩联合羌将姚襄讨伐前秦，被苻健击败。次年殷浩再度北伐，为姚襄所袭。354年，晋廷无奈派桓温掌握北伐大权。桓温先后发动三次北伐，同年2月伐前秦，苻健采用坚壁清野战术，打败晋军，桓温缺粮撤退。356年，桓温击溃河南姚襄，收复洛阳，修谒皇陵。358年他建议迁都洛阳，遭到世族反对作罢。晋哀帝及晋废帝时期，朝廷已经被桓温控制。当时北方呈现前秦前燕两强局势，洛阳为前燕占领。桓温为了准备篡位，于369年讨伐前燕。燕军大败，晋军进驻枋头（今河南浚县附近），与燕将慕容垂对峙。最后晋军缺粮而退，慕容垂率军追杀，晋军大败。371年桓温废晋帝司马奕为东海王，改立司马昱，即简文帝。隔年简文帝去世，晋孝武帝继位，桓温索求“九锡”，有代晋之意。大臣谢安、王坦之尽力拖延，不久桓温病死，东晋得以保存。

淝水危机

晋孝武帝时，谢安执政，桓冲为荆州刺史，防御荆襄地区；谢玄镇广陵，与谢安防御淮南地区。为了加强中央军力，谢安任刘牢之为参谋，招募淮南江北百姓，成立北府军。

370年，前燕被前秦消灭，前秦帝苻坚有意灭东晋统一天下。他于373年派兵攻下东晋梁益二州；378年派苻丕围攻襄阳，隔年攻破，俘虏朱序；又派彭超围攻彭城，被谢玄率北府兵击败。382年吕光平定西域，苻坚的目标指向东晋。隔年5月，桓冲率十万军意图夺回襄阳，苻坚派苻睿、慕容垂等人防御。8月，苻坚认为时机已到，率举国之师南征东晋，兵分三路，声势浩大。他亲率步兵六十万抵达项城，派苻融为先锋率二十七万兵攻打寿阳，梁成等人屯洛涧以控制淮河。晋廷震惊，谢安力持镇定，命谢石为前线大都督、谢玄为先锋，与谢琰、桓伊等人率八万北府兵北上救援。

383年10月，秦军前锋攻陷寿阳后，苻坚赶往指挥，派朱序向谢石诸将劝降。但朱序向晋将尽泄秦军虚实，建议速战速决。11月谢玄派刘牢之率五千精兵攻破洛涧，晋军西行，与秦军对峙淝水。12月，谢玄向苻坚建议后退决战。诸秦将认为阻敌淝水畔比较安全，但苻坚认为半渡而击可主动对决。秦军后移时，晋军渡水突击，朱序于后军大喊秦军已败。秦军大乱，谢玄等人乘胜追击，秦军全面崩溃，苻融战死，苻坚中箭，孤身北返，后由慕容垂护送。此役晋军全面胜利，对于东晋意义非凡，史称淝水之战。

战后，谢安都督诸州军事，准备北伐支离破碎的前秦。384年，谢安命谢玄、桓石虔率军北伐，谢玄等人自广陵北上，攻克鄄城、广固等地，并修建青州派（水利工程）以运送粮草。此役收复山东、河南一带，将北部边界推至黄河以南。荆州军也成功收复四川、襄阳一带。谢玄继续北上，前锋刘牢之一度打到邺城。但专政朝廷的司马道子忌讳谢氏功高，朝议“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还”，令谢玄回镇淮阴，北伐功败垂成。

朋党之乱与桓玄称帝

司马道子为晋孝武帝之弟，甚受信任。淝水之战后谢安、谢玄被司马道子排挤，朝廷逐渐混乱。北府军后来由王恭等人统率。桓冲去世后，桓家由桓玄领导。390年晋孝武帝对司马道子不满，内以王珣、王雅入廷，外以王恭任兖州刺史、殷仲堪任荆州刺史；司马道子也引王国宝及王绪抗衡，朋党乱起。396年晋孝武帝被贵人张氏杀死，太子继立，为晋安帝，安帝一般被评价为甚愚。398年王恭和庾楷上表弹劾王国宝并领兵讨伐，殷仲堪遥援，吴姓世族也发民支持。司马道子畏惧，只好杀王国宝、王绪求和。之后司马道子听从司马尚之建议，任王愉江州刺史，作为外援。次年王恭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再度举兵。司马道子命其子司马元显为都督，同王愉率军抵御。王愉被击败，联军攻至京师。司马元显收买刘牢之倒戈，王恭败死。殷仲堪与桓玄得知后退至寻阳，由桓玄任盟主，最后双方言和。朝廷为分化殷仲堪势力，任桓玄为江州刺史、殷仲堪为荆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399年桓玄杀殷杨二人，并其辖地。

司马元显担忧北府军不可靠，征江东豪族佃民以建立新军，称为“乐属”。这却使“东土嚣然”，引发民变，399年孙恩率众攻陷会稽，史称孙恩之乱。孙恩世奉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大受世族及平民信仰。400年孙恩扩张势力，江东豪族及五斗米道纷纷响应，江东八郡完全沦陷。401年孙恩偱海路直袭丹徒，京师震撼。刘牢之派刘裕至海盐击败孙恩，孙恩乘船而退，被刘裕再次击败。402年3月孙恩为临海太守辛景所败，投海而亡。馀众由其妹夫卢循领导。

402年司马元显为了避免桓玄乘乱偷袭，抢先西征，任刘牢之为先锋，司马尚之为后部。桓玄也率军东下，最后大破司马尚之。刘牢之认为司马元显无用，倒戈引桓军入建康。桓玄控制朝廷，诛杀异己，先后杀司马元显与道子，并夺取刘牢之兵权，诛戮部分北府将领，提拔北府将领刘裕。他最初有意革新朝廷，但最后豪奢纵欲，政令无常，渐失人心。403年桓玄篡位称帝，建国桓楚。隔年刘裕同北府旧将何无忌、刘毅举兵，收复建康，桓玄挟晋安帝西撤江陵。不久桓玄又率军东下，被刘毅击败，在逃往蜀地途中被冯迁所杀。而后桓振、桓谦又挟晋安帝反抗，刘裕直到405年肃清桓氏势力，得以迎晋安帝复位，掌控了朝廷。

刘裕篡晋

刘裕掌控朝廷后，荆州刺史刘毅忌妒，意图举兵。412年刘裕抢先讨伐刘毅，刘毅兵败自杀。405年，益州刺史毛璩率军讨伐江陵桓振，蜀军不愿远征，推谯纵为首叛晋，谯蜀建立。蜀军随后攻陷成都，杀死毛璩，谯纵自号成都王。408年晋廷派刘敬宣率军讨伐但失败。413年刘裕派西陵太守朱龄石率军西伐，攻占成都。谯纵败退自杀，谯蜀亡。

卢循为孙恩继承人，桓玄为安抚他任为永嘉太守，但他仍不断袭扰沿海。404年卢循由海路攻占广州，隔年晋廷又任命他为广州刺史。410年卢循趁刘裕北伐南燕之机，与其姐夫徐道覆分二路北伐，于桑洛州合力击溃刘毅（今江西九江市），乘势攻入京师建康，史称卢循之乱。此时刘裕回撤，卢循和徐道覆发生内讧，卢循久攻京师不破，撤守寻阳。10月徐道覆进攻江陵，为守将刘道规所败。12月卢循被晋军打败，退守广州。411年刘裕派兵击杀徐道覆。卢循最后于交州被交州刺史杜慧度歼灭，投水自杀，至此乱事平定。

刘裕消灭若干异己后，为了名正言顺称帝，先后发动两次北伐。当时南燕慕容超屡屡入侵，409年刘裕率军伐南燕，次年攻破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青州市），擒杀慕容超，南燕亡。而后因卢循叛乱，刘裕回师。后秦屡遭胡夏帝赫连勃勃入侵，国势大衰，幼主姚泓初立。416年12月刘裕再度北伐，连克许昌、洛阳。隔年刘裕兵分两路围攻关中，最后攻破长安，后秦亡。但该年冬天，留守京师的刘穆之突然去世，为免后方生变影响自己的篡晋计划，刘裕不得不返回京师。他命其幼子刘义真同王镇恶、沈田子诸将防守长安，后来诸将内讧，胡夏帝赫连勃勃率军攻击。417年冬刘裕命刘义真等率军东归，遭夏军追击，元气大伤，至此北伐结束。关中失守后，同年刘裕杀晋安帝，立其弟德文，为晋恭帝。420年刘裕废晋恭帝自立，是为宋武帝，建国宋，史称南朝宋，东晋至此灭亡，进入“南北朝时期”。此时北方仍处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直至440年北魏统一后方形成南北朝对峙格局。

疆域及行政区划

西晋承袭曹魏领土，统一后领有孙吴疆域。疆域北至山西、河北及辽东，与南匈奴、鲜卑及高句丽相邻；东至海；南至交州（今越南北部）；西至甘肃、云南，与河西鲜卑、羌及氐相邻。

西晋政区制度承袭东汉末期的制度，为州郡县三级制。于三国曹魏时期有司、豫、兖、青、徐、冀、幽、并、雍、凉、荆、扬十二州，灭蜀汉后分益州置梁州。265年西晋代曹魏后，分雍、凉、梁三州之地设秦州，后分益州地设宁州，后分幽州地设平州。280年灭孙吴后得荆、扬、交、广四州，并将荆、扬两州与原曹魏荆、扬两州合并，共十九州。秦州、宁州曾经废止，后来复置。291年分荆、扬州地设江州，307年分荆、江州地设湘州，至此共二十一州。州以下分郡、王国。晋武帝防止野心世族篡位，制定分封制，依人口多寡封国诸王，有大国、次国、小国三种类型（详见晋朝藩王列表）。但诸王仅得租税，王国如同郡县。诸王的军权，主要来自镇守之地。郡、王国以下为县。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至于公国、侯国，其地位同县]。

东晋政区袭承西晋，也是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是其州郡越分越多，辖区缩小。西晋末年，大量流民南渡。东晋朝廷为了安抚侨民及侨姓世族，以原籍州郡县名寄治别处，而无实地，此即侨州郡县。等到安定后实施土断，使其州郡领有实地，户籍和赋役与一般州郡县相同。

东晋政区随其疆域的变化而有增减。由于外族入侵与晋军北伐，北疆时常变动；四川先后出现成汉、谯蜀等国；东南疆域大致固定。晋元帝时期，石勒入侵，北疆只剩淮南江陵一带。成汉占据四川，于347年被桓温灭。桓温发动三次北伐，一度收复山东及河南地区，后败于前燕而止。前秦屡次入侵东晋领土，此时东晋仅剩扬、荆、江、广、交、豫、徐、兖、益、宁七州，及兖、青、冀、司、幽、并、益等侨州，共十五州。383年淝水之战，前秦惨败。隔年谢玄北伐，成功收复黄河、秦岭以南地区。之后东晋内乱，桓玄篡位，谯蜀独立，疆域萎缩。刘裕崛起后攻灭谯蜀并发动两次北伐，收复四川、山东、河南及关中地区。然而刘裕因故返京，将领内乱，夏人入侵，关中得而复失。此时东晋领有扬、北徐、豫、江、北青、司、荆、北雍、东益、宁、交、广、北并、北冀、梁、徐、北兖等十七州，及幽、冀、东秦、青、并、兖、秦、雍等侨州，共二十五州。

政治体制

两晋的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世族（又称士族、势族、门阀）的形成始自汉魏，主要由地方豪强、经学世家或累世为官者组成。九品中正制的诞生不仅成为维护世族政治的主要工具，也构成其一部分。220年曹魏实施九品中正制作为拔选人才的制度，以取代因战乱而崩溃的察举制度。魏晋时担任审查的中正一般为二品官，但二品官几乎为世族，使得世族获得拔选人才的权力。由于在拔选时往往重视家世而忽略才德，最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曹魏“九品官人法”起初依才能、德行与家世为标准，将士人评为九等后来演变成以家世为重。

五胡乱华后，随晋室南迁的北方世族称为为“侨姓”（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南方世族则称为“吴姓”。东晋时，以侨姓世族为主世族政治发展到巅峰，几乎独占政治权力。至于吴姓世族，东晋朝廷对其采取排斥态度，吴姓世族也不愿与其积极合作，久之双方隔阂加深。然而，随者江南的开发，寒族及吴姓世族也逐渐抬头。

架构方面，朝廷的决策机关与行政机关也逐渐分立。尚书省、中书省及门下省依序独立出来，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西晋承袭曹魏，中书监职权甚重，名实方面俱称为宰相。由于地处枢近，虽然官位在尚书令之下，但权力在其之上。同时门下也自中书分到部分权力，共同掌管决策，尚书则掌管行政。尚书的内部架构发展较为充分，在西晋即有省、曹、郎曹三级机构，“八座”之官。中书及门下直到东晋方扩张机构，中书省分局曹以协理奏章，门下至晋哀帝时建立门下省。后来皇帝为了提防权力渐盛的中书省，以门下省参与政治以牵制之。

两晋的三公虽然无实权为荣誉职，但可为皇帝顾问，该职也用来安置权臣。当时一些权臣，大多以三公录尚书事、加领中书及门下，或加领大将军、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至于监察制度，御史台成为完全独立的部门，直接由皇帝控制。然而其主要功能为维护皇帝威严，并非扫荡贪污。御史台架构完整，属官分为监察司法的治书侍御史、维持朝殿威权的殿中侍御史和监督官吏是否渎职的侍御史。

由于《魏律》内容繁杂，早在司马昭执政时即命羊祜、杜预、裴楷等人参考《汉律》及《魏律》来修编新法律。267年完成新律，次年颁行全国，此即《晋律》。因为于泰始年间颁行，又称《泰始律》。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在中国本土通行的法典。张斐、杜预各别又为《晋律》作注本《律解》（张著）及《律本》（杜著）。经晋武帝批准后，该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又与《晋律》统称“张杜律”。这种以注辅文的立法方式影响后世，如唐代的《永徽律疏》。

军事制度

西晋的军事制度沿袭曹魏，采用世兵制。晋武帝颁布去州郡兵及封国制，并任众王都督诸州军事。东晋兵制袭用世兵制，并以募兵制补充兵力。由于中央衰落，军力外重内轻，地方方镇较不受朝廷管辖。谢安为了巩固中央，建立北府军。

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外军全部兵员都来自军户。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主要保卫京师，有事出征，兵力不下10万人。驻防城内宫殿宿卫、宫门及京城宿卫为宿卫军。驻防京郊，有事出征为牙门军。中军统帅为中军将军，后改为北军中侯或中领军。外军为中央直辖的各州都督所统率的军队，都督一般由征、镇、安、平等将军或大将军担任。州郡兵是地方军备，西晋灭孙吴后，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裁撤州郡兵。并改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维持治安。但是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

晋武帝颁布封国制，诸王分封郡国，大国三军5000人、次国二军3000人、小国一军1500人（详见晋朝藩王列表）。并任一些王室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荆州、河间王颙督关中。晋武帝任诸王都督诸州军事是为了提升宗室力量避免权臣专政，但却使得地方宗室掌握军权，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西晋都督为持节使臣以督诸军，持节都督分为三级，都督中外诸军事为最高统帅，监诸军次之，都督各州诸军事居末，和将军分统外军。

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借此篡位。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征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

衣冠南渡

西晋统一全国后人口但仍未恢复到东汉水准，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更使人口数急剧锐减。五胡乱华期间发生多次大屠杀，例如刘聪、刘曜、石勒及石虎在华北的屠杀。战乱带来的瘟疫及饥荒，也造成人民大量死亡，甚至发生“人相食，饥死者十五六”的惨事。除战乱因素外，两晋人口数也因为种种因素被隐瞒。政府赋税繁重，使得百姓依附在大族或寺庙下逃避课税；当时军人及部曲、僧人、道士及奴婢是属于别籍而不入户；此外，因为战乱使大量人口外移或是迁入后隐瞒户籍。

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滞留华北的汉人则依靠40余个坞堡自卫。当时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后协助李特、李雄立国。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后为石勒吸收。巴蜀动乱后，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后为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后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华北动乱时，众多人民逃往辽东，由慕容皝设侨郡收留。后来这些侨民协助慕容皝建立前燕。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股是在永嘉之乱后由中原流向江南，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于东晋时期共有五次，分别为司马睿移镇江东时期；祖逖、祖约北伐失败南撤时期；后赵灭亡，桓温北伐时期；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时期及刘裕北伐失败时期。南迁侨姓世族成为东晋朝廷与南朝的支柱。侨民渡江后主要分布在荆扬梁益四州，有些深入闽广之地。侨民主要先安置在侨州郡县，入白籍，可以减免赋役。由于侨州郡县迁徙不定、侨民与当地人民混杂，户籍难于管理，影响了政府赋税收入。所以安定后实施“土断”，将侨民就地入户（黄籍）以裕财实兵，并使官吏丧失免税特权。在东晋时共实施四次。当时人民为重要资产，战争时不论是侵略者或是被侵略者，往往强迫人民迁移，以防资敌，尤其在华北或江淮地区常常发生。

农业经济

由于兵事将休，在晋武帝时期就废除屯田制，将民屯田给予农民，实施占田制及荫客制，并以课田法课税。占田制及荫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拥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并购土地的问题并未解决。虽然课田法使地租比曹魏时重一倍，但由于农民由赋税更重的屯田农民构成，所以负担比屯田制稍微减轻。由于被荫庇的农民只需向荫庇者交租即可，国家税收得由其他编民齐户承担，这使更多的农民转荫至大地主名下。最后政府税收短缺，世族获得经济特权。

东晋时期庄园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比北方更大。早在孙吴时期，江南经济日益开发。当时吴姓世族即拥有众多的庄园。晋室南迁后，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改善南方地广人稀的问题。侨姓世族大量开发无主地，建立方圆数十里至数百里的庄园，有效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由于世族垄断土地，占夺田园山泽，使得贫富差距极大。所以王导曾于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实施度田收租，以改变西晋时将田租与户调合一征收；咸康二年（336年）颁布“壬辰诏书”，禁止占山护泽。这些都意图减轻百姓负担。当时庄园除了有部曲、佃客外，还有门生及奴隶。中原人士带来北方精耕细作的技术，推广牛耕加快耕田速度。东晋南朝重视水利，代有修筑。最后，南方的水田普遍开发，农作物品种增加、生产量提高（如岭南地区一年可两熟）。长久下来使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

手工业

手工业主要由官府专营，设置少府及作部。冶炼业得到了发展，灌钢技术的发明，把生铁和熟铁混杂在一起，工艺简便，生产效率更高，钢铁的品质也更好。在热处里技术中发明了油淬，使铸铁可锻化，最后锻件成为主导地位。纺织业用麻织成的布，马钧改良纺织机，品种及品质皆提升。当时制纸业除麻纸外也利用藤做出“藤角纸”。纸张已经可作出雪白纸及五色花笺，到南朝完全替代竹简和绢锦。制瓷业在制成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并广泛在南方地区扩散。例如浙江就形成越窑、瓯窑、婺州窑及德清窑。制茶业方面，由于晋代士人习惯饮茶并提倡以茶代酒，使需求提高，种植区域进展到东南沿海。造船业归官府管理，当时大船载重达万斛以上。由于江南水路繁多，所以十分兴盛。

商业

平吴之后，皇室与官僚逐渐普及参与经商，并将商业活动发展到交广等边远地区。例如吴王司马晏的部下从事“市买钱帛”的簿册，对商业的参与有一定的规模。石崇任荆州刺史时，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他生活奢侈，甚至与王恺竞相争豪。晋室南渡后，中原财富大多转移至江南地区，商业仍然兴盛，最大商业中心为建康、次为江陵。由于战乱与铜量不足，铸钱不足，币值处于混乱状态。贸易也有发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贸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经营商业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粮食、布帛、鱼、盐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广州海上贸易发达，进口明珠、翡翠、犀象、香料，出口以丝绸为大宗。

文化

在晋代，边疆民族进入中原，经过民族交会，同化于夏族之中，游牧民族带来的草原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中原汉人南下，促进了南方特别是江南的大发展。晋及南北朝时，族群大迁徙及文化交融造成南北文化分野，黄河流域由原来的中原而沦为北方，和以江南为重心的南方相对而称。当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因而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凤。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会，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融合，道教及佛教也在该时期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晋朝虽为自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学、技术等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上流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时官学不振，而世家大族学术兴盛，尤其在南方，家学成为文化传承、发展的最重要形式。

学术思想

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于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荡，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于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发展到最后已破落琐碎，著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于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知下，于240年——249年间发展盛行。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于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

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魏末晋初的玄学代表人物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于极端发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后期，玄学代表为裴頠及郭象。裴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荡。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裴頠、江惇、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著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宗教

两晋时期，宗教以佛教、道教为主，但佛教的势力较道教强盛。关于佛道冲突，江南道教附儒，玄佛合流，分成两个集团，仅清谈争辩，未涉及政治权力，与北方不同。

佛教于东汉即传入中国，当时儒教兴盛，人民安定，所以少有发展。两晋时期战乱年年，豪族欺压百姓。儒教衰落，思想空虚。以致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精神缺乏寄托。由于佛教所主张的“神不灭论”、“因果报应”及“六道轮回”抚慰人心。佛教就借由深邃的义理，逐渐在中国盛行。但对于佛学内容陆续仍有争论。东晋后期，庾冰、桓玄与名僧慧远为是否行跪礼发生争论。后来南朝梁范缜还提出《神灭论》及《偶然论》，反驳佛理“神不灭论”与“因果报应”。

佛教在初期大致可分为道安的本无派、支憨度的心无派和支道林的即色派。当时东晋流行清谈，于是僧侣就借由清谈将佛理传播给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传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长谈玄。南北佛教到后来形成不同学风，北方重行业，崇尚禅学、律学及净土信仰。南方重义理、注重在涅槃佛性的探讨。东晋晚期时，慧远擅长儒学，力谋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国化，最后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慧远还提倡译经，与北方名僧鸠摩罗什交流译本。法显是中国首位西行求法的僧侣，他于399年自长安出发，经西域抵北天竺、狮子国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后，414年经海路返抵建康。他与数位名僧大量翻译经文，并将旅途见闻写成‘佛国记’，成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

龙虎山，建有正一观，为五斗米道的发祥地之一。

早在三国西晋时期，就出现太平道及五斗米道。后来五斗米道发展成天师道，并分成利用符水治病的符水派；信奉金丹经、房中术的金丹派；主张“无为自然”，似道家的清静派。

五胡乱华后，由于百姓遭受战乱及豪族欺压，纷纷信仰道教。民间信仰道教者大幅成长，以三吴内地及东南沿海居多。侨姓及吴姓世族也纷纷信仰，如王羲之即为五斗米道世家。后来孙恩、卢循号召五斗米道信徒叛乱，晋廷经数十年方镇压。

东晋初期，道教的架构、章法尚未形成，直到东晋中期发生改革，才形成组织化的宗教体制。当时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规，南方则注重经法及义理。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丰富本身理论。炼丹术盛行，深化相关理论。

东晋时，著名道士葛玄后裔葛洪，结合神仙学说与道术理论，并加入炼丹等理论，整合道教理论。他所著的《抱朴子》，外篇论时局与道德，内篇论道家学论和炼丹、养生之道。杨羲、许谧及许翙著《上清经》，最后发展成上清派，主张简化修行力法，贬斥房中术，以存神为主。葛洪之孙葛巢甫著《灵宝经》，后来也发展成灵宝派。该派以符箓科教为主，受到上清派影响，也提倡简化修行、“仙道贵生，无量度人”。道教对文学、艺术多有贡献。例如描述神仙之游的《游仙诗》，历代道教的神仙画。道教的炼丹及养生术包含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对科技的发展具有贡献。

文学

两晋文学脱离经学的束缚而独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发展。这是因为：魏晋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于德行，士大夫虚无荒诞；政治黑暗，士大夫备受压抑；玄佛道盛行，译经发达。在这些背景下，该时期作品的内容写实，重视技巧。因受汉赋影响，出现了骈体文，字数上四下六字，讲究辞藻华丽、雕琢字句、声律藻饰，多用对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赋、论及简牍，至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骈文带来声韵研究，后由南朝梁的沈约定出四声。小说方面，如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及葛洪的《神仙传》。该时期的史书多为民间著作，或出现多个版本，例如陈寿的《三国志》及范晔的《后汉书》。

魏晋交替时期，稽阮文章甚佳，何晏之徒多为肤浅。嵇康擅长四言诗，亦著有《养生论》。他诗风清峻，反对政治黑暗，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妥协，代表作有《与山涛绝交书》、《赠秀才入军》、诗十九首与《幽愤诗》。阮籍以《首阳山赋》及《咏怀诗》表现出权势害人及政治黑暗的厌恶。

西晋时期，社会繁荣豪奢，文学走向雕琢美化。此时期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著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赋》，描写三国都城，内容雄浑闳博，完成后轰动京城。他的诗歌在艺术及风格十分高超，由于出身并非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挤，在诗歌中显现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诗》内容细腻，情感写实。陆机的《文赋》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叙述思想与艺术主从关系。他的散文也广为人知，但过于重视辞藻及对偶。西晋的诗受曹魏“建安体”的影响，但渐渐讲究对偶及声韵。有名诗人有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

永嘉之祸后，出现如刘琨之诗中带有亡国悲痛，坚忍不拔的特色，为两晋少有的风格。东晋时期，简牍之类文章，以王羲之的《与谢安书》，风格高超，闻名千里。其中《兰亭集序》提及人生哀乐相随的感叹，颇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价值观。赋以玄言赋最多，多与清谈内容有关，例如孙绰的《游天台赋》、郭璞的《江赋》。郭璞尚注释《尔雅》、《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等。他的《游仙诗》更是魏晋游仙文学的代表，诗风绝逸。该诗内容叙述脱离尘世的悠游感，实际上是反写对现实的不满。东晋后期以陶渊明甚具特色，其擅长描述田园生活，风格清新朴实，提升古体诗内涵，表现出高远纯洁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记》寓意追求一个可供逃避乱世的和谐世界，富有哲理。其诗歌、散文及辞赋广泛影响后世名家如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

此外，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时代。

艺术

由于两晋世族生活优裕，产生许多优秀的艺术家。清谈带来逻辑思辨的发展，以及老庄的自然观，使艺术蓬勃发展。绘画等艺术脱离儒教后走向自由探索，逐渐发展成纯艺术。佛教的推广，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现，带动艺术创作。佛经、佛门故事的传入也拓展艺术的想像空间。

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学影响，人物品鉴风气盛行，对人的外貌及言行举止观察入微。佛画传入印度艺术的表现手法，最后促使人物画技法的成熟，并奠基艺术美学。当时人们欣赏有特色的人物，在绘画上，要求生动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及气质格调。这不同于重视外在形式的汉代风格，或是强烈表现人物的三国风格。此时人物绘画或雕塑已能透过眼神手势或“飘带精神”来表达人物的内在美，以达到“形神具备”的境界。东晋顾恺之善绘仕女山水，务求传神，史称“画圣”。他所绘的《女史箴图》，强调人物在眼神的悟对与手势的搭配。衣饰襟带的飘举，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气”环绕全身，达到中国绘画最高评价“气韵生动”。传为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亦有相同水准。至于山水画仍处于图案阶段，尚未生动，至南朝方有起色。

晋朝出现很多著名书法家及书法理论。书体由隶书走向多元化，各种书体相互发展。草书由章草发展成今草，行书由隶书递变楷书之间逐渐成熟。章草带有隶味，著名有西晋索靖的《月仪帖》。今草采楷书体势、笔意发展而成，著名有东晋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介于楷草之间的行书，书写简易且流畅，著名有王羲之的《丧乱帖》、《兰亭序》。有名的碑文有《爨宝子碑》。

在两晋为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些青瓷器造型特殊，例如水注，有蛙型及卧羊型两种，体腔可储液体。也有造型奇伟，例如神兽尊。而谷仓罐（又称魂瓶）为三国两晋特有的随葬器物，源自汉代五联罐，用来储藏死者的粮食。其盖上常有人物塑像及佛像，罐腹则贴塑人物、神兽、鱼之类。这些造型反应当时的信仰和丧葬习俗，也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品。

科技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外丹包括了黄白，也就是炼金术。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练成“圣胎”。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

两晋有名的科学家有地理学家裴秀、谢庄、历史地理家杜预；天文学家虞耸、虞喜、医学家王叔和、炼丹学及医学家葛洪。西晋人裴秀任地官，为地图学家。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图，完成《禹贡地域图》；科学的描绘出当时山脉水文的分布及行政区划。他总结前人绘图方法，提出制图六体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准望（物体方位）、道里（道路距离）、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项代表地形起伏所带来的误差）。西晋人谢庄依各州地理制作木质地理模型《木方丈图》，可合并为全国地理模型。这成为中国最早制作的地理模型。喜爱春秋时期的西晋人杜预也绘制了《春秋盟会图》，纪录该时期各诸侯国的都邑、盟会的分布。

虞耸为三国末期至西晋人物，他自盖天说与浑天说整理出《穹天论》。东晋人虞喜出身世家，博学好古。屡次受到皇帝邀请但不愿做官，被晋成帝誉称“守道清贞”。他于东晋咸和五年（330年）发现了岁差，计算出冬至太阳的位置每50年会向西移动一度。另外，他支持宣夜说，主张天高无穷，日月星辰按各自的规律运行，与浑天说与盖天说不同。

西晋人王叔和奠定脉学理论的，他把脉象归纳为二十四种，著《脉经》十卷。他又整理医学家张仲景的著作，重新编为《金匮玉函经》。东晋人葛洪家贫好学，拜鲍玄为师，专攻炼丹学及医学。葛洪先后完成《抱朴子》（内外篇）、《金匮药方》及《肘后备急方》。其中《抱朴子内篇》是中国史上重要的炼丹经典，于《金丹》、《仙药》及《黄白》中包含许多化学、生物学及矿物学的知识。葛洪也是伟大的医学家，他将《金匮药方》缩编为《肘后备急方》，类似今日的急救手册，在当时十分实用。《肘后备急方》也是最早记载结核病、天花的书籍。

（三）

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存在于南方建立于建康（今南京）的四个宋齐梁陈朝代的总称，也有合并孙吴和东晋称为“六朝”的。

公元420年东晋灭亡，刘宋取代东晋，在中国南方地区相继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汉人政权，与鲜卑人或鲜卑化汉人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的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政权对峙。

南朝统治期间，南部中国取得了很大发展。以建康为代表的南朝文化，甚至在人类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简介

420年，东晋权臣刘裕逼迫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于他，刘宋建立，南朝开始。其后萧齐、萧梁、南陈三朝相继而立。589年，隋灭南陈，南朝结束。南朝继承了东晋的疆土，其范围为中国南方——秦岭、淮河以南的地区。其中：刘宋最大，北疆达到黄河；南陈最小，只有江陵以东、长江以南的狭小国土。

南朝是继东晋之后，由汉族在南方建立起来的朝廷。虽然南朝的4个政权各自存在都只有几十年，但作为汉族政权在南方的统治，为汉族文化在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传播作出贡献，同时在南方兴起了建康、江陵、扬州、成都等大城市，南方工商业也得到发展。所以，南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客观上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发展和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三国说起，公元280 年，继承魏的西晋（公元265—317 年）统一全国，但西晋仅稳定统治了20余年便在各种矛盾的影响下土崩瓦解。西晋灭亡后，江南相继出现东晋（公元317—420 年）、宋（公元420—479年）、齐（公元479—502 年）、梁（公元502—557年）、陈（公元557—589年）等五个前后相承的政权，北方则经历了汉族和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成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燕、南凉、北凉、西凉、夏和北燕等十六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公元304—439年）、北魏（公元386—534年）、东魏北齐（公元534—577年）及西魏北周（公元535—581年）等政权的统治。公元439 年北魏统一北方后（北魏后来分裂为东西魏，又分别被北齐、北周取代），与江南的宋、齐、梁、陈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史称南北朝时期。公元581年，隋取代已统一北方的北周政权，并于公元589 年灭陈，重又统一全国，魏晋南北朝历史时期结束。南北朝是一个战事频仍、同时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中华民族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南朝经济

南朝相对北朝，局面安定。各个王朝都对经济进行了大开发，使得南方人口大量增加。464年，宋户口90万8千余，人口468万余。发达地区如会稽郡，人口就有35万。

南朝时，南方的商业和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另外，闽江、珠江流域也得到了初步的开发。江南地区的开发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奠定了基础。

南朝文化

南朝是中国诗史上诗运攸关的重要时期。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与魏晋诗人不同，南朝诗人更崇尚声色，追求艺术形式的完善与华美。梁萧子显所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就是这种追求新变趋势的理论总结。谢灵运所开创的山水诗，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的创作，不仅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一代诗风。山水诗的出现，不仅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题材，而且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继陶渊明的田园诗之后，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进一步的沟通与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

鲍照的乐府诗，唱出了广大寒士的心声，他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南朝也创建了不少的寺庙，杜牧就曾感慨过：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四）

网文《南朝往事——淫威下的禅让制》（2005-26）说：

说到中国古代的禅让制度，就不能不提及大家普遍知道的上古时代故事：圣明的尧（伊祁放勋）在老年的时候把帝位让给了孝顺的舜（姚重华），等舜老了，又把位置让给了治水有功的大禹（姒文命），然后禹把帝位传给了儿子，从此进入了“家天下”的时代。

后代人尤其是在儒家思想的引导下，人们认为尧舜禹时期实行的是美好的禅让制。人们生活在一种贤明君王领导下的美好时代。

然而，经过一些专家考证，其实上古时代，帝位传来传去，还是自家人传给自家人。

先不从这种血缘关系的真实性说起，靠主观思维想想，一个旧的势力在历史潮流中总要进行最后的反抗，根本不会出现主动的去禅让给别人（历史上唯一出现的主动禅让是燕国姬哙禅让国相子之，也因为太子平反抗最终导致子之被齐国所擒，燕国国力大衰）。所以，所谓的禅让都是在无奈的淫威逼迫下才会出现的一种和平过渡的形式。就古代文献中记载也可以知道，所谓的禅让制压根不是想象的那么美好的制度。而尧幽囚舜野死才是的禅让制度的真实面目。

《竹书纪年》中这样表述：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山海经 海内西经》记载：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

其实尧舜之间还隔着一个帝丹朱，丹朱何其人？乃是尧的儿子！舜的帝位并不是尧禅让给他的，而是舜靠自己的野心夺取的。更不用说舜禅让给禹，纯属无稽之谈。舜老年，被股肱之臣大禹流放到九嶷山（今湖南省），在东晋以前，九嶷山已经是不毛之地了，可想而知，在政权的变更中，以禅让的名义进行夺权是一种多么血腥残忍的手段。

到了西汉晚期，儒家大德君子王莽通过儒家理念的粉饰，对禅让进行了明确的步骤划分，从此，为各个时代王朝和平更替铺平了道路，也指明了篡夺的方式手段。

到了南北朝时代，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而每个朝代的更替，也是通过禅让或者夹杂一定的武力得以完成。

一、征讨四方、海内称雄、权倾朝野

东晋中后期，桓温弄权，权倾朝野，一直想篡夺帝位，但最终被风流宰相谢安一拖再拖而最终没有成功。桓温死后，风云再起，桓温子桓玄逼迫晋安帝禅位给自己，三月后刘裕刘毅起兵，讨伐平定。刘裕后又灭掉竞争对手刘毅，平权臣司马休之父子，成为真正权倾朝野的枭雄。

刘宋后期，刘昱继位，然而刘昱性情多变、荒淫无度、穷凶极暴，最终被杨万年等人谋杀。萧道成迅速拥立刘准为帝，控制朝廷，总掌军国大权。后又消灭沈攸之、袁粲、刘秉等宿敌，铲除通向称帝道路的绊脚石。

（五）

网文《虚伪的禅让：南北朝时期的“禅让”是做戏吗？》说：

南朝四代，宋齐梁陈，朝代更迭很有特点，不是刀光剑影杀出血路夺了人家的江山，而都是通过貌似温情脉脉的“禅让”来荣登宝座的。用现在的话说，特“和谐”。不过，禅让在南朝的轮番上演，虽然少了些血雨腥风，却充斥着更多的狡诈与阴谋，实际上还是篡权夺位。因为要打禅让的旗号，所以必须把顺天应人的戏做足，“劝进”于是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且是主要环节。元熙二年（公元四二○年），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于刘裕。晋恭帝很聪明，知道东晋气数已尽，皇帝早就是军阀的傀儡，所以刘裕让人将写好的禅位诏书拿给他抄的时候，他欣然命笔，没有丝毫犹豫。按说这事儿就算结了，刘裕应该满心欢喜地圆他的皇帝梦去了。

可是不，刘裕一定要“奉表陈让”，说自己德行浅、功劳小，当不起这个大位。这时候，晋恭帝早已知趣地搬出皇宫去了，这个陈让表自然不能送达。数百名大臣联袂上表劝进也不行，刘裕硬是把架子端着。这个时候，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亮相了，他就是太史令骆达。魏晋以后，太史令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天文历法。由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很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往往抱有主观神秘的态度，所以太史令颇有些像现在的仙婆神汉，要太史令来证明刘裕代晋是上天的旨意，显然是太合适不过了。

骆达一条条地陈述着，大臣们静静地听着，刘裕不动声色地看着。不外乎太白经天异姓兴、五虹见天圣人出、黑龙登天大人受命一类的星象符谶记录。有意思的是，骆达还玩起了数字游戏，说什么东汉建武至建安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四十六年而禅晋，而晋自泰始至今正好一百五十六年，都有个“六”字，可见刘宋受禅是上天的安排。骆达叨咕完了几十条天降附瑞的记录后，群臣齐声附和，刘裕看到压轴戏已经唱罢，这才应允了。在我们很多没有心机的人看来，刘裕这样太造作了，聪明反被聪明误，会惹人非议。其实不然。他不仅是把戏做给群臣看，通过这样一种仪式来观察众人的忠诚度，而且是把戏做给天下人看，让所有臣民都知道，我刘裕当皇帝是受到老天爷的支持的。所以，后来齐代宋、梁代齐、陈代梁的时候，这出大戏都演得有板有眼，如出一辙。更有意思的是，连压轴戏的主演和戏词儿都一成不变，直接剽窃自刘裕大导演的禅让剧本。齐高帝萧道成受禅时就是这样。

先是宋朝王公大臣登门陈请，后是太史令文建陈天符瑞，依然是东汉一百九十六年禅魏，魏四十六年禅晋，晋一百五十六年禅宋，而宋自永初立国至今已六十年，又是逢“六”。如此一来，结论自然是“天意”。其实，在篡位者的心里，皇帝这个宝座是非我莫属的，有没有太史令的数字游戏，都不会影响到大局。之所以让群臣粉墨登场、联袂劝进，不过是不得不走的一个过场而已。既然是走过场，表演是否出彩，场面是否感人，乃至戏词儿是否剽窃，也就无关紧要了。太史令的数字游戏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事实：禅让从来就不是真实的历史存在，而是一种虚伪的政治样板。其实质不过是实力派野心家们将力不从心的傀儡皇帝们从龙椅上揪下来后，为自己取而代之而上演的一幕幕荒诞剧而已。

谢选骏指出：宋齐梁陈（420—589年）这南朝的四个朝代，政治上分别为南朝宋（刘宋）、南朝齐（南齐）、南朝梁（南梁）、南朝陈（南陈）；但文化上却一脉相承，不像北朝那样变化剧烈。南朝文化上接魏晋，下启隋唐，号称中国正统。文化繁荣，武力昌盛，北与拓跋魏（元魏）、宇文周（北周）、高齐（北齐）鲜卑三朝对峙达百余年，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兴起保留了火种。南朝继承了东晋的领土，其范围为中国南方——秦岭淮河以南的地区。其中：刘宋最大，北疆达到黄河；南陈最小，只有江陵以东、长江以南的狭小国土。南朝虽然终于北朝吞灭，但吞下了南朝的北朝却迅速汉化了，直接开启唐代文明。

南朝是继东晋之后，由汉族在南方建立起来的朝廷。虽然南朝的4个政权各自存在都只有几十年，但作为汉族政权在南方的统治，为汉族文化在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传播作出贡献，同时在南方兴起了建康、江陵、扬州、成都等大城市，南方工商业也得到发展。所以，南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客观上为华夏文明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南朝是中国诗史上诗运转折的重要时期。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与魏晋诗人不同，南朝诗人更崇尚声色，追求艺术形式的完善与华美。梁萧子显所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就是这种追求新变趋势的理论总结。谢灵运所开创的山水诗，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的创作，不仅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一代诗风。鲍照的乐府诗，唱出了广大寒士的心声，他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山水诗的出现，不仅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题材，而且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继陶渊明的田园诗之后，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进一步的沟通与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

经济

南朝相对北朝，局面安定。各个王朝都对经济进行了大开发，使得南方人口大量增加。464年，宋国户口90万6千余，人口468万余。发达地区如会稽郡，人口就有35万。

南朝时，南方的商业和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另外，闽江、珠江流域也得到了初步的开发。江南地区的开发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奠定了基础。

（六）

南朝宋概述

南朝宋（420年-479年）或称刘宋，其开国皇帝刘裕是东晋末年发展起来的新兴力量。他在与东晋四大家族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于公元420年他废掉了晋帝，自立为王，国号宋。为区别于后世赵匡胤建立的赵氏宋朝，史学家常称之为“刘宋”。由于刘裕出身贫寒，又看到了东晋因大族屡屡兴兵反抗而使其灭亡的教训，故而在他登基后，不再重用名门大族。其用人也多为贫寒出身，兵权则主要交于自己的皇子，所以没重蹈东晋发生大族割据的覆辙。然而，由于皇子相互间的争权夺利，最后以至与相互残杀，这是刘裕始料未及的。公元422年，刘裕卒，宋少帝、文帝相继即位。其中，文帝刘义隆在位的三十年间，是刘宋最繁荣的一段时期，这时南方的经济、文化才真正有所发展。公元450年至公元451年，宋文帝贸然北伐，与北朝的魏国交战，反而被北魏太武帝率领骑兵集团大举穿插突击，短短两个月就由黄河北岸攻到了长江北岸，使南朝损失比北朝更为惨重；而北朝的远征军将士染病者颇多，国人对此也颇为怨恨，北国政治随即陷入混乱。南北双方无能力再发生大战。从此，南北方相对稳定下来。公元453年，文帝薨。文帝死后，宋孝武帝、宋明帝先后为帝，但他们俩都是有名的暴君，其不仅对诸将疑忌，而且兄弟间相互残杀，政治一度混乱。在此期间，南兖州刺史萧道成趁政治混乱之机而形成了较强的势力。479年，萧道成灭宋，建立齐。至此，宋朝灭亡。

宋武帝刘裕（420年-422年）：420年称帝，在位2年

宋少帝刘义符（422年-424年）

宋文帝刘义隆（424年-453年）

宋孝武帝刘骏（453年-464年）

宋前废帝刘子业（465年）

宋明帝刘彧（465年-472年）

宋后废帝（苍梧王）刘昱（473年-477年）

宋顺帝刘准（477年-479年）

（七）

南朝齐概述

南朝齐（479年-502年）是南朝第二王朝。萧道成创建，都建康。疆域北至大巴山脉和淮南，西至四川，西南至云南，南至今越南横山，东南直抵海滨。历7帝，仅24年。

萧道成，低级士族出身。领兵三十多年，他利用刘宋末年皇室内部、君臣之间相互残杀的混乱局面，以中领军掌握实权，于升明三年（479年）代宋称帝（见齐高帝萧道成），国号齐，年号建元，历史上又称南齐、萧齐。齐初虽对宋末暴政作过一些改革，注意劝课农桑和学校教育，但人民的负担并未减轻，濒于破产的农民纷纷沦为豪强大族的隐户。齐世寒人兴起的趋势继续发展，中央以寒人掌典机要，地方则重用典签，对皇室和方镇严加控制、监视，门阀士族的实权进一步削弱。齐初，鉴于宋末统治阶级内部相互残杀而失天下的教训，终齐武帝萧赜之世，虽然爆发过唐寓之暴动，尚能维持政局的稳定。齐明帝萧鸾在位五年，皇室间的相互残杀更甚于宋末。高、武子孙，几乎被萧鸾杀绝。萧鸾死后，继位的东昏侯萧宝卷更是专事杀戮的暴君，人人自危，众叛亲离，政局混乱达于极点。永元三年（501年），宗室雍州刺史萧衍自襄阳起兵攻占建康，尽杀明帝后裔，次年称帝，建立梁朝，齐亡。

①齐高帝萧道成：字绍伯，萧何的第24世孙。公元427年生，470年主掌刘宋军权，477年杀后废帝，立准帝。479年禅位建齐，崩于482年，在位4年，寿56岁。善草隶书。

②齐武帝萧赜：字宣远，高帝长子，生于440年，482年3月即位，崩于公元493年，在位12年，寿54岁。

③齐郁林王（齐郁林王）萧昭业：字元尚，武帝长孙，萧长懋（崩于公元493年）长子，生于473年，公元493年7月即位，在位1年，被萧鸾所杀，年21岁。

④齐海陵王萧昭文：字季尚，武帝孙，长懋次子，生于480年，494年7月萧鸾拥立即位，11月被鸾所杀，年15岁。

⑤齐明帝萧鸾：字景栖，高帝侄，父萧道生，生于446年，494年11月即位，在位5年，崩于498年，年52岁。与侄子萧遥光合力，在494年与498年三次杀高帝、武帝子孙封王者殆尽。

⑥齐东昏侯萧宝卷：字智藏，明帝次子，生于482年，498年7月即位，在位4年，杀尚书令萧懿激起萧衍起兵，被衍杀，年19岁。

⑦齐和帝萧宝融：字智昭，明帝八子，生于487年，501年3月即位，在位1年，被萧衍废杀，年15岁。

（八）

南朝梁概述

南朝梁（公元502年-公元557年）的建立者萧衍擅长文学，499年被任命为雍州刺史，他乘齐国内乱，发兵夺取了皇位，建立了梁朝。萧衍是为梁武帝，共在位48年。在武帝时期，北方的魏国已经衰落，再无能力对南方形成威胁。这本应为南方发展的大好时机，但武帝却昏庸无能，纵容大臣剥削人民，却又以自己节俭为借口，对一些忠臣的建议置之不理。公元548年，从东魏投降梁的大将侯景倒戈。他以武帝从子萧正德为内应，进攻梁国。次年，侯景攻陷台城。此时，梁武帝早已饿死于城中，其子萧纲即位，是为梁简文帝。公元551年，侯景杀死简文帝，因此梁已完全处于崩溃的边缘。王僧辩，陈霸先等南朝将领集结余部，终于打败了侯景。公元557年，在讨伐侯景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陈霸先灭梁，后又在权力争夺中，杀掉了原先的上司王僧辩，于是建立了陈。至此，梁亡。

梁武帝萧衍（公元464年-公元549年）：502年废南齐皇帝自立，建立南朝梁。他信奉佛教，生活简朴，但政治昏庸，公元549年死于侯景叛乱，时年86岁。

梁简文帝萧纲（公元503年-公元551年）：武帝第三子，公元549年即位，在位2年。卒年49岁。

梁元帝萧绎（公元508年-公元554年）：武帝第七子，552年即位，在位3年被杀，时年47岁。

梁敬帝萧方智（公元543年-公元557年）：元帝子，555年即位，在位2年。被陈霸先废，558年被杀，时年16岁。梁亡。

（九）

南朝陈概述

公元557年南朝陈（公元557年-589年）受禅建国，陈霸先废梁敬帝，自立为帝，建立陈朝，是为陈武帝。此时，中国南方经过了多年的战乱，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便注定是短命的。陈武帝与其继承者文帝、宣帝先后消灭了王僧辩、王僧智等反对势力，又在建康附近打败北齐军。陈朝疆域以太建（569年-582年）时为最广。太建五年伐北齐，得和、南司、衡、巴、罗、定、扬、霍、合、江、西楚、东广、淮、泾、南谯、东豫、光、建、谯、仁、潼、安、朔、青、冀等州，不仅恢复了淮南故土，而且也恢复了淮北的部分州县。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陈的统治，但毕竟国力衰微。中国历史上，朝代名与皇帝之姓重合者，仅南朝陈一家。公元583年，陈宣帝卒。其子后主陈叔宝即位，此时北方已被隋朝统一，全国的统一也已指日可待。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结束了中国长达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陈武帝陈霸先（557年-559年）：从村官到皇帝的政治道路，主要作为就是平定大小战乱，为陈朝打下江山。早年担任建康守油库小吏的时候，受贵族赏识，平步青云，广东一带平叛有功而声名鹊起。通过平定“侯景之乱”，功高一世的陈霸先渐渐控制了梁朝的政权，并于太平二年（557年）禅梁称帝，称帝后平叛之战主要有三：“平王僧辩余部之战”“平萧勃之战”“平王琳之战”。

陈文帝陈茜（560年-566年）：在位7年。性格沉敏雅量。父陈道谭，字子华，初为梁吴兴太守。555年，佐周文育平定杜龛、张彪。授会稽太守。陈武帝即位，立为临川王。后率军驻南皖。559年，武帝死，宣皇后与中书舍人蔡景历等定计秘不发丧，召其还朝，立为帝。改元“天嘉”，566年改天康。曾平湘州王琳、临川周迪、豫章熊昙朗、东阳留异、建安陈宝应之乱。天康四月癸酉崩，享年44岁。卒谥文帝，庙号世祖。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整顿吏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使江南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这时陈朝政治清明，百姓富裕，国势比较强盛。是南朝历代皇帝中难得一见的有为之君。

陈废帝陈伯宗（566年-568年）：文帝长子。永定二年（558年），陈伯宗为临川王世子。次年文帝即位，立为皇太子。天康元年（566年），文帝卒，即皇帝位，以叔父安成王琐为司徒、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次年改元光大。光大二年（568年），又进琐为太傅、加殊礼。国家大师皆决于琐。尚书仆射列仲举、中书舍人刘师知等谋夺琐权，不成，均被杀。琐遂专政。后琐以宣太后名义宣称文帝遗志废其为临海王，自立为帝。太建二年（570年）卒。史称废帝。

陈宣帝陈顼（569年-582年）：在位14年。性格宽容有谋。陈茜的弟弟。他本来是废帝陈伯宗的辅佐大臣，后废掉了陈伯宗，自立为帝。他在位期间，兴修水利，开垦荒地，鼓励农民生产，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573年，派大将吴明彻乘北齐大乱之机北伐，攻占了吕梁和寿阳，一度占有淮、泗之地，但最后被北周夺走。

陈后主陈叔宝（583年-589年）：在位时大建宫室，生活奢侈，日与妃嫔、文臣游宴，制作艳词。隋兵南下时，恃长江天险，不以为意。祯明三年（589年），隋兵入建康（今江苏南京），被俘。后在洛阳病死，追封长城县公。

（十）

谢选骏指出：有人说过，“宋齐梁陈各代君主，无不荒淫奢侈，虽信佛而不实行佛教的慈悲之道，陈后主荒淫酒色，不理政务，日夕歌舞声色犬马，那像是个佛教徒？这些帝王，以为只要拜佛就获祐了，就不去修行不修德不治国，怎不自招灭亡？怎不短命？元魏虽大建佛寺与大与佛教，但是征战不停，北魏拓跋氏穷兵黩武，以杀戮为务，所行事皆违背佛教的戒杀规律，虽奉佛又怎得佛祐？凡是信佛而心存求福，已非真正的佛徒。梁武帝信佛与其他帝王一样，无非是求福而已，根本未实行佛教慈悲施捨济度，如此自取其祸，怎能说是因信佛而得祸？”但是正如我一再申说的，信佛亡国，主要是由于信佛而丧失了尚武精神、瓦解了社会组织：

《“佛教亡国论”——从亡国遭遇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2014年2月20日谢选骏）说：

（1）

第一期中国文明是非常尚武的，不论是殷商时代铜器纹样的狰狞凶猛，还是甲骨文里的大量杀牲（包括人类眼里的“两脚畜牲”）；不论是西周的征伐殖民和封建万国，还是春秋战国的逐鹿中原、秦始皇帝的喋血六国；不论是两汉的统一帝国，还是三国的各自扩张殖民版图——佛教主导之前的中国，中国的武力一向傲视周边民族；但到佛教浸染之后，汉人就成了和平主义的奴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政治主权，多数时间操于少数民族之手：五胡十六国、辽金元清，这些夷狄之邦都不去说它了；就算隋唐，其君主也是鲜卑孽种，就算明朝，其君主也有回族的甚至明教的嫌疑；剩下一个汉人主导宋朝，却十分可怜，连统一中国都没有做到。

这都是因为，佛教削弱了中国的抵抗力量，所以迫使政权几度出面武力灭佛；这样的中国，无法形成欧洲那样的政教合一的合作力量，也就无法像欧洲那样击败回教和蒙古人的先后入侵。即使到了现代，佛教还是日本侵华期间培养汉奸精英的精神温床和思想工具。

在其他民族那里，“佛教导致亡国”的命运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佛教使得彪悍尚武的西藏人、蒙古人失去了进攻的动机，接着连独立的动力也失去了。至于在东南亚，佛教在回教的进攻面前更是节节败退，失去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由于佛教“不杀生”的教义，因为无法抵抗具有“圣战思想”的“亚伯拉罕宗教”，因此在未来的全球化的日子里，佛教的组织很难生存，佛教将主要作为一种哲学或个人的生活方式残存于世间。“有组织的宗教对决”或曰“圣战”，将来会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展开，也就是在“亚伯拉罕宗教”内部展开，另一位小弟犹太教的命运，将取决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决。

（2）

“佛教亡国论”并非书斋里的空想，也不是我自己“悟出来”的，更不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因此拿文末附录的两篇有关佛教亡国论的文章中的资料比对一下，就可以发现我的佛教亡国论与传统上的佛教亡国论有所不同——

我的佛教亡国论，是出自生活中的一个真实遭遇：

我所租住的房子里发现了老鼠，房东竟然以“不杀生”拒绝灭鼠，蟑螂也同样受到保护，据说到了夏天，连纱窗都不装，听凭苍蝇蚊子飞进来饱餐……而这位房东，竟然还是宣传健康食品的，在一个美国的名牌大学里担任讲座。

后来我对房东说：你们没有修补房子，把老鼠、蟑螂、苍蝇、蚊子放了进来，等于是把他们放入陷阱，所以你们如不想杀生，一定要修好房子；再其次，你们吃素固然无需杀害动物，但是你们吃素还是要杀害植物；人要想不杀生，连喝水都不行，因为水里拥有大量的微生物，是古代的佛教徒甚至佛陀本人都完全不知道的，否则就要修改相关的教义了——因为人类完全可能转世轮回成为微生物，我们一杯水下肚，就消灭了许多的无辜。

从宗教哲学的角度看，佛教的吃素，令人失去进取的动机；佛教的拒绝杀生，只能导致不抵抗主义；佛教的转世轮回、因果报应，更是善恶不分，把恶人的作恶说成是受害者前世欠他的。

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历史中，佛教虽然没有获得政治上的长期主导地位，却在民间获得了长期的影响；其结果造成了中国社会的精神分裂，分散了儒家原本具有的现世关怀，削弱了抵抗外侮的军事力量。

“佛教亡国论”决非虚言。

（3）

崇信佛教之后丧失武装能力和抵抗意志的现象，并非中国特有的，更非孤证：东南亚佛教国家不是被回教攻陷了，就是孱弱无力的，唯一一个有点扩张力量的越南，则是儒教占了上风的。在东亚，鲜卑、吐蕃、蒙古、朝鲜甚至日本等民族，一再重复了“佛教亡国”的道路。其中日本因为保留神道教较多，击败并奴役了保留儒教较多的朝鲜，尽管它们都有佛教元素。

《六朝乱世绝响并非欧洲文艺复兴》（谢选骏）

“乱世绝响：六朝艺术，三至六世纪”的主题艺术，于2016年9月30日起在纽约展览，展出100多件中国六朝时期的陶瓷、雕塑、书法和绘画作品，其中许多是近年来出土的考古发现。绝大多数艺术品都是首次在美国展出，其中有不少甚至从未在中国展出过。

27日的媒体预展中介绍，“乱世绝响”以檀香山美术馆为首站，于今年4月至8月在夏威夷展出。“公元三到六世纪的六朝是中国艺术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媲美。六朝乱世中，艺术家们的非凡成就与智慧奠定了其后历代的中国艺术瑰宝，也影响了日本和韩国的文化艺术。”过去20年间，考古发掘出的各类六朝艺术品，也在不断提醒人们去了解这乱世400年间的历史与文明，并讨论六朝时期的艺术精髓。

……

“乱世绝响：六朝艺术，三至六世纪”，这个题目取的好。

可惜的是，其中说“公元三到六世纪的六朝……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媲美”，确实搞错了对象，把“六朝”这个类似于东欧半壁江山拜占庭帝国的秦汉南边半壁江山的六朝（东吴、东晋与宋齐梁陈），错当成新文明开端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了。

在中国历史上，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提并论的，乃是新文明全面展开的唐宋时期，那时第二期中国文明达到了鼎盛阶段。

众所周知，六朝正如拜占庭帝国，正如北朝类似于欧中世纪……那时，西欧与北朝的确种下了新的要素，但其收获，却要再过一些日子。

确实，从“南北朝对比”的观点来看——

（1）在军事和政治上对峙的双方（南北朝时代是海洋中国的“宋齐梁陈”，与内陆中国的北魏、北齐、北周之间的抗衡；国共党时代是尊崇“中华民国法统”的海洋中国与1912──1927年的北洋军阀、1993──1949年的陕甘宁边区、1949年迄今的中共政权之间的抗衡）──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如，宋齐梁陈具有发达的海外贸易，而北朝政权则受北方内陆游牧文化的极深影响。再如，国民革命的思想受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启发；而1912──1927年的第一北京政权，1949所迄今的第二北京政权（第一北京政权是“北洋政权”），则以中国内陆、北方苏俄，为战略靠山、精神支柱。

（2）对峙的双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力量。如，海洋性的南朝政权代表了中国士农工商的既得利益，内陆性的北朝政权代表了游牧民及其贵族的侵略愿望。再如，国民政府代表了海洋中国的工商业等发展，北洋和中共这两个北京政府，则利用了内陆的农村对这一发展的疑虑和不满，先后两次领导北方的农民军，成功地扼杀了海洋中国的势头。

（3）军事与政治的对峙的持续化。其“合理性”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冲突，如古代的汉魏晋文化与西域印度文化间的冲突；近代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共产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导致的社会分裂，如海洋中国的士农工商与内陆中国北方游牧集团的分治；海洋中国的近代工商业与内陆中国的传统农业之间的分治。

（4）由于文化与社会的分治，支持着军事和政治的对峙，所以，古代的南北朝长达两个世纪，现代的南北朝到目前为止也已将近百年，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由于同质性太低，也很难稳定地统一。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之间，不论是古代的南北朝还是现代的国府与中共，其最终的军政统一的内在基础，只能是文化与社会的先行统一。

（5）古代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采取了不同的名：古代南北朝叫做“两个朝廷”，现代南北朝先是“两个政府”──广州政府和北洋政府；后是“两个党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区别，是时代特征，且是由于双方的文化方向决定的，它们表明中国的不同力量正向不同的源泉吸收力量，分别形成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

（6）由于不同的文化资源、不同的社会来源，再加上长期的军事对峙与政治隔离，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政治实体之间，在语言、风俗甚至心理方面，拉开了日益增大的距离。除非双方通过文化与经济交流，来缩小这一距离，否则强行的军政的统一除了劳民伤财，一无可取。等到南北朝双方以各自的方式调整了文化冲突，从而消除了内部的离心倾向，并进而达到彼此间的同质性，统一才水到渠成。

（7）不论在上述哪种“南──北”格局下，海洋中国的性格，总是不同于内陆中国，南方开放，北京保守；南方温柔，北京敦厚；南方文雅，北方粗犷；南方喜静而内省，北方好动而外向；南方纤弱，北方豪放；南方注重义理，北方注重行动……类似的形容词还可以用上一大堆。何况自古以来南北中国的居民，就有这些地缘乃至种缘的差异存在，只是“南北朝”的分治、海洋中国一内陆中国的对峙，更强化了它。

而从“古代南北朝和现代南北朝的对比”来观察，则“两个王朝”变形为“两个党国”——

王朝和党国，是区分古代的古代南北朝与现代的现代南北朝之关键。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具有以下具体差别：

（1）造成古代南北朝（两个王朝）的外力是二元的：鲜卑（五朝之一）的武力和西域的佛教；造成现代南北朝（两个党国）的外力却是一元：西欧的炮舰和西欧的思想。后来从中分化出苏联的坦克和共产国际的思想；有趣的是，苏联占领了鲜卑的故土即“西伯利亚”，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构成类似的压力。所以，中国人在古代南北朝的生存空间，相对大些，处境好些。而现代南北朝远为恶劣的生态环境，促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抵抗，远甚于过去对于印度文化的抵抗。

（2）“八国”联军自非“五胡”纷纷之可比，所以，义和团也未能博取祖狄、刘琨的令名；西方武力（包括共产化的鲜卑和现代化的倭寇）的绝对胜利，使现代南北朝没有力量采取“夷夏之防”的形式，而只能采取“内战”的形式：北洋军阀各恃外援不说；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

（3）这种民族堕落，在古代南北朝并不多见。但这也并非始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我们知道，古代南北朝是从“秦──两汉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现代南北朝却是从“元──明清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这个差别极重要。秦两汉是中国军政扩张的峰顶，元明清却是中国军政萎缩的谷底──1279至1911年的六百三十二年间，竟有三百五十六年处于异族统治的枷锁下。当时中国与蒙古人、满州人的关系，要比与日本人、高丽人、越南人的关系更为疏远，所以蒙古、满州“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比三十年代的日本毫不逊色，且比后者更多文化隔阂。例如，安禄山之乱以来的一千二百年，云燕地区只有明朝那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是在自己手里。

（4）民族机能的退化，使中国人的角色变得复杂，甚至失却了身份感。当人们吹嘘林则徐是一位民族英雄时，到底指他为哪个民族的英雄？1840年的那场鸦片战争，何尝不是衰败的清帝国主义和新兴的英帝国主义的较量？而非中国民族之战！否则，中国不会败得如此轻松。看一看，林则徐本人的角色就是双重性的甚至是混乱的：既是一位禁烟的“满大人”，又是一位镇压反清起义的“汉奸”：是满是汉不知其然，故满人命他镇压太平天国时，他毫不犹豫。我们二十世纪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汪精卫张场民族主义，却勾结日寇；毛泽东反抗美帝苏修，却拜服马列：谁更像是汉奸？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闹剧，且是民族身份的错乱。

（5）意识形态不同。古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虽然佛教化了，但社会──政治制却没有无从异化。现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却根本改变。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虽然具有以上差别，但其基点上的相似却是更多：

首先，在分治期之前，不论古代格局与现代格局之间，具有两组相似到雷同地步的特征：

（1）周天子的春秋战国与天可汗的“唐藩镇──辽金宋”；

（2）秦灭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与元灭夏、金、南诏、吐蕃、朝鲜、宋等六国；

（3）陈胜、刘邦与刘福通、朱元璋（刘邦与朱元璋还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对平民皇帝）；

（4）西汉与明；

（5）赤眉绿林的“流民”与张献忠、李自成的“流寇”；

（6）地方豪强刘秀的东汉与地方豪强爱新觉罗的满清；

（7）太平道张角与太平天国洪秀全；

（8）皇甫袁绍与曾国藩李鸿章……甚至，连袁世凯的“逼宫”都与董卓的“谋逆”相似！

下面，不妨更细致地观察一下上述特征：

（1）在分治期之前的“大一统帝国时代”（秦──两汉；元──明清），都各有“三个节拍”：（１）秦──西汉──东汉；（2）元──明──清；两汉之前有秦的苛刻，明清之前有元朝的暴虐；然后，归于两汉明清的制度化。期间，不论西汉还是明朝，其前锋都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反秦；红巾军、朱元璋等反元）；作为两段长期稳定的代价。而在“西汉──东汉”之间“明──清”之间，又各隔一次短暂而火力集中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赤眉绿林；张献忠李自成）的接管，作了嫁衣裳。

（2）回头看一眼，类似的相似还有许多：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土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异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独立的区域性国家”！只是在历尽了坚韧甚至残忍的“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一国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志或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内蒙、两广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战争（“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本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治。以及，伴随着“中央权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3）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兴、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藩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及可以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藩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从安史之乱到“元的世界一统”）时代”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狄，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藩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藩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唐皇帝的版图”（他甚至被尊为“天可汗”与“周天子”相似的世界共主），相形之下，宋帝不过是一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父子同被金国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

（4）现在，可以继续向前观察：统一帝国三节拍中的最后一拍（东汉与清），同各自毁于“一次带有强烈异端意识形态性质的、秘密宗教组织的暴动”；而且，这两个秘密宗教组织的名字都冠以“太平”二字（太平道──黄巾军；拜上帝会──太平军），显然，这乃是对前此长期稳定的“太平盛世”的绝望招魂。而且，这两次暴动的极端组织严密和极强意识形态，都使它们截然不同于其它历次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显然，不如此，则无从推翻那业已延续了几百年的超级帝国。

（5）历史善于讽刺：仿佛越是严密的反抗就越不容易成功，不论前面的张角还是后面的洪秀全，都是轰轰烈烈而后一败涂地。而且失败的原因也不约而同：他们的异端性质激起各地豪强（皇甫嵩之类与曾国蕃之辈）的反抗，而在其它王朝末年，这些豪强原是革命的主力（如项梁的起兵反秦、杨玄感的首义反隋）！所以，当张、洪“妖党”失败之后，这些豪强也就顺势裂地而据，如皇甫嵩、袁绍、曹操；曾国蕃、李鸿章、左宗棠。后来人们把袁世凯比做做董卓，也并非没有道理。

（6）随后就是绵延数百年的混乱时期：（1）三国、魏晋、五胡、南北朝；（2）北洋军阀、八国联军、日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分治。这出注定要绵延一二百年的连台大戏，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的迹象……

南北朝式的两个中国的分治也告诉我们说：统一不是绝对的善事。不错，两汉与明清的稳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而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民族的应变、抗病的能力下降。当西方的春潮以其意外的袭击，震醒了中国之后，革命打破了冬眠时代，淤积的一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淤积的浊恶，究竟是统一时代的产物，还是分治时代的产物呢？

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评论版罕见地以中文标题发表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此文从中国开封发出，回顾一千年前全世界最繁荣城市开封的衰败，提醒美国人，不可骄傲自大。美国现在是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纽约是全世界最重要城市。但一千年前，世界最重要城市却是黄河边上的开封。回顾历史，发现国家的辉煌盛世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城市的繁华尤其如此。此文说，公元前20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伊拉克的乌尔〔Ur〕，公元前1500年是埃及的底比斯〔Thebes〕，公元前1000年是黎巴嫩的西顿〔Sidon〕，公元前500年是波斯都城，公元1年是罗马，公元500年是中国的长安，公元1000年是中国的开封，公元1500年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公元2000年是纽约。公元2500年，以上这些城市可能都榜上无名。公元1000年的开封是宋朝首都，人口超过一百万，而公元1000年的伦敦只有一万五千人；现在的开封连省会都不是，没有机场，贫穷肮脏。

当然，《纽约时报》及其专栏作家纪思道认为公元5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中国的长安，肯定是错误的。那时，是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元年、南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二年，中国离开隋朝的统一还有八十九年，还陷在南北朝的战乱中，和今日海峡两岸的分裂情况差不多。公元495年，北魏首都从平城〔山西大同〕南迁到洛阳，长安在那时，在“比南朝野蛮落后的北朝”，连最重要的城市都算不上，怎么能算世界最重要城市呢？那时世界最重要城市，应该是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廷或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纽约时报》和纪思道对历史的有关误解，进一步生动说明“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另起一单页）

第六章

北齐周隋

（一）

北齐受禅

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禅让皇帝位给北齐文宣帝高洋。

北齐（公元550年—577年），是北朝时的北方王朝之一。高欢死后，长子高澄独担魏朝大任，将篡未篡之时，被家奴刺杀。次子高洋袭位，这位“内虽明敏、貌若不足”的人，很快废掉东魏的傀儡皇帝孝静帝，于公元550年（庚午年五月戊午日），由文宣帝高洋取代东魏建立，国号大齐，建元天保，建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史称后齐。历经文宣帝高洋、废帝高殷、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后主高纬、幼主高恒，共六帝。公元577年被宿敌北周消灭，享国二十八年。

北齐的国号本是“齐”，起源于高洋的爵位名。高洋所建的北齐，原来是属于齐地，所以他选择“齐”作为爵号，代魏称帝后，便以“齐”作为国号。又因为北齐，地处北方，有与“南朝齐”同名，为区别“南朝齐”，故称“北齐”。同时还有后齐、高齐的称呼。

高欢当权

高欢是南北朝时期东魏权臣，北齐的实际创建者。小字贺六浑。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东）人。其子高洋称帝后，追尊为太祖献武帝（后被改尊为高祖神武帝）。高欢的先祖因犯罪徙居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南），世居北边，生活习俗鲜卑化。六镇起义爆发后，他先后投靠杜洛周和葛荣；后脱离义军投尔朱荣，受到宠信，任晋州刺史。葛荣失败后，他收编葛荣余众，以山东的冀、定、相诸州（今河北及河南北部）为自己的据点。同年，尔朱荣被魏孝庄帝杀死后，尔朱氏族人控制朝廷。普泰元年（531），高欢起兵声讨尔朱氏，在信都（今河北冀县）拥立元朗为魏帝（后废帝）。永熙元年（532）夺取邺城，大败内部不和的尔朱氏联军，进入洛阳，废尔朱氏和他自己所立的两个皇帝，另立孝武帝元修。高欢任大丞相、太师、世袭定州刺史，随即平定并州，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东魏的建立，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高欢为人深沉，富于机谋。善用人，不问地位高低，唯才是举。治军严明，将士乐为效死。孝武帝想依靠据有关陇的宇文泰以消灭高欢，计划不成，于永熙三年逃奔长安。高欢在洛阳立孝静帝元善见，是为东魏。535年，宇文泰杀孝武帝，立文帝元宝炬，是为西魏。东西魏皇帝，实际是高欢、宇文泰分别操纵的傀儡。

他统治时期，梁虽有北伐，但与东魏的关系仍以频繁通使为主。高欢害怕北方士大夫望梁朝为正朔所在而投奔江南，也无意南向扩张疆土。魏分东西后，彼此抗争，柔然的倾向对东西魏有举足轻重之势。高欢娶柔然公主，表示对柔然结交求和。孝静帝即位，高欢即决定迁都于邺，他多次与西魏作战，双方各有胜负。武定四年（546），高欢悉举山东之众攻西魏，围攻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50余日，士卒战死病死者7万人，被迫退军。高欢智力皆困，而发病。次年高欢卒。死后魏帝尊谥号为“献武王”，后齐国建立，尊谥号为“献武帝”，武平年间改谥为“神武帝”，庙号高祖。

高澄执政

高澄是高欢的长子，为娄氏所生，自幼聪明过人，深得高欢喜爱。531年高欢攻下邺城后，将他立为世子。532年高澄被加街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高澄12岁娶孝静帝妹妹冯翊公主为妻。天平元年（534年）东魏迁都邺城后，14岁的高澄成为尚书令、大行台、并州刺史。天平三年（536年），高澄要求到国都邺城辅助皇帝处理朝中事务。起初高欢没有答应，后来丞相主簿孙搴从中求情，高欢便同意了高澄的要求。高澄到邺城后，孝静帝任命他为尚书令兼领军、京畿大都督。

高澄到邺城后执法严厉，处事果断，人们为之震惊。当时在邺城朝中的事务主要由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等人管理，都城人称他们是“四贵”，这些人自恃功高，在邺城大都专横放肆，骄蛮贪婪，不可一世。高澄到邺城后对“四贵”采取了压制的办法。孙腾一次见高澄时，不愿表现得恭恭敬敬，高澄便命令左右把他从床上拉下来，让他立在门外，身边围上刀环，狠刹了孙腾的威风。

东魏武定五年（547年）正月初八高欢逝世，高澄被孝静帝元善见任命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承袭其父渤海王位。549年4月，又加封高澄为相国、齐王，“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权势至高无上。然而高澄并不满足，他一直认为皇帝的宝座应该是他高家人，而不应该元氏坐。他的父亲只不过是为了顾大局，才让元善坐上去的，因此根本不把孝静帝放在眼里。为了控制孝静帝，高澄专门安置了自己的亲信崔季舒做黄门侍郎，负责监视皇上的一举一动，随时向他报告。

547年8月，高澄从晋阳写信问崔季舒孝静帝表现如何？崔季舒报告说，皇上脾气挺大，经常发泄对你们兄弟的不满。高澄一听，马上赶到邺城，气冲冲地找到孝静帝。孝静帝只好设宴招待他。高澄乘着酒兴，端起满满一大杯酒，强迫孝静帝喝下去。那样子好像他们是平起平坐，决不是高欢在世时侍宴的样子。孝静帝对此愤恨不已，推开酒杯，大声呵斥高澄说：“自古无不亡的国家，朕连饮酒都不能自主，还这样活下去干什么？”高澄见这位昔日温顺的皇帝竟然讥讽他，于是恼羞成怒，一脚把桌子踢翻，大骂：“什么朕！朕！狗脚朕！”喊来崔季舒连打孝静帝三拳，然后站起来甩袖而去。崔季舒也跟着跑了出去，只剩下个满脸通红的皇帝在那里独自发呆。第二天高澄怒气渐消，又让崔季舒到宫里慰问皇帝，孝静帝只好对这种慰问表示感谢，还赏赐他一百匹绢。

549年8月，高澄再次来到邺城，邀请死党崔季舒、陈元康、杨等人在北城东柏堂住所，密谋篡夺皇位的勾当。因高澄淫乐成性，不仅偷偷和他父亲的宠妃郑氏暗中往来，而且就连弟妹，高洋妃李氏也是百般调戏，人伦纲常全然不顾。再说东柏堂环境优雅、僻静，正好约会他新宠幸的琅琊公主。为不受外人打搅，好让琅琊公主往来无顾忌，高澄把自己的侍卫打发的远远的。那天高澄与心腹密议受禅之事，侍卫更是不能沾边。兰京抓住这个机会，伺机下手。兰京捧着盘子进来。高澄见是兰京，气都不打一处出，吼道：“我不愿让你送吃的，怎么来胡闹？”兰京也不搭话，上前呈上饭盒盘，迅速抽出藏在盘底的尖刀，迎面向高澄刺去，并厉声说：“我要杀你！”话还没说完，从门外跑来阿改等四五个人，手提尖刀，来助兰京。高澄见寡不敌众，慌忙钻入床下，陈元康上前独身阻挡，结果多处被刺，倒在地上。杨狼狈逃出密室，崔季舒跑进厕所躲藏起来。兰京一伙一拥而上，抬起木床，挥刀乱砍，顿时把高澄剁成肉酱。

高洋建齐

文宣帝高洋（529年—559年；在位550年—559年），字子进，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东）人。南北朝时期北齐开国皇帝，在位10年。他是东魏权臣、北齐神武皇帝（追谥，实际尚未即位）高欢次子、北齐文襄皇帝（亦为追谥，实际尚未即位）高澄的同母弟。

幼时其貌不扬，沉默寡言，其实大智若愚，聪慧过人，虽偶然被兄弟嘲笑或玩弄，但其才能甚得父亲欣赏。高澄被奴隶刺杀以后，高洋便牢牢地掌握了大权。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只好封他为丞相、齐王。高洋不甘当傀儡皇帝的大臣，就于550年就废掉了元善见，自立为帝，改元“天保”，建都邺，北齐建立，年仅二十岁。

东魏武定七年（549年），其兄大将军高澄谋取代东魏，未及实现而死。高洋继掌朝政。次年五月，禅代称帝，国号齐，史称北齐。高洋统治时期，北齐与北周关系比较平稳，因而得以集中兵力、财力向北方和南方扩张。天保三年（552年）以后连年出塞，伐库莫奚，俘获甚众。四年大败契丹，虏获10余万口，杂畜数百万头。五年击败山胡。五至六年连续大败柔然，筑长城自幽州至恒州900余里。大量人口、牲畜的虏获有助于北齐国力的增强。南朝梁正当侯景之乱后，国势骤衰。三年，北齐兵锋南抵长江。以后曾两度兵临建康城下，都被陈霸先击退，但其疆土已扩展至淮南，终与陈朝以江为界。高洋初即帝位时，比较谨慎，以法驭下，虽勋贵外戚也不宽容，政治清明，人得尽力。军国大政多独自决断，每临战阵身当矢石，所向有功。几年以后，开始以功业自傲，荒淫酗酒，肆为暴虐。北齐一代出现对魏孝文帝以来汉化政策的反动，鲜卑化占优势，与高洋很有关系。但他虽昏虐而尚能任用汉人士族，如杨愔为宰辅，“维持匡救，实有赖焉”。所以时有“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说法。

他在位初年，留心政务，削减州郡，整顿吏治，训练军队，加强兵防，使北齐在很短的时间内强盛起来。高洋便出兵进攻柔然、契丹、高丽等国，都大获全胜。同时，北齐的农业、盐铁业、瓷器制造业都相当发达，是同陈、西魏鼎立的三个国家中最富庶的。可是他没过多久就腐败起来，整日不理朝政，沉湎于酒色之中，他在都城邺修筑三台宫殿，十分豪华，动用了十万民夫，简直是奢侈至极。高洋在位后期对人民的压迫更重。朝政的腐败，国势的衰落，使军队也日益削弱。腐化的生活缩短了高洋的寿命。在位后期，生活荒淫，草菅人命。幸丞相主持朝政令：“主昏于上，政清在下”才不至于亡国。后病死，终年31岁，庙号显祖，谥文宣皇帝。北齐天保十年（559年），高洋死，时年仅31岁。

高洋死后，北齐统治阶级内部愈来愈混乱了。

政权更迭

北齐废帝高殷（公元545年—公元561年），字正道，小名道人，北齐文宣帝长子。生母为李皇后。然文宣帝临终前委托高演照顾他，使他位高权重，令他觊觎皇位。终于560年，其六叔高演发动政变，高殷被废为济南王，次年杀高殷，死时十七岁。

北齐孝昭帝高演（公元535年—公元561年），在位1年。性格深沉聪敏。父高欢，母娄昭君。字延安，高欢第六子，文宣帝同母弟。高演长于政术，善于理解事情的细节；天保朝起开始参预朝政，政治经验逐渐成熟丰富，眼见次兄文宣帝沉湎酒色，大臣趋炎附势，惟高演满脸忧愁，不时直谏。他素来受兄文宣帝宠信，文宣帝临终时，命高演照顾新君高殷。废帝即位，独揽朝政。560年，高演发动政变，杀高殷登上皇帝宝座，改元皇建，时年二十六岁。高演在位期间，文治武功兼盛，帝留心于政事，积极寻求及任用贤能为朝廷效力，政治清明；帝关心民生，轻徭薄赋，并下诏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观察风俗，问人疾苦，考求得失。并亲征亲戎北讨库莫奚，出长城，虏奔遁，分兵致讨，大获牛马。即位翌年，高演得重病死，为了保住儿子高百年的性命，传位给九弟长广王高湛。

北齐武成帝高湛（公元537年—公元568年），在位4年。性格优柔荒淫。父高欢，母娄昭君。高欢第九子，孝昭帝高演之同母弟也。幼时亦得父亲喜爱。北齐建国后，被文宣帝封为长广王。孝昭帝高演继位后，甚为宠信他，权倾朝野。不久高演患得重病，临死时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高百年落得高殷的命运，劝他莫学自己将侄子杀死继位。决定传位于弟，但高百年还是被杀。561年，高湛继位，改元太宁，是为武成帝。武成帝昏庸无能，沉湎于美色之中，不思国事，北齐岌岌可危。565年，传位于太子高纬，自任太上皇，最后也因为酒色过度而死，年仅三十二岁。谥号武成帝，庙号世祖。

北齐后主高纬（公元556年—公元577年），在位12年。性格吝啬荒淫。父高湛，母胡皇后。字仁纲，他即位时，腐朽的北齐政权已经风雨飘摇，他自己仍然荒淫无道，自称“无愁天子”，政治腐败，尤其最大致命伤是诛杀名将斛律光、兰陵王，这使得北齐失去得以抗击北周侵略的有能将领，北周来攻，齐军大败，周军不久破北齐京师邺，高纬慌忙将皇位传于自己8岁的儿子高恒，史称北齐幼主，然后高纬带着幼主高恒等十余人骑马准备投降南方的陈朝，但他们刚逃到青州被周军俘虏，不久与幼主高恒一起被赐死，终年23岁。

宠信奸佞

北齐是北朝后期的鲜卑化政权。北齐诸帝大多昏庸，荒淫无耻。而上行下效，朝廷出现了一大批奸佞小人，如穆提婆、和士开、高阿那肱等人，专权弄事，加速了朝政的腐化。北齐佞臣之多，在历史上是很突出的一个现象。武成帝无论是在外朝处理国家大事，还是在内廷宴客，一刻也离不开和士开。和士开或者一次人宫几个月不回家，或者一天几次人宫，或者放还之后，又马上赦回，他受到的宠幸与日俱增，他的动作言辞，都非常鄙亵，唯以取悦武成帝为能事，君臣之间没有半点礼节。他曾劝武成帝说：“自古帝王，都已经化为灰土，尧舜，桀纣，又有什么两样呢？陛下您应该趁年轻力壮的时候，恣意作乐，一天快活胜达万年，国事可以吩咐大臣办理，您没有必要亲自操劳。”武成帝听后非常赞同，把政事都委托给大臣去办理，而自己三四天才上一次朝，而且就是上朝也不过是划几个数目字而已，不说什么话，一会儿就罢朝。

和士开权倾朝野，任人唯亲，荒淫无耻。又加上与胡太后的奸情日益公开，因此引起了一部分王公大臣的极大愤慨，他们对国家、政局，忧心重重，对和士开的所作所为极为痛心疾首，想方设法要除掉和士开。这一天终于来了。武平二年（公元571年）七月三十日，和士开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起床，整整衣冠，走出家门，他准备入宫早朝，他的心情并不平静：如今琅琊王高俨等人老是反对他，他确实感到了自己的地位在动摇。他一面走，一面在想着如何除掉这个琅琊王，以至于连早晨初升的太阳都没有留意去看一眼。他当然绝不会想到这会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见到阳光。他走得那么匆忙，但却未料到去的地方是自己的刑场。

琅琊王高俨等人早就做好了准备，首先由王子宣写了一道表文，弹劾和士开，罗列了大量罪名，请求后主批准逮捕法办。然后，由冯子琮将表文夹在许多其他公文中，呈奏给后主。素来不理朝政的后主高纬，连看都没看，大笔一挥，批准照办。之后，由领军大将军库狄伏连在神兽门外埋伏了50名士兵，在和土开刚踏入门内的刹那，50人一拥而上，将他擒伏并立即斩首。高纬听说之后，虽然追悔莫及，却也毫无办法。据说和士开一死，洛阳全城欢腾。

穆提婆为陆令萱之子，本姓骆，因母为齐后主乳母而得宠于皇后穆昭仪，奏引入侍，并赐穆姓，拜官左丞相，是个趋炎附势的奸佞小人，北周灭北齐后，为北周武帝所诛杀。

诛剪良宗

斛律光（公元515年～572年）中国北齐名将。朔州（山西朔县）人，高车族。出身将门。初任都督，善骑射，号称“落雕都督”。后拜大将军、太傅、右丞相、左丞相。他骁勇善战，在与北周近20年的争战中，多次指挥作战，均获胜利。北齐天统五年（公元569）十二月，周军围攻宜阳，断齐军粮道。武平元年（公元570年）正月，他率步骑3万破宜阳周军，再通粮运；周军复攻，他领军迎战，又获胜利，俘北周开府仪同三司宇文英等。二年，率众于平陇等地筑垒，迎战北周骠骑大将军韦孝宽所率步骑万人，大破之，俘斩千计。他治军严明，身先士卒，不营私利，为部下所敬重。三年，北齐后主高纬听信谗言，将其诱杀。女亦被废。

北周名将韦孝宽屡与斛律光交战皆不能获胜，他知道高纬昏庸，又听说斛律光与祖廷等权臣有隙，便制造了斛律光篡位的谣言，在邺城歌唱，歌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为一斛，明月是斛律光的字，谣言暗喻斛律光有篡位野心。祖廷等乘机向高纬进谗言，又指使人诬告斛律光谋反。

武平三年（公元572年）六月，高纬假赏给斛律光骏马一匹，约其第二天游观东山，诱到宫中，将其杀害，时年58岁。并以谋反罪尽灭其族，还派人抄家，结果只得到一些宴射用的弓箭刀鞘，并无余财。

齐后主高纬自毁栋梁，朝野为之痛惜。而周武帝得到斛律光被害消息极为高兴，下令大赦境内，于公元577年发兵长驱攻入邺城，灭了北齐。他下诏追封斛律光为上柱国、崇国公，并指着诏令对众人说：“此人若在，朕岂能至邺”。

兰陵王高长恭是高澄的第四个儿子，但他骁勇善战，多次立下汗马功劳。最著名的那场邙山战役使他威名远扬。一天，高纬在与兰陵王谈及邙山之捷时说道“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兰陵王深情地回了一句“家事亲切，不觉遂然。”之后高纬开始猜忌拥有兵权的兰陵王是否想取而代之，想把“国事”变成“家事”。兰陵王深感大难将至，尽管一再低调行事，但终是躲不过被杀的宿命。武平四年五月的一天，后主高纬派使者看望皇兄高肃，送来一杯毒酒。兰陵王悲愤至极，毅然喝完毒酒，去世时年仅30岁。重要军事统领兰陵王的遇害，预示着北齐王朝的行将终结。

北周灭齐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北周武帝率军攻北齐，因病班师。次年十月，复攻北齐，以越王宇文盛、杞公宇文亮、隋公杨坚为右三军；谯王宇文俭、大将军窦泰、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齐王宇文宪、陈王宇文纯为前军。宇文邕率军至晋州，驻于汾曲，命宇文宪领兵2万守雀鼠谷，宇文纯率步骑兵2万人守千里径，宇文盛率步骑兵1万人守汾水关，达奚震率步骑兵1万人守统军川，以阻遏晋阳的齐军南下；命韩明率步骑兵5000人守齐子岭，尹升率步骑兵5000人前往鼓钟镇，以阻遏河内的齐军北上；另派辛韶率步骑兵5000扼守蒲津关，以保证后方的安全；命宇文招率步骑兵1万自华谷攻打北齐汾水以西诸城，派内史王谊指挥主力进攻平阳城。北齐海昌王尉相贵据城固守。北齐帝高纬率诸军自晋阳向晋州进发。宇文邕从汾曲到晋州城下督战，北齐行台左丞侯子钦出城降周。北齐晋州刺史崔景嵩防守北城，见无后援，请降于北周宇文邕令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王轨应之。

王轨遣部将段文振率数十人为先遣，在崔景嵩接应下，首先登城。俘尉相贵及士卒8000人。北齐兵溃散，北周军占领平阳。十一月，齐帝高纬率援军至平阳。宇文邕见齐军兵盛，引军西还以避其锋。北周诸将皆认为不可撤军，宇文邕权衡利弊得失后，将主力撤出晋州，留兵一万，命梁士彦坚守。齐军追击西撤的周军，周军后卫宇文宪、宇文忻等，在阻击中斩齐骁将贺兰豹子等，齐师乃退。宇文邕命宇文宪率军6万屯于涑川，声援平阳，并留诸军于河东，自返长安。周军退走后，齐军包围平阳，昼夜攻之，梁士彦激励将士奋勇抵抗，以一当百，多方固守，击退齐师。宇文邕回长安后，得知北齐军攻平阳甚急，又率军赴救。十二月，宇文邕复至平阳。周军集结约8万人，近城列阵，东西20余里。周军奋力进击，大败北齐援军，斩万余人，齐后主败退晋阳，周军乘胜向晋阳进军。

隆化元年（公元576年），北齐帝高纬于平阳战败后，退至晋阳。周武帝率军乘胜追击。北齐高阿那肱率军1万镇守高壁。宇文邕率军至高壁，高阿那肱望风而逃。十二月，宇文邕与宇文宪在介休会师。逼降北齐守将韩建业后，向晋阳和北朔州急进。高纬欲奔突厥，随员多散，乃回奔邺城。宇文邕亲率诸军攻破晋阳，疾趋邺城。高纬退至邺城后，禅位于皇太子高恒，恒时年八岁。六年正月，高恒从邺城出逃济州。宇文邕围攻邺城，焚烧西门，北齐军战败。高纬率百骑东走。北周军攻入邺城，北齐王公以下官员皆降。高恒在济州遣人持玺绂至赢州，禅位于任城王高湝，高纬等再逃青州。宇文邕派尉迟勤追击高纬和高恒至青州，齐将高阿那肱降。高纬、高恒率十余骑仓促南逃，欲奔陈朝，在南邓村被周军俘获。二月，周军攻下信都，俘北齐任成王高湝，广宁王高孝珩等。随后，周武帝遣军平定各地反抗势力。北齐亡。北周统一北方。

北齐皇室几乎不断上演夺妻通奸的闹剧。

北齐神武皇帝高欢先后纳取尔朱荣之女（魏庄帝之皇后）、尔朱兆之女（建明帝之皇后）、郑大车（魏广平王妃）、冯氏（任城王妃）、李氏（城阳王妃），这些都是魏朝的宗室王妃，高欢照单全收。

北齐文襄皇帝高澄先逼取元氏（薛寘之妻）、后强夺高慎之妻，再纳元玉仪（孙腾之妓）、元静仪（玉仪之姊，崔括之妻），又私通郑大车（原魏广平王妃、后为高欢之妃，高欢为高澄之父。），最后又取蠕蠕公主（高欢之妻，高澄应称事为母）而共生一女。

北齐文宣皇帝高洋篡位后，奸淫元氏（高澄之皇后，高洋为高澄之弟），仍因高澄曾经奸淫高洋之妻。高洋又强夺王氏（崔修之妻）、薛氏姊妹（歌舞戏曲的倡女）。另外则是以人妻为赏赐，如高洋派刘郁捷杀永安王高浚，即赏赐高浚之妻；派冯文洛杀上党王高涣，即赏赐高涣之妻，高浚及高涣还是高洋的亲弟。其它高氏妇女，不论亲疏，皆被高洋左右奉旨奸淫。高洋还有暴露身体的习惯，也不避讳当朝文武大臣。

北齐武成皇帝高湛逼奸李氏（高洋之皇后，高湛为高洋之弟）若不依从，则扬言杀害李氏之子高绍德，结果李氏被迫怀孕而生一女，高湛后来还是是当着李氏之面残杀高绍德，并剥光李氏的衣裳而鞭挞出气。后来又纳李氏（魏静帝之嫔妃）、王氏（高洋之嫔妃）、彭乐女及任祥女（皆高洋未册立之妃），皆立为夫人。

高欢生前，其妻郑大车，即已私通高洋，父子可通妻；高欢死后，其妻蠕蠕公主，被高澄所奸，也是父子可通妻。

高澄之皇后又被高洋所污，兄弟可通妻；高洋之皇后又被高湛所污，亦为兄弟可通妻。

高湛之皇后胡氏，先狎通阉人，后与大臣和士开见奸淫，再通奸沙门昙献，最后改嫁再续淫秽。

北齐后主高纬之皇后斛律氏在北齐亡国后，先被逼为尼，被被改嫁元仁为妻；高纬之兄南阳王绰纪郑氏，亦被周武帝所污；高纬之姨俨妃李氏，被迫改嫁。高欢之子华山王高凝之妃王氏，与奴仆通奸，高凝虽知而不能禁。

古代虽为一夫多妻，但非夺人之妻而行淫乱，而不分人伦辈分。父子通妻、兄弟通妻、北齐屡屡可见，甚至于父子兄弟俱存而同行奸淫。

高氏家族向来智高英俊，头脑非常聪明，面貌非常俊美（兰陵王高长恭，是高澄之子，还因长得过于貌美而必须戴面具上战场），但是对女子的兽行，共妻奸淫等秽乱，高氏家族父子却不落人后。

北齐疆域

北齐继承了东魏所控制的地盘，占有黄河下游流域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以及苏北、皖北的广阔地区。同时与其并存的王朝有西魏、南朝梁、南朝陈等。

北齐天保三年（公元552年）以后，北击库莫奚、东北逐契丹、西北破柔然，西平山胡（属匈奴族），南取淮南，势力一直延伸到长江边，这时北齐的国力达到鼎盛。

北齐政治

北齐前后共二十八年，凡六帝，从暴政凶狠淫乱而言，素有禽兽王朝之称。其中北齐统治有一半的时间无法可依，也就是国家十四年没有法律，全凭个人喜恶或当天的心情判案。大量派遣奴仆担任县长，而不是因为有能或有才。

北齐律

北齐王朝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残暴的皇帝以及著名的《北齐律》。高洋一向喜怒无常，荒淫残暴，但是对于法律却似乎兴趣很大，在他执政期间还制定了著名的《北齐律》。

高洋的大哥高澄在东魏掌权时，曾经主持东魏法典《麟趾格》的修撰。高洋称帝后，认为《麟趾格》为“未精”，命令群臣讨论制定齐律。在编写齐律过程中，高洋重用了冀州封氏家族著名律学家封述以及崔暹、李洋、魏收等数人，让他们全面总结了汉魏以来历代王朝的立法经验，简化法典结构、提炼篇名，锐意创新，最后制定了《北齐律》12篇，949条。北齐律篇目依次为：名例、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等篇。

《北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实现了多个创新：首先是将法典结构“科学化”，将《刑名》和《法例》合并为《名例》，放在律典第一篇作为总则。其次是确立了“重罪十条”，成为后世“十恶”的起源；再次规范了刑罚，确定了死、流、徒、杖、鞭等五刑体系，细化了其中的执行标准。这是一部承上启下的重要法典，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它吸收了前代的立法成就，是隋唐律典的蓝本。

这部由高洋主导制定的法典，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成就最高的一部法律，对后世中华法系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北齐律

1.正式改廷尉为大理寺。

2.“重罪十条”入律

（1）反逆

1（隋唐）谋反：谓谋危社稷，指谋害皇帝、危害国家的行为；

（2）大逆

2（隋唐）谋大逆：指图谋破坏国家宗庙、皇帝陵寝以及宫殿的行为；

（3）叛

3（隋唐）谋叛：谓背国从伪，指背叛本朝、投奔敌国的行为；

（4）降

（5）恶逆

4（隋唐）恶逆：指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的行为；

（6）不道

5（隋唐）不道：指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的行为；

（7）不敬

6（隋唐）大不敬：指盗窃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伪造或盗窃皇帝印玺、调配御药误违原方、御膳误犯食禁以及指斥皇帝、无人臣之礼等损害皇帝尊严的行为；

（8）不孝

7（隋唐）不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经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门户、分异财产，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为父母尊长服丧不如礼等不孝行为；

8（隋唐）不睦：指谋杀或卖五服（缌麻）以内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等行为；

（9）不义

9（隋唐）不义：指杀本管上司、授业师及夫丧违礼的行为；

（10）内乱

10（隋唐）内乱：指奸小功以上亲属等乱伦行为。

◎《北齐律》规定：“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唐律承袭隋制，将“十恶”列入名例律之中；凡犯十恶者“十恶不赦”。

3.《北齐律》12篇，《北齐律》将刑名与法例律合为名例律一篇，充实了总则，分则11篇。《北齐律》在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对后世立法影响深远。

北齐军事

东魏和齐初创之际，兵制继承北魏，兵民分离，鲜卑人为兵。

在齐文宣帝时改革，军人出现汉人勇夫，但没有改变兵民、汉胡之分。没有实现类似于邓小平所空谈的“党政分离”那样的社会改良。后在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出现一种新的兵制，将当兵与种田结合起来，成为隋文帝改革府兵制的模板。这在未来中国，将体现为“土地所有制改革”。

北齐经济

北齐最早脱离军镇制度，实现了兵农分离，比毛泽东“八亿人民八亿兵”有所进步，大约相当于邓小平改革。而相比之下，北周则比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年间铸行“常平五铢”北齐晚了十年。北齐实行均田制，但实际执行情况很不好，士族地主占地广，并占有大量奴婢。公元577年北齐亡于北周时，北周得州50、郡162、县380，户3032500，人口两千余万。

北齐的农业、盐铁业、瓷器制造业都相当发达，是同陈、北周鼎立的三个国家中最富庶的。北齐继续推行均田制，大体上与北魏相同，但也略有变化。例如，北齐取消了受倍田的规定，不过一夫一妇的实际受田数仍相当于倍田，北魏对奴婢受田没有限制。北齐则按官品限制在300人至60人之间。另外还规定了赋税。

北齐时期还出现了“禁烧”保护草原和地表植被的规定。《北齐书·文宣帝纪》记载，北齐天保九年（公元558年）春，皇帝高洋下诏规定：“限仲冬一月燎原，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只能在仲冬（十一月）一个月内烧荒，其它季节一律禁止。

北齐特别是其后期的统治者，自皇帝至各级官吏，多昏庸残暴，狗马鹰亦得加封官号，赋敛日重，徭役日繁，造成人力竭尽，府库空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加表面化。

北齐教育

南北朝时期，开学时间相对统一，“冬季入学”成为主流，《北齐书·李铉传》中便有“春夏务农，冬入学”的说法，一个名叫李铉的神童，当年便是冬天上学。

北齐艺术

佛教及印度、中亚、西亚文化在本时期持续对艺术产生重大影响。部分中国史上最精致的佛像坐落于北齐的佛寺洞窟寺，这些佛像说明当时制作佛雕的工艺，以及北魏以来艺术风格的快速进展。一些大型陶雕源自北齐。北齐的陶器的特色包括双色以上的釉色，白胎陶器亦于此时期发展。此时期绘画品质极高，由太原的娄睿墓壁画可见一斑。此外，魏收撰此时编写了魏书。

北齐石窟

北齐时期佛教石窟以响堂山石窟为代表，北响堂山石窟开凿于邯郸峰峰鼓山西麓，南响堂山石窟开凿于邯郸峰峰鼓山南麓，与元宝山隔河（滏阳河）相望。两座石窟现存洞窟众多，有很多石刻雕像、彩绘壁画，具有非常高的艺术研究价值。除了响堂山石窟，北齐文宣帝高洋还修建了娲皇宫，作为往来北齐都城邺城与晋阳的休憩行宫，位于邯郸涉县中皇山上，分山下与山上两部分建筑群，山上部分俗称“吊庙”，修建在悬崖峭壁之上，宛如镶嵌于山体峭壁之上。

北齐长城

天津蓟县“野长城”有一个烽火台样式很奇特，里面垒放的是岩石，外面则是青砖，内外两层不是一个朝代修建的。初步判定该烽火台为明代长城包裹原北齐古长城而建。北齐古长城。这段古长城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比蓟县黄崖关的明代长城早800多年，也是天津市内历史最久的长城。北齐古长城在蓟县境内全长达40余公里，全部随山就势，连绵起伏，陡峭险绝。当年建造时就地取材，用块石垒砌，中间不加浆灰，戚继光在原北齐长城的基础上再筑城砖、敌楼等建筑，形成了北齐与明长城共存的现象。因这些烽火台所处的位置非常险要，全部在悬崖峭壁之上，一般人很难攀登到此。已知的“混搭”烽火台共有5座。

北齐瓷器

北齐的陶瓷器包括单色瓷，双色釉白胎陶器亦在当时得到迅猛发展，虽然瓷器传世、出土、馆藏不多，却少而精。一般釉色较好，存世的大部分是青瓷，青白瓷数量少，几乎未见完整器皿。河南洛阳一带出土的北齐相州窑青瓷牛，被藏界奉为北方青瓷的瓷祖。

谢选骏指出：北齐虽然残暴昏乱无道，但其法律却有创造，这种典型的“纸上谈兵”，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奇观。这也许可以借鉴当代中国——中共虽然残暴昏乱无道，但其法律却有“创造”，这种典型的“纸上谈兵”的空中楼阁，也许能够开辟历史的新局。凡此种种，都是源于“野蛮文明交响”的南北朝格局。

（二）

北周受禅

557年，宇文泰之侄宇文护迫使西魏恭帝禅让帝位，由宇文觉即位天王，建立北周，建都长安（即今陝西西安）。

北周（557年—581年）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朝的北朝之一，又称后周（唐宋以后鲜用），宇文周。由西魏权臣宇文泰奠定国基，由其子宇文觉在其侄子宇文护的拥立下正式建立。历五帝，共二十四年。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实际掌握西魏政权的宇文泰死后，第三子宇文觉继任大冢宰，自称周公。次年初，他废西魏恭帝自立，国号周，建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史称北周。

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年幼，大权掌握在堂兄宇文护手中。九月，宇文护杀孝闵帝，立宇文毓为帝。武成二年（560年），宇文护又毒死宇文毓，立宇文邕为帝，史称北周武帝。

建德元年（572年），周武帝宇文邕智诛权臣宇文护，亲掌朝政，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

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受禅代周称帝，改国号为隋，北周亡。

北周的国号为“周”，是以宇文觉的爵号命名的。宇文觉称帝后，便以“周”作为国号，“周”字前加方位“北”字。称呼“北周”，是因为地处北方之故，“北周”称呼具有专指性，以区别其他建号为“周”的政权。同时北周还有“后周”和“宇文周”的称呼。

北魏分裂

贺拔岳，是北魏末年镇压六镇起义的主要将领之一、尔朱荣手下主要战将。后拥兵关陇，与高欢并为两大军事集团首领，对北魏末年政权的统一与分裂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二人互相忌惮，最终他被高欢所害。

贺拔岳之死朝野震动。孝武帝赠他侍中、太傅、录尚书事、都督关中20州诸军事、大将军、雍州刺史。谥曰武壮。贺拔岳的部下收其尸葬于雍州北石安原。宇文泰统其旧部，继续完成贺拔岳未竞的事业。控制洛阳的高欢认为贺拔岳有不臣之心，故使陇西秦州军人刺杀贺拔岳。将领就拥立宇文泰为统帅，结果成为关陇的主人。宇文泰只是表面上服从高欢。北魏孝武帝讨伐高欢失败后逃奔关中。宇文泰收容了他。不久孝武帝被宇文泰所杀，宇文泰拥立西魏文帝，建立西魏（535年）。而东方的高欢在孝武帝逃入关中后拥立东魏孝静帝，把朝廷迁到河北邺城，建立东魏（534年）。

西魏之初，宇文泰成为大丞相，而且局势尚不稳定，而宇文泰却果断的下手毒死了魏孝武帝元修，遂立南阳王宝炬为帝，这样，新皇帝受制于他，独掌朝政。宇文泰在三次战役中大败东魏大军，奠定宇文氏在关中的基础。

宇文泰的知人善任，用人不拘一格，使得这些名将人尽其才，作用得到了最大发挥。使西魏进一步强盛。他大力提拔王罴，杨忠，而隋朝杨氏也由此发迹。

攻占西川

在侯景覆灭的同年，萧绎在江陵称帝，同时，其弟萧纪也在成都称帝。次年萧纪发兵攻江陵，兵败被杀。西魏乘机攻陷成都，占有益州。

梁太清三年（549），侯景攻陷梁都建康，长江下游江北诸郡，多为东魏占领。驻守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梁宗室诸王割据自立，并借助西魏力量互相攻击，争夺帝位。据襄阳的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进攻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兵败投靠西魏，被立为梁王。大宝三年（552），萧绎于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请西魏出兵攻占梁、益二州，剪除已在成都称帝的梁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承圣三年，梁元帝遣使向西魏索还所占之地，言辞颇为傲慢。九月，西魏大丞相宇文泰派柱国于谨总领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等将率兵5万进攻梁都江陵。十月，西魏军自长安（今西安西北）进至樊（今湖北襄樊）、邓（今邓州）一带，萧詧率军助战。梁元帝闻讯，下令戒严，调兵抵御西魏军。十一月，西魏军渡汉水，宇文护、杨忠奉命率精骑先据江津（今荆沙东南），切断江路，使梁守军东退无路，下游援军也无从得渡。梁元帝遣将分扼江陵要点，树木栅于外城。于谨军至，下令筑长围，隔绝内外。梁信州刺史徐世谱、晋安王司马任约等率军于江陵南岸马头筑垒，遥为声援。时梁各处所征兵马未至，西魏军多路攻城，初受挫，后猛攻，并在内应相助下入西门，克外城。梁元帝退保内城，当晚命属官焚图书14万卷，次日出降，后被杀。十二月，于谨回师，将被俘的梁王公、百姓数万人驱往长安。西魏立萧詧为梁主。此后，长江中上游的荆、雍、梁、益诸州，全为西魏所有。

建立北周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宇文泰死，由嫡长子宇文觉承袭为安定郡公、太师、大冢宰。诸子幼小，宇文护掌管国家大政。宇文护是内蒙古武川人，宇文泰之侄。宇文护是西魏、北周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是宇文氏政权由西魏过渡到北周至关重要的一环。宇文护在旧日与宇文泰并肩的大将于谨的支持下统理军国大事，为大司马，封晋国公。557年，他以宇文泰嗣子宇文觉幼弱，想乘宇文泰的权势和影响尚存时早日夺取政权，因迫使西魏恭帝（名元廓）禅位于周。不久，就杀了元廓。

同年，宇文觉称周天王，建立北周。护为大司马，封晋国公。宇文觉也是少年坚毅刚决，不满宇文护的专权。赵贵、独孤信对宇文护也是相当的不服。他们一起鼓励宇文觉除掉宇文护。于是宇文觉招了一批武士，经常在皇宫后园演习如何擒拿宇文护；他又与大臣商量，决定于某一天开宫廷宴会时，抓住宇文护杀掉。谁知他们的阴谋还来不及实施，就有人向宇文护告密了，反被其先发制人，杀赵贵（满门抄斩），罢了独孤信的官，后来孤独信也被赐死。559年，宇文觉被废黜（后被毒死）。

事后，宇文护迁大冢宰（当时的宰相），并拥立宇文泰另一个儿子宇文毓，是为周明帝。宇文护看来，宇文毓温文儒雅，就立他为帝。而宇文毓却并不如宇文护所想象的那般懦弱无能，他在处理事务中逐渐显露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才干。他周围逐渐集聚起一批老臣元勋。他致力于发展经济，在百姓中也威望日高。为了试探一下，宇文护假惺惺地搞了一次“归政于帝”的举动，把除了军权以外的所有权力都交还给皇帝。谁知宇文毓毫不客气地照单全收，并把自己的名号正式改为皇帝（在此以前，北周的最高统治者不称皇帝而叫天王）。所有这些，都引起宇文护的疑惧和不安。于是，公元560年指使一个御厨在明帝的食物里下了毒药，毒死了明帝。

尔后，又立宇文泰四子宇文邕为帝，是为周武帝，实际大权仍由他掌握。宇文护虽性宽和而不识大体，委任非人而久专权柄，又素无戎略，两次伐齐都大败而归。诸子贪残，僚属恣纵，蠢政害民。宇文邕与弟卫王宇文直策划，于建德元年（572年）诛杀宇文护，重夺政权。

一统中原

北齐后主高纬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他对理政全无兴致，日常生活却十分奢侈。高纬整日里和一些宠臣、美姬鬼混，自弹琵琶，唱无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数。齐朝的老百姓给他送了个雅号，称为无愁天子。高纬还随意封官，连他宠爱的狗、马、鹰、鸡都被封为仪同、郡官、开府。北齐的政治一团漆黑。

北周武帝看清了北齐混乱的局势，决定出兵伐齐。575年七月，周武帝命宇文纯、司马消难，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宇文盛、侯莫陈琼、宇文招为后三军总管。杨坚、薛迥、李穆等率军分道并进。周武帝自率大军六万，直指河阴。周军进入北齐境内，纪律严明，“禁伐树践稼，犯者皆斩”。颇得民心。不久，周武帝所部顺利攻下了河阴城（今孟津县东）。齐王宪部拔武济，进围洛口，攻下了东、西二城。周军包围中城（今孟县西南）达二十天，久攻不下。周武帝自率所部攻金墉城不克。九月，齐右丞相高阿那肱从晋阳率大军援救河阳，周武帝得了急病，只得退兵。

第二年（576）十月，北周再次出兵伐齐。此次伐齐，周武帝集中了十四万五千兵力，改变了前次进军路线，亲自率部直攻晋州。他对群臣解释此举意图时说：“前出河外，直为拊背，未扼其喉。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巢穴，混同文轨”。周军以越王盛、杞公亮、随公杨坚为右三军，谯王俭、大将军宝泰、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齐王宪、陈王纯为前军。十月下旬，周军主力进抵平阳城下，北齐晋州刺史崔景暠等投降。平阳为晋阳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大意义。周武帝接受了上次伐齐失败的教训，派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安定梁士彦为晋州刺史，留精兵一万镇守平阳城。

北齐后主高纬在周军进攻平阳的时候，正带领妃子冯淑妃在天池（今山西宁武县西南管涔山上）打猎，晋州告急的文书，从早晨到中午飞马传送了三次，右丞相高阿那肱居然不去报告高纬，理由是：“大家正为乐，边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闻！”一直到晚上，信使来说：“平阳已陷。”高阿那肱才上奏高纬战事情况，冯淑妃却要求高纬“更杀一围”。高纬竟然置如此紧急的战局而不顾，又和冯淑妃尽兴打起猎来。唐诗人李商隐《北齐二首》诗云：“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回。”就是讽刺此事的。

十一月初，北齐后主率齐军主力十万到达平阳，开始将平阳城包围，昼夜不停地攻打。城中情况危急，城堞皆尽，城墙完好处不过数仞而已。齐周双方短兵相接，或交马出入。周外援不至，守城将士有些惊慌，梁士彦慷慨自若，对将士们说：“死在今日，吾为尔先。”于是周军奋勇争先，无不一以当百。齐军稍退，梁士彦立即命令城中军民乃至妇女，昼夜修城，三日就把城墙修好了。齐军挖地道攻城，城坍陷了一处，将士乘虚而入，可就在这紧急关头，高纬突然命令将士暂停攻城。原来传说晋州城西石上，有圣人遗迹，高纬要和冯淑妃同去观看，冯淑妃涂脂抹粉，耽误了很长时间才姗姗而来，这期间，周军早已抢时间用木板把缺口挡住了。高纬又恐城中射出的弩矢伤了冯淑妃，特抽出攻城的木料，筑造远桥。这样一折腾，齐军失去了攻城的有利时机。

十二月，周武帝从长安赶赴平阳，周军其他各路也聚集平阳，约有八万兵力，周军临城而阵，东西长达二十余里。起先，齐军怕周军猝然而至，曾想出一个办法，在城南穿堑，从乔山至于汾水，齐王高纬见周军到来，便下令齐兵在堑北布阵。周武帝命齐王宪前去探看虚实，齐王宪回来很有信心地对周武帝说：“请破之而后食。”周武帝听了十分高兴说：“如汝言，吾无忧矣！”周武帝乘着马，巡视周军，一边走，一边高声读出各军主帅姓名以示慰勉，将士喜于被知，精神更加振奋。

两军交战，实力不相上下，后来齐军略略后退，冯淑妃就惊慌失措地大声喊道：“齐军败啦！齐军败啦！”齐录尚书城阳王穆提婆急忙对高纬说：“赶快走，赶快走呀！”高纬带着冯淑妃慌忙向高梁桥逃去。齐师君主一逃，顿时军心大乱，连战皆溃，死者万余人。“军资甲仗，数百里间，委弃山积。”

平阳之战，北齐主力实际已被打垮。高纬逃回晋阳，想逃往北朔州（今山西朔县），进而投奔突厥。他一出晋阳城，群百纷纷逃离，连穆提婆见大势已去，也转而投奔周武帝去了。

齐后主高纬逃到邺城，企图重整军容，斛律孝卿请他接见将士，并为他事先准备好讲稿，告诉他要“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高纬走到将士面前，突然记不起该要讲的话，于是大笑起来。见高纬笑，左右随从也禁不住跟着大笑。将士们见此情景，都非常气愤，纷纷说：“你皇帝都不着急，我们还急什么！”于是皆无战心。

高纬在邺，还搞了一个禅位的把戏，将皇帝位子让给了八岁的儿子高恒，自己当起太上皇来。公元577年正月，周武帝率军攻破邺城，高纬于先一日逃往济州，又从济州逃往青州，准备投奔陈朝，为北周追兵所俘，送往长安，第二年被杀。

周武帝灭齐，统一北方，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结束了自东西魏分裂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使人民免受战争苦难，得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从而促进了整个北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广泛交流和发展，为隋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北周北齐的统一，就没有后来南北朝的统一。

平乱与亡国

大象二年（580年）五月十一日，北周宣帝宇文赟病死。周静帝宇文衍年幼，左丞相杨坚专政。杨坚为预防北周宗室生变，稳固其统治权力，以千金公主将嫁于突厥为辞，诏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因尉迟迥（北周文帝宇文泰外甥）位望素重，恐有异图，遂以会葬宣帝为名，诏使其子尉迟惇召尉迟迥入朝；并以韦孝宽为相州总管赴邺取代尉迟迥。六月，尉迟迥恐杨坚专权对北周不利，公开起兵反对杨坚。七月，青州总管尉迟勤（迥弟之子）从迥反杨。迥所统相、卫、黎、沼等地；同时质其子于江南陈朝，以请援；并派人出使并州（治晋阳，今太原西南），欲招降上柱国、总管李穆，遭到拒绝。

时杨坚挟幼帝以号令中外。结好并州李穆，送千金公主与突厥和亲，以消除北方之患；加强洛阳守御，作为进讨尉迟迥的战略基地；并令计部中大夫杨尚希先发精兵3000人镇守潼关，防其偷袭。同月十日，杨坚调发关中兵，令韦孝宽为行军元帅，陇西公李询为元帅长史，郕公梁士彦、乐安公元谐、化政公宇文忻、濮阳公宇文述、武乡公崔弘度、清河公杨素等为总管，率军讨伐尉迟迥。随后，韦孝宽分兵进击关东各地降附尉迟迥的势力，彻底平定了尉迟迥之乱。战中，郧州（治安陆，今属湖北）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治蜀郡，今成都市）总管王谦先后举兵响应尉迟迥，反对杨坚。杨坚适时命柱国王谊、梁睿各为行军元帅，分别率军攻讨，均获胜利。同时，北周宗室诸王数次伺机欲除杨坚，杨坚均予果断处置，粉碎其夺权图谋。

此战，杨坚在控制北周诸王、加强中央统治的同时，和亲北方突厥，争取并州李穆，以巩固其左翼，并威胁敌军侧背，又乘叛军初起，相互配合尚不密切之机，以一部兵力东击梁、曹、城、金各地，解除右翼威胁，并掩护主力行动，造成战略上有利态势，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主力进攻时，置途中敌之坚固据点于不顾，急寻敌军主力决战；沁水战胜后，又直趋邺城，消灭叛乱中心，终于迅速平定叛乱，在军事上为其代周建隋奠定了基础。

公元581年，杨坚代北周，改国号隋，北周享国二十四年而亡。

推崇德治

宇文泰注意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早在大统五年（539），他就下令置纸笔于京城阳武门外，以访求得失。当丞相府记室柳虬提出纳忠谠之言的建议时，宇文泰欣然采纳，并要求史官记事，须得失无隐。宇文泰的这种做法，有助于西魏吏治的清明。

在政治上宇文泰奉行以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的统治原则。要求各级官吏用儒家学说修身，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恪守这些儒家道德规范。同时又向人民灌输孝悌、仁顺、礼义，用这些儒家伦理纲常观念束缚人们思想，以心和志静，邪僻之念不生，稳定统治秩序。

用人方针

在用人上奉行唯贤是举，不限资荫，只要德才兼备，那怕出身微贱，亦可身居卿相。宇文泰的这一选官思想体现了打破门阀传统的新精神，保证了西魏吏治较为清明，也为大批汉族士人进入西魏政权开辟了道路。

在这一选人思想的指导下，宇文泰将来自不同方面的人聚拢在自己周围，如李弼原是侯莫陈悦帐下大都督，且互为姻亲，后倒戈归附，宇文泰毫无戒备之心，予以重用，成为统率府兵的八柱国大将军之一。柳敏原是东魏河东郡丞，宇文泰克河东后得之，当即拜为丞相府参军事，后来成为帮助宇文泰制定国策的核心人物。再如武功大姓苏绰，宇文泰对之推心委任而无闲言，如有外出，常常预署空纸授绰，若须有处分，苏绰可以随事施行，事后启告一下即可。正因为宇文泰能唯贤是举，用人不疑，因此西魏政府上下协力，内部团结，保证了各项政策措施的顺利执行。

治理腐败

为了整治吏治，宇文泰将贪赃者，放宽到满三十匹才处大辟死罪。这比《梁律》的满十匹处死和北魏北齐的“赃满一匹者死”都要宽松，但是这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法律。

他赫然公告：“杀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史书记载北周“用法颇严”，一旦发现贪赃枉法的官吏，即给予惩治。

对于以前的贪官，北周还制定了“征备之法”，就是以前犯的事赦免，但只要有线索可以追查到的，一定要追查到底，记录在案，贪赃所得一定要追索回来。

法律

在法律上，宇文泰主张不苛不暴，既要“法不阿贵”，官吏犯法一视同仁，如宇文泰的内兄王世超，任秦州刺史时，骄横州县，结果被赐死。位至大将军的郑伟不遵法度，结果被免职。另一方面又要求断案者慎罚，力戒楚毒之下，自痛自诬，尽量减少冤假错案。大统十三年（552年），宇文泰又下令废止流传了二千余年的宫刑。

改革官制

宇文泰改革官制也和建立府兵制度一样，具有浓郁的复古色彩，只不过前者是从汉族古代社会寻找依据，后者是从鲜卑族的部落时代得到启发。宇文泰通过这种托古改制，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件正统的外衣，以向人们显示，宇文氏政权并非僭伪，取消民族间的心理隔阂。而在府兵制中，则通过鲜卑化，照顾鲜卑民族的感情，泯灭府兵中的民族界限。宇文泰通过这些改革，巩固了统治基础。

军事新制

西魏立国后，形势极为险峻，其时，天下三分，东有高欢大军压境，南有萧梁不时构衅。尤其是高欢，视西魏为劲敌，急欲将其扼杀于襁褓之中，而东西魏力量对比又十分悬殊，东魏地广国富，人口逾二千万，兵强马壮，高欢能调动的军队不下二十万；西魏地狭国贫，人口不满千万，宇文泰直接掌握的军队不过三万余人。同时，西魏立国之初，关中即遭大饥，人心浮动。宇文泰也看到了这种形势，大统元年（535年）三月，他命各衙署斟酌古今以来的治国经验，且可以用于现实者，制订颁行了二十四条新制。并提拔了武功大姓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参与机密，拟订治国大纲，革新政治。

府兵制度

宇文泰首先进行的是改革军制，建立府兵制度。

大统三年（537年），宇文泰开始整军。先是，东魏连年入侵，永熙三年（534年）八月，高欢帅师攻克潼关，进逼华阴（今陕西华阴西南）；大统元年（535年）春正月，东魏大行台尚书司马子如率军再攻潼关，见宇文泰已有准备，遂挥师攻华州（治华山，今陕西华县），赖着刺史王罴的拚力死战，才打退了东魏进攻；大统二年（536年）三月，高欢又亲率万骑袭取夏州，徙五千户而归。不久，又袭取灵州，徙五千户而归；大统三年（537年）正月，高欢又领军屯蒲阪（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于黄河上架设浮桥，准备渡河攻潼关。高欢恃戎马之强，年年进攻西魏，虽然未曾得手，但宇文泰知道，长此下去，实力处于劣势的西魏必然难以支持，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士气，增强战斗力，开拓兵源，扩充军队。

大统三年七月，宇文泰集诸军于咸阳，八月，率之于潼关整军，宣布军法军规，不得贪财轻敌，不得作威于百姓，与敌作战，用命则赏之，逃脱皆戮之。通过这次整顿，西魏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不久，高欢率二十万大军入侵，西魏以少胜多，在沙苑（今陕西华阴县境内）大败高欢，俘敌八万余人。

扩充军队

随著军队素质的提高，宇文泰又进一步扩充军队，壮大军事力量。初，宇文泰在接受贺拔岳的以武川兵户为骨干的军团时，这一军团人数不过数千人，击败侯莫陈悦后，其大将李弼拥众万人来归，以后，跟随孝武帝元修入关的由鲜卑族人组成的北魏宿卫禁旅也有近万人，合起来，宇文泰掌握的军队约有近三万人，分别由十二个将军率领。沙苑之役后，又通过收编降军等不断补充，人数渐渐增多，到大统八年（542年）三月，正式建立六军，时已有兵约十万人。

大统九年（543年）二月，高欢将兵十万，渡过黄河，据邙山（今洛阳西北）列阵，宇文泰领军击之，战于邙山，大败，士卒损失六万余人，经过数年经营建立起来的一支军队损失大半。而当时关陇地区的鲜卑族人数有限，不可能再大量补充军队，因此，邙山之战后，宇文泰开始从汉族中间吸收兵员，三月，宣布征募关陇地区的豪强地主武装。在北魏末年的关陇起义中，豪强地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组织乡兵，东西魏分立后，这些地主武装并没有解散，仍然控制在豪强手中。宇文泰通过广募豪强以充军旅这一措施，把这些分散的乡兵武装变成中央军队的一部分，由政府选择关陇地区有名望的人物来统领，从而，既加强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削弱了北魏末年以来的地方势力，又促进了武川军人集团与关陇地主的联合。此后，到大统十六年（550年），又进一步把征兵对象扩大为所有的均田户，这样，西魏军队中汉族士兵的比重进一步增加。

立八柱国

同时，宇文泰又对军队统辖系统进行改革，形式上采取鲜卑旧日的八部之制，立八柱国。除宇文泰自己在大统三年（537年）由西魏文帝任命为柱国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为西魏军队的实际统帅外，又在大统十四年（548年）任命西魏宗室广陵王元欣为柱国大将军，但仅挂虚名，并无实权，另任命赵贵、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六人为柱国大将军，实际统率六军。每个柱国大将军下有两个大将军，共十二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有两个开府，共二十四开府；每个开府下有两个仪同，共四十八仪同；一个仪同领兵约千人，一个开府领兵两千，一个大将军领兵四千，一个柱国大将军领兵八千，六柱国合计有兵四万八千人左右，这支军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府兵。

宇文泰借用氏族部落的血缘纽带来组织府兵，使官兵之间蒙上了一层宗族的亲密色彩，以搞好将领和士兵间的结合，提高府兵的战斗力。事实上，府兵的组成，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倒退到氏族关系中去，但由于这种兵制多少带有一些过去部落兵制的色彩，因此从那些曾经沦落为兵户的六镇鲜卑来看，身份提高了，地位改善了，从而使府兵的战斗力也增强了。

十二条新制

大统七年（541年）九月，宇文泰颁行了由苏绰起草的六条诏书，“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十一月，又颁布了十二条新制，和大统元年（535年）三月颁布的二十四条新制合在一起，共三十六条。六条诏书和这些新制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并据此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北周人口

北魏神龟年间（518年—520年）全国有500万户约有三千余万人，北魏末年因政治腐败先后爆发六镇起义、莫折大提起义、杜洛周起义等，境内户口锐减至3375368户。自周齐鼎立年间户口得到恢复，至577年北齐境内有3302528户、20006886人，大象二年（580年）北周原境户口统计有359万户、9009604人，因该户数与隋大业五年（609年）北周旧境的298万户相互矛盾，每户2.5口的户均口数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故学者王育民认为该户数是传抄笔误，即“一百五十九万”误植为“三百五十九万”，并认为北周平齐后户数达600万户，学者路遇则认为北周原境算上军户及少数民族人口应有1250多万人，平齐后则有3250万人。

北周经济

宇文泰在经济上根据儒家先富后教的传统观念，积极劝课农桑，奖励耕植，并相应地制定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就是将被破坏了的均田制恢复起来，使那些由于土地兼并、战乱、天灾而丧失土地，流落他乡的农民和土地重新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农民的生产活动提供了条件。西魏均田制的授田、租调和北魏虽有差异，但变化不大，在役制上却变动较多，对服役年龄、时间、人数都作了重新规定。服役年龄从北魏时的十五岁改为十八岁；服役时间则根据年成丰歉而定，丰年不超过一月，中年不超过二旬，下年不超过十天，使役期大为缩短；人数上则规定每户农家服役者限于一人，避免过多地动用民力，妨碍农业生产。同时，宇文泰还颁行了户籍制度和计帐制度，即预定次年徭役概数的计帐之法，以求赋役的征发较为合理，还对绢的长度作了统一规定，以四十尺为一匹。

宇文泰除了制定颁行上述经济政策外，还明确规定了地方官吏在发展生产方面的职责。每到岁首，州县长官必须督促百姓，无论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务必不失农时。对于那些游手怠惰，好逸恶劳，不事生产者给以处罚。由于宇文泰衡量牧守政绩的标准之一就是劝课农桑，因此地方官吏大都重视农桑生产，经济逐渐发展，到宇文泰死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个仓廪充实的小康局面。

思想文化

在思想文化上宇文泰雅好儒术，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去除鲜卑族的一些落后习俗和摒弃当时思想领域中风靡一时的空谈玄理、崇佛论道一类的腐朽风习。在京师长安设立国子学，拜儒学大师卢诞为国子祭酒，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大批具有儒家思想观念的人士，作为政权的支柱。还根据先秦典籍《尚书》中的《大诰》一文的格式，制定《大诰》一篇，作为文章的样式，于大统十一年（545年）宣示群臣，明令自今后文章须皆依此体，力图以此矫正浮华文风。

六条诏书颁行后，宇文泰令各级官吏学习背诵，规定凡不通六条及计帐之法者，都不能为官，保证了这些措施的实施，刷新了西魏一代政治。

抑制佛道

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之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僧侣的讥讽、反抗都无济于事，反而更增添了周武帝对灭佛的决心。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577年）正月，周武帝率军攻入齐邺城。当时齐地佛风最盛，周武帝决心将尊儒灭佛的政策在齐地推行。齐国有一个叫熊安生的国子博士，博通五经，听说周武帝入邺城，连忙叫家人扫门准备迎接周武帝前来拜访，他的家人都感到奇怪，熊安生说：“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果然不久，周武帝就亲自来拜见他了。周武帝给了这个儒生很高规格的礼遇，“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赏赐甚厚，给安车驷马以自随”。在尊儒的同时，周武帝又召集北齐僧人，讲叙废佛的理由。僧人慧远以地狱来威胁周武帝，他警告周武帝说：“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入。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周武帝没有惧怕所谓死后下地狱的警告，下令禁断齐境佛教。

周武帝灭佛一事，被佛教徒视为佛教浩劫，竭力攻击。但从当时历史来看，周武帝的灭佛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利大于弊的。周武帝不顾世俗偏见，从574年到578年，他下令“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灭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很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灭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谢选骏指出：北周虽短，对后代的影响却是影响深远，因为它是隋唐的开局，而隋唐又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重头戏。在很多方面，北周与隋唐一脉相承，作为北魏的继承者，其主体是鲜卑人，不同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汉人，而构成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唐人。下面，用一个实例予以说明。

（三）

网文《北周哪个人做了周隋唐三朝的国丈》说：

历史上北周大司马独孤信一家出了四位皇后，其中三个是他的女儿，一个是他的外孙女，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堪称奇迹。那么这位独孤信是何许人也？这个家又何以能出四位皇后呢？据《周书卷十六·列传第八（独孤信）》：

“独孤信，云中人也，本名如愿。魏氏之初，有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为部落大人。与魏俱起。”

“父库者，为领民酋长，少雄豪有节义，北州咸敬服之。”

就是说，独孤信，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人，本名叫独孤如愿。北魏兴起之初，有三十六个部落，独孤信的祖先是这三十六部落之一的部落首领。其部族与北魏一同崛起。独孤信的父亲独孤库者为部落酋长，少年时便雄健有豪气，重气节，讲义气，北地的人都敬佩服从他。

独孤信所处的时代正值北魏末年，天下大乱。独孤信避难中山，投奔军阀葛荣，这位部落酋长的儿子，传承了独孤家优秀的基因，长相俊美，不仅“美容仪，善骑射”，而且衣冠服饰也独树一帜，秀出于众。据《周书卷十六·列传第八（独孤信）》：

“信既少年，好自修饰，服章有殊于众，军中号为独孤朗。”

就是说，少年独孤信，喜欢打扮，服饰披挂与众不同，军队中赞称他为独孤郎。

鲜卑人崛起于草原，性格剽悍，善于骑射。独孤信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常常单枪匹马，威风八面，冲锋陷阵，屡立战功。

我们可以想象这位“独孤郎”跃马持弓的英姿，何等的潇洒、英武，以至于独孤信的一个不经意的装束都会引起全城人的模仿。据《周书卷十六·列传第八（独孤信）》：

“信在秦州，尝因猎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

就是说，当年，独孤信在秦州，一次打猎，回来时天色已晚，独孤信驰马入城时，也许是由于颠簸，帽子微微偏向一侧。第二天大早，城内凡戴帽者，无不钦慕独孤信的这种戴帽法而将帽子偏向一侧。

不久，军阀葛荣为另一鲜卑军阀尔朱荣所败，独孤信由是追随尔朱荣，屡有政绩；一次偶然，独孤信与同乡宇文泰（后来的西魏太师，北周太祖）相遇，受到宇文泰赏识，由是独孤信赴洛阳进入魏朝廷，受到孝武帝的委任。据《周书卷十六·列传第八（独孤信）》：

“建明初，出为荆州新野镇将，带新野郡守。寻迁荆州防城大都督，带南乡守。频点二部，皆有声绩。贺拔胜出镇荆州，乃表信为大都督。从胜攻梁（南梁朝）下溠戌，破之，迁武卫将军。及胜弟岳为侯莫陈悦所害，胜乃令信入关，抚岳余众。属太祖（北周宇文泰）已统岳兵，信与太祖乡里，少相友善，相见甚欢。因令信入洛请事，至雍州，大使元毗又遣信还荆州。寻征信入朝，魏孝武帝雅相委任。”

就是说，北魏长广王元晔建明初年，即公元530年，独孤信出任镇守新野的领军，兼任新野郡守。不久又迁任荆州城防大都督，兼任南乡太守。独孤信在这两个地方任职政绩突出，颇有声名。北魏大将军贺拔胜镇守荆州，推荐独孤信任大都督。独孤信随贺拔胜攻取南梁朝一个叫下溠戌的地方，独孤信由此提拔为武卫将军。贺拔胜的弟弟贺拔岳被害，贺拔胜令独孤信入关抚率其弟弟剩余的部众。当时宇文泰已经收编了贺拔岳的部队，独孤信与宇文泰是同乡，从小就是朋友，于是彼此相遇不仅没有冲突，而且相见甚欢。宇文泰令独孤信入洛阳想北魏皇帝孝武帝请事，走到雍州，朝廷遣使送信令独孤信回荆州。不久，独孤信入朝，北魏孝武帝很看重他，委以要职。

独孤信所处的北魏已是日落西山，十分衰弱。当时从北方草原崛起的军阀高欢诛灭军阀尔朱荣，把持北魏大权，北魏孝武帝不甘心做高欢的傀儡，最终两人兵戎相见。天平元年（即公元534年）七月，高欢击败孝武帝，孝武帝西走长安。独孤信追随北魏孝武帝入关中。据《周书卷十六·列传第八（独孤信）》：

“及孝武西迁，事起仓卒，信单骑及之瀍（chan水名，河南北部一条小河）涧。孝武叹曰：‘武卫（独孤信）遂能辞父母，捐妻子，远来从我。世乱识贞良，岂虚言哉。’即赐信御马一匹，进爵浮阳郡公，邑一千户。”

就是说，北魏孝武帝被迫西迁长安，事情来的很仓卒，独孤信单人独骑在瀍水这个地方追上孝武帝。孝武帝感叹说：独孤信能辞父母，别妻儿，远道而来追随我。都说乱世见忠臣，岂是虚言啊。孝武帝随即赐独孤信御马一匹，进爵浮阳郡公，食邑一千户。

公元534年，九月，高欢在邺城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见为帝，即东魏孝静帝；长安的宇文泰扶持孝武帝对抗高欢。自此，北魏一分为二，即在长安的西魏，即后来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取代西魏建立北周；在邺城的东魏，即后来高欢的儿子高洋取代东魏建立北齐。

独孤信在西魏率军队在荆州与东魏大将高敖曹、侯景作战，终因寡不敌众，率残部投奔江南的南梁王朝。梁武帝待独孤信甚厚，独孤信在南梁呆了三年。直到西魏大统三年秋，即公元537年，梁武帝才同意独孤信返回到长安。

这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公元557年，这一年，西魏太师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取代西魏，建立北周王朝，史称宇文觉为北周孝闵帝，建都长安，接着北周孝闵帝宇文觉有几项重要的任命：

任大司徒、赵郡公李弼为太师；

任大宗伯、南阳公赵贵为太傅、大冢宰；

任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为太保；

任柱国、中山公宇文护为大司马。

注意，以上这几位都是北周重量级的人物，然而北周孝闵帝却偏偏任命宇文护为大司马主持朝政，这就有人不服了。据《周书卷十六·列传第八（赵贵）》：

“初，贵与独孤信皆与太祖（北周宇文泰）等夷，及孝闵帝（宇文觉）即位，晋公护摄政，贵自以元勋佐命，每怀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与信谋杀护。及期，贵欲发，信止之。寻为开府宇文盛所告，（赵贵）被诛。”

就是说，当初，赵贵、独孤信都是与北周孝闵帝的父亲宇文泰地位不相上下的哥们儿，当年在魏同朝为臣，等到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取代西魏登基做了皇帝，任命自己的从兄宇文护为大司马，晋国公，实际上就是摄政王。而赵贵认为自己才是北朝的功臣元勋，这个位置应该由他来坐，所以心里怏怏不快，面有不平之色，于是他与独孤信密谋杀掉宇文护。到了约定的时间，赵贵欲行动，结果被独孤信制止。不久此事被告发，赵贵被杀。

赵贵被杀，同谋者独孤信当然也跑不了。据《周书卷十六·列传第八（独孤信）》：

“赵贵诛后，信以同谋坐免。居无几，晋公护又欲杀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显其罪，逼令自尽于家。时年五十五岁。”

就是说，赵贵被杀后，独孤信虽然当时没有被杀掉，只是因同谋罪被免职。但是没过几天，宇文护便又要杀他，因独孤信名高望重，不便彰显其罪，所以逼令他在家中自杀。时年五十五岁。

其实这个宇文护并不简单。宇文护是北周太祖宇文泰之兄宇文顥的小儿子。十一岁时，父亲宇文顥就死，宇文护随宇文泰从军。当时宇文泰的几个儿子都太小，很看重这个侄子。据《周书卷十一·列传第三（晋荡公护）》：

“普泰初，自晋阳至平凉，时年十七。太祖诸子并幼，遂委护以家务，内外不严而肃。太祖尝叹曰：‘此儿志度类我。’”

就是说，北魏节闵帝元恭普泰初年，即公元531年，宇文护十七岁，从晋阳至平凉（武威）宇文泰处。宇文泰的几个儿子太小，于是宇文泰将家族之事交给宇文护，内外无不整肃有序。宇文泰曾经感叹说：这孩子的志向气度像我。

我们再来看看宇文护在宇文氏取代魏的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据《周书卷十一·列传第三（晋荡公护）》：

“太祖西巡至牵屯山，遇疾，驰驿召护。护至泾州见太祖，而太祖疾已绵笃。谓护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济。诸子幼小，贼寇未宁，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勉力以成吾志。’护涕泣奉命。行至云阳而太祖崩。护秘之，至长安乃发丧。时嗣子冲弱，强寇在近，人情不安。护纲纪内外，抚循文武，于是众心乃定。先是，太祖常云‘我得胡力’。当时莫晓其旨，至是，人以护字当之。寻拜柱国，太祖山陵毕，护以天命有归，遣人入讽魏帝，遂行禅代之事。”

就是说，一次，宇文泰西巡至牵屯山，病倒，急召宇文护。宇文护走到泾州与宇文泰相遇，此时宇文泰已经病的不行了。宇文泰对宇文护说：我这个样子，恐怕是不行了。几个儿子太小，强敌还没有搞定，天下事就都委托给你了，你一定要勉力去做，以成就我的志向。宇文护流泪奉命。走到云阳这个地方宇文泰死。宇文护秘不发丧，到长安后才公布死讯。当时宇文泰的继承人冲幼，近有强敌，人心不稳。宇文护纲纪内外，抚循文武，众心才安定下来。以前宇文泰常说‘我得胡力’。当时人不知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人都说是指宇文护。宇文护将宇文泰安葬完毕，派人到西魏皇帝那里劝其交出皇权，于是西魏禅皇帝位于北周。

宇文氏之所以能取代西魏建立北周，宇文护功不可没，赵贵等人不服气是没有道理。独孤信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后代却十分昌隆，尤其是这个家的女性，更是了不起。据《周书卷十六·列传第八（独孤信）》：

“信长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贞皇后；第七女，隋文献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为外戚，自古以来，未之有也。”

据《周书卷九·列传第一》：

“（北周）宣帝杨皇后名丽华，隋文帝长女。”

据《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一》：

“后（独孤皇后）姊为周明帝后，长女为周宣帝后，贵戚之盛，莫为与比，谦卑自守，世以为贤。”

综合以上，就是说，独孤信的长女，为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第四女，为元贞皇后；第七女，为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信的外孙女杨丽华，即杨坚与独孤皇后的长女，是北周宣帝宇文贇的皇后。独孤家在三朝皆为外戚，自古以来，独此一家。

独孤信的长女是北周明帝皇后，七女是隋文帝皇后；外孙女是北周宣帝皇后。那么四女元贞皇后是怎么回事儿？事情是这样的。北周时，独孤信与李虎同为佐命大臣，是当时北周的“八柱国家”中的二位。李昞当时在北周任柱国大将军、唐国公，独孤信为太保。二人一时呼风唤雨，左右时局，关系莫逆，独孤信还将自己的四女儿嫁给了李虎的的儿子李昞。这大概是独孤信所做的最有眼光的一件事了，独孤信四女儿与李昞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大唐帝国的开创者唐高祖李渊。

唐立国时唐高祖李渊追尊父亲李昞为元皇帝，由此独孤信的这个四女儿独孤氏亦追尊为元皇后。据《旧唐书卷一·本纪第一（高祖）》：

“皇祖讳虎，后魏左仆射，封陇西郡公，与周文帝（宇文泰）及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以功参佐命，当时称为‘八柱国家’，仍赐姓大野氏。周受禅，追封唐国公，谥曰襄。至隋文帝作（北周）相，还复本姓。（唐高祖）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庙号太祖，陵曰永康。皇考讳昞，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谥曰仁。（唐高祖）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庙号世祖，陵曰兴宁。”

就是说，唐朝皇祖李虎，后魏宰相，封陇西郡公，当时与宇文泰、李弼、独孤信等人为佐命大臣，当时称为“八柱国家”，赐姓大野。北周受禅，追封李虎为唐国公。杨坚做北周宰相后，又恢复李姓。唐高祖李渊武德初年，追尊自己的祖父李虎为景皇帝。追尊自己的父亲李昞为元皇帝。

如此说来，鼎鼎大名的李世民就是独孤信的四女儿的孙子了，所以一般常说的李世民有四分之一突厥血统大概就是从这儿来的。独孤信这下可牛大了，唐太宗李世民是他的玄外孙。

独孤家的女性个个都了不起，独孤信的三个女儿分别为周、隋、唐三个朝代的皇后，一个外孙女为北周皇后。每一位都有不同凡响的经历和故事，本文主要说一下独孤信的七女，隋文帝杨坚的皇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公元544年至602年），并想借以说明独孤家的女性有多厉害。据《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一》：

“文献独孤皇后，河南洛阳人，周大司马、河内公信之女也。信见高祖（杨坚）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时年十四岁。高祖与后相得，誓无异生之子。后初亦柔顺恭孝，不失妇道。”

就是说，独孤皇后，河南洛阳人，北周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之女。当初，独孤信看到杨坚相貌不凡，于是将自己的女儿嫁与杨坚为妻，独孤伽罗当时只有十四岁。杨坚与独孤伽罗感情很好，二人相约誓不与其他女子生子。独孤皇后开始也是“柔顺恭孝”，“不失妇道”的。

这里有二点需注意，一是隋文帝与独孤氏二人约定，除独孤外隋文帝不与其他女人生儿育女。的确，杨坚只与独孤氏生有五子，这一点也是杨坚颇为得意的，称一母同胞的五兄弟为“真兄弟”；二是独孤皇后开始时是“不失妇道”，换句话说，后来情况就变了，不守妇道了。而这个变化正是杨坚永远的痛，为隋王朝的短命埋下了伏笔。

独孤伽罗的确不同凡响，传承了这个鲜卑族家庭的优秀基因，不仅长相漂亮，而且有能力、有主见，是个能助夫干大事的奇女子。公元579年，独孤伽罗的女婿北周宣帝死，那么丈夫杨坚做当朝的监国顺理成章。杨坚看到革朝换代的机会来了，兴奋之余又有几分担心。据《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一（后妃）》：

“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总百揆，后使人谓高祖曰：‘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

就是说，北周宣帝宇文贇死，杨坚坐镇禁宫，总理国家事务，独孤伽罗让人捎话给杨坚：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已成骑虎之势，下来是不可能了，共勉之！

面对革朝换代的时局，独孤伽罗所表现的不是色变和忧虑，恰恰相反是很兴奋。对独孤伽罗来说，做皇帝女婿死了，于是便鼓动丈夫夺位当皇帝。的确，在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王朝的过程中，处处可以看到独孤氏的影子。

公元581年，杨坚受禅，建立隋王朝，立独孤为皇后。独孤皇后开始显露出其剽悍的个性。鲜卑女子的强悍在独孤皇后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杨坚都怕她，所谓“高祖甚宠惮之”。在这里讲几件有关独孤皇后的事情，并借以了解这个奇女子。

一、独孤皇后不贪财，而且很会做人。据《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一（后妃）》：

“突厥尝与中国交市（贸易），有明珠一箧（qie），价值八百万，幽州总管阴寿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须也。当今戎狄屡寇，将士罢劳，未若以八百万分赏有功者。’百僚闻而毕贺。”

就是说，一次，突厥人与内地进行贸易时，有一盒价值八百万的明珠，幽州总管阴寿上奏独孤皇后买下来。皇后说：这东西不是我所需要的。当前强寇屡犯，将士辛苦，不如将这八百万分赏给那些有功的人。百官听到皇后这个话以后无不祝贺。

二、参与朝政，断决政务，甚至与隋文帝同朝听政，随时纠正隋文帝杨坚的不当意见。据《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一（后妃）》：

“上每临朝，后辄与上方辇而进，至阁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随则匡谏，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同返燕寝，相顾欣然。”

“后每与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宫中称为二圣。”

就是说，隋文帝每上殿临朝，独孤皇后都与隋文帝同车而往，一直到殿阁门口才分开。独孤皇后让宦官侍从于隋文帝左右，政令有过失，随即谏言纠正，多有助益。等到隋文帝退朝二人又一起返回后宫，相处非常愉快。独孤皇后常与隋文帝谈及政事，往往与隋文帝意见相合，被称为“二圣”。

这个事情起码可说明这么几点，一是隋文帝杨坚与独孤皇后每天一同上朝又一同下朝，隋文帝几乎没有单独与其他人相处的时间；二是独孤皇后直接参与朝政，与杨坚一起决断政务，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三是独孤皇后不仅是参与朝政，又与文帝一起返回寝宫，可谓寸步不离，只差上殿坐朝了。四是二人被称为“二圣”，可见独孤皇后的地位之高，简直就是第二个皇帝了。

三、独孤皇后很会笼络人心，在干政的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据《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一（后妃）》：

“后早失二亲，常怀感慕，见公卿有父母者，每为致礼焉。有司奏以《周礼》百官之妻，命于王后，宪章在昔，请依古制。后曰：‘以妇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不许。”

就是说，独孤皇后父母死的早，常常怀念，羡慕别人父母双全，见到公卿有父母的，一定会让这些人代她向他们的父母致礼。百官群臣上奏说：按照《周礼》规定，百官大臣妻子爵位品级的封赏，应该由王后发布。请求依照古代的制度办事。独孤皇后说：妇人干政或许从此就会逐渐盛行，我不能开这个头。

隋文帝的这些大臣眼头子很活络，看到独孤皇后这么喜欢参与政事，皇帝也乐在其中，于是一帮人拍马屁，干脆找出一个王后理政的依据，给个名分，大家挑明了算了。但是，独孤皇后不愿意这么干，表面文章还要做，不愿意让人抓把柄。

四、家教严格，告诫自己的女儿要严守妇德。据《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一（后妃）》：

“后每谓诸公主曰：‘周家公主，类无妇德，失礼于舅姑，离薄人骨肉，此不顺事，尔等当戒之。’”

就是说，独孤皇后常常对自己的几个女儿说：以前周家的公主，都像那些没有德行操守的妇人，对自己的舅、姑家非常失礼，骨肉情感淡漠，这不是什么好事，你们应当戒除这些事情。

五、独孤皇后很有主见，这个草原上长大的鲜卑女子，无一般妇人儿女柔弱之情。据《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一（后妃）》：

“大都督崔长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当斩。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曰：‘国家之事，焉可顾私！’长仁竟坐死。后异母弟陀，以猫鬼巫蛊，咒诅于后，当坐死。后三日不食，为之请命曰：‘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为妾身，敢请其命。’陀于是减死一等。”

“后颇仁爱，每闻大理决囚，未尝不流涕。”

就是说，大都督崔长仁，是独孤皇后的表兄弟，犯法当斩。隋文帝因为独孤皇后的缘故，想赦免他。独孤皇后说：国家的事情，怎能顾及私情！崔长仁由此被杀。独孤皇后的同父异母弟弟独孤陀，用邪术巫蛊诅咒独孤皇后，论罪当处死。独孤皇后三日不食，为这位弟弟请命，说：独孤陀如果是个乱政害民者，我不敢说什么。然而，他现在因我而死，我敢于为他请命。于是独孤陀免于一死。独孤皇后有仁爱之心，每次听到处决死囚，没有不流泪的。

六、独孤皇后秉性俭约，隋文帝曾经配制止泻的药，须用胡粉一两。这种东西平常宫中不用，多方搜求，最后还是没有得到。隋文帝又曾经想赏赐柱国刘崇的妻子一件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据《资治通鉴》）

七、独孤皇后性格霸悍，妒忌。《隋书》对此有八个字的评价：“高祖甚宠惮之。”独孤皇后对隋文帝看得很严，尤其是不让他接触其他女人，有些事儿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据《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一（后妃）》：

“（独孤皇后）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此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而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颎曰：‘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上意少解，驻马良久，中夜方始还宫。”

就是说，独孤皇后尤为妒忌，后宫佳丽虽众，但是没有人能够来到隋文帝身边。大臣尉迟迥的孙女长得很漂亮，开始在后宫。隋文帝在仁寿宫看到她很喜欢，因此得到宠幸。独孤皇后趁隋文帝上朝的时候，暗地里将此女杀了。隋文帝由此大怒，一个人骑马从后苑出来，走入一条荒野小径，深入山谷二十余里。大臣高颎、杨素等人追上隋文帝，拉着马苦谏。隋文帝叹息道：我贵为天子，却没有自由！高颎说：陛下怎能因为一个妇人而不顾天下呢！隋文帝怒气稍稍缓和，在山里呆了很长时间，半夜才回到宫中。

这件事独孤做的的确始过分了。搞的杨坚都不称自己为“朕”而称“吾”了，感叹自己连这点家都当不了，自己还是天子吗？而所谓的“发怒”也不过是自己一个人跑到荒山老林里面。杨坚回到宫中，虽然两人矛盾的到缓和，但是，自此杨坚对独孤皇后的宠幸颇为衰减。独孤皇后不仅对自己的老公看得紧，连大臣也看的很紧。据《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一（后妃）》：

“后见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劝上斥之。”

就是说，独孤皇后看到各位亲王以及各位大臣的小妾有孕者，一定劝隋文帝斥责这个人。

这个事情还没有完。独孤对大臣高颎称自己为“一妇人”一直怀恨在心，对其多加诋毁。据《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一（后妃）》：

“（独孤皇后）闻熲谓己为一妇人，因此衔恨。又以熲妇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渐加谮毁，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

就是说，独孤皇后听说高颎称自己“为一妇人”，怀恨在心。又加之高颎的老婆刚死死，暗地里娶的小妾生了一个男孩，独孤皇后由此诋毁高颎，而隋文帝对独孤皇后几乎是言听计从。后来高颎因卷入太子杨勇被废这件事，由此高颎不仅被隋文帝疏远，还差一点被杀掉。而这一切就因为独孤皇后的一句话。据《隋书卷四十一·列传第六（高颎）》：

“时太子失爱于上，潜有废立之意。谓熲曰：‘晋王妃有神凭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熲长跪曰：‘长幼有序，其可废乎！’上默然而止，独孤皇后知熲不可夺，阴欲去之。初，（高颎）夫人卒，后言于上曰：‘高仆射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能不为之娶！’上以后言谓熲，熲流涕谢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上乃止。至是熲爱妾产男，上闻之极欢，后甚不悦。上问其故，后曰：‘陛下当复信高颎邪？始陛下欲为熲娶，熲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陛下安得信之！’上由是疏熲。”

就是说，当时，隋文帝夫妇有废掉太子杨勇之意，主要是独孤皇后想废掉太子。隋文帝对高颎说：晋王杨广的妃子萧氏有神能，预言杨广必有天下，你认为如何？高颎说：长幼有序，太子不可废啊！隋文帝默然，不再说什么，独孤皇后知道高颎的意见不可改变，便暗中要搞掉他。当初，高颎夫人死，独孤皇后对隋文帝说：高仆射老来丧妻，陛下应该为他续娶。隋文帝将独孤皇后的话说给高颎，高颎流泪感谢说：臣老了，退朝之后，只是居书房读佛经而已。虽然陛下对老臣关爱至深，至于再娶，非我所愿。隋文帝于是作罢。现在高颎的爱妾生了一个男孩，隋文帝非常高兴，但是独孤皇后十分不悦，隋文帝问她为什么不高兴，回答说：陛下还能相信这个高颎吗？当初陛要为他娶妻，而高颎心存爱妾，当面欺骗陛下。现在你看到他的狡诈了吧，陛下还能相信这个人吗！隋文帝由此疏远高颎。

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独孤家是那个时代了不起的家族，独孤家的女性在周、隋、唐三个朝代都做了皇后，这是个什么概念？绝不是仅仅用一个“牛”字所能说清楚的，可以说，独孤家的这些女人成就了一个时代，而成就这一切的正是独孤信，这个人堪称天下第一老丈人。

（四）

《开隋重臣李德林：导演了北周“禅让”皇位于杨坚》（2015-10-29趣历史）说：

李德林（530—590年），字公辅，博陵安平人。祖父李寿，官湖州户曹从事。父亲李敬族，官拜镇远将军。德林年幼聪敏，十五岁能诵五经。长大后，对家人孝顺，善写文章，辞核而理畅。北齐天保年间举秀才。魏收很看重他。

北齐时，李德林官至中书侍郎，曾参与国史修撰，编成《齐史》二十七卷。周武帝灭北齐，入邺之日，专门遣人到李德林家宣旨慰喻，称“平齐之利，唯在于尔”。周武帝在云阳宫用鲜卑语对大臣说：“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公元581年，周静帝被迫退位，禅位于杨坚，杨坚登上皇帝宝座，改国号为隋，建元开皇。在演绎“禅让”这出戏的过程中，有关通知全国的文告、玺文、诏书以及杨坚身着龙袍登基的礼仪文章等，全部都出自李德林的手笔。所以，杨坚立隋称帝后，即任命李德林为内史省的内史令，使他与掌管尚书省的左仆射兼门下省长官纳言的高颎、内史省内史监兼尚书省吏部尚书的虞庆则同为宰相。但是不久后，耿直的李德林反对屠杀宇文一族，使得杨坚开始对其不满，并渐渐疏远。同年，李德林与高颖、苏威等人重新修订律令，制成《开皇律》。

杨坚自立国以后，一直想征讨南陈，完成统一大业。李德林也多次向杨坚进献灭陈的计谋。灭陈战役打响后，杨坚又经常派人向李德林询问计策，然后转交给晋王杨广。在途中，杨坚用马鞭指着南方对他说：“等到平定南陈之后，朕将以七宝奖赏你，使原北齐故地之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统一江南之后，杨坚论功赏，准备加授李德林上柱国，爵位升为郡公，还赏给了他大批土地财物。这时有人对高颖说：“灭南陈，是由皇上一手策划、晋王杨广和诸位将士齐心协力、奋勇杀敌的结果。现在把功劳都归于李德林，诸位将领必定愤愤不平。您自己的功劳也被李德林掩盖了。而且，在后人看来，您不成了无所作为、白白随军一场的人了吗？”高颖本来就排斥李德林，于是禀告杨坚，力陈不应重赏李德林，没想到杨坚真的听信了高颖的言论，下令收回对李德林的赏赐。李德林多年未得到升迁，心中早就不满，这次南灭陈国，自己献计献策，立下大功却得不到丝毫赏赐，免不了心中不满，却又无可奈何，从此便郁郁寡欢。

李德林为人太耿直，时常犯颜忤上，又恃才傲物，得罪了很多同僚。尤其是与尚书右仆射苏威因政见不和，多次发生争执。偏偏尚书左仆射高颎袒护苏威，排斥李德林。而此时杨坚正宠信高颖、苏威，这就决定了李德林今后在朝中备受打击的命运。

北周大象三年（公元581年），大丞相杨坚曾把反叛者王谦的宅园赐给李德林，后因故改赐给崔谦。杨坚以好言相抚，劝李德林不必相争。于是李德林就选择了反叛者高阿那肱的一片房舍作为自己的宅园。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杨坚到晋阳巡视时，有人向杨坚控告，当年高阿那肱是靠强夺老百姓的财物建立房舍的，这时，李德林的政敌苏威也乘机报复，诬陷李德林。杨坚听到这些言论后，责怪李德林贪赃枉法。从此以后，杨坚更加嫌弃李德林了。

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右武侯大将军虞庆则等人巡视安抚关东各地，察探民情。虞庆则一行回京后，共同上奏杨坚，请求乡的设置及乡正职务。李德林表示反对，触怒杨坚，并给他的政敌们提供了打击他的机会，于是他们开始搜集李德林的劣迹，秘密上高给杨坚。不久，杨坚就在朝堂上斥责李德林屡屡与自己作对，藐视皇上的权威，随即任命他为湖州刺史。李德林已年届六十，不想离开自己长期生活的京城，只得叩头谢罪。杨坚无情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只是由湖州刺史改派为怀州刺史。

李德林到怀州就任刺史时，正好赶上当地发生大旱，李德林想干出点成绩来，就督促州里百姓四处挖井，想借此解决灌溉问题。谁知此举根本就于事无补，反而劳民伤财，使百姓怨声载道。因此，李德林受到了考司官员的严厉责备。担任刺史一年多后，李德林在忧愤伤感中死去，享年六十一岁。

李德林博学多才，性格耿直，有计谋，善写文章，历经北齐、北周、隋朝三代，每每受到重用。尤其是在其政治生涯的顶峰时期，他辅佐杨坚代周立隋、改革政治、平定江南，是杨坚身边不可缺少的重要谋臣。但是他恃才傲物，导致既失宠于杨坚，又得罪了同僚，十年时间竟然没有升迁一级，最后还遭贬出京，忧愤而死，殊为可怜。

谢选骏指出：狡兔死，走狗烹，这就是政治的行情。李德林没有被杀，只是遭贬，已是不错了，说明他的狗官当得还好。不过，杨坚的手下留情，可能也导致他的王朝短命。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但是，如果杨坚再无情一些，可能他就不会像秦始皇一样二世而亡了。

隋朝（581年——618年，一说619年或630年）是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的大一统王朝，因唐朝与隋朝的文化、制度、社会特点一脉相承，故史学家常将两朝合称为隋唐。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即隋文帝，定国号为“隋”，定都大兴城，北周覆亡。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令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并于次年（606年）迁都洛阳。隋朝是五胡乱华后汉族在北方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大业十四年（618年）隋恭帝杨侑禅让李渊，619年王世充废隋哀帝，隋朝灭亡，享国38年。为了巩固统治，隋廷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并正式推行科举制，选拔优秀人才，弱化世族垄断仕官的现象。外交方面，隋朝盛世也使得当时周边国家和境内的少数民族如高昌、倭国、高句丽、新罗、百济与臣服的东突厥等国皆深受隋朝文化与典章制度的影响，外交交流以日本的遣隋使最为著名。

隋朝国号

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曾被北周封为“随国公”。杨坚袭此封爵，杨坚的爵位是随国公，依照惯例应将国号定为“随”，但其认为“随”有走的意思，恐不祥遂改为“隋”。但依然没有逃过二世而亡的宿命。

唐初《九成宫醴泉铭》中，欧阳询仍将这个朝代的国号写大随。

隋朝历史

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即隋文帝，建国隋朝，定都大兴城，隋文帝营建东都洛阳。隋朝是五胡乱华后汉族在北方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隋炀帝过度消耗国力，最后引发了隋末民变和贵族叛乱，最终亡国。

隋朝开国

北周虽然灭北齐后，国力兴盛，但是北周宣帝奢侈浮华，沉湎酒色，政治腐败，还同时拥有五位皇后。外戚杨坚乘机将北周重臣外遣，朝政逐渐由他掌握。大象二年（公元580年）6月8日北周宣帝病死，刘昉、郑译矫诏以杨坚为总知中外兵马事，扶持年幼的北周静帝宇文阐，以大丞相身份辅政。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与益州总管王谦等人不满杨坚专权，联合叛变反抗杨坚。但被杨坚所派的韦孝宽、王谊与高颎等人平定。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杨坚登基为帝，即隋文帝，建国隋，定都大兴城（今西安），北周复亡。

南下灭陈

隋文帝意图南灭南朝陈，采纳高颎的策略：干扰南朝陈的农业生产，破坏陈国的军事储积，使陈国损失惨重，而又疲惫不堪。隋文帝于隋与突厥之战胜利后，开皇七年十月废除西梁国。隔年发动灭陈之战，隋文帝命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秦王杨俊、河清公杨素为副帅、高颎为参谋、王韶为司马，兵分八路攻陈。

杨素率水军从巴东顺长江东下，与荆州刘仁恩军联合占领延州（今长江西陵峡口、湖北枝江附近江中）等上游陈军防御。由公安东援建康之中游陈军也被杨俊军阻于汉口一带，为下游隋军创造有利条件。下游隋军主力乘陈朝欢度元会（即春节）之机分路渡江。行军总管韩擒虎、贺若弼两军钳击建康，与宇文述军包围建康。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二月，隋军进入建康城，俘陈后主，陈亡。开皇十年（公元590年）九月，隋派使臣韦洸等人安抚岭南，冼夫人率众迎接隋使，岭南诸州悉为隋地，隋朝统一天下。

开皇之治

开皇之治是隋文帝在位开皇年间时开创，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隋文帝杨坚倡导节俭，节省政府内不少开支、废除了不必要的杂税并设置谷仓储存食粮。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历经数百年严重分裂后的中国，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他所建立的政治统一。

政治方面，隋文帝统一中国后，一面躬行俭朴，一面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政权的措施。由于他明白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之道理，所以由他辅政时开始，就提倡生活节俭，宫中的妃妾不作美饰，一般士人多用布帛，饰带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文帝曾想用胡粉和织成的衣领，居然搜遍宫殿，都找不到。这种躬行节俭，使人民的负担相应得到减轻，而且有利于各项措施的推行。

任用官员不限门第，唯才是举，通过考试以取士。文帝本人又躬身节俭，整饬吏治，曾派人巡视河北五十二州，罢免贪官污吏二百余人，又裁汰地方冗员约十分之三。他还宽简刑法，删减前代的酷刑，制定隋律，使刑律简要，“以轻代重，化死为生”。

经济方面，仿北魏的均田制，实行均田法，定丁男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妇女则分露四十亩。又减免赋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如改成丁年龄为二十一岁，受田仍是十八岁，服役少三年。又改每岁三十日役为二十日，减调绢一匹（四丈）为二丈等。此外文帝下令重新编订户籍，以五家为保，五保为闾，四闾为族。开皇初有户三百六十余万，平陈得五十万，后增至八百七十万（唐朝最强盛的“开元之治”时期，全国有户820万，是唐朝的最高值）。为积谷防饥，故广设仓库，分官仓、义仓。

官仓作粮食转运、储积用，义仓则备救济之需。文帝又致力建设，在原长安城东南营建新都大兴城；开凿广通渠，自大兴引渭水至潼关，以利关东漕运。

学术文化方面，文帝大力提倡文教，广求图书。他有鉴于长期战乱，官书散佚，所以下诏求天下之书，凡献一书缣一匹。经一、二年，图书大备，整理后凡得三万余卷。为广置人才，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也促进了教育、文学的发展。为明全国教化，恢复华夏文化之正统，文帝下诏制订礼乐，以提升国家的文化素质。

军事方面，鉴于南北朝晚期，突厥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时侵扰北周、北齐。故隋立国后，隋文帝便派兵攻打突厥，后来更采用离间分化策略，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彼此交战不已，隋则得以消除北顾之忧。

正由于上述措施的推行，隋在文帝统治的最初二十多年间，政治清明，人口增加，府库充实，外患不生，社会呈现了一片繁荣，历史称为“开皇之治”。开皇时期，政治清明，国力强盛，是隋朝的极盛时期。

步入盛世

隋炀帝初期国力仍然兴盛，隋炀帝营建洛阳，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修驰道与筑长城，带动关中地区与南北各地区经济与贸易发展；并对四周国家展开征讨，扩张隋朝版图。然而，由于隋炀帝急功好利，使得这些作为对社会反而造成破坏。

由于长安位处偏西，粮食供应困难。公元604年，隋炀帝派杨素、宇文恺于洛阳兴建东都，以掌控关东与江南经济，在洛口、回洛等地兴建大粮仓以备荒年时所使用。由于每月要役使民丁两百万人，隋炀帝又注重宫城完善奢华，因此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为了沟通江南经济地区、关中政治地区与燕、赵、辽东等军事地区的运输与经济发展，隋炀帝推动隋唐大运河的建造。大运河带来许多好处：将中国重要水系连接起来，形成运输网络；带动沿岸城市的发展，兴起许多商业城市，其中江都（今扬州）更成为隋朝的经济重心；促进各个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民族融合，有人认为这使得中华文明成为有机体的整体文明。

然而，由于隋炀帝急促兴建大运河，为人民带来很多负担。掘河的民夫，经久不息地劳动，加上疾病侵袭，死亡人数占全部一半以上。公元605年，隋炀帝开凿通济渠的同时，带后宫、诸王、卫队等大量人群沿运河巡视南方，沿途之上，花费许多资金，征调许多人民。公元607年，隋炀帝巡视北方时，征调北方人民经太行山开凿驰道达并州，并向附属的突厥启民可汗要求突厥民众协助开凿驰道。早在隋文帝时期，在朔方、灵武等地修筑长城。608年隋炀帝出巡榆林时动员壮丁百余万人，于榆林至紫河（今内蒙古、山西西北长城外的浑河）开筑长城以保护突厥启民可汗。

在政治制度上，隋炀帝改革官制与租调制度，并开始设进士科，最终形成科举制，这些都创新典章制度。大业前期是公认的隋朝全盛时期，即使《隋书》也将前七年和后七年分开来写，以示区别。

群雄并起

隋炀帝多次发动战争劳民耗财，最终引起统治危机。公元611年，山东、河南大水成灾，漂没四十余郡，王薄率众于长白山（山东章丘）发动民变，抵制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唱出著名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当时民变范围大多集中在山东地区，不久被隋军镇压。公元613年，刘元进据吴郡，自称天子，同年被灭。直到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于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举兵叛变，达官子弟纷纷参加，隋朝统治阶级正式分裂，带动全国各地纷纷叛乱。

河南地区有翟让、李密的瓦岗叛军。公元616年，翟让在李密建议下，攻破要塞金堤关（河南荥阳东北），打下荥阳诸县。公元617年，瓦岗军又攻破距东都洛阳的粮食存库兴洛仓。由于李密擅长作战，翟让让位给他。李密自封魏公，建国魏，以洛口为根据地。随后占领回洛仓，直逼洛阳城下。然而内部纠纷猜忌使得李密杀翟让等人，最后投降越王杨侗。

河北地区有窦建德的叛军，公元616年，窦建德领导河北叛军转战河北各地，占据冀州大部分地区，两年后自封夏王，建国夏。

江淮地区以杜伏威、辅公祏较强。公元613年，两人在齐郡（今山东）举兵叛乱，随后南下到江淮南地区发展。公元617年，占领高邮，切断江都（今江苏扬州）与北方的联系。杜伏威自称总管，以辅公祏为长史。

走向覆亡

隋廷在此局势下迅速的土崩瓦解。早在公元616年，隋炀帝命越王侗留守东都，自己率众前往江都。他下令筑丹阳宫，准备迁都丹阳（今南京）。跟随他的大臣卫士大多是关中人，不愿意长居江南，加上江都粮尽，人人北逃关中。公元618年4月11日，宇文化及、司马德戡与裴虔通等人发动兵变，弑隋炀帝，拥立隋炀帝侄子杨浩为帝。

不久宇文化及又弑秦王浩自封许帝，建国号许。

隔年许朝被唐将李神通与夏王窦建德联合剿灭。公元617年5月，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在晋阳起兵，十一月占领长安，拥立隋炀帝第三个孙子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即隋恭帝。李渊自任大丞相，进封唐王。

公元618年6月12日，李渊逼迫隋恭帝禅位，公元618年6月18日，李渊正式称帝，建立唐朝，为唐高祖。中原地区得知炀帝死讯后，公元618年6月22日，洛阳留守“七贵”拥立隋炀帝次孙越王侗为帝，即隋哀帝；公元619年5月23日，王世充废隋哀帝，两个月后弑之，隋朝亡。

公元620年，东突厥的处罗可汗派人迎接萧后及隋炀帝的孙子杨政道来东突厥，立政道为隋王，把留在东突厥境内的中原人交给杨政道管治，建立“大隋”，史称后隋，“有众万人，置百官，皆依隋制，居于定襄”。公元630年，唐朝出兵灭亡东突厥，另外分兵攻破定襄，后隋灭亡。

衰亡原因

隋炀帝大业年间围绕封爵勋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势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的强大势力和影响，以整饬吏政，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统治的社会基础。但其政治改革的方案未尽成熟及过急的推进，未能与建立民生顺遂、团结安定的政治局面相结合起来，最终爆发严重的统治危机。

回顾历史，隋末，天下地主武装纷纷起兵造反，而以李唐政权为根据地的关中地区最多，关中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地主阶级上层人物，在地方上势力强大，在社会上声望卓着，在政治上辐射很广。李渊在《授三秦豪杰等官教》一文写到，“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辏，赴者如归。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馀，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吾投刺，咸畏后时，扼腕连镳，争求立效”。说明了关中豪强的数量、质量很高，势力强大，在受到朝廷的压迫后，反心尤盛。所以，在统治集团变乱时期，这些豪强，借机起事，纷纷而起。

再看江淮到岭南地区，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南朝的统治地区，有众多支持南朝的豪强地主，隋朝建立之后，它们大都成为隋朝的异己力量。所以，后来在南方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反抗隋朝的叛乱，其时，陈之故境，大抵皆反。隋文帝虽然平定了这次大暴动，但是采取的是镇压和妥协结合的方式，很多叛乱头领后来成为了州郡的刺史、县令，所以这股强大的势力并没有被根除，一旦天下有变，这些潜在的力量立即起兵反隋。

还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今河南、山东一带地主起兵的数量也很多。中原矛盾素来复杂，妄起风波，旧号难治（三国时期，曹操为稳定河北曾经建都于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如此激化，隋政权的根基已经摇摇欲坠。于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三股势力，以李渊、杨玄感为代表的隋朝高官显贵，以萧铣、沈法兴为代表的南朝残余势力，以刘武周等为代表的地方大族群起反隋，锋镝鼎沸，星离棋布。史家有论，称割据为“土崩”，叛乱为“瓦解”，顷刻间土崩瓦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隋炀帝耗费大量人力物资，又四处征讨，过度耗费隋朝国力。其中以对高句丽的战争最剧，为隋朝带来衰亡。605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基本解决北方外患。除了北方外，位于陇西青海一带的吐谷浑汗国，也时常入侵隋朝。596年隋文帝派光化公主与吐谷浑和亲以安抚之，608年隋炀帝派军占领吐谷浑，史称隋与吐谷浑之战。隔年隋炀帝西巡张掖，置河源、西海、鄯善与且末四郡。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大臣纷纷朝见隋帝，各国商人云集张掖进行贸易。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与新罗是隋朝的藩属国，他们希望能借助隋朝的力量制服高句丽。当时倭国正值改革派的圣德太子执政，他派遣隋使以学习隋朝文化与典章制度。两国之间虽然因帝王称呼问题在外交上发生“礼仪之争”，但并未严重影响双方关系。隋朝征讨高句丽，是因为高句丽意图扩张势力；而隋朝希望建立朝贡体制，高句丽不听号令，于是双方兵刃相见。隋朝总共对高句丽发动四次征战，导致数百万人丧生，引起国内人民对隋炀帝的强烈不满。其中在第四次攻高句丽时爆发隋末民变，隋将相继叛变，隋朝趋向灭亡。

隋朝疆域

隋朝疆域在东北地区边界固定在辽河一带。在北方到五原、定襄等阴山以北之地。西域地区取得青海一带领地，深入青海湖及西域东部。西南地区设南宁州总管府于味，南方设置比景郡、象浦郡、海阴郡等三郡。

行政区划

隋朝行政区划有两次重大变化。隋文帝基本统一天下后，鉴于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州郡县三级制已经混乱不堪，废除天下郡置，改为州县二级制。隋炀帝继位后，不久将所有的州改为郡，实行郡县二级制，全国190个郡，1255个县。隋朝后期把洛阳为东都。

江都（扬州）、余杭（杭州）、巴陵（岳阳）、新安（歙县）、彭城（徐州）、梁郡（商丘）大致位置，并不完全重合，仅作参考。

古雍州地：京兆、冯翊、扶风、安定、北地、上郡、雕阴、延安、弘化、平凉、朔方、盐川、灵武、榆林、五原、天水、陇西、金城、抱罕、浇河、西平、武威、张掖、敦煌、鄯善、且末、西海、河源

古梁州地：汉川、西城、房陵、清化、通川、宕渠、汉阳、临洮、宕昌、武都、同昌、河池、顺政、义城、平武、汶山、普安、金山、新城、巴西、遂宁、涪陵、巴郡、巴东、蜀郡、临邛、眉山、降山、资阳、泸川、犍为、越巂、牂牁、黔安

古豫州地：河南、荥阳、梁郡、谯郡、济阴、襄城、颍川、汝南、淮阳、汝阴、上洛、弘农、浙阳、南阳、清阳、淮安

古兖州地：东郡、东平、济北、武阳、渤海

古冀州地：信都、清河、魏郡、汲郡、河内、长平、上党、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太原、襄国、武安、赵郡、恒山、博陵、河间、涿郡、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

古徐州地：彭城、鲁郡、琅邪、东海、下邳

古青州地：齐郡、北海、东莱、高密、文登

古荆州地：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武陵、清江、襄阳、春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澧阳、巴陵、长沙、衡山、桂阳、零陵、熙平

古扬州地：江都、钟离、淮南、弋阳、蕲春、庐江、同安、历阳、丹阳、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新安、东阳，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临川、庐陵、南康、宜春、豫章、南海、龙川、义安、高凉、信安、永熙、苍梧、始安、永平、郁林、合浦、珠崖、宁越、交趾、九真、日南、比景、海阴、林邑

隋朝政治

隋文帝杨坚即位后，首先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废除北周附会《周礼》六官所建立的官制，代之以新的职官制度：“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等省，御史台、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监，左右卫、左右武卫等府。”以强化中央集权和恢复汉族王朝官制的传统。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制是隋代中央官制的核心。三师、三公虽然地位崇高位居一品但实际上只是荣誉职务。隋代尚书省的地位很高，《隋书·百官志》说“尚书省，事无不总”，反映了它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与权力。

地方制度

隋代地方上分为州、郡、县三级，后于开皇三年废除郡的行政设置，以州直接统县，隋炀帝时又改州为郡。隋代州的长官每年年底都要进京述职，称为朝集使。朝廷则派司隶台官员或别使巡省地方。

科举制度

南北朝时期为了选拔有用人才已萌生出“举明经”等科举制度，但是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仍然继续实施。隋朝时，587年隋高祖文皇帝正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选官不问门第。科举制度初期设诸州岁贡，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人，参加秀才与明经科的考试，公元606年，隋炀帝增设进士科，科举制度正式形成。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

当时以明经最为高级，进士试居次。当时选士制度只称为秀才科，与唐之科举仍有一段距离。秀才科可谓科举的开端，亦为不完善的考试制度，对实际取士作用不大，但已改变了门第垄断官职的局面。科举制度顺应了历代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得到应有的地位的要求，缓和了他们和朝廷的矛盾，使他们忠心拥戴中央，有利于选拔人才，增强政治效率，对中央集权的巩固起了积极的作用。

法律制度

北周律法有时松，有时严，不好掌握，导致刑罚混乱。隋文帝即位后，于公元581年命高颎等人参考北齐北周旧律，制定法律。公元583年，又让苏威等人加以修订，完成了《开皇律》。《开皇律》以北齐《河清律》为底本、参考北周和南朝梁的律典，简化律文，博取南北法律优点而成。史称：“刑网简要，疏而不失”，规定对十恶者要严惩不贷。《开皇律》分十二卷，500条，刑罚分为：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五种二十等。废除了鞭刑、枭首、裂刑等酷刑，是唐代及其以后各代法典的基础。

隋朝军事

军事制度方面，隋朝分置诸卫，统率军府宿卫的制度源自西魏北周时的十二大将军制，设置司卫、司武官，统率府兵宿卫宫禁；又有武侯府统率府兵巡警京城，各置上大夫。隋初沿北周之制，隋文帝设置中央管理机关为十二卫，此即十六卫的前身。十二卫分为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候卫和左右御卫。十二卫负责戍卫与征战，戍卫分为内卫与外卫。有战事时，皇帝诏命行军元帅或行军总管为战时指挥官，组成作战组织。例如隋灭陈之战因为战区较大，行军元帅有杨广、杨俊及杨素，由杨广统一调度。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将十二卫扩充成卫统府的制度，这是为了扩张军事力量、加强中央侍卫力量以及分散诸将权力。卫统府有十二卫四府，合称十六卫或十六府。新成立的四府为：左右备身府和左右监门府。十二卫负责统领府兵与宿卫京城；四府不统府兵，左右备身府负责侍卫皇帝；左右监门府分掌宫殿门禁。十二卫率领外军，属于左右翊卫的骁骑卫军、左右骁卫的豹骑军、左右武卫的熊渠军、左右屯卫的羽林军、左右御卫的射声军和属左右候卫的佽飞军。左右翊卫兼领内军。内军指左右翊卫的亲、勋、翊三卫统辖的五军府和另属东宫的三卫三府之兵，均由达官子弟担任。

隋文帝又将全国各地划分为若干军事区域，设总管负责该地区军事，平时备边防患，战时奉命出征。总管设有总管府，分上中下三等。另外尚有四大总管：晋王杨广镇并州、秦王杨俊镇扬州、蜀王杨秀镇益州、韦世康镇荆州。隋朝共设有三十至五十多个总管，以长安为中心分为东西南北四大军区，驻守天下诸州以抵御外患。并且以北部边疆地区为重点，镇守要害。军区共有：北及西北八府，主要防御突厥汗国；东北七府，防御突厥汗国和契丹；中西部八府，拱卫畿辅，扼守江源；东南九府，守南方形胜险固之地；另有防御吐谷浑的叠州，镇爨族之南宁；之后又增加遂、泸二府以防备当时的西南各部落。后来唐朝也继承这种作法，并且发展成“道”的军区或监察。

隋文帝对府兵制也有所改革。将北周官职品级制度和文臣武将都纳入同一个等级系统内。590年颁布关于将军户编入民户的命令，军人除了自己本身军籍，还可以同家属列入当地户籍，按均田制授田，免除租庸调，并按规定轮番到京城宿卫，或执行其它任务。这个命令减轻中央朝廷经济负担，并且使军人能够和家属同住，也扩大朝廷兵源，堪称兵农合一。

隋朝经济

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的重要发展阶段。其突出的表现是，在河南安阳、陕西西安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白釉瓷。沼帔白瓷，胎质坚硬，色泽晶莹，造型生动美观，这是中国较早出现的白瓷。隋代青釉瓷器的生产则更广泛，在河北、河南、陕西、安徽以及江南各地皆有青瓷出土，并发现了多处隋代窑址，江南为手工业发达地区。隋朝瓷器的发展也带动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商贸

长安和洛阳，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国际上的重要城市。长安有都会、利人两市；洛阳有丰都、大同和通远三市。通远市临通济渠，周围六里，二十门分路入市，商旅云集，停泊在渠内的舟船，数以万计。丰都市周围八里，通十二门，其中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像这样规模宏大、商业繁华的都市，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罕见的。

建设

隋朝时期，隋文帝与隋炀帝建设许多设施，以提升隋朝政治、军事、经济与贸易的影响力与流动力。当时建设有大兴城、洛阳东都、大粮仓、隋唐大运河、驰道与隋长城。为了方便管治潼关以东地区与维持关中粮食供应，建设洛阳东都以即在洛口仓、回洛仓等地兴建大粮仓。并在全国各地广设官仓与义仓，既备国家军政之需，又可积谷防灾。为了巩固北方国防力量，建立通往并州的驰道，扩建隋长城以保护归附的北方民族。这些建设带动关中地区与南北各地区经济与贸易发展，最后又以大兴城与大运河最有名。

大兴城

原汉长安城久经战争，残破不堪。而且宫室形制狭小，不能适应新建的隋帝国都城的需要。加之几百年来城市污水沉淀，壅底难泄，饮水供应也成问题。因此，隋文帝放弃龙首原以北的汉长安城，于龙首原以南汉长安城东南选择新址建新长安城。582年一月隋文帝命宇文恺负责设计建造新城，因为隋文帝曾被封为大兴公，因此取名大兴城，隔年三月竣工。

大兴城参考北魏洛阳城和北齐邺都南城，城池平面布局整齐划一，形制为长方形。全城由宫城、皇城、里坊三部分组成，完全采用东西对称布局。里坊面积约占全城总面积的88.8％，居民住宅区的大幅度扩大是大兴城建筑总体设计的一大特点。城址落于龙首原上，北临渭河，南依灞水与浐水，地形南高北低，城南岗原起伏。龙首原以南的“六坡”视为干之六爻，依次称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根据《易经》，初九高坡代表“潜龙勿用”。九二高坡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大人”代表德位兼备的人，所以建设宫城作为帝王之居。九三高坡代表“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厉无咎。”，随时警惕居高位而不骄，处下位而不忧，所以兴建皇城让文武百官健强不息、忠君勤政的理念。九五高坡代表“九五至尊”，属“飞龙”之位，不欲常人居之。所以在这条高岗的中轴东西向，对称地建筑东面的大兴善寺（佛教）与西面的玄都观（道教），希望能借用神明镇压九五高坡的帝王之气。由于代表皇宫的紫微宫居于北天中央，所以皇宫只能布置在较低处的北边，然而北边有渭河相倚，也比较适合防御。“六坡”成为大兴城的骨架，皇宫、朝廷和寺庙与一般居民区形成鲜明对照。冈原之间的低地，开渠引水，挖掘湖泊，增大城市的水道。这样充分利用地形的优势，增大立体空间，显得更加雄伟壮观。

大兴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巨大的城市之一，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就是效仿了长安的规划。倭国（即日本，时为飞鸟时代）的平城京（今奈良市）及平安京（今京都市）不仅形制和布局模仿长安，就连宫殿、城门、街道的名字也取为朱雀门及朱雀大道。

大兴城的修建不仅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规划高超水平的标志，也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大兴城乃当时的“世界第一城”。

大运河

隋唐大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西沿广通渠达大兴城长安，北由永济渠达涿州、南经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达江都、余杭。

隋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位于关中和华北地区，在兴兵南征南朝陈之前，为了运兵南下，开始修建运河。平定南朝陈后，隋廷为了将江南的粮食和纺织品运送到中原地区，又陆续开凿了数条运河，并且在两岸筑御道，种植柳树护岸。所开的运河大部分是利用自然河道，或是疏濬前代业已干涸的旧沟，只有一小部分才是真正以人力开凿的。最终形成以东都洛阳为中心，首尾相连的几条运河。

隋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为了将关东资源便利的运至关中，引渭水自长安再次开凿到潼关的广通渠，但砥柱仍阻碍关东漕运。开皇七年（587年）为了兴兵伐南朝陈，循前486年吴王夫差的开凿的邗沟兴建山阳渎，自山阳（今江苏淮安县）至扬子（今江苏仪征县）入大江边的江都（今江苏扬州）。隋炀帝时大规模发展运河，大业元年（605年）开通通济渠（又称汴渠）。西段自今洛阳西郊引谷水、洛水入大河（黄河）。东段自荥阳汜水镇东北开始，循夫差所开运河故道，引黄河经汴水、泗水达淮河，经过汴州（今河南开封）、宋州（今河南商丘）、宿州（今安徽宿州）、泗州（今安徽泗县）等城市。同年又发淮南民十余万人再度修筑山阳渎，整治取直，中间不再绕道射阳湖以直达长江。为了将隋代江南的税粮食和纺织品运到中都城隋洛阳城，大业六年（610年）开筑江南运河，自京口（江苏镇江市）引大江经吴州（江苏苏州市）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市）的钱塘江。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至此完成运河南段，隋炀帝还准备渡浙江游会稽山。由于东征高句丽需要运输庞大物资，大业四年（608年）发河北诸郡民男女百余万人开开通永济渠，引黄河支流沁水南至黄河，北接卫河直达涿州（位今天津市），完成运河北段。涿州便成为东征高句丽的人员与物资的集中地。

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组成的隋唐大运河长达折合今2700余千米。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乘龙舟自江都（今扬州）直达涿州。隋炀帝带着百官和两岸步行的候选士人数千人，泊了五十多天才到涿州，平均一天只走五十多里。普通民船如果一昼夜走一百里，自江都到涿州不过一个月，南北水路交通比陆路确是便利得多。隋洛阳城位居运河中心，西接大兴城，南通杭州，北通涿州，成为天下货物集散地；江都形成江南货物集散地，成为隋唐经济重心；运河沿岸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出数座商业城市。隋唐大运河为促使运河沿线的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建成后六百余年时间之内成为沟通南北双方的重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纽带，促进运河沿线各州县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人认为这运河使得中国南北成为有机的整体文明。

隋炀帝营造了功过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隋唐大运河，该运河以洛阳为中心，通达南北。隋朝时洛阳由于水路畅通，居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加之隋炀帝调迁全国大量商贾和百姓入住洛阳城，洛阳人口达到百万以上。

东都洛阳

隋炀帝初继位，便决定营建并迁都洛阳。遂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城建成后，隋炀帝颁诏书。并以洛阳为中心，营建大运河。

隋炀帝营建的洛阳城，南对伊阙，北倚邙山，东逾瀍河、洛水纵贯其间，分外郭城、宫城、皇堀、东城、含嘉仓城、园壁城和耀仪堀，规模宏大，布局有序。宫城皇城偏隅郭城西北的独特的布局和整齐的划一里见方的里坊布局建制而在中国都城建设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隋炀帝修建洛阳城，具有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到五代、北宋时仍在使用，曾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感慨：“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赵州桥

建造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设计者为李春，是目前世界最古老的现存完好的大跨度单孔敞肩坦弧石拱桥。

思想

隋文帝前期主张调和儒佛道思想，并且主张朴实文学，反对南朝艳丽的文学思想。他提倡儒学，把儒家学说提升到治国不可或缺的地位，鼓励劝学行礼。各地纷纷广建学校，关东地区学者众多，儒学一时兴盛。南北朝儒学流派不同，说经各有义例，到隋朝时没有统一的经典，使得科举制度在明经考试方面仍然困难。到隋文帝晚年，他崇尚刑法，公开助佛反儒。601年，隋文帝认为学校多而不精，下令废除所有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名额限七十人。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同时下令营造寺塔五千余所。隋炀帝时虽然恢复各地学校，然而儒生的地位仍未改善。此时最著名的儒生有刘焯、刘炫，二刘学识丰富，受当时儒生景仰。然而刘炫乘隋文帝购求书籍的机会，伪造书百余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骗取赏物。刘焯也因计较束脩，声名不佳。隋文帝晚年助佛反儒的举动，使得不少儒生后来都参加隋末民变。

王通是隋末大儒与隋朝著名的思想家，谥为“文中子”。他主张执政者应该先德后刑才能让人心服；提倡儒道佛三教应该共同相处，而不是互相抵制。又主张天人之事与天地人三才不相离等思想。他着有《太平十二策》、《续六经》（又名《王氏六经》）与《文中子中说》。他的晚辈王勃是初唐四杰之一，而他的弟子魏征亦是唐朝初年的名臣。他的学说，对后来宋代的理学影响深远。

（谢选骏指出：为何王通的著作不能存世？因为他不懂得，第一期中国文明所产生的“孔子六经”并非孔子制作，只是祖述古人的口传而已。王通虽然感到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脉搏，但不明白文明生长的周期何其漫长，他的时代并未成熟，而他自己功名心过重，又过于急切地想摘桃子了。）

佛学思想大多为唯心主义，其中最兴盛的天台宗主张止观说，而禅宗主张顿悟说。止观又称为寂照、明静，主张止息一切外境与妄念，专注于特定对象，并产生对于该对象的正智慧。顿悟为“明心见性”法门，即是主张顿悟。主张凡事通过正确的修行方法，迅速地领悟要领，从而指导正确的实践而获得成就。

文学史学

由于隋朝时间较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大。虽然有提出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但是后继中断，古文运动需要到中唐时期才成功的发展起来。当时有专门研究音律学的著作，也有不错的散文与诗歌。在南北朝时，南朝文学讲究声律和彩色，北朝文学讲究质朴切实用。由于南朝艳丽的文学征服了北朝，使得隋朝文学大多承袭梁陈学风，没有新的突破。而隋朝南北著名文士，总数居然不过十余人。杜正藏所著的《文章体式》，有助于学习南朝文学，号为“文轨”。甚至连高句丽、百济也学习杜书，称为《杜家新书》。这使得南朝文学流行到外国，影响甚大。584年隋文帝下令要求朴实文学。李谔建议不能依文藻华丽而录取人才。然而隋炀帝又提倡华丽的南朝文学，他醉心于南朝的豪华，“三幸江都”，“好为吴语”。“贵于清绮”、“宜于咏歌”的南朝文学，正合他的口味。隋炀帝是一个文学家，最有名的是《江都宫乐歌》。每作诗文，都要南朝名士庾自直评议才发表出来，可见他是南朝文学有力的提倡者。

史学方面，在隋朝以前的史书，或由官方撰写，或由民间人士自行撰写。其思想比较自由，质量也佳，但由于不容易采用到史官所藏书籍，通常只有纪传没有志书，不能说是完整的国史。593年隋文帝宣布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自此历朝国史都改为官修，虽然官方修史公正性不足，但由于任用专业史臣撰写，由朝廷提供的资料也比较充足，在隋唐以后成为朝廷专门的事业。

音韵学目录学

因南北文化融和，音韵学与目录学的成就尤为卓越。开皇初年，颜之推、萧该、长孙纳言等八人和陆法言讨论音韵学，一致认为四方声调分歧很大，南北用韵不同。以前诸家韵书，定韵缺乏标准，都有错误。陆法言记录了诸人议论的要旨，于601年写成《切韵》五卷。这部书统一书面的声韵，反映了当时汉语的语音，是中国最早的音韵书。这一语音系统完整的保存在后来的《广韵》，甚而《集韵》等书中。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切韵》由陆法言执笔编写完成。目录学方面，隋代有名的有佛教的《大隋众经目录》，道家的《道经目录》，费长房所撰的《历代三宝记》与释彦琮所撰的《隋仁寿年内典录》。隋廷收集南、北两朝所有书籍共37万卷，并编有《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唐朝魏征就是依此编写出《隋书·经籍志》，成为隋以前著述的总录，在目录学上的地位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相同。

宗教状态

自南北朝以来，佛道儒统称三教，占据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隋文帝主张调和宗教与儒学，采用三教并重的策略，并容儒教、佛教与道教以相辅治国。由于国家开放，流行于西亚的祆教也在中国广为流传。

隋朝期佛教进入极盛阶段，这是因为皇帝与佛教的渊源密切。北周武帝灭佛时，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所以积极提倡佛法，晚年甚至排斥儒学，佛教成为隋朝国教，直接导致隋末危机。581年，隋文帝招请隐居僧侣出山，号召佛徒“为国行道”，并且听任人民出家。隋炀帝时，朝庭对佛教也是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隋炀帝还向天台宗智者大师受戒，成为佛家弟子。然而皇帝也对佛教严加控制，例如把江南佛教有影响的名士集中在扬州，以便支配，并下令“沙门致敬王者”。

当时主流的佛教派系有天台宗、三论宗和三阶教。天台宗讲究将“教”、“观”两者发挥到极致并圆融一体，认为法界无相，万物一体。止观是主要修行方式。三论宗因研究《中论》、《十二门论》、《百论》而著称。主张世间、出世间的万有诸法，是从众多因缘和合而生，是众多因素和条件结合而成的产物。

隋朝共修建寺塔5000余所，塑造佛像数万，并且翻译数万佛经，使佛经流布多于儒经数十百倍。隋文帝狂热重崇佛教，仅头两次在各州兴建舍利佛塔就有83所之多，其中以大兴善寺最有名。又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替京师和大都邑的佛寺，写经四十六藏，凡十三万卷，修治旧经四百部。隋炀帝修治旧经六百十二藏，二万九千余部，成立翻经馆及翻经学士，下令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共译经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

道教在南北朝时，分成南北天师道二系，到隋朝时方相互交流。茅山宗成为道教的主要派系，传道范围也从南方延伸到了北方，元始天尊在此时被奉为最高神灵。隋文帝对道教极为尊重，下绍保护道教，下令重修楼观宫宇，度道士一百二十人并亲幸道场。开皇年号即采自道教经典中所谓的天地开劫。隋廷设立道举制度，规定士人须兼通道德经，置崇玄学和玄学博士，定期宣讲道书，派人整顿道书。由于隋文帝崇信佛教，隋代的道教始终不如佛教兴盛。

此时的道士擅长以符命参与改朝换代，道士张宾就曾协助隋朝建国。所以隋文帝对道教颇为尊重，大擢张宾、焦子顺、董子华等道士。隋炀帝对道士也优礼有加，在即位前曾以手书召道士王远知谓“夫道得众妙，法体自然，包涵二仪，混成万物，人能弘道，道不虚行”。隋场帝居东、西两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

金丹术为隋炀帝所推崇，许多道士以擅长炼制长生不死之药而获得宠信。嵩山道士潘诞为他合炼金丹，六年不成，潘诞解释要有童男女胆汁骨髓各三斛六斗才可以炼成，还好隋炀帝没有信他的鬼话，倒是发怒而杀潘诞。然而，炼制金丹的技术也推动隋唐医药化学之发展。道教修炼当中非常重要的“内丹”一词也形成于此时，青霞子苏元朗提出“归神丹于心炼”，提倡“性命双修”，进一步推动了内丹术理论的发展。他强调心身的全面修炼，以此为内丹修炼的核心。而葛洪的金丹术，以后遂称外丹。当时道士尚流行辟谷术以修炼成仙。辟谷术主张不吃五谷，只喝水和吃寒食。隋炀帝曾诏请擅长辟谷术的徐则入宫，并尊敬擅长辟谷术的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与丹阳王远知等道士。

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流行于波斯和西域各国，早在北魏时随粟特人传入中国，隋朝设萨保官职以管理祅教。其教义认为宇宙是由光明神和黑暗神互相斗争，火代表善神，故拜火。主神在中国被称为“胡天”、“天神”，主要经典是《阿维斯陀》。

艺术

隋朝的时候，由于政教的关系，因此绘画受到重视。隋朝绘画仍以人物或神仙故事为主，但山水画已发展成独立的画科。展子虔与董伯仁齐名，与东晋顾恺之、南朝齐陆探微及南朝梁张僧繇并称前唐四大画家。展子虔历经北齐、北周与隋朝，曾在隋朝任朝散大夫，后任帐内都督。画过佛教画《法华经变》，风俗画《长安车马人物图》，但均没有传世。其山水画《游春图》，用勾勒刷法，着大青绿。空间透视安排合理，注意远近关系和山树人物的比例，能够于咫尺之中，具备千里之趣。这证明了隋朝的山水画已经彻底解决“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空间处理问题，成为卷轴山水画兴起的代表作，元代《画鉴》认为《游春图》是山水画正式的始祖。于阗画家尉迟跋质那，善画西域人物，时人称“大尉迟”。他擅长阴影晕染，即“凹凸法”。对后世绘画很有影响。

隋朝书法巧整兼力，不离规矩。初唐大家的风范规模，在此已经初步形成。著名的书法家有丁道护、史陵与智永。墨迹则有千字文与写经。隋代的书法以碑刻为大宗，《龙藏寺碑》、《启法寺碑》、《董美人志》等碑刻显示书法风格。隋末唐初尚有书法家虞世南，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唐初四大家”。

音乐

隋朝音乐受北朝胡汉民族的音乐与南朝宋、齐、梁的音乐的影响，宫廷乐歌杂有“胡声”。隋灭南朝陈后设置清商署来管理。隋炀帝时，设置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九部乐。当时乐器有曲项琵琶、竖头箜篌、答腊鼓和羯鼓等，都是从西北异域流传过来的，在当时已经知道音阶有七音而非五音而已。

万宝常与何妥是隋朝有名的音乐家。何妥是何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人，他还擅长哲学。592年以国子博士受命制定正乐，当时诸重臣议论纷纷，万宝常也参与讨论，然而一时没有结果。最后何妥用计让隋文帝采用黄钟宫而解决纠纷。何妥又为隋炀帝作御车“何妥车”。著有《乐要》、《周易讲疏》等书籍。

万宝常著有《乐谱》。当时隋文帝受胡音与南朝“亡国之音”困扰，为了制定正乐召集牛弘、辛彦之与何妥等人整顿音乐，产生符合隋朝一统天下的国乐。当时重臣郑译、苏威与何妥等人讨论许久而没有定论。万宝常虽然表达意见，然而身份低下，其建议不被采用。不过他取得隋文帝的同意，以他所提的“水尺律”来调制乐器。万宝常虽有抱负，却因受一些权贵们的嫉恨，郁郁不得志而去世。他的音乐在当时被说成是“西域之乐，乃四夷之乐，非中士所宜行也。”《隋书·音乐志》也把八十四调误认为是郑译的理论，实际上这是万宝常的研究成果。

科技

隋朝继承北朝与南朝的科学知识，其科技成就表现在天文历法、数学、博物学、建筑学与医学上。隋朝数学发达，当时士人皆须学习简易九数，在国子监（大学）设有算学（数学系），专门数学人才的培养也在隋代才正式成立。

科技

李春设计和主持建造的赵州桥，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比欧洲早700多年。

刘焯制定的《皇极历》，是当时最先进的历法。

隋朝时期发明世界最早的整体雕版印刷。

等间距二次内插公式的发明，后发展出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

隋朝历法比前朝更加精密。600年刘焯借由北朝张子信的数据，测定岁差为76年差一度，已接近准确值。604年刘焯制定出《皇极历》，推日行盈缩，黄道月道损益，日月食多少及所在所起，都比以前诸历精密，而且提出“等间距二次内插法”的公式。《皇极历》比过去的历法准确，虽然被排斥不得施行，但对后世历学提供了新标准。定朔法、定气法也是刘焯的创见。

隋文帝平定南朝陈后将南朝的浑仪、浑天象及天文图籍都集中于长安，并且命庾季才与南朝周坟参照各家星官，绘成星图。周坟与袁充等人还在太史局教授星象知识。隋朝丹元子，按照东晋陈卓所定的星宫，把天上星星的步位，编成一篇七字长歌，叫做《步天歌》，文句浅显，便于传诵。隋末唐初，李播写成《天文大象赋》，用诗赋描述全天星官。隋朝的星官体系十分发达，然而还有两个弱点：当时过分强调三家星的区分，使星空划分成为二元体系；在拱极区与黄道间，还有一些区域比较空白，命名的星星仍不够多。

隋廷提倡博物学，在当时出现大量地方志（或称图志、图经）。隋廷明令全国各地推行方志编写，最后着有《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与《诸州图经集》。隋炀帝又诏天下诸郡上风俗物产地图，据以编成《物产土俗记》及《区宇图志》。朗蔚之采各地所上图经而纂成《隋诸州图经集》二百卷。裴矩于大业时期在张掖掌管互市，从书传及西域商人的言论中，搜集西域山川、姓氏、风土、服章、物产等资料而写成《西域图记》。这本书还记载自敦煌通中亚诸国直至地中海的三条丝路。

建筑

建筑学方面，有名的有李春、宇文恺与何稠。610年李春于现今河北省赵县洨河建造安济桥，安济桥是目前世界最古老的现存完好的大跨度单孔敞肩坦弧石拱桥，圆弧拱的跨度大，圆弧拱仍然够高，水上船只来往通过非常方便。安济桥桥拱不是使用半圆拱，而是使用跨度大、扁平率低的单孔1/4圆拱桥梁结构，是中国建筑史的重大成就之一。另外四个小桥洞节约石料二百多立方米，又减少桥身五分之一的重量，让桥基部分的负担大大减轻。同时可以起分洪缓冲的作用，减轻洪流对桥身的冲击力量。宇文恺曾为隋炀帝造观风行殿，殿下置轮轴，离合便利，可以分开行动，也可以合成一个容纳数百人的大殿。何稠为隋炀帝造六合城。在攻城时，一夜间可以合成一座周围八里、高十仞的大城，城上能列甲士，立旗仗。另外何稠能用绿瓷制玻璃，与真玻璃无异。

医学

隋朝医学相当发达，设有大医署。临床医学出现分科的趋势，大医署分为医学、药学两部分教受学生；而医学又分为医、针、按摩、咒禁四科；其中医科又分成体疗（内科）、少小（小儿科）、疮肿（外科）、耳目口齿与角法（拔罐）等五个专业。由于南朝医学进步，隋朝时南北医师交往，医书流通，有利于医学的描进。《隋书·经籍志·子部·医方类》中不少是南朝人的着作。南方名医许智藏有为隋炀帝治病过。隋朝也译出十余种天竺和西域的医方书，知识十分丰富。隋朝医学家以巢元方最为著名，他撰有《诸病源候论》。这是中国第一部详细论述疾病分类和病因、病理的着作。书中记有用肠吻合手术治疗外伤断肠，是中国外科手术史上的重大成就。但《诸病源候论》也有不少错误，例如在〈九虫候〉中称：“蛲虫在人肠内，变化多端，发动亦能为癣，而癣内实有虫也。”事实上蛲虫跟癣没有关系。隋炀帝于大业时期敕编《四海类聚方》，全书共2600卷，专述理论，与《诸病源候论》相辅相成。

《诸病源侯论》的编撰，总结了魏晋以来的医疗实践经验，对中医“病因学和“证侯学”进行了精细准确的描述，成为中国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

隋朝史书最早记载了糖尿病患者尿甜的现象，比误认为最先发现尿甜的Thomas Willis约早千余年。

降服突厥

突厥沙钵略可汗因其妻为北周千金公主，便以为北周复仇为借口，联合原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于十二月攻占临榆镇。并联络各部，准备大举攻隋。开皇二年春，杨坚调整部署，于并州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在洛阳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以秦王杨俊为尚书令；在益州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以蜀王杨秀为尚书令；并不断调兵遣将加强北方各要地守备，以御突厥。在元景山部击败陈将陆纶水军，攻占损口、沌阳，陈被迫归还胡墅、遣使请和后，又诏令高颎撤军，与陈朝结好，准备北击突厥。杨坚利用突厥各可汗间的矛盾，采纳奉车都尉长孙晟建议，实行“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先后派出使臣结好西面的达头可汗和东面的处罗侯（沙钵略之弟），以分化、削弱沙钵略的力量。

开皇二年五月，沙钵略可汗率本部与阿波可汗等各可汗兵40万突入长城，分路攻掠北方要地。隋军曾分别在马邑、可洛峐击败来犯突厥军，但未能阻止其攻势。十二月，突厥大军深入到武威、金城、天水、上郡、弘化、延安等地，大掠牲畜、财物等。在周桨之战隋军顽强抗击沙钵略主力后，突厥达头可汗不愿继续南进，引兵自去。长孙晟乘机通过沙钵略之侄染干诈告：铁勒等反，欲袭其牙帐。沙钵略恐其后方生变，遂撤兵北返。

隋朝经三年防御作战，争取了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反攻准备；而突厥则因隋之分化、离间政策，内部矛盾加深，加以灾荒严重，其势愈加不利。三年春，沙钵略再率各可汗兵南犯。四月上旬，杨坚下达“清边制胜”诏令，命卫王杨爽等为行军元帅，率隋军主力20万分道反击突厥，以从根本上击破沙钵略，稳固北部边防。隋军先后在白道、高越原、灵州、和龙等地各个击败突厥各部，并乘机说服阿波可汗归隋，进一步促成突厥内乱，使沙钵略与阿波等相互攻战不止。四年春，达头可汗降服于隋。秋，沙钵略因屡为隋军所败和阿波军不断攻击，也向隋求和称藩。隋军反击突厥获胜，北部边患基本消除，解除了南下灭陈的后顾之忧。

经略林邑

林邑地处今越南中南部，多珍奇宝物，大业元年炀帝委任刘方为罐州道行军总管，以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负责侵略林邑。之前刘方将军已经把交趾平定了。

公元605年（大业元年）正月，刘方率舟师主力至海口（林邑入海处）。林邑王梵志派兵据险抵抗，被隋军击溃逃散。三月，刘方率军进至阇黎江，林邑人据南岸立栏栅，意图阻止隋军渡江。刘方命令兵士盛举旗帜，雄击金鼓而进。隋军旌旗招展鼓声震天，强大的阵势与军威完全把林邑人惊惧了从而溃逃。刘方随即指挥大军渡过阇黎江。行至三十里，林邑人乘坐着大象，从四面八方围聚而来。妄图与隋军决战，威震住隋军。刘方忙命令士兵们用强弩射击大象，大象被纷纷射中受伤而溃乱逃跑，林邑人的军阵被受伤的大象践踏冲乱。刘方乘势指挥精锐之兵发起进攻，林邑军溃散。隋军全线发起猛攻，大获全胜，俘虏就以万计。刘方率大军一路向南追击，屡战屡胜，战无不胜。

于是济区粟，度六里，前后逢贼，每战必擒。隋军进至大缘江，林邑人又据险为栅，又被击破，并追过了马援铜柱以南。随后隋军又向南追击了八天，终于抵达林邑人的国都。夏季，四月，林邑王梵志被迫弃城奔逃到海上。刘方率隋军进入林邑都城，缴获林邑人都是用金子铸成的庙主牌位十八枚。“获其庙主金人，污其宫室，刻石纪功而还。”刘方命令刻石记录了这次征伐的功绩后班师还朝。

隋军此次过于深入南方，作战长达数月之久，从冬季打到夏季。班师回朝途中正处炎热的夏季，隋军士兵不适应南方闷热潮湿的气候，加上长途跋涉，士兵们很多染上疾病，死去十之四、五。刘方将军也染上了病不幸死在回军途中。炀帝知道消息后痛心为之惋惜，下诏褒奖赞美刘方将军。诏曰：“方肃承庙略，恭行天讨，饮冰湍迈，视险若夷。摧锋直指，出其不意，鲸鲵尽殪，巢穴咸倾，役不再劳，肃清海外。致身王事，诚绩可嘉，可赠上柱国、卢国公。”

驯服契丹

大业元年，因契丹人侵扰营州。隋炀帝诏令通事谒者韦云起监领突厥兵去讨伐契丹。突厥启民可汗派二万骑兵，听命于韦云起指挥讨伐契丹。韦云起把两万突厥骑兵分为二十营，分四道一同进发。每营相距一里，不得交杂。闻鼓声而行，闻角声而止。韦云起命令没有公事派遣不得驰马，行军途中一个突厥纥干违犯了韦云起的军令，被韦云起斩杀并持其首以示众。从此突厥将帅拜见韦云起，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视。

契丹本是依附突厥的，所以对突厥骑兵并没有多少猜忌防范之心。韦云起率军进入契丹境内后让突厥兵士诈称他们是借道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与高句丽人做交易，并严令有敢泄露营中有隋使者斩。契丹人不加防备，韦云起率领突厥军前进到距契丹营地一百里的地方又假装转向南方以蒙蔽契丹人。夜里又率军折了回来继续向契丹营地进发。离契丹营地只有五十里的地方韦云起命令部队结阵而宿。天刚刚微亮，契丹还处在梦乡之中。韦云起命令二万骑兵一起急驰突然向契丹大营发起进攻。结果可想而知，战果辉煌。“尽获其男女四万口，女子及畜产以半赐突厥，余将入朝，男子皆杀之。”契丹人从此对隋朝服服帖帖，朝贡不断。

韦云起把俘获的契丹女人和畜产的一半赏赐给突厥人，把其余“胜利品”都带回隋朝。隋炀帝闻讯后大喜，招集百官高兴地说：“云起用突厥而平契丹，行师奇谲，才兼文武，又立朝謇谔，朕今亲自（推）举之。”韦云起被升任为治书侍御史。

韦云起孤身一人前往突厥借兵两万并运用计谋击溃契丹人，堪称有勇有谋。这样的将领与事迹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人云：“以蛮夷伐蛮夷”计之上者也。炀帝杨广只派一人，就取得俘获敌人四万人的辉煌战果。用突厥人打败契丹人，把中国“以胡制胡”的战略方针发展到极至。

收复琉球

隋朝的琉球可能是今天的琉球群岛也可能是今天的台湾岛。大业三年，隋炀帝杨广曾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到达琉球。因言语不相通，抓住一人，取其布甲而还。次年，炀帝又派朱宽到琉球去招降，琉球不从。于是派遣贲郎将陈稜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琉球国。

隋军大海航行一个多月后才抵达琉球国。琉球人开始见着隋朝船舰，以为是商旅，和他们做贸易的。陈稜率大军顺利登岸。陈稜曾经从南海诸国招募士兵，其中有昆仑人能懂琉球语。于是陈稜派其招抚。琉球不从，拒逆官军。陈稜命张镇周为先锋进攻琉球人。琉球国王欢斯渴刺兜遣兵与隋军抗战，被张镇周频频击败。陈稜率主力进至低没檀洞，琉球小王欢斯老模率军出战，被陈稜击败并斩了欢斯老模。

于是隋朝大军分为五军一路攻至琉球国都。琉球国王欢斯渴刺兜被迫亲自将出战又被隋军击败。隋军随即攻入琉球国国都，并乘胜追击至琉球军栅，攻拔之。隋军斩杀了琉球国国王欢斯渴刺兜，俘获其子岛槌，并摧毁琉球的宫室。“二月乙巳，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击琉球破之。献俘万七千口。”陈棱把琉球人带回隋朝。隋炀帝大喜，把琉球俘颁赐给百官，加赏陈棱为右光禄大夫，张镇周为金紫光禄大夫。

震服伊吾

大业四年冬季，隋炀帝授右翊卫将军薛世雄为王门道行军大将，命他在西域伊吾国内修建一座伊吾城，并派吏部侍郎裴世矩共同前往经略。薛世雄乃大隋名将，凡所行军破敌之处，秋毫无犯，深得炀帝喜爱。炀帝曾夸奖他：“世雄廉正节概，有古人之风。”

薛世雄与突厥的启民可汗约定联合集兵进攻伊吾国。薛世雄率军出玉门后，启民可汗因顾失约没有到。薛世雄将军并没有退缩而是毅然决定孤军穿越茫茫沙漠直捣伊吾国，此时正直冬季西北地区正处在天气恶劣风沙猖狂之时。薛世雄进兵神速，势如天降。伊吾人根本就没想到隋军能来，所以都没做防备。当听说薛世雄率军已越过沙漠，兵临城下之时。伊吾人惊恐万分，不得不请求投降。薛世雄震服伊吾后，就在汉代旧伊吾城东筑了一座新城号“新伊吾”，裴世矩告谕西域诸国：“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所以（筑）城耳。”薛世雄命银青光禄大夫王威率领一千多名士兵戍守伊吾屯垦戍边。然后率军班师回朝。炀帝大悦，薛世雄因功进位为正议大夫，并赐物二千段。

隋朝在伊吾国设立了伊吾郡和柔远镇，薛世雄兴建的“新伊吾城”成为隋朝控制东西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

攻吐谷浑

吐谷浑比突厥人文明一些，处在半游牧半定居阶段。其首都在青海湖西四十五里的伏俟城。控制着丝绸南路河西走廊主干线青海道，此路是当时连结亚、非、欧三大洲的世界最长的陆路交通干线。吐谷浑人还占据着西秦故地。

负责西域事物的裴世矩在《西域图记》中说：“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鄯善（今若羌），亚西域之门户也。总溱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炀帝要畅通丝绸之路深知占据吐谷浑之地的重要性。大业三年派遣吏部侍郎裴世矩引致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入朝，炀帝亲自与他们积极策划打击共同西域贸易的竞争者吐谷浑。

公元608年（大业四年），隋炀帝再次运用“以胡制胡”之战略，派裴世矩游说铁勒诸部，使他们攻击吐谷浑，吐谷浑被突袭而大败。吐谷浑可汗伏允向东逃走，逃入西平境内，遣使向隋朝请降求救。炀帝派遣安德王雄领兵出浇河，许国公大隋名将总领军事的宇文述率军出西平“应降”。宇文述率军浩浩荡荡的抵达临羌城，吐谷浑可汗伏允面对隋朝大军心惊胆战不敢投降，率领残部向西逃窜，宇文述统领鹰扬郎将梁元礼、张峻、崔师等引兵追击，接连攻下曼头、赤水两座城，斩三千余级，俘获吐谷浑王公以下二百人，虏男女四千口而回师。

公元609年（大业五年），炀帝总领六军亲征吐谷浑，命银青光禄大夫刘权率军出伊吾道，与吐谷浑军相遇，吐谷浑人被痛击狼狈逃跑。隋军追至青海，虏获千余人，乘胜攻下吐谷浑国都伏俟城。炀帝命令刘权继续率军进攻占吐谷浑，曼头、赤水两座重要城池，并在赤水大破吐谷浑，击溃吐谷浑军主力。伏允率众保复袁川。炀帝分命内史元寿南屯金山，兵部尚书段文振北屯雪山，太仆卿杨义臣东屯琵琶峡，将军张寿西屯泥岭，四面围之。吐谷浑可汗伏允仅仅率数十骑潜藏于泥岭之中而逃走，吐谷浑仙头王率男女十余万来归降，其中六万余人被斩杀。

《资治通鉴》说：“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隋炀帝的此次亲征，彻底的征服、占领了吐谷浑。彻底的打开丝绸之路，畅通了中国与西方的联系。震服了西域各国，从此西域各国对中国朝贡不断。隋书赞曰：“竟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并遣兵戍之。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蕃慑惧，朝贡相续。”

衰落灭亡

隋末隋炀帝统治期间，劳役不息，天下死于役，导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隋朝也随之很快灭亡。但是，历史上有很多类似隋朝的大一统王朝，如汉、唐、宋等，在王朝末期也经历了隋末的残酷腐朽统治，但是大都能够依靠惯性苟延残喘很长时间。隋朝一度海内一统，繁荣昌盛，却“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原因何在？

回顾历史，隋末，天下地主武装纷纷起兵造反，而以李唐政权为根据地的关中地区最多，关中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地主阶级上层人物，在地方上势力强大，在社会上声望卓着，在政治上能量很强。李渊在《授三秦豪杰等官教》一文写到：“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凑，赴者如归。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馀，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吾投刺，咸畏后时，扼腕连镳，争求立效。”说明了关中豪强的数量、质量很高，势力强大，在受到朝廷的压迫后，反心尤盛。所以，在统治集团变乱时期，这些豪强各自依靠名望和权势借机起事，纷纷而起与中央对抗。

再看江淮到岭南地区，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南朝的统治地区，有众多支持南朝的豪强地主，隋朝建立之后，它们大都成为隋朝的异己力量。所以，后来在南方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反抗隋朝的叛乱，其时，陈之故境，大抵皆反。隋文帝虽然平定了这次大暴动，但是采取的是镇压和妥协结合的方式，很多叛乱头领后来成为了州郡的刺史、县令，所以这股强大的势力并没有被根除，一旦天下有变，这些潜在的力量立即起兵反隋。

还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今河南、山东一带地主起兵的数量也很多。中原矛盾素来复杂，妄起风波，旧号难治（三国时期，曹操为稳定河北曾经建都于邺）。隋征吐谷浑后，国家马驴死者十有八九，后征高丽，隋炀帝诏征马匹十余万，主要出自中原，中原富人因此破家者十家而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如此激化，隋政权的根基已经摇摇欲坠。

于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三股势力，以李渊、杨玄感为代表的隋朝高官显贵，以萧铣、沈法兴为代表的南朝残余势力，以梁师都、刘武周为代表的地方大族豪强群起反隋，锋镝鼎沸，星离棋布。隋政权不仅失去了天下民心，而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地方支持，顷刻间土崩瓦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可见，隋炀帝实施苛暴的徭役、兵役，毫无限制地压迫劳动人民，甚至贵族地主，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地主反抗，固然是隋政权灭亡的直接原因。但是，隋朝是在中国经历长期分裂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其情况颇似秦朝，外表强盛至极，在大一统的表面下却涌动着各种割据势力的暗流，统治阶级内部埋藏着深刻的不安定因素，统治基础很不稳固，这种隋政权本身固有的缺陷，才是隋朝在强盛之际，转而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

灭亡原因简而言之：暴政，劳役太重，滥用民力，人民不堪重负。

（五）

谢选骏指出：隋朝灭亡主因是其暴政，劳役太重、滥用民力、人民不堪重负——这与秦朝灭亡的原因似乎一样。但是，有此暴政者远非秦隋两朝，何以秦隋两朝独独灭亡？这是因为秦隋两朝在长期的分裂状态下逐步通过强力建立了大一统格局，结果走向了超强的暴政。而且不约而同的，秦隋开创了汉唐，汉承秦制、唐承隋制。

网文《秦朝和隋朝的灭亡，竟然有这么多共同的原因》说：

历史上的秦朝和隋朝都是由盛转衰而至灭亡的非常快的朝代，其开国君主的文治武功都盛极一时，综合国力在初代君主的励精图治之下达到顶峰，可谓是四海臣服，莫能比之。但是隋朝和秦朝都只是传至二世而亡，研究历史，会发现隋朝的开国和灭亡竟然和秦朝是如此的相似。

开国—治国

1、秦国由秦孝公变法开始而逐渐强大，传至秦始皇嬴政已经历有6世，秦始皇称帝之前，秦国在政治制度、吏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都领先于山东六国，已经具备了一统天下的主观实力。另一方面从客观上看，从春秋到战国时代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到这时候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各个国家的人民空前的渴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结束这分裂混乱的时代，由此秦国统一中国，可谓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民意。主观的实力加上客观历史因素，促成了秦统一中国的结局。

2、隋文帝得天下则容易的多，历史上有人评价隋文帝：“古之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安之而登帝位”。但是隋文帝登基之初，国家同样是处于自东汉以来的三百年南北割据混战的局面，人口、生产力、经济和交通遭到严重的破坏，国家急需一位英明的君主来领导，使得人民能够进行休养生息。隋文帝虽然得帝位比较容易，但是他的确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中国在他手里得到统一，生产力和人口也得到持续的发展，教育和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在隋文帝的治理下，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开皇之治”诞生了。

灭亡的原因很相似

1、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没有考虑到中国已经是历经几百年战争，国家和人民急需安定下来。相反，秦始皇开始调遣大批的劳工修长城，同时派遣军队向北追击匈奴，向南征服百越。而且秦法的严苛，在秦统一全国之后并没有得到改善，结果人民的负担并没有因为国家的统一而变得更轻，最后的结局我们知道，秦始皇一死，全国各地就揭竿而起，反抗秦朝的暴政。可惜秦朝从开国到灭亡只经历了二世15年，可惜、可叹。

2、隋朝的灭亡跟秦朝灭亡的原因及其相似，只不过造成隋朝灭亡的主要罪人是隋文帝的儿子隋炀帝杨广。隋炀帝杨广是一位有雄心壮志的君主，经常拿汉武帝来比较，要建立超过前代君主的业绩，这个从隋炀帝的年号“大业”就见一般。隋炀帝在位期间全国有很多大的工程，其中开凿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三征高丽耗费了大量的民力和财力，使得隋文帝在位期间的积累挥霍一空。一时间，国内怨声载道，农民阶级和部分核心统治集团开始叛乱，由此，全国再一次进入混乱争王的时代。隋朝自文帝登基至灭亡，也只有38年的国运。

秦朝和隋朝快速的灭亡，究其原因，就是国家休养生息还不够，老百姓的元气没有恢复，国家的根基还不牢固。要知道，鼎盛的唐朝也要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才敢大规模对外用兵呢。如果秦始皇和隋炀帝看到了后世的汉文帝和汉景帝是如何治理初立之国的，也许他们会改变自己的治国策略呢，那么中国的历史会不会改写呢？

谢选骏指出：有一些神奇的灵感又向我辐集而来、奔涌而至……我的身体几乎支撑不住它的重量……几乎被压倒了，有时不得不跪下来：跪下来写出这些神差鬼使的“文字”──我的灵感悄悄秘语：你的辛劳不是徒然的。现在流行在市场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党八股”、“瞎黑话”，混杂不堪的“怪象”、“官腔”──还能苟延其残存、再在中国流行五十年吗？五十年的流行病足以淹没我们的一生，但无法淹没五千年的中国。秦朝和隋朝的暴虐，压在个人身上诚然是一个又一个“千秋万代”；但对于华夏民族、中国文明，秦、隋、毛，不过是瞬间的飘逝。

第三中国需要汉朝与唐朝那样的“仁政”，而非秦朝与隋朝那样的暴政。因为只有仁政，才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百年大计、千年之计，才是长治久安的保障。这种“以逆取而顺守之”的自我转变，是一切文明国家必不可缺的。不能完成这种“儒表法里”的自我转变的野蛮势力，一味尚刑、滥用武力，势必被他者（如汉、唐）取而代之。我称这一取代为“二次革命”。

第三中国需要通过这样的二次革命，消除两个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南北朝”的残余势力。

（另起一单页）

第七章

李唐武周

（一）

《被迫禅让帝位于李渊的隋恭帝杨侑》（2017-3-25苒酩谈史）说：

隋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短，大体历经文帝和炀帝两位君主，在隋炀帝杨广于江都久久不归长安，率军攻入长安的李渊扶立杨侑登上帝位，遥尊杨广为太上皇，到618年，隋炀帝于江都的军士叛乱中被杀，作为傀儡的杨侑也被李渊废除皇位自立，建立唐朝。隋朝也就此结束了三十多年的历史。

杨侑从登基一直到退位一共不到半年时间，历史上称之为隋恭帝。杨侑是隋炀帝的孙子，是其嫡长子元德太子杨昭的儿子，天生聪颖，很受隋炀帝喜爱，元德太子离世，不幸失去儿子的杨广对这个孙儿更加器重，在很小的年纪先被封为陈王，后来又被封作代王，在隋炀帝征讨高句丽之时，被留守长安，后来又被封为太原太守，在隋炀帝滞留于江都时，杨侑一直都在长安留守。

李渊自立建立唐朝以后，出于政治原因并没有诛杀杨侑，将其封为酅国公，此后居住于长安，一年后离世，年仅15岁，在这样的年纪离世，其死因自然会备受争议，关于杨侑的死因，大概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病死，还有一种说法是被害，但在所有关于杨侑的史料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身体羸弱或者突发疾症等记载，因此许多说法都认为是被害死的，害死杨侑的人，嫌疑最大的自然是权臣篡位的李唐势力。

杨侑的生命是极其凄凉的，其皇孙的身份一直令其处在权力漩涡的中心，如果是在太平之时，凭他的能力一定能有一番很大的作为，从其驻守长安时就能看出其能力，虽然年幼，但并非草包，越王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在河南发动兵变，拥兵十万围攻洛阳，杨侑调遣军队击败杨玄感的叛军。

李渊的军队大举进攻之时，此时的长安早已没有多少抵抗力，大势已去的隋朝节节败退，李渊很快兵临长安，杨侑身边的部臣大都逃离，只剩下一位姚思廉留在东宫陪伴他，最后成为李渊的俘虏。被拥立的杨侑成为李渊挟持的筹码，李渊本人担任了都督、丞相、尚书令等诸多官职，军政大权完全落到李渊手中，完全沦为被李渊控制的傀儡，在隋炀帝被杀以后，没有什么用处的杨侑在李渊精心策划的禅让仪式中下诏退位。

谢选骏指出：杨侑的历史作用，就是证明了李唐王朝也是受禅的产物。

（二）

网文《相比南北朝，唐朝的禅让大多数都是内禅！》说：

首先就是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手足相残，唐高祖李渊禅位给儿子唐太宗李世民（内禅）。李渊终老。

而后就是，李世民的儿媳妇武则天禅让给儿子唐中宗李显（内禅），张柬之等五个郡王虽然逼着武则天让位，但始终没有实力和勇气杀死武则天，武则天最后病死。

唐殇帝李重茂禅让给叔叔唐睿宗李旦（内禅），受哥哥李重福叛乱的牵连而被贬，不久莫名死去。

唐睿宗李旦禅位给儿子唐玄宗李隆基（内禅），自己本来无意皇位，牛气儿子想干就让他来吧。

唐顺宗李诵禅让给儿子唐宪宗李纯（内禅），身体太差，被宦官逼迫退位。

而到了907年，辉煌的唐王朝也就走到了尽头。唐哀帝李柷禅让给梁太祖朱温，被朱温毒死。而朱温建立梁，史称后梁，开启了五代十国的乱象。

谢选骏指出：皇亲国戚之间转手政权，当然会是内禅，但是唐朝政权的得来和失去，却无法通过内禅，而只能通过外禅了。这真是一报还一报。就像股票的买卖、赌场的筹码一样。

（三）

李渊（566—635），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一说狄道（今甘肃临挑），一说赵郡（治今河北赵县），唐朝的建立者，史称唐高祖，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李渊7岁时袭封唐国公，历任隋千牛备身，谯、陇、岐州刺史，荣阳、楼烦二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弘化留守兼知关右诸军事，有晓卫将军，太原留守等职。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叛变反隋，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和长安（今陕西西安）。义宁二年（618年）五月称帝，立国号唐，建元武德。先后派兵击败陇西的薛仁杲父子、河东的刘武周、据洛阳称帝的王世充和前来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据江陵（今属湖北）称梁帝的萧铣、据河北反唐的刘黑闼和丹阳（今江苏南京）的辅公祏等，从而完成了替代隋朝的大业。武德九年（626年）八月被迫禅位给发动宫廷政变的太子李世民，退为太上皇。郁卒于贞观九年，庙号高祖。

世系家族

李渊祖先为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皓七世孙，祖父李虎随北周建立者宇文泰入关中，西魏时为左仆射，封陇西郡公，赐姓大野氏，与宇文泰、李弼等八人同受佐命，皆为柱国，号“八柱国家”。北周闵帝受禅后，李虎已经去世，故追封唐国公。父亲李昞，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李渊七岁，父亲去世，李渊世袭为唐国公。

家庭背景

李渊祖父李虎随北周建立者宇文泰入关中，西魏时，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与李弼等八人助周代魏有功，皆为柱国，号“八柱国家”。北周闵帝受禅后，李虎已经去世，故追封唐国公，父亲李昞袭封唐国公。渊七岁，昞逝，渊世袭为唐国公。

李渊是隋炀帝的姨表兄弟，北周明帝的明敬皇后、李渊生母元贞太后、隋文帝文献皇后等女眷，分别是鲜卑贵族独孤信的长女、四女、七女等。所以李渊曾经深受隋炀帝重用，这对他篡隋自立，很有帮助。

初入仕途

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受北周静帝禅让，建立隋朝。隋文帝任命李渊为千牛备身（皇帝的禁卫武官）。由于李渊的姨母是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所以隋文帝特别亲近器重李渊，累任谯州、陇州、岐州三州刺史。

有一个叫史世良的人，善于给人相面，他告诉高李渊说：“您的骨骼奇异，必为一国之主，愿您自爱，不要忘记鄙人说的话。”于是，李渊有了远大的目标。

戎马生涯

李渊在隋炀帝即位之初先后做了荥阳（今河南荥阳）、楼烦（今山西静乐县）两个郡的太守，后来又被任命为殿内少监、卫尉少卿。

大业九年（613年）春，隋炀帝征伐高句丽时，李渊在怀远镇督运粮草。同年农历六月，杨玄感利用民愤举兵反隋，李渊奉隋炀帝之命镇守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县），兼知关右诸军事。

在此期间，李渊广交天下豪杰，遭到隋炀帝的猜疑。恰好有诏书命李渊去隋炀帝巡行所到之地，李渊因病没有去。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在后宫，隋炀帝问王氏：“你的舅舅怎么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李渊病了，隋炀帝又问：“病的要死了吗？”李渊知道以后日益恐惧，因此无节制地饮酒、收受贿络自污以自保。

大业十一年（615年），李渊调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到达龙门时，遇上了母端儿起义，李渊领兵击败了起义军，收编万余人，实力大增。又击绛州柴保昌，降其众数万人。从此秘密但积极地招降纳叛。

第二年（616年），他升为右骁卫将军。突厥侵犯边塞，隋炀帝便让他和马邑郡守王仁恭一同北击突厥。但他们的兵马很少。李渊便选出擅长骑射的两千骑兵，吃住骑射仿效突厥兵，给突厥看他们闲暇时的射猎驰骋。李渊有另外挑选善于射箭的士兵作为埋伏。等和突厥兵遭遇时李渊便下令埋伏攻击，结果打败突厥。

建立唐朝

615年李渊被调任到太原，太原也是他起家的大本营。在太原李渊基本解决了塞北突厥的威胁，同时他成功地战败了多支反隋军队，并通过受纳败军而不断地扩大了自己的力量。

617年7月，李渊正式开始起兵反隋。名义上他并不直接反隋，而只反隋炀帝。他从太原出发进攻长安并很快（617年11月）就占领了长安。他拥代王杨侑做皇帝，自封为大丞相和唐王，受九锡。618年李渊篡隋受禅称帝，建立唐朝。

李渊是唐朝开国创业的军事统帅，沉谋多算、善于决断、既富远见、又善施行的投机政客。旧史书把大唐创业之功多归于政变分子李世民，而将李渊描写成一位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老头，是不合历史事实的“胜利者的书”。

扫除群雄

唐朝建立，隋朝灭亡后，李渊开始着手消灭其他群雄割据势力，在他的儿子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的帮助下他用了六年的时间先后消灭了薛仁杲、李轨、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萧铣和梁师都等割据势力。

武德元年（618年）农历六月，李世民攻打据有今甘肃兰州等地的薛举、薛仁果父子，农历九月薛举战死，农历十一月俘杀薛仁果，平定了西北广大地区。

武德二年（619年），唐朝用反间计，使李轨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从而俘杀了李轨，平定了河西走廊。同年刘武周、宋金刚勾结突厥，不久为突厥所杀。当时黄河流域形成夏政权窦建德、郑政权王世充与唐朝鼎足之势。李渊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窦建德和王世充则联盟对抗李世民军。

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俘杀窦建德。促使王世充降唐。武德六年（623年），太子李建成俘斩刘黑闼，平定了河北地。武德七年（624年），高开道为其部下张金树所杀，张金树降唐。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惜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当时突跃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国人归之者甚众”；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起义军。另外割据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的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武威（今属甘肃）的李轨等，均对李渊构成直接威胁，比较之下，李渊的势力还比较孤弱，他要兴兵起事，必须取得某些外部势力的支援。为了将成为后顾之忧的突厥转化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辞厚礼以结交之，甚至许诺：“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战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给突厥可汗的信不署“书”，而署“启”，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毕可汗转而积极主张李渊取隋而代之。他派刘文静去突照时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当粟，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六月）可知派刘文静去的任务名为借兵，实是联络突厥，防止其与刘武周联合南侵。对李密，他则“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水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夫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于是他写信称李密为“当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图箓，以宁兆庶”，讲到自己，则称“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极尽谦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李渊充当“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渊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入长安后，他推戴代王杨侑为帝，倡言“废昏立明”，扛着拥隋的旗号，欲行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达代隋之目的，将“弑逆”的罪名留给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应天顺人”的新主形象。这些，均体现他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

武德之治，从任何现实标准来衡量，都算得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其结果来看，唐王朝已经打下了坚实的行政、经济和军事基础。总之，唐高祖为他儿子的辉煌统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统治功绩

唐朝开国后，许多地方还在分裂之中，农民起义军和隋朝残余将领割据各地。李渊在长安安定之后便开始了长达10年的统一战争。

薛举曾是隋朝金城郡的豪绅，公元617年，先称西秦霸王，后又称皇帝，占据了全部陇西，兵力有十多万人。薛举起兵也想取代隋朝，自己做皇帝。公元617年12月，李世民率兵在扶风将薛举打败，将唐的势力扩充到陇右一带，进一步稳定关中局势。公元618年8月薛举病死，他的儿子薛仁杲继续威胁长安。李渊命李世民为元帅第三次出征，这次在浅水原将薛仁杲彻底击溃，薛仁杲也投降了唐朝，陇西收归唐朝。

平了薛举父子之后，李渊又开始对付割据河西的李轨。在李渊建立唐朝之际，李轨称帝。

公元618年，李渊为了进攻薛举，曾派人和他结盟通好。李轨非常高兴，主动让弟弟到长安做人质，李渊封他为凉王。但册封使节到达时，李轨的下属对是否接受唐朝册封产生分歧，李轨没有听信部下的话，又不肯屈居李渊之下，对李渊自称“大凉皇帝臣轨”。虽然用了“臣”，但李渊并不领情，他不能允许还有一个皇帝的存在，于是加紧了对李轨的军事行动。

为了避免战争，李渊派安兴贵去劝说李轨投降，安兴贵是李轨户部尚书安修仁的哥哥。李轨听了安兴贵的劝说没有改变主意，反而说安兴贵是为了报答李渊的恩情才来劝说他的。安兴贵害怕李轨加害自己，便和哥哥一起谋划，最后发动兵变，俘虏了李轨。河西于是平定。

刘武周也是李渊的一个劲敌，他起兵较早，和突厥勾结势力比较强盛。公元629年，刘武周联合突厥南下占领了并州，唐朝的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无力抵抗，弃城而逃。李渊先派裴寂出击，也大败而归。李渊这时想放弃这个地区，遭到李世民的反对。最后李世民领兵出征，用坚壁清野消耗对方的战术，全面击溃了刘武周的部队。刘武周逃到突厥，后来被杀。唐朝又恢复了原来在河东地区的统治。三个周围的劲敌消灭之后，李渊便把注意力投向了中原。

在中原的主要对手是王世充，他原是隋朝的江都通守，隋炀帝杨广被杀之后，他拥立杨侗为帝，又打败瓦岗军，除了李密和部分军队外，其余的瓦岗军都被王世充收编。到公元619年，王世充也学习李渊受禅（于杨侗），自己称帝，建立郑国，定都洛阳。

李渊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最后将王世充包围在了洛阳一座孤城里，王世充向北边的窦建德求援。窦建德最后被李世民击败成了阶下囚。王世充绝望之下只好献城投降。窦建德的部将刘黑闼又举兵反唐，不到半年就又恢复了原来窦建德的领地。

李世民又奉命征讨，和刘黑闼所部两万人激战，从中午到黄昏不分胜负，李世民便命唐军决堤水攻，刘黑闼败退投奔突厥，然后又卷土重来。李渊命李元吉征讨，被刘黑闼击败。太子李建成又亲自出征，他采纳了谋士魏征的策略，安抚民心，最终瓦解了刘黑闼的部下，刘黑闼在败退时被杀。河北和山东地区终于平定。

隋朝末年，萧铣趁乱割据在江陵一带。萧铣占领的地区非常广阔，南到交趾，北到汉水，西达三峡，东及九江。但萧铣和其他割据者一样只是想偏安一地。萧铣是原来南朝梁宣帝的曾孙，祖父萧岩在梁被隋灭时逃到了陈朝，陈被隋灭时，萧岩被押到长安斩首。但在隋炀帝杨广时，因为萧铣和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同是南朝梁的后裔，所以又被任命为罗县县令。由于隋末各地起义不断，作为梁朝的后裔萧铣被地方将校推为首领，割据反隋。于是，萧铣也声称要恢复梁的疆土。隋炀帝杨广死后，一些隋朝的将领也投靠了他，其地盘不断扩大，成了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

李渊在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的同时，命大将李靖领兵南下攻取长江中游的萧铣。然而，萧铣这时为了防止众将夺其兵权，竟说要罢兵经营农业，导致自己和部将矛盾加深，许多将领离他而去。面对富有军事韬略的李靖的大举进攻，萧铣虽然由于部将的叛离力量削弱，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战。李靖出奇制胜，在长江水涨、萧铣认为他不能用兵时，李靖偏偏说服众将趁机进军，大败萧铣军。萧铣最后听从了中书侍郎岑文本的劝告，投降了唐军。

割据江淮一带的是杜伏威，他占据历阳，自称总管。唐军围攻洛阳时派人招降他，杜伏威便投降了唐朝，被李渊封为吴王。杜伏威让属将辅公石留下统领兵将，自己请求入朝，留在长安做了人质。几年后，辅公石起兵反唐，称帝对抗唐朝，结果李渊将杜伏威杀死，派大将李靖等讨伐，不久，辅公石被当地武装抓获，送唐军营中处死，江淮地区也宣告平定。

修明政治奠定盛世

李渊称帝后，百废待举。他一面组织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一面注意加强政权建设。唐朝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在李渊时期基本上粗具规模。

地方的政权机构基本是两级，即州和县。长官分别是刺史和县令。刺史每年要巡查各县，考核官员政绩，还负责举荐人才。县令要负责一县的各种事务，官很小，却是最繁忙的官员。

统治过失

随着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李渊的思想开始松懈下来，安于享乐，不再对政治事务像以前那么关心了，这直接导致了皇储问题的产生。

他作为父亲，想让几个儿子和睦相处，但又在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反复，没有明确的主意，使得兄弟相争不已。在刘武周大举南下，攻陷太原威胁长安的时候，李渊亲自为儿子李世民送行，还许诺得胜回来后立他为太子。但李世民回来之后，他又反悔，听信后妃们的求情，保留了李建成的太子之位。这直接导致了兄弟之间的不和，成了激烈争夺太子的导火线，可以说，玄武门之变李渊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玄武门之变发生之后，李世民让大将尉迟敬德入宫向李渊通报情况。这时的李渊正和裴寂等人在南海池中泛舟，见尉迟敬德一身铠甲地站到岸边，非常惊慌。尉迟敬德说，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谋反，秦王已经将他们处死，为防不测，派我来护驾。李渊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得下诏命令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部下听从李世民的调遣。

六月一日，李渊颁布诏书正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八月，李渊只好将皇位让出来，自己去做了太上皇。

信谗言宠后妃

在唐高祖统治后期，像许多帝王一样也开始广纳妃嫔，安于后宫享乐。

在对待后宫嫔妃的问题上，李渊没有处理好，在有的妃子挑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时，没能及早制止，反而听信谗言，致使兄弟之间兵戎相见，发生流血事件。

在统治早期，李渊也犯过听谗言杀大臣的错误。对他起家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裴寂和刘文静之间有些矛盾，但李渊不是设法调和。裴寂认为自己功劳在大将刘文静之上，但官职却比刘文静低，于是和刘文静产生了矛盾，在刘文静酒后发牢骚之后，他便趁机向李渊诬陷刘文静要反叛唐朝。李渊不辩是非，便将刘文静杀了。

虽然李渊并没有像后来的朱元璋那样大量杀功臣，但即使杀一个也会使其他人有兔死狗烹之虑，对政治生活不可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禅让退位

晋阳起兵是李世民的谋略，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但李渊建立唐朝后，立李建成为太子。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建成随即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

武德九年（626年），突厥侵犯唐朝边境，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在太子的东宫中担任率更丞（主管计时的官员）职位的王晊，已被秦王李世民收买，成为李世民在东宫的眼线，他悄悄告诉李世民：“李建成想借此控制秦王的兵马，并准备在昆明池设伏兵杀秦王。”于是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626年7月2日），李世民在帝都长安城宫城玄武门附近射杀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后，李世民残暴杀光李建成、李元吉的后代，并将他们从宗籍中除名。李渊被迫让出军政大权给予李世民，三天后（六月初七癸亥日，626年7月5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李渊下诏说：“自今以后军国事务，无论大小悉数委任太子处决，然后奏闻皇帝。”

武德九年八月初九甲子日（626年9月4日），李渊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

因病去世

李渊做太上皇以后，开始的几年是在太极宫生活的。一直到贞观三年（629）农历四月，他才从太极宫迁出，搬到了大安宫。

在大安宫生活期间，李渊除了参加李世民举行的一些宴会外，遭到软禁，几乎不曾离开过大安宫。李世民经常到九成宫（即隋朝的仁寿宫，位于今陕西麟游）避暑，李渊也不愿意出行。

贞观八年（634）农历十月，李世民决定在宫城的东北方向营建大明宫，作为太上皇的“清暑之所”。（由于第二年李渊病死，大明宫没有建成，一直到高宗之世，大明宫才渐成规模。）

贞观九年（635年）农历五月，李渊因病驾崩于垂拱前殿，年七十一岁，庙号高祖。同年农历十月，安葬于献陵（今陕西三原县内），其妻窦氏也加号太穆皇后祔葬。

为政举措

李渊称帝后，百废待举。他一面组织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一面注意加强政权建设。唐朝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在李渊时期基本上初具规模。

政治体制

政治体制方面，李渊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又有一些发展。唐朝中央建立政治制度概括地说是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是命令的执行机关。下属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吏部掌管官吏的选用、考核与奖惩；户部掌户籍和赋税；吏部掌礼仪和科举；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刑狱；工部掌土木工程；每部又分四司来作为办事机关。中书省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是决策机关。门下省则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不合适的驳回修改。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职责是监督、弹劾文武百官。

地方的政权机构基本是两级，即州和县。长官分别是刺史和县令。刺史每年要巡查各县，考核官员政绩，还负责举荐人才。县令要负责一县的各种事务，官很小，却是最繁忙的官员。

军事制度

唐朝开国后，许多地方还在分裂之中，农民起义军和隋朝残余将领割据各地。李渊在长安安定之后便开始了长达10年的统一战争。唐朝军事制度为府兵制，是一种职业兵制。这种制度创始于西魏的宇文泰时期，经过北周、隋朝，沿用至唐朝。在太原起兵进军长安的途中，李渊就逐步将手下军队纳入了府兵制度中。府兵制将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对抗中央。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卒平时在家生产，战时出征。农闲时由兵府负责操练，提高战斗力。在隋文帝时期，曾实行过这种制度。府兵的重要职责是轮流到京师或者边塞服役，叫做“番上”，战时则出征御敌。在服役期间，士兵可以免除自身的租和调，但不论“番上”还是出征，所需的兵器和衣服粮食等都要由自己负责筹备。府兵制从根本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不但能扩大兵源，也能保证战斗力。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如突厥，其骑兵来源和府兵制相似，但都是牧民组成，平时没有什么军事训练，所以，在和训练有素的内地军队的较量中，虽然他们总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战斗力却很弱，经常打败仗。

经济

唐朝赋役制度主要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均田制：丁男授田一顷，包括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对于贵族田地也有限制：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从一百顷到五顷不等。在职的官员从一品到九品，授田数从三十顷到二顷不等。此外，各级的官员还有职分田，用地租补充，作为俸禄的一部分。均田制对土地的买卖也做了限制，官僚和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买卖，百姓在贫穷无法办理丧事时可以卖永业田，从人多地少的地方往人少地多的地方搬迁时也可以出卖永业田。

唐高祖李渊在实行均田制的基础上，又实行了租庸调制：受田的农民，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这是租；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是调；每丁每年服役20天，不服役可以折算为每天绢三尺，这是庸。假如官府额外加了役期，加够15天则免调，加30天免租调。每年的加役最多30天。唐朝的租庸调制与隋朝的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条件放宽了很多，更有利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文化

隋朝灭亡后，唐朝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完善了很多。参加考试的一是国子监所属学校的学生，叫“生徒”，一是各地的私学中通过州县保举的学生，叫“乡贡”。科举的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常举，二是制举。常举每年定期举行；制举则由皇帝临时进行，亲自主持，考试科目也临时确定，时间和录取人数不定，没有常举那么频繁。常举的考试科目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等，其中进士和明经最受欢迎，因为这是做官的重要途径。进士一科主要考诗词和歌赋，还有时务政策。这科很难考，录取率只有5%左右，有的人白了头发还在考。

在文化教育方面，李渊推崇儒学，儒家的经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周易》、《左传》、《礼记》、《尚书》。

在文化贡献方面，李渊下诏编撰了《艺文类聚》，这是一部类编图书，引用的古籍共有一千多种，为后人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李渊还下诏开始修订各朝历史。

宗教

李渊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相州邺人傅奕。李渊在做隋朝地方太守时和傅奕结识，李渊建立唐朝后任命他为太史令。武德七年（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但李渊最后却没有采取措施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

李渊在取得长安后，不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独厚，他出身关陇集团贵族，在关中有很大影响，入长安后，可以取得当地人士的广泛支持；同时，占据京城，挟持隋帝，号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势，为统一天下建立了最为理想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王夫之认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箠以御袅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读通鉴论》卷十一《唐高祖》）这一看法是比较中肯的。李渊作为开创唐朝大业的统帅，提出并实行了许多高明的战略，其军事思想理应受到重视。

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他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第一是因为事实上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是夹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的统治期的中间：他前面的统治者是大坏蛋隋炀帝，他后面的则是被后世史家视为政治完人的唐太宗。第二，已如上述，是因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实际上，唐高祖举兵反隋时尽管已年过五十，上了年纪，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而又生气勃勃的和干练的领袖人物。

有充分材料可以证明，他具有不凡的抱负，而且毫无疑问，恰恰是他策划了太原起事，并胜利地引导唐军进抵隋都。他对李密和东突厥人的外交攻势使得唐军能夺取大兴城，并且使得唐军能组织和加强在陕西的力量而无虞敌军的阻碍。后来，他的大赦、封官许愿和大加赏赐的政策，再加上李世民在战场上的胜利，有助于使新王朝取得很多必要的支援，并且促成了全国的重新统一。也正是唐高祖其人建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

说了隋唐之际的禅让，再看看武周之际的禅让。

武周（690年——705年），是武则天建立的王朝。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获普遍承认的女皇帝，前后正式掌权二十一年。武则天是该朝代唯一的皇帝。

武周仍然袭用唐制，武则天既是唐朝的皇后，又是两个唐朝皇帝的生母，且死前恢复唐朝，死后以唐朝皇后身份葬于乾陵，故此历史上一般把武周不会视作独立的朝代，但惯例上把武周计入唐朝帝系，武周时期计入唐朝统治年数。

唐高宗的皇后之一武则天在684年借故废除了自己的儿子李显亦即唐中宗，改为庐陵王，流放房州。立第四子豫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690年武则天命僧人作《大云真经》，表示其为弥勒佛化身下凡，应作天下主人。随即废唐睿宗而称帝，改国号为周，并改元天授，改东都（洛阳）称“神都”（但并未宣布迁都，武周时期法定的京师仍是长安），史称武周。

武周期间，由于大兴告密之风，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加上朝臣不齿于她拥有男嫔妃（称为面首），破坏了中国历史千年来的一夫多妻制度，对她大加挞伐，指其身为女人，却阴险、残忍、淫荡、玩弄权术。

武则天善于治国，为了打击以关陇集团为主的公卿门阀，首创科举考试的殿试制度，以便选用贤士，同时也是窥测男色，为自己物色面首。但是这个号称具有“马阴”（母马阴部）的变态女人也能知人并善任，能重用狄仁杰、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权力面首”。

随著武则天日渐衰老，侄子武承嗣、武三思一直谋求东宫宝座，不过，朝臣大多倾向由庐陵王李显，亦即希望恢复李唐皇室。武则天采纳了狄仁杰的谏言“只听过儿子祭拜母亲，岂有侄儿替姑母立庙之理”后，下旨接庐陵王回朝。武则天晚年希望庐陵王李显改“武”姓，以继帝位，延续武周命脉，但李显的软弱使她放心不下。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朝臣张柬之、敬晖、崔玄暐、袁恕己、桓彦范等人起兵，杀死则天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迫武则天禅让，李显复辟，史称“神龙革命”。随著唐中宗复位，恢复大唐的国号；武周结束。武则天退位后，唐室尊称她为则天大圣皇帝，但其遗制去帝号，改称则天大圣天后。同年十一月，病逝于上阳宫仙居殿，享年82岁。

对于这段时期治绩一直深富争议。否定武则天的人认为武则天当政时期，唐朝的政治出现了全面的倒退，若非唐中宗复位，武则天几乎篡夺大唐皇室，他们把唐朝前期历史的发展比作是马蹄形，说武则天统治时期处于“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之间的低谷。

第一，武则天以阿谀奉承的手段取得信任，从地位较低的“才人”，爬到掌握大权的皇后，最后窃居皇位。

第二，培养党羽、建立宫廷奸党集团，并打着李唐“朝廷”的旗号，消灭异己。

第三，任用酷吏，实行告密和滥刑的恐怖政策。第四，唐初社会经济发展呈马鞍形，而武则天当政时处于最低处。

第五，在其当政期间，曾失掉了安西四镇，危害了国家的统一。职是之由，武则天无法为自己立传，而只能以“无字碑”来为后世定基调。

不过，陕西文物研究所在一次考查时，无意间发现在无字碑的阳面，从上到下刻满了方格子，经考证，这些并无字碑碑额

不是后人刻上去的。这些方格子每个长4厘米，宽5厘米，排列整齐。只有一种可能，它们就是当初准备在石碑上刻字用的，而且已经准备好了碑文。根据留在碑面上的格子计算，碑文大约有3300多字。那么，为什么已经准备好的碑文没有刻在石碑上呢？

历史学家做出了这样的推测：武则天生前已经撰写好了碑文，并交给了李显，武则天叱咤风云几十年，但“神龙政变”后，武则天被迫让位给李显，将国号“周”恢复为“唐”，李显虽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却长期在惶恐中度日，重登皇位后虽然不能发泄憎恨，但也讲不出对于禽兽母亲歌功颂德的好话，只好不说不刻，为武则天留下了一块无字碑。

天授元年（690年）九月九日，做完了一系列称帝准备的武后登上承天门楼，废皇帝李旦为皇嗣，赐姓武，自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号称神都）。史称武周。追上武氏列祖帝后之号，立武氏七庙于洛阳，封武承嗣、武三思等武氏子弟为王。武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正统女皇帝。由于武氏死后的谥号中有”则天”二字，近代学者多称她为”武则天”。

唐睿宗光宅元年（684年）九月，临朝称制的武则天为了提高洛阳的地位，改洛阳为神都，改洛阳宫为“太初宫”。批准武承嗣的请求，追封武氏祖先为王。垂拱四年（688年）二月，又以薛怀义为使，毁乾元殿作明堂。明堂相传为周公所创，系帝王布政、祭祀、大享、朝会之室，但明堂没有具体的标准，历代帝王、学者对明堂都莫衷一是。高宗时期，虽两次发动“群儒”议明堂制度，但“终高宗之世，未能创立”，武则天则继承高宗遗志，毁乾元殿以造明堂，表示她将在这里祭祀天地、供奉祖先、发号施令、长期执政。

武则天还为定都洛阳大造舆论。垂拱四年（688年）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五月，武氏受“宝图”，事南郊，告谢昊天，御明堂，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更命“宝图”为“大授神图”，封洛水为显圣，加特进，并立庙。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以“曌”字为名。七月，颁《大云经》于天下。九月，登基称帝，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众所周知，建立七庙是古代天子的特权；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典、赏赐等各种大型活动的场所；徙民实都也是古代帝王的一贯做法。这一切都表明武则天定都洛阳是早有准备的。

武则天以洛阳为都，是因为恐惧被她谋害的王皇后、萧淑妃披发沥血的灵魂，不敢回长安；也考虑到岑仲勉所说的“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以纵情荒淫起见”。陈寅恪特别指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

神龙政变

神龙元年（705）正月，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张柬之、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崔玄暐、联合禁军军官左羽林将军桓彦范、右羽林将军敬晖、司刑少卿兼知相王府司马事袁恕己等以兵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武则天下台，奉皇太子李显复位，是为唐中宗。尊武皇为则天大圣皇帝，是为神龙政变。二月，复国号为唐，一应典制，悉复唐永淳前旧，武周灭亡。同年十一月，武则天于洛阳上阳宫内去世。但武氏家族并没有就此退出当时政治权力的核心层。则天之侄武三思联合中宗、韦后剪除了复唐首勋的五王，与韦后、安乐公主等扰乱朝政，其势拟于武后之时。神龙三年（707），死于太子重俊发动的兵变。之后武氏家族群龙无首，附于韦氏集团。唐隆元年（710）六月，在唐隆之变中与韦氏一同覆灭。

武则天在位凡十五年。如果从显庆五年（660年）武则天代高宗执政算起，至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时为止，武则天前后执政达四十五年之久。她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称帝的唯一女皇帝。

而武后得以横行霸道，有赖于酷吏的严刑拷问。

据《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的记载，来俊臣生前曾经与人合作，共同撰写过一部《罗织经》，这是一部专门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构人以罪、兼且整人治人的“愤书”。传说武则天看后也很感叹，她说：“如此心机，朕亦未必过也！”柏杨注疏《资治通鉴》，对此书作过这样的评价：“武周王朝，在历史上出现短短十六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即是一部《罗织经》。”不过可惜的是，这部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本由酷吏“自主撰写”的重要经典，发现挖掘得太晚，至今已佚千年。据说前几年曾有人拼凑出一本《罗织经》，似乎非真。

来俊臣生当盛唐，此人不似陈亮与严蕊，因为他“无才无学”，也不似汲黯有汉武帝这个阔学生，按说他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愤懑”的，很奇怪，他遇到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时代、大机遇。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奉行孔孟之道的人治社会，官场上历来是“下附上，以成志；上恃下，以成名。”人治成为治人。

身为下等人，要想挤进仕途，谋取官位，获得权力，必须取悦上司，得到上司的赏识提携，否则也是徒有其志。用眼下时髦的话说：首先你本人得行——还得有人说你行——说你行的人还得行——还得行的人对你行不行很关键：“他说你行你就行了，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积案如山

武则天正苦于此事，一个叫鱼保家的人来献策，请铸“铜匦”，奖励告密。这可正中马阴女皇下怀，立即诏令鱼保家监铸铜匦，并诏旨各个州县，凡有欲进京告密者，州县给以驿马和五品官的供奉，送其尽速来京，并不得“问诘”所告内容。告密属实者，给以封赏；不实者，免予追究。从此，四面八方的告密者蜂拥而来，跑到长安向“铜匦”投书者络绎不绝。

这个铜匦设置之后，可以“风闻言事”，告密的人们，也就越来越多，其中主要的成分，就是各类特务的小报告，以至于积案如山，日渐“垃圾化”。

武则天没有办法，拔擢了一大批官吏刑讯、治狱，这批酷吏，大多数出身于市民与下层社会，却从此进入了宫廷与“上流社会”，成为出身草根的新朝官僚。

武则天正好要以这些人“为其刀斧”，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在这些酷吏的助力之下，她先诛杀宗室数百人，又杀大臣与高官数百家，刺史以下的军政官吏则不计其数，以千百万人头落地，来打击李唐宗室及旧朝势力。

来俊臣也是恰好赶上了，他善于“揣摩上意”，积极参与，共襄“酷吏革命”的“盛举”；为此，仅经他的手诛杀的大臣和官员，据《新唐书》记载，共有一千多家。

武周滥杀，酷吏当道。引起人人自危，造成了新的危机，武则天就反手委罪于这些官吏的“贪酷”，以此脱卸责任，借用鹰犬的头颅，来缓解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

来俊臣这些朝廷的鹰犬狗官--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是以告密进身，为吏害人无数；真正观察他们的办案，类似现代的“职务犯罪”，属于执行最高层的授意及高层的政治意图，却很难发现他们“为恶民间”的实据。

对此，《新唐书》的评价也很公道，认为：“呜呼！非吏敢也，时诱之为也。观俊臣辈，怵利放命，内怀滔天，又张汤、郅都之土苴云。”最后一句是说，酷吏们如此嚣张，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他们如果赶上了好时候，遇到了汉景帝或者汉武帝这样的明君，也都应该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而且，武则天对他们也很无情，比如，来俊臣最后被杀，也没有真正的过恶——受理此案的官员，原本就是来俊臣很多年的好朋友卫遂忠，也是当时著名的酷吏之一，“造案”手段高强，自然也把来俊臣办成了“铁案”、问成了“死罪”，“斩于西市”，“以马践其骨，无孑余，家属籍没。”来俊臣至死也没有机会辩白。这就是治人者反被人治。

武周宫殿

于垂拱四年（688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建成，号“万象神宫”，富丽堂皇，准许民众入内参观。武太后又令于明堂之北起天堂，以贮夹像。颁《亲享明堂制》。后来武则天称帝万象神宫成为武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每年举行祭天地的仪式，同时迎接各地使节。

唐明堂乐章记载万象神宫记载，千官肃事，万国朝宗。载延百辟，爰集三宫。君臣德合，鱼水斯同。睿图方永，周历长隆。

明堂为武则天垂拱四年（668年）在乾元殿旧址上建造。据文献记载，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为多边形，圆顶。有上中下三层，古人认为明堂可以上通天象，所以“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上层为圆盖顶亭子，上立高一丈的涂金铁凤，屋顶铺木胎夹纻漆瓦。明堂有上下贯通的巨木中桩，作为斗栱梁架依附的主干。明堂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超过唐两京所有宫殿，反映其设计与施工能力已接近或达到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武则天时期，曾在此宴飨群臣，接受朝贺，发布政令。唐玄宗李隆基继位后，武则天时的一些宏伟建筑物先后被毁掉。开元二十七年毁明堂上层，改修下层为新殿，次年又改新殿为乾元殿。

1986年发掘的武则天明堂遗址，在遗址中心夯土基址中心部位，发现有一圆形大柱坑，口部直径9.8米，深4.06米。坑底为四块方形大青石拼成的巨型柱础。武则天执政期间，为她正式登基称帝作准备，决定建造明堂，遂令她的公马之一沙门和尚薛怀义负责主持此项工程，于垂拱三年（687年）春至四年（688年）正月，近一年的时间在东都洛阳宫城内建起了号称“万象神宫”的明堂。明堂的建造，标新立异，与汉以来在都城南郊高置的礼制性建筑不同，而是按周朝制度，“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

神都洛阳城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武则天被册立为皇后。显庆二年（657年）10月，高宗“循皇后武氏之请”首次东幸洛阳，并诏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并如雍州”，把洛阳升格到都城的地位。这是武则天迁都洛阳的第一步骤。

此后的二十六年间，唐高宗李治曾九次来往于东西两都，寓居洛阳十一年。

上元元年（674年）则天以“天后”之尊开始执政。

永淳元年（682年）居洛后，不复西返。唐高宗尚未东幸洛阳前，便着手修葺洛阳宫殿。显庆二年4月，他命司农少卿韦机（韦弘机，为避讳改为韦机）为司农卿兼知东都营田，完葺宫苑，从而揭开了大规模的营建东都洛阳的序幕。韦机在洛阳宫原有的基础上，增建了许多宫殿设施，禁苑中修造了高山、宿羽两宫，制度壮丽；沿洛水建造了奢华无比的上阳宫，显胜一时。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官名、官服都加以变更；洛阳城的许多名称也加以变动，改东都为神都，东都苑为神都苑。洛阳城的建设也进入了她辉煌灿烂的时代。神都洛阳增建了许多壮观的建筑物，如宫城里的万象神宫、天堂，端门外的天枢，则天门及阙等。为自己帝位的巩固，建立新秩序，迈出重要的一步。

此外，武则天迁十万户居民入洛阳，使洛阳人口超过百万；疏通城内水上交通，大力发展商业等举措对洛阳成为当时亚洲的第一大都市、国际贸易城和“丝绸之路”的东起点。

天阙：即龙门“伊阙”，位于中轴线的最南端，对应于天上的“天阙星座”。

天街：即“定鼎门大街”，连接宫城正门和郭城正南门“定鼎门”的御道，宽110米。“天街”有天子之街的意思，对应于天上的“天街”星座。

天津：即“天津桥”，隋炀帝时所建。洛阳就像天帝的居所“紫微宫”，洛水就像天上的“银河”，其上之桥则喻意通向天庭天子之渡口，故取名“天津桥”。

天枢：立于皇城正门端门外、天津桥头以北之“万国颂德”铜铸纪念碑，高30余米，对应天上的“天枢星”。

天门：即宫城正门“应天门”，对应天上的“天门”星座。隋、唐初之时称“则天门”，睿宗李旦因避其母名讳而改名，晚唐五代时期称“五凤楼”，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李世民取东都时因太过奢华而被焚毁，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重建。平面呈“凹”字形，双向三出阙，由门楼、朵楼、阙楼组成，是隋炀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时期朝廷举行重大国事庆典与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经考古发掘，“应天门”形制为北京故宫宫城正门“午门”之最初原型。

天宫：即“明堂”，初号“万象神宫”，重建后曰“通天宫”。史上体量最大之木构建筑，基底正方90米X90米，高约88米，唐代建筑技术之巅峰巨作；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礼制建筑，开创了明堂建筑由方到圆的先河，其形制及理念为北京天坛“祈年殿”所延用。

天堂：即礼佛堂“天堂”，内贮大佛，高度估约150米以上，史上最高之木构建筑。

民族关系

西边与北边吐善、突厥出兵侵扰，无力抗击，故安西四镇失守。武则天在整顿之后，立即着手恢复她与唐高宗打下的疆域。长寿元年（692年）九月，派王孝杰与阿史那忠节率军出征西北。十月二十五日，王孝杰大破吐善，收复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安西四镇，设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在群臣一致反对的情况下，武则天毅然加派安西四镇成兵3万。这一措施使安西四镇从此安定，直到唐玄宗时再无反复。

武则天的边疆政策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坚决反对各民族之间的侵扰。在武则天民族政策的感召下：长寿元年（692年）二月，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归降；三月初五，天竺国遣使朝贡；五月，吐蕃酋长曷苏率部请归降；六月，别部酋长咎捶率羌蛮8000余人归降。圣历二年（699年）四月，吐蕃赞婆率所部千余人归降。

收复安西四镇之后，武周王朝对外战争的目标主要是北方的契丹与突厥。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十二日，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造反，13天后，武则天派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卫大将军李多祚等率军征讨，八月二十八日战于峡石谷，唐军大败。继而叛军又设计伏击，唐军全军覆灭。武则天再次发兵征讨，九月，在唐军与突厥兵的共同打击下，李尽忠兵败身亡。孙万荣收拾余众，军势复振，多次侵扰州县。神功元年（697年）四月十八日，武则天派武懿宗、何迦密率军征讨，五月初八，又派娄师德、沙吒忠义率军20万征讨，终于在六月三十日讨平契丹，斩杀孙万荣。长安元年（701年）十一月，武则天以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郭元振到任后，以南境硖口设和仁城，北境碛口设白亭军，控其要冲，拓宽州境1500里，突厥不敢侵扰。郭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5年中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遍野，路不拾遗，积军粮可支数十年。长安二年（702年）十二月，设北庭都护府于庭州，安定了北部边境。

武周时期与周边各国的局部小战争，时起时伏，以武周胜利为多。武则天在位15年中，基本上维护了帝国统一，疆域辽阔，家族强盛。

评价

对于这段时期治绩一直深富争议。否定武则天的人认为武则天当政时期，唐王朝出现了全面的倒退，他们把唐朝前期历史的发展比作是马蹄形，说武则天统治时期处于“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之间的低谷。肯定武则天的人则认为武则天当政时期是唐王朝发展的重要阶段，如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双怀。比较原始史料，可以认为武则天当政时期所发生的种种政治斗争并未祸及一般平民，始终是一场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争斗，因而保证了唐王朝的生产和社会发展。

武则天一生中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晚年时期，她逐渐走向奢侈腐化，大修宫殿、佛寺，“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亿万计，府藏为之耗竭”；“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又修建歌功颂德的“天枢”：“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她宠信张易之、张昌宗、武三思等面首，朝廷政治也逐渐腐败下去。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信用一些贪赃枉法的酷吏，大肆罗织株连，滥杀了一些无辜臣民。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危，狗官宰相张柬之、崔玄等联络文武官员多人率领禁军入宫，反目逼迫武则天退位，拥戴中宗复位，复国号为唐，上太后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徙居上阳宫。这年十一月，马阴太后病逝，终年八十二岁，与老乌龟高宗合葬乾陵，谥曰则天大圣皇后，唐玄宗开元四年，追号“则天皇后”，后代沿用了这一称号。

武则天除治理政事外，还爱好文学、书法。《旧唐书》称其“著有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宋人《宣和书谱》称：“武后本喜作字，初得晋王导十世孙王方庆者家藏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骎骎稍能，有丈夫胜气。”传世书迹有《荐福寺题额》、《崇福寺题额》、《周升仙太子碑》等。《宣和书谱》又称宋时御府藏有武后《夜宴诗》。这些下流墨迹大都散失了。

说到盛唐时期的标志性人物，蒙曼说，大唐盛世的标志性人物，不是唐太宗，也不是唐玄宗，而是武则天。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唐太宗虽然政治清明，文治武功都十分杰出，可是朝廷太穷，皇室、朝臣和百姓日子都过得十分清苦。蒙曼举例说，唐太宗和太子李治在一起吃饭，当看到儿子要把羊肉上的油脂扔掉时，唐太宗的眼里流露出了鹰一样的凶光，世人都说唐太宗简朴，其实是国家贫穷的缘故，皇室如此，百姓的日子当是更加难熬。盛世应该和富裕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唐太宗不能作为大唐盛世的标志性人物。唐玄宗也不能作为盛世的代表，他虽然开创了开元盛世，让中国古代文明达到了顶峰，可是唐玄宗的明君作为有始无终，在他治理国家的后期，唐朝由盛而衰。

武则天与他们二人不同，武则天顺应了时代变革的大势，她一手拉住皇帝，一手拉住平民官员，那个时代是贵族没落、皇权和平民都在崛起的时代，她完善了科举制度，她首次应用殿试，在人才选拔上做到了“英雄不问出处”，她作到了对知识分子最大的动员，她执行的人才政策，在武周时期有用，在以后的时代依然发挥作用，像唐玄宗统治初期的几个名相，都是武则天选拔出来的人才。对于普通百姓的流动，她采取自由政策，百姓的自由流动极大地释放出了一个国家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些无人否认的历史功绩，让她在身后依然享有后人的尊崇，并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历史的发展。

（四）

《中共的唐太宗路线与隋炀帝路线》（谢选骏）指出：

在《从汉朝和唐朝的崛起看中共的未来》一文中我曾经指出了“汉唐与秦隋之间的那层‘官僚系统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孤立的：这既不是业已消失的“古代中国现象”，也不仅仅是毛泽东之类的“现代中国的封建残余”，而且还是一个“现代世界继续存在的现象”，例如俄罗斯就有类似的“普京现象”。

同时，我还指出：中共作为类似秦、隋那样的“历史草创者”和“中国统一者”（虽然目前中共还比不上秦、隋，还功亏几篑），也是富于秦隋那样旺盛的精力，不仅有其强烈的“企图心”，而且具备昼夜运作不停的动机、动能、动力……其运作方式还曾相当骇人听闻。但是，中共毕竟也像秦隋那样充满了“过渡时代”的特点，明显具有“草创”的性质，虽然气象宏大，但“多动症”与先天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共也像秦隋那样其寿不永的话，那么取代中共的，很可能就是刘邦、李渊、华盛顿、普京、阿尔米纽那样的“内部人员”，是一些中共内部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他们像刘邦、李渊、华盛顿、普京、阿尔米纽那样，懂得如何操作复杂的官僚机器，并因为曾经身在官场而容易获得官场的认同。这些人，显然比“一贯在野”的反对派人士，较有治理经验，因而较有击败中共末代领导阶层的胜算。

现在，本文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中共有无可能避免类似于秦朝与隋朝的自我毁灭，而直接走入类似汉朝与唐朝的盛世呢？

这个可能还是有的。尽管按照历史的规律来看，就会不大。

这个不大的机会就在于，中共能否摒弃“秦始皇路线”而改行“汉武帝路线”、摒弃“隋炀帝路线”而改行“唐太宗路线”。

去年，有迹象显示，中共决心摒弃“秦始皇路线”，所以中共从天安门广场移除马恩列斯像，对此，我们也曾予以高度赞扬。今年，又有迹象显示，中共决心改行“汉武帝路线”，所以中共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了孔子雕像，对此，我们也曾予以热烈欢迎。

但是，仅仅在意识形态上和马克思、秦始皇那种充满暴力性质的专制理论、斗争哲学告别是不够的，尽管鼓吹儒家式的三民理论、和谐哲学毕竟也是一个历史的回归。

古今中外的统治阶级都是要对平民百姓敲骨吸髓的；但尽管如此，鼓吹暴政和鼓吹仁政，其后果还是大不相同的。古今中外的统治集团都是自私自利的，但是奉行专制和奉行民主，其后果还是大不相同的。

这是其一。

其二呢，我们知道，毛泽东和秦始皇一样鼓吹充满暴力性质的专制理论、斗争哲学；但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吸取了毛党四人帮华国锋等覆灭的历史教训，开始改革开放、与民休息，甚至鼓吹“三民主义”企图救亡。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们已经和秦始皇、马克思、毛泽东们分道扬镳……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的改宗还是不够的。我们想到，隋文帝隋炀帝父子虽然刻薄寡恩，但他们的哲学毕竟是汉朝式的仁政而非秦朝式的暴政。可是他们的政治作为最后还是走向了秦朝式的暴政而非汉朝式的仁政……这是为什么呢？

尽管鼓吹儒家式的三民理论、和谐哲学毕竟也是一个文明历史的回归，但是孔子早就说过了，“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如果讲的是儒家的仁政，行的是法家和马列主义的暴政，那么结局就是隋炀帝，而不是汉武帝和唐太宗。隋炀帝虽然比秦二世多干了几年，但毕竟没有逃脱“二世而亡”的宿命。

我听有的朋友议论，现在中共内部就有唐太宗路线与隋炀帝路线的斗争。他们还具体指出，主张政治改革的温家宝就是力图缓和社会矛盾的唐太宗路线的代表，而拒绝政治改革的胡锦涛则是坚持既定方针的隋炀帝路线的代表（而那些主张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左派，则是秦始皇路线的代表）。

我认为，历史经常不是如此微观的。

但不管怎么说，唐太宗路线毕竟比隋炀帝路线更能让一个政权益寿延年。

其实就其个人品质而言，唐太宗不比隋炀帝好到哪里。这两个人不仅是表亲，而且同样谋害父兄、篡夺皇位。但是在历史评价上，为什么唐太宗算做明君、仁君，隋炀帝算做昏君、暴君？这里的区别，就是由于唐太宗与隋炀帝的政治路线不同：唐太宗纳谏，隋炀帝拒谏。

纳谏，就是接受政治改革；拒谏，就是拒绝政治改革。

接受政治改革，使得唐朝维持了将近三百年，是秦以后最长命的朝代；拒绝政治改革，使得隋朝维持了不过三十多年，是秦以后最短命的朝代。尽管历史研究显示，隋朝的国力甚至还要强于唐朝，正如秦朝的扩张幅度其实比汉朝还大。

在《从汉朝和唐朝的崛起看中共的未来》一文中我还指出：“历史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而且往往是在人们最为意想不到的时候和地点，以最为意外的方式，从最为深入的内部得以突破。未来的‘第三中国’，亦当如是观。”

现在我还想补充一句：刘邦和李渊虽然因为他们“秦隋经验”得以篡夺革命果实，但是首义者也同样因此不可能是他们。从全面的观点看问题，没有陈胜吴广的起义，就没有刘邦的坐庄；没有“十八路英雄”的反隋，就没有李渊的摘桃。在这种意义上，体制外的革命力量是体制内的投机分子得以摘桃的决定要素。真正的革命者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并不害怕遭到利用和忽略，因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新纪元的元素。

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

高祖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梁书·邵陵王纶传》）

历史的研究表明，首义者必非摘桃者，而摘桃者必非首义者；但尽管如此，首义者与摘桃者都是社会需要的，都是政治建筑的要素：首义者扫荡，摘桃者建设。

扫荡者比摘桃者更为英雄，更应该获得历史的桂冠。

对于项羽那样的比陈胜吴广更为杰出的扫荡者来说，孔子赞扬伯夷叔齐的“求仁得仁又何怨”可以是对他们的道义表扬。而从个人角度看来，“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则是对他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英雄精神的肯定。

历史需要首义者，更甚于需要摘桃者。

文明的进展，需要的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家天下”、“党天下”，更不是“从党天下退化为家天下”。

古代罗马的哲学家帝王自吹，只有“当不想统治（没有统治欲）的人成为最高统治者”时──政治才可能变得清明公正。拿这一标准去衡量，中国的“贞观之治”也许只是一个骗局而已，因为唐太宗的统治欲过于旺盛了，为此他甚至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囚禁了自己的父亲。不仅唐太宗如此，周公也不能幸免兄弟阋墙。周武王死后，周公和自家兄弟同室操戈，还杀死了管叔与蔡叔。这和唐太宗的处境颇为相像，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迫使他们后来不得不做一点好事，终于成为千古政治标兵。

立此为中共要员们记。（2011年除夕夜）

现在，距离上文写作已经将近七年。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禅让”的角度讨论了隋唐武周等人抢班夺权的故事。禅让夺权的唐太宗虽然比隋炀帝更加血腥，但是为了洗刷自己杀害兄弟全族的大量血污，他只好像一个逃犯那样，终生伪装成为一个好人，这就是一代明君的真相。不过他如此“克己复礼”的结果，多多少少还是有益于社会的。

（另起一单页）

第八章

五代十国宋

（一）

907年，唐哀帝李祝禅让给后梁太祖朱全忠；

960年，后周恭帝柴宗训禅让给宋太祖赵匡胤。

907年，唐哀帝李祝禅让给后梁太祖朱全忠；掀开了“五代十国”（907年——979年）的序幕。自唐朝灭亡开始，至宋朝假装“统一中国”本土结束的五代十国，本质上是唐朝藩镇割据和唐朝后期政治的延续。这个时期禅让的传统依然存在，内部宫廷政变的重要性不亚于外部军事征服。

在谢选骏的历史分析中，唐朝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西周，五代十国则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时代，两宋则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所以，北宋也不是统一帝国，只是一个较大的区域性国家。例如，北宋不仅未能统一中国本土，还丢失了越南和朝鲜。

回顾一下，唐朝灭亡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为国，其中位在华北地区，军力强盛的藩镇国家即五代，有些还是沙陀族所建立。“五代”虽然实力强大，但无力控制整个中国本土，只是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有些自立为帝，有些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其中十个国龄较长、国力较强的统称为“十国”。本时期时常发生地方实力派叛变夺位的情况，使得战乱不止，统治者多重武轻文。中国的内乱，也带给契丹国南侵的机会，辽朝得以建立。五代十国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重组时期，其间河西和交趾地区逐渐离心，交趾（越南）最终脱离中国独立。

从唐朝灭亡至北宋建立半个多世纪期间，中原地区依次出现“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907年梁王朱温篡唐受禅建立后梁，这是五代十国的开始。晋王李克用之子李存勗击灭后梁，建国后唐。后唐之后五代君王均出自李克用的子孙与部属。后唐历经后唐明宗的扩张与整顿，国力强盛，但发生内乱后，被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引契丹军攻灭，后晋建立。从形式上来说，石敬瑭的帝位是辽人册封的而并不是中原王朝禅让而来，但不久契晋关系恶化，契丹军南下毁灭后晋，建立辽朝。同时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府称帝建立后汉，收复中原。后汉李太后下诰将后汉皇位禅让给枢密使郭威，郭威建立后周，是为后周太祖。后周世宗柴荣苦心经营，使后周隐隐有一统天下的希望，但柴荣在北伐燕云十六州时不幸病亡。960年，后周恭帝柴宗训禅让给殿前司都点检赵匡胤，赵匡胤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五代结束。

十国方面，江南以吴国最强，而后被齐王李昪篡位，建国南唐，其次有吴越与闽国等。湖广则被荆南、楚国与南汉等占据。南唐国力最强，先后攻灭闽国、楚国，但多次用兵使得国力衰退，曾被后周所败。蜀地有前蜀、后蜀，国家富强，是仅次于南唐的强国。北汉是惟一在北方的十国，是后汉刘氏后裔所建。赵匡胤建立宋朝（史称北宋）后，与其弟宋太宗相继扫荡其他中原诸国及地区，最后于979年统一中国本土地区，十国结束。

五代十国大体上延续唐朝后期的政治体制，但是以“使”名官者很多，因为它们的权力来源就是“节度使”。其中五代的变化很多，官职废置不常，主要设有主管行政的三省六部、主管财政的三司与主管军事的枢密院，这个制度后由宋朝继承。十国虽然其中一些政权臣服于五代，但是其政治架构大致上与五代等同。由于地方节度使不受管制，时常背叛中央，所以朝廷纷纷加强禁军军力以压制地方实力派。为了抵制五代以来的武人干政现象，宋朝采取强干弱枝政策。

外交方面，唐朝时胡汉融合，外族陆续入住中国四周。唐朝崩溃进入五代十国后，中国出现一些少数民族国家，如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后晋与后汉。契丹先建立契丹国，南下灭后晋后改称汉化的辽国。其他还有党项人建立的西夏。这些都对宋朝面对的“国际局势”造成深远影响，使得两宋实质上只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直到蒙古并吞各国、统一中国。

由于北方战乱、外族入侵与天灾不断，南方十国在人口、经济、文化与科技方面皆胜于北方五代。这也是华南经济再度胜过华北的时刻，此后这一局面再也没有逆转。十国为扩展经济，重视兴修水利与经济作物，发展贸易业、茶叶、纺织，钱塘江海塘也是在这个时期兴建。由于关中经济崩溃，五代大多定都于隋唐大运河的枢纽开封，都城的因素与燕云十六州被外族统治影响宋朝的军事与经济。文化方面，本时期是词发展的关键时期，禅宗也在本时期进入全兴期。五代推行雕版印刷《九经》，保存许多儒学经典。绘画方面，不论南方北方都有独到之处。

（二）

安史之乱后，唐朝陆续出现许多不受中央控制的藩镇，形式一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之后的西周，所以传统上把杨贵妃比作褒姒（bāo sì）。虽然藩镇在唐宪宗时期大致臣服，犹如周平王的中兴东周，但直到唐朝中后期，中央已经陷入宦官专政与党争而无法根除藩镇问题。由于河北被藩镇控制、中原战乱不堪，唐朝十分依赖江南的财富。然而江南地区在庞勋之变和黄巢之乱中遭到破坏，严重影响朝廷经济收入，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唐朝犹如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周朝，逐渐走向解体灭亡。

唐朝后期出现三个重要的藩镇：沙陀人李国昌（原名朱邪赤心）因平乱有功受封河东节度使，治所为太原；原黄巢部将朱全忠（原名朱温）因平乱有功，受封宣武军节度使，治汴州（今河南开封）；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后封歧王）、护国军节度使王重盈与镇国军节度使韩建为首的关中藩镇势力盛大，时常威胁唐朝中央。黄巢之乱平定后，黄巢降将秦宗权叛变，率领军队以人肉为食，在中原地区四处攻掠，一度攻陷东都（今河南洛阳），造成了“极目千里、无复烟火”的野蛮化局面。乱事波及两淮江南地区，当地群雄纷起抗敌，十国中的吴国与楚国因而得以建立。秦宗权之乱直到唐昭宗时才在朱全忠的努力下平定。

梁（朱全忠）、晋（李克用）与歧（李茂贞）这三派藩镇影响了唐朝后期、五代前期的政治，而李克用的子孙与部属，更成为五代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的君主。朱全忠与李克用因故不合，双方上至朝廷，下至藩镇，都斗争不断。朱全忠利用朝中的势力打压李克用，并且趁李克用与李茂贞等人抗衡之际威服河北各藩镇，并吞护国军、淄青军等节度使领地。地盘的扩充使得朱全忠的势力远较李克用大。而关中的李茂贞虽然威胁唐廷，但因李克用与朱全忠的干涉而失败。888年唐昭宗继位后，宰相崔胤与宦官韩全诲争权。唐昭宗被宦官韩全诲幽禁，崔胤紧急招唤朱全忠入援。而韩全诲强迫唐昭宗投靠李茂贞，朱全忠于是率军围困凤翔。隔年，凤翔军粮草耗尽，李茂贞只好杀宦官韩全诲等人，与朱全忠和解。朱全忠趁机掌控朝中大权，还屠杀宦官数百人，派兵控制长安。崔胤后悔不已，有意摆脱朱全忠的威胁，暗中召募六军十二卫，被朱全忠在长安的眼线所察觉。904年朱全忠杀崔胤，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同年8月弑帝，另立昭宗子李柷为帝，即唐哀帝。朱全忠本想等统一后再夺取帝位，但因征淮南失利，迫不及待于907年逼迫唐哀帝禅让帝位，建国后梁，都开封（升汴州为开封府），唐朝亡，五代十国时期开始。

后梁改革与梁晋对峙

五代各朝虽然掌控中原与关中地区，但没有一个像唐朝一样成为所有藩镇认可的共主，主要势力范围也不出华北地区，只能说是一个个藩镇型的朝廷。而各地藩镇，在唐朝灭亡后，有的奉五代为宗主、有些依旧拥护唐室，其他则是保境固守或称帝争天下。不管他们的外交策略是如何，这些藩镇都已独立自主，其中十个具代表性的国家先后出现，被史家称为“十国”。中原地区归附后梁的有义武军节度使，号称“北平王”的王处直，成德军节度使、号称“赵王”的王镕等，以及半独立的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卢龙军节度使燕王刘守光。分庭抗礼的则是完全独立的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在南方，蜀地方面，蜀王王建建立前蜀；湖广一带，占据江陵周围的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在后唐时建荆南，武安军节度使马殷建楚国，两广（岭南）清海军节度使刘隐建南汉；江南地区，占据两淮吴地的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建吴国，镇海军节度使钱镠建吴越国，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建闽国。另外，交趾地区，静海节度使曲承裕自立，在越南历史称为曲家，被说成是越南地区后来脱离中国独立出去的开端。而党项族组成的定难军也在陕北夏州一带割据自立。位于河西瓜州的归义军一度建立金山国。

907年后梁开国之初，上述各国大多臣服后梁，只有晋、岐、前蜀与吴敌视后梁、依旧奉唐室年号。

后梁太祖针对唐朝后期的弊端做出不少改革。他极度厌恶宦官，曾拒绝在南方避难的宦官返回京城；他讨厌唐廷高级官员，启用失意士人如李振、敬翔等人，并且听从李振建议，屠杀宰相裴枢、崔远等三十名高官，史称白马之祸。这些失意士人重实际而轻名义，是五代政治人物的代表。经济方面，朱温重视农业发展，致力减轻赋税；对军队十分严厉，如大将战死，所部士卒一律斩首，称“跋队斩”。然而朱温这个后梁太祖自己，晚年却荒淫无度，甚至不顾伦理汉人，经常召诸子之妻入宫陪侍，可见当时中国少数民族化的程度很深。

外交方面，后梁立国之初，晋、岐、前蜀与吴敌视后梁，依旧奉唐室年号。其中晋王李克用更是后梁太祖的死敌，自开国起后梁太祖就北伐晋国，在潞州（今山西长治）与李克用僵持不下，史称潞州之战。李克用因忧劳去世后，其子李存勗在李克宁、张承业的辅佐下而获得胜利。910年后梁太祖怀疑成德军与晋密结而率军进伐，迫使成德军王镕与义武军王处直倒向李存勗。李存勗率军于柏乡（今河北柏乡）击溃后梁军，成功救援成德军，而梁军元气大伤，史称柏乡之战。北方之雄刘守光为人残暴，且是晋的强敌。他于909年被后梁封为燕王，三年后称帝建国燕国。隔年，李存勗派周德威攻打刘守光，后梁太祖亲自率军救援，但被晋军击溃。刘守光最后于隔年被李存勗攻灭。

后梁太祖败退洛阳后病危，次子朱友珪不满后梁太祖有意立养子朱友文为太子，趁机刺杀朱温而继位。然而朱友珪荒淫无度，不得人心，913年其弟朱友贞联合天雄军节度使（即魏博军）杨师厚进伐夺位，史称后梁末帝。杨师厚去世后，天雄军等河北诸镇都陆续归附晋国，再加上916年魏州之战中梁军惨败于晋军，后梁北疆只能勉强维持在黄河以南。918年李存勗率军南征，与梁军相持于濮州一带。梁军惨败，但晋将卢龙军节度使周德威战死，梁晋战争沉寂了一段时期。921年张文礼杀成德军节度使王镕，控制成德军，联合契丹国与后梁，对抗晋国。然而李存勗率军于镇州击溃赵梁联军，又夺得河北三镇后。923年，李存勗在魏州称帝（即后唐庄宗），以光复唐朝为由建国后唐，不久又二度南征。梁北面招讨使王彦章采取牵制郓州（今河南东平）的方式，成功围堵唐军于杨刘（今河南东阿）附近。双方对峙良久，唐军军粮不足，有即将撤退的迹象。然而梁户部尚书赵岩、张汉杰等人进谗言，使王彦章被撤换，后唐庄宗又率军经郓州迂回攻入空虚无兵的开封府。城破之日，后梁末帝无奈命控鹤军都指挥使皇甫麟杀死他，后梁亡。

后唐拓土与内乱

灭亡后梁，建立后唐的唐庄宗李存勗在位期间国力强盛，屡次扩充领地，但因管理政事不当而亡于兵变。

后唐庄宗灭后梁后，定都洛阳。此时河北三镇已定，后唐国力强盛。岐国李茂贞对后唐称臣，后唐庄宗封他为秦王。924年李茂贞去世，后唐庄宗的长子李继岌担任凤翔节度使，吞并了岐国。前蜀王建在建国后注重农桑、兴修水利，使得前蜀在经济与军事都十分强盛。但918年王建去世后，其子王衍奢侈无度，残暴昏庸。925年后唐庄宗派郭崇韬、李继岌率军攻入成都，王衍投降，前蜀灭亡。

后唐对外强盛，但是内忧积重。后唐庄宗定都洛阳后，招回宦官以任枢要之职，任用李袭吉等保守派，一切与唐朝后期政治相同，朝政日益败坏。后唐庄宗自认基业已固，不务政事，肆情纵欲，自取艺名“李天下”，宠信伶人敬新磨、伶官景进等人。当时军队庞大，国库吃紧，然而其妻刘皇后干预朝政、贪婪爱财，将税收一半归后宫，使得朝廷还要暂扣军粮以补其他支出，形成极大的隐忧，不久征蜀唐军即因故兵变。

郭崇韬虽然完成灭蜀任务，但李继岌对于不能深入参与军务而感到不满。他密报朝廷，意图陷害郭崇韬。后唐庄宗有意先调查再决定，但刘皇后自行命李继岌处决之。926年郭崇韬被杀，唐军军心涣散，兵变四起。刘皇后又不愿将自己的财物用于劳军，使局面更加恶化。不久，天雄军士兵皇甫晖因赌博输钱而煽动士兵造反，杀主帅杨仁晸，立偏将赵在礼为留后，是为邺城之变，唐将李绍荣平定失败，后唐庄宗只好派养兄李嗣源前往平定。李嗣源于魏州受部众与叛军拥护，反而率军南征后唐庄宗。各地唐军不愿为后唐庄宗作战，汴州被陷，后唐庄宗因洛阳内乱中流箭而死。李嗣源攻入洛阳后杀尽叛臣而称帝，即后唐明宗，后唐庄宗的长子李继岌自杀于长安。

后唐明宗执政期间革除后唐庄宗时的弊政，朝政逐渐安定。他诛除宦官，任用士人；撤销不少冗余机关，建立三司等财政机关；提倡节俭，兴修水利，关心百姓疾苦；加强中央军力，建立侍卫亲军以压制藩镇。这是五代少见的稳定时期之一，史家称后唐明宗是五代时期仅次于后周世宗的明君，他制定的一些制度也被宋朝所继承。然而到晚年后唐再度走入内乱。933年后唐明宗重病，其子李从荣夺位被杀，幼子李从厚继位，即后唐闵帝。此时后唐明宗的两位大将养子李从珂任凤翔节度使、女婿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均拥重兵。宰相朱弘昭、冯赟本想以调动节度使的方式来分离军权，反而激起叛变。934年李从珂以清君侧为由攻入洛阳，后唐闵帝在逃往魏州途中被石敬瑭俘虏，最后被李从珂所杀。李从珂称帝，即后唐末帝。内乱期间发生后蜀独立之事。原来在前蜀灭亡后，后唐庄宗以孟知祥为四川节度使。不久后唐明宗叛变夺位，孟知祥练兵意图独立。932年孟知祥在并吞东川军后被后唐明宗封为蜀王，并于后唐末帝发动内乱时称帝建国后蜀。同年孟知祥去世，其子孟昶继位。孟昶励精图治，扩展疆土，让后蜀维持了三十年的和平局面。

燕云十六州于后晋已经割让给契丹国，只有瀛州、莫州于后周时收复。

后唐末帝与石敬瑭早在后唐明宗时就彼此不合。唐末帝继位后十分猜忌石敬瑭，而石敬瑭也因畏惧而怀有叛变之心。936年后唐末帝把石敬瑭调任天平军，并命张敬达、杨光远率军催促。石敬瑭听从桑维翰与刘知远的建议向契丹国借兵叛变，并且对辽太宗耶律德光称儿，事后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每年还要输帛三十万匹。张敬达闻知叛变之事后，率军围攻太原，石敬瑭坚守不下。当时卢龙军的赵德钧和契丹可汗耶律德光有意合作共谋中原，石敬瑭大为惊惧，急令桑维翰见耶律德光。桑维翰跪于契丹帐前，苦苦哀求，才使耶律德光放弃与赵德钧合作的打算。耶律德光率军解围，帮助石敬瑭于太原建国后晋，即后晋高祖。937年晋军与契丹军大举南下，杨光远、赵德钧等诸镇陆续投降。晋军独自攻入洛阳，后唐末帝自焚而死，后唐灭亡。后晋高祖定都汴州，依约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国，此后契丹国对五代的影响力达到最大。

江南的扩张

五代进入后晋时期，国力大不如前，时常被契丹国威胁。江淮地区的吴与后继的南唐国势强盛，他们采取联合北方契丹国制约中原的策略，屡次征讨周边国家壮大势力，成为中原王朝的一大威胁。吴国是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建立的。早在秦宗权之乱时，秦的部属毕师铎率军攻打扬州，杨行密在抗敌过程中发展割据势力，最后建立吴国。902年杨行密被唐廷封为吴王，建都广陵，称江都府。执政期间鼓励农桑，稳定经济，使江淮地区逐渐复苏。对外则拥护唐室，与宣武军朱全忠（后梁建立者）敌对。905年杨行密去世，其子杨渥继位。隔年江西钟传去世，诸子内乱，杨渥趁机派秦裴攻占江西，统一江淮。然而杨渥喜好玩乐，又猜忌功臣，大臣张颢、徐温发动兵变，杀死杨渥。908年徐温拥立杨渥之弟杨隆演为主，除掉想自立的张颢，彻底掌握吴国大权。

徐温掌握大权后屡次攻伐吴越国未果，至后梁末期才和谈。唐朝灭亡后，吴国不承认后梁宗主地位，仍然沿用唐哀帝年号，直到919年吴国改元，才正式与唐朝切断关系。对内则逐步翦除杨氏旧将以稳固其势力，然而专政的长子徐知训骄横恣肆，曾因欺负吴王杨隆演而引来兵变，最后被部下朱瑾杀死。徐温养子徐知诰平定乱事，而徐知诰事徐温甚孝谨，最后成为徐温政权的继承者。杨隆演郁郁而终，其弟杨溥继位，并于927年称帝，即吴睿帝。927年徐温去世，追封齐王，养子徐知诰继位，成为吴国实际统治者。徐知诰生活俭朴，尊重吴帝和将领而颇得民心。937年徐知诰夺吴睿帝之位，吴亡，建国齐，都金陵，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同年后唐灭亡，两年后徐知诰自称唐室后裔，改姓名李昪，建国南唐，即南唐烈祖。李昪建国后采取与民休息、与邻国友好的政策，使国力持续强盛。943年李昪去世后，其子李璟继位，即南唐元宗。李璟在位初期，南唐国力仍然强盛，对外联合辽朝压制后周，对四周国家也采取见机入侵的方式，陆续灭闽国与楚国。

在南唐东南方有吴越国与闽国。吴越国的建立者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钱镠，都杭州，其疆域约同今浙江省。907年钱镠被后梁封为吴越王，即吴越太祖。在位期间促进经济发展，保境安民；对外奉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与吴和南唐为死对头，这个策略一直维持到亡国为止。另外曾经派使册封新罗、渤海国等国王，海中诸国皆奉他为君长。闽国是由福建观察使王潮所建立，其与其弟王审知控制福州一带，后为威武军节度使，其疆域约同今福建省。王审知执政后于909年被后梁封为闽王，即闽太祖。在位期间也是提倡节俭，与民休息，并向五代称臣，使闽国迅速发展。925年闽太祖去世后，其继位者与宗室、大臣互相猜忌、斗争而使闽国逐渐衰弱。

943年闽景宗王延曦之弟王延政于建州（今福建建瓯）称帝，国号殷。隔年闽景宗被大臣所杀，国内大乱。945年王延政改国号为闽。同年南唐元宗趁机伐闽国，攻下建州，闽亡。然而吴越趁机介入，闽将李仁达以福州附吴越，泉州、漳州又为清源军留从效所据，南唐最后只获得建州与汀州（今福建西北部）等，与吴越国的关系持续恶化。不久南唐元宗趁楚内乱之际于951年派边镐攻灭，但隔年因楚将刘言起兵反抗，使得南唐又失去湖南一地。南唐连年用兵使国力受到很大消耗，所得之地也大半丧失。再加上南唐元宗为人柔和、好谀恶直，以是群小竞进，政事日非。后周趁机于957年发兵南征南唐。南唐元宗战败，割让江北十四州给后周，并且去掉自己的帝号，只称江南国主，南唐元气大伤。而比较有军事才能的太子李弘冀，他在毒死意图夺位的叔父李景遂后也去世。南唐元宗只好改立五子李煜为太子，但是李煜的书生气质较重。南唐元宗为了避周军与吴越军联合入侵金陵而迁都洪州，即南昌府（今江西南昌）。961年唐元宗去世后，由李煜即位，即南唐后主，还都金陵府。至此南唐无力威胁五代，只能保境安民。

湖广的内乱

而湖广一带有荆南、楚国、南汉。荆南又称南平、北楚，其疆域约为今湖北省西部。建立者高季兴为后梁梁太祖的将领，907年被封为荆南节度使，首府为江陵。荆南地小国弱，因而向四周各国称臣。其国君高季兴和高从诲贪图各国贡品而拦截抢夺，遭各国发兵威胁才愿归还，被称为“高赖子”。后梁灭亡后，高季兴改向后唐称臣，在924年被后唐唐庄宗封为南平王，即武信王。后唐灭前蜀时，高季兴表示愿意协助伐蜀，但并未实际行动，而后又向后唐索要前蜀土地。这些使后唐唐明宗大怒而发兵南征，所幸江南雨季使唐军粮草不济而退。荆南与后唐的关系直到其子文献王高从诲继位后才和好。

楚国则由武安军节度使马殷所建立。秦宗权之乱时，秦的部署孙儒攻打两淮杨行密，孙儒部将马殷带部分人马经江西至湖南割据。907年后梁建立后，马殷向后梁称臣而被封为楚王，即武穆王。其势力涵盖今湖南与广西省北部，对外臣服五代各朝，对内平定乱军、强藩，并且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使楚国国势强盛。927年后唐封马殷为楚国王，定都潭州，即长沙府。楚文昭王马希范时期扩地至今广西省东北部，国势颇盛。然而马希范在947年去世后国势大乱，楚将拥护次子马希广继立，使长子马希萼不满而叛变。950年马希萼成功攻下长沙，即楚恭孝王。然而他纵酒荒淫，使得楚将王逵、周行逢举兵叛变。他们拥护马殷嫡长孙马光惠为武平节度使，以刘言为武平军留后，率军占据朗州（今湖南常德）。不久徐威也拥护马希崇为武安军留后，放逐马希萼。而马希萼则于衡山再度被拥立。楚国分裂成马光惠、马希崇与马希萼三派后，南唐元宗趁机于951年派边镐攻占长沙，马希崇与马希萼先后投降，楚国亡。同时间南汉北取桂州（今广西桂林）一带，占据全岭南地区。隔年武平军留后刘言不愿降唐，派王逵、周行逢攻下潭州，至此南唐全面退出湖南地区。刘言被后周封为武平节度使，由于与王逵对立而被王逵与周行逢所废而死。而王逵贪得无厌，也被部下潘叔嗣所杀，武平军之位最后由周行逢继承。周行逢革除楚国劣政，爱护百姓，提倡廉洁。对将领用法严厉，果断诛杀。湖南地区又恢复平稳，直至962年周行逢去世为止。

南汉是由清海军节度使刘隐所建立，907年被后梁封为彭郡王，最后为南海王。刘隐稳固岭南后重用当地士人，为日后建国打下基础。911年刘隐去世后，由其弟继位。他在统一岭南后于917年称帝，即南汉高祖。国号大越，都番禺，号兴王府。隔年改国号为汉，即南汉。南汉高祖与邻国和好，推广科举制度。然而本身残酷奢侈，每视杀人则喜，宠幸宦官，以至政事不宁。942年南汉高祖去世，其子刘玢继位，即南汉殇帝。南汉殇帝贪图享乐，当时有张遇贤叛乱，隔年被其兄刘晟所杀。刘晟自立为帝，即南汉中宗。在位期间，虽然夺取楚国容州（今广西北流）、邕州（今广西南宁），但是提倡严刑立威，为人残暴，大肆屠杀皇族和大臣将领，南汉只剩宦官、宫女执政。958年去世后，由其子刘鋹继位，即南汉后主。其间越南开始脱离中国统治。

契丹入侵与割地称儿的后晋高祖石敬塘

当十国陆续衰弱或自保时，北方的后晋也因为契丹国的威胁而屡屡不安。当时后晋新立，财政匮乏，契丹贪求无厌，藩镇多不愿服从。为解决财政危机，后晋高祖采纳桑维翰的建议，采取安抚藩镇、恭谨契丹的方式，并且重视农业、商业以提升经济。虽然契丹国得以安抚，但原燕云十六州官员如吴峦、郭崇威耻臣于契丹，不愿投降。各地藩镇几乎不服晋廷，有些甚至有意拉拢契丹国以夺位，此时有赖杜重威、李守贞等人平定。937年天雄军（即魏博军）范廷光反于魏州，前去平乱的张从宾也向他投降，并且杀后晋高祖之子石重信和石重乂。最后在范张联军逼近开封时，有赖侯益与杜重威率军击溃而平定。杨光远自恃重兵而干预朝政，后晋高祖常屈从之，后来勾结契丹国叛变而被李守贞打败而死。942年成德军安重荣指斥后晋高祖父事契丹，要求出并讨伐契丹国。但实际上却是暗通契丹，意图夺位。后晋高祖派杜重威率军击斩安重荣，史称宗城之战，并将其头送与契丹国。同年位于代北的吐谷浑部，因为不愿意投降契丹国，首领白承福率部投奔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契丹国派使问罪。后晋高祖最后在这些忧愤之中去世，其大臣冯道、景延广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就以侄子石重贵继位于邺都（今河北大名），即后晋出帝。

由于后晋的将领与百姓对屈尊异族而感到强烈不满，后晋出帝听从景延广建议，放弃对契丹国称臣而改称孙以洗刷屈辱。景延广对契丹人的敌意十分强烈，他杀害契丹商人，逮捕契丹使者出气，屡次对契丹挑衅。此举引来契丹可汗耶律德光的愤怒，他于944年率军南征。当时河北大旱，蝗虫侵袭，契丹军攻掠贝州（今河北清河）等地而还。隔年后晋出帝派杜重威率军北伐，耶律德光闻之率大军南下，最后杜重威成功的在白沟（河北定兴、新城间）击溃契丹军。然而，后晋出帝于白沟之战后日益骄奢，又以冯玉执政，贿络公行，朝政败坏。946年后晋出帝再以杜重威率军北伐，与耶律德光在滹沱河会战。此时杜重威有意夺位，反而向耶律德光投降。耶律德光趁机率联军直逼开封，后晋大将李守贞、张彦泽陆续投降，最后后晋出帝开城投降，后晋亡，史称辽灭晋之战。隔年耶律德光将国号改为“大辽”，即辽太宗，正式建立辽朝。辽太宗本来对经营中国地区很有信心，然而“打草谷”与掠人为奴的掠夺政策使中原百姓群聚反抗。其中河东军刘知远听从张彦威的建议，以中原无主为由于太原称帝，建国后汉，即后汉高祖。辽太宗压制不了此局面，以天气炎热为由率军北返。他命萧翰留守开封，杜重威留守邺都。最后于杀胡林（今河北栾城）去世，其兄子耶律兀欲继位，即辽世宗。

后汉高祖在辽军北返后开始收复中原。萧翰得知消息后，劫持后唐宗室李从益称帝于开封，而后北返。后汉高祖闻之派使杀李从益以定都开封，并派高行周与慕容彦超在魏州之战战役降服杜重威，诸镇相继归附。948年后汉高祖去世，其子刘承祐继位，是为后汉隐帝，并以杨邠、郭威、史弘肇与王章为辅国大臣。当时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叛乱，有赖郭威平定。后汉隐帝年长后猜忌辅国大臣，与郭允明协议后于950年以辽军寇河北为由派郭威镇守邺都，随后大杀杨、史与王等大臣，又杀郭威一家，并召泰宁军慕容彦超等急速入京。郭威听从魏仁浦建议起兵南下，并派养子柴荣镇守邺都。隔年击溃慕容彦超，攻入开封，后汉隐帝最后为郭允明等所杀。郭威本有意立刘崇子徐州军刘赟为帝，先以李太后临朝。当时恰巧辽军入侵，郭威出师御敌，但大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时，军士拥护郭威称帝，大军返回开封。951年郭威受禅称帝，建国后周，即后周太祖，后汉亡。

后周崛起与北宋受禅

后周后周太祖登基后减除若干苛政，励行节俭，使南流的人口再度有流回中原的倾向。然而刘赟被杀，使后旧汉将不服周廷。河东军刘崇（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得知郭威称帝后，自立为帝，建国北汉。他依辽人为援，自称侄皇帝，并且伺机伐周。旧汉将徐州巩廷美与泰宁军慕容彦超意图叛变，有赖后周太祖陆续平定。

954年后周太祖去世，由养子柴荣继位，即后周世宗。后周世宗是五代十国中的第一明君，于继位之初遭遇北汉帝刘崇与辽将杨衮联合南下。当时周廷惊恐，大多主张稳重行事，然而后周世宗亲自击溃汉辽联军，并斩临阵后退的无能将领，史称高平之战。此后改革军事制度，精简中央禁军，补充强健之士，形成“殿前诸班”的禁军。内政方面，他招抚流亡，减少赋税，稳定国内经济。整顿吏治，延聘文人，打压武人政治，使后周政治清明。955年又废天下佛寺，获取大量铜器以整顿经济。军事与经济的提升都为日后统一中国本土而建立重要的基础。

后周世宗在稳定国内后即意图统一天下，他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为目标。955年率军击溃后蜀，占秦州汉中一带。956年率兵击溃南唐，获得江北之地，迫南唐称臣。959年后周世宗率军北伐辽朝以收复燕云十六州，周军陆续攻陷瀛洲、莫州等地。当他准备收复幽州时，却突然生病，被迫班师。不久去世，其幼子柴宗训即位，即后周恭帝。960年，殿前司都点检赵匡胤以镇定二州遭北汉、辽朝入侵为由率军北御，而后在开封的陈桥驿发生陈桥兵变，受禁军拥护为帝。赵匡胤回师开封，受禅废黜后周恭帝，后周灭亡，五代结束。他建立宋朝，即宋太祖。

宋太祖继位之时，十国仍有后蜀、北汉、南唐、吴越、南汉、荆南与湖南武平军周行逢、闽南清源军留从效等，这些国家或藩镇大多奉宋朝为宗主或臣服之。宋太祖面对辽朝的威胁，采赵普“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策略统一中国地区。962年荆南主高保勗去世，同年湖南周行逢去世，两国新主年幼无能。宋太祖趁机于隔年以平湖南之乱为由派兵南下并湖南，途中假道伐虢，并吞荆南。后蜀后主孟昶闻知荆南与湖南被并吞后，联合北汉以拒宋师。然而其晚年奢持逸乐，朝政不修，军队皆无战斗力。965年宋太祖派王全斌、崔彦进出凤州（今陕西凤县）、刘光义、曹彬出归州（今湖北秭归），北东两路同时入蜀。结果不出六十多日，后蜀帝孟昶投降，后蜀亡。其宠妃花蕊夫人在亡国后写下：“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南汉后主刘鋹将政事交给宦官龚澄枢及女侍中卢琼仙等人。由于只信宦官，官员都需阉割才能进用。970年宋廷派潘美伐南汉，由于南汉将领大臣宗室皆死光，只有宦官领军，隔年南汉帝刘鋹投降，南汉亡。

南唐后主李煜是词坛高手，虽然终日以外患为忧，但不擅政事。当时有赖其弟李从善、大臣潘佑与将领林仁肇等人，尚且与后周得以对峙。宋朝建立后，李煜亲近小人，滥杀大臣，终日与臣酣宴、愁思悲歌，南唐国势混乱。975年宋太祖以南唐帝李煜称病不入朝为由，派曹彬南征，并以吴越军为辅夹攻。最后李煜投降，南唐亡。吴越国方面，虽然忠献王钱弘佐时趁闽国内乱获得福州，但是本身课税繁重，民不堪苦。到忠懿王钱俶时，因为对宋朝十分恭顺，宋太祖没有夺取地。而闽南清源军留从效割据一方，去世后多人争位，最后由陈洪进夺得。978年钱俶与陈洪进纳土归顺宋朝，吴越国与闽南清源军亡。而十国最后一个国家北汉的末主是英武帝刘继元。979年北宋宋太宗派潘美围攻北汉都城太原，击退辽国援兵，刘继元投降，北汉灭亡。至此十国时期结束，正式进入宋朝时期。然而，尚有燕云十六州还未收复。宋太宗灭亡北汉后不久，他不顾大臣反对，从太原北伐辽朝以图收复燕云十六州。起初宋军攻下易州和涿州，但在燕京的高梁河之战惨败而退，至此进入宋辽对峙的时。

疆域与行政区划

后梁时五代十国中只有岐国、晋国、前蜀与吴国依旧奉唐室为尊，不承认后梁的地位。其他各地藩镇大都向后梁臣服，其中卢龙军（后建燕国）、成德军（赵王）与义武军（北平王）都具有独立的地位，并向后梁称臣，而荆南节度使由后梁直辖。

后唐时五代十国后唐已经统一河北，直接面对契丹国的威胁，并且西进灭岐国、前蜀。但是在攻打定难军时失败，蜀地也在孟知祥的努力下建国后蜀，荆南也正式建国。

五代十国的疆域大抵区分成五代与十国。五代诸朝的大抵是华北地区与关中地区，一度领有燕云十六州、河东（今山西省）、蜀地（四川省）与淮北地区。十国与其他藩镇大多分布在五代的周围如华南、湖广、蜀地、甘肃、河东与河北等地区，其中江南、湖广地区分裂为六国，这显示江南地区远较三国时期更为开化，故以可以用小地域形成自立的地盘。五代十国的各国疆域在宋朝统一后仍然被沿用为路的行政区划，现在则成为省界。而且，被细分化的疆域仍然不能自给自足，各国只能发展自身产业，并越界进行经济交流以互通有无，最后促使宋朝商业的发达。

唐朝后期和五代时，政治核心因为战乱与经济因素，由长安、洛阳过渡到开封。当时关中因战乱而荒废，较强的藩镇只有歧国李茂贞与定难军，而河陇地区也持续衰退，回鹘、吐蕃等外族纷纷割据河西走廊；而华中、华南地区经济强盛，所割据藩镇繁多，是十国势力范围。而开封处于隋唐大运河中枢地位，负责转运河北、关中、江南与湖广地区的货物，是天下粮食、货物的转运站。当关中因战乱而荒废时，聚集天下财富的开封就成为五代的首选地位，这也促使宋朝之后的中国朝代选择以大运河城市如北京、开封、南京与临安等为首都。另外，五代的战争大多以开封的宣武节度使与太原的河东节度使对峙为主，例如李克用的晋与后梁、后晋与后唐、后汉与占据中原的辽朝、北汉与后周等都是如此。

五代十国的范围与唐朝后期相比，萎缩明显，比中国本土的范围略小，外族大举占领中国本土的周围，最后建立辽朝与西夏。河西地区被归义军、甘州回鹘与吐蕃诸部所占领。燕云十六州在938年被后晋高祖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国（后为辽朝），使汉、唐以来北方的国防线全部后退，黄河北岸几乎没有屏障。再加上中国政治核心东移，使得五代、宋朝备受辽朝的压力。而安南地区被静海军的曲家所割据，并在吴权于白藤江之战击败后汉军后，使越南地区正式脱离中国历史。而在陕北夏州割据的定难军，也在宋朝时独立成西夏。

行政区划

后晋、后汉时五代十国局势图。图中燕云十六州已经割让给契丹国。不久契丹南下灭后晋，建国辽朝，而后后汉收复华北。南方的吴国被南唐取代，而南唐虽然攻灭闽国、楚国，但夺得的土地也被四周国家占据而获益不大。

后周时五代十国局势图。图中后周国势最强，南夺南唐江北诸州，西占后蜀陇西之地，北夺辽朝瀛洲、莫州等地。十国除北汉外都臣服后周，而北汉是后汉皇室所建，连辽抗周。

五代十国的行政区划继承唐朝后期的形式，即道（节度使）、州（府）、县三级行政区划。五代注重对地方官的考课，令其忠于职守，后梁、后唐皇帝都诏谕吏部注意州县官不得“姑徇私情，靡求才实”。

节度使成为地方行政区划是由唐朝中期才开始设置的，又称藩镇，主管地方军事、行政与财政，位高权重。安史之乱期间，唐廷成立许多地方节度使以围堵叛军。平乱后，唐廷也册封大量降将为地方节度使以安抚，造就这些拥兵自重，割据为王的藩镇，形成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五代时节度使的授任更为冗滥，有的节度使以亲王遥领，或以宰相遥领。掌握兵权的节度使往往专横至极，为所欲为。其中，权重者称节度使、权轻者称防御使（后称观察使），安史之乱后的道，即是节度使的辖区。当藩主有异心时，往往趁机举兵以图推翻中央，这个现象自唐朝后期开始出现，五代各朝或地方十国的内部也时常发生，这是五代十国动荡不安的起因。此外还在某些地方设“军”，成为一级行政机构。如907年后梁在辉州砀山县置崇德军，939年后晋改旧威州为清远军，954年后周以莱芜监为广利军等，其军使委命本道差补。

由于节度使位高权重，五代有的以亲王遥领，如后唐末帝之子李重美遥领成德军节度使，后汉高祖之弟刘勋领山南西道节度使；也有以宰相遥领的，如后唐庄宗时以侍中、监修国史郭崇韬兼领成德军节度使。而到宋朝时，节度使被路行政区取代，并且分割地方的行政、财政与军事权以防止拥兵自重的局势出现。

第二行政区为州，州设刺史，第三行政区县则设县令。部分州因首都地位或地势重要而升级为府、例如五代在汴州设有东京开封府、长安设有西京京兆府、魏州设有大名府，有些重要的府在宋朝形成五京制。而十国与各地藩镇也在其首都或重要州设府，如吴国的扬州江都府、南唐的昇州金陵府与洪州南昌府、楚国的潭州长沙府、南汉的广州兴王府、北汉的太原府、前蜀与后蜀的成都府与兴元府、荆南的江陵府等等。并于军事要地设大都督府，如后梁在宋州、福州均设大都督府。后唐在全国设十大都督府。本时期南方的州县数量，因为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与人口增加而增加。《太平寰宇记》所载五代十国时期全国新置五十九县，绝大部分是在南方，如蜀置五县，吴越设五县，闽增设十三县，南唐新置二十六县。

政治体制

五代十国的政治制度大体沿用唐朝制度，但是各朝变化很多，官职时常废置不常，其制度比较混乱。朝廷设有主管行政的三省六部、主管财政的三司与主管军事的枢密院。由于五代十国战乱不断，枢密院的权力往往比三省来得大，所以时常以宰相兼领枢密使。五代十国以“使”名官者很多，据《五代会要》记载有崇政院使、宣徽院使、飞龙使、翰林使、五坊使等等三十种之多。十国诸国中虽然有臣服于五代各朝，在制度上仍然是独立的国家，政治架构等同五代。由于五代十国大多是从节度使起家，对支持他们的幕僚往往担任新朝廷的职位，而前朝遗老则给予三师、三公或台省官等虚职。而将士有功时，为了拢络他们，也以官爵名号为赏赐。这些状况成为后来宋朝冗官烦多的源头。

三省六部

五代的政治核心，是汴州开封府。

中央行政机构有三省六部。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与中书省，下设六部尚书，并分司办事。后梁重新设置唐朝空置的尚书令，并且定为正一品，改唐朝的尚书左右丞为左右司侍郎。后唐时恢复唐朝旧制，并多设左右仆射，与尚书左右丞均为正四品。后梁又设中书门下省，置“中书门下平章事”，改司政殿为金銮殿，设大学士一员，以崇政院使敬翔为金銮殿大学士。中书省和门下省方面，其官员品级也比唐朝高，其长官侍中在唐代宗以前均为正三品，后晋时中书令和侍中均为正二品，左右常侍从三品升为正三品，门下侍郎从正四品升为正三品。十国方面，有设有等同宰相的官职，如吴国的大丞相，楚、吴的左右丞相，吴、南汉的参知政事，吴越的参相府事等都等同宰相的职称。

三司

三司使专管财务，至五代时才确定。早在唐朝时就有户部、度支、盐铁等三司分管租税、财务收支和盐铁专卖、物资转运事务。唐昭宗以宰相崔胤兼领三司使，至此出现三司使。后唐曾设置租庸使以管辖三司，最后正式设置三司使和副使以管理朝廷财务，地方财政也需听从三司使的命令。以后历朝相承不废，宋朝设置的三司就是缘自五代的。

枢密院

五代十国还设有枢密院以掌管军事，又大多为武将。枢密使掌握军事，其实权往往超过宰相，可直接下令任免藩镇。所以通常由皇帝最亲信的臣僚充当，有时又以宰臣兼任枢密使。例如959年后周世宗命司徒平章事范质与礼部尚书平章事王溥参知枢密院事，借此以加强文人官僚制度。早在唐代宗时就以宦官掌枢密，所统领的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与两枢密使共称“四贵”。此后宦官往往侵夺相权，甚至废立皇帝。唐朝后期，朱温大杀宦官，至此开始用朝臣充任枢密使。后梁太祖建立后梁后，改枢密院为崇政院，改枢密使为崇政使。923年后唐庄宗又复称枢密院，并设枢密使与副使。后晋曾以宣徽使代之，但不久又恢复。中书和枢密对掌文武二柄的方式，最后由宋朝所继承之。而十国等各国或地方藩镇也大抵置有枢密使或相当于枢密使的官职。

法律

五代十国时的刑法，基本沿用唐朝的律令格式和编敕，但因历朝又都有新颁的敕条，汇编附益，使得格敕前后重复矛盾。957年后周世宗令大臣们进行整理，唐律条文难解的，加上注释，格敕繁杂的，加以删除，汇编为《大周刑统》二十一卷。北宋初年所编的《宋刑统》即就此书略加增删而成。

外交

早在唐朝时因为外族纷纷进入中原内附定居，在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陕北与河西走廊陆续成为外族的势力范围，使得中原政局更容易受外族的影响。例如沙陀族、党项族受唐朝册封为节度使，而沙陀领有的河东军于五代建立后唐、后晋与后汉。而契丹族的影响最大，多次成为篡立者的外援。建立契丹国后于946年入主中原，建国辽朝。虽然辽朝最后返回燕云地区，但仍然对中原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力。

《卓歇图》是五代辽朝的胡瓌所绘，叙述契丹族的可汗、阏氏和他部下于出猎后围地饮宴的情况。

五代时，北方以契丹最强。契丹族原唐朝受封为松漠都督府。唐朝后期，契丹迭刺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崛起并征服各部，取代痕德堇可汗后于907年即可汗位。他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和征服漠北地区奚、室韦、黠嘎斯、阻卜等部落，在军事与经济方面都十分强盛。915年耶律阿保机出征室韦得胜回国，但被迫交出汗位。不久他在滦河边建城，于隔年建立契丹国，即辽太祖。契丹国掠夺中原的人口，收留因河北战争的流民，任用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与卢文进等汉人为佐命功臣。于925年东征渤海国后即有意南下中原。辽太宗继位后趁后唐发生内乱之际，接受石敬瑭的请求，出兵协助攻灭后唐，扶持儿皇帝建国后晋，并且获得燕云十六州。后晋出帝继位后不愿称臣，并滥杀契丹商人。辽太宗为此多次出兵南征未果，后来有赖后晋大将杜重威投降，而攻陷汴州，建国辽朝。而后因为辽军打草谷滥杀汉人，使中原人人举兵抗辽，辽太宗也在北返之际于杀胡林去世。此后辽朝大衰，虽然后来扶持北汉，但与后周作战败多胜少，最后于959年被后周世宗夺下瀛洲、莫州等地。宋朝建立并灭北汉统一中国本土后，于同年北伐辽朝。此时有赖耶律沙、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名将与宋军大战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成功击败宋军，此时也进入宋辽对峙时期。

五代时北方与东北还有奚、吐谷浑、室韦、渤海国等国。奚国于唐朝受封为饶乐都督府，于唐朝中后期多次入侵边疆。辽朝建立后，奚国被契丹征服，契丹还建立辽中京以统治之，并且逐步同化奚族。而唐朝后期的另一强国渤海国，也在926年亡于契丹，并于原地成立东丹国，以契丹太子耶律倍任人皇王。辽太宗继位后废除东丹国，建立辽东京以管理之。而吐谷浑部，原本定居青海一带，被吐蕃攻灭后，东迁到朔方、河东一带。五代时散处蔚州等地。936年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国，使得部分吐谷浑臣服于契丹，但仍有不少逃回太原，投奔河东节度使刘知远。

唐朝后期，西方吐蕃最强，但因内部分裂而衰。五代时，河西走廊被回鹘、吐蕃与党项等许多民族所割据，有甘州回鹘、吐蕃六谷部、黄头回鹘、位于兰州一带的党项族、陕北的定难节度使（党项统领）等。此时汉人政权只有沙洲、瓜州的归义节度使与五代属地的朔方节度使与河西节度使（管制凉州、兰州等）。而定难节度使是西夏的前身，本体是陕北夏州的党项族。其领袖拓跋思恭因平乱有功，被唐僖宗所册封。虽然定难军独立自主，对外仍然臣服五代各朝与北汉。五代时，后唐后唐明宗意图并吞定难军，将庭州军安从进与定难军李彝超对调，最后有赖李彝超成功击退安重进的唐军才稳固之。最后在宋朝时吞并灵州、河西等地，建国西夏。西域地区则有西州回鹘、高昌回鹘、龟兹回鹘、于阗与喀喇汗国等。其中于阗和喀喇汗国是西域大国，其范围涵盖整个西域地区。拥有塔里木南部广大领土的于阗是盛行佛教的塞种人国度，统治者尉迟家族自汉朝起就掌握该国的政权。唐朝时，于阗属于毗沙都督府，由当时的国王尉迟伏阇雄兼任都督。五代时的于阗趋于汉化，国王李圣天自称“唐之宗属”，国内实行唐朝旧俗，并派人向中原朝廷进贡，后晋封其为大宝于阗国王。喀喇汗国则为伊斯兰势力东进的主要势力，同于阗多次发生战争，但皆以失败告终。十一世纪初，于阗与归义军在喀喇汗国和西夏夹攻中相继灭亡。1212年时，喀剌汗国亡于由耶律大石率领的契丹族，后者建国西辽。

南方有交趾、大理国与牂柯蛮。曲承裕担任静海节度使后，曲家长期割据交趾，907年去世后由曲颢继位。930年曲主曲承美被南汉高祖攻灭，不久杨廷艺举兵并攻下大罗城，静海军再度建立。937年矫公羡夺位并向南汉称臣，隔年杨廷艺的女婿吴权自爱州举兵，南汉高祖派其子刘弘操率军入援。吴权在击溃矫公羡后于白藤江之战击溃刘弘操率领的汉军，至此南汉再也没有南征交趾的意愿。939年吴权称王，建立吴朝，都城古螺，越南地区开始脱离中国历史，至968年丁朝建立，越南正式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大理国源自唐朝时的强国南诏，由于长期与唐朝战争，国力日趋衰弱，于南诏末年发生多次权臣篡位事件。902年，世袭清平官的权臣郑买嗣迫南诏帝蒙舜化贞退位，建国大长和。928年大长和的东川节度使杨干贞和清平官赵善政杀死大长和帝郑隆亶，赵善政建国大天兴。次年，杨干贞废赵善政自立，建国大义宁，而杨干贞之弟杨诏认为海通节度使段思平有异心，促使杨干贞派兵追杀。段思平即向高方寻求庇护。而后，段思平向东方的黑爨借兵，与其弟段思良和军师董迦罗举兵反抗。937年灭大义宁，建立大理国，都城大理。

军事制度

五代十国的军事制度继承唐朝后期节度使的制度，当时地方藩镇时常举兵意图推翻中央朝廷。为了解决此问题，朝廷逐渐加强中央禁军以打压地方，到宋朝更发展成强干弱枝的政策。而五代十国最高的中央单位是枢密院，大多为武将担任。由于五代重军事、轻文人，为了巩固政权也以宰相兼任枢密使。

五代后梁赵喦所绘的《八达春游图》描绘宫廷生活。

唐朝中期开始，节度使拥有强大兵力，掌握地方军事、民政、财政。他们位高权重、专横至极，时常发生举兵意图推翻朝廷之事，史称藩镇割据。而唐朝最后也被宣武节度使朱温所篡，五代十国的建国者也大多是唐朝后期的节度使。到五代十国时，举兵篡位之事更多，在后晋高祖割让燕云十六州后更加剧烈。也使得五代君王时常替换，最后形成九姓十五君之多的乱世。为此君主纷纷采行建立禁军、调动地方节度使等强干弱枝的政策，以削弱地方实力派。禁军负责守卫首都与皇宫，有时会驻防各地以压制地方藩镇，例如后梁、后唐就以禁军压制、削弱河北三镇。后来宋朝宋太祖更以禁军“殿前诸班”统一天下。此外，朝廷还频繁调动节度使，更换其驻地，以防止他们长期占据一方，形成割据势力。

而五代各朝时常扩充禁军，军事官制也繁多易变。后梁太祖最亲近的军队是“厅子都”，此军装备精良，凶悍异常，太原晋军十分畏惧。立国后扩编宣武军为禁军，取禁军的精锐以成立侍卫亲军。在首都设左右龙虎军、左右羽林军、左右神武军、左右龙骧军，均以亲王为军使，后来名称时有变动。后唐禁军的前身是河东军，李克用以众多养子为骨干建立“义儿军”，是其最精锐的军队。征战的主力部队是915年收编的魏博银枪效节军，在灭梁时发挥重大作用。建国后在首都设立严卫左右军、捧圣左右军等。在后唐明宗时成立侍卫亲军为禁军，以其邺都起事的兵士为骨干，又称随驾军。其中石敬塘还担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六军都卫副使。后晋又在首都设护圣左右军，其本部军源自石敬塘在河东起事的军队，其部属刘知远还担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汉军制沿袭后晋，没有很大的改变。后周在首都设龙捷左右军、虎捷左右军。后周世宗时改革军事制度，实施练选制度，精简中央禁军，补充强健之士，设有殿前都指挥使、水陆都部署、殿前都点检等高级军官，形成“殿前诸班”的禁军。其中殿前都点检掌握军事实权，后来担任此职的赵匡胤在后周世宗去世后发动陈桥兵变，篡位建国宋朝。其次是严明军纪，命兵部尚书张昭远制定新的军法。最后是限制藩镇权力，例如禁止造军器、干预民政等等。

由于战争频繁，兵役负担沉重。当时为了防止士兵逃亡，特在士兵脸上刺字记其军号，以便各地关津识认、追捕逃兵。另外，各地都征派男女从事运输，无数人畜累毙途中。后梁太祖攻打青州王师范时，甚至把征发来堆积攻城土山的民丁、牛驴一起掩埋在土山中。刘仁恭在幽燕征发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自备军粮从军，共得二十万人。北汉规定十七岁以上的男子皆入兵籍为兵。南唐曾强令老弱以外的人全部从军。吴越钱俶“尽括国中丁民”为兵。湖南马希萼调发朗州全部丁壮为乡兵。闽国后期发民为兵，力役无节。除了兵役，还有各种名目的土木修建劳役。后唐庄宗盛暑修建营楼，“日役万人”。荆南修理江陵外郭，驱兵民万余人从役。闽主建筑寺观宫殿，“百役繁兴”。赋役严重，使战乱破坏严重的北方社会经济难以复苏，也大大阻碍了南方经济发展的进程。

人口

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表现出南唐宫廷或文士生活。

唐朝后期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因为长期的战乱、天灾而残破不堪。黄巢起义后，长达六七十年内，大小战事不停。华北地区的兵役和各种劳役异常繁重。统治者视人命如草芥，无辜群众常遭惨杀。战争破坏和苛重赋役促使人民数以万计饿死或流徙他处。例如唐朝后期蔡州秦宗权四处肆虐，一度攻陷东都（今河南洛阳），形成“极目千里，无复烟火”的情况。朱温与徐州时溥的战争，破坏徐、泗、濠三州的农业。朱温与河北刘仁恭的战争又破坏魏州至沧州之地，于定州之战更死伤六万多人。唐朝的精华区长安、洛阳一带也被朱温东迁唐昭宗期间，强制迁移人民，并且拆毁房屋，焚烧一切，在籍的民户还不满一百户。而后后梁与晋的战事，使晋南豫北不少地方“里无麦禾，邑无烟火”。为了抵挡晋军，后梁数度决开黄河，使得河南、山东一带洪水泛滥不堪。到后唐、后晋期间，华北地区被受契丹国袭扰，卢龙、燕州之地屡次被契丹骑兵焚掠一空，千里内“民物殆尽”。尤其在契丹军南下攻陷汴州后，开封至洛阳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相州百姓有十余万人被杀死。而后河中与凤翔等镇在后汉时发动叛乱，战死饿死的尸体有二十万具以上。北汉的十二州，盛唐时有二十八万户，而在北汉亡国时仅有三万余户，约为盛唐时户口的八分之一。839年唐文宗时期，户口有4,990,000户，到宋朝再度统一时，全国户口只剩3,790,000户，在这一百四十年间减少达一百二十万户，可以想见唐末五代战乱的剧烈和民生的痛苦。

虽然唐朝后期南方也受到庞勋之变与黄巢之乱的影响，但在十国时期，重大战事较少，政局比较稳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再加上唐朝中衰以后，中原动荡不安，不少人纷纷南下江南、湖广与巴蜀一带，最远达两广之地，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都减少很多。而南方如苏州、鄂州、洪州、饶州、吉州、襄州、郢州、唐州、衡州、广州等都大幅提升。据说当时的苏州户口中，自北方迁来的占原来人数的三分之一，武昌在两年内户口增加了三倍，这都反映了南徙人口的众多，使得人口分布则以南方地区比较密集。长期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发展生产，使得十国府库逐渐充实。五代十国末期，后周与北汉的户口不过一百万户，南方诸国则多达两百七十余万户。在这些国家中，以南唐的六十五万户最多，其次是吴越的五十五万户居次；再次为后蜀的五十三万余户。这三国的人口总合，差不多是当时中国地区总人口的一半。北宋统一南北时，原后周和北汉所在的华北地区约一百万户，而南方九国所在地区已有二百三十万户。南方人口超过北方的态势至此已经定型，北宋年初的南北人口比例大约是6：4。

唐哀帝天复三年（907年）

全国估计20,000,000人

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

2,309,812户。

北宋受禅建国（960年）

32,500,000人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

3,790,000户

经济

唐朝后期因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与黄巢之乱的因素，使得北方战乱不堪，人口流移南方，田园荒芜。到五代十国时期，五代时交迭频繁，北方战火始终未能平熄，北方经济比较落后，人口持续大减。直至后周后期才逐渐恢复，但经济力始终不如南方。而南方则较为安定，持续吸收来自北方的流民，替南方带来大批的劳动力及先进的耕织技术，加速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到五代十国期间，由于南方十国国家林立，摆脱北方经济负担，而且君王重视生产发展，发展出若干个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蜀地是农业、工商业发达地区，仓库饱满。江南两淮重农桑、茶叶、水利与商业贸易，其中吴越、闽国与南汉的贸易最为兴盛。湖广要靠卖茶和通商，运茶到黄河一带，交换衣料和战马以获利。这些区域彼此互通有无，并与华北、外国通商贸易，商业十分兴盛。所以，南方至此已完全代替北方成为全中国地区的经济中心。

农业

北宋时杭州城与钱塘江地图，显示此城与钱塘江石塘是吴越王钱镠所修建的。

唐朝后期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因为长期的战乱、天灾而残破不堪，河北、河南、山东与关中一带都是战乱区。例如943年后晋出帝时，春夏里有早灾，秋冬有水灾，蝗虫大起，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再加上军事上人为的决黄河水，水浸汴、鄂各州，使北方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相对的，自汉魏六朝以来，比较平稳的江南、湖广与巴蜀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而十分兴盛，成为中原人民投奔的地方。在加上华南地区被细划分数国，各国为了提升经济力莫不细心经营，这使得十国的经济力远胜于重武力的五代。

虽然五代战乱不堪，但仍有不少君王提振经济。后梁太祖称帝后重视农业，他任张全义为河南尹，以恢复河南地区的生产。908年又令诸州灭蝗以利农桑。后唐明宗执政期间，提倡节俭，兴修水利，关心百姓疾苦，使百姓得以喘息。到后周时，后周太祖郭威为了减轻农民压力，于952年直接将兵屯的营田赐给佃户，以提升税收；并且废除后梁太祖朱温实行的“牛租”，使农民免除牛死租存的负担。到后周世祖时，建立均田制，按实际占有田亩征税。这不同于隋唐前期的旧制，而是同两税法之后普遍实行税产是一致的。

南方十国提倡经济发展，并且重视兴修水利，防水治害。例如吴越、南唐奖励农桑；闽及南汉促进海外贸易；前蜀和后蜀亦能发展农耕丝织，此均能令南方的经济得到发展。巴蜀地区在唐朝就十分富庶，有天府之国之誉称。经历战乱后，在前蜀王建与后蜀孟知祥、孟昶父子的经营下，政治相对稳定。他们又注重兴修水利，广泛耕垦，在褒中一带还兴办了屯田，使得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后蜀时期，“百姓富庶”、“斗米三钱”，米便宜到一斗三文钱。而两广地区也让不少人迁居，五十年来，南岭以南无事，使得南汉府库逐渐充实。

吴与南唐、吴越所在的两淮、江南与太湖地区在隋唐时期十分繁荣，是唐朝的粮食重镇。历经庞勋之变与黄巢之乱后也逐渐回复，当地朝廷支持大规模开垦荒地，并且修筑水道。吴和南唐在丹阳疏浚练湖，在句容疏浚绛岩湖，在楚州筑白水塘，在寿州筑安丰塘，少者溉田数千顷，多者溉田万顷以上。吴越王钱镠在钱塘江修筑钱塘江石塘以防海潮侵袭，并且疏浚西湖、太湖和鉴湖等，又募民开垦荒田，免征田税，使杭州一带成为江南富裕之城。而福建地区在唐朝后期经济力不强，王潮、王审知兄弟领有闽国后，他们劝民农桑，在连江县车湖周围筑堤，可溉田四万余顷。南唐和吴越的农民还修建了一种圩田，即围田。旱则开闸引水灌田，涝则关闸拒水，把低洼的涝地变成良好的耕田。而湖广之地，在东晋南朝以来也十分兴盛。马殷据湖南建国楚国后，不断提升湘中、湘西的粮食产量。在周行逢据有湖南时，人民“率务稼穑，四五年间，仓廪充实”。这些都使得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的余粮区，到宋朝更有“苏常（或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南方除了粮食作物兴盛之外，在茶叶、丝绸与棉花等经济作物也十分兴盛，且进入专业化的地步。当时茶叶除了种于山区之外，也有建立于平地丘陵制之上。根据《四时纂要》记载当时江南茶园十分发达。五代时，楚国马殷对于茶叶、植桑养蚕与棉花十分兴盛，带动楚国的商业与贸易发展。闽国发展经济产物茶叶，又奖励海上贸易，大举提升当地的经济。

手工业

诸国混战虽然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但社会生产仍未中断。即使在华北地区，后梁太祖建国初期和后唐明宗在位时，都曾分别采取某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后周时，手工业如纺织、造纸、制茶、晒煮盐等生产也有所发展。而南方十国的纺织业更是凌驾在北方之上。

雕版印刷最初是在民间流行，在五代十国时期尤为突出，其中以江南和巴蜀两地比较发达，不仅有民间书肆出售的佛经和日用各书，而且士大夫阶级所读的儒家经典也用雕版印刷发行。雕版印刷较发达的前蜀，印刷品主要是占卜书、字书等。到后蜀时专门印制，导致“蜀中文学复盛”。932年后唐宰相冯道提议官方采行雕版印制《诗经》、《书经》、《礼记》等等九经，出现官方大规模印刷。这个计画由国子监实现，没有因为战乱而中止，直到953年后周时期才刻印完毕，共二十二年。从此，刻本“九经”广为流传。此后朝廷刊印经书的数量增加，这个任务也交给国子监负责，书版也收藏在国子监内，被称为“监本”。

五代亦为陶艺的重要蜕变期，也是由民间走向官方制窑。民窑与官窑分道扬镳，争奇斗艳，成为一色釉瓷器盛行的时期。官方创设官窑，专门供应皇室和官员所用。在北方有后唐、后周的御窑，在南方有吴越国的秘色窑，西南方有前蜀、后蜀的官窑。而民间也保持优良的传统，例如位于河北的定窑即十分兴盛。而吴越国的越器，其烧制技术优良，十分有名。五代的陶瓷匠师更是创造出“雨过天青”的传世之宝，成为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制窑技术也远传国外，918年后梁时期时，高丽便学会中国的造瓷技术，并在康津设立了窑厂，此后又陆续传到了日本及西方各国。

澄心堂纸是五代时期的名纸之一。五代南唐后主擅写诗词，喜欢收藏书籍和纸张，为此将金陵官府的一幢房子命名为澄心堂，作为作诗藏书之地。南唐后主还特地令四川造纸工匠来到澄心堂，仿照蜀纸制成一种质地优良的新纸，并命名为“澄心堂纸”。因为澄心堂纸的质量非常好，以至一纸值百金，是纸品中的佼佼者。此后宋朝、清朝也都学习南唐的技术，生产并使用了这种纸。

商业

商业方面，由于北方五代战乱不断，农业遭受破坏，连带商业也难以发展。而华南经济未遭受很大破坏，南方十国的政局相对于北方也比较稳定，除了盛产粮食之外，部分国家还大量出产茶叶、丝绸与棉花等经济作物。由于国家林立，长江水运与海上运输都很便利。各国纷纷互通有无，有的还与外国贸易，使得商业贸易十分发达。华北需要大量的茶叶，而楚国、南唐与闽国等南方茶商也需要运送至河南、河北等地，使得荆南成为茶叶转运中心，商人贩卖茶叶，买回缯纩、战马。而江南所需的食盐一部分也依赖华北供应。北方五代与北汉、燕、岐等势力从契丹、回鹘、党项买马，前后蜀向西边各少数族买马。南方诸臣服国都以进贡方式和北方进行贸易。南唐、吴越、闽国与北方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路，东自高丽、日本，西至大食，南及占城、三佛齐等都有商业往来。当时有不少贸易大港如扬州、明州、广州等等，其中杭州、福州与泉州都是这个时期扩建成长。例如吴越钱镠扩建杭州城、闽国王审知扩建福州城、闽南留从效扩建泉州城等。吴越、吴国和南唐从海外输入“猛火油”使用，还从海道再输往辽朝。但从全国范围来说，由于政治不统一，交通阻隔，经济很少进步，所以商业的发展也受到了限制。如前蜀法令规定：“不许奇货东出”。后周规定贩运食盐不得逾越漳河。但是，通商贸易仍然十分兴盛。

韩熙载夜宴图描摹了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

文化

五代于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主要表现为印刷事业的发展、火药在战场上的出现、词的兴起等几个方面。由于南方较北方富庶安定，因此，文学、绘画、金属工艺、浮雕、纺织、陶艺等均盛行于南方。

学术思想

五代儒家学说虽然还是国政的基本依据，但是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力已经大大降低。因为儒学对于官方及正常秩序的依赖，要比佛、道二家大得多。当五代政权屡变，儒学备遭破坏，其思想影响大大降低。后唐明宗在敕旨中指出了学校多废、典籍罕传的状况。后周世宗时，更做了一些恢复儒学的努力，使儒学的传统不至于中断。而民间私人讲学的风气也很盛行，培育了不少的儒学人才，这都成为宋代儒学兴发的重要养分。

由于社会动荡和时代短促的缘故，时常发生叛变弑君事，而君王大多重武轻文，士人也重实轻虚，使得本时期比较少有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有名的儒者只有冯道。冯道为五代政治家，大规模官刻儒学《九经》，侍奉九姓十五君，“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前后为官四十多年。其行为事君不忠，但是事亲济民、其主政提携贤良，在五代有著“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偁誉”的声望，晚年著有《长乐老自叙。

由于乱世灾祸，人们对前途深感无从把握，大多采行消极避世的思想，部分儒者与百姓转向佛教与道教。有研读道籍者，也有隐遁山林者，名利之心淡漠，注重个人养生，而有“五季之乱，避世宜多”。其中道教学者谭峭继承老子“道”为世界本源的说法。他认为天地间万物均是由道演化而来，而道的本质则是虚，许多观点蕴含著人民性、民主性因素。谭峭著有《化书》，其中《道化篇》云：“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

唐朝后期的皮日休继承王充以来的“气”一元论，将气看作天地万物的本原。他不认同相命术数等迷信，也不认为有“天”，主张无神论。并且具有民本思想，重视人民生活，批评唐廷政治腐败无能。

文学与史学

南唐李后主李煜是五代十国中最重要的词人，其著名之作〈虞美人〉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含蓄地显示出愁思的长流不断，无穷无尽。

五代的文人饱经沧桑，诗文也透露着沉痛的气息。其中以吴越国诗人罗隐的五七言诗比较优秀，著有《罗隐甲乙集》，收其诗作，今已不传。五代前期时期流亡四方的文人学士颇多，司空图、韦庄、杜光庭等，都是非常有文学成就的人物。

然而五代十国的文学是词的重要发展时期。其词风的前期继承晚唐风格，主要描写皇室贵族的享乐生活。其题材庸俗，境界狭窄，风格柔靡，以花间派的作品为代表。到后期出现清晰深沉的描述，情感生动，使人回味无穷，对宋词的影响极大。花间派起源于晚唐温庭筠、晚唐前蜀的韦庄，其中温庭筠被后人称为“花间鼻祖”，有名的有〈菩萨蛮〉、〈梦江南〉等，而韦庄有〈女冠子〉、〈菩萨蛮〉等，其风格较为清新。而后繁荣于五代，以蜀地和南唐词人较多，水平也较高，从而成为两个中心。蜀地有晚唐前蜀的韦庄与后蜀的欧阳炯等人，他们的作品后来由赵崇祚收入《花间集》。欧阳炯词作风极委婉之致，有名的有〈南乡子〉。

另一个中心的南唐有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冯延巳的作品有〈采桑子〉、〈谒金门〉等，词风细腻深沉，影响北宋词人晏殊、欧阳修等，遗有《阳春集》。李璟的作品以〈摊破浣溪纱〉最具代表，内容深动，没有艳丽虚浮感，李璟父子的作品被后人集刻为《南唐二主词》。李煜是五代十国中最重要的词人。其前期的作品也是如同花间派，以〈玉楼春〉、〈菩萨蛮〉等宫廷艳丽生活为主。但在国亡被俘后所写的词，或慨叹身世，或怀恋往昔，形像鲜明，语言生动，把伤感之情写得很深挚，以〈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等最具代表。突破了晚唐以来专写风花雪月、男女之情的窠臼。在内容和意境两方面都有创新，为北宋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

史学早在唐朝就十分兴盛，到五代十国时仍然盛行，并且重视唐朝史料的部分。其中，以《旧唐书》和《唐会要》最有名，对于记述唐代史事、人物、典制、兴亡盛衰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旧唐书》即《唐书》。为了累积丰厚的资料，早在后梁末帝即下诏征集唐代家传以及公私章疏，到后唐明宗又设三川搜访图籍使到成都一带搜寻唐实录，并明令保护碑碣。最后后晋高祖在914年后晋天福六年下令撰写，到945年开运二年完成。本书先后由张昭远、贾纬、赵熙等等人撰写，监修一开始是赵熙，最后是刘昫。《旧唐书》保存丰富的人物、事件等原始史料，例如李密的〈讨隋炀帝檄文〉，受到后世史学家的重视。但是成书仓促，对原始材料缺乏加工，唐宪宗以前多照抄国史、实录，而唐穆宗以后系编纂杂说、传记，所以到宋朝又出现《新唐书》。

五代另一个钜作《唐会要》是由后周的王溥所著，其分门别类的叙述唐代各项典章制度与文物的沿革变迁，再现唐代风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会要》专著。五代的历史笔记也十分兴盛，主要也是叙述唐代事物。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时的朝野逸事、王定保的《唐摭言》详述唐代贡举制度、刘崇远撰《金华子》记叙唐末朝野故事、孙光宪的《北梦琐言》记载唐及五代士人逸事等。这些笔记内容真切，在时代特点与社会风貌方面的叙述也比史书多元。

宗教

云岩寺塔，位于苏州西北部的虎丘山顶，是五代重要的建筑。

唐朝后期、五代时期政局混乱、战乱不堪，使得儒学衰退、许多士人百姓纷纷寻求宗教上的抚慰。宗教方面依旧延续唐朝中期以来的政策，趋向崇道贬佛，但是佛教在南方逐渐生根发展。五代各朝推行限制赏赐名僧和度僧人数的政策以限制佛教。但是南方十国崇尚佛教，并没有强制限制，而南方又以中国化的禅宗为主。道教在五代十国时期所受限制较少，许多五代皇帝推崇道教，使得道教比较兴盛。然而佛教在民间的影响力仍然胜过道教。

“会昌法难”后，佛教各宗陆续衰退，只有禅宗南宗逐渐兴盛，并且在唐朝后期开始分为五宗。禅宗在南顿北渐后分成神秀的北宗与惠能的南宗。惠能主张顿悟、见性成佛，在南迁岭南后广为流传。其弟子神会北返洛阳，并在明定南北总是非大会上击败北宗，使禅宗南宗成为禅宗主流。禅宗南宗而后分成神会的荷泽宗、行思的青原宗与怀让的南岳宗。南岳宗至百丈怀海时，其弟子灵佑、慧济创建沩仰宗，在五代时期十分兴盛，至北宋四代而亡。百丈怀海的弟子希连、义玄创建临济宗，到北宋成为禅宗最兴盛的派系。文偃创立云门宗，其思想可概括为三句，即：“函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随波逐浪句”。文益开创法眼宗，认为“三界唯心，万物唯识”，所以主张“不著他求，尽由心造”。青原宗至曹山本寂时创建曹洞宗，在唐末五代时期形成五宗七派，即沩仰宗、临济宗、云门宗、法眼宗、曹洞宗等五宗，再加上临济门下分出的黄龙、杨歧两派等。然而禅宗到后期过度推广顿悟，反而流于形式与神秘主义，甚至出现“呵佛骂祖”之事。使得佛教走向世俗化、制度解体化。

佛教其他宗在会昌法难后大半衰亡，天台宗、唯识宗的典籍亡失。五代十国时，十国吴国皇帝邀请高丽谛观应携天台典籍，谛观著《四教仪》，使得天台宗因而复兴。而净土宗渗入民间，并且向上流传至士人，到后期与禅宗融合，一度有“禅净一致”的思潮。佛教在后周时又发生大规模排佛运动，后周世宗以寺僧浮滥，直接影响国家赋税、兵役为由整饬寺院，沙汰僧尼，与前次灭佛运动合称三武一宗。至此中国北方的佛教日益衰落，而南方佛教仍继续发展。

相传刘海为道教全真道北五祖之一。

唐末五代的道教仍然十分兴盛，逐渐以外丹道走向内丹道。五代十国时有不少崇道的君王，例如后周世宗就是抑佛扬道。而道教则在五代多朝皇帝的扶持下，以此较盛行的势态延续至宋朝，为道教在宋朝的鼎盛奠定基础。五代有名的道士有杜光庭、谭峭、彭晓、谭紫霞与刘海等。杜光庭主张以道为本，纳儒、佛入道，著有《道德真经广圣义》、《常清静经住》等等。他主张修道之人都要“因元气而成”，其方法是“安神去欲、保守三元”。他继承唐玄宗时道士吴筠的作法，认为三教应该融合无别。他说：“凡学仙之士，若悟真理，则不以西竺东土，为名分别，六合之内，天上地下，道化一也。若悟解之者，亦不以至道为尊，亦不以象教为异，亦不以儒宗为别也。三教圣人，所说各异，其理一也”。杜光庭的清净之道，可以说是道教融合佛儒的典型代表。此外，他还将茅山宗和天师道两派的斋醮仪式统一起来，并加以规范与制度化，广受后世道教所采用。

谭峭自幼爱好黄老、诸子及列仙传记，立志修道学仙。擅长辟谷养气之术，著有《化书》（《谭子化书》），认为万事万物皆源于虚，“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后复归于虚，“其化无穷”。彭晓著有《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都比较有影响力。

摩尼教、景教与祅教等宗教也因会昌法难而大半衰退，其中摩尼教走入地下化，并在五代复受五代朝廷礼遇。摩尼教化为民间秘密宗教后，成为农民起事的凝聚力量来源。例如920年后梁时期的陈州毋乙、董乙等人就利用摩尼教起事。而伊斯兰教没有在会昌法难被取缔，其主要以侨寓中国沿海的阿拉伯、波斯商人的后裔为主，这些人大都沿习父辈的信仰。在西域一带的民族也因为伊斯兰教的东传而逐渐放弃原本的摩尼教、景教、祅教、萨满教与佛教，成为新一代的穆斯林，这也使得伊斯兰教成为一个大文化的杂烩。

艺术

五代十国的绘画主要继承唐朝绘画，并且有所创新。南唐、前蜀后蜀与吴越等国经济强盛，皇室和士人生活优裕，产生宫廷画院，使绘画艺术走向观赏性、集中性，其中还产生许多以家族为单位的创作群体。935年后蜀创设翰林图画院，这是中国有正式的宫廷画院之始，而后南唐也设立图画院。图画院聚集了一批著名画家，互相讨论研究，造就一批颇有成就的画家。他们在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都有一定的发展，特别山水画和花鸟画对宋代的画风影响很大。

五代十国时期因为中原战乱不堪，许多画家由中原转向西南和东南，并隐居深山，造成山水画的迅速发展以及花鸟画的兴起。水墨山水画在五代进入成熟阶段，画家体味生活，将所见自然环境的特色，用不同技法加以再现，形成北方荆关与南方董巨两派。北方山水画以后梁的荆浩、关仝师徒最有名，荆浩陶情林泉，寄趣丹青，人称“洪谷子”。他擅长画崇山峻岭，其所绘的《匡庐图》有“全景山水”之称。关仝擅长画关河之势，雄浑之中平添北方山水萧索苍凉之气，绘有《关山行旅图》、《秋山晚翠图》等。南方山水画以南唐的董源、巨然师徒著称，他们皆擅用水墨描绘江南景色。董源擅长用披麻皴，好以淡墨轻岚写出江南平淡天真之趣，以《洞天山堂》、《寒林重汀图》最有名。巨然直接承袭董源的画法，更在山顶上常钩画一些明净的卵石，即“矾头”。以《萧翼赚兰亭图》、《层岩丛树图》等著称。而花鸟画以南唐的徐熙与后蜀的黄筌等人最有名。黄筌擅画宫廷的珍禽异卉，徐熙擅画江湖上的水鸟汀花，两人并称为“黄、徐”，当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谚语，有名的有《写生珍禽图》、《雪竹图》等。人物画皆继承唐朝周昉和张萱的宫廷人物画风，有名的有顾闳中、周文矩与石恪。顾闳中所画《韩熙载夜宴图》线条细腻，色彩华丽鲜艳，为传世的艺术珍品。周文矩对人物的刻画表情生动，对形体与姿势掌握的深厚功力，绘有《苏李别意》与《按乐宫女图》等。而后蜀石恪擅绘人物鬼神，形象多作丑怪奇诡之状，绘有《二祖调心图》。五代时的道士张素卿擅长道画，“曾于青城山丈人观，画五岳四渎真形，并十二溪女数壁，笔迹遒健，神彩欲活。见之者心惊神悸，足不能进，实画之极至者也”。

五代杨凝式兼具颜柳的专长。上蒴二王，侧锋取态，铺毫著力，遂于离乱之际独饶承平之象，也为唐书之回光，以《夏热帖》、《神仙起居法》、《草堂十志图跋》传世。五代之际，狂禅之风大炽，此亦影响到书坛，‘狂禅书法’虽未在五代一显规模，然对宋代书法影响不小。

荆浩所绘《匡庐图》，表达雄伟又深远辽阔的意境。

关仝所绘《秋山晚翠图》，巨细靡遗，在细微处亦不含糊。

董源所绘《洞天山堂》，具有实、虚、实的层次感，增添山中幽远的气氛。

巨然所绘《萧翼赚兰亭图》，清润秀逸，V 形山势垂直布列，形成高远气势。

徐熙所绘《雪竹图》，色彩淡雅，具有清新之气。

李成所绘《晴峦萧寺图》，山石雄伟而秀美，皴染用笔多有变化。

科技

猛火油柜为一石油火焰喷射器。

由于战乱与天灾，五代十国的科技发展不如唐朝，而南方十国的科技发展较北方五代兴盛。然而整体而言，在制瓷雕版、农业水利与火器方面仍有发展的地方。朝廷的历书因为藩镇割据不能遍及全国，人民为了能有历书使用，纷纷采用民间历书。其中唐朝曹士所编的《符天历》流行于唐朝后期、五代与北宋民间，有好几百年之久。《符天历》是以显庆五年为历元，以雨水为气首，以一万为基本天文数据的分母，从而大大减轻了计算工作。由于不是官方颁布的历书，被贬称为小历。在医学方面，五代出现了官方医官，后唐于清泰年间增设翰林医官之职。北宋后改太医署为太医局，并设翰林医官院。后蜀的韩保升是本草学家，他详察药品，深知药性，施药辄神效。在后蜀帝孟昶的支持下，他以唐朝《新修本草》为蓝本，重新编著成《蜀重广英公本草》，史称《蜀本草》，后散失。

在农业与水利方面，五代也有很高的发展。韩鄂一般被认为是唐末五代人，他参考唐朝以前的农书如《齐民要术》等，撰写出《四时纂要》，是继《齐民要术》之后，又一本重要的农书。书中采用了“月令”的形式，按月编排农民每月应作的事宜，其中以农业为主体。此外也记录许多当代的农业技术，其中还首次记载茶树、棉花、香菇和薯蓣等作物的栽培技术以及人工养蜂。唐朝的茶叶研究到五代时仍然盛行，其中前蜀毛文锡著有《茶谱》等。由于五代时期的河患增多，治河规模和次数都较前代为多。再加上南方十国极力发展经济，一些沿海堤防或河道工程也积极建设。五代时已有遥堤出现。924年后唐时修筑酸枣河堤，于隔年由符习成功修复。五代还使用“帚工”来护岸、堵口、护堤的水工建筑物。主要是将薪柴、竹木、软草等夹以土石捆扎成帚捆，然后连接起来，具有很好的抗水冲击作用。最后在宋朝成熟并被普遍推广使用。五代时，江南吴国、吴越国与南唐重修江河，引湖水济运，持续发展唐朝的塘浦圩田系统，并且还修筑钱塘江石塘以防海潮侵袭。

五代的吴国、南唐常将火药、猛火油等使用在战争上。904年杨行密军围攻洪州﹙今江西南昌﹚，部将郑璠命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975年北宋大军南征南唐，南唐将领朱全赟用猛火油纵火攻宋军，但最后因为风向改变，火焰反燃己军而大溃。

（三）

谢选骏指出：五代十国是唐朝藩镇割据的表面化和制度化，两宋则是五代十国的延续，而两宋的周边邻国都可视为第二期中国文明内部的割据势力、分治国家。

如果说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期也要周国灭亡之后才算分裂状态。——那么，其分裂状态不过二三十年，秦国就统一了东亚文明的世界（“统一中国”）。

以下一段论述，可以说是谢选骏有关“中国历史分析”的关键论说：

“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吐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异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独立的区域性国家”！只是在历尽了坚韧甚至残忍的“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一国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志或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内蒙、两广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战争（“世界主宰之战”：春秋与战国七雄；五代十国与宋夏辽金元日本等）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枉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治。以及，伴随着“中央权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兴、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藩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及可以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藩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时代”（从安史之乱到“元的世界一统”）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戎，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藩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藩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唐皇帝的版图”（他甚至被尊为“天可汗”，与“周天子”相似的世界共主），相形之下，宋帝不过是一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父子同被金国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摘自谢选骏：《新南北朝的曙光──军阀造国是现代南北朝原理》第二章第三节）

下面，不妨更细致地观察一下上述特征：

1、在分治期之前的“大一统帝国时代”（秦──两汉；元──明清），都各有“三个节拍”：（１）秦──西汉──东汉；（2）元──明──清；两汉之前有秦的苛刻，明清之前有元朝的暴虐；然后，归于两汉明清的制度化。期间，不论西汉还是明朝，其前锋都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反秦；红巾军、朱元璋等反元）；作为两段长期稳定的代价。而在“西汉──东汉”之间“明──清”之间，又各隔一次短暂而火力集中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赤眉绿林；张献忠李自成）的接管，作了嫁衣裳。

2、回头看一眼，类似的相似还有许多：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吐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异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独立的区域性国家”！只是在历尽了坚韧甚至残忍的“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一国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志或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内蒙、两广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战争（“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枉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一。以及，伴随着“中央权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3、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兴、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藩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及可以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藩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时代”（从安史之乱到“元的世界一统”）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狄，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藩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藩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唐皇帝的版图”（他甚至被尊为“天可汗”与“周天子”相似的世界共主），相形之下，宋帝不过是一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父子同被金国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

4、现在，可以继续向前观察：统一帝国三节拍中的最后一拍（东汉与清），同各自毁于“一次带有强烈异端意识形态性质的、秘密宗教组织的暴动”；而且，这两个秘密宗教组织的名字都冠以“太平”二字（太平道──黄巾军；拜上帝会──太平军），显然，这乃是对前此长期稳定的“太平盛世”的绝望招魂。而且，这两次暴动的极端组织严密和极强意识形态，都使它们截然不同于其它历次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显然，不如此，则无从推翻那业已延续了几百年的超级帝国。

5、历史善于讽刺：仿佛越是严密的反抗就越不容易成功，不论前面的张角还是后面的洪秀全，都是轰轰烈烈而后一败涂地。而且失败的原因也不约而同：他们的异端性质激起各地豪强（皇甫嵩之类与曾国蕃之辈）的反抗，而在其它王朝末年，这些豪强原是革命的主力（如项梁的起兵反秦、杨玄感的首义反隋）！所以，当张、洪“妖党”失败之后，这些豪强也就顺势裂地而据，如皇甫嵩、袁绍、曹操；曾国蕃、李鸿章、左宗棠。后来人们把袁世凯比做做董卓，也并非没有道理。

6、随后就是绵延数百年的混乱时期：（1）三国、魏晋、五胡、南北朝；（2）北洋军阀、八国联军、日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分治。这出注定要绵延一二百年的连台大戏，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的迹象……

7、南北朝式的两个中国的分治也告诉我们说：统一不是绝对的善事。不错，两汉与明清的稳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而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民族的应变、抗病的能力下降。当西方的春潮以其意外的袭击，震醒了中国之后，革命打破了冬眠时代，淤积的一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淤积的浊恶，究竟是统一时代的产物，还是分治时代的产物呢？

以下一段，则是有关上述论说的一些讨论：

谢遐龄：你关于宋国的描述极其重要。宋国繁荣富盛，或许真像一些史家所说，放弃贫瘠国土反而得利。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统一也不例外。欧洲难以统一，却呈现极大创造力，人才涌现，思想、科技、医学、政治经济制度等文明皆精妙。与之对比，我中华民族或许因统一而减损了许多创造力。

谢选骏：宋国繁荣富盛与其“分裂国家”的身份固然有关，更重要的是宋朝还处于文明生长的阶段，创新能力活跃。我们在考虑欧洲与中国的对比时，往往忽略了拜占庭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存在——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类似中国的南朝，西罗马帝国类似中国的北朝；区别在于，西罗马帝国分裂后“难以统一”，不像北朝那样迅速统一并且兼并了更加文明的南朝。形成隋唐的格局。但其实呢，拜占庭帝国在隋唐时代一度也扩张的很厉害，占领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后来是被波斯的萨珊和回教的阿拉伯严重削弱的；将近千年之后才被拉丁人和土耳其人先后占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发展有些接近欧洲的拜占庭模式，后来也是先后被蒙古与满清占领接管的。

谢遐龄：你对宋国社会结构的关注似可更深入做做。你关于宋国平民阶层抬头的论断极为精当。史家早就注意到战国时期布衣将相情况（赵翼《廿二史札记》第22条）。有个电视剧中刘邦台词称自己以平民居帝位胜过秦始皇，真正是开天辟地第一个。其实我看真正开天辟地的当属陈胜称王——以一介平民称王还有号召力，足见当时民众已经能接受平民称王。尽管如此，社会结构变迁没那么快。五代十国的动乱摧毁旧结构，加之北来的诸族统治，积累到宋时，统治集团稳住了，社会结构随之稳定。虽然还须做大量实证研究，搞清细节，不过大致可确定，社会结构与汉唐大不相同。朱熹著作中有一薄册《家礼》，为平民制定礼仪，改变古代“礼不下庶人”传统，是一标志性文献。南宋虽未行，后世多依之。这是社会结构变革的有力证据。此外，宋国士大夫当看作平民，并非汉朝时的士族。宋朝的大家族基本上属暴兴的军事首长。

谢选骏：宋国的平民社会受到佛教的浸染很深，包括理学道学也是如此。我看汉朝的举孝廉和隋唐的科举制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更多体现了儒家的等差观念，讲究社会关系；后者更多体现了佛教的平等精神，讲究一视同仁。同样值得注意并可以列为作证的是，公元178年，汉灵帝创立“鸿都门学”，这是一个新型的太学，提倡小说、辞赋、书法、绘画等艺术的活动，与专讲经学教义的传统太学色彩迥异，但“鸿都门学”却没有像隋唐的诗词科目那样成为通往仕途的道路。《恒灵时童谣》鉴赏：“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汉魏六朝的察举制不同于以前的先秦世袭和后来的隋唐科举，主要特征为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及选取人才，推荐予上级或者中央，被试用及考核后，再任命为官职，其特点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这是“察举制”与“科举制”的根本区别所在。（毛在文革期间推行的“工农兵大学生”，就是察举制的复活，使得中国历史倒退了一千五百年，其背景是苏联的蛮族入侵导致军事贵族制度（党国体制）的死灰复燃。）

谢遐龄：虽然说中国社会是平民社会，然而中国社会的等级性恐怕是难以改变的。《左传昭七年》有段文字：“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中国社会至今仍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恐怕是难以改变的。当然，能变与否，不是任何人的意愿所能左右。要看历史演变的结果。我此处引这段文字，意在说明中国社会的等级性。郭沫若曾据这段话断定当时为奴隶制社会。我则认为这段话证明当时是公有制——西周宗法社会是公有制社会。“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是古人对中国社会等级性的领悟。我曾制了个表格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干部等级：

正部级——公爵

副部级——侯爵

正局级——伯爵

副局级——子爵

处　级——男爵

在今日中国社会，一个局长称为局级干部，意思是在全社会享受局级待遇，诸如公车等级、住房等级、阅文件等级、供应等级、扈从等级……因而干部等级是社会等级。梁漱溟说：中国社会不是阶级社会。说得对。然而中国社会是等级社会。毛泽东说中国社会是阶级社会。然而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描述的阶级，主要意义是等级。因而毛泽东与梁漱溟二位用词不同，讲的却是同一件事情。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说过一句话：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跟旧社会差不多。”《左传》中列的十个等级：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王、公、大夫、士属君子，相当于今日干部；皂、舆、隶、僚、仆、台属庶民，相当于今日群众。君子——庶民两大等级，今日称作干部——群众。皂、舆、隶、僚、仆、台可与今日八级工资制所划分的群众作比较。

这就是说，中国社会至今跟古代差不多，仍然是等级社会。要提出的问题是：这种情况能否改变？五四运动之后，民主呼声日益高涨。平等呼声更高，且并非自五四运动始。然而中国社会似乎逃离不了等级制。正由于中国社会的等级性，才不得不实行礼制。礼重差等。礼制是社会稳定的保障。想要改变制度，先要问能否消除等级性。这就需要深入研究国民性。中国人民的国民精神根本改变，是一切被向往制度得以实现的前提。

谢选骏：你拟制的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干部等级的表格很有意思：正部级——公爵；副部级——侯爵；正局级——伯爵；副局级——子爵；处级——男爵……还有改革开放以前流行的二十几个“级别”的干部等级制度、特供制度、吃小灶等等，都是“南北朝”封建化的表现。我注意到，中国现代史，正是在“反封建”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再封建”，直到在“民国”（1911—1927年）的混沌中出现了“党国”的秩序——“两个中国”作为“两个党国”，也就是国民党国（1927年—1949年）和共产党国（1949—20？？年），其工作原理就是让“党”成为中国社会再度封建化的杠杆。对此我并不像有人那样持有否定的态度，相反，我在其中看到了历史的模型：这种“再度封建化”是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帝国数度经历的，其核心就是野蛮的军事贵族社会对汉人唐人以及华人的官僚平民社会的定期清洗。例如五胡乱华、鲜卑沙陀辽金元满清日本苏联——两个中国的现代党国，其实就是苏联这个死灰复燃的军事贵族社会对中国刚刚通过辛亥革命而（从满清军事贵族的奴役下）恢复的汉人唐人的官僚平民社会的定期清洗。其清洗方式按照《圣经》所说就是：“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肥、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圣经·箴言》三十章21—23节）我期待，在现代南北朝的硝烟退去之后，中国大地将出现古代南北朝之后的隋唐那样的新文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曙光。

谢遐龄：我使用封建一词，专指割据，不涵等级。封建是统一中的结构状态。也就是说，统一之下才有封建；而且我的论点是统一必伴随封建——即各层、各级的相对独立。相对独立演变成完全独立，也就是分裂了，封建就消失了。等级概念则用于与阶级概念区别、与阶级概念相对称呼。等级制不是封建；相反，等级制是维持统一的结构——等级制是在割据状况下遏制分裂的，因而是“逆封建”的。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关注：种族问题。五代之后，北中国居民种族繁杂。南宋繁荣或与种族较纯相关？共产党的革命，有的研究者说成是“客家人打回老家，恢复帝位”。此说遭正统派申斥，说是违背毛泽东“五湖四海”教导。然而军政领导多为客家人却是实际情况。其实国民党领导人也多为华夏族。即以客家人聚居的江西兴国为例。此县号称“将军县”——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授衔时就有约50名将军。2002年我去兴国田野调查时，接待我的县政协主席悄悄告诉我，该县出的国民党将军也有40名左右。两方加起来共出将军近百名。真是盛事啊。而江西省的人口从1930年代的2700万，至1949年只余下1400万。

谢选骏：北中国居民种族繁杂其实自五胡乱华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那就是不同于南人（唐人）的北人（汉人），其成分包括汉朝的居民以及五胡、沙陀突厥、辽、金、元、清等的混合。但南宋的种族亦非汉朝居民的纯种，据较新的基因图谱研究显示，南中国的汉人，其母系多为当地人，而父系多为北方汉人。至于客家人，经过遗传基因的分析其远祖是中国南方的古越人。除此而外，“姓氏基因”的研究也证明客家人是中国南北两大异体中的南方体。因此，有人认为今天的客家是由古越人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汉化而成，而其汉化的过程则具体展现在生活食衣住行方面，随着时代趋势而改变；在语言文化上则融合在汉字文化中，文化的载体“客家话”就成了客家人的标志。到了汉末，古越人大部基本汉化。到了唐代，古越人的小部进一步汉化，或称为“獦獠”成为俚、黎、侗、洞、峒、僮，或僚、獠、徭、瑶，或畲、蜑等少数民族。

谢遐龄：我说南方种族，把战国时期的吴越人也视为中国——即你指的汉朝居民。因而，晋室南下，大批中原人与当地居民混血，看作中国内部种族混合。看来我们今后讨论用词还要注意确定性，专业水准更高些才行。泛泛而言多半会招致对不上号。客家人问题你所说情况我亦早闻。我曾在香港参加过一个客家人聚会，到会的多为在世界各地发家的人士，其相貌确实与江西赣南的客家人大有区别。据说，毛泽东、邓小平也是客家人。邓小平祖先当属张献忠屠蜀后迁入的居民。总之，客家人问题尚待专家们更精确的研究成果。我只是依据在赣南作田野时看当地居民体貌像华夏族，从科学角度看，只能算是假说。

谢选骏：任何一种新文明，都有新种族作为基础和背景。第三期中国文明，也将在一个新的民族——现在所谓的“五十六个民族”合成基础之上新形成的“华人”，运行发展。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华人”将不同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唐人”，更不同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汉人”，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实际上，现在手持中国护照旅行海外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国民族”，都是“Chinese”，如果面对此情此景我们还不承认“华人”已经取代了“唐人”（或以南方汉人为主）和“汉人”（或以北方汉人为主）而成为新的中国文明的居民，那就说不过去了。 

……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也有这个问题，他把宋代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固然不错，但是他把宋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说成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唐的后半期藩镇割据（相当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时代）、五代十国和两宋（相当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开端的社会特征，已经在元明清的帝国（相当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秦两汉帝国）得到完成并结束了。

二十世纪，已经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开端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已经构成未来中国的“端倪”。

谢和耐不了解这一点，所以他才会说：“十一至十三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和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这和毛泽东之流乱说“中国在明末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异曲同工。如果按照同样的逻辑，应该再往前推，说中国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谢耐和与宫崎市定、内藤湖南一样，没有意识到唐宋的活力是因为那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因此才充满了创新能力。

雷海宗虽然断代正确，却也没有意识到民国时代的中国已经深入了第三期中国文明，这一发展已经把清朝的第二期中国文明抛在了身后。雷海宗与谢耐和一样，错误地认为唐宋和二十世纪还属于同一个文明，而没有意识到第三期中国文明已经来到我们身边；而不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都被迫作为艰难困苦路的拓荒者，度过我们的一生。

第一期中国文明、第二期中国文明之对照表

西周=唐朝前期

春秋=唐朝后期五代十国

战国=两宋辽金西夏吐蕃朝鲜越南南诏

秦两汉=元明清

以下一文，可以说明五代十国的分合，多与“透支”有关：

《文明衰落于入不敷出》（谢选骏）

汤因比的历史哲学认为：“文明的衰落”文明衰落的原因就是“自决能力”的丧失。这句模棱两可的话似乎不大好懂。这可能因为，汤因比本人对此也不甚了了。即使在他对此做出了以下罗列的时候，依然不得要领：

（1）模仿的机械性；

（2）旧瓶装新酒；

（3）创造性行为的报应；这又包括（A）对一个凡人的崇拜；（B）对一种人间组织的崇拜；（C）对一种人间技能的崇拜；

（4）军事行为的自杀性；

（5）胜利的陶醉。

（参见A·J·汤因比，《历史研究》第四部《文明的衰落》）

其实，“丧失了自决能力”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不得要领的。因为，“自决”这个东西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所以，即使拥有自决能力，也不能保证文明不会衰落。那么，如何对“文明的衰落”进行定性，乃至定量，以便让“文明衰落”可以成为一项可以检测的生命指标呢？

有网文指出：危机大都出现于“帝国对外扩张的停滞”之后。停滞是由于战斗动力的消失，以及帝国变的太大，大到无法管理。知名的例子有蒙古帝国，以不可阻挡之力在欧亚大陆打下了难以置信的巨大国土，但这帝国太大了，蒙古文明如此原始，基本无法管理，所以一旦停止扩张，立刻就消亡了。再以日不落帝国为例，全球都有领土的大英帝国其实无法管理好所有的殖民地，在各殖民地都面对很大的挑战，殖民地纷纷要求摆脱统治，帝国最后由于管理困难，只好不再扩张，最终回到不列颠自己的岛上去。其内部的成本越来越高，最后帝国经济上不能支持自己，变得衰弱，导致敌人有机可乘。中华帝国是最稳定的帝国，但每个朝代灭亡基本都起源于经济上入不敷出。清王朝之所以那么脆弱，在于清朝有永不加赋的祖训，导致通货膨胀后收入一直减少，国家财政面对危机基本没有恢复能力。伊斯兰帝国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富饶而传奇，但事实上帝国开支非常之大，根本不能长期维持。历史上以前的帝国之所以衰落，王室和军队的开支太大都是主因。（据统计，历史上的帝国普遍是精英群体要消耗掉GDP的三分二以上）。但目前的西方世界虽不存在王室贵族，而是人民对政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以美国为例，在建国初期本来是一个小政府的国家，政府没什么权力也不干涉民政，连国家银行都没有，但是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国内危机，政府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渐渐地向福利国家演变。现在，每一届总统为了当选，都给人民承诺更多的好处，就像奥巴马不顾后果的让医保普及到每一个人的头上，这样实际上是让帝国的成本不断的增加而帝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有限的，总有一天帝国将不能承担自己的成本，面临崩溃的危险。也由于国内人民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内成本太大，全球的扩张必须要收缩，西方帝国基本在海外的势力都渐渐收缩。奥巴马不顾一切把中东的军队收回国内，面对叙利亚危机也不再过问，也体现出这个不愿承担全球部署成本的趋势。再看欧洲，在这些年里面，经济一直停滞增长，而高福利的政策基本无法改变。国家实力总会走向渐渐被耗尽的地步。文化上，在帝国扩张的过程当中，国内的种族多元化，而被容纳进去的每一个民族都要求平权。当最后，多民族融合，大家都获得平等权利后，这个文明最初的面貌和特色就消失了。罗马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每一个被征服的民族都要求平权，当罗马不给予被征服的人民平等权，他们就从内部造反，掀起西班牙叛乱等军事行动，为了帝国稳定，罗马逐渐的给予各个民族平等权利。这个趋势在今天也十分明显。美国的西班牙白人、黑人、墨西哥人都在不停的要求更多权利。欧洲发达国家则面对黑人、穆斯林在国内数量和势力的不断增长。由于这些移民人数不断增多，要求权利扩张是必然的。随着平权的不断实现。白人精英统治的西方实际会被消灭。黑人总统出现了，拉美人甚至穆斯林的总统也有一天会出现。

谢选骏指出：以史为鉴，衰落与否的指标就在于是否已经“入不敷出”。具体说，就是一个文明也好，一个社会也好，一个组织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一个个体也好，如果它经常“入超”或“透支”，进入了“经常性赤字状态”，结果变得“入不敷出”，那么就将深陷衰落状态，并将走向持续的解体。

由于文明衰落的原因就是“自决能力”的丧失，那么“自决”失败的后果，就使得文明只能按照下坠的路线不断堕落。汤因比反对斯宾格勒有关西方文明的发展前途的悲观预测，而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西方文明就可以避免解体的命运——但这显然是人类的力量做不到的“永生梦想”。但是，有一点还是可以努力去做的那就是尽量避免入不敷出，拒绝透支、抵挡赤字。

（另起一单页）

第九章

中华民国

（一）

《古代二十四位禅让的君主》列表如下：

禅让帝位，在中国的历史上千八百位皇帝中虽不多见，但着实也有几位，有的传给儿子、有的传给异姓，有的是自愿，也有的是被逼无奈。毕竟是把自己的至高无上，眼睁睁地拱手让出。

如上古的尧、舜、禹三帝的帝位就不是父传子而是禅让的，其它朝代如唐朝、北宋、南宋、清朝也都有禅让，但这些都是让位给自己的晚辈儿孙。真正禅让给别人的当属尧舜禹三人。如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疑古》中说：“尧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这意思是说，尧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这块料，起了禅让之意。后来将位置让给了舜。另有宋朱弁的《曲曲洧旧闻》卷一则言：“世传太祖将禪位於太宗，独赵韩王密有所啟。”明张纶《林泉随笔》：“近故侍讲永新刘定之以为此盖宋太祖欲迫恭帝禪位。”

禅让制是中国君主更迭的方式，所指是在位君主将权利让位给更贤能的人。通常，禅让是将权力让给异姓，这会导致朝代更替，而让给自己的同姓血亲，则被称为“内禅”，自己则称“太上皇”，如清朝的乾隆皇帝让位给嘉庆，这种内禅是会不导致朝代更替。

除上古的尧、舜、禹三帝（严格地说应是部落首领）外，还有禅位的有二十一位皇帝，分别是：

● 西汉的的孺子婴禅让给新朝的的王莽

● 东汉的献帝刘协禅让给曹魏的文帝曹丕

● 曹魏元帝曹奂禅让给西晋武帝司马炎

● 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南宋武帝刘裕

● 南朝宋顺帝刘淮禅让给南朝齐高帝萧道成

● 南朝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南朝梁武帝萧衍

● 南朝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南朝陈武帝陈霸先

● 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禅让给北齐文宣帝高洋

● 西魏恭帝元廓禅让给北周孝闵帝宇文觉

● 北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朝文帝杨坚

● 隋恭帝杨侑禅让给高高祖李渊

● 唐哀帝李祝禅让给后梁太祖朱温

● 南吴睿帝杨溥禅让给南唐烈祖李昪

● 后周恭帝柴宗训禅让给宋太祖赵匡胤

● 唐高祖李渊禅位给太宗李世民

● 唐睿宗李旦禅位给玄宗李隆基

● 唐玄宗李隆基禅位给肃宗李亨。 

● 宋徽宗赵佶禅位给钦宗赵桓

● 宋高宗赵构禅位给孝宗赵昚

● 宋孝宗赵昚禅位给光宗赵淳

● 清高宗乾隆禅位给德宗嘉庆

（上文中的东晋安帝司马德宗禅让给桓楚武悼帝桓玄、隋帝杨侗禅让给郑帝王世充，则是完成了禅让，但王世充最后被唐朝击败。）

谢选骏指出：上述的“禅让大全”虽然林林总总，却挂万漏一，忘记了“清高宗乾隆禅位给德宗嘉庆”之后，还有一个“清裕隆太后禅位给清总理大臣袁世凯”。

世俗以为，武昌起义所带动的辛亥革命创造了中华民国。其实不然。中华民国并非辛亥革命的产物，而是“南北议和”的产物，是妥协而非革命的结果。

武昌起义光荣、辛亥革命伟大，但是中华民国的建立却是可耻的，这尤其因为，它还是建立在清帝逊位的基础上，本质上是一种“禅让”、“宫廷政变”，所以后来才会产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伪满建国”这样的闹剧。辛亥革命未能没有像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一样，对国王进行审判，把国王送上断头台。所以，后来中国革命也都是夹生饭。因为事实证明：不论毛泽东屠杀多少忠良，但却未能把任何一位旧政权的首脑执行死刑，所以他甚至不能和消灭沙皇一家的鞑靼人列宁相提并论。

（二）

《百年前清帝退位细节解密:袁世凯和隆裕一起落泪》（2012年2月15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报道：

引子溥仪回忆：袁世凯和隆裕一起掉眼泪

长大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用一个孩童的眼光回忆了这样一幕：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

让小皇帝印象深刻的这一天是1912年1月16日。此时，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袁世凯只要劝退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做“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华盛顿”了。事实上，袁世凯无需多费口舌，他只稍微提及法兰西革命，隆裕就被“吓昏”了：“悔不随先帝早走，免遭这般惨局！再不同意共和，不同意逊位，恐日后我大清宗室皇族，荡然无存。”

整整100年前的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在养心殿里“挥泪对宫娥”，举行了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随后颁布《逊位诏书》。这一天，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国君主专制制度终告结束。第二天《申报》第二版专电一栏，特别用加粗的字体写道：“清廷逊位诏书今日（廿五）（注：2月12日）已下。”百年时光转瞬即逝，这惊涛骇浪的骤变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在溥仪的童年记忆里，劝隆裕同意皇帝退位那一天，隆裕和袁世凯一个抹泪，一个跪着抽泣；

获得隆裕首肯后，袁世凯走出皇城差点被革命党炸死；

退位诏书中，“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等句，究竟是何人所加历来有多种说法；

皇室成员曾力劝隆裕拒绝退位，但向来懦弱的她却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晚清朝臣中皆是纨绔公子哥，载涛是个“戏疯子”，载洵是个“驴友”，载泽更是典型的“招财童子”。

“各怀鬼胎”清廷想利用袁世凯，袁想利用革命党

1911年12月20日的《申报》，在名为《中国光复史》的栏目下，提到了“西报记第一日议和情形”：1911年12月18日下午，中华民国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与清议和使唐绍仪，各携参赞，在大马路议政厅密议媾和条件，历4小时之久。伍曾向唐提出民国要求各款如下，第一条便是：“清帝应废”，“代以共和政体”。

这一历史性的场景，便是武昌起义后南北双方的首次会谈。武昌起义后，随着各省相继光复，清王朝已处分崩离析之状。据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等所著《中华民国史》记载，“清政府为继续挽救危机，一方面于1911年10月30日下罪己诏，表示治国无方，要继续实行宪政；另一方面，决定接受袁世凯的条件，借用袁世凯的实力反击革命力量。11月1日，清廷宣布，袁世凯继任内阁总理大臣，由此，袁世凯全面控制了清政府的军事、政治大权。”

此时的袁世凯一面陈兵长江北岸，以武力威胁革命势力，一面利用革命党人急于完成统一的愿望，诱使其进行和平谈判。在英国公使的斡旋下，湖北军政府接受了和谈建议。双方原定在汉口举行谈判，但最终，地点定在上海。

据《上海近代史》中记载，“张謇、赵凤昌等东南立宪派为了便于施加影响，坚持改在上海（议和）。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同样想操纵和谈的帝国主义者的支持。12月2日，有影响的英国商人李德立致电袁世凯，请他指派全权代表来上海谈判。10日，李德立又致函湖北都督黎元洪，称在上海议和最属相宜。17日，北方代表唐绍仪等人抵沪。”

“双面”议和白天说场面话，晚上说实在的

数日后，南北议和谈判开始。12月18日到31日，南北双方共进行了5次公开会议，但这只是桌面上的例行公事。当时参加和谈的人曾回忆，唐绍仪和伍廷芳白天在公共租界议政厅商议停战，“板起面孔，十足官话”，晚上则同往赵凤昌之宅邸惜阴堂，此时谈的，已是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谁来主政，以及怎样让外国承认等核心问题。“1月中旬，清帝退位的诏书在上海拟好，再送到北京给袁世凯过目，最后以隆裕太后的名义发表。”历史学者葛剑雄说。

1912年1月中旬，南北双方在赵宅惜阴堂达成清帝退位、拥护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密约。

在宣告清帝退位的《逊位诏书》中，最关键的一段，是把权力移交给了袁世凯。“查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句话到底是谁草拟的，至今说法不一：

一说为隆裕太后求袁世凯草拟此文，袁世凯又转请张謇代拟。张謇不敢大意，与其幕宾杨度、雷季馨潜至苏州，在姑苏城中的阊门外钱万里桥附近的维瀛旅馆内草拟此文。

另一说为这份诏书的主导者是胡汉民，执行者是张謇，留日才子杨廷栋起草初稿，张謇再润色修改，最后由唐绍仪发电报给袁世凯。胡汉民在其自传中称“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等语系袁自行添加。

唐在礼在50年后回忆此事，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稿内原无‘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等语，隆裕阅后再三斟酌，认为：‘这样下诏岂不是把天下双手交给革命党了吗？如果他们一翻脸，我们母子怎么活下去呢？’因此她两次提出要‘由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因此，就来往商量了两趟，才由袁叫人添加了这个句意。”

暗杀事件袁世凯差点被革命党给炸死

1912年1月16日，获得隆裕太后同意后，袁世凯得偿所愿，不想却又横生枝节，险些要了他一命。他从紫禁城出来，行至东华门时，险些被埋伏在此的两组刺客炸死。刺客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威力强大，杀伤卫士、行人二十余人，袁世凯的马车却侥幸躲过一劫。

暗杀者很快被捕，不想却是一帮革命党。

和谈中，革命党力劝袁世凯反正，却又下此狠手，到底为了什么？原来，革命党内部意见纷杂，被袁世凯多次镇压的北方革命党人与南方革命党人意见迥异，他们希望除掉袁世凯，进而拿下北京城，另起炉灶。如果那几个刺客把炸弹投得再准一点，中国不知又会有什么乱局。

袁世凯借口东华门遇险事故，再不进宫，往后的御前会议，只剩下一班皇亲国戚。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22日，隆裕召开御前会议，载泽、溥伟等宗社党成员仍竭力反对共和，他们撺掇隆裕用宫中金银作犒赏向乱党开战。隆裕回头问主管陆军的载涛，清廷兵力如何，载涛惶恐地说“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一贯谨慎懦弱的隆裕太后，这回却显示出少有的果断理性，她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

26日，段祺瑞率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当天，宗社党强硬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此后，亲贵们或请假，或出走，来上朝者寥寥。溥仪在自传里说，当时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隆裕此时更是胆战心惊，她哭着对民政大臣赵秉钧等三人说：“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

清帝退位隆裕太后之选择得到舆论肯定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直至这天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谕发布。隆裕对内阁全体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于是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

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皇帝，到1911年，共有皇帝492位，溥仪就是最后一位。《逊位诏书》发出两日后，《顺天时报》评论赞美，逊位之举犹如“三代之治，尧舜禅让，公天下之心也”。评论说，太后力排二三王公之反对共和论，独使皇上让政，以泯南北官民两军之战祸。其识能洞见世界之趋势，其功足与唐虞（唐尧与虞舜）媲美。这位叫孙佩珩的作者还设想到和议不成的可怕后果：“倘使皇太后极端反对共和，虽至社稷为墟而不悔，势必兵连祸结，葬吾中国生民大多数于枪烟炮雨中。”

而摄政王载沣在“罪己诏”中一一检点了宣统治下三年来政治上的失败。他认为，正是“新政”中的各项举措，使得清廷入不敷出，人心大失。一是用人多用亲贵，施政寡术；一是新政促行新治成官绅渔利的名目，更改旧制，权豪们敷衍了事；一是新政经费多取民财，却无利于人民。

这三条“罪状”条条切入肯綮，直指清帝国的时弊。然而，以当时清朝官员所不可能具备的眼光论，所有问题都只是表在，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逆不可违的大势所趋。

而由此带来的收获便是，中国终于跳出了王朝的轮回。

退位条件

皇帝生活费民国政府给出

在隆裕代表大清王朝颁布皇帝退位诏书的同时，由任北方议和的全权代表唐绍仪（后任袁世凯政府第一位国务总理）草拟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的文书也一并公布于世，优待条件一共有八款，其中主要的内容有：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款 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 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晚清满朝尽庸辈

载涛是“戏疯子”，载洵是“驴友”

1911年，清政府成立了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直接导致民怨沸腾，并促使革命爆发。这一内阁名单也能看出晚清忠臣凋零、庸人无能、干臣自保，人才储备严重匮乏的尴尬局面。

1910年前后，本来被摄政王载沣倚为国之脊柱的张之洞、鹿传霖相继病逝，权臣袁世凯又被赶回了老家。载沣还能信谁、用谁？他不得不起用一批少壮派的皇室成员：载涛掌管陆军，后入主军咨处；载洵出任海军大臣；载泽把持度支部，控制财政。可惜这几位公子哥都不是当官的料儿。

载涛是个“戏疯子”，掌管陆军后，愣是将操场变成了戏台；载洵是个“驴友”，以海军的名义在短短几年间走遍了欧美各地；载泽更是典型的“招财童子”，管理国库之余，没少为自己腰包留钱。而总理大臣奕勖和协理大臣那桐，二人不但是“敛财标兵”，而且是骨灰级的守财奴，连国债都坚决不买。可以说，这帮兄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别说冲锋陷阵，大清还没亡国，就已经带着妻妾财产躲到租界里去了。

少有的血性之辈——良弼

被革命党义士炸死

禁卫军统领良弼是清朝亲贵中少有的血性之辈，他也曾在日本学习军事，是满人中唯一有胆略、有能力和南方一战的将领。

袁世凯出山后，良弼掌管的禁卫军已经划归冯国璋，但良弼还不死心，夸下海口，说要召集旧部，如果在三个月内不剿平乱党，情愿斩去颈上头颅云云。这话传到革命党的耳中后，惹怒了一位叫彭家珍的义士。

1月26日晚，彭家珍写好绝命书，称“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随后，彭将自己打扮成新军标统的模样，直奔良弼宅第而去。良弼走到门口时，他假意递送名片，却将炸弹扔了过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良弼被炸断左腿，扑倒在地。至于彭家珍，因为后撤距离不足，崩裂过来的炸弹碎片直扎他头部，反比良弼先走一步。良弼在临死时哀叹说：“我死，清廷也随之亡也。”果然，良弼一死，皇族亲贵皆为之胆寒，走的走，逃的逃，连上朝的人都没了。

然而，彭家珍未免过高估计了良弼的作用，此时晚清已然“国势土崩”，即使大汉奸曾国藩再生，也未必能扭转危局。湖南一位三品官员李颐对此有形象描述，“杂税日增，民心不安；科举全废，士心不安；新学多偏，众心不安；官制屡变，官心不安；洋货争衡，商心不安”。

（三）

《清帝退位的瞬间：隆裕太后大哭“祖宗啊祖宗”》（2012年1月15日凤凰网历史金满楼）记载：好在这时御前太监将早已准备好的退位诏书捧至御案，隆裕太后拿起诏书看了数行，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她也顾不得太后的体面，终于当众抽泣起来。隆裕太后满怀悲痛，心想祖宗这二百六十多年的江山，最终在自己手里断送，日后如何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想到这里，隆裕太后由抽泣变成嚎啕大哭，嘴里还喊着：“祖宗啊祖宗……”

公元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宣统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养心殿里举行了清王朝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这一次，袁世凯照旧称病不入朝，只是委派了外交大臣胡惟德作为自己的代表，让他领着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度支大臣绍英、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等前去朝见。

这些大臣，也可以说是清王朝的最后一班大臣，这一天仍旧像以往一样，头戴翎顶，衣冠楚楚，冠带一新，他们一大早就来到乾清宫东南角上的廊子里候旨。当时的空气颇为沉闷，气温又是如此之低，各人捧着热气腾腾的盖碗茶，一个个都不说话，低着头各想各的心思。

透过氤氲的茶气，还是可以看出各人在表情上的不同：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三个人平静中略带喜色，似乎急不可待；绍英、熙彦、达寿三人面有愤色，却又无可奈何；王士珍、谭学衡两人一副怅然若失的模样，仿佛在为得而复失的高级职位而惋惜；而司法大臣沈家本表情冷漠，似乎这这一切都不关他的事，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

这时，一个小太监的通报声打破了尴尬的沉默：“太后已到，请各位大臣上殿！”

大臣们听后纷纷起身，他们习惯性的整了整冠帽朝服，随后由胡惟德领着，一起向养心殿走去。等到了大殿后，大臣们发现宝座上空无一人，唯有内务府大臣世续和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早早的在殿中等候。那些带刀的侍卫倒像往常一样站在那里，依旧是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

片刻之后，殿外传来太监的通报声：“太后驾到！”

各大臣齐齐转身，只见隆裕太后在两个太监的引领下，牵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进了殿，慢慢的走向了宝座。因为这一次是最后一次朝见，也就不按以前的规矩，隆裕太后也不用垂帘，大臣们也不必向皇帝三叩九拜，只是由胡惟德领着向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三鞠躬，就算是给太后和皇上行大礼了。

待隆裕太后和小皇帝在宝座上坐定后，胡惟德上前启奏：“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因病不能上朝，特委托臣等前来向皇上和皇太后请安。”隆裕太后听后点点头，说：“袁世凯为国家鞠躬尽瘁，为皇室也出了不少力。他能为皇室争取到如此的优待条件，也实在不容易。今天我就按照南北议和的条件，颁布诏书，实行退位，让袁世凯去做好善后事宜。”

说到“退位”二字，隆裕太后还是忍不住眼圈一红，几乎又要掉下泪来。底下的那些大臣们见了，也是心有戚戚，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一群人只是局促站在那里，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尴尬异常。

好在这时御前太监将早已准备好的退位诏书捧至御案，隆裕太后拿起诏书看了数行，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她也顾不得太后的体面，终于当众抽泣起来。隆裕太后满怀悲痛，心想祖宗这二百六十多年的江山，最终在自己手里断送，日后如何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想到这里，隆裕太后由抽泣变成嚎啕大哭，嘴里还喊着：“祖宗啊祖宗……”

看到这里，底下的大臣们也被感染，好几个人开始用朝服的袖子抹泪。作为领班大臣的胡惟德干哭了几声，见大家老这么惺惺作态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只好假装哽咽的对已经哭得死去活来的隆裕太后说：“太后，如今大局已经如此，还望太后保重。太后英明睿智，顾全天下百姓，保全皇室上下，臣等深感太后恩德，一定不会辜负太后和百姓的期望。如今优待条件已定，还请太后放宽心，安心退养。”

隆裕太后听到这里，反而哭得更加伤心了，她将退位诏书紧紧的攥在手里，泪珠儿几乎就要把诏书给打湿。赵秉钧几个人见了不免有点着急，他们连连向胡惟德使眼色，让他赶紧的把诏书要回来。胡惟德很是为难，只得用眼神一个劲的瞟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和内务府大臣世续，想请这两位资深大臣想想办法，可这两位对南北和议一向就持反对意见，他俩非但不肯出头，反而扭过头去，装作没看见。

这时，胡惟德想起他袖里还有一份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发来的电报，于是急忙从袖中取出，故作惊慌的奏道：“太后，你先别哭，我这里还有南方革命党发来的一份紧急电文，要向太后奏报！”

隆裕太后一听“革命党”这三个字，忍不住又打了个冷战，慌忙止住哭声，她带着哭腔问：“电报里说什么，是不是革命党又要变卦？”

胡惟德见“革命党”起了作用，他心里一乐，便故作镇静展开电报念道：“万急。南方伍廷芳代表电：今日经参议院同意，如15日下午12点之前清帝不逊位，则收回优待条件。此布，即转北京。”

隆裕太后听后也顾不上抹泪了，便慌忙将退位诏书交出，命世续和徐世昌赶紧用御玺用印，生怕晚了真的要收回优待条件。

等盖好印后，胡惟德捧起清帝退位诏书，大声念道：“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遴员与民军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高辍于途，士露于野。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恶因一姓之尊荣，拂万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咨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欠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在念完诏书后，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仪式便宣告结束，胡惟德拿着诏书，领着各大臣向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再次三鞠躬，随后便退出殿外，从此就不再是清朝的大臣了。

隆裕太后愣愣的看着这些人走出殿外，而身边的小皇帝溥仪仍旧像往常一样懵懵懂懂的，他哪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大家都走了后，溥仪便也要急着跳下宝座，想走出这阴森的大殿出去玩耍。隆裕太后见后，急忙将小皇帝抱下，不料刚才哭得过于伤心，两人差点摔倒在地，好在太监们急忙赶过来扶住。在太监们的扶掖着，隆裕太后和小皇帝溥仪随后怆然还宫。

千秋万代终是梦，俱往矣，换了人间。清朝二百六十八年，入关后从摄政王多尔衮定都燕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结束，莫非也是天数所致。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而去世，当时离清帝退位仅一年零十天。隆裕太后弥留之际，对七岁的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随后，又对旁边侍立的太保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其语凄惨悲凉，为世人所知。

（谢选骏指出：她哪里知道这还算是客气的，因为辛亥革命失败了，否则，断头台的干活。）

在隆裕太后去世后，民国政府给予了隆重的礼遇，大总统袁世凯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员服丧二十七天，全体国务员前去致祭，袁本人还亲自在衣袖上缠了黑纱，以示哀悼。随后，袁世凯又安排在太和殿举行了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议长吴景濂主祭。就连当时已经退隐青岛的徐世昌，也拖着条小辫子赶来祭奠。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中华民国不是辛亥革命的产物，而是宫廷政变的结果。）

民国各方人士对隆裕太后丧礼的礼遇，让满族亲贵和前朝遗老们感到十分兴奋，在这十几天里，这些人重新换上前朝袍褂，并时常聚在一起议论复辟大业的可能性。譬如末代皇帝溥仪就在《我的前半生》中记叙了这些人的对话：

“大总统常说办‘共和’办得怎样，既然是办，那就是试行的意思”；

“不错，我早说过，那个优待条件里辞位的‘辞’字有意思……为什么不用退位、逊位，袁宫保（世凯）单要写成个辞位呢？辞者，暂别之谓也。”

当年冬天，在光绪皇帝和隆裕太后奉安之际（即将两人遗体合葬入崇陵），这股复辟潜流达到了高潮。在梁各庄的灵棚里，遗老们就演出了这样一出活剧。活剧的两位主角，一个是前清进士、原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广东宣慰使梁鼎芬（后成为溥仪的师傅），另一位则是前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自命“孤臣”的劳乃宣。这两人正好哀号间，突然看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带领国务员前来致祭，赵秉钧来了之后还先脱下民国大礼服，换上清朝素袍褂，行三跪九叩大礼。

梁鼎芬见后十分兴奋，也不知道那根筋搭错了，他突然跑到一个没有穿清朝袍褂的国务员面前，指着鼻子大骂：“你是谁？你是哪国人？”

被梁鼎芬骂的人是谁呢？原来是前山东巡抚、现民国政府的外交总长孙宝琦（孙宝琦的父亲孙诒经被遗老们视为同治光绪年间的名臣之一）。

孙宝琦也被这个老朋友骂得莫名其妙，正当他发愣间，梁鼎芬的手指头哆嗦着，指着孙宝琦大骂道：“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

正当周围的人一片愕然时，劳乃宣赶来帮腔，说：“骂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

梁鼎芬和劳乃宣的一唱一和，把更多的人招来，孙宝琦尴尬之余，低着头连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隆裕太后辞去皇位，于民有利，于国有功，加上其夫光绪皇帝为人所同情，她在丧后有如此待遇，倒也还算说得过去。

（四）

《清帝逊位诏书》

《清帝逊位诏书》是由伪清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所颁布的退位诏书，作大清统治中国之最后结束。由于溥仪当时年仅六岁，无行为能力，因此由隆裕皇太后临朝称制。

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另外隆裕皇太后又颁布两个相关诏书，全文如下：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养人者害人。现将新定国体，无非欲先弭大乱，期保乂安。若拂逆多数之民心，重启无穷之战祸，则大局决裂，残杀相寻，必演成种族之惨痛。将至九庙震惊，兆民荼毒，后祸何忍复言。两害相形，取其轻者。此正朝廷审时观变，恫吾民之苦衷。凡尔京、外臣民，务当善体此意，为全局熟权利害，勿得挟虚矫之意气，逞偏激之空言，致国与民两受其害。著民政部、步军统领、姜桂题、冯国璋等严密防范，剀切开导。俾皆晓然于朝廷应天顺人，大公无私之意。至国家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内列阁、府、部、院，外建督、抚、司、道，所以康保群黎，非为一人一家而设。尔京、外大小各官，均宜慨念时艰，慎供职守。应即责成各长官敦切诫劝，勿旷厥官，用副予夙昔爱抚庶民之至意。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前以大局阽危，兆民困苦，特饬内阁与民军商酌优待皇室各条件，以期和平解决。兹据覆奏，民军所开优礼条件，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先皇陵制如旧妥修各节，均已一律担承。皇帝但卸政权，不废尊号。并议定优待皇室八条，待遇皇族四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览奏尚为周至。特行宣示皇族暨满、蒙、回、藏人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睹世界之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予有厚望焉。

优待皇室条件/《清帝逊位诏书》

同日，颁布《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优待皇室条件》。《清宣统政纪》记载其主要内容是：

甲、关于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如左：

一、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三、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四、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五、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六、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七、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八、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乙、关于清族待遇之条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

三、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

四、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

设在太和殿的隆裕太后灵堂

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今因满、蒙、回、藏各民族赞同共和，中华民国所以待遇者如左：

一、与汉人平等。

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

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biàn）俸饷，仍旧支放。

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

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以上条件，列为公文，由两方代表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转达各国政府。

起草人

计自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后金国，至清逊帝溥仪退位，凡297年；若自爱新觉罗·福临入主中原起算，则为268年。有说《退位诏书》起草人为恩科状元张謇。但究竟何人执笔起草，一直未有定论。1912年2月22日，上海《申报》标题为《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的报道“此次宣布共和，清谕系由前清学部次官张元奇拟稿，由徐世昌删订润色，于廿五日早九钟前清后升养心殿后，由袁世凯君进呈。清后阅未终篇已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宝。”

袁世凯批改

2013年12月10日上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联合天津市、广东省、广州市三家社科院主办的《袁世凯全集》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天津社会科学院举行，包括袁世凯手批逊位诏书夺权的原件等史料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

人大清史所所长黄兴涛称，李文海教授曾希望自己找到清帝逊位的原件。早年在北师大念书的时候，陈垣校长花很少的钱买到了原件，被历史博物馆借用之后，再也没有还回来，只有一个附件。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于清帝逊位诏书有很多的解读，但是，不知道清帝逊位诏书还有修改。骆先生说，他是经过一个台湾学者的提示，在日本找到了袁世凯手批清帝逊位诏书的原件。

在《袁世凯全集》第十九册545页，袁世凯手批清帝逊位诏书显示，原文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一句，袁世凯改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另外两道退位诏书/《清帝逊位诏书》

事实上，严格说起来，宣统帝退位诏书共有三道。除了1912年第一道退位诏书外，溥仪于1917年的张勋复辟失败后，也颁布退位诏书，另外，1945年伪满洲国解散前，溥仪则再颁布第三道退位诏书。不过，后面两道都没有多大意义了。

谢选骏指出：满鞑入关，两百余年，依然文理不通，什么“九夏沸腾，生灵涂炭”这样的文字都能写得出来。考“九夏”者，乃是古代乐章，岂能用来形容“生灵涂炭”，又岂能用作“九州”的代词？而一帮号称“汉官”的文武奸邪，书都白念了。可见伪清之不成体统。

（五）

《袁世凯全集清帝退位诏书的百年疑云》（2016-7-18吉祥满族）说：

西方人绘制的版画，描绘了1912年2月隆裕皇太后签署退位诏书的场景。

这这份350字的退位诏书，颁布至今已有103年，但围绕这份诏书，依然有众多的疑点：退位诏书究竟是谁起草的？先后有几个版本？经过谁的修改？

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清廷颁布《退位诏书》：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这份350字的退位诏书，颁布至今已有103年，但围绕这份诏书，依然有众多的疑点：退位诏书究竟是谁起草的？先后有几个版本？经过谁的修改？”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中的“袁世凯以全权”是不是袁世凯擅自加上的？

清廷为何同意颁布退位诏书？

同意颁布退位诏书，意味着清廷接受了南方民军提出的建立共和政府的主张。

在1911年12月3日正式停战、议和之前，经日本商人、俄国领事敖康夫等牵线，清廷和民军已经在私下进行接触，试探对方主张。道员刘承恩就是受袁世凯派遣、前去武汉与黎元洪接触的清廷官员。在11月22日的一份电报中，刘承恩说“党代表提议建立民主，将我政府另置一地保全、安富尊荣，与宪命之意不合，故难就议”（《军机处电报档》）。由此可知，早在10月初，民军就已经有清室退位、另置一地保全的方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军的优待方案变得更加具体。12月14日起，南北双方代表从武汉转移到上海继续谈判。12月13日离开武汉之前，外务部司员曾宗鉴给外务部发电报，其中就提到，“在鄂议四条：一推翻满清；二优礼皇室；三厚待满人；四统一各省”（《电报档》）。“优礼皇室”和“厚待满人”这两条，已经具有后来优待皇室条件的雏形了。

尽管如此，直到11月底，清帝是否逊位，还没有定论。虽然清廷于12月28日正式下旨，同意召集国会公决君主、民主问题，但直到1912年1月24日，清廷的主张还是召开国会以决定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没想退位。一个明显的证据，这天，隆裕太后下”国会选举办法暨开会地点可酌量办理”懿旨。为此，第二天，袁世凯专门上折汇报国会地点拟选天津、青岛、汉口三地及议员代表分配的新方案。

但是仅仅过了4天，清廷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1月29日，隆裕太后主持召开第五次御前会议，决定撰拟宣布共和诏旨。2月3日，隆裕太后发布谕旨：授袁世凯全权与民军商酌优待条件。

清廷态度为何突然发生了巨大转变？史书一般认为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宗社党领袖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使得宗社党不敢再坚持抵抗；二是段祺瑞等带有“兵谏”性质的联名上书，逼迫清廷就范。

但看来，过去的史家夸大了彭家珍暗杀良弼的作用。从良弼死后的待遇来看，他在清廷并不受重视。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的同时，还颁发了两道和赐恤有关的谕旨：第一道是给予四川总督端方同时遇害的弟弟端锦赐谥；第二道是不给良弼赐谥。

赐谥是朝廷对死者褒奖的一种重要手段。端锦生前的官衔只是河南候补知府，为四品官；良弼为副都统，属正二品。官阶低的端锦被准赐谥、官阶高的良弼却没有获准，足以表明清廷对良弼之死并不是十分重视。

（谢选骏指出：这种说法恰好欲盖弥彰了以下事实——在当时局势下，清廷如给良弼赐谥褒奖，无异于构成挑衅行为。）

2月3日授袁世凯全权与民军磋商优待条件的懿旨中，有“前据岑春煊袁树勋等暨出使大臣陆征祥等统兵大员段祺瑞等电请速定共和国体以免生灵涂炭”等语，但岑春煊的《为开国会决定政体事宜陈述己见事》电报在1月9日已发，清廷断不会拖至一个月后才重新予以考虑，在此只是托词而已。

促使隆裕太后接受共和的真正原因，是段祺瑞的“兵谏”：

“1月25日，段祺瑞以湖广总督名义向内阁发去《为感懿旨公决政体及各将领来言请战事》的电报，奏言“迩来各将领不时来言人民进步非共和不可，……昨闻恭王、泽公阻挠共和，多愤愤不平，要求代表各路统将亦来联衔，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电报所说的恭王、泽公阻挠共和，是指在御前会议上恭亲王溥伟、镇国公载泽反对共和的言论。

紧接着，第二天，1月26日，段祺瑞又联合姜桂题、张勋等46位将领，联名致电内阁转奏，“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1月27日，南方谈判总代表伍廷芳通知袁世凯，“如阴历本月十一日上午八时以前，仍未得清廷宣布共和确报，则前交优待条件全行作废。”阴历十二月十一即1月29日。段祺瑞的奏电和通电，以及伍廷芳的最后通牒，直接导致隆裕太后被迫同意共和，于1月29日主持召开第五次御前会议，决定撰拟宣布共和诏旨。

宣布共和诏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退位诏书。从那时到今天，关于它的种种传闻，不少至今尚难确定。

退位诏书究竟有几个版本？

一种说法是洪述祖起草了退位诏书。

时为袁世凯侍从武官的唐在礼，曾于1912年2月12日抵干清宫，见证隆裕太后移交退位诏书过程。他回忆说：谈到退位诏书，我们总以为是袁世凯幕下专拟奏稿的文案阮中枢所草拟的，因为当时所有重要的奏章，甚至是谕旨，几乎都是出自阮的手笔，后来听说最早的退位诏书是直隶候补道员洪述祖所拟的。洪是内政大臣赵秉钧的亲信秘书，夤缘赵而得到袁的赏识。那个诏书，是洪到袁的私邸去听袁面授要义而后着意撰写的，以停战议宪为要旨，说明“但求于中国土地人民多所保全，无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余与皇帝均乐观厥成”，并未明诏退位。洪述祖是著名电影导演洪深的父亲。在轰动一时的“刺杀宋教仁”案件中，洪述祖受袁世凯、赵秉钧等指使，策划组织，1919年被判处绞刑。

据其给赵凤竹的信，那份诏书，在9月初就已经写就。唐在礼文后还附录了洪述祖版退位诏书的原文，两厢比较，和后来的退位诏书毫无相同之处。但可以说，它是武昌首义之后出现的最早的退位诏书。

另一种说法是梁士诒起草了退位诏书。

《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2月6日给希拉姆的信中说到退位诏书，“这道谕旨正由梁士诒草拟中，昨天他还同我磋商这件事。他认为在十天之内不可能颁发……”2月9日，莫里循又在信中告诉希拉姆，“梁士诒，邮传部长，正在撰写退位诏书”。梁士诒当时确实负责南、北之间重要细节的讨论，但1939年由凤冈及门弟子编定的《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中明确说，“退位诏书是清一代最后结束，原文系由南中将稿电来，该稿为张謇手笔，后经袁左右增加授彼全权一笔而发表。”

第三种说法是张锡銮起草退位诏书。

1936年10月，曾经跟随梁士诒、阮忠枢等人在袁世凯内阁担任文案幕僚的叶恭绰，在袁世凯、梁士诒、阮忠枢等人相继离世的情况下，在《越风》半月刊第20期发表《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一文。其中说，逊位诏书，张锡銮（吴禄贞被刺后出任山西巡抚）早就叫人拟了一稿，大家认为冗长，不满意，交给他修正，他觉得为时还早，就密藏在衣袋中。拖到1912年2月7日前后，他正准备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謇、赵凤昌所拟）。这点，在唐在礼的回忆中也得到印证，“其后张锡銮也找人拟过一稿交叶恭绰修正，叶迟迟未动笔。”

第四种说法是华世奎、阮忠枢、徐世昌起草。

1912年2月6日，天津《大公报》消息，退位诏书的草案于2月2日呈进，执笔者为华世奎、阮忠枢。次日，又有消息称，“此一诏书是隆裕太后命徐世昌起草的，昨已将草案交袁内阁校阅，袁以此次皇上退出政权，断非历代亡国可比，等将来颁诏时，拟由内阁撰定，请旨颁布。”

第五种说法认为张元奇起草，徐世昌修改。

逊位诏书颁布10天后，上海《申报》于2月22日以《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为标题报导说：“此次宣布共和，清谕系由前清学部次官张元奇拟稿，由徐世昌删订润色，于廿五日早九锺前清后升养心殿后，由袁世凯君进呈。”张竞生《南北议和见闻录》也说：“退位各诏，系学部副大臣张元奇拟稿进呈，清太后交世续、徐世昌斟酌，经徐世昌删订润色，然后盖用御宝。”依据“清学部次官”推断，这里的张元奇，应该是“张元济”之误。张元济，年轻时曾积极参与戊戌变法，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得以发展壮大的。

此外，还有袁世凯起草说等版本，时为新疆布政使的王树在自订年谱《陶庐老人随年录》中说：“其逊位之诏皆袁世凯所拟也。”

而流传最广的，是前清状元张謇起草说。唐在礼就回忆，“传闻最盛的是南方张季直与赵竹君所拟之稿，用电报传至京，后经汪衮甫、徐世昌等修改。”张季直，即张謇，辛亥革命期间常住上海赵凤昌（字竹君）家，而汪衮甫实时为民政部左丞、为袁世凯掌文案的汪荣宝。

张謇去世（1926年8月）之后，他的儿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传记》初稿中谈到“不久内阁即日逊位的复电，来到我父的手中”时，摘录引用的内阁复电中，有“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等内容，和最终版退位诏书相比，虽然还有很多文字的不同，但意思已颇为相近。

胡汉民读到传记初稿后，于1930年2月18日给为该传记题写书名的谭延去信，明确表示退位诏书是张謇所写的，“清允退位，所谓内阁复电，实出季直先生手。”胡汉民还说，是他请张謇起草的退位诏书。在其自传中，胡汉民再次重申了此说法，“清帝溥仪退位之宣言，由张謇起草，交唐绍仪电京使发之”。

张孝若在张謇的传记中还说，起草诏书的原稿现存在赵凤昌先生处。

赵凤昌，字竹君，曾为张之洞幕府，晚号惜阴主人，其居所惜阴堂曾为南北和谈场所，期间往来众多的南北双方关键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唐绍仪、伍廷芳等等。他的儿子赵尊岳在《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中说，退位诏书是张謇应其父赵凤昌所请而起草的，“张初笑谢，以为不可，终于着笔，就其案头八行横笺，不具首尾，书数百字，文甚朴雅。先公以为可用，亟电京师。不出所料，北方前拟数诏，均不中体，袁正患无策，得之大事称许，一字不易，仅加由袁世凯办理一语颁行之。”赵尊岳也承认，张謇的手稿在他们家还保存了好些年，“张手稿存‘惜阴堂’有年，某年《申报》国庆增刊，嘱余记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惟张谱失载其事。”

退位诏书究竟出自何人之手？

上述各种说法中或细节存在错误，或引述不够具体，种种原因导致目前关于退位诏书究竟是谁所起草，尚无确凿无疑的结论。

洪述祖版太早，和最后版本毫无关联；张锡銮版，叶恭绰尚未动笔修改。此二说可以搁置不谈。莫里循的梁士诒起草说，本身就为梁士诒所否认，自不足信。《申报》2月22日的张元奇起草说，其中写到“于廿五日早九锺前清后升养心殿后，由袁世凯君进呈”，这明显是不谙史实的信口开河，因为无论是清宫档案还是各种当事人的回忆，隆裕太后交退位诏书的场所是在干清宫而非养心殿，而且袁世凯并未到场。

至于张謇起草说，虽然目前得到最广泛的认可，但尚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更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原稿尚未发现，且无论是张謇的信札、日记还是后人编订的张謇年谱，对此都没有记载。笔者曾先后去过位于江苏南通常乐镇的张謇故里和位于南通市区张謇所创办的南通博物苑，两处对张謇的介绍中，都没有提及其曾起草清帝退位诏书一事。

赵尊岳所说的曾经将张謇此手稿的影印版发表于《申报》，但至今未在《申报》找到。而且，他还说，“胡汉民初不知其事，以为别出他手，至孝若传记及影印本出，始爽然自愧失言矣。”而按胡汉民自己的说法，是他请张謇起草的退位诏书。果真如此，胡汉民岂能不知此事？并且，胡汉民和赵凤昌都说是自己请张謇起草的，岂不互相矛盾？

和退位诏书起草者是谁尚难确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退位诏书颁布之前，袁世凯曾亲笔进行了六处修改。

2013年7月，由骆宝善、刘路生夫妇主编的《袁世凯全集》出版。这套煌煌36卷、定价2.68万元的《袁世凯全集》，无疑收录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袁世凯文稿及相关史料。

据此版《袁世凯全集》，我们看到最终版退位诏书在公布之前，至少还有5个不同的修改稿，其中的一版，袁世凯亲笔作了6处修改。

修改第一稿中的大部分文句，和最终版在文字上有很大的差异，起笔为“前经降旨，召集国会，将国体付诸公决”，此外说到退位原因之一，是“转瞬春耕，长此兵连祸结，四民失业，盗贼起，荼毒生灵，岂牧民者所忍漠视”，但一些关键内容已然确定，比如“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比如“着授袁世凯以全权，筹办共和立宪事宜”。

最终版退位诏书结语“岂不懿欤”历来为人称道，叶恭绰评论，“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盖舍此四字，无可收煞也。”我们发现，修改第二稿删去了部分文字，但末尾即有此四字，而且文中出现了“应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样的关键词句。

在修改第二稿的右侧空白处，有两行与内文修改笔迹相同的旁批，写道：“略声出民军发起之功，袁为资政院所举。”于是，修改第三稿的开头改为“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文中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字句。但关于临时共和政府组织，和第二稿相比，“与民军”三个字前移了，成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这，意味着是由袁世凯和民军共同组织临时政府。

《袁世凯全集》中还收录了张謇南通家藏的退位诏书。此版退位诏书和第三稿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一、没授予袁世凯全权而是“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二、结尾不是“岂不懿欤”而是“岂不懿哉”。

袁世凯的手批版，则是在修改第三稿的基础上的。其一，是将“今全国人民心理倾向共和”改为“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加了一个“多”字，更为准确；其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暨完全领土，悉行付畀国民，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一句，改“悉行付畀国民”为“公诸全国”，而将“完全领土”四字移后至“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之后。更为关键的是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一句，改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把“与民军”三字后移。

最终公布的退位诏书，完全遵照袁世凯的修改版。这也意味着，袁世凯手批版即为退位诏书的最终修改版。

从上述对退位诏书的各种修改稿的简要叙述，我们还可以得知：

赵尊岳的记述有不实之处。他说，“不出所料，北方前拟数诏，均不中体，袁正患无策，得之大事称许，一字不易，仅加由袁世凯办理一语颁行之。”退位诏书显然经过多番修改，而非一字不易，第一、第二稿的开头，和最终版更是差异明显。

张謇家藏版退位诏书并非张謇执笔的原稿或副本。因为家藏版中，像“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显然是袁世凯修改稿的笔意，“组成民主立宪政治”的表述也和民军主张共和的宗旨相悖。

胡汉民在自传中的表述有误。他说，“乃于最末加‘授袁世凯全权’一语，袁殆自认为取得政权于满洲，而作此狡狯也。先生（孙中山）见之，则大怒责其不当；而袁与唐诿之清廷，且以其为遗言之性质，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正之理。”但由上我们得知，修改第二稿即有“应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而非最后才窜入。

更为关键的是，在退位诏书正式颁布前一天，即2月11日，袁世凯曾给孙文、黎元洪、伍廷芳等去电，发去退位诏书全文。与此同时，还另电告知“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也就是说，如果民军方面对此退位诏书有异议，完全有时间在12日颁布之前再进行磋商和修改。换言之，退位诏书的最终版，孙文及民军方面当时是认可的。

袁世凯手批清帝逊位诏书的原件，据骆宝善先生介绍，他是经过一个台湾学者的提示，在日本找到的。

而根据唐在礼的回忆，他们从隆裕太后那里拿到退位诏书之后，就前往袁世凯当时所住的位于石大人胡同的外交大楼，在那儿举行了隆重的接授诏书仪式。袁世凯“略为鞠躬双手接过，随即将诏书打开，但并未宣读，就慢慢地把它放在大帖架上陈列起来。”这道诏书原件，后被内阁中书张朝墉收藏。张殁后，由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以很少的钱购得，如今保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馆《复兴之路》展览说明中如此介绍，“此诏书1975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前往一观。（刘江华）

谢选骏指出：上述乌烟瘴气的内幕阴谋，恰恰说明“中华民国诞生于宫廷阴谋而非国民革命”。

（六）

由于“中华民国诞生于宫廷阴谋而非国民革命”，还有更为丑恶的一幕出现，网文《历史揭秘：袁世凯为何要纳隆裕太后为妾？》说：

1911年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发动武昌起义。二十天后，袁世凯出任清朝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第二年的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共和。在取得南方革命政府许诺他就任大总统的保证之后，袁世凯便开始逼迫清帝退位。然而，隆裕太后虽然是个没有权术的人，但在那“进亦忧退亦忧”的窘境之下，还是有着处变不惊的气度的。当袁世凯带着一副沉重的面容、痛心疾首的样子来到紫禁城养心殿后，便跪在隆裕太后的脚下，满脸是泪，煞是伤心。

当时，隆裕太后说道：“我也是赞成共和的。但若说到要我们清室退位，目前阻力还很大，袁总理，你有什么两全其美的至善之策么？……”关于隆裕召见袁世凯这一幕，据长大后的宣统皇帝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有着这样的回忆和描述：“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这个“粗胖的老头子”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急于取得辛亥革命的成果，软弱的革命派也希望早日建立共和、完成革命。经南北议和，双方议定：清帝退位、建立共和、优待皇室。命运把隆裕推上了历史舞台。没有选择，她依然只能“全权授予”袁世凯。她所能做的就是在注定的命运之下为清室争取一个较为优待的条件。在南北双方拉锯的谈判过程中，清室的退位条件的每一次更改，都“入奏”隆裕皇太后过目，“太后逐字讨论，见解明快”。主要负责起草优待条件的，正是早年被载沣豁免、后来成为日本走狗的汉奸汪精卫。

公元1912年2月12日，即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率宣统皇帝溥仪在养心殿正式发布清室退位诏书，这也是清王朝颁发的最后一道清室退位诏书。这道诏书一经公布，京师沸腾，街巷楼阁遍悬中华民国的五色旗，人们真的相信，大清王朝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终于宣告结束，一个全新的共和的时代已经到来。全国沉浸在欢乐和喜悦之中，到处是表达喜庆和欢悦的鞭炮声和锣鼓声。

其实，袁世凯逼迫清室退位时，隆裕太后很不情愿将大清的万里江山拱手让与他人。袁世凯便发动外交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等人轮流去恐吓隆裕太后。隆裕吓得只好哀求袁世凯：“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啊！”袁世凯郑重其事地说：“放心吧，放心吧！”隆裕太后颁发清室退位诏书后，袁世凯公开对自己的心腹说：“隆裕太后若是年轻，我还可以考虑纳之为妾呢。”那么，袁世凯为何钟情于这位大清王朝并不受宠的末代太后，甚至厚颜无耻地要纳她为妾呢？

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北洋新军的创始人，曾在朝鲜驻军，击败日军。归国后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推动近代化改革。据说，早年的袁世凯，在对待女色的问题上还是比较讲究一些操守的。妻子于氏长相端庄，知书达理，为人谨慎，与袁世凯相处倒也和谐美满。然而，随着官位的不断升迁，尤其是成为地位尊崇、权势显赫的大清朝廷高层命官之后，自命风流的袁世凯对于女色的贪婪也就越来越异常强烈了。

袁世凯的原配夫人于氏人老珠黄，早已无性福和谐而言了，而袁世凯本人随着权位的高升则越老越轻狂，对于女色的需求则越发变得难以满足了。这大概就是因为“权力是最有效的春药”的缘故吧！于是，袁世凯甩开膀子在女色问题上越发肆行无忌了。据说，他把一个又一个他看上眼的漂亮女人都弄到了自己的床上，并挑出一些好的直接纳为妾，把不准备留下的花些钱财彻底打发掉。

经过一番吐旧纳新的折腾，袁世凯在逼迫隆裕太后之时就已经妻妾成群了。据说，在他的众多妻妾中，除了正妻于氏为人谨慎、贤慧明理之外，其它的姬妾虽然个个貌美如花，但是，她们的身世和素质则普遍较低。譬如，二姨太黄氏，是豆腐坊的黄家女儿；四姨太柳三儿与五姨太红红，都是出身于花街柳巷的风尘女子；七姨太范氏，是袁世凯奶妈的女儿；八姨太叶氏，原是地主家的丫环；九姨太贵儿，也是别人家的婢女；十二姨太汪氏，是一个船夫的女儿；十三姨太周氏，杭州西湖上的一位名妓；十五姨太翠媛，竟是他的六姨太洪氏的亲侄女。由此不难看出，袁世凯在纳妾的问题上，大有一些“饥不择食”的意味。因此，要纳一位清室后宫寡居多年太后也正是他风流成性的生动写照。

隆裕太后，名叫叶赫那拉氏·清芬，都统桂祥的长女，慈禧太后的侄女。公元1889年，即光绪十五年，慈禧强行立其为光绪帝皇后。公元1908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驾崩。醇亲王载沣年仅3岁的幼儿溥仪被立为皇帝后，改元宣统，尊隆裕为皇太后，实行“垂帘听政”，并以载沣为监国摄政王。隆裕进宫时年仅20岁；二十年后，光绪皇帝驾崩，她成为清室后宫的寡妇；袁世凯要纳她为妾的时候，隆裕太后时年已经45岁了。第二年，隆裕太后由于忧郁寡欢，以致积郁成疾，在西六宫之一的太极殿病逝。上谥曰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中华民国政府以国丧规格处理丧事，将她与光绪帝合葬于崇陵。

说起来，隆裕太后姿色并不出众，且性格柔懦，年轻时身为皇后既不得宠，也得不到慈禧太后这位姑姑的欢心，平日与诸命妇王妃见面时也不太有威信。但是，由于她做过皇后，也做过太后，并领养了年仅3岁的宣统，也和宣统帝生父摄政王载沣一同主掌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由此可见，她也絶非无能之辈。

据有关史料报导，隆裕太后“待人接物很是老练”，“显示过处理事务方面的大才干”。她博览群书，曾经“读过不同国家的历史”，在当时相对落后的社会，对于一个生长于封闭的满清高等贵族家庭、受传统伦理道德熏陶后直接进入保守的满清权力中心的传统女性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富有挑战的事。陪伴在慈禧身边的妃嫔女官大多非常封闭，她们不了解时事，也不了解西方国家的社会状况。而作为后宫之长的隆裕皇后，却做到了“开眼看世界”，在清宫著名女官德龄郡主的书中对当时还是皇后的隆裕有这样一段记载：

庆亲王的四女儿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寡妇，她问我：“英国也有国王吗？我一直以为太后是全世界的女皇呢！”……皇后说：“你们怎么那样无知，我知道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最高统治者，而有些国家是共和政体，像美国就是，美国对我们很友好。不过遗憾的是现在到美国去的都是些平民，没准人家美国人以为我们中国都是这样的人，我倒真希望能够有几个满洲贵族去，好让他们知道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她告诉我，她正在读一些不同国家的历史，当然是已经翻译成中文的。隆裕皇后不仅博览群书，对西方历史与政治也是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她不会盲目反对维新变法的实行。虽然她的政治天赋比不上慈禧太后，但是在“开眼看世界”这一方面，隆裕皇后在当时的紫禁城中是非常进步的。隆裕太后博览群书，“开眼看世界”，正是当时思想较为开放的袁世凯对她倾慕的重要原因。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隆裕太后作为清王朝后宫的掌管者，遵从了中国传统对妇女的要求，具有忠恕忍让的品德，“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这些都是袁世凯家中所有妻妾所不具备的传统品德。其实，究其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纳一个清室后宫寡居的太后为妾，以便为他以后实现皇帝美梦铺路。两年之后的1915年12月，袁世凯竟然改元洪宪，同时将总统府改称为新华宫，自称“洪宪皇帝”。但是，不久，袁世凯就因病不治而亡，时年57岁。袁世凯复辟称帝的黄粱美梦就此烟消云散。

（七）

《隆裕太后：孙中山眼中的“女中尧舜”》（张耀杰2013年4月8日人民网-环球人物）说：

黄兴、陈其美一行人在袁世凯和孙中山的邀请催促之下来到北京。当天晚上，满清皇族奉隆裕太后旨意，在金鱼胡同那桐住宅举行欢迎会，孙中山当场表示：“孝定景皇后让出政权，以免生民糜烂，实为女中尧舜。”

【谢选骏指出：孙中山此语，说明他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只想抓权的篡位者，是一个把满清禽兽政府当做前辈来尊敬的窃国大盗。】

在 “民国红粉” 这个系列里，有一个人不可遗漏。虽说百年历史，波谲云诡，她被当代史家轻轻带过；虽说她本人在民国生活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年。但不可否认，当民国大幕开启之时，她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不错，她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太后，隆裕太后。

100年前的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中国传统历法的辛亥年腊月廿五，刚刚6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奉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的懿旨下诏逊位。《清帝逊位诏书》及其他两道配套诏书连夜颁布，一举打破了中国社会南北双方分裂敌对的政治僵局。真正意义上的南北统一、五族共和或者说完整全面、共和立宪的中华民国，应该从这一天开始算起。政治学家高全喜在《立宪时刻》一书中，把《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称之为“中国版光荣革命”。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以一场没有流血冲突的“光荣革命”推翻了詹姆斯二世的统治。作为大清王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和终极责任人，隆裕太后则是“中国版光荣革命”的终极决定者。

常常一副很悲伤的样子

《清史稿》中，对隆裕太后的记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德宗（即光绪皇帝）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都统桂祥女，孝钦显皇后（即慈禧太后）侄女也。光绪十四年十月，孝钦显皇后为德宗聘焉。十五年正月，立为皇后。二十七年，从幸西安。二十八年，还京师。三十四年，宣统皇帝即位。称“兼祧（音同‘挑’）母后”，尊为皇太后。上徽号曰“隆裕”。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以太后命逊位。越二年正月甲戌，崩，年四十六。上谥曰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合葬崇陵。

清同治八年，也就是1868年的正月初十，小名喜子的叶赫那拉·静芬诞生在北京东城朝阳门内芳嘉园。她的父亲桂祥是一名拥有都统衔的武官，她的嫡亲姑姑是同治皇帝的生母、正在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在众多姐妹中，她是从小就被慈禧太后选中的“儿媳妇”，据说慈禧太后很早就给桂祥留话：喜子不要嫁给别人。

1875年，同治皇帝去世，只有4岁的爱新觉罗·载湉被慈禧太后挑选为同治皇帝的继承人，从而成为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音同“宣”），是同治皇帝的叔父，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同胞妹妹。到了1889年，也就是光绪十五年的正月廿七，19岁的光绪皇帝与21岁的表姐静芬举行大婚典礼，静芬从此入住东六宫之一的钟粹宫，开始掌管后宫大权。与静芬一起嫁给光绪皇帝的，还有礼部侍郎他他拉·长叙的两个女儿，其中16岁的瑾嫔后来晋升为瑾妃，14岁的珍嫔后来晋升为珍妃。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及其皇后、皇妃逃往西安，临行前把依仗光绪皇帝的宠爱而卖官干政的珍妃沉入井中。

美国传教士赫德兰1888年来华传教，他的妻子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许多朝廷贵妇们的私人医生。赫德兰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一书中转述妻子的话说：隆裕皇后长得一点都不好看，她面容和善，常常一副很悲伤的样子。她稍微有点驼背，瘦骨嶙峋，脸很长，肤色灰黄，牙齿大多是蛀牙。太后、皇上接见外国使节夫人时，皇后总是在场，但她坐的位置却与太后、皇上有一点距离。有时候她从外面走进大殿，便站在后面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侍女站在她左右。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她就会退出大殿或者到其它房中。她脸上常常带着和蔼安详的表情，总是怕打扰别人，也从不插手别人的事情。

作为女人，隆裕皇后显然是不幸的，她从来没有得到过光绪皇帝的宠爱。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接着慈禧太后也去世。第二代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只有3岁的儿子溥仪，依照慈禧太后的遗命被立为宣统皇帝。隆裕皇后被尊为皇太后，载沣被封为监国摄政王。两人一同主掌风雨飘摇的清王朝。

根本不想控制政府

1909年9月2日，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那桐，在日记中记录了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对于中日两国围绕间岛问题外交谈判的正面肯定和果断决策：“早进内，巳正散值。召见时面陈与日使会议延吉厅交涉事宜甚棘手，现经决定，请旨定夺。奉谕：即照此定，后日签字，如此结局已为难得，断不为浮议所摇，今日锡督、陈抚电奏可以不理，签字后发一电旨宣示一切可也。圣明洞鉴万里，实为钦悚。”

这是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那桐，关于隆裕太后政治表现的真实记录。这里的“锡督、陈抚”，指的是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吉林巡抚陈昭常。9月4日，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正式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日本方面完全承认间岛为大清国领土，以图们江为中韩国界，并且承诺撤销在该地区实施殖民统治的统监府派出所。中国方面则在开商埠、领事裁判权、兴修铁路等具体事项上，对日本方面做出让步。这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一例成功个案。

自称公主的裕德龄则更为生动形象地描述了隆裕太后的风格。裕德龄是清朝正白旗贵族裕庚的女儿，她的母亲是法国人。她与妹妹容龄从小在汉口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后来又随出任外交官的父亲在日本、法国生活过6年。1902年冬，裕庚任满回国，接受封赏后留京养病。17岁的德龄与妹妹容龄因为通晓外语及西方礼仪，被慈禧太后召入宫中担任过两年左右的侍从女官。德龄出宫后在上海结识了美国驻沪领事馆副领事怀特，两人于1907年5月21日在上海结婚。德龄在南北议和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现在的皇太后是一位很仁慈的女性，“她读过一些被译成中文的外国历史书，她很愿意学习并培养皇帝。”与此同时，德龄也谈到隆裕太后所面临的弱势困境：“她是一位温和的、文静的、谦逊的人，有点冷漠。她非常清楚地知道她不能和她的婶母兼姑姑——也就是已故的慈禧太后相比”，“她根本不想去控制政府，这点我非常确信。她想要的仅仅是平安而已。”

只要天下太平就好

弱国乱世，何来平安？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2月6日，载沣奉隆裕太后懿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因此成为即将终结的大清王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和终极责任人。

12月7日，时任总理公署秘书的许宝蘅，在日记中记录了隆裕太后与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在养心殿内长达一个小时的对谈。隆裕太后表示：“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并且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委托唐绍仪为议和代表，负责与南方各省进行和平谈判。

12月28日，全国各地要求清帝逊位的呼声越来越高，隆裕太后召集庆亲王奕劻、袁世凯等王公贵族和国务大臣共商国是。她最后表态说：“顷见庆王等，他们都说没有主意，要问你们，我全交与你们办，你们办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说到这里她放声大哭，袁世凯等王公大臣也一同大哭。哭过之后，隆裕太后进一步表示：“我并不是说我家里的事，只要天下平安就好。”清帝逊位的大政方针，至此已经初步确定。

1912年2月2日，许宝蘅在日记中记载，他于当天到总理公署，看到国务大臣到养心殿内与隆裕太后商酌优礼皇室，“闻太后甚为满意，亲贵亦认可”。2月3日，袁世凯将经过隆裕太后认可的《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九款、《关于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款、《关于蒙满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款，分别列为甲、乙、丙三项电告南方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

2月4日下午，伍廷芳、唐绍仪、汪精卫从上海来到南京。当天晚上，孙中山召集各部总次长在总统府讨论。2月5日上午，临时参议院开议优待清室各条件，孙中山委派胡汉民、伍廷芳、汪精卫莅会说明。参议院对该项条款逐条讨论，将《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改作《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并对原案中尊号、岁费、住地、陵寝、崇陵工程、宫中执事人员、清帝财产、禁卫军等项进行修改，删去第八款“大清皇帝有大典礼，国民得以称庆”。

2月12日，与许宝蘅同为总理公署秘书的汪荣宝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国务大臣入内请旨发表，同人均来此静候，惴惴恐有中变，比及午，闻各大臣到阁，一切照办矣。”接下来，他抒写了与《清帝逊位诏书》高度一致的个人感慨：“大清入主中国自顺治元年甲申至今宣统三年辛亥，凡历十帝二百六十八年，遂以统治权还付国民，合满汉蒙回藏五大民族为一大中华民国，开千古未有之局，固有全国志士辛苦奔走之功，而我隆裕皇太后尊重人道，以天下让之，盛心亦当令我国民感念于无极矣……匕鬯（音同“唱”）不惊，井邑无改，自古鼎革之局岂有如今日之文明者哉？” 

许宝蘅也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二百六十八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

2月16日，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天子已退位，清朝统治不复存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已经正式成为一个共和国。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惊人的革命，或许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一次规模相等的、在各个阶段中流血这样少的革命，革命的最后阶段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我们希望，这会给中国带来一个它所期望的进步的稳定的政府。”

不是亡国罪人

逊位诏书颁布10天后，上海《申报》于2月22日以《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为标题报道说，2月12日，《清帝逊位诏书》由袁世凯在养心殿内呈献给隆裕太后，隆裕太后阅未终篇已泪如雨下，随后交给军机大臣世续、军谘大臣徐世昌盖用御宝。此时反对逊位共和的恭亲王溥伟自请召见，隆裕太后表示说：“彼亲贵将国事办得如此腐败，犹欲阻挠共和诏旨，将置我母子于何地！”此时无论是何贵族，均不准进内，于是盖用御宝陈于黄案。“清后仍大哭。清帝时立清后怀中，见状亦哭，袁世凯君及各国务大臣亦同声一哭”。

9月11日，黄兴、陈其美一行人在袁世凯和孙中山的邀请催促之下来到北京。当天晚上，满清皇族奉隆裕太后旨意，在金鱼胡同那桐住宅举行欢迎会，黄兴在答谢词中表示，辛亥革命不过3个月就实现南北统一、五族共和，“全赖隆裕皇后、皇帝及诸亲贵以国家为前提，不以皇位为私产，远追尧舜揖让之盛心，遂使全国早日统一，以与法、美共和相比并。”孙中山也当场表示：“孝定景皇后让出政权，以免生民糜烂，实为女中尧舜，民国当然有优待条件之酬报，永远履行，与民国相终始。”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病逝，享年46岁，袁世凯下令全国下半旗志哀3日，文武官员穿孝27日。参议院除下半旗外，于2月26日休会一天。在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倡议下，民国政府于3月19日在太和殿召开国民哀悼大会。灵堂上方悬挂着“女中尧舜”的白色横幅，灵堂正中摆放隆裕像。穿着清式丧服和现代军服的仪仗队在灵堂前左右站立。已经逊位的宣统皇帝，为皇太后上谥号为“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随后将她与光绪皇帝合葬在河北易县的崇陵。

然而，隆裕太后去世后，《清帝逊位诏书》中明确规定的“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音同“义”）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的“大中华民国”，始终没有完整全面地建设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南方国民党与袁世凯北洋军阀之间，反复不断的国内战争。而被动主持中华民国共和大业的隆裕太后，更是被各种各样的历史叙述和小说传奇，妖魔化为一名宫廷妒妇和亡国罪人。

借用高全喜的话说，“从革命建国到和平建国，《清帝逊位诏书》并没有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通过昭示权利法案、凸显权利与自由原则而获得人民的拥护……革命的激进主义占据主导——创建了党国体制，而保守主义的军政旗手——袁世凯最终也是包藏祸心，搞起洪宪帝制。看来悠悠天命注定了两种力量之领袖人物终究缺乏一种像华盛顿、林肯那样伟大的心灵，致使这场穿越古今之变的政治大变局在开了一个好头之后，旋即沦入深渊泥潭，所谓‘中国版光荣革命’之最终失败，看来也是极其无奈的事情。”

谢选骏指出： 上文谬矣！美国的独立革命和南北战争不是得自“华盛顿、林肯那样伟大的心灵”，而是得自人民的持枪权利。中国限制人民的武装权利，当然不会有真正的民权。没有人民武装的中国，当然只能沦为军阀和党阀的跑马地。所谓的“中华民国”，已被事实证明不过是得自满清的“禅让”，这和“打倒四人帮”相似，不过是宫廷政变的产儿——这样的政府或“国家”，怎么可能带领中国进入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远大征程呢？

（八）

谢选骏指出：袁世凯复辟称帝的黄粱美梦虽然烟消云散，但他的中华民国还是从满清哪里禅位而来的。临死之前，袁世凯承认自己读书不多，所以他想霸占“太后”的目的，不过是遵从满洲人的禽兽积习，而让自己变成宣统的“大大”（鞑靼的谐音）罢了。由于袁世凯的罪行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算，一百年前他的继承者可以说是不绝于途，甚至前赴后继。由此更可见得，世俗以为“武昌起义所带动的辛亥革命创造了中华民国”，是错误的。因为中华民国并非辛亥革命的产物，而是“南北议和”的产物，是妥协而非革命的结果。

武昌起义光荣、辛亥革命伟大，但是中华民国的建立却是可耻的，这尤其因为，它还是建立在清帝逊位的基础上，本质上是一种“篡位”、“宫廷政变”，所以后来才会产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伪满建国”这样的毒瘤和闹剧。辛亥革命未能没有像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一样，对国王进行审判，把国王送上断头台。所以，后来中国革命也都是夹生饭。因为事实证明：不论毛泽东屠杀多少忠良，但却未能把任何一位旧政权的首脑执行死刑，所以他甚至不能和消灭沙皇一家的鞑靼人列宁相提并论。

《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谢选骏）说：

一百多年来，中国虽然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漫长的革命之一，却依然没有成功——相反还陷入了分裂状态。

这是为什么？

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

我经过仔细研究后恍然大悟：中国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因为没有一个需要负责的最高领导人遭到改朝换代后必须面对的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满清皇帝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袁世凯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北洋政府首领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班底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

由于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所以后来者总是摆出一幅后来居上的姿态为所欲为，因为他的前辈都逃避了应有的惩罚。

不仅如此，最高领导人有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而且还得到了某种赦免和放纵。不仅满清皇帝后来得以组建满洲国，甚至中华民国也能死而复活。

如果有一天，中国能够像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那样把国王送上了绞刑架和断头台，中国才能成为英法那样的成功国家。

否则，中国注定了赶不上苏联，因为苏联毕竟还处决了沙皇一家！由此奠定了其超级大国的基础。

……

对于上述看法，一位友人表示质疑：英国革命也没有流血，但是却是最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很暴力流了很多血，反而是比较不成功的。这是为何？

谢选骏回答说：英国革命把国王查理一世执行了死刑。

友人表示质疑：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相比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血腥暴力得多，而相对的革命成果也差。这是为什么？

谢选骏回答说：我觉得，这和民族性格有关。英国人主体是日耳曼人（包括凯尔特人），但是被法国人征服过。法国人主体是拉丁人（包括凯尔特人），但是日耳曼人创建的。可以说，英国人是拉丁化的日耳曼人，法国人是日耳曼化的拉丁人。而拉丁人比日耳曼人，比较奔放而不守纪律。

确实的，普遍看法多从社会硬件的角度分析社会变动，少从心里软件的角度分析社会变动。而心里软件至少是和社会硬件同等重要的“社会变动要素”，此不可不察也。

（另起一单页）

第十章

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的交响曲

以下八节，可谓“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的交响曲”之八个乐章。这，显然是全球化的产物，是地球文明的共振。

（一）

模模糊糊的夏代历史，使得各种想象不翼而飞：例如“昆仑山就是埃塞俄比亚的乞罗马扎力”——

乞力马扎罗山（Kilimanjaro）

A：位于坦桑尼亚东北部，邻近肯尼亚，坐落于南纬3度，距离赤道仅300多公里，在中国咸阳或西安以西，距离从西安到印度的距离的二倍多；

B：有西海、黑水、红水的三角排列特征，符合《山海经-大荒西经》的记载，在大西洋之南，撒哈拉沙漠附近，红海以北，黑海以南；

C：两个主峰之一的基博峰顶有一个直径2400米、深200米的火山口，而且世界上最大的火山——恩戈罗恩戈罗火山（Ngorongoro Crater），也离此不远，多次的喷发炸去了火山顶峰，留下了一个宽20千米的碗形火口，高600米，目前是一座死火山；

D：世界最长的河——尼罗河（Nile）流经于此，中国古籍的弱水应该是尼罗（Nile）的古代发音；

E：非洲最高的山脉，高5963米，素有“非洲屋脊”之称，而许多地理学家则喜欢称它为“非洲之王”，有两个主峰，一个叫基博，另一个叫马文济，两峰之间有一个10多公里长的马鞍形的山脊相连；

F：乞力马扎罗山国家公园由林木线以上的所有山区和穿过山地森林带的6个森林走廊组成。四周都是山林，那里生活着众多的野生动物，其中一些还是濒于灭绝的种类；

G：面积756平方公里。

H：赤道附近，正立没有影子，附近有撒哈拉沙漠和寿麻国（索马里？）

根据以上筛选，参考古代文献，非洲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Kilimanjaro）应该为先秦传说中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等）昆仑山。《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燃”的记载。

根据今天的地理对应，可解释为：在大西洋之南，撒哈拉沙漠附近，红海以北，黑海以南，有大山，叫名昆仑山（乞力马扎罗的古音），附近敬仰的神狮（或虎）身人面，有文饰、有尾巴，比较纯洁。附近有尼罗河（Nile）流经于此，河水的外围有火山，为恩戈罗恩戈罗火山（或基博峰火山口），往里面扔东西，会立即燃烧。这些著述是最早中国人下榻或占据非洲时的最早资料河证据。

昆仑之所以常与西王母相提并论，是因为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包括坦桑尼亚全境，以及非洲全境，在先秦时期属于埃及王室统治。埃及王室的女王通常出类拔萃，荣座王位，并且与中国的商周来往密切，因此，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不朽的印象，这些印象北中国古人传诵为西王母的故事。

这些出类拔萃的埃及女王有：

1. 埃及史上第一位女法老，开创了图特摩斯王朝黄金时代的一代传奇女王，图特摩斯一世之女——赫切斯女王；

2. 古埃及的第六王朝，普提一世（公元前2335年——2285年在位）和其侄子菲昂内一世的妻子，菲昂内一世的儿子安克桑普提二世的母亲——安克桑普提女王。

3. 以考古学上的精美的头像闻名于世的妮菲尔荑荑女王。

4. 埃及末代法老，绯闻昭著的“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女王。

……

大概中国在商代以后，秦汉以前，经常来往非洲，称女王摄政的非洲埃及王朝为西王母之国。而称非洲最高山为昆仑，也是当时中国王室或人民见到或听说的世界上最高的山。乞力马扎罗山（Kilimanjaro）至今的英语首语发音——乞力（Kili），仍然和昆仑（knln）一致，如果再联系鄙人埃及是夏都的观点，更好理解了：位于赤道附近的昆仑山，自古就是中国人以及全球人心理和实际上的地球中心，而位于赤道附近的埃及，正是中国上古大禹所分九州岛中的中央冀州，埃及Egypt的发音正是上古的华夏（萼冀）的发音，也就是简称冀的全称发音。 

但是为什么再埃及非洲和东亚各有一个冀州？就是我在上文中的那个关于冀斋的例子。夏代初期的九州岛是大禹对世界的划分，当时中国和埃及拥有世界。后来中国剩了中国这么大，仍然沿用过去的记忆，把这么点中国重新分，也叫九州岛。但现在的九州岛和大禹的九州岛能一样么？

事已至此，目前有一个前瞻性的推论（或者叫推测）：在夏代，也就是埃及的蝎子王（Scorpion King），即中国的大禹王时期，是一个统治“天下万国”的政权正权，如《左传-哀公七年》等书所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且都城在冀州——埃及。古人的语言，其实并不虚伪，也不夸张，言之无实，流传不远，天下，本来确实是全球；天子，起初确实是天帝之子。后来，可能是夏末，也就是埃及第一王朝末，整体松散，各地独立，商汤灭了夏代末帝——桀（履癸）。桀，谥号癸，在位52年，而埃及第一王朝末帝，也叫癸，帝王纪事曰公元前2890年亡国。后来商汤灭了癸（Qa），再后来盘庚迁都，估计才来到中国河南殷墟，从此放松了对原夏址非洲的统治，于是埃及又死灰复燃，哈拓普塞克汉姆魏（Hetepsekhemwy）于公元前3890年，成立了埃及第二王朝，时隔[3890-2890=]1000年，埃及的夏后势力残余，可能把赌注全下在从商汤到盘庚的殷商迁都的事情上了。

后来，一个共同的祖先和民族，就分割成身居两地的中国汉族和埃及人两部分了，甚至海包括美洲和澳洲，但是这些分裂时期和原因还有待考证。

上古中国人以及其它文明古国的全球观念和成就的事迹，真是出乎人的意料，但是又在情理之中，我们需要认真的审视和严谨的考究，从重重迷雾之中，寻找他们的真实景象。

不周山在哪？

中国古人对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人物和事物，往往会反反复复的喋喋不休的进行记载和叙述，生怕后代忘记，或不相信。例如，中国古人对黄帝、西王母、大禹，以及不周山、昆仑山、积石山等等，都是如此！

《山海经·西山经》云：

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崇嶽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爰有嘉果，其实如桃，其叶如枣，黄华而赤柎，食之不劳。”

郭璞注曰：此山形有缺不周币处，因名云。西北风自此山出。

《山海经·大荒西经》又云：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署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

《楚辞·离骚》云：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

王逸注曰：不周，山名，在昆仑西北。

我们只要找到“不周山”的准确地理位置，那么，“颛顼”与“共工”之战的战场，也就找到了。并且，与之相应的中国历史迷案，也就基本上揭开了。所以解开“不周山”之谜，是解开“颛顼”与“共工”历史问题的钥匙，以及解开中国上古历史迷案的纲领。

这个“不周山”、“西海”、“东南缺”、“百川水潦归焉”的地方在那里呢？“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和“不周负子”应当怎样解释呢？“有两黄兽守之”，这“黄兽”是什么动物呢？“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这个“寒暑之水”、“湿山”和“幕山”怎么理解？在那里呢？“员峤山”、“员丘山”是什么山呢？“不死树”是什么树呢？“轩辕山”、“轩辕丘”、“轩辕国”的名义是什么呢？地望在那里呢？“寿麻之国”在何方呢？“共工国山”和“云雨之山”在那里呢？轩辕国的文物：“昆仑方丘”，“昆仑天柱”、“轩辕之台”、“西王母石屋”在那里呢？

中国古人在历史文献中，对他们生活战斗的地方，不厌其烦的说了又说，记了又记，简直到了啰哩啰嗉的程度。特别是“不周山”，中国古人对它简直情有独钟，在十几部古代文献中都记载了它！

我们看到，《百度百科名词》中就有一个较正确的解释，他说：

“不周山”的“不”字，表示否定的意思；“周”，表示周全、或完整之意；“山”，说明它是高出地平面的自然隆起。所以说，不周山，就是一座山形不完整的山。

你看，《山海经》把不周山的地理环境都交待清楚了，但问题是，我们怎能找到不周山呢？就“西北海之外”来看，它显然是靠近不周山旁边的一个“海”。但按照这个地理坐标找，哪里是西北海呢？我们往西北方向找，苏武牧羊的贝加尔湖古时称“北海”，但不像。青海湖的地理环境又和下面的地理描述不一致，也不像。

我国附近的西北方，好像没有这样的大海了。难道古人已经把自己局限在今天的中国版图之内吗？走出去看看，像郑和一样下西洋去。慢！下西洋，不就是下印度洋吗？西北海，会不会是印度洋的西北面呢？在史前时代，印度洋就已经有了远洋航行的记录。更多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人类早在史前时代就利用“海洋季风”航行在印度洋上。因此，古人把印度洋称之西海、西北海完全是可能的。

“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这是不周山的地理形状。在“西北海（即印度洋）之外”的东非有没有合不起来的山呢？有！这就是东非大裂谷。它从赞比亚河口北延至红海南端，大致南北走向，绵延4500公里以上。它在东非高原上切出深逾千米的谷地。“不合”的东非裂谷中的群山绵延，哪里是不是不周山呢？大裂谷的北端是约旦河谷，大裂谷北端的赫尔蒙山是叙利亚境内的最高山脉，它也有一条近68公里的裂谷。

这段名词解释，我不知是何人在何时发表的。但我坦率的说，我应当为这一解释叫好！因为该文作者的思维能力，已超出人们习惯性的常规思维。作者能写出该文，说明他有丰富阅历和远见卓识。

宫玉海在《“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一书中又反复说：

“‘不周’本为‘不周负子’的简称；‘不周负子’就是今之莫桑比给，所以‘不周负子’实为東非大裂谷”。

“《吕氏春秋·喻大》说：‘地大，则有常祥、不庭、歧母、群抵、天翟、不周’。前面曾提到，‘不周’，即《大荒西经》中的‘不周负子’，它在非洲”。

“‘不周’……因为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山，只有到海外去找，那就是非洲了……《水经》、《禹本纪》都说，昆仑去嵩高（嵩山）五万里；大禹到过非洲，那里有‘禹攻共工之山’，所以不周应在非洲。《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这里的……‘不周负子’古读为莫桑比给，指的是東非大裂谷”。

在这里，我要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宫玉海先生都没有发现和指出，中国历史文献喋喋不休记载的“不周山”和“昆仑山”，其实，都是指同样一个东西，那就是东非高原上的火山和活火山。

事实上，“不周山”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昆仑山”，即破了火山口圆环的“火山”。同时，“昆仑山”的本质也是“不周山”，只不过“昆仑山”是火山口圆环完整的“火山”。因为它们在火山口圆环上一个开裂了，一个却是完好无损的.

为什么说“不周山”是一种破了火山口圆环的“火山”呢？因为“不”字，表示否定；“周”字，是表示周全，或完整；“山”字，说明它是高出地平面的自然隆起。所以“不周山”，就是指有缺口的不完整的山。

当我们了解了“不周山”的真实含意之后，现在，我们再来继续解释“昆仑山”的意义，也就好理解了。首先，我们来说这个“昆”字，其字的结构上部是个“日”字，下面是个“比”字。“日”字我们好理解，就是指天上挂的圆圆的太阳。而这个“比”字，在古代则是表示“两人”下跪踘躬的意思。所以，这个“昆”字的原始含意是：两人跪在地上祭拜“太阳”的意思。

现在，我们再来说“仑”字，其实，它就是“轮”字的同音假字。这就是说，“仑”、“轮”两字在古代是可以替代换用的关系。而“仑”又是指什么东西呢？其实，这里的“仑”就是指“日轮”或“车轮”。因为“日轮”和“车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形状都是圆形的。

（这是非洲一座精典的火山，你看火山口圆环多圆，象个车轮吗？）

（注：这是非洲最高山，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高5963米，素有“非洲屋脊”之称。该山位于地球中间的赤道附近，是座有个椭圆形火山口的死火山。该山在坦桑尼亚人心中无比神圣，很多部族每年都要在山下举行传统的祭祀活动，拜山神，求平安。）

所以，中国古人就用“日轮”和“车轮”来比喻火山口的圆环。故“昆仑山”的意思，就是指：“其口象日轮、又象车轮一样的圆形山”。然而，这样的“圆形山”是什么“山”呢？，那就是：“死火山”或“活火山”。

其实，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人早在《山海经》等古籍中作了明确的记载。如《西山经》云：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蠃母。其上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采黄金、银。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

《山海经·大荒西经》又云：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搜神记》又云：

昆仑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处绝以溺水之渊，又环以炎火之山。

知北游注《艺文类聚》卷八十和《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括地图》又云：

丘有火穴，光照千里。

知北游注《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八引《外国图》；《初学记》卷二十五引《括地图》又云：

神丘有火穴，光照千里。去琅琊三万里。

很明显，“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这个“昆仑山”是个“炎热”的“活火山”。并且下面的“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更为上面的“活火山”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这就是说，在这座“昆仑山”——“死火山”之外，还有正在熊熊燃烧的“活火山”，古人把东西抛到火山口里就会立即烧毁。显然，这里的“炎火之山”，就是“活火山”的古名！同时，古人还称这些“昆仑山”为“神丘”或“火穴”，它的火焰可以“光照千里”。这就把“活火山”记载得更加清楚了！

这就是说，在《山海经》记载的中国人的故乡，“昆仑山”上的“轩辕之国”，那里既有黄帝的故都，并且在黄帝故都不远处，还有不少“死火山”和“活火山”。

我们现在要问了：在汉武帝、司马迁认定的中国青藏高原上的昆仑山上，有这种高大雄伟的“死火山”或“活火山”吗？

相反，我们还要问：《山海经》记载的“昆仑山”——“死火山”或“活火山”，究竟在那里呢？是不是在“东非大裂谷”一带呢？那里有没有中国古人记载的“死火山”或“活火山”呢？

关于这些问题，当我们翻开中国地理书和非洲地理书之后，很快就能看到，在中国青藏高原上的昆仑山上，是没有“死火山”或“活火山”的！相反，在东非高原上的两支大裂谷中都有“死火山”或“活火山”！

例如，在东非西支大裂谷中有八十多座火山，其中还有三十多座是活火山。而在东非东支“大裂谷”中，也有几十座火山，还有十多座活火山。而这些活火山，远远看去，总是黑烟蒸腾，巨大的烟柱直升云霄。这与《山海经》记载的：“其光熊熊，其气魂魂”，何其相似啊！

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吉布提的阿法尔地区有活火山，在坦桑尼亚有伦盖伊活火山、梅鲁活火山、基伍湖附近的尼腊贡戈活火山。在肯尼亚有活火山，在埃塞俄比亚有俄塔埃拉活火山。在莫桑比克也有活火山；在卢旺达、乌干达、扎伊尔边界上有卡里辛比活火山、鲁加兰比罗活火山。在刚果有尼拉贡戈活火山……。

而座落在非洲刚果维龙加国家公园里的尼拉贡戈活火山，是当今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该火山上空终年笼罩着浓烟，方圆几十里都可闻到刺鼻的硫磺气味，它高达3470米。从远方眺望它，白天一缕缕白色的烟雾在山顶袅袅升起；晚上则像节日里的焰火，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山顶上有个长300米、宽100米的火山口，火山口内有一个充满高温熔岩的“岩浆湖”，湖中岩浆红如钢水，温度高达1000～1100℃，最高可达1500℃。在它平静的时候，湖面上相当安静，火红的岩浆表面渐渐冷却，结成一层薄薄的黑壳。过不多久，湖面上又喷涌出火红的岩浆，喷涌的范围越來越大，很快就掀开表面的全部硬壳。与此同时，岩浆湖上热浪翻滚，火光冲天，岩浆像钢水一样沸腾不息，有时还会出现几米高的“岩浆喷泉”，并腾起浓密的烟雾，响起隆隆的吼声，惊天动地，成为自然界一个少有的壮丽的奇观。

再说，座落在坦桑尼亚东非大裂谷中的伦盖伊火山，也是一座活火山，它海拔2,878公尺。伦盖伊火山有个特点，它往往会在夜间喷射出炽热而火红的岩浆，把夜空照得鲜红，美丽极了。伦盖伊火山，还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喷发碳酸钠熔岩的活火山。炽热的岩浆像液态喷泉一样汩汩冒出，活象李白诗句所说：“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

面对中国和东非完全不同的山川地理特征，现在我们要问了：东非大裂谷一带的活火山在我国青藏高原上有吗？在现在中国境內有吗？《山海经》记载的“昆仑山”，能与中国地质地貌特征吻合吗？《西山经》和《大荒西经》记载的“昆仑山”上的“活火山”能与“东非大裂谷”一带的“活火山”吻合吗？

关于这些问题，其实，答案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用不着我再去说三道四的强调和重申了！很明显，《山海经》记载的熊熊燃烧的“昆仑山”，那应当就是我们今日看到的东非的“尼拉贡戈活火山”和“伦盖伊活火山”。

当我们读了这些东非地理资料之后，一下子就使我们明白了“不周山”名称的由来。同时，这也使我们忽然发现，原来中国古人取名是那么的英明，那么的正确，那么的切中地貌，那么的具有概括力，以至几千年之后，乃叫我们这些子孙，望名明意，称赞不矣。这就是中国汉语言简意明，具有伟大生命力和魅力之所在。

所以说，“不周山”就是指“东非大裂谷”一带那些被火山伟力辦开成两半的中间开裂的圆形死火山。因为“周”在这里是“圈子”、“圆周”、“完整”、“周全”等意。而“不周山”之意，就是指高大的火山圆环分裂了，开缺了之意。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人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明确的记载说：“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这就把一座火山分裂成两半的事实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然而，“不周山”，这种奇异而独特的地质地貌现象，难道世界上只有“东非大裂谷”一带才有吗？其它地方就没有呢？事实上，关于这样的“山”，不仅在我国找不到，既使在整个世界上，除了在埃塞俄比亚和东非一带才有之外，其它地方就是没有。故可称为：“独一无二”，“无与伦比”。

这也就是说，这种地质地貌现象是东非的“独特产品”，世界上唯一的，其它地方找不到第二个雷同的“兄弟”；自然，它就给我们的思考，断绝了选择的余地。这样一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就不会造成选择上的错误了。

“不周负子”的含意

我在上文中考证出了“不周山”、“昆仑山”即东非大裂谷火山和活火山古名的史实。现在，我们再来说说“不周负子”的名意和相关问题，也就有了基础，也就好理解了。

既然“不周山”是指东非大裂谷的死火山，然而，“不周负子”的名意又是何意呢？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当我们揭开了“不周山”的实质意义即东非大裂谷的火山之后，“不周负子”的名意也就基本上明朗了。

坦率的说，我们这时只要顺着这条思路，再用逻辑推理方法一推，也就能猜出“不周负子”的名意来。事实上，这个“不周负子”就是指：东非大裂谷的大火山抱着小火山。这火山是由一伙大大小小的火山拥簇在一齐组成的一个火山群。

但是，世界上也有一些火山是由几个大火山和一些小火山组成的火山群。如智利的复活节岛，它就是由三座大火山喷发堆积而成的一个小岛。又如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札罗火山，它海拔5895米，是非洲最高山，它位于东非大裂谷以南约160公里。然而，该山的主体则是由三个主要的死火山——基博、马温西和希拉组成的，并且在它们的四周，还有一些默默无闻的小火山。而这种火山的独点是：它的“气道”在离地面很近的地方受阻了，因此，火山从地下伸出地面的出气孔，就被迫改成多管道的“蜜窝状”的形状。这就是火山群的由来。

这也就是说，“不周负子”的名意，其实，就是指东非大裂谷里的那种大火山抱着小火山组成的火山群。

既然，“不周山”和“不周负子”是座落在东非大裂谷一带的火山和活火山，那么，按照通常的道理而论，与“不周山”相近的那些山，也应当是处在东非大裂谷一带的。

在中国可能没有几个人比我更傻，就为了这一点不解之谜，化了我几十年的时间去思考。同时，王天不负苦心人，老天爷给了我一点补赏。因为这个原因，使我研究《山海经》的成绩，比别人的大。用句不恰当的话来说，这就是《经济学》里的“投入和收获成正比”。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我相信，读了上面小标题的朋友，大多数人是不会相信《西山经》是记载东非大裂谷的文献的。人们为什么会不相信这个事实呢？因为自司马迁以来，中国人就认为黄帝、尧、舜、禹等等先帝，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历史人物，而不是异国他乡的“西夷”人物。由于两千年来绝大多数史家都沉浸在司马迁的错误理论之中，没有探索开拓的能力和勇气。

这就使我们一直误以为，《山海经》是中国古人写的记载中国历史地理的文献，而不是记载故国——埃及和非洲的文献。其实，这就是中国人不学无术的最大表现之一。然而，这个不学无术的罪魁祸首就是司马迁，是他读不懂《山海经》，他就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难道《山海经》仅仅只记载了“怪物”吗？没有记载其它的山川地理，人物、动物和植物吗？不是的！其实，《山海经》记载的主要內容是上古世界各地最突出的各种特点。例如，山川地理的特点，古国的位置，特殊的事件和文物，以及奇异的人种，奇异的动物、植物等等。可以说，《山海经》是记载上古世界各地的各种事物的集大成。

为了说明《西山经》是记载东非大裂谷的文献，我就举几则《西山经》中的典型史料来进行解说。

例如，《山海经·西山经》云：

西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崇嶽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爰有嘉果，其实如桃，其叶如枣，黄华而赤柎，食之不劳。

然而，这段文献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只要点击一下百度就知道，东非大裂谷分为两支，东支裂谷是主裂谷，沿维多利亚湖东侧，向北经坦桑尼亚、肯尼亚中部，穿过埃塞俄比亚高原入红海，再由红海向西北方延伸抵约旦谷地，全长六千公里。而裂谷的宽度，从几十公里至200公里不等；裂谷的深度，大多较为平坦，但也有一些裂谷的两侧是陡峭的断崖，谷底与断崖顶部的高差从几百米到2000米不等。再说西支大裂谷，它大致沿着维多利亚湖西侧由南向北穿过坦噶尼喀湖、基伍湖等一连串的湖泊，向北逐渐消失，规模较小，全长1700多公里。

这里还有一个特点是，即裂谷两侧的高原上分布着众多的火山，如在东非西支大裂谷中有八十多座火山，其中还有三十多座是活火山。而在东非东支大裂谷中，那分布的火山和活火山就更多、更大、更高。如非洲最高最大的乞力马扎罗火山、肯尼亚火山、尼拉贡戈火山等都在这里。其次，裂谷底部还有一连串的象珠状的湖泊，前后约30多个。因而可以说，东非大裂谷还是一个巨大的天然畜水池，非洲大部分湖泊都集中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犹其应该说说肯尼亚境内的东非大裂谷。因为这里的裂谷轮廊非常清晰，它纵贯南北，将这个国家劈为两半，恰好与横穿全国的赤道相互交叉。因此，肯尼亚获得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称号：“东非十字架”。而裂谷两侧，断壁悬崖，山峦起伏，犹如高耸的两垛城墙，首都内罗毕就坐落在裂谷东面的东城“墙”上方。登上悬崖，放眼望去，只见裂谷底部松柏叠翠、深不可测，那一座座死火山就像抛掷在沟壑中的弹丸，而那一串串的湖泊宛如闪闪发光的宝石。裂谷东侧的肯尼亚山，海拔5199米，是非洲第二高峰，并且它也是一座火山。

现在，我们再来解释《西山经》记载的“不周山”，以及与“不周山”相关的史料。事实上，这里的“不周山”，就是指“东非大裂谷”中那些被火山伟力瓣开为两半的一分为二的死火山。再说，“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崇嶽之山”。它的意思就是，站在不周山上，北面可以看到诸毗山，它高居在崇嶽山的上面。“东望泑泽”，就是站在不周山上看东支大裂谷中的“泑泽”湖。“河水所潜”，就是说，这条河的流量不是很大，它的尾端流不出去，而变成了內流河，最后该河水从地下流失了。我认为，这里的“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就是《大荒西经》记载的“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的“弱水之渊”。同时，我还认为，《海内西经》也记载了它，称它为“内流河。由于东非高原上遍布火山和活火山，又由于中国古人把东非火山和活火山称为昆仑山，还由于埃塞俄比亚曾是东非高原上的政治中心所在地——黄帝国都的所在，所以中国古人从政治意义上，又称埃塞俄比亚为昆仑山。

我们再说“其原浑浑泡泡”的意义。这是因为在“图尔卡纳河”的上游地区，湖周耸立着许多象烟筒似的高大火山，而在该湖底离地表较浅的地方，有着相当活跃的火山熔岩在运动，这就使得火山热流不断往上涌动，湖水也就象开了窝的水沸腾了起来，气泡也就接连不断的往上冒。除此之外，在“不周山”上，还生长着一种美丽的果树，它的果实象桃子，它的叶子又象枣叶，黄色的花而红色的花萼房，吃了它可以消除疲劳。

《山海经·西山经》又云：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其上多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密，浊泽有而色。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为祥。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是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

然而，这段文献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当我们读完了这段文献之后，就会有一种感觉，这就是，这里的水资源相当丰富。因为古人说了：“自密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当我们将这段史料与东非大裂谷中大大小小一连串的30来个湖泊一比，何其一致。因为在世界上的河流中，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例子。

因为这里的雨水充沛，天气炎热，所以这里的植物繁茂，动物众多。就象古人说的：这里“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而这一历史资料究竟说的是那里呢？当我们把它与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一带的情况相比，就会发现，这里的气候相对温和凉爽，雨量充足，植被茂盛，物产丰富，野生动物众多。古人的记载和现实的情形是那样的帖切。如这里有大象、非洲狮、河马、猎豹、犀牛、羚羊、斑马、長颈鹿、角马、狐狸、猎狗、狼、野水牛、野猪、鳄鱼、火烈鸟、红鹤、秃鹫等栖息。

在这里，我们无需一字一句的进行翻译，而应当把精力集中到古人记载的几个重点问题上。例如，一，“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二，“玄玉”；三，“玉膏”等等的含意上。

首先，我们来说这里的“其原沸沸汤汤”的意思。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它就是“其原浑浑泡泡”的孪生兄弟，即火山熔岩在湖底活动引起的高温热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温泉”。“黄帝是食是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黄帝就是用这种温泉来煮饭和饮用的。我们再说“玄玉”，我认为，它很可能就是我们所称的：“沥青”。因为“沥青”的颜色不仅是黑色的；同时，在高温下它也是“膏状”的；并且在冷却的状态里，它又是固态的。很明显，古人记载的这三个特征，一一都象“沥青”。所以古人称它为：“玉膏”和“玄玉”。由于火山的熔岩运动，而把地下储藏的天然沥青挤出到湖面上来了，所以古人又称有“沥青”的湖为：浊泽”。事实上，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油污飘浮在湖面上的意思。古人并且还说：它可以“以和柔刚”。以上说了这么多，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世界上只有“沥青”能在冷热中得到柔刚互变，并且还可以溢化变成油汚飘浮在湖面上。然而，真正的玉石却很难有这种互变的功能。

不周负子的含义

《山海经·西山经》又云：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鴀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瑶崖。钦鴀化为大鹗，其状如雕，而墨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鹄，见则有大兵。鼓亦化为鵕鸟，其状如鸱，赤足而直喙，黄文而白首，其音如鹄，见即其邑大旱。

而这里的“钟山”是座什么山呢？它在那里呢？我认为，它很可能就是非洲赤道上的肯尼亚火山。因为赤道穿过肯尼亚的中部，而该山恰好又位于肯尼亚中部的位置上，所以中国古人称它为：“钟山”。因为古代的“钟”通“中”，两字可以替代换用。同时，我还认为，“钟山”具有双重含义。而另一个意义是，该山是一座象钟一样下大上小的圆筒形火山，它因形似钟而得名。这样看来，古人命名是相当准确的，相当有实际意义的，相当有水平的。

我们看到，肯尼亚山恰恰是这样一座死火山，它的最高峰海拔是5199米，是仅次于南面的乞力马扎罗山的非洲第二高峰。犹其重要的是，它穿越赤道线。平时它烟雾缭绕，峰顶若隐若现；而在晴朗的日子里几里外就可以看到屹立在远处的雪峰。而巨大的冰河形成的山谷紧靠群山，一片瑰丽的景色。山顶终年积雪，并有15条冰川伸延到4300米处。

我们再说“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鴀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瑶崖”一句。这句史料是说，有个管理鐘山的古人，他有个儿子叫“鼓”。鼓身上绘了一条龙。他与钦鴀在昆仑山的南面把葆江杀死了。而这件事被黄帝知道之后。黄帝便把他们诛杀在钟山以东的瑶崖地区。而这个“瑶崖”在那里呢？其实，它就在今天的肯尼亚。因为在肯尼亚境内，东非大裂谷纵贯南北，生生将这个国家劈为两半，恰好与横穿全国的赤道相互交叉；因此肯尼亚获得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称号：“东非十字架”。而在裂谷的两侧，断壁悬崖，山峦起伏，犹如耸立地面的两垛高墙，首都内罗毕就坐落在裂谷东面的高“墙”之上。登上悬崖，放眼望去，只见裂谷底部松柏叠翠、深不可测，那一座座死火山就像抛掷在沟壑中的弹丸，串串湖泊宛如闪闪发光的宝石。

当我们把文章看到这里，《西山经》记载的“黄帝”杀“鼓”和“钦鴀”的“东瑶崖”在那里呢？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它就是指现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这边的悬崖。由此可见，《山海经》真是一部非常了不起，非常可靠，非常真实的纪实性的文献。同时，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钟山和昆仑山是东非两座相距不远的山。

《山海经·西山经》又云：

又西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蠃母，其上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采黄金、银。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其中多玉，其阴多榣木之有若。北望诸毗，槐鬼离仑居之，鹰鹯之所宅也。东望恆山四成，有穷鬼居之，各在一搏。爰有淫水，其清落落。有天神焉，其状如牛，而八足二首马尾，其音如勃皇，见则其邑有兵。

这段史料是说，槐江山是黄帝的一处花园，一个叫英招的巨人在那里管理。站在槐江山上，南面可以看到昆仑山，它发出的火光熊熊冲天，它吐出的热气如云如烟。同时，《山海经、大荒西经》对它也做了记载，文献又云：“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

虽然这两句话都很短，一句十二个字，一句二十个字。并且都很直白，一点也不难理解，只要有高中水平就能读懂。但是，人若过百，形形色色。有眼无珠，长嘴歪咧的混蛋，就是有。例如，世上就有一个叫独钓东海的天外来客，他从来也不读史书，但他却要不懂装懂的胡说八道，硬说：“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和“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这两句话说的昆仑山，不是活火山。并且还理直气壮的写了一篇天书批判赵自强。这真叫赵自强哭笑不得。事实上，这两句话说的“昆仑山”，就是“活火山”。用今天的行话说，这两段文献是真实的纪实性的。因为它就是记载非洲南面的坦桑尼亚的伦盖伊活火山，和刚果的尼拉贡戈活火山的史料。

《山海经·西山经》又云：

西南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有兽焉，其状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蝼，是食人。有鸟焉，其状如蜂，大如鸳鸯，名曰钦原，蠚鸟兽则死，蠚木则枯。有鸟焉，其名曰鹑鸟，是司帝之百服。有木焉，其状如棠，黄华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曰沙棠，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溺。有草焉，名曰薲草，其状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劳。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泛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醜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大杆。是多怪鸟兽。

这段史料是说，昆仑山是黄帝的都城所在地，有个叫陆吾的巨人在那里管理。但是，我们在这里千万不能生搬硬套，对号入座。因为《山海经》记载的昆仑山，是指非洲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可不是后来汉武帝、司马迁指定的我国青藏高原上的昆仑山。为什么说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是黄帝国都所在地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面的一系列博文中，用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文献文物做了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昆仑天柱”、“轩辕之台”和“西王母石屋”都在埃塞俄比亚，相反，而不在中国。

经过这样一比，我们也就证明了埃塞俄比亚是黄帝的国都所在地，那里才是中国人的故乡——昆仑山。

再说在昆仑山上，生活着一种长有四只角的野兽，形状有些象羊，名叫土蝼，它会吃人。有一种鸟，形状很象蜜蜂，但它的个头却有鸳鸯那样大。它的名字叫：钦原。它嘴里含有剧毒，螫了鸟兽，鸟兽就会死；螫了树木，树木就会枯。还有一种鸟，名字叫：鹑鸟，是凤凰一类的鸟，它主管着黄帝的日用器具和服饰等物。有一种树，它的形状象海棠，黄色的花，红色的果子，味道象李子，但没有核，名字叫：沙棠。可以御水，吃了它能够使人不沉溺。有一种草，名字叫：薲草。它的形状如葵，味道象葱，吃了它可以消除疲劳。河水发源在这座山里，往南流入于无达旁边的湖里。赤水也发源于这座山里，它向东南流注于泛天水。洋水也发源于这座山里，它向西南流入于醜涂水。黑水也发源于这座山里，它向西流注于大杆。昆仑山多产怪鸟和怪兽。

《山海经·西山经》又云：

又西北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见则其国大穰。有鸟焉，其状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鱼，其音如录，见则其国大水。

这段史料是说，离昆仑山黄帝国都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山，名叫：玉山。它是西王母的居所和辖区。然而，这里的西王母，就是西方女王的意思。其实，它是个官号，而不是人名。事实上，这个西王母，就是《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的：“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黄帝乃下天女，曰：魃”的“魃”。这就是说，第一代的“西王母”和第一代的“魃”，是同一个古人。事实上，她就是黄帝的女儿。

（二）

当我们研究了《西山经》记载的主要的人物和事物之后，现在，我们也就有了一个比较的对象。因而我们也就可以用《西山经》记载的种种事实，来和我国青藏高原上的昆仑山的地理特点作一番对照比较了。

事实上，我们看到，《西山经》记载的昆仑山上的主要地理特点：一是，这里地处热带地区；二是，这里多云多雨。例如，《山海经·大荒南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巧涂之山，青水穷焉。有云雨之山，有木名曰栾。禹攻云雨。有赤石焉生栾，黄本，赤枝，青叶，群帝焉取药。”三是，这里多江河湖泊。如《西山经》记载了河水、赤水、洋水、黑水、弱水、青水等等。四是，这里多鸟、多兽、多鱼、多草树。五是，这里多火山。如《西山经》记载了不周山、昆仑山、轩辕山、钟山、炎火山等等。六是，这里多五千年前的国家级的文物。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我国青藏高原上的昆仑山上的地理特点，恰恰与《山海经》记载的事实相反：一是，这里地处严寒的中纬度地区。二是，这里干旱少雨。三是，这里江河湖泊较少，并且这里的江河湖泊主要靠高山融雪补水。四是，这里鸟少、兽少、鱼少、树木更少，万里荒无人烟。五是，这里没有死火山，更无活火山。六是，这里没有五千年前黄帝和西王母遗留下来的大型文化遗址和相关文物。

我们经过上面六个方面的一一比较，可以看到，《西山经》记载的昆仑山的地理特点，一一与东非一带的地理特点吻合。然而，相反的是，《西山经》记载的內容，基本上都与中国青藏高原上的昆仑山的地理特点不符。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只能遗憾的说，《山海经》记载的昆仑山在东非，而不在我国青藏高原上。因为青藏高原上的昆仑山，是汉武帝和司马迁指鹿为马的“伪劣产品”！

基因，考古，生物学都支持人类都来自东非大裂谷，或许有人奇怪的古人的迁徙能力，麻烦去知乎搜一下相关问题，你太小瞧古人了。从生物学有个简单的例子，地球两端的男女互通可以生孩子，混血还能生。但是马和驴生的骡子，狮和虎生的狮虎兽不能再生。乞力马扎罗山是世界游子心中的圣山。

其实，从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开始，人类就对未知的地域充满了好奇心。自从有了国家，人类才被拴住了探索的脚步。

随着农业越来越发达，人口呈大爆炸增长。当人达到饱和或、附近食物不够和发生战争时，一批人又不得不远离家乡，去开辟新的居住地。但迎接在那的可不是什么野兽，而是跟你一样的人类，只不过他们更早罢了。

三四千年前，源源不断的人从西迁来，各部落为了占据农耕条件最好的北纬三十度两河流域而大打出手。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诗经·绵》）

古公亶父也就是西伯侯姬昌的爷爷，率领两千多人从来到中国岐山一带定居，他们是最早到中国的周人。

山海经大荒经曰：“黑水青水之闲有广都之野，后稷葬焉。”皇甫谧曰：“頉去中国三万里也。”

后稷（古公亶父始祖）的墓，皇甫谧曰去中国三万里。

周1里等于415.8米，三万里完全不在目前中国境内

古公亶约公元前1146年谢世，而公元前1146正好是埃及19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的统治时期，我们来看看拉美西斯三世的统治时期发生了什么：

拉美西斯三世 Ramesses III（？-公元前1166年）是古埃及第二十王朝法老（公元前1197年-公元前1166年在位）。改编军队，使用外族雇佣兵，阻止利比亚和海上民族的入侵。拉美西斯三世执政的时候，世界发生了巨变。由图特摩斯三世开创的，并由他的后继者拉美西斯二世维持的埃及与希泰族之间的谈判，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给中东以和平。但是，现在看来似乎这种和谈将要走到了尽头了。这个时期内，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正上演着特洛伊之战。埃及年老的皇帝已经无力操纵国家机器，也无法收获丰收的果实。

在纸莎纸上记载道：由于外国势力阴谋划分埃及的土地，人民被战争所迫而四处奔逃，人民已经无法在战争中寻得一块乐土安家生活，因此有很多埃及人流离失所，绝望的人民揭竿而起。当时著名的海人将希泰族皇帝击败，并且很快就威胁到了埃及。

再看看古公亶父迁徙的原因：“熏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亶父不想战争便“与私属遂去，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

夏朝（古埃及）在埃及建立（公元前3100年）。其间，上埃及的一个部落（高辛氏，即帝喾的后人）“契”迁徙到两河流域（埃及的东边）发展，这就是商朝人的祖先。“契”的部落统一了两河流域的很多部族，并率领他们回到埃及。公元前1700年开始，趁古埃及持续衰败下去，商族（喜克索人）打败并占领了埃及（公元前1630年）。

商灭夏

夏朝余部被赶到南方（底比斯）并没有被消灭，100年后重新崛起，把商族（喜克索人）从埃及赶走（公元前1550年）。随后商族（喜克索人）经新疆迁徙中原，建立了殷墟文明。（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个文明）

在商灭夏前（公元前1650年左右），古埃及贵族不窋（后稷之后）失去官职后，便带领部族迁徙到先进巴勒斯坦以色列一带定居，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休养生息，其间还经常跨过约旦河砍伐位于现今黎巴嫩的黎巴嫩雪松贩卖到埃及。到了公元前1175年左右，古埃及在地中海地区的殖民地遭到菲利士人侵占，古公亶父氏族便在其中，面对强大的菲利士人，周族只得东迁逃离，直至到达了中国陕西省的岐山一带定居。

周武王胜利了，消灭融合赶跑当地的土著。带来的不仅是先进的技术文明，还有古埃及文化和历史。中国本地的很多技术都像是一夜出的，好比这个国家还没发明遂发枪就已经拿着自动步枪在战斗了

孙卫东那篇殷商时期青铜器的同位素研究论文下的回复，很多人误认为这些青铜器矿源是埃及，因此认为孙卫东的猜想中国人是古埃及后裔。

实际上依据孙卫东的猜想，中国人不是古埃及人，而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喜科索一支。古埃及只是中国（苏美尔）人曾经统治过的区域之一。在统治下埃及一段时间后，上埃及法老复国，中国人（苏美尔人）被驱逐，于是来到现在的中国，当年在埃及遗迹也被损毁。

孙卫东的论据不仅仅是对青铜器放射性的研究，还有其他论证。青铜器放射性研究的成果，是孙卫东94年就做出来的，只是当年没有发表，近几年在找了许多相关证据后，才给出了自己的猜想。比如依据文献和语言学，发现禹和埃及第一位法老蝎子王的关系，依据苏美尔人建筑文化中的泥砖和宫殿布局，联想中国殷商时代建筑风格相对之前的转变，苏美尔人是黄种人，异于闪族和古埃及人等等。

其他证据还包括甲骨文早期是写在贝和乌龟甲片上，这些贝和龟（马来龟）产自热带，而后期甲骨文主要是在牛骨上。通过甲骨文载体早期的出产地，孙卫东猜想中国祖先早期是从热带迁徙而来（推理比较准确），并掌握了比较高超的航海技术，据此可能和古埃及的航海技术有关（推理逻辑链比较长）。

还是基于文字的猜想，孙卫东认为殷商以前中国的古陶器上从来没有文字，只有图案，而陶器显然是比甲骨更好的书写载体，因此殷商的文字几乎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这不符合文字建立的规律，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中国古文字借鉴，或者是直接照搬其他文明的文字。同时苏美尔人也是象形文字，且书写规范是竖写，异于古巴比伦。

从战争工具上，孙卫东认为复合弓也是中国古文明出自中东的证据。因为在漫长的文明史中，根据考古学证据，只有中国古代和和喜科索人使用复合弓。古埃及、欧洲、日本、早期的匈奴都是使用长弓，科技含量极低。根据战国时代的《考工记》，中国的复合弓技术长时间没有变化，而根据考古学证据（商代妇好墓），复合弓和文字一样基本就是一夜之间达到技术颠覆。同时，在苏美尔人统治埃及期间，有雕像作证复合弓，与之前的猜想互相辉映。因此孙卫东认为中国复合弓与文字相结合，说明中国古代文明应该不是原生的，而极有可能是来自苏美尔文明。

总之，孙卫东的论证除了青铜器外，其他推论都需要很长的逻辑链，而且他强调的是中国人是苏美尔人后裔，是古埃及曾经的征服者，并不是古埃及人。

实在太多，就列出一小部分，现在有时间可以多写一些吧

现在埃及人不是古埃及人，古埃及很多是跟我们一样的亚黄人种。

法老=皇帝，是最高祭司，是阿蒙神之子（中国叫天子），见了法老要行跪拜大礼（跪拜的姿势都和中国一样）

法老分封土地给王室和贵族

法老之下是“维西尔”（宰相）负责打理国家的日常事务。维西尔这个词是古埃及语“捷提”（t3tt）的音译，如果我们汉语音译过来就接近宰相或者丞相。

维西尔是古埃及中央政府的最高官吏，拥有“全国的总管”、“国王全部命令的顾问”等称号，同时还是国家档案馆的总管理人。维西尔每日要向法老报告国家的重要事务，接受法老的命令然后颁布给各个政府部门，代国王起草官员的任免令。这位行政上的最高长官也是司法的最高长官，兼任大法官之职，还负责上下埃及的税收工作，有调动国王卫队的权力；负责国内重大工程，接见外国使节，长官农林水利和社会治安。

古埃及人的葬礼仪式和中国古代的葬礼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送葬队伍，专门的哭丧队，供奉食物，他们和中国人一样的侍死如视生。

在新王国时期的墓室壁画里有很多关于葬礼仪式的描述。如法老死后，经过70天，尸体被制成木乃伊，然后放至在一个船型棺床上，棺床放在一个撬上，由牛来拖动。于是葬礼仪式开始。庞大的送葬队伍主要由奴仆，祭司，和亲属组成，他们带着白布头带，穿白拖鞋，算是古埃及的披麻戴孝。当然，非常重要的一部份是专业的哭丧队伍，由女人组成，她们得到报酬，要非常夸张地，顿足捶胸歇，以头抢地，斯底里地痛哭，极尽哀思之情，古时的中国也有干这种营生的，清代时北京城里地安门外好像就有。古埃及男人们的表达方式就含蓄很多，他们会在那段时间里剃发，剃须。

法老的送葬队伍由高官带领一直送到尼罗河边，木乃伊由尼罗河东岸乘驳船（称为冥王俄西里斯之舟）驶向西岸。埃及人视尼罗河东岸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象征生，而尼罗河西岸是日落的方向，代表死后世界。

在尼罗河西岸，法老的陵墓已经事先一切完工，等待着法老的木乃伊。在埋葬前，要进行一项重要的仪式：开口仪式。开口仪式为木乃伊送上符咒，净化，涂圣油，保证死者在死后的世界里能恢复一切生前的能力，并获得重生。

最后，木乃伊被放入棺椁之中，连同放内脏的canopic jar和各种家具，珍宝，一同放入墓室，由石匠将墓门封死。最后大家会在墓室外面的天棚里吃饭喝酒。

九宫棋

夷字有多重含义。其主要意思是“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夷字“从大从弓”。据说东夷人最早发明弓箭，擅长射箭。因此有所谓“东夷”为东边的弓箭手说法。

远古东方部落称为夷，而东夷作为一个名词则来自于周代，因为周室相对于东方诸夷部落来自于西部，但是后来这个词被史学界统一用来借指史前中国生活于今山东，淮河地区，活动在今泰山周围的被称为夷的众多部落、方国的一个名词范畴，词义性质从地理名词转变成对中国文化起源领域意义上的文化渊源性质的名词。东夷，即东边的夷人，“夷”，古山东话中音同“人”，原意为“一人负弓”（《说文解字》），与华是同位语。

夷的族称，今所见为当时确证的，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古籍记载则夏代的东方已有众多夷人的方国部落。《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这九种夷都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夏朝与东方诸夷关系的记载。实际上，“九”仅言其多，不必拘泥于九种。

所以绝不是巧合的，古埃及法老有个传统，用九张弓代表敌人的存在（他们不一定是固定的敌人），但九张弓（九个敌人）的说法一直保留下来，有所作为的法老都用征服了九张弓作为自己的功绩

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古埃及李世民）的狮身人面像把九张弓压在自己身下，代表已征服了“九夷”。

图坦卡门法老把九张弓画在自己的鞋底板上，代表自己脚踩“九夷”，上面画两个人是努比亚人（黑人）和闪米特人（白人）。

法老Nectanebo二世，把九张弓刻在神灵的赞美词下面，代表愿神灵使自己镇住“九夷”。

（三）

除了上述，还有更为离奇的猜想：

从夏朝起，人类就没有帝了，只能称王。因为帝是统治管理全天下（盘古大陆）的，管理亚欧非的“夏启”顶多算是最大的王（也叫法老王），各地区还有不同的王和侯协助夏启分管天下

月球远离，引发盘古大陆分裂、剧烈地漂移。夏朝只能统治亚洲、欧洲和非洲。从此以后，夏什么王、商什么王、周什么王，都是王，不敢称帝。只有统治全世界才能称帝。

本来“天”圆地方，自“盘古开、天辟地”后，天也不是原来的“天”了，地也不方了。

“天”（月球）稳定远离，亚欧基本漂移到位。就到了禹的时代了。虽然禹也称帝了，但他并没有统治全世界，所以他不算在五帝之中。对后人来讲，禹的主要功劳不是“治水”，而是传承《山海图》。

根据《山海图》整理而成的《山海经》就是一本让后人了解洪荒时代的百科全书，洪荒时代就是大洪水之前的时代。因为剧烈地板块漂移带来持续数十年的大洪水，使全球荒芜一片，后人为了纪念，给之前的时代起名叫洪荒。

《山海图》记录的就是洪荒时代，也就是夏之前的时代，洪荒时代全球统一，三皇五帝为全球人类共主。当时也没有宗教，全球人类只信天，全是一个信仰！只要有德行、素质高，就会得到表彰，从上到下实行圣德教化，这是一个美好的社会。

以前有人对中国的夏朝、商朝是否真实存在表示过怀疑。后来殷墟被发现后，对于商朝的怀疑已经没有人再说了。但是，对于夏朝是否存在的怀疑依然如故。这种怀疑来源于一个很简单的西方理论：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就不能明确证明。西方的这个理论并非自古就有，而是西方近现代考古学形成之后出现的。近代欧洲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大大增强了这种理论的底气。

西方在讲希腊文明的时候，除了文字的记载，还有考古学的发现相呼应。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特洛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是否真实存在，一直遭受怀疑。过去的人们经常把《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当成是文学作品，而非真实的历史。但是，一个名叫施里曼的德国人坚信《荷马史诗》不是文学，而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于是他花费大量财力，开始寻找特洛伊遗址。最终找到了，现在成为土耳其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除了特洛伊之外，希腊还有雅典城遗址、克里特遗址、迈锡尼遗址等。这些遗址也分别被称为“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等。西方近代考古学的这一系列成果，使得人们越来越坚持，要证明一个远古文明，必须有考古学的证据。更有意思的是，这些考古学证据基本上都是指金器、青铜器等贵金属物品。

有人说了，西方的这种考古学与文明关系的论断，在欧洲地中海地区是适用的，在中国或在世界其他地区不一定完全适用。在地中海地区，一个小型城市拥有大量的金银财宝，以证明一个“文明”的存在，是有特殊原因的。不管是克里特、迈锡尼、雅典还是特洛伊，它们显然都可以算作一个城市，但是，面积范围都不大。现代考古学认为，特洛伊遗址在当时能够居住的总人口大约在2000人左右。法国学者库朗热说，一般希腊城邦拥有公民权的人大约在200-350人之间。也就是说，一个古希腊城邦，即使加上没有公民权的人，人口总数也不是很大，有人说几千，有人说几万。按照《荷马史诗》对特洛伊的描写，当时统治特洛伊的更像是一个氏族，而非国家。但是，偏偏在这样一些今天看来很小的城市里，考古发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古希腊所有的“文明”都主要是建立在贸易经济的基础上。

特洛伊这样一个小城市，即使靠它周边地区的农业人口，也很难创造出考古发现中找到的大量金银财宝，换句话说，靠特洛伊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它根本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的财富。特洛伊的财富来源就是贸易，它占据了当时欧亚非贸易的咽喉要道，它的主要财富来源是对过往货物征税。用中国话说就是：“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希腊联军之所以不惜血本要攻下特洛伊，并非因为海伦被拐走这样一个简单原因。美女海伦被拐走也许是真的，但这很可能只是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的借口，就像美国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占据财富通道的咽喉。

除特洛伊外，古希腊的其他考古发现，包括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都是贸易经济的结果，否则，地中海一个小岛上，自己也没有金矿，也没有丰富的物产，哪来那么多金银财宝？而且，贸易经济的交换手段，使得当年没有统一货币的希腊人，不得不借助于金银等贵金属，这也形成了西方文明重视黄金等贵金属的传统。

对于中国来说，贸易始终没有占据经济活动的主要地位，农民的集市贸易主要是小范围地交换生活必需品。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财富来源不是贸易，而是土地。因此，城市在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十分重要，尤其在早期夏商周时代。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来源首先造成对金银等贵金属的不同态度。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对玉石的重视程度超过对金银的重视程度，而玉石并非用来做贸易中介物的。其次，没有发达的贸易，自然也就缺乏作为贸易中心的城市，自然也就不会在城市中聚集大量的金银财富。所以，以一个小型城市遗址拥有金银财宝数量的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的文明，并不十分适用。即便是殷墟，青铜器等物品的出现，也不是在一个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墓葬中。

地中海文明以贸易为主要经济来源，造成了一些小城邦在贸易竞争中异军突起，形成短时期内财富的大量集中，但同时也造成周边人的眼红，于是战争不断。这又造成了一个曾经繁荣的小城邦文明突然中断。这种现象使得现代考古学有可能找到一个拥有大量金银财宝的小城邦遗址。而在中国，一个文明的存在，很少因为一个城市的消失而消失。中国古代社会的财富，主要不是因为贸易而集中在城市，更多的是因为农业而分散在农村。因此，在中国试图用一个城市遗址所拥有的金银财宝来证明一个文明的存在，很可能是徒劳无益的。

对于地中海地区的贸易经济来说，城市集中体现了文明的全部内容，城市与农村的区别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而在中国的农业文明中，城市更主要体现的是管理功能，而非文明的全部价值。在农业文明中，城市与农村的区别，不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相反，农业文明的精华保留在农村是很正常的。例如，我们现在仍然能够看到的明清民居村落，其精致和优雅，丝毫不亚于同一时期的京城民居。

周代应该算是信史的时代，但是，周代的都城及墓葬遗址至今都没有确定，周代的金银财宝被发现的也不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定周代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文明。商代的殷墟也不是一个城市遗址，而是一个墓葬。对于更早的夏朝，如果我们还是沿用西方考古学的概念，以一个小型城市遗址的金银财宝来衡量和判断一个文明，那么，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结果。因为，西方依据地中海文明所建立的考古学与文明关系的论断，对于夏朝很可能是不适用的。

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有一个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朝。与地中海的各种“文明”相比，中国人只将二里头称作“文化”。但是，地中海的每一个“文明”遗址，所能拥有的人口，都只有几千人的规模，而“二里头文化”的规模估算可容纳十五万人左右，有的估算更高。与古希腊的“城邦文明”相比，“二里头文化”才像一个真正的城市或都城。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之所以至今都没有宣布“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的都城，主要原因是受了西方近代考古学的影响——在二里头没有发现大量的贵金属。

我认为，对于“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判定，应该抛开西方考古学形成于地中海考古的结论。否则，我们对于中国远古时期的历史证据，只能寄希望于秦始皇之类暴君的出现，才有可能出现财富高度的不合理集中，也才有可能被今天的西方考古学理论所接受。而对于尧舜这样的“贤君”，对于那些没有横征暴敛的古代“圣贤”，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从西方考古理论那里得到金银财宝上的考古证实。但是，事实上，中国人工栽培水稻已经有1万年的历史，最早的丝织品也有7000年的历史，而且，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视金银等贵金属，也许夏朝人真的“视金银为粪土”呢？

总而言之，西方考古学理论的某些论断，其产生的背景是地中海的城邦贸易经济，而这种经济模式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因此，这一论断也不应该简单套用于中国古代考古。换句话说，寻找或确认夏朝的都城，不能完全借助西方的考古学理论。至于“二里头文化”能否就判定为夏朝的都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目前也无法得出结论吧。

尽管如此，关于夏朝兴亡年代的推算还是出现了多种说法。由夏商周断代工程发布的《夏商周年表》中拟定为约前2070年─约前1600年，存在约470年左右。

传说大禹还是个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在武梁祠西壁上刻着《大禹治水》的画像，夏禹头戴斗笠，左手前伸，右手执耒耜，回首而顾。身旁榜题曰:“夏禹长于地理，脉泉知阴，随时设防，退为肉刑。”

史记中的“道河积石”（导河），禹在多处治水，其中一处为“积石”。大禹“道九川”，可见治水面积范围大，是个大面积系统工程。

大禹治水的背景

在尧帝时，已经洪水滔天，群臣推荐大禹父亲鲧领命治水，尧帝本来不信任鲧，因为找不出其他合适人选，只能派鲧治水。

尧帝接班人舜帝做巡视工作，发现鲧治水无方，治罪鲧。

尧帝死后，舜帝主政。想继续治水工作，找工程负责人。大家都推荐禹。

这种传说之余，使得有人认为二里头的1-4期都属于夏文化，并且与早期的龙山文化以及后期的商文化都有地层叠压。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从夏到商，存在文化上的突变，因此容易推导出是由于大规模战争造成的，一些专家们认为此次战争即商汤灭夏桀的鸣条之战。而二里头是否为夏朝的起点，还是众说纷纭。二里头文化同早期的龙山文化同样存在一个突变，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战争造成的，对应历史上的记载，则可能是“后羿代夏”。

（四）

上述猜想不全是空想，还有具体的考证如下：

《中文“仁”字的起源和真相》

阿蒙神（圣书体）

据记载，阿蒙神最早出现的时候就代表了：对穷人的公平、正义和真理。

来法老名字前面一般都会加上“阿蒙”字样，以示其对阿蒙的忠诚和敬畏：

这个阿蒙字样和中国字“仁”形状非常接近，下面这个法老戒指上的简写更证明了这点：

另据考证，阿蒙就是犹、基、伊三教，阿门，阿敏一词的来源

所以，中文“仁”一字，就是犹、基、伊三教，阿门，阿敏一词……

阿蒙神教祈祷仪式开始和结束都说“阿蒙”，基督教完全一样，连读音都一样：阿蒙（阿门）。

华：《说文》释“华”为“（木）荣”，很显然它是一个植物

再从著名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菁茅谋”中我们可以找到“华”的来源：《菁茅谋》记载了给周天子的贡品中，有一种长江流域的三条脊梗直贯到根部的茅草，而这种没什么实用价值的菁茅被周天子用在祭祀场合（不是其他的草能代替的），管仲也因此炒作菁茅敲诈了众诸侯一刀。《管子》曰：江淮之间有一茅而三脊贯至其本，名之曰菁茅。

所谓“三脊贯至其本”与上图中的金文“华”字非常吻合。

那么为什么周天子会喜欢这么一种不值钱的茅草，拿它来用在祭祀时使用呢？

当看到古埃及国标莎草的形象文字时恍然大悟，这不就是“华”吗？

在古埃及特别是下埃及地区，纸莎草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它被用来做席子、草鞋、木筏、燃料，甚至它的茎还可以食用花可以用来进献给神灵。所以这种重要的植物被作为下埃及的标志出现在古埃及象形文字当中。位于埃及卡纳克神庙的古埃及国徽：莎草-中文華（三草）字就是它。

这个字的出处是埃及卢克索神庙的拉美西斯二世纪念碑（公元前1250年），古埃及人用这个字称呼自己的民族，西方考古学家解读它叫做Kmt，意为黑色的地方。

《礼记.檀弓》载，夏后氏尚黑。

黑色是古代中国人的庄重的颜色，又称为玄色。而古埃及文“夏”字的含义就是：黑色的地方。这是因为尼罗河泛滥带来的淤泥就是黑色的，而这些黑色的淤泥是古埃及人生产粮食的绝佳肥料，它代表了无穷的生命力，所以，黑色在古埃及人眼中是生命力、活力、再生的象征。

至此，所谓“华夏”的意思也清楚了：华是一种祭祀时使用的植物，它的原形是埃及莎草古埃及人拿它祭祀并把它的形象作为国家的国徽。而周朝人完全继承了古埃及的传统，在中国江淮一带找到了一种相似的菁茅来代替它，同时也继承古埃及的传统把这种植物的形象作为中国的国徽。而夏，就是古埃及人对自己民族的称呼。“华夏”二字，华代表了中国的国徽（芔），一个代表了中国人的民族（夏族，有一些少数民族直接称呼汉族为黑夏）。

华夏，黑夏，都是古埃及人的象征，都被周朝完整的传承了下来！

《书·牧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

禹葬会稽，桐棺三寸，葛以绷之。——《墨子节葬篇》

禹葬，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绷之。下不及泉，上不通臭。既葬，收余壤为垄，若参耕之亩。——《帝王世纪》“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绷之。”这不就是制造木乃伊吗？

《史记·司马相如传正义》曰：“昆仑去中国五万里”，于是，把非洲人叫昆仑人，把黑奴叫昆仑，昆仑有黑的意思。汉武帝接见从西域来的使者，使者说他从更西边抓来小狮子和黑人。东方朔称为昆仑奴，差点把狮子当狗。

（五）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至今已过十多年，仍然一无所获，结论：“炎黄”是无证可考的“神话人物”。其实黄帝历史上确有其人，他就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个法老纳尔迈。

下面结合这幅《纳尔迈权标头》调色板，从“中埃”兩国文献文物比较进行论证。

第一：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北逐荤粥”。然而，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它再清楚不过的告诉了我们一个历史事实，这就是，黄帝统——中国的战争，是从埃及南方的埃塞俄比亚一带进攻北方的埃及的。“荤粥”一名，“埃及”。

第二：苏联格拉德舍夫斯基在《古代东方史》：埃及统一之后，“南方人曾多次对北部进行军事行动，以便用武力巩固统一”。埃及的这段史料，恰与中国古文献记载不谋而合。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太平御览》卷79引《帝王世纪》中看到：

黃帝……与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克之。

《史记·五帝本纪》又云：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黄帝原本是统治非洲“南面”埃塞俄比亚——“昆仑山”一帶的皇帝；神农（赤帝、炎帝）是统治非洲“北面”埃及（冀州）一带的皇帝；黄帝曾经“三”次从南方进攻北方的神农，最后才攻克和战胜了他，并获得了统一中国的胜利。

第三：黄帝战胜蚩尤之后，上下埃及虽然得到了初步的统一。但是，蚩尤的族人和旧部，经常造反叛乱。使得黄帝的政权很不稳定。故《太平御览》卷79引《龙鱼河图》云：“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形势还是非常紧张的。在这种情形下，黄帝不得不率领他的“师兵”和“营卫”，经常在“荤粥”、“釜山”、“涿鹿”，这三个城“邑”之间来回驻防，以镇压当地的暴“乱”。

然而，这是不是历史事实呢？关于这一点，从《古代东方史》一书中，看到一些相同的研究成果。书中说：“在统一后，最初的几十年，埃及的首都是希拉康坡力（即伏羲故都），以后是阿比多斯（即底比斯）……最后是白城（孟斐斯）。为了在北方巩固政权，在那里建筑了‘上埃及’人的住民地，这个措施是必要的，因为北方在很长时期里，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暴动”。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看到鲜明的对代材料了。这些新的资料更清楚的告诉我们，“中埃”两国的这些史料是完全统一的。

例如，黄帝驻防和作过都城的“涿鹿”、“釜山”、“荤粥”，这三个城“邑”，正和《古代东方史》所述的“那尔迈”曾在“希拉康坡力（伏羲故都），阿比多斯（底比斯），白城（孟斐斯）”，这三个城市做过都城的事实不谋而合。并且当时的形势也描写得一样紧张，很明显，“北方在很长时期里，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暴动”，又被“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的记载所印证了！

第四：当黄帝把政权稳定之后，立即就进行兴修水利和恢复生产的建设工作。关于这——事实，《史记》是这样记载的：黄帝“披山通道，为尝宁居……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而这里的“披山通道”，就是开通陆路，“旁罗……水波土石”，即整治江河水路，包括挖沟筑堤，建筑灌溉系统等等。关于这——点，《山海经·大荒北经》亦云：“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这意思就说得更明白了：想跟我到埃及去的，黄帝命令他们和应龙一齐向北走。到埃及之后，先要除去水患，疏通江河水道，修筑沟渠系统。

然而，中国历史文献中的这些不启眼的记载，恰恰又被《古代东方史》中的研究成果映证了。据原苏联格拉德舍夫斯基教授研究说：“美尼斯统一埃及后，把北埃及大量的军事奴隶……有４万７千人。被大量用于修建灌溉工程上，从埃及统一时起修建灌溉工程就具有很大的规模，（这也是）统一埃及的统治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当我们把“中埃”两国关于“黄帝”和“纳尔迈”的这段历史资料放到一起来进行比较时，可以发现，“中埃”两国这些相同的史料是吻合的。

第五：黄帝在统一中国之后，也就是统一上下埃及之后，为了进一步稳定北方的局势，改善民族关系，他除了恢复、发展生产，大搞建设之外，还采取了一项十分理智的修好和亲政策，娶了一位北方的姑娘为妻，这就是“雷祖”。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

然而，这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呢？过去，我们一直找不到证据证明这个问题，也就对这种说法半信半疑。现在，我们看到了直接证明这一事件的文物——《纳尔迈权标头》，并且李政先生在《神秘的古代东方》一书中还对它作了具体的解释，他说：“在《纳尔迈权标头》浮雕画面上，纳尔迈头戴红冠，手执象征王权的权标。在他的前面，刻画着一位公主乘轿的形象。埃及学家指出，这很可能反映的是一位北方公主远嫁纳尔迈的情形，这一婚姻很可能表明了北方对南方的归顺”。

我们看到，《纳尔迈权标头》对“黄帝娶嫘祖”，这是多么有历史意义的证据哬！而最重要的是，这——证据出自埃及文物上，这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了。因为它从来没有被人篡政过，并且文物上的画面形象逼真，一看就能叫人明明白白。

因为，在《纳尔迈权标头》上雕刻了“一位姑娘坐在轿子里”，而她对面却坐着一位名叫：“纳尔迈”皇帝。“纳尔迈”坐在九级台阶上的宫殿里，手执权标，头戴王冠。恰恰这些在中国历史文献中都未记载过，这就补充了中国历史文献记事的不足。这就更加显现了文物证史的重要性！

第六：我们都知道，“轿子”是中国嫁娶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宫庭文化和民族风俗的独特标志。但是，谁知道“轿子”的源头在那里呢？文物中的形像是怎样的呢？它的诞生时间究竟有多长呢？关于这些基本问题，恐怕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没有——个人能正确的回答得出来，甚至学者们从来也没有想象到过，它最早的物质形像，恰恰雕刻在5100年前的埃及《納尔迈权标头》上，并放在久远的埃及早期法老的陵墓里面！

而我们还必须知道，中国的“轿子”文化，这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这属于中国人的“专利”产品，“外国”学者就是看到这种东西，恐怕也说不清它的名字。

然而，我们今天却大开了眼界，忽然从5100年前的埃及文物上看到了中国最古老的“轿子”形象，这就确凿的证明了一个客观事实：这就是，埃及的“轿子”文化，正是孔子、屈原、司马迁……以及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日夜都在寻找的中国失踪的“炎黄文化”的源头。换言之，这就是中国文化之根！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埃及就是中国历史文化最早的发祥地之——！

第七：《山海经》云：“黄帝妻雷祖”。《路史》云：“黄帝元妃傫祖”。《史记》和《云笈七竿》云：“黄帝娶嫘祖”。很明显，中国古代的“雷”、“傫”、“嫘”三字，是同音同意的关系。就是说，黄帝第一夫人的名字，确实呌做：“雷祖”！

而埃及历史中也有类似事件，《简明历史事件辞典》中得知：“近代埃及学家把第一王朝的建立确定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并将美尼斯（又称：米恩）其人，与有若干考古证据的纳尔迈视为一人。根据《纳尔迈调色板》和《纳尔迈权标头》上的图刻资料，纳尔迈确曾征服过三角洲地区，并可能娶过当地一位公主，名叫：‘涅伊提·霍特普’”。雷祖应该就是涅伊提·霍特普。

第八：我们从《纳尔迈权标头》的左下角上，以及其它埃及文物上，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即两个身体矮小的男子，两手各撑一把大羽扇的形象。

然而，我们切莫忽视这一极有历史意义的形像和事实。因为在中国宫庭文化中，也反映了这一客观情形，只不过在中国宫庭文化中，站在古帝身后撑着大羽扇的却是两名漂亮的宫女。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帝皇身后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过去我们不知其意其源，今天我们看到，它最早的形像出自5100年前的纳尔迈时代，物证就藏在早期埃及法老的陵墓之中！

然而，“大羽扇”文化的原始含意，述说了怎样——段历史变迁呢？想毕，经过前面一系列的比较考证之后，大家都能猜想到一二了。

因为，埃及是地处炎热的撒哈拉沙漠中的——个国家，这里长年干早酷热，一年四季的气温都在摄氏20度之上，而最炎热的时候，是中午时分，太阳直射在地上，这时室內的温度可以达到摄氏35——40度，最炎热的记录是摄氏55度。而在沙漠中的室外温度，最高达到过摄氏70多度，如果把鸡蛋放在沙石上烘烤，不要40分钟就可以烤熟。

由于埃及法老每天都生活在这种炎热的气候之中，环境逼迫，所以法老每天都按排几名侍者，在其身后用“大羽扇”为其扇风纳凉。可见，“大羽扇”是埃及法老一件必备的纳凉工具。而生活正是艺术的源泉，古代埃及艺人，就把法老与“大羽扇”的关系描述和雕刻了下来，所以，在很多埃及早王朝的文物和壁画上，都雕刻了侍者持大羽扇站在法老身后的形像。

但是，后来中国国都因战争曾几经迁移，逐步从炎热的埃及迁到了温带地区的中国。然而，古帝在迁都之后，还是走到那里把它带到那里，尽管两地的气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古帝还是“习惯性”的继承着这一黄帝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使这种传统的纳凉工具流传至今。

我们都知道，在现在的中国，既使是夏天，气温也没有埃及秋天那么炎热，而冬春两季，几乎就用不着“大羽扇”了。这样看来，中国古代宫女站在皇帝身后手举“大羽扇”的传统制度，实际上，在很多时间里，仅仅是一种无为的罢设，或装饰品，因为“大羽扇”取风纳凉的作用，早已丢失了许多。但是，这一祖传的值得尊重和纪念的，黄帝时代传承下来的宫庭文化遗产，却在中国代代相传，一直沿用了几千年，直到明清时代才逐渐消失。

而极其遗憾的是，中国考古學家却在中国先秦墓葬中，以及后来的其它文化遗址中，从来也未发现过一件这样的历史文物可以证明，这一传统文化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相反的是，中国这种独有的“宫庭大羽扇文化”早就广泛的雕刻在《纳尔迈权标头》和其它埃及文物上。

这也就是说，我们从埃及《纳尔迈权标头》上，再次看到了中国独有的“宫庭大羽扇文化”之根在埃及，它也是5100年前黄帝时代的产物！换言之，“埃及大羽扇文化”，确凿的证明了“中埃”两国历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同祖文化。

由于，“埃及大羽扇文化”起源于5100年前，而中国的“大羽扇文化”相对较晚，我们从时间上看到，中国“宫庭大羽扇文化”，确实是从埃及发源、演变，再随战争的人流从埃及带过来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埃及法老的“大羽扇”文化，为我们证明中国宫庭“大羽扇”文化起源于埃及的事实，又留下了一件不可低毁的确凿物证。

第九：我们从《纳尔迈权标头》这一文物画面上还看到，那尔迈手执一物，中国埃及学家常常误称它为：“权标头”。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长期以来的“权标头”的说法，是一种误解。据我20年的研究经验告诉我，埃及古帝手上真正掌握的“权标头”，其实，是——种有圆环的铁棍状的东西，这也就是后来古帝“杖杖”的前身。

关于这一事实，我们经常从埃及壁画、面罩和神像上看到，埃及法老的标准形象是：一手紧握有环的“权标头”，而另一手却紧握“塵”，并将二物交叉放在胸前。例如，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金面罩上是这——形像，在埃及阿布辛贝勒神庙中的神象，也是这——标准的形像！

这也就是说，“权标头”和“塵”，确实是两件埃及法老大权在握的标志性物证。但是，我们看到，《纳尔迈权标头》上雕刻的，纳尔迈手上拿着的这件东西，却是一件无环有须的东西。如果说，这是“权标头”，那么，纳尔迈就应当抓住那个圆环，这件东西就不会坠下那须须。其实，这件东西的正名应该称：“塵”，即一件拍打灰尘的工具，而非有环的“权标头”。

关于“塵”，这种其貌不扬，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物，中国古人对它有三种不同的称呼。一称“麈”，这是皇帝的专称；二称：“拂尘”，这是人们的共称；三称：“云帚”，这是道家、佛家和埃及祭司和僧侣的称谓。

我们看到印度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她手中就持有“云帚”。同时，我们还看到道士、太监手中也持有“云帚”。事实上，这种“拂尘”文化早在五千年前的埃及文化中就产生了：如埃及帝陵里的古帝画像、木乃伊、神庙僧侣的塑像等等文物上都可见“云帚”的形象。

因此，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云帚”文化，究竟是从中国流传到埃及去的呢？还是从埃及流传到中国来的呢？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谁是根？谁是梢呢？关于这些重要问题，其实，5000年前的埃及古人，早就把有关“拂尘”的这一答案，广泛的雕刻在文物上了。相反，这一文物的证据，却在中国考古中没有找到过。

然而，“拂尘”文化为什么5100年前会出现在古埃及呢？关于这个问题，这是因为，那时埃及不仅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它还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国都所在地。所以埃及人流，那时成天是车水马龙，络绎不绝。请你想一想，在埃及炎热干旱的沙漠地区，人行马奔，尘土飞扬，时刻都要拍打身上的灰尘，手上没有“拂尘”行吗？

后来，中国国都从埃及迁至耶路撒冷，再经巴比伦、印度，逐步迁至潮湿少尘的中国之后，但中国传统的皇权标志——“拂尘”，还是不抛不弃，——直随着中国国都迁移。尽管这一除尘工具在中国皇宫中流传了几千年，既使它失去了拍灰除尘的本来意义，但是，中国古帝还是尊守古制，把这一具有纪念故乡意义的“祖传国宝”放在身边，交给太监管理。

但很遗憾，中国古帝和太监，却不知道，这是黄帝时代的文化遗产。因此，也就不明白“拂尘”的原始含义和出处。再说中国道士，他们祖先从埃及祭司和僧侣手里也继承了“云帚”，这一文化遗产。虽然，“中埃”两国的“拂尘”在制作材料和编织形状上小有差別，——是用布条编织，另一是用马尾制做，但其大体模样和作用则是完全相同的。今天，我们从“中埃”两国这种同祖共源的文物上，又看到了中国文化起源于埃及的历史事实。这可以算是，“中埃”两国历史文化，第九个完全吻合的地方。

第十：其次，我们从《纳尔迈权标头》上还看到，该文物上有和《那尔迈调色板》中相同的雕刻图案，这就是，四位打着不同的飞禽旗帜的矮小人物形象。他们手持的这四面旗帜的顶上都站立着一只飞禽的模型。而我们看到的这一画面，正好和我国古籍《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使四鸟”，以及《列子·黄帝》记载的：“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的后半句史料，简直可以说吻合得天衣无缝！

这也就是说：《列子》记载的“旗帜”上的“四鸟”，完全被《纳尔迈权标头》和《纳尔迈调色板》上雕刻的“旗帜”和“四鸟”画面印证了！

第十一：我们再从“中埃”两国文献文物记载的，古帝头上戴冠冕的形像上来看问题。我们看到，在《那尔迈权标头》上雕刻着“那尔迈”头戴下埃及的平顶的形像。这幅画面反映了“那尔迈”统一了上下埃及，已经成了埃及皇帝的史实。

下面，我们再来看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黄帝与冠冕的关系。我们应当注意到，“那尔迈”头上戴的“红冠”，其造型和我国唐宋以来古帝所戴皇冠的造型惟妙惟肖，异曲同工。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难看到，我国历史文献明确的记载了这一重要事实，例如，《世本·作篇》就明确的记载说：“黄帝作旃，黄帝作冕旒。”然而，这里的“冕”是什么意思呢？据《辞海》云：“冕，古代帝王、诸侯及卿大夫所戴的礼帽。后来专指帝王的礼帽或王冠”。

又据《竹书纪年》云：“黃帝轩辕氏元年，初制冕、服。”

《太平御览》卷686引《说文》云：“冕，大夫以上冠，邃延垂旒纯纩。昔者黃帝初作冕。”

《三礼图》云：“黃帝戴黃冕。”

然而，“冕旒”又是什么东西呢？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冕旒，即天子的礼帽和礼帽前后的玉串”。从这里我们又看到，“中埃”两国5000年前的古帝，都有戴“冠”的习俗和仪式，因而这一史实，再一次证明了“中埃”两国文化是同祖共源的血缘关系。同时，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中国历史文献确实就象解释埃及历史文物的说明书！

以上从11个方面，全面比较了“中埃”两国文献文物中这些相同的史料，是完全——致的和吻合的，揭示了中国的“黄帝”，其实就是埃及历史学家所说的“纳尔迈”；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雷祖”，其实就是埃及历史学家所说的“涅伊提·霍特普”。《纳尔迈权标头》，确确实实是划时代的标志性的纪念“黄帝娶雷祖”的中国历史文物。

而过去，我们——直认为，男婚女嫁，骑马座轿，这是中国民间风俗，而万万没有想到，这在中国已经具有5100年的历史了，原来这一风俗，是从黃帝时代流传下来的国俗！我们从《纳尔迈权标头》上还看到，中国皇帝身后宫女所举的两把大羽扇，以及太监、道士手中的拂尘，这两种代表中国宫庭文化的最重要的遗产，原来都是源于5100年前的埃及《纳尔迈权标头》上的！

（六）

黄帝娶嫘祖——

《纳尔迈权标头》调色板：这一文物出土于埃及南方古城希拉康坡力的一座早期的王陵之中，距今有五千多年历史了。虽然现在埃及学家称这件世界上最早最珍贵的历史文物为——《纳尔迈权标头》，而实际上，它正是中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梦寐以求的，揭开中国历史文化起源于埃及的，纪念“黄帝娶雷祖”的历史文物。

《纳尔迈调色板》即纪念“黄帝蚩尤之战”的历史文物

（注：汉以前古籍中炎帝就是蚩尤；这是今人雕塑的头上长角的炎帝神农像）

第一：《那尔迈调色板》上雕刻的第一幅画面是两只长角的牛头。炎帝的形像就是：“人身牛首”的形像。关于这一点，我国不少历史文献都有记载。

如，《太平御览》第78卷引《帝王世纪》云：

神农氏，姜姓也。毌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

因此有理由认为，《那尔迈调色板》上雕刻的那两只长角的牛头，就是为了纪念炎帝神农氏而雕刻的塑像。这样看来，埃及历史文物，也就与中国历史文献，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再从时间上来看，众家都认为，《那尔迈调色板》是纪念公元前3100年前，那尔迈为了统一上下埃及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战争而雕刻的。显然，埃及學家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

但是，众家千万别忘记另一个重要事实，这就是，我国史学界，也普遍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历史文化，它的源头正是以黄帝战胜炎帝、蚩尤统一中国为开端的！

现在，我们从这里又可以看到，《那尔迈调色板》反映的时间和统一战争，这两个问题上，正好和黄帝、蚩尤所处的时代，以及黄帝战胜蚩尤统一中国的历史情节相吻合。

第三：我国诸多古典文献都记载了一个历史事实，这就是，黄帝擒蚩尤，后来又将他处死了。关于这一史实，在《山海经》、《史记》、《盐铁论》中都记载为：“黄帝……遂杀蚩尤”。《述异记》、《路史》等记载为：“黄帝诛蚩尤”。

今天，我们从埃及文物上看到了相映的画面：即“那尔迈”左手揪住“池鱼（瓦师）”的头发，右手高举权杖，欲使劲向“池鱼（瓦师）”头上砸去。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把他打“死”了！

第四：巴里·克姆普教授认出他“头旁边有一组象形文字，这表明此人叫‘瓦师’”。

把战俘的名称缩写一下，就成了“鱼池”。然而“瓦师”也好，“鱼池”也罢。问题是，这些译名究竟指历史上的谁呢？这两个译名都是“蚩尤”名称的音译！因为，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明确的告诉了我们：

在写算的时候，希腊人是从左向右运笔，但埃及人则是从右向左运笔的。因此容易看出，“师”、“池”、“蚩”三字，是同音假字关系。故“瓦师”、“鱼池”，其实就是“尤蚩”的标准音译。换句话说，《纳尔迈调色板》中高举权杖的人物就是“黄帝”，跪在地上受制裁的人物就是“蚩尤”。可见，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之“蚩尤（尤蚩）”。又和埃及历史文物上雕刻的“瓦师”、“鱼池”吻合了！

第五：“那尔迈”身后雕刻着一个手执“鞋”形东西的矮小人物。英国学者巴里·克姆普解释说：“那尔迈身后有一个高级人物，他拿着国王的鞋”。

事实上，这件文物展示的“鞋”，其实就是“履”。古代“鞋”和“履”是一种东西的两种不同的称呼。所以古人将走过的“足迹”称为“履历”。而“履历”，也就是一个人走过的“历史”。所以“执履”就是记载历史。

因此，站在“那尔迈”身后的那个“执履者”，就是“黄帝”的御史——“苍颉”，他的形像正在执笔记载“黄帝”制裁“蚩尤”和参加欢庆胜利的阅兵式。由此可见，《纳尔迈调色板》又把中国历史上“苍颉执履”的事实给证明了。

虽然我们看到中国文献中关于“苍颉”的史料不少，但有关“苍颉”的文物，在我国却一件也没有找到。而在《纳尔迈调色板》中古人恰恰把“黃帝”和“苍颉”的形像雕刻在同一件文物和同一个画面上。这就可以同时解决中国历史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黃帝”和“苍颉”确实是同时代的真实人物问题；另一个是，“苍颉”确实是“黄帝”的御史问题。

据汉代《说文解字·许慎序》云：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

《世本·作篇》云：

黄帝使義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臾一区占星气，伶伧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作调历，沮诵、苍颉作书。沮诟、苍颉为黄帝左右史。

这些史料说明了：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就出现了文字，并产生了一个独立的行档——史官。这一点被《那尔迈调色板》上的文字和雕像印证了。但这些文献同时又说：“苍颉作书”，“初造书契”。如果我们将这两句话理解为：苍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文字记载历史的御史，并亲自记载了黃帝制裁蚩尤和统一中国的这两件重大事情。这是正确的，并得到了埃及文物的证明！

第六：再从“中埃”两国古人处置战俘的方法上来看。背面第一幅画面上雕刻了“那尔迈”视察斩首示众的十具无头尸体的景象。这种将俘虏斩首示众的仪式，在安阳殷墟考古发现的墓葬中也有所见。

考古学家在安阳西北岗墓葬中，发现了400余俱身首异处的人头骨。解放前夕，这400余个人头颅，都被运往了台湾中央博物馆。后经著名学者李济和杨希枚的研究，发现其中有一小部分人头骨，是非洲黑人的头颅。

中国殷墟怎么会出土非洲黑人的头颅呢？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最好，也是最大胆的解释，这就是，这些殷墟出土的黑人头颅，正好说明了“中埃”兩国文化在商代前后就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因为，我们从《那尔迈调色板》上看到，埃及砍头示众的野蛮习惯，和中国殷墟出土的身首异处的非洲黑人头颅，两者之间，不仅在处置战俘的作风上，有着异曲同工的渊源关系，同时，中国人类学家已经验明了，400个殷墟出土的头颅中，就有一部分是非洲黑人的头颅。这就肯定了“中埃”两国在上古时期，确实存在着亲密的往来！

第七：我们再从“中埃”两国文献文物上来看，上古“矮小人种”根据自己的体力，爱用自己豢养来捕食小兎小鹿小羊和鱼儿的，最熟悉的飞禽来做“族旗”的标志。同时，我们看到，在《那尔迈调色板》中，雕刻了四位矮小人物的形像，他们各撑一面族旗，旗帜顶上还各立着一只鸟儿的模型，他们走在“那尔迈”检阅队伍的最前面。

然而，我们又惊奇的发现，这一画面，恰恰又和我国古籍《列子·黄帝》记载的：“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7）的后半句史料，简直可以说是龙凤相配，吻合得天衣无缝！

这就是说，《列子》记载的“四鸟”，完全又被《那尔迈调色板》上雕刻的“旗帜”上的“四鸟”画面印证了！而这四个打着“鸟旗”的矮小人物，很可能就是上古时代的“司幽国人”、“黑齿国人”、“玄股国人”。因为，《山海经·大荒东经》明确的记载说：“有司幽之国……食黍，食兽，是使四鸟”。“有黑齿之国……黍食，使四鸟”。“有国曰玄股，黍食，使四鸟”。这样一来，“中埃”两国文献文物记载和雕刻的画面，也就再一次得到了统一！

（七）

纸，中国不产纸莎草，所以用了其他材料代替。

草纸无疑是一种纸，且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它用当时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的纸莎草的茎制成，由于纸莎草这种植物的纤维特性，所以它不需要经过制纸浆的过程就可以生产出纸。英语中的纸（paper）就是起源于纸莎草（papyrus）一词。

第一任埃及驻华大使，拉杰布与中国情谊笃深。出使中国期间，有一次走出北京到外省去参观。在一个偏僻的农村，他看到农民用手工方式在造纸，原料是毛竹。他仔细观察、询问了造纸的全过程。回到北京之后，他查阅历史资料，发现这种造纸的方法同公元二世纪初东汉蔡伦发明的造纸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时间过去一千八百多年，在机器造纸术的应用相当普遍之后，中国传统的手工造纸术在民间竟还被保留下来。中国古老的造纸系统和工艺使他想起了在埃及早已失传的莎草造纸，鉴于自己的工程师背景，埃及政府责成他报回一份关于中国造纸厂的报告。在准备报告的过程中，他开始对中国家庭作坊式的小造纸业系统进行研究，认为其工艺非常适合复兴纸莎草纸制造业，并建议埃及政府发展类似的造纸系统。

1964年，拉杰布索性辞去官职，专心于造纸术的研究。拉杰布却知难而进，潜心钻研，查阅历史书籍，与专家们进行交流，认真学习古墓画，细心观察从法老古墓中发现的纸草文书的纹理，并借助中国家庭造纸作坊的传统工艺进行实验。

经过研究、分析、综合、试验，他总结出一套莎草纸再造的工艺，制造出一种色泽淡黄、纹络分明、疏密有致，酷似中国旧时粗麻布那样的纸张。把这种纸张同埃及古墓中出土的莎草纸一比，他惊喜地发现，两者几乎一模一样。他终于成功了，时为1966年。货真价实的纸莎草纸重新被仿制出来，阔别久矣的纸画重获新生。

上下埃及统一 = 炎黄统一

古埃及大名鼎鼎的哈索尔女神和湖南宁乡出土的西周人面鼎表现的方式一模一样。

那尔迈（Narmer），古埃及第一王朝的首位法老，被希罗多德称为“美尼斯”。传说他以武力统一上下埃及，并建都孟斐斯。曾被认为是第一个统一埃及的国王，但根据已发现的有关蝎子王的文物（主要是蝎王权标）来看，那尔迈的称号就是蝎子王。

公元前3500 年，埃及进入强权社会，国家发展起来。但当时埃及还没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全境有十几个部落，由于信仰不同，经常争战不休。长期的兼并战争中，狭长的尼罗河流域被分成了北部和南部两个独立王国。北部为下埃及王朝，国王头戴红色王冠，以蛇为保护神，以蜜蜂为国徽。南部为上埃及王朝，国王头戴白色王冠，以鹰为保护神，以白色百合花为国徽。多少世纪以来，上、下两个埃及王国一直是分裂的，直到公元前3100 年左右，终于在那尔迈（蝎子王/禹）的领导下统一了。

统一后的国王称“上下埃及之王”，有时戴白冠（代表上埃及），有时戴红冠（代表下埃及），有时两冠合戴，象征上下埃及的统一。上埃及国王带一顶白冠（中国“皇”字头上就是顶白冠，黄帝儿子少昊也被称为白帝少昊），下埃及国王带红冠，这红冠就是炎帝的象征。后来那尔迈（蝎子王——禹）完全统一上下埃及后就分别两次加冕，在上埃及带白冠，在下埃及带红冠。这整个过程都刻画在文物那尔迈调色板上。

周边不服从命令的部族，如九黎、三苗等为了逃避大禹的打击而东迁，经新疆（古时候新疆还是绿洲，易于穿行）到达中国一带。这或许就是苗族的起源（所以，就有了苗族被华夏祖先驱赶走的历史记载）。而古书上记载夏朝时的强大东夷民族则指的是当时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国家。

五千年前，传到黄帝的后代大禹（那尔迈）时期的古埃及人已具备了相当的文明，于是开始了统一埃及即其周边地区的战争，周边不服从命令的部族，如九黎、三苗等为了逃避大禹的打击而东迁，经新疆（古时候新疆还是绿洲，易于穿行）到达中国一带。这或许就是苗族的起源（所以，就有了苗族被华夏祖先驱赶走的历史记载）。而古书上记载夏朝时的强大东夷民族则指的是当时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国家。

那尔迈治水就是大禹治水

那尔迈期间最大的功绩则是治理并利用了尼罗河的泛滥用于农业生产。也就是说大禹治水并非黄河而是尼罗河

“禹”字和拿着锄头的蝎子王法老上的蝎子完全一致

那尔迈（蝎子王/禹）拿着锄头领导兴修交错纵横的水道工程的石刻画，图中的那尔迈（蝎子王/禹）由两个手拿大羽扇（这似乎就是传统中国皇帝都有配备的大羽扇）的侍卫护卫着，站在一条人工挖掘的水道旁，手中拿着锄头正在掘土。他前边，一个人弯着腰拿着簸箕正准备接过国王铲出的土。国王身后也有一大群人在忙碌着挖掘河道。国王的锄头上方清晰地画着一只蝎子。

埃及有著名的尼罗河，经常泛滥成灾，尽管一直没有彻底治服，但是埃及人肯定在几千年里积累了丰富的治水和测水经验，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大型水利工程。

黄河宋代以前叫长河，战国以前根本就很少水患，《诗经》”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河水清且涟猗，河水清澈的可以见到河底，这样的水会是水患的水？当时的森林几乎没有被破坏所以不会有大的水患那么大禹治的什么水？所以说大禹治水绝对不是我们中国的黄河和长江，而是埃及的尼罗河！

黄河真正严重水患是从汉代开始。因为人口增多了就开始破坏森林了。森林破坏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水患。墬形训》写道：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正因为尼罗河的泛滥，洪水过后，大片土地无法辨认！

为了丈量土地的方便，必须建立一些方向标，就这样，埃及的金字塔诞生了！当然最原始的金字塔决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金字塔，肯定有很多形状和不同材质的金字塔，最后经过洪水的洗礼后，只有金字搭的形状才保留下来！为了抵抗洪水，金字塔必须建的很大很宏伟！这也是建造金字塔之谜！正因为他的宏伟，最后也成为法老象征--坟墓！

有了这些方向标，洪水过后就可以丈量土地了，这也是埃及几何和数学以及治理洪水，水利灌溉发达的原因！为什么这些知识没有传入中国，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到中国的周人只是埃及的一个探险队，上层贵族不会参与探险，而当时能接受文化教育只是贵族子弟，而且纸张非常少（莎纸），能成册的书也非常少，只能空头相传！而周人因为一路战争，以及和商朝的战争，几乎没有时间记录，再加上没有埃及的环境使用，大部分不使用的文化如数学几何就失传了，而实用的中医经络留传了下来！

古埃及医生工具箱跟古中医工具箱很像：

1、刀具 2、钻头 3、锯子 4、镊子和钳子 5、香炉 6、钩子

7、用绳子打结的小袋子（香囊？） 8和10、鸟嘴壶 11、焚香用的小瓶子 12、何鲁斯之眼 13、天秤 14、装花的小瓶子 15、火罐（？）16、腕尺（？） 17、剪子 18、 汤匙

蝎子王前面的Ka （pharaoh）法老全名是Sekhem Ka 瑟含卡应该就是舜，古汉语里面，这个字读音很相近。埃及语说他的名字是灵魂的意思。古埃及出土的写有Sekhem-ka法老名字的陶罐，上面的法老名字和古文“舜”字的写法完全一致。

Iry-Hor（读音：伊尧）古埃及语Iry-Hor法老的写法是两只鸟——再看看中国汉字古体“尧”字，也是两只鸟。

（八）

1993年，奥地利考古学家在一具古埃及女性木乃伊头发中发现了一块丝绸。这块丝绸与木乃伊同属古埃及二十一王朝，年代相当于中国的商周。商周之际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丝绸出产地，当时中原丝织业尚不能自给，但成都平原上古蜀国经过三星堆商文明的开发，其丝绸已经声名远扬。那么这块丝绸怎么来的？

晋太康二年（281年），有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办了一件有生以来最准的事情，就是在河南汲郡这个地方挖到了一座战国时期魏安厘王的墓葬。话说盗贼本无心，只是恋珠宝，可无意之中却挖出了一批珍贵的竹简，这批竹简皆是由“小篆古文”写成，大约十万余字（后被称作“汲冢竹书”）。

这些竹简中有《周王游行》五卷，记叙“周穆王游行天下”的故事。周穆王，姬姓，名满，周昭王之子，周王朝第五位帝王，他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帝王之一，世称“穆天子”，因此后人将《周王游行》改名为《穆天子传》。

《周王游行》应出自史官实录之笔。

西周穆王，传说享寿105岁，在位时间约为55年（公元前976年-前922年），一说（公元前1001年-前947年）。周穆王的时代距今约2900年，他的统治长达55年，因年代久远，本来关于他的记载只有零星的只言片语，而“汲冢竹书”中的《周王游行》与《竹书纪年》却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位古代帝王传奇的一生。

《穆天子传》记载：穆王13年-17年驾八骏之乘驱驰九万里，西行至“飞鸟之所解羽”的昆仑之丘（见前已证为胡夫金字塔），观黄帝之宫。又设宴于瑶池，与西王母做歌相和。

《竹书纪年》曰：“穆王十七年，王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宫。”

《穆天子传》曰：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执贽者，致敬也〕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纯，匹端名也。《周礼》曰“纯帛不过五两”。组，缓属。音祖〕。西王母再拜受之。

穆王的西北之游，是对先祖迁徙路径的回溯。是以臣子身份去觐见的，驾着马车三年多才到，会在中国境内？当时除了古埃及女王还有谁比周天子还要强大？古公亶父是古埃及的农业官后稷，有种说法周武王不称帝就是因为他爷爷是古埃及农业官后稷

当时而追寻来路，朝拜故乡，确是人类精神世界里恒久不息的渴望。这则故事说:西周英俊的帝王穆王坐着八匹马拉的车子，带着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沿着渭水向东前进，到了盟津，渡过黄河，然后，沿太行山西麓间北挺进，直达阴山脚下，转而长途西行，到了昆仑山，又向西走了几千里，到达了一个风景秀丽的国家，即西王母之国。西王母梳着蓬松的发型，穿着下垂的豹尾式的服装，在瑶池盛宴款待穆王。穆王赠送给西王母大批中原特产和锦绸美绢，西王母回赠穆王各种当地的奇珍异宝：

古埃及玻璃项链/战国出土玻璃项链（可能来自于西王母赠与穆王礼品）

古埃及蜻蜓眼/战国出土蜻蜓眼（可能来自于西王母赠与穆王礼品）

皖境战国贵族墓出现的“蜻蜓眼”，或许现在见到的蜻蜓眼就是西王母赠送给周穆王的礼品，历史就在眼前。（http://kejiao.cntv.cn/20111012/100253.shtml）

《穆天子传》又载：“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

白云在天，丘陵自出。

道里悠远，山川间之。

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在西王母的地盘之上，在碧波荡漾的瑶池旁边，周穆王反客为主，摆下酒宴。西王母燕尔绸缪之后，面对万里分离的残酷现实，不觉惆怅满怀，为周穆王清唱道：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路悠远，间杂着陡峭的山川。有生之年，你还会再来看我吗？语气口吻毕肖，那一抹挂在嘴角的强颜欢笑，却兀自没有消散。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即使贵为王，难道不也是宿命吗？

天子答之曰：

予归东土，（我回到那东方）

和治诸夏，（和谐治理周邦）

万民平均，（实现百姓均平）

吾顾见汝。（才能再来探望）

此及三年，（用不了两三年）

将复而野。（将归来做闲民）

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

徂彼西土，爰居其野。（正确解读应该是指：穆王你也本来从这西土出走的，现在却改换住到东方野外）（徂的意思就是出，发音也相同，爰的意思是改变）

虎豹为群，乌鹊与处。（与虎豹为伍，乌鸦相处）（古埃及和中东没有老虎，所以这是指穆王居地而不是西王母住地。）

嘉命不迁，我惟帝女。（愿您的诺言不要改变，我就是陛下你的女人）

彼何世民，又将去子。（你为什么一定要济世救民，又将离开你）

吹笙鼓簧，中心翱翔。（吹笙鼓簧，心中翻腾飞翔。。）

世民之子，惟天之望。

西王母又邀请穆王游历了她国中的弇山。穆王题写“西王母之山”，并种植了槐树以作留念。

谁知这一别，就是永诀，西王母或许怀着一生的想念，临终时吩咐仆人把周穆王送的丝绸扎在其头上。3000年后，双方互赠的礼品又再见于世人。

李白的《清平调辞》就有“若非群玉山头见，定向瑶台月下逢”之句，说的就是这段让人幽幽的心动的爱情，诗中蕴含着诗人对爱情无尽的苍凉之感……

嗟夫，3000年的信史，触手可及，其情其深，幽幽动容。

补充项：此山在坦桑尼亚人心中无比神圣，很多部族每年都要在山脚下举行传统的祭祀活动，拜山神，求平安。

沧海桑田，盘古大陆的中心小州就在如今的东非（非洲东部），当时是全球的政治中心。后来在尧的时代月球远离地球，引发盘古大陆裂开并产生了剧烈地板块漂移（不是普通的缓慢的漂移），全球性大洪水使人类文明受到重创，东非的辉煌文明也一下子就没落了，在夏朝末年降到谷底，于是商朝统治者迁都五次，把全球政治中心逐步迁移到中原地区。后来周朝统治者无暇顾及地球的其他地区，只在中原地区重新划分九州，复制上古的各种管理方法进行治理。

人在做，天在看。天命难违，天衣无缝。天就是月球，一个人加圆，五千多年前在地球上还能看到月球上的山，古埃及在中心，中国。

（九）

上述八节，可谓“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的交响曲”之八个乐章。这，显然是全球化的产物，是地球文明的共振。模糊糊糊的古史，使得各种想象不翼而飞。

不过，早在十多年之前，《三谈“ABC神学”──“西学中源说”的幽灵再现》（谢选骏）就已经对此有所厘清了：

现在，笔者三谈“ABC神学”不是基督教传播媒介特有的现象，而是中国民间文化的病态产物，是“指鹿为马”、“六经注我”的末流。

一，“石破天惊的新说”

吉林有一位“教授宫玉海”，提出一个新说：耶稣就是中国上古“五帝”之一的颛顼，他死而复活后，回到了中国，墓葬则在吉林省扶余县。（《〈山海经〉与中国文化论文集》第三辑）

他认为《山海经》并非神话而是“信史”，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志书”，包含珍贵的，堪称一本难得的“博物志”，是黄帝等几任统治者先后派人去世界“六大洲”考查后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大约成书于四千多年前。他发明了“世界三大宗教皆起源于中国”、“伊甸园在中国云南”等观点，

他的“证据”如下：基督教创始人耶稣的原型，乃是“五帝”中顺序排第二的颛顼，也是轩辕黄帝的孙子、少昊的侄儿，其父是“降居弱水”的昌意。他诞生在“若水”即“西方之水”，如《山海经》等古籍所载的“若木”即“西方之木”。可见颛顼生于西方。后来他的封地在扶余，为高阳之国，方圆三百里。这和耶稣出生地巴勒斯坦的伯利恒是一致。

“颛顼和耶稣其实是同一个名字”：“颛顼”又读作“瑞须”，而“书”、“稣”也读作“须”，所以“颛顼”又可读作“瑞稣”。另一方面，“耶稣”在古希腊文中为Jesous，翻译成汉语为“乔舒亚”。而后人尊称颛顼为“颛顼爷”，在古音中，“亚”、“爷”读音相通，所以“颛顼爷”与“乔舒亚”是一回事，希腊语中的“乔舒亚”（耶稣）就是颛顼。而“颛顼”与“拽恤”同音，也有“拯救”之意。

据宫“教授研究”，犹太人本身就是从中国迁走的，应在中国寻根。他们是炎帝神农氏之后，姜姓，封于邰（今陕西省武功县一带），所以号“有邰氏”，也就是“犹太”。例如，从宗教信仰上看，犹太人信仰上帝耶和华，而中国人特别是在帝喾时代，对上帝的崇拜是特别虔诚的。“上帝”一词，在我国古已有之，而且是上古人民崇拜的神。帝喾的“喾”字，古读go，与英语的中的god（上帝、圣人）相同。

“死而复活”在事情，颛顼与耶稣身上都曾发生过。《山海经·大荒西经》里这样记载：“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稣。”宫解释说，“风道北来”是说传教者从北方而来（当指颛顼）。“天乃大水泉”，“天”即“天方”，指西方。上古时中国人的方位称呼是：西方为“天方”（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天方夜谭》里的天方，即是西方），东方为“人方”；北方为“鬼方”﹔南方为“兽方”。“泉”指源泉。这两句话说的正是《圣经》中所说的大洪水的故事，是说洪水是从西方发源的。“蛇乃化为鱼”，是指当地居民由蛇图腾转化为美人鱼图腾。“鱼妇”按古音与“以埽”相通，“以埽”即以色列；“鱼妇”也可以看成是美人鱼。我国长江中就有“美人鱼”（《梦溪笔谈》等古书记载），美人鱼图腾是波兰人（即古籍中的“亳人”）的图腾，犹太人也来自于“亳”，所以很可能也是以美人鱼为图腾的。这句话是说犹太人从东方西迁之后，统一为以色列国，并由蛇图腾转变为美人鱼图腾。最后一句则指颛顼“死而复活”无疑。宫教授说，《大荒西经》记载的地点在现今中国西部更远的地方。这一段话语言虽简练，但所记述的内容明显是西方也就是中东地区的一段历史。因为“颛顼复活”应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宗教课题，所以很可能当时就已成为人们庆祝的一个盛大节日──复活节。对如此重大的事件，作为上古博物志的《山海经》一书有所记载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后来基督教中的“复活节”则很可能是以此为蓝本。

事实上，这种牵强附会已经引起人们质疑：既然耶稣的原型是颛顼，但他为什么与颛顼在时间上相差了近三千年？

不要小看上述言论的荒渺无稽，基督教界不是也有人提倡“老子的圣人就是耶稣基督”一类的“启示”吗？看来问题不是出在基督教，因为宫教授并不是基督徒﹔问题更不是出在圣经，而是出在人们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老习惯上面了。何以见其然呢？下面再看一例。

二，埃及女神在中国

有篇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考证文字《埃及女神在中国》说，“每”字之所以有“母”，和埃及文字有关，埃及文的“每”字写为“麦禾状头饰”与“女”或“母”的组合，而麦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因此“每”字在商周时期，描绘的是“西方来的女人”，且是古埃及玛特女神（Ma'at）！而“每”字在中文里“常”的意思，也与Ma'at女神所代表的“公理”性质相近。甚至，“每”的早期发音很可能就是ma-at，后来经过转译，逐渐演变为现在的mei（国语）或mui（台语）。

还有“悔”字，就是象征Ma'at的“真理的羽毛”就要与死者的心脏分别放在灵魂天秤的两边称量，其字形正是由“每”与“心”组合。

至于华夏传说中的“蚩尤与黄帝大战于涿鹿”，就更有意思了，竟然可以和《圣经乔舒亚记》中提到的“信仰巴力的耶律哥人与信仰耶和华的犹太人大战于耶路撒冷地区”的事迹一比，而且在几个主要名称的发音上几乎是相同的：

1.“蚩尤”音近Jericho（即“耶律哥”）。

2.“炎黄”音近YHWH（即“耶和华”）。

3.“涿鹿”音近Jerusalem（即“耶路撒冷”）前面的两个音节──Jeru。

对于这种虽然是远远相隔于两地，但却在文化内容中出现名称雷同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平移”（cultureshift），例如从台北市的街道名称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大陆的缩影，万年以后没有人能搞清楚，到底是台北市抄袭了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大陆移植自台北市？

从历史的时间坐标来看，夏朝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750年以前，而希伯来人约书亚（Yehoshua或Joshua）攻占耶律哥的年代则大约在公元前1210年左右。因此，我们可以推论，耶和华（YHWH）的信仰很可能是起源于华夏地区，而非起源于希伯来人。亦即，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YHWH），正是华夏文化中的“炎黄”（Yian-Huang）。古代流离失所的希伯来人一直在寻找耶和华（YHWH）承诺要给他们居住的“应许之地”，其实真正的“应许之地”很可能不是古代中东地区的迦南（Canaan）或西奈半岛（Sinai），也不是古代西亚地区、两河流域的Shinar（中文译为“示拿”），而是远在东方的耶和华（YHWH）信仰起源之地──Sina（拉丁文对华夏地区的称呼）。

不要小看上述“文字研究”的惊世骇俗，不是也有人在《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一书运用同样的手法，在“传教”吗？两相对比之下，不能不承认，这两批人马用同样手法和同样论据，在证明截然相反的神学，结果只是证明了自己的神学是建立在文字游戏的沙滩上的。

三，老子VS.圣经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个“神州传播协会”，其传道人远志明的《老子VS.圣经-跨越时空的迎候》的第五章“启示者说”的第一节“老子秉受启示”，提供了ABC神学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什么是启示？

“启示”（Reveal）一词，《圣经》希腊文原意是“将面罩掀开”，指上帝将自己展示给人。后来基督教神学提炼出一般启示与特别启示的概念，尽管这两个概念并不见于《圣经》，一般信徒们对此也不大在意，神学家们却喋喋不休地争论了一千多年，至今仍作为识别信仰纯正与否的分水岭之一。我想起当年也有不少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每一个都后果严重，碰不得的，于是今天我也不碰什么，只是按照中国话的一般含义来使用“启示”一词。对中国人来说，启示就是“启发、开导”（《辞海》）。

启示与学问的路子正好相反。学问是无知的向有知的学习、求问，启示则是有知的向无知的启发、诱导；追求学问是主动的，领受启示是被动的；学问摆明了人人可学，启示的内涵却并非人人能懂；善积学问者靠勤奋而充实，善得启示者靠谦卑而虚己；大学问在于才，大启示在于灵；学问越积越浓，启示越得越淡；学问渊博到出口成章，启示精深到哑口无言；有了大学问了不起，得了大启示就不见了……正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48：1）。老子笔下的道，凭人的智慧学问是不能企及的，但道将自己启示给人，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

远志明因此断言“《老子》是神圣启示之作”：为什么说《老子》不是人为的学问，乃是道的启示呢？一就老子的原则来说。众所周知，他强调“拒绝学问，抛弃知识”，要“塞住通达的感官，关闭认识的门户”，要“内心虚化到极点，持守安静到纯一”（19：1-2；52：4；16：1）。这就是“虚”的状态：虚己、虚空、虚静，由虚而空，由空而静，最后达到“掏空自己、专心倾听”的境界；如此，大道才会光临。相反，世人常常处于“为”的状态，为己身、为知识、为德行，这就等于以自己的“有为”，与大道的启示无缘了。由此可见，老子之道不仅不是人的学问，却要弃绝人的学问才能得着。这便是道的启示了。

二就老子的描述来说。大道之像、大道之实和大道之名，均不是人的理性和科学所能触及的。比如他说大道空虚无形，却能力无穷，渊远深奥，是万物的祖宗，像是在众帝之先（4：1-3），这种宏伟大胆的宣告，岂是做学问做得出来呢？这显然是属灵的异象。又如老子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14：1-2）。既然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老子何以有见有闻有得呢？显然是老子秉受了大道的启示。这样的例证还有很多。举凡老子谈及大道和圣人的风范、作为、本性、能力，语言那样玄虚而又真切，态度那样谦卑而又确凿，使人不能不想到，老子一定看到了常人看不见的、那面罩背后的“真面目”。

三就老子的自述来说。他曾直接谈到自己的所见所闻均是来自大道。二十一章，他在描述了大道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其中有真理有信实之后，接着便说：“从古到今，他的名字从不消失，好叫人们看到万物之父。我是怎么知道万物之父的情形呢？就是由他而来”（31：4-5）。这无疑是考查老子思想来源的最确切的证据。五十二章末五十三章初（本来相连，分章是后人的事），老子再一次肯定地说：“借着大道洒下的光亮，复归其光明之中，就不会留下身后的祸殃，就叫承袭永恒。这使我对大道确信不疑，行于其中，唯恐偏失”（52：6；53：1）。可见老子是在大道的光明中确信大道，在体悟了永恒后描写永恒。五十四章，老子接着说，那完善者，即道，他建造的不能拔除，他保守的不会失落，应当子子孙孙祭祀敬拜他，永不停息。若以此教化天下，恩德必遍天下；若以此观察天下，则必知晓天下；“我从何知晓天下之事呢？就是从这里”（54：4）这表明老子对世界是“以道观之”的：世上万事均取决于当事者与那完善者的关系。我们知道老子偶有议论世事，总与常道常情常理相反，然而却言之凿凿、气势磅礴，谁欲反驳，已先自觉浅薄气馁了。这是为什么？老子以上天大道为根据，以神圣启示为依托，根深蒂固，中气通天！六十七章，老子用了“我的道（我道）”一语，行文不远处的七十章，又有“我的话（吾言）”、“我所知（我知）”、“我所有（我者）”数语，直接宣告其言有根，其事有主，世人不认识这根源这主人，故不能明道更不能行道，然而这愈发表明道是“真宝贝”。老子暗示，这“真宝贝”是那位外表粗麻衣的“圣人”要带来人世的（70：1-4）。在一篇五千多字的文章中，竟有这么多处，作者反复讲述自己“何以知”、“介然有知”，又直接陈明自己的“根源、主人”，这是极不寻常的作法。再考虑到老子不断使用“吾不知、孰知、不可名、强为之、强名之、恍惚、窈冥”等字眼，事情就很明显了：老子之道来自超学问、超实证、超理性的神圣启示；道之出口，出自道也。……

显然，在远志明那里，《老子》和《福音书》具有同等的性质，不是哲学书，而是“神圣启示”。远志明对于《老子》一书的援引方式也与众不同，不是写明第几章节，而是仿照援引圣经的格式，写成“70：1-4”、“54：4”、“19：1-2”；“52：4”；“16：1”等等，这样就用催眠术向人们灌输了“《老子》就是福音书，就是圣经”的“既成事实”；这样一来，不仅在思想上表达了一种相当典型的“ABC神学”，而且在仪式上也把自己变成了“ABC教徒”。对于这一异端行为，基督徒必须拒绝之。

四，神州也会忏悔

远志明《神州忏悔录》也明白认同了ABC神学。例如其第一部“敬虔时代”的“天人论”：“西周灭亡以先的两千多年，敬虔无疑是神州大地上的主旋律。此后的两千多年，主旋律则是不敬虔。神州先祖的敬虔，不像不敬虔的后代所断言，是出于愚昧无知的迷信；恰恰相反，是由于先祖知道──也许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神圣传说和回忆，也许是因为心灵的纯朴而感通着神灵──他们依稀知道中国人的来源是皇天上帝；他们像初生的婴儿，没有智能的渊蔽和知识的淀垢，在时间和空间上离上帝都是那么切近。”

“《圣经·创世记》一至十一章的内容梗概，是人类各宗族同一的史前史。此后《圣经·旧约》记述了亚伯拉罕为始祖的犹太民族史，神州大地上展开了黄帝为始祖的中华民族史。噢，仿佛有一根玄秘的丝带维系着两个古老民族的原始灵魂，仿佛有一阵无形的灵风将这一段神人相交的史实吹遍了约但河与黄河。我们看见千古流云一般的传说中，有普天之道的影子，这影子投在不同的土地上，投在不同的宗族中，投在不同的语言里，有的分明，有的模糊，犬牙交错，不一而足，却是用纷纭见证着独一，用飘缈见证着真实，从亘古开始，仿佛不会有终结。”……

如远志明上面两段所说，好像古代中国曾经是一个“犹太教”国家了。

《神州忏悔录》第二部“智慧时代”的“道统论”也明白认同了ABC神学：“尧舜禹、文武周公深知，凡是人，不论君子小人，都有不善之性，故率领人民仰望上帝的圣善和公义，靠上帝抑恶扬善。”

“当昊天上帝的权威在中国人心中消失，隐秘的罪性便如黄河决堤，一泻千里。没有了共同的天父，原来的弟兄姐妹便一如陌路相遇乃至狭路相逢的人，满是隔膜、谋算、吞噬、杀戮，直到杀出一个‘人上人’来。强人的权威终于代替了上帝的权威。法的真正权威确立在人与人的制衡上。人与人的制衡确立在人与人的平等上。只有在昊天上帝面前，穷人与富人、君子与小人、强者与弱者、智者与愚者，才会有平等的自我意识和相互认知。”……

如远志明上面两段所说，好像古代中国曾经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神州忏悔录》第三部“人本时代”的“兴亡论”也明白认同了ABC神学：“翻开中国历史年表，你可以清楚看到：自从中国人离弃了上祖道统，告别了敬虔时代，就陷入了周期性的自残自虐，每况愈下，直到精疲力竭，沦落异族之手。”……

在我们看来，远志明这种说法，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唯物史观的翻版，和基督教毫不相干。

《神州忏悔录》第四部“回归时代”的“信仰论”也明白认同了ABC神学：“当中国雄心勃勃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回首1840年以来的开放与蜕变，没有人否认这是一件好事，尽管是一件痛苦与屈辱的好事。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是中国人自觉拣选的，中国人是被打着逼着迫不得已在勉强怨恨中卷入这场变局的。也不是西方人好心来帮忙，西方炮舰背后不过是一群利欲熏心的商人和恃强凌弱的政客。叫它命运也好，叫它时势也好，两个世纪以来激荡着中国的那股力量，既不是出自中国，也不属于西方，乃是冥冥之中天道上帝的恢宏意旨。”……

在这种解释之下，远志明把利欲熏心的商人和恃强凌弱的政客所体现的那种“命运”和“时势”说成是“冥冥之中天道上帝的恢宏意旨”——这正是ABC神学的特点。但是，如果把“命运和时势”与“天道上帝的恢宏意旨”等同起来，这不成了希腊神话吗？哪里还是“基督教”？

五，“ABC神学”的背后是“西学中源”说

早在1664年，钦天监李祖白署名的《天学传概》，公开宣称基督教是最古老最完善的宗教，也为中国上古所信任。因为伏羲氏本是亚当的子孙，由犹太国迁来而成为中国的初祖，这就是所谓“西学源出中国”论。此说牵强附会，却对清代学术影响很大。

原来明朝末年，耶稣会进入中国传教时，担心中国人的戒心是其传教的障碍，因此竭力将西学与儒家比附，从中国经典中寻章摘句，以天主教的“天主”附会先秦儒家经典中的“天”和“上帝”，以此表明天主教与中国思想的相通，确立了“学术传教”路线。其用心就是名义上尊用中学，通过在中学与西学之间建立联系的办法，缩小中西学术的隔阂，使西学不至于被保守派目为异学。“西学中源”说沿着中西方人士“心同理同”和“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思路，甚至可以把西方天文学的源头追溯到中国的夏商时代，从中西吻合说进而推断西方天文学是从中国传去的。

与“西学中源”说相对待，清初从教人士曾一度宣传过一种中国人种西来说和中国文明西来说，这些显非中国信徒的创论，而是来华的耶稣会士的大胆假说。它同“西学中源”说一样，都是在利用中国经典附会天主教和李之藻、徐光启等人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两者的结论恰好相反。比起“西学中源”说，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更加牵强，它并非现代人类学所说的“三大人种同出非洲”，而是以一句“考之史册，推以历年”，就断定伏羲为天主的第十三代子孙，中国人为犹太人的苗裔，甚至中国的君臣告诫、圣贤垂训，都说成是圣经启示具有同等的地位，是相当典型的“ABC神学”。“西学中源”说作为“ABC神学”的一个分支，本身还随着时代和学风而变化，到了清末，有些人借此说引进西学，另有些人藉以贬低和抵制西学。

清人入主中国，本来并不避讳称“夷”，1729年雍正还坦然表示：“且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他只是抬出《孟子》云：“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来强调“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不在于夷夏之别。但清人的汉化，两代人以后就开始不知不觉以“夏”自居了。这正是康熙亲倡“西学中源”说的背景。清人的两难处境在于：需要西方天文学来制定历法、耶稣会士帮助办外交、西方工艺学来制造天文仪器和大炮、金鸡纳来治疗疟疾等等﹔又要继承中国几千年来的老习惯，以“夏”和“天朝上国”自居。因而“用夷变夏”的现实日益成为令人头痛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提倡“西学中源”说，不失为一个巧妙的解脱办法。这样既能继续引进、采用一些外来文明的成果，又减弱了内心的不适应。此说的提倡者希望以此来提高自尊和自信。

六，结语

具体到我们当前的处境，“ABC神学”用的是基督教语言，传播的其实是“一般华人在生活、风俗、习惯、传统理经常出现的行为模式或是价值观”，例如像几百年以前的“西学中源”说，和福音信息毫无关联，完全是“根据民间宗教或某种思想构架所形成的”。至于现在的“老子VS.圣经”、“神州忏悔”等“神州传播”，则是“山沟里出马列主义”等神州理论在基督教传播媒介里的体现，基督的精兵不可不防。

本文参考资料：

1，周长庆：《“石破天惊”一新说──耶稣即颛顼，墓葬在扶余》

2，王扬宗：《“西学中源”说在明清之际的由来及其演变》

3，杨小明：《黄宗羲是“西学中源说”的最早提出者吗？》

4，江晓原：《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

5，李美基、鲍博瑞、唐妙娟：《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道声出版社1996年。

6，远志明《老子VS.圣经-跨越时空的迎候》，宇宙光出版社1997年。

7，远志明《神州忏悔录》，校园出版社1998年。

（第九届“基督教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4年6月11日至14日，美国纽约市）

2002年6月7日至10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召开的“第七届北美华人基督教与其它宗教学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经提出《“ABC神学”──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基督教？》一文，意在揭示中文世界正在发生的宗教混合现象，即在A、B、C等不同宗教的不同神明之间进行互换，通过张冠李戴途径，指鹿为马，从而达到改变原有信仰内涵的目的。

2003年6月6日至9日，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第八届北美华人基督教与其它宗教学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再度提出《再谈“ABC神学”──从中国处境理解启示与文化的分别》，指出“ABC神学”的方法不合《圣经》的，而处理精神现象的态度应是：“文化归文化，启示归启示”。圣经意义的启示就是神学家们所说的“特殊启示”，而圣经意义的文化就是所谓“普遍启示”，其内涵包括宗教迷信、科学艺术、人文主义世界观等所有“人类的发明创造”。

（另起一单页）

附录之一

皇帝与贪官是怪胎连体

网文《贪官之道：皇帝为什么都喜欢重用贪官？》说：

清朝最大的贪官莫过于和珅。其实和珅是个大贪官，乾隆皇帝并不是不清楚。让人不解的是，不仅是乾隆皇帝如此，历朝很多皇帝都不仅喜欢贪官，而且重用贪官！

和珅对此是这样解释的：“虽然我势力最大，但是皇上对我最放心！”统治者对贪官之所以放心，最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是，贪财的官大多没有野心，一般不会构成政治上的威胁，不会抢班夺权；第二点是，贪财的官大多有很明显的犯罪证据，哪天统治者不痛快了，随时都可以把贪官收拾掉。

贪官大多没有野心，让领导更放心！

其实乾隆早把和珅给看透了：你和珅除了好色和好货，在政治上还是靠得住的。只要你和珅不对我的政权构成威胁，你爱几个钱就贪去吧，反正这钱放在你们和家，和放在爱新觉罗家没什么两样，又不担心你把资金转移到国外去，需要的时候直接叫我儿子到你和家去抄家就行。其实乾隆一定知道他死了以后，他儿子会怎样对待和砷。可是他竟然什么也不说，也不赐什么免死金牌。和珅只好被殉葬，同时，这也算是乾隆给后来继位的嘉庆送了份大礼。

关于和珅没有政治野心，这点很快嘉庆就得到证实。逮住和珅后，嘉庆问直隶布政使吴熊光：“人言和珅有异志，有诸？”吴熊光答：“凡怀不轨者必收人心，和珅则满、汉无归附者，即使中怀不轨，谁肯从之？”意思是说和珅那吝啬鬼，傻瓜才肯跟他去造反！相反，于成龙可算是清朝的第一清官，有次乾隆听完他如何为官、清廉的事迹的报告后，不无启发地教导：“为政当知大体，小聪小察不足尚。”意思是说当官的要在大事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至于小节小过嘛则算不得什么。

如果说和珅贪财是出于中饱私囊，还有些人主动索钱，则是要明哲保身。战国未期，秦王赢政以举国60万之兵托付大将王翦去扫六国。王翦是何等聪明的人，在出征前就向秦王索赏，每打一个胜仗又送一个奏折索赏。幕僚担心王翦要太多怕引起秦王不快。而王翦却说，秦王为人多疑，如今把举国之兵交给我，我如果不向他多要些良田美宅，他不会怀疑我吗？果然这赏越讨赢政就越放心：王翦这老头就贪几个小钱，只要不图我的天下，不谋我的兵权，要什么都给他！因此王翦在秦一统天下后得以功成身退。

楚汉相争时，萧何因为刘邦在外统军，就全力安抚百姓，甚至把自己的全部家产捐出佐军。一门客对萧何说：坏了，老大要怀疑你了。你身为相国，功第一，还一直这么做好事，得民心，皇上能放心你吗？这幕僚建议萧何做些问舍求田自贱其名的事儿。司马迁惜字如金，只说“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但我们不难想象，肯定有人给刘邦告密，说萧何侵占民田，霸占民房，刘邦这小无赖一听，估计俩小眼儿马上笑成了一条缝儿：好啊，萧何原来只是个贪官，并无“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生当如此”之类的意思。

以贪治贪

宇文泰是北周开国的奠基者。当年宇文泰曾向苏绰讨教治国之道。两人曾有段很精彩的对话。宇文泰问：“如何治国？”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宇文泰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用贪官？”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不解的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宇文泰问：“那有些民怨太大的官吏怎么办？”苏绰答：“宰了他，为民伸冤！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你可以不负搜刮民财之名，而得搜刮民财之惠。”总之，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没贪财来实己腰包，这就是玩权术的艺术。

贪官小人更会迎合上意

《新唐书》中说：宇文士及是宇文化及的弟弟。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在花园赏树，宇文士及在旁边随声附和。太宗正色道：魏征劝我远小人，就是你这种人吧？宇文士及却并不尴尬，跪倒说：每天都有很多耿直的大臣批评你，一点面子都不给陛下留，如果我再不做小人奉承你，这皇帝也太累了吧。太宗想想，还真是这个理。

领导不怕下属贪污，最怕下属德高望重！

以乾隆皇帝的“英明天纵”，要说他对和珅毫不知情，鬼都不会相信。但事实就是这样，任是别人再检举揭发，乾隆就是装作不知情，既不立案也不查处，一如既往的信任和珅，让他权倾朝野，死心塌地为自己效犬马之劳。所以有人说，领导不怕下属贪污腐败，就怕下属清正廉洁；领导不怕下属声名狼藉，就怕下属德高望重。在领导看来，下属贪财不可怕，要是下属不屑贪财而是惦记上了老板的宝座，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

古往今来，领导控制属下，一般都是用两种手段，一靠笼络：许以金钱官位美色；二靠抓短儿：有贪污受贿经济问题或者是生活作风问题。不贪财不爱色不恋权的主儿，领导敢放心重用吗？因为不是害怕难于驾驭，就是害怕被取而代之。此外，贪官还可以起到制衡所谓清官的作用，如果一个大臣太过清廉，就像岳飞，处处以国家为己任，那么他的权利一旦变大，会使领导的权利被架空，这是领导绝对不能允许的。

另外，大多数清官由于存在太多的道德洁癖，他们喜欢站在道德至高点，希望同僚如果自己“想像”中的清正廉洁，导致大多数清官在为官时，弹劾内斗成为他们最大的精力。

有时皇帝会使用这样的清官做为御史以及监察，但是，却因为这些清官的高姿态、低能力，与民与国的弊大利微，导致极少被使用。

《皇帝为何竟然喜欢贪官》（原创把书读薄2016-11-14）则借古讽今（“薄”，“薄熙来”也）说：

在特殊时期，皇帝对臣下贪污并不在乎。或者是说，他宁可臣下是贪官，是一些只顾吃喝淫乐的酒囊饭袋。因为皇帝最关心的是他的位子，只要不造反，就是好臣子。

宋太祖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时说得好，他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大将喝酒，席间对他们说：“人们追求富贵，不过是想多积攒金钱，你们何不释去兵权，购置美田良宅，为子孙建立永久的产业。你们亦可招致歌姬舞女，每日饮酒取乐，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朕们欲和你们约为婚姻，这样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也很好吗？”

刘邦在建立西汉政权不久，就对开国功臣产生了猜忌之心，手握重兵的韩信、英布、彭越相继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时有人对丞相萧何说：“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萧何依计用低价“强买民田宅数千万”，刘邦果然大喜，笑着对萧何说：“夫相国乃利民。”

梁武帝之弟萧宏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他聚敛钱财无数，有人告发萧宏在库房里私藏兵器，意欲谋反。梁武帝大惊，亲自到其弟家中逐屋检查，结果打开库房一看，三十余间库房中堆满了铜钱，其余库房中堆满了布、绢、帛、丝、绵、漆、古董、字画等物，不计其数。粱武帝这时疑虑顿消，不仅没有责备萧宏贪婪，反而盛赞萧宏是理财能手，从此对萧宏大为放心。

夏坚勇在《绍兴十二年》中是这样分析岳飞的命运的：“岳飞怨不着别人，他的掘墓人恰恰是他自己。”岳飞太干净了。身居高位却过着有如苦行僧似的日子，“那他究竟图什么呢？人生在世，谁不好金帛之富、声色之娱？他偏偏不好，那就反常了。反常就说明他有着更高的政治图谋。”夏坚勇认为，对于当权者来说，贪官不可怕，因为“贪官是一群寄生在皇权肌体上的软体动物，一群肠肥脑满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当然不想破坏现有的秩序和游戏规则，也不会忧国忧民持不同政见。”正如三国魏人李康在《运命论》中所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谢选骏指出：上面两篇网民论文，其实还高看了皇帝，以为皇帝都以大局为重。其实不然。皇帝与贪官之所以是连体怪胎，缺一不可，还因为贪官实为皇帝的先遣部队。因为古代皇帝不能像现代僭主那样“国库通党库”、“党库通私库”，其内库和外库还得有所区别。所以，皇帝的钱不够用的时候，往往借助贪官去大肆搜刮，然后一把杀了贪官“宰肥鸭”——皇帝不会把贪官所得归还受害者，而是拿来自己花了。这样，既赢得了民间赞誉，又坐收赃款所得，一举两得，何乐不为也。例如，满洲鞑子乾隆与和珅，就是“皇帝与贪官连体怪胎”——

正如《乾隆帝与和珅惩治贪官的“宰肥鸭”办法》所说：

乾隆帝与和珅为了多捞钱财，曾一起制定了故意对贪官采用“先纵后惩”的办法，即明知某地方官有贪污行为，但先不动声色，任其发展，当其贪污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进行惩治、查抄，籍没其家产，美其名为：“宰肥鸭。”

乾隆帝弘历25岁登基，在清朝诸帝中不失为一个有政治抱负和有所作为的皇帝。在他统治时期，以其祖康熙为榜样，并吸取了其父雍正的一些统治经验，乾纲独断，事必躬亲，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当时的中国空前统一，社会相对和平安定，经济繁荣发展。可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乾隆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生活奢靡的一面也逐渐滋长和暴露出来。整个社会从上到下，日益奢侈成风，达官贵人追求享乐，竞相豪华，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在这种情况下，腐败滋长、泛滥，贪官污吏比比皆是。“督抚藩臬，朋比为奸”；“上下关通，营私欺罔”。到了乾隆晚年，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悛者，亦恐不一而足。”

乾隆朝的腐败与清政权的中衰，首先是从吏治败坏开始的，而官吏间的贿赂公行，则是吏治败坏的集中表现。当时人们做官的主要目的就是追求获得名利与更多、更好的物质享受和各种特权。以督抚为首的地方官吏要想在地方上发财，就不得不向中央的京官进行贿通、贡献，而京官平日薪俸较少，要想发财就不得不包庇地方官吏，听任其为所欲为，鱼肉百姓。于是，彼此上下其手，便形成了“无官不贪”、“无吏不盗”的官僚体系。

一般说来，当腐败局面不可收拾，官吏的贪污行为引起了公愤，以致百姓骚动，造成统治不稳时，皇帝也会不惜采取惩处手段，对贪官污吏加以惩罚，希图起到“杀一儆百”的警世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清朝二品以上的高官，因贪污、受贿，或数罪并罚而被处以斩刑、绞刑，或被赐自尽者，共计有41人，而在乾隆一朝就有27人之多，几乎占了全部人数的67%左右。至于因贪赃枉法而受到“抄家没产”、“充军发配”、“降职罚薪”的官员，为数就更多得多。不能不说乾隆“惩贪”手段是十分严厉的。可是当时情况却是“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

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至嘉庆四年（1799年）的27年间，几乎没有一年不“惩贪”，被揭发出来的地方贪污官员主要包括有：广西巡抚钱度，四川总督阿尔泰，云贵总督李侍尧，陕甘总督勒尔谨，浙江巡抚王昌吉望、陈辉祖、福崧、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江西巡抚郝硕、布政使郑源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隆统治的中晚期，贪污大案一个接着一个，层出不穷。最显著的就是浙江省的贪污案件，几乎从没有中断过。旧的贪污案件还没处理完毕，新的贪污案件又出来了。个中原因是由于清朝最高统治者乾隆帝的“惩贪”，其心中有一定的尺度。应该惩谁，不惩谁，惩到什么程度，他心里有数。他绝对不会因为“惩贪”、整顿吏治而动摇其自身的统治利益。因此，他只能把“惩贪”限制在他的统治权所需要的范围之内，他不可能触及当时贪污体制的总根子。

这个总根子不是别人就是绝对专制的皇帝自己。当然这许许多多的贪污案件也未必全部直接与乾隆以及其得力助手和珅有关。但从本质上却又与封建的专制体制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分割的联系。也可以说，在乾隆统治的后半期，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和珅为中心的“贪污网”。长期以来，乾隆只把眼睛对准个别的地方官吏，而没有可能涉及到形成贪污腐败的政治体制本身。对于整天伴随在他身边的宠爱和佞幸的嬖臣则存心包庇或回护，自己则实际上乃是腐败的总根源。例如，乾隆帝与和珅为了多捞钱财，曾一起制定了故意对贪官采用“先纵后惩”的办法，即明知某地方官有贪污行为，但先不动声色，任其发展，当其贪污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进行惩治、查抄，籍没其家产，美其名为：“宰肥鸭。”

再如，乾隆与和珅共同制定了一个“议罪银”制度，规定官员有“错”或“罪”，可以通过“自愿”交纳一定银两免去惩罚。有鉴于此，许多地方官吏学会了不贪白不贪。如果贪赃罪行未被发现，那就算自己赚了，如果被发现则自认倒霉，于是索性更加肆无忌惮地大肆贪污行贿。这其实就是哄抢行为中的一种群众心理。当官的认为不贪白不贪，所以上行下效。因此，在这种氛围下的所谓“惩贪”与贪风并存，而且愈演愈烈也就不足为怪。和珅之所以能在20多年中为所欲为，恣意贪婪，正是乾隆培养的结果。

乾隆帝本人也知道要教化百姓，稳定民心，必须首先端正官风，要用严猛手段惩治贪官蠹吏。必须要求各级官吏“端己率属”，吏治不清，人心不古，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在于高官大吏贪腐不廉。孔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之整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上必偃。”看来道理也并不是难懂。然而毕竟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毕竟是社会存在左右着人们的意识。这或许是乾隆反贪，所留给我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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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之二

五朝政治不倒翁的秘传经典

五朝政治不倒翁的秘传经典《枯荣鉴》的横空出世，说明现在的中国社会，比较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社会，还要混乱无度。所以，才会把五代时期对于冯道的评价（“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偁誉。”），化为一部掷地有声的经典读物《枯荣鉴》。

《枯荣鉴》

冯道

圆通卷一

善恶有名，智者不拘也。

善恶这种事儿都有个定义，但真正有智慧的人根本不理会。

天理有常，明者不弃也。

世上什么事儿都有个规律，真正的明白人不会随意视而不见、自以为是。

道之靡通，易者无虞也。

是不是合乎道理，顺应变化的人根本也不关心这个。

惜名者伤其名，惜身者全其身。

珍视名声者，名誉易损，爱惜自己者，保全自身。

名利无咎，逐之非罪，过乃人也。

名利不是坏事，追名逐利也不是罪过，以此为恶是人的主观想法而已。

君子非贵，小人非贱，贵贱莫以名世。

君子没什么可自以为尊贵的，小人也没什么低贱的，尊贵还是低贱都是虚名，不足以称道一世。

君子无得，小人无失，得失无由心也。君子不一定就能得到什么，小人也不一定会失去什么，得到、失去，跟思想境界也毫无关系。

名者皆虚，利者惑人，人所难拒哉。名誉都是虚的，利益才能真正诱人，是人就难以抗拒。

荣或为君子，枯必为小人。事成显贵的，有可能会被传颂为君子；身败落魄的，必定会被当作小人。

君子无及，小人乃众，众不可敌矣。因此，君子永远是少数（因为即使成功也不都是君子），小人永远是多数，多数人的力量，无可抗拒。

名可易事难易也，心可易命难易也，人不患君子，何患小人焉？

名誉容易转变，思想境界可以变化，但事情的成败、人生的命运，却难以更改。反正君子小人不是根本问题，你觉得当君子受苦没有什么不好，当小人来享福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反正名誉根本都不靠谱。

闻达卷二

仕不计善恶，迁无论奸小。做官不做官，升职不升职这类事情，根本不是以善还是恶、君子还是小人来作为判断标准的。

悦上者荣，悦下者蹇。让上边的领导高兴的，日子必定好过；让下边的群众高兴的，碰到的困难却会更多。

君子悦下，上不惑名。君子让下边的群众高兴，可上头的领导并不觉得你在群众里的好名声有什么意义。

小人悦上，下不惩恶。小人讨好上头的领导，下边的群众可能会反感，但是，这样的反感并不能对你有任何损伤。

下以直为美，上以媚为忠。下边的群众以道德高尚刚正不阿为美德，上头的领导会把谄媚顺应当做忠诚。

直而无媚，上疑也；媚而无直，下弃也。

道德高尚，但是毫不顺应领导，上头就该不信任你了；顺应领导，但是让下头人觉得你不地道，下头人就该反对你了。

上疑祸本，下弃毁誉，荣者皆有小人之谓，盖固本而舍末也。可是，上头不信任你，你就完了——这是根本，下头反对你，顶多是给你来个坏名誉——无所谓的事儿。因此，那些功成名就大富大贵的人都难免被人称作小人，就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保住根本，顾不得那些没有意义的名誉了。

富贵有常，其道乃实。

想富贵么？规律很简单：一切从实际出发。

福祸非命，其道乃察。祸福其实并非命运注定，也有规律可循：看你是否善于观察和判断。

实不为虚名所羁，察不以奸行为耻。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别受那些毫无实际意义的虚名的束缚。善于观察判断，就别老以坏人坏事为耻辱，那会搞得很不客观。

无羁无耻，荣之义也。没有名誉的羁绊，没有耻辱感的束缚，你离显贵发达也就不远了。

求名者莫仕，位非名也。要是真想追求名誉，你就别去当官，好名誉不是当官儿可以当出来的。

求官者莫名，德非荣也。要是真想当官，你就别管什么名誉了，道德高尚跟富贵荣华是两码事儿。

君子言心，小人攻心，其道不同，其效自异哉。君子讲的是道德、理念，小人则专门对付这种道德理念，价值观不同，行为不同，结果自然不同。

解厄卷三

无忧则患烈也。什么都不操心，你就离倒霉不远了。

忧国者失身，忧己者安命。不过，操心根操心不一样。为国家操心的人，只能把自己搭上；为自己操心的人，却能乐享安然。

祸之人拒，然亦人纳；祸之人怨，然亦人遇。祸事是人不想要的，但也是人自找的，人人都讨厌有祸事，但人人都难免碰上。

君子非恶，患事无休；小人不贤，余庆弗绝。君子不做坏事儿，但倒霉事儿一个接一个，小人不干什么好事儿，却能够常年乐乐呵呵。

上不离心，非小人难为；下不结怨，非君子勿论。让上头领导对自己完全放心，不是小人就难以做到；让下头群众不怨恨自己，不是君子您就别想了。

祸于上，无辩自罪者全。祸于下，争而罪人者免。上头要找别扭的时候，只有装孙子认罪才能保全自己；要是下头起了负面意见，就只有抢先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装好人，才能免去责任。

君子不党，其祸无援也。小人利交，其利人助也。君子不爱拉帮结伙，所以，真有了祸事，没人会帮助君子。小人有一大帮酒肉朋友，成事解围，全都靠这帮人帮助。

道义失之无惩，祸无解处必困，君子莫能改之，小人或可谅矣。不讲道义不会造成什么实际的恶果，有了祸事没人帮可就必然倒霉。做君子倒了霉只能束手无措，所以，大家选择做小人，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交结卷四

智不拒贤，明不远恶，善恶咸用也。真正的聪明人不拒绝好人，也不疏远坏人，这两款都有用。

顺则为友，逆则为敌，敌友常易也。都是拿顺应自己的人当朋友，拿反对自己的人当敌人——敌人朋友是随时可以转化的。

贵以识人者贵，贱以养奸者贱。用尊重的态度看待别人的人，日后将发达显贵，用轻贱的态度对待别人，日后难免潦倒。

贵不自贵，贱不自贱，贵贱易焉。显贵的人不自重，不知道摆出个尊贵的样子来，而潦倒的人不做轻贱别人的贱事儿，贵贱就该掉个儿了。

贵不贱人，贱不贵人，贵贱久焉。显贵的人永远不轻视别人，潦倒的人永远不尊重别人，贵贱就这么一直下去了。

人冀人愚而自明，示人以愚，其谋乃大。人盼着别人傻自己聪明，但还是成天装傻给人看，这是真正有主意的人。

人忌人明而自愚，智无潜藏，其害无止。不乐意别人机灵自己傻，就玩儿命抖机灵，这就纯属作死。

明不接愚，愚者勿长其明。聪明的人不接触傻子，接触傻子不会让聪明人变得更聪明。

智不结怨，仇者无惧其智。 有智慧的人不跟人结仇，仇人不会因为你聪明就怕你。

君子仁交，惟忧仁不尽善。小人阴结，惟患阴不制的。君子人用仁义与人交往，生怕自己不够仁义；小人满怀阴损与人交往，生怕阴损的不够，达不到目的。

君子弗胜小人，殆于此也。君子注定吃小人的亏，就是因为这个。

节仪卷五

外君子而内小人者，真小人也。外表君子作派，内心小人肚肠的，这是真小人。

外小人而内君子者，真君子也。行事手段并不比小人差，内心却有君子情怀的，这才配称真君子。

德高者不矜，义重者轻害。道德高尚的人以道德高自居，就不太知道保重自己，看重仁义的人太重仁义，总是忽视自己面对的危害。

人慕君子，行则小人，君子难为也。人们满嘴说的都是仰慕君子，办出来的却还都是小人事儿，那谁要真当君子，谁就该倒霉了。

人怨小人，实则忘义，小人无羁也。人们口口声声憎恶小人，实际上做事情还是不仁不义，也就是说，做小人其实是没有任何阻碍的——憎恶全是空喊。

难为获寡，无羁利丰，是以人皆小人也。可谁也不愿意当倒霉蛋，因为倒霉蛋比别人倒霉，谁都愿意没有任何阻碍，因为没有任何阻碍就比别人牛B，所以，所有人就都成了小人了。

位高节低，人贱义薄。社会阶层越高，气节越低——因为要装孙子；人越贫贱，义气越是狗屁——因为先要活着。

君子不堪辱其志，小人不堪坏其身。君子最受不了的是精神屈辱，小人最受不了的是身体上的困苦。

君子避于乱也，小人达于朝堂。所以，一有乱子，君子就躲起来自保高洁去了，小人却常能当上国家领导。

节不抵金，人困难为君子。气节比不上金钱实在，所以，人一穷了，就做不成君子——因为讲不起气节。

义不抵命，势危难拒小人。义气也不如生命重要，所以，身处危困就没办法不当小人，因为活命更重要。

不畏人言，惟计利害，此非节义之道，然生之道焉。不管别人如何夸奖或批评，只管自己的利益存亡，这不是追求气节仁义的道理，却是能让你安身立命、生存下来的道理。

明鉴卷六

福不察非福，祸不预必祸。有福气，可你自己不知道，这就白费。有祸事，你自己不能预先避免，那就准得倒霉。

福祸先知，事尽济耳。要是福祸都能提前预知，那就牛B了。

施小信而大诈逞，窥小处而大谋定。偶尔装装实在，大阴谋就能得逞；多偷偷看看细节，大的决策就能搞定。

事不可绝，言不能尽，至亲亦戒也。做事情要留后路，说话要留半句，纵然是亲爹也得防着点儿。

佯惧实忍，外恭内忌，奸人亦惑也。心里头有火儿也要憋着，假装畏惧，心里头满是仇恨也得藏着，假装恭敬，您要能这么办，坏心眼儿再多的人也得上当。

知戒近福，惑人远祸，俟变则存矣。知道克制自己的表现、学会迷惑人，就可以少惹事儿、多成事儿了——反正就是得会变化、会掩饰，您就放心大胆的活着吧。

私人惟用，其利致远。只跟用得上的人套近乎，讲交情，这是可以长远地对你有利的。

天恩难测，惟财可恃。别指望领导的保护，包括领导在内的一切都是钱的孙子。

以奸治奸，奸灭自安。用坏人治坏人，坏人被整死了，整人的那位自己也知道了厉害，也就老实了。

伏恶勿善，其患不生。别干什么坏事儿，但也别傻了吧唧干什么好事儿，这样就能永远不惹事儿。

计非金者莫施，人非智者弗谋，愚者当戒哉。计策不牛逼，就别一条道走到黑；要是知道谁傻B，就别跟丫商量事儿，珍惜生命，远离傻B——如果您自己脑子就不怎么好使，那就更得注意以上这两条儿。

谤言卷七

人微不诤，才庸不荐。职位低贱的人，没必要老给他提意见帮助他成长，真没什么本事的那些货，也别到处瞎推荐，推了也没用——该整的要整，该毁的要毁。

攻其人忌，人难容也。攻击一个人，就找他最遭人羡慕嫉妒恨的那一点，大伙儿就都帮你毁他了。

陷其窘地人自污，谤之易也。或者把他推到一个进退两难怎么办都只有难办的境地，别人就会替你开始戳他脊梁骨了，这是简易诽谤法。

善其仇者人莫识，谤之奇也。好好对待那些跟他有仇的人，他们早晚会跳出来毁他，而别人又不知道跟你有关系，这就又上一个层次，算是奇招了。

究其末事人未察，谤之实也。把别人不知道的他干过的各种小事儿揪出来，挑出毛病公诸于世，这是实在有效的毁谤法。

设其恶言人弗辩，谤之成也。把关于他的种种坏话全给散播出去，真真假假的谁也分辨不了，这算直接毁谤成功了。

谤而不辩，其事自明，人恶稍减也。被人毁谤，要是不争辩，只等事实慢慢儿冒出来，旁人的厌恶或许还能稍微减少一些。

谤而强辩，其事反浊，人怨益增也。可要是他非争辩不可，只能是越描越黑，纯属找死。

失之上者，下必毁之；失之下者，上必疑之。上头对谁印象不好了，你看着吧，很快下边的人也该开始毁他了。同样，要是下头的人对谁不满意了，上头很快也将对这人产生怀疑。

假天责人掩私，假民言事见信，人者尽惑焉。借助上头的意见打压别人实现自己的目的，或者借助下头的舆论来说事儿讨取上头的信任，任谁都得上当。

示伪卷八

无伪则无真也。没有虚假，也就没有真实。

真不忌伪，伪不代真，忌其莫辩。真的不怕假的，因为假的无论如何也真不了，怕的是真真假假掺合一块儿分不清楚。

伪不足自祸，真无忌人恶。虚伪却又虚伪的不够，那就会给自己惹祸；真诚要是真诚到毫无忌讳，那就是缺心眼儿。

顺其上者，伪非过焉。顺应上头的意思，哪怕是装的，也不是什么过错。逆其上者，真亦罪焉。悖逆上头的意思，哪怕是真诚，也是找倒霉。

求忌直也，曲之乃得。要求什么东西，别说的太直了，用点技巧含蓄点，才容易成功。

拒忌明也，婉之无失。拒绝什么东西，也别有什么说什么，委婉点儿，照样能达到目的。

忠主仁也，君子仁不弃旧。“忠”往往会指向“仁”，仁厚的人不忍弃旧，自然也就忠了；仁主行也，小人行弗怀恩。“仁”往往就要起而行之，君子知道通过行动来感恩，这就是仁，而小人就不会这样。

君子困不惑人，小人达则背主，伪之故，非困达也。君子落魄了也不会骗人，小人一发达了就开始在主子背后耍花活，这是因为君子不虚伪、小人虚伪，跟发达不发达毫无关系。

俗礼，不拘者非伪；事恶，守诺者非信。物异而情易矣。如果是虚礼俗套，一副浑不吝偏不服就跟别人不一样的姿态，也不算什么虚伪，明明是坏事儿，还说一不二一条道走到黑的，也算不上什么实诚，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降心卷九

以智治人，智穷人背也。用智慧来管理下属，智慧什么时候枯竭了，那些人也就都背弃你了。

伏人慑心，其志无改矣。改用攻心，让他们从心里、从灵魂深处被慑服住，那么无论什么时候他们也不会改变方向了。

上宠者弗明贵，上怨者休暗结。被上头宠信的人，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被上头瞧不上的，也别私下解党与上头作对。

术不显则功成，谋暗用则致胜。权谋手段，隐蔽的好才能成功，要悄悄地来，打枪地不要。

君子制于亲，亲为质自从也。君子的弱点在于他们珍爱亲属，拿他们亲属做人质相要挟，也就从了。

小人畏于烈，奸恒施自败也。小人的弱点在于害怕比他们更狠的，你就比他们更恶毒，他们就服了。

理不直言，谏非善辩，无嫌乃及焉。说理、劝谏不一定是有什么说什么或者跟人争辩，别遭人恨才能达到目的。

情非彰示，事不昭显，顺变乃就焉。有什么态度、做什么事情，也没必要先弄得天下人都知道，顺应形势该藏着就藏着才能成功。

仁堪诛君子，义不灭小人，仁义戒滥也。仁义二字，能够拖累死君子，却灭不掉小人，还是不要滥施仁义，适度才好。

恩莫弃贤者，威亦施奸恶，恩威戒偏也。施好处别忘了那些你以为不喜欢好处的好人，惩罚措施也别忘了给那些谄媚的坏人来点儿，好事儿坏事儿得掺合者来，得让吃肉的也挨挨板子，挨板子的也来点儿肉尝尝。

揣知卷十

善察者知人，善思者知心。善于观察，就能了解人，善于思考，你才能理解人。

知人不惧，知心堪御。了解了他们，你就不会怕他们了；理解了他们，你就已经能搞定他们了。

知不示人，示人者祸也。智慧别让别人看见，让别人看见就会惹祸。

密而测之，人忌处解矣。偷偷地猜度、揣测，不让他们知道，人们对你的嫉恨就会消除掉。

君子惑于微，不惑于大。君子总是在大事儿上明白，小事儿上糊涂。

小人虑于近，不虑于远。小人总是在眼前事儿上考虑多，未来的事儿上考虑少。

设疑而惑，真伪可鉴焉。掌握了这个规律，制造些问题给他们，看看他们的反应，你就知道谁真诚谁虚伪，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了。

附贵而缘，殃祸可避焉。然后认准你觉得有前途的、能富贵的，攀附一下，以后的祸事就可以避免了。

结左右以观情，无不知也。结交各路朋友，留神各路的消息和反映，那就什么事儿也瞒不过你了。

置险难以绝念，无不破哉。常如身处险境般心存忧患，抛掉无关的累赘想法——恭喜您，您已经神光护体，攻无不克了。

冯道（882年——954年），字可道，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泊头市交河镇）人。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卒于后周显德元年（954年）。五代时期政治家、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曾经侍奉五朝、八姓（八个家族）、十三帝，“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前后为官四十多年，堪称中国官场史上的不倒翁。

冯道生处于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混乱的时代：五代十国。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权不断更替，南方则分裂成几个小国。冯道事奉过5朝10个皇帝。882年，冯道生于瀛州的景城，他自称为长乐县（今蓟县）世族冯氏的后人。冯道青年时孝顺好学，性格节俭刻苦。

冯道出生在“为农为儒，不恒其业”的家庭。年轻时品行纯厚，不耻清贫，事亲孝而为学勤，颇有古风。唐末天祐年间，冯道曾任卢龙节度使刘守光的参军，因常陈利害而惹怒刘守光。刘守光失败后，他逃到太原投靠当时在河东任监军使的宦官张承业，当了巡官。后张承业把他推荐给晋王李存勗，被任命为河东节度掌书记。

后来李存勗灭后梁，建立后唐（923年），即任命冯道为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李存勗死后，李嗣源继位（926年），是为后唐明宗，拜冯道为端明殿学士，后又升迁为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也就是相当于宰相的职位。

后唐明宗过世之后，儿子李从厚继位（933年）。四个月后，李嗣源的义子李从珂起兵篡位。虽然说在纷乱的五代中，兵变造反早非奇事，但冯道却在这次事件上，扮演了一个违反中国忠君思想的角色。当他知道李从珂造反，皇帝逃往石敬瑭的军中，他第一个反应不是前去护驾皇帝，而是带著文武百官迎接新的皇帝，于是李从珂得以顺利登基，是为后唐末帝（934年）。

有违所料，李从珂并没有重用冯道，而且免去了他的宰相之位，让他到大荔去当节度使，后来又召他回朝，给他当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司空。不久后，石敬瑭借助契丹的力量起兵造反，夺取了帝位，建立后晋（936年），冯道又恢复了宰相的官职，并且受命出使契丹，以表两国友好。

相对于中原的纷乱，契丹显得兵强马壮，而后晋得以建国，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得到契丹的帮助。后晋必须依附在契丹之下才得以存活，因此冯道的出使成了一个向契丹示好的关键。在他从契丹回来之后，石敬瑭便把枢密使废掉，并入中书省，于是军政大权都集于冯道一人身上。

后晋的命运，就像五代中的任何一朝一样都是短暂的。不久之后（946年），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率大军南下，灭了后晋。冯道凭著他圆滑的处事态度，在和耶律德光会面之后，又当上了辽的太师。

辽在中原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太久，由于地区人民的反抗，使得辽于不久后即撤兵北还。趁此契机，昔日石敬瑭的部下刘知远夺权称帝，建立了后汉（947年），而为了拉拢前朝遗老，刘知远封冯道为太师。就像五代常见的模式一样，刘知远的手下郭威后来起兵篡位，建立了后周（951年），同样也封冯道为中书令。954年，冯道以七十三岁高龄过世，后周世宗为其辍朝三日以示哀悼，追封瀛王，谥文懿。冯道墓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捻掌镇。

932年，后唐下令编纂并初次刊印九经，这可能不是冯道的主意，而是由另一丞相李愚提出的。冯道虽身为丞相，却往往避免在财政及军事上作决定，不去过问，以免和当权者冲突。他忠于儒家思想，认为只要恢复传统，不必有所革新，就可以解决国家问题。

冯道著有《河间集》5卷，文集6卷及诗集10卷，但都不存于后世。晚年的冯道写了一篇《长乐老自叙》，属于回忆录性质，文中将他历代当过的官职一一列举并引以为荣，而其在自叙中自称“长乐老”一事，不论在生前后世都引起过争议。不过也有说法认为，这个自称仅是取自于他的出身地长乐郡（今河北省冀县）。

他的另一著作《荣枯鉴》，曾国藩对之的评论是“道尽小人之秘技，人生之荣枯”的一部官场秘笈，并称此书“使小人汗颜，君子惊悚，实乃二千年不二之异书也。”但《荣枯鉴》可能是一部托名冯道的当代伪书。在宋朝以来的各种艺文志及书目中，都不见有此书；2005年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此书之前，也未见此书出版，或在其他著作中提及。若此书为当代新发现，学术界必当有所反应，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其实，包括《荣枯鉴》在内的“天下无谋”书系中的各种谋略之书，都存在此问题。因此，此书可能是当代人托名冯道的伪作；曾国藩的评语，亦不见于其文集，当也是后人附会。

冯道在同时代人心目中，是有操守的儒者，甚至是模范丞相。北宋时，《五代通录》作者范质、薛居正《旧五代史》、吴处厚《青箱杂记》都曾赞扬冯道。范质崇拜冯道，吴处厚则认为冯道有益于世。

欧阳修《新五代史》指出冯道是五代时道德沦亡的表征，感叹当时著名儒者亦欠缺忠贞。司马光《资治通鉴》批评不论冯道做过多少好事，亦等于没有做，因为他只是苟活于世。从此冯道成为历史上典型的贰臣，为世人嘲笑。清代《续通志》把失节的文武官吏分为十类，冯道列入最坏一类，受指责为“懵大伦而不知耻”。历史上曾为冯道辩护的只有王世贞、李贽、温璜等寥寥几人。

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依忠君观念，对冯道在多个王朝出侍要职的作为非常不齿，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就认为冯道“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则说他“乃奸臣之尤”。可以说在历史上每逢提起冯道，往往都只有负面的评价。然而除了事君不忠这点饱受批评外，冯道在事亲、济民、主政、提携贤良上的表现，却又能符合传统中君子、圣贤的行为标准，这使他既在五代有着“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偁誉”的声望。

谢选骏指出：五朝政治不倒翁的秘传经典《枯荣鉴》的横空出世，说明现在的中国社会，比较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社会，还要混乱无度。所以，才会把五代时期对于冯道的评价（“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偁誉。”），化为一部掷地有声的经典读物《枯荣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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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之三

斯大林毛泽东都是“来俊臣主义者”

斯大林的肃反运动、毛泽东的历次政治运动，都以善于罗织罪名著称，这“死猫恶人”（斯大林毛泽东二人）因此被人尊为“整人专家”。其实，考察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这“死猫恶人”（斯大林毛泽东二人）有位辈分很高的先行者——那就是武周酷吏来俊臣。那才是真正的整人专家，相形之下，这“死猫恶人”（斯大林毛泽东二人）不过是照本宣科的“来俊臣主义者”。

《罗织经》是武周酷吏来俊臣所著的一部专讲如何罗织罪名，陷害杀人的书。酷吏周兴临死之际，看过此书，自叹弗如，竟甘愿受死；一代人杰宰相狄仁杰阅罢此书，冷汗直冒，却不敢喊冤；马阴女皇（母马阴部）武则天面对此书，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杀机遂生。

时至今日，《罗织经》此书亦被看做阴谋学的扛鼎之作。

原文及翻译

阅人卷第一

【原文】人之情多矫，世之俗多伪，岂可信乎？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耻其匿怨而友人也。

【译文】人们的情感许多是做出来的，世间的习俗许多是虚假的怎么可以相信呢？孔子说：“甜言蜜语、和颜悦色、毕恭毕敬，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可耻的是他们心中藏着怨恨，表面却与人要好的虚伪行径。

【原文】人者多欲，其性尚私。成事享其功，败事委其过，且圣人弗能逾者，概人之本然也。

【译文】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事情成功了便享受功劳，事情失败了便推托过错，圣人尚且不能超越这一点，这大概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吧。

【原文】多欲则贪，尚私则枉，其罪遂生。民之畏惩，吏之惧祸，或以敛行；但有机变，孰难料也。

【译文】欲望多了就会起贪心，极端自私就会有偏差，罪恶从此便产生了。老百姓害怕惩罚，官吏恐遭祸患，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行为；一旦有了机缘变故，谁都无法预料了。

【原文】为害常因不察，致祸归于不忍。桓公溺臣，身死实哀；夫差存越，终丧其吴。亲无过父子，然广逆恒有；恩莫逾君臣，则莽奸弗绝。是以人心多诈，不可视其表；世事寡情，善者终无功。信人莫若信己，防人毋存幸念。此道不修，夫庸为智者乎？

【译文】人们受害常常是因为对人没有仔细的察验，人们遭受祸患往往是由于对人心慈手软。齐桓公过份相信他的臣子，以致死亡实在让人哀痛。吴王夫差没有吞并越国，最后却导致吴国的灭亡。关系亲密没有超过父子的，可是像杨广那样的逆子却总是存在；施以恩德没有超过君对臣的，但是像王莽那样的奸臣起却从未断绝。因此说人的内心隐含着太多的欺骗，不能光看他的外表。世上的事缺少情爱，做好事的人最后却得不到功劳。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防范别人不要心存侥幸。这种技艺不学习，难道还能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吗？

事上卷第二

【原文】为上者疑，为下者惧。上下背德，祸必兴焉。

【译文】上司的疑心重，下属的恐惧就多。上司和下属的心意不一致，祸事便由此产生了。

【原文】上者骄，安其心以顺。上者懮，去其患以忠。顺不避媚，忠不忌曲，虽为人诟亦不可少为也。上所予，自可取，生死于人，安能逆乎？是以智者善窥上意，愚者固持己见，福祸相异，咸于此耳。

【译文】高高在上的人骄傲，顺从他可使其心安。高高在上的人懮虑，忠于他可使其免除懮患。顺从不要回避献媚，忠心不要忌讳无理，虽然遭人诋毁也不能少做。上司能给你什么，自然能拿回什么，生死都控于人手，怎么能违背他们呢？因此有智能的人擅长暗中猜度上司的心意，愚蠢的人只坚持自己的见解，他们福祸不同，都是源于这个原因。

【原文】人主莫喜强臣，臣下戒怀妄念。臣强则死，念妄则亡。周公尚畏焉，况他人乎？

【译文】当主子的没有喜欢手下的人势力过于强大，当臣子的要戒除心中存有的非分之想。臣子权势过大会招致死祸，想法荒谬会导致灭亡。周公姬旦尚且惧怕这些，何况是其它人呢？

【原文】上无不智，臣无至贤。功归上，罪归己。戒惕弗弃，智勇弗显。虽至亲亦忍绝，纵为恶亦不让。诚如是也，非徒上宠，而又宠无衰矣。

【译文】上司没有不聪明的，下属绝无最有德行的。功劳让给上司，罪过留给自己。戒备警惕之心不要丢失，聪明和勇敢不要显露。虽然是最亲近的人也要忍心断绝，纵然是干邪恶的事也不躲避。如果真的做到这样，不但上司会宠爱有加，而且宠信不会衰减。

治下卷第三

【原文】甘居人下者鲜。御之失谋，非犯，则篡耳。

【译文】自愿处于下属的人很少。上级对下级的管理如果没有计谋，不是下级抵触上级，就是下级夺取上级的权力。

【原文】上无威，下生乱。威成于礼，恃以刑，失之纵。私勿与人，谋必辟。幸非一人，专固害。机心信隐，交接靡密，庶下者知威而畏也。

【译文】上司没有威严，下属就会闹出祸事。威严从礼仪中树立，依赖于刑罚，放任它就会丧失。秘密的事不要让人参与，参与谋划的人一定要清除。宠信不要固定在一个人的身上，让一个人专权一定会带来祸害。心思一定要隐藏起来，与人交往不能过分亲密，希望下属由此感知上司的威严而生敬畏。

【原文】下附上以成志，上恃下以成名。下有所求，其心必进，迁之宜缓，速则满矣。上有所欲，其神若亲，礼下勿辞，拒者无助矣。

【译文】下属依附上司才能成就志向，上司依靠下属才能取得功名。下属有贪求的东西，他的心自然会要求上进，提升他应该慢慢的来，太快他就满足了。上司有想使用的人，他的神态要亲切，以礼相待下属不要推辞，不这样做就没有人协助他了。

【原文】人有所好，以好诱之无不取，人有所惧，以惧迫之无不纳。才可用者，非大害而隐忍。其不可制，果大材而亦诛。赏勿吝，以坠其志。罚适时，以警其心。恩威同施，才德相较，苟无功，得无天耶？

【译文】人有喜好的东西，用喜好的东西引诱他没有收伏不了的。人有惧怕的东西，用惧怕的东西逼迫他没有不接受的。有才能可以使用的人，没有大的害处要暗中容忍。其人不能驯服，确实是才能出众的也要诛杀。赏赐不要吝惜，用此消磨他们的意志。惩罚要适合时宜，以此让他的心得到告诫。恩惠和威力一起施行，才能和品德互相比较，如果这样做还没有成效，莫非这就是天意吧？

控权卷第四

【原文】权者，人莫离也。取之非易，守之尤艰；智不足弗得，谋有失竟患，死生事也。

【译文】权力，是人们不可以缺少的。获取权力不容易，保住权力更加艰难；智慧欠缺的人不能得到，谋略不当的人最终却能带来祸患，这是关系生死的大事。

【原文】假天用事，名之顺也。自绝于天，敌之罪也。民有其愚，权有其智。德之不昭，人所难附焉。

【译文】借用天意行事，名义上才适合正道。逆天而行，自作自受，这是敌人的罪名。让老百姓愚昧无知，这是掌权者的聪明之处。恩惠不显示出来，人们就很难依从了。

【原文】乱世用能，平则去患。盛事惟忠，庸则自从。名可易，实必争；名实悖之，权之丧矣。嗜权逾命者，莫敢不为；权之弗让也，其求乃极。机为要，无机自毁；事可绝，人伦亦灭。利禄为羁，去其实害；赏以虚名，收其本心。若此为之，权无不得，亦无失也。

【译文】混乱动荡的时代要使用有能力的人，天下平定了要铲除他们以绝后患。大治时期只使用忠于自己的人，平庸无才的人最易掌握和归顺。名称可以改变，实权必须力争；名称和实权完全相反，权力就丧失了。酷好权力超过他性命的人，是没有什么不敢做；权力没有主动让给别人的，所以争夺它的方法无所不用。时机十分重要，时机不当就会自取灭亡；事情可以做绝，尊卑长幼也能狠心灭杀。用钱财爵禄来拘束他们，以消除他们可能造成的实际危害；用虚假的名位来赏赐他们，以收买他们的人心。如果这样行事，什么权力都可以获得，也不会失去。

制敌卷第五

【原文】人皆有敌也。敌者，利害相冲，死生弗容；未察之无以辨友，非制之无以成业。此大害也，必绝之。

【译文】人都有敌人的。敌人，是与他有利害冲突，生死不能兼容的人。不能认清敌人就无法分辨朋友，不能制伏敌人就不能成就事业，这是最大的祸害，一定要根除它。

【原文】君子敌小人，亦小人也。小人友君子，亦君子也。名为虚，智者不计毁誉；利为上，愚者惟求良善。

【译文】君子和小人为敌，也就变成小人了。小人和君子友善，也就变成君子了。名声是虚的，有智能的人不会计较别人的毁谤和称赞；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愚蠢的人才只是求取好的善名。

【原文】众之敌，未可谓吾敌；上之敌，虽吾友亦敌也。亲之故，不可道吾亲；刑之故，向吾亲亦弃也。惑敌于不觉，待时也。制敌于未动，先机也。构敌于为乱，不赦也。害敌于淫邪，不耻也。敌之大，无过不知；祸之烈，友敌为甚。使视人若寇，待亲如疏，接友逾仇，纵人之恶余，而避其害，何损焉？

【译文】人们共同的敌人，不能说一定是我的敌人；上司的敌人，虽然是我的朋友也要与他为敌。亲戚的缘故，不能说就是我该亲近的人；刑罚的缘故，如果是我的亲人也要舍弃。在不知不觉中迷惑敌人，以等待时机。在敌人没有行动的时候制伏他，这就是抢先占有有利时机。在犯上作乱上构陷敌人，这是不能赦免的罪名。在淫秽邪恶之事上加害敌人，这最能让人鄙视他。最大的敌人，是没有比不知道谁是敌人更大的了；最深的祸害，以和敌人友善最为严重。假如把天下人看得像强盗一样，对待亲人像陌生人一样，交接朋友超过了对仇人的态度，纵然人们厌恶我，却能躲避祸害，又有什么损失呢？

固荣卷第六

【原文】荣宠有初，鲜有终者；吉凶无常，智者少祸。荣宠非命，谋之而后善；吉凶择人，慎之方消愆。

【译文】显达和宠幸有开始的时候，能保持到最后的就很少了；吉利和凶险没有不变的，有智能的人才能减少祸事。显达和宠幸不是命里就有的，先有谋划后才有成；吉利和凶险是选择人的，谨慎小心才能消灾免祸。

【原文】君命无违，荣之本也，智者舍身亦存续。后不乏人，荣之方久，贤者自苦亦惠嗣。官无定主，百变以悦其君。君有幸臣，无由亦须结纳。人孰无亲，罪人慎察其宗。人有贤愚，任人勿求过己。

【译文】君主的命令不要违抗，这是显达的根本，有智能的人宁肯牺牲自己也要让显达延续下去。后代不缺乏人材，显达才可持久，贤明的人情愿自己吃苦也要惠及后人。官位没有固定的主人，用机智多变取悦他的君主。君主都有宠幸的臣子，没有什么原由也必须和他们结交往来。人都有三亲六故，惩罚人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审察他的家族。人有贤明和愚蠢之别，任用人不要要求他们的才能高过自己。

【原文】荣所众羡，亦引众怨。示上以足，示下以惠，怨自削减。大仇必去，小人勿轻，祸不可伏。喜怒无踪，慎思及远，人所难图焉。

【译文】显达为众人所羡慕，也能引发众人的怨恨。对上司要表示心满意足，对手下要施以恩惠，怨恨自然就会减少了。大的仇人一定要铲除，无耻小人不要轻视，祸患就不能隐藏。高兴和愤怒的心情不露踪迹，谨慎思考放眼远处，人们就很难图谋他了。

保身卷第七

【原文】世之道，人不自害而人害也；人之道，人不恕己而自恕也。

【译文】世间的道理，人们不伤害自己却遭到别人的伤害；做人的道理，别人不原谅自己而自己却能原谅。

【原文】君子惜名，小人爱身。好名羁行，重利无亏。名德不昭，毁谤无损其身；义仁莫名，奸邪不以为患。阳以赞人，置其难堪而不觉；阴以行私，攻其讳处而自存。

【译文】君子爱惜名誉，小人爱护自己。喜好名誉就会束缚人的行为，重视利益就不会吃亏。名望和德行不显示，诽谤就不能损害他本身的清誉；义气和仁德不显露，奸诈邪恶的人就不会把他视为祸患。表面上赞美别人，让他难以忍受却不知真意；背地里为达私利，攻击他最忌讳的地方而保存自己。

【原文】庶人莫与官争，贵人不结人怨。弱则保命，不可作强；强则敛翼，休求尽善。罪己宜苛，人怜不致大害。责人勿厉，小惠或有大得。

【译文】老百姓不要与官府争斗，富贵的人不要轻易和人结下怨仇。身为弱者要保全性命，不能逞强显能；身为强者要收敛羽翼，不可求取完美无缺。责备自己应该苛刻，使人怜悯就不会招致大的祸害。责罚他人不要过于严厉，小的恩惠有时能带来大的收获。

【原文】恶无定议，莫以恶为恶者显；善无定评，勿以善为善者安。自怜人怜，自弃人弃。心无滞碍，害不侵矣。

【译文】恶没有固定的说法，不把恶当作恶的显达；善没有固定的评判，不把善视为善的人平安。自己怜惜自己别人才会怜惜，自己厌弃自己别人自会厌弃。思想没有停滞阻碍，祸害就无法侵犯了。

察奸卷第八

【原文】奸不自招，忠不自辩。奸者祸国，忠者祸身。

【译文】奸臣不会自己招认，忠臣不能自己辩解。奸臣损害国家，忠臣损害自身。

【原文】无智无以成奸，其智阴也。有善无以为奸，其知存也。

【译文】没有智谋不能成为奸臣，他们的智谋都是阴险的。心存良善不会成为奸臣，他们的良知没有丧失。

【原文】智不逾奸，伐之莫胜；知不至大，奸者难拒。忠奸堪易也。上所用者，奸亦为忠；上所弃者，忠亦为奸。

【译文】智谋不超过奸臣，讨伐他就不能获胜；良知不深远广大，对奸臣就难以抗拒。忠臣和奸臣是可以变换的。君主任用信任的人，虽然是奸臣也被看做忠臣；君主抛弃不用的人，即使是忠臣也被视为奸臣。

【原文】势变而人非，时迁而奸异，其名难恃，惟上堪恃耳。好恶生奸也。人之敌，非奸亦奸；人之友，其奸亦忠。

【译文】时势变了人就不同，时间变了奸臣就有分别，忠奸的名称难以依赖，只有君主才可作为依仗。喜欢和厌恶产生奸臣。人们的敌人，不是奸臣的也被视为奸臣；人们的朋友，是奸臣的也被视为忠臣。

【原文】道同方获其利，道异惟受其害。奸有益，人皆可为奸；忠致祸，人难为忠。奸众而忠寡，世之实也；言忠而恶奸，世之表也。

【译文】道义相同才能获得利益，道义不同只有得到灾害。当奸臣有好处，人们都可以成为奸臣；当忠臣招致祸患，人们就很难做忠臣了。奸臣多而忠臣少，这是世间真实的状况；说自己是忠臣而厌恶奸臣，这是世间表面的现象。

【原文】惟上惟己，去表求实，奸者自见矣。

【译文】只献媚君主就是为了自己，去除表面探求实质，奸臣自然就会显现出来了。

谋划卷第九

【原文】上不谋臣，下或不治；下不谋上，其身难晋；臣不谋僚，敌者勿去。官无恒友，祸存斯虚，势之所然，智者弗怠焉。料敌以远，须谋于今；去贼以尽，其谋无忌。欺君为大，加诸罪无可免；枉法不容，纵其为祸方惩。

【译文】君主不用计谋统御臣子，有的下属就无法治理；下属不用计谋对君主，他们自身的官职就难以晋升；官员不用计谋对付同僚，他的敌人不能铲除。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祸患常在片刻之间，这是形势的必然，有智能的人对此不能松懈。预料敌人能达到远处，必须要在今天谋划；铲除贼人要达到全歼，他的谋划就不能有所忌讳。欺骗君主是大罪，把这个罪名强加在别人身上他就不能幸免；破坏法律不能宽容，放纵他以致出生祸乱才加以惩罚。

【原文】上谋臣以势，势不济者以术。下谋上以术，术有穷者以力。臣谋以智，智无及者以害。事贵密焉，不密祸己；行贵速焉，缓则人先。其功反罪，弥消其根；其言设缪，益增人厌。行之不辍，不亦无敌乎？

【译文】君主凭借权势谋划臣子，势力衰弱的时候要依靠权术。下属依靠权术谋划君主，权术穷尽的时候就凭借实力。臣子用智计谋划同僚，智计达不到的时候就用伤害。事情贵在保守秘密，不能保守秘密，就祸及自身；行动贵在迅速快捷，缓慢拖拉就让别人占了先机。设定一个荒谬的说法诬指是他说的，这最能增加人们的厌恶。谋划行为不停止，不是没有敌手了吗？

问罪卷第十

【原文】法之善恶，莫以文也，乃其行焉；刑之本哉，非罚罪也，乃明罪焉。

【译文】法律的好坏，不在条文本身，而是它的执行；刑罚的根本，不在如何处罚犯罪，而是如何确定犯罪。

【原文】人皆可罪，罪人须定其人。罪不自招，密而举之则显。上不容罪，无谕则待，有谕则逮。人辩乃常，审之勿悯，刑之非轻，无不招也。或以拒死，畏罪释耳。人无不党，罪一人可举其众；供必无缺，善修之毋违其真。事至此也，罪可成矣。

【译文】人都是可以定罪的，加罪于人必须先确定对象。罪行不会自动暴露，密告并检举他就会让罪行显现。君主不会容忍犯罪，没有谕旨就耐心等待，有谕旨就马上逮捕。人们自辨无罪是正常的，审讯他们不要心存怜悯，刑罚他们不能出手轻微，这样做他们就没有不招认的。有的人因为拒不认罪被责打致死，这种情况可用畏罪自杀来解释说明。人没有不结党营私的，给一人定罪便可揭发出他的同伙；供状必须没有破绽，把被告供状编撰修补使之不违反真实。事情做到这样，罪案就可以成立了。

【原文】人异而心异，择其弱者以攻之，其神必溃。

【译文】人不同他们的思想就有差异，选择他们的薄弱之处加以攻击，他们的精神就会崩溃。

【原文】身同而惧同，以其至畏而刑之，其人固屈。怜不可存，怜人者无证其忠。友宜重惩，援友者惟其害。

【译文】人的身体相同害怕责罚也相同，用他最畏惧的东西给他动刑，他就一定会屈服。不可以存有怜惜，怜惜别人的人并不能以此证明他的忠正。朋友应该从重惩处，帮助朋友的人只能给他自己招来祸害。

【原文】罪人或免人罪，难为亦为也。

【译文】加罪于人或许能避免被人加罪，此事虽不容易也要勉为其难了。

刑罚卷第十一

【原文】致人于死，莫逾构其反也；诱人以服，非刑之无得焉。刑有术，罚尚变，无所不施，人皆授首矣。

【译文】让人达到死亡的境地，没有比构陷他谋反更能奏效的事了；诱导人们做到服从，不刑罚他们就达不到目的。刑讯是讲究方法的，责罚贵在有所变化，施行的手段没有限制，人们就都会伏法认罪了。

【原文】智者畏祸，愚者惧刑；言以诛人，刑之极也。明者识时，顽者辩理；势以待人，罚之肇也。

【译文】有智能的人畏惧祸事，愚笨的人害怕刑罚；用言语来杀人，这是刑罚中最高明的。聪明的人能认清当前的客观形势，愚顽的人却一味辩说有理与无理；按照形势的要求对待他人，这是责罚人的出发点。

【原文】死之能受，痛之难忍，刑人取其不堪。士不耐辱，人患株亲，罚人伐其不甘。人不言罪，加其罪逾彼；证不可得，伪其证率真。刑有不及，陷无不至；不患罪无名，患上不疑也。

【译文】死亡可以接受，痛苦难以忍耐，给人动刑选取他们不能忍受的。读书人忍耐不了屈辱，人们都担心株连自己的亲人，惩罚人要攻取他们不情愿处。人们不承认有罪，就此加害他的罪名比原来的罪名还大；证据不能得到，伪造证据大概像真的一样。刑罚有做不到的地方，诬陷却什么都可以做到；不要担心给人加罪没有名义，只担心君主没有猜疑之心。

【原文】人刑者非人也，罚人者非罚也。非人乃贱，非罚乃贵。贱则鱼肉，贵则生死。人之取舍，无乃得此乎？

【译文】被人用刑的人会受到非人的待遇，惩罚别人的人自己也会避免惩罚。遭受非人的待遇就低贱，不受惩罚就高贵。低贱的人就任人宰割，高贵的人就主宰别人的生死命运。人们的选择态度和行为，恐怕是源于此吧？

瓜蔓卷第十二

【原文】事不至大，无以惊人。案不及众，功之匪显。上以求安，下以邀宠，其冤固有，未可免也。

【译文】事情不是很大，就不能让人震惊。案件不是牵扯人多，功劳就不能显现。君主用它来求取安定，臣子用它来邀功取宠，这里的冤情一定会有，却是不可能避免的。

【原文】荣以荣人者荣，祸以祸人者祸。荣非己莫恃，祸惟他勿纵。罪无实者，他罪可代；恶无彰者，人恶以附。心之患者，置敌一党；情之怨者，陷其奸邪。

【译文】真正显达是能让他人也显达的显达，真正的祸患是能使他人也致祸的祸患。不是自己挣来的显达不要倚仗，只要是他人的祸患就不要放过。罪名没有实证，用其它的罪名来替代；恶行没有显露，用他人的恶行来依附。心腹的祸害，把他诬指为是敌人的同伙；情感上怨恨的人，陷害他是奸诈邪恶的小人。

【原文】官之友，民之敌；亲之友，仇之敌，敌者无常也。荣之友，败之敌；贱之友，贵之敌，友者有时也。是以权不可废，废则失本，情不可滥，滥则人忌；人不可密，密则疑生；心不可托，托则祸伏。智者不招己害，能者寻隙求功。饵之以逮，事无悖矣。

【译文】官吏的朋友，在以官吏为敌的百姓眼里便是帮凶；亲人的朋友，在和亲人有仇的仇人眼中也成了敌人，所以说敌人是变化不定的。显达时的朋友，败落时就是敌人；贫贱时的朋友，富贵时就是敌人，所以说朋友是暂时的。因此说权力是不可废弃的，废弃了就失掉了根本；同情心是不能随便施予的，太随便了就会招人忌恨；与人交往不能过于亲密，太亲密就会产生疑虑；心里话不能说出来，毫无保留就潜藏着祸患。有智能的人不会为自己招来祸害，有能力的人总是寻找别人的漏洞以求取功劳。引诱他们上钩再据此把他们逮捕，事情就没有悖理之说了。

历史背景

《罗织经》是一部专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的书籍，是由武则天时唐朝酷吏来俊臣，万国俊所著，实际上就是“整人经”，“害人经”，教他们的门徒如何编造罪状，安排情节，描绘细节，陷害无辜的人。他们还争相发明了刑讯办法，名目繁多，可谓整人有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其一，它是人类有始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其二，它是酷吏政治中，第一部由酷吏所写，赤裸裸的施恶告白。其三，它是文明史上，第一部邪恶智慧之大成的诡计全书。其四，它第一次揭示了奸臣为何比忠臣过得更好的奥秘：权谋厚黑。

武则天称帝以后，仍然保持着强烈的防范心理，酷吏政治在武周初期以更大规模迅速发展，甚至到了不可控制的程度。

中宗复位后，在神龙元年（705年）三月八日的诏书中，开列了一张二十七人的酷吏名单。其中大部分人作为酷吏的主要活动，都是在武则天称帝之后进行的。在武则天恐怖政策的指导下，迎来了酷吏政治的高潮，相应的刑罚手段也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来俊臣的发家在天授年间（690-692年），并很快成为酷吏集团的首领。天授元年，他因告密累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二年擢拜左台御史中丞。来俊臣身上集中体现了酷吏的两大特点，一是善于告密与罗织罪状，二是极端残忍。

来俊臣罗织罪状的方法其实并不高明。具体做法是，招集无赖数百人，让他们共同罗织，千里响应。欲诬陷一人，即在各地同时告发，造成证据互补，欺上瞒下。他还与同党一起对告密深入研究，编撰出一本《告密罗织经》，从原理到技术都有详细的介绍。采用他们介绍的方法，诬告的成功率极高。一旦遇有无法落实的案件，人们都说：“只要交给来俊臣推勘，一定能查获实情。”

武则天在洛阳皇城西面的丽景门内设立推事院，专门交由来俊臣等负责审判大案，号为“新开门”。只要被送往新开门受审，没有人能够清白出来。所以来俊臣的同党侍御史王弘义得意地将丽景门戏称为“例竟门”，言下之意是，入此门者必死无疑。

来俊臣等还发明了许多拷讯囚徒的严刑酷法。或以醋灌鼻，关押到地牢中；或将人放到瓮中，在瓮的四周烧火烤炙，并绝其粮食，致使有的人被迫抽衣絮而食之；或者将人投到粪秽之中，备受荼毒。他还同索元礼等创造了十号大枷，冠以叫人听而生畏的名字：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还有一种用铁笼头连着枷锁的刑具，轮转于地，囚犯转眼间即闷绝身亡。还有许多的刑罚，都是将人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唐朝酷吏发明的酷刑

武则天称帝以后的滥刑维持了七年时间，到万岁通天二年（697）六月，来俊臣被处以极刑，酷吏政治才告结束。

这一时期内酷吏经办的政治案件，主要的有二十多宗，被整肃的主要对象是反对派官僚，包括一大批宰相。他们被整肃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纯属诬陷，有的则因贪赃枉法，有的因为与来俊臣等有私怨，有的则牵连于皇位继承问题。

这一时期滥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酷吏自身也不断受惩处。表明武则天既利用酷吏，又不允许他们走得太远。

天授二年（691年）正月，御史中丞代理御史台长官的李嗣真上疏请求抑制酷吏、恤狱慎刑。武则天虽未能完全听得进去，但在稍后的一、二月间，同时处决了恶贯满盈的大酷吏丘神勣、周兴、索元礼。

丘神勣在垂拱四年镇压琅琊王李冲起兵后，挥刀尽杀博州官吏，破千余家，后来又参与审讯制狱；周兴是武则天称帝以前以宗室为主要整肃对象的恐怖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屡受制狱，被其陷害者数千人；索元礼是许多残酷刑罚的发明人，扬州起兵后在洛州牧院首按制狱，心性残忍，甚于虎狼，欠下了累累血债。丘神勣下狱后伏诛，索元礼是武则天为了安慰人心而杀的，周兴之罪按律当死，武则天念其前功，改流岭外，在路上被仇家所杀。同时处置这三名酷吏，标志着武则天在控制监刑的问题上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天授三年一月，来俊臣等与武承嗣合谋，罗告宰相狄仁杰、任知古、裴行本以及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等七人，以谋反罪将他们批捕下狱。由于狄仁杰首先承认“反是实”而未及时行刑，赢得了机会，并拆下被头帛巾书写冤状，经狱吏转呈家人后由其子拆出，向武则天诉冤。后来，三个月前被处死的宰相乐思晦的不满十岁的儿子求见，武则天深受触动，召问狄仁杰。七人于是幸免一死，被免官或流放。在此案的处理过程中，酷吏们的种种劣迹多有败露，武则天不得不对滥刑的做法重加考虑。狄仁杰等人的被免死，毕竟又在控制滥刑问题上前进了一步。

同年（天授三，如意元，长寿元，692年）夏秋间，朝中抑制酷吏的呼声四起。万年县主簿徐坚上疏请退酷吏任宽平；右补阙朱敬则上疏以为革命之后众心已定，请省刑尚宽；侍御史周矩上疏揭露酷吏的残暴行径，请缓刑用仁。武则天一改过去对此类奏疏不予理睬的态度，加以肯定并有所采纳。对酷吏政治持反对态度的李昭德被拜为宰相，还指派监察御史严善思去按问一些有疑的在押犯人，查出被迫假伏罪的八百五十余人。

一时间，罗织之党为之不振，制狱稍衰。这一年正是武则天在七十余岁高龄身体好转、心情愉快的时候。为了纪念牙齿再生，改元长寿。

当年，被赐名为武家臣的酷吏来子珣被流放爱州（今越南靖化）而死。

长寿二年（693年）正月，侍御史徐有功因为担保皇嗣德妃窦氏之母无罪，被诬告为党同恶逆，酷吏们为其定罪绞刑。徐有功处之泰然，并乘武则天召问之机，再次声明“好生，圣人之大德”的道理。武则天因此免除了窦母庞氏及其诸子的死罪。徐有功也幸免于难，当时被除名之后，不久又起用为左司郎中，后来官至司刑少卿，冒着生命危险救护了许多无辜之人，为抑制酷吏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年二月，酷吏侍御史侯思止以违反民间蓄锦的规定，被宰相李昭德收审，杖杀于朝堂。

在此前后，酷吏们迫于受抑制、打击的不利形势，再次制造事端，利用武则天对此前受到整肃的宗室、大臣及家属们的防范心理，上告被安置于岭南的流人阴谋造反。两年前傅游艺就曾建议武则天尽杀岭南流人，以绝后患。既然收到了他们谋反的报告，武则天决定派遣司刑（大理寺，评事万国俊摄监察御史，前往按问。万国俊是洛阳人，是以来俊臣为首的酷吏集团中的骨干分子，曾参与编造《告密罗织经》，与来俊臣同按制狱。他来到广州以后，把附近流人召到一起，假传制命逼令自尽。流人号呼，称冤不服。万国俊将三百余人驱赶到一处河湾一次全部杀死。然后捏造他们造反的证据，回京复命之时，乘机煽风点火，说：“诸道流人咸有怨望，若不及早采取措施，恐怕后果严重。”

分布在剑南、黔中、安南等地的流人，是流放各地的犯人，本来已经丧失了反抗能力。武则天没有冷静下来作仔细研究，再次表现出一个封建帝王的权力欲和残忍的本性。在万国俊的煽动下，武则天派出一批使巨，分赴各地处理流人谋反事件。这些人看到万国俊因为杀人多而得到提拔，争相仿效，展开了一场屠杀竞赛。结果，最多的杀了九百人，有的杀了七百人，最少的也达到五百人。甚至有的流人是早年被放、而不是在武则天革命前后因罪流放的，也在这场杀人比赛中无辜毙命。武则天后来有所醒悟，制止了这种滥杀，下制规定：“被六道便所杀之家口未归者，并递还本管。”万国俊、刘光业等出使六人后来也都不得善终，不久相继惨死。

武则天逝世以后流行一种说法，认为遣使杀流人是她一种有意的安排，并乘机收拾外派的酷吏，达到灭绝流人和清除酷吏一箭双雕的目的。《资治通鉴考异》引唐人潘远《纪闻》载录了旨在说明武则天此种用意的这个故事。不过，其中穿凿的痕迹很明显，是在否定武则天的政治气氛下，利用了民间的一种传闻。杀流人事件，主要还是酷吏集团为了制造不稳定的气氛，以摆脱有可能被抛弃受整肃的被动局面而制造的。这是一场真正的阴谋。当然，武则天也要对此负主要责任。

但是，结束恐怖政治的步伐并末因此停止。第二年（长寿三，延载元，694年），来俊臣因贪污罪下狱，由御史中丞贬为殿中丞，九月再贬为同州参军。同时，酷吏王弘义也被流放琼州，紧接着被杖杀。

自来俊臣外贬之后，酷吏沉寂了几年。后来由于一桩谋反案，使酷吏复又猖獗了大约半年时间。

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正月，箕州刺史刘思礼与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谋反的事件被明堂县尉吉顼得知。吉顼写状告诉了已调任合宫县尉的来俊臣，便其上疏告变。来俊臣重新受到重用。

刘思礼是太原元谋功臣刘世龙之侄。术士张憬藏看其相曰，当历箕州而位至太师。若先当上箕州刺史，然后太师之位亦可求得。于是刘思礼怂恿綦连耀阴结朝士图谋不轨，并暗定君臣之契。当时王勃之兄王勒任凤阁舍人兼知天官（吏部）侍郎事，负责官员选任，安排刘思礼做了箕州刺史。王之弟监察御史王助将此事告诉了吉顼，不料被揭发。

武则天让河内王武懿宗负责审查。武懿宗实际上也是一个未列入酷吏名单的大酷吏，自天授年间以来，多次审理大狱，喜诬陷人，时人以为仅次于周兴、来俊臣。他答应刘思礼，只要把朝中与自已不和的那些人都牵连进去，就可免死。结果刘思礼广引包括宰相李元素、孙元亨在内的海内名士三十六家，都被武懿宗屈打成招，全部族诛，亲党连坐被流放者达千余人。来俊臣因此得到了提升。

在此前后，来俊臣也迎来了他的末日。他与秋官侍郎皇甫文备诬告宰相李昭德谋反，昭德下狱。但他起用之后变本加厉，又进一步诬告武氏诸王、太平公主以及皇嗣李旦和庐陵王李哲，完全摆出了鱼死网破的拼命架势。

河东人卫逐忠首先揭发来俊臣的诬妄，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也乘机揭发其罪。在宰相王及善及新受信用的吉顼等人的劝说下，武则天批准了法司的判决，将来俊臣与李昭德同时弃市。李昭德之死当另有原因，而来俊臣被处决确实大快人心，仇家争啃俊臣之肉，斯须而尽，抉眼剥面，披腹出心，腾踏成泥。武则天迫于公众舆论，下制公布其罪恶，全家抄没。来俊臣问斩之后，党徒也都配流岭南，标志着酷吏政治的结束。

作品影响

唐朝酷吏来俊臣所撰的《罗织经》，是一部专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的书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次必然的孽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

其一，它是人类有始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

其二，它是酷吏政治中，第一部由酷吏所写，赤裸裸的施恶告白。

其三，它是文明史上，第一部集邪恶智慧之大成的诡计全书。

其四，它第一次揭示了奸臣何以比忠臣过得更好的奥秘——权谋厚黑。

懂国人的心理必须要看古书啊，古人早已经总结好了世代不变的道理。据史载，整人专家周兴临死之际，看过《罗织经》自叹弗如，甘愿受死；一代人杰宰相狄仁杰阅罢《罗织经》，冷汗迭出，却不敢喊冤；雄才女皇武则天面对《罗织经》，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遂生杀机。难怪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颇具讽刺意味地写道：“南周王朝在历史上出现短短十六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一部《罗织经》。”来俊臣、万国俊之流早已丧命，但不可否认，他们的害人哲学和封建遗毒并未彻底消亡。本着让世人认清奸人面目，识破恶人伎俩，存留历史真实，从反面认知人性的目的，我们在保留本书原貌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对全书作了逐段逐句的解释评议。为了让读者更深入、更形象地了解和识别恶人的手段，吸取教训，我们在每一释评之后，又根据史实，编写了相关的事典。这样使读者可以从反面汲取有益的东西，在纷繁复杂的世象中，能防诬反骗，识破伎俩，勿受其害。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奸人的“智慧”不可忽视。他们害人无数，一方面源于他们心狠手辣、无耻之极；另一方面，奸人的心机和手段实不乏“高明”。正直善良的人们如果小看了他们，难免会吃亏上当、遭其暗算。从这个意义上说，揭穿奸人的害人把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人们洞悉其奸，勿受其害。正所谓，防天花需种牛痘；只有了解邪恶，才能战胜邪恶。

从另一个角度看，《罗织经》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酷吏自己总结的书，对我们今天了解酷吏政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阅读这些文字能够使我们更感性的认识酷吏政治，从而更进一步的了解则天一朝的历史原貌。因此，不可否认，这部书还是有相当的史学价值的。

作者简介

来俊臣（651—697），是唐朝武则天武周时期的一名著名酷吏。来俊臣出生于公元651年，于公元697年逝世。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历任侍御史、左御史中丞。少时凶险，不事生产，他因告密得武则天信任。他和羽党共撰《罗织经》，作为告密的典范，罗织人罪，陷害无辜。他们实行广泛的秘密侦查，集整人之大成，是请君入瓮的发明者。历史上最著名的酷吏，请君入瓮的发明者来俊臣所著；乃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孽生出来的集邪恶智慧之大成的诡计全书；是一部酷吏赤裸裸施酷行恶的告白。

谢选骏指出：看看杨坚、李渊、李世民、武则天的宫廷政变、受禅篡位的系列作为，看看想想当代中国政治的种种怪现象，许多不能理解的事情就能“立马”明白了。因为酷吏是宫廷政变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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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秦始皇原来也想复古

网文《千古一帝秦始皇竟然想实行禅让制度？》说：

秦始皇我们都很熟悉，不管是历史书还是历史著作中，关于秦始皇的记载也非常多，秦始皇不仅仅统一了中国，还统一了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实行郡县制，自称皇帝，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就是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到清朝，大家都称皇帝了，都实行专制，而不是封建制。

一提到秦始皇，我们的想法肯定就是专制，而且是个暴君，征发那么多民夫修长城，修自己的骊山陵墓，而且作为已经经过了夏商周三朝以后的统一王朝，毫不怀疑肯定实行世袭，但是秦始皇却曾经讨论过是否在秦实行禅让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西汉刘向所著的《说苑·至公》有记载：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让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

秦始皇帝仰天而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纣之道也？趣说之，不解则死。”令之对曰：“臣请说之。陛下筑台干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钟，万石之虡。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骊山，宫室至雍，相继不绝，所以自奉者。殚天下，竭民力，偏驳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黯然无以应之，面有惭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

这虽然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小故事，但是我们却能从中看到秦始皇真正的目和鲍白令之的聪明，咱们边说边解读，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召开廷议，以五帝行禅让制，而三王（即夏禹、商汤、周武王）行世袭制，让大臣们讨论下哪个最好，然后从中选一个好的使用。由于这涉及皇位继承的敏感话题，七十个博士们都对此保持缄默，但是博士鲍白令之这个时候站了出来，说五帝让贤，是视天下为官天下；三王世袭，是视天下为家天下。

说到这里咱要解读下，秦始皇为什么召集群臣讨论禅让还是世袭，其实是别有用心，作为一个控制欲极强的皇帝，又统一了中国，如果想实行禅让制，昭告天下即可，何必要讨论呢，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就说明秦始皇不想实行禅让，只是借这个讨论否定禅让。由于这个问题太敏感，所以没有人敢回应，只有这个聪明的鲍白令之读懂了秦始皇的心理，所以出来解释了。

秦始皇这个时候仰天长叹说，我的德行继承自五帝，故欲“官天下”，将天下留给贤德之人，并反问鲍白令之，何人能承继皇位。鲍白令之说秦始皇实行的是“桀纣之道”，却要用五帝的禅让制，恐怕不行。这个时候秦始皇大怒，这个鲍白令之竟然说自己是桀纣一样的君王，一定要鲍白令之说出个一二三四五，否则就要杀了他，鲍白令之说陛下你在任期间推行多项工程，滥用民力过甚，与五帝的德行相比差得远。面对鲍白令之的一番话，秦始皇沉默了好一会，面露惭色，最终打消了“禅让”的念头。

这才是鲍白令之的聪明之处，表面上鲍白令之是骂秦始皇，说秦始皇不如三皇五帝，而且说秦始皇有桀纣之道，但实际上这是以退为进，指出秦始皇的过错，你不如五帝，怎么能实行禅让呢，从而让秦始皇有了实行世袭的理由。

这个故事是汉朝刘向所著，史学界公认《史记》是研究秦始皇生平的最权威资料，《史记》没有记载该事，意味着“秦始皇谈禅让”一事只能作为轶事参考。不过这其中的深意却让我们细思极恐啊。

谢选骏指出：秦始皇原来也想复古，并不像后人认为的那样是“彻底革命”的“千古一帝”。看来，嬴政并非生的伟大，只是死的光荣——他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只摸着石头过河的鼠辈。只是后来，他得寸进尺，觉得自称皇帝也无不可，于是就假戏真做，像“帝”那样堂而皇之地粉墨登场了。“秦始皇帝”，这是“沐猴而冠”的活报剧主角，是嬴政其人与当时的中国社会互动博弈的结果。于是乎，后来两千多年的龟孙子们，就都沿着这条猴戏的道路，戴上皇冠继续前进了。

在事物的另外一个方面，现代华人也继承了古代的智慧，玩弄起“国民党中国禅位给民进党台湾”的把戏来：

《蔡英文抛出2枚重磅炸弹 震撼超过金正恩》（2017-9-28中时电子报）报道：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赖清德在26日说，台湾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不必另外宣布台湾独立；对此，知名作家王丰说，赖清德的“直线台独”取代蔡英文的“曲线台独”。王丰28日在脸书发文，指蔡英文近期抛出了两枚重磅炸弹，一是任命赖清德，一是修宪，但修宪还是一枚“延长引信”的重磅炸弹，而赖清德则是一枚“不定时引信”的重磅炸弹。就是这枚“不定时引信”重磅炸弹，给了台湾、大陆、国际一个超出金正恩“火箭人”等级的震撼！王丰说，从李登辉、陈水扁再跳过马英九到如今的蔡英文，台湾基本上走的路线是“曲线台独”，也就是独在心里而不说出口。但赖清德甫一任阁揆，竟说出了惊天一语，这完全改变了民进党、李登辉系台独势力治台以来的基调与默契，让李登辉感动到哽咽想哭。王丰认为，赖清德之所以敢言，并非其不知轻重，是他打从心底就想走所谓的“直线台独”路线。若要说他有什么不足之处，大概就是还想维持曲独的现状，因为有中华民国这一个好“壳”得以寄生，那当然得好好“维持”，而蔡英文所谓的“维持现状”，也正是这个意思。王丰讽刺地说，赖清德“置台湾生死于度外，以独派生存为己任”，对于大陆会祭出什么反制措施，早就抛诸于脑后！

谢选骏指出：从“禅让制”、“和平演变”、“中国特色的宫廷政变”的角度，看上述的发展，这是一场“国民党中国禅位给民进党台湾”的“建国进程”和“改朝换代”。而这个中华民国，则是从满清禅位而来的。来路不正，去路苦多。呜呼哀哉。

（另起一单页）

版权页

书名

中国宫廷政变建国史略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a Palace Coup To Establish Government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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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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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第一版

October 2017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