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时代的巡视（全集第68卷）

小国时代的巡视

the Inspection Tour of the Small States Era

2007年—2016年

2016年第一版

历史的初稿·第八卷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VIII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八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VIII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网络文集，主要写作于2007年—2016年间，其主题是“小国时代的巡视”，内容涉及了欧美、日本、俄苏、亚太。现在第一次结集出版。

Synopsis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Mr. Xie Xuanjun, written and published between 2007 and 2016. Its theme is "the Inspection Tour of the Small States Era" : Covering Europe and America, Japan, Russia, the Asia-Pacific region. Now the first collection published.

〔另起一单页〕

谢选骏《历史的初稿》序言

有句俗话说：“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Journalism is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新闻不过是老调重弹，于是呢，在“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的同时，“历史也就是新闻的底蕴了——人们都是按照既有的历史观念来看待事情、发掘新闻的。

虽说“新闻记者只要记住‘记’而不‘议’的原则”，但其实“记”只需要写下一“己”之私，而“议”才可能抵达公“义”。况且所有的记忆，都是有选择的，所有的观察都是取决于观点的。但是许多记者并无历史意识，也未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所以让我觉得需要帮助他们把话说透、把题点破。

这里的文字，都是根据上述原则书写出来的，十多年来发表于各种电子媒体，并且因此已经融入了当代意识和当下生活的洪流之中。

现在把它们结集出版，只是为了检索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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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欧洲人跳舞 中国人写诗

第一章

欧美篇

第一节

欧美的标准正在沦丧

第二节

故宫院长愚弄奥巴马

第三节

欧盟能比苏联活得更久吗

第四节

欧盟需要一次南北战争

第五节

挽救欧盟需要铲除主权国家

第六节

欧洲四分五裂的根源

第七节

欧洲文明的垂死挣扎

第八节

欧洲统一的精神障碍

第九节

罗斯福杜鲁门怎样帮助中共崛起

第十节

拜占庭为什么会灭亡

第十一节

圣女贞德是被法国人自己出卖的

第十二节

德国的效率来自劣等种族

第十三节

俾斯麦怎样出卖了德国的未来

十四节

德国主导的欧盟不再是欧盟

第十五节

德国预测中国可能走向战争

第十六节

英国首相有没有权力封锁网络？

第十七节

意大利是欧洲的废垃社会

第十八节

为什么拉丁人也喜欢异族通婚

第十九节

希腊政变预示欧盟的瓦解

第二十节

希腊出售古迹文物来解决债务危机

第二十一节

波兰捷克屡遭瓜分，有其自身原因

第二十二节

西方在格鲁吉亚没有战略失误

第二十三节

中国可以75%折扣购买垃圾欧债

第二章

日本篇

第一节

日本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鞭子

第二节

日本的两个举世无双

第三节

日本天皇的乱伦

第四节

日本姓名来自中国禅师

第五节

日本人是犹太教徒吗

第六节

日本作为中国的属国并不遥远

第七节

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加奴性

第八节

日本新安保法与中国的新生

第九节

日本人为了自己又在支持中国革命

第十节

日本比广东更像中国的一部分

第十一节

日本人为什么破坏崖山纪念祠堂

第十二节

如何反制日本右翼的蠢动

第十三节

日本防卫相搬起砸了日本的脚

第十四节

共管日本

第三章

俄苏篇

第一节

俄罗斯人作为“废垃居民”考

第二节

俄罗斯就是现代蒙古人

第三节

白俄罗斯人就是没和鞑靼人杂交过的罗斯人

第四节

俄罗斯是东正教国家还是野蛮国家

第五节

再论俄罗斯是野蛮国家

第六节

俄罗斯是蒙古杂种的诸多证据

第七节

苏联造成了1929年世界大萧条

——中共也正在攻陷西方的壁垒

第八节

是上帝瓦解了苏联

第九节

普京再度“当选”的双重意味

第十节

普京可以让俄罗斯死得慢一点

第十一节

普京可能加速俄罗斯联邦解体

第四章

亚太篇

第一节

印度阿萨姆邦与中国渊源考

第二节

印度占领的阿萨姆邦是中国的边疆

第三节

锡克教徒为什么被屠杀？

第四节

伊斯兰教不如自然神教

第五节

阿拉伯国家类似英语国家

第六节

亚述人与基督徒

第七节

朝鲜、越南、日本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第八节

朝鲜和日本都应“改名”

第九节

韩国教授为何再次诬蔑中国

第十节

小国时代的明星金正恩

第十一节

菲律宾越南为何积极反华

第十二节

越南正在模仿邓小平苦肉计

第十三节

琉球联邦共和国统一帕劳与塞班

——琉球与其他“日占岛屿”的命运 

第十四节

六四冷漠症的澳洲后遗症

第十五节

亚洲民主化是美军占领的结果

第十六节

中美日“三国演义”的历史错位

第十七节

如何控制东亚式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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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欧洲人跳舞 中国人写诗

（一）

中国人喜欢写诗，就像欧洲人喜欢跳舞一样。不独欧洲人喜欢跳舞，整个大西域（从新疆到美洲）的野蛮人都喜欢跳舞。

我早年就发现：欧洲的贵族喜欢跳舞，中国的贵族（包含先秦的华夏贵族和秦汉以后汉化的四夷贵族，从汉化的鲜卑人直到汉化的日本人）却喜欢观舞——他们让奴婢们跳，自己却不跳，所谓“百兽率舞”，以身体语言来歌功颂德。

如果按照“君子动口不动手”（更不动脚）的古训，似乎可以总结说：中国人君子也，欧洲人女子与小人也。

下面这篇网文，谈的就是在中国，连帝王都喜欢华写诗。

（二）

网文《古代帝王爱写诗：乾隆作品最多却无一句流传》曰：

中国写诗最多的帝王，当数清代的乾隆弘历。他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 《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留传开来，如今几乎不被文学史提及，没人在意他还曾是一个高产的诗帝。在北京郊区的卢沟桥，立有一块 “卢沟晓月”的石碑，就是乾隆题写的。碑后有他的诗，估计看过和记住这首诗的人极其有限。

帝王好写诗，堪称中国一绝，帝王写的诗不怎么样，也是中国一绝。

在中国，凡帝王，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字的，不会写字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找到九五之尊的感觉之后，都想在诗词或者在艺文上，表现一下自己。我至今百思不解，为什么中国帝王大都好这一口，附庸风雅，而外国帝王一般没有这种嗜好，很少犯文学幼稚病。莎士比亚生逢两代君主，伊莉萨白和詹姆士，这两位都是戏剧的行家，但他们从不亲自操刀，只是让莎士比亚写，他们光坐在包厢里欣赏就行了。而回到我们中国的唐朝，那可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不但有一流的，超一流的诗人，而且，诗人之多，如过江之鲫，根本用不着太宗、高宗、玄宗、则天娘娘等来凑热闹的。不行，这几位日理万机的帝王，偏要加入这场诗歌竞赛中来，与李白、杜甫为伍，这不纯粹是添乱吗？

帝王好写诗的毛病，由来久矣！可能与封建王朝对帝王的预期有关，凡为天子，御临天下，立万世基业，必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才能称作明主。中国有将近三百个皇帝，成气候的少，不成气候的多，所有昏君、庸君、暴君坐在龙床上的时候，都觉得自己高明得不行，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写诗。帝王写诗，少有数十句、数百字以上者，那太麻烦，通常或绝或律，五言七言，四句八句，省功省力。而且，上句没有写完，下句早有人拟好呈上来﹔而且，只要写出来，侍读学士，经筵讲师，无不哄然叫绝﹔而且，谁也不敢当着陛下的面，说长道短，总是好，好得不得了，这也是中国帝王好写诗的一个动因。

唐后的黄巢，当过几天皇帝，龙椅尚未坐热，又逃出洛阳。可他刚进这座都城时，那首 《菊花》诗，因为拍了电影，还蹿红了一阵。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受此启发，宋代的赵匡胤，黄袍未加身前，就写过 “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流星赶却月”的诗，题目只一个字，颇怪异，曰 《日》，虽然拗口，可谁敢改皇帝的诗？明代的朱元璋，大字不识几个，也学黄巢咏菊：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黄巢和朱元璋，都是杀人如麻的帝王，诗虽大白话，近乎顺口溜，可透出来一股杀气。这三位帝王的出身，一贩盐，一行伍，一辎流，别看文化程度相对的低下，写诗的积极性却绝对的高涨。若当不上帝王，也许写诗的欲望未必强烈，而坐上龙床，那就偏要做到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治国我在行，写诗我也在行。硬撑着也要憋出几首诗来，这就是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帝王，暴得天下后的必然行为。看朱元璋做皇帝后，写过的一首 《咏燕子矶》的诗： “燕子矶兮一秤砣，长虹作竿又如何？天边弯月是钓钩，称我江山有几多。”那不可一世的口气，听得出来的潜台词是：你们不是说我不行吗？我偏行给你们看。别忘了，我是皇帝，不行也得行。

汉代的刘邦，亭长出身，也是个粗人，衣锦还乡到了下邳，诗兴大发，吼出过一首 《大风歌》，留传至今。我一直怀疑这位亭长，是否具有写诗的细胞。如果他以后还写过一首 《小风歌》，或者 《微风歌》，也许无妨将诗人这顶桂冠，加在他的头上。就这一首，就这两句，大有可能是叔孙通之流，现编现绉，当场口授。现趸现卖的他，记性不是很好，诗一般偶数，他这首诗奇数，马屁精们哪敢说陛下您还差一句，只能鼓掌叫好，好啊好啊，这正是俺们领袖的英明伟大之处，要的就这三句，好让你浮想联翩啊！于是，刘邦就文治武功，两全其美了。

刘邦为中国写诗最少的帝王，而中国写诗最多的帝王，当数清代的乾隆弘历。他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 《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留传开来，如今几乎不被文学史提及，没人在意他还曾是一个高产的诗帝。在北京郊区的卢沟桥，立有一块 “卢沟晓月”的石碑，就是乾隆题写的。碑后有他的诗，我估计看过和记住这首诗的人极其有限。他是皇帝，他写的诗，在他活着的时候，不愁没人叫好，可他死了，他就没有这个威力让大家非捧他的场了。不过，我因写过明末清初的大诗人钱谦益，记住了这位皇帝刻薄钱谦益的诗： “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乾隆笑话人家的诗，没有什么价值，只配用来盖酒瓮子。其实，他的四万首诗，十数卷御制诗集，也只堪覆酱覆醅之用。此人一生，写诗无数，以其诗产量的总数，往少说四万首，除以他的年龄八十岁，平均每年要写五百至六百首诗，平均每日要产诗二首，堪称世界记录。即使他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干别的，专门写诗，恐怕也难以达到四万到五万首诗。何况他整整当了六十年皇帝和三年太上皇，日理万鸡，肯定是要雇一个枪手班子代劳的了。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虽然曹操不是帝王，但胜似帝王。如果有帝王文学排行榜的话，曹操名列前茅，例属三甲是毫无疑问的，甚至有可能拔得头筹。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一有气概，二有声势，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毛泽东对于帝王诗，评价不高，看不上眼，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基本上不买账。不过，他对曹操，颇为推崇。1959年在北戴河的一首 《浪淘沙》中，“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不仅抚今追昔之感，在诗人心中油然而生，而且，对曹操问鼎中原以后，乘胜出击，建安十二年（207年） ，夏五月出兵征乌桓，七月出卢龙塞，九月凯旋班师，经过碣石山赋诗抒怀的气概，也是相当憧憬的。

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至少他的三大名句，忘不了。第一句，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酒鬼的口边。第二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几乎是所有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用以自勉的座右铭。第三句，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普及程度不如前两句，但思想深度要胜过前两句。这就是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懂得，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该发光时发光，该发热时发热，过了发光发热的年纪，阁下，你就该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了。首先，消消停停，不要瞎折腾﹔其次，安安生生，不要总出镜﹔再则，切不可颠三倒四，神经错乱，令人不敢恭维。中国有无数诗人，能够在千年以后，被人不假思索，即可脱口而出这几句金玉良言者，有几何？

辽、金、元诸朝，由于汉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帝王诗更增添了生力军。如辽道宗耶律洪基 《题李俨黄菊赋》： “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至今襟袖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如金主完颜亮 《南征至维扬望江东》： “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如元文帝图帖睦尔《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 “穿了氁衫便着鞭，一钩残月柳梢边。二三点露滴如雨，六七个星犹在天。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这些写得不弱的诗篇，要比黄巢、朱元璋高明多了。

而那些末代皇帝，写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五代李煜，写 “中原心耿耿，南泪思悠悠”的北宋赵佶，在帝王级诗人中，算得上一流水平，但他们以写诗的浪漫，去治理国家，以写诗的激情，去抵抗外侮，最后，无不落一个国破家亡、客死他乡的下场，了此一生。等而下之，就该是写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的南朝陈叔宝，写 “如何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的隋朝杨广了。以上这四位亡国之君，在好写诗的帝王中，还应看作是出类拔萃之流，至少他们写出来的是诗，而非打油诗、顺口溜。

隋炀帝杨广虽然是个很糟糕的皇帝，但他的诗却是个异数，有其不同于当时南朝华靡文风的刚劲雄壮。明代陆时雍说： “陈人意气恹恹，将归于尽，隋炀起敝，风骨凝然。”（《诗镜总论》）更有论家认为，隋炀帝的诗，是闳丽壮阔的唐音前奏。然而，诗归诗，人归人，杨广在历史上，不但是个作恶多端的昏君暴君，而且还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坏蛋。唐人刘餗 《隋唐嘉话》载：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 “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冑独不下帝，帝每衔之。冑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 ‘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由此可见，帝王好写诗，对真正的诗人来讲，恐怕就未必是一件好事了。

（三）

上面这篇文章写是写得不错，但却有一个致命的盲点：不敢批评冒充帝王的今人毛泽东氏。

除此之外，作者也没有看到：中国人喜欢写诗就像欧洲人喜欢跳舞一样。

我早年就发现：欧洲的贵族喜欢跳舞，中国的贵族（包含先秦的华夏贵族和秦汉以后汉化的四夷贵族，从鲜卑人直到日本人）却喜欢观舞——他们让奴婢们跳，自己却不跳，所谓“百兽率舞”，以身体语言来歌功颂德。

如果按照“君子动口不动手”（更不动脚）的古训，似乎可以总结说：中国人君子也，欧洲人女子与小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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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欧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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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欧美的标准正在沦丧

1990年代，出身贫寒的花花公子比儿克林顿总统解开了金融监管的裤腰带。

白水案件的当事人克林顿签署废除了1933年开始设立的金融监管法案：

1999年，废除了 Glass-Steagall Act 金融监管的法案。

2000年，废除了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金融监管的法案。

比儿克林顿在2010年对ABC Jake Tapper 在谈到当初废除法案时认罪说：

我想我错了，我听信了错误的建议。

如果不是克林顿的责任，他是不会这么主动承认错误，这不是他的性格。

奇怪的是：小布什分明没有签署过任何放宽金融监管的法案，结果舆论却说是小布什放宽了金融监管，而小布什自己却不为自己辩解。

事实是：克林顿两次签署放宽金融监管的法案，一次签署鼓励房地产投机的法案。

至于白水案件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白水案件又称“白水门事件”，牵涉一块土地白水事件或白水门事件（Whitewater scandal），发生在克林顿的第一个总统任期，白宫副法律顾问文森特·福斯特（Vincent Foster）去世后。人们获知，白宫总法律顾问伯纳德·努斯鲍姆（Bernard Nussbaum）从福斯特的办公室毁掉了关于白水开发公司（Whitewater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文档。克林顿总统和他的妻子曾投资这家公司；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对麦迪逊投资担保公司（Madison Guaranty，一家阿肯色州信托公司）破产的调查中，克林顿被控与这次投资相关的欺诈。

白水门事件又称“白水开发公司案”，该公司位于克林顿家乡阿肯色州小石城，是一家专营房地产的公司，克林顿拥有这家公司50％拥有权。该公司与阿肯色州一家储贷担保公司有过关系，而其老板与克林顿份属密友。担保公司后来因涉嫌“银行诈骗”破产，公司老板入狱。由于此事使美国一些纳税人损失惨重，于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发现第一夫人希拉里曾经从该担保公司获得过一笔非法红利。这笔钱先存入白水开发公司名下，然后希拉里再利用法律漏洞把该钱转出，用作克林顿竞逐连任阿肯色州州长的费用。

美国独立检察官斯塔尔自1994年起就负责调查白水门案。后来调查工作改由罗伯特·雷接替。克林顿在此案中被控“妨碍司法”、“作伪证”等罪行。

结果旷日持久的调查、取证、询问和听证，白水门事件消耗了美国人民几千万美元的税款。最后有多达十余人被定罪，但案中克林顿夫妇则未被定罪，因为通晓法律的希拉里，一直支吾以对，使调查一直没有结果。经过了长达七年的调查，最后发现不了可以克林顿夫妇有罪的证据。

……

但克林顿总统毕竟解开了金融监管的裤腰带。金融危机开始，哀鸿遍野，占有劳动人口百分之二十的失业大军流离失所，领取食品券“福利”的人数将近百分之二十，高达五六千万。

欧美的国债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各国央行纷纷开动印钞机，灌水稀释货币，于是世界各国物价飞速上涨……

这一压力下，欧美的标准开始改变，传统开始动摇甚至破裂了。

1980年代的北京我最喜欢丹麦饼干“Danish Batter Cookies”，从金融危机以后从一磅缩减到12盎司。价格更贵。

雀巢咖啡的“液体伴侣”Nestle Mate，正在变得日益稀薄。价格更贵。

美国加州生产的“黄国宝”大米，从二十磅改装为十五磅。价格更贵。

Entenmann's公司生产的蛋糕缩减三分之一。价格更贵。

在中国超市里，各种饺子、包子的尺寸都缩减了，好像进入了“矮人时代”，就像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房子越造越矮，为了适合“邓小平时代的尺寸”。

美元贬值，大家变穷，这是可以过去的难关；但是如果在这一难关面前放弃标准，那就真的变穷了，“价值”以后再也回不来了。

物价飞涨不要紧，要紧的是养成了偷工减料的态度。

欧美的标准正在沦丧——这是“西方的没落”之后一百年所发生的新现象。

那么，再过一百年呢？

“西方的没落”——“欧美的沦丧”——？

附录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1975年起草

1988年初稿

2004年初版

2006年修订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从人类历史和政治发展等不同角度，结合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报告，指出全球人类组织一个共同的全球政府的需要，已经迫在眉睫、不容回避。否则现代文明将很快灭亡于主权国家之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战争。主权国家已经从世界的开发者变为世界的毁灭者，因此，“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已经刻不容缓。 

按照《全球政府论》的这一看法，五百年来的欧洲殖民主义文明并非“基督教文明”，而是反基督教的世俗文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主义甚至连“宗教改革”，也是基督教文明分裂为世俗文明的标志，其结果是加剧了宗教精神的内在衰落过程。 

五百年来的欧洲文明，具有开拓世界的能力，但现在已经缺乏整合世界的能力。欧洲文明在开发世界的同时却使得全球陷入了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破坏、道德败坏、瘟疫流行、战争恐怖的险境。欧洲文明积极的历史作用因此已经日益减少，其消极面正在全球范围日益扩大。现在，人类需要思考：是否必要借鉴其它的文明如中国文明的经验和模式，来解决全球化过程中日益严重的倾斜失衡问题？ 

各种国际组织和金融活动，已经把全球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网络。在这个网络内部，各种宗教文化的冲突其实只是表面的，目的是在争夺同一文明系统内部的资源，就像以前冷战中的东西方以及二战中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的斗争，其实只是欧洲殖民体系内部的西线（西方阵营）和东线（东方阵营）之间的竞争罢了。作者并不忧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全球秩序的挑战，因为这一挑战说到底还是可控的、在现有文明体系内部的，就像冷战期间的苏联阵营和二战中的法西斯阵营，而且规模和力量都还要小得多。 

《全球政府论》认为致命的威胁来自于：欧洲文明创造的主权国家体系及其“国家利益至上”的信仰，已经使得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危机。现有的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欧洲文明系统本身已经失控，无法解决当今人类面对的重大问题，从而使得全球秩序因为开发过度而陷入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破坏、道德败坏、瘟疫流行、战争恐怖的险境。 

环顾世界，在全球已有的主要文明中，作为“古代东亚地区的世界文明”，中国文明最为讲究平衡发展和中庸之道，因此适宜解决当代世界日益突出的主权国家的互相冲突。中国文明的核心，就是用“礼制”即“中心城市和方国自治互相平衡”的机制，来整合人类，停止战争。 

《全球政府论》是中国当代思想家谢选骏先生的最新著作。谢选骏先生著有《神话与民族精神》（1986）、《文化本体论》（1987）、《中国文化之源》（1987）、《秦人与楚魂的对话》（1988）、《天子》（1994）《被囚禁的思想》（1994）《零点哲学》（1996）、《联想与印证》（1996）等书。《全球政府论》是他多年来在中国大陆、日本、美国、欧洲等处观察世界、反思人类文明的结晶。 

作者以一个特殊历史的见证者身份，并根据各个文明的发展历程，从全球化的现况分析了人类文明的来历、走向和前景。他说：“我们的思想发展史，不仅是中国思想的绵延缩影，且是世界思想的起伏跌宕……这毫不足怪。因为首先，我们生活在现代中国的白手起家里；然后其次，我们在无人知晓的情形下偷偷思索；这样，从最原始的思维到最精深的学理，我们都不得不一一亲自涉足过。我们先后亲历了石器时代（1965─1970年）、铜器时代（1971─1975年）、铁器时代（1976─1980年）、蒸汽时代（1981─1989年）、电子时代（1990─）。如此，不但中国的而且世界的精神之流，在我们独自思考的神奇生涯中，实际上整体重演了一遍，这就为我们整合世界的思想努力，提供了现实基础：在精神重演的基础上奠定了物质整合的新概念。” 

根据这些经历和思考，作者指出一九九一年苏联的解体，其实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崩溃”。苏联集团的崩溃在政治上当然是“西风压倒东风”，仿佛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但在文明史的角度看，这却是欧洲殖民体系和这一体系下的现代欧洲文明在总体上的进一步衰落。从此，世界初步结束了非殖民化过程，全球化过程由此全面展开。这一过程最后将导致主权国家大权旁落，被历史过程所扬弃。《全球政府论》还提出：“铲除主权国家、整合濒危世界” 的方式，只能通过“全球融合集团”来建立全球政府。凡此种种，发人深思，当代中国人尤其不可不读。 

第一部 全球一体 

Part I Global Integration 

第一章 历史的鸟瞰 

Chapter One Historical Overview 

人类起源的最新研究显示，非洲是“现代人类的摇篮”，灵长动物的“伊甸园”。非洲虽比北方大陆温暖，但却缺乏安稳的住所，干旱、暴雨以及病毒、细菌与寄生虫传染的疾病，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因此，那里的人类谋求种族生存的方式，就是尽可能生产许多后代，这可以叫做“r策略”。而在欧洲与亚洲，各种生存危险与机会是并存的，于是，生存之道是需要更好地照顾后代，哪怕少生一些，这被叫做“K策略”。 

第二章 文明的形态 

Chapter Two The Forms of Civilization 

（航海文明与内陆文明） 

（Oceanic Civilization and Inland Civilization） 

航海文明是人类自由的导体。开放社会与长城社会的差别对文化的影响：开放型的海洋文明流动性强（故能在数百年间暴兴暴灭），追求用以“征服自然”技术、科学、思想尖端的倾向较为明显，文化呈多元性：艺术、科学、宗教、伦理等门类的独立性强。其特征是追求绝对的、客观存在的真（哲学与科学）善（宗教与伦理）美（艺术的真实与完满），由追求技术的传统派生出来。因为：技术的优劣有“客观标准”，而检验的程度甚为简单。这种情形促进了对“绝对真理”的信念。反之，防范型的内陆社会凝聚性强，故扩张不力但消亡也慢，追求社会的和谐而非“征服自然”，注重维持伦理道德和政治均势。其文化多呈一元性，或以宗教立国（如埃及、印度、希伯莱）或以伦理立国（如中国），或尽力维系国际间的政治均势（两河流域）。其文化特征较为倾向实用主义，不以绝对理念（宗教的、科学的、或政治的）为追求对象，而以相对的现实生活为目标，这是由聚集人力的倾向发展起来的。 

第三章 时代的沉沦 

Chapter Three The Fall of Age 

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处在一个从天地翻覆到阴阳错位的时代。“文化的多动症”是笔者拟构的一个词，用以指代社会文化中类似多动症的浮躁性和缺乏恒心。它表现为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急功近利，律动失常。它对事物似乎怀着不知疲倦的探索欲，但这种探索却常常半途而废。它以害怕寂寞、酷爱热闹的风派性格在追逐文化；其实这种癖性，恰恰是在长时期的反文化过程中形成的，时下却极妙地化到文化运动中来了，犹如以摇滚方式演唱“样板戏”等革命历史歌曲。结果反文化的力量，变为“揠文化之苗而助长”的看不见的杀手。 

第四章 精神的坠落 

Chapter Four Fall of the Spirit 

在一个充满冲突与变革的时代（比如二十世纪的世界），语言的混淆杂乱和社会的动荡改组双管齐下，搅扰人的神经。心的颤栗成了一种通病和“时代精神”。在这时代中生发的许多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是在颤栗精神的宰制下完成的。它们生于“战国时代的语境”中，反过来又加固了这一语境。尼采百年之前曾预言“未来的两百年将是虚无主义的时代”，而现在尼采的“二百年”恰好过去了一半，还有一百年的虚无主义将要腐蚀一切。

第五章 戏剧性转折 

Chapter Five The Dramatic Turn 

2001年9月11日，在对抗苏联占领阿富汗的战争里成长起来的城市游击战组织“基地”，劫持了美国民航机撞击纽约世界贸易大楼，造成将近三千人死亡，世称“九一一恐怖袭击”。“九一一”给中国人尚且造成震撼，对美国人的冲击显而易见。人们在卷入一个物质生活全球化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迎来一个可以促成精神生活全球化的过程呢？但愿，“九一一”这样的悲剧，可以促成“精神全球化”的开端。最新的人类学研究已经证明，各色人等本来就是起源于同一的女性始祖的。 

第六章 总结二十世纪 

Chapter Six Review of the 20th Century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基本上还不是一个政治的世纪。更不是一个“大政治”或曰“具有全球概念的政治世纪”。人们更多是是凭借暴力和军事手段，在主权国家之间进行利益谈判。二十世纪是走向全球政治时代的中继站，它相当于欧洲古代的“希腊化时期”和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就相当于马其顿和波斯、齐和楚。在二十世纪的血腥里，只能朦胧望见世界统一秩序的遥遥灯火，而提供不了一条走出这历史荒野的直接道路，尽管有迹象显示，这道路已经被思考过了。 

第二部 欧洲失控 

Part II European Loss of Control 

第七章 欧洲的退潮 

Chapter Seven Decline of Europe 

1975年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崩溃，是欧洲殖民体系在西线的消失；1991年苏联殖民帝国的半崩溃（俄罗斯殖民帝国迄今残存），是欧洲殖民体系在东线的溃败。这些历史性事件颠覆了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年）所开创的海盗殖民的五百年周期。《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哥伦布之前，欧洲人也是在罗马城陷落之后花了五百多年才酝酿“十字军东征”，然后又花了五百年创造了“中世纪文明”，准备了现代欧洲文明的基础。思考人类命运和文明前途的中国人，所关切的应该并不止是这些。我们希望在现有的西方基础上，为现代文明恢复活力以消除它的弊病。 

第八章 审问浮士德 

ChapterEight Trial of Faust 

浮士德（Faust）被目为西方文明的代表，不是没有道理的。早在十六世纪，德国就流传着浮士德博士出卖灵魂的故事：他设法与魔鬼交友，以自己的灵魂作为抵押品，魔鬼则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知识、财富和女人。浮士德就是西方文明的象征。十九世纪，浮士德精神伴随英国的鸦片一起侵入中国；二十世纪，浮士德化身变成各种主义蹂躏中国。西方的“都市文明”、 “工业文明”、“信息社会”……正日益荼毒中国，卖淫、吸毒、纵火、爆炸，还有大量贩卖伪劣产品，有害物质冒充食品……为了繁荣进步的幻象，染上了艾滋病，这与浮士德的命运多么相似！  

第九章 质疑人本主义 

Chapter Nine Questioning Humanism 

如果说尼采是“欧洲的张载”，那么，欧洲人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劫难，显然已经不远了，因为张载之后不久，金、元的铁蹄就踏破了神州大地。欧洲什么时候沦为南宋？人本主义，这是一切近代世界一切祸乱的罪魁！人本主义为现代全球灾难火上添油，例如，哪里有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哪里就发生战争；哪里有了关于“社会正义”的宣传，哪里就建造集中营；哪里有了关于“人民解放”的许诺，哪里就充斥了阶级隔离的苦难……这都是因为，作为思想倾向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作为思想基础的人本主义；作为思想因素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作为思想指导的人本主义。人如果成为归宿，成为最高的东西，那么人间的缓冲地带就消失了。 

第十章 超人的破相 

Chapter Ten Bankruptcy of the Superman 

一、“超人”仍是人，正如先锋队还是无产阶级；二、“超人”以人作为标准正如先锋队以无产阶级为标准；三、超人只是人本主义的极端状态，正如先锋队摆脱不了无产阶级的粗鄙状态。四、反对人本主义必须反对“超人”，否则，就无法完全打开通往明天的门；在这一点上甚至连列宁主义都比尼采主义高明，因为列宁主义是经过修正的尼采主义，它至少在理论上承认，无产阶级包括其先锋队最终要消亡，并让位给新的历史阶段。难怪列宁主义者斯大林能在战场上击败尼采主义者希特勒，使苏联多活了半个世纪。这样看来，尼采的迷误造成了十分惨痛的后果。

第十一章 个人主义 

Chapter Eleven Individualism 

一味强调“权利”和“权力”的欧洲文化，往往忽略了其反面，即“义务”和“压力”。而我们却知道：正常的权利必须伴随着义务，正常的权力也必定带来压力或源于压力。我们发现，“权利”观念曾在西方历史上起过巨大的压力作用，虽然许多人一般只能看到权利（尤其是个人权利）观念“起了解放的作用”。例如，正是个人权利观念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中的作用，刺激了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蜂起，并导致了二十世纪的暴民政治。与暴民政治互为表里的僭主政治，如无产阶级专政或法西斯专政或伊斯兰教专政等现代极权主义，都是以“领袖头像”为群众队伍的先导的。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

Chapter Twelve Socialism

冷战早期的中国人经常被灌输一个口号：“东风压倒西风”。所谓东风就是东方阵营，也叫“社会主义阵营”或是“铁幕国家”，按照本书的说法则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所谓西风就是西方阵营，也叫“资本主义阵营”或是“自由世界”，按照本书的说法则是“欧洲殖民体系的西线”。因为中国当时沦为苏联的仆从国家，所以“反苏”也是刑事犯罪，那样东风自然也就“压倒西风”了。

第十三章 战国的沉思 

Chapter Thirtee Warring States Contemplation 

古典世界的战国时代，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近代世界所发生的攻城略地，惊人近似，多元竞争逐渐走向了自己的悖论：世界一体化。原先，若干核心城市所支撑的区域性主权国家，构成了文明的中心，并散布在广袤的领地上；但随着不断的兼并，竞争日烈，主权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逐渐消失，争夺空间与资源的斗争日益尖锐；而技术和生产的继续疯长，反过去推动了扩张兼并与世界一体化的形成。有鉴于此，唯生产力论的泛滥就不再是“贪欲”的表现，而成为生物自保的本钱了。凡是不能有效增加生产能力和战争能力的国家民族，终因软弱与腐败而遭到兼并奴役，甚至亡国灭种。 

第十四章 欧洲殖民体系的终结 

Chapter Fourteen End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所谓“政治革命”，并非“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导致，而是社会集团从属关系的演变所招来。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是社会集团之间的从属关系的大宗，例如城邦制度、王国制度、帝国制度；地方自治、联邦制度、中央集权等等，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演变所致。例如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推动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本国向外国让利，结果形成政治制度依旧而经济制度混乱的奇特景观。十九世纪的“世界主义”鼓吹，超越民族国家─帝国主义时代；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政府却是要脚踏实地消灭所有的主权国家。尽管这一消灭行动不可避免地要由某个超级强权来执行，但是过后，它自身也将被无情消灭，正如秦帝国与罗马共和国曾经遭遇的那样。 

第十五章 种族特质 

Chapter Fifteen Racial Characteristics 

现代科学所显示的“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three─way pattern of race differences）的平均值显示，东亚人身体的成熟度较慢、繁殖力较弱、性行为较不频繁、个性较温和、脑部较大、智商也较高；黑人刚好相反；白人介于中间但较接近东亚人。白人不善于跳，亚洲人也不善于。其成因是，人类族群为适应不同环境，演化不同的生殖策略，这些策略与脑部大小及智力高低是息息相关的。……有一件事情，我越想越觉得奇妙，那就是“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中的智商三级别，好像与三个种族（黑─白─黄）所组成的社会的规模，有一种内在的关联。简单说，就是智商最低的黑人所组成的社会，规模最小，基本上属于“前国家阶段”的“氏族公社制”。智商中等的白人所组成的社会，规模中等，大部分属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阶段”的“军事民主制”。智商最高的黄种人或与黄种人混血的亚洲社会（如印度、中亚、中东）所组成的社会，规模最大，许多属于高度集权的“大面积国家阶段”的“神化领袖制”。

第十六章 性别问题 

Chapter Sixteen The Issue of Gender 

现代思想家认为“性的问题是人与文明的首要问题”，其实这类看法自古以来未曾间断过。不懂得性的人，要么是圣徒，要么是白痴。文明也是这样。回避有关性的诸问题的文明模型，不是已经成熟到对之熟视无睹的圆融之境，就是已经孱弱到不敢讨论的畏缩地步。“性解放”并非新生事物，在现代流行的“溱洧之风”衰退之后，将出现一个“礼制的天下统治”，这就是全球时代的秘密。新文明不受科学主义的压制，也拒绝纵欲主义的诱惑，以此填补“溱洧之风”留下的精神空虚。它告别那种雅利安人肉体崇拜的野风。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十七章 全球危机 

Chapter Seventeen Global Crisis 

“20：80”和“靠喂奶生活”，是社会生产自动化的结果，但其规模和深度是十九世纪的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显然，80％的长期失业者已经足够构成一个人数庞大的“无业阶级”，传统的无产者是极度渴望财产而还没有挣到财产的人，他们的注意力在于获得资产，而不是从事革命事业。对于全球文明、全球秩序、全球政府而言，爱国主义好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正如在爱国主义面前，家族主义不过是一个古旧的笑柄而已。在帝国时代，小国还会弥留；同样，在全球时代的探险中，帝国还会弥留，但也仅仅是一种弥留了！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同一性必将压倒一切。无业者创造的历史必将展开。 

第十八章 教族：种姓制度还是礼制？

Chapter eighteen Religious grouping: Caste vs. Etiquette 

所谓族裔特性（Ethnicity）是指不同种族所具有的不同性格。这是美国人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所倡导的研究项目，它认为，当代世界政治里的“新的社会分层”（the new stratification）现象，是族裔特性的后果。马克思主义式的对财产关系的偏见妨碍了人们认识族际关系，或把族际关系看作是财产关系的衍生物和“史前时代的残留物”。其实这是不对的，看来财产关系才是衍生物。在一个共同社会环境里，是族群所具有的不同规范，造成了它们之间不同的成功水平，也就是说，是族裔特性导致社会地位差别。这一现象既可以广泛地存在于财产关系减弱中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也同样存在于废除了财产关系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

第十九章 蒙古人与罗马人 

Chapter Nineteen The Romans and Mongols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十三世纪的“蒙古汗国联盟”之间的版图大体一致：从易北河到朝鲜半岛，从西伯利亚到越南。这些经过洗脑训练的战士不择手段，其所作所为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恶”，他们留下的遗产污染至今几百年，它们践踏并摧残了的文明社会藉以继续生存的那些规范与信念，使其难以复原。结果被他们统治过的（或说是蹂躏和糟蹋过的）民族，无一不在行为上变成了野兽、在精神上变成了家畜，变成某种丧失人格尊严的两足怪物。这种烙印甚至在二十世纪的人民的身上，依然深重。另一方面，在宗教宽容的意义上，野蛮的蒙古人却是比文明的苏联人更为现代化的，因此可以受到表彰。 

第二十章 宗教的声音 

Chapter Twenty The Voice of Religion 

为什么历史上的一切伟大文化莫不起源于某种宗教？──因为没有比宗教情感更强有力的生命力。僵硬的宗教外形下面──掩藏着活脱脱的生活热情！高级宗教对生活的鄙弃只是一种形式，这形式下汩动着一个愿望：要为新生活提供热情！而这些深沉的热情只能通过宗教的神圣压抑，来凝聚。这真是离奇的假面舞会！在宗教狂们和禁欲主义者们的苦行中──何尝没有包含生命的挚爱和希望？他们好像在躲避生活，其实在酝酿新生活。他们的苦行好像仇视一切、毁坏文明，其实是想从毁灭与堕落的阴影中，挽救一切也挽救自己。──这是活人戴上死人面具在舞蹈。 

第二十一章 宗教的战略 

Chapter Twenty-one The Religious Strategy 

一切历史都已极其清晰地证明了：宗教的体系，首先是作为一种战略而兴起的，并作为一种有效的战略而继续存在甚至继续发扬与扩张──反过来看，一旦某种宗教丧失其主要的战略价值之后，即将迅速地趋于衰落，所以，要想保持并发扬一种宗教的价值和优势，必先保持它的战略优势并发展它的战略价值。因此宗教改革其实是一个并不间断的流程，只是出于连贯性的、“保持传统”的需要，这一点很少被张扬，而经常被极力掩盖起来。历史的事实却在在向我们显示：几乎一切宗教最终都不能及时地、够量地完成这种战略重心价值的调整，故所有的宗教都先后趋于衰落了。 

第二十二章 哲学王者 

Chapter Twenty─two The Philosopher King 

柏拉图思考了但没有实行的“哲学家治国”，在中国曾经实现过，而且早在汉武帝之前。难怪直到两千年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们还记得这一事件，盛赞中国文明是哲学治国的典范。在中国文明崇尚文治、贬黜武功的“间接宗教”即“教化”里，宗教的等级是按照同心圆的方式安排的，所谓“中国”、“京畿”甚至“国”这些概念都和同心圆有关。根据同样的原理，宗教的祭祀也要以等级区别分头进行，例如天子可以祭天，诸侯只能祭山川，其余人等各有所祭──这是“对精神现象进行同心圆处理”，一种非常原始的制度，但可减轻无序造成的社会肿瘤。

第二十三章 胜利者 

Chapter Twenty─three The Victor 

“一切胜利的先知都武装起来了；一切失败的先知都取得不了武装。因为所有的先知都试图获得追随者，而追随者在受到压迫时必定会产生武装。”

“最好的征服者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而最坏的解放者则是以征服为目标的伪君子。”许多正义战争沦为非正义战争的关键因素：野心膨胀。历史记满了这样“卑鄙的事实”。这就和“在商言商”的股票市场一样，这分钟买进，下分钟卖出，翻云覆雨，买卖不同，但关键只是一个“获利”而已，作为政治家稍微不同的是，他还要使舆论偏信他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正义而行动的，并把这一偏见上升为“事实和真理”。这样，他就不仅建立了“实力”而且建立了“精神力量”。 

二十四章 天子 

Chapter Twenty─four Son of Heaven 

1、天子，仿佛宇宙派给种族与文明的“原生细胞”。2、种族与文明的原型原生不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发现的，而是宇宙造物者的奥秘。3、天子是指向新的方向的细胞核，他满载良善健康的宇宙编码。4、所谓文明与野蛮：分别是对天子的离心运动（文明）与对天子的向心运动（野蛮）。5、人类成员彼此间残忍的对待，乃是异质化行为；而人类成员彼此间仁爱的对待，则是同质化行为。所以爱创造了世界，而上帝也就是爱。6、苦难，是细胞的异质化过程所产生的痛感；幸福，则趋向细胞的同质化过程的宁静。7、所有的社会成员乃至所有的人类成员都是一体的，也就是源于同一个细胞。8、唯心，唯物：是因为看见核的不同与相同。9、革命：原生细胞征服派生细胞。10、腐败：细胞角色混乱，并因混乱而畸形、变态、败坏。11、在极端病态的社会里，原生的范本细胞“天子”反而被显为是极端的、病态的甚至不可取的。12、从天子派生出来的人们，不仅仅是兄弟姐妹，而且包容在一个广延的种族细胞内，这个广延细胞的原生形式就是天子。

第二十五章 大改组 

Chapter Twenty─five Great Reconfiguration 

现代主权国家，控制一切，垄断一切，主宰国民的全部生活，形成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强大机器，因此变得残暴不仁。要铲除残暴不仁的主权国家，必先铲除其哲学意识形态。如果排除了主权国家，那么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有什么实体可以造就全球秩序？我们认为，是“融合集团”。马克思的“无产者”、尼采的“种姓”、斯宾格勒的“教族”、汤因比的“教会”以及当代的“跨国公司”、“国际财团”，都是融合集团的雏形。而对未来威胁最大的“恐怖组织”，也有可能演变成全球性的融合集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由少数几个国家中的少数派，来主导破坏行动。

第二十六章 礼的精神 

Chapter twenty─six Spirit of Etiquette 

在夏商周三代，礼首先是用来禳灾祈福的，具有宗教性；后来才被用于治国，具有政治性。在周公的政治活动中，礼的社会伦理性被强化，宗教神秘性受到削弱，“制礼作乐”成为治国方式。所谓“天”往往是一个“伦理范畴”，在此帽子下可以注入礼的精神，如“恭敬辞让之心”，就是人在天的帽子下所应当采取的谦恭态度，虽然这一态度本身是冲着其他人的。例如，对于君王来说，“同民心”也不是指“我与民同心”，而是指“同一民心”即“使民一心一德，同化于我”。我把“同一民心”视为本，与目标，把“恭敬辞让之心”视为末，与手段。

第二十七章 礼的形式 

Chapter Twenty─seven The Form of Etiquette 

在早期文明中，礼制首先体现为家庭制度，如“宗法制”就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关系的制度。宗法制是家庭制度的扩大化，是家庭制度到国家制度之间的中间环节。无论在哪种政治制度下，政府权力都是一种腐化的温床，但礼制可以使之有所节制；无论在哪种形式下，社会等差都是一柄残忍的双刃剑，但礼貌可以使之温和化。孔子的理想是使中国即王畿的文明化成天下即全部开化人类的居住地，使成完全的礼乐之邦即君子国度。这当然不能说是完全防御性的，而带有相当的进攻性；只是当中国文明衰落了，先秦礼制的防御性功能才被格外凸现出来，例如在西汉成书的《礼记坊记》中防御精神已经占有主导地位。 

第二十八章 新文化战 

Chapter Twenty─eight The New Cultural War 

在人类历史上，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一小部分人运用高科技手段，可以彻底改变人类的命运。不仅在发动恐怖袭击活动这样的破坏性方面，而且在复制人类胚胎这样的“建设性方面”──这些关键点上的突破，可能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的后果。再往前推，就可以看到未来世界的缩影已经在以前的历史中展现出来：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密谋集团，可以在国际势力的支持下，颠覆并接管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可以凭借现代化的训练和装备，系统化地替人洗脑、轻而易举地镇压一切不满和反抗。在电话、电视、电脑、飞机、坦克、导弹、核子武器、生物武器组成的冷血国家机器面前，一切公然的武装起义都成为显而易见的自杀，这就使得二十世纪的专制政权变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除非军事革命、军事政变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 

第二十九章 文化战的战略 

Chapter Twenty─nine Strategy of Cultural War 

新文化战的原则：1、和平方式的传教、用以身作则的示范，推广弘扬新文化的价值观，以便麻痹对手和宿主。2、扶助当地土著中的佼佼者为“新文化的仆从和代理人”。全球一体化的实现，当然也需要大批具有秘密使命的宣道者，他们用自己的技艺和献身精神来弘扬圣旨，宣布四海一家已经成为现实。新文化战的急先锋是隐蔽的第五纵队，而不是冲锋陷阵的大兵。新文化之战将依靠这个第五纵队的内在热忱予以实现，其余几个“前面的纵队”（一二三四），所起的作用反倒不过是虚声恫吓而已。第五纵队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志士，他们不是“国王的斗篷与匕首”，而是新文化纪元的播种者。他们不用暗杀、暴力和狡计，他们的武器是全球化的格局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期待。在战略战术方面，他们很像古代的耶稣会士，虽然在文化性质、宗教信仰、仪式仪器、期望目标等方面，具有全新的内涵。 

第三十章 王道与霸道 

Chapter Thirty Kingship vs. Hegemony 

五百年来的全球历史是一部霸道的历史，是主权国家横征暴敛的疯狂记录。而欧洲殖民掠夺全球以来的五百年，在未来的人们看来，到底是打开了一扇眺望全球文明的窗户。全球文明将被证明，那是相对于“地外文明”而言的。全球文明承先启后：承区域文明和主权国家于先，启“星系文明”和“银河文明”于后。这里的视野所展现的，是王道的宏图，不以无限掠夺为战略，而以有限开发为战略；它提供的“解决办法”不是战国贪婪的“只争朝夕”，而是创造潜能的终极关怀，是“保合太和”，一种合拍宇宙节律的陶醉。地球居民“各安其序”，澄清“霸道时代”的混乱和败坏。全球政府的职能是为治理全球社会而设置并发挥的，不是为了某个主权国家或某个执政集团。

第三十一章 间接统治 

Chapter Thirty-one Indirect Rule 

未来执行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作为世界规模的权力中心，不可能事必躬亲，因此须行地方自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全体人类提供保护。未来的发展要求全球秩序具有“科学的世界秩序”、“礼制的天下统治”等性质，其表现形式是“全球政府”，其指导原则是“王道与间接统治”，其开启者是发动新文化战的国际融合集团的胜利者。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整个地球所包涵的丰富多变的地理环境、人种及文化状态，硬要奉行单一的直接统治，硬把一种霸道和直接的武力强加给这个复杂的世界，那么势将引起爆炸性的后果是可以预期的。为了避免这种结果，间接统治的几个要素实在不可缺少。历史将为上述的远见作证。 

第三十二章 中庸之道 

Chapter Thirty─two The Golden Mean 

间接统治比直接统治更为稳定也更为温和与仁慈，而且需要更从容的人生态度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予以支持。从中国文明的历程来看，持续的间接统治还需要“中庸之道”的哲学作为配合。从中庸的角度看，理想化、道德化政治，十分危险，因为它泥古不化。中庸者克制自己的感情。即使对自己明显高尚的好恶，也不要看得那么重要，也要看成“那是可能发生错误的一厢情愿”，至少是可能会发生误解的某种主观过程。秦始皇之所以失败，招致六国人民群起反抗，不是因为他充满虎狼精神，而是因为他违背了“国际融合集团”的普世性原则，虽然使用客卿平定天下，却纵任秦人暴虐客卿的祖国、践踏六国人民的尊严，“始皇帝”既然堕落为拙劣的“民族主义者”，只能激起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式反抗，而不能得到六国人民的效忠。 

第三十三章 全球政府的临近 

Chapter Thirty─three The looming global government 

“告别欧洲”，不仅是一切现在的非欧人民应该遵循的道路，也应该是未来的欧洲人民包括其殖民地（如美洲、澳洲以及俄国占领的亚洲土地）人民需要遵循的道路。新文化战不是重新分配财富的经济战争，也非夺取霸权的军事战争，甚至不是推广政治制度的政治战争，新文化战争乃是要决定人类将采纳何等主流文明，决定何种社会模式将主宰未来世界的生死存亡。文化战不分国界、人种、民族、阶级而到处发生：这是一场全球规模的“内战”，而不再是“世界大战”，更不是“民主国家无战争”——相反，“全球内战”交织一团，突破主权国家的国界……之后才会有“殖民主义的灭绝”。

第三十四章 全球中枢 

Chapter Thirty-four Global Center 

全球各洲的发展若不均衡，全球政府就不能实现：因为不发达国家如若未能达到与欧洲及其两翼平起平坐的历史指标，那么整个世界实质上仍然处在分裂而未经统合的状态下。这种分裂是实质性的，而非形式性的，因此很难通过全球政府这一“形式的统一”来予以消除，而任何强国或革命都无法解决这类“发育不足”。另一方面，没有外来的刺激，一个世界本身是不会取得什么“成功的革命”的！真的，即使有足够强烈的外来刺激，革命也常常最终流产，尤其是精神领域内的革命更是如此：基督教在犹太的失败，佛教在印度的失败，摩尼教在波斯的失败，仅仅是一种“意外”和“偶然”吗？ 

第三十五章 天下与国家 

Chapter Thirty-five Universality and the State 

种族分类学可以用来预测行为。研究资料说明黄、白、黑三大种族的特性具有很高的内在规律性。通过对于脑体积、智力、性格、性行为、繁殖、成长率、生命周期、犯罪以及家庭稳定等各方面的研究，发现黄种人在这个谱线的一端，黑人在另一端，白人在中间。未来的全球政府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把这些具有明显先天差异的人群，组织在同一个社会系统中，并让他们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同时又不至于演变成印度那样的种族隔离社会（种姓制度）或美洲那样的种族疏离社会（族群社会）。从中国文明的观点看来，科举制度是个打破“种族─民族─阶级─集团─姓氏”界限的好办法。 

第三十六章 地外文明 

Chapter Thirty-six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 

进入全球时代，已有先虑者开始着手“为宇宙立法”的问题了。如，人类怎样拥有火星？谁可以购买月球土地？未来的月球城市如何采用废物回收法？这都是些“太空法学”方面研究讨论的课题。不同的科学技术也许可以互补兼容，但不同的道德价值却只能互相拆台。全球政府所需要的道德基础是什么？全球政府认识到：惟有对立面的存在，才能有效团结内部，共同目标的激励，可以动员内部的活力。外患能缓和内忧──一个清晰可见的地外目标、太空任务，以及宇宙空间的召唤，可使全球文明不再重蹈历史上统一帝国迅速腐败的覆辙。所以我们说，不仅全球政府需要一个宇宙基础，同时全球政府也具有协调整个地球资源的能力，可以帮助人类进行地外探索、太空扩张。 

第四部 中国模式 

Part IV Chinese Model 

第三十七章 全球秩序的教化基础 

Chapter Thirty-seven Instructional base for global order 

孔子宣称（也可能确实相信）他正在恢复中国传统制度的本质；但是，当他将“高贵”解释为一种道德品质，而不是世袭特权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发动了一场道德上的革命。和其他民族的预言家一样，孔子也摆脱了传统宗教的社会结构，并与自然现象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建立了直接的个人联系。耶稣纪元前500年前后的人们需要有某种宗教来帮助自己的心灵对付一个混乱的年代。这些处于精神饥渴状态的地区是两个彼此远离的地区，即希腊世界和中原世界。在有些地区，当地宗教显然无法满足人们的这种普遍要求。外来宗教的传播、改变及其与当地现存宗教的融合就显得至为重要。如此混乱时代的积极后果，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仅把旧大陆诸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区，也把彼此远离的各地相互结合起来。 

第三十八章 史官文明与历史教 

Chapter Thirty-eight History-officer Civilization and Historicism 

史官文明超越种族本位而进抵文化本位，中国精神因此堪称礼治精神或王道精神。这不仅在汉朝才结合完毕，而是在夏、商、周王国的“书经时代”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文明，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的神权政治倾向，具有某种现代性，且能和现代文明真正沟通。这样的文明较能使人真切面对自己看到的世界，而较不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神话的摆布。先秦文明的史官制度，对君主权力是一种制约。而且诚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书对权臣也有制约作用；而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则进一步引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贬天子”的著作，说明史官文明的记录在先秦文明的总体框架下，对于整个政府权力都有制约作用。 

第三十九章 历史教的医治功能 

Chapter Thirty-nine Healing Power of Historicism 

历史教的前提是它认识到：“没有真正的人，只有历史的人。”“生来如此的人”和“自在自为的人”，既然都是虚妄的；一切人作为历史的产物，都是在适应历史过程中逐渐定型的。对于文明而言，“真正的民族主义”毫无独立价值，除非把它作为一个新文明爆发时所燃烧的导线，才有附加价值。新文明的创造者迟早会撑破民族的藩篱，消除藩篱的罪恶，使精华人物不再互相敌对。未来的全球政府，可能是神权政治的也可能是历史教的，唯独难以是商业化的。因为商业精神无法建立意识形态，而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是不能把全球各大板块有效结合在一起的。历史教可说是介于神权政治和商业精神之间的中庸之道，是宗教与科学的综合。历史教包容万有、等视一切，它指示宿命、珍视自由：理解自由也如幸福，是主观感觉而非客观存在。 

第四十章 历史教的命运 

Chapter Forty Fate of Historicism 

欧洲文明造成的“自然危机”如：能源危机、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不仅打击了传统工业文明，而且危害人类的未来，这就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抉择和创造、开辟新的文明。否则人类无法从目前的重大灾难里脱身。新文明产生后并非完全消灭了旧文明，而是消化、吸收，使之成为新文明的食物，新文明不会终止工业活动，而欧洲文明向新文明的转变也不仅是技术形态的革命。与新文明同时兴起的全球化过程，很有可能推动工业文明持续发展，因为多数国家尚未工业化或完全工业化。在多数地区日益工业化、地球资源也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可以取代传统的工业文明的，是“生态文明”。

第四十一章 孔孟荀的见证

Chapter Forty-one Testimony of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 Zi 

如果把《周易》、《尚书》、《礼记》三经和《论语》、《孟子》、《荀子》三书，综合起来，深入研讨，就可以造就很有涵盖力的整合世界的政治学说。老子和庄子之批判儒家学说之“伪”，其实是战国急功近利精神对春秋为政以德精神的批判，因为孔孟的春秋梦想（孟子比孔子更多滞后的理想主义），不能被战国吸收，以致他们的真知灼见都被曲解，直到下一个春秋时代，即唐朝中后期与五代十国——前一个春秋时代的孔孟精神才逐渐被重新理解。到了紧接下来的新战国时代即宋辽金元，《论语》《孟子》配上《大学》《中庸》被再度列为官方经典。因此，战国精神可以批评《论语》《孟子》迂腐，却无法批评《大学》《中庸》迂腐，因为《大学》《中庸》作为战国的产物，正是专门设计出来的世界征服者的战略。 

第四十二章 尚书经典整合世界 

Chapter Forty-two Global Integration by “Documents of the Elder（Shangshu）” 

先秦文明的礼教乃是政治文明的高度体现，礼教精神所展现的《书经》，进而可以逐鹿中原，退而可以长久治安。我们当然理解，在全球时代的整个格局中，《书经》虽然提示了中国文明的特质并展示其使命具有普世意义；但对于直接构成未来世界的政治理论，作用并不是很大。《书经》的价值在于，它不是抽象的政治学，而是具体的政治实践，因此它所提供的社会政治原则，翔实而完备，既古老，又常新，在在击中人性的要害。《书经》不多意识形态的鼓噪，却充满经验的恳谈与政治的技巧，可谓“纯净”。很显然，这是由权力的最高当局发布并为最高统治阶层保存、参阅和效法的秘籍，所以极少宣传性。对未来的全球政治而言，《书经》还提供了内在的精神原则。 

第四十三章 礼教的纪年 

Chapter Forty-three The Chronology of Etiquette 

有一句老生常谈说“有秩序而无自由，是可能的；无秩序而有自由，是不可能的”。它表明在任何社会制度下，社会控制都是一个首要目标，只有在不危及甚至可以促进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的前提下，自由和民主才可能作为社会控制的方法而被采纳。《古文尚书·大禹谟》的“十六字心经”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则提出了社会控制的教化方式，即不同于欧洲文明社会控制机械方式的另一种心理方式即所谓心法：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就是确认人们都是病人或是具有犯罪倾向。所谓“人心”是泛称，而“道心”既然如此微弱，那就意味着人人需要医治；既然人人需要医治，那就需要选择一种高度有效的医治方法。

第四十四章 中国文明的普世功能

Chapter Forty-fourthree The Universal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全球融合集团既然打破了国界、超越了主权国家时代；又不以种族区分来隔离人群、超越了种姓制度时代；那么它以何等原则来建立全球秩序呢？经典也好，人才选拔也好，都与教化、教育密切相关，而中国文明恰以重视教育和教化著称。早在其他文明处在神权政治的时代，西周的中国就设置了非宗教的学校，制定了与政治体制相关的教育制度，是为“官学”。过后不久，春秋时代民间也逐渐兴办各种教育机构，形成源远流长的“私学”传统。世俗的国民教育，在古代中国因此特盛。在各种私塾、公学中均教以同样的社会教材与同等的精神规范。以社会的治理之道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结果造就了社会共同观念的温床，因而形成了所谓“中华意识”这统一的心理、无形的纽带。这也许替未来的全球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先驱的样板。全球规模的埃及人、巴比伦人、拉丁人、汉人，也许正在我们的观照下诞生。

第五部 尘蒙之光 

Part V Covered Light 

第四十五章 王国时代诸子 

Chapter Forty-five Various schools of scholars in times of kingdoms 

五经是中国文明的结晶，五经之外既然再无所谓中国文明，那么诸子百家呢？显然也只能来源于五经了。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九流十家突然崛起，且提出南辕北辙的理念和规划，他们的思想渊源，如果毫无王官渊源背景，反而是不可思议的。这正如最新的一些研究表明，希腊哲学的突然崛起，其实具有两河流域文明的渊源背景。不仅赫西俄德而且柏拉图的作品，都有其美索不达米亚的范本。也就是说，希腊不是没有其王官之学，而是其“王官之学”位于巴比伦甚至埃及；而埃及与巴比伦也不是没有形成私学，而是其“诸子私学”流传到了希腊。而中国文明及其哲学，则兼有埃及、巴比伦的官学和希腊的私学之盛。 

第四十六章 帝国时代诸子 

Chapter Forty-six Scholars of Imperial Times 

“帝国时代”以皇帝的中央集权区别于“王国时代”（即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方国自治体系。兼并六国的秦始皇，是个极端反传统的革命者，他所干的，是类似于恺撒的勾当，而决不是什么四平八稳、顺理成章、合乎传统的“统一中国”。因为在那以前，中国从未如此“统一”过，相反，是秦始皇结束了中国历史的“王国时代”即夏商周三代；而开创了“帝国时代”即大一统的长城郡县时代。帝国时代的首席理论家，当推西汉的董仲舒。理论为“天人合一”。中间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明；分分合合，波澜壮阔；唯独异族入主的元与清，基本上没有创造性思想家。 

第四十七章 圣人教化刺破了黑暗时代 

Chapter Forty-seven Instruction of Sages piercing through the dark ages 

197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在废旧物资的拍卖会上买到了一套三十年代世界书局出版的精装本《四书五经》。经过私下里偷偷阅读，1974年我发现了中国文明的要义：礼。这一发现鼓励我在三年之后，1977年夏天，专程前往曲阜探访孔庙孔府孔林，以便从中国文明的遗迹得到某种领悟。然而放眼所见，令人兴起“黍离”的盛衰感怀，那种深刻的宁静令我感动。周围没有一个人，“万古常春”的牌坊，体现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日色余辉，透露出中国礼制文明的光，那或许成为未来世界的重要财富。 

第四十八章 《周易》的历史哲学

Chapter Forty-eigh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of “Changes of the Zhou〔Zhouyi〕”

《周易》是中国最古的诗歌。《周易》中的神话传说。《周易》描述现象世界，堪称极致。“阴”与“暗物质”、“暗能量”。《周易》与新生历史原理。《周易》历史哲学导言。《乾》《坤》是历史精神的纲要。

〔另起一页〕

第二节

故宫院长愚弄奥巴马

（谈“建极绥猷”）

2009年11月17日下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参观。而往日游人如织的北京故宫17日特地为他戒严，宣布闭馆整整一天，用于接待总统的“专场参观”。 

“故宫这么雄伟壮丽，我将带着女儿和妻子回来!”在四十五分钟的“专场参观”结束之际，奥巴马赞叹故宫beautiful（棒极了）。 

2点10分，奥巴马一行驱车从故宫的正门午门鱼贯而入。车队驶至午门北广场内俗称“皇帝桥”的中央内金水桥南侧，身穿褐色皮夹克的奥巴马推门下车，从位于天安门广场北面的故宫南门也就是午门，走进中国现今保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和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等在桥畔迎接。 

故宫高规格接待奥巴马一行，院长郑欣淼亲自出马担当导游，为远道而来的美国客人讲述紫禁城六百多年的传奇故事。在郑欣淼陪同下，奥巴马踏上位于旧北京城中轴线上汉白玉铺成的御道。 

郑欣淼不失时机地向奥巴马灌输中国式的迷魂汤：“总统脚下这条路，当年只有中国皇帝可以走。”郑欣淼一边解说，一边像太监一样引领奥巴马穿过太和门。

在秋日的回光返照之下，太和殿的金色琉璃瓦和彩画交相辉映，殿宇愈发巍峨。奥巴马欣然以这座故宫最大的宫殿为背景留影。

一走进太和殿，奥巴马便对高悬的匾额上书写的“建极绥猷”四个字产生了兴趣。“这是什么意思？”奥巴马面带疑惑地问。郑欣淼不失时机地愚弄说奥巴马：“这个词大意是说帝王要建立好的统治，对天下百姓负责。”

在故宫院长这位“戒严导游”的一路误导之下，奥巴马穿过松柏茂密的御花园，来到延和门外的留言桌前，在留言簿上工工整整写下三行小字：“感谢你们给我这次精彩的故宫之旅。故宫的确是雄伟壮丽，是中华文明灿烂辉煌、长盛不衰的见证。” 

然而，“建极绥猷”的意思真的是像故宫院长说的那样，是“帝王要建立好的统治，对天下百姓负责”吗？

非也！

考“建”，意为建立、创设。

考“极”，从木，亟声，本义为房屋的正梁，延伸意为顶端、准则、最高的地位，特指君位，例如《尚书·洪范》说“建用皇极”。

考“绥”，从糸，从妥，本义指登车时手挽的索，延伸意为安抚、控制，例如“绥远省”，例如《诗经·大雅》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考“猷”，意为计谋，打算，谋划。

建极绥猷的合义是：“君临天下，建立极权，研究抚控世界的战略。”

这位故宫院长，不仅为奥巴马的四十五分钟而牺牲了千百万人的一整天，而且专开“北京城中轴线上汉白玉铺成的御道”，并不失时机地献上“总统脚下这条路，当年只有中国皇帝可以走”之迷魂汤……最可恶的是，这厮竟然篡改或根本就不懂“建极绥猷”的意思，却要信口开河，让全世界看透“中国人不懂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已经死亡”的冷峻事实。

“君临天下，建立极权，研究抚控世界的战略”，等于“帝王要建立好的统治，对天下百姓负责”吗？

非也！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君临天下，建立极权，研究抚控世界的战略”，与“帝王要建立好的统治，对天下百姓负责”，可以部分重合，例如传说中的文武之道、西周成康之治。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两者不仅不重合，还是南辕北辙的。例如秦始皇、隋炀帝、忽必烈、刚刚过去的毛泽东时代，就是一味追求“君临天下，建立极权，研究抚控世界的战略”的，但却绝对不是“好的统治”，更不是一个“对天下百姓负责”的时代。

“太和殿的宝座”就位于北京城中轴线的中点上，但那是象征皇帝陛下“建极绥猷”的至高无上地位。宝座上方正中和两侧金柱上曾分别悬挂有满人乾隆亲笔书写的匾、联。

不论是匾额上的“建极绥猷”，还是两旁的对连“帝命式于九围兹惟艰哉奈何弗敬；天心佑夫一德咏言保之求厥宁”，都是延续了《尚书》里面的天命观，其中虽有周王勤政的思想，但却没有礼制精神，只有专制主义，并无一点“对天下百姓负责”的意思。

故宫院长明白否？

正因为“建极绥猷”和“帝命式于九围兹惟艰哉奈何弗敬；天心佑夫一德咏言保之求厥宁”……等等并无民本意识的装潢，所以1911年清朝灭亡之后，袁世凯即使由民国大总统改称“中华帝国洪宪皇帝”，想在太和殿登基的时候，也还是将太和殿匾、联一概撤掉，和满清宝座一并被搬出去扔掉了。

而现在人们看到的，不过是满清余孽根据回忆和照片重新做出来的假货、复制品。

有人说，现在太和殿里的九龙金漆宝座，还是经多人回忆、查找以后，“失而复得”的。但是我想，根据故宫博物院自己承认的事实，“匾、联却始终没有发现，最终只能依照清宫所存《清朝皇室写真》中的历史照片进行复制”，也可以推测：宝座是比较容易冒称的，不像匾、联只此一家，很难造假。

看来“故宫博物院”是该换换院长了，否则如此贻笑大方，即使到外国开一万家“孔子学院”，也是无法“建极绥猷”的。

2009年11月19日

〔另起一页〕

第三节

欧盟能比苏联活得更久吗？

欧盟即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是由欧洲共同体 （European communities） 发展而来的，一个集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于一身的区域一体化组织。

苏联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一个集军事实体、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于一身的意识形态一体化组织。

这两个联盟的构成方式有所不同，但是都是“主权国家联合体”，而不仅仅是“联邦国家”。

当然，欧盟与苏联相比，少了一点暴力的性质，多了一点自愿的要求。

照理说，国家的本质要素之一就是暴力，如此说来，苏联的存活率应该高于欧盟，但是，苏联却完结了，几乎“一夜之间无疾而终”。如此说来，为了对抗苏联而产生并在苏联瓦解之后迅速并吞其残余势力而得以加速膨胀的欧盟，能够避免苏联的命运吗？

在2004年出版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书里，谢选骏曾经指出：

“历史上未有一群彼此争斗的蕞尔小国能够捐弃前嫌和宿怨，而携手共建一个规模巨大的世界帝国。苏美尔城邦、玛雅城邦、希腊城邦、中原各国，在这方面都是典型的失败的例子。欧洲诸国难道能够例外？让我们拭目以待欧盟的奇迹吧。由于文明的后遗症，这群古老的小国锐气早经磨尽，创造精神也已惰怠，只能成为某个新兴的边区霸权的刀下之鬼，而具有原始背景的新兴霸权，会用各种方法迫使这些蕞尔小国成为自己的俎下肉，留给它们的只有一种可能：成为物质化的、广袤的、机械性帝国的一块领地。像希腊化各国对于罗马帝国，像战国各雄对于秦，像苏美尔诸邦对于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

谢选骏2004年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还进一步指出：

尼采预感到欧洲的没落衰颓，但却只知道挽救它而不知道放弃它，更不能摆脱人文主义的局限，不知全球化将要吞没欧洲──不是停留在欧洲的一体化，而是进军于全球的一体化。欧洲的一切将在全球化里面终结。正如太阳在西方落下后还会从东方升起，刺眼，迷人，神奇。绝望的尼采学说，诚然是迷妄的，因为它还根植在欧洲文明的土壤中；同时它也有不朽之处，即根植于西方却看到了东方，并转向了东方，成为欧洲衰落的见证者。对当今的世界来说，一个颇为重要的工作便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扬弃极端人本主义的思想，并对极端人本主义虽然提出但却无法解决的形而上学问题，给予一个“文化上的答案”，这要求思考者从尼采的《权力意志》即所谓《八十年代遗稿》出发而不是停止，从他‘欧洲合众国’的思想出发而不是停止：从区域政治走向全球政治，以再接再厉，开辟“全球合众国”，即“礼制的天下统治”。“这当然需要以批判的眼光而不是信徒的眼光来阅读那本探索性、并不成熟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毕竟，波斯宗教只能提供起点而不是终点！当我们彻底肃清了极端人本主义学说中的陈腐，赐给它真正的教益，‘天解决’的号角就吹响在这个脆弱的星球上。”

我们看一看下面的两个附录（欧盟的简介、苏联的简介），就可以知道，欧盟其实比苏联还要缺乏生存的基础，“欧洲联盟”有变成“欧洲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危险。这样的欧盟是会注定夭折的。欧盟的寿命，可能还要短于苏联。

附录1

欧盟的简介

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简称欧盟（EU），位于欧亚大陆西部，面积333.7万平方公里，人口3.76亿，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13人。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盟歌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欢乐颂》的序曲，盟旗图案为蓝底上12颗金色五星构成圆环。 

欧盟目前共有15个成员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为创始成员国，丹麦、爱尔兰和英国于1973年，希腊于1981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于1986年，奥地利、芬兰、瑞典于1995年先后加入。欧盟共有11种官方语言，分别为：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荷兰语、丹麦语、瑞典语、芬兰语和希腊语。按照规定，欧盟所有官方文件必须以上述11种文字印刷。 

欧盟的前身是“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简称欧共体（EC）。欧共体包括“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中以“欧洲经济共同体”最为重要。 

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巴黎签订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又称《巴黎条约》。1952年7月25日《巴黎条约》正式生效，“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 

1957年3月25日，上述6国又在罗马签订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统称《罗马条约》。1958年1月1日《罗马条约》正式生效，“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正式成立。1965年4月8日，上述6国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三个共同体的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但三个组织仍各自存在，以独立的名义活动。《布鲁塞尔条约》于1967年7月1日正式生效。1991年12月11日，欧共体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召开首脑会议，通过了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为目标的《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 

1992年2月7日，《马约》由各成员国外长正式签署，并经各成员国政府批准后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欧洲联盟正式成立。根据《马约》规定，欧洲共同体作为欧盟的主要支柱仍然存在，《马约》生效后欧共体也未就其称谓的变更问题作出决定，但欧共体内部和国际上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欧洲联盟”这个称谓，并简称“欧盟”。目前“欧共体”和“欧盟”两种称谓均可使用。 

欧盟组织结构 

欧盟是一个超国家的组织，既有国际组织的属性，又有联邦的特征。欧盟成员国自愿将部分国家主权转交欧盟，欧盟在机构的组成和权利的分配上，强调每个成员国的参与，其组织体制以“共享”、“法制”、“分权和制衡”为原则。 

【欧洲理事会】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是欧盟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各成员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及欧委会主席组成，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理事会主席由各成员国轮流担任，任期半年。 

【欧洲联盟理事会】欧洲联盟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an Union）是由欧盟各成员国部长组成的，所以又称“部长理事会”，一般简称“理事会”（the Council），是欧盟的重要决策机构。根据议题不同，参加会议的分别为外交部长、农业部长、工业部长、运输部长等。部长理事会根据欧委会的建议就欧盟各项政策进行决策，并负责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司法、内政等方面的政府间合作事宜，任命欧盟主要机构的负责人并对其进行监督。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分享立法权和预算批准权，并负责批准由欧委会预先谈判并签订的国际条约。欧盟理事会根据议题的重要程度以简单多数（15票当中的8票）、有效多数（87票中的62票）和一致同意三种表决机制进行决策。 

欧盟理事会主席国的任期及轮任顺序与欧洲理事会的相同。欧盟理事会总秘书处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现任秘书长索拉纳（JAVIER SOLANA），西班牙人，1999年10月上任，任期5年。索拉纳还兼任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简称欧委会，是欧盟的常设执行机构，也是欧盟唯一有权起草法令的机构。欧委会受欧洲议会的监督，其主要职责是：实施欧盟有关条约、法规和欧盟理事会作出的决定；向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提出政策实施报告和立法动议；处理欧盟日常事务，代表欧盟进行对外联系和贸易等方面的谈判；在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欧委会只有建议权和参与权。欧委会由20个委员组成，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各2人，其它成员国各1人,设主席1名和副主席2名。欧委会现任主席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曾任意大利总理，1999年9月16日正式上任，任期至2005年1月22日。欧委会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欧洲议会】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和欧盟理事会分享立法权和预算批准权，是欧盟的监督和咨询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拥有欧盟部分预算批准权，并监督预算的执行情况；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如签署国际协议、任命欧委会委员、新成员国加入欧盟等方面，理事会必须征得欧洲议会的同意；有权提出立法动议，并对立法有否决权；监督欧委会的工作，有权以三分之二多数弹劾委员会，迫其集体辞职。议会每届任期5年，设议长1人，副议长14人，议长和副议长任期均为2年半，可连选连任。欧洲议会现任议长为尼古拉·方丹（Nicole Fontaine）女士，法国人，1999年6月当选。议会秘书处设在卢森堡。特别全体会议和各党团、委员会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 

【欧洲法院】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设在卢森堡，是欧盟的仲裁机构，负责解释欧盟的各项条约和法规，同时负责审理和裁决在执行条约和规定中发生的各种争议。欧洲法院现有15名法官，15个成员国各出1名。另有9名检察官，其中英、法、德、意有权各推荐1名，其余5名由其它成员国轮流推荐，其任期均为6年，可连任，每3年轮换一半。现任院长吉尔·罗达里格斯·伊格莱西亚斯（Rodriguez Iglesias），西班牙人。 

【欧洲审计院】欧洲审计院（European Court of Auditors）负责审计欧盟及其各机构的帐目，审查欧盟的收支状况，并确保对欧盟财政进行良好的管理，对接受欧盟援助的非成员国进行调查等。其特权在受到挑战时，可通过欧洲法院得到保护。 

【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简称“经社委员会”（ESC），于1957年根据《罗马条约》成立，为欧盟咨询机构。经社委员会代表雇主、工会以及中小企业、环境组织等经济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可应欧洲议会、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或自发地对欧盟决策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发表意见，对欧盟决策提供咨询并施加间接影响。欧盟当局在就人员培训、就业、社会基金等问题决策前必须咨询经社委员会的意见。经社委员会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但委员们均在所属成员国工作，只在召开经社委员会会议时才来布鲁塞尔。经社委员会设主席1名，副主席2名，由所有委员选出，任期2年。 

【欧洲地区委员会】欧洲地区委员会（European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于1993年设立，和经社委员会一样也是欧盟的咨询机构。地区委员会由来自于各成员国地区当局的代表组成，如市长、市参议员及地区政府首脑等。欧委会和理事会5个方面的决策必须咨询地区委员会的意见：1、经济和社会统合（包括结构基金）；2、泛欧交通、通讯和能源网络；3、公共卫生；4、教育和青年；5、文化。在其它领域的决策上，地区委员会也可应欧委会和理事会的要求或自发地提出其意见，对欧盟决策施加间接影响。 

【欧洲投资银行】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是欧盟的理财机构，其宗旨为促进欧盟一体化、欧盟的平衡发展以及各成员国的经济和社会统合。欧洲投资银行主要通过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为欧盟公共机构和私营企业的项目提供资金便利，以支持欧盟落后地区的发展和产业转轨，并促进欧盟交通、通讯和能源等方面的发展。欧洲投资银行也可根据欧盟与第三国签订的发展援助或合作计划对欧盟以外地区的项目进行投资。该行由欧盟成员国出资合营，享有独立法人地位，下设行长董事会（Board of Governors）、总监理事会（Board of Directors）、管理委员会（Management Committee）和审计委员会（Audit Committee）。银行总部设在卢森堡。 

【欧洲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简称欧央行（ECB），是欧盟欧元区国家统一货币、发行欧元后的中央银行。其前身为欧洲货币局（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e，缩写为EMI）。1998年6月1日欧盟理事会正式任命欧央行行长、副行长及执行董事会的4位成员，这一天被视为欧央行的正式成立日期。欧央行和欧元区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共同组成“欧洲央行体系”（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负责制定欧元区统一的货币和金融政策，以维持欧元区的价格稳定、刺激欧元区的经济增长。欧央行设监管理事会（Governing Council）、执行董事会（Executive Board）和“欧央行常务理事会”（General Council of ECB）。欧央行行长正常任期为8年，但由于欧盟成员国对第一任行长人选争执不下，后达成折中方案，两位行长倏选人各任4年。现任行长威廉·F·杜森伯格（Willem F. Duisenberg），荷兰人，任期4年，1998年6月上任。欧央行总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

此外，欧盟还有欧洲统计局、欧洲共同农业基金、欧洲投资基金、欧洲发展基金等机构，对欧盟的机制运行起辅助作用。

附录2

苏联的简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俄语：CCCP，英语：USSR）是一个已不再存在的国家（1922年12月30日－1991年12月26日）。1922年12月30日～1991年12月26日存在的联邦制多民族国家。位于欧洲东部和亚洲北部。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面积2240万平方千米，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人口2.901亿（1990）。有100多个民族，其中俄罗斯人占51％，乌克兰人占15％ ，乌兹别克人占6％ ，白俄罗斯人占4％ ，其他哈萨克人、鞑靼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摩尔多瓦人、塔吉克人、立陶宛人、土库曼人、德意志人、吉尔吉斯人、犹太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等约占24％ 。官方语言为俄语 。有200多种民族语言和方言，其中斯拉夫语族占75％ ，印欧语占8％ ，阿尔泰语占12％，乌拉尔语占3％，高加索语占2％。主要宗教为俄罗斯东正教，其他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首都莫斯科。苏联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亚美尼亚、摩尔多瓦、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15个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巴什基尔、布里亚特、达格斯坦、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卡尔梅茨达、卡累利阿、科米 、马里 、莫尔多瓦、北奥塞梯、鞑靼、图瓦 、乌德穆尔特 、切切诺-印古什、楚瓦什、雅库特、阿布哈兹、阿扎尔、卡拉卡尔帕克、纳希切凡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10个自治区和129个边疆区或州。 

根据苏联《宪法》，苏联是联邦制国家，由15个平等权利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加盟共和国）按照自愿联合的原则组成。首都为莫斯科。国家元首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期称为苏联总统。政府首脑为部长会议主席。 武装力量名称为苏联红军 。 

格言 ：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пролетарии всех стран ， соедныятесь！）

官方语言 俄语 

首都 莫斯科 

面积：解体前列第一位，为22 402 200 平方千米

人口：总人口293 047 571 （1991年7月），人口密度 13 08/k㎡（1991年7月） 

国庆日：1917.11.7（十月革命） 

正式解体 1991年12月26日 

货币 卢布 

时区 UTC +3至+11 

国歌 （1917-1944）国际歌 

（1944-1991） 牢不可破的联盟 

国际域名缩写 .SU （还在被使用）

历史：1917年11月7日，晚9点40分，伴随着这门大炮发出的一声怒吼，“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掌握的政权”——苏维埃政府诞生了！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罗斯取得了政权，随即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随后的几年里，由托洛茨基指挥的红军通过残酷的内战击败了白军和协约国的干涉。1921年3月，苏维埃政权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并且首先从解决农民问题入手，变余粮无偿征集为市场买卖。1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共同组成了苏联。1924年1月21日，苏联的缔造者列宁逝世。约瑟夫·斯大林获得政权。他通过残酷的手段清洗了所有的政治对手，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同时以肃反的方式对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展开了大清洗。1927年，英国宣布断绝英苏关系，并废止1921年签订的英苏贸易协定。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发起六国外长会议，提出要“和共产国际做斗争”。

虽然斯大林被西方国家和一部分苏联人视为一个屠杀各民族人民的暴君，但是他成功地把苏联改成了一个工业和军事强国。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对苏联的经济生产方式进行了大改造，苏联军事也比以前强出好几倍。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的疯狂下跌开始，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全球，袭击了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在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一个规模宏大的拖拉机厂在斯大林格勒破土动工了。十个月后，工厂建成投产。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双方结成貌合神离的同盟，同时秘密划分了双方在波兰、波罗的海国家、芬兰和罗马尼亚的势力范围。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德国军队突袭苏联。一星期内，苏军损失兵力100万人以上，西部工业区全部沦陷。

阿道夫·希特勒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进攻。苏联红军和盟军在1945年攻占了纳粹德国全境，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5年5月1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苏联红军在美军扶植下攻克柏林，红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的顶端。

二战后，斯大林与其他社会主义盟国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同美国和北约相抗衡。在20世纪中叶的万里晴空之下，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隔着一道白令海峡，共同主导了世界未来几十年的走向。 

1957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闯入了太空，它的身上镌刻着“苏联”的字样。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东方”号飞船，第一次实现了人类进入太空的梦想。

1953年独裁者斯大林逝世。苏联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之间进行了几年的政治斗争。随后赫鲁晓夫掌握了政权。他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苏联的政治斗争从此向更加人道的方式转变。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从1959年开始，苏共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的辩论和争吵。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获得政权。文化大革命期间，中苏关系处于低谷，只存在名义上的外交关系，并发生过诸如珍宝岛事件和铁列克提事件的边境冲突。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与中国就珍宝岛问题发生武装冲突。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对外推行扩张政策，除了东欧集团和蒙古之外，又把越南、南也门、古巴、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国纳入苏联阵营，或在这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有限主权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他提出这个理论实际上是为了剥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将别国变成苏联的附庸国。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被视为苏联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的橱窗，但是由于入侵阿富汗，却变成了有史以来抵制国家最多的一次奥运会。 

1985年，共产党改革派人物戈尔巴乔夫接掌政权。他改变了许多陈腐的旧观念。戈尔巴乔夫试图改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治国方法，在国内实行改革和公开化政策，对历史错误进行清算。他试图在苏联建设“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他的改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随着中央权力的下放，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开始寻求更大的自主权力。随着“公开化”的日益深入，苏共的历史问题和历史罪行得到揭露的同时，导致其失去民心。尤其是在1989年，共产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积累的错误发生了总爆发，共产党及其政治目标在东欧国家日益不得人心，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政府也纷纷效法东欧诸国，意图脱离苏联而独立。 

1991年8月19日，苏共中的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试图收回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同时终止不成功的经济改革。但是在人民、军队和大多数苏共党员的联合反对下，政变仅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并限制其在苏联境内的活动。在1991年年底，他同白俄罗斯及乌克兰的总统在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签约，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从建立一个类似英联邦的架构来取代苏联。苏联其他加盟国纷纷响应，离开苏联，苏联在此时已经名存实亡。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1991年，克里姆林宫的红旗悄然落下，红色的年轮在大国兴起的舞台上刻写了74圈。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正式停止存在。希特勒的一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在原苏联境内，现在分布有十五个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摩尔多瓦。其中除波罗地海三国外的其他国家组成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即独联体 。 

苏联领导人（按时序排列） 

苏联共产党领导人 

1、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1917年10月6日 - 1922年4月3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2、里昂·托洛茨基 1917年10月 - 1927年8月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3、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1922年4月3日 - 1953年3月5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共19大结束前），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共19大结束后）

4、格里高利·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 1946年 - 1953年3月14日 （苏共中央书记）

5、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1953年9月7日 - 1964年10月14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6、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1964年10月14日 - 1982年11月10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4年10月14日至1966年4月8日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7、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 1982年11月12日 - 1984年2月9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8、康斯坦丁·乌斯蒂诺维奇·契尔年科 1984年2月13日 - 1985年3月10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9、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1985年3月11日 - 1991年12月25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国家元首 

1. 列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 1917年11月9日 - 1917年11月21日（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2.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 1917年11月21日 - 1919年3月16日 （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3.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弗拉基米尔斯基 1919年3月16日 - 1919年3月30日 （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4.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 1919年12月30日 - 1938年7月19日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12月30日至1938年1月12日为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年1月17日至1946年5月9日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5.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 1946年5月9日 - 1953年3月15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6. 克莱门特·叶夫罗莫维奇· 伏罗希洛夫 1953年3月15日 - 1960年5月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7.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1960年5月7日 - 1964年7月5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8.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 1964年7月5日 - 1965年12月9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9. 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 1965年12月9日 - 1977年6月16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0.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1977年6月16日 - 1982年11月10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1.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 1982年11月10日 - 1983年6月16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2.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 1983年6月16日 - 1984年2月9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3.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 1984年2月9日 - 1984年4月11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4.康斯坦丁·乌斯蒂诺维奇·契尔年科 1984年4月11日 - 1985年3月5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5.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 1985年3月5日 - 1985年7月2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6.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葛罗米柯 1985年7月27日 - 1988年8月1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7.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1988年8月1日 - 1989年5月25日 （1989年5月25日至1990年3月15日为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年3月15日至1991年12月25日为苏联总统） 

政府首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1917年11月8日 - 1924年1月23日 （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 1924年1月23日 - 1930年12月19日 （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 1930年12月19日 - 1941年5月6日 （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1941年5月6日 - 1946年3月19日 （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1946年3月19日至1953年3月5日为部长会议主席） 

格里高利·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 1953年3月5日 - 1955年2月8日 （部长会议主席）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 1955年2月8日 - 1958年3月27日 （部长会议主席）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赫鲁晓夫 1958年3月27日 - 1964年10月15日 （部长会议主席）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 1964年10月15日 - 1980年10月23日 （部长会议主席）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 1980年10月23日 - 1985年9月27日 （部长会议主席）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1985年9月27日 - 1991年1月14日 （部长会议主席） 

瓦连京·谢尔盖耶维奇·帕夫洛夫 1991年1月14日 - 1991年8月24日 （苏联总理） 

工业 　

苏联是世界上主要能源生产国之一。1983年能源产量和消费量分别占世界的23％和19％。能源工业是苏联重点发展的基础工业部门，1971～1984年占全国工业总投资的31.3％。能源生产由50年代以煤炭为主逐步过渡到60年代煤炭与石油并重、70年代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1983年一次能源生产结构为:石油占43.4％，天然气占30.8％，煤炭占24.2％，其他占1.6％。

煤炭工业是传统的能源部门。1984年全国煤炭产量7.12亿吨，其中硬煤占78％。煤炭开采主要集中在七大基地： 顿巴斯、库兹巴斯、 埃基巴斯图兹、卡拉干达、坎斯克－阿钦斯克、伯朝拉和莫斯科附近煤田（1983年合计占全国煤炭产量的77.5％），其中顿巴斯和库兹巴斯均为世界大型煤田，产量分别占全国的27.7％和20.5％。

石油、天然气占苏联一次能源产量的74.2％和消费量的64.5％（1983）。含油气盆地主要分布在西西伯利亚、俄罗斯、前高加索、图兰和东西伯利亚 5个地区。1984年全国原油产量6.13亿吨，天然气产量5874亿立方米，分别居世界第一、二位。其中西西伯利亚是苏联最大的油气储集区和产区，含油、气面积达 170万平方公里，原油探明储量48亿吨（1980），天然气17.1万亿立方米（1976），分别占全国原油及天然气探明储量的46％和68％；自60年代中期大规模开发以来，油、气产量增长迅速，1984年原油产量占全国的61.7％，天然气占55.2％。伏尔加－乌拉尔油区（第二巴库）在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一直是苏联最大石油产区，由于长期开采，资源逐渐枯竭，1984年原油产量下降为占全国的24.3％。其他主要油气产区尚有里海东岸的曼格什拉克半岛和西岸的巴库及其周围海域、科米自治共和国、北高加索和土库曼。

1950年代以来，通过兴建大电厂、安装大机组，大力开发东部地区的水力资源和加速电力网建设等措施，电力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84年，全国电厂总装机容量达30369万千瓦，发电量14921亿度，均居世界第二位。在总发电量中，火电占79.5％，水电占14.1％，核电占6.4％（1981）。其中西部地区发电量约占71.5％（1983），较集中于乌克兰、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部区、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列宁格勒周围及波罗的海沿岸区，以火电为主，百万千瓦以上的大型电厂所占比重较大。东部地区煤炭、石油、天然气及水力等能源资源丰富，且分布集中，开发的经济效益也较高。50年代以来，东部地区电力工业发展速度较西部地区为快，在全国总发电量中所占比重由1940年的9％上升到1983年的28.5％，水电发展尤快，占全国水电总装机容量的2/3（1980），拥有7座100万千瓦以上的大型水电厂，其中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布拉茨克水电站装机容量分别为609.6和450万千瓦。东西部地区间通过70年代末建成的全苏统一电网连接起来。

冶金工业为苏联主要的基础工业部门之一。门类齐全，包括钢铁及有色金属工业两大部门。后者又可分为轻、重、稀、贵四大类，生产约70种金属。冶金工业原材料及燃料资源丰富，绝大多数立足于国内。许多金属产量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多数产品自给有余。

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1984年产钢总量15423.8万吨，约占世界钢产量的1/5。钢铁工业所需的铁、锰、铬矿石及炼焦煤等资源储量大，分布较集中，开采条件亦较好。1984年，68％的铁矿石来自南乌克兰的克里沃罗格、中部区的库尔斯克以及哈萨克西北部的库斯塔奈，3/4以上的炼焦煤产自顿巴斯和库兹巴斯。铁矿石品位不高（平均38％），富矿仅占探明储量的1/6。同时，除南乌克兰外，大部地区煤、铁资源在地域上结合不好，西部铁矿多，但缺乏焦煤，东部焦煤多而铁矿不足，介于其间的乌拉尔则煤、铁皆缺，导致钢铁工业原料、燃料的长途运输。钢铁工业分布较集中，拥有乌克兰、乌拉尔、西西伯利亚、中央区及哈萨克五大钢铁工业基地，其中乌克兰和乌拉尔是历史较久、点多、规模较大的老基地，钢产量分别占全国的36.3％和28.4％（1980）。其他 3个新基地尚处于形成阶段。主要钢铁工业中心有：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下塔吉尔、车里雅宾斯克，乌克兰的日丹诺夫、克里沃罗格、扎波罗热、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西西伯利亚的新库兹涅茨克，西北区的切列波韦茨、中央区的利佩茨克和哈萨克的卡拉干达等。

铝矿资源不足，高品位铝土矿更缺，自给率不到一半，每年需进口大量优质铝土矿及氧化铝。炼铝工业是随着东部地区水力资源的大规模开发而迅速发展起来的。1982年产原铝192万吨，仅次于美国。 主要分布在大型水电站集中的东西伯利亚。大型炼铝中心有东西伯利亚的布拉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舍列霍夫和西西伯利亚的新库兹涅茨克，以及乌拉尔地区卡缅斯克和克拉斯诺图林斯克。

铜矿主要分布在东西伯利亚、哈萨克、乌拉尔、乌兹别克、亚美尼亚及科拉半岛等地，其中东西伯利亚的乌多坎山铜矿占全国探明储量的 1/5。1982年全国精铜产量152万吨。居世界第二位。 铜矿的开采与冶炼紧密结合，主要中心有中哈萨克的杰兹卡兹甘，巴尔喀什湖北岸的巴尔喀什，乌拉尔山东坡的上佩什马、列夫达、克什特姆，乌兹别克东北部的阿尔马雷克，东西伯利亚北部的诺里尔斯克等。

铅、锌资源以多金属共生矿为主。主要分布在东哈萨克的阿尔泰山区和南哈萨克，其次为乌兹别克东部、乌拉尔、大高加索山北坡和远东区南部。1983年产精铅65万吨，粗锌87.5万吨，主要冶炼中心有哈萨克的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铅、锌）、奇姆肯特（铅）、列宁诺戈尔斯克（铅、锌），乌拉尔的车里雅宾斯克（锌），中亚的阿尔马雷克（锌），北高加索的奥尔忠尼启则（铅、锌）等。

此外，镍、镁、钛、钒、钨、钼、稀土以及金、银、铂族金属的产量，均居世界前列。

机械工业在各工业部门中发展速度最快，从业人数最多，产值最大。每年生产 3万多种产品，其中以重型机械、动力机械、拖拉机与农机、运输机械制造等部门较重要。机械工业集中在西部地区，其产值占全国机械工业产值的4/5以上。

重型机械制造由于产品的金属单耗较大，又不便运输，主要分布在金属产地附近，如乌克兰、乌拉尔、西西伯利亚、中央区的大型钢铁工业基地及周围地区。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乌克兰的克拉马托尔斯克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重型机械制造中心。

动力机械制造由于对劳动力、技术及协作条作要求较高，分布较集中。列宁格勒为全苏最大的动力机械制造中心，70年代末期，涡轮机产量占全国的60％，涡轮发电机产量占一半以上。其他主要中心尚有哈尔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新西伯利亚及高尔基等。

拖拉机与农机制造业大多接近各主要农业区。主要中心有明斯克、哈尔科夫、伏尔加格勒、车里雅宾斯克、巴甫洛达尔等（拖拉机制造）和罗斯托夫、塔甘罗格、图拉等大型农机制造。

运输机械制造业包括汽车、机车车辆及舰船制造等部门。由于历史、技术等原因，分布也较集中。莫斯科与高尔基是30年代发展起来的老汽车工业中心，而伏尔加河流域的陶里亚蒂和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则是70年代初、中期依靠外资兴起的新中心。舰船制造业主要分布在波罗的海、黑海及北冰洋沿岸的列宁格勒、尼古拉耶夫和北德文斯克。机车车辆制造业主要分布在乌克兰、乌拉尔等钢铁工业基地及其外围，如乌克兰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哈尔科夫（内燃机车），北高加索的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70年代末，乌克兰和乌拉尔共占全国铁路货运车辆产量的85％。

苏联自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加速发展化学工业和实行国民经济全面化学化的方针以来，化学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年平均增长速度仅次于机械工业。1984年化肥产量为3080.8万吨（按有效成分计算），居世界首位；硫酸、纯碱、合成橡胶产量仅次于美国。但有机合成工业起步较晚，主要产品产量及生产水平均落后于美国、日本及西欧工业发达国家。在布局上，老化工基地大多接近化工矿物原料产地或与煤炭、冶金基地相结合。前者如同钾盐开采相结合的钾肥工业（乌拉尔、白俄罗斯）和与矿盐开采相结合的纯碱、氯碱工业（伏尔加河流域、顿巴斯、乌拉尔）;后者则同焦化工业以及回收有色冶金工业的副产品密切结合，形成了综合性的煤炭－冶金－化工基地。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发展，化工原料已由过去的煤炭、化工矿物、粮食、木材等为主逐步过渡到以石油、天然气为主，形成了新兴的有机合成工业和大批新化工基地，而且大多与大型石油加工企业相结合，组成石油化工中心（如乌法、古比雪夫、高尔基、鄂木斯克、安加尔斯克等），或布局在接近大型石油加工中心和干线输油、输气管附近（如下卡姆斯克、陶里亚蒂、喀山、萨拉瓦特、斯捷尔利塔马克等）。

纺织工业为苏联最主要的轻工业部门，产值占轻工业的60％以上，1984年苏联棉、毛、麻织物产量居世界首位，丝织品产量次于美国和日本。纺织工业主要分布在远离中亚产棉区的西部消费区。中央区为全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生产的棉、毛、丝、麻织品分别占全苏产量的70％、50％、45％和65％。其次为伏尔加河流域、西南区、西北区和中亚。主要纺织工业中心有：莫斯科（棉、毛、丝、麻纺织）、伊万诺沃（棉、丝、麻纺织）、加里宁（棉、丝纺织）、弗拉基米尔（棉、麻纺织）、科斯特罗马（麻纺织）等。

交通运输

由于幅员辽阔，人口、资源及工农业的分布很不平衡，因此运输对苏联经济的发展尤显重要。1984年全国货物总周转量为 76821亿吨公里，其中铁路占47.4％，管道（仅包括原油、油品和天然气管道）占30.8％，海运占12.1％，公路占6.2％，河运占3.5％，航空运输所占比重很小。1984年全国铁路营运里程为 14.41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其中电气化铁路营运里程为4.79万公里。铁路分布很不平衡，西部地区约占全国铁路总长度的70％，其中以欧洲部分的中部、南部和西部铁路网较稠密。以莫斯科为中心，干线铁路东通乌拉尔、哈萨克、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北至北冰洋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南达克里木半岛和外高加索，西经布列斯特和利沃夫通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及罗马尼亚等国。东部地区铁路仅占全国铁路长度的30％，路网密度只及全国平均密度的 40％。 主要干线除横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南部的西伯利亚大铁道外，还有在其南侧大体与之平行的中西伯利亚铁路和南西伯利亚铁路，以及沟通西伯利亚与中亚联系的土西铁路等。70年代中期，苏联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修建的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即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全长4275公里），已于1985年建成。这对于促进东部地区的开发，加强其经济实力和远东区的战略地位有重要作用。

1984年全国公路总长 151.7万公里，其中硬面公路79.3万公里，公路运输主要承担客运和短途运输。其客运周转量占全苏的 42.8％。 公路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其中波罗的海沿岸区、乌克兰、中央区及外高加索，硬面公路平均密度每1000平方公里达100公里。 中亚及哈萨克的大部、西北区和西西伯利亚区北部，以及东西伯利亚与远东区，公路较少，硬面公路平均密度每1000平方公里仅10公里。西伯利亚及远东区的中北部，冬季广泛利用江河、湖泊、沼泽封冻后形成的季节性的“冰上公路”运输。

海运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1982年苏联 100总吨以上商船总吨位为2379万吨，占世界商船总吨位的5.6％，居世界第五位。苏联海运中，远洋运输约占其货物周转量的2/3以上。 在黑海、波罗的海、北方、远东和里海5支商船队中，前4支主要承担远洋运输。80年代初，全国年吞吐量1000万吨以上的大港仅12个，且绝大部分属综合性港口。黑海－亚速海是全国货、客运量最大的海域（70年代末占全国海运货物周转量的69％，客运量的65％）。主要海港有黑海沿岸的新罗西斯克、敖德萨、图阿普谢、伊利乔夫斯克、巴统；波罗的海沿岸的文茨皮尔斯、列宁格勒、克莱佩达；太平洋沿岸的纳霍德卡、东方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北冰洋沿岸的摩尔曼斯克等。

自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对欧洲部分的一些大河进行整治，建成了一系列通航运河及大型水利枢纽，沟通了伏尔加河、卡马河、顿河、第聂伯河、莫斯科河、涅瓦河等6条大河，实现了白海、 波罗的海、里海、黑海和亚速海五海通航。60年代以来，又建成了总长6600公里、水深3.65米的深水航道，将西部地区各大河连成一个完整的水运网。1984年全国内河通航里程达13.7万公里。内河运输最繁忙的是伏尔加河水系，70年代后期约占全国内河货运量的55％，客运量的48％。

管道运输是苏联70年代以来发展最快的一种运输方式。1984年全国有干线输油管7.83万公里，干线输气管16.5万公里。管道的基本流向为由东向西，即从西西伯利亚通往西部地区，部分管道进而往西通往东欧和西欧一些国家。此外，还有少量由南往北或由北往南向的管道，如由中亚通往中央区和乌拉尔的输气管等。

航空运输主要承担客运。1984年全国民航线长102万公里，其中国内航线长83.8万公里，客运周转量占全国的18.6％，莫斯科是全国最大的航空港，70年代末年客运量达2000万人，占全国民航客运量的1/5。 其他主要航空港尚有列宁格勒、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新西伯利亚、塔什干及伊尔库茨克等。

经济

苏联现行的经济区划将全国划分为19个大经济区和一个亚区。现将其中特点相近、经济联系密切者归并为10个区：①中部区。包括中央区、中央黑土区及伏尔加－维亚特卡3个经济区。 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4.1％和16.5％（1985年初，下同）。 地处俄罗斯平原中部，地理位置优越，历史上为俄罗斯民族兴起的核心地区。区内人口较稠密，交通运输业发达，但资源较缺乏，能源及大部分原材料都依赖区外输入。该区为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部门齐全，专门化与综合发展及工业技术水平较高。工业以机械、化工、轻纺工业为主，钢铁、食品工业亦较发达；农业以谷物、多种经济作物（北部亚麻，南部向日葵、甜菜）及乳用和乳肉用养畜业为专门化部门。最主要的经济中心为莫斯科和高尔基。②北部区。位于欧洲部分北部，濒临北冰洋。包括北方和西北两个经济区。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7.4％和5.1％。历史上曾为俄国经济发展较旱的地区之一。石油、天然气、煤、铁、森林及磷灰石等探明储量在全国均占一定地位。主要工业部门为机械、采矿、能源及森林工业；农业以亚麻、马铃薯、水产及乳－肉用养畜业为主。区内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城市、人口、加工工业及农业主要分布在列宁格勒及其周围地区。③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区。位于俄罗斯平原的中南部和南部，包括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两个经济区。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 4％和 11.7％。 大部地处草原带，开发较早，人口较稠密，水陆交通便捷，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是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工业以石油开采、加工与石油化工，以及运输机械、农业机械制造为主。农业专门化部门为谷物、向日葵、糖用甜菜及乳－肉用养畜业。主要经济中心有古比雪夫、伏尔加格勒和罗斯托夫。④乌拉尔区。位于乌拉尔山两侧。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3.7％和7.2％。地理位置优越，为苏联东西部地区间联系的重要通道。区内拥有铁矿、有色金属及石油、天然气资源。20世纪30年代起工业发展较快，为全国仅次于乌克兰的重工业基地。工业以钢铁、有色冶金、化工和重型机械制造为主。农业以谷物、肉－乳和乳－肉用养畜业为专门化部门。主要经济中心有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里雅宾斯克、乌法和彼尔姆。⑤西西伯利亚区。大体位于西西伯利亚平原。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10.8％和5.1％。 区内石油、天然气及煤炭资源丰富，为全国最大的能源生产基地，其中原油产量占全国近3/5，天然气占2/5强，煤炭占1/5，钢铁、 森林工业亦较发达。农业集中于南部地区，专门化部门为谷物与乳－肉用和肉－乳用养畜业。主要经济中心有新西伯利亚和鄂木斯克。⑥东部区。包括东西伯利亚及远东两个经济区。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46.2％和5.9％。 区内大部地区为山地、高原，气候寒冷，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但水力、煤炭、 有色金属、 森林资源十分丰富。区内工业、农业、交通线及城市集中于南部地区。工业以采矿、电力、有色冶金、森林及鱼类加工工业较发达；农业以谷物、大豆、肉－乳用及乳－肉用养畜业较重要。主要经济中心有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共青城、符拉迪沃斯托克。⑦南部区。位于俄罗斯平原西南部，顿涅茨克－第聂伯河流域，包括乌克兰及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为苏联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2.8％和19.9％。 该区地处草原带，人口较稠密，煤、铁资源丰富， 是全国最大的以钢铁、 能源（煤炭及电力）、机械、化工为主的重工业基地，也是冬小麦、甜菜、向日葵、蔬菜、水果及乳、肉等农畜产品的主要产区。陆路及海上运输业发达。主要经济中心有：基辅、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敖德萨。⑧西部区。位于俄罗斯平原的西部，包括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四个加盟共和国以及俄罗斯联邦的加里宁格勒州。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1.8％和6.7％。区内资源虽较贫乏，但地理位置优越，海陆交通便捷，因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以机床、拖拉机与农机、运输机械、无线电电子、电器及仪表制造为主。农业专门化部门为饲用谷物、亚麻、马铃薯及乳用和乳－肉用养畜业。主要经济中心有明斯克和里加。⑨外高加索区。位于大高加索山脉分水线以南、黑海与里海间，包括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及亚美尼亚3个加盟共和国。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0.8％和5.5％。境内以山地为主，蕴有石油、天然气、锰、铁、铜、铅、锌等矿。经济发展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较重要的工业部门有石油开采与加工、石油化工、冶金以及石油机械和运输机械制造等。农业专门化部门为亚热带作物（茶叶、柑橘）、水果、烟草、棉花以及肉－乳与肉－毛用养畜业。主要经济中心有第比利斯、巴库和埃里温。⑩哈萨克及中亚区。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及土库曼5个加盟共和国。 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17.8％和16.4％。境内自西往东分布有平原、丘陵与山地。大部地区气候干旱，沙漠广布，人烟稀少。境内铜、铝、锌、铁、石油、天然气和煤等资源丰富。采掘工业较发达，加工工业基础薄弱，有色冶金（铜、铅、锌）与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开采为其主导部门。北哈萨克为苏联主要商品粮基地之一。中亚及南哈萨克的“绿洲”为全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荒漠、半荒漠地区以养羊业为主。主要经济中心有塔什干和阿拉木图（上述10个经济区的面积未计入白海和亚速海的面积）。

文化：苏联的教育普及率非常高，在全国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并基本消除了文盲。苏联著名的大学有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哈尔科夫大学、基辅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苏联的文学、艺术、电影、出版工作由苏联共产党控制，在不触及政治、作品经过审查的情况下允许自由创作。但是所谓“消极”、“颓废”的作品（相当于西方的先锋派艺术）被禁止。 

苏联科学研究中心是苏联科学院。作家机构为苏联作家协会。官方通讯社为 塔斯社 。苏联共产党机关报为《真理报》，其他主要报刊还有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文学报、劳动报、红星报等。

行政区划：全联盟共有15个加盟共和国，加盟共和国下设边疆区和州，全国共有155个州（область）和6个边疆区（Края），在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按各民族人数多少分别成立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专区，全联盟共设有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автономная область），10个自治专区（автономная район）。 

这15个加盟共和国和其下辖的自治共和国分别是：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Россий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Федеративн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РСФСР） 

巴什基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Башкирская АССР，Башкирия） 

布里亚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Бурятская АССР，Бурятия） 

达吉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Дагестанская АССР，Дагестан） 

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Кабардино-Балкарская АССР，Кабардино-Балкария）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Калмыщкая АССР，Калмыкия） 

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Карельская АССР，Карелия） 

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Коми АССР，Коми） 

马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Марийская АССР，Мария） 

莫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Мордовская АССР，Мордовия） 

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Северо-Осетинская АССР，Северная Осетия）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Татарская АССР，Татария） 

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Тувинская АССР，Тува） 

乌德穆尔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Удмуртская АССР，Удмуртия） 

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Чечено-Ингушская АССР，Чечено-Ингушетия） 

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Чувашская АССР，Чувашия） 

雅库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Якутская АССР，Якутия）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Украин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УССР）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Белорус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БССР ） 

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Эстон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ЭстССР） 

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Латвий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ЛавтССР） 

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Литов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ЛитССР） 

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Молдав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МолдССР）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Грузин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ГрузССР） 

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Армян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АрмССР） 

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Абхазская АССР，Абхазия） 

阿扎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Аджарская АССР，Аджария） 

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АзербССР） 

纳希切万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Нахичеванская АССР）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Казах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КазССР）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Узбек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УзбССР） 

卡拉卡尔帕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Каракалпакская АССР，Каракалпакия）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Киргиз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КиргССР） 

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Туркмен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ТуркмССР） 

苏联政治：根据苏联宪法的第六条，苏联共产党及其2000万党员是国家的统治核心。每个工厂和集体农庄都要建立党的支部。整个系统的核心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在斯大林时代以后，为了避免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苏共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谁能够掌握中央委员会的多数票，谁就能掌握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党的政治局成员属于国家的特权阶级。他们享受专门的医疗保健，可以去特供商店购买免税低价的西方进口奢侈品，住上国家提供的公寓和别墅，有专用的车队和位于马路中央的专用快车道，还有专用的狩猎林区和疗养海滩。他们的子女可以轻易地入党，进入国际关系学院这样的名牌大学深造，并在外交部、外贸部和驻外使馆这些地方找到最棒的工作。这个阶层还包括军队、 克格勃 的首脑，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官员。次一等的阶级为工厂厂长、银行经理、地方领导和党支部书记这样的人物。他们控制物资的分配和地方的特权。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在斯大林时代最低。这也是和当时苏联的国内外处境有关的。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与美国展开了和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竞赛，民众的生活开始有所好转。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概念，国内的政治斗争不再牵涉到普通民众，并且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政府提供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房租非常便宜，每月只需几卢布，其中还包括了供热费、电话费和水费。很多人都能去黑海度假，或者领着政府补贴在疗养院里休养。这是苏联模式的福利国家概念。虽然没有多少消费品可卖，但是物价也比较低。但是与北欧的福利国家不同，苏联的福利政策并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其财政保障，因此造成了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经济困难。苏联宪法为就业提供了保障，因此人们觉得不是非去上班不可。贪污、盗窃和将国家财产据为己有的现象非常普遍，行贿成风，生产效率低下。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后半部分被称为苏联的“停滞期”和“僵化期”。 

斯大林之后的党内斗争采取了比较文明的方式。失败者不再被枪决，而是流放到边远地区担任无足轻重的职务。对于持不同政见者也不再采取肉体消灭的措施，而是视其影响力的高低，采取流放出国或者关入特殊精神病医院的惩罚。普通民众中的政治犯则像刑事罪犯一样关入监狱和劳改营。克格勃是苏联恐怖统治的代名词，它有70多万雇员，和差不多同等数目的告密者。克格勃的势力在国内渗透到了各个阶层和各个部门。事实上，“克格勃”这个词如今已经成了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代名词。值得一提的是，现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就曾经是苏联驻民主德国的特工。

苏联解体后，境内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形成俄罗斯、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15个国家。 

 

（以上两个附录都来自中国大陆网站，因为检查制度的过滤扭曲而有所失真，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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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欧盟需要一次南北战争

2011年10月26日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欧元区危机的根源在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现在无论采取何种解救方案，都会对欧洲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梅杰指出：随着银行系统的崩溃，欧元区经济加速恶化已经在所难免，并且正在对欧洲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如今的混乱还要追溯到当初那个政治优先于经济的年代，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之初，人们普遍有这样的假设：在欧元诞生以前，各成员国的经济水平将趋向一致，并且有大体相同经济运行效率。为了确保这一假设得以实现，各国同意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内，并通过一个稳定和增长条约来确保各国实行合理的财政政策。然而，当欧元真正出现以后，这些合理的规定都被忽略了。

事实上，欧元诞生后，一些南欧国家对超低的利率喜出望外并开始大幅举债，而他们的公民同样对轻松到手的贷款欣喜若狂，这些国家并没有对公民的融资行为给予限制，因为他们非常享受因此出现的繁荣景象。德国和法国也同样对债务超标的现象不闻不问，结果南欧国家的债务开始飙升，仅就债务本身就足以导致一场经济危机，而2008年的金融海啸更是雪上加霜。

梅杰自比为事前的诸葛亮，大肆吹嘘当初英国没有加入欧元区就是因为他预见到了这个体制存在的缺陷。他认为只有货币联盟而没有财政联盟是非常危险的，同时经济实力强劲的北欧国家和实力欠佳的南欧国家实现融合非常困难。他主张：如果加入欧元区，废除英镑，那么英国政府将缺少了一些关键的政策工具。所以他当年在马斯特里赫特反对英国加入欧元区。

梅杰说，欧元区现在正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决策者们必须稳定欧元区的银行系统，准许希腊违约同时还要消除市场对其他国家违约的担忧。必须尽快达成与此相关的协议，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欧元的制度性缺陷仍然存在，德国仍然要和其他弱小的经济体绑在一种货币上，德国在欧元区存在巨大的贸易盈余，而其他国家仍将出现贸易赤字，这些都令人不安。而正常情况下，南欧国家应该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可是现在无法实现，因为这些国家同德法一起使用着统一的货币。由于他们不能将自己的货币贬值，因此就必须降低生活质量，并且通过改革来提高效率。这种现象将持续多年，同时伴随着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以及社会动荡。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这种严酷的改变将无法接受。

梅杰分析，最明显的就是对希腊产生的冲击，随着工资被削减、新税种出现以及旧的税率提高，人们必然陷入极度的恐惧。有人可能要问，既然这样，当初为什么同意希腊加入欧元区？希腊的加入再一次证明了当初欧元区创始人的愚蠢，法国一直坚持，不能对柏拉图的国家说不。也许是这样，但是现在欧洲人正在为经济上不合格的国家加入欧元区而付出惨痛的代价。长远来看，若要保护欧元区必须在政策上做出重大的调整。要么成立一个财政联盟，要么货币联盟内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调节地区差异，要么让欧元区瘦身。最后一种选择实质上就是将希腊逐出欧元区，这样做将存在很大的政治风险。现在还没有退出机制，希腊的将来将怎样，在随后出现的骚乱中，希腊的民主政治能否保存？

那么在货币联盟中转移支付呢？德国势必会反对，而且转移支付最终将被证实是无效率的制度。最终只留下财政联盟待选，这就要求更大程度的融合，最终实现一个欧元区联邦。尽管在经济上这样做是可行的，但是将出现极端的不民主现象，选民和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将更加疏远。同时欧元区更大规模的融合势必会激怒欧盟的非欧元区成员，他们将在核心政策上同欧元区的分歧越来越大，他们还有可能和欧元区进行对抗，这就是为什么早期成立财政联盟被认为是不可行的原因。尽管财政联盟是大势所趋，但是现在可以做的只能是制定一个公正可实施的赤字控制法案，收取较为合理的企业所得税，同时推选一名欧元区的主席。

另外，非欧元区成员国不希望被边缘化，他们可能对欧元区提出的建议心存疑虑并设置更多的障碍。如果欧元区进一步的融合，并且政策步调更加一致，那么非欧元区的欧盟国家也将结盟，结果就是，欧元区的深度融合将受到非欧元区国家的抵制，并且阻碍那些他们不能施加影响的政策通过。英国今后将不再孤单，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欧元区联邦将彻底改版欧洲，欧元区可能变得更加规范，而非欧元国家也将出现一个松散的联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国家将同非欧元区国家走的更近，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欧盟将和现在大不一样。

在英国以及许多其他欧洲国家，很多人正要求本国政府尽快脱离欧盟。这样的选择是非常极端的，其结果不是努力解决问题而是将问题抛在一边置之不理，这样做对英国有害无益，但是无论如何今后英国同欧盟的关系都会发生变化。现在欧洲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和清醒的判断。

至于英国同欧盟的关系如何演变以及欧洲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冷静头脑”和“清醒判断”，梅杰就没有说了。这也不能怪他，毕竟，“事前诸葛亮”是只能在“事后”才出场的。

不过在谢选骏看来，这个问题倒是简单明确的。正如我在许多著述里一再重申的，欧盟不可能不经过军事整合就走到政治整合里，否则它就打破了一切惯例、刷新了人性并创造了人类的历史。

按照人类的惯例，2011年的欧洲所需要的，无非是两个选项：要么是解散欧盟，要么是发动一场林肯总统那样的南北战争，让原来松散而自愿的联邦，变成一个紧密而强制的国家。不同的是，这次欧洲南北战争的理由将不是“解放黑奴”，而是“解救失业”。

〔另起一页〕

第五节

挽救欧盟需要铲除主权国家

欧元的设计者之一、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德洛尔（Jacques Delors）在2011年12月4日表示，欧元问世之初就存在先天性的缺陷，但历任欧洲领导人都不愿意正视欧元区的基本问题，以至于目前这轮债务危机发生。他指责目前欧洲领导人对拯救欧元做的太少，现在为时太晚。

这是德洛尔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专访时发表的高论。他还指出，当前欧债危机源自欧元区早期“执行上的错误”，欧洲领导人选择对各成员国经济存在的基本弱点和彼此失衡视而不见，粉饰各国存在的缺陷，一旦全球债务危机来袭，欧元区的所有缺陷便暴露无遗。

德洛尔称，欧元区从开始就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无法禁止成员国漫无节制的借债，才会造成希腊和意大利等国债台高筑，濒临破产，拖累整个欧元区陷入灾难。他认为，“造成目前这个局面，大家都有责任；但他特别点名德国，指德国对货币控制的想法十分顽固，为了防止通胀，欧洲央行（ECB）坚持不支持即将被债务拖垮的成员国，加上其它成员国也都缺乏明确远见，才使债务危机越来越严重。”

现年八十六岁的德洛尔是法国“著名名经济学家”，在1985年-1995年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在其任内不遗余力地推动欧元问世。现在，他出来讲这样的话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吃过欧盟的饭碗。他倒打一耙说：英国至今未能加入欧元区，英国认为欧元区有单一央行和货币，却不是单一国家，先天存在缺陷。英国人的看法有道理，不过只要欧元区也能够建立共同的经济政策，其实就可避免这个问题。同时，德洛尔指出，英国不可能对欧债危机完全置身事外，例如“欧元债券”一旦发行，就会危及英国利益。

现年八十六岁的德洛尔继续指出，欧元要从目前的危机脱身，一定要先达到两个条件，一是彻底解决欧债危机，二是欧元区必须建立新的构架，两者缺一不可。德洛尔表示，欧元区成员国将面临以下抉择：让渡更多的主权，或是接受一个统一的惩罚制度。

实在说来，德洛尔的上述发言具有典型的法国式的轻率、轻浮甚至轻佻。德洛尔轻轻一跳，就让自己置身事外了，好像欧盟的错误都是别人的，不是他这个欧元设计师的，在德洛尔前主席的身上，我们好像看到了邓小平、毛泽东的影子：成绩属于自己，错误属于别人。这也许是形形色色“政治人物”的共通毛病吧。

不过，这不是我这里要说的重点。

我这里要说的重点是：

仅仅“让渡更多的主权”，或是“接受一个统一的惩罚制度”，是远远不够的。

事实已经证明：欧洲如果要想统一，看来还是得接受传统的办法——经历一次有效的军事整合，然后在军事整合的基础上，进行实际的政治整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进行口头的政治整合。

2011年12月4日

〔另起一页〕

第六节

欧洲四分五裂的根源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何塞·伊格纳西奥·托雷夫兰卡有篇文章《欧洲走向四分五裂的根源》深入分析了欧盟在2012年的处境：

由于欧元前景不明以及阿拉伯世界突然爆发的政治剧变，欧洲领导人均将民意调查和选举过程作为其治理的基础，并千方百计想要保住权力，即便这样做会毁灭投入如此多时间、做出如此大牺牲方得以建成的欧盟也在所不惜。 

丹麦以控制犯罪这种民粹主义的借口，再次提出了边境控制措施。藉由这一措施，丹麦这个曾经在民主、宽容和社会正义方面堪称楷模的国家，充当了一个日益屈服于恐惧和仇外的欧洲的急先锋。与此同时，希腊一年多以来一直徘徊在悬崖边缘，其欧洲伙伴几乎没有哪国政府对希腊有可能放弃欧元表示沮丧——其中的一些国家甚至暗中支持反击希腊政府的市场措施。芬兰则毅然投入了仇外性民粹主义的怀抱，并且步斯洛伐克的后尘，拒绝对葡萄牙进行金融救助。由于大选迫在眉睫，法国和意大利以突尼斯起义为借口，对欧盟内部民众的自由移动实施限制。而德国，因对地区选举期间尚要分神应对欧元危机感到不满，在联合国安理会做出的对利比亚的决策中与法英两国分道扬镳，从而破坏了维持十年之久的欧洲安全政策。 

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均未曾招致如此质疑，其耻辱也未曾如此昭然若揭。对今日的欧洲国家而言，拥有一个大型的持仇外立场的政党似乎是必需的。事实上，欧洲已沿着四条断层线而四分五裂：价值观、欧元、外交政策以及领导权。如果没有彻底的改革，欧洲一体化进程将土崩瓦解，从而令欧洲作为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有意义之实体的未来成空。 

《欧洲走向四分五裂的根源》一文认为：

欧洲现在的危机并非一时或短暂的：我们并非仅仅在遭遇厄运，也非受害于凭空而来的悲观情绪。要认识欧洲一体化计划当前所面临的危险，我们只需对过去的十年稍加回顾。过去与当前局势之反差深具启发意义。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投入使用后，欧盟通过了《里斯本战略》（Lisbon Strategy），承诺要将欧盟打造成世界上最具活力、竞争力和可持续性的经济体。欧盟还致力于自由、安全和公正议题上的扩张，从而使欧洲的一体化延伸至警务、司法和移民等领域，这些领域直至当时在欧洲建设议程上仍处于边缘地位。同时，为了完成最终的一体化并实现真正的政治团结以使自身在21世纪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行为者，欧盟还着手起草《欧盟宪法条约》。 

但欧盟并非仅仅着眼于内部，它也放眼外部世界：它实现了欧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张，接纳10个中东欧国家以及塞浦路斯、马耳他为其成员国；它还做出了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深谋远虑之举，即致力于启动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从而架设起一座通向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珍贵桥梁。与此同时，欧盟还奠定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基石：欧洲国家，包括德国在内，联合制止了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的种族清洗企图，并承诺组建一支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在欧洲领土之外展开危机遏制和维和行动。曾几何时，随着欧元之流通、欧盟之扩大、共同宪法之唾手可得以及在欧盟理事会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领导下，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日臻成熟，每当谈及欧洲，人们心中所激起的并非厌倦或冷漠，而是钦佩。 

十年之后，上述一系列辉煌成就及乐观前景远非仅仅遭遇质疑这么简单：我们承诺的是一个成功、开放的欧洲，而遭遇的却是一个尽管扩大但却日益狭隘的欧洲，一个尽管共用欧元但却日益自负且不相互扶助的欧洲，一个因惧怕外部世界、忧虑认同丧失而自我封闭、不再相信和践行其价值观的欧洲。许多人对欧盟的扩大感到后悔，且不愿再提及任何更进一步的扩张；他们对履行当初的土耳其入盟承诺兴味索然，甚至无意考虑巴尔干国家的加入。柏林墙倒塌后的20多年本应是欧洲充实内外的大好良机，但现实却大异其趣：扩张之后，我们表达了对欧盟扩大的疲劳；立宪失败之后，我们目睹了对政治一体化的厌倦；欧元危机之后，我们则见识了经济和金融的衰竭。经过10年的制度改革和反思，原本计划拯救欧洲免于瘫痪并将其带入21世纪的《里斯本条约》则湮没不闻，其成果也不见踪影。 

《欧洲走向四分五裂的根源》一文还认为：

当前欧洲危机之严重源于四个离心力之聚合：仇外情绪高涨；欧元危机；外交政策不健全；缺乏领导。这几个问题平行存在，但它们都有着一个危险的通病：缺乏长远眼光。结果是，成员国之间的任何分歧，无论呈现为何种形式，均会成为零和博弈，成为不惜一切代价都要赢得胜利以便向国内民众炫耀的残酷争夺，无论这种争夺对欧洲一体化有着怎样的利害影响。 

大约三年前，意大利焚烧罗姆人帐篷所产生的滚滚浓烟便对排外局势发出了警告。自此以后，伴随着各个国家的选举，仇外势力在许多国家出现并站稳了脚跟（如瑞士、芬兰、英国和匈牙利），而在那些仇外情绪已分外明显的国家则得到进一步强化（如意大利、法国、荷兰和丹麦）。像癌症一样，仇外势力蔓延并把持了各个国家的政治话语和议程设置，他们强化边境控制，实施移民限制，为家庭团聚设置重重障碍，并收紧社会、医疗和教育服务的获取渠道。更为恶劣的是，德国的蒂洛··萨拉辛（Thilo Sarrazin）这样的仇外分子则越过红线，大肆宣扬“穆斯林智商低劣”之类的种族主义言论，令人恐惧地回想起纳粹分子将犹太人、黑人和斯拉夫人贬称为“劣等人类”的史实。面对当前的经济危机，构成欧洲最珍贵遗产的宽容、开放价值观备受质疑甚至逐渐败退。 

鉴于欧洲的问题并不能全然归咎于移民，这种对外国人的恐惧着实令人惊诧。事实上，真实情况恰恰相反。欧洲的问题除了主流移民观点带来的道德自杀外，如果不改变其人口发展趋势，欧洲将走向经济自杀，以欧洲当前的出生率，其适龄劳动人口将慢慢萎缩，进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依赖性的日益增强，社会供养成本也将越来越高。欧洲应当借鉴美国的经验，后者吸纳并整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不仅改善了移民的处境，也增强了整个国家的福利。欧洲却乐于制造一个伪问题，围绕该问题来建构解决方案，这样只会加速自身的衰败。 

种族主义者和仇外分子的鲁莽和愚蠢使他们无法获得人们的重视。然而，其影响传统政党的能力却不容小觑，反而正在日益增强。每当他们在某个成员国上台执政，其不具合法性的种族主义的反欧盟议程往往与诸多欧盟机构相抵触。为了阻止其倒行逆施，其他成员国政府理应挺身而出，援引欧盟条约，对仇外分子和威权主义者迅速实施制裁，一如对那些不遵守预算赤字规则的成员国实施制裁那样。但令人遗憾的是，欧盟机构和成员国政府面对法国对罗姆人的驱逐所做出的软弱回应，对《匈牙利宪法》新闻自由条款的过度关注，或意大利对非法移民的骚扰均显示：当需要挺身而出反对其他成员国政府时，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都是靠不住的。 

《欧洲走向四分五裂的根源》指出了“团结的终结”，说人们认为当前的危机应归结为经济，但这并非全部真相。欧洲一体化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并非来自危机本身：欧洲在历史上也曾面临危机，但却愈挫愈强。上世纪80年代，面对美国和日本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方面的压力，欧洲各国政府决定推进一体化方面的实质性跨越。彼时，欧洲领袖们清楚地预见到了当时所称的“非欧洲化之代价”，亦即消除阻滞经济增长之障碍所可能创造的财富和福利。 

当前，由于欧洲经济面临着严重而棘手的挑战（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和竞争力的丧失），人们在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方面有着广泛的共识。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关于此次欧元危机怎样形成又该如何摆脱，各方的观点看法不可调和。对以德国为首的一些成员国而言，当前面临的危机源于一些成员国财政上的不负责任，解决方法也应简单明了，那就是要求这些成员国遵守业已生效且得到进一步强化之紧缩措施。与该解决方案紧密相伴的是居高临下的道德说教，似乎一国之盈亏反映出该国人类群体道德之优劣。另一些人想要的则是一个以文化和宗教模式为基础而非以绩效为基础的双车道欧洲：位于快车道的是秉承新教徒信仰的道德高尚的拯救者；位于慢车道的则是挥霍无度的天主教徒，他们不可信任，必须被加以管束，抑或，归根到底，必须把这些人撵上街头。 

这种危机论调有葬送欧洲的风险，必须加以驳斥。情况各异的欧洲各国，无论是穷国希腊或富国爱尔兰，还是极力拥护企业权力、新自由主义和放松管制的国家，均发现处境相似，这迫使我们对这场危机做出更为复杂的解释。我们所经受的是经济增长危机，这是打造货币联盟过程中的一个合乎逻辑的阶段，在该阶段，单一货币政策的推行未得到财政政策和金融体系规范的充分辅助，从而诱发了不平衡，日积月累便产生了当前所面对的问题。身处该情势，且鉴于该货币联盟设计之初并未考虑应对类似当前危机的必要机制，那么接下来应该做的也许是讨论如何完善该货币联盟，使其能够以一种平衡的方式运作，同时另一项必须进行的工作似乎是，引进新工具并加强机构权威以改善货币联盟的治理。 

但我们并未沿着深化货币联盟的道路走下去，相反我们当前所看到的是一种赢家/输家的心态，一些国家正借机将自身的经济模型强加给其他国家，仿佛所有国家情况相同，可以在同一规则下运转。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便是，由于缺乏更具雄心的措施，我们将自身禁锢在一个永恒的危机情境中。与此同时，与当前援助措施相关的政策调整和开支削减将进一步恶化受困国的危机情势，而非助其脱离“苦海”。循此路径，局势恶化将不可避免，因为如果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无法很快到来，结果便是，要么债务国群起反对政策调整和过度的债务负担，要么市场和债权国政府联合起来对不具偿付能力的国家实施封锁，或将之逐出欧元区。如果情势继续下去，那么在许多欧洲人眼里，欧盟将最终成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许多亚洲、拉美国家眼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强制推行不具合法性的经济意识形态的工具，受援国却又必须遵守这种意识形态，因为缺乏任何替代选项。欧盟有可能继续运作，但欧洲将不再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工程，相反它仅仅成为一个负责监督宏观经济稳定性的监管机构，并且这种稳定性缺乏民主与认同。 

《欧洲走向四分五裂的根源》也看到了：与内部协同的崩溃同样严重的是，欧洲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发声、行动。身为全球最大的经贸国集团、世界最大的发展援助项目提供者，以及拥有尽管规模有所削减、但依然数量可观的军事和安全机构的欧洲，还在以一盘散沙的方式各行其是，以致效率明显低下。 

显然，以实力而论欧洲算不上一个强权国家实体，它也无意以强权国家的方式行使权力。问题在于，即便在像地中海这样地理位置最为接近的地区，欧洲也无法以一种团结而果断的方式行动，要知道，欧洲在地中海地区的实力无疑是压倒性的；而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欧洲有着庞大政治经济实力的机构中，它也同样缺乏影响力或效率。在所有这些多边机构中，欧洲国家众多，而作为整体的欧洲近乎缺席。 

曾许诺要实行新的、更有效的外交政策的《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已一年有余，但欧洲的外交事务却全面瘫痪了。欧洲对阿拉伯革命所作的回应，毫无疑问，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几十年来，为了换取移民、能源及安全方面的利益，欧洲支持一连串威权、腐败政权的持续统治，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民主价值观的推广和对人权的尊重。然而，当阿拉伯地区的民众在缺乏任何外国帮助的情况下最终掌控自身命运时，欧洲的反应却迟缓、胆怯而懒散，欧洲国家领导人明显更多关注的是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及控制移民潮，而非支持民主变革。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阿拉伯革命与欧元危机类似，在避开绝境后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除了达成和平之外，欧洲还应重建其备受质疑的军事能力的可信度，重建其备受打击的安全和外交政策机构的可信度。由于对欧盟新的外交政策机构，尤其是对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欧盟外交事务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以及新的欧洲对外行动局（EEAS）所扮演的角色感到万分沮丧，各成员国政府已开始脱离这些机构，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协调和运作。 

吊诡的是，我们越是希望欧盟和成员国的利益融为一体、希望布鲁塞尔与各成员国联合一致，我们从中所发现的分裂也就越大：一方面是仅仅以书面形式存在的、缺乏任何效力的欧盟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则是一系列间歇性地以成员国间志愿同盟为基础的政策，且同盟之形成完全借助成员国的资源。如果阿拉伯之春以快速、皆大欢喜的方式收场，欧洲这方面的失败也就不为人知。但如果阿拉伯未来的民主之路异常坎坷，充满局部的成功与失败，具有巨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事实似乎正是如此——那么欧盟就将分裂，将无力对外展现任何影响力，并将在海外变得无关紧要。由于在中东缺乏任何影响力，由于设置入盟障碍从而使土耳其蒙羞，由于放任地中海地区自生自灭，欧盟将不再是一个世界上可信任的政治行为者。 

多年来，欧洲公民和精英对一体化进程收益有着心照不宣的共识，欧洲一体化便在此基础上得以推进。但如今该共识在两边均已破裂。一方面，民众收回了授权欧盟机构“民享非民治”的方式进行治理的全权委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体化进程已触及国家认同，尤其是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这一最敏感神经。对经济、自由主义和放松管制的偏爱最终使一体化建设变得政治化和理想化，而人们原先认为该计划最好掌控在专家和官僚手中。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伴随着民众的背叛，同时出现了我们称之为的“精英背叛”。 

德国可谓此现象的最佳例证。根据民意调查，63%的德国人不再信任欧盟，53%的人认为德国在欧盟中没有前途。对德国精英而言，情况也没有多少不同：当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即将超过对法国的出口时，南欧已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一个绊脚石。关于欧洲一体化承诺的记忆也已随着代际变化而消失：德国当前662名议会成员中，仅有38名在1989年当选。毫无疑问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德国。鉴于其分量和重要性，德国所发生的任何变化对欧洲一体化建设均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且由于新德国的关键特征是对欧盟缺乏信心，它正在输出怀疑而非信任，一如它在过去所做的那样。欧洲引擎一个至关重要的零部件就此停止了运转，没有任何零部件可以替换。缺乏德国的信任，法国可以在经济上得以幸存，甚至可以利用英国来填补德国在外交政策上留下的漏洞，但显而易见的是：没有德国的完全投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将无法推进。 

在缺乏德国的领导或任何替代领导者的情况下，一体化进程千疮百孔。欧盟执委会主席巴罗索（Jose Manuel Barroso）、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以及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均徘徊迷失在欧洲的迷雾中，无力发出简单明确的话语以便将自身与那些依然对一体化充满信心的“亲欧派”联系在一起。唯有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出于道德良知会偶尔站出来，构筑反对民粹分子和仇外过激行为的屏障，并试图推动一体化进程。然而，只有个别欧洲议会成员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必要之时愿意反对本国政府及政党。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这样一代领导者：他们目光日趋短浅，专注于竞选活动；既无人向欧盟谏言又无人替欧盟讲话。 

《欧洲走向四分五裂的根源》悲叹说：时间一天天过去，欧洲分裂的感觉也一天天真切，一天天令人信服。欧盟会彻底解体吗？答案显而易见：会，当然会。归根结底，欧盟只是一种人为构建。正是其必要性和有益性赋予其以存在的合理性，但这一事实并无法阻止其消亡。正如一系列有利因素促使我们大胆推出这一宏伟计划一样，一系列不利因素的涌现也会轻易令其消失，尤其是如果那些负有捍卫之责的国家推卸责任的话。 

许多一以贯之的“亲欧派”们切切实实意识到了欧盟解体的危险，他们适时地表达了对局势走向的担忧。然而，他们同时却担心，这种性质的警告会激发悲观情绪，结果只会进一步加速欧盟崩溃。但是，当我们日复一日地目睹欧洲所象征的正派及价值观之底线频频被执迷不悟的政客们所践踏，政客们肆无忌惮地激发欧洲公民的恐惧之时，我们不可能继续对另外一条道路充满期待。只要看看“反欧派”以何等清晰的思路和决心追求其目标，就很难令人相信仅凭乐观主义就足以将欧洲从当前四处弥漫的冥顽不灵、自私自利和仇外主义泥沼中拯救出来。如果另一方不展现出同等决绝的态度和清晰的思路，那么欧洲终将失败。 

……

谢选骏指出：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何塞·伊格纳西奥·托雷夫兰卡上述的《欧洲走向四分五裂的根源》一文的微观分析虽然细致，但却“察秋毫而不见舆薪”，完全不懂得：欧洲并非“走向”四分五裂，而是欧洲“一直都是”四分五裂的。当然，自从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瓦解以来。而且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自从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瓦解以来，欧洲实际上从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一体化”。

不过，欧盟这样的“一体化”距离真正的“统一国家”，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需要跨越。

谢选骏2004年发表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一书里曾写道：

二十世纪的联合国，依靠论坛形式协调人类政治行为的状态，但在二十一世纪伊始的“九一一袭击”后，联合国机制眼见得破碎飘零了。“欧洲共同体”有幸靠关税同盟而改变历史的宿命吗？这一宿命就是：统一不得不诉诸某种形式的强制理论。我很怀疑。欧洲议会与美国议会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缺乏强制力量；因为美国的强制力量是通过贩卖黑奴、独立战争、屠杀印第安人、血流成河的南北战争、大陆扩张、海外扩张〔通过对西班牙的掠夺〕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稳步建立的，而欧盟呢？欧盟甚至连独立战争都还没有开始呢！有一天，历史也许将证明，人类还是得“穿新鞋走老路”──仰仗某种类似于强秦和罗马的“赐福”？甚至要依靠“全球范围的南北战争”，来实现“世界国家的和平共处”。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统治，难道真的可以缺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真的无须必要的斧钺以为支持？”

（参见《第二十六章 礼的精神 Chapter Twenty-six Spirit of Etiquette》，《第八节 黄金时代 （8. The golden age》）

在谢选骏看来，欧洲并非“走向”四分五裂，因为欧洲一直都是四分五裂的。其根源，是缺乏一个罗马帝国那样的武力统一。

自从西罗马帝国瓦解外界以来的一千五百多年，东罗马帝国、法兰克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希特勒都企图统一欧洲，甚至匈奴人、蒙古人、突厥人等亚洲草原民族，也都曾经跃跃欲试，但都以失败告终。这是武力统一的失败。

那么，不是武力的统一呢？

以前有“天主教会”，现在有“欧洲议会”。

“天主教会”整合欧洲长达千年，但属下却并不统一，而是小国林立，封建割据。

“欧洲议会”真能克服小国林立的割据状态，完成天主教会的未竟之业吗？

历史将会证明：欧盟不过是个世俗化的天主教会，也是天主教会权力的回光返照。

〔另起一页〕

第七节

欧洲文明的垂死挣扎

（一）北欧海盗的后裔

2011年7月22日，北欧海盗的故乡挪威遭到了炸弹与枪击的双重攻击，死伤两百多人。警方说，位于奥斯陆市中心的政府办公区先遭一名武装男子的炸弹攻击，重创多栋公务机关大楼；之后，这名武装男子假扮警察，开枪攻击青年营与会者，枪杀将近八十人。

案发后，自称“全球伊斯兰吉哈德帮手”（Helpers of Global Jihad）的团体声称爆炸案是他们所为，这是典型的虚张声势；因为涉及枪击案的一名挪威籍男子，则已被警方逮捕：他是三十二岁的白人男子布列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

这起于当地时间下午三时半左右发生在奥斯陆市中心的爆炸案，靠近总理史托腾柏格（Jens Stoltenberg）办公室所在的一栋十七层大楼，枪击案则发生在史托腾柏格所属劳工党夏令营，夏令营地点在奥斯陆附近的岛屿乌托亚（Utoeya）。挪威电视画面显示，爆炸重创总理府与其他建筑物，人行道都是玻璃碎片，整个办公区还冒出白烟，直冲天空。挪威的总理府、其他部会与部分大型媒体都在这个办公区。警方发言人说，有人见到爆炸发生前，有辆汽车高速行驶在这个地区，但他们没有证实这起爆炸是由汽车炸弹所引起。史托腾柏格毫发无伤，高级政府官员也没有传出死伤消息。史托腾柏格接受电话访问时说，这起死亡爆炸案发生后，他没有受伤。史托腾柏格说“情况很严重”。

爆炸案发生后不久，随即传出青年营枪击案。一名武装男子假扮成警察，持枪进入营区，朝学员开火，目击者说，凶徒似乎抱定置人于死的打算，甚至对伤者补上一枪。目击者形容这名武装男子开火时，青年营充满恐慌与恐惧。19岁的柏萨斯（Emilie Bersaas）告诉英国天空电视新闻网（Sky News）：“许多人一边逃跑一边尖叫，我跑到最近的建筑物并躲在床底下。”他说：“非常恐怖。枪声一度非常靠近我藏身的建筑，子弹还击中建筑物，隔壁房间的人都在尖叫。”“有点不真实，特别是挪威竟然发生这种事。这种事只听说美国发生过。”奥斯陆市长史坦（Fabian Stang）说，奥斯陆成为炸弹客攻击城市之一，居民难以适应。他告诉媒体，希望能够继续正常生活，奥斯陆能在明天再恢复成和平城市。

攻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与欧洲各国领袖立刻谴责这些攻击行动，同时矢言团结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会员国挪威。挪威积极参与国际军事任务，并在阿富汗派有部队，同时参与西方国家空袭利比亚的行动。

挪威首都奥斯陆是全球知名的国际和平象征，也是诺贝尔奖的总部，以及1993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奥斯陆协议的诞生地。奥斯陆大屠杀的发生，显示了“欧洲文明的垂死挣扎”。

为什么这样说呢？

（二）消灭“文化马克思主义者”*

挪威的杀人嫌犯布列维克事后24日对首都奥斯陆政府大楼爆案与乌托亚岛枪击屠杀案均坦承不讳，供称两案全是他一人所做。他的律师表示，布列维克知道他的行为“残忍”，但他“非做不可”，25日出庭时，他将解释作案理由。

奥斯陆大教堂廿四日为死者举行悼念弥撒，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伉俪、总理史托腾柏格均出席仪式。教堂挤满哀悼者，四周满布鲜花与蜡烛，无法进入者于细雨中挤在伞下同表哀悼。史托腾柏格说：“挪威虽是小国，却是一个骄傲的民族。我们永不放弃我们的价值。”

不过，正是这种“我们永不放弃我们的价值”的固执，导致了大屠杀的发生。挪威凶手布列维克22日犯案前，在网络上公布了一篇长达一千五百页的宣言，痛批伊斯兰教、多元文化主义，宣称要发动革命，消灭“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赶走欧洲的穆斯林，并详细写出这次奥斯陆汽车炸弹攻击和乌托亚岛滥杀的预谋细节。警方不愿证实是布雷维克所写，但他的律师里普斯达称它是布雷维克花费多年完成。

这篇以英文写成的宣言据称花费九年完成，显示布雷维克多年前就已预谋犯案。他本来准备出书，但2008年的金融诈骗导致他的损失，于是他决心用屠杀代替出书，宣传自己的理想。

挪威民粹右翼政党“进步党”证实，布雷维克从1999年到2006年是该党党员，并曾领导青年党部。挪威媒体报导，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布列维克开始策划作案，为自己的信念“殉道”。

历史曾经表明：“911恐怖袭击”是网络科技股崩盘的结果；现实再次显示：“挪威大屠杀”是金融诈骗危机的结果。所以，爆炸与枪击两案均明显冲着执政的左派工党而来，因为布列维克非常不满工党宽松的移民政策。

警方与里普斯达均说，布列维克承认犯案，但不认为必须为两案负刑事责任。里普斯达说：“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或许残忍，但脑子里又认为非有所行动不可。”因为他既然无法通过出书来有所作为，那么就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暴力手段来着手“消灭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了。

（三）《我的奋斗》之挪威版

涉嫌在“挪威二战之后的最大惨案”中独自杀死近百人的布列维克，刚刚出生不久就被父亲遗弃了。

他的父亲阎斯（Jens Breivik）告诉“世界之路报”（Verdens Gang, VG），自己对儿子的作为感到相当震惊。这个住在法国的、现在已经退休的“父亲”告诉《世界之路》报说：“我在网际网路上读新闻时，突然看到他的姓名和照片。我感到相当震惊，听到这项消息令人极端毛骨悚然。”他表示对儿子的计划一无所悉，并解释说，从1995年以后就没再与儿子联络了。他说：“我们从来都没住在一起过，但是在他童年时我们有些接触。他小时候是个普通的男孩，不是很爱说话。当时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个家伙似乎不想承认，这多少也是被他逼出来的，“被逼出来的不都是人”。

父亲的弃子布列维克变成了杀人狂魔，就像犹太祖父的私生子培养了杀人狂魔希特勒：他们的杀人都是“基于保卫欧洲文明”的理想。

挪威大屠杀凶手布列维克行凶前在网络上发表一千五百页的《欧洲独立宣言》，陈述他要保卫欧洲文明的思想，并誓言发动“欧洲文明战争”，详载作战计划的风格很像希特勒《我的奋斗》。他行凶前六小时在YouTube网站上传十二分钟的影片，号召追随者“勇于殉道”。

布列维克花九年时间写成“2083：欧洲独立宣言”，他说，2083年是欧洲文明战争结束的年代，届时“文化马克斯主义者”遭到处决，穆斯林被逐出欧洲。他未说明为何是2083年，不过研究者发现这一年是卡尔马克斯逝世两百周年的日子。由此可见，布列维克骨子里与希特勒一样，都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

他宣言说：“有些情况残酷是必要的，拒绝用残酷的必要手段，是背叛你想保护的人。”“一旦决定攻击，杀掉太多人，总比杀得不够来得好，否则，原本想要对意识形态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结果杀得不够，影响力可能降低。”则完全是一幅马克思主义的腔调。

他说，“文明战争”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到2030年为止，由“秘密细胞系统结合保守势力发动资源战和军事奇袭”。第二阶段到2070年，“组成更进步的反抗组织，准备发动泛欧洲政变”。最后阶段是推翻欧洲领袖，“实现文化保守政治”。宣言并详述攻击计画和传授用肥料制造炸弹的方法，表示他会“假扮成警察”，潜入劳工党举办的青年营和刺杀党领导人。”

布列维克在宣言中还大骂挪威总理史托腾柏格和执政的工党，指责该党灌输年轻人“文化马克斯主义和多元文化思想”，让这些思想得以永垂不朽，让欧洲“伊斯兰化”。宣言并透露他不打算在行凶后自杀。他说，他会“在完成任务后，活着接受多元文化主义者的审判”。这也很像希特勒1923年啤酒馆政变失败后的姿态。他说：“不只我的朋友和家人憎恨我，叫我妖魔，全球的多元文化媒体也会想尽办法对我进行人格谋杀和妖魔化。”这也是在偷偷拔高自己。

布列维克并在YouTube上传题为“圣殿骑士团2083”（KnightsTemplar2083）的影片，贴出他身穿潜水装、手持自动武器的照片。他被捕后表示，他已把宣言和YouTube影片传给社群网站脸书上的七百名爱国朋友。不过，他的脸书网页已被“多元文化”给关闭了。可见他对国际事务的判断并不准确。

前面我说到，“奥斯陆大屠杀的发生，显示了欧洲文明的垂死挣扎。”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挪威凶手是想保卫那个急剧没落之中的欧洲文明的，但他的努力适得其反，只是加速了他所反对的进程。这多少接近“希特勒的历史意义”：作为一个“拯救欧洲文明”的狂人，“最后一个欧洲殖民主义者”希特勒梦想用以争霸世界的“欧洲新秩序”，不过带来了“欧盟”（英文：European Union）这个四不像的怪胎，终将作为“历史的玩偶”，遭到全球化过程的遗弃。

2011年7月28日

*

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

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加入了对社会中的媒体、艺术、戏剧、电影以及其他文化构成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作为一种政治分析的形式，文化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势力大增，并且先是被称之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群在德国的知识分子、后来又被位于英国伯明翰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另一群知识分子作为分析模型来使用。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的领域正是根植于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且至今仍受其影响。

背景

“法兰克福学派”是对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和盟友的简称。在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由于纳粹的上台被迫撤出德国转移到纽约。1945年以后这些幸存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些回到西德和东德。西奥多·W·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因此要为允许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冷战早期的沉寂负责。在西德，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的复苏造就了一代新的、卷入了发生在福特资本主义的文化变革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最突出的一个是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和批判理论家道格拉斯·凯尔纳表示，“从格奥尔格·卢卡奇、安东尼奥·葛兰西、恩斯特·布洛赫、瓦尔特·本雅明，和T·W·阿多诺，到弗里德里克·詹明信与特里·伊格尔顿等，许多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文化形式，涉及到它们的产品，它们与社会和历史的交叠，以及它们对受众和社会生活的作用和影响。”法兰克福学派也影响了诸如马克斯·霍克海默、威廉·赖希、恩里克·弗洛姆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等学者。

凯尔纳解释道，“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和整个西方世界具有高度影响力，尤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最富盛名和最具生命力的60年代。理论家如法国的罗兰·巴特和《原样》派，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卢西奥·科莱蒂等，弗里德里克·詹明信、特里·伊格尔顿和60年代英语世界的文化激进主义同伴，以及全世界大量的理论家，运用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文化研究模式，用于在已经争辩过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和用处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中分析文化产物的生产、解释和接受。文化研究中最著名和富有影响力的形式中的一支，是最初就受到文化马克思主义影响，在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出现的、通常被称为‘伯明翰学派’的群体。”

文化马克思主义批判

马尔库塞的批评

在出版于1954的《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马尔库塞讨论了一种立足于争取快乐的政治。这种对快乐的争取将联合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因为每个个体将能够平等地决定他们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因此每个人将能够满足他们真正的欲望。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道德和文化的相对主义阻碍了这种平均主义政治，因为它无法提供区分个体真正需求和由资本主义制造的虚假需求的方法。

然而，保罗·埃德博格（Paul Eidelberg）认为，马尔库塞自己就是一个“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者，因为马尔库塞拒绝任何超越性的法律或道德，并且相信所有的欲望都是在道德上平等的。埃德博格接着指出马尔库塞的虚无主义导致他呼吁一种政治化、明确地左翼化的学术。

来自政治右派的近期批评

二战后，保守派保持着对社会主义和被称作“社会工程”的东西的怀疑，并且一些人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和法兰克福学派帮助煽起了60年代的反文化社会运动，这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者的颠覆变成一种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下的文化条款的持续计划的组成部分。

保罗·戈特弗里德（Paul Gottfried）在他的书《马克思主义的奇怪死亡》中陈述了马克思主义自前苏联解体以来以文化马克思主义形式的幸存和演化：

新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时候才称呼他们自己马克思主义者而没有接受所有马克思的历史和经济理论……此后社会主义者将建造他们关于来自马克思1840年手稿的“异化”概念的概念结构……因而能够免除一种严格的唯物主义者分析并转移……注意力到宗教、道德和美学……

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性观察是否因此是正确的，当它作为推动了在社会学-弗洛伊德主义标签下的马列主义革命的例证？到了其从业者和布道者都符合这一描述的程度，它可能确实会有效……但如果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已经经历了这些改造，那么其中就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剩下了。批判理论家对马克思的吸引已经变得逐渐的仪式化，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来源理论中的东西如今正在掺杂清晰可辨的非马克思主义内容……简而言之，他们已经越过马克思主义……到了一个持着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假设五官的积极反资产阶级的立场。

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回应

自1990年代初以来，原教旨主义保守派（paleoconservatives）如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和威廉·S·林德（William S. Lind）已经指出“文化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左派中是一种优势力量，并且伴随着它的是一种要毁灭西方文明的哲学。批评的许多是基于布坎南的断言：法兰克福学派征募了美国的大众媒体，并使用这一垄断感染了美国人的心灵。

据比尔·伯科威茨（Bill Berkowitz）表示，“不清楚这种关于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理论进入主流的散布是否会继续。当然，作为情节中的许多处之基础的反犹太主义认为其在未来几年可能被拒绝。但目前，这一特别理论的散布是起源于激进权利的、缓慢但确实正在进入美国人心灵的概念的一件典型事件。”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认为“林德的理论是一个自90年代中期就已经被自由国会基金会推动的理论——一小群以‘法兰克福学派’闻名的德国哲学家已经设计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式，目的在于毁灭西方文明的这种念头。”

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一个主题是关于否认大屠杀的会议上，由反闪米特人老兵威利斯·卡托（Willis Carto）提议，林德在120位历史修正主义者、阴谋理论家、新纳粹分子和其他反闪米特人者面前发表了一个受到欢迎的演说，其中他鉴定了一小群他说已经毒害了美国文化的人。在这点上，林德极大地增强了他与听众的联系。“这些家伙，”他解释道，“全都是犹太人。”

理查德·里奇曼（Richard Lichtman），一个赖特研究所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是“没什么人真正了解……的一个方便的目标”，通过将他们的批判筑基于马克思主义并且利用法兰克福学派，文化保守主义者使它看起来就像非常不适合于任何美国的事物。它承载了一个神秘的成阵容，并且被改变得像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反美国的外国运动，只对腐蚀美国感兴趣。”里奇曼说那个“正在被传达的观念就是我们正在被来自外部的力量影响。”

〔另起一页〕

第八节

欧洲统一的精神障碍

欧洲小国林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地理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

谢选骏在2004年出版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一书中写道：

事实上，自从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欧洲一直存在一种再度统一的努力。“欧洲统一”的理想到其实践的过程，从思想家向政治家延伸，形成了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现实。早在中世纪，普世精神的基督教不仅使欧洲在精神上空前统一起来，还以遍及欧洲各地的教会组织使欧洲具有一个统一结构的网络。欧洲边界向东扩大的趋势，在十五世纪西欧人制作的地图上已经表现出来，十七世纪的欧洲地图则明确包括了俄国版图。

如前所述，在古代中国，“天下”是人们寻求的统一范围。“天下”即“海中地”，其边界是“四海”，四海之内相当于现代人所说的“世界”。古代中国第一次完成这样规模的世界统一的是秦汉时代，此后的中国，实现统一和天下分裂，交替进行。统一和分裂的时间按照不同的算法，有长有短。

罗马帝国的征服在地理上不同于中国，因为它是建立在“地中海”而不是“海中地”之上的。同样，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也远远比中国零碎，被地中海、黑海、里海所分割。在整个欧亚大陆，能够和中国匹敌的地理规模只有寒冷的俄罗斯与炎热的印度。秦两汉帝国能击败和逐走匈奴人，罗马帝国则无力战胜东方的波斯人和北方的日耳曼人；元明清帝国可以兼并游牧与农耕、构造二元社会，欧洲却迟迟无法建立持久和平。这不是因为罗马人、西方人不够强大，而是因为他们的“世界”太琐碎了，无法形成地理中心。结果不仅欧洲的而且西亚的君王已不能像中国的“天子”那样把“一统天下”当作最高目标。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谋求称霸一方的帝国，帝国观念就是一种次等的统一观念。

但尽管如此，“统一的观念”也并未因帝国的衰亡和蛮族的入侵而在欧洲湮灭掉，相反欧洲人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仍然进行了一系列恢复统一帝国的努力。六世纪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把“全部政策都指向建立皇帝的绝对权威和复兴一个统一的基督教罗马帝国。”他说：“我们将重建过去的一切……我们要重视罗马人的名誉、确保过去的一切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他的征服活动也曾把大部分地中海恢复为“罗马湖”。但他死后才三年，征服地就开始逐渐丧失，因为靠希腊半岛统治意大利半岛，就像靠意大利半岛统治希腊半岛一样艰难。

七至八世纪，崛起西亚的阿拉伯人猛攻拜占廷帝国，得地甚广，但君士坦丁堡却久攻不下。他们只能绕过地中海，从北非迂回欧洲，夺取了西班牙后还是在高卢南部被法兰克人击退。回教势力也不能征服欧洲、统一西方。八世纪下半叶，新兴的法兰克加罗林帝国重温查士丁尼的帝国梦，查理大帝可说完成了“把法兰克统治扩大到包括所有日耳曼人在内的这一事业”，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岛除外。他在800年被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西罗马帝国借日耳曼人还魂，表面复兴。实际西罗马故地在此并未统一。重建罗马帝国的统一理想，在西方一再失败，实在有其地理因素。后继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九、十世纪，维金人、萨拉森人和马札儿人不断围攻法兰克帝国，罗马教庭和神圣罗马帝国也为了同一个统一目标而火并，结果却是两败俱伤。因为罗马帝国那样的高度集中，在欧洲的地理条件下，只能“随缘”，不能“强求”。

欧洲迟迟无法统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地理层面的。

还有精神层面的。

奥古斯丁在其双城记也就是《上帝之城》一书的第四卷15章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好人希望扩大自己的统治地盘是否合适”？他指出：

那么请他们考虑，好人乐意扩张帝国可能是不适宜的。因为，帝国得以扩张的战争是邪恶的。如果能够对邻国保持和平与公正，那就绝对不会在任何挑唆下对邻国开战。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国家都保持着较小的规模，人类会比较幸福。这个世界会有许许多多的！各个民族的国家，就好像城市里有许许多多公民的房子。因此，战争和征服能使不受约束的恶人感到快乐，而在受到约束的好人看来，则必然是一种可悲。然而，恶人统治义人是一种更大的不幸，所以这种必然性也可以被义人恰当地视为幸运。无疑，与好邻居和平共处比用战争手段征服恶邻更幸福。

如果你希望能够征服你仇恨或害怕的人，那么你的愿望是恶的。如果罗马人能够建立这个庞大的帝国，不是靠罪恶的战争，而是靠公义的战争，那么他们一定不会把外族的不义之神当作女神来崇拜。因为我们看到，这种事与帝国的扩展有很大关联，因为这些神灵把外族人变得如此不义，使得对他们进行正义之战成为必需，从而使帝国得以扩张。如果恐惧（Fear） 、害怕（Dread）、症疾（Ague） 也可以作为罗马的神灵，那么不义，至少外国民族的不义，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位女神呢？因此，靠着这两位神，亦即外国的不义和胜利女神（Victoria），尽管朱庇特什么事也不做，罗马帝国也能得到扩张，不义女神使战争有了理由，而胜利女神使这些战争有了一个幸福的终结。当这些事情都被当作朱庇特的恩赐，而又由那些神灵来完成的时候，朱庇特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呢？这些神灵本身也是神，或者被称作神，被当作神来崇拜。如果朱庇特本身被称作帝国，就像帝国被称作“胜利”（Victo）一样，那么朱庇特在这里也许还有些用处。或者说，如果帝国是朱庇特的恩赐，为什么不把“胜利”也当作他的恩赐呢？如果朱庇特不是一块在卡皮托利山上受人崇拜的石头，而是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确实应该如此。

……

谢选骏指出：这可能才是欧洲统一的精神障碍。与经济一体化相比，欧洲政治一体化严重滞后。究其原因，根本上在于缺乏公众的支持。

比较一下，处在罗马世界与中国世界之间的两河世界，或许会有更多的启发性。

阿卡德帝国的第三代国王纳兰辛〔约前2254—前2218年〕以世界之王自居，其胜利碑文〔Victory stele of Naram-Sin〕写着：“纳兰辛，强者，天下四方之王，一年间九次战役的胜利者……”。这座红砂石质地的石板浮雕，高约二米，制造于约公元前2300—2200年之间，刻绘着纳兰辛国王率军翻山越岭同敌人战斗的场面：纳兰辛王占据着上层空间，体型最大，身下的士兵列队沿着山坡向上行进；敌族士兵局促于石碑的边缘，构图具有统一性。现收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纳兰辛的自大以其实力为基础，其统治期间阿卡德帝国的势力达到巅峰，政治稳定，王权统一。中央集权的结果，即是对君主纳拉姆辛的神化。

回顾一下奥古斯丁两千五百年的纳兰辛，就够狂妄的：

以往的国王们，在神面前都谦卑地自比为恭顺的“仆人”，纳兰辛却认为自己像神一样伟大，所以，他在上述纪念碑中，就踩着敌人和军队，高高站立在胜利碑的顶端，头上戴着多层锥形角冠──这种多层锥形角冠，在两河世界原本只是神的专属。另有一件刻有纳兰辛国王之名的瓶子，就用阿卡德语刻着“纳兰辛，四极〔世界〕之王”的铭文。在其他铭文中他的名字后面通常都是代表神的星状楔形文字符号，他经常夸耀自己是“神纳拉姆辛，伟大的人，阿卡德之神，四极的君主。”从此以后两河国王常常自视为神。纳兰辛所开创的这股“个人崇拜的神化作风”，后来乌尔第三王朝君王也多沿用，甚至连某些小国也流行此风。而王权的统一还导致度量衡、泥板形制与书写等诸项行政管理的改革，并对玉石雕刻技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为什么两河流域也像中国一样具有领袖神化的特征？除了人种方面的原因，我想最大的相似来自地理环境：两河流域是一个小规模的“中国”，在两河之间拥有一块相对完整的中原地带，具有一个明显的地理轴心，可以带动周边的历史进程。但是后来，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文明兼并的时代，两河流域的封闭性终于被打破，像现代中国一样遭到边缘化。

参照以往的历史再看今日的世界，自然不难理解，在文明普及化所造成的统一趋势下，分庭抗礼的帝国其实是不堪一击的。

在帝国时代的阴影下，小国还会弥留，但也仅仅是一种弥留了！同样，在全球时代伸其触须于宇宙探险的步履中，帝国还会弥留，但也仅仅是一种弥留了！天下国家已经为时不远，它的来临仅仅有待于一场“新文化战”的胜利。

什么是“新文化战”？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文化”：我们是在中国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的。“文”在古代的原始意义指玉的纹理，引伸为“人文”是人的纹理，“天文”是天的纹理。《易传·贲卦》彖辞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中的“人文─化成”模式，即是“文化”的原始意义。除了“人文之化”，文化还包涵天文之化。西汉经学家刘向〔约前77─前6年〕的历史寓言集《说苑》的第十五卷《指武》里面，也有“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的说法。其中的“文化”就是与“武力”对称而言，故“文化”亦涵有文明教化之义。

我们为什么提出“文化战”的概念？正如《说苑·指武》在上文的“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之后，紧接发挥所说的那样：“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昔尧诛四凶以惩恶，周公杀管蔡以弭乱，子产杀邓析以威侈，孔子斩少正卯以变众，佞贼之人而不诛，乱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谢选骏注：流传至今的《周易》经传均不见此引文〕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也，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者，何也？昔明王有绂冕以尊贤，有斧钺以诛恶，故其赏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变。孔子贤颜渊，无以赏之，贱孺悲，无以罚之；故天下不从。是故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没有“斧钺以诛恶”，就无法“赏至重、刑至深”，就无从实行“天下变”的壮举。

天下国家迟早将打破现存的人种界限，导致一个新的“世界种族”的兴起，这也许通过生物工程来实现，也许仅仅需要传统的即“婚配”的方式来实现。新的世界种族也许沿着印度的种姓制度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也许沿着中国的礼教制度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但我们希望它沿着更为文明的、更为注重文化特征的“中国方向”发展，而不要采取更为野蛮的、注重生物特征的印度方向。这样，社会不再受到隔离与分裂，而仅仅是在秩序中，使得所有种族的成员都将有机会在艺术、科学、政治、宗教上，一同参与，经过中和的世界将提供更大的潜力，在礼制的护育下生长起来。这新的全球种族将集合各种族之长而一统之，使得“地球文明”成为现实。精密的控制论不再有用武之地，正如《韩非子·大体》篇所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因为“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的整合之局，已经开辟。

在全球性的整合面前，国家意识就像地方主义一样，作为旧时代的残渣余孽将被铲除，因为它的基础已经垮台，主权国家既然不复存在，它的意识形态之消亡，亦非人力可以挽回。这是命运。命运的宣告者，尽可能用和平方式完成这些，因为这一空前变局下隐藏着空前和平与长安。人的惰性会阻止革命性的变化，然而富于武德〔“止戈”〕的整合全球者，切记行事中庸的原则：即使鼓吹“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也决不采用有损于最终目的之过激行动。“中庸之道”作为“生命的原理”，不是作为取胜的策略来使用的；仰仗暴力的秩序不能持久，暴力的作用在于“止戈”即平定敌对的暴力，仅此而已。对待和平的敌人不可使用暴力，天命所归者能战胜任何一个敌人。摧毁敌对的暴力亦不可无情，“矫枉过正”只是屠夫的借口，不分青红皂白地行使暴力，并倡导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快捷方法，必将破坏新的文明。

全球文明不以“国”为限制，因此“爱国”反倒成为全球文明的分裂因素。合一的而不再分裂的文明展开，把人类携至一个新境，后人将以全球政府的出现为“人类文明史”的开始，不是“民族史”，不是“国家史”，不是“文化圈历史”，而是人类史。

文化战可以同化全球居民、造就世界公民，不再受到民族、文化、国家、种族的分裂，共同形成世界精华。唯物主义不再主宰生活的原则，支配人类精神的将是世界的创造。〔关于文化战的内容，请参见本书第二十八章《新文化战》〕战国时代的商业主义毒雾不再困扰冰清玉洁的山峰，眺望与沉思变得可能，易化的洪流退去了虚无主义的帷幕。

也许只有到了那时，欧洲的统一才会完成。在此之前，无论“欧盟”多么努力于其“一体化”进程，也是无法完全统合欧洲的。

附录

欧盟制宪远未达到“欧洲合众国”

今年6月，欧盟15国和明年将加入欧盟的10个“准成员国”首脑在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举行的峰会上，审议了欧盟历史上首部宪法草案，并决定10月召开由各国首脑和部长组成的“政府间会议”

对宪法进行最终审定。欧盟制宪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欧盟”一体化遇到挑战欧盟制定宪法的决定是2001年12月在比利时莱肯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做出的。在会上，根据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建议，决定任命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担任主席，成立一个由各国政府和议会、欧洲议会以及欧盟委员会代表105人组成的“欧盟制宪委员会”为欧盟起草一部宪法草案。2002年2月，制宪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欧盟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组织，上个世纪90年代完成了统一大市场的建立，1999年统一货币欧元问世。但作为一个地区组织，欧盟的联合和一体化是靠成员国之间签署诸如《罗马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等条约来实现的。欧盟并没有宪法。莱肯会议决定制宪，实在是欧盟形势发展所迫。

首先，欧盟的运行机制遇到了自上个世纪50年代成立以来最大的挑战。欧共体（欧盟前身）最初成立时只有6个成员国，为了制定、实施和监督成员国共同做出的有关联合的决定，欧共体在布鲁塞尔等地成立了如欧共体委员会（执行机构）、欧洲议会、部长理事会等一系列的机构。但欧共体自从成立以来，成员国一直在不断增加。至今已实现了4次扩大，而成员国目前已达到15个。然而，欧盟的机构及其各种制度却仍沿用当时6个成员国时确立的那些。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欧盟出于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决定吸收这些国家加入欧盟。但东扩既使欧盟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也对其提出了空前严重的挑战。如果欧盟继续保留现有的机构设置和决策制度，其效率将大打折扣，甚至面临瘫痪的危险。比如，欧盟委员会人数将随着成员国的增多而膨胀，再比如，在一些政策领域里仍实行的成员国“一致通过”的决策制度，若不改革，显然会对欧盟的效率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在此之前，欧盟曾召开过数次政府间会议，并签署了《阿姆斯特丹条约》（1997年）和《尼斯条约》（2000年），旨在对欧盟机制进行修改，但由于阻力太大均未能达到目的。随着明年5月1日东扩日期的临近，改革的迫切性日益突出。毫无疑问，改革欧盟机构是各国领导人支持制宪的首要考虑。所以，可以说欧盟制宪首先是为“效率”而战。

欧盟制宪还是为“民主”而战。欧盟成员国都是以民主立国，但欧盟的机构却一直由于缺乏民主遭到各方质疑和批评。最突出的问题有两点：一是欧洲议会的权力。欧洲议会名不符实。尽管从1979开始实行了直接选举，但欧洲

议会并不具有欧盟各个成员国议会所具有的立法权力，也无真正的监督欧盟行政机构的权力。尽管欧洲议会的权力在不断增加，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欧盟机构存在的“民主赤字”问题。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在实行多数表决制的政策领域，各国拥有的票数不能够反映该国的人口。比如，根据《尼斯条约》规定，西班牙在欧盟决策中拥有27票，只比德国少两票，而德国的人口是西班牙的两倍还多。

为了缩短欧盟与各成员国百姓距离，争取公众对一体化更大的支持，是欧盟决定制定一部简单明了的宪法，取代以往签署的各式各样条约的另一个重要考虑。此外，欧盟机构举世无双，既与一般国家的设置不同，也与其他地区或国际性组织有异。其运行体制异常复杂，很不利于人们的了解。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周刊6月14日刊载一篇文章指出，许多欧洲人对欧盟知道甚少。它举例说，“2001年受英国外交部的委托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1/4的英国人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实际上是欧盟的成员国，与此同时，7％的人以为美国是欧盟成员国。”这篇文章接着说，“在欧盟创始国德国，最近举行的另一项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31％的公众从未听说过欧盟最重要的机构欧盟委员会。”欧洲一体化，从根本上来说是欧洲人民的一体化。没有公众的支持，欧盟一体化很难取得新的进展。

制宪草案对原规定的重大修改

欧盟宪法草案包括四部分即“欧盟机构的设置与权限”、“基本权利宪章”、“政策与功能”和“有关欧盟条约的规定”。草案对欧盟现有机构、体制及其政策进行了以下几项重大修改：

一、设立欧盟总统职位。任期为2年半，并可连任一届，取消现行成员国半年轮流担任欧盟主席的制度。二、精简欧盟委员会。每个成员国将派一名委员参加欧盟委员会，但从2009年起只有15名委员有投票权。这15个国家将由各国轮流担任。三、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一方面，欧盟外长和欧盟委员会成员的任命必须得到欧洲议会的批准，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必须得到欧洲议会多数票通过。此外，欧洲议会对欧盟财政预算享有最终决定权。另一方面，欧洲议会在决策中的权力得到增大。在所有实现多数表决制的领域，欧洲议会和欧洲部长理事会享有同等重要的决策权。部长理事会的决策过程将公开化，允许公众和记者旁听。四、扩大多数表决制范围。在司法、执法、移民、避难、能源和欧盟年度预算等领域首次引进有效多数表决制，并从2009年起，一项决定的通过既需得到多数国家的同意，这些国家人口总数加起来也需占欧盟总人口的多数。但在外交、税收政策两大领域，仍保留成员国的否决权。五、合并目前由索拉纳担任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由彭定康担任的欧盟委员会外交委员两个职位，设立欧盟外交部长一职，统一负责欧盟对外关系。六、在防务政策方面，成员国可自愿签署“互助”条款，即当一个成员国受到外部攻击时，别国提供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援助。同时，允许在欧盟内就军事合作形成紧密的核心小组。

此外，欧盟宪法草案还建议通过一致同意的原则，设立一名欧洲检察官，负责打击恐怖主义欺诈及贩卖人口等严重跨境犯罪活动。

宪法草案还赋予欧盟签署国际条约的“法人资格”。另外，草案中包括了如何退出联盟的条款。如果哪个成员国愿意，它可以正式退出欧盟。过去的所有欧盟条约都从未有过退出规定。

欧盟，仍是主权国家的联盟

尽管宪法草案还要等到今年10月开始召开的欧盟政府间会议来进一步讨论和谈判，而且从英国、西班牙、波兰等国政府的表态来看，草案还一定会进行修订，某些方面可能还会大动，但有两点理由人们应该对这一草案的命运总体上持乐观态度。其一，制宪委员会的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在16个月漫长的起草过程中也尽可能采纳了各方的意见。各国政府代表均是部长级，基本上代表了各自政府的立场。以对一体化发展持较大怀疑立场的英国为例，在宪法草案起草中，布莱尔首相专门与制宪委员会主席德斯坦举行了会谈，并说服后者取消了草案中原先提出的将欧盟改名为“联合欧洲”或“欧洲合众国”的建议。德斯坦在峰会上一再向各国领导人强调，本草案是各方利益“精致妥协”的产物，希望不要在政府间会议上做大的改动。其二，在6月希腊峰会上，欧盟各成员国首脑一致对制宪委员会工作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欧盟轮值主席国希腊首相西米蒂斯称赞宪法草案的顺利完成具有“历史性意义”。峰会发表的《主席结论》指出，草案为欧盟宪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它的通过“标志着为进一步实行欧洲一体化的目标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现在有人猜测，欧盟领导人将在今年12月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峰会上见到宪法定稿，这样就可以将宪法定名为罗马宪法，以与1957年制定的欧共体第一个条约——《罗马条约》相提并论。但欧盟的时间表只是规定政府间会议最好在明年5月前结束，这样可以在5月1日10个新国家加入后提交各成员国议会批准。一些国家可能还会举行全民公决。一般认为，这一过程如果顺利将需要2—3年。这样，欧盟宪法正式生效时间将是2006年或2007年。

欧盟制宪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有利于扩大后欧盟的有效运作。继明年以中东欧国家为主的10个国家加入欧盟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前南地区国家的入盟问题也将被提上议事日程。在6月峰会的最后一天，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首脑举行了会议，并首次明确承诺接受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等国入盟。其次，有利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与经济一体化相比，欧洲政治一体化严重滞后。究其原因，根本上在于缺乏公众的支持。英国今年推迟就加入欧元区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主要是担心得不到法定多数的支持。公众对欧洲一体化的冷淡态度同样引起了其他欧盟成员国政府的担心。宪法草案中提出各项机制改革，有利于拉近欧盟与公众距离。第三，有利于加强欧盟在国际上的地位。设立欧盟常设总统、将负责对外事务的机构合并等改革设想，将有利于欧洲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欧盟外交资源的有效利用。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制宪是欧盟继统一货币后在一体化道路上迈出的又一大步，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欧盟的性质。作为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欧盟仍是主权国家的联盟。当然，由于欧盟成员国自愿让渡包括货币在内的部分主权，欧盟已非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组织，而带有明显的“超国家”成分即联邦成分。欧盟制宪取代以往条约，主要目的在于化繁为简、增强大众的理解力，可谓“新瓶装旧酒”。欧盟宪法与所有主权国的宪法有质的区别，其实质仍是条约。正因为如此，欧洲媒体和评论家一致将欧盟宪法称之为“宪法条约”。美国《纽约时报》在评论欧盟宪法草案时说，虽然不能将宪法草案仅仅看作是将欧盟50年来的各项条约汇总成一份文件，但它也“远未达到欧洲合众国的地步”。此外，在外交、防务两大引人注目的领域，尽管添设了“外长”（欧洲舆论普遍认为德国外长菲舍尔最有可能成为首位欧盟外长）、“总统”这样一些主权国家才会有的职位，但由于每个成员国仍拥有一票否决权，这意味着欧盟的外交和防务大权继续掌握在成员国政府手中。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思想库——欧洲政策中心认为，由于在外交政策领域仍实行全体通过的原则，“新设立的欧盟外长职位将证明是一具空壳”。该中心同时指出，欧洲政治一体化道路漫长。

〔另起一页〕

第九节

罗斯福杜鲁门怎样帮助中共崛起

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的“如果专题”，以《战后中国，或者蒋的中国》（Post-war China, alternatively Chiang's China）为题论述说，如果当年毛泽东的共产党没有打赢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国共内战由蒋胜出，现今亚洲情势或许截然不同。文章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蒋委员长率领的370万大军，历经和日本与共产党交战而兵困马疲，但蒋的军力依旧比共产党占上风，人员与装备都远胜。苏联退出先前从日本手中接收的满洲之后，蒋的军队夺回东北，在当地接受苏联支持的共产党溃逃。

但到了1946年，杜鲁门政府极力避免国共全面内战，因此说服蒋介石停战，历史可能就从这一刻有了改变。这几个星期的停战让毛泽东有了喘息机会，得以靠着苏联协助重振军队。国共停战协定破裂后，蒋介石失去满洲，最终输掉内战。之后多年，美国人、特别是右翼人士自责不已。

中国大陆过去30年依靠台湾经验再度崛起，但若没有毛泽东，大陆真的会更好。

蒋介石领导的军队退守台湾，台湾繁荣发展，毛泽东统治的中国大陆经济破败，直到邓小平俯首学习台湾，1970年代末期开放才有改变。倘若1950后大陆经济成长步伐与台湾相仿，大陆2010年之前的国内生产毛额，至少会高出42%。文章说，蒋介石若未输掉内战，国民党也得面对乡村穷人的不满，但蒋式独裁可能比毛泽东宽厚，或许不会只因意识形态就残杀数百万地主，不会有1950年代末期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三面红旗”。

蒋介石不会像毛泽东般消灭私人企业，强迫农民把土地交给“人民公社”，以致饥荒加速，乡村发展至今仍深受其害，也不会让大陆陷入1960与19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动乱，导致数百万人遭到杀害或处决。

蒋介石统治下的大陆，不会等30年才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份子。他必会尝试保护中国大陆市场，不受外国竞争之扰，就像台湾等亚洲经济体在经济迅速起飞时期的作法，但他也会更快速放宽这类限制。

若蒋介石打赢内战，亚洲的战略地图会非常不同。他不会支持北韩1950年侵略南韩。若没有大陆撑腰，金日成可能不会得到斯大林支持。但蒋介石身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若打赢内战，他和日本的关系必为隐忧。中日之间的敌意可能使东亚安全局势更快变糟，远早于1990年代东亚成为区域紧张源头之前。

若蒋介石打赢内战，冷战可能会更趋激烈。蒋不接受苏联控制蒙古，1960年代，毛泽东治下的大陆在边界和苏联短暂开战，若蒋当政，那场战争的规模和血腥程度可能更甚。

但大陆那时可能已成政治更民主的国家，畏惧分离主义可能减缓民主发展，但中产阶级会比在共产党统治下更快速成长。文章指出，尽管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专制统治，但国民党中国仍会是美国盟邦，因此亚洲不会像现在这样，因为美、中争夺老大哥地位而分裂，可能甚至连日本，都要学着和这个富强的邻国共处。

……

谢选骏指出：《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不懂中国事务就信口雌黄，真是不负责任。实际上，蒋介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根本缺乏能力，是个典型的小人物。因为《孟子》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蒋介石不懂这个道理，一味强调“言必信，行必果”，结果败给从来不守信誉的毛泽东。1945年的“重庆谈判”，重现了“鸿门宴”，徒然惹得毛泽东耻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蒋介石没有因此被活活气死，而是逃到台湾苟延残喘，丝毫没有项羽的豪爽。试想，如果蒋介石敢于在1945年的双十节违抗美国的意愿而将毛泽东绳之以法，历史将会如何改写？

当然，蒋介石不够流氓和宋氏家族的腐败很有关系。而宋氏家族又受制于罗斯福杜鲁门的政策。

杜鲁门帮助中共崛起正如罗斯福帮助苏联崛起。罗斯福杜鲁门帮助苏联中共崛起不是孤立的，在他们后面，是国际犹太人集团的庞大后盾：从马克思、伯恩斯坦、托洛茨基到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卓别林甚至四分之一个希特勒。

这就是马克思的阴魂所在。中国人不可不防！

〔另起一页〕

第十节

拜占庭为什么会灭亡

拜占庭为什么会灭亡？主因可能不在基督教内讧，而在于希腊这个种族不行。

不信？看看现实，再和历史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最近，欠债不还的希腊竟然发出这样的威胁：不给钱就给恐怖分子发签证！其嘴脸和无赖国家北朝鲜如出一辙。

回顾一下历史，在过去的192年中，希腊有90年在违约或进行债务重组，共发生了6起主权债务违约事件。如今，希腊政府再次欠下千亿外债，如今，希腊政府再次声称拒绝还钱。 

2015年，希腊人民发现取钱有点困难。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宣布，本周（6月29日-7月5日）银行停业、股市休市。希腊近期有多笔外债到期，若无法偿还则会发生主权债务违约，最终可能导致希腊退出欧元区，这引发了银行挤兑。在一个周末之内希腊人民取出了十多亿欧元的存款，掏空了希腊超过三分之一的取款机。但这和希腊接近5000亿欧元（约合3.4万亿人民币）债务比起来只是九牛一毛。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然而这句话对文明古国希腊来说似乎并不适用，在过去的192年中，希腊有90年在违约或进行债务重组，共发生了6起主权债务违约事件。如今，希腊政府再次欠下千亿外债，如今，希腊政府再次声称拒绝还钱。 

俗话说的好，欠债的就是大爷，我们来看看希腊大爷是如何拒绝还钱的吧。 

还钱？德国人先赔二战损失！ 

德国作为希腊的大金主和欧盟的重要成员国，持有约1/5的希腊外债。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洲各国给予了希腊巨额的资金援助。在部分援助计划到期后，各国又同意延长救援计划，条件是希望希腊削减开销。 

欠债太多要破产了，债主继续借钱给你，并要求你减少开销，慢慢还钱。面对这样的要求，希腊的回复很直接：把二战赔款纳入债务谈判，要求德国赔付1620亿欧元。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希腊多次要求德国支付二战赔款。每当希腊陷入经济困境时，这种要求就变为“强烈要求”。 

在1945年，美英法三个西方盟国在巴黎会议上达成协议，规定了从德国西部占领区获取赔偿的方法及份额分配，希腊在这个分配方案中享有2.75%的A类赔偿以及4.35%的B类赔偿。 

联邦德国在1960年和希腊达成协议，为希腊的纳粹受害者赔偿1.15亿德国马克，条件是从此德国不再受理来自希腊的个人对受害的索赔。 

1990年，包括希腊在内的欧洲国家签订了《建设新欧洲的巴黎宪章》。该宪章宣布欧洲各国搁置历史、放弃对抗。德国政府认为《巴黎宪章》已经终结了一切和二战有关的法律赔偿义务。 

不过希腊对以上这些协议并不买账，今年2月，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演讲中誓言要求德国支付二战赔款。 

不赔？把你在希腊的财产没收充公！ 

德国人自然不会理会希腊名为“讨债”实为赖账的行为。希腊随即表示，要查封境内德国资产作为战争赔偿。 

希腊司法部长在3月11公开表示，如果两国在二战赔偿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考虑将德国公民在希腊的房产作为抵押。希腊最高法院在2000年曾针对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所犯的一桩屠杀罪行，做出赔偿判决，希腊司法部长说，他现在准备批准这项判决。 

希腊威胁没收德国财产也并不是第一次，在2000年申请加入欧元区时，作为威胁手段，希腊政府没收了德国在雅典的财产——歌德学院以及德国考古学院。德国同意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后，希腊司法部才收回了没收上述财产的决定。 

不给钱？打开大门欢迎恐怖分子进入欧洲 

3月9日，希腊国防部长卡门诺斯表示，如果欧盟停止对希腊的救助，希腊将向来自各地的移民乃至恐怖分子发放欧盟申根区签证。 

希腊作为申根协定国，其发放的护照可以畅行26个欧洲申根区。除了英国，申根国涵盖了欧盟的绝大部分区域。所以从理论上说希腊的威胁是可以迅速实践的，只要希腊放开签证审核，大量了移民和恐怖分子就可以轻松的经由希腊入境涌向欧洲。 

卡门诺斯说：“如果欧盟置我们于危机之中，我们就会用移民冲垮欧盟，倘若在上百万的经济移民大潮中，还有伊斯兰恐怖主义者，那么柏林的情况就会更加糟糕了”。 

不给钱？我退出欧元区！ 

欧盟成立之时就提出要实行单一货币和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元区应运而生。这个包括19个成员国，涵盖3.3亿人的巨大货币区域曾经一度是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有力竞争者。 

当初希腊为了搭上欧元区这艘大船，不惜没收德国财产以示威胁。而欧元区有对成员国经济数据硬性指标，希腊没有达到指标，就花3亿美元雇佣美国的投资银行高盛做假账，使账面上的经济数据达到了要求，最终如愿加入欧元区。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希腊多次以退出欧元区相威胁。在2012年时，希腊就“十分认真”的声称如果得不到援助就退出欧元区。今年，希腊又故技重施。从1月到6月，该国财长多次声称希腊要退出欧元区。 

希腊若真的退出欧元区，势必对本国经济造成深重的打击。但更重要的是，整个欧元区也可能因为希腊的退出陷入泥潭。各国对希腊的贷款打水漂自不用说，希腊的退出还可能对欧元区的经济和政治造成深远的影响。 

退出欧元区会迫使希腊在政治和军事上向俄罗斯靠拢，而希腊仍然是欧盟成员国，在欧洲理事会有否决权。而希腊一旦开此先河，意大利、葡萄牙这些国家也可能会效仿希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跳船脱离欧盟的体系。因此，希腊退出的长期影响是加速欧盟的衰落。 

退出欧元区，对希腊来说未必是“鱼死”，但是对欧盟来说一定是“网破”。 

希腊为何欠了那么多钱？ 

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最近指责希腊债权人在“掠夺”他的国家。 

希腊的债权人，主要是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说白了就是欧洲各国政府。希腊政府现在欠了大概3000亿欧元的外债，加上企业和银行的债务，总共接近5000亿欧元。 

那么欠了大把外债的希腊，怎么就被人“掠夺”了呢？ 

这事还要从希腊加入欧元区说起。1997年，欧洲各国决定要发行统一的货币，各国的财长们就聚集到布鲁塞尔开会商定。彼时，希腊的财长帕潘托尼欧建议说，欧元上最好印上希腊文。在场的德国财长魏格尔马上就笑了，说你小小希腊还想在欧元上印本国文字，希腊连是不是欧元区的一部分都还说不定呢。 

2003年，希腊如愿加入欧元区，彼时的希腊经济在欧洲可以称得上“腾飞”——其GDP增长速度排在爱尔兰之后位列欧元区第二。而对于希腊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像样实体经济的小国而言，这次经济的“腾飞”只是吹了个美丽的泡泡，很快就破灭成巨大的泡沫。希腊进入欧元区后有了欧洲这个巨大的靠山，轻松获得了大量低息贷款。在一段时间内，希腊借钱只用比德国多付0.5%的利息。这就好比穷小子和一堆富人结了盟，然后打着富人联盟的名义借了不少外债，一瞬间，这穷小子看上去也很有钱。 

而希腊不但看上去有钱，其花起钱来也相当不含煳。 

2005年至2009年，希腊是全球第五大军备进口国，希腊军费开支在经济危机之前占其GDP的4%，列全欧最高。而其1100万人中就有13万军人，以人口比例算的话也在欧洲首屈一指。 

从1996年到2008年，希腊的公共开支增长了80%。有统计显示，希腊公务员的平均年薪有7万欧元，而德国只有5.5万欧元。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希腊人的退休年龄是61岁，而其他欧洲国家普遍为65至67岁。希腊的退休工人拿到的钱是上班时候工资的96%，比德国退休工人能拿到的钱多两倍。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上台时还允诺过，全国可以免费用电，大家可以拿750欧元的最低工资（持有260亿希腊债务的西班牙人均GDP比希腊高，最低工资也只有650欧）。 

拼命借钱，拼命花钱，金融危机再雪上加霜，希腊的债务危机迅速发酵。2009年1月，标准普尔将希腊的信用评级调至A-，这是整个欧元区的最低水平。下半年希腊财政状况继续恶化，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先后下调其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正式爆发。 

下调一个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就代表着评级机构认为一个国家偿还贷款的意愿和能力下降。说白了，国际机构认为希腊有可能借的钱还不上。2011年，希腊的债务超过公共收入的400%。目前希腊的债务达到GDP的175%，远远超过欧盟对成员国60%的规定。此时，欧元区选择借更多钱给希腊，以挽救希腊的经济，以及曾经借给希腊的钱。 

自此之后，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向希腊注入2400亿欧元的资金。同时，欧元区各国还于2011年达成协议，减记希腊50%的债务，约合1000亿欧元。也就是说，欧元区借了2000多亿欧元给希腊，又免了它之前1000亿的债务。 

然而这并没有用。 

最近，希腊欠的几笔钱陆续要到期。本月底，希腊需要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亿欧元，下个月还要还欧洲央行35亿欧元。虽然与高达数千亿的希腊债务比起来这些钱只是个小数目，然而希腊政府表示，我不还。 

未来怎么办？天知道 

欧洲各国一直要求希腊减少财政开支，勒紧裤腰带还钱。但是紧缩的财政政策势必让本来已经严重衰退的希腊经济雪上加霜，从而使债务问题加速恶化。 

那么反过来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大量投资振兴经济？希腊已经欠了一屁股的债，还各种威胁不还，实际上也还不出来。那谁会借钱给希腊，谁会来希腊投资呢？ 

要不挖掘自身潜力，让希腊人民来次“苦难的行军”，提高税赋延缓退休来增加中央税收再去还钱？对不起，希腊人民绝对不同意。你敢这样干就抗议示威骚乱，再不行就换一个政府。希腊的各党派也致力于用“提高民众福祉”这样的议题来拉选票，这不，虽然政府都要揭不开锅了，今年刚刚上台的左翼政府还承诺全民免费用电。 

从目前来看，希腊很难偿还欠下的巨额外债，而欧盟也担负不起希腊退出欧元区带来的严重后果。希腊债务危机的阴云，还将继续横亘在欧洲大陆的上空。 

〔另起一页〕

第十一节

圣女贞德是被法国人自己出卖的

圣女贞德（Jeanned' Arc 或 Jeanne la Pucelle，1412年1月6日－1431年5月30日）唯一的一幅画像没有流传下来，日后有关她的描绘都是后人凭空想象的。我猜想，这是因为她受到“女巫”的指控，没有人敢保留这个不祥的东西。

她出生于1412年1月6日，法国栋雷米（今栋雷米-拉-皮塞勒）；去世于1431年5月30日，法国鲁昂，享年19岁。

（一）

圣女贞德是法国的军事奇才，在英法百年战争（1337年－1453年）中她带领法国军队对抗英军的入侵，最后却被法国人自己出卖给英国人，并被处决。死后被法国人捧为民族英雄，再被封为天主教圣人。

贞德原本是一位法国农村少女，她声称在十六岁时的一日，在村后的大树下遇见天使圣弥额尔、圣玛加利大和圣加大肋纳，从而得到神的启示，要求她带兵收复当时由英格兰人占领的法国失地。后来她几番转折，得到兵权，于1429年解奥尔良之围，成为了闻名法国的女英雄，后带兵多次打败英格兰的侵略者，更促使拥有王位承继权的查理七世于同年7月16日得以加冕。然而圣女贞德于1430年在贡比涅一次小冲突中为勃艮第公国所俘，不久为英格兰人以重金购去，由英格兰当局控制下的宗教裁判所以异端和女巫罪判处她火刑，于1431年5月30日在法国鲁昂当众处死。20年后英格兰军队被彻底逐出法国时，贞德年老的母亲说服教宗卡利克斯特三世重新审判贞德的案子，最终于1456年为她平反。500年后被梵蒂冈封圣。

贞德死后成为了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角色。从拿破仑到现在，法国的政治人物都曾以她的伟大形象进行宣传。主要的作家和作曲家，包括莎士比亚、伏尔泰、席勒、威尔第、柴科夫斯基、吐温、萧伯纳、布莱希特都创作过有关她的作品，而大量以她为题材的电影、戏剧、和音乐也一直持续发展直到今天。

 

（二）

在圣女贞德崭露头角前的法国，是法国历史上最阴暗的一段时期，长期的战争让法国人民遭受了大量苦难。法国北边的一大片领土被英格兰军队所占据，而且这些地区很可能就要被以“第二王国”的名义永久成为英格兰领土了。当时的法国国王为查理六世，查理六世大约在贞德出生的那年发疯了，导致他完全无法处理政事。国王的两个亲戚，勃艮第公爵无畏的约翰与奥尔良公爵路易，经常为了摄政的权力与王室成员的监护权而争吵不休。而当伊莎贝拉王后（Isabeau of Bavaria）的婚外情绯闻传出后两派的斗争急剧升高，各自开始绑架王室的成员，斗争在1407年达到最高潮，无畏的约翰策划刺杀了路易公爵。这两人的支持者各自被称为勃艮第派（约翰）与阿马尼亚克派（路易）。

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借着这场政争的混乱入侵法国，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中获得戏剧性的胜利，并接着占领了法国北部的城镇。未来的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在他4个年长的哥哥都去世后，于14岁时承担起了王储的头衔。他第一项重大的行动是于1419年和无畏的约翰缔结和平协议，但这次谈判却变成一场大灾难，查理事先保证会保护约翰的安全，但在谈判中约翰却被阿马尼亚克派刺杀了。继任勃艮第公爵的是菲利普三世于是改与英格兰结盟，大片的法国领土都被英格兰和勃艮第人占领了。 

1420年，伊莎贝拉王后签下了《特鲁瓦条约》，条约中承认了由英格兰的亨利五世和他的继承人来继承法国王室，这等于剥夺了王储查理的继承权。条约还引起了关于王储其实是王后与奥尔良公爵的私生子、而不是国王查理所亲生的揣测。亨利五世和查理六世于1422年在2个月内相继去世，留下了一个婴儿——亨利六世，在名义上成为了英法两国共同的国王，由亨利五世的弟弟贝德福公爵（Bedford）摄政。

到了1429年，几乎法国的整个北部，以及西南方的一部分，都在外国的控制下。英格兰占领了巴黎，而勃艮第人则占有兰斯。兰斯的重要性在于，它一直是法国国王进行加冕典礼和祝圣仪式的传统地点，尤其是这时主张拥有王位的法国王室成员都还没有进行过加冕。英格兰这时展开了对奥尔良的攻势，奥尔良处在卢瓦尔河上，它成为了最后一个能阻挡英军长驱直入剩余法国领土的战略要地。法兰西民族的存亡面临了空前危机，依据现代历史学家的说法“整个王国的命运都系在奥尔良上了”。但当时却没有多少人对奥尔良的未来感到乐观。

（三）

贞德的出生地，现在成了博物馆。村庄的教堂就在右边几棵树的后面，当时贞德经常前去进行祷告。 

贞德出生于法国香槟-阿登大区和洛林大区边界一个叫做栋雷米的农村，父亲为雅克·达克（Jacquesd' Arc），母亲为伊莎贝拉·达克（Isabelle Romée）。她的双亲拥有大约50英亩的土地，并经营一座农场，同时她的父亲也担任了村庄里不太重要的官员职务，负责收集税金并领导看守村庄的工作。这个村庄属于法国东北部仍然忠诚于法国王室的一小块孤立地区之一，周遭都被勃艮第人的领土所包围了。在贞德的童年中，村庄遭受了几次袭击，其中一次甚至使村庄起了大火。

贞德后来证实了她在1424年遇见第一次神迹。她据称遇见了大天使圣弥额尔、圣玛加利大和圣加大肋纳，告诉她要赶走英格兰人，并带领王储至兰斯进行加冕典礼。在她16岁时她请求她的亲戚杜兰德·拉苏瓦（Durand Lassois）带她前往附近的沃库勒尔，她在那里向当地的驻防部队指挥官博垂科特（Robert de Baudricourt）说明来意，希望能带她前往王储的所在地——希农。博垂科特只是嘲笑了她一番，但这并没有让贞德就此打退堂鼓。

贞德在第二年的一月再次前来，随同的还有两个支持她的士兵：让·德梅斯（Jean de Metz）和贝尔特朗·德普朗吉（Bertrand de Poulegny）。在他们的支持下她获得第二次接见，在谈话中她并说出了一些神奇的战情预报，预言奥尔良附近的法军会在鲱鱼战役（Battle of the Herrings）中战败。

在前线传来的消息证实了贞德的预言后，博垂科特终于同意护送她前往希农。她伪装成男性，穿越了广阔的敌方勃艮第领土，最后到达王储查理在希农的城堡。在会面中她给了查理极为深刻的印象，查理接着指示在普瓦捷对贞德进行背景的调查和神学上的检验以证实她的道德。在这个时候，查理的岳母约兰德（Yolande of Aragon）筹措了资金以发起一场解救奥尔良的远征。贞德请求参与这次远征，并穿上了骑士的装备，由于她没有自己的资金，她的盔甲、马匹、剑、旗帜与随从花费都是他人捐赠的。历史学家Stephen W. Richey对于贞德为何能受到任用提出了这样的解释：

“在战场一年接着一年的可耻失败，法国政府在军队和人民的领导地位上已经士气低落而名声败坏。当查理王储同意由贞德来领导他的军队并准备战争时，他一定是已经试过几乎所有正规、理性的策略选择而却皆告失败。只有一个已经到达了存亡最后关头、却全然无计可施的政权，才会在绝望下去相信一个自称受到上帝指示的农村文盲女孩，让她指挥国家的军队。”

贞德的军队在1429年4月29日到达战场，但当时的法军指挥官迪努瓦公爵（Jean de Dunois）和其它将领自行拟定了作战计划，在没有告知贞德的情况下展开作战。贞德察觉后对此大发雷霆，无视于其它经验丰富的指挥官计划先补给奥尔良的判断，贞德主张直接攻击英军，她投入了每一场小规模战斗中，身处战斗的最前线，并随身带着她那明显的旗帜。对于贞德在战场上的实际领导能力一直是历史上的争论之一，目击者声称她常常在战场上做出相当明智的决策，但士兵和将领们往往将她所获得的胜利视为是上帝的神秘力量所成就的。传统的历史学家如Edouard Perroy则推断贞德在战场上的领导作用主要是在士气上的。这些分析往往是根据后来贞德在审判上的证词，贞德声称她更注重她的军旗、而不是她的剑。最近学者在审判证词的解读上则较常指出，跟随她的军官们将她视为一个足智多谋的战术家和成功的战略家。Stephen W. Richey主张：“她持续领导着军队进行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胜利，扭转了整场战争的局面。”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历史学家都同意，法军在她的领导下都能创造相当非凡的胜利。

 

（四）

贞德非常轻视法军将领们一向谨慎行动的战略，在战场上她采用正面的猛烈攻势来进攻那些英军堡垒。在攻陷了几个堡垒后，英军开始放弃其它木制的防御建筑，并集中剩余的兵力，以防守一座控制了奥尔良联外桥梁的石制堡垒——土列尔堡垒（les Tourelles）。在5月7日，法军开始进攻土列尔，贞德在交战中被一支箭射中肩膀而被士兵们抬离前线，但她很快把箭拔了出来，负伤重返战场以领导最终的攻势。

在奥尔良的迅速胜利，使法军开始计划进一步的攻势。英格兰人预期法军的下一个目标会是巴黎或诺曼底；迪努瓦公爵后来证实这的确是原本计划的目标，但贞德坚持应该朝兰斯进攻。在一系列突如其来的胜利后，贞德说服查理授予她和阿朗松公爵全权指挥军队，并获得允许进攻罗尔河附近的桥梁，以作为稍后进攻兰斯的序幕。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提议，因为兰斯的距离是巴黎的两倍，而且已经深入敌军领土。

法军在6月12日攻下了雅尔若，6月15日攻下卢瓦尔河畔默恩，接着在6月17日攻下博让西，阿朗松公爵完全支持贞德所做的决定。其它的将领，包括迪努瓦公爵，也对贞德在奥尔良的胜利印象深刻，而都转为贞德的忠诚支持者。贞德还在札若的战斗中，警告阿朗松闪避来袭的火炮而救了他一命。在同一场战役中，她也在攀爬攻城梯时遭到石头击中头盔，但她仍继续战斗。在6月18日，预料中的英格兰援军到达，英军指挥官为约翰·法斯托夫（John Fastolf），这场帕提战役（Patay）可以看作是阿金库尔战役的逆转：法军先锋部队在英军长弓兵的阵势准备完成前便发动突袭，在接下来的战斗里歼灭或俘虏了大批的英军，并俘虏了英军指挥官，与一小批士兵逃出的法斯托夫则成为英格兰可耻战败的替罪羔羊。法军在战役中只承受了极小的伤亡。

法军于6月29日开始从卢瓦尔河畔默恩进攻兰斯，并于7月3日在与勃艮第城市欧塞尔的谈判中使欧塞尔保持中立，法军于是得以通过，其它途中路经的城镇也都毫无抵抗的重归法国一方。而之前签定了特鲁瓦条约的特鲁瓦，也在四天的围城后不流一滴血的投降了。军队到达特鲁瓦后面临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传说此时贞德结识了一位名为“兄弟理查德”（Brother Richard）的修道士，兄弟理查德长期以来在特鲁瓦宣扬世界末日将近的警告，而使当地的农民改种植豆类——能够早熟的作物，军队到达时豆实刚好成熟，于是便解决了粮食问题。这个传说被历史学家路希·史密斯（Edward Lucie-Smith）所引用，他以此主张贞德扮演的其实是神圣化的角色、而不是实际的一些能力。

兰斯在7月16日打开了大门，加冕典礼迅速于隔天早晨举行，查理王储正式加冕为查理七世。虽然贞德和阿朗松极力主张进攻巴黎，但查理较倾向于与勃艮第进行谈判以达成休战。勃艮第的菲利普公爵于是利用谈判来作为缓兵计的策略手段，在谈判的同时暗中增援巴黎的防御。法军继续往巴黎前进，途中获得更多城镇和平的投降。由英格兰贝德福公爵率领的英军与法军在8月15日相遇，双方打成平手。法军接着在9月8日进攻巴黎，尽管贞德在战斗中被石弩击伤腿部，她仍然继续指挥军队直到当天的战斗结束。隔天早上，她便接到王室的命令下令法军撤退。许多历史学家将这次撤退归咎于法国大臣拉特雷穆瓦耶公爵（Georges de la Trémoille）所犯下的政治大错。

（五）

贞德在卢瓦尔-沙里特（La-Charité-sur-Loire）度过了没有战斗发生的11月和12月，接着在来年3月前往Lagny-sur-Marne，并在5月13日前往贡比涅以抵挡英格兰和勃艮第人的攻势。在1430年5月23日的一场小规模战斗中，贞德被俘虏了。当她下令军队撤退回贡比涅城时，她处在军队的最后方以确保所有人都退回了城里，但就在这时贡比涅城因为害怕英军跟着闯入，没等到所有部队撤回便将城门关下，贞德与剩余的后卫部队便遭到了勃艮第人俘虏。

当时有关俘虏的惯例是，只要俘虏的家人能付出赎金便能将他赎回，但这次勃艮第人不想这样做。许多历史学家指责查理七世没有努力进行援救。她试图逃跑了好几次，有一次甚至从70英尺的高塔跳了下来，摔在干燥了的护城河的柔软泥地上而没有受重伤。在一番谈判后，菲利普公爵将贞德交给英格兰。在法国北部博韦的一名主教皮埃尔·科雄（Pierre Cauchon），在这些谈判和稍后的审判中担任关键的角色，他是英格兰的强硬支持者，并认为自己有责任确保贞德会遭受惩罚。

指控贞德为异端邪说的审判是出自政治上的目的。贝德福公爵宣称法国国王的宝座应该属于他的侄儿—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的，而她则破坏了这一切。审判的程序于1431年1月9日在鲁昂展开，由英格兰占领政府主导，审判的程序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杂乱无章。

总结一些主要的问题，担任法官的科雄主教的审判权只是法律上的假设（legal fiction），他是因为亲英格兰的立场而获得了这个职位。

英格兰政府资助整场审判的花费。神职的公证人员Nicolas Bailly，也只是被任命以收集对贞德不利的证词，却没有提出半点反面的证据。也因此整场审判缺乏根本的公平基础，无论如何贞德都将被定罪。

审判的纪录证明了贞德有着卓越的才智。纪录中最著名的一段质问是：“妳是否觉得自己受到上帝的恩典？”而贞德回答：“如果没有的话，希望上帝能赐与我；如果我已得到，希望上帝仍给予我。”

这个问题是个陷阱。当时教会的教条是没有人可以肯定他自己受到上帝的恩典，如果她做出肯定答复，那她就证明了自己是异端邪说。而如果她的答复是否定的，那她就承认了自己是有罪的。公证人Boisguillaume后来证实了当时法庭在听到了贞德的回复后，“那些质问她的人全都目瞪口呆”，并且只得暂停了那天的审问。这一段质问后来非常知名，在现代成为了许多领域的题材。

几个法庭的人员后来证实很大一部分的手抄纪录都被更改了（更改得对贞德不利）。许多神职人员都是被强迫参加的，包括审问官Jean Le Maitre，其它一些人甚至遭到来自英格兰人的死亡威胁。依据审讯的规定，贞德应该被监禁在由修女所看守的教会监狱，但英格兰人却将贞德监禁在一般由士兵看守的监狱中。科雄主教也拒绝了贞德希望教宗出面的要求，因为这很显然会让他的审判停止。5月30日，本穿女装的贞德又换回男装，教士纪录认为这是为了避免被英国人奸污，因为当时的男装极难强行脱下。

最后法庭总结了贞德的12项罪行指控，但这些指控都和在审判中的纪录相互矛盾。在各种方式逼迫之下，不识字的贞德在立即处死的威胁下签下了一份她完全看不懂的公开弃绝书（abjuration, 等于直接认罪），但法庭在官方留下的纪录上却是另一份不同的文件。

（六）

当贞德签下弃绝书时，弃绝书上也声明同意穿着女性的服装（自从离开家乡以来，贞德始终穿着男装）。几天后，依据目击者的说法，贞德在监狱中被一名英格兰贵族试图强奸未遂。她重新开始穿着男装，要不是为了防止骚扰，或者就如同Jean Massieu作证所言的，因为她的裙子被偷走而没有衣服可以蔽体了。

死刑于1431年5月30日在鲁昂的老集市广场进行，目击者描述了死刑的那一幕。贞德被绑在火刑柱上，她不断地祈祷着，并向旁边的神父请求让她握着一个小十字架。最后火被点燃，几分钟后，一切都结束了。英格兰人将烧焦的木炭拨开，暴露出焦黑的尸体，以向人群证明她的确死了，接着又燃烧了尸体一次，以避免她的骨灰被人收集。

英格兰人将剩余的灰烬都扔进了塞纳河，就像他们五百年后对待纳粹的战犯们一样。负责点火的刽子手Geoffroy Therage后来形容他当时“……非常害怕因烧死了一位圣女而会被打入地狱。”

在战争结束后重新进行了一次审判。在贞德年迈的母亲伊莎贝拉·达克和法国宗教裁判所的首席法官Jean Brehal的请求下，卡利克斯特三世授权了这次重新审判。审判开始于牧师Guillaume Bouille对案件重新的审讯，并在1452年由Brehal主导下进行了调查，正式的裁决则在1455年11月进行。遍及欧洲各地的许多神职人员参加了审判，审判的过程也遵照标准的法庭规定进行。神学家组成的小组也分析了115名目击者的证词。最后Brehal在1456年6月提出结论，描述贞德是一个为正义牺牲的圣女，并指出当初主导审判的皮埃尔·科雄是为了自身的现世利益而错误的将贞德定罪。法庭在1456年7月7日正式宣布了贞德的清白。

贞德自从离开家乡后直到她被俘虏并误签弃绝书之前都穿着男装。女性穿着男装在那个时代是会引起宗教上的指责的，英格兰人主导的审判也以此将贞德定罪，理由是圣经上有关穿着的规定。但在重新审判中推翻了这一项指责，因为这忽略了圣经教义上的例外情况。

在教义上来讲，女人可以在必要时伪装她自己以穿越敌方的领土、让她在战斗中可以穿着盔甲，并称这样做可以让她在露宿野外时避免性骚扰。在重新审判上作证的牧师证实她在监狱里穿着男装以避免遭骚扰和强奸，为了保持贞洁而穿着男装也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这样穿着可以缓慢侵犯者的速度。当初经查理王储指示而在普瓦捷对贞德进行的调查也指出，她穿着男装是因为她的任务是男人所做的工作，也因此着男装更为合适。她在整个军事生涯和后来被俘时都保持着短发，重新审判中的神学家以及法官Brehal也都替她的发型辩护。

就如Francoise Meltzer所说的：“对于圣女贞德的描述，显示出人类每个时代以来在性别上的成见和偏见，但这些记载却没有告诉我们圣女贞德的长相。这些记载是可以被解读的，一种关于性别的记号：每个世代以来的文化对于具有勇敢特质的人物的想象，再加上性别角色上的模糊，使得她相当难以被后人描绘。”

（七）

圣女贞德所看到的神迹一向是她的事迹中最受争议与讨论的，吸引了许多神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研究。有关她看到的神迹的线索只能从当初审判的纪录里加以找寻，这些纪录相当复杂且不一定准确，而且贞德在审判中一直抗拒回答法庭针对这些神迹的质问，也拒绝依照惯例对这些回答的真实性做发誓。对于贞德所言“看到了某些东西”的宣称通常被认为是出自真诚的，她认出了天使圣弥额尔、圣玛加利大和圣加大肋纳出现在神迹中，问题只在于她所看到的是否真的是神迹。虔诚的天主教徒更相信贞德所看到的真的是出自神迹。

而另一种看法，许多学者认为贞德所看到的只是由心理疾病造成的幻觉和妄想，例如偏执狂的精神分裂症、癫痫造成的短暂脑叶变化。大多数采取这种看法的学者都认为贞德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精神领袖，而不是有真实才干的领导人。其它说法还包括结核病扩散、偏头痛。

许多人反对这种心理疾病的解释。一个精神病患不太可能会得到查理七世朝廷的支持。事实上之前的国王——发疯了的查理六世，便被人称为“疯子查理”，当时法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衰退便是因为他的发疯造成的权力真空而导致的。他宣称自己的身体是玻璃做的，任何人接近就会打碎他，但他的臣子部下们并没有将他的说法也当成信仰的意识。在特鲁瓦签定的条约剥夺了查理七世的继承权，或许其中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担心他遗传了父亲的疯病。当贞德到达希农时，王室的顾问Jacques Gélu便提出警告：“我们任何人都不该因为受到这个女孩谈话的影响而改变政策，一个农夫……如此的被幻觉所蒙蔽；我们不该因此而遭受外国的讥笑……”与现代人对于中世纪的刻板印象不同，查理七世的朝廷相当的精明，而且对于幻觉这方面都抱持着怀疑论的看法。

还有说法指出贞德在纪录上所展现的智能，证明了她不可能是精神病患。贞德一生中都展现出相当聪明，在重新审判中都常对贞德的智慧感到惊讶，“他们（审判者）常常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变化无常，但尽管这样，她仍然相当精明的回答，而且显示出极好的记忆力。”她在质问中不可思议的回复甚至迫使法庭停止公开的开庭。不过，尽管智力的衰退和记忆的丧失是许多主要精神疾病的病征，但缺乏这些病征不代表能完全排除精神疾病的可能性。虽然这样，许多学者如Judy Grundy便指出，除了审判上的表现外，依据许多目击者的说法，其它精神疾病可能导致的混乱，例如显著的人格改变和杂乱无章的言语，都没有在贞德身上出现。

那些主张贞德所见的是心理疾病造成之幻觉的人，通常根基于以下其中一种或多种的可能：

1. 由于认为天主并不会命令某个人去投入战争、或至少不会是去跟英格兰人打仗，所以贞德一定是受到幻觉的影响，而不是真的遇上神迹。不过，由于这只是人对于天主的假设，这种说法不能算是根据客观原则而对于心理疾病的判断。

2. 由于唯物论上否定天主的存在，所以任何看见的“神迹”都必定是幻觉，因此贞德一定是有着心理疾病。

3. 同时，医学界并不会自动的将全部的神秘现象归类为心理疾病，而且通常不会将以上的两种分析视为是有根据的诊断：由于有关贞德心理疾病的争议主要聚焦在她所见的是否为幻觉上，如果有人想要将这些所见的事物视为心理疾病的病症（也就是“幻觉”和“妄想”），那此人就必须先证明这些真的是属于幻觉和妄想，而不是自己利用这些假设来作为证据以证实假设的本身。

一些对贞德所见的神迹的医学解释则是讽刺性的：为了响应有些人所主张的，贞德是因为喝了结核病牛只产下的未加热杀菌的牛奶而产生幻觉，Régine Pernoud写道：“法国政府应该停止对牛奶的加热杀菌规定，好培养出更多这样的英雄人物来造福国家。” 

（八）

百年战争在贞德死后继续进行了22年，查理七世成功保住了法国国王的正统性，而没有被英格兰所宣称的继承者亨利六世（于1431年12月时进行加冕）所打倒。在英格兰能重新组织于1429年损失的军事将领和长弓兵部队前，英格兰也失去了和勃艮第的同盟，法国成功的在1435年的阿拉斯条约（Arras）中使勃艮第向法国靠拢。英格兰摄政的贝德福公爵在同一年去世，使年仅10岁的亨利六世成为最年轻的英格兰国王而却没有人辅政。勃艮第立场的转变以及亨利六世无能的领导或许就是造成战争结束的主要原因。Kelly DeVries主张，贞德将火炮作为攻势用途和正面攻击的战术也影响了法军往后的战争。

圣女贞德在接下来四百年成为了半传说的角色。有关她的记载主要来自编年史，英格兰主导的首次审判的5份原始手稿于19世纪时在旧档案库里被发现。很快的历史学家也找出重新审判时的完整纪录，包含了115位目击者的证词，以及以拉丁文记载的首次审判的纪录。许多当时的信件也被发现，其中3份有着贞德“Jehanne”的签名，摇摆的字迹显示她还在学习写字。这些第一手数据都是两次审判所留下的文件，成为相当不寻常的丰富资料来源，如同De Vries说的：“没有任何中世纪的人物，无论男女，像贞德一般能被广泛的研究。”

贞德来自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而且只是个不识字的17岁农村女孩，但却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了传奇人物。在贞德前，英法两国都以有千年之久的萨利克继承法来正当化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原本只是君王之间的为了继承权产生的冲突。贞德则为战争带来了不同的意义，如Jean de Metz所描述的：“我们（法国）的许多国王都来自英格兰血亲；但我们就要成为英格兰人吗？”而Stephen Richey则说：“她将一场原本枯燥乏味、普通人民深受其害但却不感兴趣的王朝间的冲突，变为一场热情激昂的保家卫国的圣战。”Richey也描述了她对后代的影响力：

“在她死后5个世纪的人们，对她做了一切纪念：（她是）狂热的信徒、宗教神秘主义者、天真纯洁，却又可悲地成为一枚被当权者摆弄的棋子，同时又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创始者和象征，被崇拜的女英雄和圣女。她即使面临酷刑的威胁和火刑的死亡时，仍然坚持着她所听到的来自上帝的声音。无论那个声音是真是假，她的事迹让所有听到她故事的人都会震撼不已。”

在1452年战争结束后对她的死刑进行重新调查的同时，教会宣布由于她在奥尔良的光荣事迹，核准奥尔良为朝圣的地点之一，并对当地的罪犯颁布了一次特赦。圣女贞德在16世纪被反对新教徒的天主教同盟作为他们的象征。而在1849年至1878年担任奥尔良主教的Félix Dupanloup的努力下，于1909年对贞德进行了赐福礼。她并于1920年5月16日被封为圣人，她的纪念节日被定在5月30日。她成为了罗马天主教会里最受欢迎的圣人之一。

圣女贞德并不是女性主义者，她所扮演的角色为依据宗教传统的特殊人物，代表了无论来自何种社会阶层都能得到神的召唤。她严格禁止法军招引妇女进入营地，有一次甚至还以剑背来敲打这些随军妇女以驱离她们。

不过，许多在贞德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帮助都来自女人，查理七世的岳母阿拉贡在起初对贞德的调查中证实了贞德的处女之身，并资助发起了援救奥尔良的远征。在贞德于贡比涅被俘后，卢森堡伯爵的姑母珍夫人（Joan of Luxembourg）也改善了贞德在监狱里的生活状况而且可能也延缓了她被移交给英格兰人的时间。最后，英格兰摄政的贝德福公爵的夫人安妮（Anne of Burgundy）在审判前证实了贞德仍是处女之身。也因此法庭无法指责贞德为女巫，并也为贞德的清白和圣徒品行提供了证据。从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到现在，圣女贞德成为女性眼中勇敢而积极的正面角色。

二战时夏尔·戴高乐所领导的法国流亡政府旗帜。采用了圣女贞德的洛林十字架（Cross of Lorraine）作为象征。这就是法国的男性，毫无廉耻。

从拿破仑开始，圣女贞德在法国就时常被作为政治的象征，自由派强调她出生于卑微平凡的家庭，早期的保守派则强调她对国王的支持。后来的保守派则强调她的民族主义。在二战中维希法国与法国反抗势力都以贞德作为象征之一：维希政府的宣传强调她对抗英格兰人的事迹，在海报上显现英军战机轰炸鲁昂的情景，并辅以标题：“他们总是回来展现暴行。”而反抗势力则强调她与外国占领势力的对抗，以及她的故乡洛林被纳粹所控制。法国人就是这样没有出息。

传统的天主教徒，尤其是在法国，也用贞德作为象征之一，在1988年反对教皇进行改革的法国枢机主教勒费弗尔·马塞（Marcel Lefebvre）被逐出教会，支持者则将他和圣女贞德被逐出教会相提并论。三艘法国海军的军舰也前后以贞德为名，现役的是一艘直升机航空母舰。近来引起相当争议的法国政党国家阵线（Front National）也以贞德作为号召，在出版物上都有她的画像，而且还以燃烧的三色旗作为殉教的象征。不过这个政党的反对者往往讽刺这种盗用贞德形象的做法。每年的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也被法国定为纪念贞德的全国假日。

这就是法国人的德行：出卖了英雄，再来纪念她。

（九）

关于圣女贞德的殉难，大多数学者认为查理七世故意对其坐视不救。“如果勃艮第党能把贞德引渡给英国人，那英政府愿支付勃艮第公爵1万法郎。另外再奖赏逮捕贞德的有功官员6000法郎，亲手抓住她的骑士奖800里弗尔。”关于赎金的具体金额，学界存在分歧。因战争等原因造成的经济动荡，货币的贵金属比例逐渐下降，而生活中大量使用外国的金币，所以更倾向于一万金的说法。14世纪英国王室每年正常收入也不过3万镑，所以不可否认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用牺牲换和平。贞德的死是有价值的，她的殉难不仅激起法兰西强烈的民族感情，也成为和解政策的牺牲品。1435年，查理七世与好人菲利浦签定阿拉斯和约，在斗争了近三十年后，阿尔马尼亚派拥抱了勃艮第派。1436年，查理七世在勃艮第派的帮助下，轻松光复了首都巴黎。

雅克·科尔是比法兰西国王更有权势的大商人。他从事多种贸易；开发矿业，投机黄金，装备航行地中海的船只；他的商业网从法国到东方和西班牙。雅克·科尔是个成功的商人，查理七世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1427年，他获得在布尔日铸造王室钱币的特权；1436年，被任命为铸币总监；1439年，成为国王的财政总监；1442年；他进入了参政院，并被封为贵族。”雅克·科尔成为了国王的重臣；不仅因为他恢复了不断贬值的货币；而且其巨额资本也成为国王征战的坚固后盾。“从1449年至1450年，雅克为查理七世从英国人手中夺取诺曼底筹措资金；在1450年，他送给法王六万金币，作为围攻瑟堡的费用。”可这些并没有让他逃过悲惨的结局，特别是当其在商业上的垄断地位危及国家的发展，并引起贵族和大商人的普遍不满，此时的查理七世也不再那么依靠他了。1451年，雅克·科尔被判处亵渎君主罪并剥夺了所有财产。

查理七世生不逢时，又无雄才伟略，但他善于抓住一切机会，改变自己和法兰西的命运。虽然，他无力开疆扩土，却为法兰西的强盛打下了基础。百年战争中，查理七世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他并不被后人传诵，甚至还备受指摘。但就是这样一个青年，从王储到国王，从分裂到统一，促成了法兰西日后的强大。

而历史悲哀地证实，法兰西的强大，原来建立在圣女贞德的尸骨之上。

圣女贞德是被法国政府出卖的——这不是孤立现象。

唐朝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也曾感叹：“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因为功高盖主，必然遭到暗算。

不错，法国政府首脑查理七世虽然号称“胜利者查理”或“忠于职守的查理”，但却是一个胆小、懦弱、愚蠢的人，他不仅出卖了圣女贞德，还背弃了朋友雅克·科尔，尽管他最后打赢了百年战争，为法国在接下来几个世纪的强盛奠定了基础，但却无法让法国恢复罗马帝国的能量，而只能让欧洲陷入无穷无尽的分裂和烦恼之中。直到现在，欧盟还无法从这堆乱麻里摆脱出来。

法国人自己出卖了圣女贞德，这就注定了法国在和英国的竞争中永远失败。法国从此成为一个遭受天谴的民族！呜呼！

（附带说一句，毛泽东树立的“刘胡兰”，多少山寨了法国人的“圣女贞德”。这当然让人好奇：刘胡兰是否也是让“自己人”给出卖的呢？）

附录

查理七世（Charles VII le Victorieux，又称胜利者查理或忠于职守的查理，1403年2月22日—1461年7月22日），法国瓦卢瓦王朝国王（1422年—1461年在位）。他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胆小、懦弱又愚蠢的人，他出卖了圣女贞德，背弃了朋友雅克·科尔，但他最后打赢百年战争，为法国在接下来几个世纪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查理七世是疯子查理六世第11子。并于1417年封为王储，身为王储的查理本可在其父百年之后荣登王位。可上帝并没有眷顾他，此时的法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国内被阿尔马尼亚派和勃艮第派两大贵族的权利斗争搅得乱成一团；国外还要面对英王亨利五世对法国领土的野心。

关于两派内战的开始，可以追溯到1407年奥尔良公爵被勃艮第派刺死。阿尔马尼亚伯爵成为新的领导者，奥尔良派也更名为阿尔马尼亚派。1415年，英王亨利五世率兵在诺曼底登陆，并在阿金库尔战役大败法军，占领法国北部和首都巴黎，勃艮第派与英军相勾结，在巴黎大量屠杀阿尔马尼亚派。1418年法国王太子查理随阿尔马尼亚派逃到布日尔。

1419年勃艮第公爵无畏的约翰在与王太子约定会面的蒙特罗桥被刺，使得其继承者好人菲利浦完全倒向英国的怀抱，和解的希望破灭。在勃艮第派和王后的影响下，1420年5月24日神智不清的查理六世签订了特鲁瓦条约：“英国人保有一切征服之地，直到卢瓦尔河；否认了王太子查理的继承权，以英王亨利五世为嗣和摄政，并把查理六世之女嫁予亨利为妻。”

1422年亨利五世与查理六世相继去世，亨利五世年仅一岁的儿子成为国王亨利六世，由叔父贝德福德公爵摄政，并在巴黎的圣但尼教堂举行加冕礼，此时，逃往布日尔的王太子查理也宣布继承王位，自称查理七世。“从此就有了三个法国：一个是英国人的法国，疆界从吉埃内到加莱，包括诺曼底、韦克森、曼恩、皮尔卡迪、香槟、法兰西岛；一个是勃艮第的法国，除勃艮第公爵国之外，包括内韦尔伯爵国、佛兰德尔和北方的阿图瓦，不久又包括巴伐利亚的雅克琳让予的弗里兹和布拉邦特；第三个是太子查理的法国，国土只限于布日尔附近地区。”

1422年，查理七世成为布日尔之王。可多数学者认为“这位胆怯、懒散而又轻率的二十岁青年，配不上他自己宣称的国王封号。”1424年法军在韦纳伊战败，1428年英军包围了奥尔良，法军节节败退，1429年圣女贞德在奥尔良一役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查理七世又看到了希望。在贞德的支持下，查理七世于1429年7月17日在历代法国国王加冕之地兰斯大教堂加冕。然而，在贞德被英格兰的盟友勃艮第人俘获后，曾经大大受恩于贞德的查理七世却丝毫没有出力援救她，致使贞德于1431年被烧死。

1435年，查理七世与勃艮第派领袖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三世（好人）和解，获得了收复巴黎的机会。

1436年，查理七世进入巴黎。查理七世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固定税收制度，建立有骑兵和步兵的常备军（这一政策后来被其子路易十一抛弃）。1435年后，查理七世不再定期召开三级会议。1438年查理七世在布鲁日颁布国事诏书，使法国教会一定程度上服从王室。1439年颁布建立常备军的奥尔良法令。1440年，查理七世平息了大贵族的叛乱。 

（1）查理七世制定税收制度，通过三级会议获得征税的永久权（1439年后，查理七世不再召开三级会议，独揽大权）。“他所规定的三种税一直施行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一是货物税；二是盐税；三是农作物收成和所拥有金银多寡所抽的税。” 　

（2）查理七世改革军队，取消封地征兵制和雇佣军，建立正规军。“以二十个优选骑兵连组成第一个常备王军，由国王挑选的连长率领；一支给饷的军队骨干，派驻戍防城市；编整自查理五世时期成立的自发组织即辅助性的自由弓手，置于王室监督和地区指挥官之下，成立炮兵队。”这样不仅增强了战斗力，也改善了过去在战争尾声中的大肆劫掠行为，以及横行乡里、掳人勒赎和攻占城堡的情况，为战后重建提供了保障。难怪马基雅维利认为：“如果查理国王的法规制度得到发展或者坚持下去的话，法国一定是不可战胜的。”

（3）在文化上促进了印刷术的传播和发展。1458年查理七世派王室铸币师尼古拉·詹森到美因茨学习新的印刷术。虽然他没有回到法国，却在威尼斯创建了世界上最知名的印刷厂。他创制的精美绝伦的罗马活字字体，受到了全欧洲的效仿。

（4）1438年查理七世颁布布日尔国事诏书：“确定教会议高于教皇；取缔向教皇献纳第一年年俸金的制度；规定教会会议十年一次；保持法国教会自由，并同罗马隔绝。”

（5）1440年查理七世平定了布拉格里的大贵族叛乱，解除国家不稳定的因子；他重组政府，起用市民充当顾问，设立高等法院（图卢兹于1443年成立，格勒诺布尔于1456年成立）。

从这我们可以轻易发现查理七世统治前后的不同。也许没有圣女贞德，就没有奥尔良保卫战的胜利，但法国后来的统一强盛，查理七世功不可没。查理七世统治早期的法国偏安一隅，物质资源并不丰沛，奥尔良是其领地上唯一的大城市。“所以查理七世常被敌人讽刺地称作布日尔王，暗示其领土建立以来的狭小和从未扩张。”面对支离破碎的法国，查理七世若不能建立起有效的统治，也就不能征收赋税，招募士兵。“国王威信的局限性不仅表现在臣民的反抗和拒不听命，而且表现在国王没有能力在诸侯的采邑里行使他的法律、委派官吏和财政人员。”在波旁家族和勃艮第族眼里，自称的查理七世根本不具有合法性，不能称之为法王。直到1429年7月17日，在贞德的帮助下，查理七世在兰斯大教堂加冕，他才确立了合法性。“其影响也从南部和东部的朗格多克、多菲，扩大到北部、西部的贝里、图海纳、普瓦图及安茹的部分地区。”

查理七世在1453年结束了百年战争，收复了除加来之外英国在法国境内的全部领地。

对于查理七世的认识和评价，都基于两个人。两个同样对查理七世给予帮助和支持的人，两个同样被查理七世所背弃的人：圣女贞德和雅克·科尔。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曾坚信：“君主，特别是新君主不能保持所有那些受人尊重的品格，为了保有国家，他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与友谊、人道和宗教背道而驰。”所以，对统治者永远不能信任！

（另起一页）

第十二节

德国的效率来自劣等种族

（如果近代沉沦在懒散软里的中国人肯努力的话，就能摆脱被日本人痛打、被俄国人奴役的命运。中国难道连普鲁士人这样的劣等民族都不如吗？中国并非绝对不能超越普鲁士，因为普鲁士的起源其实是德国各邦中最为不堪的，正如德国在世界各国中也并非面面俱到的模范。）

大家知道，德国的效率来自普鲁士王国，那么普鲁士王国的效率有来自何处呢？答案是，来自一个德国人眼中的劣等种族：普鲁士人。

普鲁士人并非德意志人：普鲁士人原本是居住在波罗的海东南沿岸的一个民族，属波罗的海种族，与现存的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属于同一种族。十二世纪时，“条顿骑士团”代表的德国殖民运动进入波罗的海东岸地区。1170年，波美拉尼亚的索比斯劳公爵在普鲁士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即但泽附近的奥利瓦修道院。

1224年该修道院被土著的普鲁士人焚毁。1226年，波兰国王之子、马佐维亚公国首领康拉德公爵（条顿骑士团成员）的领地也遭到普鲁士人袭击，以此为契机，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地区发动了为时近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运动，先后建立托伦、马林堡、库尔姆、埃尔平等要塞，征服了普鲁士人居住的地区，并迫使其信奉基督教并使用德语。十六世纪，普鲁士人作为独立民族逐渐消亡，其血液混入德国人民之中，先后成为普鲁士公国和普鲁士王国居民的一部分，普鲁士最后征服了除了奥地利以外全部意志领地，显然是因为普鲁士的效率和“美德”冠于全德各邦。而这其中，显然有劣等种族普鲁士人的一份功劳或是苦劳。说其功劳，无非有二：一是因为普鲁士人可能具有日耳曼人所缺乏的优异能力，二是因为通过两个种族的杂交产生了某种意想不到的优势。说其苦劳，无非有一：普鲁士地区的日耳曼殖民者通过奴役普鲁士土著人而获得了其他日耳曼人所缺乏的打击能力，就像近代日本人通过痛打中国人而获得了大量财富和强击能力。

就这样从上述三个可能的方面，德国的效率来自劣等种族普鲁士人。

在同化普鲁士人的基础上，1701年至1918年，霍亨索伦家族建立了普鲁士公国，十八世纪初改为普鲁士王国。以后其历任国王不断扩展领土，其疆域反过来又从东欧延伸到德意志中部和西部。经过不断地励精图治，到十九世纪中叶，普鲁士王国成为德意志境内最强悍的诸侯国。

普鲁士升格为王国是在腓特烈一世统治时期，由于他承诺要帮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皇帝遂把他的封号由选侯提为国王。在此之前，普鲁士曾建立过臣属于波兰的普鲁士公国，该公国后来与勃兰登堡选侯国合并。所有普鲁士君主均属霍亨索伦王朝。

不过，就是这样出身于劣等种族普鲁士人的“国家”，却成全了德意志民族“举世无双的最优种族”的美名。

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是普鲁士王国版图的扩大，普鲁士在帝国中占有三分之二的领土和五分之三的人口；来自劣等种族的普鲁士，成为德国的领袖。普鲁士的巨大影响迫使二战后占领德国的盟军在1947年3月1日正式废除了普鲁士的建制，让人们忘记普鲁士精神、不让人们用普鲁士人来指称德国人。同时，将东普鲁士的北部并入苏联（今俄罗斯联邦的飞地“加里宁州”），南部划归波兰，剩余部分被英、法、苏三国划入其各自的占领区，分别成为今勃兰登堡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部分，黑森州部分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部分。

以下为普鲁士王国的历代国王。

腓特烈一世 1701年-1713年在位

腓特烈·威廉一世 1713年-1740年在位

腓特烈二世（大帝）1740年-1786年在位

腓特烈·威廉二世 1786年-1797年在位 

腓特烈·威廉三世 1797年-1840年在位 

腓特烈·威廉四世 1840年-1861年在位 

威廉一世 1861年-1888年在位

腓特烈三世（百日皇帝） 1888年在位 

威廉二世 1888年-1918年在位

普鲁士王位继承人：

威廉二世 1918年-1940年

威廉皇储 1940年-1951年

路易·斐迪南王子 1951年-1994年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王子 1994年至今 　

1871年，在劣等种族的混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普鲁士排除了奥地利，选择用“小德意志方案”统一德意志，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只是在此之后，所有的德意志邦国才被统一称为“德国”。对于这位“铁血宰相”是否拥有统一德意志的宏大计划，还是只是纯粹扩张普鲁士的领土，长久以来有很多争论。

六十多年后，奥地利人阿道夫·希特勒出于对俾斯麦的不满，要建立“大德意志”，于是带领德国并吞了奥地利。

显然，从“德意志种族优秀论”的角度，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比劣等种族的普鲁士更有资格“统一德意志”。

不过，历史是无法假设的。现代德国确实是在劣等的普鲁士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不论是劣等种族普鲁士人的血液造就了德国的强盛，还是德国殖民者通过奴役普鲁士人而获得了走向强盛的训练——德国的“优秀”都和劣等种族的存在密不可分。而就历史过程来看，“劣等种族普鲁士人的血液造就了德国的强盛”和“德国殖民者通过奴役普鲁士人而获得了走向强盛的训练”这两个要素，其实是事物的“一体两面”。

历史是人创造的，所有的民族特殊论、种族特殊论，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神话。

如果近代沉沦在懒散软里的中国人肯努力的话，就能摆脱被日本人痛打、被俄国人奴役的命运。中国难道连普鲁士人这样的劣等民族都不如吗？中国并非绝对不能超越普鲁士，因为普鲁士的起源其实是德国各邦中最为不堪的，正如德国在世界各国中也并非面面俱到的模范。

此文于2012年10月7日做了修改 

（另起一页）

第十三节

俾斯麦怎样出卖了德国的未来

一般认为，俾斯麦是“铁血宰相”，上大学的时候就和别人决斗了好几十次，当了普鲁士宰相，就凭借英勇无畏统一了德意志。

其实，这完全是错觉。俾斯麦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机关算尽反倒透支了德国的未来。

研究一下就可证明，俾斯麦不是“铁血宰相”，而是“纵横专家”，俾斯麦不是凭借英勇无畏统一了德意志，而是通过纵横捭阖玩弄了欧洲各国。由于俾斯麦一再背信弃义地进行阴谋活动，“毫无信义”就成了德国的标签。结果在“统一德国”的过程中，在欧洲空前孤立了自己。这就使得德国最后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在俾斯麦退出政治舞台以后，俾斯麦种下的恶果却自动生长，直到把德国卷入毫无胜算的世界大战。

下面我们就看看俾斯麦是如何算尽了机关、耍尽了手腕、挖尽了潜力、透支了信用，把德国一步步引向悬崖、引向最终的毁灭。

1860年代早期，普鲁士国王与议会的冲突引发了一次宪法危机。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1862年任命俾斯麦为首相。俾斯麦希望自己能够解决这次宪法危机，并击败各国势力，令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的领导势力，最终由普鲁士控制所有的德意志国家。

建立这个统一国家的泛日耳曼主义，迅速地摆脱1848年革命时的自由和民主特征，趋向俾斯麦提出的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政治”。

俾斯麦通过反复无常的手段，发动三次对外战争，并吞了所有德意志国家，也为日后国际反德联盟的形成，埋下了种子：

1、联合奥地利发动普丹战争（1864年）；

2、联合意大利发动普奥战争（1866年）

3、联合奥地利发动普法战争（1870-71年）。

普奥战争首先展开：1863年11月18日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签署11月宪法，宣布石勒苏益格是丹麦的一部分。普鲁士则宣称，这违反了伦敦议定书的议定，并要求废除11月宪法。外交尝试失败之后，1864年2月1日普军越过石勒苏益格边界，战争爆发。普丹战争结果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的胜利，两国在之后签订的和平条约夺得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的控制权。普鲁士瓜分到石勒苏益格，奥地利瓜分到荷尔施泰因。

普奥战争其次展开：1866年，与意大利配合，俾斯麦制造了一个奥地利与普鲁士宣战，爆发普奥战争的情况。克尼格雷茨战役的决定性战役，使得普鲁士能够合并一些领土并排除普鲁士长久以来的竞争对手奥地利及其盟友的影响于德意志邦联之外，并与战争中支持普鲁士的德意志邦国组成北德意志邦联。

普法战争最后登场：1870年，俾斯麦将他修饰、删减、具辱骂意味的法国外交大臣格蒙特公爵阿革诺耳写的声明登上报纸，刺激法国策动普法战争。拿破仑三世没有获得奥地利的支持，就与北德意志邦联和南德意志诸邦作战，误入俾斯麦挖好的陷阱，是一大失策。1866年普鲁士预先和奥地利签订的条约这时发挥了作用：奥地利没有干预德意志邦国的军事行动，德意志邦国经过几次战役后，1870年7月1日在色当的会战打败了法军主力，并且俘虏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战败国法国的凡尔赛宫镜厅宣布成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于此成为“德意志皇帝”。而选择镜厅登基的原因，是这里有被法国合并的德意志地区的众多壁画。这一历史性的羞辱，也为法国日后的复仇买下了伏笔。

这场战争奠定了俾斯麦和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统一后的领导者。1871年凡尔赛条约（于稍后的法兰克福条约中得到确认）中，德意志南部的邦国正式被合并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并终结了这场战争。俾斯麦作为新成立帝国的第一位首相，他领导了德意志由联邦过渡到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

德意志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包含二十五个邦国，当中三个是自由汉萨城市。这是“小德意志”方案的实现，排除了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大德意志”方案。

俾斯麦本人1866年制订了北德意志邦联宪法，1871年经少许修改后成为了德意志帝国宪法。德国拥有了民主的特色：特别是帝国议会，对比于普鲁士议会，帝国议会的议员都是直接和在同等男性普选权下产生的。可是，法案仍需要联邦议会中来自各邦的代表审议通过，而联邦议会中普鲁士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在宪法的背后，普鲁士在这两个议会里仍然有绝对的影响，靠的是赋予给皇帝的执政权力，和皇帝指派的联邦总理俾斯麦。俾斯麦只对皇帝负责，在皇帝的授权下为他服务。总理的内阁是一个人的内阁，处理所有国事。

帝国议会拥有通过、修订或否决议案的能力，但不能制定法律，制定法律是总理的职务。这部宪法是设计来让某几个人掌握首相与国王的职务的。

其它的邦国都可维持本身的政府，但是较小邦国的军队则改由普鲁士控制，而较大邦国如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王国等的军队则跟从普鲁士编制，在战争时期交由帝国政府指挥。普鲁士是帝国内最大的邦国，占帝国的六成面积。在被合并到普鲁士前，这些邦国有些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瓦解后得到自主权，有些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建立的自主国家。

以武力统一的行动鼓舞了德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促成泛日耳曼主义。另外，这亦向其它民族提供了武力可获得光荣的例子，促成其它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生，如大塞尔维亚运动、泛斯拉夫主义。此外，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战胜法国、夺去阿尔萨斯-洛林，引起了法国复仇主义。

军备竞赛：德意志统一破坏了欧洲均势，令各国处于不安，急于扩张军备及寻找盟友，形成军备竞赛，恶化了列强关系。

帝国主义：德国的崛起令列强无法再在中欧获取利益，转向夺取殖民地。法国为求恢复大国地位，极注重扩张殖民地。各国因此出现殖民地冲突，如英法在埃及的冲突。

这些动荡，直接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爆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的继续；这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各国尽都元气大伤，纷纷退出列强行列，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割欧洲了，其中德国输得最惨。

俾斯麦给中国的教训或前车之鉴是什么呢？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2011年2月20日发表了一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的文章，题目是：“俾斯麦是中国需要的人吗？”

文章自问：一个以俾斯麦外交政策为模式的中国，有资格成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世界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吗？

文章自答：除非忽略确立德国主导欧洲秩序所付出的代价、铁血首相的手段以及在其离任后降临到欧洲头上的遭遇，才有可能。 

文章论述：德国当年的统一及所带来的后果，更多是值得后人警戒而非仿效的榜样。

但西方的中国观察家仍热衷这个话题。那些对中国野心心存疑虑的人警告称，正如德国将欧洲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一个强大的中国会扰乱地区力量平衡，引发亚洲的激烈军备竞赛；乐观的人则表示，俾斯麦的良性、低调战略使欧洲维持了二十年和平；因此一个沉迷于俾斯麦的北京，可以将尽其所能地推动与亚洲国家的合作，打消外界对其实力和意图的担忧。

许多中国人认为，俾斯麦提供了可供效仿的例子。“德中超乎寻常的相似经历”，是铁血宰相令一些中国人着迷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应在世界范围更大规模地复制俾斯麦的成就，以确立自身牢不可破的地位。中国战略学者对俾斯麦的热衷也许并不普遍，但“北京无疑正研究德国历史并从中汲取灵感”。 

不错，俾斯麦发动的魅力攻势，修补了德国作为劫掠者的形象，减轻了外界对德国的攻击性的担忧。这就如同近年来的北京，将一个崛起的中国描述为亚洲国家不应惧怕的良性大国。但猜测中国未来的西方观察家不应为此感到宽慰。的确，俾斯麦推行了旨在保持欧洲现状的外交政策，但这是在摧毁旧有体制、确立对德国有利的体系后才这样做的：这不是一个终曲，而是一个序曲；而和平的终曲就使战争的序曲。

按俾斯麦方式行事的中国，将乐于摧毁现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但任何一个替代体系都不会像现有体系一样令亚洲的周边小国受益，一个由中国主导的“新的亚洲秩序”，有可能像一个由德国主导的欧洲体系一样脆弱不堪。 

当然，像亨利·基辛格这样的“中国人民的朋友”或许认为，北京并没摧毁美国主导的现有秩序的意愿。但是其他学者则认为，中国的进程已经开始，数十年遵循“韬光养晦”策略后，北京启动了旨在重塑全球体制的“走出去”战略。“韬光养晦”策略，只是邓小平打桥牌输了以后关于钻桌子受罚的性格延伸，它并不适合后邓时代中共领导人们的胃口。

中国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在改变世界，它已成了一支颠覆性的力量。确保其自然资源的供应不仅需要精密的贸易和发展战略，还需要更广阔的军事战略。将中国视为俾斯麦式的力量，一开始仅仅是试图在地区层面复制俾斯麦的成功，并不触及美国主导的更为庞大的体系。如此一来，中国就成了国际关系学者们所说的“修正主义”力量，试图按其利益（部分）调整体系，而非全盘颠覆。不过这位“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却警告说：即便如此，亚洲秩序也将朝着不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方向改变。华盛顿、东京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应轻视这种可能性。铁血宰相给中国观察家们提供了“绘制北京外交和战略轨迹的工具”；中国学者和官员如何理解其中利弊将给其未来外交带来影响。

当然，俾斯麦给中国的教训或前车之鉴，还有其另外一面，那就是中国比德国庞大得多。中国一旦发展起来，其能量无论建设还是破坏也就比德国大得多。德国失败的事情，中国不见得就做不成。特别是考虑到：有朝一日中国的人均产值只要达到了台湾的水平，其总产值就将超过日本和美国的总和。这样的“中国”，还不足以颠覆那时的国际秩序吗？

（2011年台湾人均GDP首次突破两万美元，是中国人均GDP的大约四五倍，是美国日本的将近一半；中国人均GDP如果赶上台湾，达到将近美国和日本的一半，根据人口基数，中国国民总值将达到美国和日本总和的一点五倍。2011年欧盟人口五亿，成员国贫富差距最高达六倍，面临严重的财政破产危机，因此暂不列入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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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节

德国主导的欧盟不再是欧盟

2012年2月23日，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公布的预测显示，许多机构和分析师预期欧元区经济将在2012年再陷衰退，这一预期并被欧盟（EU）官方正式采纳。

◎藉新财政条约德扩权

欧洲的债务危机进入第三个年头，对全球乃至美国的影响巨大。欧洲领导人应对危机使出浑身解数，多管齐下但效果很差。欧债危机由来已久。1月31日，欧盟主席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称，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5个都将签字同意建立永久性的援助基金“欧洲稳定机制（ESM）”。除英国和捷克外，欧盟25国已经同意签署德国主导的欧盟财政巩固协议。该协议有权对违反欧盟财政纪律的成员国实施半自动制裁，并且要求把平衡预算纳入各国立法规定中。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过这个新财政协议，再次巩固了德国在欧盟的主导地位。

据分析，欧债危机其实提供给德国一个“主导欧盟经济主权”的机会。因为所谓“欧元”，并非一种进化完全的主权信用货币，虽然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怀胎”，却仍然属于“早产儿”。目前正在越演越烈的欧债危机，充分暴露出欧元早产的弊病。尽管如此，欧元并不是造成危机的原因，而是欧洲南北经济发展模式错位的结果。

去年11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爱尔兰政府未正式公布的财政预算案，竟先交予德国国会“审批”，结果自然引起了“国家主权争议”。爱尔兰反对派怒斥政府此举是丧权辱国，要求政府解释。其实这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因为在欧盟的构架下，主权国家的职能大多已经残废了。

对此有人怀疑，德国主导的欧盟将不再是欧盟，而是多少有些像是“兵不血刃的第三帝国”。难道希特勒用装甲部队没有实现的梦想，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可以用“救援资金”来实现吗。这个来自东德的女强人，是否流淌着普鲁士人血液。是否得了东普鲁士“狼穴”的遗传。

◎谋欧版IMF露德野心

结果，英国人孤立于欧洲大陆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大叫：“德国野心毕露：藉危机蚕食欧洲各国主权！”英国《每日电讯报》声称获得一份德国外交部备忘文件，显示德国正在密谋将欧洲救援基金，变成拥有巨大权力的“欧洲版IMF”，拥有介入欧元区救援国财政预算的实权，必要时甚至可全面接管、控制其财务开支政策。报道质疑，德国的解决危机方案，正是要建立一个“欧洲超级政府”，蚕食成员国主权。

当然，默克尔在其所在党的年度大会上表示，建立政治联盟可以帮助欧洲一体化计划走出“最艰难的时刻”，德国甚至准备放弃部分国家主权来换取更紧密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不过此番言论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

如果这是默克尔打算向本国选民传递信息，以便为应对欧元区危机赢得更多回旋余地，那将情有可原。但默克尔可能是在认真地要求统治欧洲，并在近期全面修改欧洲宪法。欧洲许多国家担心，在欧盟面临关乎生死存亡的最严峻考验之际，默克尔重提修宪问题可能反而会分裂欧盟。

◎失传统欧盟危机无解

为什么现在的欧洲难以建立政治联盟？为什么德国一味主导欧盟，反而可能使之陷入分裂呢？

笔者认为，欧盟的出现，是因为欧洲有一个统一的精神基础，那就是基督教的传统。这多少有些像古代的华夏世界、希腊世界、阿拉伯世界和近代的美洲世界，也都立足于共同的宗教价值观。因为众所周知，只有宗教的价值，才能超越金钱、权力，给这个锱铢必较的世界，增加一种粘合剂与润滑剂的双重效应。而欧盟一度领先世界其他地区得以整合，也是由于基督教传统的召唤。这个条件，在亚洲就不存在，所以东亚联盟的诞生，将是遥遥无期的。

但是，随着欧洲世俗化进程的日甚一日，欧盟的共同精神基础正在削弱——这对欧盟的前途是个釜底抽薪的噩耗。因此之故，欧盟的整合，势必遇到日甚一日的困难。那么，除了精神整合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欧洲的政治统一呢？笔者认为那只有军事的整合了。但是军事整合在现在欧洲和平主义思潮流行的背景下，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欧盟的危机可能是无解的。除非，欧洲人重新获得一种精神能力，不再透支自己的生命。

（另起一页）

第十五节

德国预测中国可能走向战争

2011年6月22日，“德国之声”预测：中国可能正在身不由己地卷入对外战争。

德国之声多少代表了德国主流社会的观点。它认为，最近围绕着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南海主权争议又开始激化，直至近日越南公开在南海举行实弹军事演习，将中国的南海问题战略再次推向了极其尴尬的境地。中国的南海战略到底何去何从？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主权争议，这几年已经成为一个令中国十分头疼的问题。由于南海底下石油资源丰富，再加上由于中国的崛起，东南亚国家大都希望依靠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影响，而美国也希望借助东南亚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东南亚国家近来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叫板的程度不断增高。

在中国方面，由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上涨，北京高层之前确定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权在我”的方针，几已成为被人们嘲笑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中国国内民意还是一些企业，都似乎有在南海问题上蠢蠢欲动，先下手为强的意图和行动。因此，一段时间来，发生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南海冲突事件，很难说清到底是谁的责任。5月26日，中国的海监船与越南的勘察船在有争议的南海海面发生冲突，最后中国方面剪断了海底的电 缆，从而引发了最新一轮的中越南海争议。

5月29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次对中国的行为提出抗议，并表示越南可能将动用海军力量来解决争端。这是东南亚国家第一 次将军事打击方案提上桌面，也使得中越之间长期存在的恩怨再次表面化，尤其是中越是否可能在南海开战，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事实上，在东南亚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中，越南和菲律宾是两个比较行动最为激烈的国家。除了越南首先将军事议题提上议事日程外，菲律宾最近正考虑将英文的“南中国海”改名为“西菲律宾海”。

但面对这些行动，中国方面的举措则似乎有些前后矛盾之处。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南海的先下手为强策略是导致南海局势紧张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中国官方的立场却又相对比较暧昧，从而导致了中国民间的相当不满。

这一怪圈实际上也折射出今天中国的两难和困境，那就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一方面过分不自量力，从而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不应有的疑虑和警惕，而另一方面中国则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又缺乏一个整体的规划和部署。这一两难的结果就是，崛起期的民意被煽动起来了，而盲动的民意 最终又无法得到良好的舒缓。

在南海问题上，盲动的民意是令北京高层十分头疼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南海风云激荡，尤其是与越南的矛盾加剧，中国国内主张对越开战的民意不断上升，令北京高层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坦率讲，今天的中国内外并没有做好对外开战的准备，甚至也并无此决心。但盲动的民意却不断推 波助澜，令决策者也逐渐陷于迷茫，并继而导致利令智昏。

在这方面，北京比较顾忌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的稳定状况，二是美国的态度。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维稳几乎已经成为北京高层 的头号目标。为了维稳，北京不敢与北朝鲜翻脸；为了维稳，北京对内动辄动用军队和坦克平定骚乱。但在外交战略上，维稳之上的策略却往往使得北京高层瞻前顾后，不敢有所作为，并继而导致日益盲动的民意的不满。

北京领导人面临的这一内外困境，与欧洲工业化早期的现象颇有类似之处。不同的只是，今天的中国没有像欧洲早年那样经历过思想启蒙的洗礼，有的只是崛起期的盲动。

人们千万不可小看了这一盲动的情绪，它在危险的时候，很可能做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盲动举措。中越是否可能开战就是一个明 显的例子。从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国既没有开战的决心，也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但在民意的不断盲动和骚动下，尤其是在越南不断紧逼，而中国国内矛盾又无法找 到出路和出气口时，形势就可能变得比较危险。若越南方面无法保持克制，若中国继续不断遭受心理刺激，那么一个本来并没有做好开战准备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走 上对外战争的道路，并借以转移国内矛盾。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这样的例子和教训。

……

谢选骏指出：对德国之声的上述看法，我是不敢苟同的。

这是因为，德国是一个习惯于对外侵略的国家，中国却是一个习惯于被人侵略的国家。

德国人不打内战但擅长外战，中国人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大家都说清朝腐败无能，但满清毙命之后，中国却从来没有能力从事过一次哪怕仅仅一次“边境冲突”之外的对外战争。

抗日战争要等到英美对日宣战之后战争才全面开始；朝鲜战争中国则是作为斯大林的马前卒赴死的。

现在，中国即使在南海与越南开战，最多也是“边境冲突”的水平；不会与美国发生冲突。中国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的唯一战场，是在台湾海峡。

这就是“内战内行”的逻辑。

2011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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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英国首相有没有权力封锁网络？

英国当局认为社交网站在骚乱中起到不良作用，所以英国首相卡梅伦上周提出，在英格兰参加骚乱的人可能被禁止使用互联网社交网站。对于卡梅伦的这项建议，中国当局解释为类似于中国的网络封锁。中国媒体随声起舞，大力赞扬这个英国式的封网动作。

中国的一位评论员赞扬这个“大胆的举动”，并唆使英国政府在发生骚乱的时候像阿拉伯国家（动荡的时候和中国（正常的时候）那样关闭社交网站。因为中国政府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互联网控制系统，是阿拉伯国家的好榜样，也希望成为英国政府的好榜样，北京争权声称，网络封锁是为了维持稳定所必需具备的手段。

卡梅伦表示，限制使用Twitter和Facebook可能有助于控制骚乱。这在中国激起了一阵喝彩：“我们早就告诉你了。”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直属的《环球时报》在一篇评论表现得兴奋不已：“西方国家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发展中国家，但是现在态度变了。”这篇评论表示，他们希望这会帮助东西方的政府当局在控制互联网的问题上，取得一致。

中国目前有大约五亿互联网用户，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互联网控制系统。当局担心Twitter和Facebook可以交流信息，结果这些网站在中国遭到长期封锁。但是，目前有大约两亿中国互联网用户正在使用中国自己建立的社交网站，这些网站已经成为公众发表意见的一个重要前沿。

即使在严密的监视之下，中国网民还是通过社交网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言权，这些网站上的言论无形中就批评了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而中共也对此深感关切，正在考虑如何加强对这个新领域的控制而又不伤害经济发展。

现在，面对英国政府在发生骚乱的时候要像无赖国家那样关闭社交网站的企图，中国当局也许是高兴得太早了。因为现在的问题不在于那个卡梅伦想不想封网，而在于英国首相有没有权力采取封网行动？

我想，在人性意义上，卡梅伦也许并不比中国领导人更好，但是问题在于英国的制度限制了他的困难的作恶行为。

君主立宪、三权分立、陪审团制度、最高法院上诉程序……这些东西足以限制卡梅伦首相的可能拥有野心与恶意，足以保障英国的网络不被一只罪恶的黑手随意切断。

2011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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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节

意大利是欧洲的废垃社会

（一）

《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吗？》（谢选骏，原载《光明日报》1988年10月16日）：

有朋自阿姆斯特丹游学归来，言及西欧各要埠麻醉品秘密市场已渐入当地的华人帮会和意大利 MAFIA（即黑手党）之手，他们平分秋色，井水不犯河水，把其他秘密组织挤出了这一市场。这是令人惊讶的。但这并不令人奇怪。 

意大利名记者路易吉·巴尔齐尼的《意大利人》，以研究意人利国民性为宗旨，这对热衷于探讨自身国民性和文化传统但又很难得出一致结论的当代中国读者，无疑会激起兴趣并触发共鸣。可巧的是，意大利作家也很少能写出他们的国民性，尽管这在民间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在火车厢里，路旁，咖啡馆里，报社编辑部里，人们总在不停地争辩：“我们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无怪作者感叹：“我一生都在参加这种无休止的辩论。我听到无数的说法，但从来没有肯定的结论……”这与改革潮里的中国人有惊人的相似。 

近代意大利是西欧最落伍的国家之一，这种国际压力迫使他们反思传统即反思自身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例如，在其他国家，也有伟大人物遭受迫害、以致被杀的事件，“但哪里的迫害也不像意大利这样武断、持久和坚决。”马基雅维利被禁闭，现代思想之父维柯贫困终生，但不被流放，伽利略蹲了大狱，康帕内拉在土牢里过了半辈了，布鲁诺在群众欢呼中被害，1799年那不勒斯的爱国者们被绞死，李思佐被乱石击毙。这种有系统地消灭优秀人物的传统，中国读者是不会陌生的。远的不说，光是那些极左的政治运动，哪一次不是以收拾出头鸟为归依的呢？形式变了，实质则一：为满足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毁了民族的脊梁。这在其他国家恐怕不那么多见。这是两个古老民族的故事：它讲了西欧最古老的民族和东亚最古老的民族的命运。这命运是：优秀人物遭到了严峻的社会报应。这里遵循的是与自然界中“优胜劣败”的法则恰恰相反的某种社会准则：“劣胜优败”！ 

其要害不在于“野蛮”而在于熟透得近乎溃疡的文明机巧。历史似乎为这两个富于古老智慧的民族留下了一笔值得清理的遗产。 

不能把社会生活理解成一场有组织的横向斗殴，正如人类历史也不是一套有系统的纵向屠杀。而使社会免除混战与活动的要素，就是确立超乎单人与集团利益之上的普遍游戏规则，并且尊重它，遵循它。这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游戏规则的确立，使社会生活宛如一场有序的棋局而非无序的厮斗，其中可以有竞争、对垒、甚至拼搏，但这一切都必须严格限制在公认的FAIR PLAY 以内。但我们的现实生活则缺乏游戏规则，甚至连学术界和批评界也不能免俗。朝三暮四的假游戏规则盛行，结果被用作针对人的“武器”。举个例子，有些单位在分配住房时就用了假规则：它的要点是看要房对象来临时制订分房规则，结果每一次分房的规则都要翻新，而得到住房的却总是那些人。制定规则的人一次次得房，遵守规则的人一次次无房！假的游戏规则是破坏社会公信力的最大元凶，它奖励了痞气横行，造成口是心非的双重人格。 

在那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朋友看来，仿佛秘密社会的强盛，也可以构成一个民族某种程度的自豪。其实，帮派至上的心态对社会游戏规则的践踏，恰是促成社会衰落的重要因素。美国人可能奇怪，意裔居民在受到侮辱后，为什么不去法庭起诉，却求助于黑手党人来复仇。这种疑惑正表明了不同的社会心态与社会实情间的隔膜。实际上，意人利黑手党和华人秘密帮会的土壤正是滋养他们的人情社会 （与法治社会相对立）。它缺乏普遍认可的游戏规则，便等于鼓励人们寻求规则以外的手段与“关系”以解决问题。这便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假游戏规则──找关系解决问题──一场阴谋混战”。还要加上巧言令色和动机伪装。 

假规则的泛滥造成了普遍的社会内耗。大量精力浪费在不断建立、玩弄、破坏规则的假游戏规则。找关系解决问题成了帮派意识的强壮剂，这是以分裂社会整体结构为代价的。 

巴尔齐尼还发现，“封建主义”作为一个道德观念是与意大利社会格格不入的。封建形式作为外国的时髦被接受了，但它的精神（如骑士精神）却“流于一种文雅的消遣”。这里没有亚瑟王的骑士宣言，也不存在巴亚德那样无所畏惧的武士。

这一分析，使人想起当代中国人在谴责“封建主义残余”时，实际上是把封建主义与家天下、无法无天、人欲横流、以权谋私等同了起来。而传统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游戏规则却无人理会。这种谴责结果成了某种对现状的高级辩护，它使人对游戏规则所受到的新近创伤完全麻木不仁了。把中国秦朝以后的社会生活中本就欠发达的游戏规则，当作封建主义和万恶之源而口诛笔伐，并未导致新的游戏规则，而只解脱了践踏游戏规则者的内心不安。仿佛破坏了规则，阿Q也就“革命了”，社会也就找到了通向天堂的正确阶梯。结果呢，留下的只是无序的荒漠。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已经认清，社会的进步有赖于“置游戏规则于尊位”。破坏规则，是最严重的社会破坏；而培植尊重规则的风尚，已被证明为最首要的文化建设。这规则不是抽象的道德规范，而是可见的行事依据。 

（二）

《必须冒化身盐柱之险回头看看发生了什么》（顾湘）：

（《蛾摩拉》，罗贝托·萨维亚诺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教父》的灵感来源并非西西里黑手党，而是那不勒斯市皮纳西卡帮的老大蒂利。《疤面煞星》的原型卡彭的原籍也在这块方圆几里的地方（坎帕尼亚大区，包括那不勒斯在内）。一九三二年关于卡彭的电影拍摄时，只要有动作戏或拍摄地点没有危险，卡彭就会和随从到场坐镇，确保演员不会把“他”演砸了。那不勒斯的克莫拉是欧洲目前势力最大的黑帮组织，其规模是西西里黑手党的五倍，比西班牙埃塔组织和爱尔兰共和军加起来还多。出生在那不勒斯的新闻记者罗贝托·萨维亚诺写的《蛾摩拉》是对他们鲜为人知的犯罪活动的一份详尽证词。

如同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当代黑帮已经告别了一味的打打杀杀，成了一个个公司。那不勒斯社团的运作模式更像商会，从调动资本、成立或结束公司、资金流通、快速投资房地产到倚重政治上的斡旋，都反映出它们建立了充满弹性的经济体制。最好的人才被送到经济部门，而不是训练成为杀手。帮派操作地产建筑业、金融业、各种加工业、服务业、旅游业、食品业等几百种行业；他们投资购物中心、公寓、餐厅、连锁娱乐场所、私人学校乃至艺术画廊；他们能拿到价值几百万欧元的公共工程项目，从家具、枪械、织品、肉品包装到矿泉水都经营得当，总之，全面渗透那不勒斯、全意大利乃至全世界的社会经济脉络。“如今，犯罪组织都是直接和经济同步，而帮派组织也完全信服商业辩证法，”书一开始就这样告诉我们。

“国际服装的庞大市场和意大利的高档服饰，都在靠社团吃饭。靠着旗下的公司、人手与产品，社团已通达全球各个角落。”这本书从服饰工厂区开始，讲述榨取利润之路，那不勒斯郊区光秃秃的头上盖着一块布，上面写着“意大利之光”，知名品牌尚未将所有的生产线东移、外包到亚洲，这里制造着安吉丽娜·朱莉走红地毯时穿的礼服和出售到全球的意大利高档服饰（以及质量稍差的成品）。意大利名牌厂商招标的过程很特别，没有赢家和输家，只有要不要参与生产竞争。当一个时间和价码被品牌商接受以后，所有承包商都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加入竞争，他们都可以拿到布料，产品完成后，只有出货最快、质量最好的承包商能拿到酬劳，其他工厂可以留着布料，但拿不到一毛钱。名牌服饰获利惊人，根本不在乎耗费布料，但倘若承包商投机取巧只拿免费布料，却始终无法兑现出货要求，以后就不准再参与竞标。落选的产品也完全不缺买家，它们会通过黑帮流通到赝品市场。另外，“帮派旗下的人手技术娴熟，曾经替意大利和欧洲重量级设计师工作数十年。这些巧手过去为名牌服务，如今投效黑道，缝制完成的衣物不仅工艺精湛，连材质都完全相同，应该称为准真品，”只缺正式授权。斯堪狄格里亚诺的黑道主宰国际成衣市场。亚洲人也去到了那里，书中写到“冼先生”请一位优秀的工匠教他的工人们做“高档成衣”，而不想让亚洲人打进当地市场的人打算干掉他。

“要替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写上新的章节段落，还要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补句与注解。”作者这样写。蛾摩拉是圣经里罪恶深重、被神毁灭的城，逃离的人回头看一看也会变成盐柱。“然而我们必须冒险回头，转身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什么降临在蛾摩拉，看看生命因为你们的经济活动而毁灭的土地。你们难道没发现这里就是蛾摩拉吗？”作者借一位牧师之口如此说道。他们贩毒、谋杀、签合同，帮派和解的协议发表在当地报纸上，供所有人阅读和了解；他们是衣冠楚楚的企业家，他们铲平高山、掏空丘陵，把高山与丘陵都变成水泥，掺进有毒的废弃物造成房子。所有的车库、墙壁和楼梯间都掺了有毒物质，没有人能阻止这一切，就算多年以后有人生了癌症，也只能感叹运气不好。他们大量回收垃圾，倾倒在自家地盘上，而接受他们培训的亚洲人的梦想就是将那不勒斯打造成欧洲废弃物转运中心，将有毒垃圾塞进集装箱运到亚洲掩埋。老大们对自己的故乡堆满有毒废弃物毫不在意，毕竟老大的寿命有限，帮派的势力有世仇、逮捕、杀戮和无期徒刑搅局，不可能长久，生意只在此时此地。他们造成的污染使土地变贫瘠，他们还把废渣和肥料混在一起卖给农民，不断有人死于癌症，犹如沉默的慢性屠杀，当地人绝望之余纷纷抛售土地，帮派们正好贱价收购。他们在堆到极限的垃圾场上想办法盖起了一群迷人的小别墅，价格实惠，大伙儿都知道是盖在垃圾上面的，地基很不稳，有土崩的危险，但为了拥有自己的家，工厂员工、上班族和退休老人还是不会拒绝这样的机会。

在这本书里，除了那些衣冠楚楚的大佬，你还能看到无名小卒是怎样被毫无怜惜地牺牲的。在罪恶中，所有人都是牺牲品，包括大佬在内。

全书最后，作者感叹道：“我试着想象人类面对如此巨大的权力机器，还能不能有什么感觉，还能不能找到方法，任何方法，存活在这套权力机制之外。我绞尽脑汁想知道，有没有办法去理解，去发现，去知晓，但不会被吞噬或毁灭？我们面对的选择是不是除了知道，就只有委屈妥协，视而不见，继续安静过日子？也许唯一能做的只有遗忘，不去看见。只听官方说法，听得心不在焉，除了叹息什么也不回应？？了解帮派的成功机制、他们的榨取手法与投资方式，就等于了解当今世界的运作法则，适用于所有地方，而不仅是在这里。”

（另起一页）

第十八节

为什么拉丁人也喜欢异族通婚

皮尤研究中心不久前公布的研究报告详细描述了一个多元化的美国。报告显示美国人的婚姻中，有8.4%为异族通婚，远高于1980年时的3.2%。全美异族通婚的数量现已增加至480万，而亚裔与西语裔被指异族通婚可能性最大。随着愈来愈多华裔父母趋向“入境随俗”，尊重儿女对配偶的选择，这使在美华人异族通婚现象日增。

所谓“西语裔”就是从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地区来到美国的人。习惯与异族人通婚，不仅是西班牙语美洲人的特点，也是法国人的特点，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就有许多法印混血人。而所谓亚裔相当一部分是华人和印度人等。

喜欢混血，是拉丁人的特点。这与日耳曼人喜欢全家移民的特点是很不相同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深入探讨过这一区别造成了，英法殖民地的不同命运。

在这一点上，英语民族与西班牙语民族显然不同。西班牙人甚至法国人多是男性单身闯到美洲冒险，因此不作长期打算，临时性起，就干脆和印第安人混血一下。许多人一走了之，扔下私生子不管。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后，与印第安人混血生出“梅斯蒂索人”〔Mestizo〕，白人与黑人混血生出“穆拉托人”〔Mulato〕，印第安人与黑人混血生出“桑博人”〔Zambo〕，而这些混血种又互相混血，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无法分清的其来源的新混血人种。加拿大的“梅蒂人”〔Metis〕，则是印第安人与法国人的混血儿，是法国人皮货贸易的副产品。欧洲殖民者不同于希腊殖民者，种族歧视非常严重，甚至不能平等对待殖民地的土生西班牙后裔“克里奥约人”〔Criollo〕人，而日耳曼人包括英国人多是全家一起殖民的，因此干脆驱逐和灭绝了当地的印第安人，但是他们却以不同方式与黑人混血出现代美国“黑人”，现代美国“黑人”其实是一种混血民族，他们身上的白人血统有时还会超过黑人血统。

为什么中国人也像拉丁人一样喜欢异族通婚？因为和拉丁人一样，中国人也属于费拉民族（印度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也是如此）：拉丁人属于罗马帝国的遗民变种，中国属于元明清帝国的遗民变种，而印度人和犹太人的血统混杂程度还要超过中国人和拉丁人。

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用一种类似进化论的观念，把居住在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人民称为“原始民族”、“文化民族”、“费拉民族”〔Fellah type，即“后文化民族”〕。这被认为是他的一大创见，其中的“费拉”是指一种社会人类类型〔Fellah type〕，很接近现在人们所说的“后现代社会”。在《西方的没落》下卷《对世界历史的透视》（1918年）中，“费拉”的原意指“阿拉伯世界的农民”，衍生意义则是指所有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包括晚近的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臣民、以及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印度和中国的居民，汉人是一种典型的费拉类型的人。而最典型的费拉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费拉的典型特点，在我理解之下就是“农民式的狡猾、无原则”。

其实，在中国文献中，类似的分类早就出现了。例如，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生女真与熟女真的区别，就是依据女真人的汉化程度来划分的，汉化程度深的，就是熟番；汉化程度浅的，就是生番。宋、辽、金人把漠北的蒙古等部称为“黑鞑靼”或“生鞑靼”，漠南的汪古部称为“白鞑靼”或“熟鞑靼”。那些能够入主中国的“番人”，是熟番程度开始超过生番程度的，如鲜卑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清人、日本人、苏联人。而彻底汉化了的，就不再是番，而是汉了。这也就是韩愈在《原道》中所说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这在台湾历史上也是显而易见的：明代称台湾土著为“东番”，清代称“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称“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清代书中指那些处于生番和熟番之间的半开化民族为“化番”。文明的进展使得生番渐成熟番。熟番被称为“平埔番”，主要分布于台湾西部平原及宜兰平原。平埔族原为南岛语系民族，和中国人种悬殊很大,但正是由于汉化的作用，早在明清时期就被称为熟番与化番。生番归化、生番的区划与隔离、从消极隔离到积极利用熟番的结盟政策，都是统治者以番制汉、以熟制生的策略运用。

在我看来，生番相当于原始民族，熟番相当于文化民族，汉人相当于费拉民族。对历史过程稍加观察就不难发现：生番火候未到，没有力量扩张；汉人火候已过，没有意志扩张；唯有熟番兼具力量和意志，火候正好。熟番往往具有活力十足的奴隶制度，如中国文明圈内部的秦国、鲜卑、元朝、日本，以及欧洲文明圈内部的近代殖民国家，包括废奴运动之前的俄国和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农奴制度的俄国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

写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为什么欧洲的金融危机也是首先爆发于拉丁人地区，因为这里是欧洲最不守规矩的地区（东欧的化外之地除外）。当然还要加上东罗马帝国的属地，例如希腊等块。

（另起一页）

第十九节

希腊政变预示欧盟的瓦解

 

新闻说，希腊在崩溃！希腊债务危机深重，欧盟几经商讨，上周终抛出拯救方案，岂料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 George Papandreou）周一晚间突然宣布要对方案进行全民公投，令欧债危机濒临灾难边缘。帕潘德里欧反覆无偿，不只欧盟痛恨，其所属的执政联盟“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内部更响起要求他退党或辞职的呼声，令他面临倒台，结果他撤换整个军方领导层，包括总参谋长、陆军、空军和海军将领，换上效忠于他个人的军官，令军事政变传闻甚嚣尘上。

希腊国防部声称，这是军方每两、三年的例行改组，与当前政治危机无关。但希腊反对党质疑，希腊军方自1974年还政于民后，民选政府为加强对军队控制，即使每几年撤换军方高层，却从未试过一口气撤换军方整个高层。

希腊左翼SYRIZA党就指，帕潘德里欧此举“旨在成立一支高度政治化的武装部队，以便政府在政治危机时牢牢控制”，凸显执政联盟在濒临倒台之际，担心军队政变。美国中情局的机密评估也认为，希腊军队政变不是没有可能的。

欧洲金融界早前戏言，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最佳方法是军事政变，因为欧盟必将军事独裁政权撵出门外，希腊将即时脱离欧元区，欧盟也毋须再为这个烫手山芋而烦恼。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皮萨里德斯说：“在1974年之前，当政客在互斗不休时，军方介入说：‘让军队来管治，直至你们找出办法’。自1974年以来，民主恢复运作，但当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时，却传出军官被撤换，确实令人忧心。”

在我看来，不是希腊的军队即将发动政变，而是帕潘德里欧自己发动了一场中国文革式的政变。其“全民公投”就像毛泽东文革的“发动群众”一样，是一切社会主义者偷天换日的惯用伎俩。

帕潘德里欧声言，公投欧盟方案，是为了令希腊留在欧元区取得民意授权，用以避免民众不时示威抗议要勒紧裤头配合欧盟的紧缩政策。他于是跟希腊内阁开会七小时，获内阁力撑公投决定，内政部长说可能提前下月进行公投。

要知道，欧盟领袖跟帕潘德里欧经过马拉松谈判，上周才达成让债主撤除 50%债务换来1,000亿欧元拯救希腊方案，但帕氏事先没通报欧盟就宣布要对方案公投，无疑向欧盟和政治盟友捅了一刀。德国表明上周的拯救方案是希腊的唯一选择。欧洲议会中间偏右联盟德国议员韦伯则斥希腊“正在玩火”。

这是因为：希腊近 60%人反对救援方案，对公投势必说不，到时欧盟不提供经援，希腊无法还债，宣告破产和退出欧元区事小，而导致欧盟瓦解和全球动荡，那才是重中之重。

英国财相欧思邦促希腊人作出正确决定，影子财相索莱伊形容“希腊人的决定，将在史册上比作 1914年奥匈帝国王储费迪南德遇刺的经济刺杀案，影响将会超出希腊，以至整个欧洲”。奥匈帝国王储费迪南德试图亲近斯拉夫人，结果却被斯拉夫人暗杀于萨拉热窝，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列宁到毛泽东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

展望未来，希腊人若在公投里用反对票迫使希腊政府退出欧元区，造成希腊所欠的所有债务彻底违约（而不是欧盟这个怪胎所设计的50%的还债），欧洲的银行就会进入破产程序，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等“欧猪”国家也就无法获得信贷了。

希腊经济和政局乱作一团，最终又可能火烧连环船，令整个欧元区和欧盟着火。

欧元区，正在成为另一场环球金融风暴的源头，欧盟政治的整合力量正在瓦解。

希腊政变预示欧盟的瓦解进行倒计时。

 

 （另起一页）

第二十节

希腊出售古迹文物来解决债务危机

现在人们普遍担心：希腊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这个以阳光及古蹟闻名的国家不像是触发下一个环球经济海啸的主角，但三年前也没有多少人相信纽约的投资银行会破坏全球金融市场。雷曼崩溃引发六十年来最严重的衰退，希腊也可能再度震撼整个世界。对一些人而言，希腊政府的债务已不是会不会引发悲剧的问题，而是问题会严重到何种程度。希腊悲剧就要在全球化过程中庄重登场。

希腊已积欠其生产总值1.5倍的债务，该国表示手头现金只能维持到10月中旬，届时要八十亿左右才不会违反债务合约，11及12月也再度需要数以亿计注资。 

问题在于欧元区的十七个国家无法永远援助希腊，因为欧盟和欧元区本来就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怪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应用经济教授汉克（Steve Hanke）说，希腊已有将近一年处于油尽灯枯情势，该国没有任何方法偿债，除非有超级舒困措施，势必违约而被踢出欧元区，对世界经济都是无比大事。 

置身事外的加拿大财政部长费拉逖站着说话不腰疼，开始谴责希腊未遵守承诺，他周日在CTV的Question Period节目上说，希腊应该履行对欧元区及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承诺。可是这谈何容易呢？这很可能比魁北克独立还要困难一点。

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如果紧缩财政、改变福利国家的坐吃山空，多半会遭到无产阶级的唾弃、下台了事。于是希腊这样的国家必须无所作为才能保持稳定。 

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一筹莫展，连索罗斯这样的风云大鳄都在鼓吹希腊应该有序地违约。他们认为希腊已经无力自救，所以他们只会争辩：今日的关键问题是希腊将是“有序的”还是“无序”地违约？ 

希腊有序地违约时，拥有债务的金融机构会维持融通，注销有关债务，并将希腊逐出欧元区，然后要保护受违约影响的对象，以免出现连锁反应。这样一来，即使最好的情况也无法避免环球经济受害，只能加以限制，债务太多，绝不会有好收场。至于无序地违约，情况就会更加糟糕。

但是，希腊其实并未陷入绝境，因为希腊还握有一项重大的资产，那就是比它的全部债务的总值还要值钱的“文物古迹”。

希腊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境内古迹文物多多，希腊现在可以出售这样东西，来维持自己的信用。

这个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法并不是异想天开，中国在二十世纪国难当头的时候就频频使用这一方法来度过危机，所以至今还有大量文物流落海外。

希腊应该知耻能改，勇敢承担责任。与其街头暴乱、信用违约，不如暂时用老祖宗的东西来作为抵押，获得贷款舒缓危机。

如此，则希腊幸甚、全球幸甚。

用老祖宗的东西来作为抵押、获得贷款舒缓危机，这也不是新东西，而是中国的老办法。

君不见中国的当铺甚多？君不见当铺救了许多走投无路的破落户？

希腊如果能多多学习中国，一定能走出现在的困境，再度崛起于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过程中。

这是一个中国人能够给于希腊的最好建议。

否则，一味赖账的最后结果可能比拜占庭陷落的结局还要悲凉。

2011年9月19日

（另起一页）

第二十一节

波兰捷克屡遭瓜分，有其自身原因

清末民初，华人担忧瓜分之祸，往往同情波兰，正如，香港歌手黄家驹同情南非黑人曼德拉，于是就把黑人问题简单理解为“肤色”。他没在黑人区住过，也许真的不知道，那绝不是一个肤色差异问题，而是基本的生物性反应都完全的不同。

2016年1月11日“观察者网”说，“一脚踹倒过马路女子”真是老外，被抓。

但它没有这是什么老外。仔细一看，原来“中苏同盟”的伙伴波兰人：

去年12月28日在南京拉萨路发生一起骑轻型摩托车的男子，用脚踹倒路过女子一事，引起了全国关注。观察者网1月5日曾报道，有媒体4日采访受害者徐女士，行凶者疑为一外籍男子，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今天（1月12日）上午，扬子晚报记者获悉，这名行凶男子已被南京鼓楼警方抓获。该名男子确为波兰籍男子，今年32岁，现在南京一所大学留学。

记者了解到，这名外籍男子此前涉嫌多次在路口辱骂行人，甚至在行人遵守交通规则时，亦出口辱骂。目前，该名男子已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三天的处罚。

1月4日受害者徐女士接受了扬子晚报记者的采访，详述了事件经过。

徐女士称，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去年12月28日，地点为南京市拉萨路与五台山体育馆相交的马路上，当时送孩子上学后，整条马路包括斑马线全部被车辆堵住，自己才从车流中过马路，没想到竟然遭到这名变态男子的脚踹。

徐女士告诉记者，这名男子与此前曾对她进行辱骂的男子外貌极度相似，疑为一名外籍男子。警方称，在事发路段附近曾发生过同样的踹人事件。“我年轻受点伤不算什么，万一他踹到的是老年人，那后果可就严重了。”徐女士呼吁市民帮她一起找出这名变态男子，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为何横穿马路？ 送孩子上学后，整条路包括斑马线都堵上了

今年38岁的徐女士告诉扬子晚报记者，她的孩子在拉萨路小学上四年级，事发的时间是上月28日早上7点多，她和丈夫送孩子进校后，两人沿着拉萨路百步坡上行至五台山体育馆5号门处，准备过马路取车上班。

“当时马路两边都停满了送孩子上学的私家车，又是早高峰，路上堵得不得了，整条马路包括斑马线都被车子堵死了”，徐女士说，她与丈夫在观察后决定从车缝中穿行过马路。就在他们穿过马路一半时，突然急速驶来一辆摩托车，他们避让过后，没想到对方竟然一脚踹在她的臀部，猝不及防的她双手撑地摔倒在马路上。

“你看视频，这名男子做这一动作太熟练了，绝不像是初犯。”徐女士说，自己摔倒地时，双膝麻木，双手疼痛不已。事后她和丈夫到一旁察看伤势时，两只膝盖均破皮流血，旁边还各紫了一块。双手也擦破皮流了血，疼得不得了。

视频中可以看到，在事发后徐女士的丈夫急忙上前拦住了她前面的车，误以为是被对方带倒的。徐女士告诉记者，视频只记录了这一段，没有下文。但实际上，她从地上爬起来后，立即赶到了车子旁边，开车的是一名女司机，女司机解释称不是自己车子的原因，徐女士是被后面的人踹倒的。

“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会冤枉别人的。”徐女士说，这时一辆路过的小车经过，车主摇下车窗，对着那名女司机说，他的行车记录仪拍下了这一幕，确实不是女司机的车带倒的。

这名有行车记录仪的车主还告诉女司机，自己已记下了她的车牌号，他会为她作证的。随后，这名车主可能急着上班，驶离了现场。“我们还特意与女司机互留了号码，就是希望对方如果联系她时，女司机能给我提供这一段视频，揪出踹我的人。”徐女士说，遗憾的是，那位车主并没有联系女司机提供视频，直到这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出来。徐女士说，她也是看了扬子晚报之后，才知道这件事已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

“在事发这一段路上，送小孩子上学的车辆实在太多，两边又停满了车辆，供人行走的道路都被占用了，过马路真的不是很方便。”徐女士说，对于网上指责自己不走斑马线，她也感到委屈，她一直是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但在这一个特殊路段，实在是身不由己。“如果说我有责任，我觉得这一段应该由交管部门加强管理，而不应该是被堵成这样，逼着行人从车流中穿过马路。”徐女士说。

扬子晚报记者从此前的视频中看到，从体型及衣着来看，脚踹徐女士的应该为一名男子，且戴着头盔，包裹严实，实在无法看清其庐山真面目。无独有偶，徐女士称，自己在一两个月前，疑曾遭到同一名男子的袭击。

“当时是在孝陵卫附近马路上的斑马线上，几乎是戴着同一头盔的男子，可能准备对我进行袭击，但因我走得慢，注意避让他，他推上头盔上的挡风罩，对我骂了一句极难听的洋骂。”徐女士说，男子推起挡风罩时，当时她看得很清楚，这是一名外籍男子，而自己根本没有招惹他，竟然招惹对方辱骂，令她非常恼火，但对方骂完似乎带着一种满足，一加油门，一溜烟就骑摩托车消失不见了。

事发后，徐女士和丈夫报了警。附近派出所民警调出了相关的监控，而徐女士反复观看了视频，觉得该男子与孝陵卫处的外籍男子高度相似。而警方根据视频画面初步判断，这名男子从身型及衣着来看，也怀疑可能是一名外籍男子。

扬子晚报记者了解到，就在徐女士被踹事件发生前不久，在不远处的上海路与汉中路处，也曾发生过同类的案件，同样是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伪装很好，行驶在快车道上，对着一名过马路的行人猛踹一脚后，也是快速逃离，但事件中的受害人幸运地没有受多大的伤。

“我以为是这个人蓄意报复我的，看来，他已不是一次两次了。”徐女士说，从视频中看到对方熟练的出脚方式及速度，看来是早已精于此道，幸好她还年轻，如果踹的是老年人，如此力道，后果可是相当严重的。

据介绍，随后警方调出了肇事男子逃离的轨迹，从监控上看，一直追踪到西康路附近，该名男子消失了，钻入小道中看不到了。而从监控上看，该男子骑着摩托车一直穿行在快车道上，速度非常快。从百步坡中段、五台山体育馆5号门处，到下面广州路丁字路口，约250米的距离仅用时9秒多，折合时速100公里左右，在当时车流较为拥堵行人较多的路况下，这种速度是非常吓人的。

警方结合当时的视频及此前接到的案情，认为这名出脚踹人的男子可能存在心理问题。徐女士告诉记者，警方也希望市民提供线索，找到肇事男子，进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处理。“这名男子可能心理变态，我希望借助扬子晚报巨大的影响力，提醒市民小心防范，同时合力揪出这名肇事男子，希望他得到应有的惩罚，也避免更多的市民被其暗算。”徐女士说，虽然自己的伤势目前并不严重，但并不能纵容这名心理存在问题的男子继续作恶。

……

不仅波兰，捷克也有类似问题。

网文《捷克种族歧视》（2011-12-27, 00:22）指出：

2011年暑假，首次踏上欧洲大陆，在欧洲众多国家做选择时，毅然决然决定以最陌生最不为人知的东欧做为进军欧陆的第一步。参加旅行社规画的东欧20日青春行，以半自助的方式踏遍了东欧的6个国家: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匈牙利、奥地利，原以为或多或少能有几场美丽的邂逅，若没有也可以认识几个异国朋友互相交流，然而最印象深刻的却是东欧国家强烈的种族歧视。

在现今，种族歧视仍然存在于欧洲，由这趟旅行观察，以捷克最为严重，或许与前往的各国景点有关，属于参观为主的地区（例如:教堂、老街区）的人对有色人种比较没礼貌，反倒是观光度假为主的地区（例如:海边）可能接触到较多的观光客，观念较开放，对我们比较热情友善。

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就属斯洛维尼亚的度假胜地碧蓝，一个宛如油画的滨海小镇。

虽然一天的奔波下来到碧蓝入住旅店时已经十分劳累，但是旅店中年的老板虽然酷酷的，但当我们逗着旅店的狗玩时，露出亲切的微笑，还告诉我们牠叫star。

我们在小镇内走着崎岖的石板路，不知道会通往哪里，一探出头，发现老板在露天咖啡座和朋友谈天，看到我们还亲切的打招呼，谁叫我们是整个镇上唯一的黄种人观光客。晚上去吃海鲜料理，餐厅特别位贴合我们口味做出鱼排饭，虽然饭又干又硬难以下咽，大家都吃不完，但是服务生笑脸迎人，这份好意不领也过意不去。逛着一整排的纪念品店，店员不会殷勤的立刻凑上来，而是让你保有空间挑选，就算空着手走出去也对你说声thank you。

然而，同属东欧，内陆的捷克，却是全团公认有最深的种族歧视，早在一开始入境捷克就处处碰壁，游览车司机因为是意大利人不是捷克人，而整台车上的都是观光客黄种人，捷克入境处的警官就百般刁难，不仅在入关就耗了一个半小时，硬生生的将整台游览车挡下来，还多收了一大笔入境费，高于其它国家好几倍。不管欧陆的申根条约，就是要多收钱，不然就是不给通行，要跟你耗有的是时间。到了捷克的第一个景点，大家又累又尿急，一时找不到厕所，有人索性走入路边的旅馆借个方便，没想到旅馆老板将人赶出来后，径自关上大门，让人十分有受污辱的感觉。在老街区颇负盛名利史悠久的餐馆品尝地道的捷克猪脚和黑麦酒，旅行团约聘的当地导游为我们用捷克语点餐，尽管说着流利的捷克语，语气也合气，然而顶个一张华人的脸孔，连服务生都不给你好脸色，语气明显的流露出不耐烦和厌恶，令大家不禁觉得，为什么要花大钱找罪受，明明观光客是国家很重要的经济来源，消费也是促进国家经济，更何况，我们也不是较低等的民族。

这种情形，在捷克屡试不爽，到了著名的温泉区，逛累了不太饿却想吃点东西，三个人只点了一份主餐一份配菜，服务生接受点餐后脸色微愠，送餐时竟只附上一份餐具给我们使用。最后在捷克闹区用餐亦然，结帐时想说将捷克币克朗花完，因为下一站将前往欧元区，因此将身上的零钱全数掏出凑齐，服务生到桌旁结帐时，将硬币全扫进零钱包，数也不数没说一句话直接走人，徒留我们傻眼。

尽管捷克的风景是我认为最印象深刻的，美丽的世纪钟楼“天文钟”、壮阔的魔鬼教堂、似曾相识的布拉格广场和逛不完的跳蚤市场和小摊位还有价格低于台湾许多的当地品牌保养品，人文景观令人一在拍照、流连忘返，但是大家对捷克的唯一印象就是“美丽的风景，丑陋的人心”，风景再怎么美一切都被恶劣的态度给抹煞。

在台湾若有服务态度差的服务生，本地人的你大可向上级反映甚至投诉以求公道，在外地就不一样了，除了忍气就是吞声，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语言不通的国家就尽情的游览，对于不顺心的是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免坏了旅游的兴致，不熟悉的文化和民族性，一举一动更要注意，才是明智之举。

原本对东欧有着浪漫神秘的幻想，这趟东欧旅行更加深了这个想法，东欧宗教和人文的文化深深吸引我，却也格外想念台湾的人情味，若能多遇到些可爱的人们，这趟旅行势必加分增色不少。 

……

捷克人一再遭受侵略，其自身原因也类似波兰人：因为他们比起德国人来，对强者更怯懦，对弱者更凶残。这个毛病华人更为显著，趋炎附势、墙倒众人推，所以毫无出息。

（另起一页）

第二十二节

西方在格鲁吉亚没有战略失误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的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认为，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犯了“战略失误”（见《格鲁吉亚：西方的战略失误》，译者陈云飞，详见附录）。因为美国代表的西方企图同时对付俄国、伊斯兰、中国这三个对手，而没有像毛泽东那样为了对付苏联这个主要矛盾，不惜对美国这个承认台湾的超级大国进行卑躬屈膝的外交。

马凯硕这样看问题，说明他很糊涂，没有看清问题的实质，所以他才异想天开地要西方去效仿毛的实用主义，“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马凯硕不明白，美国代表的西方并不仅仅要对付对付俄国、伊斯兰、中国这三个对手，而是要建立一个全球秩序。在美国代表的西方看来，俄国、伊斯兰、中国根本算不上对手，而只是全球化过程中必须克服的不守规矩的土围子。

马凯硕的糊涂还在于，尽管他知道“西方……现在终于有可能创建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秩序”，但却同时误判“西方缺乏对整个世界的长期连贯的战略，并未能作出地缘政治让步”。因为在谢选骏看来，西方国家的战略十分清晰，那就是建立一个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所以格鲁吉亚事件不仅不能揭示西方缺乏战略性思维，反而表明西方和北约一直以来的东进政策是具有先见之明的。

那么，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在创建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秩序方面是否毫无瑕疵呢？当然不是。不过在谢选骏看来，西方世界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犯的不是“战略失误”，而是“战术失误”，那就是强调了国家利益先于全球利益的过时思维。

国家利益先于全球利益，就无法建立全球秩序，布什政府之所以无法摆平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因为这一点。

附录

格鲁吉亚：西方的战略失误

作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

2008年8月25日 星期一 

 

有时，小事件能预示着大变革。格鲁吉亚的惨败也许便是这样一个小事件。它预示着后冷战时代的结束，但并不标志任何新冷战的回归。它标志着更大的回归：历史的回归。

后冷战时代的序幕是由西方胜利拉开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最早提出了这一理论。其书名相当大胆，但抓住了西方的时代精神。历史以西方文明的胜利进行了终结。世界其它地区毫无选择，只能屈从于西方世界的前进步伐。

在格鲁吉亚，俄罗斯高声宣布，将不再屈从于西方。蒙羞20年后，俄罗斯已决定突然重返这里。不久以后，其它势力将同样这样做。由于其压倒性的势力，西方已侵入其它蛰伏国家的地缘政治空间。这些国家将不再蛰伏，尤其是亚洲国家。

实际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为西方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说教感到困惑。美国不会容忍俄罗斯侵入其在拉美的地缘政治空间。因此，拉美国家清楚地看到了美国的双重标准。所有提及美国非法入侵伊拉克的穆斯林评论也一样。印度与中国都没有向俄罗斯提出抗议。这表明，西方世界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观点是何等孤立：它们认为，全世界都应该支持受迫害的格鲁吉亚反对俄罗斯。事实上，大多数国家都支持俄罗斯，反对恃强欺弱的西方。西方世界与世界其它地区之间的隔阂已扩大至极致。

因此，西方世界从格鲁吉亚事件中汲取正确的教训非常重要。它需要从战略上考虑其有限的选择。自苏联解体后，西方思想家想当然地认为，西方再也不需要进行地缘政治妥协了。它可以开列条件。但现在必须承认现实。北美、欧盟和澳大拉西亚等西方人口总和为7亿，占全世界人口的10%左右。其余90%正从世界历史的被动者转变成主动者。2008年8月18日英国《金融时报》上的大字标题“西方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West in united front over Georgia）应该写成：“世界其它地区在格鲁吉亚对西方挑错”。原因为何？是因为西方缺乏战略思维。

纵然有缺点，毛泽东仍为一位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他曾说过，中国永远要解决主要矛盾，协调次要矛盾。当苏联成为主要矛盾时，毛泽东与美国和解，即使这意味着要蒙受耻辱——与一个当时承认蒋介石为合法统治者的大国打交道。西方必须效仿毛泽东的实用主义，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俄罗斯远不是西方面临的主要矛盾。真正战略上的选择在于其主要挑战是来自伊斯兰世界还是中国。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西方表现得好像伊斯兰世界是其主要挑战。然而，西方毫无策略地跳入伊斯兰世界，而不是制定一个长期战略来赢取12亿穆斯林。因此，在阿富汗与伊朗，失败已隐隐显现，而整个伊斯兰世界形成了一个更为敌视的环境。

很多欧洲思想家敏锐地意识到许多美国政策的愚蠢。但他们不愿面对把安全保障工作外包给美国武装力量的危险。在安全方面，地理要高于文化。由于地理原因，欧洲不得不担心伊斯兰的愤怒。而由于横隔大西洋，美国这样做的动机不大。

在美国，新保守派的领军人物视中国为他们的主要矛盾。然而，他们也热心于支持以色列，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立场对中国是一份地缘政治上的礼物。它保证了美国要面对整个敌对的伊斯兰世界，使其注意力从中国身上转离。毫无疑问，中国是9/11事件的更大赢家。当美国注意力被转移时，中国已稳定了周边地区。

西方思想家必须决定，真正的长期挑战在哪里。如果是伊斯兰世界，美国应当停止入侵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并与中国保持长期协同关系。如果是中国，那美国必须拉拢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解决巴以问题。这将使得伊斯兰各国在对抗基地组织的战斗中，更紧密地与西方合作。

西方面临的最大悖论是：现在终于有可能创建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秩序。想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s）的国家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包括中印在内的多数国家都想与美国和西方合作。但建立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的最大障碍在于，西方缺乏对整个世界的长期连贯的战略，并未能作出地缘政治让步。西方国家领导人称，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危险，但很少有人承认，这是由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有问题。格鲁吉亚事件揭示了缺乏战略性思维的后果。

作者马凯硕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新著《亚半球大国崛起──亚洲强权再起的冲击与挑战》（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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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节

中国可以75%折扣购买垃圾欧债

据报道，“中国是否救援欧洲引发全球关注”。这是因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得负责人雷格林（Klaus Regling）将于2011年10月28日抵达北京，寻求中国的资金救援欧洲。

此时所有人都注视着中国，看它决定在资助欧洲救援计划的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果决定参与资助的话。

雷格林将会晤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和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然后飞往亚洲其他国家。

欧洲领导人周四达成一个方案，决定削减希腊的债务，并将前述欧元区救援基金的规模扩充四到五倍。他们暗示，这只基金可以为欧盟财政困难的成员国发行的债券提供约1万亿欧元（约合1.4万亿美元）的担保。可由中国等现金充裕的新兴经济体来为基金规模的扩大提供部分支持。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人士说，中国表达帮助欧洲的意愿至少已经有了一个月时间，不过条件是经由IMF、并与其他“金砖国家”联合出资。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3.2万亿美元，困难经济体长期以来都指望中国能够成为拯救它们的白衣骑士。现在依然有传言说，北京将为欧洲的救援基金出资，数额可能很大。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人士说，中国表达帮助欧洲的意愿至少已经有了一个月时间，不过条件是经由IMF、并与其他“金砖国家”（除中国以外还有巴西、印度和俄罗斯）联合出资。但其他金砖国家似乎不敢拿出大笔资金，而中国也不太可能单独行动。

如果出资，那么还将意味着中国分配外汇储备的方式出现重大改变。国家外汇管理局把手中大部分资源都投资于低风险、低收益的投资产品中。虽然这种低回报曾长期招致不满，但国家外汇储备出现巨亏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却是外储管理者不愿意见到的。

中国4000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已经是满仓投资，目前没有资源来为欧洲的救援做出较大的贡献。

不过中国领导人曾经暗示，如果他们能在别的方面获得回报（比如说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他们对援助欧洲的兴趣会更高。一旦市场经济地位获得承认，中国在遭遇反倾销或不公平补贴诉讼时获胜的机率会更高。但欧洲领导人迄今一直反对这样的交换条件。

在中国是否应当参与救助欧洲的问题上，中国民众的看法存在分歧。

曾在中国央行任职、现为北京君投资本管理中心首席投资长的彭俊明说，中国应当救援欧洲。他认为这是中国外汇储备获得更好回报的一个途径。

此外，彭俊明还认为，欧债危机也为北京提供了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全球化的机会。

亚洲其他国家中，日本财政大臣安住淳（Jun Azumi）周四说，日本政府愿意采取措施支持欧洲，因为欧洲的稳定将有利于日本。

安住淳在日本国会辩论上说，稳定的欧洲对我们国家有利。从这个角度，我们将适时采取必要的举措。

这番话的背景是他被问及日本可能如何协助欧洲遏制其主权债务及银行业危机。

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迄今发行的债券中，日本购买了20%左右，并表示愿意购买更多债券。

读者评论指出：

1、欧盟始终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为什么要救援欧洲。欧洲的经济是自己挥霍无度造成的，难道要省吃俭用的中国人勒紧裤带去救他。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去了多少趟欧洲，都没有解决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的歧视，难道用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就这么傻吗？

2、比Q政府还软弱，先搞好自己吧；别成为一头肥猪被人宰！

3、中国可以救援欧洲，但必须有条件，不要怕被人说是乘机敲诈勒索。

4、救助欧洲究竟要多少钱？中国只有3.2万亿资金，如果拿来救助欧洲的资金过多，自己国内经济出了问题，那怎么办？！

综合上述的事实和意见，中国的最好策略似乎是：

以75%的折扣购买欧债。举个例子说：用七千五百亿美元来购买一万亿美元的欧债。

这样的条件并不过分。

要知道，现在欧盟给希腊国债持有人的资产减记是50%，也就是说，一千亿美元的欧盟希腊债券仅仅能够收回五百亿美元！

相对来说，中国如果现在出资七千五百亿美元来购买一万亿美元的欧债，将来可能收回的只是五千亿美元。这还是往比较现实的层面考虑，如果未来的发展超过了今天的现实，那么这样，中国如果现在出资七千五百亿美元来购买一万亿美元的欧债，将来可能连五千亿美元都收回不了。

由此看来，中国盲目地“帮助欧洲”就可能导致自身的覆灭。如果仅仅像某些人现在想象的那样，只是经由IMF、并与其他“金砖国家”联合出资，就出手购买很可能五折收回甚至不到五折的欧洲债券，那就太危险了！这种“从众”态度不仅救不了欧洲，而且可能导致中国自己的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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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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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日本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鞭子

《华人在日本旅游惊魂一幕，揭秘日本人可怕之处》说：虽然在日本的大街上可以看懂很多汉字，但根本听不懂日本人在讲什么，他也听不懂你讲什么，所以我们交流还得用英文，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在日本土地上讲英文，就像鸡同鸭讲，很滑稽的一个场面。 

为什么中日民众的心理具体比美国还要遥远？因为他们在心理上已经脱亚入欧，而我们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因为两国的特殊的历史和恩怨，交往比和美国人交往还要有障碍。 

干净背后的力量 

去日本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干净！比美国还要干净！花儿朵朵软件的马总去过基本所有的欧美的唐人街，发现日本的唐人街最干净。日本不仅仅是大城市的主干道干净，连小街小巷都特别干净。 

在日本，你看不到有人砍树，他们国内的树是绝对不能砍的。我在日本就没有看见裸露的土地，全部要么是柏油路，要么是草地。 

你在大城市最大的感受就是，空气中没有灰尘，连他们的墙面和玻璃都是特别干净，汽车也很多，但是没有尾气，更见不到冒黑烟的车。在东京三天，我们基本没有遇到塞车，我问导游为什么？ 

导游说：在日本周一到周五，一般的人甚至是老板，都不开私家车上班，全部坐铁路和地铁上班，因为时间绝对有保证。在街上跑的基本都是营业用车。 

日本的公共交通极其发达，日本的第一条新干线建成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到今天都运行得非常好，今天日本全国建成了覆盖全国的铁路新干线系统，效率非常高，他们的铁路像公交一样运行，和地铁、公交接剥得非常好，转车很方便。 

所以像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发展私家车是非常坏的国策，你看像香港、新加坡都限制私家车，而中国却对私家车没有任何限制，为了一点眼前的GDP，牺牲中国的长期发展潜力。 

难道日本仅仅就是比较干净吗？这干净背后难道真就那么容易吗？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公德心，所以我们乱扔垃圾。为什么我们乱扔垃圾？因为我们的眼睛里能容忍脏，为什么我们的眼睛能容忍脏，因为我们的灵魂能容忍脏。 

干净代表一个习惯，一种追求。广岛亚运会，开幕式结束时，全世界的人发现，几十万人日本人退场后，在体育场里，居然没有发现一张丢掉的废纸！是不是可怕的日本人？ 

再给你们讲一个朋友的故事，他在日本三菱重工工作，卖印刷机给大陆的印刷厂，他有一次带一个国内一个印刷做的比较大的老板去日本参观，这个老板也做得比较大，发展得很快，有点志得意满。 

参观时，日本人让这个老板进印刷厂前把鞋脱了，当他从印刷厂出来，发现白色的袜子居然还是白色的，整个印刷厂全部是自动化生产，就没有几个工人。这和国内印刷厂环境是天壤之别。当这个老板回国后，到处都在讲这个故事，这件事给他极大的震撼。 

我就在想：为什么干净这么简单的事我们都做不好？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们的幼儿园不干净，小学肯定干净不了，小学不干净，中学干净不了，中学不干净，大学干净不了。宿舍之脏、之臭，实在是让人至今难忘，我就明白：我们这些人走上社会，社会也干净不了。

地铁里可怕的皮鞋声 

我们住在东京厅附近的京王酒店，附近就有一个很大的地铁交换站，你早上来到这个地铁站，你看见洪水般的但有序的人流，但是基本没有人讲话，更没有人大声讲手机，你只能听见可怕的皮鞋声。 

日本人做事是以不给别人添麻烦、不影响别人为原则，这已经成为他们灵魂深处的东西，已经完全内化了。 

我们的孔子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仅仅是在嘴上讲讲而已，我们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也不过是写在墙上而已。我们都是一群只会说，不会做的人，或者做也是做不到位的人，或做事打折扣的人，或者“说”是专门用来骗人的。 

你看党章写得多好，宪法写得多好，我们的政治科作业写得多好，全部是说说而已，很多是不当真的。 

后来有人说：为什么中国普通民众都不遵守红绿灯？因为这个国家的社会上层把宪法都不当回事时，你怎么指望这个国家的下层遵守红绿灯？新加坡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李光耀自己制定的规矩自己首先遵守。（谢选骏指出：这是一则典型的“中国神话”，因为李光耀并非君子。） 

日本的教育和我们有什么区别？ 

日本人特别重视幼儿期的教育，所以很多母亲生了孩子之后辞掉工作全职带孩子，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孩子三岁前是幼苗期，特别重要（中国也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旦孩子的成长出现问题，特别难修正。 

而且日本人认为：让男人工作更勤勉一些，强度更大一些，收入更高一些，让母亲回归家庭，等孩子3岁后再上班，对社会效率没有任何影响，但对下一代的成长特别有利。 

另外他们对孩子培养的一个原则就是：七分饱、七分暖。他们基本不让孩子吃得太饱，也不怕孩子穿得太少，秋天孩子穿个单衣在外面玩水他们也不怕孩子受凉，所以你在日本基本看不到胖子。 

另外，孩子生病一般不像中国一样动不动打吊针，他们认为孩子有很强的自愈能力。日本人均寿命是全世界第一，这也说明日本人卫生条件、医疗条件、生态环境、饮食习惯、体育运动都做的很好。 

另外，我感觉日本的学校特别重视校服，他们的校服也特别漂亮，式样很多，做工很好，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重视校服？他们的回答让你耳目一新：一个人穿上制服，就是要告诉它：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任何一个人穿制服干坏事内心总有一种不安。 

另外，日本人让人吃惊得就是，每个家庭都有家庭记账本，家庭主妇不记账是不可想象的事。 

我记得在超市买东西，收银员一定问的一个问题是：是打印一张单吗？因为日本家庭主妇很多时候在超市买东西是分单打印的，以方便记账。比如文具归文具、书籍归书籍、食品归食品，这样她们每个月就能做统计，家庭理财的概念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在培养。 

另外，日本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女人回归家庭，但是男人的钱袋却归女人掌控。每个月，女人给男人一些零花钱，但男人还有一些加班费可以做私房钱。 

没有比敬业更好的爱国主义 

在日本接受日本人最多的就是日本人的鞠躬，据统计，一个日本百货公司的电梯口的迎宾员，一天要鞠2,500个躬。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非常明白，要天天这么鞠躬多么不容易，支撑他们这么常年累月做的是他们视敬业为天职的理念。 

比如我明天下一个命令，公司的保安明天开始给上班的客户鞠躬，明天他们可能做到100％，后天他们可能就打95折，大后天他们打90折，最后不了了之。 

我有一句口头禅：没有比敬业更好的爱国主义。一个老师，爱你的学生，这就是爱国；一个编辑，出没有校对差错的书籍，这就是爱国；一个警察，保一方平安，把本职工作做好，这就是爱国。 

我最反对的一句口号就是：有困难找警察。这其实是一句很不负责任、也做不到的话，这话是一些政客做宣传用，给一线的警察添了无数的和本职工作无关的麻烦；一个清洁工，把它负责的地方搞得干干净净，就是爱国。 

在网上做一个爱国主义者，不用付出成本和代价，太容易了。我要问他一句：你本职工作怎么样？这是分辨一个真正爱国主义者的放大镜。 

我们离日本有多远？ 

很多没有去过日本的朋友问我：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到底离日本有多远？我就反问他：中国足球队离欧美强队有多远？ 

他就说：就单个队员技战术水平、体能来讲，好像水平很近，但整个队一旦上场打起来又好像差很远。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赢的机会。 

我说：你这就讲对了，中国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差距，就好像中国足球队和欧美强队的距离，感觉差不远，但实际差很远。因为人家已经霸住位了，你要接近还容易，你要超越很难。 

我们的生活水平上去了，生活品质没有上去，我们的生活品质上去了，生活品位没有上去。 

……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言论，孤立起来看多数很有道理的，但是作者似乎没有明白一个基本问题：

中国人不可能做到日本人那样，否则就不是泱泱大“国”，而是“小日本”。

社会学研究表明，规模越大的社会，越容易造成“搭便车”的现象，越容易盛行投机取巧的行为模式；换言之，就是“滥竽充数”，就是“滥竽充数造成的逆淘汰现象”，结果劣币逐良币，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不可避免地下降。这一点只要看看，印度人、阿拉伯人以及欧洲人里面的俄罗斯人，就会有所领悟了。而日本人和西欧人之所以暂时逃避了这一命运，无非是得益于他们不久之前还是地方自治的“封建社会”。

但是，中国人虽然学不了日本人，但是日本的存在还是对中国颇有用处的，那就是迫使中国不能过于腐败，否则就会遭到入侵。实际上，中国在历史上之所以会定期遭到“少数民族”的入侵，就是由于这个道理。而每次入侵甚至亡国之后，中国的表现就不得不好一点，放私行为就不得不收敛一点，以便重新振作起来，或是驱逐鞑虏，或是从头收拾旧山河，或是闻鸡起舞，因为“志在中原”其实是东亚各个民族的最高理想。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说“日本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鞭子”，而且，甚至可以说“日本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引子”。例如中国现今的许多流行，包括所谓的“现代汉语”，都是从“小日本”那里开始的，而绝不是什么五四运动的“白话文学造就的。

（另起一页）

第二节

日本的两个举世无双

说起日本，人们都说那是一个“月亮文明”，只会借光，不会发光，虽然模仿起来惟妙惟肖，不乏推陈出新，但始终缺乏创造性……

但是，日本还是有其独特的地方，例如日本的两个举世无双：

（一）日本屠杀基督徒的血腥历史举世无双；

有一则贴文指出：

[

数百年前日本崇传和尚在反教声明中指责基督信仰是“邪法”，呼吁当权者下手打击，被视为净土宗佛教徒的德川家康接纳他的意见，发布“禁教令”，导致三十万名天主教徒遭屠杀，杀戮方式包括活埋、火焚、竹锯凌迟（大家应该知道“凌迟”是什么吧！）、钉十字架、水磔、倒吊污穴等，而在送上刑场之前，他们往往先被处以灌凉水、竹串穿指、挖眼、强奸等酷刑……由此可见，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300多年前在日本本土就发生过。 

试问，为什么佛教徒要对天主教徒做这么“残忍血腥”的事？而且不是只对一、两个人这么做，而是数十万人～～

还不只如此，例如1431年就有上万名天草一带的信徒殉教，江户幕府随即在这里广建佛寺以镇压天主教信仰，并强迫全国人民到佛寺登记为佛教徒，否则处死，此后超过两个世纪，佛教成为幕府逼迫信徒的打手……

]

有一则反贴反驳：

 

[

1549年8月15日，葡萄牙国王和刚建立不久的耶稣会总会长依纳爵·罗耀拉派遣传教士方济各·德·沙勿略，抵达日本九州岛鹿儿岛，开始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史”。

葡萄牙传教士为了在这块偌大的地区传播福音，所采取的方式和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所用的方式相同：立即消灭不信教的政权，逢到庙宇偶像便摧毁，并且残杀迫害异教徒。

他们以为把过去的一切夷为平地，彻底铲除，建立自己教会势力，政教合一，是传教最方便、也最快的途径。

在方济各来日本之前一五四五年一月，方济各．沙勿略曾写了一封信给会长，信中就透露这劣行 ， 他说：“在印度果阿地方一个月之内，我付洗的人超过一万。我的方法是：当我来到那些要皈依基督的外教人的村庄时~~~~~~~~就这样，我便给他们付洗，并用笔写交给他们每个人一个圣名。男人领洗后，回到家里，又叫他们的妻子和家人到我这里来。我用同样的方式给她们付洗。当大家都领完了洗，我便吩咐他们把村里的庙宇和偶像及祭司全都摧毁、残杀。”

在日本由于一般民众识字的很多，不像在印度果阿未开化土著，那么容易以物质利诱传教，耶稣会的传教方式是自上而下式的压迫法，他们先以贸易利益为诱饵，吸引大名信教再迫其下领民信教。

当时战国时代群雄割据，大名们急需战略物资和增加财富。但当时国内贸易由于战乱无法进行，与明朝的勘合贸易（明朝赐与日本政府商船出口至中国大陆可免税的优待）因为倭寇的扰乱而断绝，只有依靠南蛮贸易维持经济，而接受天主教是获得南蛮贸易的先要条件。

初期日本有些地方领主（注:大名）看在商业利益的考虑而归依天主教，如第一位皈依的肥前大名大村纯忠为了吸引葡萄牙人在其领国内的横赖浦开港口而接受天主教洗礼，最后竟把领地让售天主教，并强逼领民信教，而后来引起丰田秀吉的戒心，另一例如大名尾村秀康希望能成为基督徒，是因为葡国商船会，会把船停泊在他管辖的地区内，能让他获利良多；他还于1580年把长崎港交给耶稣会管理，以保证葡国商船继续泊进这港口内。

由于教士的怂恿，因此许多大名为了自身利益，在成为天主教徒后立即强迫领内百姓改教，不但毁佛寺并迫害残杀不愿信教者与僧侣，以争取获得更多贸易机会与专权。

这充分地助长了天主教传播的速度，此后几十年间，日本皈依天主教的人数直线上升，九州岛和京都与东京一带奉教的人最多，总共达三十万。当时的罗马宗座视察员，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神父（VALIGNANO），是日本初期教会传教工作计划的最主要负责人。

耶稣会士在日本经济本能自足，期间传教士试图利用日本势力侵入中国，并向支持天主教的大名提供军事援助，卷入日本政治斗争 。

1587年丰臣秀吉因有许多传教士将日本人贩卖到国外为奴隶并有基督徒暴动，引起丰臣秀吉的不满也怕九州岛基督徒坐大造反，如一向宗的情形发生，因而发布诏令驱逐传教士，但并没有真正执行，也没有采取强制措施。

三年后1590年，西班牙方济会及道明会的神父到达日本。葡萄牙与西班牙之间争夺殖民地的对抗斗争，亦在耶稣会士与方济会士及道明会士中延续，甚至教民间也互相敌视；教会两方又各向日本当局检举对方有意统治日本的政治企图，于是日本对基督徒正式进行禁教施行。

六年后1596年，发生“圣菲利普号（San Felipe）事件”，日本当局查获西班牙商船，圣菲利普号上藏有大量军火，立即被强硬扣押及充公。

船上的领航员在被审讯时招供，传教士等人是西班牙领土扩张的帮凶，他们的使命是为西班牙军事侵略作好前锋准备，因而能令西班牙在全球各地迅速地殖民他国领土。

这一事很快让日本统治者警觉，接着次年1597年2月5日，有些基督徒开始进行武装反叛，甚至要求从他国殖民地派遣武装力量到日本，要推翻丰臣秀吉，日本于是对基督徒进行抓捕。

耶稣会士及方济会士一同被拘留在首都的监狱中“耶稣会士因着与朝廷的良好关系（曾提供武器）而迅即获释”。六名西班牙方济会教士和二十名信徒在长崎被处死。

这二十六人就是日本天主教宣传的第一批殉道者（与中国类似将这些企图谋反的恶霸当成烈士），这与一些心怀不轨的传教士充当间谍，企图殖民割分中国的情况相似。

德川第二代幕府将军秀忠（1579年至1632年）年代，由于发觉有些基督教大名与外国传教士互相勾结意图不法，传教士为了把日本变成天主教国家，肯定也作过类似的努力。例如山冈庄八的《伊达政宗传》中就有西班牙传教士想扶植松平上总介忠辉当上将军的描述。所以在1614年发出“从日本驱逐全部传教士”的命令，日本开始命令基督教徒放弃信仰，要他们践踏耶稣像以及十字架，不从者则砍头或火烧，有些大名被驱逐出国，因此其下人再也不用被强迫信洋教而重得自由，在幕府命令下几乎所有教徒自愿离弃基督教。

据史家研究基督教会被禁，大概有四种原因，可整理如下述；

1、由于先前被教会迫害的佛教徒反弹。

2、外国殖民地主义勾结传教士与教民企图谋反。

3、新教（即基督教）的暗中宣传与天主教间为传教互斗。

4、外国船只被查获运送武器与招供。

而如果以国家的安全理由，则可以说是将军害怕“外国势力利用宗教企图占领支配这个国家”吧。

1622年，51名信徒在长崎被处死。

1624年，50名信徒在江户被烧死，西班牙舰船被禁止停靠日本港口。

1633年发布第一道闭关锁国令。30名企图谋反的传教士被处死。

根据日本天主教网页刊登的殉教人数

188殉口日本教者真福

シリーズ＞111名日本殉教者列福の推进http://www.sendai.catholic.jp/188junnkyou.htm

死亡的总共不过188多人，

哪来宣传的30万人被杀，真是胡说九道！不识羞耻。

 

再看华人天主教网站公布的日本殉道者资料 http://www.catholic.org.tw/dominicanfamily/saints_japan.htm#_Toc51928103所列的殉道者更少不过是111人。

在他们资料中所述，其中许多是病死或被西洋人自己加害（如“平山常陈事件”），还有自愿找死殉道的，所受刑最多不过是被砍头，倒吊与火烧而已，何来竹锯凌迟、水磔、灌凉水、竹串穿指、挖眼等酷刑。更那来佛教徒奸杀基督徒的鬼话！

又发生于1637年的“岛原之乱”指挥造反的天主教徒领袖是年方16的天草四郎，在那之前天草、岛原一带流传一则预言（可能自己事先编造的），说天将出现异象，有一名16岁天童将出来拯救大家回归基督教义。

天草自小聪颖过人有神童之称且外表俊秀。有一位相士曾对天草说“阁下面相尊贵本应掌握天下只可惜生在德川时代难成大事”。

天草四郎接受天主教思想后被教民奉为“天童”、“救世主”。于宽永十四年（1637年） ，他勾结在大坂冬、夏之阵中战败逃出来的浪人，其中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他们在失去主君之后，逃到了天草地方。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出仕天草家、志岐家的“天草五人众”等豪族。

他们招募各地浪人，最终推举天草四郎作为总大将率领三万数千名（一说两万数千名）来自岛原（长崎）和天草（熊本）的基督徒造反，占领岛原半岛南部的原城杀光全城的人，于城上竖立起十字架，挂上画有十字架和圣像的旗帜，但最后结果，还是战败，全被杀光，终结天主教想统治日本人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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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边两造的说法，屠杀人数相差几千倍，到底谁的比较接近真相呢？

《纪念日本基督徒殉道四百年》一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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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年前的这段宗教迫害史是日本历史学者极力要隐藏的，但当日本人得知他们的许多祖先是基督徒时基督教就不再是一种西方的信仰日本人将更容易接受福音……。

在日本政府反基督教派系势力日趋增强之际，1995年11月和1996年2月，共有二千多位日本基督徒一同为鲜为人知的日本原住基督徒举行四百週年纪念仪式此次大屠杀，被一些历史研究学者视为是有史以来，基督徒面临最漫长、最骇人的一次宗教迫害。

现在殉道者仿佛仍在说话：

该事件起源于1586年11月23日，当时有二十六位日本原住民基督徒在京都遭人逮捕。之后将近四十年中，有数千位日本原住民基督徒为主殉道。一些研究学者甚至指出，殉道人数高达一百万人，但此数字尚未经过进一步证实。

为纪念在这一次大屠杀中首先殉道的二十六位基督徒，1995年11月23日在京都举行的通宵祷告会，约有二千位日本基督徒与会，同时还有来自四十个国家、一百四十万位基督徒，透过电脑网际网路回应此已祷告的请求。

1996年2月5日在长崎举行的第二次通宵祷告会，再次吸引了数百位日本基督徒一同前来追思宗教大屠杀中首批的受难者，并为日本的教会复兴祷告。

回顾1597年2月5日，在长崎的一个山丘上，这二十六位殉道的基督徒被钉在竖起的简陋十字架上。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基督徒是年仅十二岁的荆木君（Ibaragi Kun），他极力抗拒一位贵族要他否认基督信仰的要求，并反问他将被钉在哪一个十字架上，就跑去跪在那十字架前。不久，他和其他被抓的基督徒都被钉在十字架上，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当周围的人用长矛戳他们的身体时，他们口中吟唱著诗篇第一二二篇。

他们流血反抗宗教迫害：之后，在1622年，有大约五十位日本原住民基督徒被公开斩首，或在木桩上被施以火刑。但是最惨烈的大屠杀之一，是发生于1637年在岛原（Shimabara）的一场农民基督徒反抗迫害行动。

就在一位教会领袖被迫交出一个女儿供人行淫之后，有数千位基督徒农夫携带厨房器具及手工制品，与政府军相对抗。结果，据日木东京Keikyo协会的记载，有二万多位日木原住民基督徒在这一场大屠杀中遭杀害。

据一位目前正协助Keikyo协会事务的美国传道人Kcn Joseph Jr.表示，最近举行的通宵祷告会，唤醒了全球基督徒看见亚洲的福音需要，因一种敌基督的民族主义意识型态正渗透于亚洲大陆中。为此，该协会盼望使人得知，早在西元第一世纪，在亚洲，包括日木就有基督教存在，而且远在西方和欧洲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前，东方的教会已是一个充满活力、增长的教会。事实上，可以说是东方将自由和基督教传给西方。

离乡背井的隐藏基督徒：日本基督徒受逼迫的情况，一直持续了二百七十年，其间教会数目锐减，因为许多基督徒逃往中国隐藏，或搬迁到远方的岛屿，这些在外地的日本基督徒，他们以Kakure即隐藏的基督徒而闻名。

这情况直到1865年3月17日，一名法国宣教士与昔日受迫害的日本原住民基督徒的一位子孙相遇，才有了改变。在证实这位宣教士并非官方派来的秘密警察之后，有数百位日木原住民基督徒从隐藏中出现，表明他们虽曾经历极大的苦难，却从未否认耶穌。

目前在日本，每一千位日本人中，只有一位是基督徒；而一些反对基督教的法律也已获得政府通过，或正因为1995年东京地铁毒气事件而处于即将被通过的边缘。该毒气事件因牵涉邪教而备受日本全国谴责。

Joseph指出，1995年12月通过的一项法律，其条文包括将各宗教组织置于政府教育部门管理之下；同样的行动，曾在1920年代导致对日本教会的普遍性迫害。而另一项正被讨论的法律若一旦通过，将限制非营利组织在日本从事宗教活动。

另一个以美国人为主的宗教公民自由团体罗哲夫协会（The Rutherford Institute），曾多次向日本政府交涉有关反基督教派系的问题。该行动已成功的使日木政府制止另一项将严酷压迫日本基督教教会的法律。

Joseph相信，保存日本原住民基督徒的迫害大屠杀和日本的教会历史，将有助于扭转日本政府的反基督教潮流。

应该让真相重见天日：

在罗哲夫协会的协助下，Keikyo协会现正致力在东京建筑一栋日本原住民基督徒纪念博物馆，目前尚需十万元美金的经费，同时他们也发出紧急呼吁，请人们能提供关于亚洲和日本，特别是出自这段宗教大屠杀时期的手工艺品、文件和书籍。

Keikyo协会一位来自加州、每年均花二至六个月在日本研究日本原住民基督徒的Jann Hollingsworth表示，这段宗教迫害史对大部分日本基督徒来说，是完全陌生，也是日本历史学者极力要隐藏的。

Jann Hollingsworth认为，教导日本人有关日本的基督教教会历史，有助于向日本人传福音。因为日本人极尊重在意祖先的生活方式，当日本人得知他们的许多祖先是基督徒时，会使他们较容易敞开心扉接受基督。那时，基督教信仰就不再是一种西方的教义，而是将他们与过去连结的一种东方信仰。

当很多日本人得知他们的祖先曾经遵循基督的教导时，便接受了福音。

要拯救日本失丧的灵魂，可能只要将有关他们祖先的事实显明那样简单──他们祖先对基督信仰之坚定，使他们宁愿欢喜为主殉道也不愿意否认他们的救主。这段尘封已久的史实，使很多主张基督教不应该存在于日本现代社会的人感到紧张，因为他们认为它是来自西方腐败社会的宗教。

当那些历史的见证人向日本百姓说明他们的祖先是基督徒时，霎时间基督的信息马上获得称誉。他们传统对祖先信仰的尊敬──通常是指亚洲的民间宗教──为之动摇，而且传福音的门得以大开。

这就是为什么美籍宣教士肯恩·约瑟（Ken Joseph Sr.）于1951年在东京成立Keikyo学院，致力于研究日本失落的基督教历史，并将其展现在日本人面前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亚洲人的价值观，包括日本人对独裁领导者的盲从，以及服从群体权利过于个人权利──这些并不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因此，一个会摒除这些文化特质的宗教被日本人认为是有危险性的。

肯恩·约瑟说：“日本人被教导在西方社会的背后是基督教毁灭性的势力。”肯恩·约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应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呼吁，前往日本传福音的近五百名宣教士之一。肯恩·约瑟与他在日本出生的儿子，奉献自己的生命委身于揭开日本失落的基督教历史。在过去两年间，Keikyo学院已引起全日本对“Kirishtan”──信奉基督教信仰的日本人祖先──的注意。“Kirishtan大屠杀”发生于1596年，在之后的二百五十年之间，一个满怀嫉妒的佛教运动千方百计地欲将基督徒残酷地消灭，为此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日本基督徒为主殉道。

首批的基督徒早在公元199年就已来到日本，有人猜测这些基督徒来自于初代的教会。当时日本已成为亚洲那些受迫害者在政治和宗教上的避难所，并且也提供那些欲行经“丝路”的人们一个安全港。然而直到1549年弗朗西斯·艾塞弗（Francis Xavier）率领第一批罗马天主教宣教士抵达日本之后，基督教才开始在日本兴旺起来。在接下来的五十年中，基督教已成为全日本唯一最大、且有组织的宗教团体。基督教的新教导使佛教徒的庙宇乏人问津，这使佛教徒深受威胁。到了1600年，在全日本一千二百万的人口中已有近三百万名的基督徒。

大屠杀于1596年11月23日爆发，当时有廿六名基督徒在京都被逮捕，次年二月他们被送往长崎，并在那里的山丘上被钉死在粗糙的十字架上。处决的那一天，年仅十二岁的荆木君（Ibaragi Kun）不肯否认他的信仰，反而问说哪一个是他的十字架，就跑去跪在它面前。据历史记载，当周围的人用长茅戳他们的身体时，这廿六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徒，口中仍吟唱着诗篇第一二二篇。

另一个在大屠杀中的年轻英雄是一个年仅十五岁的Shiro Amakusa，他是在1637年的一次基督徒农民暴动中被政府军屠杀的三万七千人之一。Amakusa责罚那些屈服于政府要求，践踏在一个雕刻着耶稣画像的木板，以示否认其基督教信仰的人。这位年轻的基督徒力劝他的基督徒同伴悔改──拒绝踩在画板上，并且勇敢地表明他们的信仰。基督徒们在整肃中遭受可怕的死刑，有些学者认为约有一百万的基督徒死于这场暴动，另有一百万人逃离日本，有一百万人仍留在日本但都躲避起来了。

经过Keikyo学院多年调查的结果，许多的历史遗物和考古遗迹，以及那些至今仍存活的、受迫害基督徒的后代子孙，都相继在全日本被发现。Keikyo学院正商议在有名的东京铁塔中设立一个基督教博物馆，而且为了绘制全日本的基督教历史遗迹地图，其学员已经花费了无数小时收集资料。

对肯恩·约瑟来说，最好的消息是近来日本政府已允许Keikyo学院在一个崭新的二十四小时宗教电视频道中播放节目。他已与该电视台的负责人见面，他们已承诺将给予计划播放的基督教节目一个重要的时段，这将会是基督教节目能定期在日本播放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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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举世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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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还是受害”：广岛核爆70年的反思》（2015年08月05日 新华网报道：

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7月26日，美国、英国和中国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迅速无条件投降，但日本政府置之不理。

为迫使日本迅速投降，1945年8月6日8时15分，美军一架B－29轰炸机飞临日本广岛市区上空，投下一颗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小男孩”是一颗铀弹，长3米，直径0.7米，内装60公斤高浓铀，重约4吨，梯恩梯当量为1.5万吨。

炸弹在距地面580米的空中爆炸，在巨大冲击波的作用下，广岛市的建筑全部倒塌，全市24.5万人口中有7.815万人当日死亡，死伤总人数达20余万。

8月9日，美军又出动B-29轰炸机将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投到日本长崎市。长崎市约60%的建筑物被毁，伤亡8.6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37%。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

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也使日本人民遭受到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带来的严重灾难。日本人民成为战争的受害者，同时也亲身体验了原子弹造成的无穷遗患。据日本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10年，广岛因受原子弹伤害而死亡的人数已达24.9444万人。

2011年8月6日，在日本广岛市中心的和平公园，当地群众为原子弹爆炸遇难者祈祷。当天，日本举行广岛原子弹爆炸66周年和平纪念活动。1945年8月4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际，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掷了一颗原子弹，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将核武器用于实战。为此，广岛市每年都会举行悼念仪式及和平祈愿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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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屠杀基督徒和遭受原子弹轰炸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其逻辑联系呢？

我认为，屠杀基督徒和遭受原子弹轰炸这两者之间是有逻辑联系的。

这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就是日本人的性格：

1、对上级唯命是从；

2、做事情精益求精、层层加码，以至于走向极端。

日本人的趋同心理，使得互相监督大行其道，对上级命令执行得过分认真，结果就是用力过度、招致反弹。

日本人的趋同心理，在屠杀基督徒和遭受原子弹轰炸这两者之间运作了三百多年，终于有了结果。

在《服从、贞洁、神贫——读〈爱的使者——基督圣徒传〉》一文中，谢选骏曾经写过一个有关“利玛窦与沙勿略”的故事：

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一生献给中国，由于信心滴水穿石，足迹遍布各省，直抵京师，开了中国的硬土。他不仅归化了许多中国士人和官员，还最早向中国传播了近代科学技术，死后得到皇帝钦赐墓地的荣誉，而他的后继者甚至把福音传进了明廷，使嫔妃宫女太监信从福音者达到五百四十余人。

利玛窦的先行者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1506—1552）的生平则似乎更有预示性的。他1542年到达印度的果阿，致力于建立亚洲传教基地。1547年他在马六甲遇见一位日本人，并在两年后通过他的帮助到达日本。后来他向一位日本学者传福音，那学者问他：“如果你信仰的是真实的，为什中国人却不知道呢？”于是沙勿略知道，要让日本归化福音，必先让中国归化。另一个日本人则告诉他：“假如中国皇帝信了基督，他的臣民就很容易接受福音。”于是沙勿略决定要去中国传福音。当时明朝实施海禁，而他从日本国王那里取得护照的努力也失败了。

1552年8月，沙勿略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搭乘葡萄牙商船到达了广州对面的上川岛（中国第四大岛屿），他冒险偷渡入关却没有成功。最后在荒凉的上川岛上饥寒交迫，身患重病，1552年12月3日悲惨地死去。正是这一年，利玛窦诞生于意大利。

我时常会想，圣徒与常人的区别是否在于，前者是让肉体听命于灵魂，后者则让肉体支配了灵魂？这就是希腊哲学教义极为向往却无法企及的境界，但福音的殉道者们却轻而易举地达到了。如使徒保罗所说的不要体恤肉体。因为希腊的哲学教义只能让人的肉体进行一次辉煌的悲剧表现，而福音的真理却给人提出了灵魂的应许。法兰西斯意识到灵与肉的这种区别，所以他的灵魂在离开肉体之前，表达了抱歉。

我时常会想，鼓舞沙勿略败死在上川岛的力量，和鼓舞利玛窦胜利进入北京的力量，到底哪一个更强？而我清楚知道的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是灵魂的力量而不是肉体的力量，因为肉体只懂趋利避害、避重就轻，而灵魂却可以不看环境勇往直前，如保罗所说要得那从天上下来的赏赐。亚西西的法兰西斯不正是这样的吗？正如圣经上说，这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奇迹般的力量。从信仰的角度说，沙勿略的灵魂和利玛窦的灵魂其实又是相同的，同受圣灵的激励，同样遵循服从，贞洁，神贫的圣愿，因为只有上帝的荣光，才能鼓舞肉体反背其堕落的本性，向上。

日本官民同心同德镇压基督教，用举世无双的血腥屠杀从肉体上消灭了日本的基督徒，做得相当敬业、彻底，达到了一个举世无双的血腥成功。

这个举世无双的血腥成功，用同样的逻辑力量穿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用南京大屠杀、虐杀英美战俘、生吃人肉心肝肉等故伎重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最后却遭到了原子弹的轰炸。

屠杀基督徒和遭受原子弹轰炸，这两者之间确有逻辑的联系的。而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估算牺牲者，人数还要少于遭到屠杀的日本基督徒估算人数。

日本的两个举世无双，其实是一个民族性中的两个果子。这样的民族性不改，类似的事情还会发生。

人们只看到日本的产品精致，没有看到这样精致后面的逻辑。

（另起一页）

第三节

日本天皇的乱伦

把“天”与“皇”并称——是日本天皇的乱伦。

（一）皇帝与天子并称

天子，中国统治者的头衔之一，自周朝以来对最高君主的尊称。其原意：君主即上天的儿子，代表中国君主自认其权力来源为上天。

在先秦中国，天子只是“受命于天”，而非至高无上者，即便是人中之王，还是要受天命约束。倘天子“逆天而行”，如暴虐无道使百姓受苦，人民是有权推翻他的。如儒家的孟子就曾经说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但是自秦始皇始，中国统治者冠上了皇帝头衔，自比三皇五帝，同时也自称天子。甚至从中发展出了单于、天皇、可汗等称号。皇帝的命令又称圣旨，而众所周知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一辞，彰显了君主权力受命于天的渊源，认为君权神授。“天”在此意为“天帝”或“上帝”。这是文理不通的。因为三皇五帝在先秦时代本是不同民族的上帝称号。皇帝与天子并称，不仅不伦不类，而且也是一种乱伦。日本人后来东施效颦，殊不知这是一种乱伦。

1、《汉书》卷94〈匈奴传〉：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

2、《隋书》卷81〈东夷列传〉：“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圣德太子致书隋文帝时，称日本天皇为日出处天子。但是日本《古事记》记载，日本天皇为天照大神后裔。天子升级为天皇，明显是一种乱伦。

3、《史记》〈匈奴列传〉：“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乐府》〈木兰辞〉：“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在此诗中，天子与可汗为可代换名词。显然，这是天子观念的胡化。

但无论如何，皇帝与天子并称、天子变成了天皇，其实都是一种乱伦。

（二）天子祭天还是祭祀自己

王者祭天，是作为儿子在纪念老子的。因为从西周开始，根据革命的需要，王者开始自称天子。

正式祭祀天地的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一两千年。西周诸王自称“天子”，把祭天当成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后来自称皇帝的僭主们也都祭，尽管前面说过这是乱伦乱套的举动。

现在北京的天坛就是由著名的乱伦暴君朱棣营造的。但是却秉承了蒙古人的歪斜中轴线,让北京一错再错，沦为不断亡国的垃圾桶。

天坛始建于1420年，朱棣用工十四年与紫禁城同时建成，名天地坛。1530年因立四郊分祀制度，于1534年改称天坛。清代乾隆、光绪二鞑重修改建后，才形成现在天坛公园的格局。

在明朝初年，天与地原是合并一起祭祀，南北的郊坛都一样，设祭的地方名叫大祀殿，是方形十一间的建筑物。1530年改为天地分祀，在天坛建圜丘坛，专用来祭天，另在北郊建方泽坛祭地，原来合祀天地的大祀殿，逐渐废而不用。1540年，又将原大祀殿改为大享殿，圆形建筑从此开始。

满清盘踞中国后，一切仍按明朝旧制。1747年，满人决定将天坛内外墙垣重建，改土墙为城砖包砌，中部到顶部包砌两层城砖。内坛墙的墙顶宽度缩减为营造四尺八寸，不用檐柱，成为没有廊柱的悬檐走廊。经过改建的天坛内外坛墙，更加厚重，周延十余里。天坛的主要建筑祈年殿、皇穹宇、圜丘等也均在此时改建，并一直留存至今。

天子祭天不是祭祀自己，二是祭祀天皇和天帝，所以僭称“皇帝”的独裁者“祭天”就变成了祭祀自己。这是多么可笑的无知，是中国文明的堕落。

（三）祖先崇拜与天地崇拜

祖先崇拜或曰敬祖，是指一种宗教习惯，它基于这种信仰：死去的祖先的灵魂仍然存在，仍然会影响到现世，并且对子孙的生存状态有所影响。

祖先崇拜的目的是相信去世的祖先会继续保佑自己的后代。在大部分不同文化中，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不太一样，对神灵崇拜是希望祈求一些好处，但对祖先的崇拜一般只是表达亲情，但有些文化如儒家和大乘佛教是将祖先当作神灵一样的崇拜。 

有人认为，祖先崇拜是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图腾崇拜过渡而来。即在亲缘意识中萌生、衍化出对本族始祖先人的敬拜思想。最初始于原始人对同族死者的某种追思和怀念。氏族社会的演进确立了父权制，原始家庭制度趋于明朗、稳定和完善，人们逐渐有了其父亲家长或氏族中前辈长者的灵魂可以庇佑本族成员、赐福儿孙后代的观念，并开始祭拜、祈求其祖宗亡灵的宗教活动，从此才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祖先崇拜。

其崇拜行为的特点，首先是将本族的祖先神化并对之祭拜，具有本族认同性和异族排斥性；其次是相信其祖先神灵具有神奇超凡的威力，会庇佑后代族人并与之沟通互感；最后超越了原始图腾崇拜和生殖崇拜的认识局限，不再用动植物等图腾象征或生殖象征来作为其氏族部落的标志，而以其氏族祖先的名字取代，由此使古代宗教从自然崇拜上升为人文崇拜。祖先崇拜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教传统中尤为突出。

在中国儒家的观念中，“忠”、“孝”是最重要的美德，即使对已经去世的先人，也要像他们依然活着时一样的尊敬，在节日中要供奉、祭祀，在中国，对祖先的崇拜并不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是日常要遵守的行为准则，满鞑子康熙皇帝和教皇特使之间的争执，就集中在是否允许祖先崇拜上，多少已经汉化的满鞑子康熙当时的名言就是“世上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

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表现在定时扫墓、祭拜，在逝者下葬时，随同准备许多日常生活应用物品纸样，一同烧毁，如同送先人到另一个世界生活一样，并定时烧纸（送钱），甚至在不同季节送不同衣物的纸样烧毁。

在中国的原有领土上，同样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朝鲜和韩国，也要对先人进行“祭礼”和“祭祀”。最重要的是“周年祭”。例如越南人不管是佛教徒还是基督教徒，在自己的家中都设立祖先的神龛，一般人并不过生日，但非常重视对先人的周年祭祀，焚乡香上供，并将后人的照片向先人供奉。

天子祭天、天地崇拜，可以看作是祖先崇拜的延伸，也是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的合流。但不管怎么说，皇帝都不该祭祀自己。除非，他废除皇帝称号。否则，皇帝祭祀天帝天皇，就是自己祭祀自己，不仅愚昧无知，还等于是为现代个人崇拜开了恶劣的先例，因此而且恶贯满盈。

（另起一页）

第四节

日本姓名来自中国禅师

（一）

倭人原来和蒙古人、西藏人一样是没有姓氏的，至今日本“天皇”（这个称号也是从中国剽窃来的）和他的家族成员还保持着这个传统。后来倭人受了汉化的影响，把自己的国名改称为“日本”，其实“日本”这个名字是为了向中国人介绍“我在中国的东方”而产生的，是中国影响倭人神话观念的结果。此外，汉化的结果，使得“日本人”也觉得自己要有个来头，得有个家族姓氏，不是荒岛上的野种，可是日本人又像蒙古人、西藏人一样没有姓氏，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那就是依照汉字取得姓氏。

比“日本人”汉化更早更甚的越南人和朝鲜人，通过封赏或冒充取得了中国姓氏。正如“越南”和“朝鲜”这两个名字也是说给中国人听的：“越南”是“在百越之南”，“朝鲜”是“朝日鲜明”。“朝日鲜明”，是为了向中国人介绍“我在中国的东方”而产生的，也是中国影响韩人观念的结果，而且明显产生于“日本”之前。日本人为了在中国面前不输给朝鲜，所以要说自己是太阳升起来的地方。其实倭人自己知道，那里根本不是太阳升起来的地方，否则他们自己都会被烤熟了。对日本人而言，东方的关岛、塞班岛、夏威夷、美国，才是“大日本”，才是“太阳升起来的地方”，难怪他们要发动太平洋战争，向他们“内心的中国”证明：日本是比“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和日本一样的岛夷民族）更加地“日不落”的“大日本帝国”。所以他们有权利“进出支那”，有权利统治中国灭亡之后留下来的那片野蛮化了的残山剩水——他们蔑称那片大片的没有中华灵魂的残山剩水为“支那”，把那些混杂了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等的居民叫做“支那人”，好像日本人自己才是纯种的中国人、高贵的华族。

正因为日本人内心有一个“内心的中国”，眼见得中国被蒙古灭亡、被满洲凌夷、被列强瓜分，因此不得不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新型的中国了，于是“大日本帝国”出现了，“大东亚共荣圈”出现了。

日本人内心有一个“内心的中国”，所以，中国自称“神州”，日本人就自称“神国”；所以日本也出现了“中国”地方，也出现了“九州”岛，总之了，日本就是一个微型的中国，一个中国灭亡之后取而代之的“海外中国”、海洋中国。难怪日本的贵族都自称“华族”，只有华人自己看不起华族，因为第三期中国文明开始的近代华人自己是亡国奴，相反日本人却看得起“华族”，这是因为他们还保留了“中华意识”。

（二）

从“日本姓氏列表”，可以看出日本氏族（华族）的氏名及现代日本人的姓氏（日语称“苗字”或“名字”）。

日本皇室没有姓氏，只有机构名称：伏见宫、桂宫、有栖川宫、闲院宫、山阶宫、久迩宫、贺阳宫、朝香宫、东久迩宫、小松宫、北白川宫、竹田宫、华顶宫、东伏见宫、梨本宫，等等。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皇室典范》，以上十五宫家均已废除，其成员降为平民，以宫名去掉“宫”字为姓。大正天皇及之后设立的宫家仅有秋筱宫。

把某些人称为“XX宫”，即像中国的皇家把后宫分为“东宫西宫”一样，带有母权制的遗留；也像中国的道教把一些机构叫做“XX观”一样，带有宗教“迷信”的遗留。这就是日本人的精巧和创意了。

古代的日本姓氏有地名也有机构名称：

藤原氏 源氏 平氏 橘氏 中臣氏 物部氏 苏我氏 大江氏 菅原氏 清原氏

在原氏 日下部氏 惟宗氏 秦氏 安倍氏 阿部氏（阿部氏，德川谱代）足利氏 伊达氏 福泽氏 华冈氏

北条氏 后北条氏 本多氏 板垣氏 木下氏（羽柴氏） 前田氏 松平氏 村井氏 永野氏 织田氏

大伴氏 真田氏 佐佐木氏 佐竹氏 岛津氏 盐月氏 立花氏 高冈氏 武田氏 尼子氏

朝仓氏 长宗我部氏 土师氏 池田氏 今川氏 忌部氏 毛利氏 锅岛氏 新田氏 佐藤氏

高丘氏 田中氏 土岐氏 德川氏 上杉氏 山名氏 小早川氏 宇都宫氏 龙岛氏 梦爱氏

夜乃晨氏 怜音氏 天梦氏 韩雪氏 

但是，后来随着中国禅宗在日本的一些急剧扩大，中国的名字逐渐演化出日本的一般姓氏。

在明治维新以前，绝大多数的日本平民只有名而没有姓。1875年颁布《苗字必称令》之后，才逐渐转变成全民皆有姓氏。日本姓氏数量约有14万，其中铃木、佐藤、田中、山本、渡边、高桥、小林、中村、伊藤、斋藤十大姓占总人口的10%，有1000多万人。

日本姓名，或和名，一般由一至四个汉字所组成，最多的有九个汉字。在日语中，名字（みょうじ，汉字也作“苗字”）可以看做是现代汉语中的“姓氏”；而现代汉语的“名字”则是名前（なまえ）。日语还有氏一词，指的是氏族（氏名），包括了源氏、平氏和藤原氏，也就是古时掌握过政权的氏族。

回顾一下其成因：

古代日本只有名没有姓。公元四世纪末，受到中国封赏因而得以君临日本列岛的“大和朝廷”挟天子以令诸侯，把日本南部的很多小国统一为一个国家，其统治的基础就是氏姓制度。以大和朝廷的大王（后来冒称“天皇”）为首的，掌握着日本“中央”政权的贵族与隶属于朝廷的小国国王之间建立了有血缘关系的集团，这些集团称之为“氏”，一个“氏”也就是一个贵族世家。此时的氏并不只限于父系或母系家族，它并非自然的社会集团，而是建立朝廷的中央豪族，以独占或世袭官职，借助朝廷对农民进行统治。因此，这些氏，就按照其职务、领地、居住地来命名，称为“氏名”，如“出云氏”、“忌部氏”、“中臣氏”（后来的藤原氏）。也有氏名来自神名、技艺的。

后来，“大和朝廷”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分别给贵族颁赐“臣”（臣；おみ）、“连”（连；むらじ）、“君”（君）、“直”（直）、“相臣”（相臣）、“伴造”（伴造；とものみやつこ）、“百八十部”（百八十部；ももあまりやそのとも）、“国造”（国造；くにのみやつこ）、“县主”（県主；あがたぬし）、“真人”（真人；まひと）、“朝臣”（朝臣；あそみ·あそん）、“宿祢”（宿祢；すくね）、“忌寸”（忌寸；いみき）、“道师”（道师；みちのし）、“稻置”（稲置；いなぎ）等约30个“姓”（カバネ）。这种姓是表示地位、门第、职务的称号，表示社会职能和身份地位，虽属世袭，但并非来自血缘集团，只是用来区分社会职能和身份地位的称号。

模仿唐朝的“大化改新”后，因为实施了唐朝式样的官位制，表示社会职能和身份地位的姓逐渐失去了意义，在贵族社会便只称氏而不再称姓。

从公元九至十世纪的平安时代起，出现了新的称呼——苗字（苗是分支的意思）。由于社会的发展，原有的氏族分成若干个家族，这些家族一般以其职业、居住地、官职名或以其私有土地的地名的假名相称，这些称呼便成了“苗字”。苗字其实是一个家族从氏族本家分离出去后产生的新的姓氏。此后氏、姓、苗字逐渐融为一体，统称为苗字。

与“姓（かばね）”来源于天皇的赏赐不同，“家名/苗字”不是天皇所赐，可以由个人自由决定。“家名”的本意指的是一家的名称，经常来源于地名、屋号等等，另外也有一些受主家赏赐的例子，比如著名的羽柴秀吉，其苗字“羽柴”便是来自织田信长的赏赐。

（三）

日本在1875年苗字必称令之前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贵族、武士才有姓氏，绝大多数人（95%以上）是没有资格有姓的。可以说，日本人有姓不过只是才一百多年的事。1870年（明治3年），为了征兵、征税、制作户籍等的需要，明治天皇颁布了《平民苗字许可令》容许包括以前没有姓氏的平民在内的所有日本人拥有姓氏。但已习惯有名无姓的日本平民对此并不热心，故创立姓氏的工作推行缓慢。因此，于1875年（明治8年）明治天皇又颁布了《平民苗字必称义务令》，规定所有日本人必须使用姓氏。随着日本的姓氏数量极速增长，1898年，政府制定了户籍法，每户的姓这才固定下来，不得任意更改。

日本居民目前使用的姓的数量不低于95%取自明治维新之后这一时期。这一数字目前缺乏权威统计。根据中国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的《日本姓名词典》，当时日本大概有姓氏七万条。最多的统计记录是在1980年代，约14万，即平均一千人左右使用一个姓氏。

最常见的姓氏有40多个，其中铃木、佐藤、田中、山本、渡边、高桥、小林、中村、伊藤、斋藤十大姓占总人口的10%，有1000多万。使用人数排3600位后的姓氏是极罕见的姓氏。日本人结婚后，因为法律上禁止夫妻别姓，一般妻子改为丈夫的姓，如果是入赘的女婿则改为女家的姓氏。

日本姓氏的来源十分复杂，众说纷纭。因为日本人本来无姓氏，所以不尊重姓氏，姓氏的可变性很高，因开创新家业、家族集团分支或收养关系等原因都可以改姓，结果就是日本姓氏数目众多。

日本最大的姓氏是佐藤，其来源一说是来源于藤原秀乡，即藤原家中担任过左卫门尉（左卫门尉）的人的后裔。也有指可能是因为日本人普遍希望自己的家族兴旺，就像可以担任公家的藤原氏一样。相类似的是其他众多带有“藤”字的姓氏，寄托了同样的期望。日本第二大的姓氏是铃木，和佐藤类似的，来源于古时候的武将的姓氏。

日本人的姓氏来源远较汉族姓氏来得复杂，其中大致可分为从地名、国名、氏名、物象、职业、名字、姓氏简略、转字、当字、佳字、信仰、外来、佛教、合字、赐姓、商号、皇族宫号、称谓、由两姓组合、公家、部民、神道、事件、商业、艺名、敬称、族名、武家、归化等，其中以地名姓占最多：山口、石川、中山、高桥、松阪、桥本、清水、伊东、中村、山本、田中、小林等皆为地名。

在日本，各地的姓氏分布是不一样的，这和其民族构成有一定的关系。例如在冲绳“与那岭”比较多，这是因为古时那里是琉球国的缘故，当地本来用汉姓的士族后裔用祖先的封地为苗字，平民就用自己所住的地名作为苗字。而北海道地方“金田一”并不少见，这是因为那里是阿伊努族聚居的地方。

日本姓氏的读法十分复杂，即使是日本人也不能非常透彻地弄明白。同一个读音可能对应了几十个汉字的写法，而同一组汉字又可能有好几种读法，甚至毫无规律可言。这可能间接造成日本社会对于名片非常依赖的现象：大众需要名片上的罗马拼音或振假名才能准确读出对方姓名。当然，名片文化与日本的等级传统亦有关系。

有人认为，以日本第二大姓氏铃木为例，同样读作“すずき（suzuki）”者，尚有“寿寿木”、“铃树”等十九种。而汉字“铃木”又有十四种不同的读法。

又有人认为：“小鸟游”读作“たかなし（takanashi）”，读音和汉字完全无法对应。这时需要像猜谜语般地来解析：taka是日语中老鹰的意思，而nashi是日语中的否定文语的终止型，汉字即为“鹰无”，“因为没有老鹰，所以小鸟能出来玩”，故曰“小鸟游”。这就像小学生的逻辑一样，所以人们看到即使日本的老年游客，出来时依然像幼儿园孩子一样列队前进，就不足为怪了。

并不可笑的是，“高梨”亦念作“たかなしtakanashi）”，小鸟游为其转换。这些多半出自动漫及江户年代戏书。同样出自动漫及江户年代戏书的还有“わたぬき（Watanuki）”为“四月一日”“棉贯”。“ほづみ（hodzumi）”为“八月一日”“穂摘”。

至于“一寸八分”、“十二月一日”、“十二月晦日”、“言语道断”等姓氏则非常罕见且难读，在日本称为“幽灵名字”。

有些日本汉字在中文里面也有不少麻烦，主要是中文死字与和制汉字没有对应的汉语读音。

日本于《当用汉字表》及后来的《常用汉字表》中实施汉字简化后，又对人名中的汉字公布了人名用汉字为规范。这些规范主要针对名字，姓氏中有既不是常用汉字，又不是人名用汉字的情况下，可自行提出申请姓氏改用新字体或假名写法。有些觉得笔划多不好写的人便提出申请，例如姓“涩谷”的人很多都改为“渋谷”的写法。不过也有不少例外，例如“広”和“广”就是相反的情况，较多人继续使用笔划多的“广”，像“广末凉子”即是有名的例子之一，过去一些文书及媒体因当用汉字的规范，多会使用新字体“広末”，但其实户籍上登录的写法是“广末”。

2008年以前，可沿用姓氏写法的人民仅限于自古即生长于日本的家族，常用汉字、人名用汉字规范颁布后才归化的外国人则一律使用人名用汉字规定的字体。2008年12月8日国籍法改正时，该限制被废止，“尻”、“薮”、“崔”、“姜”、“赵”、“尹”等不属于相关规范的汉字，现在也可以用于归化外国人的姓氏中（但仍不能用于名字，无论是否为归化的人民）。

除艺名或化名外，名字通常由汉字组成，日本皇室的男性成员名字多以“仁”作结尾，例如明仁天皇，女性成员则多以“子”作结尾，如爱子内亲王。

一般男性普遍以“介”、“助”、“郎”、“夫”、“雄”、“也”、“彦”等为结尾。女性通常会以“子”、“美”、“雪”、“恵”、“香”等作结尾。

在传统上汉字命名以示隆重，但由于二战后户籍法规规定名字可用假名登记，所以也有使用本名的艺人如长泽雅美（长泽まさみ）、真锅香织（眞锅かおり）、泽尻英龙华（沢尻エリカ）及泽城美雪（沢城みゆき）等为假名命名的情形。

（四）

至于“日本姓名来自中国禅师”，则不是我的想象，而是有事实作为依据的，这个事实以一定基于过去的历史记载，但一定是合乎我们自己的常识与直觉的：

看看下面这些“日本姓名”，其实都是中国的土产：

南岳怀让

马祖道一

百丈怀海

南泉普愿

盐官齐安

大梅法常

佛光如满

五泄灵默

麻谷宝彻

东寺如会 

西堂智藏

章敬怀晖

大珠慧海

百丈惟政

泐潭法会 

杉山智坚

泐潭惟建

石巩慧藏

北兰让

郦村自满 

中邑洪恩

泐潭常兴

鹅湖大义

兴善惟宽

三角总印 

鲁祖宝云

芙蓉太毓

紫玉道通

五台隐峰

龟洋无了 

西园昙藏

华林善觉

蒙溪

乌臼 

古寺

石臼

本溪

石林

紫玉道通 

归宗智常

大光居诲

九峰道虔

云盖志元

谷山藏

中云山盖 

南际僧一

栖贤怀佑

覆船洪荐

德山存德

吉州崇恩 

石霜山晖

郢州芭蕉

肥田慧觉

鹿苑山晖

宝盖山约 

云门海晏

凤翔石柱

大通存寿

南岳玄泰

潭州云盖

龙湖普闻

洛浦元安

逍遥怀忠 

蟠龙可文

天盖山幽

三角令珪

投子感温

牛头山微 

香山澄照

中梁山古

盘山二世

谷山有缘 

白云善藏

新罗清院

泐潭神党

南源行修

禾山无殷 

云盖智罕

柘溪从实

乌牙彦宾

青峰传楚

木平善道

南台寺藏

云盖证觉

大安兴古

东山云顶

云幽重恽

布衲如

投子通

……

另有一些和尚的名号，也很像日本人的姓氏：

黑眼

米岭

齐峰

大阳

红螺 

百灵

金牛

黑涧

利山

则川 

打地

秀溪

椑树

草堂

洞安 

兴平

逍遥

福溪

水潦

浮杯 

龙山

庞蕴居士

西山亮座主

当然，由于日本人标明是海外的，又是四夷的，所以他们在运用汉字的时候常常出错，或叫出格也罢。但是常常，这些海外“华族”对于中国精神的把握，其实高于很多原为蛮族的汉化了的大陆“华人”。我估计这批人数占有现代“汉族”的过半人口。

日本姓名来自中国禅师，所以日本人的性格都像小和尚一样认真，只是缺乏大和尚的反省，常常盲目执行来自上边权威的指令。

（另起一页）

第五节

日本人是犹太教徒吗？

“我孙子”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孙子。日本人不是犹太教徒，不是“基督教中国古已有之”的信徒。

我想说，你要信基督教就好好信，从头学，不要把自己的老祖宗挖出来，强迫他们变成一个“假犹太教徒”。

卖假药害人，卖假货坑人，卖假福音、假圣经更是大逆不道。

（一）

日本有很多中国人熟知的体育明星，例如乒乓球的福原爱，体操的内村航平，游泳项目的北岛康介等。据日媒报道，今年有一位“奇怪走红”的日本选手，在中国网络非常火，不是因为其优秀的体育技能，而仅仅是因为名字。早在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女子撑杆跳高比赛上，当获得第三名的我孙子选手的名字打在体育场的主显示板时，全场爆发了一阵骚动，中国观众们纷纷被“我孙子智美”这个名字所吸引。当中国的广播员念到我孙子选手的名字时，“第三名，我孙子，日本”，全场一片哗然，许多中国观众都奇怪：“我的孙子第三名是怎么一回事？”

而在伦敦奥运会上，我孙子智美也参加了比赛，对于这名选手的热议再度在中国网络掀起。对此，日媒首先澄清：

1、“日语里的固有名词在中文里会变成其他的意思，‘我孙子’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个词在中文里会变成‘我的孙子’的意思，根本不会让人想到这是日本的一个姓氏。”

2、我孙子也是日本千叶县一个市的名字，日语读成“あびこ（Abiko）。日本有专家表示，该地名有表示该处是祭祀火神之地的意思。也有人指出在希伯来语中“Abik （Our Father，我们的祖先）”作地名时也是祭祀先祖之意。如今，“我孙子”只是日本众多的姓氏之一。

对于中国网民的评论，日媒表示极大不满，称“应尊重我们日本的文化”，另有一些日本网友也大为不满说：“不要拿中国的文字与我们的文字混淆，我们有自己的文化！”“这样理解是对智美的侮辱，更是对我们日本国的侮辱！”

（二）

但实际上，中国网民这样的望文生义并不孤立。这也许是由于中文的“国情”造成的，但后果常常差强人意。

有的学者提出，儒家天道思想里的“天”与“上帝”，和基督教如保罗《以弗所书》中的上帝可以对观；甚至得出结论说《诗经》中的天是“造物主”、《书经》中的上帝是“历史的主”，进而言之，这两经都具有了基督教的“属灵性”！不仅如此，学者们还在《易经》、《礼记》、《春秋》中“发现”了“三一真神的教义”！（任炎林：《儒家的天道思想与保罗〈以弗所书〉中的上帝教义的比较》，《基督教文化评论》1，152──17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现今北京天坛里的“皇天上帝”可能来自甲骨文的“帝”和《书经》的“上帝”；然而，“皇天上帝”的牌位，毕竟是明清皇帝登基祭天的道具，与基督教毫不相干，否则中国早就是“基督教国家”了，何必传教士们如此辛苦，四处布道呢。那么，先秦的乃至甲骨文的“上帝”，“帝”、“天”等等，又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现有的资料，殷人及其周围诸国的宗教信仰，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发展而来，从制作于殷代后期的甲骨卜辞可以看出，“日月”、“星辰”、“河流”、“土地”等原始自然力观念仍是商人的崇拜对象。他们向有关神灵祈祷问卜，奉献大量牺牲作祭，求雨、祈求好收成并防止自然灾害。杀人献祭，也是为的祈求掠夺性战争的胜利。这些神灵，掌管自然，还把握人间的吉凶祸福。他们的崇拜对象，决不限于一个“帝”；卜辞中的“帝”，与殷族的祖神“高祖夔”、“高祖俊”同一，也与《山海经》中生日生月的“帝俊”同一，是殷人的始祖神兼有宇宙至上神的身份。“帝”对诸神有支配力，如对风神可以“帝史（使）凤（风）”、“帝其令凤”，也可“帝不令风”。对于雷神，可以“帝其令雷”，还可以具体指示“帝其于之一月令雷”。对于雨神，可以“帝其令雨”。（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8页）

显然，这种宗教不仅是祖先崇拜的，还包含万物有灵论遗风。这位“帝”后来演化为“上帝”、“昊天”、“皇天上帝”，但还是与《圣经》所启示的永生的上主具有不同的位格。我们总不能说，因为迦南人和犹太人一样是耶和华所造的，迦南人所崇拜的神就是耶和华吧？如果用“上帝X”来指代甲骨文的帝与天坛的皇天上帝，用“上帝Z”来指代圣经中的上帝；就不难发现，两个“上帝”差别之大，一点不亚于《旧约》中的耶和华和巴力神！

帝王即神，这是古代神权政治的残留意识。十分明显，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圣人”来源于怪、力、乱、神。这一意识在世界古代各国和近代落后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如古代埃及的法老，死后可成为神；日本的天皇活着的时候就是“神”（“现人神”）。而这种思想在中国先秦神话则得到最为鲜明彻底的表现，因为中国最古的帝王本来就不是“人”，而是一群神怪。

中国民间历来有封神习俗，如关公、岳王、妈祖等即是。那么，古代的神又是如何下降为人的呢？原来，是经过了“神话的历史化”，也就是对神话作出道统化的阐释，化天神为人王，化神话为历史。最后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历史神话体系”。这一体系，首先被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尧典》记录在案：“（帝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这就是帝舜“逐四凶”的英雄事迹，是他秉政的功业。而上述“四凶”除“三苗”因属一异己的种族集团（见《周书·吕刑》“报虐以威，遏绝苗民”一节）外，其余三凶竟无一不带有动物神的形迹。

1，如上所述，儒家的圣王史观和圣经的启示有什么关系？答曰，是X与Z的关系，它们分属文献A与C──除了“ABC神学”的极力撮合，它们毫无关系。

2，殷周卜辞金文里的帝（X），与新旧约的上帝（Z）同样没有共同之处；正如北京的天坛（X）不是崇拜上主的教堂（Z）。中国农村巫教里跳大神的“神”（X），与福音的“神”（Z）没有共同之处；正如洪秀全式的萨满通神（X），不同于基督徒的祷告（Z）。

3，圣王史观，也并不是“人本主义”的，因为圣王并不是通常意义的人，而是动物神怪演化来的超人。难怪中国文化喜欢崇拜圣人、依靠伟人；而要求别人也常以圣人标准；结果虚伪客套、理论脱离实际之风盛行。

4，“ABC神学”是没有生命的。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马太福音9：16-17》）

（三）

还有的学者拿老子的道（X）与比作耶稣的道（Z），甚至说《老子》中“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会联想起我们自己的浸礼”！甚至十分形象地用“碗”作比喻，说老子的道与耶稣的道，都是中空的、虚己的，同样具有“神真正的本性”。（Brant Pelphrey：《碗的默想：〈道德经〉与东方基督教之虚己基督论》，《基督教文化评论》4，175──19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承认他不懂中文，对老子的理解可能受到翻译的影响。

确实，引起误解的恐怕是我们的翻译过程。因为既然我们的译本用“上帝”（相当于文献B中的Y）一词来翻译《圣经》中的永生的造物主（相当于文献C中的Z），就难免会激发我们自己的幻想，真的以为甲骨文里的帝和天坛里的皇天上帝牌位（相当于文献A中的X）和《圣经》里的上主（相当于文献C中的Z），在几千年以前就有关系，甚至得出可以等同（X=Z）之的谬论。其实，如上所述，这样的“关系”只是翻译时不得不借助的语词借代上的关系。

就以老子的道（X）与耶稣的道（Z）来说，因为我们用“道”这个汉字来翻译英文圣经中的“Word”或是希腊文中的“Logos”，就难免会激发自己的幻想，真的以为哲学家的老子道（“道X”）或是儒家圣王道统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道X”），是对耶稣基督道成人身之道（“道Z”）所进行的预表，从而得出《老子》是“中国先知书”，甚至是《神州福音》的荒谬暗示。其实呢，《约翰福音》借用希腊语词Logos来描述耶稣基督的救恩，但并不说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乃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表──这种方式才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因为耶稣基督的道或是法则Logos或是话语Word，并不是哲学家的推理（“道X”）；而是上帝的话，是明明白白记录在《圣经》里的，这也就是耶稣在旷野里回答魔鬼的诱惑时所说的“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里的那个“话”（“道Z”）。

请教ABC神学家一下，这样的“话”，希腊哲学里有过吗？当然没有。中国文化里有过吗？当然没有。在《新约》中，这样的道和话，集中体现为基督的救恩，是耶稣为拯救我们世人，替罪人死、并要我们通过分享他的血和身体，来永远纪念他和他的福音……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不是《老子》所谈论的权谋战略（关于《老子》的“战国阴谋书”特点，笔者在《联想与印证》的第六章《乱世的哲学及其哲学家》和第七章《道与术：哲学的两系统（比较《老子》与《孙子》）》，已有深入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兹不赘言）。耶稣基督的道，也就是使徒所说的“十字架的救恩”。

再请教ABC神学家一下，这样耶稣之“道”（Z），在《老子》和儒家道统里有过吗？当然没有。

读过《老子》又读过《圣经》的人士可以明察：《老子》的基本精神与《圣经》尤其是与《先知书》、《福音书》大相径庭。《老子》具有“兵书之祖”、“战国阴谋家”的方面，讲权术，人情练达皆文章；《先知书》、《福音书》是以心灵和诚实敬拜耶和华天父，不是以爱与谦卑做为手段，谋求克敌制胜。《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是要成就“江湖所以为百谷王者”的霸业，与基督的“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眼，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6-8），岂可同日而语？

《老子》是，无为无不为地取天下，《先知书》《福音书》是，尽心尽力地舍己归主：二者真是，南辕北辙。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老子的“圣人”与耶稣基督划上相似号甚至暗示性的等号，那么，比耶稣更早五百年降生的老子，岂不再度成了“化胡的先锋”？不过，这次老子所化之胡，不仅是西域、印度的佛教徒，而且是欧洲、美洲的基督徒了！如果接受了这“老子化胡说再版前言”，那岂不平添了一部特殊启示，这样，《老子》岂不称为《神州福音》或是《第五福音》了？中国的基督徒，岂不是要在《圣经》外，还必须查考《老子》──如此繁琐“ABC神学”，越学越麻烦；还不如直接改宗，皈依太上老君，成为道士算了。然而，老子或是四书五经拥有十字架的救恩吗？断乎没有。

诚然，传《老子福音》或是《四书五经福音》，倒是比较容易为国人接受，仿佛因材施教，因地制宜，但其实只是就地取材、偷工减料，结果入了保罗话，“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歌罗西书》2:8－10）忌邪的排他的福音，如何等同于“和光同尘”的老子权谋呢？又如何近似于“修齐治平”的文武之道呢？──哪怕它披上了“民主政治”的西装。人民主权论的民主政治和上帝主权论的基督教有何关系？有替代的关系，但并不是同类关系；所以说民主政治的基础乃是基督教，就像说基督教的基础乃是罗马帝国一样，牵强附会。对基督教来说，民主政治基本上是异教的、希腊罗马文化的产物，这是一目了然的。

至于圣王史观，也并不是所谓的“人本主义”的，因为圣王并不是通常意义的人，而是动物神怪演化来的超人；难怪中国文化乐于崇拜圣人、制造偶像。尤其值得注意，启示与福音还不是知识与理论，更不可随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来修改、损益。

（四）

综上所述，不难看到，ABC神学家们的思想是基于主观的臆造，没有事实的根据。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本着“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现代精神，它们可以自成一派。可是ABC神学家们不此之图，反而一定要过分谦虚，把自己的创造强说是古人的实况，为此，他们不惜动员一切手段予以“论证”，甚至以文字学来“考证”。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部ABC神学家们的经典作品：《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1996年由香港道声出版社印刷出版。作者李美基、鲍博瑞、唐妙娟）。该书100多页，分为12章，主要手法是以北京天坛为背景，圣经故事为线索，串联159个甲骨文字，通过“系列考证”来进行“传道工作”：1，孔子发现的线索；2，上帝是谁？3，起初有上帝；4，中国人对人类被创造之概念；5，乐园的奥秘；6，园子的入侵者；7，咬了致命的一口；8，宝贵的救赎计划；9，孔子指迷；10，女人的后裔；11，天坛的原始意义；12，上帝最后的应许；13，后记。

其“考证”方法遭到多方质疑：如“婪”字，林下之女，什么意思？指亚当、夏娃的故事，说女人生来就贪婪的？再如“船”字，“八口之舟”，什么意思？是挪亚的方舟？

本来，作为初级传道（“松土的预工”）的宣传读物，也许无可厚非，然而通过上述自言自语的“系统考证”，最后作者们竟然据之得出以下自言自语的教义：

1，上帝这个名词是至高者的意思，是古代中国人所敬拜的创造主；

2，郊祀（祭天大典）是古代中国四千多年以来，祭拜上帝的仪式，也是预表将要来的救主；

3，中国古代文字的神秘都刻记在甲骨上，这与希伯莱人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记有关联。

ABC神学家们的工作没有到此结束。

在随后出版的一些书中，甲骨文──天坛的“上帝”被宣告复活了：

“你一追念上古之事，就知道我是神，是你先祖的神，是黄帝的神，尧舜禹的神，周公的神。出我之外，别无真神。”（远志明：《神州忏悔录──上帝与五千年中国》261页，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话语，被指明是基督教的上帝说，但是却完全不见于圣经和任何严肃的历史著作，而完全是ABC神学家们自己杜撰的。而据此书拍出的七集电视片系列片《神州》（2000年，美国旧金山神州传播公司出品），则完全按照《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的风格和思路来展开，甚至封面都是用的《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的主要插图，由此可见，我们指出的“ABC神学”，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而是一系列彼此呼应的宗教现象。对该片的具体批评，笔者已在《<神州>电视片的混合主义倾向及其它》（《中国之春》杂志2000年11月）、《不要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举目》杂志2001年第一期）提出。

（五）

还有一种与“ABC神学”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语义游戏，也常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的过程中泛起，其结果虽然不至于荒唐到“中国古代自发产生过基督教”的地步，但也足以扭曲事实真相，混淆视听，其结果诚然是“在解释古代文献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同时，这种方法的滥用，却使他们得出了完全不可靠的结论。”

举个例子：有学者以《拯救与逍遥》为题，来进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结果，进行对话的其实不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而是“基督教与中国的文化基督徒”。

我们这样说，不是因为该学者被认为是位“文化基督徒”，所以他的对话就只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基督徒”而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我们这样说，完全是因为该学者的论说内容和论说过程所致。

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说是“拯救”，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却不是“逍遥”。因此，来“拯救”来比“逍遥”，属于无类比附，或是糊涂，或是不严肃。

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可以和“拯救”对话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或说，在中国文化中，比“逍遥”更接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而更有资格和“拯救”进行对比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是“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即使“修齐治平”也只是接近而不是相似于“拯救”：这不仅因为“修齐治平”是本于人的，而“拯救”却是本于神的；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基督教是一元论的（撒旦再邪恶也只是上帝的工具），而中国文化却是二元论的（阴阳互补）。中国的阴阳二元论还不同于波斯的善恶二元论，因此中国文化是主张调和互补兼容的，而不是对立斗争征服的。

基督教的一元论，决定了“拯救”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二元论，决定了“修齐治平”不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更遑论越说越远的什么“逍遥”、“禅静”、“出家”了。

实际上，1989年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关宗教、科学、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析》（《圣经新语·下编》，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5月第一版）中，笔者已经指出：

“出世与入世是人的精神外现的两种方式（阴阳）……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往往把这二者割裂开来，并把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放在行为者面前。但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找到了既可以拯救灵魂，又可以拯救世界的共同出路，基督教的殉道者之所以不惧世俗权威，敢于反抗尘世的不义，全在于他有一颗出世的、奉献给上帝的心。这以出世之心指导入世之行，以入世之行体现出世之心的信道，是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方式，也恰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三家分立，三派互相对立，虽有交叉，但在人生哲学上却分明只有出世与人世两种分裂的处世方法。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三教之间恰恰是最缺乏“合一”的；而在解决出世与人世相统一的历史难题上，魏晋以后融合了佛教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比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有根本的改进。由于没有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文化，唐宋元明清仿佛只是秦汉魏晋的死灰复燃，结果长城时代没有因为佛教的到来而结束，反而获得了化石般的延续。这与基督教结束了罗马帝国的败坏，开创了中世纪的文化革命，完全不同……”

上面所说的“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是从中国文化的二元论看待基督教的一元论的。因为中国文化的“拯救”就是“阴阳调和”！就是出世入世的相加，就是修齐治平与逍遥出家的相加；而不仅仅其中某一元。这就是周易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中国文化的基本事实既然如此二元性，《拯救与逍遥》如此割裂事实的一元比较又何以能名盛一时？

这不能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学术气氛里面去看。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研究员钱钟书，出版了“比较文学”方面的专著《管锥篇》。该书在1980年代影响了一代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钱钟书本人则在1990年代通过电视片《围城》的播映而获得了社会影响和官方赞许。人称“官方学者”的钱钟书所作的《管锥篇》，既然首开八十年代以来“无类比较学”之滥觞，其中充斥了驴唇对马脑的比较、鸡脚与鸭头的异同之类的各国俚语文献的摘录，也就利用官方媒体的浩大声势，造成了一种学术的“范式”。

诚然，钱钟书本人对此还有些自知之明的，所以他命名此书为《管锥篇》，自承其“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且只是搜罗现象，不做结论，甚至连基本分类也没有，只是按照中文古籍的时间顺序排列下来──浅则浅矣，所犯的“无类比较”之大忌，也幸而因此没有引人注目。但是《管锥篇》的无类摘录方法一旦用于“拯救与逍遥”一类的系统推理，就发生大大的流弊了。“管锥”所做的本是沙滩上艺海拾贝的文字游戏，是不能用来建筑大厦的。而以管锥法强作文化系统（“拯救与逍遥”）的解人，怎能不发生严重偏差呢？可能不是完全的巧合，宣传“ABC神学”甚力的《基督教文化评论》的主要编者，也正是《拯救与逍遥》的作者。

（六）

“ABC神学”的根源，不仅是汉语文化传播中的问题，不仅是个人精神的病理学问题，也是一个民族自卑感的心理学态的问题：外国人有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要有，否则我们岂不落后于人了吗？外国人有的，中国人也一定要有，如果没有，哪怕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也一定要说是有──这样才对得起我们的列祖列宗，炎帝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类。

如果有人立足于上述的“ABC神学”，去建立所谓“基督教汉语文本”，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基督教不是语言游戏，不是祖先崇拜，不是解释学的对话结构，不是佛教的超一切理，当然更不是甲骨文萨满教的鬼神崇拜。所以欲建立“基督教汉语文本”，需要避免以下陷阱：

1，中华思想的翻版。基督教并不新鲜，中国古已有之。亚伯拉罕有耶和华信仰，炎帝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有上帝信仰；而且比圣经记载的还早，有五千年历史。西方人有耶稣基督，中国也有类似耶稣的“圣人”；而且老子的圣人比《福音书》的耶稣基督更早，而且要早上好几百年，甚至不比《以赛亚书》来得晚。（在我们看来，这种说法直接来自文革中“批儒评法”、“《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缩影”的毛式怪论。）

2，圣人神道设教。把基督教作为工具，来达到信仰以外的社会目的，“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其实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督教版──以基督教来推广福利，以基督教来铺垫民主，以基督教改革社会……这与个人英雄以社会主义的盛名夺取政权，以实现个人梦想，异曲同工。其实，基督教是神本位的，民主是人本位的，这在新旧约都是一目了然的。硬说基督教是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乃是儒家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民为贵”思想的翻版，与斥责人性罪恶的基督教和要拯救一切罪人的福音，毫无关系。

3，仿效“你们要斗私批修”的论调，以基督教作为教化他人的理论方法，但自身却不同等反省认罪；反以福音使者自居，其实乃师承儒释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自圣权术。中国历史上的杀伐血腥，阴谋诡计，巧取豪夺，过河拆桥，本是人的罪性表现，如果将之一一归于儒家圣王道统史观的“大道隐没”，以“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当作“没有信仰”，“不能得救”的同义语；再把中国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地缘政治现象，归罪于没有基督教信仰──那么，如何解释“有信仰的基督教社会”：罗马帝国的败坏、拜占廷帝国的沦亡、宗教改革的血腥战争以及征服美洲、屠戮澳洲、掳人非洲、圈地亚洲的历历罪恶？对此，当今世界各地的白人主流社会，也都多少开始悔悟、试图改过，难道我们自己反倒视而不见？祖先崇拜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洋人崇拜？

4，基督教的佛道化。如修身养性，把中国的隐士心态（所谓“逍遥”），注入基督教（所谓“拯救”），结果跌入佛道的窠臼：穷则独善其身时皈依基督，而达则兼济天下时则扬名立万，随从如云，升官发财。直至把基督的福音变作老庄的禅学，东西对比，南北对话，好不热闹。

前面说过，正因为基督教乃是福音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我们与自圣传统的血脉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要是否认这种基于民族文化背景的联系，倒是言不由衷的虚伪了。

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戒除“ABC神学”，尤其记住“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的奉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而行。”（《弥迦书》4:5）这里十分清楚，不同信仰的神名（Z/X/Y等等），是不可互换、不可混同的。根据圣经的有关记载，“ABC神学”不该归入基督教神学。而X=Z的上帝混同论、信仰混合主义，则是没有生命的。如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马太福音9：16-17》）

（七）

“我孙子”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孙子。日本人不是犹太教徒，不是“基督教中国古已有之”的信徒。

我想说，你要信基督教就好好信，从头学，不要把自己的老祖宗挖出来，强迫他们变成一个“假犹太教徒”。

卖假药害人，卖假货坑人，卖假福音罪大恶极、卖假圣经大逆不道。

2012年8月7日

（另起一页）

第六节

日本作为中国的属国并不遥远

（一）

日本右翼《正论》杂志2012年2月1日发文称，因与美日两国的“价值观对立”，中国可称之为“异形大国”。因此，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还将持续：中国军费的不断增长及发展方向“不透明”，中国海军不断的扩大海上路线，也是一种“野心”的体现。日本自卫队应当与中国军方加强联系，加紧对华搜集情报。若中日双方仍缺乏各方面的交流，对日本而言，“危机要素”就很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中国强大的发展势头“足以让世界地壳为之震动”，使得亚太地区以及印度洋地区的部分国家深刻感受到了中国的“威力”。在这样一个大趋势下，日本要认清未来的情势，并深刻的体会到这种“历史紧迫感”。日本应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制定“应对中国危机”的策略，采取对华强硬态，这需要日本领导人的“外交手腕”。

……

日本右翼如此用心良苦，这是由于中日两国的历史对决现在又是一个关键时刻：中日两国国民生产总值基本势均力敌，而继续增长的天平似乎滑向了中国一边。

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领土是日本的将近三十倍，人口是日本的十多倍，只要全球化的格局没有改变，中国国力继续增长的潜力理应大大超过日本。

要知道，现代的中日关系，是极为不正常的：日本由于积极吸取了欧美文明，把满清奴役下的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等到中国内乱四起、日本趁机蚕食、迫使陷入共产党专政之后，“吸血效应”使得日本的人均产值达到中国的几十倍之多。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不会永远存在，只要中国的人均产值有朝一日达到了日本的五分之一，那么综合国力就会使日本的一倍。中国的人均产值有朝一日达到了日本的一半，就可以不战而胜，或通过统一战争，迫使日本再度屈膝。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东亚历史上的那种“中央与方国”的隶属关系。

在历史上，日本基本上作为中国的藩属国而存在，和越南、朝鲜、蒙古、缅甸等“国”大同小异，而且日本还比蒙古、缅甸更亲近中国文明，比现代殖民化之后的越南和朝鲜保留了更多的中国文明，这也是日本能够称雄世界的一大原因。相形之下，蒙古、缅甸比越南、朝鲜保留的中国文明更少，所以也就更不争气。

（二）

日本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其最早的证据就是“汉委奴国”的存在。

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枚，轰动日本列岛。“汉委奴国王”印为纯金制成，上部为蛇钮，下部印面为二点三四厘米见方，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阴刻篆字。而“滇王之印”无论在尺寸、字形、钮形及雕刻工艺上都与其十分接近，这大大增加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性。此印一出，论争顿减，但却没有彻底平息。有的学者指出，“滇王之印”乃是汉武帝时赐予滇王尝羌的金印，距离《后汉书》中所述年代相差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因此“滇王之印”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旁证，如果要确认“汉委奴国王”金印的真实性必须有更为充分的考古发现支撑。不过这也从侧面说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仅仅比云南落后了一百五十年左右。

如果这枚金印确系中国东汉所赐，则足以证明《后汉书》的相关记载准确无误。但是在此后百余年间因为没有其他考古学上的证据可以证明该金印是中国制造，所以一直有“真印说”、“假印说”（无原型的假造）、“伪印说”（有原型的仿造）并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国云南宁西“滇王之印”的出土。

1981年2月中国江苏邗江出土了一枚“广陵王玺”金印，该印的出土彻底结束了这场论争，完全肯定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性及《后汉书》相关记载的准确性。“广陵王玺”龟钮金质，除钮形不同外，质地、印体造型和印文字样风格都和前印颇为相似。据考证，该印乃是汉光武帝赐给儿子第一代广陵王刘荆的印信，时间是在公元58年，仅比光武帝赐印给倭奴国王晚一年。西汉典章规定“诸侯王，金玺盭绶，掌治其国”，东汉时“金玺”未变，仅改为“诸侯王赤绶”，徐广注曰：“太子及诸侯王金印、龟钮、纁赤绶。”由此可见“广陵王玺”、“汉委奴国王”印都和东汉典章制度相吻合。但是金印的真实性得以印证之后，关于倭奴国的问题却没有完全解决，尤其是对“委奴”二字的解释上。有些学者认为“委”字作委任解，即将印上文字解释为汉朝委任的奴国国王。但是从汉代及之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王朝对外派送的印信中从未有作委任解的“委”字先例，所以此说支持者甚少。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委”和“倭”相通，“委奴国”即“倭奴国”。但是，“倭奴国”究竟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还是“倭”之“奴国”的意思呢，这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认为是连称“倭奴国”的理由主要是：

1、中国史籍中提及光武帝时此事均称“倭奴国”而不见简略为“奴国”的；

2、中国王朝对外赐予封号一般都采用二断的称呼，如“汉·匈奴·左贤王”，则该印上文字当为“汉·委奴·国王”。由此，“倭奴国”便成为一个不能完全等同于《魏志》《倭人传》中“奴国”的名字。

主张是“倭”之“奴国”的学者则更多相信其与“奴国”的联系，由此他们也推定福冈平野就是奴国的势力范围，并推断伊都国的位置。这是邪马台“九州说”学者通常所采用的观点，也是基于“倭”的总称已经形成的状况。

现在人们都肯定了“汉委奴国”的真实存在，所争议的，无非使其领土是否涵盖了整个日本。

但是我认为“汉委奴国”的领土问题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不论“汉委奴国”的领土是否涵盖了整个日本列岛，它都是当时日本列岛的最大国家和唯一代表，否则就无法获得汉朝的册封和委任统治。

（三）

书名 作者述及年代 成书年代 对日本总称 当时邦国称呼 

山海经　传说时期 战国至西汉 倭

论衡 王充后汉时期倭人

汉书 班固前汉至后汉初倭人

倭人传后汉约二世纪后期倭人

三国志陈寿三国 三世纪末 倭人、倭种 邪马台、伊都、狗奴等 

后汉书 范晔 后汉 约432年 倭国 倭奴、倭面土 

宋书 沈约 南朝宋 488年 倭国

南齐书 萧子显 南朝齐 6世纪前半 倭国

梁书 姚思廉 南朝梁及前事 636年 倭国

晋书 房玄龄 魏至晋 648年 倭人

隋书 魏徴 隋及前事 636、656年 倭国 一支、竹斯、秦王等 

南史 李延寿 南朝晋至陈 659年 倭国

北史 李延寿 北朝魏至隋 659年 倭国 

旧唐书 刘昫 唐945年 倭国、日本 

新唐书 欧阳修 唐1060年日本 

由上表我们清楚地看到，约成于公元432年的《后汉书》是第一部将日本称为“倭国”的中国正史，这种称呼除了648年完成的用以补记晋朝史事的《晋书》外，一直持续得到使用，直至945年的《旧唐书》中与“日本”并称，到了1060年则完全被“日本”取代。即“倭国”的称呼持续了整整500至600年，范晔则是这么称呼的第一人。而此前的自西汉至晋代却一直将日本称为“倭”或者“倭人”，还没有“倭国”的概念，这样的时间大约也有600年之久。这说明，在5世纪以前，日本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他们只是结构松散的部落邦联，甚至并不构成一个民族系统。而在5世纪使得当时中国人观念发生变化的无疑是自《宋书》以降各史书中记载的“倭王”遣使献见，即传统意义上说的“倭五王”。正是从这些使节口中，尤其是从倭王武进献的表文中，中原王朝统治者们了解到日本列岛发生了变化，一个强势政权已经形成，冠以“国”的称呼课可以了。而432年范晔完成《后汉书》时，已经距413年倭国第一次遣使将近20年，并且又经历过421年、425年、430年的后续三次倭国遣使。所以，范晔完全有可能已经认识到了日本发生的变化，并且部分了解了倭国的地理位置等情况，他以自己富有远见的修史观念，毅然将“倭人”改为“倭国”，并在叙述三百多年前倭奴国位置时准确地提出“倭国之极南界也”的说法。

同时，范晔“倭国之极南界”的说法也表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九州在日本列岛的南部，如果是从九州向近畿行进，即使方向误认也只会夸大北向，即根本不可能将“东行”误认为“南行”。虽然《三国志》的成书年代比《后汉书》早了百余年，但是这期间定方位的技术早已成熟，《三国志》的方向记载也应该是准确的。而将“东北行”称为“东行”或者“北行”这完全是记叙的习惯问题，即使在今日的朝鲜半岛上用“南道”和“北道”冠名的各地方也根本不是什么严格的南北方位关系，这就是人们习惯的体现。此外，《隋书》中记载了裴清亲赴日本的记录，称他向东行，则也没有发生任何以东为南的偏差。所以，除非将《魏志》《倭人传》中的“南”都视作误写误刻，而不是方向的误认，就无法满足“近畿说”支持者们的方位需要。

由此，我们可以小结以下四点：

1、“汉委奴国王”金印是真印，出土地点在古代倭奴国范围内。

2、倭奴国不简单等同于《魏志》《倭人传》中的“奴国”，而是一个涵盖九州岛相当大部分的早期倭人国家。

3、自《后汉书》起“倭人”改称“倭国”，日本列岛上有关自身统一国家的概念，传入了中国。

4、《后汉书》没有方位误认，推测《三国志》记载中也没有对邪马台发生方位误认。 

据上所述，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属国。姑且不说日本地方政权与唐朝和明朝中央政权的宗藩关系。

至于元朝和清朝，日本则采取了“不服从”运动的策略。因为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汉化程度要低于日本，不配接受日本的归属。

日本作为中国的属国，其实并不遥远。

（另起一页）

第七节

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加奴性

（一）

有人说：“中国的百姓购物从来就缺少理智！”

其实，中国居民不是没有理智，中国居民理智就是“不落人后”。

诚然，群众需要偶像，就像商品需要商标。正如在各个民族的社会中都是相似的。不过在中国人社会里好像特别地显著。

果不其然。发现“人类奴性基因”之后，有理由设想：任劳任怨的中国人好像特别具有这种奴性基因的天分。这种人类奴性基因，甚至在将来可以人为制造奴隶和工作狂。

在奥尔德斯·贺胥黎经典的未来派小说《美丽新世界》中，他虚构了一个分化了的阶级社会，那个社会的最上层是阿尔法族（Alpha），最底层是埃普斯隆族（Epsilon）。埃普斯隆族的大脑被药物麻木，他们作为奴隶承受着繁重而乏味的工作，并对此毫无怨言。直到现在，书中所描述的一切仍然是今天科幻作品中的素材。

然而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科学家通过动物实验，找到了利用基因彻底改变动物性情的方法。而这项发现很有可能让赫胥黎所虚构的埃普斯隆族变为现实。

这项在恒河猴身上展开的实验是由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的政府神经生物学家巴里·里士满领导的。该实验结果首次表明：动物的行为能够人为地被永久改变，即使原本属性好斗的动物也能即刻变得顺从。

科学家是通过操纵大脑中一种叫做“D2”的基因做到这一点的。通过阻止“D2”的作用，科学家切断了猴子的行为动机和回报知觉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这种生理联系的猴子，长时间任劳任怨地执行科学家给它们指派的任务，而忘记索取任何“报酬”。

谢选骏指出：满洲人的剃人头、毛泽东的政治学习，就有“阻止D2的作用”。

（二）

在2004年10月号的《自然神经系统科学》刊物上，里士满发表了此次研究发现的详情，尤其介绍了他们是如何让猴子心甘情愿地做“奴隶”的。

实验中，科学家事先训练猴子，让它们根据面前屏幕上的颜色变化来“从事”控制杠杆的“工作”。在一般情况下，如果猴子认为自己的工作很快就能得到回报（也许是一支香蕉）的话，它们工作起来会十分快速而且卖力，出错的几率也很小。

然而，里士满和他的研究小组发现：只要通过控制猴子大脑中的“D2”基因，猴子就会忘记对报酬的期待；他们能够让这些猴子在任何时候都卖力而快速地工作，同时不会有任何抱怨和懒散的迹象。

参与实验的科学家同时指出：人类也拥有同样的基因！

“大多数人也都会被获得报酬的期望所激发，从而努力和认真地工作，不管这种报酬是一张薪水支票，还是一句赞扬之词。”里士满说，“在实验中，我们发现能够除去那种回报联系，并且建立起这样一种情形：重复而艰苦的工作能够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继续。”

由于这种技术能够不为人知地塑造大脑中的“奴性”，实验者的动机是否存在道德危险呢？

这些科学家称，这项研究的最初目标是要找到治疗精神疾病的方法。“我们一直都在做决定，决定的因素包括：我们认为回报到底有多重要，以及我们得到这种回报要多长的时间。”里士满说，“意志消沉的时候，人们认为任何回报都是不值得的，所有的工作都显得太过繁重。而患上强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的人，尽管不停地工作，也永远不会从他们所做的事里得到满足。在大脑回路中，如果找到这种与情绪和回报有关的干扰，我们或许能够解除这些症状。”

里士满指出，通过控制基因永久改变人类行为，目前在学术上还太过复杂；而且即使在理论上，经过这种方法处理成“埃普斯隆族现实版”的人类将不能很好地工作。

作为工业奴隶，“他们将失去判断能力，如果在一条生产线上的任何人出现了问题，他们也无法明白自己的努力已经白费。”里士满半开玩笑地说，“对我们自己来说，用普通的回报因素来激励大家似乎能够更到位一些。”

（三）

里士满和其他科学家都承认，控制人类身体和精神特性的方法将很快被找到。科学家们普遍认为，这项技术将作为一种高利润的增值服务首先出现在试管婴儿领域。

英国牛津大学的伦理学教授朱利安·瑟武列斯库说，“毫无疑问，我们将能够影响行为。”他认为，人类有一种在基因上增强自己子女能力的“精神趋势”，“尽管从基因上控制人类成为奴隶并非对他们有利，但是其它的变化可能是有益的。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对于个人而言，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美好的。”

试管婴儿之父——科学家鲍勃·爱德华兹组织了一次皇家协会会议，对里士满的发现进行了讨论。会上，胚胎处理（embryo manipulation）的领军人物、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里·维林斯基在其题为《设计婴儿：未来将会怎样》的演说中指出：“不育症患者为得到一个孩子投入如此多的时间、金钱和努力，难道他们不该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为什么要阻止他们根据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原因来挑选一个婴儿？”

这项技术的前景在美国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华盛顿特区将举办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为“种系”基因操作（“germline” genetic manipulation）建立一个法律框架的事宜。

《重新设计人类》一书的作者、美国加州大学的伦理学专家格雷戈里·斯托克获邀将参加这个会议。他指出，“我不认为这类技术马上就会出现，它们至少还需要多年的时间。但是，我认为这类技术的发展并不会因为立法而停止。”

（四）

人类大脑中的一组“人性基因”仍在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进化：由于这组基因的进化与人所处的社会的文明活动有关，大脑的加速进化还可能带来一些社会后果——可能会导致不同社会中的人种间的智力发展不平衡。 

关闭大脑内一个关键的基因就能让懒猴变成工作狂。猴子和人一样，当发现目标遥远不易达到时就容易懈怠，继而拖拖拉拉或者干脆放弃。但当其中一个关键基因关闭后，猴子们好像感觉不到工作的进展，所以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它们始终努力工作，从不消极怠工。这项研究预示着懒惰者也有可能变得积极工作。其意义在于帮助人们发现情绪障碍性疾病的秘密。

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与世世代代生活在封闭区域的人相比，其聪明程度的差距可能正在拉大。科学家吃惊地发现：人类大脑中的一组“人性基因”仍在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进化！由于这组基因的进化与人所处的社会的文明活动有关，大脑的加速进化还可能带来一些社会后果——可能会导致不同社会中的人种间的智力发展不平衡。

（五）

其中一个名为ASPM的基因在距今5800年前才出现；另一个名为Mi-crocephalin的基因是距今37000年前出现的。这两个“新基因”可能决定人脑的容量，进而可能影响到人类的智力水平。据推测，这两个“新基因”的出现可能与农耕、语言、文字等人类文明活动的出现有关，这似乎表明了人类基因进化促使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推进，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反过来说就是由于人类文明发展速度不平衡，一些落后地区的人大脑中“人性基因”的进化速度较为缓慢。 

例如，日本人被划分归类为黄种人，那只是按长相上来分的。事实上，日本人的基因测试可以看出， 日本人是混血的，是亚洲大陆的弥生人跟日本本土的绳文人种混血而成的。日本本土土著绳文人是南太平洋土著迁移来的，属于澳洲人种，是矮黑人和棕种人的。所以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具奴性，更像工作狂。后来从亚洲大陆移民日本的弥生人才是真正的黄种人。日本人长相上显出澳洲土著矮黑人基因似乎不多，但在身高上显示日本人普遍矮小，就像华南的土著人矮小，这也是澳洲土著基因的显现。

当然，上面这些说法都是科学的假设在内。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但是无限夸大基因对生命个体的决定性作用，就会让科学代替了上帝，其结果是让科学研究变成神学教条，只能产生“科学蒙昧主义”。

（另起一页）

第八节

日本新安保法与中国的新生

（一）

2015年，日本通过了“新安保法”，举世安然，唯独中国骚然。

何以然哉？因为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都是被“日本”逼迫着或曰强迫着带领前进的。

为什么要在“中国”上打上引号？因为这里的中国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中国。

为什么要在“日本”上打上引号？因为这里的日本是一个以“中国”自命的国家。

自从蒙古占领中国尤其是满清主宰中国、以夷变夏以来，日本就兴起了“神国”、“神州”的意识，开始以中华正统自居了。

既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也符合中国传统思想。

近代欧化以来，“中国”更是被一直被“日本”带着走。实际上，日本作为大中国文化圈的一部分，已经作为海洋中国在回应西方的挑战，并一再力图入侵大陆中国，来实现一统中华进击世界的美梦，其结果就是太平洋战争和大东亚共荣圈。

正如谢选骏在《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一书的四十四章《从日本侵略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指出的：

在二十世纪初，中国丢掉很多历史制度：帝王制度、科举制度以及粘合国家与社会的乡绅制度。此后，中国从国际社会的菜单上攫取了各种各样的选项：宪政共和国、袁世凯的“中华帝国”、八国联军带来的军国主义、1920年代的社会主义、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195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以及由此衍生的1960年代的文革主义，以及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

这些，就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开场白，就像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五胡乱华、南北朝一样。 

谢选骏指出：以前人们认为，日本侵略之所以能够如鱼得水，乃是因为它在明治维新以后迅速的现代化。这个看法固然不错，但却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日本侵略中国之所以能够如鱼得水，更主要的原因乃是因为它通过甲午战争取代了满清在东亚的霸权，并积极填补了满清灭亡之后留下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真空，从而成为“中华世界”的龙头老大。

以前人们认为，现代中国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现代化一再受挫。这个看法固然不错，但却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近代在现代化的问题之外，偏巧又赶上了文明周期的更迭。正所谓“屋漏偏逢夜雨”。

（二）

有篇文章《甲午战争：日本人把甲午战争塑造为一场文明之战》（以下简称“甲午塑造”）写道：

甲午塑造：“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国人体会最深？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史。堂堂中华败给小国日本，也让中国精英阶层备受刺激，中国开始进入到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探索过程之中。

甲午战争中，中国为什么失败？当然有很多原因，在此，我想说的是被国内学界常常忽略的一个方面，即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宣传战。除去战场上的“枪杆子”争夺之外，我们在“笔杆子”争夺的软实力方面，比如国家形象的包装、媒体宣传战略，都与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在媒体领域采取的明智做法，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西方当时的媒体报道，及后来的史学论述，绝大多数都对中国没有同情。大多数人认为，日本打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是进步对保守的胜利，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进步。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日本进行的宣传战的功效。

甲午战争，日本人叫做日清战争。在他们看来的甲午战争，和中国人所理解的截然不同。主要有三个区别：他们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之战、解放之战、救亡之战。文明之战即是一种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的胜利。解放之战则出自一个国人很熟悉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认为中国自明代以来就沦陷了，满清是夷狄，日本人是来解放中国、光复中原的。日本还认为在西方白种人的侵略下，黄种人应该团结起来。中日同根同种，必须携手才能对付西方，这就是救亡之战，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把中国先征服改造了，才能解救黄种人。

甲午战争爆发，清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当中主要讲：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这也是当时中国官方，及后来的主流教科书对甲午战争起源的一种解释。

但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立意却截然不同。他说，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所以我出兵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其次，对清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三，不断地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

我们当然认为这是忽悠，但日本的宣战诏书不是给自己看，也不是给中国看，是给世界看，很有效，最终也的确影响了当时的世界舆论。至于小日本矮鬼接下来霸占朝鲜，又是别的借口了。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争夺海外“利益线”，第一个瞄准的是琉球，得手后接着瞄向台湾与朝鲜。日本介入朝鲜内政，成为代表改革势力的“开化党”的幕后支持者，而中国当时依靠的主要是腐朽愚昧的 “事大党”。

“开化党”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以“改革”之名试图夺权，与“事大党”发生过很大冲突，一次是“壬午兵变”，一次是“甲申政变”，不过都被中国协助下的朝鲜政府镇压下去了。1884年“甲申政变”后，中国开始在朝鲜驻军，还划出清国租界，中朝进入了一种复杂的历史关系。传统的宗藩关系加上现代的外交框架格局，中朝之间的关系设定缺乏明确的制度化的设计，很模糊，被日本钻了空子。

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

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在他有计划的包装下，西方媒体对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潮流与共识。比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这是当时世界最典型的看法。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与进步。当时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实际上是媒体包装出来的。

对于上说说法，谢选骏指出：首先，我已经说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一个伪命题，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和自我膨胀。其次，不能只从宣传的角度来总结历史经验。否则永远不能获得真知。

你很难想象一个被满洲人奴役了两百多年的多数民族，能够积极主动地应对新的外来侵略。事实上，不仅满清人民面对外来侵略无能为力，就是后来的两个中国的人民，也远远未能摆脱满洲统治的奴性习气，到现在依然积弱不振。

（三）

甲午塑造：1644年大明王朝亡于李自成，满清八旗随即入关，问鼎中原。日本和朝鲜都认为，中华大地已经沦陷于夷狄之手。1860年代，日本幕府第一次派代表团到中国来考察，其中有个成员叫做高杉晋作，在明治维新时担任著名的“奇兵队”队长。他到上海书摊买书，问魏源的《海国图志》有没有？书店老板说不知道此人此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写好后，在中国无人问津，而在日本反倒成了畅销书。书店店主拿出了一堆怎么应对科举考试的书给他。高杉晋作又要买抗英名将陈化成、林则徐的书，都没有。高杉后来在日记中深为感慨满清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中国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

“中华意识”之外，另外一种心理，我总结为“中原意识”。在中国周边的中华文化圈子里普遍认为，不管做得多好，都要入主中原才算功德圆满。日本人也想，满人占得中原，我为何占不得？我比你还更接近“中华”。日本人认为满人是夷狄。甲午战争中的很多日本家书里，父亲给在前线当兵的儿子写信时，往往都写“我神州”、“我中华”，对儿子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觉得这是保卫中华、保卫神州。

美国著名女星凯瑟琳·赫本的爷爷曾在日本传教，是一个著名的医生。他发明了一种眼药水，将配方赠给一位日本朋友岸田吟香。岸田吟香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早年是日本的著名记者，拿到眼药水的配方后，成了巨富，到上海和汉口开设了“乐善堂”，这既是药房，也是出版社。最早有关西方的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书籍，几乎都是乐善堂翻译印刷成中文，并在中国以极便宜的价格售卖，以便普通人都能消费得起。乐善堂成为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间谍的总部。当时日本政府非常穷，根本没钱为间谍们提供任何经费，所有的经费几乎全是岸田吟香赞助的。

这个日本间谍群，平均年龄只有十九岁，甲午战争前平均在中国都待了三年左右。中国人的辫子要留很多年才比较像，这些日本间谍多把头发剃光，说自己是和尚；国话官话说不利落，就说自己是福建人。为了配合征服中国，他们到全国各地侦查，包括四川、云南、西藏等边地，有的打扮成乞丐，沿途乞讨，一是节省经费，二是近距离观察民情，很多人九死一生。他们的工作也做得极为详尽：从渤海一直到山东下来的海岸线，他们撑着小渔船，打扮成中国渔民，硬是用铅垂线测量个遍，画了海图。他们的情报，详细到每个村庄有多少人、几口水井，都清清楚楚。后来日本军队打进来时，参谋人员手上都拿着间谍们提供的精密情报。甲午战争，日本如果没有间谍，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三名间谍还受到“明治天皇”老儿的亲自接见，这在世界间谍史上都很罕见，之前从未有如此公开的表彰间谍的行为，日本开创了先例。这是对《孙子兵法》的活学活用。甲午战争爆发后，满清才将这个日本间谍网全部破获，绝大多数间谍都被处决殉国了。

这些日本间谍中，有一个非常著名，叫宗方小太郎，是一个学者型的间谍，后来的《汉报》就是他办的。他给日本人规划了整个甲午战争时期的宣传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在大连登陆后，到处张贴他起草的告示，题目就是《开诚忠告十八省豪杰》，大意就是中国沦陷很久了，我们来解放你们；满清政权这么腐败，呼吁大家起来一起干吧，“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唱义中原”，是中国非常传统的套路，这种宣传非常有效果。1894年10月，日军进入东北的九连城，他们的战地记者记下，当地居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些都是宣传之功。而在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随军入台的宗方小太郎在日记里记载，当地“渔翁岛”百姓前来请求保护，居然称日本人为“大明国大元帅”！

谢选骏指出：日本人的中华意识，恰恰说明日本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属国、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边区，而进入第三期中国文明以后，日本一直试图扮演一个主导的角色。

（四）

甲午塑造：甲午战争发动之前，日本本国的媒体开放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在对外关系上，媒体甚至比政府更极端，更激进，认为政府应该对中国和朝鲜动武。政府犹豫不决时，媒体就不断地抨击政府，甚至鼓动弹劾。激进的媒体，是导致日本国策由稳健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当时日本一家报纸《国民新闻》，就很尖锐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于中国的话，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的反动”。所谓“日本人民被裹胁”的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痛打满清是日本民心所向。当然，这也跟当时日本的经济不景气等等外部因素有关。

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也许口语不行，但写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报刊发表的程度。而清朝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绝大多数不认识ABC，在沟通中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满清的表现方式也相当陈腐。当时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是哈佛毕业生，精通英文。美国的国务卿叫葛礼山，这个人其实对中国还不错。中日当时都对美国进行公关，中国公使杨儒选择接近葛礼山的老婆孩子，估计是送点茶叶、丝绸等等。但栗野慎一郎不同，他天天去葛礼山办公室拜访，跟人家谈国际大事，谈日本对美国有多么重要。日寇从“公谊”下工夫，满狗从“私情”入手。

日本前外相青木周藏，当时被“下放”到英国和德国担任公使，承担一个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欧洲把舆论控制住。青木周藏是著名的外交家，极富经验和全局眼光。在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提交随军采访申请时，两国政府和军方都不批准。但在栗野、青木两位公使的推动下，日本军方最后同意西方媒体随军，随军记者达114名之多，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日本在战争中，也做了很多新闻策划，比如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但满清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了头，搞出很多风波。甲午战争中的第三方报道，其实对满清极为不利。

当时满清自己的媒体表现也很差，大量伪造新闻。这不是政府命令的，而是自发的，因为大家都仅把媒体当成政治工具来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给公众提供信息的渠道。比如当时中国的不少报刊上说“牙山大胜”，中国军队在朝鲜牙山取得重大胜利，其实是假新闻。路透社没核实，直接转发，结果沦为行内的丑闻，公众信用也受到极大挫伤。假新闻多了，对中国的形象也造成伤害，后来当“旅顺大屠杀”报道出来时，很多外国人首先是不相信的，因为之前的假东西太多。李鸿章甲午战后访问欧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就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只讲部分真事。这就是奴性，是满洲的屠杀政策造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还写东西，像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专门组织在美日本外交人员和学者积极写稿，解释日本为什么这么干、日本代表了文明进步、中国威胁论等等，试图影响美国舆论，效果很明显。但我几乎看遍了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没看到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美国公众阅读的资料。

谢选骏指出：中国和日本在近代的外部环境似乎相似，但其实两者的内在处境是完全不同的：前面说过，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文明周期的终结，日本所面对的仅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现代化问题。如此复杂的差异，怎么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国在操纵媒体方面和日本有很大差距”呢？

如果中国是在唐宋时期遭遇了现代西方，结局绝不会是这样的。

（五）

甲午塑造：甲午战争期间出现了两次大的公关事件，一是“高升号事件”，一是“旅顺大屠杀”，日本都成功进行了危机公关，扭转了局势。

“高升号”是战前满清往朝鲜增兵时，从英国怡和洋行租借的一艘商船。1894年7月25日，毫无武装的高升号在朝鲜丰岛附近海面遭遇日本联合舰队，高升号上的清朝陆军拒绝投降。东乡平八郎指挥的吉野舰，先是犹豫要不要打，毕竟高升号是英国船，还飘着英国国旗，不少船员也是英国人。最后，东乡还是下令击毁高升号，导致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一支陆军部队在大海上全军覆没。

这个事件发生后，李鸿章认为日本就此得罪英国，中国将获得一个非常大的同盟者。英国当时确实和中国有深厚的往来，英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到中国进出口额的70%以上。“高升号事件”后英国舆论一片哗然，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进行军事报复。日本政府非常恐慌，首相伊藤博文得到消息后，把海军部的人叫来痛骂了一顿。但他们马上启动了紧急公关。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下令外交部的法制局做好应对，这个法制局是一个专门研究国际法的机构，满清政府的序列里可没有这个局。在随后英国政府的两次海事听证会上，日本法制局灵活运用国际法，结果占尽上风。同时，日本政府命令驻英德公使青木周藏做好公关应对。一是装傻，绝不公布这条船是英国船；二是明确向英国表态，如果查清楚责任在日本海军，日本绝对承担所有的责任，态度非常好；同时进行一系列的公关运作。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堂堂的日本内阁“开会讨论如何行贿。日本外交部指示驻英公使青木，向路透社等英国媒体前后行贿1600英镑左右，相当于现在320万人民币。日本经过大量公关，还搞定英国多名国际法专家，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极力辩护。可以说在英国做出最后结论前，日本的媒体攻势已全面展开。当年9月，清日海军发生“大东沟海战”，邓世昌就在那场战役中牺牲，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铁甲舰队的大决战。当年11月，英国法院最后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满清政府要赔偿英国怡和洋行和英国人民所有的损失。“高升号事件”至今还是西方国际法的经典案例。

第二次危机是“旅顺大屠杀”。日军于1894年攻陷旅顺，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死难者约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这个消息被一个美国记者克里曼在 《纽约世界报》上报道了出来。现在看到的很多细节都是他当年记录下来的。

日本政府紧急采取对策。首先，指责记者的报道是失实的。其次，请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到中国去现场调查。日本的媒体也开始动员一批西方传媒的从业者，说这个屠杀即便真的发生了，也是对中国军队残害日本战俘的一种报复。当时日本的传媒也大力将自己描绘成仁义之师，同时宣传清军如何残暴，日军所处决的不是俘虏或平民而是罪犯。最后美国公使在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记者的报道虽然真实，但是“态度过于极端”。为了挽回公众形象，日本还演了两出“样板戏”：一是在占领威海卫后，给中国的战俘们提供医疗服务，然后释放了他们，全程都在所有随军记者的见证之下。二是把自杀身亡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礼送回去。这两点都非常有效，被英国国际法专家当作日本走入“文明国家”的标志之一。

谢选骏指出：“高升号”、“旅顺大屠杀”事件中日本的成功危机公关，怎么到了“五卅惨案”、“南京大屠杀”里，就不灵了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满清时代的中国，还停留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时代；民国时代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时代。中国已经懂得用基督教世界的语言说话了，而且由于儒释道三教的总崩溃，开始懂得基督教话语的中国人，对国际说话比信奉神道教的日本人说得更好。

（六）

甲午塑造：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并没有马上进入到仇恨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在日本的主动引导下，中日甚至开始进入了长达十年的 “蜜月期”。开端是1897年11月，日本参谋次长邀请中国政府派遣军事代表团去观摩日军的演习。到1899年，慈禧太后又派刘学洵携带密电码访问日本，要与日本皇室建立热线联系，探讨中日结盟的可能性。

甲午战后，全球有一个舆论趋势：以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提出了“黄祸论”。他们认为，一个已经西化的日本，率领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会产生比成吉思汗更为可怕的影响。德国皇帝还请人作画《黄祸图》，题写标语：“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商量出兵镇压，这时候主要的列强除了俄国之外，都没有足够的军队在这里。英国人提出来请日本派兵，日本人则回应不出兵。为什么？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能继续刺激西方“黄祸论”，选择韬光养晦。在德国、俄国多次相邀之后，日本才派出了原来驻扎在广岛的、最精锐的主力师团。进入北京城后，很多史料都记载，八国军队当中，日本军队的军纪相对是最为严明的。日本军队进入北京后，还准备了一件最好的“武器”——几万面写着“大日本国顺民”的日本旗，给家家户户发，北京城、包括别的国家的占领区，一夜之间都挂满了小太阳旗，又做了一次成功的公关。

日俄战争临战前，日本得到情报，俄国的媒体策略就是发动欧洲的“黄祸论”，日本就派人到欧洲建立了“媒体战”进攻基地。派去的人叫末松谦澄，他就是高升号事件中日本外交部法制局的局长，精通英语和德语。日本政府派他到欧洲作为媒体战的总指挥，并表态将倾全国之力支持他，当时的内阁会议上详细到讨论什么媒体喜欢什么东西，这个编辑喜欢什么，要给他们送多少钱等等。末松谦澄的任务，一是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白日本的战略意图。英俄不是死敌吗？日本的说法就是我在阻挡俄国南下。二是要阻止“黄祸论”再次发生。三是保持中国的中立，不能因为中国的亲日而刺激西方国家的 “黄祸论”。四是在西方宣传，日本对中国改革的介入及参与，有利于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这当然是胡扯，但他们知道西方喜欢听什么东西。经过这样的精心准备，日俄战争中，俄国果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欧洲“白种兄弟”的支持，在日本人成功引导下，舆论走向了对他们有利的一面。

甲午战争中日本人为什么能够打败中国？除去战场上的争夺，日本很大程度就得益于宣传战、媒体战，在国家战略上把媒体宣传当做投枪匕首来用。相形之下，当时清政府则太过保守落后，不仅输在了“枪杆子”上，也输在了“笔杆子”上。重新审视甲午战争这段历史，我们首先应抱有学习的心态。

谢选骏指出：甲午战争后日本能够化解“黄祸论”，而几年后的满清却因为义和团事件成为黄祸的替罪羊，这里面的区别也是因为停滞在第二期中国文明里的满清和义和团，都不懂基督教甚至反对基督教文明，因此比敌视基督教但仍愿伪装起来、和基督教文明交往的日本，就差了一大截。

（七）

谢选骏还指出：现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表层上是个“现代化问题”，深层其实是“文明重构”。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对比表明：“现代化问题”容易解决，“文明重构”的难度则要高得多。日本需要解决的只是“现代化问题”，中国则不得不走上了“文明重构”的道路。

中国人如果不明白这个深层的“文明重构”，而仅仅追求表层的“现代化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这只要看看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就一目了然了。所以，魏晋无法恢复秦汉，只有下启隋唐；隋唐亦非秦两汉，只有后来的元明清才类似于秦两汉。

历史是善于嘲讽的：日本的主观意图虽然是作为第二期中国国文明的继承者（就像满清和蒙古那样），但客观效果却是作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头部队出现在远东历史上了，所以日本注定了统治不了中国，因为中国还不到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大一统时期。

我的这个总结也许是“荒谬”的，但是只要看看满清和元蒙在中国的历史和作用，就不难承认，日本虽然是夷狄，但其汉化程度，却比满清、元蒙高出许多。而早在满清入主中国之前，丰臣秀吉就试图继承蒙古人的遗志，建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统一帝国，只是由于明朝的气数未尽，所以功亏一篑，结果日本人的野心后来由人数更少、汉化程度更低的满洲人实现了，想必日本人对此一直是心有不甘的。这种久经压抑的愿望到了近代，就成为创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疯狂努力了。

显然，在创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过程中，日本人和苏联人发挥了比欧美人更为直接的政治作用。就像在创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过程中，鲜卑人发挥了比西域人和印度人更为直接的政治作用。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日本这个国家，已经从第一期中国文明（汉朝魏晋）的属国、第二期中国文明（唐宋元明清）的边区，变成了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了。

清朝的洋务运动似乎更像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余波，日本的明治维新似乎更像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初潮。如此看来，日本作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一分子，应该不是问题。换言之，第三期中国文明，正在“中日战争”和“中西交融”的涡流里，日益绽开。所以，中国要经历两次中日战争之后，才得以加入国际社会、并逐步走上了重新整合的道路。

……

分析一下中国现代史，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们在中国所干的事情，正是日本在华政策的变相延续。而目前的中国，实际上正在向大东亚共荣圈的方向移动，所以美国相当紧张，担心引起第二次太平洋战争。

2015年，日本通过了“新安保法”，举世安然，唯独中国骚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担心日美联手，来遏制中国的崛起。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都是被“日本”带领前进。这一次可能也不例外。“新安保法”既是对中国崛起的回应，也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国内的局势演变。

中国近代以来，每一次国内变革革命，都是对国际形势的某种回应。这一次也不会例外的。

为什么要在“中国”上打上引号？因为现在的中国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中国：不仅台湾没有统一，蒙古没有回收，而且周边的华人聚居区都不安静。因此我们说：日本新安保法关系到中国的新生。

我一直认为：日本的存在对中国利多于弊。日本就好像中国身上的马刺，迫使中国前进，迫使中国不要那么安然、那么腐败。

日本新安保法终将促进中国的新生。

（另起一页）

第九节

日本人为了自己又在支持中国革命

二十世纪初年，日本人为了自己的扩张利益，大力支持孙中山革命，并与孙中山等签下若干出卖中国主权的密约，最后发展为直接的武装进攻，先后触发了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其客观效果是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近日，据产经新闻、自由时报、博闻社等报道，“日相”安倍晋三10月14日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会晤时，对中国申请“南京大屠杀档案”登录为“世界记忆遗产”一事表示遗憾。同时，自民党外交小组于一项联席会议中，决议立即停止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支付分担经费，且近日内将向安倍提出此项决议。据悉，有出席人士提议1989年的64天安门血腥镇压事件亦应列为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之一。

日媒“产经新闻”报导，安倍与杨洁篪会晤时表示，不应过度聚焦于过去的不幸历史，应戮力建构一展望未来之日中关系。日本指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政治利用”，而中国申请的“南京大屠杀档案”登录为世界记忆遗产，且评选审查过程极不透明，令人不满。

自民党外交部会联席会议于决议文中强调，“无法容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到政治上的利用”，批评UNESCO对于中国提出之申请与主张“从未听取当事国的意见而加以登录”，决议停止支付UNESCO分摊经费，并要求让日籍专家参与审查记忆遗产的“国际咨询委员会”，此项决议将于近日内向安倍提交。

大家记得，在1989年六四屠杀发生之后，日本装聋作哑，没有加入国际社会的谴责与制裁行列。现在时过二十六年多了，日本人突然富有了人道精神，关心起中国的惨案，这显然是“日本人为了自己又在支持中国革命”，其动机虽不可取，但其效果还是有助于推动历史前进的。

正如谢选骏在《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之第四十四篇《从日本侵略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里所指出的：

1、在创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过程中，日本人和苏联人发挥了比欧美人更为直接的作用。就像在创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过程中，鲜卑人发挥了比西域人和印度人更为直接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日本这个国家，已经从第一期中国文明（汉朝魏晋）的属国、第二期中国文明（唐宋元明清）的边区，变成了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了。

2、清朝的洋务运动似乎更像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余波，日本的明治维新似乎更像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初潮。如此看来，日本作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一分子，应该不是问题。换言之，第三期中国文明，正在“中日战争”和“中西交融”的涡流里，日益绽开。所以，中国要经历两次中日战争之后，才得以加入国际社会、逐步走上了重新整合的道路；而不再是作为一个被侵略蹂躏的对象，任人宰割。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感谢日本的侵略，帮助他夺取了政权。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汪精卫也可以把他们投靠日本的汉奸行为，解释成为了“为了促进大东亚的共同事业”。因为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也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活动区域”。

附录

《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

谢选骏 

（目录）

导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虚妄

第一篇：我看一、二、三期中国文明

第二篇：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篇：我看唐宋与元明清的区别

第四篇：有关“南明”和“东汉”的历史比较法

第五篇：从政治制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六篇：从皇帝外衣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七篇：从科举制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八篇：从人心惟危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九篇：从近代汉语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篇：从白话文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一篇：从神话传说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二篇：从科技高峰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三篇：从高级宗教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四篇：从哲学思想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五篇：从道教形成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六篇：从景教命运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七篇：从名山大川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八篇：从精神变形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九篇：从文心雕龙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二十篇：从诚与天理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二十一篇：从宋明理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二十二篇：从论古必恕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二十三篇：从音韵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二十四篇：从双音词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二十五篇：从华夷译语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二十六篇：从汉译洋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二十七篇：从类书发展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二十八篇：从诗词格律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二十九篇：从音乐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十篇：从绘画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三十一篇：从雕塑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三十二篇：从佛理诗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三十三篇：从玄言诗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三十四篇：从田园诗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三十五篇：从山水诗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三十六篇：从农业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三十七篇：从建筑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三十八篇：从宫室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三十九篇：从起居方式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四十篇：从园林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四十一篇：从服饰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四十二篇：从雕版印刷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四十三篇：从亡国遭遇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四十四篇：从日本侵略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四十五篇：从三经论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四十六篇：从汉唐之间社会与国家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四十七篇：蒙古征服并非中国第一次亡国

四十八篇：太子党与君主制

四十九篇：从第二期中国文明看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后记

（另起一页）

第十节

日本比广东更像中国的一部分

刚去日本的时候，就发现日本比西藏和新疆更像中国的一部分，其实韩国朝鲜、越南泰国也是如此的。

最近发现：日本比广东更像中国的一部分！因为日本的“伪中国语”比“粤语中文”更像中文——日本网友创造的“伪中国语”，大陆网民大惊“竟能看懂”！

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伪中国语”其实是一种“去日本化”的日语结果，而细细端详下来，日本临时起意的“伪中国语”其实比广东流行的“粤语中文”或“粤语汉字”更像中文！这是因为，日本人在某些方面比广东人更接近中国。无奈广东和大陆连在一起，而且不像越南和朝鲜那样窄而纵深，所以缺乏抵制同化的战略空间。

（一）

中国“帝吧”网友翻墙上脸书洗版，意外展开“两岸交流”，如今日本网友发明“伪中国语”红到中国，也无意间“开创中日民间交流的新局面”。

表面上，这是因为近年来学中文的热潮风行世界，日本网友也在推特（Twitter）上大玩“伪中国语”，将日文中的片假名与平假名以汉字取代、拼凑，使整句话都是汉字，虽语句不顺，亦非真正的中文，但不论日本或中国网友都能猜出大意，因此称为“伪中国语”。实际上呢，日语或日文还是要有这个汉字和汉音（唐音、吴音）的基础才行。这是因为，日本人本来就是中国的延伸。

公元八世纪前，日语并无文字书写系统，因此借用汉字表音，《万叶集》即为当时全以汉字书写而成的日语诗歌总集，平假名便是由《万叶集》中的草书发展而成，把汉字分拆后则便成今日的片假名。

一般情况下，一段日语对话中应当包括汉字、平假名、片假名等文字符号。现在，日本网友发明出去掉平假名和片假名、只保留汉字的“超级简练”书写方式。这是向中国文明回归的开始。事实证明，这虽是“不完整的日语表述”，但并不影响沟通，中国人阅读起来比阅读广东人的粤语汉字还要顺畅。因为一句话全部是汉字，看起来像中文一样，反犹不同于流行的现代汉语，所以才被叫做“伪中国语”。

最近日本网友更在推特上成立“伪中国语研究会”，吸引不少中国网友翻墙加入讨论，中国网友zuola说：“我居然能勉强看懂日本推友的伪中国语，”日本网友sshelloworld也发文：“伪中国语使日中交流全然大丈夫（没问题），”百度网站上也有网友说：“好像文言文啊！”此一无厘头的创意，竟无意间开创中日民间交流的新局面。

事实上，“伪中国语”自2009年就出现，日本相关网站还有教材可供阅读，如“大変”的日文意思为“很；非常”，“大変寒冷”意即“很寒冷”，“你明天去哪里”的“伪中国语”便是“贵方明日何处行？”日本的一个网站还专门推出“伪中国语”教材，让大家熟悉基本的日语汉字词汇的意思。比如“大変感谢”就是“非常感谢”，“全然问题无”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意思，“意味理解不可能”意思是“不能理解意思”。现在，甚至有日本人在“推特”上成立“伪中国语研究会”来规范这一交流方式。

“伪中国语”已经不是游戏，而是交流方式了。这种交流方式在西方入侵以前，不仅是中日之间的有效交流，也是中韩之间的有效交流，当时称之为“笔谈”。

汉字笔谈，日本人和中国人都能读懂，这就是汉字笔谈或曰“伪中国语”特点，虽然有的句子本不通顺……

日语由“片假名”和“平假名”组成，“片假名”取自汉字楷书的偏旁，“平假名”则从汉字草书演变而来。同时，日语中还大量使用汉字，虽然许多汉字的意思与现今的中文不太相同。

“伪中国语”的玩法就是，将日语中的“片假名”和“平假名”删掉，替换成不影响阅读的汉字，整句话都是汉字，但按照日语语法来运作，所以称为“伪中国语”。

（二）

有的网友指出：其实在我看来，没什么伪中国语这种说法，在我看来这个基本就是中国古文而已。日本的文化本来就是中国古代带过去的。文字本来相同，其所为的字同意不同其实只是指和现代文不同而已，和中国古文是一样的。比如好字。现在我们说好就是好坏褒贬，而日语的好这是喜欢的意思。然而中国古文之中，好就是喜欢的意思，叶公好龙嘛。这篇所谓的伪中国语连中国人都能看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古代文化有浸淫在骨子里的熟悉，所以一眼就看的出来。

……

还有网友说：伪中国语说白了就是用汉字组成一句话，语法还是日语的。跟古文差别还是有的。

……

日本古代中文刚传过去的时候的书写简直要命，一个音节对应一个汉字，后来才简化成平假名和片假名。硬要说的话那个才是古代日本用的中文。

……

还有网友因此反省中文：中文最难的不是量词么？什么一条狗，一头猪，一匹马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为什么不是一头狗一匹猪一张椅子一把马一头桌子？感觉完全没有规律好不好。

……

汉语难学只要是因为“音（读音）形（字形）意（含义）”相互之间完全没关系，而且还分四声；以拼音语言为母语的人哪怕能听懂一些汉语，也倒在说上了。更别提读和写，很多欧洲的中国通都是只能说不认字的。

……

汉语不是不讲逻辑，而是很多情况下主谓宾可以省略掉，显得不讲逻辑；而且汉语的语法和英语语法差别较大。其实英语也存在这种省略主谓宾语和词根情况，不然就不会有美式澳式英语了 。

其实回头看看，英文语法非常的规矩，只要意思变了，语法肯定会跟着变，就连数量变了，动词名词也要跟着变。而中文语法非常混乱，比如英文只有五种基本句型，而中文除了那五种外还有很多句型都能成句，例如“幸福你我他”，在英文中就肯定不会出现这种结构。还有就是中文的精义——“重复”，跟英文相比，只有中文会说白白的，软软的，大大的，甜甜的，而英文是绝对不会出现white white什么的。

……

本来日语的起源就不怎么正统，受汉字的影响更是深刻，所以才会出现表音不表字，语句不通的伪中文，还有发音超级奇怪的英语。

……

古汉语才不会跟日本人一样把否定词放到句尾。除非那是一句问话。

（三）

在日本、在推特与日本雅虎上搜索了“伪中国语”这个话题，大変爆笑，草不可避。（笑cry）。虽然这不是真正的中国语，但中日两国的人基本都能看懂吧，汉字真是太神奇了~~~（哈哈） 

……

只今暗闇中思 

既、少女相手无有 

又、兄弟姉妹皆无 

此之世、何気为·

By 南せつこ/竹渡凛奈

云染、山气、没有人等人赞同 

看起来好像就是把常见的词语写成汉字，比如あなた故意写成贵方，然后把词语中的假名都去掉的中二病玩法…然而语法还是日语的，句子的谓语都在后面…

……

最近学日语，看到“伪中国语”这个tag，有种我早想这么玩的感觉。学的时候就经常有种微妙的感觉。好像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混用也很奇妙，比如“立派的大人”这种。 

就是传说中的全部都是汉字的日语，更准确地说，并不是传统上的那种因为真的在书写汉文而导致了“全部都是汉字”，只是单纯地去掉了类似于送仮名或者用作助词的仮名，等等的所有的仮名。

能写成汉字的日语单语，用汉字代替。稍微懂一点日语的朋友都知道，许多词既可以写成假名，也可以写成汉字

比如とき通常对应的汉字是时。

再比如这句话

しぬほどかっこいい

意思是“厉害得要死”

然而普通中国人表示，这一坨假名是啥玩意，看不懂诶

如果知道しぬ可以写成死ぬ的话，这句话就可以写成这样

死ぬほどかっこいい

哇，有个死字在里面诶，是不是有点意思了

这时候如果知道ほど可以写成程，かっこいい可以写成格好いい，而いい又有一种写法叫良い的话。。

死ぬ程格好良い

omg。。

让我们去掉假名。。

死程格好良

麻麻我也会写伪中国语了耶！

2. 汉字较少的句子，用汉字较多的句子代替

比如把お久しぶり替换成ご无沙汰

（当然上面两种用法有使用立场的区别啦，也不可以随便乱改）

3. 能用谐音汉字表记的假名，就用汉字写

非常烂大街的例子是よろしく＝夜露死苦 以及 アイラブユー＝爱罗武勇

日本有些暴走族喜欢这样子玩，钻进写满意味不明汉字的车然后弹射起步什么的，想想挺炫的

这也是个人感觉中国人最不容易看懂的写法，我高中刚刚学日语的时候见到爱罗武勇也反应了好久0 0

4. 有对应片假名的外来词汇，用意义相近的汉字（或者直接用中文词汇）代替

举个栗子，椎名林檎（啊终于可以讲我女王本命了，我先炸一会儿为敬）

林檎桑许多歌词里就有大量意味不明（对日本人亦是对中国人而言）的汉字和假名遣（仮名遣い），导致汉字文化圈的人（无论日本/中国）看到以后都心生不明觉厉，这里限于版面不一一列举了

她东変早期的一首曲子“母国情绪”里一句歌词

快活な空　街路树が切抜合成

这里“切抜合成”的读法是コラージュ，来自英文collage（拼贴）

拼贴就是很简单的美术技法，中国人大部分都懂

コラージュ的话，大部分日本人也明白是什么意思

然而写成切抜合成，效果就不一样了

日本人大概会先脑内转换成“切り抜き合成”，然后似是似非地联想到小时候美术课学过的某种技法

然后觉得林檎桑知道的好多呀，厉害厉害

中国人会想。。“切。。拔。。合成。。？切开。。再拔出来。。？然后合成？！什么鬼0 0”

直到听到"コラージュ"的发音才似是似非地想到collage

然后觉得林檎桑汉字玩得真是溜呀，厉害厉害

大妈：计画通り~~

这种转写在ACG里也经常见到（e.g. レクイエム＝镇魂歌），因为太中二不一一列举了

就写到这里吧，祝各位伪中国语玩得愉快 

……

和用汉字替代假名的诸如ヤンキー用语的我等命有限友情絶対不灭成（【われらいのちあるかぎりゆうじょうぜったいふめつなり】）、夜露死苦（よろしく）、爱罗武勇 （あいらぶゆう）之类不同，“伪中国语”中把日语中平假名和片假名去掉，并且尽量使用汉字词汇，不规范语法，语序采用中文语序。

就像这样：

起床。

本日天気昙。大変寒冷。

故、我暖房机直行。

空调暖房三十度设定。

心配今月电気代。

我左腕破损中。

故、料理大変。

饺子焼。是精一杯。

午后、病院行。

病院受付女性大変美。

故、我求婚。

结果、玉砕。

看护妇我左腕包帯巻。

看护妇肌大変柔软。

我兴奋。

鼻息大変荒々。鼓动早。

故、我求婚。

结果、玉砕。

相手人妻。

是、大変危険思想。

木暮聡（该文作者）、変态。

是大正解。

（四）

以前有个日本汉字党，和这个差不多，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活动了

大汉字帝国宪法 

第一条（法皇之絶対性） 

汉字国家及国家建设希求団体万世一系之汉字魔法皇统治之。法皇即汉字国家及国家建设希求団体之统合之象征而絶対神圣不可侵。法皇之勅令即絶対的原理而何人不可覆法皇之论理。 

第二条（国家建设之目的及颜文字排斥） 

汉字国家即法皇中心以世界総汉字化电脳世界及现実世界之平和的繁栄希求。软弱颜文字及类似表现即汉字国家之敌而、其使用者即死罪。但国家建设迄之过渡的措置、法皇许可之下补助的平仮名使用是认有。 

第三条（法皇之絶対的统帅権限） 

法皇即国家及国家建设希求団体之元首而统治権総覧、故汉字国家及国家建设希求団体之司法立法行政之三権即帰着于法皇。 

第四条（个别活动之本义） 

汉字国家及国家建设希求団体之活动之全体即法皇之意思之反映而、一々之活动必须于法皇之名之下各自以责任行。 

第五条（未定事项之法解釈） 

本宪法内未定事项即不文律而、法解釈必要时逐次法皇判断委任。 

第六条（改正时即勅令） 

将来本宪法及各法制改正必要有时、以法皇勅令改正是。 

第七条（规制之対象） 

本宪法及各法制之规制対象即汉字珍理教信者及国家建设団体构成员。対法规制対象者措置、法皇勅令依拠之事。 

治安维持法 

第一条（威厳破壊者） 

国家管辖内法皇之尊厳及勅令活动者之尊厳破壊発言者即国家追放或死罪。 

第二条（软弱表现者） 

国家管辖内无许可安易平仮名表现及颜文字及类似表现使用者即死罪。 

第三条（不要煽动者） 

国家管辖内不要煽动活动者及其协力者即国家追放或死罪。谋略的秘密通信発覚时同罪。 

第四条（外患诱致） 

于国家管辖外、法皇、国家、及勅令活动者之尊厳破壊発言有者、或対汉字板煽动诱発発言有者、即国家追放或死罪。 

第五条（规定外之解釈） 

国家管辖内外之法规定外事态発生时、法解釈法皇之勅令依拠必须。 

汉暦元年（西暦弐千年）五月発布 

汉字魔二世勅令 

（五）

上面说的是“日本的‘伪中国语’”，下面看看广东的“粤语中文”：

新造字 

粤人为书写粤语而创制的本土造字，这类字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都没有，为粤语所特有。如“啲”、“哋”、“冇”、“佢”，本字被认为是“尐”、“等”、“无”、“渠”。也有为粤语外来词专门创制的粤字，如粤语表示升降机的词音译自英语“lift”，发音为lip1。根据形声和会意的造字原则，组合“车”“立”，创制了粤字“·”，读作lip1，用于书写这个外来语，甚至是构词一例如“槽”指升降机上下的直立空间。

借音字 

借用某个常用的粤语同音字或近音字变读作为书写的发音，赋予新的意义，如“黎”和“来”或“莅”的口语读音一样，便借用并以“嚟”代替来。借用字的意思跟原义没有任何相关性，但现时大多数学者都持谨慎的态度，尽量以意思相似的字来取代。通常借用字不被当作粤语字看待，但日常生活中粤语字用借字比本字的情况要多得多，因本字写法非常复杂冷僻或已经与现代发音相去甚远，时常使不了解的读者难以用粤语阅读。

地名字 

为广东及中国部分农村所独有，如圳、涌、塱、滘、漖。这些字大部分都只作为地名使用，有些时候因无法用电脑表示，而出现改字更名的情况，例如将“塱”写成“朗”、“漖”写成“教”。为保留地名，民间常用手写字。

通用粤语用字

广东出版的《广州音字典》收录部分广州民间使用的粤语字。在香港以及澳门的书籍报刊上乃至电影字幕，粤语字使用十分广泛，特别香港在1990年代初期，很多的电视广告和电影都会较常出现粤语字。广东的南方都市报有专门使用粤语字进行编辑出版的版面，广州市部分报刊也有少量使用掺杂粤语白话文写的文章，香港增补字符集对粤字有较为系统和完整的收集。

用字争议

本字：指粤语字原本的古字。

正字：指粤语的正规用字。

粤语片区在粤语正字问题上颇具争议，究竟应该用古字，还是用新造字、借音字，部分粤语词汇如何书写。不过此争议往往发生在学者之间，民间多数只视自己的习惯而使用。

常用粤语字例

乜：【mat1】= 什么；例如：你有乜？=你有什么？

冇：【mou5】 = 没有；例如：有冇钱？=有没有钱？

曱甴：【gaat,zaat】 = 蟑螂

叻：【lak6】 = 很棒；例如：佢啲成绩好叻啵=他的成绩很厉害啊

冚：①【ham6】= 全部；例如：冚家铲=全家死光光；②【kam2】=动词，例如：冚被=盖被子；

氹：【tam5】= 哄；例如：氹你开心=哄你开心

佢：【keoi5】= 他或她；例如：佢系边个？=他是那个？

呃：【aak1】= 骗；例如：呃神骗鬼=装神弄鬼

拗：【aau3】= 矛盾; 例如: 拗交=吵架

咁：【gam2】= 如此、这样；例如：咁啊？=这样啊？

咗：【zo2】= 了；例如：食咗饭未？=吃了饭没有？

呢：【ni1】= 这；例如：呢啲嘢=这些事

乸：【naa2】= 雌性；例如：鸡乸=母鸡

哋：【dei6】= 们；例如：我哋=我们

咩：【me1】= 什么（“乜嘢”快读演变）；例如：有咩事？=有什么事？

咪：①【mai5】= 不要；例如：咪走~=不要走~②【mai6】= 就；咪系咁咯。=就是这样咯。

系：【hai6】= 是；例如：系乜嚟架？=这是什么？

唓：【ce1】=语气助词，表示鄙夷=切

梗：【gang2】=当然；例如：梗系=当然是

唔：【m4 或 ng4】= 不；例如：唔系=不是

俾：【bei2】= 给；例如：你俾我啦~=你给我啦~

仲：【zung6】= 还；例如：你仲唔起床？=你还不起床？

冧：①【lam1】= 哄、陶醉；例如：佢冧我/要冧吓佢=她喜欢我/要哄一下她②【lam3】= 倒塌、干掉；呢个危楼就快冧喇！=这危楼快要坍塌了！/冧咗佢=干掉他；

屙：【o1】= 排泄；例如：屙尿=拉尿

掂：【dim6】= 完结或状态佳之意；例如：搞掂=办妥

掟：【deng3】= 扔

啫：【ze1】=语气助词；例如：唔系啫=不是的

啱：【ngam1】= 对、合适、恰巧；例如：啱心水=合心意

谂：【nam2 或 lam2】= 想；例如：我念咁做唔好嘎？=我想这样做不好的？

啖：【daam6】= 口；例如：咬一啖=咬一口

啵：【bo】=语气助词

靓：【leng3】= 漂亮或表示幼稚；例如：靓仔=帅哥/小子

揾：【wan2】= 找、挣；例如：揾食=谋生

睇：【tai2】= 看；例如：睇电视=看电视

啲：【di1】= 的、少许；例如：俾啲钱佢=给点钱他

嗟：【ze1】= 语气助词，感叹声；例如：嗟~好巴闭咩？=切~很了不起吗？

嘅：【ge3】= 的；例如：你嘅道服呢？=你的道服呢？

啝：【wo6】=语气助词

嘥：【saai1】=浪费；唔好嘥时间喇！=别浪费时间啦！

悭：【haan1】= 节约；佢好悭嘅。=他很节约的。

嗰：【go2】= 那；例如：嗰啲=那些

嘢：【je5】= 东西；例如：有嘢睇=有东西看

嘈：【cou4】= 吵；例如：嘈乜鬼=吵什么啊

撇：【pit3】= 闪，走人

撩：①【liu6】= 挑逗；例如：撩事斗非=惹是生非②【liu2】= 抠；例如：撩鼻屎=抠鼻屎

瞓：【fan3】= 睡；例如：眼瞓=困

嬲：①【nau1】= 生气；例如：我好嬲/=我很生气②【lau1】=向来；例如：不嬲都系咁嘅=向来都是这样

嚟：【lai4 或 lei4】= 来；例如：入嚟=进来

攞：【lo2】= 拿；例如：攞嘢=拿东西

啩：【gwaa3】= 吧；例如：大概系啩=大概是吧

餸：【sung3】=菜；例如：今日食咩餸啊？=今天吃什么菜啊？

肶：【bei2】=大腿；例如：我要食鸡肶！=我要吃鸡腿！

脷：【lei6】=舌头；例如：佢条脷好短嘅。=他的舌头好短的。

嚡：①【haai4】=痒；例如：个身好嚡。=身上好痒。②【haai4】=粗糙；例如：未经处理嘅木头摸落去好嚡。=未经处理的木头摸上去好粗糙。

哈【ha1】=欺负；例如：佢哈我。=他欺负我。

（六）

大家看看，上面这些所谓的“粤语汉字”所传达的信息，是不是比“伪中国语”更不像中国话？

如果不信，再看看下面的这些：

开放粤语字典　

【报】 〔報〕 bou

【纸】 〔紙〕 jí

开放粤语词典　

 报纸 bou jí（粤语声调词典 ·网上搜索） 

 报纸佬 bou jí lóu 卖报的，报贩 （粤语声调词典 ·网上搜索） 

 报纸档 bouh jí dong 报摊 （粤语声调词典 ·网上搜索） 

 派报纸 paai bou jí 送报纸，派发报纸 （粤语声调词典 ·网上搜索） 

 叹报纸 taan bou jí 舒服自在地看报纸 （粤语声调词典 ·网上搜索） 

例句词库　

· 亚爷朝朝都喺度饮茶叹报纸 

爷爷每天早上都在这里喝茶舒服自在地看报纸 

· 报纸登嘅消息全部系坚嘅 报上登的消息全都是可靠的 

· 今日嘅报纸我擸咗一眼，未详细睇 今天的报纸我粗粗地看了一下，没有详细看 

· 睇吓报纸先 先看看报纸 

· 拎张报纸畀佢睇 拿张报纸给他看 

香港粤语语料库

香港粤语语料库 · 睇多啲报纸囖。

香港粤语语料库 · 就冇人行嘅噉样。噉·另一招呢，都系都几work噶。就系即系借助舆论嘅压力噶。譬如佢行，即系游街啊噉样呢，噉啲报纸梗卖吗。又即出晒啲广告啊噉样。

香港粤语语料库 · 香港股市有好多种噶。有哩个工业股喇，有哩个嘅publicutility喇，即系公共事业喇，有哩个嘅运输喇，有哩个嘅娱乐喇。好多股噶，你摊开份报纸睇吖。

香港粤语语料库 · 我记得。你揾啲报纸包实晒个金鱼缸吖吗。

香港粤语语料库 · 唔系。嗰日睇报纸讲噶咋。唔知讲乜嘢，唔系讲香港啊，（系）外国添啊。

新增词：

老点

执定

赖死

骨痹

劏车

拉臣

一颈血

角落头

咁高咁大

屈亲只手

……

这些香港的“粤语中文”，是不是比日本“伪中国语”更不像中文？

日本“伪中国语”比“粤语中文”更像中文——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日本比广东更像中国的一部分！

难怪香港人还想独立，都是跟日本人学的，被日本人、越南人、朝鲜人、蒙古人教坏了！

（另起一页）

第十一节

日本人为什么破坏崖山纪念祠堂

“日本人在中日战争中，曾破坏了这座崖山纪念祠堂。外族侵略者都知道：崖山，象征着中华民族为自由而战，宁死不屈的精神！”

这段话写得很漂亮，但是却没有历史的纵深。

《宋元崖山海战遗址吊访》一文写道：

从广东新会出发，驱车沿着珠江的一个支流南行几十公里，快到崖门大桥边，就看到宋元崖山海战遗址。

1279年，这里发生一场大海战。

强大的蒙古王朝，经崖山一役，将南宋朝廷彻底击败。

此后，中国沦入野蛮的游牧民族之手达80多年。伟大的儒家文明一蹶不振。

细观历史，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时战时和，延绵三千年之久。

崖山海战，是中国第一次亡国，从南到北，整个亡于北方游牧民族。

走到崖山海战遗址。正面大门，是一个巨型的宋代木船形状的建筑，象征着当年海战的战船。

走进大门，看见一个巨型的宋代传国玉玺。传说陆秀夫背小皇帝跳海之前，将玉玺投入海中。

站在千年之前的古战场，崖门岸边的海浪呜咽，似乎在述说着南宋亡国之战的悲壮故事。

1276年，蒙古军南下，宋军不敌。南宋首都临安沦陷。5岁的小皇帝宋恭帝投降。宋度宗的杨淑妃由大臣们陪同，带着自己的儿子即宋朝二王（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出逃。

逃亡中途，益王赵昰被立为帝，号宋端宗。杨淑妃为太后。不久，宋端宗落水染病而死。

接着7岁的广王赵昺登基，年号祥兴。赵昺登基以后，左丞相陆秀夫和太傅（太子的老师）张世杰护卫著赵昺逃到崖山，在当地成立据点，继续抗元。

1279年2月，蒙古忽必烈派遣汉人将领张弘范帅蒙军10万人，分两路杀向崖门。

宋军虽号称20万，但其中半数为文官、宫女、太监等非作战人员。

宋军以几千艘军舰相连，组成水上防线。蒙军四处围攻。

2月6日，蒙古军队攻破宋军防线。大臣陆秀夫对小皇帝说，“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当为国死，万勿重蹈德佑皇帝的覆辙。德佑皇帝远在大都受辱不堪，陛下不可再受他人凌辱。”于是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跳海殉国。

随后，杨太后也跳海。随从跳海的宋军军民，男女老幼，竟达10万人。崖山海面，海水为之变色，浮尸连绵数十里。

张弘范在此地立一石刻“元柱国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似乎遭到天谴，第二年张弘范暴病而死，死时仅42岁。

放眼景区四周，秋风之中，草木摇落。

古人李华在《吊古战场文》中说：“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 ”；“哭望天涯，天地为愁，草木凄悲。”

此文彷佛是为此地而写。千年之后，一字一句，读之仍感人落泪。 

经济文化发达的南宋不敌落后野蛮的蒙元。后人为之感叹。

明朝文人王世贞的评价很公允：“元起朔漠，以力雄海内外，灭国四十 ”又说：“元举泰山之势以压宋卵。”

成吉思汗曾说：“上帝生我，是要我做执鞭的牧人，来鞭挞全世界的人民的。”

愚昧落后的蒙古人，得上天之赐，居然能够先后灭掉亚欧四十个国家。灭南宋残余的小朝廷，真如泰山击一鸡卵。

但是，即便如此，南宋军民仍抗死不屈。南宋的抗元战争，持续几十年。崖山最后之战，正体现了汉民族伟大的儒家精神：“威武不能屈”。

残暴的蒙元王朝屠杀了半数以上的中国人，但也只维持了80多年统治。经过几代人的修身养息，中国人最终推翻元朝，建立明朝。人们开始为崖山死难者修建祠堂。

继明朝祠堂之后，近年来，崖山人又投资将祠堂翻修扩建。

现今的祠堂有三间。左边一间是为纪念抗蒙义士——底层民众中的英雄。中间一间是纪念杨太后和宋帝赵昺。右边一间是纪念三位抗蒙大臣——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

祠堂后面，依山而建几座亭阁。站在最高的亭阁上，可远眺崖山海景。

云际天边之下，珠江支流，经新会蜿蜒几十里汇入大海。崖山大桥横跨崖门出口。

在当年的崖山，宋军占据的是一座珠江口的小岛，用战船构筑海上防线。

千年沧海之变，如今已不见那座小岛。

当年鏖战的江面，上万只战船，上十万将士，已化作江上之清风，海中之流水，与蓝天白云相伴。

远处，海鸥翔集，海鸟飞鸣，彷佛为千年前的死者招魂。

清代诗人陈恭尹在《崖门谒三忠祠》一诗中写道：

 

山木萧萧风更吹，两崖波浪至今悲。

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来古祠。

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化夷。

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

在深圳蛇口赤湾的伶仃洋边，有一座宋帝墓。墓前有一尊雕像，是陆秀夫背负宋帝赵昺跳海的像。

据说，小皇帝的尸体从崖山飘到了赤湾，被当地人埋葬。此说不太可信。只能说明沿海淳朴的民众怀念同情小皇帝的一片真情。

当年赵匡胤是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里夺过江山，建立了大宋朝。最后亡国时，大宋朝也是只剩下孤儿寡母执掌江山。

这难道是历史的巧合？

大宋三百余年，大部分皇帝都是以不杀儒生，仁慈闻名。有宋一代，文人辈出，民生繁荣，鲜有大规模农民起义。如不遇到野蛮强大的蒙古帝国，中国的儒家文明不至于倒退近百年。所以后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

崖山之后几十年，儒家文明的中国再次崛起，雄踞东方。而野蛮无知的蒙古帝国，从此由盛而衰，一蹶不振，至今仍是世界的三流国家。

日本人在中日战争中，曾破坏了这座崖山纪念祠堂。外族侵略者都知道：崖山，象征着中华民族为自由而战，宁死不屈的精神！

想到此处，心中默默地为崖山之战的死难者，大宋国的先辈们，献上最高的敬意。

（写于2013年10月造访崖山后）

……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写得漂亮，但是却没有历史纵深。

怎么说呢？

首先，南宋和北宋，而不仅是南宋，仅仅是当时中国的一个区域性国家，也就是所谓的“战国之一”，而不是像西周天子和唐天可汗那样可以号令天下的共主。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北宋而不仅仅是南宋，就向夷狄（契丹）称臣纳贡。

其次，蒙古帝国虽然野蛮无知，却像秦始皇统一了第一期中国文明那样，统一了第二期中国文明；忽必烈像秦始皇奠定了两汉的格局一样，奠定了明清的格局，包括许多制度。

最后，日本人作为步蒙古、满清的后尘而入主中国的“四夷”，其“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中华帝国理念的翻版；日本人破坏崖山纪念祠堂，骨子里就是以蒙古、满清的继承人自居，以“统一中国”为自己的使命。

在这种意义上，“侵略中国”与“统一中国”其实也是一体两面的。

日本人败退后，中国是统一了还是分裂了？

毛泽东是统一了中国还是分裂了中国？

中日之间的冲突，不仅一般意义的“民族冲突”，而且也是“天朝”破碎之后，其中各个碎片之间的兼并。否则，就无法解释日本为何那样理直气壮地“进出中国”。抗战期间，日本人把本土（包括台湾和朝鲜）叫做“内地”，而把中国叫做“外地”——其意识是很明确地显示“中日一体”的“大中国思想”。只不过，倭人把这个“大中国”叫做“大日本帝国”罢了——就像蒙古人把中国叫做“蒙古帝国”、满洲人把中国叫做“大清帝国”。

“大日本帝国”即使并吞了整个中国，就是“大东亚共荣圈”再加上蒙古和西伯利亚和整个东南亚，在历史上充其量也不过是中国的一个朝代，而且是比元朝和清朝都更为汉化的朝代。毕竟，日本人用的是汉字，是“熟番”，不同于蒙满这些“生番”。

现在的中日之争，不过是历史的瞬间。

许多汉人厌恶倭人，甚至抗议“日本右派言论”。

其实他们不明就里。因为，如果按照日本右派的逻辑，“日本没有侵略中国，而是保护中国免遭欧美的奴役”，那么显然，中日之间的冲突就不是国际冲突了，而是“大中国的内部事务”，是一场“为了‘统一中国’而进行的内战”，其性质和美国南北战争、和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战争并无本质不同。而且，中日战争（1931——1945年）比国共战争（1927——1949年）为时更短，牺牲人数也不如国共战争更为巨大，尤其考虑到共产党“解放以后”所消灭的几千万“国民党残渣余孽”、“地富反坏右”……

简而言之，按照日本入主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中国入主日本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这一天可能并不会很远，如果中国的主流社会对此建立起了充分的共识的话，其爆发出来的力量不会小于日本“进出中国”的能量。

（另起一页）

第十二节

如何反制日本右翼的蠢动

据日本右翼《正论》杂志2月1日发文称，因与美日两国的“价值观对立”，中国可称之为“异形大国”。文章称，因此，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还将持续。

文章宣称，中国军费的不断增长及发展方向“不透明”，中国海军不断的扩大海上路线，也是一种“野心”的体现。文中称，日本自卫队应当与中国军方加强联系，加紧对华搜集情报。若中日双方仍缺乏各方面的交流，对日本而言，“危机要素”就很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文中还称，中国强大的发展势头“足以让世界地壳为之震动”，使得亚太地区以及印度洋地区的部分国家深刻感受到了中国的“威力”。

文章称，在这样一个大趋势下，日本要认清未来的情势，并深刻的体会到这种“历史紧迫感”。日本应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制定“应对中国危机”的策略，采取对华强硬态，并称这需要日本领导人的“外交手腕”。

在历史上，日本基本上属于中国的藩属国，和越南、朝鲜、蒙古、缅甸等“国”大同小异，而且比蒙古、缅甸更亲近中国文明，比越南、朝鲜保留了更多的中国文明，这也是日本能够称雄世界的一大原因。相形之下，蒙古、缅甸比越南、朝鲜保留的中国文明更少，所以也就更不争气。日本属于中国的藩属国，其最早的证据就是“汉委奴国”的存在。

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枚，顿时轰动全日本。如果这枚金印确系中国东汉所赐，则足以证明《后汉书》的相关记载准确无误。但是在此后百余年间因为没有其他考古学上的证据可以证明该金印是中国制造，所以一直有“真印说”、“假印说”（无原型的假造）、“伪印说”（有原型的仿造）并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国云南宁西“滇王之印”的出土。

“汉委奴国王”印为纯金制成，上部为蛇钮，下部印面为二点三四厘米见方，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阴刻篆字。而“滇王之印”无论在尺寸、字形、钮形及雕刻工艺上都与其十分接近，这大大增加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性。此印一出，论争顿减，但却没有彻底平息。有的学者指出，“滇王之印”乃是汉武帝时赐予滇王尝羌的金印，距离《后汉书》中所述年代相差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因此“滇王之印”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旁证，如果要确认“汉委奴国王”金印的真实性必须有更为充分的考古发现支撑。不过这也从侧面说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仅仅比云南落后了一百五十年左右。

1981年2月中国江苏邗江出土了一枚“广陵王玺”金印，该印的出土彻底结束了这场论争，完全肯定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性及《后汉书》相关记载的准确性。“广陵王玺”龟钮金质，除钮形不同外，质地、印体造型和印文字样风格都和前印颇为相似。据考证，该印乃是汉光武帝赐给儿子第一代广陵王刘荆的印信，时间是在公元58年，仅比光武帝赐印给倭奴国王晚一年。西汉典章规定“诸侯王，金玺盭绶，掌治其国”，东汉时“金玺”未变，仅改为“诸侯王赤绶”，徐广注曰：“太子及诸侯王金印、龟钮、纁赤绶。”由此可见“广陵王玺”、“汉委奴国王”印都和东汉典章制度相吻合。但是金印的真实性得以印证之后，关于倭奴国的问题却没有完全解决，尤其是对“委奴”二字的解释上。有些学者认为“委”字作委任解，即将印上文字解释为汉朝委任的奴国国王。但是从汉代及之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王朝对外派送的印信中从未有作委任解的“委”字先例，所以此说支持者甚少。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委”和“倭”相通，“委奴国”即“倭奴国”。但是，“倭奴国”究竟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还是“倭”之“奴国”的意思呢，这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认为是连称“倭奴国”的理由主要是：一、中国史籍中提及光武帝时此事均称“倭奴国”而不见简略为“奴国”的；二、中国王朝对外赐予封号一般都采用二断的称呼，如“汉·匈奴·左贤王”，则该印上文字当为“汉·委奴·国王”。由此，“倭奴国”便成为一个不能完全等同于《魏志》《倭人传》中“奴国”的名字。台湾史学家王勇先生由此大胆地提出“倭奴”是“阿伊努”的对音，即“倭奴国”是虾夷人国家。此假说惊世骇俗，但是缺乏其他的旁证，仅是为比对而作的比对，暂备一说。

主张是“倭”之“奴国”的学者则更多相信其与“奴国”的联系，由此他们也推定福冈平野就是奴国的势力范围，并推断伊都国的位置。这是邪马台“九州说”学者通常所采用的观点，也是基于“倭”的总称已经形成的状况。

就我们而言，更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即使“倭奴国”真的可以按照“倭”之“奴国”来解释，也未必就是邻近伊都国的那个，因为据《魏志》《倭人传》还有另一个仅录名的“奴国”。《倭人传》载“倭人……今使译所通三十国”，而从对马国开始至狗奴国总共30个，不多不少，表明两个“奴国”并非重出。事实上我们还注意到，在这些国家中除了两个“奴国”外，还有弥奴国、姐奴国、苏奴国、华奴苏奴国、鬼奴国、乌奴国、狗奴国等7个以“奴”结尾的国名。这种状况很有可能是由一个倭奴人的大集团分裂而成各国的反映，即在邪马台邦联之前很可能存在另一个范围较大的倭人国家，所以其才有能力向东汉朝贡并受封为王。同时，我们认为因为金印在志贺岛出土就认为此地即伊都国附近之奴国地域，是缺乏根据的。

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有待解释，即“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中“倭国极南界”的说法。志贺岛在九州岛北端，如果这里的倭国和《魏志》《倭人传》中九州的大致地域，则就无法解释这个说法。否则，“倭国”就应当是指包括本州在内的更大范围，而“倭奴国”就应当至少包括九州岛的相当部分，这也间接支持了我们大“倭奴国”的观点。那么《后汉书》中“倭国”的范围远超于九州意味着什么呢？表征着范晔等当时的史家也主张邪马台“畿内说”吗？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现在人们都肯定了“汉委奴国”的真实存在，所争议的，无非使其领土是否涵盖了整个日本。

但是我认为“汉委奴国”的领土问题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不论“汉委奴国”的领土是否涵盖了整个日本列岛，它都是当时日本列岛的最大国家和唯一代表，否则就无法获得汉朝的册封和委任统治。

书名 作者 述及年代 成书年代 对日本总称 当时邦国称呼 

山海经　传说时期 战国至西汉 倭

论衡 王充 周成王时期倭人

汉书 班固 前汉至后汉初 约82年 倭人

倭人砖后汉 约2世纪后期 倭人

三国志 陈寿 三国 3世纪末 倭人、倭种 邪马台、伊都、狗奴等 

后汉书 范晔 后汉 约432年 倭国 倭奴、倭面土 

宋书 沈约 南朝宋 488年 倭国

南齐书 萧子显 南朝齐 6世纪前半 倭国

梁书 姚思廉 南朝梁及前事 636年 倭国

晋书 房玄龄 魏至晋 648年 倭人

隋书 魏徴 隋及前事 636、656年 倭国 一支、竹斯、秦王等 

南史 李延寿 南朝晋至陈 659年 倭国

北史 李延寿 北朝魏至隋 659年 倭国 

旧唐书 刘昫 唐945年 倭国、日本 

新唐书 欧阳修 唐1060年日本 

由上表我们清楚地看到，约成于公元432年的《后汉书》是第一部将日本称为“倭国”的中国正史，这种称呼除了648年完成的用以补记晋朝史事的《晋书》外一直持续得到使用，直至945年的《旧唐书》中与“日本”并称，到了1060年则完全被“日本”取代。即“倭国”的称呼持续了整整500至600年，范晔则是这么称呼的第一人。而此前的自西汉至晋代却一直将日本称为“倭”或者“倭人”，还没有“倭国”的概念，这样的时间大约也有600年之久。这说明，在5世纪以前，中国人眼里的日本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他们知识结构松散的邦联，甚至仅仅是一个民族系统。而在5世纪使得当时中国人观念发生变化的无疑是自《宋书》以降各史书中记载的“倭王”遣使献见，即传统意义上说的“倭五王”。正是从这些使节口中，尤其是从倭王武进献的表文中，中国的王朝统治者们了解到日本列岛发生了变化，一个统一的强势政权已经形成，冠以“国”的称呼名副其实。而432年范晔完成《后汉书》时，已经距413年倭国第一次遣使将近20年，并且又经历过421年、425年、430年的后续三次倭国遣使。所以，范晔完全有可能已经认识到了日本发生的变化，并且部分了解了倭国的地理位置等情况，他以自己富有远见的修史观念，毅然将“倭人”改为“倭国”，并在叙述300多年前倭奴国位置时准确地提出“倭国之极南界也”的说法。

同时，范晔“倭国之极南界”的说法也表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九州在日本列岛的南部，如果是从九州向近畿行进，即使方向误认也只会夸大北向，即根本不可能将“东行”误认为“南行”。虽然《三国志》的成书年代比《后汉书》早了百余年，但是这期间定方位的技术早已成熟，《三国志》的方向记载也应该是准确的。而将“东北行”称为“东行”或者“北行”这完全是记叙的习惯问题，即使在今日的朝鲜半岛上用“南道”和“北道”冠名的各地方也根本不是什么严格的南北方位关系，这就是人们习惯的体现。此外，《隋书》中记载了裴清亲赴日本的记录，称他向东行，则也没有发生任何以东为南的偏差。所以，除非将《魏志》《倭人传》中的“南”都视作误写误刻，而不是方向的误认，就无法满足“近畿说”支持者们的方位需要。

由此，我们小结这一节的观点：一、“汉委奴国王”金印是真印，出土地点在古代倭奴国范围内。二、倭奴国不简单等同于《魏志》《倭人传》中的“奴国”，而是一个涵盖九州岛相当大部分的早期倭人国家。三、自《后汉书》起“倭人”改称“倭国”，日本列岛上统一国家概念传入中国。四、《后汉书》没有方位误认，推测《三国志》记载中也没有对邪马台发生方位误认。 

 

（另起一页）

第十三节

日本防卫相搬起砸了日本的脚

有报道称，日本防卫相引用《老子》“劝”中国：

日本共同社2015年5月30日报道，日本防卫相中谷元30日上午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演讲，提议东盟各国等相关国家加强对南海的监控。他还提出有必要制定确保该地区飞行、航行安全与自由的共同准则，呼吁各方开展合作。中谷此番演讲旨在牵制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填海造岛活动。 

中谷就海洋安全问题表示，“为了保卫地区海域，提高东盟各国警戒监控能力极其重要”。他同时强调了构筑空中全时监控系统及提高灾害应对能力的重要性，称日本将为此提供支援。中谷还就4月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时写入扩大合作范围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介绍，表明了日美两国将继续合作参与南海安全事务。 

共同社报道，除在南海填海造岛外，中谷称“在东海也有试图改变现状的举动”，谈及中国的动向，指出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各国都“感到不安”。他还表示希望中方肩负起“不进行施压、而是以平等立场相互合作的责任”，并引用老子的名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对中方进行了牵制。 

中谷强调，战后日本“怀着对之前大战的痛彻反省走到今天，始终正视曾给亚洲各国国民造成苦难这一事实”。在提及包括行使集体自卫权在内的安保相关法案时，中谷表示“将坚持‘专守防卫’、不做军事大国、遵守‘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呼吁各方理解。 

在演讲结束后的答疑环节中，中谷称对南海局势“十分关心。希望为其稳定作贡献”。 

中午，中谷元不忘与“老大哥”通气。他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会谈，就中国正在南沙群岛推进填海造岛一致表示反对“以实力改变现状”。 

前天，日本首相安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未否定南海也在自卫队为美军提供支援的“重要影响事态”对象范围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回应称：“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政策动向一直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我们希望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重视亚洲邻国的安全关切，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助于增进同邻国互信和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人为渲染地区局势紧张。” 

……

谢选骏指出：我看了上面的报道不禁哈哈大笑，日本人真的不愧是“模范小学生”，在海外旅行都会排队行走，对老子也能认真阅读，可惜是，他们读老子只会读两句，却不会看上下文。

“知足则辱，知止则殆”这两句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四十四章，上下文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大意为：身外的声名，和自己的生命比起来，那一样亲切？身外的财货，和自己的生命比起来，那一样贵重？得到名利，失掉生命，那一样对我有害呢？由此可知：过分的爱名，必定要付出重大的损耗；要收藏喜欢的东西，将来亡失的也多。只有知足知止，才可不受大辱，不遭危险，而生命也必能得以久存。

如果说，中谷元引用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只有知足知止，才可不受大辱，不遭危险。）这两句可以用来教训“正在崛起的中国”，那么前面两句“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过分的爱名，必定要付出重大的损耗；要收藏喜欢的东西，将来亡失的也多。），却正好可以用来教训酒足饭饱的日本、红光满面的中谷元。而再前面的三句则正好用来教训极力维持世界现有秩序的美国：“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身外的声名，和自己的生命比起来，那一样亲切？身外的财货，和自己的生命比起来，那一样贵重？得到名利，失掉生命，那一样对我有害呢？）

由此可见，这段老子实际上可以用来批判中美日三国争夺西太平洋霸权的现实，而不仅仅是批判中国的南海主权论。然而日本人读老子不看上下文，如此引用就闹出了国际笑话：不仅批判了中国，连同日本自己和美国一起都挨了骂。日本人这种行为方式，体现了典型的“学而不思则罔”。

日本防卫相不仅引用《老子道德经》却罔顾《老子道德经》，更罔顾《老子道德经》现在已经过时。

现实的国际社会正好和《老子道德经》所说的相反，现在的现实社会是一个不要命的社会，正在流行的是“找死的文明”。

现实社会流行的，是和《老子道德经》相反的哲理，前两年我已经把它总结为《谢氏道德经》，例如其中的第四十四章，我改写为“升级版”如下：

名与身孰不亲？身与货孰不多？得与亡孰不病？是故甚爱乃炒作，多藏是投资。知足则辱，知止则殆，不可长久。

其大意为，身外的声名和自己的生命一样亲切，身外的财货和自己的生命一样贵重，得到名利不惜失掉生命。由此可知：过分的爱名，实际上是在炒作；收藏喜欢的东西，就把这当作投资。只有贪得无厌的人才会获得荣誉，只有不断进取的人才会获得成功。而乐天安命的人则活不长久。

附录

谢选骏：《老子道德经升级版》

（从思想主权升级《老子道德经》）

或曰《推敲〈老子道德经〉》——反《老子道德经》之意而作

《哲学：理念的力量》（Philosophy：the Power of Ideas）有云：“在老聃看来，根本不想去给‘道’命名，这就是真正的智者的标记。”——这等于是说，老聃在进行欺诈，因为老聃已经给道命名了，同时还自命为智者；老聃这不等于是在愚弄世人么？也许在老聃看来，世人都是猪狗，只配受到愚弄；但他这样写书，岂不是把自己也变成了“和猪狗对话的智者”，从而也把自己变成了一条“写经的猪狗”了吗。

《哲学：理念的力量》又云：“道家思想认为，‘道’本身是隐匿的、‘道’的本性是不可言说的。任何试图定义‘道’的企图都是徒劳的，‘道’甚至无法用语言来描绘。”——这清楚表明了：道家学说在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其全部理论的最终结果，就是虚妄。

我发现：欺骗中国人两千多年的《老子》或曰《道德经》其实毫无意义。

为什么这样说呢？

根据我的实验研究，把《老子》或曰《道德经》中的关键词语予以反义词或近似反义词的置换，也是同样言之成理，而且更为合乎理性。

我可惜《老子》或曰《道德经》诞生两千余年以来，受到大家吹捧，而不察其谬误，结果贻误后学殊甚，而且流毒海外，全球麻痹焉。余今苏醒世人，为众说之：

《老子道德经·第一章》一开始就充满了悖谬：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在帛书《老子道德经》中，这一句是写做“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后来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才把“恒”字改写成了“常”。这一句历来被解释为：“说得出的道，不是恒常的道。”

众人试想：

“道可道”，也就是那些可道的道，只能是“是常道”，怎能是“非常道”呢？而如果不是（非）常道的道，恰恰是不可道的，老聃又怎能道之呢？既然不能道之，老聃又怎能说之呢。《老子道德经》，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再者，“名可名”，也就是那些可名的名，只能“是常名”，怎能“非常名”呢？而如果不是（非）常名的名，恰恰是不可名的，老聃又怎能名之呢？既然不能名之，老聃又怎能说之呢。

如此说来，《老子道德经》，岂不是悖谬成章吗？

还有，“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说法，也是违背老聃自己的说教的；因为老聃说了：“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聃又说了：“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为。”老聃还说了：“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聃更说了：“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可见老聃也罢，圣人也罢，都是语无伦次的。圣人是不可能以百姓的心为心的，否则还怎么让自己成为圣人呢。

此外，“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说法，也是老聃自己打自己的嘴，不仅完全违背了他紧接而说的“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而且简直到了“为无”的荒谬。“无为”的说教和“为无”的说法，哪个更对呢？也许，按照“辩证法”的变戏法，这个“为无”和那个“无为”只在形式逻辑上冲突，但在辩证逻辑上并不冲突罢。但我们因此进一步证明：“无为”的说教和“为无”的说法，哪个都不对。

因为老聃的前提性错误，我一反《老子道德经》之意而《推敲老子道德经》，让大家看看，反《老子道德经》之意而作的《谢氏道德经》和《老子道德经》一样可以成立，而且似乎更加合乎常理。

这既是一个语言哲学方面的大胆试验，也是想借此指出，任何人所谈论的“道”，都只是他自己的思想，而无法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道”。

孔子还承认他自己不能说清楚“仁”，老聃却认为他自己可以大致说清楚“道”，这种自己打自己耳光的行为，固然显示了老聃的狂妄，而孔老之间的这一对比，也和普鲁士的那位德国哲学教授黑格尔的“博学”白痴的有关评价，正好是相反的。

老聃不仅狂妄，同时也显示了人类的通病：

释迦牟尼宣称自己获得了涅槃，但是，他旋即开始游方布道、招纳门徒、建立僧团，他的涅槃在哪里呢？佛陀和他的后学，依然堕入“救世”的轮回而无法自拔。其实这完全是庸人自扰，是必死的人类不甘寂寞的表现。

惠能法师提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但是，他抱持衣钵、开会教课、口授坛经、印刷流传的事业，仿佛充满了否定尘埃的尘埃，恰恰破除了自己的“无树”和“非台”。惠能和他的后学，依然实践神秀的路线：“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哀哉哀哉。

话说那孔子和这老聃，本是两种时代精神的体现：春秋精神与战国精神。而相形之下，孔子可能更适合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后现代”的精神状态，那就是不可知论和存而不论、搁置判断的心态。

以下类推，八十一章里的类似谬误不胜枚举。因此我不得不作出一篇《推敲〈老子道德经〉》，来澄清老聃散布的千古迷雾。

老聃李耳，毫无旨趣，否定常道又言谈道，不能一以贯之，实乃《老子道德经》也，今我一以贯之，通过《推敲〈老子道德经〉》，成就《谢氏道德经》，亦以名之以《老子道德经升级版》——盖从思想主权的角度升级了《老子道德经》；这就显示了，“思想的力量”，足以颠覆一切成品。

为了不要诬枉古人，特附《老子道德经》的本文于《谢氏道德经》之后，让众人看看，《谢氏道德经》和《老子道德经》是否同样可以成立，有些方面是否说得更加到位？因为在我看来，一切经典，其首要价值就在于可供颠覆之用。

所谓“轴心时代”（axial age，axle times，axial period），岂不就是通过观摩文字记载而发现了语言的秘密：那就是词语的对应并不代表客观实体，那也就是“正言若反”可以流行病成为主流哲学的原因。

立此存照。

2014年3月22日

第一章

谢氏道德经

道可道，是常道；名可名，是常名；无名天地混沌；有名万物始生。故常无，无以观其妙；常有，有以观其徼。此两非者，不同而无有，不可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无门。

老子道德经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老子道德经》译文】

可以说出来的道，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可以叫得出来的名，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无”，是天地形成的本始；“有”，是创生万物的根源。所以应该从经常不见其形之处体察“道”的奥妙，应该从经常显露其形之处体察万物的归宿。“有名”和“无名”这两者来源相同而名称各异，它们都可以说是幽微深远。再往上推，幽微深远到极点，就正是所有的道理及一切变化的根本了。

 

第二章

谢氏道德经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超英已；皆知善之为善，斯赶美已。故有无相颠，难易相覆，长短相斗，高下相争，音声相乱，前后相党。是以雾霾置无为陷阱，设不言之计。万物作焉而偷猎，生不伟大，死不光荣，功成而窃取。夫唯窃取，长久盘踞。

老子道德经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老子道德经》译文】

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丑的观念就跟着产生；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不善的观念也就产生了。没有“有”就没有“无”，没有“难”就没有“易”，没有“长”就没有“短”，没有“高”就没有“下”，没有“音”就没有“声”，没有“前”就没有“后”，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圣人做事，能体合天道，顺应自然，崇尚无为，实行不言的教诲。任万物自然生长，而因应无为，不加干预；生长万物，并不据为已有，化育万事，并不自恃其能；成就万物，亦不自居其功。就因为不自居其功，所以他的功绩反而永远不会被泯灭。

 

第三章

谢氏道德经

窃国者要尚贤，使民恶性竞争；要贵难得之货，使民四处为盗；要见可欲，刺激奢侈品牌。是以雾霾之治，实其心，虚其腹，强其志，弱其骨。常使民多知嗜欲，使夫智囊膨胀也。假装为无为，则能为所欲为。

老子道德经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为。

【《老子道德经》译文】

不标榜贤名，使人民不起争心；不珍贵难得的财货，使人民不起盗心；不显现名利的可贪，使人民的思想不致受到惑乱。因此，圣人为政，要净化人民的心思，没有什么自作聪明的主张；满足人民的温饱，就不会有更大的贪求；减损人民的心志，便没有刚愎自是的行为；增强人民的体魄，就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里还会与人相争呢？若使人民常保有这样无知无欲的天真状态，没有伪诈的心智，没有争胜的欲望，纵然有诡计多端的阴谋家，也不敢妄施伎俩。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无为”的态度来治理国家，哪里还有治理不好的事呢？

第四章

谢氏道德经

道貌则似冲，用之或即盈，渊兮万物孙。不挫其锐，不解其纷，不和其光，不同其尘，湛兮弄鬼神。吾知其我思，不象帝之先。 

老子道德经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道德经》译文】

“道”本是虚空的，然而作用却不穷尽。它是那么深厚博大，好像是万物的祖先。它不露锋芒，它以简驭繁，在光明的地方，它就和其光，在尘垢的地方，它就同其尘。不要以为它是幽隐不明的，在幽隐中，却还俨然存在。像这样的道体，我不知它是从何而来，似乎在有天帝之前就有了它。

 

第五章

谢氏道德经

天地大富大贵，无须万物刍狗。圣人道貌岸然，生养百姓众多。天地之间有人，制造大量粉尘，虚而弥漫天空，动而恶臭愈出。多言不穷，日日敲钟。 

老子道德经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签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老子道德经》译文】

天地无所偏爱，任万物自然生长，既不有所作为，也不刻意创造，因此它对于万物的生生死死，好比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一样，用完以后，随便抛弃，并不爱惜。同样的道理，圣人效法天地之道，把百姓看作刍狗，让百姓随其本性发展，使他们自相为治。天地之间，就像一具风箱，没有人拉它，它便虚静无为，一旦拉动起来，那风就汩汩涌出了。天地的静或动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常以自己的小聪明，妄作主张，固执已见不肯相让，殊不知，言论愈多，离道愈远，反而招致败亡，倒不如守着虚静无为的道体呢！

第六章

谢氏道德经

谷神已死，玄牝掌权。玄牝之门，半边毛天。绵绵日存，用之特勤。

老子道德经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老子道德经》译文】

虚无而神妙的道（“谷神”），变化是永不穷尽的。它能产生天地万物，所以叫做“玄牝”。这玄妙的母性之门，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它连绵不断地永存着，而它的作用，愈动愈出，无穷无尽，自开天辟地，直到永远。

第七章

谢氏道德经

天不长，地不久。天地所以不能长久者，以其自生，故不长生。是以圣人先其身而身先，爱其身而身存。号称无私者，方能成其私。

老子道德经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老子道德经》译文】

自古及今，天还是这个天，地还是这个地。天地所以能永存的原因，是由于它不为自己而生存，所以能长久生存。圣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常把自己的事放在脑后，但是他的收获却远超出他的本意。这还不是因为他遇事无私，故而才能成就他的大私吗？

第八章

谢氏道德经

上善假装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假装几于道。上善者，居不善地，心不善渊，与不善仁，言不善信，正不善治，事不善能，动不善时。唯假装不争，故无怨无悔。

老子道德经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老子道德经》译文】

合乎道体的人，好比水。水善于使万物得到利益而不与之相争，它处于众人厌恶的地方，所以最接近“道”。他乐与卑下的人相处，心境十分沉静，交友真诚相爱，言语信实可靠，为政国泰民安，行事必能尽其所长，行动必能适其时，这是因为他不争，所以才无错失。 

 

第九章

谢氏道德经

持而不盈，有如其已；揣而不锐，岂可常保；金玉不满，亦莫能守；富贵不骄，亦有其咎。功遂不退，天之道也。

老子道德经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 

【《老子道德经》译文】

自满自夸，不如适时而止，因为水满则溢，过于自满的人，必会跌倒。锋芒毕露，这种锐势总不能长久保住，因为过于刚强则易折，惯于逼人，必易遭打击。金玉满堂的人虽然富有，但却不能永久守住他的财富；那恃富而骄的人，最后必自取其祸。只有功成身退，才合乎自然之道。

 

第十章

谢氏道德经

载营魄抱一，即能无离。专气致柔，即能婴儿。涤除玄览，即能无疵。爱民治国，即能无为。天门开阖，即能为雌。明白四达，即能无知。生之畜之，生而有之，为而恃之，长而宰之，是谓红德。

老子道德经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老子道德经》译文】

你能摄持躯体，专一心志，使精神和形体合一，永不分离吗？你能保全本性，持守天真，集气到最柔和的心境，像婴儿一样的纯真吗？你能洗浄尘垢、邪恶，使心灵回复光明澄澈而毫无瑕疵吗？你爱民治国，能自然无为吗？你运用感官、动静、语言之间，能致虚守静吗？你能大彻大悟、智无不照，不用心机吗？这些事如果都能做到的话，便能任万物之性而化生，因万物之性而长养。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已有，兴作万物而不自恃已能，长养万物而不视已为主宰，这就是最深的“德”了。

 

第十一章

谢氏道德经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无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无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无室之用；故无之以为利，有之以为用。

老子道德经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老子道德经》译文】

三十根车辐汇集安装到一个毂上，在毂中有空处，这才有车的作用。揉合陶土制成器皿，在器皿中有空处，这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凿门窗建造屋室，在屋室中有空处，这才有屋室的作用。如果明白这种道理，就知道“有”给人便利，“无”发挥了它的作用；真正有用的所在，还是在于虚空的“无”。

 

第十二章

谢氏道德经

五色令人目明；五音令人耳聪；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思想；难得之货令人无妨。是以圣人为腹亦为目，故不去彼此。

老子道德经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老子道德经》译文】

过分追求色彩的享受，终致视觉迟钝；过分追求声音的享受，终致听觉不灵敏；过分追求味道的享受，终致味觉功能退化；过分纵情于骑马打猎，追逐鸟兽，终致心神不宁，放荡不安；过分追求金银财宝，终致道德沦丧，身败名裂。所以圣人的生活，只求饱腹，不求享受，宁取质朴宁静，而不取奢侈浮华。主张摒弃一切外物的诱惑，以确保固有的天真。

 

第十三章

谢氏道德经

宠辱不惊真死人，不贵大患若其身。何谓宠辱不惊？宠为上，得之不惊，失之不惊，是谓宠辱不惊。何谓不贵大患若其身？吾所以无大患者，为吾无身，及吾有身，尚有子孙。故贵以身为天下，不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不可托天下。

老子道德经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老子道德经》译文】

世人重视外来的宠辱，没有本心的修养，所以得宠受辱，都免不了因而心惊，又因不能把生死置之度外，畏惧大的祸患而心惊。为什么得宠和受辱都要心惊呢？因世人认为宠上辱下，宠尊辱卑。得到光荣就觉得尊贵，受到耻辱就觉得丢人，因此得之也惊，失之也惊。为什么畏惧大的祸患也心惊呢？因为我们常想到自己，如果我们忘了自己，那还有什么祸患呢？所以说，能够以贵身的态度治理天下，才可把天下托付他；以爱身的态度治理天下，才可把天下交给他。

 

第十四章

谢氏道德经

视之不见曰不夷，听之不闻曰不希，搏之不得曰不微。此三者不可不致诘，故混合而不一。其上皦，其下昧。绳绳可名，何归于无。是谓无状无状，无物无象，不谓惚恍。迎之见其首，随之见其后。执古之道，不御今之有，不知古始，是谓道纪。

老子道德经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不可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老子道德经》译文】

看不见的叫做“夷”；听不到的叫做“希”；摸不着的叫做“微”。道既然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又何必去穷究它的形象呢？因为它是混沌一体的。这个混沌一体的道，在高并不显得光亮；在低也不显得昏暗。只不过是那样的幽微深厚而又不可名状，到最后还是归于无物。这叫没有形状的“形状”，没有物体的“形象”，也可称它为恍惚不定的状态。你迎着它，却看不到它；随着它，也望不见它。秉执着这亘古就已存在的道，就可以驾驭万事万物。能够了解这亘古存在的道，就知道“道”的规律了。

第十五章

谢氏道德经

古之善做官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盗当国王：豫超冬涉川，犹超畏四邻，俨超其若容，涣超冰将释，敦超其若朴，旷超其若谷，混超其若浊。澹兮其超海；泊兮超无止。孰不能浊以静之徐清？孰不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不盈，盈亦不能成。

老子道德经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澹兮其若海；泊兮若无止。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老子道德经》译文】

古时有道之士真是不可思议，他胸中的智慧深不可测。因为他深不可测，所以要描述他的话，也只能勉强形容而已。他小心谨慎的样子好像冬天涉足于河川；警惕的样子好像提防四邻窥伺；拘谨严肃好像身为宾客；融和可亲好像春风中冰的解冻；淳厚朴质好像未经雕琢的素材；心胸开阔好像空旷的山谷；浑朴淳和好像混浊的大水。试问谁能在动荡中安静下来慢慢地澄清？谁能在安定中生动起来而慢慢地活泼？惟独得道的人，才有这种能力了。因为得道的人不自满，所以才能做到吐故纳新的效果。

第十六章

谢氏道德经

致虚不极，守静不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复。夫物芸芸，无复归根。归根不静，是谓轮回。轮回曰常，知常不明，不知常妄作，实乃生命。知常不容，容乃不公，公乃不王，王乃不天，天乃不道，道乃不久，没身而殆。

老子道德经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老子道德经》译文】

若是致虚、宁静的工夫达到极致，做到去知去欲。那么万物的生长、活动，我们都不难看出他们是由无到有，再由有到无，往复循环的规律。虽然万物复杂众多，到头来还是要各返根源。回返根源叫做“静”，也叫“复命”。这是万物变化的常规，所以“复命”叫做“常”。了解这个常道可称为明智。不了解这个常道而轻举妄动，就要产生祸害了。了解常道的人无事不通，无所不包；无事不通，无所不包就能坦然大公，坦然大公才能做到无不周遍，无不周遍才能符合自然，符合自然才能符合于“道”，体道而行才能永垂不朽。如此，终生也就可免于危难了。

第十七章

谢氏道德经

太上，下不知有之；其次，亲不誉之；其次，不畏之；其次，不侮之。信不足焉，无不信焉。悠兮不贵言，功成事不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道德经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道德经》译文】

最上等的国君治理天下，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使人民各顺其性，各安其生，所以人民只知有国君的存在；次一等的国君，以德教化民，以仁义治民，施恩于民，人民更亲近他、称颂他；再次一等的国君，以政教治民，以刑法威民，所以人民畏惧他；最差的国君，以权术愚弄人民，以诡诈欺骗人民，法令不行，人民轻侮他。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这种国君本身诚信不足，人民当然不相信他。最上等的国君是悠闲无为的，他不轻易发号施令，然而人民都能各安其生，得到最大的益处。等到事情办好，大功告成，人民却不晓得这是国君的功劳，反而都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呀。” 

第十八章

谢氏道德经

大道不废有仁义；智慧不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无孝慈；国家昏乱无忠臣。

老子道德经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老子道德经》译文】

大道废弃以后，才有仁义；随着智巧的出现以后，才产生诈伪；家庭不睦以后，才显出孝慈；国家昏乱以后，才产生忠臣。

第十九章

谢氏道德经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乎。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乎。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乎。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乎。

老子道德经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老子道德经》译文】

聪明和智巧伤害自然，所以弃绝它人民反而得到百倍的益处；仁和义束缚天性，所以弃绝它人民反而能恢复孝慈的天性；机巧和货利，能使人产生盗心，所以弃绝了它，盗贼自然就绝迹。这三者都是巧饰的，不足以治理天下，所以要弃绝它们，而使人心有所归属。这便是外在要表现纯真，内在保持质朴，减少私心，降低欲望。

第二十章

谢氏道德经

绝学无忧乎？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乎。荒兮，其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乎。儽儽兮若有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乎。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猪狗乎！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乎；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乎；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乎；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乎；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乎。

老子道德经

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老子道德经》译文】

知识是一切忧愁烦恼的根源，弃绝一切知识，就不会再有忧愁烦恼。恭敬地应声“是”，和愤怒地应声“哼”，相差究竟有多少？世人所说的“善”，和大家公认的“恶”，究竟相差在那里？这没有一定的准则，我也不能独断专行，显露锋芒，遭人嫉妒。应该存着别人害怕，我也害怕的心理。因为宇宙的道理本是广大无边的，很难完全显示给别人知道，最好的方法就是与人和光同尘，以减少自己的过错。我的存心和世人大不相同。比方说：世人快快乐乐的样子，好像参加丰盛的筵席，又像在春天登台远眺。唯独我淡泊名利，就像不知嬉笑的婴孩，又好像无家可归的游子似的。众人自得自满，似乎有用不尽的才智和能力；唯有我好像匮乏不足的样子。我真是愚人的心肠啊，是那样的混沌！世人都光耀自炫，唯独我昏昏昧昧的样子；世人都清楚精明，唯独我无所识别的样子。我恬淡宁静，好像大海一样的寂寥广阔，我无系无絷，好像大风一样，没有目的，没有归宿。世人好像皆有所用，皆有所为，唯独我愚钝而且鄙陋。世人都竞逐浮华，崇尚文饰，唯有我与众不同，见素抱朴。为什么我会这样呢？实在是因为我太看重内心的生活，抱住人生的本源，一心以得道为贵啊！

第二十一章

谢氏道德经

孔德不容，唯道不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乎。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乎。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乎。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乎。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乎。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乎，以阅众甫乎。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不得以此哉。

老子道德经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老子道德经》译文】

大德之人，他的一切言谈举止都随着道而转移。道是什么样子呢？道这样东西，是恍恍惚惚的，说无又有，说实又虚，既看不清又摸不到。可是，在这恍惚之中，它又具备宇宙的形象；在这恍惚之中，它又涵盖了天地万物。它是那么深远而幽微，可是其中却具有一切生命物质的原理与原质。这原理与原质是非常地真实可信的。从古迄今，道一直存在，它的名字永远不能消去，依据它才能认识万物的本始，因它一直在从事创造万物的活动，我就是从“道”才认识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的。

 

第二十二章

谢氏道德经

曲则全乎，枉则直乎，洼则盈乎，敝则新乎，少则得乎，多则惑乎。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乎？不然。不自见，故不明；不自伐，故无功；不自矜，故不长。夫唯无孔不入，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虚言哉！诚全而不归之也。

老子道德经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老子道德经》译文】

委屈反而可以保全，弯曲反而能够伸直，低下反而可以充盈得益，破旧反而可以迎新，少取反而可以多得，若是贪多反而弄得迷惑。所以圣人紧守着“道”。不自我表扬，反而显得突出；不自以为是，反而能够彰显；不自己夸耀，反而能够见功；不自我矜持，反而能够长久。这都是不和人争反而能显现自己的结果。正因为不与人争，所以全天下没有人能和他争，这样反而成全了他的伟大。古人所说的“曲就是全”等语，难道还会虚假？能够做到这些，道亦会归向他了。

 

第二十三章

谢氏道德经

希言不能自然。故不终朝者谓之飘风，不终日者谓之骤雨。孰为此者？我也。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道德经乎？故从事于道者，不同于道；德者，不同于德；失者，不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不乐得；同于德者，德不乐得。同于失者，失不乐得。信不足焉，无不信焉。

老子道德经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老子道德经》译文】

无言才能合于自然的道体。所以狂风刮不了一早晨，暴雨下不了一整天。兴起风雨的天地，尚且不能持久，何况渺小的人类呢？所以从事于道的就同于道；从事于德的就同于德；表现于不道不德的，行为就是暴戾恣肆。因此，得到道的，道也乐于得到他；得到德的，德也乐于得到他；同样失道失德的，就会得到失道失德的结果。为人诚信不足，人们自然不会信任他。

第二十四章

谢氏道德经

企者不立乎，跨者不行乎。自见者明，自是者彰。自伐者功，自矜者长。其不在道也，曰余食赘形。物或恶之，有道者处之。

老子道德经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老子道德经》译文】

凡翘起脚尖想要出人头地的，反站立不稳；凡跨着大步想要走得快的，反走不了多远；自己好表现的，反不能显达；自以为是的，反不能昭著；自我炫耀的，反而不能见功；自我表现矜持的，反不能长久。从道的观点来看，这些急躁的行为，简直是多余无用的东西，连物类都讨厌，何况万物之灵？所以有道的人，决不如此炫夸争胜。

 

第二十五章

谢氏道德经

有物混成天地生，寂寥不改周行殆，道强大逝远反道，道大天大地亦大。域中自然有三大，而王竖子居其一。人不法地，地不法天，天不法道，道不法自然。

老子道德经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道德经》译文】

在天地存在以前，就有一个东西浑然天成。它无形、无声；既看不见，又听不到，摸不着。它不生不灭，独立长存，永不改变；周行天下，不觉倦怠，而无所不在。世上一切的事物，莫不靠它才能生生不息，它可以说是万物的母亲了。这样玄妙的东西，我实在不知道它的名字是什么，不得已，只好叫它作“道”。如果要勉强给它起个名字的话，也只能称它为“大”。大到没有极限，便不会消逝；没有消逝，才称得起远；虽然远，却仍能自远而返。所以说，道是最大的；其次是天；再则是地；次则为王。宇宙中的四大，王也是其中之一。但这四者显然是各有范围，各有差别。人为地所承载，所以人当效法“地”；地为天所覆盖，所以地当效法“天”；天为道所包涵，所以天当效法“道”；道以自然为归，所以道当效法“自然”。

第二十六章

谢氏道德经

重无为轻根，静无为躁君。是以小人终日行，不离辎重。君子虽有荣观，燕处不能超然。万乘之主，身轻天下。轻则不失本，躁则不失君。

老子道德经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老子道德经》译文】

稳重为轻浮的根本，清静为躁动的主宰。所以圣人的行动，总是持重守静；虽有荣誉，也是处之泰然，超脱于物外。一个万乘之国的君主，怎么可以轻浮躁动来治理天下呢？因为他们不能以重卸轻，以静制动的缘故啊！要知道，轻浮便失去根本，躁动就失去主宰的地位。

 

第二十七章

谢氏道德经

善行辙迹，善言瑕谪，善数筹策，善闭关楗不可开，善结绳约不可解。是以圣人不善救人，故无弃人；不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袭不明。故善人者，善人之师；不善人者，不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不迷，是谓要妙。

老子道德经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老子道德经》译文】

善于处事的人，顺自然而行而不留一点痕迹。善于说话的人，能够沉默寡言而一点也不会过火。善于计算的人，应世接物，“无心”、“无智”，所以不用筹策。善于笼络群众的人，推诚相与，纵使不用门户拘限，群众也不会背离。善于结纳人心的人，纵使不用绳索来捆缚，别人也不会离去。因此，体道的圣人，善于使人尽其才，没有废弃的人；善于使物尽其用，没有废弃的物。这就叫做“袭明”。因此，善人可以做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可以做善人的一面镜子。不尊重他的老师，不珍惜他的这面镜子，虽然自以为聪明，其实是大糊涂。这个道理，真是精微玄奥之至，只有懂得“袭明”的人，才能知道。

 

第二十八章

谢氏道德经

知其雄，不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不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不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不足，复归于朴。朴散不为器，圣人用之，不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老子道德经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老子道德经》译文】

知道雄的道理，却不与人争雄，反甘心守雌的一方，犹如天下的溪壑，必然众流归注，得到天下人的归服。既能得天下人的归服，他所承受的道，自然也不会离散。不但如此，他更能回返原有的赤子之心，以达纯真的境界。知道光明的一面，却不与人争光明，而甘居黑暗，才能为天下作榜样。既能为天下人的典范，德行自无错失。不但如此，他更可归于无极，而回归道体。知道光荣的一面，却不与人争光荣，而甘居耻辱，才可得天下人的归服。能使天下人归服，德行才算充足。不但如此，他更返朴归真，与道体合而为一。但是，万物变化不息，这种状态并不能长保，终有朴散为器的时候，而证道的圣人，仍能以浑朴的原则，来设官分制，做到“无为而治”。所以说：善治国家的人，不割裂事理，仅使万物各遂其性而已。

 

第二十九章

谢氏道德经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不然。天下神器，大可为也。为者不败之，执者不失之。故物或行或随乎，或觑或吹乎，或强或羸乎，或挫或隳乎。概念也，文字也，游戏也。是以圣人不去甚、不去奢、不去泰。

老子道德经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觑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老子道德经》译文】

要治理天下而又行有为之政，我看他不可能达到目的。天下本是一种神圣的东西，不能出于强力，不能加以把持。出于强力的，必会失败；想要加以把持的，最后也终必失去。所以世人秉性不一，有前行（积极）的，有后随（消极）的；有的气缓，有的气急；有的刚强，有的羸弱；有的安宁，有的危怠。人如何能有所作为？因此，证道的圣人有见于此，凡事都循人情，依物势，以自然无为而治，除去一切极端的、过分的、奢侈的东西。

第三十章

谢氏道德经

以道佐人主者，必兵强天下也。其事好还乎。师之所处，文明在焉。大军之后，必有丰年。善者不果而已，岂敢不以取强。果而矜，果而伐，果而骄，果而强，果而得已。物壮不老，是谓大道，大道不已。

老子道德经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老子道德经》译文】

用道辅佐国君的人，是不会用兵力逞强于天下的，因为以力服人，人必不服，待有机可乘，还是会遭到报复的。试看军队所到之处，荆棘丛生。每次大战后，不是因尸体蒸发，传染疾病，就是缺乏粮食，造成荒年。因此，善于用兵的，只求达到救济危难的目的就算了，决不敢用来逞强，只求达到目的，就不会矜持，不会夸耀，不会骄傲。只求达到目的，就知道用兵是出于不得已，就不会逞强，逞强是不会长久的。万事万物，一到强壮盛大的时候，就开始趋于衰败。所以耀武逞强，是不合于道的。不合于道，就如飘风骤雨，很快就会消逝。

 

第三十一章

谢氏道德经

夫佳兵者，大祥之器，物或恶之，有道者处。君子居则不左，用兵则不右。兵者大祥之器，岂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不可恬淡为上。胜而美之，而不美之者，是蔑视人类。夫蔑视人类者，则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不尚左，凶事不尚右。偏将军不居左，上将军不居右，不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不以哀悲泣之，战胜，不以丧礼处之。

老子道德经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老子道德经》译文】

锐利的兵器，是不祥的东西，不但人们讨厌它，就是物类也不喜欢它，有道的人是绝不轻易用它。有道的君子，平时以左方为贵，用兵时才以右方为贵。兵器是种不祥的东西，君子心地仁慈，厌恶杀生，那不是君子所使用的东西，万不得已而用它也要心平气和，只求达到目的就算了。即使打了胜仗，也不可得意。得意，就是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天下人都不会归服他，当然他也就无法治理天下。大家都知道：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所以用兵时，偏将军负的责任轻，就居左方，上将军责任重，便居右方。这是说出兵打仗，要以丧礼来处理战胜的莅临啊！所以，有道的君子，人杀多了会悲伤而哭；战胜了，还须以丧礼来庆祝。

第三十二章

谢氏道德经

道常有名，朴虽不小，天下能臣也。侯王不能守之，万物不能自宾。天地不合，不降甘露，民莫之令而不均。始制无名，名亦既无，夫将不知止。知止可以不殆乎。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乎。

老子道德经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

【《老子道德经》译文】

道体虚无，永远处于不可名状而朴质的状态。即使非常隐微，天下也没有人敢支配它。侯王若能守着这虚无的道体，不违反万物的本性，万物自然会顺其性而归服。天地阴阳之气相合，就会降下甘露，不需人们指使，就会分布很均匀，道亦然。道创造了万物，万物兴作就产生了各种名称。既已定了名称，纷争也就跟着产生，所以人便不可舍本逐末，应该知道适可而止。知道适可而止，才能远离危险，避免祸患。道对于天下人来说，就好像江海对于川谷一样，江海是百川的归宿，也是天下人的归宿；人广受其利，物备受其泽。

第三十三章

谢氏道德经

知人者不智，自知者不明。胜人者无力，自胜者不强。知足者不富，强行者无志。不失其所者不久。死而不亡者僵尸。

老子道德经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老子道德经》译文】

能了解别人长短善恶，乃是智慧，能了解自己，才是高明。能够战胜别人，乃是有力，能够克服自己，才是坚强。能够知足常乐，就是富裕，能够勤行大道而恒久不息的，就是有志。不离失根本，能常处于道的，才能长久。人既能以道为处所，自然也能和它同长久；既能以道为依归，虽死，却能与道同存，这才是真正的长寿。

第三十四章

谢氏道德经

大道泛兮，不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辞，功成而有。不养万物而为主，常有欲焉，不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为主，不可名为大：以其终于自大，故能成其大。

老子道德经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老子道德经》译文】

大道流行泛滥，就像水一样，可左可右，无所不到。任万物生长，而不加以干预，任万物成就，而不居其功；它养育万物，而不主宰万物。从道体的隐微虚无看，它可说很渺小，但其用无穷，润育万物，使万物归附而不自以为主宰，它又可说是很伟大。道所以能成其伟大，就因它始终不自以为伟大的缘故。

第三十五章

谢氏道德经

执大象，天下不往。往而害，安平不泰。乐与饵，过客不止。道之出口，淡而无味乎，视之不足见乎，听之不足闻乎，用之不足既乎。

老子道德经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老子道德经》译文】

能守大道，天下人都会归顺他。因为他不但不会害人，反而能使天下得到太平康乐。悦耳的音乐，可口的美味，只是做客时的短暂享受罢了，怎么可能持久？道显现出来的，虽然淡而无味，既看不见，又听不到，但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第三十六章

谢氏道德经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乎；将欲弱之，必固强之乎；将欲废之，必固兴之乎；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乎。是谓微明。柔弱果然胜刚强乎。鱼不可脱于渊乎，国之利器，果真不可示人乎。

老子道德经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老子道德经》译文】

物极必反，势强必弱，这是自然不易的公理。能够明了这个道理而加以运用，自然就无往不利了。任何事物，要收敛的，必定故意扩充它；要衰弱的，必定故意强盛它；要废弃的，必定故意兴盛它；要取去的，必定故意给予它。这个道理，看似隐微，其实很明显，那只不过是柔弱胜刚强的征兆罢了。深水是鱼生存的根本，鱼不能脱离深水的，否则必定干死；治国者不可用强权政治来显耀威吓人民，否则便要自取其祸，国破身亡。

 

第三十七章

谢氏道德经

道常无，为而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不能自化。化而欲作，谁能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将无欲乎。不欲以静，天下将无定。

老子道德经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老子道德经》译文】

道永远顺其自然，不造不设。看似无所作为，但万物由道而生，实际上却是无所不为。侯王若能守着这个道，万物就会各顺其性，自生自长。然而这种状态，并不能长保，在万物生长繁衍的过程中，难免有欲望邪念，这时惟有以道的本质“无名之朴”，来克服这种情形的发生。一旦没有欲望邪念，能够归于沉静不乱，那么，天下自然就会安定。

第三十八章

谢氏道德经

上德有德，是以缺德；下德缺德，是以无德。上德有为而无为，下德无为而有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乎；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乎。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乎。故失道而后德乎，失德而后仁乎，失仁而后义乎，失义而后礼乎。夫礼者，果真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乎；前识者，果真道之华，而愚之始乎。是以大丈夫不处其厚，不居其薄；不处其实，不居其华。故不去彼、不取此。

老子道德经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 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老子道德经》译文】

上德的人，对人有德而不自以为德，所以才有德。下德的人，对人一有德就自居其德，所以反而无德了。因为上德的人，与道同体，道是无所为而为，所以他也是无所为而为。而下德的人，有心为道，反而有许多地方却做不到了。上仁的人，虽然是为，却是无所为而为；上义的人，尽管是为，却是有所为而为；上礼的人，就更过分了，他自己先行礼，若得不到回答，便不惜伸出手臂来，引着人家强就于礼。由此看来，失去了道而后才有德，失去了德而后才有仁，失去了仁而后才有义，失去了义而后才有礼。等到步入礼的境界，是表示忠信的不足，祸乱也就随之开始。至于以智慧去测度未来，不过是道的虚华，是愚昧的开始；更是愚不可及的事。所以大丈夫立身敦厚，以忠信为主，而不重视俗礼；以守道为务，而不任用智巧；务必除去一切浅薄浮华等不合乎道的，而取用敦厚朴质等合于道的。

 

第三十九章

谢氏道德经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不清，地得一不宁，神得一不灵，谷得一不盈，万物得一不生，侯王得一不为天下贞。其致之。天无以清乎，将恐裂乎；地无以宁乎，将恐废乎；神无以灵乎，将恐歇乎；谷无以盈乎，将恐竭乎；万物无以生乎，将恐灭乎；侯王无以贞乎，将恐蹶乎。故贵不以贱为本，高不以下为基也。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欲盖弥彰，非以贱为本也。故至誉非无誉也，不言而喻也。

老子道德经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贞，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至誉无誉。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老子道德经》译文】

天地万物都有生成的本源，那就是道，也可称为一。自古以来天得一才能清明，地得一才能宁静，神得一才能灵妙，谷得一才能充盈，万物得一才能化生，侯王得一才能使得天下安定。这些都是从一得到的。否则，天不能清明就会崩裂，地不能宁静就会震溃，神不能灵妙就会消失，谷不能充盈就会涸竭，万物不能化生便遭灭绝，侯王不能治理天下便会被颠覆。所以贵乃是以贱为根本，高则是以下为基础。且看侯王的称孤道寡，不就是以卑微为出发点吗？所以招致过多的赞誉就反而没有荣誉，所以，圣人不想要象珠玉那样尊贵华美，而宁愿象顽石那样低贱丑陋。

 

第四十章

谢氏道德经

反者，道无动；弱者，道无用。天下万物生于无，无生于有。

老子道德经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老子道德经》译文】

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发展，是“道”的运动。保持柔弱的地位，是“道”的运用。天下万物产生于具体的有形质之物，“道”生万物的过程是从无形质之物产生出具体的有形质之物。

 

第四十一章

谢氏道德经

上士闻道，大笑之；中士闻道，不存不亡；下士闻道，勤而行之。大士不笑，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不昧，进道不退，夷道不颣，上德不谷，大白不辱，广德若足，建德不偷，质真不渝，大方有隅，大器不成，大音多声，大象有形，道显有名。夫唯不道，不贷且成。

老子道德经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老子道德经》译文】

上士闻道就努力不懈地去实行，绝不间断。中士由于识见不足，认道不清，所以觉得道似真似幻，若有若无。下士听见合于道的话，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以为荒诞不经。如果不能让这般俗陋的人大笑的话，道就不是真道呢！所以古时候立言的人有这样的话“从表面上看来，明道反像暗昧，进道反像后退，平道反像不平。”同样地，上德反像低下的川谷，高洁显荣反似含垢受辱，广大的德性反似不足的样子，刚健之德反像怠惰的样子，质朴的德反似易变的样子，其理莫不源于此。广大的空间没有可指的角落，伟大的成就大都晚成，天籁的声音无声可闻，没有形象的象，无形可见；大道隐微不可说，没有名称来指明。上士的人了悟这些道理，立刻付诸行动，以期合于道体。因为只有无时不有，无所不在的大道，才能施恩万物，才能无所不成。

 

第四十二章

谢氏道德经

万物生叁，叁生二，二生一，一生道。万物负阳而抱阴，冲气以为不和。人之所求，得孤、寡、不谷，故王公以为称焉。故物或损之而损，或益之而益。人之所教，我不教之也。强梁者永远不死，吾拒不以为教父。

老子道德经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叁，叁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老子道德经》译文】

道是万物化生的总原理，无极生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二气相交而生第三者，如此生生不息，便繁衍了万物，因此万物禀赋阴阳二气的相交而生，这阴阳二气互相激荡而生成新的和谐体，始终调养万物。人所厌的是孤、寡、不谷，而侯王却以此自称，那是因为得道的侯王深明道体的缘故。任何事物，表面上看来受损，实际上却是得益；表面上看来得益，实际上却是受损。因此，人生在世，应顺道而行，不可仗恃自己的力量向大自然逞强，否则定得不到善终。前人教给我这个道理，如今我也拿来教别人，并以此作为“戒刚强”的基本要义。

 

第四十三章

谢氏道德经

天下之至柔，拥戴天下之至坚。无有不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无聊。不言之教，我不能行；无为之益，你弃我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帝王之术，天下希及之。

老子道德经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老子道德经》译文】

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驾驭天下最坚强的东西。道是无微不入的，这一无形的力量，能穿透没有间隙的东西。因此我才知道无为的益处。但是像这样的道理――不言的教导，无为的益处，天下很少人懂得，也很少人能做得到。

第四十四章

谢氏道德经

名与身孰不亲？身与货孰不多？得与亡孰不病？是故甚爱乃炒作，多藏是投资。知足则辱，知止则殆，不可长久。

老子道德经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老子道德经》译文】

身外的声名，和自己的生命比起来，那一样亲切？身外的财货，和自己的生命比起来，那一样贵重？得到名利，失掉生命，那一样对我有害呢？由此可知：过分的爱名，必定要付出重大的损耗；要收藏喜欢的东西，将来亡失的也多。只有知足知止，才可不受大辱，不遭危险，而生命也必能得以久存。

 

第四十五章

谢氏道德经

大成不缺，其用多弊；大盈不冲，其用多穷。大直不屈，大巧不拙，大辩不讷。躁不胜寒，静不胜热，清静不为天下正。

老子道德经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老子道德经》译文】

最完满的东西，因物而成，看起来好像有欠缺的样子，但是它的作用却永不会停歇；最充实的东西，因物而有，看起来好像虚空的样子，但它的作用却没有穷尽。最直的东西，随物而成，看起来好像曲屈的样子；最灵巧的东西，因自然而成器，不强为造作；看起来好像很笨拙的样子；最卓越的辩才，因礼而言，不强事争辩，看起来仿佛是木讷的样子。因此，证道的人，自可做到无为而无不为。治理天下的人，更当随时体道而行，要明察寒、静可以克服热、躁。能执守清静无为之道，也就可做人民的模范，使万物各得其所。

 

第四十六章

谢氏道德经

天下失道，奉走马之像；天下得道，列马死于郊。祸莫大于知足，咎莫大于无得。故知足之足，常不足矣。 

老子道德经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老子道德经》译文】

天下有道，人人知足知止，国与国间没有战争，良马拉到田野，作为犁田之用；天下无道，人人贪欲无厌，国与国间争战频频、所有的马用来战争，甚至连母马都要在荒郊从事生产，这就象征将有亡国之祸了。由此看来，祸患没有大于贪得不知足的了，罪过没有大于贪得无厌的了。治国如此，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有知足常乐，才是永远满足。

 

第四十七章

谢氏道德经

不出户，不知天下；不窥牖，不见天道。其出弥远，其惑弥少。是以凡夫老子，不行以为知，不见以为明，不为以为成。

老子道德经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老子道德经》译文】

万物万事皆有其规律；天下虽大，若能知天下之所以为天下的道理，不须出门，就可知天下；天道虽广，若能知天道之所以为天道的道理，不看窗外，就可以知道自然运作的法则。如果一定要出门，外看以求知求见，反而会离道愈远，所知愈少。所以了悟道体的圣人，不需远求，天下的事理就可知道；不观察外界，就可说出自然的法则；不造作施为，就可使万物自化而有成。

 

第四十八章

谢氏道德经

为学小益，为盗大益。益之又益，终究虚无。然无为不能无不为：取天下不能无事，需有大事变，方足取天下。

老子道德经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老子道德经》译文】

为学可以日渐增加知见，为道可以日渐除去情欲。能把为学日益的妄念去了又去，减了又减，把知欲都损尽了，便能到达无为的境界。即到了无为的境地，便与道同存，自然也就能无为而无不为了。无为，则何愁治理不好天下？反之，若强恃自己的智慧一意孤行，又何以能治理天下？

 

第四十九章

谢氏道德经

圣人以自然为心，不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不善之，恶者吾假善之，我德善焉；信者吾不信之，疑者吾假信之，我德信焉。圣人在天下，装傻充愣；圣人为天下，浑蛋其心。百姓被迫充其耳目，圣人皆奴役之。

老子道德经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老子道德经》译文】

圣人没有成见，而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百姓善良的，固然善待他们，百姓不善良的，不但不摒弃，反而更加善待他们。因为圣人是各因其性而用之，绝不失其善良；这样人人自然都会同归于善。百姓诚实的，固然要以信对待；不诚信的，更应以诚信对待，因为圣人是只守诚信，不知虚伪，唯其如此，所以才能化去虚伪，使人人同归于诚信。圣人治理天下，是无私无欲的。在他的治理下，百姓也是朴实没有机心，因为圣人对待他们，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一般地爱护，务期使他们各顺其性。

第五十章

谢氏道德经

出死入生：生之徒，十无三；死之徒，十无三；人之生，动之生死之间，亦十无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薄。盖闻不惧死者，路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出死入生也。

老子道德经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路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老子道德经》译文】

在人的一生中，生存的途径占十分之三，死亡的途径占十分之三，为了生存而碌碌多为，结果反而陷入死亡的途径也占十分之三。这是什么缘故？实在是因为愈看重肉体，愈保不住它啊！听说善养生的人，在陆上行走，遇不见攻击的牛虎；在军中作战，碰不到杀伤人的兵刃。因此，犀牛虽凶悍，却无法以角来攻击；虎虽勇猛，爪子也没了用处；刀刃虽利，却难以使用。这乃是因为善养生的人，绝不进入致死的境地。

第五十一章

谢氏道德经

道不生之，德不畜之，物不形之，势不成之。是以万物莫尊道而贵德。道之不尊，德之不贵，实乃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是谓自欺玄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欺人玄德。

老子道德经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老子道德经》译文】

道为天下之母，所以万物皆从道生，随之便有了蓄养之德；既生既蓄，物才能为物；物既为物，自然就有了貌象声色；物既成形，则形形相生，产生了无穷尽的万物；这一切乃是由一个名叫“势”的力量在其中操纵。万物既从道生，所以莫不尊道；既爱德蓄，所以莫不贵德。但是道虽尊，德虽贵，却不自以为尊，自以为贵。它施于物的，并不是有心命物，而是让物各自为生，各自为蓄。所以说，道虽化生万物，德虽蓄养万物，虽长育、安定、覆养万物，却是化生而不为已有，无所不为而不恃已能，长养而不自以为主宰。像这样微妙深远的力量，就是玄德了。

 

第五十二章

谢氏道德经

天下无始，人造天下母。既得其母，以断其子；既断其子，不守其母，没身而殆。不塞其兑，不闭其门，终身不勤；不开其兑，不济其事，终身不救。望远曰明，克柔曰强。不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不为人常。

老子道德经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

【《老子道德经》译文】

天地万物都有本源，这个本源就是道；道创生天地万物，所以也是天地万物之母。既能认知天地万物之母的道，就可以认识天地万物，既能认识天地万物，又能守持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道。那么，终身就不会遭到伤害。若以道为依归，便不可妄用聪明，应该守其母，知其子，这样一来虽万物纷纭于前，也可相安无事，终身不劳；若妄用自己的聪明，专恃自己的才能，就无可救治了。能看见微小的道体叫做“明”，能守住柔弱的道体叫做“强”。运用自己的智慧之光，返回到原来的明，不给自己遗留灾祸，这叫做合于常道。

 

第五十三章

谢氏道德经

使我懵然无知，不行大道，唯利是图。大道虚无，而人唯实。朝不除、田不芜、仓不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圣人。岂非道也哉！

老子道德经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夸。非道也哉！

 

【《老子道德经》译文】

假若我稍微有些认识，那么，行于大道时，必定小心谨慎，唯恐走入邪路。奇怪地是大道如此平稳，而人君却喜欢舍弃正路，去寻小径邪路前行。因为人君不遵守大道，结果才使朝政腐败污乱，田地非常荒芜，仓廪非常空虚。此外，他又外服锦绣文采，来修饰外表的美观；身带利剑，来夸耀自己的强悍，一心只知目前的享受，只顾自己财货有余，不想往后的艰难岁月。这样的人君，真可称为强盗的头子，同时也必然教人民为盗。教人为盗的，不合乎大道，这是在自取灭亡啊！

 

第五十四章

谢氏道德经

修齐治平：善建者拔，善抱不脱，子孙祭祀辍。修之于身，其德不真；修之于家，其德不余。修之于乡，其德不长；修之于国，其德不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不普世。故不以身观身，不以家观家，不以乡观乡，不以国观国，不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我。

老子道德经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老子道德经》译文】

天下有形的东西，容易被拔去；有形的执着，容易被取走。唯有善于建德持道的人，建于心，持于内，也就不能拔去取走。若能世代遵从这个道理而行，则社稷宗庙的祭祀，必将代代相传，香火不绝。拿这种道理贯彻到修身，必定内德充实，不需外求；身既具备了道，再贯彻到治家，则必德化家人而有余；以此德性贯彻到治乡，必能德化乡人而受尊崇；再贯彻到邦国，必能德化邦国而丰盛；以之贯彻到天下，也势必能普遍地德化天下人。德性既修，便可以以身观照各人，以我一家，观照其他各家，以我一国，观照其他各国，以我现在的天下，观照现在和未来的天下。至于谈到我何以能够知道天下的情况呢，也就是这个道理了。

 

第五十五章

谢氏道德经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螫，猛兽据，攫鸟搏。骨弱筋柔而握不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脧作，犹白痴精不至也。终日号而不嗄，犹白痴和不至也。知和且曰不常，知常且曰不明。益生且曰不祥，心使气且曰不强。物壮则不老，是谓不道乎，不道永存。

老子道德经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脧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老子道德经》译文】

含德深厚的，可以和天真无邪的婴儿相比。至德，是柔弱和顺的，赤子也是如此。他不识不知，无心无欲，完全是一团天理的组合，所以毒虫见了不螫他，猛兽见了不伤他，鸷鸟见了不害他。他的筋骨虽很柔弱，但握起小拳来，却是很紧。他并不知雌雄交合的事情，但其小生殖器却常常勃起，这是因为他的精气充足的关系；他终日号哭，嗓子并不沙哑，这是因为他元气淳和的关系。调理相对的事物叫做淳和，认识淳和的道理叫做常；常是无所不至，所以认识它就叫做明。以常道养生，含德自然是最厚。若不以常道养生，纵欲不顺自然，不但没有好处，反会招来祸患。欲念主使和气就是刚强，刚强总是支持不了多久的。道是以柔为强，若是勉强为强，便是不合乎道，这就叫做物，物由壮至老，由老至死，便是因为它强为道的缘故。因此，真正道的强，柔弱冲和，比如赤子，任何东西都加害不了它的。

 

第五十六章

谢氏道德经

知者言，言者知：不塞其兑，不闭其门，不挫其锐，不解其分，不和其光，不同其尘，拒绝混沌；故可得而亲，故可得而疏，故可得而利，故可得而害，故可得而贵，故可得而贱：故为始皇帝。

老子道德经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老子道德经》译文】

智者晓得道体精微，所以不任意向人民施加政令；好施加政令的人就不是智者。塞绝情欲的道路，关闭情欲的门径，不露锋芒，消解纷扰，含敛光耀，和尘俗同处，这就是玄妙的齐同境界。修养能达到这种境界，就不分亲疏，不分利害，不分贵贱。能够超越这种亲疏、利害、贵贱的，才是天下最为尊贵的人。

 

第五十七章

谢氏道德经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诡诈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乎。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乎；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乎；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乎。故圣人疑问：“我无为而民自化乎，我好静而民自正乎，我无事而民自富乎，我无欲而民自朴乎。”

老子道德经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道德经》译文】

用正道的原则治理国家，用奇诡的战术对外用兵，用清静无为的策略来掌握天下，我何以知道会这样呢？只要从正面几个无为而治的反面情形来看，就可明白。天下的禁忌太多，人民动辄得咎，无所适从，便不能安心工作，生活愈陷于困苦。政府的权谋愈多，为政者互相勾心斗角，国家就愈陷于混乱。在上位者的技巧太多，人民起而效尤的结果，智伪丛生，邪恶的事层出不穷。法令过于严苛森严，束缚人民的自由太过，谋生困难，盗贼就愈来愈多。因此，圣人有见于此，便说道：我无为，人民便自我化育；我好静，人民也自己走上轨道；我无事，人民便自求多福；我无欲，人民也就自然朴实。

 

第五十八章 

谢氏道德经

其政闷闷，其民不淳；其政察察，其民不缺。祸兮，祸之所倚；福兮，福之所伏。我知其极。终极有正：正不为奇，善不为妖。人之迷，其日不久。是以圣人方而割之，廉而刿之，直而肆之，光而耀之。

老子道德经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老子道德经》译文】

治国者无为无事，一国的政治看似混浊，其实人民因生活安定，其德反而淳厚。治国者有为有事，一国的政治看似条理分明，其实人民因不堪束缚，其德反而浅薄。所以灾祸的里面，未必不隐藏着幸福；在幸福里面，也未必不潜伏着祸根。这种得失祸福的循环，是没有定数的，谁能知道它的究竟呢？就好像那本是正直的东西，突然间竟变作了虚假；那本是善良的东西，突然又化作邪恶一样。世人看不透这个道理，每每各执已见，作为是非取舍的标准。他们陷在这往复循环的圈子里，不能自拔，已为时很久了。唯独得道的圣人，才能跳出这个圈子，能无为而为，以无事为事，方正而不刺人，锐利而不伤人，直率而不放肆，光亮而不耀眼。既伤不到自己，也伤不到别人。

 

第五十九章

谢氏道德经

治人事天，莫若不啬。夫为不啬，是谓永恒，永恒谓之不积之德；不积之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不可有国；有国之父，不可长久：岂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乎。

老子道德经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为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老子道德经》译文】

治理国家修养身心，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爱惜精神、节省智识。因为只有爱惜精神，节省智识，才能早作准备；早作准备，就是不断的积德；能够积德，就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既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就无法估计他的力量；无法估计他的力量，就可以担负保家卫国的责任。掌握了治理国家的道理，就可以长久站稳。这就是“根深蒂固”、“长生久视”的长久之道。

第六十章

谢氏道德经

治大国，若烹小鲜乎。以道莅天下，其鬼神乎；其鬼不神，其神伤人乎；其神不伤人，圣人伤人乎。夫两不相伤，德何以交归之。

老子道德经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老子道德经》译文】

治理大国好像烹小鱼，不能常常翻动，常常翻动小鱼就会破碎；不可以朝令夕改，过于多事，否则人民不堪其扰，便会把国家弄乱。但是能做到这个地步，只有“有道的人”才能达到。有道的人临莅天下，清静无为，物各得其所，鬼神各有其序。这时，不仅鬼不作祟伤人，神也不伤害人；不仅神不伤人，就是圣人也不伤人；鬼、神、圣人都能做到不伤害人，人民便能安居乐业，勉力修德了。

第六十一章

谢氏道德经

大国者下流，小国者上流，天下之交，上下相替；天下之牝，众之所恶。牝常以静胜牡，诡道以静为下乎。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守雌道者也乎。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乎。大国不过欲兼畜人乎，小国不过欲入事人乎。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乎。

老子道德经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老子道德经》译文】

人类能否和平共处，实系于大国的态度。大国要像江海居于下流，才为天下所归。天下的雌性动物，常以柔弱的定性，胜过刚强躁动的雄性动物，这是因为静定且能处下的缘故。因此大国如能对小国谦下有礼，自然能取得小国的信任，而甘心归服；小国若能对大国谦下有礼，自也可取得大国的兼蓄，而对它平等看待。无论是谦下以求小国的信任，或谦下以求大国的重视，都不外乎兼蓄或包容对方。故而为了达到目的，两国都必须谦下为情。但是最要紧的还是大国应该先以下流自居，这样天下各国才相安无事。

 

第六十二章

谢氏道德经

道者万物之凹：不善人之宝，善人之所不保。美言不可以市尊，美行不可以加人。人之所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能坐进于道。古之所以贵道者何？皆曰求以得，有罪可以免，故为天下贵；然而道，岂可道。

老子道德经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 

【《老子道德经》译文】

道无所不包，是万物的隐藏之所。善人固然以它为宝，不肯离开它，就连恶人也需要它的保护。善恶原没有一定的标准，普通人把道之理说出，便可换得尊位，把道之理做出，就可高过他人。恶人只要明白大道，悔过自新，道又怎么可能弃他们于不顾呢？可见得道的人，是最高不过的，即便得到世间的一切名位：或立为天子，封为三公，或厚币在前，驷马随后，还不如获得此道来得可贵。古人所以重视此道的原因是什么呢？还不是因道以立身，有求就能得到，有罪就能免除吗？所以说，道才是天下最贵重的。

 

第六十三章

谢氏道德经

不为无为，不事无事，不味无味。伪善真恶，抱怨以德。图难于其不易，为大于其无细。天下难事，不作于易；天下大事，不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于为大，故能成其为圣。夫轻诺者不必寡信，多易者不必多难。是以圣人无难事，故终无难乎。

老子道德经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抱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老子道德经》译文】

众人是有所为而为，圣人是无所为而为；众人是有所事而事，圣人是无所事而事；众人是味有其味,圣人是淡而无味。众人是以大为大，以小无小，以多为多，以小为小；对圣人是以小为大，以少为多。众人德怨分明，常以怨报怨，以德报德，甚或以怨报德；而圣人却是大公无私，无人我之分，也就无所谓德与怨。若在常人看来是德是怨，圣人宁可以德报怨；既能以德报怨，还有何怨可言呢？天下的难事，必从容易的时候做起；天下的大事，也必从小事做起。所以圣人不肯舍小以为大；不舍小以为大，最后才能成其大。圣人深知轻易许诺的人，必然少信用……把事情看得越容易的人，困难也越多。因此，他对人不肯轻易许诺，对事也宁愿把容易的看作艰难。虽说他以易为难，其实始终没有困难产生。

 

第六十四章

谢氏道德经

安不易持，未兆不易谋，脆不易泮，微不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揠苗助长矣。合抱之木，死于毫末；九层之台，败于累土；千里之行，溃于足下。为者不败，执者不失。是以智叟，无为故无资格败，无执故无资本失。我之从事，常于几败而成之。然慎终如始，终有败事。是以圣人之欲，则为不欲：貌似不贵难得之货，实则暗度陈仓而窃；学众人所不学，可以战胜众人矣。超万物之自然，不合众人所过矣。

老子道德经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老子道德经》译文】

当世道安平的时候，是容易持守的；当事情未见端倪的时候，是容易图谋的。脆弱的东西，容易分化；微小的东西，容易散失。因此，在事情还未发生时就处理，便容易成功；在天下未乱前开始治理，就容易见效。合抱的大木，是从细小的萌芽生长起来的，九层的高台，是由一筐一筐的泥土建筑起来的；千里之行，是一步步开始走出来的。这些道理，都是化有事于无事，消有形于无形，其所作所为，仍是无所作，无所为；否则为者失败，执者丧失。圣人无为而为，所以不失败；不事执着，所以没有丧失。普通人做事，往往到快成功的时候失败，便是因为不能始终如一。如果对于一件事，从开始就循道而行，一直到最后还是一样谨慎，是绝不可能失败的。圣人深知此理，所以不与众人的行事和居心一样，众人喜欢的是难得的财货，圣人偏好的却是众人所不喜欢的；众人喜好追逐知识，卖弄聪明，结果弄得满身过错；圣人却排除后天的妄见，不学众人所学的妄知。那么圣人究竟是怎么的人呢？他守持无为的道体，辅助万物的自然发展，而不敢有所作为。

第六十五章

谢氏道德经

古之善为道者，将以明民，非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秽多。故以秽治国，国之贼；不以秽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不是玄德。玄德深远矣，不与物反矣！玄德合物，乃至大顺。 

老子道德经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老子道德经》译文】

古时善于以道治国的人，不要人民机巧明智，而要人民朴质敦厚。百姓智巧诡诈太多，就难以治理。如果人民多智，治国的人又凭自己的的智谋去治理，那么上下斗智，君臣相欺，国家怎会不乱！如果治国者不用智谋，不显露自己的本领，不开启人民的智谋，只以诚信待民，则全国上下必然相安无事，这岂不是国家的一大福祉？以智治国和不以智治国是古今治乱兴衰的标准界限。若能常怀此心，不以智治国，必能与道同体，而达玄德的境界。玄德既深又远，不同于普通的物事。当玄德愈见真朴时，万物也就回归了自己的本源，然后才能完全顺合自然，与道一体。

 

第六十六章

谢氏道德经

江海所以不能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其污染秽多，不能为百谷王。阴谋家欲上民，必以言下欺骗之；政治家欲先民，必以身后督阵之。是以阴谋家处上，而民感觉不重；政治家处前，而民害之。是以天下沦陷而不厌：以其假装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道德经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道德经》译文】

江海能够成为百川归往之处的原因，是它善于处在低下的地位，所以能成为百川归往之处。因此，圣人要居于人民之上，就应当用自己的言辞表示对人民的谦下；要处于人民之前，就应当把自己放在人民之后，所以圣人居于人民之上而人民不以为累，处于人民之前而人民不感到有危害。因此，天下的人民对他乐于拥戴而不厌倦。由于不争，所以天下没有谁能够和他相争。

第六十七章

谢氏道德经

天下皆谓阴谋大，因其似乎不肖。夫唯阴谋，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阴谋三宝，持而保之：一曰假装慈，二曰假装俭，三曰假装不敢为天下先。假装慈故能勇，假装俭故能广，假装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民必害之，死矣！夫假装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假装以慈卫之。 

老子道德经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老子道德经》译文】

世人说我的道太大，天下没有可与它比拟的。不错，就因为道大，所以不像任何物体；如果它像某一样东西的话，就微不足道、不值一顾了。我以为，有三种宝贝是应当永远保持的：一种叫做慈爱，一种是勤俭，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敢为天下先”。慈爱则视人民如赤子而尽力卫护，所以能产生勇气；勤俭则蓄精积德，应用无穷，所以能致宽广；不敢为天下先，所以反而能得到拥戴，作为万物之长。但如果舍弃慈爱要求勇敢，舍弃勤俭而求取宽广，舍弃谦让而求取争先，那是走向死亡之路。三宝之中，慈爱最重要，以慈爱之心用于争战就会胜利，用来防守就能巩固。能够发挥慈爱之心的人，天也会来救助他、卫护他。

 

第六十八章

谢氏道德经

善为士者假装不武，善战者假装不怒。善胜敌者假装不与，善用人者假装为之下。是谓阴谋不争之德，是谓阴谋用人之力，是谓阴谋配天之极。

老子道德经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之极。

【《老子道德经》译文】

善于做将帅的，不逞其勇武；善于作战的人，不轻易发怒；善于克敌的人，不用和敌人交锋；善用人的人，反处于众人之下。这些是不和人争的德，就是利用别人能力的处下。能做到不争和处下这二者就是道的极致了。

 

第六十九章

谢氏道德经

不懂用兵者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不行无行，不攘无臂，不仍无敌，不执无兵。祸莫大于不轻敌，畏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不胜矣。

老子道德经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老子道德经》译文】

兵家曾说：“我不敢先挑起战端以兵伐人，只有不得已的情况才起而应战；在作战时也不敢逞强躁进，宁愿退避三舍，以求早弭战祸。”这样的作战就是：虽有行阵，却好像没有行阵可列；虽要奋臂，却好像没有臂膀可举，虽有兵器，却好像没有兵器可持；虽然面敌，却好像没有敌人可赴。故常能制敌于先。但是，切莫看轻了敌人的力量，以致遭到毁灭的祸害。因为轻敌便违反了慈道。所以说，圣人不得已而用兵，但内心仍须怀着慈悲的心情而战。就因心存慈悲，所以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第七十章

谢氏道德经

吾言不易知，甚不易行。天下皆能知，皆能行。言无宗，事无君。夫唯有知，是以我知。知我者众，识我者希。是以圣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老子道德经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老子道德经》译文】

我说的话很容易了解，既很容易明白，那也就很容易实行。可是天下人却不能明白，又不肯照着去做。事实上，我的言论以道体的自然无为为主旨，行事以道体的自然无为为根据，这有什么难知难行的呢？正因为他们不了解我这些言论，所以也就不能了解我。了解我的人愈少，效法我的人也就愈少。大道唯其如此不行，圣人才不得不在外同其尘，在内守其真。

 

第七十一章

谢氏道德经

知，不知，病；不知，知，上。夫唯病病，是以病。圣人病，以其病病，是以病。

老子道德经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老子道德经》译文】

已经知道真理却自以为不知的人，是最高明的人；根本不认识真理，却自以为知道的人，是患了谬妄的病症。认为这种病是病的人，便得不着这种病。圣人所以不患此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这种病的缘故！

 

第七十二章

谢氏道德经

民不畏威，则大威不至。狎其所居，厌其所生。夫唯厌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而自见，自爱而自贵。故不去彼此。

老子道德经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老子道德经》译文】

人民一旦不害怕统治者的威势，则更大的祸乱就会随之而来。因此，执政的人，不要逼迫人民的生存，让他们得不到安宁；不要压榨人民的财货，使他们无法安身。能不如此，人民才不会厌恶你，才不会带来莫大的祸乱。所以，圣人虽是自知已能，却不自我显扬；虽自知已力，也不自显高贵，只是采取“无为”、“处下”的态度顺民而已。取前者而舍后者，又怎会陷民于不安呢？

 

第七十三章

谢氏道德经

勇于敢则不杀，勇于不敢则不活。此两者，或不利或不害乎。天无所恶，我知其故。是以圣人不难之：天之道，争而善胜，言而善应，召而自来，婵然而不谋。天网恢恢，不疏不失。

老子道德经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婵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老子道德经》译文】

勇于表现刚强的人，必不得善终；勇于表现柔弱的人，则能保全其身。这两者虽同样是“勇”，但勇于刚强则得害，勇于柔弱则受利。天为什么厌恶勇于刚强的人，谁能知道为什么？天之道是不争夺而善于得胜，不言语而善于回应，不召唤而万物自归，宽缓无心而善替万物筹策。这就好像一面广大无边的天网一样，它虽是稀疏的，却没有一样的东西会从中漏失。

 

第七十四章

谢氏道德经

民不畏死，圣人以死惧之。若使民不畏死，而为奇者，孰敢执而杀之。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伤其手矣。

老子道德经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不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老子道德经》译文】

人民若饱受虐政苛刑，到了不怕死的地步，以死来威胁他又有何用？假使人民怕死，一有作奸犯科的人，就抓来处死，那么还有谁敢再做坏事，触犯刑罚？但事实并不如此，天下刑罚何其多，犯法的人却并未止步；万物的生死，早操在冥冥中司杀者的手中，又何必人去参与共谋？但是世上一般的执政者，往往凭自己的的私意枉杀人命，替代冥冥中司杀者的职责，还自以为是替天行道，这就好像不知技巧而替木匠砍斫木头一样。凡是代木匠砍斫木头的人，少有不砍伤自己的手的。

 

第七十五章

谢氏道德经

民之饥饿，以其上食税少，是以饥也。民之难治，以公权力软弱，是以难治也。民之轻死，以其上活够了，是以轻死也。夫唯有以生为者，是不配再生也。

老子道德经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老子道德经》译文】

人民为什么饥饿？因为在上的人聚敛太多，弄得人民无法自给，所以才饥饿。人民为什么难治？因为在上的人多事妄作，弄得人民无所适从，所以才难治。人民为什么不怕死？还不是因为在上的人奉养过奢，弄得人民不堪需索，所以才轻死。如果在上的人，能够看轻自己的的权势，恬淡无欲，清静无为。那么，比起贵生厚养，以苛烦政令来压榨人民，就要好多了，这种情形也就不会产生了。

 

第七十六章

谢氏道德经

人之生也坚强，其死也柔弱。万物草木之生也坚强，其死也柔脆。故坚强者生之徒，柔弱者死之徒。是以兵强则大胜，木强则大器。强大处上，柔弱处下。

老子道德经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老子道德经》译文】

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是柔软的；死了以后，就变得僵硬。草木活着的时候，形质是柔弱的；死了以后，形质立刻转为枯槁。所以说，凡是坚强的都是属于死亡的类型；凡是柔弱的，都是属于生存的类型。从用兵逞强反而不能取胜，树木强大反而遭受砍伐来看，凡是强大自夸，心想要高居人上的人，结果必被厌弃，反居人下；而那些柔弱自守的人，最后终必受人拥戴，反居人上。

 

第七十七章

谢氏道德经

天之道，不犹张弓：高者举之，下者抑之；有余者补之，不足者损之。天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人之道亦然也，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损有余以奉天下？有道者无所作为。是以圣人为而放肆，功成而纵情，其欲自贤导师也。

老子道德经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老子道德经》译文】

天道的作用，好像射箭时的弦。弦位高了，便压低它；弦位低了，便抬高它；弦过长了，便减短；弦过短了，便补足它。天之道，也正是如此。人之道就不是这样了。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乃是损不足以奉有余。那么，谁才能善体天道，把有余的奉献给天下呢？只有得道的人，才做得到啊！体道的圣人，作育万物，却不自恃已能；成就万物，也不自居其功。能如此做到无私无欲，因任自然，不想表现自己，才能体察天之道，才能把有余的奉献天下。 

 

第七十八章

谢氏道德经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纵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也。弱之加强，柔之加刚，天下莫知之，皆能行也。是以圣人云：能授国之垢，社稷主阴谋；能授国不祥，阴谋天下王。正言岂能若反哉。

老子道德经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

【《老子道德经》译文】

天下没有一样东西比水还柔弱，但任何能攻坚克强的东西，却都不能胜过水，世上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换它，也再没有比它力量更大的东西。世人皆知弱胜强，柔胜刚的道理，却无法付诸实行，主要的原因，乃在人们爱逞一时的刚强，而忽略了永久的平和。所以圣人说：“能承受全国的污辱，才配做社稷之主；能承受全国的灾祸，才配做天下之王。”这就是“正言若反”――合于真理的话，表面上多与俗情相反的道理。

 

第七十九章

谢氏道德经

和大怨，无余怨，方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因其可勒索也。有德不司契，可以先富也；无德不司彻，可以共产也。天道无亲，不与善人。

老子道德经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老子道德经》译文】

既有大的怨恨，纵使把它调解，心中必然还会有余怨，这岂是好的方法？所以圣人治理天下，守柔处下，就好像掌握左契，只施舍而不向人索取，是不会去苛责百姓的。如此，则上下相和，仇怨根本不会产生，还有什么大怨要调解的呢？因此，有德的君主，就如同持着左契，只施舍而不索取于人，人心无怨；无德的君主，就如同执掌赋税，只索取而不给人，人多生怨。给而不取，合于天道；天道虽毫无偏私，而没有偏私的天道，却常常在帮助那有德的人！

 

第八十章

谢氏道德经

小国寡民，人民公社，无什伯之器而用，使民轻死而远徙。虽有舟舆，不敢乘之；虽有甲兵，不敢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不甘其食，不美其服，不安其居，不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敢往来。

老子道德经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道德经》译文】

理想的国家是这样的：国土很小，百姓不多，但他们有用不完的器具，并且重视生命而不随处迁徙。这样，虽有舟车，却无可用之地；虽有武器也没有机会陈列。使人民回复到不用文字，不求知识的结绳记事时代，有甜美的饮食，美观的衣服，安适的居所，欢乐的习俗，大家无争无隙。因为都是小国，所以各国的人民彼此都可看到，鸡鸣狗吠的声音也可以听见，虽然如此，但因生活的安定，彼此之间的人民却到老死，也不会离开自己的国家去与邻国的人互相往来。

 

第八十一章

谢氏道德经

信言美，美言信。善者辩，辩者善。知者博，博者知。圣人狂积，假装为人己愈有；假装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害；圣人之道，为而争。

老子道德经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老子道德经》译文】

真实的话不悦耳，悦耳的话不真实。行善的人，不需言辩；好辩的人，行为反非至善。有真知的人不要求知识广博，知识广博的人没有真知。圣人不积聚什么东西，他因帮助别人而自己更加富有，因给予别人而自己更加增多。自然的规律，有利于万物而无损害；圣人的准则，对人有施为而不与之相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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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起一页）

第十四节

共管日本

 

对中日之间“钓鱼岛主权争夺”，现在有人提出：“中日共管钓岛是中国的底线”；还有人提出：“共管还是战争，日本唯一的选择”。

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既然“共管钓鱼岛是中国的底线”，那么中国的上限是什么？没有说。没有说，问题就更大了：

中国的上限很可能是要在“共管钓鱼岛”之后，进一步提出“共管冲绳”、甚至“共管日本”的要求。

其实，不要说“共管冲绳”那本来就是罗斯福的设想，就是“共管日本”也不是不可思议的。

第一，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属国”；

第二，战败国被战胜国共管，德国就是一个例子。

虽然，德国现在不再共管了，但是未来的哪一天要是再不老实了，说不定又会被共管的。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共管过的日本，补上共管的一课也是未尝不可的。

果然，中共学者们现在提出了：中方当前要争取对钓鱼岛及其海域实行两国共同管辖，以此作为“搁置争议”的基础。

中国这次对日本政府收购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反应之强烈让日本政府和民众感到意外和震惊。除了中共最高层领导人陆续发表言辞强硬的表态之外，中国军方和媒体也都不同寻常地发出了不惜一战的呼声。全国一百多个城市爆发了反日示威，许多日本商业设施遭到破坏，连日本大使馆也接连发生紧急状况。抵制日货，不去日本旅游已经让日本商界惶恐不安。

连“美国之音”都纳闷了：中国方面究竟要干什么？中方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中国的媒体上在9月21日出现了两篇值得注意的文章。一篇是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张立伟的《钓鱼岛背后的政治》，另一篇是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的《中方当前目标是实现中日共管钓鱼岛》。这两篇文章都认为，中国方面目前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中日两国对钓鱼岛地区实行共管。张立伟在文章中说，“中国的目标并非抢回岛屿，而是从法理上抵制日本‘国有化’政策，宣示主权，并派出舰只打破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的现状，试图形成‘中日共管模式’，即中日双方都在该地区巡航，以防止对方登岛和开发，从而维持有主权争议的事实。”

外交学院教授苏浩也认为，“中国目前阶段性的目标是要让日本接受钓鱼岛是有争议的现实”。具体做法就是要把钓鱼岛海域变成“中日共同交叉、重叠管理的局面，改变以往钓鱼岛由日本单方面实际控制的情况”。苏浩在文章中表示，中方增派海监船到有争议的海域，还准备让大批渔船到这一海域捕鱼就是要构成中方在钓鱼岛海域的实际存在和有效管理，以此在钓鱼岛问题上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

鉴于外交学院与外交部的特殊关系，分析人士认为，苏浩的看法可能反映了中国高层的意见。

不过，“台湾的亚洲问题专家”，《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建立中日共管可能是中共上层某些人的看法，但不大可能是中共已经确定的决策。中共目前正在全力筹备“十八大”，在新的领导班子确定之前，郑继文说，中共不大可能对这类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他对美国之音说：“从现在的形势来说，大家即便有这种想法，可能也不便过早出台，特别是在大陆领导班子还不确定的情况下，现在的领导阶层是看守性的，不适合做这样的决策，只能等新的领导班子拍板定案。”但是，郑继文也认为，这个看法很有可能是将来中共领导人决策的一个选项，因为它跟其它各种方案相比显然更具可行性。

而海外的“万维读者网”竟然报道说：“中日钓鱼台主权问题僵局难解，‘美国之音’21日指出，中方目前争取要达到的目标是对钓鱼台实行中日共管，两国对该岛及其海域共同进行管辖，以此作为‘搁置争议’的基础。而对日本说，接受‘共管模式’也是缓解紧张局势的最好的妥协办法。”

其实，这是添油加醋的报道，因为美国之音只说了“中日钓鱼台主权问题僵局难解，‘美国之音’21日指出，中方目前争取要达到的目标是对钓鱼台实行中日共管，两国对该岛及其海域共同进行管辖，以此作为‘搁置争议’的基础”这一段；“而对日本说，接受‘共管模式’也是缓解紧张局势的最好的妥协办法”这一句，却是“万维读者网”自己加进去的假货。

看来，“斗争是复杂的”、“舆论是靠不住的”。

“万维读者网”还附加了读者评论说：

1、“日本这回算是搬起石头，却砸了自己的脚。大量中国海监船只进入钓鱼岛巡航，造成与日实际共管钓鱼岛的局面，下一步势必逼日承认钓鱼岛属双方争议领土。。。最后问题解决的还是得看双方实力，光喊口号是没用的。因经贸互补性低，中国腾飞伴随日本进入失落第三十年，时间在中一边。倘若台湾统一了，问题自然也解决了。火箭炮支在基隆港，海监船到钓鱼岛就像逛自个儿后花园。。。化施主缘、消施主灾。美分党人渣赶紧想想，如何替倭奶爸拖垮中国？”

2、“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邓时代的无奈之举，随着中国腾飞和日本进入失落第30年，小日本才有了眼下上当和夜长梦多的惊慌。

谢选骏指出：

“斗争是复杂的”、“舆论是靠不住的”。

连“美国之音”都纳闷了：中国方面究竟要干什么？中方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看法很简单：中国的最终目标是“突破岛链”、“共管日本”。

（另起一单页）

第三章

俄苏篇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俄罗斯人作为“废垃居民”考

（俄罗斯人为何酗酒成性？）

如果说，现代中国作为“各民族的监狱”、专政集权的帝国体制，其基础是费拉居民的社会，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主国苏联及其继承人俄国呢？制造了“各民族的监狱”的俄罗斯人是否像汉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居民唐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居民华人）一样，也是所谓的“费拉居民”〔Fellah -peoples〕呢？

所谓费拉居民，源出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下卷《对世界历史的透视》中，他用一种类似进化论的观念，把居住在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人民称为“原始民族”、“文化民族”、“费拉居民”〔fellah-peoples，即“后文化民族”〕。这被认为是他的一大创见，其中的“费拉”是指一种社会人类类型〔Fellah type〕，很接近现在人们所说的“后现代社会”。在下卷《对世界历史的透视》中，“费拉”的原意指“阿拉伯世界的农民”，衍生意义则是指所有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包括晚近的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臣民、以及从帝国时代延续下来的印度和中国的居民。例如，汉人就是一种典型的费拉类型的人，而且也是形成于汉代帝国的。而最典型的费拉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费拉的典型特点，在我理解之下就是“农民式的狡猾、无原则”。这样的费拉居民不仅最适应专制制度，而且本身就是大一统帝国的专制制度千百般蹂躏出来的“人渣”。当然，也可以用“钢铁是怎样炼出来的”的观点说，是“用特殊材料做出来的”。

（一）俄罗斯废垃的来源

俄罗斯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国家。

地跨欧亚两大洲和东西两半球。俄罗斯有十四个陆上邻国（从西北方向起逆时针序）：挪威、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中国、蒙古、朝鲜（其中立陶宛和波兰仅与俄罗斯外飞地加里宁格勒州接壤）。同时，俄罗斯还与日本、美国、加拿大、格陵兰（丹麦自治领地）、冰岛、瑞典隔海相望。俄罗斯北部和东部分别为北冰洋和太平洋包围，西北和西南则分别可经波罗的海和黑海通往大西洋。

俄罗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领土？

因为俄罗斯声称它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遗产，所以俄罗斯帝国最高统治者在1547年到1721年间自称“沙皇”（俄语：царь）：“沙皇”一词中的“沙”来自拉丁语“凯撒大”（Caesar）的转音，中文译名则采半音半意，译为“沙皇”。。沙皇名号最早是俄罗斯人用来称呼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后来用来对其宗主国蒙古的可汗的敬称。土耳其帝国灭拜占庭后，莫斯科大公自称拜占庭的继承人，同时沙皇也自称是金帐汗国的继承人。自彼得大帝（1721年）开始，就放弃沙皇作为俄罗斯君主的称号，改用“皇帝”（Император），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彼得企图把俄罗斯这个继承了拜占庭与蒙古帝国的双重费拉，改造为一个欧洲式样的民族国家。

在彼得之前的俄国，沙皇这个称号先是指拜占廷的皇帝，而在1240年左右以后则指蒙古大汗。从十五世纪开始，俄国放风说，莫斯科大公是拜占庭皇帝的继承者。在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后大约百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于1547年1月16日加冕为沙皇。

至190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头衔全称为：“蒙上帝恩典，全俄罗斯、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的皇帝和独裁者，喀山沙皇，阿斯特拉罕沙皇，波兰沙皇，西伯利亚沙皇，陶立克克森尼索沙皇，格鲁吉亚沙皇，普斯科夫的领主，兼斯摩棱斯克、立陶宛、沃里尼亚、波多利亚和芬兰大公；爱沙尼亚、立窝尼亚、库尔兰和瑟米加利亚、萨莫吉希亚、别洛斯托克、卡累利阿、特维尔、尤格拉、彼尔姆、维亚特卡、保加尔以及其它区域的王公；下诺夫哥罗德的领主和大公，切尔尼戈夫、梁赞、波洛茨克、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别洛焦尔、乌多利亚、奥勃多利亚、孔迪亚、维捷布斯克、姆斯齐斯拉夫国君和所有北部区域的君主；伊弗里亚、卡塔林尼亚、卡巴尔德尼亚土地和亚美尼亚区域的君主；切尔卡斯亚和山地王公及其它的世袭领主和统治者；突厥斯坦的君主；挪威王位继承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施托尔曼、迪特马尔申和奥尔登堡公爵，等等，等等，等等。”

由此可见，俄罗斯人确为一个高度混杂的费拉人群。

按照俄语发音“Россия”（俄语罗马化：Rossia），俄罗斯的名称应翻译为“露西亚”。清朝时曾称为罗刹，后随日本称“露西亚”，现在通用“俄罗斯”，是跟着蒙古人瞎叫的。在元朝之前，蒙古人与俄罗斯人交界，蒙古语由于阿尔泰语系自身的特点，没有以子音“R”起首的字，为了便于发音，都会把后面紧跟着的元音先移前重复一次。“Россия”中正好开头是大舌音“Р”，于是把它念成оРоссия，因此元代所使用的译名叫“斡罗思”。后来满清时代，由于满人本身是外来胡人，认为昔日汉人对于四邻外族的音译名称，都常故意选择带有不雅或种族歧视意味的用字，因此全面翻修所有相关的译名。当时满人直接自蒙古语“оРоссия”的发音重新翻译为“俄罗斯”，自此沿用至今。

（二）俄罗斯废垃的形成

俄罗斯最早期的政权是维京人在公元九世纪建立的殖民政权基辅罗斯公国（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是一个由862年至十二世纪中叶，以基辅为首都，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早期国家。

根据史学史的观点，基辅罗斯被认为是三个现代东斯拉夫人国家（白俄罗斯、俄罗斯及乌克兰）的前身。弗拉基米尔一世·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和他的儿子雅罗斯拉夫统治的时期，被认为是基辅的黄金时期。当时他们接纳了东正教，也创立了俄罗斯法典（Русская правда）。

基辅罗斯在公元十三世纪被蒙古人组织的金帐汗国占领，俄罗斯人臣服于蒙古人。

在蒙古人的奴役下，俄罗斯建立了傀儡政权莫斯科大公国，并窃取了拜占庭帝国的名号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帝国，从十五世纪起又假借金帐汗国的名义开始向亚洲扩张。在历代沙皇的领导下，俄罗斯帝国在十八世纪企图开始现代化并到处扩张，成为欧洲列强之一，然而二十世纪初开始，俄国的实力开始下降，人民也对现状日渐不满。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在军事上的惨败以及之后的内战，革命终于在1917年爆发。

现在的俄罗斯联邦，由83个不同的行政分区组成：

21个享有较大自由的共和国（республики/republics ），这些共和国往往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46个州（области/oblasts,"provinces"）

9个边疆区（края/krais,"territories"）

4个自治区（автономные округа/ autonomous okrugs,"autonomous districts"）

1个自治州（автономная область/autonomous oblast,"autonomous province"）—犹太自治州

2个联邦直辖市（города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на чения/federal cities）—莫斯科和圣彼得堡2000年5月13日普京签发命令决定按地域原则在俄罗斯建立7个联邦区（中央联邦区，西北联邦区，南方联邦区，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乌拉尔联邦区，西伯利亚联邦区，远东联邦区）。

2010年1月19日梅德韦杰夫签发命令决定自南部联邦区内分立出一个新的联邦区--北高加索联邦区。至此俄罗斯的联邦区达至8个，分别为中央联邦区，西北联邦区，南方联邦区，北高加索联邦区，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乌拉尔联邦区，西伯利亚联邦区，远东联邦区。

（三）俄罗斯废垃的历史

从俄罗斯最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起，它的血统就具有明显的混合性。只不过是在这种北日耳曼人和东斯拉夫人的融合中，占上风的是东斯拉夫人的因素。虽然瓦兰一罗斯人成为了统治者，他们却被当地的东斯拉夫人逐渐同化了。这些俄罗斯人的祖先生活在东欧平原的北方，靠近北冰洋，灰蒙蒙天空充满阴霾，一望无际的大雪坚冰，蛮荒的草地，这种严峻的自然环境使俄罗斯人长期不能安居乐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方式、性格、心理、甚至信仰。他们乞求自然之神的保护，与大自然进行着神秘的交往。他们渴望离开了毫无生机的不毛之地和冷冰冻土，不断地四处扩张并为此连连征战。他们在马背上游荡着，希图以武力为自己获取一个理想的家园。著名俄罗斯历史学家C·索洛维约夫把古罗斯形容为“犹如风滚草似的流动的罗斯”，认为这种流动性或者说是“液态因素”延缓了古罗斯的发展。这种人性不足的过于原生态的生活，使俄罗斯人最初就缺少理性的根基，受制于一种无个性的民族自然力，神圣和罪孽对他们是同样的永恒的诱惑。同时他们又有着极强的群聚性，性格勇猛强悍，灵魂躁动不安。

由于诺夫哥罗德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有许多不利于发展的因素，留里克的继承人奥列格决定向基辅进军。他在占领了基辅以后又四方征讨，把斯洛文人、克里维奇人、德列夫利安人、谢维利安人、拉迪来奇人等斯拉夫人部落及麦里亚人、维西人、楚得人等非斯拉夫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样一来，历史上就形成了一个以基辅为中心的国家——基辅罗斯。它实际上是后来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共同的国家，这是一个极其野蛮的杂种国家。它的统治者们野蛮且贪图享受，沉湎于吃喝玩乐，而掠夺财富的手段十分残酷，其“索贡巡行”是众所周知的丑恶。这一切最后引发了德列夫利安人与基辅罗斯的血腥冲突。德列夫利安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了基辅罗斯的伊戈尔大公，伊戈尔的妻子则对德列夫利安人进行了多次罕见的残忍报复，大有不将其赶尽杀绝誓不罢休之势。

而在基辅大公们攻打拜占廷的过程中，古罗斯人再次表现出了极度的野蛮和凶残，他们不仅疯狂地掠夺财物，而且焚烧教堂，毁坏宫殿，对抓获的战俘，“或砍杀，或酷刑折磨，或作箭垛射杀，或投入大海”，真是残忍得无以复加。按拜占廷史学家的记述，伊戈尔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更是不屈不挠，骁勇无比，生性大胆而易冲动。基辅罗斯的史书上记载，斯维亚托斯拉夫在战斗中“步履矫健，身轻如豹”，出征“不携锅灶，不煮食肉类，只把切成薄片的马肉、兽肉或牛肉，架在火堆上炙烧而食”，夜宿“不搭设帐幕，不铺鞍垫，枕马鞍，露天而眠。”

由此可见，一些人所说的俄罗斯人从蒙古接受的那些“丑陋不堪的东方因素”，实际上也是生活在东欧平原北部的古代东斯拉夫人所固有的特征。诸多地理、气候、人文、政治、经济等条件，造就了俄罗斯人与众不同的独特性格，其基本特点早已有之，并非仅仅从蒙古移植而来。至于蒙古人对俄罗斯人二百多年（1243－1480）的统治，确实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严酷破坏了俄罗斯本就不甚文明的社会文化，使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不仅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可以说进入了一个退缩的时代。不过，相对而言，蒙古人对俄罗斯在诸多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并不太大，他们对俄罗斯人的统治是通过少数俄罗斯的王公贵族进行的，并未采取直接占领的方法。

从另一方面说，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这种征战本身，打破了东西方之间的阻隔，也打开了俄国与亚洲交往的大门，俄罗斯开始睁开眼睛看亚洲，受到亚洲的吸引。而且，蒙古在治国安邦等方面的经验使俄罗斯的统治者受到积极效法，蒙古人的许多管理国家的办法在俄国一直沿用下来。但总体而论，俄罗斯从蒙古接受这一切都是被动的，迫不得已的，加之，蒙古崛起的时间并不久远，所以，它对俄罗斯的影响，尤其是在精神文明和文化心理方面远不及文明古国拜占廷的影响那么深远。

拜占廷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当然占据最重要地位的是基督教。由于俄罗斯人原来的多神教信仰十分原始粗陋，弃绝它并不十分困难，而且，古代的俄罗斯人享有发达的神秘主义直感，他们在实现由多神教向基督教的信仰改宗的时候，相对而言进行得比较顺利。俄罗斯从拜占廷接受的东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是一种世界观。俄罗斯人先知的预感、神秘主义沉思、接受启示的心境、宗教使命感和弥赛亚精神，显然都源于拜占廷的宗教和文化。

由于当时拜占廷的费拉文化正处于鼎盛时期，对俄罗斯产生了极强的催化力。除宗教以外，当时在西欧广为流行的占星术，还有通灵术，以及字母、货币、建筑和装饰艺术等都从拜占廷进入俄国，所以有人说，俄罗斯在上述诸方面都是“拜占廷的女儿。”可以说，以东正教为核心的拜占廷的人文精神进入俄国以后，逐渐深入到俄罗斯人的心灵之中，点燃了俄罗斯固有的多神教灵魂的神秘主义激情。这其中才真正隐藏着俄罗斯人的费拉宿命。

甚至在拜占廷走向衰败以后，俄罗斯人仍把教会视为精神积极性的源泉，依然在追随希腊的传统。所以，要看俄罗斯人的灵魂如何，不应该仅仅从他们与谁相邻而居的地域的概念来认定，而主要应该看这一民族自身的文明发展历程及在这一过程中吸纳的适应其需要的影响。如果一定要说俄罗斯有两种灵魂，那么，并非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来自东方和西方的两种灵魂，而是东斯拉夫人固有的灵魂和东正教的灵魂，确切些说，是这两种灵魂的融合，这决定了俄罗斯民族的根本异质性特征。

1240年蒙古人征服了俄罗斯大部分国土，并以伏尔加河为中心，建立了金帐汗国，从此开始了长达240年的蒙古统治时期。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是蒙古人统治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主要承袭了中国的政权模式。这一模式又为以后俄罗斯国家的政权体制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使刚刚接受了西方文明的俄罗斯人急转向东，这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俄罗斯的经济文化发展，而且阻碍了同欧洲的联系，这使得俄罗斯与西方文明之间的距离扩大了。虽然蒙古人统治罗斯长达240年之久，但始终没有使俄罗斯彻底东方化。因为罗斯人仍然保留着本民族的语言俄语，仍然保留着基督教，即东正教的信仰。

（四）俄罗斯废垃的借酒浇愁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有关采取降低酒类消费措施的会议上称，酗酒已成为俄罗斯的“民族灾难”，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系统治理，特别是要预防年轻人的酗酒问题。据统计，目前在20岁到39岁的俄罗斯人中，38%有酗酒的毛病；在40岁到59岁的俄罗斯人中，这一数字上升到55%。

俄罗斯人对酒的“喜爱”是世界闻名的，他们借酒浇愁，使一个彻头彻尾的酗酒民族，组成了一个酒鬼社会，烈酒伏特加更是被许多百姓看作生活必需品。俄罗斯人会把楼下的长凳、公共汽车站的椅子、河边的草地当作“临时酒吧”，有些人甚至喜欢边走边喝。年轻人深受这种“酗酒文化”的影响，在莫斯科街头，经常可以看到三三两两衣着时尚的年轻人把酒言欢。

虽然朋友间偶尔小酌并非什么坏事，但若不加节制地喝酒，不仅有损健康，而且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据《俄罗斯报》报道，俄罗斯人年均消费纯酒精达18升。梅德韦杰夫对此非常震惊，他认为当今俄罗斯人口下降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关。

其实，酗酒是很长时间以来困扰俄罗斯的社会问题。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曾在1925年颁布了限制造酒业的法律，1928年又成立了反酗酒协会。1950年代及1980年代，苏联政府都曾颁布严格的禁酒令，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禁酒令带来了全国性的食糖短缺。原来，不少食糖都被酗酒者用来在家里酿酒了。这种私人的酿酒设备非常简陋，许多有害的物质不能过滤干净，对人体的损害很大。为了过酒瘾，有人甚至饮用一些含有酒精的化学液体。一个酒鬼社会是无法通过禁酒令来取缔的。

近年来，俄罗斯政府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来治理酗酒问题，例如禁止向18岁以下的青少年出售酒精饮料，严格限制酒类生产和流通，严格限制酒类广告，严惩酒后驾车等。但用梅德韦杰夫的话来说，“情况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这一次，俄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年轻人身上。梅德韦杰夫开出的“药方”包括：遏制年轻人酒类产品消费上升的势头；规范啤酒等低度酒精饮料生产行业，严格禁止在学校周边销售酒精饮料；积极开展预防年轻人酗酒的活动，帮助年轻人树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不可能成功，因为俄罗斯费拉必须借酒浇愁。

有人甚至说，俄罗斯人具有酒神崇拜的狂欢文化。他们把希腊的酒神崇拜的狂欢性变成了日常生活。酒神崇拜只是希腊人生命的临时释放，但到了俄罗斯人这里却变成了经常的非理性、充满了蛮夷的要素。

俄罗斯人的这种狂欢文化不仅表现在各种节日（包括一些宗教节日）和庆典之中，而且表现在日常生活的饮酒文化中。俄罗斯人酷爱饮酒举世皆知，他们不仅是为了享受酒的美味，而且是为了追求饮酒后心灵的无拘无束的自由感，以求进入酒神状态、获取酒神狂欢的激情，并自由地释放出东正教教堂金顶压抑下的这种激情。这可以说是俄罗斯人生命理想的一种象征。“这其中有原始生命冲动，也有神秘的心灵感应”，“人的粗野、原欲和竞争都在这种文明许可的形式下……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并且，俄罗斯人的狂欢行为远远超越了庆典框架的约束，他们经常在朋友间举办的宴饮、聚会上边饮酒边载歌载舞，尽情地表现酒神带来的灵感和迷醉，以及蕴藏在生命中的潜在热情和冲动。当然，对于苦难深重的社会底层的俄罗斯人，饮酒后民族狂欢性格的充分抒展，也是灵魂的暂时解脱。 

对于这一充满心理和性格矛盾的民族，一位西方学者作了不乏尖刻的精彩概括：“俄罗斯文明显示出一种奇妙的混合特性，既有违抗不得的纪律，又充满着冷酷无情的压迫，虔诚中夹带着暴力，祈祷神明而又亵渎它们，充满着音乐但也非常粗俗，忠诚而又残忍，一副奴隶似的卑微却时而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英勇。这一民族无从发展出和平的美德，因为面对着漫长的冬天和待不到黎明的冬夜，他们必须要战斗，而这是一场苦斗，他们要战胜横扫冰封大地的凛烈极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

（五）俄罗斯废垃的情绪化

 

有人指出：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但是，俄罗斯民族还是表现出了一些具有共性色彩的民族性格。例如，俄罗斯民族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民族，是个非常爱走极端的民族，它的民族性格中经常会体现出左右摇摆的不稳定性。实际上，人的性格都是有两面性的，我们说这个人坚强，但他有的时候又可能是脆弱的，但是，一个人性格的左右摇摆毕竟是在一定的幅度之内的，否则，性格就失去了界限。不过，在俄罗斯民族的性格中，这两极之间的距离非常大。举个例子：俄罗斯人非常剽悍，是英勇善战的，从历史上看，他们赢得了很多次世界规模的战争，否则他们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疆土，那都是靠战争和扩张赢得的。但是同时，我们也会觉得俄罗斯人有时是非常多愁善感的，很犹豫彷徨的。

以前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写过《俄罗斯命运》一书，他在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德国是欧洲的男人，俄罗斯则是欧洲的女人。我当时觉得很惊讶，因为我感觉俄国人是太男人化了，怎么会是欧洲的女性呢？当我在俄罗斯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觉他的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经过和俄罗斯人的交往，我发现他们还是有犹豫彷徨的一面，优柔寡断的一面。我想，通过喝酒这件事，就能感觉出俄国人的这种矛盾的性格。大家都知道，俄国人酗酒成风，有许多人都染上了酒瘾，其中包括女人和老太太。他们和中国人不一样，在中国，喝酒是一种交际的润滑剂，而俄国人却不一样，他们喝酒有些近似于吸毒，他们喝酒就是为了醉倒。因此，和俄国人喝酒不必劝酒，他会自己先把自己灌醉的，因为酒是好东西，可以让他享受一下。但是，在喝完酒以后，一多半的俄罗斯人都会变得非常伤感，会和人谈起非常伤心的事情，甚至声泪俱下。在这个喝酒的过程中，俄罗斯人既豪爽又脆弱的天性得到了典型的体现。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另一个矛盾性的现象，就是粗与细的并存。俄罗斯民族性格中间有很粗糙的一面，同时也有非常精细、精致的一面。

在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可以说在那里看到了真正的芭蕾。为什么一个在生活中显得大大咧咧的民族，却能把这样一种精细的艺术玩得最好呢？还有一个例子，在莫斯科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的宇宙馆里有对模型，展示的是1975年美苏一次太空合作的成果，一边是美国的“阿波罗”太空舱，一边是苏联的“联盟号”太空舱，这两个航天器能在空中对接，就说明它们在科技水平上是无高低之分的，但是，将它们放在一起则不难看出，美国的东西做得非常精致，而苏联的东西外表却显得很粗糙。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在航天、军工等高技术领域一直保持着国际一流水平，可是轻工业却长期上不来，这和他们的民族性格是有关系的。俄罗斯民族性格中间还有一种分裂的东西，就是大度和狭隘的二元对立。他们是非常乐于助人的，在处理国家间的关系上是比较大度的，但另一方面又往往显得非常小气，颐指气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关系。中共国成立后，苏联对之进行了几百个大工业项目的援助，那种“无私援助”的规模和力度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很罕见的，中国的工业底子基本上还是那时打下的。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分歧之后，俄国人很快就撤走了所有的专家，撕毁所有的项目合同，使中共蒙受巨大的损失，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俄罗斯能在几年之前“无私”帮助你，几年之后又那样撕破脸皮，这种左右摇摆、忽冷忽热的性格就是俄罗斯人的真相。

（六）俄罗斯废垃的两面性

俄罗斯虽然费拉人群，但是比起汉人来，费拉性质似乎还不是那么充分，以致有一位汉人如此评价俄人，使我们看到的是不同于费拉人群文化民族的遗俗：

《观察俄罗斯人的性格浅谈与其和睦相处》

由于女儿的特殊原因，这一年我两次远赴那个神秘国度。期间，接触到不少俄罗斯人。众多人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的博文里经常称其为“神秘国度”，这个称谓的确是名副其实。正如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所说：“用理性不能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无法衡量他。”这也许和这个国家的悠久历史，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文化底蕴，国际地位等诸多原因有关吧！对于那些准备远赴那个国度留学和一定要与其打交道的人来说，定要通过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才能很快的融入他们的世界，才能与其和睦相处。

那个民族的人自尊心很强：目前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很快，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但是总体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毕竟在解体前在世界还是占有首要地位的。所以那的人们基本上是不崇洋媚外的，在大街上是很少能看到带有英文标记的路标或指示牌的。如果你不用他们的国语而使用英语的话，即便能听懂，他们也会对你不屑一顾的。有很多的人还不了解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始终认为我国比较落后。对于他们的骄傲和固执没必要太在意。只是自信的与其相处，用高尚的人格品性打动他们，很快就可以和他们结为朋友。

那个民族的人性情容易急躁，易怒。在热闹的马路上开车的人们，车速都非常的快，几乎每辆都是风驰电掣。你在上下公车时，必须速度很快。否则，一是你身后的人们如果嫌你下车太慢会一把将你推开，飞奔而去。另外，司机只有一时的耐心而缺乏持久的耐性。

那个民族的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比较极端：当地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在超市还是一家小小的商店。他们的时间观念都会很强，即便超过下班时间一分钟，都会示意你走出商店的大门，不要再继续排队。如果是国内的商家不会把上帝轻易放走，有钱不赚岂不是傻子。在停车场里，即便刚刚过了一分钟也要按照一个小时的标准收费。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在乘坐火车时，会有水，饮料，酒，食物等供大家分享。

那个民族是个勇敢坚强的民族：这是一个有着较强的军事色彩的国家，在历史上出过像库图佐夫、彼得大帝，苏沃洛夫……世界著名统帅。这个民族有着很强的凝聚力，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不屈不挠的顽强的战斗精神让世界为之惊叹。年轻人们的婚礼仪式之一即是要在烈士纪念碑前献花。他们非常具有男子汉气概，对孩子从不娇生惯养。在街上，只要是会走的孩子就必须独立行走，绝对不会有人背着抱着。

那个民族的人们绝对文明礼貌，无论在任何任何场所，印入你眼帘的都是风度翩翩，穿戴整齐很讲究绅士风度的人们。不管你走到哪里，只要是在公共场所你都会看到整齐的队伍，绝对不会有人插队。在超市和商场或地铁的电梯上，都会看见所有的人整齐划一的站在右侧并经常可以看见男士向女士挥手示意，女士优先。那里的人们还是有很高修养的，不讲礼貌的人绝对会让人们看不起的。

宗教是那个民族的人们文化生活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他们的生活习惯结合紧密。宗教情绪浸润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其内心活动和言行规范。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信俸东正教，一定要尊重他们这一点。

相信了解上述这些对与他们的和睦相处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七）俄罗斯废垃的在劫难逃

有人把俄国比作一个垃圾箱，说它是靠沙皇政府这一条生了锈的铁箍才勉强维持着。列宁也说过这样的话：“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这样，大多数人民都在受压迫，大俄罗斯民族在全部人口中仅占43%，还不到一半；其余属于其他种族，是没有权利的。在俄国一亿七千万总人口中，约有一亿人口是受压迫和没有权利的”。

1941年，斯大林的压迫比任何沙皇的压迫更为严重。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罗的人、哥萨克人、高加索人，以及其许多的少数民族，都不会忘记他的十年集体化政策（1928—1938年）所带来的恐怖死亡。在这十年期间，大约有两千万人被屠杀、充军和饿死。在1941年，仅仅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三个小国中，就有四千万人渴望着解放。所以为了瓦解俄国这个庞然大物，进军苏联的希特勒所要做的，本来只是以一个解放者的身份进入俄国境内，终止共产党的集体化的政策，恢复民众的私有财产制度，这样德军就能赢得少数民族的拥护，还可以瓦解斯大林的红军，因为这些乌合之众大部份是由集体化以后的破产农民组成的。

这就是斯大林害怕德国人入侵的原因，而且斯大林也不相信德国人会愚蠢到“只用军队来进行战争。”可是希特勒偏偏犯了这样愚蠢的错误，没有用“统一战线”来瓦解苏联，而想一步到位地吃掉苏联。

如果德国把一些类似1918年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建议》之类的宣传品带入苏联，那么苏联也会像一战时的德奥同盟国一样崩溃。希特勒实际上不必从进攻莫斯科的队伍中分兵去征服乌克兰，因为乌克兰人会自动向他投降的。例如，苏德战争初期的大量苏联俘虏不是由于德军战术成功，而是由于苏联的民族问题。

可是希特勒却太天真了，他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他宣布俄国居民是“贱人”，并决定要进行一次灭种的战争。如果德国采用的正确的政策，抓住了对苏联的重点打击，苏联是必然会瓦解的。希特勒似乎是痛恨布尔什维克的，但他为什么不利用苏联内部那些同样痛恨布尔什维克的人呢？这是由于过份的种族主义而引起的，是缺乏策略的表现。因为过于自信而没考虑除了军事手段之外的方法，所以说德国人不精于谋略，也是有其道理的。

1941年6月22日，德国开始入侵苏联。到9月26日，基辅之战结束时，大约有一百五十万苏联军人成了战俘，而到圣诞节前，又有一百万人被俘。安德尔斯将军曾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大批的人被俘时。说：许多军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俄国改变制度的机会，他们希望德军胜利，所以便大批地投降……许多苏维埃的高级官员也跑到敌人德国这边来了。并表示要对苏维埃作战。这是初期俘虏远大于后期俘虏的主要原因。

德军被当作解放者而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乌克兰人把希特勒当作是“欧洲的救世主”：《戈培尔日记》，第135页这样写道。而白俄罗斯人急于要与德军一起作战。古德里安说：“乡村里的妇女用木盘子装着牛奶、面包和鸡蛋送给我们吃，并且拦着我们的车子，一定要我们吃完了，才准我们走。”克恩写道：在罗斯托夫“全城的人民都等待在街道两旁，欢迎我们的到来……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突然的转变。布尔什维主义已经不存在了，敌人也已经走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遇到的都是人民的挥手和笑脸……苏维埃帝国正处在崩溃之中。”

在苏联极端残忍的统治下费拉人民对德军的美好向往，苏联在和平时期大量的无辜死亡证明了苏联统治的费拉是如何不幸。俄罗斯人并不占多数，民族矛盾自始自终都没得到过解决，正是布尔什维克高压强制的统治维持着整个苏联，从战后也可以看到，即使没有遭到入侵，苏联最终的瓦解也是必然的，因为其根本缺乏一个维持各族费拉“团结一致”的基础。

俄罗斯本身不到一半人口，而其内部潜在的敌人如此之多，以至于俄军崇尚攻势战略，是因为害怕被入侵，受压迫的人民被解放，从而成为其敌人强大的助力。希特勒在战争中最大的错误来源于希特勒本人就是一个早期的德国共产党分子。

在1942年，在波兰的官员贝尔霍德博士曾经告诉冯·哈塞尔说，对俄国人和乌克兰人的野蛮虐待是“前所未有的”。克恩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指出：那时候，布尔什维主义在政治上本来已经破产，但它又被希特勒、希姆莱和他们的助手们挽救过来了。这些人早期都是共产党员，结果用共产党的方法激起了苏联人民的反对拿破仑式的入侵者的精神，德国人才使布尔什维克从他们的梦幻中建立起了一种政治联盟，并提出“卫国战争”的口号。高尔利兹也说：事实上，德国人不是想摧毁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只是要奴役斯拉夫民族，这是在整个战争中最致命的错误。

如果德国把战争的目标定向为消灭布尔什维克，而利用一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民族和个人，打着“解放受布尔什维克的压迫人民”的旗号，那必将受到更多的助力，同时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后方将会日益稳定。那样就能比1991年早半个世纪让苏联解体，还能提供相当的人力物力进一步增强德军力量。

政治上的弱点和民族问题是击败苏联最重要的根本理由。可是德国恰恰忽略了这个重心，所以无论军事上多么的努力，也不能改变其失败的结局。但尽管如此，俄罗斯费拉还是在劫难逃，其帝国苏联只比希特勒多存在了半个世纪都不到（1945—1991年）。

（八）废垃居民的共同命运

回顾一下1547年，原是欧洲国家的俄国伊凡四世向东扩张。伊凡四世在1552年攻灭喀山汗国，令俄罗斯能够越过乌拉尔山脉吞并地域辽阔的西伯利亚，后与中国的领土接壤，亦因此能够使俄自清代以来，通过战争、条约、调停法理拥有了中国的一些领土。从沙俄至苏联占领的中国现代的固有领土包括（自东向西）：库页岛、乌苏里江以东土地、黑龙江北至外兴安岭土地、贝加尔湖以东土地、唐努乌梁海等。苏联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乘机控制中国东北。另外，苏联在外蒙古独立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

中国之所以通过共产主义制度而遭到苏俄的奴役，确实因为中俄之间有些共性：一是同为费拉民族，而是共同遭受过蒙古奴役。

回顾彼得一世的“改革”，其实是俄罗斯费拉的退化努力：也就是从“后民族阶段的帝国退化为前帝国阶段的民族”。这很有些类似清朝的戊戌变法，都是费拉居民企图现代化、也就是退化为文化民族的民族国家的努力。难怪当年的康有为还写了《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

从彼得一世起，一个“自上而下”大规模学习和赶超西方民族国家的改革开始了，彼得一世企图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把俄国拖回文化民族的阶段；而所谓的“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人采用西欧成果”，不过是表面现象。

德国女人叶卡捷琳娜二世推进彼得一世的“改革”当然更加得心应手，她使俄国在西方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同时她引进法国的启蒙思想，使俄罗斯进一步深入接触了西方文明的精髓。但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无论他们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走得多远，都无法改变俄罗斯费拉的命运：“不愿将改革扩大到专制政体，不愿限制专制君主的权力”只是其结果，不是其原因。

在《〈零八宪章〉与君主立宪》一文中我曾经论述：

现代中国的政治表现之所以令人一再失望，是因为人们采用了一种本不适于它的标准去衡量它──那就是从西方世界传来的“民族国家”〔Nation〕观念。现代中国人不是所谓的“民族”，而是“群众”，是“费拉居民”〔Fellah type〕，由一群没有传统的盲流、见风转舵的风派，尽管它有时体现为顽固不化的钉子户、浑浑噩噩的乌合之众。有结构有形式的中国民族溃散了，消隐在这些无结构无形式的“黔首”中。所谓“费拉居民”是指一种人类类型〔Fellah type〕，而费来社会就是由这种人类类型组成的社会。“费拉”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在其《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下卷《对世界历史的透视》中，运用的一个术语，原意指“阿拉伯世界的农民”，衍生意义则是指所有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包括晚近的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臣民、以及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印度和中国的居民，汉人是一种典型的费拉类型的人。而最典型的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

在费拉、痞子的掌握下，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国家〔State〕，而只是盘踞在群众头上的“政权”。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以及近代以来的“民国”、“党国”，皆此类也。所以，正如多党代议制不能有效整合苏联以后的俄罗斯联邦，多党代议制也无法在可以预测的未来整合中国。议会民主对于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灾难〔而不仅是“政治危机”、“道德信仰危机”、“社会制度与文化结构的危机”〕的中国来说，似乎是过于奢侈的东西。而滥用奢侈品的苏联，正如它的基础俄罗斯酒鬼一样，最终只能被民族自决所分裂、瓦解。以前的东欧小国和将来的古巴、北韩、越南之类的“省级国家”，仿行西方式的或南韩式的体制，在战略整合和技术操作上还是可以行得通的。但中国与苏联这种“各民族的监狱”、内陆强权的心脏地带，一旦放弃专政集权的帝国体制，就会陷入不断裂变瓦解的循环中去；因此，为了维持国家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多民族的政治实体，最多演化为“开明专制的精英政治”，而无法变成“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因为中国与俄国，毕竟和印度、美国这些“英式联邦国家”〔起源于英国殖民地〕的背景，区别很大。

其实，如果要贯彻英式的逻辑，就应该把这一逻辑贯彻到底。那就是，不仅用“民族国家”的标准去衡量中国，而且用“民族国家”的标准来改变中国。简单说，就是要把中国从受人指责的“民族监狱”,变成受人尊敬的“民族熔炉”。像美国那样。美国居民的种族来源、民族成分极其复杂，堪称世界第一。但在“独尊英语”的“熔炉作用”下，各色人等被一概熔化，整合成为毫无例外的“美国人”，现在连半黑半白的奥巴马都有机会成为总统。但愿这也是中国的未来。这样的未来，使得现在少数人鼓吹的“中美共治”、“中美共同体”〔Chimerica〕，可能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九）总结

如果说，现代中国作为“各民族的监狱”、专政集权的帝国体制，其基础是费拉居民的社会，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主国苏联及其继承人俄国呢？制造了“各民族的监狱”的俄罗斯人是否像汉人（唐人、华人）一样，也是所谓的费拉居民呢？

现在答案已经很清楚了：俄罗斯人确实像汉人（唐人、华人），也是所谓的费拉居民。

俄罗斯人的费拉性质，一是来自拜占庭帝国的遗产，一是来自蒙古帝国的遗产：拜占庭帝国都是统一帝国，都是制造费拉的垃圾场。而且俄罗斯人还是拜占庭帝国和蒙古帝国所制造的双重费拉。只是由于，俄罗斯人是被动地而非主动地成为费拉，所以还不是费拉的主体民族，所以俄罗斯人的费拉性质要比中国人的费拉性质轻一点。

历史家们常常讨论：为什么蒙古人能够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成功地屠杀了一亿多各族人口、超过蒙古自身人口的百倍？

我们发现：蒙古人成功侵犯的都是费拉居民：中国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以及拜占庭化的俄罗斯人……和后来的印度人。

蒙古人在对待和他们一样野蛮的突厥人、日本人、爪哇人、日耳曼人方面，就远远不像他们在对待费拉居民方面那样成就非凡了。这是因为：征服废垃人容易，征服野蛮人困难……

在比较“征服文明人”和“征服野蛮人”方面……南朝中国类似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得以保全；北朝中国类似西罗马帝国，亡于蛮族入侵。中国和欧洲的区别在于，北朝中国比下罗马帝国较快地重新整合起来，并吞了南朝中国。而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则独立面对蛮族长达千年，直到十五世纪才最终倒下。

在延续旧文明的意义上，拜占庭是成功的，但是从开创新文明的意义上，西罗马才更为成功。

在延续旧文明的意义上，南朝中国是成功的，但是从开创新文明的意义上，北朝中国才更为成功。

拜占庭的成功的，产生了俄罗斯这样一个半死不活的孽种；而西欧（西罗马的故地）虽然迟迟无法重新统一，却在一千五百年间（公元500——2000年）创造了高度辉煌的文明。

北朝中国相比西欧（西罗马的故地）早统一了一千年，早辉煌（唐宋）也早衰落（元明清），所以近代中国人才更像拜占庭化的俄罗斯人而不像西罗马故地的西欧人。

由于中国文明进入南方较晚，所以第一期中国文明的重镇在北中国，但由于五胡乱华的影响，北方文明遭到蛮族摧毁，结果南朝的费拉化程度高于北朝。在第二期中国文明里，由于五胡乱华和安史之乱的后果，文明重镇逐步转移到了南中国。在现代中国，由于北方的持续衰落，北方人的费拉化程度似乎要高于南方人的费拉化程度；但是如果把港澳台当作现代的南朝，还是可以看到：由于逃避了共产党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等野蛮化过程，港澳台尤其是港澳的费拉化程度还是高于中国大陆。

不过，这也给予现代中国人以开创“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绝佳良机。

（另起一页）

第二节

俄罗斯就是现代蒙古人

俄罗斯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2007年于莫斯科出版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内容大部分根据苏联解体后释出的极机密档案，2012年英文版问世后，在西方世界引发很大回响，中文版2015年5月在中华民国台湾发行。他近期受访谈起密档记录的这位一代鸟人，与“领袖”的形象实在相差太远。

《苏联档案解秘：斯大林一手催生新中国，毛泽东没胆走自己的路》（杨芬莹）指出，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器械不足、没钱没势的松散组织，能够崛起、壮大，最终打败国民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得归功于苏联共产党与其杂种独裁者斯大林（1878——1953年，父亲是一个奧塞提亞人鞋匠，母亲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农奴）的大力扶植；莫斯科的指挥、影响，延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近二十年时间，直到文革开始才告一段落，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又有死灰复燃之势。

苏联自1917年蒐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档案，因此别具参考价值，且内容很多抵触中共自我美化、变造历史的宣传，杂种老子斯大林与汉奸儿子毛泽东的关系，便是明显一例。

1、没有苏共、没有中共

一般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拿下江山，主要是草根百姓挺身对抗阶级压迫，争取自由、平等、人权，而毛泽东一执政，就积极走自己的路，脱离苏联控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尽管他私生活糜烂、滥杀无辜，毛泽东仍然是让中国脱离半殖民地耻辱的国家英雄。

但是苏联密档记载的情况，却是很不一样的历史：毛泽东得天下，有赖莫斯科出钱、出力、提供武器，国共战争就是苏联赤化全世界的革命行动延伸。

2、蒋介石说得才对

苏联密档记载的，却是很不一样的历史：毛泽东得天下，有赖莫斯科出钱、出力、提供武器，国共战争就是苏联赤化全世界的革命行动延伸。

正如蒋介石1927年公开反共的理由，当时蒋主张，布尔什维克（苏联共产党前身）品牌的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沙皇主义，其对华政策，就是把中国“苏维埃化”……，只是这些国民党强调多年的真相，没什么人相信。因为国民党自己就是引进赤祸的始作俑者，其国父孙中山实在罪不容诛。

蒋介石说得对，也是因为他自己就曾经身为国共汉奸集团的一员，甚至在投靠苏联卖国求荣的孙中山手下充当黄埔军校的校长，后来又顺着杆子变成了“北伐军”这支苏联雇佣军的领袖。只是在1927年“四一二清党”以后，他才开始与苏联保持距离，做了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以后的1960年代才开始做的事情。在各个方面，正如毛泽东自己招供的，他毛弟弟确实是步步紧跟蒋哥哥介石学习的，即所谓“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将接收到台湾以后推行的“白色恐怖”，其实就是翻版了斯大林的红色恐怖，只是在政治上受制于美国，不得不保留一个“自由世界”的外壳。

“1930年代初期，中共领导人圈子普遍是这样的状况。就中共而言，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程度的独立自主。财务上完全依赖莫斯科，瘫痪了共产运动的领导人。他们最多或许可能反对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但绝不敢冒犯克里姆林宫本身。”（《毛泽东：真实的故事》249页）。

根据苏联解密档案史料，毛泽东能够成为领导人，全赖斯大林为他打造伟大形象，积极推动个人崇拜。潘佐夫的祖父——苏联著名中国史专家乔治·爱伦堡（Georgii Borisovich Erenburg），1930年代便就曾接受苏共委托，为毛泽东立传。

3、斯大林操弄派系，毛泽东夹缝求生

斯大林与共产国际（Comintern）1927年才注意到毛泽东，当时他赴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主张激进农民革命，报告被翻译成俄文发表，苏共第二把交易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看到报告，才把此文引介到苏共中央。这篇文章显然是文革的先声，由此可见，文革虽然反苏，但苏联自己对这个后果负有直接责任：真可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当时还有王明、博古、周恩来等中共高干，在共产国际不同派系支持下，争夺中共领导权。毛泽东主张“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与莫斯科下达的“工人革命”路线不同，刚开始屈居下风，政治地位忽上忽下、朝不保夕，他也常藉口身体不适，不出席党内会议。

潘佐夫说，其他派系看他不顺眼，好几次上书莫斯科，要送毛泽东过去“接受医疗”，就是送交党中央管训的意思。当时许多中共高干例如瞿秋白、李立三等人，一到莫斯科，就面临被共产国际的老子们批斗、逮捕、殴打、折磨扣留、甚至遭暗杀的风险。这就是汉奸们的悲惨处境。

4、毛生毛死，斯大林一念之间

鞑靼老子斯大林可以轻易除掉汉奸儿子毛泽东，但野兽斯大林更想透过操控派系斗争，巩固自己在狼群里的领导权威，于是坚持毛泽东“留在中国治疗”，目的在于牵制操纵周恩来、项英、王明、博古等汉奸走狗。

1935年后，鞑靼老子斯大林才决定厚爱汉奸儿子毛泽东，推动毛个人崇拜运动，帮助他提高国内声望，另一方面加强对毛的垂直控制。潘佐夫书中写着：唯有把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俄国式、以领袖为中心的党（斯大林化），未来与国民党的内战才能确保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斯大林化，需要强化其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以及完全压制党内反对派，即使没有真正的反对派存在，也不妨编造出来。在这些方面，斯大林经验丰富，可以帮毛泽东大忙。

档案资料显示，1938年斯大林打算于共产国际公审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李立三、杨尚昆、董必武、瞿秋白在内的共产国际官员（中共指标人物），后来才打消念头，但整肃名单上，从来没有出现毛的大名。

5、斯大林跟前毛是胆小而怯懦的儿皇帝

对日战争胜利后，莫斯科原打算只与国民政府交涉，不坚持参搅国共内战。但蒋介石失策于1946年与苏联划清界线，激怒斯大林下令苏联军队，把东北地方接收的日军武器、利益，整批移转给毛泽东党徒，中共才能迅速拿下中国江山。

毛泽东非常尊敬斯大林，视他为伟大导师，认真奉行斯大林主义，建国初期北京重要人事任免，莫斯科点头才能生效，俄中的主从关系，没有商量余地。1949年中共执政后，毛泽东首次访问莫斯科，斯大林长达30天时间不见不理，潘佐夫说：斯大林故意要这么干。他要折辱毛泽东，给他一个教训，别再趾高气昂。他实际上在告诉毛泽东，在这里我讲话才算数。我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你算哪跟葱？你是我底下的小学生，你得照我的话去做事才行。

回到中国后，克里姆林宫持续窃听中南海，派员（尤金）就近监视毛言行，而且多次公开羞辱北京，但毛泽东始终紧紧追随，按耐着性子向主子一再表示效忠。

除了强势干预中国政局，斯大林从未放弃“社会主义接管全球”的念头，他为了削弱美国实力，鼓动北韩金日成发动统一战争（韩战），强逼残破厌战的中国人“抗美援朝”，3年内死伤90多万兵力，毛长子岸英也阵亡。但毛泽东直到斯大林（1953年）死后，才敢脱离苏联模式。

6、如果斯大林多活十年？

没有斯大林，就不会有后来的毛泽东，今日中共也绝对会是不同局面。如果斯大林多活十年，中国会不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潘佐夫说，身为历史学家，研究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若试着推估这些假设性问题的答案，他说：毛是个尊重暴力的人，他害怕斯大林的拳头。斯毛关系在1950年韩战问题上急速恶化，毛泽东觉得他很难取悦苏联老子，如果斯大林活得更长，也许毛泽东会延后跟苏联决裂的时间，情况当然会有很大不同。斯大林对苏联外交、政治权力的掌控非常强势，随着身体健康、个性偏执急速恶化，最后几年，他对待毛泽东的方式越来越恶劣，毛虽然吃不消斯、却也敢怒不敢言，除了实力相差悬殊，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有着发自内心的崇敬，生前领导风格——大搞个人崇拜、编造政敌、完全压制反对意见，始终奉行斯大林路线。最后毛泽东垂死挣扎，导致文革惨剧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陪葬了。

……

谢选骏指出：平心而论，潘佐夫毕竟是俄国人，即使反对苏联，那也无法看透事情的全景，因为他还是身在其中，何况其祖父就是漩涡中人。

平心而论，整个苏联，就是一个侵略集团，1917年的十月革命，就像1206年的蒙古大会宣告“成吉思汗”一样，宣告了一个屠杀人类的世纪开始降临。

“成吉思”为蒙古语的汉语音译，“汗”也是蒙古语的汉语音译（突厥语又译为“罕”或“合罕”），原义为“父主”（类似于现在宣传的“大大”）；大部落首领多用此称号，汉语意译为“酋长”或“头目”。

大汗与皇帝这两种称号，意思并不一样，大汗（“大大”）是盟主或霸主的意思，为军事最高首脑，底下各邦盟高度自理且有互相攻击的可能；皇帝则指集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苏联领袖”的含义，显然接近大汗（“大大”），而不同于皇帝。

清初时期，旗民一样有自己的旗主，类似大汉；后以“天无二日”的皇帝观念废除了旗主，“大清皇帝”得以成为旗民的皇帝，并规定称汗不得进贡。

到了1937年，成吉思汗的旗帜才从蒙古中部的黑尚赫山下月亮河畔的寺庙里消失了——虔诚的喇嘛们护卫几个世纪的圣物，在当时斯大林的追随者开展的遏制蒙古文化与宗教的运动中，永远的消失了。但这只是假象。因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斯大林登场了，成吉思汗的旗帜被苏联的党旗甚至斯大林个人的肖像旗帜取代了。

二十世纪末叶，苏联瓦解，但是独夫民贼的阴魂不会消散的。看看下面这些古今相承的阿谀奉承，就知道人性有多么卑贱：

1、金末元初长春真人丘处机，先后拒绝过金国皇帝和南宋皇帝的邀请，却答应前往草原和铁木真（成吉思汗）相见，抵达燕京后，得知铁木真已在中亚西征花剌子模，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西行太远，希望约铁木真在燕京相见，于是在1220年三月写了一份陈情表，在陈情表中，对铁木真的评价是：“前者南京及宋国屡召不从，今者龙庭一呼即至，何也？伏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且当冒雪冲霜，图其一见。”（南京指的是当时的金朝首都开封，1214年，金朝从中都迁都到南京开封府）

2、南宋使者赵珙，1221年出使大蒙古国，在燕京（原为金中都，1215年被蒙古军队攻取，1217年木华黎改名燕京，今北京市）见到主持进攻金朝的太师国王木华黎，回来后著有《蒙鞑备录》，书中的评价是：“今成吉思皇帝者，……。其人英勇果决，有度量，能容众，敬天地，重信义。”

3、蒙古帝国伊儿汗国史学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的评价是：“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充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略城池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

4、明朝官修正史《元史》宋濂等的评价是：“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迹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纪载云。”

5、明朝官修皇帝实录《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给北元阿札失里大王的信中，对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元定宗贵由、元宪宗蒙哥、元世祖忽必烈这五位在一统天下中均作出重要贡献的帝王的综合评价如下：“覆载之间，生民之众，天必择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祸淫，始古至今，无有僣差。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贰，则福祚无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择焉。昔者，二百年前，华夷异统，势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择元君起于草野，戡定朔方，抚有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后嗣不君，于是天更元运，以付于朕。” 

6、明朝官修皇帝实录《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十二月，明太祖朱元璋给哈密国兀纳失里大王的信中，对成吉思汗和元世祖忽必烈的评价如下：“昔中国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余年，后其子孙不能敬天爱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

7、清朝史学家邵远平《元史类编》的评价是：“册曰：天造鸿图，艰难开创；浑河启源，角端呈像；芟夏蹙金，电扫莫抗；栉沭廿年，驱指四将；止杀一言，皇猷弥广。”

8、清朝史学家毕沅《续资治通鉴》的评价是：“太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

9、清朝史学家魏源《元史新编》的评价是：“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夏克金，有中原三分之二。使舍其攻西域之力，以从事汴京，则不俟太宗而大业定矣。然兵行西海、北海万里之外，昆仑、月竁重译不至之区，皆马足之所躏，如出入户闼焉。天地解而雷雨作，鹍鹏运而溟海立，固鸿荒未辟之乾坤矣。”

10、清朝史学家曾廉《元书》的评价是：“论曰：太祖崛起三河之源，奄有汉代匈奴故地，而兼西域城郭诸国，朔方之雄盛未有及之者也。遗谋灭金，竟如其策，金亡而宋亦下矣，此非其略有大过人者乎？又明于求才，近则辽金，远则西域，仇敌之裔，俘囚之虏，皆收为爪牙腹心，厥功烂焉，何其宏也，立贤无方，太祖有之矣。羽翼盛，斯其负风也大，子孙蒙业，遂一宇宙，不亦宜乎。”

11、民国史学家屠寄《蒙兀儿史记》的评价是：“论曰：旧史称成吉思汗深沉有大度，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信然。独惜军锋所至，屠刿生民如鹿豕，何其暴也。及至五星聚见东南，末命谆谆，始戒杀掠，岂所谓人之将死，其言善欤！蒙兀一代，并漠北四君数之，卜世十四，卜年蕲百六十，唐宋以降，享国历数，为由蹙于是者。于戏，可以观天道矣！”

12、民国官修正史《新元史》柯劭忞的评价是：“天下之势，由分而合，虽阻山限海、异类殊俗，终门于统一。太祖龙兴朔漠，践夏戡金，荡平西域，师行万里，犹出入户闼之内，三代而后未尝有也。天将大九州岛岛而一中外，使太祖抉其藩、躏其途，以穷其兵力之所及，虽谓华夷之大同，肇于博尔济锦氏，可也。” 

13、民国史学家张振佩《成吉思汗评传》（1943年版）绪言部分的评价是：“成吉思汗之功业扩大人类之世界观——促进中西文化之交流——创造民族新文化。”

14、台湾历史学家、蒙藏委员会主任秘书刘学铫在《蒙古论丛》一书中，认为只有元太祖成吉思可汗、孙中山、蒋介石三人，才配称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并对元太祖的功绩进行了高度评价：“成吉思可汗不仅奠定了后日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还扩大了整个人类的视界，此外还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最艰难的而最荣耀的一页——征服俄罗斯，他的丰功伟绩，不但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即在世界史上亦不作第二人想，尊之为民族英雄实是最恰当不过的。”

15、1939年，处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成吉思汗做出了高度评价。6月21日，成吉思汗灵柩西迁途中到达延安时，中共中央和各界人士二万余人夹道迎灵，并在延安十里铺搭设灵堂，举行了盛大的祭祀活动。在此次祭祀仪式上，中共中央将成吉思汗正式尊称为“世界巨人”、“世界英杰”，并首次提出“继承成吉思汗精神坚持抗战到底”的口号。延安十里铺灵堂两侧悬挂一幅对联，灵堂正上方有一横联，内容如下：

横联：世界巨人

上联：蒙汉两大民族更亲密地团结起来

下联：继承成吉思汗精神坚持抗战到底

灵堂前面搭建一座牌楼，悬挂“恭迎成吉思汗灵柩”匾额。代表们将灵柩迎入灵堂后，举行祭典。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敬献了花圈。由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代表党政军民学各界恭读祭文：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谢觉哉、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代表滕代远、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高自立，率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圣武皇帝成吉思汗之灵曰：

日寇逞兵，为祸中国，不分蒙汉，如出一辙。

嚣然反共，实则残良，汉蒙各族，皆眼中钉。

乃有奸人，蠢然附敌，汉有汉奸，蒙有蒙贼。

驱除败类，整我阵容，抗战到底，大义是宏。

顽固分子，准投降派，摩擦愈凶，敌愈称快。

巩固团结，唯一方针，有破坏者，群起而攻。

元朝太祖，世界英杰，今日郊迎，河山聚色。

而今而后，五族一家，真正团结，唯敌是挝。

平等自由，共同目的，道路虽艰，在乎努力。

艰苦奋斗，共产党人，煌煌纲领，救国救民。

祖武克绳，当仁不让，太旱盼霓，国人之望。

清凉岳岳，延水汤汤，此物此志，寄在酒浆。

尚飨！

16、1940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4月，在延安建立了“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敬立成吉思汗半身塑像，并由毛泽东题写了“成吉思汗纪念堂”七个大字。在这里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成吉思汗春季查干苏鲁克大祭之日，延安各界举行盛大的祭奠仪式，以蒙汉两种语言诵读成吉思汗祭文。1942年5月5日，蒙古文化促进会还编辑出版了《延安各界纪念成吉思汗专刊》。毛泽东和朱德分别为专刊题词，内容如下：

毛泽东题词：团结抗战

朱德题词：中华民族英雄

17、毛泽东在1964年3月24日，在一次听取汇报时的插话中对成吉思汗、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的治国能力评价如下：“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的，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善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不识字的老粗；刘邦，也不认识几个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识字，是个放牛的。”（毛泽东举例只是为了强调“一些老粗能办大事”，并不是说成吉思汗和刘邦真的不识字，也不是说刘邦只认识几个字。事实上，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三人原本可能仅能粗通文字，但当他们身为帝王时，他们的文化水平已经达到批阅奏折和签署命令的程度，甚至能为唱和文章。刘邦和朱元璋的文化水平不必细谈，相关史书记载很多，至于成吉思汗，元初名臣耶律楚材在《玄风庆会录》一书中提到成吉思汗是可以亲自阅览文件的。）

18、1941年十一月三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对日本及德国、意大利宣战前夕，蒋介石赶赴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对成吉思汗灵寝举行了大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中信代表国民政府恭读祭文：维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三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中信，以马羊帛酒香花之仪，致祭于成吉思汗之灵而昭告以文曰： 

繄我中华，五族为家，自昔汉唐盛世，文德所被，盖已统乎西域极于流沙，洎夫大汗崛起，武功熠耀，马嘶弓振，风拨云拏，纵横带甲，驰骤欧亚，奄有万邦，混一书车，其天纵神武之所肇造，虽历稽往古九有之英杰而莫之能加，比者虾夷小丑，虺毒包藏，兴戎问鼎，豕突猖狂，致我先哲之灵寝乍宁处而不遑，中正忝领全民，挞伐斯张，一心一德，慷慨腾骧，前仆后兴，誓殄强梁，请听亿万铁马金戈之凯奏，终将相复于伊金霍洛之故乡，缅威灵之赫赫兮天苍苍，抚大漠之荡荡兮风泱泱，修精诚以感通兮兴隆在望，万马胙而陈体浆兮神其来尝。尚飨。

19、1957年三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在主持陆军指挥参谋学校开学典礼讲——《军事哲学对于一般将领的重要性》中，评价成吉思汗：“我在此还要举出我们中国历史中两位最有名的勇将来作一对照，以供我们今日军人的抉择。这两位勇将中的第一位，就是汉楚时代的项羽。第二位就是纵横欧亚的成吉思汗。这二位英勇无比的名将，其平生战绩乃是众所周知，无待详述，可是其结果则完全不同。兹据其二人所制的歌词的气概与精神，就可想见胆力的强弱与事业的成败了。当成吉思汗西征时的歌词是：“上天与下地，俯伏啸以齐，何物蠢小丑，而敢当马蹄”。而项羽最后失败时的歌词则是：“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济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后来还有许多人评判项羽这首歌词是悲歌慷慨，不失为英雄气概；我以为项羽的歌词充满了“恐惧”“愤怒”“疑惑”的气氛，毫无英勇镇定与自信的心理，更没有如克劳塞维茨所说：“在绝望中之奋斗”的军人精神。所以到了最后他只有在乌江自刎了事。我以为这种卑怯自杀，而不能抱定荣誉战死的军人，只可说是一个最无志气的懦夫，那能配称为勇将！故无论他过去有如何勇敢的史迹，我们不仅不屑敬仰他，而且应在弃绝不齿之列。至于成吉思汗的这首歌词，我认为是充满了他自信、勇敢与镇定的心理，诚不失为一首英勇壮烈的歌词，正与项羽的歌词语意完全相反，所以他成功亦自不同。因为他既有这样一个战胜一切的信心，自然不会再有恐惧愤怒与疑惑的心理了。所以成吉思汗，实为我们中国军人所应该效法与崇敬的第一等模范英雄。”

20、马英九在2009年4月16日（农历三月二十一日）“二00九年中枢致祭成陵大典”中，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高思博主祭成吉思汗。祭坛上陈放有成吉思汗的画像，摆放有鲜花、水果和糕点，点燃供烛。仪式遵循古礼。台北市国乐团演奏乐曲《万寿无疆》。身穿长袍马褂的高思博，依序向成吉思汗像献香、献花、献爵（献酒）、献帛（献哈达）。司仪宣读祭文：“马英九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高思博敬以香花清酌之仪致祭于成吉思汗之灵曰：‘维汗休烈，雄才大略。天挺英明，龙兴溯漠。……礼仪孔修，有芘其芳。神之格思，德音不忘。’”

21、马英九在2010年5月4日（农历三月二十一日）“蒙藏委员会”上午举办的“99年中枢祭成吉思汗大祭”典礼中，指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高思博以香花清酌仪式祭拜成吉思汗。典礼安排向成吉思汗像献花、献香、献爵（献酒）、献帛（献哈达），并宣读“中华民国总统祭文”，相关司祭者皆穿着蒙古传统服饰，仪式遵循古礼，场面庄严隆重，马英九在祭文中，肯定成吉思汗“雄才大略，天挺英明，拓土开疆，威震万国。”

22、刘乐土在《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后人难以比肩的战争奇才。他逢敌必战、战必胜的神奇，将人类的军事天赋穷尽到了极点。”

23、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给予成吉思汗极高度的评价：“铁木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组织家暨军事家之一，他在政治上和战场上的光辉成就，在二十世纪之前，很少人可跟他媲美。铁木真胸襟开阔，气度恢宏，他用深得人心的公正态度统御他那每天都在膨胀的帝国，高度智慧使他发挥出高度的才能。”

24、马克思在《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中谈到成吉思汗时曾说：“成吉思汗戎马倥偬，征战终生，统一了蒙古，为中国统一而战，祖孙三代鏖战六七十年，其后征服民族多至720部。”

25、英国学者莱穆在《全人类帝王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比欧洲历史舞台上所有的优秀人物更大规模的征服者。他不是通常尺度能够衡量的人物。他所统率的军队的足迹不能以里数来计量，实际上只能以经纬度来衡量。”

26、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怎样对待世界历史》一书中说：“蒙古人在战场上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这并不靠兵马之众多，而靠的是严谨的纪律、制度和可行的组织。也可以说，那些辉煌的成就来自于成吉思汗的指挥艺术。”

27、《华盛顿邮报》评价：“成吉思汗是拉近世界距离最伟大的人。成吉思汗极完美地将人性的文明与野蛮两个极端集于一身。”

28、“卡内基全球生态研究部”：“历史上‘最环保的侵略者’。因为杀人无数，让大片耕地恢复成为森林，让大气中的碳大幅减量达七亿吨！”

29、美国西维吉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指出成吉思汗的成功恰逢当时1000年来最温和、最潮湿的天气，之前的公元1180——1190年间，蒙古曾经历严重干旱，之后的温和湿润气候有助于青草的繁茂生长，为以骑兵为主的蒙古大军的战马提供了丰富的饲料。

……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无耻之徒吹捧成吉思汗的言论，也一样可用于吹捧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

但实际上呢？

成吉思汗等蒙古野兽其实只创造了一项“金氏世界纪录”：

铁木真创建的大蒙古帝国，于欧亚大陆前后屠杀平民超过两亿人。为金氏世界记录所记录的，“屠杀平民人口最多的征服帝国”。

而俄罗斯人作为共产国际这个侵略集团的核心力量，其实就是现代蒙古人。好在他们目前失败了，否则，他们统治下的死亡人数会远远超过两亿的！

附录

谢选骏

新王国：我在第三期中国文明

〔立宪时代──中国可否君主立宪？〕

New Kingdom——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Which I Exist

 （The Age of Constitutionalism——Could the 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Be Practiced in China？）

本书自序

导论：新的理解

一、中国人拿不到诺奖

二、中国需要全民国家

三、一百年的时间够了

四、真实的中国在这里

五、创造外物先创造观念

六、社会主义之反社会

七、礼崩乐坏的现代中国

八、巴比伦之囚的中国版

九、七十年是一个大限

第一卷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来历

第一章：历史的模型

一、身为中国人的不幸

二、冯友兰的迎合之意

三、中国历史模型的现象

四、中华不是国家而是文化

五、《周易》具有的预示性

六、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 

七、中国历史如何分期

第二章：《春秋》的精神

一、新的时代与外来入侵

二、《春秋》是王者之迹

三、春秋精神与《左传》

四、我对《春秋》的理解

五、《春秋》理解之枚举

六、周天子的世界秩序

七、秦汉以后的余韵绝响

八、经学历史这样分期

第三章：官方的信仰

一、经学与普遍信仰

〔1〕西周官学的普遍信仰

〔2〕两汉经学的普遍信仰

〔3〕明清理学的普遍信仰

二、普遍信仰与社会道德

三、南北朝的源头

四、反观中国第二期官学

五、道德对艺术的压抑同化

第二卷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背景

第四章：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地缘

一、夏·商·周的政治核心

二、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

三、夏商周的断代工程

四、中国也有海洋一面

五、《太一生水》与海洋中国

第五章：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人缘

一、先秦文明的原典

二、青铜器的道路

三、邦国·王国·帝国

四、帝国与西伯利亚

五、统治权分离的制度

六、统治权合一的暴君

第六章：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方舟

一、道的显明

二、语文特性

三、语文分离

四、一个中国、两种文字

五、繁体字和简化字

六、古人相信文字的神秘性

第三卷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进程

第七章：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重要史实

一、黄巢灭回

二、唐宋异质考

三、缠足战略考

四、思考社会择优制

五、科举制与文官制

六、科举制度与佛教

七、从科技高峰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八章：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人格悲剧

（上）武装的暴君

一、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

二、路线斗争的秘密所在

三、对两种暴君的分析

四、暴君的帮凶创造历史

五、一个暴君和一群暴君

（下）诗意的暴君

一、残虐同义词：作为暴君的隋炀帝

〔一〕历史的文献学

〔二〕新旧与南北之隙

〔三〕文化脉搏大运河

〔四〕隋炀帝的躁动

〔五〕杨广与帝辛比较

〔六〕隋炀帝的遗产

二、时代祭品：作为诗人的隋炀帝

〔一〕文化融汇的逆子

〔二〕《饮马长城窟行》

〔三〕《白马篇》的比较

〔四〕其他诗歌的比较

〔五〕诗歌艺术的沉沦

〔六〕文化涡流的祭品

第九章：文明缝隙里的文学奴仆

一、伟大文学的四条件

二、伟大作家的九要素

三、时代·风格·作者

四、文学的独立与糜烂

五、创作是创造性的写作

六、奉命表达与文化自杀

七、先秦至隋的文学盛衰

八、文学的理性和文学的奴性

九、党的文学是奴性的变种

第十章：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必要思考

一、日本的野性与中国的奴性

二、不同的世界生不同的思想

三、不流血的政治才算是政治

四、过犹不及的哲学运用

五、改变历史因素的排列顺序

六、明清政治的错误方式

七、三期中国文明的鸟瞰

第四卷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现状

第十一章：第二期与第三期中国文明

一、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滋长

二、毛泽东是汉奸集团的领袖

三、邓小平改革与孝文帝改革

四、海洋中国和平崛起

五、运动驱赶着历史之车

六、不断流血的中国革命

七、心理救国与心理建国

八、意识形态的神话与现实

九、意识形态的新生机制

十、新的文明与社会改造

十一、法治中国兴利除弊

十二、从汉唐崛起看中共的未来

十三、唐太宗路线与隋炀帝路线

第十二章：历史因素的沉着

一、毫无来由的民主中国

二、鸦片与共产主义

三、谁有贱民综合症

四、文化克服贱民论

五、开放先于改革论

六、新的社会阶层

七、青年中国论

八、公民精神论

九、立宪中国论

十、宪政的起点

十一、第三中国的声音

十二、新王国需要统治权分离

第十三章：中国文化之宿命

一、欧化者必须反对欧洲

二、中国的命运浮沉

三、国内局势源于国际形势

四、民族主义是新国家桥梁

五、民族主义是周期现象 

六、中国的无能与社会主义

七、现代化还是新文化

八、历史的幻觉

九、新锁国与新王国

十、双重标准与双重道德

十一、一劳永逸的复古主义

十二、“处士的条陈”

第五卷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展望

第十四章：君主制问题

一、曲折的宿命论者

二、五类政治形态的轮替

三、雅各宾党与斯大林派

四、中国革命与中国的胡化

五、定于一尊的中国与世界

六、中国式的大选几百年一次

七、董仲舒是否主张君主立宪

八、政治的宗教因素与技术因素

九、未来中国的君主论

十、中国君主的地理要素

十一、君主制的世界意义

十二、君主制的世界例子

十三、要做全体人民的国王

十四、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十五、美国与君主立宪制

第十五章：中国的再统一

一、如何结束现代中国的悲剧

二、“复古”与中国原教旨主义

三、宪政时代王朝兴起的秘诀

四、不可效法朱元璋的黑暗

五、1982年3月6日的对话

六、黄帝崇拜与君主制兴

七、君主制与中国再统一

八、纠正“六四”需要一位真正的君主

九、君主立宪的保衡功能

十、君主是民主的捍卫者

十一、中国不适合总统制与主席制

（美国选举制度的参考）

十二、“两岸一国”与“第三中国”

第十六章：中国与全球

一、砖窑场与奴隶制

二、第三期中国文明

三、朝贡体制的超越

四、从欧洲的本位看

五、从中国的处境看

六、中国真在转变中

七、中国精神的德化

八、新风的喧嚣

九、中国与罗马法

十、天子及其人民

十一、天子及其仆从

十二、文化核与文化体

本书后记

《新王国·立宪时代》援引书目

（小附录1）

立宪君主与衍圣公

一、孔子的现代性

二、孔子与共和主义

三、衍圣公的演变

四、衍圣公的谱系

五、衍圣公的国度：孔庙

六、衍圣公的国度：孔府

七、祭祀孔子的释奠大典

八、南北宗衍圣公之争

九、内孔外孔宗族之争

十、衍圣公府的档案

十一、衍圣公的历史沉淀

十二、受政治迫害的孔门人物

十三、孔子家族的殖民扩张史

十四、孔子嫡系何以晚婚晚育

十五、蔡元培等容不下衍圣公

十六、精神领袖与立宪君主

十七、毛泽东冒充精神领袖

十八、中国最佳的精神领袖

十九、衍圣公出任立宪君主

二十、儒学是政治理论不是宗教

二十一、中国该不该废除“公历”制度

二十二、素王论

二十三、“五族共和”为何失败？

二十四、衍圣公之死打开君主立宪的大门

（小附录2）

网络版（2008年）和电子版（2015年）之间的十四篇

一、从陈水扁案看总统制的弊端（2008年9月4日）

二、摄像镜头出政权（信息时代的政治原理）（2009年6月18日）

三 、辛亥革命百年纪──“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2010年3月19日）

四、从穆巴拉克受审看总统制的弊端——从穆巴拉克受审看统治权分离的必要（2011年8月4日）

五、“共和国脊梁”是人类公敌（2011年8月1日）

六、中国适合内阁制不适合总统制（2011年8月1日）

七、君主立宪制适合中国国情（2011年8月6日）

八、佛朗哥道路能解中国死结吗（2012年立春）

九、1913年“兴兵争总统”的闹剧——纪念宋教仁之死九十九周年（2012年11月13日）

十、太子党原理解密——主父偃的推恩令与酱缸蛆的国民性（2012年8月14日）

十一、太子党与君主制（2014年1月18日）

十二、现代禅让制与君主立宪制（2014年8月14日）

十三、皇帝制度是一种僭主制度（2014年10月25日）

十四、真皇帝与假皇帝（从皇帝外衣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2013年6月17日）

（另起一页）

第三节

白俄罗斯人就是没和鞑靼人杂交过的罗斯人

没和鞑靼人杂交的罗斯人是白俄罗斯人，换言之，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是和鞑靼人杂交了的、蒙古化了的杂种，一种半欧不欧、半亚不亚的东西。

白俄罗斯共和国现有83.7%的白俄罗斯人，但是只有8.3%的俄罗斯人，可见一斑。

白俄罗斯是位于东欧的内陆国家，首都为明斯克，于1991年8月25日从苏联独立。白俄罗斯东部及北部与俄罗斯联邦为邻，南部与乌克兰接壤，西部同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毗邻，国土面积达207,600平方公里，人口达968.98万人（2008年），大部分居住在明斯克或者其他大城市附近。

1995年后，白俄罗斯语和俄罗斯语被设为官方语言，白俄罗斯宪法并无明确规定国教，惟大多数人信仰俄罗斯东正教，而西北部的一些地区则信奉天主教以及独立教派（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合并教派）。基督教的不少节日，例如复活节等等被设为国定假日。

白俄罗斯在白俄罗斯语字面意思是“白色的罗斯”，即“白色的俄罗斯”。中文翻译从前有“别洛露西亚”等。但现代中文译名普遍使用“白俄罗斯”。俄语中“白色”的词的发音和汉语普通话的“白”的发音相近。所以中文译名“白俄罗斯”既是音译，也是意译。

白俄罗斯名称中的白色的缘由有多种说法：

1、在1267年前没有被蒙古帝国征服的俄罗斯人为白色俄罗斯人。

2、没有和鞑靼人杂交的俄罗斯人为白色俄罗斯人。

3、13世纪到14世纪蒙古征服期间，西欧人称今天白俄罗斯大部分地方的信奉基督教的斯拉夫人为白色罗斯人。在其西部的波罗的人异教徒为黑色罗斯，在其东部今天乌克兰的人为红色罗斯。

4、白俄罗斯人（当地的斯拉夫人）喜欢白色服装，故而得名。

公元9世纪至11世纪，现代白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属于北欧海盗维京人在公元862年建立的基辅罗斯，一个由留里克王朝统治的辽阔的东斯拉夫国家。在基辅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一世于1054年去世后，基辅罗斯逐渐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地方公国。在9至10世纪间，位于现今白俄罗斯版图建立了波洛茨克、图罗夫—平斯克等公国。13至14世纪起它们与立陶宛大公国合并，双方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体。13世纪的蒙古对俄罗斯的征服期间，白俄罗斯因此逃过一劫。

1386年2月2日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通过两国统治者的婚姻之后结为共主联邦。更加深入的联合意向，最终促使两国在1596年经过卢布林联合成立波兰立陶宛国家。1696年，波兰语取代白俄罗斯语成为白俄罗斯官方语言，同时白俄罗斯语被宣布为非法。1486年莫斯科人伊凡三世打算以武力来并吞罗斯诸国，特别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西部的土地。

1795年，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开始瓜分波兰，迫使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联邦走向结束。从这以后，白俄罗斯这块土地才在历史上首次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部分。沙俄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三世当政期间，因“去波兰化”和“俄罗斯化”的影响，白俄罗斯的文化遭到压制和摧残。

白俄罗斯在19世纪开始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一战将要结束的1918年3月25日，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尚在谈判中时，白俄罗斯就首先宣布了从德国的统治之下独立，成立白俄罗斯人民共和国。但随后波苏战争的爆发，导致白俄罗斯人民共和国的东西两部分领土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波兰第二共和国各自占领瓜分。1919年1月1日，苏维埃俄国在其占领的白俄罗斯领土上，宣布建立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2月17日又和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为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其后在波苏战争中，大片白俄罗斯土地被波兰占领，苏俄为了与波兰谈判，于7月17日正式解散了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苏维埃俄国于1920年7月重新占领明斯克之后，于7月31日重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1年，波苏战争结束，战争双方对白俄罗斯的瓜分被保持下来，今日白俄罗斯领土的西部归属波兰。1922年12月30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签署了苏联成立条约，成为苏联建立时的四个加盟共和国之一。

苏德战争中，白俄罗斯在1941年6月22日—1944年8月期间被纳粹德国占领。其间白俄罗斯成为所有苏联加盟共和国里国民经济遭遇打击最沉重的一个，在那段时间里，纳粹德国摧毁了白俄罗斯290座城市中的209座，另外还摧毁了85%的工业及超过100万幢的建筑物。经过战后的迅速发展，白俄罗斯的工业得到恢复，并成为苏联西部的主要制造业中心，创造工作机会，吸引大量俄罗斯人前来就业。

1986年，白俄罗斯的邻国乌克兰发生车诺比核电厂事故，因风向与地形的关系，造成东南部的戈梅利州与莫吉廖夫州两个州受到严重的污染。

苏联解体后，1991年8月25日白俄罗斯宣布独立，国名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变更为“白俄罗斯共和国”。

白俄罗斯传统服饰最初受基辅罗斯时期服饰风格的影响，随后主要受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等欧洲国家的影响。白俄罗斯的烹饪技术接近立陶宛，但给人的感觉是没有邻国丰富，也没有邻国那样引人瞩目。可能是由于人们普遍缺乏国家认同感，许多人丧失了传统的饮食习惯。在过去100年，强制俄罗斯化，使白俄罗斯许多传统文化消失。

独立后政府提出电台和电视台广播要符合法令，向市民推荐每日白俄罗斯语所占的百分比，但没有说明是否要在原则上必须用白俄罗斯文。

白俄罗斯是目前唯一仍然执行死刑法律的欧洲国家。

当然，俄罗斯是例外，因为俄罗斯不是欧洲国家。

俄罗斯人是和鞑靼人杂交了的、蒙古化了的杂种，一种半欧不欧、半亚不亚的东西。

（另起一页）

第四节

俄罗斯是东正教国家还是野蛮国家

俄罗斯表面上是一个东正教国家，实际上是一个野蛮国家：这是由于金帐汗国两百年的杂交造成的。

（一）

2016年4月26日有消息指出：俄罗斯境内将建的中国铁路，不由俄罗斯管。这意味着，俄罗斯将出现类似中国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那种“租界”？

报道指出；俄罗斯境内将首度出现“中国轨距的铁路”，这将令中国企业挺进俄罗斯变得更为便利。尽管俄国官员表示，这不过是通往远东港口城市的一小段铁路而已。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开头，万事开头难，以后就容易了。

据俄罗斯《独立报》4月25日报道，但北京深谙此事的重要性，似乎不打算低调而为：毕竟俄境内将出现另一国的基础设施项目，且它并不由俄罗斯管理。报道称，为向北京表明合作诚意，莫斯科方面作出了重大的示好之举。远东发展部建议在俄境内铺设一条铁路，宽度与中国使用的国际标准轨距看齐，而非俄罗斯的宽轨。

据中国媒体报道，拟建的铁路将连接中国东北的珲春市与俄滨海边疆区港口扎鲁比诺。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副秘书长何振伟解释道，统一轨距将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运费成本、加速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众所周知，目前在两国铁路接驳处，要么是重新装卸货物，要么是更换列车底盘，耗时从数小时到数天不等。

中国铁路的轨距为1435毫米，符合国际通行标准。西欧、中欧、美国、加拿大等皆使用相同轨距。而在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使用的则是1520毫米的宽轨，与之情况类似的还有芬兰。俄罗斯的这一轨距标准要追溯到久远的沙俄时代，其初衷是倘若敌军入侵，这将令对方的军队补给运输变得更为困难。这即是说，它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无论欧洲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多么密切，莫斯科从来都没有在境内使用过欧洲的铁路标准。

这似乎证实，俄罗斯与其说是东正教国家，还不如说是野蛮国家，因为从它开始建立铁路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在防范西方的影响，包括其东正教源头的影响。因为显然，铁路是从西方引进的，不是从东方引进的，莫斯科从来都没有在境内使用过欧洲的铁路标准，这一事实说明它一直想另搞一套。

如此说来，倘若珲春至扎鲁比诺的铁路得以落成，无疑将开创先河。而跨越两国边境的这条铁路也将由中国而非俄罗斯管理，中国机车将畅行无阻，但远东发展部呼吁大家不要高估此举的消极影响。该部新闻局称“这只是一条铁路通道，它属于‘滨海边疆区-2号’交通走廊的一部分，将连接珲春与扎鲁比诺”，“这甚至称不上是真正意义的铁路，而只是通往吞吐中国转口货物港口的一条专用线路，这并不是说铁路要转而采用中国的轨距”。

俄国的自然垄断问题研究所铁路运输研究室主任弗拉基米尔·萨夫丘克认为，上述提议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他指出：“该项目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针对的是来自中国的转口货物，或是经我国港口进入中国境内的商品。港口与边界的距离约为100公里，而后，这些货物在中国境内可能要行进1000公里或者更远的距离。由于轨距各异，只能重新装卸，难以无阻碍地高效通过国界，也浪费时间。倘若我们希望本国港口能够承接中国货物的转运，那么统一轨距是符合经济逻辑的，它会赋予我们很多优势。”

在他看来，落实这一项目的技术障碍并不存在，“从技术角度而言，是能够铺设双轨距铁路的，甚至还能三轨距。例如，在白俄罗斯与波兰的边界，俄中边界的格罗德科沃口岸皆是如此。我国列车可以驶入这些国家境内，抵达第一个车站，而后折返。没有任何问题”。

但与俄国的远东发展部不同，北京对该项目非常认真。对中国而言，这不只解决了通往港口的战略问题，也意味着它有机会进入俄边境地区以及当地市场，同样具有战略价值。何振伟说，莫斯科的提议“意味着欲进入俄罗斯市场的中国企业将拥有更多机会”。

除俄罗斯外，北京也要求其他国家使用1435毫米的轨距。此前，媒体便报道过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曾经引发的争议。这一项目自1990年代中期便开始酝酿，但各类因素妨碍了最终协定的达成，其中便包括中国在轨距方面的要求。专家指出，吉国境内出现中国轨距的铁路不只会令比什凯克，也会令莫斯科的国家安全遭受冲击，尤其是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以及乌拉尔地区。

2015年岁末，《中国日报》曾载文称，北京决定铺设通往伊朗的高铁，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组成部分，以绕开俄罗斯，且使用国际轨距。在接入通行这一轨距的中东铁路系统之后，中国货物便能借道土耳其进入欧洲。专家认为，这势必会降低俄在中国与欧洲陆上交通往来中的地位。

从上述情况看，中国目前虽然还是共产党统治的，但其实中国西方化的潜力比俄国要大得多。

（二）

俄罗斯表面上是一个东正教国家：

官名“正统大公教会”（国际通称“正教会”，Orthodox Church）或“东正教会”（Eastern Orthodox Church），是基于正统派神学与东方礼拜仪式制度的基督教三大分支之一，也是强调自身正统性的宗徒继承教会。源自希腊文明的救世主信仰根源，是罗马帝国东部一脉相承的拜占庭帝国、俄罗斯帝国的国家宗教。

公元1世纪，希腊裔基督徒的耶路撒冷、安条克、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亚历山大港、罗马之五城联邦原型诞生。4世纪，君士坦丁堡成为罗马帝国的国家教会首都。5世纪，因单性论被开除的近东边缘教会形成东方人派正教会。11世纪东西教会大分裂，形成东罗马正教会。15世纪，东罗马帝国因君士坦丁堡战役败亡。希腊正教会与俄罗斯正教会为首的东正教会体系确立。截至2014年，全球东正教徒近四亿；包括普世牧首共融的二亿五千万不同宗派信徒。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正教会多由俄罗斯正教会的莫斯科牧首治理，有信徒一亿六千万，也是梵蒂冈后的基督徒第二大单一政治及文化族群。

东正教，原意基督教的正统派，“东”是基督信仰诞生的地理方向，及东正教所代表的东方基督教与教会体系。“正统”在英语写作“orthodox”，源自希腊语的“orthódoksos）”，由“延续的”与“理念”两部分组成。在初代教会及宗徒继承问题上，意指“充分的”、“完全的”，且“没有遗漏的”。属于基督教从来就有的一种意识形态。

东正教的实体通称正教会（东正教会），全称正统天主教会。象征1世纪到11世纪的基督教会及整体风格，融合了耶路撒冷、安条克、亚历山大港、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罗马五大原始的自治教会。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合法与国教化，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政教合一的“新罗马”首都教会，以及整个基督教的首都教会。罗马帝国衰落和解体后，依独立政权组建的独立教会概念诞生。

希腊正教会（Greek Orthodox Church），首座宗徒圣伯多禄与圣保禄统续，公元一世纪建立于安条克。使用希腊语及儒略历，包括罗马帝国官方的旧都首席教会罗马、新都首席教会拜占庭。前者类似于议会制国家的“总统”，拜占庭则是实际行政的“总理”。管辖权依帝国统治范围定，帝国解体后成为象征领袖。包括50%希腊人，主要分布在地中海东部。

宗徒圣安德肋（安德烈）统绪，新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及大公的宗主教，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管区（Ecumenical Patriarchate of Constantinople），下辖自治的芬兰、爱沙尼亚，独立的克里特岛、阿陀斯山、拔摩岛、推雅推喇及大不列颠岛、意大利及马耳他、亚美利加洲、澳大利亚、菲律宾、驻俄罗斯西欧枢机处。

宗徒圣玛尔古（马可）统绪，至圣至褔的教宗与巨城亚历山大港、利比亚、五城联邦、埃塞俄比亚、埃及全境与全阿非利加洲的宗主教、众神父之神父、众主教之主教、众牧者之牧者、第十三使徒的继承者及大公的审判者，亚历山大港希腊正教牧首管区。

1453年5月29日，奉伊斯兰教为国家宗教的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宣告灭亡，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失去政治地位。国家教会的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港、安条克、耶路撒冷的五大牧首管区全部失守。教会政治重心向斯拉夫人地区转移。而苏丹的宗教宽容政策，则让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得以继续留存。

随着东罗马帝国的衰败，希腊正教会在近东地区的势力出现发展停滞和衰退，而得益于佛提乌、西里尔与美多德的斯拉夫正教会则日益兴旺。1489年，普世牧首批准俄罗斯正教会管区进格莫斯科牧首管区。俄罗斯正教也在莫斯科大公国、沙皇俄国、俄罗斯帝国兴盛的同时，以“第三罗马帝国”的国家教会和独立教会身份，逐渐取代希腊正教地位，成为整个东正教会内部话语权最大的一位。

宗教改革时期，大主教耶肋米亚二世陆续收到蒂宾根大学的新教路德会来信，提出路德教会与东正教会联合对抗天主教会的可能。1573年，展开正统派神学与路德派神学的交流。1581年，正教就《奥格斯堡告白》为首的信仰原则不可调和而结束。1582年到1593年，因罗马主教额我略八世颁布《额我略历》为公历的问题，耶肋米亚先后召开三次主教会议。会后，继续使用《儒略历》。东正教会顺利度过了宗教改革运动，而西部的天主教会则在西欧一分为二。

1666年，莫斯科主教尼康改革奉神礼，拒绝这一决定的老正教徒陆续改宗，来与国家教会对抗。帝国则先从赋税提高两倍作为处罚的政策，后改用拷问、处决在内的迫害政策。老信徒们陆续逃出俄罗斯。留下的则以自焚相抵抗。皇帝彼得一世即位后加大了镇压幅度，被老信徒们称作“敌基督”。而为推动国家的西欧近代化，莫斯科主教同样受到管制。教会财产被充归国有，神职人员则被要求有义务举报那些在告解时攻击国家的信徒，违者罚款。开列宁斯大林恐怖专政之先河。

18世纪，莫斯科主教阿德良死去，新主教停选，直到莫斯科牧首管区被废黜。沙皇效法英国和德国的宗教改革，设立宗教部门，任用无神论者或军人负责管理。受此影响，帝国的基督徒们在阿陀斯山开始了正教修道精神复兴运动，诞生了圣塞拉芬为首的修道者，并将历代圣人们的信仰事迹整理汇编写成《慕善集》一书。1762年，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了针对老信徒派的缓和政策。1785年，还给市民自由告解的权利。而随着帝国经济重心从圣彼得堡迁往莫斯科，老信徒们也在工业、商业、慈善事业上发挥贡献。

公元19世纪，正教牧首团收到罗马主教庇护九世来信，重启教会合一的问题。后罗马教会在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通过“教宗无谬论”，又重申“首座宗徒权”教义，加重了合一的困难。1895年，君士坦丁堡收到新罗马主教利奥十三世来信，正教牧首团重申立场。正教与罗马方面的交流成为常态，官方态度保持亲近，但基层群体由下而上的实际对立不变，波兰、乌克兰等地的教区争夺继续。

进入20世纪，伴随十月革命的兴起，俄罗斯第三罗马帝国彻底瓦解，莫斯科牧首恢复。而正教与新教圣公会则基于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以及“反对罗马首座权”的共同主张、“历史上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与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婚姻关系”等交流基础，商讨合一。但苏联及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相继成立后，谈判终结。正教的势力遭受重创，神职人员不能身穿祭服在室外进行礼拜活动、不能为下葬的死者祷告。直到苏联等国家解体后，恢复正常发展。

1961年，俄罗斯正教会作为东正教最大的教会，加入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1964年，大主教雅君高与罗马主教保禄六世在耶路撒冷见面。1965年，罗马教会基于大公精神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闭幕。同年10月11日，两人先后在罗马和伊斯坦布尔发布《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联合声明》，相互废除了900年前加给对方的绝罚。展开圣事和教义的共融讨论。而“首座宗徒权”、“和子说”，以及莫斯科主教和罗马主教交流进展，则成为根本的问题。

同世纪初，正教内部还颁布了与《额我略历》同步的《修正儒略历》。它使得东正教会内部分成希腊正教会为首的新历派，以及俄罗斯正教会为首的旧历派。完全拒绝者，则脱离普世牧首管区。同世纪末，正教对外与第四次大公会议分离的叙利亚正教会代表达成教义共识。宣布基督论的单性与双性问题不是“教义不同”而是“表述不同”，两者在根本信仰上可以共存。但在圣事的共融层面继续存异。埃及的科普特正教会也作为普世教会的一员活跃。

进入21世纪，东、西教会进入佛提乌事件后的蜜月期。2007年，东正教神学家与天主教神学家在教会共融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承认罗马主教为东、西天主教会共同的第一主教。

（三）

俄罗斯实际上是一个野蛮国家：

蒙古征服罗斯，促成了一个怪胎的诞生：那就是“正教的野蛮化过程”，并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异端——“野蛮化的东正教”。

1220年征服花剌子模后，铁木真派遣手下两员大将哲別和速不台统帅25000人的蒙古军从撒马尔罕州出发，继续向西进军，攻占了诸如：克里米亚苏达克城、奥可斯、木鹿、苏萨、纳西切万、比特利斯、阿尔吉斯、蔑剌合、迪亚巴克尔、埃尔比勒地区、刚加、尼西比斯地区、阿尼、卡尔斯城、锡瓦斯、额尔哲鲁木城、埃尔津詹、托卡特、开塞利城、起剌特、阿米德、保加尔人的卡马突厥国、蔑怯思城赞瞻、剌夷（今德黑兰之南）、蔑剌合、图斯、可疾云、西模娘（今伊朗德黑兰省塞姆南）、沙马哈。屠杀、投降、归顺、和进攻当时高加索的亚美尼亚王国、格鲁吉亚王国、阿塞拜疆王国、罗姆苏丹国（1221—1222年）之后，哲别和速不台统帅的25000人的蒙军折转北向逾越太和岭（今天叫做高加索山）的打耳班关隘，进攻当时的钦察人和保加尔人的卡马突厥国，并在迦勒斯河战役打败基辅大公统帅的军队，之后继续向西进攻，沿着今乌克兰（当时这里还不完全属于基辅罗斯的疆土）一路杀掠到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在此杀掠之后继续向西折转进军到今乌克兰西部的德涅斯特河，但是由于无法渡河，于是折转东返，东北向进军围攻基辅罗斯的政治中心基辅，但未能攻陷，之后继续东北向进军，并相继渡过德涅斯特河和顿河，于1223年9月征伐当时的伏尔加河中上游河谷的伏尔加保加利亚王国，在此杀掠之后，相继渡过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于后于1223年向东返与当时于1222年从印度河河谷率领蒙古军主力撤军北返，并北向经过当时的旁遮普、阿拉霍西亚、德兰吉亚那、逾越兴都库什山脉、巴克特里亚之后渡过阿姆河并且穿越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马尔基安娜、索格狄亚那），来到锡尔河河谷，于1223年在此汇合，并再次召开了一次觐见大典，当时有很多西方国家都派遣使者来与蒙古帝国交好，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的罗马教皇的使者，之后于1224年的夏天来到额敏河和裕勒都斯河河谷，1225年的夏天回到蒙古帝国本土斡难河河源一带和哈拉和林一带（参见蒙古征服花剌子模）。

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继任蒙古大汗。1236年蒙古大军开始进攻钦察和基辅罗斯；灭保加尔人的卡马突厥国并摧毁其都城；攻占了蔑怯思城、里亚赞、科罗姆纳、莫斯科（1238年2月）、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城、雅罗斯拉夫城、特维尔城、切尔尼戈夫、乞瓦基辅（1240年12月6日）、加利奇国、赫梅尔尼克、桑多梅日城、克拉科夫城、摩拉维亚、奥拉迪亚、琼纳德、佩斯城、斯普利特、科托尔等二十几个城市。

战争的结局，是1240年12月6日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攻占基辅。1242年拔都在萨莱（今伏尔加河下游阿斯特拉罕附近）定都，正式建立金帐汗国。拔都的弟弟昔班（朮赤的第五个儿子）西征立了大功，拔都分给了他一片领地，昔班便在乌拉尔山以东的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建立了他自己的营帐；版图最远至哈萨克的阿克托贝，称蓝帐汗国。拔都的兄长鄂尔达让位给拔都，所以拔都将东方锡尔河一带分给哥哥，鄂尔达一系建立了白帐汗国。别儿迪别死后，金帐汗绝后，汗位由大臣马麦控制，脫脫迷失后，汗位基本上由白帐汗出任。

蒙古对俄罗斯的控制有两个目的：征兵与征税。手段则因地不同。有些地方，由蒙古人直接管理，大部分容许自治。自治的地方大公在可汗的钦差大臣宣布下即位。他们的权力受辖于蒙古人。在地方行政上，以十户为基本行政单位，每人数单位要提供该单位人数的兵力和税款，十户供出十人，如此类推，每地数字不同。十户是最基本的行政单位。西俄地区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在1345年。东俄地区有两次人口普查；一次在1258－1259年；一次在1274－1275年。1275年后，蒙古衰落，再无普查。普查结果：东俄有27个万户，西俄有16个万户，全俄即43万户。在1275年人口有850万。不包括在万的，大约一千万。每万，蒙古人派官员行政，不受大公指挥，只向可汗负责。这些千与万的军官，兼任行政长官，并有一位同级的征税员。日后再以达鲁花赤为新的职称，担任全区的负责人。达鲁花赤分为三个级数：万、城、村。每一个行政单位，皆有达鲁花赤，有少量军队接受直接指挥，维持秩序。

在蒙古人直辖区，十人置一十夫长，百人置一百夫长。第一次在俄罗斯征兵是男子人数的十分之一，以后是二十分之一。司法上，有最高法庭与地区法庭，大公也会在此受审。设达鲁花赤和哈的（伊斯兰教法官），有法官八人，按案件性质决定。在征税上，在别儿哥时代，最初使用伊斯兰商人与犹太人及亚美尼亚人包税，第一位包税长是一位改宗伊斯兰教的俄罗斯人，名称叫伊佐希马。后来改为使用八思哈，再后来由一位弗拉基米尔大公征税。税收分农村和城市两种，有实物税和货币税，可汗有权征收临时税。税率是十分之一。有三种税吏：书记、农村征税员、城市征税员，也是八思哈。不同的是罗斯公国，税收大相迳庭，弗拉基米尔每年交85000卢布，莫斯科只有4000。 金帐汗国幅员辽阔，社会发展水平不一。乌尔根奇、萨莱、别儿哥萨莱、阿速、喀法、速答黑是贸易中心。经济上有牧民和城市居民，农人。南俄和北高加索大草原是土库曼人、康里人、钦察人、蒙古人放牧的地方；伏尔加河和卡马河地区与梁赞州，是生产粮食的地区。

汗国的兵员多为突厥人。在宗教上，信仰自由，忙哥帖木儿时代，东正教受到优待；忙哥帖木儿发了一道诏书，它和属民一律免税，豁免他们的户口普查，诽谤正教的人一律处死。教会成为一特权团体。他们的工作是为俄罗斯人提供精神生活与道德上的指教；这时代也是东正教最独立的时期。到月即别汗时期，侮辱东正教信仰与破坏教会财物的人要处死，帖木儿·忽格鲁特诏书也言明，不得干预教会运作。蒙古统治的第一个世纪，教会繁荣，对精神生活上的活动有甚大帮助。另一方面，东正教有自己的法庭，宗教案件只能由教会法庭审判，不在汗庭审判。

另一方面，金帐汗国与元帝国也有不少的交往。在1330年代，有三万俄罗斯人在元帝国境内服役，以前也有阿兰人与钦察人军团，证明两者交往密切。除此以外的对外关系，主要是与埃及马木留克王朝交往。

对俄罗斯司法上，所有公国的大公都在可汗的权威下。大公若反抗，可汗会立刻处置。教会已立法保护。蒙古人不干涉俄罗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诉讼，大公可保留司法权。如俄罗斯人与蒙古人争执，由蒙古达鲁花赤处置。受到蒙古人统治的影响，俄罗斯后来保留了死刑与体罚。 金帐汗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是不让任何一个公国太强大，但如果没大问题，一般会照章做事，发给敕令。在乌兹别克汗时代后，全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由莫斯科大公世袭。

……

谢选骏指出：蒙古的长期统治使得俄罗斯表面上是一个东正教国家，实际上是一个野蛮国家：这是由于蒙古人和突厥人的两百年强制杂交造成的。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杂种。布尔什维克的多数领导人也是如此，其中还有许多犹太人流浪汉。

（另起一页）

第五节

再论俄罗斯是野蛮国家

2016年6月19日，基督教东正教会1200多年来首次举办的首脑聚会——神圣大会议（Holy and Great Council）。会议定于6月19日至26日在希腊克里特岛举行，这次会议已经筹备了55年，对上一次举行如此大规模的东正教会首长聚会已经是公元787年。

但是，俄罗斯却在最后关头退出了东正教会的“千年一会”！

这再次证明了谢选骏的观点：俄罗斯表面上是一个东正教国家，实际上是一个野蛮国家（这是由于金帐汗国两百年的杂交造成的）。

目前全球各基督教正教会合共代表超过3亿名信众，分别由14个国家级正教会领导，主办方原本邀请了这14个教会出席。俄罗斯正教会在最后关头宣布退出，并称由于并非所有东正教会都将派员出席，俄罗斯不能参加这次会议。安提阿叙利亚正教会、保加利亚正教会和格鲁吉亚正教会此前也因为会议本身的一些争议，而拒绝了主办方邀请。

“专家们”认为，代表1亿名信众的俄罗斯正教会拒不出席，再次凸显了东正教基督徒之间的千年分歧。但是，他们错了，这不是什么“东正教基督徒之间的千年分歧”，而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分歧！

极力主张筹办这次会议的是被视为全东正教“同等者之首”（primus inter pares）的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巴多禄茂一世，但是，新老沙皇所卵翼的“俄罗斯正教会”却企图与之争夺教会的政治领导权，为此不惜让宗教会议破局。

什么是野蛮？

这就是野蛮。

莫斯科分部与东正教总部之间在座席安排上的纠纷，都不能效法东正教总部与梵蒂冈罗马天主教会的修好，足以证明俄罗斯的东正教不过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政治工具。

莫斯科害怕普世牧首巴多禄茂一世公开支持乌克兰的正教会，所以出此下策。一份俄国国营报章甚至将之形容为“一场暗流涌动的宗教战争”。莫斯科大牧首基里尔还学习新老沙皇反咬一口地表示，他将克里特岛的会议视为一次世界主教会议（synod）的预备会议，而该次主教会议应当“毫不例外地”团结所有教会。

（另起一页）

第六节

俄罗斯是蒙古杂种的诸多证据

仔细看俄国人的脸，那绝对不是棱角分明的，而是亚洲人的：他们既使头发金黄，却长着蒜头鼻子，甚至身材矮小。例如，很多中国人所崇拜的普京总统，就是如此。列宁同志就更加明显了，他不仅身材矮小，头发还是黑的，是个十足的“黔首”，列宁虽然名为欧洲人，其实是俄罗斯人，也就是“蒙古杂种”。难怪列宁主义和“中国国情”一拍即合，因为两者都受过蒙古的“胯下之辱”，并遭到了严重的混血。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俄罗斯是蒙古的杂种，俄罗斯帝国是蒙古帝国的翻版、反面。

“乌克兰”一词，来源于蒙古语的“边境”。

克林姆林宫的辞源，来自蒙古文字“克瑞”，意为“要塞”。

蒙古入侵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的教堂不到一百，蒙古统治使得教堂数目增加到将近三百。这是因为，俄罗斯东正教会一再勾结蒙古人，甚至帮助蒙古人镇压反抗者，为此把他们开除教籍。正因为如此，即使俄罗斯的东正教，也带着一股蒙古味道。听听他们的音乐就知道，和拜占庭的是很不相同的。

（一）

沙皇伊凡四世1575年封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为“全罗斯大公”（Grand Prince of All Rus，拉拢他对抗克里米亚汗国），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在11个月后又让位给伊凡四世。伊凡四世这么做既是为了增加对欧洲各个蒙古汗国统治的合法性，也是想表明自己是成吉思汗在欧洲和亚洲的帝国的正统继承人。

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俄语：Симеон Бекбулатович，？年－1616年1月5日），原名为萨因－布拉特（俄语：Саин-Булат），鞑靼王公，卡西姆汗国汗，成吉思汗直系子孙。但是在蒙古实力衰落之后，萨因－布拉特的家族世代开始沦为莫斯科大公家族的走卒。就像以前莫斯科大公是蒙古人的走卒那样。1573年，萨因－布拉特受洗礼入东正教，取名西美昂。由于沙皇伊凡四世自己本人就是一个蒙古女人的杂种，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于1575年也被封为“全罗斯大公”。这清楚解释了俄罗斯帝国的起源，其实就是蒙古帝国。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在让位后从伊凡四世处获得特维尔维持生活，从此他就被称为特维尔大公。后来他进入修道院当修士。1616年，伊凡四世死后三十多年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才在莫斯科去世，葬于谢苗诺夫修道院。

伊凡四世又称伊凡雷帝或“恐怖伊凡”1547年—1584年在位，出生在1530年，俄罗斯帝国的开创者，第一位沙皇。1533年至1547年为莫斯科大公，1547年至1584年号称沙皇。

伊凡四世的母亲叶莲娜·格林斯卡娅是金帐汗国（1219—1502年）贵族马麦后裔，嫁给了年近50仍未有子嗣的瓦西里三世之后，终于生下了继承人，伊凡四世出生时正好电闪雷鸣，因此被称为伊凡雷帝，但他这个名字恐怕更主要来源于后来一次次令人肝颤的大清洗。1533年，瓦西里三世死，遗诏由叶莲娜同七位大贵族组成摄政会议，在伊凡四世成年之前代理朝政。但叶莲娜很快就与许多大贵族水火不容，她废除了摄政会议，独揽大权，很像中国的垂帘听政。1538年，叶莲娜猝然离世，据传为政敌所毒死。叶莲娜死后，她的兄弟格林斯基击败政敌，继续控制朝政，很像中国的外戚专政。1547年，伊凡正式加冕。同年，格林斯基在一次大火灾引起的民变中被打死，伊凡四世正式走上了前台，以他独特的方式统治这个国家。

他开始执政后，于1549年建立重臣会议，编纂新法典。1549－1560年对中央和地方的政治、行政、法律、财政、军队、宗教等方面进行改革。伊凡四世的政府竭力巩固专制政权，强化中央集权。其军事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完善军事指挥体系，建立常备军，整顿俄国地方部队的勤务和调整俄国边境守备与屯扎勤务。这次改革奠定了俄国正规军的基础。执政时期，制订了第一部军队条令——《贵族会议关于屯扎和守备勤务决议》。伊凡四世改革，尤其是军事改革，使俄罗斯走向对外扩张。

1547年开始，伊凡四世实行独裁统治。对内政策的方针是反对大贵族分立主义，具体表现在1565年建立了沙皇特辖地区制、建立见特辖军，给贵族势力很大的打击，打破了领主政体对沙皇的一切权力限制。以前莫斯科大公权力很小，受领主们很多限制，伊凡四世消除了领主政体，建立沙皇专制，学的就是蒙古人的中央集权。

对外政策方面，伊凡四世开始了“俄罗斯反攻蒙古”的对外扩张。在1547－1552年的远征中灭亡了喀山汗国，1556年阿斯特拉罕汗国也被吞并，然后又吞并了诺盖人和巴什基尔人，使北高加索许多民族归顺俄罗斯，伊凡四世时期，俄罗斯开始成为蒙古式样的帝国。灭掉喀山汗国是俄罗斯历史上重大的转折点，标志着从此以后俄罗斯的力量强于蒙古人。而攻灭喀山汗国，为俄罗斯越过乌拉尔山脉吞并地域辽阔的西伯利亚扫平了道路。到1557年，西伯利亚汗国也臣服于伊凡并于17世纪被占领。1572年粉碎了被称为“奥斯曼土耳其之鞭”的克里米亚汗国政权。当时奥斯曼帝国处于鼎盛时期，前进入侵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东欧，而粉碎克里米亚汗国是给奥斯曼土耳其的迎头痛击，挫败了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俄罗斯及东欧的图谋。沙皇伊凡四世1575年封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为“全罗斯大公”（Grand Prince of All Rus，拉拢他对抗克里米亚汗国），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在11个月后又让位给伊凡四世。伊凡四世这么做既是为了增加对各蒙古汗国统治的合法性，也是想表明自己是成吉思汗在欧洲和亚洲的帝国的正统继承人。这证明，此时的俄罗斯还没有真正获得独立地位。

（二）

沙皇起源：“沙皇”，即“царь”（“凯撒”的俄语发音）称号来自伊凡四世（在俄罗斯又被尊称为伊凡大帝）。早期罗斯人认为东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是宇宙的中心。罗斯人称东罗马帝国的君主为“沙皇”，而认为基辅罗斯诸公国的大公们是东罗马沙皇的大臣，另一方面，他们也称呼《旧约》故事中的领袖们为沙皇。

在蒙古金帐汗国（1242—1502年）的统治时代，转而尊称金帐汗国大汗为“沙皇”，俄罗斯的大公群体只是蒙古“沙皇”（即蒙古大汗）的封臣。强盛的金帐汗国大汗还娶了拜占庭的公主为皇后，这一点后来被俄罗斯帝国所仿效。但随着金帐汗国在15世纪末期的衰落，俄罗斯人不乐意再尊称蒙古大汗为沙皇了，但自己还是始终不敢正式自称沙皇。

1547年，伊凡大帝发表了重要讲话，要亲政并正式自称沙皇。从此，伊凡大帝成了第一位沙皇，莫斯科公国（1263—1547年）改称俄罗斯沙皇国，俗称沙皇俄国。伊凡大帝一生采取许多令人惊讶的出格行为，他使蒙古化的俄罗斯沙皇国（1547—1721年）跻身欧洲强国之林。

对于伊凡四世时代刚刚实现了独立和统一的俄国来说，有两种选择，一是在松散的大贵族自治下组成国家，二是使国家权力中央集权化。莫斯科大公国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蒙古传统和蒙古人杂交的血液，还有伊凡四世本人的蒙古式野心，都使后者成为了必然选择。伊凡四世的极端措施说起来是“维护统一和中央集权的需要”，其实就是蒙古帝国的借尸还魂，这使残暴的伊凡四世，被认为是杰出的沙皇，也就是金帐汗国的杰出继承人。

他心理变态，从小就虐待动物，政治手腕冷酷残忍，因此被称作“恐怖伊凡”。1560年他的妻子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a）死后，伊凡四世对宫廷官员疑神疑鬼。于是他突然出走俄罗斯，到1565年才返回并建立了“非常行政区”，掌握处理恶人和叛徒的唯一大权。伊凡四世创立了“特辖军（oprichniki）”，穿黑衣骑黑马的特辖军成为他法外统治的特殊工具。特辖区不断扩张，最后竟达全国的一半，区内的私人财产遭到没收。估计有四千至一万贵族被杀；古老的领主家庭中存活的仅有九家，大部分土地也被充公；莫斯科主教菲利普（Philip）因谴责伊凡四世的残酷统治而被勒死。伊凡四世甚至一度伤害了自己的儿子兼继承人费奥多（Feodor）。

他的配偶们也遭到可怕的虐待：

安娜斯塔西娅·罗曼诺夫娜（Anastasia Romanovna），遭毒杀。

玛法·索巴吉娜（Marfa Sobakina），婚礼两周后遭毒杀。

安娜·科尔托夫斯卡亚（Anna Koltovskaya），被迫出家。

玛利亚·多尔戈茹卡亚（Maria Dolgorukaya），新婚之夜死亡，据称头骨凹陷。

安娜·瓦希尔施科娃（Anna Vasilchikova），被迫出家，死于非命。

瓦西里莎·梅伦捷娃（Vasilisa Melentyeva），被迫出家，据称死于非命。

……

伊凡·伊万诺维奇（1554—1581），伊凡四世的次子（按存活成年的子女来看，是长子）。被伊凡四世用权杖击毙。著名画家列宾曾以为题，创作了名画《伊凡雷帝杀子》。当时官方资料则掩饰为病死。

伊凡四世这条人面兽心的俄罗斯牲口之所以如此变态，可能由于他身上的互相冲突的杂种血液所致。

（三）

莫斯科和北京，都是蒙古野兽建立的要塞，是中古时代的“鬼子炮楼”。

《莫斯科——北京》是一首创作于1950年中国大陆沦陷时候的进行曲，以苏联鬼子维尔什宁的韵律诗为词，由穆拉杰里谱曲。歌曲反映了苏联把中国变成了卫星国的得意洋洋，于是1951年获斯大林禽兽的文艺二等奖。这首《莫斯科——北京》在“新中国”殖民地初创时期是支流行歌曲。

1949年12月，时任中国大陆傀儡主席的汉奸毛泽东到莫斯科进行朝拜，这一消息令苏联举国轰动，一名普通作家米·维尔什宁觉得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家，于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决定要写出一首诗歌讴歌中苏两国，很快他便在苏联《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这首名为《莫斯科——北京》的韵律诗；而苏联作曲家瓦·穆拉杰里读到这首诗歌后，为它谱了曲。

“乌克兰”一词，来源于蒙古语的“边境”。

克林姆林宫的辞源，来自蒙古文字“克瑞”，意为“要塞”。

蒙古入侵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的教堂不到一百，蒙古统治使得教堂数目增加到将近三百。这是因为，俄罗斯东正教会一再勾结蒙古人，甚至帮助蒙古人镇压反抗者，为此把他们开除教籍。正因为如此，即使俄罗斯的东正教，也带着一股蒙古味道。听听他们的音乐就知道，和拜占庭的是很不相同的。

汉奸毛泽东把中国变成了克瑞要塞控制下的俄罗斯边境。

这样的历史应该告一段落，中国应该在本土彻底驱逐俄罗斯影响，并把西伯利亚这个锡伯族人的故乡收复过来。

这样的中国，才逆转了五百年来的反动，开始了真正的民族复兴。

（另起一页）

第七节

苏联造成了1929年世界大萧条

——中共也正在攻陷西方的壁垒

（一）1929的苏联与2008的中国

在2009年发表纪念1989年二十周年的文章《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世界仍在关注中国人渐渐忘记的六四”？》里，谢选骏曾经指出：

1、全球金融危机来自中国的高储蓄。

2、中国的高储蓄率来自中国血汗工厂。

3、中国的血汗工厂来自1989年六四镇压后的超经济压榨。

序言

第一章 中国高储蓄与全球金融危机

第二章 中国的高储蓄率与血汗工厂 

第三章 血汗工厂与六四镇压

第四章 中国的“血汗工厂化”

第五章 六四镇压不是孤立的

第六章 中国的崛起依靠乡下的奇迹

第七章 中国的崛起造成世界的改变

第八章 世界仍关注天安门惨案？

第九章 迟到二十年的血腥教训

第十章 八九民运与人血馒头

结束语

现在，又经过两年的研究，我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六四屠杀之间的关系不是孤立的。例如，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实际上也是根据同样的原理，由苏联推行的超经济压榨、向西方世界倾销廉价商品而直接引爆的。

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一词，是指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这是以农产品的下跌为起点的。

而在此之前的1928年，苏联的木材因为过度开采和倾销全球，导致全球木材价格的暴跌，从而引爆了全球经济大萧条，进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可以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垄断性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尤其考虑到，无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还是德国的纳粹主义，都是以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为蓝本的。

到了1929年，加拿大小麦因为生产过剩而大跌，美国不得已也把所有的农产品压低价格出售。不管欧、美还是澳大利亚，农业进入全球性大衰退，加上10月华尔街的金融大崩溃，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这场灾难导致许多中欧和东欧国家不足以偿还债务，形同破产。资本的短缺，造成了便于消费需求锐减，工厂关闭，造成大规模失业。 

苏联虽然促成了经济大萧条，但因为其具有垄断性质，反过来又可以通过垄断而大捞不义之财。

（二）社会主义就是噩梦

《苏联“一五”经济计划带来的全面危机》（余一中）一文指出：

2008年，当新一轮经济危机刚开始在全球肆虐时，有人预言，这一轮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打击将不亚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场重创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大萧条。两年过去，人们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世界经济并没有遭受大萧条时期那样可怕的打击。

关于那场大萧条，在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中这样写道：“在1929年底爆发了破坏力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并在以后的三年中加深了这一危机。”“美国工业在1933年底降到1929年的65%，英国工业降到86%……”、“有2400万失业工人陷于饥饿、贫困、痛苦的境地。几千万农民遭受着农业危机的折磨。” 

这一时期苏联的经济状况如何呢？《简明教程》里说，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经济危机的国家”。俨然“风景这边独好”。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理论上说，斯大林们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说过，自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之后“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从近几十年陆续披露的史实看，斯大林的说法只是一个神话，一个弥天大谎。 

众所周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后来依次曾有过俄共、联共、苏共等简称——通过1917年十月革命取得了国家政权，但它面对的却是瘫痪了的俄国经济。在随后的内战时期，俄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国际共运史上最早的“穷过渡”，并于1921年初赢得了军事上的惨胜，而俄国经济却从瘫痪过渡到了崩溃。是年3月，列宁在极左思潮泛滥的俄共党内力排众议，推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通过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着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主动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使苏联经济很快就走出了困境（1922年苏联取消了实行多年的食品凭卡供应制度），从而挽救了苏维埃政权。

在吃了几年饱饭之后，联共党内的极左势力又开始折腾，并着手穷过渡了。斯大林就是这种势力的代表。上世纪20年代末他在巩固了自己的党内最高领袖地位之后，急切地决定在1929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斯大林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经济。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五”是要在苏联社会生活中实现“伟大的转折”，而这一转折的“标志是社会主义对城乡资本主义的坚决进攻”，目标是“彻底消灭私人资本，使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彻底胜利，即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这个匪类，青少年时代在神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尽管后来成了无神论者，但却始终保持着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他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宗教，将它消灭私有制的未来理想当做现实行动的教条。在他看来，国有大工厂、大企业是国家的长子，这些单位的工人是一等国民，而城市里大大小小的私人工厂主、企业主和农村的富裕农民则是资产阶级，个体农民在随时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所谓“社会主义对城乡资本主义的坚决进攻”，就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即全力发展国营大工业、大企业，用它们挤垮私人资本；农业集体化则是在大办国营农场的同时打击富农，把个体农民组织进集体农庄。工厂主、商人、富农作为资产阶级都在被消灭之列。 

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制定和实行的。经济落后的现实被置于不顾，市场规律遭到蔑视，行政命令体制重新复活，农、轻、重的比例彻底搞乱，国企迅速膨胀，专家们噤若寒蝉，富农受到打击，“贫农崇拜”在农村泛滥。“斗争”、“进攻”、“消灭”等词语满天飞。“党（也就是“斯大林”）鞭策国家”，计划指标不断提高，完成期限一再缩短。“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口号喊得山响，浮夸之风盛行。国际共运历史上因此第一次有了“大跃进”这一词语……毛泽东这个匪类后来不过是东施效颦。

经过一番折腾，1933年1月初斯大林宣布，苏联仅用四年零三个月就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即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的全盘集体化。他还给出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结论和数据：“资本主义成分被从工业中彻底而永久地排挤了出去，社会主义工业成了苏联工业的唯一形式”，苏联从小农经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几年后，斯大林们用自我表扬的方式把这一切作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写入了《简明教程》。 

反科学的苏联“一五”计划严重脱离实际，在执行中很自然地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抵制和反对。斯大林对付这一切的方法是：找出捣乱的“人民之敌”，给予无情打击。五年间仅经司法审判处决者就近四万人，监狱、集中营里更是人满为患。另外，还有殃及数十万个家庭和上百万人口的驱逐富农运动和扫荡科学界、教育界、文艺界的各种大批判。整个苏联不仅不像斯大林和《简明教程》说的那样没有经济危机，而且有着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危机。 

斯大林嘴上说，“不能靠掠夺殖民地或战败国人民这样的龌龊办法”来获取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所需的资金，但是他消灭富农、恣意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损农补工的政策，他注重在经济数字上赶超西方国家的做法，都说明他实际上走的还是西方工业国的老路。只是他的做法更为粗暴，也更为残酷，因为被他掠夺的“殖民地”竟然是他祖国的农村。而他那打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旗号把劳动者全都变成了无产者，他的“计划经济”只不过是官僚统治经济和短缺经济，他的“按劳分配”甚至不是总能保证人们极为低下、贫困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没有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法制和社会公正的生活。

《简明教程》出版后一度作为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教科书，在各国共产党中流传。它所表述的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被奉为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式，给许多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使它们重复了折腾、运动、穷过渡、跃进、大饥荒等人间悲剧和惨剧。在这以后人们就不再相信它了，正如邓小平后来自我剖析、坦白交代的那样：“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学到了什么》，载《半月谈》2008年11月下） 

当代俄国作家达尼伊尔·格拉宁在谈起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时曾悲怆地说，它的意义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对世人说：不要走这条路，这里除了罪恶和贫穷，没有别的东西！”

苏联共产党在1920年代的政策毁灭了苏俄的农民。

实际情况，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当时的苏联为了建设重工业，在国际市场已经被苏联摧毁、粮食原料价格大跌的情况下，依然不断让苏联的扩大出口！导致苏联国内粮食肉蛋等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也直接导致乌克兰大饥荒！但国际农产品价格却持续暴跌！导致华尔街危机！

其实中共“建国”之后也有类似经历，毛泽东强迫人民勒紧裤腰带，造出了原子弹！为了还苏联的用于朝鲜战争的费用，毛泽东这个汉奸分子说砸锅卖铁还他：毛泽东三年不吃肉、天天吃鱼翅燕窝。结果导致百姓严重营养不良，那几年饿死了8000万中国人！

斯大林在1930年代推行农业集体化，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将农民的私有财产以及地里的全部产出完全由独裁者进行支配；在划分“富农”的过程中，下层执行者蛮横粗暴，随意划分“富农”，原来“富农”的指标是3%，结果农民中被划为“富农”的比例是8%。这样恐怖统治的结果就是1932年全苏联发生饥荒，几百万人死于饥荒。

（三）社会主义就是饥荒

一篇题为《苏联大饥荒饿死多少人》的文章，激发国人忆起共产党中国“三年大饥荒”以及现政府的责任，人们不禁反问：“中国饿死人是因为人口多吗？为什么人口密度远远高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大规模饿死人，而地广人稀的前苏联却饿殍遍野？出了中国，地球上还有哪个国家是因为‘没有搞强制计划生育’才挨饿的？”

幸存者在该文中披露，人们对大魔头斯大林的痛恨，有网友就指出，小魔头毛泽东没有什么创造性，都是学苏联的，他在斯大林面前比孙子还孙子。联想到1960年代中国的大饥荒，网友们留言说：“看看GCD（共产党）国家的历史，朝鲜的饥荒，红色高棉的黑暗统治，苏联的大清洗和饥荒，中国的饥荒和文革，给我的感觉都是反人类的！”还有中国大陆的网友直接打出这样的字：打倒害人的GCD（共产党）！

据估计，当年中国饿死的人数约在6500万至8500万之间，神州处处是地狱，万户萧疏鬼唱歌~

苏联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

2000年12月24日至29日，走向民主的乌克兰在首都基辅的“乌克兰之家”展示了保存完好的克格勃档案：在1932年至1933年，仅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乌克兰，就饿死了700万至1000人！每天饿死25000人。但是学者指出，当年的官方档案并不完善，实际上每天饿死3.2万至3.3万人，总共饿死人数占乌克兰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在万人的追悼纪念集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1973年前的档案曝光，这1000万人被活活饿死，是前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罪行。“每分钟有十七人饿死；一天大约死亡25000人。比法西斯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犹太人还要多。”

在饿殍遍野的时候，斯大林把搜刮出来的小麦向美国出口了400万吨，以吸取西方资金，表示苏联的“强大”。俄罗斯的普京政权认为，这场大饥荒不是针对乌克兰的，因为全苏联普遍遭殃。乌克兰是重灾区？还是普通受害区之一？人们要求俄罗斯公布历史档案。但是俄罗斯当局还羞羞答答，进行遮掩，不肯把罪恶全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共产党领导的这场大饥荒、“种族大屠杀”由何而来？它的原因有四条：

1、列宁遗患——流氓革命彻底破坏了苏联的经济；

2、斯大林规定人民全部加入集体农庄；

3、让城里的流氓到农村随便杀人抢粮；凡是家有粮食的富裕户，都被打成“新富农”，没收土地房产，枪毙或者流放。

一个前苏联人的惨痛回忆：

“许多农民被先后打死啦”；“乡村几乎被摧毁了！”这是不久前远东军区七十九岁的中校军官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在介绍自己一家人是靠“吃人肉活命出来的”而接受采访，回忆叙说的。

这位中校的童年生活在富饶的伏尔加格勒，他说：“1932至1933年集体农庄运动开始，苏联农民更大的苦难也就从那时候发生了。那一年深秋，从城里派出大批工作队下乡。他们一家一户的搜查，翻出来一点隐藏的粮食，也要把全家人枪毙。粮食被全部搜查出来掠夺走。”

“十月革命的破坏，经济大萧条，到处是饥荒。无产阶级没有吃的，只能喊口号和凶残的革命了。列宁不得不放宽政策，鼓励农民增加粮食生产，使原始商品交换稍有恢复。至1932年前，半数人能够有饭糊口，半数人仍然在挨饿受冻。这是不错的新经济时期。”

苏联人民靠吃死人尸体活命：“ 这时候已经进入冬天了，气温在零下25℃--30℃。寒冷异常，村庄里被枪杀死和饿死的人比比皆是，露天扔在村外无人掩埋，变成冷冻僵尸。半年的长冬，我每天出去寻找尸体和新被屠杀死、饿死的人。那时候宣判执行枪决的人家，部份逃跑出来了，躲藏到森林里和其他地方。寻找死人吃来活命，是大家唯一的出路。人吃人者已经成帮结伙了。每当村庄里向外抛新死的人时，我们大家趴伏在远处瞧着，等着。等他们走远了，我们一拥而上，纷纷砍剁软绵绵的皮肉……。在那两三年间，为逃避残暴的红色政权躲藏在白雪覆盖的深山老林里，凡是不吃人的都活活饿死了；依靠吃死人尸体的才活了下来。”

巴夫洛维奇一生特别痛恨列宁和斯大林灭绝人性的政策：“被枪决打死的人和活活饿死的人，太多太多了！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人都没有农业集体化那个时期的遭罪、挨饿、困苦，朝不保夕。万恶的魔鬼斯大林，在1933年逼迫大家走集体农庄的道路，抢劫粮食造成大饥荒、大灾难。”

“除了城里派来的共产党土匪工作队外，当地农庄的少数布尔甚维克党员，也加入他们的行列，配合行凶抢劫，他们可以保住自己的粮食财产。村庄里多半人被打死或者饿死……能活下来的，都是皮包着骨头的骷髅。”

幸存者揭露苏联大饥荒真相：他的太太卓娅说：“我家在毗邻新西伯利亚的阿勒泰地区，1933年同样的罪恶政策也施行到我们那里。父亲被定为新富农。全家人被扫地出门，房屋财产全部没收。父亲逃到深山里，免遭处死。”“母亲带领我们十三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躲藏到城市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里。后来孩子们陆续长大了一点，就送到了孤儿院。父亲东躲西藏还是被抓住，强迫他到军队前线送死。还算幸运，父亲由于能干、会做饭当了伙夫。一次大事故烫伤了双腿，才活着回来了……。”

以上两人在不同地区的经历，也是苏联1932年至1933年大饥荒的幸存者的自述，暴露了苏联大饥荒的真相。伏尔加格勒是苏联（今日俄罗斯）最富饶的地区。伏尔加河又称为苏联的母亲河。在这个广袤大地、富饶的地区大批地饿死人，大批屠杀镇压善于耕作的农民。

可怕的数字让人毛骨悚然：再来看乌克兰，这个多少年来号称“苏联的粮仓”。乌克兰的人口历来占苏联人口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也就是1930年代大约3000多万人；苏联解体前人口二点八亿，乌克兰为五千一百万人。如果像莫斯科当局所说的，“大饥荒”不是针对乌克兰，全国都一样的话，当时苏联的大饥荒至少饿死五千万至六千万人！苏联解体前笔者在外兴安岭，与一位七十多岁的俄罗斯妇女交谈，她说：“那时候饥饿的人们，在地里挖出来一个生土豆，没等吞入口中，就被国家安全局人员打死了！”

即使把苏联其他地区罹难的人数减少一千万，另外的十四个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最少死亡人口在两千万，加上乌克兰的一千万人，最保守计算，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的集体农庄运动，苏联的死亡人数在三千万以上，这是不容置疑的！

世界人民一直不知道苏联当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大灾难、大饥荒。更不知道这一饥荒与大萧条之间的悲惨联系。但残忍的史实终于曝光，展示到装聋作哑的世人面前。

网友留言指出，原来老毛是学苏联老大哥才有后来的“三年困难”，保守来说，中国当年至少也是3000万以上，搞共产主义为什么饿死这么多人？就算清朝也还会开仓救济灾民。看看GCD吧。另有网友讽刺道，三千万冤魂，没一个出来算账啊，只剩冤魂在神州的轨道上游荡。残忍的史实终于曝光，展示到世人面前。

前苏联的样板如此影响中国：列宁和斯大林三次制造大灾难，大饥荒，都有大批人员被饿死、折磨死。一次是1921年至1923年；一次是1946年至1947年；最严重的一次是1932年至1933年。一年的大饥荒死亡三至六千万人，中国的人口是当年苏联的三倍：三年大饥荒饿死的中国人，一定不止三四千万人。有一些学者考证中国延续三年的大饥荒，死亡的人口可能达到七千万。

中国的三年大饥荒与苏联的一年大饥荒是姊妹篇，都是人为的，饿死了三千万至六千万人。斯大林只用一年的时间，中国延续了三年。在和平时期，居然创造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人间惨剧，让人深思。

网友亿年一梦则揭露说，当年，我国的粮食还在大量出口！据说当时许多省的粮仓里都有粮食，但就是不发给灾民，因为那些是属于“国家”的。

网友秋风渭水贴出一首打油诗：

六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倭寇赶跑，地主打倒。

老蒋“退休”，资本没收。

“联合政府”，一党作主。

“老九”作怪，打成“右派”。

“赶英超美”，满地饿鬼。

文革战鼓，群魔乱舞。

猫论一讲，“官倒”喊爽。

“六四”事件，屠戮又现。

镕基铁腕，寿命太短。

“代表”讲完，“政绩”泛滥。

城建拆迁，肥了贪官。

工程开花，都是豆渣。

胡温新政，激化矛盾。

汶川流泪，作秀无罪。

媒体“监督”，助长贪污。

“民主党派”，惺惺作态。

质检安检，照样危险。

法规党纪，视同儿戏。

（四）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大萧条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衰退都要来得深远，因为在此之前，实际上没有“共产党专政”、“社会主义国家”这样极具垄断性的政治怪物。

苏联因为没有粮食而闹饥荒，西方却因为粮食太多了闹饥荒（价格下跌导致农业和工业的连环破产）。

这次经济萧条是以农产品价格下跌为起点：首先发生在木材的价格上（1928年），这主要是由于苏联的木材竞争的缘故；但更大的灾难是在1929年到来，由于苏联大量出口倾销从乌克兰强行没收来的巨额小麦，导致加拿大小麦的过量，美国强迫压低所有农产品产地基本谷物的价格。不管是欧洲、美洲还是澳大利亚，农业衰退导致金融崩溃，尤其在美国，避险需要导致大量资金从欧洲抽回，随后在1929年10月发生了令人恐慌的华尔街股市暴跌。

1931年法国银行家收回了给奥地利银行的贷款，但这并不足以偿还债务。反而使得中欧和东欧许多国家的制度破产了：它导致了德国银行家为了自保，而延期偿还外债，进而也危及到了在德国有很大投资的英国银行家。资本的短缺，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带来了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没有市场必然使工厂关闭，货物越少，货物运输也就越少，这必然会危害船运业和造船业。在所有国家中，经济衰退的后果是大规模失业：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大萧条对拉丁美洲也有重大影响，使得在一个几乎被欧美银行家和商人企业家完全支配的地区失去了外资和商品出口。

关于经济大衰退（1929年—1933年）的原因，经济学界各种各样的商业循环理论都无法解释，在分析大萧条的原因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是因为，历来的研究者都没有充分考虑苏联的破坏性作用。

结果他们只好从西方本身寻找一些导致危机的因素，例如“一个或几个社会集团支出减少的幅度超过了其它社会集团支出增加的幅度”之类。

1929年，消费者购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72%，工商业者投资消费了18%，美国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使用了略少于10%，其余的用于出口。

在1929—1930年，由于投资者和消费者减少了大约一百五十亿美元的支出，国民生产总值的支出约减少了一百四十亿美元。政府支出虽稍有增加，但其影响微不足道。反映投资和消费支出有所减少的是：劳动力市场上解雇和失业增多了，工商业的销售额和利润降低了。根据上述分析，可见只要查明消费者支出和企业投资所以减少的来由，既能确定这次大萧条的产生原因了。

通过历史剖释，可以清楚看出：在二十年代已经存在着当时被人忽视或漠视的若干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趋向。而农业一直没有从战后萧条中完全恢复过来，农民在这个时期始终贫困。就在这个时候，苏联推行的暴力农业集体化，导致巨额倾销，压断了世界的骆驼。

此外，所谓工业部门工资水平较高，其中不少是假象。在这十年内，新机器的应用把大批工人排挤掉了。例如，在1920－1929年，工业总产值几乎增加了50%，而工业工人人数却没有增多，交通运输业职工实际上还有所减少。在工资水平很低的服务行业，工人增加最多，其中毫无疑问也包括了许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的技术工人。因此那些表示工资略有提高的统计数字，看来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由于工农群众是基本消费者，这两类人遇到经济困难对消费品市场一定会有影响。

1929年10月24日，美国迎来了它的“黑色星期四”（美国华尔街股市的突然暴跌事件）。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了，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

1929年10月29日这天是星期二，而且这天的纽约股市暴跌达到极点，因此也有人用“黑色星期二”来指这次事件。从1929年10月29日到11月13日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共有300亿美元的财富消失，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开支。但美国股票巿场崩溃不过是一场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爆发的火山口。

当时纽约流行一首儿歌：“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Mellon pulled the whistle, Hoover rang the bell, Wall Street gave the signal and the country went to hell）随着股票巿场的崩溃，美国经济随即全面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有组织的抵抗、内战边缘。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大量销毁“过剩”的产品，用小麦和玉米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使这条河变成“银河”。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由于苏联人民的血汗转化而来的。资本家进口了乌克兰的粮食，等于和斯大林一起欠下了血债，这时候就需要西方的消费者一起偿还了。

城巿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的栖身之所，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流浪汉的要饭袋被叫做“胡佛袋”，由于无力购买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动的汽车叫做“胡佛车”，甚至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上盖著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头上的苹果小贩则成了大萧条时期最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经营流动水果摊讨生活的人中，有许多从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

股票巿场的大崩溃导致了持续四年的大萧条，这次经济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其他工业国家。对千百万人而言，生活成为吃、穿、住的挣扎。各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加强了贸易保护的措施和手段，进一步加剧恶化世界经济形势，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

1933年初，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取代了焦头烂额的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他针对当时的实际，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被称为“罗斯福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他错误地认为大萧条是由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于是新政也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被称为“百日新政”（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间制订的15项重要立法中，有关金融的法律就占了1/3。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在罗斯福的要求下，3月9日，美国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从3月13日至15日，已有14771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25568家相比，淘汰了10797家。

罗斯福其实在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整顿金融，并学习苏联用政府来加强美国对外经济地位的行动。从1933年3月10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6月5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1934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并使美元贬值40.94%。通过美元贬值，加强了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这些措施，对稳定局势，疏导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五）苏联与西方恩将仇报还是恶有恶报

第二次大饥荒——1928：“非常措施”催生集体化运动——

1927年10月，苏联放弃过渡性的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以大工业化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之配合的是农业的集体化。由于保证城市和工业粮食供应以及出口的需要，需要以国家核定的低价收购粮食，农民对余粮的拥有和贸易权再次面临取缔，公开的理由则是1927年的粮食收购量下跌。

1928年1月斯大林秘密前往西伯利亚考察，在边疆区会议上提出将苏联《刑法》第107条运用于粮食收购工作，该条文内容为“通过采购、藏匿商品或不投放市场等手段蓄意抬高商品价格者处以1年以下监禁并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或仅监禁”。以刑法用于粮食收购，对拥有余粮者以投机罪名惩处，这一“非常措施”此后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 “粮食收购三人特别小组”，“三人小组”是衍生于战时的特殊机构，拥有不经审讯批准逮捕、判刑和处决犯人的权力，在苏联二三十年代各级政权中仍旧存在。此后苏联全国纷纷仿效，先后都成立了这种拥有极大权力的“三人小组”来统一领导各自的粮食收购工作。

“非常措施”的实行，再次激化了苏维埃与农民阶层的对立。1928年上半年苏联全国各地就爆发了150多起农民暴动事件。联共（布）中央内部于是出现了意见分歧，斯大林坚持认为产生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富农囤粮不售，蓄意制造饥荒，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他由此得出结论：必须把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使“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如此方能确保国家工业的粮食需求。

布哈林等人不同意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产生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用在工业上的投资过多，而对农业投资过少，另一方面，粮食价格又定得太低，挫伤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1929年4月，布哈林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斯大林可以放开手脚实施其农业集体化了。

斯大林的魔鬼措施：大饥荒期间大量出口粮食。

在“非常措施”以及政府的强大压力之下，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从1929年10月至1930年3月1日，有1200多万户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全国集体化的农户从占农户总数的7.6％猛增到56％，而迅猛发展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生产者的积极性遭到摧残。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各地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谷物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13.2％，土豆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7.5％，而国家在将粮食出售给农民们的时候价格却高得惊人。

集体农庄的农民们无法忍受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的重负，再次用减少播种面积等办法来消极抵抗，产粮区出现了“罢种罢收”。粮食产量在下降，国家征收乃至出口的粮食却在逐年提高，以获取资金推进工业化。如此作为之下，1930-1931年粮食不足问题已经显现出来，1932年秋，苏联国内广大地区普遍遭受了严重的饥荒，在乌克兰南部、伏尔加河中游等地区饥荒最严重。

一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前，苏联的报刊都严禁谈论1932-1933年大饥荒，提及灾荒的人以“反革命鼓动”罪名入狱。1932-1933年苏联爆发的大饥荒，灾难性远远超过了1921年的饥荒，主要原因是苏联官方对国内和国际社会掩盖了真相，致使饥民们得不到任何救援。而且大饥荒期间苏联仍然坚持向国外出口粮食。

1932-1933年苏联大饥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多数学者倾向于500万的数字。虽然比起毛泽东饿死7000万农民是个小数字，但已经接近希特勒的灭犹人数。

《苏联何以成为经济大萧条中的“大赢家”》一文更在无意中揭开了苏联的血腥内幕：

2008年当前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经常被国外媒体拿来和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那么，中国在这波金融动荡中能否有所作为，化“危”为“机”呢？在这方面，大萧条时期的历史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当时，有一个大国不仅没陷入危机，反而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这就是当时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首先，西方闹危机，苏联获良机

1921年，俄国终于结束了长达七年的“一战加内战”。到1926年，在“新经济政策”推行五年之后，工农业产量已经达到1914年一战以前的水平。1928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向世界各国疯狂出口原料，换取工业化急需的设备，结果促成西方的经济崩溃。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席卷西方各国的时候，苏联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前期。西方的经济危机，恰恰加速苏联的“大国崛起”。

当时的苏联利用世界经济危机，采取了下面的对外经济政策，以便榨取西方的能量：

1、引进技术。

1929年，苏联同西方专家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已达70多个项目，涉及冶金、工业机械、金属加工、燃料动力、石油化工、交通运输、农业机械、农业灌溉工程、汽车、轮船和飞机制造等多个重要经济部门。由于苏联没有外汇和黄金，只有用农产品和其他原料换取这些设备，廉价倾销直接导致西方经济崩溃。截至1931年，苏联接受技术援助的项目增加到124个，总值为8300万卢布（当时，1卢布约合0.5美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的一大批现代化骨干企业，尤其是在钢铁、机械、燃料动力、化工、汽车、拖拉机、飞机、造船等新的工业部门，许多是利用西方先进设备技术，甚至是在外国专家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据美国人萨顿《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的发展（1930～1945年）》一书介绍，斯大林曾说，“在苏联，约有2/3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其余的，也大多是在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技术援助下建立的。”

2、大量进口机器。

这个时期，苏联成为世界市场上机器的最大买主。1931年，美国出口的机器设备中，有50%是卖给苏联。1929～1930年，英国机器出口总量的70%是销往苏联，到1932年这个数字为90%。1931年，世界机器出口总量的 30%是销往苏联，193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在苏联的进口总额中，1929年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了30.1%， 1932年则高达55.7%。1929～1932年，苏联进口机器设备的资金总计60.1亿卢布。

3、重视“智力进口”。

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技术人员，他们被招聘到苏联工作。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达1919人，技术人员10655人，分别比1928年增加了4倍多和20多倍。同时，苏联也通过“技术援助协定”等渠道，派遣人员出国学习。1929～1933年，仅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派往国外学习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就达2000人。

4、吸引国外贷款。

1929年之前，西方大国都不愿贷款给苏联，即使贷款也附有苛刻的条件。但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使得苏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处于有利地位。1929～1931年，苏联先后从德国、奥地利、英国、意大利、美国、芬兰、日本、挪威、瑞典、丹麦、比利时、法国等十几个国家的私人银行获得贷款，到1933年底，苏联获得的贷款总计已达14亿卢布。

5、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提出合作共赢的建议。

1933年6月，苏联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上，提出一项发展对外贸易，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计划，建议西方国家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以保证苏联正常出口，苏联则准备在短期内向国外提供总值约为10亿美元的订单，并可能在近期内购买1亿美元的有色金属，2亿美元的黑色金属，约1亿美元的纺织品、皮革原料和橡胶，约4亿美元的设备和5000万美元的消费品。这些建议，既有利于苏联经济发展，也有利于西方国家缓解危机，应该说展现了在国际舞台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其次，错误政策导致乌克兰大饥荒

大萧条时期，苏联的一些经济政策也有争议：

1、加强对外汇和关税的管理，构建经济安全的“防火墙”。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一度允许有限的私人外汇业务，1930年则实行了对外贸、外汇、关税在国家垄断下进行严格管制的制度，完全取缔外汇和有价证券交易所的一切活动。这一临时性措施在当时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机向苏联本土扩散，但在国际经济危机结束后，特别是在二战后没有放宽，反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应有的重要特征。这些稳定经济秩序的积极措施，最终转变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2、逐步取消租让制度，赎买外资企业。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曾鼓励外资以租让企业的形式在苏联存在。1930年，苏联颁布了废除租让制的法令。在大萧条期间，苏联利用外资的方式，逐渐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为主，变为向国外借贷和有偿技术引进为主。但借外债需要支付利息，容易造成偿还压力；有偿技术引进的效果，往往不如开办合资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直接学习。苏联日益孤立于发达国家扩大相互投资的潮流之外，长远来看阻碍了经济发展。

3、初级产品价格暴跌，却扩大出口。

斯大林当时判断，下一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因此，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努力在10～15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为此不惜忍受暂时的艰苦生活。苏联为了加速工业化，不得不依靠农产品和原料出口来换取外汇，以支付机器设备等进口费用。当时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和原料价格都暴跌，苏联却扩大出口，因此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特别可怕的是，苏联扩大农产品出口时，国内农产品大幅减产。而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需要供养的城镇人口却大量增长。

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粮食、肉、奶的供应都严重短缺，不得不开始凭证供应。这样，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大，一些地区有所下降，乌克兰甚至出现大饥荒。乌克兰在20世纪90年代独立后，议会通过了“以反人类罪谴责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在乌克兰政策”的法案。

第三，苏联政权是大萧条的“大赢家”

苏联人民的大量死亡和苏联领导人穷奢极欲所形成的“对外经济政策”，使苏联政权成为大萧条时期的“大赢家”。

到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已从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这一惊人的激增不仅是因为苏联生产率的提高，也是因为大萧条造成的西方各国生产率的下降。1933年与1928年相比，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44%，德国下降45%，法国下降25%，英国下降20%。从当时标志国家工业实力的重要指标——钢铁产量来看，苏联的生铁产量从1928年的330万吨增加到1932年的620万吨，钢产量从430万吨增加到590万吨，轧钢生产从340万吨增加到440万吨。机器制造业的水平也达到世界第二位。

与苏联经济的高歌猛进相对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力也随之上升。

在西方经济崩溃的同时，苏联的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社会主义不再被看作空想家的美梦，而被认为是发展中的事业。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从苏联回国后发表声明：“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在西方大量失业的情况下，苏联在1930年消灭了失业者。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人都在认真思考并坦率讨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1933年，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福斯特参加总统竞选，获得了美共有史以来的最高选票。当时，美国失业工人甚至到苏联驻美使馆排队领取签证。德国共产党主席台尔曼在1932年的德国总统选举中排名第三。

当时的法国《时报》写道：“共产主义正在用极快的速度完成改造事业……布尔什维克在和我们的比赛中成为胜利者。”

1933年，美苏复交的谈判在华盛顿举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先后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和代理国防部长摩根索会谈，双方表示遵守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互相保证不支持旨在反对对方政治制度的一切活动。1933年11月16日，美苏宣布恢复邦交。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推动了其他国家与苏联关系的改善。1934年，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国际联盟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

最后，苏联恶有恶报，“经验”导致灭亡

斯大林执政前期的苏联，本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但苏联后来却很少提及对外经济关系对“一五”计划的重要作用。1960年苏联社会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就突出表现出这种倾向。该书总结说：“苏联不能指望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资本主义国家竭力阻碍和破坏我国的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资金的惟一方法是依靠内部源泉的资金积累。”于是，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对外贸易又恢复到较小的规模。

苏联在大萧条中的经济政策，对今天的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过，也要注意到，目前发生的只是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引起全面的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没有引发全球性的物价暴跌。像苏联当年那样大买技术、机器设备的条件尚不具备。不过，苏联的一些经验教训还是很有启发价值的。

苏联能基本避免大萧条的冲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行了前无古人的五年计划。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并非简单的转轨，而是制度创新。建立适合本国在一定时期内具体情况的体制，而不迷信某种在别国曾经成功的制度，是战胜危机的关键。

另外，大萧条中，迷信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损失惨重。苏联当时处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相结合的阶段，却获得成功。然而，苏联后来却错误地总结“经验”，走上单一的计划经济道路。而西方国家则加强了国家管制，逐步在经济发展上超过苏联。

苏联趁人之危、趁火打劫，利用资本主义给社会主义输血，最后却制造了“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的神话，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走向亡党亡国的不归之路。

（六）中共正在攻陷西方的壁垒

读者可能会问：

既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六四屠杀后超经济的压榨引爆的，而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也是根据同样的原理由苏联的超经济压榨引爆的，那么中国的集体农业化怎么没有引起世界经济危机呢？

可能的一个答案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三年灾害”等超经济压榨，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巨额农产品，并没有流向世界市场（没有像苏联的“统购统销”、“集体农庄”、“大饥荒”等超经济压榨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巨额农产品那样流入世界市场），而是统统拿去喂了苏联，因此，自由世界逃过了一劫。

《百年潮 》杂志《五十年代中苏贸易：中国支付战略物资换军工技术》一文记载了老牌苏联特务阿尔希波夫的有关回忆：

根据两国的协议，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飞机、坦克、火炮和无线电工厂，提供了当时最现代化的仪器和设备、先进的军械样品，如飞机、坦克等。我们还帮助中国建立了生产潜艇的工厂和相应的基地。对苏联提供的设备，中国是用易货方式支付的，军工技术是用优惠贷款支付的。中国向苏联提供了某些战略物资，如锡、锡精矿和钨精矿等。中国还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日用消费品。

苏中双方对于执行各自承担的义务都非常严肃认真。例如，1951年苏联企业向中国供货严重拖欠。我报告了斯大林。之后采取了严厉措施，撤了十来名部长和副部长的职。此后，严格执行对中国的供货协议便成了不可违反的法律。中国对于履行自己的义务也是持这种态度。这可以举一例说明。50年代，苏联缺少可兑换的外币，我们请求中国用外币支付一部分我们供应的货物。中国每年向我们提供1亿至1.2亿美元，这笔钱主要来自国外的侨汇。1959年至1960年，中国侨汇情况严重复杂化，便向我们提供黄金，由我们拿到国际市场出售，从而弥补了苏联外汇的不足。这些事实都证明双方合作是如何密切，它对双方又是何等重要。

据《周恩来指导1950年中苏贸易协定谈判简况》（高长武）一文指出：

1950年上半年，中苏两国“政府”陆续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长路和旅大问题、贷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苏联专家合同问题、贸易问题等多个相关协定。其中，中苏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最为漫长。作为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对这次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对外贸易谈判始终关注有加，悉心指导。但是，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相关协定相比，目前已经公布的关于1950年中苏贸易协定的史料并不丰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则更为少见。因此，当时周恩来指导中苏贸易谈判的具体情况一直不甚明了。

关于与苏联的贸易合作，我国“政府”一开始的想法，是双方签订商约，但后来考虑到当时条件尚不成熟，于是改提签订贸易协定，由中方负责起草与当时中苏贸易有关的条文及附件、附表，苏方表示同意。中苏双方在贸易合作的大原则上并没有大的分歧。但是，贸易谈判涉及许多具体问题，比如进出口货单、市场价格、交货条件等等，都需要在综合考虑国家利益、国家财政状况、双方其他领域的合作情况等多方因素的基础上拟出计划，经过反复谈判，才可能达成一致。而且当时中方代表团的主要精力，放在订立具有统领作用的中苏新约和解决最棘手的中长路和旅大问题以及新中国经济建设最需要的资金问题，暂时无暇全力关注贸易问题。因此，当中苏新约及有关协定谈判结束、付诸签字的时候，关于中苏贸易协定问题的谈判还在进行中。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长期经济贷款作为偿付自苏联购买工业与铁路的机器设备的协定》。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乘专列离开莫斯科回国。中苏谈判中尚未解决的其他相关问题，由李富春、王稼祥等五人组成代表团留在苏联，按照毛泽东、周恩来回国前议定的大原则继续谈判。

在这些问题中，难度最大的就是贸易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早有预料。2月17日7时，毛泽东就由李富春主持中苏贸易谈判等问题专门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份由周恩来起草的电报称：在尚未解决的诸问题中，“最费事者为贸易合同及出入口货单的厘定，尤以货单的规格价目为最难确定”。显然，毛泽东和周恩来抓住了当时中苏谈判中的主要矛盾（贸易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贸易货单的规格价目）。电报还请刘少奇提醒当时负责国内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薄一波注意：货单“价目不宜提得太高，致与苏联方面相差悬殊，颇能影响商谈”。

据笔者看到的材料，自离开莫斯科回国至中苏贸易协定签订，周恩来就贸易协定谈判问题先后以自己或中央名义至少八次致电中方谈判代表团李富春等。

周恩来之所以多次致电指导，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货单始终不能达成共识。原因是什么呢？在上面提到的毛泽东2月17日电报的指导下，中方已经注意对货单价目进行调整，以使与苏方的要求不致“相差悬殊”。但是，当时新中国成立不过几个月，国家财政十分困难，所以在与苏方谈判时，除了照顾苏方的要求，还要争取通过贸易顺差改善我国财政困难的局面。周恩来先是在李富春等1950年3月21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上批注：“货单尚需缓一步确定，因需挤出外汇。”紧接着，3月31日，他又在中央致李富春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如能做到“争取出口货平均增价百分之五，入口货减价百分之五”，“当然很好”；“尚有何种货品，可以向苏出口，以资弥补外汇”，这点也要考虑。

经过中苏双方的多次磋商，4月7日，贸易协定谈判情况有所好转。4月8日，李富春等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相关情况。电报说：4月7日，“苏方最后答复了我重要出口货的各项价格”；至于我方增加出口货问题，苏方原则同意，待外汇确实不够时，再具体商谈；关于我方进口货，通过减去一部分原定进口的工业设备，推迟部分大设备的交货时间，压低部分进口货的价格，全部进口货总价款减少1120万美元；全年进出相抵的余额加上贷款剩余，可有6850万美元用于军事订货等。

对李富春电报提到的情况，周恩来十分满意。他在中央4月9日给李富春等人的复电中，表示同意贸易协定的各项文件和进出口总货单。对于中方谈判代表团“已经减少或推迟的进口货单”，他用“甚妥”二字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周恩来又以惯有的冷静提醒李富春等人特别注意一点：军事订货费用加上支付苏联专家薪酬等，算上从苏方所贷款项在内，仍有近2000万美元缺口，如空军方面再需增加军事订货，则缺口会更大。这就提醒中方谈判代表团，在协定正式签字之前，只要还有一丝可能，就要努力争取更理想的结果。周恩来还指出：在签字前，我方必须声明，我们对于进出口货的价格，多数是满意的，但我方有些出口货价格确实是赔本的；由于缺乏国际贸易经验，虽然我们觉得有些进口货价定高了，有些出口货价定低了，但因无充分证据，中方“愿保留将来对这一部分货物价格的声明权，以便作中苏双方今后谈判新的易货协定时的参考”。这里，周恩来着眼于中苏贸易的长远发展，并不避讳当时我们经验不足的弱点，坦诚声明，有理有节。

周恩来对中苏贸易谈判的把握和指导，还体现在对贸易协定及相关文件的斟酌和修改上。周恩来在3月26日代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李富春等人的电报中，对中苏贸易协定及相关文件共提出了九处修改意见。这些修改意见，有的是针对原文中的错误，如贸易协定第十二条第三节，原文“将根据本协定第八条第四节”实为“第七条第四节”之误；有的是针对原文表述不周全，比如，交货共同条件第十二条，原文并没有考虑到购方船只如晚到也需赔偿的问题；有的是针对文本翻译不准确，比如，银行结算计算办法协议中，原文“年息一分”的表述容易使人误解，不如直译为“年利百分之一”。在最终的协定文本中，这些修改意见都被采纳了。4月5日，周恩来又致电李富春，对贸易协定的全称作出改动：在中苏两国政府名称之间加了一个“与”字，以使名称更规范（最后签字时，在两国政府名称之间加了一个顿号）。这也体现了周恩来“外交无小事”的思想和“小处着手，为大于细”的处事风格。

在周恩来的精心指导下，1950年4月19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1950年中苏贸易协定及相关文件。同年5月12日，政务院第32次政务会议予以批准。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指出：这次中苏两国签订的贸易协定的重点，是争取出口要多，进口要少，还要努力争取同其他国家做生意。这是周恩来对这次中苏贸易协定谈判的一个总结。“中国政府”在这次谈判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并由此逐渐开始了对“新中国”对外贸易之路的探索。

这种所谓的“贸易”，其实就是中共汉奸集团对苏联的进贡、对中国的掠夺。

《中苏货物对外贸易比较（1950～1989年）》的统计资料显示：

1950年，苏联货物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2.5亿美元，是中国的2.88倍。其中，出口17.9亿美元，是中国的3.26倍；进口14.6亿美元，是中国的2.51倍；顺差3.4亿美元，而中国是逆差0.3亿美元。

1958年，苏联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到86.5亿美元，但领先中国的优势有所缩小，只相当于中国的1.65倍。其中，出口43.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1.58倍；进口43.5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1.74倍；逆差0.5亿美元。

1958年以后，由于大跃进、中苏关系恶化、西方经济封锁及文革的影响，中国直到1972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才恢复并超过1959年的水平。因此，这一阶段，中苏之间的差距开始迅速扩大，至1971年，苏联进出口总额已经相当于中国的5.35倍，其中出口是中国的4.96倍，进口是中国的5.86倍。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苏联进出口总额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的领先优势，相当于中国的5.86倍，其中出口是中国的6.01倍，进口是中国的5.71倍，顺差是中国的11.70倍。

1978年以后，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苏对外贸易经济差距开始逐渐缩小。

1978年，苏联进出口总额是中国的4.87倍，到1989年则缩小到2.00倍。

其中，出口1978年是中国的5.25倍，1989年缩小到2.08倍；进口1978年是中国的4.54倍，1989年缩小到1.94倍。

1950年至1989年，苏联进出口总值累计为26649.9亿美元，是中国的3.05倍。其中，出口累计13766.0亿美元，是中国的3.32倍；进口累计12884.0亿美元，是中国的2.81倍；顺差累计882.0亿美元，比中国多1312.5亿美元。

1950年至1989年，进出口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中国为12.5%，苏联为11.5%；出口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中国为12.4%，苏联为11.1%；进口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中国为12.6%，苏联为11.8%。

其中，改革开放以前的1950年至1977年，进出口总值、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三项指标的年平均增速，中国都低于苏联，分别为10.0%、10.2%和9.7%，分别低于苏联同期2.9、2.5和3.4个百分点。

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这三项指标的年均增速均大大高于苏联。1978年至1989年，进出口总值、出口总值、进口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中国分别为18.4%、17.6%、19.3%，分别高出苏联同期10.1、10.0、10.3个百分点。

[本文发表之后，有读者投书我，善意提醒：同时也要考虑到两个问题：

1、2004年人民币一次性贬值40%以后，中国的企业获得巨大的出口优势，基本上只要做出口的都赚钱。在汇率优势下，中国的企业根本不愿意做技术改进。近1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有着对欧美的巨额贸易顺差，按照经济规律，人民币应该升值，而10年来人民币兑一揽子货币却是贬值的，唯一兑美元升值，也是因为美元（因美国经济不景气）贬值了更多。例如：10年前，人民币兑加币是5:1，而现在是6.3:1。中国的问题在于，过去10年，有巨额的贸易顺差，而人民币却在贬值。这样的话，永远都不会自动实现贸易平衡。相反，如果美国和东南亚或印度做贸易，如果东南亚或印度对美有巨额贸易顺差，那么东南亚或印度的货币将会显著升值，去平衡贸易顺差。

2、人民币最新的发行总量（M2）是4.37万亿（远超美元的发行总量），而2008年才40万亿，短短几年发行了54.37万亿，而十年前人民币的发行总量是16万亿。肆意发行货币，也是中国GDP快速增长的原因（老百姓承受恶性通货膨胀）。因为中共是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政权。]

谢选骏指出：正因为1949年以后中共搜刮的民脂民膏大多去了苏联，而不是直接进入世界市场，世界才避免了了一次浩劫。

但到中国共产党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成为其第143个成员之后，中共进入了西方系统、孙悟空就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金融危机开始布局，七年之后终于爆发。

西方世界，正在重蹈1924年国民党联俄容共的覆辙，走向无法回头的不归之路。

中共正在攻陷西方的壁垒。但与此同时，中共自己正在异化，走向自己的七十年大限（1949——2019年）。

（另起一页）

第八节

是上帝瓦解了苏联

一直以来有一个流行的错误：以为是苏联共产党头目戈尔巴乔夫“大义灭亲”，故意瓦解了苏联。

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也会顺着这个“无罪推断”的逻辑，以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目的”。

但是后来，戈尔巴乔夫自己出来证明了这个错误：他后悔自己当年采取的措施，导致了苏联的完结。

这就证明戈尔巴乔夫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失败的舵手。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习近平也可以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关键是看公众的反应、上帝的旨意。

这不，新的证据又来了，而且又是由戈尔巴乔夫自己提供的：

“苏联掘墓人”戈尔巴乔夫被禁止入境乌克兰——

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网2016年5月27日消息，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因表态支持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成为不受乌克兰欢迎的人物。戈尔巴乔夫被禁止入境乌克兰，为期5年。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证实，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被禁止入境乌克兰，暂时为期5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SBU）公布消息称，戈尔巴乔夫被禁止入境的主要原因是他公开支持克里姆林宫兼并克里米亚。

2014年春季，克里米亚半岛举行了一次备受争议的公决之后被俄罗斯兼并。乌克兰政府和西方国家都认为俄罗斯此举违反国际法并继续将克里米亚视为乌克兰的一部分。

这位可怜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采访时表示，“如果他处于类似的境况，他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他强调，“我永远支持人民的自由意愿，况且大多数克里米亚人都赞成加入俄罗斯。”

对于他因这一表态而被乌克兰禁止入境，现年85岁的戈尔巴乔夫“反应淡定”。他向俄新社表示：“我现在不会去那里，将来也不会去。”

戈尔巴乔夫被认为是促进德国重新统一的开路先锋之一。1980年底，他领导着前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坦诚和深刻的改革。但是许多俄罗斯人批评戈尔巴乔夫是前苏联的掘墓人。也许是为了摆脱这一指责，戈尔巴乔夫日渐脱离1980年代的立场，后悔自己的过去。

这个事例清楚表明，是上帝瓦解了苏联而不是戈尔巴乔夫。如果不相信上帝，那就只好说“苏联多行不义必自毙。”

“共产党和苏联鬼子，作恶多端，必然灭亡。”

（另起一页）

第九节

普京再度“当选”的双重意味

2012年3月5日，普京依靠半合法的手段“当选”俄罗斯总统，西方民主国家对此虽然十分冷淡，但是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却公然祝贺这位前苏联克格勃分子重返克里姆林宫。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艾希顿（Catherine Ashton）只是表示，欧盟“注意到”选举的结果。美国的态度也差不多。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却当天致电普京，祝贺他当选，与俄罗斯关系时而紧张的日本也表达贺意，还趁机希望领土争端能“明智”地解决。

◎普京时代结束的开始

欧美方面的反应是因为国际观察员报告指出，俄国竞选活动一面倒向普京，是由于投票活动出现非法和违规。全球各地报纸头版都刊登普京获胜消息，但许多报纸也聚焦在选举舞弊的指控上，同时质疑他还能掌权多久。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今日的俄罗斯与普京2000年初次当选时相比，已有显著差异，日益高涨的中产阶级运动不太可能继续支持他12年。德国保守派的《世界报（Die Welt）》也表示普京此次当选标志着“普京时代结束的开始”。

即使普京已确定以近63%的得票率第三度当选总统，但反对者的抗议行动并未因投票结束而停止。5日夜晚的莫斯科，皓月当空，寒风袭人，却止不住人潮不断涌入诗人普希金雕像矗立的广场。“俄罗斯不要普京！”“莫斯科不相信普京的眼泪！”群众的吶喊声，直上挺立的白桦树梢。细雪飘下，在冷冽的晚风中，与抗议者身上的白色丝带共飞舞。自发前来的民众身上早带着约定的白色信物：要求“诚实选举”的白色丝带、长柄的白色玫瑰、含苞的白色郁金香、白色汽球，只因各地仍传出舞弊作票案件，舞台上抗议者激昂地宣布：“晚安，莫斯科的自由人民，让我们以行动宣布这次选举无效！”

警方估计约有1.4万人参加5日晚上这场反普集会，申请集会的两小时结束后，群众迟迟不肯散去。早已严阵以待的警察与称为“欧蒙”的镇暴部队强力驱离，推挤民众进入地铁站，逮捕了数百位反对者，包括著名的反贪博客作者阿列西．纳瓦尼。

◎俄罗斯民主春光乍现

2011年底的俄国国会选举舞弊至今，在俄罗斯爆发一波又一波的反普示威，规模之大是苏联解体之后首见；抗议人群高举的智能手机或iPad，几乎是标准配备；他们实时传播现场状况，抗议行动的成形，靠的正是网络的串连。

俄罗斯著名民调机构“列瓦达分析中心”的分析结果显示，示威者中70%是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其中，46%是专业人才，17%是公司高管。此外，示威者中的56%年龄还不到40岁。这群人靠着网络与智能手机，在强人政治之下，勇于在严酷的寒冬及政治气氛下，表达政治意见的新中产阶级，已是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新手；极可能在古老的政治势力之下，以新世代的方式为僵死状态的俄罗斯民主开出一条新路。

比中国等其它集权国家较为进步的是，普京政权已有足够的自信心，能够容忍人民的反对，容许舆论自由表达；只要在可容许的范围之内，能取得莫斯科市府准许，人民要上街抗议，还是可以的。普京这次大选得票率63%，比起当年的71%已显逊色，从去年12月起，发生在莫斯科及各地的群众运动，给了执政当局聆听民众心声的好机会，政府也并未采取强烈阻扰、甚至镇压的手段；反对党人士及示威民众也能自发性遵守集会秩序，并未爆发流血冲突。

这不仅使人想到：俄国这样的“半民主”还是要比“不民主”好一点，起码，俄罗斯人民的生活还可以通过选举的压力，得到逐步改善。有人确实需要普京政权能保证的“稳定”和“经济成长”，这派以老派人士及中下阶层为主，只要养老金、瓦斯不涨价，“喂饱胃袋”就是最大的福祉。另一派是近年兴起的中产阶级与新世代，他们买了计算机，也出国旅行，看过真正的民主是什么样子，也就有了对国家未来的盼望和想象，他们知道，普京的“稳定”，就是“停滞”。

（另起一页）

第十节

普京可以让俄罗斯死得慢一点

俄罗斯正像历史上曾经入侵甚至入主过中国的北方蛮族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洲一样，逐渐踏上衰亡的道路。

但是作为回光返照，俄罗斯却出了个滑稽的总统，他和总理两人轮流坐庄，演出了全球仅此一家的丑剧。

不仅如此，他还不顾俄罗斯日趋没落的现实，企图逆流而上，挽狂澜于既倒，不懂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他于是四处侵略邻国，大大透支了俄罗斯的国力，其结果，只会加速俄罗斯的进一步解体。

普京2014年9月1日在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通电话时威胁称，“如果我想做的话”，俄军能在两周内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此前，乌克兰军队刚刚失去了该国东部关键机场的控制权。西方担心，俄罗斯会在乌克兰东部扶持一个新亲俄政权。

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俄罗斯人口持续下降，如果普京逆势而为，采取扩张政策，那就无异于透支未来，加速俄罗斯联邦的解体。

巴罗佐对欧盟国家领袖称，普京是在回答“是否有俄军士兵进入乌克兰东部”的问题时做上述表示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示，普京这个人是“完全无法预测的”。英国首相卡梅伦指出，不能让俄罗斯占领整个乌克兰，否则将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战绥靖政策的悲剧。这些人似乎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怎样收场的。因为欧美的白人在1890年代就达到了生育高峰，此后出生率不断下跌，可是，这些国家的领袖却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反而加速扩张、瓜分世界，最后一站就是在北京会师，用八国联军洗劫了中国。列强在利令智昏之下，又因分赃不匀在如何瓜分非洲和土耳其的问题上起了冲突。最后在俄罗斯的教唆下，南斯拉夫人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造成了“西方的衰落”。

普京之所以大言不惭，是因为俄军化装的“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在战场上不断击败乌克兰政府军，攻占了大片地区。乌克兰当局表示，这是因为俄罗斯士兵约1600人和坦克等重型装备进入乌克兰，“帮助”民间武装作战。虽然俄罗斯对此予以坚决否认，但大家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有不可磨灭的“俄国因素”。所以欧盟毅然实施对俄经济制裁，企图挽狂澜于既倒。

面对俄罗斯和境内亲俄武装的双重压力，乌克兰表示表示要寻求加入北约以获得保护。普京则撂下重话称：俄罗斯是首屈一指的核武器大国，最好别惹我们。

但是七八个北约国家还是强打精神，打算针对俄罗斯联合组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规模至少为一万人。

我早在几年就说过：欧盟这种人工产品很难成活，因为没有经历帝国的蹂躏，又无南北战争的锤打。现在好了，俄罗斯正在送上一份厚礼，帮助欧洲帝国的诞生。

类似于美国南北战争的洗礼，才能帮助欧洲克服软骨病：俄罗斯坦克攻下乌机场，数百乌军遭屠杀！

乌克兰政府军撤离伊洛瓦伊斯克时，遭到俄罗斯反抗军开火袭击，死伤惨重。这是乌克兰政府军为夺回东部卢甘斯克机场的控制权，和俄罗斯的坦克部队激战数小时后，因俄军猛烈砲击，不得不撤退的时候发生的。

乌克兰军方指控，他们近日举白旗撤离伊洛瓦伊斯克时，遭到亲俄反抗军开枪攻击，“弟兄们从反抗军指示的路径离开，却遭到反抗军从四面八方开枪射击，这已违反国际公约。”

乌克兰军方在脸书上公布罹难士兵照片，指责说：“这就是俄罗斯给的绿色走道，数以百计的尸体，还有数十人被俘虏。”乌克兰和俄罗斯本是同根生，还遭遇如此待遇；大家可以了解，当年俄罗斯侵略中国时，该是多么残忍血腥。俄罗斯的傀儡部队“乌克兰反抗军”开砲还攻击亚速海上的乌克兰两艘巡逻船，七人被炸伤烧伤，两人失踪，生死不明。

联合国八月底统计，“乌克兰东部反抗军”为了独立，和政府军发生冲突五个月来，已造成近2600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哀鸣说：“俄国已直接、公然入侵乌克兰。”但他对此毫无办法。中国人特别能理解乌克兰的痛苦。因为中国被俄国掠夺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再加上整个外蒙古。

现在，因为大量领土损失，中国拥挤得不得了，而俄罗斯从中国夺走的土地却荒无人烟。

俄罗斯的这种强盗行径很像十九世纪的满洲人，只能过度透支自己早已衰竭的力量，是不能持久的。

那时，满族人封锁了山海关，禁止汉人回到自己的故乡东北，因为在汉朝甚至以前，那里就和朝鲜一样属于中国了。满族人的空关政策使得中国的东北地区荒无人烟，诱使俄罗斯入侵。在这种局面下，满族人开放了东北，允许汉人回乡。

现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人口，超过整个俄罗斯，而对面被夺走的外蒙古、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东西伯利亚，加起来不过一两千万人口，还抵不上中国的几个县。

这就是人类居住环境的极端不平等。

怎样稍微公平一点地处理类似问题呢？

俄罗斯应该交还一部分中国被占领土。这样可以俄罗斯自己死得慢一点。这是普京唯一可以造福于俄国的。否则，普京的倒行逆施只能加速俄罗斯联邦的进一步解体为多个政治实体。

读者评论

1

普京之所以大言不惭，是因为俄军化装的“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在战场上不断击败乌克兰政府军，攻占了大片地区。乌克兰当局表示，这是因为俄罗斯士兵约1600人和坦克等重型装备进入乌克兰，“帮助”民间武装作战。虽然俄罗斯对此予以坚决否认，但大家还记得48年史達林派遣40 萬紅軍入侵東北. 與美國禁運武器, 拒絕提供經濟援助或貸款. 打敗了中國軍隊.

這是美國人向美國國會遞交的見證.

同盟國（包括史達林）為掩蓋賣出了中國。編造謊言. 毛澤東是什麼軍事天才。解放軍戰無不勝.得人心. 什麼共產黨是民主派等等. 全部謊言。現在可沒再人相信的謊言.今天烏克蘭是俄羅斯入侵的實實際際活生生的證據榜樣。1948 年史達林同樣的手法入侵東北.

謊言不但沒有人相信。也不敢講。說不是等於同意普京俄羅斯在烏克蘭沒有軍隊。沒有侵入烏克蘭？

2

这也是上帝的安排。如果中国人占领远东，东北虎早就灭绝了。所以上帝安排俄国暂时看管西伯利亚。除非汉人信仰上帝并文明化，否则俄国不会还领土。只要中国人基督教化，汉俄民族的同化就容易多了，汉人就能与俄国女人结婚成家，西伯利亚回归指日可待。信仰神就得救。

（另起一页）

第十一节

普京可能加速俄罗斯联邦解体

俄罗斯总统普京2014年9月1日在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通电话时威胁称，“如果我想做的话”，俄军能在两周内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此前，乌克兰军队刚刚失去了该国东部关键机场的控制权。西方担心，俄罗斯会在乌克兰东部扶持一个新亲俄政权。

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俄罗斯人口持续下降，如果普京逆势而为，采取扩张政策，那就无异于透支未来，加速俄罗斯联邦的解体。

巴罗佐对欧盟国家领袖称，普京是在回答“是否有俄军士兵进入乌克兰东部”的问题时做上述表示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示，普京这个人是“完全无法预测的”。英国首相卡梅伦指出，不能让俄罗斯占领整个乌克兰，否则将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战绥靖政策的悲剧。这些人似乎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怎样收场的。因为欧美的白人在1890年代就达到了生育高峰，此后出生率不断下跌，可是，这些国家的领袖却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反而加速扩张、瓜分世界，最后一站就是在北京会师，用八国联军洗劫了中国。列强在利令智昏之下，又因分赃不匀在如何瓜分非洲和土耳其的问题上起了冲突。最后在俄罗斯的教唆下，南斯拉夫人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造成了“西方的衰落”。

普京之所以大言不惭，是因为俄军化装的“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在战场上不断击败乌克兰政府军，攻占了大片地区。乌克兰当局表示，这是因为俄罗斯士兵约1600人和坦克等重型装备进入乌克兰，“帮助”民间武装作战。虽然俄罗斯对此予以坚决否认，但大家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有不可磨灭的“俄国因素”。所以欧盟毅然实施对俄经济制裁，企图挽狂澜于既倒。

面对俄罗斯和境内亲俄武装的双重压力，乌克兰表示表示要寻求加入北约以获得保护。普京则撂下重话称：俄罗斯是首屈一指的核武器大国，最好别惹我们。

但是七八个北约国家还是强打精神，打算针对俄罗斯联合组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规模至少为一万人。

我早在几年就说过：欧盟这种人工产品很难成活，因为没有经历帝国的蹂躏，又无南北战争的锤打。现在好了，俄罗斯正在送上一份厚礼，帮助欧洲帝国的诞生。

类似于美国南北战争的洗礼，才能帮助欧洲克服软骨病：俄罗斯坦克攻下乌机场，数百乌军遭屠杀！

乌克兰政府军撤离伊洛瓦伊斯克时，遭到俄罗斯反抗军开火袭击，死伤惨重。这是乌克兰政府军为夺回东部卢甘斯克机场的控制权，和俄罗斯的坦克部队激战数小时后，因俄军猛烈砲击，不得不撤退的时候发生的。

乌克兰军方指控，他们近日举白旗撤离伊洛瓦伊斯克时，遭到亲俄反抗军开枪攻击，“弟兄们从反抗军指示的路径离开，却遭到反抗军从四面八方开枪射击，这已违反国际公约。”

乌克兰军方在脸书上公布罹难士兵照片，指责说：“这就是俄罗斯给的绿色走道，数以百计的尸体，还有数十人被俘虏。”乌克兰和俄罗斯本是同根生，还遭遇如此待遇；大家可以了解，当年俄罗斯侵略中国时，该是多么残忍血腥。俄罗斯的傀儡部队“乌克兰反抗军”开砲还攻击亚速海上的乌克兰两艘巡逻船，七人被炸伤烧伤，两人失踪，生死不明。

联合国八月底统计，“乌克兰东部反抗军”为了独立，和政府军发生冲突五个月来，已造成近2600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哀鸣说：“俄国已直接、公然入侵乌克兰。”但他对此毫无办法。中国人特别能理解乌克兰的痛苦。因为中国被俄国掠夺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再加上整个外蒙古。

现在，因为大量领土损失，中国拥挤得不得了，而俄罗斯从中国夺走的土地却荒无人烟。

俄罗斯的这种强盗行径很像十九世纪的满洲人，是不能持久的。

那时，满族人封锁了山海关，禁止汉人回到自己的故乡东北，因为在汉朝甚至以前，那里就和朝鲜一样属于中国了。满族人的空关政策使得中国的东北地区荒无人烟，诱使俄罗斯入侵。在这种局面下，满族人开放了东北，允许汉人回乡。

现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人口，超过整个俄罗斯，而对面被夺走的外蒙古、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东西伯利亚，加起来不过一两千万人口，还抵不上中国的几个县。

这就是人类居住环境的极端不平等。

怎样稍微公平一点地处理类似问题呢？

俄罗斯应该交还一部分中国被占领土。

否则，普京的倒行逆施只能加速俄罗斯联邦的最终解体。

（另起一单页）

第四章

亚太篇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印度占领的阿萨姆邦是中国的边疆

印度占领的阿萨姆邦是中国的有机部分——这不是谢选骏说的，而是美国学者在《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一书中暗示的。

该书作者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加拿大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其研究曾获得多种奖项。他是公认继乔姆斯基之后的语言大师，也是世界语言学与心智科学的领导人物。《语言本能》一出版，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

据出版社宣传：该书副标题为“探索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是本由“真正的专家”所写的关于语言的书，可读性非常高。平克非常技巧地把一个想知道的语言问题提出来讨论，不但从语言学、心理学的专业知识去着手，他还有深厚的生物学知识。最主要的是，他知道一般人对于语言学上的问题在哪里，以四两拨千斤的轻松方式，拨开云雾见青天，把人们带出牛角尖。不管这本书将来在语言学和心理学上的影响为何，《语言本能》这本书已经在科学普及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劳。平克的这本书，无疑地会使读者开始尊敬对这个令人惊奇的自然现象——语言。

《纽约时报书评》：这是一本令人赞赏、充满风趣，并且无懈可击的书。平克有着一般科学家所没有的能力，可是将最困难的东西解释给一般大众听，还让人听得津津有味。最重要的是，他从来没有看不起读者，这本书有个精神：就是基本的人道精神。这是一本很有用，带来很多新知识但是又非常好看，使你爱不释手的书。

《科学的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书评：这是一本令人放不下手的好书，充满了实验的结果、科学的观察、卓越的洞察力和强有力的说服力。读者同时也会感受到平克教授的幽默；他与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作家马克·吐温是同属于大师级的人物！

而这本书之所以引起谢选骏的兴趣，是因为其中谈到了印度占领的阿萨姆邦和中国的有机关系：

1930年，新几内亚高原生活着的上百万石器时代土著被西方文明人发现。截止1960年，那里发现了800种土语。这些土语都可以表达抽象观念、看不见的物体、复杂的推理。考古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写道，谈到语言的形式时，柏拉图和马其顿（Macedonia）养猪人站在同一个水准上，孔夫子和阿萨姆（Assam）猎人头的青番旗鼓相当。

……

在这里，平克引述的考古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又是何许人呢？

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年），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在德国出生，他1904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从1931年直至去世，他担任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的主席。他是首先考虑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的语言学家之一。他的学生包括沃夫、哈斯、惠尔和中国的李方桂。萨丕尔这个名言是在二十世纪初年说的：“在我们谈到语言的形式时，柏拉图和马其顿（Macedonia）养猪人站在同一个水准上，孔夫子和阿萨姆（Assam）猎人头的青番旗鼓相当。”

由此可见，在二十世纪初期，国际学术界把阿萨姆邦看作中国的边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国家学术界把阿萨姆邦和中国的关系，等同于马其顿和希腊的关系；孔夫子是中国的代表，正如柏拉图是希腊的代表。而在历史上马其顿和希腊的关系，犹如秦国和关东六国的关系；正如“边疆与内地的关系”。

换言之：印度占领的阿萨姆邦与中国的关系，犹如马其顿和希腊的关系，犹如秦国和关东六国的关系：是“边疆与内地的关系”。

现在被印度占领的阿萨姆邦，在印度独立以前的二十世纪初期，就已经是中国的边疆了。

（另起一页）

第二节

印度阿萨姆邦与中国渊源考

（一）

2013年1月9日，谢选骏在《印度占领的阿萨姆邦是中国的边疆》里指出：

印度占领的阿萨姆邦是中国的有机部分——这不是谢选骏说的，而是美国学者在《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一书中暗示的。

……

被印度占领的阿萨姆邦，在印度独立以前的二十世纪初期，就已经是中国的边疆了。

现在，根据“印度阿萨姆邦与中国渊源考”的主题，补充资料如下：

我们总是在不断的重复麦克马洪线的作用，其实，印度侵占中国藏南地区建立“阿鲁纳恰尔邦”是另有原因的。个人认为主要的原因是“阿鲁纳恰尔邦”身后几个印度邦的人口组成问题使印度需要建立一个军事隔离区用来保护印度的领土，于是他们自从1962年中印战争后至今都在蚕食中国领土。

特里普拉邦：印度共产党2011年大选后最后一个掌权的穷苦联邦，人口组成大多数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穆斯林，孟加拉人居多。

米佐拉姆邦：这里的基督徒占全邦人口总数的84%，印度教占7%，穆斯林占1%，主要民族是米佐族，与中国人长相无异。2012年2月28日米佐部族约一万人举行武装暴动反抗国大党政府对他们的压迫和镇压。印度政府派遣大批军队进行血腥屠杀，印度总理亲自赶到阿萨姆邦指挥镇压。米佐部族武装现在成功地控制着大约七百个分散的村庄和一些军事据点。

曼尼普尔邦：曾是两千多年的独立城邦，在血缘和文化上与中国有很大的渊源，有本地古语史料载，其源头是古代中国齐朝国王与中亚王朝公主通婚所立，与中国人长相无异。曼尼普尔语属于汉藏语系，民间一直维持着对龙的崇拜，这个邦的邦旗和邦徽都模仿中国。该邦居民偏好中国饮食、电影、电视剧，而且大部分居民都不会讲印地语。该邦武装力量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PLA）1978年9月25日建立，它是1980年代第一个在拉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的来自曼尼普尔的武装组织。主要民族之一那加人主要为蒙古人种，那加族也继续以武装斗争反抗国大党政府的压迫，2012年10月中旬，一支那加族武装袭击一所警察营房，夺取了六支步枪和一批弹药，然后，转入密林中，10月20日，约一百名用自动武器装备的那加族武装，在曼尼普尔邦的乌克鲁尔附近伏击了一支阿萨姆步枪队的巡逻队。曼尼普尔（Manipur）, 曾是两千多年的独立城邦，有本地古语史料载，其源头是古代中国齐朝国王与中亚王朝公主通婚所立，与中国人长相无异。其地历史丰厚，艺术发达，教育繁盛，文化自成一体，受高等教育者遍布世界各国。

当地政府1947年摆脱英殖民之后，1949年重又被印度统治，但至今仍不认同印度政府和印度其他民族。目前那里反政府武装活动不断。印度独立后，为中央的直辖区，于1972年从阿萨姆邦分出建立。

曼尼普尔在血缘和文化上与中国有很大的渊源。曼尼普尔王室通常被认为来自于中国的商汤王朝。曼尼普尔民间一直维持着对龙的崇拜。在十八世纪，当时的国王因为个人偏好强迫曼尼普尔人皈依印度教，但遇到强大的阻力，印度教也从未真正成为曼尼普尔的民间信仰，对龙的崇拜依然以各种形式在曼尼普尔保存下来。

那加兰邦：基督教为主的邦，超过90%的人口为基督徒，主要人口为那加族，与中国人长相无异。

梅加拉亚邦——女儿国：卡西人属于蒙古人种南亚类型，母系社会，与印度大多数民族不同，女性地位比较高，妇女在氏族和家庭内是有影响力的。加罗族据传说来源于西藏,母系社会，伽罗人家庭由妇女治家理财，女孩有财产继承权，最小的妹妹是总管家。整个梅加拉亚邦为群山环绕，统称西隆高原，处于雅鲁藏布江河套南部，主要宗教为基督教。2012年阿萨姆帮的戈阿尔帕拉县的助理副警察局长带着一群官员到乡下，以“侵占了政府土地”的罪名，把大批加罗部族人从他们耕种的土地上赶出去，约五百名愤怒的加罗部族人奋起反抗，警察开枪血腥镇压群众，打死了三人。

阿萨姆邦：阿萨姆人是源于中国云贵高原的傣族，主要信仰印度教，种姓制度温和，与中国人长相无异。该邦穆斯林主要来源于孟加拉国的非法移民，和印度将本国穆斯林转移到此定居。导致了穆斯林和当地波洛族土著爆发武力冲突，40万人流离失所。

《印度时报》2013年3月13报道称，印度内政部国务部长拉玛昌德兰穆拉帕里日前接受印度下议院的例行质询，做出书面答复：有报告显示，印度东北阿萨姆邦、曼尼普尔邦这些叛乱分子一直利用从中国境内及中缅边境地区获得的武器弹药壮大自身的力量，目前，尚没有已经核实的报告显示这些武装力量得到来自中国的资金支持。中国给出了标准答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中国不会支持印度境内的任何反政府力量。

印度1962年中印战争后至今都在蚕食中国领土，建设他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搞移民，因为印度惧怕中国战力的穿透能力，当中国军队到达这些印度邦的时候，印度自然而然的就会被肢解。面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中印战争，有人认为中国应收回中国藩属国、重要战略要地锡金，占领印度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地区，扼守战略高地，占领上述印度邦，在印度西孟加拉邦边界和阿萨姆邦伦吉亚市之间这片富饶土地建立穆斯林定居点，用这片土地加上穆斯林居多的特里普拉邦与孟加拉国置换土地，换取中国在孟加拉湾的出海口。克什米尔地区，中国应该前进至列城，占领列城后为支点展开沿河防御；帮助巴铁占领伯尼哈尔山口，据险防守。中国和梵蒂冈关系已然缓和，对中国任命大主教双方已经达成协议，日后，中印将永无战争。

（二）

《印度阿萨姆傣研究断想》（江晓林）指出：

距今整整九百年前，公元一二一五年初，一支近万人的傣族队伍离开猛卯，这支队伍的首领是猛卯王国的王子，他带领着三位王妃、两个儿子、几个贵族家庭和九千名战士去开拓新的疆土，队伍中还有两头乘象和驮运着各种物资的三百匹云南骡子。队伍东北行，经勐宛（今陇川）、勐那（今盈江）、勐底（今梁河）折向西北入今缅甸，渡丽水（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翻越帕凯山Patkai Hills（今缅甸西北），最后进入迦摩缕波Kamarupa（南亚古国，在今印度阿萨姆邦），定居在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下游）河谷地带。此时是一二二八年，距队伍离开猛卯已经经过了十三个年头。王子先在迪潘Tipam建国，一二五一年将国都迁至查莱碉（Charaideo），这就是延续六百年，传三十八代的阿萨姆Assam王国（又称为阿洪王朝Ahom），猛卯王子是阿萨姆王国的开国之君，被称为思嘎法（召隆）。阿萨姆是古孟族对傣族的称谓，至此，阿萨姆成为这个傣族王国以及王国统治区域的名称，阿萨姆傣是居住在亚洲最西端的傣民族。两百年前，缅甸北部的傣族几次较小规模迁徙到阿萨姆，至今，最早从云南西迁的到阿萨姆的傣族人口已繁衍到四百余万人，已经超过中国境内的傣族。每年12月2日，阿萨姆地区的傣族都为思嘎法举行纪念仪式，称为阿萨姆日（Asom Divas，Assam Day），以纪念这位傣族伟大的先行者。

了解这段历史，要清楚几个历史地理的基本情况：当时的猛卯（大猛卯）不仅仅指今天的瑞丽市（旧称猛卯），而包括今德宏、保山、临沧和缅甸北部等地傣族居住的广袤领域。今天缅甸掸邦地区，也还不属于缅甸的版图。当时的阿萨姆一带远非印度的领土，最早居住着原始澳大利亚人、达罗毗荼人、基拉塔人（印度宗教经典《吠陀经》称蒙古人为基拉塔人），中世纪这里建立迦摩缕波王国，七世纪时，鼎盛时期的迦摩缕波王国国王鸠摩罗曾邀请三藏法师玄奘（即《西游记》中的唐僧）前往访问（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在思卡法的队伍到迦摩缕波（今阿萨姆）前，迦摩缕波王国早已衰败，陷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中，思卡法征服了迦摩缕波各部族，建立了阿洪王朝。

傣族这段重要的西迁史，阿萨姆最早的傣文典籍《阿洪莫兰吉》记载有详细的过程，而汉文史料则只字未载。自唐天宝战争后，中原对云南情况就很隔膜，宋立国初（乾德五年，公元九四五年），节度使王全斌平后蜀还京师，负地图进，要求攻取云南。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代南诏之乱，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所有也。”这就是“宋挥玉斧”的典故，因此宋代对云南傣族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明代三征麓川，分思氏地而治之，傣文典籍荡然无存，今天已经看不到三征麓川前的任何傣文史籍，云南傣族史料中对这次西迁有无记载，已不可知。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对阿萨姆阿洪傣与中国傣族的血脉亲缘和历史渊源不甚了解，有关傣族的著述中几乎没有涉及这段历史。

几年前曾有印度阿萨姆邦的傣族来瑞丽寻根，二零一三年在昆明也曾会见到阿萨姆的傣族，只是简单地说他们祖先是从猛卯去到阿萨姆的。今年一月，阿萨姆泰学与东南亚研究会主席、阿萨姆邦阿洪姆泰族发展委员会主席普甘J.N.Phukan博士和泰学与东南亚研究会执行会长月旺Yu Hom女士一行三人应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邀请来云南，并到德宏考察、访问，我初次结识他们。

月旺女士一眼看去是典型傣族老太太的模样，一口流利的傣语，她是阿萨姆傣六个支系中的帕节支系，是二百年前从缅甸迁徙到阿萨姆的。八十四岁高龄的普甘博士不会傣语而操英语，银发披头，个头不高，肤色黝黑，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看，更像南亚人种，他属于阿萨姆傣中由猛卯迁徙去的阿洪傣支系。当年近万人的迁徙队伍中，除王妃和几个贵族家庭的女眷外，绝大多数都是战士，后来都与当地原住民通婚，九百年的融合，外貌的变化是当然的了。据国外学者的研究，阿洪傣在西迁后，对各部族“绝不攻击，而是亲近他们”，同时在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下游）河谷找到最适于水稻种植的地区，使这里的粮食和人口迅速增长，而给阿洪傣带来很高的威望。尽管绝大多数阿洪傣今天已经不会傣语，不识傣文，但他们须臾也不曾忘记自己是傣族的子嗣，坚守傣族传统的精髓，庋藏阿萨姆王国文献，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向往自己的故土猛卯。普甘博士在瑞丽异常激动，二十五年前，他曾到昆明开会，想到猛卯而未能如愿，这次终于梦想成真了。那天，正好是阿萨姆傣祭祖的日子，普甘博士当即与阿萨姆通话，说“我是在祖先的故土，在猛卯祭祖！”下午，他们去拜谒了傣族始祖召武定的陵墓。

普甘博士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结识一批中国的傣学研究者，他一再邀请中国的傣学研究者去阿萨姆访问，并表达想建立一种能够长期合作研究机制的愿望。

四月中旬，普甘博士和月旺女士一行应州傣学会邀请到德宏参加泼水节纪念活动，回到昆明后，我们多次聚谈。这次来华的还有八十二岁的阿萨姆邦泰学与东南亚研究会委员、阿萨姆邦泰族历史与文化学会主席阿图尔·博高哈因ATUL BORGOHAIN先生，七十五岁的阿萨姆邦泰学与东南亚研究会委员吉贝斯瓦尔·莫汗J.MOHAN先生。

普甘博士介绍：阿图尔先生是阿洪傣宰相家族的后裔，莫汗先生则是阿洪傣祭师家族的后裔，话题就从阿萨姆王国的承袭制度展开：阿萨姆王朝延续五百九十八年，新的国君是由两位宰相从王族子嗣中选出，并经“五大臣”共同认定后方可继位，新君有王族血脉，是思嘎法的后裔，但不一定是已故国君的嫡长。阿萨姆王国第五世、第六世、第七世国王去世后都出现无新君继位的空缺期，最长达七年之久，这是因为五大臣对由谁继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在国君空缺的时期，国政由五大臣共同管理。王国的两位宰相也只能由两个宰相家族（布哈哥哈因家族和布高哈因家族）中任命，是家族世袭制。阿洪傣在西迁时，佛教尚未传入猛卯傣族地区，而是信奉原始宗教，西迁队伍中的祭师实际上是与鬼神沟通，以求顺利的“精神领袖”。到阿萨姆后，祭师也是从世袭的祭师家族中产生的。当年西迁队伍中的几个贵族家庭就包括宰相家庭和祭师家庭，现在阿洪傣信仰印度教，但原始宗教在民众中的影响仍然不小，这与佛教传入德宏傣族地区后原始宗教与之并存的情况很相似。

我们对傣族社会历史的研究更多地是依据元代以后的史料，唐代以前有关云南傣族先民的汉文典籍很少，自唐天宝至整个宋代，资料极为罕见，元建立云南行省，逐渐形成土司制度，直至明、清，三代王朝对傣族区域实行的土司制可以视为古代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然有中央王朝的制约和影响因素，此前的傣族社会、政治情状，由于史料匮乏，我们不甚了解。思嘎法率众西迁始于南宋宁宗嘉定七年，虽然自澜沧江至伊洛瓦底江的整个金齿（傣族）区域在大理国势力范围内，其实大理国体制对金齿地区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是很微弱的。思嘎法在阿萨姆立国，带去了一整套典章制度，是大猛卯傣族社会制度的翻版，延续六百年的阿萨姆王国，完整保存了内容丰富的阿萨姆傣文文献，是我们了解早期傣族社会政治制度的一把钥匙。以君王承袭为例，如果我们详细了解阿萨姆王国国君承袭制度，并与国内傣族古代传说的一些线索作比照研究，那就基本可以认定古代傣族政权的继位制度。依此方法，开展对阿萨姆王国官制、兵制、法律、劳役、婚姻、葬仪等制度的研究，也可以让我们对傣族古代一系列典章制度的认知有突破性的进展。

阿萨姆傣文典籍《阿洪莫兰吉》中有阿萨姆王国多次遣使到猛卯“朝贡”和猛卯回赠礼品的记载，内容详细到何时，由何人率领，带何种贺礼回猛卯，而猛卯又回赠了那些礼品，这些史料揭示了阿萨姆王国与猛卯长期的密切往来，这也是国内学界所不知道的重要史实，值得认真研究。

南方丝绸之路又称蜀身毒道，起源很早，对其记载始见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归来，说在大夏看到蜀布、邛竹杖，问从何处来，大夏人说是商人从身毒（古印度）贩卖来的。张骞想：“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是千里，有蜀（今四川一带地）物，此去蜀不远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在打通西北丝绸路，后来发现南方丝路早已存在，于是他建议汉武帝派人探寻此路，后因途中受阻，未果。日本史学家藤田丰八通过《诗经》、《庄子》、《楚辞》等书的研究，认为南方丝绸路可能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周朝初年已经开通。历代记述南方丝绸之路的古籍颇丰，如《魏略》、《魏志》、《后汉纪》、《后汉书》、《南海寄归内法传》、《一切经音义》、《蛮书》、《皇华四达记》、《旧唐书》、《新唐书》、《岭外代答》、《宋史》、《元史》等，其中樊绰《蛮书》和贾耽《皇华四达记》对沿路的途程、地名、城镇、国家都有记载。对这些地方的具体位置，百余年来中外一批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考据，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陈序经《藏缅古国初探》、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但由于古今地名的变化，不同语言的差异，对音、节译等等因素，我们对滇西到阿萨姆的这条古丝绸路途经的各个地点仍然不甚了然。阿萨姆傣文典籍记载了从猛卯到阿萨姆迁徙的具体路径，可知，古代南方丝路进入缅甸、印度的路径与今天不同。通过对阿萨姆典籍和中国史料、中外学者著述的综合研究，有望对南方丝绸路所经线路和古、今城镇、河流、山脉有明晰的了解。

民俗学（folklore / folkloristics）是一门针对风俗习惯、口承文学、传统技艺、生活文化及其思考模式进行研究，来阐明这些民俗现象在时空中流变意义的学科。一个民族民俗的产生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审美意识、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等背景。对阿萨姆阿洪傣与中国傣族民俗的比较研究，是这两地傣族同源、同族的有力证据，这项工作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子课题，如原始宗教仪式比照研究、傣锦纹样比照研究、传统酿酒技术比照研究、传统稻作比照研究、传统民居比照研究、服装服饰比照研究、纹身比照研究、传统工具比照研究等等，甚至连蔬菜品种的比照研究也极有意思，据普甘博士等人介绍，阿萨姆的许多蔬菜品种在印度其他地方没有，而与他们在瑞丽吃的却是一样的，思嘎法率队西迁时，三百头云南骡子驮载了大量猛卯的工具、物产、粮食和蔬菜的籽种，至今酿酒一直都是用当年带去的酒曲。

两地的学者各自在本土对同一个课题进行田野考察、拍摄、记录、研究，完成后通过学术会议等多种形式交流，最后综合加工成为比照研究的最终论著，这样的方法可以节省经费开支，克服语言等障碍，更快地出成果。但对两地还应进行实地考察，对双方的实际有切身的感受，贴近的观察，但这是在本土研究结束后才做这样的考察，能更快、更有效、更敏感地发现其中的异同。

在有关阿萨姆文献的研究中，涉及到阿萨姆傣文文献、翻译为英语的英文文献、汉文文献和中国及欧美国家研究者的论著，对国名、人名、地名所述多有不同，应甄别考证。这一点在“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一节中已有论述，不赘。

关于思嘎法西迁及建立阿萨姆王国的时间，也存在这类的问题。本文所述的阿萨姆傣迁徙时间，是按照阿萨姆傣文典籍《阿洪莫兰吉》的英译本再翻译为汉文，年代也按英译本，但对照《阿洪莫兰吉》原书，其纪年是以干支纪年，与英译本的公元纪念并不吻合（有几十年的误差）。按《阿洪莫兰吉》记载，思嘎法与思可法是表兄弟关系，对照方国瑜先生《麓川思氏谱牒笺证》，傣文记载年代与汉文史料又有一百年的差异，这两个差异叠加起来，有一百五十年左右之多，已经跨越宋末、元，到明朝初年。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这种差异是傣文文献纪年有误，还是英译时换算为公历的错误，还是汉文史料记述的错误，这是在研究中要特别加以注意的问题。

（三）

网文《露娜的故事——印度阿萨姆邦乡村考》则有以下记载：

露娜是我在印度尼赫鲁大学的硕士同学，她来自印度东北阿萨姆邦（Assam）的小镇拉克普（Lakinpur）。去年底，受露娜邀请，我和她一起在印度新德里车站踏上了开往东北乡镇的火车。露娜的故事，与他们成长的这片土地一起，向我展开了它们柔软而强韧的一面。

下辖7个邦、散布着200多个不同民族的印度东北部，因其敏感的地理位置和错综复杂的族派矛盾，历来是印度人谈之色变的火药桶，但它同时也是印度文学中褒美的田园梦对象。相比南部都市的繁华，这里的乡村还保留着近乎纯朴的面貌，贫穷与落后的背后，是印度式乡镇长久植根于土地，却又急欲脱将而出的挣扎。比起被文学化了的田园梦，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于坚忍之中的深重和勇气，更能让人直抵印度乡土最真实的脉搏。

火车开往阿萨姆邦，两个印度人两种理想

我们的目的地是神秘的阿萨姆邦（Assam），说阿萨姆邦神秘，有两层含义。首先，它地处印度东北，是尼泊尔、锡金、不丹、中国、缅甸和孟加拉国包围起来的倒三角要地，先后被来自泰国的阿訇王朝（Ahoms， 1228-1826年）和来自西藏—缅甸的扣可王朝（Kock，1540-1587年）统治。英国人到印度后，发现阿萨姆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茶叶种植大大有利可图，于是把阿萨姆归入了英殖民时期的孟加拉行省（Bengal Presidency）。由此，阿萨姆才成为了“印度”概念的一部分。所以，阿萨姆在文化上、人种上都与我所熟识的以德里为中心的印度北部非常不同。单从相貌上来说，印度北部主要是古时从伊朗迁来的雅利安人种，五官突出，轮廓分明；而阿萨姆主要是蒙古人种，和中国人长相非常相似。

由于历史、文化上迥然不同的渊源，阿萨姆邦在很多方面和印度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独立运动此起彼伏，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阿萨姆自由联盟U L F A。他们主张以暴力革命换取独立，制造了好几起针对政府的爆炸行动。印度政府把其列为恐怖主义，对其进行封缴。由于爆炸中有很多平民死亡，ULFA在阿萨姆也民意渐失，其首领逃到孟加拉国，又被孟加拉国警方追捕。随着ULFA的衰落，其他相似的独立组织又应运而生，因此阿萨姆邦常被印度人看作定时炸弹，外国游客也很少涉足。这是阿萨姆神秘的第二个原因。

我们乘坐的火车一路穿越了恒河平原的乌塔尔邦（Uttar Pradesh）和比哈尔邦（Bihar），驶过西孟加拉邦北部的狭长地带，终于在第2天日暮时分进入了阿萨姆邦。路旁的景色转眼间换成了热带风光：低矮的茅屋和高耸的槟榔树以及广袤的田野，远处茂密油绿的热带森林绵延无边。这一切都得益于丰沛的降雨和东西向穿越阿萨姆全境的布拉普特拉大河（Brahmputra）。

水是制约印度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西北部的哈尔亚那邦（Haryana）和旁遮普邦（Punjab），英国人留下的灌溉系统加上1970年绿色革命期间推行的农业现代化措施，使得这片面积不足印度1/30的土地负担了超过全印1/5的粮食产量。但在印度，水患却是常事，露娜告诉我，2007年布拉普特拉大河的洪灾，把她家那一带农民自家储藏的粮食全淹了。政府的救济既不公平也不及时，让他们承受了巨大损失。

每当谈到政府，露娜总是义愤填膺。在悠然漫长的火车旅途中，她总让我给她讲中国，讲共产主义。她对中国的所有具体认识都来自我，这个班里惟一的外国人。她惊讶于中国人熟练地操作电脑、对网络世界的熟稔，中国人的爱好广泛，可以边学习边写作赚稿费，画画、拉小提琴，还像苏格拉底一样总在提问，对她视为垃圾的印度民主如此好奇……她当然明白我只是一个个体，我的生活方式是个人化的，但显然，她向往共产主义，在她的家乡人眼里，中国是榜样。

露娜似乎非常想让大家知道，她带着一位中国客人。我们对面坐了一对说孟加拉语的夫妇，露娜说他们很可能是从孟加拉国偷渡过来的。1947年印巴分治后，开始有大量孟加拉难民涌入印度阿萨姆和西孟加拉邦。上世纪60年代末，年轻的英迪拉·甘地刚开始领导国大党，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受到党内外质疑，国大党也因此分裂。为了赢得大选，甘地对孟加拉非法移民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很快颁发给他们合法居民身份，以获得这部分选票。这一政策在选举获胜后也留下了后遗症，这些孟加拉难民不仅抢了当地劳工的饭碗，还四处搭建难民区。到了上世纪70年代，阿萨姆反对非法移民的学生运动声势浩大，进而发展成独立运动的雏形。直到今天，由于大量移民带来的身份认同缺失、自然资源紧张仍困扰着阿萨姆的发展。

露娜正向那对夫妇介绍我的中国背景，邻座的一个阿萨姆商人闻讯而来。他说他正在用从一个中国商人那里学来的模式管理他的员工，给他们两倍于其他公司员工的工资、但要求3倍于别人的产值，不达标就炒鱿鱼。这个方式非常奏效。而此前他的员工总是懒散。和露娜不一样，他对中国的好感，在于他认为中国人知道如何将利润最大化，比实行计划经济长达40年的印度人（中国只有30年）更懂得市场。但他鄙视共产主义，说印度那些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邦，如西孟加拉邦、泰米尔纳度邦和喀拉拉邦的状况都很糟。这和露娜说的正相反，露娜认为那些邦比其他地方治理得好多了。露娜说，他不是穷人，自然观点不同。

郭哈第城，印度版的贾樟柯映像

露娜家不通火车，我们要在首府郭哈第城（Guwahati）转乘长途汽车。火车到达已是傍晚，我们决定在露娜的朋友波丽家借住一晚。我和露娜每人花10卢比（约合人民币1.5元）乘坐私营的老式货车从火车站去郊区的波丽家。那辆标准载客5人的车里足足塞进了15个人，车顶还拴了行李，售票的小伙子挂在车外，一只手扒住行李架，一只手到处招揽顾客。一路尘土飞扬。波丽在泥泞的道路旁等待我们到来。她用手电照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土路上，带我们找到了家门。

第2天早上不到6点，大家都起床了。波丽的父亲是一名在郊区政府工作的水电工，母亲是家庭妇女。10年前，波丽父亲以很低的价格买下了这片郊区土地，自己盖了房子，全家从农村搬迁过来。随着城市化带来的城市扩张，土地价格飞涨。波丽一家虽没有富裕的收入，但还拥有自己的土地，生活不至于窘迫。

清晨的郭哈第城上空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雾气，不远处隐约露出起伏的山脉，山前可见一台台采矿机的剪影。从这里南去100公里，就是希隆高原（Shillong），那里居住着改信基督教的母系部落。波丽和露娜两家都是印度教徒，他们决定利用在郭哈第城的一天时间，带我去看一看阿萨姆两座著名的印度教神庙。

传说，印度教的毁灭之神湿婆（Shinva）的妻子雅格娜（Yagna）是一名刚烈女子。有一次，湿婆神受了侮辱，雅格娜一气之下跳进油锅以示愤怒。等湿婆神把爱妻捞出来时，雅格娜的身体裂成了8块，分别落在了印度次大陆8个不同的地方，而代表生育的腹部则掉在了阿萨姆，阿萨姆因此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相传雅格娜腹部掉落的那个地方，就是如今的卡玛卡亚神庙（Kamakhya）。

卡玛卡亚神庙在郭哈第城西，我们先要坐车从郊区进城。坐在四面透风的公车上，就像走在印度版的贾樟柯电影里。这座正在兴起的城镇，到处是尘土、令人窒息的污染，混乱与希望并存。在一个停靠了无数车辆的环岛下车之后，我们走进了城市的街道，密集的商铺蜂拥而至，人口密度陡增，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工程和垃圾，更大的灰尘。露娜自豪地告诉我，这里就是郭哈第城，阿萨姆的首府。我们换了一辆公车，和每天都走在“城市化”这一伟大进程中的人们一起，颠簸着。贾樟柯电影的镜头不断浮现，在中国人和印度人的面孔上，看到的是同样的表情。这是一种共有的命运。

香火旺盛的卡玛卡亚神庙和郭哈第城一样拥挤，信徒赤脚走在狭小的庙堂里。外面拴着准备宰杀的小羊羔。象征女人生育的卡玛卡亚神庙每个月都“来月经”，届时羊羔们就要血染池塘。露娜说，两年多前，她第一次去献血。那是在2008年10月，独立组织UL FA在郭哈第法院附近制造了一起严重爆炸，将近300人死伤。由于血库告急，当地政府和民间机构只能组织人们为抢救伤者献血。

神庙外到处是摆地摊的生意人和沿街乞讨的流浪者，周围的墙上贴着各种政治标语，有画着镰刀斧头的毛主义宣言、也有反对暴力革命的学生联盟传单。就在我们抵达当天，阿萨姆又发生了两起爆炸。露娜指着街道另一头隐约可见的堤岸告诉我，那就是布拉普特拉大河。布拉普特拉大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上游是中国境内著名的雅鲁藏布江，中游横穿印度阿萨姆，下游进入孟加拉国，冲击成肥沃的孟加拉三角洲，由孟加拉湾入海。我们在岸边坐渡船前往河中央一座小岛神庙乌玛纳达（Umananda），相传是湿婆神和爱妻做爱的地方。

露娜在每一处神庙虔诚供奉神灵，祈求和丈夫一起迎来光明的未来。露娜的丈夫拉杜尔比她大3岁，都是拉克普人。5年前，他们相爱了。但这段爱情遭到露娜家人的强烈反对。因为拉杜尔出身农村，没上过大学，而露娜接受了高等教育，学习优异。露娜家认为，自己女儿将会有更好的前程，要在城市立足，这个小县复印店老板配不上她。在阿萨姆邦农村，女人结婚后就成了家庭主妇。露娜家坚决要求她和拉杜尔断绝来往，甚至暴力相逼，打到了拉杜尔家门口。两个相爱的年轻人一气之下，私定终身。丈夫的家庭友好地接纳了露娜，露娜却失去了自己的家庭。

后来露娜考上印度最高学府尼赫鲁大学的研究生，来到德里，和丈夫两地分居。这是她半年来第一次回家。一路上，她不停和丈夫通电话，甜蜜之情溢于言表。从神庙出来，我跟着露娜来到郭哈第城最热闹的市场，和老德里的集市很像，满满四个街区都是卖服装、布料和小商品的店铺地摊儿，人挤人游动在其间。我从没见过露娜这样大方地花钱。在德里，她连一杯3卢比的茶都要掂量三分，这回，700卢比的阿萨姆纱丽“美克拉茶达”（Mekhla-Chadar），挥手就拿下3件，还给丈夫买了一身800卢比的传统礼服，一反她一贯的消费理性。

整个傍晚，波丽一家都在为露娜梳妆打扮。她要以最完美的姿态出现在久别重逢的丈夫面前。波丽和妹妹帮她穿起新买的乳白色“美克拉茶达”。这种阿萨姆纱丽有着独特的折叠和穿戴技巧，一块长方形的滑面布料经过3个姑娘的反复修饰，把露娜娇小结实的身材包裹凸显得恰到好处。露娜戴上塑料仿制的珍珠项链和耳环，涂上厚厚的眼线和口红，看起来成熟了好几岁。

我们坐当晚8点的长途汽车，不同于拥挤的街道、庙堂，郭哈第长途汽车站很大，空间开阔得像布拉普特拉暗涌的河面，就连飞扬的尘土和垃圾在这里都没那么令人难以忍受了。车站最前面立了一个阿萨姆独角兽的雕像。这种原本生活在整个恒河平原的野兽，由于大规模捕猎数量骤减，如今只剩3000多头，其中大部分在阿萨姆。它也成为了阿萨姆的象征。这个气势非凡的汽车站让我相信，郭哈第城是通往印度整个东北部的大门。

我们要坐10个小时的汽车到拉克普。12月的夜晚寒气逼人，露娜买的是没有暖气的车票。凌晨1点，汽车在中途补给休息。黑夜被浓雾填满，几步开外的路灯被晕染成一片昏黄。我开始担心，这样的能见度怎么赶夜车？此时露娜在我身旁，睡得安详。

拉克普镇，田园诗下隐含危机

剧烈颠簸中，我被露娜叫醒，“到拉克普了，马上下车！”昏睡中，我隐约看见窗户外浓雾绕着的槟榔树。不一会儿，我们就被长途汽车撇在了清晨6点的乡村公路上。环顾左右，雾散开的地方，一座座小巧的乳黄色房子掩映在墨绿的芭蕉叶中，小村静谧犹如梦境。乳白色的浓雾一头，露娜和一个骑摩托的男子拥抱在一起。许久，才招手叫我过去。我终于见到了她的丈夫拉杜尔，他很害羞，不会讲英语，只微笑地看着我。那真是一个很普通的印度地道农村青年。

露娜丈夫一家人都不会英语，我们用简单的印地语交流，他们平常都是用阿萨姆本地语。露娜家院子很宽敞，前院是两层粮仓和储放农具的棚子，后院是厕所、井和晾衣竹竿。房子是一层的，有一间客厅、一间厨房、一间餐厅、3个大卧室，由宽敞的走廊相连。屋里的陈设简洁、齐全，几乎都是必需品。拉杜尔的爸妈、哥嫂，还有他和露娜小两口一大家人共住一间卧室，平时吃饭都在一起。只有大儿子的媳妇可以下厨房做饭，露娜只能打下手。

露娜一到家就换上了粗布纱丽，卸了妆，头发包起来，摇身变成家庭主妇。年轻人都忙开了，我就自顾自地走街串巷，这天有个家族聚会，后院里的主妇们正在准备午餐。我被其中一个女人吸引了。她是这一家长子的媳妇，今天她家摆宴。她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对自己美貌的浑然不觉。她就那样自然地站在井边，把儿子往腰间一挎，一只胳膊托住他的小屁股，两手伸在前面麻利地洗衣服。在一群粗俗的媳妇之间，她是那样随和地与人交谈，羞涩地微笑。她的美被粗布纱丽和白头巾层层锁住，却从周围人对美的无知与无视中顽强地钻出来。不一会儿工夫，她洗完衣服，井边已换了一个刷锅的主妇，其他人也准备出一整筐切块儿的冬瓜、一小筐芋头、一大筐圆白菜和青菜，只差水萝卜、胡萝卜和小黄瓜还没弄好。旁边一个男人已挖出了两个烧柴的土坑，火升起来了，菜就要下锅。亲戚们陆续到来，小孩子越聚越多，喊成一片。

我走到房子另一头，十几个家族中的男性长者在院子空地上搭起了白布帐篷，围坐一圈，齐唱经文。空地中间是简陋的神龛，那天原来是一位家族先人的忌日。他们坐在铺开的方形棕榈叶上，轮流向神龛磕头祈祷。每个男人都围着白布，黝黑、精瘦、头发浓密，有时嚼一嚼槟榔，喝几口清茶。过了一会儿，女性长者也零星加入进来。老人们齐唱的声音自然悠扬。

放眼望去，这座村庄满是绿地，庄稼繁茂。收割季节刚过，大片农田留着金色的胡茬子。几头牛散落各处。收割之前，牛是不让下地的，以免坏了收成。印度教徒奉牛为神，坚决不吃牛肉，还有很多富人捐钱支持“护牛运动”。但农村里耕地、拉车都用牛。露娜家两头牛的背骨上，有浅浅的血痕，肩胛突出的那块骨头被磨得湛湛滴血。前一阵子收割季节，牛儿可能用得太狠了，现在终于可以休养生息一阵子。

阿萨姆地处热带，和云南处同一纬度。拉克普向北不到30公里就是喜马拉雅东段南麓。而阿萨姆地势低洼，常年降雨充沛、土地肥沃，一年可种三季。但是，拉杜尔家和村里大部分人家一年只种一季，就是7月雨季播种到12月收割，其他时间土地闲置。个别人家种两次，几乎没人种三次。拉杜尔家有将近10亩土地，还只是村里平均水平。家里6口人，爸妈和嫂子是全职劳动力，拉杜尔和哥哥在县城有工作，兼职做农活。从劳动力角度讲，一年耕作3次并不现实。农忙时，爸爸会雇佣佃农，不过雇佣期只有一两周。

这里有地农民的生活实在是惬意。一天里，人们大部分时间在喝茶闲聊、参加各种宗教集会、乡亲之间走街串巷，只有少部分人干活。人们守着大片土地，全心享受着自给自足、阳光普照的日子。村里也有一些无地农民，生存境遇要惨得多，靠给人打短工过活。比如这几天收割季节刚过，有土地的家庭为了庆丰收，轮流请亲戚来家里吃丰收宴，那些住在不远县城里的亲戚都会带着一家人开车来聚餐。无地农民就被雇来做饭。听露娜说，一开始，每家都有大片土地，但有些人家孩子生得太多，土地越分越小，到最后，就只剩下一间房大小。

我很难把眼前这番富庶的乡村景象和露娜在德里过的那种穷酸日子联系起来；更难把这里田园诗般的生活和主张暴力的毛主义思想联系起来。晚上，乡亲聚在拉杜尔家看电视，阿萨姆当地新闻正播放独立组织UL FA领袖在孟加拉被警方追捕的消息。领袖在逃亡期间发表了一篇宣言：“我们要在阿萨姆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共和国，让所有人平等生活……”拉杜尔的哥哥说，他们同情ULFA，因为他们为穷人争取权力。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在阿萨姆从事乡村发展非政府事业的Jenny Liang。她创办的NGO“蚂蚁”致力于帮助农民获得发展的技能与机会。她说，我所观察到的矛盾现象是因为，虽然农民自给自足的日子看起来很富庶，但由于缺乏交易，手里没有钱，一旦发生意外，比如洪灾、地震、劳动力损失等等，村民就会措手不及、损失惨重。而且，阿萨姆缺乏工业、经济落后，中央财政拨款少，政府既没钱也没能力有效地帮助农民。所以，像她一样的很多社会工作者都选择通过非政府组织的渠道来改善农民生活。

一场迟来的婚礼，牵引出家族理想

打破这种乡村安宁的是第2天下午，露娜父母及家人的到访。自从女儿和拉杜尔私奔后，露娜家多次到拉杜尔家来要人，还阻挠拉杜尔的生意。虽然事先有了心理准备，但当露娜爸妈和3个表姐妹出现在村口时，露娜还是紧张得面色发白，索性躲进卧室。当时，拉杜尔和哥哥都在上班，家里只有女人。妈妈把露娜一家请进客厅，把我介绍给他们。他们礼貌地和我打招呼。露娜的爸妈一看就是县城来的，穿着、做派和浑身缠着粗布的乡下人很不一样。我想象中，两家人一见面就会短兵相接、大打出手。可事实上，他们一起坐在客厅里，互相虽不怎么说话，但是乡亲们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有说有笑，气氛并非尴尬。

这样僵持了一会儿，露娜被拉出来见父母。谁想到，一见面，露娜就放声大哭。这哭的威力使人群乱作一团，谁都不敢上前劝阻。露娜的父母背向另一边，唉声叹气。就在此时，我另一个住在拉克普的朋友卢帕来接我，临时安排我在她家住一晚。拉克普是个小镇，露娜家的事情人尽皆知。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不是件值得宣扬的事情。毕竟，这里并不开放。

卢帕家在县城，她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大学老师，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产家庭。这次她带了3个在尼赫鲁大学认识的德国留学生回家，这消息震惊了整个拉克普，所到之处引起众人围观。镇上的亲朋好友都邀他们去做客，当晚我也跟着去了几处邻家。那条街住的都是老师和公务员，都有两层别墅、一个大院子。家里放着各种印度出版发行的英文刊物，有全国性的《今日印度周刊（India Today）》、《开放周刊（Open）》，也有东北部区域性的《今日东北部（The Northeast Today ）》，还有阿萨姆当地的《阿萨姆通讯（The Assam Tribune）》、《阿萨姆时报（Assam Times）》等。几乎每家都是两个孩子，全部在接受教育。

当时媒体的头条都是关于新近的两起爆炸。我问卢帕的妈妈对此怎么看，这位政治学教授坚定地告诉我，这里没有人支持他们，谁会支持恐怖主义呢？我说，很多村民就支持，他们说独立组织在为穷人说话。她笑了笑，“穷人？印度所有政治派别都说自己是为穷人说话。”我问她在联邦政府大选中投了谁的票，她说，没有一个领袖让她满意。但和那些主张极端主义、族群主义的地方政党相比，她还是把票投给了主张经济发展的国大党。“当然，国大党也是腐败成性。”她摇了摇头。

奈保尔（V.S Naipaul印度裔英国人，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他著名的印度三部曲之二《印度：受伤的文明》中，批判被歪曲的甘地主义。1975年他访问印度时，正值印度的民主危机，英迪拉·甘地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宪法被冻结。他看到那些谈论着拯救印度的甘地主义者把贫穷奉为神圣，拒绝发展，试图用老旧的习俗代替国家机器。他认为，甘地思想在特殊时期唤醒了殖民地的自我觉醒，带领印度走向独立，却无法把印度带出贫穷，因为他把落后和不思进取合法化了。奈保尔结束那次访问后15年（上世纪90年代），印度政府由于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不得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经济增长开始直逼中国。但增长带来的两级分化又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在污染严重、乞丐遍地的郭哈第城和风景如画、邻里融洽的拉克普镇之间，也许奈保尔会重新思考关于发展的论述。然而，露娜和她的爸妈、丈夫以及丈夫一家，却从未怀疑过他们“从农村到城市、从穷人到富人”的理想。

在我出发前，一位老师听说我要去露娜家，和我谈起了这件事。他说，印度传统是女方出嫁妆，露娜私奔过去，她父母嫁妆费不用出了，丈夫家却要损失一大笔钱。但他们两家还争得这样死去活来，是因为露娜是他们走出拉克普镇的惟一希望。尼赫鲁大学毕业生的身份足以让一个出身贫寒者在大城市里立足，从而带活一个家族。

此次旅行结束的那个春天，露娜和拉杜尔在拉克普镇举行了迟来的婚礼。露娜的家人终究妥协了。3年的生活僵局、双方家庭的对抗以及经济上的窘境都不曾让这段感情褪色。这样，露娜和拉杜尔的婚姻才算得到社会的承认，尽管婚礼上露娜的家人还是缺席了。蜗居在北京的公寓楼里，我不断回想在广阔的阿萨姆乡村度过的短暂时光。和北京、德里这样的大城市相比，拉克普只是一个小镇，城乡两种文明之间的差距与中国一样愈发清晰，也许，从印度小村镇走出来的露娜在面对急遽膨胀的都市繁华时，也希望寻找某种乡土的情感皈依。

旅行家指点，玩转阿萨姆

如何前往？在昆明有直达郭哈第城（Guwahati）的航班，从北京、上海、广州出发都须从德里转机。

吃什么？阿萨姆邦的烹调风格特征在于Khar（干香蕉叶包制）和Pitika（捣碎的马铃薯和其他蔬菜），通常包含鱼、肉、稻米、干豆、蔬菜和米粉布丁。

玩什么？首府郭哈第的旅行社能提供丰富的package，如去卡齐兰加的旅游套餐，到西隆的旅游套餐等。郭哈第城内神殿众多，值得深度旅行。

①巴塔达瓦：是SrimantaSankardeva圣人的出生地，在这里人们能看到一座神殿和印度教毗湿奴派艺术文化中心，距郭哈第140公里。

②巴鲁克旁：距提兹普尔镇56公里，从提兹普尔到巴鲁克旁有定期的小巴士，此处因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筏运而出名，在Potasali有钓鱼者协会运营的经济型营地。

③杜利：当地的CBD，著名景点有GuruTegBahadurSingh圣人庙，宫殿和Jagihopa的古代洞穴。

④迪鲁-赛科瓦国家公园：占地340平方公里，因半野生马和其他野生物而闻名，如苍头燕雀、木鸭、美洲豹、云豹、长臂猿以及250多种鸟类。

⑤迪格包伊：被众多的茶园和神秘的蓝山包围着，是一个主要的产油镇，世界上最老的石油精炼厂之一位于这里。这里还有战争纪念地和高尔夫球场。

⑥哈乔：作为阿萨姆的文化熔炉，距郭哈第约24公里，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在这里能发现印度教、穆斯林和佛教3种不同信仰的寺庙从古以来就和平共存。

⑦玛丹卡姆得复：距郭哈第约35公里，是一个考古学地点，在这里可以找到性爱雕刻。附近的博物馆是必去之地。

⑧提兹普尔：位于布拉普特拉大河北河岸，因尔莎公主的传说而被铭记，尔莎公主是巴那（Bana）国王的女儿，她与克利须那神的孙子安尼茹达王子间有着永恒的爱情。提兹普尔距郭哈第181公里。巴士定期往返于郭哈第和其他城镇。最近的火车站在兰噶帕拉（Rangapara），最近的机场在沙罗尼巴利（Salonibari）。（文/马宇歌，旅行家 11年6月号）

（四）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阿萨姆邦应该属于中国，而不该属于印度。否则那里“国无宁日”。

（另起一页）

第三节

锡克教徒为什么被屠杀？

（一）新闻的叙事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12年8月6日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县奥克里克一座锡克教寺庙5日上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疑犯韦德·佩奇在内的7人死亡，另有3人重伤。有目击者称，枪手是一名40岁左右的光头白人男性，他先在寺庙的停车场开枪射杀2人，后进入庙宇继续杀戮，引发惊恐和混乱。在随后与赶到的警方交火中，枪手被击毙。美联社称，枪击发生时寺庙内约有500名信众，正准备参加11时30分的祈祷仪式。

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牵头调查这一事件，并将此次枪击案作为“国内恐怖主义”事件处理。警方称，他们于当天上午10点26分接到报警，首先赶到现场的一名有着20年经验的警察在寺庙外面的停车场与枪击者进行了交火，虽然将其击毙，但是这名警察也身负重伤，被送往医院接受紧急手术。

有目击者称，枪手是一名秃顶的白人男性，身材高大，有多处纹身，大约40岁。他先是在寺庙的停车场开枪射杀2人，进入寺庙后便开始胡乱扫射，引发了现场极度惊恐和混乱。有消息称，这名枪击案嫌犯有美国陆军士兵背景，作案时身着军用装备，持手枪，可能有激进主义或白人至上主义倾向。

美国锡克教寺庙枪击手闯进来的时候，寺庙主管萨德万特·辛格·卡莱卡上前挡住去路，手持一把并不锋利的刀对峙凶手的半自动手枪。卡莱卡最终倒在血泊中，他用生命为别人赢得逃生时间。

卡莱卡的儿子阿马尔迪普·卡莱卡6日说，他老子是个彻头彻尾的英雄。卡莱卡65岁，与40岁的枪手对峙时间不长，但足够别人逃离枪手视线范围。

这段时间里，寺庙里准备午餐的女性躲进储藏室，参加周末班的孩子们逃离寺庙，而枪手韦德·迈克尔·佩奇开枪，直至卡莱卡倒地。

一名男子随后把卡莱卡拖到附近一间浴室，锁上门给阿马尔迪普打电话。当时阿马尔迪普在前往寺庙的路上。阿马尔迪普说：“他告诉我，‘你父亲躺在我脚边，我们这里需要一辆救护车’。”

卡莱卡没能坚持到救护车赶来，与另外5人一同遇难。

美国五角大楼6日晚些时候确认，枪手曾是美国陆军的一名心理战专家，他于上世纪90年代在陆军服役，曾获多枚奖章。福克斯新闻网称，枪手身上有“9·11”的文身，持有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美国《洛杉矶时报》称，枪手身上的刺青以及一些个人情况细节让联邦调查局认为这起事件属于“国内恐怖主义”。联邦调查局官员称，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不能确定枪手是否属于某个仇恨组织或者其他暴力集团。

获悉此次枪击案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表示“深感悲痛”，对枪击事件的遇难者表示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和伤者深表同情。他说，联邦政府将为枪击案的应对和调查工作提供“一切所需帮助”。他还强调，枪击惨案波及的锡克教徒是美国大家庭的一员。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也于当天发表声明，抨击这一“丧心病狂的暴力行径”。但奥巴马和罗姆尼均心照不宣地避开了加强美国枪支管理这一敏感话题。

（二）印度的叫嚣

美国科罗拉多州影院枪击案发生半月，威斯康星州锡克教寺庙又遭射击，奇怪的是，美国警方区别对待两次枪击案件间，而把后一次事件列为“国内恐怖袭击”。但即使有此优待，印度人还是发出了不依不饶的叫嚣：印度《第一邮报》谴责说，频繁枪击事件说明美国“现代民主的失败”，而罔顾现代民主在印度比在哪一个“民主国家”都更加失败的事实。

这一惨案在印度引起强烈反应。印度总理、同为锡克人的辛格6日表示，对此事件感到“震惊和悲痛”，这种愚蠢的暴力行为瞄准一处宗教场所尤其让人痛苦。辛格敦促美国当局安抚遇难者家属，并阻止类似暴力行为再次发生。此外，印度锡克教神殿管理委员会称，将与辛格总理以及印度驻美国大使会谈，要求在美国的锡克教徒在未来能得到保护。

在印度北部城市查谟，一些锡克教徒聚集起来抗议枪击事件，高举写着“耻辱、耻辱、耻辱”、“美国应禁止武器买卖”等标语。新德里一名营销主管阿鲁瓦利亚说：“令人震惊，美国这样的国家，自称是一个超级大国，却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

印度各界对美国锡克教寺庙遭袭事件感到震惊。印度总理辛格发表声明，表达对事件的震惊及对死难者的痛惜和哀悼，并强烈谴责这一暴行。

印度国内民众也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哀悼死难同胞。位于印度北部阿姆利则的锡克教圣地金寺已决定接连举办三天的特别祈祷仪式哀悼死者。一个锡克教权益机构宣布向在此次事件中奋勇保护锡克教徒的美国警官授予1万美元奖金，同时将通过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敦促美方采取切实措施，保障美国少数族裔的正当权益。

锡克教16世纪产生于南亚地区，目前全球约有2700万信徒，主要分布于印度北部旁遮普邦等地。美国约有50万锡克教徒，据当地媒体报道，在案件发生的威斯康星州东南部大约生活着3000户锡克教家庭。

（三）媒体的猜测

有媒体雾里看花、不解情况，声称：枪手佩奇行凶动机成疑，他最近与女友分手，被对方逐出家门而精神受创。但人权组织对他大起底，揭发他是白人至上乐队领袖，鼓吹种族主义，服役美军期间，曾向同袍透露渴望“种族圣战”，有可能将包头巾的锡克教徒，误当成发动9．11恐袭的穆斯林凶手而大开杀戒。但穆斯林“圣战者”认为，穆斯林也是今次凶案受害者，当美国主流媒体在凶案后不断强调要分清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其实变相“歧视”穆斯林，深化“穆斯林是坏人”的偏见。 

有报道援引加拿大传媒人戈迈斯（Jian Ghomeshi）在twitter写道：“美国CNN不断认为有需要指出锡克教徒不是穆斯林，既有趣又令人困扰。”凶案本可成为美国人认识不同宗教的契机，但美国主流媒体只笼统地概括“锡克教不是穆斯林”，被质疑是潜意识地标签穆斯林成坏分子。部分锡克教评论员亦开腔，强调锡克教徒都是和平的人，其潜台词似乎是与穆斯林划清界线。美国主流社会在9．11后对穆斯林戒惧，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选战期间便屡遭诬指是穆斯林，试图掀起选民对奥巴马的恐惧，令奥巴马发起“我不是穆斯林”的宣传。但“不是穆斯林”的讨论，本身便反映了美国主流对穆斯林的歧视。 

有媒体猜测，疑犯袭击锡克教寺庙是因为误把锡克教徒当成穆斯林。因为自“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锡克教徒常被误视为穆斯林，以致遭受攻击或斩杀。有数据显示，“9·11”事件以来，有700多起仇视锡克教徒的暴力事件报告，此类事件显示美国全民反恐的热情。

对于枪手的动机，外界有不同猜测。《巴黎竞赛画报》称，凶犯的文身表明其仇恨穆斯林，并视穆斯林为“9·11”事件责任者，试图进行报复，这在“9·11”后的美国并非罕见。因服饰等特征相近，误把锡克教徒当作穆斯林的事，在美国屡屡发生。

（四）红头阿三

比利时RTBF电台称，包括印度总理辛格在内的许多政商界要人都是锡克教徒。锡克教和伊斯兰教区别甚大，例如，锡克教允许吃肉，但禁止吃“按伊斯兰教律法屠宰的牲畜”。换句话说，穆斯林认为“合法”的食物，锡克教就认为是“非法”。

美国锡克联盟执行主任考尔认为，该袭击是“蓄意针对锡克社区”，因为“近年多次发生针对锡克社区的蓄意攻击，我们不得不将今天发生的事与之联系起来”。 据悉，全世界约有2700万锡克教徒，美国约有50万。

如此看来，仅仅因为服饰等特征相近，就误把锡克教徒当作穆斯林来袭击，只是媒体为了平息锡克人的愤怒和恐怖，而编织出来的“善意的谎言”。这么说有一个最为明显的证据：那就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的十多年，作为事件主要责任者的穆斯林们，自己都没有在美国遭到这样程度的袭击，那么又怎么可能发生这一“错把锡克人当作穆斯林”的事件呢？

由此可见，锡克人遭到屠杀事件必有其自身的原因。

那么，锡克人到底有些什么特点，导致自己遭到仇恨屠杀呢？

第一个特点，是锡克教十分好战，甚至超过了穆斯林。

锡克教是15世纪在印度教的虔信派毗湿奴城派和伊斯兰教苏菲派的共同基础上产生。也就是说，是回教和印度教的杂交。1469年由第一代祖师拿那克（Nanak）创始。圣地在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市，此地有锡克教最大寺庙——大金庙。“锡克”在梵文的原意是“门徒”，因锡克教教徒自称祖师的门徒。

在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锡克教徒多次掀起针对信奉回教的莫卧儿国家的斗争。在英国统治时期，又曾多次展开反英斗争。

1947年印巴分治后，印度信仰该教的锡克人掀起了伽里斯坦运动（Khalistan），要求独立建国。

第二个特点，是锡克教十分团结，不像回教内部那样自相残杀。

锡克教早期实行祖师制，进行个人崇拜，在第十代祖师后虽被废除，但在其内部强调人人平等，男人之间互为兄弟，女人之间互为姐妹。

第三个特点，是锡克教壁垒森严，不像回教那样来者不拒。

信锡克教的男人都留长发，加发梳，用长布包头，穿短裤至膝，佩剑。教徒举行剑的洗礼后，姓名前多冠名为“Singh”（中文音译“辛格”，粤音“星”，意为狮子）。

第四个特点，是锡克教政教合一，不像回教那样失去了政权。

锡克教的寺庙往往就是该教的行政中心，也是分配中心、慈善中心。

第五个特点，是锡克教喜欢从军，不像回教多为阿拉伯人的被征服民族。

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英印军队中有22%的锡克人，而锡克人在印度人里的比例只有2%，也就是说，锡克人从军比例是印度其他民族的十倍。锡克军人曾经作为“英军”派驻世界各地，在中国号称“红头阿三”。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英国租界的巡捕也主要是锡克教徒。他们大多用红布包头。在电影中，出现过许多用布在头上缠来缠去、把头包得像粽子一样、面留胡须的印度人，这些印度人大多是上个世纪上海租界英国人从他们殖民地印度雇来的巡捕或仆人。其中红头布巾是租界警察。由于他们的职业与中国平民接触比较频繁，经常做一些欺压中国人的事，又常把英语“I say”挂在嘴边，因此，上海人形象地称这些印度人为“红头阿三或印度阿三”。久而久之，这种头大如牛的印度人就成了印度国民的形象代表。当年，八国联军的时候首先冲入圆明园烧杀抢掠的就是印度的锡克军团、红头阿三。这个耻辱中国还没有抹掉。

（五）“尚武民族”要独立

印度的锡克人大多是旁遮普人，一般身材高大，剽悍好斗。英国人占领印度后，印度军队中多是锡克人，被英国人称做“尚武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印度军中也有22%为锡克人。 

随着二战后印度独立运动的兴起，锡克教中有人提出建立锡克人自己的国家“卡利斯坦国”的要求。 

1947年6月，英国公布了《蒙巴顿方案》，宣布实行印巴分治。 

巴基斯坦的独立，无疑给锡克人注射了一针兴奋剂。锡克教内部有阿卡利党、锡克教极端派和“卡利斯坦独立国运动”等组织，斗争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主张和平斗争，有的主张武装斗争，有的在国外建立“卡利斯坦流亡政府”。他们之间也有很深的矛盾，但要求独立的大目标是一致的。他们主张锡克人成立卡利斯坦国，但根据宪法，锡克教隶属印度教，法律不承认它为独立宗教，其教徒被称为“带胡子的印度教徒”，因而独立的要求未能实现。 

但是锡克人要求独立的愿望从来没有停止过，在1966年，英迪拉·甘地上台后，他们的分裂运动开始愈演愈烈。锡克人要求将他们所居住的旁遮普邦一分为二，即一个是锡克教为主的邦，另一个是印度教为主的邦。英迪拉被迫同意。锡克族宗教领袖宾德兰瓦勒的势力大大扩充后，便招兵买马，在锡克族青年中招募失业者和对政府不满者，组织成一支反政府的武装，并在圣城阿姆利则的金庙中建立总部。此后，锡克人愈来愈桀骜不驯，与警察、印度教徒冲突不断，死伤上百人。而凶手又逃入金庙避难，英迪拉严守其父尼赫鲁的训令： “绝对禁止进入金庙。”金庙由此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难所和罪恶的渊薮。在和宾德兰瓦勒谈判数次失败后，1984年4月4日，英迪拉宣布旁遮普邦为“骚乱地区”，并调派大批军队进驻旁遮普邦。宾德兰瓦勒则在金庙的集会上号召锡克人“迎接这一挑战”，抗击政府军。6月2日至7日，印度政府派出几万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向阿姆利则市的金庙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包括宾德兰瓦勒在内的几千名锡克人饮弹身亡，而政府也损失了157名士兵。 

金庙事件后，有人要暗杀总理的传言不胫而走。尽管情报人员警告说把锡克族士兵留在身边是很危险的，但英迪拉十分信任身边的几个锡克族警卫人员，认为他们是极为忠诚的人。英迪拉认为调走锡克族卫兵，有损于她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她说：“我一生都与危险相伴，你躺在床上死还是站着死，没有什么区别。”

英迪拉·甘地的锡克族卫兵本特·辛格和萨特万特·辛格发誓要刺杀总理，为死去的兄弟姐妹报仇。他们打听到10月31日上午英迪拉要在总理府接见外国记者，决定在护卫她去总理府的途中行刺。 

本特·辛格跟在英迪拉的身后叫了一声口令，拱门边的锡克卫兵萨特万特·辛格托起了冲锋枪，向总理行举枪礼。这是例行礼仪。英迪拉·甘地轻步越过了卫兵。这时本特·辛格突然加快了步伐，三步并作两步超越了英迪拉。他猛然转过身来，从头巾内抓出一支左轮手枪，萨特万特·辛格也把刚竖起的冲锋枪平放，两支枪随即对准英迪拉扫射。英迪拉中16弹，饮恨身亡。 

英迪拉被刺三小时后，便有人打匿名电话给美联社驻新德里办事处，声称：“这是整个锡克族的行动。我们已经报了大仇，锡克族万岁。” 

在英迪拉·甘地被刺杀后，她领导的国大党领导组织了对锡克教的大规模报复行动。仅仅在新德里，就有大约2500名锡克教徒被愤怒的印度教教徒杀害，在那次大屠杀中共有近5000名锡克教徒遇害。 

（六）印度人的底细

有的朋友很奇怪，和印度人打交道的时候，你对他客气，他就对你傲慢，你对他傲慢，他就对你客气。

华人不知，这就是种姓制度对印度人造成的后果：在印度人看来，你对他客气，就说明你自觉比他低人一等，你对他傲慢，就说明你的身份比他高。换言之，对比自己低下的人，印度人有理由傲慢一些，以便接受他的尊敬；对比自己高贵的人，印度人当然要谦卑一些，以便向他的致敬。

而锡克教徒自视过高，以为人人都该向他们致敬，结果就被不愿意的人反戈一击了。

这就是红头阿三做英国人的跟班虽然称职，但却始终不能获得自身独立的原因吧。

（另起一页）

第四节

伊斯兰教不如自然神教

2011年7月17日，星期天，在纽约的大街上，居然出现了伊斯兰教的传教点！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路边的桌子摆上了中文的宣传单张，且有四种之多，印制精美，超过各种华人教派的宣传品……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仔细阅读了这四份传单：

1、伊斯兰简介；

2、伊斯兰对信主的概念；

3、伊斯兰对崇拜的概念；

4、揭示头巾的奥秘。

读完之后我觉得伊斯兰教不如自然神教，因为伊斯兰教的教义是自相矛盾的，也因此很容易遭到证伪。而自然神教虽然缺乏人格魅力，但在逻辑上却是一贯的，尽管肤浅，虽然神秘，但毕竟符合常人的思考。至于基督教，由于它承认了不可知论，承认了教义本身的不确定性，因此也就无法被证伪了。

基督教的中心是基督耶稣的魅力与神性，道成了人身，因此也超越了人的思维能力。

《伊斯兰简介》说：“‘安拉’不生也不被生，他没有儿子或女儿。人类如同所有受造物一样，都是从属‘安拉’的，因此人类应当经白和顺服独一的造物主‘安拉’。”这是专门用来否定基督耶稣的神性的，这是对于《伊斯兰对信主的概念》所转引的《可兰 4：171》的简化和软化。伊斯兰教否定耶稣的神子地位，却把先知抬高到了安拉的同等地位。例如《伊斯兰对崇拜的概念》援引《可兰 2：177》说：“你们把自己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都不是正义。正义是信安拉，信末日，信天使，信天经，信先知……”

也许是为了传教的方便，在对于《可兰 4：171》的简化和软化方面，已经达到了超越和抹杀《可兰》的地位。例如它说：“伊斯兰严禁以任何人和人类的形式去描述安拉，也严禁将安拉叙述成特别偏爱某些人或种族。”显然，在《可兰》里，先知这种人的地位明显高于其他人，而信奉伊斯兰教的种族明显要比不信的更加得宠。

这种观点在《揭示头巾的奥秘》里得到了强化：“今日美国的穆斯林妇女正在重新探知一千四百多年前安拉最初降示穆罕默德圣人，不搀民俗讹误的出征伊斯兰信仰。”这个信仰记载在《可兰 33：59》：“先知啊！你应当对你的妻子、你的女儿和众穆民的妇女说，她们应当用外衣遮覆全身（当外出或于有男士的场合）。这样做更适于她们被人辨识（认出是贞节妇女）而不受侵犯。”

这等于是说，没有遮覆全身的妇女等于是没有贞节的妇女，也是可以侵犯和不受伊斯兰教法律保护的妇女。难怪最近有女记者在阿拉伯国家遭到大众的性侵犯，原来是她在公共场合没有包裹全身。

至于说到伊斯兰教何以在华人世界传播困难，我想主要障碍可能并非上述的教义问题，而是其禁食猪肉顽固规定。两千年前，就是因为这个顽固的规定，基督教差一点无法传入欧洲。后来圣保罗力排众议、改革教规，基督教才突破犹太社区的束缚，得到欧洲人的改宗。

*

自然神教也叫“自然神论”，英语是“Deism”，指17到18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出现的一个哲学观点，主要是回应牛顿力学对传统神学世界观的冲击。这个思想认为虽然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它存在的规则，但是在此之后上帝并不再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这里的自然神论主要是指具有闪米特一神教背景并受其影响的西方唯一神派自然神论者的观点，而不是具有多神教背景的自然神论者等的观点如泛自然神论。

自然神论者推崇理性原则，把上帝解释为非人格的始因的宗教哲学理论。又称理神论。由17世纪英国思想家L.赫尔伯特始创，著名代表有J.托兰德、D.哈特利、J.普里斯特利、约翰.洛克、艾萨克.牛顿等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也都是具有一定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否定迷信和各种违反自然规律的 “奇迹”；认为上帝不过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上帝作为世界的“始因”或“造物主”，它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主张用“理性宗教”或“自然宗教”代替“天启宗教”。

托马斯.潘恩的观点颇能代表自然神论者的观点：“我相信一个上帝，没有其它的”，但“我不相信犹太教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其教会和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所宣布的信条。我自己的头脑就是我自己的教会。”

2011年7月18日

（另起一页）

第五节

阿拉伯国家类似英语国家

（一）

阿拉伯世界，是指阿拉伯人殖民扩张所形成的地理板块，分布于西亚和北非，以阿拉伯语作为主要语言的国家。从西边的毛里塔尼亚延伸至东边的阿曼，横跨非洲北部与亚洲西部，总共包括22个国家。其人口总和约为3亿5800万人，生产量多于1兆6000亿美元，经济上以每年5%增长。阿拉伯世界的生产量占穆斯林世界总生产量的40%。

华人地区常见的错误是将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视等同于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为一国际宗教，除中东闪含语系民族外亦在不少国家兴盛。例如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不是阿拉伯国家，但是他们是伊斯兰国家。

例如西南亚的波斯-印度族群，属于印欧语系，与闪含语系的阿拉伯语没有同源关系。包括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等伊斯兰共和国，以及印度北部地区穆斯林总人口超过1亿。

中亚的突厥族群，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包括土耳其、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伊斯兰国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俄罗斯的南部多个少数民族等，都是突厥族裔的穆斯林；

东南亚的马来世界属于南岛语系（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是由印度商人或郑和下西洋传播来的），不属于阿拉伯语系。包括马来西亚、文莱、印尼、菲律宾南部和泰国南部以及新加坡部分公民信奉伊斯兰教。

但是上述非阿拉伯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皆受到阿拉伯世界的影响。

现在阿拉伯世界，侵占了文明古国最集中的地域，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埃及、苏丹、突尼斯等地皆有数千年的悠久文明史。所以阿拉伯世界也是除意大利外拥有最多罗马帝国历史遗迹的地域（如埃及境内的圣凯瑟琳修道院遗址、利比亚境内的大莱普提斯城市遗址、突尼斯境内的杰姆圆形竞技场遗址、叙利亚境内的“沙漠新娘”巴尔米拉遗址、黎巴嫩境内的巴勒贝克罗马神庙遗址）。

阿拉伯语是该地区通用的语言。如同汉语各地区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关系一样，虽然各个地方有各自不同的阿拉伯方言，但是人们又都使用从古典阿拉伯语发展而来的现代标准阿拉伯语。这样就使得“阿拉伯国家”它与临近的同属于伊斯兰世界的伊朗（波斯语）、巴基斯坦（乌尔都语）和阿富汗（达利语（阿富汗波斯语）与普什图语）有着显著的区别。

这个区别，就像“英语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的区别。

（二）

2008年联合国的报告指出：该地区的妇女仍然无法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机会，因此也导致阿拉伯国家在与全球商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截止2008年，根据自由之家的报告，阿拉伯世界只有科摩罗和毛里塔尼亚是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而君主制和个人长期独裁专制更是在该阿拉伯世界普遍而集中地存在。

一些阿拉伯国家有大量的石油资源，波斯湾地区尤其丰富。四个波斯湾沿岸国家（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和卡塔尔）都位居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和生产量的前十名。此外，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巴林、埃及、突尼斯和苏丹也都有相当多的石油。石油的多寡导致在石油富国和穷国之间，尤其在人口稀少的波斯湾和利比亚，引发了外地大量劳工到该地区的移民。

阿拉伯国家大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并且多国定为国教。伊斯兰教法在一些国家具有法律地位，尤其是在阿拉伯半岛上，其他地区则大多是世俗主义为主的国家。除波斯湾沿岸的六个君主国外，苏丹、也门、利比亚的伊斯兰教规的执行最为严格。

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信徒属于逊尼派。然而伊拉克则是一个什叶派占65%的国家，同时黎巴嫩、也门、科威特和巴林也存在着不少什叶派信徒，以及沙特阿拉伯的东部省份Al-Hasa和南部的城市Najran也有少数什叶派。在阿曼人口的75%属于艾巴德派。

有相当多的基督徒居住在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和苏丹。以前，有许多犹太人分布在阿拉伯世界，然而，巴勒斯坦分治和以色列的建立促使他们随后大量移民到了以色列。今天少数犹太人定居点在该地区仍然存在，范围从少的仅有10个定居点的巴林，多到1000个定居点的突尼斯和7000个定居点的摩洛哥。总体上，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教徒占拥有全球10亿4千万穆斯林的伊斯兰世界教徒的四分之一。

阿拉伯国家联盟类似英联邦但更加松散。这个1945年由阿拉伯国家成立的地区性国际政治组织，总部设在开罗，目前有22个成员国，宗旨是政治上联合阿拉伯人并代表阿拉伯人利益。它更像是一个对话平台，而非联盟。

有三种方式可以判断一个人多大程度上是阿拉伯人。

政治上：生活在阿拉伯国家，也就是这个国家是阿拉伯联盟（或者更含糊一点，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成员。这个定义包括三亿多人。

语言上：母语是阿拉伯语，这个定义包括二亿多人。

遗传上：祖先曾经生活在阿拉伯半岛。

对于上述因素考虑的重要程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的人们，是考虑到政治和语言的因素，但是也有人虽然满足上面的两条，但是基于基因的考虑而认为自己不是阿拉伯人。

在上述意义上，“阿拉伯人”更像“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人”，他们类似“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而不类似“英国人”。而且，“阿拉伯国家”比“英语国家”更多分歧和冲突；“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人”比“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更不团结。

（另起一页）

第六节

亚述人与基督徒

亚述人（Assyrian people）是主要生活在西亚两河流域北部（今伊拉克的摩苏尔地区）的一支闪族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与非闪族人融合了的闪族人。亚述人在西亚拥有近4000年的悠久历史。上古时代的亚述人军国主义盛行，战争频繁，地跨亚非的亚述帝国盛极一时。后来亚述人在外族的入侵下逐渐失去独立。

在历史上，亚述人的经济文化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曾经建立横跨亚非的亚述帝国，扬名四海。但后来，亚述人逐渐失去独立，沦为受压迫者。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对亚述人影响最大。

（一）

亚述人可以说是恐怖主义的始作俑者，并产生了历史上有名的一些暴君，亚述君王亚述纳西帕二世的碑刻铭文，这样讲到他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洗劫：“我用敌人的尸体堆满了山谷，直达顶峰；我砍去他们的头颅，用来妆饰城墙。我把他们的房屋付之一炬，我把他们的皮剥下来，包住城门映墙；我把人活活砌在墙里，我把人用木桩钉在墙上，并且斩首”。

在历史记载中，仗着铁器的应用和推广穷兵黩武的亚述士兵，被描述为凶猛残暴、杀人如麻的魔鬼。他们的劣行甚至纪录在《圣经》里。他们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片哀鸣。亚述将士功劳的大小，以所斩敌人的首级的多少为标准。因此，所掳战俘，大多斩首。对战败一方的贵族，处置更为残忍：有割耳割鼻的，有断手断脚的，有五马分尸的，还有剥皮剐肉的。令人触目惊心。而且，这些酷刑的记载并不是来自敌方骇人听闻的传说，而是亚述人自己史官的记载。这说明在亚述人看来，这不是残暴，而是一种荣耀，体现了亚述士兵的英勇。

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军中流行瘟疫，亚述军队在圣城耶路撒冷遭到惨败。当新巴比伦王国的缔造者那波帕拉萨尔王与米底王国结盟，向亚述都城尼尼微进发后，在熊熊的宫廷烈火中，亚述都城陷落。持续了300年的亚述功业，与末代王萨拉克一起消失在无情的大火中。

不过亚述人确实不同凡响：在中世纪阿拉伯人侵占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以后，亚述人由于没有全民改信伊斯兰教而成为受压迫的对象。

在近代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居住在其疆域内的亚述人由于坚持信奉基督教，同亚美尼亚人一样，也遭到了土耳其奥斯曼当局的大规模屠杀，许多亚述人被迫离开故土开始流亡，其中小亚细亚地区（现在被土耳其武装占领）的亚述人数量锐减。亚述人由于迫害和战乱，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始了世界范围的大离散。

（二）

在人种上，亚述人有着闪族的特点：长脸钩鼻、黑头发、多胡须、皮肤黝黑。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比其他游牧民族更崇尚武力。

尼尼微城，是古亚述帝国都城。其址位于伊拉克的北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隔河与今天的摩苏尔城相望。1846年起开始发掘，1950年代后修复了部分城墙、城门和王宫。最早提到尼尼微城的文献是公元前18世纪的亚述泥板文书。汉穆拉比时期，巴比伦王国统治尼尼微。公元前14世纪，该城被米坦尼人占领，不久又重新落入亚述人之手。一个世纪以后，尼尼微成为亚述夏都。亚述王西拿基立（前704—前681在位）时，正式成为帝国的新都城。公元前612年，该城被米底和巴比伦联军毁灭。就是《圣经》中提到的尼尼微城。尼尼微城形状不规则，占地约7.5平方千米。城墙长12千米，有内外两重，外墙带雉堞，间有城塔，内墙为土坯高墙。有城门15座，5座已经发掘。

已发现的城内主要建筑包括三组宫殿和两组神庙。城南是西拿基立宫，城北是阿苏尔巴尼帕宫。两宫之间有阿苏尔纳西尔帕二世宫、文字神纳布庙及爱与战争女神伊丝塔尔庙。城中还有动、植物园，武器库及排水设施。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浮雕石板，铭文泥板和艺术品，其中以阿卡德王萨尔贡一世青铜像和国王猎狮图浮雕石板最为有名。

亚述人崇尚武力，所以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以模仿巴比伦为主，如医学、天文学等都是如此。者和罗马人模仿希腊人有几分相像。不过，亚述人将他们所见的植物一一记录下来了，这对以后植物学的发展大有好处。亚述对人类文化重要贡献是他们的图书馆，单是亚述巴尼帕的图书馆就有3万块泥简，这些泥简都分门别类，并附有标签和王印。泥简大部分为年代不祥的代抄本，其原本大都来自巴比伦。图书中文学作品极少，历史著作多为年代大事记，也可称战争大事记，所记大都千篇一律，记胜不记败，记好不记坏。但他们对自己的野蛮血腥行为则不以为耻的记下来了，古代亚述人认为这是值得炫耀的“好事”。图书馆的其它图书有档案、天文、星相、医学、药方、圣词、帝王世系及神的谱系等。

图书中还有一篇亚述巴尼帕的自述。大体内容是：“我，亚述巴尼帕，觉得有博览群书的必要。读书乐趣无穷，读书可扩充知识及技艺，可养成一种高贵的器度。”看来，这位杀人魔王的性格还比较复杂，一边对反叛者变着花样施酷刑，一边还要当文明君主。者和大过渡时代秦始皇、隋炀帝甚至毛泽东，都不谋而合。英国著名浪漫诗人拜仑曾为他写过一个戏剧化的故事。

战争给亚述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也给亚述的王公贵族带来了享受的机会。亚述的首饰设计精巧，家具雕琢精致，并嵌有金银珠宝。不过，亚述的音乐绘画大都沿袭巴比伦旧调。浮雕中的人像也粗劣呆板，大多是络腮胡子、大肚皮、短脖子的千人一面形象。也有一些浮雕刻有亚述人正对俘虏进行剥皮拔舌、开肠破肚、剜目斩首等残暴景象。动物雕刻则惟妙惟肖，可谓刻狮像狮，刻马像马，栩栩如生。二者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有人认为，他们雕刻人的时候顾忌多，不敢刻得真，刻得像。这倒和同为闪族的犹太人、阿拉伯人不谋而合。

（三）

公元前3000年代末期，在两河流域的北部，亚述人的部落兴起。到了公元前8世纪后期，亚述国已经成为两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

有人说，亚述人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就是“战争的艺术”。的确如此，亚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亚述时期留下的浮雕作品，几乎全是与军事有关。亚述人的军队是整个西亚最强大的。亚述军事力量之所以强大，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1）是由于亚述人的军事理念和军事素质。在亚述人的观念中，国家和军事几乎是同一个词，或者说，国家就是一架巨型的战争机器，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和进行对外扩张是国家的首要任务。

（2）是他们的作战技术。在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746—前727年）时代，亚述人建立了一支当时世界上兵种最齐全、装备最精良的常备军，分为战车兵、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攻城兵、工兵等。作战时，将这些兵种作适当编组，发挥各自的威力。亚述人还用急行军来争时间、抢速度，懂得使用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比如他们善于使用充气的皮囊渡河。这种皮囊可以联结起来，安置在河面上，从这岸排到那岸，上面再铺上树枝，就成了一条军用的浮桥。这种战术，就是拿破仑后来克敌制胜的法宝。

（3）是因为亚述拥有先进的武器和优良装备。铁制武器的使用使亚述人的扩张几乎具有战无不胜的威力。亚述帝国的军队，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攻城武器。一种叫投石机，是亚述军队特有的一种攻城器械。它们是一个个巨大的木框，里面装有一种特制的转盘，上面绞着用马鬃和橡树皮编成的绳索。只要用力一拉，就能射出巨大的石弹和燃烧着的油桶。还有一种攻城锤，是由青铜铸成的，攻城时用来撞击城墙。在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王宫的一个武器库里，就发现了近两百吨的铁制武器，有铁剑、弓箭、撞墙锤、战车、盾牌、盔甲等。有了上述条件，亚述军队在整个西亚纵横驰骋，铁马啸啸，几乎无坚不摧，无垒不克。

亚述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尚武的民族，具有黩武的习性呢？是由于他们的风俗习惯与其他民族不同，还是因为种族的特性？关于这一点，美国文化史教授伯恩斯提出了他的看法：亚述人是一支出色的武士民族，这不是因为他们在种族上不同于所有其他的闪族人，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环境有特殊条件。他们的国土资源有限，又经常受到周围敌对民族的威胁，这就养成了他们好战的习性和侵略的野心。因此，无怪乎他们对土地贪得无厌。他们征服越多，就越感到征服之必须，才能保住其已经获得的一切。每一次成功都刺激着野心，使黩武主义的链条拴得更牢。

（四）

不过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伯恩斯就有点鼠目寸光了。亚述民族之所以迅速称霸美索不达米亚，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率先进行了铁器的应用和铁器的推广。铁器的应用不仅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也使好战的亚述人得以制造出更加锋利坚固的武器。东征西讨，横扫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一跃而起，以军事帝国身份，登上两河流域色彩斑斓的历史舞台。

由于亚述人的黩武主义特征，亚述人称霸的时期比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有特殊性。全世界约有300多万亚述人。亚述人在西亚地区的伊拉克北部、叙利亚、伊朗西部和黎巴嫩以及约旦仍有大量人口。而在土耳其东南部仍有少量亚述人。伊拉克是亚述人的祖居地，也一直是全世界亚述人最多最集中的区域。但是由于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动荡，许多亚述人被迫离开伊拉克，迁到邻国或西方国家，伊拉克的亚述人数量已减少了一半，而叙利亚、约旦、美国和瑞典等国的亚述人数量近几年来明显增多。美国的底特律和瑞典的南泰利耶等地有来自中东的亚述人的大型聚居区，他们在那里建有自己的教堂、商店、俱乐部等。

2011年3月叙利亚内乱爆发前，叙利亚大约3万名亚述人，多数居住在叙利亚哈塞克省。

（五）

当今的亚述人基本上都是基督徒，他们的组织有：东方亚述教会、加色丁礼天主教会和叙利亚正教会。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使用由古阿拉米语演变而来的现代阿拉米语（Neo-Aramaic），他们称为新亚述语（Neo-Assyrian）。现代亚述人仍然保留了一些从古时候传下来的风俗习惯。亚述人旗帜是亚述人选定的、代表离散的亚述人的国家的旗帜。也有一小部分亚述人后裔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称为穆哈拉米人（Mhallami）。

当然，也有人否认亚述基督徒是古代亚说人的后裔，例如网文《“伊斯兰国”铁骑下的“亚述遗民”：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就如此说：

“亚述是古代两河文明的组成部分。起初亚述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在萨尔贡建立阿卡德帝国几百年（公元前二十世纪），同操阿卡德语的早期亚述人居住在两河流域北部的一个小城邦，学界称之为“古亚述”时期。 这个时期的亚述是一个商业城邦，向安纳托利亚派出了大量行商，贩卖金属、木材和纺织品，这也是近代之前人类商业活动记载最为详实的时期之一。

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亚述生活在米坦尼、赫梯和巴比伦等强权的阴影之下，直到我国商末周初才渐渐强盛（补充：在阿玛尔那时期中亚述帝国开始谋求强国地位）。

公元前八世纪开始，在萨尔贡二世、西拿基立（Sennacherib）、以撒哈顿（Esarhaddon）和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的带领下，击溃了古代中东的一系列独立王国，将亚述帝国带入极盛的时代。亚述帝国为巩固统治，素以人口迁移著称，最著名的莫过于所谓以色列被灭后消失的十支派。然而，盛极而衰，很快亚述南边的巴比伦重获独立，与来自伊朗的印欧民族米底（Medes）人一起攻入都城尼尼微，亚述帝国几乎刹那间崩溃，领土大多落入了巴比伦帝国囊中。（评：公元前七世纪末到六世纪初，亚述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

同两河流域其他文明相似，亚述人使用楔形文字，信奉多神教。自古亚述时期，城邦主神就是其化身亚述神（Assur）。同时，亚述也尊崇古代中东如天神（Anum）、恩里尔（Enlil）和女神伊施塔（Ishtar，后等同于希腊的阿芙洛狄特）诸神。亚述吸纳了巴比伦传统的阿卡德语文学，庆祝一年一度的Akitu节，并以栩栩如生的浮雕和壮观的宫殿闻名于世。

然而，亚述地区后来历经波斯（Achaemenid王朝）、希腊塞琉古帝国、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萨珊帝国统治，语言上阿卡德语让位于东迁部落民的阿拉米语，文学传统上楔形文字销声匿迹，文化、艺术上几乎全面希腊化，而宗教上传统信仰更是逐渐失势，在罗马和安息时期，半独立的若干亚述人王国已然多数皈依新兴的基督教。诚然，少数传统或曾延续到阿拉伯征服之后，但总体上，彼时的亚述地区与帝国时期的文明相比已大异其趣，更何况千年后的今天。”

（语言、文字、宗教信仰、艺术传统，亚述的传统早就消失了。）

总结一句：古代亚述人讲阿卡德语亚述方言，今天的所谓“亚述人”讲一些新阿拉姆语方言（Neo-Aramaic），后者的古代形式最开始并不是亚述的语言，而是叙利亚地区西闪米特游牧民族的语言。这种语言曾经继阿卡德语之后成为了古代近东的国际语言，并成为Achaemenid王朝的行政语言。两种语言都是闪米特语，但一个是东闪米特，一个是西闪米特，差距并不小。最重要的是，相当于亚述文化来说，阿拉姆语是外来语言并最终替代了阿卡德语。

文字上古代亚述用的是楔形文字，现代所谓亚述人用的是一种字母文字，毫无关系。

信仰上古代亚述人信奉多神教，主神是亚述神；现代的所谓亚述人是信奉一神教的基督徒。

“而古代亚述的一些习俗（如节日）和装束，虽然今天少数‘亚述人’乐于效仿，但实际上是现代的亚述学研究给他们提供了素材，而并非他们传下来的习俗。”

（现代亚述人在民族主义影响下有些开始以古代亚述人的名字命名，这一点比较有欺骗性，但我们必须纵观该地区基督徒的命名历史变迁才能定夺其姓名传统是否留存下来过。）

血统上就难说了，他们和当地穆斯林一样大多是闪族人，古代亚述人也是闪族人，而古代遗传信息又很难采集，所以实在难以评论。应该说很难讲他们和周围的穆斯林相比，谁更可能是古代亚述人血统上的后裔。此外，亚述帝国是个多民族国家，除了闪族人，也有许多其他民族的人，早就混在一起了。现代亚述人和周围闪族人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们是基督徒——而在罗马和萨珊时期曾经存在过一些信奉基督教的、在亚述地区建立的半独立王国——那些王国本身和几百年前就灭亡的亚述帝国是否能够等同就很难说了（有一些神的神庙一直到罗马时期还有人供奉，但在古代近东的多神文化里，本身神与民族就不一定有很强的对应关系）。

因此，古代亚述人和现代亚述人如果是同个民族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严重扭曲我们对民族延续性在常识上的理解。有些亚述地区的基督徒可能与古代亚述帝国有血统上的关系不能排除，但周围的阿拉伯穆斯林可以也是如此，所以如何区分呢？

那么，今天的亚述人是怎么来的？“亚述”真的一直是这些基督徒在历史上的身份认同吗？后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不是。亚述的身份认同基本上来自于近现代的构建。

我再引用一点自己的旧文：

简而言之，所谓“亚述人”无非就是在伊斯兰崛起之后生活在两河流域并至今还未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美国学者Aaron Butts曾指出，这些人直到近代，大多都自称“叙利亚人”或“阿拉米人”。而东方教会（注：Church of the East）的历史上也很少以“亚述”自称。有趣的是，历史上“亚述”除了指尼尼微城附近的摩苏尔城之外，还用来指代教会的敌人——波斯人，甚至后来征服两河流域的阿拉伯人！自然，“亚述”的这个负面含义，与《旧约》特别是先知书当中亚述的意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于是，古国亚述非但不是当代“亚述人”祖先的自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反而是一个贬义词。

前文已经提到了从地中海沿岸迁到两河流域并带去阿拉米语的阿拉米人，那么叙利亚（Syriac及后来的Syrian）这个名称又从何而来呢？为何可以变成阿拉米语的一个别称？经学者考证，希腊时期地中海到两河一带就被泛称为叙利亚（Syria）或“亚述利亚”（Assyria），二者本出一源。有人指出，很可能在新亚述帝国时期，Assur这个地名的首音节就脱落了，于是Sur（Syria）和Assur（Assyria）混用。如此一来，岂不是当今“亚述人”自称有理了？可是，词源是词源，而词语的外延是会改变的。如前所述，在叙利亚语当中，“亚述”一词仍然使用，并在意义上与“叙利亚”这个词明显产生了较大区别。显而易见，亚述帝国子民的后代或亚述地区的居民，由于宗教、文化、语言的变迁，并不一定认同亚述文化。这些皈依基督教并继承圣经神学理念中“亚述”形象的东方基督徒，不论所谓血统如何，便是当地文化断层的体现。

最终亚述古国和东方教会的基督徒联系起来，与欧洲传教士和旅行家在奥斯曼帝国的活动不无关联。早先和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许多社团一样，东方基督徒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个 “宗教团体”（Millet）。十八世纪以降，“亚述地区的基督徒”慢慢被传教士改称为“亚述基督徒”。同时，随着英、法、德诸强开展了中东地区的考古发掘和文物大搜罗，亚述古城纷纷重见天日。

更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后土崩瓦解，同时受西方影响的民族主义思潮席卷帝国故地：土耳其、亚美尼亚、阿拉伯等民族纷纷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而历史上与穆斯林邻居摩擦颇多的亚述人亦不例外。现实社会中民族主义、宗教、语言的结合与亚述帝国辉煌悠久的历史成为了亚述复兴运动的两面。尽管独立建国未能成功，“亚述人”却成功从宗教社团变成宗教—民族社团。而曾经断裂的两段两千年的历史，此刻被想象成了延绵不断的细流，恰好成为这场运动最适合的一棵图腾柱。20世纪中后期，“亚述”运动更是跨越了教派分歧，慢慢也将叙利亚正教徒纳入进来。“亚述人”与亚述研究的关系也越走越近，有些更是成为了学术项目和学者的赞助人。不难理解，这些情况加上基督教传统都可能会影响西方语境下“亚述民族运动”的形象，也可能影响对“亚述”与穆斯林矛盾的评价与叙述。”

“亚述人”的复兴，其实与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在中东兴起有很大的关系，也和西方的入侵和干涉息息相关。这一点，亚述并不是特例，中东“认祖宗”的潮流在二十世纪颇为盛行，黎巴嫩与腓尼基、伊拉克与巴比伦（参见另一篇媒体文章：萨达姆如何通过考古“构建”伊拉克？）、伊朗与伊斯兰化以前的波斯帝国（至少人家语言还在）、库尔德人与米底人（Medes），一定程度上犹太复国主义其实也不妨放到这个背景去理解。

（六）

现代亚述人的语言不是古亚述人的语言，而是源于叙利亚地区的古阿拉米语的现代形式，即新阿拉米语，现代亚述人称之为“亚述语”。而现代亚述人教会的神圣语言也是古阿拉米语的一种方言，一般就称之为“叙利亚语”。

亚述人的状况很类似于古埃及人的后裔科普特人，都是异教徒皈依基督教。

有人认为：现代亚述人与其说是古亚述后裔，不如说是所有中东闪米特异教徒的共同后裔。实际上，对于现代亚述人的称呼并不单一，可以叫他们现代亚述人，同样可以叫他们现代阿拉米人，甚至现代巴比伦人。现代亚述人也并非都分布在亚述故国伊拉克，反而是叙利亚更多。

亚述人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的原因，便是阿拉米语和亚述教会。在阿拉伯人扩张狂潮之下，维持一种信仰，就能保全一个民族。

语言是文明的重要载体，虽然主流观点认为亚述、巴比伦、腓尼基等文明融入了伊斯兰文明，但实际上，他们的继承者另有其人，那便是现代亚述人。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亚述没有灭亡，巴比伦和腓尼基也并没有灭亡。这也是符合常识的，曾经称霸地中海的腓尼基人，建立过最古老的帝国的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并没有遭到黩武的阿拉伯人同化，而是心向基督的福音。

现代叙利亚人在基因上与阿拉伯人有一定差别，有古代腓尼基、希腊人甚至更久远的西台人的基因。亚述人曾征服过叙利亚，但不能说叙利亚人就是亚述人的后代，亚述人仍存在，但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少数民族，而且早已经过希腊化、罗马化、拜占庭化、伊斯兰化、十字军化、土耳其化的无数次冲击，叙利亚这个地方也是如此。 

亚述是文明古国，也是圣经中暴力、可怖的帝国，在旧约里，神学上的亚述是耶和华神用以惩罚叛逆的以色列的工具。而在现在，现实中的亚述则是抵挡伊斯兰国在中东扩张的最后一道屏障。

须知，伊斯兰教在闪米特人中的传播，使用的是阿拉伯语，而基督教却可以使用异教徒的语言！这不仅是基督教的宽容之处，也是上帝的福音所具有的普世意义。闪米特异教徒在皈依基督教的同时，也因此保留了古文明最后一丝曙光。他们的祖先攻占过耶路撒冷，崇拜偶像，大兴土木，荒淫无度。但毫无疑问，他们同样是上帝的子民。天佑亚述人！ 

（另起一页）

第七节

朝鲜、越南、日本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朝鲜、越南、日本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新事情，而是从汉朝就开始的。那时，朝鲜北部和越南北部是汉朝的直属领土，设立郡县管理；日本则是汉朝的属国，叫做“汉委奴国”。

唐朝开始的一百多年是北朝贵族政治的延续，尽管看起来像是西周天子的“天可汗”坐了庄；唐朝后来的一百多年则是藩镇割据这种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多元社会。至于宋朝，从来就没有“统一中国”，而是类似于“战国时代”列国争霸──不仅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而且还丢失了整个越南（相当于现在的北越），只能与“辽、金、元、西夏、南诏、吐蕃、朝鲜、越南、日本”等，共同构成一个类似于“东周列国志”的“后唐列国志”……更不用说像元、明、清那样统一了中国文化

圈的主要部分。

（一）

一次和友人谈起“第三中国”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构想……他对我所说的“第三中国”（新王国、宪政中国）与“第一中国”（中华民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区别表示理解。

不过，他对“第三期中国文明”（鸦片战争以后吸收了欧美基督教文明的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魏晋南北朝以后吸收了西域佛教文明的中国文明）的区别，却表示难以理解，他甚至认为，“第二期中国文明”和“第一期中国文明”（吸收西域佛教文明以前的中国本土文明）的区别实际上并不存在，那其实都是“儒家文化”……

我和他具体说明：魏晋南北朝以后吸收了西域佛教文明的中国文明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和鸦片战争以后吸收了欧美基督教文明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类似的全方位的新文明。

在第二期中国文明那时，中国居民从地上坐到了椅子上。第一期中国文明里，人们席地而坐，就像日本人和韩国人那样，没有椅子。“椅”在汉字里本是木名，《诗经》有“其桐其椅”，“椅”即“梓”，是一种树木的名称。椅子的名称始见于唐代，而椅子的形象则要上溯到汉魏时传入北中国的“胡床”。敦煌285窟壁画就有两人分坐在椅子上的图像；257窟壁画中有坐方凳和交叉腿长凳的妇女；龙门莲花洞石雕中有坐圆凳妇女。这些图像生动地再现了南北朝时期椅、凳在仕宦贵族家庭中的使用情况。尽管当时的坐具已具备了椅子、凳子的形状，但因其时没有椅、凳的称谓，人们还习惯称之为“胡床”，在寺庙内，常用于坐禅，故又称禅床。唐代以后，椅子的使用逐渐增多，椅子的名称也被广泛使用，才从床的品类中分离出来。因此，论及椅、凳的起源，必须从汉魏时的“胡床”谈起。

在第二期中国文明里，除了“胡床”，还涌入了大量的“胡”：胡桃、胡琴、胡麻……还有胡人，而且是五胡乱华。在“第二期中国文明”中，中国居民的名称也都改变了，从“汉人”变成了“唐人”，正如在第三期中国文明里，居民的名称也从“唐人”变成了“华人”……

但是我的这位朋友，认为这些要素远远不够，不足以构成一种文明，“因为还缺乏相应的意识形态”。

我指出，不是有佛教相关的一切吗？最后形成了“中国道教”（佛教化的道教），并且和“新儒家”（佛教化的儒家）一起，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最后形成了宋明理学……那还不足以构成新的意识形态？

“不够，因为你说的第二期中国文明在社会制度方面没有创新，缺乏新的官制，连皇帝制度都是一脉相承的。”

真不愧为官本位的民族，一下子就想到了官位！

其实，第一期文明的皇帝制度，也是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皇帝制度有所不同的。汉朝皇帝的专横跋扈，固然比不上明清皇帝的屠夫行径；魏晋南北朝的多元化社会里的皇帝制度，更与秦两汉和元明清的大一统的皇帝制度具有完全的权力形态不同。另外一面，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制度和九品中正制虽然不可与先秦的封建贵族制度完全等同视之，但在“多元化”的意义上却也可以相提并论，甚至异曲同工。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皇帝制度，与其说是一种“帝国制度”，不如说是一种“王国制度”：换言之，我们可以把魏晋南北朝甚至相对开明的唐宋，看作“王国时代的第二次降临”。深入一点，我们还能发现：唐宋之所以能够相对开明，也不是基于一种不同的心情和态度，而是基于一种“脱离大一统”的政治现实：唐朝开始的一百多年是北朝贵族政治的延续，尽管看起来像是西周天子的“天可汗”坐了庄；后来的一百多年则是藩镇割据这种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多元社会。至于宋朝，从来就没有“统一中国”，而是类似于“战国时代”列国争霸──不仅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而且还丢失了整个越南（相当于现在的北越），只能与“辽、金、元、西夏、南诏、吐蕃、朝鲜、越南、日本”等，共同构成一个类似于“东周列国志”的“后唐列国志”……更不用说像元明清那样统一了中国文化圈的主要部分。

朝鲜、越南、日本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新事情，而是从汉朝就开始的。那时，朝鲜北部和越南北部是汉朝的直属领土，设立郡县管理；日本则是汉朝的属国，叫做“汉委奴国”。

历史就是如此偶然：如果当时不是北宋灭了南唐，而是南唐灭了后周，那么就会正名为“后唐列国志或南唐列国志”了。

（二）

根据历史比较学的方法，我们找到以下朝代周期方面的例证，来思考两个南北朝长期背景之间的相似与相异：

［在第二期中国文明，唐代以前的五胡争霸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之西周以前的）方国争相建立中央政权的殷代，这可以从殷商的首都不断变迁这一事实管窥其豹。实际上，都城变化不定的殷代并不是一个我们后来熟悉的那种“王国”。］

1、第一期中国文明正式开始于西周：前1077──前770年，长达290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正式开始于唐：618年至907年，长达289年左右。

2、［第一期中国文明］西周后面的分裂时代春秋：前770年至前403年，长达367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唐后面的分裂时代五代北宋：907年至1127年，长达220年左右；

3、［第一期中国文明］春秋后面的战国：前403年至前221年，长达182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五代北宋后面的南宋列国秩序（金、西夏、吐蕃、大理、越南、朝鲜、日本、蒙古）：1127年至1279年，长达152年；

4、结束第一期中国文明圈内列国纷争（战国）的残暴兼并者秦：前221年至前206年，长达15年；结束第二期中国文明圈内列国纷争（日本除外，从此日本陷入“亚洲的海上孤儿”的处境）的残暴征服者元：1279年至1368年，长达89年左右，其中的完全蒙古化时期，也不过16年时间，到1295年忽必烈死即告结束。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化时期，到毛泽东死就结束了，不过27年，其中最残暴的依照不同政治派别的不同算法，分别是17年（1949－1966年）和10年（1966－1976年）。

5、［第一期中国文明］秦后面的汉：前206年至后24年（包括王莽篡位的“新朝”15年），长达230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元后面的明：1368年至644年，长达276年左右；

6、［第一期中国文明］前汉后面的后汉（东汉）：公元25年至220年，长达195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后明（满清）：1644至1911年，长达267年左右。

在上述的平稳时期，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一期中国文明之间的节奏似乎相差无几；但在下述的解构时期，第二期中国文明就要比第一期中国文明快了一倍。例如，现代南北朝即两个党国时代，主要历史大事件发生时间的间隔，要比古代南北朝即两个王朝时代的频率，快一倍有余。好几类事件的发生节奏似乎都证明了这一点，为慎重起见，我先定之为“偶合”。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现代技术造成的“社会发展的加速度”所致：

（三）

［第一期中国文明］古代南北朝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现代南北朝──大事件对照表：

1、［第一期中国文明］184年太平道──220年东汉灭亡，约36年；［第二期中国文明］1850年太平天国──1911年满清灭亡，约61年。

2、［第一期中国文明］184年黄巾之乱［太平道］到316年五胡乱华，约130年；［第二期中国文明］1850年长毛之乱［太平天国］到1900年八国联军，约50年。

3、220年汉亡──420年刘裕登基，约200年；1911年清亡──台湾民选总统开始出现，约90年。之所以说它开始出现，是因为观察家普遍认为2000年的国民党总统通过党内分裂的方式，导致在野的民进党上台执政，说明台湾代议制民主尚不成熟；紧接着2004年大选又发生诡谲多变的枪击案件，再次证明台湾代议制民主尚不成熟。

4、316年西晋灭于五胡到420年刘裕北伐失败，约100年、古代南北朝格局正式形成；比较1900年北京沦陷于八国联军到1950年中共基本统一大陆，约50年。其中包括国民党北伐先成功而后失败、招致日本入侵、附带南北决斗的“解放战争”、北朝再度建都北京、现代南北朝正式形成。

5、420年古代南北朝格局正式形成（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北中国）到528年北魏胡太后和尔朱荣自相残杀、北朝陷入分裂内乱，约100多年；期间南朝发动了数度小规模狼狈失败的北伐，可与1950年以后蒋介石数度发起反攻大陆的运动但一再失败相提并论。1950年现代南北朝格局正式形成（1959年中共灭西藏地方政府，基本统一中国大陆──除去割让给周边国家的领土），到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枪击事件导致国民党与民进党陷入内乱状态，已经超出民主政治的规范，结果导致连战、宋楚瑜“出访大陆”，约50多年。

6、在古代南北朝，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六镇起兵，北魏陷入分裂和内战；距离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力行汉化政策，不过29年。邓小平改革从1978年到1989年，则是11年。接下来528年北魏崩溃到557年魏朝的残余势力西魏最后灭亡，又拖延了29年，加起来半个世纪多一点。

7、在古代南北朝末期，528年胡太后──尔朱荣内乱北魏是一大剧目。530年，杀死胡太后、毁灭北魏朝廷的尔朱荣自己也被杀死。530年上距南北朝开始的420年是110年：相当于古代南北朝开始的420年的，是新的南北朝开始的1949年，什么堪称大剧目的事件上距1949年将近110年之半？1989年！

8、530年，堪与汉末董卓相比胡作非为的尔朱荣其人死后，北魏也就陷入不可挽回的分裂。534年，孝武帝逃离政敌控制的首都洛阳，入关陕西，建立西魏。这为后来的周、隋（581年）并吞南朝（589年），打下了基础；作为北朝继承人的隋，又被南北朝统一以后的全国人民的起义所瓦解。然后，618年“前共产党人”李渊父子渔翁得利，建立唐朝，其间约90年。与之参照比较，并按照前面的惯例折算一半时间左右，从1989年下推，大概还要经过半个世纪左右，中国才能最终走上文明建设的轨道。这虽然令人悲哀，但却是历史的节律所注定的，可能稍微提前或是迟滞，但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类似的例子已经发生在1990年代的苏联和东欧。］

当然，历史的偶然性经常会出现，甚至占有主导地位，例如：古代北朝的胡太后杀了儿皇帝之后被尔朱荣所杀，结果北魏倾覆；现代北朝的邓小平废了小领袖胡耀邦、赵紫阳之后，却没有碰到一个军阀尔朱荣，民主运动还失败了。人们普遍预测，如果1989年民主运动胜利，中国这个国际共产主义的薄弱环节将比苏联和东欧更早消除北魏──斯大林主义。但结果呢，中国只是在经济领域做到了这一点，在政治领域却没有做到，在法律领域更是无从谈起。更为偶然的是，镇压了民主运动的邓小平在1989年之后三年1992年，又来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南下讲话”，要求经济上继续改革开放。这样一来。历史就暂时地向着相反的方向前进了。

相比之下，摧毁了北魏的六镇起义其实是一次新的蛮族入侵。类似六镇起义的是中国当代的民间抗议和暴动。北镇不设州郡，以镇、戍为行政单位，军民号称“镇民”，主要是鮮卑拓跋部民，地位较高。但随着北魏疆域的扩大，汉人及其他民族的大族被迫迁入。文成帝以后又不断发配囚犯戍边，导致镇民地位日益下降。孝文帝迁都洛阳，加速汉化，而北镇仍然保持鲜卑化的府兵制等封建特点，镇民被称为“府户”﹐属于军方﹐世袭军职﹐不准迁移。还被汉化的洛阳政府视为“北人”﹐受到歧视。这和和邓小平改革后的“工农兵”、“城市贫民”、“农村盲流”的处境十分相似。

据此频率推算，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枪击事件导致台湾内部分裂后，经历种种劫难，2050左右中国大陆和台湾可能再度统一。

［狭义的古代南北朝正式开始于刘宋取代东晋，而终结于隋灭陈，即420年－589年，共计169年。广义的古代南北朝开始于184年黄巾之乱，而终结于618年的唐朝统一共计434年。那么，狭义的现代南北朝开始于1949年隔海分治，到2050年左右为50年；广义的现代南北朝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到2050年左右为210年。］

（四）

总结一下北魏以后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思索中国的未来：

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结束了一百多年北中国分裂局面。十年之后449年，北魏的疆域已经北至蒙古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534年［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二魏实权分别落人丞相、鲜卑化的汉人高欢和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手里，二魏的君主分别成为傀儡。二魏以黄河为界，东魏以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为都，占有函谷关以东原北魏的大部分地区；西魏以长安 （今陕西西安市）为都，占有原北魏的关中一带。二魏彼此对立，后又分别为齐、周所代，最后齐为周所灭。556年鲜卑人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国号周，史称北周。北周的出现，和北齐的出现，都是对汉化运动的反动，表明一个“反改革”的过渡时期。581年隋取代北周是为的“进一步汉化期”。也就是当时北中国的“两大要素”即“政治上的鲜卑与汉人，文化上的佛教与儒家”，进一步混合的时代。

530年中原大乱到571年北齐灭亡、北中国再度统一，约41年；1992年共产党继续开放往后推移41年之半，大约20年──则2012年前后中共将暂时结束开放。

古代南北朝，557年西魏亡到589年隋朝统一，约23年；现代南北朝，新的政治力量崛起，在继续开放中与台湾和海外中国实现统一。我们记得，北魏分裂后造成的北周和北齐，虽然显赫一时，其实只是向“北隋”的过渡；而北隋及其兼并陈朝以后的大隋，结果也只是作为盛唐的清道夫获得了“历史意义”；即使盛唐政治，虽然荣登“唐宋文化的哺育者”的宝座，但其本身也很快就被安史之乱给粉碎了……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兼并陈朝、结束南北朝以后，到隋炀帝的大业十二年［616年］爆发革命，一共27年，是相对承平的统一时代，尽管内部并不稳定，各种冲突层出不穷，终于导致大业十四年［618年］的崩盘。隋朝并不是秦、元那样预示两汉帝国与明清帝国的大一统世界，在这种意义上，隋代可以算作“最后一个北朝”。

640年，唐朝兵部尚书侯君集率领西征军攻下高昌，灭亡鞠氏政权，继而在高昌设立安西都护府，消灭了隋朝未曾消灭的地方势力。因此中国在唐统治下的再统一，甚至可以下延到640年。640年，上距隋统一的589年已经过去了51年，这51年实际上是在准备另一个过渡期：在文化上酝酿全面的“南北合”时代。这51年之后，唐朝的大一统局面完全成熟；于是唐宋文化的盛大帷幕才终于揭开了。

与此同时，以下的历史事件则可以相当程度地预示未来的中国命运：

618年唐朝统一，到750年前后南派禅宗兴起，即中国统一到佛教的本土化，约132年；那么2050年开始到基督教本土化，需要50年左右。关于宗教主题，需要考虑一些信仰以外的话题：

1、印度的精神与无组织，欧洲的精神与强组织；欧洲的技术与武力，其实都是“强组织”的产物；

2、五胡乱华与八国亡清：乱华的五胡无文化，亡清的八国有文化；乱华的五胡并未信佛，所以佛教并未引起汉人的反弹；亡清的八国却以“基督教国家”（其实多为政教分离国家）亡清，所以基督教引起汉人的反感。古代中国人对印度西域的拒斥与向心，因此比现代中国人对欧美苏联的拒斥与向心为低，其原因即在于此。因为印度西域人只有文化力而没有武装力，而欧美苏联人用文化力裹挟着武装力，一道入侵。

唐宋帝国实际上并非真正的“统一帝国”──唐只维持了百年的表面和平；而宋连中国本部都未能统一。同时，无论唐、宋──都未能统一“中国文化圈”：唐太宗和唐高宗在朝鲜的败绩即为显现显例。元，才是第一个统一帝国，而隋的统一所导致的唐宋与秦所导致的两汉是不同性质的：不过它只提供了统一帝国的形式而未能提供统一帝国的内容。统一帝国的内容则是明朝的官方哲学理学及其所提供的文化，成了中原帝国的精神支柱。所以，在第三期中国文明兴起之后，中国切不可固步自封，而应该积极进取，否则中晚唐、五代十国，就是前车之鉴。而且还会有两宋亡国的惨剧，在等待未来的中国。

（五）

有关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还有什么结论呢？它对第三期中国文明又预示了一些什么呢？我们认为，考察一下古今对比即不难发现：正如不消化北方民族的在华势力，隋唐就无法兴起；不消化苏联在华势力，第三期中国文明也无从兴起。

普通人认为，在现代中国的第二南北朝期间，日本扮演了“五胡”中最为恶劣的角色，两次征战中国杀害中国人数千万人。但其实，俄国以及苏联对中国的危害并不亚于日本，尤其是，俄国是西伯利亚的常客（1550年代至今），至今盘踞大片中国领土不像日本只是短暂居留在蒙满半个世纪（1895－1945年）。例如，在中国最危急的抗战关头，斯大林曾经认为中国已经灭亡，下令屠杀在苏华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争爆发前，日本已于1937年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为了讨好日本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开始大规模迫害居住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将他们逮捕关押并处决，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总人数不下三十万。

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前，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中国人的店铺林立。据莫斯科汉学家2006年在联合国《世界华侨史》广播文稿中提供的研究资料：十九世纪中叶，海参崴超过了一千三百家中国商店，而俄罗斯全国其他地方加起来总共才有大约一千一百家。资料记载：“中国人常常骑马把商品卖到周围和远的农村。中国货价便宜，很受当地人欢迎”。大批华商、华工从海兰泡入出境，到海参崴、伯力附近城镇经商或做工。“每年仅季节性临时工过境的就有二三十万人。”“一般是夏季来做工，冬季返回”。“他们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挣15至20个金卢布，能工巧匠多一倍钱，俄国海关允许他们带回中国一半……”

布尔什维克掌权以后，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以后，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利用苏联进行抗日活动”。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以后，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此时，斯大林再也按捺不住，开始屠杀华侨、华工。1940年后，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已无立足之地，余部进入苏联，以为会得到给养和帮助，重返抗日前线。但请示斯大林后，被全部缴械、关押劳改。

马员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他曾于1926年被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及列宁学院学马列主义，与董必武、王若飞是同期同学，因欣赏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于1930年、1937年及1949年几次“肃反”屡遭被捕判刑。他坐了苏联三十年监狱，1955年才回到中国。

1984年，马员生出版了回忆录《旅苏记事》（群众出版社“内部发行”）。该书中写道：“1939年夏，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索特去，也因水浅，停在岸边，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一样。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份是从海参崴来的。据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拘捕，许多人被判刑八年、十年，还有十五年的。都给扣上各种罪名……”“过了不久，又发来一小批女犯人，有人告诉我，中间有两个中国女人。我很奇怪，便怀着好奇心去找她们……她们一个是中国人叫黄南波，一个是朝鲜族中国人姓朴，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年龄很轻，都是二十多岁。1937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1938年忽然被捕，说她们是间谍，判刑到这里……”“一个50多岁的山东老头郭金玉，他从山东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做工，夏天到呼玛山上顺黑龙江向下流放木排，他押运的木排被冲到苏联边界。被捕后，也以‘侦探嫌疑’判刑八年。这个人又瞎、又聋、又哑，俄语一句不会。竟然也被判为‘间谍’……”

马员生回忆说，自己被发配时，士兵们把“犯人们”押上木船，顺流而下（流向北极），直到船搁浅了，就把犯人和一袋土豆种子卸下来，他们就回去了。“犯人们”要自建房屋、寻找食物，才能生存。许多人饿得上垃圾箱里拣食物吃，结果第二天就腹泻而死。马员生看到的大批犯人和远东地区流放过来的人，能活着回去的实在凤毛麟角。远东地区除了华侨以外，还有大批华工，所以至少有三十万人被全部剥夺了财产、迫害流放，其中大部分人被折腾至死。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大量捐款，支持国内抗战。但是离中国最近、人数较多的苏联华侨，却被斯大林制止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事实。所以说，如果不能消化苏联在华残余势力，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无法兴起。

（六）

在我的理解中，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的第二期中国文明，是吸收了西域佛教元素的中国文明，正如从鸦片战争或是辛亥革命开始的第三期中国文明，是吸收了欧美基督教元素的中国文明。

当第一期中国文明开始僵化的时候，佛教开始传入（西汉末年），当第一期中国文明开始瓦解的时候，佛教开始流行（魏晋）；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萌动的时候（南北朝隋唐），佛教兴盛，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成形的时候（两宋），佛教僵化；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僵化的时候（明代），佛教腐朽；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瓦解的时候（清代），佛教异化。

精神的历程，似乎总是要比社会的历程早上一步……

可以说，“中国的佛教兴盛于从旧文明走向解体的野蛮化历程，衰落于从新文明走向全盛的世俗化过程。”中国的佛教为什么衰落？中国的佛教衰落是一种文明史上的周期现象。

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主要内容，是吸收印度西域的佛教文明的元素。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主要内容，使吸收欧洲美洲的基督教文明的元素。

下面，我们不妨套用第二期中国文明与佛教文明的关系，来思考一下第三期中国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关系：

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僵化的时候，基督教开始传入（明朝末年），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瓦解的时候，基督教开始流行（清末）；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萌动的时候（两个中国），基督教兴盛，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成形的时候（？），基督教僵化；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僵化的时候（？？），基督教腐朽；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瓦解的时候（？？？），基督教异化。

三个括弧中的“？”号（？、？？、？？？），分别代表三个尚未到来的历史时代；这是指未来的中国社会及其文明而言的。但这并不是无的放矢的。实际上，僵化（？）、腐朽（？？）、异化（？？？）的过程，在欧美的“基督教社会”早就开始了。但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事物注定会衰落，就不去开始它。因为这就是“文明演变的历史”，政治上的“和平演变”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如果说，佛教元素及其平等精神，促成了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的形成，从而塑造了不同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第二期中国文明。那么，基督教元素及其各种世俗化精神，正在中国并且已经在中国促成各种新制度的诞生则也是毋庸置疑的了。例如共和制度、议会制度、宗教自由、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之类的制度设计。例如两个中国（1912──1949年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采纳了共和制度和议会制度，但是宗教自由、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还有待于第三中国在中国全境予以推行。

由于上述欧美基督教文明的化合作用，我们预期第三期中国文明必将大大差别于第二期中国文明。而由于“现代化过程”的普世特性，第三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差别，应该要大于第二期中国文明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差别。

我们期待，在第三期中国文明一步步形成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奉行拿来主义的态度学习西方文明、吸收基督教元素，而且也能像第二期中国文明发明了“人人平等”的科举制度那样，有所创立。

（摘自谢选骏著作《新王国：我在第三期中国文明》）

（另起一页）

第八节

朝鲜和日本都应“改名”

（一）

2016年1月31日的报道指：朝鲜将修改国名 现名是日本给改的。

朝鲜2015年8月15日通过朝鲜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敲钟仪式现场视频，对海内外正式宣布朝鲜从此使用“平壤时间”。最新消息称，朝鲜即将修改国家的名字。

综合韩国媒体1月31日报道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英文目前是“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但是从5月开始，朝鲜英文名字将改为“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Corea”。一个字母之差，可笑不可笑？应该读成“靠利亚”，还是读成“操利亚”？

金日成综合大学博士生朴学哲在论文中指出，“朝鲜”的英文本来就是“Corea”，但是在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强制把“Corea”改为“Korea”。因为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Japan”的“J”在“Corea”的“C”之后，日本方面非常不满。所以就强制把“Corea”改为“Korea”,这样“K”就永远在“J”后面。有分析称，当时日本主要是考虑到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时国家的出场顺序。

朝鲜打算在5月的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修改国家的英文名字，或许是想摆脱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时期的阴影。但是，韩国仁荷大学教授李英浩认为，查看日本20世纪初期的书籍可以发现，日本并不关心“K”和“C”。即使“C”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修改国家的名字现实上是非常困难的。首尔大学教授朴顺爱称，修改商品的品牌都需要投入物理性的费用，而且价值层面也会有损失，就别谈修改国家名字了。

其实，如果从民族尊严、文化独立的角度看，无论“朝鲜”还是“日本”。这两个名字都应该改掉。因为这两个名字，都是从中国的方位取得的。“朝鲜”的本意为“朝日鲜明”，“日本”的本意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这都是从朝鲜地方和日本地方的西方也就是中国方向来说的。也就是说，朝鲜和日本，不是中国人说的，就是说给中国人听的，都没有独立自称的含义。

（二）

据说小时候被人虐待的人，长大了也会虐待别人。一个民族或族群也是如此。日本人从中国获得了名字，内心深处永远不是滋味，所以一有机会就强迫别人改名字。

“创氏改名”，在今日韩国亦被称为“日本式姓名强要”，是朝鲜半岛日治时期朝鲜总督府于昭和十四年（1939年）颁布的一项将韩式名字改为日式名字的法令，属皇民化运动的一环。原先韩国人名中使用的是韩国的姓而不是日本的氏，根据昭和十四年制令十九号的规定，日本统治之下的韩国人有创造自己的氏（即创氏）的义务；而根据昭和十四年制令二十号的规定，当地人可以任意改为日本式名字，并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该法令的颁布推翻了之前朝鲜总督府颁布的禁止韩国人使用日本名字的法令，但其颁布的真正动机，目前说法不一。

禁止使用日本名字的规定

1909年，大韩帝国在大日本帝国的操纵下起草民籍法，开始确立韩国现代户籍制度。根据该法令，女性父亲的姓氏、年龄等相关资料都要被官方记载存档，避免与朝鲜传统的习惯产生冲突。这项法令的起草直到1910年4月韩国被日本吞并后尚未完成。而此时，一部分韩国人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日本式名字，从而引发了混乱。因此朝鲜总督府于1911年11月1日颁布了总督府令第124号“朝鲜人姓名改称相关文件”（総督府令第124号“朝鮮人ノ姓名改称ニ関スル件”）。

禁止当地人使用“会与内地人产生混淆的姓名”，严格限制韩国新生儿使用日本式姓名进行登记。此外，已登记使用日本式姓名的朝鲜族被责令改回韩式姓名。

创氏改名法令的颁布 

由大丘广域市法院公布的创氏改名公告，其公告内容由假名、谚文和日本汉字混合使用。（日韩并合）

1939年和1940年之际，随着昭和十四年制令第十九号和第二十号的颁布，朝鲜总督府对韩国人姓名的政策也有所改变。同日本在台湾所施行的改名政策一样，改名政策的最初目的仅仅是允许更改姓和名。然而由于朝鲜族的姓较少（只有约250个姓），长期实行本贯制度和同姓同宗不婚的制度，为了延续当地的这种传统制度，朝鲜总督府创立了一种新的方法：韩国人必须为自己的名字创立氏，并在官方登记。

根据朝鲜总督府的法律规定，创氏包括“设定创氏”（个人选择性创造氏）和“法定创氏”两种。在1940年2月11日至8月10日间的半年里，由韩国人本人自己创造氏并登记（前者）；超过这段时间的，由官方强制改为其家族族长的氏（后者）。创氏之后，韩国人的姓名就同日本人一样，同时拥有了姓、氏和名，原先的本贯制度则被废除。而且，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必须使用同一个氏：妻子嫁给丈夫之后，其氏由父亲的氏改为丈夫的氏，而其姓则保持不变。

此外，韩国人使用日本式发音读自己氏名也是合法的；他们也可以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日本式名字，并可以获得一定报酬。同时，收女婿为自己养子（婿养子）这项原先在韩国禁止的制度从日本传入，并被朝鲜总督府定为合法。

自行选择氏和更改韩国名字的法令（1940年2月）最初是以自愿为原则施行的。然而，在4月举行的道知事会议上，由于各地接到了“必须采取特殊手段，在7月20日之前完成使用氏家庭户数的任务”的训示，便开始强制执行这项政策。从当年4月起，使用氏登记的家庭户数急剧上升。在当年4月，仅仅3.9%的当地人使用氏；但是到了8月10日，朝鲜使用氏的百分比却已经高达80.3%。同时，根据《内部安全法》，反对创氏改名的韩国人都受到了警察的调查。

对于此数字的急剧增长，学界有不同的观点：许多学者认为朝鲜总督府强迫朝鲜族改为日本式的氏，是一种使用强权进行的扰民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地人创氏改名是一种自愿性行为，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受到日本人的歧视。

事实上，虽然日本对朝鲜族改为日本名的行为进行奖励，但在日治朝鲜生活的韩国人，更改自己的名为日本式名字的仅仅只有9.5%；而在日朝鲜族中，创造自己氏的人仅占总人数的14.2%。

朝鲜姓名复旧令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驻扎南韩的美军政厅（United States Army Military Government in Korea）颁布《朝鲜姓名复旧令》，同意韩国人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回原名。然而，并不是所有朝鲜族都改回原来的姓名。不少曾经创造自己氏的在日朝鲜族没有改名，以争取日本人对他们的认同感。库页岛的高丽人，在桦太厅被苏联占领之后，依旧使用日本式姓名直到现在。

1940年2月11日是日本“皇纪纪元2600年”的纪念日，台湾总督府因此在这个日子公布《姓名法》，正式在朝鲜与台湾推动废除原本的汉姓改成日本姓名的运动。但到当年的4月为止，仅有3.9％的朝鲜人改日本姓名，之后日本改采压迫方式，因此到8月11日为止的半年时间，拥有2,500万人口的朝鲜，有80.3％的朝鲜人改成日本姓名（创氏改名）。但同一时间由于台湾是采用申请许可制，因此全台600万人，改为日式姓名者只有168人。到1941年底，改名的比例勉强增至1％，台湾总督府因此以朝鲜人踊跃改名为例，指责台湾人对于此事的漠不关心。为了鼓励台湾人改名，总督府给了“国语（日语）家庭”许多优惠措施，比如公家机关得以优先任用、将食物配给提高（当时是太平洋战争期间，食物短缺严重），子女在升学竞争上也占优势，因此到1943年底，全台湾有17,526户改为日本姓名，改名总人数增加到126,211人，但仍仅占当时人口约2％左右，“创氏改名”仍不是台湾社会的主流价值。 

这可能因为，台湾人本来就自认为汉人，所以把形式看作祖先的信物，而高丽人（朝鲜人、韩国人）本来就知道他们的姓名都是从中国借用的，在跟着日本人改一次，并不伤筋动骨。

（三）

直到现在，日本人还要求那些“入籍归化”成为“日本人”的华人，放弃汉姓，取个日本姓名。

就是对于没有“入籍归化”的华人，日本人也喜欢按照中国式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很多在日华人都表示，自己活了几十年，到日本后忽然“不是自己了”，很不习惯。甚至还有人怀疑，是不是日本人歧视中国人。《日本新华侨报》诉苦说，名字作为一个代号，是辨识人与人最简单的方法。在日华人如果想在名字上保留“中国特色”，不妨自己先说出来。 

由于中国文化影响太深，大多数中文汉字都能在日语里被找到。但是，日语汉字经过历史演变，其发音已经和中文完全不同。按照日本人的习惯，称呼中国人时，爱给名字套上日语发音。很多刚到日本的中国人不习惯，往往要几个月甚至半年后才能第一时间反应，对方是在叫自己。

这种称呼方式不同于音译。很多在日华人都表示，自己活了几十年，到日本后忽然“不是自己了”，很不习惯。甚至还有人怀疑，是不是日本人歧视中国人。

日本人称呼在日韩国人时，曾经也是采取这种方式，但却引起了在日韩国人的强烈不满。1975年10月3日，一名崔姓在日韩国牧师起诉NHK（日本放送协会），称其在电视新闻里，故意将自己的名字读成日语发音，是侵犯人权。这一场持续13年的官司一直打到日本最高法院，最终以崔牧师败诉告终。

法院给出的理由是：这是社会习惯，不算违法。不过此后，日本媒体凡是涉及韩国或朝鲜人，都会在报道时采用音译姓名的方法，不再使用日语发音。

但是，综合中、日、韩、朝四个国家对彼此称呼方式来看，“相互主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你如何对我，我就如何对你”。韩国、朝鲜与日本相互使用对方的发音，中国与日本则相互使用本国汉字中的发音。而究其原因，首先，中文里没有日语的“假名”或朝鲜文字，音译难度较大。而且，韩日等国的名字本来就是汉字表示，再让中国人去音译念出来就很奇怪了。其次，日语或朝鲜语多为平舌音，而且不像汉语有四声变化，把这些国家的名字准确音译成中文是非常困难的。最后，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文化繁茂，同一个字在不同地域有不同发音，对外国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因此，中、日、韩、朝之间才形成了如今对名字的叫法。有部分在日华人一时不能习惯，也会要求学校或公司订正对自己的称呼，甚至为此产生了一些冲突。这非常可以理解，任何人都应受到这种尊重。但日本人的基本做法是，外国人在自我介绍时用了什么名字，他们就会一直这么叫下去。与其事后更改，华人们不如一开始就向学校、公司和周围的日本人说清楚。

《日本新华侨报》建议说：名字作为一个代号，是辨识人与人最简单的方法。在日华人如果想在名字上保留“中国特色”，不妨自己先说出来。

但是，《日本新华侨报》没有说：这样做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四）

2014年12月3日，韩国国家电视台KBS报导称，朝鲜要求与其领导人金正恩同名的朝鲜人改名字。

朝鲜之前也禁止国民使用与前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相同的名字。欧美人认为“这是朝鲜宣扬个人崇拜的行动之一”，其实，这是中国人的避讳传统的现代流行。

KBS援引一名朝鲜官员的说法称，新出生的婴儿不得起名为金正恩；与金正恩同名的人必须停止使用这个名字，并在出生证和居住登记证上修改名字。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2011年发布了此命令。金正日2011年12月死掉了，金正恩接手政权。

韩国统一部无法立即确认该报导，但称这似乎是真实的。“这样的禁令非常有可能，因为金正日和金日成时代都有过同样的政策。”韩国统一部一名官员说道。

（另起一页）

第九节

韩国教授为何再次诬蔑中国

中国媒体曾经报道韩国教授郑在书提出“中国神话源自韩国”的看法，这本来是他的一家之言，姑妄听之。但是奇怪的是他本人出来澄清此说“无中生有”；更奇怪的是他的澄清却进一步总结突出了“中国神话源自某国”的印象。这不禁使人纳闷：他怎么这样缺乏逻辑？而且，这种神话研究怎么扯得上“韩中都受过列强侵略与蹂躏，要珍惜患难之交”的政治议题？

如果一定要扯上政治议题，也应该尊重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是：“受过列强侵略与蹂躏”的只是中国，而不是韩国，韩国仅仅受过日本的侵略与蹂躏。而且，韩国还参加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蹂躏。

中国和韩国之间应该不存在所谓患难之交，只存在类似中日之间的“欺师灭祖”……

郑在书声称中国人“曲解了我的原意，好像都没有看我的论文原文，以讹传讹，在转述、表达、引用和发表过程中出现的误解，或者说被误导了。我的学术观点被曲解成如此狭隘的国家主义，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那么，他本人重申的（自己观点之）精确表达是什么呢？原来是这样的：

“请允许我念一遍我写的那篇《效答客难》的文章中的话：我一直认为中国在丰厚无比的文化资源之上，融汇亚洲各民族文化创造了代表东方的灿烂文明。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作为主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我对中国的所有学术观点从来都是建构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可以说，罗马神话是代表西方的神话，中国神话则是代表东方的神话，我对此确信无疑。只是，考虑到中国神话在其形成初期，吸收融合了诸多不同原始民族的神话（其中也有东夷系神话），那韩民族因为和远古东夷系种族有关联，所以我只是想在中国神话中寻找一点韩民族遗失的远古神话的痕迹而已。”

我们认为，从民族自我防卫的角度讲，郑在书要在“中国神话中寻找一点韩民族遗失的远古神话的痕迹”，是值得同情的。但问题是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竟把中国神话比作了罗马神话，就不能不让人觉得他出了问题。

稍有神话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神话就拥有自己的系统，如《山海经》所记载的。中国神话在东亚的地位，完全不同于罗马神话在西欧的地位，而是类似希腊神话在整个欧洲的地位。因为罗马神话几乎全是从东边的希腊神话翻译过去的，所以罗马的神明都是东边的希腊神明的翻版。在比较神话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神话在东亚的地位，类似于希腊神话在欧洲的地位，但绝不同于罗马神话在欧洲的地位。尽管希腊神话也从东方各国例如赫梯、埃及、巴比伦吸取了许多元素。

现在，郑在书却把中国神话比作罗马神话而不是比作希腊神话，那么我要请问他一句：既然中国神话仅仅是东亚的罗马神话，那么东亚的希腊神话是什么？是中国东边的韩国神话？还是韩国东边的日本神话？

郑在书，你说中国神话相当于罗马神话，是无知呢？还是故意诬蔑中国仅仅是罗马那样的文化二道贩子？

2008年1月1日

（另起一页）

第十节

小国时代的明星金正恩

2016年4月1日，在北美印刷的中文《世界日报》刊登了这样一篇“社論”：

《向美中兩強叫板 北韓真的瘋了？ 》

美、中等52個國家元首3月31日至4月1日聚首華府，出席第四屆核武安全峰會，朝鮮半島核武問題成為焦點。北韓金正恩政權也動作頻頻，透過官方朝中社發表評論，痛批世界最大擁核國美國舉辦核安峰會荒謬絕倫外，連日來還五度發射各種飛彈、火砲，並播放以核武摧毀華府的視頻。同時，一份由日本媒體獲得的北韓內部文件說，由於曾與北韓有“血盟關係”的中國參與聯合國安理會對北韓的嚴厲制裁，北韓還揚言要“對中國開展核打擊”。金正恩政權同時叫板美、中兩強，是否真的瘋了？核峰會期間它會玩出什麼花樣？

由年輕領導人金正恩領導的北韓，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內憂外患。境外，由於北韓執意第四次核試，並悍然撕毀兩韓停戰協議，美國和南韓正大軍壓境，保持高壓態勢。境內，則在國際社會制裁下，北韓已出現糧食短缺，平壤當局開始每月向極度貧困的居民徵收一公斤糧食，因此國內不信任和仇視金正恩政權的氣氛在蔓延，北韓當局不得不搬出“先帝”金日成的口號，要求民眾再度進行“苦難的行軍”。

不過眼看走投無路的金氏王朝，卻還有一個屢試不爽的法寶，就是不斷挑釁和核訛詐美國和南韓。過去20多年來每次挑釁之後，都能獲得來自美國、南韓和日本的巨額援助。2002年9月，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問北韓，為讓北韓棄核，都私下或公開帶去大量援助。

然而，2002年美國發現北韓背信棄義，仍繼續研製核武，北韓核危機爆發。不過在中國斡旋下，2005年9月六國舉行北韓問題六方會談，北韓承諾放棄核武，美國承諾對其繼續援助，僅2008年美國對北韓的援助總額達到2.25億美元。但2009年4月，北韓發射一枚飛越日本的火箭，並宣布重啟鈽濃縮反應堆，還在2009年5月25日再進行一次核試，直接導致2009年6月12日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1874號決議，譴責北韓進行核試，並加強對北韓的經濟制裁。

美國和日本等國從此斷絕給北韓的經濟援助，北韓也在瘋狂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繼續核試，繼續發射導彈，繼續被制裁，甚至走向撕毀停戰協定的地步。與它的最主要貿易夥伴中國的關係，也從“話不投機半句多”發展到現在的惡言相向。

如今北韓勞動黨由於國內經濟危機，對內統治遇到嚴重危機，金正恩心裡清楚他的籌碼並不多，與其讓內部推翻，不如索性對外升級挑釁，鋌而走險，說不定還能轉危為安。於是金家王朝今年1月6日和2月9日先後進行第四次地下核試和火箭發射，導致六方會談的其他五國意識到再不阻止北韓的核項目，北韓擁有核武器製造、運輸和發射能力就會成既定事實。聯合國安理會在中國的支持下，通過了有史以來對北韓最嚴厲制裁的決議，事實上封鎖了北韓的海陸空三面。制裁效果究竟如何，還須看中國是否嚴格執行。而中國儘管現在也遭到北韓的挑釁，但出於地緣政治考量，仍會堅持其底線，即不能讓金正恩政權垮台。

由於北韓與韓美的戰略互信為零，金正恩相信，北韓繼續追求核武，可能導致其政權垮台，但放棄核武同樣也可能會垮台，因為根據美國之前提出的“戰略耐心”，在北韓放棄核武之前，美國不會考慮與它簽訂和平協定與邦交正常化。在北韓看來，這無異於讓它自廢武功。

鑑於利比亞格達費獨裁政權的前車之鑑，金正恩不可能把希望寄託於美國。因此未來北韓極容易做出戰略誤判，孤注一擲，甚至可能在第四次核安全峰會後，就宣布進行第五次核試，也可能挑起類似2010年的延坪島砲擊事件，或南韓“天安艦”被擊沉事件等區域性、可控的小規模戰鬥。不過金正恩必須承擔的風險是，美韓或許已經準備好對北韓動武，北韓出招或許正中下懷，美韓聯軍就會大舉反撲，北韓政權可能就此玩完。

在此形勢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核峰會並與歐巴馬會晤，儘管從雙方公開談話看，中方仍是老調重彈，但事實上，隨著北韓連番核試及發射飛彈升級，且核試基地靠近中國邊境，中國老百姓早已深感不滿。若中國能換取美國調整在南韓部署“戰區高空防衛系統”（THAAD）的態度，中國也對北韓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並非沒有可能。因為正如美國官員31日所說，北韓問題是全球的失敗，如何解決北韓危機是全球的責任，而中國在解決這一問題上發揮絕對的中心作用。

……

上面这篇“社论”真的让人大开眼界：原来4月1日的愚人节不仅有“愚人节新闻”，还有“愚人节社论”。

这不禁使人扼腕叹息：左右“海外中文舆论”的《世界日报》，在谈论国际事务的时候，竟然对我在九年前（2007年）就发表的“小国时代”一无所知。这真叫所谓的“昧于时事”，也叫“无知者无畏”。

在在事实一再说明：

谢选骏的“小国时代”理论，是多么天才的伟大发现，简直可以说是“无人能及”，这也就难怪《世界日报》如此孤陋寡闻了。

现今华人社会的闭目塞聪、因循守旧，简直无可救药了。只会吃喝嫖赌、不懂思考问题的流行病，也就此得到了再次的佐证。

（另起一页）

第十一节

菲律宾越南为何积极反华

2012年7月5日，报载“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用中文警告中国‘小心一点’”：“小心一点。”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陈显达4日用中文向中国发出警告。菲律“ABS-CBN”新闻网将发言人炫耀“普通话”的原因归为“他多少有点儿中国血统”。陈显达说中文的效果显然不只限于炫耀，当天，《总统府告诉中国“小心一点”》成为GMA新闻网、《太阳星报》等诸多菲律宾媒体的报道标题。

4日，菲总统府马拉坎南宫召开一场例行新闻发布会。“ABS-CBN”新闻网称，会上有记者向总统府发言人陈显达提问：“阿基诺三世说可能要求美国派侦察机巡查南海，此后中国官方媒体发表评论文章，指责菲律宾蓄意挑衅，对此您怎么看？”陈显达答道：“我想我会对中国说，‘小心一点’。”GMA新闻网称，陈显达是要警告中国在发表南海有关声明时谨慎一些。为菲律宾媒体津津乐道的是，“小心一点”四个字，陈显达说的是“普通话”。

当有人问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敦促“有关国家多做对地区和平稳定有利的事情”，菲律宾对此如何回应？陈显达又操着普通话说“当然”。陈显达称，正如阿基诺总统所言，“你无法想象菲律宾成为一个侵略国家”。

陈显达就“邀美国战机巡查南海”一事倒是表态谨慎，他说，这不是挑衅声明，菲方不打算升级南海紧张局势。《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4日称，另一名总统府发言人卡兰则一改前日论调，称要求美国派遣侦察机“会被认真考虑”，菲律宾只是行使“主权权利”，让美国帮忙监控航道。

3日舆论沸腾之时，正是卡兰替总统出面澄清说，阿基诺是在回答路透社提出的特定问题时，才发表了“美国侦察机监视菲领土”的言论。据卡兰说，路透社记者的问题是：菲律宾是否会同意美国侦察机飞越菲律宾领空？菲律宾政府是否已经同意过美国侦察机飞越领空以监视菲领土？阿基诺回答说，这是增强菲律宾监视领土能力的“选择之一”。卡兰3日强调，监视菲领土的主要责任由菲律宾政府承担。

《菲律宾星报》4日援引菲律宾前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毕亚松的话说，他支持“美国在南海部署侦察机”，因为这符合菲美之间的盟国协定。毕亚松叫嚣道：“中国生气又怎么样？它能做什么？”毕亚松敦促菲政府立即派船舰回到黄岩岛海域，如果需要，“可以把海军军舰也派去”。

同时，菲律宾国内不乏针对美军“协防”南海的反对声音。《环球时报》记者4日就看到，被称作“激进组织”的菲“新爱国联盟”在马尼拉的美国使馆门前游行，喊口号反对美军介入南海。《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援引该组织秘书长雷耶斯的话说，美军在菲集结无助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他警告说，那可能促发南海“军备竞赛”，中国可能派更多船只到争议地区，外交部该看清形势，美国根本没有调停的意愿，“他们想做的是控制”。

……

对于上述报道，许多中国网民的反应是：太嚣张了。这不是故意刺激中国么？

这倒是的。菲律宾在与中国的领海争端上，近来好像特别积极，仅次于与中国数度开战的“兄弟国家”越南了。

这整个是为什么呢？

我想，这不仅仅是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陈显达有中国血统的问题，而且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有中国血统的问题。

有中国血统的外国领袖不是应该较为亲华吗？

不是。情况恰恰相反。

有中国血统的外国领袖一般比较更为反华。

不仅有中国血统的外国领袖一般比较更为反华，有中国血统的外国民众一般也比较更为反华。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越南，数度与中国这以前的父亲、现在的兄弟，展开血腥厮杀，在二十世纪的近邻中，仅次于日本对中国的危害。

而日本之所以对中国穷凶极恶，也是因为日本有大量中国血统，外加受到中国长期熏陶，甚至至今使用汉字体系。

这个“越是有中国血统的就越是反华”的现象，其实也不是孤立的。

正如谢选骏在《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一书里所揭示的：

毛泽东及其兄弟，就是从“放印子钱”的高利贷业者，摇身一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整个是卜迦丘《十日谈》里的“圣·夏泼赖托”的复制本。公证人夏泼莱托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杀人越货，亵渎神圣，可谓无恶不作，本该落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可是诡计多端、巧舌如簧的他，在举行临终忏悔时痛哭流涕地忏悔了两件微不足道的过失，不仅骗得了临终忏悔的修士的信任，而且被教会奉为圣者，成为“圣·夏泼莱托”。教堂为他建了神龛，男女老幼前来祈求消灾赐福。一场狂热的迷信活动完全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

这正如神学生斯大林集体灭绝神职人员阶层，小富农毛泽东集体灭绝地主富农阶层，留法学生波尔布特集体灭绝亲西方势力——他们的这种“人格异化”，对他们的生存其实是必要的：一方面是要证明自己不是“吸血鬼”，二方面却是吸血鬼特性的集中发作。一个纯朴信徒或是一个“非犹太人”或是一个贫下中农或是“没有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反而不会像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他们那么穷凶极恶的。

实际上，斯大林是用最坏的神职人员的方式在灭绝神职人员，希特勒是用最坏的犹太人的方式在灭绝犹太种族，毛泽东是在用最坏的地主富农的方式在灭绝地主富农，波尔布特是在用最坏的西方真理在灭绝亲西方势力——以便让斯大林自己成为超级神职人员、希特勒自己成为超级犹太财阀、毛泽东自己成为超级地富分子、波尔布特自己成为超级走狗。斯大林经营苏共的手段，因此黑过了教皇经营教会；希特勒经营集中营的手段，因此黑过了犹太人经营交易所；毛泽东经营地产的手段，因此黑过了任何一个恶霸地主；波尔布特经营动物庄园的手段，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

谈到波尔布特，有个事情也不该忽略：波尔布特和马恩列斯毛一样，也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他小时候，他的表姐娘美就被地方政府推荐进了王家舞蹈团，后来被西哈努克的祖父莫尼旺相中，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莫尼旺登基后，娘美主理后宫，掌管女眷。有了这层裙带关系，波尔布特的哥哥络松也在王室谋了一个小事，后来波尔布特的姐姐沙良也被召进了宫，而且成为莫尼旺的爱妃，1941年莫尼旺国王死的时候，沙良就伺候在他的身边。后来她回到家乡，改嫁给一个警察。波尔布特非常害怕暴露这层社会关系，只愿说他是农民的儿子。但事实上，1935年波尔布特十岁的时候就钻到了金边，先在与王室关系密切的波东华戴寺当小和尚。1936至1942年间，他在金边一间天主教教会小学读书，与乔森潘的弟弟乔成金是同学。据乔成金回忆，波尔布特成绩很差，初中毕业后没有进得西索瓦大学预科，而只能去一间法国人办的技工学校学木匠，幸亏在这间蹩脚学校毕业时名列前茅，于是也得到政府的奖学金去法国留学。据《中国和红色高棉》一书中透露，十五岁前的波尔布特还被人当做小孩子，可以随便出入王宫去看他的姐姐和表姐，后来他成了名，住在巴黎的两个老王妃还记得他：柬埔寨王室十分淫乱，莫尼旺国王有上百个妃子，后宫女子很寂寞也很放肆，见到穿校服的“小波尔布特”来了，就取笑他，还解开他的裤子，抚弄他的生殖器，直到他大叫“受不了啊”……这种可耻的经历，是不是对他后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屠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显然，个人生活史不可能对“革命领袖”们的政治没有影响。BBC拍摄的《少年希特勒》片子指出，“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充满个人历史的含义”：在少年希特勒迷恋上日耳曼英雄故事和中学的历史课程之前，他曾经深深地迷恋过美国的西部故事！这些血腥故事描写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在美洲如何猎杀印第安人，结果深深嵌入了少年希特勒的内心，后来他在《我的奋斗》中所阐述的“向东欧殖民扩张”，实际上正是以“向美国西部殖民扩张”为蓝本的，尽管它打着“继承日耳曼条顿骑士团历史扩张”的幌子。实际上，历史上的日耳曼东扩并没有大举灭犹，也没有隔离和奴役斯拉夫人。这使我想起了毛泽东的“土改”、“集体化”、“人民公社”、“统购统销”──毛泽东在1950年代的秘密讲话中就曾经宣称，中国没有海外殖民地，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牺牲农民，必须压低农民的生活标准，把中国农民当作殖民地人民来剥削、压榨，从中获得必要的工业资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几千万中国农民遭到灭绝，受到了美洲印第安人、德国犹太人、苏联东欧人一样的“待遇”。可以说，这是中国学习纳粹、纳粹学习英国殖民者的“历史的经验”。

作为二十世纪革命灾难的头号元凶，卡尔·马克思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但本书即将揭示的事实表明：“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这些学说，就和古代中国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样，都是极为表面化的标签，作为社会分析的依据都是极为脆弱的。例如根据我们了解的事实，是剥削阶级在带领无产阶级杀害剥削阶级，以便让自己获利；是犹太人在带领德国人杀害犹太人，以便让自己获利：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阶级”和“种族”等金字招牌，而是个人的物欲和野心。这就好像在战争中，对立的人带着自己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彼此厮杀──这里发生的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种族斗争”，不是什么“物以类聚”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是相反的东西！──人与人厮杀，鹰犬与鹰犬厮杀、战马与战马厮杀、骆驼与骆驼厮杀、大象与大象厮杀：阶级彼此厮，种族彼此厮杀──为的是让那个僭主出世，让尘土浮现一个光环。在这里，无产阶级不过是充当了剥削阶级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德国人民不过是充当了犹太人例如我们下面要谈到的希特勒、海德里希、艾希曼等人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而所谓苏德战争、“伟大的卫国战争”，就是一场典型的人与人厮杀，鹰犬与鹰犬厮杀、战马与战马厮杀、坦克与坦克厮杀。

约瑟夫·戈培尔临终前谈到德国人民的时候鄙夷地说：“我一点儿都不怜悯他们！我再说一遍，我一点儿都不怜悯他们！德国人选择了他们的命运。这可能会让一些人吃惊。但不要骗你自己，我们没有强迫德国人，是他们给了我们统治的权力，现在，他们的小喉咙要被割断了。”他还说：“让孩子同我们一起离开人世，本身就是对他们最大的爱。我们认为，今后的德国不配我们优秀的孩子为它生存……”

这就是二十世纪的僭主政治。

在这种政治之下，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敢于反抗。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仅有12人拒绝，并为此失去工作。其余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也许这1188人是对的，”有一个意大利人评论说，“但那12个人挽救了其大学、乃至我们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说不，即便这样做毫无益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可以说，你说过不。”十二君子仅仅是大学教授集体的百分之一，在全体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们事后足以为集体耻感提供一个排遣的通道，虽不至完全脱罪，亦可让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种平衡。如果一个集体找不到可引为代表的英雄，帮他们卸去颈上的重轭，让他们有理由说出：“我们也曾反抗过，”那么这个集体终将不能自如地面对过去。这就是抵抗者的价值，文天祥式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价值之所在。

（另起一页）

第十二节

越南正在模仿邓小平苦肉计

正如金正日模仿毛泽东的核讹诈，企图从美国勒索和平发展的资金，越南也正在模仿邓小平的苦肉计，企图通过与中国的边境冲突，从美国获得信任和援助。

 进入2014年5月，南中国海进入了多事之秋。中国和越南两个工程队兄弟国家在南中国海对峙，成为世界新闻的热点。中国将一个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拖到越南海岸线外120公里处，并调遣大批海军和海警舰船护卫。越南出动海岸警卫力量试图阻止。 

中国舰船动用水炮对付越南船只。越南表示，中国船只蓄意冲撞越南巡逻船，导致越南船只损坏，人员受伤。中国则表示，是越南蓄意冲撞中国船只。 

东南亚国家联盟以及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对越中海上对峙表示担忧。 

与此同时，国际媒体看来，中越在南中国海的对峙也如同上好的文学艺术作品一样，给世人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多重的教益。而且，这种教益就像最好的寓言或小说一样，多是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中国和越南双双属于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坚持实行共产党一党独裁的国家。因此，这两个国家在很多方面极其相似，甚至极其雷同。 

例如，中国实行以言治罪，越南也实行以言治罪。中国限制宗教自由，越南也限制。中国无视司法公正，越南也无视。甚至在领土纠纷导致民众反应、民众抗议的时候，中越两国也保持著这种相似和雷同。 

法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5月12日发表记者帕特里克.圣保罗的报道，解说了中越在南中国海的纷争对峙在越南国内引起的微妙反弹和反应。《费加罗报》的报道所显示的越南和中国这两个共产党兄弟国家有趣的相似和雷同，让中国人看了大概会觉得很滑稽。

但是这不是一个滑稽戏，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

正如金正日模仿毛泽东的核讹诈，企图从美国勒索和平发展的资金，越南也正在模仿邓小平的苦肉计，企图通过与中国的边境冲突，从美国获得信任和援助。

如此一来，越南那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这对生死与共的难兄难弟，就合演了一出跨越时空的连续剧，合谋从美国骗取了战后发展的巨额资金。

越南和朝鲜的实例，再次说明了二十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一世纪“小国时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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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琉球联邦共和国统一帕劳与塞班

——琉球与其他“日占岛屿”的命运 

（一）琉球终于走向独立

 

以松岛泰胜（Yasukatsu Matsushima）为首的“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于2013年5月15日宣告成立。

松岛曾于4月28日接受了日本媒体《人民新闻》的采访，并谈及了其建国方略与政治观点。“琉球共和国”政治主张的雏形开始有所显现。 

而综合日本媒体5月16日的报道，“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由冲绳县石垣岛出身的龙谷大学经济学教授松岛泰胜和冲绳国际大学副教授友知政树等人组织发起，由日本冲绳县当地政治家、大学教授、社会活动家以及市民团体成员组成的“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15日下午宣告成立。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该学会表示，将寻求冲绳独立并建立“琉球自治联邦共和国”，在研究他国独立经验的同时，将寻找机会向联合国直接陈述冲绳独立的意愿。日媒称，冲绳人公开成立“独立运动组织”，这还是第一次。 

据悉，“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将广泛吸纳冲绳民众入会，以期待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地方政党，并计划向联合国“脱离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申诉独立要求。

出生于冲绳的日本社民党国家对策委员长、众议院议员照屋宽德公开表示支持。他15日在博客上发表题为“终于要从大和走向独立了”的文章称：“冲绳还是独立的好。明治以来的近现代史中，冲绳总是受到当时政权的歧视。即使现在，冲绳人也没有被看成日本国民。” 

日本《产经新闻》5月15日发表评论称，5月15日是冲绳“回归”日本本土之日，照屋的观点显然与中国舆论“协同作战”，寻求冲绳独立；“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的宣告成立，恰逢北京政府挺直腰板提出“琉球再议”之际，显然具有来自中国的背景支持。

日本《每日新闻》分析称，冲绳“独立论”再燃的背景是日本政府强行在冲绳配备“鱼鹰”战斗机、美军普天间基地搬出冲绳等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让冲绳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越来越强烈，矛盾越来越激化。分析还称，作为冲绳本岛的琉球直到被日本吞并的1879年，一直是拥有王制的国家。每当有违背县民感情的事情发生，就会出现冲绳“独立论”。 

而冲绳媒体《琉球新报》15日的社论称，经历了政府强行配置鱼鹰战斗机一事后，冲绳民意以及自主决定权希望被尊重的意愿越来越多；“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的成立即代表了这种趋势。

 

（二）琉球岛与帕劳岛、塞班岛

 

4月27日，“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筹备会还主办了“思考琉球主权国际研讨会”，大约300多人参加。该学会代表亲川志柰子认为，“我们应该自主学习历史，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日本人享受的权利，我们也应该享有。” 

会长松岛泰胜5月15日表示，日本政府借助于《美日安保条约》而获得利益，却让冲绳成为牺牲品，冲绳人一直遭受着日本社会的歧视。他认为，冲绳过去是琉球王国，并不隶属于日本。即使在被日本占领后，琉球也没有将自治权交给日本，因此冲绳人民有寻求自己的独立的决定权。

松岛教授还表示，太平洋岛国帕劳虽然只有2万人，却依然获得了独立。冲绳有140万人口，因而完全具备独立的条件。

尤其考虑到“会长松岛泰胜是研究南太平洋岛屿经济的，在当地非常活跃”，这一类比具有强烈的暗示性。

帕劳岛4000年前就有人居住。1710年被西班牙探险家发现。1885年被西班牙占领，1898年帕劳群岛被西班牙卖给德国。一次大战中被日本占领，二次大战期间被美国攻占。1947年，联合国将其交美国托管，与马绍尔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构成太平洋岛屿托管地的四个政治实体。1969年，帕劳开始就未来政治地位同美国谈判。并于1982年8月与美签订了《自由联系条约》。但该条约在多次公民投票中，均因未达75%的法定多数而未能获得通过。1993年11月举行第八次公决，终于顺利通过了该条约。根据该条约，帕劳于1994年10月1日结束其托管地位，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但与美国仍保持特殊关系。同年12月，帕劳加入联合国。

比帕劳岛国更著名的是塞班岛（Saipan），西太平洋北马里亚纳群岛一岛。最高点塔波乔（Tagpochau）山海拔466米。1565～1899年受西班牙统治。1899——1914年属德国，1920年归日本。1944年被美军占领，成为重要的空军基地。1962年成为太平洋岛屿美国托管地的首府。现主要出产椰干，亦产芋、木薯、薯蓣、面包果及香蕉。设商船坞和国际机场。人口约52,000人（2004年）。2009年11月28日，美国联邦政府将接管北马里亚纳群岛的移民事务（前往塞班岛需要办理塞班签证）。塞班岛（Saipan Island）是北马里亚纳联邦（CNMI）的首府，北马里亚纳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也是邦内近九成人口所在地。位于东经145度，北纬15度的太平洋西部，即关岛北方200公里处，菲律宾海与太平洋之间，西南面临菲律宾海，东北面临太平洋。

日本战败后，联合国将北马里亚纳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帕劳岛和马绍尔群岛一起划给美国政府托管，托管期40年（1945—1985年），美国负责托管地的国防及外交事务。在托管期结束以后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帕劳岛与马绍尔群岛分别独立成立共和国，而北马里亚纳群岛在1970年代决定不寻求独立，转而寻求成为美国领地。1975年与美国达成协议成立联邦，成为美国政治联盟。1978年联邦政府成立并通过了宪法。1986年11月，经全民公投归属美国，成为美国领地，管理则由当地政府自治管理一段过渡时期。岛上居民自1986年起，全部持美国公民护照，社会安全卡（即税卡）由美国加州统一管理。当时与美国协议由当地政府管理移民及劳工事务。2008年5月10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化条例》，最终在2009年11月28日收回其移民及劳工事务的自治权。联邦化以后，美国很有可能不会按照对西太平洋属地的政策，不会给在岛的所有外籍人员发放绿卡，即大赦。

 

（三）琉球独立的国际观

 

“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的成立宗旨书批评称，从1945年冲绳登陆战造成14万岛民死亡，再到战后大量美军基地集中部署冲绳带来巨大负担，再到去年10月美军新型运输机MV-22“鱼鹰”在冲绳所有市町村的反对下被强行部署。从冲绳的近代史可以看出，冲绳依旧处于殖民地的状态。该宗旨书还称，届时琉球民族将依据国际法保障民族自主权的主体地位，并通过独立废除所有军事基地，同世界多国构筑友好关系，由冲绳人自己建设和平与希望之岛。

近年来，冲绳与日本政府的矛盾冲突日益扩大。政府虽然一直承诺减轻冲绳负担，但美军基地问题始终未能解决。5月15日冲绳县知事仲井真弘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占国土面积0.06%的冲绳依旧负担着全国74%面积的美军基地，这一负担何日才能减轻？”冲绳本地媒体《琉球新报》15日社论称：“经历了政府强行配置‘鱼鹰’战斗机一事后，冲绳民意以及自主决定权希望被尊重的意愿已经越来越多。‘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的成立即代表了这种趋势。”

另外，来自冲绳的日本众议院议员、社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照屋宽德15日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称，“冲绳还是独立为好”。据了解，照屋宽德在2013年4月接受冲绳当地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明治以来的近现代史中，冲绳长期被各个时代的政府歧视，冲绳人常常不被当做日本国民对待。”在15日发表的博文《冲绳，最终将从大和国中走向独立》中，照屋宽德强调称：“冲绳还是从日本国中独立出来为好，我正在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他还表示，期待“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能够在冲绳独立问题研究上取得成绩。

冲绳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唯一被美军登陆的直属领土。二战后期，美军于1945年登陆冲绳打败日本守军，而冲绳亦曾成立一个只有一星期的“八重山共和国”。日本投降后，日本被美国军事占领。由于战略位置优，美军在1945年至1972年期间依然直接管辖冲绳。1972年，美军没有和盟国讨论，单方面交还冲绳予日本，但仍然驻守其在冲绳建立的军事基地，占用的土地达冲绳岛面积的20%。现在琉球独立运动拿着帕劳说事，其实也暗指塞班，因为这些和琉球一样，都曾经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但由琉球独立运动如此说来，就有了威胁日本要其效法美国的意味了，当然更远更深一层的，也就有了敲山（塞班岛）震虎（美国）的意思了。

据悉，“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将广泛吸纳冲绳当地居民入会，以期待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地方政党，并计划向联合国“脱离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申诉独立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的人数虽然只有100多人，但是参加者多在三四十岁，比较年轻，代表未来的趋向；该组织目前带有研究色彩，主要是探讨“冲绳独立”，但是他们正在招兵买马，相信很快就会走向街头的。其前奏就是广泛吸纳冲绳民众入会，以期待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地方政党；其后续就是向联合国“脱离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申诉独立要求——相信有中国这个常任理事国的护持，也许不难做到吧。

（四）琉球与帕劳、塞班岛的统一

松岛于4月28日接受日本媒体《人民新闻》采访的时候，谈及其建国方略与政治观点如下——

政治上：松岛主张冲绳过去是琉球王国，并不隶属于日本。日本政府借助《日美安保条约》获得利益，却让冲绳成为牺牲品，冲绳人一直遭受着日本社会的歧视。即使被日本占领后，琉球也没有将自治权交给日本，因此冲绳人有寻求独立的决定权。 

经济上：松岛主张参考帕劳和关岛等，搞旅游观光经济。松岛认为，太平洋岛国帕劳虽然只有2万人，却依然获得独立。冲绳有140万人口，完全具备独立的条件，连英国苏格兰都将举行关于独立的全民公决。军事上：松岛主张将美军赶出冲绳，但松岛没有提出“琉球自治联邦共和国”自己的国防主张。 

外交上：松岛主张降低国界门槛，与各国广泛交流。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松岛还举例称，与那国岛虽然与台湾的距离只有100公里，但却不被允许直接进行贸易。冲绳县曾两次提出过“国际交流特区构想”，并向日本政府提出了申请，结果均被驳回。

关于钓鱼岛问题：松岛认为，随着钓鱼岛争端的不断升级，一些日本右翼经常来冲绳大搞宣传活动，这更加剧了冲绳人民的反感，感觉到“无法再和这样的日本相处下去了。”松岛反对以“应对中国”为幌子，保留驻日冲绳美军。

而“琉球自治联邦共和国”的构想，已经为“大琉球”的出现提供了线索：“大琉球”也就是“琉球自治联邦共和国”，很可能具有更大的兼容性——

现在，琉球自治联邦共和国要效法帕劳；将来，琉球自治联邦共和国要统一帕劳、塞班岛——这当然主要是精神上的，是作为“日占岛屿的独立”这一精神上的统一而言的，而不是真的去占领帕劳岛和塞班岛，否则，岂不就违反琉球独立的初衷了——除非有一天，帕劳、塞班岛自愿加入“琉球自治联邦共和国”，否则我真的不知道一个小小的琉球为什么还需要再来一个“联邦共和国”？

（五）其他日占岛屿的命运

琉球与上述其他日占岛屿的命运，也适用于虾夷岛（北海道），尤其考虑到，那里在十九世纪还成立过“虾夷共和国”。

那么有一天，是否更为中国化的九州岛也会步上寻求“独立建国”的道路，就像北爱尔兰和苏格兰、威尔士、魁北克一样——毕竟，这里的“日本”人民把当地的地名都用中国的别称“九州”来表达，可能是身在中国移民之前锋的九州岛民思乡心切？还有本州岛的西部，那里干脆就叫“中国”。如果日本岛上的“中国”也寻求独立了，那也并不奇怪，因为据基因调查，日本国民有百分之二十几的人士中国血统的后裔，其中可能就包括日本天皇。 

（另起一页）

第十四节

六四冷漠症的澳洲后遗症

最近，华人在澳洲被殴致死，引起公愤。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外人敢于轻视华人？就在于华人自己轻视自己，连自己在国内的权益都不敢维护，连六四受害者都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到了外国谁还会尊重你们这些劣等民族？！我这里的“劣等民族”不仅指中共匪伪政权而言，也是指海内外对六四表示沉默的多数民众而言！

一个只会谴责南京大屠杀而不会谴责六四大屠杀的民族，迟早还会得到报应。下面的“澳洲后遗症”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里兹

古人云：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值得反思！

2009年5月11日

附录

华裔博士曹中军被暴打致死，疑犯被轻判

 

据《澳洲新快报》报道，墨尔本维多利亚大学华裔博士曹中军于去年初，在返家途中无辜被暴打致死案，在维州乃至全澳华人小区引起轩然大波，超过4000人联名上书。4名疑犯中的2人MBA和WH去年底被轻判，更激起小区民众的义愤。死者遗孀周静芳和亲友更质疑，维州公诉部门（OPP）和警方存在渎职和不作为的嫌疑。4犯中的另外2人将于今年7月受审，届时的量刑又将如何，很多人正拭目以待。

博士无辜命丧“咖喱狂欢”

2008年1月22日晚约10点45分，41岁的曹中军博士在从学校返家途中，步行至离家仅500米距离时，在富士贵地区（Footscray）的Empire街遭遇8名青少年围殴。

当晚，这8名年龄均在16至20岁的青少年聚集在该区的麦当劳餐厅。MBA和另一人提议去寻找所谓的“咖喱狂欢”（Curry Bashing）刺激，意指袭击并抢劫印度人，随后他们开车四处寻找猎物时，正好遇到回家途中的曹博士。

当时17岁的MBA朝曹博士的脸部猛击两拳，17岁的WH趁势把曹推到在地，另一名青年把曹踢到人行道上。当曹毫无招架之力地躺在地上之后，其中块头最大的一名青年将曹中军抱起，头朝下猛甩在地，并用脚猛踢曹的头部。一名案犯还在逃窜前拿走了曹的手机和钱包，抢走曹身上仅有的15元现金。

据悉，这群罪犯当晚曾连续作案数起。在伤害曹中军之前，他们曾试图在麦当劳的车道上侵犯两名女性，后者幸运逃脱；数小时之后，他们中的3人又严重伤害了另一位受害人，但幸未致命。

曹中军因严重脑部伤害，被送入皇家墨尔本医院急救，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妻子和16岁的女儿一直守在病床前。昏迷4天后，曹中军于26日下午5点宣告不治身亡。当天正好是澳洲国庆节。

学术成就卓越亲友悲恸追缅

曹中军博士原为中国河南大学数学系讲师，1991年就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1997-98年曾在新南韦尔斯大学教育系任访问学者。2001年独自移居南澳阿得雷德，其妻女次年来澳团聚。曹中军2004年获莫纳什大学数学教育博士学位，期间曾担任大学学生会主席。2005年获维多利亚大学Footscray校区助理研究员职位，随后与留在南澳的妻女暂时分开，单身前往墨尔本。遇难前的2007年，由于学术研究成绩突出，曹中军刚被提升为研究员。有记者了解到，曹中军曾是学校至少6个课题的负责人，被校方委以重任。在听到独子的死讯后，曹中军的母亲在中国老家日日以泪洗面，数月后在悲痛和绝望中与世长辞。对于遗孀周静芳和未成年的女儿来说，她们则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

曹中军遇难后，维大校方通过电子邮件向全体师生发布了一份通知，公布了曹中军死亡的消息。校方高层在邮件中表示，向曹的家属致以沉痛哀悼，并强调称，“曹中军的学识对维大来说是无价的财富，我们失去了一位宝贵的同事与朋友”。同事则表示，曹“和蔼可亲，有一颗宽厚的心”。

2月2日，曹中军博士追悼会在北墨尔本的Tobin Bros殡仪馆举行，包括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官员、生前好友及众多素昧平生的华人、本地西人、印度裔等各肤色友人共计200多人参加了葬礼。

杀人不过关两年轻判引哗然

曹中军一案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华人小区反响尤其强烈。去年1月30日晚，多间大学负责人、维州警方和受害人家属在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召开会议，提醒大家注意人身安全，敦促警方严惩凶手。

维大为吊唁者开设了专门的网页，供社会各界了解曹中军的简历和更多详情。维大亦主动承担了葬礼费用和设立1万元曹晴教育基金的费用。全澳华人专家学者联合会也积极出面，呼吁华人学者及小区人士为死者家属捐款。各界要求严惩凶手的呼声此起彼伏。

案发后，警方一共起诉了这群涉案青少年中的4人。其中两人MBA和WH被控过失杀人和抢劫，于去年12月22日由维州最高法院法官哈伯（David Harper）裁决，分别判处在青少年管教所服刑3年零2个月和2年零8个月。扣除候审时间，实际只须服刑两年或更短。

哈伯法官指出，MBA和WH是胆小鬼，只能袭击一个没有防卫能力的学者。哈珀称，“曹博士的死是一场悲剧，让我们悲痛和发自内心地难过”。据主流媒体报道，MBA听到审判结果时，脸上竟露出了难以抑制的得意笑容。这一结果立刻在小区里掀起轩然大波。

据称，警方曾明确表示，这批罪犯是当地惯犯，作案多次，并常常对受害人身体进行严重伤害。然而因为年龄原因，总是一再被免于起诉和惩罚。华社代表则认为，此罪行令人发指，手段残忍而恶劣。罪犯正是因为长期被法律纵容而变得肆无忌惮，法院应该做出更有社会责任心的判决，严惩犯人，制止暴力的蔓延。

四千人联名请愿上诉仍被拒

面对这样的审判结果，死者遗孀周静芳无奈向小区发出求助信，北京大学墨尔本校友会主席周海欧博士等一批华社侨领就此正式介入，为伸张正义而奔走呼吁。

1月2日，在周海欧的组织下，10多位墨尔本侨领在莫纳什大学聚首，商议如何支持受害人家属，会上讨论了三个诉求，并决定发起上诉请愿活动。三个诉求包括：一、对判决不满希望上诉；二、受害人家属希望向罪犯索赔；三、希望对渎职或违反司法公正的警务人员或司法人员进行投诉。

2天后，在北大校友会胡上峰的义务支持下，纪念曹中军的网站正式运行，并开通请愿书的网上签名。网址为：www.caozhongjun.org。

1月6日，在唐人街侨领聚会上，周海欧宣读了呼吁上诉的倡议书，数十个社团领袖当场签名。随后一周内，网站访问量达数千次，签名者踊跃不绝。澳洲本地的维权组织，如反对宽松量刑组织（PALS）、罪案受害人支持协会（CVSA）、澳洲团结党，以及其他州的多个华人社团都纷纷表态，支持上诉请愿。

1月13日，已征集到的2000多签名及请愿书由富士贵地区工党议员汤姆森（Marsha Thomson）转交维州总检察官胡尔斯（Rob Hulls），但未获得任何反馈。与此同时，维州影子司法部长克拉克（Robert Clark）则提供了一系列帮助，如联络维州公诉部门负责人Jeremy Rapke、为死者家属推介两位愿意免费服务的律师，以及表示愿致信相关部门和在国会提起议案等，以帮助事件得到妥善解决。

1月21日，维州公诉部门召开会议，请愿组递交了4000多人签名，但也未有结果。在上诉期限的最后一天即会议次日，请愿方接到OPP拒绝上诉的通知。受害人家属和工作组对此表示非常失望，并决定继续抗争。

记者日前在辗转获得的由Jeremy　Rapke回复汤姆森议员的一封信上看到，这位公诉人指出，哈伯法官轻判2名罪犯的原因主要基于4点：罪犯犯案时年纪较轻、主动认罪、均无前科，以及其中一人做了污点证人。他表示，公诉方找不到足够的法律支撑来提起上诉。至于即将于7月份受审的另外两名男子，他们的控罪为谋杀，量刑应该严重得多。

警方公诉部门被指渎职

在曹中军的纪念网站上，记者看到有文章直指警务人员涉嫌渎职，以及控诉公诉机关的冷漠。

文章称，受害人家属越来越肯定，负责本案的警务人员“瑞”（音）存在纵容罪犯串改供词的嫌疑，他向家属提供的案情报告和后来向法庭以及公诉部门提供报告存在重大差别，案件事实、证人情况、犯罪责任的分配，以及罪犯作案记录等各方面都有明显改动。这些改动使罪犯所能得到惩罚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据OPP备案律师称，瑞曾说受害人家属不希望与OPP联络。该律师称这是他在案发后一直未与受害人家属联络的原因。与此同时，瑞也要求死者遗孀周静芳静候律师与其联系。文章指出，此种两头欺瞒的行为，导致周静芳直到审判结束都未接到任何公诉人的电话或者邮件，甚至不知道公诉人是谁。另外，瑞在开庭前三天（包括周末两天）才将一份关于罪犯行为对受害人家庭影响情况的调查报告寄到周静芳手上，导致后者没有足够时间来准确、仔细填写报告。

除警务人员外，受害人家属认为OPP并未很好地履行职责，对受害人冷漠，对罪犯和渎职警务人员听之任之。

据称，周静芳从未获得过OPP针对刑事案件受害人的援助服务。关于调查报告开庭前三天才寄到一事，一位OPP工作人员称这完全正常，并强调即便开庭当天才寄到，也是正常的。受害人家属还多次被警告，这类事情不能让媒体知道，否则对受害人不利。

另外，OPP对案情的了解完全基于警务人员瑞提供的案情报告。当被指出该报告与向家属提供的报告存在差异时，备案律师坚信这些差别不存在或不重要，并认为瑞提供的就是案件事实。

破碎家庭依然热爱澳洲

曹中军的案子还在继续，周静芳和朋友们的请愿工作仍困难重重。剩下的两名疑犯将于7月16日在最高法院提堂受审，他们的谋杀罪名是否最后成立，其量刑能否令小区大快人心，数以千计的民众正拭目以待，并为之吶喊。就这点而言，周静芳并不孤独。

2月4日，周静芳女士接受了《先锋太阳报》的采访，后者发表了一篇名为《真爱不逝》的专题报道。周女士回忆了与曹博士相识、结婚和生养爱女的美好经历。她说本是非常快乐幸福的家庭，没想到遭此飞来横祸。

在这篇报道的结尾，周静芳向记者表示，尽管发生如此悲剧，她依然热爱澳大利亚。

听听网友们怎么说

曹中军一案在以澳洲新老移民为主的华人论坛中激起了强烈反响，无不为死者和家人致哀，并痛斥法庭量刑过轻，矛头直指澳洲司法体系。有网友认为，华社应举行游行示威以示抗议。

网友“铁马冰河”表示，“如以多项重罪起诉并被陪审团裁定成立，则量刑不应如此畸轻……澳洲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严重作奸犯科者的天堂。”

网友“karrylee”则谴责澳洲青少年惩教中心条件过好，不足以警示罪犯。他说，“没天理。这小畜牲估计还能在里面看收费电视，打打ps3。”

“西贝贝”难过之情溢于言表。她回帖称，“心里冷冷的，背井离乡的来到这里，居然还要面临这些……”

“pangpang”在关注案请之余，对死者家人的境况表示担忧。她说，“我昨天问起我女儿曹博士的女儿现在的情况（她们曾经是同学），告知曹博士的女儿自从父亲去世后，就开始了吸烟，喝酒。我听了心里一抽，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助她母女……这样的不幸毕竟太难以承受。”

而网友“jianshun li”则主张积极抗争。他称，“应该让整个墨尔本、澳洲听到我们的声音，应该团结起来，走向街头去抗议！”

2009年5月10日

（另起一页）

第十五节

亚洲民主化是美军占领的结果

根据历史和现实的研究，我一直倾向于认为：亚洲民主化是美军占领的结果。不仅日本如此，南韩、台湾也不例外，至于马来西亚和泰国，还谈不上稳定的民主，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就算亚洲国家中最为民主的日本，其实也是靠不住的，我相信只要美军一旦撤离日本，日本就会原形毕露，再现一个“内在的日本”。

那么，什么是“内在的日本”呢？

最近有一个消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内在的日本”：

日本《朝日新闻》2012年6月19日一篇《守护生命的情资遭默杀（隐瞒）》的报道指出，2011年日“311”震灾和海啸发生后，福岛第一核电厂发生辐射外泄，这时，美国出动军机侦测并提供“辐射污染图”给日本政府，但却遭到隐瞒，根本没有运用于疏散居民。

日本政府在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厂发生辐射外泄事故后，因太晚公布预测辐射污染的“紧急时辐射影响迅速预测网络系统”（SPEEDI）的估算结果而遭到质疑。日本政府曾经因此“道歉”，但至今却还隐瞒美国曾在核灾后很早的阶段就提供的辐射污染图。报导指出，美国能源部在2011年3月17至19日就出动两架美国军机搭载着空中测定系统（AMS），侦测福岛县包括浪江町、饭馆村在内的西北方超过三十公里的广范围地区，测出每小时逾一百二十五毫西弗的辐射剂量。如果一般市民在这样的剂量下待八小时，就会超过一年时间曝晒剂量上限。

日本外务省指出，美国所侦测出的辐射污染图在2011年3月18日及20日共两次藉由美国驻日大使馆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传到外务省，外务省转传给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及负责实际测量辐射剂量的文部科学省。但文科省及保安院却没有公布这项资讯，也没有将资讯传达给首相官邸（行政中心）和原子能安全委员会。

而美国能源部却在日本时间2011年3月23日就已经在美国境内公布了这份测量资讯，可是日本政府却不把这一资讯用来疏散居民。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柴田德思说：“简直是致命性的误判。如果当时立刻公布，就可避免居民逃错方向而受到辐射污染。” 

其实，类似的事例在日本社会是不胜枚举的。这就是与“日本的宗主国美利坚”完全不同的“内在的日本”。作为美国事实上的属国，日本对美国忠诚度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只是日本式的忠诚，一种下级服从上级的封建精神，而不是与美国的完全认同。如果完全认同了，日本人在做法上就会与美国完全一致了，但实际上这并没有发生。这就是“内在的日本”。

那么，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亚洲民主化是美军占领的结果呢？

在2004年初版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一书里，我曾经指出过，有一件事情，我越想越觉得奇妙，那就是“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中的智商三级别，好像与三个种族〔黑─白─黄〕所组成的社会的规模，有一种内在的关联。

简单说，就是智商最低的黑人所组成的社会，规模最小，基本上属于“前国家阶段”的“氏族公社制”。

智商中等的白人所组成的社会，规模中等，大部分属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阶段”的“军事民主制”。

智商最高的黄种人或与黄种人混血的亚洲社会〔如印度、中亚、中东〕所组成的社会，规模最大，许多属于高度集权的“大面积国家阶段”的“神化领袖制”。

也就是说，根据种族差异的研究，可以认为智商越高的人群，其构成的国家规模可以越大。相反，如果用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来看中国，则后者的国家形态不过属于“早熟”，如马克思主义者、对白人优越论和“西方真理论”摇尾乞怜的侯外庐等人，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就持有这一奴性观点。

我认为，《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一书的上述论述可以部分解答“亚洲民主化是美军占领的结果”这一悬疑。

下面就是相关的论述：

第十五章 种族特质 

Chapter Fifteen Racial Characteristics

三，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的社会后果

3.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three─way pattern of race differences

目前，许多人仍然不知道东亚人智商要高于白人这一事实。而英国心理学家理查·林恩〔Richard Lynn〕花费二十年时间所作全球性智商调查，也证实太平洋边缘国家的黄种人智商范围从101到111不等，比白人的智商100到103之间、非洲黑人的智商70左右〔混血黑人如美国黑人为85左右〕，都要高出不少。

林恩教授1977年开始进入人种智商这一领域的研究。他在1970年代注意到日本的飞速发展，作为智商研究专家他马上想到，日本人能有如此快的发展是否因为他们有较高的智商？于是，他开始对日本人的智商进行测试调查。他发现，日本人的人均智商达到了105。得出这个结论后，他又猜想，中国人是否也应该拥有同样高的智商？调查测试的结果显示，他的想法是对的，中国人的平均智商也达到了105。中国、日本都属于蒙古人种，地域又很接近，为了寻求更广泛的结论，林恩教授开始对人种智商差异的研究。在收集研究了一百三十个国家的智商测试后，林恩教授总结出了不同地区人种智商的差异排位以及原因。

东亚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智商，平均值为105。而之后排位是欧洲人〔100〕，爱斯基摩人〔91〕，东南亚人〔87〕，美洲本土印第安人〔87〕，太平洋诸岛土著居民〔85〕，南亚及北非人〔84〕，撒哈拉非洲人〔67〕，澳大利亚原著民〔62〕。而人种智商最低地区是南非沙漠高原的丛林人和刚果雨林地区的俾格米人，平均智商为54。

林恩的这一研究遭到了西方社会的批评。因为西方的政治正确主义必须坚持认为“所有人种的智商都是一样的”，研究人种智商差异会被认为是种族歧视。

当林恩教授提出他的研究后，很多人还从学术上提出了质疑：既然东亚人的智商最高，为什么西方人在科学技术上要比东亚人更胜一筹、发明也更多？

林恩教授认为这是由于东亚人在性格上比欧洲人更循规蹈矩，所以在发明创造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能证明东亚人的智商低于欧洲人。东亚人现在遍布世界各地，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夏威夷、北美地区，他们在各个科学领域的参与和成绩也越来越突出。

欧洲学者对林恩教授的另一个假设所进行的质疑是：既然寒冷的气候可以让人类进化出最大的脑容量，并获得高智商，为什么生活在冰天雪地中的爱斯基摩人却是个例外？

林恩教授用基因突变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说，在早期非洲直立人向世界各地移民进化的过程中，他们带着能够进化出高智商和低智商的不同基因。而这种基因在人口发展快、人口多的地区得到进化的机会就更多。在寒冷地带，低智商人类逐渐被淘汰，而高智商的幸存者得到进化。然而另一方面，爱斯基摩人的人口稀少，控制智商的基因突变成高智商的机会也就小于东亚人。直到今天，爱斯基摩人的总人口也不到十万人。相比之下，拥有十多亿人口而且人口密度相当大的中国，社会竞争极其残酷剧烈，当然也就在无形中拥有了一个基因筛选的强大机制，尽管这个机制经常发生“逆向淘汰”的副作用。

而这些测量所依靠的方法是“雷文渐进性模型”〔The 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是测量推理能力的，不是测量文化知识的。凯尼斯·欧文〔Kenneth Owen〕利用这种方法，发现就读南非学校的十三岁非洲黑人小孩的智商是70。而津巴布韦〔Zimbabwean〕共和国一位名叫佛瑞德·林迪〔Fred Zindi〕的黑人，为本国的十二至十四岁孩子做一项研究，结果同样如此。南非混血学生的智商是85，美国、英国及加勒比海的黑人也是同样情况。基因方法显示上述混种黑人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白人血统，他们的智商则呈现为黑人智商〔70〕与白人智商〔100〕的平均值。

、种族与智商摆在一起考察，其结果公正可靠吗？腓力普·洛旭庭教授〔Professor J. Philippe Rushton〕的《种族·演化·及行为：生命历史的远景》〔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 A Life History Perspective〕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美国，从一到十二年级，黑人在学校的表现远远落在白人后面，与智商测验结果是完全一致。此外，未受特别待遇的族群，例如美国印第安人，他们在学校表现也比黑人好，这再次说明文化理论预测是错误的。推理与逻辑是黑人与白人最大的差异：简单记忆方面黑人表现不错，例如重复背诵所听到的一连串数字的能力，在“向前数字距离测验”〔Forward Digit Span test〕方面，黑人与白人的能力几乎相当。然而在测验倒背能力即“向后数字距离测验”〔Backward Digit Span test〕方面，黑人就大为逊色了。“文化偏见”难以解释这些差异。针对九到十二岁的小孩做反应时间〔reaction time〕的实验，即“三人中选出一人”〔“odd─man─out”〕，游戏规则非常简单，哪个灯泡亮，就得必须按最近的钮，所有小孩几乎能在一秒内做到，智商高的小孩比智商低的小孩动作快。结果，黄种小孩最快，白人小孩次之，黑人小孩最慢。

“退化到平均值的定律”告诉我们，所有种族特征将退回到他们种族的平均值，这定律预测智商115的美国黑人父母的小孩将退回到黑人的平均分数〔85〕；同样，智商115的白人父母，他们的小孩也会退回到白人的平均智商〔100〕。这定律也适用于另一极端：智商70的混血黑人父母的小孩智商，攀升到混血黑人平均智商〔85〕；而智商70的白人父母，他们的小孩智商也会攀升到白人平均智商〔100〕。预测小孩特征回归到种族的平均值的定律，被证明是无误的，和著名的豌豆试验几乎一样准确。 退化到平均定律也适用于兄弟姊妹之间。若某个黑人或白人小孩的智商是120，他们的亲兄弟姊妹通常也有退化现象，天才黑人的兄弟姊妹，其智商同样回归到85，天才白人的兄弟姊妹也回归到100，黄种人也是如此：这说明不同种族之间的智商水平是十分稳定的，轻易不会改变。

“退化到平均”这一定律还解释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生在聪明有钱家庭的黑人小孩，比出生在愚笨贫穷家庭的白人小孩，智商要低二到四分。智商高的黑人父母能够给予孩子丰富的营养、完善的医疗照顾及良好的学校教育，但仍无法传递他们高智商的优点给小孩，因此，只有基因加上环境才能完整解释所有现象。 

社会学方面，美国的老师们知道种族差异导致学习成效不一，警察们知道种族相异造成犯罪率不同，社工人员也知道种族影响到对社会福利的依赖性及染上艾滋病的程度。同时，“美国司法部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国，黑人进监狱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人种。”美国黑人占美国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三，但以伤害罪与谋杀罪嫌而被捕的黑人却达犯罪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之多，而因为抢劫被捕的黑人占其中的百分之六十七，全美百分之五十的受害者声明称攻击者是黑人。黑人同样在白领阶级的犯罪圈被逮捕：约百分之三十三的欺诈犯罪，百分之二十五因为伪造文书及接受来路不明的赃物而被捕的，都是黑人。但黑人却很少犯下类似高级主管的不诚实缴税或违反安全性的罪行，可能因为那是些“高智商犯罪”。

美国的女性杀人犯也是如此。研究显示，被捕的女性有百分之七十五是黑人，有百分之十三是白人，而没有亚洲女性被捕。在英国伦敦，黑人人口只占百分之十三，却占犯罪率的百分之五十。在个性、侵犯性及自负状态方面的研究发现，黑人的性格比白人更加外向，更具侵犯性；东方人则较白人内向而温和。比起白人来，黑人的精神欠稳定，吸毒及酗酒的比率较高，东亚人的精神则比白人更加健康。一项针对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作的研究，五十位老师对来自世界六十六个不同国家的八百二十五位四到六岁小孩作鉴定，发现东亚小孩比白人小孩更能适应环境，也比较没有敌意，但黑人小孩比白人小孩更难以适应环境，也比较富于敌意。同样，散居世界各地的东亚黄种人比起白人〔或白人比起黑人〕较无侵略性、较无控制野心、情绪较不容易冲动，处事的态度更小心，则是相当普遍的。

是否具有远见也与种族不同有关。研究显示：在“现在就得小糖果棒或一星期后得大糖果棒”的试验中，绝大多数黑人小孩选择眼前的小糖果棒，明显注意眼前的小利，不关心未来的优渥利益，这是研究黑人心态的重要发现。在遵守纪律与否、离婚率、婚外生子、虐待小孩及青少年种种问题上，不同种族也不相同。东亚人的这些问题比白人更比黑人少得多，而大多数黑人缺乏稳定的家庭生活，大约百分之七十五未婚的黑人青少年已有小孩，而白人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在非洲黑人国家大部份地区有许多单亲妈妈，因此不能认为这是美洲奴隶制度或城市腐败生活造成的，在非洲，单亲妈妈家庭一直是社会模式的一部分。

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白人平均比黑人多活两年，东亚人比白人多活两年。美国黑人婴儿的死亡率比白人多两倍。单亲、贫穷或缺乏教育不是造成死亡率的原因。成年人也如此，美国海军的一项研究显示，黑人的失事与暴力死亡率比其他种族都高，车祸肇事死亡率也高。而比起欧洲〔白人〕国家，东亚国家〔如日本和新加坡〕死亡率较低。但自杀率刚好相反，东亚国家自杀率高，每十万人之中有十五位，欧洲有十二位，非洲与加勒比海国家只有四位。 补充说一句，上述研究主要都是白人科学家做出的实验成果，不是黄种人意识形态理论家所炮制的宣传；相反，许多时髦的黄种人意识形态理论家们迄今还是对白人优越论亦步亦趋，匍匐在“西方的真理”面前摇尾乞怜。

四，种族意识的错位需要矫正

4. The confusion of racial identity must be rectified

有一件事情，我越想越觉得奇妙，那就是“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中的智商三级别，好像与三个种族〔黑─白─黄〕所组成的社会的规模，有一种内在的关联。

简单说，就是智商最低的黑人所组成的社会，规模最小，基本上属于“前国家阶段”的“氏族公社制”。

智商中等的白人所组成的社会，规模中等，大部分属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阶段”的“军事民主制”。

智商最高的黄种人或与黄种人混血的亚洲社会〔如印度、中亚、中东〕所组成的社会，规模最大，许多属于高度集权的“大面积国家阶段”的“神化领袖制”。

也就是说，根据种族差异的研究，可以认为智商越高的人群，其构成的国家规模可以越大。相反，如果用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来看中国，则后者的国家形态不过属于“早熟”，如马克思主义者、对白人优越论和“西方真理论”摇尾乞怜的侯外庐等人，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就持有这一奴性观点。

当然，在考虑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差异时，我们不得不顾及“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在所谓“情感智能”〔EQ，也译作“情商”〕方面的表现。

当心理学家开始研究人的智商的时候，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人的认知能力，如记忆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然而，有一些研究人员很早就意识到非认知能力的重要性：

Robert Thorndike早在1937就撰文阐述“社会智能”。David Wechsler将智力定义为在一定环境下的自觉的行为、理性的思考、高效的行动的能力的总和〔Wechsler，1958，p.7〕。 其实，早在1940年，Wechsler就已经提到了“非智力因素”〔Wechsler 1940〕，即“情感的、人际的以及社会的因素”。 此外，1943年Wechsler又提出非智力因素对一个人的成功非常重要。

Howard Gardner从1983年开始研究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他认为自我认识智能和人际关系智能与传统的通过IQ及相关测试来衡量的智能同样重要。 

Salovey和Mayer在1990年，正式提出了“情感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EI〕和“情商”〔Emotional Quotient，EQ〕的概念。 他们将EI定义为一种社会智能，它包括监督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能力、区分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能力，以及运用情绪信息去指导思维和行动的能力〔Salovey & Mayer 1990〕。Salovey和Mayer还着手研究EI的测量方法，以深入探索其重要性。

1990年代初期，Daniel Goleman在他的第一部研究著作撰写过程中，就接触到了Salovey和Mayers的研究工作，随后，在他的那本脍炙人口的《情感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书中，他首次为情感智能和社会智能的重要性提出了切实的证据。Daniel Goleman曾在哈佛接受心理学训练，并与著名的心理学家David McClelland在一起工作过。 

〔一〕情感智能的五个功能范畴

在1995年的时候，Goleman同意Salovey提出的EI的五个功能范畴〔p.43〕。 

1、了解自我。内省、辨识自己的情绪。

2、管理自我。把握自己情绪的能力。

3、自我激励。将情绪体验运用于目标追求。

4、识别他人情绪。同情心与社会意识。

5、处理人际关系。管理自己情绪的技巧。

〔二〕情感智能的四个功能范畴

后来，Goleman更倾向于四个功能范畴的提法。 这四个功能范畴包括19个类别，Goleman在他的《打造新领导人》〔Primal Leadership〕一书中对19个类别一一做了描述， 后来海氏公司〔Hay Group〕在此基础上又添加了两个类别：

1、自我意识〔情绪自我觉察、 准确自我评估、自信〕

2、自我管理〔情绪自我调控、 透明度/可信度、 适应性、 成就导向性、 主动性、 乐观性、 严谨性〕

3、社会意识〔同理心、 组织意识、 服务导向性〕

4、关系管理〔感召式领导力、影响力、发展他人、变革触媒、冲突管理、建立联结、团队与合作、沟通〕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根据Goleman，所有上述提到的这些EI都不是天生的， 而是通过后天学习培育而成。

〔三〕IQ挑战EI？ 

根据一些科学家的研究，IQ（智商）作为工作绩效的预测器，效果并不理想。Hunter和Hunter〔1984〕估计，对于一个人的绩效表现，IQ的贡献份额至多只能占到25%，sternberg〔1996〕更指出，据他的研究，10%的比例可能更为准确。在另一些研究中，IQ的贡献份额更是少得可怜，只占4%左右。在Van Rooy和Viswesvaran于2004年所做的一项整合研究中，他们通过将EI和IQ进行对比，来检验EI与绩效表现的关联性以及预测有效性，最终他们发现在一般工作及学术成绩方面，IQ较之EI是一个更好的预测指标。然而，当考察一个人能否成为其职位上的“明星”的时候〔绩效表现在其所属组织中排在前10%〕，或者当考察一个人能否成为杰出领导者的时候，比起EI来，IQ就显得不是那么强有力了。

〔四〕IQ与EI：纯粹类型

Goleman认为，不应该将IQ与EI视作互为对立的竞争体，它们各有其用武之地。尽管可以简单地将人归类以高IQ/低EI，或者高EI/低IQ，但这些情形毕竟相对少见。在IQ和EI之间存有一定的关联性。以下是几个典型〔纯粹类型〕：

〔纯粹的〕高智商男性。这种人无疑非常典型，他聪明能干、雄心勃勃、工作富有成效。他富有预见性，并执著于既定目标。他无忧无虑，能够控制自己的烦恼。他还兼具批评议论与谦逊俯就的特点、吹毛求疵与羞涩内向的特点。他对性感到不自在、兴趣不足。他表现力差、往往疏离于他人，他的情感异常冷淡。

〔纯粹的〕高情商男性。他是典型的社会型人士，外向，愉悦，不会担惊受怕、杞人忧天、闷闷不乐。他有非常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并具有道德观念。 他富有同情心，注意人际关系。他的情感生活丰富多彩，但有节有度。他善待自己、他人以及他周遭的社会世界。

〔纯粹的〕高智商女性。她对于自己的智商很有信心，她能够流利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她看重智力因素，具有广泛的智力及审美情趣。她趋向于内省，经常忧虑、内疚、沉思，不善公开表达自己的愤怒。

〔纯粹的〕高情商女性。她是那种过于自信、敞开情感的人，对自己总是采取一种积极的认识态度，生活对她而言，充满了趣味。她是外向型、社交型的人士，能够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她善于调节压力。她的处世态度使她很容易结交陌生人。她非常善待自己，享乐生活、不受约束，对于性比较开放。她很少有负罪感，或深思自省。

[

评估和测量EI的工具有：

EQ-I模块〔Bar-On，1997〕：一种EI的自我测量和评估工具，且能帮助测试人训练培养高人一筹的情商。

多元情商标尺〔Mayer、Caruso、Salovey， 1998〕：一种能力测试，通过当事人执行一系列的预设任务来评估其情商，这些任务与感知情绪、辨别情绪、理解情绪、把握情绪的能力密切相关。 

情绪能力问卷〔Goleman 1998〕：一种360度全方位情商评估方法，用以对组织成员进行情商评估，它不仅向当事人，而且向他的上司、下属和同事来了解情况，从而评估其情商〔形式是个人反馈报告〕。ECI的另一种形式是以集体为单位进行情商评估〔形式是内部稽核〕。评估对象是组织内部任何层次规模的集体，内部稽核的结果是给出这些集体的组织轮廓和特征。ECI将从上面提到的19个〔或21个〕情商类别入手，进行情商评估。

］

（以上参见：丹尼尔·戈德曼〔Daniel Goleman〕：《EQ：情感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中译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

前面说过，目前许多人仍然不知道东亚人智商高于白人这一事实。因此欧风美雨就显得很有诱惑力，奇风异俗流行亚洲，黄种人甚至把自己的黑发染成黄色，把头发也烫成卷曲的，仿佛这样一来就可以分享白人的成就，隐蔽自己很不争气的文化尴尬。现代黄种人的文明退化现象，不仅辱没了祖先的成就，也辜负了自己的种族特性。

生为中国人而爱好黄色的毛、趋尚卷式的发，这其实是种族自信极度衰竭的表现，也是情商低下的表现；而不仅仅是一文化问题和趣味问题。“不幸”，黑而直的发，这是与生俱来的黄帝后裔所无法改变的。任何染色也罢，卷烫也罢，都只是治标不治本，除非改变染色体，否则无济于事。因此，对于极端西化的“自由主义改良家”来说，根本性的出路只有与白人甚至黑人杂交，交换基因，以便在自己的下代身上实现“欧美梦想”，仅仅“再做三百年殖民地”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在我们看来，这不仅是严重的文明危机，且是严重的种族危机，比百年之前的缠足危害更大，这不仅导致“种族退化”，而且导致“种族异化”。如果说缠足是文明的颓废，辫子是政治的奴化，那么染色卷发之属就是前所未有的种族堕落行为。毕竟，缠足是自戕而还不是自辱，佩带辫子是谄媚异族还不是谄媚异种，而染色卷发在骨子里却是崇拜异种的行为：这类“欧风美雨”不是时髦，而是亡国败种的伴生现象。烫发染色比缠足辫子更加致命，还因为这意味着高智商向低智商看齐，高情商向低情商靠拢。

一个人会因为精力无处发泄、抱负无所施展而怏怏得病。一个种族也会这样。如果强迫黄种人去过白种人喜闻乐见的生活，难免有削足适履的感觉，事实上，这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削足适履、东施效颦的过程。“效颦改革”虽然给中国引进不少外资，但毒品和艾滋病的涌入比外资更加迅猛，西方人的随机经验成了中国人“来自西方的真理”。统计数字表明，黑人平均一周性交五次，白人是四次，黄种人是两次半。如果按照“西方真理论”一定要中国人平均每周性交五次，“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其结果不是十分可笑吗？这样的“中国人”要不“肾亏”才奇怪呢。也许不仅仅可笑，而是可悲可怕。可以说，现在中国黄色泛滥、性病流行〔艾滋病、梅毒、疱疹、乙性肝炎〕，正是上述西方真理的“黑白两道”入侵中国和黄种人自己配合默契之“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就是对“共同富裕”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绝妙讽刺。

中国祸乱的直接导引，是因为屡战屡败。战败导致心理压抑，因此被迫“寻求西方的真理”，也加剧了生理上的不同所带来的模仿者的危机。例如，黑人的特性注定它是一个青年主导的社会，而白人社会则居中，黄种人的社会则常是老人统治的，这就是“东方家长制”在种族特性父母的基础。结果黄种人社会的青年人经常遭到压制，他们过剩的精力变成了一种致命的毒素：“你若不排除过剩精力，它就要使你变态。”中国的青年，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中，感到最深的压抑，品味着雄图不能施展的苦恼，他们被自己的精力深深刺伤，他们的希望和祝福，仅仅是让后来的人可以免去这样的折磨。

个人如此，民族亦然：民族不仅由于无所事事而得病，也会因为错误地模仿别人而陷入绝境。一个文明如果因为受到别的文明的挤压逼迫而无处宣泄多余的精力，这些郁积着的精力也会反过来窒息自己，原来的建设性就可能转为破坏性。武力是历史的仲裁者，但武力的残酷后面还存在某种更深刻的东西。无论暴力给受害者们的印象怎样恶劣，它还是另一种更高更隐秘事物借以表现自己的形式。暴力造成了破坏，其中包括了那些阻碍生长的东西。谁透过了这层玄机去观察历史呢？

任何个人精力、民族精力甚至文化精力──都是一柄双刃利剑，若不能克敌制胜，就将有气无力地杀死自己。例如，近代中国的种种恶状，是其精力被阻塞于世界主流之外所形成的恶果。这个恶果像是人体的肿瘤一样使中国感到窒息，这个内在的“恶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在的“俄国”引起的，它提示我们：只有推翻中国民族精力外向道路上的俄国障碍，才能减轻乃至消除中国的病态；只有彻底解除套在中国身上的精神枷锁〔西方真理论〕和心理奴役〔白人优越论〕，才是脱离俄国魔咒的出路。

（另起一页）

第十六节

中美日“三国演义”的历史错位

中日双方在钓鱼岛上经过多日的较量后，都开始有意找台阶走下来。从目前各国媒体的反映来看，均认为日本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味道，而中国大陆借助此次冲突占据了上风，态度也变得越来强硬，从过去所谓的放下争议共同开发，向“不要逼我打你”转变。中共希望：以此为转机，中国对日的战略态势能够逆转。 

中国大陆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在出席第二届“中美安全关系与合作”研讨会时发表演讲，他指出，中美作为两个曾经为反法西斯战争承受重大牺牲、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要加强合作，坚决遏制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气焰，防止日本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再一次把亚洲和世界拖入灾难。 演讲中，乐玉成提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要做到“四好”：把两国关系过渡好，把矛盾分歧管控好，把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走好，把亚太地区的事务办好。 

乐玉成说，中国和美国现在日益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和中心。谷歌搜索显示，有关中国的词条有62.5亿，有关美国的为37亿，此外，没有一个国家超过这个数字，世界有100亿人次关心中美两个大国。中美两国已经成为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加在一起，差不多是世界的三分之一。两国经济、金融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对如此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应携手努力，做到“四好”： 

一是把两国关系过渡好。明年，美国新一届政府执政后，双方要确保中美关系开好头、起好步。 

二是把矛盾分歧管控好。保持中美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是相互不猜疑、不折腾。“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像中美这样的大国关系也同此理。中美两国发展阶段差距大，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相距甚远，双方关系中复杂敏感因素甚多，就像肉质松嫩的小鱼虾，经不起在锅里面反复翻炒，中美关系也经不起反复折腾。 

三是把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走好。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就是包容、共赢和创新。像意识形态、价值观、治国理念这样的东西，它往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千百年来长期探索形成的，中国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用美国的话说，就是“路径依赖”，不能轻易去干预改变，搞强加于人，否则就会引发冲突。在全球化时代，大家同在一条船上，不可能再有你输我赢的合作，要么双赢，要么双输。面对越来越多的新问题、新挑战，我们需要不断创新思想和实践，不能动辄就翻冷战时代乃至18、19世纪的“工具箱”寻找过时的老办法。要敢于走新路，所有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 

四是把亚太地区的事务办好。中美都是太平洋国家，亚太是中美利益交融最集中、互动最频繁的地区，亚太能否保持稳定繁荣事关中美两国自身发展，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从亚太开始。 

关于钓鱼岛问题，乐玉成说，钓鱼岛问题的根子是日本窃取中国的固有领土，其他一切争端由此而生。钓鱼岛问题的核心是日本企图否定二战胜利成果，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要翻历史的案。 

乐玉成说，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膨胀，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强征“慰安妇”、鼓吹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扩军备战、废除和平宪法等言论和行为愈演愈烈。中美作为两个曾经为反法西斯战争承受重大牺牲、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要警惕这些动向，加强合作，坚决遏制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气焰，防止日本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再一次把亚洲和世界拖入灾难。我们要求日方认清形势，深刻反省，丢掉幻想，以实际行动纠正错误，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 

中共外交部试图分化美日同盟说明两点：

第一，北京政府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能首先瓦解美日同盟，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上就没有胜算的把握，更不用说在中日竞争的其它方面了。

第二，北京政府同时意识到，分化美日同盟还是有其可能的，否则中国大陆外交部就不会“瞎子点灯白费蜡”了。

但是在我看来：

中国大陆外交部试图分化美日同盟，却也使得中、美、日三国，同时陷入了“三国演义”的历史错位。

中、美、日三国，同时陷入了“三国演义”的历史错位——这怎么说呢？

原来，北京政府用来瓦解美日同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自其结束以来，美国变化最小，中国变化最大，日本变化次之：

美国的国内体制基本不变，中国则从美国的盟友“中华民国”变成了美国的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则从美国敌人“大日本帝国”变成了美国的盟友“日本国”……

现在，北京共外交部试图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这道神主牌来分化美日同盟，很可能弄巧成拙：提醒美国再度反省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倾囊援助苏联，结果用力过度，促成“社会主义阵营的诞生”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

美国的外交政策向来被一帮通过选票登台演出的外行主导着，不断重复上述“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错误，不断培植自己的敌人，然后在更大的力气消灭它们。这也许是英国“大陆政策”的拷贝和放大，但英国牵制欧洲各国的结果，不过是促使苏、美的兴起，和欧洲诸国包括英国在内的集体衰落。

（另起一页）

第十七节

如何控制东亚式的腐败

据美国花旗集团私人银行和英国房地产咨询公司莱坊国际（Knight Frank）公司2012年3月28日联合发表的《2012年财富报告》，截止2011年底资产1亿美元以上的富翁人数，东亚（包括东南亚、中国、日本）为1.8万名，首次超过了北美（1.7万名）。西欧为1.4万名。该报告援引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教授柯成兴的话写道：“世界经济重心从1980年代的大西洋之间现在已转移到中国和印度之间。”不过，如果以国别区分，2016年美国仍将拥有最多亿万富翁，达1.71万人，中国将达1.4万人，紧追其后。

东亚的富裕程度并没有超过美国，为什么它的富翁却超过美国？可能，这种“增长”是“腐败的结果”。

国际透明组织对183个国家的腐败程度进行排名，中国名次甚高（第75位）。新西兰排名第一，是世界上腐败程度最低的国家。排在新西兰后面的依次是挪威、丹麦、瑞典和芬兰。美国名列第24。朝鲜和索马里则并列最后一位。

魏德安（Andrew Wedeman）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的教授，15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他在自己的新书《双重悖论：中国的迅速增长与腐败加剧》（Double Paradox: 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中解释了中国的腐败与经济增长何以能够并存。魏德安注意到，中国从1980年代初实施经济改革后，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结果激起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和六四大屠杀。而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率却远高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水平。更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腐败现象与别国一些最严重的掠夺式腐败有类似之处，而那些国家猖獗的腐败问题已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事实上，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都是“发展型腐败”。“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肮脏的秘密就是，它们都是建立在腐败基础上的发展型国家。也就是说，资金从商业领域流入执政党手里，然后执政党再将其分配给在政治上坚定支持自己的人和选民，以打造稳固的执政联盟。

类似“掠夺式腐败”的中国情况则不同，共产党不依赖私营行业的资金支持。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功，少不了非法钱财的支持，而中国的腐败问题则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私利。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产权从国家向市场转移的问题。这些资产的名义价值常常远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所以如果买家能以政府设定的低价拿到这笔资产，那么只要将资产控制权转售给第三方，就可以获得暴利。由于存在巨额暴利，所以政府官员在把国有资产控制权转给第三方时有着强大的索贿动力，而买家也愿意从预期暴利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回扣返给政府官员。中国腐败官员受贿物品变迁录——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烟酒电器；1990年代中后期，现金为王；21世纪初，房产登场……

中国大陆的事情不是孤立的，“一国两制”的香港，同样爆出腐败大丑闻。

据《南华早报》2012年3月30日报道，香港廉政公署拘捕一名前高官和两名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富豪。2005年到2007年期间担任香港特区“二把手”的前政务司长许仕仁及新鸿基地产联席主席及董事总经理郭炳江及郭炳联两兄弟卷入贪污丑闻。他们在被拘捕后获保释。目前还不清楚以何种罪名对他们提出指控。另一名当事人，新鸿基公司执行董事陈巨源在10天前被捕。

当地观察家指出，在香港选出新一届特区政府后爆出了上述丑闻。新当选的香港特首梁振英被认为是“北京路线”的支持者。廉署目前正在调查6月底即将卸任的香港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被指多次乘坐亿万富翁的私人飞机和豪华游艇去国外度假。

东亚的腐败，并不是今日的产物，也不是共产党的专利。古今对比一下，早在两百年前，英国人就看透了满洲人奴役下的中国。

“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这是200多年前英国入华特使马戛尔尼说的一句话，这个英国人看透了中国。比照今天的社会，应该说是“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考公务员。”

和今天差不多，那时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但是中国官员送给英国人的食物却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这些英国人的弃物。“但中国人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

官员贯彻满洲皇帝的旨意，在一切环节中全力展示帝国的富强。但这一旨意毕竟没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领会，他们关心自己的胃更甚于国家的尊严，这个细节一下子暴露了中国的虚弱。事实上，在登陆中国后，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是繁华表象下的贫穷。中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还有随处可见的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显然，那时没有节育措施，也没有强制绝育。弃婴在基督教国家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是中国人却视为平常。很明显，这不仅是人口压力和贫困所致。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的，是政治上的贫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政府高官中却不乏胖人，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吃、吃。

英国人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显然，这是满洲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后果。“中国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

英国人说：“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事实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

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说，财富永远受权力的支配，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为乌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歪理，在中国明显是一句废话。

“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机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在中国法律中，个人财产权却屈居政治权力之下。英国人研究了中国法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所有的有关财产的法律确实都不足以给人们那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恰恰只有安全感和稳定感才能使人乐于聚积财产。对权势的忧惧也许使他们对那些小康视而不见，但是那些大富却实难逃脱他人的巧取豪夺……执法机构和执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执法官员有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得对善与恶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

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是外来统治的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进步只有当一个人确信不受干扰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时才能发生。但是，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总是皇帝的利益”，因为“任何财产违反了他的主张是得不到保障的”。马戛尔尼不否认中国存在着大土地产业，但他认为它们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如“高利盘削和官职馈礼”所获取的。它们是贸易或侵吞的短暂的积聚，而不是土地贵族或绅士的产业。他写道：“在中国确切地讲没有世袭贵族。”

但是，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国人在山东登州府短暂停留。登州知府闻讯前来拜访，“知府带来了许多随从人员，其中有一个人在知府问到他话的时候，立刻跪下来回答，这给英国人一个很大惊异。知府安然接受这种礼貌，似乎他们之间一向是这样讲话，这给英国人更大的惊异。”

更让英国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官场的另一项规矩：在任何场合，上级都可能打下级的板子。被扒掉裤子当众打屁股，对英国绅士来讲，是无法想象也无法容忍的耻辱。然而英国人却发现，中国人对此却司空见惯。英国人说：“在任何场合，只要他们（中国官员）认为恰当，就以父权的名义，立即用板子处罚，无需预审或调查。”

在清朝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根据外国传教士的报道，中国人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

莱布尼茨说：“他们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尤其使我们惊奇的，中国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

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

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上的，是建立在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

与明朝的传教士所描述的中国大相径庭，那些伺候他们的清朝中国人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英国人还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员出现，立刻就变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满洲暴虐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英国人说，“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

“就现政权（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英国人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作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了儿童和奴隶。“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于是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则是某一小撮外来的苏联培植的左倾份子对中国人民进行了“全面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

英国人回国之后，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

……

如何控制这种东亚式的腐败？看来除了消除外来统治如满洲人和马列主义之外，还需要消除“官本位制度”。

在1980年代写作并发表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谢选骏曾经写道：在时代的维持状态中，三畏被简化成一畏：“畏大人”成为官本位社会所有恐惧感的焦点。……社会结构以此为核心，形成官本位的等级社会。

在1980年代写作并发表的《文学的理性——官本位文学观分析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谢选骏曾经写道：为工农兵写作的口号，并非以工农兵为本位的，而是官本位的，因为那是由官方倡导并强制执行的。

中国的官场智慧，已公然把贪污视为“养廉”，它的意思是说，只有适当的贪污，才能使官吏们比较廉洁。由此可见，贪污腐败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劣习，而且已是僭主制度的有机部分。刁钻、劣习、制度的有机部分，造就了中国官僚的特殊传统。

如此看来，要控制东亚式的腐败，必须首先消除“官本位制度”。而前些年在新加坡等地鼓噪一时的“亚洲价值观”，但愿不仅仅是一种“官本位制度的意识形态”。

切切铭记。

〔另起一单页〕

书名

小国时代的巡视

the Inspection Tour of the Small States Era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2016年10月第一版

October 2016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八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