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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3日星期二

屠龙者说《三册禁书》（全集第95卷）

 屠龙者说《三册禁书》

Dragon Slayer says "Three-Volume Banned Books"


2021年2月第一版

Februar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九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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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这是解龙将军的《三册禁书》，在中国民间流传了二十年（1981—2000年），在互联网上流传了二十年（2001—2020年）——1、《岩浆》，2、《野蛮的中国》，3、《最后的革命：中国僭主政治的终结者》。可以在谷歌看到它的目录索引。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is "Three-Volume Banned Books" written by Dragon Slayer, which has been circulated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for 20 years (1981-2000), and has been circulating on the Internet for 20 years (2001-2020). There are three books in total: 1. "Magma", 2. "Savage China", 3. "The Last Revolution: The Terminator of China's Tyrant Politics." You can see its catalog index in Goog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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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禁书【岩浆】


目录


第一章中华流氓共和国最后的人


一，贪污腐败“捞世界”

二，党社会，黑帮国

三，三个强盗世界

四，中国的新逐鹿

五，心里的革命

六，渴血的中国


第二章预言者和他的预言


一，发情的狮子

二，中国的第三洪水时代

三，来自西方的罪业

四，返销原产地的“哀第米敦书”

五，替西方的罪业收拾残局

六，宿命的黑暗


第三章史前状态


一，古代沉闷，现代污染

二，史前状态的破毁

三，生存竞争，魔鬼的呓语

四，华山的崩溃

五，黄山的自杀

六，中国的冲击


第四章流氓国家


一，宿命宿命

二，盲流起义

三，“中国向何处去？”

四，穷人的真理


第五章瘟疫之乡


一，白种牲口，东亚病夫

二，瘟疫的深化

三，恶魔的微笑

四，中国瘟疫的泛宇宙性

五，瘟疫是还债


第六章历史之母


一，黄河的国度

二，洪水──新潮

三，洪水不是猛兽

四，洪水创造历史

五，崩溃的力量

六，末世的人民


第七章火神无形


一，云的军旅，雾的兵团

二，魍魉世界的太阳

三，太阳世纪的奇景

四，太阳世纪的哲学

五，火神净化腐尸

六，加倍的报应


第八章盲流先声


一，死风

二，解放运动……

三，圣洁的妖魔

四，风声雨声读书声

五，肉刑、连坐、灭族

六，死刑是永恒的拯救


第九章赤地汪洋


一，荒凉的夏季

二，死亡的德音

三，红色中国赤地千里

四，沙漠的中国

五，汪洋大道

六，中国的警告


第十章死生交界


一，灭他九族

二，硕大孤星

三，历史真相

四，奴工复国

五，走出沙漠

六，世界需要你们


第十一章没落西方


一，狡狯愚顽

二，风满楼宇

三，灾异论纲

四，中国演变

五，真假洋鬼，竖起耳朵！

六，正告西方


第十二章六段谶语与《岩浆》后记


一，四连环，催命符

二，打劫等于救国

三，光明正大的阴谋诡计

四，冲决罗网的民族

五，地狱里的信仰

六，行动吧，中国！

后记我们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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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册禁书【野蛮的中国】


目录


与本书有关的名词解释

上编《情感的光芒》

1，孤独的企望

2，中国的地下思想

3，灭亡中国的国际大阴谋

4，中国的冬眠

5，中国的变与不变

6，中国的“分”与“合”

7，中国现有人际关系研究

8，中国人口的恶性肿瘤

9，虚伪与虚无

10，中国的双重压迫

11，腐败的“中国现代化”

12，论现代中国的遭受报应

13，我们的命运

14，警告

15，弯路上的祝福

16，秘语

17，咒语

18，夜半的天安门

19，“民族广场”论

20，来一次新的焚书运动！

21，哀歌！

下编《理性的光芒》

22，中国的近期目标

23，“天解决”与“人解决”

24，史无前例的大试验

25，中国与西方的合理关系

26，新意识形态

27，民族精神的觉醒

28，曙光

29，醒来吧，中国！

30，民族国家论

31，自由的中国

32，民族的解放与再生

34，论近代中国的野蛮化

35，轮回：第二个南北朝

36，文化大革命论

《附记》对“伤痕文学”和“人权运动”的透视

37，民主运动，还是党锢之祸？

38，中国人，勿忘亡国的现实！

39，中国的自新运动──来自《大学》的政治哲学

40，自新运动的双重使命

41，告中国人民书

与本书有关的名词解释

l，释“新闻检查”

2，释“人权”

3，释“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

4，释“无产阶级专政”

5，释“社会主义优越性”

6，释“改革开放”

7，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8，释“太子党”

9，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0，释“中华人民共和国”

11，释“爱国主义”

12，释“革命与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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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册禁书

【最后的革命：中国僭主政治的终结者】


目录


第一章僭主时代


一，夜半天安门

二，中国近现代政治权威的僭主性质

三，辛亥革命，僭主之门

四，孙中山阶段与毛泽东阶段

五，野蛮的新北朝·革命的必要性

六，私相授受的接班人制度


第二章社会动员论


一，史无前例的大试验

二，达尔文主义的入侵

三，极端的社会动员

四，野蛮的胜利者

五，胜利者捏造的历史

六，路线斗争──社会动员

七，对野蛮化运动的分析

八，失败的社会动员造成分裂

九，新的社会动员呼唤我们前进


第三章僭主政体的退化


一，文化大革命的启示

二，僭主政治扼杀民族

三，中国内部的三个世界

四，社会信誉的丧失

五，社会组织的解体

六，第五个现代化──贪污腐败的现代化

七，社会生态与人种退化

八，新的反省，民族的决心


第四章僭主政治的解体


一，失轴的现代传统

二，无法无天的小和尚

三，僭主时代的民族堕落

四，亡国奴心态

五，僭主集团的蜕化变质

六，僭主集团的最后挣扎

七，僭主集团的遗留问题

八，沉思僭主时代的功罪

九，告别僭主时代


第五章中国的内外形势


一，民族精神的觉醒

二，民主运动，还是党锢之祸？

三，新权威主义的正解

四，民主的内涵与步骤

五，僭主政体的遗产

六，民族国家的进程

七，不以党派分裂国家

八，预测中国的分合之势


第六章最后一次革命！


一，最后一次革命：重建中国的道路

二，最后革命的道路：宫廷政变型

三，最后革命的道路：中层革命型

四，最后革命的道路：全民总动员

五，城市与城市革命

六，城市革命的功能

七，城市人格，城市革命的象征

八，城市革命的辐射

九，城市革命的成就

十，走出沙漠的民族

（另起一单页）


第一册禁书【岩浆】


（另起一单页）


【岩浆】第一章

中华流氓共和国最后一位愤世嫉俗者


一，贪污腐败“捞世界”


（一九九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邓小平的南下发疯中，已经沦为不折不扣的“中华流氓共和国”！──解龙将军之友）

中国的官场智慧，把贪污叫做“养廉”。它的意思是说，只有适当的贪污，才能使官吏们比较廉洁！！由此可见，贪污腐败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劣习，而且已是共产主义制度的有机部分。智能、劣习、制度的有机部分，造就了中国官僚的特殊传统。

在中国这“官本位社会”，官场的习性最后也造就了民族的习性──贪污已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能力和特权，一种使人获得优越感的标志！

当今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些自称为“中国人”的支那人如此精通这门艺术的？南方支那人称此为“揩油水”，北方支那人称此为“雁过拨毛”！而最传神、最简练的说法则是“捞”：捞的传统，即，企图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已经升华为中国居民的一种民族性了！

要想在中国成就任何事业，不练就一身“含蓄”、“韬晦”的工夫是不行的，所以“捞”也就成了一套艺术，成了一套够不上贪污但却无孔不入的贪污腐败！“官场的贪污民间的捞”──品出“中国问题的乱麻性质”。整治者即便是行家里手也不知该从哪儿下手……

到处都是正直者的敌对势力？

到处都是略微乔装的腐败！

当今中国，已不是“难题成堆”（那倒可以“一举铲除”），而是“痼疾连环”──它像我们当代的三角债一样恶疾缠身、恶性循环。

“捞世界”的贪污腐败之风潮，对“自甘清白”的人们，不止是剥夺与诱惑，而且是揶揄，是说你无能！！

迁就一点吧，朋友！否则，你的尊严清白将和你的小命一起葬送……你若拒绝贪赃枉法，大家就会掐住你的脖子！你不施展投机的潜能，亲属会反对你，友人会背弃你，社会舆论蔑视你，经济规律制裁你──尾大不掉的支那，是以“合群的动物”着称于世，一窝蜂的他们，以“法不治众”的蝇头，像蛆一样生活，不相信有一种剧毒，会毒死所有自甘堕落的蛆虫！

许多人本来并非贪污之徒，但由于贪风横行，盘踞庙堂，若不及早也“捞一把”，不啻“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不正应了流氓国的毛大舵手的预言──“这里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不想饿死，就得犯罪，天理昭然。

──毛泽东教导他的黔驴们“造反有理”，原来底牌是在这里！贪污，已经和“增加工资”一样，成为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手段。它不同于明火执仗的抢劫，仅仅在于戴上了“党的领导”的集体面具，从而受到化妆舞会的特权掩护。

发国难财的人们，打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号，干尽流氓共和国的荒唐勾当。行贿受贿，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群众运动，它必将把中国投入一场空前的恶梦！当今偌大的中国，有谁是完全干净的？

──是到了结束这一切丑恶表演的时候了！

突破恶性循环的乱麻，只有靠锋利的快刀。驱逐虚伪狡诈的习俗，只有靠野性的烈火──谁，来把中国揪出自甘堕落的臭泥潭？


二，党社会，黑帮国


我默察中国大陆的“党社会”，我知道，它已经沦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强盗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刑事犯掌权的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出卖一切的党社会。

古老的道德已经崩溃，新兴的道德尚未兴起。

有什么办法？

中国没有信仰。连信念都没有。十三亿中国人，没有一个信仰者。整个中国，沦为一座庞大的黑市，仿佛一座行将陆沉的大陆。这黑帮国、党社会，出卖一切，但却绝不通过公开的市场，也不用货币来做交易。令人震惊的各种买卖，是拿人头作交易的！

名誉用来谄媚、帮闲、作伪证；人头用来卖淫、帮凶、当大官。

中国的流行歌曲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的黑市繁荣富强。歌娼尾大的祖国，到处都是婊子牌坊……”人们生于斯，死于斯，发迹于斯，毁灭于斯。这黑市的最高原则是：“党在开后门”。

黑帮国自封“伟大、光荣、正确”，这“国”陷溺了所有的人，没有例外。没有人逃得过浩劫，所有人“被迫”做出亏心事。民免而无耻的狗奴！只要不被人看破，就是“一只洁白的波斯猫”。然而，这是一只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波斯猫：你没有“主动害人”？那么，你在“被迫自卫”中，干了多少亏心事？──“你真纯洁，可是人们不知道你究竟怎能活着？”于是，你从此沦为全体人民的攻击目标，像是俄国杂碎列宁的遗像，从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人民永远是正确的。谁敢说不！


三，三个强盗世界


中国还是有些“无辜的人”！

他们的无辜，就是被迫撒谎──以皇帝的新衣，来美化黑手党的帝国，也使自己的猥亵，变得合理。这不算“我在出卖良心”，这是“民族的生存方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否则，“人民将对你们毫不留情，历史的火车头将把你们碾成垃圾！”──装进历史的垃圾桶、中国共产党！

学会宽容吧，愤世嫉俗者！撇开这些蜂拥而来的随波逐流者，他们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到处充斥的沉默帝王”。然而，历史的火车头（伪光大的中国共产党），却毫不宽容，它以镰刀锤子把中国人碾成了三截，三截强盗的世界：

第一类强盗身着虎皮，威风凛凛，道貌岸然，山大王的装束，令人肃然起敬，油然生畏。他们摆起统治者的架势，忘了自己的来历不过是一只要饭的猴子。他们要狐群狗党拿出山珍海味来奉献奉献……“奉献”，成了中华流氓共和国的忠诚标志！不论是第一种忠诚，还是第二种忠诚！虎皮强盗比鬼子还难伺候。对鬼子，不妨敬而远之，逃到山里去；对他们，却得大家争贡献，争得不好，马屁拍到马脚上，再弄出一个“六四屠杀”来，比捅了蚂蜂窝还麻烦。这些马蜂窝不仅是人民解放军，还是那些猴子与母狗在飞机上的杂交──“高干子女”。

第二类强盗身着狐皮，善于变幻，惯于钻营。他们自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其实不过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不过是“我为大王，大王为我”。他们说，“以耻为荣，则人生无往而不是光荣”。他们舔噬山大王的臀部，津津有味，甚至沾沾自喜。他们以此向“食草的动物”，宣扬“肉食者的高贵”。他们吹嘘狐皮给全人类带来的解放：可以缓冲虎皮们的横暴。他们两面讨好，左右逢源，他们伪装自己的凶残，也掩饰自己的怯懦。

第三类强盗身着羊皮，隔岸观火！千万不要以为，披上羊皮就失去了强盗资格──“披着羊度的狼”是人类迄今为止的典范，并继续列为小学课本的伟大隐喻。羊皮既不威风，也不狡诈；但却是一切威风狡诈的必要环节。她（他）们的拿手好戏，是以温顺的外貌博得好感、取得施舍，以伸出专门残害同类的尖角，为了鸡毛蒜皮。尽管她（他）们是虎皮与狐皮的食物，但却崇拜自己狐假虎威的克星！这使她（他）们变得格外残忍。以屈从为智慧，全体羊皮都成了人民英雄──这，就是东亚病夫的世界观！

大流氓毛泽东沙哑的兽性嚎叫：“一类遗欧，一类赠美，一类还东国”……流氓的理想，终于在母夜叉的肚皮上实现了！

虎皮强盗遗欧。他们终将是马恩列斯的“殉葬品”。

狐皮强盗赠美。他们驾起出国潮，抓紧机会大逃亡。

羊皮强盗还东国。咬紧牙关，守着贫穷搞内斗。中国的这三种兽类之间，还有和平。因为，他们的名分已定。谁敢僭越，就会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狗屎堆的致命打击。但这三种兽类内部，却永无休战。因为，必须争夺同一层次的资源！大多数屠杀，将在同类间进行：这，就是社会秩序！这就是货真价实的“阶级感情”！


四，中国的新逐鹿


一场不宣而战的屠杀，久已折磨中国。振人耳鼓的檄文，很快也要响彻云霄！

它，要使一切没有睡醒的，醒来：它，要使许多人的血管，迸裂。

那时，血，要冲破管的牢笼，檄文，要撕掉九十老人的遮羞布。中国，将再度成为血腥逐鹿的猎场。

中国的问题，将不再是“鹿死谁手”；而演变成为“谁沦为鹿，谁升为宰鹿的猎手”！

那一天，亡命的鹿与宰鹿的猎手，都将拼命吼叫：“为了中国！为了中国人民！你去死吧！……”

事到如今，还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中国？”或者，“谁是中国人民？”强有力者的梦，已经醒了。

对暴虐的渴望将迅速升起──民不畏威，则大成至。威，是对各种“兽性的人”必要的镇静剂。同样，对腐败集团的极度厌恶，也会激活另一种渴血──作为复仇或报应，作为“反弹的正义”！这，就是“形而上的力学规律”。

一种生理性而不仅仅是社会性的报复狂热，即将席卷中国……它因而是极度盲目的，不分对象的……中国历史的游戏规则，不就是这样潜在循环、周期往复的吗！

今天，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人们已能感觉到一股血腥气的逼近。

明天，太阳落山，“人吃人”的现象将毫无顾忌，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我看到，“渴血”二字，是打在各种“中国社会思潮”额头上的真正动机！“发泄”二字，将书写成政治家们竞选纲领！

谁想在此力挽狂澜，必先以身试法：谁做谦谦君子，难免被冠以“伪”字──“一个人的生理过程，可以受到承认；一个民族生理过程，为什么不被承认？”中国历史的常数，将再次显露庐山的面目。于是，许多精致的理论纷陈出来，用以粉饰原始的渴血冲动。


五，心里的革命


黄昏的和平一旦打破，黑夜的战争即刻突发。“只有一场战争才能带来平静，引起战争其实是太久的和平！”──乱世的哲学如此总结，在那“令人晕眩的高度”。

燎原的激情再次勃发，一个句子、一个单字，就足以点燃熊熊大火；思想的热度，到了可以燃烧的地步！这就是“煽动”和“颠覆”的真实原理。

在人的兽类祖先的千万年的进化中，聚积起来并累代遗传的攻击性、侵略性、破坏性，这时将表面化、集中化、合法化，并取得某种“宗教般的崇高地位”。

当世人怜悯“中国人是个忍辱负重、爱好和平的民族”时，我一人独行在无人之径，却怀着思虑：“当一个怯懦的民族被迫拿起了武器的时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当素行中庸之道的病夫被迫走上极端的时候，历史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时好了！到处都是磨牙吮血之辈横冲直撞！

当代中国人，已经抛弃了“与人为善”的传统思想；骨头里浸透了“斗争哲学”，暴戾残忍。

斗，是斗一口气；争，是争一身利。心的革命，早已席卷中国百年了，湖南的狗奴毛泽东，竟然成为世界革命的标兵，他引爆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的连锁裂变“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无耻者无畏。

渴望暴虐，是实行暴虐的前奏；实行暴虐，是圣化暴虐的前奏。中国革命的硕果，将是一个超级暴政的诞生，将是一个暴虐宗教的诞生。

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千千万万的人们，像羊群被赶往屠场，归宿黯淡，仅仅因为一些“语义学上的理由”，就遭受灭门之祸。“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中国人本身就是精通这门艺术的祖传大师。所以被害者们临死之前都没有机会说一句话，就是有了机会他们也不再想说一句话，多余的话。


六，渴血的中国


现在，中国的大地是多么肥沃、多么渴血！尤其，是贪馋年轻的血。但这决不仅仅只是历史，有一天，中国的大地将变得更渴血、更贪婪，因而更年轻、更肥沃。

这时，中国的大地说：你们惟一的罪过，比万恶之首的“淫”更不可宽赦──就是你们竟然还敢于“活着”！你们唯一的赎罪方式，就是去死，痛痛快快死！

这也难怪，中国的大地太疲劳了。它需要休耕吗？是的，它已不堪重负，十分厌烦。大地之子们的去处不是上天堂，不是享风水，不是等待毁灭，甚至连下地狱的资格都被预先剥夺了──人们只能是无声无息地烂掉，化为大地更新的有机肥料！

这，就是“无名英雄”一词最透彻的含意！

这，就是责无旁贷的时代要求。

阴沉可怕的宿命。

中国的革命，已经反复在“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之间扫荡了数十百年。多么富于刺激的宿命──当然，那只对远观者而言；对亵玩者，则能刺激得你们头皮发麻、一败涂地。

逃避不了灭亡的人们！拿出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一样的勇气来！


【岩浆】第二章

预言者和他的预言


一，发情的狮子


预言者被莫名其妙的预感激怒，搅得不能安息。

他像发情的狮子一样，必须喷薄，才不至被自己的冲动活活噎死！但是，他却找不到对象，不能像狮子那样和同类交配，顺理成章地生下一头头活蹦乱跳的幼狮。所以，预言者都没有子嗣。所以，有子嗣的孔、墨，不能说出预言；而说出预言的老、庄，都没有子嗣：因为后者找不到对象。而即使孔子，也仅仅有一个儿子，而且还是“九世单传”。

刺眼的荆冠，无法消除预言者的思想；治病的枷锁，不能囚禁预言者的感觉。预言者在神与人之间，欲退不能，欲罢不得。

预言家要为他所预言的灾异，付出“第一滴血”的代价，以便激活那神秘的信息。流放和体罚是社会给他的犒劳；孤独和劳神是对他的敏锐感觉所进行的终极安慰。“梦幻成真的幸福”，与他的心智绝缘；“梦幻先行的恐怖”，陪他飞越雪山的峰顶。

他不需要历史的见证；因为恰恰相反，历史只不过他的见证。创造历史的人们，只是有意无意地遵循他的指示。

他，是梦魇。被他征服的人们，才能打开生命之窗。


二，中国的第三洪水时代


有祸了！有祸了！一场无边灾难，像龙王那样横空出世，平地而起，把它的大笑泼洒在中国头上！邪恶的欲望，将在末日到来的时刻，扶助世界的生长。

中国，在共产主义完蛋后，还有什么体统？除了更深一步沦入“第三洪水时代”的深渊。第三洪水时代，是继第一洪水时代、第二洪水时代之后，吞没中国的“新的启蒙运动”，它血流成河，但并不会随着红色恐怖的粉碎而结束。

第一洪水时代，由“逐鹿中原”的野心触发，差一点使中国胎死腹中。夏禹的勤政爱民结束了这一灾异（号称“夏禹治水”），中华文明得以走出“共工造反”的洪水泛滥，开出夏、商、周节节攀升的“三代之花”。

第二洪水时代，由五胡乱华触发，差一点摧毁中国。隋文的苛政结束了这一灾异；他的儿子隋炀帝，终以“凿通大运河”来结束第二个洪水的故事。中华文明得以结束胡人的肆虐、胡教（这体现为“佛教”）的浸淫，结出唐、宋、明的果实。

第三洪水时代，是由八国联军触发，而在现今的“三峡工程”中达到腐败的极顶。它使中国彻底变质，它的极端形式，是反西方的共党（新的“共工”），他们发动的“三峡工程”是新一轮的共工造反──必将导致洪水滔天！尽管，那些“疯狂的运动”实际上是迫害与虐待。在留洋共工西方式的、唯物主义肆虐下，长江变成“第二黄河”，珠江和黑龙江都以史无前例的热情投入滚滚浊流。

只有在这红色的劫难结束以后，中国方能开出世界规模的苗圃，夏、商、周之花，唐、宋、明之果，以新的风姿，卓越于此。

结束中国第三洪水时代，将不是勤政爱民的夏禹，甚至不是苛政猛于虎的隋文，而是超级暴政和科学屠戮。因为“假宗教血淋淋的历史”和“西方人野兽般的世界扩张”，已经替中国的第三洪水时代，打上不可磨灭的印记。毛泽东的“文革”，邓小平的“六四”，都不足以结束中国的洪水，因为这些西方野兽的学徒，只能发动洪水，无法收复洪水。

在不久的将来，从中国鼓胀的腹部，将有社会的癌症不顾一切地疯长出来，以其不可理喻的挺进，把中国推向新一轮“解放”的深渊……

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又会来临，一场从新分配、从新扩散、从新迁徙、从新定居、从新生长的古老周期……又会再度开始。新的野蛮人，将从东方兴起，他们会使哥伦布、麦哲伦、白令这样的欧洲疯子自惭形秽的；他们发起新的攻击，将使“地理大发现的血腥”、“殖民大扩张的强暴”，成为敌基督的仁慈、假圣徒的做爱。甚至连成吉思汗的凶残狡诈，也不能相提并论，因为，那时候还不是一个“核子时代”……

我看见未来：万古的祸水将被通电，早已雌性化了的中国民众，将被有效地雄性化！沉静的板块沸腾起来，亿万人群却好像铁板一块。忠诚，将再度成为中国的国民性；信念，将再度成为中国社会的粘合剂。任何市井无赖一经沾染，立即丧失邪恶的理智、日常的判断，陷入高贵的迷信、虔敬的狂热，并且产生童真的暴虐、勇敢的献身……

通电的祸水，巨大而缓慢的旋涡，吸盘样神奇的向心力……“使每一分子不由自主卷入、心甘情愿奉献：‘有罪的感觉’，将是新时代的最大罪孽”！

“悔悟”，是地狱的美德；却是天堂的首恶。新的东方蛮族，将像西欧的蛮族“信仰假宗教”一样，“投身于另一种思想”！新的移民，将像欧洲的屠夫斩杀美洲的印第安人一样，围剿另一些种族！他们不用一手广告、一手枪炮，他们是用自己的身体，做成难民的长城！这血肉长城不是用来防御骑兵，而是制造盲目流动的骑兵。


三，来自西方的罪业


二十世纪的西欧北美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三十年痉挛（一九一四──一九四五年），终于最大限度地耗尽他们的压抑力量，沦为“心宽体胖的白痴”。白痴与白人仅有一字之差，但这些白痴并没有忘记把最好的东西往自己嘴里填送。他们越来越胖，他们的国民总产值越来越高，他们的思想越来越离奇，他们的嗜好越来越腐败。他们现在最喜欢和黑种或杂有黑种的公母夜叉们胡来，夜夜都有一夜情，并到妓院“消费”尚未成年的香蕉女子。当然，最好免费奸淫那些追求西方时髦的中国女人，这些女人的父母都是些热爱西方真理的杂碎……他们把杂交称为“博爱”。

白鬼子说，东方的乡下女人还没有染上艾滋病……比较安全！必要时我们可以传染艾滋病给她们，并通过她们丑恶的胴体，毁灭全部亚洲人！

这就是西方的真理！越疯狂就越快乐，越快乐就越是接近死亡：不仅是西方文化精神的死亡，也是西方社会运转的死亡，还是西方人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死亡！死亡并不能让他们发抖，因为他们活得腻味透顶了。

西方人是自由人民。所以他们热爱吸毒。热爱枪杀别人。这些缺德的奸商，为了骗取中国的富庶，竟然靠倒卖鸦片发财致富；直到把中国榨干，沦为“西方的好学生”。结果，害人的老师最后却学会了学生的恶习：现在的西方人吸起毒来，比中国的二毛子还要精益求精。鸦片远远不能填满他们的欲壑，海洛因才是他们的伴侣！

西方人是民主的人民。所以他们喜欢种族歧视，侵略扩张。在这些民主人看来，全世界都是白人的马场，各民族都是他们的倾销对象，如果谁不同意他们的“贸易要求”，他马上原形毕露，拔出早已备好的手枪，一下就轰开你的天灵盖。

西方人是博爱的人民。所以他们喜欢传染性病。他们的生殖器到处乱插，白人、黑人、印度人、日本人、土耳其人、印第安人，甚至一直插对到家畜身上去。在早期殖民者身上，就经常发生这样的事，由于找不到女人，他们竟触犯旧约的禁令，强奸雌性兽类！过去，他们散播梅毒，让印第安人亡国灭种；如今，他们输出艾滋病毒，把自己的夕阳和别人的旭日一起葬送：这就是他们的人本主义！

现在西方人已经无力，他们的最大自由成了吸毒的自由、同性恋的自由、安乐死的自由。“践踏别人”的自由开始转向，成了“作贱自己”的自由。为了人道主义的原因。

现在的西方人软弱无力了，他们的民主已经软化，从“侵略的工具”变成“自缚的绞索”，他们的活力遭到越来越紧地扼杀。更有活力的第三世界崛起了，有色杂种们，开始历史复仇的戏目了。

现在的西方人甚至无力软弱了，他们越来越害怕其它种族的人民。德国人要驱逐境内的土耳其人；俄国人要烧杀境内的中国人；美国人要抢劫境内的亚裔居民；英国人要驱逐黑人；甚至连罪犯的后裔澳大利亚和南美的杂种国家，都对黄种移民充满恐惧。因为黄种是印第安人的亲兄弟？

嘿！欧洲杂碎，你们五百年来的自信，都到哪里去了！


四，返销给原产地的“哀第弥敦书”


有祸了！有祸了！！你们快来听我宣说！不论你们信与不信，反正你们的灾祸已经逼近。深刻的歇斯底里，使你们故意闭目不看，鸵鸟政策是你们的“最高指示”，你们西方的“新思潮”！你们的耳朵像脑满肠肥的丹麦奶牛的乳房一样垂下来，拒绝一切不喜欢听的声音。你们的最大心愿，是像动物园里的爬虫一样平安幸福，“人道主义”和“禽兽言行”已经在这个时代划上了等号……以“人权”为号召的颓废思潮，正走向佛教式的虚无主义。谁想改变这“国际法则”甚至仅仅是不听从它“民主的独裁”、“多数的暴政”，就将受到道道限制、层层审判。

但你们行将死灭的老朽！你们横行霸道五百年的佛朗机母猪！请不要再把子孙向愚蠢献祭！红毛番的子孙，也是天物，不该受到疯狂欲望的暴殄。否则，罗马人的下场，将预示美国的明日。你们，八国联军的匪徒；你们，伪善的杀人狂！你们以邻为壑，吃饱了立即改变规则，禁止别人再吃，这就是你们的“国际法”和“世界潮流”！你们的毒气使地球溃烂，满目满目疮痍；你们的荒淫，正在烹调你们儿孙的全尸；你们的幸福，就是“预支的快乐”！所以你们喜欢信用卡，借了不还，多么爽快！

我知道你们的心思，也看透你们的算盘！

你们末代的幸福，尽量消费你们自己吧！

你们的祖先是年轻的蛮子；你们的后裔是年迈的绅士：吸毒、犯罪、艾滋病、精神分裂，是“欧洲合众国”的时髦！

有祸了！有祸了！！

你们恶贯满盈、奔向西天的白种人！


五，替西方的罪业收拾残局


有祸了！有祸了！！

一场弥天大祸，作为世界规模的历史反击，即将笼罩地球！

它从最荒凉的角落喷出血腥，给最富庶的地方罩上阴影，庞大的胃口，惊人的热度，搅拌中原、掀翻世界。黄土高原的尘暴腾起弥漫、飞沙走石，昏天黑地。中原的亡灵列队而出，四夷的妖孽混合起舞；四窜如狼群，折腰毛狗的红卫兵；穿梭如流星，击溃邓猫的戒严丁。可怖的异象，白蚁蔽地，并非大地的净化；打扫一切，留下碎片，生命过后的死寂。

他们前面，矗立大山，郁郁葱葱，藏无数秘密，激无限想象；谁能进入他们的视野，谁能接触他们的神经……他们蜂拥而上，布满整个山峦，留下无数蜂窝，“农民革命的后果”：平等的虚无、刻骨的寂寞，永不回头，走向死亡的峡谷。

毁灭本是生命的常情，什么叫做“醒悟”，什么叫做“悔恨”，什么叫做“良心”……他们一概不知道。罪恶感，破坏的快感，替天行道的使命感……对他们也同样陌生；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原始欲望心去做，按照自然赋予的习性去苟延残喘。

杀人无数的勇士，不能让他们敬畏；眼花缭乱的科技，不能支配其思想。他们的信条是：“大家都死！一切存在的，统统归于灭亡！为此，也仅仅为此，不惜自己也死！”这样的声音对他们的心脏，具有“无上法师”的催眠力。

死亡的前景，激起无限的生力；泥潭的困境，练就自由的勇气──他们不是孤身赴死，而是推动世界一起灭亡。奔驰到悬崖峭壁，是何等喜乐。何等的速度，鼓舞他们！顽强的兽性不能比拟他们的决心，高超的神灵无法抵达他们的思绪……他们给世界留下不可饶恕的荒凉……在旁观者眼中，这些“罪恶化身”多么可恶，这些“灾难标识”实在该杀！但是，请原谅我们说“不”。“他们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应受谴责的不是白蚁，而是创造了白蚁的那种自然！

西方的强盗啊！这些都是你们殖民掠夺的后果。未来世界的超声波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六，宿命的黑暗


宿命的黑暗悄然无声逼近。没有葬礼进行曲，白昼使人腻烦，只有黑夜令人安心。生命不可或缺的清凉、慰藉，来自黑暗；所以回教徒们崇拜月亮。人体的休息与活力，此起彼伏。历史命运也是这样：没有不散的宴席；腐败追随着繁荣。日历，不仅悬挂白昼的阳光，也浸透子夜的黑暗。“动”的事件，需要“静”的抚育！

假惺惺的学者，以伪装的慈悲来谈论千古的浩劫，隔岸观火的社会学家指望发一次国难财……因为恐惧和急需，很快推上“顾问”、“智囊”的宝座，学界的宠儿像蚂蝗那样害怕生命的盐，他们是一些依赖“组织”的蠹虫！

只有蠹虫才“依赖组织”！时候一到，他们的眼睛爆裂，嘴巴扭曲，心肠硬化，头脑失灵，以白痴的惊愕注视始料不及的突变与革命。信口雌黄，他们内心阴暗；不得安宁，他们东张西望；祸延九族，他们的后裔四处逃窜。

大事件的预言者面对巨大的灾难，说出了悲哀和恐惧，能逃离他思索的就算幸福。祸水仿佛安魂曲，深入的催眠胜过狂暴的旋涡，洗涤人类的患得患失。感觉的革命，彻底击溃日常的算计。和平时代所咒诅的“兽性本能”，作为崇高的美德得到赞叹！弱智群体说是“侵略”的出击，将作为天赋人权得到保障！这就是八国联军的赐教！八国联军是辛亥革命的先行者，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

预言者告诉中国：在乱世的涡流中，力图置身事外者，是最危险的，不是对他人，而是对自己！是的。只有追随漩涡的人，仿佛善终；而拒绝漩涡的，就是拒绝生命！企图力挽狂澜的，没有一个不是粉身碎骨。只有变本加厉地推波助澜，才能获得生存的机遇。

何从思议、何从依循？预言者说：“谁认为洪水平地而起，那就愚不可及！谁认为风暴有因可寻，那就是痴人说梦！”一切超人的预谋，不是理性先见，而是低劣本能：“因”也许有，但不是人眼可见；因可见，则祸也就不远了。

“你们的作为正是你们的祸根；你们的投资正是你们的消费；祖宗歉下的宿怨，必须由子孙偿还！”

健忘的习性，将和僭妄的言词一起改变，贱民的文化，将和无产阶级的专政一道死亡。

是“反抗”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作品，“强大的阵容”反倒是和“坚韧的生命”势不两立。坏到极点的名声，是英雄征途的关山月；黑暗势力气数已尽，还要拜托它恶贯满盈。中世纪的残余，只能用中世纪的手段来消灭。

有一天，黑幕还会落下，新的锁国再度开始，“不设防”的托词，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最后避难所。预言者说。


【岩浆】第三章

史前状态


一，古代沉闷，现代污染


不见天日的黑暗，钟表嗒嗒作响之外，死寂无声。

没有止境的消磨扼杀，除了自己的喘息，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权术、阴谋、罪恶、忏悔，窒息了世界！

世界上有多少邪恶，是藉着“忏悔”的名义在扩散！超级的罪恶，总是以“忏悔”的名义向纵深发展──这就是“信仰的妙用”！人性被征服，叫做“人是环境的产物”！

以科学技术为掩护的疯狂，宰割现代世界。

视觉：没有星光，没有尽头，撕裂人心，嘎嘎断裂，黑暗中传来……隆隆倒地的庞然大物，发出哀号，激起紫电，一道又一道竞相闪耀，暗暗红光冲破，地平线的阻挠……名义强加给它的奴役，统统震落，那些“人民”套在它头上的枷锁，扔到九霄云外。

大地扭曲，愁眉苦脸，愤怒爆发，掀翻“上层建筑”的横征暴敛。它使贼喊捉贼的盎格鲁──撒克逊强盗原形毕露，它要重获俄罗斯匪帮劫持的主权，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像冰川一样消融，新的生命，平空崛起。


二，史前状态的破毁


你，威严恐怖的闪电，你，宗教意味的浓烟，你，鳌鱼翻身的革命，你，鞭打众神的洗礼！

由于你建立残垣断壁，因为你雕刻荒废田园，于是你垂范纯真、善良、美丽。你哪里是地震？你是新生命的秘仪。人们仓皇，鸡飞狗跳，昨天还高傲睥睨、盛气凌人、作践万物的，顷刻中跌倒，被轰然倒下的大厦，碾为肉饼，被飘然而至的紫电，化为胡椒。奴隶主和奴隶，同归于尽，爱国者和共产党，玉石俱焚；猎狗和猎物，埋葬一处。火山爆发，古老的山岳旧貌变新颜。他们临终的低语和不平的哀鸣都会被火山年轻而欢快的声音淹没掉……

人类的耳朵，对“生之音”比对“死之声”更为敏感，更为欢欣，正如人的眼睛，朝前看的时刻远远多于朝后看……

宿命的火山爆发，它的运动受到某种神秘时钟的紧紧制约，它也许是人可以预见的，但决不是人可以阻止的：这就是“命运”！

它将扑灭“亲西方”的邪恶欲火，它将摧毁“超稳定”的共产神话，它将把中国投入生长的动态！


三，生存竞争，魔鬼的呓语


黄毛鞑子达尔文认为，礼义廉耻都是些促进生存斗争的手段和工具。……红毛、棕毛、杂毛的，也都鹦鹉学舌。但我很怀疑。

“生存竞争”并不是生命世界的全部秘密，而只是穷凶极恶的不列颠小岛上的海盗，苦心发明的一个杀人借口。由于他们太小了，所以才像“日本帝国”一样妄自加上一个“大”字。真的，有谁见过动物世界里发生过人类的种族之间的这样的大清洗、大屠杀、大灭绝？没有，完全没有。只有人，只有两脚畜生，才干得这些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种族灭绝的勾当。

而比两脚畜生更坏的就是那些粗鄙的三脚畜生英国佬，他们除了两脚之外，还撑着一条文明棍，这些家伙们贩卖鸦片，行家毒贩也不可能干得更好。所以连四脚畜生都甘拜英国人的下风，达尔文的物种灭绝论产生在英国，决不是偶然的！

去你妈的生存竞争！你这英语魔鬼的呓语，是那些人面兽心的人道主义者，用来改变世界人种比例的一个国际大阴谋！于是，印第安人灭绝了，整个美洲成了白人的领地。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成了英国囚犯的殖民地。

在英国的瘪三们殖民祸乱世界之前，白人仅仅占有欧洲一带。而纯种的黄种人，却由于无与伦比的种族优越性而占有全部太平洋周边地区，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汉藏语系的全部土地，汉字文化圈各国，马来亚各族，南北美洲和太平洋全部岛屿……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太平洋，就是黄种人的内湖。

但手执“科学”、用“文明棍”强奸妇女的白种人来了！他们劫夺黄金，屠杀人民，把好端端的黄种人净土，变成了白种下三烂的犯罪坑！白鬼子在这些坑里灌满了罄竹难书的罪，终于杀光了原先的主人，而以浑身长满金毛的家畜，建立了美利坚、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这些白种畜生还贩卖黑奴，强奸印第安人，以罪恶的爪子，在拉丁美洲建立了一系列“杂种国家”……

于是，达尔文来了，事后聪明，文过饰非，用“生存竞争”来解释欧洲野兽的行径，是再省力不过的了。尽管这个英国笨蛋姗姗来迟了三百年，花了毕生精力，用“生存竞争”来开脱殖民罪犯的活动。达尔文主义激发了白人最后的兽性，让欧洲的兽行演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毁灭，使金色碧眼的家畜，变成冲向海洋的怪兽。于是，欧洲人偶然的种族遭遇，被描写成必然的宇宙命运，魔鬼的子孙被刻画为教会的使徒。

这些魔鬼的子孙，多么需要“生存竞争”的呓语来开拓自己的血腥！他们多么需要杀人放火的“主义”，来窃取黄种人的土地和灵魂，帝国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民主主义……都是一些窃贼的理论。他们多么需要白人特有的伪善，来强打精神，使出吃牛奶的力量，“凭着法西斯主义的权力意志”，在“共产主义的最后斗争中”，夺取死亡与胜利，以便“创造民主主义的果实”！

然而，历史没有终结，你们白化病人，这些皮肤苍白满身黄毛的吸血鬼！你们将被没有终结的历史彻底摆布！你们将像欧洲古代的尼安德特人那样被榨干！欧洲的感觉也将麻木，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白化病！

聪明的黄种人，我们一定不要陷入白化病人的圈套！优秀的黄种人，我们一定不要健忘！不要忘记美洲、澳洲是我们的土地！勇敢的黄种人，我们一定要寻求机会，恢复世界的种族平衡！

我们认识到：现代世界的失调，是由于种族比例的失调触发的。欲治愈现代世界的疾病，必先恢复原先的种族比例！

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有色人种”正日益成为美国社会的趋势。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有色化过程（在种族比例被破坏了的南部非洲，也有同样的进程），也势不可当！甚至连白人的欧洲老巢，也在有色人种化。

但是，这远远不够。黄种人的净土必须恢复，白种人的罪孽必须清算，祖宗歉下的债，必须由子孙偿还！到那美好的一天，太平洋将成为正义的法庭、还债的海洋！

那时，蔚蓝色的，将成为血红色……美洲和大洋洲的沃土，将长出无数复活了的人头，古代的幽灵将出庭审判，每一个“喝黄种人鲜血长大的白种红毛番”的后代，所能得到的最大体面将是：“请你们放下杀人武器，回到你们自己的老家去！”

白种人，请回到欧洲去！

是的。优秀的黄种人，不会仿效卑劣的白种人，不会实行种族灭绝，也不屑于侵入白种人世居的欧洲土地；而仅仅要求“物归原主”黄种人的土地。物归原主！白种人回到欧洲去！如果你们不肯回到欧洲，那么，我们也有权利入主欧洲了！

那时，人们将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白化病人的“生存竞争”！每一个种族，都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不需要血腥的、以竞争为名的互相屠杀！──白种人祸乱世界的时代，如此飘逝。

那时，新的联合国论坛将宣告：“根本就没有什么彼此杀害的生存竞争！有的只是严丝合缝的生命链！白种人和黄种人，都只有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安身立命，才能快乐，才能和平，才能成为互不侵犯的邻居。”

持久的和平、共处的前提，只能是：“回到你们自己祖先的土地上！”

是的。“竞争”必招致报应，竞争是致命道路。在生存竞争的强盗时代横遭劫夺的羊群啊，你们将在和平共处的时代得到安息！现代人的心灵之毒，将在这深沉的休眠中再度洗涤……


四，华山的崩溃


“雄极天下”的华山，顷刻间颓然崩塌，乱石飞溅，尘埃落定，像是一片荒坟。多少伟大壮烈、离奇飘渺的神话，随之溃灭！亿万年冰川不曾销蚀的华山，将通过人类的罪恶之手，一举敉平。围绕华山而起的华夏文明，将消灭无形，“华人”将作为一个历史名词，随着中国的冰川时代一同成为记忆；“汉人”将作为一个被征服民族的绰号，随着汉水的干涸而逝去！

新的民族，将在华山的荒坟和汉水的谷地之外，生长起来……只有这样，他们企及并超越了远古的华山部落、汉水民族！

是的。华山烟消云散，成为建筑工人寻觅材料的采石场。荒坟成为宝库，不是旅游胜地，而是蜂窝工厂！永恒无言的秘密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为了应战红毛番鬼的野心勃勃！

红毛番，亡我之心不死；中国人，岂能继续无为！不要怀疑，不要犹豫。华山的瓦解冰泮，只是小菜一碟，不是满汉全席，只是一颗流星的消逝，不是日月的失坠──更大的祸事还在后头！

群神岭（藏语为“喜玛拉雅山”）的雪巅，也患上了软骨病，千万年坚如盘石的冰峰、利似宝刀的傲骨，好像融化的蜡炬，颠扑在地、疲软如泥！白色的粘液厚重流动，洪水暴发，印度的沃野成为泽国。

那一天终于来到，在群神岭的故址上，深不可测的深渊，将张开大口，迎接罪恶的世界和世界的罪人！它曾经是一片汪洋，浮游史前生物；它还将是一片深海，酝酿新的史前！

──山的本相是海；海的本相是山！不可企及的巅峰──破碎动荡的高原──泥浆翻滚的沼泽──黑潮汹涌的汪洋──深不可测的深渊！

阴沉的大地之嘴，充满焦渴──今日的幻象，明日的景观！


五，黄山的自杀


幽雅飘渺的黄山，梦境与仙境的奇异交配。七十二峰，嵯峨林立，各显神通！云雾，仙境与梦想，清新飘逸，险绝的怪杰，傲然间孤立，超越人间万千性格……

黄山的每一座峰顶，都像一个星座，对应一个世间的人格。人间的每一个幸福，每一个苦难，都在黄山变形变态的印迹里，得到记录……六合之魁，它的命运又将如何？

那一天终将来到，七十二奇峰，都像人间的自杀客，从迷离空寒的九天纷纷跃下……又像竞相献技的跳水舞者！一去不回！始信峰一头栽进谷底，永世不得翻身。它的巨石，落入深渊，撞击同类，在迸杀中化为齑粉！隆隆巨响，石雨狂暴、疯癫舞蹈，古松飞逸，连根拔除。不可一世的名声，在不可一世的打击下，烟一样地消失了。

山中响起强烈的笑声，像是人声又不是人声……山中爆起激烈的烟尘，像是炊烟又不是炊烟……古松坠地……孤立的人格再也爬不起……黄山的自杀，是中国的象征，象征中国的坛坛罐罐终究打烂，承受它不得不承受的邪恶命运！


六，中国的冲击


现在，我们所看见的“稳定的中国”，只是“史前状态的中国”。

拿破仑当年或许朦胧感到了这一点，他把史前状态的中国称为“睡狮”。睡狮，并不是“没有过历史”，但旧的历史已经死去，新的历史尚未诞生，所以“显得没有过历史”。睡狮其实只是死狮，陷在新一轮的史前状态中，不能自拔。这一进退维谷如不结束，睡狮其实只是死狮！

面对睡狮──死狮的白种人，正在以“工业文明”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毁灭地球。他们滥用有限的资源，因为他们浑身长毛，以最原始的野性在“操作文明”。他们口蜜腹剑，这是些典型的双重标准者，尤以所谓的“英语民族”最为突出。如果，新兴的民族不能在野性和文明这两个方面都同时超过白种人，那就无法拯救我们人类唯一的地球！“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地球必须拯救！我们不能听任白化病人的兽行，毁掉我们的家园！中国不能永远停在失去规范的史前状态中！

终于，我看见一道浓烟冲天而起，在灰黯的天空中掀起尘暴……它的核心闪烁红光……最隐秘、最暗红的红光，时而，发出刺眼的白爆，像大海的波浪一样游移、浩荡，炸毁一切不合格的……硕大无比的伞，笼罩在火山上。

这是盲流世界的皇冠！它以冷酷的热情，覆盖充满死亡的世界，一如养育初生的婴孩……它以喜悦的仇恨，仇恨的喜悦──突击稳定的中国，一如突击垂死的恐龙……

它的“屠龙术”，就是以最不规则的行动，找出薄弱环节，施行致命的一击！它是无形的解体者，手执无形的解剖刀，吹出解放的气，它的名字是“解龙”。

解龙！

解龙！！

解龙！！！

解体龙王！

解龙，就是对拒绝变化的伪龙，施行解体；他解剖死去的万物，对世界进行彻底的解咒！

解脱的王者，骤然掀起的飓风，不是龙卷风，而是风卷龙！摧枯拉朽，你突然袭来的热浪，令人窒息，飞砂走石的暴乱，天昏地暗，你的激动，振聋发聩，呼啸声，撕裂声，爆炸声，六神无主，灵魂出壳……

炽烈的岩浆滚滚而下，铺天盖地，席卷……前面是失色、发抖、惊恐万状的世界；之后是鼎沸、热切、充满血气的思想。挟带巨大的彭彭声，淹没不平的世道。在烟云中化为云烟，在云烟中化为烟云……嘿！你的纯洁，神圣，建立在死亡上。这就是川流不息的世界，这就是天行雄健、君子自强的本相。

──山的本相是海；海的本相是山！不可企及的巅峰──破碎动荡的高原──泥浆翻滚的沼泽──黑潮汹涌的汪洋──深不可测的深渊！

阴沉的大地之嘴，充满焦渴──今日的幻象，明日的景观！

中国的冲击，来了！


【岩浆】第四章

流氓国家


一，宿命宿命


命运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确读法，应该是“苏化流氓共和国”。

命运说，这个共和国，与中华毫无关系。它是由一些欧化的学生（“中国共产党”）和一些社会渣滓（“中国人民解放军”）拼凑而成的土匪集团。这些社会渣滓到俄国领取卢布、到法国领取法郎，然后回到中国和投机分子孙中山一拍即合，名为“闹革命”，实为颠覆中华、分裂民族。

这个土匪集团培养了大大小小的“毛泽东”，他们自称“无产阶级先锋队”，颠乱中国历史，使地痞流氓摇身变为“人民救星”。这些先锋队的大救星，是由“特殊材料”制造的魔鬼。是一些由欧洲蛮族培植起来的特殊罪犯。这些游手好闲的家伙自称“职业革命家”，以破坏中国社会的稳定为专业。欧洲蛮族号称“列强”、“共产国际”，是一系列的强盗国家，即所谓“列强”：苏、美合谋瓜分中国；英、法、德、奥、意、西、葡、小日本等海盗国，以文明的名义杀人放火、残害忠良，重金栽培商业买办、厚颜笼络思想买办。假洋鬼子和共产党人，就以孙中山、毛泽东的方式吃里爬外；他们是巧言令色、奸淫虏掠、五毒俱全的下流东西。他们泯灭良心，数典忘祖，强奸自己的母亲，鼓励自己姐妹和洋鬼子交配，把西方的邪说奉为祖宗。这些汉奸何其可恶。

西方的恶棍，想一举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新大陆”，好让中国人像印第安人、澳洲土人一样绝种……但命运还是让中国人变得顽强，烧不尽、杀不光，所以西方才策划阴谋，在中国寻找代理如孙中山、毛泽东，发展扩充假洋鬼子的队伍，北洋军阀和国共党阀就这样先后荣登天安门，把中国建成一个流氓掌权的“国”。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这些腐烂的黄香蕉还不甘心，一定要把全体中国人统统改造成地地道道、十恶不赦的国际流氓。孙中山左右逢源，毛泽东无恶不作，他们养的公狼母狼横行中国，像八旗子弟一样吃里爬外，勾结西方奸商恶棍，把中国的财富偷到外国银行存起来。阴柔的中国人变不成俄国人那样劫夺为业、专门危害邻人的哥萨克盗匪，结果老百姓有家不能归，逃离四方，沦为盲流。

命运说，现在，时候已经差不多了。我要毁灭这个西方恶棍和中国流氓胡乱“搞”出来的杂种。我不要中国堕落，不要中国山河沦为西方强盗的跑马地；我要让软骨头的中国人硬起心肠，挺立不拔，建立一个真正的国家。


二，盲流起义


今天，巨大的压力已经成型，在“台湾海峡两岸三地”这个转变中的流氓国家，已经聚集了一亿多人的无家可归者。

一亿多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等于半个美国、一个日本、两个德国、法国或英国！看看吧，西方那些恶魔子孙，通过他们二百年来的胡搅蛮缠，已在中国制造了多大的灾难！这一亿多失业者，被暴政从传统农地里驱赶出来。他们被目为迟钝的、无神经的社会浮游物，而他们则随时准备毁灭自己寄生的宿主。他们仇视，他们怨毒，他们是骨子里的毛泽东份子：他们想把世界打翻在地，颠倒过来，再打入十八层地狱！他们毫无社会责任感。他们心中的新世界，仅仅是盲流翻身进城、自由放纵的“好日子”。

嘿，“翻身农奴把歌唱”，中国大地上麕集的无业游民，即将超过两亿人口！

而在为数众多的农民中，至少还潜伏着一亿多这样的人！他们加起来将近三亿，他们“时刻准备着，为了共产主义”，而干尽一切伤天害理的勾当。共产主义，原来就是劫掠，共产主义，就是吃大户、端大锅饭、杀害老人、抢夺妇女的“理论说明”！

三亿人！他们像密云，在中国的大地天空徘徊，他们吃光所有的幼苗，使中国的绿化永远是个苍白的梦。中国的水土严重流失，自然洪水和社会洪水并发，荒山野岭年年增加……于是，他们便以“超生游击队”甚至“试管婴儿”、“代孕母亲”的诡计，制造了更多的盲流、更多的毛泽东。

暴雨成灾，在今日中国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而是每年都要上演的剧目。不仅华北、中原，就连华中和东北，都在夏季成为泽国！“毛──泽──东”！“江──泽──民”！

中国，已成为一个“超级规模的埃及”。现在，不仅黄河、海河、淮河，而且连长江、松花江、珠江甚至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河，都像尼罗河那样定期泛滥！中国已经成为超级埃及，一个“埃及联邦”！

一个埃及，危害中东：一个超级埃及，危害世界。所以，超级埃及居民的佼佼者，不惜冒险或重金漂洋过海，实行经济自救！刁钻的共产党，糟蹋中国五十年……他们许下的宏愿，就像形形色色的西洋鬼子为中国开出的空头支票，没一样兑现。从海盗商人到马克思主义者再到代议制贩子，他们的统治，无异永恒的密云不雨，永远是只有耕种没有收获！

现在，比国民党更盲目、比共产党饥饿的盲流大众，终于来了！但在第一步，他们并不使用暴力，而是运用眼泪和乞求，作为克敌制胜的尚方宝剑。政治难民多用眼泪，经济难民多用乞求。请不要为其所惑，他们的眼泪后面，是黑色的厚度，“每个人的厚黑学问，都可以建造一座万里长城。”他们的乞求，掩藏不可动摇的决心！他们的呼吸将是暴风，他们的哭泣将是骤雨。“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之谓也。

骚扰不安的暴风骤雨，将自中国大地不可移易地兴起！他们的怨毒祸乱中华，古代的五胡十六国，现代的八国联军，不能达到他们的破坏深度：八国联军只是发自外部的奸淫烧杀，五胡十六国只是蛮族入侵的半壁江山，而中国兴起的暴风骤雨，将达到八国联军没有的深度、五胡十六国没有的广度！

中国历史，千载难逢的盛会！他们怒气冲天，平日里谨小慎微，变成十倍的狂妄，平日里低声下气，变为百倍的凶残。他们寻找各种挑衅的借口，扫荡一切碍手碍脚的建筑。为一切犯罪行为，他们发明最最合理的理由……他们的破坏力，超过一切自然灾害！等着瞧吧！这些游离于一切社会结构的人类物质，将从“不知道什么样的角落里”冒了出来，黑压压，天地为之变色。他们沉默，手执棍棒，拿起各种乌七八糟的器械，作为自己的“法权证明”！他们到一切可以突入的领域，觅取甚至制造自己的正义！盲流的正义，就是食物，嘴巴的食物和眼晴的食物……“世界上，没有比食物更高的正义；没有比棍棒更高的法律！”──这就是他们的“毛泽东思想”。他们多么热爱毛泽东的亡灵，供奉他狗日的遗像如灶王。

在那美好的一天、人民的节日，他们将打着毛泽东的变形旗帜，兴高采烈地屠杀毛泽东的党徒，烧毁毛泽东的纪念堂，并四处追捕“吸人民鲜血”的高干子弟、狗患子们。他们一贯吃素的镰刀现在也想开开荤，他们运送肥料的扁担现在想要修理人体！他们把这些人体，叫做“死猪”。“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们说，于是，他们便施加一切暴行在这些死猪的头上，腰里插上一枝偷来的、抢来的或自制的土枪，褪色的军装和伸拳露腿的臂膀，就是他们的“优秀标志”。“革命是人民的盛装节日。”

作为长期受到压迫的一群，他们的希望被嘲弄，作为受到剥夺的一群，他们的机会被破坏。甚至连无人问津的东西，宁可扔掉也不给他们！他们一贯被共产党人看作没有欲望、无足轻重的牲口。于是，他们身上积累的欲火强烈得直冲天庭。这些贱民、劣等人的欲火，将喷薄出来，奸杀毛泽东、邓小平等一切领导人的家族。

湖南农民暴动和所谓“秋收起义”，与之相形将显得多么可怜！他们的干劲是随着人数的增多而日益高涨，他们的情绪逐渐狂热，以达到致命的爆炸。摧毁一切中立者，任何障碍只能刺激他们的兽性！要烧毁整个中国，给世界制造不可挽回的污染。要烧毁自己，以地狱的纵欲弥补失去的青春！只有共同毁灭，方能抚慰他们的伤口！不到自己化为灰烬，他们的烈火是不会熄灭的！


三，“中国向何处去？”


世纪末的人民啊！不要中国的伤口上撒盐！不要看中国大地上的那些溃疡。那些水旱相煎的田野和残破、灰暗、肮脏的城市……这个流氓统治的国度尽管疲乏、迟钝、令人窒息，但与未来盲流世界相比，却还不失为一个繁荣娼盛的乐园！看来，共产流氓诡称一片萧条的中国为繁荣昌盛的乐园，还真有先见之明！共产党出身的“民主斗士”，像他们的流氓父兄一样，以纵欲的希望在鼓吹中国的“走向未来”，在他们欺世盗名的和平演变的鼓噪中，隐藏着企图左右逢源的窃贼本能！但是，他们的伎俩注定是要落空的，他们的阴谋将像夷化的五年计划、十年计划、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的痴人说梦一样，不得善终。他们的夷化就是全盘西化、全盘俄化、全盘日化，甚至全盘香港化、台湾化。呸！

中国的未来与中国的现在相比，无疑将充斥更多的不幸与灾难……巨大的盲流将以民工潮的名目，横行无阻。他们的头数将数以万、十万、百万、千万计。一句话，一个小小的暗示，就足以把他们煽动得发狂，驱使到任何骇人听闻的方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们的君临，是原型的、经典的、多数人的暴政！断送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一亿乃至数亿头革命力量，彻底改变中国与世界的方向！

他们将在夷化的“共和”之上，建筑一个没有中华的“乌合”！他们的平等杀死一切理性的动物，铲平一切高于地表的奢侈！

过渡时代的英雄，他们的美味是生吃人肉，尤其是生吃“孺子牛”。你不是像走狗鲁迅所说的要“俯首甘为孺子牛”吗？那他们就一刀宰杀了你，成全了你的谎言！他们的爱好是焚烧图书，尤其是焚烧严肃的图书。他们的品味是观看熊熊烈火，尤其是把珍品的价值付之一炬！他们说，“我们是最彻底的消费者！”

他们来了！满山遍野，从地狱里钻出来了……顷刻之间，像齐天大圣的汗毛一吹，无数革命力量幻化而出。从这个村庄流向那个村庄，闹哄哄。从这个城市碾过那个城市，黑压压。……绿色的田野冒烟，灰色的城市流红，大厦倾斜，农田板结。深圳的淫窟、广州的黑市、上海的鼠穴、北京的坟墓，被他们的复仇碾平。血腥的天安门广场、西藏新疆尚未开化的荒原，不能逃避他们的清洗。他们的集体呐喊，超过一切恶魔的呼啸！“学生永远是正确的。我们也是！”


四，穷人的真理


中国穷人的痛苦，不仅由于财政困难。而更多是由于邻人的鄙夷、社会的唾弃。中国当今的民风浇薄，人人爱向邻人表演乡下人的自豪感、发泄土八路的优越感，结果争先恐后，攀比成风，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成了中国“富人”最大的癖好！这些富人，比妇人都难养，是十足的小人。又吝啬，又贪婪，又浪费，又呆傻。是一些十足的“呆胞”。

文革的疯狗先驱鲁迅曾经号召“痛打落水狗”，这一点不奇怪。要知道，欺负弱者，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本来就是五胡、蒙古、满洲生番、共产狗奴“吃剩下来的奴隶民族”──“汉人”的标志。当今的汉人，谁不是从五胡、蒙古、满洲、共产党裤裆里爬出来的残渣余孽？所以，吃剩下来的奴隶“中国人”，风行远交近攻的恶习。内斗内行，外斗外行──这是受到生番鼓励的奴隶美德，是让汉人得以分而治之的有效法宝！这就是生番的“统一战线论”！在这种奴隶美德下受尽欺压的穷人，是货真价实的“社会阴沟”，而不仅仅是所谓“社会底层”──大家都把脏水泼到他们身上！本来不脏的水也变成了脏水。

社会阴沟里的人们，对社会不可能再有任何的责任感，他们是道义的零、人际的关系的零零、一切道德规范的零零零！

他们的善意，早已荡然无存！与他们谈责任，就像对牛弹琴？不。更像是对圣人谈罪恶！这些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两袖清风、满腔恶念，不是通过中共中央党校的重点培养孵化出来的恶棍，而是从社会的野生环境里“自然淘汰”出来的人渣。

社会的野生环境？

对！这对一个“泱泱大国”是过分严厉的反讽，但却是“世界最大垃圾场”的绝对真实。为什么在一个最大的文明古国中，竟产生了最野的匪徒？他们的家庭不是从内部分裂，就是在外部受伤；“天伦之乐”无异一种黑色幽默，什么法律，艺术，宗教，爱情，都是扯蛋！值得珍视的尤物，要么是累赘，要么是妖精，要么两者兼而有之！所以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天不塌下来、地不陷下去！

“什么‘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简直痴人说梦！──只有在‘肠一日而九回’的变态中，家园、故乡、祖国，才获得了的意义！”他们这样说。这些新的野人，在千年文明教化的崩溃中、在放弃了最低限度的责任后，生长起来……在虐待中乞活，不知羞耻与疑问，除了恋尸癖、“毛泽东崇拜”之外，一无所好。

既然他们从来没有“尝过人间的温暖”，又怎能“表现人性的迹象”！国际环境的险恶，使将来的盲流必不同于历来的流民。它仿佛全新的社会现象，实为古老故事的新版……它像太阳历的节气那样准时……它像阳光亲吻大地，赐予生机，注入活力，又像威严的封疆大吏，每隔一定时期，各处巡视一番，提醒人们注意他的不可代替……

金色的顶盔、闪亮的铠甲──“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照亮中国前程的。是泪泉汹涌，簇簇作响，激发绝望！无廉耻地出卖自己脸皮、无节操地运用自己的胴体，作为一颗短暂的流星，烧毁邪恶的中央洞府！腐败的都市缺乏新鲜空气，阴魂却获得了血肉之躯，邀游世界之海的，将是一个反攻的偷渡集团，他们倒算殖民主义者的罪恶──他们的逆向殖民，将恢复世界人口的正当比例！


【岩浆】第五章

瘟疫之乡


一，白种牲口，东亚病夫


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这毫不奇怪。不是中国人天生有病，而是国势衰落使汉子沦为病夫。正如西方人并非生而自由，而是新的扩张，通过奴役古老的有色人种而使得西方人“生而自由”！所以十八世纪以前，当奥斯曼土耳其人强盛的时候，西欧那些金发碧眼的牲口，经常以狗一样的乞怜的眼光，仰望那一举摧毁了拜占庭帝国的奥斯曼回民……但后来，土耳其势衰，浑身长毛的白人幡然悔悟，像狐狸精那样爬到壮汉的背上，敲骨吸髓，把回民的帝国，弄得百病缠身，弄到解体亡国……西方荡妇反过来骑在土耳其壮汉身上，蔑称它以前崇拜的公牛为病夫。这就是西方的文明功德圆满？ 

当欧洲毛人驾船来到东亚的时候，也重施故技，张开邪恶的魅力，用口淫的办法拼命吸食中国的精髓，他们把这种吸食的口淫叫做“自由贸易”！毛人也要把中国弄得衰弱，然后趾高气扬，把中国人打入东亚病夫的十八层地狱。他们把大学办成了妓院，在里面纵情淫乱，组织第五纵队，他们利用大学来吸食中国的精髓，仿佛一群披着羊皮的狼。他们强奸诱奸中国妇女，把半人半兽的杂种，打扮成为高等华人。他们在中国散布瘟疫，要在中国的尸体上建立西方的极乐园……共产主义，就是这样的瘟疫，毛泽东党徒，就是这样的高等华人！

难怪只有“毛”泽东才能“救”中国，只有毛人的干儿子毛泽东，才能在中国建立稳固的汉奸统治！因为“毛泽东”一词，乃是恶魔对中国的特别咒语：毛，毛人；泽，奸淫；东，远东的中国人；毛──泽──东，用毛人来奸淫东方人。而毛人，就是德国犹太人马客死、德国土著人摁哥死这些多毛怪物。


二，瘟疫的深化


我已听到一种声息。我已看到一种蠢动。我已经察觉到一种气候正在逼近。一场比共产主义更大的瘟疫袭击中国！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瘟疫的脑袋是黑色的。这瘟疫的身段尾巴却是惨白惨白。黑色的头，无情的死亡。惨白的身体尾巴，除不掉的孝装。它吞噬时间。也使空间变得虚无。它淹没悲伤、埋葬啼哭，并使各种临终的假话、弥留的丑态，成为蛇足。

数亿数亿的人，将会死去。相比之下，一九六零年代饿死六千万人的共产饥荒，不过是动物农场的陈年故事。让我们预先祷告吧！因为那时将没有时间。

而来自西方的真理家们，正在策划阴谋，为这场邪恶屠杀准备“技术手段”！这些散布瘟疫的高手，是鼠疫、天花、梅毒、霍乱、结核、艾滋病的原始宿主，他们到了哪里，哪里的古老民族就会成群结队地灭绝。

科学的进步，使西方人传播病毒的能力大大提高，他们的聪明才智不是用在对付而是用在传播艾滋病的事业上，他们那种畜类特有的淫乱生活，快速扩散精心制造的科学梅毒。他们嫖妓，热衷搜寻东方人里的未成年少女甚至少男！说是可以治疗他们的世纪绝症！他们用这样的“人体美学”和科学方法，来传播艾滋病毒，来传播“美国式的文明”！于是，艾滋病也随着毛人的身体，进入中国，毒害神州。怪不得连共产党头目也要姓毛！陕北老农的大救星也要姓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也要姓毛！全他妈的姓毛。毛毛枪！中国已经开始成为西方病魔的淫乐对象。而那些喜爱美国生活方式的支那狗男女们，正是传播毛人病魔的巫。他她它们通过死神的掌声，和毛人拥吻，乱中华、害中华，售其奸。中国，恢复最古老的宫刑，对这群坏东西实施净身！

中国要彻底铲除“毛、泽、东”的汉奸余毒！


三，恶魔的微笑


恶魔先生正露出他特有的一绽微笑，步步逼近中国！由于“毛泽东”一类崇洋媚外狗男女的中介淫媒，中国即将拥有一亿艾滋病人！似乎，不是恶魔在捕捉中国，反倒像是中国自己淫奔上去，兴高采烈地接受那些畜生的亲吻与拥抱！

“毛泽东”的瘟疫终于展开了哈哈大笑。随着他的笑声，中国颓然倒在他的脚下，胡言乱语，昏厥并僵直……中国再度沦为牲口的妓院和赛场，这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呆婊”为指导方针的黄色娘子军！

难怪邓小平虽然恨恶毛泽东其人，却死死不肯批判“毛泽东思想”，因为邓狗也是崇洋媚外的淫媒，他们家族经营的“中介”干着“毛泽东”一样的卖国勾当！

一切征兆无不显示，中国正被“毛泽东”推向万劫不复的悬崖。再持续的动机，也不足以使这场没有基础的“长征”延续下去。再强大的动力，也不足以使没有翅膀的动物凭空飞跃。再敏锐的眼睛，也无法为悬崖上的行者找到道路──除非，他学会“反转的智慧”！

中国从悬崖栽落，落入取死的龙潭，甚至撞在尖利的岩石，残肢断体飞溅谷底，不见天日。中国共产党，像一个老巫婆骑在中了魔法的勇士身上，骑在中了咒语的中国身上，强令中国朝着反向前进，不得休息。她用咒语强迫勇士，管她叫“党妈妈”，奸党的咒语，就是毛人炮制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不惜用刀插在勇士背上，鲜血直流，映照党妈妈淫亵的笑容。“毛泽东”的刀，是用坦克做的。党妈妈这个奴隶集团，满脸皱纹，牙齿脱落，但却梦想永远扼制华夏勇士。这个妖婆对中国来说，代表外来的、异己的力量，她是西方的梅毒，在中国身上长出的毒瘤！她对中国越是蛮横无理、凭恃暴力，中国就会在社会瘟疫的道路上冲得越远。

恶魔“毛泽东”的微笑说：是的，这瘟疫就是给与中国的最好待遇！“毛、泽、东、万、碎！万碎、万万碎！”


四，中国瘟疫的泛宇宙性


医治瘟疫的努力，从来就没有成功过──这是因为，“瘟疫是在实现生态平衡”。它淘汰劣者，犒劳优者。任何个人、集团，都不能阻断瘟疫的声势。

恶魔的微笑说：是的，可以预防的瘟疫并不是真的！可以延缓的瘟疫并不是善的！可以治疗的瘟疫并不是美的！真的瘟疫，无从预知其病原体，只有在死伤狼藉之后，人们才对它有所认识，因为知道了它的厉害！就像横扫欧洲的黑死病那样。

“中国瘟疫是世界瘟疫的一部分。”正如“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瘟疫的病原是外来的、进口的。但是，中国的瘟疫又将加重世界的病，并使那该死的瘟疫制造商自己也命归黄泉！

他们的天堂就是他们的地狱，而他们的地狱就是他们的天堂！这就是毛人的辩证逻辑！是的。中国的瘟疫将超过中国的疆域，将无情的黑手，伸入始作俑体者的黑心肠，像黑死病一样断其子孙。那时候，每一个朝不保夕的恶棍都会念念有词，“凡是有生命的地方，就会有瘟疫为其形影不离的伴侣……”中国从世界革命的中心变为世界瘟疫的策源地！

在那美妙的一天，生命界的一切成员，都将感染并相互传染！玄秘的复仇机理，将把鸡瘟也传给人类，就像鼠疫曾使大量的“无辜者”死去。即将消失的天花之类，也将通过一只青蛙获得复兴，再度昌盛，把大多数白人的脸，变成他们原来那样的麻树皮！不仅人类彼此，而且是哺乳类、爬行类、两栖类、无脊椎类，连植物、浮游物、真菌类，都在互相传染形形色色的瘟疫。生命共同体，将成为一个同归于尽的瘟病大家庭！它还悍然侵入其它存在物，木质、石质、气体、金属，它以万物公敌自居，并且自豪。

史无前例的剧毒，是它的资本，不可思议的魔性，是它的精神。中国应有尽有的一切──旱涝相间的土地、疏疏落落的森林、浑浊的河流、颓废的山岳、昏暗的城市、凋敝的农村、破产的工厂甚至连街道、房屋、家具、日用品──都将成为恶魔的战利品、借尸还魂的道具。它操纵中国，全面的错乱、全面的“革新”……

未来中国，就将是这样一个“自动化国家”！貌似坚固的房子，自动倒下压死里面的居民。锤子自动逆转，敲碎使用者的脑袋。汽车莫名其妙失去控制，自动跳进河流；高压电线自动断裂，电死无数生命。道路自动开裂，颠覆行驶中的车辆。桥梁跳荡，锅炉飞腾，武器库自动开启，枪炮齐鸣。荒诞成为原则，灾难成为正常，万事万物都会中邪，跳出物性束缚。瘟疫之国正在发出它嚣张的呻吟、畅快的咆哮！善意的瘟神和慈祥的死神，正以矫健的步调，跳起他们的白衣虹霓舞！

中国，已在一百五十年的外部侵犯、内部残杀和分崩离析中，衰弱颓废到这种地步，以致根本没有抵抗的意愿，更何况力量？相反，他们像欢迎毛泽东这个西方毛人的代理人一样，欢迎举世无双的瘟疫，还念念有词地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热切欢迎瘟疫所体现的机会均等！他们称此为“大自然的正义”。他们把各种各样致命的病原体，一概封为“西方的真理”！


五，瘟疫是还债


一切都病了。一切都是病的。万物都将在摆脱不掉的病中，孱弱、憔悴、亏损、陨灭……面黄肌瘦的菜色笼罩中国，仿佛国色天香！不是食物匮乏引起的。这是世界病，中国的世界病。致命的传染导向致命的死亡，不是个体的死亡，而是一个世界的消失，一种生命类型的末日。一幅新的图画展现在残留的世人面前，堂堂中国己经不再是一个“病梅之国”，而是“万物皆病”的人间地狱！

一个“人人患有鸡瘟”的奇妙新世界！古老的鸡瘟正在超越现代的艾滋病！看！圣贤豪杰也被超级病毒施与致命一击！瘟疫过后的中国，将不再有中国文化，不再有历史传统，一切过去的资源，都转化成为虎作伥的帮凶！在中国历史上一切最恐怖、残暴、卑劣、肆无忌惮的故事，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的辅佐下，使古代的暴君也自叹弗如！

“中国的尸解过程”，不仅将肆其茶毒于中华大地，且以不可洗涤的污染，投影于整个地球！全世界将没有一块绿洲，可以逃避这场中华浩劫的火烧联营！

当此绝路临近的时刻，让我们学会“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吧！瘟疫是还债。是优者取代劣者的天赐时刻，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良机……瘟疫是还原。是达到本来不可能达到的社会隔离、种族精华的审判。瘟疫是还愿。它加害于无辜的害虫，并使抗病的使者脱颖而出。……蚂蚁的事后聪明对此只能说，“瘟疫是神灵对人类的亲吻。而谴责瘟疫，就是谴责至高的意志；阻碍瘟疫，就是阻碍自然规律。”

是的，让一切有灵魂的东西，为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做一番沉思、反省、忏悔或诸如此类吧！我们留给子孙的，除了尸体和废墟外，还有什么？如果，我们还能留下哪怕一个子孙的话！

正如我们的祖宗八辈留下的光辉遗产，现在除了腐化堕落、罪恶昭彰的劣迹外，已经一无所有！历史的报应是盲目的。刻入骨髓的虚无，江流入海般风行，这宿命论，将是服务于迫切的、大难临头的现实需要！

只有虚无主义，才能面对灭顶之灾！例如，在瘟疫袭击下，最好的防卫就是听天由命；最好的医治，就是等待结局！我们当代一切困境的最佳出路，就是尽快还债，正如几乎一切古老哲学一再告诉我们的！


【岩浆】第六章

历史之母


一，黄河的国度


黄河将在百处决口，以其千年的积怨、百年的悲愤、五十年来的恶毒……扑向广袤的平原，包围崎岖的山峦，把凋敝的村庄，活活撕成碎片。精心构筑的堤坝，毁于一旦。顽固的喧嚣，仿佛摇篮曲，滔天的浊浪，是正义之师；险恶的用心，无边的慈悲。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共活埋！它睥睨着，它发狂了，狂妄喷涌，源泉不断，势头不衰……它来自日落之地，日神已落，何况人世。

黄河是死亡的象征！它从艰辛的雪山缝隙中慢慢渗出，渡过荒凉的沙漠、灼热的岩石，万年的冰川融化，清浅的水道顿成举世的狂潮。它冲锋，并吞所遇，取直入海，扑击东方的岛夷。牢靠的河床无法规范！高耸的水库无法削弱！它的来临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发自定数。瞬间的暴戾，来自万年的沉静；一时的乖戾，来自不变的规矩。这就是你，我们的“母亲河流”，充满妄想的秘仪。

这一天已经不远：中国的所有河流，都要“学习黄河的精神”，浊浪滚滚，高度亢奋，暴涨之下，像青筋暴起的巨臂，冲破河床，泛滥成灾，造成世纪性的大出血……动脉僵化的中国，再也不能承受千年压力的重负。中国大地的内出血，造成全民的良心麻痹、知觉瘫痪，这就是“国族的末日大审判”！

洪水淹没了中国。崇山峻岭，成为星星点点的岛屿，连绵不断的丘陵沦为片片暗礁，草鱼一改食性，凶暴地啄食人类的腐尸，惊惶不定的鸟群，叽叽喳喳盘旋在昔日的山巅、今日的孤岛。过不了多久，鸟类的尸体也布满了“岛屿”，没有野狗来香食它们，因为野狗已在鸟类之先死去……霉气逼人，最后一个人在饥寒交迫中迎接死亡的清晨。

“大陆帝国”终于焕然一新，“孤岛邦联”合理诞生了……它熟谙这样的机理：死寂与隔离，就是再生的开始，而且是双管齐下的“再生”。

1，无声无光的心理实验室，破坏旧的心理平衡，再造新的心理。“正常人”在死寂中的发狂，于是医治了心理痼疾。

2，传染病院般的社会隔离，通过严密的隔离，把病态的遗传基因圈定，然后有条不紊地绝种之……健康生命，在隔离中获得发育。

3，上述二者的相加，就是种族净化的必由之路，是优良品种发扬光大的捷径。这就是“孤岛邦联”的妙用！


二，洪水──新潮


史无前例的海啸，向中国海岸步步进逼，把中国变成西方海盗的牧场。其规模之大、用心之险、来势之猛、毁坏之重，将超过两百年来的任何一次。

古代的洪水只是江湖的泛滥，现代的洪水必将加上海盗猖獗。最突然、最强暴、最蛮不讲理的海啸说，“只有弱者才需要理由！够格的强者并不诉请理由的助力！只有弱者才被称为强盗，而真正的强盗必然组成政府！最伟大的海盗就是海上帝国！”看吧，天崩地陷，地狱的深处发起怪叫……强暴的热情，奔袭中国的海岸……中国的希望，富庶的海滨被洗劫一空，杀鸡取蛋式的豪夺，世界末日的亲吻，昼夜巡航的龙卷风……年轻伟大的海盗！击打衰朽的海岸，作为自己的“人道主义天职”！它好战，它喧嚣，提出目空一切的索求，以便填满无底的理性，疯狂的跳跃，歇斯底里的大笑，迸发出最无耻的声明：“中国，应该成为新大陆，第二个美国！”面对这样的善意，毫无防御的中国，将如何迎战？

人们都不察觉这阴险的海啸。没有一丝一毫的预兆，山岳般的巨浪排比，人类的房屋成为龙宫的美餐，细密的良田统合为万里沙滩。巨轮与厂房碾为粉末，“它以无耻的饕餮分析一切，它以贪婪的纵欲综合一切，它是酷爱财富的暴君，把掳物一概埋葬秘密的地窖。它的愤怒只是对此而发：“为什么没有一座峭壁挡住我的去路，而只能激起斑斓万种的水花！”面对虚无的天空和孤独的自己，它绝望地嚎叫，决心“恢复世界的本来面目”！

会让你们满意的，来自西方的海盗，来自西方的真理！会让你们满载而归，被中国的垃圾活活呛死！

中国虚伪的历史灰尘，将被抛入科学与人文主义的深渊。不见天日的葬礼，演进在海底的停尸所！相比之下，洪秀全党徒在败坏的王宫里所上演的降神闹剧，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三，洪水不是猛兽


把洪水与猛兽相提并论，是一个古老的错误──洪水不是猛兽，而是母亲：一切民族的神话都起源于洪水，一切民族的生命都茁长于洪水！尽管洪水神话已经遭到人文主义的剥皮，被理性时代、科学头脑一一予以分析质疑，但是，新的洪水时代现在已经揭幕，而且，这是无孔不入的洪水时代！

峭壁，盘石，暗礁，显出高傲身影，绝对的洪水，显象现代的绝对！只有绝对的顽岩，才能顶天立地，抖落那些平庸的泥沙，支撑奇特高贵的世界屋脊。平庸可以逃避责任，但莫测的命运，终将突破平庸，剥开伪装，使高贵奇特的格调，再度引领时代的风潮！

你能指望一个赖债不还的无赖，有什么创造？因为“还债”乃是“重新出发”的历史基调。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一项道德说教，但我们所看到、听到、摸到的这个世界毕竟基于盲目、冷酷的“报”。人间的善恶契约虽然得不到大自然的承认，但命运的枷锁毕竟不是理性可以打开，游戏规则怎能匹配天意逍遥？

哲学家们探求报应的秘密，但永远空手而归。诗人不停讴歌命运反复无常如妓女，无异承认人类头上的无限混乱富于生机。奇妙的天工，寓于洪荒；生命，寓于死亡。所有的猛兽，再熟悉水性，也要被湍急的旋涡吸入亡灭的深渊。史无前例的浩劫之后，物种得到重新分布，物性也将从头梳理！

古旧的种类将覆灭，不再留下可怜的遗孓，甚至在自然保护区或人类动物园里，也不再有这些悖逆的活宝！人的种族灭绝，加速推演物换星移，创造全新的环境。


四，洪水创造历史


一切历史都起源于洪水，是因为洪水开创了历史！

未来中国，整个华北的心脏地带，将是漩涡的核心！四大水系将沸腾，黑龙江，黄河，扬子江，珠江，将弥漫悲痛的哀号，无意识的呻吟，昏迷中的滔滔雄辩，将越来越微弱，越来越远，汹涌黑水冲尽残渣余孽，命运遗弃灰暗的影响。

浩浩冷漠的黑水！无情中胜似有情，从东漂到西，从西漂到东，从北漂过南，从南漂过北……在这气吞万象的征服中，在这窒息一切的讨伐里，纷争化合，骚乱停止，伟大的和解不期而至。“我把时间都花在路上了。我仿佛失落了目标。但是，我的命运已经把路本身，显现为不可代替的目标。”洪水说。

绝对的洪水，将浸润中国内外，一举沟通古今，荡平知与行的历史鸿沟！水的特性显出来，彻底的清洗，彻底的淹没，彻底的忘怀，彻底的生长，同一步调。

同步，生命的基因将重新编排；同步，没有适应力的种子将死掉。没有繁荣昌盛，甚至没有哀乐来悼念它们的消失。这是新的黑暗时代。哪有比黑暗更能慰藉人的痛苦、催人安然入睡的？光明使人发现缺陷，真、善、美，都是黄昏的产物、日午的死敌。真、善、美，充其量只是生命的虎头与夸张；而最后的蛇尾与实在则永远如一：虚假、冷酷、丑陋。所以，黑暗乃是多数人类的良师益友，是好逸恶劳者心安理得的天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约翰福音》这样说。

历史是渴血的豺狼。只有它的异化才生出少数灵眼，透过黑暗，看见本相的澄明。他们的本性不是多数人的本性，所以他们并不奢望，把多数人的恶行纳入自己的轨道。“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约翰福音》这样说。


五，崩溃的力量


以前的中国人都相信，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天朝”，是“神州”。什么神州！不过是天朝心态。什么天朝，不过是因为天子位居龙庭。毛老大当年歌颂“六亿神州尽舜尧”，是因为这个乡巴佬仰慕天朝、偷窥帝王宝座，正在“阴谋策划煽动组织”文革的痉挛罢了。

现代中国的奥秘是：“天朝”这种比之希腊文明和犹太教还要古老的坚韧信仰一旦崩溃，某种软性的、洪水一般的扩散性大潮，就难以遏止了。偷渡，非法移民，铤而走险，奋不顾身，岂是各国警犬可以对付的？从此，世界生态将受到不可抑制的改观。

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深信不疑，世界上任何国家，哪怕是黑非洲，都比中国更适于中国人的生存。紧接着，移民浪潮席卷大地，“刮地三尺，也要把人送到海外去！”他们不惜移民到非洲，到俄国，到印度，到土耳其！由此可见，天朝已经不如地狱！神州已经不如狗窝！！

毛老大的邪恶咒语“到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去！”已经成为“夷化流氓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最强音”。因为这些奋不顾身的雷锋式的战士，都有一颗“金子一样的心”！他们的贪婪几乎疯了狂，为了英国牛仔莎士比亚笔下的“美丽黄金”，这些共产国际训练出来的歹徒，可以不要命自己的狗，反正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多重征兆预示，一场赤色的黄祸已经必不可免。由于“分配不公”而日益浮躁的人心，被欲望刺激得穷凶极恶，滔滔欲火，必淹中国而侵世界：

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势必反受其害，英语世界成为提纯毒品的最大消费群。向中国派遣炮舰的，势必遭到反弹，终日生活在核子毁灭威胁的阴影里。搜刮中国的珍宝、公然陈列在自己邪恶的博物馆里的海盗子孙，你们的身家性命已经被登记在最危险的名册里：你们的文物甚至文明，永永远远成为“地狱般的中国”那渴血的、复仇愿望的抵押品！直到“地狱般的中国”再度成为“天朝般的神州”。

狭小的渤海，不足容纳这千年的意志。东海、黄海，不能划定这意志的边界。广袤的南海诸岛，只是这意志初试锋芒的小舞台。太平洋将掀起风暴，种族将重新配置。

过去的太平洋战争，与此相比，不过是内湖里的游艇竞赛。世界因此发生季节的转换，古老的剧目以全新的台词、全新的道具、全新的情节、全新的戏子，全部予以重新上演！一切使人堕落的，成为宗主；一切宗主，将使人堕落。新的舞台上，出现新的献祭者，他偏好特别新鲜、特别是刚刚脱离生命状态的祭品！

他吹起新时代的法螺，震破现代的战鼓；他以现代灯光技术，使垂死者心安理得；他用奇特的谣言，填补宗教的真空……一种祸害将引起另一种祸害，一种福泽将引起另一种福泽！

如果命运嘉许，一场灾祸才能引发一种福译的普施；如果命运恶意，福泽的普施，恰恰导向无穷的灾祸！

赤色的黄祸，血腥的浊流，你也是这样的！你会发出无止境的福泽，如果命运有嘉许。正如佛陀带给人们的福泽，而今化为无边的陷溺。因为命运的恶意。这就是定数，反抗只是速其祸也。中国文化的要义，本是制衡“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黄祸”。于是，黄祸的子民造就了礼义之邦，被征服的种族学会了消极抵抗。消极抵抗省心省力，可以避开积极行动的责任问题。在中国人的圈子中，对消极抵抗的各种方法的掌握程度，己经成为社会身份等级的标志！

娴熟的中国人，个个都是软磨的大师、硬泡的行家！你看，语言中的印痕表明，连“硬”，都与软性的“泡”字孪生了！这种个人生存的技术，却是中国社会堕落的元凶，是中国文明积弱不振、走向死亡的主因，并且使得“还看今朝”的中国贱人，得以搞遍全世界、烂透全世界！

现在，赤色的黄祸在输送亡命徒的同时，大量出口这一“烂技术”到世界各地，中国式智慧，即“烂透的”言行，已经追随中餐馆的肮脏、中国产品的毒素，进军世界了。“烂透世界”，把如此发达的“烂”的发明专利，无偿地传播到那些愚蠢的番邦！在未来世界的展望中，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鬼佬，无论其原先的种族和文化背景，都以不同的速度感染上地狱中国式的消极反抗性，并以行为的不合作，烂掉世界政治的版图与形态。于是，世界大同出现了！！赤色黄祸，做为超越民族的利器，统一世界。


六，末世的人民


末世的人民！听，呜咽的杀气已经吹响！哭丧的曲调如是歌唱：你们的子孙，注定要在灾异中灭绝。

红了，黄了！鲜血浇灌的仇恨的种子尽管发芽，还是在秋日的草木坟场中终于再度黄了！红色的黄祸，赤地千里的国都，已在成熟的肃风间红了又黄，没有太阳，没有星光，五十年的春天已经过去，五十年的夏天已经过去，五十年的秋天所剩无几，五十年的冬天即将来临！哀哉哀哉，逃脱不开。

耳聋？听不见？但这并不能消灾弥祸。虽然沮丧、发抖的警语，既不能加重世界的灾难，也不能减轻世界的祸患。一切都宿命。

这些言词，对你们只是对牛弹琴，你们在集体的迟钝中就死，像染病的鼠群一样麻木不仁，不可能理会至高的旨意。重要的哲理和你们的生存竟然毫无干系！你们的存在达不到哲理的毛。你们的正义仅仅在于“提高生活水平”，也就是满足感官，你们的触须聊胜于无，不够拂一拂身上的尘土！

除此之外的一切，对你们都太遥远。你们不能洞悉奥义，只能品尝其屎溺。你们把自己不能活到的那一天称为“虚无的”；你们把拒绝你们污染的叫做“敌对势力”。看哪！一片阴影从地平线上飞速升起，更加飞速地扩张为簇簇云之群，以威吓的架势，展开无数翅翼，向你们，末世的人民，也向我，不幸的末世人民的不幸预言者，飞速奔袭。

逃跑吧，哀号吧，藏匿吧，可怜的人，虽然这一切挣扎徒劳无益，但还是尽力而为，减轻一点恐惧！让紧张断裂的神经，略略放松。皈依宿命吧！只有宿命论，才能使退化的种族，恢复必要的自信！


【岩浆】第七章

火神无形


一，云的军旅，雾的兵团


一种怪异的云，要密布。一种滔天的雨，要降下。他们不是平地而起，不是天外来客，不是江河湖海的蒸腾，不是流星乱落如劫灰，类人猿的智慧不能洞察，只有通天的心灵可以击穿他们的假象！他们不是孤独的浪人，他们头上悬挂的，不是死亡的利剑，而是天意的微光！它闪烁、它晃荡，不是激起无告的落寞，而是沸腾的杀机！自然科学的概念与他无缘，铜墙铁壁的云层，将隔绝人们的一切感官和感官的延伸，如各种“科学仪器”──使人们无法把他从“魔鬼的伎俩”、“安拉的鞭子”……之间剥离开，以达分析的彼岸。

他们行踪比浮萍更无定，遍及水面，弥漫空间。世界每一角落，都是他们的家；不可预计的行程，就是他们的归宿。《易经》的预言曾经说：“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是的，西方的侵略，带来的红水滔天，只是他们的前锋与引信，而密云不雨，才是他们的庐山真面！

他们是谁？

他们永远满含情热，永远喷薄欲出，永远引而待发，把世界的意念提高到最危险的悬崖，这就是即将笼罩中国、反馈世界的阴云！这由无算的人头堆砌而成的阴云！他们的光明将洞穿地府，他们的黑暗将统治天空，最孤傲的奇峰、最纯洁的污泥，都逃不过他们仁爱的魔掌，他们以凶残无限的佛心、充斥虐待的诚实，给中国披上黑色丧服、给敌人盖上白色的棺布！回回的面纱，在此获得了决定性的、终极的意义！

中国的云，不合安拉的律，所以他反对西方海盗的逻辑必然论，他反对以解放的名义杀人放火的马列丐帮，和种族歧视的代议制主义！

云的疏散性，足以保证，未来世界足够的再生力和转型的潜能！云的朦胧，显现我们的觉醒；云的阴影，衬托着想象之翅；云的窒息，启示未来的直觉！

暗色云雾，弥漫宇宙……淫荡，注入我们的脉管……飞腾……紫电青霜，红霞震地。

云的军旅，雾的兵团，出击世界！


二，魍魉世界的太阳


“白昼见鬼”？也许是的。不是幻象，不是梦魔！

未来的中国，将向我们解释，有关它的一切。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血写的现实：“金人步出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红水滔天的黄祸现实，天朝神州沦为地狱中国。

阴阳交战的恐怖，将绞碎脆弱的神经。在新的黑暗的时刻，人们反倒能相安无事；七尺尘海比之万丈绝壁，更能俘获人类的心。物质将不是作为一个主义而是作为一个杀手，统治世界的末日。

啊，终于，一圆光轴冲出密云浓雾的围剿，他绝地反击，把自在的光，投射世界尽头，被西方歹徒称为远东的极地。这希望的巨星，生命的光团，从地狱中国骤然勃兴！驱散黑暗，不计后果，哪怕强光造成了盲目，哪怕清晨带来的是死亡。它的光芒悄悄诉说一个谜语，“大自然渴望鲜肉战栗，历史渴望鲜血的祀祭。”

我们，世界的孤儿，承接着光，立于世界的边缘、文明的极地！极地的子民，你的希望是更大的恐怖、更大的灾祸；你的奋斗是更大的毁灭，更大的问号。你的太阳，给乌云镀上刺亮的金边，密云的集群，化为形形色色的奇形怪状。残存的生命，陷入空前的慌乱；鬼影幢幢，怪兽孔孔，无底深渊，血盆大口，是这慌乱的根源。使人原形毕露的人有祸了，因为影视歌星，风靡这罪恶滔天的现代。

太空奇境，宇宙神秘，星际生命，天人交感，都在这“云的极权”中，映现。色彩的对比，使古来的天穹破裂；线条的美焕，使大洋起了争战。太阳静止在中天，观赏旷古末有的史诗。太阳的光轮，高悬，作为战败者的绞索，赐给一切弱者。对战败者的宽容，已经作为古代的陋俗遭到革除！


三，太阳世纪的奇景


阳光，和浓云密雾打成一片！

惨烈的日光，从云雾中透露！

兽性的袈裟、淫欲的道袍、嗜血的文士与法利赛人、奸淫掳掠的共产党书记，是这个世界最令人作呕的写照。不朽的催化功能，来自杀人不眨眼的坚定不移。

太阳，每天都照耀──阳光下的罪恶、阳光下的杀戮、阳光下的谎言、阳光下的伪善。毛人尼采所谓“拖到阳光下、拖到法庭上去”的惩罚，只在雅利安贱种那里才是惩罚；而在健康的世界里，阳光和法庭从来都是欺侮弱势、宽赦罪犯的！

阳光，是弱势者的杀手；阳光，是侵袭者的朋友。阳光还是横暴者的母亲。阳光的辞海里，是没有“悲剧性”的字样的。所以各种书写“悲剧”的符号，都只能远远地避开阳光，藏到阴暗的图书馆里去。那些排除或是掩盖了杀机的经典文献，是不足为训的，“它们误导生命的方向”。

只有永恒的流浪者，才能在拒绝阳光与获得阳光中不期而遇！占有阳光，血腥，流浪，强壮！人间的温暖，不能羁绊你的鹰眼；粉碎锦囊妙计，是你变化唯美的习性。空前伟大、绝后壮观，人间毁誉，只是你的阴影，是你的照耀所微不足道的副作用罢了。你的光景一旦移动，它们的毁誉就随之易形。你怎能生出如此丰富的曲调、色彩、光泽、形态、意念的电流？你以不停顿地进攻，辅以不停顿地退却。你的使徒仿效你的行为而不是你的言论，所以在反抗中追随你，在追随中反抗你，达到不可能抵达的太阳世纪！


四，太阳世纪的哲学


太阳的仿效者！

生命世界的超级恶棍？

奔腾不已，呼啸中，来去自如……自行生长，自在潮汐，不假于物而成，不假于物而灭，你的衣裳仿佛星云，在忙碌中消闲，在紧张里宁静。遮天盖地，不能令你自大；浩瀚无边，不能令你自卑。因为你清楚知道：你，也是一个泡沫，一个象征，一道回光返照而已。

无声的霹雳，无形的闪电，拒绝成群结队的杀手！暗无天日，是什么照亮林间的小径？那绿莹莹的目光？是凶残的饿狼？是诡秘的猫科动物？还是西方的海盗？西方的列强？那四下探询的、如饥似渴的、阴沉沉的、绿莹莹的、白种人的眼睛……

阴沉的闪电！

愿你像追踪羊群的饿狼一样静默无声。愿你发起一举成功的突袭。亡国的支那，将在你的脚下懂得尊严。刚硬的世界，将在你的面前学会妥协。中国，将在你的背后获得再生。一个“历史上最庞大顽固的阴魂”，就要被炸碎了！液化了。无声无臭，没有追悼仪式，没有欢呼也没有哀哭。液化的巨灵，将统治地狱中国。

云海的剧烈磨擦，产生巨大的激情，产生无法使之“渐渐阴下去”的强暴的电力！它的火花宿命地闪耀，洞见中国之谜的冰冷谜底。

小市民们，那些小小的贪婪和小小的骄傲，将被无边龙王的电火，烧为灰烬。

勇敢的人们！虽然报应无理，但请安然接受它。不要诉苦，不要哀求，不要说什么“我是无辜的……”这一切没有意义。否则，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在历史的大事典中，根本就没有“无辜”一词！正如历史上的所谓“复仇”，不过是为新的借口，新的行动！即便无辜也要赶紧悔过。


五，火神净化腐尸


中国陷入全面火灾，被人有意点燃。一把非同小可的火，终于点燃千百万下岗工人心中的怒火，使之光芒万丈，也把千百万盲流变为纯洁无暇的、没有罪责的“纵火的圣人”。

中国的火灾是“全方位的”。物资失火，精神也失火；内心失火，社会关系也失火。它的爆炸力，超过一百颗氢弹的总和。纵火者们，带着“欣喜若狂的学童初次燃放鞭炮时”的激动，投入这“历史的大审判”：他们以这样学究化的宣传辞令，粉饰自己的暴行，美化内心的恶毒──他们的足迹，将像“伟大领袖毛主席毛煮稀”，“搞遍全中国，搞遍全世界”（“搞”在湖南共匪的语言中特指“乱搞男女关系”，这是伟大领袖“毛煮稀毛主席”的拿手好戏）。

他们身后浓烟滚滚，他们尾巴大而不是脑袋大，他们只有毛而没有肉，他们只有煮烂的稀荡而没有干饭──他们只有叫花子的剩饭毛煮稀！他们是奉毛煮稀毛主席为主的暴徒、吝啬鬼、虐待狂。他们像毛煮稀、邓效颦邓小平一样，是无根飘泊的灾民，是盲流，他们的最高梦想是结成丐帮、他们的最高指示是结成匪帮，“把一切都颠倒过来”，嘿！“铲平比我个子还高的一切建筑。”所以，邓效颦在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中屠杀的人，比毛煮稀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中屠杀的，要多上百倍，因为邓更矮小，高于邓的人，比高于毛的人，还要多，所以就必须“要用坦克解决掉”！

不朽的坦克人王维林，没有被坦克解决掉，反而把坦克解决掉了。

王维林的后继者，将在二十年以后起来──他们的足迹将遍布中国！他们不是从某一巢穴（如井冈山、瑞金、延安、中南海）出洞，去开展这黑暗的大布道、声名狼藉的大解放；他们是各地自发涌现、自动夺命的。“各就各位……预备……放！”刹那间，火焰冲天。熊熊作响的火舌，贪婪饕餮的怪兽，恣意作践。火舌长满眼睛。它根据自己的意志吞噬万物，它受命于纵火者，但并不听命。它袭击易燃的乡村茅舍和城市贫民窟，但它的热情更多指向华丽巍峨的大厦、充满淫欲的别墅！在热烈的呼呼声中，它像出发前敌的猎狗发出低鸣，伸出鲜红欲滴的舌头！这比利刃还要锋利的舌头！那些道貌岸然的、不可一世的、中国人不得入内的贼窝，在它愉快的舔舐下，痛苦地扭曲、崩裂、坍毁……烈火的爆炸、群众的哄笑，形成奇妙的和声。

长满眼睛的火神！使地狱中国极度兴奋、热烈陶醉，就像思春少女投入情场老手的怀抱。火，焚烧地狱的腐败，却烧不掉中国的纯净；精细的鉴别，使中国净化。这火，燃烧中国、映照四夷。他说，火神以残忍为教，这个强制性的国教，是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不二法门！

巨大的毛泽东画像、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马桶盖一样的毛主席纪念堂，一起葬身火海。愤愤不平的纵火者、为数更多的旁观者，他们满脸堆起地狱中国那幸灾乐祸的永恒笑容！熊熊烈火，映红他们菜色的脸庞，在千篇一律的脸上，照出五光十色的希望异彩！生命的血，在群众的身上，开始沸腾。

美哉！世界将知道：群众一旦恢复了醒觉的生命，那意味什么……

看见！那具日趋朽烂的干尸毛，在熊熊火光下，在群众的骚动中，被拖了出来！他早已残头断臂、非复人形，群众像海潮一般涌去，他们多么渴望，踩塌这斯文扫地的假面！可是，没有人再能看见“他”，拥挤的人海，控制不住的前进，在“他”身上席卷而过，仅仅剩下一摊残骸。“毛──泽──东──万──碎！毛──泽──东──万──万──碎！！”群众的情绪并不因此平息，反倒激动，好像参与经久不息的伟业。群众的心理就是这样奇特，易受暗示，特别是受本能的暴烈行动的暗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活人粉碎僵尸的暴烈的行动！”

要知道，最能煽动人的事业，最能在群众中引起轩然大波。群众狂呼着、拥挤着，已经分不出纵火者、旁观者了。就连最大胆的反对者也被淹没在群情激奋的汪洋大海中，他们像浮萍在水上飘泊，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人海汹涌，此起彼伏……这浪头指向哪里，哪里就燃起火光！浪潮过后，浓烟滚滚！好一片“力量的海洋”！“纪念堂”在火光下，像“妓粘糖”一样融化、扭曲、倒塌。历史的辩证法，在人民的狂欢中，宣告破产。宇宙的舞蹈与万物同乐，无法媲美的秩序在爆炸声声的混乱中诞生。桃花乱落如红雨式的客星大串联，意味天纲的崩颓、人纪的瓦解！人民正在违反人民的意愿！

庞大星云，刺眼超新星，像古代巫师、近代革命家呼风唤雨，指挥若定，发动屠杀。火舌席卷油库，在它狂热周到的求爱下，油库终于响应了！暗红的巨响、腾空的浓烟，冲天火光，一把瞒天过海的伞，遮蔽人类视野。钢厂的锅炉疯狂嫉妒这场热恋，砰然爆炸；光海中爆出无数妖怪，痉挛中触发更狂列的做爱！连绵的工棚、高耸的仓库，被火怪紧紧拥抱，热烈的爱恋使之熔一体！

“安拉就是爱，宇宙的归宿就是大火！”

火光冲天的街道，映得天穹更深邃，静默，永恒。

没有消防队员的奔忙，没有多管闲事的指手划脚，只有趁火打劫的家伙，兴高采烈地“瓜分浮财”……甚至连荒芜的田野也逃不过这场劫难，共产土豪们的豪华别墅，升起令人兴奋的烟柱。他们抢来的家具和淫乐的证据，都被投入越烧越旺的火堆。

新的盲流，是不屑于瓜分浮财的，他们的最大快乐是，把那些乡人痛恨的共产党书记和他们的走狗，投入革命的烈火！

嘎嘎作响的历史车轮，终于再度顺利前进！


六，加倍的报应


夜，荒无人迹的旷野，突然升起一轮夕阳！

余怒末消的人民，迁怒天地。大火因为无物可烧而停止，但人心的怒火却可以凭空燃烧，并在必要的时刻寻求牺牲。热爱复仇，已经变成对死亡的爱好！

他们心中，有五十年的苦难所积累的怨毒。太多的委屈和虐待，使他们的心，即使在炎夏也是冰冷的！他们十分自然地要求，“热一点！再热一点！”于是，只有火光冲天，才能满足他们无止无休的加温需求！

高贵者，最卑贱；神圣者，最亵渎。这些乔装打扮的裂宁主义者！以前的富丽堂皇，现在必须变为穷酸潦倒；越是贞节的，越要淫秽不堪！因为这是裂宁主义的要求！坚定不移的，就飘摇动荡；孤苦无助的，一定要趾高气扬！以前恭顺的，现在恶毒之至！因为古今中外的人民的节日，都是大同小异的！他们的暴行，将和他们的伟业，一起载入史册。

末世的人民！地狱中国正以“前无古人”速度前进！以前没有上演的，今天要历历在目；而已经上演的，现在要加倍地干杯！


【岩浆】第八章

盲流先声


一，死风


摧毁“夷化流氓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风暴，是不可阳挡的。这是因为，连流氓本身也参与了摧毁的工作──奸淫掳掠的共产党员、告密害人的共青团员、屠杀百姓的解放军指战员、贪污腐化的革命干部，且他们的不法行为不是被逼无奈，而是最热衷、最贪婪地参与犯罪。

他们在掠夺国有财产、化公为私的“二次革命”中，已经成为暴发户，并拆毁了流氓共和国的统治基础。他们蔑视下岗工人、无家农民，可是你们这些无产阶级叫花子，当年一穷二白时，不也是这样“挺过来的”吗！亲爱的小二黑同志们，你们最好不要彻底忘本，不要忘记自己的爹娘就是延安窑洞里的大土鳖！

这迫使中国沦入病魔、世界落入死神的“看不见的手”，造成了恶梦，不会就此停止，历史还将重新前进……万物互相感染、陷入黑色瘟病的掠夺，野蛮的中国将“和平演变”为野蛮的世界！大戏即将开幕……无声的死风，像每年凌迟一万个死囚那样，用博爱的利刃下刀，又像安慰一亿个非洲饿鬼的绞索一样，自由地飘扬。解剖世界的死风还是民主的：它操在大选票机器“随机的兽性发作”中，是多数暴政的生动注解！

气象学的一切知识、观测与数据，对它无用，苍白、贫乏、没有神髓。古代的风伯，是它的末代孙子，未来的闪电，是它的远古爷爷，它颠乱宇宙，以凌厉的攻势施舍福泽、以无边的微笑收拾残局。它让兴旺的民族溃疡，并从尿了尿的死灰中，找到世界的归宿！身染绝症的民族，得以清新起来……夷化流氓共和国的领袖们！你们不要以为“拥有特权·没有来世”就可以逃避惩罚。错了！你们这些辩证唯物主义的乞丐！你们不知道现世也会受到报应？你们的肉会放在火上烤，你们的骨头，会放在冰上蒸。冷酷的风，将凌迟你们的九族，偿还你们荒淫无耻的蛆虫生活，歉下祖国人民的巨额债务！乞丐的共产党、流氓的共和国，你们不要希图侥幸的逃脱──你们的希望必幻灭，带来百倍的痛苦炸裂你们的狗头！你们和你们那些吸血泡大的子孙，岂能逃掉。“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里尼姑小和尚！” 所以现在，共产党和尚都把尼姑小和尚先送到民主国家隐蔽起来，自己却留在中国，以嫖妓为生。

但是共产主义的庙宇一定拆毁，那时，共产主义的臭和尚、亲西方的烂尼姑，你们的流氓行径，一定会得到圆满的清算，你们的事业，将成为刀下鱼，你们的家当，将成为俎上肉，你们的遗迹，将像无耻的共奴雷锋同志的咒语“秋风扫落叶一样”。


二，解放运动……


舒缓的死风。

这是不同于暴风但却比一切暴风更残暴、更富毁灭力的风暴之王。听！这暴戾之气冲天而起，无声息飘来，带来充满艺术性的杀戮！

它来了！轻轻触及一座大厦，顷刻间，大厦隆然崩溃，巨大的尘埃卷起，震耳欲聋的撕裂……它的嘴唇刚刚触到胭红的少女，瞬息之间，少女脸色青灰，僵硬倒卧尘埃中。死风之尾在青山边，青山变成秃岭，翅膀一指漓江，漓江泛滥如黄河……花岗岩酥松，春日化为肃秋，六月雨雪纷纷，蔚蓝色的海洋披上孝装……它的余波使世界屋脊“南昆仑”战栗不已……“南昆仑”的夷名译音就是“喜马拉雅山”。奋其余勇的死风，令地球满目满目疮痍，宛如核爆后的广岛！舒缓的死风。喜气洋洋地袭击中国！

巨大的威力，巨大的信义。奢侈化为乌有，多余的人全死光，或许不如说“死掉的人就是多余的人”。万物的腐蚀剂，成为万物的清洁剂。这就是中国的“第二次解放”！

它是信风。但来无踪，去无影，不期而至，随风而至。它的杀伤无与伦比。受袭击的人来不及躲避，多行不义，必自毙。它以毒攻毒，以德报德，罪有应得，善有应得。它的时刻，就是恶贯满盈者们“应该收获”的日子了。


三，圣洁的妖魔


一群希世妖魔，将随着死风的吹拂应运而生。他们从地狱深处放出能量。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变化万端，捉摸不定。古代的妖精复活，现代的魔鬼出笼，五十年的拘禁，积累足够疯狂的韧劲。不分昼夜苦修，达到自残的极境，变相的欲火冲天，焚烧杂念，无可指摘的日子到了。辛苦炼就的气功，将使敲骨吸髓的科学技术也黯然失色，并被驱使到新的方向。这些全面专政的妖魔，会使一切恐怖的神话、罪恶的传奇，都被遗忘！他们的事业，要使得张角、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毛泽东等吃人魔鬼也汗颜而退！他们的光海，使得“国际罪恶和互相屠杀史”，不是发扬光大，而是一笔勾销。人们将忘掉过去的恐怖，只是战战兢兢于现在的幸福……魔鬼的极端刻薄，使纵欲的胡擂成为高尚的殉道。

无形的巨龙飞腾起来，无所不用其极……海岸线销蚀、极地融化，臭氧层破洞的紫外线猛泄……这是恐龙的幽灵，在举办国庆的盛大游行！工业文明的胡作非为，正在毁灭宜人的气候。炎帝少女的遗愿已死，滚滚红尘，飘泊物欲，黄河泛滥，东海桑田。它放出人类迄今为止的一万年文明，不曾放出的超巨毒素。世界之毒的人形化身，来到世间，并不享受人生快乐，而是倾泻无尽苦水；不是荣宗耀祖、光大门楣，而是彻底毁灭世俗的幸福！他们曾经咽下的苦水，是如此有害于生命，以致连魔鬼都忍受不了！他们说，正是苦水使他们产生了超强的魔性，一旦苦水吐出，世界的灾害就闻所未闻。“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他们倾吐苦水的那股奇臭，已经作为“马列主义宣传”，先行预报了。


四，风声雨声读书声


龙的风，风的龙，垂死挣扎的进攻，搔首弄姿！攻陷一个又一个绿洲，敉平一片又一片生灵，远古真龙闯进水草丰美的天国。它的梦想是以自己的力量，促进自己的末日！这才是不折不扣享有生命、探索生命的极限！“惟有彻底的自我否定，才能开创生命的新纪元！”它说。冷酷的旋风来回扫荡，直到那疯狂的能量消耗殆尽……到那一天，山岳，河川，柳树，松柏，春雨，冰雪，工厂与农村，城市与废墟，港口与墓地，英勇的武士，纯情的少女，沉思的哲人，冷静的屠夫，以及自命为蚁王蜂王的人们……全部夭折。

龙风是盲目的，它是流动的，它属于“盲流世界”，盲流中国阵线，中国盲流团结联合会，不过是它的小小的先声……它说，“不要谴责经济难民同胞，不要这样假装清高，仿佛置身事外，你们也是一样的，自命清高的政治盲流！”

是的。万物不该分出彼此。人和人其实差不了太多。毛老大泽东同志临死的时候，只会比寻常人更痛苦，因为他失去的是整个中国，是成千上万演艺界破鞋，是虐待别人的巨大“权力”。

中国的盲流，盲流的中国，其实只是一步之遥。作为死风的奴隶，每一位中国盲流大腕，都负有神圣的“反历史使命”，他们要颠倒历史、打倒历史、摧毁历史，“谱写历史的新篇章”。盲流的中国，要为道貌岸然、杀人放火的世界历史，划下句号。句号是书法中最传神、最关键的一笔！你们残缺不全的儿子，你们未老先衰的孙子，失去了大地，也得不到天空。你们的卑鄙，是高贵者的通行证！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哪怕你们是炸不烂的双料党徒！你们是同性恋文痞郭沫若的后代。你们有伤口，却流不出血；你们有痛苦，却喊不出口。哑巴吃黄莲，像邪恶的山羊在饿狼的爪下无声无息。你们注定是暴风雨的猎物。

让我们嘲笑那些虎头蛇尾的家伙。嘲笑毛泽东卑鄙地扼杀他亲自发动的革命，出尔反尔、猫哭耗子、黄鼠狼给鸡拜年──毛泽东这样的盲流习性，使人把这老僵尸的名字确定为“猫择洞”。猫择洞，是典型的风派，无耻的机会主义份子！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除掉个猫择洞！”──这是我们一生的最大幸运！如果没有这样的幸运，我们至今仍在一片空虚无聊、“两个凡是狗”的阴影下，像共奴一样苟活！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五，肉刑、连坐、灭族


正如韩非子所说，治急世之民，必用严刑峻法。在乱世中，惩治行为需要格外严厉。当今，中国风暴出现在地平线上，社会暴行和严酷刑罚，像一对阴郁的孪生姐妹一样出现，喋血的狂热在中国骋其英姿，时而迂缓，时而激烈……“这是中国复兴的必要基础”？渴血的历史是没有止境的。“渴望暴虐”，变为“收获暴虐”！“与人为善”，必须让位给“与人为恶”！这是以毒攻毒的超级疗法！让我们首先为这充满苦难的血腥进军，竭诚祝贺！

牺牲得越多，生长的底气就越足；血流得越丰盛，人的视野就越开阔；毁灭得越彻底，重新的树立越有意义！我们的良知，如是说。为了达到文明，请允许野蛮的回光返照！

看！古代的连坐法与灭族制将复活。这既有古老的功能，又有崭新的含义：威慑的功能与减少人口压力的含义，相映生辉。政治与经济，在此真正统合为“一门新兴学科”！

原始的残暴，不是出自形式上的模仿，而是精神上全新的东西。旧瓶一旦装了新酒，也就拥有新的意义，哪怕它破碎了也好。旧瓶的酒，喷洒出来，要是比新瓶的酒更陶醉人──旧瓶也就胜似新瓶！旧瓶为何不能装新酒？现代的连坐与灭族，也将如此，使中国重获生机！它的兴起，得力于四大现实基础：

1，人口压力；

2，清除旧制度的残余势力；

3，建立新制度所需要的适当的严肃气氛；

4，优生学的考虑。

由此可见，合理的连坐与灭族，并非主动出击，而是迫于自卫。在四大基础中，人口压力堪称中国历史的新问题，建立新制度和粉碎旧势力，若无人口压力的背景，也许可以更和平地进行，但人口问题的背景，将一下子赋予各种宣传以强烈的、有利可图的动机。大量减少多余的人──这要包括罪犯、白痴、不务正业的共产党人、不可治愈的遗传病患者。减少多余的人，不仅在社会治安和经济效率上合算，而且有助于改善日益恶化的中国生态环境。

要知道，中国每减少一亿人口，则并不需要节约任何生产成本、提高任何生产效率、增加任何生产能力，就足以自动产生每年数亿盎斯的黄金！至于生态方面的收获，则更是不可估量。而根据中国目前的社会状态综合衡量，只要运用得当，即使人口减半、再减半，也丝毫不会破坏中国的综合国力；即使那样，我们中国仍比美国多上将近一亿人口！相反，由于大幅降低了中国庞大无益的耗费，只会大幅提高中国的活力、大幅降低中国的能源消耗。

未来掌握中国命运的人们，决不至于笨到看不清这一点基本事实。所以，他们想要干什么或说他们不得不去干什么，就一目了然了。

这样的前景，听起来也许是落伍的、做起来甚至令人厌恶，但是，它毕竟改善了中国的内部环境。难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中国的病态，更令人厌恶的事吗？难道为了医治中国的病态，我们应该畏惧那些“最坏的选择”？应该慕虚名而处实祸？

连坐和灭族的合理性，还可以从人性方面得到证明：

人的亲子感情是根深蒂固的。在一个社会的道德良知完全陷入紊乱的时代，例如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不以连坐法和灭族制来逼使它为善，就很可能纵容罪犯甚至助长犯罪。基于血缘的亲子关系，是基于地缘的邻里关系无法取代的，如果连它也控制不了犯罪，那么社会就完全无可救药了！因此，连坐法和灭族制，比之它的退化形式保甲制和居民委员会制度，更加“适合中国国情”。除非，在连坐法和灭族制的基础上，再加上保甲联锁！

而瓦解家长的权威，一味依赖邻里间的互相监视，是对社会生态的极大无知、极大破坏！也就是说，家长必须首先为家庭成员的行为负责，包括负起刑事责任。家庭成员，也必须反过来为家长的行为负责──不是为了斩草除根，而是为了防患未然。

不仅如此，其它名目繁多的古代“极刑”也将一一复活，对于没有灵魂没有信仰没有良心的人渣来说，唯有肉体的极端痛苦，才能使得他们导向良善。为此，古代的幽灵将活过来，无数冤魂裂人肺腑的嚎叫，将响彻云霄。

“肉刑”在中国的恢复，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汉文帝王的改革，已经证明是极大的早熟！而且是极其虚伪地作假 ──我们知道，汉文帝欺骗世人说他废除了肉刑，其实他的孙子汉武帝不是照样阉割了司马迁、恢复了臭名昭著的宫刑？汉武帝的做法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不小心说出了真话”。

时代的车轮，似乎还没有重新轮转到现代的中国！因此中国再度野蛮化了，中国人再度成为无所畏惧的亡国奴！

现代中国人，不过是“春秋无义战、战国尸盈城”的“大悲剧里的小生物”罢了。“无足轻重的小小畜生，无论如何草菅之，都不为过”──不仁不义的中国天地如是说。野蛮的中国，他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更强力的杀人借口。


六，死刑是永恒的拯救


不必惊异！不必面如土色！新一代的中国人，哪怕面对灭顶之灾，也需要习以为常，而不是震惊恐慌。他们的胜利，将是一种基本的历史知识的胜利，他们的优势，将是基于对人性的领悟。他们知道，玫瑰色幻想，不过是淡化了血淋淋的现实。对空前变局，持习以为常的态度，应当成为新的美德、第二本能！

“对幸运习以为常，对灾难也习以为常；对圣洁习以为常，对罪恶也习以为常！”只有这样，才算摆脱了社会内耗、铲除了鼠目寸光。只有这样，中国人才算恢复了天真，又变得纯洁，重新萌动伟大的忠诚！只有这样，一个全新的民族才能问心无愧地，看到自己心中的北极星。

最大的人生动力是什么？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的极致，是自我牺牲。

中国的精华！你们，就是中国民族。不是代表，不是先锋队，而是民族自身──中国社会，只有一小部分成员，构成了“民族”，其它不过是散沙，甚至是人渣。

没有牺牲精神的，就只是散沙、人渣、甚至是洋奴，而不是这个“中国民族”的成员。中国民族的成员，最高的荣誉，就是成为反抗者──反抗白种黄毛绿眼红皮的番鬼！

为了证明这个荣誉，中国民族需要自我牺牲，然后获得牺牲别人的权力：唯有置自己于死地，方能激活散沙、人渣、洋奴的生命！唯有置民族于死地，方能有效铲除白种黄毛绿眼红皮的番鬼！

牺牲，牺牲，牺牲──这就是中国的最大资源。自己牺牲，也要求别人牺牲，强迫自己也强迫别人，再以强迫别人的势头进一步强迫自己──前进，既定的目标！

这高贵的感情，充满志士心，并摄为剑上铭！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不是侥幸，而是这黑暗时代的唯一出路！这崎岖的道路，指向民族乐园，在那里，一千年来亡国奴的历史，被重新野蛮、年轻化了的果敢，一扫而光。民族文化的野蛮化，相当于个体生命的年轻化。野蛮──年轻！

为了中国，让我们忍受它！

为了中国，让我们热爱它！

在中国的荣誉面前，没有尊卑贵贱、上下先后。民族整体应高于一切，而不是无耻贱民的“阶级立场”、贪污腐败的“党性原则”；腐败的北京政权在共产国际的阴谋下，已经沦为阶级压迫──共党独裁──民族阉割的手术刀。在二十一世纪，横遭共产奸党反复轮奸的人民，将被纯洁的民族整体所取代；在“夷化流氓共和国”的废墟上，骄傲的中国人，将像我们的古老祖先一样，以贵族的方式说话，以武士的方式行动！

而这取决于我们能否有效地消灭流氓的制度、盲流的习性。消灭湖南痞子运动并彻底铲除共党子孙后代的时候，到了！“无产阶级就是无耻阶级”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无产阶级政权”，将作为“无耻阶级政权”遭到烹杀。能救中国之绝症者，就是好的──其美无双，真善无伦！哪怕在奴隶与盲流的眼光里，他们的所作所为，被目为“罪过，罪过”。

“罪过，罪过”，这只是其肉鲜美的唐僧，经常念念叨叨的陈词滥调，是替现代小市民催眠的骗术。这些小市民自封为“中产阶级”、“高等华人”，其实不过是一些房奴，是一些群弱不禁风的白斩鸡，他们在养鸡场里喂大，只能剩下一些软壳的鸡蛋。

白斩鸡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面对死刑。死刑！应该为中国的复兴，助一臂之力。死刑！成为中国民族不言而喻的兴奋剂。

在这个无神论的流氓国家，这个失去信念的盲流社会，没有比“死”更能令人猛醒的“激励”了。爽快、振奋、终极的爱，非死莫属。

死刑是宣传队，死刑是播种机，死刑是伟大的园丁，死刑是永恒的拯救。

让我们欢呼死刑！它对授予者和承受者，都有非凡的教化意义！让我们善用死刑！死刑喷射出红色的石油，为中国抵消红色的耻辱！

让我们尊敬死刑！在这赤地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度，没有比它更仁慈的药方！它不是精神的恐怖、肉体的拷打、大片的饿殍、社会的死寂，而是──彻底结束这一切恶梦的唯一道路！

尽管古代的贤人如亡国的罪臣伯夷、叔齐说，以暴易暴不好，但历史上还没有一部相反的故事，写成过……

“只有革命的武装，才能消灭反革命的武装。”现在，回馈和反哺的时候，终于到了。愿我们汲取失败的教训、不忘先烈的遗愿！

死刑，是垃圾车。大规模的死刑，在这个沉渣泛起并由沉渣也就是共产党流氓主宰的社会里，将肩负特殊的“环境保护的使命”。它护佑新社会的发育，百试不爽。这样的死刑，是众王之车、众神之车！

它将以五十年的忍耐、一百年的热情、一千年的隐忍、一万年的期待，锻炼一个贵族的中国！

让我们为它忘我进行中的“肮脏的工作”──同声祈祷！


【岩浆】第九章

赤地汪洋


一，荒凉的夏季


人们告诉我这是盛夏，我自己也感到暑气的酷烈，可是当我行于国中，极目四顾的时候，却看不到一棵禾苗！甚至看不到一棵零落的小草。盛开的鲜花、飘扬的悠香、热烈的色彩、欢快的气愤，都被某种捉摸不定的东西，窒息了，并一扫而光。极度的诧异使我回过头去，希望看到一棵树木，可是失望，再失望，视野所及，根本就没有一丝绿色！几棵枯死的树木，叉着枝桠，仿佛做着无声的祈祷。

焦灼的好奇使我一心想知道究竟，可是我遍行国中，到处是一片死亡情景，天上的太阳普照，但是天空静悄悄，没有一只飞鸟。江河的水静静地流，但是没有一条活鱼……甚至没有生命的亡灵，哀悼死去的绿荫。

我终于登上一个小丘，岩石在脚下，灼人疼痛，残余草恨、断裂树干，暴晒下变成土块颜色。空气干燥得令人窒息。一切一切的祸根，使“永生”成为令人恐惧的梦呓。正当我发呆凝思，日色骤然暗淡无光，我的影子突然从地面消失！抬头望去，只见一片不祥的乌云向我迅速逼近……

啊！大片蔽日而来的蝗群！刹那间，它们落在我周围，可怜这些姗姗来迟者，再也觅不到掳物，只得再度振翅飞去……

原来是这样？

一片葱笼的、梦幻的田园风光出现！野间，绿蒙蒙的淡雾，与农舍的炊烟交融，母鸡在阳光下咯咯追逐，金色的太阳给这一切镀上梦境的金边，清晰，鲜明。突然，日光骤然暗淡，黑压压的蝗群大军压顶，它们以中国人民的解放军一般的人海战术，覆盖一切，甚至连空场和屋顶，也站满欢呼胜利的黄脸群众！随着这些两脚畜生不停抖动的躯体的节奏，整个世界的颜色不断改变，绿油油的变成灰褐色的，雾蒙蒙的变成真相大白！

蝗虫，你们是世界历史前进的蒸汽！蝗虫，你们是世界革命的发动机！当猫择洞发出《中国蝗虫解放军占领南京》狼嚎的时候，你们毁灭文明、破坏收成的能力，已经显露无遗！

人们说你们丑陋，其实你们是末日。在你们的飞腾中，体现了自然价值！你们的啄食，使万物变态，与时俱化，你们的欢声雷动，弥补世界的活力，展现另一种美色，死亡。你们甚至用自己的碧绿，美化业已灰褐的死寂。蝗群解放军腾起、飞走，我们如梦方醒，望着空空如也的世界：没有蝗虫的世界是多么荒凉啊！特别是在蝗虫之后。没有遭到解放的人们是多么痛不欲生啊，特别是在遭到解放以后！

当人孤独的时候，如果没有善来安慰他，就容易爱上恶，所以许多人宁愿沉溺于罪恶也不愿自限于孤独！这就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清结”：世界的意义消失了，不是来自它的体无完肤，而是来自杀手本身的死亡！

伪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八九年的北京，比日本鬼和满洲狗和蒙古猪更凶狠地再度占领了天安门，“共和国蝗虫们”被北京市民不慎拍死了几只。这是大煞风景的事。必须屠杀一百位北京人民来祭祀蝗虫，并册封蝗虫为“共和国卫士”！


二，死亡的德音


绝对黑暗中，“无聊”围剿我，“空虚”歼灭我，灵感像闪电一样袭击我。

众人的罪恶与地狱的牢笼，照亮预见未来的世界：这是什么奇妙的乐音？嗡嗡作响，宛如飞机的马达……宛如擦亮铠甲的武士，临阵前发出愉快的呐喊！这是蝗虫机群齐振翅翼的声音！

中国一切建树，遭此蝗灾的护佑；我们的生命树，将获得无与伦比的“蝗的祝福”！蝗福，将吞噬中国的惰性与自残的恶习，把人民身上的荆棘，摧毁殆尽！五千年的泥潭，腐败成性，主动行为遭到谴责，一切原创力受到扼杀。“加法原则”已经不能弥补，只有“减法原则”方能获得成功！

于是乎，原始森林没有了，人造树林没有了，草地和农田荒芜，茶林与荷花凋零，黄土高坡焕发一万年来最大的卖春活动，繁荣娼盛，建设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为毛狗早就嚎叫过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所以黄色娘子军们，早上也要卖淫，晚上也要卖淫。

巨大的断层，将带来没有绿色的自力更生，只有我们知道，这新的德音，一种反对福音的德音！空前壮观的交响合唱队，为辉煌信仰的新颖，上演庄严赞美──死亡颂歌。荒凉的国度，将以死为生、以死为美、以死为最高的荣誉！

恐怖的怪影，大地的阴沉，使天穹变色，像彗星的尾巴扫过地球，万众绝望，像畜生那样对地震富有预感。这轮回的间奏曲，是以砍伐为形式的：他说“不破不立”，只有完成屠杀，才能继续生长！

共产蝗虫吞灭了一切。共产党一手培养了比共产蝗虫更加贪婪的“反共蝗虫”，这些党的儿女就要前来掘地三尺了！


三，红色中国赤地千里


赤地千里，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就开始了，那时还有“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梦呓，想把中国变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后来到延安时代，“边区”已是“赤地万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更大规模的赤地千万平方公里！但是，“赤地”仿佛是一项绝妙的隐喻，预告中共统治的无限悲惨。“赤地千里”已经不再是预言，而是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的中国写实！

看那广袤的平原干涸一片，禾苗成灰烬，随风飞扬尽。长方的水田裂成无数的斜纹，像是古代巫师烧烤断裂的龟板：上面预兆怎样的吉凶、如何的兴亡，不需要解读就能知道了。热风掠过，烟尘腾起：多像龟板在穿刺之下，“痴”的一声冒出青烟。这不是旱灾，而是民族复兴所经历的“秘仪”！

探测未来的秘仪，也在不期然中祝福了未来！深刻的恐惧，使人们渴望投身秘仪，像一只只热锅上的蚂蚁。山峰变秃岭，人体迭着人体、人人吃人人的繁荣，将走向极端的反向。大地重新野兽出没，并在重新野蛮的过程里，积聚了底层的活力。

我曾以急促的脚步在大地上跋涉，无人知晓的去处、惊心动魄的事件、心神摇荡的景观，是家常便饭。但所有那一切的惊奇、激动，也比不上现在的瞬间，置身在这漫无边际的焦土，所感受的困惑！仿佛在炽热的熔炉里，高温高压使得一切东西的形状，都慢慢消除了。

酷热的凤，火辣辣，越是灼热越是加速，越是加速越是灼热……尽快走完与尽快死亡，具有了同一的含义。而脚下的焦土，却随着跋涉者的前进而不断延长：看得见尽头却永远走不到尽头！不断击败勇敢的跋涉者！

我们之前的人民，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己经被这暴怒的土地埋葬掉，且被烧成烤肉、制成面包。只有能够活下去的人们，才在真正冒险！不知道畏惧，不知道利益，不知道失败，他们把食不果腹，看作上天的骄宠，把不知道在哪里过夜，看作生命力的指标。“挣扎在死亡线上”，是人生“美的焦点”。现成的、固定的价值，是他们的死敌。历来的人民，都嘲笑画饼充饥，但好汉却专食画饼－思想！他们以传统为食物！作为随意切割的蛋糕。他们没有国境的观念，自中国兴起、向世界泛滥、一视同仁对待百兽民族，把世界主义还给发明了它的红毛番鬼们。

“四海为家”将作为中国盲流的行动指南！

“合法暴行”将成为盲流中国的最高指示！

时候一到，南极的雪原化为泥沼，北极的冰崖掀起了滚滚波涛。冰川的遗迹毁于一旦，千万年的春潮从此涌起，“海岸线的腐朽文明”终于溃疡，高原重新溢出芬芳。新的古生代再临，潮湿温暖，无忧无虑的生殖。新的爬虫类兴起，迟缓坚忍的搏战重新开始，尽管那是出之以新的躯壳、新的形态。


四，沙漠的中国


中国，沙漠；沙漠，中国。急速的沙漠化进程，使人们甚至连中国的宿敌们，都惊恐万状了起来，“看，这伟大的陷阱！它甚至把尘暴送到日本和美国，威胁所有民族的生存！”中国，这是一座移动的陷阱，疯也似的向四周伸展它的懒腰。无限的自如翻卷，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北极到南极，它要填平整个印度洋？浅浅的印度洋，在这幸福中沉醉，陶然于沙漠的幻想，

沙漠的幻想拒绝沙漠，沙漠的幻想自视为自豪的的繁花似锦！请听，听一听充满恶兆的预言，替即将到来的恐怖世界注射一支有毒的疫苗！从“千里赤地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万里沙漠的中国大陆”（夷化盲流共和国），这里的逻辑是必然的。这里的宿命在说：苏维埃是盲流的先声，因为流氓无赖泛滥全球，是苏维埃主义的逻辑结论！

所以，列强的瓜分对象，若不成为列强的杀手，就无法真正独立自由。这不是“复仇心理”，而是“天经地义”。革命，是临产前的痉挛，是母子双方一起进入天堂，是新的生命起来，获得统治的宝座！那时，沙漠动物要不是变为水族动物，就无法生存下去。沙漠的顺民，你们即使无辜，也要遭到溺毙，因为你们以前太适应了，太顺从了，也太幸运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厄运缠身，彻底灭绝。幸运是不幸之父，适应是灭绝之母。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是失败之父。

中国──沙漠，一夜化出滔滔汪洋，水的恣肆、浪的纵欲！受害者如不成为施害者，就无法摆脱迫害的追逐！共产主义的沙漠，将引导反共的黄帝君临，人类英灵，以玉石俱焚的热情，不分青红皂白，清洗世纪污浊。


五，汪洋大道


变色龙，将成为世界的主宰、生命的典范！禁令成为新人类的最爱！空前的折磨，空前的祭祀，空前的肃然起敬，远航神秘的死亡之海，并预告胜利的返航！这样的革命，有百害亦有一利，无形中提供一个养精蓄锐的渊潭，连龙也需要龙潭作为皇宫……为什么龙都潜隐潭底？因为越大的存在，需要越大的屏障为其护育，作为其伸张之地。他的修行为革命作证，闪闪发光的目光有如引信，整个环境有如炸药：一切既定的必须改变，一切只能如此的，都要变成禁止如此。喧腾于中国的黑潮，激荡起巨大的白龙，它的通天道德，拥戴黑色漩涡，喷出白色泡沫，辐射全世界，触击核大战。日月暗淡，星辰摇坠，该死的生命变成化石，因为新的革命，是禁止腐败的。

请闭目一分钟，请静思一分钟，这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历史不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而且专向人民意志的方向背道而驰！因为人民意志就是人渣的意志，因为人民就是伟人吃剩下来的垃圾。

冲力过头，就会反弹，终于背道而驰……汪洋遵循的道路，不为凡人所识。这就是历史：人民是动力，但不是火车头；人民是燃料，但不是方向。中国人渣自行增殖的汪洋，你将吞没红毛番鬼，连同红毛番邦对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国共两党，送达地狱深处！

庞然大物……看，这堆疯狂扭动的行尸走肉，仿佛无缘无故，无意义的反抗，无来由的悲伤，为了它所不知道的天意，而生，而死……这就是列强国家，一系列强盗国家，骚扰中国所得出的邪恶果子──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


六，中国的警告


请不要无视我的警告：君子不党。

如果谁觉得好笑，就请听完了、看明白了以后，再笑。而聪明的人还等不到听完看完，就再也笑不出来了。中国的汪洋，繁花似锦，拥挤着无数人头的。令人捉摸不定，一切可能发生的事都不再发生，而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却经常发生。流弊无穷的社会癌细胞，榨取一切的人海狂热──全方位地扩张开来。精致的文化一一消失，原始人性却遭到文明的毒害，沦陷了一个个残存的岛屿。

末世的人民，我们临到厄运的关口！各个民族，争先恐后消耗所余无几的气数。中国首当其冲：

1，黄土高原成为无人区，以利生态环境的复活。中国人口将减少百分之七十，全国的绿化才成为可能，几百年后，化育成功新的民族。

2，矮的、弱的、残缺不全的、遗传疾病的白痴，统统不生，错误的出生，予以中断。

3，一个比白种人更加残暴的新民族，运用核弹来勒索一系列强盗国家，向白种人讨还血债。

4，如果我们的核弹不够精确，那也不要紧，可以在公海上爆炸一百颗，也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爆炸一千枚，让致命的污染迅速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5，恢复世界人种的正常比例，即，恢复生态意义的正义，西伯利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洲黄种化的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的身上。

6，要知道，白种人正在以“工业文明”的名义毁灭地球！他们浑身长毛，以最原始的兽性在“操作文明”，他们口蜜腹剑，尤其以“肮革虏──傻可熏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为典型，他们是一群穿着肮脏皮革的蛮子，愚蠢但还可以熏陶。

7，新的民族如果不能在兽性和文明这两个方面同时超过白人，就不能在世界的最后一战中，拯救地球！

8，新的民族，只有当你举起安拉的鞭子，千万年的本能终于苏醒，隆隆的炮声宣告西方的没落，宣告强盗国家的灭亡，正如鸦片战争宣告满清的死亡，八国联军宣告中国帝制的死亡：“红毛番鬼们，回到欧洲去，回到你们的老家！”


【岩浆】第十章

死生交界


一，灭他九族


历史上最深刻的死寂来临了，这要比罗马帝国灭亡后的“黑暗时代”，还要黑暗；甚至比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革命；比黑暗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的总和，还要血腥！因为，这是中国的“无君世纪”之谷底，是世界历史上这个“最大最久的政治实体”（中国）的“最彻底最漫长革命”（百年革命？二百年革命？）的黎明前的极度黑暗！

百年革命是一九〇〇──二〇〇〇；二百年革命是一八四〇──二〇四〇！

最彻底、最漫长。这时，仿佛一条黑色的寿衣盖上死者的遗体，我们希望奇迹再现，不再像一百年来用尽各种垂死的挣扎，来力挽狂澜。但我们是否太愚蠢了？中国还能复活？不是作为内外分裂的支那而是作为内外统一的中国？

中国，像你现在这样的癞皮狗，即使死去，也不会有人为你哭泣，没有人来凭吊，甚至没有人来同情，因为一切哀伤的表示，永远只在同种间进行，而你，却是这世界最孤独的文明，最孤独的种族，虽然你过去包容过世界，但现在却并不为世界所容！

中国，你这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僵直地挺卧在孤独寂灭之中，忘记生机勃勃的过去，忘记令人赞叹的岁月，你已走到生命的尽头？

中国，你的文化推崇孝道，难道为此，你竟然会落得断子绝孙的凄凉晚景？难道也得像埃及人、巴比伦人、罗马人那样灭绝？所以，中国的子孙已经开始异化，洋化得羞于自冠以“中国”的称号！而诡称自己是什么“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呸！这两个下流的难兄难弟！这两条日本和苏联豢养的乏走狗！

现代中国人，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杂碎，不过都是无耻的支那人罢了，不过是一些古代中国的龙种们所梦遗出来的跳蚤后裔罢了。他们是古代中国人与四夷杂交出来的混蛋。这样的混蛋、杂碎，有辱先人，竟然对洋鬼子顶礼膜拜。什么马列主义毛思想，什么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什么解散中国、三百年殖民地，都是异化于中国的杂种口舌、混蛋语言，该灭九族、施宫刑！如不满门抄斩之，中国就该满门抄斩、灭尽九族。难怪现在的日本人、朝鲜人、蒙古人、西伯利亚各种族、印度支那半岛人、太平洋各种族，这些中国的九族，都背叛了中国。

生与死，白昼与黑夜，中国与外夷，一字之差，攸关我们的全部命运。

现在，天上没有月亮，地上没有星辰，萤火虫子生出来的一点微明，都被剥夺，人间的灯火，已是昨日黄花，我们生长在史无前例的黑暗世纪。但是，为了中国，请拒绝西方的诱惑！我们不是东夷的倭寇，为了我们的尊严，请拒绝西方的真理！我们不是北狄的俄人，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莫过于人的心灵深处。

如果我们能照亮自己的心灵，中国将被照亮；如果我们能洞察自己的需要，世界将被照亮。使自己获得重生，也就是再造了世界。

绝对的黑暗，黑暗的绝对，毒蛇的嘶嘶作响，猫头鹰无声盘旋，四周布满了陷阱……这反而更好？在绝对黑暗中，人眼发生了超越视觉的功能：为光亮而设计的眼晴，在黑暗之中，英雄无用武之地，反而创造了巨大的乐观、巨大的幻象。它的内在世界，喷吐骄傲的火舌，跳出视觉功能的限制，像通灵的盲诗人，沉浸在天堂的乐音中。

绝对黑暗的妙用，琳琅满目、五光十色，它在万象之上，包容万象的光。它使人性中无益的喧嚣，静息下来，逼入升天之途……它隐喻：生命之花若不以符号镌刻，将多么短暂！巨大的美感，需要绵延的痛苦作为阶梯。绝对的黑暗，衬托超越物象的圣光！人的耳目一新，得到心灵的淋浴，既定的轨道沉沦，中国魔鬼横行的无君世纪，产生了一个结束暴君统治的超级仁慈，正如五胡乱华的黑暗，北齐与隋朝的暴虐，产生了唐宋的文明。


二，硕大孤星


冬天的蛇皮，怎能经得起春风的吹拂？看！一颗硕大无朋的孤星，从阴沉绝望的渊底，冉冉升起。它没有月亮的体积与专宠，没有太阳的能量与威严；它只有，刺透人心的力量。它兴致勃勃地琢磨，那些无人知晓的秘密。

从没见过这样迅猛的勃兴，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它向哪里去，全世界的天文学家，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因为它外于天文视野！但当它突然出现，连瞎子都感受到强烈的不安与骚动！

顾盼自雄的星辰！久已习惯黑暗的人，闭上眼睛，不敢瞧视。巨大的星辰，不因人民的闭目而敛迹，不因自己的寂寞而气馁，天大的障碍不过是他小小的不顺，他在漆黑一片的天幕上，和神秘的永恒进行愉快的交谈。孤寂的刺亮，穿透厚实的天穹。这不为世界所接受的死光，注定要投射到另一个世上……

星辰，你不能从下界得到任何资助与友谊，你只能得到剥夺、诈骗以及厌烦甚至诋毁！“历史”是头恶魔，她渴望活血、鲜肉的祭祀，历史如果“吃素”，那反而“浪费了”多少人的青春！那反而置人类于何地？那时，世界将被失业者充斥。投闲置散比之剥削奴役，更让伟大的志士们伤心。

冬天的蛇皮，怎能经得起春风的吹拂？


三，历史真相


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是什么？奴隶制度。

西藏神秘宗教的起源又是什么？农奴秩序。

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基础是什么？黑奴贩卖和强迫劳动！

澳大利亚、南非，就不用说了。前者是罪犯麕集地，后者把黑人当猪狗。

创立现代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三位征服者──拿破仑、列宁、希特勒──无一不是奴工制的推广者。列宁的劳改营和希特勒的集中营就不说了，甚至号称“解放者”的拿破仑也不遗余力地执行所谓“义务兵役制”！至于毛泽东，就更不用说了，他是列宁的走狗斯大林的走狗，在中国建立了无数的劳改营，把中国大陆变成了“八亿人民八亿兵”的奴隶主义大学校，所以他说，“人民解放军是一个大学校。”

什么义务兵役制？不就是现代世界最大规模的奴工制吗！对我们来说，并不能因为“一系列强盗国家”（列强）都采行了黑暗残暴的义务兵役制，就违心地否认它是一个不等值的、强迫性的奴隶制度：各个所谓“民主国家”的士兵，实际上只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囚犯与奴工罢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真的没有这个万恶的名叫“义务兵役制”的奴工制度的存在，那么，这些一系列强盗国家（列强）能不能继续活命都会是个问题。起码，它们会立即失去繁荣发达的可能性。

事实证明，任何一种社会生长运动，无论是军事、政治的形式，还是经济、文化的形式；当它开始转变历史趋势时，注定要牺牲多数人的利益甚至他们的小命；而不会细细计较这些个人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否则，那累积成文明大厦的剩余价值，从哪里来？要不是牺牲了多数人的利益甚至他们的小命，一切变革将形同虚设，无从实现“艰难的转折”。原始积累意味着：历史的游戏规则残酷无情，一切“成功的革命”具有多大的度数，完全可从它所造成的牺牲的度数，来测量一下！

奴工制已经被猫择洞筒子（毛泽东同志）用为“改造中国”的杀人体系，并将继续被他的继承人们作为“战略工具”来发挥到极致。不要幻想，一场革命会给多数人带来利益。这是不可能的。世界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这样的革命发生过。将来也不会有。

这不仅由于人心险恶，而是因为革命本身就是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力量的公开冲突，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手段；革命本身是不能创造财富的，革命本身只能进一步消耗财富，它所造成的伤害，当然会大于它可能造成的福利。所以，一次革命所带来的福利，若能与它带来的灾害相抵，那就是莫大的恩惠了。

革命的悲剧性质仅仅在于：为了号召群众并凝聚力量，常常不得不做出无端的许诺、画出子虚的蓝图；结果历史上每一次革命之后，社会都继之以灰心、绝望的气氛；过分的奢望，只能加重张皇失措的情绪。

未来中国的撒野则不然，它预先发出警告，置之死地而后生。它让人民以最强的心理准备，去对付最恶劣的处境，从而赢得最有利的结果。


四，奴工复国


作为不可逃避的劫难，任何彻底的革命，都会使一切金融货币系统完全解体。钞票和一切旧社会的灰烬一样，成了无信誉的废纸，商品经济还原为实物交换，任何协议变得可疑……这时，没有比奴工制更经济实惠的征召方式了。这不是古代劳役制度的简单复活，而是暂时以政令来替代纸币，用以维持社会的运转……这就是“现代奴工制”的存在理由！大批的奴工是以各种罪名，在茫茫荒原、窄窄工厂，默默无声地劳作、勤勤恳恳地倒毙，为新的社会打地基。他们没有名宇，没有遗迹。奴役他们需要一些理由，而不能像奴役古代的黔首那样仅仅以义务为号召。

古代的奴隶总管家只是问：“他们的劳动成果怎样？”现代的人民教导员还要问：“他们死了多少？怎样才能让他们死得快些？”社会的巨大转型，使触犯刑律变得那么容易，于是囚犯的来源也就不会枯竭。这种时代精神，并非共产党人的发明，只是他们更加熟能生巧，更加丧心病狂。他们说：我们决不回避物体，因为我们正在艰苦创业新的社会，不同于末代西方人的脑满肠肥。

书斋里的经济学家会指责奴工制不仅在道义上声名狼藉，且在成本上得不偿失。但未来学家的理论却是：

1，这一切应该悄悄进行，以减少道义上的损失；

2，它的效率虽然不高，但在成本上不仅绝对合算，且太富于诱惑──最彻底地吸收了剩余价值；

3，通过人口的减损，为中国每年节约购买农产品的几百亿美元外汇；

4，可以镇定乱世人心，促进秩序的恢复；

5，对奴工以外的人，具有不可言传的工作示范作用。

上述这些益处，不仅有经济价值，还有心理和文化价值：创造严肃、律己的社会气氛。这是一切“怀抱巨大创造潜能的新社会实验”一再证明为“富于成效”的。这个成效就是社会规则的破坏与改造。

我们预见，将有两种奴工制并行不悖且相辅相成于中国：

1，被迫的奴工，专司生产；使用不会说话的工具。

2，自愿的奴工，专司管理；使用会说话的工具。

后者的精神对未来文化的塑型作用，当然大于前者。但前者也是决不含糊的，他们不仅以肉体的力量打下基础；且以其沉默的升华，废物利用，锻铸民族新魂的人类材料。

如此看来，奴工制的积极因素是不可讳言的──它是一切创业条件中的第一要素！而且，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有掩护的奴工制，将更有效。例如，“党”和“国家”乃至许多“宗教团体”，实际上就是奴工组织！并且正在依靠“吸取奴工们的血汗和奉献”，而茁壮成长！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由于社会压力的不断加大；普及奴工制度，完善奴工制度，将是中国复兴的前提。奴工制度这个巨大的社会工程，通过强大的物质运动来形成精神压力；再透过强大的精神压力创造物质财富……这双管齐下，对一个新民族的塑造，必不可少。


五，走出沙漠


那一天，将有一个民族横越沙漠、高唱战歌去迎接死亡。

他们像蚁群涌过火堆那样，欣然无畏地穿越民族的壁垒。一直禁锢着他们强大精力的重重枷锁，终于被无情地粉碎。阻遏他们伸张正义的内忧外患，一扫而空。

在这热血沸腾、兴奋不眠的历史时刻，人们被辽阔壮观的视野陶醉了。这个民族因此忘却了死亡、忘却了痛苦、忘却了罪恶、忘却了一切令人胆战心惊的东西──不是通过传统宗教的涤罪作用，而是通过新型哲学的饮酒功能。

他们的歌声仿佛“教堂的安魂曲”，他们的步伐犹如“自信的梦游者”。他们以超然镇定，一一做完他们最勇敢的先行者都不敢尝试的、他们最富想象的先知者都不曾梦想设计的事业……

走出沙漠的民族！你们以摩西的队伍为样板，你们不是十二个部落，而是十二亿人。你们不是混沌初开的原始民族，而是腐败透顶的支那！你们面对的不是埃及的法老，而是整个现代化的地球末日的压力！坚忍的民族，你们的苦难终于有了报偿：在渡过沙漠的旅程中，你们锤炼了自己的品质、提升了自己的品位、重整了自己的品行！这二百年的抽疯炼成的盖世三品，比你们祖先五千年荣耀的传统，更具强大的活力。

是沙漠的艰辛，激起了你们克服沙漠的勇气；是沙漠的绝境，逼使你们开始了创造绿洲的运动。

你们知道，一切成功反抗侵略的活动，最后都必定要结出反向侵略的果子：秦人是这样反抗关东各国的，俄国人是这样反抗蒙古人的，日本人是这样反抗朝鲜人的，日耳曼人是这样反抗罗马人的，罗马人是这样反抗迦太基人和希腊人的。希腊人是这样反抗波斯人的，甚至侵略成性、杀戮为业的亚述帝国，也出于对巴比伦人的数百年压力的总反击！


六，世界需要你们


你们知道，现代世界各种族、各国家、各民族、各个阶级种姓的佼佼者们梦寐以求的事业──只能由最善于承受艰辛的人们去完成！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时刻，已经过去；“全世界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的时刻，即将登场！不过，那不是由共产主义的丧家犬们来实现，而是由秦人、罗马人这样的“被压迫民族”来促成！这，就是历史的报应。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易经·泰卦》）的日子，已经不远。

古典文明的“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就是“罗马公民”，未来世界的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将是谁呢？

被压迫人民啊，你们在绝望的沙漠中熬炼出来的结晶，不会白费。对沙漠的反弹和回忆，是你们的持久激励。

让我为你们衷心祝福！

让我们为你们的行为扩张，预先辟开思想的空间！

我们，是为你们而活着的。

那一天，将会有新的《雅》与《颂》，从中国的大陆深部流出，文化的废墟变成了文化的绿洲。

那一天，新的民族将说着新的语言，他们饶舌，仿佛在操练一种战略。人们仿佛知道他从哪里来，却不知晓他向哪里去──他对世界的关怀，并不能使人宽慰；因为他所开启的一切，过于巨大，以致托出无限的预期。

这是一种宗教吗？

或者，仅仅是某种纯朴的感情。

它是世界政治的艺术总谱？

或者，仅仅是某个民族的意志。

但无论如何，它已不再是黄河流域几个小小部族的娱悦品，它的范围，也不再限于“汉字文化圈”──它不仅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繁殖，还会改变地球的气候，过度的工业化也许会缓和。

它不像文中子的《雅》与《颂》湮灭，消失在隋末历史的湍流中；因为它不是临摹品，不是发自个人的怀古幽情。它不是文字的工夫，甚至不是深厚的修养，而是某种原始的吼叫，一种孩提般的吵闹：仿佛一轮朝日突然耀眼四方，仿佛雪山崩溃时的巨响。

教育的压迫、风度的榨取、学识的奴役、修养的阻碍……都不足挡住他的前进。他刺破历史的青天，舔舐清纯的眼泪，掠过稠密的鲜血，透明的精力、空灵的魔术，为他献舞。

新的光合过程将产生新的种族、新的文明！

新的《国风》将和新的《雅颂》一同兴起──作为世界喜剧的开场白。它的《前言》说：历史其实全是喜剧，悲剧只是喜剧的间隙。所以，我们要满怀感恩之情，我们认为悲剧意识是一种成见，毫无意义。

新的《国风》，将是新民族破土而出的爆裂声。所以，它来自悲剧，但并不固执于悲剧。中国民族的天良、中国文化的冲动，呼吁我们：为了结束近代中国的苦难、耻辱，一定要以新的体验去开辟新的道路！

为了不让我们的牺牲付诸东流，或者仅仅是为了回报的必要性，也必须这样做！更何况，大地在我们脚下，正展开多么新奇而辉煌的远景──

让我们为了它，而忍受眼下的坎坷吧！

让我们从悲剧的优美中，获得本体的安慰！


【岩浆】第十一章

没落西方


一，狡狯愚顽


愚顽的世界！你们的最大愚顽，就是不信预言者的预言！罪恶的世界！你们的超级罪恶，就是曲解预言者的意义！麻木不仁的世界！你们无动于衷，蝇营狗苟，指导地震粉碎了你们的一切梦幻。所以预言者的预言格外尖利，预言者的意象（他不敢自称“异象”）格外真切，不如此，则击不破你们的厚颜无耻。

预言者仿佛没有自制能力，“自制啊自制，多少罪恶借你的名字滋生蔓延”。预言者没有选择的余地，“选择啊选择，多少罪恶借你的名字而肆虐”！保持沉默是需要极大毅力的，隐忍不发的毅力，抗拒诱惑的毅力，等等。预言者没有这种毅力，只能把心中的块垒倾泻出来，供人凭吊。

我们的预言，常被狗眼视为一纸谎言。因为世界已经落入疯狂的痉挛，颠倒错乱到如此地步，到处充斥一派胡言，到处充斥西方的真理，到处充斥“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现代人的“天意”就是“疯狂”的代词，就是“不负责任”的代词。而把预言者变成火刑柱上的烤鸭，就是世界贪欲的最佳注解。

将有大野蛮来到，也就是说，将有大希望来到。在最彻底的毁灭中，孕育最辉煌的建树！勒索与施舍，是历史的交响：野蛮的代价越是残酷，文明的收获越是可观。生机勃勃的青春，来自蒙昧的童年；沁人心脾的诗歌，发自愁肠百结。貌不惊人的野火，将是黎明的先驱。晓星残月，比之如日中天，更有诗人的气质。

请不要轻蔑也不要畏惧！请不要敌视也不要狂喜！这野火乃是无法改变的定数，它要烧尽一切见不得太阳的东西，一切诋毁黎明的东西，一切幸福而霉烂的东西。当黎明的太阳升起，野火将自觉消灭、无影无踪，因为野火的使命已经完成！世界上，还有比这“野蛮的烈火”更“文明”、更“富于理性”的吗？这样的野蛮，既是人性上的一种需要，也是文明史的一种需要。

人，生而野蛮，而非生来文明；所以，小孩子都愿意在地上捡东西吃，而厌恶端坐在桌上进餐。正因为人的“原点”是如此的“下贱”，所以，在某些方面越是表现文雅的人，在另些方面就越是富于野蛮的冲动。这就叫做“身心的平衡”。不平衡，人就会得病。

人是如此，人所创造的历史作为“人格的延伸和外化”，又岂能例外？

文明与野蛮，甚至不是此起彼伏，而是共生共灭。缺乏野蛮要素的文明，由于对人性过度抑制了，所以它自身反而不能持久；缺乏文明要素的野蛮，违反社会的惯例，故难以畅行。最好的命运因此是“穿梭于文明和野蛮之间”。

生动的历史，要么发生在“走向文明的紧张状态”，要么发生在“回归野蛮状态的绝望过程”──位于这两种状态之间的，是那种恰到好处的松弛与幸福，却充满了“纪年之牒空虚”（《韩非子·大体》篇）的无历史。“反历史”的超然，并不是“无历史”的空白。为了历史的缘故，即使不是从“趣味”出发，而仅仅从“功利”出发──也请允许我们：把野蛮作为文明的充电和休耕！


二，风满楼宇


预言者的“奥义”十分平凡，人人可以懂得。如果人们被自欺心理蒙蔽，看不懂，听不懂──终究能从血潮的奔流中听清楚！天意的连贯性、方向感的一致，具有无限的和谐与完美。他指斥风行世界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已经严重缺钙。唯物主义的信仰已经落入骗子与恶魔的手中。唯一的拯救便是“只有自己救自己”，他们的自救只是自残与自杀。于是纷争不断、战乱迭起。奸雄毛泽东发动文革，像隋炀帝一样走向自杀。

有用的人，造出有用的方法；无用的人，学不会有用的方法。一切方法与主义，在别的意义上都是欺人之谈。

听！风满楼的声音！风，在廊间急促回旋，激起一阵悉悉索索的声潮！仿佛阴魂不散，渴血的复仇，在莫名的恐怖中归来！谁以重力敲击摇摇欲坠的柴门？视而不见的旋风，人们只能看见你留下的残花败柳。你的气浪隐蔽了你的踪影，你的涛声涌溢无限的幽灵。凡有不平的地方，就有你的作怪！你的出现，带来季节的转换。

山雨快要来了！乌云正在凝聚脚步，最大的团结、最大的分裂，这样减少挨打并增进打击的力量。乌云的聚积甚至能够听见！越来越浓，越来越凶，终于进出耀眼的火！火是万物之源！甚至连沁人的甘霖，也是从火与电中降下的！熊熊大火照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猛烈的山雨，挟卷暴风之海，汪洋恣肆，袭击这自称为“中国”的千年沼泽。尽管千年，它还没有足够的涵养形成沉积岩，因为它遭到的磨难还不够度数。


三，灾异论纲


刻薄的欺压、刮毒的凌虐，凝聚乌云的派阀，准备历史的冲动。在山洪的震撼前，吞云吐雾的扫荡后，千年积累的庞大泥丘，终于倒塌，“永恒中国”的神话受到嘲笑。自然的山洪在它面前，不过是涓涓细流。自然界，灾祸年年有，患难月月出，坎坷天天说……但所有这些并不构成“灾异”，因为灾异是自然灾难引发了社会崩溃，使得社会的共同理想、普遍信仰，因此遭到致命的打击。灾异是革命的先兆，甚至就是革命本身。所谓“革命”，往往就是“末日疯狂”。

人类并不是一群理性动物，而是充满了偏见、愚顽、固执、恐惧之类情绪的“追逐快乐者”！他们的接受与拒绝，都是以快乐与否为前提的──哪里能够顾及清醒的真理？所以，必要的灾异及其恐惧，是历史前进的契机！推动社会发展的法宝，就是让人民不安于现状，就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渴望！

那时，人民本来是半睡半醒的生命遭到唤醒，千百万条猪狗不如的东西，将突然恢复人性，突然恢复人的尊严，他们终于放弃了诸如猜忌、怀疑、诽谤、拆台、欺诈、剽窃等等支那人的下流特性，做出他们以往在睡梦中都不敢做出的高尚的壮举！这时，他们的智慧也苏醒了，他们挖空心思，把“居心叵测”看作智商的标志。在他们之后，将是数十百年的精神沉寂，新的文明芳甸会遥遥无期？

我的名字将消失在未来中国的芳甸之中……犹如春草之化为泥土。


四，中国演变


中国居民的原始力量，将由于中国社会控制体系的解体，而尽情滋长，无忌蔓延。“搞烂中国，搞烂全世界”，已经是支那流氓毛泽东的语录名言！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烧杀抢劫，到《大庆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从雷锋式的战士到邓小平家族的贪污腐败，这样的流氓用俘虏兵的狗命，在朝鲜往联合国军的嘴里充填死尸，在越南用中国饥民的口粮和美帝国主义的炸弹玩一玩死亡游戏！现在，他们正在中国腹地完成举世无双的集结，他们的前锋己经跨海到达香港、台湾、东南亚、日本、澳洲、美洲以至欧洲；甚至连西伯利亚的荒原、俄罗斯的穷乡僻壤，也布满他们的足迹，这是“第二次地理大发现”，是贱民的殖民过程！这对欧洲人的第一次地理大发现，是个历史反击！欧洲人抢劫，自吹自擂是白种人的负担；现在，给他们收尸的时候已经开始！

无可奈何花落去，哀哭吧！在新的文明形成统治力量之前的岁月中，世界将不可避免的陷入混乱。

欺压中国的世界要得报应了！威胁中国的列强要受死无疑！万恶的现代世界，过多的骚扰，过多的假面舞会，过多的虚文，比古老的文弱的中国还要虚文的虚文！盛行世界！所幸的是，现在的中国已经抛弃了它在历史的废墟中积攒太多的破烂、太多的虚文！这时，无业流氓比地主绅士更有力量，甚至比金融大亨更有力量！要知道，横行一时的英国绅士、厚颜无耻的美国大亨，他们都是通过怎样流氓的手段发财致富的。他们的祖先，那些海盗、婊子、毒害世界的奸商、烧毁圆明园的罪犯！中国人并不是没有这些作好犯科的能耐，如果这些也算得上能耐的话。现在，西方的流氓已经成功摧毁了中国流氓头上的紧箍咒，下一步，就要看中国的流氓行为了！

这个世界用血与剑的教训，开导中国：“你要成为绅士吗？请首先变成流氓！”西方的绿眼晴充满兽性，他们浑身长满的黄毛，只能听懂野兽般的吼声！


五，真假洋鬼，竖起耳朵！


西方人啊，你们太短视了，你们急切的情欲，并不能像你们的咒语哲学家所宣称的，是什么“恶推动了历史”。你们短暂的、注定灭亡的历史，从来没有“历史一定反转”的经验，你们哪里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搬起石头一定要砸自己的脚！所以，你们的罪恶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注定走向自我毁灭。你们的巴比伦人哪里去了？你们的希腊人哪里去了？你们的罗马人哪里去了？全都完蛋了。你们的西班牙帝国、大不列颠帝国、美利坚帝国，也都亦步亦趋，走上财政破产、军事失败、国家没落的康庄大道。因为你们的心太贪婪，大西洋的浪水，浇不灭你们的欲火，太平洋的海沟，挡不住你们的末日：你们的毁灭必定种因于自己，非杀手之功也。真假洋鬼，竖起耳朵来！

西方人，你们撕掉了中国文明的外衣，你们肆无忌惮地羞辱中国，以证明你们的伟大、光荣、正确，你们的走狗中国共产党，也以十足的洋奴嘴脸亦步亦趋地跟在你们后面爬。伪、光、正的中国共产党，羞辱中国、践踏中国、改造中国，达到顶峰。但是，中国魂依然跳动！二十世纪的危机，没有杀死它，反而刺激了它的活力！仿佛兴奋剂，仿佛良师益友。内在的痉挛、调整，与外在的血腥、扩展，同步。真假洋鬼，你们的国际阴谋，宣告破产！


六，正告西方


西方和西方化了的各色人等！你们和我们不属同一族类，所以你们无法判断中国的事情。但你们却又不愿意闭上自己那张吐不出象牙的狗嘴，你们对中国事务的评论和干预，总是事与愿违。

置身于中国灾难之外的人们！那一天，当你们看到中国崩溃时千万不要故作惊奇状，更不要幸灾乐祸！你们惯常的隔岸观火，这一次要使你们大大地倒霉。你们的快乐不可能持久，你们的算盘已经失灵，你们要为敌视中国的快乐付出高昂的代价。你们看到一头巨龙倒地死亡，就以为中国已经一劳永逸，这个希望落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灭亡，决不是中国的灭亡，而是中国的新生。这是中国自新不已的“爬行类文明”（“龙的传人”）与西方那种“哺乳类文明”的区别所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尸体中，钻出无数活泼泼的小爬虫！不要误会，这不是蛆虫，这不是食尸者，这不是末代恐龙，而是新的生命类型。中共的僵化得自苏联──白色匈奴；北京的顽冥得自满洲的猪尾鞑子。一九七六年在吉林爆炸的陨石雨，断绝了“后清”也就是中共政权的命脉。

让我们拒绝“后清支那人”的弱不禁风。让我们创造新的唐朝的精神与生活。新的唐朝不会姓李，正如老的唐朝不会姓刘。新的唐朝也不会叫唐朝，正如他所灭绝的现代隋朝也不叫隋朝，而叫中共！

西方人啊！你们如果执意要笑，一定要笑得自然！不过我知道，这很难很难。取代一头垂死的共产恐龙的，是数十个现代的民族战士。这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是持久的生存较量；你们的对手，将是更具攻击性和危险性的！

八国联军啊，你们自命西方八王，其实不过是西方王八！这一次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合并为一了。

西方八王！你们的盛世，建立在中国的苦难之上。共产卖国集团已经忘掉或试图让人也忘掉这个事实。但我们不会忘掉。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支那人，健忘得下贱，但年轻的中国人却将是记忆良好的复仇者。我们要从一切的历史深渊中，钩沉出复仇的借口，以便向一切曾经奴役过中国的异类，发动“统一战争”：不消灭你们，我们怎么获得安全？怎么对得起你们的祖先针对我们祖先的“统一的善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奴役过中国的匈奴、鲜卑、西藏、满洲，已经统一于中国；半个突厥、半个蒙古，也已完成此一过程。当然。鲜卑利亚（西伯利亚）和日本还有待这一过程的充分教化。

近代以来，在扰乱中国时贡献最大的日本，最先垮台，它之被正式纳入统一的中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侵略中国的危险历程中，次一级的俄罗斯，业已严重衰落，中国向它索还黑龙江流域和西伯利亚、中亚细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俄国从来没有像日本那样试图并吞整个中国，所以中国也不需要全部并吞俄国，就可以获得安全。

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这个仇不报，非君子也。中国必须在商业和道德方面彻底毁灭英国，并向它的前任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广泛移民。

美国曾经以排华法案侮辱过中国半个世纪，所以，中国有义务在美国获得平等权利：使美国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居民，都是中国后裔。

法国曾经几次入侵中国并霸占中国领土安南等地，这笔帐目也不应该忘掉。中国对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等欧洲小邦的首都和海外领土如科西嘉岛、撒丁岛，拥有一剑之仇需要回报！

至于其它的欧美八王或王八以外的国家，也必须一一归还它们从中国抢劫的文物宝藏。历史的报应必须完成。这样的中国，才能从他长达的两百年恶梦中醒来，获得安全──成为地球村的“负责任的居民”！从华人强迫吸食鸦片开始的恶梦，必须用英国人的灵魂下地狱来结束。那时，全世界各民族将在英国的大地上载歌载舞，庆祝一个罪恶国家的的彻底净化。

西方王八！命运已经对你们的罪恶，发出最后一次警告！下一次，命运将不再警告，而直接击穿你们黑暗的心脏。那时，西方种子的肮脏将被淘汰，美丽的自然、公正的规则、不可测度的命运，将把世界的每一寸土地，还给他原先应许的人。西方王八啊，你们日子终于“满”了。

西方王八的王八后人！你们是最后一代躬逢盛世的幸运儿！你们祖父的积累，已经耗光，你们父母的罪孽已经昭彰，你们自己的结局将是不可估量的悲惨。今天最激烈的咒语，对于你们的明天都是巨大的安慰！


【岩浆】第十二章

六段谶语与《岩浆》后记


一，四连环，催命符


心理的错乱──生理的紊乱──社会的混乱──政治的暴乱，这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四连环。

在这里，天才般的自我感受，成了政治变革的催命符。对此，唯心主义的解释比之唯物主义的说辞，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二，打劫等于救国


那时候来到，打劫之风横扫中国，整个大地在抢劫者手下发抖，就像初出茅庐的少女，躺在刺刀之下战栗。

那时，不会有人潜伏在夜色深深的小巷，在瑟瑟的风口上贼头贼脑、守株待兔，因为公然打劫已经被视同拯救中国──革命时代，已经揭幕！


三，光明正大的阴谋诡计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口号，将从中南海的深宫，一直响彻天涯海角，那时，强盗将明火执仗；妓女将白日宣淫；贪官污吏将成为流氓共和国的大救星！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四，冲决罗网的民族


那时，遵循道德律的，只剩下老弱病残。凡是生命旺盛的，都会标榜谭嗣同的名言，去“冲决罗网”！

所有中国居民，既不是中国民族，也不是中国人民，而是行尸走肉的大杂烩，或迟或早，或主动被动，都将卷入或投入──这兴高采烈的浩劫。在这里，不仅权力与财富，女人与信仰，而且连法理和逻辑都成了抢劫对象！！猫择洞死相（“毛泽东思想”）开创的顶峰多么惊心动魄！


五，地狱里的信仰


是的！“为了中国的进步”，应该把信仰也变作抢劫的对象？

为了中国的进步，不惜把权力、财富、女人、信仰，一概打入地狱的歹徒，横行中国、挺进世界的日子，到了。他们追踪西方王八的步伐，前进。

信仰是权力的基础，女人是权力的附庸，对信仰的争夺，是权力争夺战的顶峰──这不仅是盛世的实相，更是乱世的德音。新的消息，并不因为它的新，就成了假的。相反，为了夺取新的信仰，请披上新的铠甲！


六，行动吧，中国！


见这一切，不需要多么深的眼光，仅仅需要“承认的勇气”！

中国，早已过了所谓的启蒙时代－－现在，中国要的是行动、赤裸裸的行动，而不是语言、文绉绉的语言。

现代的中国人缺少古代的美质，行动至上的美质，一旦上天重新赐予中国以此美质，“中国风暴”就平地而起。不拘传统的樊篱，对风暴不必规范。因为必然要来的一切，都是善的！！


后记我们展望


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不禁如释重负。

但愿我所写下的不是安拉启示的真实，而只是个人的神经质。因为我们的内心，是那么样爱中国，也爱世界，爱不争气的人类。但另一方面也不该忘记，世事的发展总是超过人们的预料，而且不以良好的祝愿而改变残醋的逻辑。

当前，中国局势的走向和中共制度的可能演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此，分析家们常常过多强调了“中共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其实，这主要由于不甚了解中共的政治哲学和他们的组织性质。

不论是现代的民主政治还是中国传统的政治，都把政治艺术的本质看作妥协、调和，所谓“和为贵”是也。但共产党哲学却把政治的本质看作“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部分人坑害另一部分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猫择洞〔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种猫择洞死相（毛泽东思想）一直支配了中国共产党五千万党员的鸟头。

据某位毛泽东研究者披露：此人实乃“半瓶水响叮当”：

毛泽东在湘乡读东山高小时就以狡辩强辩而博得了“湘潭漂”的外号。张国焘与他在中共建党前见面时就觉得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聊时常爱设计陷阱，如对方不留神而堕其中自我矛盾，便得意地笑。”在延安时毛狗经常教课和演讲，很受欢迎，因为他的风格与引经据典的王明、博古、刘少奇迥然不同。毛狗知道他的工农兵听众的水平和喜好，所以多引《三国》、《水浒》的故事。再不时用国骂、省骂来调味。

毛狗读书不少，但一切凭兴趣，在长沙第一师范时，数理、音乐、美术、英语都不及格，所以有欠缺和浅薄之处。毛的文史造诣多年来一直被吹捧，但是与他熟识的大学者章士钊说，毛没有念过许多重要的典籍，他的诗词也不过尔尔。

这位“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读过《共产党宣言》和列宁在革命时期的著作。在延安时期他不肯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分析法国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毛有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究柢，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马克思地下有知，怕是要吹胡子瞪眼的。毛泽东还对身边人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他在中南海故居书架上的《资本论》和《列宁全集》是死后从图书馆搬来的。

毛对经济一窍不通，国外社会化大生产管理的书几乎没看过。他自以为是农家出身，懂得农业，搞了个“八字宪法”，其实中国各地气候水土不一，他的一套在很多地区根本不适用。他还不懂装懂地看冶金的书，凭这点指挥起全民大炼钢铁来。

他明明不懂数理化，却要接见李政道、杨振宁，与他们讨论物质结构，引用几句庄子的话，以表现自己的渊博。他不管会见外宾还是国人，总是海阔天空，信口开河。在与斯大林会晤时，满口的典故诗词，弄得翻译昏头转向，斯大林十分光火。但在正式的谈判桌他根本上不了，老是叫周恩来等人去应付。

在延安窑洞中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他说中共早期的某个党员后来在美国加州参加了三K党。毛竟然连三K党不接受非白人的真相都不知道。斯诺不便当面纠正他，于是在后面加了三个惊叹号。

还有一次，日本来宾告诉毛美国占领军歧视日本人，毛评论说：“他们很看得起有色金属，却看不起有色人种。”这番话被中共出版物吹捧为机敏、俏皮和幽默。毛一定以为日文能像中文一样表示他的意思，殊不知日本人用的是“非铁金属”，毛的翻译怎么能传达他的幽默呢？

说到毛的外文知识，不禁想起他的英文。毛在长沙上学时英文念得一塌胡涂，中共建政后又开始学。到晚年读《共产党宣言》时，二百多字的一页上有三十几个生字。一直到死，他的水平只有在外宾面前讲话时夹几个带浓重湖南口音的单词。

中共党内有许多人是文盲、半文盲和无知者，和他们相比，毛算是多念了几天书，是造神运动把他捧成了博大精深的人物。他的口才在他成了伟大领袖后也就成了强词夺理的流氓腔，例如在大会上骂梁漱溟、费孝通，训彭德怀、张闻天时，夸口说秦始皇坑四百六十个儒不算什么，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这也正是肺痨病人鲁迅所说的“伟哉一世之雄，妙就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

………………………………

够了！！

“六四”以来的事态表明，邓效颦（小平）──江淹人（泽民）在经济上尽管跳起了摇摆舞，但在政治上依然是毛的情妇，尽管她们并不忠实。所以，共产党推行的政策，不可能是对人民让步，而只是一个暂时的、骗人的策略。如果违背了这一“吃人的本性”，那共产党早就完蛋了。如，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便是如此，他刚刚放下屠刀，立即立地成佛（寿终正寝）。

不要以为，“这种分析已经过时了，新一代的共产党已经具有了新思维……”不要忘记，共产党即便有了“新思维”，却永远不可能获得“新组织”。共产党是一个高度极权的、极权到了“包括一切社会组织和监控一切社会生活”的地步。它的制度僵硬到了不能调整（除非是混乱）和不能妥协（除非是崩溃）的程度，所以期待中共和平演变，无异白日做梦。如果“开明的共产党人”（即“找死的共产党人”）竟然试图改变这一极权性质，则无异宣判整个共产党的死刑。

迄今为止，不论从左面试图改变中共政治制度的努力（如“文革”），还是从右面试图改变中共政治制度的努力（如“改革”），都无法成功。而“共产党的政治改革”如果一旦开始，就会造成比满清王朝末日还要迅速的雪崩效应，比社会本身还要庞大的共产党特权权力圈就会瘫痪，结果，改革演变成革命将是不期而遇的。

这也就是成功的老共产党员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因为半吊子改革而沦为悲剧人物的原因。

在这种意义上，自封“伪光大（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其实已经完全丧失了任何“历史的主动权”，成了完全被动地、只能沿着其固有的惰性轨道继续滑下去的垂死的东西。

说来讽刺，“四个坚持”的反革命教条，确实具有苟延残喘其狗命的作用，而“加速改革”反而只能自取灭亡。因为中共江山易改，娼妓本性难移。

现在的焦点仅仅是，自封为“总设计师”的跳梁小丑邓效颦其人，为求得个人的历史地位而不得不推行经济改革，一如猫择洞（毛泽东）当年为求得个人的历史地位而不得不发动文革。所以在六四屠杀亲手扼杀政治改革之后，邓效颦－江淹人的经改，就成了无原则的盗窃国库，一如猫择洞在林彪事件亲手扑灭文革之后，还要大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好一个伪善的色情狂毛泽东，好一个想当秦始皇不成，结果只能做个隋炀帝的毛广同志！

毛的弃妇邓效颦、邓的小妾江淹人，虽不是明媒正娶，且屡遭遗弃，但却令人作呕地要“守节”。邓效颦的经改和毛炀帝的文革一样，只能进一步搞乱中国，不可能进一步搞好中共。在未来的中国大陆，可以有经济的和平演变，可以有文化的和平演变，可以有社会生活的和平演变，但决不会有政治制度的和平演变。当共党还握有坑害人的暴烈行动的力量时，它将全力以赴地扑灭政治制度和平演变的星星之火；而当它失去暴烈行动的力量，用生命和鲜血反抗共产主义长达半世纪之久的人民，将不再把自己的反抗限制在和平领域，特别是在如此深的积怨之后！

那时，一场世纪性的较量，将不可避免。

只有积极准备迎战，并具有坚忍的胜利信念的人们，才能赢得世纪性的胜利。在全国的范围内，复兴我们民族的精神、缔造我们民族的制度。

让我们为这样一个中国，欢呼！

让我们为这样一种未来，欢呼！！

解龙将军

1993年12月26日


（另起一单页）


第二册禁书【野蛮的中国】

（另起一单页）

【野蛮的中国】

与本书有关的名词解释


一，释“新闻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白皮书》宣布：“我们没有新闻检查！”真的，我们的无产阶级王朝把新闻都连根铲除了，哪里还需要什么新闻检查？岂非多此一举，画蛇添足！在这方面，国民党就比较笨。他们竟然允许新闻本身的存在！所以，很简单，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们搞垮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新闻必须伪造！让事实自己说话嘛！让他妈的自动排队，何需检查？

我们的新闻原则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必须愚弄无产阶级！否则，这些贱民就会患上自由化的毛病，试图真的像人一样“从此站立起来了”，那还了得！如果真的那样，伟大的共产党就会变得过于矮小，像一切末代皇帝那样亡党亡国！


二，释“人权”


什么是“人权”？顾名思义，当然是“人的权利”。

那么，什么是人的权利呢？相对来说，也就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那种权利”吧？既然如此，那么，人，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又有什么不同于动物的权利呢？

1，强制性的政治灌输，是每个公民的义不容辞的权利；除非你死了或病了或入监或成了植物人，万能的党才肯取消你的这个人权。

2，强迫劳动、监禁、死刑，这些和所谓“生存权”一样，是动物尤其是家养动物们也能享受的，所以不能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最充分的人权”。我们的最典型的人权是：被迫发表违心的言论，这种连最卑贱的动物都可以不必的德行，是每个中华入民共和国居民，甚至末成年者都义不容辞的神圣权利。

经过这样的全面分析、综合平衡，我们的人权虽然不多，但毕竟还是有的，而且，这种特别的人权，还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中！试问，这么好的人权，去那些自由民主的国家能找到吗？！


三，释“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


“严厉打击”这个概念，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发明，它指的是：在党的政策需要时，可以撕毁一切已经公布的法律条款，为所欲为地抓人、打入、杀人、污蔑人、陷害人。而在党的领袖兴之所至时，更可以像兽性大发的歹徒那样，践踏一切道德和人性，把自己的个人恩怨，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破坏一切正常的国家生活，让人为的灾祸落到每个公民的头上。每每到了这种时刻，入民才知道“党的恩情”是多么重要：它可以让你活下去，也可以让你立刻死掉！

每每到了这种时刻，人民就胆战心惊，不知什么灾祸将落到自己的头上。根据政策和策略的需要，各种具有自己思想的人们，往往被打成“刑事犯罪分子”，以各种各样捏造出来的罪名，和编造出表的“犯罪事实”，被“一举抓获”、关进监狱，从而，使得血腥的独裁者拍手称快。结果是很自然的，“在中国（大陆），没有政治犯！”


四，释“无产阶级专政”


邓小平在“1992年l月18日──2月23日的谈话要点”中指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马克思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无产阶级专政。……新中国成立后，只花了三年时间，犯罪现象一扫而光。除了共产党，谁能办到？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真的，共产党过去为什么能把街头的犯罪现象一扫而光？

原来，共产党本身，就是最大的犯罪组织。共产党的活动，就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犯罪”！以共产党来对付犯罪，无异“以毒攻毒”，“以大毒治小毒”，结果自然是“流毒天下”、“四海中毒”──结果必定是不断的大饥荒、不断的政治迫害，以致发展到“六四”那样的街头大屠杀。

想一想，世界上除了共产党，还有哪一个犯罪组织，能干出这样“伟大而壮丽的事业”！


五，释“社会主义优越性”


一般说来，现代世界上有三种政体：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这里面，社会主义最优越。为什么？因为这里面，要数社会主义政府的威力最大。──威力最大的，当然就是最好的罗。

民主主义的政府，不能干预司法，更不能违法办事。难怪我们的小平同志斥责他们“有两个政府，办事不知该听谁的！”

法西斯主义的政府，干预司法，禁止令行，经常违法办事，一会儿新闻检查开天窗，一会儿布置黑名单禁止出国。

只有社会主义政府最完美，因为它把司法系统，都变成了自己的党支部！社会主义政府最民主，因为它从不需要颁发禁令：人民每做一件事（从夫妻同房生孩子到百姓该吃几两饭……），都必须它的审查、考核、批准。如果还没有批准，你就千万干不得！否则大祸从天降！这么省事的政体，法西斯哪里比得上！！


六，释“改革开放”


所谓“改革开放”，就是“用资本主义的药，治社会主义的病”。如果资本主义的药治好了社会主义的病，那么，社会主义又变得像铁打的一样，特权阶级变得更加富有，更不可一世了；社会主义的江山还是老一套。如果资本主义治不好社会主义的病，那么，“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是不行的”，一切罪过仍然还是资本主义的。那时，再来揭露揭露资本的“滴血的罪恶”也不迟。

所谓“改革开放”，还是让老百姓“领社会主义的低工资，干资本主义的高效率”。也就是1958年大跃进的饥荒年代的“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在新长征中的活学活用，对于工人阶级，让他们勒紧裤腰拼命干就是了。

改革开放的最大机秘，就是赖帐。“国家补助”的资金，本是从人民那里搜刮去的；在要取消，当然是被特权阶级塞进了自己的腰包！


七，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这是总设计师邓小平阁下，编织的一件独出心裁的“皇帝的新衣”，所以也叫做“中国政治的比基尼（三点式游泳衣）”。一个中心，挡住了“快没了的中央”；两个基本点，盖上了“再也摆不平的乳房”。当然，邓小平毕竟要比古代的皇帝好了一点，毕竟不是光着屁股。

不过，也不要忘了，这位老翁既然能够独出心裁，也就比古代的皇帝更加富于“伟大的无产阶级独裁家的气魄”，所以，当他听到学生孩子竟然说他“没穿衣服”时，也就不会害羞地逃回家里，而是以矮人特有的“拿破仑情结”，悍然下令坦克开上大街，血洗京城，来一场“血海里的摸着石头过”，足以使得当年畅游长江、牧马天安门的毛泽东，自叹弗如。


八，释“太子党”


这个封号，表面上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老专家的“宝贝儿女”们的尊称，但实际上，却把他们比做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软蛋。在帝制时代，“太子”也不过只有一位，而在今日中国，却凭空生出一个“党”；而且还伟大光荣正确，简称“伪光正”。看来，只干革命的老专家们还真有两下子──生殖力比皇上老儿还大。可惜，“播出的是龙种，生下的却是跳蚤”──这群纨绔子弟，哪有一点克承大统的福相？让他们来入承大统搞接班，要不亡党亡国才怪。不信？看看清末的“宗社党”就知他们的后事如何了。


九，释“全国人民代表人会”


这是一枚橡皮图章。但这枚橡皮图章，有时侯也会失灵，没有命令接到上级的命令，竟然也敢自己活动，违抗党中央的圣旨。如，1989年5月的那次，企图自行召开会议，讨论国家大事。要知道，这是比杀人放火还要严重的罪行，因为，这些没有经过全国人民选举的“人民代表”，如果敢替人民讲话，那就是对党中央饲养员的忘恩负义，几乎是叛乱！这样做，不仅会使“人民代表大会”变成“中国最大的非法组织”，还会颠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老人专政”。所以，必须受到严厉取缔，必要时格杀勿论！

看来，今后的党中央的重要政治任务，就是“应该更严格地选择谁可以代表人民”，千万不能再让那些阴谋为民请命的不法之徒，钻入“人大”。否则，我们的国家就会变颜色，老一代革命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人民那里夺来，专供自己游山玩水的好地方，就会重新落入入民手中：我们的特权阶层，就会失去特权──到头来，岂不等于白忙了一场？！


十，释“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约成立在1930年左右。顾名思义，这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可惜，这个仆从国的寿命不长，大约三五年就完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浪潮，风起云涌，中国作为“五大战胜国”和“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时，再打出“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号，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了。于是，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随机应变，模仿苏联的各个占领国，戴上了“人民共和国”的殖民地帽子。这也是万变不离其宗（马列祖宗）。

所谓“人民共和国”没有一个不是“听命于斯大林同志的独裁国”。只是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干儿子毛泽东，都喜欢自称为“人民”，谁反对他们，谁就是“反对人民”！因此，所谓“人民的民主专政”，就是“领袖的独裁专政”。中国，就这样成了斯大林同志和“苏联老大哥”的附庸国。这个附庸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恩列宁主义。“就是这个附庸国的基本原则、这个殖民地的最高宪法。


十一，释“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的首要前提，是“热爱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的第二前提，是“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是很好理解的，那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党的一切错误的决定；并“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惜干下各种骇人听闻的罪行”。但“热爱人民”却很难解释，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真正热爱人民的人，以各种方式被扣上了“反人民”的帽子抓进了监狱，送进了劳改场，甚至遭到处决。处决之前还被割断喉咙、挖掉肾脏，或是遭到轮奸和群殴……

原来，这些“反人民”的人，只是违反了“领袖原则”。而众所周知，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领袖就是人民”、“领袖的意志就是无产阶级的要求”！所以，谁要是怀疑领袖，就是怀疑无产阶级；谁反对领袖，就是反对人民。这样一来，所谓“爱国”，就是“爱社会主义”，而“爱社会主义”，就是“无条件地服从领袖”。就这样，“爱国主义”被糟蹋、被盗用，成了奴性的代名词。

“爱国不分先后”、“爱国就是一家”的真正意思是说，只要心甘情愿地做共产主义酋长的奴隶，就没有先来后到之分。同样，只要做了奴隶，就是同属一个奴隶大家庭，要杀要剐，都由他了。


十二，释“革命与反革命”


历史要呈现什么，就首先抛出与之相反的东西……西方人破坏了中国的生活，毛泽东则把这种破坏推向极致。在他和他的逆子邓小平的“血腕统治”下，共产党的书记们，沦为一群贪婪的卖国贼──比满清的卖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最最最革命的共产党，变成了最最最反革命的买办党！

而为了推销他们的卖国的“发展战略”，他们甚至把坦克开上了大街，把那些他们声称是在不断代表的人民（以致根本用不着什么“选举”这一类资产阶级的滑稽剧，碾成了一堆血糊糊的肉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遭到了系统的破坏。共产党把这种破坏叫做“革命”、“改造”、“颠倒历史”、“天翻地复慨而慷”。其裂度之深、毒害之大，为世界历史上所仅见。

这就叫做“从革命到反革命的发展战略”。


【野蛮的中国】第一章

孤独的企望


当此孤独的企望中，我们满含着热泪殷切地期待：

一位新时代的唐武宗毅然奋起，他将驱逐欧美的“小乘佛教”（它自称“民主主义”）和苏俄的“大乘佛教”（它自称“共产主义”）──于中国的国门之外！

这位把中国拖出灭顶之灾的天才，将彻底摧毁“第二北齐政权“（它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瓦解其汉种鲜卑人的奴化统治（毛泽东和他的“党员”，正像高欢和他的“部曲”一样，种族上虽是汉人的后代，文化意识却是十足的夷狄）！鲜卑式的暴虐、北齐式的数典忘祖、马克思主义的痉挛、中华人民共和国式的历史大拍卖──将被一一犁庭扫穴！

在现代中国的无限荒凉里，将辟出第三中国的路。狰狞的气氛、重重的险象，不能阻挡他勃然的生机、结构的辉煌。新的“解放者”这次不是来自偏远的山区，而是来自最庄严的庙堂！不是来自俄化的歹徒所盘踞的大漠，而是来喧嚣的海岸。他祈祷，他呼唤，他命令，恢复了文化自信的中国！是的。即便不是为了文化的理由，仅仅为了行政的效率，为了重建中国的经济，也要彻底驱逐共产主义！古代的佛教，曾在中国最虚弱的时候浸入，但当中国一旦调整过来，立即开始了“辟佛”的斗争，直到把佛教消解为禅宗，消化于道学，成了宋明理学的养料。但决不是拿外来的东西作为宗主！佛教是只能作为玩物而不能作为治国方略的。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它只是超现实的梦想和呓语罢了。

现代的共产主义，是在中国比汉末和第一南北朝更为衰落的时候入侵的，现代的共产主义比古代的佛教更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生活，瓦解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豪感。对中国来说，“共产主义”的名目永远是和国耻、内乱、亡国危机、奉红毛大鼻子为宗主的黑暗时代，联为一体的！

中国人，我们要不驱除共产主义，要不砸烂它的洋奴招牌，我们哪一天才能像人一样站立起来？不要说共产主义曾经推进了近代中国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这不过是“歪打正着”罢了。共产主义的本意，是欧洲中心论的，是服务于俄国（也就是现代的匈奴、鲜卑、突厥）殖民主义的世界扩张谋图的。共产主义的本来目的，是要涣散中国，并把一个涣散了的中国，奉献给马列主义的祭坛。用共产主义来“救中国”不啻南辕北辙、饮鸩止渴。而说到底，这又是卖国集团的一种虚伪的宣传伎俩：共产主义者，一到关键时刻就出卖国家的利益，美其名曰“支持世界革命”，他们无孔不入地鼓噪阶级斗争，发动内战、屠杀忠良，不惜用民族的脊梁，做成共产主义地狱的支点。我们岂能容忍，如此邪恶的魔道？我们岂能听凭，外来的偶像任意猖狂？

──为了中国，必须打碎“共产主义世界观”这面魔镜。

──为了中国，必须毁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胡说”这个胡汉杂交的淫乱体系。

──为了中国，必须关闭其“寺院”、解散其“僧团”、清算他们的花和尚和臭尼姑。

──为了中国的健康，必须彻底消毒。西方的梅毒、共产主义的花柳病，必须铲除。中国历史的回归运动如是说。

一场不可遏止的回归，一次千载难逢的盛会，它超越了定理、规矩和一切御用文豪们的喋喋不休。“不可忍受的代价”，在百折不挠的民族生命面前是灰色的，没有意义的。必要的时刻，玉石俱焚将是新生命不可回避的选择。

在一望无际的劫灰里，重新冒出了一枝新芽……它无国色天香，但却富于生长的意志，劫灰是它的沃壤，毁灭是它的欢喜。出乎意料之外，入乎情理之中。当中国民族恢复了我们自古以来的自信，复古主义的浪潮就会席卷中国、冲击世界，这时，不再有人能置身事外。中国民族将以最大的快感，陶醉在它的旋涡里。远古的音响，将变得神奇，彻人肺腑。

他并不崇拜──嬴政登临泰山、祭天刻石。尽管，世界统治民族的心灵震撼、万国文明的高度凝练，都在这镜头的刹那聚光里，透现了出来。

他并不崇拜──刘彻收览《天人三策》的宇宙主义。尽管，宇宙的浑融使人沉静、天人的意境令人欢乐。但毛泽东的帝王思想早已腐朽，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明清帝王的恐龙排比，使他厌恶！

他仅仅向往──姬发进军朝歌、制造殷墟的时刻。──那是未来文明的序曲，也是过去文明的终曲。

他仅仅向往──夏、商、周三代自强不息的民族国家。他是坚韧不拔的解龙者。

新的中国民族，只是多元世界的中心（夏、商、周是文明的缔造者；而不是大一统世界的本身，不同于自秦至清的大一统世界）之一。他们反对民族分裂、国家的解体，但是，他们同样赞成把中国“还原成一个民族国家”。老的、大一统的中国因此死去；新的、民族国家的中国，由此诞生。五十六个民族统合为一的日子，是中华新王国的开端。

他们的“复古”，是再生的掩护！他使“秦至清的终曲”一变为“夏商周的序曲”。他们以此回答了西方民族国家殖民全球的挑战！


【野蛮的中国】第二章

中国的地下思想


【这篇文章，是解龙先生在1980年底著名的“竞选运动”期间写的。他预料中国十年内将发生天翻地复的革命。将近十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全民参与的和平示威，但这场示威没有导致东欧苏联式的和平革命，而是以血腥的六四大屠杀而中止。半年之后，所有东欧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又过两年，苏联共产党也被迫还政于民。但中国的革命还是没有成功──这是老天爷所能开出的最大的玩笑？还是上天要把一个更大的任务交到中国手里？今天，我们还是面对这样巨大的悬念，此情此景，使我们想到，这篇文章还是值得回顾的，因为中国的革命迄今没有成功，这篇文章也就不存在时限的问题了。】


一


中国民族的某些部分（如知识阶层和军阀、政客），是活跃的，甚至过于活跃而达到多动症的地步；但民族整体的其它部分（如市民、农民）却消极被动，至今昏昏沉睡。少数人的多动和多数人的被动，合奏出中国特有的疯狂舞蹈，结果，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的活跃和社会的紊乱，并行不悖，蔚为壮观。少数锐进者脱离了群众，最多，他们只是以经过特殊训练的技巧在操纵群众（他们将此美化为“群众运动”）。今天，1980年了，中国的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八十年，但现实依然是：

1，锐进者（他们或自命为民族的脊梁，或自封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文化精英）和群众还是老死不相往来，完全没有融合成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其表现为，少数人秉持西方的理想（或是自由民主，或是共产主义；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西方本身分裂为两个阵营），企图在一片臆想的空白中，在一穷二白里尽情建国的时候，迎头撞上了中国的悲惨现实。国民党没有能真正动员起群众的热，共产党学乖了，用欺骗手段动员起群众的热情（如许愿分配土地，人民当家作主等等），但正如毛泽东的自白说欺骗是不能持久的，伪装终将揭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衰落，早在1955年（“合作化运动”脱离了农民）、1957年（“反右运动”脱离了知识阶层）、1958年（“大跃迸运动”脱离了工人和市民）之后，就已不可逆转了。到了这时，先锋队撕下了自己精心制作的假面，于是“新民主主义”的小妾摇身一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河东狮子吼，最后引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铁扇公主。

2，脊梁、精英、先锋队，都以西方的理想、标准，指责群众的“落后”、“愚昧”、“麻木”，群众则以恐惧的眼神，盯着这批“不知道想干什么”的不速之客。所以，原本应该结成一个民族的两个部分，总是同床异梦。“教育群众”，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大闹剧。

但是，请允许我们说，这并不是一种无端的浪费！脊梁、先锋队、文化精英们的主观目标的失落，并不等于他们客观努力的无效。对与错，是历史学的事，不是历史的事。

历史学标准中“极端无能、可悲可叹的表现”后面，乃是历史过程中的宿命──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运吗？

──这种提问还是不够。我们应当逼问：要是没有冬天，春天又从哪里来？


二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荒原！这就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家。

你，现在沉入了梦境。

中国在孤独寂寞的冬眠里。死亡式的安详，重新凝聚了它溃散的意识！尽管现在，它还是“地下的”、未经流传的，并作为“潜藏的反动思想”被打入了共产主义的活地狱。然而，我们知道吗，一切力量的不可抵御性，正在于它那未经分化的原始状态！精神的力量尤其如此。──外在的强盛，不过来自分化的过程；越是分化的东西，就越是远离了它的源泉；分化得越厉害，远离得越彻底。

“成熟”的仪态、“博大精深”的体系，从来都是作为“衰落的象征”，而爬上纪念碑的峰顶的。在铁板一块的冰封下，梅花梅花，你在催促春天的百花，含苞待放。他们是压不死的，他们一经问世，就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气质。他们是留不住的，鼓动风潮、推移气候。新的季节，新的脉动：“花开花落自有时。”

你呀，冬眠的圣果、地下的思想！正是以你的朦胧获得了你的神秘！

你不是佛家的禅静，也不是尼姑的明灯。

你不是永生的指南，也不是道士的丹炉。

你是中国死而复生的力量。有一天，你的严冰将开始微笑，分化──生长──淘汰──扩张：过程释放能量，使你的朋友也像你的敌人一样吃惊；甚至，你的追随者要比你的陌路人更加瞠目结舌！

中国民族的潜意识，是死不了的！他，正在不为世人所知的某个珊瑚礁的角落里活动，以全副的热情、全副的本能、全副的文化、全副的谋略。他所窝藏的角落，注定要成为宇宙的中心！

现在，还不是那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日子！

他悄然吸取精华的精华，而不凝滞于物。

中国民族的潜意识，还未升及人类视觉的阳间。他，还在某个洞府的深处谛听宇宙的音韵，等待那命定的时刻。他的力度、他的意志，正在重压下锻炼膨胀，不出十年，他的喷发将使世界震撼、跌倒……还是先别急忙嘲笑他的虚妄吧！

──“谁笑在后面，谁笑得好。”


三


三十年来，被封为“官学”、“经典”甚至“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伪科学。这几乎已是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了。

但人们还很少注意到，这种伪科学的上层建筑和中国的地基、屋宇，是那样不班配，所以这庞然大物总有一天要压垮中国，然后自己才砰然倒地，化为鬼气，青烟一缕……

许多人已经认识到“这玩意儿不是科学”，但还是错误地认为“这玩意儿还是满有生命力的”。这是犯了知觉上的重大错误！那“这玩意儿”早就不灵了。而且，如果作为“治国的正道”而不是作为“乱世的妖术”，它从来就没有灵过。它是没有成活、也从未成活的“外来的嫁接物”，它是强奸犯的入侵，它的根须，从未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它的气味是骚臭的，只能令人掩鼻而过。充其量，马列主义毛邓思想，只是对五四以来的那些半瓶子醋的毕不了业的失学青年如周恩来毛泽东辈，起到了某种安魂曲的作用，岂能治大国、烹小鲜？

这些走投无路的历史弃儿，由于丧失了依附感而惶惶不可终日……所以，他们需要一种召唤奴性的武器，结果，他们找到了奉为救命稻草的“马客死驴拧主义”。饥不择食──病急乱投医──饮鸩止渴：就是他们的革命三部曲！他们把这种杂种洋人（马客死是犹太人与德国人的杂种，驴狞是蒙古人与俄国人的杂种）患了消化不良而拉出来的稀，封成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据此炮制了“猫择洞死相”、“邓效颦立论”等一派胡言（“山东的驴子学马叫”、“中国的牛克思”）！

有一天，这种风干了的大便真理一旦崩溃，共产党徒们怎么活下去？所以，他们只有紧握枪杆子，来支撑所谓的真理！

这种崇洋媚外的病态，与中国人自强自立的本能，太不般配！如果共产主义多活一天，中国人就会少活一年。甚至，将更糟。

看哪！人们的日常触觉只能抵达冷却的岩石，结果，却把关于新世纪的最新消息──奔流的岩浆──给遗漏了！无视地下的岩浆，是无知造成的盲目。

看吧！岩浆的浓烟已起，我们，号称中国人的子孙，却仍然装作看不见？这已经不是盲目，而是怯懦了！称新世界为幻觉的恐龙思想，需要结束；视新生代为祸害的恐龙体制，需要铲除：愿我们都是解体恐龙的战士！

愿我们告别中生代，迎接新生代！


【野蛮的中国】第三章

灭亡中国的国际大阴谋


我们断然拒绝清末民初的“国粹派”论点。

他们认为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在性灵上难以沟通、在体质上不可逾越，而“中国的精神文明”要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

他们错了。使中国独特的，不是它“精神文明的优越”，而是它“政治特性的强烈”。国粹派们自我吹嘘某种难以捉摸的“精神价值”，不过是企图以此来逃避西方文化里他们所消受不起的“野蛮主义”和“海盗精神”的训练！这说明，他们并不真的理解“中国精神”及其独特的命运；因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是其“地缘政治的条件”，而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精神文明”。

到了共产党手里，他们演变为“精神文明论者”，“文化大革命”、“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按照这种逻辑推进的。

共产党来了。在中国大肆推行野蛮化运动，以高昂可怕的代价，给中国生活注入一股血腥的活力。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一切共产党一样，而且比大多数共产党同伙更甚──其成员是一些只懂“阶级斗争”的内斗专家，他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只有对内的野蛮主义，而无对外的海盗精神。他们只会残害同胞，在这一点上，他们甚至远远比不上受到海盗精神支配的法西斯主义，因为后者毕竟是以对外扩张为建国纲领而不以对内屠杀为最高指示的。而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仅仅补上野蛮主义这一课，依然远远不够：野蛮主义本来是为海盗精神作“热身准备”的，去掉了后者的前者，等于一匹被骟掉了的种马。

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性，并不是为了拒绝外来的事物，而只是在接受外来事物的过程中不失自己的判断力；是为了在西方化的同时，保持中华主义：并用后者来平衡前者带来的社会动荡。而“中华”的特性，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是依据其地缘政治环境不断生成变化的。把中国以往的一切说成至善至美，实际上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它将杜绝中国有效面对未来世界的因应之道。

在我们看来，正是中国的地缘政治特点，决定了它不能不是一个“统一帝国”，甚至决定了它的“政治动物的性格”。近代中国的变化，实际上恰恰是由于中国地缘政治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在西方的压力下，中国由“世界帝国”沦为“区域国家”，甚至成为瓜分对象！“天朝”因此沦为“病夫”，“中华”成了“落伍”的代词。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就是根据犹太叛徒马克思的歪理和共产国际的阴谋指示，把有关中国的一切人、事、物，都扣上了“封建的”帽子，并依据大汉奸毛泽东的卖国指示打入十八层地狱……这样的国际大阴谋，在“文革”中达到了顶点，毛泽东企图扮演国际共产主义势力的总代表，充当马恩列斯的干儿子，为了实现这种丑恶的继子心态，他不惜饿死五千万中国百姓，勒紧八亿人民的裤腰带，去“支援国际共运”！

如此巨大的反自然工程，代价高昂惨重。血流成河的时间跨度，与民族性格的改变程度，具有十分精确的比例。捷径和讨巧，说到底是不可能的。既然没有白吃的午餐，那么，弯路上自然会有弯路的收获、弯路的祝福！民族生存的权利并不是永久的，而是通过不断的革命赢得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断调整自己与环境尤其是地缘政治的关系，“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民族，如果不能清除两千年的官僚社会历史在我们面前树立的屏障，又怎能重新召唤夏商周三代的内在活力，以投入当代世界锱铢必较的战国时代呢！

面对这回避不了的转型，我们并没有退路。但实际上也没有成路可循，所以，二十世纪的中国，充满了混乱的试验。

不错，中国历史（如春秋战国时期）也曾有过今日已经极其罕见的“人格独立英雄精神”（而不是奴隶成性的“雷锋精神”），以致许多日本人在询问：“为什么古代的中国人这么伟大？”这些狡诈的岛民们，他们的潜台词其实是：“为什么现代的中国人这么可悲？”他们的提问是富于启发性的，甚至是太精彩的。因为地缘环境的变化，使得古今的中国人几乎变成了“两个品种”。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千五百年来，我们不断遭到野蛮异族的强行混血，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失落了西晋以前的古代中国人所拥有的的自信与豪迈精神。面对这“两个品种”的冰冷事实，不仅中国的现代思想家们困惑不解，日本人也莫名其妙Ｋ？因此采取一种分离式态度：崇敬古代中国，蹂躏现代中国，并以断然的侵略行动来争取做现代中国的主人、古代中国的继子。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实不过是企图圆梦，圆秦两汉帝国之梦，圆元明清帝国之梦罢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

中国与日本的分歧，并不是仅仅起源于现代。陈涉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此语一出，“封建时代”终矣。反观日本，直至明治维新之前，“种”的因素都是社会结构的“第一原理”，所以，日本吸收了秦以后中国的无数文化，惟独没有吸取其最重要的一项：“科举制度”。偏偏巧合的是，现代文明所源自的西欧，也是类似于日本的“世袭贵族社会”，而不是中国式的“官僚选拔社会”，难怪日本进入现代化过程顺理成章，中国进入现代则举步维艰。由此看来，毛泽东的“粪土当年万户侯”，不过是贱民式的哀号罢了，是在官僚选拔社会中连北京大学的门都进不了的乡下知青，所发出的陈涉式的怨言罢了。果然，毛泽东这位现代张献忠一旦大权在握，就要封闭所有大学、制造亿万下乡知青：他虽然不能改变这些人的城市出身，把他们变成和毛自己一样的乡下人，但毕竟能把这些城里人赶到乡下去，让他们重新野蛮化，在毛看来，这是多么伟大的成就啊。无怪他要自封“四个伟大”，一个还嫌不够。与此同时，毛自己则在中南海里尽量淫乐，实践他如何做一个“王侯没有种”的美梦。这次，他是把粪土堆在自己头上了，带着一群文工团员和女服务员，一同钻进了“毛坑”。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要揭露毛的伪善和淫乱，而是要借用毛的事例，来说明现代中国的贱民化、痞子化的程度，有多么深入，它已经深入到制度层面，深入到人们的价值观中去了。

中国在二十世纪，归根结底只做了一件事──由“天朝”型的统一帝国向“民族”型的区域国家，转型。而且，就连这件事也还没有做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所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继续努力、继续付出代价去成就中国的转型！这转型是不自然的，是逆向的，是社会形态的年轻化，所以格外艰辛。所以，革命的中国人要么成为“反传统主义者”，要么成为“复古主义”者，但偏偏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现代主义者”──因为中国两千年以来的历史走向，是与西欧甚至是与日本的贵族社会完全背反的官僚社会，不反掉这样的传统，我们就只能停留在毛泽东思想的贱民层次乱搞“造反有理”，而无法成长为“后贵族时代的现代社会”。也就是说，中国必须首先贵族化，然后才谈得上现代化！它的比较建设性的表现是“复古”，不是复元明清官僚社会之古制，而是“复夏、商、周贵族社会之古道”。否则，中国就会落入另一个陷阱，袁世凯式的陷阱。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贵族社会的基础上，建立公民社会；而官僚社会的基础，只能长出臣民社会，无从达到独立自主精神的现代化。

说到底，这并不是任何个人的错误、集团的罪恶、民族的病态，可以一手造成的灾难，这仅是为了以前的光荣，不得不付的代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回答日本式的提问了：

“正是古代中国的伟大辉煌，所带来的惰性，造成现代中国的尾大不掉，并加剧了混乱局势。”

中国革命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反复复，是因为“革命的过程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绵延的自新手段！”也就是说，历次革命所列举的革命目标──如辛亥革命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北伐革命的“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共产革命的“人民当家作主人”；文化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已经成了招魂的幌子、斗牛的红布，成了“激励人民英勇献身”的咒语！而只有它们激发起来的血腥的革命过程本身？才是命运属意的目的所在！这里发生的事，千千万万件惨绝人寰的悲剧显示，中国问题或曰中国病的症结，早已超越了制度问题，更不是等而下之的经济问题、技术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社会权力结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绝症！解决这个问题，除了“由表至里──由里至表──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反复进行的脱胎换骨式的不断革命”外，确实一筹莫展。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经济建设救国等等自命英明实为昏庸的设计，没有一次不是被“社会绝症”给死死地卡住而夭折的。在经济发展上，这表现为“不可逾越的瓶颈”，在政治发展上，这表现为“不可救药的贪污腐败”。

这样看来，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并不奇怪，如果它没有发生、没有发展，那倒是奇怪的了。如果那样，反而表明中国民族将不可能在世界上重新取得主动的位置，不可能摆脱西方列强的凌辱，不可能逃脱亡国灭种的“埃及道路”。

可怕的不是失败，而是一蹶不振！为了摆脱一蹶不振的厄运，任何个人的、暂时的代价，都是不得不然的，因而甚至成为“可爱的”。为了反抗那“灭亡中国的国际大阴谋”，为了迎接民族复兴的日子，不可逃避的一切曲折与一切牺性，使我们的苦难具有了审美的意义？

为了中国，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而且有必要成为──中国民族复兴祭坛上的纯洁祭品，随时听候命运的血腥安排！谁，要是知道二十世纪开始的“亡我中华的国际阴谋”，谁，要是记得国际列强，先是西方民主国家，然后是法西斯轴心，最后则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对中国无耻压迫和危险谋害，谁就不会怀疑中国的事变远远没有结束。

要清醒地看到，中国革命是没有时间表的。也就是说，只要中国面临的国际威胁一天不消除，只要中国一天没有彻底适应这个弱肉强食、排他成性的文明系统，我们的革命就停止不了。不错，革命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发高烧”，但发高烧，正是对于“祖国在危险中”的必要反应；若无如此高烧，我们积弱不振、昏睡不醒的民族，就将被西方的病毒完全杀死。

西方列强，用梅毒灭绝了印第安人，与他们背信弃义的罪恶相比，日本人在三百年后的偷袭珍珠港，乃是小巫见大巫式的。西方文明以血腥手段建立了“伟大的美利坚”；但居住在中国的，并不是印第安人，而是久经考验的炎黄子孙。殖民主义绝不了中国人种，就用思想的病毒来危害中国，企图用更文明的方式灭绝中国人，以便在中国的废墟上再造一个新的边疆，或是美国或是苏维埃俄国的附庸国。日夜梦想在中国民族的尸体上召开其生日晚会的红毛番们，先后以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来破坏中国人的免疫系统，亡我中华的国际大阴谋，竞相登台。他们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表面上互相攻击，其实，这些红毛是在彼此竞争中，选择一条亡我中华的捷径！

但他们的阴谋，轻易得逞不了，所以他们挖空心思培植自己的代理人，从国际资本到共产国际，花样翻新，不胜枚举。但是，中国人不是印第安人，中国既不会变成新的苏联，中国也不会变成新的美国！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威胁，我们必须抵制各种各样的入侵。今天，随着艾滋病的流行和高科技武器的问世，要灭绝一个民族，实际上要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容易得多。我们必须消除共产主义的病毒，而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威胁，我们也必须抵制美国式的生活方式！

君不见，印第安人的阴魂，正日益加紧、死死缠住殖民主义强盗的后代们。所以，美国正在日益变成种族战争的猎场。对于血债累累的红毛番人的后代们来说，印地安的亡灵是比黑奴们的苦难更加难以挣脱的致命报应。中国人还活着，中国人不需要用阴魂说话，也无须以苦难来纵火；但中国人，有更充足的理由来拒绝西方式的堕落。西方的流行文化是和艾滋病、行变态、吸毒成瘾紧密相连的。西方式的“民免而无耻”，正以“文明”的名义，弥漫全球。商业主义的大麻，毒害了一切残存的高尚。让我们在最后的关头，拒绝西方的堕落！正如为了民族的生存，要粉碎共产主义的枷锁。

在“辛亥革命百年祭”到来之前的最后二十年间，中国将从自己的脸上，把数不清的国耻收据，一张一张地撕下来，让中国自己露出本来的面目。让中国民族感谢命运的考验。不可思议的命运，为世界解决最大的难题，为人类指示未来道路，就是为这新路打下里程碑的人。我们为此来到世上，我们不是文化的国粹派，而是民族再生的使者。


【野蛮的中国】第四章

中国的冬眠


（一）


中国，你是孤独的，与世不同：你总想以最差的条件，去一步登天最好的境地，所以你老是不得不重新趴下！有一个很长的时期，中国被排除在一切世界事务之外。先是自我放逐于“帝国主义阵营”，接着又和“社会主义阵营”搞翻了，然后和印度打仗，和缅甸、蒙古、北朝鲜关系紧张。那时，只有一个小小的北越是中立的，但是不断吸着中国人的血汗；还有“远方一盏微弱的明灯”阿尔巴尼亚。中国不再是世界事务的主角，而沦落为“世界事务的对象”。既不是刀，也不是俎，更不是舞刀的屠户──它只是一块血肉横飞的肉……

在世界事务的意义上，中国迄今还是“二十世纪的受害者”，一个孤零零的“世界隐士”。然而，它的冬眠不是那种“没有历史的宁静”。相反，却伴随着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巨大事变！没有历史的民族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但现代的中国人却决不是一个幸福的民族。它经历的严酷打击，使它成为这方面的冠军；它受到脱胎换骨的待遇，使五千年的历史都暗然失色！

这么看来，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冬眠，又不纯是消极的等待，是不乏自我调节甚至自我牺性的一轮轮攻势──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些攻势大都失败了。

这是因为，中国撞上了一个迄今为止克服不了的难题：怎样把文化习惯和现代生活协调起来？或曰，“如何使中央帝国的臣民，蜕化成现代世界的国民？”


（二）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历史走完了一个“逻辑的循环”。“五四”标榜着舶来的民主与科学，企图以西方的理性主义来救国。“文革”在“民主与科学”的沙漠上建起了“民主集中制与科学社会主义”的集中营。沙漠上的建筑是难以稳定的，哪怕这建筑只是杀人的机器。五四与文革之间的逻辑，是日益深刻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蹂躏。五四只反对封建主义（即中国的传统），文革全盘否定“封资修”，把西方的传统（“资”）和苏联的传统（（“修”）也一起送入了焚尸炉，文革的思想动力，是某种类似于洪秀全的“伪基督教”，它排斥异端、整肃社会的热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它自称“革命的理想主义”，达到了“不需要证明的非理性”。由此可见，文革并不是传统主义的、“封建的的运动”；它与五四一样，是舶来的异体蛋白在中国体内的异化作用。异体蛋白尚未救命，已先害人。舶来的理想主义救不了中国，于是就变了种，化为事实上的反理性主义。它的指导思想是：中国要想适应现代生活，就必须摧毁自己的传统──传统的一切都是恶的，反传统的一切都是善的！

中国的传统，成了所有人口诛笔伐的目标，成了万恶之源。在这明显不过的发展曲线中，中国自己传统中的理性规范，被破坏殆尽。于是，历史悠久的中国，经过一场共产党革命之后，变成了一片废墟。用一种文雅的说法，“全面的文化解构运动”，不文雅的说法则是“文化的屠宰场”，已是我们的祖国！这片比沙漠还要难于开垦的乱坟岗──这不是一穷二白的白纸，这是布满陷阱的地狱！──而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恰恰要取决于这一症结的解开，取决于传统力量与现代化取向之间的协调。


（三）


在中国这个一切精神支柱都已坍塌的国度，原始的土层并没有消失，只是被上层建筑的一层又一层碎片给掩埋着。一天，当伟大的农艺师前来兴土动工的时候，掀开废墟，原始的泥土会不会由于持久的休耕而发出格外的芬芳？相信吧，只要中国民族不死，只要中国人的向心力没有瓦解，中国的屏障就屹立于无形，像水一样坚不可摧。而中国志士们的明镜，正在于中国的风水所养育的中国心。

只是现在，“中国病”的病根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1，西方文化对中国的袭击，不论它采取了孙中山式的政治革命的方式，还是采取了胡适式的文学革命的方式、陈独秀式的社会革命的方式、毛泽东式的文化革命的方式，都未能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传统力量，因而无法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西方式的社会。

2，更严重的是，这些方式都无法全面、持久地激活中国民族的内在热情。这表明，这些方式是治标而不治本的，未能抓住中国人的灵魂。

3，这些方式都未能做到：“使传统资源有效运用于现代化的同时，也以现代化来弘扬民族的精神。”

4，以往的中国革命，都以洋装的“新文化”炫耀国人，他们的冲击结果，使国人自卑、消沉，最后沦为一大不会说话、不能生育的骡子。骡子再是苦干，也是不能创造一个幸福的未来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咒语，只不过加深了骡子的惨状。使人变成骡子的真理，是可恨的，所以，尽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挟其屠城三百、戮民八千万的威力而来，但还是很快丧失了信誉。

5，这样，西方的真理和中国民族在这场绵延数十年的混战中两败俱伤，分别变成了“邪恶的咒语”和“骡子的群氓”，全民的生计被迫陷入进退失据，左右摇晃的旋涡中。马列分子将此毁灭性的旋涡称为“群众运动”，其实不过是运动群众罢了。

今天，中国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然而，“血的征服”岂是“泪的反抗”所能推翻？把人变成骡子的那种暴力，是无法用群众的祈求予以“改革”的；甚至连绝无仅有的“宽松”也是罕见的。所以，中国革命在其百年进程（1911－2011年）的最后完成阶段，将不可避免地对革命本身实行一个革命性的转换：用“切近传统的方式”召唤“贴近传统的力量”，以此，来消灭咒语的魔法，加速中国适应现代世界的进程。那时，一切因循守旧的东西，将被冠以“反民族”的头衔，加以处置。那时，“反革命”将以“反民族”的罪名，被送上民族的法庭。

中国一百年的苦难风潮，将催开一束鲜艳夺目的花！

他，将以传统的智慧，来结束中国的革命。他拒绝钻入西方的模式，去理想化地砍削中国之天足。他，将调动传统的能量，辟开现代的道路。他，将鼓舞传统的骄傲，达到当代的文明。这能量扎根在中国人的“行为环境”中──化传统为神剑，而不是贬传统为革命的对象。他把神剑指向外部世界的压力，而不指向中国人自己。

他终于结束了中国的冬眠。五千年历史的精华，汇聚于此！


【野蛮的中国】第五章

中国的变与不变


自从戊戌变法以来，中国居民已经陷入大风暴、大地震而丧失了整体意识。这首先意味着，共同的精神纽带的解体。作为一个生活的共同体，中国人虽然还是说着同一种语言，写着同一种文字；但同胞之间却是“相见而不相识”，他们不愿互相理解，甚至不屑于互相理解。他们渴望的是互相厮杀，在惨烈的比武中见分晓，决定胜负和真理所有权的，是各种匪帮的枪杆子。这都是因为，我们已经分属不同的精神共同体：有俄国制式的，有美英制式的，有欧陆制式的，还有倭人制式的……但恰恰没有中国自己的制式的！是的。近代中国，就好像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他数典忘祖、崇拜真假洋鬼，甚至欣赏白种红毛番们的身体发肤……中国人的沦丧，何以一至于此？

这就是中国的变？改良？革命？令人作呕的改革？

用“兄弟阋墙”一语，来比喻近代中国人之间的生死内斗，已经是不确切的了。实际上，“中国的内战”，已经像日俄战争和后来的国共“内战”所生动显示的，是不同的种族与文明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场争夺战！它不幸，是“利用中国的材料来灭亡中国的一个国际大阴谋”。无怪乎近代中国人内战内行，外站外行──内战，是不同的外国主子，用他们的中国走卒，在中国内部平等地厮杀，故其也得心应手；外战，则是不同派别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外国主子或主子的走卒（另一个外国如越南、印度）之间的厮斗，怎能不居于下风呢？这样的“中国人”，实为“支那人”，是典型的东亚病夫，不仅不自视为一体，反而认定最危险的敌人正是自己的同胞，这种局势所加剧的厮杀则反过来证明了这种看法的真实性……──如此恶性循环不已，直到现今的中国共产党大肆镇压“阶级敌人”。

中国血统的人们！不幸，在文化上早已不是中国人了！我们已经沦为形形色色的“外国的代理人”、“洋鬼子的走狗”、“国难的根源”。虽然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我们经常从反面来鼓吹“爱国主义”、作为棍子来打人。但实际上，我们民族的整体认同感，早已溃灭无余。刻骨的憎恨，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脊梁。──这就是“中国的变局”？

中国精神纽带的废弛，中国精神共同体的瓦解，使“国家民族”失去了心理基础，社会沦为一盘散沙，个人因此沦为废墟、渣滓。这个巨大的精神黑洞不得不留给所谓“现代化”去填补。但现代化只是道路，而不可能构成民族的目标！所以，用现代化作为目标者，不是糊涂，就是居心不良……所谓“现代化”如果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终极目标，那么可以说，这个国家的心已经死了。

你要使一个国家腐化堕落、走上慢性自杀的道路吗？

那么，请让它把现代化作为民族的终极目标！

你要让一个国家失去特点、亡国灭种吗？

那么，请让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彻底迷失自己的精神价值！

你想让一个国家沦为专供繁殖的社区吗？

那么，请让它现代化！

拥有精神的民族，只不过是为了“压力下的生存”计，不得不实行最低限度的妥协，以适应这令人痛恨的千古末有之变局，而决不可能像习于乞讨剽窃模仿的倭寇那样，全心全意地献身于现代生活的魔鬼祭坛。

一切都在改变。被人称为“现代化”的第二次工业化，也会终于转向的。西洋鬼子不是转向所谓“后现代主义”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吃他们的剩饭呢？物质文明的体力竞赛狂，终会退潮而衰歇的。那时，祭祀奥林匹斯山的魔鬼世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终将再度闭幕，裸体时代将再度终结。那时，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那时，世界将需要什么样子？

这也许很难置答。但是，最强烈的预感告诉我们：那时，世界将需要中国。中国的精神是在等待，等待这么一个历史季节。为了这个，中国需要拒绝彻底的现代化。即拒绝沦为西洋的奴仆。正如中国拒绝被腐蚀、被同化、被实际并吞的命运。请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

对于中国，百年不过瞬间，千年不过一个周期。中国不要直线性的浮士德精神，而要圆周性的易道。不要鼠目寸光的西洋掠夺狂，而要高瞻远瞩的世界保障。它说，西洋式的欲望，已被证明是一种青春永驻的幻想。而当此文明世界逐渐老化、步入晚景时，这种幻想还剩下什么？它所囊括、暗示的一切，已像泡沫经济般，逐步破灭。

──是恢复成年人的恰当理智的时候了，这是以坚忍不拔的耐力着称的。它以无所不在的适应力，代替一意孤行的方向感；它把原始村民般的饱满意态，注入深刻骨髓的城市空虚感。它以神灵般的德音，取代唯物主义的解剖学。

它说──“男女平权，给妇女以同等机会”，实际上成了对广大妇女实行最彻底的剥削压榨甚至变态变性的漂亮借口。当我们因此看到无数妇女为了所谓“平等权利”而被迫女扮男装、忍受难以忍受的骚扰虐待时，不免感叹：人的虚荣心多么容易使自己陷入绝境！但是，为了种族的健康，必须结束这种荒谬绝伦的西洋游戏了。这种处心积虑让良家妇女做鸡做鸭的贼心，这种谁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的纵欲时代的精神，值得我们反问一句：“你不对种族负责了？”只要你存在，你就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人。所以，“妇女的解放”，就意味着家庭的解体和下一代的缺乏教养。放弃对父母的责任，是浪女；放弃对丈夫的责任，是荡妇；放弃对孩子的责任，则是连哺乳动物都不如的低等动物，甚至不如一只毛虫。

现代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同时，却广泛流行着魔法和巫术，为什么？因为宗教教化的系统已经崩溃了。商业主义的玩意儿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物欲的魔法变成了群众的主人。群众沦为“被电视记者催眠了的、丧失了意志能力的毛毛虫”。

当然，中国民族在近期内的目标，是和上述的长远目标不尽切合，甚至互相抵触的；这是近代中国命运内部的一个深刻矛盾。中国的近期目标，恰恰是要破除圆周的易道思想的轮回，一味强化直线的浮士德精神的冲力。如果说，这将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话，那就是，很可能需要用复古的华衮将之精心地、骗局式地装扮起来。然后，再以这个奇妙的合金棍，驱使自身登上历史的决战场──彻底结束中国的冬眠。相比之下，中国的长远目标反倒像是乌托邦式的：用圆周性的易道思想，来医治西洋的直线精神所触发的种种疾病。

──不理解“圆周性的易道”，就无法想象未来世界的主要特征。

有一天，当中国民族从二十世纪的一片废墟中重新建立，中国民族已经从历史文化的荒原里“步出夏门”──而决不像现代的党人们喋喋不休的那样，只是什么“国家统一问题”──将设立一个关于良好风俗的礼治法庭，以解决日益败坏的风化问题。如果听任商业主义四下泛滥，文化的大厦就会被西方的魔鬼腐蚀掉根基。为了避免这亡国灭种的危机，我们，需要一个贵族的中国，而不是一个贱民的中国！

为此，我们需要召唤古代的中文，那是不折不扣的贵族的语言；我们需要屏弃现代的汉语尤其是所谓方言，因为这是不折不扣的贱民的语言。如此，方能树立中国的国本！

中国的国本在于，拥有强健精神的社会中坚。娇惯坏了的个人，还可以拯救；放纵坏了的社会中坚，则不可救药。“刑不上大夫”原是对的，但那大夫一定要受到“礼”的严密监控。因为世界上没有比当前的中国更严重的灾难了：补救者失范，监控者堕落。故，倘若逾越规范，大夫应遭无情地褫夺。刑，当然要“上”到那些被褫夺了大夫身份的大夫头上！

要使统治阶级不被权力所腐蚀，也许根本是不可能的；但要尽量延缓这个“腐烂和瓦解的过程”，哪怕这一人为的延缓十分痛苦（一种“不能满足的渴望”），也还是值得的。仅仅因为它能保持“优美的、整装待发的竞技状态”，就是值得的！

──这就是“中国的不变”，和“不变的中国”？


【野蛮的中国】第六章

中国的“分”与“合”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连环的古老预言，其后半部分将很快在中国应验。受到高度专制之苦的中国，又会一头栽入分崩离析的深渊。

二三十年来，社会大变乱的调子，已被许多社会底层的预言者哼得烂熟，甚至连它的细节和台词都能倒背如流了。“黄祸，黄祸”，多少梦想者的整整一生，都是在为迎接这一瞬间的兴奋，而作的准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破碎的原因，将和秦、隋那两个强悍而短命的王朝一样，不因时间的慢性消磨，而是由于精力的急性消耗。共产主义的军事集团和秦、隋等军事集团相似，都是起源于结束中国长期的社会混乱的需要，并同样受困于自己带来的文化革命的巨大破坏性，而一蹶不振。统合力的急速衰朽，加上专制力的余威，使任何代替性力量的聚合都成为泡影；于是，中国这盘弥合长久的散沙再次迸裂，各奔东西。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爆裂，将比秦与隋更剧烈更彻底。这次，中国的尸体将不是裂为十几块或几十块，而是可能碎尸万段，甚至焚为骨灰、随风而弃。

中国政权的碎尸万段本是历史的周期现象，故可重组；但如以现代方法如“联邦制”、“邦联制”之类来切割，不免成为为骨灰，随风（世界潮流）而弃的结果，政权的末日就可能成为国族的末日！中国的山河，可能就难以再从头收拾了。

“地方割据”作为古老的神话，在相隔整整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和“八九年五十天自由”中，已被分别证明是根本不可行的。因为，现代交通和通讯工具的效率、民众的社会动员程度、普通话的推行、四十年来全国性人员调动对省籍的融合等诸多因素，已迫使中国越来越一体化了──所以，这两次运动的形式虽然相反，但都迅速冲破了地方势力的分割。不论人们如何评价两次运动的“本质”，都否认不了上述“现象”。所以，未来爆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尸体，也不会产生任何稍微固定的割据。

退一万步说，最稳定的割据也难以持续三年以上；接下来，即使连最顽固的地方势力，也会被卷入全国风暴那不可抗拒的涡流。这时，毛泽东式的所谓“联省自治”或“邦联制”之类的连篇废话，就显示了其本来的意义：作为全国风暴的酝酿阶段，不是一个新的全国性政权，而是全国没有一个政府：任何权力中心只能指挥距它五公里以内的地方！

这就是，“彻底的民主、彻底的无政府状态”！

中国之所以可能陷入这史无前例的劫难，是由于两种互相冲突的力量混合而成的：

1，共产主义的高压。这种高压消灭了一切社会有生力量。有的学者将此称为“民间社会的死亡”，其实，问题比这严重得多。因为民间社会死亡现象的另一面，就是官方社会因为营养匮乏而削弱、开始解体。共产主义仿佛一座巨大的高压锅，把中国社会的有生力量消灭殆尽。所以，后共产主义中国这个烂摊子，不是旧房子，不是砖瓦木石，而是碎片与灰烬。这哪会带来自由的竞争、民主的制衡？结果不过是诱发了一个“洪水滔天的时代”。试想，能够冲决高压锅的，是什么力量？试想，这力量在冲决了高压锅之后，会立即消失或违反一切物理、生理、心理的惯性，而立即步入某个固定的方向、固定的轨道吗？当然不会！

2，西方文化的侵蚀。本来，共产主义的高压也是西方文化对中国进行的一种侵蚀。中国共产党徒也正是他们现在大肆批判的“全盘西化（马化列化）论者”，但是，现在另一种新的侵蚀、另一种新的西化正在瓦解中共老地盘上的红色江山──这就是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咖啡色（幽默家言，这是“性器官的颜色”）。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传到中国，就走样变味，正如西式的国家形态传到阿拉伯地区、印度地区、非洲地区，就引起战乱不息。中国人只能根据自己的传统、自己的肠胃，来吸收它们。而片面的吸取，只能造成个人权利本位、追逐物欲的倾向。因为中国缺乏西方社会中那些与之对应、制衡的“自治体的义务”、“宗教的献身精神”等等。并不是中国人生来就贱，鼠目寸光、自私自利；而是因为，中国本无自治体的义务。中国的义务，是由权力中心单方面规定并强加给百姓的，这已是习惯成自然。而中国式的宗教，其本质也是惯于功利性的索取而很少本体论式的奉献的。在中国的传统行为中，甚至连奉献本身也是功利性的。这本来也有它的优势，但与西方文化一结合，就形成了倾斜于人欲的痼疾。中国和西方本来各有的文化平衡，从此演变成文化的大冲击、社会的大混乱。不择手段的谋财害命，成了当代中国人生存的主要手段。

3，上述两点再加上工业化的影响，使中国未得现代化的甜头以前，已尝尽现代化的苦头：资源破坏、人口癌症，接踵而至。这里预制的一幅巨大的生态秩序的崩解图，想象力最丰富的人们，在今天也难尽其义。好了，让我们闭起眼睛──最好是晚间独自躺在床上的时候，这时，人最接近天意──无拘无束地设想一下“最为兽性的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人类的一切恶意所能达到的极限，都会在“共产党高压锅”总崩溃后，一一兑现。

中国的风暴不仅震撼中国，而且很可能导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毛乱后果，把西方的压力回馈给世界，造成全球大冲击、全球大混乱──直到我们承受的戾气，全部发散完毕。这种“革命的冲动”几乎不可控制，甚至很难收买，因为它是基于持续的、极端的生存痛苦，所以它极端的趋向非理性、并要求持续地发泄。它的自我满足，意味着世俗意义的巨大噩梦。

每一天都是一个毁灭，每一天都是一个生长。无限的毁灭，继之以无限的生长。无限的生长继之以无限的毁灭──这就是世界的界线！我们为什么只要生长而不要毁灭呢？是感情，还是私心？也许，拒绝今天的毁灭，就杜绝了明天的生长！

一场“结束二十世纪超级社会试验”的风暴，正在逼近！它本身是粗野的，像是一场迎神赛会：鼓荡一切人类的原始潜能！但是请记住，只有在这场痛苦的迎神赛会之后，才会有“神的降临”。只有在“劫数满了”之后，命运才会赐福予人。一切企图只要神的赐福而不想迎神、一切不付代价就有收获的企图，注定是要落空的。


【野蛮的中国】第七章

中国现有人际关系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严重。生态环境的险恶、管理制度的混乱都在其次。不治之症在于“祸起萧墙”，人与人之间的怀疑、猜忌、钩心斗角、互相敌视，已经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试问，当一个社会内部水火相煎时，不经“相克”又如何“相生”？

现在我们特别能“理解”了，为什么中国社会盛产汉奸，为什么遇到外族入侵，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像伟大的中国这么富有，能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叛徒、内奸和家贼！因为，华人社会的内部关系太紧张了。因为，华人都喜欢吃里爬外，太善与外人合作却自相残杀！以致国难当头，许多人却渴望通过外敌的入侵，改变自己的厄运，否则，他们的“正义”便永无出头之日。他们认为，为了透一口空气而把自己交付魔鬼手里，也是自己生存的权利，甚至是复仇者的胜利！──他们比正宗的马克思更早知道“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更能奉行“工人无祖国”的实践。他们以为，自己“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但实际上他们得到的，乃是侵略者奸淫掳掠完毕了的残破国土！因此，共产党理论对这些贱民已是无须学习的“哲学”，已是天生就会的行动。

现在，中国还没有受到外来侵略，但有许多证据表明，许多人早就日夜盼望着外来的侵略，有更多的人惋惜“没有一股外力来打破中国的死寂”。“解散中国”、“中国需要做三百年殖民地”之类的叫唤，不是某人的汉奸理论，而是普遍的社会紧张状态的病症，最后，是被某张病得厉害的歪嘴，给说漏了出来。其余的人，心照不宣，会意而笑。“任何改变，都比现存的一切要好！哪怕是灾难！哪怕是毁灭！”──这是他们的心声，原子弹的破坏力，也没有这么巨大。无怪人们曾经到处传说：“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精神原子弹！”毛的原子弹也是像汉奸特务队的匕首一样，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的。所以他干掉的美国人不过几万，但他干掉的中国人却有几千万！为了迅速改变现状，贱民们竭诚欢迎一切突发事变。只是为了这梦寐以求的一天，他们才学会了忍耐、等待、韬光养晦。他们的平静安详、无所事事，只是一种外表，是为了期待在最后的绝妙机会，才拿出绝妙的杀手锏！所以，他们把变色龙的保护色，视为最美丽的颜色，把老子式的狡诈和虚伪，誉为最奇妙的艺术。

现在，中国人之间的仇恨，远远超过中国人对“最坏的洋鬼子”的仇恨，所以，尽管他们以“西崽”、“洋奴”、“汉奸”、“卖国贼”互相咒骂，但心里却并不真的仇外。现在，本省人之间的怨怼，远远超过对“外乡佬”的排斥，所以尽管他们标榜“自治”与“地方主义”，但那矛头却是对准了同乡！就如华人黑帮在外国家绑架残害的对象，也大多是自己的同乡。

现在，同一个城市或乡村内部的愤恨，超过了不同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尽管，人们在体育比赛中是为本地区鼓掌。而最恶毒的仇恨却发生在“同一个工作单位”里面！

一个工作单位，仿佛一个囚笼，甚至是一个坟墓──人们在此争夺，煎熬自己的精力、埋葬自己的一生。这是他们“情绪的地狱”。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全部控诉，都冲着共存共埋在“同一座坟墓”中的彼此而发！可怜的蚂蚁！现在，甚至连家庭也沦为钩心斗角的舞台，古来有关天伦之乐的体验，日益被年轻的一代斥为虚伪的说教。世界上最亲密无间的地方，已变成了仇恨的渊薮、罪恶的温床！这是当代中国“最富于创造性的现象”。一对夫妻，往往就是最经常的仇敌！他与她，也许揭示了最根本的人伦之本──既有共同的需要，又有不同的利益。需要时互相满足，不同时互相欺骗，仿佛被迫囚在一起的无期刑徒。

我们的结论是令人震惊的：当代中国人际关系中的仇恨对象及仇恨程度，是与一切正常社会中的亲密对象及亲密程度一样的！亲密之乡？沦为战场。而较为疏远的关系，反倒较少受到毒液的污染。结果“宰熟”成为上至政治局委员，下至街头摊贩的普遍国民性！甚至连高级知识分子、留洋的博士硕士也未能免俗！现代中国人，不论其政治信仰如何，都已百炼成钢为骨子里的毛匪──不仅是内斗专家，而且是宰熟的能手！

历史，终于在四十年的天翻地覆中颠倒了过来！正常的成为反常的，反常的成为正常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变，道也变了！古道依稀。这难道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现在，国内外民主势力都大谈特谈“后共产主义时代，要削弱中央极权，实行地方自治，实行联邦制或邦联制……”但在我们看来，这些高论的生产，主要是出于对当代中国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完全无知。因为根据我们的研究，既然每一个单位、社区、城市、省份──乃至我们的“国”和“家”──的内部关系的紧张程度，大大超过它与外部关系的紧张程度，那么，它又怎么可能实行稍微稳定的自治呢？又怎么可能在这一系列、多层级的自治之上，建设全中国的“联邦”乃至“邦联”呢？古今中外的痴人说梦，大概没有比这更典型的了！

我们的结论并不生动，甚至有些枯燥乏味，但决不是陈词滥调或空穴来风。它是从当代中国生活的骨髓中提取出来的。没有亲历者，想象不出中国人际关系的恶化已达到一场社会生态灾难的地步。但亲历者会毫不迟疑地知道，中国非有一个全国范围地整合不可。否则，现有的切肤之痛，已足够令人谈虎色变的了，何况将来的风暴？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的灾难会发生在中国？是的。当代中国的许多恶疾是新发明而不是老传统。关键在于，我们正在以中世纪的精神，从事现代化的建设──这就是当代一切“人际关系的陷阱”的造因！它的过去时态是“社会矛盾”。为什么中国总是一步三回头？为什么中国万马齐喑？为什么中国牛步不前？中国还没有从秦始皇体制的两千年催眠中全然醒来。

当年，孙中山号召袁世凯“要做新英雄的第一人，不做最后一个旧奸雄”，八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新英雄又在哪里呢？连孙中山自己也不是这样的英雄，而只是一个硬刺、英雌。

现在，中国的头脑已经清醒，四肢也开始活动，但它的中枢神经系统依然是麻木的……所以，政出多门、号令不行，成为通病。世界上最痛苦的疾病，莫过于中风；世界上最痛苦的国家，莫过于中国：二者都是“能感觉却不会行动、想奋发却无能为力”。麻木过久的躯体，是需要电疗的，也许，惟有一次电刑疗法才能使之要么兴奋、恢复功能，要么一劳永逸地摆脱这半死不活的处境。但我们知道，国家是不会像人那样死亡的，电的刺激，最终只会使它在兴奋中恢复功能！

现在的中国，仿佛一座庞大、精巧的古式帆船。但它又必须在现代海域中航行！中国的一切困境皆由此起。它的运转日益失灵，各个部件呈现分裂的症状。最糟糕的是，它的舵手不明，于是只能像垂死的恐龙，那样行动迟缓，且犹豫和重复。人们知道它怎样来的，但无人知道它的去处。于是谣言纷纷，莫衷一是，各执一端，从其所善。在“为国为民”的口号下，放纵一己的权力欲、知名欲、酒色财气欲……正是因为在中国已经没有也无法再有一个人敢于为中国承担责任，“中国问题”才演变为一个世界性的祸乱，中国的内政才成为国际话题，才给了西方国家以“干涉中国内政”的机会。

尽管中国问题时至今日已陷入莫名其妙的万里迷雾，更有人危言耸听说中国将万劫不复，但有个结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楚过：中国不可能在这万里迷雾中停泊不动，静候初晴。所以，中国便会情不自禁甚至不由自主地左右摇摆！漂如浮云、茫无去向，成了中国惟一的方向感！《跟着感觉走》之所以一度成为当代最流行的歌曲，正是以此为背景的！

跟着感觉走，报报相循。所以，中国往复循环的频率越来越高，直到痉挛倒地的一天。所以，中国左右摇晃的幅度越来越大，直到彻底而宿命地倒向某一边。世界上任何人力、世界外任何力量，都无法使它维持现状、甚至不能请它遵循航道！因为，替它指定航道的设计大师，还没有尚未诞生呢！

现在的中国，不是在航行，而是在飘浮！航行是自主的、目标明确的；现在的中国则几乎丧失了自决能力。风吹雨打，波浪汹涌，这艘古船还是不要即刻强行装上现代化的发动机吧，恐怕快速的航行只会使其崩溃在即，船身更旱地断裂。

为什么，经济发展稍一加速，在中国就号称“经济过热”、就成了灾难？这样的过热，世界上从来没有，又是当代中国的一大创造吧！

原来，中国的舵已经陈腐，中国的帆已经破碎，中国的船体百孔千疮。快速的、现代化的航行，若不配上灵巧的舵、整合的帆、坚固的船体，是不能免于沉没的！最好的运气，也是在尽力躲过惊涛骇浪以后，与阴险的暗礁来个“同志式的碰杯庆贺”！在绝对稳定的死亡谷中，永垂不朽！

个人的最大悲剧往往发生在“该退休却不肯退休”的时候，“接近死亡的时候却不甘于死亡”……政权的事情也是如此。我们注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正在缺乏装备的情况下，冲向波涛汹涌的汪洋。巨锚已被锯断，并遭到一千零一遍的诅咒……现在，已没有任何力量能有效阻止这末日政权向灭顶之灾发起最后一次冲锋了。因为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后的斗争”，而且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

自然保护论者是欢迎这场冲锋的。并说这能促进“还原的运动”──“让大地休耕吧。”他们说，中国的巨锚早就该折断了，若非这不祥之物已经连续使用了三千年，中国也不会发生如此可怕的生态崩溃。只有等中国“轻了装”，加速奔向它应该奔向的地方，世界才有希望。多么可怕的思想。

但社会学者不能同意生态方式的结论，因为这过于自然主义了，缺少人文的力量。他们说，中共不等于中国。为了中国，我们还是需要创造一个整体的目标，哪怕，这最后仍被证明是魔鬼的黑洞。在当前，不可迷乱的方向感，乃是绝境中的必要幸福。当务之急，是以强有力的手段，消除人际关系中的危机。为此，需要动员一种革命的精神，以修复严重破坏的人际关系。

为此，需要使整个中国“抗体化”，以毒攻毒？以“反抗共产主义”的新型运动，为以往的共产主义运动“大力消毒”！这，就是中国的再生之道：通过社会相克，达到社会相生。


【野蛮的中国】第八章

中国人口的恶性肿瘤


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构成了“社会癌症”。它像白血病和癌症一样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不是人口众多，而是人口增生，即在社会组织的需要范围以外疯长。

2，这种增生不仅是社会的负担，且已严重削弱了社会机能。

3，人口增生与人的素质的急剧下降，形成剪刀差，增生的结果是：社会组织的解体、秩序结构的胀裂。

4，为了控制这种社会血癌，而制定的许多“措施”，结果成了扼杀社会精英的“错施”。为了将就社会癌症的现实而使“大家活下去”，中国是活不如死，出卖贞操、践踏荣誉、拍卖祖先的遗产。

今天，中国有许多“国家行为”使人困惑、震惊；明天，可能还有更多的“民族抱负”会让世界愤怒、发狂！这把锈死了的、开不了的锁，只有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人口压力！

实际上，中国人绝不是一个愚笨的民族，早在秦汉时代，先祖们就通晓了人口控制的理论和实践。由于“人头税”一类的方法，从秦到明的一千八百年间，中国的人口仅仅增长了不到一倍，始终在五千万到一亿之间徘徊（包括逃避统计的估计人数），除了运用避孕方法，还使用溺婴、弃婴等非常手段，最后，则通过王朝覆灭的“农民战争”，用“盲流暴动”大量淘汰“增生的人”，以最原始的自然途径实现“社会机能的还原运动”──“农民起义”其性质犹如“社会规模的溺婴”，它违反现代的人道主义标准，因为古代低下的技术水平，哪里养得起现代福利国家的的人道精神。

在技术的限制下，过重的文明负担，就如是周期性地产生着“野蛮的解负”──从而构成“中国历史的一治一乱之循环”。这就是“中国的循环之道”。西方的社会发展史，尤其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五阶段论，也许可以解释西方的历史，或至少可以倾诉他们的问题；但对中国的社会史，这样的强作解人，却是驴唇不对马嘴。中国是个独立的文明，而不像伪“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全面沦为“共产国际的奴仆国家”！中国人面前并非只有两条道路──“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并非真的丧尽了自决的能力，不做资本主义的奴仆或社会主义的奴仆，就活不下去。

恰恰相反，中国的人口灾难、社会血癌，正是导源于“异族统治的三要素”：

1，政治要素：满洲入主中国后，为了麻醉中国人，不负责任地取消了一千八百年行之有效的人头税制度，导致人口恶性膨胀。

2，技术要素：西方人先是给中国输入了马铃薯，把它作为主食，既削弱中国人的体质、造成东亚病夫的既成事实；又虚胖了中国的人头数、造成了尾大不掉的世界弱国。

3，经济要素：共产国际步满洲人和殖民者的后尘，用“大锅饭”来使中国人懒惰、奴性，沦为“动物庄园”里的忠实臣民。所谓“世界革命”，最后达到了它的险恶目的：把中国人打入了一穷二白、猪狗不如的“共产主义十八层地狱”。所以共产党的干部制度，就把人分成了一二十个“级别”。

导致“中国人口血癌”的三要素，对满洲人、欧洲殖民者、共产国际的骗子们来说，当然是福；但对中国民族，却是不言而喻的祸。

一种来自西方的谬说，毒化了中国的天空，一种来自西方的制度，毒化了中国的水源！中国人背弃了清醒的中庸，在共产党领导下日趋乖戾疯狂。中国，已从一个“历史的民族”，退化为“非历史的民族”；并丧失了对后世的责任感，防患于未然的免疫力遭到破坏──共产主义的病毒使中国患上了“文化的艾滋病”！

中国人！不可以忘掉自己的历史！否则，将难逃历史的严惩。因为，我们的历史，并没有死掉并一笔勾销──她正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中国人，不可以忘掉自己的中国身分──永远是中国历史的儿女，不论她甜酸苫辣……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即使你想变形，别的民族会允许你变成他们的同类吗？

现代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很大一部分来自健忘症──对自己文化精神和历史教训的冷漠态度。如果继续这种奴性的唯物主义的态度，那历史的惩罚还将上演她最可怕的节目──“好戏还在后头呢！”

现代中国人，如果不放弃对于欧美、苏俄甚至日本的盲目崇拜和拙劣模仿，必将遭到“中国历史气运”不断的诅咒、报复。现代中国人，已经从自身的惨痛教训中变得聪明，所以抛弃了欧美的主子（这体现为“打倒军阀！”）、日本的主子（这体现为“打倒汪精卫！”）；现在，终于到了抛弃苏俄主子的时候了（这体现为“打倒毛泽东！”）。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全国共讨之、全民共诛之的头号凶犯，已经一目了然！

中国的爱国者们！只有等我们完成了这光荣的诛讨，中国历史的气运才会谅解我们的过失，宽待我们的虔诚。

中国，尽可以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借口来回避革命的解决，但一个人口压力，就否定了一切反革命的解决办法！只有最后一次的革命，才能消除社会血癌；解开那些单凭巧计无法解开的死结。今天，中国已经没有一个有效的办事机构了。始终如一地“推进改革的力量”，业已飞到九霄云外，“人的解决”既然已经失败，那么只有等待“天的解决”了！以人口压力为背景的“天解决”，显示这场革命将多么彻底，彻底到了“釜底抽薪”的地步！

猛涨不已的人口压力，势如咆哮不已的黄河水：一切企图缓阻它的势力，将首先被它冲垮；阻挡得厉害，粉碎得厉害。抽刀断水的改革，如何宣泄它的积怨？

“铲除多余者”，是恶魔般的号令！“听其自然”，将是极端手段的借口！由人口压力的生态危机而深化的革命，比一切制度、社会、文化的危机而触发的革命，具有更强的“自然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和西方历史上的革命的最大区别！

中国现在正是被恶性膨胀的人口白血病，拖向群体死亡的悬崖！这种现状使我们想到，社会的衰落、文明的硬化──与广义的“人种退化”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人口的非组织增生，制造了大量“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危害社会机体的活力，造成人种的实际退化。这样，人种退化就成为人口恶性肿瘤和社会文明停滞之间的中介环节。这表现为创造精神的衰退、群体惰性的弥漫。虽然这其中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但这里的骈生联系，却显而易见。

首先，人种的退化是由两大原因造成的：

1，人种的无度混合以致混杂，从长久的“自然选择”的功效说，可以推进“变异”、“进化”；但从短期的“社会资源”的提供看，则极易导致种性功能的紊乱退化。所以，活力强的社会，总是内部的素质较为纯粹的社会（这并不排斥它在历史过程中的驳杂）；而素质的反差和分歧，则在内部抵消这个社会的活力。

2，由于奴隶般地被征服，带来了染缸式的“长期和平”。它那种“铁打的江山”、不变的规矩，只为维持自身的存在而不惜与一切自然法则背道而驰的僵硬态度，窒息了社会活力。由于向上的活力被严格禁止，所以在奴隶中盛行着平均主义，作为心理的代偿。传种接代的平等权利和同等机会，受到征服者的鼓励，因为这可以煽动奴隶的内斗，“挑动群众斗群众”，便于“分而治之”。结果造成普遍的奴性和“残废人加速繁殖”的恶性循环。

其次，中国盛行的是“倒金字塔”的繁殖规律：素质越低的群落（如下层及边疆），限制得越少、繁殖得越多；素质越高的群落（如大都会及中小城市），限制得越多、繁殖得越少；而受过最好教育和最有献身精神的群落，则在事实上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生育能力。这就造成了次劣的基因到处传播。──这样的民族，能不退化吗？而“中国的人口问题”，迄今为止只在一个方面即“人口过剩”的方面受到了应有的关注，而更为隐蔽与深刻的结构性危机──“人种退化”，反被模糊了。现在，是提请大家注意的时刻了！人口的过剩，不难在一百年以内解决；人种的退化，将窒息中国未来五百年的气运！而为了子孙的幸福、健康，我们需要当机立断，消灭理论的谬误、清算社会的陋习！

中国人种退化的危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登峰造极，但却由来已久。一般说来，农业社会对“生存竞争”的人为限制，要大于渔猎社会、游牧社会甚至商业与工业社会；因为农业社会的定居性更强，更为保守，从而倾向于排斥上述流动性较大的社会中的“竞争”。现代工商业社会还处在一种全球范围的流动状态中，退化的迹象还不明显；一旦工商社会的定居化过程完成、也就是进入了“后现代化时期”，它也难免像那些古老的农业社会，陷入某种自拔不了的人种退化。中国已是三千年的农业社会了，农民习气根深蒂固。百年以来，农业社会的结构已经坍毁，但人为限制竞争活动，还死死缠住这个急于跨入工商社会的民族脚步──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以上现象无疑又是一个证据，“我们还在以中世纪的方式，从事现代化的建设。”

在历史上，农民习气曾给中国文明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础；但现在带来的却多是软弱、灾祸。不仅如此，农民习气还伴随着土八路的进城，升到了主宰的地位。使萌芽不久的新城市（如上海），重新堕入“农村化”的退化过程里。此外，公费医疗制度、农村赤脚医生、按家庭人头发给补助的政策，也都一一保证了中国人口形成恶性的肿瘤。越是低等的动物生得越多：因为它既要为高等动物提供食物，又要避免自身的绝种。──只是想不到，类似的现象竟也会在人类社会中出现！现在很明显，只有适度的城市化，方能有效地遏止人口增生！遏制那种类似“骨质增生”的社会病理现象。

现在，逆转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国人，已经废除了身体上的缠足；但心灵上的、习俗上的缠足，迄今没有废除！废除有形的枷锁容易，废除无形的枷锁困难；但惟有解开无形的锁链，社会与民族才能自强！

我们民族的生长，至今还被那批延安窑洞里爬出来的老东西，紧紧束缚着！四十年了，他们还在吸吮我们民族的精血！他们从共产国际那里搬来的紧箍咒──马列主义，至今还在诅咒我们民族的活力！是时候了，澄清中国生活的病态！拔除中国生活的病根！中国的民族革命，将以强大的电流、热核的辐射，穿透人心、穿透习俗的壁垒。它不遵循一切已成的道路，因为它早已失去了──对于“西方的真理”的一切信仰！它不畏惧任何牺牲，因为它太需要轻装、解缚、减肥了！

不论是谁、不论他以什么方式，来为中国施行手术，都将作为无上的慈悲和至深的功德，受到热烈欢迎，并被载入青史。坚毅的手术者，把旁人的议论，视为无理的取闹；沉静的手术台，把后人的颤栗，视作无上的崇敬。他的座右铭：“我行我素，辟开混沌。”


【野蛮的中国】第九章

虚伪与虚无


在共产主义的幽灵徘徊过后，中国的大地上，虚无主义已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一切有意义的形式，失去了意义；高于地平线的秩序，都被摧毁了。我们知道，这莫名其妙的毁灭力量来自于共产国际，但我们并不知道它为什么降临在中国的头上，对此，我们的头脑“无法理解”。但像瓦斯一样弥漫人心的虚无主义，却能解答这个难题，它说，“从哪里爬来的，请滚回到哪里去！”

虚无主义的浸润，可以让心灵沉入无病无苦的长梦。仿佛乱世的镇静剂，它的诱惑无所不在。它说：“只有我是公正之神，我既不欺凌弱者，也不追求强权。我还没有成为一种思潮，但我已是一切思潮的前兆！”它说得不错，因为，当代中国的生活，是一种虚伪的生存方式；凡是没有虚无主义的地方，已被虚伪的现实给塞满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虚伪的别名：

口蜜腹剑的马列主义──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少数人挥霍的公有制──多数人受苦的共和国──尊重科技的反文化──保护人民的斗批改──这些，还够不上理论脱离实际的“虚”伪二宇吗？尤其可笑的是，邓小平的“改革”早在毛泽东的“文革”里就定下了规划。

理论脱离实际，也就是表里不一；而让人表里不一，就是一种古代的酷刑，俗名叫做“剥皮”。被剥了皮的人，是会死的；自己剥了皮自己皮的一个党，中国共产党，还能不死吗？

共产党把自我剥皮，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把四处飞扬的欺诈之气，叫做“改革”。坦克开上了大街──叫做“共和国的卫士”。人民的血泪──被叫做“人民的选择”……

这些虚伪的说教，什么时候才告一段落：恐怕遥遥无期。因为，心灵已经死亡，嘴巴还在蠕动──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死而不僵！

从虚伪的现实世界，到虚无的精神世界，只有一步之遥。但完成这一步，却需要许多灵魂的焦烂、许多肉体的残杀。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是杜甫的亡国恨──在这里，该麻木的人，已经麻木了；不该麻木的人，已经牺牲。

“山河风景原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这是文天祥的亡国恨──在这里，“活得好”的前提，是虚伪如顺民。不屈从又不敢牺牲的人，只有躲进虚幻的“小楼一统”。

消极的生活态度，令人软化、颓唐，但能使人活下去，避免“碰壁”。蒙古人统治下（文天祥时代）的北京人，和共产党统治下（我们的时代）的北京人，有共同的亡国遭遇，因而发生了心灵的共鸣。

但自由的精神，终于会像春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白居易的希望，随着年轻一代的自然生生，而重新抬头。自由的灵魂，是每年随着高风的旋舞，而归来的燕子！她是如此不屑于回首往事，被奴隶们奉为圭臬、典范和权威的铁蹄，在新一代的佼佼者眼中竟是如此的空虚！如同幌子。新的一代，将是积极的虚无主义者！

习以为常的污浊被他们一扫而空，人心变得空灵而轻盈，“无可无不可”不再是奴隶的呻吟，而是自然之子的气韵。他们不会由于新鲜的空气，而伤风感冒或致头痛，他们把自己的不幸当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他们把剥削作为严厉的资助！

惟有虚无的精神才能推翻虚伪的统治、斩断虚伪的繁殖链！从这种意义说，虚无主义堪称是最高贵的宗教；而不仅是宗教骤兴的前兆。它把愤懑不平、崎岖狰狞的心境，化作宁静广大、炊烟徐徐的和平。它把隐居化为最高的战斗！所以它是僵死时代里，那不甘僵死的心灵，惟一能够采取的表达方式！

我看见：在这“积极的虚无主义”后面，隐藏着对世界、人生最普遍而执着的热爱！一种百折不饶的爱。一种饱经沧桑的爱。一种满脸风霜的爱。同时，这也是一种创化的爱。一种复仇的爱。一种征服的爱。──一种并不要求占有和保存的爱！

在革命的风暴中心，宁静异常──那里可以望见“天眼”，闪烁神奇的洞天，向微笑得达到了虚无意境的观天象者，展开了默契。

谁怀疑这样的虚无主义者？


【野蛮的中国】第十章

中国的双重压迫


一，“商颂”


悲哉！整个中国都沦为商场。一个匮乏而混乱的商场！

道德、廉耻、荣誉、贞操，变形为交易中的各色筹码。

这些筹码的分量如此之轻，很少有人正视它们。人们像轮盘上的赌徒，随意弃置而径行夺取更有利可图的筹码！

赤裸裸的暴力革命，温情脉脉的商业欺诈，都以不同的方式在玩弄这些筹码；或者，出于礼仪的风度和道德的伪装，也需要拿几条筹码来修点门面。于是，五光十色的“东方风味”就开始闪耀了。要收拾这座空前混乱肮脏的商场，是困难的。它不仅腐化过甚，而且大面积溃疡，万头攒动，法不则众。有一位圣人，将奉命打扫这座肮脏混乱的商场：那时，我们不要埋怨他的武断。他也许肆无忌惮，但那只是为了答复──今日中国腐化堕落！


二，巨大的破产


我们这个时代是个“巨大破产的时代”。

资本主义的公司纷纷倒闭，共产主义的国家纷纷解体……仿佛是在说，如果不让公司倒闭，那么国家就会解体！如果不让国家解体，就得让公司倒闭！

共产主义说，我们要消灭人类的不平等！结果，是集体大屠杀的血腥，代替了古老的不平。但集体大屠杀的血腥，也并没有带来想象的平等，一种更加僵硬、严厉的等级制，建造在刑场的周围。这种制度，没有刑场的威慑就活不下去！

伟大而无边的许诺，轻易破灭，和它在炮声中隆隆地出发，是多不相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七十年后，“已经兑现的一切”如“社会主义的保障”，不可救药地分崩离析。

十二年前，1980年的先知说：“现在唯一缺乏的，是公开宣告这一破产的声音──并把昏迷的人民从催眠的噩梦中惊醒过来！”

十二年后，今天1992年了，共产主义的昂然屹立，和它栽倒后的破败凋零，形成多么奇异的对比！十二年，一个小小的周期──人的内心之音，力量多么巨大！即使世人充耳不闻。这上天的回声，足以震塌庞大的帝国。

十二年前，中国的共产主义第一个破产，“改革开放”是它的丧钟。十二年后，世界的共产主义全都趴下，只有中国共产党还勉强跪着。这不过是因为，它认输得较早，也就消耗得较少。但消耗得再少，也只能“维持维持”而已──哪能起死而回生？北京人民因此把“六四”以后的共产党，戴上了“维持会”的汉奸头衔。

本来，共产主义的隆隆炮声，负有宣告死亡──现代文明或曰“资本主义”的死亡──的使命。但结果，死刑犯还站着，刽子手却倒下了──这是多么荒诞的一幕当代悲喜剧！事实表明，共产主义甚至丧失了“向后转，起步走”的能力，它只能“原地踏足”！或，根本站着不动，稍有动作，就会“立即卧倒”！

今天，唯一还没倒下的刽子手，中国共产党，也已经跪下了，它在哀求原先宣判的死刑犯人──西方资本主义──不要制裁它，甚至发发慈悲，再给它一些救济粮！这，又是多么奇特的自扇耳光！

然而，资本主义的前景也并不美妙。环境污染向不发达地区蔓延……资源破坏成为世界性的痼疾…所谓“科学昌明”、“物质进步”越来越像是一场没有尽头的噩梦。它放出了太多太多的魔鬼，并以庞大的能源，催化出无数的小夜叉！人的幸福并没有全面的增长，旧的痛苦换了新的痛苦，还没有完全消灭饥饿，但癌症却遍地开花；还没有消灭战争，艾滋病却风起云涌。

人啊人，满足了好奇，却带来了世纪末的恐慌。

现代中国人的双重灾难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在不幸，兼得了共产主义的专横与资本主义的放纵！人既被迫忍受着“末日社会主义的专政与原始资本主义的剥削”！

“巨大的破产”──决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梦”。要仅仅是梦，那就太好了！“巨大的破产”──是我们这个“转型期”血淋淋的现实。它的沉默仿佛在说：“旧的不破产，新的长不大。”再可怕的噩梦，也强于今日中国的现实！


【野蛮的中国】第十一章

腐败的“中国现代化”


一，民心可鉴


古人云：“观民风则知止。”

这是说，听到人民的呼声，执政者就知道该怎么做些什么了。这是在那没有“代议制”和“自由媒体”的时代，获得“民意”的主要方法。

那么，现在中国人民有些什么想法呢？有一首北京地区流行的《民谣》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喽！自己就是那“扶不起的阿斗”。但如稍不小心哟，听进“当主人翁”的胡诌，就会脚下走神摔个大跟头，做了黄鼠狼拜年的鸡雏儿。我们真没“参与政治”的能耐；我们只要求，别让政治给活埋！让共产党的政治给参与了，比让资本家“炒鲸鱼”惨多了：不是杀头，也得坐牢。我们只求──别让政治给参了，但如今，共军坐进金銮殿，也已是四十二年，咱们还是像一群木偶，让头儿的路线来回地牵，好一群革命的老黄牛！咳！甭提了。让党的方针天天扎？咳！甭提了。只见上头一轮比一轮的奸！

中国人民的要求并不高，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和他的依法行事的廉洁政府，足矣！这是因为，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对“奸臣酷吏”的恐惧，压倒了一切。在不断受害的人们看来，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理论方针、口号路线……的区别，都无关紧要，且毫无实际意义。如果这些“上层建筑”纵容腐败，那么，它们就不过只是“官方走私贩私犯罪团伙”所利用的一些形式、招牌、幌子罢了。廉洁与否，才是中国人的社会法庭最重要的衡量尺度！这种社会尺度，也应该成为政治的尺度！这时，政治就成为“好”的。相反的政治，则应该消灭！

就是这么朴素。就是这么简单。它表达了中国人最强烈的呼声。

最好的政治原则是什么？是廉洁。只有廉洁，才能产生清醒的政治。只有廉洁，才能产生高效率的政治。只有廉洁，才能产生无所畏惧的政治。这样的政治并不是“世界上最肮脏的行业”。这样的政治，不可能像“中共体改所”豢养的那批秀才所断言的，“必须靠贪污、贿赂、假公济私、裙带关系的润滑油，才能有效地运转”。好的政治把这些“改革派册封的润滑油”，视为国家机器中的砂砾，必须予以清除。

什么是好的政治？廉洁的政治就是好的政治！什么是坏的政治？徇私枉法的政治就是坏的政治！

对“廉洁政府”的希望，是中国人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心意。甚至自古以来的诗歌、传说、戏剧、政治理念，都贯穿这同样的主题！中国人，从来都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他们对共产主义也毫无兴趣。他们当初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过是把它看作了一种廉洁的政治；如此而已，岂有它哉！后来他们发现，社会主义（不是纸上写的，而是手上做的）原来是一种“最腐败的政治，共产党的铁打江山就开始动摇了。怎能设想，一个把家庭利益置于首位的民族，会真的接受“共产”的学说？

中国人民就是如此实际，而且精明到了发达国家的国民都达到不了的“自知之明”的地步。不管别的民族在其它的准则支配下，如何判断，中国人的内心并不会放弃自己的准则：廉洁与否！

产生于腐败的社会，是腐败的政治，它导致民族的衰退。依靠腐败的政治机制，对腐败的政治机构进行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除非你一开始就不想成功，否则，就决不要冀望于这样的“假改革”！

拯救中国的，不是假的改革，而是真的革命！衡量一个革命是否成功，不仅要看它是否兑现了自己提出的理想、许诺，更要看它是否创立了廉洁的、制度化的行政机构。新的机构什么时候腐化了，新的秩序就什么时候瓦解了──这个革命走向完全的失败，剩下的只是一个什么时间再次发动革命的问题了。

贱民登上了宝座、叫花子掌权，并不说明“革命已经成功”。因为这只是“换汤不换药”，甚至，是“饿蚊子比饱蚊子更凶残”。现在的“改革派”，正是这样的饿蚊子！


二，现代化？腐败？


中国民族事业的长远目标，是要廉洁的现代化，而不要腐败的现代化！如果，被迫在“廉洁”和“现代化”之间作一个选择，那么，我们宁可选择廉洁而不选择现代化。

况且我们知道，从来没有一个腐败的国家，可以实现现代化──政治腐败与社会现代化，是格格不入的。退一万步说，腐败的现代化即使实现了，也是与人民无缘的，是只供上层党政官员们挥霍享用、强行敲诈的借口！

中国人本来活得很自在，是那些可恨的西方真理，把我们拖入一轮轮“改造”的地狱轮回……从此，我们没有了家园，失去了亲人，从祖先的光荣中堕落，被迫向“苏联老大哥”乞讨。老大哥死后，又向日本、美国、欧共体乞讨……洋人的内心，因此充满对我们的蔑视。

现代化对我们与其说是一种欲望，不如说是一种被迫。我们原先怡然自得，现在却泥头鬼脸、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应该感谢西方的侵略？还是应该痛恨他们？谁喜欢这种乞丐生活？除了贩卖商品的买办、贩卖肉体的洋奴，没有一个中国人喜欢现代生活的本性：紧张、竞争、标准化、商品化、今是昨非、流离颠沛。甚至，就连买办和知识秀才们，也不是真的喜欢这种性质的生活，他们不过是以此为生，结果弄假成真。他们不同于热爱这种性质的西方祖师，他们只爱现代化的产品，不爱“现代化的生产”；所以中国盛产的是投机的“倒儿爷”，不是西式的“企业家”。他们不同于“在修道院里脱胎换骨长达一千年的西方知识分子”，而是像中国传统的秀才一样软骨、观风、不能自立，所以，我们尊他们为“知识秀才”──好一个西学为用、中学为体！

对香水、卷发、西服、电影、摩天大楼、飞机电脑……的典型的第三世界式的热情，只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和“现代精神”并无有机的联系。试问，这样的“追求”怎能不成为一种“无根的漂泊”？

中国人，正有变成犹太人的危险！中国正面临着古埃及种族灭亡、文化丧失的深渊！这样的“现代化”怎能不是一个典型的堕落？这样的“现代化”实际上正是走向深渊！我们不要这样的未来！我们不要这样的“走向”！

在欧洲的古典世界，“现代化”也曾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它是由希腊人娘胎里带来的，马其顿人由之而兴，扩张到印度边境。生番而善学的罗马人后起直追，建立起“地中海世界帝国”。这些半生的蛮族，当然都是“托了现代化的福”。尽管后来它们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衰落、毁灭了。但是，“有五千年光辉灿烂历史”的埃及人，却要灾难临头了；有“独特文明而又不肯同化”的犹太人，却要流离失所了！对他们来说，希腊罗马的现代化正是一条慢性自杀的道路！

埃及，犹太，一个由于适应现代化而灭亡，一个由于拒绝适应而流亡──两千年后的中国人啊，你选择哪一条道路？

现在，已有许多中国人染上了“埃及病”。他们宁要现代化而不要自己的祖国。有人说中国应该再做三百年殖民地。有人说应该解散中国。他们两位，一位是共产党的后代，一位自己就是前共产党员。他们不幸，被共产党一脚踢出了党门。然而，中国何罪 ？中国真该沉沦？不！我们认为：中国并不等于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代表中国！有无数前共产党员，是因为中毒太深？还是因为私心太重？不肯承认自己的父母甚至自己曾与共产党勾勾搭搭、同流合污，倒也罢了：即便维护共产党，倒也罢了：总不该对中国如此诋毁！

中国何罪，要成为共产集团罪行的抵押品？健忘的人们！不要忘了这一部痛史：正是在“现代化”、“超英赶美”的口号下，共产党犯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罪行，活活饿死了五千万中国人！

我们不要腐败的──中国现代化！


【野蛮的中国】第十二章

论现代中国必须遭受报应之苦？


一，“报应”的无穷链


人，仿佛生而陷于“报应”的漩涡里：挣也挣不开，摆也摆不脱；越挣越紧，越摆越沉……只是由于天生的短视，把“报应”解释为“因果律”……但这毕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报应的确实。例如，人的每一个奋斗，都是作为报应的又一个程序而出现的；人的每一次挣扎，反过来织成了报应的新的细节。而“对报应的反抗”即使是成就辉煌的，也不过是种下了“新报应”的种子，这似乎已经构成了一条“无上的自然律”。

我们的祖先最伟大，他们历史悠久、文化富丽堂皇，他们的荣耀经久不衰……但是，他们越是“最好”的地方，我们就越是“最糟”。他们的“有”，成了我们的“无”之根源！现代中国人，由于遭到可怕的报应，我们已经“一切都没有了”──我们是“赤贫”，也就是“红色政权宰割下的穷光蛋”，我们成了被剥夺得血淋淋的“精神与物资的双重贫民”。

我们的祖先越是硕硕，我们的现状越是破落──难道，这里面真的一点点“报应”的影子都没有吗？

仅仅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是不够的；至少应该再补上一句：成功是失败之父！于是，新的报应，砰然落在多少无辜者头上，把他们打成歹徒和罪犯；他们对此“不义之举”的反抗，又生出多重真的罪恶，业报再使新人受苦，轮回的锁链万世不竭……

人生的目的在哪里（而不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在于寻求一个“最”字？就像我们的老祖宗曾经达到过的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最腐败？

寻求不到“最”字的人生，是失败的。寻求“最”字很难，保持“最”字就更难了。而“最”之失去，则意味生命之流的终于枯竭──一个周期，一个轮转，就只有一个“最”……对于一切“个体”、“单位”、“存在”甚至“绵延不绝的流”，只有“一次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所以，连“轮回”也都是一个安慰人的谎言！轮回观念的“颠扑不破”，只是由于它的市场价值罢了。

马克思主义用“螺旋式的上升”和“不断地穷尽”来代替佛教徒的“轮回”，也是出自人性的这种市场需要，出于某种意义的自欺欺人。人的脑袋，既然是那么渴血，对血液的不间断的需求，就怎能使他达到贫血的“客观”呢？客观必须是贫血的，甚至无血的！对人生来说，“宝贵”的实际上是鲜血，而不是科学！所以渴望不死的人们，便把自己投入想象的无穷链中，梦想永存……佛教与马克思主义的神怪之谈，就如此被发明了出来。但这并不是“客观”的，更不是“真”的！

我们生存的真相只是──我们正处在两个“最”字之间的荒凉谷地：兴盛的时代已经飘逝，最大的灾难尚未临到。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听起来似乎不错，但是，我们刚刚进入深秋，冬天的风暴尚未劈头盖脸，春天的乌语花香更是遥不可及。不。甚至是“仿佛另一个世纪”！结果，现代中国的浮萍，只是怀抱盲目的希望，兴致勃勃地奔向死亡，奔向我们仅仅剩下的最后一个“最”──最悲苦的幽谷。

浮萍的觉悟，部分是出自无知，部分是对恐惧的躲藏──既然躲不过去，何妨兴高采；死亡的宿命，需要美丽的艺术来伴唱。


二，负债：现代中国的巨大病根


我们的一切“恶”，都来自祖先的“德”。而现代中国的病根，就在于我们祖先的负债累累，我们的还债尚未彻底；所况我们不得不由于“我们身上的他们”而处处被动：这是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的还债……漫无止境的还债！

命运，你到底要把这种勒索持续到什么时候？是不是要一场空前浩劫，一次还清？以彻底了结这时空交错的群体大孽债！是的。

“还债”是什么？是复兴的开步。还债是开创新机会，还债是抓住新机会，还债是扩大新机会。

“我们”和“祖先”──这是一个永恒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主题。“祖先虽然死亡、朽灭了，但阴魂却不散。”我们“虽然活着、仿佛能动，但却常常沦为祖先的替身”！祖先使我们的生活不能起飞，祖先让我们的心智掉到预设的陷阱里！

这真是一对难以拆散的冤家：不错，我们曾以祖先为荣，并以祖先作为学习的榜样……但结果如何呢？我们成了亡灵的替身，成了他们显示古老魔力的活道具！从此，我们的病根变成双重：一方面，我们的苦难来自西方的侵袭，它击破了“天朝”的自我圆满；另方面，我们的苦难来自祖先的荣耀──如果只有西方的侵袭而无祖先的荣耀，或者，只有祖先的荣耀而无西方的侵袭，我们都不会输得这样惨。因为祖先的荣耀和西方的侵袭，性质完全不同，只能相克而不能相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如果不把祖先的“修养”发展为“野蛮”，我们的“现代化”将毫无希望！或者，不对西方的侵袭作出反击，我们的民族复兴就是完全彻底的空谈！

复兴了的中国人，不仅要与西方人划清界线，而且要与自己的祖先划清界线──不在这种意义上分清“我们”与“他们”，中国人就不可能从一百五十年以来的“两线作战”的被动中挣脱出来，又如何形成新我？对败劣者的持续淘汰，对繁文缛节的无情遗弃，会促进新的生长，不会造成根本伤害。这里的“淘汰”，在形式上虽是“杀害”，但内质上却是“助产”。所以，在历史的某些时刻，大规模的屠宰，也就成了“生命的必要的激励”。正如精神的革命，常常是以社会的绝望为前提的。此之谓：种族规模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如果一切顺利，谁又会自寻烦恼地谋求改变呢？所以，让我们和他们分开！这已是不能水乳相融的两个世界，我们如果不能与父辈的祖先断绝关系，就无法达到祖辈祖先的曾经高度！在这之间，静止的和平不会存在。我们，必须重新理解他们！我们，必须重新塑造他们！我们，必须把他们抛入深渊或是供奉神坛，但决不和他们共存──活人和死人，怎么能生活在同一个时空？只有分开，我们才能重获祖先的能力；只有分开，我们才能成为现代的民族！而新的结构、新的种属，只能是“纯化”的结果：只有“交流”没有纯化，只能生出杂种；只有“变异”没有纯化，只能产生混乱──纯化是创造，是创造性的选择。

这将成为一种迫不及待的渴望、难以遏止的行动。

中国！你是多么伟大、坚定不移！中国！你将多么纯洁、生机勃勃！还没有一个民族──敢于焚毁自己的符咒；还没有一个民族──敢于轮番轰炸古今中外的一切精神财富，只有你，已经，并还将继续这样做！伟哉，中国！

报应的红色曙光已经冉冉升起……血腥的还债，像朝霞一样蒸腾布列……一个神秘的声音在反复说着：“民族的还债，是生命的还原，是复兴的开始。”


三，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在哪里：我们说，不在国境之外，而在国境之内！不在“吾身”之外，而在“吾身”之内！可以想见，中国的处境多么危殆：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早已潜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它腐蚀了我们的良心，并阻挠了我们的行动。由此，它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破坏了中国的复兴、威胁着中国的命运──此诚中国存亡危机之秋也！

难怪中国的遭遇如此坎坷、处境如此窘迫！因为你的敌人太多了，因为你所有的人民，也都是你所有的敌人！无数的病毒、寄生虫、吸血鬼……隐藏在你的要害部门，你怎能不病膏肓呢？这艘最破落、最自以为是的文化方舟，承载着最麻木、最不思进步的人类渣滓──这就是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不从根本上洗心革面、挖筋扒皮、脱胎换骨，又怎能让他年轻化、从善如流地开辟新的纪元？

这就是现代中国为什么受尽了报应之苦的理由！

于是，一切“人民的痛苦”在它面前，不仅成了合理的，而且是无法幸免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于是，一切传统必须重新理解，一切陈套必须根本打破，一切令人疲弱的规矩必须走开！“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都是未来中国的敌人！”这是一个多么极端但又是多么深入、令人警醒的命题！

是的。不论一个现代中国的豪杰其内心意识，是多么的“爱国”──由于中国命运的变化莫测、由于中国应变行为──“革命行动”──的激烈性质，他都难免不自觉地、被迫一步步地走上“反动的道路”──要么是在绞刑架上结束他英雄般的一生，要么是作为一个世俗的胜利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革命的压力是如此严酷，它决不给“手软的人”留有一丝生存的余地。中国的革命，最后必使所有的人沦为“革命的敌人”，同时，也使革命本身成为社会公害、人民公敌。

“革一切人的命”──作为野兽的嚎叫，被一切掌权者切切实实的执行了。但是，革命本身却不是“绝对疯狂的”，因为，它是受到某种“历史逻辑”的支配。尽管，这种逻辑并不符合常人的追求幸福的思考方式。说到底，要让一个民族强大起来，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追求幸福的思考方式”，而是“不那么可爱的历史逻辑”，那就是死亡的逻辑；否则，便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人都追求幸福与强盛，但只有少数中的少数才能得到？

推广为民族也是如此。所以，为了中国的复兴，必须无情地扑灭中国的敌人，包括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不论他爬到了多么高的位置上，不论他幻化成什么形体，不论消灭的行动将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坚定不移地消灭他。在我们的物资和心理可能枯竭的时刻，我们必须要奉“为消灭而消灭”为最高的哲学！

──把消灭本身当作最高的美德！紧张搜寻每一个战争的预兆，努力创造一个个战斗的借口，不放过任何一次战略的时机，只有鲜血才能证明生命力的强度……不。这不是直线性的“社会自杀”，而是圆周性的“文明再生”！短暂的“社会自杀”，是通往持久的“文明再生”的坦途。

让我们欢呼这自我讨伐！让我们迎接这自我讨伐！让我们颂扬这自我讨伐！

无形的战争久已弥漫中国，有形的战争也即将铺开！那时，将“不分前方与后方”；那时，将“不分武士与平民”；那时，“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斗”将是“中国民族还原运动”的强有力的杠杆！

不仅从西方的现代化侵袭之下，而且从自己落伍的传统束缚之下──“还原”！

中国人，就要归返祖辈祖先的“大朴”。中国，即将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本能去生活！还原运动，决不是简单地模仿古风，而是要重振萎靡的精神，要消灭中国最危险和最荫蔽的敌人，就是那统治中国人的现行思想，它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其实只是一种“奴化支那人的妖魔杂烩”！

由于这个妖魔的作用，中国与世界的现行关系实际上只是一种奴化的关系，如，“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或“中国自由派与欧美帝国主义”。由于这个妖魔的作用，中国一再受到许多自称为“朋友”的无耻之徒的剥削、陷害。由于奴化的思想是如此的深入人心，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不管是在共产党那里还是在自由派那里，中国一概受到了“儿子们”的羞辱、出卖。不论共产党还是自由派，都在时刻出卖他们的老子，因为他们高兴的时候就自称为“人民的儿子”！哀哉，现代的中国！被儿子出卖的混蛋国家！

但是，这一切荒唐闹剧已经到了“必须结束”的时候了。中国，还是恢复自己的性格吧！“自己”，这是比“自由”更宝贵的属性，这也是“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根本分歧！

“以简练的感情过简朴的生活”──这不仅是伟大个人的座右铭，也将落实在民族圣殿的横匾上！这不是装饰，也不仅仅是象征，而是民族苦难的千年结晶！──“中国的性格”！它让中国人由此重新找到了自己久违的国魂，中国人，由此创造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方向感！中国人，不再作为西方人的精神俘虏而忍气吞声，不再作为老祖宗的习惯替身而唯唯诺诺……

如此具有性格的人，才是可以信赖的人，才有力量回答“报应的挑战”！


【野蛮的中国】第十三章

我们的命运


这片土地使我们受到创伤、流血不止。热血悄悄洒在荒芜寂寞的中原。我们的生命日趋衰竭？我们的火焰日益黯淡？伟大的梦想离开我们似乎越来越远……但我们的信念却随着时间的沈练而越来越清晰了。不。我们永远不会怨恨这片土地的！永远不去怨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尽管是他们扼杀了中国的希望！这片深厚的士壤所茁长起来的一切，都激起我们不可遏止的爱。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因此注定要为这片土地而流血。

愿我们的血，使沙漠化了的中国，重起生机！愿我们的血，催开片片嚣腾不已的新花……不是发自粗鄙的“爱国心”，不是发自习惯的义务感，而是源于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快乐：我们的生命和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当你孤独的时候，只有我们来替你张目。中国！当我们消沉的时候，只有你来振作我们。中国！是你的苦难，使我们忘记了自己的不幸！我们真的从心里感谢你：要是没有你，我们的一生该是多么庸碌无为！

中国！是你的病弱，使我们变得坚强！我们真的从心里爱戴你，要是没有你，我们将消失在现代化的盲流中。

中国！愿我们对你的爱，是我们最高的自爱！中国！愿我们的自爱，是对你责无旁贷的受！

心理学的奥秘表明：如果我们相信明天的中国所造就的大建筑，将取决于我们今天的大痛苦；那么顶天立地的殉道与骄傲，将增强我们坚不可摧的力量。

反过来，正因为我们看清了中国今日的苦难与破败，才不会怀疑：前所未有的痛苦必能诞生前所未有的婴孩。

不要像屈原那样叹息“吾生之不幸”，须知，这是一个充分体验人生的机会──只有经历了苦难并征服了苦难的个人，才能前去改变民族的厄运！所以摧毁了秦始皇的不是诗人屈原，而是武夫项羽。我们所担当的，不仅是开辟者的命运，还是奠基者的命运。这是加倍的沉重。

以前的开辟者和奠基者，都用别人的尸骨来填满自己的欲壑；但新一代的开辟者、奠基者，将最不近人情，他们是以自己的尸体，来满足历史女神那无边无际的嗜血贪欲！

眼看自己的白骨将在一个无底深渊中被人遗忘，他们没有丝毫的沮丧哀伤：人生再美满，最后还不是白骨一场？与其浪费自己的白骨，还不如用它奠基伟大的建筑！如果有天堂，这就是天堂！如果真有再生的希望，这就是再生的希望！──不是用别人的尸体，而是用自己的尸体──举行一场“要让嗜血的历史女神都闻风丧胆”的盛大祭仪！

万神之神！这次应该让你获得充分的满足！死亡和被遗忘，并不是我们的悲哀。我们的一点悲哀是：没有人比我们自己更清楚，我们为国牺牲的全部活动，到头来却是作为中国历史的变数乃至负数而发挥功能的！我们的建设，只能以破坏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的仁爱之心，只能以残酷的语言说出来。我们的理性，因此被目为疯狂。我们渴望建立一个富丽堂皇的多元大厦，但却不得不在黑暗阴森的地下爬行钻探，干着单调无聊、千篇一律甚至受人歧视、遭人唾骂的事业。真的，我们的命运就是如此充满了惊人的反差和不可思议的矛盾。“如果我们失败了，愿上帝能原谅我们！”这是斯大林的同伙在被小国波兰拖入二次大战的没顶深渊之前，发出的最后哀鸣。

为了高出不可改变的水平线，必须首先潜入它；为了求得正值，不得不先达到负值；为了成全善果，却要乞灵于恶行──面对这样“无情的法则”，我们甚至连说“不”的选择权也尽遭剥夺。这就是历史女神统治下的人类世界！这不是因为我们丧失了“自决”的活力，而是因为我们的活力并非“自在”的！我们的“回答”，只能针对嗜血女神的提问和“挑衅”而发。

请不要过于匆忙地指责上述自白是“病态心理的折射”，而请劳神先问一句：这种思想的“病理基础”又是什么？病态的心理，难道不是发自病态的社会、病态的历史？

我们看到的事实就是这样：历史染上了沉疴；祖宗歉下的债，要由子孙来偿还。

我们正在替未来中国的巨大建筑打基础──不是用我们的劳动，而是用我们的死亡；不是用我们的汗水，而是用我们的血泪！

我们并不是真的破坏者！对优雅文化的憧憬，永远都使我们悄然动心。但我们知道：一座建筑越是高大、坚固，就必须挖掘得越深、击打得越厉害。──这决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论”，而是最实在的经验：不排除就不能建立，不死亡就不能新生；没有“钻之弥深”的痛苦，就没有“仰之弥高”的喜悦！

这片土地使我们受到创伤，流血不止。只是我们还有余力，不愿就此浪费掉，于是把热血悄悄洒在荒芜寂寞的中原。


【野蛮的中国】第十四章

警告


我们历尽艰辛，在茫茫苦海中失去目标，漂行，这时我们知道了“绝望”的含意。我们沦为苦力而功不及半，“苦力”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的代词。我们真挚的感情遭人耻笑，我们的存在本身受人质疑。

这都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苦难病弱民族的成员！这都是因为──我们在巨大的染缸中放弃了自己的天性！

于是我们知道了：只有拯救这个民族，我们才能实现自救！只有洗涤了民族的罪恶，我们才能洁身自好！民族的罪孽，必须通过民族性的自新运动，来涤除──自新运动将采取物理的方式达到生理的压力，它的前提则是心理性的：悔过。悔过是自新的伊始，自新是悔过的完成！我们的一生，全都是仅仅为此准备的──洗涤和自新，是我们的荣耀和苦役。

民族的腐败靠什么洗刷？靠“天解决”的快刀！因为人解决的道路，早在一百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就堵死了。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通过一千年的苦修，才抵达文艺复兴的世俗化幸福。但秦──两汉帝国崩溃后，东亚仅仅用了四百年就驶入了唐的繁荣。这里，还“整整缺少六百年的苦修”！中国人，没有充分经历过“中世纪的野蛮”，所以，我们还不配享受“文艺复兴和现代化”。

凡是对现在的中国深入了解的人，都不难同意“民族性的腐败”这一用语。现代中国，已经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甚至没有一位干净的活人！即使你是清白的，但你的社会关系必须充满许多的污秽；即使你无心作恶，但你活着就构成了一种犯罪！

在未来的中国，不得不实现社会生态的变革，这将包含多么恐怖的含义：只有以毒攻毒的可能性，因为一切美好高贵的东西都已死亡！社会生态的变革，其征兆早已显露，但只有高妙强力的手腕才能执行。在未来的中国，惟一的选择将只是“以罪犯对付罪犯”！那时，让我们不要假装清高，让我们脱下白手套！……

这是“悲观厌世者梦呓”吗？如果是的，那么，悲观者又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梦呓而不是那样的梦呓呢？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偶然”甚至“疯狂”吗？

首先感受并预言未来灾难的人，总是毫无例外地被看作疯子，然后再被群体残酷地迫害。直到灾难过后，具有历史癖的学者才想起了他们，并感叹“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注意他的警告”？

其实，“早一点注意”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蕴涵天机。“先知”的偶像是用来事后证明“智慧的高度”的，不是用来事前缓和甚至抵消“天意的惩罚”的。

我们的劣根性，归根结底一句话：“麻木不仁”，这麻木不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乌龟般的惰性、地府般的沉默、苍蝇般的拥挤、麻雀般的嘈杂……这就是现代中国的写照！这样的人也叫做人？人若失去了灵性，和禽兽、货物，又有什么区别？

中国大地上的群众“不仁”，这是对我们长期依赖“仁者”的一种报应。既然这就是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态环境”：我们也就不必为今日群众的冷漠、残忍、无原则的狡诈、苍蝇般的逐臭，而忧虑。因为这并不会威胁中国命运的转折，恰恰相反，我们从来没有获得今天这样的明澈：群众的麻木程度，正是志士的仁爱程度的前提性条件！相反相成的社会生态，就是如此取得平衡的。

伟大的仁者！你现在荒野之中不为凡俗所识。伟大的仁者！你现在独享孤寂默然，悄悄数着自己的岁月！伟大的仁者！你总会来临的──尽天性，扬潜能，作为不可抗拒的闪电，劈开中国前进的道路。中国的消化不良症，将因你的电击而消失；中国的群众将因为受到消化，而欢欣鼓舞。

伟大的仁者！空前的劫难，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神圣。千百万渣滓，将因你的名，而成为坚强的战士！一个不再崇拜戏子和商人、而是崇拜武士和仁者的时代，就要被恩准而降临在中国了！

让我们为它准备──准备更大的压力！压力是最好的护育。压力是最好的教化。世间一切有灵性的东西，无不成于压力，无不毁于放恣。中国的今日越是无望，明天的动作就越是惊人。

在中国历史的夜半时分，让我们面对天意跪下，潜心于无言的祈祷：愿你的风暴，来得再猛烈一些！


【野蛮的中国】第十五章

弯路上的祝福


是的，中国已经走了太多的弯路。惊人的浪费、惨烈的牺牲……劈头盖脸，砸在中国身上！敲骨吸髓的内忧外患、嗜血成性的革命与战争，成了现代中国的影子，还要中国放声歌颂这黑暗时代……这是何等的欺凌、何等的残忍！于是，中国知道了什么叫做“共产主义”、“人道主义”、“世界公理”、“全球秩序”。然而，还有更多的血腥、更多的“弯路”──延伸在中国的脚下，等着我们的祖国一步一步走过来！它仿佛说：迄今为止的一切牺牲和一切浪费，和将要降临的一切牺牲和一切浪费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

中国似乎命中注定了要走弯路的。中国似乎注定了要以弯路为荣的。中国一心一意只想走自己的路，忘了察看别人的眼色，结果一不留神，就掉到别人精心设计的陷阱中。这种旷世孤独，仿佛已经成了中国与生俱来的宿命！

于是，一个念头在我们的脑海开始徘徊：中国的弯路越长，中国人就能看见越多的奇观；中国的灾难越是经久不衰退，那结束灾难的巨臂就越是强力。──而且，经过漫长的冬眠与漫长的修炼，他将指向一个全新的方向！所以，我们祝福弯路，也愿弯路祝福我们：愿中国再走更多的弯路！愿大地吞下更多的硝烟！愿人民遭受更多的打击！愿我们亲眼目睹更伟大的拯救传奇！

我们的祝福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中国的出路，在于它的创造精神，而不是它的仿效能力。这是中国的命运截然不同于俄罗斯、日本等国的一个要点。俄罗斯以前模仿拜占庭，现在才能模仿西欧；日本以前模仿中国，现在才能模仿美国。对于它们来说，现代化的问题很简单：换一个模仿的对象就行了。但中国以前模仿过谁？现在又能模仿谁！

中国，不能成功，就是成仁。中国，到达不了雪巅，就得坠入洋底。亿兆与无一，是你必不可免的博弈。对于你，世界的孤客，不创造，便无立锥之地。中国，也许是缺乏学习的能力；中国，也许是过于顽固，所以她很难遵循外国的模式，更难一贯到底。要抵达民族命运的坦途，只有起用自己独一不二的法门。一切舶来的样板，对于中国，要么是毒药，要么是玩物。

作为中国命运的见证者，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拓展中国自己的出路，而不是像共产主义的朽骨们那样，搬用大洋彼岸的红毛番人的逻辑，处心积虑杜绝中国自己的出路。

请相信，死灰尚且可以复燃，何况一个民族生命的巨大广场！我们祝福弯路！弯路必将赐福于中国！


【野蛮的中国】第十六章

秘语


一，中国的秘语


为什么──“中国”这个字眼不如“美利坚”、“德意志”、“英格兰”、“法兰西”甚至“俄罗斯”、“日本”这些字眼来得响亮？

为什么──“祖国”这一唤魂的魔术棒，对中国人心灵的感召力量，要比对别国人民逊色得多？

为什么，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为什么，外国的溪流比中国的清？为什么，外国的空气比中国的鲜？为什么，外国的装束比中国的美？为什么，外国的人物比中国的帅？

因为──替中国流出的鲜血还太少！它的味道也不够醇厚！中国的牺牲，还没有能够感动命运那冷酷无情的心肠。所以，“中国”这个符号的魔力，也就无从谈起。

因为──上苍，对中国“一千年来的腐朽堕落”，所施行的天罚，尚未结束；历史的报应“对不肖子孙的轻蔑与愤怒，发泄未尽。

中国的复兴，还需要“多得可怕的鲜血”。中国的革命，正像西方的工业需要储藏黑色的石油一样，需要积累足量的红色石油！黑色石油的多少，决定了工业的活力；红色石油的“多”和“少”，决定了革命的底气是“足”还是“不足”。中国革命，是一场高度消耗红色石油的民族再生！如果，我们不在“革命”的道路上走到尽头，又如何转到新的方向？怎能大言“复兴”二字？！

为中国的复兴，竭尽全力吧，榨尽我们身上最后一滴的红色石油吧！它将比黑色石油，蕴藏更大的能量；它的吨位，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前程到底有多么远大。

只有这样──“中国”才会响亮，高于一切。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山明水秀，无比动人。只有这样──“中国”的一切，将再次散发惊人的魁力！


二，秘语的中国


除了我们──还有谁，能理解中国？

在这高效忙极的信息时代，这“明足以察秋毫”的科学技术的漩涡里──中国这一“舆薪”却仿佛一切神秘事物的渊薮，断不能被那些滔滔者天下皆是的、谋财害命的犹太智者们所理解！

有一个秘密的中国……有一个中国的秘密……只有在我们的镜子里……它的轮廓才显示出来。如果我们死了，我们的镜子就破碎了……那时，将不再有人能看见“中国的秘密”和“秘密的中国”！那时，中国甚至没有了同情者。

中国！你多么孤独！中国的镜子！你们多么悲苦！不再有人能理解中国！也不再有一面真实的镜子！我们的中国！梦之花！灵性的寄托！你不能消失。──世界，你多么空虚！如果不再有中国。那时，你的宇宙将是真空，你的美景犹如废墟。──世界，你多么伪善！因为你无视中国。是你杀了她，还装得好一派若无其事。你把她抛尸荒郊，任凭那些北方的牧羊犬、苏联的共产党，恣意践踏、啮骨噬肉。它们为中国之死而高歌欢庆，因为这批现代匈奴、共产屠夫，终于多了又一顿美餐！

──世界，你多么丑陋！因为已经没有中国。你的价值从此凋零：你的欢乐成为残忍，你的幸福沦为侮辱，你的旗帜是谎言的集大成！美国式的庸俗、肤浅、肉欲，将主宰一切。──世界，你已奄奄一息、垂垂待毙！让我们为你裹上纯白的尸布，冬天的骄子，你该安息了。

但是，有一颗秘密的心，要从你的死亡中悠然复苏，她是中国，中国那女性般坚韧的心！她终将战胜共产主义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野蛮的中国】第十七章

咒语


一，紧张的生活


中国必须过一种紧张的生活，方能得救！各色人等、各种人类物质，必须在一种刻不容缓的陶冶中、一种严肃到严厉地步的重压下──拼命旋转……充分淘汰……重新凝聚……他们将斩钉截铁地决断着……他们将竭尽全力地奔忙着……他们默默无语地服从、毫无顾忌地创造……一切懒散惰怠之风，都要一扫而光，决不容情。中国，将重新团结为一个“抛弃虚文、抛弃鬼话、抛弃闲混、抛弃阴谋”的高贵国家！

多美呀──一个紧张的中国！多美呀──一个团结的中国！我们渴望，为你而忙碌。为你而忘掉一切。为你而大笑着，哪怕受苦？我们渴望──为你而死去。只愿你早日出头！

二，还没有中国……

还没有：中国的建筑、中国的音乐、中国的心灵……还没有：中国的诗曲、中国的颂歌、中国的爱恋、中国的憎恨……还没有：中国的精魂、中国的良知、中国的道德原则……还没有：中国的意志、中国的世界──或毋宁说，中国的世界意志，还没有生长出来！

所以──中国的地土荒芜……中国的泉水干枯……中国的山岳颓废……中国的原始森林退化为低矮的灌木丛……中国的飞鸟落尽，中国的走兽死绝。

这都是因为，还没有中国的宗教！──中国的万物之源尚未兴起。于是我们渴望雷霆降临！扫尽一百年的纷扰、无序，尽扫一千年的污秽、不义。新的信仰，将给中国的死寂，重新注入一股欢腾的生命力！中国的世界与意志，将由此起。于是，有了建筑，有了音乐，有了心灵；有了诗，有了颂歌；有了爱恋，有了憎恨；精魂、良知、道德原则……一切都破茧而出，汇聚在今日衰败的中原。

中国的灾难啊，我为你深深地祝福！如果你真能收获如此的圣果，那么，你在二十世纪蒙受的一切不白之冤，就是值得称颂的！让我们含泪感谢这样的咒语，凭着果敢的自我牺牲，夺取命运之宰的青睐！


【野蛮的中国】第十八章

夜半的天安门


夜半，当我途经天安门前面的广场，二十世纪的血腥、无君世纪的全部黑暗，一起涌上心头……多少幽灵向我会聚，多少精神和我耳语……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的悲哀，可以通过诗与泪来宣泄，这是多么幸福。但天安门的精神，却无法用诗来表达；天安门的幽灵，拒绝流泪！

天安门！你是中国的见证。以前，人们讨厌你，因为你和毛泽东连在了一起。你被毛鞑子践踏，你使毛鞑子生辉。但是，一九八九年惊天动地的风水气运，也改变了你！你面前的广场和广场上的风云，洗刷了你的污名。广场！你仿佛巨大的磁铁。紧紧吸住中国的心。当我途经夜半的广场，孤独……寂灭……无望……荒废……乱离……以及绝望和希望的永远轮回……猛烈袭击了我的心。感受不可言传，但那感受却近似一大片光怪陆离的苦海。无君世纪的甜酸苦辣辛，令人哽噎；刻骨铭心的悲、喜、忧、惧、爱、憎、喜、乐，发出民族的共振。啊，广场，民族的广场，心路的历程。

还有谁，比我们更清楚北京的灾害之深刻？还有谁，比我们作出了更为沉痛的反省？蛮荒的嚣腾，仪仗的繁缛，欢乐的人群，铁血的镇压……这一切惊人的反差确实在此并存过，也许，它还将重演还将并存。将来，再将来，现在漆黑一团、魍魉横行的广场，会再次热血洒地？或者，有勇武的坦克集团隆隆驶过？这是奉命前来击毁一九八九年坦克集团的新一代王师！人们还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从心里感谢。如果活不到那一天，也不要气馁：“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岛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陆游：《示儿》）虽然死亡可以消除一切遗憾，但不可以消除我们的信念：

只有建立在意志上面的坦克，能够肃清建立在坦克上面的意志。

救主耶稣曾经说过，“不要到喜庆的人家去，而要到丧葬的人家去。”因为喜庆只是人生的假象，丧葬才是人生的归宿。全世界的人们！记取先知的预言、教主的判词吧！发达国家的人们！请到中国来！中国，将是新的世界中心；因为，黑夜比白昼，给人更多的启示。

是的。苦难比幸福，更发人深省；孤独比成群，更有益精神的健康。在人群中，先知比在牢狱里还要孤独。因为，牢狱里对话天地的想象之翼，被人群的猥琐给折断了。天安门广场，你现在比旷野还要荒凉，但正是你的荒凉，使你升格为新文化的沃壤，一块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沃壤。这正如你所象征的无君世纪和无道世纪，比王道鼎盛时期，更需要民族的良知、命运的见证、思想世界的仲裁者。

作为创造过世面的人，我们已经无惧无畏。我们的命运并没有结束，于是，我们还将见到更严重、更出人意料的大世面！“受难”是我们的荣耀，“受难者”是我们不可让度的封号！我们命中注定要看到共产主义的覆灭，以及一切西方真理的死亡。

这是狂人日记吗？不。这是夜半的祝福。夜半的祝福，是黑色的预言。亏心的统治者们可以不怕战争的威胁，但对注定要应验的预言却怀有歇斯底里──不信请看：莎士比亚写下的《麦克白斯》。


【野蛮的中国】第十九章

“民族广场”论


今天的中国，没有思想的交流。流行的，只是互相欺骗，“用官方语言隐瞒真实的思想”，最多，是以官方的用语，来表达略微的讽刺、隐含的意义。“思想的场”被粉碎，到处都是人心的隔膜！相同的念头也被截断，到处是尸体建造的壁障！万里长城永不倒。

其实，这一“精神的黑暗时代”，早在1950年号称“镇反”的集体大屠杀后，就揭幕了，并不断绵延了四十多年。由于枪杆子的疏离作用，在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随便挑出一百个人来，他们就能为你产生一百零三个思想意念！因为，一百个人里面就有三个人已被逼疯，或被迫装疯！于是，他们每个人便拥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一种是内心独白，一种是对党的表态。

现代中国人就这样各怀鬼胎，“纣有亿兆众，亿兆心。”──这样分崩离析的社会，如何产生“现代化的动力”？但是，向前的动向却是不可阻遏的，所以，即使连伟大的先知也无从预知：还需要多少撞击、撕裂、磨合，中国才能形成一个思想的场！一个富于生命的民族广场！

为了一种新的信念有效地运转，中国到底还需要多少“鲜血的润滑”？中国革命千头万绪，但最终的功能无非是：“缔造一个新的民族广场。”民族的广场，就是沟通民族一切成员的思想与行为的巨大引力场！它，或是有形的，像一再流血的天安门广场；或是无形的，如新闻监督、法治系统。尽管今日的中国还没有这样一个场，但任何一个现代民族，郡需要这样一个生命场！

1919年的“打倒帝国主义和卖国贼”──1966年的“打倒共产党官僚走资派”──1976年的“打倒无产阶级的秦始皇”──1989年的“打倒官倒集团腐败政府”──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在实现同一个“民族广场”的建设！每一次撕裂，是每一次生长！每一次生长，是每一次流血！谁也不知道还要流多少血，4能克服民族精神分裂障碍！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权力意志，实际上是在建设这最终的引力场！不同的路线、不同的斗争，实际上是在为汇聚共通的元气！

天安门！你因此成了中国命运的见证！天安门！你就是中国命运的化身！天安门！你笑的时候，中国就欢欣鼓舞；你哭的时候，中国就痛不欲生！──先知的人说：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时候，天安门，将成为一个胜利凯旋的民族广场！那时，新民族的巨大引力场，将实现！那时，将会发生惊天动地的事。

我们感谢共产党专制。因为这个专制为一个新民族的诞生，准备了必要的压力。个人的悲郁，最后将汇为民族的力量。当先知者在茫茫人海里孤立的时候，个人的特点仿佛磨灭。然而，先知者的能量不会消失，而将折射出民族的特性！个体的理性遭到射杀、变得麻木不仁的时候，世界的感情将兴起、打通场的隔阂。当他踽踽独行于市街，默察万象，透过现象之海看到本相、“通过感觉的桥到达了幻觉”的时候，他哭了。他的泪水，是中国的涤罪剂。中国的活力，就在他的苦难中。

我们是永恒的流浪者！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民族的广场！此刻，甚至死亡，也不能使我们落叶归根，因为民族的根脉已经断绝？除了新的民族广场，我们不再信任任何“确定无疑”的事情。谢天谢地，我们还没有衰落到害怕流浪的地步──精神上的流浪，总要胜似精神上的死亡！于是，先知者从人海里逃走了，走向渺无人烟的荒场。他说：“我的眼晴什么也看不见了！除了那越来越清晰的民族广场！那无象之象，是为至象。”

天地的元气，就这样落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是的。命运使我们现在，“只能写写而已。”但相信吧，符号的力量是难以预计的。无法抑制的激动，实际上是一种“来自上天的力量”。特别，是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空前绝后的历史垂青”之后，天意岂能善罢罢休？

不要怨恨我，也不要颂扬我──我并不是代表自己写下这些符咒，而是代表了民族的广场！


【野蛮的中国】第二十章

来一次新的焚书运动！


书是什么？是生命的启示而不是枷锁！中国民族具有博大而顽强的生命力，所以，我们的祖先在1900年烧毁西方的教条，并向西方的炮舰万能进行了一次挑战──史称“义和团”。这是因为他们预感到，西方的“书”（如马恩列斯的胡言乱语）将在整个二十世纪戕害中国人的生命力。虽然，这种单纯的拒绝因其愚昧的形式而失败，但他所代表的生命力并没有死去，而继续在寻找更好的表达方式。

1966年，第二次义和团运动爆发，史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次，人们不仅烧毁西方的书并斥之为“资本主义”，而且还烧毁“冒牌为东方但其实为西方变种的苏俄”的书，并斥为“修正主义”。那时，为了某种现在并不清楚的理由，人们甚至挖了自己的祖坟，只有毛泽东这个非人的牲口其祖坟没有挖过！

经史子集统统消灭了。佛经道藏统统消灭了。唐宋禅灯、宋明语录统统消灭了。甚至对二十世纪以来泛滥成灾的中西杂交的自由主义混种，也实行了坚决而有系统的消灭政策！人们兴高采烈，自称“反封建的勇士”。支持他们的，是一种假的宗教、真的强盗逻辑──它自封为“毛泽东思想”，其实是一种毛糙的思想，甚至是一种毛糙的死相！它不择手段要“冲决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污泥浊水”，鼓吹要让无知的群氓自己解放自己、巧言令色说这是为了恢复久已雕谢的民族自决能力。然而，人们又一次犯了错误。人们很快发现，这把火已经反过来成了套在中国人头上的最为冰冷枷锁！追求精神自由和社会解放的人民，沦为毛泽东思想的奴隶。

好在，中国民族五千年的生命力，并没有这样沉默、止息！它终于看清：毛泽东思想，只是一种“为了破坏而破坏的符咒”，它对“建设一个新民族的新文化”是绝对无用的！不焚毁这死亡的符咒、不祓除这黑夜的魔法、不扬弃这变态的诡论，中国民族指向大洋彼岸的利剑，岂不夭折，而被中国共产党阴谋扼杀在萌芽状态！

──中国！怎能继续沉默无语这对你生命的再次亵渎和无意义浪费？──中国说，“当然不会！义和团运动──不够。第二次义和团运动──也不够。我们还需要一次更大的──狡兔死，走狗烹！”──中国说，“在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惟一没有遭到销毁之劫的魔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诗词》：将在我们最后的革命中，像无用而挡道的癞皮狗一样，遭到焚杀！”

是的。过去，他们一度激励我们革命，去冲击一切阻挡中国人前进的东西，至今还有人在感谢他们。但中国毕竟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别人的奴隶！我们怎能长期蛰伏在马恩列斯这四大家族和他们的买办代理毛泽东邓小平脚下，并且仿效他们去猫择洞、瞪效颦！

燃起来！冲天而起的烈焰！新的中国，需要你的洗礼。一种纯真的民族感情将起来，取代衰老并因衰老而变得虚伪、丑陋、残暴的“科学社会主义老人帮”！中国民族，将再次恢复青春年华；中国思想，将在历经一百年的浩劫之后，重新抬头，变得纯净，变得年轻，变得无畏，变得谦逊。

那时，将不会有人谴责这次焚书；因为，这是为了永远不再有焚书而进行的“最后一次焚魔书”。那时，将有人害怕世界均势的倾斜；因为，这个最古老、最顽冥、最有弹性的民族，已从“文化的立体冻结”、“符号的全面射杀”、“生命的彻底净化”中，走了出来──这就是“凤凰的火中再生”？

请不要怨恨我写下了这些疯话；更不要颂扬我道破了上苍的天机。历史垂青中国，才给她如此剧烈的轮番轰炸！冲破晨雾的大地神女，受上天感孕，成为新民族的始祖：震撼旧屋的雷声，像地球闪烁灵光，爱与生殖的原力，将复活。

请不要说，“共产主义已经死去，何必再鞭尸？”我们说，历史的进程，是需要相应的“仪式”的！没有仪式的伴奏，旧的不能撕尽，新的如何茁长？所以，人间既需要婚礼，也需要葬礼；缺一不可。没有葬礼，遗体将腐臭，危害活人的健康；所以，葬礼比婚礼甚至更为生命所需。以生命的名义，让我们替共产主义收尸！以民族的名义，让我们为科学社会主义举行隆重的葬礼……

在中国大地，来一次新的焚书运动！

──这是出于最深刻的人道主义动机。


【野蛮的中国】第二十一章

唱支哀歌给党听


哀哉！你们的春天已经逝去！夏天也不再来临。秋天高爽的云、湛蓝的天，已是你们回味的往日……等待你们的只是凄厉的肃秋。暮年的伤感、悲凉的冬景──你们在寂寞枯死中迎接寒风的咆哮、冰雪的孝装。晚景悲凉。

起死回生？不可能。

返老还童？不可能。

王朝中兴？不可能。

改革成功？闻所未闻。

不论对“宇宙”、“社会”、“个体的生命”甚至“怀旧的意识流”来说，倒行哪能成功？逆水行舟，终归还要顺着走，时间早晚而已。

有一种欺骗了你们整整七十年的希望，说“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你们又一再用它来骗人。你们啊，一群躲在深宅电网后面醉生梦死的懦夫老人帮！只渴望像那秦皇一样长生而不死，所以你们必须喝青年的血，保持自己的红光满面。你们还有一种虚妄的希望，说“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错了！吸血者！人类的子孙不是你们的子孙，你们嗜血成性，必须断子又绝孙。你们堕落了，失去年轻时代的勇气，你们流洒青年的热血，为自己的堕落寻找理论的根据，你们把它叫做“稳定压倒一切”。你们企图在中国人的白骨堆上，建筑外国魔鬼的天堂。你们妄图把一切“最”字抓在自己干瘦干瘦的手里，但结果，只抓住了最大的衰老、最大的腐败。你们哪里知道，任何最好的东西，只会向一个人、一个心灵出现一次！你们糟蹋了你们原有的一次，老天爷哪会再给你们多余的第二次！

你们的“辩证法”，已和旧世界一道飘零，变成“死亡的逻辑”，你们的权力梦，不会比你们外国主子的铜像，屹立得更久长！苏联屠夫列宁同志的像，1991年8月被俄国人民给推倒了。中国的命运，岂是你们伪宪法前言中“四项基本原则”，想怎么编就怎么编！

应该结束了，你们编造历史的天才！

应该休息了，你们创造赤字的将才！

你们的“中兴”要是成功，如此荒诞的充满赤字的历史，真不知还要重演多少年、多少遍！

中国的命运，岂是你们的私生子──随便找个柔弱而无告的文工团员，就可以立即生下来！

应该收敛了你们的淫欲！

应该清点了，你们的家底！

你们的“接班”要是成功，中国还怎么活？

你们的事业要是千秋万代，中国的历史岂不永远都只是五千年！

原来，你们的事业，是要打断民族的脊梁，让堂堂中华，沦为马恩列斯的跑马场！

好心的中国人，都盼望“改革”成功，一扫中国的腐败，带来新的气象万千。但今日的改革又是什么？无非是旧王朝的小维新。咸与维新，又只为那垂垂老矣的皇上、奄奄一息的王朝，来个“中兴”。但这样的中兴，历史上有过么？没有。一次也没有。满鞑子当年闹中兴，杀人几千万，只是让一个“雌性的老佛爷”多坐了五十年江山：今天的“老佛爷公公”邓小平，就算多上枪杆子几百万，又能喘息到哪年？只可惜，到头来，又得赔上殉葬的党员几千万！

世纪末的人民啊，你们如果紧跟“亡灵的战略部署”，而使真理荒凉冷落，那么，就留下它来──作为我们，中国精神的捍卫者，赠给全人类的永久财富吧：偷偷摸摸的改革、修修补补的维新、浑浑噩噩的中兴之梦──是落水者抓住的最后一杆稻草！中国人民！你们要是不愿紧跟“人还在、心已死”的冬日老人一起死去，就不要相信世界上还有“传之万世”的王朝！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吃完了的菜，怎能再吐出来摆在桌上款待贵宾？喝下去的酒，是不可能“越陈越香”的！

对于任何存在的物（这包括制度、权力集团以及作为统治工具的意识形态）来说，“万古长春”的美好，仅仅在于它是一个梦。梦，怎么能作为治国的方针？梦，怎么能尊为“必须坚持的原则”！亡灵的梦，该入土，不该打扰孩子的青春。“救救孩子！”──“救救孩子！”你们还忍心孩子们再一次遭到“天安门广场的下场”？新陈代谢本是宇宙的法律，怎么，它竟在中国失灵？中国的制度，难道真是注定“要牺牲新芽以滋润陈腐”？不！让我们鼓起做人的勇气──说一声，“不！”

现在的中国，青黄不接。我们失去了秋天的麦黄，还没有得到春天的柳青。所以我们绝望，以为永远不会有柳青，永远不会有麦黄。然而，谁曾想过，连太阳也有沉没的时候！太阳的永恒在于，每一次西沉之后，都会带来一次东升。老人的亡灵，想阻止太阳的东升。他嗫嚅着没有牙齿的嘴，说，“只要我们老一辈还有最后一丝气，就要一手遮蔽朝阳的光芒。”

奔向死亡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批自命为“舵手”的老公猩猩，却想把刚刚出生的婴儿，也驱向死亡！原来，他们已异化为“最”字的占有狂！不能成为最好的，就要成为最坏的：“不能最伟大，就要最矮小”──邓小平语录。不能流芳百世，就要遗臭万年，……

这是变态的本能。他说，我们吃过的苫，你们年轻人必须从头到尾都吃一遍，而且，还要加上几十年的利息！我们长过疮，你们必须再长一次；我们流过的血，你们必须再流一次；我们坐牢、杀头、离婚，所以你们也必须、必须、必须……否则，我们的苦，岂不是白吃了。

然而，这是最后的斗争！老东西！你们盛极而衰，你们的春天、夏天、高爽的秋天，都已飘逝！你们的后代、你们的影响、你们的神话，再也不能困扰中国！现在只有冰川，和冰川里的犹太恶魔马克思，向你们发出永久的冷笑！


【野蛮的中国】第二十二章

中国的近期目标


当我们看清了历史的全貌、演变的轨迹和所谓“来龙去脉”，也就不会老是抱怨“世界是个专门上演悲剧的舞台”了。那时，我们将颂扬“造物主的仁慈”，使我们有机会“经历得更多”、“体验得更丰富”。哪怕这经历是疼的，这体验是苦的。

历史要呈现什么，就首先抛出与之相反的东西……西方人破坏了中国的生活，毛泽东则把这种破坏推向极致。他曾说过，“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情不自禁地透露出，他的原始出发点是“救中国”，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手段。主次问题在这里表述得十分清楚。在他的晚年陷入共产主义的迷乱之前，“救国”还是他的思考重心。在这一点上，他与洋务派、维新派、孙中山的革命党之间，一开始并无根本的不同。所以，他把他们一一封为“先行者”。后来，“路线分歧”逐渐演变为“路线斗争”……中国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社会试验场！不要忘了，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并不是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史”；而只是如何革命的“路线斗争史”。立宪党人是主张改变满清政权的性质的；但这并不能使革命党人原谅他们；国民党是民族革命者，但却被共产党人视为反革命，共产党本来已经革命革到了阎王老子那里，但新兴的爱国志士却把他们还原为一群贪婪的卖国贼──比满清的卖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史是善于讽刺的，到此为止，它走完了一个“圆”──最最最革命的共产党，变成了最最最反革命的汉奸党！为了推销他们的卖国的“发展战略”，他们甚至把坦克开上了大街，把那些他们声称是在不断代表（以致根本用不着什么“选举”这一类资产阶级的滑稽剧）的学生和人民，碾成了一堆血糊糊的内泥。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正是在这自相残杀的灭绝中，某种悄悄的“精选”正在进行。它也许并不符合任何一种理论的模式，但它却是冷冰冰的现实。中国人在这个该死的二十世纪，消磨在路线之争上的精力，要超过各种建设性事业的总和！这是徒劳与浪费吗？也许并不。这是一个小小的宿命：正是在肉体和精神的超级灭绝中，新的民族精神，新的行为方式，正在不可阻遏地生长起来。

也就是说，残酷的“路线斗争”的最终结果，并非得出一条“金不换”的绝对正确的救国之路，而是通过酷刑、绝种的炼狱方式，“改造了”中国人！在这里，比“文化革命”更重要的收获，是“基因的革命”！尽管，这收获是血淋淋的，甚至是邪恶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遭到了系统的破坏。共产党把这种破坏叫做“革命”、“改造”、“颠倒历史”、“天翻地覆慨而慷”。其裂度之深、毒害之大，为中国历史所仅见，为世界历史所仅见。

人们常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在我看来，这个预言是不确切的：它更多的是表现了一种希望甚至仅仅是祝福；而不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洞察。在我看来，中国人重获强盛的地位，将不是在二十一世纪；而是在二十二世纪。这样，中国从它陷入灾难的十九世纪开始，到完全彻底地摆脱灾难，一共花费了整整三百年！这对中国历史来说，并不真的漫长。在上一个类似的周期（魏晋南北朝）里，中国从陷入文明崩解之灾的公元二世纪（东汉瓦解），到重获强盛的公元六世纪（隋的统一），一共花费了整整四百年！只是由于现代生活的较快节奏，我们才可能提早一百年，以结束中国的再生、文明的转型。

难道这“只是一种悲观主义”吗？或者说，“为什么我们如此悲观”？

要知道，在这个自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一切私人的事业与活力都被强行取消，结果是假公济私之风横行天下，既“实惠”，又“美名”。“走后门”、“挖墙脚”的小动作，已经被“掀屋顶”的大改革给一下子比了下去。这样的中国，腹背受敌，它既要承受传统的弊害，又不得不接受现代的挑战，国营的事业，成了贪污的最大温床。中国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被淹没在“违法乱纪”的阴云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干尽了它力所不能及的荒唐勾当，早已陷入无能的、自顾不暇的绝境──它又哪有“余力”来真正惩治贪污腐败呢？那些掌握“反贪污运动”的大权的人，一心一意用运动来排除异己，极力保护自己帮派里的贪官污吏。

本来，这一切还只是当权派的流行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已经普及为“全民的娱乐方式和生存手段”了。一个偌大的国家，即使经得起“有组织的犯罪”，也不可能经得起“全民齐动手的放抢”。雁过拔毛、行贿受贿，已经成为“中国最新型的群众运动”！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史无前例的噩梦！

中国人已经成了“暗渡陈仓的专家”！擅长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违法乱纪”：他们练就了一身“走钢丝的本领”，是“边缘战略的大师”！法不治众，所以，请君“在法律的边缘尽量地犯罪”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这种“传统的法律空隙和现代化的压力”之间的死死纠缠中，做垂死的挣扎，它发出最后的呻吟而不是什么“最后的吼声”……弥漫着恶臭。正是出于如此这般的“国情”，所以──在今后一百年里，也就是人们抱有极大幻想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民族主要精力的运动方向──将不是律人，而是克己！继续地克己？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矛头，不是指向世界，而是指向自己！继续地指向自己：但这不是自杀，而是自新。

克己是通向律人的桥梁；若非如此，克己就纯然是消极的。克己，是律人的必要步骤；不论人或民族，如若没有经过惨痛的克己功，它的律人就是一句空话。任何强大民族的兴起，都是前一个时代深刻苦难的硕硕果实。所以用一个古语说，中国在未来一个世纪的对外关系中，依然需要遵循“偃武修文”的规则──甚至，必须进一步收缩力量于自己的内部，全力以赴地推行“自我更新”而不是“更新世界”的方略。

这种意义的“中国自新运动”，在其初级阶段仅仅体现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在其高级阶段则体现为文化革命、种族革命。

要想成功地反抗共产主义的奴化，也许不得不学习共产主义的方法！隋唐时代的中国人，要不是从五胡、鲜卑那里学得了野蛮、清新、刚健，又怎能开创此后一千三百年的新文明？朱元璋尤其是他的孙子燕王，那个朱和蒙古女人的杂种，要不是从蒙古人那里学得了尚武精神，又怎能保持一个版图最大的、寿命最长的世界帝国？

“野蛮”是“文明”的入场券！要拥有文明的体现，必先拥有野蛮的力量。

中国传统秩序的彻底崩解，为一切可以想象的和不可想象的暴虐行为，准备了沃壤；而且，由于社会的解构与共产的独裁，一切社会缓冲的阶层均已不复存在：野蛮的力量成了一切社会准则的最高示范。蛮力，成了最高的美德。平心而论，这也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早在毛泽东发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野蛮嚎叫以前二十年，同盟会的枪杆子就已经灭了满鞑子；在往前十年，八国联军的枪杆子（1900年）、日本的枪杆子（1894年）、英法的枪杆子（1885、1856、l842、1840年等等），也都差一点点就出了红毛番鬼在中国的伪政权。

近代中国的野蛮化，恰恰是由自视为文明的西方人、他们的忠实学生“日本维新者们”，一手触发的。──“你们既然已经扣动了扳机，又怎能谴责子弹打中了你们不愿意看到的目标？”

中国的野蛮化，还要归功于西方列国的强盗！这些“列强”才是当今中国生死存亡、祸福休咎的关节。中国的命运，恰恰在于它的“牺牲精神”的烈度；以及，它从事实际牺牲活动的力度。中国人，我们无悔！因为这一切不幸，都是列强野兽强行带入中国的，他们以暴力强迫我们接受野蛮、学习野蛮，我们别无选择！

由于人性的顽冥，由于生态的连锁──凡是在历史中存在过的东西，很容易再现或重演。犹如古代的幽灵一再盘桓在它的故土，不忍离去。一个神秘的声音告诉我们：任何曾经显赫过的，都不会永远消失在茫茫夜雾里。它比有机的生命，更为顽强地自我再现！不论今天的人类如何评价它，它都会不知羞耻地接近人类，并以最为出其不意的方式，死死缠住我们的脖子！不是临到我们头上，就是临到他们子孙们的头上！所以，“为了精神的永远幸福，让我们忍受肉体的暂时痛苦！”

现在，“蛮族”在哪里？就在中国国内！甚至就在中南海内！现代中国，始终徘徊在国际社会之外，不仅没有法治，而且没有人性，是不折不扣的野蛮国家。不，甚至它连国家也还不是，只是一群无法无天的屠户家族所控制的屠宰场！中国，已经彻底野蛮化了：旧的文化要素断绝，新的文化要素空白──我们变成了文化的休克者！

我们比历史上一切的蛮族，都更像一群野人──因为我们连野蛮人所拥有的凝聚力，也都丧失殆尽。纵观当今中土，“丧尽天良”已经成了现代中国人的品性！一个历来以文明自傲于世的民族，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这真不能不让人感叹命运的无常。“野蛮！”──已经成为这个过去的文明现在野蛮的民族所拥有的“最时髦的王牌”──谁不认识这一王牌，谁不按照这王牌所规定的“牌理”来出牌，谁拒绝欢呼这牌理的胜利：“就叫他灭亡！”

野蛮的中国，因此是走向新生的中国！这不是神话，而是现实！这在一千五百年以前的第一次南北朝期间，就演出过；但在世界的其它国家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因为，能绵延五千年的文明与国家传统，并“前赴后继”、“不绝如缕”者，唯有中国。哪怕是沦陷于异族统治，异族统治者也不得不模仿中国的文明与国家模式来“照章办事”。

野蛮的中国，希望的土地！


【野蛮的中国】第二十三章

“天解决”与“人解决”


“问题像一条锁链，永远没有解决的一天。旧问题去了，新问题来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如此看来，“解决问题”，于是成了诱饵，成了生活的动力，成了“不切实际的希望”，直到人们被心甘情愿地榨干、压垮，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让我们勇敢地面对现实！就像刑场上的好汉猛地撕去──那以虚伪的“人道”名义蒙住他双眼的黑纱！让我们也把自我安慰的“玫瑰色镜”摘下来吧，于是你不难看到：“中国问题”也将如是，“人的努力”不仅苍白无力，而且百发百中地事与愿违！它的要害并不是什么“贯彻不力、施展不灵”，而是从一开始，就纯粹是错觉！

有两种解决问题的模式：“天解决”与“人解决”；人解决，也叫做“改革”，天解决，也叫做“革命”。

革命并不是万妙灵丹。恰恰相反，革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出路的出路”，“对无法解决的事物进行强制性解决”，革命还是“水到渠成的建设”，“听之任之的生长”。革命不是慈爱的母亲，而是残暴的、丧失理性的死神！它带来狂风，不遗余力，令人敬畏。

一百多年来，在革命的意义上，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天才的大师！因为在我们的本能中，已经深深地打上了“对于天解决方案的无可奈何的喜出望外”！一切意义的“乐观主义”在此都是没有依据的。天的解决虽然比人的解决更彻底、更牢靠，但无疑，却在索要更高的代价──天不长人眼，天没有人欲，人间的悲剧于是只是自然意义的喜剧罢了。所以但丁的《神圣喜剧》（《神曲》），只是人间意义的悲剧。在这种意义上，一切巨大的社会工程的背景，都是某种“末日问题”；而那些“历史因素的肿瘤”，说到底只能以五雷轰顶的方式予以革除。例如，在中国的所有“王朝末日”，人的解决总是无一例外地失败，并彻底让位给了天的解决──病得越长，天的解决越是迅疾；肿瘤越大，革除的行动越是凶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闹剧，正如秦与隋的大闹剧一样，是在革取了前代弊端的肿瘤之后，还以利刃继续疯狂大动干戈，徒使社会血肉横飞，历史的伤口不能愈合。──“这又何尝不是宿命？”所以，那把“特殊材料制成”的钢刀中国共产党，也会像那两个特殊材料制造的前辈王朝──秦的大兵团、隋的府兵制一样，疯狂而短促，他们的力量是外借的；他们的利刃是易锈的。这些插在中国社会背上的尖刀，终于开启了他们自己的末日！杀人成性的尖刀反过来威胁他们的宿主，而这个宿主，先是他们原先声称要“为之服务”的人民，但最后将是他们原先声称要对之效忠的共产党自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臣民的劣败根性早已有目共睹，所以我知道将有重大的危险降临世界。我知道现在的困扰是什么，所以我知道明天的中国。明天的中国将是一片废墟──群众由于种种原因闲得发慌，为了解开这一窒息，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后天的中国将是一座火锅──那些劫后余生的创造者，将把酷烈的压迫，视为淘汰旧事物、锻炼新生命、形成新风格的必由之路！

一种怎样的精神，将从这闷葫芦的痉挛、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溃灭中，出人意外地崛起！现有的词汇，岂能描述它们？一些怎样的人物，将从共产党这个“秘密军事情报组织”的致命的击打下，奇迹般地逃生，并欢快地“跳了出来”！好了。我们需要发明一整套新的术语，来为他们即将到来的命运发布文告、为他们的革命行动撰写历史……

新的语言，其义一言以蔽之曰：“天解决”！在天解决的快刀下，无论怎样的乱麻都将斩断。在这其中，多少无辜者将惨遭涂炭。天解决一视同仁看待对象，如天地之对待刍狗，如圣人之对待百姓。这当然只能是“不通情理”的，因为天的解决，乃是对人造赝品四处泛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色”的历史大反击。以中国近代史而言，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的革新，都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只有他们的“破坏”（如卖国、诡诈、称帝）还留下。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切革新，只有当它作为“破坏”而出现并发挥作用时，才有经久的意义。这无疑在说明，近代中国的“人解决”，只有当它作为“天解决”的预演和导火线的时候，才有了“历史意义”！

人的解决，一方面用细节的调整推迟了天的解决，一方面又在总体上，为天的解决，准备了更猛烈的炸药。其时越被缓阻，其势越难扼杀。天的解决，将远远超过人的一切期望，它飞跃“解决问题的极限”，在这凌厉的攻势下，“问题”不是“被解决”，而是“遭到根本消灭”。当此神奇的时刻，通行的原则，将不是“均衡合理”，而是“同归于尽”！天的解决，不是对人欲的极大满足，而是对人欲的迎头痛击，所以，它不能被纵欲之徒奉为“善”而只能被贬为“恶”。但正是在“恶”的极限中，人欲爆炸了，问题不解自开了──旧的困境，因旧人物的死亡而消失；旧的矛盾，因旧条件的瓦解而缓和。

──这是一场巨大无匹的“快刀斩断乱麻的疯狂会餐”。这是一个“黑云压城城已摧”的时代：由于英雄失去了用武之地，由于精力的无处发泄，所以连“绝路”也充满了生机！“山雨欲来风满楼”──闷得发慌，正为“中国风暴”的兴起，提供独一无二的心灵准备！

天的解决，万岁！！中国的第二次解放，万岁！


【野蛮的中国】第二十四章

史无前例的大试验


当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欢呼共产主义的破产时，在兴奋之余，可能再次忘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是某些落后国家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发生破产、解体的时候，拿来作为“解决社会危机的社会大试验”而兴起的。现在，共产主义完蛋了。但是，那些前共产党国家本身并没有消失，而它们面对的西方压力，甚至更大了──下一步很自然的发展，就是“新的社会试验”。

把资本主义顺利搬到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奇迹”，是不会突然地、缺乏内部条件地发生的。例如，在西方的入侵发生以前，中国已经是一座龚自珍所说的“病梅馆”。在西方的强台风入侵以后，病梅馆遭受的摧折与痛楚，可想而知。病梅们的抗病力特别弱，当西方的强风过后，人为的共产主义无菌区建立了起来，以便无微不至地照顾那些被称为“人民群众”的病梅；至于有些无病的因而不需要党的照顾的，则作为“敌人”被打倒、消灭。所以，事情并不像御用文人所说的，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中国共产党选择谁是人民、谁是敌人”──“保护人民、消灭敌人”，实际是基于这样一种“阶级分析”：顺我者昌，是为人民，为是“无产阶级”；逆我者亡，是为敌人，是为“资产阶级”。“保护人民、消灭敌人”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选择、自我保护！

本来，对病菌最有效地抑制，正是来自细菌自身的世界。而人为的“无菌区”，实际上是消除了最有效的抑制力量。就其社会意义而言，无异于消灭了一切社会有生力量。其直接后果是把杀菌剂本身（如共产主义）变成了戕害生命而不再是保护生命的超级病毒！根据生命的有机法则，共产主义“抗体”就这样转化为“病原体”。自由成为奴役，民主成为独裁，解放成为压迫，革命成为抢劫。

先知者，由于对病毒的相对免疫，还保持着痛感的知觉，还有能力追究它的种种症状；但大多数中国人已经被这超级病毒侵蚀得神经麻木。全民性的早老痴呆症，风行中国，人类狂犬病支配着大众的言行！人民不再有痛感、不安，他们多么幸福啊！于是，他们为虎作伥，一旦看到同类比自己“吃亏更多”，就兴高采烈。在狂犬病的患者看来，拒不接受病毒的人，实在可恶，该杀该剐，因为拒绝者从反面凸现了接受者的可怜。“多数人的暴政”，在共产党中国，比在任何“民主国家”进行的都还要更加残忍、肆无忌惮！这就是毛泽东所玩弄的“群众专政”。

在这希奇古怪的、反自然的试验室里，最伟大的创举就是毁弃生态的平衡，风水死亡了。并对人性进行剥皮裂骨的改造，“挖所有人的祖坟”──毛狗畜牲除外！

从形式上着眼，毛泽东这个狗畜牲继承了龚自珍的精神，他用枪杆子，把龚自珍废除病梅馆的呼吁，变成了“土血”（不同于德国人的“铁血”）、活埋的现实。但是，在内容上，毛泽东却创造了一个反对病梅馆原则的更大病梅馆：病梅馆以人为的方式追求反自然的多样性，毛泽东以人为的方式追求反自然的单一性。结果，毛狗把中国大地，变成了一个比满清王朝还要死气沉沉的人间地狱！

地狱里的人知道天堂与自己无缘，所以，毛狗们最仇恨炼狱里居民的机会，他们把炼狱叫做“资本主义”，把炼狱里的机会叫做“资本主义的堕落”。毛狗畜的试验室，比满鞑子的病梅馆，更无望。因为毛在苗圃里统统种上了庄稼，不仅堵死了选择的余地，而且把多样性的种子完全沤成了肥料。古今中外的“革命”，没有如此荒唐可笑的──“他是野蛮的顶峰”。

这个马列主义的野蛮顶峰指示人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空前绝后的试验室里，所风行的主旨就是歼灭一切个性和特点。为了保证这一屠杀效果，它以非常措施，使个人在试验室中的地位固定化、等级化，“螺丝钉哲学”被奉为最高的美德。这样，试验室里的“毛泽东思想”终于像狂吠一样，成功地以社会地位的距离，取代了人与人在才干、天性上的差别。

这种把“人”也作为一种材料，强行纳入共产共妻之计划经济之宏伟蓝图的僵尸制度，一时之间仿佛取得了成功，但由于这种僵尸制度建立在一种错误的人性判断上，必定因为与人性的持续的冲突而日益削弱。最后，这种冲突达到了制度化地步，变成了“不斗则垮”的疯人院。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性是如此顽固，是人性创造了制度，而不是制度创造了人性！以制度改造人性的尝试，只能得逞于一时，不能保持下去。而这个“得逞于一时”，也还是基于人性在前此时期所遭受的长期压抑。即使像中国人这样善于屈服和妥协的人众，也不能被共产主义的“思想改造”完全消化。“消极抵抗”、“阳奉阴违”，在对付野蛮的外部征服者（如蒙古、满洲、日本、苏联）时很有效；在对付野蛮化的内部征服者（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毛泽东）时，同样有效。历来受命“清洗中国文明的罪恶”的野蛮化运动，最后还是被消化掉了的“技术原因”，盖在于此。

日本人在中国的军事征服是成功的，但其政治统治却并不成功，因为他们出自其岛民的狭隘性、狂热性，而对这一点“中国人的韧性”，几乎没有任何认识。继日本的暴戾起而占领并统治中国的共产党集团，总算对此有些认识，它的首领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可惜的是，毛疯狗吸取教训的能力仅仅到此为止，他想用尽技巧去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改造人性。如果他仅仅是想把中国人改造成一种民族主义现代人，以他当时的能量，也许能成功；可他走得太远，竟想创造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新人”！而他自己就不是这样的新人，而是一个旧的不能再旧的，荒淫无耻、三妻六妾、玩弄权力的人。

于是，毛的猪意的“先见之明”由于没有配上“知行合一”，而殊少意义。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决非技术性的、可以避免的；而是本体性的、不可避免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是，“试验室效应”虽然摧折并毁灭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但并未削平人的个性甚至不能降低人的欲望──最多，毛不过是使普遍人性变态而已。而且，活生生的人还对“试验室里的病毒”（共产主义制度里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新一代的抗体！结果造就了一群“天不怕、地不怕──不信天、不信地的无规范者”。这当然使问题进一步复杂了，换一句乐观的话说，终于使中国问题接近了它的终点。 这终点的终于在望，使中国问题得以超越通常的“正确”、“错误”的两分法：“弯路”已经成为一个最虔诚的祝福！──弯路上的体验，是无价之宝；弯路凝聚的力量，在直路上可以冲得更远。美哉，中国的灾难！

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你们的盲点恰恰在这里！──现代中国的荒唐腐败，除了统治阶级的残暴与堕落，还由于人民大众的麻木与消极。不消除人民的麻木与消极，就无法消除上层的残暴与堕落。什么“经济效率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政治制度问题”、“文明的衰落问题”，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人民的消极抵抗问题。”不消除中国居民的消极抵抗，一切貌似现代的建筑，都只不过是立于古老的沙滩。关心中国问题的人们！让我们发扬自己的天性、克服自己的消极！只有克服了自己，方能克服别人；只有克服了别人，方能克服中国问题！

为了结束史无前例的大试验，让我们首先恢复自己身上高贵的天性吧！


【野蛮的中国】第二十五章

中国与西方的合理关系


一，西方，尚未死亡


西方，尚未死亡。西方文明，还在持续的衰年中闪动着最后的动人之光！这，比之东方黎明前的黑暗，更能愉悦人的耳目……要是没有西方的过去，我们迄今还在中国的衰颓中挣扎；要是没有西方的现在，我们又怎能理解西方的过去和它伟大的盛世呢？要不是“西方的侵略”，中国还在满洲人的奴役和文化的傲慢中醉生梦死……所以，清醒的中国人从此不会忘记：中国，不可能再度与世隔绝；中国事务，只是世界事务的一个部分──既受影响，也生作用。而且，中国的转机，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世界形势所提供的机会。

西方文明尚未死亡。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尽管它将在经济与政治上日益衰落，但在文化和思想上仍然充满活力。不信，请看秦汉帝国的“关东六国”和罗马帝国的“希腊化东方”，虽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但文化优势却自始至终。在这种意义上，一切希望毁灭西方的企图，都是“罪恶”的。其恶劣程度，较之罗马人毁灭科林斯、迦太基，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的经验从反面证明：世界统一的过程，决不仅仅是一个大量屠宰的过程，否则就会与“统一”适得其反，造成不必要的分崩离析。事实上，使秦与罗马得以统一世界的，是它们的“法”（秦的“变法之法”和罗马的“罗马法”），而不仅是它们的强大军团。所以，没有法的蒙古征服很快就崩溃了。而阿拉伯人虽然同为野蛮的游牧民族，但因为多了一部鹦鹉学舌的《可兰》，不仅没有像蒙古那样消融，还整合出了一片天地。

合理的统一，立足于经济的整合、文化的趋同，武力不过是其前锋而已。如果只有前锋而没有后盾，那么，伟大的庖丁又如何解牛呢？

至于现在，中国人还在邯郸学步、拙劣地模仿西方。因为中国人并不愿意也没有真正地把握步态的内涵，完全没有理解西方精神。现代科学技术，对于中国人包括那些完全欧化的移民和外籍学者以及少不更事的留学生的心灵来说，还是一些不可思议的魔术。中国人的大脑，已知其然，还不知其所以然。中国人，还没有北欧海盗式的疯狂精神，而没有这种贪婪到疯狂地步的精神，便无法理解现代的科学技术文明，因为，正是这种精神，发育了这种文明。让我们拥有海盗精神、学习他们后裔的贪婪：西欧的新大陆殖民者、俄国的哥萨克、美国的牛仔、甚至日本的倭寇。

现代中国的领袖们，根本没有吃透这个起码的道理。他们总是企图用古老的农民精神，来驱动现代化的海盗机器。他们只不过是想用现代技术的瑰宝，来点缀黄土高原上的梦魇。

但是未来的中国，并不拒绝西方。中国渴望从西方的身上吸取可嘉的营养，正如西方（以及日本、俄国）以前从中国身上吸取了营养。未来的中国民族并不闭关锁国，因为它渴望广大而丰饶的世界。尽管出于某种谋略，它必须学会拒绝西方的诱惑，在相对的独立中发展它的生存之“道”。这“道”，就是它自己的世界精神。

这样，有两条道路横在了未来中国的面前：

1，全面接受现代的科学技术文明并使自己的全部生存适应这一文明的精神。进而，以整个民族的欲望和想象，来极度地贡献和疯狂地扩展这一文明。这是日本式的道路。

2，最低限度地接受科学技术文明。仅仅保持“不被它完全甩出现代生活轨道”的发展速度。同时，保持相对的朴实，以待世界潮流的完全转向──那时，中国就可以“得风气之先”。这是秦与罗马式的道路。

而不论中国最终选择哪一条道路，都必须首先彻底驱逐共产主义的死气！不论中国最终走上哪一条道路，都必须和传统的画地为牢的自我满足相决裂！不这样，中国就无法面对“奇妙的新世界”。不论中国怎样走出自己的下一步，都避免不了一场深刻而广泛的革命！


二，中国，道的重建


一群无法无天的居民，不可能主宰未来的历史；而只能沦为社会意义的被宰者──消费者群落。中国人久已滞碍了自己的法纪，现在又废弃了自己的天道。所以，古代的“文化民族”彻底化为一群丧失了纲常的“费拉居民”，一群拔掉了根基、无所归属的浮游生物。

[注：所谓“费拉居民”，是指一种人类类型（Fellah type），而费拉居民就是由这种人类类型组成的民族。这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在其《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下卷《对世界历史的透视》中运用的一个术语，原意指“阿拉伯世界的农民”，衍生意义则是指所有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包括晚近的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臣民、以及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印度和中国的居民，汉人是一种典型的费拉类型的人。而最典型的费拉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费拉的典型特点，在我理解之下就是“农民式的狡猾、无原则”。]

事到如今，“法制”已经救不了中国；因为法制只能守成、不能开创。继中国之绝世、收中国之劫难者，必非“法官”，而是“豪杰”。中国的生机，不是来自守成的法理，而是来自更张的热情。对“新天新地”的巨人希望，将促使旧天旧地从速消亡！

“天”，就是“世界观”的中国说法：天，就是世界观的隐秘内核！正如“地”，乃是社会关系的隐喻。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天要是变了，道也将革。迄今为止，现代中国仅仅完成其变天革命的一半，即，“破”的一半；所以终究建不成自己的大道。

现代中国，还需要完成变天革命的另一半，即，“立”的一半；以确立全民族安身立命的“场”。这后一半，自然有待我们和我们的子嗣去干──哪怕是干下世俗意义的“滔天罪行”！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道”，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却是我们的命运。文武之道，要废除共产主义的商纣王朝，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暴政和亡国、腐败和贪婪的象征──共产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死去。

我们的“道”，要反抗“科学社会主义”的奴役！我们的道，不是理论，不是逻辑。因为我们知道，一切规定生命、窒息生命、割裂生命的辩证戏法，都通过它们对生命的成见和定义，羞辱和毒害了我们的民族！让我们撕毁和丢弃这样的规矩！让我们把握生命的自由和独立！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聪明了。不会再抱住外来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学说死死不放，就不会再甘心为奴。中国人，做精神洋奴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共产主义的洋奴说：青春活力的社会是“封建社会”，生机勃勃的文化是“封建文化”。他们指责中国的一切，他们把“中国”与“封建”划上了等号。“封建传统”、“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思想”、“封建势力”──变成了“中国……”的代词！共产党员，早已堕落为思想界里的吴三桂！中国共产党和明末的吴三桂一样，“以阶级斗争为纲，出卖了中国”！

中国共产党员们，是应该受到永远诅咒的一群！因为他们背弃了自己的土壤。而我们，是要对他们的反民族思想进行彻底审判，讨还中华的公道。“变则通，通则久，久则常”，因此，我们决不像共产党那样，站在外国猪头如马恩列斯的立场上，进行羞辱中华族的大批判。

一切保持着自尊的中国人，让我们竭尽全力，从马克思主义亡国学说的阴影下，解放中国的心灵！中国人，为什么要按照西方人的教化来生活？中国的头颅，为什么要向“四大洋鬼胡子家族──马、恩、列、斯”低下来？西方的真理真能救中国吗？一百年历史的答案足够令人清醒地否定了这一点。甚至在共产党的“先行者”那里，日俄式的变法之路和法美式的代议之路，就完完全全地失败了。至于洪秀全的跳大神式的“基督教”，则连衰朽的满清都较量不过，又哪里能从虎视眈眈的国际列强的压力下，解救中国？

犹太人的伊甸、印度人的净土、西方人的逻辑，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安全和富强。只有我们自己，才愿意也才能够保护我们自己！──只有文化的开创者，才愿意也才能够以无限量的勇气，从自己的意念出发，迈出自己的步伐。

共产党杀死了中国的传统。这是劫数。现在，共产党的使命已经完成，让我们也把杀手推上法庭、判处死刑、绑赴刑场！

中国的文武之道，又将兴起。文武之道的承载者，将从中国荒原的深处走出来，他说：“不要模仿我的行为，而要参照我的精神！不要记取我的语言，而要悟出我的方向！”在他渐渐远离的身影中，我们看到了永恒的中国。


【野蛮的中国】第二十六章

新意识形态


在人类心灵的深处，互相矛盾的朝向不但历来并存，而且往往相得益彰……在我们关于“历史报应”的体验性观念的后面，潜伏着这样一种令人忧郁又令人鼓舞的事实：现代中国人的怯懦，正是起源于我们的先民在历史上的勇敢；现代中国人的自私，正是起源于我们的先民在历史上的公德；现代中国人的昏聩，正是起源于我们的先民在历史上的明智；现代中国人的散漫无效，正是起源于我们的先民在历史上的韧性组织。──不论你把这组织叫做“家族纽带”还是“祖先崇拜”……

在“因果报应”的关系中，上述一组排列中的前者（“因”），是作为后者的“果”而自然来到的。也许，要把中国人最终训练成为一种“国家主义者”（说得温和一点，是“爱国主义者”）或“现代意义的公民”，不仅在事实上不可能（作为“后文化民族”的费拉居民不灭亡，而蜕化为新的文化民族──这样的先例还没有过）；且在理论上可笑（费拉自有费拉的乐趣，何必要强求文化民族的辛劳呢？）──但是，我们想试一试！试试命运，到底能不能创造奇迹。

[注：所谓“费拉居民”，是指一种人类类型（Fellah type），而费拉居民就是由这种人类类型组成的民族。这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在其《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下卷《对世界历史的透视》中运用的一个术语，原意指“阿拉伯世界的农民”，衍生意义则是指所有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包括晚近的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臣民、以及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印度和中国的居民，汉人是一种典型的费拉类型的人。而最典型的费拉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费拉的典型特点，在我理解之下就是“农民式的狡猾、无原则”。]

我们不是盲目的试验狂，我们的信念是出于以下的事实：任何出现在历史中的事物，都是而且只能是“作为对另一种事物的报应而登场的”。这就是所谓“挑战──应战”的关系。例如，在有史可考的范围内，任何“侵略”都是针对前一次被侵略经历的“历史大反击”；任何“创造”都是针对前一次饥饿体验的“反饥饿游行”。这就是人的行为动机，这就是人性的最大秘密！而人的历史、人的文明，都是作为人性的衍生物而存在、发展的。也就是说，历史的变化是由“报应”和“反报应”的变化作用节节体现出来的，而不是它们真的凭空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人们的意识决定的；但是历史的发展，确是由人们的潜意识决定的；由于这种潜意识是很难被意识捕捉到，更难受到恰当理解，所以，它只能被称为“天意”或“自然”。

由于上述的理由，我们对中国近代的衰败和对中国复兴的信念，不是无缘而发的：既然一个“报应”能够出现并施加强大的影响于人的世界，那么，针对它而来的“反报应”为什么就不能出现并施加同样强大甚至更加强大的影响于人的世界？

这种信念并不是我们的发明。事实上，它很早就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有机构成了。可惜，随着中国传统秩序的崩溃，这种智慧也被扔进了思想的垃圾堆，从此，中国人面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仿佛面对不可思议的魔幻世界。好在，思想的世界是只有博物馆而没有垃圾堆的──“过时的东西”常常摇身一变为“超前的东西”而引导新的潮流……这就是一切反动派的崇高价值！这就是毛派份子必定沦为反革命份子、共产党反动派必定取代国民党反动派沦为人民公敌的历史命运！这一天就会来到，而且还会应验在中共每一位党员阁下的头上！

中国意识形态的危机，乃是中国社会、文明的总体危机的一部分。意识形态的失衡，进而分崩离析，只是近代中国社会全面失衡、文明分崩离析的一个缩影。要想对这个历时百年的大悲剧作出一个全面的评价乃至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人类所能作出的，不过是来自权威的“裁决”而已。而裁决本身是以权力感为归的，也许就谈不上什么客观、公正了。

超级的裁决也许出人意表，但不论它听起来多么荒唐、突兀，都是失衡与分崩离析中的人民，乐于接受的。关键的裁决，并不是基于“客观的事实”，而是基于“天意的暗示”──用康德式的语言说，它并不是基于“实践理性”，而是基于“纯粹理性”！也就是说，它是基于人的本能和潜意识。

这时，也仅仅到了这时，“历史水到渠成”，“天解决的曙光透露了出来”！回顾中国革命史，传统的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苦难的加深而趋于崩溃的。制度的失灵，使理论与神话消解；社区的扰乱，使定见和观念动摇──于是，在破碎的万象后面飘出了一个真正的本体：种族的生命。

为了种族生命的健康，没有什么是不能牺牲的！每当我们沉湎于悲痛的思绪，并慨叹现代中国的衰落与破败之际，一种空旷超然的孤独感就油然兴起！苦难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庆幸的，因为它开辟了新路的可能，无异于让你多做了一次选择、多行了一次游历。有谁像中国这样苦难？又有谁像中国这样被不可预测的命运所支配！中国的苦难，不仅是它辉煌过去的巨大报应，也未尝不可以引向它未来的奇遇？！中国，如果不是这么绝顶悲惨，又从何显示其独一无二呢！这正如，要不是我们生于如此黑暗的乱世，又怎能达到如此的敏锐和如此透明的思想？！又怎能荣任中国复兴的精神前锋？！若非饱经忧患，如何发出天籁？

中国！我们不仅热爱你的伟大，也热爱你的渺小；不仅热爱你的纯净，也热爱你的污秽；不仅热爱你的高尚，也热爱你的卑鄙；不仅热爱你的宽厚，也热爱你的刻毒；不仅热爱你的仁慈，也热爱你的残忍──不仅热爱你对我们的养育，也热爱你对我们的迫害！除非，除非我们这一代人全部死去。……

过去的人们曾经深信：“中国人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许多历史学者也附和这一点，用大量断烂无章的“史实”和对于“本质”的高论来宣传──“我们是世界上最最爱好和平的人。”但是够了！错了！应该改写了！这种对于苟活的粉饰。

今天，我们在中国人贪生怕死、忍辱苟活的性格后面，高兴地看到某种强烈的战争本能正在凝聚！──“中国人连死都不怕了，还怕活吗？”就是这种新思想的宣言。今天，在传统中国那种老女人般喋喋不休的“讲道理”的脂粉下面，我们终于发现了一股青春的杀气正在腾起！

现在，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国民性中的某种异端成份”的份量正在膨胀，并把历来被封为“正统”的温柔敦厚，打入了观念的地狱。我们把这场国民性的革命称之为“中国的野蛮化”。要使大多数人理解这个越来越清楚的事实，可能需要一千万字的笔墨、耗费我等毕生的精力。而在此时此刻，对能够理解的人，一句话足矣；对不能理解的人，千言万语也不能使他们从愚昧中苏醒过来。

在我们的透视下，历史显示：中国国民性的脱胎换骨，除了“野蛮化”的道路外，一切道路都纷纷宣告失败。野蛮化，实际上是一条“没有道路的道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它表明，促使一个昏迷不醒的民族奋起抵抗的那种压迫，一定强到了不能再强的地步，以致威胁了这个昏迷者的苟延残喘、迫使它作出垂死挣扎。用《国际歌》的说法，是“到了最后的关头”，也只有沦落到这种“共产党国歌”的地步，这位行动迟缓的“苟东西”才肯起来反抗！──由于其主体的迟钝性，这个觉醒过程在外观上，不能不表现为一个摧残的过程。否则，这个安于现状的苟且东西，又怎肯苏醒过来呢？！于是，中国的野蛮精神，就以各种形式的过激主义武装了起来──它的历史使命“醉翁之意不在酒”：天国般的目的只是幌子，地狱般的过程才是实指！野蛮！野蛮！更多的野蛮！暴行！暴行！更大的暴行！──这就是对中国国民性危机及其衍生的一切中国灾难的不二疗法！其余各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术敷衍，都已宣告失败！彻底的失望，将使中国的觉醒更加彻底；不公正待遇的感觉，将使“中国觉醒”后的超然态度，烟消云散。无动于衷的教养，将和两千年来的催眠一起，被送入一座兴高采烈的“野蛮精神的焚尸炉”。这座焚尸炉就是中国人民日益激化的好斗性。在可以预见的本来，好斗性与野蛮化随着危机的深化还将进一步强化，它将披上“正义感”的传统华衮及“合理化”的现代铠甲，进军世界。它将取代“儒家精神”而成为中国居民的新骨髓、新潜意识。它宣告，治疗中国式的萎缩病和瘫痪症，除了靠神力之外，只能拜托超强的野蛮刺激了！

除非中国的症结己经解开，否则，决不要畏惧治疗！畏惧治疗的后果，除了更大的痛苦和慢性的自杀外，还能有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新意识形态！这就是中国的唯一道路！

信哉！我看见战争的乌云正在中国的上空不断地盘旋、越积越厚！它日标明确地指向自己。但这不是自残自戕，而是自新自救！现在，它缺少的仅仅是一个光明的借口，一个足以说服末世人心的宣战理由，一个恰到好处的导火线罢了。

让我们来指出这个借口！让我们来宣布这个理由！让我们来提出这个导火线！

古代的孔子都不怕举世滔滔的鸟兽，我们又怎会在乎人数优势的伪善之徒？！我们担心的只是，中国自新运动若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告一结束，将很可能推迟世界历史的时刻表：那时，中国的潜能将受阻，使它难以进入不由自主的“世界角力场”。而这一场角力的胜负，将决定下一段世界历史的方向！


【野蛮的中国】第二十七章

民族精神的觉醒


中国，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意识形态帝国”，伏尔泰那帮“启蒙主义者”曾称之为“哲学帝国”，这个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政治动物组成的“反自然的政治动物园”，有它自己独特而奇妙的生物链！它的“突出优点”是：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强人，提供了合理合法的培养基。他从物理──生理──心理等一切领域逐层深入，极尽榨取之能事，利用国家，壮大自己，最后成了一只羽翼蔽日的超级乌鸦！所以，在中国最古老的意识形态中，太阳神就是多了一条腿的“三足乌鸦”，至于它这多出来的一只腿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至今还是一个谜。……这个黑翅膀的强人越活跃，这个帝国越萎弱；只有等这个强人（乌鸦）死了，这个帝国才缓过一口气来。这个半死不活的怪物利维坦，经常一治一乱，随着一只只乌鸦的生老病死而轮回不已。所以中国的历法是按照乌鸦来排列的：康熙、乾隆、光绪、宣统、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这就是“中国的宿命”。

善恶是非，自有千秋公论。在这种意义上，柏拉图的“理想国”本来就不可能起源于西方，而只能在“东方的智慧”中诞生！所从他一定要从埃及的经验中汲取养料，完成“贵族共产主义”的宏伟规划。可以说，柏拉图本人正是“亚细亚方式”的忠实门徒。柏拉图比马克思更加聪明的地方，是这位希腊理性的儿子并不奢望改变人的本性，只是想限制人的劣根性罢了。而那位犹太教徒的孙子（马克思的亲爹已经改宗了基督教），自己却梦想，人的本性是一张可以任他涂改的白纸，想怎么糟蹋便可以怎么糟蹋……只要你能够进行“专政”。所以，他把他的梦呓叫做“科学的社会主义”，好像人类只是物质，想怎么对待便怎么对待。

但人并不是物质，不是科学实验的对象。把共产主义当作万妙灵丹到处涂抹，到头来引起了洪水泛滥、罪恶滔天：人一旦被贬低到了物质的水平，他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去干任何坏事了。柏拉图的“哲学王”，到了马克思的“人民领袖”手里，摇身一变， “特殊材料做成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变成了“贪污腐败的共产党”，成了伟大、光荣、正确的超级魔鬼，他们为了自己的贪欲，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

关键在于：理想国的哲学王还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他知道人的优点和人的缺点；但是先锋队的唯物主义恶魔，则不把人当作人，他们一会儿想把人捧上天堂，一会儿想把人打入地狱，而完全不考虑，人并不是随风飞舞的败絮。人，“是有人格尊严的”！

理想的国家、哲学的明王──在中国也不是新鲜的东西。早在柏拉图之前二三百年，墨翟、孔丘、老聃他们那帮人，就在喋喋不休地谈论永久性的政治理念了。真正的“中国式的共产主义，早在《周礼》中已经有过相当清晰的表述，而《仪礼》一书，比任何“共产主义道德规范”，更为详尽地规定了做人的方式。不过，中国的礼仪却被马克思主义者们扣上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类的犹太小帽！为什么，中国自己的类似思想要遭到贬损，而红毛番鬼的夸夸其谈却封为治国的圭臬！这都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惑乱，使洋奴思想在中国的作祟达到了亡国亡种的地步！

其实，“世界国家”实际上等于消解了国家，这类观念，更是“中国文化视野的日常节目”，尤其是在帝国时代开始以后。秦汉时人关于“世界大同”的思想，比之亚述人、波斯人、罗马人“世界帝国”的思想，更为宽宏大量，这可能是吸取了秦始皇暴政的惨痛教训而总结出来的，虽然不是“孔子”所说，但是更有道德上的感召力、心理上的吸引力，因此也更富于“现代性”──这可能对“未来的世界国家”的形成，产生决定意义。因为地球的未来，需要那种消解了国家强权的“世界大同”。

中国人！赶快抛弃马思列斯对“理想社会”的胡涂胡抹！赶快驱逐白种红毛番人所携带的理论艾滋病！中国人，只有回到自己民族的思想原点上，才能自救以救人！“西方的真理”，作为白种红毛番走私中国的理论艾滋病，已经信誉破灭！不论它是从日本传染来的“君主立宪”，还是从美国传染来的“议会民主”，或是从苏俄传染来的“共产主义专政”。

康有为死了。孙中山死了。毛泽东死了。毛泽东死了，他的徒子徒孙还能万寿无疆吗。

中国民族的觉醒，已经在望！


【野蛮的中国】第二十八章

曙光


中国文化精魂的惨遭废弃、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瓦解，导致中国生活的全面紊乱，它的最为意义深远的恶果，则是中国文化阶层的凋零破落。从此，中国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为流氓组织控制──“支部建在连上”，成为标准制式。然而，这一切的一切“背后的那个罪魁”又是谁呢？是野蛮主义吗？不是！因为野蛮主义的狂风，只是在那些早已破败的废墟上空盘桓旋舞的，而不是它造成了废墟！狂风的作用，最终只是摧枯拉朽、扫荡废墟、打开新基地，它并没有破坏城堡、折断广厦的能力。

很明显，“背后的罪魁”乃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压力”，或曰“中国对现代世界的不适应性”。多年来，我们仅仅把这罪魁叫做“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这种说法却不是公正的。为什么不想一想，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什么对日本起不了作用？很明显，因为日本适应了，中国却没有适应，而且做了日本的垫脚石、“适应对象”。所以，我们的灾难变成双重的：被西方打败了，被日本比败了，结果日本比西方更加肆无忌惮。现在，当西方的衰落迫使他们降低了侵略性的时候，中国的不适应性却增加了：名落孙山的中国，人均产值排到了“世界的一百二十几位！文明失败了，只有祈求新的野蛮主义！

在野蛮主义看来，精魂的游离、结构的崩溃、生活的混乱、文化阶层的解体，不失为“千年一遇的巨大机会”，在此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所以，当我们看到“中国革命的唯一结果，即为国家权力的不断强化”，就丝毫也不会感到吃惊了。和野蛮主义互为表里的革命运动，无异于一架超级绞肉机──其使命是，扫平强国之路上的一切障碍！唯其如此，我们才不致片面地指责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种种“变态的疯狂”……

真的，为了适应“西方帝国主义强盗”对中国施行的打击，一切“正常的努力”都先后失败了，除了用“野蛮”来回答“文明”之外，我们已经无路可走。尤其看到，所有的大亨，似乎都是流氓出身。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希望，希望随着世界压力的增长，中国的内应力也要增强。否则，中国“单方面的维持”的愿望，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而社会内应力的增强，难免通过剥夺个人自由和基本人权来实现。所以二十世纪第一号政治流氓孙中山就说了：在中国，不是个人自由太少，而是个人自由太多！

世界上任何一个“费拉居民”，都是依靠“自由散漫”，来对抗“专制独裁”的。所以，人民极其缺乏“健康的自由必定拥有的对应体──自律”。缺乏自律，使中国的事情常在“专制独裁和自由散漫之间”徘徊，所谓“一统就死、一放就乱”。要革新费拉居民的体质，就只有忍痛牺牲整体的内应力！

如果中国的自新运动成功了，有一天，当西方世界一觉醒来，发现“一个异样的妖魔”正在虎视眈眈地盯视着自己的时候，一定不要感到愤怒和不可思议，正是他们自己，这些自命不凡的红毛番，把“自在的中国”逼上了擂台，他们当然要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一切道义的乃至刑事的责任！

现在，还没有全球意义的“东方”。也就是说，“世界的太阳”尚未兴起、发光。“东方”，还只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作为文化，东方是那么遥远，谁说“我们是生长在世界的东方”呢！

现在，东方多么暗淡！一切黑黝黝。这不是因为，“太阳还没有从东方升起”；而是因为，“东方还没有找到太阳”！是的！并不是太阳抛弃了东方，而是东方抛弃了太阳！太阳！太阳！！精神之太阳！权力之太阳！！他，从没有落下的一天；他只是在永远流浪，看看哪一双慧眼能够将其窥破，看看哪一位强者，能够将其攫获！

东方腐朽了，再也无力抓住太阳！于是太阳飞驰而去，东方沦落于无边的黑暗。于是西方人夸下了海口，散布了无知：“根本就没有过东方，西方就是全部的世界！”然而，我毕竟看到了东方！我在西方的残阳里看到了东方的将来──西方的太阳即将成为东方的太阳，即将成为无私的光芒！东方人，就要攫取自己的太阳，于是重新有了东方，有了东方的太阳！东方的美德、东方的人杰、东方的历史……闪闪发光。

我们面对的这个“第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黑夜之一。当它破晓的时候，将有“惨白的曙光”令人诧异。是的。长期的沉沦使我们麻木，突然的苏醒会带来震惊──但是相信吧，新的太阳已经在地下滚动！

我们曾经做着一厢情愿的好梦，相信好运的自动降临。但一声阴阳怪气的炸雷──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于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命运注定我们要来承受苦难，将荒芜人烟的惨白，染成鲜红鲜红的朝霞！──不是用旭日，而是用鲜血。

静默不语的人们！我们是被这伟大庄严的景色迷住了？还是被这深刻的恐怖震慑住了：我们是由于个人的感情而准备做飞毛腿？还是要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勇士？

够了！中国的故事已经够长、够长的了。难道中国的古装戏，开得还不够多？难道在中国上演的“犹头马脸”的化装舞会，开得还不够滥？冬天的，太冬天了！冬天的压迫、因应该让位给春天的、夏天的、杀气腾腾的战斗！苍白的逻辑、娓娓动听的道理，应该让位给布满血丝的眼睛和青筋暴起的手臂！

这都是因为，中国已经身染沉疴，以至于正在心甘情愿地沉沦，并在这丧尽天良的无耻中怡然自得地陶醉。……它的堕落成了它唯一快乐的源泉！每一个中国之子啊，不要再自命清高、以洁身自好的埋怨来谴责“中国民族的无生命、无血色”！我们要扪心自问：“我还有生命吗？我还有血色吗？”如果没有，那么答案显然不过了：“我，作为中国民族一员的生存权利，已经不复存在；我已经把自己存在的道义基础，亲手毁灭了！”──这不是“自虐”，而是“自救”！对于自身灭亡的道义责任，当然要由自己来担当！佯装天真、推诿罪责，只能令人更为厌恶。

为此，我们需要一位“忘我，并因忘我而变得不可一世的超级道德之化身”──他把命运的力量紧握在手，他把中国拖出日益没顶的灾难深渊。一个超道德者，而不是一个丧失道德的人；一个忘我者，而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这就是未来中国的唯一动力！这就是未来中国的本体！他不要“光复旧物”，而要“铸造未来”！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真理残存的话，那无非就是：“中国民族若想自救，就必须抛弃──不奋斗也能苟活下去的最后希望！”──不要问他毁灭了什么、牺牲了什么，而要问他创造了什么、赢得了什么！


【野蛮的中国】第二十九章

醒来吧，中国！


二十世纪对中国来说，是一场连续不断的灾难、一场连续不断的噩梦。它以拳民暴动和八国联军的滚滚硝烟作为开幕式，纷扰杀戮，迄今未已。二十世纪的中国，堪称“苦难”的代名词，它以革命和战争的巨大牺牲，得以列入世界之最。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意义看，这是一个贫乏的、没有生育能力的世纪；而它造成的破坏却需要至少一两个世纪方能消除。惟独在“心理文化”的意义上，二十世纪的惨剧却向中国提供了某种“建设性”，也就是说，它创造了某种“野蛮的国民性”，至于这新的国民性是好是坏，则见仁见智，众说纷坛，更难一概而论。

命运何其如此不公？罪恶深重的二十世纪！你向中国索取了那么多，可是剩给中国的补偿，却那么少！罪恶深重的二十世纪！你的索取仿佛一种劫夺，仿佛摁住中国的头，强迫它吐出帝国时代收获的掳物和荣耀！“祖宗歉下的债，要由子孙来偿还。”一百年来，杀人盈城的结果，是建立了两个“民国”或曰两个“共和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位难兄难弟，相反相成，在斗争中你死我活地互相扶持至今，也算是中国在二十世纪从嗜血的命运女神那里获得的主要报酬！但时值今日已经看得很清楚：即使这么一点可怜的赐予，也没有多少持久的价值。

现代中国的一切，都呈现出“一片过渡时期的匆忙”、“一堆手忙脚乱的紊乱”。假货充斥，甚至连“实事求是”的胡适博士，也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家伙。多种不相协调的杂质，纷陈中国不已，杂拌怪胎毛泽东于是就被封为“伟大的顶峰”。胡适假冒博士，毛泽东真封大学。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位湖南的苗民不知天高地厚，窃据中国政坛半个世纪！

罪恶深重的二十世纪！我们又何尝不是你所生下的怪胎！我们曾以无比的热诚，梦想有所建树；我们曾以虔诚的苦修，祈求丰产之神给予灵感。可是现在，我们终于看清了冰冷的事实：不仅二十世纪，而且连二十一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国都将是一片“不毛”之地，一片“类人”组成的沙漠。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没有繁殖甚至没有苟延残喘的余地！

“西方的冲击”，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创伤，造就了一大批文化意义的混血杂种。但这些冒牌博士一样的东西，却生不下子嗣，成了一群“骡子”，尽管“任重道远”，却只能为别人开道。我们的功业，注定只是浮桥甚至只是天边的虹霓，而到不了“彼岸”，甚至连一座汪洋中的荒岛都无从企及！我们以各种各样的“主义”宰割中国，就像胡适博士用各种各样的假问题来欺世盗名。我们，还像呼风唤雨的神汉毛泽东一样，把碎尸万段的残忍封为“愚公移山”！把纵火烧山，誉为“开辟梯田”；把炸山取石，叫做“工业建设”。

须知，中国的山岳具有神奇的生命，曾经养育无数的英灵，它终会起来反抗的，直到恢复自己的青春！直到铲除了破坏风水的党棍、军阀、神汉、毛泽东余孽、共产党暴徒。

“两个人种杂交生下的，只能是杂种，而杂种的遗传经常是不稳定的，好与坏的差距常常是惊人的大。”──因为，杂交引起了种属特征的紊乱，使多数子嗣在许多方面，明显地弱于父系或母系。两种文化的杂交也是如此。文化的杂交要产生稳定的新品种，没有数百年同化过程是根本不行的。

在中国上次与外来文化（西域、印度）杂交的历史上，这一新的平衡所需要的同化时间，是整整四百年（184—589年）。这一次与外来文化（日俄、欧美）杂交的历史，已经用掉了一百四十年（1840—1980年），整个过程刚刚走了一半。

推进中国与西方之间激烈的同化过程的“中国自新运动”，自觉或并不自觉的使命将是：把中国在与西方的文化混血过程里产生的种种杂质，从中国的躯体中剔除出去！这些不利于中国日后自我保存、自我发扬的“遗传因子”，首推神汉毛泽东的余孽，必须歼灭！是的。以这种痛苦的方式，使一种“新型的中国文化”成为可能。

在这种意义上，即将来临的中国自新运动，犹如一场猛烈的锤击，加之于渴望成钢的废铁；犹如剧毒的抗生素，加之于败坏了的血液！中国自新运动，是中国百年革命的最新阶段，同时又是百年革命的“结束时期”，是最后的革命。它将把革命的挣扎与复兴的建树，合为一体。为此，它可能需要一场空前规模的屠杀。

淘汰渣滓，往往通过冷酷的屠杀来实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道德经》）正如拣选精英，往往通过激烈的竞争来实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书经·皋陶谟》）

中国自新运动的“空前性”在于：它的屠刀不仅指向人类，而且指向各种生物和死物，因为中国已经快被空前规模的生态危机，拖入永劫不复的绝境了！但是，如果我们仅把即将来到的自新运动，看作“人口危机的大爆炸”那也就太皮相了──事实上，人口危机只是生态危机的一部分，而生态危机，又只是西方冲击给中国所造成地全面混乱的一部分。自新运动的利剑因此不是指向一部分病症，而是指向全部病症，尽管在“动手术”的时候，还是得有轻重缓急的分别。它的总路线，是实现“中国人种和社会文化的全面纯化”。

不应把这纯化仅仅理解为“驱逐西方的影响”。──那只是消极的纯化；而我们所需要的积极的纯化，则包括对中国自身传统的纯化：不仅要纯化佛教的传统，而且要纯化本土的传统。只有供上如此丰盛的祭品，未来才可能是“属于我们生生不已的种族生命”。

欲创造一个新的民族，必先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欲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必先创造一个新的意念！而后，新文化才从荆棘丛中，茁壮地长出。而后，新民族才从乱石堆里，顽强地涌现。──这不是陈腐的说教、理论的艾滋病，这是由我们的血液凝固而成的经验。我们，就是中国的方向！我们就是中国的归宿！只是，为了保持步调的一致和精神的纯正，我们才需要一个共同认可的文化和意念！我们永志不忘：我们并不是为了自己，才加入这样的风潮！

婴儿首先发出的呼叫是“妈妈”。“妈妈”，这是雏鸟啁啁与小羊咩咩的“人类形式”。妈妈，你是人类遇到危险和困难时的求救信号。人们把关怀者称作“妈妈”。“妈妈”的呼叫──并不表示欲望本身，而是欲望的前奏。婴儿会说的第一个字是“要”，然后是“不要”。他不仅会说，还会用神情、眼色、剧烈的手脚痉挛和拼命扭动的身躯，来宣告欲望。

“要”与“不要”──这是意志的最初呼声，也是意志的最终形式，最直截了当的表达。“要”与“不要”──这是肉欲的最初萌动，也是精神的最终归宿，其余只是文化的借口与乔饰罢了。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民族。对这样一个民族，世界还是新奇的──存在还是朦胧的，他惟一的愿望，就是使朦胧的变成清晰的，使新奇的变成陈旧的！因此，他必须学会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而不是用租借的语言（“租界里的语言”），不知所云地喋喋不休。“没有白吃的午饭”──租借异族的语言，必使自己异化。为了避免这样的沉沦，新的民族必须用自己的神情和自己的动作，来支持自己的语言！

石破天惊的新民族！用自己的语言高呼出“要”，用自己的语言重复着“不要”……因为，“要”和“不要”正是一个民族的命脉所在。“要”，与“不要”的内容，决定了他往后数百年间的盛衰兴替。简单但命运攸关的抉择，摆在这个阅世未深的民族面前。

中国民族！不要害怕前面的幽谷和后面的深渊！快发出我们自己的“要”与“不要”的激切之音！它将帮助我们忘记深渊、飞跃幽谷，接近我们自己的思想。暴雨滂沱般的天外奇音，将是新的民族语言的内核！它将淹没西方真理的鬼哭狼嚎！它将清洗欧洲中心的泥泞血腥！


【野蛮的中国】第三十章

民族国家论


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前夜！当旭日东升，每一个中国人将不由自主地适应民族国家的压力，从而自觉地和被迫地成为一个个现代意义的公民！

“老中国人”已经不可挽回地死去。自从英国使节马嘎尔尼在1792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晋见过满洲鞑靼乾隆之后，老中国人就开始受到欧洲势力的慢性绞杀。这个绞刑的执行到现在已经快两百年了。而迄今为止，“新中国人”尚未诞生完全。当此青黄不接之际，剩下的只有人类形式的废料，甚至扮装为各种各样新潮的废料，以及，甚至各行各业的行尸走肉！

为什么新的中国人如此难产？原来，新的中国人必不是洋人的忠实模仿者！新的中国人因为要开创自己的路，而举步维艰。

我们知道，从自己的本性比从任何异己者，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我们是欣喜若狂的“尽性者”。新的中国人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学习，做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而不是像过去两千年那样，做一个世界国家的臣民。现代中国人的许多“劣迹”，在古代曾是美德，这是因为，公民时代不再能够接纳臣民的道德；而不放弃臣民道德，公民事业也就无从说起。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五百年的春秋战国，要比秦至清两千年的世界国家，更富于现代性；而《春秋左传》上的忠烈男子，比近代以来的亲欧美的新派人物，更接近中国的气质。“左传英雄”的魅力并非凭空而来，因为，我们与他们十分相似的，处在一个巨大的“战国漩涡”里，这个漩涡不仅囊括了全部的文明国家，而且拥有广大的“受剥削的第三世界”，也就是说，拥有一大片“半开化的蛮族地带”。

在这种形势下，新一代人将认识到，中国不再是“天下”即世界国家，而只是“民族”即民族国家──我们需要重新学会那些早已被遗忘的民族本能：例如春秋战国那忠义无上的美德！中国人，必须完成这一历史性的“倒退”，以便为走向世界、整合全球的步伐，作好准备。

最后一个纯粹的中国英雄，是死在北京的文天祥。北京，由于文天祥的殉难，而变得神圣。北京也因为文天祥，而沾上了永恒的血，就像罗马人的祭坛，因为刺杀凯撒的英雄布鲁图斯的牺牲，而变得洁净。当陆秀夫投海于崖山的时候，中国士人的气节就绝种了。从此，就连中国的民族英雄也带上了蒙古人的特点！元代的野蛮化、明代的特务统治，像幽灵一样困住了中国，到今天已经整整七百多年！从此，中国的道统堕入了垃圾桶，中国人没有了主心骨。人们仿佛是流离颠沛于山谷中的蚁蝼，山洪一来，就随波逐流。人们生活、繁殖在阴暗的夹缝里，幽深不见天日的大峡谷，就是所谓的“祖国”，一个被蛮族和土匪轮流执政的狗窝！我们的时代何其绝望，我们的生存何其卑鄙，我们的吁求犹如垃圾。得救的最后一线希望，似乎已经破灭。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洗涤，新的一代将不是这样！他们，不是外来者和贱民的模仿者，而是民族复兴运动的使者！他们要的是一个“青年中国”！一个不仅在精神上非常年轻、充盈着活力的民族，而且在生理上非常年轻、在社会结构上非常年轻的中国！它以生气勃勃的朝气，向垂死的秩序大胆挑战。它的粗暴吼声不仅“振聋发聩”，且将惊动历史、回响宇宙。

一个由青年组成并由青年统率的中国！一个反抗文明世界老年化趋势的中国！它将把中国的劣势一变为优势，贫穷与年轻的结合，将是所向无敌的。它要责问现代世界的种种腐败、伪善和衰弱；它要拷打人类物质身上的层层锈蚀；它要切除蔓延在动物庄园里的艾滋病。它高呼着“反动万岁”，去投入禁欲主义的海洋。

现在，还没有“中国民族”！“中国民族”现在还是一个“仅仅属于未来的概念”，也是一个仅仅属于未来的事实。让我们祝福它，将是一个事实！

尽管，由于现代中国的完全绝望，从我们的嘴里发出的祝福，似乎也带上了一层不祥的意味。我们像绝望的麻疯病人，与世隔绝，受人厌恶。甚至绵延下去的希望，也都破灭。我们所剩下的，只是一种不为人所知的祝福。愿未来的人们健康，并完成我们不能完成的民族事业。让我们含着泪水来祝福！祝福那些不知泪水为何物的人们！

今天，我们在命运女神的摆布、折磨下呻吟，除了这发自丹田的祝福之外，我们还能干些什么！但愿我们保持──磨灭不了的信仰；但愿我们存有──摧残不掉的精华！哪怕只有一点点……作为过去的纪念和未来的种子。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信仰！如同生命需要体温一样。如果说，“信仰的力量”乃是一切真宗教的内核，那么，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不是起源于宗教的？

“我相信上帝，但不相信宗教”──这真诚的自白固然是对的，但是，更深入一层便不难发现：支配虔诚者的那种信仰力，其实就是上帝自身！

人生的最大恐怖是什么？是幻灭。什么是幻灭？幻灭尽管有一千种名词，一万种形态，但根本上却是对原先所信仰的力量，失去了信仰。在这种意义上，宗教比科学更重要！因为连科学，不也是基于一种信仰、一种唯物主义、感官主义、经验主义的信仰，不也是一种崇拜实验室的宗教吗？！

我们的信仰是：残酷的夹缝可以夹碎我们的身体，但不能粉碎我们填平大峡谷的愿望！填平中国的峡谷，舍我其谁？

精卫的子孙！勿忘炎帝少女的风范！我们的信仰是：这个被夹在逝去的“世界国家”和未来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现代中国”，这个心灵的炼狱，这个肉体的搅拌器，这条集一切污秽之大成的超级阴沟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定要死亡！它存在的意义，仅仅在于：为世界国家还债，替民族国家开道。

没有卑微，哪有崇高？没有罪孽，哪有纯洁？没有堕落，哪有升华？──不要为我们的幽谷而哀泣，民族国家的山峰将由此起！那时，我们将以“成为它的食物”而引以为自豪。

一切古来的乌托邦，一切梦影式的“大同世”──在它面前都形同儿戏，并显形为“类人猿的遐想”，都沦为“不固定”的、“相反相成”的。历史是永恒的自我实现、永恒的自我冲突。永恒的“出尔反尔”、永恒的“喜新厌旧”、永恒的“见异思迁”……

曲士蔽于人而不知天。新国家当然必须在形式上反对老国家。但形式上的反对者常常却是神髓上的承继者，正如制度上的继承人常常是精神上的叛离者。新国家，无非是要完成老国家已经无力完成的事功。

我知道，有一个不灭的神灵永远在守护中国！我看见，激腾的祥云正在中国的地下不停地翻滚。它最终将冲毁洋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奴性──马列主义的思想及其淫乱的制度！中国漫长的国耻，即将划上句号。中国人“以头立地”的颠倒混乱的近代历史，将与世界之最的国耻一起，送进共产主义的博物馆！

伟大的神灵，你把上面这些秘密的消息预先透露出来，我们该如何感谢你！让我们以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以自己的意志和感情──献给你作为祭品，促使这一天早日来到吧！让我们亲眼看到这样美好日子的展现吧！


【野蛮的中国】第三十一章

自由的中国


一，复古主义


我们不是来倾听某位伟大的野兽或是导师的“谆谆教导”，任其施行嗜血的暗示和畜群的催眠；我们是来指示，即将在中国上演的“结束中国百年革命状态的大决战”！

古代中国的观念、价值、希望、理想甚至是术语、范畴、广阔的世界观、独特的内心感受……都将在一个新的层次、以一种新的意义而复活──婴孩坠地，死灰复燃，崩溃的世界变相再现。中国人，又像一千年以前，把“外来的佛教”重新融入“自己的理学”中那样，把一切“西方的真理”重新融入“民族的精神”：

一切西方的唯则，都将抛弃；一切欧化的冲动，都将止息；文化殖民的遗迹，将被中国文化的巨构所消化──“师夷之技以制夷之道”，将成为新的时代精神。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它的“二鬼子流派”，都将扫地出门。

民族主义，必是未来中国生活的强力因素！民族主义，必是未来中国政治的支配力量！民族主义，必是未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架！“中国”，必是中国语言世界里最美丽的花！

──这股风潮将是不可阻遏的，谁反其道而行之，就不免大大地倒霉。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将以某种半真半假的“复古主义”的面目出现。它矫枉过正，一反二十世纪中国生活的“汉奸倾向”，倾吐中国内心的愤怒，雪洗中国脸上的耻辱，文化、社会、政治，都将发生根本的革命！共产主义的庙堂，已经成为污秽之地：共产主义的师爷，杀人纵火、吃喝嫖赌。它的传道是掠夺的借口，它的布施是呛人的石灰。它的偶像，是胡子一个比一个少、最后连头发都稀疏不全的“马、恩、列、斯、毛、林”，群魔乱舞！

有志于创造历史的人们当然知道，复古主义只是一种方术，一种“招魂术”。而那负责招魂的伟大司仪，将不会沉溺到无以自拔的地步；否则，他就不是司仪而是牺牲了。没有人比他更能透视这个道理！所以，“招魂”的意义仅在激发民族本能里睡着的力量，“使潜意识的瑰宝升到意识的海面上”。他用复古的巨纛，破除崇洋的魔法：他的招魂将使现代生活的压力变得轻松。他拒绝“国粹派”正如他拒绝“西化派”，他不要“如履薄冰”地效法古人，正如他不要“鹦鹉学舌”地留声西洋。

当此文明沦丧、百业萧条的时候，我们──尚未成形的中国民族，多么渴望有一位“新的三武”毅然奋起，将“残暴的洋教──共产主义”逐出于中国的国门之外！他以果断的睿智，拔除中国的祸根；他以奔驰的热血，扫除中国的孱弱；他以神奇的引力，聚集民族的精华。

新的三武啊！你为什么还不兴起？是在等待群众的热情？是在等待先你而起的惊雷？等待愿以奉献尸骨为你铺路的人们？


二，新的宗教


中国所急需的，不是某种“正确的政治理论”，而是某种“新信仰的基础”！政治理论的救世，已经太晚太晚了，也已太多太多了。“不断的思想改造”，哪有“行为规范的定型”来得重要？“新的社会制度”，怎能与“新的生活方式”相提并论！干瘪的定义、枯燥的条例，应当见犹太鬼去──去见卡尔·马克思！

中国，需要的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内在醒悟，它势如燎原，不可控御，它类似于历史上的“人民道教”（从“五斗米教”到“白莲教”），是真正的人民运动而不是运动人民──没有这种来自底层的活力，中国的彻底变革和巨大建设所要消耗的超级能量，是不可能产生的。

这个巨型的人民运动，不仅席卷“寻求个人温饱的流民”，而且打动“寻求民族出路的志士”。它以全新的符咒指引全新的方向，它破坏旧的国家机器，但支持新的民族国家。这场既超越政治又超越宗教、既囊括政治又囊括宗教的人民运动，将把外在的崇拜和内心的服从有机结合起来：它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也不是武装夺权的掩护；它是为中国精神的复活而斗争的唯一武器。它延伸出“从中王国走向新王国的桥”。桥，虽然还不是新大陆，但桥能通向新大陆。

它说：宗教是人生战略的终极形态；战略的人生，则是一切虔诚者的归宿！

它说：往世的宗教，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只是创教者的内心战略──一个征服潜意识的“水一般的利器”！新的宗教，则不执着于自己，它仅自觉于自己的人生战略！它乃是至高者的思想星空，而非宗教实相的终极目标。

中国必须恢复自信。中国必能恢复自信。中国的自由，取决于精神的独立，拒绝做“晚期欧洲的学步者”，而宁肯是“自说自话的新蛮族”！

中国的自由，将是民族的自由而非个人的自由；因为任何个人的自由必须以民族的自由为前提！中国人要获得个人的自由，还有很长的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要走，而它的第一步，就是焚毁“半殖民地时代最后的遗产”：欧洲中心思想的奴性枷锁！

为了扫荡这一枷锁的残渣余孽，中国人民必须实现全面的动员──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为了在这枷锁粉碎之后的真空里建立秩序，就需要“恢复”对中国传统资源的某种尊崇。天神一般的汉宫威仪，才能使世人重新侧目。不是“新儒学”，不是“新礼教”；而是有“更广背景”和“更深根须”的人民宗教。一切社会上层的政变、中产阶级的革命，都难以在如此的深广度上唤醒“麻木的大众”，使他们自觉。

只有这种运动，才能重新唤起全民的热情，并使之持久、无法“被证伪”。一切具有实相的人、组织、制度、生活方式，则难逃慢性撕裂式的证伪过程。

只有“产自中国文化原始土壤”的力量，方能“使中国民族回到她原来的出发点上”，并通过“贴近大地母亲”的还原运动，获得自然的生殖能力。而“儒学”也好，“礼教”也好，作为“百家中的一家”、作为“士人的教养”，并不能在空间、时间两个深度上，使中国民族获得“民族国家必不可少的同质性”。

如果有必要，新的宗教可以把国粹派奉为国粹的繁文缛节送上祭坛；正如把考古家视为瑰宝的文物古董送入博物馆藏。死人的东西，只是在鼓动活力而不是限制活力的意义上，成为“现代的合伙人”；为了“赤裸裸来去无牵挂的精神”，请允许我们，把“代价”一词从新宗教的辞典中永久删除！

中国现代史的一切周折，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一点：各种政治理论及其商标主义是多么贪乏、小器！它们治标而不治本，无助于澄清中国的苦难。结果是火上浇油、乱中添乱。中国哪里需要它们的“一年方案”、“五年计划”？即使那些不近人性的“十年设想”、丧尽天良的“百年大纲”，也不过是把中国一次又一次拖入了更深的深渊！

然而，中国在二十世纪所遭遇的一切苦难，并没有白费。它已经并还将化为一股新宗教的热能。今天，已经很清楚了：没有这种全民动员的热能，中国的巨艇无法驶向遥远的地平线。没有这把一意孤行的快刀，中国的乱麻不能断为生长的线索。它的诞生，将是旧的“理论世界”的葬礼！

今天，很少有人已经认识到它的宿命。但深不可测的星空却已安排了它的注定。它谅解人性的贫乏、小器。哪一位“学者名流”的“认识”能赶在“宇宙春潮”的前面？这些不能语秋的夏虫，能落在认识的后面、不被甩出生存的轨道，就算生存的万幸万幸了。

民族主义，必将成为中国生活的要素！民族主义的中国，才是自由的中国！


【野蛮的中国】第三十二章

文化阶层与中华复国


“中国民族的解放”，其社会政治的意义，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而不是复兴一个秦汉式的世界帝国；其历史文化的意义，则是开辟一个融合了现代文明的“第三期中国文明”。

“第一期中国文明”是南北朝以前的“本土文化时代”，可考的记载约两千二百年；第二期中国文明则是民国以前的“传统文化时代”，大约一千八百年之久；1911年以来的“革命文化时代”，迄今为止已经八十一年，至少还需要五十年才能结束，则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序幕，它的一切宣言，不过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开场白。……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形成，将取决于两种压力的抗衡、转化与再生：

1，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外部压力。

2，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资源的“老中国人”的内部干扰。它是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西域等地的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核心。

先看外部压力。百年来，中国首先在外部压力下趋于崩溃，而后，一再的重新组合都先后宣告失败（1912年、1928年、1949年、1966年……），时至今日，这种压力仍然支配着中国生活，以“马列主义”的称号肆其荼毒。环顾中国近代史，可以发现外来侵略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英国与日本的岛国形式；英国以罪恶的鸦片开路，用炮舰政策在中国割取“租界”，日本急起直追，要把中国完全彻底地租界化。这两个岛国是“旧殖民主义”的代表。2，美国与苏联的大陆形式；美国反对瓜分中国的领土、主张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又退还庚子赔款、用以在中国兴办西洋式的学堂；苏联比美国更“好”、宣布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这两个“吃饱了撑得难受的殖民帝国”，却是处心积虑地要改变中国社会的体质，以便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卫星国。这两个暴发户是“新殖民主义”的代表。由于采取了比较狡猾的策略，美国与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比英国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荫蔽、也更危险。再看内部干扰。满清为了保持满鞑子的特权，极力阻烧中国的改革。满清溃灭之后，中国又陷入失控和战乱不息。共产党掌权后，中国（大陆地区）好不容易统一了起来，然而，中国却陷入了更深的灾难，这个呻共，在种族上虽然是中国的，但在文化上却是外国的，是不折不扣的“共鞑子，比一般的汉奸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和满鞑子一样，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不惜崇拜红毛番鬼，屠杀民族志士，他们“治国”的日课，就是对中国民族的最大歼灭战。

中国为什么一败涂地？因为，中国断了脊梁骨！中国的脊梁，就是它的“文化阶层”、古代的“士”；中国近代的灾难，就是由于“士”后来演变为成分复杂、功能衰退的“读书人”和官僚们（“学而优则仕”），他们没有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结果社会陷入群龙无首的进退失据，终致天下大乱。共产党趁乱而起，虽然号称“专政峻法”，但终不脱乱党本色，既失政，又无法，只是加深了中国的危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难题。在这种意义上，共产党完全不能构成“士的替代物”，不能形成中国的脊梁。但共产党的本性又决定了，“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必是他们的“既定方针”，所以，只要还有最后一丝力量，他们就要拼死以赴地阻止中国形成自己的脊梁──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反对派组织”。现代的中国，因此具有典型的“外强中干”的双重性：表面上“八亿人民八亿兵”、“十亿人民一条心”，好像铁板一块；实际上钩心斗角、各怀鬼胎，“消极抵抗”成了民间的第二本能──故，“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已是不可克服的社会并发症。

中国社会的混乱，靠什么来消除？中国群众的消极抵抗，靠什么来平息？──新的文化阶层的崛起！

一个新的文化阶层，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读书人，甚至不是“名士”、“大儒”，而是先秦意义的“贵族”和从贵族派生出来的“士”！新的文化阶层，不是舞文弄墨者，不是技术专家，不是教授、律师、法官和社会活动家，更不仅仅是政客、财阀、食客、浪人──而是这一切的集大成者！

新的文化阶层，相当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但是，他们不像中产阶级那么眼光猥琐、思想鄙俗，心中只有一个“钱”宇；他们的眼光高雅、思想精致，心中充满了“非商品化的爱好”。他们不是自谋生路的隐士，而是积极的社会干预者。

新的文化阶层，既是尚武精神的载体，又是文化秩序的垂范。果敢无畏、飘逸风采，沉思冥想、博大圆通，缜密严谨、放达自任，精巧湛深、随遇而安──并集一身。文化阶层，堪称各种社会共同的一个中坚力量；既是现代人所谓的“原始社会，也有它的文化阶层！并且，是靠着它的文化阶层，脱离原始、进入文明。而一个社会固有文化阶层的离心离德，没有不造成“天下大乱”的惨祸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的有计划的消灭文化阶层的手段，不仅未能固其根本，反而且速其死亡。

没有党锢之祸，哪里会有颠复汉廷的黄巾之乱？没有东林党人的死难，“十八路流寇”也烧不掉明朝的皇陵！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是改朝换代的信号弹。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是社会总崩溃的马前卒。毛泽东的名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为什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也摆不脱的咒语？不是由于毛泽东“预言家般的伟大英明”，而是由于这个政权，根本就没有可以依托的文化阶层！甚至连“知识界”也没有，有的只是，被“整”得七零八落的、散了架的知识分子¨¨所以，古代两三百年一次的“王朝更迭”，到现代中国就成了七、八年一次的“运动周期”。这样“国将不国”地运动连天，是为“史无前例的以乱治国”。

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也是一切革命得以爆发的先决条件：秦、汉、明、清，都立于这样的革命；在唐代，文化阶层的背离也导致王朝的复灭，黄巢当然是个典型的例子，但在他之前很久很久，大批士人就开始“走向藩镇”了。当清朝廷亡于“百日维新的党锢之祸”之前，也曾有过一个“同治中兴”，那是因为，洪秀全（相当于毛泽东）的邪教拜上帝会（相当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太平天国（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激起了中国传统的文化阶层（其代表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中兴名臣”）的强烈反抗，终告失败；而后者的主干，原非统治集团中的人。

英国革命前，先有“清教主义”；长老会的教士比之克伦威尔的铁军具有更大的社会转型力量。在法国，从伏尔泰到卢梭的一批人，和“百科全书派”的文化阶层，他们的呼声和表演，是以罗伯斯比尔的断头台和拿破仑的登基大典为注解的。在俄国，十二月党人所标志的文化阶层的背离，是布尔什维克大开杀戒的先声。反过来，只有当文化阶层与新的统治集团相结合的过程已经完成（而不是像毛泽东伪善的夸夸其谈：“与工农兵相结合……”），新的社会秩序的重组，方能大功告成。这个关键的区别己经可以说明：为什么“有文化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先后成功了，而“反文化的无产阶级革命”都一一失败了。尽管，这两种性质的革命都是“现代化过程中由城市力量发动的”。“在硬币的另一面，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则是社会的模式崩溃的先决条件，也是历经了百年“休耕”之后，重新达到模式再生的先决条件。

而要复兴一个社会，首先必须重建其文化阶层。所谓“议礼、制度、考文”，只能是在文化阶层不曾消灭或业已复活的条件下进行，而不可能超越文化阶层的命运。新的文化阶层，并不是从学校和书本里诞生的；只有骇人听闻的革命与战争，以及结束革命与战争的“回归与复古”，才是新文化、新的文化阶层的摇篮。

只有立足于文化阶层的“等级制度”，才不至于在社会净化的同时，抑制“社会的活力”。而这样的文化阶层，必须首先是一种“精神的贵族”！就现代中国的情境言，新的文化阶层正在一百年以来的民族溃败中重整旗鼓；他们的崭露头角，将是中国复兴的先决条件（而决不是什么“把经济搞上去”之类的胡说八道）！

新的文化阶层，新的精神的贵族，将是新中国的社会中坚！我们所期待的精神贵族……新型的文化阶层！他不是像“共产主义新人”那样的被塑造者，而必须是有能力再造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超范集团。使他感动的对象，不是物理性的，而是心理性的；他的征服对象不仅是此岸的，而且是彼岸的。他以“崇高得骇人听闻的创造”，作为“最高的享受”。

对于这样的精神贵族，并不需要社会性的支配权力，过多的财富和过好的境遇反倒足他的致命伤。奢侈只会败坏他的口味，颂扬只会瓦解他的创造力；权力的罪恶性，同样会对他们的体质，产生剧烈的毒化。真正的精神贵族，却能担当最沉的负垒，否则，他们的名号“精神贵族”，岂不成了共产土包们“信口雌黄的泼妇骂街”？！

真正的精神贵族，犹如一个社会的大脑皮层和中枢传导系统，这些器官需要的只是适度的营养：过多和过少一样，同样危害它的健康。贪得无厌的食欲、四处窥探的情欲、一切有关“占有”的奢欲──只是下等人类（其中许多自命为“中产阶级”，或被其它贱货视为“上流社会”处心积虑猎取的对象；或是精神贵族的观察对象，仅此而已。精神贵族拒绝“与民争利”，否则，将失去精神上的全部优势。古代的贤人强调财富的罪恶，并不仅仅是出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嫉妒心理”，而是发自深谋远虑：人性要经得起考验，就得有所不为。

中国的历史证明，对人民不能单用政权的力量、法律的力量来强制；更不能凭借军事暴力的手段反复“扫荡”（共产党人将日本人的“扫荡”叫做“运动”）──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就像日本人的军事扫荡一样，只能培养奴隶和暴民的奇特混合物，却打不下一个现代民族的坚实基础。

中国人民的有效治理，必须依靠文化阶层为中介，施行“间接的统治”，也就是所谓的“王道”。相反，直接统治的霸道，只能一时“矫枉过正”，不能达到“长治久安”。在王道，“舆论监督”具有强大的作用，因为所谓“独立的舆论”，就是文化阶层正在发挥社会影响的证明。新的文化阶层，决不是统治集团的传声筒，甚至不是“统治集团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纽带”。新的文化阶层，是统治集团的基础，是人民大众的师表。有道德、有效率的管理者，从中生发；人民的虚荣、民族的精华，在此凝聚。他们不断从人民中吸取有生力量，对统治集团进行吐故纳新：只有这样的文化阶层，只有从这样的文化阶层中崛起统治集团：才是中国复兴的坚实基础！

“中国难题”的症结在于，积弱不振的病根正是“人民的惰性”。消解中国的症结，正需要以强烈的电击，击溃人民的惰性！这不是一个玩笑，更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宣言！

──消除长期的外来统治（从沙陀、辽、金、蒙古、满清直到“共产党”……）所造成的“消极抵抗的民族性”。这一艰巨的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中国文化阶层的头上。

新的文化阶层如何消除中国人民的惰性、如何结束中国民族长达千年之久的消极抵抗、并以此消灭统治集团的自私、伪善？

1，新的文化阶层从人民中来，故能体现民意，并对人民反馈，发挥“酵母作用”：他们把高级文化的因子注入人民的生活，他们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犹如荷花池塘，荷花能使池塘摆脱无生命的消极状态。

2，新的文化阶层注入统治集团，以其道德、效率、自我牺牲精神，提升统治者的品质，从另一个侧面激励人民。他们把人民的活力带到统治集团中，使之避免“封闭性集团”必然衰朽的厄运：又使人民的活力不被压死，反能升华。

3，文化阶层的中介性质，使他面临“两线作战”的生存状态。但他深切地同情人民，因为他知道，中国人民的消极抵抗，正是针对官僚机器的压榨尔实行的自我保护。

4，在文化阶层的中介作用下，新的中国民族得以形成。


【野蛮的中国】第三十三章

论中国民族


一，中国民族的基本性质


对中国的人文世界的显幽探微，终于使我们坚信不移：“汉族”或“华人”的基础，不是生物层面的种族纯化，而是文化层面的意识认同。

在古代，同一个血缘的种族集团，常因中国文化的分化－聚合作用而分道扬镳，有的被吸收而成为“汉族”或“华人”，有的被排斥而依然是“匈奴”、“突厥”、“蒙古”、“西藏”、“满洲”甚至“越南”、“朝鲜”、“日本”……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已经不是“变数”而是“常数”了。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典型是鲜卑人，他们的故乡和祖先的领土是西伯利亚（“鲜卑利亚”的异译），南下中国，横行三百年，终于完全化合于中国，并给中国带来了延续二百年的强大的活力。“盛唐气象”就是他们的杰作。这也从另一面证明，同一个血缘集团也会由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或抗拒，而分离、对立甚至水火不容。

在“异族”之间是如此，在“汉族”或曰“华人”内部，也是这样。中国人，常常因为“文化认同”方面的差异而势同水火甚至厮杀到底。这也正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是世界上“内战”最多的一个国家，中国人的“内战内行、外城外行”不仅仅是出于私人或小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也是从内部求得文化认同的社会整合方面的需要。

而这种文化认同的争端，常常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战争”，使得故友、世交、亲兄弟，可以反目成仇。而原先来自五湖四海、根本无缘的光棍与流氓，反倒可以成为亲密无间的“拜把子兄弟”。这种超越区域、阶级甚至种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世界主义精神，迄今不衰，也构成了中国世界“一治一乱”、“在乱中进行根本调整”的社会发展机制。

夏、商、周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南—北朝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辽金元清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拜上帝会和共产党的终于没落，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认清这样的中国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天命”。


二，中国民族的基本来源


中国民族来源于“中夏”。中是世界的中心；夏，是“伟大辉煌”的同义语。从这个语源来看，本来无所谓中国民族，而只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但由于“逐鹿中原”的聚合作用，在这四种原始文化的交汇点上，形成了一个新民族──这就是，源于“四夷”却自别于四夷，并优越于四夷的“中夏”。从此，“逐鹿中原”不仅成为四夷的最高梦想，也是中国民族保持自己的优越性、“日日新、又日新”的必修课。甚至连岛夷日本，也不顾山海险阻要来逐鹿中原。而在必要的张力中保持文化的同一性，并剔除自体的四夷杂质，是中国文明得以延续至今的前提条件。

这个自命为“华夏”的新人集团，不断讨伐自己的往日兄弟，在道德与文化上贬低他们为非人（“蛮”为虫，“狄”为兽。）。所谓“文治武功”，是用来重新同化这些“同种而异文者”的双重方法；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则是保有中国性质、吸附四夷向心的政治哲学。

就这样，夷狄蛮戎竞相争夺中原的努力，到头来推动了文化精华的提炼；他们主观野心的失败，造成了客观的意外收获：中国民族诞生了，中国文化的黎明来临了：它被人称作“史官文化”，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古代民族像中国人这样注重历史，并以史为鉴，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与罗马人何其相似：文化的交汇者，种族的精选者，以博采诸长的多重品性，平定天下的纷乱，但中国人比罗马人更为幸运，因为中国人是古代最早、“最纯种”的政治动物；而不是像有些学者所杜撰的，是什么哲学意义的“理性主义者”。中国人没有像罗马人那样沉溺于多神教的迷信；而是紧紧依靠自己的大脑，来判断万事万物。

政治动物。是的，数千年来的“贤明者的化育”，已经使得中国人变得过于驯顺了。某些批评家如鲁迅，曾说“中国人较少兽性”；但很难设想，较少兽性的民族竟然能够创造如此强力和精致的文明：如果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话，那么，古代的、创造文明的中国人，一定是颇为嚣张乖戾的，他们的原始兽性在殷周的青铜礼器上，打下了鲜明的、万古长存的印记，甚至，他们会像他们的同种兄弟匈奴（与夏人）、鲜卑（与殷人）一样，充满破坏性与兽性的周期发作。

“需要是发明之母”──那么，导致了“史官文化”的“礼制文明”这绝顶发明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需要？是在一片“黄祸”式的极度骚乱中，发展文明秩序的必要。

我们不会忘记，古代的中原，正是无数蛮人竞相争霸的风水宝地。它的来龙去脉和真实背景虽不可详考，但从“逐鹿中原”的传说里，不难获得一鳞半爪的消息。所以很自然的，在那些史官文化和礼制文明兴起之前产生的“神话”中，象征性地记载了中国大地所遭受的无数浩劫。其强度可能不亚于匈奴人和蒙古人后来对欧洲所发动的袭击。中国文化，可能就是在这种恐怖的袭击下激发起来的。“逐鹿中原”的背景，使得中国文明的政治性格不断强化，直到把全体中国人一概化合为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这样，“政治”成了中国生活的第一要义，甚至，是中国大地得以旋转的轴心与枢机。

中国思想的支点，既不是“真”，也不是“善”，更不是“美”，而是“政治”。中国的真，是政治的真；中国的善，是政治的善；中国的美，是政治的美。人们可以说，“这是虚伪的”，但却不能说，“这是罪恶的”，因为这实在是中国的地缘与生态环境，使之然也。这实在是人与环境千百年来互相作用的结果，它的丑陋，是由于它太懂得政治了；以致在其它方面变得白痴般的伪善！

这样的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几乎超越了种族的边境：凡是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族群，就自然地成为中国民族的组成部分。甚至连强大的匈奴、鲜卑，也都一一化合于中国，抽象为历史书籍上的一些名词。“熟女真”、“生女真”的化合史，更为现代人所熟知，而中国文化的动态走向，又是从“世界屋脊”昆仑山脉逶迤而下，直到全部太平洋西岸。越南、高丽，莫不如此，甚至连隔海的倭国列岛，那时，它还不曾从中国输入“日本”这一国号，但却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走向的囊括。尽管，他们后来一一表白自己是“独立的民族”，但他们的历史、制度、姓氏、风俗、文字、语言甚至血缘，都一一受到难以抗拒的“中国辐射”，从而，出现了奇妙的“变种现象”。


三，现代中国的病根


中国民族，由于三千年来经久不衰的文化扩张，包容了无比广大、极为复杂的种族群落。甚至在它政治亡国的元、清时代，它的文化扩张丝毫也没有停止过。在“五胡乱华”时代，中国文化全面掌握了珠江流域；而在南宋和清末的民族灾难中，中国文化越洋南下，成为东南亚洲的重要因素。并深入蒙古沙漠、北满森林，完成了汉、唐盛世都不能望其项背的“弹性扩展”。然而，由于近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和亲和力，远远超过了它的淘汰力和排拒力，对异己势力过于宽容（以致达到了软弱和奴性的地步），它的外在蔓延和内在腐败是同步发展的，甚至可以说，它的外在蔓延是某种内在崩溃的结果，其性质类似于犹太人亡国后的“世界漂流”；只是由于中国人是就地亡国，所以漂流的广度和深度也就不同于犹太人。种族的弱质化、文化冲力的颓废，同时并举，我们被戴上“东亚病夫”的荆冠。这种状态严重阻遏着中国文化的继续生长，中国的内在活力日益耗尽，中国虽未死亡，但已停滞，古代的美德“和为贵，成了我们的致命伤，次品和废物，充斥中国大地，流毒五洲四海。兼容并蓄的结果，是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现代中国人，不仅有古旧的软骨病，还有舶来的花柳病，达到了令人作呕的“百花齐放”！

现代中国人，已经不是中国文化的主人、精粹，而只是其奴仆、渣滓：现代中国自称为中国人，其实根本丧失了中国的精魂，这在所谓“知识分子”的身上，甚至更为突出：我们数典忘祖，分别投靠日本、苏俄和美国──然而，洋小人和洋大人真是那么靠得住的吗？西方人，不论是大西洋西边的还是大西洋东边的，自己都在滑下坡，还能把洋奴（不论他们自称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给捧上天吗？！

史官文化的精髓是，“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并不微妙的玄理，是要求对万物作合理的解释，它蔑视神秘的内心体验，排斥那种超越政治的宗教感情，但是，这古老的真理在近代西方的科学理性之利器的无情打击下，彻底败北了。我们知道了，必须改辕易辙，才能得救，但这并不意味首，我们必须放弃对于世界的“正确的看法”，相反，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多少西方人关于世界的愚蠢看法，先是自由主义的，后来是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完蛋之后，会不会再来一次“无政府主义的灾难”，结果给中国带来吏多的浩劫？

难道，仅仅因为枪杆子能够杀人，在认识世界时，它就能代替人的眼晴吗？！欧洲人对世界的解释，是他们的经验；对中国不可能是“必然有益”的。“西方的真理”有时恰恰是毒药──共产主义的兴衰，是一个生动的事例，中国共产党人，如今已是“比国王还要激进的保皇派”，他们不惜断绝整个民族的最后命脉，也要挽救所谓的“社会主义”──其实，不过是卖国主义罢了。

因为──卖国行为已经成了他们最后的谋生手段。社会主义已经成了他们最大的既得利益。共产主义者以自己特有的贪婪，对中国的复兴宣判了无期徒刑，好在，他们已经没有真正的力量来执行这一判决，这些腐化堕落之徒已经由于自己的罪恶而弱不禁风了！


四，西方的真理和西方的裸体


西方的语言是一种分析的语言。西方的思想是一种分析的思想。西方的科学是一种分析的科学。西方的分析最后把人分析为“猿”、为“兽”、为“物质”。这个分析狂自称为“雅利安”，自视高人一等，其实只是一个酷爱光屁股的大顽童而已：所谓“雅利安文明”，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裸体，这也是“分析哲学”的一大应用：把人的文化性与人的生物性分开叫从希腊到印度以致近代欧美人，竟和热带丛林里的猴子一样“以裸为美”──-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他们甚至有雅兴把这发展成为一种“艺术”：据说，还是“最美的”，是“人类精神的顶峰”！

然而，中国文化却是各种文化中最少表现裸体的，它似乎特别忌讳这玩意儿。那位在公元1792年出使中国的英国使臣马喀尔尼在他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的服饰有意识地把人体的线条给遮蔽起来。为什么？这种行为表现的后面所隐藏的动机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曰，“政治动物”！故《老子》曰，“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这就是所谓动物的本色！孔、墨、道、法，各派风流，均与此“裸体的精神”相通。而各种“蛮夷”呢？却是很自然地从原始本能出发，渴慕裸体的时刻！甚至在裸体的表现中得到“美的感受”，美，成了“性感”的代词。这当然是两种世界观截然不同的显影。

中国人，只是在晋末和明末的极端腐化中，才在生活领域里放松了“反对裸体”的管制；众所周知，旋踵而至的则是蛮族大入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一部《金瓶梅》的代价，是二百六十七年的满洲猪狗的“统治”！

两种显影，在文明中互相交错。不要忘记，欧洲人和印度人也曾厌恶过裸体文化，例如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是如此。尽管，他们的传统是来自犹太人的宗教禁忌。而中国人，也有过放纵和亡国的时刻。不同的文化倾向，常常使人们变成不同的“动物”！

如果说中国人是一种政治动物，那么，雅利安人则接近于“艺术动物”或“科学动物”。（至于说到，现在的日本人成了一种“经济动物”，我总是不太相信。日本人太善变，很难对他们下定义。日本现在的状态，是一种“被阉割了的状态”；广岛的原子弹是它的麻醉剂，《和平宪法》就是那把动手术的软刀子。我尤其不相信，日本受自中国的两千年塑形，会被仅仅一百三十年的西化完全铲除。

科学与艺术的交合点，是“冒险（海盗）精神”，这与中国人梦想的“长治久安”，是完全相反的倾向性。有一天，政治动物与艺术动物将和解，联手创造统一的世界，那一天，道德的贤明与科学的锐利将混同，新的黄金时代可以降临了。

西方播下的种子，也许是在东方获得最大的丰收，正如，东方播下的种子，已经在西方开辟了空前的奇迹。艺术动物的拓植，将由政治动物来圆场；正如艺术动物一再咀嚼过政治动物的腐尸。在今天的世界潮流的大“背运”中，我们不必为中国不可救药的政治性而气馁──既然中国不善于纯粹的审美和纯粹的理性，那么，就不要过分“改造”以致伤害了它的元气！

还是让中国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让我们保有余力，以便有一天能够稳定并管理这个由艺术动物开创的文明系统吧！既然中国人的原始冲动已被弱化，那么，就让我们来充任这个飘泊不安的世界的压舱石吧！

艺术动物和科学动物们！你们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干得太过分。如果你们的炮舰和浪漫真的把中国这个被“政治挂帅”催眠了二千五百年的世界给激活了，那么，世界将会陷入“后现代化的灾难”而不是“后现代化的福利”中！


五，中国的裸体与所谓“国耻”


现代中国仿佛是一位被扒掉了全部衣服的妇人，赤裸裸地站在一群训练有素的强盗面前。她的全部的特点成为她耻辱的根源。她的信心崩溃了，她变得下贱、丑陋、衰老、令人厌恶，但她并不是“本来如此”的。是不可捉摸的命运使她变成这样。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枷锁再是严酷无情，也并不能判决她永远只能如此下贱、丑陋、衰老、令人厌恶。

现代中国的种种病态、愚蠢、疯狂，也是整个现代病的一个有机部分，不如此理解世界，不如此理解西方，也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个“充满耻辱的现代中国”。诚然，中国病与西方病的表现各异，甚至正好相反；但两个病魔，无非是一根乔木上伸展出的两根枝丫罢了。它们来历不同、去处相异的巨大弧线，在这被打通了的“地球村”交叉相遇；生长运动的不同方向，并不能拆散这对冤家。

可恨的是，共产主义者们比西方列强这“一系列强盗国家”更加残暴，他们不仅扒下了中国的衣服，而且挖悼了中国的血肉，于是，他们仿佛有了证据，可以指责中围的骨骸：“这是封建的。这是反动的，这是必须改造的。……”于是，他们干下了一切外国强盗都干不了的勾当，不仅参与了对中国的国际大轮奸，而且挖掘了中国的祖坟、辱骂了中国的英灵。这群汉奸，不仅有卖国的思想体系，还有卖国的行动纲领和实战成绩，最重要的，他们对自己的卖国成就甚至抱有一种自豪感！中国民族的衰颓，为什么一至于此！

这个汉奸党，是由一群绝望的“盲流”组成的：他们敌视传统，是因为他们没有根基，完全被社会给抛弃了。因此，他们所说出的，不可能是真理，只不过是他们的流浪经历。他们要把中国人变成“国际主义”的信徒，最后，不过是把中国人变成了洋奴。他们以“消除帝国主义侵略”为借口，但他们竭力推行的奴化教育，已是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最大国耻！他们把这奴化教育册封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的上层建筑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扫而光。一切高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汉奸党羽的东西，都被拦腰砍断；一切优雅的精神，都被跺碎、踩入泥潭。中国沦为一个赤裸裸的“无产国家”。甚至连国家也没有了，沦为一个穷棒子的“无产阶级”。然后连阶级也没有了，沦为一个光棍式的“先锋队──党──政治局”，最后，连党和政治局也没有了，沦为一个孤家寡人的随心所欲！他在城市里种上庄稼，表现出一个费拉农民的最大偏执狂。然而，对于中国的社会面言，农民至上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1976年，天安门广场，出现了“秦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的人民呼声。这，就是城市力量在取得支配中国的优势地位之前，发出的世纪性警告。

士、农、工、商，核心是“农”。“农”，当然包括共产党所说的“地主”、“富农”；统治着的“士”，不过是“文化的农”，因为工商阶层尤其是“商”，要想进入“士”的阶层，在古代是受到法律禁止的。所以说，除了士自己以外，只有农民可以升格为士！“书香门第”只不过是个修饰性的词语，用来指代那些要么是靠地租过活的家庭（“地主”），要么是靠俸禄过活的家庭（“官僚”）。但在花花绿绿的商人看来，“土气”始终是他们的共性。

不过，现代中国已被不可逆转地卷入了全球性的工商活动的漩涡中，强大的压力使中国只能“适应”而无法“摆脱”，中国的一再受挫，实在是因为它至今不愿意“老老实实地跟在别人后面学”。

我们不想评价这一趋势的得失利弊，甚至来不及细细研讨它的全部含义。我们只要知道这是无法避开的就行了，不论它给我们的感受如何，我们都不得不适应它！而且，还必须是主动地、充满热情和创造精神地适应，否则，中国日趋没落的劫运是无从挽回的。否则，中国民族已经连维持最起码的生存，都很困难了。未来的中国，也许能够改变甚至逆转上述的“大趋势”，但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甚至拖延一下。

──要想成功地反抗帝国主义，必须首先学会它！是时候了！徘徊歧路的兄弟们！让我们抛弃农业时代的幻想！废除土人和曲士的奢望！让我们做那劈开新风的闪电！用雷鸣，炸碎困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阴云！


六，中国的强势与弱势


中国生活中保守倾向的根源，要到它的地缘政治的条件中去寻找；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们一再胡闹的，在什么“经济基础”的垃圾堆里寻寻觅觅。近代海禁的洞开，使中国腹（东南沿海），背（西北草原）受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地缘环境；欧洲两面夹击（苏俄从西、北施压，英法从东、南施压），日本则直捣中路，中国的国势破碎，意料中事。在海禁洞开之前，中国的根基则是牢牢扎在大陆板块的农民文化上。农民文化的许多珍宝，清新而淳朴，足以为天下范。甚至直到今天，它依然以其镇定性而不可埋没。小心！不要伤害它！小心！不要过分触犯它！尽管，我们决不能让它阻滞中国的复兴。因为中国的复兴，毕竟只能在新的基础上开始。要善于转化农民们可贵的潜能，而不是像毛苗所说的，是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的农民是最自私的，和他们谈社会主义，无异于对牛弹琴，甚至更糟糕，结果就是培养了毛邓那样口是心非的歹徒。

激活它农民的潜能而不是压制它！要让农民的潜能，化为一缕富于魔力的青烟，为新宗教焚香。农民的力量在于他们对世界的认真。愿整个中国民族，都被这一认真的态度彻底征服！

是恢复“中国的理智”的时候了。哪怕，这理智是出于“低级的实际需要”。“中国，永远是中国”──这就是我们的“理性主义”。尽管古老的史官文化，已经不堪重任，但复兴中国，仍然需要某种史官精神。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一度在中国流行，也是因为它的“历史唯物主义”正好投合了中国人的“史官”胃口。

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的超级史官文化。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若无新的史官文化予以忍受，是不可思议的！为中国的复兴而奋斗的人们，我们一定要准备好，抛弃“两全其美”的幻想！一定要埋葬“不劳而获”的奢望！不拿出深不可测的伤口，就休想夺取高山仰止的快乐。我们的准备，首先是心理上的准备。准备那可以想象和不可想象的灾难，排山倒海。准备那些阴沉沉的杀气，腾腾地逼近前来。哪怕有一千种误解、一万种污名，像影子一样追入我们的坟墓，甚至直到千万年之后……巨大的梦魇！

看，中国历史的曙光，又一次发出了它的鱼肚白！“鱼肚白”──这条俗语中包含神奇而深远的启示！当黎明的曙光初透，将有一条超巨型的怪鱼苦苦死去：它肚皮朝天，泛着死白死白的光，脊梁却埋在无边的深渊里……随波逐流。只是在它死亡的阴影里，才传达出新生命的消息！只有在它的葬礼中，才爆发出新时代的大笑！暮年的智慧与腐败，被野蛮而清新的鼎沸一扫而空。新的世纪，是从万人坑的夹缝里冉冉升起的。

中国要进入现代社会，必须采取不同于欧美、俄国、日本的遁路。中国的来历与现状和它们的来历与现状是如此歧异，怎能遵循它们的路？不同的目标在召唤我们：中国以自己的英雄们的尸骨，开辟自己的路！


七，中国民族的现况


中国现在作为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来说，还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这个躯体至今无法形成内在的、整体的意志。而此泱泱大国又必须从事整体的国家生活……

正是这种矛盾给近代中国的暴君政治，留下了发展的沃壤。近代中国的暴君政治，不同于古代中国的“皇朝政治”，而近似古代希腊的“僭主政治”，是一种反传统的革命政治。

但惨痛的经验已经警告我们：中国必须形成自己的整体意志；否则，共产党一类的“阶级意志”就会趁虚而入，祸国殃民，发动无体无止的内战、“运动”，以致街头大屠杀，把民族的整体推上绝境。

现在的中国民族，还没有一股灵气将之贯通！庞大的体积与孱弱的力量之不成正比，使中国仿佛一个患上了“巨人症”的国家。它的版图、人口、生产量、消费量、运动的规模、事业的漫长，都大到了吓人的地步；但其步履却是蹒跚不已，因为它的总体力量是软弱而散漫的。现代中国已完全丧失了自行调节的能力，它的“国家机器”不是一再报废就是不断失灵。任何机械性的修理方式，不过是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漏洞总是越补越大。以“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的方式来建设社会，结果只能造成一个空前绝后的人间地狱。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怎能与一个“机器”相提并论呢？它甚至不是一部“特殊的机器”；既不可能被人为地制造出来，更不可能按照一张预先划好的“蓝图”来创造。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榆木脑袋不可能理解的了。──按照一张预先划好的“蓝图”来创造国家，历史上有过很多这种失败的例子，例如秦始皇就是。但却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例如刘邦就不是按照任何理想来；来从事建设的，他只是按照“成功神学”来便宜行事的一个“无赖”。至于那些被封为“国家的缔造者”、“国父”的人们，实际上只是后人用以祀拜的偶像，而不是真的土木工程师。决定国家与社会命运的，只是某种微量激素与“荷尔蒙”而已，这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本能──我们所应该做的，仅仅是不要伤害它、抑制它！

现代中国的没有灵魂、没有整体意志，还是由于没有民族的精神！整个社会昏昏沉沉，甚至连精华人物也染上这沉疴而一病不起了。中国人所谓的理想，难道只能是“抱个小老婆抽大烟”？

南唐亡国之君李煜词曰：“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竟然成了最能道出现代中国豪杰们的巨大苦闷的心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超级垃圾堆里，玉石被玷污、黄金会生锈，它比罗马帝国灭亡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黑暗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一个惰性十足的时代，在这横祸盘桓灭顶的泥潭里，谁要是出自天性而想有所作为，“党的组织”就会像饿狼一样扑过来，活活把他给掐死，“把动乱消灭在萌芽状态”！谁要是“朝气蓬勃”，“他的末日就不远了”：他要不是被“党的机器”“砸个稀巴烂”，就会被群众蚂蚁的残忍慢慢咬死。卢梭所谓“全体的意志”，在中国就想在世界各地一样，只剩下蚂蚁般的群体贪婪！而这，只能够蛀空一个旧社会，不足以建设一个新国家。

中国的散漫与软弱，使互相牵制的力量，瓦解了发展的可能。复兴和强盛，变成更为遥遥的梦想。原先的民族精神，已经溃灭；新的民族精神，还在母腹中没有降生──所以，整个民族虽生犹死，气息奄奄。没有动力也就没有活力！个人是如此，民族又何尝不是这样？对于这样的病症，不同的医师做出了各异的诊断：有的说，“这是内忧外患造成的。”（这是一仲因果倒置的胡言乱语。）有的说，“这是制度造成的。”（这是一种短视而皮相的解释，因为它无法解答“为什么是这种制度而不是那种制度取得了胜利”。）有的说，“这是由于中国社会一再反抗现代化的大趋势，所以活该倒霉。”（只说了表象，而没有做出解释。）

中国的厄运，并不是如此单纯、如此表面的因素，能够一手造成的。中国的厄运，是它业已逝去的伟大荣耀的报应。为此，要消除中国的厄运，我们不能不首先下到深渊、落入谷底，然后再向上攀援。因为，过去的伟大荣耀的基础，业已全部崩溃，且已沦为“负数”。我们必须要偿还干净这负数，方能开始正数的建立。

近代中国迄今为止的全部迷误，其症结就在于受阻于这一严酷的事实，梦想“先不还债”就可以一跃而入现代化进程。严酷的事实是：若不首先铲尽旧社会的所有灰尘包括这些铲除者自己，并将他们还原为某种“清新刚健的原始人”──我们就无从进入现代的文明！

事实很清楚，现代中国病入膏肓的症结在于两点：一，乏力，这是表象；二，缺少整体意志，这是实质。而这两点，都和“缺乏某种原始文化的要素相关”。所谓原始人，尽管没有教养和技术，但在力量和整体意志方面却是绰绰有余的。一百五十年来的国耻一再证明：现在的中国人所需的，首先是攫取的力量与整体的意志，而后才可能得到新的教养与新的技术！而只有彻底地卸除过去文明的重负，才能使中国年轻化。当青年中国的朝霞，血一般的满天红，那时，盘踞在中国的异化渣滓，才会死绝。

现代中国闲得发慌、闷得要死的人们啊！不要过于焦心灼虑：看哪，“天解决”的闪电已经在地平线上闪闪发光了，它将向我们提供一套“新民族的自然盛装”！

历史是残暴的、疯狂的、没有理性的。它的内在基础，与其说是人们的“希望”，还不如说是人们的“绝望”！当此头脑最清醒的时刻，让我们以最坏的绝望（而不是“最好的希望”）说话，但愿这个不可理喻的家伙理睬一下我们──不是赐福给我们，就是降祸于我们！因为我们最恨半死不活地活着──不能让我们重获青春，就让我们彻底灭亡！


八，中国民族的挣扎


现在，还没有中国民族！在古往的历史中，我们只能找到一些木乃伊的碎片，一些“考古学的对象”。这些过去的荣耀被我们称作“夏”、“商”、“周”、“秦齐楚燕韩赵魏”、“汉”、“唐”、“宋”、“明”……（至于五胡沙陀和辽金元清，那根本就不是“人”，而是“禽兽”。）

他们，已经随其创造者的死亡而溃散：“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现在，除了在记忆中，哪里还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文字的记载，也只能“提示”而不能“告诉”的。于是，“中国民族”便还原为一个“还没有物化的理念”。于是，我们便成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千古怪胎。

但我们并不是“民族的虚无主义者”。我们知道，有一个民族之“轴”的万古如一：“夏”──下也；“商”──上也；“周”──轴也，中也，中国民族之轴也。夏商周，下上中也──这就是我们对“三代”的理解！

夏，本是伟大辉煌的同义语；但新兴者却斥之为“下”而自命为“商”。商，本来取义乎“上”；但新兴者却斥之为“过犹不及”而自命为“中轴”。从此，与“周”同义的“中”成了中国的代称。所以孔子这个殷民的后代也不得不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从周”，也就是矢志不移地追随中国民族之轴。让我们以孔子为典范，追随中国民族之轴！

现在的中国民族之所以“尚未诞生”，是因为它失去了从前的圆满，从夏、商、周，到唐、宋、明，其“圆满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周”这个字本来带有“圆满”的含义，但“中国民族”像中国文化一样，是个发展的概念，它一再超越种族与文明的畛域，所以它需要在我们手里，得到进一步圆满。

九，中国民族的未来

中国的英雄，会成功地开辟一种新的秩序，那万古常春的天秩，在苦海人间的“千年一现”。天秩的降临，是对马克思主义乱世的封喉！中国民族终于驱逐了“西方侵略的终极形式──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统治”，就像埃及人驱逐了喜克索斯人！我们的最后通牒，将结束中国的恶性贫血。心脏衰竭和精神错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和满洲国、汪精卫一样，被中国的英雄一脚踢进历史的垃圾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灭亡，不仅仅是因它形体特征的错误，例如反动的制度和土匪的作风；而且由于它的精神内容的堕落：它信奉洋教，残杀同胞，断绝了中国民族生命的根本，使中国人沦落为世界的乞丐。

中国的英雄，将以“豪杰亡秦”的方式，粉碎这个号称“人民共和国”的、崇拜大鼻子洋鬼的奴隶帝国！以大鼻子为导师的时代，和秦皇的时代一样，一去不返了！中国的英雄，即将种下社会制度的种子：

新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政治秩序乃至文化秩序，将从中国自己的思想里发源；经历了百年苦难的中国人，终于要看到一个真理的证明：反对自己民族精神的制度，是不能成活的；侮辱自己民族的政权，是不得善终的；乱党的制度和汉奸的哲学，注定要灭亡。我们终将生活在那晴朗的一天。


【野蛮的中国】第三十四章

论近代中国的野蛮化


一，达尔文主义洪水滔天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是“不断革命”，一次又一次发动“新的长征”。其方式激烈、后果严重，其领域之宽与程度之深，不仅构成中国“古今未有之变局”，且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形形色色的中国志士，为寻求民族的出路悲惨地死去。这一切惨烈的死亡，受到了“达尔文主义各支派”──包括“维新派”、“革命党”、“立宪派”、“过激党”、“共产党”等几乎所有互相敌对的思想政治派别的一致支持、普遍接受和热烈欢呼。

这毫不奇怪。达尔文主义正好满足了近代中国接受野蛮化洗礼的需要。各种形式的达尔文主义，已经代替了儒家学说，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治国之道”。王道的肃穆和精神的钟声，被霸道的枪炮和物欲的呻吟，淹没掉了。和平的顺民生涯被不愿做奴隶的吼声，震得睡眼迷蒙……无论是散漫开明的国民党，还是严酷紧张的共产党，或是被夹在中间充当三明治的“第三势力”──都被炮火连天、运筹帷幄的时代精神给浸透了。

价值观念的彻底革命，是和社会结构的彻底颠覆互为表里的：中国经历了“五胡乱华”以来最大的社会解体、文化解构的过程。而在民族学以外的人类学意义上，说到底，五胡乱华也远远不及二十世纪的中国颠覆来得剧烈、深刻。在五胡面前保持不坠的中国尊严，在二十世纪的西方冲击下完全崩溃了。中国人放弃了独立的意识，匍匐为形形色色的买办，和精神上的哈巴狗──一种著名的北京宠物，“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买办！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一个宠物党！只要外国主子高兴，他们可以一会儿痛挖祖坟，取悦于共产国际的喋血豺狼；一会儿出卖资源，取悦国际资本的无尽贪婪！

然而，一百年的历史已经表明，达尔文主义各支派只有破坏之功，缺乏建设之力，始终未能兑现他们鼓吹的建设使命。他们的疯狂努力，只是造成了一个野蛮的中国，在客观上帮助中国完成了“由文弱走向野蛮的火一般洗礼”。“革命口号”与“革命行动”所鼓荡起来的“革命力量”，是中国野蛮化的伟大使者──迄今为止，它们已经有系统地摧毁了地平线以内可见的一切，这可能是近代中国始终一贯所做的“唯一有系统的事”。

如果和那些“一次革命”就成功地建立了新制度的国家相比，我们不得不羞愧地承认：迄今为止的“中国革命”还只是半成品。说它“流产”是不确切的，但它的“不足月”却也是真的。发动革命的势力，总是一相情愿地拿外部世界的例子来想象中国的事，结果，他们的设计与诺言，总是落空。如意搬动并重新安置“中国之鼎”的方法，还没有找到。更遑论，以新精神、新材料去铸造一只新鼎？就这样，中国之鼎的压力，对束手无策的革命者们，是太费解也太沉重了。他们在无可奈何之余，燃起了炸掉它、抹掉它的冲动。于是，“革命”成了杀人放火、“盲目但有系统破坏”的代词。其结果是“不断革命”导致中国完全彻底地野蛮化。

现代中国，终于沦为一个“无鼎之国”：没有传统，没有制度，没有礼节，没有法度，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共和国”。

达尔文主义各支派在中国的代理人，不论如何你争我夺，都是如此一致地倾心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想纲领甚至组织原则。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一致认为，中国必须放弃自己的国本，走上欧美的、日本的、俄国的“现代化道路”，才能“跻身于列强的行列”。因为这些代理人的最高理想，只是想让他们的主子在中国获利了结，或最多是让中国变成一个列强式的国家！

“一将成名万骨枯”，领袖意志的满足，是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以为代价的。于是中国血成河，阶级斗争天天讲。

可惜的是，他们的愿望是建在沙滩上的！像中国这样的费拉居民而成为文化民族列强的，岂能一蹴而就？还原，是“反自然的”，所以格外需要漫长而苦难的“退化过程”，所以，对中国的前进来说，“后退比挺进更为有效！”后现代主义可能比现代主义“更加适合中国的国情”。不明此理，一切现代化的冲动最终将沦为“冒进行为”。结果，他们的宏伟规划，只能化为断断续续的传说──这似乎印证了中国的古智慧：“创其始者，非善其终者也。”有人播种就有人收获，收获者何必是播种者？

达尔文主义，是“文化民族”的分泌物；“费拉居民”搬用时该谨慎从事。在这里，文化民族的经验（现代主义）对费拉居民多半是无效的，这已被一百年来无效挣扎的中国近代史，一再证明了。──西方与东方（俄国），西洋与东洋（日本），都曾是文化民族；中国和他们并非“同类项”；在此，不论你愿意不愿意承认，中国是与印度、阿拉伯这些创立过世界帝国的费拉居民同一命运的。如果中国不想和他们共一结局，就得另辟蹊径，靠东西方、东西洋的经验，是救不了中国的命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和代议制一样，不能完成“救中国”的事业。

“富国强兵”和“新文化”的道路先后失败，“良有以也”。不能善终者，以先行者的惨败，为后来者指点了一个又一个危险的浅滩──有志者：其鉴于兹！但历史又是无限奇妙的。它一面把希望化为灰烬，一面又把失败变作最伟大的胜利前提：误解的革命造成了中国的野蛮，但在不期然中，却逼近了天意的捷径！天不亡中国，天要中国完成最艰难的使命──群体层次的“返老还童、通过死亡之门，抵达新生；从费拉居民，退化为文化民族！同时却把文化民族、原始民族也加速拖入费拉居民的行列，让全球各族一起实现费拉化、后现代化的一体化！


二，革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一百多年的漫漫时光，中国人除了革命以外，什么业绩也没有留下来。结果，革命从手段变成了目的！你也许可以大声谴责“这是典型的异化”！然而，没有用的。狂澜岂能以人力回挽？异化的功能，在于“绝对的深化”。不经过“为学术而学术”的阶段，不能造就伟大的学者；不经过“为艺术而艺术”的阶段，无法产生垂世之作；不经过“为革命而革命”的阶段，不能创化新的民族！

原先，出于模仿优胜、逃避劣败的渴望，“十五年超英赶美”的热梦也不知做了多少。但是，春梦岂能当点心？闭眼时的宏伟蓝图，挣开眼睛就是镜花水月了。《庄子》说，“梦饮酒者，旦而哭泣。”实在是对近代中国人的先知预言！“建国大纲”、“翻身闹革命”、“现代化”等等的天女散花，看起来像是仙女的赐福，但落到头上却成了魔鬼的瘟疫。这种“天花”，只是发挥了让人忍受苦难、拼命挣扎的功能──也仅仅在这种意义上，它们才是“积极的”。直到有一天，中国人已经自觉自愿地达到了“为革命而革命”的危险高度时，革命的噩梦才物极必反，趋于结束。

在可见的层面上，中国近代史堪称一片空白，除了社会倒退的野蛮化以外。但是，在看不见的层面上，在“灵魂深处”，它却埋藏了一批无上珍宝──这就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一切恶性的事变，很少有什么打击，可令人们惊惶失措的了。

牢不可破的营垒，粉碎了。顽固的心理定势，溃灭了。中国人已经可以接受一切，并随时刻准备着忍受一切！这对于一个过于热爱虚假的道德评判，时刻以这评判去攻击进取者的社会，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啊。

粉碎可见的壁垒，容易；粉碎不可见的壁垒，艰难。世界上多少古代民族，并非亡于外在的不适应，而是立于内心的不能适应。让我们学会更彻底地适应吧！崇尚暴力比崇尚虚伪，要好。“以利益语言来说话”的谈判对象，比“以道德语言来说话”的谈判对象，较能节省时间、提高效率。这就是“心理废墟”的妙用！是的。心理的废墟──很可能将被证明，是结束中国革命、打开新王国之门的金钥匙！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外部的、社会意义的“条件”，都不及自我更新来得重要：而任何自我更新，无不首先表现为自我的废弃！遍地废墟的社会野蛮、十面弥漫的文化真空──正在造就轻盈凝重的权力中心、不变应变的文化之核！

中国人文化长城和心理堤防的崩溃，带来了一个洪水滔天的时代。“履霜坚冰至”（《易·坤·初六》），冰冻三尺，岂是一日之寒？这不是任何人力可以达到的，这是气候的天行！不是事后的聪明，不是败者的自慰，不是嫁祸于传统，更不是某个领袖意志的怪诞产物──而是一连串历史运动所揭示的定数！所以，它需要一百年以上的“履霜过程”。

解构与结构，是如此的混成、互动，在绵延的破坏与绵延的生长中，新王国的要素正在凝聚！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最后的出路！这就是野蛮精神的修成正果──作为极端厄运的代偿。

隔岸观火的学者们！请你们不要把中国革命的血腥历程简化为“一连串的政变与屠杀”！尽管，近代史的全部运动都围绕一个主轴：“野蛮化”。这是不足为怪的。早在辛亥革命前后，计多无德无行者就倡言了社会野蛮化这一主轴的必要性，甚至把强化这一主轴，视为中国复兴的内在基础。野蛮化，成了费拉居民追赶文化民族的“马刺”，甚至成了“扫帚星”毛泽东的先驱思想。所以他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传统与文明，就这样被共产的扫帚星们，作为“灰尘”一笔勾销了。他们因此还自命为“妇女解放”的运动专家，毛泽东直到晚年都在红尘滚滚的中南海里，没有名分地翻云覆雨。

缺乏领悟力的人们，可能会把中国的野蛮化及其分裂的后果──例如政治与文化上的“南北朝对立”，看作偶然行为的结果，甚至是必须立即消除的病态；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小小的真理：这个“南北朝”的病灶，却正在酿造一个新的隋唐演义。这显然不是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力量，可以简单造出的。迄今为止的“南北朝的对立”，早在一八五〇年就明显了，它经历了五个表现形式：

1，南方的太平天国与北方的清廷之间的对立；

2，北方的清廷与南方的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等等）之间的对立；

3，南方的革命党与北洋军阀之间的对立；

4，北方的共产党与南方的国民政府之间的对立；

5，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对立。

在这种慢性的社会撕裂中，死亡与新生、真善美与假恶丑、疯狂的破坏与无稽的期待──奇妙地凝集一处，并且互动互成。仿佛高耸的金字塔，是“布满大地的血泪浸泡出来”的。然而，要是没有这种慢性的残忍撕裂，费拉居民如何退化为文化民族？要是没有 “战争与革命”开道的野蛮化运动，麻木于“大一统”催眠的中国，又如何适应“现代世界的战国格局”？

这样看来，中国的统一，只能与中国革命的最终结束，一同来临；野蛮的中国只能在中国复兴运动的圣歌中结束。


三，野蛮的胜利者


迄今为止，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历程中，“胜利者的王冠”都戴在那些“进一步强化了野蛮势力的枭雄们”的脑袋上。一个新兴的政权，其杀人数目，总是前一个政权杀人数目的平方根。满清政府杀了“六君子”和徐锡麟、秋瑾，就革命蜂起，天下大乱了。北洋军阀闹出了“三一八惨”案，杀了数十名学生，就被“打倒军阀除列强”的吼声震垮了。共产党说，蒋介石在南京处决了“十万革命者”；但共产党自己，却在北京处决了“几百万反革命”──十七年以后“文革”爆发，索性大杀自己的同党。

当此野蛮化有增无已的趋势下，一切仁慈的表现被当作“软弱”的代词；而野蛮的行径则与“强有力”划上了等号。这样的风气使野蛮的趋势无法中断，更难逆转。人们把征服的狂热，奉为世间最高的美德。此其时也，“野蛮进程的炸药与炮灰”，被尊为“战斗英雄”，成为“时代精神的指向”，成为人格的最高示范，从董存瑞、黄继光，直到雷锋、王杰……

“政治革命”只是“小巫”，真正的“大巫”则是“革命的政治”！即，把革命列为最高秩序的“反秩序状态”。野蛮化是其果，革命化是其因；革命化是其表，野蛮化是其里──革命与野蛮，互构因果、互为表里。在这种意义上，近代中国的革命，既不是中国古代一治一乱的鼎革天命；也不是西方式一次性的天道进化；而是“完全、彻底、全部、干净”的四联冠解构。它使一个古老社会的彻底瘫痪，一个文明系统的全部解散。

宋元以降尤其明清以来的中国人，以文弱清癯的病体为美，认为那是才学修养的表征。其实，这只是受催眠者的借口，而发布指令的动机则是：统一帝国为了有效地集权、保持自身的稳定，遂以牺牲社会的活力以为代价。大凡统一的帝国为保持自身的存在，都是如此压抑社会活力，结果无不导致文明的衰落。这时，它的居民外表文雅、内心怯懦；野性的力量与活性的力量一同消除，应变能力与生存能力一同降低──这是一种病恹恹的美，一种化妆品的美，一种圈养动物的美，一种走向死亡的美！

现代的全球世界则完全相反，它陷入“列国纷争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为了胜利女神的血腥祭坛，而把整个社会培植成为战国机器，武器化、绝对化、偶像化、标准化──为了争霸全球，现代列强像是古代战国一样，自觉崇尚“夏商周三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逐鹿中原的美德”，而摒弃“秦至清二十五史时代尤其是元明清的奴性”！所以，它奖励体育、召唤尚武精神。而这，对习于文弱的社会来说，无异于鼓动野蛮的风潮。它仿佛意识到，没有现代的野蛮气质，则不达现代的文明境界！

一百年过去了。由于西方的压力而逐渐激发起来的野蛮精神和“解冻状态”，正在中国身上发酵，反过来使西方文明本身感到惴惴不安。所谓“解冻状态”是指：中国帝国时代后期元明清三朝六百年的社会大一统和道学大催眠，使中国进入了人性意义的“千里冰封”、文明意义的“万里雪飘”；但“野蛮的西方侵略”则以其铁的暴力打碎了这一催眠的冰封，以其动人的煽惑搅乱了这一沉静的雪飘。

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的问题己经不是“野蛮化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在一百年以前还有意义，但今天已经相当落伍，野蛮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可能，而是一个确凿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握野蛮化的火候”以及“在什么时机结束野蛮”。因为不结束“近代化的野蛮”，则开辟不了“现代化的文明”，更无法进入“后现代的成熟”。

而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上大部分“路线斗争”──从“洋务”到“变法”，从“改良”到“革命”，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所激发的残酷内战，无不直接导源于“火候之争”。而新起的革命势力又总是以更大的热忱投身更大的野蛮。斗争越演越烈，直到把整个社会投入火海，中国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动幅最大的社会试验场”。

火候的问题，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生死结。

火候的问题，挑起各派政治力量的仇杀，“不斗则垮”野兽嚎叫“成为野蛮化的最高纲领”──但它的伏笔，早在“文革”前的四十年就埋下了：中国式的私刑滥用，在1927年就有了蓝图性的记载（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后来居上的更野蛮的势力，通过指责“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中止革命，甚至反对革命”，而夺取了革命的正统性。革命的正统性在近现代的中国，仿佛古代的“天命皇权的正统性”──它可以“使丑的变成美的、错误变成正确、造反变成道理、社会灾难变成建国纲领”！后来居上的野蛮势力，他们的“革命要求”还没有餍足。但他们的革命要求本身，却又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最后达到了漫无止境的地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那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而其内核却无非是：野蛮、野蛮、再野蛮！

可以预测的是，这个“火候问题”，还将继续成为中国内战的焦点之一。有人说，“革命已经够了！现在应该和平地建设了！”说这些话的，大多是坐在权力上风的人。有人说，“不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说这些话的，大多是坐在权力下风的人。他们的利益比他们的理想更难协调。其实，他们都“对”。中国近现代史已经证明，所谓“建设”，不过是一个革命阶段到另一个革命阶段的喘息罢了；所谓“建设”，不过是在准备更大的爆炸力罢了！所以，满怀信心地建设一段以后，突然发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轮回。于是心情更急切，革命的行动更暴烈。

他们的革命已经结束，我们的革命刚刚开始。这里还有一个“革命的过程”需要完成。也就是说，人的惰性不仅体现为“反革命”，也体现为“革命”，所以，便形成了“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怪圈：中国革命的过程，注定要把一切自认为彻底的革命者，统统打入“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地狱。其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在继续革命、继续野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达到骇人听闻的深度。尽管，它的标语口号将一再改变。它在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新的催眠：野蛮──活力的象征。

它仿佛在说：越野蛮越好！只有打破一切限制的野蛮，方能召唤人类最高的想象力、理解力和记忆力。野蛮精神，不仅应是社会重建的法宝，也该是个人生活的指南！


四，对野蛮现象的哲学分析


从历史学的角度说，野蛮化的过程，仿佛是对文明社会的“色素沉着”、“骨质增生”的一种清算，是对文化积尘的激烈清扫。越古老的文明社会，其增生的组织越硬，其积累的灰尘越多；它要获得新生，也就需要更为彻底的野蛮化。

就中国的情形而言，五千年的文明已使大地过于疲劳，不经过一次完美的“休耕”，新的生长势必很难。大约因为中国的文明延续最长，所以它进入现代化所需要的革命性休克也就最长。而所谓“休耕”，在一位传统而勤勉的农人看来，显然是“野蛮的”，即，让大地回归到某种荒野的状态。用“悲剧”一词，岂足以概括它？

这里也正像历史角力场的一切现象一样，不存在“公正与不公正”的问题。野蛮化似乎不是某种“进步”，但它却是一切进步的“前提”。它帮助人们轻装上阵。它意味着，对复杂环境进行必要简化。较广阔的哲学视野更可以告诉我们：进步若无衰落为补充元气，复兴就是不可思议的；正如兴奋若不继之以安眠，是会致命的。三千年前的中国智慧就已洞悉其中奥秘，《周易》以其“阴──阳”观念，来表达它对“野蛮──文明”的看法。阳接近野蛮，阴接近文雅，阴阳是互补的，野蛮与文明也相反相成。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完全的文明与完全的野蛮，都将导致社会的不孕。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周易》的智慧表现了一种“野蛮精神的自觉”。

据此可说，一个社会的自新所经历的野蛮化程度，将决定它未来的文明程度！新野蛮主义，将作为新文明的曙光，而打破旧文明的坚冰。

野蛮化可说是“文明病”的唯一救方。现代人把“体育”、“比赛”、“有限战争”当作治疗文明病的主要方法；但这只能小规模地救灾、结构内地调理。如果文明已经大面积地死亡、结构已在根本上失灵，那么请问：除了“野蛮地否定”之外，还能怎么办？人，总不能坐以待毙吧？虽然，我们厌恶一切野蛮──但为了文明的缘故，请接受它！

迄今为止的中国革命，已经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但一切洋人和洋人的仆从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因为外来的模式和咒语，也同样失灵了，甚至带来更大的混乱和灾难！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像洪秀全的伪基督教一样，失败了。它们不仅救不了中国，而且连自己也救不了！他们自身的残余也将随风而弃。

这些所谓的种子，不能适应中国的土壤！强行引进的结果，只能是“萎缩──霉烂──肥料”。以马克思主义为末梢的达尔文主义，其思想的极端带来了社会的末日，在权势集团的无情利用下，已经沦为强盗团伙的逻辑、害人利己的宣传口号。他们把自己打扮为人民的“导师”和“先锋队”，但在共产主义的结束的时候他们却不想结束自己的专政。

祸乱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去见它死去的犹太祖宗！活生生的中国人，怎能受缚于僵死的外来枷锁？

中国人！我们千万不要为祖国今日绝望的野蛮状态，而灰心丧气。尽管，在中国今日的现实中看不到一点文明生长的苗头，但还是请相信：潮流迟早会逆转的！一个社会实体的突变过程，肯定会在其成员身上引起连锁性反应，在无限的痛苦中会有无限的欢乐，在社会的死亡中会有民族的新生。一些默默无闻的人，一些毫无价值的人，一些被看作不可救药的人，兴起，发光，在无限的痉挛中完成他们的突变──成为新意义和新种族的祖先！

这是被千百年的历史一再证明过的事情。既然历史曾经这样做过，它就情不自禁地还会这样做。那时，民族的志士将起来，驱逐共产主义于中国的国门之外，也结束被共产主义固化的中国分裂局面。

回顾一下：自从西方入侵以来，洪秀全的伪基督教在1850年第一次分裂了中国；一百年以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则把中国逼入了精神分裂和社会分裂的双重绝境。现在，我们多么需要一次强烈的电击，治愈中国的分裂！中国，我看见你落在荒草之中！是上天让我们给你的悲哀作证，你微弱的呼吸需要急救，在这最后的瞬息以最大的勇气鼓起你最激烈的抵抗意志！

你的命运超出自救的领域。因为，只要你挺住了，就等于挽救了整个世界。你不会去更新溃灭中的“后现代文明”，但你的野蛮将在五百年之后的余温中，回馈它一次生机。你要坚信五千年的许诺，必将灌溉你焦渴的大地。

中国！你知道吗？你的灵泉就在我们中间！他，清水芙蓉，不假于外。只要真诚吁求，竭力寻觅，他就平地趵突、奇妙应验。他就在我们中间！中国人，将在响彻天地的笑声中，恢复自己的本色！


五，结束野蛮的超级野兽


近代中国，在分裂中野蛮，在野蛮中分裂；但是，中国不可能永远分裂，中国不可能永远野蛮。中国！你结束野蛮的时候，也就是结束分裂的时候；你结束分裂的时候，也就是结束野蛮的时候！然而，单纯的文明并不能迅速结束野蛮，“拯民于水火之中”需要水到渠成的自然。只有把野蛮推向极端，让毒散尽；并以野蛮力量也感到极端恐惧的超级野蛮，发挥威慑，才有可能以戏剧性的方式，撕碎并吞食野蛮！为此，我们需要一头“撕裂并吞食野蛮势力的超级野兽”。

让我们尊敬他的力量！让我们皈依他的使命！让我们顺从他的意志！他说，中国的统一与中国的文明是不可分离的。他说，统一与文明即将重返中国，只要我们相信并努力。他说，中国的“南北合”不是用数学方法可以推断的，也不等于“大陆与台湾的统合”。南北合，是中国内部的两股力量、两个方向，在经历了两百年的分离、对抗之后，重新携手的结果。我们把这两股力量叫做“传统与现代化”，或，“面向内陆的意志与面向海洋的冲动”。在这种意义上，南北合不仅是地理意义的，也是社会意义的，文化意义的。

他说，今天的南朝自称为“中华民国”，今天的北朝自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而文明的中国，并不在今天的视野中。但是，明天的世界将撕碎今日的视野，今日的人民无法梦想的伟大感情将兴起，并推出令人赞美的奇妙。无论是今日较开明的南朝，还是今日较专横的北朝，都阻挡不了、甚至无从拖延──对于它们双方的最后审判！

两百年的分裂──传统与现代化，面向内陆的意志与面向海洋的冲动，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事变甚至战争形成的。所以，要以“完全自然”的方式、排除任何意外事变甚至动用战争的方式来结束它，也是很难很难的。为此，我们必须做好精神意义的准备和社会意义的武装！

武，是“止戈”的合形、合义。武，就是制止刀兵，打断暴力至上的野蛮循环。请授权我们：为结束野蛮而实施一次外科手术锻的空前野蛮！这样的以暴易暴，就是拓荒，就是耕耘，就是播下文明的新种。

他说，“为了中国的文明，我们必须启用更加野蛮的精神，以消灭现有的野蛮状态！”没有野蛮的灵性，便无法消灭──野蛮的僵持。共产主义的野蛮僵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必须死亡！为此神圣的民族使命，新一代的中国人，将不惜动用：最野蛮的精神、最野蛮的方法、最野蛮的武器、最野蛮的逻辑！──来实现我们无拘无束的生长。”

为了无拘无束的民族生长，让我们热烈欢迎一种“高贵的宿命论”──凶猛残忍的反戈一击，面向无限生机的自我否定，他说：我们的苦难已经预定，请不要退缩回避！只有以骇人听闻的忍耐，努力填补宇宙的虚空，方能征服世界的苦难。积极刚健的野蛮，撕碎并吞食了软弱衰朽的野蛮！

我们的超级野兽，知道“以暴易暴”之必不可免。他的以暴易暴，不是私怨的报复，而是公仇的清算；不仅是公仇的清算，而且是“以暴灭暴”的拼死努力！其最终功能，是在以毒攻毒的净化中，实现“两暴同归于尽”。这样的以暴易暴，正是古典武德的最高体现。


六，中国的自新运动


中国民族的自新运动，必定充满了古典武德与英雄传奇。正如每一个民族命运的转辙，必有英雄传奇的伴奏。不是风流故事，不是才干比赛，而是民族大迁徙的神话再次成为活生生的事实！一切文明都起源于某种史诗，一切史诗都起源于民族大迁徙的严酷磨难。中国自新运动不会在一夜间创造可见的奇迹，倒会有世俗意义的不测之事降临人间。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在泼冷水，因为中国自新运动的壮烈之处，正是──

替“过去”还债；替“未来”垫款。所以，必有加倍的苦难、加倍的罪恶、加倍的毒素、加倍的不满──临到中国的头上！只有对于那些具有英雄气质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才值得羡慕。而对于中人以下的庸碌之辈，这却是黑暗、野蛮甚至血腥的悲惨世界！

一方面，它承袭并发挥中国革命的野蛮化倾向于极致，“使一切非常手段系统化”；另方面，它以革命手段，结束革命，迫使革命成癖的中国社会，走上现代国家的道路。

孤立地看，中国自新运动的目标仿佛是矛盾的：它的前期将是“革命”，它的后期将是“反革命”。正如一切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事物一样，以惊人的反差，展示宏大的器度；它兼有阴阳，故能化生万物。

请不要急于谴责这黑色的宿命。如果没有身临其境，生活在我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对即将来临的自新运动的暴烈性，很难理解。但是，对二十世纪迄今为止的悲剧来说，自新运动的暴烈，不正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惊叹号吗？没有这个空前强烈的惊叹，漫长的悲剧又如何结束！

对于“圈外人”而言，上述的逻辑也许是奇怪而隔膜的。因为，不同的感受造成了不同的逻辑。对圈外人来说，当今的中国感受是“例外的”甚至是“病态的”，它的怪诞远远大于它的深刻，它的过敏远远大于它的警醒。但对中国人自己，这种“病态的反应”却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以致具有时间与空间上的广延度。它不仅自我约束，而且将广为传布，升为响彻穹隆的世界之声。


七，略论“野蛮文化”的概念（附录）


A，三种状态，两个归约


人的存在有三种状态：1，自然状态；2，文明状态；3，野蛮状态。

自然状态是本能的境界；文明状态是修炼的结果；野蛮状态是始基：恢复本能、达到新的修炼。是绝对的自然状态，从个体或社会诞生的一刹那，就结束了。生命开始纳入不得不然、参次不齐的文明。“回归自然”的呼声所达到的效果，是有选择的野蛮，而不是无选择的自然。

绝对的文明状态，是《圣经》先知书上所描绘的那种“巴比伦泥足巨人”──一切强大的世俗国家都无异于这样的巨人。文明再好，毕竟是从自然中生长；当它的生长过大、耗尽了基础，崩溃就成为再生的开始。

野蛮则是对泥足的冲洗，它打倒偶像，留下真金；它以“回归自然”的名义，种下新的文明。它说：“如果这世界没了战争与迫害，那么，即使连宗教的圣殿，也会沦为商品的工厂：如果这世界没了孤独与死亡，那么，即使连艺术的洞府，也会沦为消费的市井！那时，生命所显现的，不过是其本能的幸福实相：一只又白又胖的蛆虫。所以，为了人的尊严并与白白胖胖的蛆虫幸福区别开来──让我们欢呼一种‘冰川上的孤独’吧！为了一种‘朝向健康的绝望’，让我们在必要的时刻和必要的地点──学会反对：反对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技术文明的奴役！”

人与社会的三种存在状态，在我们经验的领域实际上只有两种，文明与野蛮。正如在超验思想的领域也只有两种：自然与文明。

厌倦文明的人们！你们已经永远不再能──在经验中回到自然。你们只能回到──意念的自然，或，在经验中清洗文明的“无产阶级的空前野蛮”！

文明是野蛮之母。正如野蛮，是文明之父。充满母性的人们啊，你们一定要爱护文明，哪怕那是非常非常腐朽的文明。因为这爱护，正是你们的本能、你们无法摆脱的职业。在任何情况下，你们一定不要崇尚野蛮，因为这崇尚是对你们本能的扼杀。

充满父性的人们啊，你们一定要私淑野蛮，哪怕那是非常非常恶劣的野蛮。因为这私淑，正是你们的天命、你们无法离却的元气。在任何情况下，你们一定不要崇尚文明，因为这崇尚，是对你们天命的背叛。

高贵的野蛮人，并不是蜷缩在远古石窟里的哺乳动物，更不是复古主义者的幻想。高贵的野蛮人，是文明社会“最后的贵族”！他清洗文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野蛮并不是“自然状态”，而意味着“从根本上打破现状的努力”──这与“自然状态”的本义，实在是南辕北辙。所以，新兴的文化，无不体现为一种野蛮的文化，甚至“反文化”。而“文明”，正是作为其“反动的结晶”而生发圆满的。文明的颓势甚至停止，也是野蛮的力量遭受过度抑制的后遗症……野蛮，健康的发难者，文明的生殖器！──“生而不有，长而不宰，天之德也。”


B，时代与要素


文献学者们断言，人类历史“是一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错了。

人类的历史不是“一部”，而是无数部的“轮回”：人刚一落地，社会刚一成型，文明就开始了。然后进入成长中的野蛮，再从野蛮到文明……“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一部经典接着一部经典”，有始无终的循环！一个文明到另一个文明，一种野蛮到另一种野蛮──这，就是人。

历史表明，人们并非在天真无邪中走向文明。恰恰相反，是野蛮的动机、野蛮的动力，经过伪装，鼓起文明的风帆。但被缚于文明而孱弱的不肖子孙却弄假成真，把戏子当作了英雄，把装潢供奉为偶像。但是，对于那些有力量“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大能者，真正的归宿，并不是“文明”，而是“强大的生存状态”。“好的文明”，不过是“强大的生存状态”的伪饰。强大的生存状态总是以自我否定的热情──“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从一重天，到另一重天，这也是“长生不老的永恒诀窍”。

l，时代

从时代着眼，我们不妨把“野蛮时代”叫做“社会的诞生与青春期”，而把“文明时代”叫做“社会的成熟与衰老期”。至于文明的解体，则类似人的弥留与死亡。近代中国，只是在弥留与死亡中“发出最后的吼声”罢了。

而在革命的黎明，则有一个短暂的“启蒙时代”──为新野蛮造舆论，为旧社会做寿衣。法兰西的百科全书派，中国在1919年和1989年先后两次“思想解放”，干的正是这种事。启蒙与野蛮并不对立，恰恰是同一事物的两面镜象──各有其妙用，后世的评价与其无关。

2，要素

从要素着眼，并没有什么“野蛮与文明的分野”。野蛮的要素，永远潜伏在文明社会中，伺机待发。文明的要素，甚至在最狂野的时刻，也存在。野蛮的要素，可以为文明社会提供清新的气息、健康的还原。文明的要素虽有华美的色彩、可以促进繁荣的富裕，但也并非十全十美。惟有二者的混合，激起改革、骚动、变态和失落。混合的东西很难归类，所以就得背上种种的恶名。人们没有能力正视它，只能去正视“它所创造的历史”。就这样，文明与野蛮的不同配置，形成了不同的“时代主流”。

人及其社会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混和！文明有其野蛮的用处，野蛮有其文明的用处。文明常是魔鬼的化身，而野蛮倒有良善的显现。所以，在不恰当的时机，强行压抑低度的野蛮，要么消灭了生命的活性，要么激起了恶性的野蛮。

为了生命的健康，请接受我们的新观念：“野蛮的文化”。没有这样的野蛮，就不会有这样的文化；正如没有这样的文化，就不会有这样的野蛮……

野蛮的文化，就是“生机勃勃的文化”。中国的难题，就在于特别需要但又特别缺乏这样一种野蛮的文化、开明的专制。没有野蛮的精神，哪有文化的开拓？正如，没有青春的“想入非非”，哪有中年的盛德、壮年的大业！为了盛德大业，想入非非是值得称颂的。

造就文化的精神，越是野蛮，此文化的前途，越不可限量。文明的来历越“不上路”，它所吸取的营养就越丰富。升华的动机越是原始、接近“低贱的本能”，它的动力也就越大、历久弥新。为了文明的发育，野蛮的酵母必不可少。野蛮不仅会玷污文明，也会“使它接近泥土的芳香”。

只有那真正理解了文化并参透了文明的人，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顶戴“野蛮的桂冠”。这样的人，才配得上“诗人”的称号！


C，中国野蛮化的含义


近代中国日益深刻的野蛮化，正在为一种新文明打扫场地。在如此古老的文化园地上，竟然出现如此新鲜的野蛮──野蛮行径与野蛮思想。而根据我们上述的分析，这不仅不是偶然的，反倒是顺理成章的。

一扇门关上，一扇门打开：过于人为的玄圃，到彻底荒芜的旷野──是文明的一个逻辑。而从过于荒凉的旷野，发展到“奇妙的新世界”──将是文明的下一个逻辑。

它宣示我们，决不要害怕野蛮化的袭击！更不要逃避它！中国在野蛮化的道路上走得越远，也就能越深地卷入现代化！废墟清除得越彻底，将来的造楼才越容易。

中国智慧想象了两千年的“屠龙之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横生的荆棘使他欢欣，分歧的乱麻使他宁静。庄严的时刻来到了：野蛮化的利剑，劈开中国再生的穆穆四门。国鼎已立，神位将定。

真正的理解者、参透者，坦荡清爽地面对上苍，“野蛮人”甚至“罪犯”的恶名，只是他“帝降夷羿，革兹夏政”的证明。含苞待放的时刻，是最美的。


【野蛮的中国】第三十五章

轮回──中国的第二南北朝


【按：本文是解龙先生二十年前的旧作，1981年l0月18日，由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PAUL LOONG作了一篇专题报道，得以为世人所知，英文题为《乌托邦──黄金时代的预言书》。那时，正是“西单民主墙”遭到镇压不久，中国思想界一片死寂，这篇文字当然是孤独的。1991年第一次以中文出版，2000年第一次登上网络世界，十年，又九年过去了，但此文所提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因时间的洗练而更有光彩。2000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89周年之际，重读辛亥70周年的这篇“祭文”，有特殊意义。也许你不同意其中的观点，但只要大脑还没有完全丧失功能，就不得不为它而感到骄傲！】


引子：辛亥革命的“早产儿”：鲁迅与毛泽东

今年，辛亥革命70周年，也是鲁迅（1881～1936年）诞辰100周年，官方予以纪念，并动用一切宣传机器来强调这一重视。不论这些宣传的动机是什么，不论这些宣传的形式将怎样，不论它们塞给辛亥革命和鲁迅的一生以多么歪曲性的陈述和意义──有一点却无庸质疑，这两个纪念将帮助我们回顾现代中国的“身世浮沉雨打萍”，激发我们苦思“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诱使我们探索中国的未来。从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确有同构的关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同志）曾称列夫·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在很大程度上，鲁迅则是“中国灾难的影子”。虽然这两位“灵魂的工程师”并不一样，虽然中俄两个社会具有不同的未来，虽然中国人不可能永远跟在俄国人后面慢慢爬。而鲁迅的一生，是被辛亥革命而非被俄国革命劈为两半的：1911年他三十岁，毫无作为；1911年之后他又活二十六年，社会影响深远。从这张年表上，也许可以猜想，为什么鲁迅其人其作品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会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影响。可以说，他在文化上仿佛早产儿，是被辛亥革命给催生的。他的一生，始终宣传着这样一个思想：中国国民性中的某种特性，是中国积弱不振的最大根源。

这个思想，其实不是鲁迅的创造，而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普遍思潮。鲁迅的贡献在于，他终其一生在宣扬它；并用绍兴师爷的刀笔艺术，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传统文人，他不可能开出救世之方，当然更不可能去发现“共产党是中国未来的惟一希望”；但这就够了！他那些半辛辣、半沉痛、半狂妄、半虚无的作品，给时人以启迪──我们没有必要以圣徒的标准来衡量一位文人。

鲁迅很得毛泽东的喜爱，至少在宣传上是这样的。除了个性上的偏爱，最大的理由可能在于社会、文化方面：这两人都对“中国国民性”中那些不适于“现代世界争霸格局的顽劣之处”，发生共鸣共识。而且，这两人的关系是又恰恰是互补的，而非竞争的：鲁迅大力宣传了病因，从而使毛泽东这位既没有喝过洋水、又没有读过现代书籍的农夫，受到鼓舞，从而自己动手，动刀宰牛（从猛开药方到“发动革命”）。显然，他的手术刀的方向，乃是源于鲁迅乃至梁启超们的思想诱导的。

鲁迅，梁启超，以及那时代无数志士的文化使命之基础，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谷底时代”。十九世纪的中国，积弱、腐败；二十世纪的中国，崩溃、受灾。面对无法理喻的现实和“民族的劣根性”，他们有时甚至失去了“对一个还没有诞生的、新的中国民族的最后希望”。这种绝望状态，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以后的今天，都有深刻的表现。而且我敢说，即使毛泽东在“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际，心中依然盘旋着同一个阴影！不过，那绝望这时采取了自大狂的表达方式而已。所以我们又敢说，只要中国人还纪念鲁迅，还在极有兴趣地钻研梁启超们，就表明中国人尚未恢复自己的文化元气，民族复兴的百年期待也还是遥遥无期的。如果有一天，人们又开始“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那时，中国肯定是进入了又一轮灾难的漩涡。因为，毛泽东这位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崩溃（辛亥革命）中诞生的早产儿，在传统中国的文化崩溃（五四运动）中长大成人的过激派，命中注定要把传统中国引向社会崩溃的最后阶段（“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极端变态反应，他只会被“身陷深渊的人们”所接受。


一，辛亥革命打开中国人脱胎换骨之门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个政权（“清”）的结束，和另个政权（“中华民国”）的开始；且是传统中国在承受了七十年（1840—1911年）的国际压力之后再也承受不起的时刻，发生的一个断裂与爆炸，这不是政治经济的常规爆炸，而是一场“社会人文性质的连锁核裂变”！所以从那时以来，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经历了如此漫长的革命──想一想，其间几乎没有连续三年以上的政治稳定，毛泽东“反复进行多次，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革命谶言，实是基于这一现实：

1911年辛亥革命

1914年二次革命

1915──1927年私人军阀混战

1928──1937年党的军阀混战

1937──1945年抗击倭寇战争

1946──1950年国共决战

1950──1976年：土改、抗美援朝、镇反、三反正反、肃反、思想政造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

l976──1981年：毛派分子被宫廷内部的军事政变惟翻、民主墙运动、推翻毛派的军事领袖被邓小平取代、大平反运动、镇压西单民主墙……

这样的灾难记录，已经足以令人汗流浃背，并且毫无疑问地还会并还在不断加长，然而，这不过是整个传统中国在其解构过程中的政治痉挛罢了。其它方面的痉挛与苦难则是说也说不完的。看来，当年康梁维新派的预言竟不幸而言中：“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中国如果革命，将大乱百年而不止。”

这是因为，辛亥革命一举消解了中国的国家结构，却未能拿出一个有效地替代品；中国的社会、文化，从此进入了一个失去国家结构保护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常常是与反智的野蛮化过程相联系的：它表现为──

1，普遍的非礼态度；

2，连绵不息的内战；

3，过河拆桥的急功近利；

4，以破坏为法喜的狂人心理；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革命立场”的实际内涵！总的看，七十年来，这些症状的规模越演越烈，暴烈程度有增无已。所以我们总是有理由说，“革命在深化、人民在觉醒！”其结果，国家徒有其表，礼法荡然无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加掩饰的暴力成了衡量是非真伪的惟一标准。军阀，是这时代的骄子，党阀，是最高的主宰，他们的劣行和贪欲，甚至使封建时代的暴君都会脸红。他们随心所欲的胡说八道，成了不准质疑的最高指示。国家被瓦解，人民洗劫一空，知识分子在彷徨，政客们把神州大地当作赌马的赛场。“试验”被奉为最高的理想，芸芸众生，为试验而生，为试验而死，中国化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活体解剖试验室”；它的试验品，就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体……中国，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活体解剖！人民，从这一切震撼世界的牺牲中得到了什么可见的收获？

现代化？没有！

强大的民族国家？没有！

个人与家庭幸福？没有！

人格伦常的健全？没有！

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于是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歌。我们现在不仅（物质）贫乏，而且（精神）贫穷；依然贫穷、更加贫穷的厄运，仿佛缠住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民族”。

“摧毁一切”──就是我们这时代最表面的病症。它的深刻病源是，结构的瓦解使一切人和物成为游离物，经不起风吹草动。结果，惟一的收获只是我们的“国民性”已经遭到完全的异化；现在的中国人比之传统的中国人，仿佛两个民族：正如大陆人说的话港澳台的人根本就听不懂。这就是毛泽东“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实际含义。不论中国人“变得好了”或“变得坏了”，反正他无可挽回地变了。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有形的、惊人的：八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还不包括战争中几千万人的牺牲）和几亿人口的心灵破碎。

我们把这个“古典中国──未来中国”间的百年乱世，叫做“中国的无君世纪”。它无法无天，破坏了古老的生态，生产了饥饿的枭雄。毛泽东是这些枭雄的突出代表，所以他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的极权方式，才可以胜任这种有系统的摧毁！

在早期，“救中国”是目的，“社会主义”还是方法──在毛的大脑硬化和晚年迷信以前，这主次的分野似乎还是清楚的。“救国”的思想，至少是口号，乃是自洋务派、维新派、革命党、共产党的“民族共识”，尽管他们出于嫉妒和争权夺利，而常常互不承认。但至于如何救国的“路线问题”，各派就莫衷一是了。事实表明，现代中国人耗费在“路线斗争”上的精力，远大于花在各种建设性的“救国行为”上的；结果，人们奉内战为救国的极境──多么彻底血腥的一场革命！结果，共产主义的天堂，变成了中国民族的地狱；人人幸福的无限许诺，化为人人挨整的超级恐怖。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如此阴阳倒错？是因为多数中国人特别愚昧，连精英分子也易受摆布？好像不完全是的。

这个道理说简单其实简单：中国革命的对象，其实不是外在的“物”，而是内在的“我”！──其“历史功能”，在于形成“适于现代生活的新国民性”。毛泽东因此是个并不自觉的革命者，因为他在从事革命的时候并未发现上面的道理。他倡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矛头是指向外而非内；他呼吁“斗私批修”，但结果是只让小民干部们共修这个业，自封的大领袖却把关键的“我”轻轻闪在一旁，不加触动。反而纵“我”膨胀，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中国的革命，终于把这样一个凌驾在社会之上的老流氓甩出了轨道。新的国民性，正是在新生力量对毛流氓本人的批判中成熟的。新的国民，不是在毛氏的胡说中形成的；而是在毛党的无情斗争、严酷打击下形成的，是通过强迫劳动、人格羞辱乃至饥饿、体罚、绝种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实现的，所以这远比教室里的知识深刻牢固得多。在此，人的生物性的基因变化，与人的社会性的文化变化，被迫逼为“同步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最终结果，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

然而，我们却有足够的经历，来体会这段历史的动因；然后再由中国历史的考察，去推测其最终结果。


二，一个“中国”，两个“朝代”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

一次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裂；

一次是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时代”的分裂。

所以，从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观点看，也可以把“国──共党时代”视为“第二次南──北朝时代”。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作为重新集合崩溃了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力量的支点。但这种“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强行带入的，“党魁”的“全民科技运动”取代了“国王”的“全民佛教运动”，为社会发展注入“共产理想”的兴奋剂，取代了“第一南──北朝时代”的“乐土天国”，为社会重建提供了舶来的真理样板。

西方科技文明当然不同于印度佛教文明，然而，当它们先后作用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时，由于对象的相似，“国──共党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南──北朝时代”的诸多特征：

（一）在军事和政治上对峙的双方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第一南北朝时代是自奉正统的“宋齐梁陈”，与北魏、北齐、北周的蛮族政权之间的抗衡；第二南北朝时代是尊崇“中华民国法统”的“东南沿海的国民党军”与1912──1927年的北洋军政权、1949年迄今的共产党军之间的抗衡。如，宋齐梁陈基本上承袭了汉魏两晋以来的中原传统，而北朝政权则受西域胡文化的极深影响。再如，国民革命的思想尽管受到西方启发，但还强调民族的本位；而1912──1927年的第一北京政权，则有英、日等国的势力背景；1949年迄今的第二北京政权，则有共产国际、苏联老哥作为精神支柱和战略靠山。

（二）对峙的双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力量。如，第一南朝政权代表了中国农民和士绅们的既得利益，北朝政权代表了游牧民及其贵族的侵略愿望。再如，国民政府代表了东南沿海一带工商业发展的力量，两个北京政府则利用了农村对这一膨胀的疑虑和不满，并先后两次领导北方的农民军，成功地扼杀了“沿海与内陆的两极分化”的这一膨胀势头。

（三）军事与政治的对峙的持续化。

（四）这一“持续化的合理性”，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分裂：古代汉魏晋文化与西域印度文化；现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包括共产党文化；和社会分裂：古代中原农民与西北方牧民的斗争；现代东南沿海工商业力量与内陆农业势力的角逐。

（五）正是由于上述的文化与社会的分裂，支持着军事和政治的对峙，所以，第一南北朝长达两个世纪；第二南北朝开始成形（1911年）到目前为止已长达七十年（1981年），而明确的分立则也有三十多年了（1949年──1981年）在未来的三十年中也很难“统一”，因此至少要有“先后长达一个世纪以上的分裂”。不论是古代的南北朝还是现代的国共党，其最终的军事与政治统一的内在基础，只能是文化与社会的先行统合，否则，即使暂时合欢也还将反目成仇。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古代，就可以印证现代了。

（六）两个南北朝的分庭抗礼，采取了不同的名目：第一南北朝叫做“两个朝廷”，第二南北朝先是叫做“两个政府”──广州政府和北洋政府；后是叫做“两个党国”──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人民政府。这种时代的特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的文化的特性决定的；它们代表了中国本土的不同力量正在朝向不同的源泉，吸收力量。

一百年过去了。由于西方的压力而逐渐激发起来的野蛮精神和“解冻状态”，正在反过来使西方文明本身感到惴惴不安。所谓“解冻状态”是指：帝国时代后期元明清三朝的六百年“社会大一统”和“道学大催眠”，使中国进入了人性意义的“千里冰封”、文明意义的“万里雪飘”；但“野蛮的西方侵略”则以其铁的暴力打碎了这一催眠的冰封，以其火的煽动搅乱了这一沉静的雪飘。

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的问题己经不是“野蛮化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在一百年以前还有意义，但今天野蛮化不再是一个可能的必要，而是一个确凿的事实）；而是“如何把握野蛮化的火候”以及“在恰当的时机结束野蛮”，不结束“近代化野蛮”，则开辟不了“现代化的文明”。而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上大部分“路线斗争”（从“洋务”到“变法”，从“改良”到“革命”，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激发的残酷内战，无不直接导源于“火候之争”。而新起的革命势力又总是以更大的热忱投身更人的野蛮。斗争越演越烈，直到把整个社会投入火海，中国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动幅最大的社会试验场”。

火候的问题，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生死结。火候的问题，挑起各派政治力量的仇杀，“不斗则垮”成为野蛮化的最高纲领──但它的伏笔，早在“文革”前的四十年就埋下了：中国式的私刑滥用，在1927年就有了蓝图性的记载（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来居上的更野蛮的势力，总是指责“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中止革命，甚至反革命”，从而一举夺取了“革命的正统性”。革命的正统性在近现代的中国，仿佛古代的“天命皇权的正统性”──它可以“使丑的变成美的、错误变成正确、造反变成道理、社会的灾难变成建国的纲领”！

后来居上的野蛮势力，他们的“革命要求”还没有餍足。但他们的革命要求本身，却又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最后达到了漫无止境的地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那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而其内核却无非是：野蛮、野蛮、再野蛮！

可以预测的是，这个“火候问题”，还将继续成为中国内争的焦点之一。

有人说，“革命已经够了！现在应该和平地建设了！”说这些话的，大多是坐在上风的人。

有人说，“不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说这些话的，大多是坐在下风的人。他们的利益比他们的理想更难协调。

其实，他们都对。中国近现代史已经证明，所谓“建设，不过是一个革命阶段到另一个革命阶段的喘息罢了”；所谓建设，不过是在准备更大的爆炸力罢了！所以，满怀信心地建设一段以后，突然发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轮回。于是心情更急切，革命的行动更暴烈。

“他们的革命已经结束，我们的革命刚刚开始。”

这里有一个“革命的过程”需要完成。也就是说，人的惰性不仅体现为“反革命”，也体现为“革命”，所以，便形成了“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怪圈：中国革命的过程，注定要把一切自认为彻底的革命者，统统打入“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地狱。其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在继续革命、继续野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达到骇人听闻的深度。尽管，它的标语口号将一再改变。

它在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新的催眠：

野蛮──活力的象征。

越野蛮越好！只有打破一切限制的野蛮，方能召唤人类最高的想象力、理解力和记忆力！野蛮精神，不仅应是社会重建的法宝，也该是个人生活的指南！


三，两个南北朝的来龙去脉


由于现代技术对现代生活（包括文化进程与政治发展）的“加速度”作用，第二南北朝比之第一南北朝的“分合之势”，要快上两──三倍。

例如，开启了第一南北朝的“黄巾之乱”公元l84年）到奠定了第一南北朝的“五胡乱华”（公元316年），相隔一百多年；而开启了第二南北朝的“太平天国”（公元1850年），到奠定了第二南北朝的“八国联军”（公元l900年），不过五十年而已。

再如，自五胡乱华到刘裕灭晋称帝从而为“南北格局”正名，用了整整一个世纪；而自八国联军到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中华民国”的划时代决裂，仅仅一个五十年而已。“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一语，其象征意义虽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黄巾党魁张角的著名谶语）的翻版，但其历史意义却等于是刘裕的登基。

上述的比较，不是粘于政治皮相的附会，而是基于文化骨相的透视：

（一）这种透视表明，被毛泽东的“登天安门”（其象征性相当于古代的“登基”）给制度化、符号化了的“中国分裂”，其意义远远超出当年朱温灭唐（916年）开辟五代十国的南北格局，甚至不是金人亡北宋（1057年）开辟金宋（南宋）及元宋二百年南北对峙之所可比拟！尽管毛泽东在社会起源上，像朱温（“穷秀才造反加农民起义”），在文化表现上，像女真的生番（野蛮化运动的史无前例）──但他的使命却远在朱温与女真之上。这不是因为他代表了什么“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直到今天，中国也并没有这玩意儿），而是因为他在文化上的野蛮行为不仅是一种破坏，也是一种创造，而且是意义更深远的“清道夫式的创造”：“播种前的深挖土”──我们有理由把他的“颠倒运动”比做“为改良土壤而进行的土地大翻身”。不无讽刺的是，“翻身运动”也正是他的自白：他的大翻身，正是从鲁迅和梁启超等野蛮化运动的前辈们那里获得灵感的。这使他比历史上其它的蛮族领袖、流氓魁首，似乎高出一筹。

（二）朱温式“分裂祖国”的野心、女真式的“文化大蹂躏”暴行──是一种缺乏土壤改造意义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它对传统文化造成的结构性破坏相对反而比毛式的要小。与“毛泽东的使命”具有的差别，不在个性而在背景：虽然毛既分裂了祖国，又蹂躏了文化；而且毛的个性与朱温、女真首领，也颇为近似。 

（1）毛代表了一种“外来的灵感对中国生活的干预、改造”；这与洪秀全很相似，难怪毛那么推崇洪，所以，毛经常冒充“有理想的野蛮人”。

（2）近代中国正陷于青黄不接的“孕育新文化的苦闷期”，这是与前朱温（唐）、前女真（宋）的中国文化的大昌盛，完全不同的：

（3）欲拯救朱温、女真带来的灾难，只需“恢复”就行了，其性质犹如“养伤”：欲拯救毛泽东带来的灾难，则需“创造”，其性质犹如“再生”。因此，只靠“时间的疗效”而放弃“人格的努力”，现代中国的困境是无法摆脱的。毛的事业之所以一败涂地，是因为“改造方式”的错误，他的“改造方向”并没有错。

除了“速度”方面的差距，“两个南北朝之间的对比”还可以发现以下的差别：

（一）造成第一南北朝的外力是二元的：鲜卑（五胡之一）的武力和西域印度的宗教：造成第二南北朝的外力却是一元：西欧的炮舰和西欧的思想。尽管，后来从中分化出苏联的炮舰和共产国际的思想；有趣的是，苏联占领了鲜卑的故土即“西伯利亚”，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构成相似的压力。所以，中国人在第一南北朝时的生存空间相对大些，处境相对好些，而第二南北朝时恶劣的生态环境，促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抵抗，远甚于过去对待印度文化的抵抗。

（二）八国联军自非“五胡”之可比，所以，义和团也未能博取祖狄、刘琨的令名：西方武力（包括“共产化的鲜卑”和“半现代化的倭寇”）的绝对胜利，使第二南北朝的中国没有力量采取“夷夏之防”的形式，而只能采取“内战”的形式：北洋军阀各恃外援不说（如鸦片烟鬼张学良的土匪老爹张作霖投靠倭寇，利用完毕后却被倭寇特务暗杀）；蒋介石亲英美西戎，汪精卫亲倭寇东夷，毛泽东亲苏修北狄──这三厮，仿佛流窜三危的南蛮三苗。

（三）这种民族悲剧，在第一南北朝时代并不多见。但这也并非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我们知道，第一南北朝是从“秦──两汉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第二南北朝却是从“元──明清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这个差别极重要。秦两汉是中国扩张的峰顶，元明清却是中国萎缩的谷底──1279──1911年的632年间，竟有356年处于外族统治的枷锁下！当时中国与蒙古人、满洲人的关系，实际上要比和日本人、高丽人、越南人的关系更为疏远，所以蒙古、满洲“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比三十年代的日本毫不逊色，且比后者更多文化隔阂──所以不能拿近代的“五族共和观”去硬套当时。自那时以来的很多时即“中国的统一”竟是由外力来维持的！这不是“耻辱”二字所能了得，这是民族机能严重衰退的表现！我们得有勇气承认：中国今日的幅员辽阔，很大程度上是蒙古（它拿下了云南和西藏）与满洲（它拿下了东北大部和内外蒙古）的遗产，否则我们的关内甚至自身难保。例如，安禄山之乱以来一千二百年，云燕地区只有明朝的那两百多年时间里，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四）民族机能的退化，使中国人的角色变得复杂，甚至失去了身分感。当人们吹嘘林则徐是一位“民族英雄”时，我们不禁冷笑，他到底算是哪一个民族的英雄？1840年的那场战争，实际上是一个衰败的满清帝国主义和一个新兴的英伦帝国主义的较量；而非中国民族之战。否则，中国哪会败得如此滑稽？林则徐的角色就是混淆的：他既是一位“满鞑子”，又是一个“狗汉奸”；所以，当爱新觉罗氏命他镇压太平天国时，他也毫不犹豫。然而，那洪秀全又是什么角色？他宣称，要扫荡满洲妖孽，仿佛一位完美的民族志士，但同时却玩弄民间迷信，企图摧毁中国的全部文明，他的顽固不化，使他比满洲野人更大地破坏了中国社会。如此评论林、洪二人，并非标新立异，亦非责难他们：历史不知道褒贬，只知道陈述。我们二十世纪也同样存在这个矛盾现象；汪精卫张扬民族主义，却勾结日寇；毛泽东反抗美帝苏修，却拜服马列：他们谁更像是汉奸？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民族性的身分倒错、是政客圆滑到了老化的地步！

（五）意识形态不同。第一南北朝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虽然佛教化了，但政治制度却没有也不可能异化。第二南北朝时代，中国政治理论与制度却根本改变，结果造成“假晶现象”，即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所坦诚的“披马列之皮，行孔孟之道”。不是毛氏要行孔孟之道，而是中国现实根本不符马列之道！以上的比较使我们得出以下的结论：中国若欲灭亡或甘做洋奴则不论，若欲在第二个南北朝的水深火热之后重新迎来盛唐的气象，非得恢复民族的身分感、统一自己的角色不可！

两个南北朝的差别如是，但其基点依然如故：

（一）在它们之前的“大一统帝国时代”（秦──两汉；元──明清），都各有“三个节拍”：

（1）秦──西汉──东汉；

（2）元──明──清。

三节拍的开始一拍，都是一个极短但极严酷的“军政时期”：秦与元；两汉之前有秦的苛刻，明清之前有元的暴虐；然后，归于两汉明清的制度化。其间，不论西汉还是明朝，其前锋都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反秦；红巾军朱元璋等反元）；作为两段长期稳定的代价。而在“西汉──东汉”之间、“明──清”之间，又各隔一次短暂而火力集中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赤眉绿林；张献忠李自成）。有趣的雷同再次显示：这两次下层起义都暴兴暴灭，并为两个“皇族政权”（刘秀的东汉；皇太极的满清）的接管，作了嫁衣裳。

（二）回头看一眼，类似的相似还有许多，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吐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部的独立民族国家之间的争取统一权力的运动”。它们彼此之间不遗余力的血腥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一个民族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气或单纯的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匈奴、越南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枉过正”的秦、元那样的恐怖统治。以及，伴随着“中央集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三）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替、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藩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的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以及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藩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安史之乱──“元的世界一统”）时代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戎，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藩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元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而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藩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中国皇帝的版图”，宋帝不过是其中一个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们父子同被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因为他的偏安乃是因为他只是一个类似齐、楚、燕、韩、赵、魏那样的区域国家的君王，而不是类似周天子那样的天下共主。所以其它国家如金元等等对他的鄙视态度与匈奴突厥对汉唐君主的尊重，完全不同。

（四）现在，可以继续向前观察：统一帝国三节拍中的最后一拍（东汉与清），则各自毁于“一次带有强烈异端意识形态性质的、秘密宗教组织的暴动”；而且，这两个秘密宗教组织的名字都冠以“太平”二字（太平道──黄巾军；拜上帝会──太平军）。显然，这是对前此长期稳定的“太平盛世”的绝望招魂。而且，这两次暴动的极端严密和极强意识形态，都使它们截然不同于其它历次“农民起义”。显然，不如此则无从推翻那业已延续了几百年的超级帝国。

（五）历史善于讽刺，仿佛越是严密的反抗就越不容易成功，不论前面的张角还是后面的洪秀全，都是轰轰烈烈而后一败涂地。而且失败的原因也不约而同：他们的异端性质激起各地豪杰（皇甫嵩；曾国藩）的反抗，而在其它王朝末年，这些豪杰原是革命的主力（如项梁的起兵抗秦；杨玄感的首义反隋）！所以，当张、洪“妖党”失败之后，这些豪杰也就裂地而据，如皇甫嵩、袁绍；曾国藩、李鸿章。后来人们把袁世凯比做董卓，也并非没有道理。

（六）随后就是绵延数百年的混乱时期：三国、魏晋、五胡、南北朝；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列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分庭抗礼。这一整套对偶的连台大戏，远远没完……

两个南北朝的相似性不是偶合，而是由以下八对相似点给“规定了的”：

（一）春秋战国与“唐藩镇──辽金宋”；

（二）秦灭六国与元灭夏、金、宋、南诏、吐蕃、朝鲜；

（三）陈胜、刘邦与刘福通、朱元璋──刘邦与朱元璋还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对平民皇帝；

（四）西汉与明；

（五）赤眉绿林的“流民”与张献忠李自成的“流寇”；

（六）河南地方豪强刘秀的东汉与东北地方豪强爱新觉罗的满清；

（七）太平道张角与太平天国洪秀全；

（八）皇甫嵩、袁绍与曾国藩、李鸿章；……甚至，连袁世凯的“逼宫”都与董卓的“谋逆”相似！

新的南北朝开始了！

它说：不！统一不是绝对的善事。

不错，两汉与明清都是成熟了的文化国家，它们称道伦理、淳化风俗，建立了统治的官学（两汉儒学；明清理学）和稳定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而，绝对的真理是会腐败的！伟大了数百年的帝国，以人为的方法冻结了社会的发展，其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社会的应变、抗病的能力下降。当外来的春潮以其野蛮的袭击震醒了中国人之后，冬眠时代淤积的一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和平精神开始沉没下去，盲目破坏以狂乱的形式四处蔓延。“无辜”一词被时尚从字典里删除，超级罪犯升华为社会的“指路明星”。

这是“性恶学说”洪水滔天的时代，芸芸众生以恢复兽性的野蛮而为最高的荣耀！这场声势浩大的“深挖土”，往往持续好几个世代，并以互相倒错的表现形式──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忽冷忽热、忽硬忽软、忽紧忽松、忽而残暴忽而博爱、忽而严酷的压制忽而散漫的无政府……由浅到深、由局部而全面：“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也要来关心你！”全面整肃，遍及人类生存的一切领域。

这种野蛮化运动的推动者，是些十恶不赦的地痞、蛮族、盗匪、军阀、古代的“帮”以及现代的“党”！前此的帝国准则这时失灵，后此的文明规范尚未形成；于是，强盗逻辑、乱党理论，成为一切还想活下去的人们“必须坚持的原则”。这些形形色色的集团置自身利益高于一切，因为“国家”如秦──两汉者，已经飘逝；“民族”如盛唐气象，还未形成。

这些不顾死活的战士集团到处冲锋陷阵，他们分裂社会、驱使群氓、销毁高级的文化。他们把这一切胡作非为叫做“党性原则”；并把它提升到帝国时代“勤王”的高度，或精微到文明时代“得道”的深度。然而，这只是一个过程。随着势力的扩张，分裂的力量，迟早有一天转化为寻求统一的力量：地痞变为绅士，蛮族化得文明，盗匪成为义士，军阀出落得一表人才，黑道帮会荣升为“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并集于原先的匪首之一身。”只是在他们一统天下的拼命争夺中，才日益体会到文明的价值，于是，便日益渴望扮演一个文化保护者的角色，于是，反文化者重新成为文化的温床；只是，这时的文化已不是以往的文化：新文化的破土，只有到了此刻才来迟姗姗。“是需要决定了文化的命运，是暴行替文化的茁长廓清了天地、打下牢固的根基。”──伟大的脸谱如是说。

中国人的历史经验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与“物极必反”之类的玄谈一样，难以把握；然而，验诸一部血淋淋中国史，就豁然贯通了：

统一（秦、西汉）──

衰落（东汉）──

分裂（魏晋南北朝）──

再统一（隋唐）……

统一的基础是什么？生长。

衰落的因由是什么？生长。

分裂的动力是什么？生长。

再统一的资源是什么？生长。

没有一种人为的力量，能有效地制止这圆形的运动，因为，宇宙的秘密主宰，正在全力推出它！

一座新的“文化国家”，将出现在今日南北朝废墟的地平线那端，不可遏止；正如，现代中国南北分裂的创伤，整整七十年都那么顽冥不灵地持续撕裂，而且，还有几十年难以愈合……

只有生长，才能把原先分裂的力量推向统一；只有生长，才能把废墟变作良田。

分，犹如耕耘、播种；合，犹如收获、贮藏。在春季，分比合更重要，因为耕耘播种，乃是收获贮藏的先决条件。中国的启示说：第二南北朝可怕的分崩离析，正是绝妙的耕作时机！它们在分裂的运动中，展现自然的方向感；它们在对峙的形势里，肩负自己的认识论。

大仁大智者把握之！

他说：长治久安、永享太平，只是乱世的理想；如若真的实现了，人类不免将绝种。


四，孙中山时代与毛泽东时代


孙中山时代有鲜明的色彩：革命与战争。它的性质是共和的、无君的、乱党政治的。它的开端一清二楚，1911年的辛亥革命。

那么，毛泽东时代呢？开始于1950年？不，错了──根本就没有毛泽东时代！

这种说法，决不是出于对毛泽东个人及其事业的贬抑，否则，就不是历史家的态度了。事实上，我们搜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不能发现任何新的、与孙中山时代性质不同的事情。毛及其党徒总强调他们拥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同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历史家看来，1949年以后的中国统治者，除了比1949年以前的更具垄断性和恶霸作风，从而得以把“恶”推向顶峰使“欲”无孔不入之外，实在没有造出什么新东西。

他们宣称，列宁主义的原则是把“恶”列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表明他们从事的文化与社会破坏运动是有意识、有系统的。此外，他们的许多“创举”实际上是继承了日寇占领时期的奴化措施，如粮食配给、统购统销、驱民修路、思想灌输。中国共产党人与日本占领军之间这层继承、发展关系，人们还研究得很少，甚至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其实，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北齐之主高欢虽然身为汉人，但却严重“鲜卑化”（犹如风靡第二南北朝的“欧美化”、“东洋化”甚至“苏维埃化”）了，他甚至比鲜卑人还要鲜卑化，仿佛亲苏的中共党人比苏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汉奸比日本鬼子还要日本化。道理很简单，这种“异化”是他们这类人的权力基础，甚至生存之道。然而，你总不能因为高欢的野蛮、破坏力特强，就称誉他是“中国几千年出一个”、“外国几百年出一个”的绝世天才吧？

毛泽东时代并非继起于孙中山时代之后，而是孙中山时代的一个阶段：所以毛泽东时代之后，还将一一展现在孙中山时代的其它阶段：这就是攘扰不已、英雄辈出的“无君世纪”。孙中山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南北朝时代”，也就是由辛亥革命给明朗化了的“中国传统秩序的崩溃”。我们这时代，虽然距离那时相去已远，但依然未脱其“革命与战争”的窠臼。1949年以来，共产党人不遗余力的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惨烈程度甚至大于他们夺取政权之前的暴乱；这是就“革命”而言。

再看战争，仿佛是停止了，其实不然：武斗的内战变形为“文斗的内战”（即所谓“历次政治运动”），被害人数再加上因此被逼死、饿死、吓死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日本侵略和国共两党的互相残杀。此外，战争还延伸到了国境以外，三年朝鲜战争及其后果中美间二十年的敌视；一年中印战争及其后果中印间二十年的战备；中苏边境之战以及数百万军队的十几年对峙；两次越南战争的无止无休（1953──1975；1979──迄今。自本文1981年写作之后，中越战争又打了整整八年，直到1989年“六四”以后才正式结束──作者附注）。此外我们还不要忘了：国共“内战”迄今并未结束，1958年的炮击金门不过是一个提醒而已，只不过外化为大陆和台湾的“两个党国辖区”罢了。算下来，只有1954──1957、1959──1961、1963──1964、1976──1978这四段支离破碎地加在一起一共不过十二年的“和平时间”！而这，实际上只是“战争间隙的喘息”罢了。所以，毛泽东的著名口号“八亿人民八亿兵”决不是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这个时代的残酷写照。

一般人很容易将此“和平时期的兵荒马乱”归结为“共产党的残忍本性”和“毛泽东的妄想狂”；然而，我们不这么看问题，这不是历史家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去谈它，因为这样的思想流派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是太多太多了。共产党为什么能在欧亚大草原的边沿地带（从易北河到中国海）取得胜利而在其它地区却不行？明眼人一眼看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阵营”与十三世纪“蒙古大帝国”的版图正好吻合！所以，“共产党国家集团”完全不同于共产党作为一个单纯党派，更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单纯思想流派──它作为历史现象，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地缘政治：它是“蒙古帝国的历史遗产”对“西方十字军压力”的一种变态反应。

就中国内部来看，“八亿人民八亿兵”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军营；把全民训练成亡命之徒，也决不是共产党的创举──远处看，第一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北魏、北齐、北周统治者们，均精于此道；从近处看，梁启超辈也曾极力鼓吹中国的尚武、野蛮，蒋介石则倡导“文明其心智，野蛮其体肤”。毛泽东承先启后，把这一切推向了高峰，“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主观愿望不同于孙中山时代，它以“文化革命”代替了“建国大纲”。孙只想造个一般性的现代社会，毛则企图造就“史无前例的理想社会”──然而，这是表象。谁能否认说，毛的“理想”不是他早在1957──1962年的“历史性的挫败”后发明的一个“花枪”呢？他不发明这个“理想”，就会危及他的“现实”（独裁权力）；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太多地沉湎于理想主义。谁又能否认，在此之前的毛完全是《建国大纲》的徒弟呢！尽管，他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北朝蛮族的“土地国有化”措施如出一辙：把土地抢来，以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代共产主义梦想”。

为什么毛会产生“前期与后期”的这一变化呢？显然，他的主观愿望是建设一个“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和他的实际使命（残酷打击、无情斗争了90%以上的中国人）几乎是完全背反。第二南北朝的巨大漩涡于是使他昏晕、不知所措，他临死前不久如此说身后：“至于未来，只有天晓得了！”这不仅是个人的哀鸣，也是时代的灰心：中国人一门心思要到达“现代化”的彼岸，但脚下却是悬崖：一条必须用无数生命来填的“国民性的鸿沟”！现代中国人热衷于“走向未来”，结果却如毛所言是走向了“天晓得”。

回首往事，甚至连最“乐观”、最无知的人们都承认：这鸿沟难以逾越。但展望未来，就连最“悲观”、最深刻的智者也不敢思想了；因为现代中国的命运，是和一切世俗化的幸福无缘的！

我们的最大悲哀和最大幸运，都缘于此。

1949年迄今的时代特点，还受到一个因素的支持：北朝的巨大胜利。这北朝名叫“红色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来，中国共产党主要取胜于北方，它的政权也在北方建立；它的中晚期干部取自北方，它的早期干部虽然多是南方人，但早已在万里长征的绝望、陕甘宁边区的苦熬中，彻底北方化了。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思想根源和组织根源无一不是取自北方强邻──继犬狨、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洲而起的──“俄罗斯──苏联”。这意味着，共产主义之于中国，不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武器”，而是“俄罗斯──苏联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结果”；其意义近似于匈奴、鲜卑、突厥等北方蛮族历史上对北部中国所实行的割据。但这一次的割据有两个新特点：

1，它是“红色”的。毛泽东坦诚“红色割据”，并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即苏俄奴化中国的跳板、基地；但他和他的同伙犯了一个“忘本”的错误，由于远离了他们的第二祖国苏联、未获北方基地的补给而失败。“长征的伟大意义”即在于此：它使南方的散兵游勇（北伐战争后末获适当安置的人们）归化北方，背靠贺兰山（贺兰山，是反抗北方蛮族的英雄岳飞希望“驾长车踏破”的北方民族的根据地），从而得以拉开“中国革命的新一幕”。

2，国际力量的多元化（“资本主义阵营”、“自由世界”的存在），使“老大哥”不敢对小徒弟、“儿皇帝”（毛自己承认“名为兄弟党，实为儿子党”）全无顾忌地为所欲为，使毛泽东得以和苏联决裂。

尽管毛与他的北方靠山决裂，但他的北朝性质无法改变。《国际歌》是从北方传入的，《东方红》是在北方流行的。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在中国，是代表了“内陆农村对沿海城市的反抗”；这些农村，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袭击而陷入破产。相比较，国民党则是代表了东南沿海的城市工商业，所以被共产党叫做“大买办、大资产阶级”。

1949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抑制东南沿海城市，而大力扶持内陆的发展，固然与反美亲苏的战略有关，但也为了“纠正国民党沿海开发战略的历史性错误”。

试比较“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也就是“南朝和北朝”）在以下十个方面的差异：

1，国号：（1）中华民国（2）中华人民共和国

2，意识形态：（1）三民主义（2）共产主义

3，政治制度：（l）训政的五权分立（2）无产阶级专政

4，战略靠山：（1）美国（2）苏联

5，社会支援：（1）东南沿海城市（2）广大内陆农村

6，经济制度：（1）自由竞争（2）国家统配

7，文化取向：（1）传统与现代妥协（2）革命的未来主义

8，人文风情：（1）温柔细腻的（2）刚毅粗扩的

9，人际关系：（1）随和而纠结的（2）猜忌而斗争的

10，人的梦想：（1）具体而微妙（2）宏大而无边

类似的特性无所不在，可以不断列举下去……

从1949年迄今三十二年的对峙看，南（台湾）──北（大陆）的悬殊似乎不成比例：面积l比360；人口l比50。然而，我们最好不要忘了：长江以南的中国具有强烈的离心倾向甚至“亲国民党情绪”。1976年4月，北京刷出“我们怀念周恩来总理”的反毛标语时，上海贴出的反毛口号则是“我们怀念孙中山先生”──上海式的反叛，肯定比前者让那垂垂老矣的毛祖龙，更加感到内心的恐慌，他终于知道了：尽管经过了二十七年的严酷统治，他依然不能成为整个中国的主人，即使把小岛台湾排除在外也罢。

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党内两条路线的生死结”，其实就是“南北朝格局在北朝内部的延伸”；对此，毛泽东这位“艺术家暴君”是极为敏锐的，他说，“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又说，“当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反观1949年，共产党胜利的神速，把一切人的想象力都甩在了后面；甚至急于求胜的毛本人，也惊呼“太快了！”──以至共军来不及接收广大的南方。北方的主人斯大林怕出岔子，也希望毛能适可而止、划江而治，服从南北朝的宿命。这表明，当时“南──北”分野很清楚（国民党在长江以北还没有站稳过八年，又被日本人赶走了八年）；但国民革命军的“兵败如山倒”一下子把南方暴露在北方的火力之下，就像二十年前北洋军阀的“兵败如山倒”，一下子把北方暴露在南方的火力下。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这两次“统一”都太快、太不成熟了。

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即使在大陆中国的内部也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同质性”，至于在“海峡两岸”之间，甚至不能就国家的发展达成近似的观念。这些，都是由“南北朝”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中国再发生一次“兵败如山倒”，那很可能是某种南方势力对北方的反击所致：不成熟的统一先使南方（国民革命军）消耗过大；后使北方（人民解放军）消耗过大。前一次消耗过大导致“外伤”：北方的军阀，钻到国民党内（冯玉祥、阎锡山、傅作义……），后患无穷；后一次消耗过大，导致“内伤”：共产党接管的人手紧缺、“南下干部”（一个专门术语，指那些没有知识但有功劳的中下级党官）素质低劣，导致此后终其一朝的“红与专”的论争；且使“社会主义建设”在1958──1960年间受到致命的挫折。由此可见，毛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名句“宜将来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虽然琅琅上口，但却忘了他不是刘邦，只是荷坚式的北朝领袖！

当年荷坚攻晋，八十万对五万、号称“投鞭而渡”但终不能取胜，为什么？因为“南──北朝”的宿命格局，比长江的“天堑”更难逾越。“毛虽然靠枪杆大泡，渡过了荷坚靠刀矛斧钺不能渡过的长江，但终也过不了台湾海峡，只能像河伯一样望洋兴叹。晚年，他哀求美国总统尼克松帮助中国统一，这说明他至死都不明白困其一生的“南北朝机理”。

上述两部“兵败如山倒”又留下后患的痛史，再次警醒人们注意“南北朝”的事实。


五，中国历史模型：南北朝原理


论者常把中国、日本两国的“现代化过程”拿来比较，发现中国走了太多的“弯路”……无怪舆论界常常哀叹中国的不幸、“老是错过某某机会”。

然而，现代的中、日两国，却由根本不同的民族所构成：

1，现代的中国人已经是与现代的印度人、阿拉伯人，古代罗马人、拜占庭人、巴比伦人、埃及人相似的“后文化的费拉居民”。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经过文化民族的阶段，建立并支配了当时当地的“世界帝国”。帝国的主人费拉居民或消亡，或沉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2，现代的日本人却是与现代的英、法、德、俄、西、意等欧洲民族国家以及朝鲜、越南、东南亚佛教国家同时兴起的区域性国家。他们没有建立过同文同质的世界帝国，他们是“前费拉的”文化民族。而其中，日本与欧洲尤为近似：它奉行的“封建武士的制度”，不同于中国、印度、阿拉伯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这和欧洲的“封建骑士的制度”，如出一辙。细心的读者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先秦时代、一切费拉居民进入世界帝国之前的时代，也都奉行类似的制度。所以，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过程，当然不会相同。

显而易见，现代中国不仅比现代日本“大”十倍（人口）和三十倍（版图）；而且比日本“老”了两千年，即，在文化的发育上超前了整整一个周期！这一处境，对“进入现代化过程”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为，现代文明恰恰是起源在相似于日本的欧洲文化民族那里，而不是起源在相似于中国的费拉居民那里！这个“宿命的条件”，比“日本人的善于学习”更为重要。反过来说，所谓“东亚病夫”深刻含义并不是体质上的，而是文化上的：“东亚的古老帝国的遗民”，对现代的、文化民族创造的世界秩序的不相适应，从而使自己沦为有病的人。在这一情况下，使之健身的方法，不是体育运动，而是文化运动！

显而易见，中国要达到日本式的现代化（实为“西方化”）成就，就必须先使自己完成：“从世界帝国的旧遗产，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性转化”。这一转化，若不采取奥斯曼帝国式的分裂、甩掉包袱，则只有通过“强制性的国家一体化运动”来实现。事实上，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七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是自觉不自觉地体现了这一运动的根本压力，尽管它们的形式不同。

国民党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共产党则走得更远，达到“矫枉过正”的地步。它甚至要彻底地改造中国人自身：“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这决不是什么“解放”即“归还原状”，这是残酷的奴役和扭曲！在这个过程中，它发出“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的狼嚎，把老百姓都变成了“中国人活都不怕，还怕死吗”的亡命徒。“改造中国”的客观意义，而不论毛及其党徒主观上如何意识，是要把中国人从费拉居民改造为文化民族，是把中国从多民族的世界帝国改造为单一的民族国家──这个过程类似于违反自然的愚公移山，怎能不充满超巨量的血泪与大面积的灭绝？！

所以我们说，中国人如果不甘于像现代的奥斯曼人那么分裂、阿拉伯人那么散漫、印度人那么聚讼不休以及古代的罗马、拜占庭、巴比伦、埃及、印加那么溃灭，实际上并没有“直道”可走！与日本相比之下的“弯路”也就成了“必由之路”！用一种颇为残酷的说法，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每一次“错过机会”，都等于多给了中国一次改造自己国民性的机会！

没有人能逃离“这劫难式的定数”。

──“你不过问政治，政治也要来过问你！”──就是这劫难的宣言大话。现代中国的费拉们，甚至背井离乡，甚至流亡他国，也无法摆脱这一劫难！因为你将很快发现，你的厄运就在你身上！因为你将很快发现，那些发达国家比中国更需要一个现代民族的成员，而不是古老帝国的遗民。移民，并不能使遗民成为新民。

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革命性地“退化”不是“由原始民族向文化民族地进化”，当然只能是“由费拉居民向文化民族的退化”。这在历史上尚无成功的先例。也许，中国民族能像自己独一无二的五千年连续历史一样，完成这自新的、年轻化的还原运动？但即便如此，这巨大的创举若不伴随巨大的创伤，仍是不可思议的。这一“史无前例”的、反自然的民族年轻化运动，必定要消耗的超巨大能量。中国民族迄今为止一百多年所付出的可怕代价，是难以回避的；而且，和如此巨大的事业相比，很可能还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我们毫无理由把先行者们一概看作傻瓜、疯子、坏蛋、性变态者；但不这样看，我们又如何解释近代中国“一步又一步的错误”呢？但事实就是这样，除了加速努力、深化牺牲、“把革命进行到底”之外，已经别无选择。

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几亿生命的非正常死亡──太平天国牺牲了数千万；1900到1950年的“武斗”牺牲了数千万；1950年迄今的“文斗”又牺牲了数千万……几十万亿财产的毁灭。过去了的痛苦，已经淡忘；将到来的痛苦，也会过去。

愿我们的坚忍感动命运，给我们一次自新、再生的机会！

愿我们的坚忍震撼自然，返老还童的门，对我们敞开。


六，预言书


是的，这里弥漫着“据乱世”的狼烟滚滚。

我们在第二南北朝中晚期的一片混乱中浮沉。我们破碎，无声无息地随风飘去，然后被堂而皇之地扬弃了。谁犯了错误：谁也没有错？！也许，谁都错了？历史原谅一切，但就是不原谅活着的人──祖宗欠下的债，要出子孙来偿还。

我们不幸而生于这荒凉寂寞的时代。一望无际的沙漠便是我们的生存环境！与我为伍者，惟有累累顽石和无尽的苍穹。“知音”只是古代的神话；现代，就是“连倾听者都没有的时代”！这是多么可怕的虚空啊。于是，我们使用笔和纸来对话──以家徒四壁的坦然，来作自然的见证。

是的，中国居民的阴性状态令人震惊，并使当年的鲁迅之辈灰心、绝望。真的，这就是“费拉居民”的本相──消极、被动、钩心斗角、明哲保身。然而，我们并不像鲁迅那样绝望，因为我们不像鲁迅那样相信文学的力量。文学是能打动多数人的感情，但惟有沉思方能透彻少数人的理性。物，当然以稀为贵。我们并不指责“中国人的国民性”，而是指出它为什么会这样。“怒其不争”是多余的，有一天，中国人将变得好斗成性，大大超出梁启超们的尚武呼吁之外，并傲慢地盘桓于我们今日的一切祈祷之上！

我应该知道这个答案：

费拉大众们的“阴性”程度，恰恰反证了那潜在之“阳”的不可限量。

透过无序纷纷的烟尘，我们有幸望见了历史的大象。“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老子》）

面对无数不眠之夜而获得的这“令人心酸的结果”，我兴叹了！对社会发展的预见，有时是有害无益的：特别是当它让人活得更沉重的时候。大众喜欢按照已成的轨道去生活，而不论其是非曲直；他们并不需要知道黑色的真相。而斗士们呢，则在尽情的厮杀和堕落中忘掉了一切！他们没有闲暇来思索这“无用的真理”。只有孤独的预言者，在殷切中探望。他说，“知命”，并不是为了恐惧，而是为了“尽性”。

不是我们运动了历史，而是历史运动了我们！所以，“英雄创造历史”、“奴隶创造历史”、“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诸说，俱可休矣。

康梁当年反对孙中山式的革命，中国七十年来的苦难历程仿佛表明，他们的反对在“逻辑上”是多么地有理。然而，历史不是按照他们的逻辑发展的，历史也不是按照一切书斋里的逻辑发展的。历史不是理性的，而是宿命的，用一句响彻二十世纪之寰宇的话说，“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这规律，乃是用鲜花和血泪，交织而成的。

血流成河的孙中山时代！你是中国人改天换地、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整整一百年！

血流成河的孙中山时代！你是中国人历经五千年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苦难、绝望、疯狂挣扎的整整一百年！

然而，与七十年来一切美丽的想象完全相反的是，事情远远没有到此结束──今日之中国，仿佛一位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他的手术进行了七十年了，但，并没有做成功……现在，如果全面地停止这手术，回到康梁甚至洋务源的“中医式的调养”道路如治标不治本的“改革”上，对病人已是“远水不救近火”了。这对主刀的大师来说，固然是政治上的死刑；对病人，也无疑宣告其只能等死的命运。所以，最低限度地讲，以天翻地覆的革命方式解决中国问题──这实在是“洋务、改良、技术性的解决一一失败后所采用的一系列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构成了“大孙中山时代”，并将囊括我们的一生，直到二十一世纪的某时刻。我们现在只能抱最好的希望，那时有一只强有力的手起来，水到渠成，一举结束这先后绵延二百年（1840──2040？）的历史性的即“慢性的”折磨。

二十世纪，因此将被称作“中国的无君世纪”。在此之前，是长达一千七百年的“中国文明的第二期”──公元184年的太平道到1850年的太平天国；中间历经全部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直到元、明、清。在此之后，将开始“中国文明的第三期”──它的具体精神和形式，在今天还是一个极大的未知数，并很难对此作出准确的预言，未来的发展将超出我们今日最大、最野的想象之外。

有一种人们梦想不到的东西将会生长起来，欣欣向荣，它以浩浩秋天的黄金气氛感人至深，它是对中国人两百年的翻土、耕耘、播种、劳作、苦难和希望的回报。但是，它的累累果实，对于那些不喜欢中国再生的西方人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是最大的恐怖。在多种不确定之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二十世纪的混乱与无能为力中。所以，希望中国“慢慢来”，以便再混乱与无能为力几百年的阴谋家，注定是要失望的。而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革命与战争不仅还要重演，且会加大剂量地进行，以便为中国的革命划上一个真正的休止符！

很久以来，有见解没见解的中国人，都不约而同地宣称毛泽东伟大（从“正反两个方面”）。我们说，中国要是不再出一个比毛伟大几个倍数、人格力量真诚无伪的人物，就无法清理毛的遗产，把中国引出革命与内耗的漩涡。要知道，靠毛的徒子徒孙或手下败将（如邓小平一类），是不可能清理毛的遗产的；他们连毛都“玩不过”，又怎能超越毛呢！

我们，需要一位“反对秦始皇的新英雄”（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的“赞颂秦始皇的旧英雄”）！

他知道中国必须转变。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他知道只有反对秦始皇并把手中的独裁权力转变为国家法理，他才能一举埋葬秦始皇到毛泽东的“两千年不灭的帝国阴魂”！那时，一个新型的中国国家，就能与王国时代的中国文明齐驱并驾，成为未来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坚强堡垒。

应该承认，经过七十年的熬炼，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同于历史上的中国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民族、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化，已经开始在痛苦的挣扎中，崭露头角。这就是“无君世纪”的价值。不论在1950年的前与后，无君世纪的共同趋势都是掘弃传统、造作新民。在其间，不论力挽狂澜的人有多少，并不能扭转旧社会的消解过程。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具体的指向并不相同，但它们显然都不是传统主义的。而且随时间流失，这种革命性的努力越来越带有野蛮化的特征。

残酷的“路线斗争”的客观效果，并不在得出一条“正确路线”的万妙灵丹，而是通过绝种与再生的方式，在遗传学的层面改造了中国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反传统的野蛮化可谓登峰造极；所以，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很难避免反向的运动。民族自尊、民族文化的抬头，将是很难避免的──作为对一个世纪以来民族自卑、文化自劣的彻底清算。

这样，一个“具有自生能力的文化国家”的诞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所谓“有自生能力的文化国家”是指：

1，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精神，而不必借用他国的主义、崇拜异族的偶像。它以自然的能力，涌现自己的生活，而不沦为他人生活的仿造品。

2，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制度，而不必依靠党的专政、群众运动的恐怖才能运转。偶然的个人意志、随机的官僚欲望，不再能破坏它的法理。

3，这个国家已经成功地联接了中国的现实与中国的传统，而不必通过“反传统”来推进社会革新；也不必通过“吹捧传统”来遮掩政治腐化。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这两种做法，都严重地破坏了我们民族的自信、自尊。

4，这个国家将召唤传统的魔力，推动、规范现代化过程；它以巨大的艺术天才，创造性地解释历史──凡是革新所需要的，就是“传统的美德”；它哪有必要白费力气，去“批判传统”呢！

5，它摆脱无君世纪的梦魇，完成中国民族的自我更新。它以自己的辛勤而非投机，使自己的人民过上人的生活。

6，它已经成年、独立，渴望寻求世界性的挑战！它有法治、讲礼义，以淳朴的风俗、敦厚的伦常，为天下的范式。在这意义上，中国革命是一场非常动人的、与泥古不化的“梦魇”、外部压力的“死神”，苦苦搏斗的民族自新运动！中国革命，是一场寻求新的生命原力的“巨大民族冒险”。

由于历史具有藏污纳垢的本性，中国民族曾经疲惫、衰老、灰尘满面，但执拗的意志使它不愿就此死亡：它要通过一系列旷古未有的痉挛，摆脱梦魇的诱惑、死神的纠缠！它知道，洗清自己的污垢，死神才会逃走！死神畏惧活力的生命！所以，真正的中国人要歼灭费拉的国民，渴望牺牲自己，来换取民族的新生。

他不怕绝种，他要的是再生！尽管，民族性的新陈代谢，意味个体的大量死亡。中国自新运动的最后一幕，不容世俗性的软弱犹豫，不容玫瑰色的眼罩，遮蔽洞察事态的慧眼！许多世俗悲剧的大量上演，但它将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在死亡之后，赢得生存的权利：这等于是给一个腐败了的泥潭，投入必要的清洁剂。

血流成河的孙中山时代，中国的无君世纪！你并非不能生育，通过牺牲、绝种、变形、再生，你能渡过险滩、抵达新岸！你终能开出灿烂的鲜花，尽管，我们这一代注定还要流血不止。──若非我们饱尝先结的政治酸果，未来数百年的文化甘橘，又从哪里来？

──请允许我们，以此纪念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野蛮的中国】第三十六章

文化大革命论


【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是1980年11月，在1980年9月至1981年1月的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中，曾在清华大学张贴，因为内容“过于激进”，很快就被官方撕毁。许多有关“八零竞选”运动的文献，都没有收入这篇文章。北京高校竞选运动是全国性竞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上海、陕西、湖南等地的竞选在时间上要早于北京，四川的竞选大略与北京同时。但是，由于北京位处全国政治与文化中心，也酝酿准备组织协调得比较充分，因而规模最大，参政意味最浓，政治影响力最强。】


一，文化大革命的日历


现在，谈论“文革”的人很多，观点也不尽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点：大家都自以为是个满身创伤的受害者，怀着“共产党走资帕特有的还乡团式的义愤”，从事着“事后聪明的谴责”。所以，也就很自然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文革的结束，定于毛泽东的死亡及其宫廷的分裂──部分毛的党羽如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干掉了毛的侄子毛远新，并逮捕了毛的遗孀江青，并把这场宫廷政变叫“粉碎四人帮”。这种以宫廷政变来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是极不严肃的政治流氓行为。

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非延续到毛泽东死亡，它实际上结束于1969年。它的特征，就是被毛泽东煽动（甚至得到鼓励）起来“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人民，又被毛泽东背信弃义地镇压下去（甚至淹没在血泊之中），毛泽东及其党羽称此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广大学生，以“接受再教育”的名义被流放到穷乡僻壤，受到非人的折磨，毛泽东及其党羽称此为“上山下乡”。被人民革命、“造党委的反”给冲毁了的党机器，再次建立起来，严厉清算参加造反的人民，毛泽东及其党羽称此为“清理阶级队伍”。毛的这种出尔反尔，与邓小平在去年（指1979年──编者）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中先是利用魏京生等人起来打民意牌，后来翻脸不认人的行径，如出一辙；有识之士盖称之曰：“过河拆桥”。

“工宣队”的赤膊、“军宣队”的胶蹄，占领学校的阴影，就是文革的落幕。毛泽东送给工宣队的那颗芒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区别于共产党寡头的文化大革命）的死刑判决书。

“九大”的开幕和林彪“无限忠于”、“要准备打仗”之类的声嘶力竭，乃是为文革的“无产阶级理想”开的一场追悼会！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理想”？

1，打倒特权阶级、消除官僚压迫；

2，在经济领域的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现象）完成之后，实现上层建筑的革命，消灭政治上的人压迫人的官僚专制制度。

3，创立一个“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真正的新社会。

这样的理想是否可以操作，是一回事；但毕竟它毕竟在文革中给人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要知道，当八百万学生1966年秋天分批云集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的检阅时，他们不是来向共产党的领袖致敬的，而是来感谢毛泽东把他们从共产党工作组的迫害下解放了出来。要不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些学生将重蹈1957年右派的覆辙！难怪当时的官僚攻击学生的造反是“形左实右”，“类似于右派的向党进攻”。至于，在1966年8月──12月“向党进攻”（它的高潮是“打倒刘少奇！”）之前流行的“破四旧”、痛打死老虎即迫害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等前反动势力的活动，本来就是由共产党的高干子女带头干下的虐待狂行为，和后来的“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向党进攻”），性质完全不同。（据专家考证，1979年某些人权人士如魏京生等人、1980年代某些活跃的文艺家和学者，也曾经在1966年参与过这样的血腥迫害──编者按）

当学生们在1967年受到毛泽东的愚弄，而不明真相地向毛卖弄风情时，他们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淫辞秽曲，这时，他们的冲动，并不是来自所谓“绝对服从毛和党的个人迷信”，而是试图寻求自己心目中的反压迫英雄。

而从1969年到1976年之间所发生的主要社会政治事件，性质就完全变了。不但不属于上述的“无产阶级理想”，而且与之背道而驰。这七年间的一本血泪帐，充满了宫廷的阴谋（“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党棍的倾轧（毛的左右手──坐在他左边的林彪、四人帮和坐在他右边的周恩来、邓小平──们的钩心斗角）。这些蝇营狗苟，既无文化的价值，又无革命的意义，怎能插入“文化大革命”的范围呢？这些蝇营狗苟，只是在文革遭到毛的镇压、毛的许诺已经完全破产后，在百无聊赖又不甘寂寞的宫廷中，所上演的一幕幕“动物性闹剧”罢了。它可能拥有的积极意义，在于加深共产党的分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开创了共产党世界里第一次出现的神经瘫痪症。它的后遗症也是“视而不见”的：激起了弥漫全国、从此将与共产秩序伴随终身的怀疑主义思潮。没有这样的“文化革命”，就不会有今天的“思想解放”。可惜，今天的人们对此并无清晰的认识。

按照我们的观念，“文化大革命”只包括两年的时间：1966年8月──1968年8月。1969年9月以后，“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小将”本身都被驱逐干净，这时，再说这场革命“还在继续深入”：要么就是毛泽东式的别有用心，要么就是说者糊涂，“中了共军的奸计了”。而我们所说的严格意义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今日滥用的“文革”一词。它起源于“造党委的反”的无畏精神，结束于“忠字舞”的奴性表演。

1966年8月开始“煽风点火”，到年底，各级党委垮台，造反运动第一阶段结束。

1967年，军方介入群众运动，以“支左”名义拉一派、打一派，造成广泛的流血冲突。

1968年，毛以“最高指示”来挽救共产党的危亡，通过“转移斗争大方向”，施行“釜底抽薪”来扑灭可能触发的人民革命。

1969年“九大”以后，党内群僚暂时联合，下压人民革命，外骂“苏修”以转移视线。

试比较一下：1966年8月──1968年8月的“向党进攻”和1969年──1976年间的这两个时代，就知道，前者激动人心，充满悬念；不论你认为它好它坏，它都是积极向上、紧张亢奋的；那时，社会激烈运动，消息灵通，实现了共产主义制度下从未有过的新闻自由。它的口号是：“对无产阶级无密可保！”后者则是消沉窒息、迷惘颓唐的。社会表面一律、情绪低落，新闻被严格封锁，共产党官员一天到晚忙于“搞政治调查”、并不断“追查政治谣言”。这是两个流行着完全不同的精神的时代：革命与反革命。应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年，结束于1968年；“文化反革命”开始于1969年，结束于1976年。

四人帮的垮台，早在1968年他们伙同周恩来等人一起镇压造反派、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就注定了。何需“擦亮眼晴”，就能一眼看破此中分际。


二，文化大革命的动力与象征


不理解中国事务的人们，往往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场人为的灾难”，同时，把文革的动力看作毛泽东和他的同党。我们说，这种看法是肤浅的。毛泽东和他的同党，不过是在特定的时刻点燃了导火索而已；至于那个迟早要爆炸的炸药包（它的标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内容是空前激烈的阶级压迫）；却是那些“文革的主要受害者们”与毛及其同党一起制作的；至于炸药──被压榨的人民的愤怒，则是中国一百多年来屈辱的国耻和严酷的革命历史，逐渐积累的。正如许多其它的历史事件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和结果，大大出于它的“发动者”、“玩火者”的图谋和预料之外。因为革命的真正动力──人民的普遍情绪──在革命爆发之前是很难被测定强度的；在革命爆发之后则难于被操纵方向。人民的不满针对共产党的“十七年黑线专政”而发。这种情绪由来已久，只是在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罢了。毛泽东及其同党“中央文革”，只是利用了这种情绪，把它引向自己的政治利益所需要的方向；但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了这种情绪。因为如此的创造，实出于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能力以外，否则，毛泽东后来还可以继续挑动群众互殴，继续维持自己的威信，也不会败得那么惨。其实，对这十七年的黑线专政，毛本人具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他当时欺骗群众，把罪责推个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所以，他和人民革命之间的蜜月，最终也难以持久。

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终于遭到镇压，使人民的不满没有得到宣泄，社会问题无从解决；同时，由于它“冲击”的人过多，反而积累了新的怨恨、制造了新的问题。

另方面，文化大革命尽管让人民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它的许诺却又无法兑现，“破而不立”的结局，使中国社会陷入持续性的、“制度化了的混乱”。这两面压力，使中国社会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同时，它也使得原先分散的对立情绪，逐渐集约化，逐渐凝聚为一个完整的认识。几年以后，这个认识终于在天安门广场化为愤怒的吼声：“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独裁者，这时早已撕下了“人民保护者”的假面具；所以，人们对他的“个人崇拜”也就烟消云散了。

如果我们具有深入一层的勇气和智力，具有一点寻根究底的意志和弄清真相的求知，就不难发现：除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统治的敌视，外部世界的压力，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力。文化大革命也如中国现代史上一连串的革命一样，是中国社会竭尽全力适应外部世界压力的表现。

文化大革命的象征是什么？

──不是红卫兵。因为他们主要是“毛主席”的没有独立意识的应声虫，其兴也倏，其亡也忽“──正是其命运的写照，他们的兴亡是操在他人手中的水月镜花。当他们的独立意识刚刚开始萌芽之际，他们的脖子就被毛泽东无情地扭断；因为自由与独立注定不属于他们的范畴，他们注定只是黑夜里的萤火虫。

──不是造反派。作为群众的无意识冲动的杰出代表，造反派当然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是他们并无真正的组织、纲领、行动方向，更无哲学、艺术、精神方向。除非，在下一个决战的回合中，构成造反派基础的那种“被压迫力量”──受命于一种新的哲学、鼓舞于一种新的艺术，规范于一个新的组织、并为一个新纲领而战：只有如此，造反派才能肩负新的天命，重新成为历史的象征。

──不是毛泽东。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他本人，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扑灭在人民的血泊之中。如此看来，他的“发动”实在是一个“始料不及的失算”，是出于国王与人民之间常见的那种“历史的误会”；甚至，是命运对毛这位不可一世的“老造反派”开下的一个毁灭性玩笑：“自尔得之，自尔失之，又何怨乎！”所以，1969──1976年间他力图重挽颓势的一切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野心和怯懦的反向，撕裂了他。

──不是各种各样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太不纯粹；只有在“被政治风暴清除掉的垃圾、渣滓”的意义上，才可能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他们的受害也不是出于殉难（主动的进取和牺牲），而是由于迫不得已的告免无效，因此，他们的苦难无法开出新一轮的生命之花。而能不能开出新的生命之花，正是“殉难”与“受害”的区别所在。

──不是“广大人民群众”。因为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随风摇摆的“群众”在毛的股掌中，已经堕落为一个中性的傀儡，一个政治上的小太监。

既然如此，那么，“文化大革命的象征”又是什么呢？我们说，是一种近乎麻木的顽强，姑名之曰“仙人掌精神”。

仙人掌生长的地方，是哪里？

是荒漠。是废墟。是那一切东西，都必须低于毛泽东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像一座巨大的粉碎机。它把中国大陆上的一切存在（无论其为“物质”或“精神”），都包举到自身以内，粉碎之──迫使他们“低于毛”。那时，是没有一处世外桃源可供任何一人“遗世独立”、逃出这个劫难的。“粉碎一切”所造就的，除了废墟和荒漠外，还能是什么呢？所幸的是，生命并没有停止：看啊！在废墟和荒漠中，生命除了表现为一股虽死犹生的“仙人掌精神”外，还能表现为其它什么呢？无与伦比的仙人掌精神！

这是一种专为沙漠生活的严酷考验，而诞生的新精神！它坚韧不拔。它百折不挠。它热爱沙漠风暴，甚于喜爱田园风光。它之爱斗争、爱苦难，甚于爱和睦、爱幸福！一片广袤无垠的沙漠──天空是沙漠般的铅色，地土是沙漠般的死寂。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立体的沙漠！窒息时间的四度沙漠！唯一与它为伍的，就是我们的仙人掌精神！我们唯一剥夺不掉的财富──自然的本能与生生不息的肉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活生生的象征。浑身带刺的仙人掌──正是“文革”留下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未来的中国统治者，不论他的背景如何，都将为此头痛之至。


三，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预后


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国王”（僭主毛泽东）与人民的暂时联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贵族”（按当时术语，叫做“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由于1911──1965年之间中国经历了绵延不断的革命，所以，这里的“国王”、“贵族”，只是一种隐喻。毛和他的走狗其实都是共产党官僚，他们都因为“理论（为人民服务）脱离实际（作官当老爷）”的致命弱点，而只能是一些没有名分、昙花一现的暴发户。

但是文化大革命毕竟在政治权力的消长上和历史上各种“国王──人民的联盟”一样，有其自我运动的“三部曲”：

1，人民强烈不满并经常反抗贵族的横行霸道；

2，国王利用人民的不满来打击贵族，同盟形成；

3，贵族收敛了凶焰，人民运动逐渐具有独立的倾向，国王开始担忧人民的力量，于是联合残存的贵族镇压了人民运动。

如果没有人民的不满与反抗作前提，国王又怎么能利用人民呢？所以，现在邓小平的御用文人，一味强调“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这种说法，其实是害怕承认自己“十七年压迫人民”的事实。

1，如果人民没有受到压迫，他们便不会怨恨贵族；（造反派的口号“十七年的苦弟兄，联合起来！”后来被重新修好的伪国王、伪贵族，打成“反动口号，就很能说明它的“人民性”。）

2，人民如果不怨恨贵族，国王再想利用他们来攻击政敌也没有机会；

3，国王与贵族的共同利益更多，因此，镇压人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使文化大革命具有历史意义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运动幌子，不是毛泽东为人民的苦难所流下的鳄鱼的眼泪；而是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动摇了共产主义暴发户们的铁腕统治。要知道，这在他们的苏联老大哥那里都还是没有先例的──它的价值不在于它的自我意识，不在于它那些自命不凡的权术、口号；而在于，使中国最终脱离了苏联的政治控制。尽管在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上，中国的独立还只在“言”的层次、没有在“行”的层次完成。

尽管，中国的独立倾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还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不敢公开扬弃外来的“主义”，但“逆转”已经开始，涡流无法终止。从此，外来的模式作为中国人精神上的梦魇，已经原形毕露、破碎不堪了！从此，布尔什维克在中国大地上的残渣余孽，只能处于逐渐沉沦的守势，他们冰泮瓦解、消融毁灭的结局，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这样，“改革开放”终于得以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是实指而不是象征。它向前一个世纪的传统和偶像宣战，并从物质上予以铲除。正因为这样，自1969年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亲手镇压下去之后，中国生活的全面倒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革命失败后的倒退现象，不是“文革”所特有的。1969年以后弥漫在中国大地上的种种虚伪、消沉、堕落，是一切失败了的革命都经历过的；而正是这些而不是革命高潮，才构成了众口一词的“文革的消极因素”。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却有两点积极贡献：

1，它使共产主义的神话动摇并最终破产了。只有经历过1950──1960年代的“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压迫的人们，才能体会到“共产主义的奴役”是多么无孔不入的可怕，才能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意外解放，是多么外打正着的珍贵。

2，文革点燃了社会底层的“新野蛮主义的燎原大火”。这种上下乱窜的野火，跳跃在新一代中国居民的身心中，成了他们的第二本能。它蔑视秩序、仇恨理性；因为在它看来，理性只是伪装的谎言，秩序只是骗术的集大成。不错，这两个“积极贡献“本身并无建设性。它使“文革成了一个不能生育的荡妇”。这位荡妇以其破坏的纵欲，威胁正常的生活。但是，请允许我们有限度地赞扬这位荡妇吧──因为，正是她，扒掉了一种血腥宗教的伪善面纱：“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宗教，为了自己的特权而剥夺多人的生存；为了少数人的车库而拆毁人民的茅屋：为了少数人的游泳池而封闭了许多公园；为了“人民大会堂的宴席”而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民！与如此“壮丽的共产主义”相比，“文革”这位荡妇，倒体现了“村姑般的纯真”！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彻底打倒共产主义，所以，在它之后必有一个漫长的混乱时期。从此，1949──1966年间被强力掩盖着的社会分裂表面化了，并将长期左右中国的命运。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文革”前一百多年间（1850──1949年），中国就一直滚荡在社会分裂的泥潭中。“文革”不过是撕开了完好的表皮，把“里面”的烂疮暴露了出来。功乎罪乎，评说自然因人而异。毕竟从此，共产主义“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面纱飘然坠落，露出了赤裸裸的争权夺利、不择手段的髑髅！

与此同时，反传统、反文化、反对一切规矩的野蛮主义兴起了！它把逝去的文明成果，化为当下的取暖燃料。

在中国历史上，同样熊熊烈火衬托出同样“残暴而野蛮的行径”，只有兼并六国的秦始皇、结束南北朝的隋文帝，曾经干过。秦皇焚儒书，隋文烧谶纬──也是为了“统一思想、巩固政权”；但由于他们的残暴野蛮，正好发作在历史文化的巨大转型期，也就在不期然中，恰逢其会。整合春秋战国──南北朝，成为汉──唐气象的始作俑者。

这“三重变奏”，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难道，我们没有理由希望──“一个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形式出现的汉唐帝国”，从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所造就的一片灰烬中，英勇崛起吗？

所谓在新的基础上，也就是在技术文明和国际环境的基础上；所谓以新的形式，也就是以宪政的而非王朝的形式。

当然，这还得需要两个“汉──唐式的前提”：

1，一次类似于秦末和隋末的人民大起义，以便结束矫枉过正的中共专制政体；

2，汉文帝或李世民式的开明君主，他们懂得予民生息──所以，无论汉、唐，都是以老子的自然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这启发我们，是一种新哲学诞生的时候了！或是，老哲学的变相复活。以新的精神为先导，以新的方法为工具──创建一个适应于新的国际背景的新国家：这就是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空前苦难的回答！而今天，能够透过历史的阴霾，而看到阴霾后高耸的山峦的人们，并不超过一位数字。那就是你、我、他。

前面，我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积极一面，也说它消极一面；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毕竟过去十二年（1968──l980年）了。现在，我们需要考虑如何超越文革、消解文革了。

文化大革命加剧了中国一百年来的“野蛮化趋势”，它把毛泽东的神话推向了顶峰又抛入了谷底。毛泽东的神话扮演了粉碎机的角色，当它粉碎了一切价值后，自身也被无形的力量所粉碎：不是毛泽东粉碎了中国，而是中国粉碎了毛泽东；不是中国粉碎了毛泽东，而是一种更高的力量把毛和逝去的中国一起粉碎！

我们称这种更高的力量为“天意”。或者，用一个经验化的词汇，叫做“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这种反应，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毛的死亡而消失。今天，中国仿佛一个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由于手术没有完成而无法下地，更无从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一个合理的建议是：尽快结束中国的手术，恢复中国的正常。

为此，中国实在需要一场──“在形式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新型文化大革命”！不如此，就弥合不了中国流血不止的伤口。我们把这场结束革命的革命，叫做“中国的自新运动”。只有通过自新的磨练，中国才能达到民族的再生。

在自新运动的前半期，百年来的野蛮化倾向，将有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将使迄今为止的革命阶段都黯然失色。它的极致，很可能让中国历史上的一切过火行动，都变得平淡无奇。仿佛，不把旧世界的最后毒素都发散干净，就不能获得身心的宁静。

在自新运动的后半期，野蛮化的倾向将逐渐转移、凝练为全新的指向：新文化将构筑；新民族将诞生。

这新的指向，很可能采取某种人格化的形式：通过一位“体现了历史节奏的人”来实现。

他──坚定而灵巧；无情而感人；严肃的个性与仁爱的涵养、冷峻的战略与随缘的禅思，是如此协调地汇聚于他。毫不奇怪。

要消除毛泽东的全部恶劣影响，就需要一位比毛泽东更真诚的人！要消解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就需要一场铲除文革的全部社会基础的革命！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那么，为了中国的自新──让我们来拥戴一位！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那么，为了中国的再生──让我们来想象一场！

他，必将带来空前的“城市力度感”。他，必将完成中国百年未成的慢性革命。否则，中国的富强，将永远是个苍白的白日梦。明成祖的雄才远略、唐太宗的左右逢源、汉高祖的知人善变、秦始皇的登山刻石──在他面前，都是小小的把戏、小小的半成品。并不是因为他“生得伟大”，仿佛那些权欲熏心的帝王神话，而是因为他面临的挑战，比那些古代帝王曾经面临过的，要严峻得多、复杂得多、急迫得多。如果，他不具备“超帝王”的天赋与修炼，难免被这空前的挑战碾为齑粉、死无葬身之地。但是，他不会被碾为齑粉的。是中国历史的强大支持力，迫使他起而应战。是中国人民心中的反抗力，簇拥他无畏无惧。

他清醒地知道：还没有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民族”。也就是说，尽管遭受了一百年脱胎换骨的修炼，新的民族还没有到升起的时刻──作为世界气候已经变化的象征。但是，快了。

逝去的历史典籍老是告诉我们：两千年来，只有“秦人”、“汉人”、“晋人”、“唐人”、“宋人”、“元人”、“明人”、“清人”，“中国国民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充塞在字里行间。但是，快了。就会有彻头彻尾、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的晨雾里！并以此弥合，前此两千年的民族分裂。

党派不再和王朝一样，分裂民族。中国的国号将是简单明快的“中国”二字，不再需要任何附加的赘物。这些赘物的“以示区别”，恰恰分裂了民族。如袁世凯以“中华帝国”区别于“中华民国”；毛泽东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别于“中华民国”──每一次这样的“政朝换代，都带来巨大的民族灾难。

中国，将证明自己真正具有：作为民族整体的存在力……精神上生生不息的能力……周旋于现代世界的潜力。

──这才是“我们的中国”！


【附记】

对“伤痕文学”和“人权运动”的透视


描写“文革惨痛经历”的伤痕文学，代表了“重返权力岗位的文革受害者们”的哀鸣。正因为它的写作，受限于狭隘而严格的政治需要（如，为“走资派”推翻“翻案不得大心”的毛牌圣旨），所以，它只是旧时代的回声，而非新时代的号角；它是掘墓人，而非奠基者。这种御用的特点也决定了：它们的作者要么垂垂老矣、原是横遭蹂躏的“党的同路人”之辈；要么是涉世未深的文学青年。

这种意义的伤痕文学，当然只能昙花一现。随着新的政治分野的形成，伤痕文学的作者，要不然退缩为新的黑暗时代的夜莺，要不然只能去高歌“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随着民主运动的死亡，伤痕文学、暴露文学的官方基础已经消失，而控制一切传播手段、严禁宪法权利的邓小平专政，很快将用行政手段和监狱电网，来迫使伤痕文学完成上述的分化。伤痕文学再也不能如此这般地存在下去了。

这种前景也是受限于二十世纪中国严酷的文学环境。二十世纪的中国，甚至没有开垦出一块稳定的、专业化的“文学园地”。

“文学”，它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中国传统国家（也被叫做“大一统社会”）的秦代──清代，在其死亡过程中，发出的错综复杂的呻吟，一阵阵大厦倾倒时的迸裂声。伤痕文学尤其突出了这一点。它是二十与三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暴露文学”的当代翻版，而在制造上还要粗糙得多。

在未来中国人的心目中，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只是文学的实验室，但却是政治的战场！作为很大程度上是“仿造”（或是师法俄国，或是师法日本、欧美）的宣传品，从内容到形式，初学者的拙劣都是在在可见的。它的声调犹如变声期的童声，听来裂人耳鼓、使人烦躁，只有他自己为此陶醉甚至骄傲。

伤痕文学在这些方面，忠实地继承了历史遗产，而且它也像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遗产那样，都是陈年老货，并无新颖内容──被我们称作“现代中国文学主流”的作品，几乎没有一件，不能在外国或古代的作品中找到远较它为杰出的原型！伤痕文学也逃不出“中国新文学”这个范围。它煽动低级的本能和琐屑的怨恨；而不能达到远观和净化，更无法达到悲剧效果；它既然不能揭示人的真实处境、给人哲学的沉思，所以我们说，它只是满足某种政治需要的、有意无意的宣传品罢了。如，“为特权阶级鸣冤叫屈和为走资派翻案”的需要，虽然不同于“歌功颂德”，但本质上还是一种“党的文学”。

什么是“中国的人权运动和民主运动”？如果说，“中国古代也有人权思想和民主意识”，那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中国古代说“人”，但不说“人权”；中国古代“民主”指的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人民的主权”。人权和民主，原是另一种文化即西方文化的产物，这既不值得骄傲，也不必受到蔑视。

人权与民主，在现代中国是这样一种奢侈品：每当现有的统治者，把它作为重要的礼物许诺给人民时，就意味那个统治已经进入晚期。是统治的腐朽而不是仁慈，迫使统治者要靠这个透支的许诺，来进行“维持会”的活动。

每当被治者（尤其是“知识份子”）起来“要民主”、“争人权”之际，就意味着巨大的革命力量正在“以此为聚合的方式”，开始准备“夺取政权”──只是由于力量的不足，它暂时还采取了“要求分享权力”的低姿态。等它的力量进一步增强，改良的摇尾乞怜，就会变为革命的易帜改朔。

就这样，中国现代史常常徘徊在两个极端倾向之间：

1，在这个一盘散沙、自在散漫的费拉人群中，为“富国强兵”而不择手段地推行集权，结果在集权中异化，导致腐败。

2，在高压的集权下，“要民主、要自由、反饥饿、反迫害”的人权呼声四处蔓延，结果演变成为广泛的社会叛离。

任何统治者都以不同的程度和形式，倾向于“一”；任何被治者至少在宣传上都倾向于“二”。甚至史无前例的集权者毛泽东，在他“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也还是一位“自由民主的爱好者”呢！哪怕这仅是业余的、客串的、甚至是虚假的即兴表演。

统治者与被治者的这一区别，不仅是“阶级立场”使然，也是西方主导下的“世界时髦”使然。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如何运用人权和民主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如何穿戴国际时装的问题”。这不是说，中国人在观念上不懂得人权、民主；而是说，中国还没有同化于西方文化的人生态度。而在社会运动方面，态度和习惯，比之思想和观念重要得多也基本得多！

是乎非乎，功乎罪乎，不一而足。

这样看来，人权与民主的呼声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兴起，就不是什么突发事件了。这主要不是“西方思想的传播”这个外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共产主义众神的没落”这个内因导致的。是内在的没落招致了外在的传播？最有趣的，是“西方”与“中共”这对立的思想两造，在“西方影响导致中国变化”的观念上，出于各自的目的却达成了某种共谋者、同案犯的心照不宣；他们因此而热切地共同致力于抹煞中国内部形势的决定性作用。这当然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西方来源”，使它的体质过于容易受到西方影响的冲击，因而对新一波的西方侵袭，显得格外脆弱和病态的敏感。

从上述意义看，伤痕文学，人权运动，都有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功能。而中国的特定条件，也必定使它们的性质不同于“世界上其它地方的流行款式”。


【野蛮的中国】第三十七章

民主运动，还是党锢之祸？


1989年4月16日－6月4日在北京发生、而后波及全国数百城市、最后以史无前例的“六四街头大屠杀“淹没在血泊中的人民运动，以其悲壮性载入史册，并被追悼为“民主运动”，评价为“一次规模更大规模的五四运动”。

然而，这并不是一次单纯的五四运动，而是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和“五四运动”的相加：5月19日中共悍然宣布戒严之前，这是和平请愿的公车上书。5月19日戒严后，演变为动乱的五四运动。这告诉我们：最后的“暴乱”乃是被激起的民变，正因为它是被当局者的“错施”给挑动起来的，所以人民并没有形成自觉的“武装意识”，也就不可能对武装镇压作出有效的反击。

公车上书是合法的、体制内的，五四运动则是非法的、体制外的；“八九民运”则是在一道政变式的《戒严令》之下，才变成非法的。五四运动的宗旨是“打倒卖国政府”、“严惩卖国贼”──试问，1989年的人民运动何曾自觉提出这样革命性的“民主纲领”？相反，后者主要在恳求共产党政府“可怜可怜学生的爱国热情”。数千万、上亿的人民之所以“上街”，只是出自一种同情和义愤；这就决定了，全国大多数人民不可能自觉反抗戒严令下的大规模屠杀。人们都在寻求合法性：签名、上书、呼吁召开人大会议、盼望赵紫阳出来……甚至宣布戒严之后，多数人依然如此“抱着美好的希望”。再就运动的起因说，它是人民对“邓小平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尤其是1988年“硬闯物价关”的遭到惨败，所作的反应；正如公车上书是对“西太后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尤其是甲午战争的惨败，所作的反应。

西太后和邓小平这两位“垂帘听政者”的不同态度，只是由于“内忧”、“外患”的区别，邓小平气愤学生悼念他的政敌胡耀邦；西太后刚吃了败仗所以不敢镇压。但这两次请愿的目的，都是在“改革失败”的危机中，要求施行“改制”，以求现政权的变法图存──这与五四运动的号召推翻政府，具有动机的不同：“改良”与“革命”。1989年5月19日至6月4日的“反政府示威”和“六四大屠杀”之后弥漫社会的恐惧、忿恨、绝望是一致的：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臣民从改良走向革命的开始，但它本身还不是革命。下面我们将谈到，这是一场“人民运动”，但不是“民主运动”，因为其主流所争取的目标，不是民主，而是廉洁政治。

公车上书和“五十天自由”是由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科举时代叫“太学生”）发起的。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的末日，都是由这种“太学生的抗议”而触发的。东汉（公元9──ZM年）末年的“党锢之祸”和明朝（公元1368──1644年）末年的搜捕东林党人，是最为著名的事例。由于这种王朝末日现象的普遍性、规律性，“党锢之祸”已经可以抽象为一个专有名词，用以指代：

1，统治集团的腐败，造成知识阶层的“清议横溢”；

2，制度危机增强了“改制”的压力；

3，统治阶级（包括“社会名流”和太学生）的分裂，使最高统治者日益孤立；

4，分裂的现状，使得传统的社会控制系统如道德、舆论等莫衷一是，从而瘫痪；

5，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动用最后的社会控制手段如警察、军队，施行“摘下面具的镇压”；

6，逮捕、监禁、杀害书斋里的持不同政见者，把他们赶出统治阶层，“禁锢不用”，甚至使他们逃亡或失业，从而造成了大批的“职业革命家”；

7，这种镇压解决不了动乱的原因，但能冻结抗议的局面，结果，使腐败势力更为嚣张，使体制内的改良更加遥遥无望，在使最高统治者进一步丧失人心的同时，逼使“新生的职业革命家”把不满和矛盾向社会下层不断转移；

8，下层统治阶级（“文士”）分化为“隐士”与“谋士”，前者拒绝支持统治集团，独善其身；后者开始与民间势力结合，在下一个会合中，成为起义队伍的智囊；

9，统治机能日趋硬化：任何革新的企图，都无法回避“党锢之祸的死结”……谁能否认，“六四”以来的中国局势，正与上述“王朝末现象”惊人的一致呢？

至于说到“民主运动”，则情况完全不同。它的主流必须是以“民主政治”为最高价值本位，而不是其它。但“五十天自由”的主流动力和最能号召人心的，却是“反腐败”；当时，“民主”的口号只是作为反腐败的方法、手段提出的。既然如此，反腐败当然还有其它的方法、其它的手段，“犯不着为它去死”。“不自由，毋宁死”，对于中国人始终是陌生的。

1989年的中国与l989年到1991年之间东欧、苏联，相似的局势却有不同的结局。即使在“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当然只是“利用”，而不是“献身”）的层次，“五十天自由”也只是提出了“开放报禁”、“新闻自由”；而没有提出“开放党禁”、“自由选举”这些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而开放报禁的新闻自由，恰巧是与“王朝末现象”中的党人们“开放清议”、“自由品评人物”的要求，如出一辙！因为“结党”的要求，不仅会触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天条，而且也是中国的传统所不齿的：“君子不党”。 “君子不党”、“狐群狗党”的成语很能说明这种心理。既然共产党已非君子，好人又为什么要去结党营私呢？所以八九学生一再拒绝采用政治解决危机的方案，不愿意“做交易”；他们无法理解，民主政治的基本方法就是做交易。

但是，剥夺说话的自由，却被中国的传统视为暴政；所以，“五十天自由”要求新闻自由而不要求政党自由，恰恰不能证明它是民主运动，而只能证明它是清议者的请愿，它被镇压就是党锢之祸。至于有些八九学生只身逃窜美国后大叫“未完成的革命”，那只是欺人之谈，是为了拍电影而造作的噱头。

清议者的请愿和争民主的运动，由于西方舆论的错觉而被混为一谈。我们今天可以不去争议这错觉的起因，但却无法回避它的预后。

1，如果八九民运是一场民主运动，那么无疑，中国在邓小平王朝结束以后，将可以由现代民主政治的机制，来加以整合；

2，如果“五十天自由”是一场党锢之祸，那么无疑，中国将不可能很快由现代民主的机制来整合，因为中国社会严重缺乏支持性的后续力量。

可见，我们今天提出“是民主运动还是党锢之祸”的问题，决不是争宠的笔墨官司，不是企图日后论功行赏或是现在欺世盗名；而是牵涉到中国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走向”；是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命运的根本问题。

中国人号称是一个讲究实效的民族，群众不关心抽象的理论与正义问题，体现出十足的鼠目寸光与见利忘义，因此，只要能“整合”他们的，就是善的。以什么方式能够整合中国，那就以什么方式整合。所以，一个中国民族的代言人，他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整合”，而不是“必须这样整合”──这也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与西方效颦者（如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自由派）之间的最大区别。

按“党锢之祸”的观点看中国的政治发展，“八九民运为什么会失败”这样的问题，就提得毫无价值了。要知道，名士们的清议、太学生们的聚会，哪有一次不“失败”的？退一步说，没有他们的“失败”，便不会有反抗腐朽王朝的起义，不会有新的气象降临大地。如果他们“成功”了，那倒无异于是对旧王朝的修修补补，使其多一次苟延的机会，从而推迟社会万象更新的到来。

当然我承认，党锢之祸的惨状落在每个人头上是很痛苦，但我们总不能因为痛苦就模糊了洞察未来的眼！总不能因为自己的痛苦就抱怨整个民族，没有起来响应我们这些“被牺牲者”！

“救世主受难的时代，是他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我们并不是救世主，但我们的失败却是一次巨大的民族召唤──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胜利呢？


【野蛮的中国】第三十八章

中国人，勿忘亡国的现实！


知名学者李泽厚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批判，罪名是，他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有影射共产党推行愚民政策之嫌疑。

然而，在我们看来，李的论证是那种“小骂大帮忙”，他肯定了“共产党领导救亡”的神话，至于“阻碍启蒙”的罪责，主要应该归于日本的侵略，而共产党为抵抗侵略而推行愚民政策，不仅无过，而且有功，是不得已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老人帮领导简直昏了头，怎么把李泽厚这么一位热爱党国的知识分子拿来开刀，真是“老太婆吃柿子，专挑软的捏”。


一，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如何呢？事实上，共产党不仅在三十年代破坏启蒙，而且在四十、五十年代破坏救亡，直到招致日本侵略，把中华民族推向前所未有的亡国危机；最后，又通过内战分裂了中国，把全体中国大陆人民，沦为真正的、史无前例的亡国奴！

在卖国的“国示主义功劳簿子”上，中国共产党的成绩，远远超过了签订“二十一条”的袁世凯，超过了勾引满鞑子入关的吴三桂，超过了儿皇帝石敬塘，超过了万世唾骂的秦侩……总而言之，大大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卖国贼！

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卖国贼，其罪行都是出卖民族的“政治主权”；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也是不遑多让，比他们“毫不逊色”。早在二十年代，共产党就在江西炮制了一个“中华苏维埃”的“红色割据”，把中国变成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犯下了分裂祖国的严重罪行。四十年代，共产党配合苏联的对日绥靖攻策，消极抗日、积极内战。五十年代，共产党把中国正式沦为苏联的卫星国，还取了个苏联卫星国的专有称号“人民共和国”，更大规模地犯下了分裂祖国的罪行，使台海两岸的中国人，至今处于分裂状态。国家民族的浩劫，莫此为甚。

另方面，共产党还犯下了历史上一切卖国贼都不敢犯下的罪行：

1，他们诋毁中国文明，祀拜马恩列斯；

2，他们屠杀中国的脊梁，引进苏联的顾问；

3，他们废弃中国民族的自尊，用西方的邪说把中国人贬为三等国民。最后竟然厚着脸皮自称是“第三世界”，好一个来自延安的无赖作风！难怪李泽厚要叫泽厚！泽，泽东、泽民也，厚，厚皮也！中国人，被迫日复一日地厚皮歌颂“老大哥”的德政，否则扣上一顶“反苏”的帽子，严刑拷打，坐牢杀头，永无宁日。

4，从此，中国人不仅丧失了政治主权，还丧失了我们保持了数千年不坠、甚至在异族铁蹄下都没有失去过的“文化主权”──丧权辱目，其此为甚！

5，共产党把这种亡国、亡天下、亡文化、亡自尊的丧权辱国，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为巩固这种卖国行径，直接屠杀了数百万中国人，并在精神迫害和肉体折磨中，“整”死数千万中国人──这样的卖国贼，不仅中国历史上没有，世界历史上也罕见！

6，共产党把对中国民族精神有系统的摧残，叫做“思想改造”，把对中国社会有组织的破坏，叫做“社会主义”；把对中国文明有完全彻底的破坏，叫做“文化大革命”──其卖国的成就，堪称“史无前例”。

这种“对文化主权的白白奉送”，比起“对政治主权的廉价出卖”来，更为恶劣！所以我们说，共产党哪里是救亡，它，是比外国主子还要积极主动地、“全方位地”灭亡了中国！所以我们说，李泽厚这个厚皮先生炮制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是在精神的和肉体的双重奴役状态下，“为权力讳”的产物，它受批判实在冤枉，应该受到共产党的表彰。


二，中国近代的亡国痛史


为系统驳斥“教亡压倒启蒙”论，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中国近代的亡国痛史。

二十世纪伊始，中国就因为“八国联军”的战功，而差点沦为政治殖民地。区区数万的远征军，成为扭转中国乾坤的力量，1900年，满鞑子的“大清”就名存实亡了，只是为了铲除这个名义，又花了革命党人十一年的工夫。在一般人看来，那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而三十年后的日本侵华，又再度提高了这一危险。然而，不论八国联军还是日本军阀，给中国带来的亡国危机都只是军事层面的，充其量只危及中国的政治主权。而一个民族，即使被武力征服，也还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主权。如德国、日本失败于二战，被占领、解除武装，但它们的民族文化依然受到尊重。古代中国，先后亡于蒙古、满洲，但即使异族侵略者，也没有像共产党这样剥夺我们民族的文化主权！

在共产党的思想摧残下，短视的人只看见物质主权，看不见精神主权；只看见政治主权，看不见文化主权。结果，对“亡国”的理解还停留在三百年前顾炎武时代的“亡天下”的水平！其实，这还大大落后于顾亭林先生呢。因为，清人虽是异族，却并未亡我文化主权；顾炎武看到民族危机，但并未感受文化危机。而生活于亡国、亡天下、亡文化、亡自尊的“四亡状态”下的当代中国人，却以仅仅保持政治主权而为“独立自主”的全面证据，不亦陋乎！事实上，由于当代世界国际间的势力均衡特点，再小的国家都没有一个被剥夺了政治的主权──这哪里是因为共产党的功劳？！如果按照共产党那种落伍于现实的、三百年前的逻辑看问题，把1950年以后的中国在军事自卫能力方面较大的安全系数（压迫中国长达五十年之久的军事威胁终于告一段落），等于“独立自主”──那就大错特错了。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独立自主，不仅要看它的军事、政治，还要看它的经济、文化，更要看它的意识、精神。这有点像一个人，如果他有武装、有名望、有财富、有教养，但却自愿为奴，姓别人的姓、迁就别人的归属感、跟着别人的思路走──这样的人，只是奴仆，怎能算是独立的人！而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么一个没有灵魂的奴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彻底的文化与精神的乞丐；而一个乞丐，即使再有钱，也还是一个乞丐，因为他没有做人的欲望。

19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之后，中国仿佛“恢复了政治的独立与主权”：但是，与政治独立同样重要的思想独立、与“政治主权”同样重要的“文化主权”，我们迄今没有。五十多年了，我们依然是“一穷二自的文化败家子、精神亡国奴”！

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看，我们把顾炎武的“亡天下”，发展为“丧失文化主权”，是一大创见。但这不仅仅是创见，这是对近代中国悲剧命运的切身体认。

明代遗民们痛心疾首的，不仅是统治家族的更迭，更是统治民族的更替；我们痛心疾首的，不仅是政治主权的丧失，更是文化主权的背弃。有一位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说得好，“1949年以后，我们整整一代人，再也摆不脱一种遗民的心理。”要知道，他在政治上决不亲国民党。问题是，共产党不仅仅是打倒了国民党，而且把整个中国一道铲除了。是的，明代遗民的屈辱苦难，和生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十三亿被征服了的乞活者的命运相比之下，又算得了什么！前者只不过留条猪尾罢了，后者却得没完没了地阉割大脑！前者只不过在军事、政治上被征服，后者还需要在全部私人的领域上遭到改造。

请好好想一息，哪一种亡国方式更可怕？

当然是号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个亡国”的方式，更可怕。

满洲人并没有系统破坏中国文化，他们只是以其卑鄙手段和生气勃勃的精力延续了它。共产党却系统地毁灭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并把它作为“糟粕”，必欲除之一切余烬而后快。纳兰容若、曹雪芹，这两位满鞑子与汉鞑子分别达到了词与小说的高峰。而我们当代的共鞑子们，有谁曾达到如此的境界？满洲人与共产党，相隔三百年，同样以血腥的军事手段征服中国，为什么“同族”的共产党反而大大落后于“异族”的满洲人？

道理很简单，满洲人，认同于中国文化，故其起点也高；共产党，背弃了中国文化，故其起点也低。

满洲人，是我们种族上的异类、文化上的同类；共产党，是我们种族上的同类、文化上的异类；而唯有种族与文化两方面的同类，才能成为一个民族。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本为同族，因信仰不同而变为两族；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许多民族也是如此。

由此观之，共产党非我族类，此理至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我们的祖国，此理至明！


三，中华亡国的内部因素


前面，我们指出，李泽厚这位厚皮先生关于共产党是“以救亡压倒了启蒙”的说法，是他老人家在被阉割状态下的“为权力讳”即溜须拍马的造作──因为实际情况是：共产党“以卖国压倒了救亡和启蒙”。

下面，我们着重分析一下，一个民族走向衰亡的内部原因。

历史研究者们可以发现，一个政权可以被暴力手段推翻（如，英、法、德、奥、俄、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王朝），一个国家可以受到军事占领（如，战后的德、日），甚至一个民族也可以被征服几百年（如中国、印度、阿拉伯、罗马等几乎所有曾经组建过“世界帝国”的“后文化的费拉居民”）；但是，一种文化模式、一个文明系统却不会由于军事上的战败而简单解体。中国一千多年来不断遭受异族侵略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中国人自信自己总是能“同化野蛮的异族军事征服者”。但是，中国人怎么就同化不了共产党这个野蛮的军事集团呢？可能是时间还没有到吧？

民族、社会、文化模式、文明系统，其盛衰兴亡的根本原因，在它的内部生态是否健康，是否足以抵抗外来的侵扰。而外来的武力侵扰能否被有效同化，只是对这健康状态的一个测验罢了。

1842年，清军败于英国远征军。从纯军事的角度看，这次战争的规模，不过相当于一次边境冲突罢了。然而，对于改变中国的历史来说，没有哪次战争比这一次更为关键的了：中国开始了“近代史”，也就是说，开始了改变文化模式的西化运动。显然，1840年的战败和1856、1885、1894、1931年的历次战败一样，“非战之罪也”，而是社会、文化总崩溃的系列里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列强”内部的分裂，中国没有认输，抗战得了“惨胜”。从文明史的角度看，这种列强内部的分裂也是西方文明走向没落的标志。

如果把近代中国在军事上不可思议的系列失败，直至差一步就亡于小日本，简单归于“积弱”、“散漫”，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民族能从黄河流域的零星据点，扩展到如此庞大的规模。显然，当年中国的强盛，今日中国的衰败，都不是军事原因造成；而是文化模式的强与弱，造成军事上的胜与败。

从另一层面说，一个民族可能由于成功的武力征服而称雄世界，但若无文化的创造力以为后继，则这种征服既不能持久，更无法巩固。这就是蒙古帝国与阿拉伯帝国的区别所在；前者的迅速瓦解与后者的千年寿命，正是无文化与有文化所致。最近的事例表明，世界超强的苏联帝国短短两年之内“兵不血刃”的瓦解，也完全不是因为战败，而是“文化模式”的失败所致。

中国的近代史，则提供了一个不及苏联帝国那样典型但性质相似的例子。这与传统中国“从五代十国到辛亥革命”之间整整一千年的经历，恰巧相反：

（1）传统中国在军事上屡遭突厥、吐蕃、沙陀、辽、金、蒙古、满清的征服，但终以文化优势将它们一一同化；

（2）近代中国虽然屡遭亡国危机，但军事上的“无条件投降”并没有发生过；尽信如此“幸运”，却遭到文化与社会之完全解体的厄运，从“文化中央的超级帝国”，沦为“文化虚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以来，中国的处境更为恶化，沦为赤裸裸的“无产国家”。五十年来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一步步贫困野蛮的历史；五十年来的进步，就是中国精神一步步走向刑场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部灭亡中国的血泪史。

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既不管人民的死活，也不顾共和的体面；不仅毫无文化，而且也没有安全；不仅丧尽起码的内部廉耻，连自吹自擂的国际荣誉也是虚假的：

（1）由于集中营制度（“八亿人民八亿兵”的实施，闭关镇压），导致夜郎自大；宣传，本来用以愚弄敌人，现在用来愚弄人民，甚至用来愚弄自己；最后，连造谣的共鞑子自己都信了自己编造的鬼话，自我肉麻，晕晕乎乎。

（2）1942年，中国与英美签约，废除了列强在华不平等条约。半个世纪来，中国的安全很大程度上，是靠“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事实上，这也是中国人八年抗战的果实，并非共产党的功劳。而且，美苏之间世界均势稍有动摇，中国极表面的“政治独立”就会跟着动摇。君不见，苏联垮台后，邓小平、江泽民的对美外交，除了媚笑与钻裤裆，已经走投无路。

在异化为“共产主义者”的共鞑子们的手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剪刀差”日益扩大，国际压力大到足以毁灭中国的地步，只是由于别人觉得，经济与文化的侵略方式更为合算，中国才有一点点喘息的机会。但共产党并不珍惜这一机会，“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拼命搞内斗。

（3）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压迫着中国，是我们，而不是“共鞑子领导同志”在饱尝它的苦果。我们在被迫吞咽苦果的时候，还竞相感叹着，“好！好！好！”，好一个亡国奴！要是洋大人什么时候发了怒，你们的“好”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国际舆论”是不会同情战败者的，浮浅的“民意”是永远不能拯救中国的，更何况，谁会“平等相待粗野的穷棒子”呢！

（4）中国“生存状态的低落”，造成中国地势与世界水平的极大悬殊，任何危机都可能触发一次“大决堤”；洪水将一举荡平中国低地！勉强构筑了几十年的河堤，岂能阻挡一个新的洪水时代的到来？

（5）唯一的解救之途，是提升中国的低地。而这一提升必先从精神下手，从意识形态下手──怎么套上的枷锁，就得怎么解下来。用暴力套在中国人头上的“四项基本原则”，有如四个亡国条件，必须用武力予以废除！五十年来强迫灌输的奴化思想，必须用强迫的方式予以终结！

（6）欲改变生活，必先改变思想。中国如要富强，必须首先发动一场精神上的复国运动！

（7）只有当我们实现了民族自决的精神解放，世界才会重新尊重中国。

（8）可悲的是，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近代中国人仿佛陷入了冬眠，完全丧失了祖先的创造力；不仅拿不出成功的应付之道，连老祖宗的所有家底都卖得精光。面对这种莫名其妙的挫折，“数典忘祖”成了最时髦的风尚！多少人，恨只恨自己的爹妈没跟红毛番交配，使自己丧失了变成洋人杂种的机会，所以，只能“堤外损失堤内补”了，来个“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或什么“解散中国”、“三百年殖民地”等等。尊奉异族的主子为政治领袖，这是“亡国”、甚至“亡天下”；满鞑子就毫不犹豫地在中国人面前自称“主子”。那么，尊奉异族的主义为精神领袖，当然是比亡国亡天下更严重、更彻底的被征服者的厄运──这是古埃及灭亡式的民族悲剧！共鞑子就以死刑相威胁，要中国人屈从他们外国主子的“主义”。所以，中华已经亡国了，亡国给了万恶的国际共产党“社会主义大家庭”。


四，中华复国的历史机遇


精神上的死亡，乃是根本的死亡。

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亡国悲剧，是发生在公元1949年10月l日。

在那声不祥的、狼嚎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吼叫中，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葬送了。

哭不出来的时候，是最难受的；从1949年10月l日这亡国纪念日、这个黑暗时代的序幕被拉开的一刹那起，中国人至今己有五十年被剥夺了“哭的权利”！又有哪一个国际人权组织曾经关心过：“中国人被剥夺了的哭的权利！”哭，就是“反革命”；即，反对供奉外国的主义。

在那些为中国民族的荣誉感而英勇牺牲的勇士们被处决的时候，他们的孤儿寡妇还得贡献杀害亲人的子弹费，甚至强颜欢笑，被迫歌颂共鞑子们的外国主子与外国主义！

试问，天下曾有如此的奇耻大辱吗！

试问，这不是亡国奴又是什么！

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这亡国的痛史啊！

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

中国人，永远不要做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自己的事情！永远不要让自己的子子孙孙痛骂自己！

中国人！我们应该重新学会，祖先的骄傲！

中国人！我们应该恢复民族的记亿，再不要像白痴一样任凭共产党鞑子们的摆布！

人们常说，“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自甘于失败、不再思振作。”

中国人，我们难道就这样一直沉沦下去？

有时，我们真灰心。这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结构，已经灭亡！”现在残留的，只是一堆堆自称“中国人”的肉体，一堆堆民族意义上的坟墓！很多很贱的肉体，但却没有精神、没有主心、没有内在的位格。所以，“一盘故沙”成了最高的诅咒。

然而，国魂是国力的根本。正如精神已死，人也就是行尸走肉了。移植的主义，岂能帮助我国的强大？最后不过毁了我国，去发达那鬼子们的主义。

中国的积弱，中国的无能，是因为我们不争气！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重新发现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并以此开辟救亡之路、复兴之途。

现在，问题很清楚了──我们需要的，首先还不是“振兴中华”，而是“中华复国运动”！因为，我们可爱的中华，已经被国际共产党势力，以阴谋手段灭亡了整整五十年了！

现在，我们需要内除国贼，外御强权──立即驱逐卖国集团中国共产党──这共产国际趁乱强暴中国后所生下的怪胎──于中国的国门之外！愿我们，以热血来完成中华复国的神圣使命。


【野蛮的中国】第三十九章

中国的自新运动──来自《大学》的政治哲学


一，中国的自新与中国的同质


在世界历史的涡流中，涌现出一堆梗阻难消的“巨大乱麻”──人们把这堆乱麻叫做“中国”，这个世界祸根的学名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代中国，一言以蔽之曰：“纷纷然”。它已经丧尽一切内在的秩序，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龟壳般的僵硬制度，自称“无产阶级专政”。在庞大龟壳的表面稳定下，古老的爬虫早已腐烂、溃不成形……不仅社会制度、经济结构、科学艺术、国家活动，而且民间生活、风俗习惯、意识形态，无一不是纷纷然、乱哄哄。每个人都没有灵魂，但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又纷纷然。“一个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的社会”──这就是我们身在其中的人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病理诊断。

彻底清理这堆乱麻，已使几代人焦头烂额、无功而返，而且迄今为止，依然远远看不到它的“解法”。要完全抛弃这堆乱麻或干脆一把火烧掉它，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这堆乱麻不是别的，而是十几亿人的生活载体、安身立命所在。

事到如今，“解决中国问题”似乎已经超出了人类的直接能力如“理性”之外。其实则不然，现有的人类能力所呈现的窘态只不过说明，中国问题的解决，只能从内部的清理乱麻着手；从外部来的任何动力，不论是英国、日本式的直接侵略：还是美国、苏俄式的间接干预，都难以解开中国的乱麻。而从内部解开中国自身乱麻的时机（“天命”），尚未成熟。如果以外力强解之，姑不论是否可能，难免会把十几亿人和乱麻一起抛弃。所以中国问题的解决只能是一种“自新”，即，从内部、由内部的动力，给予解决。

中国问题的解决，对行动者来说，应该力避“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对行动者来说，中国自新运动的实质，就是要理顺中国境内的一切关系，或曰：“扫平中国同质化、一体化的障碍。”理顺关系，也就是实现中国的同质化。尽管对学者们来说，“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则应该加以避免：这两种方向是不同的使命即不同的职业所赋予的，各不偏废。

一切现代国家，若无同质化（或同质性甚低），而欲取得突飞猛进者，未之有也。西欧民族国家不必说了，欧美以外的地区，日本是先行现代化的主要国家，它的社会就是高度同质化的，后起的台湾和南韩社会，也是高度同质化的。相比之下，拉丁美洲虽然同操西班牙语，但因消化不了印第安人和黑人，迄今步履维艰。号称“阿拉伯人”的费拉居民，虽然同操一种语言，但其实来源各异，远远达不到同质性的标准。印度地区和非洲部落的同质性，就更为各种宗教与部族的差异所抵消，不值一提。苏联、美国，虽然号称“超级大国”，但久已为内部的异质性所苦。苏联苦于区域性的民族问题（俄罗斯人的人口比例日益下降，少数民族地区要独立──编者按：该文作于1991年苏联瓦解之前十年）、美国苦于全盘性的种族问题（有色人种的比例越来越高，种族暴乱时断时续），哪一个更是致命的威胁？一言难尽。

中国自己的“同质与异质的问题”，又如何呢？

1，在同质性方面：汉字和汉字文化供给中国人以强烈的认同感和一定的同质性，这是中国强于印度之处。地缘条件提供给中国以统一和完整，这是中国强于阿拉伯之处。中国人种多数相同，这是中国强于印度、美洲之处。

2，在异质性方面，和那些成功的现代国家相比，中国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A，汉族内部的杂质太多，方言盛行只是冰山的一角，还伴随根深蒂固的地方歧视──中国的方言混杂和“地方主义”，简直可以在一种低级别上，和美国的种族混杂、苏联的“民族主义”相媲美！

B，边陲地带有几大块“少数民族区域”，足有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一，虽然异质人口为数不多，但离心倾向不可低估。

中国的现代化要求：加强同质性、降低异质性。而听任方言盛行、地方主义猖撅，显然有悖于信息社会交流加速度的世界潮流；同时，民族自治和民族间的大团结，不仅强人所难，而且在根本上，是在保持中国的异质性，而不是消除中国的异质性：这样下去，实现同质性、达到现代化的社会目标，将永远可望而不可即。

中国的同质性，既是现代化所必不可少，那么，如何实现同质性，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

说到底，实现中国同质性的途径，只有两条：

1，民族独立、地区分离，实为“减小国家规模”式的国家分裂；此类可以美其名曰“邦联制”。

2，民族同化、地区一体化，实现中国的一体化。以此“在现有的国家规模上，达到和缩小国家规模同样的效果”。

在这两条“实质道路”之间，还可以设有两条虚饰的道路：一是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一是筹建所谓的“联邦制”──保持甚至扩大中国的异质性，使中国永久白费现代化的努力，永远没有进入世界强国行列的希望，永远作为一个散漫的“历史概念、地理概念和文化概念”而存在。

到此为止，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选择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1，如果我们既不要现代化又不要强大的国家，那么，我们就保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某种形式的联邦共和国。

2，如果我们要现代化而不要强大的国家，那么，就不妨分裂中国，以较小规模的同质性国家（或是“汉族地区”，或者干脆像香港人主张的，分裂成“城邦”、“省邦”），去分别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

3，如果我们要既现代化又要强大的（统一的）国家，那么，就一定要发动一场“必不可免的革命”，快刀斩乱麻，以强力推进中国的同质化运动──我们称之为“中国自新运动”。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一体化，不仅现在被称为“汉族地区”的部分要充分一体化；而且所有的中国领土，都必须一体化。包括消灭方言、消解地方意识、消除地区差别：不要忘了，“方”这个概念，在传统中恰恰是与“国”一样，指的是“政治实体”。如“鬼方”、“徐方”等等。除此之外，为了保证鱼（现代化）与熊掌（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的兼得，要不然得把领土割出去，要不然就得请拼命独立的人，走出中国的领土去。为了中国的一体化，此乃“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每一个愿意思考中国命运的人，请选择一把中国的钥匙！


二，自新运动的由来


自新运动，就是要对一千年以来的中国，做一个总清算。这是不可以丝毫含糊的！由于传统的惰性（而不是由于“传统的文化”），许多应有的调整过程都被省略了，这种“高明”其实是一种扼杀，真正残忍的扼杀！这种历史中的谋杀，使我们生而成为劣势者，成为负债累累的赤贫。祖先的荒淫与放纵，使越陷越深的中国人，成了不齿于人类的劣等民族。

中国的近代史，布满了太多的文化垃圾！多少文化的蠹虫寄生、多少社会的病毒，在繁殖！他们把活生生的精魂，变成了酱肉，他们阉割了天马，用来耕田锄地。于是，中国人便有了艰辛的“地下思想”并用鲜血来浇灌它！它嘲笑“官方意识形态”的伪善、可笑。

自新运动实际上是出于被迫的自卫：太多太多的生长被压抑、延缓，造成发育不良。如果不用特殊的冲力来改变这一不幸的“事实”，那历史的宿债将永难清偿。

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活着”！并且，遗传的伟力在我们身上并没有削弱、递减；所以，人为的束缚终有一天被它摧毁。谁能因为祖宗或“先烈”的罪过，而长期任人糟蹋呢？是那口咽不下的气，梗阻我们，迫人奋发。

中国人，到了反抗“孝道”的时候了：不要为祖先而活，而要为后裔而活──这才是生命的本来状态，其余的都是迷信与误解！任何新的借口与新的幌子，都不可信赖！

任何旨在拒绝革命的空洞保证，都是动机可疑的，应该遭到最傲慢的蔑视！中国，不能再白白等待了；中国，岂能再为一小撮该死而不死的老贼，浪费自己的青春！不要幻想自新运动“可以避免”，如果自新的途径完全杜塞（就像迄今为止的那样），中国的病根如何拔除？所以，自新运动的爆发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来得越晚则来得越猛，正如还债越晚则利息越多……而且，在民族心理上所付出的，将不仅是利息，而有巨大的精神创伤！

霉迹斑斑的历史，否定不了创造历史的精神！老一代的中国人，其实只配称作“支那人”，他们总是怀着苟安之心，妄图把灾难一代一代向下传，他们把这种巧夺天工的“踢皮球”叫做“继承光荣的传统”。这哪里有什么光荣？分明是死亡的前奏！所以毛泽东说，“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他的徒子徒孙们的咒语，“伟大（生）、光荣（死）、正确（对）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写出了“生──死──对”的逻辑：共产主义的正确，要到它死了之后，才能看出来！

“满大人”，与他们那批整整三百年后同样得志于满洲（中国东北）的继承者“共大人”一样，一度充满刚健、清新的风格，但曾几何时，他们却比他们的被征服者还要腐化堕落！“八旗子弟”成了一个特定的术语，特指这两批“大人”产下的崽子。这个可怕的事例说明权力的腐蚀作用，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一度不同凡响的野蛮人！但是，我们决不愿意：让后裔替我们受过，一代又一代悲惨地活，一代又一代悲惨地死。我们已被“前辈”的放肆折磨得够呛，我们要拒绝共产党式的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中国的自新运动，正是要刷新陈腐的中国！还我一个中国人的中国！


三，中国自新运动的性质


中国目前的种种变态，若无方向性的转辙，是只能自然加深而不能自然缓和的。随着恶性的膨胀，最终的崩溃、风卷残云的日子，一定不远。……不要幻想，我们这一辈子还能见到什么“盛世”，我们周围的无数鬼怪，已经足以瓦解民族健康的基础了。黑压压的人群，正在酿酿超巨量的“可塑炸药”──那不是别的，正是“人民”、“盲流”、“无组织的群众”，而严酷的共产党暴政，实际上正在“替中国的大爆炸制造弹壳”，现在所缺乏的，只是一个引信，一个强有力者的命令罢了。

要使一个不断受挫的民族进入现代生活，必须动员“最原始的手段”。要使一个失去规范的民族重获规范，就要先把反抗规范的邪劲，充分地宣泄。

为了彻底清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乱麻堆，必然会有“空前残暴事件”的大发作。在这些事情发生前后，为了不留后患，才会实行严密的精选。

中国自新运动，不仅是社会、文化性质的，而且是自然、种族性质的。所谓“文化”，是指一切后天的、习得的方面；所谓“种族”，是指一切先天的、遗传的方面。这就是说，中国自新运动，不仅是心理的革命，还是物理的革命；不仅是精神的革命，还是肉体的革命！

中国自新运动，就是要对“我们的一切”实行彻底地纯化，这当然也要包括“不合时宜的肉体”。而纯化的第一步，就是显而易见的“大清洗”：只有除掉了该除掉的，理应成活的生命，才有机会生发不息。纯化的第二步，才是优选与保留，让希望的种子绵延下去，长成参天大树。只有当这“两步纯化”完整到位之后，新的结构、新的种属、新的我们、新的民族──才会披星戴月而来，欣欣向荣而生，尽着自己的意思而笑，尽着自己的意思而哭！

在这种意义上，自新运动将作为百年革命的结束，而载入史册。它不仅要达到前此的中国革命业已失落的所有目标，而且还要青出于蓝，成就以前的革命不敢自觉的“铸鼎大业”。面对这一杂乱无章的种族群体，实行的精选、淘汰，难免遇到社会和心理的阻力甚至激烈的抵抗。

许多人将宣称，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请警惕这样的言论！因为这正是对中国不折不扣的污蔑！如果每一个现在自称为中国人的人都是真正的中国人，那么，中国自新的运动岂不是节外生枝的多此一举？在这里，“人人都一样”的虚无主义余毒，必须肃清！人和人，是生来不一样的，而且走向更不一样。“人人平等”的虚伪说教，必须回到红毛番们自己的国度去！就像鸦片和海洛因一样──他们原先专门毒害中国人的东西，现在他们自己消费最高。西方的鸦片和西方的真理，还是让他们自己保持永远的专利！把他们的专利还给他们！

中国人，要是不能摆脱习俗的森林和良心的陷井，就会毁掉自己的转机，不再能够振作这消化不良、遍体浮肿的民族！不克服虚无主义和神经衰弱，我们就没有力量去迎接“那个惊心动魄的日子”。

共产党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现在，请授权给我们：以“种族的革命”来回答他们！

请不要，把以上的话语──视为“精神病人的梦呓”。

事实上，一切“创造历史的话语”，都是这样的。


四，中国自新运动的途径


一般说来，有三种话语：

1，描述历史的话语，这是“纪实”、“现象学”、“摄影的技术”；

2，总结历史的话语，这是“学术”、“科研”、“前车之鉴”；

3，创造历史的话语，这是“诗歌”、“宗教”、“先知的书”、“扭转乾坤的力量”。

我们，正是历史的先兆。

自新运动，不仅要在社会文化的后天层面“重建中国代当然包括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全部结构”，更确切地说，是再生；而且要在自然种族的先天层面“塑造一个新民族”，当然包括消化异族成分和精选本族成分。这个新的民族，不再是“汉族”这“费拉味十足的大杂烩”，而是“中国民族”！──也可以叫做“华族”，即“由精华人物构成的种属”；它的组合，可以采取“罗马公民权式的授予办法”。

自新运动，并不是真实意义的“复兴运动”，更不是“复古运动”。它也许会带点古装，但那是“为新的肉体服务”的。它也许会说些往昔的言语，但“那是灌注了全新意思的”：这些，都是为了克服迫在眉睫的危险而设计的。

共产党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现在，请授权给我们：以“种族的革命”来回答他们！从肉体上消灭一切腐败份子！种族革命（先天的革命）与文化革命（后天的革命）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后天领域的革命，曾沿着“经济革命（1865──1895年）──政治革命（1895──1925年）──社会革命（1925──1956年）──文化革命（19556──1989年）”的轴线，逆行了整整一百二十年；但终究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以“先天革命”的方式，以“反动的方式”，修复其深深的创伤。精确地说，也就是“以毒攻毒”。所谓“反动的方向”，就是沿着“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的反向，实施种族的革命。即，首先淘汰的是“文化堕落分子”，最后再收拾那些“经济上的不适者”……以此完成种族的精选、新民的发育。

新民若不是发育完善了，中国革命将了无止境，中国社会将永远动荡，中国文化将依然废墟。而种族的精选，则是新民的前提。古代贤人深明此理，他们的竹简上镂刻如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之道，就是新王国之道；新民，就是废料的裁汰、种族的精选；而居于中枢的“明明德”一语，则预言了“世界的裁决者”。所以，中国自新运动的政治哲学基础，乃是来自儒家的圣典《大学》！

──“一个民族的自新运动？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有过成功的先例吗？”问曰。

──“当然有。不仅《大学》如此宣告，而且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国度，也都是这样缔造起来的。更何况，没有先例并不意味没有可能。更何况，像现代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与人口，就在历史上完全没有先例！面对没有先例的事情，一味要依仿先例的处理，又怎能成功？”答曰。

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即其种族的精选，也就是“新民”。若无种族的精选，文化的纯化是不可能达到的。此谓“中华民族的反刍运动”，即，中国民族由于长期的势力延伸，终于得了消化不良的病，这是无法借助于“外力的推助”来消解的，只有依据自身的运动。命运，请摘取这民族的牺牲，所结成的鲜花：如此严厉的自我克服，将在整个文明史上，名列前茅。

在今天，谁能识破自新运动的迫切？只是当这一点成为“社会共识”之际，那恐龙的死亡，也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轰然降临了。这是“比救世主的降临更加惊心动魄”的灾变！尖锐的预感，曾是“精神空虚者心中的一点灵犀”：它刺痛预感者，并受到世界的嘲笑；但它最终将成为事件，并使世界变得空虚。

使世界变得空虚的要素是：中国的自新，势必启用“精神极度贫乏”的方法，来达到心理、生理上的完全净化。要造成、人为地造成世俗生活的“文化真空状态”。迫使人形的浮游生物，要么走向自新，要么走向死亡。在真空的失重里，剧烈的痛苦通过绝望而产生激变：压力之源也终于成为慈爱的源泉！无限的认同，使人脱离失重的困扰。

为了建立真空，它不惜文化破坏，不惜歼灭那些号称甘泉的荒漠、号称文明的野蛮！为了自新，它不怕天鞭的称号。自新者，你们决不要慕虚名而处实祸！为此，以必要的隔离来达到必要的净化，将是中国民族自我更新的卓越战略！

对于那些无所附着、无所认同的人们，“精神”一词未免过于奢侈了，他们所能接受的，无非是生理的刺激、心理的打击而已。因此，自新新人者，必须学会运用群众所能接受的方式，迫使人形的浮游生物，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要造成、甚至人为地造成世俗意义的“文化真空状态”：在此失重使人们因绝望而发生激变，从而心甘情愿地献身给历史的角斗场。

──我们心灵的创口永不痊愈，我们累累的伤痕是天意的证明，我们的坚韧将扭断中国的乱麻。

我不相信你们的“文化”，但相信你们的“愚蛮”；我不相信你们的“机智”，但相信你们的“蠢笨”。一种反璞归真的勇士，把一千年的污泥浊水，从中国的心里挑剔出来、冲刷出去……你们的独特之处，是变“无意识”为“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最不得人心的但却最符合《大学》之道的革命”。因为，这是再造一个伟大民族而不得不吞下的苦口良药。

你们是“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使徒。你们深信，陈腐的人们已经使民族的生命极端地腐化，为了民族的返老还童（新民），有必要杀死许多“无辜的文化灰尘”（止于至善）。自新运动，就是要扫荡这些无辜但有害的东西。他们是历史的车轮在漫长的运动中，自然产生的，但却难以自然消除，必须有一双不怕肮脏的手，毅然而然地下手清除它。以便替未来的生长，开辟一块干净的场地。自新运动的勃勃野心，是激活业已冷却的火山：把中国冰冷而凌乱的一切，投入炼狱；让新的生命在水火相攻的遗传变异中成型！新型的人类合金，将回答西方的挑战、西方的真理、西方的奴才！

那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彻底寿终正寝的时候，就将到来。

──那时，再让我们感谢八国联军、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侵略！

──历史的反馈开始了。

执自新运动之牛耳者，不仅是个“天生的历史学家”，而且是个“天生的心理学家”，他以多变的潮汐，推助社会的演化；“感应的心理学”就要起而执掌中国的命运：并以超级的权能重塑中国民族的遗传资源！他操纵群体的精神状态，促进他的战略、兑现他天命！一种高尚的势力，就要兴起在今日猥琐的中国生活中，以完成对于“顺世外道的逆用”──以顺世外道的武器，来反对顺世的沉沦，实现逆世奉天的世界意志。他们不是机会主义者，但却以“最后斗争”的姿态紧紧抓住每一次机会；他们不是利禄之徒，但却以“赏罚的权柄”来高悬正义之榜；他们不是唯物主义的木石雕像，但却通晓现实政治的力学法则。他们是自觉、自动、自律的“奴工”（比较美的说法是“义工”）。

义无反顾的誓死，将劈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边阴霾！他们是在这阴霾中生长起来的，但他们的生功业，正是要摧毁这阴霾！哪怕这意味着他们自身的消亡。

不断的挫折，不过是延迟了他们的毁灭，而世俗的成功，才会宣判他们的死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向着自己的末日勇敢地挺进，仅仅因为他们深信不疑──“这一切都是宿命的。”

也许，这些代价确实太高了。但是，难道我们不去指向自新的目标，就能豁免世俗的代价吗？中国的灾难，是不能拿他的野心来解释的；相反，他的野心不过是对灾难的反应而已。

不逆世则无以自新。不自新则无以存世。逆世，是为了在更高的意义上，发展世界。这就是自新──新民的世界意志！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五，中国自新运动的爆发


耕作是痛苦的。不仅对大地和杂草，充满了痛感；就是对击壤者而言，也是辛劳的体验。但是，不耕作行吗？让害怕再生的人，放弃再生吧！中国民族，决不放弃再生的可能。──哪怕是痛苦的再生！哪怕是百分之一的再生可能！

自新运动在其连绵展开的整个时期，体现为声势浩大的“不断革命”，犹如“深耕”。革命将从上层向下层蔓延，新的阶层不断受到激励，“登上地表”。“革命的预谋”终将推动革命的形势，并创造崭新的生态环境。革命的矛头，不是针对某些政敌，不是指向敌对的集团和党派，不是刺入一个阶级的心脏，而是盘桓在整个民族的头上！它要以这矛头的威胁，对这疲弱不堪的民族进行逐个的挑选：直到这个民族恢复了应有的活力。

对于这样一场革命而言──到处都潜伏着危险，根本就没有休战，生活的目标就是生活的过程！但为了中国民族的再生，它不怕背负最重的罪名。惰怠而怯懦的人们！我们可以恨恶它，但必须服从它。因为我们的服从就是我们最高的利益！我们可以畏惧它，但却不得不崇拜它！因为我们的崇拜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因为，这是一场对于遗传资源的最终布局！拣选的标准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生物性质的。革命的结果，不是被动的适应，而是根本的解决：被动者的死亡、主动者的发展。新的道路、新的环境，将从幸存者们的脚下，延伸开来。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近代以来，中国的精神几乎窒息了。日趋微弱、日趋沉浊、日趋混乱，扭曲变形，失落了本心。然而，新民运动的转机，将碾碎奴颜婢膝的遗迹。自新的革命，清新的飓风，将快速驱散中国的──无限阴沉、无限苦闷、无限矛盾。

中国自新运动的熊熊烈火，由谁来点燃？宣告它的开始的那声丧钟，由谁来敲响？它将以怎样的方式而燃烧？它将以怎样的机缘而击响？

这些“细节”，在今天还无从预知，因而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但恕我直言，如果预知了，就很重要了：这个“谁”字，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谁”之不同，走向肯定不同。

1，无意的纵火者与有意的纵火者。这两者虽有区别，但大火一经点燃，往往超过人力的控制，而顺应“天解决的自然”，野火，其实是通向圣火的必要途径；甚至，是圣火本身，是“大自然的预谋”！天地不仁，正是大仁大义的体现。

2，第一点燃者与最后收获者，这两者决非一人，但没有前者的冲锋陷阵，就不会有后者的大功告成，他们是“天谴大棒的两端”。大棒举起的时候，就会有风声先行而至。

3，透过时间之雾，我们预感到风声的逼近。持久的压抑使火山变得日益酷毒：它的喷射，替这个过度污染的世界，提供卫生的动力，做清洁的工作。

4，在局部的、世俗的意义上，这样一种“自然过程”，必定带有极大的“社会盲目性”。但在全局的意义上，被消灭的，就是杂质；而存留的，就是精华。这是鱼目混珠时代的哲学。

自新带来的“破坏”，不过是中国再生之前的热身准备：好戏，要到后头展开。所以，自新运动必将结束于“狂热的建设性活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隔岸观火的西方人和你们在中国的代理，不必因初期的“破坏”而大惊失色，也不必为后期的“建设”而惴惴不安！因为这一切，都是你们无法干预的！

可以想见，世界历史上最巨大的惨剧发生了。最野、最漫无边际的想象，不足以提示它的具象。历史上的各种暴行，对此将如小巫见大巫。“清理”、“铲除”、“纯化”、“消灭”，不足以概括它──它将创造人类的奇观：使一切的伟大尽都黯然失色，天无私覆，将君临精神的世界。“机会均等”，将以一种最中国化的方式，受到理解……无君世纪结束，将出现最耀眼的太阳！新的太阳之路，将展现；但愿我们不要学会夜莺式的抱怨：“曙光是人类最大的灾难！”

这不是“复辟”，这是苦难的报偿！这是一千年（从唐晚期“沙陀时代”到当今的“共产国际”）的铁蹄、一百年的炮火（1840年的鸦片贸易战争到1949年的共产主义征服）、五十年（1949──l999年）的摧残，不断积累起来的！西方的侵略，必须为它承担最直截的责任！！

一千年（唐亡至今）的铁蹄，为它提供难以耗尽的能源；一百年（1840──1945）的炮火，为它制造确切的目标；五十年（1945至今）的摧残，为它摇旗呐喊。

坚韧、顽固、狂热的复仇性，已经是它的第二本能！是严酷的压力，创造了这样坚硬的铠甲。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六，中国自新运动的人格化


自戊戌变法以来的一百年，中国人创造的最大迷误是：企图用一项思想来决定一个行动，再用这个行动来证明这个妄想。这样的恶性循环一再决定中国的命运。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一场无所不包的社会风暴将做出裁决，“他是胜利者！”然后，由他的思想，再衍生出中国的新教化……中国的希望，不在亿万阴性的群众，而在一个干元的化身！

后代的历史学家们，将怎样评价这样的怪物？

蔑视他们？神化他们？然而，只有这样的怪物，才能主宰未来的中国：他令人惊奇地具有修行者的一切美德，克己，无欲则刚。他要是没有这样的美德，中国变革的强大压力也将引导他，或强迫他产生这样的美德！他和他们，因此上升为中国的化身！

为了中国，让我们原谅他们！为了中国，让我们祝福他们！为了中国，让我们对他们的任何行为──给予事先的绝对授权！

中国自新运动充满杀机的第一个回合，就在它的“天然领袖”的心中展开，而后才能波及世界。这个人要在自己的心中首先定胜负，然后再把这净化的战争，引向志同道合者们的心中，然后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他的责任过于重人，所以，不先战胜自己，他怎能战胜世界的惰性？

他有一股疯狂的正义，势如破竹，势如决堤之水；他像蜜蜂的刺，以同归于尽的热情，投身于伟大的中国。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他驾驭狂乱的涡流，他掌握癫痫的气氛，他以酷烈作仁慈，他驱策不该死的人们，曲曲折折，游出末世的漩涡，他切断：缠绕千年、往复不已的“中国式恶性循环”──他要结束中国的耻辱和受难，并彻底追究肇事者们的刑事责任！

说来也许矛盾的是：他必有坚定的信仰，才能克服混乱的时世；他必须超越道德，才能把中国拖出泥潭──言词和行动、意志和手腕，交相辉映。他必能割去中国身上的脓疮；他必能挤出中国体内的污血；他必须驱散炮制于西方、流行于中国的昏乱思想，治愈中国的精神分裂症。他知道，许多假冒为中国人的歹徒，借着西方思想的海洛因在中国犯罪，而且比他们的西方主子更虚伪、比嬉皮士们更堕落！因为，他们并无西方的禁欲主义、骑士精神、宗教战争、殖民扩张、世界大战等一系列背景。他们必须被消灭！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他们的消灭者清楚地知道，必须粉碎中国心理上的殖民统治，一个新的中国，将没有犹太崇拜，没有希腊崇拜；一个新的中国，将没有对欧洲的半岛夷崇拜，也没有对东洋的岛夷崇拜。对俄国的崇拜（或曰“自比俄国狂”）也请回到韶山的阴沟里去！延安窑洞里鬼火，不能扼杀中国的灵魂！

不论是对民粹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各种杂牌的民主主义”的效颦，都应结束。甚至，对“肉体”、“明星”、对“恶化自然”、“商品文明”、对“幻觉毒剂”、“科学技术”、对“放荡生活”、“福利国家”……的崇拜，也要遏止。因为它们的基础，都是肉欲的强制陷溺，是“雅利安式的对生命一次性滥用”。它们，已在自由的名义下，彻底剥夺了高尚者的自由！这样的自由社会，已经沦为以大众的欲望为专制手段的荒漠！这一切外物期待、偶像崇拜，若不从速消灭，生命的选择将被窒息。

“滔滔者天下皆是”，不能成为真理的论据。“以稀为贵”，将重新被认可。随着心理上殖民统治在中国的崩溃，经济与文化的、政治与社会的殖民统治的遗迹，才能完全消除。中国，又将成为中国的中国。中国，又将成为中国精神的中国。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名义上公仆·事实上窃贼的时代”，将结束。


【野蛮的中国】第四十章

自新运动的双重使命


二十世纪之世界，其中最大的事变之一，就是中国的完全沉沦。一个丧失道德、观念破碎、文化凋零、生活混乱的“大陆”，赤裸裸地躺倒在地……人们不禁要问：“这是醉汉，还是妓女？”也许，他既是醉汉，又是妓女！中国受到了全世界的蔑视，列强对他奉行炮舰政策，传教士把他贬为救济的对象，“拳打东亚病夫，脚踩世界弱国”，成了红毛番们最时髦游戏！“无君世纪”，集中国五千年罪恶之大成──我们堕入精神的深渊、又被推上现实的悬崖，变成“上下求索”的亡命之徒。这就是“当代屈原”的宿命。

“中国向何处去”──成了一把悬在“中国的眸子”上面的利剑。


一，中国，受害之国


西方的“都市文明”、“工业文明”、“信息社会”……正日益深刻地荼毒中国，中国沦为卖淫之国、吸毒之国、污染之国、贪官污吏之国。越来越大的灾害，中国日益陷入弱势地位。束手无策的中国，听人教诲、任人宰割，为了“繁荣进步的幻象”，染上了艾滋病。

在现代中国，现代化的影子还没有，环境污染就难以收拾。“发达国家”把他们的垃圾倾销中国，美其名曰“技术转让”。工业刚刚起步，中国的山林土壤就毁坏殆尽，河流污秽不堪，空气令人窒息。中国若不另觅出路，岂用他人剥夺生存空间，自己就已丧尽。这决不仅仅是个“制度问题”，在“制度”的阴影后面，潜伏着一百年的洋奴习气、一千年的文化禁锢！但无情的“技术文明的黑暗时代”，并不因中国的苦难而稍停步伐。中国实在无法逃脱“第三次浪潮”的劫难，怎能使灾难减少到最低？以待复苏的转机。

为此，中国需要新的“议礼·考文·制度”。

西方的成功、西方的喜悦、西方的优势，对中国而言是什么？是破败，是痛苦，是灾难。至于近代的日本人，由于他们对亚洲人所犯下的罪行，已经“脱亚入欧”，暂时变成了黄皮白瓤的“香蕉”了。这是两种文化的搏斗，这是两种历史的搏斗，这是两个根本相异的世界的搏斗。一场无形无限的世界大战，比有形有限的军事决胜，更加意义深远。

今天，西方并没有彻底胜利，因为中国的心，尚未投降。它一度跪倒在“十九世纪西方邪说”马克思主义的脚下，成为苏联的附庸国；但现在，它开始站立起来，试图独立自主地远行觅宝……但愿这一次，它不再迷惑于二十世纪的西方邪说，不再沦为美国的附庸国！

是的。西方的优势压迫着我们。但追随这种优势，并不能得到我们自己的优势。只有把西方的价值从中国的大地上驱逐出去──不论它是苏联型号的，还是美国型号的──我们才能得到民族的自由，我们的大地才能由弱变强！


二，净化现状的过程


中国自新运动的第一使命，是恢复中国社会的内在平衡；其途径，是驱逐中西文化混血后产生的那些无规则、无前途的杂种，并一举结束由此产生的社会分裂和暴君政治。

就生物学而论，两个品种杂交混血后，将产生众多的变种，它们大部分是不稳定的，“试验性的”，只能作为过渡形态被淘汰。文化类型在上述意义上，和生物种属十分类似：弱势的文化类型所受到的“侵略”，十分类似于生物种属所遭到的“杂交”，在此，“侵略”类似于“医治”。但内在的杂交比外在的医治远远危险：它扰乱了种属特性，使文化或生命的形态变得极不平衡，所以，伴随着大量被淘汰的失败者，只有极少的幸存者，作为新的种属与类型的始祖。累代的遗传和定向的淘汰，通过一点“遗传密码”，建立新的结构，立足于大量的死亡与失败之上的新生，出现了。

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类似的杂种、失败的试验，却通过“社会主义”的名义，被人为地保护了起来，这些白痴和蠹虫吸吮着中国的精血，他们，现在正以“先锋队”的名义，在撕裂中国最后的生命！

中国自新运动，将是美味，中国自靳运动，将是杀虫剂。中国自新运动，将是“改变种属特性的超级辐射”。中国自新运动的“破坏”，将使害虫夭折；汇聚中国的精血，强大的中国将一扫人民的委顿。超级的辐射，在肉眼无法窥测的地方，实现文化与生命的转型。“个别现象”将因为迎合了转型的需要，而得到普遍的接受，并迅速繁殖起来……在此之前，二十世纪的中国是眼空无物的！我们只能把眼光转向地表以下的生命母腹……

西方给中国造成的伤害太深了！共产主义的横祸，不过是它的一个表现罢了。“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它的一个借口。良知还没有被“既得利益”杀死的中国人，必须每天面对这炼狱般的磨难。西方的精神梅毒（或是“共产主义”，或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用它无所不用其极的“爱”，歼灭中国的精华。他们把这个死亡过程叫做“进步”。西方的进步，是建立在中国的死亡之上的──这就是他们的“国际主义”！宗教迫害、思想灌输、卑鄙的唯物主义、骚动的暴民政治以及伪善的共产党僭主党，造成现代中国的并发症。

西方的“美妇人”带来了五毒俱全的盒子，她那嚣张乖戾的气氛把中国推入亘古未有的大劫，这是一场十足的“白祸”！而所谓的“黄祸”，完全是为推行这白祸而制造出来的借口，是为欧美的海盗劫夺行径打烟幕的。西方人餍足了，开始踌躇满志，摆起了“国际法”、“世界秩序”、“永久和平”的盛大宴席……为自己的海盗嘴脸做粉饰。于是，他们的“文化”变得优越；于是，他们的“种属”变得关丽。

文化，是有机生物的灵性附属品。所以，它不可能在不同的种族间“毫无遗憾地借用甚至流通”。异体的排斥，使一切不必要的借用，成为灾难。适用于欧美的定律，怎能一定适用中国？

西方“分析性文化”的分析方法（如“马克思主义”），怎能分析整体性的中国？五千年历程的中国文明，恰恰是在背离西方模式的模式下，发展起来的！而教导中国人“放之四海皆准的”的邪教马列，貌似一道精神上的绝壁，其实让中国陷在进退维谷的永久死地！

中国自新运动，是高贵者的报应，而不是卑贱者的报复。它的剧烈发作，是为了医治中国的创伤，而不是为了开辟别国的末日。中国，并不要向西方简单复仇，所以，它将借助西方的方法和“现代的工具”──动员一切，聚集一切，用“生生不已”的中国之德，去完成中国的报；它之舍弃西方的道路，正如它拒绝西方式的死亡威胁。


三，净化历史的过程


中国自新运动的第二使命，是恢复中国社会的内在活力；其途径，是连本带利地偿还历史的宿债。清除“历史因素的增长”即类似“纤维质的增长”所招致的老化。

中国自新运动的最终目标，不是复活传统制度的尸体，不是吹活传统文化的灰尘，不是召唤传统美德的亡灵──因为，“自新”是向前而不是向后的运动！“复兴”一类的辞藻，在文学上是充满诗意的；但在民族命运的选择上，却极端有害。而在政治上，则是一个致命的陷井。向前的自新，是要劈开辽阔的生存空间，以使中国从“国际帝国主义”包括血红色的共产国际和咖啡色（器官颜色）的资本国际的压制下抽身而出，夺出──条自己的生路。我们为之流泪祈福的，不是沉没于国际旋涡的中国，而是超越于潮流的中国！一个新的纪元，将是累积中国的精力，并把它指向世界目标的开始！“引而不发，精之至也。”那时，中国人要把十九世纪的羞辱、二十世纪的苦难，化为二十一世纪的创造欲望、二十二世纪的创造力量！中国的血流，将冲开一条文明的人类得以遵循的“大道”。大道如夷，斯之谓也。

现在，两类生活样态、两种文化模式、两套观念世界、两个道德谱系──在中国狭路相逢，因为互相的撞击而扭曲、破碎，有机部分化为齑粉。这历史性的大毁灭，陷中国于“不义”，因为，中国精神陷入真空，使“义”的尺度完全崩坏。物资上的匮乏与精神上的贫困，交相抽紧，使中国实现了“四个破产”（邓小平叫做“四个坚持”）。成亿成亿的中国居民衣不蔽体，死于饥荒、劳役、营养不良……他们变得“刑免而无耻”，为一点蝇头微利，可以变卖灵魂、典当肉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一片史无前例的荒漠。我们并没有丝毫的理由，来粉饰这伟大、光荣、正确的荒漠──哪怕，它的存在是远山绿洲的必由之路。

正因为陷入了四个破产，我们的“屠夫领袖们”，才需要用《宪法序言》的“四个坚持”来摇幡、用“总理临终的四个现代化”来招魂，他们企图拉住逝水、挽回落日！

然而，真空并不是自由的同义语！老人并不是智慧的化身！同样，并不是每一件垃圾，都是有用的！只有从零点开始的自新，才能更新中国的生活、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观念、中国的道德！只有到了那时，中国，才能成为中国自己！


四，双重使命的交叉功能


中国自新运动的双重使命，一言以蔽之曰：结束第二南北朝时代的“混乱──僵化”。

“混乱──僵化”的双重结构，必须用“驱逐──还债”的交叉功能予以剪除。不如此，中国始终不能脱离“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第二南北朝，是一条死胡同，我们必须逾越它！为此，我们需要付出代价。

“纯化中国”──是我们众说纷纭的命运。“纯化”的精义，决不是要排斥中西文化的合流，只是要排斥合流后产生的杂质、怪胎、不能原谅的罪恶──借用一句马列主义屠夫们的咒语：“对他们，我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能有。”西方的裂变冲击和中国的历史因素，同归于无。在这种意义上，“纯化”乃是“自新”的同义语；“杀”乃是“生”的永恒的情人！

我们的命运，乃是中国多歧之路的总汇点！它清浊相间、起伏万状。无限的力、无限的缘，向我们微笑：命运承受了多少力，就要散发出多少力；命运散发多少，就要回收多少──而不论对象是谁。甲者的罪过，却要由乙者来赎取；二者的过失，却要由丙者来承受……反之，丁者的杰作，倒要由戊者来霸占；戊者的幸福，终归己者所有；庚者看见这多“不义”，不禁起了疯狂，致使辛者无辜死亡；辛者的死亡，教导壬者铁了心肠；铁石心肠的野蛮，落在“癸者”的头上，激发出世纪的洪水滔天。

这里，似乎有一条无形无限的生物链。历史，就是生灭无常的生物链。生物，是只能互相杀害而不能互相移植的！杀害，就是“超越种族的移植”。而异种族间的移植，才是货真价实的杀害！最神奇的生物性品：异体蛋白，乃是不能互相移植的！排他，使此体之善，成为彼体之恶。“他”身上的福，到“我”身上变成了祸。“我”的机体有着永不销歇的抵抗，“他”的入侵定会造成混乱、失调。这是永远潜伏的祸根，也是“我”之为“我”的根本所在。

永远不要忘记，“我”之所以为“我”；永远不要忘记，“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否则，“我”的生命，即将稿败！否则，“中国”的灾难，就永无了时！

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国，是现代世界秩序的“外人”；我们，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外人”。我们的无家可归，正如中国的无家可归。

我们只有责任、义务，没有福利、权利：不仅个人在社会中是这样，我们的民族在国际间也是这样！我们被人视为贱民、黄祸，惟恐避之而不及；尽管是他们用枪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人权”对我们，只是一个欺人之谈。最多，只是“外人文化的装饰品”。没有民族的人权，哪有个人的人权？外人，是不会把“人权”赐给我们的；因为我们并不是“他们的人”。人权，也像其它权利或权力一样，只是拨给某个互相认同的小圈子里面的人们，互相使用的──而决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中国有遭受日本侵略的义务，却没有获得赔偿的权利；中国有模仿苏联体制的义务，却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权利；中国有听凭美国训导的义务，却没有移民美国的权利。没有人会“白白地平等待我”，因为，只有“天助者自助”！而仰求他助，无异于找死。

历史早就告诉我们，并还在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不付代价的“天生权利”。冷酷的现实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血泪，这样说。为了进一步证实它，风云变色、万象摇荡的运动兴起了！发乎崇高的宿命，为中国赎取：在这血腥的国际霸道时代继续生存的权利！

自新运动，将是近代中国野蛮历程的最高成就。不论我们怎样看待它，它都会像地球一样，不可逆转地运行着。它在无限的安祥中，显露令人窒息的恐怖。裂人肝胆的旋涡，不时腾起烟雾，美如巫山神女和楚王的相遇……埋葬一切人类的疑问。中国人，将不再是适应力、忍耐力、变通力的代名词，而是爆发力、冲刺力、探求力的化身！


五，自新运动与新型国家


中国一百多年的革命骚乱，是不足以维持一个大国的继续存在的。结果，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不过是个“地域上扩大了的红区”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虽然经过四十多年的演化，但迄今没有向正规的国家前进一步；因而始终摆脱不了“解放区”的战争体制。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悲剧，不可能是永久性的。自新运动的胜利结束，必将导致一个“新国家”的建立。它可能披着古代战袍却手提现代的装备，但它的精神，完全是自己的。为了激动民族的潜能，它即使“王政复古”，但也决不是复古主义。它只是暗示人们：在失序和暴政间轮回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已经临到新秩序的门槛。

结束中国的无君世纪！为中国，提供一个心理保护伞！类似的保护伞观念，早在商代就出现了，殷人称之为“大保衡”。大保衡，意即社会的“伟大仲裁者”。他所缔造的新型国家，将是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运动一系列牺牲（最终意义的播种）的惟一收获！是中国国家在新的世界形势下继续生存、重新强盛的惟一可能！关于这新国家，我们今天还只能朦胧地看见它的轮廓，至于它的结构和细节，还有待来者的革新、创造。但大体上，它具有两个特征：

1，它是一种现实的政治，从一百年的痛苦挣扎广采博纳，得以熔冶一己之长。化干戈为玉帛，变乌托邦为“最小阻力的胜利之路”。

2，它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天然继承者”，融汇中外九流、古今百家，开辟中国历史的新王国，奠定全球文明的新秩序。并推进一种全新的哲学，帮助地球摆脱沙漠化、空洞化的危机。

是的。从既定的西方观念看，新型的中国国家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国家主义的。它是“面向自己的世界主义”。犹太人的“必然性”和西方人的“社会发展规律”，将永远在中国失灵！中国人的精神故乡，将不是一种“主义”，而是一种“文化”。它与二十世纪疯狂的战争机器的“国家”，根本无缘。欧美式的金钱万能国家、德日意式的统帅部国家、苏联式的政治局国家，都不能作为它的范例。

共产主义的飘渺幻想与共产社会的赫然魔影，将随风坠落，晨雾退去，圣殿展现。那时，中国将对西方的侵略，作出历史性的回答！


【野蛮的中国】第四十一章

告中国人民书


中国民族！我们是伟大的民族！我们的伟大不是源于我们的幸福，而是源于我们的痛苦！我们的伟大，是源于我们在痛苦中的骄傲、痛苦中的坚持。

中国民族！我们切不可失去自尊之心。我们的伟大不是来于自己，而是一种伟大传统的赐予。真的，当我们作为一个个人时，被人藐视、遭人践踏；只有当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时候，我们才会受到尊重，甚至是某种畏惧！“失去民族国家，也就失去了命脉。”而我们的自尊之心，决不是“愚昧无知”、“封闭心态”、“鸵鸟政策”的产物，它是五千年的坚持所赋予。我们的良知，就是“决不屈服的骄傲”的同一语。

中国民族！我们一定能保持我们的自爱！我们将用血而不是用泪，来建立我们的自爱！自我牺牲比之死皮赖脸地乞求，更能震撼敌人的心，更能赢得友人的尊敬。没有震撼与尊敬，谁能自强？！一百五十年来，西方的帝国主义列强不断欺侮我们；七十年来，共产国际代理人不断毒化我们；四十年来，民族的精神在“人民民主”的名义下横遭唾弃……但愿这一切，对我们都只是一种锤炼：精华与渣滓的分别，正从此种残忍的磨难之中来。

中国人民！勿忘民族之耻！只有不忘耻辱，才能奋发向前！为了奋发向前，我们已经成为至死不回的爱的使者！──由于被意识压抑得太久，为了恢复运动的机能，让我们找到并坚持一个强有力的动机！为了保持并发展优美的竞技状态，让我们牢牢抓住一切合理的解释！

历史，是有报应的。

匈奴、突厥不断侵扰中国，最后自己断裂。

鲜卑占领了北部中国，结果自己完全融化。

蒙古统治整个中国八十九年，被收在中国版图之内。

满清奴化中国二百六十七年，不但为中国守住边疆，还替中国增添燃料。

日本并吞中国的七十年努力（1875──1945）不会白费：从此，中国与日本，结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特殊关系；日本对中国领土琉球、台湾、库页岛、北海道的并吞，以及在在中国大陆的暴行，等于给了中国一张永远有效的授权证明：中国对日本永远拥有一种特殊的内部关系，因为日本并吞中国的基础，正是把中国看作不言而喻的“一家人”！

英法联军烧毁了圆明园，有一天，我们的子孙要干掉他们的子孙及其事业！他们的温莎堡、卢浮宫，也将遭到同样的报应！

那一天，为了报答威廉二世的狂言和八国联军在北京的烧杀抢劫，波茨坦王宫和慕尼黑的城堡也将沦为废墟。

在那美好的时刻，在纽约港口刁难中国移民的自由女神也会跪倒在地，祈求“排华法案”所牺牲的中国人的宽恕！莫斯科即将重新荒芜，而西伯利亚也将重新回到中国的名下。

也许，我们并不需要毁灭西方文明的中心，也不需要使他们的田园荒凉（就像他们对我们干过的那样），但我们总需要拯救他们罪恶的灵魂！他们曾经不遗余力地向中国输入鸦片，现在自己却染上了毒瘾，我们总不能丢下这批可怜的吸毒的艾滋病人不闻不问吧。

真正的中国人，蔑视已经死去的东西。我们仅仅热爱，正在生长的一切。

真正的中国人，必然获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优异本能”──旧世界塌陷时的声音，是我们优美的摇篮曲；旧事物暴卒时的种种惨状，是我们成年的仪式。哪怕这希望不是终极的，但至少能激发活力！

我们已经不再需要浅薄的“启蒙”，那只是古旧发霉的陈年老酒；我们要的是垂青千古的“事功”，宛如天马行空前的嘶鸣。

从现代中国的阴霾重重的荒原中，一定会再生嚣腾不已的勇气。没有任何一种以前的冲击波，可以和它相比，没有一种生命力的表现，曾经如此出格：

中国民族，要欢快地践踏过去的尸体──不求理解，不去同情，不要回顾，弃绝思索！

简单的行动，比之丰富的思想，更贴近历史的曙光……愿我们只把最高级的思想，作为行动的“幌子”：一个符咒，一面旗帜，一帖镇静剂。看！我们的曙光！我们的曙光……我们要像曙光那样来吞没一切，屠杀黑夜的鬼影。

我们确信，为剔除陈腐的朽骨，必须陶醉于新的祝福。

要有一种愿望：从迷妄的理论中，挣脱！

要有一种行动，从异族的桎梏下，解放！

要有一种能力：变群众的疲塌──为民族的振作！

愿我们凫游于五千年历史的海洋；愿我们拒绝一千年来亡国奴的苟活、一百五十年来假洋鬼子的偷生！

我们是再生的中国民族！


（另起一单页）

第三册禁书【最后的革命：中国僭主政治的终结者】

（另起一单页）


【最后的革命：中国僭主政治的终结者】

内容提要


僭主时代的中国也就是“野蛮的中国”、“极端的社会动员状态下的中国”。

在体制上，它体现为群龙无首的无君时代；先是猪崽议会的民主政治，继之以军阀混战的厮杀，后来凝固在党阀的僭主专政中。这样的时代特点注定了：党阀即使独裁专政，但名义上却是“人民公仆”，因此若不进行定期清洗屠杀就无法维持有效统治。他们必须花样翻新地证明自己的能力，朝三暮四地讨好群众，不断背叛原先的政治纲领。

在纪年上，中国的僭主时代也是二十世纪国际政治的典型产物……是西方殖民主义（他们自吹是民主政治的典范；其实是贩卖奴隶和毒品的国际罪犯）、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自吹是解放全人类的先锋；其实是鱼肉国内民众的地头蛇）、法西斯主义（包括德国纳粹和日寇天皇制）交相逼凌、轮奸中国的时代！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是五马分尸；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是一党专政。可怜的中国，就是这样惨淡地苟活。

我们作为中国之子，有义务清除西方殖民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轮奸中华所遗留的污秽！有义务清除迄今残留在中国大地上的形形色色的洋奴！不论他们是西方殖民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奴婢！中国的污秽必须清除，聚而歼之的日子已经不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无须美化对墨西哥等国进行领土扩张，对古巴、菲律宾、关岛、夏威夷进行殖民统治的美国。

此时此刻，我们民族的绵久生命呼唤：我们时代“最后的革命”！以彻底结束西方殖民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各色洋奴在中国所建立的血腥、堕落、腐败的僭主政治！

先是崇拜西方殖民主义，后是崇拜德国法西斯、纵容日寇侵掠、绥靖苏联、出卖蒙古，最后又拜倒在西方殖民主义面前的中华民国：已经死亡！

先是崇拜苏维埃俄国制造内乱、然后勾结日寇分裂国土、后来再做苏联走狗参与韩战越战、搜括民脂民膏豢养世界各地的共产疯狗（如恐怖份子切·格瓦拉）、现在又勾结跨国公司出卖国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必须灭亡！

这样，独立自由宪政的中国，才会出现在历史地平线上！

作者

2002年7月1日

北京


【最后的革命：中国僭主政治的终结者】

作者声明


100年前，当陈天华在日本写完《警世钟》、《猛回头》，而遥望中原，依然目睹国事日非，小小日本却蒸蒸日上，侵凌中国……陈天华绝望之余，愤而投海自杀，他的血肉化作警世钟，从此震响！不久，邹容这位 “革命军前的马前卒”，年仅十六岁，在上海租界里出版了震惊中外的《革命军》，他的革命号角，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主旋律。他大声疾呼，树立民族的标杆，以排满革命来抗击西方的压迫。在这种“两线作战”的意义上，邹容比孙中山要先进得多，现代得多，一贯得多；因为他年轻得多，纯洁得多！

结果，他果然被满洲人的爪牙（多数是汉人血统的）和西方人的巡捕（同样多数是汉人血统的），联合起来，逮捕入狱，并在他们的法律下迫害致死。这种卑鄙的暴行，开“红区”与“文革”之集体迫害之先河；可见中共僭主根本上不是“反帝”的，而是帝国主义强盗阴谋残杀我民族精英的帮凶。

邹容的命运，其实是20世纪千万中国志士的命运之缩写，例如从1949年直到199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监狱里、“学习班”被“关押病死”的异议人士，不就是如此吗？在这一点看来，中国共产党真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好学生。

邹容这位排满反西方的革命军前的马前卒，他的历史地位应该超过了中国二十世纪一切革命的“统帅”，无论孙中山、蒋介石还是毛泽东，还是他们手下的汉奸走狗，无论是廖仲凯还是邓小平……因为邹容乃是少年中国之使者，是鲁迅、李大钊等人有关“青年中国”的灵感来源……这位孤胆英雄比武昌起义的千军万马，体现了更充沛的中国精神。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踏着邹容、陈天华等人的足迹前进的，而不是踏着国民党和共产党等党国吸血鬼的足迹赴死的！

滔滔逝水，百年孤独……今天，还有几个自称中国人的孤魂野鬼在纪念他们呢？所以我们民族灾难不断，忘本的民族和个人一样，是不会得到好的报应的。

按照本书的观点，陈天华、邹容这两位殉国志士，乃是20世纪灭绝人性的大量死刑的象征：不仅预示了中国的窃取者满清、军阀和中共的最后覆灭，也是新中华的憧憬者和预言者：显而易见，继满清而起的僭主政体（前段为军阀包括党阀所依赖的军阀所主控的“中华民国”；后段为党阀包括军阀蜕化的党阀所主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远远没有实现中夏复兴的梦想；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把陈、邹等人看作本书将要论述的“最后一次革命”的马前卒和警世钟，而不将之贬为国民党或是共产党的僭主政治的理论家。因为，他们肯定想象不到，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所激起的直接结果，并不是新中华的诞生，而是绵延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僭主时代──所谓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同样不把英勇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看作是僭主政治的替死鬼，好像共奴雷锋和以他为榜样的“屠杀人民的共和国卫士”那样──我们理所当然地把陈天华、邹容奉为即将到来的最后一次革命的开路先锋。因为陈天华、邹容们是反抗者，而不是马屁精。因为这些志士的生平，乃是与权力的罪恶，无缘的。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荒原！这就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故乡、家。你，现在沉入了梦境。

僭主时代的中国，在孤独寂寞的冬眠里。死亡式的安祥，重新凝聚了中夏复兴的意识。尽管现在，它还是被僭主打入地下，作为“潜藏的反动思想”被打入的地狱。然而，我们知道，它的力量，正在那未经分化的民族内心：原始状态的精神力量势必长成参天大树。

──外在的强盛，不过来自分化的过程；越是分化，就越远离源泉；分化得厉害，远离得彻底。“成熟”的仪态、“博大精深”的体系，从来都是作为“衰落象征”而爬上纪念碑的峰顶。

铁板一块的冰层下，最后的革命正在中国大地上含苞待放。它是压不死的，它一经问世就将改变世界的面貌；它是留不住的，它鼓动风潮、推移气候，新的季节、新的脉搏，将使中国起死回生！

你，冬眠的圣果、地下的思想！正以你的神秘征服最后一个中国人！

你不是佛家的禅静，也不是道士的丹炉；你不是孔庙的杏坛，也不是僭主的屠刀；你是中国死而复生的力量。有一天，你的严冰将开始微笑，分化──生长──淘汰──扩张：这个过程所释放的能量，使你的朋友像你的敌人一样吃惊；你的追随者比你的陌路人更加瞠目结舌。

中国民族的自我意识，死不了，他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活动，全副的热情、本能、文心、武略……他渴望自己的摇篮，成为宇宙的中心……

在洞府深处谛听宇宙的音韵！他的力度与意志，在重压下锻炼，他的喷发，消除社会和民族的分裂。

2002年7月1日


【最后的革命：中国僭主政治的终结者】

第一章僭主时代


一，夜半天安门


夜半，当我途经天安门广场，二十世纪的血腥、僭主世纪的全部感受……一起冲上心头。多少幽灵向我会聚，多少精神对我耳语……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的悲哀，可以通过诗与泪宣泄，这多么幸福。但天安门的抗议精神，却无法仅仅用诗来表达；天安门的幽灵，拒绝流泪！

天安门！你是中国的见证。以前，人们讨厌你，因为你被毛泽东牵连。你被毛鞑子践踏，你使毛鞑子变高。但一九八九年惊天动地的风水气运，也改变了你！你面前的广场和广场上的风云，洗刷了你的污名。

广场！

你仿佛巨大的磁铁。

紧紧吸住中国的心。

当我途经夜半的广场，孤独………寂灭……无望……荒废……乱离……以及绝望和希望的永远轮回──猛烈袭击着我的心。感受虽然不可言传，但却近似一大片光海、光怪陆离的苦海！僭主时代僭主世纪的甜──酸──苦──辣──辛，令人哽噎；它激荡起，悲──喜──忧──惧──憎──喜──乐，刻骨铭心，发出民族的共振。啊，广场，民族的广场（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民的广场”），心路的历程。

还有谁，比我们更清楚这灾害的深入？

还有谁，比我们作出了更沉痛的反省？

蛮荒的嚣腾、仪仗的繁缛、狂热的人海、铁血的镇压……这一切惊人的反差，确实在此层进，也许，还将重演还将并存：将来，再将来，现时漆黑一片、鬼魅横行的广场，会再次热血撒地：或有勇武的坦克集团隆隆驶过：这是奉民族之命前来击溃一九八九年共产匪军的新一代革命！让我们从心底感谢他们。如果我们活不到那一天，也不要气馁──“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岛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陆游：《示儿》）──死亡虽然可以安息一切遗憾，但消灭不了我们的信念：只有行进在意志上面的坦克，可以肃清依靠在坦克上面的意志。

救主耶稣曾经说过，“不要到喜庆的人家去，而要到丧葬的人家去。”因为喜庆只是人生的假象，丧葬才是人生的归宿。全世界的人们！记取先知的预言、救主的判词吧！发达国家的人们！请到中国来！中国，将是新的世界中心；因为，黑夜比白昼，给人更多的启示。

是的。苦难比幸福，更能发人深省；孤独比成群，有益精神的净化。在人群中，先知比在牢狱里还要孤独、因为在牢狱里，还得以对话天地之翼，不致被人群的猥琐折断了。

天安门广场，你现在比旷野还荒凉。然而正因为你荒凉，才使你升起，形成新文明的血腥的沃壤。这是一块独特的沃壤，正如你所象征的僭主世纪！

僭主时代，比王道时期，更需要民族的良知、命运的见证、思想世界的仲裁者。

精神的孤儿，你已经在持久的流浪中，见过伟大的场面，无惧无畏。孤儿的命运，是要依靠坚忍的创造来结束的。为此，受难成为我们的荣耀，“受难者”是不可让度的封号！我们命中注定要看到共产主义的覆灭，看到任何一种西方真理的死亡。

这是夜半的祝福。

夜半的祝福，黑色的预言。亏心的僭主们！你们可以不怕战争的威胁，但对注定应验的预言，却不得不歇斯底里──不信请看，欧洲的岛夷莎士比亚四百年前写出的悲剧《麦克白斯》。我们先不管他是不是剽窃来的。

为了结束僭主时代，下面，让我们沉思中国的历史命运，反观中国历史模型的奥秘。


二，近现代政治权威的僭主性质


十九世纪的英国学者格罗托（一七九四──一八七一年）在他的《希腊史》中曾经提到，“僭主政治”是传统王政过渡到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个人专政的形态。所谓僭主政治，是指“无限制的个人专政”，“大约在公元前680──670年之间，在西库翁建立了俄尔塔格拉的僭主专政。而值得注意的是，科林斯、西库翁、墨加拉这三个城市，在同世纪中经历了类似的政体变迁。三个城市都有一个僭主上台执政，俄尔塔格拉在西库翁，库普塞罗斯在科林斯，特阿格尼斯在墨加拉。这种政体变迁同时发生于希腊世界的不同部分，大陆的、岛屿的、殖民的等不同城邦。在公元前650—500年间，许多城邦中不同的僭主和僭主朝代兴亡交替。而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年中间，虽然还有僭主，但却越来越罕见，因为政治焦点转移到另一个方向上：民主政治的兴起。”

僭主（Tyrant），从来是史不绝书的。在古希腊早期，这个词用来指代那些未经合法程序而取得政权的人，“僭”，在中文里与“拟”相通，《广雅·释诂四》：“僭，拟也”。下拟于上，称为僭或者僭越。通过僭越的途径取得政权的人往往比世袭制下的君王更加残暴无情，他需要用残酷的恐怖来维持自己的非法所得，后人因此多将这个词译为“暴君”。但这与君主制下的暴君又不能区分，因为严格来讲，僭主还不是“君”。就像读书当官的人还不是世家，到了第二代才算世家子弟。

在古希腊的公元前7世纪初贵族政治开始解体之后一段时间，被称为“僭主时代”。对比那些此起彼伏的希腊僭主们，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定义，所谓僭主就是那些完全无视过去的任何政体及其传承、而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的独裁者。僭主通常都在民族国家的危机时刻崛起，危机为权威的膨胀创造了契机，并提供了舞台。危机也为非常的暴力提供了似乎令人无法拒绝的理由。尤其在一个缺乏民间力量和个人素养的地方，危机也使得大多数老百姓呼唤强权人物，对铁腕充满了依赖感。就像当年孙文就任的“非常大总统”的头衔一样，这个头衔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僭主称谓。但是在那个时代，一个非凡的僭主，似乎真的像暗夜里的指路明灯了。不过这样的时机也是可以人为创造的，并可以推波助澜，就像毛泽东在湖南、在井冈山的荒野里，只要认定了革命的终极正确性，就不妨煽风点火，制造冲突，逼着那些无知的农民去造反。梁山泊的好汉，一部分是官逼民反，比如林冲。一部分则是匪逼民反，比如卢俊义。更何况即便是官逼民反的林冲，也要被王伦逼着去杀人以表忠心、断退路。历来的农民暴乱都是如此，一开始是自发的聚众作乱，是对于暴政的挣扎。后来便一路烧杀抢掠，一路裹挟大量农民游民入伙。不想参加的，便烧了你家房子，杀了你家老母，看你还参不参加！

如同安德鲁斯在研究希腊僭主时说，“甚至在真正有此需要的时候，僭主也大抵超越当时危机的要求：因为个人野心与社会需要既难解难分，而独裁者自行引退也绝非易事”。因此不难理解贡当斯对于僭主政治的厌恶感。他说：“我当然不是专制制度的信徒，但如果让我在僭主政治和稳定的专制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我会奇怪为何不选择后者”。

格罗托所分析的希腊僭主政治，其实也存在于中国先秦的西周、东周、春秋时代，如：共伯和之废周厉王，后来的“三家分晋”、“田氏篡齐”、“陪臣执国命”等等，都是僭主现象。僭主现象也出现于现代，如英国克伦威尔、法国拿破仑、德国希特勒、俄国列宁—与斯大林、意大利墨索里尼、西班牙佛朗哥、中国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北韩金日成父子、北越胡志明、土耳其凯末尔、伊朗霍梅尼、埃及纳赛尔、古巴卡斯特罗、埃赛俄比亚门格斯图、伊拉克侯赛因、印度尼西亚苏加诺──苏哈托、菲律宾马科斯……几乎每一个站在现代社会大门之外的国家，都要产生至少一个僭主，而这个国家的僭主越多，国家就越是无法走上正轨。往往，是僭主不断，宪政无望。所以，“僭主现象”对本书的议题具有很大的意义。

在古代希腊，僭主的权力具有以下几种起源：

1，作为行政长官，逐渐变质，不守承诺，窃取足够的权势，不再理睬推选他出山的人们。在近现代社会有袁世凯、拿破仑这样的军队领导人出身的独裁者。

2，作为煽动家，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以无权者的斗士的名义挺身而出，博得人民的好感，得到拥戴，推翻旧政权，自立为僭主。如墨索里尼、希特勒、霍梅尼。

3，甚至用不着受拥戴的借口，干脆策动一支军队，夺取政权。如列宁──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舞台上具有推动性的政治权威人物中，洪秀全只算得一个传统型人物，尽管他运用了基督教的旗号。而清廷里掌蹄带尾的人士，大都缺乏现代意义。在分析中国的诸位当权派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时，可以发现曾国藩、李鸿章，是权臣而不是僭主，袁世凯先是权臣后是僭主，蒋介石、毛泽东是僭主，邓小平则始终是以权臣而非僭主的身份在操纵中国政治，因为他始终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党的领袖，后来甚至不是军队的统帅，但却“非法”的、毫无名分的控制着独裁权力。

可以说，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权臣，是为袁世凯那样的半僭主进而为蒋介石、毛泽东那样的僭主，登上历史舞台而做准备，而邓小平这样名不正（以权臣之名而行僭主之实）的人，则可能恰恰在极不自觉甚至极不情愿地为近百年以来的中国僭主政治，悄悄画上句号。环顾当今中国，政治领袖的权臣化，不仅体现在邓小平身上，而且体现在邓小平任命的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身上，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其实是一些技术官僚，而不构成任何意义的政治权威。结果，政治领袖的权臣化，注定中国社会即将进入新时代，而第三代以后的集体领导（第四第五等等），也许将被证明，只能借助其它政治手段来推销自己。

在台面上，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的权臣化和僭主化，和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僭主专政有相似之处：

英国革命产生克伦威尔，法国革命产生拿破仑，德国革命产生希特勒，意大利革命产生墨索里尼，日本半吊子革命产生军部的独裁，俄国革命产生列宁—斯大林……事实似乎表明，绝大多数传统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都会产生至少一个独裁的僭主，而且被他的追随者集团尊称为“国父”。中国似乎也是如此。但事实上，中国的道路不同于欧美俄日，中国革命因而漫长得多、曲折得多：迄今为止，中国革命，已经产生了至少四个“国家”：武昌首义的中华民国、袁世凯的中华帝国、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于邓小平，由于他的“改革”已经完全推翻了毛泽东体制，变化度并不小于蒋介石对北洋政府体制的改革，甚至不小于毛对蒋的改制，是否该作为另个“国家”？当然，他没有力量改变国号；因此虽然推倒毛的一切作为，毕竟还是趴在毛的墓前叩头，张扬毛像于天安门广场，而非开创性的英雄也。

近代中国，至少产生了三位枭雄“国父”：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虽然，袁世凯被称作国贼，而毛紧跟斯大林，避免国父的提法，但显然他觉得自己比国父（王朝缔造者）还大，简直是秦皇再世（历史缔造者）。

其它国家的僭主，都是完成国家统一，完成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而中国的僭主，却是实现国家的分裂，把大一统的世界帝国，变成好几个不伦不类的分裂国家，如蒙古、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变成日本、苏联、美国的仆从国家。

其它国家的僭主，都是在实现民族统一的过程中，发动对外战争，跻身列强行列，即使像俄国这样不争气的国家，在一战中破产了的，也只经历短短几年的内战，就在二战中成为世界霸权。但中国，却在经历了三十八年内战和外侵（一九一一年到九四九年）后，又经历五十多年迄今不息的内乱，还是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即使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也远远无法对比苏联制度的成熟，至于传统的社会规范更是被消灭殆尽，而一切新规范的试验，也一一宣告失败。

僭主政治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已被证明没有完成它在其它社会中的“统一──强国──对外扩张”等应急功能，反而造成“分裂──衰弱──内乱”；所以我们迄今受到“发达国家”的欺侮；不断品尝中国民族的灾难。如此反差，奥秘究竟何在？

迄今探讨中国近代命运的各种学者，大都忽略了一个重大的民族差别：

西方社会是从一千年来的欧洲小邦政治向大规模的近代世界政治过渡。如十九世纪欧洲的中等规模的民族国家（如英、法、德、意、西等等），都经由更小规模的政治实体（如意大利的城邦、德国数百小国、法国英国的贵族领地），几百年演化而来。及至二十世纪，在这些中等国家的两翼，又兴起了世界规模的超级大国：俄、美。

经过两次大战，欧洲受两翼边缘制约的战略形势就更明显，以此形成大规模的现代世界的国际秩序。这种演变使得欧洲各国日益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获得新的世界地位。欧洲文明内部正日益趋同，而这一趋向又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壮大同一步伐。

这耐人寻味。这表明，社会主义不仅是道德理想或经济制度，而且是世界型政治的伴生物。正如民族主义是中等规模列强政治的意识形态；而封建主义则是小邦政治的意识形态。在列强秩序走向超级大国的进程中，在这距离统一的全球帝国还有一步之遥的时候，出现“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吼叫，不是偶然的。它是要求冲破国界、完成“超国家”的世界政治的组合。

但反观中国，不仅置身这一世界潮流之外，而且成为它的受害者，因为中国近代以前的大一统社会与欧洲的封建主义相反。现代欧洲文明走向趋同，中国恰恰在这同化压力下趋于分裂，这意味着一种退化，美其名曰“再生”也可以：因为中国早在秦汉时代已形成自身的“天下一统”，自身趋同运动早在两千年就完成了。在古代技术所能允许的条件下，中国形成自己的“世界型文化”、“天下国家”。

战国七雄，近似欧洲的七国列强；春秋兼并战争，近似欧洲的帝国主义战争；最后统一于秦，与现代文明正在经历的世界趋同之“地球村”，又很近似。所以孙中山曾经夸口说，古代中国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甚至无政府主义理论，尽管他和康有为相似，是以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去“发掘”古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脉络，有点托古改制的意思；如把《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天下为公”等观念，解释为欧洲式的社会主义。其实《礼运》是对西汉盛世即类似于罗马屋大维“黄金时代”之世界帝国的理想描述，而不是对于古代中国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的反感。《礼运》和社会主义风牛马不相及。正如中国的《水浒》、《红楼梦》、“儒法斗争”，和欧洲的“阶级斗争”风牛马不相及。

秦汉以来的中华（世界）帝国这一政治结构，绵延两千年颠扑不破，作为全球历史上时间和空间跨度最大的政治奇迹，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应该列入联合国的遗产保护目录，值得我们自豪。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的经历却一再说明，如果在现今的国际格局下继续坚持这一世界主义的结构，中国民族就无法立足于民族国家列强并争的国际社会，更遑论在其中成为发达国家！

不少学者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甚至一些自命为“自由派”的投机份子提出，中国传统应该对中共“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失败负责，他们列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主义的分析，指出所有对资本主义发展感到忧虑的社会力量其中包括封建力量，联合起来加入社会主义运动。然而，这样粗糙的分析即使流行于十九世纪的西欧社会，但怎么还能在如今精密的电脑时代迷惑人心呢！东欧和亚洲，同为蒙古帝国的遗产；但它们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试验，毕竟和它们各自的传统是南辕北辙的。例如以苏维埃俄罗斯所操纵的“共产国际”，结果就是毁坏了中国传统，削弱中国社会的总体力量，让俄国的势力得以扩张于远东，不仅瓜分了中国，而且进占了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再度重温了盟国帝国的旧梦。

为此，苏联用俄国的僭主理论替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半吊子知识份子洗脑，造成中国长期附庸于俄国、迄今积弱不振的局面。

在“炮舰列强”强加给我们的国际环境下，保护我们的种族、发展我们的文化，要确实认清：中国的处境和习惯，与欧美俄日是何等不同，这甚至决定了我们改造社会的具体做法，可能与他们恰巧相反。中国的这一特点，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坎坷，但不论如何，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扭转中国的堕落趋势，重振中华国势，我们必须准备迎接一种新型的政治权威观念；并在扬弃僭主政治的历史遗产的过程中，再造中国。


三，辛亥革命，僭主之门


辛亥革命是中国百年慢性革命的正式开始，它不仅是一个政权（满清）的结束，和另个政权（中华民国）的开始，且是传统中国在承受了七十年（1840──1911年）的国际压力之后，再也承受不起的时刻，发生的一个断裂。这个断裂已经不是政治经济的常规爆炸，而是一场遍及“社会人文领域的核试验的连锁反应”！

所以从那时以来，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经历了如此漫长的革命──想一想，其间几乎没有连续三年以上的政治稳定，毛泽东“反复进行多次，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咒语，也是基于这样一个社会现实：

一九一一辛亥革命──一九一四年二次革命──

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七年间私人军阀的卖国混战──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间党阀军阀的爱国混战──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间各派系吃里爬外的抗倭战争──

一九四六至一九五〇年间的国共决战──

一九五〇至一九七六年间的土改──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肃反──思想改造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一九七六年毛派分子被宫廷军事政变准翻──民主墙运动──推翻毛派的军事领袖被邓小平取代──大平反运动──镇压西单民主墙──一九八九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街头大屠杀……

这样的灾难记录，足以令人汗流浃背，且毫无疑问还会不断加长，然而，这非传统之罪也；反而是传统中国在解构过程中发作的疯狂痉挛。其它民族痉挛与苦难，也许也是说也说不完，但与此相比之下，到底还是小巫见大巫。

看来，康梁维新派当年的预言竟不幸而言中：“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中国如果革命，将大乱百年不止。”

其关键何在？也许就在于，辛亥革命一举消解了中国的国家结构，却未能拿出一个有效的替代品；中国的社会、文化，从此进入失去国家结构的“丛林状态”。这丛林状态，是与反智反文明的野蛮化过程，互为表里的：

1，普遍的非礼态度；

2，连绵不息的内战；

3，过河拆桥的急功近利；

4，以破坏为法喜的狂人心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准确内涵）；

──这其实也就是共产党人通常所谓的“革命立场”的实际内涵！

总的看，八十年来，这些症状的规模越演越大，暴烈程度有增无已。所以共产党总是说：“革命在深化，人民在觉醒！”其结果，国家徒有其表，礼法荡然无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加掩饰的暴力，成了衡量是非真伪的惟一标准。寡廉鲜耻的军阀党阀，是这时代的骄子；自封人民代表的军阀党阀，成了“国家”的代词；他们的胡言乱语成了众生的最高指示。而他们的劣行和贪欲，甚至使君主时代的昏君暴君都会脸红。

僭主们随心所欲的信手涂鸦，成了“国家宪法”。社会瓦解，人民洗劫一空，知识份子彷徨，政客们把神州大地当作赌马赛场。“试验”被奉为无原则的原则，从性欲到政治，芸芸众生，为试验而生死，为试验而苦乐，中国化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杀人试验室，和毛泽东的试验相比，日寇七三一部队的兽行，不过是小流氓的恶作剧。毛党的试验品，就是每个活生生的人体……中国，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犯罪活动──甚至活体解剖。

人民，从这一切震撼世界的牺牲中得到了什么可见的收获？得到现代化？没有。强大的民族国家？没有。得到了幸福？没有。得到人格伦常的健全？没有。什么也没有！于是“一无所有”成了这时代的主题歌甚至最强音。我们不仅物质贫乏，而且精神贫穷；依然贫穷、更加贫穷的厄运，仿佛缠住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散沙群落。

“摧毁一切！”──是这时代最表面的病症，它的深刻病根是结构的瓦解，使一切存在沦为游离物，经不起风吹草动。结果，惟一的收获只是我们的“国民性”，遭到彻底的异化，现在的中国人比之传统的中国人，仿佛两个民族，不论中国人变好变坏了，反正他都无可挽回地变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八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还不包括战争中的大量牺牲）和十二亿人口的心灵破碎。

我们把这个“古典中国──未来中国”间的百年乱世，叫做“中国的无君世纪”或是“中国的僭主时代”。它破坏古老的生态，产生饥饿的枭雄，毛泽东是这些枭雄的变态代表，所以他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极权方式，才可以如此胜任这种有系统的毁灭！

在早期，“救中国”是目的，“社会主义”只是方法──在僭主们大脑硬化沦入晚年迷信以前，这主次分野似乎清楚。救国的思想至少是口号，是洋务派、维新派、革命党、共产党以来的“民族共识”，尽管他们出于彼此嫉妒的“鸡头哲学”，常常互不承认。

但至于如何救国的“路线问题”，各党各派就莫衷一是了。事实表明，现代中国的鸡头们耗费在“路线斗争”上的精力，要远远大于花在各种建设性的救国行为上。结果，鸡头们奉内斗为救国的极境──多么彻底的一群白痴所主导的长期革命！结果，共产主义的天堂，变成了中国民族的地狱；人人幸福的无限许诺，化为人人挨整的超级恐怖。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如此阴阳倒错？因为中国人特别愚昧？连精英份子也像鸡头一样易受摆布？

道理其实简单：中国革命的对象，其实不是外在的“物”，而是内在的“我”──其历史功能，在形成适应现代世界的新国民性。

毛泽东因此是不自觉的革命者，因为他在从事革命的时候并未发现以上道理。他倡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但惟独不与自己斗，他的矛头指向外而非内；他呼吁“斗私批修”，实际上只让小民们去修这个业，他自己却把关键的“我”轻轻闪开，不加触动。反而，这位现代隋炀帝纵“我”之欲无限膨胀，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中国的革命，终于把这个荒淫无耻的老不死甩出了轨道。新的国民性，正是在新生力量对毛泽东本人的批判中成熟的。新的国民性，不是在毛氏教诲中形成的，而是在毛党的无情斗争、严酷打击下形成的，是通过强迫劳动、人格羞辱乃至饥饿、体罚、屠杀、灭门、绝种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实现的。所以，它远比教室里的知识，深刻得多、牢固得多。在此，人的生物性基因的变化，与人的社会性文化的变化，被逼为同步的运动。

这个运动的最终结果，我们迄今并不确切知道。然而，我们已有足够的阅历和学识以洞悉其脉搏，然后再由中国历史模型的考察，以测其预后。


四，孙中山阶段与毛泽东阶段


辛亥革命之后的孙中山时代，是僭主时代的第一个阶段；它的学名是“中华民国”。这是有鲜明的色彩：革命与战争。它的性质是共和的、无君的、军阀混战、党阀割据的。它的开端一清二楚：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那么，毛泽东时代呢？当然开始于1949年，它的学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时代，其实是孙中山时代的延伸；它的很多创新与弊端，早就潜伏在“中华民国”的血腥历史中。

这种说法，并非出于对毛泽东个人及其事业的贬抑，否则，我们就不是历史家的态度了。事实上，我们搜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不能发现任何新的、在孙中山时代找不到开端的事情。毛及其党徒强调他们拥有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同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历史家看来，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共统治者，除了比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军阀党阀和“国民政府”更具垄断性和恶霸作风，从而把“恶”推向顶峰、使“欲”无孔不入外，实在没有造出什么新生事物。他们宣称，列宁主义的原则是把“恶”列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表明他们从事的文化与社会运动是有意识、有系统的破坏，甚至是民族自杀。他们的许多创举实际上继承了日寇占领时期的奴化措施，如粮食配给、统购统销、驱民修路、思想灌输，甚至发放良民证、强迫绝育、强迫劳动改造、广泛的集中营等等。

中国共产党人与日寇占领军之间这层继承、发展关系，人们迄今为止还研究得很少，甚至没有引起注意，更少足够的警觉。以后我们将谈到，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汉奸性质的连串证据。

其实，连这样的汉奸运动（中共就最喜欢“运动”）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北齐之主高欢虽然身为汉人，但却严重“鲜卑化”（犹如风靡第二南北朝的“欧美化”、“东洋化”、“苏维埃化”）了，他甚至比鲜单人还要鲜卑化（仿佛亲苏的中共比苏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汉奸比日本鬼子还要日本化）。道理很简单，这种异化是他们这类人的权力基础甚至生存之道。日本人可以骂日本，但汉奸却不可以。然而，你总不能因为高欢比鲜卑人更野蛮、破坏力在五胡中也登峰造极，就称誉他是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一位的、开天辟地第一人吧！

同样的，血腥阴暗的毛泽东时代继起于杀伐不休的孙中山时代之后，是僭主时代推陈出新的阶段。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继续展现僭主时代的其它阶段：这就是攘扰不已的“新长征”。

我们所说的“第二南北朝时代”，也就是由辛亥革命给明朗化了的“中国传统秩序的崩溃”，我们这时代，虽距那时相去已远，但依然未脱其“革命与战争”的窠臼。

一九四九年以来，共产党僭主不遗余力地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杀人整人的惨烈程度甚至大于他们夺取政权之前的战争时期；这是就“革命”而言。再看战争，仿佛是停止了，其实不然，武斗的内战变形为“文斗的内战”、“历次政治运动”，被害人数再加上因此被饿死、打死、强迫自杀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日寇侵略和国共两党的厮杀。此外，战争还延伸到了国境以外：三年的朝鲜战争及其后果中美间二十年的敌视；一年的中印战争及迄今将近四十年（1962──2001）的战备；中苏边境之战以及数百万军队的二十年对峙；以及两次越南战争的无止无休！此外不要忘了，国共内战迄今并未结束，1958年炮击金门和1996、1997年的导弹试射，不过是一个提醒而已。大陆和台湾的“两个朝廷辖区”，什么“一国两府”、“一国两制”、“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等──“中国”是可以有两个的吗？有的，不过是两个乃至多个朝廷罢了。

算下来，支离破碎加在一起总共不过十几年的和平时间！而这，实际上只是“战争间隙的喘息”罢了。所以，毛泽东的著名咒语“八亿人民八亿兵”不仅是一个病态老人的心血来潮，也是这个时代的残酷写照。

一般人很容易将此“和平时期的兵荒马乱”归结为“共产党的残忍本性”和毛泽东的妄想狂。然而，这不是历史家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去谈它，因为这样的思想流派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是太多太多了。共产党为什么能在欧亚大草原的边沿地带，从易北河到中国海取得胜利，而在其它地区却一筹莫展？明眼人可以看出，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十三世纪的“蒙古帝国”的版图，是大致吻合的。所以，“共产党国家集团”作为历史现象，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地缘政治，它是“蒙古帝国的历史遗产”对“西方十字军压力”的持续反应。这完全不同于共产党作为一个单纯党派，更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单纯思想流派。就中国内部来看，“八亿人民八亿兵”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军营；企图把全民训练成亡命之徒。但即便这样也决不是共产党的创举──远处看，第一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北魏、北齐、北周统治者们，均精于此道。从近处看，梁启超辈也曾极力鼓吹中国要“尚武”、“野蛮”，蒋介石倡导“文明其心智，野蛮其体肤”。毛泽东承先启后，把这一切推向高峰。

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主观愿望不同于孙中山时代，它以“文化革命”代替了“建国大纲”。孙只想造就现代社会，毛则企图造就理想社会──这是表面的差异。谁能否认，毛的“理想”是他在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间的“历史性挫败”之后，发明的一个“退却花枪”呢？他发明这个理想，是要保住自己的独裁权力。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太多沉浸于所谓理想之中。谁又能否认，在1962年之前的毛，完全是《建国大纲》的徒弟呢。尽管他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与北朝蛮族的“井田制”、“土地国有化”措施如出一辙：把土地抢来，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代共产主义”大头梦。

为什么毛会产生这一前期与后期的变化？显然，他的主观愿望如“建设一个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和他的实际使命如残酷打击、无情斗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几乎完全背反。第二南北朝的巨大漩涡使他昏晕、不知所措，他临死前不久如此说身后：“至于未来，只有天晓得了！”这不仅是僭主个人的哀鸣，也是时代的心灰意冷：要到达现代化的彼岸，但脚下却是悬崖，一条必须用无数生命来填的“国民性的鸿沟”！现代中国人热衷于“走向未来”，结果却如毛僭主所言是走向了“天晓得”。回首往事，甚至连最乐观、最无知的人们，都承认这鸿沟难以逾越，但展望未来，就连最悲观、最深刻的智者也不敢思想了；因为现代中国的命运，是和一切世俗化的幸福，彻底无缘的！

我们的最大悲哀和最大幸运，都缘于此。

一九四九年迄今的时代特点，受制于一个因素：北朝的巨大胜利。这北朝名叫“红色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来，中国共产党主要取胜于北方；它的政权也在北方建立；它的中晚期干部取自北方。它的早期干部虽然多是南方人，但早已在万里长征的绝望、陕甘宁边区的苦熬中，彻底北方化了。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思想根源和组织根源无一不是取自我们的北方强邻──继犬戎、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洲之后继起的“俄罗斯──苏联”。这意味着，共产主义之于中国，不是什么“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武器”，而是“俄罗斯──苏联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结果”。其意义近似于匈奴、鲜卑、突厥等北方蛮族，历史上对北部中国所实行的“割据”。但这一次的割据有两个新特点：

1，它是“红色”的。毛泽东坦承“红色割据”，并在江西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即苏俄奴化中国的跳板、基地；但他和他的第五纵队的同志们犯了一个“忘本”的错误，由于远离了他们的第二祖国苏联、未获北方基地的补给而告失败。“长征”的意义即在于它使南方的散兵游勇（北伐战争后未获适当安置的人们）归化北方，背靠贺兰山，从而拉开中国革命的新一幕。这座贺兰山，正是反抗北方蛮族的民族英雄岳飞希望“驾长车踏破”的北方民族根据地。

2，国际力量的多元化，如“资本主义阵营”、“自由世界”的存在，使“老大哥”苏联不敢对小徒弟中共、儿皇帝毛泽东全无顾忌，为所欲为；结果毛泽东得以和苏联决裂。在此之前，毛自己承认他与苏联的关系是“名为兄弟党，实为儿子党”。

尽管毛与北方的靠山决裂，但他的北朝性质却无法改变。《国际歌》是从北方蛮族那里传入的，《东方红》是在北方编造的。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在中国，是代表了“内陆农村对沿海城市的反抗”；这些农村，由于西方工商业的侵袭而陷入破产。相比较，国民党则是代表了东南沿海的城市工商业，所以被共产党叫做“大买办、大资产阶级”。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抑制东南沿海城市，而大力扶持内陆的发展，固然与反美亲苏的战略有关，但也为了“纠正国民党的错误”（后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实际上是继承了国民党三十年代的国家发展战略）；试比较“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即“南朝和北朝”）在十个方面的差异：

一，国号：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三，政治制度：训政的五权分立与无产阶级专政

四，战略靠山：美国与苏联

五，社会支援：东南沿海城市与广大内陆农村

六，经济制度：自由竞争与国家统配

七，文化取向：传统和现代妥协与革命的未来主义

八，人文风情：温柔细腻与刚毅粗犷

九，人际关系，随和而纠结与猜忌而斗争

十，人的梦想：具体而微妙与宏大而无边

类似的特性无所不在，可以不断列举下去……

从一九四九年迄今五十年的对峙看，南（台湾）──北（大陆）的悬殊似乎不成比例：面积一比三六〇；人口一比五〇。然而，我们最好不要忘了，长江以南的中国，对共产党具有强烈的离心倾向甚至“亲国民党（也就是亲南朝）情绪”，一九七六年四月，北京刷出“我们怀念周恩来总理”的反毛标语时，上海帖出的反毛口号则是“我们怀念孙中山先生”，上海式的反叛，肯定比前者更让那垂垂老矣的毛主（毛主席、毛僭主），感到内心的恐慌，他终于知道，尽管经过了二十七年的严酷统治，他依然不能成为整个中国的主人，即使把小岛台湾排除在外。

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党内两条路线的生死结，何尝不是“南北朝格局在北朝内部的延伸”，对此，这位富于艺术才华的暴君（人民私下里骂他是“毛猪”；而称呼“毛着”为“毛竹”），是极为敏锐的，毛主说，“我们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又说，“当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反观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的神速，把人们的想象力都甩在后面了；甚至急于求胜的毛主本人，也惊呼“太快了！”──以至朱毛红军来不及接收广大的南方。北方的主人斯大林怕出岔子，也希望朱毛能适可而止、划江而治，服从南北朝的宿命。这表明，当时“南──北”分野很清楚（国民党在长江以北还没有站稳过八年，又被日本人赶走了八年），但国民革命军的“兵败如山倒”一下子把南方暴露在北方的火力之下，就像二十年前的北洋军阀那样“兵败如山倒”，一下子把北方暴露在南方的火力下。

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这两次“统一”都太快、太不成熟了。甚至直到五六十年后的今天，即使在大陆中国的内部也依然没有取得“同质性”，至于在“海峡两岸”之间，更加无法就国家的发展达成近似的观念。这些，都是由“南北朝”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中国再发生一次“兵败如山倒”，那很可能是某种南方势力对北方的反击所致。

前一次消耗过大导致外伤：北方的军阀，钻到国民党内（如冯玉祥、阎锡山、傅作义……），后患无穷；后一次消耗过大，导致内伤：共产党接管的人手紧缺，南下干部、那些没有知识但有功劳的中下级党官之素质低劣，导致此后终其一朝的“红与专”的论争。且使“社会主义建设”在1958至1960年间受到致命的挫折。由此可见，毛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喋喋不休地说“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但却忘了他自己不是刘邦，不是中国的统一者；而只是荷坚，只是北朝的主子。

当年荷坚攻晋，八十万对五万、号称“投鞭而渡”但终不能取胜，为什么？因为“南──北朝”的宿命格局，比长江的天堑更难逾越。毛虽然紧靠枪杆子，渡过了荷坚依靠刀斧不能渡过的长江，但终于过不了台湾海峡，只能像河伯一样望洋兴叹。晚年，他哀求美国总统尼克松帮他统一中国，这说明他至死不知困其一生的“南北朝机理”的存在。

上述两部“兵败如山倒”又后患无穷的痛史，再次警醒人们注意“南北朝”的事实。


五，野蛮的新北朝·革命的必要性


这里弥漫着“据乱世”的狼烟滚滚。我们在第二南北朝中、晚期的一片混乱中，浮沉。我们破碎，无声无息随风飘去，然后堂而皇之地被扬弃了，谁犯了错误？谁也没有错？也许，谁都错了？历史原谅一切，但并不原谅活着的人──祖宗欠下的债，要出子孙来偿还。

我们不幸而生于这荒凉寂寞的时代。一望无际的沙漠，便是我们的生存环境！与我为伍者，惟有累累顽石、无尽苍穹。“知音”只是古代的神话；所谓现代，就是“没有倾听者的时代”！这是多么可怕的虚空。于是，思想家使用笔和纸来与天对话──以家徒四壁的坦然，来作历史的见证。

无君时代是僭主时代，僭主时代的中国，是乱世中国，不论是毛僭主及其继承人，蒋僭主及其继承人，孙半僭主，袁僭主及其继承人，都没有成功地动员中国，结果都是把中国越搞越乱。中国仿佛一位被扒掉衣服的妇人，并被打倒在地，赤裸裸躺在一群训练有素的强盗面前。她的全部特点，成为她耻辱的根源。她的信心崩溃了，变得下贱、丑陋、衰老，令人厌恶。但她本来并非垃圾女人，只是不可捉摸的命运，使她沦落。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枷锁再是严酷无情，也并不能判决中国永远只能如此下贱、丑陋、衰老。中国身上这些令人厌恶的特点，将伴随死亡与再生，而被洗涤──中国将再度年轻，充满青春活力。

现代中国的种种病态、愚蠢、疯狂，也是现代世界文明病的有机部分。不从此入手理解世界，理解西方的文明，也就无法真正理解“充满耻辱的现代中国”。诚然，中国病与西方病表现各异，甚至正好相反；但两个病魔，是一根乔木伸出的两根枝丫，它们来历不同、去处相异的巨大弧线，在这被打通的地球村交叉相遇；生长运动的不同方同，并不能拆散这对冤家。这种伴生关系决定了，中共僭主的残暴性，相当部分是来自西方列强，所谓列强，是“一系列强盗国家”，而共产党发扬这种强盗作风，协同苏联，扒下中国的衣服，挖掉中国的血肉，于是，他们仿佛有证据，可以指责中国的髑髅说，“这是封建的。这是反动的。这是必须改造的。”……于是，他们干下了一切外国强盗都干不了的勾当，不仅参与对中国的国际轮奸，而且挖掘中国的祖坟、辱骂中国的英灵。这个汉奸党，不仅有卖国的思想体系，还有卖国的行动纲领和实战成绩，最重要的，他们对自己的卖国成就，甚至抱有一种自豪感！

中国民族的衰颓，为什么一至于斯！

这个汉奸党，由一群绝望的盲流组成：他们敌视传统，没有根基，完全被社会给抛弃了。因此他们所说出的，不是真理，只是自己的流浪经历。他们要中国人变成“国际主义”信徒，最后把中国人变成了洋奴。他们以“消除帝国主义侵略”为借口夺取政权，但他们强力推行的奴化教育（“马列主义”），已是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最大国耻！

中国的上层建筑一扫而光，一切高于汉奸党的东西，被拦腰砍断；一切优雅的精神，都被跺碎、踩入泥潭。中国沦为一个赤裸裸的“无产国家”──甚至连国家也没有了，沦为一个穷棒子阶级，然后连阶级也没有了，沦为一个光棍先锋队──党──政治局，最后连党和政治局也没有了，沦为孤家寡人的随心所欲！

他在城市里种上庄稼，表现出一个农民的最大偏执狂。然而，对中国社会而言，农民至上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在古代，士、农、工、商，核心是“农”。“农”，当然包括共产党所说的“地主”、“富农”（如毛僭主他爹）；统治着的“士”，不过是“文化的农”，因为工商阶层尤其是“商”，要想进入“士”的阶层，在古代受到法律禁止。所以说，除了士自己以外，只有农民可以升格为士，工商都是不行的。“书香门第”只不过是个修饰性的词语，用来指代那些“要么靠地租过活的地主家族”，“要么靠俸禄过活的官僚家族”。在花花绿绿的商人眼中，“土气”始终是这些家族的共性。

但现代中国，已不可逆转卷入了全球性工商活动的漩涡中，强大的压力使中国只能适应而无法摆脱。中国之一再受挫，实因至今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学习，但若非主动、热情、充满创造精神地学习，中国没落的劫运是无从挽回的。

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出现了“秦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的人民呼声。这就是城市力量在取得支配中国的优势地位之前，所发出的世纪性警告。

未来的中国，也许能够逆转上述的潮流？但无论如何，现在还没有资格。共产党还没有适应世界趋势，结果现代中国人蜕化为没头苍蝇，寻求方向的闪念，也被歼灭在萌芽状态。中国人被僭主专政的机器强迫，只能学习马克思主义，被迫按红毛番鬼的教导充当亡国奴。这是极端的国耻。马克思主义者、各种欧洲中心论者，把开辟民族精神的良田，视为大逆不道；因为中华精神的家园，要首先铲除那片长满绿毛的马克思主义的森林。所以，中共把辛勤地耕耘、仔细地播种、精心地栽培、全力以赴地收获，看作“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他们要强制中国民族在这幽暗蔽目的森林里，长眠不起！僭主们的幸福，是死在这黑暗王国，让自己血腥的鬼魂，亲吻伪善的恶魔卡尔·马克思（所以他们说死后就是“去见马克思”）。那马克思和他的下流导师黑格尔一样，对中国怀有恶毒的敌意，极尽毁谤之能事──因为他们没有见过东方的太阳。

杀我民族精英、吸我民族精髓的洋奴教徒，盘踞在中国，已经好几代人了！他们的影子，压弯了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的毒气，散播在许多亡国奴内心。空前未来的红色风暴，把中国的遗体推上马克思主义献礼台。

我们的中国，世纪的悲哀。

中国的悲惨命运告诉我们：只有消灭民族自贱心，中国才能摆脱灭顶之灾。什么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制度问题、政治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丧失了民族的尊严！尊严是价值，丧失了尊严，就丧失了价值，丧失了民族尊严，就丧失了民族价值。

愿中国人民，走出精神的腐朽森林！愿中国民族，彻底清算马──恩──列──斯等黑暗王国的恶煞。

愿中国人民，彻底铲除腐败之源、焚毁共产党旗。爱国的中国人，一定会把洋奴的尸体，化为中华意识的肥料。

砸烂马列主义的神坛，捣毁马列主义的偶像，禁止马列主义教团的男盗女娼！民族复兴的战士，要重新面对世界性挑战，必须首先拒绝马列主义的、卖国主义的麻醉。这样，中国的灭顶之灾，由中国民族自己来平定。这样，中国民族在中华至名的吸引下，完成聚合。

要想成功地反抗帝国主义，必须首先学会它。是时候了！徘徊歧路的兄弟们，让我们抛弃农业时代的幻想，废除土人和曲士的奢望，做新风，做闪电，做雷鸣，炸碎那困扰中国的共产阴云。

不要指责“中国人的国民性”，而要指出它为什么这样贱。“怒其不争”是多余的，有一天，中国人将变得好斗成性，大大超出野蛮化运动的始作佣者们的尚武呼吁之外，它将傲慢地盘桓于我们今日的一切祈祷之上！

不是我们运动了历史，而是历史运动了我们！所以，“英雄创造历史”、“奴隶创造历史”、“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诸说，俱可以休矣。

当中国大地洗涤干净，那时，一个“富于自生能力的文化国家”的诞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所谓“有自生能力的文化国家”是指：

1，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精神，而不必借用他国的主义、崇拜异族的偶象。它以自然的能力，涌现自己的生活，而不必沦为他人生活的仿造品。

2，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制度，而不必依靠僭主的专政、群众运动的恐怖，才能运转。偶然的僭主意志、随机的官僚欲望，不再能破坏它的法理。

3，这个国家已经成功地接轨了中国现实与中国传统，而不必通过“反传统”来推进社会革新；也不必通过“吹捧传统”来遮掩政治腐化。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这种做法，已经使得传统臭不可闻。严重破坏了我们民族的自信、自尊与活性、活力。

4，这个国家将召唤传统的魔力，以推动、规范现代化过程；它以巨大的艺术天才，创造性地解释历史──凡是革新所需要的，就是“祖辈的美德”，它哪有必要白费力气，去迎合欧美的杂碎，甚至批判自己的祖先呢！

5，它摆脱无君世纪的僭主梦魔，完成中国民族的自我更新。它以自己的一贯努力而非投机倒把，使自己的人民过上拥有尊严的生活。

6，它已经成年、独立，渴望迎接世界性挑战！它有法治、讲礼义，敦厚的伦常，为天下示范。

在上述意义言，中国的百年革命将被事后证明，是一场非常动人的、与泥古不化的梦魇、与外部压力的死神，苦苦搏斗的民族再生运动！中国的城市革命，我们的最后革命，将被证明是一场寻求新的生命原力的巨大民族冒险！

由于历史具有藏污纳垢的本性，中国民族曾经疲惫、衰老、灰尘满面，但执着的意志使它不愿就此躺倒死亡：它要通过一系列旷古未有的痉挛，摆脱梦魔的诱惑、死神的纠缠。它知道，洗清自己的污垢，死神才会逃走！死神畏惧那富于活力的生命。所以正直的中国人，要歼灭费拉的国民性：他渴望牺牲自己，以换取民族新生。他不怕绝种，他要再生。

他知道，民族的新陈代谢，意味个体的大量淘汰。因此，中国慢性革命的最后一幕，是我们最后的革命，我们的城市革命，不容世俗的软弱犹豫，不容玫瑰色的眼罩遮蔽洞察事态的慧眼！让世俗意义的悲剧上演，让它提供一个机会，给我们业已死亡的民族命运，再度提供生存的权利；并给一个腐败的泥潭，投入必要的清洁剂。

中国的僭主时代、僭主世纪！你并非不能生育，通过牺牲、绝种、变形、再生，你能渡过险滩、抵达新国家！

你终能开出灿烂的鲜花，尽管，我们这一代注定还要流血不止。若非我们饱尝先结的政治酸果，未来数百年的文化甘橘，又从哪里来！


六，私相授受的接班人制度


在各种现代僭主国家的政治继承模式中，各种名目的“代表大会”或是“委员会”，都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治花瓶，随意修改自己订立的宪法和规矩，而拒绝广大选民的实际参与，结果，实际的政治权力是通过独裁者们“选拔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方式来私相授受的，这种实际上是由僭主一人操纵的“选拔”，构成了僭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比中国帝国时代的“科举制度”大大退步了。

现代历史表明，一个非现代社会在向现代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几乎都要经历各自的僭主统治时期。其特征是规定某人在“重大问题”上拥有独裁权力，而这种独裁权力，又是以共产党为最。所以，毛泽东可以随心所欲地土法炼钢、发动文革、迫害同伙，把亲密战友和“国家元首”统统弄死，而邓小平甚至可以把集团本身的名义领袖，统统干掉……例如邓小平更像东汉末年的军阀董卓两次阴谋废立汉帝那样，两次阴谋废立共党首领“总书记”。这位“邓卓”还可以向董卓那样，下令边疆的野战军开入京城，实行血洗。虽然邓小平和董卓一样，都不是国家元首，但因为握有军事独裁的权力，邓小平就可以像董卓一样为所欲为。结果，“改革”这种政治的唯一方法，似乎是在吕布那样的小将身上，用暗杀手段予以革除。可惜现代中国人已经不再是汉代中国人的纯粹后代，没有血气，不再能够产生吕布这样的小将，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趑趄不前。

任何正常的头脑都不难明白，这种名为“接班人制度”的政治继承，是最为典型的“私相授受”，不受任何法权的制约。私相授受的政治继承，使中国的政治智慧倒退五千年，几乎回到了新石器时代的“禅让”。是一幕“原始共产主义”的闹剧。

私相授受的政治继承制度，引起极大的社会危机。各个正在进入现代社会的僭主国家的现况表明，没有一次私相授受可以如愿以偿。如斯大林传位给马林科夫，被赫鲁晓夫推翻；赫鲁晓夫来不及私相授受，被勃列日涅夫推翻；勃列日涅夫体制又被戈尔巴乔夫结束……毛泽东传位给刘少奇、林彪都失败，最后私相授受给华国锋，亲族却被这位貌似忠厚的贼眼继承人一网打尽；华国锋来不及坐稳，又被邓小平推翻：邓小平扶植胡耀邦、赵紫阳，然后又予以废立……

每一个新上台的“领袖”要想有所做为，都要反对前一个领袖，推出自己的一套，否则就无法显示自己的能力，无法消除宿怨、团结新人，因而无法坐稳领袖的位置。所以，私相授受的政治制度，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定会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引起周期性的政治动乱。


【最后的革命：中国僭主政治的终结者】

第二章社会动员论


一，史无前例的大试验


当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欢呼共产主义政体的破产时，兴奋之余可能又忘记一个重要的事实：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是某些发展中国家（如俄国、中国、古巴）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趋于国家破产的绝境时，拿来作为“解决社会危机的试验”，而兴起的“僭主政体”。这种试验，是一种较之傅斯麦加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还要彻底的社会动员方式。现在，共产主义政体在苏联、东欧已经终结。但这些国家本身并没有终结，而它们面对的西方压力也没有终结，甚至更为巨大了──于是下一步很自然的发展，就是“新的社会动员方式的试验”。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从英吉利海峡开始发生，越是往东，就越不自然，条件越是严酷，发展的步伐就越带有强制性。法国进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革命比荷兰、英国进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革命都更残酷、曲折、漫长；德国进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革命则导致三次统一战争（普鲁士──丹麦；普鲁士──奥地利；普鲁士──法国）和两次世界大战。俄国的进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革命比德国更残酷、漫长；到现在还看不到它的结束。至于中国，则比俄国代价更高，因为中国革命，不仅至今没有结束的迹象，而且连俄国革命的初步成果（一度建立了两大超级帝国之一）也望尘莫及。这样看来，把资本主义规则顺利搬到前共产主义国家并使之有效成活的奇迹，实在难上加难，无法突然地、缺乏内部条件地成功。

看看中国，早在西方入侵发生以前，在满洲人占领下已经沦为一座龚自珍所说的“病梅馆”。在西方的强台风夹杂着鸦片毒品进袭以后，病梅馆遭受的摧折、痛楚，可想而知。病梅们的抗病力特别弱，结果留下满目疮痍。甲午战争导致满清的国家破产，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俄国、奥匈帝国、德国、奥斯曼帝国的国家破产；二次大战导致日本、意大利、纳粹的破产。辛亥革命没有能够挽回这一破产，随后而至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八年抗战），使中华民国遭到颠覆。全面的社会解体导致共产党趁势崛起，人为的共产主义无菌区建立了起来，以无微不至地照顾被称为“人民”的病梅；至于那些无病的因而拒绝“党的照顾”的，则作为“敌人”被打倒、消灭、绝种。所以很清楚，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中国共产党选择谁是人民、谁是敌人”。

──“保护人民、消灭敌人”，是基于这种阶级分析：顺共产党者，是人民，可以列入“无产阶级”；逆共产党者，是敌人，必须打入地狱。“保护人民、消灭敌人”，于是成为僭主集团的大权独揽、自我保护的借口。

共产党对中国的统治，比苏联东欧共产党对苏联东欧社会的统治，更残酷但成效更低。因为中国社会原先的社会动员程度，比之苏联东欧社会更低，因而更残酷的动员方式也就应运而生；但即使如此，中共依然无法造就一个超级大国。而且，僭主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削弱中华民族的整体活力，他们的社会动员是以一种十分奇怪的、病态的方式进行的：不是起用优秀人才，而且起用白痴治国；不是鼓励上进，而是枪打出头鸟；结果中共的社会动员，事倍而功半，甚至造成全面的社会倒退和社会毁灭，全民炼钢、全民经商、全民卖身、全民……的典型例子不胜枚举。本来，对病菌最有效抑制，正是来自细菌世界自身。而人为的“无菌区”，实际上消除了最有效的制衡力量。就社会意义言，消灭了社会有生力量，直接后果是把杀菌剂本身（如共产党）变成了戕害生命、而不再是保护生命的超级病毒！根据生命约有机法则，“共产党抗体”就这样转化为“共产党病原体”。

在中共社会动员能力还不曾衰弱的高蜂期，少数清醒者由于对共产党病原体的免疫力，还保持着痛感知觉，还有能力追究它的种种症状；但文盲群众和年轻学子则被这侵蚀得神经麻木。全民性的早老痴呆症，一时间风行中国大地，群众斗群众蔚然成风，人类狂人病支配人们的言行！人们得良心麻痹，不丙有痛感、不安，他们多么幸福啊！

在共产党误导下，社会动员变成了社会仇杀；人们被阶级斗争毒害，为虎作伥，一旦看到同胞比自己更苦，就兴高采烈。在这些狂人病的患者看来，拒不接受病毒的人，是阶级敌人，实在可恶，该杀该剐，必欲除之而后快。因为拒绝病毒者，从反面凸现了接受病毒者的可怜。“多数人的暴政”就这样在共产党的中国，比在任何民主国家或专制国家，进行得都更为残忍而肆无忌惮。

这种错误的社会动员方式指导下的试验，毁弃生态平衡（甚至有意识地“破坏风水”）并对人性甚至对尸体进行剥皮裂骨地改造（“挖祖坟”）。

仅从形式上着眼，共产党仿佛继承了龚自珍精神，他们用野蛮的枪杆子，在低水平上进行了无孔不入地社会动员，把龚自珍废除病梅馆的呼吁，变成血淋淋的现实。但就内容上看，共产党的试验室却造就了一个反对病梅馆原则的更大病梅馆，病梅馆以人为方式追求反自然的多样性，试验室以人为方式追求反自然的单一性。结果，僭主政权把中国大地，改造成一个比满清占领区还要死气沉沉的人间地狱。

地狱里的人知道天堂与自己无缘，所以他们最仇恨炼狱里居民的机会，他们把炼狱叫做“万恶的资本主义”；把炼狱里的机会叫做“资本主义的堕落”。

僭主政权的试验室，比满洲鞑子的病梅馆，更加病态：满清是野蛮和民族压迫，中共还要把野蛮变成一种理想的追求，并对民族进行无休无止的野蛮改造。中共把苗圃统统种上庄稼，不仅堵死了选择的余地，而且把多样性的种子完全沤成了肥料。古今中外的“革命”，没有如此惨烈的──“他是野蛮主义的顶峰”。这个顶峰发出最高指示，于是僭主政体成了歼灭一切个性和特点的死亡之旅。

为了保证这一点贯彻执行，僭主政体以非常措施，使个人在试验室中的地位固定化、等级化，甚至世袭化；“螺丝钉哲学”被奉为最高美德。这试验室的主旨“毛泽东思想”终于用“人与党之间的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在才干、天性上的差别。“听党的话”变成了唯一的是非标准。

这种做法把“人”也列为一种材料，强行纳入“最缺乏计划而凭长官意志乱拍脑袋的计划经济”的蓝图，似乎一时取得了成功，但由于这是建立在对与人性的错误判断之上，必定与人性发生持续的冲突而使得自身日益削弱。这种冲突甚至到了制度化的地步，以致不得不通过定期的血腥清洗来维持。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是人性创造了制度，而不是制度创造了人性。以制度改造人性的尝试，只能得逞于一时，不能保持下去。而这“得逞于一时”，也还是基于人性在前此所遭受的限制：人为了从限制中获得解放，才创造制度。即使像现代中国人这样善于屈服和妥协的“没有种的人”，也不可能被共产主义试验的“思想改造”完全同化。“消极抵抗”、“阳奉阴违”是对付野蛮的异族征服者如满洲人和蒙古人的法宝；也是对付野蛮化的内部征服者如共产党的法宝。历来受命“清洗中国文明的腐败”的野蛮化运动，最后被消化掉的根本原因，就是源于这种人性的顽强。

日本人在中国的军事征服是相当成功的，但其政治统治却是失败的。他们出自岛民的狭隘性，而对这“中国人的韧性”，几乎没有认识。继乖戾的日本起而占领中国的共产僭主政权，对此总算有些认识，它的首领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可惜，他吸取教训的能力仅仅到此为止，一旦他梦想去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改造人性的时候，他就陷入了“政治运动”的死胡同了。

如果毛当时努力把中国人培养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在中国建立法治社会，以他当时的能力是可能成功的；可惜他走得太远，竟紧跟斯大林，梦想以不断屠杀的政治运动，创造不食人间烟火的“共产主义新人”！毛的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他要求别人做的，自己却无法去做，他没有做到知行合一，所以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决非技术性的、可以避免的失败，而是违背人性的、不可避免的失败。

试验室效应扭折并毁灭了大量百姓的生活和生命，却依然无法削平人性，甚至降低不了人的欲望──强烈的压制，不过使人性变态而已。而活生生的新人还对试验室环境──共产主义制度造成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新一代的抗体！结果造就了一群无赖，他们毫无规范，天不怕、地不怕、不信天、不信地。这从反面使中国问题终于接近了终点：“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新的权威正在悄然逼近中国。

这终点使中国问题得以超越“正确”、“错误”的两分法，“弯路上的独特经历”已经成为一个最虔诚的祝福！

──弯路上的体验，是无价之宝；弯路凝聚的力量，在直路上可以冲得更远。美哉，中国的灾难。

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我们的盲点恰恰在这里！

──因为现代中国的荒唐、腐败，除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堕落，还由于人民大众的麻木、消极。不解除人民的麻木、消极，就无法消除上层的残暴、堕落。“经济效率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政治制度问题”、“文明衰落问题”一言以蔽之曰：“缺乏有效的社会动员，人民依然习惯于古老的消极抵抗来应付现代生活的挑战。”这样，不解除中国居民的消极抵抗，一切貌似现代的建筑，不过是矗立在古老的沙滩。

关心祖国命运的人，让我们发扬自己的灵性、主动克服自己的消极性！只有自我克服，方能克服别人；只有克服别人，方能克服中国问题。为了结束史无前例的大试验，让我们恢复自己身上高贵的天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二，达尔文主义的入侵


中国近代史的内容是“不断革命”：基于国家破产、社会解体的压力，而不断进行超常的社会动员，表现为一次又一次发动全民痉挛般的“新长征”。其领域之宽、程度之深、方式之激烈、后果之严重，不仅构成中国“古今未有之变局”，且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形形色色的中国志士，为寻求民族的出路，一波一波地悲惨死去。在僭主政权的道路上，绵延着数不清的万人坑。这一切惨烈的死亡，却受到了“达尔文主义各支派”的越演越烈的接受、支持甚至热烈的欢呼。“达尔文主义各支派”包括“洋务派”、“维新派”、“革命党”、“立宪派”、“共产党”、“民主运动”等几乎所有前赴后继甚至在交替时期互相敌对的思想政治派别。

这毫不奇怪。达尔文主义关于弱肉强食是宇宙公理的思想与科学，正好满足了近代中国接受野蛮化洗礼的需要。各种形式的达尔文主义，不论他们彼此如何争说区别，先后构成知识份子的“世界观”、构成各个前赴后继的“中国政府”的治国之本。王道的肃穆和精神的钟声，被霸道的枪炮和急功近利的物欲呻吟，淹没掉。一千年来和平的顺民生涯，被一百年来不愿做奴隶的吼声，震得睡眼迷蒙……无论是散漫开明的国民党，还是严酷紧张的共产党，或是被夹在中间充当三明治的“第三势力”甚至是当今较有头脑的民主运动的志士──无一不被炮火连天、运筹帷幄的时代精神，给浸透了。

价值观念的彻底革命，是和社会结构的彻底颠复互为表里的：于是，中国经历了“五胡乱华”以来最大的社会、文化的解构过程。而说到底，这是需要远较五胡乱华时代更彻底的社会动员，所以，即使五胡部落对中国社会的破坏，也远远不及二十世纪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社会的颠复，来得剧烈、深刻、意义深远。在五胡面前保持不坠的中国文明尊严，在二十世纪的西方冲击下完金崩溃了。中国人放弃了独立的意识，饲饲为形形色色的买办，和精神上的巴儿狗──“山沟里的共产主义者”和上海滩上的流氓，在丧失了文化尊严的意义上，是殊途同归的。西装革履的买办和不懂中文的洋博士，在丧失了文化尊严的意义上，也是殊途同归的。所以，他们痛挖祖坟，以便到地狱里向马克思报到时，可以取悦犹太人、德国人、俄罗斯与蒙古人的杂种甚至名不见经传的格鲁吉亚人。

然而，一百年的历史已经表明，达尔文主义各支派破坏有功，建设乏力，始终未能兑现他们宣传的建设性使命。他们的努力，造成野蛮的中国，帮助中国完成了“由文弱走向野蛮的人一般洗礼”。“革命口号”与“革命行动”鼓荡起来“革命力量”迄今为止，有系统摧毁了地平线内的一切可见，这种破坏才是近代中国始终一贯的“有系统的建设”。

和那些“一次革命就成功地建立了新制度的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相比，我们不得不羞愧地承认，迄今为止的“中国革命”还只皋半成品，中国，迄今为止还躺在革命的手术台上，半瘫痪着。说中国革命是“流产”的，并不确切，但它的“不足月”却是真的，因为中国还没有成功地进行现代社会所必须的社会动员。人民群众、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政府官僚都没有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训练。发动革命的势力，总是一相情愿地拿外部世界那些实现了社会动员的国家的例子来想象甚至“设计”中国的发展，结果，他们的设计与诺言，总是落空。

搬动并重新安置中国之鼎的方法，迄今没有找到，更遑论，以新精神、新材料去铸造一只新的中国之鼎？就这样，中国之鼎的压力，对黔驴技穷的执政党徒们，是太费解也太沉重了。无可奈何之饿，他们试图炸掉它。于是，“革命”成了杀人放火、盲目而有系统破坏的代词。其结果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的彻底野蛮化。

现代中国终于沦为一个无鼎之国：没有传统，没有制度，没有礼节，没有文化。

达尔文主义各支派的代表人物，不论如何你争我夺，大都如此一致倾心于西方的思想纲领甚至组织原则。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一致认为，中国必须放弃自己的国本，走上欧美、日本、俄国的现成道路，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没有达到欧美、日本、俄国的社会动员程度，又如何能走他们的现成道路？希望中国尽快变成一个列强式的国家，因而是一个缺乏前提的奢望。共产党徒的愿望，是建在沙滩上的，像中国这样古老的费拉居民而要成为新兴的文化民族列强，岂能一蹴而就？这样的返老还童，违反自然，需要格外漫长艰巨的退化过程。对现代中国的前进来说，“后退比挺进更为有效”──不明此理，一切行动反倒沦为“冒进”。

达尔文主义，是“文化民族”的经验分泌物；“费拉居民”搬用时该格外谨慎。在这里，文化民族的经验对费拉居民有时是无效的，两者既非“同类项”，马列主义的僭主专政也就像三权分立的代议制一样，实现不了中国社会充分动员，因而无法完成“救中国”的艰巨事业。“富国强兵”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先后失败，良有以也。

历史无限奇妙。它一面把希望化为灰烬，一面又把失败变作最伟大的胜利前提：由模仿西方而产生的、误解的革命，没有实现中国社会的充分动员，反而造成中国的野蛮化，但在不期然中，这却是逼近了天意的一条捷径──尽管是绝望造成的捷径。天不偏袒中国，而要中国完成最艰巨的使命──群体意义的“返老还童”，通过死亡之门，抵达新生；从费拉居民，通过野蛮化，退化为文化民族！


三，极端的社会动员


极端的社会动员状态己经深入二十世纪中国的骨髓，它的纲领是：“革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事实很清楚，百年漫漫，中国人除了革命以外，什么业绩也没有留下来。其极致，革命从手段变成了目的！学者们可以大声谴责“这是典型的异化”！然而，异化的功能正在于“绝对的深化”！不经过“为学术而学术”的阶段，不能成为大学者；不经过“为艺术而艺术”的阶段，不能产生垂世经典；不经过“为革命而革命”的阶段，不能创化新的民族！

原先，出于模仿优胜、逃避劣败的渴望，“十五年超英赶美”的热梦也不知做了多少。但春梦岂能当点心？闭眼时的宏伟蓝图，睁开眼镜花水月。《庄子》“梦饮酒者，旦而哭泣”，实在是对近代中国命运的先知预言。“建国大纲”、“翻身闹革命”、“现代化”等梦呓原来仿佛天花，看起来像天女散花的赐福，但落到头上却成了魔鬼的瘟疫。这种天花的妙处，只是发挥了让人忍受苦难、在漫无止境的社会动员中拼命挣扎的功能──也仅仅在这种意义上，“建国大纲”、“翻身闹革命”、“现代化”这些“天花”才是积极的。直到有一天，中国人已经自觉自愿地实践了“为革命而革命”的、非功利的深度时，社会动员才算真的完成，革命的恶梦才会终结。

在可见的层面上，中国近代史堪称倒退，是典型的野蛮化。但是，在看不见的层面上，如，在“灵魂深处”，却埋下了无上珍宝──这就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一切恶性的事变，很少有什么打击，可令我们惊惶失措的了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谈到的“仙人掌精神”！

牢不可破的营垒，粉碎了。顽固的心理定势，溃灭了。中国人已经可以接受一切，并时刻准备着接受一切不可思议的事变！这对一个过于保守并时刻以“不合惯例”为借口去攻击那些进取者的社会，是多大的进步。

粉碎可见的壁垒，容易，粉碎不可见的壁垒，难。世界上多少古代民族，并非亡于外在的不适应，而是亡于内心的不能适应。让我们学会更彻底地适应，以便进行更充分的社会动员！崇尚实力毕竟比崇尚虚伪，要符合现代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以利益语言开口说话”的谈判对象，毕竟比“以道德语言闭口总结”的谈判对象，较能节省时间、提高效率。这就是长期革命造成的“心理废墟”的妙用！是的。心理的废墟──很可能将被证明，是结束中国革命、打开新国家之门的金钥匙！任何外部的、可见性的“硬件”都不及心灵的、不可见的“软件”更新来得重要；而任何自我更新，无不首先显现为自我废弃！

遍地废墟的社会野蛮、十面弥漫的文化真空──正在造就轻盈凝重的权威中心、不变以应变的文化之核！

中国文化长城和心理堤防的崩溃，带来一个洪水滔天的时代。“履霜坚冰至”（《易·坤·初六》），冰冻三尺，岂是一日之寒？这不是任何人力可以达到的，这是气候的天行！不是事后的聪明，不是败者的自慰，不是嫁祸于传统，更不是某个领袖意志的怪诞产物──而是一连串历史运动所揭示的定数！

解构与结构，是如此混成、如此互动，在绵延的破坏中，绵延生长着新国家的要素──这就是我们的最后出路。

隔岸观火的学者们！请求你们不要把中国革命的血腥历程简化为“一连串阴谋、政变与屠杀的历史”。尽管，近代中国的革命运动充满阴谋、政变、屠杀，并围绕着一个“野蛮化”的主轴。尽管野蛮代替了王权，执掌中国──但近代中国毕竟是通向未来中国的必要桥梁。

这不足为奇。早在辛亥革命前后，许多先知先觉者（如梁启超辈）就倡言了野蛮化主轴的必要性，他们倡言尚武精神，呼吁野蛮国民的体魄、精神，甚至把强化这一主轴，视为中国复兴的内在基础。野蛮化，成了费拉居民追赶文化民族的“马刺”，甚至成了“扫帚星”。例如毛泽东本人，就对自己的扫帚星使命，有生动解说，他自我告白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过时的、无助于实现新的社会动员的传统与文明，就这样被共产主义的扫帚星们，作为“灰尘”一笔勾销了。

根据同样的原理，未来的清洁工也将用扫帚而不是辩论，来清除毛泽东思想这一有毒的灰尘。

缺乏领悟力的人们，可能会把中国的野蛮化及其分裂的后果，看作人为，甚至是必须消除的病态；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小小的真理：这病态的病灶，却显然不是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力量，一手包办的。迄今为止的南北朝对立，早在1850年就明显了，且经历五代表现形式：

1，南方的太平天国与北方的清廷之间的对立；

2，北方的清廷与南方的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等）之间的明争暗斗；

3，南方的革命党与北洋军阀之间的对立；

4，北方的共产党与南方的国民政府之间的对立；

5，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对立。

在这种慢性的社会撕裂中，似乎实现着某种深刻的社会动员：死亡与新生、真善美与假恶丑、疯狂的破坏与天堂的期待──奇妙地凝集一处，相克相成，仿佛高耸的金字塔，浸泡在布满大地的血泪中。要没有这种慢性的撕裂，费拉居民如何退化为文化民族？要没有绵延百年的野蛮化运动──它比较正式的名称是“战争与革命”──安眠于两千年“大一统”、一千年“异族阴影”下的中国，如何适应“现代列强争霸的战国格局”？

这样看来，中国的全方位分裂，只能终结在中国革命的终结处；野蛮的中国只能终结在社会动员完全实现之后。那时，领土的分裂、文化的分裂、社会的分裂、精神的分裂，得以弥合。


四，野蛮的胜利者


迄今为止，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胜利者的王冠”，都戴在那些人的脑袋上：他们“进一步强化了野蛮势力”。新兴的政权的杀人数目，总是前一个政权杀人数目的八十倍以上。满清政府杀了“六君子”和徐锡麟、秋瑾，就革命蜂起，天下大乱了。北洋军阀闹出“三一八惨案”，杀了数十名学生，就被“打倒军阀锄列强”的吼声震垮了。共产党控诉说，蒋介百在南京处决了十万共产党人；但共产党自已却在北京处决了八百万“反革命”。十七年以后“文革”爆发，索性大杀起自己的同党来。前后累计，中共整死八千万中国人，是蒋介石“清党”杀人的八百倍。毛泽东大言不惭，他的反右运动所杀害的人数，更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杀害几百人的百倍以上。

当此野蛮化有增无已的趋势下，一切仁慈的表现被当作“软弱”的代词；而野蛮的行径则与“强有力”划上了等号。这样的风尚，使野蛮的趋势无法中断，更难逆转。此其时也，“野蛮进程的炸药与炮灰”（比较正式的名称是“战斗英雄”）成为“时代精神的指向”，成为人格的最高示范。董存瑞、黄继光、雷锋、麦贤德，皆其类“杀手”也。

“政治革命”只是小巫，真正的大巫，则是“革命的政治”！即，把革命列为最高秩序的“反秩序状态”。野蛮化是其果，革命化是其因；革命化是其表，野蛮化是其里──革命与野蛮互构因果、互为表里。在这种意义上，近代中国的革命，既不是古代一治一乱的鼎革天命：也不是西方式一次性的天道进化；而是“完全、彻底、全部、干净的解构”。是一个古老社会的彻底瘫痪，一个文明系统的全部解散。

宋元以降尤其明清以来的中国人，以文弱清癯的病体为美，认为那是才学修养的表征。其实，这何尝不是被催眠者的借口？而发布指令者的动机则是：大一统帝国为有效集权、保持自身控制永不松懈，遂以牺牲社会活力作为代价。大凡统一的帝国如此压抑社会活力，无不导致文明衰落。它的居民这时外表文明、内心懦弱；野性的力量与活性的力量一并消除，应变能力与生存能力，一同降低──这是一种病恹恹的美，一种化妆品的美，一种圈养动物的美，一种走向死亡的美！一种小脚与长辫的令人作呕的美。

现代的战国世界则完全相反：它陷入“列国纷争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为胜利女神或是自由女神的血腥祭坛，而把技术武器化、科学偶像化。为争霸全球，它相似于中国夏商周三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逐鹿中原的美德”，而摒弃秦至清（尤其是元明清的奴性时代）的“大一统的美德”！所以，它奖励体育、召唤尚武精神。而这，对习于文弱的社会来说，无异鼓动野蛮风潮。这等于用拳打脚踢来开导病夫：不具备现代的野蛮气质，则达不到现代的文明境地！

一百年过去了。由于西方的压力而逐渐动员起来的野蛮精神和“解冻状态”，正反过来使得日益文弱化了的西方世界本身感到惴惴不安。所谓“解冻状态”是指：元、明、清三朝六百三十二年的社会大一统、道学大催眠，使中国进入了人性意义的千里冰封、文明意义的万里雪飘；而后，野蛮的西方侵略则以铁的暴力打碎这一统的冰封，以火的煽动搅乱这催眠的雪飘。

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讨论“野蛮化必要与否”，这个问题一百年以前也许还有些意义，但今天已经完全落伍：野蛮化不再是一个可能的必要，而是一个确凿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握野蛮化的火候”以及“在恰当的时机结束野蛮”。不结束“近代化的野蛮”则开辟不了“现代化的文明”。

而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上大部分“路线斗争”激发的残酷内战，无不直接导源于“如何野蛮化”和“野蛮到什么地步”的“火候之争”。从“洋务”与“变法”之争，到“改良”与“革命”之争，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到共产党内“十次路线斗争”，莫不如此。而新起的革命势力，又总以更大的热忱投身更大的野蛮。斗争越演越烈，直到把整个社会投入火海，全国一片红，仿佛炼狱，中国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场。

火候问题，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生死结。当前，民主主义者和新权威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争议的也是类似的问题。火候的问题，挑起各派政治力量的仇杀。“不斗则垮”成为野蛮化的纲领──但它的伏笔，早在“文革”前的四十年就埋下了：中国式的私刑滥用，在1927年就有了蓝图记载（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来居上的、更野蛮的势力，总是指责“既得利益集团背叛革命”，甚至“反革命”，从而一举夺取了“革命的正统性”。“革命”的正统性在现代中国，仿佛古代的“天命”正统性──它可以“使丑的变成美的、错误变成正确、造反变成有理、社会灾难变成建国纲领”！

后来居上的、更野蛮的势力，他们的革命要求还没有餍足。他们的革命要求常常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最后达到漫无止境的地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那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而其内核却无非是：动员、动员、再动员；野蛮、野蛮、再野蛮！

可以预测的是，这“火候问题”还将继续成为中国内争的焦点。

有人说，“革命已经够了！现在应该和平建设了！”说这话的，大多是坐在上风的执政党人。有人说，“不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说这话的，大多是坐在下风的在野党人。他们的利益比他们的理想更难协调。他们的理论都对。因为中国近现代史已经证明：所谓“建设”，是一个革命阶段到另一个革命阶段的喘息；所谓“建设”，不过是在准备更大的爆炸力罢了。所以，人们满怀信心地建设一段，然后突然发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革命）”的讨厌轮回再度出现。于是心情更急切，革命行动更暴烈。

“他们的革命已经结束，我们的革命刚刚开始！”这里有一个“革命过程”需要完成。也就是说，人的惰性不仅体现为“反革命”，也体现为“革命的惯性”，所以，便形成了“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怪圈：中国革命的漫长过程，注定要把一切自认为彻底革命的革命者，先后打入“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地狱。甚至自封为“不断革命化身”的匪首毛泽东本人也不例外。一九七六年他垂死之际，血腥镇压第一次天安门民主运动，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罪行”。论其罪行应该予以死刑的枪毙，甚至割喉取肾。如果毛泽东已经死了，对他的惩罚就应该开棺鞭尸，发掘祖坟。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逻辑。

其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在继续革命、不断加深野蛮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达到骇人听闻的深度。尽管，它的标语口号经常“城头变换大王旗”。

中国社会的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新的催眠：野蛮──活力的象征。越野蛮越好！只有打破一切限制的野蛮，方能召唤人类最高的想象力、理解力和记忆力。

野蛮精神，不仅应是社会重建的法宝，也该是个人生活的指南！


五，胜利者捏造的历史


临近二十世纪末叶，想象力丰富的人们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而在我们看来，这个预言为时过早，它更多体现了希望甚至仅仅是祝福；而不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分析。在我们看来，中国重获全球第一强国的地位，可能不是在二十一世纪，而是再晚些，要在二十二世纪。这样，中国从它陷入解体的十九世纪开始，到完全彻底地实现重建，一共花费整整三百年。

这并不“真的漫长”，因为在上一个类似的周期，魏晋南北朝，中国从陷入文明崩解之灾的公元二世纪（东汉瓦解），到重获全球强盛的公元七世纪（唐的统一），一共花费四百多年！由于现代生活的较快节奏，我们可能提早一百年，以结束中国文明型式的根本转变。

出于如此这般的国情，所以，在今后一百年里（也就是人们抱有幻想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民族精力的主要运动方同──依然不是外在攻击，而是内在律己！

继续克己，自胜者强。

中国重建的矛头，不是指向世界，而是指向自己，持续地继续指向。

克己，是通向律人的桥梁；若非如此的克己，不论个人或民族，若没有经过惨痛的克己，它的律人就是空话。强大民族的兴起，是前个时代的深刻苦难所结下的硕果。所以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在他迈出强力扩张步伐的前几百年间，无不受到异族的无情蹂躏。先前的蹂躏越是凶狠，后起的外扩就越持续。

由于时候未到，中国在未来一个世纪的对外关系中，依然必须遵循“偃武修文”的规则──甚至，必须进一步收缩它的力量于自己的丹田内，全力以赴推行“自我更新”而不是“更新世界”的方略。

这样的中国，需要一次真正的城市革命。城市革命，也就是我们的最后革命、光荣革命──在其初级阶段体现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在其高级阶段才体现为种族素质的革命、文明模式的革命。

社会动员的压力如是说：“野蛮的中国，是走向新生的中国！”这不是神话，而是现实！早在一千五百年以前的中国它演出过：野蛮的南北朝，盛唐的希望！

中国要在短期内获得迅速发展，必须革命。这场革命包括政治经济方面，也包括社会习俗方面。

革命是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虽然本身并不带来迅速发展，甚至具有巨大的破坏性；但革命创造了迅速发展的条件，尤其是发展的动力。

社会发展有三种状态：

1，自然状态；

2，文明状态；

3，野蛮状态。

自然状态是本能的境界，文明状态是修炼的结果，野蛮状态是洗涤的始基：恢复本能、达到新的修炼。

绝对的自然状态，在从个体或社会诞生的一刹那，就结束了。生命开始逐步纳入不得不然、参差不齐的文明。在文明晚期，“回归自然”的呼声兴起，它所达到的效果，是有选择的野蛮，而不是无选择的自然。

绝对的文明状态，则是《圣经》上描绘的那种“泥足巨人”──强大的世俗国家，都无异于这样的巨人。文明再好，毕竟是从自然中生长；当它的生长过大、耗尽了基础，巨人的崩溃就成为再生的开始。

野蛮则是对泥足的冲洗，它打倒偶像，留下真金；它以回归自然的名义，种下新的文明。它说：“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如果这世界的文明没完没了，那么即便连宗教的圣殿，也会沦为商业工厂甚至巴比伦罗马的妓院。如果没有孤独、死亡，那么即使连艺术的洞府，也会沦为市井的买卖！那样的生命所显现的，不过是其本能的幸福实相：一堆又白又胖的蛆。所以，为了保证人的尊严并与白白胖胖的蛆虫们的幸福区别开来──让我们欢呼一种“冰川上的孤独、洗练甚至野蛮”吧！为了保证某种“朝向健康的绝望”──让我们在必要的时刻和必要的地点，学会反对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技术文明的奴役！

个人与社会的上述三种存在状态，在经验的领域实际上只剩下两种：文明与野蛮。正如在超验的领域它投影为两种概念：自然与文明。

厌倦文明的人们！你们已经永远不再能在经验中回到自然。你们只能回到，超验的、意念的自然，或，在经验中清洗文明的“野蛮”！因为文明，是野蛮之母；因为野蛮，是文明之父。

中国民族的自新运动，必定充满了令人惊奇的英雄传奇。正如每一个民族命运的转辙，必有英雄传奇的伴奏。不是风流故事，不是才干比赛，而是民族大迁徙的神话，又一次成为生动的事实！一切文明都起源于某种史诗，一切史诗都起源于民族大迁徙的严酷磨砺。虽然中国的城市革命，不会在一夜间创造可见的奇迹，倒有世俗的不祥之光降临人间。但相信吧，加倍的苦难、加倍的罪恶、加倍的毒素、加倍的不满──是幸福、圣洁、营养、喜悦的前提。对那些具有英雄气质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是值得羡慕的。尽管在中人以下的庸碌之辈看来，这是黑暗、野蛮甚至血腥的。 

中国的城市革命，承袭并发挥中国革命的野蛮化倾向于极致，使一切非常手段系统化；另方面，它以革命手段，结束革命，迫使革命成灾的中国社会，走上现代国家的正途。它的目标仿佛矛盾，它的前期是“革命”，它的后期是“反革命”。但正如一切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事物一样，它以惊人反差，展示宏大的器度；它兼有阴阳，故能化生万物。

请不要急于谴责这黑色的宿命。

如果没有身临其境，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对即将来临的城市革命，及其暴烈性，是很难理解的。但面对二十世纪迄今为止的中国悲剧来说，城市革命的暴烈，不正像是一位“必要的外科医生”吗？他以娴熟的“结尾处的惊叹号”，缝合创伤和刀口：若非如此，漫长的手术如何结束！

文明，是野蛮之母；野蛮，是文明之父。充满母性的人们啊，你们一定要爱护文明，哪怕那是非常北常腐朽的文明。因为这爱护，正是你们的本能、你们无法摆脱的职业。在任何情况下，你们一定不要崇尚野蛮，因为这崇尚，是对你们本能的残杀。

充满父性的人们啊，你们一定要私淑野蛮，哪怕那是非常非常恶劣的野蛮。因为这私淑，正是你们的天命、你们无法离却的元气。在任何情况下，你们一定不要崇尚文明，因为这崇尚，是对你们天命的背叛。

“高贵的野蛮人”，并非蜷缩在远古石窟里的哺乳类动物，因此不仅仅是复古主义者的幻想。高贵的野蛮人，是文明社会里“最后的贵族”：他清洗文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野蛮并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从根本上打破现状的努力。这与“自然状态”的本义，南辕北辙。所以，新兴的文化，无不体现为某种“野蛮的文化”，甚至“反文化”。而“文明”，正是作为其“反动的结晶”而生发圆满的。文明的颓势甚至停滞，也是野蛮力量遭受过度抑制的后遗症……野蛮，健康的发难者，文明的生殖者！──“生而不有，长而不宰”，天之德也。

文献学者们断言，人类历史“是一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这是幼稚的错误。

首先，人类的历史不是“一部”，而是多部之间的“轮回”从人刚落地、社会刚诞生，文明就开始了，然后再从衰颓走向野蛮，从野蛮再度文明、再度衰颓……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一部经典接一部经典，有始无终的循环！

一个文明到另个文明，一种野蛮到另种野蛮──这就是人的宿命。

历史表明，人们并非在天真无邪中走向文明。恰恰相反，是野蛮的动机、野蛮的动力，经过伪装，鼓起文明的风帆。但被缚于文明而变得孱弱的不肖子孙却弄假成真，拿戏子当英雄，把装潢奉为偶像。但是，对于那些有力量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大能者，真正的归宿，并不是文明本身，而是强健的生存状态。强健的生存状态，总是以自我否定的热情──“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从一重天到又一重天。如果有永生，这岂不就是永生。

从时代着眼，不妨把“野蛮时代”叫做“社会的诞生与青春期”，而把“文明时代”叫做“社会的成熟与衰老期”，至于文明的腐败与解体，则类似人的弥留与死亡。如现代中国，在弥留与死亡中“发出最后的吼声”，而在野蛮时代的前夕，则有一个短暂的精神黎明期──为野蛮造舆论，为文明做寿衣。法兰西的百科全书派，中国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八九年先后两次“思想解放”，干的正是这种好事。

启蒙与野蛮并不对立，恰恰是同一事物的两面镜象。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妙用，文献学者们的血吸虫般的雕虫小技，风牛马不相及。

野蛮的要素，永远潜伏在文明社会中，伺机待发，文明的要素，甚至在最狂野的时刻，也存在。

野蛮的要素，可以提供清新的气息、健康的还原。文明的要素可以提供审美的情趣、物产的富裕。它们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而二者混合，可以激起改革、骚动、变态和创造源泉。混合的东西很难归类，所以就得背上种种的恶名。人们无力发现它，只能看见它所创造的历史。就这样，文明与野蛮的要素配置，形成了不同的主流。人及其社会就是这样奇怪的混和！文明有其野蛮的用处，野蛮有其文明的功效。文明常是魔鬼的化身，而野蛮倒是安拉的显现。所以，在不恰当的时机，强行压抑低度的野蛮──要么消灭了生命的活性，要么激起了恶性野蛮。

为了生命的健康，请接受我们的新观念：“野蛮的文化”。

没有这样的野蛮，就不会有这样的文化；没有这样的文化，就不会有这样的尊严！野蛮的文化，是生机勃勃的文化。中国的难题，是特别需要但又特别缺乏这样一种野蛮的文化。不是共产党的无文化粗鄙，而是具有锐利的创新精神，如青春的想入非非，成就中年的盛德、壮年的大业。而为了盛德大业，想入非非的梦幻，是值得称颂的。

造就文明的精神越是野蛮，此文化的前途越不可限量。文明的来历越不上路，它所吸取的营养就越丰富。升华的动机越原始、越接近低贱的本能，它的动力就越大，弥久弥淳。为文明的发育，野蛮的酵母，必不可少。野蛮不会玷污文明，只会使它亲近泥土的芳香。

只有那真正理解文化并参透文明的人，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链，顶戴“野蛮的荆冠”。这样的人，德配天，应得“王”的称号。和他相比，那些假冒为善、胸怀恶意的慈善家们，奸佞愚蠢，才特别需要文明的华衮，来遮盖自体的丑陋。

现代中国日益深刻的野蛮化，无异在为一种新的文明打扫场地。在如此古老的文化地上上，竟然出现如此新鲜的野蛮行径、野蛮思想，根据我们上述的分析，不是偶然的，而是顺理成章。

一扇门关上，一扇门打开：

从过于人为的玄圃，发展到彻底荒芜的旷野──是文明的一个逻辑。而从过于荒凉的旷野，发展到“奇妙的新世界”──将是文明的下一个逻辑。

它宣示我们：决不要害怕野蛮化的袭击！更不要逃避它！中国在野蛮化的道路上走得越远，也就越是会深刻地现代化！废墟清除得越彻底，将来的造楼才更容易。中国的智慧想象了两千年的“屠龙之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横生的荆棘使他欢欣，纷歧的乱麻使他宁静。庄严的时刻来到了：野蛮化的利剑，劈开中国再生的穆穆四门。国鼎已立，神位将定。

真正的理解者、参透者，坦荡清爽地面向上苍，“野蛮人”甚至“罪犯”的恶名，只是他“帝降夷羿，革兹夏政”的证明。他是文王，武王之父，他是蓓蕾，他含苞待放的时刻，是世界之美。


六，路线斗争──社会动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自封为“国家”的赤地万里，一切私人事业与活力，被强行取消，结果假公济私之风横行天下。僭主特权的实惠，是以“解放人民”的美名大做招贴的。毛泽东“开后门”、“挖墙脚”的小动作，已经被邓小平“掀屋顶”、“瓜分国有资产”的改革，给比了下去。这样，中国腹背受敌：既承受传统的弊害，又不得不接受现代挑战。“国营企业”成为最大贪污的温床。中国生活的一切领域，从此淹没在违法乱纪的阴云里。

僭主专政干尽了自己力所不能及的荒唐勾当，陷入无力自拔的绝境──它又哪有余力来“惩治贪污腐败”呢。那些大权在握“反贪污运动”的人们，是全心全意的、整肃自己的政治异己，所以极力保护自己帮派里的贪官污吏。

这些当权派的流行病，随时间的推移，“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已普及为“全民娱乐和生存方式”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经得起“有组织的犯罪”（如“无产阶级专政”），也经不起“全民齐动手的放抢”（如“产权改革”）。雁过拔毛、行贿受贿，已经成为“中国最新型的群众运动”！这到头来还不是全体中国居民的恶梦？

不甘贫贱的中国人，已经被迫成为“暗渡陈仓的专家”。不在“法律的边沿违法乱纪”，如何生存？他们练就一身走钢丝的本领，不愧为“边缘战略的大师”。法不治众，所以，“请放手发动群众，一起犯罪！”这就是毛泽东毕生所总结的“战略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这种“法律空白和现代压力”的死死纠缠中，垂死挣扎。

这样，当我们看清历史的全貌和演变的轨迹，就不会老是疑问“中国为什么专门上演悲剧”了。现在，让我们颂扬上天的仁慈，使我们有这样多的机会，可以经历得更多、体验更丰富！哪怕这经历是疼的，这体验是苦的。

要想成功地反抗共产主义的奴化，就必须学习共产主义者寡廉鲜耻的方法。隋唐时代的中国人，若不是从五胡、鲜卑那里学得了野蛮的精神、清新的文化、刚健的社会组织，又怎能开创此后一千三百年的新文明？朱元璋要不是大发淫威、强逼蒙古女人受胎，生下了明成祖，又怎能学得尚武精神，保持一个版图最大、寿命最长、历史最悠久的世界帝国？

“野蛮”不幸是“文明”的入场券！要拥抱文明的果实，必先具备野蛮的力量。

中国传统政治权威的彻底崩解，为一切可以想象的和不可想象的“革命暴虐”，准备了血腥的沃壤；由于社会解构与共产独裁，社会缓冲阶层均被系统歼灭；野蛮力量登堂入室，作为一切社会准则的最高仲裁。

蛮力，是最高的美德；陋习，是革命的商标。这里的发明权也并属于共产党，早在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吼声以前二十年，同盟会的枪杆子就已灭了满鞑子；在往前推十年，八国联军的枪杆子（1900年）、倭寇的枪杆子（1894年）、英法的枪杆子（1840、1842、1856、1885年等等），也都差一点点就出了红毛番鬼在中国直接统治的伪政权。近代中国的野蛮化，恰恰是由自视文明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代议制的杂碎）、他们的忠实学生“日本维新者们”（倭奴天皇和倭奴的军部），一手触发的。

──“既然你们已经扣动了扳机，又怎能谴责子弹打中了你们不愿意看到的目标？”

近代中国的野蛮化，其祸根的源泉还是在西方，不论社会动员方面的还是思想动员方式的，都是殖民主义的代议制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独裁，先后播种的。

中国的生死存亡、祸福休咎的关节，莫不寄托在它被迫的“牺牲精神”的烈度上。以及，依据它从事实际牺牲的力度，中国人，才能苟延残喘下来。因为这民族的不幸，是席卷全球的西方文明强行带入中国的，因而是不可逃避的宿命。他们以暴力强迫我们接受全面的社会动员、学习暴烈的社会动员、崇拜精密的社会动员。除此之外，岂有选择？

现代世界的蛮族在哪里？就在文明古国中国国内！在亿万文盲中，在渴望炸毁社会的行动中。──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徘徊在古今中外各种文明准则之外，不仅没有“法治”，甚至连国家形式也不具备，只是一群贪渎的党徒在推行他妈的“长官意志”。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彻底野蛮化了，旧的文化要素断绝，新的文化要素空白──全体人民沦为文化休克的亡国奴。

我们比历史上一切的蛮族人，都更像一群野人──因为我们连野蛮民族所拥有的社会与精神的凝聚力，也都丧失殆尽。

纵观中士，“丧尽天良”已经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的生存条件！一个历来以文明自傲于世的民族，竟然落到这种地步，真不能不让人感叹命运的无常。“野蛮”──已经成为这个过去的文明现在所拥有的“最时髦的王牌”──谁不认识这一王牌，谁拒绝按照这王牌的牌理出牌，谁要是迟一点欢呼这牌理的胜利：“就叫他灭亡。”

由于人性顽固，由于生态循环──“凡在历史中存在的东西，很容易再现或重演。犹如古代的幽灵一再盘桓在它的故土，不忍离去。……”神秘的无声告诉我们，任何曾经显赫的，都不会永远消失在茫茫夜雾里。它比有机的生命，更为顽强地自我再现。不论今天的人类如何评价它，它都会不知羞耻地接近人类，并以最出其不意的方式，攻其不备地缠住我们的要害。不是临到我们头上，就是临到子孙的头上。为了子孙们免除债务的重压，让我们勇敢地忍受报应的痛苦。

历史要呈现什么，就首先抛出与之相反的东西……西方人破坏了中国的生活，毛泽东则把这种破坏推向极致。他曾说过，“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似乎透露，他的出发点是“救中国”，社会主义不过是个手段。主次问题在这里表述还算清楚。在他的晚年陷入共产主义迷信之前，还考虑过“救国”。在这一点上，他与洋务者、维新派、革命党之间，似乎开始的时候并无不同，所以他曾把他们一一列为“先行者”。后来，“民族革命”逐渐蜕化为“阶级斗争”；“路线分歧”逐渐演变为“路线斗争”，中国沦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试验场！毛泽东杀红了眼，变成一头专杀同党的野兽。

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结果不再是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史”；而只是“如何进行革命的路线斗争史”。

立宪党人是主张改变满清政权的性质的；但这不能使革命党人原谅他们。国民党是民族革命者，但却被共产党人打入“反革命”的地狱；共产党革命似乎已经革到了阎王老子头上，但新兴一代的志士却要把他们还原为一群贪婪的卖国贼──比满清和袁世凯的卖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史是善于讽刺的，到此为止，它走完了一个“圆”──最最最革命的共产党，变成了最最最反革命的汉奸党。为了推销他们的卖国的“发展战略”，他们甚至把坦克开上大街，把他们声称代表的学生和人民，碾成一堆堆血糊的肉酱。以致根本用不着什么“选举”这类资产阶级的把戏。

这不是偶然的。正是在这自相残杀的社会灭绝中，某种静悄悄的“民族精选”正在进行。它也许并不符合任何一种理论的动听模式，但它却合乎冷冰冰的客观的现实。中国人在这该死的二十世纪，消磨在路线之争上的精力，要大大超过了各种建设性事业的总和。这是徒劳浪费吗？不。这是一个宿命：正是在肉体和精神的超级灭绝中，新的社会动员、新地民族精神、新的行为方式，在不可阻止地生长起来。也就是说，残酷的路线斗争的最终结果，并非得出了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而是通过矫正、酷刑、绝种的炼狱方式，“从头到脚改造了中国人”。在这里，比“文化革命”更重要的结果，是“基因重选”。尽管，这收获是血淋淋的，这方法是邪恶的唯物主义。

在这过程中，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遭到了系统的破坏。共产党把这种破坏叫做“愚公移山”、“颠倒历史”、“天翻地复慨而慷”。其裂度之深、毒害之大，为中国历史所空前，为世界历史所仅见。

疯狂的社会动员的压力如是说：“野蛮的中国，新人新风新社会！”这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在一千五百年以前的中国它演出过：野蛮的南北朝，盛唐的前奏。


七，对野蛮化运动的分析


从历史学的角度观察，社会的野蛮化过程，仿佛对文明社会内的“色素沉着”、“骨质增生”的清算，是对文化积尘的激烈清扫。

越古老的文明社会，其增生的组织越硬，其积累的灰尘越多；它要获得新生，就需要更为彻底的野蛮化。就中国情形而言，五千年文明已使大地过于疲劳，不经一次彻底的“休耕”，新的生长势必很难。中国的传统文明最长，所以它进入新世界所需要的“革命性体克”也就最长。而所谓“休耕”在一位传统而勤勉的农人看来，显然是“野蛮的”──这是让大地回归到人为的荒野。

用“悲剧”一语，岂足概括它？！

这里正像历史引力场的一切现象，不存在“公正”与“不公正”的问题。野蛮化本身并不是某种“进步”，但它却是一切进步的“前提”。它帮助人们轻装上阵。它意味着对复杂环境实行必要的简化。

较广阔的历史哲学的视野已经告诉了我们：进步，若无衰落为之补充元气，则不可思议；正如兴奋，若不继之以安眠，是会致命的。三千年前的中国智慧就已洞悉其中奥秘，《周易》以其“阴──阳”观念，表达对于“野蛮──文明”的有机性看法。阳就是野蛮，阴就是文明，阴阳是互补的，野蛮与文明相克相成。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说完全的文明与完全的野蛮，都将导致社会的停滞和不孕！在此意义上，《周易》的智慧又是一种“文明的野蛮精神”。

根据这种理解，一个社会的动员所经历的野蛮化程度，预示它未来的文明力度。新的野蛮主义，是作为新的文明曙光，而打破旧文明的坚冰。野蛮化，是“文明病”病入膏肓时的唯一救方。

现代人把“体育”、“竞争”、“有限战争”当作治疗文明病的要方；但这只是小规模的救灾、结构内的调理。如果文明已经大面积地死亡、结构已在根本上失灵，那么请问：除了“野蛮地全盘否定”之外，还能怎么办？人，总不能坐以待毙吧？虽然，我们厌恶一切具体的野蛮──但为了文明的缘故，请我们在宏观上接受它！

迄今为止的中国革命，破坏了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但一切洋人和洋人的仆从们切莫高兴得太早了。因为外来的模式和咒语，在中国也同样失灵了，甚至带来更大的灾难！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像洪秀全的“基督教”一样，全都失败了。它们不仅救不了中国，连自己也救不了。他们自身最低限度的存在即他们的肉体和建树，也都随风而弃了。这些劣种，哪能适应中国的土壤！适应中国的土壤，是头等艰辛的任务；强行引进外来种子的结果，只能是“萎缩──霉烂──肥料”。

以马克思主义为末梢的达尔文主义，在共产党徒的无情利用下，已经沦为强盗团伙的逻辑、危害民族的宣传。这些团伙把自己打扮为人民的领导和先锋队，但实际上，他们的思想极端，不过是中国社会的末日。如果说，中共以前还起过“加速社会动员”的作用，现在也已经完全失效而有害，已经成为实现进一步社会动员的严重障碍。

祸乱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应该去见它死去的犹太祖宗。因为对中国而言，这思想瘟疫已经做完了它所能做的一切。民族的志士将起来，结束共产主义，也结束被共产主义固定化了的中国分裂。

自从西方的侵略以来，洪秀全的伪基督教在一八五〇年第一次分裂了中国；一百年以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则把中国逼入了精神分裂的绝境。现在，我们需要一次强烈的电击，治愈中国的分裂。

中国的命运超出自救。因为，只要你挺住了，就等于挽救了世界。你不会更新溃灭中的“后现代文明”，但你的野蛮将在五百年后的余威中，回馈它一次生机。你坚信五千年的许诺，必将灌溉焦渴的大地。

中国人，不为祖国今日绝望的野蛮状态而灰心丧气。尽管，在中国今日的现实中，看不到一点文明生长的苗头，但还是请相信，潮流迟早会逆转的。一个社会实体的突变过程，也会在其成员身上引起连锁反应，在无限的痛苦中会有无限的欢乐，在社会成员的死亡中会有民族整体的新生。一些默默无闻的人，一些被看作毫无价值、不可救药的人，要兴起，发光，在普遍的痉挛中完成他们的最后的革命。


八，失败的社会动员造成分裂


由于社会动员的一再失败，二十世纪成了中国民族的冬眠时代。民族的某些部分（如知识阶层和军阀、政客）是活跃的，甚至过于活跃而使社会患上了多动症；但民族的其它部分（如市民、农民）却消极被动，昏昏沉睡。少数人的多动和多数人的被动，合奏出中国惨绝人寰的僭主时代。结果，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的活跃和社会的紊乱，并行不悖，蔚为壮观。

锐进者脱离群众，他们以经过训练的技巧在操纵群众，并将此称为“群众运动”。今天，中国革命开始已近百年之后，现实依然如此。锐进者或自命“民族脊梁”，或自封为“精英”、“特殊材料”、“无产阶级先锋队”，但还是没有和群众融成现代意义的民族整体。他们秉持西方的理想，或是“自由民主”，或是“共产主义”：它们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西方本身曾经分裂为两个阵营。这两批西崽，企图在他们想象的中国社会里纵情建国时，迎头撞上了中国的现实。企图照搬西方经验的国民党，在中国民众的麻木面前惨遭遗弃（二次革命的失败）；结果决心学习苏联、贯彻僭主政体，但还是无法真正动员起群众的热情；共产党学乖了，采用欺骗手段动员群众的热情，如许愿分土地，人民当家作主等等不实之词……但欺骗不能持久，伪装终被揭穿──僭主政体的没落，早在几次背叛之后就已不可逆转了。一九五六年合作化运动背叛了农民、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背叛了知识阶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背叛了工人和市民……之后，先锋队撕下自己精心制作的面具：于是新民主主义的小妾摇身一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悍妇河东狮子吼，最后引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铁扇公主。

脊梁、精英、先锋队，都以马恩列斯的理想标准，指责群众落后。群众则以恐惧的眼神，盯着这批不知想要拿走什么东西的不速之客……原本应该结成一个民族的两个部分，就这样同床异梦。“教育群众”，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大闹剧。它本来应该把一盘散沙的天下之民，整合为现代国民；但结果只是留下了僭主制度这样的孽种。

当然，脊梁、先锋队、文化精英们的主观目标失落，并不等于他们努力的客观过错。“对与错，是历史学的事，不是历史的事。”历史学标准下的“极端无能、可悲可叹的表现”后面，乃是历史过程中的某种“宿命”。

半个世纪来，被僭主和贱奴们自封为“官学”、“经典”甚至“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实是伪科学。但是以它们的名义所逆行的社会动员，在建成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征程中，遭到决定性的败北，却在无意中完成了破坏性使命。这是当今有识之士的共识。

这种上层建筑和中国的地基、屋宇，如此不配，所以，这庞然大物总有一天要压垮中国社会，然后自己才砰然倒地，化为青烟一缕，鬼魂幽灵不再徘徊在中国，如同徘徊在欧洲。

许多人已经意识到“这玩意儿不是科学”，但还有些人如所谓“社会民主主义者”那帮孬种还错误地认为“这玩艺儿还是满有生命力的”。这种直觉的错误是因为它已经完全彻底地忘记了，马列的玩艺儿早就不灵了，而且，作为一种治国之道而非致乱之道──它从来没有灵过。而它在中国社会所曾经表现过的那一点活力，只是因为它的倒行逆施恰巧满足了中国社会动员方面的极端需要罢了。

除此之外，马列主义在中国社会是永远也成活不了的嫁接物！它的根须，从未扎根于中国文化的丰厚土壤；它的气味不能让中国人陶醉，只能让中国人心惊肉跳地掩鼻而过。

充其量，“马列主义”只是对“五四”以来的半瓶子醋的、毕不了业就失业的某些知识份子，起到某种安魂作用。这群走投无路的历史弃儿，一时间丧失了依附感而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需要召唤奴性的武器，结果找到救命稻草马列主义。饥不择食──病急乱投医──饮鸩止渴：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三部曲！试想，一个连无产阶级都几乎没有的破产的农业国，哪里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结果，这些街头鼓动家们把洋杂种消化不良而拉出来的稀，封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其结果，是中国社会的持续分裂。这种崇洋媚外的病态，与中国人自强自立的本能，太不匹配。如此外来理论，又怎能在中国治大国如烹小鲜？


九，新的社会动员呼唤我们前进


本来，共产主义的思想尤其是组织，是从社会底层、以极端病态手段动员中国、组织民族国家的工具；正如国民党是从社会中层、以通常革命手段动员中国、组织民族国家的工具。因此当共产主义仍然胜任“重新组织中国”的历史职能时，它还算是合理的；但是当它违背这一民族目标时，就是忤逆的、必须拔除的了。用国际主义的马列理论来复兴中国，最多也只能歪打正着──因为共产主义的本意，是欧洲中心论的，是立足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世界扩张的。共产主义的本来目的，是要解散中国，并把一个涣散的中国，奉献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苏联）的祭坛。而这个以游牧的哥萨克人为先导的所谓联邦，充其量只是相当于匈奴、突厥、鲜卑、蒙古、满洲等游牧联盟罢了。所以，用共产主义来“救中国”，不啻于问道于盲、南辕北辙，甚至引狼入室、饮鸩止渴。

说得好一点，那也只是一种虚伪的宣传伎俩：共产主义者，一到关键时刻就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美其名曰“支持世界革命”；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阶级斗争、党同伐异；而不是凝聚民族的力量、再造中国。明白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社会动员功能上的适时性与过时性，我们就会清醒：──为了我们可爱的中国，必须抛弃共产主义世界观；为了持续中国新的动员，必须拆穿“共产主义高于中国”这一鬼话，即“鬼子的话语”。为了中国的健康，必须彻底消毒来自西方思想梅毒。

在现代中国僭主政治的无限荒凉里，我们将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气氛狰狞，重重险象，不能阻挡勃然的生机、结构的辉煌。是的，新的动员令不是来自庙堂，而是来自元气充沛的山区！不是来自喧嚣的海岸，而是来自遭到唾弃的大漠。他祈祷，他呼唤，他命令──一个恢复了文化自信的中国！

是的。即使不为民族的尊严，仅为行政的效率，为重建中国的经济，也要彻底肃清马克思主义的霉烂了的遗产。

古代的佛教，曾在中国虚弱的时候浸入，但当中国一旦调整过来，立即开始了辟佛，直到把佛教消解为禅宗宗，消化为道学，消化成了宋明理学的养料──但决不是作为中国思想的宗主！

现代的共产主义，是在中国比汉末更为衰落的时候入侵的，它也比古代的佛教更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生活、瓦解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豪感。对中国来说，“共产主义”这个名目，永远是和国耻、亡国危机、奉大鼻子为宗主的黑暗僭主时代，联为一体的。中国人，要不驱除共产主义，不摘下它的洋奴招牌，哪一天才能像人一样坐在世界圆桌会议上？我们不能像毛泽东卑躬屈膝要求的那样，永远站着，永远像奴婢那样“站起来”迎接伺候他的苏联老哥、他的斯大林老爹。

中国历史的回归运动如是说：中国必须稳稳当当地坐下来。一个不可遏止的回归，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会，它超越了“定理”、“规律”和学者们的喋喋不休……什么不可忍受的代价？你们知道“百折不挠”的生命含意吗？──必要时刻，“玉石俱焚”是它最后的防线！

在一望无际的劫灰里，冒出一枝新芽……它无国色天香，却富生长的意志；劫灰是它的沃壤，毁灭是它的欢喜！它出乎意料之外，入乎情理之中。

当中国民族恢复了古来的自信，“复古主义”的浪潮会席卷中国……没有人能置身事外。远古的音响，变得神奇，透彻人们的肺腑。

他并不崇拜──秦皇登临泰山、祭天刻石。尽管，统治民族的心灵震撼、万国文明的精神凝练，都在这镜头的刹那聚光里透现出来……因为，中国需要新的社会动员！

他并不崇拜──汉武收览《天人三策》的宇宙主义。尽管，六合的圆融让人沉静，天人的意境令人欢乐。因为，中国需要新的社会动员。

他仅仅响往──周武王进军朝歌、制造殷墟的时刻。那才是一个伟大文明的序曲，也是一个没落文明的葬礼。因为，中国需要新的社会动员。

他仅仅响往──夏、商、周三代自强不息的民族国家。因为，中国需要新的社会动员。

新的中国民族，只是多元世界的中心（如夏、商、周等文明的缔造者）：而不是大一统世界本身（如自秦至清的大一统世界）。他们反对民族分裂、国家的解体，但是，他们却赞成在整体中国的规模上“还原出一个民族国家”。老的、大一统的中国人因此死去；新的、民族国家的中国人因此诞生。中国终于实现了百年不遇的社会动员！


【最后的革命：中国僭主政治的终结者】

第三章僭主政体的退化


一，文化大革命的启示


中共的四野和满洲的八旗一样，都是从东北入关，而后杀害降卒、霸占全国的。

中共的土改和满洲的圈地一样，都是屠杀铺路、攫夺成性的野蛮对文明的胜利。

中共的镇反和满清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样，都是斩草除根中华民族的脊梁。

中共的反右和满洲的文字狱一样，都是引蛇出洞、消灭中华民族的自由精神。

中共的文革、改革和满洲的垂帘听政、伪装立宪一样，都是维护特权统治的垂死挣扎。

中国人民！发动最后一次革命！驱逐共产党僭主，恢复中华民族的主权！

僭主集团以个人独裁操纵的“无产阶级专政”控制中国，导致集团腐败，贪污盛行。

早在文革之前，这一控制的恶果，就无法掩盖地显示出来。

要知道，八百万学生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后云集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时，不是来向作为共产党僭主的毛泽东致敬的，而是来感谢毛僭主，把他们从共产党官僚、工作组的大规模迫害下解放出来。他们盼望的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使这些学生得以从一九五七年右派的覆辙中解脱出来。

难怪当时的官僚攻击学生造反是“形左实右”，“类似于右派向党进”。至于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月“向党进攻”（它的高潮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前的六、七月间，流行的“破四旧”、“痛打死老虎等迫害地富反坏右”的暴行，是由共产党子女（“联动”）带头干下的性变态的虐待狂行为，和后来“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即“同党进攻”）性质完全不同。当学生们在一九六六、七年间受到湖南的三苗后裔毛泽东的愚弄而不明真相时，他们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肉麻情歌（无耻的而不是无邪的）；但即使这时，他们的冲动也并不是冲着所谓“绝对服从”的“个人迷信”而发，而是在寻求自己心目中反对僭主统治的造反英雄。

而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六年间所发生的主要社会政治事件，性质就完全不同。与上述“无产阶级理想”无缘，且与任何人民意愿背道而驰。这七年间的一本血泪帐，充满了宫廷阴谋、党棍倾轧以及革命学生惨遭流放，革命工人惨遭杀害。这些蝇营狗苟，既无文化意义，又无革命价值，怎能插入“文化大革命”的范围呢？

这些蝇营狗苟，只是在文革遭到毛的镇压、毛的许诺已经完全破产后，在百无聊赖又不甘寂寞的宫廷中，所上演的一幕幕“动物庄园里的闹剧”罢了。它可能拥有的积极意义，在于加深共产党的分裂、加深了极权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开创了共产党世界里首次出现的神经瘫痪症。它的后遗症也是视而可见的：激起了弥漫中国并终将埋葬中共僭主专政的怀疑主义思潮。这在“林彪事件”后达到了高峰。

没有这样的“文化革命”，就不会有后来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自由化”，就不会有未来的新中国；而现今依然遭到江泽民及其可能的继任僭主及其走狗爪牙们威胁利诱蒙蔽欺侮的广大人们，对此并无清晰的认识。于是共产党僭主才得以继续逍遥法外，作威作福。

按照我们的观念，“文化大革命”仅仅包括两年时间：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一九六八年九月以后，“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造反派”本身都被镇压、流放，这时，再说这场革命“还在继续深入”，不是毛泽东的别有用心，就是说者糊涂，“中了共军的奸计了”。

而我们所说严格意义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邓小平政权滥用的“文革”一词。而是起源于“造党委的反”的怀疑一切，而结束于“忠宇舞”的奴性表演。

1，一九六六年八月开始“煽风点火”，到年底，各级党委垮台，造反运动第一阶段结束。

2，一九六七年，军方奉命介入群众运动，以“支左”名义拉一派、打一派，文攻武卫，造成广泛的流血冲突。

3，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毛以“最高指示”来挽救共产党危亡，通过“转移斗争大方向”，采取紧急措施，施行釜底抽薪，扑灭人民革命。

4，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后，党内干部暂时联合，下压人民革命，外骂“苏修”以转移视线。

5，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以后，“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全面复辟。

试比较一下上述五个阶段，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的“向党进攻”和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六年间的这两个时代，就知道──前者激动人心，充满悬念；不论你认为它好它坏，它充满积极向上、紧张亢奋的气氛；那时，社会激烈运动，消息灵通，实现了共产党僭主政治下从未有过的新闻自由。它的口号是：“对无产阶级无密可保”。

后者则消沉窒息、迷惘颓唐。社会表面一律，然而情绪低落，新闻再度被严格封锁，共产党打手一天到晚忙于“搞政治调查”，穷凶极恶地“追查政治谣言”──这是两个流行着完全不同精神的时代：革命造反与反革命镇压。可见，“文化大革命”开始于一九六六年，结束于一九六八年：“文化反革命”开始于一九六九年，结束于一九七六年。而所谓“林彪集团”、“四人帮”的垮台，早在一九六八年他们伙同周恩来等保守派集团一起镇压造反派（如“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明眼人不需特别擦亮眼晴，就能一眼看破此中分际。

不理解中国事务的人们，往往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场人为的灾难”，这种观点把文化大革命的动力，等同于毛泽东及其同党。我们说，这种看法是肤浅的。毛泽东和他的同党，不过是在特定时刻点燃了导火索而已；至于那个迟早要爆炸的炸药包（它的标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内容是空前激烈的阶级压迫），却是那些“文革的主要受害者们”与毛的同党们，以不同方式共同制作的；至于炸药──被压迫人民的愤怒，则是中国一百多年屈辱的国耻和严酷的革命史，也就是不断野蛮化的中国，逐渐积累的。

正如许多其它历史事件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和结果，大大出于它的始作俑者即“玩火者”的图谋、预料之外。因为革命的真正动力──民族极度渴望改变现状的心情──在革命爆发前的一刹那，也是很难测定其强度的。而在革命爆发之后，则更难操纵其爆炸的方向。

民族的不满，是针对共产党“十七年黑线专政”而发。这种情绪由来已久，只是在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毛泽东及其同党（如“中央文革”）利用了这种情绪，把它引向自己的政治利益所需要的方向，但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了这种情绪。因为如此“制造”，实出于人的能力以外，否则，毛泽东本人又如何会由于失去民族力量的支持，而在1976年的第一次天安门惨案中，暴露其叛徒、伪君子和人民公敌的历史真面目？他为什么再也制造不出人民的拥护了？

当然，即使对这“十七年的黑线专政”，毛本人也具有不可推卸的僭主责任。所以，他和人民革命之间的蜜月，终于难以持久，最后必定以流血或是不流血的镇压做为终曲。

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终于遭到镇压，使人民的不满无法宣泄，社会问题更是无从解决。同时由于它“冲击”的人过多，进一步积累了新的怨恨、制造了新的问题。另方面，文化大革命尽管付出沉重代价，但它的建设性许诺，却又总是兑现不了。“破而不立”的结局，使中国社会陷入持续性的、“制度化了的社会混乱”。

这两面压力，使中国社会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同时，它也使得原先分散的对立情绪，逐渐集中到、凝聚为，对于共产党僭主政治的完整认识和完全厌恶。几年以后，这个认识终于在天安门广场前，化为愤怒的吼声：“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毛泽东作为出身于游民和流氓阶层的共产党头号僭主，这时早已撕下了“人民保护者”的假面具；所以，对他的“个人崇拜”从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就开始烟消云散了。

如果人们具有深入一层的勇气和智力，多一点点寻根究底的意志，以弄清真相，就不难发现：除去民族的不满情绪，外部世界的压力，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力。文化大革命，如中国现代史上的连串革命一样，是中国社会竭尽全力适应外部世界压力的表现。正是这种压力，迫使中国进行巨大的内部调整，以致走上了野蛮化的不归路。过于激烈的社会调整，被叫做“革命”；过于激烈的革命，被叫做“野蛮化”。文化革命前夕，中国已经处在空前的国际孤立与敌国包围中。这种孤立开始于一九五〇年的朝鲜战争，到一九六二年的中印边界冲突达到高潮，一九六九年的中苏边境战争，则使它彻底完成。然而，在孤立主义帷幕后，其实还隐藏着另一种接近世界的愿望。

这种国际背景使得“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革命”，而是“漫长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而且可以肯定，它也不是中国革命的“最后阶段”，因为中国迄今依然没有适应外部世界的压力，我们充满痛苦的革命隧道，到目前为止，还是看不到终点的光亮。

这样激烈、复杂的文化大革命，无疑会产生新的精神。这是一种麻本不仁的顽强甚至无赖，姑名之曰“仙人掌精神”。仙人掌生长的地方，是哪里？是荒漠。废墟！在中国，一切生命与建筑，都必须低于毛泽东，低于这位狂妄无知、卑怯阴险的流氓僭主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像一座巨大的绞肉机。它把中国大陆上的一切存在，无论其为“物质”、“精神”，都包举之、粉碎之──迫使他们低于这个湖南乡下的高利贷分子。那时的中国没有一处世外桃源可供任何一人遗世独立，以逃离毛的劫难。

毛的“粉碎一切”，粉碎得比毛还碎，这所造就的，除了废墟和荒漠外，还能是什么呢？所幸，生命并没有停止，看啊，废墟和荒漠中，脆弱的生命除了表现为一股虽死犹生的“仙人掌精神”外，还能表现为其它什么呢？千百万下乡知青在没有灯光的荒野，被毛的干部奸淫着，奴役着，甚至拷打、虐杀。

无与伦比的仙人掌精神，这是一种专为沙漠生活的严酷考验，而诞生的血迹已干的精神。它坚韧不拔。它百折不挠。它变态到热爱沙漠风暴，甚于喜爱田园风光的地步。它之爱斗争、爱苦难，甚于爱和睦、爱幸福。因为他知道了，田园风光、和睦幸福，永远不属于他；他的命运是属于沙漠风暴、斗争苦难的，广袤无垠的沙漠──天空是沙漠般的铅色，地土是沙漠般的死寂。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立体的沙漠！一种延伸到人们内心深处的沙漠。这是甚至能够窒息时间的四维度沙漠！唯一与它为伍的，就是我们的仙人掌精神。这是我们唯一剥夺不掉的财富──自然的本能与低贱的肉体。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活生生的象征。浑身带刺的仙人掌──正是“文革”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未来的中国统治者，不论他的背景如何，都将为此头痛之至。因为它极大地加增了“中国人”的管理成本，使得这些刁民变得更加难以统治。


二，僭主政治扼杀民族


文化大革命上述历程表明：其性质是僭主（毛泽东）与民族的暂时联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特权阶层”（即武装夺权的暴力团，而按当时术语，叫做“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由于一九一一至一九六五年间中国社会的天翻地覆，绵延不断的革命（极端的社会动员），造成的野蛮化，传统术语只能是一些比喻，僭主也好，共产党也好，作为一些没有名分以致昙花一现的权力暴发户，只是野蛮化的工具，虽然他们自以为掌握了别人的命运，其实他们自己死得也并不漂亮。

但文化大革命却像历史上各种“国王──人民的联盟”一样，有其自行运转的“三部曲”：

1，人民强烈不满并经常反抗贵族的横行霸道，造成社会的紧张状态；

2，国王企图借用人民的不满，来打击贵族，于是同盟形成；

3，贵族受到同盟打击后，收敛了凶焰，人民运动逐渐具有独立的倾向，国王开始担忧人民的力量，于是联合残存的贵族镇压了人民运动。

而其前提是：如果没有人民对贵族的不满与反抗，国王又怎能利用人民？所以，现在邓小平的御用文人，一味强调“毛泽东发动了文革”，其实是害怕承认自己血腥的“十七年的罪孽”。

如果民族没有受到压迫（造反派的口号“十七年的苦弟兄，联合起来！”后来被重新修好的毛与当权派，打成“反动口号”，倒是很能说明它的人民性的），他们便不会怨恨贵族。人民如果不怨恨贵族，国王再想利用他们来攻击政敌也没有机会。最后，由于国王与贵族间的共同利益更多，因此他们联起手来镇压人民，便成为不可避兔的选择。

使文化大革命具有历史意义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运动幌子，不是毛泽东为人民的苦难所流下的鳄鱼的眼泪；而是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动摇了共产主义“贵族”暴发户们的血腥统治。要知道，这种历时数年的全面动摇，甚至在他们的老子党苏联那里都是没有先例的。文革的价值不在于中央文革的自我意识，不在于中央文革那些自命不凡的权术、口号；而在于，文革在人民力量的参与下，使中国脱离苏联的政治控制，脱离了殖民地、附庸国地位。尽管在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上，中国的独立还只在“言”的层次、没有在“行”的领域完成。

尽管，中国的独立倾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还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不敢公开扬弃外来的“共产主义”偶像，但“逆转”已经开始，涡流岂能终止。从此，外来的模式作为中国人的精神梦境，已经原形毕露、破碎不堪了。从此，布尔什维克在中国大地上的洋奴跟班，只能处于逐渐沉沦的守势，他们，不论是毛泽东份子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份子，消融毁灭的结局，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在此，“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经是实指而不是象征。它向本世纪的偶像宣战，并从物质上予以铲除。正因为这样，自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被毛亲手镇压之后，中国生活的全面倒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革命失败后的社会倒退现象，不是“文革”所仅有的。一九六九年以后弥漫在中国大地上的种种虚伪、消沉、堕落，是一切失败了的革命都经历过（1989年之后的中国也是如此）。而正是这些堕落面而不是革命的高潮，才构成了众口一词的“文革的消极因素”。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却有两点积极贡献：

1，它使共产主义的神话动摇并最终破产了。只有经历过1950至1960年代的党组织无微不至压迫的人们，才能体会到“共产主义的奴役”是多么可怕，才能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解放，是多么珍贵。

2，它点燃了社会底层的野蛮主义的燎原大火。这种上下乱窜的野火，跳跃在新一代中国居民的身心中，成了他们寡廉鲜耻的第二本能。它蔑视秩序、仇恨理性；因为在它看来，理性只是伪装的谎言，秩序是骗术的集成。

不错，这两个“积极贡献”本身也许并无建设性。它使“文革成了一个不能生育的荡妇”。这位荡妇以其破坏的纵欲，威胁正常的社会生活。但是，请允许我们有限度地赞扬这位荡妇吧──因为正是她与毛泽东的无耻淫乱，撕毁了一种血腥宗教──共产主义的伪善面纱。

共产主义的宗教，为共产党的特权而剥夺人民的生存；为少数人的车库而拆毁民族的殿堂；为高干的游泳池而封闭了民族的公园；为人民大会堂的宴席而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

与如此“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相比，“文革”这位荡妇，倒体现了娼家少女般的纯真。只是文革并没有批判共产主义，更没有建立新的制度与国家以为替代，所以，在它之后必有一个漫长的混乱时期。从此，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五年间被强力掩盖着的社会分裂，表面化了，并将长期左右中国的命运。当然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文革”前一百多年间（1850──1950年），中国就一直滚荡在社会分裂的泥潭中。“文革”不过是撕开了完好的表皮，把里面的烂疮暴露了出来。功乎罪乎，评说自然因人而异。

毕竟，从此以后，共产主义“为人多数人谋福利”的面纱飘然坠落，露出了赤裸裸的暴力团自己的利益权力至上的可憎面目。与此同时，反传统、反文化、反一切规矩的野蛮主义，兴起了。

它把逝去的文明成果，化为当下的取暖燃料。在中国历史上，同样熊熊烈火衬托出同样“残暴而野蛮的行径”，只有兼并六国的秦始皇、结束南北朝的隋文帝，曾经干过。秦皇焚懦书、隋文烧谶纬──也是为了“统一思想、巩固政权”；但由于他们的残暴野蛮，正好发作在历史文化的巨大转型期，也就在不期然中，恰逢其会。整合春秋战国与南北朝分裂的格局，成为汉唐气象的开辟者。

秦──隋──共（“共匪”）这“三重变奏”（三个以穷凶极恶着称的“虎狼之国”），当然不是“一个历史的巧合”，难道，我们没有理由希望──“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形式、新的精神，继新的秦──隋（现今僭主时代）而起的新国家（新的汉唐帝国），从中共疯狂发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所造就的一片灰烬中，无畏地崛起吗？

所谓在新的基础上，也就是在技术文明和国际环境的基础上；

所谓以新的形式、新的精神，也就是以“民族的宪政”而非“家族的王朝”之形式。

当然，这还得需要两个“汉唐式的前提”：

1，一次类似于秦末和隋末的人民大起义，以便结束矫枉过正的绝对僭主专制；

2，汉文帝或李世民式的开明君主，他们懂得予民生息。所以，无论汉、唐，都是以老子的自然主义哲学为政治的指导思想的，而不是以好乱成性的斗争哲学，这岂是偶然的呢。这似乎启发我们，也许一种新哲学诞生的时机已经到了。至少，是老哲学的变相？

以新的精神为先导，以新的方法为工具──创建一个适应新的国际背景的新的法治国家：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对文革的破坏性之建设性回答！

而今天，能够透过历史的阴霾，而看到阴霾后面高高耸立的山峦的人们，并不超过一位数字。但是，随着局势的明朗，全民觉醒的日子也并不会太远。


三，中国内部的三个世界


在很大程度上，从现在的青年可以看出未来的政治发展。

而所谓“文革一代人”已经开始在全面接管中国。“文革一代人”指文革当时（1966──1970年）在校的大中学生，其年龄层为1940年代到1950年代前期出生。他们现年在50──60岁之间，属于社会阶层的中坚。这个年龄层的成员既有尖锐的冲突，又有共同的背景，他们的无原则的寡廉鲜耻特性，将改变中国未来社会政治的生态。

其影响将是多方面的，如：

l，专横跋扈的纨绔子弟拥有未来政策的影响力；

2，造反派与民主派对民间舆论和体制外的政治运动的影响；

3，文革的流氓精神遗产对现今中国人普遍行为方式的解构性影响。

而所谓“改革一代人”，则构成当代中国生活的主流。“改革一代人”（1978──1988年）以恢复高考以后陆续进入大专院校的青年，其年龄层为1950年代后期和l960年代出生。现在他们是35──45岁，是中国社会最活跃的部分，以勇于尝试为其特点。这个年龄层之间的彼此关系，不像文革那一代紧张，同质性因而更强。尽管他们也具有一些不同趋向，如：

l，反体制政治运动的两个趋向：和平主义与暴力革命；

2，技术官僚对专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双重作用；

3，文化精英的分化：政治化与商业化等等。

而l989年的“六四事件”，所揭示的新时代则影响深远。“六四事件”拦腰切断中国政治的和平变革的道路，使中国社会发展跃出可测性之外，中国的未来从此变得极不确定。更重要的是，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十二年来的中国局势，使得年轻一代重新体验到文革式的社会磨难，从而使本来通过十年改良业已淡化的政治暴力倾向，再度浮上台面。这对中国未来的和平演变，是负面的。

这种赤裸裸地炫耀暴力、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畸形商业主义腐蚀，使这段时期成长壮大的年轻一代（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受到以下力量的影响：

l，畸形消费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和扭曲；

2，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对社会解体过程的离心作用；

3，独生子女的反社会倾向对社会规范的破坏。

僭主集团，自称伟大、光荣、正确，自命为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但却毫无器量；结果，它滚滚向前的杀人齿轮的唯一作用，只是把全体中国居民拦腰碾成了三截，形成了中国内部的三个世界：

第一个世界身着虎皮，威风凛凛，遣貌岸然，山大王的装束，令人肃然起敬，望而生畏。他们摆起统治者的架势，忘了自己的来历不过是一群乞丐。这些纨绔子弟，要社会拿出山珍海味来喂养他们，奉献奉献──单方面的“奉献”，成了忠诚与否的标志。不论是“第一种忠诚”，还是所谓“第二种忠诚”。

第二个世界身着狐皮，善于变幻，惯于钻营。他们自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活雷锋，其实不过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他们以舔舐虎皮们的残渣余孽为生，津津有味，甚至沾沾自喜，以此向“食草动物”，宣扬肉食者的开心，他们吹嘘狐皮给人类带来好处，可以缓冲虎皮的横暴。两面讨好，左右逢源，他们伪装自己的凶残，也掩饰自己的怯懦。

第三个世界身着羊皮，“披着羊度的狼”是人类迄今为止的智慧经典，并继续列在小学课本，羊皮既不威风，也不狡诈，但却是一切生态链的必要环节。他们的拿手好戏，是以温顺的外貌博得好感以取得施舍，以便必要时伸出专门残害同类的尖角，为了鸡毛蒜皮决一死战……他们格外残忍。以屈从为智慧，以羊皮为英雄，以病夫群体为正义之师。因为大多数人的厮杀，是将在同类之间进行的。

在上述的社会分裂和解体过程中，中国还剩下多少“无辜的人”？难道他们的无辜，就是“逍遥”，就是被迫沉默或是被迫撒谎──以逍遥来奉承僭主的横暴，以沉默来美化僭主的谎言，也使自己猥亵的生存，变得合理……这不算“我出卖良心”，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而三个世界就在这卑鄙和怯懦的贱民交流道上，会师了。

不难看到，“渴血”二宇，是流行于现今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的真正内涵；“发泄”二字，即将书写成政治家们最高的竞选纲领。在“新的时代精神”下，谁想对此力挽狂澜，必先以身试法：谁做谦谦君子，就难免首先被他最亲密的伙伴给吃掉！“宰熟”，已经是国人最娴熟的生存伎俩。他们的理论是：”一个人的生理过程，可以受到承认，一个民族的生理过程，为什么不被承认？”

最低级的恶行，再次显露庐山的面目，于是，许多精致的理论纷陈，用以粉饰原始的渴血冲动。


四，社会信誉的丧失


悉心研究中国社会现有的人际关系状态，可以证明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信誉丧失，所导致的短期行为盛行。生态环境的险恶、管理制度的混乱，都在其次；不治之症在于“祸起萧墙”，人与人之间的怀疑、猜忌、钩心斗角、互相敌视，使得我们的社会关系，已经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试问，一个社会内部水火相煎时，不经相克如何相生？

现在我们特别能“理解”了，何以中国社会盛产汉奸，为什么一遇到外族入侵，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像伟大的中国这么“富有”，可以不断涌现一批批“里通外国的卖国求荣的奸细”。因为中国社会的内部关系太紧张了，因为失去了祖先美德的中国人，都太善与外人合作而更善于谋害自己的同胞，这也是一种恶劣的“宰熟”。因为人们身上流着被征服民族卑躬屈膝的血液，而丧失了中华祖先争当世界主人的气质，以致国难当头，许多人却渴望通过外敌的入侵，改变自己一家的厄运，否则，他们一己的正义便永无出头之日，他们远交近攻的算计就无法得逞。他们认为，为了“争一口气”而把自己交在民族敌人的手里，是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甚至是“复仇者的正义”──他们比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早知道“阶级斗争为纲”和“工人无祖国”的理论，“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这对他们，已不是思考的哲学，而是本能的冲动。

当今，中国还没有受到外来武装侵略，但有许多证据表明，很多人日夜盼望外来侵略，更多的人惋惜，“没有一股外力来打破中国的死寂。”于是，“解散中国”、“大卸八块”、“中国要再做三百年殖民地”之类的呻吟，就不仅仅是某些个人的汉奸理论，而是普遍的社会紧张状态的病症，最后，是被那张病得厉害的歪嘴，说漏了出来。其余的人，心照不宣，会意而笑，甚至鼓掌叫好。“任何改变，都比现存的一切要好，哪怕是灾难，哪怕是毁灭！”

──这是他们的心声。原子弹的威力，都没有这样大，为迅速改变现状，他们竭诚欢迎一切突发事变。只是为了这梦寐以求的一天，他们才学会了“忍耐”、“韬晦”、“等待”；他们的平静安祥、无所事事，只是外表，是在“等机会”，再“拿出绝妙的好戏”。所以保护色，被国人视为最美丽的颜色；所以“韬晦”，被邓矮鬼誉为最奇妙的艺术。

现在，中国居民之间的仇恨，远远超过中国人对最坏的洋鬼子的仇恨；所以，尽管他们以“西崽”、“洋奴”、“汉奸”、“卖国贼”甚至“爱国贼”互相咒骂，但心里却并不真的仇外。

现在，本省人之间的怨愁，远远超过对“外乡佬”的排斥；所以，尽管他们标榜“自治”、“地方主义”、“联邦”、“邦联”，但那矛头却是对准了同乡和同胞。

现在，同一个城市或乡村内部的相互愤恨，超过了不同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尽管，人们在体育比赛中是为本地区鼓掌。而最恶毒的仇恨却发生在“同一个工作单位内部”。一个工作单位，仿佛一个囚笼，甚至是一个坟墓──人们在此争夺，煎熬自己的精力、埋葬自己的一生。这是人们“情绪的地狱”──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全部控诉，都冲着共存共埋于同一座坟墓中的彼此而发。

现在，甚至连家庭也沦为钩心斗角的舞台，古来有关“天伦之乐”的体验，日益被年轻的一代斥为“虚伪的说教”。世界上最亲密无间的地方，已经沟通于仇恨的渊薮、罪恶的温床，所以通奸率比离婚率还要高，离婚率比初婚率还要高！

这是当代中国“最富于创造性的现象”：一对夫妻，往往就是最经常的仇敌。无怪离婚成为一种时髦，而比离婚更时髦的是通奸：拥抱情人，为的是背叛情人，欺诈情人！他与她，也许才揭示了“最根本的人伦之本”──既有共同的需要，又有不同的利益；需要时互相满足，不同时互相欺骗，仿佛如果注定永不分离，无异囚在一起的无期刑徒？

我们的结论也许是令人震惊的，但却是真实的：当代中国人际关系中的“仇恨对象”及其“仇恨程度”──是与一切正常社会中的“亲密对象”及“亲密程度”一样的！亲密之乡，沦为战场。而较为疏远的关系，反倒因为距离而较少受到怨毒的污染。

现代中国人，不论其政治信仰如何，都已在远交近攻中百炼成钢，成为“骨子里的毛泽东”──历史终于在半个世纪的僭主专政中颠倒了过来。正常的成为反常的，反常的成为正常的；好像毛僭主把男的变成女的，把女的变成男的──只是因为毛僭主阁下本人没有胡子，像是半男不女的妖怪，像是一个太监。太监可以当“皇帝”，这真是中国历史的创举！

现在，国内外敌对势力大谈特谈“在后共产主义时代，要削弱中央极权，实行地方自治，实行联邦制或邦联制”……但在我们看来，这些高论的产生，是出于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彻底无知。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既然每一个单位、社区、城市、省份──乃至我们的“国家”──的内部矛盾，远远大于它们的外部矛盾，那么，又怎么企望它可能实行某种稍微稳定的内部自治呢？又怎么可能在这一系列、多层级的自治之上，建设全中国范围的“联邦”乃至“邦联”呢？

“中华联邦与中华邦联”？古今中外的痴人说梦，没有比这更过分的了。

我们的结论并不生动，也许有些枯燥乏味，但决非陈词滥调、空穴来风。它是从当代中国生活的骨髓中提取出来的，没有亲历者想象不出中国人际关系的恶化已达到一场社会生态灾难的地步。但亲历者会毫不迟疑地赞同，中国若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人际关系的改变与整合，断不能实行政治的现代化，除非是腐败当先的政治现代化，也就是政治的腐化。

现有的“宰熟”切肤之痛，已使整个社会陷入内耗以致瘫痪。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的灾难会发生在中国？

是的。当代中国的许多恶疾，是僭主集团的新发明而不是老传统。其关键在于，僭主集团是以蒙古式的游牧精神，在从事现代化的建设──这就是当代一切“人际关系陷阱”的造因。为什么中国总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三回头？为什么中国社会万马齐喑？为什么中国人民牛步不前？因为中国还没有从秦始皇体制两千年的催眠中全然醒来，却梦想要建造什么后资本主义的天堂。

当年，孙中山号召袁世凯“要做新英雄的第一人，不做最后一个旧枭雄”，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没有出现新的英雄，只有前赴后继的厚黑学僭主。甚至连民国的“国父”本人，也还要国民党员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这个民族，甚至可以使用“诈降”手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根本不讲信誉。于是，“民国”还要一个“国父”的西洋闹剧，在中国频频上演。

现在，中国的头脑已经清醒（启蒙早已完成），四肢也开始活动（社会也已初步动员），但它的中枢神经系统却依然是麻木的，僭主集团依然倒行逆施……所以，政出多门、号令不行，成为通病。世界上最痛苦的疾病，莫过于老年痴呆症；世界上最痛苦的国家，莫过于中国：这二者都是“能感觉却不会正确行动”，“想奋发却无能为力”。麻木过久的躯体，是需要电疗的；也许，唯有一次“电刑”才能使中国兴奋起来，恢复正常行走的功能。而这，首先取决于能否一劳永逸地摆脱僭主政体。

所幸，国家不会像个人那样死亡，电的刺激，可以使得中国在兴奋中恢复功能。

现在的中国，仿佛一座庞大、年久失修的古式帆船；而但它却必须在现代海域的惊涛骇浪中航行。中国的一切困境皆由此起。帆船的运转日益失灵，各个部件呈现分裂症状。最糟糕的是，它的舵手去向不明，于是只能像垂死的恐龙那样行动迟缓，思想犹豫、动作重复。人们知道僭主政体是怎样形成的，但却不知道如何请它退休。因此谣诼纷纷，莫衷一是，各执一端，纵其所欲。在“为国为民”的口号下，大家放纵自己的权力欲、知名欲，宣泄酒色财气……在中国，哪里还有一个人肯为国家承担责任？哪里还有一个组织或是团体肯为民族分担压力？“中国问题”于是演变为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的内政成为国际议论的话题，乱七八糟的外国如八国联军及其后继人们，才得以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干涉中国的内政。

中国问题千头万绪，陷入莫名其妙的迷雾，《跟着感觉走》之所以成为当代最流行的歌曲，正是以中国的国情为背景的。跟着感觉走，报报相循，所以，中国往复循环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就地痉挛；左右摇晃的幅度越来越大，有时宿命地一边倒。世界上任何人力、神力，都不能请它遵循航道：因为替它引导的航道的设计师，还没有诞生。

现在的中国，不是在航行，而是在随波逐流；航行是自主的、目标明确的；而僭主的“领导”则使得中国丧失了自决能力，风吹雨打，波浪汹涌，这艘自相水火的古船，强行装上“现代化的发动机”，人为地加快航速，只会使裂开的船身夭折在即。

我有一个结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楚：中国不能这样下去，在迷雾中停泊不动，中国必须拒绝左右摇摆。

为什么，经济发展稍一加速，在中国就成了灾难？号称“经济过热”的灾难，在世界上罕见，也是中国的又一“创造”。原来，中国的僭主之舵，已经腐朽，中国的僭主理论、官方抑或民营的社会思想，已成条状，中国的船体、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百孔千疮。快速的、现代化的航行，若不配上灵巧的舵、有效整合的帆、坚固韧性的船体、自行调度的仪器，如何免于沉没？

个人的最大悲剧往往发生在，接近死亡的时候却不甘于死亡。政权的命运也是如此。如果政权不能及时死亡，国家就有死亡的危险。我们注视着僭主政体，它正带领中国社会，“在缺乏装备的情况下，冲向波涛汹涌的汪洋”。巨锚已被锯断，并遭到一千零一遍的诅咒……

现在，回天乏力，没有任何智慧可以有效阻止这末日的堕落，向灭顶之灾发起最后一次冲锋了。

自然保护论者是欢迎这场冲锋的，这能促进“还原运动”──他们把僭主等同于中国。他们说，中国的巨锚早就该断了，要不是连续使用三千年，中国大地也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生态崩溃呢；所以，只有等中国毁灭之后，“轻装上阵”奔向它早该奔向的地方，一个坟墓，世界才可以得救。

但社会学者不能同意这一生态式的结论，认为这过于自然主义了，完全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力量。他们说，僭主政体不等于中国，为了中国，我们还是需要创造一个整体的目标，哪怕，这在最后仍被证明是徒劳的挣扎。在当前，不可迷乱的方向感，是中国的急需，而当务之急，是尽一切努力，是消除人际关系中的信任危机，重新确立中国人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树立中国人起码的社会信誉。有了社会信誉的担保，思想和行动才可能统一。为此，需要动员一种革命的精神，以修复年久失灵的人际关系。为此，可能需要整个中国再度抗体化，具有抵抗外来病毒的能力。

所谓抗体化，就是以毒攻毒，就是以一场结束僭主政体的最后革命，即类似英国“光荣革命”的、终结革命的革命！它为以往革命的彻底消毒，使得中国命运在其绝处，再度重逢生命的之道。

最后的革命！光荣的革命！


五，社会组织的解体


当前，中国的官场智慧，公然把贪污视为“养廉”，它的意思是说，只有适当的贪污，才能使得官吏们比较廉洁。由此可见，贪污腐败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劣习，而且已是僭主制度的有机部分。刁钻、劣习、制度的有机组合，造就了中国官僚的特殊传统。

在中国这样的“官本位社会”，官场的习性最后也造就了民族的习性──贪污已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成了一种美德，一种特权，一种使人获得优越感的标志！

当今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族像这些自称为“先锋队”的钱串子，如此精通贪污这门艺术的？要想在他们身上成就一点事情，不练就一身“含蓄”、“韬晦”的工夫是不行的，所以“捞”也就成了一套艺术，成了一套够不上贪污但却无孔不入的贪污。“官场的贪污民间的捞”──这就是正直者的敌对势力，是到处冒烟的极度腐败。

当今中国，已不是“难题成堆”，那倒不难“一举铲除”，而是“恶疾成套”──它像当代的三角债一样恶性循环。“捞世界”的风潮，对“自甘清白”的人们，不止是剥夺与诱惑，而且是揶揄与侮辱，等于指控你的无能。你若拒绝贪赃枉法，先锋队就会陷住你的脖子；你若不施展投机的潜能，亲属会反对你，友人会背弃你，社会舆论蔑视你，经济的规律制裁你──先锋队会把你当作疯子，关入精神病院。

先锋队们以“合群的动物”着称于世，他们以“法不治众”的蝇头，拒绝相信有一种剧毒，可以消灭自甘堕落的组织。许多党徒本非贪污之徒，但由于贪风横行，盘踞庙堂，若不及早“捞一把”，不啻“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不正应了老僭主毛泽东的预言──“这里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不想屈辱饿死，就得违法犯罪，天理于此昭然也。

──毛泽东教导黔驴们“造反有理”，原来底牌是在这里：贪污，已经和“增加工资”同等，成为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有效手段。它之不同明火执仗的抢劫，仅仅戴上了“党的领导”之面具，从而受到特权的掩护。发国难财的人们，打着改革旗号，干尽力所不能及的坏事。行贿受贿，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群众运动，把中国投入新一轮的翻身恶梦。当今中国，还有谁是完全干净的？

这个独立于古今中外的一切道德规范之外的社会，现在没有信仰，连信念都没有了，甚至丧失了最低的社会信誉。商品、政治、人格，全部如此。十三亿中国人，沦入一座庞大的黑市，仿佛行将沉没的大西洲。这黑市的拍卖，是拿脑袋、名誉和身家性命……作为筹码和通货的。稍有不慎，就跌入监狱，或干脆上了断头台。

所有人都在“被迫做出亏心事”。民免而无耻，只要不被人看破，就还是“一只洁白的波斯猫”……然而，这是一只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的波斯猫。你没有“主动害人”？那么，你在“被迫自卫”中，干了多少亏心事？──“你真纯洁，可是人们怀疑你怎么能够活到今天？”于是，你从此沦为全体先锋队的攻击目标。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社会组织的解体，无法逆转。当今海内外论中国大势者，多以“和平演变”一语况之，然而，照我们前述的探讨，此极不准确。盖和平演变，当指一种社会模型向另种社会模型的演化，但今日中国所发生的，并不是公有制向私有制的演变，也不是人治向法治的演变，更不是社会主义旧社会向资本主义新社会的演变；而只是公有制的解体、人治的解体、社会主义社会的解体。因此可以预见的是，私有制、法治、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东西，并不会从当前僭主政体的解构过程中直接演变出来，因此中国不存在和平演变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下述片面的解体过程：

1，社会经济制度的解体：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已经失灵，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无法建立，因为这里缺乏全面的法律，复杂的政治问题无法一刀切。

2，社会信誉和控制系统的解体：原先的社会控制系统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随着经济上的”搞活”，僭主人治的控制机制已经严重削弱，单位、街道、人民公社所构成的僭主政体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松懈；但同时法治控制的机制，如立法和司法的独立又无法建立，所以社会控制日益诉诸直接的武力。而武力的控制在控制系统的意义上显然已是社会已经解体到一定深度才会发生的现象。

3，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的解体：随着改革的深入，旧的、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趋于瓦解，但新的、资本主义的敬业精神并没有抬头，社会陷入沉渣泛起、巧取豪夺、假货充斥、骗子横行的无规范状态。

4，社会工程的解体：教育体系、医疗体系、水利体系的日益失修和日益废弛，在在表明所发生的是社会解体，而不是社会转型。如果说中国社会的变革必须通过解体才能实现转型，那么，用“和平演变”一语来描述这个过程，显然不正确。支配当前中国僭主政体下社会解体进程的一个口号是“搞活”，这个口号极富象征意义：在社会系统的意义上，局部的“搞活”，也就是整体的解构。


六，第五个现代化──贪污腐败的现代化


在僭主政体下，中国社会已经实现的一个现代化就是所谓“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也就是贪污腐败的现代化。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能造就的唯一一个“政治现代化”。在基层选举里，它正在形成港澳台那样的“黑金政治”。

古人云：“观民风则知止。”这是说，听到人民的呼声，执政者就知道该怎么做些什么了。这是在那没有法治、代议制和新闻自由、民意测验的时代，获得民意的主要方法。那么，迄今还在僭主政体压制下的中国人民，有些什么想法？

中国人民的要求并不高，一个负责任的领袖人物和他领导的依法行事的廉洁政府，足矣。所以中国民众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超过了对于僭主的憎恨；这是因为，对窃国者的憎恨，已经被对窃钩者的憎恨，掩盖了；对国家前途的担心，已经被自身前途的担心，掩盖了。对贪官污吏的嫉妒、对奸臣酷吏的恐惧，成为中国百姓压倒一切的潜意识。在不断受害的平民看来，意识形态、国家体制、理论方针、施政重点……的区别，已经没有重要性；如果这些上层建筑纵容自身的腐败，那么，再好的口号都不过是“官方走私贩毒犯罪团伙”所利用的手段、招牌、幌子罢了。“廉洁与否”，才是中国的社会良心比较关注的衡量尺度；这种尺度，也成为政治的尺度。这样的政治就成为“好”的，相反的政治，则认为应该消除。

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但它表达了中国人的呼声。最好的政治原则是什么？是廉洁。只有廉洁，才能产生清醒的政治、高效的政治、无畏的政治。这样的政治并不是“世间最肮脏的行业”。这样的政治，不像僭主豢养的秀才们所断言的，“必须靠贪污、贿赂、假公济私、裙带关系等润滑油，社会才能有效运转。”好的政治，把那些第五个现代化即贪污腐败的现代化所豢养的改革派，视为混进国家机器的砂砾，必须予以彻底清除。

什么是通向好政治的道路？廉洁的政治。

什么是滑向坏政治的道路？徇私枉法的政治。

对“廉洁政府”的希望，是中国人共同话题、共同心愿。甚至自古以来的诗歌、传说、戏剧、政治理念，都贯穿同样的主题……中国人，很少可以成为无政府主义信徒，对共产主义也毫无兴趣──怎能设想一个把家庭利益置于首位的民族，会真的接受“共产共妻”的学说？！。他们当初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过是把它看作一种廉洁的政治，仅此而已，岂有它哉。后来他们发现，社会主义不是纸上写的，而是手上做的，原来导向最为集权因此最为腐败的政治，于是僭主政治铁打的江山就开始动摇了。

中国民众就是如此实际，不管别的民族在其它准则的支配下，如何判断万事万物，中国人内心并不会放弃自己的准则：廉洁与否是衡量好政治与坏政治的主要尺度。腐败的政治，不论用多么美丽的许诺和意识形态包装起来，都不可信赖。腐败的政治，产生于腐败的政府，腐败的政治，只能导致民族的衰败。第五个现代化的腐败堕落外，无法推动任何其它方面的现代化。依靠腐败的政治体制，对腐败的政治机构进行“改革”，其难度犹如以敝帚而扫顽石，哪能成功──除非一开始就不想成功，否则，决不要冀望于这种现代化，这种只能制造第五个现代化即贪污腐败的现代化的“改革开放”。

拯救中国的，不是贪污腐败的体制内改革，而是廉洁奉公的体制外革命。衡量一个革命是否成功，不仅要看它是否兑现了自己提出的理想、许诺，更要看它是否创立了廉洁的、制度化的行政机构，新的机构什么时候腐化了，新的秩序什么时候就瓦解了──这个革命走向彻底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

贱民登上宝座、叫花子掌权，并不说明“革命已经成功”──因为这只是“换汤不换药”、“饿蚊子比饱蚊子更凶残”。现在的“改革派”队伍里，正有不少这样的饿蚊子。

中国民族事业的长远目标，是要廉洁的现代化，而不要腐败的现代化。如果，被迫在“廉洁”和“现代化”之间作一个选择，人民宁可选择廉洁而不选择腐败的现代化，因为后者对人民而言，不仅意味着饥饿，还意味着屈辱。

腐败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政治腐败与社会现代化，格格不入。退一步，现代化即使在社会腐败状态下实现了，也与社会人民无缘，只供僭主、党官们，挥霍享用，是进一步敲诈的借口。伊朗巴利维王朝只顾经济发展、破坏社会正义的“白色革命”，结果在腐败中引起革命──用血腥清洗，达到政治廉洁的霍梅尼革命，其前提正是这样“腐败的现代化”。类似的事例，发生在每一个夭折了的新兴僭主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巴西、智利。

现在，整个中国都沦为商场，一个假货充斥、奸佞横行的混乱商场！道德、廉耻、荣誉、贞操，变形为交易中的各色筹码。这些筹码的分量如此之轻，很少有人正视它们。人们像轮盘上的赌徒，随意弃置而直接夺取更有利的筹码！

赤裸裸的暴力革命，温情脉脉的商业欺诈，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玩弄这些筹码。或者，出于礼仪的风度、道德的伪装，也需要拿几条筹码来装点门面。于是，五光十色的东方风味就开始闪耀了。要收恰这空前混乱肮脏的商场，是困难的。它不仅腐化过甚，而且大面积溃疡，万头攒动，法不治众。

这个时代是个“普遍破产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公司纷纷倒闭，共产主义的国家纷纷解体……仿佛是在现身说法：“她果不让公司倒闭，那么国家就会解体！”“如果不让国家解体，就得让公司倒闭！“

共产主义吹嘘说：“我们要消灭人类的不平等！”结果，是集体人屠杀的血腥，代替了古老的不平。但集体大屠杀的血腥，也并没有带来想象的平等，一种更加僵硬、严厉的等级制和世袭制，建造在刑场的周围。这种制度，没有刑场的威慑就活不下去！无边的许诺，轻易破灭，和它在炮声中隆隆发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多不相称！而已经兑现的一切（如“社会主义保障”），则不可救药地分崩离析。

人民的内心力量多么巨大！即使僭主充耳不闻，但上天的回声，足以震塌一个巨大的帝国。当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全都趴下，只有中共还勉强跪着。这不过是因为它认输得较早，也就消耗得较少。但消耗得再少，也只能“维持”而已（北京人因此把“六四”以后的共产党，戴上了“维持会”的汉奸头衔）──哪能起死回生？本来，共产主义的隆隆炮声，负有宣告死亡──现代文明或曰“资本主义”的死亡──的使命。但结果，资本主义的死刑犯还站着，共产主义的刽子手却倒下了──这是多么荒诞的一幕当代悲喜剧！事实表明，共产主义甚至丧失了“向后转，齐步走”的能力，它只能根本站着不动，稍有动作，就会“立即卧倒”！

今天，唯一还没倒下（但已经跪下了）的刽子手，中国共产党，则在哀求它原先宣判的死刑犯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要制裁它，最好发发慈悲，再给它一些救济粮（美其名曰“投资”）！这又是多么奇特的“矛盾论”！然而，资本主义的前景也并不美妙。环境污染向不发达地区蔓延……资源破坏成为世界性痼疾……所谓“科学昌明”、“物质进步”越来越像一场没有尽头的恶梦，它放出太多太多的魔鬼，并以庞大的能源，催化无数小夜叉！人的幸福没有增长，旧的痛苦换了新的：还没有消灭饥饿，但癌症却遍地开花；还没有消灭战争，艾滋病病风起云涌了。

人啊人，满足了好奇心，却带来世纪末的恐慌。现代中国人的双重灾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兼得了共产主义的专横与资本主义的放纵！人民被迫忍受着末日社会主义的专政与原始资本主义的剥削！

普遍的破产──是我们这转型期血淋淋的现实。它的沉默仿佛在说：“旧的不破产，新的长不大。再可怕的恶梦，也强于今日青黄不接的中国！”

有位圣人，将奉命打扫这肮脏混乱的商场：那时，我们不要埋怨他的权威、武断。他也许肆无忌惮，但那只是为了答复──今日中国的腐化堕落、臭名昭著的第五个现代化！


七，社会生态灾难与人种退化


中国人种退化的危机，是僭主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最大的生态危机，其病态由来已久。一般说，农业社会对生存竞争的人为限制，大于渔猎社会、游牧社会甚至工商业社会。因为农业社会的定居性强，因而行为保守，从而排斥竞争。

但现代工商业社会还处在国际流动状态中，保守迹象还不明显，一旦工商业社会的定居化倾向完成，进入所谓“后现代化时期”，也就难免像那些古老的农业社会，陷入保守状态甚至人种退化。中国三千年的农业社会，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的大一统，造就了长城时代的中王国，保守习气根深蒂固。百年来，农业社会的结构坍毁，但僭主制度依然人为地扼杀竞争，死死缠住民族前进的步伐──僭主制度除了标语口号，显然还是以中世纪的方式，在从事现代化的建设，结果形成人海战术的土法炼钢、盲目引进先进设备的胡乱投资。

在历史上，农民习气给中国文明奠定过不可缺少的基础，但现在带来的则是软弱、涣散、内斗与天灾人祸。农民习气还伴随着“土八路进城”，升到了主席地位，使萌芽不久的新城市（如上海），重新退化，进入返乡过程。此外，按家庭的人头，发给补助的政策，保证中国的人口素质，得以全面退化，最终形成了人数膨胀的恶性肿瘤。草食动物生得最多，因为它既要为肉食动物提供食品，又要避免自身绝种。──想不到的是，类似现象竟在人类社会中更大规模地复现。

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就这样构成“中国社会生态的癌症”，它像白血病一样具有多重特征：

1，不仅是人口“众多”而且是人口“增生”，即人口在社会组织的需要范围以外疯长。

2，这种增生人口低于正常水平，不仅构成社会负担，且严重破坏社会机能。

3，人口增生与人的素质的急剧下降，形成剪刀差，增生的结果是正常社会组织的瘫痪和秩序结构的胀裂、解体。

4，为了控制这种社会血癌而制定的许多“节育措施”，经过极其愚蠢的执行，结果成了扼杀民族精英的“错施”──为将就社会癌症的现实，而使中国被迫苟活，仿佛出卖女人的贞操、男人的荣誉，拍卖祖先的遗产。

今天，僭主政体有太多的“国家行为”使人困惑、震惊；明天，还有更多的“民族抱负”会让世界愤怒、发狂。僭主的极权统治仿佛一把锈死的、开不了的锁，结果呢，只有一把不是钥匙的钥匙可以打开僭主专政的死囚：人口压力，人口爆炸！

实际上，中国人在智商意义上并不是愚笨的民族，早在秦汉时代，先祖们就通晓了人口控制的理论和实践。由于“人头税”一类方法的应用，从秦到明的一千八百年间，中国人口仅仅增长了不到一倍，始终在五千万到一亿之间徘徊（包括逃避统计的估计人数）。除运用避孕方法，必要时还使用溺婴等非常手段，最后，则通过王朝覆灭的“农民战争”（其实是“盲流暴动”），大量淘汰“增生的人”，以最原始的自然途径，实现“社会机能的还原运动”，其性质则犹如“社会规模的溺婴”。这当然违反现代的人道主义标准，因为古代低下的技术水平，还养活不了现代娇柔的人道精神。

在技术限制下，过重的文明负担，就如是周期性地以野蛮方式解除社会负担，从而构成“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西方的社会发展史，尤其“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五阶段论”，虽可解释西方历史，至少倾诉了他们的问题，但对中国社会史，这样强作解人，却是风牛马，马嘴对不上驴唇。中国本是独立的，而不像“人民共和国”那样是苏联殖民地的通用称号，所以真正的中国人面前，并非真的只有两条差不多的绝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中国人不该如此丧尽自决能力，仿佛不做欧美日俄的奴仆，就活不下去。

恰恰相反，中国的人口灾难、社会血癌，正是导源于“异族统治三要素”：

1，政治要素。满洲入主中国后，为麻醉中国人的反抗，不负责任取消了一千八百年间行之有效的人头税制度，导致中国人口恶性膨胀。

2，技术要素。西方人先给中国输入马铃薯，把它作为主食，既削弱中国人的体质、造成东亚病夫的悲惨事实；又虚胖了中国的人头数，造成尾大不掉的世界弱国。并趁机把中国变成倾销西方产品的蛮荒地带。

3，经济要素。共产国际步满洲人和西方殖民者等异族征服者的后尘，在中国收买内应，造成国人的依附与懒惰，步步沦为斯大林动物庄园里的忠顺臣民，以令俄国人瓜分宰割。所谓“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最后达到了它最险恶的帝国主义目的：把中国打入一穷二白的停滞不前。

导致中国人口血癌的上述三要素，对于宰割中国的满洲人、欧洲殖民者、共产国际是福；但对中国民族，却是地地道道的灾祸。

当今中国，尽可以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借口，来回避最后革命的实践、光荣革命的解决，但一个“人口压力”，就否定了一切“非革命的幻想”。只有那结束百年革命的最后革命，才能消除社会的血癌，才能解开社会的死结。

尤其考虑到今天，中国已经没有一个有效的办事机构了，而始终如一地“推进改革的力量”，也已经被社会变革的洪流抛到九霄云外。

“人的解决”已经失败，只有等待“天的解决”了。以人口压力为直接导火索的天解决，显示这场革命将是彻底的，彻底到釜底抽薪的地步。

猛涨不已的人口压力，势如咆哮不已的黄河水，一切企图缓阻它的势力，将首先被冲垮，阻挡得厉害，粉碎得厉害，抽刀断水的改革，宣泄不了它的积怨。“铲除多余者”，将是恶魔的号令……“听其自然”，将是极端手段的借口。人口压力──生态危机──深化革命，是比一切因为制度、文化的危机而触发的革命，具有更强的爆炸力与自然性。苏联、东欧的革命，主要是因为制度与文化失调造成的；他们没有生态问题。──这是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最大区别，因为中国革命的背景是巨大的生态灾难。

如果不改变这种现状，中国将被恶性膨胀的人口血癌，拖向群体死亡的悬崖。社会衰落、文明硬化，与人种退化互为因果：人口的非组织化增生，制造了大量增生的人，增生的人危害社会机体的活力，反过来实行逆向淘汰、造成人种的实际退化。这样，人种退化就成为人口血癌和社会停滞的中介环节，这里的骈生联系显而易见。

人种退化又是由两大原因造成：

1，人种无度混合、混杂，从自然选择功效说，可推进变异、进化；但从社会资源的提供看，极易导致种族能力的紊乱、退化。所以，活力强的社会，是内部素质较纯粹的社会，这并不排斥它在历史过程中的一度驳杂；而民族素质的参差不齐、反差分歧，则从内部抵消了社会的行动力量。

2，由于亡国奴命运，带来染缸式的“长期和平”，其铁打的江山、不变的规矩，仅为维持自身而存在，与自然法则背道而驰。活力被严格禁止，亡国奴中盛行着平均主义，作为心理的代偿。

“传种接代的平等权利和同等机会”──受到征服者的鼓励，因为这可以煽动奴隶的内斗，挑动群众牵制群众，便于分而治之。普遍的奴性和残废的人群广为繁殖，恶性循环。亡国奴社会盛行“倒金字塔”繁殖规律：素质越低的群落（如文盲及边疆），限制越少、繁殖得越多；素质越高的群落（如高等教育者和大都会），限制得越多、繁殖得越少。而最有献身精神的群落，事实上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生育机会，变相阉割自己的生育能力。这就造成了次劣基因的四处飞扬。

──这样的“民族”，如何不退化？

中国的人口问题，迄今为止只在一个方面即人口过剩的方面，受到了应有的关注；而更隐蔽与深刻的结构性危机──人种退化，反被模糊了。因为僭主政体恰恰是利用退化的人来管制还没有完全退化的人的。

现在，是提请人们注意僭主政体这一灭绝人性的“政策”的时刻了。人口过剩，不难在百年内解决；而僭主们利用退化的次品（如“政工干部”）管制社会，所造成的人种退化，将窒息中国未来五百年的气运！同胞们，为了子孙的健康、幸福，让我们齐心协力，更正僭主理论的谬误及其种下的社会恶势力吧。

八，新的反省，民族的决心

西方的鸦片毒化了中国人的身体，马克思主义毒化了中国人的心灵，中国人开始背弃清醒的中庸之道，日趋乖戾、嚣张以致疯狂。中国，已从一个“历史民族”退化为“非历史的民族”，并完全丧失了对后世的责任感。“防患于未然”的免疫力遭到了破坏──纵欲主义病毒，破坏中国民族的抵抗力，使国人患上精神艾滋病。

不甘做“支那人”的中国人，岂不可忘掉自己民族的历史，否则难逃历史命运的严惩。因为历史并没有过去、一笔勾销──它的持续效果，正投入我们身上、活在每个人的血液中和行为里。是中国人，就不忘不掉自己的中国身份──不论她甜酸苦辣。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即使你卖国求荣、数典忘祖，企图变形为假洋鬼子──别的民族也不会允许你变成他们的平等同类！

我见过多少发誓要忘记自己中国身份的家伙，最后不还是到自己同胞的圈子里混日子！甚至讨饭吃。而现代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很大一部分源于自身的健忘症──对自身文化精神和历史教训的冷漠，乃是绝症。如果继续这种奴性的绝症，那历史惩罚还将上演她最可怕的节目──现代僭主的臣民，如不放弃对欧美、苏俄甚至日本的盲目崇拜、拙劣模仿，必将遭到天谴，受到中国命运的不断诅咒与报复。甚至连中国的大地和气候都会对这些人渣作出激烈反应：君不见中国的气候现在多么恶劣吗？

现代中国人，从惨痛的教训中变得聪明，于是，我们抛弃了欧美列强（这体现为“打倒军阀！”）、东夷倭寇（这体现为“打倒汪伪！”）；现在，终于到了抛弃苏俄犹太（这将体现为“打倒僭主！”）的时候了。现在，共产党僭主政体即将成为全国共讨之、全民共诛之的汉奸，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戕害中华民族的头号凶犯，即将遭到就地正法。

现在很明显，只有适度的城市化，方能有效遏止社会骨质增生、社会血癌等绝症。不治疗诚然无法痊愈，但怎样治疗却不是一项医术，而是庞大的社会工程：废除身体的缠足，容易；废除心灵的缠足，难。废除有形枷锁，容易；废除无形枷锁，难。

我民族的生长，至今还被窑洞里爬出来的遗老遗少和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第五代的小恐龙们，死死束缚着。惟有解开这吸血鬼的枷锁、思想界的缠足，民族自强，才能实现！是时候了，澄清僭主政体的病态，拔除中国社会生活的总病根，业已水到渠成。

中国最后的民族革命，将以强大的电流、热核的辐射，穿透人心、穿透习俗的壁垒，它不遵循一切已成的道路，因为它早已失去了，对于“西方真理”和一切已成道路的信仰！它不畏惧任何代价，因为它庞大的躯体，确实太需要轻装、解缚、减肥了！

是时候了！不论是谁，不论他以什么方式对中国的总病根──僭主政体施行手术，都将作为“无上的慈悲、至大的功德”，受到民族整体的热烈欢迎，并载入青史。坚毅的手术者，把外行的议论，视为无理取闹；沉静的手术者，把民族敌人的颤栗，视为历史垂青。

中国的爱国者们，只有等我们完成了这光荣的诛讨，中国的永久气运，才会谅解我们的过失、宽待我们的诚挚！


【最后的革命：中国僭主政治的终结者】

第四章僭主政治的解体


一，失轴的革命


如前所述，中国近百年来的长期革命，造成一种不同于中国古代传统的革命传统，这革命传统具有强烈的反文化倾向，有教养的社会阶层被有系统地毁灭，而残余的知识份子则社会地位越来越低。先是政治地位低落，后是经济地位低落。改革开放以后，在宣传上，知识份子的地位是提高了，但在讲求实惠的时代却因为货真价实的“脑体倒挂”，而再度受到洗劫，尤其是人文领域最为突出。这不是如中共当前所虚构的，是由一时的社会分配失调造成的，而是长期革命所形成的反文化政策和反文化结构，必定导致的。

历史表明，一个民族如果没有阵容强大的知识份子阶层作为社会脊梁，是无法健康发展的。

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捷克人和犹太人的混血儿希特勒占领了波兰，他的长期目标是消灭和同化波兰民族，于是他采取系统消灭波兰教会组织和知识份子的办法。波兰天主教会具有强大而独立的社会影响力，消灭教会势力，再消灭知识份子，就等于消灭了民族的灵魂。我们并不是说知识份子个个很好，都是民族魂，民族的脊梁，但作为整体，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历史，是通过它的知识份子而传递下来的。

我们以前到少数民族地区，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少数民族的反汉族情绪，据观察是通过中共在大学里培养的知识份子甚至是工农出身的知识份子鼓动起来的。他们的民族情绪，远比那些没有受过汉族教育的少数民族文盲群众，要强烈得多。他们的汉语说得很好，读过不少汉文书，对汉族的生活习惯也比一般少数民族群众了解得多，但越是这样，他们的民族情绪越强烈。而少数民族文盲群众却只是觉得，汉族人仅是些外来的陌生人而已，就像汉人彼此之间对“外地人”的观感差不多，并无特殊的憎恶。而少数民族知识份子因为和汉族接触得多，反而激发了民族情绪。更深地理解了本民族的历史，其结果是更深地耿耿于怀。比如西藏组织抗议示威的，许多人都是喇嘛，因为他们对藏族历史了解得多，许多人又在汉族地区受过教育，反而强化了民族的独立意识。相反，如果某个民族完全忘了自己的历史，或是纯粹封闭在自己的社区，民族意识反而不容易觉醒，这个民族的生命也就萎缩了。这时候，只要异文化载体的知识份子一来，传播一些异己学说，什么主义、什么文化思潮之类，这民族就没有抵抗力了，马上就跟着潮流走，甚至把自己的语言都丢弃掉。

在文化政策和知识份子的处境上，中国的“两大块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现代的革命传统反文化，过去的古代传统则尊重文化。不仅尊重文化，而且比较尊重知识份子，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包括读书做官之类，都是给文化人以统治地位。但现代，流行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或是“知识越多越贬值”，政治倾向不同，社会作用相近，实际意思是指文化无价值，文化该被反掉。一九八九年民运期间，抗议队伍流行的标语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要想不瘦，只有不教。”格外生动点出了“高级知识份子”一个月二百元工资的狼狈处境，这只相当于当时一个合资企业工人的工资三分之一。

当然时至今日，单纯抗议这一类的“革命传统”已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阻力。它倡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社会破坏性，不把斗争作为达到社会和谐的手段，而是作为人生的最高乐趣和享受。一旦不斗了，就意味人生没有快乐，这怎么得了，不斗，不就等于放弃世界的至宝了么！因为人活在世界上是为追求快乐而来，如果把斗争当作快乐，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当然是“不斗则垮”。于是就得出定论，叫做“八亿人民，不斗行吗！”如果从“快乐”的意义上去理解共产党的这个命题，当然可以成立，因为八亿人民没有快乐不行。但把斗争当作快乐本身，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社会、文化的持续建设，也就误入歧途了。

狼以凶残着称，但它们内部斗争却有限度，非常克制。当两只狼发生争斗时，都不咬脖子，以免致命。当一只狼斗败，就摆出肚子朝天的姿势；狼爪子像刀样锋利，肚子是要害部位，很脆弱，对方的爪子只要一抓就会破裂。承认失败的狼把肚子亮给胜利者，表示屈服，对方绝不会冲上去抓破肚皮，而是象征性的碰一碰、表示一下征服者的姿态就算了。而后，败者围着胜者摇头摆尾，表示臣服。狼与狼之间，正是通过这种斗争和妥协、征服和服从的关系，而达到互助，以形成秩序的阶梯。最后，在征服者的狼之间再决斗，选出头狼，协调狼群的整体活动。狼的斗争限度是，绝不杀害别的狼，只有当猎人打死了一只狼，其它饿极的狼才会扑上去将它吃掉。这样也有利保持生态环境，消灭传染病温床。所以说，动物都知道互助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共存下去。

影片《末代皇帝》描写日本人毒死了溥仪的妃子，溥仪迫于日本人的压力说，“死了活该”。但狡诈的日本人却说，“不对，应该嘉奖、表扬。”这就是人比狼的狡猾之处。人的文明是杀死同类后再去惺惺哀悼。你想，如果一群狼仅仅因为饥饿就互相残杀，那它就不用再去追捕别的猎物了，互相吞食岂不就地取材？但这样做的结果，必是狼群在地球上消失。唯有合作的群体，才有机会保存下来。所以，在一个民族内部中提倡阶级斗争，提倡无产阶级专政，显然表明这个民族正因为某种难以克服的危机而走向自我毁灭。现代的革命传统就是如此有害。所以有的学者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无国家的犹太人发明出来，专门用以破坏其它民族的国家生活；所以二战之后犹太人自己建立了国家之后，阶级斗争就逐渐熄灭了。

而中共作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第五纵队，一直企图通过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来破坏我们民族国家的生机。例如，在中国古代传统中，虽也存在周期性的“大相砍”时期，像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等，但它在哲学上并不倡导这类行为，相反，它倡导“和为贵”，以中和人性的恶。甚至连酷刻寡恩的法家，都不倡导斗争，而标榜自己的宗旨在于消灭恃强凌弱的乱世现象、反对以多数的暴力奴役少数人。一个集体只有实行这样内部宽容以后，才可能去和其它的集体互相竞争。如果内部自相残杀、窝里斗盛行，内耗越演越烈，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僭主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盛行的，这个国家就会在世界其它民族面前落伍。毛泽东的中共正是把这种无限制的内部斗争，当作几十年来的信仰。

应该承认，人比其它动物具有更强的斗争性，否则岂能征服其它动物而成为世界霸主？用德国人和波兰人的杂种尼采的话说，在人的天性中有强烈的嗜血牲，使人杀死了安拉。即，人破坏了各种东西后仍不满足，最后杀死了自己生命所寄的终极信仰。所以，现代社会成了冷血动物的世界，成了科学主义的世界。从达尔文主义的感染开始，中国的革命传统也带上了这种现代冷酷性。我们反对这种嗜血性。我们认为，人有嗜血性，所以应该要以伦理道德控制它，应该提倡仁爱、提倡克己。否则，如再雪上加霜、火上加油，统统变成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本民族成员的“毛泽东主义者”，鼓吹斗争之乐无穷，那后果是灾难重重的，甚至亡国灭种。

人家都知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无缘无故的受，但正因为人能创造无缘无故的爱，人性中的恶化倾向，才可得到缓和。如果借口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就坏事做绝如毛泽东、共产党、犹太人，人就会越来越冷酷、残忍，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糟。在这个意义上，扬弃现代革命传统，铲除中共传入的、斗争哲学的、犹太人的闪族病毒，成了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重大课题。不反掉这个闪族传统，就无法“把经济搞上去”。

伊斯兰教的疯狂和犹太人的阴险毒辣，是互为表里的两个毒瘤。这两个亚伯拉罕属血气的子孙，混蛋透顶，恶贯满盈。

和马克思主义的病毒所说的相反，经济问题绝不仅仅是经济基础，就像一个人的力气绝不仅仅是气力问题。如果一个人得了肝炎、心脏病，这时庸医告诉他“为什么得肝炎、心脏病？就是因为没好好锻炼身体，你现在就去练举重、拳击。”结果病人一炼举重、拳击，就能一命呜呼。社会的经济问题也是这样，经济落后是个综合指标，说明社会病态已很严重。

经济问题，不是病因，只是病症。若说中国人口密度太大，那日本人口密度要比中国大多了，人家怎么不一样？南朝鲜呢，人口密度也不比中国小，怎么搞得比我们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华人聚居地的事例更有说服力。所以中国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不是人口问题；而是被犹太人毒化所造成的经济规律瘫痪，和使人口反自然增长的“共产党上层建筑的政策问题”。这里并不是“经济基础绝决定上层建筑”，而相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此政策，又是一连串历史事变促成的。不深挖此中缘故，一味摸着石头过河，能行吗？水将没顶，又如何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的改革，就是用资本主义的药，救社会主义的病。药如果起作用，社会主义就强大了，可以再把资本主义的尾巴拿掉，继续干社会主义的僭主专政。如果用药无效，当然更得扔掉资本主义不可。因为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共产党僭主的工具。尤其社会主义的病，是独裁者们绝对不肯放弃的，因为它是专政之本；所以不管资本主义这个药是救得好还是救不好会主义的病，最后胜利一定属于社会主义的僭主……这样的改革无异于僭主的手淫，这样的改革能够挽救中国吗？能？除非是使中国进入更深的深渊。


二，无法无天的小和尚


封建主义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其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生产方式，和中共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所以有人把中共的历史性失败所应负的责任一古脑推给封建主义，实为不妥。这与旧风俗、旧习惯的渗透，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完全是两回事。旧风俗、旧习惯，那是裙带风、家族性、任人唯亲、不重法律、以权代法、，不重民意，以及会上唯唯诺诺、会后自有对策等“被征服民族的劣根性”。中共的重要事务很少在会议上形成决策，大多是会前、幕后的活动悄悄决定的，会议只不过是一个摆门面的仪式罢了。

这种现象甚至和中共的老祖宗苏联也不尽相同，苏联在会议上的辩论有时还是很激烈的，因为在那里，会议上的讨论还是多少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这跟中国人崇尚阴谋的民风有关系，但把民风的败坏硬套在“封建主义”头上，也实在牵强。其实，败坏的民风可以在任何时代存在，统治阶层腐化，就可以大搞幕后活动，何必非得封建主义不可？

再如中共的创举“脑体倒挂”，也不是“封建主义的”，甚至不是帝国时代的。中国古代不论王国时代还是帝国时代，其传统都讲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孟子》），而脑体倒挂，既不是封建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这是延安窑洞里形成的土匪作风，谁知道是什么东西。姑且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吧。所以说，中共还是颇有成就的，确实创造了某些特殊的东西。比如这脑体倒挂，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与其说是封建主义体系，不如说是“左派幼稚病”的后遗症。

早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大力宣传过痞子精神“好得很”。从此，无法无天的小和尚造反运动，被当作“革命的三纲”在毛家祠堂和共产党书记处里供奉起来。所以中共不讲法律，可以根据“领导意图”把人活活打死，甚至剥皮、挖心、取肾。一个人如果犯罪，应通过法庭审讯予以惩处，这是正常的；但中共却不经任何审讯，在各种名为“政治运动”实为杀人虐待的活动中活活打死各种他们不喜欢的人，从而使自己的政权成为杀人机器。

中共把所谓国民党政权推翻了，结果自己的罪恶膨胀得更厉害，就像满鞑子和日本鬼刚刚入关的时候那么残暴，甚至更加残暴。所以，与其说中国之弊在于“反封建不彻底”，勿宁说是贵族主义的过早消亡与两千年中央极权、外族入侵的恶习，再加上无法无天的中共小和尚传统，所形成的一个综合症，空前体现了民族的奴性、社会的堕落。

坏习惯很可怕，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民间的坏习惯而不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容易改变，而民间的坏习惯并容易改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多少保留着这些习惯，而在更早的先秦时代，在那种更为多元化的社会格局中，社会恶习就较易克服，因为在互相竞争中，恶习太多的“单位”极易被恶习较少的“单位”挤垮。多元竞争的社会中，就不会能让官僚机器“选”出来的人去控制政治，因为这样的人经不起竞争的考验。如果让他们垄断政治，社会就会僵化，如果让他们垄断经济，社会就会贫穷──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可怕的遗产。而在地方自治传统更强的先秦社会，情况就不一样，各地区、各国家有各自的发展，一支力量新兴了，其它地区就要跟着走，不紧跟就会落伍。但在大一统下，一支力量兴起了，中央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这支力量消灭掉，使这地区和其它地方一样，以便“保持稳定”。

举个例子，国民党在四十年代的军事失败，有重要的经济原因，就是其领袖集团大多出自江浙、两广等工商业发达地区，所以他们在国策上优先考虑这些地区的利益，急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结果加剧了内地和沿海、城市和农村的利益冲突。这样导致大陆腹地的破产、半破产的农村，袭来一场革命，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局势，最终消灭了城市的抵抗。这就叫“全国一盘棋”，这就是大一统力量的威力，这就是宁愿全局不发展，也不突出地区优势以便保持全局平衡的“国情”，这就是多元化的社会无法想象的梦魇。

中共以前宣传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影片《霓红灯下的哨兵》，里边就讲了一个典型的“用农村文化去改造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故事。说实在的，那里的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城市生活方式，但被中共这个山沟里出来的土匪政权给禁止了，所以要用中共军队的革命传统即比传统的土匪还要野蛮的文化去改造城市。结果如何呢？上海这几十年一直没有什么象样的新建筑，市区的规模依然如故，但日益破烂。如果让上海从那时起就一直自主发展，到现在不知要比香港强多少。本来上海就号称是“东方的巴黎”，远在日本向美国打开门户以前，日本就知道上海的存在了，那时上海是远东最大的一个现代城市。但现在，上海要比香港落后几十年。但即便是这样，上海每年上缴国税还比整个广东省多二十倍，广东还是国内发达的地区。

这就是抽肥补瘦，把发达地区的钱拿去救济贫困地区；但贫困地区所以贫困，是有历史原因的，所以资金流到那里以后，就像水流进沙子里，没有结果，反倒使人们又失去一次“穷则思变”的机会。因此，治国者应当倡导自治精神，穷困，就更应自强，一味依赖抽肥补瘦，越补助惰性越大，越补助越少脑筋。即使资源缺乏甚至没有资源，贫困也可以发展智能、开发智能，抽肥补瘦，绝非长久之计。对此，发达国家的办法是，听任可以发达的地区首先发达起来。如在德国，明显是鲁尔和萨尔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美国也是这样，先是东北海岸发达，后来才转移到西海岸和南方。英国也是先在东南海岸即伦敦附近发展起来的。一直到现在，这些发达国家还有部分地方很穷，工业化程度很低。

但地方自治这种做法只能在富于自治传统的多元社会中行得通，在大一统之下是不行的。专制政治一方面培养顺民，另方面也培养依赖性。在政治上顺从，在经济上则“不要选票，只要饭票”；中国如果推行破产法，将有三千万城市居民失业，再加上现有一亿的农村失业人口，将是爆炸性的社会压力！所以，中共体制迟迟不敢尝试破产法的实行。


三，僭主时代的民族堕落


中国的活力可以从《春秋左传》所记载的史事看出端倪。那时的中国人，决不和现代中国人一样庸庸碌碌，那时，人的独立自治精神旺盛、人格尊严非常突出，“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是普遍的人生观。这和社会的多元化格局有关。汉朝的司马迁曾专门探讨这种区别，他就说汉朝的进取精神已经越来越蜕化了，游侠甚至即将绝种了。因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进程，使得游侠无处可游，到最后，连敢于保护游侠的人民也消失了。从更深入的角度说，这样一代代下去，游侠的基因在种族的遗传资源中都被淘汰干净！中国的英雄气质，就这样在生物学意义上绝了种。这样的大一统，对民族的生命活性是根本性的破坏，勉强保留下来的人，种类日益窝囊，日益自私，只知苟且偷生。

这种苟活的人，缺乏公益心，公共的东西不知爱护，而家之敝帚却享之千金，把自家的脏东西扫到公共楼道里就万事大吉了他们。笑人无，恨人有，红眼病蔚然成风，窝里斗横行无忌。这种苟活行为，在具有自治传统的社会里就很罕见。所以仅仅通过“思想教育”，试图改变这种大一统社会的劣根性，是很难奏效的。一个有自治权的人，他不会允许别人把脏东西扔在公共的领地里；可是在没有自治权的社会中，甚至连官僚对此都是多少默认的，因为做官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乌纱帽哲学。他想，“与其劳心劳力去管理，不如睁只眼闭只眼，你好我好大家好，一笔糊涂账最好。得过且过，反正我当不了几年官，自己捞够就走，这地方又不是我的！”但自治的人，如古代的贵族或现代的公民，却不是这样，他世世代代在这里扎根，对这个地方有深厚的受，有一种不可代替的占有欲，这与游食于政府的官僚，有根本区别。贵族热爱自己的土地，官僚则不能。

为适应大一统的秩序计，中国传统中的“轮换制”非常强，对此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定。一个官员在一个地方只能做三年官，绝对不能长，而且不能在本省做官，必须在外省，这样就免除了许多公私勾结、官商勾结的腐败，防止地方官员与土豪劣绅联手，鱼肉乡里。只当三年官，他还勾结不成一个很强的关系网，如果在一个地方当上十年甚至三十年官，那结果就大不一样了。即便是北方南下的老一代共产党官僚，经过三十年也与地头蛇们打成一片了。共产党是需要这样违法乱纪的“特权”来巩固自己反民族的阶级专政、个人专政的，所以他们纵容官僚在本省做官，在本乡本土作威作福；例如，邓小平是四川人，被专门派到四川当官；叶剑英是广东人，被专门派到广东当官，乌兰夫是内蒙人，被专门派到内蒙当官，韦国清是广西人，被专门派到广西当官，赛福鼎是新疆人，被专门派到新疆当官……他们死了，儿子孙子辈还可以继续在那里当官，世世代代承袭下去，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种裙带黑网，甚至在中国传统大一统的官僚社会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共产党僭主专政空前腐败，空前黑暗，空前堕落。

为什么共产党这样大权在握，也未能培养起共产党官僚的贵族气质和责任感？关键如前所述，是共产党没有名分、理论脱离实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古典的官僚轮换制，当然要比现代一贯制、终身制要好，尽管还与自治社会的公民意识，不可同日而语；其流弊，导致传统中国的官与民大都缺乏公益心，只管自家瓦上霜，不管他人门前雪。这种习惯迄今不绝，大家都把那些为公共利益做出牺牲的英雄，看做傻瓜和笨蛋。

这是否可以归咎于中国老百姓的素质特别低劣呢？不可。许多国人不仅不以此为素质低下，反以为高明、聪明。有的学者则认为这是由文明发展的“结构特征”决定的，是国民性。甚至连共产党的一贯制、终身制、世袭制，都不能完全改变这种两千年培养起来的散沙般的劣根性。共产党最恨谁？最恨那些敢于替人打抱不平的人，中共僭主的“统治艺术”就是铲除为民请命的“野心家”、“阴谋家”。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两个好朋友，在一个单位工作，一个人只为自己的利益向共产党提意见说，某领导有问题，不给我分房子、不给我长工资，不给我解决两地分居的困难。另一个人则是为他人说话，只字不提个人的困难。后者的行为在贵族主义的侠义标准下是很高尚的，不是为自己的私欲向领导提意见，但偏偏却犯了大一统模式的大忌：帮别人说公道话会被目为“别有用心”，是“搞阴谋”；而为自己说话的则仅被视为“自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自私”、个人主义的惩罚，只要接受批判、思想改造就可以了；而帮别人说话却必须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受到长期的体罚即劳动改造，甚至处死，毫不留情。要是谁竟敢公开讨论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不论他的态度如何，观点怎样，就必须拘留审查，轻则戴上帽子，重则逮捕判刑，直至死刑。即使有幸刑满获释，也是永远被群众监督，有时很快又被秘密拘捕，下落不明。

毛泽东因为嫉恨一切比他强的人，要自吹是个全能的超人，更是大开杀戒，引蛇出洞，寻找一切潜在的强者，用一切阴谋手段残害之、聚而歼之，他的牺牲者数以百万。

这种“枪打出头鸟”的现象后果严重，对整个民族精神和社会发展都是灾难。见义勇为、仗义执言和为公益事业谋求利益的人越来越少。在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里，包括苏联、东欧在内，都有这种通病。所以苏联人人性败坏，几乎达到虐待狂的地步。就拿“打扫卫生”来说吧，“上面”来通知说要检查，下面就停止其它工作倾巢而出“制造卫生假象”，上面的来人一走，卫生就没人管了，“脏、乱、差”依然如故。再如，只要政治需要，人造的好人好事就可以成批涌现，但政治鼓励一松驰，社会风气立即败坏。

这种迅即好转或急剧恶化，在具有自治传统的国家里，是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但在中国（包括朝鲜、越南）、苏联（包括东欧）等前蒙古帝国的版图里，却是司空见惯的、“正常的”。

为什么日本产品质量高，这是因为日本人已经习惯于自治，好像机器一样；这种机器把产品和人格等同看待：谁的产品不好，谁就是人格低劣。所以，每个人拿出的产品、行为造成的后果，都被认为是代表其人格的。哪怕产品很小，也要做得精致。当然奉行自治原则的，未必都是贵族，流风所及，连平民和资产阶级也受这种传统影响，目的是要在普遍的社会风气下，使自己的人格显得高贵，结果不得不自律。所以我们往往看到，日本人龟缩在日本岛内时，十分规矩；一旦流窜到海外，就放肆得很，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所以岛内的平民也许真的不太清楚日寇在海外的兽行，想象不出这样谨小慎微的蚂蚁，怎么可能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呢？这就是封建制度的自治性。

相反，在大一统模式的官僚体制（如中国秦汉以后的郡县制）的窒息下，政府可以为所欲为，行为不负责任，人民的行为也就不可能负起责任来。人民对国家关系疏离，充满仇恨，外敌仇寇来了也不积极抵抗。

“责任内阁”这个词是由西方传过来的，一个政府做错了事，必须道歉，甚至下台以示向人民负责，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个责任政府。而僭主政体却可以不负责任，如共产党，即使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也从不向人民道歉，好像人民天生是贱骨头，好像人民天生欠了它八百吊钱，应该任其宰割鱼肉。如果共产党偶尔发了慈悲，予以平反，还要被害者感恩戴德！

在僭主制度下，共产党犯了严重罪行，做错了事，只是当作“交一次学费”。只要宰相不谋反，对皇帝忠心耿耿，即便杀人放火也是“枝节问题”。共产党好像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干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是人，一定会犯错误，所以你们要接着干，干得越离谱越好，只要不反对我就行！”相反，万一有哪位干部不识相，真正为民请命，干得很出色，关心人民疾苦，对社会发展很有贡献，共产党倒要“好好考察考察你有没有野心，对皇帝我有没有威胁”。

这就是判断价值的不同。在法治社会，文官武将如果有个“桃色新闻”，马上就得道歉、辞职，在僭主政权根本就不算一件事。为什么？因为僭主的专政毫无自信，极缺安全感，因此无法顾及社会正义；主要看人“政治路线对不对”，是否和僭主集团的专政利益同流合污。如果歹徒和僭主同属一个窃国团伙，路线就对了，只要政治上可靠，那么，一切丑闻只属于“枝节问题”，可以放过不问，或是抓住当作小辫子，以便换取政治上的效忠；所以不论国民党反动派还是共产党反动派，在僭主政治的庇护下常常是越犯错误的人，提升得反而越快。

但在法治社会中培养下起来的公众舆论（不同于党的宣传工具），却认为这种丑事丢了整个阶层整个机构甚至整个国家的脸，必须下台、滚蛋！谁不滚蛋，执政党这伙人都得一起完蛋。──这已然形成某种“民族心态”上的差异，其实是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逐步养成的。

中国人力资源世界第一，版图世界第三，为什么迄今如此贫弱？证明以前的发展指向有失误。正因为我们不敢独立思考，又没有自治传统，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由别人、某种怪物、幻想中的无私领袖来做决定，由别人来安排；如果自己无法担起责任来，结果永远是由别人在那里打算盘，打来打去也总是满足不了我们自己的需要。这是违背生物本能的奢望，结果，整个民族的发展就这样被一再延误了。

而我们最后的革命，则要求回归民族的命运，就是要求在传统习惯与现实变革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不是反传统，也不是守旧俗。我们的革命要努力使得开放的风气、多元的格局，获得传统力量的认可。

这当然有待于“法治的复兴”，以便在循序渐进中重新聚集民族的元气。但中国似乎缺乏法治传统？怎么办？不要紧！中国先秦的礼制，实际上就是一套当时行之有效的习惯法。在这种意义上，法治社会在中国的再度扎根，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先秦自治社会中，没有人能高于这种习惯法，甚至连国王也不能，践踏礼制的国王，是要倒霉的，很容易被推翻。用现代术语说，这就是社会政治结构的契约化和文明化。有多元化而无契约化，社会必乱；只有以习惯法为基础、以宪法为裁判的法治的统治──而不是阶级的统治、党军的管制、僭主的专政──才能贯彻政治多元化、保证政治多元化。而未来中国的法治（礼）的复兴，则是回归我们民族命运的关键。

综合上述种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僭主政权的实践和理论的基本特点，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先秦三代的古王国时代）所固有的，但很能迎合中王国传统所造就奴隶性格。

2，目前的僭主政权声称重新开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异承认自己在与西方社会交往过程中已经遭到历史性失败，并陷入手足无措的倒行逆施。

3，对努力使中国重登历史高峰的志士而言，仅仅谴责僭主政权的洋奴性格及其贱民造反的行为之“自绝于现代世界”，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认清：从僭主政权的衰败没落之中，应该得出的唯一教训就是：中国需要一次最后的革命！


四，亡国奴心态


人是应该活得有尊严呢？还是一味信奉那些“西方的真理”，把自己拖入一轮轮改造的地狱轮回？家园破毁，亲人丧失，从祖先的光荣中堕落，被迫向“苏联老大哥”乞讨“援助”，老大哥死后，又向日本、美国、欧共体乞讨“援助”、“投资”──洋人的内心，因此充满对中国的蔑视。这样的乞讨意识主导下的改革开放，其实不过是亡国奴心态的投射。

现代化对亡国奴意识的先锋队们，只是堕落欲望的借口。那些土头土脑、贪得无厌的粗鄙干部，昼夜以权谋私，惶惶不可终日。除了走私贩毒的买办、登堂入室的洋奴外，哪有一个正派的中国人从僭主巧取豪夺的“改革开放”获益匪浅？完全没有人民授权的改革开放，充满了朝令夕改、贪赃枉法、今是昨非、流离颠沛。

甚至，就连暴发户和他们雇佣的经济学家们，也并不真的喜欢这种生活，他们不过是以此舔痔，弄假成真。这些洋奴只爱现代化的享受，不爱现代化的生产，所以，中国盛产的是投机成性的风派倒爷，不是西方的浮士德式的企业家。中国的秀才不同于“修道院里脱胎换骨一千年”的西方知识份子，只是奏折专家。例如，“体改所里的秀才”──就在贩卖西学为用的东施效颦、中学为体的邯郸学步：对香水、卷发、西服、电影、电脑、汽车、摩天大楼、飞机导弹……的典型的第三世界式的热情，只是某种动物本能，和“现代精神”并无联系。试问，这样的“追求”怎能不沦为无根的漂泊？

中国人，正有变成犹太人的危险。中国难道不是面临古埃及种族灭亡、文化断绝的深渊？这样东施效颦、邓施效颦（邓小平）的第五个现代化，是典型的堕落；这样的第五个现代化，是民族生命的深渊，与人的尊严背道而驰。

两千多年前的欧洲古典世界，“现代化”也曾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它也不可抗拒地衰落、毁灭。它是由希腊人带来，半生的马其顿人由之而兴，东向扩张，抵达印度边境。生番的罗马人后起直追，建立“地中海世界帝国”。这些全生半生的蛮族，当然都“托了希腊化的福”。但当时就具有“五千年光辉灿烂历史”的埃及人，却因此大难临头了。同时，拥有“独特文明又不肯同化”的犹太人，就要流离失所了。对他们来说，希腊化即当时的现代化，正是一条自杀之路。埃及、犹太，前者由于适应希腊化而灭亡，后者由于拒绝适应希腊化而流亡。两千年后的中国人，面对相似的难题，该如何选择？

现在，许多中国居民染上了“埃及病”──宁要现代化而不要自己的祖国。有的共产博士嚎叫说，中国应该再做三百年殖民地，像断了脊梁骨的香港一样才好。有的共产院长赌咒说，应该解散中国。然而，共产党与中国何干？中国何辜？真该沉沦！不。中国并不等于僭主，僭主政权，不论它从属那个党派或是个人，怎能代表中国？

这些僭主走卒，是中毒太深呢，还是私心太重呢，是不肯承认自己和父母曾同流合污于僭主的事业呢，还是要为马列主义避讳呢？这倒也罢了，总不该如此诋毁中国吧。中国，是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不是僭主集团的抵押品。再健忘的人们，也该不会忘记：正是在“现代化”、“超英赶美”的口号下，僭主集团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政绩，活活饿死五千万民众。

土法炼钢使中国自绝于现代世界，不仅丧失主导世界潮流的机遇，而且破坏了国际规范的接轨。至今，我们仍在品尝中共“外行领导内行”的苦果。中共倡导的“爱国主义”．完全是以中国国运，来祭祀僭主专政，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要说共产党徒是中国爱国者，正如说庆父是鲁国的爱国者一样，无异于黑色幽默。不错，在面对共产主义的彻底绝望中，中共先后祭起了权威主义、保守主义的旗帜，企图配合虚假的爱国主义，在中国推行赤裸裸的军事统治。他们偷偷以“民族主义”的名义，打出公然的反革命旗号，否定辛亥革命，以便为邓小平垂帘听政、私相授受江泽民等倒行逆施，制造理论依据。他们雇佣一批社会科学院的文人，有些甚至是伪装成自由知识份子，来极力鼓吹中国人民应该永远忍受共产党的奴役，不该反抗，不该建立新的政权。

我们都知道，中共的权威已经伴随它的社会信誉的完全破产而彻底烂悼，而中共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完全失败，更表明中共的权威根本不可能通过小修小补来重建，根据这种国情，在中国重建政治权威的前提，是必须清算中共的政治遗产、扫除中共的残余影响，从而为新的政治理论、政治实践及其权威的出现，开辟道路。这才是健康的、唯一可行的“新权威主义”。

回顾近代中国的最大问题，是社会的全盘失轴状态，现在，重建中国社会轴心的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从腐败的共产党身上，转移到了廉洁的非共力量的肩上，中国人民需要张开自己的双臂，来迎接这样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近代史一再证明：实现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转移，缺乏铲除腐败势力的决心是根本不行的。

把中国现代化历史和日本现代化历史作一对比，就可以发现，中国的最大问题是在追求现代化时，发生了越演越烈的社会紊乱、文化瘫痪，从而走上了一条革命的、最终导向不断暴力斗争的道路。而日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相对稳定地保持了社会的向心力，主构没有解体，社会变化而没有陷入紊乱，文化换血而没有陷入瘫痪。跟中国相比，日本获得了顺利发展的机会。中国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或经济制度失调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病态与精神病态的全盘问题。

许多人津津乐道：日本现代化靠明治维新为转机。但明治维新何以能完成这一转变？靠天皇制所提供的精神凝聚力、社会平衡力──综合性的主轴力量。而中国革命则迄今没有完成类似的再生，没有形成一个主轴来支撑社会巨变。其结果导致伞柄脱落，伞架松散，伞面皱折不堪、毫无生气。为重建主轴，中国步步走上“党国”的道路，以党建国，以极权政党作为建立民族国家的手段；结果却演为“以党的权力为最高目的”的共产党僭主专政。共产党成了自慰、自谋幸福的特权集团，把“红色江山”化做他们传子传孙的传家宝。结果中国的大好河山被共产党徒大言不惭地宣称“是我们打下来的”，可以像私家车那样私相授受。其典型，就是臭名昭著的“高干子弟──太子党”现象。中共的高干子弟，已经像清末的八旗子弟一样腐化堕落；中共的太子党，已经像清末的宗社党一样人人喊打。但无论清末的八旗子弟──宗社党和现今的高干子弟──太子党如何垂死挣扎，都不能逃避日薄西山的命运，因为他们所依附的主轴（满清皇权）或主轴的代用品（如共产党僭主专政），已经完全朽烂，无从修复了。这样的障碍，不扫除行吗？

中国传统的主轴瓦解，基于三个因素：

（1）对外战争屡遭失败，丧权辱国，从而丧失了统治的权威，权力中心发生动摇。在满清，对外战争主要体现为军事斗争；在中共，对外战争主要体现为经济斗争。共产党整人有术，治国无方，连国民党反动派也远远比不上，便自己的政权完全缺乏说服力与合法性。

（2）西方的共和主义、民主思想对满清政权的渗透，以及人权保障、富裕生活对中共政权的否定，改变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世界观，从而动摇了传统结构最隐蔽的心理基础。

（3）排满与非共的民族意识的崛起。在清末，以华侨和租界为前锋；在现今，则以现代通讯与出国人员为媒介，传播开来。我们知道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动力作用；租界的基地作用，是因为它接近西方共和主义，又能逃避满清专政力量的迫害。它们倾向于反对满鞑政权，敢于怀疑中国传统并向之挑战。

然而，辛亥革命提出的根本思想却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典型的中国思想而非西方思想。所以，要结束中共的僭主专政，仅仅依靠民主思想、人权意识、富裕生活的召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民族尊严的支持，需要民族自豪感的鼓舞，并以之作为超越个人经验和社会得失的杠杆，才能走出时代的黑暗。

反观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所面临的社会转型之路，先后被一个壁垒即几百万人口的旗人集团和几千万人的共产集团所阻，他们分别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三。旗人集团并不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性部分，即，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发展到某一时刻就命定要遭异族统治。只是由于十七世纪中国社会形势和东北边陲局势的巧合，满洲军事蛮族的侵略笼罩中国，并延续了两个半世纪，旗人才得以入主中国。这种统治违背中国人意志，因此不能按照“现存的即合理的”说教去推断是“中国人民选择了满清政府”。实际情况只是：满洲人和共产党相似，具有较强的集团组织力和社会组织力，使它有可能利用广泛的社会统一战线，以各个击破中国人分散的集团性反抗。由于明末社会的分化，中国人终于没有形成统一的反抗，对满洲入侵的抵抗只能停留在集团性和地区性的反抗上。从而以其策略性和暴力性，建立了一种不自然的、奴化的秩序。这个偶然的壁垒，后来就成为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障碍了。在这一点上，中共集团与满清集团太是相似了。中共也是一个从外部入侵国际集团，不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部分，而是在内忧外患中，把自己的意志凭借武力强加给中国人，而建立的一个僭主专政。随着它造反初期“社会动员能力”的退化，中共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的包袱而不是马刺了。

以满八旗为主的旗人集团，在中国不仅是一个异源文化集团，有其特殊的风俗习惯，且是一个政治特权集团。它迫使国家不惜工本地豢养它，以维护其政权的合法性。八旗子弟享有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优惠，这个“天生的统治阶级”凭借肉体生育的力量自我延续，他们是真正的剥削阶级──非生产性、政治贩子、寄生虫。他们的存在，显然违背了奉行了千年之久的中国科举制度。八旗子弟是一个打入了中国科举制度和官僚体制的楔子。它先是导致压制性的僵化，后是招致了开放性的腐化；在这两个阶段中，它的垄断性与排他性都比中国官僚体制更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

同样，共产党僭主集团，也是一个来自共产国际指令的一个异源集团。共产国际相似于“国际游牧人集团”，这个特权集团甚至也有其特殊的风俗习惯和内部纪律，在中国变成了国中之国。它强迫国家不惜工本地豢养它，党库通国库，高干子弟享有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惠，它凭借“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繁殖，自我延续，是真正的民族吸血鬼。这个超经济的剥削阶级，是丧失了生产能力的政工干部和社会寄生虫，同样是非生产性、政治贩子、寄生虫。他们的存在，同样要么导致压制与僵化，要么带来开放与腐化，严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

显然，现代化要求机会均等，这样方能激活每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它废除身份特权，予平民以同样的竞争机会。没有这种政治革命，经济起飞是不可想象的。但作为人口上的少数民族，文化上的落后民族，军事上的野蛮民族，政治上的统治民族，满清八旗子弟与中共高干子弟却不愿打破种族与阶级界限，不愿放弃特权，它害怕机会均等将取消其社会政治上的人造优势。在特权庇护下，他们不劳而获，倒买倒卖，性情越来越懒，能力日益退化，养花鸟、卖古玩、玩女人、赌博和抽大烟。他们对自食其力的竞争，根本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能力应付。民主改革意味这些低能的家伙，将在自由竞争的洪流中淹没。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在中国境内最有组织性的集团──过去的几百万享有特权的旗人，现在的几千万享有特权的共产党徒，构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壁垒。而从历史沿革上说，这些废物和垃圾的合法存在，完全是因为满洲首领窃据中国的帝位或因为中共“四个坚持”的符咒继续作法。只要满洲首领依然窃据帝位或只要中共继续僭主专政，那么八旗子弟、高干子弟这些人渣，就难以扫除干净。因为他们本能地意识到，中国改革成功，他们的特权就将抹去。不论满清可汗和中共僭主如何粉饰自己的不义起源，却无从改变这一事实：他推行和维护的，是不自然的异族或异文化、如马列统治或留发不留头；而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必定要依靠一个坚硬、残酷而严密的组织，推行奴化。结果，独裁者反过来还要依赖这个组织。这尤其表现在他们的欺骗性宣传和权术至上的性格中。所以，他们必定要借助文字狱党同伐异、剪除异己。

如中共在改革过程中，首先要照顾其组织利益，而一旦这特权组织与改革过程发生冲突，改革就必须让位、停滞。在这里，满清和中共奉行的基本原则，同样是“组织”高于国家、政治特权优先于经济效率。所谓“组织”，就是“旗”或“党”，其性质接近黑社会组织。

诚然，光绪皇帝和胡耀邦都曾有强烈的现代化决心，所以他们决心逾越满汉藩篱、“调整党群关系”，欲置八旗和高干的特权于不顾，但结果如何？他们不仅未能打破这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消极反抗，反被决心固守特权与传统的满洲亲贵、中共左派给监禁、杀害。戊戌变法和八九民运的失败证明：日本的举国一致的明治维新之路，断不能通行于中国。在日本，大名们可以奉还版籍、放弃传统的特权，因为他们和天皇一样，与被治阶级同属一个民族和一种意识形态（“神道”），归属感极强，因此他们并不真的害怕会被革新的潮流吞没掉。所以西乡隆盛等人领导的“萨摩藩叛乱”，不仅太晚了，也太孤立了。而在中国，即便对八旗与高干最有号召力的满洲可汗、中共僭主，也无法说服他们放弃特权，加入现代化的行列。

那么，还有什么能以和平方式除去这些废物和垃圾呢？没有。这些吸血鬼绑架了宿主，用玉石俱焚的要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显然，除了彻底的政治手术与社会革命外，中国已经无路可走。

决心不惜代价也要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人们，日益认识到：要取消八旗与高干的反动特权，就不得不粉碎这特权的最后保护伞──满洲可汗与中共僭主。因此，现代化要求先是民族认同，继之以民主意识的结合──形成综合的革命力量。这股综合力量，既容纳关心民族事业的爱国志士，又鼓励热爱民主事业的自由党人。即便在革命党内部也同时包容这两股力量，例如孙中山也同时并存这两种要素。早先他是民族志士，以兴中会为代表；后来他是自由党人，以同盟会为标志。革命力量的这种综合，也是革命胜利的中国局势特别复杂的根源。因为在上述两种思潮之间的人们，是迫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和大敌当前，并非出自民族志士与自由党人之间的认同。

现代化的冲击力与八旗子弟──高干子弟的壁垒之间的决战，是不可避免、无法调和的。八旗和高干的特权，较之同族或是同种意识形态统治的专制国家（如明治维新前夕的日本），具有更大的爆炸性、中国人在此面临历史的抉择：要么被这顽固的壁垒阻隔在现代化之外，要么击溃这壁垒的最后支柱──满洲皇帝和中共首脑。

当前中国的局势，与清末极其相似：高干子弟就像八旗子弟一样游手好闲、玩世不恭、腐败丧德、祸国殃民。所谓“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以江泽民、李鹏等人为代表，实际上是高干子弟的中坚份子，等而下之者，则为形形色色的官倒、买办、盗窃国库份子。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这批人手里，决不会有光明的前途，他们比他们推行阶级斗争、民族自残的父兄更为堕落，和清末垂死挣扎的“宗社党”如出一辙。

老一代共产党人不学无术，以外行领导内行的脑袋，胡乱指挥，祸国殃民；而太子党、秘书党等高干余孽，则以父辈的余荫，巧言令色、祸国殃民。如果不排除他们，让新的政治力量执政中国，我们民族就只能在窄路乃至绝路中徘徊，进一步、退一步，无法走上人道与活路，无法稳步前进。

依据共产党历史性失败的教训，新的政治力量必须具备两个不同于中共的特点：专家治国，摒弃中共外行领导内行、假公济私的恶习；政治民主，消解中共僭主专政的叫化子遗产。

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我们需要一位足以综合民族力量和自由力量的人物。以便同时吸取两股合力，造就一个新国家。对中国来说，主张废除专制政治的，并不是单纯的共和主义思想，如法国大革命那样；也不仅仅是专制制度在对外斗争中的挫败，如土耳其的废除苏丹；中国废除专制政治的最直接的理由──当是为抵御列强而扫除障碍：以便在政治动员与社会平权的矛盾中，开辟民族前进的道路。


五，僭主集团的蜕化变质


中国革命曾经是世界历史上最惨烈的革命，因为它是“迟到的革命”。革命越是迟到，就会越演越烈，致使中国文化遭到废弃，社会结构全面瓦解，人民生活彻底紊乱，在这影响深远的过程中，社会中坚与文化阶层完全雕零没落。

我们曾经做着一相情愿的好梦，相信廉洁与效率会随着共产党统治而逐渐强化。但那阴阳怪气的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只让千百万人头落地。命运注定我们还要承受苦难，用鲜血把荒芜人烟的鱼肚白，染成鲜红鲜红的朝霞！──静默不语的人们，是被这伟大庄严的景色迷住了，还是被这深刻的恐怖吓傻了？是由于个人的感情而做逃兵？还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中国的革命故事已经够长够长的了。难道中国的古装戏演得还不够？难道天安门上“犹头马脸”的化装舞会，开得不够滥？苍白的唯物主义逻辑、娓娓动听的解放全人类的大道理，带给中国人的，仅仅是布满血丝的眼晴、青筋暴起的手臂。冬天的，太冬天了！冬天的压迫，应该让位给春天的喜悦、夏天的战斗！

现在共产党已经完全蜕化变质。高干子弟被外商收买，与土匪出身中共官府层层勾结，掠夺瓜分地皮，出卖国家资源，进口外国垃圾甚至核废料……他们手持外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因此不顾人民健康，杜绝子孙后代的出路。他们盗窃国库，把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名下，并通过共产党垄断的银行，把大量国家资金，偷偷转移到外国银行，存入他们的私人帐户。对这样大规模的、制度化了的犯罪行为，共产党官僚机关不仅拒不审理，而且公然保驾护航，甚至对敢于稍加披露的新闻报道，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来严厉打击，好像比挖了他们的祖坟还要惊恐万状。共产党控制的公检法机构，以党同伐异为最大职能，因此只会保护而不会打击这样的犯罪。公检法机构本身已经成为贪赃枉法的大本营，因此伙同海关和军队一起走私甚至贩卖毒品，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这样的政权除了垮台并受到公正、独立的司法审判，还应该有什么别的出路？

中共这样的政权，因为知道自己十恶不赦，所以特别顽固地拒绝和平改革，他们害怕司法独立和新闻公开，会把他们的丑闻和罪行，交付公正的法庭，予以清算。

在共产党统治前，中国已经身染沉疴。民族沉沦，容忍外人树立“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广告；在丧尽民族天良的身家性命中怡然自得……堕落成了快乐源泉！所以我们看到，凡共产党肆虐其统治的任何一个社会（俄国、中国、越南、古巴）都是陷入国家破产的社会：俄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破产，中国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破产，而越南和古巴干脆就是法国和美国的殖民地。所以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僭主专政的残暴，一半出自阶级斗争教义，一半出自国家破产的社会危机，以及对危机做出的变态反应。共产主义的病态反应，因此一方面残暴，另方面也注定长不了。

每一个中国之子，面对蜕化变质、日益腐烂的共产党统治，再不要自命清高，以潜台词为“除我之外”的埋怨，来谴责“中国人的无生命、无血色”！我们要扪心自问：我还有生命吗？我还有血色吗？

自身堕落的道义责任，当然要由自身来负。佯装天真、推诿罪责，实在令人厌恶。如果我们有救，中国必定有救；如果我们不可救药，怎能委过于中国？

──共产党蜕化变质的“罪魁”是谁？是内部兴起的野蛮主义吗？不是。内部野蛮的狂风，是在废墟的倒塌所激起的，而不是它造成了废墟。

灰沙弥漫，并无破坏城堡、折断广厦的能力；而摧枯拉朽、扫荡废墟、打开新基者，必定有待新的力量。很明显，“背后的罪魁”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压力，它的另一面相，是中国对现代世界的不适应性。多年来，我们习惯于把这罪魁叫做“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这并不全面，为什么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摧毁不了日本？因为日本适应了，并进而成为凶恶的列强之一。中国却没有适应，结果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并沦为日本起飞的垫脚石。中国的灾难因此变成双重的，被西方打败了，被日本比输了。现在，当西方的衰落迫使他们降低了侵略性的时候，中国的不适应性在共产党领导下却增加了：中国的人均产值排到了一百二十几位。

比文明比输了，只有比野蛮！比报酬比输了，只有比贡献！

依照血淋淋的列强准则看来，精魂的游离、结构的崩溃、生活的混乱、文化阶层的解体，不失为“千年一次的巨大机会”──所以当我们看到“中国革命的惟一结果，即为国家权力的强化”，就丝毫也不会吃惊了。和野蛮主义互为表里的“革命运动”，无异于一架超级推土机──其使命是，扫平强国之路上的一切障碍！惟其如此，我们才不致事后聪明地指责中国革命中的疯狂变态……

真的，为了适应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打击，一切常规的努力先后失败了，除了“用野蛮来回答文明”，中国的选择几乎是零。唯一的希望仅仅是：随着世界压力的增长，中国的内应力也要增强，否则“单方面维持和平”的愿望，是不能维持和平的。而内应力的增强，体现为个人自由、“非整体性权利”的剥夺。

孙中山曾经疾呼，中国不是个人自由太少，而是个人自由太多！依靠自由散漫，是无法对抗外部入侵和内部专制的。所以，如果人民缺乏“健康的自由必有的前提──自律”，中国如何走出专制独裁和自由散漫的徘徊？如何避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噩梦？

共产党曾经作为中国实行彻底的社会动员所借助的工具，而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六亲不认，具有贪婪的胃口、铁血的意志、残忍的心肠、狡猾的策略、肮脏的手段，所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以最原始的人海战术，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初步动员。但是，绝对的权力导致他们绝对的腐化，物换星移，当今的共产党，已经堕落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动员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成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最大公敌。中国要富强，必须新的动员、必须踢开共产党这块粪坑里的石头。

在中国实现新的社会动员之前，中国社会只能作为西方世界的附庸，而无从获得全球意义的地位，无法坐在世界的圆桌会议上。中国的太阳尚未兴起、发光，“中国”就依然还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文化概念甚至历史概念，而不是一个崭新的政治概念、经济概念、战略概念。今天，有谁能自豪地宣布：“我们是一个中国公民”？现在，中国多么暗淡！这不是因为“太阳还没有从中国升起”，而是因为“中国还没有找到太阳”！是的，并不是太阳抛弃了中国，而是中国抛弃了太阳！

今天的中国，仿佛陷落无边的黑暗，于是日本人夸下海口、散布无知：“东方的太阳在日本，中国仅仅属于过去。”共产党配合日本占领了中国，甚至配合日本证明中国业已死亡，但是，新一代的中国人将起来，让他们看看中国的太阳。

当它破晓的时候，惨白的曙光令人诧异。长期的沉沦使人麻木，突然的苏醒带来震惊──但相信吧，新的太阳，已在地平线下面滚动着……为此，我们需要一位“忘我，并因忘我而不可一世的民族精神的化身”──他能够把命运的力量紧握在手，把中国拖出日益没顶的共产深渊。

一个超道德者，而不是丧失道德者；一个忘我者，而不是自我中心者；他是中国的动力，他是未来中国的见证，他不要光复旧物，而要铸造未来。他结束共产党的贪污腐败低效率，他能够激励中国、动员中国。我们不需要问他毁灭了什么，牺牲了什么，而要问他创造了什么，赢得了什么！

如果世上还有真理，那无非就是：中国民族若要自救，就必须抛弃“不奋斗也能苟活下去的最后希望”！


六，僭主集团的最后挣扎


中国的僭主统治缺乏法律基础，既不是建立在君权神授的理论上，也不是建立在人民授权的普选或是任何宪政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枪杆子和笔杆子联手作战的强盗逻辑上，因此除了枪杆子暴力机器的强迫，共产党还擅长笔杆子进行宣传、洗脑，其法宝，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

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以十九世纪盛行的进化论和欧洲中心论为前提，规定所有人类社会都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达到“社会主义社会”，而经过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修正后，为达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无限制的、反人性的僭主独裁；又经过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第二修正，僭主独裁被延伸为漫无止境的甚至要长达一万年的“全面专政”（“一万年以后还有左中右”）。这种假定，为共产党政权残暴的极权统治提供了某种理论说明，就像“人民主权论”为法治国家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似的。

按照此说，整个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创造的并且持续推动的，其言下之意，一旦阶级斗争停止（如阶级差别的消亡而自行中止），人类文明必失去动力。所谓“不斗则退”、“不斗则垮”这类口号，确是点破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血腥本质。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如马克思主义者所组成的僭主集团通过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来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理论赋予中共的胡作非为以“犯罪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是建立任何一个可以预测的基础之上的，和任何一种可以长治久安的社会合法性，格格不入。

在毛的时代，中共的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成为一切社会生活的统帅，武装斗争被看作是推动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的主要方式，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被看作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佳方式，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所包含的理解力，如此简单原始，和石器时代差不多。它把社会生产等同于战时动员，把人命等同于生产工具，结果在中国恢复了五胡、沙陀、辽、金、元、清等蛮族入侵年代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农奴制，甚至把工厂的工人也变作工奴，全国人民的处境比蒙古时代还要悲惨，被迫充当共产党的“兵”。“八亿人民八亿兵”，一种毫无人格尊严的“螺丝钉”哲学，围绕这种战时共产主义建立起来。社会组织系统，仅仅具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意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

从当代世界流行的、人民主权论的、法治社会的观点看，上述先锋队的、实行独裁的僭主专政，由于拒不普选，其合法性是丝毫也不能成立的。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制度分歧”，屈尊同意马克思所创立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分析与判断，承认强化阶级斗争、武装夺权并进而建立强制性的僭主专政的政治结构，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却无异宣判了中共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因为中共建立在五阶段论之上的全部理论与实践，已经逐渐退出“现存的舞台”。实用主义原则，就是没有原则；通过改革开放而日益暴露其左右失据的非法性质。

用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强化社会积累──因其人为地“推动历史前进”，曾经一时声名大噪。甚至“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模式和依附这种模式的“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草菅人命的虐待狂做法，也是以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超前性展望”为依据的。虽然能持之以恒，但毕竟因“现存的就是合理的”而获得了某种合法性……

当然，中国现代史上有过民主运动，但还没有形成民主制度。民主社会的文化对中国来说，更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但这种现状并不能反过来证明中共政权依然合法。正因为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没有成功，从而造就民主的制度和民主的文化；所以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也就始终只能停留在蓝图里。所以更需要指出起源于共产国际的中共已经完全丧失了中国意义的合法性；不仅远离人民主权论的合法性，甚至不合无产阶级专政的僭主独裁的合法性。我们知道，经济现代化的社会前提是法律现代化，而不经历一场社会民主革命并建成一个法治的宪政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导致信用瓦解、贪污盛行、治安恶化、道德沦丧，任何方面的现代化，都没有成功的指望。而和平的民主变革在今日中国所遭遇的日益增大的困难却表明，改革的进程正日益逼近其核心障碍：共产党是否放弃僭主专政。

在中国要推进和平的民主变革，就须以民族利益为先，超越党派意识形态情结，但在中国，意识形态情结说到底不单是意识形态问题，而关系到社会权力建构的合法依据的问题。而在共产党僭主专政德“国家”实行政治改革，必定意味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力，进行修改、让渡甚至废除。

民主进程和自由表达意见是互为表里的，但在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僭主专政的社会里，这却是“不合法”的，要遭到严酷镇压的，长此以往，人们已经丧失了自由表达的能力。在那里，自由表达往往会遭到镇压，而在共产党的语汇里，“镇压”往往是和“处决”、“枪毙”、“开膛取肾”同义的。自由表达被视为大逆不道，而没有自由表达，一切民主进程不会得到支持，任何民主制度都无从形成。

从总体看，民主制度所认可的大众参与，也是民主进程和民主运动最重要的特征与遗产。所以，如果大众不是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则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无从确立，并缺乏支持。但在中国，不论是推进民主运动，还是建立民主制度，面临的难题却是“争取民主是非法的”这一壁垒，因为中共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建立在专政理论和恐怖镇压之上的。尽管为了经济改革救亡，共产党赌咒发誓要使文革式的斗争永不再现，要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法治，但“六四大屠杀”却表明，这终究是一派谎言。由于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黑猫白猫抓住老鼠是好猫的土财主做法，邓小平这个自封为设计师的四川土地主完全不懂宏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几年下来，才发现他的“改革”本身已经遭遇灭顶之灾，遭遇到“合法性危机”。

如果我们承认建立在五阶段论、阶级斗争学说之上的共产党政权是合法的，那么，邓小平改革就完全没有合法性；反过来，如果确认人民主权论的宪政原则的合法性，则建立在阶级斗争创造历史之上的共产党政权，从一开始就错了，一开始就是没有合法性的强盗运动。显而易见，一个政权不可能拥有两套互相抵触的合法性；“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现代理解是，两套合法性无法在一个社会内部和平共处，一国两制完全是邓小平式的混淆黑白的瞎猫谎言。

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就是由于“妾身未明”、两种合法性的交战，而造成的。

为了在合法性瓦解的垂死状态下，重振疲软无力的权威，中共祭出“爱国主义”的法宝，企图在半个多世纪的卖国求荣的共产主义革命之后，通过盗用“民族主义旗帜”，来号令反民族的残余共产主义势力。

本来，中共的“国际主义”是对爱国主义的背叛；中共的阶级斗争是对民族主义的残害；但现在，穷途末路的中共，再也不顾廉耻，重施故技，把以前盗用“自由”、“民主”旗号来实行独裁、专政的看家本领，转换到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强奸上来了！

难道，我们还可以认同这种强奸吗？难道中国人民也是这样下贱无耻吗？

二十世纪对中国的良心，是场连续不断的恶梦。它以拳民暴动和八国联军的硝烟作为开幕式，继之以日寇的入侵和中共的奴化，纷扰杀戮，迄今未已。“二十世纪的中国”，堪称“苦难”的代词，也是对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热忱的磨练，并以革命和战争的巨额牺牲，列入世界之最，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看，这是一个极度贫乏的、没有任何生育能力的世纪，而它造成的破坏，却需要至少一两个世纪方能消除。但惟独在心理文化的意义上，二十世纪的惨剧也许倒向中国提供了某种“建设性”，也就是说，它创造了某种“新的但是野蛮的国民性”，至于这终究是祸是福，众说纷坛，不能一概而论。

命运何其如此不公？灾难深重的二十世纪，向中国索取了那么多，可是给中国的补偿，却这么少。急剧颠簸的二十世纪，其对中国的索取仿佛劫夺，仿佛摁住中国的狗头，强迫它吐出帝国时代收获的掳物和虚荣。祖宗欠下的债，要出子孙来偿还？一百来的中国，杀人盈城的结果，仅仅是建立了两个“民国”（或曰两个“共和国”），这两位该死的难兄难弟相反相成，在斗争中相扶至今，这也算是中国的二十世纪从嗜血的命运女神那里获得的“报酬”？但时值今日已经看得很清楚：即使这么一点可怜的赐予，也没有多少持久的价值。

现代中国的一切，无不是现出“过渡时期的匆忙”、“青黄不接的紊乱”──太多种类不协调的杂质纷陈不已，其典型的杂拌毛泽东，还被他的走卒林彪册封为“伟大的顶峰”，这是杂拌的顶峰、乱党的顶峰、厚颜无耻的顶峰。

我们终于看清冰冷的事实：不仅二十世纪，而且连二十一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国都将是一片全方位的不毛之地，一片由“类人”而不是“人类”组成的沙漠！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没有繁殖甚至没有生存的余地：

“西方的冲击”，比蒙古、满洲的奴役，给中国留下更深的创伤，并孵化了一大批文化杂种，好像蒙古人、色目人（回民）、日本人在中国留下的生物杂种。这些人哪，生不下子嗣，仿佛骡子尽管任重道远，却只是为来者开道。他们的事业，注定只是浮桥甚至只是天边的虹霓，而不是什么“彼岸”，甚至连一座汪洋中的荒岛都不是。尽管他们以各种各样的“主义”宰割着中国的良心，并把碎尸万段的残忍封为“愚公移山”。纵火烧山，被誉为“开垦梯田”；把污染河流，叫“工业建设”！

两个人种的杂交的，只能是杂种；而杂种的遗传是不稳定的，好坏的差距常常惊人。──因为杂交引起种属特症的紊乱，多数子嗣在许多方面明显弱于父系或母系。两个文化的杂交也是如此。文化杂交要产生稳定的新品种，没有数百年淘汰和同化的过程，是根本不行的。

中国以前与外来的印度文化杂交，达到新的平衡，花费了四百零五年时间（184──589年）。而现代和欧美的这一次杂交，已经用掉至少一百六十年时间（1840－2001年），但整个过程，至今不过走了一半。推进中国与欧美间的同化过程，也是中国的自新过程。它的功能除了无意识的杂交，还需要有意识的使命：剔除中国在这杂交过程里产生的种种杂质，淘汰不利于中国文明发扬广大的因子，不惜以痛苦的方式，使新型的中国文明成为可能，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百年革命的最终结束，犹如一场猛烈的锤击之于渴望成钢的废铁；犹如剧烈的抗生素加之于败坏了的血液！而结束中国百年革命的最后一场光荣的革命，就是结束共产党僭主专政，在中国确立宪法统治。

中国百年革命的最后阶段，不是反革命，而是“革革命”──以毒攻毒，以革命结束革命！这仿佛不做完最后的缝合手术，病人只能流血不止，无法健康痊愈。不缝合，则无法将革命的手术与康复的建树，形成一个有机过程。为此缝合，中国需要一场全面的调整，包括社会调整与精神调整。这样的手术，不得不通过冷静高明的铁腕来实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难道，这样的手术是“不道德”的吗？不。这样的手术才符合古今中外一切道德的核心：只有让该死的死掉，才能保全生命、净化生命。有意义的拣选，是新生命的开始，也是新政治的开始：“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书经·皋陶谟》）

在共产党僭主专政下，鞋匠治国，结果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甚至危及中国的生态平衡，茫茫中国竟无一片净土。生态危机又反过来加剧中国的社会问题，如此恶性循环，结果中国大地年年洪水泛滥，颗粒无收，人民流离失所。在这样比苏联、东欧远为恶劣的社会和生态条件下，“结束革命的最后一场光荣革命”，不仅要肃清社会病态，而且要解决生态的病。只有以不计毁誉的爱国精神，才可能为了中国不惜背负赎罪的恶名，避免中国的生态结构遭到彻底破坏、大好河山被拖入万劫不复的绝境。

如果我们仅仅把这视为“解决人口爆炸危机”那就太皮相了──事实上，中国的人口危机只是生态危机的一部分，并加重了生态危机；而中国的生态危机，却是和西方文明冲击中国的全过程密切相关的。只有实现了中国社会文化的纯化，生态危机才能缓解，并最终解决。不应把这纯化仅仅理解为“拒绝西方的垃圾”，包括精神垃圾和物质垃圾，那只是消极的纯化；中国所需要的积极纯化，还包括对自身传统的纯化，对中国不适应现代世界挑战的疲软状态的纯化。只有供上如此丰盛的祭品，中国的本来才可能是“属于中国”的。

欲创造一个新的民族，必先创造一种新的精神！欲创造新的精神，必先创造一个新的动机！而后新的精神才从无边的荆棘丛中，茁壮而出。而后，新的民族才从乱石堆里，顽强涌现。

婴儿首先发出的呼叫是“妈妈”，“妈妈”──这是雏乌啁啁与小羊咩咩的人类形式，“妈妈”，是人遇到危险和困难的求救信号，所以人称关怀者为“妈妈”。“妈妈”的呼叫──并不表示欲望本身，而是欲望的前奏。而一个民族的妈妈，就是他的精神故乡。

婴儿会说的第一个字是“要”，然后才是“不要”。所以共产党僭主的“不破不立”──是错的；中华民族的“不立不破”，才是正确的。必须先造好了新房子，再去拆除旧房子，否则大家只能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住在荒野里！婴儿不仅先会说要，还会用神情、眼色、剧烈的肢体痉挛、拼命扭动的身躯，来宣告欲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要”与“不要”──这也是民族意志的最初呼声，是民族意志的最终形式：要宪政，不要专政；要爱国士义，不要共产主义。“要”与“不要”的选择，关乎民族的兴衰，并成长为民族精神的归宿。尤其是一个新的民族，更是如此。对他来说，世界还是新奇的，无限的存在近乎朦胧，他的唯一愿望，是使朦胧的变成清晰的，并使新奇的变成陈旧的！因此他必须学会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而不是用租来的语言（“租界里的语言”或是“共产国际的语言”），不知所云地喋喋不休。“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租借异族的语言，必使自己异族化。为此，新的中国人必用自己的神情、自己的动作，摸索、表达并支持自己的语言！石破天惊的新民族，用自己民族的语言高呼“要”，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坚定着“不要”──因为，“要”和“不要”正是一个民族盛衰兴亡的命脉所在。“要”与“不要”的内容，决定他往后数百年间的幸与不幸。简单而命运攸关的抉择，摆在这阅世未深的民族面前──这不是“主观能动性”的陈腐说教，不是共产国际的理论爱滋病；这是中华民族几百年的苦难凝固而成的认识。

请永志不忘，并不是仅仅为了自己和朋友们的利益，中国人才要掀起这样的浪潮！

醒来吧，中国！

不要害怕幽谷和深渊，要发出自己的“要”与“不要”！这激切之音，将帮助我们渡过深渊、飞跃幽谷，接近自己民族的祖辈精神，暴雨滂沱般的天外奇音，将是新的民族语言的内核！它将冲决，《共产党宣言》与共产党僭主专政的镇压血腥！

现有的共产党执政，已然只是垂死挣扎，它只是自保而不再保卫中国。中国的方向，是在我们的脚下：结束中国百年革命的最后一场革命，就是中国下个世纪的归宿：而为了保持民族前进的步伐，为了回归民族的精神故乡，我们必须超越共产主义，实现民族和解与民族认同！


七，僭主集团的遗留问题


中国在日寇入侵的亡国危机下，遭到国家破产、社会瓦解的厄运，这时僭主集团趁势崛起、建立了垄断国运的全面专政。在这种意义上，僭主集团曾经“肩负天命”。所以几十年来，尽管无数民族志士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依然改变不了中共僭主政权的性质。残酷的事实无异告诉国人，仅凭人的力量，驱逐不了共产党。在中华民族最绝望的时刻，我们只有祈求上天，让共产党这外来的僭主专政，尽快逝去！让已经悔过自新的中国人，得以回到民族的本位！现在，共产党的天命已近尾声，现出气数已尽的种种恶兆。现在，是该准备好了，迎接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到来。

世界上有两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天解决”与“人解决”。人解决，也叫“改革”、“改良”、“修正”、“和平演变”；天解决，也叫“首义”、“革命”、“鼎革天命”。在人解决已经屡遭失败的地方（如中共僭主专政所建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天解决的场地已经空出来了。革命并不是万妙灵丹，恰恰相反，革命是“没有办法时的最后解决办法”，是“没有出路时的爆炸性局势”，正因为天的解决方式是“对人力和人智都无法解决的事物进行强制性解决”，它的爆炸与“破坏”最终成为“水到渠成的建设”、“听之任之的生长”。它不是慈爱的园丁，而是残暴的法官！它的狂风令人敬畏，不遗余力。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人不能胜天的历史，人的解决最终要留待天的解决，那些撰写中国历史的杀人放火的豪杰们，从来都是天解决的绝顶大师！因为中国政治生活的现实，早已在他们的第二本能中，打上了“盼望天解决的喜出望外”：“天解决”是对“人解快”的补救。“问题像一条锁链，永无了结的一天。旧问题去了，新问题来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如此看来，“最终解决问题”于是成了诱饵，成了生活的动力，成了不切实际的动机，直到人们被心甘情愿地榨干、压垮，并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但勇者还是勇敢地面对现实，像刑场上的好汉猛然撕去那以“人道”蒙住他双眼的黑纱！因为光辉的业绩在他身后留下，聊胜于无。你将看到，“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也是勇者的动机，甚至百发百中地事与愿违！但它提供给我们的动力，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切意义的“技术主义”在此都是软弱无力的，因的惰性太大，离此之道（天的解决），无从克服。尽管天的解决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但其效果，无疑比人的解决更彻底、更牢固──天无人眼，天无人欲，人间的悲剧不过只是天的喜剧罢了。在这意义上，一切巨大的社会工程的背景，都不得不面临前此的“末日问题”，历史因素的肿瘤，是以五雷轰顶的电击予以革除的，如中国所有秦始皇体制（“二十四史”所记载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王朝史所显示，局部性的“人解决”总无一例外失败，并彻底让位给了全局性的“天解诀”──病得越长，天的解决越是迅疾；肿瘤越大，革命行动必定彻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悲喜剧，正如秦与隋的悲喜剧一样，是在革除前代的分裂弊端的肿瘤之后，继续革命，以利刃不停地大动干戈，徒使社会血肉横飞，历史的伤口弥久不合。──这又何尝不是“宿命”！所以，那“特殊材料制成的钢刀”中国共产党（及其本钱“人民解放军”），也会像它那两个特殊材料制造的前辈王朝（秦王朝及其本钱“大兵团”、隋王朝及其本钱“府兵制”）一样，极端有余，中庸不足；干劲有余，智慧不足，他们炽烈而短促的历史是由于，他们的动力是外来的（秦依托于犬狨，隋依托于鲜卑，中共依托于苏联），他们的利刀因而易锈。这些插在中国脊梁上的尖刀，也会面临自己的末日：杀人成性的尖刀反过来威胁宿主。而这个宿主，就是他们原先声称要代表的主人──“人民”！

被玩弄的人民心怀怨恨，他们盼望压迫的王朝沦为废墟──群众闲得发慌，为解开窒息，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中国将在天的解决中成为一座火锅──劫后余生的人民，将把酷烈的复仇，作为淘汰旧物、锻炼新生的必由之路！──新的革命精神，将从闷葫芦的高压中产生并爆发，现有的词汇，岂能描写它们。一些激昂的人，将从致命打击下逃脱并兴起、发光，历史将发明一套新的语汇，为他们发布文告、撰写传奇──天解决的快刀，斩断乱麻，无辜生灵也惨遭涂炭。它看待即将死亡的对象，如虎狼之看待牛羊。天的解决乃是对人造品的清算：以中国近代史而言，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的革新，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只有他们的“破坏”还留下！中国近代史上一切革新，只有作为“破坏”而出现并发挥作用时，才有经久意义。这无疑说明，近代中国的人解决，只有作为天解决的预演和导火线，才有经久意义。人解决，一面用细节的调整推迟了天的解决，一方面又在总体上为天解决准备更猛烈的炸药。其时越被缓阻，其势越难扼杀；天解决，于是将远远超过人的预先期望，飞跃极限，在这凌厉的攻势下，问题不是被解决，而是被根本超越。当此神奇时刻，通行的原则，将不是“均衡合理”而是玉石俱焚！天解决，不是对人欲的满足，而是痛击人欲，所以它不能被耽欲之徒视为善，而只能被贬为恶，但正是在恶的极限中，人欲的绞索被炸开，问题迎刃而解。旧的困境，因旧人物的死亡而消失；旧的矛盾，因旧条件的瓦解而铲除。

“人解决”的道路，早在一百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就堵死了。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通过一千年的苦修，抵达文艺复兴的世俗化幸福；但秦──两汉帝国崩溃后，东亚仅仅用了四百年就驶入了唐宋的繁荣。中国的复兴太快了，其间缺少了整整六百年的苦修！中国人遭受足够漫长的异族统治，但因为没有经历过“中世纪的充分野蛮”，所以还不配直接进入文艺复兴和现代化。

现在，凡是对中共的现状具有深入了解的人，都同意“全民共腐败”的用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甚至很难见到一位干净的活人！即使你是清白的，但你的社会关系足够清白吗？即便你无心作恶，但你的苟活却是对民族的犯罪！

在未来的中国，实现社会生态层面的变革，也许包含恐怖的意义。因为除了以毒攻毒的可能，一切美好高贵的东西都已宣告不治！我们历尽艰辛，在茫茫苦海中失去目标，漂行，这时我们知道了“绝望”的滋味：沦为苦力且罪恶滔天，“苦力”成为现代中国人即支那人的外号。真挚的感情遭人耻笑，生存本身也受到质疑……这都是因为，作为一个病弱民族的成员，我们在巨大的染缸中，歪曲了祖辈遗传的高贵天性！于是我们知道：只有救活了民族，我们才能实现自救！只有洗涤了父辈的罪恶，我们才能面对祖辈的荣耀。民族的罪孽，必须通过民族革命来涤除，哪怕以物理疗法来达到生理和心理的健康。请准备好满满一生，以洗涤达到自新，以苦役达到荣耀。

“支那人的劣根性”──归根结底一句话：“麻木不仁”，因为长期的异族统治造成的社会良心的麻痹症。乌龟般的“不出头”、地狱般的沉默、苍蝇般拥挤从众、麻雀般嘈杂饶舌……这就是亡国奴的写照：人，若失去了尊严，和货物有什么区别？所以日寇的七三一部队，把他们用作生物实验的中国人叫做“木头”。

中国群众的“不仁”，还是对长期依赖天解决的象征（“仁者”）的报应。这就是中国历史的“社会生态环境”。七百多年前，文天祥被蒙古鞑子的走狗张弘范拘捕时，出示《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汉奸“一笑置之”，并劝降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自从我们的亡国奴父辈，抛弃文天洋而屈服蒙古鞑子后，张汉奸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就开始实际支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不幸反倒成为具文。从此，中华民族忘掉了祖辈的美德，以争当父辈亡国奴的“孝子”，来替自己甘愿为奴的劣根性辩解！从此，清军来了迎清军，国军来了迎国军，皇军来了迎皇军，苏军来了迎苏军，共军来了迎共军；从此，“不识相”成为对人的咒骂，“认清形势”成为窃国大盗如袁世凯、毛泽东等恐吓百胜的咒语，“见风使舵”成为人生智慧的别名。痛哉！中夏亡国的痛史，至今镌刻在我们的骨头上？硬骨头对此刻骨铭心；软骨头对此仿佛健忘；等而下之者对此津津乐道。但是，我们不必为当今群众的政治冷漠症、小算计的残忍、无原则的狡诈、苍蝇般的逐臭，而有忧虑。因为这并不能阻挡中国命运的转折，因为是历史造就了群众，而不是群众造就了历史。恰恰相反，这样无赖的群众、这样卑贱的民族，才是最终的天解决的雷霆震怒的前提。群众的静态麻木，正是仁人志士动态创造的前提！社会生态的相反相成，就是如此取得平衡。

现在，中国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之下，“识相地”苟延残喘；由于英雄失去用武之地，由于建设性精力的无处发泄，所以连“绝路”也仿佛充满了生机。而“闷得发慌”，正为中国风暴的兴起，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心灵准备！山雨欲来风满楼：天的解决，是脱胎换骨的契机！

伟大的仁者！你在荒野中，不为滚滚红尘所识；

伟大的仁者！你独享寂寞，悄然数着天解决的岁月；

伟大的仁者！你会来临──尽天性，扬潜能，作为不可抗拒的气数，剥开中国前进的道路。民族的消化不良症，将因你的电击而消失；中国群众将因为受到消化，而欢欣鼓舞。

伟大的仁者！空前的劫难，因为你的指引而变成生命的道路，千百万渣滓，将因你的名，而成为坚强的战士！一个不再崇拜戏子和商人而是崇拜武士和仁者的时代，就要被恩准降临在中国！让我们为它准备──准备更大的压力！

压力是最好的护育，压力是最好的教化。世间一切有灵性的东西，无不成于压力而毁于放怒：中共的人解决越是无望，中国的天解决就越是辉煌。

在中国历史的夜半时分，让我们面对天意，潜心无言的祈祷：愿天解决的风暴，再猛烈一些！


八，沉思僭主时代的功罪


僭主铁蹄下的中国，没有思想的交流。流行的，只是互相欺骗，“用官方语言隐瞒真实的思想”──最多，是以官方的用语，来表达略微的讽刺、隐含的情义而已。思想的“场”被炮火粉碎，四下飞扬的都是人心的隔膜！相似的意念也被截断，到处横亘尸体建造的壁垒，截断我们民族的命脉。

其实，这一精神的黑暗时代，早在一八四〇年英国发动的鸦片贸易战争后，甚至在蒙古入主中华后，就揭幕了。而在一九五〇年的共产党发动的集体大屠杀后，就制度化了，并不断绵延至今。由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共产党枪杆子大刀的疏离作用，在僭主政治的登峰造极、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随便挑出一百个人来，他们就能产生一百零三个思想意念！因为，一百个人里面就有三个人已被逼疯，或被迫装疯。于是，他们每个人便拥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一是内心的独白，一种是对党的表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臣民，就这样各怀鬼胎，“约有亿兆众，亿兆心。”──这样分崩离析的社会，如何产生并凝聚“现代化的动力”？

但是，向前的动力，却是不可阻挡的，洞察命运的先知已经出世，尽管还需要一些撞击、撕裂、聚合、磨练，中国才能形成一个思想的场，一个虔诚的、富于生长力量的民族广场！为了新的信念运转乾坤，中国需要最后一滴血的膏润。

中国百年革命之千头万绪，但最终的功能无非是，缔造一个召集新民族的广场。

民族的广场，就是沟通民族一切成员的思想与行为的巨大引力场。它，或是有形的，像一再流血的天安门广场；或是无形的，如新闻监督、法治系统。尽管今日的中国还没有这样一个场，但任何一个现代民族的前提，就是建设并成就这样一个生命场！

一九一九年的“驱逐国贼、打倒帝国主义”──

一九三七年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一九六六年的“打倒压迫人民的共产党走资派”──

一九七六年的“秦始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九八九年的“全国人民动员起来，肃清腐败，实现对话”──

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在实现同一个“民族广场”的建设！每一次冲突，是一次生长；每一次生长，是一次流血。还要流多少血，才能克服民族精神的分裂障碍，那么，就请不要客气、不要回避吧！

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权力意志，实际“是在追寻这最终的引力场”！不同的路线、残酷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汇聚共通的元气！殊途同归。

天安门，你因此成为中国命运的见证！

天安门，你因此成为中国命运的化身！

天安门，你笑的时候，中国就欢欣鼓舞；你哭的时候，中国就痛不欲生？

──命运对先知说：到二〇一九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时候，天安门，将成为一个胜利凯旋的民族广场！那时，新民族的巨大引力场，将初步实现。

──命运对先知说，到二〇四〇年“鸦片战争二百周年”的时候，中国，将成为一个走向世界的民族广场！那时，新民族的巨大引力场，将改写全球历史。

命运说，你们也许还要感谢僭主的专制，就像僭主感谢日寇的侵略。因为这是为一个新民族的诞生，准备必要的压力。我们个人的抑郁与牺牲，最后将汇集成民族的爆发力。

当先知者在散沙般的人海中，孤伫怅望时，个性特点仿佛磨灭。然而，先知的能量不会消失，而化为民族的特性。个体的理性，遭到射杀、麻木不仁的时候，世界的感情将兴起、打通“场的隔阂”。当先知者踽踽独行于市街，默察委顿的万象，却透过现象之海，看到本相，他哭了。他的泪水，中国的涤罪剂。中国的活力，根植在他的劫难中。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民族的广场，无异于永恒的流浪者！此刻，甚至死亡，也不能使我们落叶归根，因为民族的根脉业已断绝！除了建立民族广场，我们无法安身立命，无法确信任何确定无疑的事情。

谢天谢地，我们还没有老到害怕流浪的地步──精神上的流浪，总要胜似精神上的死亡，胜似苟延残喘在不平等条约下！于是，先知者从人沙里逃走了，走向渺无人沙的原野。他说：“我的眼晴什么也看不见了！除了那越夹越清晰的民族广场！”那无缘之象，是为至象。──万象的源泉，天地的元气，就这样落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是的。命运迫使我们现在致力于书写。符号的力量，难以预计，它也许是来自天上的力量，让我们把最大的敬意，投向这力量的汇集。

好的书是什么？

是生命的启示而不是枷锁。

中国民族具有博大、顽强的生命力，有的先行者在一九〇〇年烧毁西方的宗教，并对西方的科学万能打了一个极大的问号──史称“义和团”。这是因为他们预感到，西方的“书”将在整个二十世纪戕害中国人的生命力。虽然，这种单纯的拒绝，因其愚昧的形式而流于失败，但他所代表的生命力并未死去，而继续寻找更好的表达。

一九六六年，第二次义和团运动爆发，史称“文化大革命”。这次，人们不仅烧毁西方的书并斥之为“资本主义”，而且烧毁“冒牌为东方但其实为西方变种的苏俄”的书，并斥之为“修正主义”；那时，为了重新获得生命的原力，人们甚至挖了自己的祖坟（除了人民公敌毛泽东）。这其实是和往昔大力修筑祖坟的动机，合若符节，就是要活得好一点；因此，为了毛泽东的后代好，必须给他们补课，必须发掘他们的祖坟。毛泽东的祖坟被开掘之日，就是中国革命完成的一天。

经──史──子──集，统统消灭了。

佛经──道藏，完全彻底付之一炬。

唐──宋禅灯、宋──明语录，灰飞烟灭。

即使对二十世纪以来泛滥成灾的中西杂交的混种，如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苏维埃主义等等，也实行了坚决而有系统的消灭政策！

人们兴高采烈，自称“反对封──资──修的勇士”。但支持他们的，却只是一种假的宗教、真的强盗逻辑──它自封为“毛泽东思想”，它要“冲决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污泥油水，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仿佛恢复久已凋谢的民族自决能力；其实，不过是毛泽东、共产党彻底纵欲败德的一个借口。所以，人们又一次犯了技术上的错误。人们很快发现，这把火已经反过来成了套在中国人头上的最冰冷枷锁！追求精神自由和社会解放的人民，沦为毛泽东思想的最卑贱的奴隶。

好在，中国民族五千年的生命力，并没有这样沉默安息，并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她终于看清，毛泽东思想，只是“为了破坏而破坏的符咒”，它对建设一个新民族的精神广场，是绝对无用的！而不焚毁这死亡的符咒、不祛除这黑夜的魔法、不扬弃这变态的诡论，中国民族指向大洋彼岸的利剑，如何蓄势待发？

──中国，你怎能继续沉默无语，这对你生命的再次亵渎和无耻浪费？

命运说，当然不会。义和团运动──不够。

第二次义和团运动──也不够。

我们，新的民族，还需要一次“狡兔死、走狗烹！”──命运说，“在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惟一没有遭到销毁之劫的魔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毛语录、毛诗词等，将在我们百年革命的最后一役中，像无用而挡道的癞皮狗一样，遭到焚杀！”

是的。过去，这些魔鬼曾经激励我们革命，以毒攻毒，冲击一切阻挡中国前进的幻影，实现初步的社会动员，我们至今感谢他们。但中国毕竟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洋人的奴隶！我们怎能在废除了政治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却自愿委身于精神的不平等条约？我们怎能长期蛰伏在，马恩列斯这四大魔鬼种族和他们的买办共产党僭主政权的脚下？

燃起来！冲天烈焰！新的中国，需要你的洗礼。

中国，要彻底废除精神上的不平等条约，还我一个精神自主的中华！

一种纯真的民族感情将起来，取代衰老和因衰老而虚伪、丑陋的洋奴思想。因为丧失自信而格外残暴的科学社会主义老人帮，将人头落地；中国民族，将从这壮烈的祭仪，再次恢复青春年华。中国思想，在历经百年浩劫后，重新抬头，变得纯净，变得年轻，变得无畏，变得谦逊。

那时，将不会有人谴责这次焚书；因为这是为了永远不再有焚书，而进行的最后一次焚烧魔书的祭仪。

那时，不该害怕世界均势的倾斜。因为这最古老、最顽冥、最有适应性的民族，已从文化的立体冻结、符号的全面射杀、生命的彻底净化中，走了出来──走向自己，走向世界，走向凤凰的浴火再生。

历史垂青中国，给她如此剧烈的轮番亲吻。冲破晨雾的神女姜原，上天感孕，成为新民族的始祖。她仿佛震撼旧屋的雷声，像是地球的谶语闪烁灵光，爱与生殖的原力，于是复活。

请不要效法孬种的饶舌，“共产主义僭主已经威望扫地，信用破产，何必鞭尸？”

我们说，“历史的进程，是需要相应的仪式的！没有仪式的节日般庆典，旧的不能撕尽，新的如何茁壮？所以人间既需要婚礼也需要葬礼，缺一不可。没有葬礼，遗体将遗臭，危害人的健康，所以葬礼比婚礼，更为生命所急需。以身心卫生的名义，让我们替僭主政治收尸！以民族的名义，让我们为洋奴思想、精神上的不平等条约，举行隆重的葬礼──在中国大地，来一次新的焚书运动！”

──这不是复仇，而是出于爱，出于最深刻的人道主义动机。


九，告别僭主时代


天下哪有不散的篷席？

吃进嘴里的菜，怎能再摆上桌款待宾客？效法共产党的食言而肥？不，喝到肚子里的酒，是不可能越陈越香的。

对任何存在物来说，“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美好，仅仅在于它是掌权者的迷梦，包括制度、权力集团以及作为统治工具的意识形态，都是如此。何况像中共汉奸这样孤立暴虐的僭主集团？梦，怎能作为治国方针？怎能尊为“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亡灵的梦，该入土；不该打扰年轻一代的青春。

好啊！老一辈僭主及其徒子徒孙！你们的春天已经逝去，你们的夏天也不再来临。秋天高爽的云、湛蓝的天，已经是你们往日的回忆……等待你们的，只有凄凉的肃秋！暮年的伤感、悲凉的冬景──你们在药渣般的枯死中，迎接寒风咆哮、冰雪的孝装。

死灰复燃？不可能。

返老还童？天方夜谭。

王朝中兴？不可能。

改革成功？闻所未闻。

不论是对“宇宙”、“社会”还是对“个体的生命”甚至“怀旧的意识流”──倒行逆施哪能成功？逆水行舟，得逞一时，终归还要顺着走，时间早晚而已。那种整整骗了你们整整八十年（1921-2001年）的梦想，说是“革命人永远年轻”，你们又一再用它来骗取年轻一代的鲜血和青春。你们啊，一群躲在中南海的深宅电网后面醉生梦死的淫棍懦夫！渴望像秦皇那样长生不死，但人民的声音说：“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所以老人僭主，必须吸吮青年的血，保持自己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僭主们怀有虚妄的希望，说“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毛泽东的鬼文《愚公移山》）……错了！共产主义名义的吸血鬼！人类的子孙不是你们，嗜血成性，怎能香火鼎盛？你们堕落，失去年轻时的勇气，除了流洒年轻一代的热血，你们还懂得什么？你们的堕落虽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但在中国人白骨堆上建筑起来的外国鬼子的主义，岂能持久。你们的贪婪，妄图把一切“最”字抓在自己干瘦的魔掌里，结果，只抓住了“最”大的衰老、“最”大的腐败。任何最好的东西，只向每人、每个心灵显现一次！你们知道吗，你们糟蹋了仅有的一次，命运哪会再给你们多余的第二次？你们外国主子的“辩证法”──已和旧世界一起飘零，沦为“死亡的逻辑”。你们的权力梦，不会比你们外国主子“裂宁同志”的铜像，屹立得更久长！中华民族的命运，岂是你们用马恩列斯这“四项魔鬼原则”，想怎么编就能怎么编出来的！

应该结束了，你们伪造历史的天才！应该安眠了，你们创造赤字的贪欲！你们的“中兴”要是成功，如此荒诞的“创造赤字的流血历史”，不知还要重演多少年！中国的命运，不是你们的私生子──随便找个投奔延安的荡妇（如江青、卓琳），就可以生下来的！

应该收敛了，你们共产主义的淫欲！

应该清点了，你们出卖祖国的老底！

你们的第三、四梯队、第五、第六纵队的“接班”要是成了功，中国的命脉怎么存活？你们的事业要是能够千秋万代，中国的历史岂不不永远都是五千年？

你们的事业，是要打断中国民族的脊梁，让堂堂中华，沦为马恩列斯的跑马场！

好心的中国人，盼望与民休息的“改革”成功，一扫共产党的专横腐败……但今日的改革又是什么？更大的专横、更大的腐败！王朝末路的“咸与维新”，是为那垂垂老矣的僭主、冒充上流社会的奴隶王朝，继续出卖中华民族的青春。这样卖春式的中兴，历史上有过成功的先例吗？没有。半次机会也没有。

满鞑子当年闹中兴，杀人几千万，只让一个“雌性的老佛爷”窃据了五十年清宫秘史。昨天的“雄性西太后”邓小平，明天的江泽民、胡锦涛，就算依靠枪杆子百万，又能喘息到哪年？只可惜，到头来，可能还得赔上殉葬的冤魂几千万员（共产党员）！

世纪末的僭主走狗：你们如果紧跟亡灵的战略部署，而不顾民族的意志，难免殉葬的一天。偷偷摸摸的改革、修修补补的维新、浑浑噩噩的中兴梦──是落水的共产党企图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民族再是堕落，还会再度紧跟人还在、心已死的僭主集团？为“传之万世”共产党僭主们陪葬？

新陈代谢本是宇宙的法律，它最终不会在中国失灵。尽管中共的制度，是以“牺牲新芽以滋润陈腐”为基本原则。尽管中共的思想使中国青黄不接，仿佛不会再有新的转机。老僭主的亡灵，想阻止太阳的东升，他嗫嚅着没有牙齿的嘴说，“只要我们这些老狗还有最后一口气，就要遮蔽朝阳的光芒！”

奔向死亡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批自命为“舵手”、“设计师”的老公猩猩，却一心一意要把新生的婴儿活活掐死！他们下达了堕胎令，要把生命的萌芽，扼杀在摇篮里。原来，他们已经异化为“最”字的占有狂。──不能成为“最”好的，就要成为“最”坏的；不能“最”高大，就要“最”矮小──邓小平语录。不能流芳百世，就要遗臭万年……变成最坏、最臭！

这变态的僭主本能说：我们共产党土匪吃过的苦，你们中国人也必须从头到尾都给我再吃一遍！而且还要加上几十年利息！我们共产党匪帮长过的疮，你们中国人也必须再长一次！我们共产党猪狗流过的血，你们中国人也必须再流，我们坐牢、杀头、离婚、喝马尿，所以你们也必须、必须、必须、必须……否则，我们共产党的苦，岂不都是白吃了？！嘿嘿嘿嘿！

魔鬼的笑声。你们的后代要继承你们的怨恨！继承你们扰乱中国的“事业”！但新的时代已经拂晓，迎接你们的子孙的，只有冰川，和冰川里的恶魔马克思，向你们发出永远冰冷的冷笑！

人说，“中国已经走了太多的弯路”……、“中国再也经不起折腾”……

是的。惊人的浪费、惨烈的牺牲……像是冰雹，不容分说，劈头盖脸，砸在中国头上！敲骨吸髓的内忧外患、嗜血成性的革命战争，与现代中国形影不离，还要强迫中国放声歌颂这空前黑暗时代……这是何等的欺凌、何等的残忍！于是，中国知道了什么叫做“人道主义”、“世界公理”，什么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而，更多的血腥、更多的弯路──继续恬不知耻地延伸在中国脚下，逼着我们的祖国一步步走过来！这仿佛是说，迄今为止的一切牺牲、一切浪费，和将要降临的一切牺牲和一切浪费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中国要走出共产党所代表所领导的黑暗时代，还要继续艰辛奋斗。

中国似乎命中注定要走弯路？中国似乎注定了要以弯路为荣。中国一心一意只想走自己的路，忘了察看别人的眼色。这旷世孤独，仿佛已经成了中国与生俱来的性格与宿命。我们的性格，就是我们的宿命。

于是，新的信念形成在我们的脑海：中国的弯路越长，中国人就能看见越多的奇观。中国的灾难越是历久弥新，那结束灾难的巨臂就越是强力。经过漫长的冬眠与漫长的修炼，中华民族的生命力，终将指向全新的方向！他将不再忘怀世界，不再故步自封，不再投机取巧，不再苟且偷生。所以，我们祝福弯路，正如弯路已经祝福了我们：

愿中国再走更多的弯路！

愿大地吞下更多的硝烟！

愿民族遭受更多的考验！

愿我们亲眼目睹更伟大的拯救传奇！

我们的祝福是基于这样清醒的理解：中国的出路，在于创造精神，不在模仿技能，这是具有独立起源的中国文明的命运，与俄罗斯、日本甚至希腊—希伯莱等文明截然不同的一个要点。俄罗斯以前效法拜占庭，现在才能效法西欧；日本以前效法中国，现在才能效法美国。欧美效法希腊──希伯莱，希腊与希伯莱则分头效法埃及──巴比伦……对于这些文明及其民族，问题很简单，换一个效法的对象就行了。但中国以前效法过谁？现在又能效法谁？中国古代仅仅吸收过印度，正如近代吸收欧美，但吸收不是效法，中国式的吸收比之日本式的效法，需要的时间更长，过程更曲折，因此我们不能逃避弯路。

中国，不能成功，就不得不成仁。

中国，达不到喜马拉雅山的雪颠，就得堕入大西洋的深渊谷底。

中国──亿兆或是无一，是你必不可免的博弈，对于你这硕果仅存的世界孤客，不创造便无立锥之地，于是中国表现为“缺乏虚心求教的能力”；并非“过于骄傲”、“过于老化”，而是不具备效法外国模式的性格，更难在亦步亦趋的效法中一贯到底。于是我们宣告：要抵达民族命运的坦途，除去起用民族的法门，别无选择。一切舶来的样板，对于中国，要么是毒药，要么是摆设。

中国命运的见证者，不得不拓展自己的路；如果像共产主义的朽骨们那样搬用洋毛干爹的黑格子的小逻辑，只能堵死中国民族的大道路。

当中国历史的黎明时分，请相信，惨痛的弯路锤炼新的人格，必使中华的高贵精神，在我们身上得以复活。

看，在僭主时代为我们布置的弯路尽头，新的民族家园展现！我们祝福僭主中国的弯路，当下的弯路，要赐福未来的中国！


【最后的革命：中国僭主政治的终结者】

第五章中国的内外形势


一，民族精神的觉醒


前面谈到在当今中国，两种合法性已经不能并存于同一个社会政治实体。其实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两种合法性并存，也从未有过成功的先例。事实上，即使鲜卑、沙陀、辽、金、元、清这样的野蛮力量入主文明世界的政权形态，分别在农耕地带和游牧地带所实行的“一国两制”，也只是某种统治方法上的不同，而完全不是什么两种合法性并存。正如美国五十个州，州法各不相同，但总不能说美国是“一国五十制”吧。

学者们谈到，中国面临一个“意识形态情结”，如不能超越这一情结，就无法实行政治改革，但实际上，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在共产党僭主专政的制度下，是比“情结”更深刻的社会政治障碍，而不仅仅是个心理障碍，因而无法仅仅通过宣传、思想教育等方法来解决。它对实际政治操作的干预，造成了政治结构出现一种超宪政的、专政型的特点。其特性是“政策治国”而不是“法律治国”。其超宪政的权力合法性，来自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列宁的专政学说。如果仅仅企图由心理层面去“超越”这“意识形态情结”，还是不能逾越政治权力结构的非法性壁垒。如果抛弃了立足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所创造的僭主政治结构的合法性，结果又会怎样呢？同样实现不了上述超越！

面临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如果国人万幸而又成功地抛弃了共产党意识形态，新的民主的意识形态使旧的僭主权力结构成为非法、从而瓦解共产党极权职能，但中国社会却难免陷于失序状态。有人说：“那正好可以实现一个和平过渡……”但实际上不行。因为还有更深层的问题──在长期的僭主专政下，尽管有多党合作等花瓶，但僭主专政的格局，已造成牢固的政治习惯。在这种习惯结构中，其它政治力量不能以合法身份独立存在，长期的依附性造成暴君与顺民或是昏君与暴民的两极，放弃僭主专政的屠刀，就能立地成佛为民主政治？不，这是明显的悖论。长期的僭主专政，扼杀了其它政治力量的发育，没有可代替的多党政治的基础和习惯，即便极雏形的独立社团也无法运作。在此盘根错节下，要进行全面民主改革，再加上共产党势力的阻挠、破坏，可以预期整个社会的错位，秩序瓦解也就难免。

而这种前景，似乎反过来为共产党僭主专政的续存提供了论据。所以有人说，中国不可推行民主政治，因为中国人民缺乏政治能力……。但我们的结论是，必须用强力打破这个政治死结，用新的政治权威，去保障基本秩序、推进民主改革，并及时制定一个具体时刻表，在中国建立宪法统治。新的政治权威确有实行民主政治的意愿，要趁早向全社会公布一个民主进程的时间表，既防止立即实行民主可能触发的社会失控，又防止形成新的僭主专政。

新的民主政治，决不是共产党所谓“民主集中制”的翻版，不是所谓“多党合作”的花瓶。共产党炮制的“多党合作”花瓶，早在五十年代就完全破碎了，而且傀儡式多党合作也不能引导社会各阶层人士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无益的摆设除了劳民伤财，一无可取。不给人民选举权，却叫他承担普选权附带的公民义务，是不公正的。有权利，才有义务。没有公民权利的人，就不应当承担公民义务──他没有“资格”来承担义务。

但在共产党僭主体制下，就叫你虽无权利亦得承担义务，所以，这不是义务，而是牺牲；所以共产党特别喜欢叫人民做出牺牲。然而，这种单方面的牺牲是不能持久的，一代人、两代人的牺牲必定触发大规模的社会颓废；如果三代人、四代人地强行推广下去，职业道德势必全面瓦解、社会生活难免全面紊乱，这就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死结。僭主专政不能立足于当今世界的最大理由：如果人民只能向政府纳税却无法参与自己税款的用途决策，消极的对抗迟早将弥漫社会。不准罢工，那么就怠工好了；不准说话，那么就大发牢骚好了；不准积累资金，就花光储蓄好了。结果生产率低下，物价飞涨、百业萧条。而在法治的民主社会，公民应纳多少税，必须征得议会批准，政府不能随意征税，这样的合理性，便于人民对议会批准的政治行为产生信任，政府收了多少税，税款作何用途，都必须经得议会批准，然后向人民公布，因此减少政府行为的弊端。而在共产党僭主社会，政府收多少税款及税款的去向，是向人民高度隐瞒的。人民不但没有权力决定和监督，连知情都是重罪，可以判处死刑。因此，党和政府及其官员的贪欲，宛如一个无底黑洞，照不亮，填不平。

现代的宪政原则和共产党的先锋队原则，早已水火不容，“先锋队”这种自说自话的精英，其言行几乎等于土匪。共产党员、解放军指战员，缺乏合乎精英身份的品德、教养与能力，除了动物般的兽行外，他们一无所长。先锋队失去先锋作用，结果致使整个社会失去了文化的推动力，社会发展失去支点及杠杆；党中央又坚决反对任何新生力量的出现以为代替，结果中国社会在没有动力、没有刺激的压制下，只能用“钱”来刺激兽性，以推动社会的恶性发展。而不断用钱来刺激人的动物性的后果，是刺激递减，其流弊是人人都想“多拿钱，少干活”，整个社会除了“现捞”之外，无希望、无信用、无保障。

这种绝境使得新的理想主义成为必需。但共产党长期以来对社会理想的糟蹋和滥用，使得许多国人，一提起“理想”二字就极为厌恶乃至充满恐惧，担心它可能被恶棍领导加以利用，带来一场新的社会劫难。确实，如果没有强大的人民民主运动作为担保，并作出限定，新理想与旧理想也许只有辞藻上的差别。

从外部说，民主运动对新理想与新权威具有制约作用，防止它蜕化为旧理想与旧权威。从内部看，还有一种机制可以防止新权威滑向权威，这就是新权威必须以新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合法性，制作新的旗帜、新的纲领。其必然结果是吸引了新的徒众，最后，这支队伍的存在本身，就制约了新权威退化为旧权威、新理想退化为旧权威。

比如共产主义运动原本是一种工人运动，亮出的旗帜是“城市革命”；但由于种种原因，根据中国国情，革命由城市转向农村，吸引了大量农民加入造反行列，这就对中国的现代化构成了一种牵制，因为一切现代化本质上都是城市化。这样，中共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结果成为真正的反革命，即对城市革命的反动──很自然地推动新权威变回旧权威，使得毛泽东变回土匪皇帝；中共的“革命”因此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复辟”。反之，如果新权威的旗帜、意识形态，吸引的主要是工人、市民、青年学生，以及新型的农民企业家等等，民主进程的形势，就不可逆转了。他们会坚持下去，直到把这场运动变成一场真正的城市革命、民主革命。这时，新的政治权威即便仅仅为了保持自己的领袖地位，也得把这场民主运动推向前去，以免被时代和群众所抛弃。这就是新的社会力量、政治生态，对人民、对领袖的塑造功能。再如，法律许可反对党合法存在以及在野党和政府权力之间的平衡，也是防止新权威变质为旧权威的必要担保。

从历史渊源看，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起源甚至可以上溯两千年前，早在古典城邦时代，雅典、罗马都有自发的民主制度，虽然还是较粗糙的直接民主制而非现代的间接民主即代议制。但前者更加适用于小城邦，代议民主则使大的帝国也能实行民主制度。与此传统的悠久相对应，实践中的民主制度并非一成不变，如代议制民主吸取了世界史的许多遗产，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和信仰自由，就是雅典城郑和罗马共和国所不曾提供的。这些新事物还与日耳曼民族的习惯法有关。

今天，我们谈民主更不能仅仅从理论下定义，搬弄民主自由的抽象概念，而应以民主运作的可行性为依归。如苏维埃制度早在三十年代，被吹嘘为无产阶级的充分民主，但后来发现，那时正是斯大林僭主专政血腥残暴的尖峰时刻。苏联与中共什么时候有过“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自由”呢？除非是经过语义偷换的“自由即奴役、民主即专制”式的民主自由。苏式的僭主专政的“民主”只存在于纸上，是墨写的弥天大谎。它最多只是把“民主”作为社会动员的手段来使用，却不给予民主任何合法性，结果等人民的民主意识觉醒之后，僭主们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用机关枪来对付人民的自由呼声。这就是共产党的“合法性危机”，这就是夹在理论脱离实际的两种合法性之间进退失据的政治危机，所以八九民运期间有标语说“共产党不下台，社会动乱天天来”。

中国的社会复兴，显然需要新型的政治权威，新型的政治权威需要新的精神支持。

新的精神说──这片大地使我们深受创伤，流血不止。热血悄悄洒在荒芜寂寞的中原，我们的生命日趋衰竭？我们的火焰日益黯淡？伟大的梦想离开我们，似乎越来越远……但我们的信念却随时间的洗练而越来越清晰：我们永远不会怨恨这片土地，永不对这土地上的人民失望。这深厚的土壤所茁长的一切，激起我们不可遏止的爱。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注定要为这片土地而流血？愿我们的血，使沙漠化了的僭主社会，重获生机！愿我们的血，催开一片民主政治的新花。

──这不是发自“领地意识的爱国心”，不是发自“世代为奴的义务感”，而是源于我们的身体和快乐：我们的生命和中国大地，结下不解之缘。

中国，当你孤独时，我们替你张目。

中国，当我们消沉时，你振作我们。

中国，你的苦难，使我们忘记了自己的不幸。我们真从心里感谢你，要是没有你，我们的一生该是何等庸碌无为！是你的病弱，使我们坚强；我们真从心里爱你，要是没有你，我们岂不会立即消失在现代化的盲流中？

中国！愿我们对你的爱，是我们最高的自爱！

中国！愿我们的自爱，是对你责无旁贷的爱！

我们，正在替那未来中国的巨大建筑，打基础。不是用劳动，而是用死亡；不是用我们的汗水，而是用我们的血泪！

一座建筑越是高大、坚固，就必须挖掘得越深、夯打得越厉害。这不是什么抽象理论，而是最实在的经验：排除与建立，死亡与新生，钻之弥深的痛苦与仰之弥高的喜悦，都是此起彼伏的孪生者！

心理学的奥秘表明，如果我们相信明日中国所造就的建筑之大，将取决于我们今天的痛苦之大；那么，顶天立地的殉道与骄傲，将增强起来，成为坚不可摧的力量。反过来，正因为我们看清了中国今日的苦难与破败，才不会怀疑，前所未有的痛苦，逼迫我们创造前所未有的幸福。

不要叹息吾生之不幸，须知这是充分体验的机会。只有经历苦难并征服了苦难的人，才能改变民族的厄运！我们所担当的，不仅是开辟者的桂冠，还是奠基者的墓穴。这加倍沉重。以前的开辟者、奠基人，都用别人的尸骨来填满自己的欲壑；但新一代的开辟者、奠基人，将以自己的尸体来满足历史女神那无边无际的嗜血贪欲！

──眼看自己的白骨在无底深渊中被人遗忘，新的精神没有丝毫沮丧，人生再美满，最后还不是白骨？与其浪费自己的白骨，还不如用它奠基伟大的建筑！这样我们就将和建筑同在了。如果有天堂，这就是天堂；如果有来生的希望，这就是来生的希望！

──不是用别人的尸体，而是用自己的白骨，举行一场“让嗜血的历史女神餍足到闻风丧胆地步”的丰盛祭仪！──历史女神，你以此获得充分的喜悦？勇敢的爱国者，彻底摈弃名利的诱惑：他们甚至并不惧怕，为国牺牲的全部活动，到头来作为中国历史的变数乃至负数而发挥功能！

他们并不惧怕，透底的建设，被冠以破坏的恶谥。伟大的的仁爱如果以明白的语言说出，难免被目为偏激！因为他们渴望建立一座无愧于先人的堂皇大厦，但现在却不得不在黑暗阴森的地下爬行钻探，干着单调无聊、千篇一律甚至受人鄙视、遭人唾骂的事业。真的，他们的命运就如此充满惊人的转折和不可思议的矛盾，如果他们失败了，只有仁慈的上帝会原谅他们。

──为了高出不可改变的水平线，行动者必须首先潜入它。为了求得正值，不得不先达到负值。为了成全善果，却要乞灵于恶行。面对这无情的法则，甚至连说“不”的选择权也尽遭剥夺。这不是因为丧失了“自决的活力”，而是因为“活力并非自在的”。人们的“回答”，永远只能针对嗜血女神的“提问”和“挑衅”而发。

但是，请相信吧，新的精神并不是真的破坏者！对优雅文化的憧憬，永远使他们悄然动心。尽管这片土地使他们受创，流血不止；尽管他们的热血悄然洒在荒芜的中原，无人知晓。


二，民主运动，还是党锢之祸？


如何实行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何创建中国的政治权威？这，当然牵涉到中国社会的条件、特点等等“国情”尤其是“民性”。下面，我们不妨借用一些实例，进行深入观察。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六日──六月四日在北京发生、而后波及全国数百城市、最后以史无前例的街头大屠杀，淹没在血泊中的人民运动，以其悲壮性载入史册，并被追悼为“民主运动”评价为“一次规模更大的五四运动”。

然而，这并不是一次单纯的五四运动，而是“公车上书”和“五四运动”的结合：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宣布军事戒严之前，这是一次类似公车上书的和平请愿；五月十九日军事戒严后，逐渐演变为类似五四运动的对抗性活动。这个双重性质告诉我们：屠杀发生后，人民起而应对“暴乱”的人民解放军的，乃是自卫的民变，正因为它是被当局的“错施”给挑动起来的，所以人民并没有形成自觉的“武装意识”，也就不可能对血腥镇压作出有效反击，更不可能推翻中共反动政权、缔造民主政治。

公车上书是体制内的，五四运动则是体制外的，五四运动的宗旨是“打倒卖国政府”、“严惩卖国贼”。试问，“五十天请愿”的前期（戒严前）何曾自觉提出这样革命性纲领？相反，它主要是恳求共产党政府“可怜可怜学生的爱国热情”，“千万不要开枪镇压”；成千万上亿的民众之所以“上街游行”，是出自同情，也夹杂着凑热闹、好表演、随大流的民情，这就决定了，全国大多数民众不可能自觉反抗戒严令下的屠杀。可怜的学生、市民、知识份子，始终都在寻求合法性：签名、上书、呼吁召开人大会议、盼望赵紫阳复出收恰残局……甚至戒严后，多数人依然如此“抱着美好的希望”。

最让人“感动”的是：戒严令下达前，亿万人民上街声援绝食学生；戒严令下达后，游行示威依然此起彼伏；大屠杀发生后，抗议者巨减，群众多做壁上观，而奸诈的煽动分子则纷纷逃窜，甚至带着预先准备好的护照和经费逃离国内；屠杀之后数月，人人过关的汇报思想、检查错误，就席卷了全国；屠杀过后数年，许多人真正转变立场、重新评价屠杀的积极意义……不少人甚至发明了“屠杀有功论”、“请愿有罪论”，而这些家伙中的许多人，也曾参加过请愿，有些甚至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申请了几万张“六四绿卡”！

就“五十天请愿”的起因看，它是人民对“邓小平的洋务运动”失败、一九八八年“硬闯物价关”遭到惨败等所作的反应；正如公年上书是对“西太后的洋务运动”失败、甲午战争的惨败等所作的反应，这雌雄两位太后“垂帘听政”的不同处境，只是由于“内忧”、“外患”的区别：邓小平气愤学生悼念他的政敌；西太后刚吃败仗则不敢镇压。但这两次请愿的目的，都是在“经济改革失败”的危机中，要求“施行政治改革”，目的还是为现政权变法图存──这与五四运动号召推翻政府，确实具有质的不同：“改良”与“革命”。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的戒严至六月四日大屠杀之间的“反政府”和六四大屠杀之后的恐惧、忿恨、绝望是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臣民，从此将被逼无奈地，从改良走向革命，尽管它本身还不是革命，更不是少数逃窜国外的煽动分子为自抬身价、拍电影而鼓噪的什么“没有完成的革命”。

 “五十天请愿”像公车上书，是一场传统型的“人民运动”，但还不是现代性的“民主运动”，也是由知识份子（科举时代叫“太学生”）发起的。事实上，中国更早历史上的许多王朝末日，都是由这种“太学生的抗议”而触发的，东汉（公元九──二二〇年）末年的“党锢之祸”和明朝（公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末年的搜捕东林党人，是最为著名的事例。由于这种王朝末日现象的普遍性、规律性，“党锢之祸”已经抽象为一个专有名词，用以指代：

1，统治集团的腐败，造成知识阶层的“清议横溢”；制度危机增强了“政制”的压力；

2，统治阶级（包括“社会名流”和太学生）的分裂，使最高统治者日益孤立；社会分裂，使传统的社会控制系统如道德、舆论等莫衷一是，从而瘫痪；

3，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僭主）不得不动用最后的社会控制手段如警察、军队，施行“摘下面具的镇压”；

4，逮捕、监禁、杀害书斋里的持不同政见者，把他们赶出统治阶层，“禁锢不用”──并使他们逃亡或失业，从而造就一大批自愿或不自愿的“职业革命家”；

5，这种镇压消除不了“动乱的社会根源”，但能冻结抗议的局面，结果，使腐败势力更为嚣张，腐败加剧；使体制改良更加遥遥无望，在使最高统治者进一步丧失人心的同时，逼使“新生的职业革命家”通过逃亡，把革命精神向社会下层不断输送；

6，下层统治阶级（“文士”）因此分化为“隐士”与“谋士”，前者拒绝支持统治集团，独善其身；后者开始与民间义士结合，注定在下个回合中，成为起义队伍的中坚力量；

7，统治机能日趋硬化，任何革新的企图，无法回避党锢之祸的死结……

谁能否认，“六四大屠杀“以来的中国局势，正与上述“王朝末现象”惊人地一致；至于说到现代性的“民主运动”，那么它的主流则必须是以“民主政治”为最高价值本位，而不是请求廉洁政治（如打倒“官倒”）。但“五十天请愿”的主动力和最能号召人心的，却是“反腐败”！即，是党锢之祸的的主题，而不是民主政治的主题。

当时，“民主”的口号只是作为反腐败的方法、途径而提出的──既然如此，反腐败当然还有其它的方法、途径，而最终“犯不着为它去死”。这一精神区别，导致一九八九年的中国与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间东欧、苏联局势的不同结局。

即使在“利用民主”的层次上，“五十天请愿”也只是提出了“开放报禁”、“新闻自由”等清议要求，而没有提出“开放党禁”、“自由选举”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而开放报禁的新闻自由，恰巧是与“王朝末现象”中的党人们“开放清议”、“品评人物的自由”的要求，如出一辙。因为“结党”的要求，不仅会触犯共产党僭主专政的魔咒，而且也是中国的传统所不齿的（“君子不党”、“狐群狗党”的成语很能说明这种心理，八九年学生声称他们要保持政治纯洁性即所谓知识份子的独立性，也属此类），但剥夺说话的自由，却被中国传统视为暴政；所以，“五十天请愿”要求新闻自由而不要求结党自由，恰恰证明它不是民主运动，而是清议与请愿。利用民主──作为方法、途径而不是作为目的，当然就说不上“献身”了。清议者的请愿和争民主的运动，由于西方报刊电视的误认和错觉而被混为一谈。我们今天可以不去争议这错觉的起因，但却无法回避它的预后。

1，如果“五十天请愿”是一场民主运动，那么，中国在屠夫邓小平死后，最多在屠杀的受益人江泽民下台后，将可以逐步走上和平演变的渐进民主道路；中国社会也可以由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加以整合；

2，如果“五十天请愿”主要还是一场党锢之祸，那么，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将难以由现代民主体制来加以整合，因为缺乏支持性的社会后盾，我们今天提出“是民主运动，还是党锢之祸”的问题，不是无聊的名词之争，而牵涉到中国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走向；是关系到每个中国人命运的根本问题。

中国人说得好一点是讲究实效，说得坏一点是唯利是图，不关心抽象的理论与正义问题，因此只要能整合社会的，就被目为善的；以什么方式能够整合中国，就以什么方式整合，所以，中国民族的真正代言人，所关心的也主要是“怎样才能整合”而不是“必须怎样整合”──这也是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最大区别。

按“党锢之祸”的观点看中国的政治发展，“八九民运为什么会失败”这样的问题，提得太愚蠢。

要知道，名士们的清议、太学生们的聚会，没有一次可以避免“失败”的！但退一步说，没有他们的“失败”，便没有摧毁腐朽王朝的武装起义，便没有新的政治格局降临中国大地。如果他们的清议与聚会“成功”了，反倒只能是对旧王朝的修修补补，使其多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从而推迟根本的社会更新。

我们承认，党锢之祸的惨状落在每个人头上是痛苦的，但总不能因为痛苦就模糊了洞察未来的眼力，总不能因为自己痛苦就抱怨民族，没有立即起义响应被牺牲者。因为起义毕竟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事情，而不是立即。这种意义的“失败”，其实是一次巨大的民族召唤──还有什么比这更彻底的宣传和示范？


三，新权威主义──伪民族主义──新左派的正解


现在有一类流行观点，认为当今中国社会非常混乱，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期待一种人格，克里斯玛型的、富于超级魅力的领袖人格。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所谓历史，无非是人格的展示过程；如果中国要复兴，必须会涌现出伟大人格，这个人格的零头都要比邓小平、毛泽东、蒋介石、袁世凯、孙中山等僭主型人物的总和还要大，只有这样的新人格，才能克服二十世纪僭主遗产中的破坏性与消极性，带领中国走向未来。

曾有人问我，“这就意味着这位伟人将比毛泽东更有道德，是吧？”我说，“不仅更有道德自律和道德威望，而且更有治国能力，更符合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所要求的那种城市人格。”

为什么？因为邓小平只是个能臣，没有全局眼光；毛泽东基本上是个农民，土产的造反派，没有国际观；蒋介石缺乏历史感，袁世凯没有骨气，孙中山缺乏实干能力。而现在的社会比起几十年以前，不知要复杂多少，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的深入，袁孙蒋毛邓那两下子，再也不能运转了。

另方面，现在不少人尤其是老人们称道五十年代社会风尚如何好，甚至还有年轻人歌颂文革的屠杀；但文革和五十年代从哪儿来？从中华民国时期来，那时中国社会还没有被共产党“解放”。尽管抗战对中国的损害很大，但结果没经过几年战后和平，就调整成“黄金般的五十年代”，这说明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基础相当不错。而如今呢，谁能在十年八年内把中国社会调整到“黄金般的五十年代”，就堪称超人了。这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近五十年的统治，使得中国社会大大退步：现在的社会基础比四十年代的民国时代还要差！因为那时的1940年代的中国才经历了不到四十年的僭主统治，而现在的中国，已经陷入僭主统治将近一百年了。

僭主统治造成中国社会关系的全面混乱，也可以说中国社会关系的全面混乱加剧了僭主统治的残酷性。其突出表现为普遍缺乏职业道德，没有责任感，行为失范，形成了最危险的社会癌症。人们变得越来越好吃懒做，大家互相投机取巧，不愿勤奋工作。这种最危险的社会病，推动社会濒临解体。这种互相作用，已经使得僭主制度从内部开始溃烂了，维持着的，不过是个表皮还在的假象罢了。再专横的社会制度，都没有上述社会癌症的破坏性大，当然这种癌症是由专横的僭主制度造成的。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行了”──合格的劳动力已经很难找到。早先人们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但现在中国工人是世界上最懒惰的，这不是在指控群众，而是在分析一种社会形势：老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旧社会”）下养成勤恳的劳作习惯，但年轻人却是“红旗下长大”的，好逸恶劳的恶习被培养、滋长了。这些懒汉如果出国谋生，或是到外国资本家的企业里干活，在异样的社会环境下，才会显出勤快来，尽管工作能力已经萎缩，很难提升到高级水准了。

人是有惰性的，现在我们假设中国全面私有化，一切都极为顺利，非常成功，把各方面的工作完全引上正轨了，人们都愿意好好干了……但是且慢，即使最成功，最快也得三十年以后才能见分晓！为什么？因为那里有一个“瓶颈”是无法超越的──这就是已经被培养出来的好几代人的职业道德都已破坏，劳动力的质量从根本上瓦解了，如何一夜之间发生“飞跃的质变”？

那些解放后──文革前的老工人，他们虽然多干活并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好处，却还在勤勤恳恳地干活，这其实并不是他们个人的品质普遍优秀，而是因为他们也是普通人，也有一种惰性，所以，他们还是遵循着私人企业制度下养成的勤奋工作的老习惯。试想，一个社会要废除勤恳工作的好习惯，都要花掉二三十年时间，若想在好逸恶劳、投机取巧的世风下重新培养起勤恳工作的好习惯，两个二十年恐怕都不够，现在，再改革，再承包，再股份化、私有化，哪怕立即实行私有化，已经成年定型的大众，再也没有好好工作的能力了，因为他们很久以来已丧失了努力工作的能力和韧性。一个人从小懒散惯了，等上了年岁再让他投入激烈的竞争中，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仅心理上承受不了，也根本不具备重新上紧发条的体质，不能每天认真工作十几小时而毫无怨言了（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连上下班所耗费的时间，普通上班族也要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

职业道德和劳动质量的败落，具有多方面的后遗症。每个人都尽力运用自己的职权谋私利，结果整个社会就运转不灵了。人们彼此刁难，以显示自己个人的“权力”，结果社会的公共权力全面瓦解。例如，一位卖火车票的职员下班后，去食品店买东西，他明明看见一大块好肉就搁在柜台下面，但售货员就是不卖给他，他一肚子气没处撒，等他上班卖火车票时，当然不会平和地卖给顾客，他也要学习那个卖肉的，非把顾客折腾个够不成。可是那些被折腾得要死要活而又没买到车票的顾客又该作何感想呢？他们中有的手上多少还有那么点“权”，因为他们有职业，有职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意味着他有点权；他因此又可以运用职权去折磨别人，通过给人以不方便，来迫使别人向他行贿。结果互相折磨，卖肉的有一天也被卖车票的给折磨了。就这样，整个社会陷入内耗，人人怨天尤人，觉得社会对自己太不公平！这种内耗因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改变的日常生活──大家都觉得，内耗内耗，耗别人耗得还不够呢！因此，总还在寻找新的机会，想尽一切办法再去耗一耗别人。你不让他搞内耗，他觉得你占了我的便宜还不让我反击，那未免太不合情理了！社会风气如此这般恶性循环下去，无法挽回地沦丧了。

正因为社会风尚这样沦丧，有的人们才大声呼唤克里斯玛型的人格，以解救社会危机、防止社会坠落，避免迫在眉睫的社会大崩溃。无奈，尽管我很理解这种想法，却要指出它在现行制度下的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克里斯玛型人格出来主导社会生活的第一先决条件，就是他必须在大革命中应运而生，没有一场彻底的结构大改组和所由兴起的社会大动荡，这种人格不仅成熟不了，即便偶然出现了，别人也不买他的帐，更不会追随他。群众会说，“你是人，我也是人，我为什么要听从你的召唤？”只有在极度的社会危机中，在巨大的社会破坏和超常的苦难之后，这种人格才有可能出来树立新的典范，并引导人民走向一个新的社会……所以，在共产党国家的和平演变中，社会只能越来越烂，这条“新权威之路”注定是走不通的。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选择的道路又是什么呢？看来只有一条，等到苹果熟透了，自然落下来。

时间不等人，形势不等人，社会的发展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常常取决社会心理的进程。如西太后在一九0五年同意召开立宪会议，仅比戊戌变法的百日维新晚了七年，但其势已去，人心无可挽回，和平演变已经无法解决满清的绝症了。为什么，很明显，当时大多数优秀份子、社会的中坚力量，已经对清廷极度失望与不信任，而决定走上革命道路，至少是保持中立，再也不支持这个宗社党一党专政的权力集团。满清政权即因这社会心态而注定覆灭。所以，我们看任何事业的成功可能，首先要观察其前提条件，即，能否吸收社会上最有活力的人们参加？能，就成；不能，则败。现在，大家看看，社会上最活跃、最有才干的人在参与什么活动，就一目了然了。他们在捞钱，不择手段地吃喝嫖赌。如果绝大多数优秀分子都游离在改革事业之外，这个事业是不会有光明前途的。

当然，根据这个原理，当前中国社会的革命条件，还不成熟。因为梦想发财的人数，超过了希望革命的人数。不过，突变会发生的、形势会逆转的，时间会解决问题的。等到多数人的发财梦因为腐败的政治环境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不可避兔地破灭时，一场城市革命的条件就真正成熟了。城市革命，不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一切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也理所当然是新的政治权威形成的正解。


四，民主的内涵与步骤


新的政治权威是通向民主政治的桥梁，他产生于瓦解僭主专政的人民革命中，他不像僭主那样以“民主”做幌子，夺取政权后立即背叛民主的许诺如毛泽东。这不是因为他特别理想主义，而是因为他的理想不是亲西方思想如马列主义，而是要复兴中国的民族主义，他知道，为了建设强大的民族国家，必须召唤全民同心同德，而经过民主程序的宪法统治，则是达到民族主义的必要途径。甚至纳粹德国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任何措施都要透过一个合法程序；而中国共产党却完全不顾基本体面，朝令夕改，出尔反尔。

为了说明新权威是通往民主政治的桥梁，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下“民主”的定义。

怎样定义“民主”？如果列为一个理论问题，当然十分复杂，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与人，创造了不同的定义。如共产党僭主给民主下定义，简单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而“无产阶级民主”与世界现代民主概念则完全背反，同名异实。共产党的“民主”，实际上是要做人民的主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永远专政下去。当然，如果回到平实的政治实践，民主问题是十分明了的。广义的民主包括两个层次：政治民主与社会自由。

二十年前，一位专家比较北──南朝鲜及大陆──台湾这两组政治实体的社会状态，认为南朝鲜与台湾社会有社会自由（包括文化自由和经济自由），但没有政治自由。在那里，只要新闻、学术、文化活动不涉及直接政治问题，如攻击政权，就享有自由权力。这主要由于，这两个“军事法西斯社会”，还有民间社会和独立的司法系统存在。政府只是依据戒严法和紧急状态法实行暂时的独裁，其政治结构在本质上还是自由主义的，尤其民法诉讼不归军事法庭审理。但是在中国大陆和北朝鲜，既没有社会自由（文化与经济的自由），更没有政治的自由。那时的台湾和南朝鲜，虽无政治民主，但有社会自由。戒严状态下的军事独裁社会，享有的社会自由，是一种“制度保障的权利”──这是共产党僭主专政下的社会，不可能想象的。

无论政治民主还是社会自由，都与社会的多元化结构密不可分，带有强烈的大众参与的性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也是实现大众社会所必须经过的社会动员。而多元化结构和大众参与的性质也并不是人权主义的点缀品，它是个竞争中的主权国家和国家集团（“战国”），为充分调动内部人民的主动性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动员的机制，从这种意义上说，所谓“民主政治”是通过社会动员来造就现代国家的最有效、最难以回避的途径。

民主政治的形成正是在国际多元化的情况下，是典型的小邦林立的国际社会，这跟传统中国的大一统社会格局完全背反。各小邦间（先是意大利各城邦，后来蔓延、扩张为西欧各民族国家）的互相竞争，使各自内部的经济效率、司法公正、政治开明逐渐发展起来，这与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选贤与能”、“不断国之祀，不绝人之后”的内部宽容，有不谋而合之处。这表明，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竞争的政治利器。也就是说，民主制度有肋于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国民的竟争力。如法国在大革命以前，在英法争霸中吃了败仗，引起了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触发了对国王政府的信任危机而一发不可收治，最后导致了民主革命。而民主革命后，法国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大大提高了，拿破仑时代一举对外扩张到整个欧洲，就是民主革命的丰硕成果。即使是在拿破仑时代的活力消失之后，它也始终在欧洲大陆上拥有一种稳定的支配地位。德国在法国的压迫下，无法实现正常的民主政治形态的社会动员，走了另条道路，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实现现代化，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俄国的共产主义相似，都是在首先实现了社会动员的英、法等国的压力下，铤而走险的现代化道路。尤其是后者，表面上反现代，反西方，实际上比西方自己还要羡慕西方，结果摆出一副反西方、反民主的架势，来不择手段地推行西方化，其最终结果依然是导向民主化。因为民主政治是与一个国家提升对外竞争力的需要，紧密相联的。

只有在获得民主政治以后，一个社会的对外竞争力才能稳定提高。一个社会如果对内实行僭主专政、对外闭关锁国，其对外竞争力必受他人制约，必会抑制公民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积极性，结果导致国弱民贫，毫不足怪。一个社会如果对内实行僭主专政、对外适度开放，其对外竞争力还是受到他人制约，必然仰人鼻息度日，中国在九十年代之所以对西方强权步步退让，就是因为受到僭主政权的内部限制，力不能充分张扬。可见民主政治不仅与现代国家互为表里，而且是现代社会业已成熟的标志。

这突出表现在，一个传统型的国家若不经历一场以城市为轴心的民主革命（城市革命），是无法进入现代世界的，中国迄今为止还缺乏这样一场革命。有人会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以城市为轴心的革命……可惜，它是依靠僭主自上而下地导演的，这个“无齿”的僭主后来还背叛革命，使革命失败。

一九八九年的“五十天请愿”，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出现的以城市为轴心的、群众自发的迅速的社会动员，可惜它虽有城市性格但却不是革命，所以无法在农村的阴影（这在八九年是以农民兵和农民出身的共党军头为代表的）下形成城市人格；它还来不及动员起工人尤其是农民大众的民族觉悟，把他们卷入中华民族国家的社会动员的涡流中，迫使他们豹变为新的民族。

政治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其它方面现代化的天然盟友、没有这位天然盟友，其它方面的现代化必不能成功。

这从其它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蜕变过程，也可以得到充分证明。从传统政治（这大体体现为君主政治或是神权政治）到僭主专政再到民主政治的转型，在欧洲首先是从意大利城邦开始的，马基雅维利的《王子论》就是为意大利城邦的小僭主们张目的。这一转型，后来在荷兰、英国、法国──以武装冲突的形式重演，在北欧则以和平方式实现，而在德国、俄国则引起了世界大战。在传统型向现代型社会的演变中，人们首先接触到的自然是全民要求民主参与的运动，然后才从这民主运动中形成了民主的制度，最后在民主制度的保障下，整个民族才可能形成一种民主社会的文化，从而完成从政治民主到社会自由的过渡。这种民主运动甚至在德国（一八四八年）和俄国（一九〇五年）这两个走上了反民主的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也曾经一度胜利。只是由于他们国力太弱，外部干预太强，才权宜地采取强权的铁血政策（国家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以实现社会动员。但这种专政终非长久之计，因为它无法克服内部紧张；所以最终的民主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总之，不经过民主运动，无法普及民主意识；不普及民主意识，无法实现彻底的社会动员；不实现社会动员，无法造就政治民主；不造就政治民主，无法达到社会自由。常态的国家，是把其政治建立在文化之上，革命的国家则是以其文化服从于政治，从而形成了一种倒挂式的、“僭主政治挂帅”的极端社会动员形态。正是在这意义上，我们已经认识到，僭主政治不过是通往民主制度的驿站，而且是极为原始的驿站。

一次大战和二战、冷战的结局表明，僭主政体的动员方式，远比民主政治来得低销，甚至僭主政治的谎言，也不如民主政治的谎言令人信服。故此，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的造谣诬蔑有人相信，但塔斯社、新华社的造谣诬蔑却无人理会。事实还证明，若不经过民主运动和民主意识的觉醒（这在德国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在俄国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在中国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甚至不经过其后的僭主专政时代（而不仅仅是“反革命复辟”），民主政治制度在一个传统社会是难以孕育成熟的。甚至像英国那样具有十三世纪《大宪章》以来的贵族民主扎根传统的社会，也还要经历克伦威尔二十年的僭主专政，而贵族民主传统较为薄弱的法国，则经历了从拿破仑一世到拿破仑三世的反复较量的七十年断断续续的僭主专政，因为，说穿了，民主政治就是“强者与强者之间的妥协”、而在强者和弱者之间，是无需也是不可能达成什么“平等对话的民主谅解”的。所以一九八九年北京街头的学生和其后的海外职业民运要求和共产党僭主“对话”的陈请请愿，从“可行性”和“操作性”（这二性是他们最喜欢谈论的）上着眼，价值是零。甚至是负数：自取其辱罢了。如果从和平演变的最佳可能看，也大概提早了三十年。

相反，如果像共产党僭主的御用文人那样，借口中国民族尚未形成“民主文化”就无法开创民主制度，那就是本末倒置的诡辩。因为民主文化是在民主制度形成之后生长起来的。民主的文化也即“大众文化”，这种文化虽然带有文化哲学意义上的许多消极性（尤其是和贵族文化、精英文化相比），但我们却看到这种（类似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地中海文明所谓“希腊化”时期的）现代大众文化，是作为现代经济、现代政治以及最终是现代世界战略的伴生物而出现的，因而具有不可避免性。这种文化所包含的消极性，是作为“全面彻底地社会动员以增强国力”这一积极进程的副作用而出现的，因此是无可奈何的事。它的正面作用则是保护民主制度不受野心家和潜在僭主们以非法行为控制国家的威胁。

民主文化、民主习惯虽然形成在后，但民主意识必须先行，以便巩固民主运动的积极成果，促成民主制度的实现，民主意识（运动）──民主制度──民主文化，构成了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演变的三部曲。


五，僭主政体的遗产


僭主政体的格言是：“乱中夺权”、“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僭主政治的实情常常是“有乱无治”，或是“由天下大治达到天下大乱”。因为僭主政治缺乏社会规范，缺乏法律基础，结果常常以政策、军令治国；以乱为治，所以最终不得不以治致乱……

僭主政治实际上颇为僵硬，所造就的经济结构、行政活动、民间生活、习惯风俗、意识形态甚至文化活动，却经常是混乱的、不一贯的、很少章法的。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每个个体无法采取任何主动行为，唯恐动辄得咎，于是只得划地为牢，甚至主动阉割大脑。但每个人内心深处却充满严重失落。“严重精神分裂的社会”──成了上到政治局委员、下到盲流囚犯的通病。

历史学者们大概不会否认，清理僭主政治这堆乱麻的努力，已使几代中国人焦头烂额、无功而返。而且迄今为止，依然远远看不到它的合理解法。完全抛弃这堆乱麻或干脆一把火烧悼它，似乎并不现实：因为这堆乱麻不是别的，而是十几亿人的生活载体、安身立命之所在。许多冒牌的有识之士甚至宣传说，抛弃了僭主政治就是抛弃了中国的稳定，而反对僭主政治就是出卖中国。事到如今，“解决中国难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教科书规定的范畴（如“和平·理性·非暴力”之类），甚至超出人类的推理能力以外。其实则不然，现有人类能力在面对中国难题时呈现的窘态，只不过说明，中国难题的解决，只能从内部着手，不仅需要从社会内部发动可见的清洗，不仅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且一定要从婴幼儿做起，在无形中从头培养中国人的良好习惯，包括行为习惯和思想习惯两端，如果仅仅像共产党那样，借用外部动力，不论其为英国──日本式的直接侵略，还是美国──苏俄式的间接干预，无疑都不能解开中国的乱麻。而从内部解开中国乱麻的过程，当然是个渐进的甚至漫长的过程。尽管这也是需要一个决断的时机，来推波助澜。在此之前，若以外力强解之（像中共过去借用共产国际的侵略力量那样借助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难免把十几亿人和乱麻一起抛入深渊，如此灾难，将重复汪精卫的“救国”和毛泽东的“革命”，哪怕它名叫“人权”也罢。因为中国难题的解决，只能立足于“自新”──即，从内部、由内部的动力，从婴幼儿期的培育，还是着手实现。

中国难题的解决，对行动者来说，应力避“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尽管对御用文人们来说，“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却是吃饭的本钱：自主者和御用者的不同习惯，是两种方向，是不同的使命、不同的职业所赋予的。对行动者来说，中国城市革命的实质，是要理顺中国境内的社会关系，包括儿童与成人的关系，进而扫平中国同质化、一体化的障碍。关系理顺，中国的同质化即实现；同质化实现，而后，现代化方能畅行无阻。

一切现代国家，若同质性甚低，离心离德、各行其是，而欲取得突飞猛进的现代化，未之闻也。西欧民族国家不必说了，欧美以外的日本是现代化先行的主要国家，它的社会即高度同质化，后起的台湾、南韩社会，也是高度同质化的。就是象现今的新加坡、过去的英国这样种族高度混杂的社会，因为具有强烈同化原先各种族的压力，方能勉为进步。相比之下，拉丁美洲虽然同操西班牙语，但因消化不了印第安人和黑人，迄今步履维艰。号称“阿拉伯人”的种族混杂群体，虽然同操一种语言，但其实来源各异，远远达不到同质性的标准，故此一败再败于小小以色列。印度和非洲人的同质性，更为各种宗教与部族的差异所抵消，不值一提。过去的苏联、现今的美国，虽然号称“超级大国”，但久受内部的异质性所苦。苏联因为苦于区域性的民族问题，俄罗斯人的人口比例日益下降，少数民族地区因而独立。美国苦于全局性的种族问题，随着有色人种比例越来越高，美国日益衰落，种族暴乱时断时续。

中国自己的“同质与异质的问题”，又如何呢？

1，在同质性方面：汉字和汉字文化提供中国人以强烈的认同感和传统的同质性，这是中国强于印度之处。天然的地缘条件如喜马拉雅山、天山、大戈壁，保障中国幅员以统一、完整，这是中国强于阿拉伯之处。中国人种多数同为蒙古人种，这是中国强于印度、美洲之处。

2，在异质性方面，和那些成功的现代国家相比，中国有三个致命的弱点：

a，汉族内部的杂质太多，地方主义与方言盛行，只是冰山一角的表象，根深蒂固的地方情结，使得中国方言和地方主义，可以在较低级别上，和美国的种族混杂、东欧与苏联的民族主义相“媲美”；

b，边陲地带的板块“少数民族区域”，也正好是中国的天然屏障所在，如上述的喜马拉雅山、天山、大戈壁，再加上云南边疆，足有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一强，虽然异质人口为数不多，但离心倾向常在乱世爆发为严重的冲突。

c，中国内地则有回教问题。回民原为波斯人与阿拉伯等回教徒的后代，因其种族特征与蒙古人种不同，元代时名为“色目人”（眼睛为灰、蓝等颜色的人），作为蒙古人的二狗子，一起压迫汉人。明代以后，色目人回民丧失在华特权地位（类似抗战时期的朝鲜人作为日本人的二狗子、抗战前印度人作为英国的二狗子的在华特权地位），心怀不满，从此扰乱不已。一遇到中国社会不稳，回民立即带头闹事，企图把中国回教化，至少恢复他们在元代的二等人地位。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新得主，英国小说家乃保罗为写作《在信徒的行列，超越信仰》一书而广泛周游过回教世界。他认为，回教曾对世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回教曾经奴役，并试图消灭其它文化。他说：“回教对改奉的人造成灾难。作为改宗者，你必须摧毁自己的过去，摧毁自己的历史。你必须对之加予践踏，必须说自己祖先的文化不存在，不重要。”乃保罗认为，回教有这种“自我抹灭”的要求。而这比西方殖民主义者消灭他人身分的类似作法还更糟糕。

而中国的现代化要求加强同质性、降低异质性。但听任方言盛行、地方主义猖獗，各种教派互相诋毁厮杀，显然有悖于信息社会交流加速的潮流；同时，“民族自治与加强民族团结”已被证明为强人所难，在根本上，这是在保持异质，而不是强化同质，如果听之任之下去，造就一个现代化社会的目标，将可望而不可即。

中国的同质性，既是中国全民（包括少数民族）现代化所必不可少，那么，如何实现同质性，则不仅是某党派、某地方、某宗族宗教的任务，而且是中国全民族的共同命运，是解开中国难题的金钥匙。

而说到底，实现中国同质性的途径，只有两条：

1，鼓吹中国各宗族独立、各地区分离，以“缩小国家规模”的方式实现中国国家的分裂；如李登辉的“七块论”。此类美其名可曰“邦联制”。

2，宗族一体化、地区同质化、民族国家化，以中国一体化的途径、在现有国家的规模上、“达到与缩小国家规模同样效果的现代化国家的目标”。

在这两条“实质道路”之间，还可设有两条“虚饰的道路”：一是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遗产，维持名为民族团结实为宗族间分而治之的现有模式的僭主专政。一是筹建所谓“联邦制”，走前苏联的道路，保持甚至扩大中国的宗族、地区、民族之间的异质，进一步使中国浪费现代化的努力（苏联超级大国的顷刻瓦解，民族独立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则中国永无强盛希望，永远只能作为一个散漫的“历史概念、地理概念和文化概念”而半死不活。

到此为止，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选择，其实已经清楚了：

1，如果我们既不要现代化又不要强大的国家，那么就保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僭主专政的政权，或是以它为蓝本、在其基础上建立某种和平演变的最佳形式。先不说它是否行得通。

2，如果我们要现代化而不要强大的国家，那么就不妨分裂中国，以较小规模的同质性国家（或以宗族为单位如达赖喇嘛所主张，或以地区为单位如民进党人所主张，分裂成“城邦”、“省邦”），分头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先不说它是否行得通。

3，如果我们要现代化又要强大的统一国家，那么就需要最后的革命：城市革命！以快刀斩乱麻，强力推进中国同质化运动！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一体化：不仅在被称为“汉族地区”的部分，要充分一体化，包括消除方言、消解地方意识、消除地区差别（因为要警惕，“方”这个概念，古代汉语中恰恰是个比“国”还要大的“政治实体”，如“鬼方”、“徐方”、“淮方”等等。相比之下，“国”不过是指“城邦”而已）在中国所有领土上，都必须推进现代化的热身运动：一体化。为保证鱼（现代化）与熊掌（强大的统一国家）的兼得，如果在不割让领土的条件下实现现代化，就不得不敬请不择手段分裂国家的人们，走出中国领土。中国若在一体化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此乃“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每一个愿意面对中国命运的人，请作出自己的选择！


六，民族国家的进程


有识之士大都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共产党所谓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亲美派所说的“民主国家”）的前夜。那旭日东升，每个中国人将有机会自觉地适应民族国家的要求，从而自觉地成长为现代性的公民。中国人也将有机会用公民的方式思考，用公民的方式说话，用公民的方式行动。宗族形态的、地方形态的老式中国人，已经伴随着满洲政权与僭主时代不可挽回地死去。那一个慢性死亡过程极为痛苦：自从英国使节马嘎尔尼在一七九二年在热河晋见满洲大汗爱新觉罗·弘历的时候，恰巧也是著名的法国大革命期间，那时，欧洲已经着手建立民族国家了，而满洲蛮族所建立的清朝，其实也外强中干了。直到两百年后的今天，民族国家意义的中国人，尚未发育成熟，甚至仿佛只有半成品与次品、废料、形形色色的行尸走肉，蚕食中华大地。

为什么中国民族国家如此难产？

这是否表明，中国民族国家真的无法按照洋人的样板来仿造？

这是否表明，中国民族国家因为无法师承自己的父辈，而无所依托、步履维艰？从而迫使民族国家的奠基者们不得不在死亡边缘去开创属于自己民族的道路？结果满清帝制结束以后，中国先后追求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最后却一一落入僭主政治的不幸经历仿佛告诉我们：我们只能从自己的存在状态而不是从洋人和父辈的教条那里，学得生命的真道。

民族国家的公民，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学习探索，而不是像过去两千年的中央集权专制帝国的居民那样墨守成规：自命天朝时，做世界帝国的臣民；沦为亡国奴，则做一个猪尾牛蹄的顺民。公民时代不再接纳臣民的道德，所以不放弃臣民道德，公民事业何从做起？

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五百年的春秋战国，要比秦至清两千年的中央集权，更富于现代性；而《春秋左传》上的忠烈男子，比近代以来的欧美人物，更能推动中国重开王业。中国不是注定猥琐屈服于外来统治的，中国的气质体现在“左传英雄”的力量中，曾经是小日本所谓武士道的取法对象。未来的中国人，不必欣赏倭寇的武士道；不必欣赏欧美人的献身精神：因为这些玩意儿我们历史中应有尽有。

文化上夏商周三代到秦两汉的中国本土文明、政治上夏商周三代的封建制度──那里的人物与武士道和欧美人的相似，是因为同处巨大的“战国漩涡”里争霸，这漩涡不仅囊括了当时当地的全部文明国家，而且拥有当时当地的“受剥削的第三世界”，也就是说，拥有大片“半开化的蛮族地带”。而今天的中国，不仅不再是文明的中心，而且丧失了我们的藩国──朝鲜、越南、日本、尼泊尔、阿萨姆、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西伯利亚、印度尼西亚、琉球……这种由老大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化，附庸国和在这种形势下，新一代国人被迫认识到，中国不再是“天下”（即世界国家），而只是民族。作为“民族”（即民族国家）──我们需要重新学会那些已被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和蛮族入主给强迫遗忘了的统治民族的本能，如春秋战国那忠义无上的烈士美德：中国人，必须完成这一历史性的“倒退”：回归自己的祖辈精神，以便彻底调整好，进军世界的步伐。

一千年来，最后一个纯粹的中国英雄，是死在北京的文天祥。北京，由于文天祥历时三年的殉难，而神圣。中央集权的中国，由于文天祥藐视世界征服者的气节，而不再一无可取。

有人说，当陆秀夫背负南宋幼帝投海于崖山的时候，中国士人的气节就开始划上句号，中国也失去了不再仅仅由宦官和宫女豢养的帝王。从那灭绝人性的日子以后，就连中国的民族英雄，也带上了蛮族特点，而且还没有蛮族的野性！蒙古的野蛮化、清朝的阶级统治，像幽灵般困住了中国，到今天我们还在吞咽他们的荼毒。崖山之后无中国！于是，中国没有了主心骨，国人仿佛是流离颠沛于山谷的蚁蝼，山洪一来，随波逐流。“华人”的眼中充满惶惑，东张西望，察言观色，时刻窥探盘算，准备投机取巧甚至流窜逃亡……这哪里还是什么“华人”，明明是一种最为低下的贱民。丧失廉耻的生活，繁殖在阴暗的夹缝，泥泞而不见天日的黄泛区，代替了《诗经》中的精神家园。……

我们的年代何其绝望，我们的生存何其卑鄙，我们的吁求犹如垃圾。得救的最后一条道路，似乎已经断绝。我们像是麻疯病人，与世隔绝、遭人厌恶。我们的护照是耻辱的标识，我们的肤色是卑贱的代词，我们绵延下去的希望，也被嘲弄；我们所残余的，仅仅是不为人知的咒诅或是祝福：愿未来的中国，实现僭主时代完成不了的民族事业。让我们含着泪水来祝福，诅咒不知泪水为何物的人们。

今天，我们在命运女神的摆布、折磨下，呻吟，除了这发自丹田的祝福之外，还能干什么呢。但愿我们保持，磨灭不了的信仰；但愿我们存有，摧残不掉的精华。哪怕只有一点点，作为过去的纪念和未来的种子。现在，中国最需要的就是信仰，坚定的信仰如同生命的体温。“信仰的力量”是一切教养的内核，世间一切美好，哪有不起源于宗教的？“我相信上帝，但不相信宗教”──这真诚的自白可以成立吗？深入一层便不难发现，支配虔诚者的信仰力量，其实就是上帝。

人生的最大恐怖，是幻灭，什么是幻灭。幻灭有一千个代号，一万种形态，但根本上却是对原先信仰，失去了信仰。在这种意义上，宗教比科学更要紧。因为连科学，也是基于某种信仰、也是某种宗教。

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残酷的夹缝，可以夹碎身体，但不能粉碎我们填平峡谷的愿望。填平中国历史的大峡谷，舍我其谁？精卫的子孙，勿忘炎帝少女的风范。

我们的信仰是，这个夹在逝去的“世界国家”和未来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僭主中国，这个心灵的炼狱，这集世界污秽之大成的超级阴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我们的中国，它的存在意义仅在于：为过去的世界国家还债，替将来的民族国家开道。

没有僭主时代的卑微，哪有民族国家的崇高？

没有僭主时代的罪孽，哪有民族国家的纯洁？

没有僭主时代的堕落，哪有民族国家的升华？

──不要为僭主时代的幽谷而哀泣，民族国家的山峰将由此起；那时，我们将以“不幸成为它的地基”，而自豪！哪怕这是被认为是相当愚蠢的自豪！

放弃了父辈遗产、洗尽了亡国奴耻辱的新一代，将迎接这样的生存：他们不是西洋的模仿者，而是自己民族国家的缔造者。民族复兴运动的使者，需要一个“青年中国”，一个不仅在精神上年轻、充盈活力的民族，而且在生理上年轻、社会结构上非常年轻的中国。它以生气勃勃，向垂死的西方文明大胆挑战。它的粗暴吼声不仅振聋发聩，且刷新历史、回应宇宙。一个由青年组成并由青年人统率的中国，一个反抗文明世界“老年化趋势”的中国，可以把中国的劣势变为优势：贫穷与年轻的结合，将所向无敌。它责问现代世界的种种腐败、伪善和衰弱；它锤炼人类身上的层层锈蚀，它切除动物庄园里的艾滋病病。

2001年9月28日上午9：00点钟，中共僭主的走狗“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新青年学会”一案，此案被共产党公诉人认定“颠覆国家政权”。好样的四位年轻人！他们不畏强暴，“通过互联网发表《做新公民，重塑中国》、《怎么办》等文章，提出‘中国当前实施的民主是假民主’，‘结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国’。”（《起诉书》）

好样的四位年轻人！他们公开承认“在网上看过”有关思想学说，“此文章已忘记曾在哪看过，后来摘录并加以修改。”

好样的四位年轻人！你们就是青年中国的代表和先声！未来的中国人会以你们为荣的。你们继承了邹容、陈天华的遗风，比玩弄权术的国共两党的“职业革命家”们，不知要高出几个数量级！你们遭到僭主审判的案子，将被证明是中国二十一世纪命运的号角！

在“青年中国”这一天来到之前，“中国民族”多少还是一个属于未来的概念。

中国民族国家必须在形式上反对僭主政治，只有形式上的反对者，才是历史意义的继承者、发扬者，正如制度上最好的改革者，往往是政治上的叛离者。青年中国不仅叛离僭主政治，也叛离传统中国；它将冲毁色目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奴性思想和淫乱制度，中国的百年国耻、千年臣子恨，将在我们流血流汗梦寐以求的青年中国身上，划上句号。


七，不以党派分裂国家


自从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西方文明的强盗逻辑，满清集团窃取统治下麻木不仁的亡国奴众，像僵尸一样迅速腐烂。五十四年后，尾大不掉的清国，被小小但坚韧的倭寇，死死咬住不放，签下举世震惊的《马关条约》，从此中国百年革命的巨型手术被迫开始。良知未泯的中国人，痛感丧权辱国的悲哀，无力振作国家颓势，从此陷入绝望引起的精神崩溃中。由麻木不仁到迅速腐烂再到精神崩溃，也许是黑格尔或是马克思所说的“进步”，但这种色目人的进步，却是中华民族的浩劫。这之所以是浩劫，其象征在于鸦片战争九十七年后的“南京大屠杀”。所以谭嗣同的自我牺牲，并非庸人自扰，而是对南京大屠杀甚至是对比南京大屠杀更大的民族悲剧的预感。满鞑子砍杀谭嗣同的那一刀，在象征意义上，是南京大屠杀的开刀、是中国百年来一两亿被杀害者的试刀。

《马关条约》带来瓜分中国的厄运，百年来的中国，并没有从《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恶习中完全解放。甚至像毛泽东的“反帝”，也习惯于拿中国人民的血汗，向赫鲁晓夫赔款，去偿付莫须有的朝鲜战争的“军事贷款”。甚至像毛泽东这样的僭主，也惯于慷中国人民之慨，免除倭寇的战争赔款，向倭寇输诚，赞扬是倭寇侵华帮助中共夺取了天下。因此中共免除日寇的赔款，比日寇自己参拜靖国神社，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我们民族还没有从《马关条约》的精神创伤和精神崩溃中，复原过来。还不能自觉争当世界一流国民。所以毛泽东这样名为“反帝”其实卖国的孬种，也吃里爬外。按照他先后卖国于苏、日的罪行，在一个优秀民族（如古代中国人）那里，早就可触发起义，把这位隋炀帝第二，绞死在江都。可惜现代中国人已经完全烂掉了，哪里还有一点隋唐之际的痕迹！

百年来，在中国国家体制的前途上，因《马关条约》的后遗症，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与实践。一曰“分”，一曰“合”。“分”的主张从二十年代的“联省自冶”论到三十年代的“红色割据”再到现今“联邦论”、“邦联论”甚至“台湾独立”、“西藏独立”等等，一般来说，它容易被在野势力接受、利用。“合”的主张从“五族共和”到“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到“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再到“一国两制”等等，一般来说，它容易被执政势力接受、利用。

请看以下事实：同样一个中国共产党，就经历了“分”（红色割据，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苏联卫星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合”（建立抗日民族联合阵线，拥护蒋委员长）──“分”（分裂国家，建立边区人民政府）──“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强调一个统一的中国是不能放弃的根本原则，的“原则改革”。这些理论与实践上的变化，正好与它“受压迫──压迫人”的权力形态变化，完全吻合。

同样一个中国国民党，也经历“分”（驱逐鞑虏）──“合”（五族共和）──“分”（广东政府）──“合”（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分”（独立的政治实体）等变化，这些理论与实践的变化，正好与它在野──执政的变化，完全吻合。

由此可见，“分”与“合”的理论与实践，至少在中国，经常是从属于党派利益的，因而也经常里“工具理性”的。我们之所以避免说它“不真诚”，是为了避免陷入“道德审判”的闹剧。

既然如此，难道民族国家的建设者，还要重复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党国老路，由于在野或是由于期待执政地位的党派利益，就以分裂国家做为理论与实践的手段？

虽然，主张台湾独立、西藏独立的理论与实践，与上述为了中国“进步”而首先分裂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有所不同，因为前者是由于族群理由而主张把台湾与西藏，从中国永远分离出去的。他们宣布，这种分裂中国的努力，是为了台湾人民和西藏人民的最高利益，因而是代表了“民族利益”，例如，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在他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著作《新兴民族》中，就断言台湾民族是新兴民族，应该像荷兰脱离西班牙帝国那样脱离中国。

而有些极端的台独份子，更提倡“脱华论”──宣布“台湾人”在种族、文化上都与中国无关，而是纯粹土种或是日本杂种，并力图为此寻找考古学上的证据。但是，台湾人民和西藏人民是否具有当年北美殖民地人民那样的要求，“不独立，毋宁死”──是否已经准备好，以一场牺牲惨重的战争，来赢得独立？相反，民进党人一直告诉台湾人民：台湾即使宣布独立，中共也不会武装入侵。好像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台湾海峡，比十八世纪的大西洋更难逾越。这是为了谋取党派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欺骗，而不是为了争取根本民族利益（哪怕是做为日本杂种的“台湾民族”利益）的负责行为！就像李登辉自称是日本人，但日本人却蔑视他只是一个台湾土人。日本人只尊重蔑视日本的外国人；李登辉依靠坑害台湾而自肥的行为，就完全是汉奸式的，而不是日本式的。而西藏流亡社团一会儿说要发动武装起义争取独立，一会儿又说要和中共谈判西藏独立，实际上这两条道路都是死的。

第一，西藏人民和台湾人民一样，根本没有做好通过战争来赢得独立的谁备。因此违反台湾人民和西藏人民的和平愿望，而一意孤行地推行台湾独立、西藏独立的政治豪赌，显然是基于民进党和流亡社团的党派利益，而不是基于台湾人民和西藏人民的“民族利益”。

第二，中共或是未来可能获得稳定执政权的任何中国中央政府一样，都难以同意台湾、西藏独立，因为中国割让台湾导致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迄今还历历在目。哪个中国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姐妹甚至母亲，在大街上被倭寇或是其它兽类敌人扒光衣服轮奸，然后开肠破肚，扔到阴沟里烂掉呢。甚至连江精卫和毛泽东都不愿意，所以毛泽东尽管到莫斯科俯首称臣，但最后还是和苏共闹翻；江精卫也是沦陷之后才出来“曲线救国”，而不是预先售卖祖国的领土。因此，要让任何一个中国中央政府签订城下之盟而不经过一场血腥的战争，难以想象。

那么，在意欲分裂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中，有没有真正排除党派利益的考虑，同时又真正是基于希望中国进步繁荣富强的“基于客观条件的主观善意”呢？

也许有吧。在北京，我听见一位勾结中共官员的“热爱中国的日本友人”说，“中国的国家规模太大了，因此就很难现代化。为了中国的现代化，而允许各民族独立，甚至各省区独立，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考虑。”

我们知道，“日本友人”是如何“热爱中国”的，其范例在南京，1937年12月。但日本人是否会主张“为日本的利益而废除天皇制”呢？是否同意把日本四岛分而治之呢？但我仍然愿意在此，就倭人的命题做深入的讨论。

论者常把中国、日本两国的“现代化过程”做比较，因而发现中国走了太多的“弯路”……无怪舆论界常常哀叹中国国运不幸、“老是错过某某发展机会”……然而，现代前夕的中日两国，社会结构却根本不同：

1，现代前夕的中国是与现代印度人、阿拉伯人，古代罗马人、拜占庭人、巴比伦人、埃及人相似的大一统社会。他们各自经过文化民族的阶段，建立并支配了当时当地的“世界帝国”──时至今日，帝国的主人大一统民族或消亡，或沉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2，现代前夕的日本却是与英、法、德、俄、西、意等欧洲民族国家同时兴起的区域性国家。他们没有建立过同文同质的世界帝国，他们属于“前大一统的时代的文化民族”。而其中，日本奉行的“封建武士的制度”（完全不同于当时代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大一统社会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和欧洲的“封建骑士的制度”，如出一辙。以前说过，中国先秦社会，在进入秦的大一统时代之前，以及其它大一统民族在它们进入世界帝国之前，也都奉行类似的、真正意义的“封建制度”──而不是中共紧跟欧洲中心论的马列主义者瞎起哄时胡说八道的所谓封建制死亡后的“封建社会”。唐代学者柳宗元的《封建论》对何谓“封建”，早有最清楚的界说了。

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过程的不同，与上述不同社会条件不可能毫无关系。

重要的在于，现代中国比现代日本的人口多十倍、版图大三十倍；而且比日本的社会进程提前了两千年，如，在社会形态的发育上，中国的战国时代比日本的战国时代、秦始皇比德川家康超前整整一千八百年！但中国的这种先进，对它进入现代化过程，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为现代文明恰恰是起源相似于日本和先秦中国的欧洲封建社会，而不是起源在相似于中国大一统的社会！这宿命的条件，比“日本人善于学习”更重要。反过来说，所谓“东亚病夫”深刻含义，并不是体质上的，而是文化上的──是“古老东亚的大一统遗民”，对“封建国家所创造的世界秩序”无法适应，而沦为“有病的”。因此，使之健身的方法，不是体育运动，而是社会运动！如发动城市革命，就是民族国家的健身运动──建国运动！

显而易见，中国人要像日本那样达到现代化指标，就必须先使自己完成“从大一统帝国的遗民，向现代民族国家公民的革命性转化”。这一转化若不采取奥斯曼帝国式的分裂、甩掉包袱，则只有通过“强制动员的国家一体化运动”来实现。事实上，共产党和国民党这百年来的所作所为，自觉不自觉地体现了这一强制性的国家一体化运动，尽管它们的动员方式现在已经完全落伍了。

“改造中国”的客观意义，是把中国从庞杂的大一统社会，改造为同质精纯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个过程类似于反自然的“愚公移山”──所以血腥屠夫毛泽东，就以他的《愚公移山》一文，揭开了超巨量血泪、大面积灭绝的序幕。

摆在中国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是奥斯曼人的分裂、阿拉伯人的散漫、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内战；是新加坡、美国式的民族大熔炉，德国──日本式的民族国家。如果我们不甘心像过去的罗马、拜占庭、巴比伦、埃及、印加那么溃灭，而愿意为民族生存、社会发展竭尽绵薄之力，实际上并没有“直道”可走，与封建的日本所走的直路相比之下的“弯路”，也就成了“中国的必由之路”，成了新民族国家的空前祝福！

用一个残酷的说法，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每一次“错过机会”──都等于多给了中国一次改造自己亡国奴习性的机会！

没有人能逃离“这劫难式的定数”。──“你不过问政治，政治要来过问你！”毛兽泽东这劫难的宣言，迫使旧中国的遗民，背井离乡，但甚至流亡他国，也无法摆脱这一劫难！因为亡国奴很快发现，厄运就在自己身上，那些现代民族国家，比中国更需要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而不是大一统社会的遗民。移民过程，无法使遗民成为新民！

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几亿生命的非正常死亡：太平天国牺牲了数千万；一九〇〇──一九五〇年的内忧外患的“武斗”牺牲了数千万；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八九年的继续革命的“文斗”，又牺牲了数千万。

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几万亿财产的毁灭。过去了的痛苦，已经淡忘；尚未到来的痛苦，也会过去。

中国，哪个国家像你这样多灾多难？没有。甚至最为落后的欧洲国家俄罗斯也远远比不上。因为，俄罗斯虽然幅员辽阔，毕竟还没有建立过大一统社会。而印度、阿拉伯人在建立世界强国方面的雄心，还一直比不上中国，因在这两方面对立力量间的撕扯，也没有我们的历史遗产那么沉重。


八，预测中国的分合之势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古老连环预言的后半部分，将很快在中国应验。受到高度专制之苦的中国，又会一头栽入分崩离析的深渊？

二三十年来，社会大变乱的调子，已被许多社会底层的预言者哼得烂熟，甚至连它的细节和台词都能倒背如流了。“黄祸，黄祸”，多少梦想者的整整一生，都是在为迎接这一瞬间的兴奋而作准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破碎的原因，将和秦、隋那两个强悍而短命的王朝一样，不因时间的慢性消磨，而是由于精力的急性消耗。共产主义的军事集团和秦、隋等军事集团相似，都是起源于结束中国长期的社会混乱的需要，并同样受困于自己带来的文化革命的巨大破坏性，而一蹶不振。统合力的急速衰朽，加上专制力的余威，使任何代替性的力量聚合都成为泡影；于是，中国这盘弥合长久的散沙再次滑落，各奔东西。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爆裂，可能将比秦与隋更彻底。这次，中国的尸体将不是裂为十几块或几十块，而是碎尸万段，甚至焚为骨灰、随风而弃。中国政权的碎尸万段本是历史的周期现象，故可重组；但如以现代方法如“联邦制”、“邦联制”之类来切割为骨灰、随世界潮流之风而弃的话，政权的末日就可能成为国族的末日！中国的山河可能就难以再度从头收恰了。

“地方割据”作为古老的神话，在相隔整整二十年（形式虽然相反、但成因却极其相似）的“文化大革命”和“八九年五十天自由”中，已被分别证明是根本不可行的。因为，现代交通和通讯工具的效率、民众的社会动员程度、普通话的推行、四十年来全国性人员调动对省籍的融合等诸多因素，已迫使中国越来越一体化了──不论你对此如何评价。所以，在爆裂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尸体上，不会产生任何稍微固定的割据。退一万步说，最稳定的割据也难以持续三年以上；接下来，即使连最顽固的地方势力，也会被卷入全国风暴那不可抗拒的涡流。这时，毛泽东式的所谓“联省自治”或“邦联制”之类的连篇废话，就显示了其本来的意义：作为全国风暴的酝酿阶段，不是一个新的全国性政权，而是全国没有一个政府：任何权力中心只能指挥距它五公里以内的地方！

这就是，“彻底的民主、彻底的无政府状态”！

中国之所以可能陷入这史无前例的劫难，是由于两种互相冲突的力量混合而成的：

1，共产主义的高压。

这种高压消灭了一切社会有生力量。有的学者将此称为“民间社会的死亡”，其实，问题比这严重得多。因为民间社会死亡现象的另一面，就是官方社会因为营养匿乏而削弱、开始解体。共产主义仿佛一座巨大的高压锅，把中国社会的有生力量消灭殆尽。所以，后共产主义中国这个烂摊子，不是旧房子，甚至不是砖瓦木石之属，而是碎片与灰烬。这哪会带来自由的竞争、民主的制衡？结果不过是诱发了一个“洪水滔天的时代”。

试想，能够冲决高压锅的，是什么力量？

试想，这力量在冲决了高压锅之后，会立即消失或违反一切物理、生理、心理的惯性，而立即步入某个固定的方向、固定的轨道吗？当然不会！

2，西方文化的侵蚀。

本来，共产主义的高压也正是西方文化对中国进行的一种侵蚀。中国共产党徒也正是他们现在大肆批判的“全盘西化（马化列化）论者”，但是，另一种新的侵蚀、另一种新的西化正在瓦解中共的老地盘上的红色江山──这就是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咖啡色（幽默家言，这是“性器官的颜色”）。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传到中国，就走样变味，正如西式的国家形态传到阿拉伯地区、印度地区、非洲地区，就引起战乱不息。中国人只能根据自己的传统、自己的肠胃，来吸收它们。而片面的吸取，只能造成个人权利本位、追逐物欲的倾向，并放弃了在西方社会中与之对应制衡的自治体的义务原点、宗教的献身精神等等。

并不是中国人生来就贱，鼠目寸光、自私自利；而是因为，中国本无自治体的义务。中国的义务，是由权力中心单方面规定并强加给百姓的，这已是习惯成自然。而中国式的宗教，其本质也是惯于功利性的索取而很少本体论式的奉献的。在中国的传统行为中，甚至连奉献本身也是功利性的。这本来也有它的优势，但与西方文化一结合，就形成了倾斜人欲的痼疾，中国和西方本来各有的文化平衡，演变成文化的大冲击、大混乱。不择手段的谋财害命，成了当代中国人生存的主要手段。

3，上述两点再加上工业化的影响，使中国未得现代化的甜头以前，已尝尽现代化的苦头：

资源破坏、人口癌症，接踵而至。这里预制的一幅巨大的生态秩序的崩解图，想象力最丰富的人们，在今天也难尽其义。好了，让我们闭起眼晴──最好是晚间独自躺在床上的时候，这时，人最接近天意──无拘无束地设想一下“最兽性的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人类的一切恶意所能达到的极限，都会在“共产党高压锅”总崩溃后，一一兑现。

中国的风暴不仅震撼中国，而且很可能导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毛式后果，把西方的压力回馈给世界，造成全球大冲击、全球大混乱──直到我们承受的戾气，全部发散完毕。这种革命的冲动是几乎不可控制的，甚至很难被收买，因为它是基于极端的生存痛苦的持续，所以极端地非理性、并要求持续地发泄。它的自我满足，意味着世俗意义的巨大恶梦。

每一天都是一个毁灭，每一天都是一个生长。

无限的毁灭，继之以无限的生长。无限的生长继之以无限的毁灭──这就是世界的界线！

我们为什么只要生长而不要毁灭呢？是感情，还是私心？？

也许，拒绝今天的毁灭，就杜绝了明天的生长！！

一场“结束二十世纪超级社会试验”的风暴，正在逼近！它本身是粗野的，像是一场鼓荡一切人类原始潜力的迎神赛会！但是请记住，只有在这场痛苦的迎神赛会之后，才会有“神的降临”。只有在劫数满后，神才会赐福与人？

一切企图只要神的赐福而不想迎神的企图、一切企图不付代价就有收获的企图，注定是要落空的。


【最后的革命：中国僭主政治的终结者】

第六章最后一次革命！


一，最后一次革命：重建中国的道路


我们的祖辈文明曾经造就信义至上的礼仪之邦，否则不可想象他们如何创造那样伟大辉煌的文明。

世界上文明虽殊，但都无可置疑地拥有它们各自的社会信誉系统，并以强大的信义做为文明兴起、扩展的保障；没有信义基础的社会，势必动摇，自保都难，遑论重新出发，开创新局？

但一千年来，由于一再屈服于外来统治，中国的信义像中国的气节一样受到摧毁，当击败蛮族得以复国之后（如明代和民国），重新组合起来的中华信义和民族气节，却像是“横遭打碎后再用人为方法重新组合起来的瓷器”似的，貌合神离，外强中干，一遇危机，立刻冰泮瓦解、兵败如山倒。

一百六十年来，由于全方位地一败再败于西方，中国不仅在社会政治方面信誉扫地，而且，即使在一千年的亡国奴历史中也从未受到质疑的文化信誉（犹如以商标为代表的“商业信誉”般），也趋于破产。国人在西方优势下日渐增强的洋奴嘴脸突出说明：中华信义的根基即使在高级文化领域中，也被连根拔起了。

中国人，已经不幸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丧失了自己民族的根基，沦为无业游民集体，沦为浮萍民族、散沙民族。现在，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难题之道，必须从重建中华信誉入手，否则只是治标而不治本，难免重蹈明朝灭于满洲、民国灭于苏联的复辙（在作为苏联傀儡政权的意义上，毛泽东不过是个“幸存的吴三桂”；吴三桂反清失败，毛泽东反苏成功）。在重建中国法治社会的“新权威阶段”的准备过程中，城市革命的战士们，并不是遵循哪位伟大领袖的教导，如反复无常的中共僭主，而是要依据中华的信义行事，重建中华信誉的动力，必须高于任何领袖、任何权威、任何集团利益、任何阶级利益，因为中国城市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中国民族国家，而绝对不能在推翻中共僭主专政的党国之后，另立一个新的什么党国，从而使中国民族国家的进程再度受挫。

中共僭主集团的党国，必须结束。中国民族国家必定超越僭主专政，形成法治国家。城市革命的战士，与他们领袖之间的关系，因此是建立在中华信义和中华信誉的基础上，是约法的、契约的、权利与义务双向的法律关系；而决不能像士兵和军阀的关系、共产党员和中共僭主的关系那样，建立在私人依附或组织依附（即破坏民族效忠）的基础上，仅仅是指令的、人治的、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的单向关系。城市革命的战士、民族国家的缔造者们，要在中国推出“结束百年革命的决战”──他们在自己身上率先驱逐百年革命的阴影，消除僭主专政的残余。

中华信义的价值观念、为人风范、行事原则甚至是日常用语、思想范畴、广大的世界观、深入的内心感受──都将在新的层次、以新意义得以复苏！婴孩坠地，死灰复燃，崩溃的世界奇迹般地再现，中国人，像千年之前把“外来的佛教”重新融入“自己的理学”中那样，把“西方的真理”重新融入“民族的精神”！西方的准则不再作为名词和教条，而是作为活力的测验而得以融会贯通；欧化的冲动，将作为击败列强的方法，受到规范；文化殖民的遗迹（尤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那些标榜追随自由主义而实际沦为西方仆从的二鬼子流派），将服从中华信义，并在中华信誉可以接受的幅度内，被消化。──“师夷之技以制夷”将成为新的民族精神。

中华信义，必是未来中国民族国家的精神生活中最强力的凝聚因素！

中华信誉，必是未来中国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中最强力的指导力量！

法治的、规则的统治，必是未来中国的基本构架！任何个人、集团、阶级、领袖，都必须接受它的指导、它的制裁；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它的保护、它的养育。这股建国运动地风潮，将不可阻遏，谁反其道而行，就只能重蹈中共的复辙。

中华信义在精神生活的领域、中华信誉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发展，或以某种“复古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中华信义的原教旨主义”，将一反二十世纪中国生活中丧失信义、不讲信誉的汉奸倾向，它倾吐中国内心一千多年的屈辱，它雪洗中国脸上一百多年的耻辱！

社会政治的革命，将在精神领域结束！可见的“信”将替代不可见的“诚”，而成为中国民族的精神向导。

惟其（“信”）可见，所以是社会契约；惟其（“诚”）不可见，所以是内心独白。

惟其（“信”）可见，故可以成为法治的基础；惟其（“诚”）不可见，故经常沦为亡国奴的遁词。

让我们摈弃单干的、内心独白的、亡国奴遁词的“诚”，像摈弃亡国灭种的瘟疫；让我们迎接互助的、社会契约的、法治国家之指导原则的“信”，像迎谓起死回生的王者。

让我们永志不忘，由于践踏信义，共产主义的庙堂是如何沦为污秽之地。由于破坏信誉，共产主义的师爷是如何杀人纵火、吃喝嫖赌。由于玩弄信仰，共产主义的传道如何成为集团掠夺、僭主专政的借口。由于丧失了“信”，它的布施是呛人的石灰；由于丧失了“信”，它的偶像只能是胡子一个比一个少、最后连头发都快要掉光了的“马──恩──列──斯──毛──林”……群魔乱舞！

有志创造历史的人们当然知道，复古主义也罢，中华信义的“原教旨主义”也罢，是健康的建国道路，是引导我们重返精神家园、建立一个值得我们热爱的民族国家的招魂幡。那负责招魂的大司仪，不会沉溺到无以自拔的地步；否则，他就不是司仪而是牺牲品了。没有人比他更能透视这个生命的命理。所以，“招魂”的意义是在激发民族本能里沉睡的潜力，“让集体无意识的瑰宝升到意识的海洋上”。他以家园的巨蠢，破除媚外的魔法。他的招魂，使现代生活的压力变得轻松。

他拒绝国粹派，正如拒绝西化派，他不要如履薄冰地效法古人，正如他不要鹦鹉学舌地摹仿西洋。因为他知道，社会的健康和活力，来自文明信义和社会信誉，而不是来自某种信义──信誉所衍生的文化形式、社会形态。模仿文化形式、效法社会形态，只是硬件的治标；惟有重建社会信誉、重获文明信义，才是软件的治本！他知道，文明沦丧、百业萧条的病根，不能用任何残暴的洋教──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或别的主义来医治。

拔除中国的祸根，除了以我们自己身上奔驰的热血，还能以别的什么？

扫荡中国的孱弱，除了以神奇的引力聚集民族精华，还能以别的什么？

建立法治国家所急需的，早已不再是什么“启蒙”──因为中国民族国家的进程，早已脱离蒙馆阶段。建立法治的民族国家所急需的，早已不再是某种正确的理论指导──因为中国已经试验过一切理论。

现在，情况再清楚不过，中国急需进入的，是“新的信誉系统”，并在新的社会信任下，采取行动，团结合作。政治理论的救世，已经过失了；不断的思想政造，哪有“行为规范的定型”重要？

“新的社会制度”之功效，怎能与“新的社会信任”相提并论？！

没有社会信任，再好的社会制度，都是一纸空文，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干瘪的定义、枯燥的条例，应当让它见鬼去（如“去见卡尔·马克思”），中国需要的是，激动人心的内在醒悟：信义至上。

信义，将势如燎原，不可控御；信义将以一种真正的人民运动（而不是运动人民）的形式崛起，没有这种来自底层的活力，中国的内在变革和外在建设所要消耗的超级能量，是无从产生的。

信义，这巨型的人民运动，不仅席卷“寻求个人温饱的流民”，也打动“寻求民族出路的志士”：它的全新符咒，激励全民总动员的方向；它扫荡丧尽信誉的僭主机器，它播种新的社会信誉。这场最终将超越政治层面的人民运动，将把外在的崇拜和内心的服从有机结合起来。自律，是它的杰作。它超越阶级斗争，也超越国家主权，它是回归文明的道路，是中国复兴的软件，它延伸为，“从僭主世纪通往未来中国的桥梁”。

宗教是人生的终极形态，而信义则是实现终极超越的凭借，信义的人生，是一切虔诚者的归宿！

往世的宗教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只是创教者的战略──一个渗透并征服无意识深部的“液态的利器”！

新的信义，并不执着于自己，它自觉于人生的战路布局！作为至高者赐予的文明支点，它敦促中国恢复社会信誉、人际信任、国际信用、宗教信仰。

中国必能恢复信誉、信任、信用、信仰。

中国的自由，取决于能否确认这样的信义。中国的自由，将首先体现为民族的信义，因为任何个人自由，都是以民族的信义为前提的！中国人要获得个人自由，就得建里个人的信用！解铃还须系铃人，而第一步，就是焚毁“半殖民地时代的最后遗产”──以共产主义名义号令天下的延安作风，延安作风就是无赖作风、汉奸枷锁！为扫荡延安作风最后的残渣余孽，中国民族须先完成我们最后的革命──全民总动员的城市革命！不是为了革命与战争，而是为了持久的和平！为建立民族的秩序（而非号称“阶级统治”的僭主专政），需要回归精神的尊严，尊敬中国的精神资源。天神般的汉宫威仪，刷新世人的耳目。不是局促的“新儒学”，不是拘谨的“新礼教”，而是拥有更广背景、更深根须、更少顾忌的人民运动。唯有全民的精神运动，才能激发全民的热情，使之持久，无法证伪。

一切具有实相的个人、组织、制度、说教，都必须穿越这慢性撕裂的证伪过程，然后得以验证。

突发的宫廷政变、预谋的中层革命，都无法在如此的深度、广度、时间跨度上唤醒“麻木的大众”，使他们自觉、自律。因为大众的麻木是长期的亡国奴历史造成的，并非不可救药的生理现象。因为大众的麻木是长期被剥夺社会参与的权利造成的，但愿它也可以通过激励──淘汰──培育的系统工程，予以消除。

只有“产自中国文化原始土壤”的力量，万能“使中国民族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并在原点上的、贴近大地母亲的还原运动，重获文明的生殖力。而“儒学”也罢，“礼教”也罢，作为“百家之一”、“士人的教养”．并不能在空间──时间两个深度上，同时给中国民族获得“进入现代社会──民族国家所不可缺少的社会同质性”。

礼义廉耻的核心，是“信”、智仁勇严的核心，是“信”。失去“信”，一切现代化都无从谈起，为了信，可以把国粹派的国粹──繁文缛节──送上祭坛；正如把考古家的瑰宝──文物古董──送入博物馆藏！死人的东西，是在鼓动活力而非限制活力的意义上，成为“现代生命的合伙人”！为了“赤裸裸来去无牵挂的零点精神”，请允许我们，把“灰尘”一词从新生命的辞典中永久删除！为了自己家园信义至上的贵族精神，请允许我们，把“无信”、“无赖”等语汇，从新民族的辞典中永久删除！

建立中国民族国家的一切周折，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一点：各种空头政治理论及其理论脱离行为的商标哲学是多么贫乏、小器！它们治标而不治本，无助于澄清中国社会的乱源：

l，亡国奴的历史包袱；

2，失去信誉──信任──信用──信仰的无信义状态；

3，无信造成无赖，无赖造成精神堕落、社会解体。

这种共产党空头、社会主义短视及其误诊、误医的结果，对中国的病是火上浇油、乱中添乱。这些“五年计划”、“百年大计”，脱离人性、丧尽天良，把中国一次次拖入更深的深渊！尽管中国二十世纪所遭遇的一切苦难并没有白费，甚至化为一股重建社会信誉的热能，但今天已很清楚，如果缺乏这股全民动员的热能，中国将继续纷乱；没有坚定的信仰快刀，中国的乱麻无法断为生长的线索！

没有一位“学者名流”的认识，能赶在宇宙春潮的前面。不能语秋的夏虫，不被甩出生命的轨道，就算万幸了。

我们知道：社会信誉，是中国民族国家的指导力量！

法治信义，品中国民族国家的凝聚因素！

人际信任，是中国民族国家的活力来源！

国际信用，是中国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

宗教信仰，是中国民族国家的终极报偿！

有“信”的中国，才是“自由”的中国！

自由就是信！


二，最后革命的道路：宫廷政变型


促成中国社会从共产党僭主主专政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什么途径最有效，因而最可能实际发生？

按照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共僭主专政的以往模型，首先发生的尝试，是一场宫廷政变。如一九七六年毛僭主死后所发生的故事：他委任的副手华国锋以阴谋手段拘捕了他的老婆江青、他的侄子毛远新及其它的亲信，发动“打倒四人帮”的宫廷政变。这多少与一九八八年蒋经国死后，他委任的副手李登辉在宋楚瑜等人的帮助下，以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排除了蒋经国的后母宋美龄等蒋氏集团，然后阴谋篡改蒋的政策，直到一步步把国民党完全分裂、毁灭为止。

中国历史上各个传统王朝在一位强力皇帝死后，也常常会由权臣或是儿皇帝发动这样一场宫廷政变，来消除积怨并平衡政治生态，以便王朝统治继续延续下去。因为老皇帝或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僭主”生前凭借巨大威权作恶多端，不经历一次流血的或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予以清洗，黄色王朝或是红色王朝的继续运转就会发生停滞的危机，甚至面临解体。

对于老僭主的指定接班人而言，他的处境是前后夹击，上下夹击：前后夹击是许多人觊觎他的权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上下夹击是他不得不在他的前任所欠下的血债和他自己面对的新压力之间挣扎，寻找活路。

新任僭主，仿佛一旦继任就陷于“报应”的漩涡里，挣不开，摆不脱，甚至越挣越紧，越摆越沉……这些僭主的继承人无一不是短视的，因为不短视他就不可能被怀疑成性的老僭主所任命并维持这一任命；他用僭主的“理性”把“报应”解释为“因果律”，于是他的每一项挣扎，又构成新的报应的又一程序。他的每一次挣扎，反过来成了套在他脖子上的新绞索。他的手段即使是漂亮的甚至辉煌的，但由于他的前任孽缘太重，而他本人的能力又太差（否则便不能受到官僚机构和怀疑成性的老僭主的容忍和信任），也很少不是短命的，有的甚至等不到老僭主死去，继承人已经身首异处，如刘少奇、林彪、胡耀邦和他们的俄国主子托洛茨基、贝利亚、马林科夫等等。

老僭主越是“伟大光荣”、“历史悠久”，欠下的血债必定越多、民愤必定越大：他们的“最好”成了继承人的“最糟”；他们的“富有”成了新僭主“债务”──老僭主的业绩使人民沦为“赤贫”，沦为“红色政权宰割下的穷光蛋”，人民的怨恨随着老僭主的死亡而变成自觉的意识，要向新僭主讨还血债，新僭主迫于压力，不得不暂时顺应人民的要求，如一九六六年肃清政敌的毛泽东、一九七八年刚刚夺权的邓小平。但这个同盟是脆弱的、注定不持久的。宫廷政变（打倒刘少奇、剥夺华国锋）一旦成功，无情的打击立即落在刚刚被利用完了的同盟者头上，希望得到奖赏的人们，被打成歹徒和罪犯，他们的鲜血染红了中国大地。如果哪位过时的同盟者对此背信弃义的不义之举略有反抗，那必激起僭主犯下更大的罪行，以维护其专政。业报轮回，新人受苦，但社会发展的齿轮却仿佛粘住了，僭主专政向民主专政的现代性进程，再遭挫折。无疑，这样的宫廷政变无助于中国民族国家的成形。

中国现代化的目的在哪里？在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的新生命，必须从僭主专政的蚕茧中破壳而出。僭主专政的极致，毛泽东和他的徒子华国锋以及他的徒弟邓小平手中，已经达到了（邓小平是从自己的徒侄华国锋手中抢班夺权的，而根本不是什么“第二代领导人”；流产的华国锋政权才是第二代，邓小平的第一代的复辟）。现在，新的政治权威前进的道路不是模仿他们，更不是创造比他们更专权、更邪恶的东西；而是扬弃他们已经腐朽成灰的业绩，朝向建立民族国家、淘汰党的国家（“国民党中国”或是“共产党中国”）的历史性方向。

如果不能最终完成由中国历史的转折更新，从而给中国民族一百年建立民族国家的奋斗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那么中国社会就难免长期挣扎在周而复始、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动荡中，我们民族就会永远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悲惨境地，不断遭受僭主们无法无天的小和尚统治。一百年来的事实表明，任何僭主的权力都是腐败的，任何僭主的事业都是失败的。僭主的张狂，反而表明他与民族生命的源泉是隔绝的。

要知道，一个周期只有一个“最”！对一切个体、单位、存在、甚至绵延不绝的流──只有一次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所以，有志于建功立业的中华大丈夫，一定要拒绝重蹈袁世凯、蒋介石、邓小平的覆辙，一定要拒绝宫廷政变，一定要实现从僭主专政向民主政治的历史转折！

马克思主义有关“螺旋上升”和“不断穷尽”的诡辩，已经不能做为拖延中国现代化的理由！不论共产党的权力狂们多么符合贪官污吏的市场需要，末代僭主的脑袋，既然那么渴血，就应该让他们喝一喝自己的血；否则他们又怎能达到理性的客观呢！对那些阴谋通过宫廷政变，来阻碍中国进步的党国败类来说，最好是在他们自己的想象中梦想仅存。

宫廷政变的病根，在于它无法向人民还债，因而无法动员全民投入建设。所以新一代僭主不得不为了“我身上的他（老僭主）”而处处被动：邓小平不敢公然否定毛泽东，江泽民不敢超越邓小平，除非偷鸡摸狗，否则他们自己的虚假合法性也就荡然无存了，这年复一年的还债、代复一代的偷摸，只对巩固僭主私相授受的专制权力大有裨益，而绝不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

企图通过策划宫廷政变来延续中共僭主专政的野心家们，他们到底要把这种对整个民族无耻勒索，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我们必须切断他们的魔掌；为了节省民族进步的时间，宁可要一场迅速的还债，以彻底了结这时空交错的孽障。

“还债”是什么？是民族复兴的开步。

还债是开创新机会，还债是抓住新机会，还债是扩大新机会。

“民族”和“僭主”──这是一个无情的对立！具有讽刺意味的主题是，“僭主虽然死亡、朽灭，但僭主的阴魂不散；企图剥夺民族的生存机会，民族虽然活着，仿佛能动，但却常常沦为阴魂的替身！”

这是多么可悲──僭主及其爪牙使我们的活在垃圾中，他们让我们的心智掉到预设的死亡陷阱里。尤其是，我们被迫以他们为荣，并以他们的面具作为学习的榜样……但结果呢，我们成了他们的替身，成了他们显示魔力的道具！

由于僭主专政具有这样强力的诱惑性和腐蚀性，从此，中国民族的病根变成双重：一方面，我们的苦难来自西方的侵袭，它戳破了天朝的自我圆满；另方面，我们的苦难来自共产党对民族危机“挽救”──如果只有西方的侵袭而无共产党的专政，或只有共产党的专政而无西方的压力，我们的处境都不会这样悲惨，都不会像现在，陷在两线作战的绝境中！到头来，如果不把传统的“修养”发展为现代的“野蛮”──我们将毫无出路！正如不对西方的侵袭作出反击，中国的民族复兴除了空谈还有什么？

复兴了的中国民族，不仅与共产的僭主划清界线，且与他们的俄国和西方主子划清界线，还与秦至清两千年专制划清界线──不在这三重意义上分清“我们”与“他们”，中国人从何恢复活力，从一百六十年来“两线作战”的被动中挣脱出来？从何洗刷一千年来的民族耻辱？从何形成新的文明气象？

为此，我们不仅反共，而且反西方！

对败劣的僭主模式的持续淘汰，对官僚政治的繁文缛节的彻底遗弃，只会促进民族的生长。这里的淘汰，外形上是杀害，内质上是助产，所以在历史的某些时刻，大规模的屠宰，也就成了新生命的激励……正如精神革命，常以社会绝望为前提：如果一切顺利，谁又会自寻烦恼地谋求改变呢。此之谓，民族规模的“置之死地而后住”！

让“我们”和“他们”彻底分开！这是不能油水相融的两个世界。尽管我们必须重新理解他们，不论把他们抛入深渊或是供奉神坛，但决不和他们共存──活人和死人，中国人和共产党，怎能依然生活在同一个时空？

只有分开，我们才能继起，重获中华的荣耀；只有分开，我们才能成为现代民族，坐在世界圆桌会议上，不再遭到世界各国的无情追杀！

新的民族，是新的种属，是“淘汰”与“纯化”的结果！只有“交流”而没有纯化，只能生出杂种；只有“变异”没有淘汰，只能产生混乱──纯化是创造，淘汰是创造性的选择。

以上认识，即将化为难以遏止的民族思想。

杀掉了僭主的中国，方能坚定不移；杀掉了僭主的中国，方能勃勃生机！

还没有一个民族敢于焚毁自己的符咒，还没有一个民族敢于轮番轰炸古今中外一切精神财富，把僭主的经书如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做为煮饭的燃料。中国，只有你敢于这样做并将继续这样做！一个神秘的声音反复说着：“民族的还债，是生命的还原，是复兴的开始！”

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在哪里？不在国境之外，而在中南海里！

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在哪里？不在吾身之外，而在吾身之内！

中国的处境多么危急：最危险的敌人，天天发号施令、指挥我们的行动，并通过共产党的“政治教育”把病毒灌输到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共产党病毒腐蚀我们的良心，扭曲我们的行为，于是，一切人民的痛苦在它面前，不仅成了合理的，无法幸免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由此，它在每个细节上，破坏了中国复兴的潜力──此诚中国存亡危机之秋也！

难怪中国的遭遇如此坎坷、处境如此窘迫，因为中国的敌人已经深入到我们社会的中枢神经系统！并使得许多受到麻痹的群众，有意无意地成为中国之敌！这种无所不在的民族危机，是可以通过一场简单宫廷政变来手术解决的吗？

僭主政治，纵容无数病毒、寄生虫、吸血魔鬼，隐藏在中国的要害部门，中国怎能不病入膏肓？最麻木、最落伍的人渣所垄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若不在根本上脱胎换骨，怎样年轻化？

这就是现代中国为什么受尽了报应之苦的理由！于是，父辈传统必须翻新，僭主政治必须打破，一切亡国奴的遁词必须废除。“每个活在当下的中国人，都是未来中国的敌人！”这是多么极端但又是因其极端而变得多么深入的命题。是的。不论当下的国人内心意识是多么“爱国”──由于中国的应变行为的激烈性，他难免走上“牺牲道路”：要么在绞架上结束英雄的一生，要么作为市井的化缘者被扔在垃圾桶里。中国百年革命的压力如此严酷，它不给手软的人留有生存余地。

慢性的革命像慢性的绝症，使所有的人步步沦为革命之敌！这样，它在使革命本身也成为社会公害、人民公敌的同时，也就消解了革命，结束中国长期流血不止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

要中国强大起来，必须扑灭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不论他幻化成什么总统、统领、皇帝、总理、总裁、主席、总书记、军委主席，吸食中华精血的妖精终究是妖精！不论这些妖精让我们民族付出什么血的代价，我们都坚定不移地、确认再确认了这一点。

中国民族，必须与僭主为敌！因为僭主已经与民族为敌。

当我们与民族之敌作战时，可能会有动摇的片刻；但是，我们一定要克服自己的好心肠，不再心软，在自我拯救并因此拯救了民族的一部分的日子里，必要的时刻甚至奉“歼灭”为最高的美学──

紧张搜寻每一次冲突的预兆，努力创造一个个战斗的借口，不放过任何一次战略的决战，只有鲜血，才能证明生命的强度……

这不是直线下坠的社会自杀，而是螺旋上升的文明复活！短暂的社会厮杀，竟是通往文明的再生途径！

让我们欢呼这自我讨伐！

让我们迎接这自我讨伐！

让我们颂扬这自我讨伐！

无形的战争久已弥漫中国，为了终结这不断流血的伤口，有形的战争必须开始！那时将不分前方与后方，那时将不分武士与平民，那时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斗，将打破宫廷政变苟延残喘的迷梦，实现中国民族的再生。

国人就要再造祖先的家园，中国即将结束千年软弱、百年苦难，按照自己的思想、情趣、爱好和本性去生活！

民族的再生其实就是民族的还原运动！不是模仿古风舞，而是要重振刚健的精神。因为中国最危险和最荫蔽的敌人，就是垄断中国的现行思想，它打着“马恩列斯主义毛思想邓理论江学说”的旗号，其实只是亡国奴的理论杂烩，是奸淫掳掠主义、男盗女娼思想、不要脸学说！由于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关系实际上只是奴化和被奴化的关系（如，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即共产犹太国际”；或中国经济现代化与“跨国财团即跨国犹太财团”），所以中国一再受到许多自称为国际友人而实为国际流氓的人们如马恩列斯等杂碎们的欺诈、剥削、陷害！由于奴化思想已经如此不幸深入人心（不管是在共产党那里还是在暴发户那里），中国人民受到了“儿子们”的羞辱和出卖，不论共产党还是暴发户，都在他们高兴的时候自称为“人民的儿子”──但是，这一切已经到了必须结束的时候了！

中国即将以简练的感情，过简朴的生活，不仅是伟大个人的座右铭，也将落实在民族圣殿的横匾上！

中国民族复兴的思想，不是装饰性口号，也不仅仅是象征性纲领，而是千年民族苦难的结晶！

中国人，将由此重新找回自己久已失落的国魂！

中国人，将由此创造自己的世界和方向感。

中国人，将不再作为西方的精神俘虏而忍气吞声，不再作为内政腐败和强权入主的亡国奴而阳奉阴违！

只有这样自然而然的人，才有力量回击外部世界的挑衅，找到宫廷政变以外的民族复兴的道路。


三，最后革命的道路：中层革命


自一九八五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政界、军界、知识界的中青年锐进者，即有在中共老人帮死后或退出政治舞台之际，密谋“中层革命”之说。他们认为，所谓“中层革命”既可使中国大陆避免“底层革命”（即“全民革命”或曰“民族革命”）的大规模动荡、改组，也可以解决“上层革命”（即宫廷政变如“打倒四人帮”）所无法解决的迫在眉睫的改制压力。

在我看来，中层革命的特性，比较接近葡萄牙一九七五年革命，伊朗、菲律宾以及苏联、东欧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间所发生的革命，也分别以合法或半合法的方式，实现了中层革命。尽管它们也都尽其可能地动员了群众的参与，但掌握大局的仍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中间阶层。如教会、议会、工会、军官团、党的组织等等。

一九八九年中国的“六四事件”，本来可以提供一次开始着手推进中层革命的机会，但由于社会条件的异样，结果使得中层革命的潜力反而受到打击甚至摧毁，但除了知识界损失明显外，政界尤其是军界的中层革命的潜在势力无不受到清洗，从而加速中共僭主政治的反动左倾；尤其屠杀的大量血债，使得革命与反革命的对垒变得更加难以调和。

一九九二年六四大屠杀的罪魁祸首邓小平“南下讲话”，使中国大陆奄奄一息的经济改革的势头，得以重新起动。社会权力结构的中层势力，再度变得活跃。他们中得不少人，利用已有的社会地位与发言权，结合在中共高层忽隐忽现的靠山，形成种种政治帮派联系，伺机扩大社会影响，以便在邓小平死前获得思想与组织的某种优势，企图在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登台或垮台后，最终影响大陆政局。但是，观察“戊戌变法”到“六四屠杀”以来百年中国近代史的全部演变，这种算盘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中层革命在中国发生并取得成功的前途，可说十分渺茫，这与其说是因为“反封建不彻底”，勿宁说是贵族主义的过早消亡与两千年中央极权传统，早已摧毁了独立或半独立的社会权力结构的中间阶层。再加上类似于蛮族入侵的军事统治的无法无天的共产党小和尚传统，把中央极权传统下残存的民间社会，通过“公有制”即军事占有制、土匪占有制的口实，也一并消灭。

最后不得不考虑到一个被人们有意无意忽略的问题：五胡乱华以来长达一千七百年（公元三一六年迄今──二〇〇一年）的北方蛮族的侵扰和入主，尤其足蒙古、满清对中国全体而不仅仅是局部或是半壁江山的全面奴化过程，不仅在心理上摧毁了中国人的自信和独立，而且在社会权力结构上扫荡了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甚至在肉体上歼灭了不愿做奴隶的中国家族。

现代人所谓“中国知识份子缺乏独立性和超越性”──不仅是由于西汉开始废除长子继承制的消极影响、唐朝以后厉行科举制的影响、以及两千年中央极权使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影响，还有蛮族的军事征服所进行的人种逆向淘汰的影响──不愿做奴隶的，就被杀掉，剩余人口的质量越来越低劣，奴性越来越强烈。无尊严性的生存，触发社会习惯的堕落。而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与其诿过于过时的上层建筑，不如在奴隶成性的民间习惯方面好好反省！甚至直到现今，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亡国奴血液，都在时刻敦促我们保留这些被称为“支那”的恶习，如消极怠工、不讲公德、阳奉阴违、内耗第一等等。而在先秦三代，在那从未受到异族征服的、保持着做人的尊严的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社会格局中，一个社会内部的恶习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在国际竞争的格局中，恶习太多的“单位”，十分容易被恶习较少的“单位”打垮。为了不被击败，就要自强，克服自身的恶习。但对头上留一根屈辱的猪尾巴辫子以示臣服的、奴隶成性的人们来说，自强的意义已经永远失却了！

多元竞争的社会，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中间阶层十分活跃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格局，是不会能让中央极权的官僚机器所任命的人，任意垄断政治的。因为这样单向自上而下的权力代表，无法发挥社会横向联系的作用，进而动员基层民众参与国事。再者中格局下，如果官僚们强行垄断政治，社会要么走向僵化，要么爆发中层革命，如英国的国会军就是这样向王军宣战的，美国的独立军就是这样向英军宣战的，法国的三级会议就是这样推动革命的。甚至日本的藩国，也是如此打倒幕府、实现明治维新的。

相反，如果纵容中央集权的官僚来垄断社会，社会就会日益贫困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末日和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坏的遗产。在地方自治传统极其强韧的先秦社会，我们的祖辈曾经坚决抵抗过秦的并吞：想一想，单单赵国一下子就被坑杀了四十万人！按照当时的人口比例，这比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屠杀了八千万中国人的“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还要血腥。秦的反复屠杀，最后是以反秦义军首领项羽屠杀二十万秦的降卒做了象征性的结束；而在此之前，各地区、各国家有各自的发展，一种新潮兴起了，其它地区就会跟进，不跟进就会落伍。但在秦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以后，大一统成形，一支力量兴起了，中央政府为维持稳定计，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这支力量消灭掉，使这地区和其它地区一样平庸，以便保持中央自己的政治垄断。

如果违反这种恶习，结果怎样呢？

国民党政府军在四十年代被毛泽东这个“苏联支持的吴三桂集团”所击败，也有重要的经济原因，就是国民党领袖集团大多出自江浙、两广等工商业发达地区，所以他们在国策上优先考虑这些地区的利益，急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结果加剧了内地和沿海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样导致大陆腹地区域破产、半破产的农村，被共产国际的内应给盘踞、煽动，袭来一场外国支持的人造革命，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反动格局，最终压制了城市的抵抗，并整整延迟了一个世代的现代化！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年），使中国城市不断农村化，使中国大陆与世界的飞速发展日益脱节，中共自白说“几乎丧失了地球的球籍”。这股反动潮流所形成的“全国一盘棋”，结合传统的大一统造成的奴性，加上共产党的野蛮军事统治（“军事共产主义”），生下来一个怪胎，它的特点是，宁愿拖累全局发展，也不发展地区优势，以“顾全大局”为借口，维持一帮愚昧的土匪汉奸的极权统治。然而，这种发展只有在一个全面破产的社会才有可能；在任何健康的、多元化社会，如此倒行逆施都是无法想象的梦魇。

共产党把这种反动的、全国一盘棋的全面奴化，叫做“全面专政”，它把社会权力结构的中间阶层所赖以存在、发展、壮大的法律基础一一消灭，中央极权的政策治国代替了社会均衡的法律治国，无责任政府的恶劣示范，使全民不得不放弃责任感。结果在共产主义的幽灵徘徊过后，横遭洗劫的中国大地上，虚无主义已经是个“不可抗拒的诱惑”。虚无主义是“一切向钱看”这一社会痼疾的心理背景。

在中国现有的社会生活中，一切有意义的形式，失去了意义；一切高于中南海的建筑，都被摧毁。这毁灭性的力量源于共产国际，但通过我们的亡国奴传统发场光大，像毒瓦斯那样弥漫人心。虚无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必然结论，它像佛教精神一样，最能解脱亡国奴的内疚和责任，例如，在六四大屠杀以后，立即风靡中国大陆的，就是虚无主义和贪污腐败、全民放抢的风潮。这哪里可以用“政治冷感症”一语来形容呢？这是变态的、冰冷的“政治狂热”！

中国共产党员（六千万人）和他们的亲族（可能多达二亿人），正以“文革”式的狂热在从事“改革”！也就是疯狂劫夺国库！不彻底铲除这些人面兽心的家伙，中国是永无出头之日的！在这些堕落份子的带领下，当前的中国生活，完全基于一种末日心理，是极为虚伪的生存方式。中共党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虚伪”的别名！口蜜腹剑的马列主义、少数人挥霍的公有制、多数人受苦的共和国、吹嘘科技的反文化、压榨人民的斗批改──而邓小平的所谓“改革”，正是毛泽东“文革”末了心愿！

中共党员们理论脱离实际的虚伪作态，公然成为中共政策治国的恶习。理论脱离实际，是表里不一。让人“表里不一”，在古代是一种酷刑，俗名叫“剥皮”──被剥了皮的人，是会死的；自己剥了自己皮的一个党，还能苟延残喘多久？

共产党把它的自我剥皮，叫做“改革开放”；把撕下面具的镇压，叫做“共和国的卫士”，把各个阶层的痛苦呻吟，叫做“人民的欢呼”……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书记处，这两个特务机关，昼夜编造的这些弥天大谎的说教，表明共产党即使心灵已经死亡，嘴巴还会蠕动到底。

从中共党员们虚伪的现实生活，到亡国奴众虚无的精神世界，只有一步之遥。尽管完成这一步，花费了许多灵魂的挣扎、执行了许多肉体的残杀……五十多年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道尽的亡国恨）──该麻木的人，已经麻木；拒绝麻木的人，已经牺牲。

“山河风景原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文天祥道尽的亡国恨）──在苏联僭主老子的北京儿子的僭主统治下，中国奴众“活下去”的前提，是两面三刀如顺民。不愿阿谀又不敢牺牲的人，只有躲进虚幻的白昼梦里，在堕落的情怀中，软化、颓唐、从众、麻木。蒙古人统治下（文天祥时代）的北京人－中国人，和共产党人统治下的北京人－中国人，有此共同的亡国遭遇，因而发生了心灵的共鸣！我们热爱文天祥。

惨烈的打击过去，中国新的一代成为“貌似积极的虚无主义者”。……“无可无不可”，不再是奴隶的呻吟，而是自然的气韵。他们不再由于蛮横的压力，而伤风感冒，他们甚至把剥夺产业的暴行，也看作上天赐予的严厉资助！如此虚无精神，有助削弱僭主的虚伪政治，斩断虚伪的共党繁殖！

如此虚无主义，堪称极权结构下心灵归宿，它把愤懑不平、崎岖狰狞的处境，化作炊烟徐徐的和平，它把隐居化为赢得时间的战斗，它是僵死时代里不甘屈死的心灵──唯一可以采取的自由表达方式！它何尝没有隐藏，对世界、人生的本能之爱？这百折不挠的爱，虽然充满奴性的卑微，但何尝不是饱经沧桑？也许，它还能创化为某种并不要求占有的情感？保持一个施舍的心！在他的风暴中心，却是宁静异常──于是便可以望见“天眼”，并与那“达到虚无意境的观天象者”，形成默契。谁，怀疑这样的虚无主义者，终将消解极权结构！

虚无主义思潮的腐蚀，也使不讲信誉的行为、怀疑一切的看法，蔚然成风。这种状态使中层革命赖以潜在和爆发的团队精神、契约关系，根本无从蓄积、滋长、成形、运作。这乱世的镇静剂，是无法变成治世的营养物的。

虚无主义在极权政治下不失为社会公正意识的残余，它既不欺凌弱者，也不阿谀强权。虚无主义虽是对虚伪现实的无言抗议，但对于创建“一个勇于负责的民主社会”，则是消解性的、有害的。

正因为中国的现实，兼具了极权结构的贪婪意识和反抗极权结构的虚无主义这双重性格，却毫无勇于负责的精神；因而不具备发生中层革命的条件。所以，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艰巨目标，就难以通过中层革命的捷径，一举告成。我们因此不得不在虚无主义的荆棘丛中，开辟理想主义的道路；在极权结构的废墟中，重建新的政治权威，超越中层革命的幼稚幻想，达到民族国家的法治彼岸。

只有超越中层革命的幻想，自主、尊严、法治的民族国家，才会在僭主中国的极权废墟上，像草根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民族国家的灵魂，仿佛随风旋舞而必定归来的燕子，他鄙视冬天的童话马列主义，被僭主时代奉为圭臬、尊为典范的残暴僭主，对他而言不过是朽灭的僵尸！


四，最后革命的道路：全民动员


我们周遭的无数鬼怪，正蚕食民族健康的基础！黑压压的人群，正酝酿超巨量的“可塑炸药”，那不是别的，正是无产的人民、无家的盲流、无组织的群众。而严酷的共产党压迫，实际上正在替中国的最后大爆炸，制造坚硬的弹壳，现在还缺乏什么？仅仅是一个引信，一个命令罢了。

如果宫廷政变、中层革命都不能解开中国的政治死结、突破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那么中国最后的道路，就是实现“全民的总动员”，在必要的时刻掀动底层，完成民族国家的体制建设。

要使一个不断受挫的民族，开始走上现代的正轨，不得不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其中包括“最原始的手段”，而这，首先意味着全民总动员。

要使一个经受长期极权控制而失去内在规范的民族，重获尊严、自律、自主、自由等文明规范，就要让他充分发泄，激活那股反抗极权压制的力量！

为彻底清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垃圾堆，不能回避最后决战残暴邪恶的僭主势力。如治疗一个感冒病人，为不留后患，不能回避必要的高烧。

业已霉迹斑斑的僭主中国，否定不了新一代人创造历史的能量！共产国际和其它“国际组织”在中国的代理商，怀着末日的苟安心理，妄图把灾难向下传，他们把这巧夺天工的“踢皮球”叫做“继承光荣的传统”，但这分明是死亡的前奏。毛泽东的咒语“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到他徒子徒孙们手上就变成“伟大（生）、光荣（死）、正确（对）的中国共产党”的谥号，这谥号写出了“生──死──对”的封神榜，共产主义的正确，要到它死后，才能看得出来！但中国民族，又怎能为共产党陪葬？！

“共大人”与他们那批三百年前从东北入关的先行者“满大人”相似，一度残暴、刚健、清新，具有强大的组织力量（这两组鸟人还同样“首先得志于中国东北地区”）。但曾几何时，他们却比被征服的奴众（满人称之为“汉人”，共党称之为“群众”）还要腐化堕落！

结果，“八旗子弟”和“干部子弟”一样，成了一个特定的术语，用来指代无能、无德、无力的狗崽子，正如现今的“第三梯队”之无能、无德、无力。这两批“大人”所下出的崽子之不争气，以可怕的事例说明权力的腐蚀作用，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一度不同凡响的野蛮部落！

值得庆幸的，共产党的崽子虽然烂掉了，但中国人却由于备受压迫而积攒了活力，这样一来，祖辈的伟力仿佛在我们身上得以“返祖”。人为的奴性束缚，被它摧毁；浩气长存，迫我奋发向前。

未来的中国人，不为祖先活着，也不为后裔活着，而为自己活着，尊严、自律、自主、自由，这是高于一切的生存价值。这是生命的本来状态，其余的都是附加的迷信、“善意的误解”。如果还有余力，就不像亡国奴悲惨活着，就必须拒绝共产党统治。

目前中国的畸形、变态，若无方向性的转辙，是只能顺延加深而无从缓和逆转的。随着政治通货膨胀、经济通货膨胀、道德通货膨胀、人际关系通货膨胀等多方面社会信用的崩溃，风卷残云的日子已经不远。

中国的全民总动员，不仅是政治、社会等文化层面的，且将扩及种族层面。对种族实行严密的精选。

所谓“文化层面”，是指后天的、习得的层面；所谓“种族层面”，是指先天的、遗传的方面。中国的全民总动员，不仅是心理革命，还是物理革命；不仅是精神的革命，还是肉体的革命！肉体革命，不是共产党式的党同伐异、强迫劳改，而是对“一切不合时宜的肉体特性”，实行彻底纯化。只有让依照法律尺度必须淘汰的基因被淘汰淖，理应成活的生命，才获得生生不息的空间与机会！至于纯化的下一阶段，才是优选并保留，让有希望的种子绵延，长成参天大树。只有当此这“两步纯化”完整到位之后，新的生命种属、新的社会结构、新的文明特征──才披星戴月而来，欣欣向荣而生，尽意而笑，尽意而歌！

在这种意义上，全民总动员将作为中国百年革命的终结者，也就是作为中国僭主政治的终结者，载入史册。

它实现前此历次中国革命“业已失落的目标”，还要青出于蓝、成就以前的革命并不自觉的铸鼎大业：对业已杂乱无章的奴种群体（“杂种”、“群众”），实行精选、淘汰。这难免遇到社会和心理的阻力甚至激烈抵抗，所以一定要通过全民公决的法律途径来实施之，而决不能像共产党那样，听凭少数人拍拍脑袋、依仗无法无天的“政策”来摆布、蹂躏多数人的命运。

最后的革命将在全民公决的授权下，阻止那些没有希望的、浪费资源的事情。灭绝那些有害的社会成份，如汉奸、共产党员、吸毒者、卖淫者、贪污公款者、盗窃固库者以及基因缺陷者、来路不明者……

“我们也是中国人”──请大家格外警惕这样的言论！因为这种论调正是对中国的不折不扣的污蔑。如果自称为中国人的民族败类个个都是“真正的中国人”，那么试问，中国是否注定永远是个肮脏的染缸？在这里，我们要清除“人人都一样”的共产主义、虚无主义余毒。

须知，“人人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是个无耻的误译！“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人人平等）的原意是“人在被上帝创造的时候是平等的”：这样的起源上的平等，当然也就必然包含了他们现在的不平等了！人和人，因此是不一样的。如果每个砖头都平等，还有建筑物吗？没有建筑物，只有废墟！而人的发展所以不同，是结构上的必然要求。

“人人一样”的虚伪说教，是马列主义为了坑害别人而专门设计出来的花言巧语、陈词滥调。巧言令色鲜矣仁！把马列主义驱逐到红毛番自己的国度去！就像是鸦片和海洛因，本来是番人设计出来专门坑害中国人的东西──现在，应该把他们的专利和他们的收益，还给他们自己！

西方的“鸦片”和西方的“真理”一样。对中国人来说，谁吸毒，谁就是汉奸，谁信奉马列主义，谁就是汉奸，就应该毫不留情地予以灭绝！

要不铲除恶习的丛林、要不捣毁奴性的陷阱，就将毁掉民族自身的转机。这又如何振作这消化不良、遍体浮肿的社会？如果不以全民总动员的最后的革命，来克服社会的神经衰弱，哪有力量去迎接民族再生的节日？

共产党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现在，请授权给铲除僭主政治的最后的革命、全民总动员，以“种族的革命”来回答他们！

全民总动员──最后的革命，要在社会文化层面重建中国，这包括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重构；而在种族基因层面也要塑造新民族，这包括消化其异化成分并精选其天然成分。这个新民族，不再只是中央集权传统之下的“汉族”这样费拉味十足的人体杂烩，而是简单明快的“中国民族”，也就是“华族”──华贵的民族、即，“由精华人物构成的种属”，它的组合，可以采取“罗马公民权的逐步授予式的途径”。合格的就授予公民权，不合格的就谈不上剥夺，而是本来就没有。

全民总动员，并非粗浅的“复兴运动”，也不是“复古运动”；它的时装也许带点仿古意味，但那是“为新生而柔美的婴孩服务”的。它的言语也许洋溢往昔的色调，但那是“灌注了全新意思”的！它不为赏心悦目，而为克服迫在眉睫的危险，而设的。

我们的种族革命将完成僭主的文化革命不可能完成的建国大业。因为僭主的文化革命无非是人的附属物革命，而我们的种族革命则是人的本身的铸造。

中国革命，曾沿着技术革命（一八六五──一八九五年）、政治革命（一八九五──一九二五年），──社会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五六年）、文化革命（一九五七──一九七八年）──再度经济革命（一九七九──一九九五）的轴线，进行了整整一百三十年；但终究没有走出沙漠，没有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现在，通过翻转基层、实行全民总动员的城市革命、终结僭主政治的最后的革命，以深入进行种族的革命，以“反者正之用”的方式，修复中国的创伤，治疗中国的疾患！

以毒攻毒，相反相成，“通过反方向的运动”，抵达民族的家园。最后的革命，必将突破“经济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再度经济革命”的怪圈，实施种族的诞生！

最后的革命，首先淘汰的将是“文化堕落份子”，最后再安置那些“经济上的不适者”──以此完成种族的精选、新民的发育。新民若不发育完善，中国革命将老是原地打圈，了无止境，中国社会将永远动荡，中国文化将依然是废墟状态……而种族的精选，则是新民的前提。古代贤人深明此理，他们镶刻如斯的铭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上于至善。”

大学之道，就是回归中华文明盛德的新国家之道：新民，就是废料的裁汰、种族的精选；而居于中枢的“明明德”一语，则预言了“上天差派下来的民族命运的裁决者”！

“一个民族的自新运动？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有过成功的先例吗？”问曰。

“没有先例并不意味没有可能。何况，像现代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与人口，就在历史上完全没有先例！面对如此没有先例的事情，一味要仿照先例来处理，又怎能成功呢！”答曰。

全民总动员──最后的革命，不仅要突破共产党僭主专政的桎梏，而且要对中国一千年以来的国耻和软弱，进行总的清算！

由于传统的惰性，应有的调整被延误并忽略了。这种惰性不是由于共产党文人所诡称的“封建主义文化”名，而是后封建时代的帝国主义文化。这种惰性在亡国奴看来也许是“高明”的，但事实上却是对民族命脉扼杀。这是真正的残忍，这种历史性的谋杀虽是静悄悄，却使我们生而陷入劣势，成为负债累累的赤贫、红色中国的穷鬼。父辈的软弱，使越陷越深的国人，沦为不齿于人类的劣等民族。

中国近代史，就是这样布满了太多的文化垃圾、种族废料！多少文化蠢虫，种族寄生者，在繁殖着社会病毒！他们把祖辈的精魂，变成酱肉，他们阉割天马，用来耕田。这种恶劣的生态迫令中国民族的脊梁，开始艰辛的“地下思想”──并用孤独的鲜血浇灌它！

全民总动员──最后的城市革命，实际上出于我们民族绝境中的自卫：中国有太多的生长机会，已被反民族的仇敌给破坏了！结果造成我们的种族发育不良。如果不用特殊的冲力，来改变这“可耻的既成事实”，那历史的宿债就将成为我们永久的命运！

既然没有白吃的午餐，那么也就没有白花的力气！

任何阻碍民族革新的借口和社会进步的幌子，都不可信赖！

任何旨在拒绝城市革命、拖延全民总动员的借口，都只能是空洞的保证，其动机不是糊涂，就是企图维持腐败，因而应该遭到最坚定的拒绝！

中国，不能再白白等待下去，浪费又一个百年！

中国，不能再为一小撮老而无耻的贼，浪费自己民族的青春！

如果全民总动员的途径杜塞了，中国的病根从何拔除呢！所以，最后的城市革命──全民总动员，最终是我们民族不得不面对的，那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来得越晚，则越猛烈；正如还债越晚，利息越多……

全民总动员，清算腐败的僭主集团中国共产党！最后的城市革命，还我一个中国民族的中国！

请不要把这样的请求视为梦呓。事实上，一切“酿造历史的话语”，一切历史的预见，都是这样出现的。

（一般说来，话语可以分为三类：1，描述历史的话语，这是“纪实”、“现象学”、“摄影的技术”；2，总结历史的话话，这是“学术”、“科研”、“前车之鉴”；3，创造历史的话语，这是“哲学”、“宗教”、“先知的书”。扭转乾坤的力量，就是这样的的话语，是历史运行的先兆，而不是事后的聪明或描述的总结。）

全民总动员，民族国家的道路；最后的城市革命，是在现行的僭主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废墟上，斩断乱麻、铲除瓦砾、创造历史的唯一道路！


五，城市与城市革命


现代文明是城市文明，现代化变革因此必定是发源于城市并以城市为轴心而辐射开来的。其革命的基本力量，不是农民而是市民，不是区域割据势力而是全国性的政治联盟。

苏共的十月夺权曾是城市革命，但中共的十月建“国”却只是农村革命。所以苏共夺权后可以使得俄国迅速工业化，中共夺权后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苏共再差劲，其基本力量毕竟是由城里人构成；中共却是农村起源的地方割据势力，完全缺乏管理全国城市的经验，甚至没有经营城市以推进现代化的意识。所以几十年来，中共统治农村要比统治城市成功得多；五十多年过去了，城市管理还是混乱不堪，中共跟着城市走都是力有未逮，根本谈不上去规划、指导城市的发展。中共甚至把城里人赶到乡下去，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大屠杀就是学习毛泽东的。

从各民族文明发展史来看，革新的、反传统力量的堡垒，始终是城市而不是农村发展起来的。甚至在“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和“中国文革黑暗时代”这两个以极端意识形态化来改造社会的大变局中，星星点点的城市，虽然凋敝且日益农村化，但毕竟还是残存不灭的文明保留地，为日后的文化复兴埋下了种子。

城市集中了各种优势，城市生活具有新奇和刺激的特点，促进交流因而促进了革新，从而成为推进人类文明的火车头。只要看一眼“世界历史大事纪”就可以清楚：所谓文明史，就是城市的历史，而且是以城市为中心而创造出来的历史！换言之，当人们说“史前社会”这一概念时，那就是在指一个社会还没有出现城市；而一个进入了历史状态的文明社会，就必然是城市的。如果城市被农业、游牧甚至游猎的社会所征服，通常称它开始了一种“野蛮化过程”。如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蒙古入侵、满洲入主，希腊历史上的多利斯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历史上的日耳曼蛮族入侵，以及近代中国城市主导权丧失给了农村盲流的毛泽东之类的僭主政治等等进程，所导致的全面野蛮化过程，都是反城市力量对城市的反击与清算。毛泽东思想的晚期阐释者张春桥称此野蛮化过程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其实也就是城市力量的代称。邓小平表面上是个“改革派”，属于城市化程度高于毛派份子的“中共留洋派”，其实骨子里也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执行了六四大屠杀、镇压完了城市力量改革的呼吁请愿之后，邓小平宣称，请愿者（戒严前）和抗议者（戒严后）是“企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邓小平此语也就是承认请愿、抗议者实际上代表了城市力量，而他们的抗议，是针对农村起源的中国第三波僭主政治的──袁世凯、蒋介石之后的赤匪专政。

所谓第一波僭主政治，是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和其它军阀，如孙传芳、张作霖张学良父子、阎锡山、冯玉祥等等。

所谓第二波僭主政治，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卖国政策所形成的党阀统治，其代表人物是汪精卫、蒋介石；从孙中山“联俄容共”（勾结苏联）的引狼入室，到汪精卫“曲线救国”（勾结日本）的开门揖盗，其实一脉相承。

所谓第三波僭主政治，是李大钊、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苏联鹰犬为代表的共产党党阀军阀财阀学阀的全面专政。它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党阀的罪恶性，发展到最高阶段；是全球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特大邪恶。

在中共的教科书中，把起源于满清汉官系统（包括文官武官）的第一波僭主政治叫做“残余封建势力”；把起源于城市中层的第二波僭主政治力量叫做“资产阶级革命”；而把起源于社会边缘和农村底层的第三波僭主政治叫做“无产阶级革命”。

邓小平宣称八九年请愿者（戒严前）和抗议者（戒严后）“企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表明从农村土地主起家的邓小平，依然视城市革新力量为敌人。而确确实实，中共僭主集团的核心人物，大多是农村出身，与辛亥革命人物大多是城市出身，确有差别。

而中国现代化的近期目标，就是要建立民族国家，也就是要建立邓小平所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是让全民都有机会成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从而彻底铲除了僭主专政这一不成熟的过渡现象。

回顾历史，文明脱离“史前社会”的时候，不仅像人们通常认为的只是开始拥有文字记录，而且必定开始拥有城市以为扩张的后盾。因为文字记录虽然对后世的考古学家具有特别的座标意义，但在当时，文字的主要功能是组织城市生活、推动城市文明。文字记录与城市生活是互为表里的，城市相当于硬件，文字相当于软件，某社会一旦进入文字时期，也就必然出现城市。

但中国现代史所展现的野蛮化过程，却走了一条相反的、独特的道路，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不少中外御用文人常常为虎作伥地宣传说，农村包围城市是毛泽东的创举。其实，这种论调是对历史的完全无知。稍有常识的人会立即明白：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并非毛的发明，而是古今中外一切蛮族军事集团的看家本领，蒙古人就是这样包围巴格达、北京和欧亚各个城市文明并聚而歼之。尽管他们不是农民，而是游牧民。在中国内部，洪秀全、李自成、朱元璋、黄巢、张角、绿林赤眉、陈胜吴广，早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家”。要说毛泽东的“贡献”，那主要在于盗用一套外来新语汇（马列主义）来讲述中国老故事（盲流造反）。在当时当地，这也是由具体条件促成的。如在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北伐成功，打倒军阀、树立党阀的目的已经达到，这样，孙中山为获得俄国军火和军事顾问而无原则实行的“联俄容共”的卖国政策，开始受到质疑。因为联俄容共已经被中国社会的中庸力量、著名的“西山会议派”，视为引狼入室的卖身契。

中国共产党的造反，按照苏共指示的共产主义模式，听命于“共产国际”（相当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蛮族联盟”如“蒙古大会”），只能在中国“把野蛮化进行到底”（“把革命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等），目的是要在中国培养苏联的卫星国。但这与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要是没有日寇对中国的更野蛮的侵略，中共的野蛮化谋图本来是会水月镜花的，例如到三十年代初期，中共策划的反动的城市暴动一一遭到惨败，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共策划的“农村包围城市”也以流窜陕北、依托外蒙、随时准备逃亡苏联主子而告终。所谓中共1934－35年间的“长征”，实际上开了汪精卫1940年代自重庆经河内、香港到上海南京投降日寇“曲线救国”的长征之先河！汪精卫的长征不就是曲线救国吗？毛泽东的曲线救国不就是长征吗？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所谓“长征”，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行为、汉奸战役、叛国投敌（苏联）运动！

很自然，中共祸乱中国的阶级斗争等内战，加速了日本侵略的步伐，等日本于一九三一年吞并东北并危及苏联的安全之后，斯大林的中国观才逐渐发生转变，指示中共不应再搞内部颠覆了，而应当和国民党合作，联合抗日，分散日本对苏联的压力，让中国为苏联火中取栗。共产国际为此专门秘密派出代表前往延安。

北方蛮族俄罗斯的儿皇帝、湖南汉苗杂交的浪人毛泽东这才发现，以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在中国推行的野蛮化过程要想成功，必须作出策略上的根本改变，即在“农村包围城市”的公然野蛮中，披上“统一战线”的羊皮。中共的土包子无法执行苏共的城里人所采取的“无产阶级革命”，只得用“统战”来取代苏联蛮族式的直接革命，这条“土匪道路加马列主义宣传”的模式，最后竟然走通了，完全出乎苏联的布尔什维克的城市头脑的意料之外。

毛泽东说过，斯大林因此认为中共革命是假的。只是在“抗美援朝”的血战显示了中共的军事力量之后，仅仅懂得犹太人卡尔·马克思所谓“武器的批判”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才在礼仪上承认苗民杂种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共革命真的成功了，就像格鲁吉亚人也可以领导俄国人的革命那样的成功了。而原先城里的流氓斯大林认定：“农村包围城市”是土匪的游击主义、是“富农路线”和“托派策略”的胡言乱语，不可能成功的。

马恩列斯都是城里人，他们的革命观念都是强调城市中心的。按照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不管奴隶制，还是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运动，都首先兴起在城市，且是由先进的城市扩散开来，推动农村和其它落后地区向前的。那中国怎会例外呢？

当然，斯大林完全不懂中国久已脱离封建社会并长期受到蛮族入侵的特点，不懂得“农村包围城市”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下，在中国历来行之有效；所以身为格鲁吉亚屠夫的斯大林，派出王明等打手来到中国，指导中共的事务。直到毛泽东即将入主北京、登上金銮殿、黄袍加身的时候，斯大林还是力图说服毛泽东等儿子党徒不要打过长江，而以长江为界，把中国彻底分割如东西德、南北韩。

有人从地缘政治的强权观念考虑这问题，认为斯大林是想把中国分割为两大块，分而治之，造成中国南北朝对峙的政治格局，以便分而治之，便于日后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也有人从二战的残酷性着眼，认为斯大林被希特勒打怕了，不愿再为支持中共夺权，冒和美国发生全面冲突的危险。

我看这两者都不是根本的，因为斯大林后来支持了朝鲜战争。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始终不能真正相信，一场“共产主义革命”怎么可能由农村包围城市获得成功。因此他对中共领导层的列宁主义性质，具有根深蒂固的怀疑。但是中共这条土匪道路的成功，并不能证明斯大林错误，因为中共革命确实不是城市革命，而是反城市的反动与反革命，也就是社会发展上的的历史大倒退。这条道路只有中国能走通，许多模仿无一成功，像菲律宾新人民军和东盟国家的共产党叛乱、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从事的恐怖活动等等，全都是毛派战略的失败。而越南1954年的奠边府和1975年的攻陷西贡，则是由于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并不是他自己农村脑为城市取得成功的，所以是特别例外。这表明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也像列宁的城市暴动一样，只是权宜之计，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特别适宜习惯了蛮族入主和土皇帝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

中国幅员广大，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力量，多以落后的“三不管边区”为根据地，然后发展壮大，其内部回旋的余地相当充分；但是，这种利用“中国特殊国情”所实现的“红色割据”即共产党武装叛乱模式，对小国完全无用。比如新加坡这种国家郊区很小，农村怎么包围城市？像泰国、缅甸这种国家，仰光、曼谷等首都，离边境、农村也都不远，几百公里而已，所以在他们那种环境中，农村无法包围城市。

特定条件下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现在已经飘逝了，但它的遗产依然存留，它在中国形成了不幸的小和尚传统，土匪造反，无法无天，造成野蛮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习惯性思维，支配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史。即使中共大彻大悟，悔过式地“改革开放”，也无法摆脱它的土匪遗产，中共军事僭主集团这几十年的活动，不论在武装夺权时期，还是在建政后经济建设过程中，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习惯为宗旨。如“大炼钢铁运动”，也是变相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运用，它以农村式的“小高炉”代替城市的高度集约化生产，邓小平悔过式的改革开放中，也如此农村改革先行，搞得热气腾腾。但是农村能不能创造一种新型的现代文明？这曾是毛泽东的梦想，但是不可能。所以农村起家的中共土匪僭主集团即使改革开放，也不得不从农村开始，而一旦进入城市改革阶段，马上阵脚大乱。

十分简单，因为土八路玩不转洋玩意儿。如农贸市场比超级市场，难道可能是一种进步现象吗？再如农村的中小乡镇企比现代化的大型企业，难道可能是一种进步现象吗？靠把田地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包产到户”，难道比集约化的农场经营更为进步吗？显然不可能！它们只是造成大量污染、资源浪费、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罢了。因为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分散生产比规模经营的效率，远远低下。资源与技术越是集中使用，效率就越高，成本越就低，价格就越便宜。因此高度的城市化，是工业化社会的不可逃避的后果。

现代化生产，要求流水线作业，致使各个工厂分工越来越细。小而全的乡镇企业、毛派经济，是富农路线的产物，是土财主式的现代化白日梦，与此完全背道而驰。乡镇企业浪费资源，分割农田使大型水利都荒废了，使得中国大陆“六四大屠杀”之后（进入九十年代）年年洪水爆发。使得“江泽民”一语成谶，变成了“江淹人”。这绝不是“偶然的”。再加上“承包制”回避产权问题，“租赁制”造成无责任感，所以农民拼命榨取地力，滥施化肥，造成土质板结……这些破坏性后果都是中共土匪集团“农村包围城市”传统的罪恶遗产。

传统一旦形成，就仿佛死结，相当顽固。“统”兼有“体统”、“统治”诸义，总之，可以称之为“结构”。“传统”就是传承下来的结构。这些结构或组成结构的要素，包括社会关系、文化认同以及心理习惯诸层面，是人类社会的软件，比硬件如有形的建筑等等更加顽固，难以改变。而现代性的变革，都意味摧毁这种土八路结构。这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

甚至在号称“纯科学”的自然科学领域中，也有传统与变革的这种斗争，如科学的进步，要依赖科学界中前进的、活跃的反传统力量，这样，科学才能从常规中解脱出来，完成规范上的革命，形成新的科学系统、新的科学结构。

我们要超越中共的土八路传统，必须具有新的城市教养。在现代国际城市文明的条件下，尤其是需要吸收国际性的知识、教养，否则就只能像共产党的政策治国那样，原地打转，顽冥不化，无法与世界接轨，坐不上世界圆桌会议。对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关键一战──全民总动员的城市革命来说，土财主如洪秀全的失败，是个殷鉴。他显然也想超越当时的传统，所以引进基督教。无余他教养太差、国际性眼界全无。所以他的“超越”所种下的还是原地打转的灾难，反而拖延了传统的革新过程，一开始，西方人被“拜上帝会”的基督教语言唬住了，但很快他们发现，“洪秀全思想”和基督教精神相距太远，拜上帝会这伙人非常不老实，满脑袋都是自制的妄想和幻觉，比后来居上的中共还要昧于世界大势，因为中共要员毕竟直接受过共产国际的专业的颠覆性训练。

尤其要警惕的陷阱是，原本是说服别人的宣传辞令，结果自己也深信不移。谎言重复太多，自己也流于迷信。凡是一个政治力量新兴时，大都缺乏人力物力，只能借助宣传来吸引群众。这些宣传辞令他们自己并不相信，这就是马基雅维利说的，“一个君主不可以真信宗教，以免妨碍其政治事业，但他必须让群众觉得他虔诚，以便博取信任。”但这种手段使用过分，十分危险。一些德国人的回忆录说明，希搞勒也如此陷入困境。他起初觉得德国因为《凡尔赛和约》受骗上当，极思报仇雪恨，为鼓舞士气，才宣传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那套庸俗低级种族主义思想，是为吸引群众，他本人起初并不真信。可是后来，剧场效果逐渐起了作用，较为清醒的理智，随宣传机器的重复和政治上的节节胜利，也就迷失了──希特勒也像洪秀全一样落入自己掘下的思想陷阱，真的相信自己宣传的那套语汇是战无不胜的，从而一步步走向失败。

试想，人的种族固然有优劣之分，但这不同怎么可能以语言民族来划分呢？

试想，一个普通的德国人或是日本人，怎么可能比俄国人或是中国人中的优秀份子还要优秀呢？

如果使用一些低劣的德国人或是日本人，去统治优秀的俄国人或是中国人，就像德国和日本在他们的占领区里所作所为的，怎么可能获得成功并长治久安呢？

应该说，在这种意义上，德国人的政治智慧远远不如罗马人；而日本人的政治智慧远远不如满清人。因为罗马人和满清人都懂得要使用当地民族中的优秀人材去统治那些民族。在近代，英语民族的类似能力也要远远高于德国、日本甚至法国，所以一战与二战的结局并不是偶然的，而法国也在殖民战争中处处败给英国。

在未来的中国，如果全民总动员的城市革命所借用的鼓动群众的意识形态，竟也使得革命力量自身也模糊了观察力甚至丧失了判断力，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革命中兴起的新型政治权威，竟也在节节胜利的陶醉下，逐渐堕入自己设计的幻觉之中，以为业已获得的胜利是永久的、无条件的，是可以脱离人民的支持而有恃无恐的，甚至狂妄地以为，“真理永远站在我们一边”，干什么违背原则、伤害法律的事情，都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那结果一定是像共产党那样遭到全民族的唾弃。

可见，清醒的现实主义，是良好政治的第一要义！而这要求新型的政治权威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忌迷乱于自己炮制的意识形态神话。

“真理可能站在你这一边。但不可能永远如此。”──这个警告适用于一切政治的强权。


六，城市革命的功能


政治应该是正直的，但今天多数国人却痛感，僭主政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正直的、最腐败的“社会制度”。

在联合国的相关组织所进行的世界各国政府廉洁程度的调查报告中，不幸的，也是十分自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次，已经排到了第一百二十几位，如此深刻的腐败，说明僭主政体这种貌似一度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已经停滞腐朽并遭到历史性的挫败。

在你争我夺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不能正常地与世界交往，就将死无葬身之地！为此，中共自己也不得不一再举办所谓的“反腐败运动”。反腐败，顾名思义，本是降低社会运行的阻力、消除社会动员的障碍，而中共现行的“反腐败运动”却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僭主政治的组织方式已是当今中国的腐败温床，正如僭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已经严重阻碍中国进行新的社会动员。

例如，中国共产党的特权，已经完全堕落为“消费性的经济特权”，是仅仅为中共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及其子孙（现代八旗子弟：“高干子弟”、“太子党”）攫取非法利益的“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不是可以明文规定的法律特权，所以格外贪婪卑鄙。中共这种偷偷摸摸的“特权”，是以损害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为前提的，并坑害了中国的健康发展。它不同于“非消费性的政治特权”，因为后者运用得当，可以强化社会动员度，从而推进历史发展，因而不是腐败性的：其基本特征是“廉能政府”，即，能够富于效率地进行社会动员，这种政治权威的特征显然不再属于现今的中共政权。

中国共产党现在不仅组织腐败，而且意识形态落伍，这两者的综合后果，是排斥正直和能干的治国之才进入政治结构，这就只能加速中共的腐败，使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鬼话立地破产。排斥正直和能干的治国之才进入政治结构，正好违背“廉能”原则，这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当今世界的最落伍的“恐龙国家”，也成为中国历史的最大污点之一，成为压在中国每个居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简单看一看中共僭主和权臣们的简历：

一，毛泽东等造反出身的土八路，基本上属于“识字的农业盲流”，由于完全缺乏城市生活的经历，更加缺乏治理城市的起码经验，至于在现代条件下把传统城市发展为现代城市的能力，对他们更是天方夜谈。中共结果篡权有余，治国无能；又是一个毫无廉耻、不讲义务的“无责任政府”──结果逼迫全国人民为他们的胡作非为承担后果，美其名曰“交学费”。

二，邓小平等抢班夺权的勤工俭学派，基本上属于“走马观花的国际盲流”。他们对现代化的真谛毫不知情，居然会说出三权分立是“美国有三个政府”这样的昏话胡话。虽然在法国打工换钱和在俄国接收特工训练的经历，使邓等间谍在现代的感官经验方面略强于毛等土匪，可以推行改革开放，但他们伪造的留学学历，注定他们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对于延续独裁政权是毫无希望的救命稻草。

三，江泽民──李鹏等高干子弟（俗称“太子党”），作为中共僭主走狗的子女代表，固然可以让老一代中共匪徒放心，却不能让全国人民放心。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权力，不关心人民的权利。在不惜杀鸡取蛋、维护共产党僭主专政的决心方面，这些孤儿院里出来的狗东西与他们的父辈如出一辙，他们的执政只会扩大共产党的腐败，而不可能治理共产党的腐化：人们无法期待一个贪得无厌的色情狂自断其淫根。

上面是就共产党棍们的“不廉”的方面而言。另方面，就其“无能”来说，“后六四政权”虽然具有“高等学历”甚至“留学学历”，但那都是盗用公款买来的镀金衔头，是中看不中用的。如江泽民──李鹏等老太子党“留学俄国”，学的不过是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教育下被阉割得乱七八糟的“课程”。有些年轻点的太子党如邓质方、江绵恒、钱宁等，是中共政权用民脂民膏保送外国去“留学”的，根本不用考试，不用考试所得到的学历，不过是钱买的野鸡大学的文凭。这样的“人才”最多只能治治野鸡国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能复兴伟大的中国的！

中国不能正常地与世界交往，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恢复了民族自信的中国！必洗净自身的野鸡嫌疑，与外来统治的“党代表”（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

难道，为了保证党代表、汉奸们的权力，就要让伟大的中国永远屈尊，继续顶戴野鸡国家的“人民共和国头衔”吗？这会让我们可爱的中国永无抬头的一天！

别做梦了，无耻的皮条客、中国共产党人！你们真是狗胆包天、岂有此理！

由于苏联皮条客──中国共产党死死抓权不放的无赖性格，唯有城市革命得以使新的民族力量进入中国政治结构！这是历史的结论。新的中国民族力量，起于平民阶层，牢牢扎根中国，也走过国际社会的底层，它体会现代民主制度的种种利弊，凭借自身的努力，获得正反两方面的知识与教益，有动力、有阅历、有能力、有操守，带领中国走向现代世界。

中国不能正常地与世界交往，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由于中国共产党治国无方，新的城市革命可以而且必然通过突变，使中国在一夜之间走向法治社会、民主政治。为收拾中共遗留的烂摊子，先要恢复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这需要重新确定新的政治权威，依靠法律的力量、按照最合理的途径，来改组中国、重建中国，但是显然，这样的政治权威不可能是中共式的或其它的僭主政治，不可能是中共太子党，不可能是官商勾结的中共消费性特权利益集团。

因为，中共的意识形态完全落伍，已经被中国的社会实践证明是错误的。

因为，中共的组织机构完全腐败，已经在民族心目中丧失了起码的威信。

因为，中共的政策条文朝令夕改，已经毫无信誉，无法指导社会生活。

以上三点的综合效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权威业已荡然无存，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社会公共权力因此连带受到蔑视，社会解体进程大大加速，道德约束日益废驰，不仅政治改革受阻，经济改革也无望，社会成本猛涨，整个社会入不敷出。

中国不能正常地与世界交往，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最后的革命──结束僭主政治的城市革命已经迫在眉睫了！

耕作是充满痛感的，不仅使杂草充满痛感，就是对大地和击壤者而言，也是痛感的、辛劳的体验。

但是，不耕作不行，中国民族不得不冒险寻求再生──哪怕是充满痛感的再生！

城市革命要避免宫廷政变和中层革命的陷阱，必须深入社会，连绵展开，掀动基层，犹如广泛的“深耕”。

基层革命的爆发，是基于宫廷政变、中层革命的先后失败，于是呈现为“自上向下”地蔓延，新的政治集团不断“登上地表”。为了恢复中国的活力，不得不榨干各个粉墨登场的新集团的底气，以革命的预谋推动形势，不断创造崭新的社会生态。

中国不能正常地与世界交往，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城市革命的矛头，因此不是指向特定的政敌和敌对的党派，不是挑动阶级斗争、刺入某某集团的心脏，而是针对一切无规范行为。它以矛头对疲弱的社会实施针灸，直到整个社会恢复应有的活气。这样的革命没有休战，革命者的生活目标就是民族医治的过程本身。为了民族的再生，他不怕承担最重的责任！

他要求最惰怠最怯懦的人，也要服从，因为服从，就是最高的民族利益。民族可以畏惧他，但却不得不朝向他，因为朝向城市规模，就是我们最后的民族希望。

中国不能正常地与世界交往，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场对遗传资源的重新布局，拣选的标准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生命的健康。最后革命的信从者，不是表面拥护，而是由衷迎接：局部的自然过程，就是社会全体的至上目标！因为全局的杂质将淘汰，存留的精华不容鱼目混珠。

新的道路、新的环境，将从城市革命的幸存者门的脚下，延伸开来……

终结僭主政治的最后的革命！即使造成局部的“破坏”，也是全局再生前的热身准备，革命的动力将与建设的活动，互相中和。隔岸观火的人，不必因初期的“破坏”而大惊失色，而更不需要为后期的“建设”而惴惴不安！因为这一切惊天动地的事，都是一个民族再生的自然过程，是人的力量无法中断的。

可以想见，世界历史上最巨大的涡流将发生，使伟大的天无私覆，君临世界：“机会均等”将以一种似乎最无情的方式，受到理解──中国也能过上发达国家的生活！即使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即将没落。

丧心病狂的僭主时代、“无君世纪”，将在中国以最为奇妙的方式结束。耀眼的爆炸，照亮僭主世纪的终结。在僭主的地狱里，种族的精选像是生命的活水，使得文化的纯化成为可能！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反刍运动”──

具体说，中国民族由于长期的异族统治和同化异族，表面的势力延伸却导致肌体自身的消化不良，这已经无法借助于外力的推助予以消化，只有依据自身的锻炼来实现民族同一。特别是，立足于当今世上，非民族国家而莫属！我们需要某种自我克服，以实现民族再生的需要，使之在所有文明再生的历史上，名列前茅！

近代以来，中国精神完全窒息了。日趋微弱、沉浊、紊乱，扭曲变形到失落本心……只有城市革命的转机，方能碾碎奴颜婢膝的遗迹！清新的飙风，快速驱散绵绵阴霾；悠悠苦闷、纠缠着的琐碎、无聊的矛盾，一扫而空。


七，城市人格：城市革命的象征


城市革命的火炬，由谁点燃？

腐化势力的丧钟，由谁敲响？

地狱的大火如何点燃？催命的钟声如何敲响？

……

这些细节十分重要。这个“谁”字，可以影响未来中国的走向；这个“如何”，显现“谁”所肩负的、高于人的那个命运。

这是唐末千年以来的蛮族铁蹄、清末百年以来的列强炮火、中国共产党僭主五十年以来的摧残……等等一系列极度野蛮的黑暗的势力，所不断积累起来的绝对爆炸！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抗日战争以至中国共产党僭主政权！中国共产党人，这些十恶不赦的肇事者们，必须为他们的罪行，承担最直截的刑事责任！

一千年的铁蹄，提供中国民族消耗不尽的能源！

一百年的炮火，制造中国民族确定无疑的目标！

五十年的摧残，为中国民族最后的革命摇旗呐喊！

坚韧、顽固、狂热的建设性，是它第二本能。严酷的压力，创造了坚硬的铠甲。那恐龙的死亡，僭主政治的瓦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轰然降临，并使世界，变得空虚。

为克服令人感到空虚的要素，现今不少新左派份子竟然怀念毛泽东，就像横遭强暴的妇女，在强暴犯走后，却由于某种我们不能理解的因素而感到空虚，竟然怀念起强暴犯来！──对待这些贱民，势必启用“精神匮乏疗法”，以达心理、生理的完全净化！而不是通过怀念任何该死的僭主。

造成世俗的真空，迫使浮游生物走向自新。

真空的失重，因绝望而激发突变，压力源成为慈爱源。

中国不能正常地与世界交往，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为清扫垃圾，不惜发起空地运动，以必要的隔离来达到净化，是一项值得考虑的做法。对听不懂精神语言的人，生理的刺激、心理的压力，是社会沟通的主要信号，如此而已。城市革命以群众所能接受的任何方式，迫使惶惑的浮游生物，走向共同的目标。心灵的创口不求痊愈，因为累累伤痕才是天意的明证。

“我不相信你们的文化，但相信你们的愚蛮；”

“我不相信你们的机智，但相信你们的蠢笨；”

返璞归真的勇士，把千年的污浊，从中国的心底里剔出来、刷出去……

变“无意识”为“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最不舒服的革命”，因为这是再造一个伟大民族，而不得不吞下的苦口良药。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革命者！

你们深信，陈腐的人群已使民族极端腐化，为民族规模的返老还童，需要清除许多社会的病菌。

城市革命，要扫荡这些“社会的病菌”──不要理睬自然主义者的哀鸣，因为“人为”何尝不是一种“自然的造物”？──一双不怕感染的手，毅然下来，替民族生长，开辟干净园地。

城市革命，激活冷却的火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堆凌乱的垃圾，投入炼狱！新生命，就在这水火相攻的遗传变异中，成型！新型人类合金，将回应西方的挑战、回答西方的真理、回敬西方的奴才！──马克思主义匪类在中国寿终正寝的时候，如此令人惊奇地到来。

那时，让我们感谢八国联军、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凌辱！历史的反馈开始了。中国民族的振奋，将在被人遗忘的角落，以最超越共产党员及其家族成员们想象的方式，实现。

城市革命充满活力，其首要回合，是在革命者的心中展开，而后波及世界。

这个人要先在自己心中决出胜负，然后把净化的战争，引向志同道合的心灵，最后定出中国的命运。

他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行动，因为他的责任十分重大，不先胜了自己，怎能赢得世界。

他的正义感势如破竹，如决堤之水，象蜜蜂的刺，以同归于尽的热情，投身给伟大的中国。

驾驭狂乱的涡流，掌握癫痫的气氛，以酷烈为仁慈，驱策不愿为奴的人们，游出末世的漩涡。

他将切断，缠绕千年的恶性循环，而不仅仅是五十年的党阀僭主、一百年的军阀僭主的为非作歹。

他结束中国的耻辱、受难，追究违法乱纪的共产党卖国集团的刑事责任！

说来也许矛盾的是，他以法律的坚定信念，去周旋混乱的时局；同时，他以超越道德的勇气，把中国拖出泥潭，为中国割去身上的脓疮、挤出中国体内的污血。他驱散那些炮制于西方、流行于中国的昏乱思想，治愈中国的精神分裂。他知道，许多假冒国人的歹徒，借海洛因毒害中国，是比他们的主子还要荫蔽的第五纵队。他们比美国的嬉皮士更堕落，因为他们并无西方的禁欲主义、骑士精神、宗教战争、殖民扩张、世界大战、人权醒悟等系列背景，做为平衡物。所以，这些病态的肿瘤必须从中国身上予以切除。

粉碎心理上的殖民统治，一个新的、没有犹太崇拜、没有希腊崇拜、没有欧洲半岛崇拜、没有东洋岛夷崇拜的中国，才能诞生。崇拜俄国的毛泽东份子，应该一个一个埋葬到韶山的阴沟里。不论是民粹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还是民主主义的狗尾，都不可续貂，都要结束他们其丑无比的表演。甚至，对“肉体”、“明星”、“恶化自然”、“商品文明”、“幻觉毒剂”、“科学技术”、“放荡生活”、“福利国家”……的崇拜，也要适可而止。因为它们的基础，是万恶的“雅利安式的滥用生命”。它们是在自由的名义下彻底剥夺了高尚者的自由。这一切外物期待、偶象崇拜，若不从速消灭，生命的选择反而窒息。

“滔滔者天下皆是”，不能成为真理的论据。“以稀为贵”，将受到重新认可。随着心理殖民统治在中国的终结，经济与文化的、政治与社会的殖民统治的遗迹，才能完全消除。中国又将成为中国人的中国。中国又将成为中国心的中国。

“名义上公仆·事实上窃贼”的时代，将粉碎。


八，城市革命的辐射


自戊戌变法以来百余年，我们最大的迷误是，企图用一项思想来决定一个行动，再用这个行动来决定国运。这，无异于绝望的赌博，所以中国的命运坎坷。城市革命将恰恰相反，它以无所不包的社会风暴，做出裁决，“他是胜利者！”然后，由此正确的行动，再衍生出新的思想与教化……中国的希望，不在毛泽东怂恿的亿万群氓暴民，而在聚歼毛党的一个干元，某位扭转乾坤的人物。然后从的精魂里，生出国家的法度、社会的制度。宪政中国，终于在他手里突破秦始皇政治两千年板块，破茧而出！

这就是超越百年革命、消解百年革命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加剧了中国百年来的野蛮化趋势，把毛的神话鬼话人言兽言推向顶峰又弃入谷底。毛的鬼话兽言扮演了粉碎机的脚色，而当它粉碎了一切价值后，自身也被无形的力量所粉碎。

不是毛泽东粉碎了中国，而是中国粉碎了毛泽东；不是中国粉碎了毛泽东，而是一种更高的力量把毛和逝去的中国，一起粉碎！

我们称这种更高的力量为“天的美意”。或者，用一个经验化的词汇，叫“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这种反应并没有随文革的结束、毛的死亡，而消失。今天，中国仿佛一个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由于手术没有完成而无法下床，回到大地母亲、民族本位，无从恢复正常生活。我们不能让僭主政治的保温箱、马克思主义的手术台，变成中华民族的活地狱、太平间；所以，一个合理的建议是：尽快结束中围的革命手术，恢复中国社会的正常生活。为此，中国需要一场我们一直论述的“反对文革的城市革命”！不如此，就弥合不了中国社会流血不止的百年革命的伤口。

在城市革命的前期，百年来的野蛮化倾向，也许会进一步发展，甚至将使迄今为止的革命阶段，都黯然失色，它的极致，很可能让以往的过火行为，变得平淡无奇。仿佛不把旧世界的最后毒素一概挥发掉，难以获得身心洁净。

在城市革命的后期，百年来的野蛮化倾向，将移位，全新指向为文化构筑。

城市革命的人格化，是天生的历史学家而获天生的心理学家，他驾驭多变的潮汐，推波助澜社会演化。他的感应起而执掌中国的命运，并以法律的权闹仉建中国民族的遗传资源！他激励个体的精神，促进高尚的势力，以顺世外道的利器，反对顺世的沉沦。逆世奉天的世界意志，表明他不是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蒋经国、邓小平、李登辉、江泽民、陈水扁式的权力机会主义份子，他以赏罚的权柄来张扬神的正义，而不是唯物主义政治掮客的雕像。

他通晓现实政治的力学法则，他是自觉、自动、自律的奴工──比较柔和的说法，应该是“义工”。

这位“义工”因此他义无反顾，劈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阴霾，清算共产党人的犯罪记录。他在这阴霾中生长起来，所以他的毕生功业，就是从里到外彻底肃清这样舶来的阴霾。

他知道，仅有世俗权力的腐蚀，而没有世俗权力的再造，是不能再造中国的！他毫不怀疑，世俗权力的再造，“这是我的宿命”。

所谓世俗权力的再造，也就是在更高的意义上，创造一个社会发展的杠杆。这就是自新的世界意志！

他深信，不论后世历史家怎样评价这样的无我者──怜悯他或是神化他──只有这样的超巨量的负荷者，才能完全动员中国的全部潜能。他，具有修行者的一切美德：克己，无欲则刚。他令人惊奇。如果他没有这样的美德，中国的转型所产生的超巨大压力，也将迫使他产生这样的美德！他因此成为中国城市革命的人格化；他的行为后果因此成为中国最后的革命的伟大辐射。

为了中国，让我们谅解他！

为了中国，让我们祝福他！

为了中国，让我们对他的政治行为──给予事先的法律授权！

九，城市革命的成就

全民总动员──全民公决授权──新的政治权威的诞生──新的法律系统自行运作，这是中国走向民族国家的道路。这样的民族再生不是发自某位权威人士的任意胡来，而是民族整体在法律框架下，勇敢肩负起创造历史的责任。

当日内瓦浪人让·雅克·卢梭断言“人生来是自由”的时候，他的命题还没有融入一百多年来精神分析的成就，否则他会重新考虑这命题的合理性。“创造──生存”和“破坏──死亡”这两个母题，作为人生的两面相，从“人之初、性本善”之际，就框定了人的选择及其限度。生存即是反抗死亡，死亡即是终止抵抗；故世有“形存神灭的走肉行尸”一说。以此析之，法国人保罗·萨特所谓“自由选择”的意志导向论，也就包括了一个注定的矛盾：既然“选择”是受到“条件”限制的，那么，人又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呢？

这个日内瓦人和他的华人跟班怎么不能理解，自由，永远是和“自己承担后果”、“肩负责任”，紧密相连？或者是中国的洋奴、马列主义者在翻译外国文学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误译了？

由此我们知道：中国民族的新生，终究要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而不是洋人的方式，形成某种法典形式，以彪炳历史。

那“体现了民族良心的铁腕人物”，是民族法典的体现，是法律的兑现者、解释者。民族法典的体现者，激活亡国奴众业已麻痹千年的尊严。他，坚定而灵巧、无情而感人、严肃的个性与仁爱的涵养、冷峻的战略与随缘的禅思，是如此协调地汇聚于他。

毫不奇怪。要消除二十世纪僭主们的全部恶劣影响，就需要一位比这些用各种意识形态包装起来的投机僭主们更有德行的人！要消解百年革命的后遗症，就需要一场铲除百年革命之全部后遗症和全部社会基础的“最后一场革命”！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那么，为了中国的新生──让我们拥戴一位！

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那么，为了中国的新生──让我们创造一场！

他，必将带来空前的“城市力度感”。

他，必能完成中国百年未成的慢性革命。如果他失败了，中国的富强，将永远是个苍白的白日梦。所以，他不能失败。为了民族法典的胜利，因而也就是为了民族的胜利，我们理应做出一切牺牲。

明成祖的雄才远略、唐太宗的左右逢源、汉高祖的知人善辨、秦始皇的登山刻石──在民族法典的体现者面前，都是小小的把戏、夹生的半成品。

这不是因为他“生得伟大”，仿佛那些极欲熏心的帝王神话，而是因为他面临的挑战，比那些古代帝王曾经面临的，要严峻得多、复杂得多、急迫得多，如果他没有具备“超帝王”的天赋与修炼，就不免被这空前的挑战，碾为齑粉并死无葬身之地！

中国近代历史的强大压力，迫使民族法典的体现者起而应战。

中国民族心中的精神家园，簇拥民族法典的体现者无畏无惧。

民族法典的体现者清醒地知道，在他前面，还没有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民族”。也就是说，尽管遭受了一百年脱胎换骨的修炼，新的民族还刚刚抵达升起的地平──作为世界气候开始变化的征兆；因此中国的立法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民族法典是推动一个新民族的诞生成长同化扩张所必不可少的阶梯。

逝去的历史典籍老是喋喋不休地告诉人们，两千年来，只有“秦人”、“汉人”、“魏晋人”、“唐人”、“宋人”、“元人”、“明人”、“清人”，“中国国民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充塞字里行间。

但是快了。就会有名实相符、表里如一的“中国民族”──出现在远东世界的晨雾中！并以之弥合，前此两千年的民族分裂。党派不再和王朝一样，分裂民族。

中国的国号，将是简单明快的“中国”二字，不再需要任何附加的赘物，如“中华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类的神话鬼话人言兽言。而以往的赘物如“帝”、“民”、“人民共和”，为证明自己不是赘物，竞相彼此招魂“以示区别”，结果反而分裂了民族。如袁世凯以“中华帝国”区别于“中华民国”；毛泽东又以“中华人民共相国”区别于“中华民国”──每一次这样的“改朝焕代”，都是巨大的民族灾难。看看我们所藐视的小日本，一百年来换过几次国号？一千年来又换过几次国号？！所以他们这些“下国”比我们中华“上国”，反而具有凝聚力。

城市革命的中国，将激活中国的凝聚力，将证明自己真正具有：

作为民族整体的有机存在、精神领域生生不息的能量、周旋于现代世界的技术潜力。

──这，才是“我们的中国”！


十，走出沙漠的民族


当我们使祖辈的高贵精神流还，贵族的命运而不是亡国奴的命运，就会降临中国。当我们鲜血淋漓的跋涉，终于回归祖辈的精神故乡，才能走向世界，赢得历史的尊敬。

只有拯救了自己的民族，也许才能拯救世界；只有拥抱民族法典的人们，才能奠定礼制的天下统治──如汉武帝以儒术治理远东文明的世界、如罗马人以罗马法奠定“罗马的和平”，君临地中海世界。用现代语言说，谁能为地球村带来普遍的和平与秩序、谁就是统一的法律和正义。

为了那美好的一天，将有一个民族横越沙漠，高唱战歌，迎接死亡。他们像蚁群涌过火堆，欣然无畏，穿越民族的壁垒、国界的桎梏。一直禁锢他们强大精力的重重枷锁，终于被无情粉碎。阻遏他们建立秩序、伸张正义的内忧外患，各个击破。

在这热血沸腾、兴奋不眠的历史时刻，人们被辽阔壮观的视野陶醉了。这个民族因而忘却了死亡、忘却了痛苦、忘却了罪恶、忘却了一切令人胆战心惊的东西：不仅通过传统宗教的涤罪作用，而且通过新型哲学的饮酒功能。

他们的歌声，仿佛教堂的安魂曲；他们的步伐，犹如自信的梦游者。他们以超然镇定，一一干完他们最勇敢的先行者不敢尝试的冒险、他们最富想象的先知者不曾设计的事业……

走出沙漠的民族！你们比摩西摩下的以色列人更艰辛！因为你们不是十二个部落，而是十二亿人！你们不是混沌初开的原始民族，而是腐败透顶的费拉居民！你们面对的，不是没落的埃及法老，而是整个现代化地球的疯狂痉挛！

坚忍的民族！你们的苦难终于有了报偿。在渡过沙漠的旅程中，你们锤炼了自己的品质、提升了自己的品位、重塑了自己的品行、明确了自己的品性！那两百年间“死亡线上的抽疯”（一八四〇──二〇四〇年？），所炼成的盖世三品，比“我们祖先的五千年传统”，具有更富生机的内力。

汉刘向《说苑·政理》：“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之政胁之。”

是沙漠的艰辛，激起你们克服沙漠的勇气。

是沙漠的绝境，逼使你们开辟绿洲的运动！

我们知道，一切成功的“反抗侵略”的活动，必定导出“反侵略”的结果。秦人是这样反抗关东各国的；俄国人是这样反抗蒙古人的；日本人是这样反抗朝鲜人的；日耳曼人是这样反抗罗马人的；罗马人是这样反抗迦太基人和希腊人的；希腊人是这样反抗波斯人的；甚至侵略成性、黩武为业的亚述帝国，也出于对巴比伦人数百年压力的总反击！

我们知道，现代世界各种族、各国家、各民族、各阶级的佼佼者们，梦寐以求的事业，只能由最善于承受艰辛的人们去完成！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时刻，已经不远。不过，并非共产主义促成，而是由秦人、罗马人这样的“被压迫的边缘民族”，和他们所吸收的“客卿”、“异族来源的公民”（如秦的客卿李斯宰相、罗马的公民保罗使徒）来实现，这，就是历史的报应。“无往不复、无陂不平”（《易经·系辞》）──信矣哉！

欧洲古典文明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就是“罗马公民”；中国本土文明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就是“秦的虎狼之师”；而二十一世纪全球文明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又将由谁来主导呢？

是战败后无条件投降的德意志帝国、“大”日本帝国吗？还是业已解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或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独霸全球同时却扮演着“普世公义的世界警察”的美利坚合众国？

被压迫的民族啊，你们在史无前例的绝望沙漠中所熬炼出来的盖世三品、百年结晶，不会白费。你们由强而霸。由霸而王！对沙漠世纪的反应、对僭主时代的回忆，是你们持久的激励。德国、日本只是强者，苏联、美国只是霸者，未来世界需要的是王者！

让我们为你们衷心祝福！

让我们为你们行为上的扩张，预先开辟思想的维度！

我们，是为你们，而活着的。

我们的书，是为你们，而写的。

【全书结束】


［1981年预期的事情在1989年开始出现了。从长期看，六四大屠杀这个大摧毁应该是越发推动了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必然来到──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变得更加不同于苏联的其它殖民地。现在中国“就已经是G2”了，如完全消除了苏联殖民地的最后遗迹，那时的中国该有多么好──也许能顶上五个日本、三个美国。我们期待这一天，让我们成为这一天的“地基”。我们的生命虽然被埋入黑暗的地里，但我们被掩埋得越深，未来的中国就会长得越大。──2010年1月1日追记］


（另起一页）


书名

屠龙者说《三册禁书》

Dragon Slayer says "Three-Volume Banned Books"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定价

US$最低


2021年2月第一版

Februar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九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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