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性质、现状、历史、晚期、出路、死棋、明天（全集第67卷）

 中共的性质、现状、历史、晚期、出路、死棋、明天

Nature, Current, History, Mess, Exit, Terminal, Tomorrow……of the CCP

2007年—2016年

2016年第一版

历史的初稿·第七卷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VII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VII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网络文集，主要写作于2007年—2016年间，涉及了以下主题：中共的性质、现状、历史、晚期、出路、死棋、明天。现在第一次结集出版。

Synopsis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Mr. Xie Xuanjun, written and published between 2007 and 2016. It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Nature, Current, History, Mess, Exit, Terminal, Tomorrow……of the CCP. Now the first collection published.

〔另起一单页〕

谢选骏《历史的初稿》序言

有句俗话说：“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Journalism is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新闻不过是老调重弹，于是呢，在“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的同时，“历史也就是新闻的底蕴了——人们都是按照既有的历史观念来看待事情、发掘新闻的。

虽说“新闻记者只要记住‘记’而不‘议’的原则”，但其实“记”只需要写下一“己”之私，而“议”才可能抵达公“义”。况且所有的记忆，都是有选择的，所有的观察都是取决于观点的。但是许多记者并无历史意识，也未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所以让我觉得需要帮助他们把话说透、把题点破。

这里的文字，都是根据上述原则书写出来的，十多年来发表于各种电子媒体，并且因此已经融入了当代意识和当下生活的洪流之中。

现在把它们结集出版，只是为了检索的方便。

〔另起一单页〕

目录

引言

仇视政府不等于仇视国家

推翻政府是为了重建国家

第一章

中共性质

第一节

“井冈山精神” 是卖国主义的精神

第二节

“共和国脊梁”是人类公敌

第三节

一带一路仿佛现代大运河

第四节

中共亡于雾霾

第五节

水牢中国

第六节

南海填沙与河殇精神

第七节

钓岛冲突中断改革开放

第八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退出国联”

第九节

中日战争的苗头2006年已经出现

第十节

中共会在日本“购岛”行动前临阵退缩

第二章

中共现状

第一节

中共正在收购西方的灵魂

第二节

中共能创新政治制度吗

第三节

中共能在雾霾之下支撑三五十年吗

第四节

中国的官场经济与战场经济

第五节

为习近平争取诺贝尔和平奖

第六节

以毒攻毒的超级霸王车

第七节

倾城倾国与颠覆国家罪

第三章

中共历史

第一节

邓小平改革与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比较研究

第二节

共产党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了租界

第三节

共产党专政是第三中国崛起的魔鬼训练

第四节

共产党革命本质上是场宗教战争

第五节

山寨版起源于“山沟里的马列主义”

第六节

驳“北京革命与改良研究组”

第七节

活动棺材“和谐号”

——关键部位经常出错的高铁能不能卖到国外？

第八节

关键部位再度崩溃，中国大举召回动车

第九节

中国的“贸易顺差”与美国的“将计就计”

第四章

中共晚期

第一节

《义勇军进行曲》的长城精神可以休矣

第二节

文革是马列主义的“猎巫运动”

第三节

僵尸盘踞的现代南北朝

第四节

中共隔代传位VS满清东西陵寝

第五节

“20年稳定”的日子已经满了

第六节

九常委制批判

第七节

“多中央”造成的共振将日益剧烈

第八节

中国出现了五个中央——论五马中央及其颜色

第九节

中国崛而不起 同志怎么努力

第五章

中共出路

第一节

应该支持中共“去马克思化”

第二节

是温家宝还是“闻假报”？

第三节

王毅“外长”真的不懂中国历史

第四节

王毅“外长”真的不懂中国现实

第五节

现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无耻

第六节

通缉、逮捕、监禁、流放“新浪老板”

第七节

香港占中升级为南韩模式

第六章

中共死棋

第一节

论“中共”之作为“蛮族”

第二节

胡耀邦放牛郎误入狼群

第三节

给胡锦涛掌声呢还是巴掌呢

第四节

超越“第五个现代化”

第五节

红二代会不会“二世而亡”？

第六节

中共的唐太宗路线与隋炀帝路线

第七节

这是中共救亡图存的最后法宝

第七章

中共明天

第一节

国民党中国看不起共产党中国

第二节

国民党曾经发动的“文革”

第三节

中华民国的大饥荒

第四节

国民党的今天就是共产党的明天

第五节

对“中山陵体制”的历史沉思

第六节

屠杀精英的金蛇狂舞

第七节

镰刀与锤子：阉割与乱伦、复仇与死亡

第八节

太子党原理解密第九节

中共将在建国七十周年（2019年）后灭亡

后记

〔另起一单页〕

引言

仇视政府不等于仇视国家

推翻政府是为了重建国家

英国BBC指出北京的《法制日报》2011年6月13日报道，“中国高院”的副院长张军在法院系统贯彻刑法修正案（八）的研讨会上强调，对“极端仇视国家”的“犯罪分子”要重判。法律专家指出，这个“从严信号”值得关注。

对此，网民大众纷纷抨击指出，“仇视国家”是个抽象概念，难以据此定罪；此言出自高院副院长之口，令人不解。也有网民指出，官逼民反，为什么强调重判时不问问自己，百姓为什么要走极端？从具体列出的应重判类罪行看，比如危害国家安全罪本身就是个“很大的筐”。而以言获罪，就可以被解释为可重判类罪行。

中国社会矛盾近年来出现激化现象，而民众抗议方式也有暴力化迹象，比如江西抚州最近发生的一起针对政府大楼的自杀式炸弹攻击案，作案者据报多年投诉住房被强拆无果，最后走了极端。

除了维稳，中国当局另一个敏感问题是治理官场腐败。“极端仇视国家”的罪行，语焉而不详，涵盖面可以极广，却看不出对仗势欺人、激发百姓愤懑的“狗官们”有什么威慑力。相反，如果把贪污腐败和渎职罪行列入可以重判的“极端仇视国家”类罪行，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舒缓民间的不满和社会矛盾。

关于上述种种争议，我个人倒是以为，大家都忽略了一个要点：政府不等于国家，仇视政府不等于仇视国家。

从种种迹象判断，目前中国发生的动乱，都是由于政府的施政不当引起的。所以其中发生的“反政府行为”，并不是“反国家行为”。“高院副院长”张军要是恐吓说，“对极端仇视政府的犯罪分子要重判”，那就明白了。但是他偏偏说“对极端仇视国家的犯罪分子要重判”，这等于白说了。因为没有人仇视国家，人们仇视的是这个对国家毫不负责的政府。

仇视政府不等于仇视国家，推翻政府不等于推翻国家。此理甚明。

仇视政府是因为热爱国家，推翻政府是为了重建国家。此理甚明。

2011年6月14日

〔另起一单页〕

第一章

中共性质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井冈山精神”是卖国主义的精神

2011年6月14日，中共新华网头条发表《胡锦涛总书记论井冈山精神》文章，要求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奢侈浪费及各种腐败现象；其目的在于促民生、促稳定、促增长。

其“阅读提示”说胡锦涛总书记一直非常关注和重视井冈山精神。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论述井冈山精神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以及如何弘扬井冈山精神，弘扬井冈山精神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与价值取向。总书记关于“井冈山精神”的重要论述值得我们很好地体味、认真地领会、切实地贯彻、全面地落实。今天我们仍要牢记井冈山精神，传承井冈山精神，光大井冈山精神。

……

《胡锦涛总书记论井冈山精神》的出笼说明，中共干部们十分缺乏历史常识，从一开始就被他们自己编造的“中共党史”给自欺了。

实际上，“井冈山精神”是一种典型的卖国主义的精神，“井冈山精神”用红色割据制造国难，配合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大举侵华、炮制苏联殖民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傀儡政权，为此后中国民族的多灾多难，奠定了顽固的基础。

正如我在2006年出版的《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所指出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仅仅两个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趁机在江西瑞金县宣告成立，比日本控制的“满洲国”更早诞生。这把插在中华民国后背的尖刀，使得中国政府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境；几千万中国人民遭到屠杀。

1931年苏联在中国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2年日本在中国建立了“满洲国”，1945年苏联迫使二战的战胜国之一中国，割让外蒙古，使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随后，毛的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其一场典型的蛮族入侵，十分类似的历史上西戎、鲜卑、沙陀、女真、蒙古、满洲、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和“国有化改造”。

将游击战术发展为游击战略的毛泽东，则是从江西井冈山附近的土匪身上总结发展游击战术的。毛泽东从对江西积弊几百年的匪患进行深入的调查，发现利用复杂山林地形进行纵深的游击战术是土匪屡剿不清原因。游击原则致胜的基础在于，一是够广阔、复杂的地形纵深；二是灵活、出其不意的转移、分散和集中有限兵力；三是小规模、深层次的扰袭、消耗攻击。这三条基础原则是游击生存的基础条件，缺一不可。

而毛泽东本人，就是苏联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汉奸走狗。

张云初《没有莫斯科就没有毛泽东》一文指出：读史可以明志，读史可以纠偏，读史可以解惑。近日读杨奎松《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一文（实为《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的第一章《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谢选骏注），又解除了我不少疑惑和偏颇。吾生得不早也不晚，整个青少年时期都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长期经常受到党的教育，包括国内外形势的教育，特别是关于苏联问题的教育。譬如五十年代，作为乡村小学学生的我，就知道了斯大林是中国的“父亲和导师”（毛泽东语），就知道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毛泽东语），就知道了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就知道了右派分子“反苏就是反共反革命”（如大右派龙云三条大罪全是反苏）……莫斯科似乎比北京更亲近，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似乎比天安门的红灯更明亮，而且暗暗地想：斯大林似乎也比毛主席更伟大更英明。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作为“参加工作” 后的我，从前受的关于苏联的教育又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我们认真听广播，学文章，什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什么《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什么“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我才知道，原来苏联在长期欺负我们。不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和新沙皇的勃列日涅夫现在又撤专家又逼债，还在我们边境外屯兵百万；就是早在斯大林时代，甚至早在江西时期，我们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就受到斯大林派来的李德之流，以及莫斯科支持的王明之辈（据说有二十八个半从莫斯科回来的马马维奇）的排挤打压、无情打击，而我们的毛委员坚持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革命之路，终于在不受莫斯科控制的遵义会议上，才战胜了莫斯科派来的李德、博古，确立了领导地位，从此才把中国革命引上了正确道路。虽然以后莫斯科还多次干涉中国革命，如派王明回来取代毛泽东，如什么斯大林阻挠“宜将剩勇追穷寇”，主张国共“隔江而治”，然而我们伟大领袖“不可沽名学霸王”，不听斯大林那一套，把革命进行到了底。等等，等等。

张云初说：“我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对中苏关系问题也是一知半解。据说沈志华先生近年根据俄罗斯的解密档案，澄清了中苏两党关系的重重迷雾，有心人可从中去探寻真相。今天我提出这个话题，是从我个人说，原来在中苏两党问题上，我们一直都在受着瞒和骗。在中苏两党关系问题上，受瞒和骗最深的问题，就是毛泽东先生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莫斯科支持王明、博古、张闻天……，长期排斥打压建国前从未去过莫斯科的从山沟里出来的毛泽东，毛泽东长期抵制来自莫斯科的错误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成为了中共领袖，夺取了革命胜利。一句话：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

读杨奎松《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才知道：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没有莫斯科就没有毛泽东！毛泽东是斯大林为主宰的共产国际精心挑选、精心培育、精心扶持、精心宣传的中华苏维埃领袖。

下面，仅摘编该文要点于下：

△1927年，莫斯科《共产国际》、《革命东方》等杂志广为转载介绍毛泽东为农民造反叫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是享受此殊荣的中国党第一人。毛泽东随即晋升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开始，毛泽东名字频频出现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真理报》赞扬毛泽东上井冈山当“山大王”的行动，称“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毛泽东是“极为出色的领袖的名字”。

△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得到了莫斯科的认可，被推举为主席，一跃成为苏维埃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

△1932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搬来江西苏区，博古等排挤毛泽东，妄图送毛去苏联养病。然而俄国人对毛泽东情有独钟，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指示中共中央：“……绝不同意将毛泽东送到苏联养病，因为这样做不仅极端危险，而且也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

△1933年以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压制毛泽东，拟把毛泽东苏维埃主席连同政治局候补委员都取消掉，但苏共中央领导人最后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从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9人政治局正式委员。苏共十七大代表大会上，当时在莫斯科的王明公开宣布：“在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

△1934年，莫斯科出版毛泽东关于苏维埃的报告单行本。王明为此极为兴奋地通知中共中央，称该书中文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

△1934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称毛泽东为“年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在注重统一宣传口径的斯大林体制下无疑是具有特定含义的。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毛泽东的名字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成为享有如此殊荣的唯一中共领导人。大会后，苏共喉舌《真理报》长文介绍这位“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一一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给予毛泽东的地位，传统党史认为是中共有幸同莫斯科失去联络、违反莫斯科意志的一种决定。杨文认为，恰恰相反，这正与莫斯科重视毛、肯定毛、宣传毛是十分合拍的。如果是莫斯科此时来改组中共中央，无疑会选择毛为中共领袖。

△1936年7月初，莫斯科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接通，莫斯科派王明等人回国，长期以来，党史宣传说莫斯科派王明是为了取代毛泽东。杨文以资料证明，王明回国，不仅没有搞掉毛泽东的用意，而且是把毛泽东推上名副其实的中共领袖地位。在王明主持作出的为准备召开的中共七大而“改造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决议中，王明提议的主席既非一把手的张闻天，也非奉莫斯科之命的他本人，而是毛泽东，而且破天荒地要求全体政治局委员签名赞成。这显然并非王明本意，而是执行莫斯科的安排。毛与王的矛盾斗争曲折复杂，非本文主题，从略。

△1938年7月，季米特洛夫接见即将回国的王稼祥，传达斯大林的主张，“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要树立领袖的权威。

△1938年9月，王稼祥回国后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莫斯科指示后，毛泽东第一次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康生、陈云等提议推举毛泽东为总书记，就连王明也信誓旦旦宣称：自己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周围。

△1939年春，一把手总书记张闻天意识到自己应当让位了，“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当形式上的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了。”进入1940年，张闻天实际上把“总书记”的各种权力统统交给毛泽东了。

△毛泽东终于成为了中共最高领袖了！

张云初确信杨奎松文章有关史料的真实性。张云初相信毛这个“苏维埃领袖”确由斯大林、莫斯科、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精心物色、精心栽培、精心扶植、精心包装出来。张云初十分不解地是，这样的真相为什么长期被隐瞒？有关人士为什么要篡改历史，编造历史？张云初最后愤怒地叫道：“没有斯大林，没有莫斯科，就没有‘伟大领袖毛泽东’！”张云初不知道，毛泽东其实就是高欢、石敬瑭一类的汉奸儿皇帝。毛后来与苏联的冲突，就像吴三桂和满清蛮族的冲突相似，是狗咬狗，不是民族解放。

我们注意到，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德（Thomes Barfield）曾经指出，以匈奴为代表的内亚游牧国家的组织表现为“帝国联盟（imperial confederacies）”的形式，处理外交事务时，它就是专制国家，而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也就是说，北亚游牧国家的政治构造，是一种军事专制政体与部落联盟的复合体，部落联盟的基础，仍是其传统的部族制度。而以塞维斯（Elman R. Service）的“酋邦理论”看，这正是一种酋邦（chiefdom）形态。

同时我们相当惊讶地发现，这种“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的“酋邦”，正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概念的来源！

在历史上，随着这些“酋邦”的势力一步步深入汉地，游牧国家便逐渐转向全面而彻底的专制政体，在处理内部事务中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部族传统，逐渐让位于汉式官僚机器。这就是从酋邦向国家的进化。在这个过程中，部族传统的利用与扬弃，值得特别留心。北魏的直勤制度，是拓跋鲜卑代北集团部族传统的一部分。从考察直勤制度出发，我们可以尝试着探寻北魏国家制度的部族背景及其变化。

在现实中，而中共政治脱离苏联模式的发展，与北魏的汉化过程显然具有某种相似性。那是迫于中华民族的生命力而被迫作出的让步，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北方蛮族和共产主义的逃亡，而不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历史自觉。

综上所述，“井冈山精神” 显而易见是卖国主义的精神。

二十一世纪苏联已经灭亡，还要来倡导苏联扶植的“井冈山精神” ，那才是缘木求鱼的“最后斗争”。

这是最后的斗争，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失败！

2011年6月18日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另起一页〕

第二节

“共和国脊梁”是人类公敌

2011年7月23日《新京报》发表了喻辛的一篇文章：《倪萍何不起诉“共和国脊梁”主办方》。

该文实际上赞同并承接了《腾讯网》2011年7月17日的今日话题（第1729期）《所谓“脊梁奖”不过是场骗局 》的长篇报告。

该文揭露倪萍等“获奖人”自己就参与了这个骗局。否则，“共和国脊梁”的“荣誉”对倪萍形象大有伤害，而倪萍怎么可能拒绝履行“起诉的权利”？

“共和国脊梁”渐渐显露庐山真面目。据中共自己的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共和国脊梁”三大评奖主办方，均存在欺诈问题：

1、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否认参与今年评奖活动，称“只是挂名”；中国经济报刊协会，虽被调查出有加盖公章的批复函，同意作为本次评奖主办单位之一，但现在其负责人却出面否认，称也是“挂名”；两家指认的实际主办方《影响力人物》杂志，则未在新闻出版总署官网注册，可能是“非法媒体”。

2、名头唬人的“共和国脊梁”，原来竟是这样的一个“山寨组织”所操办。这也证实了此前很多人的预测。这是一个借评选之名，行揽财之实的闹剧。主办方问题重重不说，评委也不是什么权威专家，评选过程更是全无标准，完全是逮到谁选谁。对主办者来说，“脊梁”给谁确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国100多名参会者，每人交3800元费用。

3、主管部门已介入调查，并对涉事单位负责人进行谈话。但正如“中经报协”有关负责人所说，“目前没有规章明确约束媒体举办评奖”。靠有关部门的“谈话”，恐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否则，“共和国脊梁”评奖活动也不会存在长达十年左右。

4、其实，这种“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评选，完全是一种欺诈，那些领奖者可以通过法律维护自己权益。如果领奖者一较真，这类“山寨评选”就能得到根本遏制。但现实中，这类“权威评选”很多是你情我愿：大多数入选者并未天真到把这种名目当真，但倘得来的山寨荣誉，可以作为筹码为自己增值，是真是假，又有什么相干？就像那些公然打广告有偿刊登论文的所谓“核心期刊”，一方有钱可赚，一方有学历、职称可拿，又如何会在乎“山寨”与否？

5、缺人指证，恐怕是依法查处这类“山寨”甚至是违法评选的难题。

不由想起引发公众关注“共和国脊梁”的关键人物——倪萍。在倪萍刚被颁发此奖时，李承鹏曾写文章“恶言相向”，倪萍称“对我伤害很大，我保留对李承鹏起诉的权利。”但得知评奖内幕后，倪萍却只表示：“这次事件给了我巨大警醒，得留个心眼儿，弄清组织者、颁发者是谁，调查后再确定是否参加。”

但事实上，和李承鹏的“恶言相向”相比，“共和国脊梁”的“荣誉”对倪萍自身形象的伤害显然要大得多；而且，倪萍作为公众人物，在“共和国脊梁”的这场评选中，显然“贡献”良多，如果没有她这样的名人加入，活动的影响就不会有这么大，“受害者”很可能也就不会这么多。

于公于私，倪萍都不该这么“一笑而过”，也不应只是“保留起诉的权利”，而是要坚决拿起法律武器，追究“共和国脊梁”主办方的法律责任。若能如此，倪萍才算是有点“共和国脊梁”的风范。 

……

谢选骏指出：《新京报》、《腾讯网》说出了“共和国脊梁”奖项的骗局，但是不再可能进一步指出“共和国脊梁”本身就是人类公敌。

实际上，2011年的“共和国脊梁”和1989年的“共和国卫士”类似，其评选是一场骗局，是人物是人类公敌。2011年“共和国脊梁”的发起人刘学文是从1989年“共和国卫士”的发起人邓小平、李鹏那里获得“言传身教”的。

当然，时代“进步”了，所以2011年的“共和国脊梁”仅仅需要花上几千块钱的贿赂，而不必像1989年的“共和国卫士”那样在天安门广场卖力焚烧民众的尸体。

但是，2011年的“共和国脊梁”和1989年的“共和国卫士”类似，依然是人类的公敌。

这就是因为，他们所保卫的“共和国”，是人类公敌。

不论这个“共和国”算是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事实证明，这个“共和国”是人类公敌，这个“共和国”的前身所谓的“民国”，也是人类公敌。

所以，“民国”三十八年，中国始终处在“无政府状态”；“共和国”六十二年，中国始终处在“坏政府状态”。如果说“共和国”比“民国”还有进步，那就是“坏政府取代了无政府”这个进步。有人说：“人类社会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也许这才是共产党能够夺取俄国、中国等“破产国家”的控制权的“强权政治”理由。

事实证明，“民国”和“共和国”并不比元明清的屠夫们略高一筹：他们全部都是人类的公敌。

这是因为：过犹不及。

不论是“民国无政府”和“共和国坏政府”，都是在“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名义下，造成了一种“无主状态”，大小官吏可以不对任何人负责，仅仅依靠枪杆子就可以像随便打鸟一样地“打天下”，鱼肉百姓，无恶不作。这种无主状态，是元明清屠夫们的“凹凸翻版”：表面上看起来正好相反，实际上是一个模子里浇灌出来的。

表面看起来，“共和国是专制的”，专制的就是霸主的，怎么会是无主的呢？但实际上“专制”和“无主”并不矛盾，所以专制头子的刘少奇可以一夜沦为丧家之犬，而毛泽东霸主一死其家族即被扫地出门。这样的“专制”其实加剧了“无主”，正如民国的“无主”促成了共和国的“专制”。

民国说“国民是国家的主人”，事实证明这是一句空话。但到了在共和国那里，人们不仅国家的主人做不成，连自己家里的主权也在“当家作主”的欺骗宣传中遭到剥夺：土地和住房遭到共产党没收，妻子儿女也被解放军分配了。

“共和国”是人类公敌。“共和国脊梁”当然也像“共和国卫士”一样，是人类公敌。

“民国”与“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人类的公敌，还因为“民国”与“共和国”实行的都是总统制而不是内阁制。总统制包括“总裁制”、“主席制”、“书记制”，把国家元首的地位和行政长官的职能结合在一起，特别容易引起野心家的觊觎，特别容易激发个人崇拜的病态情绪，特别容易在中国这个“盛产皇帝”的社会里产生格外腐败的效应。

要消除“民国”与“共和国”这等人类公敌危害中国的行为，就要取消总统制包括“总裁制”、“主席制”、“书记制”，就要实行“统治权分离”，把国家元首的地位和行政长官的职能分割开来。这多少可以纠正一些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所造成的政治失衡。

此外，考虑到为害中国两千多年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恶劣习俗，中国的国家元首必须被置于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例如，像日本的“天皇”或中国的“衍圣公”那样不可替代，而不可像中国的皇帝那样可以改朝换代，更不可以像总统、总裁、主席、书记那样定期选举。

国家元首的选举，在欧美国家不会引起社会分裂，但在中国人的社会里却足以引起社会分裂。不论是袁世凯与孙中山，北洋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民进党与台湾国民党，都是由于争夺国家元首的位置而导致社会动乱的。

甚至在海外华人的社团里，只要是奉行类似于总统制、总裁制、主席制、书记制的，没有一个不闹分裂与“多胞胎”的。

为什么华人的企业也多是“家族企业”，而难以发展出“公司制度”？因为中国人习惯于“家天下”，不习惯于合作——竞争。家天下的习俗之下，只有斗争，没有竞争。要改变这一点很难，百年来可以说是毫无长进。因此，与其“改变它”还不如“顺应它”，那就是“不对国家元首进行改换更不进行选举”。

只有领悟到这一点，才能逐渐脱离“民国——共和国”的万丈深渊。

2011年8月1日

附录

腾讯网2011年7月17日的今日话题（第1729期）指出：

所谓“脊梁奖”不过是场骗局 

该文如下：

只需九千八，脊梁奖抱回家？

7月15日晚间，一位名叫“刘先明”的网友发帖说，自己在2011年5月9日曾收到邀请参加“功勋中国优秀人物”颁奖盛典活动的邮件，邮件中称参加该颁奖盛典可以申报“中华脊梁”奖项，并可将其事迹编入“《中华脊梁》大型文献”，不过参加这一活动需要交9800元钱，他认为“有花钱买奖的嫌疑”最后没有参加。…[详细]

而除了奖项外，9800元还将换来以下服务——“在功勋中国网免费宣传两年”以及“文献画卷一册”。这文献画卷可不一般，“本画卷为珍贵的建党90周年献礼书籍，拟邀国家领导人题名，各大图书馆作为史书收藏，必将永载史册，万世流芳”。

但是这位刘先明网友的爆料却不一定靠谱，经查证，目前还未有足够信息足以表明这个“中华脊梁”与倪萍获得的“共和国脊梁”有关联。

而从博客行文来看，刘先明也是一位沽名钓誉之士，他在文章中有大段的内容来表述自己获得的奖项，同时也不掩盖自己揭发“中华脊梁”的动机——引导网友关注他关心的一起“行贿门”事件。

而“共和国脊梁”发起人刘学文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不清楚‘中华脊梁’的情况”。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能断然将这9800元与“共和国脊梁”扯到一起。

但是，经过多方查证，可以确认的是，这场闹剧与骗局已经被揭开了冰山一角，而突破口正是组委会秘书长——刘学文。

纵横十年的“脊梁产业”

据报道，1999年，刘学文“走出大山，只身到北京创业”。…[详细]

2001年，“一无资金、二无关系”的刘学文，组织了一场名为“共和国的脊梁”的征文活动。据媒体报道“这是文学界献给建党80华诞的一份厚礼”、“关注率创中国征文活动之最”。…[详细]

当时，著名科学家王选，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社会名流悉数参加，人民日报发文高度评价。可以说，这次活动便是刘学文起家的“老本”，因为在日后的各类活动中，他都会提到这次评选。

据网友“haichong1230”发贴称，和上文提到的“刘先明”一样，他曾经在2001年收到过“共和国脊梁”的邀请函，上边写到“进京领奖需要邀纳3600元参会费”。

10年后，刘学文沿用原名称，继续用“共和国脊梁”为建党90周年献礼，可谓用心良苦。

 “脊梁产业”的运行模式

1.挂靠、笼络实权单位

无论是哪一次的“评选活动”，刘学文基本都有着稳定的主办单位——“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刘学文已经是此协会的副会长）。此外，再搭配几个其它的主办单位（每次都变），比如“中华工商时报社”、“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等。

这些单位别看平时不起眼，却都挂靠于“国资委”等主管部门，不仅有着非同小可的能量，也对一些乐于钻营的人士有着极强的诱惑。

2.借壳收钱，百川归一

在对外宣传时，刘学文会使用假壳骗钱，一旦活动结束或风头不对，就可以把这些临时组建的“公司”和“网站”关闭或扔到一边。

比如，在刘学文旗下的一大种类评选“时代新闻人物”中，他使用的“公司壳”为“华人名家国际文化传媒中心”，而“网站壳”为“时代新闻人物网”。

经查询，刘学文旗下的“影响力人物网”“时代新闻人物网”“中国影响力传媒网”“和谐中国人物网”的域名，都隶属于他的真身——“中创时代国际文化发展中心”。

而这个真身曾经承办过刘学文旗下的“时代新闻人物评价”，再之后的承办单位全是壳。

3.用名人效应“吸引客户”

在刘学文主办的各类评选活动中，无论领奖还是颁奖，有几位名人是经常露面的，诸如倪萍、史光柱、张继钢、田华等。很难想象，没有他们，谁还会去领这个奖。

4.用媒体软文方式“回馈客户”

显然，这些奖项根本登不上台面，也不会得到社会认可。但收了钱总要办事，又不是每个交钱的人都能上台和名人合影领奖。

刘学文与媒体界有着极强的联系，可以打通大量媒体及网站，将他需要发布的软文成功登载。这也就是他“回馈客户”的主要方式。

为何这次“脊梁奖”曝光了？

凭借这个成熟的套路，刘学文的“评奖产业”已经运行了少说十年。…[详细]

虽然在2009年，曾有媒体曝出刘学文运作的“中华之魂优秀文学作品奖”存在骗钱嫌疑，（会议费用是每人2800元）。但刘学文之前也算是顺风顺水了，为何这次却饱受质疑呢？

首先，最主要的还是“共和国脊梁”这个称号太招摇了，网友评价“这奖项也太敢捅词”，尤其是与倪萍固有的名人效应重合，吸引了太多眼球。

此外，这也与刘学文自身的努力有关，之前他发软文，一般也就是地方性媒体，很少能发到中央级媒体或者门户网站。然而这次“脊梁奖”评选前，他却顺利地把软文发到了几家著名的中央级媒体。而这些中央媒体的软文又被许多网站转载，这才引起了李承鹏等人的关注。

而李承鹏引发的微博讨论，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最终引爆了关注点。

类似的骗局充斥中国 

“刘学文模式”

比如，一个名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盛典”的山寨颁奖活动，也像刘学文一样搞得有声有色——

先挂靠上“中国发展研究院”等主办单位，再由承办单位“时代功勋信息技术研究院”做假壳，真身是“中国品牌管理科学研究院”。

再在评选中列出一大串名人（哪怕根本不可能来现场），诸如姚明、钱学森、杨利伟、袁隆平等，给客户的感觉就是“我也能像姚明那样感动中国”。

最后，再把软文发到大大小小的媒体上，也就算大功告成了。…[详细]

此外，诸如“编撰国家大典”、“世界名人录”、“中国XX科学院收录”、“专利成果转化”等骗局数不胜数。…[详细]

庞大的客户群体 让这些骗局长盛不衰

客户群体又分两种，一种是真不了解内情，受骗上当的，这样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而且被骗过一次后，第二次一般很难再上当了。

再一种就是“甘心被骗”的，说白了就是钻营家，对于这类奖项趋之若鹜。

比如在“中华脊梁”的官网“功勋中国网”上，曾经登载着一位名为拜四俊的“中华十大先锋人物事迹”（这是刘学文在2009年办的评选活动）。

打开这篇文章，共3315个字，除去24条“拜四俊名言录”外，还有2312个字是拜四俊的简历。仔细看看其中的内容，着实吓人——

“先后兼任40多个社会职务”“发表论文120多万字，有60多篇获得国家级大奖和国际金奖”“共荣获县市级、省部级、国家级大奖和国际金奖160多项”“被收录进130多部名人专著”“45个海内外权威媒体对他进行了专题宣传报道”……

很明显，只要刘学文愿打，拜四俊就愿挨。这个产业就是这么兴旺起来的。…[详细]

骗局之外：倪萍算不算“共和国脊梁”？ 

很明显，所谓“共和国脊梁”不过是刘学文等骗子很“标题党”的修辞手法，并不代表此奖项的获得者真就是共和国脊梁。但事态已然至此，讨论一下倪萍与国家脊梁的关系，还是应该的。

作为个人，倪萍当然不算共和国脊梁

翻看浩如烟海的新闻报道，在我国使用“共和国脊梁”之类的称呼时，如带有明确的指向意义，则指向的客体多为两类人，一类人是军人，另一类人则是生产一线的劳动模范。如果没有明确指向意义，则泛指广大人民。

比如有人说“关心劳模身体是对共和国脊梁的关爱”，这是明确指向，“劳模”可以替代为具体个人。…[详细]

还有人说“暴风雪中，谁是中华脊梁？”这是泛指。这样的指向便模糊了对具体个人的褒奖。…[详细]

作为个人，以倪萍目前的身份看，除非她在生产建设过程中有显著成绩或重大奉献可以作为榜样，当选为劳动模范，否则并无资格成为明确指向意义上的“共和国脊梁”。

如何评价倪萍在本次事件中的表现

面对李承鹏的质疑，倪萍迅速做出了回应——“我的现场获奖感言是这么说的：和同时获奖的田华老师、刘兰芳老师、张继刚他们相比，我真的不配拿这个奖，如果能退的话，这个奖我退了吧。我仅是沾了职业的光，又出名又得利的，我知道自己，我会努力的。 ”…[详细]

这篇语气平和的文章，不仅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也缓和了事态，可谓倪萍的加分动作。

的确，这次“脊梁奖”事件，倪萍有点“躺着也中枪”的感觉。但实际上，倪萍并非毫无瑕疵。

首先，倪萍对于各类奖项基本来者不拒，从“十大品牌女性”到“全球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无论是何种评选，倪萍皆收入囊中，可谓拿奖到手软。

其次，倪萍和刘学文绝不生疏，因为在2010年，倪萍还入选了刘学文评选的“年度影响力人物”，同时倪萍也担任了刘学文牵头的“水族文化旅游形象大使”。在2011年5月，倪萍还到“影响力人物杂志社”作客，并为该杂志题词。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呢？

最后做一个版权声明——刘学文旗下的“影响力人物网”曾部分转载过腾讯网今日话题第1621期《核辐射蔬菜还能吃吗》，却并未标注来源，还请贵网站尊重版权，本栏目保留一切追究权利。

〔另起一页〕

第三节

一带一路仿佛现代大运河

（一）

网文《一带一路高铁驶不出中国》说英国《金融时报》近期报道称，针对泰国政府的一份今年11月的高铁线路招标广告，泰国民众调侃其是“哪儿都不了的铁路。”有消息称新投入施工的铁路全场仅为3.5公里。

该线路原为始发于中国南部的云南省昆明市，路径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到达新加坡的全长3000㎞的高铁路线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其视为一带一路项目的核心工作，2014年经军事政变掌握政权的泰国军方也对此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同一年度12月两国还签署了《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MOU）》。

然而如今该项目能否成事变得前景不明。面对中国提出的年利率2.5%的贷款，泰国政府声称“日本提供年利率1%左右的开发贷款”，要求中国降低利率。虽然名义上是利率问题，但实际上泰国国内“一条比起国内需求，更多的是为中国提供便利的高铁线路，政府对中国做出了太大让步”的舆论批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终两国协商破裂，泰国政府仅对最初规划的250km第一区间线路中的3.5㎞挂出了招标广告。而且就是这么长的铁路，泰国还对中国施压，说是要用本国的资金与他国的高铁技术建造。中国被泰国军方搬起石头砸了脚背。对于迎来“一带一路”三周年的中国，这样的情况是痛心疾首的。

习近平主席的招牌项目“一带一路”在作为始发站的东南亚等邻国出现了不少差池。一带一路是穿越东南亚、西南亚与中亚，通过一带与一路连接欧洲与非洲的项目，是在周边的65个国家铺设道路、铁路、输油管以及建设港口与机场的超大型的土木项目。自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该设想后开始着手实施。

昆明始发至新加坡的高铁项目在这当中又是中国政府尤为重视的项目。因为这条线路可以实现一石三鸟，即出口，进军东南亚市场，以及建设不经马六甲海峡通往印度洋的渠道等。然而中国在东南亚区间连1m的铁路都未能铺设成功。

2015年12月曾在首都万象举行了盛大开工仪式的老挝也停止了施工。开工不过几天的时间，老挝政府就中断了施工。老挝政府在中断施工的同时，要求中国政府提交关于该项目可能对老挝造成的社会与经济影响的报告。美国之声（VOA）报道称：“停工的真正原因是老挝国内的舆论批判。”多数舆论称，中国竟然要求GDP仅为120亿美元的老挝，在高达70亿美元的施工费用中自行解决30%的费用，这样的条件实在太过卑劣。甚至连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全给中国了”的批判声。

有消息称，泰国始发至马来西亚区间的线路也极有可能选择第三国的高铁，而非中国的高铁。

一带一路项目在非洲与欧洲等距离中国较远的地区进展顺利，却在亚洲地区与邻国陷入如此苦战，有分析称是因为周边国家的警戒心，担心对中国的依赖度会因此而加大。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称：“对于那些向中国借钱用于建设的国家而言，如果项目进展不顺利，就有可能因为负债而被中国牵着鼻子走。”

“一带一路”并非单纯像中国所主张的那样是为了实现互惠互利，稍有差池便有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主权落入中国的手中。而且实际上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大部分施工都由本国的建筑公司与人力来完成。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乔纳森·胡斯拉格（音）教授称：“一带一路的本质是为消化中国生产过剩的强制出口项目。制造业根基不如中国扎实的国家蒙受损失是不可避免的。”

 

（二）

网文《隋炀帝为何要开通大运河？》则说，隋炀帝登基后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营建洛阳；第二件事就是开通隋朝大运河。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

隋朝大运河始建于公元605年，隋炀帝利用已有的经济实力，征发几百万人，开通了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动用百余万民工挖通济渠，连接黄河淮河，同年又用十万民工疏通古邗沟，连接淮河长江，构成下半段。三年后，用河北民工百万余，挖永济渠，通涿郡（今北京）南，构成上半段。又过两年，疏通江南河，直抵余杭（杭州）。至此，共用五百余万民工，费时六年，大运河全线贯通，全长两千七百余公里，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隋朝大运河是在已有天然河道和古运河基础上开通的。它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河流，成为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大运河的开通，对我国以后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

隋炀帝实施大运河开凿计划，最初到底是出于何种动机？这是史学界至今争论不休的话题。目前，主要有“交通说”、“经济说”、“政治说”、“军事说”四种说法，从这些说法来看，隋炀帝开凿隋朝大运河完全是出于国家长远战略利益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富国强民的考虑。但千百年来，民间一直持有异议，其中以唐王泠然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其《汴堤柳》中称：“隋家天子忆扬州，厌坐深宫傍海游。穿地凿山开御路，鸣笳叠鼓泛清流。”晚唐秦韬玉也认为，隋炀帝“种柳开河为胜游”。明末袁于令在《隋史遗文》中的评价更为直白：“秦政之筑长城，为防胡计，非为游娱也。开河之役，诚有功于后人，若论杨广，则只为流连之乐耳，未可与秦皇并也。”

从古人这些观点来看，隋炀帝开凿隋朝大运河的原始动机不过是为了个人“游幸”的需要，即所谓“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在隋朝大运河尚未全线贯通前，即在南运河通济渠与邗沟刚开通时，隋炀帝便乘龙舟，率领着皇后妃嫔、文武百官、僧尼道士和大批兵士，大张旗鼓，大讲排场，前往其最早封地江都（今江苏扬州）巡游去了。隋炀帝先后巡游了三次，最后就死在扬州。

所以，历代都在传颂“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杜牧《汴河怀古》：“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王许浑的《汴河亭》：“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汪遵的《汴河》：“隋皇意欲泛龙舟，千里昆仑水别流。”

显然，认为隋炀帝开凿隋朝大运河是出于“私意”既不公正也不客观。可是，为何民间会对隋炀帝的评价这么差？这主要是缘于开凿隋朝大运河和后期“龙舟巡幸”劳民伤财过甚，民众苦不堪言所导致的“民怨”。

据韩偓《开河记》记载，当时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者至，如有隐匿者斩三族。”最后征到民工360万人，但开凿到今天徐州境内时，民工已死了150万人，“下寨之处，死尸满野”。加上后来的“巡幸江南”大操大办，隋炀帝自然为天下人所痛恨，巴不得杨广早死，隋早亡。

对于隋朝开凿大运河，民间还有一种更为玄乎的说法，称隋炀帝出于“凿穿王气”的考虑。古代帝王都迷信，隋朝是刚结束南北分裂不久的统一王朝，隋朝皇帝更忌讳他地有“王气”。当时一位叫耿纯臣的人发现了他地“王气”。《开河记》开篇即称，“睢阳有王气出，占天耿纯臣奏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于是，杨广的小舅子、谏议大夫萧怀静听风就是雨，提出了一个“破王气”方案：“于大梁起首开掘，西自河阴，引孟津水入，东至淮口，放孟津水出。此间地不过千里，况于睢阳境内过，一则路达广陵，二则凿穿王气。”

隋炀帝信以为真，遂开凿了隋朝大运河。明代齐东野人撰写的演义小说《隋炀帝艳史》中描写的“耿纯臣奏天子气，萧怀静献开河谋”，说的就是这事;民间大骂萧怀静也是缘于此事。

所谓“王气”，又称“地气”、“天子气”，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极为荒诞，但古人深信不疑。隋文帝杨坚为灭南朝王气，将陈都城建康（今南京）毁为菜地。所以，继承了隋文帝治国理念的隋炀帝，不可能不迷信“天子气”这套宣传理论。而且，从历史上看，隋炀帝并不是通过开凿河渠“泄地气”的第一人，秦始皇嬴政当年就曾在金陵“凿方山、断长陇、引淮水”，开凿河道，以泄东南“天子气”，形成了今南京市区著名的景观河“秦淮河”。

隋炀帝开凿了隋朝大运河后，民间很快就传出了“河不利隋”的传言，认为在全国境内开河反而动了隋朝杨姓的“地气”，让隋之国运“江河日下”，不要说500年了，连50年都没有，仅历37年隋朝就被唐朝取代了。显然，这是一种“附会”之说，开凿大运河耗尽了隋的国力、财力、民力，才是不争的事实。据《隋书》等史料记载，国家承平日久，“户口益多，府库盈溢”。隋文帝末年，国库能够隋王朝吃60年，即《贞观政要》中所说有“计天下储积，得供王六十”一说。大运河从公元605年开凿，到610元完工，仅6年时间就将隋文帝时可吃60年的家底全耗光了。此外，再加上在上隋朝大运河贯通后，隋炀帝加速对外扩张，东征高丽，让本已元气大伤的隋王朝雪上加霜，这些才是隋王朝快速灭亡的真正原因。

晚唐学者皮日休认为，隋朝大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但同时他也肯定了隋炀帝的历史功绩，其在《汴河怀古》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三）

从谢选骏“现代南北朝”历史分析看当今中国，类似南北朝晚期。中国真的会出现一个统一中国的隋炀帝父子吗？

〔另起一页〕

第四节

中共亡于雾霾

雾霾是污染，雾霾更是灾异。

有人说，王朝都是亡于饥荒；我说，中共可能亡于雾霾。

中国多个地区持续雾霾笼罩。北京地区的雾霾今天更为严重，首都天安门武警第一次戴上口罩执勤。同时，雾霾引发民间批评，将雾霾推上敏感地位，据微信消息说，中国官方通过气象部门发出警告，任何个人测量及评论雾霾都将违法。这说明，中共的寿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到了“道路以目”、武装起义的前夕。

北京发出3年来首个重污染红色预警下，天安门广场执勤的看门家丁武警，也被迫戴上了口罩执勤。

根据北京官方监测报告，北京污染水平今日将逐步上升，从5级重度污染跃升至6级严重污染。重度雾霾天气下，北京多个监测站PM2.5浓度接近1,000微克/立方米。

甚至中国东南地区也有雾霾。浙江杭州全市仍遭雾霾笼罩，无人机在500米高度，拍摄到湛蓝的天空和灰蒙的地面形成强烈对比。西北部的乌鲁木齐也难逃灭顶之灾，大雾黄色预警能见度小于50米，乌鲁木齐城北大雾弥漫，大雾袭卷整个城市，城南楼宇已经看不清。新疆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博州的阿拉山口-精河-石河子一线和南疆阿克苏东部、巴州焉耆盆地已出现小于1000米的雾，预计未来36小时内除上述地区仍维持雾外，石河子-乌鲁木齐还将出现能见度小于1000米的雾，部分地区能见度小于500米。

中国入冬以来雾霾严重，成为网民批评内容。对北京雾有网上诗篇批评说：“不见山来不见楼，帝都雾霾几时休。哪怕降温寒彻骨，直盼北风下幽州。”民间对官方的治霾已不存幻想，只愿天公重抖擞，一夜北风涤九州。这已经接近“呼唤革命”了。

网上打油诗作还说雾霾已成中国公害，各地咳声绵绵， 医院人头涌涌。人民绝望地嚎叫：“雾霾天能出来见面的都是生死之交；能出来工作的都是亡命之徒；能出来约会的都是旷世真爱；能出来聚会的就算聚众吸毒。”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北京除了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如今又荣幸获得雾霾中心的称号。”

雾霾也惹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网民带着眼泪的调笑，折射出雾霾下民生有多艰难。其实，雾霾已持续了很多年，反动政府也承诺解决很多年，可惜伪官方牛皮满天飞，难道治霾真的只能是依靠“北风吹”？北京市市长王安顺早前信誓旦旦地表示，投入七千六百亿元治理雾霾，治不好就“提头来见”。王市长有多少个头颅呢？难道提出来的是狗头猪头猫头？

为何当局治理雾霾无法持之以恒呢？关键还是经济利益作祟。报导还说，雾霾锁神州，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雾霾是污染，雾霾更是灾异。

有人说，王朝都是亡于饥荒；我说，中共可能亡于雾霾。

中国若不改朝换代，就没有可能治理雾霾。

中共必将亡于雾霾。

〔另起一页〕

第五节

水牢中国

2016年6月16日的报道指出：近日，大陆南方部分地区持续遭遇暴雨袭击。强降雨导致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8省54市，约255万人受灾，8000余间房屋倒塌。8省陷入汪洋，已有多人死亡、“失踪”。

例如，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江西受灾严重。最新统计，暴雨已导致全省约26万人受灾，部分县市学校紧急停课。

广西气象台将暴雨黄色预警更新为橙色预警，洪涝灾害应急响应已提升到三级。

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境内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多间房屋被冲毁。当地媒体报导，多人死亡、“失踪”。

同时，新一轮强降雨正在袭击湖南，株洲、湘潭各发生一起滑坡崩塌，导致多栋房屋被冲垮掩埋，多人“生死不明”。

山东省全省平均降水量41.2毫米，济南、菏泽、潍坊、聊城等部分地区伴有冰雹··，冰雹最大直径5厘米。

进入7月上旬，暴雨和洪水席卷半个中国，围困了南部一些城镇一段时日。至少160人死于溺水、山体滑坡和房屋倒塌，其中有35人在西部边陲的一起滑坡灾害中丧生。河流和湖泊水位上涨，令堤坝不堪重负，近200万人被转移到“更安全的地带”。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水牢。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今年的洪水是一次证明：他们没有能力兑现保障公民安全的承诺。

在过去，对防洪工程的忽视和腐败行为削弱了中国的洪水防御能力。包括李克强总理在内的一些领导人宣称，今年，政府的准备工作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

然而，专家和受暴雨影响地区的居民却表示，当地政府对排水很不重视，填湖造地，导致城市容易遭受大型洪水的冲击。

柯志强是环保组织“武汉绿色江城”的负责人，他说，“今年，城区淹水退不下去的情况变多了。”武汉位于华中地区，今年遭受了长江流域洪水的重创。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湖泊一直在萎缩——自然排水系统遭到破坏，”柯志强在电话采访中说。“每个人，包括政府，都意识到整个水系统受到过度开发的伤害。”

在长江和淮河流域察看洪水灾区时，李克强称，“政府”现在的准备工作要比1998年做得好。他这是在批判执意要做“三峡水牢”的祸首李鹏。

那一年，更加严重的洪水重创了中国大片地区，导致约4150人死亡。当时的“总理”朱镕基看到脆弱的洪水防御工程，斥责官员以次充好、修筑了摇摇欲坠的堤坝，并称之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他这也是在批判执意要做“三峡水牢”的祸首李鹏。

李克强上周沿长江查看防洪工程时表示，“98年的大洪水我们都度过来了，现在我们更有力量，确保江城安全度汛，保障长江这条中国经济大动脉的安全。”他这是在吹牛。

在中国，洪水是个老大难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对统治者克服灾害能力的考验。不过，以前的中国是自然灾害，还不是水牢，现在则是一个被一党专政强行制造的“水牢中国”！

甚至在在武汉和南京等大城市，积水也汇集在人口稠密地区，把整个城市变成了“收租院里的水牢”。

“政府资料”显示，中国已有11个省份共有164人死亡，26人失踪，7.3万处房屋倒塌，近170万英亩庄稼被冲毁。“政府”估计洪水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100亿美元。甚至在偏远的西部地区新疆，大雨造成的山体滑坡掩埋了一座村子，导致35人死亡。

武汉的一些居民抱怨，官员在改善排水方面几乎无所作为，而且允许填湖进行城市开发。王昕煜是在当地长大的一名大学生，她冒着生命危险要求市政府官员披露在升级排水系统方面花了多少钱，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她肯定会进入黑名单，这辈子肯定完了。三年前，武汉官员承诺，他们将投资130亿元人民币加强城市排水管网建设。王昕煜认为，他们的行动远远落后于计划。“我就想知道这130亿是怎么花的，”王昕煜告诉中国的新浪网站。“现在都过了三年了，还没有解决。”

还有武汉居民抱怨，一些本来可以储水再慢慢排水的湖泊在不计后果的开发计划中被填平。他们说，政府还允许开发商在容易受灾的地方修建住房。《新京报》引述的一项估算数据称，武汉的湖泊面积在过去30年中缩减了近三分之一。“湖泊是天然的蓄水池，”环保人士柯志强说。“下大雨时，本来可以流到湖里的水，现在就聚集到了住宅区。”

新闻说武汉新一轮降雨来了，回来时地铁工作人员在搬运沙袋。一次降雨，就能让百姓的住房变成水牢。人们迷迷糊醒来，穿着短裤逃命要紧！

不仅由于“城内缺乏有效的排水设施”，而是由于一党专政猛于洪水野兽。

党这个黑社会，把修下水道的钱都贪污了。

三峡工程，遗祸子孙！

有人说：“值得反思！为什么什么都学国外，这个城市规划没人学习？”

其实，三权分立就没学国外。有了三权分立和基督教立国，就不会有洪水野兽了。

否则，永远反思，永远没有结果，永远只能坐等下一次更大的灾难……

结论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写写文章都不行，那会抓了坐牢去。

因为，这里是“水牢中国”。

〔另起一页〕

第六节

南海填沙与河殇精神

2015年11月8日《世界日报》报道，《工人在微博泄密 南沙神秘大工程曝光》：图为美济礁上的挖掘机和装载车，近距离呈现填海造地的细节。

中国于南海南沙群岛填海造地的情况被揭开神秘面纱。中国在南沙的七个岛礁进行填海造地工程已历时近两年，过程一直引发美国和东南亚多国强烈反对。近日当地一名工人于微博公开一系列施工照片，让这项神秘大型工程得以曝光。

香港《苹果日报》指出，以往对于中国在南沙群岛填海造地的照片，大多为从太空拍摄的卫星照，以及美国侦察机从远距离拍摄所得。庞大工程一直尽显神秘，从前期计画、组织、协调、施工和后勤等，几乎都没有任何公开资料。至近日当地一名工人于微博公开上传一系列造地施工照，但未透露具体拍摄地点。

这系列照片多从工程车上拍摄所得，显示大型机器从海中抽取海沙，并用大批挖泥机不断填海，也有大货车将沙一次过倒入海中。完成填海的地区则筑起堤防，并放置大块混凝土石趸固定。该工人称南海填海难度很大，侵蚀严重，而整个工程都极度机械化，工程使用的机器都属于民间公司，连人带机一起租用，且都是几年前才建造下水的新设备。

施工地盘旁的标语写着，“亮剑深蓝，筑牢海盘，不辱使命，为国争光”。

……

看完“亮剑深蓝，筑牢海盘，不辱使命，为国争光”这条标语，我不禁深有感触：“深蓝”概念源于二十七年前的1988年在北京“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河殇》第六集“蔚蓝色”，其意义在于告别保守防卫内缩的“长城精神”，带领中国走向海外。

现在，二十七年过去了。中国确实走向了海外，但是用的却是一种错误的方式，那就是“用保守防卫内缩的长城精神走向海外”，其结果就是南海填沙、铸造海上长城。

海上长城和陆上长城虽然建在不同环境，但其精神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丧失了战略机动性，使得自己陷入了战略上的极端被动。

和美国甚至俄国的扩张相比，长城精神都是失败的。美国用牛仔学习印第安人，俄国用哥萨克学习突厥人和蒙古人，他们都比中国更为有效地解决了游牧民族对定居民族的困扰。

现在南海问题上，相比之下，美国的应对方式就机动得多，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深得海洋文明之精髓。

简单说，美国是用航海精神在玩海，中国是用内陆精神在玩海。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要学习一个东西，就要学透，切忌学一半、丢一半。

“要学习一个东西，就要学透，切忌学一半、丢一半。”——这句话对制作电视片《河殇》的北京“中央电视台”也很适用。他们制作《河殇》的时候，也把谢选骏的许多思想拿来断章取义，甚至片面发挥，因此也犯了不少的错误。

话说回来。

须知，海盘筑得再牢，如果没有制海权、制空权，也是孤岛。只能被动挨打，何能不辱使命，何能为国争光。

这就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教训。

附录

基督徒网絡文帖存檔

作者﹕謝選駿

 

標題﹕ 《神話与民族精神》摘要及与《河殤》的關系比較 

主題﹕ 社會文化  

最初發表地﹕ 宗教論壇  

關鍵詞﹕ 

体裁﹕ 書摘書評 

《神話与民族精神》摘要及与《河殤》的關系比較

作者﹕謝選駿，2000年12月

《神話与民族精神﹕几個文化圈的比較》是謝選駿先生在1983年到1985年間撰寫的，1986年由山東文藝出版社文化哲學叢書出版，約30万字。出版后立

即引起廣泛注意，第一版印刷35，600冊。1987年，中國中央電視台導演夏駿

先生与《河殤》攝制組的其他解說詞撰稿人看完該書，發現該書提出的“海

洋文明与內陸文明”概念和有關的論述和史實，以及有關“中國文化心理的分裂”、“黃河文明”、“長城精神”等論述，十分切合攝制組希望進行的黃河文明的探討，因而決定邀請謝選駿先生共同策划并撰寫《河殤》解說詞第一稿。

現在，為了幫助廣大讀者了解那個時代的思想演變以及《河殤》的思想背景，我們特地摘要《神話与民族精神》中与《河殤》解說詞關系比較直接的一些論述，以饗讀者。

為了保持原書的風貌，我們在上网時特地按照原書的排版和頁碼，并一一注明了有關的省略和節選。

讀者若有興趣購買原書，請与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濟南市經九路胜利大街）聯系。

-----文化哲學叢書編委會

【第一部分﹕論海洋文明与內陸文明，

摘自《神話与民族精神﹕几個文化圈的比較》

第五章《民族精神的体現》

第三節《聚合作用》】

謝選駿

一，文明·城邦·聚合作用

考古學表明，早期文明大多起源于城市，古代國家多為城郊（城市國家）。象蘇美爾諸城邦后來統一于巴比倫帝國，埃及諸城郊統一于"古王國"，殷代諸城郊（"x方"）統一為周朝等等。而克里特島的米諾斯文明、西北印度前雅利安的哈拉帕文明等等，發源地均為一個同名的城郊。因此，了解城市起源的特點和早期城郊的性質，有助于探索它們所哺育的神話及

其精神的形成。

經過對古代城市生活的系統梳理，就會發現城市都具有兩种聚合作用：一為倫理意義上（道德，的聚合，一為力量意義上（技術，的聚合。這兩种聚合同時存在，但在不同的時空中，具体到某個城市上，則各有強弱的不同。

用現代術語說，前种作用偏重于"精神文明"，其功能對社會群体有保持連續的穩定作用，后者以"物質文明"取胜，其功能是更積极地推動文明的進步。

依据城邦面臨的內、外問題的不同性質和曲線變化，上述兩种作用并不是均等的，時而前者占上風，時而是后者。同理，在不同的城郊中，特點和需要也不盡相同。不同的古代城邦，對上述兩种作用的需要，有時可能恰恰相反。

如在中國古代城邦和其他"東方"的內陸城邦，是宗教与道德作用更強，而古希腊和后來西歐的城邦，則技術作用給人的印象更為深刻。

我們注意到，古希腊城郊制度及其"古典文化"興起的前提條件，是希腊人的海外貿易与殖民活動。而意大利城郊及其"文藝复興"的運動，也与威尼斯、熱內亞等商業共和國頻繁的海外活動締結了很深的緣份。至于近代西方文化及其社會制度的形成，更与"地理大發現"之后，航海事業的空前發展息息相關，是地理大發現這一經濟行為的文化反響。

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度，歐洲的資產階級（市民）革命，都是海上活動中迫切需要的"力量。技術的聚合"對傳統的。倫理、道德的聚合"的反抗与破坏。從這种意義上說，它們都是反封建的、反土地貴族的、反內陸文明的。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航海行為，不偶然也不孤立。

早在9一10世紀之交，北歐海盜（失勢貴族与浪人，頗似500年后東方的"倭寇"）就通過大規模的航海活動，相繼征服了冰島并發現了格陵蘭、北美諸地。

在南歐，希腊人的航海貿易傳統被威尼斯人与熱內亞人繼承下來。后來，不論是發現東向航路（好望角）的葡萄牙人，還是發現西向航路（美洲）的西班牙人，其海上主力与骨干大都是受到雇佣的意大利人。甚至為英國發現并殖民北美的卡波特，也是出生于熱內亞而身為威尼斯公民（如哥倫布就是熱內亞人）。

航海經商－殖民，這是從公元前3000年愛琴文明創始，爾后為克里特人、邁錫尼人．腓尼基人．希腊人、近代西歐人 一直承襲的傳統，是"地中海生活"特有的產物。它具有東方的馬來人航海文明所無的定期交往的特點。馬來人航行的海域過于寬闊（太平洋，后來是印度洋），原始的航海技術工具（獨木舟等，不足以聚合為一個統一的文明實体。

二，兩類"聚合"----三种結果西方城市（包括希腊城郊和歐洲各主要河流上興起的著名城市，起源的典型形態是，先出現一個軍事性的要塞，然后圍繞要塞，漸漸出現并形成了市場，最后二者合并為一個完整的城市。這种聚合形式，決定了希腊和西方的城市首先是一個軍事重鎮和經濟中心 里面匯集了來自四面八方、形形色色謀求實利的人們。鴉片戰爭前夕的清代人，認為歐洲人都是粗鄙的，因為他們能接触到的歐洲人，都是粗鄙的．貪圖實利的冒險家式的商人。不論軍事戰略性的還是商業經濟性的中心，其目標都在于追求物質力量。而作為物質的力量（不是僅有"人力"的"數量"），只有通過技術才能有效地獲取----因此，知識就是力量。

獨居遠東內陸的古代中國文明，卻是另一番景觀：工商業在社會生活中不起主導作用。由于缺乏相應的行業組織，构不成獨立的社會力量，政治上也軟散無力。与此相應，中國古代的主要城郭，并不都位于交通要道、戰略重鎮或商業經濟中心，而是据于某塊肥沃農耕地帶的中心。它不是扼守軍事戰略的咽喉，或商業經濟的動脈；而是盤踞、"寄生"在農業區域的心臟。這是中國封建都市与西方都市的基本差异。

從"東方"各國早期城市起源的情況看，城市是強大的"禮儀中心"。在禮儀中心城邦里，巫師、祭司的地位至高無上，他們或与王權抗衡（如巴比倫）; 或与王權合一 （如中國）。

禮儀中心，既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力量的凝聚點，又在人們心目中象征著宇宙模式和道德秩序。

如在兩河流域，一度盛行模仿星座形態而規划建造城市的風尚，就是這种禮儀功能和宇宙觀念的表現。在古代中國的城市建筑上，剛采取了預測風水、軸向對稱以及正方向等表現形式，直到明清時代的皇宮建筑都始終頑強保持著這些特征。這表明，"象征性"是內陸縱深地帶里古代城市的一大特點，它是另一類型的聚合形式。

事實上，中國文化屬于注重人倫關系的現實政治；而巴比倫文化則屬注重神人關系的神權政治。后者對希伯萊文化不無影響。

在巴比倫歷史上，王權和僧侶教權的斗爭綿延不絕，最終導致它的分裂与衰亡；僧侶們歡迎那些愿意承認他們宗教權威的外來征服者，從而促使了本地王權的覆滅。但類似的事情，在中國古代是不存在的：王權与教權，從來都是合一的、不可分离的。王即"天子" 亦即上帝的代表与化身。

同為"東方"，但中國与巴比倫的文化形態不同，正如中國与希伯萊的神話及精神差异很大一樣。希伯萊古代社會的教權与政權始而分离，但終于合一。亡國之后的猶太人，只能以教權控制自己的社會生活，這与中國古代教權的日趨松馳合并于政權，而封建政權（國家）日益鞏固、強大的發展万向正好相反。

古代（先秦）中國的封建諸侯大多居于都市中心，歐洲尤其是日耳曼中部的封建諸侯大多盤踞在偏僻的山野 這种區別可能基于地形差异的偶然因素，但卻對文化的發展影響深遠：中國文化從來都不是黷武的，偶而出現了軍事色彩較濃的強權政治中心，如秦朝、隋朝、元朝等（它們都興起于邊疆各民族雜居地帶），都壽命不長。總之，"德化"和"文治"在傳統上受到比"武功"更大的重視。

在中國文明的中心地帶，极少有可以憑借的高山險阻。因此，只能依靠"人"，依靠群体。在古代中國的道德訓誡中，充滿了有關依恃險要地形胡作非為、不恤民情而終致亡國的長串例子。從歷史科學的角度看，這些事例是真假參半的，但它突出說明了古代中國人的信念。這個信念就是：人類群体的力量胜過自然天賦的优勢（"人定胜天"，意為"人定胜于天賦"，定即"穩定"）。

所以，"西方的"海上諸文明（希腊、迦太基、西歐諸國）的聚合力量是"知識"，"東方的"內陸諸文明（包括巴比倫、希伯萊与古代中國）的聚合力量是"道德"。

中國与巴比倫、希伯萊的區別在于：前者信仰人倫道德，注重社會政治;而后兩者則信仰神人之間的"立約"。《舊約·傳道書》明确宣布，"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類似的宗教式"知識"在古代中國則十分難得，從而，在"東方"類型的聚合形式中，构成不同的兩個种屬。

古代文明中心（城市）的這"兩种聚合"作用，對神話的影響深刻而微妙。中國神話的重倫理和希腊神話的重哲理，即是這兩种聚合作用分別催化的奇葩----即是兩种聚合力量作用于神話意識必定導致的分化。

----------------------------------------------------------

《神話与民族精神﹕几個文化圈的比較》全書目錄 

緒論 神話的奧秘

一 古代神話的起源与發展…………………………………… 1

二 現存神話材料的兩重性…………………………………… 5

三 古代社會.原始思維.神話圖景…………………………… 10

四 獨立神話与体系神話……………………………………… 14

五 体系神話的諸層面………………………………………… 19

六 各族神話的不平衡態……………………………………… 26

七 体系神話的節奏感………………………………………… 30

八 為什么選擇這個角度研究古代神話……………………… 37

九 本書涉及的范圍…………………………………………… 45

第一章 系列的表象世界

第一節 尼羅河………………………………………………… 51

一 神形原始…………………………………………………… 51

二 神性原始…………………………………………………… 53

三 神界故事系列……………………………………………… 53

四 神際關系…………………………………………………… 54

第二節 美索不達米亞………………………………………… 55

一 "泥版"的故鄉……………………………………………… 55

二 "神族的對立"……………………………………………… 56

三 神形与主神………………………………………………… 58

四 神界故事…………………………………………………… 59

五 《吉爾伽美什》大史詩…………………………………… 61

第三節 愛琴海………………………………………………… 63

一 海上的"寶庫"……………………………………………… 63

二 創世………………………………………………………… 64

三 人類的起源………………………………………………… 66

四 災難………………………………………………………… 66

五 救世………………………………………………………… 67

六 文化超人…………………………………………………… 68

七 探險和征服的超人………………………………………… 69

八 赫拉克勒斯形象的含義…………………………………… 70

第四節 神秘的九州…………………………………………… 72

一 "九"州与"多"元…………………………………………… 72

二 女媧"創世"………………………………………………… 74

三 盤古開天地………………………………………………… 75

四 "洪水神話"的疑問………………………………………… 77

五 中國的救災超人們………………………………………… 79

六 文化超人…………………………………………………… 81

七 黃帝与蚩尤的"逐鹿"……………………………………… 83

大 黃帝与蚩尤的"變异"……………………………………… 87

九 丰富和零亂………………………………………………… 89

第二章 直觀的表象世界

第一節 神祗的變遷…………………………………………… 93

一 動物神祗…………………………………………………… 93

二 人獸同体…………………………………………………… 96

三 神人同形…………………………………………………… 102

第二節 西王母与复仇女神的啟示…………………………… 105

一 西王母与复仇女神………………………………………… 105

二 "啟示"……………………………………………………… 109

第三節 古神、老神、新神…………………………………… 111

一 堤福俄斯与宙斯…………………………………………… 111

二 潘神………………………………………………………… 113

三 太陽神的故事……………………………………………… 114

四 普羅米修斯的"功"与"過"………………………………… 115

五 "神界層次"的來歷………………………………………… 116

六 動物的"遺形"……………………………………………… 118

七 北歐神話中的"遺形"……………………………………… 120

人 在"眾神末日"的背后……………………………………… 121

第四節 中國式的"分裂"……………………………………… 123

一 神的改良道路……………………………………………… 123

二 古史傳說中的"善惡"之戰………………………………… 125

三 "層次"与故事性…………………………………………… 126

四 系統与"分裂"……………………………………………… 127

五 "分裂"的始末……………………………………………… 128

第三章 表象世界的主宰者

第一節 從埃及到巴比倫……………………………………… 132

一 埃及的阿頓神……………………………………………… 132

二 巴比倫的馬爾都克神……………………………………… 134

第二節 宙斯的使命…………………………………………… 135

一 主神﹕神系的紐帶………………………………………… 135

二 希腊精神和巴比倫精神…………………………………… 136

三 雅典娜的身世……………………………………………… 138

四 阿波羅的命運……………………………………………… 138

五 宙斯的家系………………………………………………… 140

六 "七妻"与"七日"…………………………………………… 141

七 宙斯的"外遇"……………………………………………… 142

八 希腊与"北歐一印度"……………………………………… 145

第三節 "亂倫"和"亂愛"……………………………………… 146

一 現象与通常的兩种解釋…………………………………… 146

二 質疑………………………………………………………… 149

三 答案………………………………………………………… 152

四 諸神的"來歷" ……………………………………………… 154

五 赫拉的"天職"……………………………………………… 157

六 "神系"的功能……………………………………………… 158

第四節 中國式的"嚴謹"与"散漫"…………………………… 159

一 性的嚴謹…………………………………………………… 159

二 族系的狹隘………………………………………………… 161

三 伏羲与女媧………………………………………………… 162

四 始祖、主神、神网………………………………………… 164

五 至上神問題………………………………………………… 166

六 材料的散漫及其背景……………………………………… 168

七 "整理"、 "分系"的努力………………………………… 170

八 中國式的形態……………………………………………… 173

第四章 表象世界的凝聚体 

第一節 古代各民族的"圣書"………………………………… 176

一 埃及………………………………………………………… 176

二 蘇美爾----巴比倫………………………………………… 177

三 印度………………………………………………………… 179

四 希腊………………………………………………………… 180

五 希伯萊……………………………………………………… 180

六 波斯………………………………………………………… 182

七 北歐………………………………………………………… 183

八 日本………………………………………………………… 184

九 中國………………………………………………………… 186

第二節 古代中國宗教圣書的空白…………………………… 189

一 古史傳說的系列…………………………………………… 189

二 神話与民族命運…………………………………………… 190

三 中國的特性………………………………………………… 192

第三節 空白的由來…………………………………………… 194

一 宗教神話的非主体性……………………………………… 194

三 韓流神与《堯典》的啟示………………………………… 196

三 偉大与夸張的報應………………………………………… 200

第四節 "特殊精神"…………………………………………… 202

一 洗禮与早熟………………………………………………… 202

二 現世与務實………………………………………………… 204

第五章 民族精神的表現

第一節 兩种境界……………………………………………… 209

一 兩個"例外"………………………………………………… 209

二 "德"与"力" ………………………………………………… 213

三 "德"与"力"的滲透………………………………………… 218

四 "命運"与"天命" …………………………………………… 223

第二節 三种理解……………………………………………… 234

一 三個系統及比較…………………………………………… 234

二 三种人格化的理想……………………………………………244

第三節 聚合作用…………………………………………………255

一 文明.城邦.聚合作用………………………………………… 255

二 兩類"聚合"----三种結果…………………………………… 257

第六章 民族精神的背景

第一節 經濟影響的實例……………………………………… 262

一 "童年"的遭遇……………………………………………… 262

二 海洋与內陸………………………………………………… 267

三 崇力与求知………………………………………………… 272

四 幸運的民族………………………………………………… 276

五 傳統与走勢………………………………………………… 281

第二節 政治影響的實例……………………………………… 290

一 "少典氏帝系"与"奧林匹斯神系"………………………… 290

二 遠古神祗与近古帝王……………………………………… 298

三 "一帝"与"群神"…………………………………………… 303

第三節 宗教影響的實例……………………………………… 311

一 一神觀念的來源和命運…………………………………… 311

二 猶太一神教的轉机………………………………………… 315

三 契約思想的啟示…………………………………………… 325

第七章 歷史化的道路

第一節 歷史化的三條途徑…………………………………… 335

一 "歷史化"的解釋…………………………………………… 335

二 希腊式……………………………………………………… 335

三 中國式……………………………………………………… 337

四 希伯萊式…………………………………………………… 339

第二節 中國神話歷史化的契机……………………………… 342

一 中國的"史官文化" ………………………………………… 342

二 "子不語怪、力、亂、神"辨……………………………… 342

三 殷周文化的綜合者………………………………………… 346

四 原始"天命觀"的誕生……………………………………… 350

五 《酒誥》的佐證与提示…………………………………… 358

第三節 獨特的神話与文化風貌……………………………… 365

一 古神的沒落与新神的崛起………………………………… 365

二 歷史化的文學傳統………………………………………… 369

第八章 反思的余論

第一節 神話与其他精神現象………………………………… 372

一 神話与巫術、圖騰、原始宗教…………………………… 372

二 神話与藝術、仙話、寓言、 

幻想故事、志怪神魔、科幻小說…………………………… 380

第二節 時代的思考…………………………………………… 390

一 神話与現代意識…………………………………………… 390

二 人類早期的啟蒙運動……………………………………… 394

三 神話与民族文化…………………………………………… 397

四 中國文化心理的分裂……………………………………… 400

五 史詩.英雄崇拜.世界眼光………………………………… 406

六 《坊記》、《大禹謨》与"長城精神"…………………… 412

神話与民族精神----几個文化圈的比較

謝選駿 著

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

（濟南經九路胜利大街）

山東省新華書店發行 山東新華印刷厂印刷

850x1168毫米32開本 18.5印張 2插頁 295千宇

1986年10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數5，601一35.600

書號10331.257 定价2.95元

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C）1996-2000 Chinese Christian Internet Mis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另起一页〕

第七节

钓岛冲突中断改革开放

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已经决定由其政府购买钓鱼岛、北小岛和南小岛，将这三个岛“收归日本国有”，中共当天以多种方式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从中共最高领导人到外交部，“罕见地集中释放强势的态度”。与这些表态相应，还发布了“钓鱼岛领海基线划定的声明”。

同时，新华社宣称：

中国海监46、中国海监49船已于11日抵达钓鱼岛外围海域，海监部门已经制定相关行动计划，视情况开展维权行动，宣誓主权。

面对这些抗议，日本政府连理都不理：

《产经新闻》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11日称，中国“海监46”、“中国海监49”船已于当天抵达钓鱼岛外围海域。日本媒体向野田政府以及海上保安厅求证，但截至中午13点11分，日本政府未给任何答复。

担负钓鱼岛海域警备任务的日本第11管区海上安保本部则透露，日方尚未得到有关中国海监船抵近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情报，也不清楚中方所谓的“周边海域”到底是距离钓鱼岛有多远。

相反，日本首相野田佳彦11日上午在第47届自卫队高级将领的集训上发出警告，朝鲜的核开发和中国的军事扩张行为已经威胁了日本的安全。日本可能被卷入战争的安全保障环境的不透明性在增加。自卫队肩负着责任和期待也越来越大。在国防问题上，“预想之外”的词语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求自卫队事事用心，时时提高警惕，准备好武装冲突的出现。

现在，就看中共是否敢于采取实际行动收回钓鱼岛了。

舆论认为，就是借给中共一百个胆子，它也是不敢向日本挑战的。这不仅因为中共对自己的抗日能力没有信心，而且因为日本后面还有美日同盟的支持，况且美国政府已经多次正式声明，钓鱼岛属于美国的保护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如果强行登岛或进入钓鱼岛领海范围，就等于是对美国的侵犯。如果这种情况“万一”发生了，那么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就会中断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稍一分析就能明白：

现在，中日双方议论的是“夺岛”的结果如何如何的问题。

其实，这只是一个烟幕弹。

在我看来，钓岛冲突一旦开始，不论军事结果如何，中共在政治上都输定了。

钓岛冲突一起，无非两个军事结果：

1、中共夺岛失败；

2、中共夺岛成功；

如果中共夺岛失败，当然颜面尽失，威风扫地，处境类似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满清反动政权，最后激发国内革命；

如果中共夺岛成功，就会招致美国的制裁和封锁，重蹈毛泽东1950年的覆辙，而且结果只能更糟：到时候在美资产遭到冻结，不仅拿不回美国国债，连高级官员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私人账户也会冻结甚至公布。

这样的局面，中共想都不敢想，更不要说做了。

难怪日本政府吃定了中国：它通过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发表声明，嘲笑“中国不敢动用武力攻占钓鱼岛，因为这样做将严重影响她的经济”。

这不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威胁，而且是一个日本和美国即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的预告。

尤其考虑到，安倍晋三不仅是一个日本前首相，而且正在竞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并计划出任日本首相。目前，安倍晋三已经在党部成立了“新经济增长战略学习会”，该会由支持他参选的议员组成，覆盖多个派系。

安倍晋三的声明绝非空穴来风。

钓岛冲突中断改革开放事小，钓岛冲突颠覆中共政权事大。

钓岛冲突不仅会中断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且，钓岛冲突之所以走到今天的地步，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已经停滞不前，甚至已经实质中断了。

且不说胡温新政十年来的持续高压，六四屠杀迄今二十三年也没有给出一个合乎“改革开放”逻辑的处理办法。

于是美国朝野到现在才终于明白过来：钓岛冲突是六四屠杀的逻辑后果，都是中共“经济资本主义自由、政治社会主义极权”的“一国两制”的逻辑后果。如果钓岛冲突真的开打，很难想象美国会不利用这个难得一遇的机会，来彻底摆脱美国在美中关系里面被中共“一国两制”不停玩弄的处境。

〔另起一页〕

第八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退出国联”？

当年中国积极要求“国际仲裁”，一如现在菲律宾。

历史不会完全重演，但有时确实十分相似。

（一）

报道指出：南海局势持续紧张，继美国导弹驱逐舰“拉森号”驶入中国南海渚碧礁十二海里范围后，位于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当地时间周四作出裁决，指仲裁法院有权审理菲方就南海主权争议提起的诉讼，并驳回中方指仲裁法院无权审理的理据。中国外交部昨日发声明指裁决对中方没有约束力，敦促菲方返回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南海争端的道路上。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周四发表声明，指经审查菲方的主张后，认为此案属“两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及使用出现的纷争”，因此法院有权审理，并驳回中方指“争执涉及南海岛屿主权归属，超出法院司法权限”的陈述，将再召开聆讯听取菲方的理据。

中国外交部则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受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保护，表明于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问题上，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方案，及单方面诉诸第三方的争端解决方法。声明指出菲方滥用《公约》强制争执解决机制，单方面执意提起仲裁，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挑衅，妄图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声明重申中国坚持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领土和海洋管辖权的争端，并指出菲方单方面提起诉讼的行动，违背中菲双方多次在双边文件确认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争执的共识，损害国家之间互信，同时指出菲方及仲裁法院恶意规避中国于2006年根据《公约》有关规定作出的声明，严重侵犯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的合法权利。

中菲双方在南海问题上争持多年，菲方曾于2012年派军舰包围在黄岩岛附近海域捕鱼的中国渔船，中方海监船随后到场，引发双方舰艇对峙。另外，菲律宾海军“马德雷山号”登陆舰于九九年企图以搁浅形式窃佔中国仁爱礁后，菲方多次避开中方的海监船为“马德雷山号”补给及进行维修。菲律宾政府其后单方面就南海争议向仲裁法院提起诉讼，惟中方多次重申不接受、不参与菲方单方面提出的仲裁，并强调仲裁法院对菲方提出的仲裁没有管辖权。

（二）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国际仲裁的态度，让我想起了八十年前“日本帝国退出国联”的历史一幕。

虽然历史是不会完全重演的，但历史的比较研究还是可以启发思考的：

《日本帝国的兴亡》第23 章《退出国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在中国持续内乱下爆发，不仅激化了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而且引起了国际列强的注意。当时，国际联盟是在英法等列强操纵下、标榜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日本是国联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在国联有一定的影响力。

日本一直把国联外交作为一种筹码，力图通过国联来兜售其帝国主义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意识到中国可能采取传统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通过国联来压制日本，因而更加重视国联外交。

事变发生后，陷于共产党造反的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国联和列强出面干预，制止日本的侵略，把解决事变的希望寄托在国联和列强身上。

这样一来，国联外交便成了中日矛盾和斗争的焦点之一。

9 月21 日，国民党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奉政府之命，正式向国际联盟理事会起诉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要求根据国联盟约第11 条，立即召集理事会会议， 讨论日本侵华问题，并请求理事会根据盟约第11 条赋予的权力，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事态继续扩大，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的性质和数额等等。

时任日本外相的币原喜重郎，根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秘密报告，虽然认为事变很有可能是关东军蓄意制造的阴谋，但为了维护日本帝国的利益和形象，掩盖日军的侵略罪行，他还是就事变的起因向日本驻国联代表发出了一个颠倒黑白的训电，污蔑中国军队是事变的挑起者，言称日军的行动只是为了“自卫”等等。

根据币原的指示，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日本老资格的外交家，曾任驻华公使，是日本著的中国通）在22 日召开的国联理事会上发言，胡说事变是由中国军队破坏日本的满洲铁路引起的，日军占领东北的都市，乃是“为了保护满洲铁路线及在该地居住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是“不得已而为之”，竭力为日本的军事侵略进行辩解。

但是，鉴于日本与列强的矛盾及日本的国力尚不足与英美等一流的帝国主义及列强控制下的国联相对抗，加之历史上有过“三国干涉还辽”的先例，日本政府及外务省在竭力否认侵华的同时，又把排斥国联及第三国干预事变作为国联外交的最大任务。

事变爆发之初，芳泽便向币原建议，应该尽可能地不把此事提到国联理事会上审议。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也建议，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决避免由国联或第三国来处理事变。这时，币原虽标榜“协调主义”，但在如何处理事变这一关键问题上，却暴露了他的本质。他所谓的“国联大会或理事会处理这一问题会进一步刺激日中两国的舆论，反使事情复杂化”的看法，实际上是担心国联对日本作出不利的决议，因而阻挠国联干预事变的口实。

为了排除国联及列强的干预，缓和与列强的矛盾，日本政府于9 月24日发表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声明，再次颠倒黑白，污蔑中国军队破坏“满铁”、挑起战端。声明声称：“帝国政府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我方所期待的，归根到底，在于使帝国臣民能够有机会安心从事各种和平事业。为使此次不幸事件不致破坏邦交，进而研究将来铲除祸根的建设性计划，帝国有决心和中国真诚合作。”日本政府的这一声明有三个要点：

一是诬称事件是中国挑起的，日军的军事侵略只是有限的“自卫”；二是言称日本对中国东北没有领土野心，中国、国联及列强尽可放心；三是日本愿意和中国进行“真诚合作”，解决事变问题，国联及列强不必插手。日本政府的这一声明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蒙骗了国际舆论和列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联及列强的对日态度。

但是，中国代表团十分清楚日本的这一阴谋，因而坚持由国联处理事变，并表示愿意接受国联的任何处理结果。对于日方提出的中日直接交涉一事，则表示坚决反对。9 月25 日，国联理事会再次开会讨论事变问题。中国代表施肇基表示，在日本占据着中国领土的情况下，日中直接交涉是绝对不可能的。与此同时，针对日本“保侨”的借口，施肇基指出，在日军撤兵之后，中国当会负责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

为了进一步揭露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真相，促使国联早日下决心解决事变，中国代表还向国联提出了向东北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的建议。日本深知，如国联调查团赴东北调查，日本侵华的真相就会大白于全世界，这无疑对日本不利。为此，芳泽表示，日本不会接受此建议，但为了拖延国联对事变的讨论，他说可以就此事向日本政府请示。然而，就在国联等待日本回答的时候，日军却迅速北上，占领了长春、吉林等重要城市。在这种形势下，国联理事会不顾日本的反对，决定向中国东北派遣7 人调查团，成员由国联指定的第三国人员及中日代表担任。中国代表施肇基当即表示同意国联的这一决定。理事会要求日本迅速就派遣调查团问题正式表态。9 月25 日， 币原训电芳泽，声称派遣视察员赴中国东北完全没有必要，希望国联相信日本政府的“诚意”，静待事态的发展。这实际上是日本为排斥国联而实行的拖延战术的继续。

在派遣调查团问题上，国联原本希望美国支持，并派员参加。但美国国务院却认为派遣调查团于事无补，反而会刺激日本的舆论，所以不支持国联的这一行动。美国虽不是国联成员国，但它是世界头号强国，而且是国际联盟的创建者，因而对国联及国际政治有极大的影响。由于日本反对、美国又不支持，派遣调查团一事就被搁置起来。

在国联的交涉中，中国外交的目标在于通过国联强有力的干预，迫使日本立即从东北占领区撤兵。因此，中国从9 月21 日正式向国联申诉日本侵华之日起，就坚决要求日本立即撤兵。然而，国联在英法的操纵下，却不愿得罪日本，迟迟不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9 月22 日，国联理事会甚至不区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向中日两国发出了内容相同的通牒，要求中日双方“避免事态扩大，并立即由两国协商撤兵”。这个通牒实际上带有包庇日本侵略者的成分，令中国政府大为失望。而日本为欺骗国联和国际舆论，则宣称日军已大部分撤回原地，少数部队是为了“警戒”和保护当地日本侨民的安全才在各地驻扎的，一旦达到目的，便会立即撤回原地。日本的一番花言巧语，迷惑了列强、拖延了国联的行动。

9月30 日，在中国代表的强烈要求下，国联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务必于10 月14 日前从东北占领区撤兵，恢复事变前的状态。为了应付形势，芳泽言称他可以代表日本政府，接受理事会的这一决定（后因币原反对，决议改为日本有条件撤军，即以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准，这就给日本拒不撤兵留下了借口），但对施肇基所提出的组织国联调查团前往东北进行调查以及组织中立国委员会监视日本撤兵一事，表示坚决反对。他反复宣称，日本政府“深信无须国联方面派遣任何特别委员团前往东北进行调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感到国联组织调查团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决定放弃组团要求，但重申日军必须在国联理事会指定的日期（即10 月14 日） 之前，全部撤出占领区，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否则，中国政府“将要求国联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但是，9月30日的国联决议只要求日本撤兵，并没有提出任何监督措施及违反决议后的制裁办法，所以，这一决议不仅没有制止日本的侵华，反而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10 月8 日，日军轰炸了远离事件地点的锦州，把事变初期的所谓“不扩大”方针，变成了进一步扩大侵略的事实，充分表明了日本侵占全东北的野心。

10月13日，根据中国代表施肇基的请求，国联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 讨论东北问题的最新发展。会上，施肇基首先发言，愤怒谴责了日本拒不执行国联关于日本撤兵的决议，并轰炸锦州、扩大侵略的暴行。施肇基在发言中情绪激昂，大声疾呼：国联条约和凯洛格非战公约，如同两个铁锚，世界各国犹如轮船，轮船凭借铁锚而进止。我们深信凭借两个条约，可以摆脱困境。两项条约乃是“世界和平大厦之栋梁，栋梁若折断，则大厦必毁矣”。施肇基的发言有理有力，博得了与会代表的赞许。

在全场代表鄙视的目光下，芳泽照本宣科，宣读了日本的长篇声明，重弹日中直接交涉的老调，并一再为日本拒不撤兵进行辩解，说什么只有等到日本侨民有安全担保时日军才会撤回原防。芳泽的声明遭到了中国代表的严厉驳斥，会议陷入了僵局。

为增强国联的力量，以实力制止日本的侵华活动，国联理事会决定邀请美国代表参加理事会关于东北问题的讨论。对此，日本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国联的讨论情况已对日本不利，如果美国再加入进来，势必会给日本造成更大的压力。10 月16 日，理事会对邀请美国与会一事进行表决。结果以13 票赞成、日本1 票反对而获得通过。理事会主席法国外长白里安立即向美国发出了与会邀请。美国政府表示愿意与国联合作，制约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

16日当天，美国总统胡佛就派代表吉尔伯特出席了国联理事会会议。美国的与会及其表决结果，表明了各国对中国的同情和列强与日本之间的矛盾，表明了日本在国联已陷入了孤立地位，是日本国联外交的一次失败。

10月22日，国联理事会经过反复磋商后，通过了7 项决议草案，要求日本陆续撤兵，并在下次国联理事会开会前撤退完毕；建议中日两国在日本撤兵后举行直接谈判。中国代表团表示接受理事会的这些决议。但日本代表芳泽却表示反对，并向理事会递交了日本政府的备忘录，要求对理事会的决议草案进行根本性的修改。10 月23 日，芳泽在理事会上再次发言宣称，日本不能确定撤兵日期，只有等日本侨民无危险、中国诚心诚意与日本合作时，日本才会撤兵。而关于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日本愿与中国直接谈判，商定具体办法。芳泽的无理要求受到了理事会成员国的一致反对。西班牙代表当场发言，指出在目前形势下，日本一日不撤兵，则中国一日不得安全。日本撤兵之日，才是中日交涉开始之时。这位西班牙代表还正告日本：

“应深刻反省国联所以有此项制裁之原因，其原因为何？即日本无端侵犯中国领土，致成在20 世纪历史上违背人道正义之绝大污点。”西班牙代表的讲话深得人心，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芳泽受到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的责问和批判，十分狼狈。最后，理事会对决议进行了表决，结果是13 票赞成，日本1 票反对，而日本的修正案则是13 票反对，日本1 票赞成。这次表决，再次证明了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得人心的。

为了削弱国联的影响，排除国联对事变的进一步干预，10 月26 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次声明，除继续为拒不撤兵进行辩解外，公开了它向中国提出的所谓中日协商五项大纲，其主要内容是：一、否定互相侵略的政策和行动；二、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三、彻底取缔妨碍通商自由和煽动国际间憎恶对方的有组织的行动；四、对于在满洲各地的帝国臣民的一切和平业务予以有效的保护；五、尊重条约上规定的帝国在满洲的权益。

（ 陈觉编著：《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第1245 页。）

日本政府的这一声明，对撤兵一事不作任何实质性承诺，只要求中国与日本直接交涉，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漫无边际的殖民权益要求，毫无解决事变的诚意可言。日本明知中国不会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而故意提出，意在把责任继续推给中国，排斥国联的干预，进而为日本拒不撤兵制造借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重申在领土被占的情况下，中国绝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只有在日本撤兵之后，才能谈交涉问题。这样，国联理事会的有关讨论再次陷入僵局。

11 月上旬，日军入侵远离“满铁”的嫩江等地，暴露了日军企图侵占整个东北的阴谋，因而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而国联理事会对日本的背信弃义行为极为愤慨，敦促日本撤兵的要求也更为强烈。为缓和国际压力，迫使国联及列强承认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既成事实，同时也为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争取时间，日本对国联外交作出了重大调整，改变了以往反对国联介入事变的态度，作出了与国联合作解决事变的姿态。

11 月18 日，在一片要求日本停止侵略、立即撤兵的呼声中，日本代表芳泽向国联理事会提出，在承认日本所提出的五项协商大纲的条件下，日本赞成派遣国联调查团赴东北调查。芳泽的这一表态，令国联惊喜不已。法国代表白里安立即表示赞许，各国代表亦多随声附和。为了拉拢列强，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日本竭力主张调查团应调查与日本和列强关系密切的、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所谓中国排外、抵制洋货、国际条约的履行状况等外国在华殖民权益问题，而对东北问题的关键——日本的军事侵略行动及撤兵问题，却不允许调查和干涉。

此外，在派遣调查团的性质上，日本要求按盟约第11 条办理，而该条款没有规定解决纠纷的具体办法。中国则要求按照盟约第15 条派遣，争取国联理事会或国联大会提出谴责日本侵略和要求日本撤兵的报告或建议。对于中日双方的这一争执，国联理事会采取了和稀泥的做法，把盟约第11 条和第15 条加以调和折中，只是笼统地称派遣调查团，不讲明是按哪条派遣。

（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 年版，第185—186 页。）

12月10 日，理事会正式通过了派遣调查团的决议，规定调查团“在实地调查影响国际关系并扰乱日中两国间的和平或和平基础的..一切事情，并将调查结果报告理事会”。为防止日本利用调查拖延撤兵时间，决议又重申了9 月30 日理事会通过的关于日本撤兵的决议仍然有效。

根据国联理事会的决定，调查团有英、美、意、德、法五国各1 人组成， 中、日各派1 人以顾问名义参加调查团，他们分别是英国委员李顿、美国委员麦考埃、法国委员克劳德，德国委员希尼、意大利委员阿尔德罗、中国顾问顾维钧、日本顾问吉田伊三郎。调查团的成员大都是前殖民地高官，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有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总的说来，他们对日本通过军事侵略占领中国东北，还是持否定态度的。

经过近两个月的准备，李顿调查团才起程赴远东。等他们抵达日本时，已是1932 年的2 月底了。在此期间，日本已占领了东北全境，并赶在调查团到来之前建立起了伪“满洲国”。以期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国联及国际社会承认。这样，东北问题又增加了一项与撤兵同等重要的内容，即对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

为应付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日本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此时的日本外相正是原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他在会见调查团时称，此次事变系中国政府推行革命外交、单方面破坏与外国缔结的条约所致，企图以共同维护列强在华殖民权益来引诱调查团上圈套。在调查团与日本方面的多次会谈中，日本重弹侵华有理的老调。鉴于伪“满洲国”已经建立的既成事实，李顿提出在东北实行国际共管或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建议。虽然这一建议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迎合了日本的一些侵略要求，但此时已经不能满足日本的胃口，日本拒绝了李顿的建议。调查团与日本会谈的结果表明，日本决不放弃已到手的侵略果实。

3 月14 日，调查团从日本抵达中国上海，首先在中国关内的上海、南京、济南、天津、北平等城市进行了调查。当李顿调查团结束关内调查、准备进入东北时，日本进行了别有用心的阻挠。为表明伪“满洲国”是“独立国家”，日本指使伪“满洲国”

出面拒绝中国委员（顾问）顾维钧入境，理由是“恐有激烈分子，对顾君加以危害，影响将来邦交”。对此刁难行为，调查团十分气愤，当即警告日本，如中方委员不能同行，调查团就不再去东三省。这时候，日本假惺惺地出面为“双方”调解，并向调查团宣称：“长春政府并非服从日本政府的意见，在该政府已经发表声明、反对顾维钧进入满洲的情况下，加以阻止是困难的。”经过日本方面的“努力”，达成一个妥协方案，李顿等部分团员从陆路进入东北，而顾维钧等人则取海道从大连上岸进入东北。

调查团进入东北后，初期没有同伪满政权进行接触。对此，关东军认为，让调查团与伪满政权进行接触，是国际社会承认“满洲国”的第一步。为此，他们指使伪政权设置障碍，阻挠调查团的调查活动。为完成调查任务，调查团最终向日本作了妥协退让，于5 月上旬先后访问了溥仪等伪满政权的主要人物。与此同时，在调查过程中，日伪政权还竭力限制调查团与爱国抗日人士（如马占山）接触，只允许调查团了解、接受伪“满洲国”成立的既成事实。但是，许多爱国人士不顾生命危险，通过写信、暗访等多种形式，向调查团揭露了日本蓄意挑起事端、武装侵占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政权的罪恶行径。调查团本身也进行了努力的调查，基本掌握了日本非法侵略中国东北、制造伪“满洲国”的事实。

调查团在东北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调查后，于7 月下旬回到北平。然后历时月余，完成了总共10 章、洋洋10 余万字的调查报告书。10 月之日，国联理事会公开发表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

李顿报告书是一个典型的妥协主义和两面性的产物。它表现在：一是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拥有特殊权益，称“凡不承认此点或忽视日本与该地区历史上关系之解决，不能认为满意”，但同时又承认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根深蒂固”，不容否认；二是承认东北有排日倾向，但同时又批驳了日本关于中国军队挑起事变的谎言，认为事变是日军有预谋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日军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三是否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认为东三省历来是中国领土。“九·一八事变”之前，从未听说过“满洲”有“独立运动”。所谓“独立运动”，完全是日军操纵的结果。因此，“现在的政体，不能认为是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的”。报告书表面上显得不偏不倚，然而对日妥协的地方亦不少。但就整体来讲，李顿报告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伪“满洲国”的否定，打破了日本利用调查团、迫使国联承认伪“满洲国”的阴谋。

除了上述三点外，调查报告书还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原则和办法——“满洲自治”。这一方案既不接受中国提出的要求日本撤兵，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的主张，也拒绝了日本提出的承认伪“满洲国”的主张，而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前提下，组成一个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东三省自治政府”，在东三省实行高度的自治。该办法的目的之一，在于借机将欧美列强的势力引入自治机构，以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渗透并抵制日本独霸中国东北的企图。如该办法规定，由外国教官协助组织特别宪警，作为东三省惟一的武装力量，其他的中、日武装力量应退出东三省；向自治政府行政长官指派相当数量的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重要比例；行政长官得从国联理事会提供的名单中，任用外籍人员监督警察和税收机关，赋予他们广泛的权限；行政长官须从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的名单，指派1 名外国人担任东三省中央银行的总顾问。按照上述办法，未来的东三省自治政府将处于代表列强利益的外国顾问们的控制之下，而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将受到极大的削弱。

李顿调查报告书公开发表后，受到了中、日及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中国政府经过研究后认为，该报告书的前8 章的叙述基本上是公正的，中国可以接受，但第9、第10 两章完全迎合日本的要求，严重不公，必须修改。作为解决事变的原则，中国坚持要求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10 月20 日，中国政府就报告书向中国驻国联代表提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提出了中国自主地在东三省实行自治的方案，以排除日本及欧美列强的侵略和干涉，同时还提出了国联关于日本撤兵的决议不能因报告书而变更的原则。

日本外务省及日本政府对李顿报告书也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究，并起草了日本政府对李顿报告书的长篇意见书。该意见书对报告书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虽表赞同，但对报告书中关于解决事变的原则和办法，表示坚决反对。尤其是东北自治方案，实际否认了伪“满洲国”的“独立”地位，这是日本所绝对不能容许的。此后，中日又围绕报告书的修改、承认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

退出国联

11 月21 日，国联理事会开会讨论审议李顿调查报告书。对于此次审议， 中、日两国政府都极为重视，特别是日本。因为李顿报告书通过与否，关系到日本是留在国联还是退出国联的大问题，故派出了以松冈洋右、佐藤尚武、长冈春一为全权代表的庞大代表团，并任命松冈洋右为首席代表。本来，日本驻国联的首席代表是驻法大使佐藤尚武，已具相当规格。但为了同中国及国联进行总决战，日本特别起用了“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强烈鼓吹者、原“满铁”副社长松冈洋右为首席代表，松冈洋右是日本著名的国家主义、对外扩张主义者。他早年留学美国，1904 年进入外务省，长期在日本驻华外交机构任职。在外务省内，他是大陆政策的积极鼓吹者。1913 年他辞去官职转任“满铁”理事，直接从事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以实现其大陆政策的梦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积极支持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和建立伪政权的活动，批评币原外交是“软弱外交”。日本起用他任驻国联的首席代表。

充分表明了日本对侵略中国东北及建立伪“满洲国”的态度，表明了日本对李顿报告书的立场。

中国对此次会议亦十分重视，派出了一个100 余人的庞大代表团，任命中国外交界元老颜惠庆及外交名家顾维钧、郭泰祺为全权代表，任顾维钧为驻国联理事会首席代表。顾维钩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外交家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学习法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他头脑敏捷，能言善辩，精通国际法，有长期在国联工作的经验，被认为是中国驻国联及理事会最合适的人选。

11 月21 日，国联理事会开会，审议李顿报告书。果不出所料，开会当天，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和中国代表顾维钧就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松冈利用其“雄辩家”的“天才”，一再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诡辩，强调“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中国排日是事变的根本原因。反对报告书关于“满洲”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结论，声称建立伪“满洲国”才是事变“惟一可能的解决方法”。

松冈发言之后，中国代表顾维钧起而逐一批驳其谬论，并再次强调，日本必须继续承担国联关于日本撤兵的义务，认为这才是解决事变的主要先决条件。

在此后几天的辩论中，松冈采取拖延战术，要求国联不要急于解决东北问题，应当三思而后行。同时又竭力限制调查团的作用，宣称调查团报告书提交之后，该团已停止存在，已无发表任何意见的资格。他还要求理事会“慎重研究报告书内容，不可轻易批准”。松冈的这些谬论，意在否定李顿报告书，但遭到了理事会主席的驳斥。

由于日本无意接受李顿报告书，国联理事会主席狄凡勒拉（爱尔兰人）提议，根据盟约第15 条（该条款规定，对于本条约规定之任何案件，理事会得将争议移交大会。经争执之一方请求，大会亦应受理）及理事会已经通过的有关决议，将中日争端及李顿报告书移交国联大会讨论审议。狄凡勒拉的提议得到除日本以外的其他理事会成员团的同意，获得通过。

12 月6 日，国联大会特别会议开幕，讨论中、日争端及李顿报告书。中、日代表继续舌战，各自强调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在大会发言中，列强和中小国家的态度截然不同：操纵大会的法国代表言辞暧昧，英国代表甚至出来为日本侵华打圆场。但许多中小国家的代表仗义执言，猛烈抨击了日本的侵华行径，要求国联主持公道。

12 月8 日，西班牙、爱尔兰、瑞典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联合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大会确认：1.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和军事占领不能认定是合法措施；2.满洲政权是日军存在的产物；3.满洲现政权不符合现存国际义务；4.议案要求大会授权十九国委员会邀请苏、美两国合作，在上述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解决中日争端。结果，大会决定将问题移交给十九国委员会讨论。

十九国委员会是1932 年“一·二八事变”时根据国联大会的决定于3月成立的专门处理中日争端的机构。该委员会由国联大会主席和除中、日两国之外的理事会成员国及大会选出的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哥伦比亚、葡萄牙、匈牙利、瑞典等国家代表组成。12 月12 日，十九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报告书问题。会上，中小国家与列强的代表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小国代表继续支持中国，主张采用报告书的前8 章（否定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和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声明不承认“满洲国”。但大国的代表为了使日本接受国联的调停，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一再向日本让步。然而，日本代表团却坚持国联调停的基础是承认“满洲国”（为了造成“满洲国独立”的既成事实，迫使国联加以承认，日本已于9 月15 日与伪满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宣布承认“满洲国”），声称日本在这一问题上没有让步的余地。鉴于调停已无希望，十九国委员会决定由起草委员会起草最终报告书。

2 月14 日，十九国委员会通过了最终报告书。该报告书与李顿报告书相比，稍有进步。它用更明确的语言认定，日本是“九·一八事变”的挑起者和伪“满洲国”的制造者，要求日本按照国联已通过的决议，把军队撤至“满铁”区域内，并且决定了日军撤兵的方法、步骤和期限。在国联大会上，中国代表在指出报告书中的不足之处如未能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等之后，表示接受报告书。日本代表则表示根本不能接受。随后，大会进行了表决，结果报告书以24 票赞成、日本1 票反对获得通过。这一表决结果， 表明了日本的侵华政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声批判，表明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已完全陷入了孤立境地。

国联大会通过报告书后，日本代表松冈洋右等灰溜溜地退出了会场。3月27 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国联。从当时的国际关系来看，与其说日本退出了国联，倒不如说是被赶出了国联，因为退出国联并非日本的本愿。从国联审议中国东北问题开始，虽然日本多次要挟要退出国联，但均是虚张声势，目的是胁迫国联和列强在中国东北问题上让步。日本政府认为，退出国联对日本来讲并无益处，只要国联能在“满洲国”问题上让步，满足日本的要求，日本还是应该留在国联。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政府于1932 年10 月21 日确定了对付国联的方针：巧为周旋，既要改变国联对日本的不利提案，又要给国联留点面子。松冈洋右正是带着日本政府的这一方针前往日内瓦的。虽然舆论界和军部法西斯分子叫嚷要退出国联，但日本外务省及日本政府的国联方针是明确的。松冈洋右向元老西园寺公望辞行时明确表示：“绝不做退出国联之事。”根据列强和国联在“一·二八事变”时的态度，日本估计它们会在日本的恐吓下，接受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及伪“满洲国独立”的既成事实，日本也会继续留在国联。所以，广田外相曾向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国联必须接受日本的要求，目前并不需要退出国联”。但是，日本的算盘打错了。

国联的决议草案是以李顿报告书为基础的。它虽然对日本已作了很大让步，但日本却仍不满足，特别是在伪满洲国问题上。日本决心“即使把满洲化为焦土”，也要维护伪“满洲国”的“独立”。这与列强的调停基础相去甚远。日本忘记了这样的前提，西方列强及其控制下的国际联盟调解的总目标是维护华盛顿体制和秩序，它不可能承认日本单独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和伪“满洲国”的合法性，这是国际联盟对日让步的最终限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列强意识到，日本在东北问题上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它们长期耐心的调停力，被日本视作软弱可欺。他们被逼到了要么维护由他们创建的国际联盟的权威，要么向日本投降、听任日本在远东胡作非为的地步。列强选择了前者，决心在国联大会的最后阶段向日本摊牌，把中日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进行表决。

这样，日本也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悬崖勒马，接受国联调停，把中国东北的主权交还给中国，要么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坚持侵略政策，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日本最终选择了后者，退出了国联。

一战后，日本标榜“协调外交”，实行以国联为中心的外交路线。退出国联，意味着日本同“协调外交”的诀别、同国际社会的诀别。退出国联使日本陷入了孤立，同时也表明了日本坚持独霸中国的立场。

“天羽声明”

1933 年春，日军继侵占了中国东北之后，又跨越长城，侵入华北，直逼平津，并于5 月底迫使华北军事当局与日本签订了城下之盟《塘沽停战协定》。此时的中国南京政府，虽继续推行“安外必先攘内”的政策，集中力量消灭伪苏维埃共和国，但也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没有止境的，如不认真对付，华北将会沦为第二个“满洲国”。这不仅会使中华民族遭受灭顶之灾，而且会直接危及国民党的统治，后果不堪设想。那么，怎样对付日本呢？中国政府认为中国的力量太弱，仅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不了日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欧美列强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上。认为只要中国顶住日本3—5年，日本就会与列强发生大冲突，国际形势就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有死里求生的一线希望”。为此，中国政府利用欧美列强与日本的矛盾，积极争取其政治、经济、军事援助，为最后对日一战作准备。而“九·一八事变”后列强的远东政策，也为中国政府争取外援创造了有利条件。

日本兵侵华北，直接威胁了欧美列强的在华利益，加剧了欧美列强与日本的矛盾。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日本随时威胁华北，如此下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不知道会变得怎样”。同样，英国在华也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自然也不愿意受到日本的排斥。因此，想要利用中国抗衡日本，以“保证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和威望”。由于中国政府与欧美列强在抗衡日本对华侵略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彼此间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合作有了较快发展。

为了加强争取外援的工作，重用英美派人物宋子文等人，命其游说欧美列强和国际联盟，争取外援。1933 年5 月，宋子文与美国签订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7 月，宋子文又向英、美试探建立一个把日本排斥在外的中外协商委员会，以取代20 年代建立的国际银行团，并要求该委员会“协助中国实现需要大宗财政支持的复兴建设计划”。与此同时，在中国政府的请求下，国联决定设立对华技术合作特别委员会，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复兴建设。10 月，该委员会代表拉西曼来华，同中国政府商谈了合作事宜。

这一时期，在中国政府的争取下，列强开始对华进行军事援助。特别是德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团来华，对中国军队进行整训，提高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顾问团还帮助中国制定了防御日本进一步侵华的防卫计划，并斡旋向中国出售了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美国及英国的对华军事援助也有一定的进展。

列强的一系列援华活动，虽然规模并不大，却深深地“刺痛了日本的神经”，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恐慌。为阻止中国强大和列强对中国的渗透，日本对列强援华活动加以破坏。如中美棉麦借款合同签订后，日本政府即令日本在华纺织厂一律不得购买进口美棉，要求日本厂家“服从政治上的指导”。10 月，广田外相还致电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表示希望“事实上消灭这个借款计划”。由于日本的破坏，加上一些其他原因，造成美棉积压，使棉麦借款的计划未能圆满实现。

1934 年1 月，广田外相在帝国议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时警告欧美列强， “帝国作为维持东亚和平的惟一基础，负有全部的责任”，公然露出了日本要独占中国及东亚的野心。3 月，日本获悉国联驻华代表正在制定国际合作援华计划后，更是极尽手段予以破坏。当时，广田外相连续3 次致电日本驻华外交机关，要求他们设法阻挠国际援华活动。广田在致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电报中狂妄叫嚣：“日本在远东的力量是国际联盟或英美及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及的。”为此，“如要进行任何有效的对华合作，其惟一的办法是以日本的实力和权力作后盾”。根据外务省的指令，日本驻华代表向上海商讨共同对华贷款的国际银行家们“坦率”地表示：日本不准备对华贷款，也希望其他欧美国家的银行家们放弃对华贷款，并威胁说：“举凡与中国及他国间有关之问题，最后之决定权力在日本。”4 月下旬，国际联盟驻华代表将返回国联汇报工作。他还带有中国经济委员会关于发展中国经济的十年计划，希望得到国际联盟的援助。中国的强大是日本最不愿看到的，国际联盟及列强对中国的渗透是日本最害怕的。为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日本采取了恐吓的手段。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发言人天羽英二，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指示精神，赶在国联对华技术合作特别委员会开会讨论具体援华行动之前，于4 月17 日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天羽声明”。

在这个非正式声明中，日本攻击西方的对华经济及军事援助，反对中国利用外援进行经济和国防建设。说什么西方的援华活动，“无论其名目是财政援助还是技术援助，都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的意义，作为原则，日本不得不加以反对”；而外国对华提供军事援助或政治性借款，更是“离间中国与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必将产生与维持东亚和平相悖的结果，对此，日本绝不会默视不顾”。天羽还在声明中蛮横地干涉中国内政，说什么“中国的保全统一和秩序的恢复，有待干中国自身的决心和努力..如果中国采取利用他国排斥日本的手段或以夷对夷的对外政策，日本也不得不予以抨击”。

天羽在声明中叫嚣，“日本单独承担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的责任”，并有“坚决履行这一使命的决心”。“天羽声明”表明了日本对华及列强政策的基本点：1.日本是东亚的霸主，中国是日本的势力范围，西方列强不得插手这一地区的事务；2.中国的内政外交须接受日本控制，中国不可借助西方列强的力量反对日本，建设国家，威胁日本在东亚的霸主地位。一句话，这是个典型的独占中国、称霸东亚的侵略宣言，是东方的“门罗主义”。

“天羽声明”一出笼，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国际舆论的同声谴责。英国舆论界指责声明公开破坏践踏《九国公约》，是东亚“门罗主义”。美国《纽约论坛报》发表社论指出，“天羽声明”表明“日本牵制中国与外国发生关系，将使中国空有独立与主权之名，而成为日本之保护国”。

有人极为讽刺地向正在访美的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提问说：“是不是说欧美各国如没有日本外务省的许可，就不能在中国活动？”令近卫十分尴尬。

4 月23 日，英国驻日大使林德赛会晤广田外相，要求日本政府对声明作出解释，并声明英国不承认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独断专行。美国国务卿赫尔则照会日本政府，反对日本企图在中国问题上“以自己的意志作为最后的结论”。

“天羽声明”蛮横干涉中国的内政，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独立评论》表文章指出：“天羽声明”是“日本东亚门罗主义的最新纲领”，“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南京政府对此事也很重视，训令驻日公使蒋作宾对日进行交涉。南京政府外交部也先后两次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主权与其独立之国格，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藉口稍予损害”，中国与他国及国际联盟的关系，“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藉口稍加干预”。“天羽声明”一出笼，就立即陷入了一片谴责声中。

“天羽声明”所掀起的轩然大波，使日本当局极为被动。为缓和激昂的国际舆论，天羽连忙在4 月20 日发表了一个补充声明，辩解说日本“无意侵害中国的独立和权益”，也“无意侵害第三国的权力”。此外，广田外相也亲自出马为“天羽声明”进行辩解。4 月25 日，广田向英国驻日大使“解释” 说：“鉴于日中间的地理关系，如果中国发生火灾，日本作为其邻居，比远方的人更觉不安，此乃道理所在。”在会见中、美驻日使节时，广田又一再表白“日本没有任何损害中国独立性及其利益的意向”，并保证尊重《九国公约》，维护对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与此同时，外务省修改了“天羽声明”中过于露骨的言词，将其译成英文，由广田外相转交给有关国家的驻日大（公）使，同时命有关的驻外使节向驻在国政府转交“天羽声明”的英文本，并作相应的“解释”，求其“谅解”。经外务省多方奔波，“天羽声明”的风波才逐渐平息下来。但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野心，却已昭然若揭了。

“天羽声明”的风波虽然平息下来了，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没有结束。

在对东北抗日武装的镇压告一段落之后，日本再度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

1934 年12 月，日本冈田内阁制定了新的对华政策，要求建立以日本为“日满华三国提携共助”的远东政治格局，并明确提出了分裂华北的方针，也就是先把与伪“满洲国”相邻的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将其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然后逼迫中国政府就范，一切听从日本的“指导”。

按照日本政府这一新的对华政策，日本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经过密谋策划，于1935 年春夏之交，将分裂华北的计划付诸实施。1935 年5 月底，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并隆分别代表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以天津汉奸报人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及孙永勤义勇军在遵化（属《塘沽协定》规定的停战区域内）活动时得到县长的庇护为借口，向华北军事首脑何应钦提出了如下强硬要求：1.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人；2.撤走宪兵第3 团及军分会政训处；3.取缔蓝衣社、复兴社等秘密机关；4.撤走河北省内国民党党部；5.禁止一切反日活动。为逼迫华北当局接受这些无理要求，日军派兵包围了河北省政府，关东军也在山海关及长城各关口集结兵力。

在此形势下，达成了《何梅协定》。随后，关东军又利用所谓“张北事件”（1935 年6 月关东军的4 名特务，潜入察哈尔省偷绘地图，在张北县城受到在该地驻防的中国第29 军的拘留检查），逼迫察哈尔省当局签订了《秦土协定》，驻守察省的第29 军及国民党党部被迫撤出察哈尔。这样一来，日本在察省扩大了侵略势力，并为进一步侵略华北创造了条件。

面对华北危机，1935 年9 月，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奉命向广田外相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三原则，一、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取消日本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二、双方不相互诽谤，不破坏对方的统一，不扰乱对方的治安；三、通过正式的外交机关，解决两国间的一切纠纷。除此之外，中国还要求取消上海和塘沽停战协定及有关华北事变的其他协定。蒋大使向广田表示，如日本承认中方所提三原则，则中国允诺停止排日及抵制日货，暂不过问伪满问题，开展两国的经济合作。中国的对日三原则及对日承诺，表明中国政府在对日政策上做出了重大让步，即通过默认伪满、镇压抗日等行动，换取中日关系的稳定和华北的安全。

针对中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日本外务省和军部经过多次协商研究，于10月4 日向内阁会议提交了日本对华政策新方案，并获得通过，这就是著名的“广田三原则”。其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必须彻底取缔排日言行，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同时采取对日亲善政策，并子实际执行；

二、中国必须最终正式承认“满洲国”。目前要事实上默认“满洲国”的独立，停止反满政策；在与“满洲国”接壤的华北地区，同“满洲国”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三、为排除来自外蒙古等地的赤化势力的威胁，中国须在与外蒙古接壤地区，进行日本所希望的合作。

“广田三原则”的提出与华北问题息息相关。“广田三原则”特别强调华北要与伪“满洲国”保持密切的联系，要与日本合作防赤，其用意十分明显，那就是要借机把华北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在通过“广田三原则”的同一个内阁会议上，还通过了一个华北问题议案《鼓励华北自主案》，要求继续进行分裂华北的活动。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广田向驻华日本外交官员说，要“相成相助，互为补充”，同时进行。也就是说，要以“广田三原则”压中国政府承认华北的分裂，同时以华北分裂来逼迫中国政府承认三原则，以此达到割裂华北、控制中国的目的。由此不难看出，“广田三原则”实际上是日本为了巩固伪满政权、分裂华北、控制中国的新的侵略计划。

10 月7 日，广田外相正式向蒋作宾大使提出了“广田三原则”，并宣称实行日本的这个三原则是“日中提携的绝对必要条件”。如果中国完全接受“广田三原则”，日本才考虑“渐次协商实行”中国所提出的三原则。

对于“广田三原则”，中国政府进行了仔细的研讨，认为它包藏祸心，不能完全接受。10 月20 日，中国政府指示蒋作宾大使，只有日本完全接受中国提出的中日关系三原则，中国才能就“广田三原则”作出承诺。并重申除东北问题外，一切都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

在此后的中日交涉中，两国都强调自己的三原则是接受对方三原则的先决条件互不相让，使谈判陷入了僵局。

然而，从1935 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却加快了分裂华北的步伐。特别是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为了准备对苏战争，建立长期战争体制，急欲要把华北弄到手，以利用华北丰富的战略资源，建立日本的战争基地。10 月， 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华北军政首脑宋哲元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建立以来哲元为首领、以土肥原为顾问的“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统辖华北五省二市；保留南京政府的“宗主权”，但经济、财政、金融、军事、外交各方面都要脱离中央政府，与日本发生关系，与日满结为一体；此外还要消灭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代之以“东洋主义”。

很明显，这是一个把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的侵略方案。

土肥原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后，要求宋哲元必须按“自治”方案的要求，在11 月20 日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入侵河北和山东。

为逼宋哲元就范，关东军在山海关和古北口集结兵力，以武力相威胁。华北再度陷入危急之中。

华北是中国抵御日本南侵的第一道防线，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所在，也关系到南京政府的存亡。为此，及南京政府在华北问题上没有重演“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悲剧，而是积极地抵抗日本的侵略。11 月19日，宋哲元停止与日本进行关于华北自治问题的谈判，并在陇海线调集军队，以强硬姿态对付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于11 月18 日召集了三相（外相、陆相、海相）会议，研究对策。鉴于“过激”的华北“自治”运动会给日本的对外关系带来不利影响，会议决定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华北“自治”运动，目前可先行“轻度自治”，并放宽期限。根据三相会议的决定，日本军部下令停止执行土肥原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这样，华北局势稍有缓和。11 月20 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就华北问题和“广田三原则”举行了会谈，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华北自治。

他暗示，华北问题不解决，“广田三原则”就无从谈起；而他愿意以承认“广田三原则”为交换条件，要求日本停止推行华北“自治”运动。由于双方意见相左，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为了缓和华北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最终对日本作出了一些让步。经与日方协商，于12 月11 日成立了一个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有一定“自治”色彩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一些亲日分子被塞进了委员会内。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并未满足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欲望。进入1936年后，日本又加紧进行分裂华北的活动。但此时中日政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日本则在“二·二六事件”之后，成立了广田准军部内阁，有田八郎由驻华大使升任外相。基于两国政局的变化，从1936 年春开始，中日外交当局就改善两国关系进行了多次谈判。但因日方坚持以“广田三原则”为调整两国关系的基础，毫无平等、公正解决两国矛盾的诚意，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到了1936 年的下半年，中日关系更加紧张。8 月，日本利用“成都事件” （为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而发生的打死日人事件）大肆鼓噪，并以武力相威胁，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包括：缔结防共协定，建立华北特殊政权，彻底禁止排日，聘用日本政治、军事顾问，缔结新的中日关税协定、降低税率，在福冈与上海之间建立航空联系，成都开埠、中日合作开发四川经济。日本提出的这些要求，实际上是“广田三原则”的具体化和继续。中日虽就日本的这些要求举行了谈判，但很快就陷入了僵局。

在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日本开始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准备。同年5、6 月间，日军利用换防的机会，将华北驻屯军由2000 人增至6000人，司令官也由少将升至中将，并由天皇亲自任命。9 月，日军强占了平津的战略要地丰台，并频频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已处在日本侵华战争乌云的笼罩之中。

（三）

当年中国积极要求“国际仲裁”，一如现在菲律宾。历史不会完全重演，但有时确实十分相似。

这样比较，并不是说现在的中国相当于过去的日本，现在的菲律宾相当于过去的中国。

这样比较，只是说明现在的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正在恶化，而且由于双方的僵局，可能正在进入零和游戏，很难有什么双赢的机会了。

〔另起一页〕

第九节

中日战争的苗头2006年已经出现

2013年1月10日，北京【多维新闻】报道：

钓鱼岛空战一触即发，中国军方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日本媒体1月9日放风：拟向飞近钓鱼岛海域的中国军机进行“警告射击”，中国即于10日首次派出包括歼7-和歼-10等在内的10多架战斗机3次飞入日本“防空识别区”内，令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中日两国迅速逼近“擦枪走火”的凶险境地。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向安倍政府发出警告，解放军将领则表态呼吁丢掉幻想，“以牙还牙”实弹反击日本战机。

日本媒体9日传出拟向飞近钓鱼岛海域的中国军机发射曳光弹的消息，10日虽被日本官方否定，但中国方面仍对日本做出了反应。具有官方媒体背景的《环球时报》10日早些时候发表火药味十足的社论《发曳光弹将把中日推向战争边缘》，称果真如此，这必将是中日军事冲突的开始，中国人民一定会要求政府动用军事力量严惩日方。文章说，我们没有主动同日方开战的愿望，但日本一定要玩悬的，我们坚决奉陪。中国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否则就是退回到1931年。

值得注意的是，评论还提到中方一定在认真评估派作战飞机前往钓鱼岛的方案。“如果日方发曳光弹，这等于开始了对中方飞机的军事行动，中国战斗机前往钓鱼岛势在必行。”果不其然，据日本媒体随后报道，10日当天中国即派出包括歼7和歼10等10多架战斗机，自中午分为多个编队从钓鱼岛以北3次飞入日本“防空识别区”内。虽然没有进入“日本领空”，但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动多架F-15J战机紧急升空拦截。

这次是中国战斗机首次接近钓鱼岛，而在此前中国均是由海监飞机巡逻该水域。尽管双方并没有发生摩擦，但双方擦枪走火，爆发空战的可能性已大为提高。

与此同时，“中国之声”报道引述中国军事专家、国防大学教授梁芳大校认为，在钓鱼岛台问题上，“中国已没有退路，要做好对日本全方位反击的准备”。

梁芳强调，“对于这样一个强硬的、极右的日本政府，我们只能以坚定的维护钓鱼岛（钓鱼台）主权的决心，以坚定的手段，来维护我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她说，对中国来说要坚守三条底线：一、日本不能在钓鱼台上驻军。二、日本不能登岛。三、日本不能在钓鱼台周边开发。“如果日本胆敢再进一步的话，我们将进行坚决反击。”

梁芳表示，钓鱼台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在这之后，“我们要跟进两步、甚至三步，也就是说在双方对峙中，要逐步实现控制主动权，最终要实现完全控制主动权。”

中国海军信息化专案委员会主任尹卓少将则向人民网指出，如果日本胆敢使用击落的办法，那双方就会造成军事冲突，中国一定会以牙还牙，以实弹对付日本的战斗机。

尹卓表示，尽管日本还没敢走到这一步，但是这一步离擦枪走火已经不远了。如果它敢对民用飞机使用战斗用的实弹进行射击，虽然说是一种“警示射击”，实际上是严重的升级行为。安倍晋三如果真正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他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10日当天台湾国防部长高华柱也表达了东海紧张局势的忧虑。他说，东海情势处于紧张状态，台湾军方会关注整个事态发展。而即将启程访问日韩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亦向多维表示，美国政府对钓鱼岛海上争议，特别是10日的最新发展表示关切。美国正在进行静默外交（quiet diplomacy），但坎贝尔坦诚钓鱼岛局势急剧升温，静默外交失败。

中港学者均认为，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都不肯妥协，令事态持续升级，有学者更指中日两国随时擦枪走火，甚至不排除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过亦有学者指，由于中日皆有新政治权力上场，双方将行动升级只是“摆姿态”。

……

其实，中日冲突的导火线早已遍布西太平洋。

早在七年之前的2006年，谢选骏就写过系列文章，预言了“走向对美宣战的中国”：

附录

谢选骏：走向对美宣战的中国（001）

（博讯2006年3月05日）

2006年3月2日中午，我在纽约开始阅读日本人实松让所写的《偷袭珍珠港前365天》一书。实松让1941年在华盛顿担任驻美海军助理武官，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所以对当时日美交涉的内幕经过比较了然。这书就是根据他亲身的经历和回忆，并参阅了大量有关文件档案资料所写成的。这本书虽是1969年出版，体现了事后聪明，但总体上是可信的。它描述了密电码全遭美国破获的日本，如何在美国的遏制下，一步步陷入太平洋战争的灭顶之灾；而美国又因为罗斯福知情不报的苦肉计而遭到珍珠港事变的严厉摧残：

光阴似箭。1941年12月8日早晨七点，日本广播协会的前身东京广播电台的广播员，在威武雄壮的《军舰进行曲》和《拔刀队》的乐曲声中，以激动的语调反复播送大本营发布的第一号临时新闻公告：“帝国陆海军于今天八日凌晨在西太平洋与美英军进入了战争状态”，把爆发太平洋战争的第一个消息告知全体国民，从此，如同梦游一般地度过了28年的漫长岁月。”

读完这本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1940年前后的日美关系和2006年前后的中美关系，具有某种奇怪的历史相似性；相形之下，那时使得日美关系不断恶化的中国问题，多少有点像当今使得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台湾问题。

《偷袭珍珠港前365天》一书的作者实松让以典型的日本人的精细也就是“小家子气”回顾这场战争，认为它给人们留下许多疑问：“为什么在开战之初去进攻珍珠港？当时日本海军把优秀的航空母舰都投入进去，采用世界海战史上前所未有的远洋奇袭战术直捣敌营。为什么一定要孤注一掷、断然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作战？究竟是谁和在什么时候提出这一作战设想的？在使之具体化和执行这一计划时，经历了哪些曲折？为达到作战目的，曾采取了什么措施？结果如何？等等。”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问得是相当迂腐甚至有点愚蠢的，因为它没有切入问题的实质，那就是日本要建立西太平洋的霸权而美国决心阻止日本建立这一霸权。

在我看来，尽管那时的日美关系和今天的中美关系具有种种不同，国际形势也千差万别，而阻碍日美关系的“撤军中国问题”和阻碍中美关系的“威胁台湾问题”也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但是在维护西方尤其是美国自身在西太平洋优先地位的意义上，那时的日美关系和今天的中美关系却又是具有本质的相同。尤其考虑到那时的苏联和现在的俄国都处于相似的半孤立状态，由于缺少了这一制衡因素，那时的日美和今天的中美就多少处在正面对峙的状态下，进而不知不觉滑入对抗乃至全面冲突的漩涡。至于说到现在的日本，正如一位亲美的日本学者私下告诉我的那样，现在的日本实际上只是美国的“属国”。也就是说和那时的菲律宾差不多，尽管现在的日本具有较之那时的菲律宾远为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但属国地位决定了日本在中美的较量中，只能发挥“装饰性的作用”。

到了3月2日晚上，我已经读完实松让所写的《偷袭珍珠港前365天》一书。于是回到东亚的现实中，对比一看使我惊骇：这样一条前所未见的新闻出现眼前——《北京将“终统”事件提到联合国 并向德俄等表示“严重关切”》（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3月3日，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这篇报导说，台海局势在台湾总统陈水扁宣布“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后持续升温，北京日前开始了密集的外交布局，试图利用国际压力制约台独的发展势头。“新华社昨天报道，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纽约当地时间3月1日下午，分别约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第60届联大主席埃利亚松，向他们转达中国政府对陈水扁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的严重关切。报道称，王光亚特别强调这是对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挑衅，是对台海和平的严重挑战。据王光亚转述，安南对陈水扁言论引发的危险局势表示关切，并表示将在适当的公开场合正式表明联合国反对这一做法的立场。”

于是我去查新华网，发现还有消息说，国家副主席曾庆红3月2日会见俄国内务部部长努尔加利耶夫的时候说，台湾当局的做法是对国际社会普遍坚持的一中原则和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挑衅。中国将继续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允许台独把台湾分割出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2日则“应约”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说台湾当局决定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是对国际社会普遍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挑衅和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严重破坏。

新加坡《联合早报》则说，与此同时的中国外交部紧锣密鼓与各国使节沟通：副部长层级的外交部官员接连约见了各国大使，重申了北京对陈水扁“终统”的立场。一名驻北京外交官对本报指出，外交部的做法是要让各国清楚陈水扁“终统”的严重性，希望各国能够出于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的共同利益，联手遏止陈水扁的台独企图。同时，国台办也积极与智囊学者开会，讨论应对陈水扁的策略。“本报从侧面了解，国台办官员在一场会议上透露了大陆当局新策略背后的想法”：据称，国台办官员在会议上表示，向国际社会宣传陈水扁“终统”是走向法理台独，并强调其中的危险性，一来是希望国际社会能一起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共同向陈水扁及台独势力施压，劝阻他们别错估形势；同时，如果国际社会无法遏止陈水扁及台独势力继续走向法理台独，就不能责怪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对付台独势力。

我为什么会对《北京将“终统”事件提到联合国 并向德俄等表示“严重关切”》新闻感到惊骇呢？因为这是一条史无前例的、完全不同的东西。

回顾以往再看现在：

一、2004年之前，中国是把台湾问题当作“内部问题”处理，但这样就与美国的关系日益紧张；

二、于是2004年开始，中国改采联合美国共同维持两岸局势的方针，一度使得布什出面批评台湾执政者。中国的这一转变，可以解释为“为了缓和对美关系”。

三、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是广泛公告国际社会；从而完全放弃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一传统立场。

四、这一转变是相当陌生的。既然它是陌生的、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它背后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重大事情。

那么，这是什么事情呢？

通过反复思考，我倾向于认为，这个不同寻常的重大事情就是“中国正在走向对美宣战的道路”；而将来的人们回顾时，可能认为2006年3月2日就是这一倒计时的开始。

下面，我将把有关的思考逐一展开，这也是长期以来我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所支持的。有关的思考还可以名之为：“中国：对美宣战”、“中国走向对美宣战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宣战”、“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对美宣战的道路”等，总之其意思是相同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Xie,Xuanjun:China that is moving towards a war against the US _

谢选骏：走向对美宣战的中国（002）

（博讯2006年3月18日）

我之所以倾向于认为，2006年3月2日北京将台湾“终统”事件提到联合国并向德俄等国表示“严重关切”，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重大事情，是“中国正在走向对美宣战的道路”，是因为这使我想起了七十五年前，1931年9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正式向国联递交声明书。声明书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 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迅速采取相应行动，阻止此种形势的扩大及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并要日本赔偿损失。22日，国联理事会讨论中国代表的声明书。日本代表芳泽谦吉称：中国军队是这次事件的责任者，并要求国联理事会对此案延期讨论。理事会授权给主席西班牙外长勒乐，对中日两国政府提出了内容相同的“紧急警告”，劝告双方避免事态扩大，并立即由两国协商撤兵。同时决定由国联派遣一个由各国驻华官员组成的调查团，去沈阳调查事变的真相，遭到日本代表的反对。 

据末代滿洲皇帝金（爱新觉罗）溥仪（“爱新”是女真语，作为姓，自金朝就有了，按意译就是“金”，但那时没有“觉罗”这两个字。“觉罗”是根据满语gioro的音译。它原来有独自的意思）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记载：

［一九三二年五月，国联调查团来到了东北。十月，发表了所谓“满洲问题”的调查报告。郑氏父子对于这个调查团曾抱有很大幻想，报告书公布的时候，他们简直以为实现国际共管的理想是指日可待的。他父子俩后来失宠于日人，终于被抛弃，与这种热衷于共管有很大关系。我当时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多，没有他们那样兴奋，但却从他们的议论中，知道了不少国际上的事情。我与他们的感受也不同。他们因调查团的态度而发生了共管的幻想，而我却由此发生了对日本强大的感觉。由于这种感觉，我越发认为自己的命运是无法跟它分开了。 

关于西方列强在“满洲事件”上的态度，我早就听郑氏父子等人不断说过这类的话：“别看日内瓦、巴黎（国联）开会开得热闹，其实哪一国也不打算碰日本，欧战以后有实力的是美国，可是连美国也不想跟日本动硬的。”精通英文、日文的郑垂不时地把外国报纸上的舆论告诉我，说美国不少报纸言论是袒日的。他曾有根有据地说了一些非公开消息，例如美日曾有密约，美对日本在东北的行动有谅解，等等。他还很具体地告诉我，早在事变前美国方面的重要人物就劝过蒋介石，把满洲卖给日本，让日本去碰苏联，以收其利。

事实上，喜欢吹牛的郑氏父子并没有撒谎。在当时的《东方杂志》上，就可以找到《纽约论坛报》、《纽约日日新闻》等报纸上的袒日言论的译文。比如，前者有这样的话：“日人军事行动，乃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后者：“日本继承俄国在满洲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公认。”国联通过派遣调查团的决议，确曾遭受到美国的反对，理由是：“此种行动足以刺激日本国民的情绪”，国联在一次会议上，打算做出要求日军退出满洲的决议时，美国国务卿凯塞尔就公开表示，对此并未附议。这些事实的记载可以从当时的许多报刊上看到。后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些秘密文件，其中《一九三一年美国外交文件》一书，公布了那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驻日大使福白斯交给日本外务大臣币原的一份党书，透露了美国政府当时“曾劝中国政府采取妥协步调”。至于日美对东北问题的秘密谈判，则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号的《国际事件》（International Affairs，1935 Dec.）上据西·莱特的一篇文章《美国人对远东问题的观点》（Q．Wright：American View of the Far Eastern Problem）中揭露了出来。

“调查团要来了，”郑孝胥是这样告诉我的，“国民党请他们来调查，想请他们帮忙对付日本，其实他们是不对付日本的。他们关心的一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二是对付赤俄。他们在东京跟内田康哉（这时已出任日本外相）谈的就是这个。用不着担心，到时候应付几句就行了。依臣看来，国民党也明知道调查团办不了什么事，说不定国民党看到了国际共管满洲的好处。” 

后来事实证明，郑氏父子说的话大部正确。 

沈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再电张学良转命东北驻军：“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四天后，即九月二十二日，蒋在南京全市国民党员大会上宣称：“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同时，对内却毫无和平与公理，用最野蛮的办法加紧进行内战。九月三十日，国民党向国联请求派中立委员会到满洲调查。经过几番讨论，到十二月十日才得到日本同意，做出组织调查团的决议。调查团由五国委员组成，即英国的李顿爵士、美国的佛兰克洛斯·麦考益少将、法国的亨利·克劳德中将、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和德国的恩利克希尼博士。团长是李顿。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调查团启程，先在日本、上海、南京、汉口、九江、宜昌、重庆等地转了一圈，又在北平住了十天，到东北的时候已是五月份了。在这期间，南京政府宣传着“等待公理的判断”，而日军则攻占了锦州，发动了淞沪战争，成立了“满洲国”。除了这些被“等待”来的结果之外，还有一个在各国干预下产生的《淞沪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南京政府的军队从此不得进驻淞沪地区。 

五月三日这天，我和调查团的会见，用了大约一刻钟左右的时间。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念头。我想起当年庄士敦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是为我打开着的，如果我现在对李顿说，我是叫土肥原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的，我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肯不肯呢？我这个念头刚一闪过，就想起来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地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按照他预先嘱咐过的说：“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调查团员们一齐微笑点头，再没问什么。然后我们一同照相，喝香槟，祝贺彼此健康。调查团走后，板垣的青白脸泛满了笑意，赞不绝口地说：“执政阁下的风度好极了，讲话响亮极了！”郑孝胥事后则晃着秃头说：“这些西洋人跟臣也见过面，所谈都是机会均等和外国权益之事，完全不出臣之所料。” 

这年十月，日本《中央公论》上刊出了驹井的一篇文章，郑垂把译文送来不久，《调查团报告书》也到了我手里，这两样东西，给了我一个统一的印象，正如郑氏父子所判断的，调查团所关心的是“机会”与“门户”问题。 

驹井的文章题为《满洲国是向全世界宣称着》，内容是他与李顿等人会见的情形。现在郑垂的译文已不可得，只有借助于一篇不高明的译文，是陈彬龢编印的《满洲伪国》里的。文章中说，李顿第一个向他提出问题：“满洲国的建设不稍嫌早些么？”他回答了一大套非但不早，且嫌其晚的鬼道理，然后是—— 

其次麦考益将军问：“满洲国宣扬着门户开放主义，果真实行了么？” 

我立即回答说：“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是满洲立国的铁则。门户开放政策，在昔围绕着中国的诸国中，美国是率先所说的精神。但这主义政策是列国之所倡，中国本身是抱着门户闭锁主义，我们果在中国的何处可以看到门户开放的事实？现在我们以极强的钥匙使满洲国门户开放，我们只有受诸君感谢，而没有受抗议的道理。……不过我须附带声明的，就是关于国防事业断不能门户开放，即在世界各国亦断无此例。” 

李顿再询问：“满洲国实行着机会均等么？” 

我略不踌躇地说：“机会均等，贵国在中国已有其先例，即前清末叶，中国内政极度糜烂，几全失统一之际，罗浮脱·赫德提议清廷说，倘然长此以往，中国将完全失其作用于国际间，不如依赖西洋人，海关行政，亦有确定之必要。于是清朝立即任命罗浮脱·赫德为总税司，海关行政方得确立。由于海关上使用着许多英、法、日等国人，在中国被认为是最确实的行政机关，因此列强借款给中国，中国道得在财政上有所弥补。英国人曾以海关为施行机会均等之所，但是我们日本人，要想做这海关的事务员，则非受等于拒绝的严格的英语试验不可。 

“……我们满洲国，是满洲国人和日本人协力而建设的国家，因之新国家的公文，均以满洲国语和日本语发表。所以任何国人，金能完全使用满日两国语言，并能以满洲国所给与之待遇为满足，则我们当大大的欢迎。这就是我所说的机会均等。” 

我继续着问：“你们各位还有旁的询问么？” 

旁的人都说：“此外已无何等询问的必要了，我们已能充分理解了满洲国的立场，愉快之至！” 

国联调查委员在离开新京时，我送到车站上，那时候李顿握了我的手小声地说：“恭祝新满洲国之健全的发达！”同时用力地握了下手就分别了。 这次谈话，使郑孝胥父子感到了极大的兴奋，郑垂甚至估计到，国联很可能做出一个国际共管满洲的决议来。后来调查团的报告书公布出来，使郑氏父子更有了信心。调查团的报告书中所代表的国联，正是以郑氏父子所希望的那种中国的管理者的态度出现的。报告书明白地说：“目前极端之国际冲突事件，业经中国再度要国联之干涉。……中国遵循与国际合作之道，当能得最确定及最迅速之进步，以达到其国家之理想。”这位管理者明确地表示：日本“为谋满洲之经济发展，要求建设一能维持秩序之巩固政权，此项要求，我等亦不以为无理”。但是，这位管理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惟有在一种外有信仰内有和平，而与远东现有情形完全不同之空气中，为满洲经济迅速发展所必要之投资始可源源而来”。这就是说，要有列强各国共同认定的那种“信仰”才行，这就是郑氏父子所向往的由各国共同经营，利益均沾的局面。 

郑氏父子关于反苏问题的估计，也得到了证实。调查团说，它理解日本称满洲为其生命线之意义，同情日本对“其自身安全之顾虑”，因此，“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为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冲过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不过调查团又认为，这样做法日本的财政负担必大，而且日本在满洲的军队受到民众包围，其后又有包含敌意之中国，日本军队能否不受重大困难，亦殊难言。因此可以考虑另外的办法，则“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与善意，不须代价而获安全保障较现时以巨大代价换得者为更佳”。调查团于是提出意见说，问题的解决，恢复原状和维持现状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办法，认为只要“由现时（满洲国）组织毋须经过极端之变更或可产生一种满意之组织”，这就是实行“获得高度自治权”的“满洲自治”，由各国洋人充当这个自治政府的顾问；由于日本人在东北的权益大些，日本人比例也大些，但其他外国也要有一定比例。为实现这个新政体，“讨论和提出一种特殊制度之设立，以治理东三省之详密议案”，要先成立一个由国联行政院掌握最高决定权的、由中日双方和“中立观察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调查团并且认为“国际合作”的办法不但适于“满洲”，也适于对全中国使用。其根据理由也是郑氏父子屡次表示过的，是因为中国只有劳动力，而资本、技术。人才全要靠外国人，否则是建设不起来的。 

在刚看到报告书的那几天，郑孝胥曾兴致勃勃地告诉过我，“事情很有希望”，说胡适也在关内发表论文，称誉报告书为“世界之公论”。可是后来日本方面的反响到了，他父子大为垂头丧气。尽管调查团再三谈到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甚至把“九一八”事变也说成是日本的自卫行为，日本的外务省发言人却只表示同意一点，就是：“调查团关于满洲的建议，大可施于中国与列强间的关系而获得研益，如制定国际共管计划者，是也！”至于对“满洲”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不加理睬。郑孝胥后来的失宠和被弃，即种因在对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热衷上。 

在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之前，我曾经设想过，假如真的像郑氏父子希望的那样，将东北归为国际共管，我的处境可能比日本独占情形下好得多。但是，我还有两点不同的考虑；一是怕“共管”之中，南京政府也有一份，如果这样，我还是很难容身；另一点是，即使南京管不上我，国际共管也未必叫我当皇帝，如果弄出个“自治政府”来，那还有什么帝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横蛮，在国际上居然不受一点约束，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因此，事后我一想起了调查团会见时我心里闪过的那个念头，不禁暗暗想道：“幸亏我没有傻干，否则我这条命早完了。……现在顶要紧的还是不要惹翻了日本人，要想重登大宝，还非靠日本人不可呀！” ］

（参见《我的前半生》第六章《伪满十四年》之四《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在一个中立的历史观察家看来，在国际地位方面，现在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和那时的“满洲国”都不是联合国或国联的成员国，年年想加入而年年不得加入，还被中国（那时的中华民国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竭力排除得越远越好。

为什么现在北京一反常态，主动向联合国和国际列强们公告那个本来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显然，这并不是在控告走向台湾独立的陈水扁政府，而是在控告那个节制台湾不力的美国政府，至少是把美国政府“两岸调停人”的特权剥夺了或分散了。正如当年中华民国是向国联控告日本帝国而不是控告国联还来不及承认的满洲国。

对比来说也是如此：现在让北京感到严重关切的其实不是陈水扁政府而是布什政府。

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时殷弘，3月2日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采访时就说，中国政府把台湾问题拿到联合国去的做法确实是很大的变化。他说：“这可见陈水扁‘废统’对中国政府的刺激之大，也显示中国政府认为‘废统’的潜在危机是严重的。”他指出“废统”事件让北京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希望借助国际力量稳定台海局势：“两岸局势会影响东亚的和平稳定是一个事实，中国把台湾问题拿到联合国去，是希望动员国际力量来约束陈水扁。这么做的另一个用意是，一旦中国被迫要采取行动，至少也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容忍或理解。”

时殷弘的这一解释是无法成立的：从中立的角度看，既然世界独一的超强（美国）都无法阻止陈水扁，其他分散的“国际力量”又如何能够约束陈水扁呢？看透时殷弘说法之无法成立，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和超群的智力。布什政府推行的伊拉克战争早就说明了这一点。美国既然无法阻止伊拉克抵抗运动，那么又如何能够阻止台湾独立运动呢？

同样是在决定命运的2006年3月2日，台湾陆委会主委吴钊燮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两岸应展开政治性对话，且只要是在全台人民同意下，不排除与大陆发展任何形式的政治关系。”吴钊燮说，台湾无意改变现状，“是中国在渐进式的并吞台湾”，破坏两岸现状，才迫使台湾必须采取行动自我保护。吴钊燮对台中关系的这一看法，与“七七事变”前夕国民政府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其实也有神似之处。历史就是这样在不同的维度中不断重复。

谢选骏：走向对美宣战的中国（003）

（博讯2006年4月01日）

台湾《自由时报》3月3日报道说，中国为“终统”问题到联合国告状，针对此一不寻常的举动，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罗致政3月3日指出，此举对台湾应属“短空长多”，即短期不利但长期有利。其理由是：中国这样做，从短期来看会使台湾受到较大的国际压力，但从长期看则等于具体落实了“台湾问题国际化”。他认为，中国到联合国告状的举动，其实就是要迫使国际接受所谓的“一个中国”，而且内容必须由中国自己定义。不过，比较上次台美间公投争议，美国这次对“终统”反应趋理性。上次美国藉布温会抒发对公投不满，引发国际连锁跟进的现象，这次应该不易发生。他分析说，中国目前正为“终统”问题气愤难耐，未来如何出招仍待观察，但中国迫使各国在台海议题上表态，却忽略了各国最多能做的，只有呼吁维系台海和平稳定，并鼓励对话。过去中国注重在拉拢邦交国，现在则是已经建交的国家，还要求进一步认同“一中”。和平是中性的名词，不只约束台湾，更约束中国，比较起来，和平对台湾更有利，未来中国试图以非和平手段对付台湾，各国同样有立场表达意见，因为中国现在做的，就是要国际在台海议题上发言。

好像是为了印证这位罗先生的判断，中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对于“终统”事件就作出了自相矛盾的“短期和长期不同的反应”。

台湾的《东森新闻》3月2日报道说，面对陈水扁宣布终统后，今年大陆两会是否启动反分裂法备受关注，3月2日举行的政协记者会上，虽然大陆官方批判声依旧不断，但对于会不会启动反分裂法，仍然回避没有多说。政协人大第十届第四次会议即将召开，2日下午，北京官方举行记者会公布会议内容，对于陈水扁宣布终统，官方照样批判，但对于会不会在会议中启动反分裂法，官方态度低调。政协发言人吴建民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已表谈话，另外，国台办也发表声明，我们政协委员对这些谈话声明都是十分拥护的。”“政协会议是否启动反分裂法待观察——这次政协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将有专门的研究政协工作会议，对政协的政治功能有新的定位。全国政协除参政议政外，另一重大功能是‘统一战线’。未来政协统战工作，核心议题是两岸关系；中共领导层会有什么新的对台统战部署，是另一关注点。”

而香港《文汇报》3月3日报道说，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定于下午3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全国政协有关部门连夜加班，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工作报告做最后修改，报告将对2月27日陈水扁当局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作出严正回应。据悉，中共领导层已决定，不随陈水扁起舞，要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导地位。”

北京决心要“掌握主动，不随陈水扁起舞”。刚刚抵京的部分政协委员已经提前拿到未作最后补充的工作报告的文本，里面对于两岸关系问题有较多陈述。据透露，新增加部分与贾庆林在2月28日闭幕的政协十届全国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大致相同。据悉，台湾当局最近宣布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已经发表了讲话。“对于今后全国政协的对台工作，消息人士预料，贾庆林将强调全国政协将坚定不移贯彻中央对台工作的各项大政方针，贯彻胡锦涛提出的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努力团结港澳台侨各界人士，继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继续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维护和促进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争取和平统一前景。”

法新社的报道对“中国向联合国告状”相当重视。说尽管中国一再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问题，不容外力干预，但针对终统问题，中国仍直接诉诸联合国。法新社援引新华社的报导说，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已分别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第六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艾里亚森，向他们转达对陈水扁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的“严重关切”；王光亚说，他在会谈中通报了台湾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所引发的“危险局势”，特别强调此一举动是“对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挑□，是对台海和平的严峻挑战”。王光亚表示，安南在会晤中说，他在过去两天“也一直严重关注这一事态”，安南对陈总统的言论“所引发的危险局势表示关切”，并重申联合国坚决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王光亚说，联大主席艾里亚森在会谈中重申，联合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联大有第二七五八号决议，作为联大主席，他会“非常稳妥地处理这个问题”。

而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纪野说，中国就台湾问题与联合国交涉的作法，是“自相矛盾”。纪野告诉法新社：“中国一直非常成功地将台湾排除于所有的多边组织之外，所以中国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会面，某种程度来说，是承认台湾议题成为国际议题，中国现在似乎在诉诸国际社会，对台湾与陈水扁施压。”

接下来的发展却使人们大吃一惊。3月5日中国政协主席、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贾庆林表示，“有机会也可以接触铁杆台独分子。”台湾蓝绿阵营把这解读为“北京统战新策”。因此泛绿阵营呼吁，中国应该和台湾民选的政府进行谈判；不过泛蓝方面则认为，贾庆林的谈话是两岸不同层面展开对话的好机会，民进党不应再瞻前顾后。

亲大陆的台湾《联合报》3月6日是这样报导的：“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贾庆林日前会见台盟等涉台政协委员的时候，就中国涉台团体组织和台湾泛绿人士接触首度进行了指示，他说，包括铁杆台独分子，有机会也可以接触。这是继2002年当时的中国大陆副总理钱其琛在纪念“江八点”七周年座谈会上首度提出大陆欢迎广大民进党成员以适当身分到大陆参观、访问之后，中国高层进一步提出和台湾深绿人士接触的谈话。对此，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3月7日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应该体认党对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且台湾是民主国家，民选政府才是台湾主体的真正代表，中国如果有意和台湾展开对话，不应该选择或是区隔特定对象，尤其不应该回避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协商。

台湾陆委会主委吴钊燮还表示，台湾立场向来一致，不排除和中国协商任何的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以一个中国做为前提条件，阻碍了对话和接触。吴钊燮说：“希望中国大陆那边，就任何的事项，在没有前提条件之下，和我们台湾政府协商接触。”不过，泛蓝的亲民党立委张显耀则表示，贾庆林的谈话是两岸不同层面展开对话的好机会，民进党不应该再瞻前顾后。他说：“民进党可以借这个机会，和北京直接党务部门也好，或是在立法院也好，直接进行私下的沟通接触，其实对于两岸目前情况，确实会起缓和的作用，但是如果一定要推给政府的话，等于间接拒绝了北京做法。”张显耀还认为，北京有意接触深绿民众的做法，在民进党内部也会产生一些效应，比如务实派和温和派会愿意和北京进行某种程度的对话，但是，激进派和保守派则会强烈反弹，这种矛盾在即将举行的中国政策大辩论当中应该会显现出来。

有些事情叫做“当局者迷”。例如泛绿的台联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黄适卓表示，贾庆林的说法，分明是统战分化伎俩，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孤立陈水扁政府。台联呼吁所有泛绿立委，千万不要掉入中国精心设下的陷阱当中，对中国的虚情假意应该坚决拒绝。显然，黄适卓和台联没有发现他们的对手很可能是陷入了某种程度的混乱，而不一定是在执行一项精心策划的阴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Xie,Xuanjun:China that is moving towards a war against the US 

（003） 

2013年的中日战争，矛头虽然对准日本，但其实瞄准的却是美国，所以说“中日战争的苗头2006年已经出现”——只不过，2006年表面上对准台湾，2013年表面上对准日本。

其实质都是：“走向对美宣战的中国”。

〔另起一页〕

第十节

中共会在日本“购岛”行动前临阵退缩

定于9月9日出版的亚洲周刊二十六卷三十六期网络特稿《钓岛危机上升美国是祸首》指出，现在的美国患有严重的霸权衰落焦虑症。美国近日对东海钓鱼岛的行动表明，有意以中国为目标，“炮制战争”，然后凭借其“绝对的军事优势，把中国打回石器时代”，达到一箭双雕目的：既可以因此永保霸权，又可以一下子抹掉对中国的巨额债务。文章特别提醒中国政界与军民对钓鱼岛纷争“不宜过度草率亢奋”。

在美国明目张胆的鼓动挑唆下，今年以来南海和东海都风云顿起。南海问题由于牵涉到的国家、对中国亲善的盟国都较多，中国也有极多政经筹码来减弱军事的挑衅，使南海问题只小闹一下即告平息。东海问题则不然。东海只有中日两国，而美国在日本有强大驻军，于是中日的历史问题极容易吹风煽火，很短时间内即已剑拔弩张。

文章认为，钓岛纷争快速升温，美国的角色是关键。从今年四月十六日极右的石原恒太郎提出购岛计划起，美国即一直在鼓动加温。日本政府也以强势的态度放话，包括要把钓岛国有化和宣称要驻军云云。日本的强势，当然引起中国人民的新保钓运动，并在香港保钓船登岛插旗达到高潮，于是八月二十一日美国又策动美日夺岛联合军演。除了夺岛军演外，九月五至七日还将在千岁基地再度举行美日联合军演。美国这些动作，摆明了要美日联手反中的好战态度。而中国方面对美日的侵门踏户，当然也不能示弱，七月十日在东海举行五天实弹演习，八月上旬兰州、广州、南京三大军区也接连军演。其中南京军区的军演是在邻近钓岛的东南沿海进行的抢滩登陆三军联合作战演练，出动了登陆舰、强击机和炮兵等。由于钓岛风云紧急，八月二十七日甚至发生了日本驻北京大使丹羽宇一郎的座车被拦截，车上日本国旗被拔走的意外事故。

文章对此表示“非常不安”。理由有三： 

（一）后冷战的美国已日益患有霸权衰落焦虑感，对任何可能的威胁，一定要在对方尚未坐大前即将其像摘芽一样摘掉，而首要目标毫无疑问就是中国。由最近美国炮制南海以及东海纠纷以及在环太平洋举行超级大军演已可看出，美国不只是制造紧张，而是要制造战争。一旦炮制出战争，美国即可以其绝对的军事优势，把中国打回石器时代，美国的霸权即可永远。 （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是世界上最为神秘、最具震慑力的特种作战部队之一） 

（二）战争乃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法宝。希特勒发动二战，就是因为如果战胜，一切债务可一笔勾消。今天的美国债务已达天文数字，单单中国即有逾兆债权。如果发动战争将中国打败，逾兆债务即可以各种方式勾消。因此引发战争对美国是合乎经济效益的，花个五千亿美元打这一仗都稳赚不赔。

（三）美国有个习惯，在准备战争前，一定会进行动员，要把侵略的战争说成是正义的战争。当美国在合理化它的行为时，也就是企图已开始表面化的时候。而近年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一直在加温，甚至宣扬它在南海东海的行为是要维持大西洋地区的经济稳定。

文章说非常不愿意看到和平的亚洲再现兵灾，希望中日都能自制，勿受美国误导，赶快悬崖勒马。避免中日两败俱伤的结果。

……

但是俄罗斯巴不得战争立即爆发。俄国“地缘政治学问题学院”第一副院长西夫科夫8月29日在接受《观点报》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忍受中国在国际舞台的意见”，美方此次提出《美日安保条约》一说意味着，该国打算向外界表明自己对于中国这个“潜在敌人”的态度。西夫科夫说道：“当涉及到领土问题时，美国开始表明自己对中国的消极态度，并站到了日本一边，而后者，从实质上说，‘仍然被美国所占领’。” 他同时煽动说，日本的反美情绪亦在日益加强，并且在军事技术领域已开始实行更为独立的政策。“华盛顿的类似表态是为了表示，日本人无力独自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 

上述说法都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问题的，如果“内政改革”的角度看，就完全是另一番局面了，我们会发现：“对外关系失败推动中国改革”。

简单说来：

１、太平天国（1850——1864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战败的结果；

２、洋务运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战败的结果；

３、戊戌变法（1898年）是甲午战争（1894——1895年）战败的结果；

４、辛亥革命（1911年）是八国联军征服北京（1900年）的结果；

４、北伐战争（1927——1929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失利的结果（1914——1918年）；

５、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1949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中国受损的结果；

６、文化大革命（1966——1969年）是中国大饥荒、中共和苏共交恶（1959——1962年）的结果；

７、改革开放是中美缓和的结果（1971——1979年）；

８、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全面接纳中国作为和国际社会一员的结果（1979——2001年）。

显然，中国未来的走向也与国际事务息息相关，不可能脱节与孤立。因为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即使文革也不是“闭关锁国”的，而是对于国际事务的一个反应。

正是因为“对外战争失败推动中国改革”，现在中国有许多人积极鼓动对日作战，其目的不是“抗日爱国”，而是像中共1930年代的“北上抗日”一样，是想通过外人之手，消灭本国的反动政府。

许多中国人预期，中共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根本经不起真正的战争，而在美日同盟面前一触即溃。这样，中国人民就会获得第二次解放。而中共也知道自己的纸老虎本质，所以一定会在日本“购买钓鱼岛”的行动计划前临阵退缩。

〔另起一单页〕

第二章

中共现状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中共正在收购西方的灵魂

表面上，中共正在收购西方的产业，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共正在同步收购西方的灵魂。

如果西方人卖光了自己的祖宗辛苦积攒起来的品牌和灵魂资产，那时世界将变得如何？

在2009年发表的《八九民运与金融危机》一书里，谢选骏曾经写道：

1989年六四屠杀后，世界制裁中国。台湾商人却通过探亲、旅游的名义，乘机进入中国大举投资，结果现在，台湾自身却在大一统的前景下瑟瑟发抖、全面中国化，甚至要开始推行简体字与汉语拼音方案。1989年六四屠杀后，日本第一个解除了对于中国的制裁，结果日本已经陷入整整二十年的经济萧条。1989年六四屠杀十周年以后，整个国际社会终于接受了六四惨案这一“血酬”现实，并开始接纳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结果还不到十年，金融海啸终于席卷全球了。

可见，世界上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吃的，这多少有些像《圣经创世记》上所说的，“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吴思的《血酬定律》也可能是受到了这一启发，它认为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而生命是可以定出价格来的，也就形成了所谓“命价”——所谓血酬是中国社会的潜规则，甚至是“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但是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的关系表明，所谓血酬定律乃是一种基本人性，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例如，现代保险业的基础就是“命价”概念，人寿保险的金额，也就是一个社会给生命定出的大致价码。从本文最后将要谈到的建筑物下牺牲孩子生命的奠基礼，以及原始农人杀人肥田的播种礼，都是比现代中国的暴力革命更为明显的“血酬”现象。对于这些和平时代的血酬与命价，吴思好像考虑得不多。他好像仅仅注意到“从晚清到民国，吃这碗饭的人比产业工人多得多”，而他的视野也仅及于中国历史的范围，没有注意到更为深远的历史景观，如原始民族的习俗、西方文明的制度，其实都是有其“血酬”和“命价”的，后者如殖民历史所一再揭示的。

从“血酬”的角度看，1989年中国的八九民运，自己虽然倒在血泊之中，但却创造了另外两个自己以外的奇迹：那就是1990年代苏联东欧集团的土崩瓦解，和2000年代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八九民运的前一个作用，已经逐渐被大家认识；八九民运的后一个作用，迄今为止知之者不多。虽然至今为止，六四屠杀的受害者们还没有得到他们的“命价”——类似西方社会人寿保险那样的“赔偿”和“平反”。六四屠杀的受害者们所牺牲的生命，确实已经改造了世界，并创造出了巨大利润。

……

《八九民运与金融危机》发表以来，到现在三年半过去了。中共不仅在西方的支持下继续稳操中国，而且在西方的支持下进一步收购西方的灵魂。

2012年12月12日美联社报导：中国共产党人在全球大肆投资，如在法国买酒庄和在纽西兰买牧场，引起重视传统产业的欧洲和纽西兰人士的担忧和反弹，他们担心中国的投资会破坏当地的宁静、用他们产品名称卖假货，纽西兰的民众甚至把中国购买牧场的交易告进法院，不过最后败诉。

纽约研究机构Rhodium集团说，中国去年的海外投资达676亿元，是美国海外投资4000亿元的六分之一，到2020年，中国的海外投资可能达到2兆元。中国大部分的海外投资是在矿业和其它相关企业，但中国投资人也着眼于偶像性质的资产，如瑞典的富豪（Volvo）汽车公司、马德里的街角酒吧、阿根廷的农场等。

中国的海外投资常引起当地人的反弹，这种情绪过去一向是对美国和日本，现在轮到中国，显示出中国开始取代美国做为最大贸易商和全球投资人的角色。外国人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反弹很难区分是出于担忧环境被破坏，还是恐外心理，总之，对他们来说，中国是一长串外国买主中最新的一批，而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文化非常陌生。

2012年5月澳门富豪吴志诚以800万欧元买下法国勃艮第酒产区有千年历史的杰弗雷─尚贝丹（Gevrer-Chambertin）古堡和附近的酒庄；去年中国开发商上海鹏新集团的姜照柏，以超过2亿纽西兰币买下该国最大的家庭酪农牧场克拉法（Crafar）牧场，都立即引起各国媒体和居民的反弹。

酿葡萄酒在法国和挤牛奶在纽西兰，都不只是一种营生方式，更是其文化认同的核心，所以当外人以远超过市场价格的金钱来购买这些产业时，就会引起人们的不安，担心失去他们国家的部分灵魂和其智慧资本。

吴志诚是香港人，但在澳门赌场工作，他购买杰弗雷─尚贝丹酒庄后，法国的媒体都大肆报导，当地农民也反对，吴志诚在一封电邮中说，当地的宁静和传统引起他的兴趣，他保证不破坏古老的传统。但当地人士表示，中国擅于做假货，他们担心吴志诚会把杰弗雷─尚贝丹的商标贴在其它的酒上。

在姜照柏标购到纽西兰怀卡托地区的克拉法13座乳牛、肉牛和羊的牧场后，该国国会议员和当地农民都反对，担心中国的牛奶会被贴纽西兰标签出售，特别是中国在2008年发生过牛奶被加入三聚氰胺的事件。当地的企业家、农民和土著联合把此案告入法庭，以阻止这项交易，但是2012年10月该国最高法院决定不听审此案，使交易继续进行。

全世界许多人都担忧，中国在海外买农场是为了确保对其13亿人民的粮食供应，“中国驻纽西兰大使”徐建国说，中国投资人只把这些投资当做市场机会，“中国人民的生活改善，需求高端产品，中国确实从法国进口许多红酒，从纽西兰进口乳制品，但其数量比起中国市场的总需求是太少了。”胃口真的不小。

《八九民运与金融危机》第十章“八九民运与人血馒头”写道：

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八九民运，都是由于社会公正的缺乏而引起的。事实上，中国八九民运的源头，就是1988年中国国内的一场金融危机，也就是“物价闯关失败”引起的。中国在1980年代的这一金融危机，其实也是苏联集团在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的预演。

八九民运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二百以上城市卷入）、人数最多（一千万以上人参与）、时间最长（从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整整五十天，还不包括屠杀以后的持续抗议）的和平请愿。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基本没有外力援助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是一个奇迹。

八九民运的和平请愿虽然倒在六四屠杀的血泊中，但对中国民主运动的镇压，却激发起东欧人民抗争意志，以致在短短两年内，就先后瓦解了包括苏联本身在内的整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阵营。这是又一个奇迹。世界历史因此转向，人类命运因此改观——八九民运的巨大功勋，因此再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另外一个如此自发的、影响深远的人民运动。

有一个谚语说：“油画要从远处去看，英雄也是一样。”其实，何止油画去英雄，面对任何历史事件和自然现象，都需要间隔了一定的距离，才能看清其全貌和因果——而且还需要各种角度的反复观测。今天，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已经能够比以往更为清晰地看出八九民运的全貌和因果，看清其巨大的能量——并且看清它其实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在八九民运的相关问题上，舆论常把拿了“六四血卡”的人们，也就是六四以后通过西方政府的“中国学生保护法案”而获得永久居住权（绿卡）的人们，叫做“吃人血馒头的”；其中既包括获得绿卡就退出民主运动的，也包括以民主运动为谋生工具的。这些吃人血馒头的人，通常都被认为只是居留海外的中国大陆人。不过，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吃人血馒头的，其实也包括一切在六四以后通过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得好处的人们。其中既有外国人或是“境外人士”，也有一直居住在中国大陆从未离开的人们。所有这些遗忘了六四血腥的人们，都在津津有味地吃着各自形式的人血馒头。

我认为，吃人血馒头也许是“向前看”、“向钱看”的人性所免不了的；但是，吃了人血馒头还要诋毁人血的，则是人性所不容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根据“你的自由不是我的自由，我的自由就是出卖你的自由，以便扩大我的自由。你的安全不是我的安全，我的安全就是出卖你的安全，以便扩大我的安全。你的利益不是我的利益，我的利益就是出卖你的利益，以便扩大我的利益”这一人性、政治、历史的原理，“中国人渐渐忘记六四”是正常的、符合原理的；“世界仍在关注六四”则是反常的、违背原理的。

现在，各国政府乃至整个世界都在中国政府的枪弹和银弹所组成的双层夹击面前倒下了。不过这反而增添了中国抵抗运动的价值：我们是在孤军奋战，世界因为我们的孤军奋战而获得了希望和明天。这正如圣法兰西斯说过的：“世界的全部黑暗，也不能扑灭一支蜡烛的光辉。”（All the darkness of the world cannot extinguish the light of a single candle.──Francis of Assissi）

分散在某种意义上，金融危机乃是一种全球性的“人血馒头效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瓦解所释放出来的巨大产能，在世界范围内所造成的生产过剩和投机成风。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瓦解，在东欧和苏联造成了政治改组，但中国还没有造成政治改组，但这是迟早的事。而一旦中国完成了政治改组，全球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因为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致命冲突，造成了人为的、爆炸性的压力。中国的内部高压所造成的外部冲力，给世界造成了金融海啸是毫无奇怪的。

“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的命题，使我想起了中国的一个萨满教风俗：在重要建筑物的奠基礼上，经常牺牲一个孩子的生命，把他埋入这个建筑的地基里，期望因此使得这个建筑像孩子的生命一样常葆青春。

这个残酷的风俗不是孤立的，它是从原始的农耕仪式那里演化来的。原始人常常在春耕的时候，砍下人头、埋进地里，期望因此使得这年的收成变得丰盈。这个残酷的风俗和原始的农耕仪式，都是前述的秘密原理的最为生动的体现。

千百万六四镇压的受难者，就像是埋入巨大建筑物地基下面的孩子，他们至今仍在暗无天日的状态里。但是我们不是原始人，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我们不仅凭借低级的本能生存，我们还有高级的思维活动，所以我们要为他们，持续呼吁——如果他们的灵魂不能得到安息，中国的建筑造得越伟大，那么倒塌的风险就会越高。历史将证明这一点。

……

上述论述迄今为止并未过时。

表面上，中共正在收购西方的产业，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共正在同步收购西方的灵魂。

如果西方人卖光了自己的祖宗辛苦积攒起来的品牌和灵魂资产，那时世界将变得如何？

来自西方的、浮士德博士的故事，很有启发：

浮士德的故事取材于德国传奇，说的是浮士德这位大学者渴求各方领域的知识，对一成不变的学科深感厌烦，开始转向一种黑色魔术。通过咒语他结识了梅菲斯特也就是魔鬼的仆从。浮士德与魔鬼签立了协议，他将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作为回报，魔鬼则要在此后的二十四年里满足浮士德所有求知的愿望。在魔鬼的帮助下，他尽情施展魔术，与此同时，浮士德还经历了内心的矛盾与斗争。

如果西方人卖光了自己的祖宗辛苦积攒起来的品牌和灵魂资产，那时世界将变得如何？

〔另起一页〕

第二节

中共能创新政治制度吗

2012年11月28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题为“我们对中国的看法错在哪里”的文章。文章认为，GDP不再是中国领导人首要关心的事情，该国已经把目光放在追赶美国的另一个领域上——创新。最近参加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时，给作者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领导人对缩小（同美国）创新差距的紧迫感。我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是时候要密切关注了，因为中国的紧迫感通常意味着后续行动。不幸的是，美国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感觉：中国将一直是输家，它只会模仿。但现实是，认为中国在创新方面不能缩小差距的想法是幼稚的。我们可以从澄清普遍存在的错误看法开始。

第一，中国没有创新，只有盗版和模仿。其实，大多数创新始于模仿，美国也是从模仿“旧世界”的发明起步的。中国的很多“模仿”已经超越了仅仅复制美国同行的阶段。 

第二，中国的创新是自上而下和由国家引导的，而真正的创新则是自下而上的。硅谷的企业家们可能对自上而下的方式不屑一顾。但请想一想，如果美国政府不资助给予互联网生命的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那么企业家们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第三，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太弱，不能鼓励创新。中国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使培养一个有益于开放式创新的环境更加容易。当然，需要在使用知识产权与保护知识产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第四，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维持创新需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投资，而中国的品牌和软实力在国外既虚弱又过时。其实，中国影响力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地区的上升速度要比美国快得多。当中国的创新寻求意见或消费者时，当它们转向这些市场时，很可能拥有与美国品牌一样多甚至更好的机会。 

第五，中国的教育模式强调死记硬背，而创新只能在鼓励探索、批判性思维的环境中蓬勃发展。然而实际上，美国制度自身也有好多缺陷。比如，商务部最近一篇报告强调，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教育方面被落下的差距日益增大。 

诚然，中国的创新模式需要付出大量努力，但中国正通过许多途径学习美国。请记住，全球定位系统是美国国防部的产品，这没有错。但中国却是最先向人们提供罗盘的国家。 

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届“中共政冶局常委”一行“七人共同”到北京“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提出了新口号“何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

但是我们知道：创新并不是所谓的“古为今用”，也不是所谓的“复兴”，而是“在前人的终点上继续前进”。具体说，中国梦的实现应该是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而不仅仅是复兴第二期中国文明（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或复兴第一期中国文明（夏商周秦两汉魏晋）。

政治制度的创新，是一切创新之首：这不等于是“海外中宣部”的“美分党”的党员同志们所片面鼓吹的“要自由”、“要民主”、“要回家”的陈词滥调；而是一个更为常识性的“提高社会效率”问题。

不创新政治制度，一个社会可能提高自己的效率吗？政治效率，当然包括“反腐败的效率”。中共之所以不能把腐败的工作进行下去，就是因为缺乏现代政治医学的基本处方：三权分立。

只有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政治创新才是“在前人的终点上继续前进”。只有这样吸取了三权分立的精髓，才能超越西方民主政治，开辟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辉煌。而唯有现代政治医学（三权分立），才能医治现代的政治腐败。

看来，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最伟大的中国梦”，只能由第三中国而不是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落实完成了。

至于第一中国（中华民国）的残余力量，自顾尚且不暇，哪有余力来推动整个中国的彻底转化呢？

〔另起一页〕

第三节

中共能在雾霾之下支撑三五十年吗

雾霾是污染，雾霾更是灾异。

有人说，王朝都是亡于饥荒；我说，中共可能亡于雾霾。

2015 年12月，“首都”（其实是“首毒”）北京两发红色雾霾预警，故宫几乎消隐！

首毒北京在18日拉响了今年第二个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而离12月8日首次启动“红警”不过也就是11天的时间。从周六早上开始几小时内，风力下降，污染度逐步加剧。图片显示，北京故宫在红色预警雾霾中几乎消隐。

根据红色预警有关要求，启动后将在全市范围实施机动车单双号行驶；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企事业单位可实行弹性工作制等举措。此外，还包括重型车辆禁止上路行驶；施工工地停止室外施工作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等要求。

北京市环保应急中心主任张大伟具体分析，在这种不利的气象条件之下，启动应急减排措施，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说在一定时间内采取这些措施，其实有点像休克疗法，全面降低社会运行强度。长远来看，需要通过产业转型升级，能源清洁优化，包括全社会的共同的节能减排，降低正常运转下的排放强度。这样一个过程，从国际经验看，从前期大气污染治理实践来看，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工程，要30到50年才有根本的改变。

问题是：中共政权能在雾霾之下支撑三五十年吗？

中国大陆气象部门说，由于无风，预警从19日起将持续至22日。 预计期间北京都将遭遇严重雾霾。监测显示，北京部分地区空气中致命的PM2.5微粒每立米含量高达303微克，并可能在未来一、二日内达到500微克——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安全水准的20多倍。位于京东朝阳区的美国大使馆公布的19日清晨自行监测到的PM2.5水平数据为261，午后回落到139。北京市政府的环境监测中心公布的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是104。

专家指出，造成北京雾霾的最直接原因是北京和周边地区大量的火力电厂所排放的烟雾、以及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排放；另外，三面环山的平原地理特点也不利于雾霾散去。有研究显示，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高达140万，平均每天约4000人。

雾霾是污染，雾霾更是灾异。

有人说，王朝都是亡于饥荒；我说，中共可能亡于雾霾。

如果中共能在雾霾之下支撑三五十年，那不知还有多少万人死于非命！ 

〔另起一页〕

第四节

中国的官场经济与战场经济

中国没有市场经济，只有官场经济与战场经济。

所谓“血汗工厂”、“暴力拆迁”，都是战场经济的特征。

最近，大举逮捕金融机构负责人，是“战场经济”的最新发展，表示战场已经从社会底层蔓延到了社会上层。

（一）

“最高检”指出：上半年查处金融犯罪7782件，逮捕一万多人！

9月23日，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检察机关去年以来查办金融领域刑事犯罪工作有关情况，并对打击近期股市波动中的金融犯罪进行了回应。

最高检公诉厅副厅长聂建华表示，本轮股市动荡中，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以及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金融犯罪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相关案件，我们会加快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进度，对构成犯罪的，依法提起公诉，保持对金融犯罪高压打击态势，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聂建华介绍，2015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件共6件8人，同比上升50%。

对于检察机关在预防此类犯罪采取的措施，聂建华介绍了三类措施。

一是进一步加大对金融犯罪案件追诉、制裁、打击力度；二是加强惩治金融犯罪的宣传和预防金融犯罪陷阱的普法教育，针对犯罪易发环节通过案例警示、风险提示、专项教育等方式开展犯罪预防工作；三是加强与金融监管机构沟通合作，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监管问题和程序上的漏洞及时与监管部门沟通反映情况，敦促有关主管部门完善监管措施。

在发布会上，最高检新闻发言人肖玮介绍，从检察机关办案数量来看，我国金融犯罪整体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仅今年上半年，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金融犯罪案件7782件10608人，同比分别上升54.7%和67.2%。

肖玮表示，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检察机关受案量最多的仍为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共批准逮捕信用卡诈骗犯罪8654件9323人，受理移送审查起诉19677件20970人。肖玮说，从案件罪名分布看，各罪分布明显不均。其中，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案件大幅增加。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还发现，非法集资案件数量激增，特大规模集资案件屡见不鲜。

发布会上，肖玮还通报，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涉及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案件701件877人，在立案侦查的金融领域贪污贿赂犯罪中，贿赂犯罪453人，占该领域立案总人数的51.8%。此外，金融领域职务犯罪主要涉及银行、保险、证券及非银行融资机构多个领域。

刑法已有关于证券领域犯罪的条文规定，此次最高检又对该领域犯罪作出了明确表态，为何对内幕交易等犯罪行为打击力度如此之大？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冯辉认为，不管是从金融法方面看它的违法性还是从刑法角度看它的社会危害性，以内幕交易为代表的证券领域犯罪危害性非常大，值得司法机关投入人力物力去解决；客观方面，传统上因为金融犯罪专业性较强，司法机关对于金融犯罪行为追究力度还比较薄弱，但是近年来随着金融犯罪案件的增加，检察机关金融监管能力有所增加，因此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此外，金融监管应该是全方位的，涵盖立法、执法各领域，检察机关的表态有利于回应公众对于证券交易市场的关注，传递更多积极的信号。

聂建华在发言中提到，预防证券领域犯罪要加强与金融监管机构沟通合作，敦促其完善监管，那么，目前金融监管机构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本质上是金融监管的权力分配和不同监管机关协调的问题”，冯辉认为，传统意义上人们关注的监管机关是“一行三会”，认为这样的监管体系已经全面覆盖了，然而近期出现的一些违法行为恰出自于此，例如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被调查。面对市场时适用的规则在面对内部制定规则者时会出现问题，这时就需要更为独立的监管机构，司法机关在这方面更有优势，“通过司法监督，可以给金融监管添一把火。”

冯辉还认为，目前司法机关的表态在短期内对一般性的金融违法行为会产生明显的威慑作用，但从长远来看，金融行业灵活易变，因此需要靠长期的机制进行监管。

在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公诉厅副厅长聂建华表示，对于发布虚假信息以及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行为，我国刑法第180、181、182条将其规定为犯罪并且规定了双罚制，既处罚个人又处罚单位，既处自由刑又处财产刑，刑法比较严厉。

刑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对于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也规定，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

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或者证券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伪造、变造、销毁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也做出了类似规定。

（二）

早在2006年，就有学者提出，“谨防市场经济变成官场经济”：

政府推动的“政企分开”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得不为“政企不分”的历史买单。 很多企业家是在不得不应付腐败。 不正常政商关系不仅会扭曲改革，甚至可能会伤害、葬送改革。中国改革只有两条路子，成功或者不成功，目前很关键。

“狼狈为奸”和“逼良为娼”

《法人》：今年以来，一个现象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一个企业家倒下去，总会有一大批官员跟着垮台。这些案例的背后应该意味着某些官员的腐败，您是如何认识这种腐败的？

仲大军：先谈一下政商关系不正常背后的腐败。在当前这已经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已经成为我们国家这样一种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突出表征之一。这和建国后一段时间存在的政企不分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我们一直强调政企分开，但是目前还在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仍然藕断丝连，权力始终在微观的层面参与市场。

我们都知道，市场是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企业参与市场，是为了获得某种资源、交换某种资源或者利用某种资源，也就是说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交易机会，而权力在微观的层面参与市场，则意味着政府依然可以支配资源或者决定起源的流向，只要愿意，很多情况下都可以形成。这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官商交易”，也导致了一些官员和一些商人之间过于紧密的联系。

《法人》：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只要政府不在微观层面参与市场，不正常的政商交往的事例就可以少很多？

仲大军：应该是这样。不过，在转型期的中国，这比较困难。因为政府推动的“政企分开”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得不为“政企不分”的历史买单，虽然我们在努力告别历史，但是还需要时间，政府需要逐渐减少自己对市场的参与。

《法人》：也就是说，不正常的政商关系有其必然性。

仲大军：更准确一点说，是政府与企业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会在微观层面有比较多的接触。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市场经济是逐利经济，商人为了利益有时候会不择手段，而政府手中不仅有政策、有执法权和司法权还有各种有形的资源，例如国企、土地、矿山、公用设施、基础建设项目，等等，当相关的市场交易机会出现时，负责官员如果与一个商人面对面，是否会有不正常的关系发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彼此的个人的道德约束和自律性，尤其是在目前法制不够健全、有效监督机制仍待建立的情况下。

《法人》：在这样的政商关系框架下，那些腐败官员有值得人们同情的地方吗？

仲大军：不能同情。市场经济一方面是逐利经济，另一方面也是法制经济，也要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官员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像其他人一样，都有“爱财”的本能，但只能限于自己的工资收入，如果想得到更多的收入，那就应该去闯市场，公务员的收入都是有限度的，不能又当官，又当资本家。一边当官，一边捞钱，是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也是我国特有的现象。

《法人》：同上一个问题相联系，您如何看待与以上腐败官员作为同案的倒台企业家？

仲大军：这要分开来看。他和腐败官员是谁第一个动了“共谋”的念头。如果是前者，这种企业家及其企业本身就并非市场中的健康主体，该法办的显然要法办。如果是后者，则也要分情况，一种是“心心相通”，腐败官员说了企业家心里想的，也没什么好说的，整个是“狼狈为奸”；另外一种是“逼良为娼”，企业家其实不想，可是官员对其软硬兼施，鉴于该官员手中的权力、资源（有时候恰恰是决定企业生死的资源），他不得不带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这是让人悲哀的事情。

“强资本”比不过“强权力”

《法人》：你曾经描述过当前我国“强权力、强资本”的现象，但这两强相遇后，是权力厉害还是资本更强·

仲大军：权力应当比资本更强，我前面提及，小到注册、纳税，大到用地、批文，再加上政府还有很多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资源，再大的企业在政府权力面前，也还是弱小的。

《法人》：这可能是有些企业家在私下里讲做生意就是“做关系”的原因。企业家们愿意面对强权力么，尤其是别有用心的官员手中的权力？

仲大军：80%甚至更多的企业家不愿意，甚至可以说是对腐败深恶痛绝。有人对我说，我省下来钱、省下来精力老老实实经营企业多好，不过，有时候没办法，如果哪个细节照顾不好，随便一个细节，水、电、税、费都能把你整死。很多人是在不得不应付腐败。

《法人》：80%的人中间，有没有人敢于对腐败说“不”。

仲大军：当然有，而且不少。中国企业家还是有很多人在合法的、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做生意。

《法人》：但是他们有时候也需要学会生存的“技巧”，特别是面临权力拥有者隐讳地“卡、拿、要”的时候。

仲大军：如果没办法对抗，只能这样。如果你要顺利的生存，不过这种让步通常会以法律作为界限。

《法人》：不知道与腐败案件有纠葛的企业家会对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有什么影响？

仲大军：他们的存在首先是企业家生存状态的一部分。不好的影响就是可能会有一种导向作用和倒逼作用，所谓导向作用，这些企业家通过非法获得利益的做法可能会成为其他企业家追求利益仿效其路径的动力；所谓倒逼作用，也可以称为“劣币驱逐良币”，当两个或者更多企业竞逐一个项目，如果有关系、有政府背景的企业不正常的获得了胜利，其他企业坚持原则的热情肯定会越来越少，好的企业会被驱逐出市场。

当然，从另外的方面，我们也可以讲，这些违法企业家的下场对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也是一个警示，做生意，还是合法经营是正途。

《法人》：2004年以来，由郎顾之争引发的“国退民进”大争论开始，“民企原罪”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在不正常的政商关系框架下，您支持这种声音么？

仲大军：显然不。我认为这种提法本身就有问题，绝大多数企业在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是清清白白的，“原罪”何来之有。如果说有些企业在娘胎里就不合法，那数目也为之甚少。我们不要胡乱照搬西方的一些概念。

谨防“市场经济”成“官场经济”

《法人》：从您刚开始的谈话我推断，中国有为数不少的企业家是想与腐败官员结盟的。，虽然有很多人有这个意愿但没这个实力，找不到“门子”，但是搞违法交易的企业家并不在少数。这应该是个事实。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存在权利与资本的共生关系，中国的政商关系和国外的政商关系有何不同，和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政商关系又有什么不同？

 仲大军：先和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比。最重要的就是所处环境的不同。国外一般法律环境比较健全，各种制度比较完备，此外，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市场经济的洗礼，已经形成了一种有章可循、比较稳定政商关系。肯定也有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不正常交往，但都面临着限制和约束，违法成本比较高。而且，国外政府一般都定位于“服务型”政府，官员手中基本上掌握不了什么实实在在的资源，与企业家讨价还价的余地很少。

再看历史，我们国家向来有“家天下”的传统，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历史上，中国没有什么不是政府的，不是皇家的，因此，在古代做生意，你不和政府合作就没得活，这是为什么胡雪岩这类的“红顶商人”举不胜举的原因所在。

不过，这种历史对今天仍然有影响，加上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影响，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拥有庞大资源的“主导型”政府，正是这种特点，导致权力可以在转型期进行寻租。改革的过程是由官员来完成的，加上国家法律、法规不健全，官员极容易利用权力进行寻租和“暗箱操作”。

《法人》：您经常谈及改革的公正与公平问题，不正常的政商关系会对我们国家公正与公平的改革追求有什么影响？

仲大军：改革开放来的经历说明，客观来讲，如果这种不正常的政商关系长此以往甚而愈演愈烈，市场经济将面临巨大的危机，会真正演化为“官场经济”和“关系经济”。

这是很可怕的。不仅与我们追求公正公平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初衷不一致，而且会影响人们之间应有的友好、平等、公平、互助的关系，会不利于人们形成讲道德、讲究独立人格的社会气氛。

这还会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不正常的政商关系会让社会资源借着改革的幌子大量落入具有政府关系的企业手中，社会资源再度形成被垄断之势。这种结果会导致新企业越来越难以进入市场，市场化改革的动力会日益枯竭，最后不仅会扭曲改革，甚至可能会伤害、葬送改革，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重视。中国改革只有两条路子，成功或者不成功，目前很关键。

《法人》：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仲大军：靠制度。我们一直在谈非正常的政商关系，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假设，那就是正常的政商关系，正常的政商关系应该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界限分明，各有职责。企业的责任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活跃市场，创造财富，政府的职责是为市场经济提供保障，为经济主体提供服务。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性的社会分工状态。

《法人》：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状态，在此之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仲大军：在政府还大量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时候，我们要建立一整套严格的、公开的、公正的监督约束机制，让那些官员们在社会的眼皮底下执行政府赋予的职责。换言之，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扩大成果需要政治制度建设的进步来加以辅助和保证。

……

（三）

谢选骏指出：上述对话不无道理，但是依然属于“掩耳盗铃”，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的早餐到最后的晚餐，都不是“市场经济”，而一直都是“官场经济”，所以，根本不存在“市场经济变成官场经济”的问题。“谨防市场经济变成官场经济”，是一个伪命题，是“为战场经济讳”！

要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六年以来，从来没有脱离过军事管制的戒严状态，迫使中国大地始终处于“战时状态”，毛头说“八亿人民八亿兵”，邓脑干脆血洗北京城，天安门已经成为他们一再对人民发动内战的血腥之地。所以经济改革，不过是又一次的土改、社改，又一次的横征暴敛。

中国人现在终于明白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官场经济；但是中国人尚未明白的是，“社会主义的官场经济”其实就是战场经济。等到中国人终于明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战场经济的时候，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就再度开始了。

〔另起一页〕

第五节

为习近平争取诺贝尔和平奖

2014年8月31日苹果日报道：

中国海外流亡者发表声明表示成立“推动佔中港人获诺贝尔奖工作小组”，一旦中共悍然武力镇压佔中行动，他们将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为佔中港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行动。 

声明表示，他们将先成立“推动佔中港人获诺贝尔奖工作小组”。一旦决定发动，小组成员将联合海外华人，尤其是居住海外的香港人，以及台湾的公民社会力量，动员各国议员、大学教授、人权组织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共组“全球推动佔中港人获诺贝尔奖连线”，全面开花。

声明称：“我们要通过这样的行动，争取国际社会看到香港人的理想，香港人的追求，香港人的勇气。我们也呼吁所有人参加我们的行动。”

……

看了上述报道，再考“诺贝尔和平奖”，就比较清楚这件事情如何处理为好了：

考“诺贝尔和平奖”，乃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每年向“为促进民族国家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军备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或组织”颁发。该奖是于1895年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设立的五个诺贝尔奖之一，分别授予在化学、物理学、文学、和平以及生理学或医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根据诺贝尔的遗嘱，和平奖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进行管理，挪威议会将选出5人组成委员会决定获奖人选。

诺贝尔和平奖首次颁发是在1901年，有两位获奖者，分别是弗雷德里克·帕西和亨利·杜南。每位获奖者都赢得到一枚奖牌，一份证书以及不同数额的奖金。1901年，帕西和杜南获奖15万零782瑞典克朗，相当于2008年的773万1004瑞典克朗。诺贝尔和平奖的上一次颁奖是在2013年，授予了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平奖每年12月10日在奥斯陆颁发，这天是诺贝尔的忌日，挪威国王将亲自向获奖者授予该奖项，是唯一一项不是在斯德哥尔摩颁发的诺贝尔奖。

另一个与其他诺贝尔奖的不同点在于，和平奖经常授予组织而非个人，例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先后三次获得该奖项。

有观点认为和平奖是诺贝尔奖中最具争议的一项，其对多位获奖者的选择受到过批评。圣雄甘地曾先后五次获得提名，但始终未能获奖。1948年他被刺杀后，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曾考虑追授，但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而是决定在这年不予授奖，所给出的解释是：“没有适合且在生的候选人”。1961年，达格·哈马舍尔德在获得提名后逝世，但这时奖项尚未颁发，他也成为唯一一位获得追授的获奖者，这以后规则进行了调整，使将之后几乎不可能再有人得到追授。

1973年，黎德寿拒绝接受诺贝尔和平奖，表示考虑到越南的处境，自己没有立场来接受这一奖项。莱纳斯·鲍林曾于196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还在1954年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成为唯一一位独享两次诺贝尔奖的获奖人。

截止2013年，诺贝尔和平奖共授予了101位个人和22个组织。共有15位女性曾赢得诺贝尔和平奖，超过其他任何诺贝尔奖。有两个组织曾多次获得这一奖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分别于1917、1944和1963年获奖，联合国难民署曾于1954和1981年两度获奖。奖项设立以来，共有19年没有授奖，这个数量也超过其他任何诺贝尔奖。

1901年获奖者亨利·杜南，瑞士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办人；弗雷德里克·帕西，法国人，各国议会联盟的主要创立者，也是首届世界和平大会的主要组织者。

1902年获奖者埃利·迪科门，瑞士人，国际和平局首任荣誉秘书长；夏尔莱·阿尔贝特·戈巴特，各国议会联盟首任秘书长。

1903年获奖者威廉·兰德尔·克里默，英国人，各国议会联盟之父。

1904年获奖者国际法研究院，比利时机构，作为一个非官方机构，努力制定国际法的一般性原则。

1905年获奖者贝尔塔·冯·苏特纳，奥匈帝国人，《放下武器》一书的作者，还对诺贝尔和平奖的设立做出了贡献。

1906年获奖者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成功调解结束了日俄战争，他在仲裁上作出的贡献也给常设仲裁法院提供了第一个案例。

1907年获奖者埃内斯托·泰奥多罗·莫内塔，意大利和平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路易·雷诺，法国国际法学家，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成员。

1908年获奖者克拉斯·蓬图斯·阿诺尔德松，瑞典和平与仲裁联盟的创始人；腓特烈·巴耶尔，丹麦人，斯堪的纳维亚最重要的和平倡导者，加上他在各国议会联盟中的重要贡献，他还是国际和平局的首任主席。

1909年获奖者奥古斯特·贝尔纳特，比利时人，各国议会联盟领袖人物，两次海牙和平会议的代表；保罗-亨利-邦雅曼·德斯图内勒·德康斯坦，法国人，在国际仲裁领域辉煌的职业生涯，以及法德和英法之间的外交工作。

1910年获奖者，常设国际和平局，瑞士，各个国家和平社会之间的纽带。

1911年获奖者，托比亚斯·阿赛尔，荷兰人，仲裁法院成员，国际私法会议的发起人；阿尔弗雷德·弗里德，奥匈帝国人，德国和平协会创始人；伊莱休·鲁特，美国人，对国际仲裁的浓厚兴趣，以及设立国际法庭的方案。

1913年获奖者，亨利·拉方丹，比利时人，国际和平局局长。

1914年没有授奖。

1915年没有授奖。 

1916年没有授奖。

1917年获奖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瑞士，竭尽全力保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各方战俘的权利，其中还包括让战俘与家人建立联系的权利。

1918年没有授奖。

1919年获奖者，伍德罗·威尔逊，美国人，在国际联盟的建立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0年获奖者，莱昂·布儒瓦，法国人，参与1899和1907年的两次海牙和平会议，他对国际联盟的成立作出了巨大贡献，时常被称为联盟的“精神之父”。

1921年获奖者，卡尔·亚尔马·布兰廷，瑞典人，在国际联盟做出了重要贡献；克里斯蒂安·朗格，挪威人，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首位秘书长，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

1922年获奖者，弗里乔夫·南森，挪威人，对数百万竭力对抗饥荒的俄国人民提供帮助，以及对小亚细亚和色雷斯难民的帮助。

1923年没有授奖。

1924年没有授奖。 

1925年获奖者，奥斯丁·张伯伦，英国人，为罗加诺公约的签订做出了贡献；查尔斯·盖茨·道斯，美国人，为德国的赔偿制订道威斯计划，成为1925年罗加诺公约的经济支柱。

1926年获奖者，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法国人；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德国人：对罗加诺公约的签订做出了贡献。

1927年获奖者，费迪南·比松，法国人；路德维希·奎德，德国人：对法德和解做出的贡献。

1928年没有授奖。

1929年获奖者，路德维希·奎德，德国人；弗兰克·B·凯洛格，美国人：倡导签署《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签署国表示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只能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

1930年获奖者，纳坦·瑟德布卢姆，瑞典人，为基督教的团结和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努力。

1931年获奖者，珍·亚当斯，美国人，奖励她在社会改革上所做的工作以及担任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领袖所做出的贡献；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 促进《非战公约》签署，美国和平运动的领导人。

1932年没有授奖。

1933年获奖者，诺曼·安吉尔，英国《大幻觉》一书的作者，国际联盟的支持者，有影响力的宣传者以及和平教育家。

1934年获奖者，阿瑟·亨德森，英国人，表彰他在国际联盟做出的贡献，特别是裁军领域。

1935年获奖者，卡尔·冯·奥西茨基，德国人，竭力反对德国重整军备。

1936年获奖者，卡洛斯·萨维德拉·拉马斯，阿根廷人，他在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促使大厦谷战争结束。

1937年获奖者，罗伯特·塞西尔，英国人，表彰他在国际联盟做出的贡献。

1938年获奖者，南森国际难民办公室，国际联盟，表彰该组织对难民提供的帮助。

1939年没有授奖。

1940年没有授奖。 

1941年没有授奖。 

1942年没有授奖。 

1943年没有授奖。 

1944年获奖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瑞士，表彰该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量人道主义工作。

1945年获奖者，科德尔·赫尔，美国人，表彰他在故乡与孤立主义的斗争，在美洲大陆建立和平国家联盟的努力以及为联合国组织所做的工作。

1946年获奖者，爱米莉·巴尔奇，美国人，前历史和社会学教授，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名誉国际总会长；约翰·穆德，世界基督教青年会联盟会长，国际宣教协会主席。

1947年获奖者，英国教友会，美国教友会，对他人的同情以及帮助他们的愿望。

1948年没有授奖，因为“没有适合且在生的候选人”。由于诺贝尔奖和平不会追授已经过世的获奖者，委员会以此来向前不久遭到暗杀的圣雄甘地致敬。

1949年获奖者，约翰·博伊德·奥尔，英国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和杰出的组织者，世界和平组织联盟和国家和平理事会主席；拉尔夫·本奇 美国 哈佛大学教授，表彰他在1948年调解阿以战争所做的努力。

1951年获奖者，莱昂·儒奥，法国人，欧洲理事会国际委员会主席，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副主席，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成员，联合国代表；阿尔伯特·史怀哲，法国人，传道医生，兰巴雷内创始人。

1953年获奖者，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美国人，美国红十字会会长，前美国国务卿和美国国防部长，联合国代表，马歇尔计划的发起者。

1954年获奖者，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于1951年创立的国际救援组织。

1955年没有授奖。

1956年没有授奖。 

1957年获奖者，莱斯特·鲍尔斯·皮尔逊，加拿大人，前加拿大外交部长，联合国大会第七次会议主席，为了在结束苏伊士运河危机并试图通过联合国解决中东问题所做出的努力。

1958年获奖者，乔治·皮尔，比利时人，道明会之父，难民救援机构领袖。

1959年获奖者，菲利普·J·诺埃尔-贝克，英国人，欧洲议会成员，终身致力于国际和平与合作。

1960年获奖者，艾伯特·卢图利，南非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他“站在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最前沿”。

1961年获奖者，达格·哈马舍尔德，瑞典人，联合国秘书长，表彰他在加强联合国作用上作出的贡献。

1962年获奖者，莱纳斯·卡尔·鲍林，美国人，表彰他在反对核武器试验上作出的努力。

1963年获奖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联盟， 瑞士，表彰该组织100年来在保障人权上所做的努力。

1964年获奖者，马丁·路德·金 美国人，民权活动家，西方世界首位向我们证明斗争可以通过非暴力方式发起的人。

1965年获奖者，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救援基金会，国际救援组织。

1966年没有授奖。

1967年没有授奖。 

1968年获奖者，勒内·卡森，法国人，欧洲人权法院主席。

1969年获奖者，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

1970年获奖者，诺曼·E·布劳格，美国人，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表彰他对绿色革命作出的贡献，对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粮食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71年获奖者，维利·勃兰特，联邦德国人，联邦德国总理，表彰他在西德东方政策上的贡献。

1972年没有授奖。

1973年获奖者，亨利·基辛格，美国人；黎德寿，越南民主共和国人：在通过巴黎和平协约实现越战停火以及美军撤离上发挥的积极作用。

1974年获奖者，肖恩·麦克布赖德，爱尔兰人，国际和平局主席，纳米比亚委员会主席，表彰他在人权领域做出的贡献：通过欧洲议会试行《欧洲人权公约》，协助创立国际特赦组织并担任领导人，担任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秘书长。佐藤荣作，日本首相，宣布日本放弃发展核武器，并努力推动区域和解。

1975年获奖者，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苏联人，表彰他在争取人权、裁军和促进所有国家之间合作上做出的努力。

1976年获奖者，贝蒂·威廉斯，英国人；梅里德·科里根，爱尔兰人，北爱尔兰和平运动（之后更名为和平人士社团）的创始人。

1977年获奖者，国际特赦组织，英国，为保护良心犯人权所做的努力。

1978年获奖者，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埃及人；梅纳赫姆·贝京，以色列人：签署戴维营协议，通过谈判给埃及和以色列带来了和平。

1979年获奖者，德蕾莎修女，印度仁爱传教修女会的创始人。

1980年获奖者，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维尔，阿根廷人，人权领袖，创办非暴力人权组织与统治阿根廷的军政府做斗争。

1981年获奖者，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于1951年创立的国际救援组织。

1982年获奖者，阿尔瓦·米达尔，瑞典人；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墨西哥人：表彰他们在联合国裁军协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

1983年获奖者，莱赫·瓦文萨，波兰人，团结工会的创始人，人权活动家。

1984年获奖者，德斯蒙德·图图，南非人，约翰内斯堡的主教，前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

1985年获奖者，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美国人，发布权威信息帮助人们意识到原子战争的灾难性后果……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增加公众对原子武器扩散的反对意见，对其优先级别重新定义，更加关注卫生和其他人道主义问题所面临的压力。

1986年获奖者，埃利·维瑟尔，美国人，美国总统大屠杀委员会主席。

1987年获奖者，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哥斯达黎加人，表彰他为中美洲和平做出的贡献，他的努力令各方于这年8月7日在危地马拉签署了协议。

1988年获奖者，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为实现联合国的其中一项基本原则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9年获奖者，丹增嘉措，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西藏人，表彰他在解放西藏上斗争和对动用暴力的持续反对。他主张通过以容忍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以求维护自己人民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1990年获奖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苏联人，苏联总统，表彰他在和平进程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帮助形成了今天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1年获奖者，翁山蘇姬，缅甸人，表彰她为争取民主和人权做出的非暴力抗争。

1992年获奖者，里戈韦塔·门楚，危地马拉人，表彰她在尊重土著人民权利的基础上为促进社会正义和民族文化和解所做的努力。

1993年获奖者，南非人，纳尔逊·曼德拉和弗雷德里克·威廉·戴克拉克：表彰他们通过和平手段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努力，并为一个民主的新南非奠定了基础。

1994年获奖者，巴勒斯坦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以色列人希蒙·佩雷斯：表彰双方以极大的勇气通过政治行动兑现了承诺，给中东地区走向博爱开辟了新的发展机遇。

1995年获奖者，约瑟夫·罗特布拉特，英国人， 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加拿大，表彰他们在国际政治中为减少核武器，并朝消除核武器的长远方向前进所做出的努力。

1996年获奖者，卡洛斯·菲利普·西门内斯·贝洛，若泽·拉莫斯·奥尔塔，东帝汶人，表彰他们为实现公正与和平解决东帝汶冲突所做的努力。

1997年获奖者，国际反地雷组织，瑞士，乔迪·威廉斯，美国人：表彰他们在禁止和清除杀伤人员地雷上所做出的努力。

1998年获奖者，约翰·休姆，爱尔兰人，戴维·特林布尔，英国人：表彰他们在为北爱尔兰的冲突找到和平解决方案上所做的努力。

1999年获奖者，无国界医生，瑞士，表彰该组织在多个大陆上开创性的人道主义工作。

2000年获奖者，金大中，韩国人，表彰他对韩国乃至东亚的民主和人权事业做出的贡献，特别是与朝鲜达成和平与和解。

2001年获奖者，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加纳人，表彰该组织在增进世界和平上做出的贡献。

2002年获奖者，吉米·卡特，美国人，表彰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寻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办法，推进民主和人权，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2003年获奖者，希林·伊巴迪，伊朗人，表彰她为民主和人权做出的努力，她还特别关注妇女和儿童权利。

2004年获奖者，旺加里·马塔伊，肯尼亚人，表彰她在可持续发展、民主与和平领域做出的贡献。

2005年获奖者，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表彰他们在防止核能用于军事目的以及确保通过最安全的方式和平利用核能上做出的努力。

2006年获奖者，穆罕默德·巴拉迪，埃及人；穆罕默德·尤纳斯，孟加拉人：表彰他们通过创业小额贷款来推进经济，以及向穷人，特别是女性提供社会机遇上做出的贡献。

2007年获奖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联合国，阿尔·戈尔，美国人：表彰他们在传播人为气候变化知识上做出的努力，并为应对这一变化所需要的措施奠定了基础。

2008年获奖者，马尔蒂·阿赫蒂萨里，芬兰人，表彰他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奔波于几个大陆，试图解决国际冲突所做出的努力。

2009年获奖者，贝拉克·奥巴马，美国人，为表彰他在促进国际外交和各国人民合作所作出的非凡努力。

2010年获奖者，刘晓波，中国人，以表彰他长期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国争取基本人权。

2011年获奖者，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利比里亚人；塔瓦库·卡曼，也门人：表彰他们为女性安全以及女性全面参与和平建设工作权利所做的非暴力斗争。

2012年获奖者，欧洲联盟，表彰该组织在超过六十年的时间里对推进欧洲和平与和解，民主与人权上做出的贡献。

2013年获奖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表彰该组织在消除化学武器上所做的大量努力。 

……

由上述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可以看出，它基本上授予个人或某个长期从事某项和平工作的组织，而从来没有授予类似于“佔中港人”这样的一群模糊人士的事例。

因此可以断言：“佔中港人获诺贝尔奖”，这是异想天开的、根本不可能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根本不可能的异想天开呢？

只有一线希望。

那就是找出一个可以代表“佔中港人”的组织或某一两个头面人物，由他们来接受诺贝尔奖赏。

例如，有一个“和平占中秘书处”可以考虑。中国人大常委会星期天通过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办法后，香港“和平占中秘书处”就发布声明，称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扼杀真普选。“和平占中运动”正好还有三位发起人：戴耀廷教授、陈健民教授及朱耀明牧师。

但是，提名“和平占中秘书处”或戴耀廷教授、陈健民教授及朱耀明牧师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只有一线希望。

因为，在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从事街头抗议的运动或组织，曾经成功获奖。

那么，怎么办呢？

在我看来，与其在“中共悍然武力镇压佔中行动”之后，再来发动为佔中港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行动；不如在“中共悍然武力镇压佔中行动”之前，先发动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或中共党中央政治局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行动。

这样倒比较可能化解香港有可能出现的“六四式悲剧”。

2014年8月31日

〔另起一页〕

第六节

以毒攻毒的超级霸王车

“解决拥堵问题 中国自带隧道巴士将于夏末试跑”——

2016年6月27日，上海人（ShangahaiIst）门户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为缓解交通压力而研制的特别巴士将于8月“试跑”，试验区全长300米。

据当地媒体消息，试验将在最真实的条件下进行。试跑距离不会超过500米。研发人员此前曾表示，首次试验路段长度将为2公里。研发工程师称，新车最多可容纳1400名乘客，时速可达60公里/时。预计，乘坐这种高科技巴士将比地铁便宜80%。

新一代巴士已在5月亮相第十九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巴士分上下两层，上层载客，下层镂空，轿车、卡车和其他公共汽车可以自由通过。工程师计划在路边铺设轨道，巴士将沿轨道前进。

这个“新一代巴士”，说穿了就是“超级霸王车”。它能否解决“拥堵问题”是个未知数，但是它是一个体现了“中国国情”的超级霸王车，却是毋庸置疑的了。

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台湾，被问起印象。我拿日本对比说，台湾车少于日本，但却更为拥堵，为什么呢？因为台湾人不给别人留路，结果自己也被堵住了。其实这个问题，大陆比台湾更严重，所以大陆比台湾更为拥堵，更为乌烟瘴气。

现在呢，这个号称要“解决拥堵问题”的“自带隧道巴士”设计，不去着手解决根本的“给别人留路”的问题，而是利用公共权力进一步霸占道路，只能加剧拥堵，甚至制造恶性交通事故。所以我叫它“以毒攻毒的超级霸王车”。

这是聪明的设计还是愚蠢的发明？

附录

各国人均汽车拥有量列表

维基百科

这是一个各国每千人拥有汽车数列表。所有数字包括汽车，越野车，廂型車，和商用车，不包括摩托车和其它两轮机动车 。

2009年各国每千人汽车拥有量示意图

 

排名 国家/地区 每千人汽车拥有量[1] 注释

1 美國 2670 2009[2]

2 摩納哥 812 2010[3]

3 列支敦斯登 796 2008[4]

4 卢森堡 749 2008[4]

5 馬爾他 743 2011[5]

6 澳大利亚 730 2011年一月[6]

7 冰島 724 2005[4]

8 新西蘭 718 2009[2]

9 文莱 696 2007[2]

10 義大利 690 2010[7]

11 關島 677 2004[8]

12 賽普勒斯 659 2008[2]

13 德國 634 2008[4]

14 加拿大 620 2009[9]

15 西班牙 608 2008[4]

16 波多黎各 596 2009[2]

17 芬兰 591 2008[4]

18 日本 589 2009[2]

19 挪威 578 2009[4]

20 法国 575 2007[4]

21 斯洛維尼亞 566 2009[4]

22 瑞士 562 2008[4]

23 奥地利 561 2008[4]

24 比利時 558 2008[4]

25 立陶宛 555 2009[4]

26 丹麥 549 2006[4]

27 愛爾蘭 542 2006[10]

28 葡萄牙 537 2010[11]

29 卡塔尔 532 2007[2]

30 英國 525 2008[4]

31 荷蘭 523 2008[4]

32 瑞典 522 2008[4]

33 巴林 509 2008[2]

34 波蘭 508 2009[4]

35 科威特 495 2009[2]

36 捷克 485 2008[4]

37 爱沙尼亚 474 2008[4]

38 拉脫維亞 459 2009[4]

39 希臘 451 2008[4]

40 黎巴嫩 434 [11]

41 克罗地亚 384 2009[2]

42 韩国 379 2011[12]

43 保加利亚 375 2009[4]

44 千里達及托巴哥 353 2007[2]

45 马来西亚 350 2009[2]

46 斯洛伐克 348 2009[4]

47 以色列 342 2011[13]

48 沙烏地阿拉伯 336 [11]

49 阿根廷 314 2007[2]

50 阿联酋 313 2007[2]

51 蒙特內哥羅 309 2011[14]

52 匈牙利 301 2009[15]

53 中華民國 297 2010[16]

54 利比亞 290 2007[2]

55 白俄羅斯 282 2007[2]

56 苏里南 282 2009[2]

57 墨西哥 276 2009[2]

58 俄羅斯 271 2011[2]

59 巴西 259 July 2011[17]

60 塞爾維亞 252 2009[2]

61 羅馬尼亞 230 2011[2]

62 安地卡及巴布達 230 2009[2]

63 圣基茨和尼维斯 223 [11]

64 阿曼 215 2007[2]

65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204 2008[2]

66 乌拉圭 200 2009[2]

67 哈萨克斯坦 199 2009[2]

68 巴巴多斯 188 [11]

69 伯利兹 178 2007[2]

70 斐济 175 2008[2]

71 伊朗 175 2010[18]

72 汤加 174 [11]

73 智利 174 2009[2]

74 塞舌尔 173 2007[2]

75 烏克蘭 167 2009[2]

76 圣卢西亚 166 [11]

77 哥斯达黎加 166 2009[2]

78 模里西斯 166 2009[2]

79 泰國 165 July 2011[19][20]

80 多米尼克 163 [11]

81 南非 162 2009[2]

82 瑙鲁 159 [21]

83 新加坡 156 2009[2]

84 馬其頓 155 2009[2]

85 阿尔及利亚 154 2010 [22]

86 约旦 154 2009[2]

87 委內瑞拉 147 2007[2]

88 基里巴斯 146 2007[2]

89 摩尔多瓦 146 2009[2]

90 土耳其 142 2009[2]

91 巴拿马 141 2009[2]

92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35 2008[2]

93 多米尼加 128 2009[2]

94 格瑞那達 122 [23]

95 阿尔巴尼亚 120 2009[2]

96 牙买加 120 2007[2]

97 危地马拉 117 2007[2]

98 格鲁吉亚 116 2007[2]

99 中华人民共和国 114 2014[24]

100 突尼西亞 114 2008[2]

101 辛巴威 114 2007[2]

102 博茨瓦纳 113 2007[2]

103 土库曼斯坦 106 2008[2]

104 亞美尼亞 105 2007[2]

105 纳米比亚 103 2009[2]

106 宏都拉斯 97 2007[2]

107 圭亚那 95 2008[2]

108 佛得角 94 2007[2]

109 巴拉圭 91 2009[2]

110 阿塞拜疆 89 2007[2]

111 斯威士兰 89 2007[2]

112 薩爾瓦多 84 2007[2]

113 香港 83 [25]

114 巴哈马 82 2007[2]

115 印尼 79 2009[2]

116 萨摩亚 77 2007[2]

117 蒙古 72 2008[2]

118 哥伦比亚 71 2009[2]

119 摩洛哥 70 2007[2]

120 玻利维亚 68 2007[2]

121 秘魯 68 2009[2]

122 厄瓜多尔 63 2007[2]

123 叙利亚 63 2009[2]

124 吉尔吉斯斯坦 59 2007[2]

125 尼加拉瓜 58 2009[2]

126 瓦努阿圖 54 [11]

127 伊拉克 50 [11]

128 斯里蘭卡 47 2009[2]

129 不丹 47 2008[2]

130 埃及 43 2008[2]

131 安哥拉 40 2007[2]

132 巴勒斯坦 39 2008[2]

133 古巴 38 2008[2]

134 塔吉克斯坦 38 2007[2]

135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37 2007[2]

136 乌兹别克斯坦 37 [26]

137 葉門 35 2007[2]

138 科摩罗 33 2007[2]

139 加纳 33 2007[2]

140 几内亚比绍 33 2008[2]

141 菲律賓 33 2009[2]

142 奈及利亞 31 2007[2]

143 阿富汗 29 2009[2]

144 吉布提 28 [11]

145 苏丹 27 2007[2]

146 马达加斯加 26 2009[2]

147 刚果（布） 26 2007[2]

148 馬爾地夫 24 2009[2]

149 肯尼亚 23 2009[2]

150 塞内加尔 22 2008[2]

151 贝宁 21 2007[2]

152 柬埔寨 21 2006[2]

153 老挝 20 2007[2]

154 科特迪瓦 20 2007[2]

155 尚比亞 20 2009[2]

156 印度 18 2009[2]

157 喀麦隆 14 2007[2]

158 加彭 14 [27]

159 马里 14 2009[2]

160 赤道几内亚 13 [28]

161 巴布亚新几内亚 13 [11]

162 越南 13 2007[2]

163 巴基斯坦 13 2009[2]

164 海地 12 [11]

165 莫桑比克 12 2009[2]

166 布吉納法索 11 2009[2]

167 厄立特里亚 11 2007[2]

168 朝鲜 11 [29]

169 尼泊尔 9 [11]

170 马拉维 8 2007[2]

171 尼日尔 8 2009[2]

172 乌干达 8 2009[2]

173 坦桑尼亚 7 2009[2]

174 冈比亚 7 2007[2]

175 緬甸 7 2009[2]

176 布隆迪 6 2007[2]

177 塞拉利昂 6 2008[2]

178 乍得 6 2006[2]

179 刚果（金） 5 2007[2]

180 几内亚 5 [11]

181 毛里塔尼亚 5 [11]

182 卢旺达 5 2009[2]

183 中非 4 [11]

184 賴索托 4 [30]

185 衣索比亞 3 2007[2]

186 索馬利亞 3 [11]

187 利比里亚 3 2007[2]

188 孟加拉国 3 2009[2]

189 所罗门群岛 3 [31]

190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2 2007[2]

191 多哥 2 2007[2]

〔另起一页〕

第七节

倾城倾国与颠覆国家罪

2016年1月15日，英国多家媒体关注中国半年前被拘押的数名维权律师被当局正式批捕和控罪的消息。

《金融时报》网络版报道了著名维权律师王宇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该报道认为，“这一罪名可能被判无期徒刑，也显示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当局广泛打压自由的严重程度。”

“过去一年，中国当局一直加大对维权律师的压力。”

终身监禁？

报道认为，中国一些最受尊重的维权律师已经被关押在秘密地点半年，被剥夺了与家人的最起码联系，这已经足够让人触目惊心。

报道介绍王宇在2008年前是负责处理专利纠纷的商业法律师，因在火车站的一次事件被判入狱两年。2011年她出狱后开始将关注点放在人权方面。

《卫报》网络版报道称：中国对人权律师的追捕暗示对“颠覆行为”大力镇压。报道认为，中国一些最受尊重的维权律师已经被关押在秘密地点半年，被剥夺了与家人的最起码联系，这已经足够让人触目惊心。

但本周，他们这些将生命奉献出来帮助中国缺失话语权的弱势群体的律师们，面临终身监禁的危险，更让他们的家人、支持者和人权团体目瞪口呆。

“局势的恶化意味着包括王宇、周世锋和王全璋这些顶级民权律师们，面临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他们的律师生涯将划上句号，他们还有可能在未来多年被剥夺人身自由。”

在被大抓捕的维权律师半年监视居住届满之际，维权律师王全璋1月8日被天津市公安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都关押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

目前，因为维权律师大抓捕，已经有王全璋、周世锋、李姝云、谢燕益、赵威、谢阳六位律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遭到逮捕。在此之前，已经有周世锋、李姝云两位律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都关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谢燕益律师被以“涉嫌煽颠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关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赵威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关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谢阳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关押在长沙市第二看守所。

刘晓原律师说：“据悉，锋锐所律师王全璋的家人，今天也收到了逮捕通知书，王全璋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1月8日被天津市公安局逮捕，羁押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

刘晓原还透露，2015年七月发生锋锐事件后，锋锐所还有五十多个律师的正常执业受影响，无法接受新的案件已经半年多了，这些律师向司法局递交申请要求调到其他律师事务所执业，但至今也不给批准。

据说，这些女律师之中，不乏“美女”，甚至达到了“倾城倾国”的程度。

“倾城倾国”的解释——倾：倾覆；城：国。原指因女色而亡国。后多形容妇女容貌极美。

《诗·大雅·瞻昂》：“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汉书·外戚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倾城倾国”，原指因女色而亡国，该女子只要对守卫城垣的士卒瞧上一眼，便可令士卒弃械、墙垣失守；倘若再对驾临天下的人君“秋波那么一转”，亡国灭宗的灾祸，可就要降临其身了。现形容女子容貌十分漂亮，艳丽。

倾城倾国成语典故溯源东汉·班固《汉书·外戚传下·孝武李夫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此语出自汉武帝时音乐家李延年诗。李延年懂音律，善编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武帝闻此曲后，遂纳其妹为妃，即史上所称的“李夫人”。

成语故事说：汉武帝（前156～前87年），即刘彻。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在位。汉武帝后宫佳丽虽多，但王夫人早死，卫子夫年老，剩下的没有一个得到武帝专宠的。武帝想再访求绝色佳人，可是一直不能如愿。宫廷乐师李延年精通音律，深得武帝欢心，他所做的曲子凡听到者都会莫名感动。李延年有一个妹妹花名李妍，是个歌女，生得云鬓花颜，婀娜多姿，楚楚动人，尤其擅长歌舞。李延年想把她进献给汉武帝为妃。但因为家世微贱，不便自言，便请平阳公主代为荐引。

一天，汉武帝在宫中饮酒，平阳公主也在座，李延年侍宴。待到酒酣，李延年起舞，唱自写的一首新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听到李延年歌唱，触动了潜藏已久的心事，不禁叹息说：“世间哪有你所唱的那种佳人？”平阳公主在一边揣摩得知李延年歌中的寓意，于是趁势说：“陛下有所不知，延年的小妹，就是一位倾国倾城的绝世佳人。”武帝心中一动，立刻下令召李氏入宫。不久李延年将其妹引入。武帝一看，果然是姿容秀媚，体态轻盈。武帝遂纳李氏为妃，号为李夫人。一年以后李夫人生下一子，被封为昌邑王。

谁知月有阴晴圆缺，李夫人入宫只短短几年，却不幸染病在身，不久病入膏肓，直至卧床不起。武帝难过不已，亲自去看她。李夫人一见武帝到来，急忙以被覆面，口中说：“妾长久卧病，容貌已毁，不可复见陛下，愿以昌邑王及兄弟相托。”武帝说：“夫人病势已危，非药可以医治，何不让朕再见一面？”李夫人推辞说：“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妾实不敢与陛下相见。”武帝说：“夫人不妨见我，我将加赐千金，并封拜你兄弟为官。”李夫人说：“封不封在帝，不在一见。”武帝又说一定要看她，并用手揭被子，李夫人转面向内，唏嘘而泣，任凭武帝再三呼唤，李夫人只是独自啜泣。武帝心里不悦，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这时李夫人的姐妹们也入宫问病，见此情形，都很诧异。待武帝走后，她们责备李夫人：“你想托付兄弟，见一见陛下是很轻易的事，何苦违忤至于如此？”李夫人叹气说：“你们不知，我不见帝的原因，正是为了深托兄弟。我本出身微贱，他之所以眷恋我，只因平时容貌而已。大凡以色事人，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今天我病已将死，他若见我颜色与以前大不相同，必然心生嫌恶，惟恐弃置不及，怎么会在我死去后照顾我的兄弟？”

几天后李夫人去世，事情的结局果然不出李夫人所料。李夫人拒见武帝，非但没有激怒他，反而激起他无限的痛苦，将李夫人用皇后礼安葬，命画师将她生前的形象画下来挂在甘泉宫。武帝思念李夫人之情日夕递增。他想到李夫人病中嘱托的话，于是封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弟弟李广利则封为贰师将军海西侯。为李夫人的一句遗言，武帝也称得上是一往情深。

李延年小传：汉代音乐家。中山（今河北定县）人，乐工出身，善歌，善创造新声，在乐府中任协律都尉。为《汉郊祀歌》十九章配乐，又仿张蹇传自西域的《摩诃兜勒》曲，作“新声二十八解，用于军中，称”横吹曲李夫人的得幸，则是靠了她哥哥李延年这首名动京师的佳人歌。

……

言归正传。

看来，在中国这个“人治社会”里，律师难当，女律师更加难当，至于美女律师，那就是“高危职业”了。因为“倾城倾国”，不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另起一单页〕

第三章

中共历史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邓小平改革与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比较研究

（一）五胡时代的马列主义

就现代中国社会的重构来说，马列主义发挥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功能。主张斗争的马列主义与主张和平的佛教不同，发挥的不是远离尘世的出家功能，而是垄断尘世的专政功能，其特征因此不是虚无主义的，而是野蛮主义的，虽然虚无主义和野蛮主义在古今两个南北朝时代都是以反对传统、取消传统为特征的。

对比研究一下，公元338年凶残的蛮族首领石虎下令准许汉人出家为僧的历史意义，和孙中山1924年宣告“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等“三大政策”、毛泽东1949年下令“一边倒向苏联”，可谓异曲同工，都是引入外来势力、大乱中国的社会纵火行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疑，近代南北朝的星星之火是马列主义，犹如古代南北朝的星星之火是大乘佛教。

漠北人石虎放纵佛教淹没中国、岭南人孙文勾引苏联淹没中国，异曲同工，一古一今、一北一南：都是通过引入外来势力壮大自己的颠覆行为，以便乱中取胜。但这两者也都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转型意义的重大事变。

正是杀人不眨眼的石虎所作出的这一驱使汉人出家的决定，为佛教的广泛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并给予了强有力的经济上的保证。后来，基于复兴中国要求的周武帝与唐武宗之灭佛，实际上主要是针对石虎的这一命令给予佛教的特权而发的，而主要不是基于敌视佛教和虐待佛教的态度。因为只有限制佛教的特权，中国社会的解体过程才会中止、社会重构才有可能。否则，大批社会寄生虫就会假借“皈依佛门”的名义来偷吃洋教，不仅偷税漏税、拒服兵役，逃避社会义务；而且自娱自乐、断子绝孙，逃避种族义务。而所有这一切，正是凶残的蛮族首领石虎之类所期待的结果，他们的希望就是要削弱汉人的力量，让外来民族成为中国土地的主宰。

（二）汉人政权不准汉人出家

为什么东汉与三国（魏、蜀、吴）都不许可佛教获得这样的特权？因为他们深知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国将不国”。下面我们简单考查一下其相关政策的来龙去脉。

汉、魏时代，官方不准汉人出家。“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高僧传》卷四）。当时佛教如同黄老学说一样，只是在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中流传和崇信，“沙门不入王者”，没有出家受戒的僧人。

汉人出家虽因信佛而修道，但毕竟是些孤立的事件。汉人出家之所以是些孤立的事件，可能是因为官府担心社会秩序受到影响，因此限制汉人出家。只是当决心摧毁汉人社会的五胡掌了权，才开始鼓励汉人出家，分化瓦解自己的对立面。338年，后赵石虎废止了不让汉人出家的传统禁令。以石虎的贪婪、残暴，再加上这个命令对中国传统家族社会的致命瓦解作用──这一切使五胡之乱出现了一个转折，从此之后，十六国的分裂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并将进一步恶化下去。所以，我意以为304年（至316年间）的西晋灭亡到苻坚南侵的383年之间的这七十九年间，就是以这个公元338年石虎废止汉人出家禁令为转折点的。犹如1900年八国联军至1949年两个中国正式分裂的四十九年间，就是以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联俄容共为转折点的。在这两大转折点（石虎的允许汉人出家与孙文的三大政策）之后，传统社会才开始彻底瓦解了。不要忘了，冉闵的大肆报复即是对石虎的反动。

（三）野蛮的国有化事业

在古代南北朝，所谓国有化事业经常是野蛮化的代词。古代南北朝的野蛮化是鲜卑化，现代南北朝的野蛮化是苏联化、布尔什维克化。野蛮化既是南北朝形成的契机，也反过拉加剧了南北朝的分裂，其间国有化事业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如元朝忽必烈时代的蒙古人曾经计划，要把汉人完全灭绝，把中国的农地变成牧场……古代南北朝的北魏所拥有“国营畜牧业”也扮演了野蛮化的推手。

这与哥萨克化的、半军事化（“军事共产主义”）的苏维埃国家所推行的“剥夺有产阶级、确立公有制度”的政策，难道毫无共同之处？在国有化事业的规模上，中共远比北魏庞大，且不是作为战乱的后果，而是作为既定政策来推行，因此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破坏性。

古代的野蛮化虽然有益于生态环境，但现代的野蛮化却不利于生态环境。例如1958年的大炼钢铁、集体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工业化过程，虽然效率极为低下，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都是毁灭性的。这个特点甚至一直延伸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

（四）北魏的社会主义经济

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战祸相寻，政局动荡。商品经济遭到破坏，特别是北方，受到蛮族入侵，经济思想回到原始状态，商品交换处于低迷状态。野蛮化的过程不仅使得私人特性消失、集体特性上升、国营事业取代民营事业，而且使得商品经济倒退为自然经济，货币流通大为降低，物物交换成为时髦，而在现代南北朝中的中国大陆，还衍生了统购统销和票证控制。

在古代南北朝，《魏书·食货志》就说“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这很有些近似毛泽东时代的“自留地”，是典型的社会退化与野蛮化现象。在流通领域里金属货币有消退的迹象，但代之而起的是谷帛等实物交换，在北魏时期这十分活跃；很有些近似中共统治下的“黑市”、“自由市场”、“农贸市场”。

北魏时期的货币流通萎缩，而谷、帛等实物货币却广泛使用，甚至牛马等牲畜也曾发挥交换中介的作用。政府对于货币的管理职能日趋低下，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干预活动。《魏书·食货志》说“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因为拓跋氏起源于西伯利亚，游牧为生，对钱陌生；这与经历了废除家庭、财产充公等“共产主义革命”等野蛮化洗礼的苏联，可以说是殊途同归。鲜卑与苏联，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是野蛮化潮流的不断源泉。

在某种程度上，北魏的野蛮化程度可能还不及苏联，据《魏书·食货志》记载：“世祖即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韧膳府。”面对广大的新占领土，北魏并没有实行苏联那样的“党的一元化领导”，而是各依其原有的生活方式，使得原有的经济制度仍在继续沿用之中，传统的文明因此得以保留。而在废除传统文明的野蛮化道路上，中共可以说走得比其宗师苏联走得更远，毛泽东的所作所为，甚至让斯大林感到过分。

（五）魏孝文帝的改革开放

拓跋集团在南迁过程中经历了由部落、酋邦、国家三个形态的转化。这和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经历了地下党、根据地、边区政府等三个形态的转化不无相似之处。

迁都后的孝文帝，采取了一系列彻底汉化措施：下令禁止士民穿胡服（鲜卑等北方诸族服装）、停止说鲜卑话，一律讲正音（中原汉语）。代（山西平城及周围地区）人已迁洛阳者，全部葬在洛阳城北邙山。汉化过程最彻底的一步是，将北魏皇室的姓由拓跋氏改为元氏，所有功臣旧族也都统统改为各种汉姓，并以行政手段促使鲜卑族人与汉化人群通婚。可说连接汉－唐的，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降低统治集团的野蛮化程度，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改革，使得野蛮的军事征服者和文明的被征服者协调起来。孝文帝就承担并且实施了这样的改革使命。孝文帝认为，要巩固北魏政权，一定要向中国传统让步，让鲜卑人吸收中原的文化，废除外来政权的野蛮风俗。

通过这样的中国本土化改革，鲜卑作为一个民族虽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和汉化人群融为一体，而汉朝意义的汉化人群也因此不纯了，逐渐演变为混杂了五胡血统尤其是鲜卑血统的“唐人”。

从南北朝历史演进的观点看来：孝文帝的改革开放这段史迹只是北魏拓跋部落在中国活动的尾声：自公元306年西晋为代表的“第一期中国文明”消失而隋唐宋元明清“第二期中国文明”尚未兴起时，是汉化的鲜卑人或鲜卑化的汉人，对中国的再度统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正如对现代南北朝的分裂和中国可能的再统一，中国共产党人这种苏联化的汉人，也发挥了主导作用。

 

（六）门阀体制与党的先锋队

在我们的研究中，古代南北朝的“门阀体制”与现代南北朝的“党组织先锋队”具有可比性质。

“先锋队”是列宁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仅是工人政党，而且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干部是一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职业革命家，党员队伍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其他阶级、阶层的成员要成为党员，首先要用工人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自觉地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成为具有工人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凡此种种，都是一种变相的门阀观念的体现。

“三个代表”初次提出虽是2000年的事情，但据说概括总结了中共八十年的历史，反映了中共发展的进程和经验教训。新党章强调中共始终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意思至为明显：中共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特权门阀，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特权门阀。

所谓“先进性”和“阶级性”都是其特权的理论基础，就像门阀体制血统优越论一样。而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早在1960年代的文革期间就被明确表述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其极端表现，就是文革中大肆流行的血统论。这种血统论在中国已经绝迹了一千年左右。正是野蛮的苏联和苏联化的汉人把它重新输入中国，用以完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野蛮化或曰革命化的工作的。

（七）南北朝结束于复古运动

邓小平的改革，类似孝文帝的改革，是向北朝［大陆］向南朝［台湾］模式的投降，其结果必不可免地导致“新的南北合”。但是，随着这一改革一起来临的，不仅有经济的暂时繁荣，还有社会的全面腐败；不仅靡靡之音盛行，而且社会纲纪全毁。按照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先例，紧接着全面腐败的就是广泛的社会危机与持续的政治混乱，还有北周官制的重构和杨坚时代的统一──南北朝终于在孝文帝开始的“文明化”上，走向自己的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

孝文帝改革运动不但未能挽救北魏王朝，反而加速了它的腐败和灭亡；1978年开始的邓小平改革最后可能也是这个结果。

对北朝魏末周初的“周礼复兴”，决不能简单地视为复古的儿戏、宣传的伎俩等等，实在说来，其中有远为深刻的原因，其最浅显的一条就是：“中国精神的回归”。在经过了数百年的斯文扫地之后，有一种复兴的要求自会兴起，要求在一切方面都“恢复古代的光荣与威仪”。当然，根据一般的历史经验，这种过分的要求不会完全得到满足，可是历史的发展却也因为这种强力的冲击而改变了航向。最后，历史的航道将落在“古代的想象”与“乱世的现状”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处──于是，一个新的场面就此开始了。古代的盛名，被用来规范现代的创造……

无疑，结束第一期中国文明、开创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古代南北朝时代，已经昭示我们：结束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创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我们这个斯文扫地的现代南北朝时代。要有效结束现代南北朝的混乱，正如有效结束古代南北朝的混乱，必须有某种程度和某种形态的复古运动。这种复古运动，既不是恢复已经飘逝的古老秩序，也不是藉复古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复古运动的效用在于结束南北朝的分裂与混乱，在世人心中重建一个精神支柱。而所以的精神支柱，无不托名于古代盛朝，甚至像美国的未来主义也要托名于宪法精神和五月花号；甚至要到圣经原理和希腊政治中去寻求思想支援。苏联的未来主义还要托名于原始共产主义，还要到巴黎公社和巴贝夫小组去寻求先行者的样板。

我看到，现代南北朝的结束，已经为时不远，那时也必伴有一场类似的复古运动。因为若不经过一场复古运动的重行约束，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是很难形成，更难确立的。我再次强调这复古运动的可取之处，就在于它所提供的“范式的力量”。范式的力量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复古运动的魔力在于它能最直捷最深刻激活人们的潜意识。心理学揭示的潜意识及隐意识所孕藏的能量，远远大于意识的表层，这就是复古运动的魔力所在。

（八）社会公平化运动蓄势待发

根据孝文帝改革九十年之后古代南北朝时代才告结束这一既成事实，可以推测现代南北朝的结束时间，也要在毛泽东文革和邓小平改革的将近一个世纪以后。而在我看来，北周六官制的复兴以及种种汉化文明的建树，都是发展和深化了孝文帝时代的改革，于是最后就导致了隋唐盛世的来临。当然在运动的性质上，孝文帝改革更接近邓小平改革。毛泽东的文革是排外的，邓小平的改革则是媚外的；但在我看来，一个同样明确甚至更加有力的事实就是：文革的“斗批改三阶段”的“改”，最后竟阴错阳差地落实为邓小平这个走资派的“改革”。就其反讽的意味讲，“邓小平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完成”──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最为戏剧性的事件。

现代南北朝已经进入末期，也就是“南北合”已经在望了。这时，虽然已有类似孝文帝改革的邓小平改革在帮助中国大陆也就是现代北朝在推进其的文明化过程，然还缺乏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故中国的全面复兴，尚需时日。就社会严重腐败和不公这一点来说，中国若不经过一次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洗礼，则绝不可能步入隋朝的统一、唐朝的繁盛。因为使南北朝末期的中国积弱不振的，已经不是野蛮而是腐朽！由此可见，不论古今南北朝，其末期的主要危险是社会的腐败而不是社会的停滞。

在当代中国，类似古代南北朝末期的那种危机，就是启导了六镇之乱的鲜卑集团内部的分化，也同样威胁着现代的北朝也就是中国大陆的社会稳定，那就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的极端不公，道德沉沦并丧失了是非标准。在这种条件下，六镇起义的号角也许会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再次吹响。尤其考虑到，新南北朝的曙光不是别的，正是一次结束革命的革命！若要这一曙光成为真正的黎明，而不仅仅是一道转瞬即逝的曙光，那就还需经过一次卓有成效的“光荣革命”。

在没有贵族传统的汉人社会所构建的中国，光荣革命只能是对社会偏颇所进行的激烈纠正，而不大可能像日本的明治维新尤其不可能像英国的光荣革命那样短促而有效。正如1989年的流血事件所预示的，由于中国没有一个类似英国的封建贵族和日本的大名武士那样的中间阶层，所以作为社会调节器的革命集团的重要性，就变得极为突出了。

（九）附记

作为这道“南北朝曙光”的发现者和总结者，我们依然受到生命的局限。我们的学说既然先于这一时代的结束而完成，就不免会有种种“事先愚昧”的缺陷，不比事后聪明者那样求全责备。但我们既然做了发现者和总结者，就准备让后来居上的人们可以从我们思想、行为上踩踏过去，从而帮助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越过这个时代的深渊巨壑。因为我们填平了或仅仅试图填平这一现代南北朝的巨壑深渊，而感到一种满足。

2008年10月

（“大跃进50年和改革开放30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自《军阀建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之第七章《两次野蛮化的比较》之手稿摘编）

纪念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研讨会于2008年10月17日下午开始在美国新泽西举行，会期三天，于19日在纽约结束。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中华学人联谊会合作主办题为《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会议的宗旨是对上述中国当代史上这两大相隔久远但有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进行探讨。研讨会有60余名学者参加，其中有不少专程前来的中国大陆学者。

〔另起一页〕 

第二节

共产党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了租界

中国的城市居民买了房子却没有地产，因为买的只是地皮以上的建筑物，古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幸与中国的现实情况正好吻合。共产党把城市地产变成了租借性质的。

中国的农村居民在自己世世代代居住耕种的土地上也同样成为“客人”，主人政权什么时候请客人农民搬迁客人就必须搬迁，因为中国的农民实际上是农奴，没有土地所有权。共产党把农村土地都变成了租借性质的。

近日，中国的公墓使用二十年后被要求续费问题成为焦点。北京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按照规定，墓地使用年限为二十年一周期，特别是经营性公墓。至于是否续费如何续费，应看当时签订的合同如何规定。就在不久前，新华社报道称，青岛等地一些陵园表示将对超过二十年使用期限的墓地续收管理费。

济南市物价局去年发布《关于玉函山安息园到期墓穴护墓管理费标准的通知》，对已经期满20年的普通型公墓（原售价10000元以下）收取护墓管理费，最高不超过15元/月，中、高档型（原售价10000元以上）收取护墓管理费，最高不超过25元/月。这一收费标准执行期5年，期满后重新报批。

按照民政部1998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墓管理意见的通知》要求，墓地和骨灰存放格位的使用年限原则上以20年为一个周期。而此前一年颁布施行的《殡葬管理条例》，未涉及20年后续费问题。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李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一直强调，墓地只是租赁关系，不是产权关系，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签订合同时，20年是一个期限，20年到期以后，双方根据协议规定执行管理费的收费。李波强调，民政部门一直在调研这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准备下一步修改相关规定，对收费情况作进一步规定。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张明亮告诉本报记者，需要交管理费的主要是经营性墓地，具体怎么交、交多少，还要看当时签订了什么样的合同。如果当时签的是租赁，那么20年一个周期后，还要继续使用，就要继续交管理费。共产党把墓地也变成了租借性质的。

另外，民政部有关人士也表示，墓地也不属于殡葬基本需求之列，所以并不鼓励大家都要去寻找墓地，也就不属于国家必须要去保障的范围。但是他没有说明：城市地产和农民耕地是否在“基本需求之列”？“政府”是否鼓励城市居民买房和农村居民种地耕地墓地？“国家”是否有义务保障人民的土地权利？

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大家要小心了，如果谁的后人一时忘记奉献“护墓管理费”，那么他的灵柩就会被犁庭扫穴了。

墓地只有使用权，全体中国人死无葬身之地。

（只能接受具有时间限制的“护墓管理”。）

如此看来，中国的住房用地、耕种用地、墓地以及其他一切方面，都是租借性质。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共产党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了租界。

共产党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了租界，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十分不利。人无恒产则无恒心，缺乏所有权的人们只懂涸泽而渔、焚林而猎，不会休生养息，更不会顾及到社会的总体利益。

共产党的垄断权力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了租界，其结果，却使得社会和自己身都变成了建立在流沙基础之上的建筑物。这也许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但事实已经证明，这样的建筑不仅经不起百年不遇的地震，就连日常的风吹雨打之下也会摇摇欲坠。而要支撑这样的危房，似乎只有依靠高度的神经紧张、每天挖山不止的“维稳”、明里暗里的军事戒严，才能继续“统治”下去。

共产党的垄断权力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了租界，这是中国的悲剧，是中国的百年革命（1911—2011年）尚未结束的明显证据。在此局势下，中国人实际上没有家园，与亡国奴的处境大同小异。

2011年4月4日

〔另起一页〕

第三节

共产党专政是第三中国崛起的魔鬼训练

有一种看法认为，共产党专政是中华民族成长的魔鬼训练，也就是说，虽然万分痛苦，但却是必由之路，就像驱赶日耳曼人、毁灭罗马帝国的匈奴人，在欧洲文明在生的过程中犹如“上帝的鞭子”。如此一来，毛泽东对待本国人民的暴行就像阿提拉对外国人民的暴行，虽然极尽荒唐之能事，但却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毛泽东这个奴隶创造了历史，所以他宣传的唯物史观就变成了“奴隶史观”、“卑贱史观”、“愚公史观”、“野蛮史观”。

毛泽东思想作为“卑贱的奴隶史观”、“野蛮的愚公史观”，在中国导致亿万人民的死亡和灭绝，几亿人口甚至被剥夺了出生的权力，这在人类历史上肯定都是空前甚至是绝后的。

共产党专政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了魔鬼训练营。

魔鬼训练营最早起源于古罗马的“斯巴达克训练”，现代则风行于欧美。二战以后，在欧美和日本，魔鬼训练的课程，旨在锻炼人的意志、忍耐度、心智模式、团队精神、沟通能力和生存技巧，兼有“开拓创新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功效。

在美日魔鬼训练计划中，魔鬼训练是“磨练之路”，需要近乎野蛮、残酷的意志训练，而魔鬼训练又是“现实之路”，传播立刻实用的知识；因而魔鬼训练又是“超人之路”，它使人成为决战商场的强者。它是一种超越常人生理极限、心理极限的训练模式，其宗旨是锻炼人的意志、心智和团队精神。

例如 海豹突击队接受训练魔鬼训练的模式，在日本企业界已逐渐发展成为强化自我、克服障碍、重塑人格、培养意志的法宝，收费极为昂贵，而且对学员的入学选拔条件极为苛刻，并非有钱就可以加入，但上课的人仍然需提前半年排队报考，大量的中小企业家就是通过“魔鬼训练营”变成了当今一个个著名的企业家。

几十年来，美国陆军及其他部队、NBA球队85%的球员接受过“魔鬼训练”，将“魔鬼训练工厂” 搬入自己培训科目的企业更是不计其数，美国企业界人士以首次训练为荣。当有记者问到美国年度风云人物、曾挽救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命运的前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李·艾柯卡先生如何训练及培养职业人才时，他说：“送他到‘魔鬼训练工厂’接受历练，这是被证明过的捷径”。 课程将走出人工规划的拓展基地，走出游人趋之若鹜的风景区，取而代之的是带领学员们走进深山老林，走进神秘大峡谷，身背行囊，脸涂迷彩油，挑战生命极限，此训练不但锻炼了学员在艰苦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考验在困难面前作战能力，更增长藐视一切困难的信心，为今后在工作岗位上遇到问题能迅速调整心态做好准备。与传统培训设计上最大的不同，魔鬼训练的效果是来自于受训者的体验与领悟。课程的特殊性是其学习的重点不仅仅是来自课程的内容，更多的领悟是来自参与活动的过程。以活动为主。通过教练的引导，每个受训者将参与活动的过程与结果，跟个人的成长经验进行比对，进而领悟活动的意义，通过超常规、超强度的训练内容，令人刻骨铭心。

这是自由社会里的魔鬼训练。其特点是，是否接受魔鬼训练，对于任何个人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这就不同于专政条件下的全民都要接受的魔鬼训练。

下面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

1、

就现代中国社会的重构来说，马列主义发挥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功能。主张斗争的马列主义与主张和平的佛教不同，发挥的不是远离尘世的出家功能，而是垄断尘世的专政政治功能，其特征因此不是虚无主义的，而是野蛮主义的，虽然虚无主义和野蛮主义在古今两个南北朝时代都是以反对传统、取消传统为特征的。

对比研究一下，公元338年凶残的蛮族首领石虎下令准许汉人出家为僧的历史意义，和孙中山1924年宣告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等“三大政策”、毛泽东1949年下令“一边倒向苏联”，可谓异曲同工，都是引入外来势力、大乱中国的社会纵火行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疑，近代南北朝的星星之火是马列主义，犹如古代南北朝的星星之火是大乘佛教。

漠北人石虎放纵佛教淹没中国、岭南人孙文勾引苏联淹没中国，异曲同工，一古一今、一北一南：都是通过引入外来势力壮大自己的颠覆行为，以便乱中取胜。但这两者也都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转型意义的重大事变。

正是杀人不眨眼的石虎所作出的这一驱使汉人出家的决定，为佛教的广泛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并给予了强有力的经济上的保证。后来，基于复兴中国要求的周武帝与唐武宗之灭佛，实际上主要是针对石虎的这一命令给予佛教的特权而发的，而主要不是基于敌视佛教和虐待佛教的态度。因为只有限制佛教的特权，中国社会的解体过程才会中止、社会重构才有可能。否则，大批社会寄生虫就会假借“皈依佛门”的名义来偷吃洋教，不仅偷税漏税、拒服兵役，逃避社会义务；而且自娱自乐、断子绝孙，逃避种族义务。而所有这一切，正是凶残的蛮族首领石虎之类所期待的结果，他们的希望就是要削弱汉人的力量，让外来民族成为中国土地的主宰。

为什么东汉与三国（魏、蜀、吴）都不许可佛教获得这样的特权？因为他们深知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国将不国”。下面我们简单考查一下其相关政策的来龙去脉。

汉、魏时代，官方不准汉人出家。“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高僧传》卷四）。当时佛教如同黄老学说一样，只是在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中流传和崇信，“沙门不入王者”，没有出家受戒的僧人。

2、

在我们的研究中，古代南北朝的“门阀体制”与现代南北朝的“党组织先锋队”具有可比性质。

200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根据“三个代表”思想，中共《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作了如下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强调“先锋队”也就是强调其至高无上的特权。“三个代表”初次提出虽是2000年的事情，但据说概括总结了中共八十年的历史，反映了中共发展的进程和经验教训。新党章强调中共始终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意思至为明显：中共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特权门阀，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特权门阀。

所谓“先进性”和“阶级性”都是其特权的理论基础，就像门阀体制血统优越论一样。而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早在1960年代的文革期间就被明确表述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在特权理论看来，党的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障，因而也是党的先锋队 品格的重要方面。党的先锋队品格必须体现在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上，党的先进性必须落实到党员的实际行动中。如果党内存在腐败官员，党就不再是先锋 队，党的威望就丧失，执政能力就受损。党的特权就会从根本上遭到腐蚀和瓦解。而党必须永远执政下去的“理念”于是必然要求恢复精英党的组织路线，这就是所谓“先锋队思路”。

“先锋队”是列宁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仅是工人政党，而且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干部是一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职业革命家，党员队伍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其他阶级、阶层的成员要成为党员，首先要用工人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自觉地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成为具有工人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凡此种种，都是一种变相的门阀观念的体现。

其极端表现，就是文革中大肆流行的血统论。这种血统论在中国已经绝迹了一千年左右。正是野蛮的苏联和苏联化的汉人把它重新输入中国，用以完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野蛮化或曰革命化的工作的。血统论在当今中国，就演变为“官二代”、“富二代”的冷酷现实。

3、

这就是表现在文化大革命身上的矛盾性：一方面它起因于恶，起因于对敌视文明的野蛮革命，另方面它却激发了中国文明重新启动的火花。文革充满恶行的破坏，阴错阳差刷新了中国的精魂，使之变得年轻有力，使之焕发了新的活力。因为中国的精魂不会毁于风暴，中国精魂最大的敌人，不是任何类型的风暴，而是没有风暴，没有敌人──是的，中国精魂只会毁于“平安无事”，只能复兴于动荡不安。这就是我把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野蛮运动比喻为孝文帝改革那样的文明运动，而称之为“南北朝时代的枢纽”，列之为中国文明的重大转机。

根据孝文帝改革九十年之后古代南北朝时代才告结束这一既成事实，可以推测现代南北朝的结束时间，也要在毛泽东文革和邓小平改革的将近一个世纪以后。而在我看来，北周六官制的复兴以及种种汉化文明的建树，都是发展和深化了孝文帝时代的改革，于是最后就导致了隋唐盛世的来临。当然在运动的性质上，孝文帝改革更接近邓小平改革。毛泽东的文革是排外的，邓小平的改革则是媚外的；但在我看来，一个同样明确甚至更加有力的事实就是：文革的“斗批改三阶段”的“改”，最后竟阴错阳差地落实为邓小平这个走资派的“改革”。就其反讽的意味讲，“邓小平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完成”──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最为戏剧性的事件。

现代南北朝已经进入末期，也就是“南北合”已经在望了。这时，虽然已有类似孝文帝改革的邓小平改革在帮助中国大陆也就是现代北朝在推进其的文明化过程，然还缺乏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故中国的全面复兴，尚需时日。就社会严重腐败和不公这一点来说，中国若不经过一次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洗礼，则绝不可能步入隋朝的统一、唐朝的繁盛。因为使南北朝末期的中国积弱不振的，已经不是野蛮而是腐朽！由此可见，不论古今南北朝，其末期的主要危险是社会的腐败而不是社会的停滞。

在当代中国，类似古代南北朝末期的那种危机，就是启导了六镇之乱的鲜卑集团内部的分化，也同样威胁着现代的北朝也就是中国大陆的社会稳定，那就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的极端不公，道德沉沦并丧失了是非标准。在这种条件下，六镇起义的号角也许会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再次吹响。尤其考虑到，新南北朝的曙光不是别的，正是一次结束革命的革命！若要这一曙光成为真正的黎明，而不仅仅是一道转瞬即逝的曙光，那就还需经过一次卓有成效的“光荣革命”。

在没有贵族传统的汉人社会所构建的中国，光荣革命只能是对社会偏颇所进行的激烈纠正，而不大可能像日本的明治维新尤其不可能像英国的光荣革命那样短促而有效。正如1989年的流血事件所预示的，由于中国没有一个类似英国的封建贵族和日本的大名武士那样的“中间阶层”，所以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革命集团”的重要性就变得极为突出了。

4、

作为“新南北朝曙光”的发现者和总结者，我们依然受到生命的局限。我们的学说既然先于这一时代的结束而完成，就不免会有种种“事先愚昧”的缺陷，不比事后聪明者那样求全责备。但我们既然做了发现者和总结者，就准备让后来居上的人们可以从我们思想、行为上踩踏过去，从而帮助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越过这个时代的深渊巨壑。因为我们填平了或仅仅试图填平这一现代南北朝的巨壑深渊，而感到一种满足。

中国文化精魂的惨遭废弃、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瓦解，导致中国生活的全面紊乱，它的最为意义深远的恶果，则是中国文化阶层的凋零破落。──然而，这一切的一切“背后的那个罪魁”又是谁呢？是野蛮主义吗？不是！因为野蛮主义的狂风，只是在那些早已破败的废墟上空盘桓旋舞的，而不是它造成了废墟！狂风的作用，最终只是摧枯拉朽、扫荡废墟、打开新基地，它并没有破坏城堡、折断广厦的能力。

很明显，“背后的罪魁”乃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压力”，或曰“中国对现代世界的不适应性”。多年来，我们仅仅把这罪魁叫做“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不公正的。为什么不想一想，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什么对日本起不了作用？很明显，因为日本适应了，中国却没有适应，而且做了日本的垫脚石、“适应对象”。所以，我们的灾难变成双重的：被西方打败了，被日本比败了。现在，当西方的衰落迫使他们降低了侵略性的时候，中国的不适应性却增加了：名落孙出的中国，排到了“世界的一百二十几位！文明失败了，我们只有祈求新的野蛮主义！

在野蛮主义看来，精魂的游离、结构的崩溃、生活的混乱、文化阶层的解体，不失为“千年一次的巨大机会”。所以，当我们看到“中国革命的唯一结果，即为国家权力的不断强化”，就丝毫也不会感到吃惊了。和野蛮主义互为表里的革命运动，无异于一架超级绞肉机──其使命是，扫平强国之路上的一切障碍！唯其如此，我们才不致幼稚地指责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种种“变态的疯狂”……而毫无作为。

（摘自谢选骏《新南北朝的曙光──军阀造国是现代南北朝原理》，1979年──2006年起草，2006年2月9日──2006年9月2日第一稿，2007年3月31日──2012年8月3日修订）

〔另起一页〕

第四节

共产党革命本质上是场宗教战争

——共产党目前在中国强拆教堂，就是这种宗教战争的最新体现

现在，十字军战争已经延伸到中国内部来了，刻不容缓也无法回避。在这个当口，回顾一下历史也许是有益处的。

有人说，太平天国是一场宗教革命和宗教战争；那么，极为推崇太平天国的中共政权，是否也是宗教革命和宗教战争呢？

我认为，共产党革命本质上也是一场宗教战争，不仅苏共如此，中共也是如此。

《太平天国是一场宗教革命和宗教战争》（周伟驰）清楚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中共的许多特点。

关于这一点太平天国与中共政权的历史相似性，我早在上个世纪所写的《洪天王与毛主席》一文中有所交待，参见后文。

我们先来看看周文是怎么说的。

 

（一）

《太平天国是一场宗教革命和宗教战争》

 周伟驰

 民族革命论

   

回顾百年来的“太学史”，主要有三种“天国观”，它们皆与“时代精神”息息相关。（1）清朝剿灭太平天国后，太平天国文献佚散殆尽，数十年内几无学者涉足天国研究。（外国传教士除外。）及至革命派兴起，发现洪秀全早已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先驱。中山先生早年以“洪秀全第二”自居，晚年更在“三民主义”中表扬太平天国之民族革命，指出其早已平均地权，实现共产主义，而其失败则在于大家争做皇帝导致内讧坏了大事，没有搞好民权主义。（2）章太炎等人俱从“排满主义”赞美天国。

政治领袖的这种褒扬反映在学术上面，就是后来像萧一山、简又文这样的史学大家，都主张太平天国是一场“民族革命”，并用“三民主义”来衡量太平天国的成绩。（3）萧一山说，“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是民族革命的承启人物。”（4）“第一就民族革命来讲：他们承袭天地会的思想，虽没有把满清打倒，然而政权转移于汉人手中，‘反清’的目的，可谓已达到一半。”“第二就政治革命来讲，太平天国的成就似乎不很大，但已经含有民权主义的要求了。他们规定男女一律平等，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奴婢，禁绝娼妓。……”“第三就社会革命来讲，太平天国的确有好多的贡献和主张，值得我们赞许。国父说：‘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而没有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洪秀全所行的经济制度，是共产的事实，不是言论。’（《民族主义》第四讲）可见太平天国的经济制度，就是一种共产制度。”（5）简又文一贯主张太平天国是一个宗教、民族、政治三合一的革命，指出革命先辈（如孙中山和章太炎）认它为民族革命，而未能认识到它也是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传教士则只认它为宗教而未能看出种族革命，都未免以偏概全。（6）

简又文认识到宗教在太平天国的核心作用，却仍旧要说：“我认为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本性质是民族革命运动，其大宗旨乃在打倒二百年来亡我中国的满洲异族，恢复汉族河山而建立新国。……其意义之正当，可比之其前朱元璋之驱逐蒙元而开创明朝，与其后孙中山先生及革命党人之打倒满清而建立民国。”虽然他也注意到，“所异者，太平革命之性质，非单纯的民族革命，而兼为宗教革命与政治革命。……这一民族革命是由宗教信仰而开端，凭宗教组织而发动，因宗教力量以维持推进，及依宗教理想以置制建国的。”（7）

他的观点可称为“以民族革命为主的、兼有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运动”。在其行文中随处都强调突出“民族革命”这一点。

   对简又文民族革命论的一个批评

太平军出广西至湖南，发布了三个檄文，即《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谕》，简又文说：“就以上三道檄文看来，太平军之革命理想是宗教、民族、政治三合一的……尚有特别指出者，即使由以上各檄（尤其第一篇《奉天讨胡檄》）看来，他们自始至终揭橥民族大义，实以民族革命为主题、为前提。或有怀疑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民族主义为不充实者，盍一读以上檄文？即此，已可知其关于民族革命意识之内蕴与表现，其充实程度为如何，已远远超过明太祖朱元璋兴汉倒元之所表示者矣。”（8）

看来，简又文是在为其“民族革命论”的不足找文献根据。但将三篇檄文细细读来，很难说是“以民族革命为主题、为前提”，相反，倒不如说民族革命是“以宗教革命为主题、为前提”。下面试分析之。

这三篇檄文，后两篇都是典型的上帝教教义宣传。《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从皇上帝创世讲到人民“拜邪神行邪事大犯天条”，致使皇上帝有四次大怒，最后一次大怒就是派出了天王洪秀全下凡诛妖救世，甚至皇上帝本人和天兄耶稣亦降凡助战（由教权推出政权）。而满清“乃我中国世仇，兼之率人类变妖类，拜邪神，逆真神，大叛逆皇上帝”，故而当诛（由教义推出革命）。其思考的逻辑顺序是从宗教观（正邪神妖）推出革命观，跟摩尼教黑白分明的二元论类似。这样的檄文在当时未接触过上帝教的普通中国人读来，完全会是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因为它太“上帝教”了。如果太平天国以“民族革命”为“主题”和“前提”，完全可以不用上帝教教义晓谕人民，而直接用民族大义常情常理去说服普通汉人，如当时一些会党（如天地会）的举事檄文那样。至于《救一切天生天养谕》，更是将满汉之仇夹杂在大堆上帝教教义中提及（满清正好是“妖”），满纸皇上帝天父、天兄降凡和天王下凡救人之类神学术语，哪象一般的革命檄文。这里的逻辑顺序也是从上帝教教义推出，而且里面还语言混乱。如说：“魔鬼者何？就是尔等所拜祭各菩萨偶像也。各菩萨偶像者何？就是蛇魔红眼睛阎罗妖之妖徒鬼卒也。蛇魔红眼睛阎罗妖者何？就是皇上帝当初造天造地之时所造生之老蛇。”在不谙上帝教的普通人读来，这无异于天书。而且既然妖最终出自老蛇，而老蛇又是皇上帝造的，则魔鬼与皇上帝是何关系又不能不令人茫然索解了。（这里牵涉到基督教创世论和神义论问题，当时中国人完全不懂。）另外，为何满清即是魔鬼即是妖，是否即因其也拜菩萨等“偶像”，因此得诛，也完全未有说明。世俗的满汉之仇如何与其神学联系起来，完全未有说明。大概在上帝教看来，皇上帝造了老蛇，老蛇经过重重变化，现在就变成了“清妖”了。何况当初满人篡夺中华，“以妖胡制中国，奴欺主也，逆也”，因此今天要颠倒过来，“以中国制妖胡，主御奴也，顺也。”总之，这篇《救一切天生天养谕》的檄文中的逻辑，仍旧是从上帝教教义推出革命，而不是从民族主义出发推出上帝教教义。这两篇檄文文字俚俗，应是杨萧找教中人根据洪秀全的教义针对平民百姓和会党人士所写。

至于第一篇《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在文字上要远胜一筹，逻辑严密，显是经过高手润色。内容上确实主要晓读者以民族大义，说满洲有十大罪，今汉族应奋起复兴。撰写者知道读者对上帝教不了解，因此相对地较少谈上帝教教义。难怪简又言要说“此篇檄文自始至终揭橥民族大义，实以民族革命为中心，而宗教与政治革命，不过附丽焉耳。世或有怀疑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民族主义理想者，请读此檄，真相自明。”（9）

檄文作者考虑到读者对上帝教可能不了解，因此多谈满汉之仇，而少讲上帝教义，但我们从文中逻辑仍可看出，它完全符合上帝教的一贯思维，与另两篇檄文在内在理路上一致，就是将民族革命（华夷之辨）放在宗教革命（神魔之辨）的逻辑之中来理解。作者说：“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名中国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目胡虏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联系到洪秀全的“神魔斗争史观”（上古中西人民俱拜皇上帝，后中国失落焉），不难理解，“神州”变“妖国”，罪在胡虏，天王下凡诛妖讨胡，拯救人民，恢复“神州”，也就有了神学上的正当性。故檄文后面说，“胡罪贯盈，皇天震怒（此与“四大怒”一致），命我天王，尽将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华夏，恭行天罚。”“兴复久沦之境土，顶起上帝之纲常。”“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民之苦。务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这里之“顺天”“逆天”一类的历史上常见之檄文语，到了太平天国这里，因为其独特的上帝教教义，而有了不同的内容和意味。上帝教的这套由上帝而神州而胡妖窃取神州而今恢复神州的逻辑，是一以贯之的，比如在1861年洪秀全《同天同日享永活诏》中仍清楚地提及。（10）洪秀全将民族问题神学化了，或者说，他是透过宗教问题来看民族问题的。

如果我们将太平天国的檄文与同时期抱“反清复明”宗旨的天地会的讨清檄文、安民布告比较一下，则其宗教性的特征显而易见。如广东三合会之告示（11），小刀会首领刘丽川、李咸池所颁的两篇安民告示（12）刘、李的告示才真正完全符合简又文所谓的“民族革命”，“全无宗教色彩及气味”（13）。刘丽川等人向太平天国靠拢后，所颁告示便也向上帝教靠拢，主要表现在论证独一上帝、反对偶像崇拜，痛辟释道两教，扫除不良风俗，是在模仿上帝教，只不过显得比较皮毛而已。檄文甚至也反对偶像崇拜和民间宗教（多神教），而与天地会传统相悖，一时令人诧异不已。（14）上帝教意识形态的辐射力由此可见。

小刀会这么做，是因为从一开始，太平军在与当时纯粹的“民族革命”会党打交道时，就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想加入太平军的会党，就得先加入上帝教。否则要么不让加入太平军，要么加入了但不受重用、不被信任。可见太平军是一个有“主义”的军队，以宗教为其最高纲领，不是只要“反清”便可随便加入的。这表明了它的宗教性占主导地位。（15）

从太平军的大敌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更能看出太平军的宗教本质。曾国藩这篇檄文，除了攻击太平军扰民害民之外，主要就是攻击太平军的宗教乃夷教外道，摧毁中国儒家道统，祸及释道两教及一切中华文明，从而引得士子归心。对太平军所渲染的华夷之辨曾国藩则避而不谈。曾国藩看出，太平军的宗教观念与行为（反对偶像崇拜，摧毁孔庙佛庙道观）乃其致命弱点，难令中国士子心服。如果太平军“聪明”，何必暴露这么大一个缺点？而太平军坚持上帝教不放，就是因为上帝教与其合二为一，舍彼则无此，舍此则无彼。曾国藩从“道统”立言，从反面证明了太平革命这一“叛逆”的思想异端性。曾国藩将“粤匪”与李自成、张献忠比较，看出了“粤匪”的不同在于根本就不承认孔教正统，不承认释道及民间宗教的地位，只崇拜独一上帝（檄文中称“天主”），因此算得上“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曾国藩《讨粤匪檄》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籍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简又文分析这篇檄文说，“以太平军到处破神像、毁庙宇、甚至孔子之木主与学宫亦不保，——‘无庙不焚，无像不灭’，为其大罪。其全篇檄文独此一段尽为事实。洪秀全辈之起义革命盖源于宗教，凭藉宗教，及趋向宗教。此亦事实，故根本上宗教革命是最重要之素质。国藩利用民众迷信鬼神之心理，特标明此点攻之。”（16）可见简先生在这里自己就放弃了“民族革命主导”说，而转向“宗教革命主导”说了。

   农民革命说

及至马列主义传至中国，又兴起“阶级斗争”的“天国观”。毛泽东在1926年写的《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指出太平天国不是中山所说的满汉民族战争，而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17）（此文早于次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则说，“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18）1944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学习材料，并写信问后者能否写一篇太平天国的文章（19）。1949年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20）

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太平天国视为“农民革命”。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范文澜撰稿），说“太平天国革命仍旧只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但这与“五朵金花”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说”以及毛泽东将太平天国算入“旧民主主义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合，因此引发了后来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一场大讨论。（21）各方都在大前提“阶级斗争”下深耕细作，就太平天国是否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萌芽”、是否有异于旧式农民起义的“民主主义性质”展开争论。各方引马列之经，据毛选之典，你商我榷，一时十分热闹。按照其中一位讨论者的简述，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大致有三类看法：“第一类是单纯农民战争说，持之者有康右铭等同志；第二类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战争说，持之者有郭毅生等；第三类是单纯农民战争兼具资产阶级革命性说，持之者有袁定中等同志。”（22）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是1956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的郭毅生《论新兴市民等级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作用》一文，他认为“使太平天国成为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而又与历代农民战争显著地区别开来的”东西，（23）是由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以来，到太平天国时中国尤其是两广出现了“萌芽”无产阶级，也即“市民阶层”。与恩格斯论述西方中世纪市民阶级相比附，清朝的这些“萌芽的无产阶级”都有些什么人呢？郭毅生把太平天国起义前后的一些矿工、水陆运输工、雇农都算成“萌芽无产阶级分子”。（24）在如何理解“萌芽资本主义”“萌芽无产阶级”上，讨论已细化到按人头划分阶级成份的地步。比如，刘大年统计出，太平天国前期领导人二百五十余人，有本人出身可查的共五十人。其中知识分子12人，会党活动分子、盗魁、江湖术士8人，中贫雇农7人，运输贩卖商品的商人小贩7人，伙计帮工等6人，地主富农4人，当铺老板4人，木匠铁匠2人，真正的农民占百分比只有14%。如按郭毅生的阶级逻辑，太平天国的性质就要变成“资产阶级革命”了。但太平天国领导人的这种情况，跟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一样。从陈涉、刘邦、张角到朱元璋等，都不是真正的农民，可是没有人断定这些农民战争不是农民战争。郭毅生把杨秀清等称为“工人”或“市民”，“那是把封建剥削下的农村雇农和资本主义的工资劳动者，混淆起来了。是不对的。”（25）

从郭毅生及其反驳者大量引用恩格斯、列宁有关德国农民起义、俄国民粹派的说法以比附太平天国来看，有很多时候是在为马克思主义背书。当时就有一些论者指出这种治学方式是不对的。如袁定中指出，郭毅生“分析问题时不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把革命导师的理论硬套在太平天国身上。”（26）张作耀指出郭毅生在文章中引用许多列宁关于民粹主义的看法，这是可以的。但不应不分时间、地点、条件而硬搬来作自己的结论（27）。尽管许多作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当他们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仍然大量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的观点，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来论证自己的结论，从而造成一种循环。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56级学生的“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的讨论”中，钟珍维“试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就引用毛泽东相关的说法，如“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他们都认为太平天国是“单纯的农民战争”，但在太平天国是只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色彩”，还是也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这样的问题上咬文嚼字，大背“毛选”（28），而不对他们自觉不自觉预设的大前提（如“农民战争”“阶级斗争”乃至历史进化阶段论）进行反思，不过是在大框框里再细分出小套套。在他们的文章中，对于太平天国的民族、宗教方面的内容，大都是淡化或一笔带过，而将笔墨的重心落在罗列、寻找太平天国与阶级斗争史观相符合的内容上。关于这场讨论，当时有人总结说，“历史学家们在太平天国性质的提法上尽管很有出入，应该说有一点在基本上却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这首先是一个反封建的革命，是一次尖锐的阶级搏斗。新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强调指出这一点，就从根本上驳斥了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史学家们的所谓太平天国不是阶级斗争等各色各样的诬蔑与歪曲。”（29）这种“阶级斗争”的主调，到“文革”时期就很容易演化成了“影射史学”，用太平天国的人事来影射当时的人事。如用杨秀清来影射周总理，以“儒法斗争”来理解洪杨之间的“路线斗争”（30）。

文革之后，虽然“影射史学”遭到批判，但阶级斗争范式仍然挥之不去。作为百年来“太学”两大巨擘之一的罗尔纲先生（另一为简又文），在精湛的考据之外，从早年到晚年一直坚持农民革命理论。其集大成著作《太平天国史》“序论”里说，“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31）在分析“天京事变”时，他说：“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队伍里面存在着两类矛盾，一类是农民领袖之间的内部矛盾，另一类是农民领袖和隐藏在农民革命队伍里面的阶级异己分子之间的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是属于农民的内部矛盾。而洪秀全、杨秀清和韦昌辉之间的矛盾，则是农民和隐藏在农民革命队伍里面的地主势力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实际就是当时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在革命内部的反映。天京事变，就是这两类矛盾在太平天国革命队伍里面发展的结果。”（32）

当把“阶级斗争”、“农民革命”的宏观理论落实到具体的人物和政策上时，很容易导致这样的说法。

对农民革命说之批评

简又文在1958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和1962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全史》中对“农民革命”说提出批评。他认为，以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说解释此役为农民革命，是固执先天成见，强施之于太平史，会导致歪曲史实以就其观念。（33）简又文的批判始于三十年代之《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当时一批史家用阶级斗争、农民革命、经济决定论去解释太平天国史。如拉狄克（Radek）认为它“藏着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成分”，张霄鸣认为它“正是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和这种势力的一种矛盾的爆发”，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李群杰认为它是“市民性的农民革命——农民性的市民革命”。（34）后来的范文澜、吕振羽等亦“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阶级斗争，农民革命。”（35）

简又文认为该学派错误有三：

（一）“阶级斗争”、“德谟克拉西”、“反封建”、“市民革命”或“农民革命”之类说法，是没有充足的事实根据的空论。一切史料都“找不到太平天国内有任何资产的或无产的阶级性质或意识之存在”。若以太平军战士多出身农民则称之为农民革命，则湘军亦多出自农民，岂非农民革命打农民革命？又如何解释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晃这些太平军领袖的大地主出身？若以曾国藩、罗泽南为读书人则以为反太平军农民革命之阶级斗争，则洪秀全、冯云山、石达开、卢贤达等岂不也是读书人？士绅与官僚联合反太平天国也可说是官绅阶级与平民之争，但简认为中国并无欧洲近代意义上的“阶级”，在中国只有士农工商兵这种职业上的分别，而非西洋之阶级的分别。再如“反封建”，太平天国的思想和建设仍是传统的封建的，不过是封建代封建罢了，因此不能说是“反封建”。在史料的利用上，也正如朱谦之指出的，唯物史派学者多用《太平天国野史》、《太平天国外纪》、《太平天国诗文钞》、《清代全史》等非原始材料，材料和方法都有问题。（即便1956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也经过了几道加工，问题重重）。“以论带史”带出了问题。

（二）太平天国运动中，经济因素占很重要的地位，然而不是唯一的或主导的地位。推动社会进化和决定民族命运的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因素。马克思在他那时的欧洲看到了阶级斗争，因此形成“阶级斗争”学说，并将之推为人类社会进化的原则，以为普遍永久的革命方略，是将彼时欧洲社会进化的病征当作了社会进化的原因。故而孙中山批评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

（三）将一种理论奉为先天的普遍原理，不问历史背景、社会现状及人生实际问题如何而随时随地施用，这是一种演绎的、非科学的方法。比如将五阶段论套到太平天国时期的中国，便不能不削足适履，“适史就观”，还恐怕要伪造历史，以证明原理的正确性，造成解释学的恶性循环。就马克思本人来说，他用当时科学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方得出“科学的社会主义”，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当一些人将其某些结论（如辩证唯物论、阶级斗争与剩余价值论）当作先天原理到处套用时，便成了反科学的方法，会得出不科学的后果。（36）

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对于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史学做了反思。很多人对太平天国研究的反思，原则上跟简又文的批判一致。今天，新一代史学家恐怕很少有人会再将农民造反（“农民革命”）说成历史发展动力，并以此先行结论“对史料进行取舍、剪裁、加工、曲解”了。（37）太平天国史自不例外。没有先验观念，反而能平实地看待太平天国的经济因素。比如史景迁《上帝的中国儿子》一书就侧重从千禧年运动来看洪秀全，分析其起义的原因时，也多注重从当时两广的经济变动（尤其广州对外贸易、英国军舰将海盗逼回西江、广西会党人数扩大）着手，虽然用的一些材料与“农民革命”说相同，但几乎不见将所有问题都归结到阶级冲突上的作法。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分析洪秀全起事原因时，也多从当时人口与土地紧张关系导致的经济结构着眼，而不是从阶级斗争着眼。虽然材料大都是旧材料，但引出的结论和观点还是大为不同的。

邪教说及对其反驳

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上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太学”也开始了新范式的尝试。冯友兰开始贬洪扬曾。考察其立论的立场，一是作为“儒家”要维护传统文化，自然反对毁佛灭孔的太平军，一是作为“新”儒家要维新以推动现代化，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是历史大倒退。在引用曾国藩《讨粤匪檄》后，冯友兰说，“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之间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来说还是进步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人权之上的。……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使中国的现代化推迟了几个世纪。”（38）

另一个新儒家钱穆早已将太平天国说成“邪教”。他说：“用邪教的煽惑起事，用流动的骚扰展开，这是安静散漫的农民所以能走上长期叛变的两条路子。可惜这两条路子，开始便已注定农民革命的命运，使他们只能破坏，不能成功，除非中途能自己改变。洪、杨起事的第一因，在其有一种宗教性之煽惑，而将来所以招惹各方面反对，限制其成功，而逼到失败路上去的，便是这一种宗教。”（39）

到了九十年代，国内太平天国研究急速衰落，遽尔凋零。有人认为是因为该领域材料几已穷尽，著述如林，大师已出，后人无所增添，纷纷转向别的领域。（40）其实，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时代精神骤变，思想界“告别革命”，进入“现代化叙事”，对往昔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线的“革命叙事”失去兴趣，而对洋务维新改良更感兴趣。在“现代化叙事”观照下，太平天国成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41）二是随着西方治史方法的重振，学界抛弃了“以论代（带）史”，经过对史学理论的反思，发现“五朵金花”不过是将“西方话语”硬套在“中国事实”上之后结出的镜中花，是“削足适履”的产物。（42）

世纪之交，潘旭澜《太平杂说》从人道主义出发，直说太平天国是邪教，洪秀全是邪教教主。潘旭澜说，“洪秀全所创造的拜上帝会类似于一个政治性邪教。首先，宣扬救世主下凡，统治全国乃至全世界。世界上一切邪教头子，都以救世主自居……第二，世界末日论与造反做官论相结合。为什么要救世主呢？因为世界末日到了……第三，言行巫师化，要求军民无保留地信从。……第四，对参加者的全面控制。洪秀全通过迷信宣传对会徒进行精神控制之外，还有一整套条规、措施，进行人身、家庭、财物的全面控制。……第五，将大量妇女作为个人的性工具。”（43）在其《太平杂说》一书中，潘旭澜对以往“阶级斗争”说作了尖锐的批评。（44）原“太学”专家史式起而响应，认为邪教有五大特征，即：常以世界末日来吓人，并许诺信教可以逃避灾祸，进入天国——洪说“蛇虎伤人”，赶紧加入小、大天堂；都装神扮鬼，吹嘘教主能与天神沟通——天父天兄天王即是如此；都需要敛财——太平天国全部财物交公；是一种半公开半秘密的组织，对入教者加以身心控制——太平天国信众乃“圣兵”，以“天条”管束之；教主都是淫棍，女教徒都是其猎物——洪杨就不用多说了。照这些标准，“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45）

如果追溯“邪教”说，可以追到曾国藩那代儒士。张德坚《贼情汇纂》中说：“今之粤匪……初或籍邪教为倡乱之资，既寓诡计于邪教之中，更逞其私智，懈我将帅，惊我兵士，惑我人民。逆焰日张，而崇奉其教愈笃，遂毁先王圣人之道，废山川岳渎诸神，惟耶稣是奉，几欲变中华为夷俗，是天主教流毒至于此极，又岂耶稣所能逆料哉！”（46）其实按照满清政治性极强的意识形态，除了儒教、萨满教与黄教乃是正教外，释道不过是“异端”，其他宗教和民间教派则大都是“邪教”，基督教也不例外，因为它们都可能对官方意识形态构成威胁，对其统治不利。（47）太平天国不仅所信与官方意识形成截然不同，而且“倡乱”，当然是不折不扣的“邪教”。如一些学者早已指出的，明清国家是“儒教的国家，是一个声称在普天之下，包括西方称之为宗教或精神的领域内都要实施权威的国家”，信仰冲突跟政权冲突是紧密相连的。如杨庆堃所说，“传统的政府是以奉为至尊的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依据的”，一旦发生叛乱，“以异教教义取代儒教的正统地位总是一个核心问题。”（48）现代研究倾向于强调冲突中经济的与社会的原因，但教义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儒教对佛教一向攻击为“夷狄之教”。许理和指出儒生是一种“特定的世界的阐述者”，国与君系于一身，使君主权威下降的后果不仅是政治的，还是亵渎神明的。儒佛冲突是“两种观念之间的冲突”。（49）在儒教眼里，佛教尚且是“异端”，基督教就更不用说是“邪教”了。

夏春涛在《天国的陨落》附录《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辩正》对邪教说提出了反驳。张海鹏对他的反驳做了归纳，大意如下：“邪教”是历代官方贬斥民间宗教的代名词。民间宗教与传统宗教并无所谓正与邪之分。这与当今冒着宗教名义建立的祸国殃民的非法组织是不同的。上帝教是一种典型的民间宗教组织，它在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下，又具有与以往迥然不同的特点。与基督教相比，上帝教具有鲜明的形而下色彩，它从属于世俗的政治斗争，是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其主旨并不是追求个人的精神超脱、灵魂不朽，或实现无区分的人类博爱，而是以斩邪留正、营建人间天堂为己任。太平天国政权与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也不可相提并论。洪秀全所代表的太平天国与曾国藩所代表的清朝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决不是什么神权与人权之争，而是两个对立的政权、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殊死决战。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封建社会里农民所能萌发的最为美好的公平社会。太平天国所要破坏的是一个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旧社会，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没有压迫、剥削的公平正直的新社会。这与所谓反社会、反人类是根本不同的。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忽略了肯定太平天国的历史前提。（50）张海鹏将夏春涛归入“阶级斗争”论阵营，恐怕有些强加，反映的是他自己的阶级史观。不过，夏春涛对“邪教”说的反驳，其立场还是符合唯物传统的。潘旭澜、史式等人的“邪教”说，在正统“太学”看来，是“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新的“影射史学”。“正”“邪”二派都抛出各自的文章，一时似乎僵持不下。（51）

这样，从曾国藩时代的“邪教”说，到褒洪贬曾的国共两党的“民族革命”说和“农民革命”说，再到今天的“邪教”说，在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上，一百六十年经过了一个轮回，确实令人感慨。

“邪教”一词，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侧重于政治判断，用在宗教文化上不一定合适。一般的历史学家，并不主张将太平天国称为“邪教”。（52）一般的宗教学者也不主张用“邪教”一词，而更愿意用价值中立的“膜拜团体”（cults）。

“邪教”说因为包含了太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以及太多的感情投射，而使这场争论现实利益化了。好在无论说上帝教是正义的、合理的宗教还是邪恶的、不合理的宗教，都已默认了它是一个宗教。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宗教的还给宗教。

   从宗教看太平天国宗教

回顾“太学”史，无论民族革命说、农民革命说还是邪教说，学者大多认为洪杨诸人都是在“利用”宗教以达到政治目的（53）。从歌颂洪秀全是革命领袖的唯物论史家（可追溯到马恩的“外衣论”），到责骂洪秀全是个人野心家邪教教主的潘旭澜，都认为洪秀全是利用宗教聚众起事，达到个人意图。（这意味着洪秀全自己是不信其教义的。）只有少数学者能够“从宗教看太平天国”，从当时的时代精神状况去理解太平天国。比如，唐德刚从自己参加的一些宗教聚会和类似宗教聚会来理解太平天国，简又文从基督教立场来理解它。（54）不过，简虽然对洪的宗教虔诚加以承认，却又对杨、萧加以贬斥，说“奸狡雄鸷之徒（指杨、萧）利用宗教以作个人争权攘位之私图”。（55）其实，即使杨、萧也应该放在当时宗教文化处境中看待。“半信半疑”也不是完全的疑，不是无神论的疑，而是带有一些“信”的。从后来杨秀清跟麦华陀等人的神学争论来说，杨秀清主动向西方人提出关于基督教的问题，显然是因为他相信上帝教的教义是正确的，不言而喻的，经过实践的验证得到了证实的。

为什么现代的大部分史学家都不能“从宗教看宗教”呢？一个主要原因是上世纪二十年代“非基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已告别“宗教迷信”进入“现代”“科学”的世界，因此无论国共，无论褒贬，都将现代知识人的“世界观”和评判标准自觉不自觉地“投射”到“前现代世界”，一看到“宗教”，就和“迷信”挂钩，就认为是教主在欺骗无知愚昧的信众。他们对宗教的理解，跟传统民众活在宗教传统中理解宗教，已经“隔”了一层。就当代来说，虽然作为教条的唯物史观被扬弃，但是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做宗教研究的学者中有一些还是跟以往唯物史观（典型为“外衣论”）一样，忽略了宗教本身的独立性，不能对宗教存在本身作出充分的说明。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针对近代以来的“外部的、客观的研究态度”，转而强调研究者应该重视信徒本身的宗教虔诚。再如Joachim Wach在谈到社会学观点时所说，对于民间宗教“不应该固执到对其真诚的宗教体验置之不理的程度，这种宗教体验不仅仅是提供了最初的冲动。”（56）

西方早于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但由于基督教在它里面一直存在，因此对圣经世界观还是比较熟悉，能够进入的。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人们离耶稣和圣经的时代越来越远，在理解上很容易发生问题。历史学家亨利·亚当说，“1854年的美国男孩距离公元1年而非1900年更近”（57），这是因为1854年的美国少年尚处在传统的“前现代的”农村社会里，而到1900年美国已实现城市化，人们已生活在城市里，因此也难以理解圣经里的那个“前现代”社会了。在世界观上，随着1859年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发生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战争”，“在不到一代人的工夫里，美国思想与学术生活的大部分领域已经全然不顾新教或《圣经》的观点”，（58）美国就这样发生了“古今之变”。而在欧洲，早自启蒙主义时代起，一些现代释经学者将现代世界观“投射”到耶稣及其门徒身上，而难以从那个充斥着神迹的世界里去理解中东古人的那种“愚昧”“迷信”的思维方式，有些人亦觉得古人中充满了“骗子”，“披着宗教的外衣”“利用”宗教达到其经济政治的目的。

反而与太平天国同一时代的儒士和传教士，仍旧处在一个充满了未曾祛魅的世界里（双方曾经“斗法”以证明自己的神胜过对方的神），因此他们之间的“正邪之分”，往往能更为精细，而为今人所难以察觉。（59）在今天，一个人如果想要理解“前现代”的中国思维是怎么回事，也许要去到偏远的农村里，在那里才能找到一丝“遗存”。在那里，他不难发现，农村人仍然在固执地按照因果报应、风水八卦、祖坟、命运一类的观点来观察和解释他们的生活。他们不是“利用”，而是“相信”，并按照“相信”去安排生活。一些“神仙”“半仙”之类的人物，也是经过“验证”和“证明”后才获得“口碑”的。理解太平天国宗教，也要求我们进入1850年代的中国南方农村世界，理解当时农民的思维。理解在一个“前现代”的世界里，当一群中国农村的读书人和农民矿工遭遇到同样的一个“前现代”的圣经世界时，双方产生互动时所发生的一切。

   宗教革命说

唐德刚九十年代初在《晚清七十年》中将太平天国视为“宗教革命”。他认为洪秀全与穆罕默德相似，是要在中国发起一场用一神论来革掉多神论的命的革命。“洪秀全的老三篇（指《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事实上是中国宗教史中，从泛神到一神的里程碑。是一种宗教改革的革命宣言；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它把烟酒嫖赌，也都一体禁绝。治‘穆斯林神学’（Muslim theology）的可兰经学家们，认为先知穆罕默德之下凡，是上帝派他把阿拉伯民族由泛神转向唯一真神的救世主——亦如摩西之感化犹太；耶稣之感化欧洲白人也。循理类推，则洪秀全便是黄种人的穆罕默德了。”（60）他亦将之与吉姆琼斯的“人民圣殿教”和文鲜明“统一教”之类“新兴宗教”（或所谓“邪教”）类比，洪冯等人本要过世外桃源式的“天堂”生活，因受到外部压力才起而反抗，不惜以暴力手段建立地上天堂。“‘太平天国’这国号，原来实在只是梦想中的小天堂， 一个宗教名词而已。”（61）“金田团营，乃至后来的男女分行，财产归公的‘圣库’制， 都与在近年美洲发生‘吉姆琼斯’型的宗教狂，有其极其相似之处。”（62）“永安封王还是一群狂热教门的宗教行为。且看洪秀全的《封五王诏》。他说‘天父上主皇上帝’权威大于一切，‘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一切但听命上帝可也（ 这是洪氏自称） 。分封五王者实只是‘姑从凡间歪例’才勉行之也。”（63）

即便在今天，这也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其实前人已多有论述。在曾国藩等士大夫视太平天国为“邪教”之时，在华传教士已视太平天国为一场扫除偶像的宗教革命。比如麦都思根据洪仁玕所口述的洪秀全经历，推知太平天国起源于清朝对上帝教的“宗教迫害”，上帝教被迫铤而走险，未想到清军不堪一击，太平军乃至于“逐渐有推翻清朝而自行建立一个基督教的政府之观念矣”。（64）

“宗教革命”说之集大成者实乃简又文。唐德刚仅强调太平天国“革”的是中国传统的多神论泛神论之“命”，而简又文早在1958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之“宗教考”中已详细地论证了该宗教革命的三重含义：

（一）它对中国社会上自古以来所流传的儒、释、道三教，以及世俗的偶像邪神死人妖魔鬼怪的崇拜，与夫种种迷信的恶俗，要实行彻底的革命——一律肃清，不惜以武力扫荡一切，务求拜一神上帝、尊耶稣基督的新教为全国人人精神生活的信仰。……此其革命性之猛烈、坚决、实施、普遍与彻底，实在是基督教开教以来史无前例者。（二）它对西洋传统的基督教本身实行革命。……（它）不受传统的宗派之束缚，不尊奉其权威，不遵依其成法，举凡历代基督教所遗传的信仰、教义、圣经、教条、典礼、组织、伦理及传教方法等等，或取或舍，或增或损，或改变旧者，或创造新者。……这也是基督教有史以来所得未曾见的内部大革命——甚至远过于马丁路德之革新运动。（三）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之性质，根本上和要素上完全是宗教的。换言之，这就是太平基督教的革命。（65）

上述第三点，亦可从四方面言之。首先，其原始的意识与组织，完全源出于基督教；其次，其原动力也完全只能由基督教而来，因儒学已失去了革命的愿力；第三，宗教影响了太平军的信仰和行为；第四，太平天国全部的政治、外交、军事、文化各方面，均完全受太平基督教之统一的总原则所支配者。一言以蔽之，他们要彻底改革全部人生之个人的与社会的生活及组织，使成为完全基督化的“新天新地”，即是裨治文牧师所报告的“神治主义”的国度（theocracy）。简又文评论说，“遍考中西几千年的历史，未曾得见如此完全的宗教革命，实为人类空前的奇局。”（66）

  上帝教贯穿太平天国全过程

太平天国由始到终，其命运都被上帝教的内容和形式笼罩。从太平天国作为一场大规模运动的目的、手段、纲领、形式、内容，在在都可以看到宗教是其中的关键。这是太平天国区别于普通的农民起义（如李自成）之处，也是它与其他农民起义（如朱元璋（67）、闵采尔、白莲教）相似的地方。元末明玉珍信奉白莲教，他在建立明夏国后，即“废释老，只奉弥勒佛”，把白莲教当作新政权的意识形态，而排斥正统的释道教。（68）

太平天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地上建立天国。如洪秀全所说，地上的“小天国”跟天上的“大天国”紧密相关。小天国是对大天国的模仿，大天国是天堂。“神国在天是上帝大天堂，天上三十三天是也。神国在地是上帝小天堂，天朝是也。天上大天堂是灵魂归荣上帝享福之天堂，凡间小天堂是肉身归荣上帝荣光之天堂。”（69）这个地上天国具体是怎么样的？《天朝田亩制度》给出了一个“理想”的图景，《资政新篇》也给出了一个现代化的方案，无论是平均主义乌托邦，还是工商业理想国，都是在“上帝”一词的笼罩下进行的。“小天堂”里的人们，都能正确地认识独一上帝、只爱独一上帝以及他的几个儿子（尤其天王），在礼拜堂里祈祷上帝、以上帝知识作为教育内容和科举题目的，都是上帝的信徒。因此天国在精神上、在灵魂风貌上就是基督教的，“天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虽然有些独特性）。它尽管可能会吸收一点“异教”的成份（比如《天朝田亩制度》对儒教经典《礼记》的吸收），但绝不可能是一个儒教、佛教、道教国家。从犹太教、基督教学来的强烈的“排他性”，对其他任何宗教和偶像的排斥，在上帝教这里是无可置疑的。它的从头到尾的破除偶像、毁灭庙观、焚烧古书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新教从马礼逊入华起就一直强调的：在一个偶像丛立的东方国度，要树立基督的权威，就必须先从破除偶像做起。太平天国以最严格意义上的政教合一体制做到了这一点：以革命、以暴力和军事手段摧毁了基督教之外的所有偶像。

太平天国“生、住、异、灭”的每一个关键点都跟宗教相关。可以说，太平天国是因宗教而起，亦因宗教而败。因为太平天国与洪秀全的关系至为密切，我们着重于考察洪秀全的思想变化。洪秀全接触基督教是从梁发《劝世良言》开始，那本书里诸如《哥林多前书》1：27-28的话，“神乃选所以为狂者，以愧智；亦选世界之弱，以愧强；又神选世界之卑贱见轻忽者，且为无者，以败为有者”，一定让科举落榜的洪秀全深深地得到了心灵的安慰，（70）使他产生了另谋出路，外出传道的念头。他和李敬芳自行施洗，成为只拜上帝者，并发展了冯云山、洪仁玕等第一批信徒。他们撤孔子牌位、废文昌崇拜、不与村社举办的民间宗教活动合作，因此失去了在家乡的工作。

梁发《劝世良言》的主要宗旨跟马礼逊、米怜这些西方新教传教士一样，宣扬独崇上帝真神，指斥中国人的偶像崇拜，要为上帝进入中国打开精神的缺口。洪秀全接受了这种破除偶像、唯拜上帝的极端排他论思想。梁发虽然破斥偶像，但是由于受过一点私塾教育，因此会在行文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这也影响到了洪秀全，洪早期《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都在崇信上帝的基本条件下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及模范人物，只是道德感更为强烈而已。在1847年到广州跟随基要派罗孝全学习三个多月，读到圣经中译本后，洪秀全的思想更趋激进。圣经对于拜偶像绝不宽容，罗孝全这样的基要派传教士对儒家传统也不会象梁发那样采取一种温和的态度，而趋于严厉对待。受其影响的洪秀全，到处以摧毁庙观为己任。他的这些行为，只会招致传统文化的维护者的反对，引致双方冲突。从在家乡时的撤除孔子牌位导致失去工作，到1844年在广西诗斥六乌，1847年捣毁甘王庙，（71）直接导致他与儒生、官府的冲突，金田起义后更强化了与整个中华传统的战争，在在都是因为宗教引起。如果洪秀全和冯云山等人没有唯上帝独尊的排他论思想，就不会有这样的冲突发生，也不会导致（被迫的）起义或革命。说它一开始就是宗教革命毫不过份。

捣毁象州甘王庙，导致上帝教徒冯云山、卢六被拘，1848年2月洪秀全为救二人而奔走广州，紫荆山上帝教内部一时群龙无首，出现了当地信徒纷纷说灵语、神灵附体的乱象。在洪、冯不在紫荆山时，杨秀清托称天父附体下凡。（72）在洪秀全从广州回广西后（但冯云山脱逃后去了广东，此时仍留在广东），萧朝贵亦在九月托称天兄附体下凡。（73）二人托圣父圣子传言得到洪秀全承认。他们合作压过了其他“星宿下凡”，使上帝教内部稳定下来。1849年正月下旬，洪秀全从广西回广东见到冯云山，5月二人一起从广东回到紫荆山。在洪秀全说服下，冯云山也认可了杨、萧的权威。这样，洪、冯、杨、萧开始重排各自在“神圣家庭”中的身份。上帝教的实际创立者冯云山地位下降，而杨成为“天父”代言人，萧成为“天兄”代言人。

这样，从1848年3月起，上帝教在教会组织和教义上都产生了一个结构性的“突变”。洪秀全是从罗孝全那里知道“三位一体”概念的，但一直不能理解为何父子灵即是三，又是一。这时杨、萧代天父、天兄的传言，确立了一个新的“三位一体”，即天父（杨秀清）、天兄（萧朝贵）、天王（洪秀全），构成上帝教自身独特的教义，其内容如下：（1）洪秀全是耶稣基督的胞弟，是天父上帝的第二个亲生儿子，天父派他来到凡间当天王救世，斩邪留正；（2）天父降托在杨秀清身上，杨秀清成了天父在尘世的传言人；（3）耶稣基督也降托在萧朝贵身上，来帮助天王；（4）上帝不只有长子耶稣基督和次子洪秀全，还有其他子女，依次如下：第三子冯云山、第四子杨秀清、第五子韦昌辉、第六女杨宣娇（其丈夫萧朝贵为上帝女婿）、第七子石达开（74），他们各自都有配偶和子女，整个就是一个中国大家族；（5）后来，杨秀清更被加封了“圣灵”和保惠师的称号。基督教最核心的“三位一体”的上帝观念，经过这番改造，远远超出了传统的“三神论”，而类似于多神论（但仍不是通常理解的多神论，而更近于社会三一论。我们在后面将有辨正。）这跟此前洪秀全所持的唯一神论的基督教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上帝教之“生”，但这个“生”也蕴含了后来“灭”的种子。

对此，简又文评论：“利用宗教以为政治作用之举，初由洪冯开其端，然究是为革命建国的大元因，犹可说也。乃此风一开，效尤者辈出，竟有奸狡雄鸷之徒（指杨秀清、萧朝贵）利用宗教以作个人争权攘位之私图者，洪氏卒自食其作俑之恶果，而且终身受其挟制，且肇亡国大祸之源焉。”（75）简认为洪乃真心信上帝，杨、萧则乃“利用”宗教欺骗信众图私利之辈，其实也不排除在当时上帝会的宗教狂热中，杨、萧这类人觉得受到特别启示罢了。

经过这番神学突变，洪秀全得到杨、萧等人的大力支持，一连串的“神迹”（如杨称天父下凡揭发周锡能叛变事）使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增，势如破竹地北上东征西讨，上帝教作为太平天国的“全民宗教”，处于极力扩张之中。

之后就是“异”。由于太平天国政教合一，神学上的混乱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权力上的互相掣肘和倾轧。一方面，上帝七子（女）中小的当服从大的，因此杨秀清当服从洪秀全，但另一方面，杨秀清是天父的传言人，作为儿子的洪秀全不得不听从天父杨秀清，从政治上看就是洪秀全这个君得服从杨秀清这个臣。这样他们彼此之间的身份完全搞乱了。冯云山、萧朝贵在世时对洪杨之间的矛盾尚可居中调停，但他们战死沙场后，洪杨之间就没有缓冲的余地，很容易产生冲突。1856年天京内讧可以说是形而上的上帝教神学在形而下的政治现实中的失败。天王拉北王韦昌辉杀了东王杨秀清，又召翼王石达开杀了北王韦昌辉，最后对翼王又放心不下，气走了石达开，“上帝的儿子们”互相残杀，“天国”信仰破产。在政治上，洪秀全再不敢信任外臣，专信同姓，弄得太平军“各有散意”，只是因为听闻清朝严拿广西人，加上洪秀全大封王以拉拢人心，军心才有振作。（76）在神学上，将士再相信天父天兄下凡的恐怕不多。如深受事变之苦的石达开出走后，在庆远与部下咏诗时，曰：“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77）崇拜上帝破除偶像之心依旧，只是再不提什么天父天兄天王，谅已看透矣。（他本就不相信杨秀清、萧朝贵那一套，《天兄圣旨》中有很微妙的显示。）忠王李秀成虽然在公文（如给上海外国公使公告）里仍提到天父天兄天王，但他本人却更相信传统的定数。如他在《自述》中说：“杀东王即此时之间。此是天意……逢向帅败过而乱，此是天之所排，不由人之所算，朝中内乱，祸起萧墙……”（78），“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此之机变作，实实无知，此亦世人之劫数，亦是英雄应受折磨之罪，五百年之大数，转限数难逃，自周至今，数千年之大换，世间之作变，非是我为。……今除神像，是天王之意，亦是神圣久受烟香之劫数。周朝斩将封神，此是先机之定数，而今除许多神像，实斩神封将还回之故也。我亦不知理数，揣沓来情，今我天朝封万千之将，天王斩去万千宇宙，业已数尽国崩，观之可是也。”（79）“今我国末，亦是先天之定数，下民应劫难，如其此劫，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保我不才而佐他乎？今已被拿在禁，非因天意使然”（80），李秀成在攻下杭州后，曾得一位九十余岁之老人教授天文（应为占星术），学了七日七夜，悉知天文。后老人不辞而别。（81）

天京事变令天国元气大伤，成为兴衰之间的转折点。虽然在清朝与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总体形势下，太平天国从1860年开始重又振作，但已无法挽救其灭亡的命运了。洪秀全后来对上帝教的神学修修补补，加以系统化，但信徒的信心已变凉淡，1864年天京终于被破。天国走向了“灭”的一步。可以说，太平天国“兴也上帝教，败也上帝教”。说它不是一场宗教革命，很难。

  上帝教覆盖太平天国全方面

说太平天国是一场宗教革命，还因为上帝教的意识形态覆盖、渗透了太平天国的一切方面，从内政、军事、外交、教育、文艺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按照西来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全能政权。

政治和经济。早期天国的封王封候，直接就是上帝的儿子们的排序，是一个权力的等级问题，《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均主义”、《资政新篇》的发展工商科技都是在“上帝”的前提下才有的。在“农民战争”（阶级革命）论占太平天国研究上风的时代，学者们拼命地拿着放大镜从《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里寻找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平等、民主等“进步性质”，但实质上《天朝田亩制度》贡献的新思想不多，平均土地是历次农民起义都有的口号，里面有礼运大同、孟子的来源，洪秀全1847年读《圣经》时亦可能了解早期基督教共产主义（《使徒行传》2：44-47）。但据最近几年一些客家学者的研究，太平天国最有创意的一些做法，很可能来自于客家人在长期的迁徙中发展出的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如“圣库”类似客家“蒸尝”或尝田、祖尝，即家族共同的祭田制度，它在家族土地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有的地区近三分之一）。洪秀全之父洪镜扬就是经理祖尝的能手。（82）《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典型的客家文化氛围的产物”，其均田措施（乃至具体到其中所说的上中下等田的亩产量）跟当时客家人面临的土地问题紧密相关，作为“天国”基本单位的“两”及其包揽了基层政教军等一切大权的长官“两司马”，其原型就是客家人在长期“土客”对峙的紧张关系中发展出来的集兵农于一身、寓兵于农的“围屋”（土屋）及其族长。甚至太平天国的礼拜堂的原型都可以在“围屋”的祖堂和宗祠里找到。（83）为什么当时客家人比别的汉民更容易接受一神教，跟客家人独特的“归宗”观念有关，即跟客家人在祠堂中只摆一个祖宗牌位而不象其他汉人那样“牌位林立”有关，这有助于形成“一神”而不是“多神”的观念，这可以从太平军的统一组织和天地会的“山堂分峙”的差异上看出来。这种“归宗”观念还有助于形成“大家庭”的思想，即各人都来自于同一祖先（上帝），人人皆兄弟也。（84）上帝教和最初的太平军主体都是客家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信念、思想、愿望和制度很自然地反映在《天朝田亩制度》里。非要在这里找出什么阶级斗争、进步的因素，会显得很勉强。

如果说《天朝田亩制度》和以往农民起义、生活形态相比有什么差别的话，也就是宗教了：从最基层的“两”到天王宫廷，都要做礼拜，拜上帝。这才是上帝教创始人洪秀全给中国农民起义带来的最大的发明，一个全新的宗教意识形态，一个独一神论（monotheism）的宗教革命。如果从汉代开始，中国传统上是以儒教“礼教”安排政治和教育等一切制度的话，那么太平天国是第一个全面地用另类宗教来安排整个国家生活的尝试，它为中国近现代各种革命开了先河。

《资政新篇》的作者比《天朝田亩制度》的作者见识高明。如果说洪秀全一直在客家人的“围屋”里长大，过惯了兵农一体、无需工商的自给自足的家族制的小农生活，洪仁玕则是在香港、上海这两个当时中国最“西化”的地方住过十来年、跟当时来华的传教士和华人新式知识分子精英（宏闳、黄胜等）有密切交往的知识分子，是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对科技、专利制度乃至西方政治制度的初步介绍，背后有一个总的，也即当时来华传教士和基督教化了的华人新式知识分子的思想预设：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是基督教国家。中国只有建立一个跟他们一样的基督教国家，才能与世界强国争雄。（85）（正如许多来华新教传教士一样，他们对中国人的“偶像崇拜”和“迷信”忧心忡忡，认为正是它们阻碍了中国的文明化和现代化。他们的这种忧虑也不是没有道理，后来当“洋务派”要开矿山、修铁路的时候，正是风水、祖坟观念使得困难重重。如果太平天国能够成功，起码在扫除“风水”一类的迷信，祛泛灵论和泛神论之“魅”，大力推进科技和工业上获得快速的成功。在看到基督教与现代化的关系这点上，他们可以说是马克斯·韦伯的先驱。

无论是新儒家冯友兰还是自由主义者袁伟时，都对洪秀全彻底否定，而同时高度评价洪仁玕。他们难以解释，为什么愚昧落后的神权主义者洪秀全，竟然会对先进超前的现代主义者洪仁玕那么赞许，对《资政新篇》给予肯定？

因为太平天国一直处于战争之中，《天朝田亩制度》并未实行，天国农民“照旧交粮纳税”，《资政新篇》更是一个看过洋世面的书生的“纸上谈兵”，除了天王感兴趣做过一些批注外，太平军将官无暇执行。它太超前了，超前得在还没有它所能属的“阶级”之前就出来了，超前得跟“仿古”的《天朝田亩制度》一样属于“空想”。“阶级革命论”因为要找出农民革命家的民主和平等，找出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先进性，所以极大地夸大了二者的意义。而现代化论者则贬低《天朝田亩制度》、抬高《资政新篇》，其实二者哪里有什么阶级属性，哪里有什么先进落后之分，在它们巨大或渺小的差异背后，只有一个不变的宗旨，那就是使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只不过一个是中古基督教国家，一个是现代基督教国家。（当然，他们的基督教与正统有异。）

尽管这两份文献都成为“乌托邦空想”，但在现实的太平天国中，由于太平天国军、政、教的合一，所有打仗的将领也就是上帝教的牧师和布道人，是“播种机”和“宣传队员”，因此，基督教化倒是一个真真实实地在进行的过程。

上帝教渗透在太平军的军事行动中，因为太平天国是一个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师军之统帅同时也就是随军牧师（相当于政委），专门做思想工作。军营里“天晴则操练兵士，下雨则习读天书，讲解分明，互相开导，俾人人共识天情，永遵真道。”敌来时则赶紧操起兵器战斗。（86）无论战前战后，都要祈祷上帝站在我方杀敌，说天父天兄下凡与我军同在，鼓舞士气。死亡也不可怕，可以直升天堂（跟伊斯兰教类似）。如李秀成准备进攻上海时令前线将领陆顺德说：“前文饬弟预择一空阔地方，可容数万人伫瞻跪拜之处，并饬各队官兵预备鸡猪檀香等件，一切军伍戎行务须严肃，伺兄到来，以便率众官兵大齐欢呼敬拜天父，并讲道理，开导愚蒙。即仰仗天威，扫除群丑，清肃海疆，以报天恩、主恩之高厚也。为此特颁谆谕，仰弟赶即择一空阔地面，预备各事，以俟兄临，万勿有误。”（87）在太平军早期，天兄（西王萧朝贵）战前战后都时有“超升”将领上天堂，鼓励他们团结一心奋勇杀敌的“法术”（88）。“天兄”会先做“战妖”仪式，“奋勇杀敌”，跟灵魂出壳一般。（89）在这种精神的强烈感染之下，天国早期的广西老兵能以一敌十，跟其宗教感强烈有直接关系。只不过后来在苏浙编入的一些清朝降兵和游民，宗教感淡漠，战斗力下降，很多时候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但即使在这个时期，新兵如果经过了适当的上帝教教育，也会产生无畏死亡的心理。传教士慕维廉1861年去南京时跟干王府的一个随从聊过天，他们正准备随队出征。他问其中一个年轻人，不怕受伤或被杀死吗？那年轻回答说：“噢，不！天父会保佑我。“那么，假定你会被杀死，那怎么办？”“那有什么，我的灵魂将升到天堂。”“你怎能指望上天堂？你有什么功劳可以上天堂？”“不，不是我自己的功劳，完全是通过天兄（基督）的功劳才能升天。”（90）

外交上，洪秀全将洋人称为“洋兄弟”，也称为“夷弟”、“番弟”，但并不卑躬屈膝，反而有些自豪。天历戊午八年颁发的《天王诏西洋番弟》说：“爷哥带朕坐天国，大显权能坐天堂，建都天京开天国， 万国臣民朝父皇。”这种“万国来朝”的思想，一方面可以用“变态华夷观”来理解，一方面也可以从基督教的脉络去理解。福音书不是说，耶稣诞生时有东方三博士代表万国来朝吗？在洪看来，西洋人是来“朝上帝”的，也是来朝爷哥所带的“朕”（暨幼）的。天国已经降临，天京即是“也露撒冷”，“万方万国万来朝”正是遵从上帝的旨意。洋人信上帝和基督，因此是“洋弟兄”，但因为天王是基督之弟，现下天下万邦以太平天国离上帝最近，离真理最近（91）（这跟苏中论战时苏联人的想法可能差不多）。由于这个优越性，因此，洋人不应该来天国传教，而应该向外国传天国的教。太平天国与“洋兄弟”书函、文告往来，开头都要谈到双方信仰的一致，以拉近感情，然后再谈正事（该和的和，该打的还是要打）。如李秀成兵临上海前，给上海英美法公使函中，既表约盟修好之意，又对洋兵助清提出抗议。函中说到：“本藩嘱候贵国回书，再作进攻之计，无非念我朝与诸贵国皆奉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以立国者既属一本，自当同心。所以连次修书约盟，一以昭我主柔远之情，一以示我朝重本之谊。”（92）因请传教士在中拉线帮忙以与上海各国公使谈判，李秀成致传教士艾约瑟、杨笃信的信中，谈及信仰之处更多：“伏念我真圣主天王丁酋年荷蒙天启，亲觐天父天兄，即令奉行真道，宰治万方，若非昔日之所定，何有今日之所为也？”（93）殊不知这种说法可能令传教士反感，因天王亲觐天父天兄云云，具神学异端色彩。

上帝渗透进了考试制度和用人制度。太平天国也举行科举制，形式上跟清朝大同小异，只不过在内容上都以上帝教教义为主，不采用儒教的四书五经。如一八五四年湖北省试首题为“真神独一皇上帝”，（94）一八五九年，天京科举考试的题目为“天父上帝圣旨：三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尔们认得禾救饥，乃念日头好上天”，取自《天父上帝言题皇诏》第一首，赤裸裸地要求学子对洪秀全神权的合法性加以论证或赞颂。（95）所得答案可想而知。如1860年苏福省试，有考生写了一首“一统山河乐太平诗”作答，诗曰：“一统天朝界，山河万重新。士民皆欢乐，咸颂太平春。”这首内容平庸的赞歌，令人想起“文革”中的“民歌体颂歌”，不知为何竟惹得罗尔纲先生说“这首诗，在形式上虽然是受了试帖体的局限，但却反映出了人民对太平天国的热烈拥戴，流露出了群众歌颂革命的心声。”（96）这是在鼓励士子彻底改变信仰对象。我们知道，儒教世界观、价值观的再生产和传播，靠的就是用科举制带动起来的教育，天平天国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从这个核心的机制下手，用上帝教的一套来取代儒家经典，引导全社会来信仰上帝教，可谓是“釜底抽薪”的根本大计。1861年，规定太平天国科举制度的《钦定士阶条例》中说，“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惟举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以及天父天兄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天道诏书时时讲明而熟识之。”（97）——教育以上帝教经典为核心，科举以上帝教经典为内容。这样，上帝教就能够代代复制，科举制就能成为最有效的、最根本的“传教”机制，所以，当外国传教士想到天国进行传教时，洪秀全通过干王告诉他们，天国会自己通过科举制传教，无需外国传教士代劳。这使得外国传教士十分沮丧，亦成为他们后来反对上帝教的原因之一。1861年慕维廉牧师在一封信里写道，他在南京见到了干王，后者对他说，天王的愿望是向全国传播福音，但“天王倾向于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慕问用什么方式，干王回答说用科举考试，考试中主要以《圣经》作为课本，根据答卷人《圣经》知识的高低来决定他们在国家中的相应职位。“考中者将被授予某种官职，无论官职大小，都将定期到各地布道。”（98）那么外国传教士有什么用呢？“天王并不欣赏在这件事情（传播福音）上依赖外援的想法。他认为中国人能够自行为之，因为中国人一向自尊，无意从外国人手中接受福音。”（99）——西方传教士想在太平天国传播福音的愿望受到了致命打击！

在教育上，象《三字经》、《幼学诗》这样的宣扬传统道德的幼儿读物也被洪秀全替换了其内容，代之以上帝教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让孩子跟传统彻底割裂，头脑中完全充斥着另一种内容。（100）洪秀全对他自己的儿子的教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洪天贵福自供，他所受教育是：“我自五岁随父到南京，六岁时读书，同一个姊子名天姣系长我十岁的，教我读书，并无先生。”（101）可见洪秀全对将承位的孩子的教育并不呵护备致。那洪全贵福所接受的内容都是什么呢？书单如下：《天朝十全大吉诗》、《三字经》、《幼学诗》、《千字诏》、《醒世文》、《太平救世诏》、《太平救世诰》、《颁行诏书》（102），无一例外全是上帝教和太平天国颁行著作。他还说道：“前几年，老子写票令要古书，干王乃在杭州献有古书万余卷。老子不准我看，老子自己看毕，总用火焚。我见书这多，老子不知，我拿有三十余本，艺海珠尘书四五本、续宏简录卷四十二四十三共二本、史记两本、帝王庙谥年讳谱一本、定香亭笔谈一本，又洋人之博物新编一本，还有十余本书。自我登基之后写票要有四箱古书，放在楼上。老子总不准宫内人看古书，且叫古书为妖书。”（103）看来，洪秀全是通过焚禁古书和只教上帝教经典来培养天国“新人”，一代新天王的。

在美术上，太平天国谨记着不拜偶像的教条，不准绘制人像，而只允许画花鸟鱼虫一类图案，这跟伊斯兰教相似。（104）——事实上，1853年太平军攻入南京时，天主教堂及教徒受到冲击，死伤多人，而清真寺却平安无事。（105）一个天国的臣民，每天的耳濡目染都是洗礼、餐前祷告、礼拜、布道……第一代可能有些人是被迫加入，但到了第二代，从小就接受上帝教教育，很难不被彻底“洗脑”，从潜意识的深处产生价值认同。

甚至在历法上，太平天国的“天历”也贯彻着鲜明的宗教性。早在明末清初，天主教就根据其节日、仪式对传统农历的时间安排做出了调整和修改，将天主教的一些重大节日、仪式安排到历书当中，以“教化”教徒的生活节奏。这跟传统的农历及其背后的民俗宗教（黄道吉日）产生了冲突，引发教民与传统乡村社会的冲突。（106）太平天国建立政权后，颁布了历书，其前言中将其宗教上的原委说得清清楚楚。“当今天父上主皇上帝开大恩，差我主降凡为天下太平主，真是太平天日平匀圆满，无一些亏缺也。……其余从前历书一切邪说歪例，皆是妖魔诡计迷陷世人，臣等尽行删除。盖年、月、日、时皆是天父排定，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时时亦总是吉是良，何有好歹，何用拣择？凡大众能真心虔敬天父上主皇上帝，有天看顾，随时行事皆大吉大昌也。”（107）除了在历书中加入七日一礼拜这一基督教的时间安排外，后来洪秀全还加上了太平天国自己的节日。“又将今诏系于天历之首，并注明每年正月十三日是太兄升天节，二月初二日是报爷节，二月二十一日是太兄暨朕登极节，三月初三日是爷降节，七月二十七日是东王升天节，九月初九日是哥降节。每年六节，各注明刻月日顶头。”（108）这意味着，太平天国的宗教意识形态已经全面地渗透到了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了。

在事关天国生死的反清战争上，太平军不跟同样反情的天地会、捻军、白莲教合作或积极合作，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们信奉多神，在上帝教看来是“拜偶像”的。太平天国严格奉行其意识形态，排斥儒佛道与民间宗教，对于天地会、白莲教当然也同样对待。当上帝教准备起事时，广西天地会在多处正与清政府打斗，上帝教将这看作“妖与妖”的斗争，待它们“两妖”相斗彼此削弱后再图举事，因此并不支持天地会。湖南天地会首领焦亮（洪大全）因为不信奉上帝教而不被天平军重用，被边缘化。太平军在湖南写的檄文中，指责天地会“诛妖”不坚决，闹分裂，实际上跟信仰有关。如果说天地会、捻军宗教性尚不太强，在天国军势力强大时能够放下身段，加入太平军的话，白莲教因为其有明确的教义（“无生老母，真空家乡”等融合了明教、佛教和道教的教义），则不能不与“毁佛崇天帝”的上帝教不合作乃至对立了。所以当1853年太平军北伐经过白莲教很活跃的华北地区时，因为太平军到处拆庙毁观，砸毁神像，对于白莲教教众来说，要加入太平军，就得破坏自己的宗教信仰，对于教首来说，则是自毁门户，因此华北白莲教不仅不起来响应，甚至还有对抗太平军的。（109）如果象简又文、罗尔纲等学者所说，太平天国是一场“民族革命”或“农民革命”，则太平天国为了革命的胜利，完全可以先把宗教信仰问题放到一边，搞好对天地会、白莲教的“统战”工作，团结对敌，共同打倒满清或剥削阶级再说。但显然太平军将信仰问题放在了第一位，在此原则下才谈得上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太平军打长沙时，左宗棠曾劝洪秀全“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以争取士子归附，但洪不听。（110）当时一些传教士如晏玛太和杨格非亦看出，只要太平军放弃上帝教，则大多数人民都会拥护太平军，其成功轻而易举，但他们出于虔诚的信仰，仍旧破坏偶像，惹得人们反感和愤怒。由此可看出洪秀全等人之“原教旨主义”。如果太平天国是一场“民族革命”或“农民革命”，首要目的是为了建立汉人国家或农民政权，则宗教的重要性就会变成次要的和可放弃的了，但太平军事实上没有，反而为了宗教的目的而牺牲这些“世俗”的利益，可见其“执迷不悟”之深。实际上，太平天国不得不如此，因为其产生到发展，全部的力量都建筑在其宗教的基础之上。正如丁韪良所说，“基督教在此党（天朝）之组织中，根深蒂固，支配其整个机构；如其一旦放弃，全局将必瓦解。”（111）由于对上帝教的坚持，太平军不惜孤军奋战，但这种“不识大体”，成为它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从上面所分析的太平天国从始到终、从政治到教育到“统战”等所有方面都有一个上帝教息息相关、生死相依来看，太平天国无疑是一场宗教革命。

注释：

1唐德刚《晚清七十年》有一节“太平史面面观”（写于1991年左右）提到钱穆反太平天国出于卫道，胡适反太平天国则是因其“反战争”“反暴力”“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立场。国民党始则是之终则非之，乃因其由在野转到了在朝。简又文以太平天国为民族革命，乃因受国民革命时代精神影响，罗尔纲“阶级革命”则有马克思学派影响。见该书电子版444-451页。

2关于孙中山与太平天国，见施泰格：“太平天国对早期国民党的影响”，载《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续集），广东、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380-4页。

3 萧一山：《清史大纲》，上海古籍，2005，第136，158-63页。另见萧一山为简又文巨著《太平天国全史》（台北简氏猛进书屋，民国51年，1962）所撰序，“太平军为我国近代民族革命之壮澜”，（太平天国）“一线相承之民族主义，一瞥所见之民权民生主义，均足以启后圣而开新运，为国民革命之先河。”（序第8页）简又文在“绪言”（第18-19页）中谈及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受太平天国影响。

4萧一山：《清史大纲》，第140页。

5 《清史大纲》，第158-60页。

6 《太平天国全史》，绪言，第29-30页。

7 《太平天国全史》，绪言，第21-2页。

8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403-4页。

9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400页。

10 在那里说，“爷排天国在中华，中国原来天国家，故此中华名爷讳，爷未降前既属爷。胡妖入窃爷天国，爷故命朕来诛他。物非他有怎畀人？无天无日罪同蛇。上帝基督带作主，既斩蛇虎狗妖邪。爷哥降带坐江山，同世一家奏凯还。”《洪秀全集》，广东人民，1985，第220-221页。

11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815页。

12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681-2页。

13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683页。

14刘丽川其时两篇告示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710-714页。

15小刀会头领刘丽川乃广东香山人，与洪秀全算是同乡，但二人有“客家”与土著之畛，“上帝会”与“三合会”之仇，宗教更是南辕北辙，在洪看来，刘既是偶像崇拜者，又是违背天条的吸鸦片者，因此不能联盟。这使太平军失去了占领上海的机会。参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533页。

16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086页。

17《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1993。

1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2003。

19张贻玖，《毛泽东读史》，当代中国，2010，第133-134页。

2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1991，第1469页。

21景珩、林言椒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以下简称讨论集），三联书店，1961。

22章开沅，“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几个问题”，《讨论集》第72页。

23《讨论集》第355页。

24《讨论集》第371-3页。

25刘大年，“中国近代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讨论集》第265-6页。

26袁定中，“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讨论集》第59页。

27张作耀，“也谈太平天国革命性质”，《讨论集》第178页。

28《讨论集》第111-132页。

29靳一舟：“太平天国革命性质讨论述评”，《讨论集》第338-9页。这里所谓“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史学家”当然包括一些传教士、汉学家和简又文这样的港台学者。

30方之光：“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不容篡改”，载《太平天国史论丛》，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1979。

31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一），中华书局，1991，第41页。

32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一，第55页。

33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绪言，第30页。

34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绪言“补注”，50页之二。

35简此时尚未看到景珩、林言椒编的《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1），该“讨论集”可以说是唯物史观派内部的大讨论。

36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绪论，补注50之三至之七。

37这是潘旭澜的批评，见氏著《太平杂说》，第14-16页。

3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第418页。

39钱穆：《国史大纲》，商务，1991年，第873-4页。

40夏春涛，“50年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41张海鹏说，“以‘告别革命’为代表的思潮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冲击最大。否定太平天国、否定义和团……等等论调出现在一些学者的论著中和报刊上。关于太平天国是邪教的说法，只是上述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是上述否定思潮的一种表现。”见氏著《关于太平天国是邪教的一点思考》，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sxwh/2006-09-12/27431.shtml（2010-12-23）。

42中国唯物史观的创始人是李大钊，但真正将摩尔根、恩格斯历史阶段论全面套到中国历史上的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1）。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第十三章。对这种套用史学界已有反思，参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山东大学，2009。

43 “洪秀全的历史真实面目”，《炎黄春秋》2005年第2期。

44《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6、137、143-4、265、287页。

45 “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 广州《开放时代》2001年第1期。

46《太平天国》（三），神州国光社，1954，第251页。

47白文刚，《应变与困顿：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中国传媒大学，2008，第29-34页。

48欧大年，《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古籍，1993，第24页。

49欧大年，同上，第25页。

50张海鹏：“近年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的讨论”，《中国近代史》2009年第2期。

51方之光：“再谈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此文写于2006年末，网上可搜到。方之光“鬼化洪秀全是错误的”反驳史式“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另写“太平天国‘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吗”回应潘旭澜“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及“洪秀全的历史真实面目”等文。潘旭澜在“关于洪秀全答‘商榷’者”中，对方之光在2005年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理事会议上“对洪秀全及太平天国评价讨论的几点思考”的发言，以及“鬼化洪秀全是错误的”进行系统批评。黄敏兰写了“究竟是谁否定了农民起义”，支持潘的太平军造成“大灾难”说。夏春涛在《天国的陨落》一书末尾以“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辨正”反驳潘、史。陈先达，“‘拜上帝会’邪教说驳议”，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sxwh/2006-09-12/27428.shtml（2010-12-23），戴逸，“太平天国拜上帝会不是邪教”， 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sxwh/2006-09-12/27426.shtml（2010-12-23）。反驳者多半站在传统的唯物史观立场上。

52路遥，“关于太平天国宗教研究的几点思考”。见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sxwh/2006-09-12/27429.shtml（2010-12-23）。

53在对历史上别的宗教教派如白莲教的研究上，现代也出现了与对太平天国研究上相似的现象，即民国学者喜欢将白莲教视为“民族革命”的工具，而唯物史观派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与事实不合。见欧大年，《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古籍，1993，第41-4页。

54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专门用了一节“太平基督教之真实性”（第2023-7页）论证洪秀全信仰之虔诚与宗教体验之心理真实，以反驳“利用”论。

55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72页。

56转引自欧大年：《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古籍，1993，第17页。

57乔治·马斯登《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中央编译，2004，第7页。

58《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第8页。

59新儒家虽然反复强调儒家是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但其实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儒家仍旧无法摆脱以《易经》为代表的风水八卦一类神秘主义传统。对此丁韪良、李提摩太这些与士大夫交往密切的传教士颇有揭示。而在“五四”后的现代无神论知识分子看来，基督教与儒释道在封建迷信上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笑罢了。

60《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PDF版第399-401页。

61同上，第405页。

62同上，第408页。

63同上，第409-10页。

64参简又文译本，“洪秀全革命之真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第827-8页。原登North China Herald, Aug, vol.160 20.1853。作者：W.H.M.

65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香港猛进书屋，民国47年（1958），第2039-40页。

66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第2041-51页。

67朱元璋早期利用明教力量发家，将近成功时抛弃明教，而采纳儒士刘基、宋濂等人意见，以儒家治国，但为安抚原明教部下，国号仍用“明”。事见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术》十三卷一期（1941），第235-70页。

68欧大年：《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古籍，1993，第29页。

69罗尔纲、王庆成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二），广西师大，2004年，第274页。（以下简称：续编二，274。其他类似。）

70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第849页。这段话和合本为：“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

71两广人民向来迷信，这是直到今天都能见到的显著事实。洪秀全到广西时，广西淫祠土庙当然更多。钟文典：“太平天国起义与乡土宗教”，《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第1期。

72梁发用救世主“下凡”来指基督道成肉身。在《劝世良言》“论救主降世救拔悔罪改恶之人”一节中说，“救世主耶稣……舍至尊贵之位，亲自下凡，投胎降生，出世取人之形样。”见《劝世良言》，第132页。这可能启发了上帝教天父天兄天王的“下凡”。

73此处洪、冯在广西的时间据王庆成“《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和太平天国历史”，载《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1986，第138-140页。

74夏春涛，《天国的陨落》，第353、379页。

75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72页。

76《忠王李秀成自述》，载续编二，354页。

77转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册，1478页。

78《忠王李秀成自述》，续编二，357。

79《忠王李秀成自述》，358。

80《忠王李秀成自述》，399。

81《忠王李秀成自述》，351。

82刘佐泉，《太平天国与客家》，河南大学，2005，第122-4页。

83刘佐泉，《太平天国与客家》，第125-41页。

84菊池秀明，“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与客家文化”，《太平天国与中西文化》，广东人民，2003，第116-9页。

85《资政新篇》的这个观点，也是当时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的一个卖点和结果。从马礼逊、米怜、裨治文、到丁韪良、李提摩太、花之安都持此调。容闳《西学东渐记》也持此看法。在他给干王的几点建议中，教育的基督教化（圣经列为课本之一）是其中重要的一点。

86《天情道理书》，载《太平天国印书》，528。

87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二，723-4。

88续编二，辛开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第307页。

89续编二，315。

90续编九，249。

91  1853年4月27日，英国文翰爵士（港督）的翻译密迪乐在南京见到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北王对密迪乐说：“真主（洪秀全）不单纯是中国的主；他不仅是我们的主，同时也是你们的主。”（续编九，59）1854年5月英国驻华公使麦莲认为，“目前我是绝对不可能同他们进行令人满意的交往的，除非接受他们下述离奇的教义：中国和美国是一个国家，全人类是一个民族，都应接受太平王的统治；美国公使成为太平王的公使，美国公民成为他的臣民；作为来自远方的兄弟带来贵重礼物和贡品，以示臣服于天王。”（续编九，134）与之同行的克陛存牧师认为：“过去的皇帝以‘天子’的名义声称至高无上，而新的统治者则以‘耶稣胞弟’的名义声称至高无上”（续编九，140）。另一翻译裨治文同样指出，“这个王的集团（指天王及东王等诸王）还自称是世界的统治者。……他们却用极为明确的语言提出统治全世界。因为天父是独一真神，天下万国人民的父亲，所以，他们的天王是天下万国的太平真主。”（续编九，146）1854年7月英国人莱文包令及其翻译麦华陀访问南京后觉得，太平天国仍旧跟“天朝”一样，“将外国人视为劣等民族和蛮夷”，并举例说，“东王写给我们的信便流露出一种傲慢与兄弟般感情相混杂的奇特意识。”（续编九，155）

92转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册，第1808页。

93转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册，第1810页。

94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二，第1311页。

95“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会试题”，见《太平天国印书》（下册），第696-7页。

96诗及罗的评语俱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二，第1313页。

97《钦定士阶条例》，载《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46页。

98续编九，245。

99续编九，245。

100改编《三字经》一类的中国儿童识字读本，填充、添加基督教的内容，是传教士的一贯做法。在1832年开始出版的《中国丛报》卷一中，就有马丁女士（Miss Martin）所写的基督教三字经。见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雷立柏等译，香港道风书社，2009，第191页。麦都思在上海的墨海书馆于1845、1848和1852年印过改编过的基督教版的《三字经》，裨治文等传教士在教育中国学生时已采用。见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广西师大，2008，第283页。洪秀全编撰的这类读物有《三字经》、《幼学诗》、《御制千字诏》。18世纪起，英国传教士掀起主日学运动，在礼拜日教育孩童学习圣经，马礼逊等英美传教士来华后将此传统施用于中国教会，撰写及印发了不少这类著作。见李志刚“太平天国儿童宗教教育的理论基础及实施之探析”，载《太平天国与中西文化》，广东人民，2003，第148-160页。

101续编二，430。

102续编二，425。

103续编二，425。

104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二，第1469页。

105 J.D.Spence, God’s Chinese S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p.176. 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上海远东，2001，第284页。

106梅欧金，“‘天主实义’在福建：在两个世界、两个时间之间”，司徒琳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三联，2009，第254-64页。这些冲突一般是由多明我会这类坚决反对偶像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修会的教导引起的。

107《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历颁行天下》，见：《太平天国印书》，第487页。

108《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新历颁行天下》，见：《太平天国印书》，第721页。

109张守常，“太平天国与北方白莲教”，载《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7，第311页。

110钱穆《国史大纲》，第879页。

111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2027页。

（二）

关于“共产党革命本质上是场宗教战争”，我们还可以从“洪天王与毛主席”的比较研究中，看出眉目：

《洪天王与毛主席》

谢选骏

（1999年）　

从小就对“太平天国”的史迹饶有兴趣，不仅因为我们背负的共产党统治与太平天国有许多相似，不仅因为毛泽东与洪秀全都喜欢舞文弄墨、后宫佳丽，同时又禁止他人阅读写作并尽力阻碍他人夫妻团聚；还因为那时流行的影射史学和叫花子掌权惯于对号入座，给太平天国研究制造了种种障碍，反而刺激了我的好奇。可能是对史学太感兴趣竟而忘记了当时的险恶，我竟然胡里糊涂给上海复旦大学写了一封信，询问有关史学问题，结果此信被转给我的工作单位，并附带警告，说是应好好教育此人安心工作，接受大学教育必须工农兵推荐云云。可怜被警告的此人那时才十七八岁，更可怜史学梦想至此如老毛笔下的昆仑山，被汝裁为三截。一截给了复旦，一截给了单位，一截还我。至今还记得单位领导语重心长对我说，“你太年轻了，和我当年一样，不要乱想了，以后慢慢习惯了这些，忘了它，就好了。”可是慢慢的，不仅习惯不了工农兵专政的环境，倒是越来越同情洪秀全革命，不是共产党所说的“阶级斗争英雄”，而是张角、黄巢式的“穷秀才造反”。只是洪大哥的诗文太拙劣了，不像毛泽东的秘书多有官宦人家出身，还有留洋经历和北京上海等官场洋场的熏陶，所以对洪文不像对毛文那么印象深刻。倒是洪弟兄手下的一员猛将被俘牺牲前，口占一词，竟被满清遗老所编《清史稿》评为“其蕴借如此”，且深得我心：“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西风，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撒杜鹃红。”那时，我对“革命”的理解大抵如是。 

对太平天国更深入的兴趣，是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之后，想全面了解“基督教在华命运”。我十分奇怪，西方基督教国家为什么没有像苏联全力支持毛的革命那样支援洪弟兄，反而以极复杂的心情，配合拜偶像的满清政权镇压了兴旺一时的拜上帝会。读罢英国人呤唎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似乎有所领悟，特记于下： 

此书内容广泛，从拜上帝会的缘起到英、俄等国的对华政策等，分为二十六章，1866年在伦敦初版，近五十万字。作者呤唎（A. F. Lindley）1859年夏天以英国海军下级军官的身份来到香港，不久辞职，贩卖军火给太平军，并进入洪营，帮助招募外籍军队，甚至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他十分同情太平天国革命尤其后期领袖李秀成，这使一些中立的学者，不把此书视为客观的记录，而视为公开的辩护，甚至作者本人也并不讳言这一点。但即使如此，他也披露了一个基本的窘境：洪党一方面因为推行激烈的反传统政策而使中国居民恐慌，这种恐慌最终使得大多数汉人宁愿屈从满人也不愿追随洪党；另方面洪党则因严重的异端倾向而使外国基督徒疏离，这种疏离最终导致更深的敌意。 

洪的失败与毛的成功可能是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社会演变中对比最鲜明、影响最深远的事。究其原因可能有三大项： 

1，洪的革命是自发的，虽是受到福音的感召，毕竟与外国势力格格不入；毛的革命则是共产国际输入的，尤其配合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十月革命、日本侵华、二次大战、美苏冷战），故无往不利。 

2，洪的集团封闭性特强，除了意识形态，非两广人不能进入领袖集团的地方主义也是致命伤。毛的集团则较少地方性，这与它的国际背景有关，所以中苏决裂后的毛党政治，则日多地方主义。 

3，洪的革命所面对的是没有分裂的西方世界的一致反对，毛的革命则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和美欧国家的中立旁观。 

而这三大项都可归结为国际因素，即，洪党因缺乏国际支持而失败。呤俐对此十分纳闷且义愤填膺：“这是难以理解的，传播福音的牧师为什么对于那些承认基督教的人们毫无同情，不把他视为兄弟，还剥夺了他们运动成败的基本要素。”（250页）总的说来，西方基督徒对于拜上帝会的厌恶，要超过他们对于拜偶像留辫子的满洲政权。这是因为他们对异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厌恶往往大于异教徒。尤其耶稣曾经说过，什么罪都可以赦免，唯有亵渎圣灵的罪不可赦免。问题出在这里：异教可以不涉及圣灵，而异端却很难不涉及圣灵，例如，拜上帝会具有以下的亵渎圣灵的特质： 

1，有意混淆中国古代的“皇天上帝”与基督教的耶和华神之间的区别，不仅在名号上，而且在至关重要的位格上；从而达到篡改上帝本质、提高自己发言地位、神化洪党领袖的目的。 

2，以基督教的名义简单粗暴破坏中国传统上层文化（儒释道各家），但同时大力引进底层社会萨满教民间迷信（如降神扶乩大拜拜），用领袖人物神志不清时刻的昏话大话，冒充圣经上帝的圣言。 

3，抹煞耶稣基督的救恩，把他说成是活人洪秀全的哥哥，从而要耶稣基督为洪在夺取政权中必然遭遇的全部暴行进行背书。 

4，披基督教之皮，行《周礼》之道（一如毛之“披马列之皮，行孔孟之道”），等级制度之烦琐严酷，三宫六院之千奇百怪，比满清异族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用基督的平等爱人的精神，来包装自己贪得无厌的小人得志。 

5，洪秀全等领袖人物完全神化，没有提出他们的罪性，从而反对偶像崇拜的拜上帝会沦为洪秀全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是比佛教、道教更厉害的偶像崇拜，崇拜活生生七情六欲的人。 

6，以军政机构取代健全的教会组织，军事行动取代了爱的出发点，从而把社会革命变成简单的杀杀抢抢，把铲除腐败行为变成财产权力的重新分配。 

7，编造假见证。拜上帝会的重要人物经常声称他们见到异象或是听到上帝对他们如何说，这不可能是真的。他们后来的遭遇说明，这些神迹要么是他们自己撒谎，要么是他们变相指控上帝撒谎。 

上述特征在神学上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亵渎圣灵”，在社会心理学意义上则可以做另一比对观察。 

观察结果显示，上述特征不是孤立的，甚至牢牢存在于当代。试举几端： 

1，基督教工具化。有不信耶稣甚至没有领洗，却急于参与组织教会活动，这样做并非出自属灵的感动，而是要达到信仰以外的社会目的。有好像信了耶稣，却宣称基督教救国论，基督教福利论，基督教民主论，基督教社会改革论，与毛泽东利用社会主义夺权，来“改造中国”实现个人梦想，异曲同工。 

2，基督教古已有之。犹太人有耶和华，中国人也有上帝；西方人有耶稣基督，中国也有类似耶稣的圣人。 

3，基督教征服论。以基督教做为教化他人的方法，但自身却不同等反省认罪；反以福音使者自居，其实乃师承儒释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自圣权术。与基督教工具论可谓异曲同工。 

4，基督教修身养性论。隐士心态，穷则独善其身时皈依基督，而达则兼济天下时则扬名立万，升官发财。 

上述特点就在我自己身上不同程度出现过。我那时依然像一个异教徒那样，相信“一将成名万骨枯”，而为了一将的彪炳历史，万骨的枯死是必然的，不仅是“必要的恶”，而且甚至是美丽的，因为“牛栓在桩子上也会老的”，与其白白死掉，还不如为巨大的火焰添加燃料。如果否认这一点，其实不过是更深地陷入这一点，或是病入膏肓，或是讳疾忌医。不可否认，基督教乃是福音与民族文化的结合，故不同民族乃有不同的基督教派。如，早期教会有犹太人背景，东正教先有希腊文化、后有斯拉夫民族的背景，罗马公教有拉丁文化的背景，景教有叙利亚背景，科普特教会有埃及背景，所谓新教即宗教改革则盛行于日耳曼地区，圣公会则显系英国国教，美国为移民国家，则教派最杂，也是异端与邪教最泛滥的地区，中国为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各国竞相传教的对象，再加上“本色化”的作用，故教会势力虽然不大但教派的复杂程度已是应有尽有。正因为基督教乃是福音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我们和洪秀全主义的血脉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要是否认这种基于民族文化背景的联系，倒是奇怪的了。 

我们真是可怜啊。为了欺世，明明是自己的风俗，却硬要奉为万古不变的规律；为了盗名，明明是自己的愿望，却说是来自上帝的异象；明明是偏执，却奉为事实；仿佛不把一个错误坚持到底，就不能证明它是真理。其实，对基督徒的要求并不高，那就是朝向完整的福音本身，而不是另一种福音。与其要“全备的被充分解释以致脱离福音原意的诠释系统”，不如要简单明了的福音原文。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远地避开洪秀全主义的陷阱，避免让我们的良好愿望，再度化为天京城内的烈火与灰烬？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初版） 

（三）

关于“共产党革命本质上是场宗教战争”，我们还可以从“被遗忘之谜：1920年的世界革命与苏波战争”一文中，看出端倪——

《被遗忘之谜：1920年的世界革命与苏波战争》

百度文库

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间，人所共知是1921年7月1日。一位中共党史研究者发现，早在1920年，陈独秀就已在上海成立过相关组织，实为中国共产党的前身，确切的发起日是1920年7月19日。但这位研究者至少在那篇文章里没有深究为什么是7月19日。这个日子又有何特殊意义？

这需要从头说起。

1920年，列宁发动了一场“世界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这场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支。这场“世界革命”发轫于迄今已被人遗忘的一场战争——“苏波战争”。实际上，在前苏联历史教科书中，对“苏波战争”要么闭口不谈，要谈则往往是数语带过。

中国读者对“苏波战争”如果还有印象的话，仅始于那本曾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青年的革命圣经，至今仍被国家教育部定为中小学必读书的“红色经典”———《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曾在一次战争中被炸弹炸伤后复员。这次战争就是“苏波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沙皇逊位，俄国内外交困、自顾不暇。波兰的民族主义者不但于1918年趁机建立了独立的波兰国家，而且梦想一举恢复17世纪前横跨波罗的海、黑海的波兰王朝。他们顺势侵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尚属旧俄的乌克兰、白俄罗斯。而此时，俄国内战已近尾声。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已经稳固，他要凭借内部锤炼出的铁军打击波兰侵略者。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将从德国工人中间开始。列宁在1920年发动“苏波战争”就是梦想在攻克华沙后直捣柏林，引发德国工人起来暴动，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在1920年出现的共产主义组织，是列宁同时向两个方向传播“世界革命”的结果。

当时，俄共的另一位领导人托洛茨基虽和列宁一样认为共产主义不能只在一国实现，但他深察这场战争风险之巨，故而反对出兵波兰。不过，当列宁做出决定之后，不但托洛茨基等人竭力相助，连很多旧俄老将军也加入红军，共赴国难。

当时，托洛茨基任红军最高指挥部——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负责前敌总指挥。攻打波兰的红军兵分两路，27岁的军事天才图哈切夫斯基指挥北路红军，用他的话说，他要用刺刀带给波兰的工农以幸福与和平。而南路红军的统帅是叶戈罗夫，政委是斯大林。图哈切夫斯基和叶戈罗夫后均成为苏联元帅。

从1920年5月下旬到7月上旬，这两路红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在南路红军中，有一支骑兵军令波兰军人闻风丧胆，他们从克里半亚半岛北部跃进一千公里，攻克乌克兰首府基辅，再突入三百公里，其军长和政委分别是后来也成为苏联元帅的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这支部队的主要成员就是赫赫有名的哥萨克。

1920年，哥萨克虽然改宗共产主义，但所过之处，到处捣毁天主教堂、杀害天主教神父。还有，哥萨克行军打仗不自带粮草，全靠沿途抢劫为生，百姓往往倾家荡产、许多女性遭到强奸。

列宁想拯救被波兰地主贵族压迫的波兰工农，结果波兰工农兵和地主贵族却团结起来，一致抗击俄国人，这场“世界革命”也就成了一场民族战争、一场宗教战争。

这场变质了的“世界革命”迅速席卷了全世界，几乎酿成了又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英、法、美等列强均支持波兰，如声援、或派驻军官、或运送军火——一个年轻的法国军官在这场战争中亲身体会了民族主义压倒意识形态的力量，他就是当年年仅29岁的戴高乐。

就在哥萨克骑兵军即将和北面的红军汇合，一举攻克华沙之时，哥萨克的行军路线却出现了一个90度的急转弯。

哥萨克骑兵军紧急调转方向的时间就在1920年7月18日。为什么他们在最不该分散兵力时，却挥师南下呢？

为什么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最先出现在1920年7月19日呢？——因为7月19日是第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的日子。红军要在大会开幕前给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代表们看看，俄罗斯攻打波兰并非报私仇，而要打到匈牙利，解放全欧洲、直至全世界。要攻占匈牙利，必须南下攻克军事重镇利沃夫。

1920年7月18日，哥萨克因为政治原因犯了兵家大忌。南下后，他们随即陷入两个星期的阵地战和拉锯战，而且碰上了一个多雨的夏天，险些一败涂地。幸好图哈切夫基在北面已经包围华沙，围困哥萨克的波兰军队不得不前去救援。哥萨克才得以撤出战斗，筋疲力竭地原地休整。可是红军战线因此从华沙绵延至利沃夫以北，横跨数百公里。

华沙方面虽已危在旦夕，但波兰人却要死战到底，他们密谋从红军战线最薄弱处乘虚而入，打一个漂亮的迂回战。此时，从加米涅夫到图哈切夫斯基的红军高级将领也反复催促哥萨克骑兵军改道北上去填补这个空白区域。可是，哥萨克非但没有从命，反而在休息一周后继续南下利沃夫。这个错误命令的始作俑者正是南路红军的政委——斯大林。他担心图哈切夫斯基独享胜利成功，而决计将战火从匈牙利烧到罗马尼亚，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等元勋。

就在哥萨克即将攻占利沃夫的当口，华沙的波兰军人已经出其不意地绕过包围华沙的红军左翼，将其包围。红军在内外夹击下立时土崩瓦解———这就是波兰历史上著名的“维斯瓦河上的奇迹”。哥萨克因为华沙战局大变被迫放弃即将攻克的利沃夫而奉命北上救急。

可是，绕道北上的哥萨克却被波兰枪骑兵在今乌克兰和波兰边境附近拦截。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军大会战就此爆发。战争的结果既惨不忍睹又荒唐不经——哥萨克骑兵和波兰枪骑兵交火，双方列队开始冲锋，但冲到一半的时候，哥萨克大军突然停顿，然后仓惶掉头逃跑。在这场战役中，哥萨克损失三千人马，军心涣散，虽幸免覆灭之灾，却已无力再战。1920年底，俄共解散了哥萨克骑兵军。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将哥萨克迁出居住了数百年的顿河草原，导致他们大批饿死，哥萨克作为一种文化也随之消失。

“苏波战争”以苏俄的失败告终，双方于同年十月签订了合约。这场战争也拖垮了已被内战损毁的俄国经济，列宁不得不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苏波战争”的失败也成了斯大林一生的心病。他在1924年接替列宁后调走了有关这次战争的所有高层决定文件，从此再也没有归还。

1939年，德国和苏联联手瓜分波兰之后，红军攻占利沃夫。1940年，上万名已经投降的波兰军官被枪杀并埋葬。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卡廷森林事件”。原来人们都以为这是纳粹所为，而解密的苏联档案却证明这场大屠杀的命令正出自斯大林之手。此命令的原件保存完好，斯大林终于报了1920年的仇。

1920年的“世界革命”，以正剧始，一度轰轰烈烈，却以闹剧终，遗祸至今未绝。这场战争的真相一开始就被刻意掩盖直至完全从苏联历史中消失了。也可以看出，正因为苏维埃俄罗斯向西推行布尔什维克主义铩羽而归，他们不得不专注于东方。由此，波及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革命开始了。

世界革命，其实就是一场宗教战争，列宁就是俄国的穆罕默德，正如后起的希特勒就是德国的列宁。

（四）

共产党革命这场宗教战争从东欧蔓延到了东亚。中国成为波兰的替死鬼。

正因为“共产党革命这场宗教战争从东欧蔓延到了东亚”、“中国成为波兰的替死鬼”，所以说“中国进入十字军时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从二十一世纪的现实看：一方面，基督徒在中国已经超过上亿人口；另方面，穆斯林在中国不断进攻，伊斯兰国更提出要对中国进行伊斯兰化的战略目标。显然，基督教和穆斯林在中国的十字军冲突，已经揭开了序幕的一角。

在这个冲突面前，传统的儒释道和当今的马列毛，最终都将退居二线位置。因为从全球角度来看，儒释道和马列毛，都已经退居二线位置，日益无足轻重了。

不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都必须完成对于中国的战役，然后才能决定世界的命运。

毕竟，中国这个板块，是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回避的重量级存在。

在这种意义上，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百年战争”，犹如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也是形成现代民族所无法回避的。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百年战争”，这也是一种广义的十字军战争。如此说来，现代中国其实早已进入了广义的十字军时代，现在，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更为严格意义的十字军时代了。

回顾一下其他民族的遭遇：在我的理解中，“前期十字军时代”其特征不是东征或西征，而是对自身的征服、也就是对欧洲自身的征服。

只有当基督教完成了对于欧洲的全面征服，对外征服才是可能的。伊斯兰也是如此：第一步是征服阿拉伯人，然后才是征服世界。

〔另起一页〕

第五节

山寨版起源于“山沟里的马列主义”

（一）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就是盗版

所谓“山寨版”，是指“假冒他人产品”。“山寨”一词，在粤语中意指没牌照、难进正规渠道的小厂家、小作坊，引申为盗版、剽窃、仿制的同义词。其主要特点为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

对于山寨、山寨产品、山寨文化等概念以及在中国形成的社会原因，社会上的看法各异。

而我认为，山寨现象并非市场经济培育期的必然现象，而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仿造化、快速化、平民化造成的恶劣示范所致。尤其是所谓的“延安精神”也就是“山沟里出马列主义”的恶劣示范所致。简单说，山寨版起源于“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毛泽东思想”。

当然，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者会极力掩盖这一来源，这些山沟里的专家认为，“山寨文化”是中国民间的智慧和创新，“山寨模式”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山寨现象已经成为一种“山寨产业”。

（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山寨

说到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其实马列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山寨版的社会主义”。有文章指出：山寨版的社会主义有以下特点：

1、官员吃肉、民众喝汤

山寨版社会主义最典型的特征是当官的吃肉，民众喝汤。老百姓能喝上汤还算不错，最糟糕的是，有的山寨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建设过去了还把奋斗目标定为：让老百姓吃到米饭，喝上肉汤。官员吃肉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因为他们对动物的肉早已厌倦，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又白又细腻的人肉，于是利用公款来泡妞，顺便搞点公款吃喝，公款用车，公款旅游。据最新的消息，领导决定限制国际会议了，目的是不让官员公款旅游。这不太好，因为会惹恼一大批官员。官员不高兴才是真正的社会不和谐。 

2、权力的世袭

山寨版社会主义国家实在有点说不过去：爷爷把权力传到儿子，儿子再传到孙子，想搞成秦始皇的秦二世、秦三世。当年秦始皇派了五百童男童女到东边找长生不老药。据说都跑到了东瀛，我估计这是误传。因为那个时候船太小躲不过大风浪，可能海风一吹就吹偏航向，跑到某个半岛去了。要不某些山寨国家怎么会原汁原味地继承了秦始皇的基因呢？

3、青色社会的典型特征

青色社会的典型特征是组织严密、头领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他提出一个想法，你不能反对，否则就人头落地。你可以加入组织，但是如果要退出组织，小心把你当成叛徒惩处。此外，青色社会还有一个典型的特征，那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马仔。他们挨个去强收人头费，然后把收来的钱为组织服务、把得来的钱私分、把好处赏给下面的马仔。如果钱实在太多用不完，那就投资做实业，让投资的钱越滚越大。

4、人被分为三六九等

古代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封建社会有贵贱之分。现代文明社会早已抛弃了封建主义的陋习，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位置上。人有职业的不同，但人格上一律平等。但是你只要看一眼某些处级以上官员的眼神、面部表情、举手投足和说话的语气，你就知道什么是权力、什么是傲慢、什么是高人一等。从他们对待老百姓的态度来看，你都不能用领导这个词来形容，简直是刻薄的奴隶主。

5、如果哪个地方具有以上特征，那无疑是山寨版的社会主义。

最近看到一个定义：一个学生问老师：“山寨”一词怎么翻译？老师被蒙住了。最后想了想，告诉学生：山寨一词应翻译为“Made in China”。

那么，“山寨版的社会主义”应该怎么翻译呢？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社会主义者奴役他人

说到社会主义，其实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山寨版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其实最不人道，社会主义是伪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造福人类，而是控制社会。

社会主义像园丁一样把草坪修理整齐，把树木剪成一致，好像十分合理，然后这是观赏者的合理，不是草木自己的合理。

正如庄子在《马蹄》里所说：

马，它的蹄可以踩踏霜雪，它的毛可以抵御风寒，它吃青草喝清水，翘起脚就蹦跳，这是马的天性。虽然有高台、宫室，对马是毫无用处的。到了有个伯乐出世，他说：“我善于调理马。”他给马用烧红的铁烫毛，又给马剪毛，削蹄，打烙印，又给马套上马笼头，扎上马缰绳，把它们关进马棚。这样，马就被他治死了十分之二三了。他又不让马吃饱，不给马喝水，又叫马这样奔，那样跑，在马身上这儿整整，那儿理理，前面安上了马嚼子、装饰品这一套麻烦花样，后面又加上皮鞭子辟辟啪啪的威吓，这几下子千来，马就给他治死了一半多了。陶器工说：“我善于调理粘土，做成的陶器，圆的像圆规画过，方的像曲尺量过。”木工说：“我善于调理木材，做成的木器，弯曲的像圆规画过，笔直的像墨线划过。”那粘土、木材的天性，难道是要去符合什么圆规、曲尺和墨线吗？但是世世代代，人们都赞扬说：“伯乐善于调理马，陶器工善于调理粘土，木工善于调理木材。”这也是那些治理天下的人的过错啊！ 

（原文：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日：“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洽埴、木。”此亦治天下之过也。）

社会主义者自命为伯乐，其实是要控制他人、奴役他人。

这些社会主义者也包括儒家社会主义者。儒家社会主义者不以“后殖民”自许的，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十分矛盾的：企图确立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权力。他们压抑中国遭受欧美殖民主义霸权压迫的早期记忆，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是把原始资本主义的价值，与原先认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儒家思想进行混合。在这个混合主义之下，“儒教”被描绘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就像“新教”那样。而且这种“新儒家”在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理论家那里还有市场，因为后者现在正想利用“儒教伦理”来阻碍中国创造新的文明，并缓解西方社会自身的危机。

（四）阴沟里的马列主义

如今，中国网络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山寨版，山寨版明星、山寨版“神七”，山寨版“鸟巢”，山寨版的《红楼梦》甚至火过新版《红楼梦》。

山寨文化是以极低的成本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功能，并加以创新，最终在外观、功能、价格等方面全面超越这个产品的一种现象。它的衍生物，将打破手机的束缚，而扩展到数码相机、鼠标、键盘等等方面，它的副产品同样可以在相关行业引发结构性震荡。山寨文化在抄袭与超越的羊肠小道上一路狂奔，山寨明星尤其是挣脱了牌照的束缚，握紧了低成本高回报的福祉之后，它摧枯拉朽的震撼力与病毒营销的感染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行业潜规则，建立了以山寨文化为基础的价值序列。而且，山寨文化深深地打上了草根创新、群众智慧的烙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式山寨。

山寨手机“山寨”作为一种现象，被新闻联播以1分59秒的时长进行了报道。在中国青年报等就“山寨文化”在网上所做调查结果看，三成左右的人认为山寨文化是冒牌文化，其核心就是剽窃。五成以上的网友看好山寨文化，认为应该任其发展。激进的支持者们认为这里面体现了草根对所谓上流阶层的批判和思考。

“山寨”厂商甚至被网友描述为挑战大公司垄断暴利的平民英雄，快速灵活自由时尚的创新之源。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同在“山寨”这个时髦的语境里，现象和商品需要被严格区分开。可以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精神看待、批判社会文化现象，但是在对待产品的时候，无论“山寨”精神多么富于蛊惑力，市场规范、法律法规以及商业伦理都是不应该被破坏的。对违法行为的容忍最后只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消费者同时也是用自己双手辛劳工作创造社会价值的人，难道不能拥有物美价廉且时尚好玩的产品吗？涉及侵权、逃税的“山寨”产品必须被整顿清理，但这也恰恰说明这块市场空间尚未有人占领，这里面的利润没有被挖掘。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从这里入手不是挺好吗？真心希望所有的正规厂商好好动动脑子，丰富产品线，别逼着消费者只能去“山寨”。

默认山寨现象，其实是混淆了一条界限：如果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自娱自乐，引人哈哈一笑，再怎么山寨也无可厚非；可是一旦超越这一界限便无法回避其“原罪”：涉嫌非法和侵权。山寨产品流行，反映的是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无奈和乏力。知识产权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保护，一来将挫伤整个社会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二来投机取巧、蔑视法制将被视为合理合法、习以为常。被山寨的产品，几乎无一例外来自大公司、大品牌。试想，投入巨资研发的产品，一推向市场就遭山寨，尚没收回成本就沦落到“白菜价”，长此以往，还有哪家企业敢于再投巨资搞研发？一个忽视技术的积累和储备的企业，产品缺乏真正的创新能力，一遇风险很可能一蹶不振。小到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壮大，大到整个社会创新激励机制的构建，都离不开对知识产权有效保护。说到底，山寨文化就是一种窃贼文化、盗匪文化、共产党文化。

现在，经过一代人的改革开放，红色娘子军已经变成了黄色娘子军，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已经变成了阴沟里的马列主义。可悲。

〔另起一页〕

第六节

驳“北京革命与改良研究组”

2011年6月25日，“北京革命与改良研究组”在北京发表了一封“中共结党九十年致左右各派人士的公开信”。说“从现在的国内政治情势看，对毛泽东的评价已经成了中国要继续前进必须闯过的一个关口。”

这封信一面支持“反毛派”人士对毛几十年专断统治给民族造成的可怕灾难的批评意见，二面支持“拥毛派”对现实社会的极度不公及利益集团把持国政民政的批评意见，一碗水端平，好像公允。

但是到了第三面，“北京革命与改良研究组”却露出了马脚，这封信竟然声称“无论对毛泽东先生的革命如何批评，他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肯定是因为首先做对了什么”。

按照“北京革命与改良研究组”的这一“他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肯定是因为首先做对了什么”的逻辑，吴三桂他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肯定是因为首先做对了什么。吴三桂首先做对了什么？大家可以争鸣。

如果毛泽东能在中国取得胜利肯定是因为首先做对了什么，那么，“北京革命与改良研究组”所痛斥的“庙堂大盗和江湖豪强”之所以能够横行于今日之中国，岂不也是因为他们首先做对了什么？

其实，毛泽东本人就是“庙堂大盗和江湖豪强”的头领，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就是毛党营私。

结党营私。他结党你不让营私，岂不等于盼望狗官不要吃矢，这根本就不现实。

要想“敬天顺道”，惟有禁止结党，所有政治团体，全都改为“研究组”。

“研究组”可以选举的时候出来，选举完了就解散，就像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那样。千万不能像苏联共产党的坏学生中国国民党，选举结束了党还要兴风作浪，党的主席还要兼任总统和军头。党的主席政军特务一把抓，自己过几年皇帝瘾。至于连选举也不选举的苏联共产党的好学生中国共产党，我们还是不要谈论了吧。

2011年6月27日

附录

中共结党九十年致左右各派人士的公开信

北京革命与改良研究组

从现在的国内政治情势看，对毛泽东先生的评价已经成了中国要继续前进必须闯过的一个关口。在中共结党九十年之际，我们在此发表十点意见，希望对推动这场讨论有所进益。

一，我们支持“反毛派”人士对毛泽东先生几十年专断统治给民族造成的可怕灾难的批评意见。对其几十年中的一切违逆天道、肆意孤行的政治行为必须明确的坚决否定。

二，我们支持“拥毛派”对现实社会的极度不公，及利益集团把持国政民政的批评意见。这种不公和利益专政是伴随三十年改革同时出现和形成的，对此必须明确的坚决否定。

三，无论对毛泽东先生的革命如何批评，他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肯定是因为首先做对了什么。比如曾经一度实现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另一方面无论对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如何批评，他能够在中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也肯定是首先因为做对了什么。比如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民，并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不论对毛泽东先生还是邓小平先生，全面否定都是不合逻辑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四、毛泽东先生和邓小平先生的主要问题是，在统治国家方面都长期的偏执于一端。毛泽东偏执于改造思想，政治革命。邓小平偏执于发财致富，经济增长。任何偏执于一端的长期的政策路线，都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结果，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先祖有道，“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

五、邓小平先生和当时多数统治者的目标在于富国强兵。而毛泽东先生和洪秀全先生一样，是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一个天国。毛泽东先生几十年的思想和行为，既有浓厚的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的底色，又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情怀和天国启示的色彩。比如对农民，既有公义性的同情和悲悯，同时又有恨恶性的怀疑与不信任。截然不同的感情只有在宗教的认知才可以解读清楚。堪称人类政治奇观的“文化大革命”，无论揭露出多少内幕和血淋淋的事实，都无法彻底否定曾经带给许多人们心灵的巨大震撼和信仰的巅峰体验。人既是属世的，也是属灵的。避免悲剧的出路在于，人神必须分开，政教必须分离。

六、上古列祖对天道的敬虔信仰为华夏神州奠定了一个伟大基础。两千多年来对天道的悖逆导致了长期的专制主义。在中国，夺得天下者才是天子的信仰导致了皇权专制和万民服从的野蛮秩序。在西方，人人皆为上天之子的信仰导致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文明道统，导致了昌明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的工业经济。尽管两者都经历过复杂曲折的过程。毛泽东先生的命运就是两千年中华民族的命运，只是在许多内外因素的推动下，展现了一个极端。中国三十年改革的首要意义在于开放，我们知道了人类还有另外一种活法，政治还有另外一种秩序，心灵还有另外一种结构。在市场主义、科学主义、民主主义的强大推动下，恢复中华民族的整体良知，重建中华民族的文明道统是当代人们的重要任务。

七、毛泽东先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专制主义的结合体。马克思主义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堂的救世主义，其主要理论的原教旨偏颇形成了近世极权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至今的中国政治仍然深陷其中难于脱身。原因在于，其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切合了中国长期以来的人治、专制、独裁的历史传统。其唯物主义认识论切合了中国人蔑视天道的无神论文化传统。其阶级斗争理论切合了中国历史上自相残杀、你死我活的仇恨心理。其在中国表现为官员垄断制和命令经济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切合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河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意识。 

八、三十多年的改革到了今天，还主要处在器物层面和非常有限的制度层面，而最根本的改革是在精神信仰层面的真正建造。失魂落魄的中华民族必须重归神州大道。大道同天，有慈爱，有公义，有赏赐，有刑罚，有来自，有归宿。这是中华民族的立族之本，也是中西文明的交汇点。大道之下，人不会成为神，人也不会成为草。大道之下，“同胞”如“兄弟”，“朝官”成“公仆”。大道之下，中华民族的崛起带给人类的将是伟大的福祉，而不是不可测度的祸患。

九、“拥毛派”和“反毛派”在进行激烈的左右论战的时候，庙堂大盗和江湖豪强却一直在黑着头进行着他们利益王国的事业。他们是一伙唱着革命歌曲却压制人民反抗不平等的革命，颂扬着建党伟业却压制人民立党自卫的金正日、卡扎菲之流的政治骗子、野心家和专制者。他们不敢帝制自为，却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嚎叫声中把自己变成瓜分天下的大股东。国家不是他们的，人民不是他们的，只有熏天的权势是他们的，只有命和钱是他们的。他们拼命的抢夺、拼命的破坏、拼命地向国外转移。他们是民族肌体上的肿瘤，是左右派人士和全体国民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反击的最大敌人。

十，我们不相信大多数人会真正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不相信大多数人会真正愿意永远生活在今日的世道下。所有还愿意生存和最后安息在中国这条船上的同胞们，我们需要共同对我们身居其中的历史来一场全民族的大反省、大检讨和大忏悔。我们不能把全部的责任推到毛泽东先生的身上。毛泽东先生也绝对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的出路也绝对不是命中注定有限有罪的任何人。中国的出路在于“敬天顺道”的神州道统的大复兴，在于自由平等民权民生的原则不仅在法律制度上而且在全体人民心里的根本确立。

2011年6月25日

 

〔另起一页〕

第七节

活动棺材“和谐号”

——关键部位经常出错的高铁能不能卖到国外？

2011年6月10日，我发表了《关键部位经常出错的中国能不能与美国开战？》，指出“我一再发现：中国的产品质量不行，经常在关键部位出错，最不应该坏的地方偏偏最先崩溃。例如拖鞋和拖把的纽带部分、螺丝刀的刀口部分、电扇的马达部分、电脑的硬盘部分。更不用说食品有毒、玩具有毒了。”

从那时到现在一个半月还不到，“温州高铁追撞，近250死伤”的特大惨剧，就再次应证了我的结论：“中国的产品质量不行，经常在关键部位出错，最不应该坏的地方偏偏最先崩溃。”

7月23日晚间，温州至福州的高铁车辆在温州段发生追撞车祸，数节车厢翻覆坠落在高架桥下，造成重大死伤。

这一列由杭州开往温州的列车名叫“和谐号”，充满讽刺意味：列车在温州双屿下岙路段，追撞前面另一列“和谐号”列车，造成两车“和谐在一起”，共六节车厢脱轨，其中两节车厢从高逾六层楼的高架桥掉落，笔直插向桥下，与地面呈90度。到24日上午为止，已知死亡35人，送医急救210人。车祸发生时现场一片哀号，车厢损毁严重，大批乘客被座椅及杂物压住，一度救援极为困难。这是中国高速铁路通车三年来，发生最严重的事故。

目前当局对出事原因，连一个公开说明都没有能力作出，上海铁路局只是派人到达现场。据初步了解，肇事追撞原因是前一列车在遭到雷击后，失去动力，停在轨上，结果在15分钟后，被后面的列车追尾撞上。

高铁列车竟然会缺乏设备而遭到雷击失去动力？

高铁列车竟然会在瘫痪以后也不发出紧急通知？

这是什么高铁，明明是“活动棺材和谐号”。

新华社称，出事的是北京南至福州D301次列车，追撞前方杭州至福州南的D3115次列车，导致前方的第15、16节车厢脱轨。D301次列车第一至四节车厢也脱轨。 

D301次（京福）列车满载，有1300人，每节车厢有100人上下，掉落桥下的是第三、四节车厢。第四节车厢是全部坠落，第三节车厢接近垂直悬挂，也就是至少有200人掉落桥下。伤员陆续被救出，但被救出的伤患许多已没有生命迹象。 

“当时突然车厢猛烈震动，灯顿时熄灭，漆黑一片，我利用手机光线爬出车窗。”事发时，海峡之声电台记者刘洪涛正在京福列车D301次列车的第四节车厢，当时车厢脱轨后倾斜，幸好没有掉到桥下。刘说，现场惨不忍睹，车厢内哭喊声、呼救声四起。 

24日天亮后，有19名罹难者身分得到确认，遇难者中有10名女性，还有二名外国人。现场一片泥泞。前后两列车的车体因为巨大冲撞已嵌合在一起，目前正全力切割车体，尽快救出可能还陷在车内的乘客。大型吊车也正在赶往现场。 

据浙江交通台引述旅客胡先生的话说，当时D3115次列车因为躲避雷击，停在铁道上，突然遭到后方D301列车从后追撞。网友“东方扬”表示，前后两趟车的间隔时间有15分钟，不知为何会追撞。现场目击者称，从高架桥坠落到地面的两节车厢已经严重变形，死伤严重。 

躺在温州第一人民医院病床上的一位30多岁妇女说，她是从被撞列车的最后一节16号车厢里爬出来，事发后，车厢内一片漆黑，一片混乱。这时她旁边有名男子用东西砸开车窗，他大喊，大家赶紧跑，出事了。 

温州日报报导，这位妇女拉起身边的一位年轻女子两人一起爬出窗外逃命。她发现已经爬出窗外的几位乘客又进入车厢去救人。她说，她看到几个男子抬出一名老人，但老人已不会说话，接着又拉出几名乘客。虽然场面有点混乱，但大家都在互相帮忙逃命。 

35岁的胡亮，几乎目睹事发的瞬间。他说，当时他开车经过，在雷电交加中，突然听到一声巨响。他看到，不远处高架桥上的两列动车相撞，一节车厢从桥上掉落，火花四溅。另一节车厢脱出高架，瞬间斜挂下来。他说，他立刻停车救人。当地周边闻声赶来的民众迅速聚集过来。他说，现场极为惨烈，地上横躺着两截十余公尺长的车厢，旁边一节车厢从近20公尺高的高架上斜挂下来，摇摇欲坠。看到从车厢内有伤者满身带血走出、爬出。还有些人被夹着无法动弹。胡亮立即和大家一起将伤者抬向路边，再沿路拦下路过的车辆，合力把伤者送往医院抢救。

到9时半左右，陆续赶到现场的温州消防支队280多名官兵参与救援。一名救援人员说，高架桥上，特别是两列车追尾地方，一个车头已完全钻进另外一辆车的尾部，这让救援变得十分困难。救援人员打开探照灯，先从地面到高架桥架起云梯，再将千斤顶、液压扩张器等破拆工具运上高架。因为车头已经被压得很扁，救援人员只能从另外一节车厢进入，然后搜寻车头内被压的乘员，再利用接力救援，把车厢内乘客逐一救出。当时又是倾盆大雨，救援人员在大雨中紧急抢救伤员17名，护送、移转乘客500余人。

整个救援现场，看起来人头攒动，混乱不堪，但每当一个伤员抬出，就听到有大吼“快让一让！”人群立即让出一条生命通道。在一个多小时时间里，陆续有近百伤员抬上救护车。到10时20分，救援现场安静下来，在随后的十几分钟里，没有伤员继续抬出。

目击者指，事发时听到轰然巨响，看到多名满头流血的伤者撬开车窗爬出逃命。由于地形因素及黑夜视线不佳，导致救援困难。重伤者被送到温州市区多间医院，其余轻伤者则就地包扎后，转送周边市县医院。伤者多数骨折，部分内伤严重，部分伤者救出后已无知觉。有车上旅客称，当时大概是晚上8时35分左右，车厢一下快速向前冲，大致滑行五、六分钟后整个车厢一片漆黑。车厢往左倾斜。约过十几分钟才有人让旅客从车门缓缓走出。 

温福高铁全长298公里，时速为250公里，从宁波到福州只要三小时。中国第一条高铁是北京至天津的城际高铁，在2008年7月通车。 

这次出事的两列列车，车次均为“D”字头，意指第一代的高速子弹火车，最高时速250公里。按内地分类，“D”字头为动车，“G”字头为高铁列车，2009年底通车的武广高铁线，及之后的京沪、沪杭等高铁线专用铁路，主要行驶“G”字头列车。不过，运行时速高于200公里的铁路运输一般也泛称高速列车。 

京沪高铁的灾难其实具有高度的象征性：这是为“中共党庆90献礼”的，开通后的喝彩声还未散去，五天内就发生了六次故障。23日的温福高铁上死伤逾百的追撞，不过是其中之一。

这不得不让人对中国高铁的安全性产生质疑，也必然打击中国高铁输出的美梦。

中国在上世纪末确立要发展高铁，并将在2020年建成“四横四纵”的高铁网路。北京宣称，已掌握世界第一技术，“超过日本新干线”和欧洲子弹列车，不但自己“大干快上”，而且要输出到美国、欧洲、俄罗斯和东南亚。 

但号称80%为自主技术京沪高铁，通车不满十天就在山东因雷雨突发故障，虽在数小时内抢修完毕，但已造成京沪线下行线19趟列车晚点，其中最长晚点时间接近三个小时。 

这次温福高铁追撞事故，也因为雷击，难道中国高铁的设计无法抵御雷击？这是设计上的疏失，还是人为问题？ 

中国高铁技术的设计或品质缺陷必须重新检讨。既然接触网对高铁运营如此关键，而该网一旦进雨、遇雷击就会造成断电停运，该网外层保护设计为何如此不堪一击？ 

再者是，中国高铁动辄速度达250公里、300公里，为避免追撞前车，中国铁道部先前也宣称列车行驶时速度、减速情况，以及所在的位置，都会通过网路传到后面的列车上，如果前面列车在非正常情况下煞车或减速，后面紧跟的列车都会第一时间知道，但有这样防追撞的设计，为何还是发生憾事？

许多中国网友在看到23日晚的追撞大事故后表示，高铁不安全，再也不敢坐了。铁道部之前对京沪高铁近日事故多，解释是“还在调适磨合期”，但温福线在2009就通车，又做何解释？中国要进入高铁时代，先给出行民众一个安全稳妥的搭车环境，才能去谈技术输出。 

否则，那就会贻害世界：中国产品像黄祸一样淹没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给全球世界带来“全面的和谐”。

2011年7月25日

〔另起一页〕

第八节

关键部位再度崩溃，中国大举召回动车

我在《关键部位经常出错的中国能不能与美国开战？》（2011年6月10日）指出：“我一再发现：中国的产品质量不行，经常在关键部位出错，最不应该坏的地方偏偏最先崩溃。”因此我主张，“准备与美国打核战争”推销的也是假农药、假耗子药，那么一来，有人服毒自杀才不至于真出人命。

我担心，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要是真的敢与美国作战，而不是像在韩战、越南里那样，仅仅充当苏联的马前卒，那么很可能重演甲午战争的闹剧，而且会败得比1895年更惨。因为现在是核武器时代，被打败了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果不其然，2011年8月21日中国“财新网”的一篇报道再次证明了我的担心： 

2011年7月15日，济南车辆段动车所的探伤工乔兆红（或为“江”，报告签名为手写体——编者注）在通过探伤器对一辆编号为6209L的高铁列车例行检查时发现，在这辆中国北车生产的CRH380BL列车上，超声波探测第11节车厢的车轴时屏幕显示反射波幅度异常，这意味着该处存在内部缺陷。后来的探伤报告显示，这是一处裂纹，该缺陷在靠近齿轮处，长7.1毫米、高2.4毫米。报告要求，对该轴进行“换轴”处理。当天，主管领导袁啸阳、轮轴专职尚志红、设备专职赵树兵、质检员宋斌、探伤工长庄宁和探伤工本人均在报告上签字。

车轴是连接列车轮对的关键部件，对列车安全关系重大。轮对是机车与钢轨相接触的部分，由左右两个车轮压装在同一根车轴上组成，其作用是保证机车车辆在钢轨上的运行和转向，承受来自机车车辆的全部静、动载荷，把它传递给钢轨，并将因线路不平顺产生的载荷传递给机车车辆各零部件。机车的驱动和制动也通过轮对起作用。

动力轴如果出现2毫米或超过2毫米的材质缺陷，就达到铁道部的报废标准；如不报废，继续使用可能造成车辆断轴、脱轨颠覆。如果高铁动力车厢的动力轴出问题，列车将会从轨道上飞出去，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CRH380BL由16节车厢组成，其中动力车厢8节，不带动力的拖车8节。

正式上路不过半月，高铁列车竟然在关键的动力轴处发现不明裂纹，这不大可能是机械疲劳导致，如果不是探伤器出问题或者探伤工进行了误操作，就只能是材质问题或者工艺缺陷。

据财新《新世纪》调查，CRH380BL的轮对供应商是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下称智奇），其实际控制人，便是因贿赂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而名声大噪的山西女商人丁书苗。 

财新《新世纪》记者从上海铁路局南翔动车所获悉，在关键部件发现重大缺陷，必须第一时间上报铁道部，根据检测出问题的大小，相关探伤工可获得1000元-1万元的奖励。 

不过，此后数日，从铁道部和北车的公开披露信息来看，各方面并没有就此问题展开实质性行动。在更换了车轴之后，这辆列车和其他同样型号、使用同一家供应商供应的轮对的列车，依然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在京沪高铁上继续奔跑。 

在此前后，京沪高铁已因接触网问题，以及专门检测轴承温度的传感器报警问题，发生停车、自动限速等多起故障，引起各方对高铁安全的高度质疑。随后的7月23日，两列动车在甬台温铁路上离奇追尾，致至少40死近200伤的惨剧。一时间，对于高铁的恐惧笼罩了中国。 

在血的教训面前，决策层终于意识到中国已无法再承受高铁事故的代价。行动终于开始了，不过并不彻底。 

8月11日，北车集团公告召回正在京沪高铁运营的54列CRH380BL型动车组，称：“中国北车所属长客股份公司生产的CRH380BL型动车组连续发生热轴报警误报、自动降弓、牵引丢失等故障，大多因分供方配件不合格所致，在运营现场难以快速排查和有效整改。”召回之举，距京沪高铁正式运行不到一个半月，距已公布的运行试验阶段的启动日（5月11日）也仅三个月。 

在公告中，北车将故障原因主要归结为“传感器误报”，指传感器过于灵敏所致。传感器故障固然也很麻烦，但相比于可能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动力轴问题，则显然是小问题。但直至现在，针对这一可能造成重大安全事故隐患，北车始终没有对外披露济南车辆段发现动力轴不明缺陷一事。 

8月16日，财新《新世纪》记者暗访济南车辆段获悉，针对不明缺陷的调查比对正在秘密进行，探伤器专业公司新联铁及铁科所专家亦从北京调往济南参与调查。北车召回的背后，还有太多在公众视线以外的谜，这正是真正的危险所在。 

几份问题报告所提及更换的轮轴都发生在动力车，而且空心轴内缺陷部位，多靠近电机和齿轮的压装部位 

裂纹不止一处。 

财新《新世纪》记者从专门负责提供探伤设备的北京新联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处获悉，在关涉车辆安全运行的关键部件——空心轴发现不明原因的缺陷已不止一次。早在今年6月，即有类似报告。 

目前高速列车普遍使用空心轴，这样可以减轻开车载重，加快速度，但由于动力轴对行车安全关系重大，且内部缺陷很难通过肉眼看到，必须由专业的探伤设备通过超声波电子检测。根据铁道部要求，CRH2型动车每运行3万公里就要对空心轴探伤，CRH5型动车探伤周期为18万公里。 

8月12日下午，北京新联铁公司技术员籍众慧和姜汉超在济南车辆段探伤办公室讨论空心轴问题时称，截至当天，经与厂家和供应商协商会诊确认，经过机器探伤发现超标缺陷的车轴已报废了三根，还有四根做了换轴处理，已被供应商智奇公司拉走。 

籍、姜二人透露，不止济南，其它地方的动车所也查出了类似问题。据悉，北车召回的54列动车组，有20列配属上海局运营，12列配属济南局运营，其余车辆配属北京局运营，维修检测主要在这三个局所属的动车所进行，厂家长期派驻技术人员驻站。 

财新《新世纪》记者曾分赴位于北京大兴的动车所和上海虹桥动车所调查，但相关工作人员否认发现过类似情况。动车厂家——长春客车、唐山客车归属的北车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不存在这个问题。车轴供应商，位于山西太原的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杨姓部长坚称“智奇产品没有质量问题”，召回一事“与智奇无关”。 

但财新《新世纪》记者看到了济南动车所7月以来的探伤报告，至少有两份报告的处理方式是换轴。探伤车间工长解释说，这就是缺陷超标报废的。据业内人士介绍，动力轴如果出现2毫米或超过2毫米的缺陷，就达到铁道部的报废标准，如不报废，继续使用可能造成车辆断轴、脱轨颠覆。 

关涉动车运行基本安全的车轴，为何在机车正式运行一个多月便频频发现问题？ 

对此，铁科院探伤专家黎连修在8月13日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称，探伤报告一般都写做裂纹，但考虑到京沪高铁动车运行不久，出现疲劳裂纹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个裂纹很可能实际上是材质疏松。材质疏松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的，但材质疏松大小超过标准，会对动车安全造成致命威胁，铁道部定的标准是2毫米，超过了就必须做废品处理。在他看来，如果确实出现裂纹超标，就是产品出厂质量把关不严。他称，过去也出现过“仪器灵敏度定得高，把合格产品也报废了的情况”，因为“探伤工怕漏报，宁可说大也不说小”，至于换走的产品有没有再换到其他列车上，则很难讲。 

空心轴材质疏松问题以前也探出过。2009年3月，郑州车辆段动车所探伤员王晶曾在检查CHR5039动车组第7节车厢时，发现屏幕上出现异常红点，后确认是一处直径为2毫米的材质疏松缺陷。 

不过，财新《新世纪》记者发现，几份问题报告所提及更换的轮轴都发生在动力车，而且空心轴内缺陷部位，多靠近电机和齿轮的压装部位。据业内人士介绍，在高铁机车中，动力车厢的动车轴在跑动中要承受很大的压力，而电机和齿轮一直在高速运转，其压装部位更容易发生机械疲劳。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从内部了解，智奇公司在不明裂纹报告后质疑探伤结果不准确，称因新联铁提供的探伤器是德国生产的，而智奇的产品源自意大利路奇霓公司的技术，出厂检测时也使用的是意大利设备，并没有发现问题，有可能是德国产的探伤设备过敏造成的误判。消息人士称，8月15日，智奇公司总经理杨怀文和总工程师已带着意大利产的探伤设备赶赴北京的动车所复查车轴，并于次日赴济南动车所，对新探出问题的车轴做复查比较。铁科院探伤专家黎连修也将参与检测比对。 

北京铁路局北京科学技术研究所的陈虹，曾从事过探伤设备的研究。她表示，探伤器通过超声波对机器进行检测，反应非常灵敏，有严格的技术标准，轻易不会出现误判，也不会将表面划痕当做裂痕。

8月15日，智奇人事行政部部长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仍坚称“这个（裂纹或缺陷超标）问题不存在”，并强调如果已有定论，铁道部应该会有书面报告。对于公司总经理和总工飞赴北京和济南参加空心轴裂纹争议的检测比对一事，他均表示“不知情”。 

不过，17日准备在济南动车所进行的探伤比对未能如期进行，因为智奇的设备一到济南就坏了。新联铁人士和专家18日晚间同车返京。黎连修在电话采访时表示，不用比较已知济南动车所在使用新联铁设备时把灵敏度调高了，智奇产品并无问题，一根都不用换。一旁的新联铁人士颇为不服，脱口而出：“（没问题）你信吗？”他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有三根动力轴超标很多，他们将把详细情况单独呈报铁道部，反映建议和看法。 

如果动车召回被官方认定与智奇轮对有关，对于智奇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60%以上的高铁轮对均由智奇提供的事实，则将令整个高铁机车制造系统陷入一场危机 

由于智奇的实际控制人丁书苗是卷入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一案的关键人物，对于智奇产品的担心，从刘志军一下台就已经开始。据接近铁道部的权威人士透露，高层至少两次问及，轮子会不会有问题。铁道部相关部门亦曾为此将智奇产品与国内老牌轮对厂商马钢和太钢的产品进行比对，结论是智奇的产品质量更好。

这家2006年才成立的公司，其产品在高铁列车上广泛使用。“从CRH1到CRH5、380A、380B都用了智奇的轮对。”南车一位人士称：“南车控股的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批从日本引进的8编组动车用了日本住友钢铁集团的轮对，后来就不用了。” 

在2009年初智奇正式投产之前，铁道部已经引进和合作生产的8编列动车组共280列，其轮对全部从国外购买——最早期四家整车厂的前五列车全部是进口的，后来就是买零部件组装。 

但智奇出世后情况发生了改变，智奇迅速垄断了这一市场，从2009年开始成为高铁轮对的惟一供货商。 

2006年，根据铁道部批复，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博宥集团和博宥集团旗下的中昶投资共同出资组建了智波交通运输设备有限公司（下称智波），注册资金1.5亿元，中昶占40%股份。博宥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正是丁书苗。今年1月丁书苗被查后，直接牵连到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下台。财新《新世纪》记者从多个可靠消息人士处获悉，丁书苗以中介人身份游走于中交、中建等央企之间，帮助其承揽铁路基建合同，并因此获得高达8亿元的中介费，其中4亿元刘嘱丁“不要动”。丁还多次为刘介绍女演员 。 

2006年8月2日，中国铁道部、山煤集团、意大利路奇霓（Lucchini）钢铁机械公司在北京签署了《铁路动车组轮对技术合作框架协议》，2006年12月15日，智波公司又与路奇霓签署合作协议。此前，中国铁道部、山煤集团与德国波鸿交通技术有限公司曾签署过《铁路动车组轮对技术合作框架协议》。但为了迅速占领高速轮对市场，智波公司选择了态度积极的路奇霓公司。随后在2007年3月9日，双方在北京又签订了轮对技术许可合同。 

2007年10月，智波公司与路奇霓组建合资企业智奇，建立了目前中国惟一一家高速动车组轮对生产和检修基地。智奇注册资金1.5亿元，项目总投资约11亿元，其中智波公司占75%，外方占25%。 

南车的一位技术人员表示：“当时山煤和博宥这样毫无技术背景的公司来做高铁轮对，业内都感到奇怪，这个产品很专业，我们整车厂都不做。让有轮对生产资质的企业引进技术才是合理的。之前马钢、太原重工是普列轮对的两大基地。” 

据悉，生产普列轮对的马鞍山钢铁股份（600808.SH，下称马钢）也与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进行技术合作，研制国产化轮对。但一位知情人士对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当时马钢试制出的产品，铁道部不给认证。这对智奇无疑是有利的。 

2007年4月第六次大提速时，智奇才开工建设，2008年下半年交付西门子地铁轴项目，2009年1月第二批产品出厂，2月智奇生产线正式建成投产，与青岛四方等签下了20亿元的轮对销售合同及意向书。 

2009年11月30日，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再次到智奇调研，南车四方股份、青岛四方庞巴迪、北车长客股份及唐山轨道客车公司的四位负责人也陪同前往，随后四方股份和青岛四方庞巴迪分别与智奇签订了总额12亿元的动车组轮对购置合同。 

智奇有关人士曾表示，投产以来国内的订单就源源不断，生产线也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短短十个月的时间就签署了近70亿元的销售订单。 

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怀文曾表示，智奇将原本分四期的建设工程合并成两期，2010年智奇的产能将达到5万到7万对，大概能满足1500列到2000列高速动车组的需求。 

中国南车（601766.SH）2010年年报披露，截至2010年底，中国南车共交付高速动车组295列（360标准列），占中国在线运营高速铁路动车组总量的65%，以此推算国内在线运营的动车组约453列，轮对约2万对以上。 

一位参观过智奇轮对生产线的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智奇生产的轮对并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轴和轮都是从路奇霓进口的，整个生产线都仿照国外，精加工后组装。成本是高，但铁道部的订价也高。” 

由于高铁腐败案的牵连，智奇的垄断地位岌岌可危，但由于铁道部过去设置的高准入门槛，这一市场缺乏足够竞争，其他竞争者要生产高铁列车的轮对仍需要一定时间。 

马钢有关人士对媒体表示，以前90%的客车车轮、60%的货车车轮都出自马钢。“今年内必须争取完成并开始生产250公里时速的动车车轮；350公里时速的高铁车轮也要在今年进入研发阶段。”今年4月，马钢与南车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而太原重工（600169.SH）的高速列车轮轴国产化项目也在去年底正式开工，其募集的16亿元资金将投入该项目。 

如果这次北车召回，再被认定与智奇生产的轮对有关，这对于智奇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而60%以上的高铁轮对均由智奇提供的事实，则将令整个高铁机车制造系统陷入一场危机。届时，危及的不仅是北车一家。 

多位铁路专家介绍，召回必须建立在一个判断前提上，即已经发现的问题不是一个偶发性障碍，而是一个批量性的问题或者设计上的缺陷，只能通过全面召回予以解决。现在，召回在多大程度上和济南车辆段探伤工发现的空心轴缺陷有关，空心轴的缺陷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目前尚难确定，也没有官方回馈。不过，北车380B的质量问题其实早已无法掩盖。 

财新《新世纪》记者在位于北京大兴的动车所采访时，四方股份驻站的一位技术人员称，经常听到长春客车厂的维修人员在说轴温不稳定，但具体什么原因造成则不知其详。 

事实上，早在京沪线开通之前，北车生产的380B就在其他线路上试运行，当时轴温问题和自动限速、封锁问题就屡屡出现，并未得到解决，在京沪高铁正式开通后，更是故障频频，使高铁成为公众讥讽的对象。 

2010年10月26日，连接上海和杭州的沪杭城际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全长近2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根据铁道部的安排，这条新开通的线路将率先试运行380AL和380BL（均为16节车厢，L代表长的意思）两款即将用于京沪线的车型，分别由南车集团和北车集团制造。 

让380先在沪杭线试水，是一个有深意的安排。由于京沪线广受国内外关注，380系列又被认为是中国高铁在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380在上京沪线之前必须完成足够的运行里程，以便有问题能提前发现，避免关键时刻掉链子。当时沪杭线上用380AL/BL这种16节车厢的大编组列车跑，造成空座率很高，但为了未来京沪高铁的安全可靠，这样的代价被认为完全值得。试跑中，380BL暴露出问题。 

今年2月6日，时任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张曙光跟随刘志军，到武汉动车基地检查并分别讲了话。在讲话中，张曙光提出四点要求。他在第四点中透露：“对工厂而言，对高速列车检修运用的情况不断进行整改完善的力度还不够。从广州调研的情况来看，三型车故障率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必须抓紧时间。究其原因，思想上有什么问题、管理上有什么问题、技术上有什么问题，我怀疑是思想上的问题。380B在杭州发现了故障，又是轴温报警、又是封锁，沪杭线（时速）不到160公里，这个状态京沪线还能开得了？一定要想办法尽快解决，不能再把这个问题带到京沪线上。三是工厂自己解决三型车的问题。要把京沪、380做成精品，目前的工作还远远不够。” 

张曙光提到的三型车，正是北车集团全资拥有的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唐山客车）引进西门子技术平台制造的动车CRH3。380B是在CRH3基础上改进而来。 

唐车是北车下辖的两家整车制造厂之一，另一为长春客车，由北车集团控股。 

唐山客车和长春客车原本引进的是不同的技术平台，后者最早的合作伙伴是法国阿尔斯通，生产的动车车型为五型车：CRH5，主要在京沈线上运行。 

2008年，铁道部决定将京沪线未来的运营时速从350公里调高到380公里——以创造世界第一。铁道部分别向南车和北车布置了研发380动车的任务，并最终确定南车在现有日本川崎技术平台上、北车在西门子技术平台上进一步改进研发。北车旗下的长客和唐车联合研发。双方共同组建了设计团队和采购团队。 

日本和德国的技术平台各有千秋。一位专业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解释说，从故障保护角度看，南车用的日本平台，出了故障，系统并不通过网络实行自动保护，而是靠司机人工操作。在8月15日的一个科技成果展上，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售后服务人员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南车的动车每两节车厢一个单元，由一节动力车和一节非动力车组成；如果其中某一个单元出现问题，司机可以通过驾驶室的控制屏切断该单元的供电，但不影响整列列车的运行。 

而西门子的控制系统设计则以安全导向为先，传感器和网络连接设计得极为灵敏，有任何故障马上就传到微机，直接进入控制保护。“有一点小问题就保护，就停下来。”如果是传感器出现故障，产生误报，车在无法判断是真实故障还是误报的情况下也立即实行保护。前述专业人士表示，从理念上来讲，这套系统更加安全，但它对制造环节和可靠性的要求也更高。 

事实上，不独西门子，整个欧洲列车技术的保护灵敏度都很高。一位铁道部原技术研究人员透露，长客和阿尔斯通合作生产的五型车，刚上线时也经常发生自动保护限速、故障误报等情况，不断返工，后来由阿尔斯通的技术人员重新调试参数才解决了问题。 

传感器的错？ 

传感器在整个列车里是很小的零件，如果因为一个零部件的问题导致整个系统不工作，就是设计上的问题 

西门子和唐车合作生产的CRH3并不总是故障频繁，它最早用在中国第一条按350公里时速建造的京津城际高铁上。2006年11月，铁道部就京津城际项目专门展开招标，以西门子为首的德国企业联合体以120亿元人民币价格中标。自2008年8月开通以来，京津城际鲜有晚点，故障率也低。 

由于有众多第一，铁道部又准备在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作为献礼工程开通，铁道部对京津城际相当重视，视为“样板线”，为以后时速350公里及以上的高铁线路打前站。京津城际最初审批运营时速仅为200公里以上，但铁道部擅自“提速”，最终投资额超出预算90多亿元，成本增加近四分之三。 

公开报道显示，京津城际线上最初运行的CRH3有三辆是从德国进口的整车，其余虽在国内组装完成，但绝大部分零部件都由西门子提供。唐车一位技术人员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京津线跑得好，主要是因为“之前的CHR3平台完全是基于西门子的平台来做的”。国产化后有所改进，“但关键部位不会动”。直至2009年底武广高铁开通，中国动车组的国产化率已经大幅提升。根据铁道部的部署，2005年通过竞争谈判采购的120列时速300公里的动车组，其中60列由南车集团控股的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消化吸收再创新，采购合同由客运专线公司与四方股份直接签订，全部在国内采购，2007年开始交付，2009年上半年全部完成，国产化率从70%起步，最终达到85%以上；另外60列就是由北车唐山工厂引进西门子时速300公里动车组设计制造技术，除3列整车进口外，其余57列全部在国内生产，国产化率第一阶段达到30%，第二阶段59%，第三阶段70%以上，2009年底全部交付完成。（参见本刊2011年第32期“高铁自主知识产权奇迹诞生与终止”） 

其实，早在380下线前，运营时速在300公里-350公里的动车组故障就在武广高铁上时有发生，并导致晚点。发生故障的车既有唐车生产的CRH3，也有四方厂生产的CRH2，但CRH3更多。较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10年6月8日上午8时许，广州南至武汉的G1022次列车运行至广州北至清远区间，因车载计算机通讯故障导致停车，经过三小时抢修方恢复正常。车上200多名旅客被转移到一辆备用列车上。 

由此来看，张曙光今年2月6日在武汉动车基地讲话中提到的“从广州调研的情况来看，三型车故障率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指CRH3在武广高铁运营中出现的问题。 

根据张曙光的说法，“380B在杭州发现了故障，又是轴温报警、又是封锁”，这些症状和后来在京沪高铁上发生的故障相似。不过，就在张曙光武汉讲话一个多月后，他被免职接受调查。而他的靠山，人称“刘跨越”的刘志军早于2月12日已被免职调查。随着铁道部中高层官员的纷纷“落马”，当年早已发现却被铁道部极力隐瞒下来的问题逐渐暴露在公众面前。等到备受瞩目的京沪线为献礼仓促开通时，最后检验的时刻到了——在这里，作为中国高铁自主知识产权象征的明星车型、国产化率高达70%以上的CRH380系列将接受最后的检验。 

检验没有通过。连续发生的停车和限速，使高铁沦为笑柄。在高压之下，7月23日温州动车的追尾事故最终成为致命的一击。 

对于京沪高铁频发的故障，铁道部最初曾在声明中称380B是乘客吸烟引发传感器报警，进而导致限速。这看上去只是小问题。但北车在后来就召回发出的解释公告中，将CRH380B的故障描述为“热轴误报、自动降弓和牵引丢失”。事态已进一步扩大，但“误报”之说仍将故障定义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即并非真的有“热轴”或“轴温不稳”的现象，而是传感器过于灵敏。 

北车长客副总经理兼高速动车组项目经理赵明花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此前的动车组故障属于保护性故障，主要是由于传感器发生异常导致自动停车。“通过检查发现，发生故障的直接原因是传感器的绝缘程度不够，导致起到防干扰作用的传感器屏蔽层被烧掉，传感器失灵发出了错误信号。” 

北车并透露，北车长客传感器供应商是某跨国公司。但北车没有透露公司名字。 

财新《新世纪》记者就此电话咨询了一家国际领先的传感器设计和制造厂商，该公司亦为北车和南车的传感器供应商。该公司市场部一位人士表示，目前中国市场上生产传感器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厂商非常多。一般来说，中低端产品国内厂商居多，高端产品跨国公司居多。所谓高低端的区别指的是功能和技术含量。以测轴温的传感器为例，低端产品可能只能测50摄氏度温差，高端产品可以测2000摄氏度温差。但具体使用何种产品取决于整车厂对轴温的额定范围，理论上来说列车速度越高，要求所测温差范围就越大。 

对于此次北车指出的传感器问题，该人士称，传感器不是独立使用的，要讲匹配，即具体的使用环境，而这由整车厂家决定；另外，具体安装方式也由整车厂决定。如果使用环境不当，或者安装在不正确的位置上，质量好的传感器也会出问题。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时不一定是供应商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厂家的问题。 

当然，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也不排除。但他认为，如果产品质量不好，说明整车厂采购和检测有问题。“入库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查出来？”他介绍说，传感器科技含量有限，绝缘问题、抗老化、抗氧化能力都可以检测出来。而且一般检测环境要比应用环境更严苛，比如假设轴温应用环境是50摄氏度，检测环境就应设到100摄氏度。而如果出现问题的传感器是个别现象，则说明整车厂只做了抽查，没有全部检查。 

另外，这位市场部人士也指出，传感器在整个列车里是很小的零件，不要“太高看传感器”。接到传感器的信息后，如何处理这些信息，发出什么样的指令，这是系统的问题。在他看来，如果因为一个零部件的问题导致整个系统不工作，这就是设计上的问题了。 

正如唐山轨道客车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孙帮成在一篇宣传唐车成就的文章“百年老企如何跑出世界最高速”中所说，“速度背后考验的是动车组牵引动力系统性能、各系统和部件的疲劳强度和列车的安全可靠性。” 

实际上，这也是很多铁路系统工程师所担心的，即外方核心的东西中方并未掌握，设计思路没搞清楚，自动控制等软件没吃透，软件里各种逻辑关系也没有完全搞明白，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车造出来了，出了问题“自己修不了，还得找老外”。 

质量控制虚设 

在整个流程中，水最深也最敏感的是采购环节。业内人士有铁道部“点庄”之说 

不论北车最终将责任归为哪家供应商，北车乃至整个铁路行业在管理和质量控制上的失控已昭然。关键问题在于：这些问题零部件是如何通过质量检测被采购进来的，有如此重大安全隐患的车辆是如何出厂下线的，北车的采购体系质量监控体系为何环环脱节？ 

唐山轨道客车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孙帮成在一次“高速铁路动车组设备供应商供需交流大会”上曾言之凿凿：“根据铁道部的要求，我们在设备采购方面将严把质量关”；“在设计控制方面，我们对供应商有完整的流程控制”。 

但唐山客车厂的一位技术人员在此前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坦承，对铁道部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赶工期。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内保证机车下线投入运营，很多时候机车下线时都保留了很多开口项——即在做出厂质量检测时，明明某项指标没有达标，也先放过，只要电机等关键部件达标，就先保运营，未达标部分边运营边更换。据悉，铁道部在每个厂都设有驻厂办公室，负责整车出厂前的最终检测验收。 

在一位交通咨询管理人士看来，在铁路机车制造系统，南车的管理比北车略好一些，更国际化，但无论是北车还是南车，其流程控制的规章制度都差强人意，更遑论实际执行了。他认为，交通行业的企业管理，飞机高于汽车，汽车又高于铁路，水平各差十年。无论是哪个交通行业，质量控制和管理都遵循大致相同的流程：从一开始接到订单，到招投标设计、评估、供应、采购、生产、质量检验，最后是售后服务。这个流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一个环节出问题，就无法完成任务，因为最终是要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做的。 

首当其冲的就是标书设计。但在铁路行业，由于铁道部控制着所有资源，特别是行政资源，企业并无独立的话语权和对价格、供应商的实际选择机制，管理流程形同虚设。以标书为例，有时在不同区段，北车和南车的标书完全是一样的，“都是抄的”，没人去管标书的内容与实际是不是符合。投标过程也完全是走形式，因为中标结果大家早已心知肚明，因此质量监控有等于没有。 

而在整个流程中，水最深也最敏感的是采购环节。业内人士有铁道部“点庄”之说，即铁道部决定谁能获得重要部件招投标资格，谁能最后中标。首先，整车厂只能在铁道部确定的高铁供应商名录里选，进入名录的通常都是铁路业内企业或有特殊关系和背景的新兴企业，业外企业很难获得准入资格。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整车厂所有东西都要报部里批准。无论是开发了一个新的供应商，还是选了一个新的部件，新的结构，重要部件，都要报铁道部审批。而如果厂家对某一供应商的质量不满，想换供应商，如果铁道部不同意，也只能作罢。整车厂的订单几乎全都来自铁道部，在这种情况下，整车厂其实很大程度上相当于铁道部的一个装配车间。 

这是一个有着巨大寻租空间的过程，也为无数具有特殊关系和背景的掮客创造了生意，智奇前控制人丁书苗即为代表。在中国高铁一路高歌猛进的过程中，除了中铁、中铁建、南车、北车这些老牌铁路业内企业，类似丁书苗旗下金汉德或智奇这样的新兴企业分食各个细分产业链。在张曙光“照顾”下发展起来的常州今创集团也是一例。（详见本刊2011年第19期“垄断下的蛋”） 

上述交通咨询管理人士指出，目前铁路行业企业订单很多，大家都忙于生产，交付订单。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质量稳定度不够，产能不够，资源不够等诸多问题。企业没有时间去深度挖掘企业的潜能，如成本的降低，精益生产，流程改造等，也没有时间改善管理。 

事实上，对几家整车制造企业来说，他们“皇帝女儿不愁嫁”，需要考虑的不是如何降低成本，严格控制质量，提升管理水平，而是如何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一个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订单任务。此前有媒体报道，唐车在国内率先形成了月产6列时速350公里动车组的能力，已快速向月产8列迈进！这种赶工期、抢任务的工作流程，无疑对质量控制提出了严峻挑战。很多曾近距离观察过高铁的业内人士早已断言：中国高铁不出问题是偶然，出问题才是必然！ 

无可奉告 

除中国北车以及CRH380BL的零部件供货商外，对于召回列车的故障分析和检修，并无其他方面介入 

与2010年9月20日CRH380B型高速动车刚下线就组织媒体采访宣传不同，自中国北车集团8月11日宣布召回54列CRH 380BL型动车后，北车旗下的长春客车和唐山客车就对媒体关上了大门。 

“这事不能说，就算是朋友间私底下闲聊天也不行。”长客股份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财新《新世纪》记者在长春采访期间，“不能说”几乎是长客股份相关人士对外的统一态度。 

“现在没什么好说的，公告里该说的都说了。”长客股份高速动车组总工程师、技术总负责人牛得田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 

这是中国铁路历史上第一次机车召回事件。“这是为了安全考虑。”中国北车集团公司首席技术专家、长客股份副总经理兼高速动车组项目经理赵明花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但召回前后北车和铁道部的一系列表态和大事化小的处理却令人对“如此安全”更生疑虑。 

8月12日，就召回事件，中国北车宣传部长谭晓峰对《新京报》称，CRH380BL型动车组出现故障，70%归因于零配件供应商的不合格产品，30%归因于工作人员现场处理故障不力。 

在召回事件发生前，对于京沪线上CRH380BL列车频发故障，中国北车曾发布消息称，大多为“分供方”所提供的传感器、电路板、通讯模块等“小部件”质量所引发的“偶发性电子器件质量问题”。 

相比之下，在济南动车所探伤员发现的“空心轴裂纹”显然不是“小部件”问题，而属重大安全隐患，但中国北车相关人员在接受采访时均对此事矢口否认。赵明花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你说的故障从未有过。”对此，财新《新世纪》记者致电中国北车相关高层及董事会秘书等多人，均未获任何回应。 

对于这起危及公众安全的召回事件，北车上下显然始料未及，因而采取了铁路系统的惯有方法——回避和封锁——来对付蜂拥而至的媒体。赵明花一再强调，“我们是国有企业，要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她甚至表示，“如果你们（的报道）对北车声誉不利，我们将到法院起诉！” 

多名长客股份的一线员工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证实，他们被要求干好本职工作，不可对外谈及召回之事。“现在对质量监控要求特别严，”长客股份铝车体车间一名员工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这可能主要是跟质量安全大检查活动有关，跟召回没关系。”上海虹桥动车所负责北车售后的一位员工明确表示，“召回是政治问题。很敏感，我们要求什么都不能对外说。我不敢说。” 

在中国北车的多份公告中，除了前述“偶发性电子器件质量问题”，对召回列车的详细原因也避而不谈，只宣称，“对故障原因系统分析，全面整改，确保源头质量，确保安全运营。整改合格后再交回用户使用”。 

同在8月12日，中国北车董事长崔殿国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称，已正式约见中外分供方主要负责人，抓紧研究动车组在线运营的相关故障，排查故障产生的原因，制定切实有效的整改方案。 

话虽如此，从财新《新世纪》记者在上海和北京动车所调查的情况看，截至8月17日，那些召回的列车仍然闲置在北京和上海的动车所里，所谓围绕着召回的安全大排查并没有展开。而且，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除中国北车以及CRH380BL的零部件供货商外，对于召回列车的故障分析和检修，并无其他方面介入。 

如果排查并未真的大规模展开，且有济南动车所的空心轴缺陷报告在前，北车是如何认定之前故障是“传感器误报”而非车轴的确存在普遍性质量问题，或者轴温确实存在不稳定现象导致限速呢？ 

即使真如中国北车所宣称的问题在于“传感器误报”，及分供商部分零部件问题，那将更换的零部件来自哪些供货商？出现问题的机车何时能检修完毕并重新交付使用？谁来对这些问题车辆进行质量检测？ 

按照国际惯例，召回行动必须在信息公开透明的前提下进行，而对危及公众安全的高铁机车召回，信息公开透明及引入第三方监督又尤为重要。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在济南，直至8月17日，就动力轴缺陷这样的严重质量争议，北车及供货方智奇仍在进行内部检测比对。只是一切都在保密中进行。 

风险有多大？不知道的不仅是公众。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从可靠渠道获悉，此次济南动车所发现的可能导致重大安全问题的动力轴缺陷问题，铁道部尚未上报国务院。

……

如此一个关键部位经常出错的共产党中国，产品质量不行，最不应该坏的地方偏偏最先崩溃。凭借自己的技术，共产党中国不仅不能与美国开战，就连向美国出口高铁的崛起大梦眼看都要付诸东流了。

2011年8月22日

〔另起一页〕

第九节

中国的“贸易顺差”与美国的“将计就计”

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持有1.14万亿巨额美债，现在，美国想赖账了！”

这种看法认为：

美国企图想通过“技术性违约”和“美债征税”以“赖”掉巨额国债。

例如，中国大陆的“千龙网”就刊载了署名邱林的一篇文章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美国在欠了中国1.1449万亿美元巨额债务后，却企图想通过“技术性违约”和“美债征税”以“赖”掉这笔巨额国债。6月13日，知名媒体人在其博客发表文章指出，美国人根本就无法或者不愿偿还中国的债务。即使要偿还，也要等到美国在未来三十多年内，GDP年均增幅达到12%以上才有可能。而在2001至2008年期间，美国的年经济增长率仅为3.9%。不知道知名媒体人如此推论有何依据，但无疑，截至2011年3月，中国持有1.1449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成了美国的沉重负担；而随着美元的波动，也成了中国的一块心病。

中国方面认为，美国一些政客或专家不断给政府出谋划策，“技术性违约”和“美债征税”就是他们的主意，其目的就是想“赖”掉这笔巨额国债。美国用着中国借给他们的钱，一方面“技术性违约”拖延利息支付，另一方面中国持美债要向他们交税。 

中国方面分析，美国无论是实施“技术性违约”，还是实施“美债征税”，他们至少能得到两个好处：一是美国借此之机甩掉了大部分的债务，而且在世界从新洗牌的过程中，美国不一定会失去很多；二是旧的货币可以废掉换成“新美元”，但美国的物质基础并没有受到伤害，强势的金融巨头可以在一轮巨幅的通胀中洗劫世界——这是强势货币国家用通胀打劫弱势货币国家的根本手段。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中国政府知道购买美债有如此巨大的风险，为什么还要让自己成为最大的美债收藏家？

中国政府难道如此缺乏常识，不知道“债多不愁”，如此巨额的欠款是难以得到偿付的吗？

事实上，中国政府并没有这么愚蠢。

中国政府自以为很聪明，中国政府是在照搬日本政府对付美国的方法：那就是用等量购买卖国国债的方式，而维持对美巨额的贸易顺差。其逻辑，等于是用“赊账”的方式，与美国进行“国际贸易”。这样可以用“温水煮青蛙”的策略，让美国一步步落入“借钱消费”的“吸毒上瘾”。不花钱就能享受，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不花白不花，花了也白花。于是“美国大财主”来者不拒，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一下子超前消费了十多年。

这个十多年，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十多年，美国的地位因此也天地翻覆，从“大财主”变成了“大债主”，不过这个大债主可不是发放贷款的主子，而是通吃货款的主子。中国也从一个穷国变成了一个富国，不过这个富国可不是物质的丰富，而是纸面的丰富，货真价实的财物都输出到老美那里去了。

中国政府自以为学习日本大有成效，“取代了日本成为世界的老二”、“取代日本成了美国的最大债主”。

但是实际上，中国政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那就是忘记了中国和日本的处境完全不同、中日两国和美国的关系完全不同：

日本是美国附属国、仆从国，中国是美国的对手国、竞争国。

美国使用中国的赊账来痛快度日，是要推进中国的和平演变，让中国变成日本那样的附属国、仆从国。

中国如果要使用赊账的方式来反过来控制美国，拒绝和平演变，坚持做美国的对手国和竞争国，甚至想就此取代美国……想用“赊帐”的方式套住美国，那可是打错了算盘。

其证据就是美国现在的将计就计：你敢用赊账让我吸毒上瘾，我就敢让你毒资泡汤、颗粒无收。

除非，中国和平演变，变成日本那样的附属国、仆从国，否则，美国决不会因为欠了“毒资”就自己乖乖变成老二，乃至变成中国的“战略伙伴”，甚至乖乖俯首就擒，变成中国共产党的附属国和仆从国。

2011年6月15日

〔另起一单页〕

第四章

中共晚期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义勇军进行曲》的长城精神可以休矣

小时候，我听《义勇军进行曲》，到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觉得十分壮烈。长大一点，明白世事，就觉得愤愤不平了：为什么要把我们的血肉作当靶子，让敌人来蹂躏摧残？难道我们和敌人是如此不等值的？难怪我们在抗战中的死亡人数是日本的十倍以上。后来我终于明白，小时候的壮烈感，乃是受到“长城精神毒害的结果”。现在我确信：中国要走向世界，就要突破长城，解除长城精神的束缚，和我们的对手进行等值的较量，而不是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廉价的血肉长城，去抵挡枪林弹雨、任人宰割？最后我认定：《义勇军进行曲》的长城精神可以休矣。所以我在《神话与民族精神》一书大力批判长城精神，也就是批判了草菅人命的《义勇军进行曲》。

草菅人命的义勇军进行曲何以流行？长城何以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下面就是我的深入研究。

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假设：失掉的著作往往不是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圣典；表现或寄托了一个民族一种文明样式的基本精神的典籍，最易流传下来。因为这是由各个民族及其文化圈的历程所一再表明了的。

这样，当我们对各种文化圈中产生出来的神话进行比较时，就可以发现古代中国（以汉民族文化圈为核心）的神话传说与此外所有民族遗留下来的神话传说有一个重大的差别。

在其它的古代文明中，宗教神话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占有主导地位，这使文化史家得到一种看法： 

“一切圣书含有许多寓言，神话、故事，以及关于上帝的各种浅陋的观念。耶稣教的《圣经》和其它古代的书籍没有一种离得开这些内容，因为在作成这种书籍的时候，没有其它种种观念。……”

E．克洛特《人类幼稚时代》，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3页）的确，若不是为篇幅所限．我们可以尽可能详尽地描绘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伯莱、古希腊罗马、古波斯、北欧……以及日本、玛雅及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如东巴（纳西族）地区流传神话的面貌，以支持我们上述的这种看法。现在我们只简单地给出上述神话系统的最基本的几个特征：

（1）记载每个神话系统的典籍有其清晰的历史演变关系，有

的可能有几千年的 发展形成经历；

（2）诸神之间的关系成完整、连贯的系统；

（3）神具有超自然的力量、高于人的位格（神格地位），并

生活在与此岸不同的、没有时间限制的另一世界。

古代中国的文明，与上述其它文明的特点相比则成了例外。披阅中国古代神话材料可以发现两个特点：（一）没有出现过一部以宗教神话为记叙主体的作品。《山海经》的主体是地理记叙的结构，这从它的编纂体例（《山经》、《海经》……）和全书结构上看便可一目了然；而《楚辞》则以抒情写意为主体（《九歌》的“戏剧性”是个例外，关于它下面将谈到）；《庄子》的主体则落在哲理思想的阐发上……至于《五经》的主体结构，则是非宗教的社会政治理想、典范与实践。（二）即便神话材料较为集中的上述著作，除一部全盘历史化了的《五经》外，也没有享受到其他民族宗教神话经典备受全民崇拜的“主体待遇”。事实上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文明也就是所谓“汉文化圈内”具有主导地位的是一个古史神话系统。

然而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古史神话的背后，却掩藏着已经遭到漠视甚至是修正和掩盖的神话源头。我们可以看到，在近古帝王（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与远古神祗（各方“上帝”与社神）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演化轨迹（参见顾颉刚等《古史辨》）；《五经》（易，书、诗、礼、春秋）的现世意识多有宗教意识的影子，那些在古史神话舞台的幕后“憧憧往来”的神秘精灵令人啧啧称奇。至于端坐在前台、受人顶礼膜拜的经典，则是以非宗教神话的社会政治与人伦生活的经验为核心；它的主导精神不是对神和超自然现象的虔敬，而是对现实的群体关系的疏导、对古代社会的公共事务的关心。这就是说，与其它神话系统比较，中国的古史神话系统虽然典籍连贯，神话人物（三皇五帝等等）序列清楚却没有多少超自然的力量，他们生活在此岸的现实世界中，因此不具有宗教神话主角的神格。另外一个方面，中国古代宗教神话的主角则具有超自然的神格，而其虽有超自然的神格和魔力，却没有清洗的相互关系和系统的典籍。就典籍言，它是散见的，就教神话内容言，它只居于古史神话的底层和边缘。这似乎是说，此二者之间有一种转换的关系，宗教神话是源，而古史神话是流。这便是古代中国神话于其他民族神话的明显区别。由此我们希望讨论两个问题：

（一）“转换”的痕迹在哪里？（二）这一转换得以发生的主要动力和条件又是什么？

（一）宗教神话向古史神话转变的现象

我们发现，中国先秦时代的宗教神话，虽未能获得整个文化共同体（文化圈）这一大范围的主导地位，却曾获得氏族、部落、乃至原始民族或区域性国家等小范围的主流地位。如殷墟卜辞和《楚辞·九歌》中都可以见到有关这些主流地位的若干证据。

卜辞中的“帝”，是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公认的至上神。（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8页）他既是宇宙主宰，又是殷人的神话始祖，而且成为殷人宗教体系不言而喻的枢纽。“高祖夔”、“高祖父”，与《山海经》中生日生月的“帝俊”，具同一神格。“帝”对诸神有支配力，如对风神可以“帝史（使）凤（风）”（《卜通398》）、“帝其令凤”（《乙2508、3094、17258合》），也可以“帝不令凤”（《乙2452》）。对于雷神，可以“帝其令雷”（《乙1312》），还可以具体指示“帝其于之一月令雷”（《乙3282》）。对于雨神，可以“帝其令雨”、“帝令多雨”，也可以明确指示“今三月帝令多雨”。从这些以卜筮、预测为主流，而非以宗教神话为主流的原始记录中，可以看到，宗教神话，虽未上 升为整个中国文化圈内的普遍主流，但却支配了殷人族系的思想意识，形成小区域内的主导性。

在《九歌》中也可以发现这种情形，其中以至上神（“上皇”）“太一”为核心，环绕着云神“云中君”，命运之神“大、小司命”，以及河伯、山神（山鬼），和湘君、湘夫人、太阳神东君等一系列天神地祇。这种神话系列（尽管小型）及诗歌中洋溢的宗教崇拜热情相加，确乎显示出某种主导精神。但很显然，这种主流地位的流布范围极为有限，它不仅局限于楚地而未能扩及整个中国文化圈；即便在楚文化灵魂的体现者──屈原及其《九章》、《离骚》、《天问》中，也并不占有主导位置。那里的主导意识，体现着与古史神话的传说系列相适应的，启蒙与怀疑的精神。因此，它更多代表的是楚国某地的民间信仰，而非全民意 义的主导精神。我称之为“小区域主导性”。

在中国文明的大区域中，宗教神话的主导性却无从寻觅。其中奥妙，著名的古神“韩流”，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点消息：

“黄帝娶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趾），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山海经·海内经》）

照此系谱，帝颛顼当是黄帝之曾孙，他的父亲是怪模怪样的韩流神，祖父是体态不明的昌意。但在《世本·帝系》的帝王世系中，韩流消失了，颛顼成为昌意的儿子（而非孙子）、黄帝的孙子（而非曾孙）。在《大戴礼·帝系姓》中，这种“突然消失”得了印证──韩流隐形匿迹，不见了踪影！此间的奥妙又在哪里？我们认为，奥妙在于神话的历史化；在于历史神话的排它（宗教神话）性。

“神话的历史化”，和“神话”一样是近代从西方输入的概念，本意指对神话作出历史化的阐释。但中国神话的历史化却更深一层：它化天神为人王，化神话为历史。最后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古史传说系列，即“历史神话体系”。这一体系，首先被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尧典》记录在案：“（帝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鲸于羽山。”

这就是帝舜“逐四凶”的英雄事迹，是他秉政的功业之一。但是“四凶”之中除“三苗”因属一异己的种族集团（见《周书·吕刑》“报虐以威，遏绝苗民”一节）外，其余三凶竟无一不带有动物神的形迹：

1．共工，是与颛顼争帝、触折天柱、并肆意“振滔洪水”陷溺天下的水神。据古籍载，他是“人面蛇身、朱发”。这位兽形未脱的水神来自何方？细推下来，竟是炎帝的第三世孙：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生共工。”（《山海经·海内经》）

共工之父祝融则是著名的火神，他“兽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外南经》）。共工的远祖炎帝也不是“人”，而是“人身牛首”的动物神。（见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这条谱系中的炎居、节并、戏器三种，形体如何，尚待考索，但头尾都非人类，中间环节自可想而知。

2，驩兜，在《山海经·海外南经》中写做“驩头”：“驩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鸟。”郭璞注，“驩兜，尧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怜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祀之。画亦似仙人也。”所谓“画亦似仙人”，是指驩兜的造型具有神奇性，不与人类相同。此中的神话消息，自不难窥破。

3，鲧，则是一匹白马：“黄帝生骆明，骆明白马，白马是为鲧。他由于窃取上帝的神物“息壤”（自行生长的神土）以埂堵洪水，被上帝派火神祝融杀死在“羽郊”。这与帝舜杀鲧于羽山的“史实”，系同事而异闻。白马形体的鲧死后，按照不同古籍记载，化为（应是“显出本形”）“黄龙”、“黄熊”、“黄能”、“玄鱼”等动物。鲧的先祖黄帝，也同样不乏兽形的影子：“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 ，弄明生白犬，白犬生牝牡，是为犬戎。”黄帝的子孙多为龙和狗：《山海经·海外西经》说“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轩辕神国主人的“蛇”形，还表现在它的宗教象征物上，“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山）方，四蛇相绕。”在《尧典》中，很受重用的乐官“夔”，在《山海经》中也是这样一种动物神：

“东海中有流波山，大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撅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晋人郭璞认为，“雷兽即雷神也，人面龙身（与“夔一足”的神话合），鼓其腹者。”此间演化显示，天界的雷神，“下凡”到人间的朝廷里做了“乐官”。

难道帝舜功德无量，竟招致天神下凡？非也。原来，帝舜本人即为天神：“舜妻登比氏（一曰“登北氏”）生宵名。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山海经·海内北经》）舜的女儿，能照亮方圆百里，这是神能而非人力：女儿如此，父亲则可想而知。实际上．此间帝舜的事迹与帝俊不乏相似之处：帝俊妻羲和“生十日”．妻常羲“生十二月”的神话（见《山海经》中《大荒东经》、《大荒西经》），正与帝舜生下“宵明”，“烛龙”等光明神、天体神的故事相仿。难怪舜的神话形体是一只有着两个瞳仁的“重明鸟”，而舜的别号就叫“重华”。以舜为始祖的东夷族，恰为鸟图腾集制群。在舜的宫廷里，还群集着“朱虎熊罴”多种动物神。但在《尧典》中，《山海经》的原始风貌，已尽可能地遮掩起来 了。宗教神话，演为圣王史观的历史神话。因此，当发现宗教神话里的太阳神（十日之母）羲和已在历史神话中帝尧的“宫廷”内充任历法方面的主管时，我们就更清楚地知道《尧典》的出现，宣告了神话历史化运动的完成，并有整整一批天神地祇“化”成历史人物，千万不要惊讶，因为《尧典》这部儒家圣王史观的奠基之作，乃是神话历史化运动的完成，使一整批天神地祇化成古史人物。例如，在帝尧与帝舜“禅让”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四岳”按历史化说法是“四方长老”，但其神话前身则为“四方山神”。远古“四岳”与近代“五岳”（五座象征天柱的大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之间，实有自然崇拜上的有机联系。就此而言，促成“上帝”（尧、舜）间权力更迭的力量，并不来 自人间的荐贤与“禅让”，而是来自神界的革命──不同民族的至上天神在中央帝国的现世宝座上轮流坐庄。

可以说，整部《尧典》，实为历史神话。这部“历史神话”构成中国古史传说的核心。

现在，我们回到“韩流”神上来。他为什么消匿在历史化过程中？而他的神圣血缘线索的上端（黄帝、昌意）及下端（颛顼及其后代，详下）又何以能转换为古史人物？最大的可能是，韩流自身的某些特点不利于历史化运动对他的“改造”。故历史神话（古史传说）因难以容纳他而只好予以淘汰。我们认为，是韩流神过分鲜明的动物特征构成了这一阻力。请看他的“尊容”：长脖子、小耳朵、人脸猪嘴、麒麟身子却由两条骈生的猪脚支撑着……而那些顺利转换为古史人物的神，虽不乏有关他们动物神痕迹的种种报导，却很少有如此明确和集中的描述。如炎帝、黄帝、太昊、颛顼、尧、舜、禹等动物神就是如此。夔也许是个例外？他是进入古史传说系列（成为乐官）的最著名的动物神，即便进入之后，他身上的动物遗迹 依然存在。但夔与韩流本质不同，他并非“帝系”中人，只是一个早期的自然之神（区域性的雷神，“声闻五百里”而已）和晚期的臣属，并非圣王史观的主干。

在原始宗教中，盛行动物崇拜。因而一个神的动物形体，象征着他超人的品质与能力。关于韩流神的描述恰恰说明了他不同凡响。在《山海经》中，对韩流神的这番“特殊照顾”是为了突出他的儿子、帝颛顼的神圣性。他为整顿宇宙秩序、确立天地分层的长久之计──“乃命重黎，绝地天通”，断阻神人自由交往。他建立了以北斗为中枢的天体秩序，“日月星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他充满神力，经常巡游自己的广袤领地：“乘龙而至四海。”这样的大神，有韩流那样的“神圣动物父亲”是很自然的。但颛顼的幸运，恰恰是韩流的不幸──韩流过度鲜明、集中的动物神特征。妨碍了他顺理成章地化为古帝王。

韩流神在历史大转换中遇到的麻烦并不孤立，它广泛存在于先秦神界。其结果，使得大批动物特征显著的神，难以进入历史神话的庙堂，只得带着浓郁的原始气息，徘徊于荒郊野岭的洞穴。尤其是《山海经》中大量出现的自然之神，多被古史系列摒弃。如主司昼夜与四季变化的大神烛龙，形象人面蛇身而赤，直目（竖眼）正乘（方眼框）。而号称“水伯”管理天下水国的大神天吴，则是“八首十面、虎身十尾”的模样。其他如时令神陆吾、玉神泰逢、沼泽神相柳、沙漠神长乘等等，莫不因动物性过强而被埋没、排挤到了中国神话的底层，被彻底地边缘化。

可见，宗教神话在小区域内的主导地位，不能保证它在转换到大区域之后的主导地位；因为大区域内的主导地位，是由半神话的政治力量及其世俗经典（如《五经》）所取代──这才是中国古代神话的特殊性所在。

历史神话与宗教形式的脱离，造成了中国古代神话的“分裂”──两个层次分裂。中国的“帝系”古史神话传说的核心，已是人化的“帝王”，它不像以宗教神话为主流的“神系”那样善于包容各种较原始的神并通过神界范围内的重新序位使众神一起进入大一统的“神系”，如希腊神系对较古老的提坦（Tian）巨人族和更古老的怪物神族即是兼容并蓄的。但中国帝王的“人格”，却在表面上失去了天神“神格”的超自然性质（实际上更甚，因为中国人要求的那种完人，根本就不是人，而是神，结果就闹出了关帝爷的人而神化者），因而，如按一般神话学分类法，不得不把历史神话──古史传说──从“中国神话”中分离出去，而以不曾历史化的“底层”或“边缘”层次，作为中国现存神话的主体，结果使其零散、模糊的 特征，格外突出。

就这样，中国宗教神话终于没有获得中华文化共同体（“文化圈”，如“古希腊世界”）的大范围内的主流地位。这里的“共同体”，是指春秋之前的“诸夏”世界而言──它业已形成了类似希腊世界、苏美尔──巴比伦世界、雅利安世界（印度－波斯）、上下埃及世界那样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造成这一转折的动力和条件，不是心理的就是社会的两方面：（一）某种突然的“理性觉醒”大大提前到来，从而打破了宗教神话在小区域内的主导地位在向大区域蔓延、融合时的延续性。（二）某种社会政治方面的特殊压力，使得在其它文明中普遍发生过的小神系向大神系的过渡程序出现了例外的变异：小“神系”不是过渡为大神系，而是过渡到了一个大“帝系”，从而形成了古史神话的系统。

（二）宗教神话向古史神话转变的动力和条件

上述两种可能的表述可以大致概括目前人们对中国古代宗教神话向古史神话转换的原因的看法。这些看法所指出的原因，对于这个转换也许都是必要的，是不可缺少的，但似乎都不够充分。

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历史神话产生的关键在于“神的世界”与“祖先世界”的完全分离，它的现实基础在于部族间的战争与融合。“既然没有一个氏族或宗族能把上帝或神界据为已有，人世间的争雄，因此乃立于一个在宗教上公平不倚的基础上”，于是宗教神话的主导地位遂被“对各自祖先的功德加以标榜与强调”取而代之。具体表现为：

“在政治思想上，争雄的各国君主对宗周的权威以及彼此之间挑战，在神话宪章上，被挑战的对象是上帝，天，以及神与自然世界。”（以上见张光直：《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载《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08—309页）然而，世界各个古代文明，无不经历了由氏族、部落、原始民族、区域性国家等“小区域”向整个文化圈的统一帝国等“大区域”的兼并过程，其政治结晶是世界帝国的出现，这过渡必然带来社会政治和文化心理的普遍震荡。但中国以外各文化圈不仅保留了，甚而发展了它们的宗教神话体系，从而适应了社会政治方面的压力及需要；何以中国古代亲族集团及区域性国家的争霸、兼并与统治民族的更替，却从根本上毁掉了“普遍有效”的宗教神话的主导地位？张光直等 人没有说明。我们认为，指出“神的世界”与“祖先世界”的分离，不失一种明鉴；但事实上在原始时代，祖即是神，神即是祖。说他们“分离”只能就这以下意义而言：在文明破晓、人们对神的超自然信仰趋于衰落之后，人把自然神明重新评价为自己的社会祖先。

另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转换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东周时代中国文明同时在幅度与深度上扩张，知识与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产生了世界观上的觉醒”（张光直《商周神话之分类》，《中国青铜时代》第284页）。中国文明是早熟的，它“比西洋早了约一千年，在青铜时代还没有铁的生产，就成立城市＝国家”（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7页）。而且当时的“悲剧诗歌”中的“启蒙思想”（见《诗经·大雅》中的相关篇章），也与宗教神话的思想意识不相容（参见侯上书，第109-110页）。这种“早熟说”还提供了三点地理环境、生产水平上的特征做为依据：（一）黄土地区的自然条件；（二）繁多的部落人口；（三）灌溉产生的公共职能。但是我们发现，无论是理性的早熟，还是铁器之前产生的国家，都可以 在中国之外的早期文明中发见；至于黄土自然条件及其由它引出的另外两个特征也绝非古代中国文明所独有。所以用它们来做中国古史神话产生的原因似不充分。

我们不得不寻找一个或几个古代中国特有而其它文明欠缺的自然或社会条件，去解释中国宗教神话向古史神话转换的动力。

这样，我们终于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古代各个文化圈中，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广阔平原和内陆腹地。其它文明在这方面都相形见绌：埃及文化圈，只是沿尼罗河河岸的狭窄条状地带，其鼎盛期，加上巴勒斯坦一带东地中海岸，最宽之处不过一百多公里。两河流域文化圈，即使在其鼎盛期，面积也不及古代中国的核心区域──“中原”地区。况且，其北有崇山峻岭，东南濒临大洋（波斯湾），东北、西南两面临河，比中原更易获得安全保障。转视美洲古代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建立在“中美地峡”上，地盘还比不上中国春秋时代的一个区域性国家。南美的印加文明则位于高原、沿太平洋岸南北展开，但东西宽度不过四百公里。其稳固的核心地区不过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面积的省。至于欧洲文明的源头：希 腊是散布在爱琴海周围的岛与半岛，无所谓内陆腹地。正如罗马帝国不过是沿地中海周围而展开的政治实体，所谓北欧只是北海与波罗的海的海岸代称（以上可参阅《钱伯斯世界地图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图版2、6、14、28、29、37、56诸页）。

这也许可以解释，何以当中国古代文明在地域上日益扩大时，宗教神话的主导地位则日渐丧失。我们发现中国文明在地域上大拓展的两个关键时刻──殷末周初与战国时代，也正是超越自然的祀拜转换为社会人伦的实践、宗教神话转换为历史神话的两个关键时刻：仿佛不完成此种转换，就无法应付日渐增大的文明内部的压力，就无从平衡同时增长的外部压力。殷的覆灭，可能与它无力实现这一转换具有一定关系。因此，殷代重巫、重祭的宗教政治文化与周代重史、重礼的伦理政治文化之间的大规模转形，不仅有民族文化的差异，当时政治需要的背景，更有一个持久得多的大背景──地理政治方面的压力。

再言之，在古代文明的拓展中，“逐鹿中原”、争夺肥沃地区的控制权，并非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许多文化圈内的居民，自视为“世界之中”，其统治者号称“万王之王”。但是，在最大规模内演习上述角逐，却是中国尤其是北部中国的一个特色。在这方面，只有古代印度文明的地理规模，还可以与中国比较，而无巧不巧的是，印度也是残留至今的另一个古代文明。北印度平原，频频上演《摩诃婆罗多》中描写的那种大战，《薄迦梵歌》的主题也就浸透了印度哲学甚至支配了佛教的虚无主义，最后传入近代欧洲的蕞尔小邦，演为超人哲学，掀起“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的最后狂潮（“纳粹主义”是“雅利安人历史扩张的顶峰”，后被两个严重混有其他民族血统的欧洲殖民主义的边缘国家[美国和苏联]联合击败 。──作者2004年注）。

但无论印度文明在宗教哲学上如何深邃，其政治活动的空间毕竟不及中国文明那么宽大，因为其腹地受到了印度半岛这个锥形半岛的天然限制。更重要的差别在于：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构成印度文明的坚固屏障。对印度文明的外来压力，如此只能经由西北一隅透入。而与印度北部的崇山峻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北部的大草原几乎是全然开放的──这个无遮无拦的万里边疆，对入侵的游牧民族始终是“敞开”的，而农耕居民想要透过它向北迁移却很困难（故中国农民无法像俄国的哥萨克那样追随蒙古人撤退的脚踪步步入侵伏尔加盆地、乌拉尔山脉以致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对中国文明不断威胁的阴影，经常徘徊在西伯利亚和戈壁周边这一欧亚大陆上最壮观的开阔地。──作者2004年注）。这一来自欧亚大陆北部纵 深腹地的特大压力，是其它古代文明圈没有经受过的，甚至毁于蛮族入侵的西罗马帝国也未曾遇到如此经常的挑战，尤其基督教彻底消除了欧洲蛮族的威胁。（我们不会忘记，欧亚大陆北部纵深腹地因此被近代欧洲的地缘政治学派叫作“心脏地带”。他们认为，欲统一世界必先征服这一心脏地带。──作者2004年注）中国面对这一双重的不利（只宜退守，不宜进取），双重的应战出现了：对外，是古代中国北部各区域国家边城的不断延伸，最后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它缓阻了北部压力的直接灌入。因此，长城是中国政治地理环境的必然产物。对内，强调群体一致性的伦理文化日益强化。它发源于维护周王与诸藩（封国）之间政治协调的需要（周室衰微后，它成了“诸夏”互相联系、以“勤王”名义行“攘夷”之 实的纽带。（而在秦汉以后，则成为中央皇朝与地方藩国之间的朝贡关系，成为“天朝”与“夷狄”交往的基本模式。──作者2004年注）。

在各国争霸中原的逐鹿，抗御北部开阔地的共同威胁，是一项经常的考虑。《小雅·六月》篇记颂周宣王时尹吉甫征伐猃狁事。它指责猃狁民族不守法度，侵入农耕地带；而文武双全的吉甫，率军来到太原驱逐入侵者，堪称天下表率。这种绵延不绝的大规模对抗，以“佐天子”为号召；其结果是对弘扬中原政治伦理精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其背景，正是西周诸王、春秋诸侯乃至秦汉诸帝面对的北方草原的开阔地。这一举世无双的压力，在殷商时代尚未突出，只是“小邦周”灭殷之后，立足于“大中原’之上，以其新兴民族的历史敏感，很快抓住了新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们发现古代中国北方诸国文化的非宗教倾向和现世伦理精神，要比南方诸国文化的类似倾向强烈得多。春秋以降，南方文化日益受到北方文化的强力 渗透，双方差距渐趋缩小。但南方文化中的个人意识和幻想精神，似仍强于北方。正是基于中原各国这种对政治伦理和礼乐精神的深刻认识，孔子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本质在“祭”──作者）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礼记·表记篇》）是的，“尊而不亲”正是宗教神话和宗教政治的特点，而“亲而不尊”则是历史神话和伦理政治的特点。古代中国文明面临的由特殊地理环境造成的内外压力，最终使得宗教祭祀的仪式性狂热，让位给人际关系的务实性把握。对天神的“尊”，转换成对族人的“亲”。作为殷王后裔的孔子，最终选择了“吾从周”的文化归宿。这恐怕不仅是个人性的也是一种民族性的选择吧。

另方面，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也导致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加强。“礼”不仅给贵族以特权，更重要的是以等级形式强化了对社会行为的普遍规范。亲族集团内的等级化，有助于对内控制，对外争强。从此，宗教神话中超自然的“帝”，就让位给了历史神话里的人伦表率。因为，“天道远、人道迩”──政治制度逐步受到比宗教信仰更大的关注。这种孕育于远东广袤而雄浑的地理环境中的精神，经历代损益，渐成所谓“儒家精神”。它在本质上，并不像李泽厚等人误解的那样，与希腊理性主义对等，而是与其它古代文明的宗教神话对应：“先秦理性主义”本质是一种教化而不是一种哲学。相反，先秦哲学是存在于违背理性的庄子哲学中的。“先秦理性主义”这种“历史神话的教化”作为社会的主导精神，形成了充满伦理色 彩的中国式历史神话及其源远流长的“史官精神”和“历史教化”，其要义在于赋予世俗政治以神圣地位。

要之，我们是从幅员广大的角度来看黄土地区的自然条件，看它的人口及灌溉：我们是从由此而来的异常复杂的地缘冲突的角度来看这片大陆上的民族融合与兼并：唯其大，故其造成了对于人类智慧的巨大压力，促成了中国特定的民族精神的“早熟”，导致了小区域内宗教神话在向大区域神话体系的过渡中，变成了中国独特的古史神话。（可以说，古史神话乃是长城精神的最初体现。所以在秦两汉到元明清的长城时代，古史神话所延伸的“道统”都受到了相应的尊重。──作者2004年注）

 

（上述研究原名《也谈古代中国宗教神话向古史神话的转变》，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杂志1986年5期）

〔另起一页〕

第二节

文革是马列主义的“猎巫运动”

（读史笔记：记念文革爆发五十周年）

（一）

欧洲人“把女巫烧死”，让我想起了毛泽东“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欧洲中世纪为什么要把女巫烧死？ 》一文指出：

排巫运动发生在近代早期的欧洲，1580至1660年间是排巫运动最狂热的时期。其间，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其中95%是女性，多为衰老贫困的单身女性。“排巫运动”的发生表明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欧洲仍然缺乏理性精神。

（谢选骏：其实，情况相反：并非“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欧洲仍然缺乏理性精神”，而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导致排巫运动出现”，起码从实践上看就是这样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何以十五世纪以前的一千年，反而没有排巫运动呢？）

从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一场长达三个世纪的排巫运动席卷了欧洲大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至公元十五世纪，西方进入所谓的中古世纪（Middle Ages），在这长达千年的黑暗时期，天主教神学是当时唯一的意识形态，因此魔鬼说的思想大行其道，认为世间万物为神所创，而每当发生灾祸时，便认为是邪恶力量在作祟；人们会违反社会规范或宗教，也被认为是因其被邪魔附身或本身即为巫师。这样的思想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在十七世纪之前，有数十万计的人，被指为异端、巫师而惨死在火刑或其它酷刑之下。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发生在十五世纪末至十七世纪的猎巫运动，在那段日子中欧洲各地火光熊熊，不论是宗教或世俗司法机关，皆大力缉捕所谓的巫师，然后用不合理的秘密审讯、证据法则、配合严刑峻罚，轻易的入人于罪。在这恐怖的运动中尤以女性为最大的受害者，几千名无辜的女性被判定为女巫，巫师被残酷虐待和凌辱，甚至被活埋和焚烧。女性在猎巫运动中首当其冲，成为最大的牺牲品。研究发现：80％的巫师是女性；女性又是排巫运动的主力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女性在猎巫运动中作为受害者和证人的比例都非常高。女性既是排巫运动的最大受害者，又是猎巫运动的主角。

（谢选骏：女性既是排巫运动的最大受害者，又是猎巫运动的主角。——似乎印证了孔子所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排巫，即镇压所谓巫婆巫汉的行动，排巫不是个人的行为，是一种群体对个人的行动。欧洲排巫史上，常常出现某个城镇倾城而出，冲向一户人家，拖出一个老太婆，一路羞辱暴打逼供，然后架到某个地方（通常是市场，全城最热闹之处），把她当众吊死或者烧死。 排巫行动通常是突发性的而且经常是负面的影响，所以，排巫经常以毒打、逼供，直至死人而结束。在极端非理性的状况下，排巫常常是一群人对一个人的私刑。某些地区，比方说西班牙和英国，也会对女巫审判，这些地区的女人就相对幸运一点，死得少些。审判的方式千奇百怪，总之那些被控为女巫的女人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排巫的对象，通常是弱者。欧洲排巫过程中，被处死的巫婆巫汉足有二十多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少量男性通常是女巫的丈夫、父亲、儿子等。在排巫最激烈的地区，比方说德国，一些村子里的女性被大批处死，有的村子只剩下几个女人。

排巫过程中，对女巫的指认不需要“铁证”，是把一些没有逻辑关系的现象联系在一起。比方说，某人家的马突然死了，其主人想起来，某天村里的某个老太婆或某个漂亮姑娘走在路上对他笑了一下，进而想到，他看到该老太婆或姑娘某天夜晚穿着黑衣服外出。事实上老太婆可能只是去散散步，漂亮姑娘可能是去约会情人，但是马主人这时关心的只是为他的马猝死找个他能够接受的理由，以便自己能够承受这个沉重的心理打击，所以，他不在乎事实。对他看到的那些现象，他自会做出他自己能够接受的解释：她一定是跟魔鬼会面去了！一连串的联想之后，一切水落石出：该老太婆或姑娘一定是个巫婆，马是被她咒死的。于是乎全村排巫。该老太婆或姑娘死于非命，是不是冤枉，没人在乎。

有历史学家认为，欧洲的排巫是启蒙运动的前夜。排巫像一面镜子，把人们非理性的一面活脱脱摆在大家面前展示出来，迫使先觉者们思考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史学界还有一个观点说，最早的启蒙主义者就是那些为火刑架上的女巫们辩护的知识分子。

（二）

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多数人都相信“女巫”天生就是魔鬼的化身，曾出现疯狂而惨烈的“猎杀女巫”时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会认为，“女巫”是魔鬼撒旦的“情人”，她们用邪恶的法术害人。而被认定是“女巫”的，不是被活活烧死或煮熟，就是遭到斩首。当时德国、瑞士、英国的卡尔文教派对“女巫”的迫害最甚。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欧洲被处死的“女巫”可能高达五万人。

中世纪的时候，欧洲掀起了大规模的猎杀女巫活动，不只是女巫，包括所有一切与魔法有关的事物都在猎杀追捕的范围之内。现代学者经过研究之后，认为当时人们之所以会对这种愚昧的猎杀行为如此狂热的原因是与对于黑死病的恐惧以及百年战争所造成的动乱有关。

为了在社会紧张状态下寻找替罪羊，最具权威以及影响力的恶魔学者—Heinrich Kramer 和 James Sprenger在《女巫之锤》（The Malleus Maleficarum/ The Witch Hammer）当中指出，与魔鬼订定契约并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就是魔鬼的后裔，也就是那些能够害人并且使之中邪的巫师和女巫。他们认为，这种与魔鬼作交易的人不仅能致人于不幸，也能使用收买人心的法术；他们能使爱情无往不利，并且治疗不孕症；也能使人一夜致富，获得令人咋舌的名利。 

《女巫之锤》发表于十五世纪末期，是记载巫术以及魔法的宝库；而这一个著作也巨细靡遗的记载了女巫的罪行，并且列出了消灭女巫的准则。中世纪的教士们在为那些被魔鬼迷惑的人驱魔时，除了使用圣水、圣饼、十字架之外，还要念诵一长串的咒语，以赶走附身在人体内的恶魔。因此中世纪的教士们为了要拯救那些被魔鬼诱惑的人，因此决定大规模的猎捕巫师及女巫；虽然在公元829年的时候巴黎公会就通过了反对巫术的法令，但是在那之后的时间里，宗教法庭多半耗费时间及经历在对付异教徒，因此并没有多余的力量理会女巫跟巫师们，因此十四世纪期间，并没有大规模的巫术迫害行动。公元1324年，方济会的教士李察·莱得雷德在爱尔兰以施用巫术罪判决十二人有罪，其中包括七名妇女跟五名男性，他们以抛弃基督、侮辱圣灵、把祭品拿给（时而以摩尔人、时而以黑狗、公猫形象出现的）魔鬼的罪名判处有罪。而被告也承认用未受洗的婴儿脑子、特殊植物、以及其它各种说不出的污秽东西在被斩首的罪犯头盖骨当中练致使人中邪的迷药。而在公元1335年图卢兹的宗教裁判员彼得·居依审判了几个女巫，并且用严刑迫使她们承认和撒旦订定契约，并且参加崇拜地狱之王路西法的狂欢晚会。虽然被告后来推翻自己的口供，但是仍然逃离不了被烧死的命运。 

当时的人相信，女巫跟巫师可以招来天灾及瘟疫等不幸事故，但是这些神通广大的巫师却在短短的期间内被处死了数达五到十万，他们的法力何在呢？

有研究者认为，真实的死亡数据应该是这数字的两倍或三倍；公元1485年，在奥地利大公领地内的一个地区就烧死了四十一名女巫；而公元1609年，波尔多法院管辖境内就有六百名巫师被判有罪，大部分被绑到火刑柱上烧死；洛林地区在十五年内判决了九百多名巫师，就连一名神父也在公元1611年时被人当作巫师活活烧死。巫术迫害事件之所以会牵连如此广泛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当时的宗教法庭鼓励告密的行为，有许多的人为了逃避追捕，就以告密来牺牲其它无辜的人。 

而在当时，宗教法庭审理巫师的方法也往往不合情理，例如将女巫丢入河水中，若是浮上来就是有罪，沉下去就是无罪。简而言之，当时只要是经过宗教审判的人，几乎无一幸免，因为按照当时的标准来判定，只要是人都是巫师。欧洲在持续两百多年的女巫猎杀行动，坑杀了十万以上的无辜者，而大部分的受难者还是妇女，因此也成为历史上无可抹灭的一个印记。 

（三）

猎巫是原指搜捕女巫与巫师或施行巫术的证据将被指控的人带上宗教审判法庭。今日此类事件被视为一种道德恐慌。从十二世纪开始，到十六世纪是最高峰的时期。当时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等）已经传入欧洲将近一千年，并且几乎成为欧洲的唯一宗教。源自于对于未知的恐惧和对巫术的害怕导致猎杀女巫，而法兰西女英雄圣女贞德也曾被诬为女巫。在高峰的时代，猎巫审判是于世俗法院进行的。

其实初时男巫和女巫被指控的人数一样多，直到1485年海因里希·克雷默及约翰·斯普伦格著作的猎巫手册《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面世后，令整个欧洲社会把猎巫的矛头指向女性。书中宣称“巫术是来自肉体的色欲，这在女人身上是永难满足的，魔鬼知道女人喜爱肉体乐趣，于是以性的愉悦诱使她们效忠”。所以在不少有关女巫指控的法庭文献当中，都有跟魔鬼性交的罪名。被判死刑的女巫，财产会被没收，令政界和司法界对猎巫运动更加积极。在迫害的巅峰期，很多不懂巫术的女人也遭人诬告罪成而被活活烧死。而且在巅峰期的16世纪，猎巫审判大多是由世俗法庭而非宗教法院审判。

猎巫在现代仍有发生，其多发于无知或未受教育的人，与世隔离，过着传统生活型态的人可能会指控某人为女巫。但今日此词多用于搜索误导或潜在的敌人（如色情业者、次文化族群），就如历史上的猎巫一般以歇斯底里、成见和不公正对待被指控的人。一开始猎巫都是用吊刑的。但因为女巫与巫师死掉后留下的尸体会变成吸血鬼，所以后来就使用火刑，因为要把尸体也摧毁掉以绝后患。

广义来说，指使用魔术、念咒、妖术的女性，在西方童话故事里颇为常见，大多以鹰钩鼻的老太婆的形象出现，身上披着一件黑色斗篷，相貌奇丑无比，喜欢喃喃自语，在大锅煮着蜥蜴、蝙蝠、蜘蛛、毒蛇等食材，熬制成浓稠的汤药。这个印象，一般认为在狩猎女巫的历史中就已经定型了。另外，运用西洋占星术或神秘学，为人占卜吉凶、祈福、施咒的妇女，有时也被视为女巫。

1484年，两位教士海因里希·克雷默和约翰·斯普伦格撰写的《女巫之槌》所详细列举的很多种识别女巫的方法，刺激了声势浩大的欧洲女巫大审判 。

（四）

文艺复兴的时间是何时呢？是一场发生在14世纪至17世纪的文化运动。事实上，文艺复兴从13世纪就开始了。显而易见，按照烧死女巫运动的时间来看，烧死女巫的时间起点是在“文艺复兴”运动的中间段开始的，而且，在文艺复兴运动结束之后，烧死女巫的运动还没有结束，延长了一百多年。莫非，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发动火烧女巫和良家妇女的运动吗？

烧死这么多的女性，难道西方人全都是木偶？他们眼看着自己的家人（母亲、妻子、姐妹、女儿）被烧死而无动于衷？为什么不起来反抗？为什么不组织起义军？

那么，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样？

原来，正是在那些拥有完善的“宗教裁判所”的地区，烧死女巫的暴民受到了遏制。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受过训练的审判官对女巫集会和烧烤婴儿之类的指控进行了调查，并认定它们毫无根据。烧死女巫最多的国家是后来爆发宗教改革的德国，数以千计的“女巫”遭到诬死。看来新教改革和纳粹运动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猎巫运动这里，追溯到德国人内心深处的黑暗的日耳曼神话世界。

德国还有更让人匪夷所思的一种鉴别方法是：将被告捆上手脚，扔进湖里———如果她沉到水底，则表示她无罪；相反如果漂浮在水面上，则表示她受到魔鬼的保佑，必须送上火刑柱。这种荒诞的做法结果是，无论被审判者是否“有罪”，她们都只有死路一条。

中世纪，在欧洲历史上曾被称为“黑暗时期”，它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随着“哈利·波特热”风靡全球，人们对于中世纪欧洲的“魔法世界”充满了幻想。而《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这本鬼书也是在与德国人同种的英国原版的。作为“魔法世界”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女巫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她们的人生命运因“巫术”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女巫”究竟是什么人？

女巫一词，本意为“有智慧的女性”，后来引申为“魔女”、“妖妇”等。在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巫术是一种控制大自然力量和意念移物的魔法。考古学家在新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上，就发现了半人半兽的巫师作法召唤森林之神的图案。蒙昧时代社会里的巫师承担着十分繁重的社会作用：使用咒语，但也会使用魔药保护部众免遭自然灾害、外来侵略和敌人的伤害；监督部众改正错误、衡量对错；解释自然和恐怖的现象等……

在欧洲民间传说中，早期“女巫”的代表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女巫瑟西和美狄亚。据传说，瑟西具有强大的魔力，她能透过药草的协助，诵念咒语与召唤神明来施法，冒犯她的人会变成动物，并创造出不存在的幻影。瑟西还可以藏住月亮与太阳让大地一片漆黑，也会下毒来杀害她的敌人。欧洲传说中的另一位女巫美狄亚是科奇斯岛国的公主，也是月亮女神的干女儿，懂得调制灵药、占卜和下毒等黑魔法。美狄亚爱上了为了拿到金羊毛与其父亲作对的外邦王子杰逊。为了爱人杰逊，美狄亚亲手杀了弟弟。后来，杰逊移情别恋，与邻国的公主结婚，被抛弃的美狄亚一怒之下，制作了一件沾满毒药的礼服，送给杰逊的未婚妻，将其杀害，并将自己为杰逊生下的两名幼子残忍杀害。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巫术从业者有着不错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引起了男性巫术从业者和整个男性社会的妒忌和报复，便故意捏造种种罪名对她们加以迫害，或把女性同行等同于精神病患者。

（五）

在中世纪结束时代的欧洲，人们普遍相信：每天夜里，女巫们会在自己身上涂上用婴孩炼成的“魔鬼油”，然后穿过裂缝和锁孔，滑上烟囱，骑上扫帚柄、纺锤或飞船飞跑，飞到恶魔们的集合地去参加女巫聚会……心怀邪念就会遭到恶魔的引诱，妇女小产和行为放荡常被视为遭受到了女巫的巫蛊，冰雹、歉收和疾病也由女巫造成。

从文艺复兴的15世纪起，基督教趋于衰微，世俗化的教士们借口《圣经》中所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的“语录”，对“女巫”发起了持续近300年的迫害。在这黑暗的300年中，无数良家妇女被诬为“女巫”，或被斩首示众，或惨遭火刑。1487年，腐败的教会出版了猎巫“专业书籍”《女巫之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随着古登堡发明的近代印刷术在欧洲的推广，此书才得以从1487年至1669年近200年间，再版了近30次，从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猎巫潮”。所以，历史是极为复杂的。正如，没有无线电，就不会有毛泽东的文革闹剧。 

《女巫之锤》详细记述了对“女巫”具体的审讯方式和保证审讯成功的有效方法。这种审判既没有起诉程序，也没有辩护人，除了严刑拷打作为逼供手段外，还有所谓的“女巫”测试法。这种做法同样在文革中大行其道。

根据书中提供的理论，由于“女巫”被魔鬼施了魔法，对疼痛不再敏感，所以就可以对她们随心所欲地施行各类酷刑。如：用烧红的铁块去烫被告的手，如果手被烫伤，则说明被告有罪；让被告用手在沸腾的水里取一枚圣戒，然后把手打上绷带和封印，三天后若无痕迹，就无罪等等……其实，用这种办法试验任何人，都只能得出有罪的推断。更让人匪夷所思的一种鉴别方法是：将被告捆上手脚，扔进湖里——如果她沉到水底，则表示她无罪；相反如果漂浮在水面上，则表示她受到魔鬼的保佑，必须送上火刑柱。这种荒诞的做法结果是，无论被审判者是否“有罪”，她们都只有死路一条。据传说，当年欧洲人有一个说法：“女巫不是要骑着扫帚满天飞吗？测试一个女人是不是女巫的方法和体重有关，凡是体重过轻的一律算作女巫。”

由于统计数字来源不一，后人对于葬身灭巫狂潮之中的“女巫”数字一直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各类统计数字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位于德意志巴伐利亚的小城班贝克，当年是一个拥有6000人的小城，但在5年之内，就有600人被判为女巫葬身火海。而在另一座人口数字相似的小城维尔茨堡，在同一时间内，也有近900名“女巫”冤死火海，相当于每两天就有一个“女巫”被处死。1597年，靠打短工为生的德意志寡妇克拉拉·盖斯勒虽已67岁，但仍被人诬告为“女巫”，被控曾经和三个魔鬼姘居，使240多人惨死，9次导致房子起火，还要将这座城市统统烧毁……她在严刑拷打之下咽了气。审讯记录最后写上了这么一句：“魔鬼不想让她再供什么，因此勒紧了她的脖子。”法官和牧师们从中渔利：他们享受人们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每烧死一名女巫后，他们还向死者家属索取木柴钱和举办庆祝宴会的钱。

当时的欧洲人视猫为女巫的帮凶，对猫大开杀戒。这使中世纪猫的数量大为减少，几乎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猫遭灾，致使鼠害泛滥，又引发了可怕的鼠疫，欧洲大约2500多万人因此丧生。这就是革命热情的报应。在瑞士，人们用利刃猛戳装满猫的布袋，直到把猫戳死；在哥本哈根，为听猫垂死前的悲鸣，人们把猫从高高的钟楼上投掷下来。153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举行加冕礼时，伴随牧师高声祈祷的竟是成箱的猫在烈火中发出的惨叫声。

169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村一个牧师的女儿突然得了一种怪病：行走跌跌撞撞，浑身疼痛，还会突然痉挛，表情非常恐怖。随后，与她平素形影不离的7个女孩相继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从现代医学角度讲，这是“跳舞病”的一种表现。这类症状的罪魁祸首，是一种寄生于黑麦的真菌“麦角菌”。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让孩子们得了怪病的真正原因，是村里的黑人女奴蒂图巴和另一个女乞丐，还有一个孤僻的从来不去教堂的老妇人。人们对这3名可怜的女人严刑逼供，“女巫”和“巫师”的数量也一步步增加，先后有20多个“女巫”和“巫汉”死于这起冤案中，另有200多人被逮捕或监禁。

直到1992年，马萨诸塞州议会才通过决议，宣布为300年前塞勒姆审巫风潮中的所有受害者恢复名誉！

（六）

在十五至十七世纪的欧洲，盛行一种“猎杀魔女”之风，即把一些无辜的女子指控为“魔女”、“女巫”，而处以焚刑或放入锅中活活煮死，其残害女性之众是十分惊人的。 例如，英国埃塞克斯郡在1560年至1680年间处死了291名“行巫术”者，其中268人是女性，只有23人是男性，这23人中还有11人是因为“与女巫关系密切”而获罪的。在卡尔文教地区，迫害“女巫”达到疯狂的地步。瑞士的沃州一地，1591年至1680年间处死“女巫”3371人。德国的一个小城市威森斯泰格，仅1562年一年就烧死了63个“女巫”。  另一个小城市奥贝尔马赫特尔，在两年内处死“女巫”54人，占全城人口7%。  奥培努一地在九个月内处死50个“女巫”，占总人口的近8%。其比例，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毛泽东规定的“阶级敌人”的数字（5%，按中国十亿人口计算，需要消灭的阶级敌人在五千万左右！）。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全欧洲被指控为“女巫”而被烧死的女子在五万人以上。虽然这个数字与毛泽东的文革所杀害的人数没法相比，但其性质是相似的。

在《女巫之槌》中，详细记载了辨识女巫的方法，而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女巫印与恶魔印。女巫印有两种， 一种是出现在女巫身体上的突起物，当时的人们流传一种说法：女巫身边会围绕一些恶魔派来的小妖精，听从女巫指挥执行任务，并且自女巫身上吸取血液做为养分来源，女巫印因而成为喂养小妖精的证据；另一种女巫印则被认为是隐形的，不过肉眼虽然看不见，却可以用针来测试，因为隐形的女巫印当遇到针扎时，不仅不会感到疼痛，也不会流血，因此，法官或讯问官常会要求扎针人（prickers）扎遍被告全身，一旦遇到针刺而不会流血的地方，被告随即会被指控为女巫。然而，由于指控女巫的酬劳是论件行赏，倘若被怀疑的女巫最后获得无罪释放，那么告密者或女巫猎人无疑是白忙一场，因此，常有指控女巫者串通扎针人，以可以伸缩的假针来进行检验，如此不仅不会流血，连被针扎的感觉也不会有，法官一看到这种情况，自然会形成误判。 这和文革的造就的冤假错案，有着惊人的相似。

另外一类女巫的特征——魔鬼印则是肉眼可以查出的印记，通常是在女性身体较隐密的部位，据说恶魔一旦发现女巫不忠，或遭法庭逮捕，就会在女巫身上留下特殊记号，以免女巫背叛。 其实，这些传说与书中所提到的女巫印或恶魔印，应该就是我们今日我们所说的肿瘤、疣或者是胎记与斑点，这些地方因为血液循环较差，接受刺激的反应较慢，但当时的社会医学知识尚未普及，才会误以为这是女巫特有的征状。 

在某些地区则盛行用圣河进行检验，唯有沉入河中的人能被宣告无辜，因为他们相信，巫女会施法让自己浮在水面，却不明白物体的沈浮，是取决于密度的大小而非巫术。 欧洲人相信，女巫是木头制成的，贞洁的女人应当沉入水中，唯有女巫才会像木头一样浮在水面上。

（七）

自15世纪中叶女巫恐慌的爆发后，至19世纪约有数百万名女性在欧洲各地被指控为女巫。这些女性可能是擅长制作草药的巫医、深谙人生经验的智者，或者是在乡野间随处可见的寡妇或独居老人。总之，大多数的被告都是当地人相当熟悉的邻家人物，被指控的罪名却千奇百怪：可能是因为那一年夏天不下雨却下起了冰刨，损害了农作物，导致农民收成锐减；或者是某一处庄园农舍病死了一头羊；甚至连隔壁老奶奶一连几次酿制果酱失败乃至对面邻居夫妇不孕等事情，都可以算在女巫头上。 

1562年日耳曼威森施泰（Wiesensteig）小镇上，8月3日这天，正午时分的威森施泰却出现一片令人不安的灰暗，突如其来的大雨和冰刨，毁损了当地好几百平方公里的人家，农作、牲畜甚至屋舍无一幸免于难。是什么原因造成气候的反常？在没有气候专家全天候在网络与新闻中播报实时天气概况的欧洲，威森施泰的农民们相信，这一切全是巫术搞的鬼！在《女巫之槌》中还可以找到一个章节，专门探讨女巫如何作法引起暴风雨和冰刨，并且唤来雷电摧毁人类和牲畜。于是，法官体恤人民的心血毁于一旦，立刻逮捕数十名女性并展开侦讯，以彰显国家的正义。直到那年年终，总计有63位女性因邪术操控天气的罪名死于火刑。人际关系的脆弱与对灾难所抱持的恐慌，却落在缺乏社会地位的妇女身上。 

在国家彰显集权的种种口号下，对女巫的指控，成了群众宣泄不幸遭遇与报复邻人的途径，在猎巫风潮盛行的16至18世纪，欧洲各地因习俗不同，有着各种轻重成度不同的刑罚，比如《女巫之槌》就提供了当时法官一些可供依循的逼供方法：首先，要将被告衣物脱下，以免暗地私藏施法道具并使之感到羞愧，接着倘若被告坚持不肯老实交待，就将他吊置一段时间以进行反省，再接着细细审问，并重复这个程序，直到他坦承罪行为止。 

在英国，一旦被指控为女巫，通常交由宗教法庭审判，且难逃吊刑处死；在德国，被判定为女巫的人将被处以火刑，日耳曼地区的女巫猎杀，到了16、17世纪，事实上更接近政治或经济的迫害，他们可能因为农作的歉收而到处寻找女巫，又或者控诉富有之家，好让他们的财产被政府或教会没收，以使自己不用再缴交田租，或者改向教会来承租土地。其它区域或许有更富创意的刑罚。 

总之，当司法审判案件记录中，第一位女性在15世纪因女巫之名而被送上死亡之路后，猎杀女巫的火焰，一直持续延烧到18世纪末，也就是说当工业革命开展数十年后，对于女巫的审判，仍在欧洲各地零星地进行着。1782年，当最后一位女巫安娜·高狄死于瑞士时，科学革命中所发现的太阳，还没能照耀在女性身上，而启蒙运动的理性，也同样未能驱散人们认为女性总是满怀邪恶与欲望的这种愚昧想法。历时三百年的猎巫行动中，估计约有近百万名女性遭到公开的司法审判或非法的私人用刑，而被处以死刑的人数，应该在五到十万人之间，当然这还不包括那些未被记载、消失于历史中的人。 

（八）

烧死女巫之所以频繁，在于被烧死的巫师都是社会当中的弱者，而男性往往不容易成为底层弱者。

一般来说，“女巫”是指会使用占卜术、通灵术等法术的女性巫师，又称魔女。在中世纪以前，女巫通常都有着不错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但进入中世纪后，女巫的形象开始败坏。中世纪童话故事里的女巫，大多以鹰钩鼻的老太婆的形象出现，身上披着一件黑色斗篷，相貌奇丑无比，喜欢喃喃自语，在大锅煮着蜥蜴、蝙蝠、蜘蛛、毒蛇等食材，熬制成浓稠的汤药。以至于后来人们开始相信：每天夜里女巫们会穿过烟囱，骑上扫帚飞到恶魔们的集合地去参加聚会，甚至连冰雹、农作物歉收和疾病也是由女巫造成的。

其实这个形象是在猎巫运动时才定型的，而现代学者经过研究之后，认为当时人们之所以会对这种愚昧的猎杀行为如此狂热的原因，是与对于黑死病的恐惧以及百年战争以及之后宗教改革教派之间的分裂所造成的动乱有关。黑死病的流行先是打击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之后又激发了宗教狂热，人们相信这是上帝对人们不虔诚的惩罚，人皆有文过饰非的心理，往往不愿承认是自己的过错导致上帝的愤怒，社会群体当中最弱小的那一部分人便成了替罪羔羊，认定是他们与魔鬼相勾结引起上帝震怒。

那些被指认是女巫的女性，往往是处于社会边缘不具有生育能力的老年女子，并且常常是寡妇，与主流的话语霸权相比，她们是社会的畸零人，因而遭到了社会的规训。有人指出，这个群体往往选择了产婆的职业，由于当时落后的医疗技术，初生的婴儿不容易存活，在黑死病肆虐的社会背景下这更容易招到人们尤其是母亲的迁怒，这或许是迫害女巫的群体当中女性也是主力军的原因。

布里吉斯的《与巫为邻》引用洛林地区的统计数据，来说明女巫中产婆的比例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他猜测这是因为协助分娩的产婆必须是社区中值得信赖的成员。对于女巫迫害的起源的假说实在太多而且许多是存在矛盾的，我们也不得不谨慎地选择一种多元混杂实际上说了等于没说的立场，不过阿芝遗漏的一种传统解释我以为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即黑死病过后，人们拮据的经济状况和赡养贫穷社区成员之义务的冲突，使得人们以巫术的理由来加害最贫穷者。

拮据的经济状况与赡养成员之间的义务的冲突，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点，荣健欣所引的Emily Oster 有一篇文章发现，在1520-1770期间，只要气候变暖，杀巫人数就下降；气温一下降，杀巫人数就上升。（Witchcraft, Weath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naissance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Winter 2004） 但关于前者有研究表明全欧的人口数在黑死病流行结束之后，仍然持续的减少，但在一百年后的1480年左右，人口却陡然暴增，对照在此一时期之前，大量的产婆被以巫术罪名送上火刑台，有学者认为这两个事件间具有因果关系：由于产婆多半具备堕胎与避孕的技术与知识，产婆大量的死亡，平民妇女丧失了她们唯一可能私下接触避孕的知识与接受堕胎的管道，这是导致1480年代人口暴增的主因。 

当年容易被指做女巫的女性主要分两种，一种是老年女性，往往是寡妇，无子，可能还有点孤僻，简直太符合女巫形象了。之所以她们会受到迫害，一说是和女性更年期有密切关系。倘若一个女性进入更年期，而她的形象没能“转换成功”的话——比如从一个母亲到一个祖母，反而孤身寡人，就容易令人感到不安。倘若她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那更是阻挡了一代男性到另一代男性的财产转换，简直罪大恶极了。另外，更年期女性无法生育，往往使她们求助于魔法，魔坛之类的东西，而人们眼中无法生育的最大原因恰恰是因为魔法的干扰。也就是说，人们看着一个更年期不育的女性，会觉得，此人生不出小孩，是她有魔法的关系，而她自身为了能生出小孩，更会去求助可以帮忙生育的魔法，被人看见，这下罪名都坐实了，跳进泰晤士河都洗不清了。还有，老年单身的女性更有可能独居，这在当年看来，是不正常的，怎么可以不从夫又不从子呢，这还怎么叫男权社会统治！所以更容易收到指控。

第二种容易被判为女巫的人，反而是单身母亲，孩子年轻，或者自己年老。她们身边的男性亲戚少，所以社会地位低，就算被指控了也没人替她说话。其次，她们经常以乞讨为生，而苗老师已经提到了，经济一拮据，村里人就没法赡养这种累赘，但不赡养呢，心理又过不去，就产生一种refusal-guilt syndrome（拒绝后罪恶感症群），反而将对自己无能的愤怒转而发泄到这些女人身上了。

最讽刺的是，当年在反巫术运动中，指控女巫最多的，反而是女人。对这个解释有很多说法，一说是这是女性在男权社会里彼此勾心斗角的一种展现，利用男权来达到目的。那时候的社会，男女的“八卦圈”是分开的，一般是在女性圈里悉悉索索说某某可能是女巫，声音越来越大，逐渐传到男性耳中，而男性出面来真正进入制裁阶段。若没有女巫这种指控，女性和女性之间的“政治”利益冲突，基本上没有公开的出口。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女巫和她的“受害者”——也就是“指控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有种“我俩本应好友，无奈反目成仇”的感觉。如果说被指控为女巫的都是弱者，老而单身，独居，孤僻，靠乞讨为生，等等，那么巫术是这些弱者唯一可以反抗的途径。在指控者看来，女巫若是没有巫术，只是一个弱者，我指控她，我是欺负她。有了巫术，我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指着她，看！她对我心怀叵测来着！而不会有罪恶感。

那么再往大了说，女人其实作为一种性别，也是被视为弱者的。不能参政，没有经济基础，魔法似乎是她们唯一可以保护自己，以及反抗男权的途径。所以将一个女人定位为女巫，是男权社会——或者说，是相信和维护男权社会各种信条的女人——对这些弱者的正面挑战。没有巫术这层指控，怎么合法合理地把一个弱女子拉出来审判呢？

更可叹的是，这里所提到的，更年期，无法生育，没有男性亲戚，无法和男性抗争……看上去都是男权社会的错，但，事实摆在那里，指控女巫最多的，还是女人。

是“巫术审判”不是“女巫审判”，譬如15世纪被以巫术名义判处死刑的Robinet de Vaulx，他便是一名多明我会的男性修士。最早与巫术联系起来的是法国南部的“韦尔多派异端”，尤其是这些信徒中的“完美人”（韦尔多派的苦修士），他们中便是既有男人，也有女人。男人可能还居多。

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男子被指控行使巫术的罪名，但肯上下打点的话还是有一线生机，所以最后被烧死的往往还是女性居多。

（九）

“国之不幸，必有妖孽”，古代农业社会一旦遭遇饥荒，迷信和巫术也往往随之兴起，因为统治者在无法做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时候，往往必须找人来背黑锅，而在大多数人都无知而迷信的年代，巫师和术士是最好的替罪羊。而那些随后被迫害的巫师和术士，大多数是对社会生产贡献很小的人，无权无势无家无业，杀了他们不仅没人在意，大家还乐得省下口粮。这与“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兴起的文革，十分雷同。

从13世纪到19世纪，整个欧洲大陆大约有一百万人被当成巫师。而16世纪和17世纪是迫害巫师的高峰，在德国的某小镇，最多的时候一天竟有400人被当做巫师杀害。被迫害的巫师绝大多数是女人——贫穷的女人或寡妇。为什么是在16和17世纪呢？因为那时候食品最紧缺。

这和中国三年大饥荒（1959—1962年）之后，紧接着爆发文革（1966年），简直一模一样。注意一下就不难发现，苏联的大肃反（1934年），也是在大饥荒（1928年）之后不久开始的！

全球气温在14世纪初开始下降，到18世纪初开始回升，这一阶段史称“小冰川期”，其中气候最冷的时候就集中在16和17世纪。虽然女巫自古有之，但对女巫的大规模追捕和迫害发端于1560年，正是气候最冷的那段时间，而之前已有70年没发生过迫害女巫事件。气候变冷，农业歉收，生存环境恶化，疾病流行。在这个时候杀死那些在食品分配中没有发言权的女人，尤其是贫穷的女人和无依无靠的寡妇，并不难理解。

首先想起了前几天刚学的1690年左右的萨勒姆女巫案：一群老妇人被认定为女巫而被处死。

几个世纪前，有一种看法认为巫师能从魔鬼那里获得法力伤害虔诚的信徒。1487年，天主教修士兼宗教裁判官海因里希·克拉马（Heinrich Kraemer）出版了一本名为《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的“女巫鉴别手册”，标志着“猎巫”（Witch Hunting）运动正式开始。这是在文革发生之前将近五百年的事情了。

这书描述了女巫是如何与魔鬼签订契约，伤害人类牲畜，甚至可以将男人的生殖器“夺走”；而这本书也为如何鉴别、迫害“女巫”提供了详细的指南。“巫术恐慌”从14世纪开始横扫欧洲大陆，一直到17世纪初期才逐渐消退，许多无辜的人被当成巫师，送上了绞刑台。显然，这与“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极为类似。

 《女巫之锤》（The Witches's Hammer）的作者为两名神职人员，于1478年出版，出版的目的在于挑战所有反对巫术存在的主张，并且指出地方官员如何定义、审问并指控女巫。它是首先记载广泛使用“特质论”来理解邪恶的书，后来成为宗教审判的“毛选”，是审判必读的著作。

于是为了防止邪恶蔓延，处置散布各处的巫师，许多国家以找出并消灭巫师为解决之道。从茫茫人海中找出阶级敌人，“识别”是首要工作，然后以各式各样的严厉酷刑逼供，让这些人承认自己的确为“异端”，接着便歼灭这些“异端”，也就是我们知道的猎巫行动。无法在这样的考验下存活的就如此死去，简单直接。 就算不提起许多精密规划的恐怖行动、酷刑和数以千计的未知灭族行动所造成的大量死伤数目，光是这种大幅简化复杂议题的概念，就足以教人燃起一把人人过关的审查大火。只要敌人的身份一被确认，就实施酷刑、下油锅、上火刑架。在由男性主导的教会及国家中，我们不难想见为何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冠上巫师之名。这些“异端”通常会因为几种形式受到威胁：守寡、贫穷、丑陋、畸形。英剧《默林》中的女巫就是这个形象。少数几个特别的例子则是太傲慢或太有威权。宗教审判的工具，目前仍现形于世界各处的监狱中，在军事或法律审问中心里更是标准执行程序。 

各地，各民族，往往有它的原生宗教，或者可以称为“巫教”，这种原生的宗教往往以下特点：泛神论，有女神，巫、卜、医相成相合，带有母系社会的遗留特点——祭司，或者说负责信仰仪式和传承的，多是地位崇高年长的女性。如果你查看一下中文里“巫”这个字眼，会发现它本来就是指“女巫”。像“魔女莉莉丝”这种概念，也有人考据过词源和来源，认为这是在基督教传播途中，由某地的原始宗教里进入其中的女神。 

Witch，被翻译成女巫。不代表Witch里面没有男性。这只是个翻译问题。类似的还有necromancer，被翻译成男巫，不代表necromancer里面没有女性。

巫师就是萨满，都是骑着扫把飞的。只有身体足够轻才可以飞起来。荷兰的一个博物馆里有一把称，来称巫师的重量。轻的就会被处死。其实这是误解，因为萨满教里的飞升，多是灵魂的，而非肉体的。

摘取一些原书中的句子：

“象征符号是很弹性的，五角星符号的意义被早期的罗马天主教会给更改了。作为梵蒂冈清除异教并使大众皈依基督教的运动的一部分，天主教会掀起了一个污蔑异教神和异教女神的运动，把他们的神圣的象征符号重新解释为邪恶的符号。”

“一种新出现的力量会取代现存的象征符号并长期贬损它们以图彻底抹掉它们的意义。在异教象征和基督教象征的争斗中，异教徒输了。海神波塞冬的三叉戟成了恶魔的草叉，象征智慧的锥形尖顶帽成了女巫的象征，金星的五角形成了邪恶的象征。”

天主事工会一直令她心里不舒服。且不说这个教派固守着肉体惩罚的秘密仪式，他们对女人的看法充其量也只是中世纪的。她曾非常吃惊地了解到男会员在作弥撒时，女会员得被迫无偿地为他清洁住所；女人睡在硬木地板上，而男人却有干草床垫；女人被迫做额外的肉体惩罚——都是为了抵赎原罪。似乎夏娃在智慧树上咬的一口成了女人注定要永远偿还的债务。他们对异教和女性崇拜宗教组织的残忍圣战延续了三个世纪，采用的手段既鼓动人心，同时又是耸人听闻的。

《巫婆之锤》和《资本论》一样，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无疑堪称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出版物。它向人们灌输“自由思考给世界带来威胁”的思想，并教导如何去识别、折磨并消灭之。当权派指认的“巫”不仅包括女学者、吉普赛女人、女巫师，也包括自然爱好者、草本采集者以及任何“涉嫌与自然世界协调一致的人”。在追捕女巫的三百年中，被教会绑在柱子上烧死的女性多达五百万。

这和大量“黑五类”遭到毛泽东长达半个世纪的虐杀，十分相似，尽管毛泽东自己也是黑五类出身，但他却作为阶级叛徒而获得了领导地位。

贞德当初被判火刑烧死，甚至骨灰也没有被埋葬，1456年，罗马教廷经过长期的重新审查，推翻1431年的判决，洗清圣女贞德的罪名，1909年，罗马教廷册封贞德为“真福”，一直到1920年才册封为“圣女贞德”。英法两国对贞德的种种情结，是因为百年战争在欧洲历史上扮演了非常关键的地位，它把中世纪零散各自为政的封建领主统一为王权，也让零散不一的封建政治，变作一个个君权鼎盛的国家型态，而艺术史，也随此渐渐走进脱离教会主控、以君王贵族为取悦对象的巴洛克时代。在这重要的历史事件中，贞德扮演了让法国由几乎被英国并吞劣势，转向强势，最后把英国驱离法国的关键人物。此外，其背后最大的因素即是在公元13世纪到19世纪之间最大争议，很多妇女都死于和贞德同样的原因，那就是“女巫罪”。贞德跟其它妇女一样，其实是当时对女巫莫名的恐惧下的牺牲品。

这个过程十分类似文革以后，许多当年遭受迫害的人物，也都纷纷得以“平反昭雪”。

13世纪之前，罗马教会对抗异教徒或异端皆需经由世俗权力所组成的十字军或政治权力为之。1230年罗马教宗建立了一个可以由自己控制的团队，专门对付异端并将其绳之以法。这群由Dominican及Franciscan修士所组成的教会组织，称为异端裁判所。异端裁判所最有名的案例除了女巫案，就是最著名的星象学家伽利略案。伽利略在1609年因设立望远镜观察天空星象，被认定亵渎偷窥上帝，伽利略主张地球绕着太阳运转的观念严重触犯当时教会信念，当时教会的认定很保守：地球是静态，而且是宇宙中心。在异端裁判所的控告下，伽利略被罗马教会禁止再发表与天文有关的言论。伽利略被带到异端裁判所审讯，在生命的威胁下他撤回主张，在1642年过世前未曾再提及星象看法。

这和毛泽东残酷虐待“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如出一辙。

……

由此可见，文革的确是马列主义的“猎巫运动”，而“五一六通知”就是“猎巫运动的血腥号角”：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清洗黑X人=猎巫！”

难怪毛泽东自称是打鬼的“钟馗”！

其实他自己才是最大的“鬼”。这个鬼说的话，就叫“最高指示”。其实就是湖南苗侗巫师所说的、念咒的“咒语”。

我以此读史笔记，记念文革爆发五十周年。

〔另起一页〕

第三节

僵尸盘踞的现代南北朝

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肥、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

（《圣经·箴言》三十章21—23节）

核心提示：

“僵尸”就是台北的孙中山与北京的毛泽东，“现代南北朝”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国（位于台湾）“中华民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位于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的“党国”就是古代“朝廷”，现代的“两个中国”就是古代的“南北朝廷”──这就形成了“两个僵尸统治的现代南北朝”。“两个僵尸”都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结果，都是作为马列主义的怪胎出现在中国的。“两个僵尸统治的现代南北朝”，就像两把尖刀插在中国身上，造成了不断流血的伤口。

我设想，中国要统一，首先要恢复自己的健康；那就需要弥合自己不断流血的伤口。而只有搬掉这两个造成伤口的僵尸，“中国”才能避免隋朝那样的“并吞陈朝而自己却亡了国”的下场。否则，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就会像隋炀帝那样，统一中国却灭亡了自己！

（一）孙中山亮相天安门广场

2009年9月25日，北京天安门城楼前东西两侧、人民大会堂北门外临时观礼台上，工人开始加装长凳，并铺设红色地毯。孙中山的像，又要亮相广场了。测量、吊线、打眼、拧螺丝……下午五时许，天安门城楼前东西两侧临时观礼台的红地毯上，工人正将一排排乳白色“木盒”与地面固定。现场工人介绍，临时观礼台都需安装阅兵观众所坐的长凳。长凳为木质，外铺红色地毯。长凳高约十厘米，宽约十五厘米。

也许，“僵尸出游”并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孙中山巨幅画像亮相天安门广场之前一个星期，2009年9月17日，纽约时代广场也上演了一场“僵尸”暴走。而且比孙中山亮相天安门更加真实：一群演员装扮成僵尸的样子，在街头行走，提前为即将到来的万圣节造势。

而英国的“4026人集体扮僵尸”的场面，更为惊人，号称“打破世界记录”：2009年8月，4026名满身鲜血、死状恐怖的“僵尸”，群集英国赫尔福德郡莱德伯里市，刷新最大规模“僵尸集会”的世界记录。旧记录是3894人，是7月在西雅图创下的。

这幕骇人画面出现在该市举行的大寒音乐节（Big Chill festival）上，共有4026人把自己打扮成形状可怖的僵尸。他们还参与了一部僵尸片的拍摄。不过，主办单位相信实际数目远不止此，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填写表格。这项活动持续至深夜，大会在特别设置的帐篷内通宵播映僵尸纪念电影。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一到逢年过节，天安门的“毛泽东纪念堂”门前就会排起“长龙”，龙的子孙竞相朝拜一具僵尸。

毛的僵尸和孙的僵尸，还衍生出来无数的雕像、画像，风雨无阻，无孔不入，到处窥探、监视活人们的生活。

（二）僵尸现象的政治原理

僵尸的外型丑陋，浑身上下充满了尸腐味。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他”的喜爱，在西方国家的民俗里，一到万圣节，人们纷纷打扮成僵尸的模样招摇过市。

万圣节期间，如果你走在伦敦的大街上或者在公共汽车里，看到一群面无血色、浑身是血的僵尸，千万不要害怕。每年还没到万圣节，各种大鬼小鬼早已按捺不住，各大商店也为鬼怪们提供各种服饰、面具以及化妆品。甚至有些商店的售货员也改由僵尸站柜台。

有人说，“僵尸文化”衍生自欧美恐怖电影文化，越来越多的西方年轻人热衷于把自己打扮成面目狰狞的僵尸，然后张牙舞爪地走上街头。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俄罗斯……很多欧美国家每年都会举办“僵尸大游行”活动。甚至在一些旅游项目里，也增添了“僵尸伴你游”的项目。不久前，英国一个名为“伦敦大桥历险和伦敦坟墓”的旅游项目公开招聘“僵尸”，被录用者年薪达到三万英镑。

其实，僵尸文化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

僵尸盛行还与经济现象有所关联。

2009年万圣节，僵尸打败了吸血鬼、狼人和杀人精灵，格外受到瞩目。于是人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僵尸的盛行跟社会经济状况有很大关系。

每当社会经济陷于危难之时，人们对僵尸的关注就会增加。例如，就是在1929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那一年，僵尸首次在美国文化中登堂入室。而1990年代，全球经济出现繁荣发展之际，僵尸几乎销声匿迹，而现在全球经济再次陷入颓势时，僵尸又卷土重来。

（三）僵尸统治的现代南北朝

如果说，僵尸文化在西方还是一种经济现象；那么僵尸文化到了苏联和中国，就成为一种政治现象了，而且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现象，一种长达一个世纪的政治现象！

从10月1日到10月10日，是两个僵尸统治的两个“中国”──现代南北朝──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纪念日，也是现代中国人必须面对面朝拜僵尸的日子。因为一百年来的中国人，始终没有走出名为“共和”、实为“军管”的军阀建国的泥坑。

两个僵尸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是魔幻电影里的幻影僵尸，也是现实政治里的权力僵尸──他们现在还通过某些巫师的装神弄鬼，统治活人，甚至主“宰”活人！

僵尸的国度！它用孩子们的心肺，编成悼念亡灵的花环。在这“美好生活”的背面，屹立着泣鬼惊神的“壮丽事业”──君子不党的党，像黑手党那样喜欢这样描绘自己杀人越货的勾当为“壮丽的事业”。统治这僵尸国度的，是扼杀生命的“规律”。这个规律漠视并且践踏：一切尚未死绝的人、所有尚未凉透的心。

两个僵尸统治中国，中国成了僵尸的国度。

（四）僵尸统治是苏联的遗产

“僵尸出游”并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僵尸统治”却是“两个中国”的一致特色，不管它是姓资还是姓社。

孙中山的僵尸统治台湾，毛泽东的僵尸统治大陆，“一国两尸”取代了“一国两制”，凝固成为“大中华”的悲哀现实。

僵尸盘踞庙堂，现已成为中国特色，但是这个“中国特色”却是由俄国炮制的、苏共输出的，并通过“十月革命”的大炮和“解放战争”的小米加步枪，稳稳当当地套在了中国人民头上。于是中国出现了两个“僵尸盘踞庙堂”的空前怪象。这完全是效法列宁僵尸和斯大林僵尸的僵尸统治。比较有“创意”的是，不同于两个僵尸统治苏联一个国家，两个僵尸统治了两个中国，还多出了一个“国家”。于是，“现代南北朝”──南朝中华民国和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由两块僵尸分别主宰了：第一块是台湾，孙中山僵尸统治的“现代南朝”、中华民国，第二块是大陆，毛泽东僵尸统治的“现代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块僵尸分头坐镇两个“国家”、两个“政府”，分头“代表两岸人民”──供奉僵尸的地盘，难怪充满邪气；僵尸主“宰”的国度，不能不经常流血，因为吸血僵尸，就是要活人不断流血，予以祭祀。

僵尸统治是苏联的遗产。两个僵尸统治苏联已经被证明是死路一条。结果赫鲁晓夫被迫搬掉了一个僵尸斯大林，剩下一个僵尸列宁，以为可以救其亡也。结果仍然不能去掉僵尸带来的魔咒：保持列宁僵尸的结果，就是苏联本身的灭亡。现在，“苏联老大哥”虽然已经解体将近二十年，但是苏联的万恶遗产还在中国，还在海峡两岸当家作主、并主“宰”一切。可以预见，只要列宁的僵尸继续存在，俄国就会继续分裂，越分越小，直到完全变成一个内陆国家。

（五）僵尸的颂歌

看看现在的中国，正因为这是一个还没有从苏联影响下获得独立于自由的僵尸国度，僵尸“同志”也就得到了僵尸报纸和僵尸喉舌的大力美化。

2009年10月30日《环球时报》发表该报驻英国、美国的特约记者纪双城、郑洪涛一篇《万圣节：西方人扮僵尸、盼复苏》的文章称，僵尸代表着一种“死后复苏”的社会现象，这正配合了今年金融危机的形势。例如，杰克逊粉丝大跳僵尸舞。

《环球时报》宣传说：除了万圣节的疯狂，西方人的僵尸情结似乎遍布各个方面。有关僵尸的书籍、电影作品、百老汇剧目、电脑游戏、游行活动以及僵尸比赛常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甚至有人说，只要跟僵尸挂钩，就会受到追捧。2003年最畅销作家马克思·布鲁克斯，其书《僵尸存活指南：对活死人的完全保护》使不死风行。洛杉矶作家塞思·格雷厄姆·史密斯因一部改编经典《傲慢与偏见》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与僵尸》，人气在最畅销小说排行榜上一路飙升。伍迪·哈里森因为出演《僵尸领地》而受到好评。追击僵尸的电脑游戏《留给死亡》上市几个月里销量就已超过二百五十万张。 许多电影导演和出版商都认为，这与人们对于国际社会应对恐怖主义和经济崩溃感到焦虑有关。而今年杰克逊的离世，也让人们再次关注起僵尸舞蹈来。不久前，英国歌迷为庆祝迈克尔·杰克逊五十一岁生日而聚集在一起，大跳《颤栗》中的僵尸舞蹈，纪念偶像。

（六）僵尸统治与个人崇拜

僵尸统治的起源是个人崇拜。不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影视明星，他们的僵尸受到膜拜，都是由于他们生前受到了并不恰当地抬举。

唐朝人章碣在《焚书坑》一诗中曾经如此描写个人崇拜所造成的社会病态：“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首诗探讨秦末群雄并起的原因，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一个人崇拜行径，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谴责。

个人崇拜是人本主义极端膨胀的结果。人本主义极端膨胀的结果，就会去侵犯他人权利，乃至残害他人。秦始皇想毁灭一切比他更伟大的东西，来成就自己的导师梦，所以他需要改造别人的思想。

英夷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通过他剧中人物的口，赞美人类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外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时，他实际上是拿禽兽作为坐标，来实行“人的发现”的！如果完全不提人的堕落与原罪，而仅仅与兽性相比，人类确实值得骄傲，他有科学、艺术，还有武器、权能。但几万年来的技术进步，并没有帮助人的道德完善起来，只是使人变得更加虚伪，更会乔装打扮，这还是一种“技术的进步”。

在《暴风雨》一剧里，莎士比亚又通过女主角米兰达的口赞美人类说：“神奇啊，这里有多少好看的人，人类是多么美丽！啊，新奇的世界，有这么多出色的人物！”而这位米兰达却是从小就与世隔绝，没有受过世俗污染的，这是她首次见到人们时，发出的惊叹。莎士比亚通过米兰达颂扬了自己的同类，因为人类很容易骄傲，却很难顺服下来。而顺服，才是进入上帝属灵国度的前提条件。在顺服方面，顺服可见的利益容易，顺服难见的荣光不易──而一个社会要走向文明与强盛，必先学会服从抽象的荣光。而要顺服荣光，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我们都亏欠了至上的荣耀。如果我们固执、骄傲、拒不卑微顺服，又怎能虚己以待至上荣光的引导？

（七）诱人堕落的方法

诱人堕落的方法是“鼓励”他的自大；“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创世记》第三章5节）这样一来，追求“像上帝一样”的努力，就成了一切灾难的开端。使徒劝人重生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第二章5节）但却被宗教骗子利用谋生；“活出基督的样子”竟被解释成为：通过努力，人也可以天国的钥匙。

但是如何区分撒旦的诱惑和使徒的劝勉？这是千古之谜。而我仅仅知道：卑微使我们像尘土一样，得以上升，见到至上的国；而富贵，却以黄金般的沉重分量，把落水者带到河床的泥沙中。“富贵使人下地狱”，原来是基于物理的定律。如果人们自封为圣，甚至自立为神，那就会像孙中山和毛泽东一样“贵重”，永远沉在河床的泥沙之下。

越是自己卑微，就越容易见到至上的伟大圣洁。如此说来，“卑微”等于是在开发自己的潜力、接近世界的永恒。

儿童为什么进步迅速？因为卑微。成人为什么日趋腐朽？因为失去了卑微。而处在儿童与成人之间的“青春期”、“反叛期”，则是失去卑微的关键过程。青春期一过，人的创造性也就结束了：因为失去卑微的过程，已经把人固定、使人僵化了。由此可知，如果人们骄傲了，人们的前途也就封顶了，人们除了面对“顶峰的绝望”之外，还能面对什么呢？“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这不仅独裁者面对的末日，也是一切自命为“顶峰”的蠢才，所面对的绝境。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自我神化，不是自我毁灭的开始，而是自我毁灭的完成──所以奉行个人崇拜的社会，无一不是僵尸统治的社会，它们需要僵尸和木乃伊来“坐镇国家”，这样的国家当然也就是邪恶主导，需要经常活人流血，作为邪灵的祭祀。

（八）中国需要结束革命

在僵尸统治的国度，死一般的幸福却被尊为至高。凡事忍耐却被视为公民的美德。确实，这里只有死一般的幸福──因为这里是死人统治的国度。田园渐渐荒芜，变为广漠的坟场。人烟虽然稠密，但流行的新锐却是死人的欢喜。真正的活人，以及活人的欢喜，在这里“决无立锥之地”。

这是因为，我们尚未结束“中国不断流血的百年革命”。

现在中国需要的，不是告别革命，而要结束革命。中国需要“一场结束革命的革命”。结束革命的革命，就是要搬掉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个僵尸。

只有结束了革命，中国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只有结束了革命，中国人民才能摆脱“马列主义殖民地”的历史命运，向着安居乐业的民族家园，前进！

2010年1月13日

〔另起一页〕

第四节

中共隔代传位VS满清东西陵寝

（一）邓小平设计的“死为活用”

1980年，邓小平两次到满清的“东陵”和“西陵”考察，寻求自己未来的安葬方式，惊问此地为何与明朝的十三陵不同，一个家族为何要分两个地方埋葬，这不等于骨肉分离吗？当手下的御用文人告诉他：这是满清最为诡秘的风水制度，名义上取法于周朝的昭穆体制，实际上是萨满教的秘传，并且保证了满清两百年极度离奇的异族统治得以延续……邓小平当即说：“这个制度好，两百年不动摇。”

从此以后，“两百年不动摇”就刻入了邓小平的脑子，像咒语一样支配了他的言行。后来，“五十年不动摇”（坚持一国两制）、“一百年不动摇”（坚持基本路线），都成了邓小平的口号，但究其根本，都来自“满清东西陵寝两百年不动摇”。

1989年，邓小平到布满尸骸的天安门广场“视察灾情”、检验六四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正为接班人纷纷叛离苦恼不已的五短身材里，突然一线诡秘的灵光一现：“什么制度好？满清东西陵寝两百年不动摇的制度好。”于是邓小平发明了中共“隔代传位”的创举，目的就是要再现“满清异族统治中国两百年不动摇”的奇迹于今日之中华大地。

此后，邓小平就开始叫人宣传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便保证“隔代传位取法东西陵寝”的思想得以落实。在邓小平看来，八九民运既然揭露邓小平是当代慈禧，邓小平就要把诅咒当作祝福，积极吸取慈禧太后的成功经验。例如：西太后慈禧得以长期执政，就是巧妙了东太后的荫蔽，这东西两宫实在与东西陵寝，双璧相辉。

说实话，不论改革还是开放，邓小平都是拾人牙慧，谈不上创举：“改革”是林彪遗愿（文革的“斗、批、改”，“斗、批”成功了，“改”却没有实现；结果极其人民的不满，直接导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和毛死、毛党四人帮覆灭），“开放”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毛在林彪死后，被迫对“美帝”和世界解开了自己的裤腰带子……但唯有这个“隔代传位取法东西陵寝”，却是邓小平的发明。

邓小平总设计师把死人的陵寝制度用作活人的继承制度，真正在毛泽东“古为今用”、林彪“活学活用”的基础上，做到了邓小平的“死为活用”，只有这样，才能把共产党专政这一死棋下活。

（二）中共隔代传位的实践

转眼到了2012年11月21日，路透社报道：接近中共领导层的消息人士对该通讯社说，中共退休领导人在最后一刻非正式投票中阻挠两名主张改革的候选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两个消息人士说，在上星期结束的中共十八大之前举行过非正式投票，退休的政治老人在投票中发挥了作用。包括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发挥影响说明在中共高层进行有限改革的难度。中共内部进行非正式投票说明中共作“党内民主”尝试，试图解决晋升政治局常委的纷争。据说中共在2007年也进行了关于扩大政治局的非正式投票。两名受阻未晋升政治局常委的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中组部负责人李源潮，他们都被认为有改革意识。因为汪洋被认为是重庆前领导人薄熙来的对立面，他被认为更青睐私营企业，所以老人将汪洋排挤出局以避免进一步激化同党政军内支持毛泽东派系的矛盾。一位消息人士，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薄熙来的支持者制造麻烦。消息人士说，李源潮因为作为组织部长提拔了过多胡锦涛的人，没有听取党内退休老人的举荐，因此得罪了退休老人。

中共的发言人拒绝对路透社的报道作评论。

不过消息人士说，在十八大举行前几个月期间，即将退出的24名中央委员和10多位退休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对新的政治局常委在京西宾馆和其他地方进行了10多轮讨论，其中至少进行过两次非正式投票。消息人士说，政治老人就程序问题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促成在10月进行了一轮非正式投票，李源潮在那次投票中出局。

早先路透社在10月19日报道说，习近平、胡锦涛和江泽民已经就一个包括李源潮在内的政治局常委名单达成一致，但是党内老人对此不满，在他们施压下在10月下旬又进行了一轮投票。在那次非正式投票中，李源潮被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取代。现在有人认为李源潮可能会担任人大副委员会长。67岁的俞正声是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中年纪最大的。据路透社报道，他的兄长俞强生，一位国家安全部的官员，在80年代叛逃美国，因此俞正声一度被认为仕途暗淡。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换届往往在每5年一次的党大会前就已经通过讨价还价做出决定。中共高层领导人和退休元老都希望以此保护自己的影响力和利益。之后他们还要经过党代会走过场的选拔程序。在前几次党大会都没有过竞争性的投票，政治局和政治常委的选举是无差额选举。虽然此次中共高层进行非正式投票未必能够显示民主政治改革的意向，但至少为解决派系斗争提供了渠道。路透社上周报道说，胡锦涛和习近平支持通过更民主的选拔过程选择最高领导人。

11月20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新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这一消息被认为坐实了外界关于中共第六代领导人的部分传言而受到广泛关注。11月15日，中共第十八届一中全会正式公布了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作为上一届留任常委，问鼎权力核心，证实了十年之久的传言，即江泽民在向胡锦涛进行权力交接时，模仿邓小平任用江泽民时指定胡锦涛的办法，隔代指定了习近平作为新一代领导核心。同时传言说，胡锦涛依此惯例，在交出权力的同时，指定了以胡春华、孙政才作为下一代领导核心。按照中共的划分，从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算起，习近平、李克强政权为第五代领导人。

孙政才早年毕业于山东莱阳农学院，曾任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市委常委、国家农业部部长、吉林省委书记及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在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孙政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高层的派系斗争中，孙政才被认为深受温家宝赏识，得到温的大力提携。

受到更广泛关注的胡春华，尚无职务变动的消息。在中共十八期间，他公开回应了将去广东履职的传闻，受到包括中国国内媒体的广泛报道，尽管这个回答没有任何内容：“首先感谢媒体对我的关注，但大家都看到，我现在还是内蒙古的书记、内蒙古代表团团长，我在这里只回答你们关于内蒙古的问题。”

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选出25名政治局委员，初步统计平均年龄61.16岁。其中胡春华、孙政才最年轻，均为现年49岁。同时新晋政治局委员中，原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原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传言，已由11月19日新华社消息予以证实。

（三）满清东西陵寝的指引

清朝帝王陵寝与中国明朝以前历代皇家陵寝制度（包括异族统治的北魏、辽、金、元等）的重要区别，在于形成了“昭穆相间的兆葬之制”，即清东陵和清西陵的帝王隔代分葬东西两陵的建陵制度。这种建陵制度起源于清永陵。

昭穆相间的兆葬之制又称“左昭右穆”，其重要特征是长辈居左昭（东），晚辈居右穆（西），隔代分葬东西两翼，形成祖孙同处一翼的陵寝格局。清永陵中，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孟特穆居东，曾祖福满居西（中），祖父觉昌安居东，父亲塔克世居西。与四祖陵墓对应的是清永陵前院中的四祖碑亭，同样按照“左昭右穆”的陵制呈一字形东西排列。

清永陵把辈份分明的“左昭右穆”的陵制集合在一座陵寝中，而清东陵和清西陵则继承了清永陵的满洲建陵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得以形成了规模宏大、东西呼应的两大陵寝。

相比东西两陵，满洲的永陵小家子气十足，没有其他明清皇家陵寝中习见的石牌坊、石像生、华表、石五供和环绕陵寝建筑的高大城堡、角楼、明楼。清永陵启运殿（相当于明陵的祾恩殿、清陵的隆恩殿）前的月台没有石勾栏；月台石阶正中的丹陛石素面，没有常见的云龙浮雕；宝顶是在地面上封土的小小坟丘，下无地宫。上述情况的发生，是因为满族尚未入主中国，那还不是皇家陵寝。

清永陵四座神功圣德碑楼在一条直线上排列，四个帝陵和两个陪葬墓也共处于一座陵寝中，形成帝系子孙共葬一陵和君臣共葬一陵的特殊规制。这种特殊规制不是中国的制度。

满洲人保持了少数民族原始的文化传统。清永陵在满人入主中国之后，才敢按照帝王陵寝予以改建，虽然保持了满人的传统：陵寝的正门及东西侧门设对开的木栅栏门，这是满族先世“树栅为寨”的民俗遗风，在中国帝王陵中也仅此一例。

四座碑亭中的“神功圣德碑”碑文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合壁刻写，成为清朝帝陵加以继承的传统制度之一。“盛京三陵”最初都无地宫，在清初改建后独有清永陵保持着没有地宫的本来面貌。火葬本是是满人的习俗，清朝帝陵的火葬制度从清永陵发端，历经努尔哈赤、皇太极和清朝入主中国后的第一代皇帝福临等三代，至汉化的康熙皇帝才废除了帝王火葬制度。其他明清帝王陵寝都有规模巨大、唯我独尊的宝顶和宝城，只有清永陵保存了满族先世的土坟宝顶和子孙死后团聚一处的家庭坟院（宝城）之制。并且历清朝至今，每年清明节清永陵仍然保持着在宝顶上插“佛头”的满族祭俗（用木棍或农作物秫秸或树枝结成支架，支架上安插玉米核子，并粘贴五彩纸条，然后将支架放置在宝顶上）。

（四）“陵寝制度”移植“传位工程”

“中共隔代传位制度”绝非网语：现在已经出现了“第六代领导人”了。

据英国《金融时报》总结：中共所谓“第六代领导人”显著特征之一，是他们的教育背景更多样化，不再像他们之前的中共领导人的教育背景通常是主修科学。报道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共第六代领导人更加国际化，但在其他方面则很像他们的前任，即：不会是很有魄力的改革者。“这两代领导人都是出于一个模子，他们穿着一样，言行举止也同样。”

胡春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赴西藏工作，得到胡锦涛的信任，24岁即任职共青团西藏区委副书记，27岁转任正书记，随后得到与胡锦涛仕途类似的各种历练。胡春华主政河北时，发生了震惊全球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余波至今未了。调任内蒙古自治区以后，发生了民族冲突性质的群体性事件，他采取了强硬的镇压措施，同时安抚民众。他总结说：“政治家应该像生殖器一样：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他没有提到公民权利与法治，这被认为是中共传统统治术。

邓小平创造的“隔代指定”在中共党内好像形成两个山头，以隔代划分。这种安排的好处，是在两代接班人之间形成一条生死线：为了自身安全无法进行政治改革。中共已经将“隔代指定接班人”的继承模式彻底制度化：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胡春华、孙政才，必然会像慈禧太后一样按部就班地躺进清陵。

胡春华的花白头发也引起媒体关注，被视为个性突出。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等中共领导人，都不曾忌讳于年老花白甚至稀疏的头发，但是从江泽民掌权开始直到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无论多么年长，头发一律油光乌黑，人们一直相信他们通过染发来增强自信。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时常露出斑白头发。

由此可见，江泽民本为中共隔代传位的首席受害者，但为了自己的家族利益不致受损，被迫成为“满清东西陵寝制度移植为中共隔代传位工程”的首席执行人

〔另起一页〕

第五节

“20年稳定”的日子已经满了 

新疆事件发生后，我想起一句话。这句话是在六四前说的：“牺牲20万人，维持20年稳定。”有人说，是王震说的；有人说，是邓小平说的；有人说，是太子党说的。现在看这句话，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1989年至今，确实做到了“20年稳定”。

但是。20年后，我们需要问新的问题：现在20年满了；中国还有稳定吗？新疆“75”事件和今年的其它事件表明，从现在开始，真正不稳定的时代开始了。新疆事件预示了这个新的不稳定时代会有些新特点：一个事件一夜之间，就有几百人命丧黄泉。

这既是未来的中国预兆，也是20年的总结：现在各地“民变”此起彼伏，到处都是暴力反抗烽火燎原；这正应了古书所说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1989年的“党锢之祸”，正在招致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新疆和西藏更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少数民族更有血性或“暴力反抗的传统”，还与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关。虽然在专制下，这个制度是空的，但到一定时候就会变成实在的。苏联是个例子。

我们清醒地看到：民主化不会导致分裂国家，就像苏联与东欧，除了采行民族区域制度的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以外，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甚至通过暴力革命的罗马尼亚，都没有分裂，而东德还走向了民族统一。世界上其他成功的民主化过程也都一样没有造成分裂。但是，民主化一旦卷入了民族矛盾，就会产生与民主化无关的额外风险。例如，要求落实空口许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很容易导致内乱、内战甚至分裂。这就是西藏和新疆的“民变”为什么比内地的“民变”更加激烈的一个原因。我们应该正视这一政治危机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2009年7月18日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论坛七五事件研讨会上的发言。）

〔另起一页〕

第六节

九常委制批判

2012年7月5日我看到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官方智囊的文章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九常委制度不可动摇，远比美国的个人总统制更具民主性、协调性和高效性。但有海外中国学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合逻辑、强词夺理。

中共十八大将在今年秋季召开，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海外版7月3日头版刊登中共智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的文章，称“九常委制度不可动摇，比美国的个人总统制强多了”。文章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9名常委组成，分别代表党、国家和军队等八大领导机构，分工合作与协调合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这是中国决策正确、发展成功的最关键政治条件。这种“集体总统制”远比“个人总统制”更具民主性、协调性和高效性。 

文章说，过去10年是中国全面发展的“辉煌十年”，不平凡的10年。中国先后有效处理了“非典”公共卫生危机、及时地应对了汶川大地震、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圆满完成“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任务、实现了年平均11.5% 的经济高增长，经济总量从位居世界第六位跃升为世界第二位等……。中国之所以可能取得这些成功，就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中国有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国决策正确、发展成功的最关键政治条件。它的集体决策机制比美国的所谓“个人总统制”优越。

……

对此，谢选骏指出，胡鞍钢的说法既没有逻辑，也是强词夺理。一个中共自己任命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治国制度，不可能比民众投票选举产生总统的制度更加民主：

“中共的九常委制度属于寡头制，那是自己任命自己，自说自话的就自己当上去了。美国的民主则是自由选举，四年选举一次，国会两年还选一部分，所以更能体现民意。胡鞍钢的这种说法非常的没有逻辑，也没有常识，他可以说中国的寡头制比美国的三权分立更有效率，但不可以说它更民主——说寡头制比民主制更民主，这就是一个没有常识的说法。胡鞍钢做这个论断显然是不中立的，因为他是属于寡头体制内部的一个御用的经济学家，他在这个体制内为这个体制辩护。”

胡鞍钢的文章还说，从决策理论和实践看，“集体总统制”在实现充分信息分享的信息结构与充分民主决策的决策结构相互作用方面，远比“个人总统制”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更具民主性、协调性和高效性等。

胡鞍钢不久前被北京市新增为中共十八大代表的候选人。《香港经济日报》7月4日报道说，胡鞍钢的这种说法，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的敏感时刻由《人民日报》发表，是针对这段时间，民间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将由“九常委变七常委”的传言作出的澄清，给十八大常委数量之争增添了更多的悬疑。 

〔另起一页〕

第七节

“多中央”造成的共振将日益剧烈

2012年4月20日，我提出“中共出现了三个中共中央”一说，引起各方关注。2012年4月28日，有人在网上发文，自问“到底有多少个党中央？”，并且自答说：“中共已到了三中央，九常委，三十二个封疆大臣，乱党，乱国，乱民的末世之乱。”比我的“三中央”说更为细致。

其实，不论“三中央”说，还是“三中央，九常委，三十二个封疆大臣”说，都还是着眼于目前的；如果放眼于未来，放眼于“十八大”以后，三个中央的形成，会变成制度，如果这些退而不休的总书记们活得够长，以后还会形成四个中央、五个中央甚至更多的中央。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重演于未来中国，并非绝无可奈。中国的连台大戏将越来越热闹了，而“多中央”的状态所造成的社会分裂与军政共振，将日益剧烈。

“多中央”现象是邓小平的战略失误，但事到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总体演化的关键要素。最新发生的“山东盲人维权活动家陈光诚勇闯美国大使馆”事件，说明薄熙来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社会总体混乱的一个环节。如果现在有更多的人起来效法方励之、王立军、陈光诚，那么美国驻中国的使领馆就可能成为“危机释放的导火索”，发挥起1989年匈牙利开放与西德边界那样的解放作用，如果那样，中国的柏林墙就会崩溃。2012年是美国的选举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没有理由再次拒绝要求保护的人民。

最新发生的“山东盲人维权活动家陈光诚勇闯美国大使馆”事件（http://www.iask.ca/news/china/2012/0428/132179.html），说明薄熙来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社会总体演化的一个环节。如果大家都起来效法方励之、王立军、陈光诚，那么美国驻中国的使领馆就可能成为“危机释放的导火索”，发挥起1989年匈牙利开放与西德边界的解放作用。2012年是美国的选举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没有理由拒绝要求保护的人民。

下面我就用“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的名目，以自问自答的方式，细细说来。

（秦人与楚魂的对话，2012年）

1、

秦人：如何解读薄熙来事件？

楚魂：显然，薄熙来事件标志着“中共统治进入晚期”。

根据我1996年提出的“七十年理论”，一般政权在七十年左右都会发生一次脱胎换骨，甚至美国，也在建国七八十年的时候发生了分崩离析、重新改组的南北战争。法国1789年大革命到1870重建共和，也花了七八十年。俄国民主革命失败（苏联建立）重建民主（苏联瓦解）也是七十多年，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到民主化（1987年），也是七十多年。

2、

秦人：有人说如果不是薄熙来在两会期间到中央“唱红打黑”， 事态可能不回如此严重，同意吗？

楚魂：“唱红打黑”企图在社会上复活共产主义运动，而共产主义运动则是一个国家发生危机甚至发生社会破产时，特有的现象。“唱红打黑”的土壤，实现在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而又无法推进宪政建设的矛盾。薄熙来在两会期间到中央“唱红打黑”， 主观上可能是为自己的案子解套，客观上是向中央的现行路线挑战，触发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

3、

秦人：薄熙来事件在此时爆发，与中共即将政权交接的“十八大”时间点，有没有关联？

楚魂：有。中共在1989年以前，是通过更换接班人梯队的一把手来完成政变的，例如刘少奇、林彪是毛泽东的牺牲品，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市邓小平的牺牲品。但六四大屠杀以后，中共合法性降低，姓资姓社都不敢辩论了；为了稳定大局，不再敢于撤换第一把手，于是改为在党大会前后撤换政治局委员和地方大员。1990年代撤换杨尚昆兄弟和北京头目陈希同，2006年撤换上海头目陈良宇，都属此类，这次轮到重庆头目薄熙来。

4、

秦人：薄熙来政治生涯走到此一地步， 跟他的性格有关， 国外媒体也曾经以“东方麦克白斯”形容薄熙来，您怎么看薄熙来这个人？

楚魂：薄熙来事件是“文革一代”首次登上中国政治的最高舞台。这就决定了以后的习近平时代和以前的胡锦涛时代很不相同。因为习近平和薄熙来一样，也都是红卫兵出身的。文革一代的人，不像胡锦涛一代的人那样是在文革以前就定型的，还比较循规蹈矩地恪守文革前流行的奴隶主义；也不像江泽民一代的人那样见过解放以前的自由社会，思想还没有完全僵化。文革一代的处事特点就是志大才疏、见风使舵，但是社会适应能力非常强。苦难与野心，是他们生命的主旋律，所以用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斯”来形容他们，是有其韵味的。

5、

秦人：薄熙来事件已经成为各方势力透过外国媒体来释放真假消息的网络攻防战？

楚魂：谁跟谁之间的攻防，决定了接下来还有哪些“球”会被丢出来。在这些方面，现在仅仅开了一个头，以后的节目会越来越精彩。总的来说，多方混战、谣言主导，将是未来中国政治变动的一个预演。而由于中国实行新闻封锁，所以决战的主战场就移到了海外，这个很像是清朝末年，决战的主战场是在租界里面。因为租界有治外法权保护的言论自由，可以办报纸。

6、

秦人：薄熙来事件对于中国政治未来发展有何影响？

楚魂：薄熙来事件表明中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一个选择是“退回共产主义”、继续唱红打黑。显然，此路已经不通：不仅文革之前没有走通，结果爆发了文革；而且文革中竭尽全力推行红色恐怖也还是没有成功。最后这一次，薄熙来也还是没有走通，而且还背上了刑事犯的罪名，比毛泽东家族的命运还要悲惨。

一个选择是坚持现行路线，维持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显然，此路也已经不通：否则就不会有薄熙来的粉墨登场和全国人民的一片叫好了。这是因为，邓小平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经流弊甚多，造成民怨沸腾，推动“中共统治进入晚期”了。

7、

秦人：中国向何处去呢？

楚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腐败路线，用普选的方式、通过民主与法治的办法来解决唱红打黑企图解决的那些社会问题。

但是，这一点说来容易做来难。

这是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三个中央，导致任何决策都无法贯彻执行：

（1）江泽民代表的第三代领导核心，退而不休；

（2）胡锦涛代表的第四代领导核心，即将退休；

（3）习近平代表的第五代领导核心，即将上台。

实际上，薄熙来事件之所以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难以收拾的样子，就是因为上述这“三个中央”之间互相掣肘造成了“政出多门”的乱象。

8、

秦人：三个中央的形成，是不是邓小平的遗命造成的？

楚魂：没错。邓小平个子虽矮，却有拿破仑情结，欲与老毛试比高，结果就比毛泽东还要独裁，不仅一手指定了接班人，还要隔代指定胡锦涛为接班人的接班人。邓小平自以为这样聪明，没有想到却造成了“分裂中央”的后果。

三个中央的形成，在“十八大”以后会变成制度，如果这些退而不休的总书记们活得够长，以后还会形成四个中央、五个中央甚至更多的中央。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重演于未来中国，并非绝无可奈。中国的连台大戏将越来越热闹了，而“多中央”的状态所造成的社会分裂与军政共振，将日益剧烈。

9、

秦人：“多中央”的社会分裂与军政共振，或造成什么社会后果？

楚魂：“多中央”现象是邓小平的战略失误，但事到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总体演化的关键要素。最新发生的“山东盲人维权活动家陈光诚勇闯美国大使馆”事件（http://www.iask.ca/news/china/2012/0428/132179.html），说明薄熙来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社会总体混乱的一个环节。

如果现在有更多的人起来效法方励之、王立军、陈光诚勇闯美国大使馆，那么美国驻中国的使领馆就可能成为“危机释放的导火索”，发挥起1989年匈牙利开放与西德边界那样的解放作用，如果那样，中国的柏林墙就会崩溃。2012年是美国的选举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没有理由拒绝要求保护的人民。

2012年4月29日

〔另起一页〕

第八节

中国出现了五个中央——论五马中央及其颜色

十八大终结、胡锦涛裸退，有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出现了三个中共中央”的问题？

所谓“中国出现了三个中共中央”，是谢选骏2012年4月接受一次电视采访时提出的，当时是为了“解读薄熙来事件”：

（秦人与楚魂的对话，2012年） 

1、

秦人：如何解读薄熙来事件？

楚魂：显然，薄熙来事件标志着“中共统治进入晚期”。

根据我1996年提出的“七十年理论”，一般政权在七十年左右都会发生一次脱胎换骨，甚至美国，也在建国七八十年的时候发生了分崩离析、重新改组的南北战争。法国1789年大革命到1870重建共和，也花了七八十年。俄国民主革命失败（苏联建立）重建民主（苏联瓦解）也是七十多年，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到民主化（1987年），也是七十多年。

2、

秦人：有人说如果不是薄熙来在两会期间到中央“唱红打黑”, 事态可能不回如此严重，同意吗？

楚魂：“唱红打黑”企图在社会上复活共产主义运动，而共产主义运动则是一个国家发生危机甚至发生社会破产时，特有的现象。“唱红打黑”的土壤，实现在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而又无法推进宪政建设的矛盾。薄熙来在两会期间到中央“唱红打黑”, 主观上可能是为自己的案子解套，客观上是向中央的现行路线挑战，触发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

3、

秦人：薄熙来事件在此时爆发, 与中共即将政权交接的“十八大”时间点，有没有关联？

楚魂：有。中共在1989年以前，是通过更换接班人梯队的一把手来完成政变的，例如刘少奇、林彪是毛泽东的牺牲品，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市邓小平的牺牲品。但六四大屠杀以后，中共合法性降低，姓资姓社都不敢辩论了；为了稳定大局，不再敢于撤换第一把手，于是改为在党大会前后撤换政治局委员和地方大员。1990年代撤换杨尚昆兄弟和北京头目陈希同，2006年撤换上海头目陈良宇，都属此类，这次轮到重庆头目薄熙来。

4、

秦人：薄熙来政治生涯走到此一地步, 跟他的性格有关, 国外媒体也曾经以“东方麦克白斯”形容薄熙来，您怎么看薄熙来这个人？

楚魂：薄熙来事件是“文革一代”首次登上中国政治的最高舞台。这就决定了以后的习近平时代和以前的胡锦涛时代很不相同。因为习近平和薄熙来一样，也都是红卫兵出身的。文革一代的人，不像胡锦涛一代的人那样是在文革以前就定型的，还比较循规蹈矩地恪守文革前流行的奴隶主义；也不像江泽民一代的人那样见过解放以前的自由社会，思想还没有完全僵化。文革一代的处事特点就是志大才疏、见风使舵，但是社会适应能力非常强。苦难与野心，是他们生命的主旋律，所以用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斯”来形容他们，是有其韵味的。

5、

秦人：薄熙来事件已经成为各方势力透过外国媒体来释放真假消息的网络攻防战？

楚魂：谁跟谁之间的攻防，决定了接下来还有哪些“球”会被丢出来。在这些方面，现在仅仅开了一个头，以后的节目会越来越精彩。总的来说，多方混战、谣言主导，将是未来中国政治变动的一个预演。而由于中国实行新闻封锁，所以决战的主战场就移到了海外，这个很像是清朝末年，决战的主战场是在租界里面。因为租界有治外法权保护的言论自由，可以办报纸。

6、

秦人：薄熙来事件对于中国政治未来发展有何影响？

楚魂：薄熙来事件表明中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一个选择是“退回共产主义”、继续唱红打黑。显然，此路已经不通：不仅文革之前没有走通，结果爆发了文革；而且文革中竭尽全力推行红色恐怖也还是没有成功。最后这一次，薄熙来也还是没有走通，而且还背上了刑事犯的罪名，比毛泽东家族的命运还要悲惨。

一个选择是坚持现行路线，维持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显然，此路也已经不通：否则就不会有薄熙来的粉墨登场和全国人民的一片叫好了。这是因为，邓小平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经流弊甚多，造成民怨沸腾，推动“中共统治进入晚期”了。

7、

秦人：中国向何处去呢？

楚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腐败路线，用普选的方式、通过民主与法治的办法来解决唱红打黑企图解决的那些社会问题。

但是，这一点说来容易做来难。

这是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三个中央，导致任何决策都无法贯彻执行：

（1）江泽民代表的第三代领导核心，退而不休；

（2）胡锦涛代表的第四代领导核心，即将退休；

（3）习近平代表的第五代领导核心，即将上台。

实际上，薄熙来事件之所以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难以收拾的样子，就是因为上述这“三个中央”之间互相掣肘造成了“政出多门”的乱象。

……

现在半年多过去了，十八大终结、胡锦涛裸退，有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出现了三个中共中央”的问题？

众说纷纭，静观其变。

不过初步看来，不管胡锦涛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胡锦涛个人的裸退能不能真的解散掉他以前领导过的那个“中央”，是不以胡锦涛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胡虽裸退，他的部下潜势力犹在。更何况胡锦涛裸退能否解散掉江泽民领导的那个“中央”，就更成问题了。

有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需要注意：

现在的中国大陆，除了江泽民代表的第三代中央、胡锦涛代表的第四代中央、习近平代表的第五代中央；另外还有两个中央：毛泽东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邓小平代表的第二代中央。

先说毛泽东代表的第一代中央，其人员虽然大部死亡，但毛像依然挂在天安门上，不仅阴魂不死，而且在年轻一代中还有人气，甚至为此捧出了一个新人领袖薄熙来同志，居然也像毛泽东一样唱红打黑、吃喝嫖赌。尽管现在薄熙来人在监狱，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即使被害了，继承人也在中央。

再看邓小平代表的第二代中央，其人员虽然不多，但乔石、万里、李瑞环等都还在。又有胡耀邦、赵紫阳的大名及其残余势力，其道德高地之占领，绝非江泽民等下辈的三个中央之可比也。

时机一到，毛泽东、邓小平的第一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即使不能“死灰复燃”，也能发挥“牵制作用”。

中国出现了五个中央，因此中国大陆充满了五个系统的导火索。

按照中国阴阳五行学说的五色循环思想，分析五个中央的颜色为下：

毛泽东代表的第一代中央，是红色的；南方赤火的暴力团杀气腾腾。

邓小平代表的第二代中央，是白色的，西方白金的还乡团反攻倒算。

江泽民代表的第三代中央，是黑色的，北方黑水的拜金团黑金政治。

胡锦涛代表的第四代中央，是青色的，东方青木的三民团面孔铁青。

阴阳五行学说的方位与颜色：南方火，色赤；西方金，色白；北方水，色黑；东方木，色青；中央土，色黃。

习近平代表的第五代中央，现在还不知他什么颜色什么团，但在五色排行榜上，现在只剩下一种颜色：黄色。

这个黄色呢，可以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传统的“黄色”解释：施行仁政、长治久安；一个是现代的“黄色”解释：黄赌毒。何去何从，君子思之。

如果能够施行仁政、长治久安；这个中央将能消化掉其余四个中央，算是真正的中央了。否则的话，古代的“五胡乱华”，或许将以“五马中央”的胡人马列奴才，再现于今日之域中也。而其启动机制，就是日渐壮大的“党内民主化进程”。

〔另起一页〕

第九节

中国崛而不起 同志怎么努力

2013年6月13日，谢选骏发表《中国收留斯诺登、实现大国崛起》，指出：

首名逃亡到中国的美国情报人员斯诺登，已经成为试金石：考验“中国是否已经上升到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

斯诺登之所以逃亡中国香港，大概有两点考虑：

1、中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和美国的实力比较接近的大国，甚至有说美国准备承认中国的G2地位的；

2、香港虽在中国治下，司法却相对独立，斯诺登可望获得一个公开而公平的审判；

斯诺登基于上述理由决定留在香港，这样就可以让他获得上述双重保护的好处。

在中国国内的新闻报道中，已有不少大陆网友要求中共政府将斯诺登保护起来；这些发言源于一种广泛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文媒体评论说：“这回网友的直觉并没有错，因为斯诺登出示的文件已经涉及到中国国家安全及外交利益，根据相关法律，中央政府有权对香港特区政府作出指示。骨干互联网服务器遭到美国情报部门入侵如此严重的情况，如果中国相关安全部门不进行介入，那将是失职。”

有中文媒体还分析说：“更深层次地说，中国与美国目前虽然积极地在经济、外交领域深入交流，希望加强双边关系，但现实是，在核心的军事领域，中美一向谈不上多少信任，两国军队在背地里更是相互视为假想敌。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斯诺登的动机如何，一名美国特工带着涉及中国利益的机密文件前来避难，如果顺从美国意愿将其遣返，将会对中国情报部门的海外信誉构成伤害。”

面对首名逃亡到中国的美国情报人员，中国政府何去何从？

这就全看它给自己的定位了：如果中国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大国崛起，它势必会庇护首名逃亡到中国的美国情报人员，以此来证明自己具有和美国同等的地位；如果中国政府认为自己尚未实现大国的崛起，它势必不敢庇护首名逃亡到中国的美国情报人员，以免与美国正面对抗——因为作为“老二”的中国，毕竟和破罐子破摔的俄国，有所不同。

中国政府是否庇护首名逃亡到中国的美国情报人员，已经成为考验“中国是否已经真正升级到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的试金石。

中国政府到底是否相信它自己有关“大国崛起”的宣传？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结果。

……

仅仅过了十天，2013年6月13日，试金石的结果就出炉了：

中共害怕了：斯诺登已离开香港前往莫斯科

被美国当局正式起诉违反美国间谍活动法的“棱镜门”计划告密人斯诺登在香港藏身两周后，于当地时间6月23日上午10时55分离开香港，乘坐俄罗斯航空公司（Aeroflot）SU213航班 前往莫斯科。斯诺登或将从莫斯科前往另一个国家。

为了逃避引渡，斯诺登（Edward Snowden）一直没有考虑留在香港。斯诺登原先有考虑过前往英国和冰岛等，包括有媒体报道的冰岛富商私人飞机。但在美国政府要求香港引渡斯诺登一天后，香港并没有根据美方要求对斯诺登执行临时禁令，而是允许他搭乘民航飞机离境。 

同一天，华府消息人士透露，奥巴马政府已私下施压香港政府尽快将斯诺登逮捕并引渡回美国。白宫国安顾问多尼伦（Tom Donilon）表示，美国要求港方引渡斯诺登的请求是双方很好的一个案例，香港在法律执行层面和美国一直都存在良好合作，美国希望香港能够就这一案例遵守引渡协议。另一位美国高官则表示：“如果香港不尽快行动，可能会导致双边关系复杂化，并且令人质疑香港尊重法治的承诺”。 

但自从美方发出引渡要求后，美港双方舆论均认为，若按照香港法律执行，引渡斯诺登将是一场持久战。美国国务院一直没有发现斯诺登在香港的具体藏身地。此次斯诺登抵达莫斯科后，斯诺登或前往另外一个国家。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言人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6月11日表示，若斯诺登向俄罗斯提出请求，该国会考虑向其提供政治避难。佩斯科夫虽未明说莫斯科当局是否会接纳斯诺登，但亲政府议员对此构想表示欢迎。俄罗斯国家杜马外事委员会主席普什科夫（Alexei Pushkov）在Twitter上也曾称，“许诺向斯诺登提供政治避难，俄罗斯承担起维护因政治原因遭迫害的人的责任”。 

美国政府6月21日已正式起诉斯诺登“三宗罪”。一份21日公布的法院起诉书显示，美国当局正式起诉斯诺登“盗窃政府财产”、“偷窃未经授权的国防资料”和“蓄意向未经授权之人透露机密资料”罪，后两宗罪名属于《反间谍法》项下。这三项指控每项都附有最长可达10年的刑期，三项加起来就是30年。

但斯诺登毫无示弱，就在他离港的前一天，他再爆猛料称，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入侵中国移动公司以获取手机短信信息，并持续攻击清华大学的主干网络以及电讯公司Pacnet香港总部的计算机，该公司拥有区内最庞大的海底光纤电缆网络。  

……

才十天啊，这也太快了，持久一点的功力都没有啊。

看来，中国共产党不敢收留投奔中国的美国避难者，再次证明中国不如美国——美国就敢于接受来自中国的大量避难者，还敢于直接从中国领土上拉走避难者，方励之夫妇当年仅在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里，就待了一年多，后来又用美国军用飞机，直接进入中国拉人带走。那才叫大国崛起呐。

看来，中国共产党直到2013年6月底了，都不敢收留投奔中国的美国避难者，也再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崛而不起——人们会说什么呢？人们恐怕会说：习近平想要“德兼毛邓、超越毛邓”的“第三个三十年的中国梦”，是要泡汤的了。

〔另起一单页〕

第五章

中共出路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应该支持中共“去马克思化”

北京编辑的网刊“多维”声称：意识形态潜变，中共将“去马克思化”：

北京时间11月24日，中共中央举行了第28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这是中共十八大后第三次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相关议题的政治局集体学习。2013年12月的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2015年1月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主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这两者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清华大学就读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其执政生涯中，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了较多的注意力。其在他上位之后多次在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以及在2011年5月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身为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就提出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在新的时代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或许正在经历着一个危机与渐变的过程，也就是“去马克思化”的过程。不过，这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潜在危机显现

中共十八大后政治局集体学习已经成为一项制度。孔子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作为中国决策群体的中央政治局时时学习新内容，复习旧知识，对其治国理政也会有所裨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共系列指导思想中数十年来排名首位的一个，习近平所代表的中共领导集体如此重视实属正常，进行集体学习也是应有之义。作为一群已经接受中共思想教育和实践数十年的老党员，他们的集体学习或许更主要是一种温习、复习，以新内容新形势补充完善旧的理论框架，并达成共识。

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生活于1818年至1883年，距今已有130多年时间。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理论被统称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被公认为一个杰出甚至是伟大的人物，他的“马克思主义”被广泛传播、实践，出现各式各样的分支，也持续发生着流变，而且有些失败了，还有一些一直走到如今。在中国的一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以及之后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时期的“三个代表”与胡锦涛时期的“科学发展观”，也被部分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成。这些都已被中共尊奉为指导思想。其中，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形式呈现。

执政者对马克思主义再熟悉不过，并且也有着高度默契，外界对此也不陌生。不过，双方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却有较大的差异。抛开意识形态、认知程度和情绪偏见不谈，这种差异还起因于双方对马克思主义是否真正具有普世性，尤其是对中国而言，以及是否对当下中国实践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不久前，官方媒体与民间舆论围绕“共产主义”展开激烈争论就体现了这一点。而官媒对“共产主义”的解释也并未触及一些实质性问题。或许即使是中共执政者对此也会持不置可否的态度。

中共十八大后，执政者有意突出中国本体实践意义和价值，这也是一国发展的必然性要求。不过，却与作为泊来品的马克思主义构成潜在冲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在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新内容的补充，也有对最初版本的不断修改。

换一个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辩证地“去马克思主义”过程，因为其原本的很多定义、描述、理论和预测都会被删改，以中国的实践替换或补充之。而且随着中国实践继续进行，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改也会越来越多。当做出太多了改动以致与原版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中国实践的内容分量越来越重的情势下，是否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意义势将有所动摇。从理论上来说，基于自身实践得出的抽象化的经验成果，或许比套用的外来理论体系对自身更有价值和有活力。

比如，此次政治局学习虽然主题名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但官方所披露的习近平讲话对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论述少有提及，却用了大篇幅介绍中国的创新实践，比如“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等等，接着就对未来经济发展提出原则性要求，比较能够说明问题。

马克思的旗帜还要打多久？

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等理论是中共党建最本初的来源，是中共一整套制度和理念的基石，而且对现今仍然有基础性和宏观的指导意义。这是中共很难将其抛弃，并且在发生有关发展道路问题上的争论后又可能进一步寻根溯源加以巩固和并参考之的主要原因。不过在另一方面，如果马克思的那些理论架构都已经是成为一种普遍常识，成为阶段性的成果，那么其对现世的指导意义就会有所折扣。

在这两个体系之间，也就是在马克思原版理论体系和中国化过程中的实践得出的理论体系之间，在比重和分量方面，存在一个不断调整和小心拿捏的尺度，而且这一尺度会越来越向后者偏移。当前或许已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失衡，并且有可能在将来因为反差过于强烈而使打破这种平衡关系。

虽然也可以说，马克思理论是后者的基础，二者之间难以分割且不具备完全的可比性。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在中国被真理化和绝对化，客观上导致一种“罢黜百家，独尊‘马术’”的局面。这既能为中国政治的发展起到带动作用，同时也会起到阻断效果，而且势必限制中国自身在同一方向的创造力和价值，而后者本来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向前者靠拢，甚至是取而代之的可能的。

比如，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事求是”，再加上习近平在此次集体学习中提出的一系列中国实践成果，都是马克思理论体现，也能起到替代作用。从中抽象和扩展出一套更具中国特性的哲学、政治理论和价值观也并非不可能。

总体而言，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至今也没有完全过时，作为中共仍然需要一种信仰和价值体系也凝聚自身。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或许也没有现实可操作性。高举着的马克思的旗帜，或许还要继续打下去。尽管如此，在具体议程设置中，也有较大的可操作空间。比如，在沿用马克思的理论的同时虚化马克思本人属性，也就是在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进行“去马克思化”。

上文所提到的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主题所涉“历史唯物主义”和第二十次所涉“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共理论框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组成，但是其主题名称中并未出现“马克思”三个字。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所涉政治经济学又提出马克思，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可能是因为其全称就是如此，没有特殊的意义，也可能反映了在有关马克思问题处理上的一种暂时性回潮。

……

北京编辑的网刊“多维”声称：意识形态潜变，中共将“去马克思化”，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应该支持这样一个政权。我们就应该支持这样一个将“去马克思化”进行下去的政权。

〔另起一页〕

第二节

是温家宝还是“闻假报”？

温家宝是在创造历史？还是仅仅又一次“闻假报”？

2012年10月27日中国的“明镜网”报道：中共网管部门正在粗暴地设置屏障，但纽约时报揭露温家拥有170亿元的报导已经在中国政坛爆炸。即使温家宝没有立即面临被调查之忧，他的个人形象已经遭受毁灭性打击。接近温家的消息来源对明镜网说，温家宝决定公开澄清家族财富情况。

这将是一个更大的炸弹，温家宝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沉默，那就是作为一个大贪官的形象遗臭万年；一是作出公开澄清，指证纽约时报报导错了。但第二个选择是否得到他的同僚同意，仍是一个未知数。因为，这将可能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明镜网传闻说，揭露温家宝是所谓保守派或挺薄派所为。“北京政治观察家”对明镜网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有关温家宝家族财富问题，是否事实。现在挽救温家宝形象的唯一方式，是他公布财产，证明纽约时报报导错了。”

“接近温家的消息来源”对明镜网说，温家宝决定公开澄清家族财富情况。他对支持他的人说，“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向人民说清楚，我要求我的家人交代清楚，我准备为此承担责任，即使作为一个牺牲者。”

“温家宝家族的一位朋友”对明镜网说，“温家的财富是合法的。温云松是收取投资正常的佣金：百分之二十。如果温家宝真能公开说明家族财富，比他空喊政改和普世价值，要有力一万倍。我月前就对BBC说，政改需要领袖个人勇气。”

据了解，如果温家宝和家人愿意，他们是可以撰文逐条反驳纽约时报报导的，纽约时报很可能提供这个机会的。

……

我认为，如果上述“明镜消息”是真的，而不仅仅是一种“第一时间的消毒”、“假话真说的漂白”，那么温家宝就是在创造历史：开创了中共干部申报个人收入和家庭财产的“廉政工程”。

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么做就等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木乃伊的棺材，以后的局面和进程就不再是党中央所能控制得了的、真正的廉政风暴了。

尤其考虑到：尽管中国政治系统不是非常透明，但是公众往往容易得到企业及财务方面的信息。30年的经济改革以来，中国政府努力吸引海外投资，这创造了大批政府代理部门。这些部门保存政府机构、私人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包括简历和身份证副本在内的文件。这个系统允许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媒体要求审视企业纪录。 

尽管普通中国人不被允许查询这些记录，但是他们可以请律师或者咨询公司提出要求，查询每家公司纪录的价格为100至200美元。《纽约时报》用这种方式获取了数千家中国公司的信息，审视中国总理温家宝亲属所控制的商业网络。很多中国城市的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可以查到在当地注册的公司的纪录。

一家公司的档案通常包括该企业注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公司法人代表、主要股东，以及注册资金。可能由于越来越多欺诈丑闻，也有可能由于媒体越来越多介入针对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家族财富的调查，中国最近收紧了了解公司信息的渠道。于是《纽约时报》发现，今年大部分时间难以从北京工商局获取当地公司的纪录。尽管如此，公众还是可以查到很多公司的记录。

所以，从2011年年底开始，《纽约时报》开始审视从北京、上海、天津、深圳以及其它一些城市获取的信息。这些纪录使得《纽约时报》得以追溯温家宝的亲戚、朋友过去十年来打造的商业网络。 

中国需要的不是“民主革命”，而是“廉政风暴”：这样的中国，将超越腐败的俄罗斯联邦，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未来世界潮流的领导者。

温家宝是像明镜网说的那样准备创造历史呢，还是仅仅又一次“闻假报”？

如果温家宝能在最后的时刻真的创造一次历史，那就可以磨掉人们所嘲笑的“闻假报”。

温家宝是在创造历史？还是仅仅又一次“闻假报”？

〔另起一页〕

第三节

王毅“外长”真的不懂中国历史

2014年9月2日“中国新闻网”报道：外交部网站当天刊发《王毅部长在外交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文章。

王毅在讲话指出，当前，中国外交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全面参与国际上的各种事务，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承担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责任。 

这样的言论让我非常震惊。

因为王毅的言论显示，“外长”竟然不懂中国历史。

首先，王毅“外长”不仅不懂中国历史，而且不懂“中国”这个名字就是“世界舞台的中央”的意思。

伟大的中国，不仅一直就在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且中国本身就是“中央国家”。

王毅“外长”不能理解中国的命运，难怪中国的外交会办得如此糟糕被动。

其次，如果换一个角度为外长辩护几句，只能说他所谓的“我们的国家”不是指几千年历史的“伟大中国”，而仅仅是指刚刚六十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他说的话虽然符合了一点实际……但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代表权给剥夺了。而且，这岂不等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以前的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的历朝历代都不如？

所以，无论怎么看，王毅外长的“世界舞台中央”的言论都是致命的。

最后，不仅如此，王毅还像患有“人来疯”的顽童一样顺嘴出溜下去了：

“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全面参与国际上的各种事务，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承担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责任。”……

这当然把老毛老邓的丰功伟绩都贬下去了，无疑在死人身上踩了一脚，来显示自己比以前的中共外长们都来得能干……言下之意，从周恩来、陈毅到李肇星、杨洁篪，以及他们的上级领导毛邓江胡等人，全都不够“全面参与国际上的各种事务”，全都不够“承担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责任”……真不知道王毅外长他地下地上的前辈领导们看了这些在“老师和同学们”面前的高谈阔论，会作何感想呢？！

哎，王毅外长，你的麻烦大了。

你丢掉了中国不要紧，还把自己的前辈得罪了。

附录

王毅讲话全文如下：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出席外交学院2014—2015学年开学典礼。首先，我谨代表外交部向今年新入学的同学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欢迎你们来到外交学院，欢迎你们来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

再过几天，就是教师节了，我也要借此机会向外交学院的全体教职员工，包括不远万里来到外交学院任教的外籍专家和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各位老师，你们辛苦了！

外交学院是一所有着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学校。1955年创办以来，学院在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外交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外交人才。据统计，迄今从外交学院已经走出了近300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和数千名参赞以上的高级外交官，可以说是桃李满园，硕果累累，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学院的建设又不断取得新成绩。今天，宽敞、美丽的新校区张开双臂欢迎同学们在此学习和生活，新校区的投入使用标志着学院教学改革和创新正在迈开新的步伐。我相信，在学院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外交学院必将迎来新一轮的大发展、大提高，为我们的外交育人事业再立新功，再创辉煌！让我们一起为外交学院加油！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当前，中国外交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全面参与国际上的各种事务，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承担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责任。新起点带来新使命，新形势带来新要求。外交学院作为外交部的直属院校，不论什么时候，第一要务都是为我们国家的外交事业服务。这是外交学院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外交学院发展壮大的根基，学院的各项工作都应紧紧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展开。希望外交学院主动顺应中国外交事业面临的新需求，想中国外交之所想，急中国外交之所急，有针对性地加强自身建设，积极进行改革创新，不断为中国外交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此，我对学院工作提出三点期待：

第一，要把学院打造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人才队伍的孵化器。做好外交工作，人才是关键。今天的中国外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支多领域、复合型、专业化的外交队伍。其中既应有在一线从事对外交往的优秀外交官，也应有在二线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在培养外交外事人才上，外交学院理应当仁不让。

第二，要把学院打造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与创新的排头兵。今天的中国外交正在开创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许多实践已经走到了理论的前头，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指导实践的系统理论，这样才能使这条路走得更稳，走得更顺，走得更远。外交学院的师资队伍人才济济，除了教学，进一步加强外交理论研究的潜力还很大。希望学院高度重视，加大投入，在国内外交研究机构中力争上游，在国际外交理论发展中独树一帜，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贡献更多理论创新。

第三，要把学院打造成为新时期对外交流合作的生力军。开放包容，一直是外交学院的重要办学理念。与国外相关院校开展交流合作，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有利于不断提高学院的办学质量，也有利于学院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各种走出去和请进来的交流活动，是学院积极宣示中国外交政策和理念的重要平台。据我所知，目前外交学院已与近60个国家的外交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各种交流项目日益增多，这是件好事，希望再接再厉，把院校间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做大，做深，做实。

最后，我还要对外交学院的同学们讲几句话。

同学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考生中的佼佼者，但你们都把外交学院作为了高考的共同选择。我相信，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心中都怀揣着对外交的一份兴趣、一份向往甚至是一份热爱。作为外长，我对你们作出的这个选择感到高兴，因为中国外交需要一代又一代像你们这样愿意投身外交事业的有志青年。你们，将成为中国外交的希望所在。我衷心期待并祝愿你们中的很多人在几年后都能够踏入外交门槛，为祖国的外交事业付出你们一生的努力和心血！当然，也会有不少同学最后可能去了其他单位，从事其他工作。这也没有关系。因为你们不论身在何处，都不会忘记在这里学到的外交知识，不会忘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十六字校训，不会忘记“忠诚、使命、奉献”的中国外交人员核心价值观。这些，都将伴随着你们在这里度过青春岁月而成为你们人生中受用无穷的宝贵财富。我衷心期待并相信，所有从外交学院走出去的同学，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以不同方式关心外交、支持外交、参与外交，为中国外交作出你们应有的贡献！大家说好不好！

谢谢大家！

〔另起一页〕

第四节

王毅“外长”真的不懂中国现实

昨天，我写了一篇《王毅外长真的不懂中国历史？》，今天再来谈谈“王毅外长真的不懂中国现实”：

第一，王毅外长昧于现实，一笔勾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一年，就站到了世界舞台中央这一事实：“中央人民政府”不仅抗美援朝，而且和整个联合国军作战，注意，不是“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是和联合国军作战中，创造了一个热点！创造了一个舞台中央！

第二，王毅外长昧于现实，一笔勾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没有几年，就全面参与国际上的各种事务，不仅主导万隆会议，而且到处支持反殖运动。后来不仅把社会主义阵营闹翻了天，而且输出革命，参与越南战争，把美国都逼到了墙角，不得不匆忙撤出军队。毛泽东还援助古巴，在美国后院放火，并进一步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公然干预美国内政。

第三，王毅外长上面这两个“昧于现实”，还可以说是“脑子糊涂”、“记性太差”，“只是缺乏历史知识”；但下面这个“昧于现实”就不仅仅是缺乏历史知识的记忆力问题了，而是说明王毅外长的“缺乏历史知识”，其实是真的昧于现实所导致的结果——在8月29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关于如何适应战争变化的讲话。 针对军事创新，习近平强调了四大原则要求：一是要坚持强军目标、积极引领；二是要坚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三是要坚持抓住重点、整体推进；四是要坚持突出特色、自主创新。习近平特别强调说：“面对国家安全稳定遇到的严峻挑战，面对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更需要我们的思想观念有一个大的解放，勇于改变机械化战争的思维定势，树立信息化战争的思想观念。”国际评论指出：“随着中国启动军队改革，习近平要求努力建立起适应信息化战争的新的总体战略。”而过了没几天，王毅外长却似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的国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承担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责任。”这是和习近平唱反调呢？还是显得他比习近平更周全更高明呢？或者，仅仅是为了显示外交部长比总书记更加热爱和平？

王毅外长既不懂中国的历史，又不懂中国的现实，看来他除了外交之外，真是一无所能。

这样的外长需要减少社交、紧急补课，否则一旦让领导发现了王毅外长的这两个弱点，王毅作为外长的日子可能也就屈指可数了。

王毅外长一旦下课，再到外交学院开学典礼上讲话的机会也就没有了。

〔另起一页〕

第五节

现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无耻

耶鲁大学一个女生回中国寻亲，竟然有44户争认！

2016年2月27日《星洲日报》湖北讯：20年前湖北武汉一名女婴被遗弃，随后辗转被一美国家庭收养，更考上著名学府耶鲁大学。当她毕业后打算回国寻亲，最近竟有44个家庭争着相认，但DNA亲子鉴定结果均不符合。

夏华斯考上耶鲁，44对男女争来相认。网民们质疑认亲家庭的动机并不单纯，只为获得一张美国绿卡，劝他们不要乱认。

耶鲁女生夏华斯当年被遗弃，福利院估计她生日在1992年2月2日，被遗弃时大约刚满月。同年6月，夏华斯就被一名美国单身女人收养，取名为Jenna Cook，之后一直在美国生活长大。被领养后她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更凭努力考入了耶鲁大学。

在2007至2013年，夏华斯前赴武汉7次，还四处张贴寻亲启事。她最长的一次待了8个星期，见了44个来认亲的家庭，并与其中36个家庭进行DNA测试，发现结果均不吻合。

网民指，那些爸爸妈妈说：“我们永远没有忘记你，我们这么多年都在担心你。”而这些家庭只是乱认。她说：“我想告诉这些父母的是，被收养后成为美国公民的孩子，无法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子办理依亲移民的。”

这样做的人多了，社会信任的更少了。

现在有的中国饭店，在菜里放盐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减少菜的分量。

中餐馆里，可以在饭菜里吃出钉子、头发、老鼠屎，而且一味抵赖，还拒不道歉。

这样另类的服务很不好，对别人是种不尊重的行为，老板还想赢得尊重？如此一来，顾客不仅不尊重他煮的菜，也不尊重他的为人。

A：这些老板哪里需要尊重？他们只认得钱。

B：不是的、老板也需要尊重的，虽然做生意是认钱为重，但是有时候有认可他们的顾客要比给钱他们还要开心。

A：只给钱、不认可，只认可、不给钱：他们要哪个呢？

B：不是说他们不要钱，但他们也不是把钱看成最唯一的，他们也还是需要顾客的认可和尊重。

A：嗯呢，因为额外的认可，那意味着更多的钱……服务的好，要多给小费，菜做得好，会经常去。如果这个“好”不转化为钱，就不行了。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运转，光给奖状是不行的。现在的中国人这么无耻，就是因为以前奖状给得太多了，成为了讽刺。

B：是吗？

A：我觉得有关系。这是历史的报应。大家看到父母一辈的悲剧，就不想重蹈覆辙了，所以就只认得钱了。也就是说，以前的领导人把能骗的都骗光了，于是现在的老百姓除了钱什么都不信了。除了钱。

B：被骗也是件幸福的事，所以现在的领导又开始“讲政治”了。人类都是健忘的，年轻的一代于是又产生了希望，不知道饥饿了，所以政治骗子又来了。被骗也是件幸福的事，别破坏大家的幸福。

A：现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无耻？因为欺骗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了。

〔另起一页〕

第六节

通缉、逮捕、监禁、流放“新浪老板”

最近，随着“严厉打击中国大陆网络言论自由”运动的深入开展，对所谓“网络大V”的逮捕、恐吓、监禁、流放的动作陆续展开。

然而，考所谓“网络大V”者，仅仅是指网络上的付费账户，被网络营销商扣上了一顶“高级账户”甚至“贵宾账户”的虚衔，摇身一变成了“vip”，VIP全称“Very Important Person”，来自英文，直译为“贵宾”、“贵客”、“重要人士”、“重要人物”、“要员”、“非常重要用户”，于是这个付了钱的账户就会在名字前面显示一个v字符。

由此看来，所谓的“网络大V”就是邓小平之流下的蛋，是“有钱就是硬道理”的产物，是花钱买来的花翎顶戴。

例如，中国的“网络大V”大都出在“新浪微博”上，都是新浪网站和其他一手捧红的。在新浪上，能称为网络大V的是指那些“粉丝”众多的网络贵宾账户，现在通常把“粉丝”在50万以上的称为网络大V。

现在，出了言论自由的问题就去追究“网络大V”的责任，却不追究“新浪微博”和其他微波网站的责任，完全是错误的。

因为，“网络大V”是网站一手捧红的不说，他们即使发表了不当言论，原来也都是个人私下的说话，没有任何社会影响，除非“新浪微博”或其他微博把它们置顶了、放大了。

这使我联想到了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电视政论片《河殇》被“人民日报”及其上级领导中共中央指控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所有文字作者全部遭到通缉、逮捕、监禁、流放。

当时我身陷囹圄，就对专案组负责人说：《河殇》的文字只是我们自己的写作，放在抽屉里无声无息的，是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把它拿去传播的，现在你们不治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的罪，不追究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却拿我们兴师问罪，且不说是非曲直，就是欺软怕硬的表现嘛。

一个“国家”，公检法都像狗一样欺软怕硬，那还好得了么？

可是那时的专案组还可以解释说，“赵紫阳不是为此承担领导责任了么？”

于是我对他们说，既然赵紫阳承担了党和政府的责任，那就没我们什么事了，因为我们只是平民，是在当时的法律和政策的允许之下写作的！

看来，现在的领导还不如1989年的邓小平，不查办中共中央里面的负责人，就拿这些网站一手捧红的可怜“大V”们开刀祭旗。他们不仅花了钱，还买了罪来受，比我们写作《河殇》还不如。中国人看来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现在，中国公检法如果还是人类领导的，如果还真想整肃言论环境——那么，与其通缉、逮捕、监禁、流放那些可怜的网络作者们，还不如去通缉、逮捕、监禁、流放“新浪”网站和其他网站的老板；而与其通缉、逮捕、监禁、流放“新浪”网站和其他网站的老板，还不如通缉、逮捕、监禁、流放一直监管这些网站的宣传部门的领导们；与其通缉、逮捕、监禁、流放一直监管这些网站的宣传部门的领导们，还不如去通缉、逮捕、监禁、流放这些宣传部门的上级领导们——中共中央的决策要员们。

这才叫正本清源。

如果说，“《河殇》的总后台是赵紫阳”，他应该因为“反革命暴乱”而下台，那么“网络大V们的总后台”又是谁呢？他应该不应该为网络言论下台并遭到永久的软禁？！

〔另起一页〕

第七节

香港占中升级为南韩模式

香港占中行动升级，示威者开始包围港府总部。

已持续两个多月的香港占中行动日前突然升级。11月30日晚上9点，香港学联及学民思潮在香港宣布把抗议行动升级，包括号召抗议者重新包围政府总部。

据报导，在香港学联及学民思潮发出倡议后，大批示威者涌到通往港府总部的道路上，与在场戒备的大批警员对峙。警方在举起红色警告牌之后，向示威者喷射胡椒喷雾。然后手持盾牌的警员向示威者推进，试图驱散示威者，并在行动中抓捕了多名示威者。但仍有大量示威者不愿退却，最后几经周折突破警方防线占领了连接湾仔和中环的龙和道。

学民思潮呼吁，年长和年幼的参与者要以安全为上，以非暴力为原则，不要破坏任何设施。

香港左中右报章头条如此报道占中升级：

明报﹕占中启动

苹果﹕占中开席

文汇﹕挑战法治 悍然“占中”

大公﹕反对派推波助澜 暴力冲击持续

星岛﹕戴被逼提早占中 

东方﹕警与示威者多番对峙金钟天桥攻防战

明报报道，今日凌晨1时38分，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在金钟添美道的集会台上，振臂高呼： “占领中环，正式启动！占领中环会以占领政总开始！”他并称，“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时代， 抗命的时代。”罢课集会演变成占领政府总部外的添美道，大会昨晚称有5万市民在场。占中三子是在昨早10时多到场声援，至今日凌晨1时38分，戴耀廷在台上宣布占中正式启动。

苹果日报报道，学子的呼声敲醒大地，掀起占中序幕。学生前晚在罢课集会重夺公民广场后，数千市民筑起人墙、撑起伞子，阻止警察清场，渡过漫长一夜。政府罕有派出防暴警察，出动警棍、长盾牌和胡椒喷雾，推倒和拖走示威者，多名学生流血受伤，哭声和尖叫声震天。极权越打压，反抗越强顽，警方昨晚封锁添美道阻挠集会之时，五万人“占领金钟”，涌到集会外围要求释放学生，反过来包围警察。占中三子深夜宣布，与学联和学民思潮结合，提前占中，首阶段先占领政总。

文汇报报道，反对派示威者不顾香港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昨日在中环添美道通宵集会，“占中三丑”中的戴耀廷于今晨约一时半宣布正式启动违法“占领中环”行动，悍然挑战法治。此前，“学民思潮”及学联在前晚罢课集会后，煽动包括学生在内的示威者暴力冲击特区政府总部，令最少34人，包括15名警务人员和政总职员及保安受伤，其中一名警员更被示威者的雨伞戳伤，伤口长达10厘米。由前晚至昨日中午，警方以涉嫌强行进入政府建筑物，公共地方扰乱公众秩序，袭警及普通袭击等罪名拘捕了13名年龄介乎16岁至35岁的暴力示威者，同日下午1时再拘捕61名通宵“占领”政总的示威者，即最少74人被捕。警方强烈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行为。社会各界忧虑“占中”不可能和平。

大公报报道，反对派策动的学生罢课运动演变成暴力冲突，过千名示威者连续两晚占据政府总部外添美道一带，场面混乱濒临失控。警方昨天清晨及中午两度清场，共拘捕74名示威者，包括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人现时仍被扣查。在“占中”等反对派人士煽动下，昨晚有市民加入集会，似为长期留守直落“占中”。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强调警员依法维持社会秩序，执法时已保持克制，香港社会各界强烈谴责冲击行动，呼吁市民尤其是学生及未成年人士，切勿前往政总参与非法集会。

成报报道，违法的街头抗争运动“占领中环”先由两大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及“学联”充当“马前卒”下，连日大搞罢课、集会、“包围”礼宾府、冲击政府总部等，最终“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及朱耀明昨晚一起“站台”启动“占中”，并声言力保一直“占领”添美道作为第一防线，即由“占钟（即金钟）”开始，其他详情稍后公布。不过，宣布的一刻，台下与会人士感不满，大叫“骑劫”。消息人士向《成报》透露，筹划“占领”行动，极有可能涉嫌触犯“煽动意图罪”，皆因意图“引起对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视或激起对其离叛”及“怂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从合法命令”。

新报报道，警方昨天两度清场，驱赶留守在政府总部东翼广场和立法会外的示威者，并于晚上将驱离行动延伸到在政府总部外添美道聚集，以及在政府总部外天桥的人士，期间发生严重推撞。有示威人士表示，清场过程中，防暴警察利用盾牌粗暴推开示威者，亦在未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施放胡椒喷雾，令他们感到不适。至于在添美道举行的集会，不少市民在11时集会结束后拒绝离去，静坐地上“等拉”，而警方的清场消息，晚上不断流传，泛民亦安排重量级人物，分批在会场上“轮班”主持大局。

星岛日报报道，由于学生及示威者于冲击政府总部后拒绝散去，本来不愿提早占中的戴耀廷被逼于今晨一时四十分，在政府总部外的集会上宣布正式启动占中，会以占领政府总部开始。警方已动用足够警力，作出严密布防。在学生及示威者的压力下，戴耀廷今晨宣布提早占中，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回政改框架决定，以及重启政改，特首梁振英要重新交出一个能真实反映香港人意愿的政改报告，若果做不到，占中将会升级。他又指，占中的物资由现时起，将会全面进场。

头条日报报道，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在学生“压迫”下，今晨一时四十分在政府总部外宣布，正式启动占领中环，并以占领政府总部开始，呼吁所有支持民主的市民，一齐开始新的抗命时代。而由学生罢课引发冲击政府总部的冲突，至今晨仍有大批学生和市民留守，警方试图驱赶，又阻止支援者进入添美道集会，随时爆发新一轮冲突；至于日间清场行动，政总广场内外共有七十四人被捕。

太阳报亦以占中启动为头条，报道前言称“占中变占钟”，占中三子昨早曾表示不会因学生成功发动罢课及冲击行动而提早占中，但在“事隔短短十多小时后”，三子眼见晚上有数以万计市民，在金钟一带通宵留守声援被捕学生，三子突然决定“反口”，变相“骑劫”了学生的罢课行动。至于东方日报则以“冲击政总第二晚警与示威者多番对峙金钟天桥攻防战”为头条标题，报道称“由和平学生罢课行动演变成的警民攻防战，持续廿四小时至昨深夜未见平息迹象”，警方与示威者昨晚在中信大厦天桥多番对峙，“局势面临失控”。警方则对外宣称。抗议者在政府总部外正进行的集结是非法的，呼吁市民特别是学生远离该地点。声明还呼吁示威人士保持冷静克制，不要做出挑衅行动，不要阻挠或冲击警方，与警员保持安全距离。 

……

从上述进展看，香港占中显然已经脱离了“天安门模式”而进入了“南韩模式”，也就是脱离了“血腥镇压”、“人头落地”的模式，而进入了“反复拉锯”、“良性互动”的模式。

香港占中没有“见好就收”。

只有在“天安门模式”的血腥镇压、人头落地面前，才有“见好就收”的事后聪明；相反，在“南韩模式”的反复拉锯、良性互动面前，则无“见好就收”的合理基础。

香港占中升级为南韩模式，仿佛证明了“见好就收”的喧嚣，实属老人家们的顾虑。

香港占中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升级为南韩模式，是因为香港现在的社会和民主化以前的南韩社会具有相似的条件：香港现在的社会和民主化以前的南韩社会都是开放社会，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封闭性质。香港现在的社会和民主化以前的南韩社会都是法治社会，只是缺乏政治民主，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军法统治。因此，香港现在的社会和民主化以前的南韩社会都迫于国际舆论、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民智已开的压力，而无法对示威者进行肆意的镇压和杀戮。

1989年的时候，北京知识界在胡赵改良主义的误导下，本来也是打算在中国大陆推广“南韩模式”的反复拉锯，期待在“朝野良性互动中”推进中国社会的文明开放和民主自由，但是这一期待落空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尚不具备“香港现在的社会和民主化以前的南韩社会都已具备的新闻自由、民智已开、司法独立”。

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程度，甚至远远低于苏联，更比不上东欧，这就使得军阀集体可以任意动用解放军的农民士兵进城杀人，血洗首都。

现在，香港占中升级为南韩模式，虽然无法对中国大陆产生立即的示范效应，但就像台湾选举一样，必将渗透到大陆人民的思想中，让大家逐渐习惯一个不断进步的“大中国”正在形成之中。

“世界上其他国家能够做到的，中国也能做到，而且应该做得更好！”

这一思想，是民族尊严的觉醒，不是毛泽东之流的国家分裂分子所能扼杀在萌芽状态的。

〔另起一单页〕

第六章

中共死棋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论“中共”之作为“蛮族”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在其《历史研究插图本》第八部《英雄时代》的提要部分写道：

“我相信，各种文明之所以总是沦落到凄凉悲惨的地步，都是由于本身的种种失误，而不是由于任何外在的因素。但是当一个社会给自己以致命的打击，从而濒于崩溃边缘时，通常就会遭到边界之外的蛮族的蹂躏，最终导致灭亡。

大一统国家边界的形成似乎是一个关键的事件，因为这断绝了满足于文明社会的和平交往，把他们拦在外边，直到他们毁灭性的入侵降临。

我将描述这种压力是如何形成的，我将显示，面对壁垒森严的文明，蛮族是如何逐渐取得了压倒的优势，因而他们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蛮族驰骋在前一个文明的破碎山河之间，享受了一个短暂的“英雄时代”；但是与高级宗教不同，这种时代没有开辟文明史的新篇章。

蛮族是一把大扫帚，从历史舞台清扫了僵死文明的碎片。这种破坏工作就是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的神话和诗歌热情赞颂这种业绩，以至于使得后人几乎无法认清其真相。”

汤因比的上述分析本来不是针对中共集团的。因为按照汤因比的分类，中共造反运动本来应该属于“内部无产者”而不是“外部无产者（即蛮族）”的。而且，汤因比本人还曾经期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积极的推动力。

我们看到：中共的造反是苏联这个蛮族集团由外部强行输入中国的，和满清、蒙古、鲜卑、匈奴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而且苏联及其卫星国体系，本身就是以“蒙古帝国的继承人”身份大举攻占亚洲领地的。

因为中共和苏联的这一渊源，中共当然也具有了苏联移植的“蛮族身份”。中共也当“蛮”不让，经常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这一蛮族身份招摇过市、“支援世界革命”，从而还对其他国家造成了“蛮族入侵”的压力。

考虑到上述“国情”，我们依据汤因比的理论框架，特别作出“‘中共’之作为‘蛮族’”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

汤因比：“我相信，各种文明之所以总是沦落到凄凉悲惨的地步，都是由于本身的种种失误，而不是由于任何外在的因素。但是当一个社会给自己以致命的打击，从而濒于崩溃边缘时，通常就会遭到边界之外的蛮族的蹂躏，最终导致灭亡。大一统国家边界的形成似乎是一个关键的事件，因为这断绝了蛮族与文明社会的和平交往，把他们拦在外边，直到他们毁灭性的入侵降临。”

谢选骏：中国在满清奴役下沦落到凄凉悲惨的地步，是由于明朝的黑暗和腐败，否则就凭满洲几十万人口的中国边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入住一个上亿人口的统一帝国的。尤其考虑到，满洲本来是作为明朝的一个管辖部分也就是所谓的“建州女真”而存在的。

（二）

汤因比：“我将描述这种压力是如何形成的，我将显示，面对壁垒森严的文明，蛮族是如何逐渐取得了压倒的优势，因而他们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谢选骏：满洲继承明朝统治中国以后，有效地管治了蒙古；但与此同时也俄罗斯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满清与俄罗斯的关系，实际上是明朝与蒙古关系的一个延伸：继承了“中国文明与境外蛮族”的关系模式。从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到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不到两百年的时间印证了俄罗斯“蛮族是如何逐渐取得了压倒的优势”，从《瑷珲条约》到《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印证了“他们（蛮族）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三）

汤因比：“蛮族驰骋在前一个文明的破碎山河之间，享受了一个短暂的‘英雄时代’；但是与高级宗教不同，这种时代没有开辟文明史的新篇章。”

谢选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二十世纪的“蛮族”，驰骋在俄国和中国等“前一个文明的破碎山河”之间，这些破碎不仅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而更多是由于俄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内在瓦解造成的。俄国社会“享受”了“苏联”这个“短暂的英雄时代”大约七十年。但是马克思主义与高级宗教不同，“没有开辟文明史的新篇章。”中国社会“享受”了“长征”、“内战”，到了“中共”时代落入“历次政治运动”的疯狂痉挛，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 

汤因比：“蛮族是一把大扫帚，从历史舞台清扫了僵死文明的碎片。这种破坏工作就是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的神话和诗歌热情赞颂这种业绩，以至于使得后人几乎无法认清其真相。”

谢选骏：中共（蛮族）是一把大扫帚，毛泽东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中共蛮族从历史舞台清扫了僵死文明的碎片，他们把这叫做“破四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破坏工作就是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的神话（革命故事）和诗歌（大型史诗东方红、唱红歌）热情赞颂这种业绩，以至于使得后人（新左派）几乎无法认清其真相。

2012年11月7日

〔另起一页〕

第二节

胡耀邦放牛郎误入狼群

大家都说胡耀邦是一个历史悲剧人物，而且胡耀邦之死还引出了一个更大的历史悲剧：1989年发生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六四屠杀。

关于胡耀邦悲剧的历史成因，其实也是简单明了的，那就是“放牛郎误入狼群”所致。

胡耀邦出身贫苦，这种人和那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共产党高干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别。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看，那些人的本质是狼，具有欺压人、剥削人、奴役人的基因。而胡耀邦这样的放牛郎误入狼群，怎能不被吞吃了呢？

俗话说：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这句含混不清的话，只有这样理解才有意义：“虎狼性质的革命领袖吞噬牛羊性质的革命群众。”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胡耀邦这样的放牛郎就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上。

一方面，他们缺乏虎狼的基因，因此没有吞吃牛羊的本性冲动；另方面，他们的位置又是虎狼的下属，因此不得执行吞吃牛羊的虎狼命令。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正如我在2001年到2010年写作的《二十世纪的骗局》一书所指出的：毛泽东及其兄弟，就是从“放印子钱”的高利贷业者，摇身一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整个是卜迦丘《十日谈》里的“圣·夏泼赖托”的复制本。公证人夏泼莱托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杀人越货，亵渎神圣，可谓无恶不作，本该落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可是诡计多端、巧舌如簧的他，在举行临终忏悔时痛哭流涕地忏悔了两件微不足道的过失，不仅骗得了临终忏悔的修士的信任，而且被教会奉为圣者，成为“圣·夏泼莱托”。教堂为他建了神龛，男女老幼前来祈求消灾赐福。一场狂热的迷信活动完全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这多么类似现在的“毛泽东热”。

再说希特勒这四分之一个犹太人兼白人至上论者，却“喜欢日本人”；希特勒这个“犹太杂种”却成为集体灭绝犹太种族的急先锋——其动机完全是机会主义的。这正如神学生斯大林集体灭绝神职人员阶层，小富农毛泽东集体灭绝地主富农阶层，留法学生波尔布特集体灭绝亲西方势力——他们的这种“人格异化”，对他们的生存其实是必要的：一方面是要证明自己不是“吸血鬼”，二方面却是吸血鬼特性的集中发作。一个纯朴信徒或是一个“非犹太人”或是一个贫下中农或是“没有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反而不会像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他们那么穷凶极恶的。 

实际上，斯大林是用最坏的神职人员的方式在灭绝神职人员，希特勒是用最坏的犹太人的方式在灭绝犹太种族，毛泽东是在用最坏的地主富农的方式在灭绝地主富农，波尔布特是在用最坏的西方真理在灭绝亲西方势力——以便让斯大林自己成为超级神职人员、希特勒自己成为超级犹太财阀、毛泽东自己成为超级地富分子、波尔布特自己成为超级走狗。斯大林经营苏共的手段，因此黑过了教皇经营教会；希特勒经营集中营的手段，因此黑过了犹太人经营交易所；毛泽东经营地产的手段，因此黑过了任何一个恶霸地主；波尔布特经营动物庄园的手段，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

谈到波尔布特，有个事情也不该忽略：波尔布特和马恩列斯毛一样，也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他小时候，他的表姐娘美就被地方政府推荐进了王家舞蹈团，后来被西哈努克的祖父莫尼旺相中，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莫尼旺登基后，娘美主理后宫，掌管女眷。有了这层裙带关系，波尔布特的哥哥络松也在王室谋了一个小事，后来波尔布特的姐姐沙良也被召进了宫，而且成为莫尼旺的爱妃，1941年莫尼旺国王死的时候，沙良就伺候在他的身边。后来她回到家乡，改嫁给一个警察。波尔布特非常害怕暴露这层社会关系，只愿说他是农民的儿子。但事实上，1935年波尔布特十岁的时候就钻到了金边，先在与王室关系密切的波东华戴寺当小和尚。1936至1942年间，他在金边一间天主教教会小学读书，与乔森潘的弟弟乔成金是同学。据乔成金回忆，波尔布特成绩很差，初中毕业后没有进得西索瓦大学预科，而只能去一间法国人办的技工学校学木匠，幸亏在这间蹩脚学校毕业时名列前茅，于是也得到政府的奖学金去法国留学。据《中国和红色高棉》一书中透露，十五岁前的波尔布特还被人当做小孩子，可以随便出入王宫去看他的姐姐和表姐，后来他成了名，住在巴黎的两个老王妃还记得他：柬埔寨王室十分淫乱，莫尼旺国王有上百个妃子，后宫女子很寂寞也很放肆，见到穿校服的“小波尔布特”来了，就取笑他，还解开他的裤子，抚弄他的生殖器，直到他大叫“受不了啊”……这种可耻的经历，是不是对他后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屠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实际上，斯大林是用最坏的神职人员的方式在灭绝神职人员，希特勒是用最坏的犹太人的方式在灭绝犹太种族，毛泽东是在用最坏的地主富农的方式在灭绝地主富农，波尔布特是在用最坏的西方真理在灭绝亲西方势力——以便让斯大林自己成为超级神职人员、希特勒自己成为超级犹太财阀、毛泽东自己成为超级地富分子、波尔布特自己成为超级走狗。斯大林经营苏共的手段，因此黑过了教皇经营教会；希特勒经营集中营的手段，因此黑过了犹太人经营交易所；毛泽东经营地产的手段，因此黑过了任何一个恶霸地主；波尔布特经营动物庄园的手段，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

谈到波尔布特，有个事情也不该忽略：波尔布特和马恩列斯毛一样，也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他小时候，他的表姐娘美就被地方政府推荐进了王家舞蹈团，后来被西哈努克的祖父莫尼旺相中，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莫尼旺登基后，娘美主理后宫，掌管女眷。有了这层裙带关系，波尔布特的哥哥络松也在王室谋了一个小事，后来波尔布特的姐姐沙良也被召进了宫，而且成为莫尼旺的爱妃，1941年莫尼旺国王死的时候，沙良就伺候在他的身边。后来她回到家乡，改嫁给一个警察。波尔布特非常害怕暴露这层社会关系，只愿说他是农民的儿子。但事实上，1935年波尔布特十岁的时候就钻到了金边，先在与王室关系密切的波东华戴寺当小和尚。1936至1942年间，他在金边一间天主教教会小学读书，与乔森潘的弟弟乔成金是同学。据乔成金回忆，波尔布特成绩很差，初中毕业后没有进得西索瓦大学预科，而只能去一间法国人办的技工学校学木匠，幸亏在这间蹩脚学校毕业时名列前茅，于是也得到政府的奖学金去法国留学。据《中国和红色高棉》一书中透露，十五岁前的波尔布特还被人当做小孩子，可以随便出入王宫去看他的姐姐和表姐，后来他成了名，住在巴黎的两个老王妃还记得他：柬埔寨王室十分淫乱，莫尼旺国王有上百个妃子，后宫女子很寂寞也很放肆，见到穿校服的“小波尔布特”来了，就取笑他，还解开他的裤子，抚弄他的生殖器，直到他大叫“受不了啊”……这种可耻的经历，是不是对他后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屠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显然，个人生活史不可能对“革命领袖”们的政治没有影响。BBC拍摄的《少年希特勒》片子指出，“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充满个人历史的含义”：在少年希特勒迷恋上日耳曼英雄故事和中学的历史课程之前，他曾经深深地迷恋过美国的西部故事！这些血腥故事描写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在美洲如何猎杀印第安人，结果深深嵌入了少年希特勒的内心，后来他在《我的奋斗》中所阐述的“向东欧殖民扩张”，实际上正是以“向美国西部殖民扩张”为蓝本的，尽管它打着“继承日耳曼条顿骑士团历史扩张”的幌子。实际上，历史上的日耳曼东扩并没有大举灭犹，也没有隔离和奴役斯拉夫人。这使我想起了毛泽东的“土改”、“集体化”、“人民公社”、“统购统销”──毛泽东在1950年代的秘密讲话中就曾经宣称，中国没有海外殖民地，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牺牲农民，必须压低农民的生活标准，把中国农民当作殖民地人民来剥削、压榨，从中获得必要的工业资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几千万中国农民遭到灭绝，受到了美洲印第安人、德国犹太人、苏联东欧人一样的“待遇”。可以说，这是中国学习纳粹、纳粹学习英国殖民者的“历史的经验”。

作为二十世纪革命灾难的头号元凶，卡尔·马克思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但本书即将揭示的事实表明：“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这些学说，就和古代中国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样，都是极为表面化的标签，作为社会分析的依据都是极为脆弱的。例如根据我们了解的事实，是剥削阶级在带领无产阶级杀害剥削阶级，以便让自己获利；是犹太人在带领德国人杀害犹太人，以便让自己获利：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阶级”和“种族”等金字招牌，而是个人的物欲和野心。这就好像在战争中，对立的人带着自己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彼此厮杀──这里发生的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种族斗争”，不是什么“物以类聚”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是相反的东西！──人与人厮杀，鹰犬与鹰犬厮杀、战马与战马厮杀、骆驼与骆驼厮杀、大象与大象厮杀：阶级彼此厮，种族彼此厮杀──为的是让那个僭主出世，让尘土浮现一个光环。在这里，无产阶级不过是充当了剥削阶级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德国人民不过是充当了犹太人例如我们下面要谈到的希特勒、海德里希、艾希曼等人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而所谓苏德战争、“伟大的卫国战争”，就是一场典型的人与人厮杀，鹰犬与鹰犬厮杀、战马与战马厮杀、坦克与坦克厮杀。

约瑟夫·戈培尔临终前谈到德国人民的时候鄙夷地说：“我一点儿都不怜悯他们！我再说一遍，我一点儿都不怜悯他们！德国人选择了他们的命运。这可能会让一些人吃惊。但不要骗你自己，我们没有强迫德国人，是他们给了我们统治的权力，现在，他们的小喉咙要被割断了。”他还说：“让孩子同我们一起离开人世，本身就是对他们最大的爱。我们认为，今后的德国不配我们优秀的孩子为它生存……”

这就是二十世纪的僭主政治。

在这种政治之下，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敢于反抗。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仅有12人拒绝，并为此失去工作。其余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也许这1188人是对的，”有一个意大利人评论说，“但那12个人挽救了其大学、乃至我们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说不，即便这样做毫无益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可以说，你说过不。”十二君子仅仅是大学教授集体的百分之一，在全体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们事后足以为集体耻感提供一个排遣的通道，虽不至完全脱罪，亦可让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种平衡。如果一个集体找不到可引为代表的英雄，帮他们卸去颈上的重轭，让他们有理由说出：“我们也曾反抗过，”那么这个集体终将不能自如地面对过去。这就是抵抗者的价值，文天祥式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价值之所在。

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竟会听命于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统治，而这种统治竟赢得数百万计的人们的欢呼？这因为正是德国人民，通过希特勒进行了自己历史命运中的一次最大赌博，而赌博的目的──对欧洲大陆的完全支配，是驱使他们铤而走险的诱因，此次赌博本身就意味自我毁灭的开始。这开始了一个关于国家和个人自我毁灭的故事，也是一个民族以及它的代言人自我设计灾难的过程，它的后果使得整个欧洲文明的没落过程得到了加速度下坠。德国人民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的意志而不能自拔，而是此人的意志正提供了他们需要的东西：迫使敌人屈服，迫使敌人沿着毁灭的道路准确无误地走下去。实际上，希特勒的著名“意志”，是为了满足群众需要的一种表演。这种剧场效果使我想起了中国的文革，毛泽东明显是在模仿希特勒，他的检阅红卫兵，红卫兵的火炬游行，中央文革策划的烧书和砸烂一个旧世界，在在都有纳粹的“文化革命”的痕迹。当然希特勒比毛泽东更有一种电影明星的气质，因此毛泽东的演出相形之下是相当笨拙的。

看起来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因此变成种族灭绝的同谋者，并导致前所未有的、举国上下发动的大规模屠杀”，其实是战国的激烈厮杀导致了这一结局。早在希特勒大屠杀发生之前之年，苏联已经杀死了两千万人，所以希特勒的屠杀绝对不是孤立的暴行。这样的结论也适用于毛，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斯大林的大饥荒、大屠杀的前车之鉴过去之后三十年，中国还是亦步亦趋地走上了苏联的灭绝之路，而且死亡人数还高于苏联几倍──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人口多于苏联几倍。原因之二就是中共政权比苏联政权晚建立了三十年，所以其饥荒和屠杀也晚了三十年。这里似乎有一种我们并不清楚了宿命存在着。

在我看来，不是“希特勒将他的权力扩大到能够决定千百万德国人命运的程度”；而是“德国人把权力拱手让给希特勒，让他替他们出头、出气”。他们因此承担了由此产生的后果，在二战以后，不仅遭到肢解，而且受到控制，被迫接受苏联的暴政将近半个世纪。这样的结论似乎也适合于苏联的工人、中国的农民。

希特勒这个人，总的来说他从事政治活动以后的日子都是“带着面具在生活”的，而且他的伪装十分彻底。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尼采所憧憬的超人”，结果是他已经没有真正的私生活。他的亲属不断疏离，他的朋友日益稀少，他连下水游泳都不敢，因为不能在别人面前裸露身体。这也使得人们认为他的身上确实有梅毒留下的可怕疤痕。但是应该说，不论希特勒多么伪装自己，但毕竟较少贪污腐败的行径；不论他的遗嘱多么荒谬，毕竟比斯大林、毛泽东连话都不敢说一句就死掉了──结果直接导致血腥的宫廷政变立即爆发──还是显得“更为称职”一些。

在希特勒死后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苏联入侵东欧和德国所造成的“逆向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一同的兴起，已经苏联人对西欧人和东欧人倒行逆施的斗争中，蔓延到回教徒、印度次大陆居民、香港澳门居民等“殖民地民族”对欧洲宗主国的“逆向殖民过程”中。

“受害者反过来变成加害者”，这似乎是历史的宿命，因为在此之前，受害者原先也曾经是加害者。这样互相残害的历史表明，人类需要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缓冲机制。

按照我在《毛泽东身上的剥削阶级烙印》一文揭示的，“阶级叛徒特别凶残”之定律来看，希特勒也显然位列其中。阶级叛徒是我发现的一个政治现象，在二十世纪的独裁者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二十世纪第一个独裁者列宁出身于教师家庭，应该说还是属于有教养的阶层，但是他掌握政权后却严厉镇压知识分子和思想自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墨索里尼出身新闻记者，掌握政权后全面取缔新闻自由。建立法西斯专政。斯大林出身神学院，掌握政权后全面取缔宗教活动，建立恐怖统治。希特勒出身于犹太人混血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的私生子），掌握政权后却大举灭犹，建立了广泛的集中营制度。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无一不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官僚家庭，但是掌握政权后却严厉镇压地主资产阶级、大肆屠杀反动官僚，上演了一幕幕“阶级叛徒进行阶级报复”的血腥剧目。

这是人性中最难解最黑暗的一面。

但是他们镇压完了别人之后，自己却坐享其成，把他们原先的出身放大到无限：

列宁成了最大的教师，斯大林成了崇拜的对象，墨索里尼专门制造新闻，希特勒实现了犹太人统治欧洲的梦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通过“私有化──公有化──再度私有化”的权力魔术，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官僚。

叛徒往往体现出“变本加厉的凶残”──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如此看来，在苏联和中国先后发生的，并非“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剥削阶级叛徒的格外凶残”──剥削阶级变成了抢夺阶级。在这一抢夺过程的开始阶段，因为抢夺阶级需要帮凶，无产阶级的处境好像有所改善，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因为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而更加恶化了，最后不仅更加贫困，而且连自由身份也失去了，变成了奴隶阶级。

当此“胡耀邦百年”之际，沉思“胡耀邦放牛郎误入狼群”。

〔另起一页〕

第三节

给胡锦涛掌声呢还是巴掌呢

有旅美台胞在《洛城新语》里主张：给胡锦涛一点掌声：

中共“十八大”高层人事终于底定，各方之前的各种猜测，有人猜对，有人误判，但人事安排反映中共内部权斗，则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不能没有关系，不能没有权力；许多外国人士称中国为“关系中国”、“特权中国”。

其实，搞关系、搞特权，古今中外皆然，国民党政府如此，共产党政府如此，连美国政府又何尝不是如此；对平民百姓而言，每天生活都会接触到不同的关系。例如，移民来美，靠自己打拚获得绿卡的只占三成，其余都是父母兄姊关系依亲拿到绿卡，这也是关系。找工作，如果公司里正好有熟人，当然“有关系”；考公家单位，有熟人告知考试要诀，更是关系要紧。民主法治社会，也要看情、理、法，情字摆第一，就是关系。

只是当今中国搞得有点过头了，做什么事情都要靠关系，找个好的工作靠关系，做生意靠关系，当官也是靠关系，犯罪不被法律制裁也是靠关系。更糟糕的是，没关系，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有关系，就万事亨通，不管做的事是否违法。

有人认为，只要充实自己能力，让人一下就能感觉与众不同，就不怕有没有关系了，依然能够找到好的工作。这种说法，在民主社会行得通，但在现今中国，会被人笑为没知识，更没常识。2010年山东省新泰市提拔六名副局长和一名法院副院长，七名年轻的干部中有六人属于“官二代”。这种案例年年都有，各地都有。

现今中国，关系维持也靠特权，有权就有关系，有权好办事。中国人在富起来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先富”，这一部分人指的是谁，特权在其中产生极大作用。行至今日，为了钱，就得有权，有了权，自然不愁财富不来。这种状况造成人们愈来愈看重权力，现在的情况甚至严重到，连再小的芝麻绿豆官，都能带来经济利益，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信号。

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有特权车（开车横冲直撞，罚单也能注销）、特权房（建新屋，有特权者低价优先购买）、特权消费（私人消费，公家报帐）、特权就业（选拔制度只是陪衬），特权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似乎社会的每一角落都弥漫着特权的气息。特权现象破坏了正常的法律秩序，助长了权力崇拜。

在举国特权的氛围下，冀望习近平或共产党、或政治局提出改革，实在有点不切实际；既便是在共产党体制内改革，依然困难重重，而体制外的冲突、闹事，肯定会愈来愈多。

在这种局势下，胡锦涛的裸退，就显得难能可贵；一旦下台不掌权了，关系也就没有了，关系没了，在特权社会里寸步难行。也难怪一向刻薄的网民，有不少人为胡锦涛鼓掌。 

……

不过也有旅美的大陆同胞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里主张：胡锦涛“裸退”并非主动而为：

中国共产党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周四首次公开露面，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人大会堂，向中外媒体介绍由9人缩减7人的新任政治局常委，并发表讲话。几个月以来一直密切关注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明镜出版集团总裁、旅美时事评论员何频认为，习近平就任后首次讲话表现亲切，但他并没有做好开展根本性政治改革的准备。 

我觉得今天他们（公布结果）出来的比较慢，比较晚，全世界都在当代他们快点出来。但是，习近平出来以后，就给人与胡锦涛完全不同的感觉。虽然他的讲话，尤其是在后一部分，还是比较空洞的、一些传统的中共语言，但是，整体上给人感觉比较亲切，这可能也是因为胡锦涛过去做得实在太糟糕了，表情太僵硬了，所以现在大家赋予习近平很多希望。但是，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领导人亲切作风问题，而是要进行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造。要真正改革的话，我觉得习近平未必做出了很好的准备，但是，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比胡锦涛领导班子更能够吸收外面对中共的批评，他对现在中国社会现在严重的社会冲突也有比较深刻的感受。

问：胡锦涛的名字没有再出现在新一届中央军委的名单上。这是否可以看作是胡锦涛在这次中共18大一个比较积极的表现？

答：我根本不认为是一个积极的表现。我不给予他任何值得肯定的评价，因为他完全是没有任何能力的人，选择他做领导人也是邓小平的一个极大的失误。胡锦涛根本不可能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因为他手下已经完全没有兵，没有将，没有他的人马，他的团队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几乎已经崩溃，他最亲信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令计划没有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些都在我们的预估之中。所以，我不同意认为他是主动“裸退”，换来一个什么比较好的结果的说法，他没有任何条件与别人进行利益的交换，因为他已经根本没有任何力量。

……

显然，按照大陆同胞的看法，不该给胡锦涛掌声，而应给胡锦涛一巴掌。

那么公允地说，到底应该给胡锦涛掌声呢？还是应该给胡锦涛一巴掌呢？

看来，这正是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的分歧所在。

综合评分曰：从外交上看，胡锦涛得到的掌声比较多，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正在上升；从内政上看，胡锦涛得到的巴掌比较多，因为中国百姓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所以习近平上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表示同情民众的疾苦并拍着胸脯表示要改善人民的苦况。难怪大陆同胞身在屋檐下，当然不像“境外”的人们那么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胡锦涛自己当然深知大陆同胞的痛苦：所以他下台的时候，面容憔悴、神色晦暗，真正应了邓小平为邓后时代预备的谶语：韬光养晦。

〔另起一页〕

第四节

超越“第五个现代化”

“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政治现代化”应该被超越，成为“第五个创新也就是政治创新”。

（一）

1、旅法学者陈彦《“民主墙运动”及其历史地位》一文说，1978年12月5日，魏京生以“金生”为笔名在“民主墙”上贴出了题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大字报。魏京生认为，中国除了需要当局已经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之外，还需要民主。该文谴责了共产党的一党独裁，质疑共产党政权的“人民”特性，认为共产党政权的独裁本性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惟一真正障碍。

2、而姚立民则指出他自己在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之前三个月，即1978年12月出版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已经发表《第五个现代化》一文，该文是在1978年10月写作的，那时的香港月刊一般都是前一个月的中下旬出版的，例如12月出版的月刊常在11月中下旬上市。《七十年代》1978年前后是在大陆流传最广的香港政论刊物，姚立民的意思是魏京生抄袭了他的提法。

3、谢选骏认为：在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政治现代化”，是作为“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补充而提出的。而“四个现代化”这一口号，则是中共在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向“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十五年之后的1979年，“魏京生/姚立民”或“姚立民/魏京生”补充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即使在1979年当时，这也不是一个前卫的想法。正如“四个现代化”在1964年也并不是一个前卫的想法。

为什么“四个现代化”和“第五个现代化”即使在提出的当时就都不是一个前卫的想法呢？

这是因为：所谓“现代化”，说到底只是一个“东施效颦”的口号、“邯郸学步”的动作。

“中国的现代化”，说到底就是“模仿西方”甚至“模仿日本”，更等而下之的是“模仿南斯拉夫”、“模仿新加坡”。

那么，有什么可以取代“现代化”，成为中国发展的正确指引呢？

谢选骏在1975年写作的《五色海》中就已指出：中国发展的正确指引是“创新”，“创造新生活是人生的唯一意义”：

1、对文明命运的上述观察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文化类型都发端于：与之相应的一种民族精神气质及创新冲动。没有长久的饥渴和灼热的好奇，是根本酿不出文化蜂蜜的。同时，任何一种文明体系，都终结于对形式、技术、细节的崇拜与恪守。初起的文明倾力于民族精神、宗教、哲学等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式，而成熟没落的文明则更关注道德、教义、科学、技术、规章制度等外在方面。

2、没有文明的生活，是无望的；缺乏生活的文明，是垂死的。没有意识的欲望，是无望的；缺乏欲望的意识，是垂死的。只想创造新生活而不想创造新文明的人，必定是个盲目的破坏者；只想创造新意识而不想创造新欲望的人，必定是个迂阔的理论家！

3、社会生活的超社会目的之目的、超社会价值之价值，即在于创造新的社会、创造新的价值，而不再固执现有。新的文化，是新生活之结果？换言之，只有导致新文化的新生活，才是可取的。即使是间接地、甚至是从“反动的方向”来导致的！故，创造新生活──创造新文化，才是社会生活的实际趋向，而不仅仅是时代精神或理想中的自以为是。其余一切“有价值的目的”都应从属它！即便是间接地、反动地从属也罢。

用“创新”的观点看问题：“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就是“进口洋垃圾”。所以，“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应该被“工业创新、农业创新、国防创新、科学技术创新”以及更为全面的创新（创造新思想、创造新生活、创造新文明、创造新生命）所取代。

同样的道理：“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政治现代化”应该被超越，成为“第五个创新也就是政治创新”。

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已经一纪了，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日益清晰：如何实现的全面“创新”（创造新生活、创造新文明、创造新生命），而不再仅仅是“现代化学习”。

“苏联老大哥”已经死了，“超英赶美”的迷梦也必须超越。

（二）

在《中共能创新政治制度吗》一文中，谢选骏指出：

创新并不是所谓的“古为今用”，也不是所谓的“复兴”，而是“在前人的终点上继续前进”。具体说，中国梦的实现应该是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而不仅仅是复兴第二期中国文明（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或复兴第一期中国文明（夏商周秦两汉魏晋）。

政治制度的创新，是一切创新之首。

例如，“现代化”的祖宗西方文明，就是在中世纪教会制度和共和城邦、近代英美的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等一系列政治创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没有这些创新，哪来的“自由民主人权”？

自由民主人权，不是一个消费品；而是一个生产力。

自由民主人权，不是“海外中宣部”的“美分党”的党员同志们所片面鼓吹的“要回家”的陈词滥调；而是“提高社会效率”。

不创新政治制度，一个社会可能提高自己的效率吗？政治效率，当然包括“反腐败的效率”。中共之所以不能把腐败的工作进行下去，就是因为缺乏现代政治医学的基本处方：三权分立。

只有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政治创新才是“在前人的终点上继续前进”。只有这样吸取了三权分立的精髓，才能超越西方民主政治，开辟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辉煌。而唯有现代政治医学（三权分立），才能医治现代的政治腐败。

看来，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最伟大的中国梦”，只能由第三中国而不是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落实完成了。

至于第一中国（中华民国）的残余力量，自顾尚且不暇，哪有余力来推动整个中国的彻底转化呢？

附录1

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它

魏京生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在西单墙贴出，后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出版的《探索》第一期。）

序言

现在报刊杂志和电台中不再震耳欲聋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了。一方面，因为它是被打倒的“四人帮”的法宝，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人民群众实在听腻味了，这一套再也不能拿来作欺骗人民的工具了。历史的规律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的既然已经去了，人们自然要拭目以待。老天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等来了一个伟大的诺言，叫做“四个现代化”。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在有人心目中更英明伟大的邓副主席终于击败了“四人帮”，使得天安门广场上流血的伟大人民，有了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民主与繁荣的可能性。“四人帮”抓起来以后，人们就日日盼望有可能“复辟资本主义”的邓副主席，作为一面伟大的旗帜重新树立起来。终于，邓副主席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的岗位上，人们何等的激动，何等的兴奋，何等的……。但遗憾的是：人们所厌恶的旧的政治制度没有改变，人们所希望的民主与自由甚至连提也不被提起了，人民的生活状况没有什么改变，“提高”的工资，远远赶不上物价的飞速上涨：听说要“复辟资本主义”搞奖金制了，细打听一下，原来是马克思主义的祖先们诅咒过的那种“最大限度剥削工人”的“无形的鞭子”。有消息证实不再搞“愚民政策”了，人民不能在“伟大舵手”的领导下，但仍可以在“英明领袖”的领导下去“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英、美、日本和南斯拉夫：“参加革命”不那么时髦了，“上过大学”开始身价百倍，人民也不必任凭“阶级斗争”的叫嚷来磨厚他们的耳朵的茧子了，“四个现代化”可以代表一切。当然还必须本着四·五学社向我们传达的中央精神，在统一领导下，加以指导或引导后，这整个美妙的图景才能算是完成。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画饼充饥”，还有一个成语，叫做“望梅止渴”。在古代就能总结出这样幽默的讽刺性经验的人民，据说还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前进，以至到了今天。总不该有人会以为他们也会做这种蠢事吧。

但是竟然就是有人这样认为，但是竟然就是有人这样做。

中国人民在几十年内紧跟在“伟大舵手”后边用“共产主义理想”做画饼，就着“大跃进、三面红旗”的止渴梅，勒紧了裤腰带，勇往直前，三十年如一日地得到了一个经验教训；这三十年来大家都好像猴子捞月亮一样，怎么能不一场空呢？因此当邓副主席提出“务实”的号召后，人民群众就以潮水般的呼声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拥上了台，人们期待着他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检查过去，引导人们走向可以达到的未来。 

但是有人告诫我们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切的一切的基础，甚至是谈话的基础，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谁否认这一点，有告示为凭——就没有好下场。而且“有人们”提醒我们注意：中国人民是需要独裁的，即使超过封建皇帝，那正说明他的伟大：中国人民不需要民主，除非它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否则一钱不值，信不信由你，有监狱为凭——刚腾出来的。

但是有人给你留下了出路：以四个现代化为纲，安定团结地走吧，勇作革命的老黄牛，你们会达到你们的天堂——共产主义和四个现代化的繁荣。好心的“有人们”又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提示：如果你们想不开，就努力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吧！想不开是因为你们不懂，不懂正说明了学问的高深嘛！你们不要不听话，你们单位领导是不会答应的！等等，等等…… 

我劝大家不要再相信“这一类政治骗子”了，我们明知要受人骗，还不如老老实实地信赖一下自己，文化革命的锻炼已使我们不那么愚昧了。我们自己来研究一下自己该怎么办吧！

一、为什么要民主？

几世纪来人们谈论这个题目已经多得很了。民主墙的诸公们也作过详细的分析，说明民主比独裁究竟好多少。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是一个事实呢，还是一句空话？它既是事实，也是空话，说它是事实，是因为没有人民的力量，没有人民的参与，任何历史都是不可能的，任何“伟大舵手”、“英明领袖”恐怕都不会存在，更不要说什么创造历史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新的中国人民就没有新中国，而不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邓副主席感谢毛主席救了他的命，这是可以谅解的，但他难道就不感谢那个把他推上台的“呼声”吗？他难道就应当对“呼声”说：你们不应该说毛主席的坏话，因为他救了我的命。从这事上我们同时看出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成为了一句空话，它之所以是空话，是人民不能按照他们大多数的愿望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功劳被记在别人的帐上，他们的权利被编织成别人的皇冠，有这样的主人吗？倒不如说是好奴隶。在历史上他们作为主人创造了一切，在现实中他们作为奴仆垂手拱立，以便让像面团中的酵母那样不断产生的领袖来“引导”他们。

他们应当有民主，如果他们向谁要民主，那他们只不过是要回本来就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如果谁不给他们民主，谁就是无耻的强盗，比抢走工人的血汗钱的资本家更纯粹的强盗。

但是现在人民有民主吗？没有。人民不想当家做主人吗？当然想。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原因就在这儿。胜利后这个诺言到哪去了呢？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口号改为无产阶级专政，在人口几千万分之一的少数中实行的“民主”也取消了。代之以“伟大领袖”个人的独裁，按照伟大领袖的教导在党内发牢骚的彭德怀也被打倒在地。又一个新的诺言：因为领袖是伟大的，所以迷信一个领袖比民主更会给人民带来幸福，人民半被迫半自愿地听信了这个诺言直到今天，但他们更幸福了吗？更不幸了，更倒退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他们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现在怎么办？这是他们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现在根本不需要评价毛泽东几分功劳、几分错误，当初他提出这个说法只是为他自己辩护，现在人民需要反省一下，没有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中国是否也必然会落到今天这一个地步。是中国人笨，中国人懒，中国人不想过更富裕的生活，中国人天生不安份吗？正相反。那为什么？答案是明显的，中国人不该走他们走过的道路，他们为什么会走这条路？不正是那个自卖自夸的独裁者引导他们走上这条路的吗？不想走就专政你，人民听不到不同的情形，还以为天下只有这是条可走的路呢。这不叫欺骗吗？这里边也有几分功劳吗？

这是条什么路？听说叫“社会主义道路”。按马克思主义的祖先们的定义，社会主义首先是人民群众，或叫无产阶级大众当家作主人。试问中国的工人们、农民们，除了每月发给你们餬口的一点点钱以外，你们作了谁的主？作了什么的主？说来可怜，你们被人作了主，甚至婚姻也不例外。社会主义保障生产者除完成他的社会义务外，得到他的劳动成果，但你们的义务是有止境的吗？你们得到的不正是“维持劳动力的生产所必须”的一点点可怜的薪水吗？它能保证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有受教育、发挥个人能力……等等许多权利？但我们在眼前的生活中一样也看不到，看到的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和“俄罗斯式独裁的变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独裁。难道这样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所需要的吗？难道独裁就等于人民的幸福吗？这是人民所希望的那条马克思描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吗？显然不是。那是什么？说来可笑，倒有点像《宣言》里说的封建社会主义，也就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听说苏俄已从社会封建主义升格为社会帝国主义，中国人也必须走这条路吗？ 

有人建议把过去的帐全算在封建社会主义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上，我是完全同意的，这里边不存在功过问题，顺便说说，臭名昭著的德国法西斯的正名叫“国家社会主义”，他们也有一个独裁暴君，他们也号召人民勒紧裤腰带，他们也欺骗人民说：你们是伟大民族。最主要的是，他们也扼杀哪怕是最起码的民主，这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民主是他们最可怕的、不可抗拒的敌人。在这个基础上，斯大林和希特勒握手签订了《德苏条约》；在这个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举杯瓜分了波兰；在这个基础上，两国人民遭受着奴役和贫困。我们也必须继续遭受这样的奴役和贫困吗？如果我们不想民主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在经济、科学、军事等方面现代化，首先就必须使我们的人民现代化，使我们的社会现代化。

二、第五个现代化：要什么样的民主

我想问问大家：我们要现代化干什么？在有人看来：红楼梦那个时代不是满好吗？看看书，写写诗，还可以搞女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现在还加上看看外国电影，真是神仙的日子。不错，是神仙的日子，老百姓可是不能沾边的，人民要的是人民有可能真正享受到幸福的日子，最起码也要不比人家外国的人民享受的更差，而所有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的富裕是社会普遍富裕，这种富裕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才能够达到，这一点是十分明白的，但最重要的一点被有些人给遗漏了，社会生产力提高后人民就能够享受到富裕的生活吗？这里边还存在着支配权的问题，分配的问题，剥削的问题。

解放后的几十年中人民勒紧裤腰带，拼命的干，也确实创造了许多的财富，这些财富都到哪去了？有人说：拿去喂肥了像越南这样的较小型号的独裁政权，有人说喂肥了林彪、江青这样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这都对，总而言之，它没有落到中国劳动人民手里，这些财富不是被大大小小的手中有权的“一类政治骗子”直接挥霍掉了，就是被他们赏赐给了越南、阿尔巴尼亚这类与他们志同道合的混蛋们。毛泽东临死前为了老婆向他要几千块钱还难受过，他把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几百亿地扔了出去，谁发现他心疼过？而且这还是在中国人民勒着腰带上街讨饭来搞社会主义的时候。跑到民主墙来拍毛泽东马屁的人，你们既然睁着眼睛为什么就看不到这些？恐怕是有意看不见这些吧？假如真看不见，请诸位把写大字报的功夫用来跑跑北京站、永定门，或在街上注意一下上访的外地人，问问他们在外地要饭是否也算稀罕事，我想这些要饭的不一定也想把雪白的大米去支持什么“第三世界的朋友们”吧！可是他们的意见重要吗？可悲的是在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里，只有那些吃饱了没事，看书写字过过神仙日子的人才有支配的权力，人民难道没有最充分的理由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过来吗？ 

什么是民主？把权力交给劳动者全体来掌握，就是“真正的民主”。劳动者不能掌握住国家权力吗？南斯拉夫正在这条路上走，并给我们证明了，人民不需要大小的独裁统治者，可以把事情办得更好。

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按他们自己的意愿选择为他们办事的代理人，按照他们的意愿和利益去办事，这才谈得上民主，并且他们必须有权力随时撤换这些代理人，以避免这些代理人以他们的名义欺压人民。这是可能的吗？欧美各国人民就在享受着这种民主，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愿望把尼克松、戴高乐、田中等人赶下台，如果他们需要，还可以再让他们上台，谁也干涉不了他们的民主权力。而中国人民即使谈论一下已经死去的“伟大舵手”毛泽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人”毛泽东，监狱的大门、各种意想不到的厄运就在等待着他们，对比之下，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与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民主”真是有天壤之别呀！ 

人民有了民主就会天下大乱、无法无天了吗？最近报刊上透露的一些情况不是说明正是由于没有民主，大小独裁统治者才得以无法无天吗？怎样维持民主的秩序，这是一个需要人民自己解决的内政问题，无需特权者老爷们替他们操心，老爷们操心的不是人民民主，而是怎样用这个籍口来取消人民民主的权利。内政问题当然不会一下子就解决，必须要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去解决，错误和缺点是难免的，但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总比受了老爷们的欺压无处申冤要强千百倍，担心民主会无法无天的人，正象辛亥革命后耽心人民没有皇帝，会无法无天的人一样，他们的结论都是：安心受压迫吧，没人压迫你们，你们的脊梁会飞到天上去呢！ 

我要恭敬的奉告上述诸君：我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神仙和皇帝，不要相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我们不要作独裁统治者扩张野心的现代化工具，我们要人民生活得现代化，人民的民主、自由与幸福，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唯一目的，没有这第五个现代化，一切现代化不过是一个新的诺言。

我号召同志们：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下，不要再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法西斯集权主义只能带给我们灾难，不要再对他们抱有幻想，民主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放弃民主权利无异于重新给自己套上枷锁。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吧！人类的历史是我们创造的，让一切自封的领袖和导师滚蛋，他们把人民手中最宝贵的权利骗走已好几十年。

我坚定地相信：在人民自己的管理下，生产将更发达——因为这是劳动者为自己的利益而生产；生活将更加美好——因为一切将以劳动者的生活为目的；社会将更加合理——因为社会的一切权力将以民主的方式归于劳动者全体。

我并不以为人民能不费吹灰之力地从某救星手中得到这一切，我也并不认为中国会嫌困难重重而放弃这个目标。只要人民认清了目标和障碍，他们会毫无犹豫地踩扁那些拦路的螳螂。

三、向现代化进军：实行民主△

中国人民要现代化，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现代化。民主并不完全像列宁编造的那样，仅仅是社会发达的结果。它不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这个发达阶段以及更加发达的阶段中得以存在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社会将停滞不前，经济的增长也将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对于以往的历史来说，民主的社会制度是一切发达——或叫现代化——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和前提，不但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就连保持现有发展阶段的成果也是很难做到的，我们伟大的祖国，三十年来的经历，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人类的历史为什么要走向发达——或叫现代化？是因为人类需要发达的社会所能够给予他们的全部现实结果，是因为这一现实结果的社会效果所能最大限度地使他们达到追求幸福的头一目标，就是自由；民主是人类现在已知的最大限度可能达到的自由。民主成为人类近代斗争的一个目标，不是十分显而易见的吗？

近代历史上一切反动分子，为什么都在反民主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呢？是因为民主给予了他们的敌人——人民大众——以一切，而不给予他们——各种压迫者—— 以反对人民的任何手段，最大的反动派就是最大的反民主主义者，这从德国、苏联以及“新中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得很明白；最大的反民主主义者就是社会和平与繁荣的最大、最危险的敌人，这从德国、苏联以及中国的历史中同样可以看得十分明白。人民要求幸福、社会要求发展的斗争，就集中在对反民主主义者——独裁法西斯主义者的斗争上，这也可以从德国、苏联以及中国的历史上鲜明地看出来。民主反对专制的斗争取得胜利必然给社会的发展带来最优条件和最大的速度，关于这一点，美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最鲜明、最有力的证据。

人民追求幸福、和平、繁荣的一切斗争，都只能以追求民主为前提，人民反抗压迫与剥削的一切斗争，也都只能以达到民主为先觉条件，以我们的全部力量投入到为民主而斗争的战斗中吧！人民所能得到的一切，都是民主的，非民主的任何幻想都不是人民可能得到的，任何形式的独裁和专制集权主义都是人民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

敌人会让我们实行民主吗？当然不会，他们会不择手段地阻止民主的进程，欺骗和蒙蔽人民的耳目，是他们可以采取的最有效的办法。一切独裁法西斯主义者都告诉人民：你们的现状实际上是全世界最美好的。

民主真的到了自然而然的地步了吗？并不是，它的每一个微小的胜利都要花费巨大的代价，甚至要认识到这一点，都必须花费流血牺牲的代价。民主的敌人一贯都欺骗人民说：民主就是必然产生也必然消亡的，因此是不必花费力量去争取的。

但是看看真实的而不是“社会主义政府”的御用文人们编写的历史吧！真实而有价值的民主每一个细节末枝，都浸润着烈士们和暴君们的鲜血，向民主迈出的每一步，都必须抗拒反动势力的全部打击。民主之所以会克服这些障碍，正说明它对于人民的宝贵，等于他们的一切希望，因此这一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怕过什么，他们只要认清了方向，暴君们的强大就不会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为民主的斗争是中国人民的目标吗？文化革命是他们第一次显示自己的力量，一切反动势力都在它面前发抖了。由于人民当时还没有认清方向，民主的力量还不是斗争的主流，因此大多数斗争被独裁暴君们用收买、诱入迷途、挑拨离间、造谣中伤和武力镇压的方式扼杀了，由于当时人民迷信各种独裁野心家式的领袖，因此他无意中又一次成为暴君和潜在的暴君们的工具和牺牲品。

今天，十二年后的今天，人民终于认识到了目标的所在，认清了斗争的真正方向，认出了他们真正领袖——民主的旗帜。西单民主墙成为他们向一切反动势力所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斗争一定会胜利——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人民一定会解放——这是具有新意识的口号。还会流血，还会牺牲，还会遭到更阴险的暗算。但是民主的旗帜不会再被反动势力的妖雾遮住了。让我们团结在这一伟大而真实的旗帜下，为谋求人民的安宁与幸福，为谋求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向社会制度的现代化进军吧！ 

附录之2

第五个现代化

姚立民

笔者注：本文于1978年12月出版于香港《七十年代》月刊。魏京生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是“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作为1979年3月25日“探索”的社论，他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是在该文之后发表，比本文晚了三个月以上。

1.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正集中全国的力量，争分夺秒，向四个现代化迈步进军，计划在廿一世纪来临之前，使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富强国家。笔者由衷地期望这个计划能够顺利完成，但认为还有美中不足之处，除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之外，还应该加上第五个：法律政治观念的现代化。

溯自一八六五年（清同治四年）中国开始洋务运动以来，大家过份重视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却忽视了它们的制度健全、政治安定。因此我们向西方国家学习的是以科学技术为主；在法律政治方面，最初是不予理会，后来是学到一点皮毛，却未能吸其精髓。由于制度不健全，政治不安定，科技在中国就像沙漠上的花草一样，一直生不了根，所以到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不论个体、政体如何改变，科技方面还是要向外国人学习。

就拿台湾大专学校各科系的学生比例来说，工学院各系一向是最热门（自一九五七年杨振宁、李政道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以后，理学院也慢慢“热”了起来），多数优秀的高中毕业生都以报考甲组为荣，似乎是建国的大任只落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身上，而专攻法律、政治、经济这一批人，似乎只是帮闲和清客而已。似乎只是有背景有关系的人，才能在政治圈子里混。这个观念一天不改，国家的政治就一天不上轨道，也就很难出现长期安定的政治局面。（靠特务控制的“安定”局面，不能算是真正的安定）

有人说：“在建国途中，法政与科技二者，如鸟之两翼，如车之两轮，同等重要，无分轩轾”这似乎够抬高法政的地位了。我以为这个比喻还嫌不够贴切，更贴切的比喻是：左传有云，皮者，法律政治是也；毛者，科学技术是也。制度健全是政治安定的先决条件，政治安定是发展科技的先决条件，我之强调第五个现代化，理由在此。

2.现代化大敌──人治

中国自有信史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都是停留在人治阶段。近七十年来，虽然在表面上也有“约法”、“宪法”之类来装饰门面，但也只限装饰点缀而已，它的真实作用，实在小得可怜。美其名曰“法治”，实际上还是不折不扣的人治。

人治下的政府最显著的缺点是：

1.高级领导人无任期制度，不必鞠躬尽瘁，一定死而后已。

2.高级领导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全国人民就像坐在一辆没有剎车器的汽车之上，其危险可知。

3.高级领导人为维持其长期统治于不坠，必然积极鼓励全国人民崇拜“领袖”，崇拜权威，这是变相的愚民政策，是国家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曾经有人说：中国是八亿人口的大国，既没有一股强烈的宗教力量来维系人心，而过去的尊君尊孔又已不复存在，实在是难以治理；因此只好借重“领袖崇拜”来代替宗教信仰，使政治领袖成为团结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就像英国的国王和日本的天皇一样。英王和日皇在其本国人所发挥的精神维系力量，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我同意这个“诊断”，但是有件地赞成这个“处方”。我的条件：这位“至高无上”的政治领袖，必须完全是名义上的，完全不掌握实权的，同英之国王和日之天皇完完全全一样，那么对国家才会有益无害。一个被人民叫惯了“英明伟大”的“领袖”，久而久之，信以为真，忘记了自己究竟是老几，真以为自己是天纵英明，永不犯错。他手上无权倒也罢了，假如又集大权于一身的话，其结果实在不堪想象。

因此我想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论也许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自一九一二年推翻专制，肇建共和以来，在名义上，专制的帝王是不存在了；但实际上，这些新兴的“领袖”们拜科学之赐，有进步的侦查工具和武器来进行恐怖的镇压，有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来注射麻醉，其狠毒的手段远超过古代的任何帝王。既然如此，共和政体不要也罢，倒不如老老实实地设置一个“皇室”和一个“贵族院”，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人在退休后担任有名义、无实权的终身职皇帝，作为团结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其它有贡献的先生女士们，在担任一定时期的政府公职以后，还有接受人民“崇德报功”的机会，在这里安享清福，不要被权力腐化，不要被人批评为“功过参半”，对自己对国家两得其便，何乐不为？对于人民来说，宁愿出钱来奉养他们的余年，只求他们不要妨碍新陈代谢，不要“呼风唤雨、翻江倒海”，不要让“领袖言论”来束缚人民的思想，那么广大的人民就会感激不尽了。

3.红乎？专乎？

在四人帮当权时代，只重红而不重专。其结果，农工业生产一落千丈，国家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加之外有强敌苏联虎视耽耽，国家民族的前途真是千钧一发。我们要知道；红旗满天飘扬，绝对吓不倒苏联，苏联反而会笑咱们是“婢学夫人”哩！只有使国家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军事力量强大，才能使苏联知难而退。何以致此？唯专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是“党”“国”不分，国家任何政务事务，都由党的干部领导一切。这些党的干部，红则有之，专则未必。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尽量放松党的控制，让科技专家们在“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的心情下放手做去，这样才会调动科技专家的积极性，才能在最短期间内使四个现代化顺利完成。

放松党的控制，说来容易，做起来一定困难重重，愈是地方基层，可能阻力愈大。“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已经实行了近卅年，这些干部们一向颐指气使惯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要想矫正过来，一定要费很大力气。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必须具有坚定的决心，拿出雄浑的魄力，运用灵活的手腕，多多利用大众传播工具作为辅助，务期尽量减少党干部和科技专家之间的矛盾，消除现代化途中所遭遇的阻力。

4.外交政策的检讨

最近一年以来，中国的高阶层领导人纷纷出国访问，加强外交活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为行文方便，特将中国的外交活动归纳为四大类：对苏、对日、对美、对第三世界。近廿年来中国的对苏政策一向强硬，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笔者完全赞成。但是在对日、对美和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仍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外交和内政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外交方面假如出差错，四个现代化一定也会蒙受极不利的影响。兹分别检讨如下：

1.对日政策

中国的对日政策过于软弱，对日本经济和技术的援助过于信赖。

日本与苏联同是中国两个极重要的“芳”邻，也是过去百年来使中国受创伤最深的两个国家。今天我们对日本虽然不必以牙还牙，不必要求血债血还；但是对日关系淡然处之可也，决无必要和它有亲密的交往，更没有理由低声下气来“攀交”这位朋友，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前后中国所表现的，实在过份窝囊！

我完全了解：中国在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威胁之下，不能再结太多的冤家，只能广交更多的朋友。

问题是：中国坚持原则，和日本淡然相处，并不就是和日本结冤家。有例为证：日本向苏联索还北部四岛，态度坚决之至，不还岛，不签约，这并不表示日本与苏联结仇，日苏之间的关系，还是若即若离，忽冷忽热。中国以战胜国的地位，为什么一定要“无限期搁置”钓鱼台主权问题、迫不及待地和日本签约？说什么“钓鱼台主权问题等二、三十年以后再谈”，这成什么话？现在该争时不争，能够收回时不去收回，却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二、三十年后我们的子孙，这一代的政治领导人实在太逃避现实、太不负责任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对于这一段史实一定会有公正的裁判，八年来海内外所有的保钓文字，都将为历史作证！

从另一方面来看：纵然低声下气，和日本签了“和”约，也并不表示就能交到一个知心朋友。国际之间只有利害，没有道义，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特别是日本这个民族，进取心侵略心极强，偏偏自己地狭人稠，资源缺乏，偏偏中国地大物博，而且相隔一衣带水，所以日本实在无法不对中国垂涎三尺，不是豪夺，就是巧取，决不可能谈到坦诚相交。中国要想“感化”日本，结果只使日本人暗笑“支那人天真无知，被咱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在过去，中国也许寄望于日本的左翼势力，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当权；但自越南反华的惨痛教训以后，中国在这方面也不应该有什么指望了！因为不论左翼右翼，一定先要顾到自已国家的利益！

中国为求对日自卫，只有做到两点：一是保持自身力量的强大；一是尽量少同日本人打交道，只是保持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免予日本人在任何可乘之机！

2.对美政策

中国的对美政策缺乏一致性：既希望与美国联合起来同反苏霸，却又在国际性会议上公开大骂“两霸”；既希望获得美国民间舆论的支持，对反苏对解决台湾问题两蒙其利，但又对于控制美国大众传播犹太人毫无理由的结怨。

我向中国政府郑重建议：今后在反霸时，只反苏霸已足，不必再拿美国来“陪斩”了。现在中美之间之所以有芥蒂，完全是为了台湾问题。除此之外，两国被一万公里的太平洋隔开，实在没有什么基本上的利害冲突，决不像中苏、中日之间永远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基本矛盾。在台湾问题方面，中国立场坚定不移，笔者举双手喝彩：对于其它问题，中国虽然不必附和美国，但是大可不必随意刺激美国朝野的情绪。

关于反以色列的问题，中国是完全站在阿拉伯国家的一边，对此我不予置评。我当然知道中国学生在美打工时，吃过犹太老板和监工所给的苦头，现在更看不惯以色列在埃及、在约旦、在黎巴嫩的领土上那种张牙舞爪、蛮不讲理的作风；但是中国有许多反以色列的行动，我还是不能同意。举例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曾退回以色列的贺电；中国在华盛顿展览文物前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曾拒绝以色列记者参加。我们固然不必把“泱泱大国之风”六个字挂在嘴上，却也千万不能这样小家子气啊！当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美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这对周氏的声誉完全无损，被人批评的是杜勒斯。中国政府怎能以杜勒斯的小器态度来对付以色列？以色列国内外的犹太人都是一条心，在美国的犹太人控制了重要的大众传播工具，中国政府尽管可以不改变反以亲阿的立场，但在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和犹太人结怨，实在是不智之举。

3.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据本月十八日纽约“华尔日报”报导，中国曾对五十个国家有过援助，现在已感力不从心，正着手大量削减，但仍不能完全停止，像北朝鲜和柬埔寨都是主要的受援国家，今后仍将续接受中国的援助。

过去中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最大缺点，是打肿脸充胖子。自己的九亿人民省衣节食，勒紧腰带──却拿出几百亿的人民币（一美元约合人民币二元）来援助他国，这未免慷慨得太过份了！受援助最多的国家，居然和中国翻脸成仇，如越南（受援达人民币二百亿元），如阿尔巴尼亚（受援达人民币一百亿元），这真是从何说起？与其骂人家忘恩负义，不如自己痛定思痛，好好检讨一番。国际间本来就没有恩义可言，大家都是民族挂帅，功利挂帅，咱们自己偏要相信“国际主义”，独创“无私援助”，谁也不怪，只怪自己傻瓜，上一次当，学一次乖，今后不蹈覆辙，国家人民幸甚！

据“华尔日报”转述日本方面的估计，中国要在公元两千年前完成四个现代化计划，可能需要高达人民币一万四千亿元的资金（约合美币七千亿元）。不论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如何，中国之接受外国贷款，势在必行。假如左手借钱进来，右手援助出去，那对埋头吃苦的九亿人民更是无法交代了！

俗语说：“有奶便是娘”，这倒还好办；讨厌的是，有些国家的原则是“奶最多才是娘”。“奶”不够多，喝了不能过瘾，结果不但摇手说“拜拜”，可能还会回头咬上一口，藉以博得那“奶”最多的“娘”的欢心。

任何一个“奶水”充足的“娘”，都不可能毫无限制地“遍施甘霖”，有求必应，到头来，抱怨之声一定多于感激之词，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奶水”算是最充足的了，结果又换来了几位真正的朋友？热心“国际主义”者可不醒醒乎？

5.结语

为免中国亡于苏联，为免炎黄子孙沦为俄罗斯人的奴工，为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地球之上，中国之现代化势在必行。但现代化决不限于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法律政治观念之现代化尤为上述四个现代化之先决条件。

如何以法治代替人治，如何清楚划分“党”与“国”的界限和权责，如何限制党政领袖的任期和权力，如何消除党政领导干部和科技专家之间的矛盾，如何有效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这些都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四个现代化恐怕要事倍功半。

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二者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在谈法政观念现代化时，自然应该全盘检讨当前的外交政策。更何况，四个现代化不是关起门来，土法上马，自己埋头苦干就可以实现的，外国的资金技术必须借重，因此外交政策的运用更具举足轻重之势。

笔者认为：对苏联，应该继续采取现行不妥协的态度。对美国，除对台湾问题继续不妥协，而且可以继续等待之外，其它一切都好商量，实在不必随意刺激美国朝野的情绪。对日本，应采敬而远之的态度，在打交道时应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应该尽可能和美国和西欧国家合作，但不能对任何国家有所依赖。

对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固然要加紧戒备，对于日本经济帝国主义者也决不能掉以轻心。千万不要贪图“路近方便”，千万不能忘记惨痛的历史教训啊！！

一九七八年十月廿四日于纽约醒狮墩

〔另起一页〕

第五节

红二代会不会“二世而亡”？

台湾“中央社”2012年3月30日报道：太子党崛起，大陆政治情势吸睛。

说的是“中共第5代集体领导班子”（其实质是第二代、红二代）今年秋天将亮相，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为首的太子党，在党、政、军、商界似乎展现集体接班态势，届时与上海帮及团派是否合纵连横或角力，外界高度关注。 

“中央社”说，中国共产党今年秋天将召开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18大），届时“胡（国家主席胡锦涛）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体制”将经过一段过渡时期后，由第5代领导人接棒。 

离18大召开至少还有半年之久，但今年2月早就爆发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赴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事件，中共3月15日更以迅雷不及掩耳速度宣布解除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职务及王立军职务。 

虽然薄熙来事件某种程度是中共高层有意藉此遏止左派路线及声势壮大，但不少学者也认为，这其实是中共18大权力斗争的一部分，“而且台面上一点都不激烈;准备十年只就为这一刻，台面下的竞争很惨烈的”。 

专研中共政治的学者董立文、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陈华昇都评论指出，在18大一役，“前领导人江泽民的上海帮势力显然还很大”，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为主的团派有所妥协，这从被视为亲近江系的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入主重庆就可以看出来。 

虽然上海帮与团派之间折冲，某种程度可以决定18大的政治局常委人选-即中共第5代集体领导班子。但18大之后呢·许多专家都认为，“太子党”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在中国大陆，太子党是泛指中国共产党高层官员子女及亲属。 

事实上，大陆共产党高层之后虽然较易取得执政优势，但“太子们其实未成党”，因为元老子女间政见或意识型态并未一致，派系凝聚力并不强。 

不过，早在中共17大，就有评论者预言，原本松散的太子党在由前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之子——习近平确定储君地位后，即将成为一股新的势力。 

在17大的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9位属于太子党;在国务院4位副总理中，张德江及主管金融事务的王岐山也都是共产党高干之后;在5名国务委员中，主管港澳事务的刘延东、主管外交的戴秉国也是官二代。 

中国人民银行（大陆央行）行长周小川、原外交系统出身，执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兵符的王毅，广义而言，也可视为太子党。 

随着习近平将在18大成为中共总书记，许多专家更关注太子党的势力是否崛起。 

香港明镜出版社就出版一系列“新太子党”、“新太子军”、“新太子商”书籍，分析中共元老的第二代在中国党、政、军、商界崛起活跃及绵密人脉网络。 

其中在17大崛起的太子党，有不少还在年龄限制之内的可望继续跻身18大最高领导核心，继续在政坛上发光。 

至于在军界，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已晋身上将、张海阳、马晓天等人都是明日之星，很可望跻身中共18大中央军事委员会。 

在商界，江泽民之子江绵恆早已被誉为中国大陆的电信钜子；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主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在金融界唿风唤雨;前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被称为大陆电力女王。 

新一代太子党能否挟着在党政军商界绵密人脉网络而逐渐壮大，各界看法不一。 

陈华昇认为，习近平掌权后，太子党也不太可能迅速壮大，即使江派势微，团派经营大陆政坛也已十年，势力遍布党政军体系和地方省市。 

他分析，胡锦涛卸任总书记后，很可能结合改革派力量，推动维稳改革，继续掌有党内共主地位。 

另一方面，他也观察指出，太子党政党属性逐渐分化，有些倡言政治改革，能否团结一致，尚待观察。 

不管如何，中共18大以及太子党的后势，不仅深受政治观察家注目，就连全球媒体及民众也都拭目以待中共这场精彩的政治大戏。 

……

“中央社”上述所言有鼻子有眼，不愧为是“中央”的。

考查一下历史，不难发现，太子党崛起符合中国惯例。虽然，太子党崛起符合大一统时代的中国惯例，但是，太子党崛起却不合乎列国竞争的现实。

尤其考虑到，即使在大一统时代，太子党也多有亡党亡国的记录。例如秦二世皇帝、隋炀帝二世皇帝。现在，红二代掌权，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反而可能使得中国的基本难题更为恶化。因此共产党如何度过“二世而亡的危机”（红二代亡党亡国的危机），是今日的观察重点。

2012年4月1日

〔另起一页〕

第六节

中共的唐太宗路线与隋炀帝路线

在《从汉朝和唐朝长的崛起看中共的未来》一文中我曾经指出了“汉唐与秦隋之间的那层‘官僚系统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孤立的：这既不是业已消失的“古代中国现象”，也不仅仅是毛泽东之类的“现代中国的封建残余”，而且还是一个“现代世界继续存在的现象”，例如俄罗斯就有类似的“普京现象”。

同时，我还指出：中共作为类似秦、隋那样的“历史草创者”和“中国统一者”（虽然目前中共还比不上秦、隋，还功亏几篑），也是富于秦隋那样旺盛的精力，不仅有其强烈的“企图心”，而且具备昼夜运作不停的动机、动能、动力……其运作方式还曾相当骇人听闻。但是，中共毕竟也像秦隋那样充满了“过渡时代”的特点，明显具有“草创”的性质，虽然气象宏大，但“多动症”与先天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共也像秦隋那样其寿不永的话，那么取代中共的，很可能就是刘邦、李渊、华盛顿、普京、阿尔米纽那样的“内部人员”，是一些中共内部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他们像刘邦、李渊、华盛顿、普京、阿尔米纽那样，懂得如何操作复杂的官僚机器，并因为曾经身在官场而容易获得官场的认同。这些人，显然比“一贯在野”的反对派人士，较有治理经验，因而较有击败中共末代领导阶层的胜算。

现在，本文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中共有无可能避免类似于秦朝与隋朝的命运，而直接走入类似汉朝与唐朝的盛世呢？

这个可能还是有的。尽管按照历史的规律来看，就会不大。

这个不大的机会就在于，中共能否摒弃“秦始皇路线”而改行“汉武帝路线”、摒弃“隋炀帝路线”而改行“唐太宗路线”。

去年，有迹象显示，中共决心摒弃“秦始皇路线”，所以中共从天安门广场移除马恩列斯像，对此，我们也曾予以高度赞扬。今年，又有迹象显示，中共决心改行“汉武帝路线”，所以中共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了孔子雕像，对此，我们也曾予以热烈欢迎。

但是，仅仅在意识形态上和马克思、秦始皇那种充满暴力性质的专制理论、斗争哲学告别是不够的，尽管鼓吹儒家式的三民理论、和谐哲学毕竟也是一个历史的回归。

古今中外的统治阶级都是要对平民百姓敲骨吸髓的；但尽管如此，鼓吹暴政和鼓吹仁政，其后果还是大不相同的。古今中外的统治集团都是自私自利的，但是奉行专制和奉行民主，其后果还是大不相同的。

这是其一。

其二呢，我们知道，毛泽东和秦始皇一样鼓吹充满暴力性质的专制理论、斗争哲学；但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吸取了毛党四人帮华国锋等覆灭的历史教训，开始改革开放、与民休息，甚至鼓吹“三民主义”企图救亡。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们已经和秦始皇、马克思、毛泽东们分道扬镳……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的改宗还是不够的。我们想到，隋文帝隋炀帝父子虽然刻薄寡恩，但他们的哲学毕竟是汉朝式的仁政而非秦朝式的暴政。可是他们的政治作为最后还是走向了秦朝式的暴政而非汉朝式的仁政……这是为什么呢？

尽管鼓吹儒家式的三民理论、和谐哲学毕竟也是一个文明历史的回归，但是孔子早就说过了，“听其言而观其行”（《 论语·公冶长》：“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如果讲的是儒家的仁政，行的是法家和马列主义的暴政，那么结局就是隋炀帝，而不是汉武帝和唐太宗。隋炀帝虽然比秦二世多干了几年，但毕竟没有逃脱“二世而亡”的宿命。

我听有的朋友议论，现在中共内部就有唐太宗路线与隋炀帝路线的斗争。他们还具体指出，主张政治改革的温家宝就是力图缓和社会矛盾的唐太宗路线的代表，而拒绝政治改革的胡锦涛则是坚持既定方针的隋炀帝路线的代表（而那些主张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左派，则是秦始皇路线的代表）。

我认为，历史经常不是如此微观的。

但不管怎么说，唐太宗路线毕竟比隋炀帝路线更能让一个政权益寿延年。

其实就其个人品质而言，唐太宗不比隋炀帝好到哪里。这两个人不仅是表亲，而且同样谋害父兄、篡夺皇位。但是在历史评价上，为什么唐太宗算做明君、仁君，隋炀帝算做昏君、暴君？这里的区别，就是由于唐太宗与隋炀帝的政治路线不同：唐太宗纳谏，隋炀帝拒谏。

纳谏，就是接受政治改革；拒谏，就是拒绝政治改革。

接受政治改革，使得唐朝维持了将近三百年，是秦以后最长命的朝代；拒绝政治改革，使得隋朝维持了不过三十多年，是秦以后最短命的朝代。尽管历史研究显示，隋朝的国力甚至还要强于唐朝，正如秦朝的扩张幅度其实比汉朝还大。

在《从汉朝和唐朝的崛起看中共的未来》一文中我还指出：“历史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而且往往是在人们最为意想不到的时候和地点，以最为意外的方式，从最为深入的内部得以突破。未来的‘第三中国’，亦当如是观。”

现在我还想补充一句：刘邦和李渊虽然因为他们“秦隋经验”得以篡夺革命果实，但是首义者也同样因此不可能是他们。从全面的观点看问题，没有陈胜吴广的起义，就没有刘邦的坐庄；没有“十八路英雄”的反隋，就没有李渊的皇位。在这种意义上，体制外的革命力量是体制内的投机分子得以成功的决定要素。真正的革命者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并不害怕遭到利用和忽略，因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新纪元的元素。

子曰 ：“求仁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

高祖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梁书·邵陵王纶传》）

历史的研究表明，首义者必非执政者，而执政者必非首义者；但尽管如此，首义者与执政者都是社会需要的，都是政治建筑的要素：首义者扫荡，执政者建设。

扫荡者比建设者更为英雄，更应该获得历史的桂冠。

对于项羽那样的比陈胜吴广更为杰出的扫荡者来说，孔子赞扬伯夷叔齐的“求仁得仁又何怨”是道义的表扬。而个人角度看来，“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则体现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英雄精神。

历史需要首义者更甚于需要执政者。

2011年1月31日

〔另起一页〕

第七节

这是中共救亡图存的最后法宝

2012年2月19日，“人民网”刊登了一篇报道：《柳传志：现在一人一票会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情景》

其“核心提示”说：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柳传志在接受访谈时称，“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把我们的价值观中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但这里面有个逐渐的过程……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显然，柳传志在批判民主制度（一人一票）及其带来的福利主义，而鼓吹专制制度及其社会主义。不过他把“高福利”和“分财产”划上等号显然有误的，因为高福利是基层的选票决定的，分财产却是上层的暴力决定的。这也就是“民主制度及其福利主义”和“专制制度及其社会主义”的区别所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企图输出这一“专制制度及其社会主义”的混合体，因为他说：“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把我们的价值观中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

注意！柳传志的“改革与改良”已经完全不是以往人们所理解的“改革与改良”，而是某种相反的东西：“把我们（中共）的价值观中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全球）有共性的理念。”这显然已经回到了毛时代“世界革命”、“全球一片红”的老路上去了。

报道还转述柳传志说：“这就好像两个赛跑选手在各自的跑道上向前冲刺。大家都应该做的是努力跑得更快一些。但是，如果一名选手自己停了下来，还想办法阻挠另一名选手向前冲，那这就是我所不能接受的。”2011年11月13日晚上，在美国政治顾问、Ashcroft集团联合创始人裘莉安娜格洛弗为访问美国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举行的家宴上，柳传志端着红酒杯，借助自己的翻译对三位美国政治家说。参加这次在华盛顿的简单家宴的美国政界人士包括柯林顿政府白宫幕僚长马克麦克拉蒂等人。

柳传志这是在批判美国呢。批判民主制度（一人一票）及其带来的福利主义，“自己停了下来，还想办法阻挠另一名选手向前冲”。显然，这个“另一名选手”指的就是专制制度及其社会主义。不过他把民主制度（一人一票）及其带来的福利主义具象为欧美国家，把专制制度及其社会主义具象为现在的中国。

柳传志的表面说法是：美国应该专注于解决自己的问题，即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问题，而不是紧紧盯着中国的人民币币值，希望借助这种方式来解决美国的问题。

柳传志可能不懂：在民主制度下，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问题，是无法由国家来解决的。他现在号召美国应该专注于解决自己的问题，即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问题，就等于是要美国放弃民主制度、并人为地压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柳传志对侧身聆听的美国政界人士说：“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联想集团收购IBMPC业务之后，在美国仍然保留着将近3000名雇员，这些雇员中，一个普通白领的工资是其在中国的同事的六倍，蓝领工人的工资差距要更高。联想集团在并购之后，本来可以继续裁员以压缩成本。但是联想集团没有这样做，因为公司可以找到其他节约成本的方式。而且因为联想集团业绩的高涨，公司还给这些雇员都涨了工资。”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柳传志补充道：“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其他公司也这么做。因此，你们的人力成本是一个大问题。你们必须考虑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美国精英们在解决自己高昂的人力雇佣成本方面无所作为，仍然希望通过对中国和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限制，把就业保留在美国，那么，这就无异于一名不通过努力让自己跑得更快、反而试图阻挠其他跑道上的对手的跑步选手。

在一场为期12天的访问美国的旅行中，柳传志的角色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的团长，也是最自然的发言人。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几乎都是中国商业世界最知名的人物，其中包括复星国际的郭广昌、河南建业的胡葆森、万通地产的冯仑、中坤集团的黄怒波、龙湖地产的吴亚军、TCL的李东生等人。他们领导的公司据称代表着中国经济总量的4%。他们在出行前就受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和中国外交部一位副部长的关注。而在美国的日程则是和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委员会这样的智囊机构的会议，同前国务卿鲍威尔和奥尔布莱特的谈话，以及同大公司的领导者如摩根大通的CEO吉米戴蒙、FACEBOOK的CEO马克扎克伯格的讨论。即便这个代表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柳传志习惯性的开场白仍然是：“我们是一个真正的老百姓的代表团。”

多么奇怪！老百姓的代表团竟然要求削减老百姓的工资！真是做到了“大公无私”。不过这次却不是“兴无灭资”了，而是“兴资灭无”了。“兴无灭资”也好，“兴资灭无”也罢，其本质都是国家垄断的专制政体。

显然，柳传志不是作为一个个人，而是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的团长”来美国活动的；因此，他的言行也就代表了“中国要对美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战略部署。

这不是危言耸听。

北京的《法制日报》2月16日报道，北京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表示，2012年将实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战略，支持中国的新闻出版企业包括民营的，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到中国境外建社、建站、办报、办刊、开厂、开店！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是一个共产党组织，其党组书记、署长柳斌杰最近向媒体通报表示：中国新闻出版业有三个工作重点，一是要培育中国的名牌产品、名牌企业及文化大使；二是要拓宽国际渠道；三是用国家政策支持境内新闻出版企业到国外出版、发行国内图书。中共政府计划：支持境内的新闻出版企业，不管是国有的、民营的，到国外去投资、收购、兼并，办厂、办台、办店、办社，以各种方式在30个重点国家落地生根。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就是新闻出版署是一个政府机构，是受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政府机构，它发出这样的号召显然是中共政府的一个战略布局；

第二，中共政府显然要采取全球性的文化和新闻宣传的扩张政策。

第三，中共政府这种直接插手的方式在西方肯定会引起一些紧张状态的。

中国的《红旗文稿》去年11月曾发表题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如何进一步增强影响力”的文章说，已实施五年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共与54个国家、 322家出版机构签订了455项资助协议，资助出版1558种图书，涉及33种文字版本，累计资助协议金额达8100多万元，成员单位也从最初的20家增加到33家。对外印刷加工达510亿元，在海外设立的分支机构超过300家。

这些数字都充分显示了中国出版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趋势。当然，党包办和党八股的“中国出版业”对国外尤其是对西方主流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力，效率极为低下，但我们不该怀疑中共正在以攻为守，要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中共救亡图存的最后法宝。

〔另起一单页〕

第七章

中共明天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国民党中国看不起共产党中国

（一）

2016年9月24日“李登辉基金会”举办“年度募款餐会”搜刮政治献金，公布“前总统”李登辉口述历史纪录片精华版内容。

李登辉是由旁人搀扶进入餐会会场的。已于21日先行发表的预告片中，除了重现过去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外，也描述了1996年的台海危机，李登辉在影片里说：“中华民国是比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早成立的一个国家。”摆出他特有的蹶头招牌姿态，并重申两岸“是特殊的国和国的关系”。很明显，国民党中国看不起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中国的总统自以为比共产党中国还要老迈。

在《“补鼎续火”李登辉纪录片》的预告片中呈现，时任中国大陆总理朱镕基除了以军事演习要胁，也在台湾第二次总统大选前夕喊话：“我们能够允许自古就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吗？绝对不能！”朱镕基也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

“台湾又不是你的，对不对？你用这样要来喊，你是什么意思啊？你喊，我就会怕吗？我不会怕啦。”李登辉这位共产党叛徒回忆道：“我跟你说，台湾虽然很小，我看不起中国。”他也说：“中华民国是比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早成立的一个国家，台湾的地位本身是特殊的国和国的关系。”一想到自己曾经的共产党员身份，这位老头就特别难受。

此外，李登辉也在纪录片中谈到他卷入国民党党内斗争的心路历程，他说：“郝柏村参谋总长任期过长已经违法了，他一个人卡住的关系，所以影响到整个军方的制度。”

李登辉也谈到当时的行政院长李焕：“李焕野心很强，这个人本身，如果没有让他野心满足，他不知道还会再搞什么鬼，他要做就给他做，我有个计画在，让郝柏村来当行政院长，把李焕拿掉，我会轻松很多。”

李登辉基金会网站则提到：“台湾历经荷兰、西班牙、明郑、清朝 、日治 、国民党政府等六个外来政权，都不曾获得台湾人民同意就径行统治，直至1996年人民可直选总统，主权在民才就此画下分水岭。”

“如何协助新政府摆脱‘托古不改制’的挑战，并尽速推动宪政改革运动，是我们对这块土地，需努力不懈的责任和义务。”李登辉基金会网站写道，明日将以《补鼎续火–补历史之鼎 续民主之火》作为餐会主题。

（二）

由李登辉基金会筹钱策划的“李登辉口述历史”纪录片，费时3年拍摄完成，除了呈现李登辉当初对抗国民党内“非主流派”的运筹帷幄，也描述了与共产党中国的数次交锋。不过他没有谈到1996年的台海危机，李登辉出卖了共产党叛军将领，导致台湾的情报网全面瓦解。当时，1996年国民党中国首度“总统直选”，共产党中国以军演威吓，但是只用了空心弹。这一机密由共产党叛军将领泄露，李登辉有恃无恐予以宣扬，结果导致共产党叛军将领遭到追查，被捕死亡。

李登辉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

李登辉的叛徒人格，使得他出尔反尔，在纪录片中，对于他自己当年力挺的连战，及民进党首位总统陈水扁，李登辉都没好话。他在片中毫无羞耻地承认，当年他大力支持的连战，实际上缺乏社会支持度，再怎么拼都没用。至于他一手抬举的陈水扁，李老头则说，“台湾人第一次管自己，管到台湾人都吓到要死。”、“没疼惜老百姓，私心嘛！”李老头丝毫没有一点自责的意思，更无悔改之意。

（三）

国民党中国虽然看不起共产党中国，但毕竟气数将尽。

李登辉刚刚参加“李登辉基金会”这个“年度募款餐会”，晚上9时许突感身体不适送台北荣总检查。台北荣总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陈云亮表示，前总统李登辉目前病况还在评估，意识清醒状况还算稳定，但心跳血压偏低，人很不舒服，今晚会住院观察。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燕军受访指出，李登辉目前仍在医院检查。

高龄94岁的李登辉比国民党中国（1927年至今）年纪还大几岁，晚间突然身体不适，“意识清醒状况还算稳定”，其余细节不便透露。

李登辉2015年11月因“小中风”被送至台北荣总，检查结果为左侧大脑外缘小血管栓塞，导致右手掌麻痹，住院观察11天。

2013年7月李登辉也因颈动脉阻塞而头晕，送医进一步检查，原因为老化所引起的脑血管狭窄，必须住院观察，并接受椎动脉支架置放手术。当时医疗团队在李的椎动脉置放支架，创下最高龄装椎动脉支架世界纪录。

李登辉自2000年首度进行心脏支架手术，之后又赴日本接受数次心脏支架手术，估计身上有12根支架，医界认为他应是“全台湾最多支架的记录保持人”。

除血管疾病之外，李登辉也于2011年11月惊传罹患大肠癌，在台北荣总接受切除手术，切片证实，为第二期大肠癌，肿瘤约3.5公分大。

此外，李登辉也是糖尿病患者，2014年10月他参加糖尿病活动时公开表示，他已罹患糖尿病30多年，每天遵循医师指示，规律量测血糖，施打胰岛素，血糖获得良好控制。怪不得蒋经国当时选他作了副总统，因为这两个共产党叛徒还都是糖尿病人。

李登辉要钱不要命：94岁高龄的他，由旁人搀扶爬上讲台，还坐着轮椅发表演说；但致完了词，却不顾死活地向与会的施主们敬酒，还疯狂地将红酒一饮而尽！结果立马就进了医院！

尤其可悲的是，李登辉老头这家伙从那天下午开始身体就不太舒服，还是抱病参加这次“要钱不要命”的募款餐会的！在他出席餐会时就开始感到头晕，好不容易熬到了晚间8时多，原打算先回家休息，沿途经医疗团队讨论，决定先到台北荣总医院住院检查……

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李登辉这个“前总统”出席募款餐会。

国民党中国看不起共产党中国，那是二十年前；现在共产党有钱了，李登辉怎么办？

〔另起一页〕

第二节

国民党曾经发动的“文革”

梁思成《中国雕塑史》记载：

“北齐北周之雕刻，由历史眼光观之，实可为隋代先驱。就其作风而论，北齐北周为元魏（幼稚期）与隋唐（成熟期）间之折冲。其手法由程式化的线形的渐入于立体的物体表形法；其佛身躯渐圆，然在衣褶上则仍保持前期遗风，其轮廓仍整一，衣纹仍极有律韵。其古风的微笑仍不罕见，然不似前期之严峻神秘；面貌较圆，而其神气则较前近人多矣。此时期可称为过渡时期，实治史者权宜感兴趣之时期也。北齐时代虽同，然地方之区别则极显著。北周遗物，今见于陕西一带者，率皆肥壮，不似北齐河北所遗玉石像之精巧。今山西天龙山所存此期遗物最多，然前数年山西国民党党部以打倒偶像号召，任意摧残，其受损害如何，不敢设想。”

《中国雕塑史》这本书是根据梁思成一九二九一一九三○年在东北大学时讲授“中国雕塑史”的讲课提纲编辑而成的，所以“前数年”当在北伐的“联俄容共”时期，那时，“山西国民党党部以打倒偶像号召，任意摧残”古代文物，明显与四十年以后发生的“文革”，一脉相承。

不论国民党发动的“文革”还是共产党发动的“文革”，都是第三期中国文明对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清算，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第三期中国文明对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清算——在这种意义上，蒋介石和胡适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帮助了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争议，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共产党就无法在中国获得合法性，也不能获得漂白、上台执政。

即使反共义士蒋介石本人，也是靠联俄容共起家的，他的儿子蒋经国不但是共产党徒，而且一手提拔同样是共产党徒的李登辉，这个“三连炮”决定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一体两面。

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都是一丘之貉，或说或说是现代南北朝的两个巴掌：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

读书至此，献与诸君。

〔另起一页〕

第三节

中华民国的大饥荒

说起中国大饥荒，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丰功伟绩，1959年到1962年三年之内，因为推行“三面红旗”，饿死了八千万中国人，几乎占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当时除了共产党干部，大家面有菜色，几乎人人浮肿。

但是，大饥荒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产，实际上在它的老师中华民国那里，就已经开了头。

这两个“中国”不仅连年内战，而且竞相坑害百姓、制造饥荒。

报道指出，在国共内战高潮的1936年，战争造成的大饥荒使得“人吃人”，活人肉比死人还贵两倍多！

最令人恐惧的是，这些刚刚咽气人的大腿、臀部被割得血淋淋的。

一九三六，把县长吓疯的川甘大饥荒

一九三六年，四川靖化县长于竹君疯了，他是被吓疯的！

他每天都在断“人吃人”的惨案，当这些惨不忍睹、悖逆人伦的桩桩血案，最终竟演变为生活常态时，在一个阴风怒号的凄厉夜晚，饱读诗书、倾心教化的于竹君终于精神崩溃了！

地里的玉米烧成一片大火

造成这人间惨剧的元凶，是从1930年起开始蔓延、至1936年进入高潮的川甘大饥荒。仅就四川地区而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人口约3700余万。

有人说，1927年北伐成功到1937年日军侵华这十年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而真实的情况却与“黄金十年”的美誉截然相反。因为这个十年，同时也是国共两党拼死残杀的十年！

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到700万人死于饥饿。更有人大胆推断，民国时代，累计饿死的人口突破两亿大关！而爆发于1936-1937年，导致3700万人受灾的川甘大饥荒，仅是民国灾荒岁月的一个凄惨片段而已。这就是国共两党拼死残杀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祸害。

1936年，作为“长征后遗症”的四川旱灾，进入高潮，土地龟裂，沟渠干涸，炎炎烈日下，连耐旱的玉米也叶卷黄枯，甚至发生自燃，烧成一片大火。这场大旱灾历时10月之久，别说粮食，连萝卜、南瓜、红薯等蔬菜杂粮也因长期亢旱缺水而无法生长。四川境内多数府县的粮食收成均在四成以下，重灾区大都不及一二成，甚至颗粒无收，本是鱼米之乡的四川膏腴之土，竟成为一片赤地！

只为多活十天抢吃观音土

粮食吃光了，人就吃秕谷，甚至和牛马一起吃糟糠。当这些已算不得食物的果腹之物也吃光咽尽时，人们就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充干瘪的肚皮，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不少人误食毒野菜，腹泻肠漏乃至鼻喷黑血，依然咀嚼不停。比如一种叫“老鸦蒜”的剧毒植物，哪怕用清水冲洗十次，也毒性不减，人吃后头晕目眩。但饿疯了的人们却采挖不止，明知有毒，仍趋之若鹜。

当毒草都被拔尽吃光时，人们开始瞄上了据说“数量管够”的白善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观音土。土是不能吃的，但饿得没招，土也得吃！

为了糊弄自己的视觉，不少人将这白善泥磨成粉，掺和点树皮野草囫囵吞下，肚子是填饱了，却屙不出屎来，活活腹胀憋死！当时有种说法，吃白善泥，最多能挺十天，十天后必死，但不吃白善泥，今天就死！换言之，吃白善泥，意味能“缓死”十天，十天后，则暴毙而亡！

然而，就是这令人致死的白善泥，居然也被饥民哄抢。四川荣昌、岳池等县因抢挖白善泥而发生械斗事件，出了人命。涪陵县第三区百姓挖取白善泥，竟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掏空，导致山石崩坍，50多名挖土的饥民被滚落的岩石砸中，当场一命呜呼。而未死的同伴和后继者对此竟熟视无睹，继续在血肉模糊的死者身旁挖泥吃泥。有人吃得太多太猛，突然两眼一翻，一头栽倒。

某专员还发明了所谓的“白泥吃法”，并郑重其事地函告各地属下广为宣传。其方法之一是将这种“全未含有营养质料”的白泥和粮食搭配而吃，“粮食须占六七成，其害较少”；一是在食后“须用谷草节或地黄瓜根，熬水服吃，助其消化”。这一吃法令人啼笑皆非，真有粮食，谁会吃泥？

饿疯了的灾民已饥不择食了。有人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大吼一声，蜂拥而上，双手疯狂地刨挖浸满酒浆的土泥，往嘴里填，往肚里咽，结果纷纷醉死，横着竖着摆了一大坝。

那时的饥民行走路上，形同鬼魅，见饥民的震惊场景：（他们）衣衫骨瘦如柴，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当时形容这些枯槁饥民有一专用词汇：鹄面鸠形。

饥饿的眼睛盯上了自己的同类

当饥饿压倒一切之时，人伦廉耻已被只为肚子而活的饥民抛之脑后。他们饥饿的眼睛盯上了自己的同类，开始自相残杀！ 四川各地骇人听闻的吃人消息充斥报纸版面：“巴中曹明国饿极烹死尸”、“剑阁饥民炊食匪人臂”……

阶级斗争的宣传遗祸不浅。

实际上，文革期间的人吃人，在民国时代就开始了！

有个叫石懋修的人和父亲结伴走路，往返不过20多华里，却接连看到12个死人。他清楚记得，自己来时有的人还在蹒跚前行，他回来时就成了“路倒”。最令他恐惧的是，这些刚刚咽气人的大腿、臀部被割得血淋淋的。

吃死人肉已惨不忍睹，后来发展到时兴吃“活人肉”了！据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所载《成都通讯》的一则惊悚消息：……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

“人相食”不再是传说，而是真实恐怖地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边，最后，竟突破了古代“易子而食”的底线，骨肉相残。

当靖化县县长于竹君亲眼见到这惊恐的一幕幕时，读了半辈子“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的于竹君忽然觉得眼前恍惚。入夜，风嚎似鬼，惨月当头，他精神失常了。

于竹君精神错乱后，觉得鲁迅写《狂人日记》痛斥吃人现象未免小题大做。这位学法律出身的县太爷还引经据典地挥洒一文，为吃人者辩护，声称“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 ”所以，食人者不犯杀人罪，应正名为“正当防卫”。

人均灾款四分钱 省赈会主席下跪

直面成千上万的受灾百姓，惨对“人相食”的恐怖血腥，当时的国民政府采取了哪些应急的赈济措施呢？据当时在四川省政府任职的甘典夔回忆：为赈灾，省政府好不容易筹借了141万元赈济款，但这点钱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余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人均不到四分钱！在粒米寸金的大饥荒年月，这四分赈济款，跟没给一样。实际上，就连这可怜的四分钱也不会发到饿得眼睛发蓝的灾民手中。

赈灾人员出发前，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涕泪满面，向发赈人员下跪，痛哭失声。他哭求赈灾官员看在千百万忍饥挨饿的父老乡亲的面上，发发慈悲，务必将赈款发到灾民手中。但在那个“赈灾如致富”的黑暗年代，他纵然一片赤诚，又能打动几人良心？

对这种烂到根的官场腐败，当时的有识之士看得清清楚楚，赈灾款发到灾民手中，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些办赈人员丧尽天良从救命钱中揩油，蓬溪县一个小小的公安局长陶子国就贪占赈款一万多元！因此，一些开明士绅宁肯自己出资，以个人之力援助周边灾民，也不愿与官府合作。

四川籍大慈善家尹昌龄曾被省政府三番五次邀请主持川省赈务，却被尹昌龄屡屡严词回拒！尹昌龄认为，川省之灾实为“人灾”，而非“天灾”，“终是人灾一日不去，赈务一日难言”，故辞而不受。

尹昌龄后在成都经营著名的“慈惠堂”，有屋千间，却没有一间是自己私产。平时吃饭，与孤寡残疾一样饮食。尹昌龄去世时，上万人为他送葬。尹昌龄毕其一生精力为百姓谋福利，赈济老弱孤贫，但他却始终不与官府合作，即便被硬聘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他也不回信，不理睬，每逢通知开会即借故请假，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灾民抢粮 几十挺机枪横扫

烈日炎炎，千里精赤，上无赈济下无活路，灾民们只能铤而走险，暴动抢粮为生存而战。

他们的第一目标是地主豪绅等“大户”，其次是城镇的米店粮行及米商的车辆。那时从嘉陵江上游而来的运萝卜的船只根本不敢靠岸，然而灾民不管河水深浅，男女老幼为抢吃萝卜一起向船蜂拥而去，溺死无数。

因饥荒蔓延，盗匪横行。四川长寿县不少打家劫舍的饥民被官府逮捕后，“自供不讳，且自愿入狱”，因为这样就可以“坐食囚粮”，而免去饥馁之苦了。

一饥民为匪被捕，官问他为匪之由，答谓：“不必多说，请于我死后，剖腹一见，一切自可明白。”殆如言视之，见其肠胃中尽属不能消化之杂草！

大批难民拥入重庆，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街头。警察仅在1936年2月和3月两个月中，就埋葬了近4000名灾民尸体，重庆专门修建了一个火葬场来烧死人。

至最后，饥民们开始集体抢劫政府的粮仓和军队的军粮。《西南评论》有一篇文章《饥饿压迫下的四川》，登载绵阳、剑阁等地出现“教匪”，其实就是饿急了的饥民。他们托儿挈女，喝下草纸灰烧的“符水”，高吼“刀枪不入”，冲击县城、砸烂政府，拼死拼活要抢粮，被军队开枪打得尸横满街！

当时还传闻：四川某地军阀一声令下，其麾下官兵迅速包围操场，几十挺机关枪同时猛烈开火，以“造反者格杀勿论”之由，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二刘争川 大战之后有大灾

雷观明老人是1929年生人，祖籍四川成都，后定居辽宁。1936年川甘大饥荒时，雷观明七岁，对那场大饥荒存有记忆。

雷观明认为，四川大灾的内因很复杂，有天灾，更有人祸！“说四川是天府之国，其实也就成都一带稍好一点。川北、川东很多地方穷得很，水旱灾害、地震瘟疫，连绵不绝。那时四川有四大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还有田颂尧、杨森等等，这些军阀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尤其是‘二刘之战’，战争自1932年10月起，到1933年9月止，前后近一年，战地绵亘川西、川北、川南数十县，动用兵力30余万人，四川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在这次战争中死伤的兵员、百姓数以万计，损失财产无数，给四川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些军阀混战，是导致日后四川大灾的重要祸因！ ”

但是，最严重的祸害来自国共内战！

这场蔓延数年的川甘大饥荒熬到1937年下半年，天降久违的大雨，灾情才逐步缓解。后人在当时的重灾区，遂宁县公园中一棵被剥开树皮露出白心的大树旁，立了一块碑，碑文写道：“荒年之树——民国二十五年，秋收荒欠，入冬复数月无雨，麦浅叶枯，饿死饥民成群，剥树皮，掘草根以食，在公园不能禁，此树即其剥后所遗残形。特留志，以供研究社会现象者之资料，且以促官吏对于为政者之警惕！ ”

但是，毛泽东之流是毫无记性的。

二十多年后，在一无战争、二无天灾的情况下，仅仅四川一省，就饿死了六百多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它的先行者中华民国更有成效地发作了大饥荒运动，1959年到1962年三年之内，因为推行“三面红旗”，饿死了八千万中国人，几乎占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当时除了共产党干部，大家面有菜色，几乎人人浮肿。

〔另起一页〕

第四节

国民党的今天就是共产党的明天

2015年10月6日，台湾国民党召开中常会，讨论有关“废止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提名和征召朱立伦参选”（俗称拔柱拱朱）提案，因提案已获27名中常委连署，“拔柱”势在必行。但中常会未就提案表决，只确定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临全会）决定。洪昨再表态拒退选，并斥此举势令国民党“大厦倾倒于一旦”。有学者指，国民党拔柱亦难助胜选，该党终将被扫入历史垃圾堆。

由国民党中常委江硕平提出的提案，会前已获39位中常委中27人连署。党主席朱立伦在发言时首提，当初他没参选两个原因：一是对新北市民的承诺，二是他希望促成党内团结，这两原因“现在还存在”。

但身为主席，他须跟洪秀柱报告，这段期间诸多党内立委面临困境跟压力，希望洪能与党共同面对，努力解决。

朱立伦没明言有何“困境和压力”，但外界相信其所指为洪秀柱的两岸政策偏离民意，致民调插水，党内要求“换柱”唿声日炽。前日台湾媒体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支持度升至46%，而洪则降至21%，差距日大。

会上有14位中常委发言，多数希望朱立伦“承担重任”出选。会议最终未就提案表决，只确定交月底前举行临全会表决。临全会最快本月17日或24日举行。一直未对此事表态的总统马英九、副总统吴敦义及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昨也出声，望洪“以大我存亡为第一”，支持“拔柱拱朱”。

国民党拔柱大势已定。前晚刚表态“绝不退选”的洪秀柱，昨对当局决定十分遗憾，直言这无疑把国民党“推入另一险境”。洪又以上届立委选举国民党大败为例，痛陈党从未检讨反省，而是继续怀忧丧志，推卸责任，大选之初无一人挺身参选，是她挺身而出燃起党员及社会希望，但党却在大选投票前百日欲逼退她，此举“将让本党失信于全民，并将本党大厦倾倒于一旦”。

据分析，国民党此局或有三个可能：一是洪秀柱最终退选，但似无可能；二是国民党临全会通过拔柱，此举势令国民党分裂；三是临全会也无法拔柱，朱立伦将率国民党高层集体辞职。

台湾文化大学教授蔡玮接受《苹果》记者电话采访表示，洪秀柱完全跟按足程序、按游戏规则走到今天，国民党忽然找个理由就要拔柱，这样做不但深蓝选民愤怒，不少尊重制度和游戏规则的中间选民也不能接受。“如此一个没有原则、没有是非立场的政党，应该被扫入历史垃圾堆”。

大陆学者也幸灾乐祸地起哄说：“国民党疾病百年，或将消亡！”

殊不知，有道是唇亡齿寒，国民党的今天就是共产党的明天。

何以言此？

因为国共两党，分立两国，名为仇敌，视为兄弟。

共产党是靠国民党起家的。毛泽东屠杀异己，学的是蒋介石（有毛泽东亲口招供为凭），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改革开放，学的是蒋经国。

所以共产党只是叫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从来没有“消灭中国国民党”。

原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全都曾经集体加入过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头，都是国民党员。

“消灭中国国民党”无异于“刨除了中国共产党的老根”！

唇亡齿寒，国民党的今天就是共产党的明天。

只有等这一对难兄难弟先后去世了，“两个中国”的怪现象才会消失，统一的中国才会出现在远东的地平线上。

中国的至福才会降临。

详见

https://www.lulu.com/shop/search.ep·keyWords=xie%2Cxuanjun&type=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

──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

A Perspective 100 Ye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r, The Morning Twiligh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 Transition from the two Chinas Created by Warlords to a Unifie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导论

异质统治下的中国思想

一、中国的“朝代兴替律”

二、回到“中国的盛世之初”

三、圣人出而黄河清

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五、人说古代南北朝

六、我看现代南北朝

七、北魏与当代中国

八、佛教与社会主义

九、共产党何以征服大半个中国

十、中国现代化两阶段

十一、索居的灵魂

（第一卷）南北朝现象

第一章

内陆中国与海洋中国

一、走出“延安精神”

二、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三、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四、内陆中国特性＋共产党文化

五、革命的北朝摧毁保守的南朝

六、扼杀思想的错施──“院系调整”

七、两个中国的地缘政治背景

八、两个中国的外来干预力量

第二章

中国的二元性

一、内陆与海洋：中国的二元性之一

二、北方与南方：中国的二元性之二

三、农耕与游牧：中国的二元性之三

四、城市与乡野：中国的二元性之四

五、华与夷：中国的二元性之五

六、阴与阳：中国的二元性之六

七、汉化人群的种族二元性

八、二元中国与两个中国

九、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

第三章

印度的挑战与欧洲的挑战

一、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

二、不同历史条件造成朝代周期的差异

三、历史比较法的若干限制

四、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理论

五、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实践

六、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分析

七、古今两个南北朝特点比较

八、宫廷政变推动历史前进

九、野蛮化：从士族到军阀

（第二卷）南北朝分析

第四章

军阀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一、世界历史的独特现象

二、中国历史的兀鹰现象

三、远的背景和近的舞台

四、野蛮化运动的先行者

五、埃及消亡原因论

六、军阀救国论

七、割据播种论

八、军阀造国论

九、藩镇文明论

第五章

文明毁灭的过程

一、枪杆子里面出圣人

二、对《三国志》的两层分析

三、文化人和他们的主人

四、翻身运动的试验狂

五、文明死，哲学生

六、野蛮如何激活了文明

七、文化交汇的血肉横飞

八、野蛮如何创造了文明

九、新士阶层进驻文明

十、新士阶层与精英主义

（第三卷）南北朝比较

第六章

两次南北朝的比较

一、五胡时代的马列主义

二、五胡乱华与猪羊之争

三、野蛮的国有化事业

四、北魏的社会主义经济

五、魏孝文帝的改革开放

六、门阀体制与党的先锋队

七、世家大族的无产阶级专政

八、两个南北朝的关键转折

九、南北朝结束于复古运动

十、伟大的脸谱如是说

第七章

南北朝的精神现象学

一、职业教徒与党工干部

二、宗庙与意识形态

三、游击战的历史含义

四、野蛮化与蒙古化

五、蒙古化与苏联化

六、现代蒙古化运动

七、毛泽东与忽必烈

八、蛰居三月的断想

九、复古主义与革新运动

十、野蛮战胜文明的范例：秦与元

第八章

日本、越南、朝鲜的南北朝及其他

一、关于民族的思考

二、民族意识与文化阶层

三、日本的南北朝

四、越南的南北朝

五、古代南北朝的良贱制度

六、现代南北朝的阶级专政

七、思考天下与方国的区别

八、“人民运动”的功能

九、罗马史的例证

（第四卷）南北朝现实

第九章

现代极权主义的鼻祖

一、孙中山是一个恐怖分子？

二、先于列宁的列宁主义原则

三、孙中山军政训政是军阀专政

四、军政府思想来源于八国联军

五、陈独秀《造国论》是军阀理论

六、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来自孙文

七、孙中山比袁世凯更早称帝

八、孙中山比袁世凯更先卖国

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行者

十、人们如何评价孙文的功过

十一、全球格局下的中国问题

第十章

近代中国的野蛮化

一、辛亥革命的纪念

二、打开脱胎换骨之门

三、孙中山时代与毛泽东时代

四、新一轮的三国演义

五、毛泽东的咄咄怪事

六、野蛮的胜利者

七、野蛮化与贵族化

八、预言书

第十一章

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

一、从五四到六四

二、“文革”的由来

三、山沟里的“思想”

四、反传统造成的沙漠

五、革命阶段与反动阶段

六、文革的动力与象征

七、“政治三P党”

（僭主、党组织与人民）

八、吝啬鬼、贪污犯、虐待狂

九、1980年代文化反思

（第五卷）南北朝哲学

第十二章

全书的总结思考

一、野蛮是文明的入场券

二、自新运动与新的民族

三、军阀造国时代的终结

四、新士阶层与社会中坚

五、需要加法而不是减法

六、中国革命的两重性

七、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结论

八、中国之本与有限委托权

全书后记

本书援引著作列表

https://www.lulu.com/shop/search.ep·keyWords=xie%2Cxuanjun&type=

附录：美国“合众国际社”1981年10月18日发自北京的英文专电报道  

〔另起一页〕

第五节

对“中山陵体制”的历史沉思

人们普遍认为，是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背叛了中华民国。但种种迹象显示，辛亥革命之后，最先称帝的其实不是袁世凯，而是孙中山——他祭祀专制暴君朱元璋的文告，就是这一司马昭之心的表露。

为什么孙文的继承人尽管换了两个国号，“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无法走出袁世凯的阴影，无法走出僭主时代？因为孙文先生一开始的路就走歪了，从共和制滑向了暴君制。他不仅效法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权宜之计、提出“军政府”的概念，而且效法慈禧妖婆的垂帘训政、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口号，结果是只有永远的军政、间断的训政，而没有真正的宪政。这是因为，从军政和训政里，只能培养小人，培养不了君子。

（一）名为祭祖，实为登基

孙文是如何从共和制偷偷摸摸地滑向暴君制的？孙文是如何在事实上率先称帝，从而为袁世凯的直接称帝的叛国罪作出了最为恶劣的示范？

回顾一下历史，对于继续前进似乎是必要的。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紧接着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在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另一件是在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祝告文”，后一篇是“宣读文”，两件均已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这虽然是两件事情，但是从内容看，两件事情却是大同小异，主要是以清室退位、民国统一的功业，昭告明太祖在天之灵！这在共和主义者看来几乎是不可理喻的白痴行为，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战士看来是一种赤裸裸的背叛。如果一定要比喻其荒唐程度，就好像乔治·华盛顿因为美国革命的成功而向法国国王俯首称臣——因为没有法国国王的援助就没有美国的独立，何况美国还有许多法国后裔的居民呢。

我可以肯定说，如果华盛顿干了这样的事，一定会身败名裂。但是孙文在中国却没有身败名裂，还变成了两个中国的共同偶像。何其怪哉！

不过，孙中山的这次灵魂大暴露，对于他后来的“转变”，变成军政的鼓吹者和独裁的推行者，倒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孙文其人根本不是中国的华盛顿，根本不是天下为公、功成身退的典范；而是现代的朱元璋，是党同伐异、杀害异己的先行者。这也说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何都是奉行独裁制度的。

《祭明太祖文》是这样向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暴君朱元璋俯首称臣的：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辛酉，临时大总统孙文，谨昭告于明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之灵曰：

呜呼！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世俶扰，国力罢疲。满清乘间入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碚，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

呜呼！我高皇帝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岁在辛亥八月，武汉军兴，建立民国。义声所播，天下响应，越八十有七日，既光复十有七省，国民公议，立临时政府于南京，文以薄德，被推为临时总统。瞻顾西北，未尽昭苏，负疚在躬，尚无以对我高皇帝在天之灵。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议，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孙中山名为祭祖，实为登基，“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孙文不仅祭祀大杀同党的暴君朱元璋，而且他的祭祀还模仿了另一个大杀同党的暴君洪秀全的方式，发布《祭明太祖文》，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了洪秀全、朱元璋的法理继承人！孙文从小就崇拜其同乡、“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一心在作帝王梦想。孙文后来没有大杀同党，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孙文只能偷偷摸摸杀害陶成章和新闻记者。后来居上的毛泽东就做到了这一点，学习朱元璋、洪秀全，大开杀戒。如果说，孙文“祭明太祖”是为了排满革命的需要，那么，孙文为什么要用日本人姓氏的“中山”来给自己命名，从此改名为“孙中山”？据统计，“中山”是日本的第五十七大姓氏，总人数在二十七万二千左右。孙文在日本苟且偷生，化名“中山樵”，情有可原，但他当上了中国总统却改名“孙中山”，确实是认贼作父的行为，为日本侵华打开了精神通道，羞辱中华，不可原谅。而且，尽管众所周知，但孙文还要瞒天过海——他的所谓“中山装”就是日本的学生服，这岂不是他连名带服完全臣服于日本的印记？

中国古制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推翻满清后，国家正朔成了“民国纪年”，孙文的名字却成了日本的姓氏、孙文的服色却成了日本学生服，孙文这样，哪里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作为呢？孙文晚期勾结苏联，与孙文早期勾结日本，可以互相参照来解读。从这种意义说，汪精卫后来追随日本，岂不正是仿照了孙文的“日本姓氏加学生服”的路线吗？恰巧，汪精卫早期也是一个亲苏派。

（二）孙中山效法洪秀全

我们只要拿出洪秀全的《祭明太祖文》，和上面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其神似之处不少，都充满了专制帝王的家天下意识：

“不肖子孙洪秀全，率领皇汉天国百官，谨祭于吾皇之灵曰：昔以汉族不幸，皇纲覆坠，乱臣贼子，皆引虎迎狼，以危中国，遂使大地陆沉、中原板荡。朝堂之地，行省之间，非复吾有。异族因得以盘踞，灵秀之胄，杂以膻腥，种族沦亡，二百年也。不肖秀全，自维良薄，不及早除异类，慰我先灵。今借吾皇在天之灵，默为呵护，群臣用命，百姓归心，东南各省，次第收复。谨依吾皇遗烈，定鼎金陵，不肖秀全，何敢居功？自以体吾皇之用心与天下托付之重，东南既定，指日北征，驱除满洲异族，还我神州，上慰吾皇在天之灵，下解从百姓倒悬之急，秀全等不敢不勉也。敢告。”

但是洪秀全后来都干了一些什么？其所作所为并不比满洲妖孽更为光明，也不较少血腥。

在另一篇《谒明太祖陵文》中，孙文则以肉麻的口吻继续吹捧朱元璋，把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功归于一个暴君的亡灵：“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这里哪还有一丝一毫的“基督徒”的影子？完全是一个祖先崇拜的病患者。在政治上，孙文的这个动作更是和“民国”毫无干系，完全是一个专制魔王的鼓吹手，并顺便把自己打扮成“我太祖”的法定接班人。这无疑对袁世凯后来自称“中华帝国皇帝”的逆举，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当然，从其内心深处看，孙文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逃亡海外，没有参加辛亥革命，而故意贬低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但是，这次祭祀明孝陵的活动虽然丑恶，却是一次“集体活动”，包括上述以孙中山名义发表的祭文，并不只是孙中山的个人娱乐和个人认识，而是中国国民党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对后来民国时代的政治发展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也就毫不令人奇怪了。

那么，孙文等“共和主义者”是否为了“革命需要”而利用朱元璋、洪秀全等专制魔王呢？不是的。因为，孙中山连自己的坟墓都要效法明朝皇帝予以安排：他不仅要把自己葬在朱元璋附近，而且还要号称“中山陵”——比肩于“明孝陵”。这体现了孙中山的终极追求，一个广东赤脚医生的帝王梦，这和后来的民办教师毛泽东“挥手登上天安门”的帝王登基梦，可以说是别无二致，充分暴露了“中山陵体制”的实质所在。

现在百年之后的反思，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孙中山与毛泽东，都是拖着满洲人的猪尾巴长大的，他们从小就向满清的酋长牌位低头下拜，心里只能充满了奴性意识，最多不过是也想当一回奴隶主的冲动，所以孙中山的幼名就叫做“帝象”，毛泽东晚年要住进中南海、一直霸占到死。但是理解归理解，我们决不会认同他们，更不会继承他们。我们必须清算他们的腐朽，以便整个民族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继续前进。

（三）“中山陵体制”溯源

据《文汇报》“孙中山遗体改殓易棺之谜揭秘”（2009年6月4日）承认：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遵照孙中山生前归葬南京东郊钟山的遗愿，治丧委员会决定将孙中山遗体暂厝西山碧云寺，待南京陵园建成后再“正式安葬”，用死人来压活人。1929年春，陵墓主体工程完工，同年6月1日举行了“奉安大典”。从北平到南京的“奉安”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用死人压活人”的闹剧：曾有六次大规模的鸣炮，比半个世纪以后的毛泽东葬礼，还要唬人。根据统一要求，全国交通一律停止三分钟，全国民众一律停止工作、静默三分钟志哀——这预告了1925年孙中山死到1976年毛泽东死，将是近代中国最为悲惨的五十年。突然爆发的惊天炮声，不仅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也明示万众：国家权力强迫大家去崇拜一个死掉的匹夫，个人独裁的时代已经降临中国，“中山陵体制”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

“中山陵体制”这一闹剧不仅体现了帝王思想，而且还有充当“东施效颦”的嫌疑。

孙中山临死前交代，自己死后，希望能像苏联独裁者列宁那样，保留遗体“供民众瞻仰”。因此，在他病故的第二天，当时还未能夺取政权的国民党就与苏联共产党联系，定制安葬列宁时使用的那种“水晶棺”。但“水晶棺”的制作运输尚需时日，只好暂时使用协和医院旧存的一具美式棺木。这具棺木用美国上等沉香木制做，上面有玻璃隔层，可以瞻仰孙中山遗容。这是“第一殓”、“第一棺”。

3月下旬，苏联共产党用火车将“水晶棺”运来中国，但最终未能使用。曾有传言说“水晶棺”在运输中产生破损，以致不能使用。也有人说，“水晶棺”的尺寸对于孙中山遗体而言显得短小了一些，所以没能使用。其实，“水晶棺”最终未用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专家认为它仅适用于气候寒冷干燥的北方，而若在炎热潮湿的中国南方，遗体最多只能保存二十年。其二，此时已经发现，由于初期的防腐处理不够理想，孙中山遗体的皮肤开始变黑，不可能按照所希望的那样长期保存原先的状态了，使用“水晶棺”已无意义，只能改为土葬。这一事件也象征了：苏联的事物必难在中国成活。

中山陵是“中山陵体制”的象征，但“中山陵体制”决不是一个人的葬式问题，而是独裁制度的宗教化，是一种真正“邪教”即活人崇拜的本质体现。这一邪教控制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用死人压制活人，全面窒息了中华民族的活力。“中山陵体制”的实质就是列宁式的个人崇拜，人而神化之，在此之下，当然什么坏事都可能发生。

（四）中山陵体制背叛辛亥革命

历史研究表明，早在孙中山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登上“临时大总统”这个通向帝制的宝座之前，由“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署名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反倒体现了更为彻底的民主精神与共和主义：“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说得多好，足以为中国未来的几百年发展，指出航向。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中山陵体制”，在辛亥革命面前，不仅没有丝毫进步作用，而且完全是一种倒退和反动。这种倒退和反动，最后通向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全面专政。可以说，中山陵体制背叛了辛亥革命，为独夫民贼登上天安门城楼，消灭了一切社会良知上的阻力。

这一倒退并非必然的，而完全是悲剧性的——因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所体现的就不是“家天下”思想，不是“党天下”思想，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之思想，值得我们在一百年之后予以重温：

粤维我祖轩辕，肇开疆土，奄有中夏，经历代圣哲贤豪之缔造，兹成文明古国。凡吾族今日所依止之河山，所背服之礼教，所享受之文物，何一非我先人心血颈血之所留遗，故睹城邑宫室，则思古人开土殖民之惠；睹干戈戎马，则思古人保种敌忾之勤；睹典章法制，则思古人贻谋教诫之殷。骏誉华声，世世相承，如一家然，父传之子，祖衍之孙，断不容他族干其职姓。

何物胡清，敢乱天纪，挽弓介马，竟履神皋。夫胡清者非他，黑水之旧部，女真之鞑种，犬羊成性，罔通人理。始则寇边抄虏，盗我财物，继则羡我膏腴，耽我文绣，利我国土，遂窥神器。惟野蛮之不能统文明，戎狄之不能统华夏，少数之不能统多数。故入关之初，极肆凶威，以为恐吓之计。我十八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姐妹，莫不遭逢淫杀，靡有孑遗。若扬州，若江阴，若嘉定，屠戮之惨，纪载可稽。又复变法易服，使神明衣冠，沦于禽兽，而历代相传之文教礼俗，扫地尽矣。乃又焚毁书籍，改窜典册，兴文字狱，罗织无辜，秽词妖言，尊曰圣谕，戴仇养贼，谬曰正经，务使人人数典而忘其祖。是其害乃中于人心风俗，不但诛杀已也。

呜呼同胞，谁无心肝？即不忆父老之遗闻，且请观夫各省驻防之谁属，重要之职权谁掌，其用意可揣知矣。二百六十年奸淫苛忍之术，言之已不胜言，至今日则发之愈迟，而出之愈刻也。今日者，海陆交通，外侮日急，我有家室，无以图存。彼以利害相反，不惜倒行逆施。故开智识，则为破其法律，尚技术，则谓扰其治安。于是百术欺愚，一意压制。假立宪之美名，行中央集权之势，借举新政之虚说，以为搜刮聚敛之端。而乃日修园陵，治宫寝，赉嬖佞，赏民贼，何一非吾民之膏血。饥民遍野，呼吁不灵，哀鸿嗷嗷，是谁夺其生产而置之死地。且矜其“宁送友邦弗与汉族”之谬见，今日献一地，明日割一城，今日卖矿，明日卖路。吾民或争持，则曰干预政权，曰格杀勿论。甚且将吾民自办之路，自集之款，一网而归之官。呜呼！谁无生命，谁无财产，而日托诸危疑之地，其谁堪之！夫政府本以保民，而反得其害，则奚此政府为！况乃淫德丑类，有玷华声耶？

本军政府用是首举义旗，万众一心，天人共愤，白麾所指，天裂山颓。故一二日闻湘、鄂、赣、粤，同时并举，皖、宁、豫、陕，亦一律响应。而西则巴蜀，已先克复，东南半壁，指顾告成。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

呜呼！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想我神明贵族，不乏英杰挺生之士，曷勿执竿起义，共建鸿勋，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世之荣光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孙中山为什么不好好学习这篇革命文告，不去祭祀“我祖轩辕”而去祭祀“我太祖”？显然，“我祖轩辕”是遥远的上古传说人物，不是历历在目的皇帝陛下，继承轩辕远远不及继承太祖来得实惠。但是孔子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第二十四节）”孙中山不是朱元璋的后人，为什么要去祭朱元璋的鬼？难道他只是在玩弄“反清复明”的帮会把戏？非也。因为满清已经推翻，根本无须再动员明朝的记忆。可见孙中山的“昭告”另有所图——那就是觊觎明太祖的实权，而不要轩辕氏的虚名。这正好暴露了孙中山不是“中国的华盛顿”，而是“袁世凯的同类项”——后来的蒋、汪、毛开创的“新三国演义”各霸一方，完全是继承了孙中山的“太祖遗风”。

与孙中山的太祖情结不同的是，辛亥革命军发布的另一篇同样振聋发聩的《奉天讨满檄文》，不仅有旗帜鲜明的宪政思想，更有人权、平等、自由之表达：“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

可以说，《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才是宪政中国的纲领性文献，其价值远在孙文对朱元璋的阿谀之上，请大家花点时间也重温一下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绝非孙中山思想的体现，更是其《祭明太祖文》望尘莫及的。

《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全文如下：

中华开国四千六百零九年（1911年）八月（10月），中华民国军政府檄曰：

夫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况以神明华胄，匍匐犬羊之下，盗憎主人，横逆交逼，此诚不可一朝居也。惟我皇汉遗裔，弈叶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海。降及有明，遭家不造，蕞尔东胡，曾不介意。

遂因缘祸乱，盗我神器，奴我种人者，二百六十有八年。凶德相仍，累世暴殄，庙堂皆豕鹿之奔，四野有豺狼之叹。群兽嘻嘻，羌无远虑。慢藏诲盗，遂开门揖让，裂弃土疆，以苟延旦夕之命，久假不归，重以破弃。是非特逆胡之罪，亦汉族之奇羞也。幕府奉兹大义，顾瞻山河，秣马厉兵，日思放逐，徒以大势未集，忍辱至今。天夺其魄，牝鸡司晨，块然胡雏，冒昧居摄，遂使群小俱进，黩乱朝纲，斗聚金璧，以官为市，强敌见而生心，小民望而蹙额。犬羊之性，好食言而肥，则复有伪收铁道之举，丧权误国，劫夺在民。愤毒之气，郁为云雷。由鄂而湘而粤而川，扶摇大风，卷地俱起。土崩之势已成，横流之决，可翘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汉族复兴之会也。

幕府总摄机宜，恭行天罚，惧义帅所指，或未达悉，致疑畏之徒，遇事惶惑，僻远诸彦，莫知奋起，用先以独立之义，布告我国人曰：

在昔虏运方盛，则以野人生活，弯弓而斗，睒目舚舌，习为豺狼，是以索伦凶声，播越远近。入关之初，即择其强梁，遍据要津，而令吾民输粟转金，豢其丑类，以制我诸夏。传且九叶，则放诞淫侈，夤缘苟偷，以袭取高位。枯骨盈廷，人为行尸，故太平之战，功在汉贼，甲午之役，九庙俱震。

近益岌岌，祖宗之地，北削于俄，南夺于日，庙堂阒寂，卿相嘻嘻，近贵以善贾为能，大臣以卖国相长，本根已斩，枝叶瞀乱。虎皮蒙马，聊有外形。举而蹴之，若拉枯朽，是虏之必败者一。

昔三桂启关，汉家始覆，福酋定鼎，益因缘汉贼，为之佐命。稍浴汉风，遂事羁縻，维时中邦，大势已去，义士窜伏，迂儒小生，勿能自固，遂被迫胁，反颜事仇，渐化腥羶，遂忘大义，合薰于莸，以逆为正，孑孑贪夫，时效小忠。虏遂奄然高踞，骄吸民脂，浸淫二百年，汉族义师，屡蹶不起，爰及洪王，几复汉土，曾胡左李，以本族之彦，倒行逆施，遂使虏危而复安，久留不去，此实孝孙之已醉，非逆胡之可长也。方今大义日明，人心思汉，觥觥硕士，烈烈雄夫，莫不敬天爱祖，高其节义。虽有缙绅，已污伪命，以彼官邪，皆舆金辇璧，因货就利，鄙薄骄虚，毋任艰巨。虏实不竞，汉臣复匮，盲人瞎马，相与徘徊，是虏之必败者二。

邦国迁移，动在英豪，成于众志，故杰士奋臂，风云异气，人心解体，变乱则起。十稔以还，吾族巨子，断脰决腹者，已踵相接。徒以民习其常，毋能大起，虏遂起持其间，因以苟容，迁延至今，乃以立宪改官，诈为无信，借款收路，重陷吾民，星星之火，乘风燎原。川湘鄂粤之间，编户齐民，奔走呼号，一夫奋臂，万姓影从，颓波横流，败舟航之，是虏之必败者三。

昔我皇祖黄帝，肇造中夏，奄有九有。唐虞继世，三王奋迹，则文化彬彬，独步宇内，煌煌史册，逾四千年。博大宽仁，民德久著，衡之西欧，则逊其条理已耳。先觉之民，神圣之胄，智慧优渥，宜高踞土疆，折冲宇宙，乃锐降其种，低首下心，以为人役，背先不孝，丧国无勇，失身不义，潜德幽光，望古遥集。瞻我生身，吊景惭魂。返性则明，知耻则勇，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则汉族之当兴者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一人横行，谥曰独夫，凉彼武王，遂有典刑。满虏僭窃，更益骄恣，分道驻防，坐食齐民，厚禄高官，皆分子姓。胁肩谄笑，武断朝堂，国土国权，断送唯意。束我言论，遏我大群，扰我闾阎，诬我善良，锄我秀士，夺我民业，囚我代表，杀我议员，天地晦盲，民声销沉。牧野洋洋，檀车煌煌，复我自由，还我家邦，则汉族之当兴者二。

海水飞腾，雄强参会，弱国孱种，夷为犬豕。民有群德，朝有英彦，威能达旁，乃竞争而存耳。惟我中华，厄于逆虏，根本参差，国力遂糜。虏更无状，鱼馁肉败，腥闻四布，遂引群敌，乘间抵隙，边境要区，割削尽去，拊背扼吭，及其祖庙，卧榻之间，鼾声四起，耳目蔀覆，手足絷维，遂使我汉土堂奥尽失，民气痿痹，将破碎颠连，转餍封豕，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廓而清之，骏雄良材，握手俱见，万几肃穆，群敌销声，则汉族之当兴者三。

维我四方猛烈，天下豪雄，既审斯义，宜各率子弟，乘时跃起，云集响应。无小无大，尽去其害，执讯获丑，以奏肤功。维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既审斯义，宜矢其决心，合其大群，坚忍其德，绵系其力，进战退守，与猛士俱。维尔失节士夫，被逼军人，尔有生身，尔亦汉族，既审斯义，宜有反悔，宜速迁善，宜常怀本根，思其远祖，宜倒尔戈矛，毋逆义师，毋作奸细。维尔胡人，尔在汉土。尔为囚徒，既审斯义，宜知天命，宜返尔部落，或变尔形性，愿化齐民，尔则无罪，尔乃获赦宥。幕府则与四方俊杰，为兹要约曰：“自州县以下，其各击杀虏吏，易以选民，保境为治。又每州县，兴师一旅，会其同仇，以专征伐，击杀虏吏。肃清省会，共和为政，幕府则大选将士，亲率六师，犁庭扫穴，以复我中夏，建立民国。”幕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在汉胡苟被逼胁，但已事降服，皆大赦勿有所问。其在俘囚，若变形革面，愿归农牧，亦大赦勿有所问。其有挟众称戈，稍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以此布告天下，如律令。”

拿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与《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和《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背叛是多么彻底——从轩辕倒退为朱元璋，从文明创造者倒退为专制暴君：孙中山已经开始蜕化变质为一个迷恋旧式皇权的专制主义者了。

（五）如何补救辛亥革命的失误

当然，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运动，不可能十全十美。在我看来，如果说保卫宪法权利的英国革命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那么和英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外来统治的上是合法的，因而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因为满清是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的、寡廉鲜耻的非法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在剥夺君主权利这一点上却不是充分合法的，而只在废除皇帝权力的这一部分完全合法——因为中国的皇权是秦始皇通过外来的暴力征服强行建立的，和满清统治异曲同工。因而，辛亥革命在废除君主权力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部分，只有百分之五十合法；因而在总体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合法性。正因为辛亥革命本身具有这样一个百分之二十五的漏洞，也就给孙中山、袁世凯、毛泽东等层出不穷的窃国大盗，留下了一个畅通无阻的鼠道。

回顾一下，尽管中国的皇帝权力本身也是建立在超越习惯法之上的外来征服，但毕竟还有一半是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例如秦国君主就是从周王那样获得这种文明的合法性的。这种权力的沿袭使得由秦国扩张而成的皇权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皇权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这一沿袭部分，既然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就有一半的合法性。所以用暴力推翻皇权、替换皇权，是可以的；却不可用暴力铲除君主权力、废除君主权力，否则就会在社会权力方面造成极大的真空，不仅导致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蔓延，而且造成严重的文化脱序和文化休克。实际上，现在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没有从辛亥革命中断君主权利所造成的“文化休克”中苏醒过来。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果在父母没有违背习惯、没有像英国国王那样非法扩张王权的时候，人民就贸然使用暴力废除君主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像中国二十世纪开始而迄今仍无尽头的这样，暴力循环造成了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枪杆子的“实践”成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从此陷入野蛮化的陷阱：沦为无理无德最终无能的禽兽国度。因为古书上早就预言了：“今人而无礼， 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

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独立，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准则而触发的。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反观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除了“排满”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废除帝制”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之外，其余的就是“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不仅毫无合法性可言，而且还以非法活动自豪。这样的社会，如何走上正常的轨道呢？

在我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禽兽，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根本性变革。

现在的中国，需要“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何况重新登上世界领导地位。

现在的台湾，表面上已经走上了民主轨道，但公共权力却同步萎缩了。这是因为台湾虽然“民主”了，但并未脱离“中山陵体制”：政府机关到处都挂着孙文遗像，这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是完全没有的一大怪现象！这说明，现在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根本不是人民的国家，而依然是孙文的国家——甚至民进党、陈水扁执政时代（2001—2008年）也是如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法，依然是不伦不类的“五权”的，而非国际通用的三权分立。“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总统制”，更是直接承袭了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父子的独裁路线，完全不合中国统治权分离的古制。“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五权宪法下的总统制”，徒然造成政党恶斗、政出多门。最后“中华民国在台湾”为了争当总统不惜开枪、贪污、内斗、挑动省籍情结、甚至策划发动军事政变。至于2009年国民党复辟之后，更是对孙文的僵尸敬礼有加，每到节庆就不失时机地顶礼膜拜——仿佛国民党复辟不是台湾选民的作用，而是“总理引魂的庇护”。

若说今日台湾的局面是三民主义和军政、训政的结果，那如何解释日本今日的局面呢？是僭号“天皇”的倭王开恩所致吗？不是的。是美国的军事存在及其综合压力所造成的。我相信，只要美军退出西太平洋，日本和台湾等“岛国”的政治制度就会改变，南韩、马来西亚、泰国等“半岛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六）孙毛不葬，中国如何崛起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为什么朱元璋在驱逐蒙古人之后，没有回归唐宋的开明，而是继承甚至发展了辽金元的黑暗，登上了中国历史的野蛮顶峰？其理由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现代民主的宪政道路，而是在迄今为止将近百年的军阀专政、僭主坐庄的“中山陵体制”的鬼影憧憧黑暗中，摸爬滚打。

孙中山以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历尽坎坷，因为这两个“国”迄今都还供奉着孙文遗像，迄今都还在“中山陵体制”里，缺乏真正意义的制度创新。不说别的，中华民国的首领蒋介石父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领毛泽东，死了以后还都是按照“中山陵体制”的方式，暴尸在外，而不入土为安。尤其是毛泽东更为明显。这种暴尸在外而不入土为安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中国传统，在这种恶劣示范下，中国社会无法走上正轨。

“自古道盖棺事定，入土为安。”（明·冯惟敏《耍孩儿·骷髅诉冤》）这是因为，人死后埋入土中，死者方得其所，家属方觉心安。“入土为安”的反义词“弃尸荒野”，文革期间，许多死刑执行后，就把受害者的尸体弃之荒野，不准家属收葬。这种做法十分野蛮，但毕竟还是符合中国传统中比较恶劣的一面的。惟有中山陵体制下的孙尸体与毛尸体的处理，却完全不合中国习俗，是苏联征服中国的可耻象征。孙僵尸与毛僵尸若不能入土为安，则中国的海峡两岸还将继续陷于长期动乱之中，中国社会还将不得安宁。不论这些僵尸是白毛僵尸、红毛僵尸还是绿毛僵尸。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左传·闵公元年》）；孙毛不葬，中国如何崛起——难道要中国带着这些僵尸一同崛起，一起登上历史舞台吗？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摘自《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2006年初版）

〔另起一页〕

第六节

屠杀精英的金蛇狂舞

现代中国，沿袭了满清屠杀精英的反动政策，使得中国社会沦为一个失去了头脑的“巨龙”。

“金蛇狂舞”，就是“中国龙”的可悲写照。

例如，中国经济现在整体上处于投资过剩的状态，很多领域内的产能也是过剩的。但在对于人力资本进行投入这方面，反而是最缺乏、最不够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延续了“屠杀精英”的满清传统。

只不过，没有用刀杀，而是用了“窒息大法”来扼杀。

人才的极度匮乏，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转变给中国及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很快会陷入“抢人大战”。

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转变给中国及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正不断丧失其最大的经济资产：人口。 

中国还是人口大国吗？当然，官方统计中国有13亿多人口，仍是全球人口最多国家。中国缺劳动力吗？ 

要看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在绝对供求意义上暂时不缺劳动力，但如果考虑区域、行业，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逐渐严重。今后随着老龄化加剧，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将会由结构性的相对短缺走向绝对短缺。 

不过，中国在人口和劳动力方面将面临的困境并不遥远，已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在城乡差别、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劳动力代际变更等多种因素之下，中国的结构性人口矛盾十分严重。区域间的人口“非正常”流动与地方经济发展并不匹配。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东三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吉林都是人口净流出，只有辽宁每年还有大约20万的人口净流入，但远比不上北京市40万至80万的年人口流入量。 

按照六普数据，黑龙江总和生育率1.03，吉林1.03，辽宁1.0，远低于全国1.5%，比江苏、浙江等经济更发达地区都低，仅高于北京、上海等极少城市。甚至比基本同纬度的韩国和日本要低，2013年韩国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1.19，日本为1.34。 

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东北，出生率又极低，整个人口结构自然也更快老龄化。如2013年辽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10.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3个百分点。 

不夸张地说，多年人口净流出加上明显的老龄化，使得东三省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甚至陷入人口危机。 

东北地区的人口净流出显示了经济落后地区面临的人口压力，是否经济发达地区就会坐拥人口流入的“红利”呢？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据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在江苏、浙江、山东胶东半岛、成都平原、珠三角地区的田野调查，我们注意到，在发达地区也存在日趋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及“争夺”人口的问题。 

安邦研究团队在长江中游某市调研时发现，在历史上曾经繁荣一时的该市，面临长三角地区更大城市的“人力虹吸效应”——有技能的人才、普通劳动力、消费能力都向大城市作趋势性的转移。 

在该市繁华的中心城区，人口机械增长率（人口迁出大于人口迁入，有拆迁关系）竟然出现了负增长。人口负增长再加上商业地产大量供应，使得该区商业服务业这碗粥越搅越稀。 

当地商户向安邦研究人员表示，至少需要人口数量增加一倍（约40万），其消费力才能使现有商业达到繁荣程度。 

中国的城镇化、经济统计以及政绩考核都是基于行政区而进行的，这意味着，中国600多个城市、3000多个县（市）、3万多个乡镇都会各自搞自己的经济发展，搞同质化的经济发展规划、开发区建设、招商引资、产业转型、土地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养老地产…… 

这意味着许多经济发展政策和措施，都会有数千个甚至数万个同质化的发展模式存在，对于产业资源、企业资源、消费资源、人力资源等都会形成同质化的竞争。 

安邦研究团队在长三角多个城镇调研时了解到，不少镇域的新型城镇规划都需要大量的人口去填满，在镇一级需要引进的人口竟然达到10万-20万级别！ 

如果有数千个“经济-城镇-人口”扩张计划同时启动，中国很快就会遇到人口过少、而不是人口过多的问题。 

尤其是多个城镇希望吸引的人口都是有消费力的中产阶级或养老一族，中国从哪里可以一下子找到并新增数亿中产阶级人口呢？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地方政府希望靠修编规划做大人口规模换取用地指标，1990年代各地在规划期限2010年的总体规划中，各个城市的人口规模相加竟然达到20亿人！ 

在进入21世纪后的近十多年来，规模扩张型的城镇化和土地财政愈演愈烈，如果再对各个城市的扩张计划进行加总，在至2020年的发展规划中，各个城市的人口需求恐怕也是以数十亿来计。 

这种情景假设再清楚不过地揭示出，中国各地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规划，将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口资源抢夺大战。如果各地的发展规划都得以落实，中国所拥有的各种资源恐怕会被消耗殆尽！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度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发布指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即使从现在开始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对潜在增长率的正向影响也只能等到2030年之后。在短期，由于“远水解不了近渴”。 

此外，蓝皮书指出，中国正逐步踏入人口老龄化通道。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很可能低于4%。 

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网站称，根据北京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面向中国迅速老龄化的人口的商品及服务市场将于今年达到四万亿元人民币（约合6520亿美元），这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约为8%。 

老龄产业预计将于2050年前增至10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7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经济的三分之一。这将令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老龄市场。 

由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在发布的报告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8亿，将成长为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 

在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由于老龄化和各地竞争性的发展规划，中国很快会陷入“抢人大战”，只有真正有吸引力和发展活力的地区，才会成为这一轮人口争夺战的获胜者。然而，如此抢来的不过是些行尸走肉，一些没有灵魂活动的僵尸木偶，他们组成了一条被砍掉了脑袋然后又装上了不会思考的人造脑袋（两个党国的“党中央”）的巨龙。

元明清以来的中国，包括两个狗尾续貂的党国，无异于一场屠杀精英的金蛇狂舞；而唯有改变“屠杀精英”的传统，中国文明才能走出死荫的幽谷。

〔另起一页〕

第七节

镰刀与锤子：阉割与乱伦、复仇与死亡

在尼采哲学中相当重要的“锤子”观念，后来被列宁的党徒用作“党旗”、“党徽”的组成部分了：

１、《权力意志》〈９０５〉：“锤子。作翻案估价的人必须具备怎样的特质呢？——人，具有现代精神所有特质的人，可他具有足以使现代精神变得完全健壮的力吗？——这乃是他要完成自己使命的手段啊。”

２、《权力意志》〈１０５４〉：“最伟大的斗争：为此需要新式武器。锤子：用咒语召唤可怕的决断，使欧洲面临这样的结果，即是否‘希望’欧洲出现没落意志。防止平庸化；（或）宁可没落下去！”

３、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

４、散见各处的多重论述。

锤子的功能是“敲打”，引申为“偶像破坏者”，意思相通于“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马克思主义。读者可能会说，用“锤子”象征“反传统”可能有些牵强，因为马列主义自称“锤子代表工人阶级”。

其实不然。锤子代表反传统的“偶像破坏者”并非孤证。因为列宁党徒的“党旗”、“党徽”在锤子以外的另一个象征物“镰刀”，也不是“代表农民”的，而是象征了阉割与乱伦、复仇与死亡的。

在西方，人们常常把弯曲的剑称为镰刀。在希腊神话中，天神克洛诺斯（Cronus）就是用镰刀割下了其父亲乌拉诺斯（Uranus）的生殖器，所以镰刀一直作为克洛诺斯的弑父标志，代表乱伦、阉割、复仇。克洛诺斯在古典希腊之前被看作丰产之神，后来人们混淆了他和时间的化身克洛诺（Chronus）的名字，于是克洛诺斯手持镰刀的形象就成了时间流逝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镰刀也就变成了死亡的象征，死神选择镰刀武器也就理所当然。

（摘自 谢选骏 《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的第五版本》）

〔另起一页〕

第八节

太子党原理解密

——主父偃的推恩令与酱缸蛆的国民性

我这里所说的“太子党原理”揭示：现在困扰中国的“太子党现象”其实是一种中国历史宿命的延续。

（一）主父偃的推恩令

主父偃（？—前126年），汉武帝时大臣。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出身贫寒，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在齐受到儒生的排挤，于是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王国，但都未受到礼遇。到中年，听说汉武帝重视儒术，改学《周易》、《春秋》和百家之言。

唐诗人李贺（790—816年），曾有《致酒行》一诗歌咏主父偃的遭遇，来描写自己的心情：

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

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

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元光元年（前134），主父偃抵长安。拜见卫青，虽然卫青多次向武帝引荐，但无结果。后直接上书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年），当天就被召见，与徐乐、严安同时拜为郎中。汉武帝为了加强皇帝的专制权力，在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僚机构之外，另在宫中设立内朝。主父偃在内朝备武帝顾问，对当时的政治颇有影响。几次上书，都能切中时弊。他认为，诸侯王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而为淫乱，急则合纵以反抗朝廷，对加强中央政令的推行不利。因此他向武帝建议，令诸侯得“推恩”分封子弟为侯，这样一来，王国自析，诸侯王的权力也随之削弱。因主父偃上书《推恩令》，尊立卫子夫为皇后，揭发燕王刘定国的不法行为，很讨汉武帝的欢心，不久后又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中升迁四次，得到武帝的破格任用。

但是推恩令得罪了大家，主父偃遭到控告，刘彻本要赦免他，可是出身狱吏的宰相公孙弘说：“齐王（刘次昌）自杀，没有儿子，封国撤除，由中央政府收回，改设郡县。主父偃本是罪魁，如果不杀他，无法向天下解释。”汉武帝遂屠杀主父偃全族，来平衡推恩令的后果。

主父偃死前有数千宾客，但他死后没有人来为他收尸，只有洨孔车一人埋葬他。司马迁在史记中《史记》写到：“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可见这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费拉化了。主父偃这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

汉武帝实施主父偃建议的“推恩令”，他下令诸侯分封子弟以分割其领土及势力；又以诸侯在朝庙助祭时所贡献的酬金份量和成色不足，夺去一百零六人的爵号，侯王势力自此瓦解，封建名存实亡。结果民间效法，导致长子继承制崩溃，诸子坐等瓜分家产，不思进取，中国文明从此丧失内在动能。这种类型的“中国民主社会”，具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平等意识，结果极端的平民社会逐渐演变为贱民社会。“程序正义”本是“礼”的重要内容，如果逐渐不被大众理睬，那么破坏程序的“合情合理”就会成为僭越的口实。

“推恩令”一下，中国最终失去了生长的动力，变成了一个群氓的杂烩。推恩令让所有的儿子均分家产，好像公平合理，其实瓦解了扩张的力量。从此中国不再可能扮演殖民者的角色，而是坐等别人来殖民：五胡、鲜卑、沙陀、辽、金、元、清、日本、苏联轮奸中华。至于“中华儿女”呢？大家都窝在家里等着分田分地，甚至不惜裹上小脚，死也不肯离开老家一步。1970年代中国的“独生子女令”一下，社会就更加堕落了，独生子女骄纵无比，必要时撒泼打赖，要挟父母长辈。进而理所当然地成了“宅男宅女”，坐吃山空。

（二）酱缸蛆的国民性

在柏杨看来，他那个时代的中国是一个酱缸国，其中的居民“支那人”便是酱缸里的蛆。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柏杨通过他的自我反省给予华人大众的是自省自察的一面镜子：诸如窝里斗，脏乱吵，圆谎意识，缺乏独立思考，官本位思想，只我例外，对人不对事，把羞愧当荣耀，冷漠等。他从自我反省出发，从多角度揭露了国民的劣根性，指出“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丑陋”，而他柏杨揭露了自己的丑陋，所以就不丑陋了。

其实，柏杨的先行者及其先行者鲁迅就是两条不小的“酱缸蛆”，及其擅长内斗。

鲁迅曾把中国比作一个大“染缸”，其后四十多年的“台湾鲁迅”柏杨就据此引申出了“酱缸”一说，这两位用假名字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伪人，内心都有见不得人的东西，用假名掩饰自己的身份，就像喜欢戴墨镜和假发的人那样，用墨镜掩饰“灵魂的窗户”，用假发来掩盖“自己的本相”。

杂文家柏杨自己也毫不掩饰对文痞鲁迅的“尊敬”之情，认为自己深受鲁迅的影响，鲁迅用犀利的笔触刻画出了“沉默的国民的灵魂”，对国民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鲁迅精神的烛照下，40多年后的柏杨将鲁迅的“染缸”观点进一步发展，提出了“酱缸文化”。

鲁迅和柏杨深潜于支那人的根部，都触摸到了支那的历史命脉，发现了他们自己的集惰性、腐蚀性、同化功能于一身的“缸”文化。

鲁迅曾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染缸”，他在《两地书·四》中提到：“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在《花边文学·偶感》中他说：“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 

柏杨形成“酱缸”这个概念是在他“十年杂文”的最后阶段，其完整的释义是：“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聚力的混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斫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也。”由这个定义延伸，柏杨认为构成“酱缸”的主要成分自然就是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主义人生观和势力主义。在他看来支那文化是一个“酱缸”，一个发酸发臭的“酱缸”，而支那的成员，大多数支那人就是生活在这个发酸发臭的“酱缸”的“酱缸蛆”。

有人指出：如果说鲁迅是“染缸旁的启蒙者”，那么柏杨就是“酱缸里的搅动者”。“缸里居民”的特点之一就是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我看来，鲁迅和柏杨这两个杂文家虽然发现了“缸的现象”，却不懂得“缸的原理”——“缸的原理”就是“丧失了进取精神”，其原因就是“诸子均分遗产”，就是“汉武帝和主父偃的推恩法的后遗症”。

（三）思考的结论

纳粹德国为了阻止“西方的没落”，曾经企图恢复封建制度、恢复长子继承制、恢复日耳曼人的扩张能力。但是纳粹失败了。于是西方继续没落。

西方文明开始没落了。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生机早在七百多年前就在蒙古入侵下遭到毁灭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是一句陈词滥调，而是由无数的血泪交织而成的，这是万事万物的宿命。

中国七百年来的命运，也许就是西方未来七百年的命运。欧盟也许就在扮演“纳粹德国继承人”、“蒙古在中国的使命”……

然而，久经衰落的中国文明。是怎样得到不断更新并一再地延续下来的呢？

我的研究结论显示：那是通过“一小撮战士集团”的“进出中国”、轮番强暴，来实现的。而日寇以及国产国际，就是两个最近的例子。

这听起来十分荒谬，甚至是残忍的、非人道的，但却是历史的真相。

辽金元、满洲日本苏联，以及这些“夷狄”他们在中国的汉奸代理人例如吴三桂、汪精卫、毛泽东（包括以及他们在辽金元时代的先行者），就是这样的“一小撮战士集团”。

在这些“奉行军事贵族准则”的“战士集团”那里，例如满洲的“旗”和苏共的“党”——保留着广大的汉人平民社会已经丧失的长子继承制及其造成的扩张精神，所以他们特别具有战斗力。一旦他们被汉人社会同化了，开始提笼架鸟、享受生活了，他们所统治的社会风气也就开始迅速腐败，于是新的“一小撮战士集团”也就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再度接管中国了。

困扰中国的“太子党现象”其实是一种中国历史宿命的延续。因为中国共产党，其实就是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类似于明末的“汉人藩王”和“汉八旗”。

而中国共产党的“太子党原理”，奉行的其实就是“一小撮战士集团的长子继承制”。所以我们看见，太子党原理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一个共产党家族基本上只有一个“官二代”来继承父母的官职，从而变成了“太子”。至于其它的子女，大多经商成为财阀，或者读书成为学阀。

人们曾经大惑不解：在帝制时代，“太子党”是指“太子的党羽”；在共产党专政下，“太子党”是指“高干子女”——意思南辕北辙。但是在我们的原理解密之下，现行的“太子党”（“高干子女”）其实也是有其自身的逻辑的——那就是“长子继承制的恢复”。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现行的“太子党”（“高干子女”）已经做到了纳粹党想做而没有能够完全做到的事情。至于他们能否最终形成一种长期有效的制度，仅从中国历史来看，是完全可能的；但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那就变数很多了。

〔另起一页〕

第九节

中共将在建国七十周年（2019年）后灭亡

文献之一

《国破家亡者的最后晚餐——从巴比伦之囚看当代中国命运》

1996年复活节期间，我在纽约病得很重，意识到自己一生的理想随时会因生命结束而一笔勾销，这种反省不可多得，它凸现了生命的不确定与理想的主观性；我因此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耶稣的十字架。以前我喜欢的名言是，“如果有上帝而我不是上帝，这叫我怎么受得了？”但此后我将此转折为，“如果有上帝而我就是上帝，那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毛泽东的最后遗言是，“医生，我还有希望吗？”伟大导师要向医生搜寻希望了，可是医生自己的希望又在哪里呢？因为如果他或他就是上帝，那世界就真的毫无希望了。我的软弱，使我在早于他们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毫无希望，并因此寄希望于永生上帝。这使我意识到以往的人生奋斗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而是缺乏终极性的（如果说还有终极性存在的话）；我的全部理想无论包装得多么精致以致冠冕堂皇，其实都为了荣耀自己，而不为荣耀永生的造物主。而如果没有造物主，那荣耀我们自己必定要灭亡的过客，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因为观看我们荣耀的人民，也将化为乌有。如果少年痴呆自我迷恋尚可理解，那灯火通明之际还执迷不悟的人，岂不太可怜了吗？在耶稣面前，我感到羞愧：我的痛苦是来自个人奋斗；他的痛苦则是为了拯救世人。他是无罪的，不像我，是被意欲“自我实现”的罪所捆绑。至于为什么意欲自我实现就将导致被罪捆绑，我想，每个人最终的结局－－灭亡，已经对此作出了最生动的展示和最雄辩的说明。正因为耶稣基督是与造物主同在的永恒之子，既不存在自我实现的需要，也不存在自我实现的可能，所以他必然是无罪的。由此我知道，任何看重自己的；就是有罪的，越看重自己，就越有罪。在此意义上，欲救国救民的志士也许要比寻常百姓犯了更大的罪。寻常百姓之欲不过满足口腹之欲罢了，基本是生物性的；而志士们欲却还想荣耀自己以争夺那本属于造物主的荣光（所谓“伟大、光荣、正确”的谥号无一不是对神的荣耀之窃取）－－这种心理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当然也就更接近撒但。

由此想来，鲁迅的《药》之潜在含义（即鲁迅自己也不一定意识到的含义），也许不仅仅是对群众麻痹症的批判，也在无意中泄露了天机：欲顶戴伟大光荣正确的神明般谥号者，难免不流血，难免不被做成人血馒头来享用？

正如耶和华的启示说，“必朽的人哪，你要引用以色列人常说的话，‘说：我们的罪恶过犯好像担子压在我们身上，我们渐渐消瘦。我们怎能活下去呢？’要告诉他们，我——至高的上主，指着自己的永生发誓，我不愿意看见罪人死亡，我宁愿看见他们改过而存活。以色列人哪，你们要悔改，离弃邪恶的行为！你们何必死亡呢？”（《以西结书》33/10－11）感谢主，耶和华是仁慈的。以前我像外行一样，以为耶和华是怒气冲冲的，只有耶稣是仁慈的。现在我知道，圣子的仁慈是从圣父那里来的。正如耶稣所说，只有父一位是良善的。早在《出埃及记》里圣父就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只要人们遵循他的命令。（15/26）

在这样的反省中，我终于向耶稣基督承认自己乃是一个罪人，因为我在主面前是不洁净的。我好像在追求自由。但是我追求自由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与压迫者要压迫我们的动机动力基本一致吗？这正是我的罪性之存在，并给了压迫者以压迫的可能；如果我追求自由的反抗成功了，难道我保证不会成为新的压迫者吗？被压迫者与压迫者，内心难道不是相通的吗？我好像在追求理想。但是我追求理想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与行尸走肉的贪婪基本一致吗？这就是所谓求生的以致扩张的欲望吧？尽管它的外延似乎大一点。但是这个大，往往更糟而不是更好。

我好像在追求利他。但是我实践利他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以博得他人赞扬或是为了印证自己心目中的某种自我形象为期许的吗？如果在相同后果的期许下，难道我不会成为一个利己者吗？我绝对不会由爱生恨吗？如果事与愿违的话？这样看来，我的克己我的努力往往是使我变得更伪善，而不是更良善。也许恰恰因为我更伪善而不是更良善，所以“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这些心路历程也许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整个民族的意识，如深陷“巴比伦之囚”中的犹太人。我自己也是在面对绝境的时候意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国破家亡的人们预备的最后的晚餐”，基督的爱筵，乃是用他自己的血肉铺设的。圣子啊，你不是用他人血肉铸造自己的冠冕，不是踏着别人的尸体前进的，更不是仰赖弟兄们的牺牲向上爬。圣子啊，你流自己的血，把灵魂交给父神，为世界送来主的福音。这就是神迹。

是在人的道路的尽头所展示的上帝的道路，是大写的真理与大写的生命。

就这样，沿着圣经的道路，可以从古代的巴比伦之囚走入当代中国历史。

“巴比伦之囚”（前605－538）不仅是历史事件，也是圣经启示的奥秘，因此它并没有完全逝去，而是依然存在人性的命运中，甚至就发生在当代。就历史事件言，它指的是以色列人由于淫邪背约而遭到上帝的处罚，被巴比伦王所败所虏，为奴为娼将近七十年之久。以色列人被虏共有三次：1、前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虏走犹太国中宫廷人物，其中包括先知但以理等。2、前597年犹太王约雅斤在位时虏走犹太王、首领和工匠，并立约雅斤的叔叔西底家为傀儡王。3、前587年攻陷耶路撒冷，俘虏敢于反抗的傀儡王西底家，彻底虏走贫民以外的犹太百姓。整个被虏审判改造运动合计前后历时达十八年之久。最为典型和惨烈的是第三次被虏：“西底家二十一岁时做犹太王；他做了邪恶的事。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统治犹太国的第九年十月十日，率军围攻耶路撒冷。城里饥荒非常严重，人民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了。巴比伦军追击西底家王，在耶利哥附近的平原俘获了他。西底家被押到尼布甲尼撒那里。巴比伦王当着西底家面前，巴比伦王把西底家所有的儿子都处死，同时处死了犹太的首领们。接着他把西底家的两只眼睛挖出来，用镣铐锁住他，把他押到巴比伦去，直到他死去……王的顾问兼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他放火烧毁圣殿、王宫，和城里所有显要的房子。留在城里的人向他投降，技工都虏到巴比伦去。但他把最穷苦、没有财产的人留在犹太，让他们经营葡萄园和耕种田地。”（《耶利米书》52/1－16）以上是就历史事件的巴比伦之囚而言。

那么，就圣经所启示的人类命运的奥秘而言呢？不难发现，近代史上欧洲最大的异教政权苏联，与好战的亚述－巴比伦帝国有许多相似之处：1，两者都是军国主义国家。2，两者都以征服全人类为目标。3，两者都是强烈排他的世界强权。4，两者都是圣经所指陈的上帝之敌。5，两者都打败并控制了原先的圣经选民，被亚述－巴比伦帝国虏获的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被苏联虏获的则是信奉新约的东正教各族。6，异教帝国虏获圣经之民都是七十年左右，在古代是前605－538，在现代是1918年俄国内战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7，异教帝国的覆灭使得被虏之民获得自由：以色列人可以回归祖先的土地，也使得东正教民族可以回归祖先的信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由并不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而是看不见的手赐予的，是不以那些被解放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么，上述的征服及被虏是如何实现又如何消逝的呢？按照圣经先知的解释，以色列人的被虏是由于他们背离了造物主之约，从而招致造物主的审判，这审判是借着敌手来实施的。当这种处罚实现之后，且等到日期满了，这些敌手自然会退出历史，而造物主将恢复与选民的关系。

1，在亚述－巴比伦帝国，以色列人的被掳有三次以上，绵延时间十八年（前605－587或582），这个时期，正好相当于苏联成立到大肃反的高峰期（1918－1936），同时也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爆发（1949－1966）。当然，这些时间上的巧合不足以说明太多问题，但其间是否有值得我们思索的更深入的相似呢？

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造与其老大哥苏联十分相似，尽管在前此的中华民国期间，中国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或是圣经之民，但它毕竟是一个可以自由传教的社会，尽管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西方意义的自由民主国家，但它在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受到1949年以来的斗争、审判、改造（所谓“斗批改”），没有受过苏联式的“摧毁全部传统”意义的“就地被虏”。

3，在现代和在古代一样，日期满了之前（六十七年，尤以最初的二十年最为激烈），所有反抗被掳命运的努力，不仅无法成功，而且只能招致更猛烈的报复和进一步的改造，如我们在犹太王西底家的遭遇中所见。这种一致的残酷性甚至表现在相似的肉刑上。如西底家被巴比伦王挖去双眼，许多当代的死刑受害者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权派活体解剖，或割断喉管或挖出内脏，以便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4，在当代两大强权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比中也不难发现，在肃反和文革的被虏高潮过去大约二十年后，也就是在被掳之后将近四十年，强权开始松动，俗称自由化时期，在苏联是五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其实，这并不是自由化，而只是强权走向解体；正如霸道的解体是天下大乱，而不是王道的建立。

那么，造物主为什么会审判他的选民，尤其还要借助于巴比伦王这样的黩武者、异教徒甚至无神论者？因为这就是那高于人的旨意。圣经中描写这“颠倒历史”的进程，肯定会激起现代人的可怕同感：

1，“该死的以色列领袖啊，你的终局到了；你面对最后惩罚的日子到了。……一切都变了。没有权力的人要被提升，统治者要被推下台来。”（《以西结书》21/25－26）你看，这多么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色列的领袖多么像被打倒剥夺的现代“资产阶级”啊。没有权力的人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

2，“他们要沦落作难民，作俘虏，他们中间的领袖要在天黑时拿起包袱，从他们为他在墙上预先打好的洞逃亡。”（《以西结书》12/11-12）这些以色列人，多么像“白俄”与“国民党反动派”啊。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内战中（仅仅国民政府军就被胜利的对手声称杀掉了八百万之多），尤其是内战后的改造运动中，胜利的征服者不仅把对方的军人视为“俘虏”，也把它的文职人员和普通百姓（地主、富农、资本家）视为“俘虏”而任意处置，因为在这样万里长征般的全面征服中，整个民族（而不仅仅是对手政府）已经沦为被虏的。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3，“我们被放逐的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些以色列的长老到我面前坐下，向我询问上帝的旨意。那时，上主对我说话；他说，必朽的人哪，要告诉他们，至高的上主这样说：你们来求问我的旨意吗？我指着永恒的生命发誓：不准你们求问。”（同上20/13）被放逐的第七年，相当于中国的1956年和苏联的1925年，中国的右派份子正准备“猖狂向党进攻”如犹太王西底家竟敢反抗主人巴比伦王的统治，苏联正在强制实行集体农庄，自由农民正在绝望中。但是“不准你们求问”的命运早就准备好了。一切异议都是徒劳的，只能换来加倍的惩罚。“不准你们求问”，将是即将临到被虏者头上的命运。

4，“必朽的人哪，以色列人是一堆废物。他们好像炉里炼银所剩下的废物－－无用的铜、锡、铁、铅等……我要把他们集合在耶路撒冷，用我的怒火熔化他们。”（同上22/18-20）在这里，圣经预言与我们曾经历的现实之间，甚至连术语都有惊人的相似：废物（与“俘虏”、“残渣余孽”、“坏份子”、“阶级敌人”）、炉里（与“革命熔炉”）、炼银（与“下放锻炼”）、集合（与“集体化”、“忠字舞”）、熔化他们（与“全国山河一片红”、“八亿人民八亿兵”）……耶路撒冷与“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还是北京？为了这个“中心地位”，中－苏论战冷战热战了整整三十年）！

这之后就是大肃反与文革。……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呢？

1，《以西结书》中的上帝说得十分清楚：“必朽的人啊，你要斥责以色列的统治者，向他们说预言。……以色列的牧人啊，你们要遭殃了！你们只顾自己，却不牧养羊群。……虚弱的，你们不调养；生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不包扎迷路的，你们不领回；失踪的，你们不去寻找。你们反而用暴力虐待它们。因为没有牧人，羊群就分散；野兽来撕碎它们，吞吃它们。我的羊群流落在山间，在高原，分散到全世界，没有人照顾，也没有人寻找。……我要收回我的羊群，不准你们做它们的牧人，也不准你们只顾自己。”（34章2－10节）看啊，这与共产国际所谴责的“反动剥削阶级”的行径多么相像！在被掳之前，俄国与中国，都是阶级分化严重和内部冲突激烈的国家，无怪乎俄国人会趁日俄战争和一战之际，在后方发动革命，而中国的抗战八年，竟出产了人类历史上最多的内奸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先锋队！

2，“必朽的人啊，要是有一个国家犯罪，对我不忠，我要伸手切断他们的粮食来源；我要使饥荒临到，把人和牲畜都饿死。……如果有人幸免，又救出他的儿女，他们逃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要注意观察，看他们是多么邪恶。”（14章13－22节）这仿佛告诉我们，在苏中两国先后爆发的大饥荒的背后。不仅有农业集体化的导火线，还有埋藏更深的火药桶。简单说，那就是使得被掳和农业集体化得以实现的社会破产。

3，在如此社会破产得以出现的条件下，当然，不仅牧人有罪，人民也责无旁贷：“你们吃带血的肉，拜偶像，杀人……你们依靠武力，各个都奸污邻人的妻子，……我——至高的上主，指着自己的永生这样发誓说，住在荒城里面的人民要在刀下丧生；住在野外的人要被野兽吃掉；躲在山上和洞里的人要病死。我要使此地彻底荒废；他们所夸耀的力量都要消失。”（33章25－28节）这真是全民族的悲剧，所有阶层一一遭殃。这样的例子不仅发生在古代以色列，而且继续发生在我们眼前。甚至在被掳之后四十年相继发生的“苏联解冻”（五十年代）和“中国自由化”（八十年代），也还是昙花一现，短命夭折，除了又剪掉一批鲜花毒草之外，似乎没有收获。因为主所定的日期还没有满，

任何个人的甚至人民全体的摆脱被掳命运的要求，被无情地粉碎，除了遭到嘲弄和报复之外，似乎一无所获。这使无法用常理来衡量的。

犹太人正是在悔改之后，得到了主所定的解放：

1，至高的上主说：“必朽的人啊，你要斥责米设和土巴两国的统治者。要告诉他，我－－至高的上主这样说：我要和你作对。我要把你扭转过来，领你离开极北的地方，带你到以色列的群山上。然后，我要打掉你左手握着的弓，右手拿着的箭。你和你的部队，以及联军都要死在以色列的山上。”

（以西结书39章1——4节）这里离开“极北的地方”之扭转，多么像苏联的突然崩溃；而它被上帝打掉的左弓右箭，多么像苏联不战而屈的常规部队和核子武装；他们死在以色列山上的部队，与苏联被赶出东欧和俄国陷入车臣的泥沼，也不乏相象！

2，“必朽的人啊，这地方是我的宝座；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永远统治他们。以色列人或他们的君王不会再拜偶像或为已死的君王立碑而侮辱我的圣名。……他们曾以可恶的行为侮辱我，所以我在烈怒下，把他们消灭了。现在他们必须停止拜偶像，要拆掉他们为先王所立的碑，这样，我就永远住在他们中间。”（同上43章7－9节）这不仅是巴比伦之囚结束时古以色列复国的素描，也是当代苏联－－东欧集团历史的写照，无数的“已死的君王”列宁像一夜之间奇迹般地倒地，无数的异教纪念碑莫名其妙地遭到铲除，就像它们被莫名其妙地树立；因为那里的东正教人民重新渴望回到上帝的

怀抱。……

从上述的引用和分析不难看出，古今中外的人性是多么相似。时空隔绝如古代的以色列、巴比伦和当代的中国、苏联者，也并不能超然于“历史命运的互联网”！更何况，这样的命运每天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断重复，因为我们的天性中，就有着实现上述命运的“必然性”或说是基督教意义的“原罪”－－哗众取宠、趋炎附势和落井下石的不知不觉的潜力。

（圣经引文自《现代中文译本》，联合圣经公会1980年第二版）

文献之二

《周易》的历史哲学

Chapter Forty-eigh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of “Changes of the Zhou（Zhouyi）”

第十二章

文明的衰颓阶段〔冬〕

12. “Winter,” declining stage of civilization

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这十二卦构成了文明的衰颓阶段，也就是文明史的冬季。它从“蹇”也就是困难开始，通过“之”字型的一正一覆或非覆即变的二卦为偶的演变，一难一解，达到鼎革天命的末期。这十二卦所代表的是文明的衰颓阶段，可以分成六个回合〔六次解难〕：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这六个回合可被看作文明历史走向解体的过程。而不同的卦德，就是其中每个回合最为适合当时状态的行动哲学。

1、《蹇卦》：避难者〔卦三十九〕

《序卦》曰：“乖必有难，故变之以《蹇》，蹇者，难也。”

《蹇卦》卦辞说：“《蹇》，利西南，不利东北。”朱熹解释说：“西南平易，东北险阻，艰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险。”这表明蹇卦所体现的是一种困难而一筹莫展的时空形态。故《杂卦》曰：“蹇，难也。”《蹇卦》艮下坎上，卦德“止因险”或“见险而能止”。正因为止是由于险，可见困难之深；正因为见险能止，所以避难之意犹存。

《彖辞》说：“《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所谓险在前，指《蹇卦》上卦为坎、坎为险，《蹇卦》下卦为艮、艮为止；往得中，解释“利西南”，西南为坤方，坤为顺，前往必顺，又因外卦九五居中，故前往得中；其道穷，解释“不利东北”，东北方为艮方，艮为山、为止，往东北必为山所止而难行；九五以阳爻居君位，可以正邦定国。

《蹇卦》卦象“山上有水”，对行动者的提示为：“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山上有水”的意象何在？我认为可能并不像崔憬所说的是“山上至险，加之以水，蹇之象也”；而是“水下有山”的同义语，“水下有山”即暗礁。须知暗礁才是至险。山上之水，何险之有？而在暗礁面前，行动者也不应畏缩，正如不应冒进，而是在“反身修德”加强自己后，勇敢地化“解”之，所以《蹇卦》后面就是《解卦》。综此可说，《蹇卦》表现了“避难的哲学”。

当此暗礁般的时空形态，行动者应避开险滩而反身修德为最终达到“正邦”作积极准备。难怪《彖辞》说：“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往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说明能知险、善避难的人，才可能最终实现有功、正邦。避难并非逃跑，不过是一种新的斗争形式罢了。

2、《解卦》：解难者〔卦四十〕

《序卦》曰：“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

可见《解卦》所体现的是一种困难、一筹莫展且开始瓦解的时空形态，故《杂卦》称之曰“《解》，缓也”。解亦有缓和、解放之意。《解卦》坎下震上，卦德“险以动，动而免乎险”。

请视斯义：为求“解”的实现必须不避危险地行动，因为易位的时辰已到；只有这一不避危险的行动，才能真正消灭险况，化解险、避免险──使任何险恶也不能伤害行动者自身。《彖辞》对此详解说：“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解，有缓解之义，所谓险以动，指《解卦》下坎上震，坎为险，震为动，动在险外，故有解开的含义；往得众，解释“利西南”，西南为坤方，坤为众，故“往得众”；其来复吉，指只有回到原处方吉；乃得中，指九二居中；夙吉，早行动则吉；雷雨作，指解卦下坎为雨、上震为雷；甲，皮壳；此处指发芽。

《说文》：“甲，东方之孟，阳气萌动，从木戴孚甲之象。”坼，一本作“宅”。《文选·蜀都赋》：“百果甲宅，异色同荣。”惠栋认为“坼”是“宅”误写。宅有根基〔名词〕、扎根〔动词〕的意思。

《系辞》解释六三爻辞“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说：“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乘，车辆、乘坐；小人乘君子之器，小人乘坐君子的交通器具；从卦象看，阳为君子，阴为小人，《解卦》六三爻以阴居阳位，故有“小人乘君子之器”之象；慢，骄慢；诲，教；冶，通“野”，郑玄《后汉书注》：“饰其容而见于外曰野。”

《系辞》再解释上六爻辞“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说：“《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不获。语成器而动者也。’”大意为：某公在高墙上射中隼鸟，只有收获，没有不利。《群经平议》卷二：“括与适通，《书·君奭篇》‘南宫括’，《大传》作‘南宫适’是其证。……然则‘不括，即不适，言不疾也’。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是君子不疾于动，故曰动而不适。”

其卦象“雷雨作”，提示行动者：“《解》，君子以赦罪宥过。”赦过宥罪，指赦免过失、宽宥罪恶。这时，险郁的云层已变成滂滂的雷雨来降下，紧迫而压抑的态势已经缓解！行动者从此天象中得到“赦罪宥过”的言，缓解紧迫压抑的态势，开辟全新的局面。所以《彖辞》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是的，分解就是新局的开始，这将带来“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综此可说，解卦表现了“解难的哲学”，根据这种哲学，行动者应该效法“雷雨作”这一天象，在奋斗中“险以动，动而免乎险”，消除危难、拯救困厄、“赦罪宥过”。

（以上为1978年春天作，以下为2008年补作，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

3、《损卦》：弥补者〔卦四十一〕

《序卦》说，“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

卦辞：“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指用二簋食品可以享祀鬼神；曷，何；又通“遏”，有“止”意。簋〔guǐ〕，古代盛黍稷的方形器具；享，祭祀鬼神。《彖辞》解释说：“《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所谓损下益上，指《损卦》减损了内卦的一阳而增加到外卦；内为下卦，外为上卦，指损三爻而益上爻；其道上行，指其阳道行在卦上爻；道，指阳道；上，指上爻；二簋应有时，是说在祭品不足的情况下，只要有诚信，二簋至簿祭品亦合礼。

六三爻辞“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也说明了弥补的机理。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意思说，三人出行因互相猜疑而一人离去，一人独行反而可得友人结伴同行。《系辞》如此解释上述弥补机理说： “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所谓“致一”，当指人类的趋同本能。

趋同性也是文明的基础、种族的基础。絪缊又作“氤氲”，絪的本义指麻线，缊的本义指绵絮；氤氲，指气体附着交感。醇，凝厚；构，亦有作“搆”、“觏”，指会合、交通，此处指男女交媾，化生种族与文明。而人类的生育也是从“损己”开始的；正如投资者虽以亏本告终，但却刺激并成全了投资行业。

《系辞》还说，“《损》，德之修也。……《损》，先难而后易……《损》以远害。”这也许是“酸葡萄哲学”？也许是“自我慰藉”？但却是真实的：因为基于人性的可转化性质，一个人遭到损害的时候也就是他进德修业的时候。人性的压力迫使他弥补，这样的时候正如《象辞》所说，“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惩忿窒欲，指制止忿怒、窒塞情欲。这与其卦形的兑下艮上、其卦德的悦以止，也是一致的。在这样艰难的时空形态，行动者不可随机改变自己的方向，而应“把一个错误坚持到这个错误变成那个正确的时候”，这叫歪打正着。

4、《益卦》：收割者〔卦四十二〕

《序卦》说，“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卦辞：“《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益卦》有增益、收获、富裕之义。《彖辞》解释说：“《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益卦》损上益下，指《益卦》减掉损卦外卦的一个阳爻而增益到内卦〔内为下，外为上〕，即损四爻而益初爻；自上下下，指益一阳爻自上而下居初；中正，指九五之阳居中得正；木道乃行，指《益卦》上巽为木、下震为动，动即行，木道，指舟楫。方：《广雅·释诂》：“方，表也”，无方即表示极大的意思。这显示收获的时空形态已经来到了。《系辞》因此说，“《益》，德之裕也。……《益》，长裕而不设……《益》以兴利。”

《系辞》又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作，起；斲〔zhuó〕，砍削；耜〔sì〕，古代犁头；耒〔lěi〕，古代犁柄；耨〔nòu〕，通观上下文义“耨”当作“耜”。《汉书·食货志》引此文作“吕”〔耜〕。《益卦》互卦有艮、坤，艮为手，坤为土、故有手持木入土之象。 

《系辞》引《益卦》上九爻辞“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来发挥一种政治哲学：“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近乎平易，交近乎交情，与近乎追随。

用这种政治哲学来观察共产党革命，则其根据地建设避免了“危以动”，得以迫使民众参与；统一战线宣传避免了“惧以语”，得以迫使民众呼应；土地改革避免了“无交而求”，得以迫使民众追随；总的结果是在一个自私和怯懦的社会人群里建立了最为广泛的政治动员，最后造成对手和民众的两败俱伤，使得阶级斗争的制造者通过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方法，坐收渔翁之利。

“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其大意为：得不到增益，或许要遭到攻击，没有恒心，必然有凶。

这正是中国民主力量1949年以后迄今五十五年屡战屡败的关键所在。按照台湾反对党运动发起人雷震的解释，民主自由不是中国人的固有道德，不能赢得中国人的献身精神，所以民主运动一直成效不大。当然，如果换从神学的角度，则意味着“巴比伦之囚七十年”尚未届满。苏联是在七十年到期之后突然垮台的〔1917年─1991年〕，出乎所有现代预言家的预料，却和圣经的先例合若符节。中国的七十年将在2019年前后〔1949─2025年前后〕。

《益卦》卦形震下巽上，《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表明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美德，是“益”这样的而不是“损”那样的时空状态所特有的；换言之，人在一个比较顺利的时刻，才更容易改过自新；而逆境往往使人更顽强更坚持更渴望弥补，从而不见得利于生命的改轨。

5、《夬卦》：决战时刻〔卦四十三〕

《序卦》说，“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

《夬卦》卦辞：“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夬，决断；扬于王庭，孚号有厉，指在王的朝庭上宣扬公布事情、竭诚疾呼有危险；扬，宣扬、张扬；告自邑，不利即戎，指告诫自己封邑内的人，不宜立即动武；邑，城邑；戎，兵、用兵。《彖辞》解释说：“‘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所谓刚决柔，指《夬卦》五阳盛长决去一阴；所谓健而说，指《夬卦》下乾上兑，乾为健，兑为说〔悦〕；所谓其危乃光，指上六阴柔乘五阳刚，故“危”。决战的时刻充满危险，但旧事物即将死去的前景，像光一样穿透人心。这仿佛文明诞生前夜的北极光！

《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书，文字；契，在木竹上刻字。《夬卦》的卦形下乾上兑，卦象乾为金，兑为口、为折毁，互卦则有以刀契刻之象。结绳即结绳记事，此风俗与美洲印第安人如印加人〔Incas〕相同，可以佐证中国文明与美洲文明确实可能同源。

《象辞》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施禄及下，居德则忌，是指施其禄及至于下，居其德不施其禄于下则犯忌。这是降雨之象，也说出中国文明的施舍性格，与欧洲文明的控制专利权与版权孜孜牟利的概念，有所不同。降雨是施禄及下，而居德却不降雨则触犯了为政以德的禁忌。

（另起一页）

6、《姤卦》：胜利者〔卦四十四〕

《序卦》说：“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姤卦卦辞》：“姤，女壮，勿用取女。”姤〔gòu〕亦有作“遘”者，帛书《周易》作“狗”，有相遇之义，卦形一阴五阳，一女而遇五男，此可遇而不可求也，故名为“姤”；女壮，勿用取女，指女人健壮则伤男，故不可娶此女为妻。《彖辞》解释说：“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遇，指不期而合；柔遇刚，指《姤卦》一阴五阳、一阴在下而与五阳相遇；取，娶；长，长久；品物咸章意为“众物显明”，品，众；章，显著；而刚遇中正，则指九五阳刚居中得正；天下大行，指《姤卦》卦形下巽上乾。

《姤卦》卦形巽下乾上，卦象乾为天、巽为风，互卦为“风行天下”，故曰“天下大行”。《象辞》因而说：“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所谓后以施命诰四方，是指君王效此象征、发布命令、禁止天下四方旅行。《后汉书·鲁恭传》：“君以夏至之日施命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阴也。”而“不可与长也”的告诫，则说明任何胜利都不可能持之以恒，“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只是流寇的幻想，“传之万世”只是土皇帝家天下的欲望。天地相遇、品物咸章的轮流坐庄，将超越任何胜利者捏造的神话。

7、《萃卦》：内敛者〔卦四十五〕

《序卦》说：“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卦辞：“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萃，帛书《周易》作“卒”，有聚集之意，又通瘁，有病的意思；王假有庙，指王到宗庙祭祀；假，至；用大牲吉，指用较大的牺牲品如牛羊等来祭祀则吉利；有孚不终，乃乱乃萃，指有诚但不能至终，因而又乱又病；萃即瘁，指疾病。多种解释可以并存，表明《周易》象征性质。

《彖辞》解释说：“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顺以说，指萃卦下坤上兑，坤为顺，兑为说；刚中而应，指九五阳刚居中而得正，六二率众阴应之；致孝亨，指大王至庙孝祖；聚以正，指萃卦九五爻居中得正，用正道聚敛。

上述在在说明，萃这一时空状态，位于文明的隆冬时刻，当此之时行动者可以从事宗教活动，以凝聚更为广泛的内部力量，也就是接近现代总体战所理解的精神战备。《象辞》说：“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所谓除戎器，戒不虞，是指修治兵器、戒备意外之患。戎，兵；除，去旧取新，即修整。把宗教与战备统一于一卦之内，深刻体现了《左传》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成公十三年〕，不仅是古代国家的精髓，也是组建全球政府的新文化战的要义所在。

8、《升卦》：升腾的哲学〔卦四十六〕

《序卦》说：“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

《升卦》卦形巽下坤上，卦辞说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升，帛书《周易》也作“登”，有上升、登高之意，可见《周易》卦名的意义确实依据卦象，而不是依据文字来强解卦形卦德卦象；南征吉，指南向出征就会吉利。

《彖辞》这样解释《升卦》：“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所谓柔以时升，指《升卦》与《萃卦》卦划倒置，形成正覆。《萃卦》坤在下，《升卦》则坤上升，坤为柔，故“柔以时升”。

《杂卦》所谓“萃聚而升不来也”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巽而顺，指《升卦》下巽上坤，坤为顺；刚中而应，《升卦》九二阳爻居中而应六五阴爻；恤，忧虑；有庆，九二居中，故“有庆”；志行，二五上下应之，故曰“志行”。《象辞》基本上也是与此一致的：“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所谓地中生木，指升卦下巽上坤，坤为地，巽为木，木在地下；顺德的顺也作“慎”，以高大也作“以成高大”，这里说君子取象木在地中生长壮大，终于突破地下状态，升腾起来。

9、《困卦》：受阻者〔卦四十七〕

《序卦》说：“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困卦》卦形坎下兑上，卦辞说《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困，有穷困、窘迫之意；有言不信，指人在穷困之际虽有言说而人皆不信。《彖辞》进一步阐释说：“困，刚揜也。险以说，因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刚揜，指困卦阳刚被阴柔所掩。其有两层含义：

1、《困卦》下坎上兑，坎为刚，兑为柔，坎刚被兑柔所掩。

2、《困卦》九二被六二所掩，九三、九四为上六所掩。荀爽曰“二五为阴所揜也”，亦可备一说。揜，或作“掩”、“弇”； 弇，为古“掩”字，“掩”又作“揜”，故三者相通，有掩蔽之义。王引之根据杜注《左传》“狭道曰弇”释为逼迫不容。

所谓险以说，指《困卦》下坎为险、上兑为说；困而不失其所，指《困卦》阳被阴所掩，故曰“困”，但困上兑为悦、下坎为通，故不失其所，即“亨”。如《系辞》所言：“困，穷而通。”所谓尚口乃穷，指《困卦》上兑为口，但兑一阴居上，故曰穷，穷，穷途末路。郑注《礼记·檀弓》“充充如有穷”为“事尽理曲为穷”。

《系辞》说“困”：“德之辨也，……困，穷而通……困以寡怨。”在解释困卦的六三爻辞时，《系辞》说：“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其意为：被石头所困，又被蒺藜占据，进入宫室，不见他的妻子，凶险；“非所困而困”，是释“困于石”；困，困扰；“非所据而据”，是释“据于蒺藜”。《象辞》具体解释说：“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泽无水，指《困卦》下坎上兑，坎为水在下，兑为泽在上，水在泽下而泽上枯，故“泽无水”。

这里说当此内外交困的时空状态，行动者应该“致命遂志”也就是舍弃生命以实现志向。

10、《井卦》：困境的哲学〔卦四十八〕

《序卦》说：“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井卦》卦辞阐释说：“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原来，古代中国掘地为井，八家为一井，四井为一邑，井也是社会组织单位；改邑不改井，指村邑变迁，井不变动；往来井井，指来来往往的人都从井中取水，第一个“井”字是动词，第二个“井”字是名词，井井指从井中取水；汔至，亦未繘井，指井干涸了，也不挖井，汔〔qì〕，干涸；繘〔jú〕，穿，原义为汲水的绳索；羸其瓶，指毁坏了汲水的瓶；羸〔léi〕：帛书《周易》作“纍”，毁缺，又作“累”。

《彖辞》的解释是，“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卦》的卦形，下巽而上坎，其德入而险，《井卦》卦象是木上有水，近年出土的古井，都在井底置以四方型木框，皆此类也。刚中，指《井卦》的二、五爻，以阳爻居中。《系辞》说：“井，德之地也。……《井》，居其所而迁……《井》以辨义。”

《象辞》认为，“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木上有水，指井卦下巽上坎，坎为水在上，巽为木在下，故“木上有水”；同时也指古井底部的四方型木框。劳民劝相，为使民劳作而劝勉辅助。上述种种动态显示，在这样一个危险的困境里，给养和团结是首要的，在危险与机会并存时空形态里，行动者应效法井的有容乃大。

11、《革卦》：革命者〔卦四十九〕

《序卦》说“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革卦》卦形离下兑上，卦辞说《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革，去故更新、改革变化，引申为改朝换代，故《彖辞》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所谓巳日乃孚，“巳”即“已”，乃天干第六，“已日”在天干十日中已过半，意味盛极而衰，正是革命的前夜。《彖辞》解释说：“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所谓水火相息，指革卦下离为火，上兑为泽，泽与火，相互息灭；二女同居，指革卦下离为中女，上兑为少女；不相得，离兑皆为女而无男，故“不相得”；巳日乃孚，到了巳日才有革命的诚心；文明以说，指革卦下离为“文明”，上兑为“说”〔悦〕；汤武革命，指商汤王和周武王的改姓革命。

《象辞》说：“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所谓泽中有火，指革卦下离上兑，兑为泽在上，离为火在下；治历明时，指修治历法以明天时。革卦临近四季循环的末尾，犹如一年的岁末。这可以比喻为冬至，即12月21日或22日，是一年中日照最短而黑夜最长的一天，但这样的时空形态也是逆转的开始，是光明增长的关头。

12、《鼎卦》：定鼎者〔卦五十〕

《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卦辞说《鼎》曰：“元吉，亨。”鼎，三足两耳的容器，古代用于烹饪、祭祀宗庙，因此象征国家权力，所谓“问鼎中原”，定鼎天下。

《鼎卦》卦形巽下离上，《彖辞》解释说：“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惠栋指出，“鼎言象者”。王弼说，“革既变矣，则制器立法以成之。”古代的刑书都铸在鼎上，以显示隆重和神圣。

至于《鼎卦》取鼎器之象的具体说法，是这样的：《鼎卦》初六阴爻为足，九二、九三、九四阳爻为鼎腹，六五阴爻为耳，上九阳爻为铉。以木巽火，《鼎卦》下巽上离，巽为木、为入，离为火；亨，烹饪；享，祭献；王夫之认为，“郊用特牛，享宾之礼，牛羊豕具焉，故曰大。”耳目聪明，《鼎卦》上为离，离为目、为明；《鼎卦》六五又有耳象，故曰“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鼎卦》六五之柔进而行在上位；得中而应乎刚，六五居中而应九二之刚；得中，六五居中；刚，指九二。 

《象辞》从取象的角度谈到，这一时空形态里的行动者应该采取的哲学：“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所谓木上有火，指《鼎卦》下巽上离，离为火在上，巽为木在下，木上有火燃烧，烹饪之象故为鼎。正位凝命，指取象鼎形端正，故曰“正位”；鼎体稳重，故“凝命”。这就是作为行动者效法对象的鼎。

《系辞》更具体解释《鼎卦》的九四爻辞说：“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其大意是说，鼎足折断，将王公的八珍菜粥都倒了出来，沾染了四周，这是凶兆。但这样的倒霉很快就要过去了。如果承接前面革卦的冬至比喻，鼎卦仿佛冬至三天之后出现的“太阳复活”〔12月24日或25日，但永远不可能是26日，因为冬至没有在23日出现过〕：也就是太阳历的真正新年。［公元274年，“不可征服的太阳”被宣布为罗马帝国的至上神；波斯的太阳神即密特拉〔Mithra〕崇拜风靡一时。经过激烈的斗争，公元313年，《米兰敕令》〔The Edict of Milan〕宣布给予基督徒“信仰自由”，拿撒勒〔Nazareth〕的基督教〔Christianity〕逐渐取得精神领域的王位。其后果之一，是太阳神教的新年〔又称“农神节”〕被附会为耶稣基督的生日，这就是所谓圣诞节〔Christmas〕的来历。］

文献之三

苏联亡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苏联与中共的比较研究 （2009-08-13 11:29:02）转载▼

（中国的关键演变在2019年）

本文摘自2007年，十二集电视政论片《小国时代》

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弄假成真

秦人：那么你如何看待俄罗斯的未来？

楚魂：俄罗斯开始对外扩张的时候，不过四十多万平方公里，比四川还小；经过三百年的侵略战争，到1890年代，达到两千多万平方公里。之后花了一百年时间，完成第一步解体，失去四分之一领地。如果再过一百年呢？我认为现有的俄罗斯联邦会进一步解体，分成二十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

秦人：为什么俄罗斯以后可能会不多不少正好分裂为二十一个独立国家？

楚魂：因为先前的苏联就是按照十六个加盟共和国的模式来进行分裂的。我们发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盟共和国制度”，是弄假成真——本来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用来欺骗被压迫民族的幌子，最后却真的变成了民族独立的平台和行政分离的现成构架。回顾一下历史好了：早先，当西欧人向海外扩张到世界各地时，俄国人在陆上进行横贯欧亚大陆的扩张。对西伯利亚和中国边境的控制，可与美国向太平洋岸的西进相提并论。不断向前推进的疆界给俄国留下了如同它给美国人留下的类似标记。1895年，中亚最后一个穆斯林汗国被俄国征服。俄国全盛时期比美国、加拿大和中美洲加在一起还大。当东欧剧变，俄罗斯剥去了“社会主义大家庭”这第一层外壳，随后苏联解体又剥去了第二层外壳，如今俄罗斯幅员不仅远不及帝俄全盛期，而且仅为苏联时期的76%；但即使如此，剩下的俄罗斯联邦本身还有八十九个“联邦主体”：二十一个共和国、六个边疆区、四十九个州、两个直辖市、一个自治州和十个自治区。姑且不论这些边疆区、州、直辖市、自治州、自治区，那二十一个共和国显然都有资格获得独立。

秦人：俄罗斯的走向，大家都很关心；但它到底如何发展，确实包含着巨大的未知数，而现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后十五六年，大家更加关心的是原来同为超级大国、现在是唯一超强的美国如何发展。美国自己是主张单边主义，而其他地区大国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都主张多极社会。那么我想直接问一个问题：像美国这么一个超强也会解体吗？也许我们可以看到夏威夷有些人示威游行说“我们要独立！我们要独立！”但我们目前似乎看不到美国的解体迹象。确实，美国目前在伊拉克战争中陷入了泥潭，但是从整体上讲，你觉得它会按照你的理论趋于解体吗？

楚魂：不错。冷战解体了苏联体系，现在美国体系也面临这样的危险。本来人们拿海外扩张的英国和大陆扩张的俄国对比，认为英国失去殖民地但俄国不会，结果苏联还是崩溃了。苏联不仅一分为十六，而且俄罗斯联邦还在继续分化中。现在俄国利用美国的反恐战争来打击车臣共和国的独立势力，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因为很明显，俄罗斯人口在持续下降，五百年的殖民扩张彻底损坏了它的民族精神，尤其俄国男人，酗酒成风，早夭，而且不生育。主要因为“区域小国——殖民大国”的游戏玩过头了。英国、法国也有这个问题，表现为殖民地居民的“内住”即逆向殖民。俄国最近驱逐中国移民，但是却不敢阻挡前加盟共和国也就是殖民地的移民。

2、“中共”和“苏联”

秦人：好的。有几个问题可以讨论一下。在苏联瓦解的过程中，其人权和主权的关系是什么？在中共“经济改革但不政治改革”的模式下，其人权和主权的关系又是什么？二者有无可以比较之处？

楚魂：我觉得中共和苏联的命运之所以不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的差别，也不是基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谁先谁后的次序问题。中共和苏联的命运之所以不同，是民族关系的差别造成的。也就是说，俄罗斯人在苏联人口中的比例日益下降，几乎不到一半了，所以帝国维持不住了，而大部分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并没有造成国家分裂，德国甚至还通过民主化走向了民族统一。俄罗斯民族几百年来殖民扩张过度，从一个小小公国发展成为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结果俄国人民再也承受不了这个压力。俄罗斯男人的寿命现在很短，为什么？酗酒、吸毒、艾滋病、大量意外事故……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俄罗斯民族的心理崩溃，结果俄罗斯人的人力资源不够，少数民族也要独立。相反，中国不是这样。汉人不是从小民族扩张出来的，而是很多民族混杂出来的。几百年来汉人又是苦大仇深的被压迫的亡国奴，所以汉人的原始生命力是被压抑住的，而不是消耗过度如俄国人。再加上汉人总数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要中国崩溃是很难的。民主化以后的中国也很难像苏联那样解体的。

秦人：中国少数民族占有的区域超过了汉人，大概达到了百分之六十。这不会导致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

楚魂：但是现在的民族自治区域，如新疆、西藏、内蒙、宁夏、广西等，其内部汉人的比例已经不小了，许多地方已经超过了一半。如新疆一共1963.11万人口，其中维吾尔人口897.67万，汉人人口780.25万；内蒙人口2300多万，蒙古人只占14%，汉人占84%；宁夏人口595万人，汉族人口为381万人，占64.02%；回族人口为210万人，占35.31%。广西汉人为2861万人，占61.46%，壮族人反而只有1518万人，虽然壮族的人数是少数民族中的第一，但汉化程度也是最高的。满族和回族也是如此，分布广、人数多，但汉化程度高，基本没有母语了。中国全部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语言的约有4764.5万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8％。当然，这些数据都是中国官方提供的，不一定准确，但无论如何，再过几十年，如果民族区域的汉化程度再深一点，汉人在民族区域成为更大多数的多数民族，那么民族区域的“自治”很可能就名存实亡了。

汉人和俄罗斯人不一样，不是起源于区域性国家，而是起源于世界帝国，类似于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是很多民族杂凑在一起的、混合性的“民族”。这也造成汉人对异族人的包容性要比俄罗斯人强得多。说汉语的，写汉字的，就变成汉人了，就像满人也变成汉人了，回民也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没有民族语言的算什么民族呢？所以要中国像苏联那样瓦解是不太现实的。俄罗斯人排他性很强，光头党横行霸道，导致其他民族的反抗；因为俄罗斯人是军事性扩张的民族，一旦停止军事扩张就会瓦解，但是汉人不会，汉人文治强于武功，习惯于逆来顺受，在亡国时代都可以通过逃难来“扩张”。汉人又是一个腐蚀性很强的“民族”，很多民族和汉人在一起就被融合了或叫腐化了，结果就都“混”在一起了，所以许多汉人很喜欢用“混”这个字，来说自己的生存境况。

现在舆论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其实导致苏联解体的是叶利钦和他的继承人普京这帮人。普京现在企图扮演俄罗斯的捍卫者，真是可笑，因为正是他们首先宣布俄罗斯从苏联分裂出来的，然后其他加盟共和国才敢于效法。按照俄国人自己开辟的这条独立路线走下去，俄罗斯联邦本身还应该继续按照民族区域，分裂为不同的主权国家。对照看一下中国，就应该理解：如果汉人自己不分裂，少数民族是没有机会独立的。

3、中国的关键演变在2019年

秦人：最后我们花点时间总结一下人权问题。

楚魂：平面化的全球时代是个人争胜而非国家崛起的时代，中国传统的“大国蚁民”、国富民穷的政策，正在受到日益强烈的质疑和挑战。本来，民主政治并非奢侈的摆设，而是社会动员的需要；互相竞争的列国环境下，各个主权国家为了对外争胜而实行内部妥协。中国之所以没有走上东欧和苏联的道路，不完全是领导人的选择不同，而主要是因为时间还不到。类似八九民运的事件，匈牙利和波兰在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都发生过了，所以八九民运之后二十年到三十年间，民主化在中国还是可能实现的。再说苏联也是成立七十多年后，在第四代领导人身上才开始民主化的，这里有个生物性的“代沟”存在，跨越代沟需要时间，而中共建国七十年是2019年，按照苏联的先例，我认为关键性的演变将在2019年那时开始完成。

僭主国家的民主化是必然的，僭主国家的瓦解则是偶然的。苏联各族人民的解放，既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功绩，也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失误，而是一种历史的反作用力：是遭受俄国殖民统治的各族人民的解放。我认为，原先沙俄打着“保卫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的旗号，走私推行俄罗斯民族的殖民扩张，但是在沙俄解体后，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为了控制这片土地，就制造了一个“苏联”的共产主义神话，来苟延残喘俄罗斯帝国的遗产，但斯大林的黑暗时代一经曝光，这个新沙皇的帝国就摇摇欲坠、必垮无疑了。

回过头来看“人权高于主权”〔Human right above sovereign〕，不但是民主国家的内政外延，也是一种对外征服的心理战略。古代中国也有一个类似“人权高于主权”的范本，值得讲一讲。

黄河下游有个部落叫商，传说商的祖先是契〔音xiè〕。在尧舜时期，契和禹一起治理大洪水。相传夏王统治了四百多年，到了公元前十六世纪，末代夏王桀是暴君，商的首领成汤决心灭夏。他的战略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其步骤如下推行：

成汤首先派人质问相邻部落的首领葛伯，为何不按时祭祀？葛伯回答：“我们穷，没有牲口作祭品。” 汤送了一批牛羊给葛伯作祭品。葛伯把牛羊杀掉吃了，仍不祭祀。汤又派人去责问，葛伯说：“我没有粮食，拿什么来祭祀？”汤又派人帮葛伯耕田，还派人送酒送饭，在半路上，葛伯把酒饭抢走，还杀了一个送饭的小孩。葛伯这样做，激起了大家的公愤。汤以此进行动员，出兵灭葛。接着他连续攻占附近几个部落，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但夏桀却对这种“人权高于主权”的战略毫无警觉。接下来，商汤停止向夏桀进贡，夏桀才开始大怒，命令九夷〔商属于夷族〕发兵进攻商汤。商汤看到夷族还服从夏桀，立刻向夏桀请罪，恢复了进贡。过了一年，九夷中一些部落逐渐叛离夏朝，汤才决定进攻。汤发布告示《汤誓》宣称：“不是我要叛乱，而是国王作恶多端，神的意旨要我消灭他，我是听从天命！”接着他用赏罚的条例激励士气，终于征服了夏，使商成为王朝。这是否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践“人权高于主权”的范例呢？不好说，但这在中国历史上却是第一个。

4、全球人口问题面面观

秦人：全球人口问题最为引人注意的特点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值得警觉的动向？

楚魂：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印第安人经过数千年培育成功的高产作物，因此推广到欧亚大陆，计有玉米、马铃薯、番薯、豆薯、木薯、南瓜、花生、辣椒、西红柿、菜豆、利马豆、菠萝等近30种，这使得世界人口得以快速增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命运是不同的，就拿法国和英国作一个比较，可以看出人口消长对于综合国力的直接影响。中国自然也逃不出这个规律。

公元1500年法国人口1600万，到1800年增加了1.7倍。1500年英国〔包括爱尔兰〕人口400万左右，到1800年却增加了4.1倍。结果在英法的长期角逐中，英国胜出，法国败退。英国胜出，连英国殖民地爱尔兰都顺带沾光，其人口从1672年的110万增加到1801年的520万，再到1846年的830万。公元1500年，伦敦的人口不过5万，1600年人口增至20万，1700年增至70万。

从1800年到2000年，英国本土人口增加速度也比欧洲大陆要快，并且英国外移人口也远比其他西欧强国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要多。1800年美国530万人口中19%是黑人，80%是白人，白人中80%是英伦三岛的，只有20%来自他欧洲国家，其中的法国人只占白人中的2%左右，因为法国人民增长缓慢，缺乏殖民动力，结果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战争中全部败给英国。

2006年英国和爱尔兰人口共有6470万，美国人口2.98亿，加拿大3300万，澳大利亚2000万，新西兰400万，美国、加拿大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40%以上，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70%以上，此外南非还有160万左右英国后裔，那么最为保守估计，英伦三岛人数为6780万，人民现在的后裔有2.15亿。根据这一估算，500年来，1500年当初400万英国人，到现在增加了53.5倍，其中英国本土人口增加到16.2倍。

就算现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10%是法国移民〔只有加拿大超过20%，其它国家都远少于10%〕，那么现在全球的法国后裔的人口也只有9640万。

而仅仅估算从1800年到2006年的人口增长，英国人口增加到10.7倍，法国只增加到3.5倍。结果英语成为世界主要语言，英语国家成为世界主要霸权。法语再优雅完善，也不得不让位给相对原始粗鄙的英语。由此可见，人口的长期增长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之一。

人口优势使得英语国家在产业革命中担当主角。据统计，1901年到2006年，美国共获得了228次诺贝尔奖，英国获得了75次，排在第三的德国只有65次，而近年诺贝尔奖得主越来越集中到美国，美国囊括2006年的诺贝尔化学、物理、医学奖。如果欧洲人口继续萎缩而美国人口继续增长，今后欧洲与美国在科技上的差距可能日益扩大。

秦人：英国与法国在人口消长方面的数据，给了我们中国什么启发？

楚魂：中国以前盛行祖先崇拜，其宗教鼓励人们生育，认为多子多福。汉人聚餐就好像是在履行某种宗教仪式，而不完全是因为贪吃的恶习，所以红白喜事、庆功结盟、商谈事务、引见朋友，都要吃饭，因为中国传统认为亡灵也会饥饿，所以不仅需要生前多吃一点，死后还要有人贡献饭食，这个贡饭者，就是自己的儿孙，所以中国人的人生目标就是要生儿子，“传宗接代”的目的是给亡灵贡饭，免得灵魂饥饿。女儿因为要出嫁，所以不能执行贡饭的任务，所以被看作“赔钱货”，女婴往往还因此惨遭杀害，而长子却可以摆放祖先的牌位，传递祖先的“香火”。

这些祖先崇拜的迷信虽有变化，但并未消失，其造成的生育文化留存至今，相当顽强，结果使得中国的人口数量得以凭借这一“祖先崇拜”的宗教力量，成为世界第一。尽管中国资源贫乏，人们普遍营养不良，但还是三妻四妾、拼命生育，就是因为担心死后沦入饿鬼的地狱。宗教信仰的力量如此强大，结果使得“中国人是杀不完的”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中国人口长期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到19世纪初全球人口10亿，中国有四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40%，但清朝这个世界大国的解体过程使得中国人口增长萎缩。到1900年，中国还是四亿人口，但是下降到只有全球人口的25%左右，1949年是22%，1980年是22%，现在2007年只有19%。要是继续实行现在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在100年后将不到5亿，200年后将只有1亿左右、300年后将只有2800万。当然在这之前很久，中国早就被外敌入侵毁灭多次了。停止增长的中国人口，将使中国再次成为别国联军的跑马地、演兵场。 

而现在中国强制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汉族更为严厉，长此以往，很可能重演苏联的瓦解。苏联的瓦解就是基于各加盟共和国人口增长的差异巨大，例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斯拉夫民族，从1926年到2000年人口分别增加1.6、2.1、1.7倍；而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塔吉克等中亚穆斯林民族，从1926年到2000年人口分别增加5.2、4.3、4.5、6.1倍。穆斯林的高生育率使得其人口增加快、年轻化程度高，不仅所占苏联人口比例越来越高，而且由于年轻人多而更具扩张性，其民族就更加具有分离倾向。

（摘自《从小国时代到全球民族》，2007年）

文献之四

华人学者谈薄熙来免职与中国政局

2012-03-19 

多位华人学者3月17日在纽约法拉盛举行研讨会，分析薄熙来被突然免职前前后后的情况，以及相关事件对中国大陆政局的影响。来看记者的报道：

中国近代历史学者高文谦认为，王立军事件打破了中共内斗中以大局为重的原则：

“从王立军事件之後，别人也不会再信守这一套了。我认为这是给无论是胡、温也好，还是习近平第五代领导人也好，这是一个最严峻的挑战。我觉得从此官场就不再太平了，而且内斗没有底线，只会更加血腥、惨烈。”

他认为薄熙来目前的处境是一种历史的报应。

中国近代历史学者高文谦：“他现在已经是被异地监视居住了。所以刑法73条的异地监视居住，他家是在重庆的，现在中央不让他回重庆了，在北京呆着，薄熙来这种人，行动上肯定是严密的监控。所以他要先品嚐‘黑打’的这种滋味。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历史的报应。”

时事评论员陈破空表示，中共内斗中的派系是不稳定的.

时事评论员陈破空：“中共的派系不能公开亮牌。它只能台下作业，它只能暗盘交易，它只能黑箱操作，因此中共的派系没有忠诚度，它是以利益相交，利尽则散。共产党对外是党指挥枪，就是一个七千万人的党，控制了整个十三亿的人口。但是内部是枪指挥党：谁有枪杆子，你是地方也好、中央也好，要搞你就搞你。”

中国历史学者朱学渊把王立军事件的震撼力与林彪事件相比.

中国历史学者朱学渊：“像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到了一个暴政，以恐惧来统治人类，是不能维持的。因为最大的恐惧是发生在统治阶级的内部、统治集团的内部。所以当我们看到林彪事件的发生，看到王立军事件的发生，我们知道，中共又走到了一定的阶段了。”

旅美学者谢选骏根据自己的分析和研究，预测中共政权在2019年前后会垮台。

记者 胡志华 在纽约报导。

文献之五

思想交流：七十年现象

豆非

2007-11-12起

 开场白：

人生只有一个七十年，这叫“人生七十古来稀”。而一个地区，一个领域，一个国家有无数个七十年，在旧的七十年离去，新的七十年到来的一个时间段里，总会有人们始料不及或天翻地覆的事件发生。这是为什么呢？

你不信，如果你真的不信，那就听我慢慢给你道来。

 一、心理七十年变化周期

从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中得知，0-14岁是人类脑部发育和成长的重要起始阶段，存在脑部神经细胞的发育与完善和脑部神经细胞网络的建立与完善的重要过程。在0-3岁时完成其60%，在3-5岁时完成其20%，在5-8岁时完成其10%，在8-14岁时完成其5%，在14-25岁时完成其最后的5%。

在0-14岁期间的心理活动中，主要是无意识的或感性的学习、记忆、思维和言行，被动地或主动地接受外界事物的环境刺激。此时期是建立个体人生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活动的基础，是好是坏，都将会对往后人生，产生潜伏性的、关键性的和无意识的巨大影响。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称此时期为“个人无意识”的构建期。

14×5=70，表示人的心理活动变化将经历5个时期，即儿童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各时期之和刚好是70年。

14岁以后，人脑开始进入脑神经细胞网络的初级运用和脑神经细胞网络的初级强化阶段，直至28岁。其期间的心理活动也将随着学习的改变、环境的改变和生理的变化，而复杂化和多样化；叛离、探索和理性学习就成为该时期人脑运用的主旋律；学习、记忆、思维和言行与经验的积累，逐渐强化着脑神经细胞网络。

28岁-42岁，将是人脑神经细胞网络的高级运用和脑神经细胞网络的中级强化阶段，其学习能力、操作能力和创造思维能力均能达到顶峰。有学者曾统计1960年前1243位科学家、发明家所作出的1911项重大发明创造，得出科学发明的最佳年龄为35岁左右。该时期的人们处在年富力强，知识基础坚实，实际经验丰富，创造想象力强，善于独立思考，善于分析批判，很少因循守旧。

42岁-56岁，是人脑神经细胞网络的中级运用和脑神经细胞网络的中级强化阶段，理性思维开始大于感性思维。其学习能力和创造思维能力均出现轻微下降，操作能力会继续上升，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的应用，将成为该时期的主导。当然，不可否认有为数不多的人，会出现学习能力和创造思维能力再上升的现象，或者向专一性的能力发展。

56岁-70岁，在随着人体器官工作能力的下降、身体激素分泌的逐渐减少和脑神经细胞死亡数量的逐渐增加，脑神经细胞网络的运用能力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脑神经细胞网络的强化出现负增长。特别是在70岁后，随着脑神经细胞网络综合指标的加速下降，出现了返老还童的普遍现象。据有科学家估计：在35岁后，在正常情况下，脑细胞每天要死亡约10万个，越不用脑，脑细胞死亡就会越多。

 二、生理七十年变化周期

人类生理的成长、发展和衰变也同样存在七十年变化周期，期间也同样要经历：儿童时代、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中年时代和老年时代。心理和生理的共同发展和变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来演变每个人的一生。“人活七十古来稀”的古谚也证实了人生七十的变化周期。

 三、经济七十年变化周期

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杨帆先生。杨教授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国际金融、涉外经济，特别是在人民币汇率等方面的研究上，有独到见解，同时涉及社会、文化以及国际问题的研究，已发表的论文有上千篇，著作15本，总字数超过1000万字。据有关统计，杨教授在发表文章数量和被转载数量上，在经济学家中居全国第一。（摘自《世纪大讲堂》）

杨帆教授在《中国崛起与大牛市》和《透析中国经济走势》（2007-8-2）一文中谈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是30年，1949年到2019年，是持续70年。 现在还有最后13年，每年增长10%，7年翻一倍，计划经济28年，经济总量翻8倍，市场经济改革28年，又翻8倍，共128倍，如果没有重大危机打断，还有7年，年增长 8%，到2019年，应该比1949年大概增长 500倍GDP。 加上人民币升值，按美元算还要增加 20%。”

杨教授在文章中进一步解释到：“70年高度增长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是战争胜利，第二个是工业化原始积累，第三是人口增加，……人口猛增造成人口年轻，这是70年高速增长最基本因素，所谓制度的因素，只不过是一个原因，……第四才是市场经济，把积累的财富焕发出来，这是改革开放的作用。GDP七年翻番几乎已成定局，再有七年经济增长率7 %，那个时候有可能出现金融危机，泡沫经济在几年以后出问题，而不是现在。”杨教授还坚持地说：“7年后，中国股市将攀上12000点。”

我们注意到，在杨帆教授的文章中，提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70年周期”的观点，也就是说，在经济领域内确实存在——“经济七十年变化周期”的说法。

 四、政治七十年变化周期

在国家政治领域内是否也同样存在“七十年变化周期”呢？为此，我们可以以前苏联、美国、台湾和日本的历史情况为例，来进行探索和分析。

 1、苏联

苏联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面积2240万平方公里，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总人口2亿9千3百万（1991年7月统计）。国庆日：11月7日（1917年，十月革命）。首都：莫斯科。

1917年11月7日，晚9点40分，伴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大炮发出的一声怒吼，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由列宁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掌握的政权——苏维埃政府诞生了！从此，苏联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后，苏联经历了列宁时代（1917-1924，共7年），斯大林时代（1924-1953，共29年），赫鲁晓夫时代（1953-1964，共11年）勃列日涅夫时代（1964-1982，共18年），等等。

1985年，共产党改革派人物戈尔巴乔夫接掌政权。他改变了许多陈腐的旧观念，试图改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治国方法，试图在苏联建设“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但是，他的改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随着中央权力的下放，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开始寻求更大的自主权力。另一方面，随着“公开化”的日益深入，苏共的历史问题和历史罪行得到揭露的同时，导致其失去民心。尤其是在1989年，共产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积累的错误发生了总爆发，共产党及其政治目标在东欧国家日益不得人心，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政府也纷纷效法东欧诸国，意图脱离苏联而独立。苏联在此时已经名存实亡。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随之，克里姆林宫的红旗悄然落下，红色的年轮在大国兴起的舞台上刻写了74圈（1917-1991年，共74年），1991年12月26日，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正式解体。（部分摘自百度百科等）（注意：当时，国际石油价也徘徊在底部区域）

 2、美国

美国全称美利坚合众国，总面积9,372,614平方公里，为全世界第四名，人口2006年估计3亿。国庆日：7月4日（美国独立日，1776年），宣布独立：1776年7月4日 ，承认独立：1783年9月3日，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美国已建国231年，经历了3个“七十年变化周期”。

⑴ 美国源自于1776年从英国统治下脱离而出的北美殖民地。1776年7月2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托马斯•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7月4日起实施，《独立宣言》宣告13个殖民地脱离宗主国，成为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同时，美国继续走上了独立战争的道路。在经历8年的独立战争后，于1783年9月3日与英国签订了巴黎协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美国终于摆脱了殖民统治，成为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同时，美国也造就了一位开明的开国之父——华盛顿总统（1732-1799）。

美国独立后，北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到19世纪50年代已完成了工业革命。南方则是种植园黑人奴隶制度，严重抑制了北方工商的发展。南北矛盾冲突发展成为了4年的南北战争（1861-1865年）。从1783年9月3日美国独立自主，到1861年4月南北战争的爆发，历经78年。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七十年变化周期”（1783-1861年，共78年）。

当时面临的内战危机是以北方胜利、南方奴隶制度的灭亡而告终。它是在解放黑奴的美国总统——林肯先生的领导下完成的；它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内战为美国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开辟了道路。

⑵ 从南北内战开始的1861年至1929年的68年时间内，美国从一个农村化的共和国变成了城市化的国家。机器代替了手工，产品大量增加，全国性的铁道网增进了货品流通。应大众的需要，许多新发明应市了，银行业提供贷款，促成工商业经营的扩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美国终于被卷入大战漩涡中，并且在世界上尝试扮演新的角色。

1929年10月23日，美国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形势急转直下，股价狂跌，人们疯狂抛售股票，股市崩溃，引发了一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1929-1933年）。首先是银行纷纷倒闭；接着，工商企业大量破产，生产锐减，市场萧条；失业人数激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减少，很多人濒于破产。美国经济危机带来了经济大萧条和经济大恐慌，其影响的不只是美国，世界各国都受到它的打击。经济大恐慌，使上百万的工人失业，大批的农人被迫放弃耕地，工厂商店关门，银行倒闭，一片萧条。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1933-1945年），他主张政府应拿出行动来结束经济大恐慌，新政府虽然解决了许多的困难，但美国的经济还是要到二次世界大战时，才苏醒起来。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个“七十年变化周期”（1861-1929年，共68年）。

它使当时美国在政策和理论上，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革。例如，罗斯福新政、凯恩斯革命等等。

⑶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击美国纽约世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当美国人刚刚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之时，纽约世贸中心，连续发生撞机事件，世贸中心的摩天大楼，轰然倒塌，化为一片废墟，造成了3000多人丧生。整个美国都为之震惊，人们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这是美国历史上遭遇的最为严重的灾难之一。“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经济一度处于瘫痪状态，对一些产业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和影响。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个“七十年变化周期”（1929-2001年，共72年）。

在9.11事件后，美国调整了自己的政治策略，于2001年10月7日20时57分，伙同英国开始对阿富汗实施报复性空袭，拉开了反恐战的序幕，并于12月9日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在2003年3月20日，美英联军又向伊拉克发动了报复性的伊拉克战争，并大获胜利。（部分摘自百度百科等）

万万没有想到美国历史上第三个“七十年变化周期”并未结束，2007年九月间在美国金融界爆发了“次级债危机”，一年后在2008年9月由于“次级债危机”的纵深发展引爆了全美国的金融风暴，其严重程度达到了美国自1929年经济危机后的所有经济危机的之最，而且，至今的不可预测的发展和变化，就有可能超过美国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个“七十年变化周期” 的延续，该事件应该包括在该周期内（1929-2008年，共79年）。

 3、台湾（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建国于1912年，国庆日：10月10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陪都：台北。（大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成立停止使用中华民国，台湾地区依旧使用）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成功武昌起义，并在随后的两个多月带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响应。12月29日，清朝原有的22个行省中已独立的17个省，派出代表，推选刚刚返国的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二次北伐，攻克北京，改北京市为“北平特别市”，并立南京为首都，国民政府所用之“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取代了北洋政府的五色国旗，取得全国政权。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解放南京，中华民国在大陆最后一届政府垮台，宣告国民党在大陆二十二年统治的结束（1927-1949年）。蒋介石带领余部逃往台湾省，仍沿用“中华民国”。

中国国民党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由中国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立。其前身是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于1911年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该党于1927年完成形式上的全国政权统一，并一直统治大陆至1949年。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彻底失败，是年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大陆迁往台北。蒋介石连任“总裁”至1975年4月5日去世。蒋介石去世后，废除“总裁”制，党的首脑改称中央委员会主席，由蒋经国连任至1988年1月13日去世。其后则由李登辉继任至2000年3月。

中国国民党从1927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至2000年，历经73年，于2000年5月失去对中华民国的统治权。此后，民进党主席陈水扁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至现在。（部分摘自百度百科等）

 4、日本

日本国是亚洲东部太平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国土总面积377880平方公里，人口1.2776亿人（2005年10月1日统计），城市人口占７６％。首都：东京。建国纪念日：2月11日（传说是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即位的日子）。

1868年4月15日，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这是一个推动国家变革，开启变法图强大幕的总纲领。从此，日本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明治维新的时代。1868年，革新派实行“明治维新”，废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对外逐步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战后割占台湾；1904年挑起日俄战争；1910年侵吞朝鲜。1914年8月8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31年9月18日，日军向中国满洲发动进攻，1932年1月2日完全占领满洲。（1868-1931年，共63年）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868-1937年，共69年）

1937年12月13日—1938年1月，30多万南京人民被侵华日军集体大屠杀（南京大屠杀）。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偷袭珍珠港）。（1868-1941年，共73年）

1945年8月6日9日，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1945年8月15日 天皇向日本国民宣布日本战败。（1868-1945年，共77年）

1945年9月2日 日本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签署投降书。

1926年，裕仁天皇登基，日本进入昭和时代。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后初期，美军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1947年5月实施新宪法，由绝对天皇制国家变为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议会内阁制国家。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为22.8％，60年代为11.1％，70年代为5.3％，80年代为4.5％，1951—1977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0％。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病逝。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年号为“平成”。

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时代开始到现在2007年，共139年，历经了近2个“政治七十年变化周期”，即1868-1945年，共77年；第二个“政治七十年变化周期”应该是1945-2015年。依此推测，在2015年前后，若干年内，日本将可能面临新的重大事件发生，是什么性质的重大事件发生，目前是不可而知。（部分摘自百度百科等）

五、推测

社会是由人加环境所组成，人的言行活动是由个体的心理活动所驱使和支配，人的心理活动又受着遗传基因、天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由此复杂的往返联系和盘根错节的相互作用，就产生了“生理七十年变化周期、心理七十年变化周期、经济七十年变化周期、政治七十年变化周期”的说法。在这些变化周期间，是否确实存在必然的联系，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考察和论证。

由此，我们也可以小小地推测，在未来2019年的前后，中国将可能发生一起或多起重大事件。它可能是经济上的重大事件，也可能是政治上的重大事件，也可能是诺贝尔大奖的获得，也可能是其他什么……。

总之，2009年我国将进入“七十年变化周期” 的剧变阶段，我们将可以拭目以待。但愿，它是美好的、和平的、和谐的重大的事件发生，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有着更大的、正向的促进作用！

谢谢大家！

于2007-11-21夜

2008-12-15修改

（另起一页）

后记

网文《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大历史》中文版黄仁宇自序） 说：

macro-history这名词刻下看来由我创用。如果有前人用过，则恕我查访未周。其实此间之出处与是非已无关宏旨，因为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经济学家以货币之流通影响到物质与雇佣之最基本的原则统称之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而以内部较精密之观察有如涉及物价指数与商业周期等详情称为“微视经济学”（microeconomics）由来已久。亦从未有人出面自称为始作佣者。宏观与微观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至于我自己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倒确经过一段长期间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运之安排。我年轻时从军10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可谓“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有了这样一段颠簸之经验。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而一旦授有学位，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Emp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

当然我无从将数千年的历史内凡一人一时一事提出与今日之西方处处衔接，讲到午前之用场与黄昏之用处，提供建筑师与会计师应参考的地方，这样一来更感到综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我们自己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亦复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

……

谢选骏指出：上述说法之所以肤浅，由两点可以看到：

1、未能领悟现代知识的要义在于“为学术而学术”，起源于贵族式的优雅闲暇加上修道士的奉献精神，完全不能局限于实用目的和功名心态。

2、说“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而没有说他们的功能不是“代表群众”，只是“运动群众”。

如果上面两个限制没有解除，是谈不上视野宽阔的历史研究的。在此基础之上做出的“大历史”，最多只是“大理石”，表面好看，却无生命。

〔另起一单页〕

书名

中共的性质、现状、历史、晚期、出路、死棋、明天

Nature, Current, History, Mess, Exit, Terminal, Tomorrow……of the CCP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2016年10月第一版

October 2016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