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102卷：宗教战争

 宗教战争

Religious Wars

《外星看地球》第2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2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0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02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在崇拜上帝的宗教和崇拜魔鬼的宗教之间，必定会产生剧烈的冲突——这就是宗教战争的起源。宗教战争不必是军事冲突，它更多是一种文化冲突。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re is bound to be a conflict between the religion of worshiping God and the religion of worshiping the devil. This is the origin of religious wars. Religious wars are not necessarily military conflicts, they are more cultural conflicts. 

（另起一页）

目录

001、“爱国宗教”的典型代表

002、《古兰经》是个没有原文的赝品

003、蔓延的ABC神学

004、彼拉多是一个佛教徒

005、从“圣战”到“牲战”——伊斯兰主义与石油泡沫

006、从杀人殉葬到阴婚匹配的中国宗教

007、达赖喇嘛试图回归正统佛教

008、德国为何接纳伊斯兰恐怖分子

009、敌基督的力量联合了起来

010、多神论胜似无神论

011、俄国东正教的蒙古化野蛮化

012、俄罗斯疯僧是伪装的萨满

113、梵蒂冈的还俗

014、佛法就是魔法，佛就是魔

015、佛教打着放生的旗号，做着缺德的事情

016、佛教的麦加遭到回教的洗劫摧毁

017、佛教的危害就在涅槃

018、佛教害人

019、佛教是病毒的瘟床

020、佛教是个腐败的宗教

021、佛教徒借刀杀人

022、佛教为制毒窝点保驾护航

023、佛教与基督教传播中国的历史年表

024、福音派是敌基督的冲锋队

025、福音派是自由派的预备科

026、关公崇拜是满洲鞑子的统战工具

027、光复圣索菲亚大教堂

028、基督的精兵还是女妖的俘虏——《神州》电视片的混合主义倾向及其它

029、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

030、基督教为何不能取代共产党

031、基督教与白莲教

032、基督徒还是小人儒

033、极端主义之间的对决

034、假基督徒蒋介石无法领导中国抗敌

035、蒋介石是一个假基督徒

036、教皇成为敌基督的代表

037、教会组织的人员首先学会教育自己

038、康德剽窃基督教

039、库尔德人为何永世不得翻身

040、梁漱溟晚年沉迷佛教、崇拜毛头

041、灵恩派与古兰经

042、缅甸的“去伊斯兰化”

043、缅甸人为何害怕穆斯林

044、面纱禁令去伊斯兰化

045、魔鬼删除了中国初中课本圣经内容？

046、穆罕默德不如自杀攻击者

047、穆罕默德仇恨人类

048、穆斯林不能回家

049、穆斯林的灵魂非常疲乏

050、穆斯林可以变成基督徒

051、穆斯林头巾确实便于偷袭

052、穆斯林为何短命

053、穆斯林为何允许庆祝圣诞节

054、穆斯林兄弟会被《古兰经》洗了脑

055、穆斯林厌恶伊斯兰教

056、穆斯林以西方为标准没有前途

057、穆斯林支持镇压穆斯林

058、穆斯林最仇恨穆斯林

059、纽约的深渊与麦加的黑石

060、欧美人为何不能在伊斯兰国家传教

061、欧洲各国为何心疼维吾尔哈萨克等族

062、欧洲人为何同情罗兴亚人

063、评《尼采对佛教的批评及两者形上思想之比较》

064、破坏圣像运动与伊斯兰教的崛起

065、清真寺就是纳粹党部

066、取缔教会才是扰乱秩序

067、瑞士的佛教化谈何容易

068、三自教会不是共产党教会

069、沙特阿拉伯比伊斯兰教还长久吗

070、沙特阿拉伯是恐怖主义大本营

071、神道教只能否定现实

072、神职的邪恶

073、圣像破坏运动来自回教压力

074、十字军的火焰，在欧洲熄灭了

075、释迦牟尼死于自杀

076、赎罪券帮助欧洲免遭穆斯林蹂躏

077、四种沙门说明佛教就是沙门教、萨满教

078、泰姬陵出而伊斯兰教亡

079、天主教的圣徒崇拜与埃及的木乃伊传统

080、天主教的育婴堂恐怖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081、万圣节的异化

082、王怡不是个基督徒

083、围绕知识产权的宗教战争

084、维吾尔人会为阿拉伯人殉葬吗

085、为何世界上最幸福的穆斯林生活在新疆

086、五脏庙教徒

087、西方国家为何喜欢和魔鬼打交道

088、西西弗斯为何拒不罢工——希腊人的愚蠢

089、现任教宗就是共产党

090、现在的佛教堪比共产党的堕落和唯物主义

091、邪教就是崇拜原始人

092、新柏拉图主义是基督教传播的结果

093、新疆是基督教的前进基地

094、新教主要以日耳曼式的小镇作为背景

095、新西兰变成伊斯兰国

096、信靠教廷的权势还是信靠基督的宝血

097、匈牙利人是伪基督徒

098、学佛就是慢性自杀

099、逊尼派VS.什叶派是民族主义的体现

100、鸦片战争还是宗教战争——马列主义的贩毒集团

101、要突厥斯坦还是要伊斯兰

102、伊甸园就在阿拉伯沙漠

103、伊朗的内贾德会成为中共的赵紫阳吗

104、伊朗要使鬼推磨

105、伊斯兰的阿拉安拉为何没有能力

106、伊斯兰妇女解放运动已经开始

107、伊斯兰革命宣告结束了

108、伊斯兰教、洪秀全教、列宁主义、纳粹主义

109、伊斯兰教没有慈善

110、伊斯兰教解决文明社会少子化难题

111、伊斯兰教要靠基督教才能得救

112、伊斯兰教与纳粹主义

113、伊斯兰就是法西斯

114、伊斯兰为何比共产党长命

115、伊斯兰主义是一种精神黑死病

116、阴婚 （冥婚）与祖先崇拜

117、淫乱的佛教“啊ME TOO佛”

118、用穆斯林的方法解决伊斯兰教问题

119、右翼白人极端还是穆斯林极端

120、月亮崇拜是人类最原始的信仰

121、再花四十年 结束伊斯兰

122、这是伊斯兰教还是阿拉伯人的毛病

123、中国的“基督教”为何不堪一击

124、抓牧师与拆教堂

125、宗教与民族精神

126、祖先崇拜是一种血腥的宗教

127、祖先崇拜与等级制度——封建礼教是一种优生学

128、祖先崇拜与人口大国

129、祖先崇拜与优生学的内在冲突

130、异教徒与基督徒谈论信仰

（另起一页）

 宗教战争

Religious Wars

《外星看地球》第2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2

【001、“爱国宗教”的典型代表】

《淫和尚学诚诱奸尼姑前 要确认她是处女》（2018-08-30 上报）报道：

在只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中国，人们的信仰无处安放，且只能信仰一种红色，不管是长时期生根于社会内部的佛家、道家或者外来的基督教。在这里都无时无刻处在老大哥的密切监控下。现实而言，所有名义上与实际中，中国社会的信仰无一例外与党组织密切挂钩，连存活了1500年之久的少林寺也不例外。

据中国媒体近日报导，8月27日7时，嵩山少林寺举行升国旗仪式，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率众僧参加。少林寺官网负责人表示，自少林寺西元495年建寺，这是1500多年来首次举行升国旗仪。该消息已经传出，在中国内外引发较大关注，普遍的看法是“滑稽、闹剧与不可思议。”即便人们异常清楚在中国所有宗教信仰都被党组织化，但这样直接、大白于天下的司马昭之心做法，仍然过于搞笑，不仅无法得到赞扬，反倒打心底对此厌恶。

有着1500年之久的少林寺，是所有国内宗教白热化向党组织效忠的开始。据了解，在今年7月31日的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席会议第六次会议上，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的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等团体相关负责人，都一致同意要在宗教活动场所升挂国旗。

宗教信仰政治化、被党组织化早就在中国大行其道。同样以少林寺为例，其方丈释永信同时还担任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政协河南省委第十二届委员、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

荒谬少林寺

毫不夸张说，这样的少林寺，这样的宗教信仰，早已经沦为中国权力机构的一部分。而一旦信仰自由被监管被约束被国家主义化，中国式宗教信仰在现实中往往失去了它原本应有的价值与责任，当权力之手常年介入其中，肆无忌惮地控制宗教信仰，它早已沦为权力的帮凶，对真正意义上信徒的信仰，不具备任何意义。

再以最近沸沸扬扬陷入性丑闻的北京龙泉寺方丈学诚为例，数十页资讯确凿来源详实的举报信，更让海内外震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寺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丈？这个人该多邪恶才能把名义上的信仰与实际中行为两极分化到如此之大？

比如举报信中介绍，根据指控学诚喜好处女，诱奸前要再三确认对方是处女才下手，性侵完后直接抛弃，导致多位女尼精神失常，而学诚法师却把她们送到小庙囚禁，当有受害者想脱离学诚法师魔掌却遭到学诚法师生命威胁，而此次有两位比丘尼举报声称自己遭受到学诚法师生命威胁，有些甚至写下害怕遇害提前遗嘱。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没有被曝光之前，学诚可谓活着金字塔中，他担任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在政治权力身份上，学诚跟释永信一样平步青云，更早之前，他还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虽然学诚辞去了职务，但其负面影响与人们对中国式宗教信仰的质疑无法消除。是什么让本该比普通人更有信仰的宗教，产生这样的蛀虫？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是打着宗教信仰的假产品、伪产品，换言之，一切的信仰自由都是国家主义权力机构说了算。

爱国才是最高信仰

政治权力的长驱直入不仅仅表现在少林寺和龙泉寺身上，再比如对国内基督教的严格管控，浙江等地更是拆教堂抓人也在所不惜。而据笔者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对基督教的严格控制，可谓多年来最高级别，多个地方，甚至于小到村镇，都对此如临大敌。

名义上来看，中国宗教的管理部门国家宗教事务局，但同时，很多职能工作是由统战部来做。无论任何信仰，软硬兼施是权力机构对此严格监控的主要策略。软的一方面，比如前面讲到的对释永信、学诚，予以政治权力身份，让其活跃在公众面前，名利双收，甚至包括像学诚这样利用权力大开色戒；硬的一方面，对不听从命令者，下狠手，拆教堂，抓人，绝不姑息，舆论上再进一步抹黑。

很显然，软硬兼施的效果是异常之好，整个宗教信仰方面，全方位被国家化，被原子化，整个社会也听不到任何杂音。正如少林寺主持释永信用爱国来形容这1500年来首次升国旗的心态：“爱国，是佛教一贯的历史传统。每天我们所念颂的回向偈时时在提醒着四众：国土恩与父母恩、众生恩、三宝恩同等重要。爱国、报国土之恩是佛弟子的职责，也是我们为庄严国土应尽的义务。”

释永信的混淆视听，如同整个中国宗教信仰名义上还都有各种说辞，但实际中，他们只是权力机构的附属品、参与者，自上而下的宗教信仰，早就沦为了一种欺骗、虚伪与没有意义，跟真正的宗教信仰是完全两回事。

谢选骏指出：“淫和尚学诚诱奸尼姑前要确认她是处女”，是不是还要首先让党组织考察一下她的忠贞？这就是“爱国宗教”的典型代表了。三个代表后面还有一个秘密代表？宗教本应是思想主权的代表，但“爱国宗教”却是国家主权的代表——其典型代表就像淫和尚释迦牟尼家的学诚，一心一意鱼肉乡民，他既然是政商勾结的产物，就难免穷斯滥矣。这一特点不是佛教特有，天主教也有这个毛病，就像毛党一样——病根都在“权力的腐蚀、人性的败坏”。

【002、《古兰经》是个没有原文的赝品】

一般认为，没有原文的作品，是赝品的可能很大。例如日本学者就以为《田中奏折》没有日本原文，而认定它是赝品。

可是，伊斯兰教的经典《可兰》（古兰经）却没有原文！因为，它是用7种方言传述的。谁也不知道哪一种算是正本和原文。

首先，需要了解阿拉伯语单词“艾哈若弗”的意思，它是单词“哈若弗”的复数，从语言角度来讲，它的意思是“边缘”、“虚词”或“字母”；而从《古兰经》诵读学术语来讲，它的意思为“意义”、“读法”和“方言”等。所以，用七种方言“降示”的《古兰经》，也可理解为用七种读法“降示”的《古兰经》。众多学者对解释“艾哈若弗”一词的含义意见不一，苏尤蒂在其著作《古兰经学问之精解》中甚至说：“有关这一方面的见解大约有40种。”因此，这一主题的意义重大，不但可以了解到“真主对仆人的慈惠”，从而世世代代地传诵《古兰经》；还可以看到众多学者为了宣扬真理，捍卫《古兰经》的神圣性所发表的见解，揭露出一些利用这一主题妄称“《古兰经》是被篡改的”别有用心者的真面目。 

《古兰经》是用七种方言降示的有大量的具有完整传述系统（众传）的《圣训》来证明。《布哈里圣训实录》记载欧尔沃·本·祖拜尔的传述：米斯沃尔和阿布杜·拉罕曼二人听欧麦尔说：“在先知穆罕默德年代，有一次，我跟着哈基姆的儿子希沙姆礼拜，他当时念的是《准则章》，我在听的过程突然发现他以多种方言颂读该章节，这是先知从未教过我的。在拜中我强自克制自己没有扑了上去，等礼完拜后我就扭着他问道：‘我刚才听你以多种方言在念《准则章》，是谁如此教你的？’他回答说：‘是真主的使者如此教我的。’我（欧麦尔）听后反驳说：‘你是在撒谎，真主的使者给我也念过，可与你刚才所念的完全不同！’就这样，我把他扭到使者那儿说：‘这个人刚才以多种方言在颂读《准则章》，这是我从你这儿从未听到过的。’使者听后说：‘你先放开他，’并说道：‘希沙姆呀！你念念我听听。’希沙姆听后就念了一遍，与刚才所念别无二致，使者听后说：‘是的，该章启示确以如此的方言降示过。’接着使者说：‘欧麦尔啊！你念念我听听。’我听后就按使者曾教我的诵读了一遍，使者听后说：‘是的，该章启示确也以如此的方言降下过，因《古兰经》是以七种方言而降示的，你们拣容易的诵读。’” 

据伊本·阿巴斯的传述：先知穆罕默德说：“哲布拉伊勒天使曾教我用一种方言读《古兰经》，我反复要求增多读法，直到七种方法为止。” 

据乌拜·本·凯阿布传述：先知在义法尔族池塘附近，哲布拉伊勒天使来说：“真主命令你的教民按照一种读法诵读《古兰经》。”先知说：“求主宽大，教民能力绵薄，恐不能胜任。”天使如此往返四趟，结果定为7种。他说：“他们按那种读法诵读都是正确的。”一说，先知说：“哲布拉伊勒啊！我的教民多为文盲、老头、老太、小孩、丫头，还有不少人都目不识丁，不会读书。”天使说：“穆罕默德啊！天经以7种读法而降示。” 

1.大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表达同一意思的7种阿拉伯部落方言，即这些方言在同一意思的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在意义上无任何分歧。大家对确定这7种方言的看法也不一致，一部分认为，这7种方言分别为：古莱氏、赛给夫、亥贼里、泰米姆、海瓦济努、尅纳奈和也门方言；而艾布·哈提姆·赛吉赛塔尼说：“《古兰经》是以古莱氏、亥贼里、泰米姆、艾利艾宰德、若比阿、海瓦济努和塞尔德·本·拜克尔部落语降示的。” 

2.一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降示《古兰经》所用的7种阿拉伯方言，即7种做标准的语言。它们依次为使用最多的古莱氏语，然后是亥贼里、赛给夫、海瓦济努、尅纳奈、泰米姆和也门语。这一见解与第一种不同，它是指7种方言分散在《古兰经》的不同章节中，而非不同方言就某一单词在同一意思上的表达方式不同。 

3.部分人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7种表达方式，即《古兰经》中有命令、禁令、许诺、告诫、辩论、故事和鉴戒等表达方式。据伊本·麦斯乌德传述，先知说：“第一本天启经典是用一种方式、一种语言降示的，而《古兰经》是用7种方式、7种语言降示的，即禁令、命令、合法的、非法的、明确的、暖味的和鉴戒的。” 

4.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在语法上有分歧的7种变化形式。 

(1)名词在单数、双数、复数、阴性和阳性上的分歧。 比如：把某一名词读成单数或复数都具有完整传述系统的《圣训》依据。 

(2)语法分析上的差别。比如：古莱氏语和泰米姆语对虚词的用法不同。 

(3)动词变格的差别。比如：呼唤句型和名词句型的应用不同而动词的位格会发生变化。 

(4)按照阿拉伯人的习惯前置与后移字母或单词的差别。比如：第9章111节：“他们或杀敌致果，或杀身成仁。”这里的“杀敌致果”和“杀身成仁”两个动词的位置前后变化的读法都是正确的。 

(5)字母或单词的更换差别。按照《古兰经》诵读学，把某一单词的某个字母读成合口符或开口符，或把某个字母换成另一个字母都是正确的。圣门弟子伊本·麦斯乌德和其他人也把某一单词读成同义词。 

(6)字母或单词增加与减少的差别。在阿拉伯语语法中，可以增加或省略某个介词。然而这两种读法都有完整传述系统的《圣训》支持。 

(7)关于“雄壮的”读法、“柔和的”读法、“明显的读法”、“并入读法”和“偏读”等诵读规则上的区别。 

由于这一部分举例复杂，所以放弃很多实例说明。 

5.一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代表7种读法，借指阿拉伯部落表达同一意思的7种方言。结果单词表达不同，但意思一致。支持这一观点的印证了艾布·拜克尔的传述，哲布拉伊勒说：“穆罕默德，你用一种读法诵读《古兰经》。”米卡伊利天使说：“你再要求增加”。于是说用两种，一直到7种。哲布拉伊勒说：“每一种读法都明了足矣，真主赏罚分明，如你的语言中的单词……都是读法不同，意义一致。” 

总之，上述五种观点是在《古兰经》研究方面历代权威人士的见解，他们各执一词，持之有理，而用7种方言降示《古兰经》的看法比较统一。学者们概括了用7种方言降示《古兰经》的意义：为了便于文盲比例占很大比例的阿拉伯人诵读和背诵《古兰经》；法学家可以从7种读法中演绎各自的法学观点；这是真主的慈惠，便于广大穆斯林世世代代诵读《古兰经》，减少分歧，并接受其教导。 

假如每个部落或民族都想要按照他们的语言降示《古兰经》，按照他们习惯诵读的语言而降示，那么，这确实是更困难的，是更大的考验，也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随着穆斯林疆域的不断扩大，众多诵读学家都分散到各地，每一个地方都以该诵读学家的读法为准。而《古兰经》是用7种方言降示的，在这种情况下难免出现分歧、质疑，每个地方的穆斯林都声称自己的读法是先知的真传。但事实上谁也不是。

对此，哈里发奥斯曼和4位圣门弟子规定了世界统一的版本，即奥斯曼订本，此做法得到了所有“圣门弟子”的赞同。至今穆斯林都通用这一订本。显然，这一定本比那些原始分歧的版本，就更加远离了本来就不存在的“原本古兰经”。

伊玛目巴格俩尼和其他学者都认为7种方言都保留在现在的《古兰经》中，奥斯曼订本《古兰经》覆盖了7种方言。正如伊玛目巴格俩尼在其著作《援助》中所述：“奥斯曼想把一切具有完整传述系统并可追溯到先知的读法收集起来，而将其余的读法排除，以免后来人产生分歧与怀疑。”但是这难免人为篡改的过程。

由于阿拉伯语原来只有辅音，而没有元音，也没有标音符号，这对非阿拉伯人来说，学习诵读《古兰经》的难度很大，到了伍麦叶王朝，派驻巴士拉省的总督齐亚德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给每个字母标上了元音，即开口符、齐齿符、合口符、鼻音符。后来学者们给读音不同，形状雷同的字母加点以作区别，后来阿拉伯语法学家们创造出了静符长、音符、叠音符等符号。随着阿拉伯文正楷体的出现，《古兰经》有原来的库法体改为容易辨认和书写的正楷体，后经历代经注学家和诵读家的研究，在经文上逐渐统一了标音符号，形成了目前所沿用的规范的奥斯曼订本的《古兰经》。

谢选骏指出：无论怎么辩论，也无法抹杀这一事实：《古兰经》没有原文。现在的《古兰经》，是哈里发奥斯曼捣鼓出来的——】

网文《奥斯曼·本·阿凡》报道：

奥斯曼·本·阿凡（574年—656年6月17日），为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四大哈里发之中的第三代哈里发（644年—656年在位）。四大哈里发，即正统哈里发分别是巴克尔、欧玛尔、奥斯曼与阿里。逊尼派认为奥斯曼是四位“正统哈里发”中的一位；而什叶派则认为奥斯曼与前两位哈里发一样都是篡权者。

古兰经该书的标准版是由奥斯曼所编订。奥斯曼出身于麦加古来氏族中的倭马亚家族，年纪比先知穆罕默德略小。在以兄长阿布·苏富扬为代表的大部分倭马亚家族成员激烈反对穆罕默德传布伊斯兰教时，奥斯曼却是穆罕默德最初的信徒和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奥斯曼迎娶了穆罕默德的两个女儿。当穆罕默德被迫离开麦加后，奥斯曼和妻子参加了穆斯林向埃塞俄比亚的移民（当时移民的穆斯林家庭共有十五个），以及后来向麦地那的移民。

644年11月3日第二任哈里发欧玛尔被一名波斯释奴刺杀身亡之后，奥斯曼则被推举为第三代哈里发。他的执政时期的特点是，大量任用倭马亚家族成员担任要职。奥斯曼的堂侄、大马士革总督穆阿威叶在奥斯曼任哈里发时成为整个叙利亚的总督。在奥斯曼统治时期，最后编订了伊斯兰教的圣典《古兰经》。然而，什叶派一直否认奥斯曼对《古兰经》定型的功绩。什叶派认为，《古兰经》中原有的许多关于先知穆圣的堂弟兼女婿、也是什叶派的第一代伊玛目阿里的篇章由于奥斯曼的偏见而被删改了。

在奥斯曼执政时代，阿拉伯游骑兵仍然所向无敌。据守伊朗的萨珊王朝被消灭了；在欧玛尔时代征服北非的将领阿迈尔·伊本·阿斯挫败了东罗马帝国夺回埃及的计划。高加索地区和塞浦路斯也在军事压力下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虽然奥斯曼任内消灭了据守波斯的萨珊王朝，将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大为扩张，并且编纂成伊斯兰教的圣典《古兰经》而有不小的贡献，但是奥斯曼也因为用人唯亲而引发周遭人士的不满。656年，来自伊拉克和埃及的宗教激进分子组成的刺客集团于麦地那包围了奥斯曼的住所。6月17日，奥斯曼被一群破门而入的刺客杀死。当奥斯曼被刺时，他正在阅读《古兰经》。

在奥斯曼遇刺后，其堂侄穆阿威叶反对先知的堂弟阿里成为新一任哈里发；他公开展示奥斯曼的血衣，暗示阿里是刺杀奥斯曼的藏镜人。奥斯曼的遗体则被安放在麦地那。

谢选骏指出：“奥斯曼被刺时正在阅读《古兰经》”——他其实不是在阅读《古兰经》，而是在写作《古兰经》。难怪他会被人杀死。奥斯曼就这样创造了《古兰经》和伊斯兰教，难怪后来征服伊斯兰世界的正是“奥斯曼突厥”，而且他们还把哈里发的职位从阿拉伯人手里抢了过来，任何玩弄。这就是第三个哈里发奥斯曼玩弄《古兰经》的报应。

【003、蔓延的ABC神学】

《汉语是英语的祖宗？专家们快把我逼疯了……》（2019-10-16 欧阳乾来也）报道：

我发现啊，我们有些老专家，老同志，就是喜欢跟英语过不去。这不，他们最近在北京举办了一场神奇的讲座，叫做“英文是剽窃中文的产物环球讲座”。

看着他们德高望重、一脸严肃的样子，我真不知道是哭还是笑。如果不是有现场照片为证，我真的以为这就是一场恶搞秀。但事实告诉我，这不是一次恶搞，这是一次正义的讲座、隆重的讲座！你以为参会的都是一些阿猫阿狗？那你可想错了，来参会的全都是当今学术大咖——世界老子同道会会长、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原秘书长、中国国学院大学常务副校长、博导李德深教授；历史文化学者、中国国学院创院院长、世界华人慈善基金会执行会长、世界老子同道会秘书长、中国镇长论坛组委会执行主任李洪教授；新加坡环球中文中心主席、破译中文密码《黄帝字典》作者、爱我中文网创办人文生老师；《俄汉同源字典》编撰人庄肃广先生；中国教育研究院院长、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副会长苏文通教授；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秘书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特聘专家、教育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课题组、专家翟桂鋆教授；明学创始人高振国先生……随便一个拎出来，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而这些响当当的人物相聚一堂，争相演讲，踊跃发言，就是为了论述“英文是剽窃中文的产物”，他们旁征博引，洋洋洒洒，最终证明了“英文系统全部是仿造中文而人为制造的，连英文的26个字母的原型都是中文的偏旁部首，其仿造的原则就是‘断章取义加取音’”，通过大量证据表明，目前至少有5000多个英文单词的发音和意思全部来自中文”。

为了解释何谓“断章取意加取音”，他们还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 go，大家都知道go是前往的意思，但几千年来谁也不知道为什么go就代表前往的意思，原来，go的发音就取音于“狗”的中文发音，而狗的特点是：脖子上虽然拴着绳子，但狗永远在前面欢快的拉着你跑，这个场景就是前往、前去的意思，于是英文的go就是从中文取意前往的这个意思。

漂亮！专家们做学问之简单粗犷，干脆利落，简直让我击节赞叹！有如此奔放之学者，何愁我传统文化不兴？这不禁让我想到前段时间火遍互联网的大学教授杜钢建，他不仅明确了英文源自于中国，而且进一步缩小了范围——英文就发源于湖北！因为湖北有座山叫做“英山”，就位于今天的英山县，而在古代时期这一带还有一个“英国”，春秋时期被楚成王灭掉了。这个被灭掉的“英国”，就是欧洲那个英国的前身。现在所有的英国人，都是从英山县迁徙过去的。

既然英国人和英语都来自于英山县，那他们为什么不说汉语而说英语呢？杜教授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他们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将汉语遗忘了，只好采用拼音文字，就变成了英语。

怪不得go就是狗呢…… 我信了，我信了还不行吗？！

中国的这些专家和学者们，不知道尝到了什么甜头，非要致力于证明中国是全世界的源头，是全世界的祖先，非要给人当爸爸。比如杜钢建教授还写了一本书，叫做《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我给你们看看那书的目录，保证你的三观都要改写。

而这次“英文是剽窃中文的产物环球讲座”，诸位专家学者们也隆重推出了一部重量级作品，叫做《破译英文密码》，其论述过程比杜钢建教授更加精确，直接撕掉了英语伪装的遮羞布。

其破译过程无比直观，比如：

大写的 P 就是指司南勺子的造型，bdpq代表勺子的转向。

大写的 V 代表人体脊柱的最下端，是个三角头。小写相同。

大写的 W 是两个V的组合，代表公母狗的交尾拉扯，此时两个三角脊椎相连。

大写的 X  代表男女交配，代表交叉，就是乂字，就像交配的交的下半部分。小写相同。

……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自己好像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虽然诸位专家学者都是学术大咖，但我还是奉劝各位，能低调就低调点，偷偷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以免被邻居韩国听见，万一他们这时候来一句“你们说这么多有屁用还不是都起源于我大韩民国思密达”，诸位岂不是还要再来一轮撕X？

关键是我们这些无知百姓，真的要承受不住了。大圣啊，快收了神通吧。

谢选骏指出：这简直是ABC神学的蔓延以至于泛滥成灾。2002年6月7日至10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召幵的“第七届北美华人基督教与其它宗教学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经提出《“ABC神学”──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基督教？》一文，意在揭示中文世界正在发生的宗教混合现象，即在A、B、C等不同宗教的不同神明之间进行互换，通过张冠李戴途径，指鹿为马，从而达到改变原有信仰内涵的目的。这些方便法门是如何大行其道的？具体说，中国宗教神话这些特征的形成，除了与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特点关系甚深，还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思维特点，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语言尤其是文字的的艰深程度，无疑加深了记载神话时的困难，还为后代理解这些记录增加了很多麻烦。……例如，文献A中的象形文字X，在文献B中，看起来象是象形文字Y，而Y在文献C中看起来又象是象形文字Z，那末，X和 Z便可以互相替代。许多中国学者用这种寻求方法，在解释古代文献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同时，这种方法的滥用，却使他们得出了完全不可靠的结论。现在，这种方法蔓延到了宗教与神话之外，ABC神学蔓延到了世俗领域。

【004、彼拉多是一个佛教徒】

本丟·彼拉多，罗马共和国驻在巴勒斯坦的总督，杀害耶稣基督的直接凶手（间接凶手是犹太教徒）——他怎么会是一个佛教徒呢？

我判断此人，即使组织上不是一个佛教徒，思想上也是一个佛教徒或类似佛教徒，是因为他的两句经典格言：

1、什么是真理呢？

（《约翰福音》：彼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彼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作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在这里，耶稣实际上否认了别人误认他是犹太人的说法。]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在这里，耶稣承认自己是王者。]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什么是真理呢？”——这是典型的佛教虚无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真理”。

2、 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

（《马太福音》：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彼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彼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作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犹太人自己创造了“反犹主义”。]于是彼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这是典型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看来彼拉多不仅是佛教徒，还是一位熟练的禅宗哲学家。

佛教命运的历史沉思

Historical Ruminations on the Destiny of Buddhism 〔以上用斜体〕

谢选骏 编著

2016年第一版

基督教文存之八

内容简介

本书搜集了作者谢选骏三十年来有关佛教的55篇文章。上卷是他成为一个基督徒〔1996年〕之前的作品；下卷是他成为一个基督徒〔1996年〕之后写作的。但是上卷和下卷的观点却有相当一致，从中看到：作者的论述并非发自宗派的立场，而是出自真实的感想。

佛教的历史命运，就是作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要素而传播到了整个东亚。而后随着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结束，佛教也在中国趋于衰落。

Synopsis

This two-volume book anthologizes 54 articles by Mr. Xie Xuanjun over thirty years. The first volume consists of works before he became a Christian in 1996, and the second volume consists of works after he became a Christian. But the views in the two volumes are quite inter-consistent, indicating that the discussions contained therein do not proceed from sectional positions, but rather from genuine feelings. Buddhism,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was spread throughout the East Asia, and started to decline in China with the end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目录

〔上卷·1979年〕

第一篇

印度东方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印度佛教起源于中国原始萨满宗教思想考》〕

第二篇

佛教与社会主义

第三篇

小乘与大乘

第四篇

佛教是极端的人本主义

第五篇

自寻烦恼的权力

第六篇

佛教与虚无主义

第七篇

佛教狂人

第八篇

佛教排斥一切欲望

第九篇

死后的生命观

第十篇

佛性与神性

第十一篇

轮回与现世报

第十二篇

在佛教的深层观念中

第十三篇

“净土”的观念起源于一个奇特的错误

第十四篇

禅宗有两个特点

第十五篇

涅槃。这是佛教的理想境界

第十六篇

无神论者的造神运动

第十七篇

佛教与万神殿运动

第十八篇

基督与佛，汇归中国

第十九篇

蓝色的思想

第二十篇

佛教与第二期中国文明

〔下卷·2016年〕

第二十一篇

转世轮回与图腾崇拜

第二十二篇

佛教与婆罗门教

第二十三篇

佛教与基督教的创世比较

第二十四篇

超人与魔鬼阿修罗

第二十五篇

佛性与原罪

第二十六篇

佛陀出家的“托尔斯泰路线”

第二十七篇

从“开光”看宗教裁判的作用

第二十八篇

中国的佛教为什么衰落？

第二十九篇

灭佛在文明史上意味“吸收”

第三十篇

佛教、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斗争

第三十一篇

印度教庙妓与欢喜佛

第三十二篇

基督教与佛教的礼仪比较

第三十三篇

佛教与基督教传播中国的历史年表

第三十四篇

从佛理诗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十五篇

陶渊明的双重性格

第三十六篇

读《大唐西域记》所思

第三十七篇

佛教与科举制

第三十八篇

禅宗公案与三位一体

第三十九篇

从思想主权升级《心经》

第四十篇

宋儒的双重人格

第四十一篇

蒙古是佛教的消解者

第四十二篇

佛教总统与盗墓专家

第四十三篇

佛教亡国论

第四十四篇

康熙的无知

第四十五篇

白莲教与髑髅地

第四十六篇

“梁启超说佛”之迷误

第四十七篇

草菅人命的哲学意义

第四十八篇

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

第四十九篇

佛教也是一个家族企业

第五十篇

日本的两个举世无双

第五十一篇

福山的无知

第五十二篇

毛泽东像章窃取北魏佛教艺术

第五十三篇

戏子与活佛，活佛与戏子

第五十四篇

如来佛的掌心与地心引力

〔三期中国文明的不同精神状态〕

第五十五篇

永恒轮回与末日审判

后记

一神论何以优越于多神教

附录之一

《三经论》及其十三条注释

附录之二

小溪：读谢选骏先生的《三经论》

【005、从“圣战”到“牲战”——伊斯兰主义与石油泡沫】

所谓“牲战”，就是把人体当做牲口去牺牲的战斗。

《陈天：原教旨主义盛行将重创中东伊斯兰教世界的人口承载能力》（7月/20/2016）说：

第一，中世纪的生产力水平就只能够承载中世纪的人口规模。

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思想的盛行，导致受影响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出现严重退化。这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足够多的例子来证实。

如车臣地区。在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后，车臣获得事实的独立。但在车臣伊斯兰教极端政府所推行的严酷“伊斯兰教教法”统治下，车臣实际已经沦为人间地狱。不仅社会经济彻底崩溃，而且治安也极端恶化，匪盗横行，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结果车臣地区的“人口承载能力”出现暴跌，不仅俄罗斯族，连本地的车臣族人为了生计也不得不大量外迁以谋生路。

而车臣经济的全面崩溃，社会人口承载能力急剧下降，也是后来导致到以巴萨耶夫与哈塔卜为首的车臣原教旨主义极端武装不得不入侵俄罗斯达吉斯坦地区的重要原因。否则的话，连车臣极端武装自身也难以持续生存下去了；因为车臣经济已经一片荒芜，寸草不生，仅仅依赖向俄罗斯内地走私海洛因与假币等等犯罪行为都已经无法“养活”庞大的车臣极端武装队伍，最后就只能够去抢掠为生。

只可惜他们抢错了对象，结果反被普京总统的俄罗斯帝国军队彻底灭亡掉。

第二，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是典型的“富人游戏”。

每当有人指出信奉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思想不利于经济发展，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教法统治”必将导致经济崩溃时，总有人拿沙特，卡塔尔与阿联酋等同样信奉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思想与实施严酷“教法统治”的海湾国家如何富裕作例子来反驳。

问题是他们根本就无视了今天沙特等海湾封建王爷国的社会经济之所以得以避免全面崩溃，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都拥有巨量石油美元源源不断地输血。

今天的沙特，卡塔尔与科威特等海湾石油国家的国民完全是由政府“包养”起来的。那怕这些石油富国的所有国民都不参加劳动工作，通通“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但由于有巨量石油美元持续输入，海湾王爷国政府那怕拿出一小部分石油出口收入来分配给国民（所有海湾封建王爷国人口合计起也不过4000多万），也足以让全体国民都能够活得“有滋有味”了。

因此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思想完全是资源富国才玩得起的游戏。

沙特与卡塔尔等海湾封建王爷国之所能够长久推行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想立国而不发生全面经济崩溃。核心原因就是拥有大量石油美元流入来支撑，反正即使不劳动也饿不死，“有闲”又有大量的钱无处可花；因此海湾封建王爷国们玩玩极端保守，落后与野蛮的伊斯兰教教法统治才不致伤筋动骨。

但车臣与阿富汗等等自然资源贫乏的地区也来学海湾石油富国的样子，推行极端不利于提升社会生产力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思想治国路线，就完全是自取其辱，甚至是自取灭亡。

一个日子里有了上顿无下顿，一日三餐糠头野菜充饥的“瘦弱病残”穷人却也要学习海湾石油大富豪的生活方式，居然也玩起激烈的拳击运动来。如此“瞎折腾”，身体没动两下就彻底散架，一命乌乎就只是时间迟早的事情。

沙特等海湾封建王爷国之所以如此顽固地持久推行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立国思想，核心原因就是为了“yumin”，因为民智的开放极端不利于沙特等封建王爷阶层长久维持其世袭统治地位。

同时这与他们大力鼓吹要向外部世界输出伊斯兰“牲战者”的道理完全是一脉相承的。毕竟海湾国家人口的持续暴涨始终不是办法，存量人口太多石油美元迟早也会不够“分”，因此必须要有一部分人离开海湾地区。而鼓动输出“牲战”，让海湾地区“多余的人口”在牲战中死亡掉，就是沙特等海湾封建王爷国解决内部爆炸性增长的人口数量的不二法门。

因此对于像阿富汗塔利班之类的穷人政权，居然也学着沙特等海湾石油富国的样子也要推行愚昧的伊斯兰教教法治国，并大力向外部世界输出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思想；这完全就是“瞎折腾”，不懂得休养生息，不自量力与自取其辱。

说句不好听的话，像车臣与阿富汗这样的贫穷地区，你们也配“搞”输出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思想？！“伊斯兰教教法治国”是你们这等穷人政权“玩”得起的游戏么？！

事实上早前就有沙特王子直接公开发表歧视贫穷的伊斯兰教地区民族的言论，但这个世上却依旧还存在大量热面去贴海湾阿拉伯人冷屁股的事例，这令人非常叹息。

与沙特等海湾石油富国一样，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思想必须在“高福利”的环境中才能够长久生存下来。人只有在衣食无忧，无饿死风险的情况下才有“挑肥拣瘦”的余地。象伊斯兰教无数的清规戒律，只有在无饿死的风险时才会持续得到遵守。如果一日三餐也无法维持，叫你吃什么就什么，否则就只有去死。

实施高福利政策的欧洲就恰恰好为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盛行提供了除海湾石油富国之外最好的生存环境。反正单凭政府救济就能够活得很好，迁徙到欧洲的伊斯兰教分子为什么要改变自己来融入欧洲社会？！人都是有“惰性”的，没有生存压力就没有主动变革进化的原动力。

但美，中，俄则不同，由于社会福利远远（甚至根本就没有社会福利可言）低于欧洲，要在这三大国内部长久生存下去，无论谁都必须努力劳动。美，中，俄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养闲人”，不劳动工作在这三大国内部是绝对无法长久生存下去的。而要进入工厂农场工作，让雇主接受，就必须改革自己的思维方式，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像一天要做五六次礼拜，又时不时要守“斋月”之类陋习，不改改就当场无法到工厂中找到工作了。（在奥巴马治下，美国也在推行欧洲式的福利制度。）

从推进落后民族融入先进文明的角度而言，欧洲的高福利政策显然是一剂毒药；而美，中，俄的低福利政策则在无形中为这三大国构建起一道阻挡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入侵的重要防火墙。因为没有足够强烈紧迫的生存压力，就没有人会愿意彻底改变自身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

当然，伊斯兰教势力在欧洲还有“子宫武器”这一致命杀手，随着伊斯兰教人口在欧洲地区爆炸性增长，“劣币驱逐良币”，专吃福利饭的寄生虫激增，欧洲的高福利政策迟早也会被逼到难以为继的地步。最后欧洲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武装大叛乱也注定会象今天中东地区那样呈星火燎原的致命性爆发态势，并将整个欧洲社会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去。

总结，大中东地区将有高达1点5亿的“泡沫人口”要被淘汰掉。

目前“大中东”地区的存量人口总数高达3亿以上（包含土耳其，伊朗与埃及）；如果大中东地区未来全部落入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黑暗漩涡，那么未来大中东地区注定将有高达50%以上的人口必须被淘汰灭亡掉。

中世纪的生产力水平就只能够承载中世纪的人口规模。尽管结局很残酷，但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

当然，如果大中东地区的人们要想成功躲过这一场浩劫，就必须要主动消灭本区的一切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政权（包括沙特等所有海湾封建王爷国），之后再对整个伊斯兰教进行全面彻底的大改革，斩草除根，以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游戏规则。否则的话，未来那怕再过100年（乃至500年），中东地区都注定还要陷于“周期性动乱”的漩涡中无法自拔。因为这一轮由“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大混战，本质就是中东地区的“存量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中东地区当前社会生产力能够承载的“临界极限”了。

更为致命的是，本区由于存在沙特等极端保守封建王爷国的强烈干扰抵抗，在寻找未来出路时不是选择全面改革传统伊斯兰教社会，反而选择了全面复辟落后野蛮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回头路。如果连今天“半现代化与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都已经无法承载得起3亿多大中东人口的持续生存发展；那么全面退回到中世纪的“全封建化游牧社会”生产力水平，大中东地区今天的人口承载能力必然就要发生致命性的“大滑坡与大崩溃”了。而未来历史如何演化，作为域外大国的人们，好好坐山观虎斗就是了。

谢选骏指出：如果汽车不再使用石油动力，那么全球原油供应过剩，石油美元将不复存在，如此伊斯兰主义的石油泡沫就将破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时，“圣战”真的有可能变成“牲战”了。所谓“牲战”，就是把人体当做牲口去牺牲的战斗。

【006、从杀人殉葬到阴婚匹配的中国宗教】

《十余名阴婚“媒人”议价 年轻貌美女尸以12万拍下》（新京报 2019年11月28日 原标题：“阴婚”暗网）报道：

看到亡妻棺椁，56岁的张运吓得浑身瘫软。棺木前盖被锯开，其中的遗体不翼而飞，仅遗空棺一副。棺外，妻子的寿衣被薄土覆盖，没来得及喝完的矿泉水、尼龙绳和胶带也散布在周边。

这里是河南某地，自2017年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多个乡镇盗尸案频发，被盗尸骨皆为女性。在一份村民自行统计的失窃名单上，就有14户登记在册。截至2019年10月，名单上寻回遗体的家庭只有三户。记者了解到，这些被盗尸体，大多数流入了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被用于配阴婚售出。

阴婚，也被称为冥婚，即为死亡的单身男子或女子配一具女尸（男尸），双方以夫妻名义合葬。专家介绍，冥婚是我国一古代旧俗，该现象殷商时期就已经存在，如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2018年5月14日，邢台县公安局接公安部《关于对“12、23”盗掘坟墓贩卖尸体案新发现犯罪嫌疑人开展侦控的通知》对多名涉嫌盗窃、侮辱尸体案的嫌疑人进行侦查。

新京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案件背后，一张由需求者、寻找尸源的中间人和盗尸的实施者所编织的贩卖女尸的地下暗网正在展开，已经滋生出巨大的利益链。

河南村民任强母亲去世后，他在坟地装上摄像头。新京报记者魏芙蓉 摄河南村民任强母亲去世后，他在坟地装上摄像头。

两年内超过14具女尸被盗——这是一个河南南部人口不到10万的小镇。张运妻子遗体被盗的消息在镇里传开，很快，公安机关接到了更多的报案。

杨霖云是报案的村民之一。2016年阴历八月，杨霖云53岁的老伴去世，出殡后下葬在自家耕地旁，平时下地就能看见。多名受访村民表示，逝者的坟墓一般设在本村的田地里，经风水先生选址后，亲属挖好坟坑，再用砖垒一遭砖圈，棺材下葬后，用土拢成坟包。杨霖云回忆，2017年6月1日，他在地里除草，感觉老伴儿的坟墓不大对劲，“花圈应该摆在坟南边，结果摆在了北面。”杨霖云想摆正花圈，发现花圈下的土是新土，因为刚下过雨，坟墓上方还出现了塌陷。杨霖云越想越不对劲，他决定挖坟，坟挖到一半，发现砖圈的砖头都碎了，棺材的前回（当地称谓，棺材较大的一端）也坏了，被子就塞在洞口，棺材里空空如也。杨霖云瘫在地上，接着报了警。

“你不知道盗贼有多猖狂”，让杨霖云意想不到的是，在妻子坟墓被盗仅20 天之后，距其坟墓不足5米的同宗族中另一女性亲属遗体也被盗走。被盗者是杨盛71岁的母亲。遗体被盗时距其下葬还不足百天。听说杨霖云的经历后，在镇里居住的杨盛特地嘱咐杨霖云在下地干活时，帮忙看一下母亲的坟墓。杨盛母亲下葬三月有余，彼时坟头已经布满杂草。2017年6月26日，杨霖云到地里农忙时，发现杨盛家的坟墓也有些不对劲，“别人家的坟都有草，他家的坟上没草。”杨盛闻讯赶来，二人发现坟丘上出现一个五六十公分的洞口，起坟后发现，棺木的前回被敲开，遗体被盗。杨盛当即报警。

当地一位村民告诉记者，2017年前他从未听说过盗尸案，在其印象里，2018年年关忙活的时候，听村民聊起多桩盗尸案，“盗贼特别猖狂”。

2017年9月前后，附近村庄又先后传出有3起女尸被盗。村民向记者回忆，当时村里甚至有传言称盗尸贼就是本村人，这样的说法让在近两年有女性故去的家庭，人人自危，纷纷到自家墓地查看状况。

新京报记者走访发现，这几起盗墓手法都类似，均是坟墓被挖不足一米的洞，坟圈的砖头被破坏，棺材前回被毁，多人推测，遗体是被人从棺材前回拖出来带走的。杨盛介绍，按照当地的风俗，祖坟棺材都一个方向，头朝西北，脚踩东南，父蹬子肩，男左女右，盗墓者很容易找到棺材的前回，而前回比较薄，只有五到七公分厚。

在当地村民提供的一份登记表上，仅本县就有14户遗体被盗者登记了遗失信息。被盗者多为四十岁到九十岁不等的女性，由家属在2017年至2018年间陆续发现。村民们不知道的是，这些女尸“资源”先后从河南出发，顺由贩尸网络在河南、河北、山西等多省流动，最后用于一项仍残存于多地的迷信旧俗——配阴婚。

太平间里的尸体交易——那辆熟悉的银灰色五菱面包车出现在河北邢台县中心医院门前时，68岁的宋双群知道，生意来了。面包车的主人——46岁的河北省邯郸市魏县人刘国臣，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曾驾驶该汽车，累计运载超过20具女性尸体横跨河南、河北和陕西三省，并在邢台县中心医院的太平间作短暂停留。

一份2018年12月的河北省邢台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提及了数起发生在太平间里的尸体交易。该太平间被邢台县中心医院急诊科三名医生和一名护士联合承包。虽然宋双群并未在医院任职，但近年来，因为腿疾，宋双群在看病取药间与邢台县中心急诊科医生相熟识，借助宋双群的关系，刘国臣能获得在该院存尸的便利条件。

邢台县中心医院位于地下一层的太平间。医生曾在证词中提到，“太平间存放尸体一般没有什么明确的标准，只要有人送我们就接收。”登记好送入时间和送入人，有多余的冰柜就可以在此随时付费存尸。2016年，宋双群和承包医生达成协议，开始间或往太平间存放尸体。而刘国臣通过宋双群在该院太平间存尸，除付给承包人每日一百元的租金外，每存一具尸体刘还会付给宋双群一百元至两百元不等的好处费。除了协助存尸，宋双群有时还会受刘国臣的嘱托帮忙给尸体洗洗脸、化化妆。

判决书显示，2018年元旦期间，来自邢台县冀家村的一村民在这间太平间，现场买下一具女尸。该村民的父亲在40年前去世，母亲改嫁，2018年元旦，该村民想给去世多年的父亲配阴婚，这样的想法在告知一位风水先生后，第二天，经其引荐，该村民就见到了眼前的女尸。陪伴尸体左右的还有自称是死者“舅舅舅妈”的一男一女，舅舅舅妈开价8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以6.8万的价格成交，银灰色的面包车把尸体拉到坟地里，当日与该村民的亡父合葬。

法院查明，自称为舅舅舅妈的是刘国臣和一位当地“媒人”，其6.8万的价格中，还包含了风水先生2000元和媒人1000元的介绍费。“2016年放了二三十具，2017年也放了二三十具，具体多少记不清了。”邢台县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在证词中回忆称。判决书显示，刘国臣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共买入22具尸体，短暂停放在邢台县中心医院太平间。

2019年9月6日，在邢台县中心医院，新京报记者看到位于地下一层的地下太平间无人值守，且两扇大门紧闭，门外还有一把附加锁。 楼层保安称如果要进太平间需从医院急诊拿钥匙。记者找到其中一名承包医生，该医生拒绝作出任何回应。而在医院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婉拒采访。

多人参与盗尸贩尸——按刘国臣的说法，他所购尸体均来自一位叫“二哥”的河南人。他并不知道“二哥”姓名，偶尔问起来源，“二哥”回答草草：都是从火化场弄的。事实上，刘国臣口中的“二哥”为顾松篡，其手中的女尸也均为盗窃所得。被盗家属杨盛听到顾松篡被捕的消息后曾赶到其住处，谈到顾松篡，邻居都对其讳莫如深，连摆手表示不愿多谈，只是告诉他，顾松篡有小偷小摸的毛病，此前还偷过牛。

2018年12月，河北省邢台县人民法院和山西省侯马市人民法院先后以涉嫌犯盗窃、侮辱尸体罪对当地一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判决，顾松篡的部分作案细节在其中得到披露。判决书中提到，2017年至2018年期间，在河南被盗挖的女尸多以配阴婚的目的先后被转手、出售。盗尸案背后，实际上隐藏一条“阴婚”市场上从需求到交易的隐秘链条。这个链条上，有需求者、寻找尸源的中间人和盗尸的实施者。位于该条利益链的起点，顾松篡曾伙同他人参与盗尸体27起。这些女性尸体年龄从二三十岁到七十余岁不等，均被顾松篡以一万元左右的价格卖给了河北、山西和河南本地的买家。

据接近该案的相关人士向新京报记者介绍，顾松篡有多名“线人”分布于不同村镇，为其通风报信盗取尸体，作案成功后顾松篡每次会给予“线人”2000元左右的酬劳。在顾松篡被抓获时，警方在其院子里发现大量用于藏尸的冰柜。实施盗窃之前，根据不同“线人”提供的线索，顾松篡及其同伙可以知道坟墓的具体位置、女尸的年龄，下葬时间甚至是死亡原因。

2018年5月一起盗尸案中，根据一名线人提供的信息，顾松篡与同伙盗挖了一具年龄较大的女尸。当时由顾松篡负责望风，另有同伙负责挖坟。随后顾松篡将盗挖的女尸放置在其家祖坟的地里，用包谷杆盖着，直到买家刘国臣开车上门交易。

2018年三四月份，一名线人说有一个死亡女性刚下葬。顾松篡即与同伙开车过去，挖出一具五十多岁的女尸，卖给了刘国臣，卖了12000元。

2018年5月，刘国臣将从顾松篡处购买的女尸销往陕西省延长县的途中被民警当场抓获，随着相关犯罪嫌疑人的悉数落网，这起系列盗尸案及其背后隐藏的利益链条也渐渐浮出水面。

不到两年时间里，刘国臣从顾松篡处买入22具尸体，有17具成功卖出，2具被延长县公安局扣押，3具仍放在邢台县中心医院的太平间里。河北邢台县中心医院，曾有多具被盗女尸在该院太平间停留。除刘国臣外，山西省洪洞县的刘兵兵也曾从顾松篡和娄前中等人手中购买尸体，并存放在侯马市一公司医院太平间，随后以6万到10万的价格卖出。2018年5月14日凌晨，当刘兵兵开车载着从娄前中手中购得的两具女尸途经山西省侯马市高速口时，被侯马市公安局民警查扣。

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河北省邢台县人民法院、山西省侯马市人民法院和陕西省延长县人民法院先后对涉案中的贩尸者、介绍买尸者以侮辱尸体罪做出刑事判决。延长县人民法院以侮辱尸体罪判处刘国臣有期徒刑两年，邢台县法院以侮辱尸体罪判处宋双群有期徒刑八个月，还有一些协助存尸者、中间人也因侮辱尸体罪被判处七个月到一年不等的刑期。其中顾松篡、娄前中等人均因涉及盗挖尸体罪被另案处理。

“媒人”网络——为了寻找符合条件的女尸，人们通常向风水先生和媒婆打听尸源，并支付报酬；过去这张基于人情的信息网络，被越来越多的人嗅到了商机，贩卖尸体的潮水就涨起来了。一名曾从刘国臣处介绍买卖女尸的媒人告诉记者，正是看中了该条渠道价格较之市场价更低廉，她首次从业时帮朋友介绍以48000元买入一具女尸，由此开启介绍配阴婚的业务。过去数年间，不满足于只协助刘国臣存尸，宋双群曾数度通过包括刘国臣在内的多条渠道购入女尸，存于邢台县中心医院太平间，待加价后转手卖出。至于刘国臣，尽管此前的2014年和2015年间，他先后因盗窃和侮辱尸体罪获刑，但利益面前，他还是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入局。这些尸体交易中，无数“媒人”们，作为中间人，负责扮演连接买卖双方的角色。

邢台县某中介曾在微信群中发布配阴婚信息。新京报记者魏芙蓉 摄邢台县某中介曾在微信群中发布配阴婚信息。2019年9月，在距离邢台县中心医院30公里外的村子，刚出狱不久的宋双群坐在自家院子里修摩托车。他今年68岁，头发花白，身着墨绿的T恤和黑色长裤，在自家院子里修理摩托，妻子在一旁敲打核桃。宋双群对新京报记者说，他18岁开始帮活人说媒，30岁时业务范围从喜事扩展到白事——给死人配阴婚。打听到哪里有未婚的女性去世，宋双群会第一时间赶到地方，为人牵线搭桥，张罗死者身后的配婚事宜。“干这行的，都是电话来回打。”从“红事”到“白事”，宋双群解释，“说媒这行都是说个死的再说个活的”，如此才能融通信息。

提到获刑入狱，宋双群坚称自己介绍“配阴婚”是为行善、做好事。入狱是受刘国臣牵连，他帮其存尸但并不清楚尸体来源。出狱有半年之久，近来又有熟人找上门希望其帮助配“阴婚”，宋双群有疑虑。他展示自己出狱后新换的翻盖手机——从智能手机换成按键手机，示意自己和过去的“媒人网络”告别。

54岁的邢台人刘胜东也是一名中间人，他在邢台市人民医院附近经营着一家小型的家政机构，招聘保姆和护工，同时他也揽下配阴婚的相关业务，以女尸的“经纪人”自居。由于经常出入医院为病人提供护理服务，刘胜东牢牢掌握配阴婚中所需的女性尸源。那些意外身亡、单身且存在配阴婚需求的女性遗体一旦送入太平间，他可以及时获知女性尸源。在女方家属默许的情况下，那些过世后等待配阴婚的女性的信息——以年龄和价格为主，经其手传出，开始出现在其建立的大小家政群里，嵌于朋友圈的医药广告间，消息一手转一手，传达至邢台各村镇的“媒人”，直至链接到真正的买家。

从业五年，刘胜东记不清自己“促成”过多少次阴婚，经手的多是病故和意外身亡的女性，按照行情，20岁左右的女尸通常10万元起价。他也经手过13岁的女尸，卖了3万。刘胜东所经历的最激烈的一场“争夺”是两年前：一位20岁出头但不幸病故的女孩，年轻貌美，“需要找个主”。十余名“媒人”参与议价。按照行情，10万元作底，价高者得。 “价格都是撑上去的，像卖牲口一样拍卖”，刘胜东回忆，但与拍卖会有别的是，买方出价并不公开，只与女方私下商议。刘胜东没能成功。这桩买卖最终以12万元被拿下，促成交易后，“媒人”能从男方处获得2000元的酬劳。

五年的“媒人”生涯，刘胜东渐从中摸出门道：下雨天是消息来得最密集的时候，事故多，容易撞车；常年经手本地尸源，他有时更期待外来尸源，“本地的赚点经纪费，外地拉来的直接赚差价”。

“阴婚”陋习——宋双群的代理律师刘欣桐告诉新京报记者，该案中，尸体来源是当时审理的焦点，刘国臣和宋双群以及相关“媒人”在明知尸体来源非法的情况下仍从事尸体交易行为，推定为侮辱尸体罪，按照《刑法》第302条规定，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在刘欣桐看来，人们对阴婚的执著、市场需求不减，一直是盗尸贩尸利益链难除的主因。

邢台当地，有俗语盛传：“祖上有孤坟，家里有孤人”，意思是祖坟里如若有人落单下葬，将会影响到后世子孙的正常婚娶。邢台当地一位风水先生介绍，“配阴婚”往往由男方家庭主导，在男方付给女方约定的“聘礼”后，配成对的两副棺材并置，男左女右，合为一个坟丘。“只要男方家里条件允许，十万都给配”，邢台县大桃花村村民王女士告诉记者，今年村里曾有一离婚后又车祸意外去世的女性，其娘家在将该女尸和邻村男性配成阴婚，此后收到“聘礼”10万。“活人婚姻看意愿，死人婚姻看价钱。”邢台县殡葬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在电话中称，因土葬仍是当地较为常见的丧葬方式，倡导绿色殡葬是以往殡改中的主要内容。而阴婚作为一项民俗早年存在，近年在当地“很少见，几乎没有”，据其了解，当地殡改方面并无明确针对阴婚现象的规制。

从事民俗研究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景春表示，“阴婚”起源于殷商时期，多是由于人们恐惧孤坟无法归葬祖茔会影响后代昌盛。而这项被视为封建迷信的民俗在陕西、山西、甘肃、河南、广东、江浙等地的农村地区仍然存在。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阴婚”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2012年至2019年期间，共有133篇判决书，其中有78起涉及刑事案件，案发地多集中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省份。收录的裁判文书中，最早在2012年有3起关于“阴婚”的判决，此后每年都会审判多起“阴婚”案，2017年裁判文书数量最多，达28篇，截至2019年10月份，2019年已有17件已经审判的阴婚案。

顾松篡等人虽已归案，但其老家的很多村民仍笼罩在女尸频频被盗的恐惧中。村里一旦有女性下葬，亲属会在墓地旁搭简易棚屋，夜间值守数月，遇上恶劣天气也丝毫不敢懈怠。73岁母亲离世的第二天，任强就在墓地装好了监控和电灯。母亲的坟丘位于自家楼房后的玉米地里，他从家里牵了180m的电线连通到墓地，为夜间工作的监控供电供网。通过手机，任强可以实时查看墓地的情况。母亲刚下葬不久，夜间的监控需要时刻盯守，他和叔叔约定好，母亲入土的前几个月，由二人轮流熬夜盯守。

任强通过手机，查看母亲坟地的监控画面，防止遗体被盗。任强后院邻居老太太也在前不久下葬，老人生前育有四女，因担心母亲遗体被盗，她们如今以每月6000元的价格雇专人在祖坟看守。盗尸现象甚至一度影响了当地的殡葬业。郭荣敏做了十年的棺材生意，这两年，她也发现，铺子里水泥棺材比前些年更好卖。郭荣敏介绍，由水泥、石子、水洗砂和钢筋混合制成的水泥棺材，会在逝者入土时由吊机套在木棺之外，同时起到加固和防盗的作用。

2019年10月10日，继母亲遗体被盗两年后，杨盛接警方通知，DNA比对成功，母亲的遗体在山西运城被发现。第二天，杨盛匆匆赶往运城，签字火化，取回骨灰。母亲的骨灰再次被安放进原来的坟里，杨盛原计划再举办个仪式，后来想想算了，“入土为安，不再折腾了”。杨盛告诉记者，那份包含14具女尸被盗的请愿名单中，据其所知，至2019年11月，仅有三户遗体被寻回。而多数被盗家庭，自发现亲属遗体被盗那一刻开始，便陷入漫长的等待之中。

对于张运，妻子遗骨不知所踪，至今没敢跟妻子娘家人开口。茫然无措的他找到了风水先生，依其建议，他在空棺中放入妻子的旧衣物，建成衣冠冢，将位于地南头坟墓旧址坟丘迁到地北头。农历六月十五，亡妻忌日，张运站在妻子墓前。此时暮色四沉，云霞卷天，田地里的玉米苗尚未齐膝，细瘦的电线杆隐现。电线杆下，本该是妻子的安眠之所。如今，那只是一座空坟。

谢选骏指出：阴婚匹配具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几乎涵盖了中国文明的历史纪录。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日的阴婚匹配和明清及其之前的杀人殉葬。其实是互相涵盖的。阴婚匹配和杀人殉葬的互相涵盖，只想两者背后的宗教背景——那就是中国家族政治的祖先崇拜。从阴婚匹配和杀人殉葬，可以看出中国宗教的原始与残酷——这一宗教特性不能不影响到中国社会政治的基本特性。实在值得引人深思！

【007、达赖喇嘛试图回归正统佛教】

《达赖喇嘛尊者：有生之年将致力于复兴》2017年11月21日 转载西藏之页说：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发表演讲指出，在自己有生之年，将致力于复兴古印度文化，并强调复兴古印度文化能建立和平快乐的21世纪。

11月18日，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萨尔温（Salwan）公立学校展开参访， 向该校的师生和民众发表演讲，指出：古印度文化有着极为丰富的价值观，能为世界做出很大的贡献。

尊者谈到：当今社会重视现代化教育的发展，而古老的教育价值观一直被忽略，所以必须要重振这古老的知识。

尊者还讲到；在印度的藏传佛教的寺院里，目前有超过一万多名藏人佛教僧侣和几千名尼师正在学习那烂陀中的古印度传统文化。

达赖喇嘛尊者还谈到，有关情绪卫生和身体卫生的重要性，并强调促进人类价值观和爱心，应该从教育开始，从幼儿园到大学阶段，依靠科学发现，常识和共同经验来体现内在价值观，未来的世界就会更有意义。

当谈到有关推动宗教和谐的问题时，达赖喇嘛尊者指出：印度是一个拥有不同教派，且还能和睦相处的国家。 因为这是拥有丰富的多元文化和拥有文明的结果，这个文明是在几个世纪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而发展起来的。

尊者表示：以宗教名义造成的暴力冲突问题感到悲伤。尊者指出，所有的宗教传统的刻心就是爱与同情，用宗教的名义实施暴力行为是不公的。

尊者还进一步谈到：一个人的真正美在于他的微笑，微笑能展示温暖的心，以及对他人的爱和尊重。愤怒和仇恨都是我们心的一部分，这些破坏性的情绪来自无知。因此，帮助别人传播爱和慈悲，才能消除这些破坏性的情绪。

尊者还谈到：要把21世纪变成一个和平的世界，取决于年轻的一代，并希望年轻人为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做出努力。

达赖喇嘛尊者表示“我希望全世界的年轻一代，你们有机会把世界变成一个美好与和平的世界，你们要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概念，要从更广泛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尊者最后还解到：“我们都是这个星球上70亿人类的一部分。我们都是相互依存的，需要有共同的未来。别人的幸福也是我们自己的幸福。所以我们不应以宗教、民族、种姓或信仰来区分。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是达赖喇嘛尊者对萨尔温公立学校的第二次访问。早在20年前（1997年11月18日）达赖喇嘛尊者曾莅临过该校。

谢选骏指出：众所周知，“藏传佛教”也称喇嘛教，这是因为它并非正统佛教，而是大乘佛教与西藏苯教即萨满教的混合物。现在，达赖喇嘛身体力行“正在学习那烂陀中的古印度传统文化”，说明“达赖喇嘛试图回归正统佛教”。

【008、德国为何接纳伊斯兰恐怖分子】

《警惕！伊斯兰国已灭 剩下IS分子去了这里》（2017-12-16 德国之声）报道：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被打败后，大量“圣战者们”销声匿迹。其中一些人隐遁当地，另一些人则显然前往了欧洲。各安全机构严阵以待。

无论身在何处：英籍圣战者们永远不允许重返本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Gavin Williamson）数天前表示，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阻止这些人重新入境。他暗示，为此，有关当局将继续有目标地追捕英籍圣战分子。他称，“死去的恐怖分子才不会再让英国受伤。”

威廉姆森国防大臣的这一毫无掩饰的表态凸显了数周来搅扰着欧洲各安全机构的那种忧虑：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双双被战胜后，“伊斯兰国”的那些未死的战士们去了哪里？叙、伊两国国防部均正式宣布了伊斯兰国的终结。

大马士革国防部发布文告称，代尔祖尔（Deir ez-Zor）的被解放标志着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彻底灭绝，“随着这一失败，伊斯兰国全面失去了指挥其各分散团队从事恐怖行动的能力。这些团队处于孤立状态，被包围在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伊拉克国防部声明，已明告剩余恐怖分子们，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死亡，要么向我们英勇的部队投降”。

传言称，美国和“伊斯兰国”有协商

然则，充满自信的声明难以隐瞒以下一点：人们并不知道，有多少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战士们逃脱、以及他们的去向。上星期，前反对派叙利亚民主力量（SDF）指挥官西洛（Talal Silo）的一番言论引起混乱和矛盾。根据路透社的一篇报道，西洛称，上月中旬，在叙利亚城市拉卡（Rakka）被攻占后，“数千”伊斯兰国战士被准许离开；更有甚者：美国在一份秘件中明确赞同释放这些人。华盛顿立即予以否认，指出：西洛的说法是“凭空杜撰”。美军强调，不同恐怖分子做任何交易。

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了一名显然属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一名司机。他称，曾出现长达7公里的撤退大军，包括约50辆卡车、13辆巴士，以及约100辆伊斯兰国的车辆，载有战士和弹药。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Haider al-Abadi）上周宣布，打击IS的战事已经结束

到底有多少伊斯兰恐怖分子逃脱、现在何处，对此，人们无法确定。安卡拉政府表示，它担心，其中一些恐怖分子有可能在土耳其落脚。

一部分圣战者也有可能逃往了阿富汗。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的专家奥尔滕（Kyle Orten）指出，“很有可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英籍圣战分子上路去了阿富汗”。从阿富汗传出消息说，已有法国籍圣战者在该国出现。

军情五处：危险“遽增”

欧洲安全机构已准备应对先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者们可能的重返。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MI 5）负责人帕克（Andrew Parker）10月中旬曾指出，相关的危险“急剧上升”，“这一威胁呈多维性，发展迅速，其规模是我们迄今未曾见到过的”。他说，除危险发展的高速度外，让他忧虑的还有以下一点：危险难以发现。

帕克指出，相关的危险比迄今的任何危险都更多样，其中一些恐袭计划在英国境内策划，另一些则由海外指挥；某些恐袭手段极为复杂，某些则是简单的匕首攻击；“一些袭击有长期准备，另一些则是随机发生。极端分子涉及各年龄段、来自各种可想象到的社会阶层和性别。他们仅在暴力取胜这一歹毒意识上一致”。

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德国亦忧虑

可能重返的恐怖分子也使德国安全机构忧心忡忡。当年随父母进入战区的幼年人尤其成为关注焦点。11月中旬，联邦宪法保护局负责人马森（Hans-Georg Maaen）警告说，圣战分子的孩子们被伊斯兰社会化，带着相关的意识从战区返回德国，“由此，这里也可能成长起新一代圣战者”。

据国内情报机构提供的数字，共有950多名伊斯兰分子曾从德国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其中五分之一为女性，幼年人占百分之五。根据该数字，约有三分子之的伊斯兰分子如今已返回德国。宪法保护局称，目前，德国国内有1870名伊斯兰暴力人士。

谢选骏指出：英法都不待见恐怖分子回国，只有德国例外。德国为何乐于接纳伊斯兰恐怖分子？一是由于德国和土耳其在一战二战中的狼狈为奸的历史关系，一是由于德国杀过不少犹太人，以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不会害我”。谁知德国人只懂印度学，不懂闪族学——犹太人和阿拉伯本是同根生，几乎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他们一个叫做AL，一个叫做EL，区别就是这么一点。德国人过去杀了六百万犹太人，现在却接纳了四五百万穆斯林——看来德国人和中东人相依为命，因为德国人的血液里很多中东地区来的祖先。尤其是来自东德地区的德国人。我们知道，德国人甚至深入中亚细亚，直到西伯利亚，现在都住着不少日耳曼人。

网文《介绍俄罗斯的日耳曼族》说： 

现在老毛子的日耳曼族跟本地的斯拉夫人没有什么区别了，除了黄头发。

俄国立国千年，不算现在普京时代，共历三朝，即留里克朝，罗曼诺夫朝，苏联帝国时代。其中，留里克朝七百年，罗曼诺夫朝三百年。在这一千年中,大部分时间里，统治俄罗斯的是日耳曼人。

说起这留里克朝，起根儿上就是北欧日耳曼人的。东斯拉夫人居住在北起北冰洋沿岸，南至黑海，东到乌拉尔山脉的广阔的平原上。这些东斯拉夫人，从事渔猎和原始的刀耕火种的农业。因此，他们通常以分散的家宅和小村落，而不是以人口密集的村庄和城镇为单位。出现的城镇，很少发展成为主要河流沿岸的贸易中心。只有第聂伯河沿岸的基辅和伊尔门湖畔的诺夫哥罗德是当时的贸易中心；前者担负着南北运输，后者控制着东西贸易。

正是这种长途贸易，为第一个俄罗斯国家提供了基础。彼此不和的东斯拉夫诸氏族，为了平息战乱，遂邀请北欧人的酋长留里克为其统治者。“我们的国家富饶辽阔，但却没有秩序，快来管辖和统治我们吧！”于是862年，留里克成为诺夫哥罗德的第一任王公；不久以后，他的北欧追随者们南移基辅。这些北欧人，即东欧人所称的瓦良格人，他们创建了俄罗斯国家，创造了最早的俄罗斯文化。

留里克兄弟俩带着随从入主诺夫哥罗德，成为该城及周围地区的统治者，留里克朝开始，其对俄罗斯的统治自862年直至1598年。留里克的继承人奥列格后来创建了基辅大公国（882年-1132年）。

基辅大公国的著名君主除了那些开国之主外，还有奥莉加女大公和弗拉基米尔一世，前者开始接受基督教，后者则使俄国接受了东正教。

后来基辅大公国分裂为诸俄罗斯公国，被蒙古人征服达两个世纪，这些俄罗斯王公，都是北欧人的后裔，都是留里克朝的贵族兄弟。

在南方罗斯被蒙古统治期间，唯一幸免于蒙古统治的北方公国诺夫哥罗德，在大公涅夫斯基亚力山大的率领下击败了瑞典人的进攻，正如两次世界大战中，击败德国人的主力是德裔美国人一样。

通过讨好蒙古人而悄悄崛起的莫斯科王公，也是留里克家族成员。

1446年，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二世被敌俘获并刺瞎双目，其子6岁的小伊凡起初躲藏于隐修院，后被秘密送往安全地方。同年父亲获释后，小伊凡才结束了逃亡回到父亲身边。在父亲的教诲下，伊凡学习了作战和治国之道。他12岁便担任远征军统帅，深入北方地区，指挥大军肃清残敌；18岁又挥师南下，与宿敌鞑靼人作战。1462年3月27日，22岁的伊凡即位，成为莫斯科大公并首次自称为“全俄罗斯的统治者”，这就是伊凡三世。他在位期间做了两件大事，统一俄罗斯，推翻鞑靼统治。从他的继承人瓦西里三世（1505—1533）开始，俄罗斯的君主都称“沙皇”（源于古罗马执政官“凯撒”——Caesar），沙皇俄国的历史开始了。

伊万四世（1533——1584）执政期间极力对外发动战争，扩张领土，同时以残暴的手段铲除异己和镇压民众，从而获得伊万雷帝的称号。他消灭了残存的一些鞑靼小汗国，将俄国领土推进到伏尔加河以东。1584年，伊万四世去世。1598年沙皇费多尔过早离世，身后无子。至此，留里克朝绝嗣。此后，俄国皇位更迭，战乱频繁，进入混乱时期。日耳曼人对俄罗斯七百年的统治暂时告一段落。

1613年，俄国军队赶走了波兰军队之后，贵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1613——1645）被推举做沙皇。从此开始了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7）。这算是正经八百的俄罗斯族的君主。1645年，沙皇米哈伊尔去世，其子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1645——1676）继承皇位。这时，欧洲已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而罗曼诺夫朝的几任沙皇却顽固坚守封建农奴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导致各种矛盾的爆发，市民骚动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17世纪最大的一次农民反抗运动当属斯杰潘-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

在短暂的俄国本土皇室统治时期，出现了俄罗斯帝国第一位大帝，彼得大帝（1689——1725）。1689年，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的幼子彼得即位，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彼得大帝。十七世纪末，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均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十七世纪初的混乱年代将俄罗斯国家推向毁灭边缘。彼得一世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引进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实现进一步扩大疆域，实现自己的俄罗斯帝国梦。他首先隐姓埋名，亲自到欧洲各国考察和学习科学技术；然后，大力开办兵工厂、造船厂、金属冶炼厂、化工厂等；他不仅从欧洲各国引进了大批专家和技术人才，同时还强迫贵族学习知识；他大力发展各级教育、建立海军学校、军事技术学校以及国家科学院；推行新历法，发展通讯事业。在短短的几年里，俄罗斯的工业生产、教育、强大的海军、陆军都建立和发展起来，俄罗斯迅速增强了国力和军事力量，在北方战争中击败瑞典，夺得了北方出海口，从而进入了欧洲强国的行列。彼德大帝还有一大业绩，在荒无人烟的涅瓦河畔沼泽地建设一座新型港口城市——首都彼得堡，在那里建造军舰，建设海军。为了推行改革，彼得一世用残暴的手段镇压一切反对派、屠杀敢于反抗的民众，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也毫不手软。

1725年，彼得大帝死去。此后，经过一番皇位争夺，1761年，俄国皇位重又为日耳曼人所占据，直到俄罗斯帝国灭亡。

事情是这样子的，彼得大帝死后，其孙彼得二世即位，但很快就感染天花而死，罗曼诺夫朝的男性后代绝了种，于是，先是彼得大帝远嫁德国的侄女取得皇位，成为安娜女皇。安娜女皇死后，彼得大帝的小女儿叶丽萨维塔夺得皇位。这位女皇颇为能干，治国有方，但她也有不幸事，她的德国未婚夫早死，此德国小伙颇为英武，他死之后，叶丽萨维塔矢志不嫁，当然也就没有正式的皇子。彼得的大女儿也远嫁德国，与德国丈夫生有一子乌尔里希。叶丽萨维塔就把这个姐姐的孩子接到俄国，作为皇太子，改名为彼得，费多罗维奇。

再说叶丽萨维塔未过门的德国婆家，虽是贵族，经济却颇为窘迫，听说叶丽萨维塔成为女皇，忙发来贺信，这女皇对未婚夫家一直是极为热情。后来听说小姑子有个女儿，便接到俄国，改名叶卡捷琳娜，女皇做主，让皇太子彼得和叶卡捷琳娜成亲。

您看仔细喽，这彼得和叶卡捷琳娜都是根红苗正的德国人，所以他们的后代保罗一世，保罗的儿子，那个摧毁拿破仑帝国的亚力山大一世，亚力山大的兄弟，那个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大败，愤而自杀的尼古拉一世，尼古拉一世的儿子亚力山大二世，亚力山大二世的儿子亚力山大三世，亚力山大三世的儿子，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当然也就都是德国人的后裔了。

叶丽萨维塔去世后，皇太子即位，是为彼得三世。这彼得三世，是个不忘本的好同志，是铁杆哈德派，时刻不忘自己是德国人。他极为崇拜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刚一即位，立刻报效故国。当时，普鲁士在七年战争中，被俄国奥地利和法国打得找不着北，普王身上揣着毒药，随时准备自杀。彼得三世一上台，立刻停止对普作战，归还所有侵占的普鲁士领土，并且派俄军协助普鲁士作战。本来面临亡国之难的普鲁士，绝处逢生，击败奥地利，一跃成为德意志强邦。

彼得三世还坚持信奉路德教，拒不改宗东正教，德籍官吏遍布俄国朝廷，连俄军总司令也由德国人担任。

那叶卡捷琳娜却完全不同，她的家庭不富裕，所以，她对德意志故乡没有什么好印象，相反，地广人众的俄罗斯，却使她十分热爱。这位皇后玩了命地学俄语，学习俄罗斯的风俗文化，改宗东正教，拼着命，想尽快融入俄罗斯社会中去。

由于夫妻二人感情不和，渐渐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叶卡捷琳娜抢先发动政变，杀死彼得三世，成为女皇。

叶卡捷琳娜登基。推行“开明专制”政策，主张自上而下地取消和改革业已过时的封建制度。她在位期间，镇压了普加乔夫哥萨克暴动，还频频发动对外战争，大大扩张了俄国的领土。她伙同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攫取了波兰62％的领土，灭亡了波兰国，在波兰建立殖民统治。她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夺得了黑海沿岸的大片土地，使俄国船队能顺利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实现了彼得大帝都没能实现的梦想。

在亚洲，叶卡捷琳娜通过修筑军事堡垒，蚕食高加索，侵入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到18世纪80年代，俄国完全占领了西伯利亚北部。俄国还从亚洲东北部越过白令海，占领了北美阿拉斯加，俄国成为地跨三大洲的大帝国。叶卡捷琳娜的文治武功使得俄罗斯帝国达到极盛，她也因此成为俄罗斯帝国两大帝之一。

不过，虽然自彼得三世后，俄国历届沙皇都是德国裔；但是，除了彼得三世外，自叶卡捷琳娜大帝以下，在精神上和相貌装束上，历代沙皇可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俄罗斯人，与德国已没有什么关系了，正如留里克朝的各位王公，除了开国的留里克兄弟还被认为是北欧人以外，其他后来的王公，从里到外，早已是毫无疑问的“俄罗斯人”了。

谢选骏指出：看来沙皇身上的德国人的血统，远远不及其蒙古人血统，难怪俄国人夺取欧洲领土很难，夺取亚洲领土容易。不仅如此，马列主义政权在欧洲二十一世纪已经绝种，而亚洲的中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北朝鲜依然存在——这说明马列主义的德国成分，其实远远不及其蒙古成分。例如列宁斯大林这两头人的血统中，蒙古成分就高于德国成分。

【009、敌基督的力量联合了起来】

网文《中国与梵蒂冈：“不法之徒”DIY主教》说董冠华（音译）是梵蒂冈和中国当局都不喜欢的人。今年5月，这位来自中国北方一个村庄的58岁劳工没有得到梵蒂冈和北京允许自命为主教。

据信，北京与梵蒂冈已接近为一千万中国罗马天主教徒选择主教事宜达成一份历史性协议。

这样一份协议会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与骄傲的梵蒂冈教会之间首次有和解的迹象。

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双方都不想发生的事情就是董冠华这样的自命主教成为障碍。

约有100位天主教主教的中国情况混乱，一些得到北京当局认可，一些得到梵蒂冈非正式认可，而现在很多主教有二者的认可。

冲突近70年之后，梵蒂冈和北京都想要为这种混乱情况带来秩序。但是中国的天主教徒不知谈判的细节，董冠华担心这只会使分裂更加严重。

“我尊敬教皇，但是我不支持此事；教廷将受到伤害，因为这个强硬的政府将不会屈服；当局其实想在真正的教廷中制造混乱；在当局眼中，混乱越多越好。”

在当局眼中，董冠华长期以来都是不法之徒。他来自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下辖的正定县，一生都是天主教徒。

董冠华拒绝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注册——这一官方机构不承认梵蒂冈教廷的权威，也没有得到教廷的认可。

他忠于所谓“地下教会”——一个仅承认梵蒂冈教廷精神的社区。

董冠华地下教会附近附近的官方认可教堂信徒寥寥。但是，梵蒂冈与北京关系拉近之际，教廷现在谴责董冠华自命为主教是“严重犯罪”。换句话说，他已经成为双料不法之徒。

董冠华说，他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并对两大阵营指责他行为疯狂的说法不屑一顾。

“还有人说耶稣是疯子；有时候政府给做出让步的人奖励；我不贪图那些奖励；我什么都不怕，因为我的良心很清楚。”

董冠华穿着棉袄在对挤在自家前院的农民教友传教。在开阔的天空下，教友们喊着对弥撒的回应，苍白的日光透过有毒雾霾和缠结的电线照亮了他们的脸。

尽管天寒地冻且担心警察骚扰，在董冠华家的教徒比街对面的地方政府认可的教堂多得多：他的信众不愿让国家介入他们自己与神之间。

“如果有宗教自由，我们会去官方教堂，我们不想在寒冷中活动”，他说。

一场非常不同的周日弥撒在大约320公里远的地方举行。

华丽的北京南堂（宣武门天主堂）是中国当局认可的天主教廷的一部分。这里的每一个座位和过道都是慢慢的，老人和年轻人透过香火注视着侧面有绿色竹茎花瓶的基督雕像。

一代又一代人，这些“地上”天主教徒在接受国家监督的同时也坚持了自己的信仰。

在被问及对当局与教皇之间达成协议有什么感想时，很多人不愿意发表看法。

但是有一些人表示谨慎乐观，有一位女教徒用藐视的态度宣称，如果中国教廷能够在没有政府介入的情况下被教皇领导，会“使信仰更纯净”。

北京南堂（宣武门天主堂）的很多信徒拒绝发表看法 

教皇方济各显然渴望有机会弥合这个长期分裂的教会，并被地上和地下信众都承认为其精神守护者。

与北京之间的协议将使这些成为现实，这将在主教的选择上达成妥协，并成为重塑梵蒂冈与中国外交关系的第一步。

对北京来说，这个奖励也很大。与梵蒂冈的协议可能会帮助当局在这个麻烦和冲突的社区施加命令，使董冠华这样的不法之徒边缘化。

从全球的角度，这样也将加强中国的威信——正在崛起的世界超级大国终于与世界超级软实力体相接触。

很多人都充满希望。用60年时间试图帮助中国天主教徒的比利时鲁汶大主教韩德力神父（Jeroom Heyndrickx）表示，尽管双方都有怀疑者和障碍，这是他一生中的最佳机会。

“在中国，两千年来皇帝是皇帝，同时有教皇，这同样适用于共产主义中国；但是中国已经改变了，教廷也改变了，这构成了使对话成功的一个新机会。”

“中国知道全球化正在发生，现在公开表示自己是一个准备与各种不同意识形态对话的国家。”

“教皇方济各正竭尽全力使对话成功；他非常小心地避免在宗教自由或人权问题上批评中国。”

他曾与得到中国官方支持的教会团体在罗马会面。

结果是，一些地下天主教徒抱怨，教皇背叛了那些因为终于梵蒂冈遭受苦难而死去的教徒、将今天真正的信徒抛弃给共产主义国家的控制。

他们还指出，中国在收紧很多公共生活领域的控制，担心北京与梵蒂冈之间的协议可能造成宗教自由减少，而不是增多。

陈日君表示，如果达成建交协议，将是“投降”，北京将介入天主教神职人员的任命。 

84岁的前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是主要怀疑者之一。

陈日君最近接受BBC采访时表示：“一份不好的协议会使情况更糟；没有协议，我们必须容忍很多事情，但那OK；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遭受迫害；共产党政权从未改变其政策；他们不需要妥协；他们想要一个完全的投降”。

中国宗教当局拒绝所有采访请求。

回到董冠华的前院，露天弥撒结束，信众走了，他在祭坛周围拉起红色窗帘，以保护它不受外界影响。

最后一片干燥的树叶从冬天的枝干上耳语，两只鸡从瓦楞铁皮屋顶上看下来。

被问及在历史协议门槛之际对教皇方济各有什么想说的，董冠华答道：“我会告诉他小心，如果协议顺利，上帝会高兴，但如果不顺利，教皇将受到惩罚；妥协是一件坏事，它打破了我们信仰的完整性；这里90%的信徒和我的看法相同”。

冬日第一批雪花飘落，董冠华走进房间祈祷。前院空了，夜晚快速来临。

这种沉默似乎抱有一种想法—那强大教会和强大国家之间的协议是基督教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信徒的个人良心则是另一个主题。

……

谢选骏指出：敌基督的力量不仅存在于国家组织（政府）之中，也存在于宗教组织（教会）之中。这两个敌基督的力量有时分裂对立，有时也会联合起来。现在，共产党和梵蒂冈正在联合起来，政府和教会里的敌基督力量联合起来了。

【010、多神论胜似无神论】

网文《为什么十六两是一斤？为什么筷子长7寸6分？》（JollyRoger网络贵族于 2018-10-18）报道：

过去人们常用半斤八两来形容两个事物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我们祖先使用的秤是十六两为一斤，所以半斤和八两就是一样的。

那么老祖宗为什么定十六两为一斤呢？是他们不聪明吗？不是的。

传说我们的先人观察到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再加上旁边的福、禄、寿三星，正好是十六星。

北斗七星主亡、南斗六星主生，福、禄、寿三星分别主一个人一生的福、禄、寿。

他们在天上看着人的一切。所以说：人在做，神在看。

据说做买卖的人，如果称东西，短斤少两，都要受到惩罚。

卖东西少给人一两，福星就减少这个人的福；少给二两，禄星就给这个人减禄；要少给三两，寿星就给这个人减寿。

古代人都知道“人在做，神在看”，所以人都不敢做昧良心的事。

筷子为什么是7寸6分？

筷子的标准长度是七寸六分，代表人有七情六欲，以示与动物有本质的不同。

有些人很羡慕西方人用刀叉吃饭，觉得这种姿势和仪态有品位。但学了之后也只是偶尔用用。

在日常生活中餐餐都用刀叉的中国人，想必都是奇葩。

刀叉是冶金术成熟以后才有的用具。而冶金术是十五世纪才发明的，在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之前，西方人其实是用手吃饭。相比之下，筷子的文明史显然长得多。

关键是，筷子是两根，称呼却是一双。

在餐厅里呼唤服务生“拿一双筷子吧”，那肯定是中国人；如果说“拿两根筷子吧”，那一定是外国人。

为什么明明是两根筷子，却叫一双筷子呢？这里面有太极和阴阳的理念。

太极是一，阴阳是二；一就是二，二就是一；一中含二，合二为一。这是中国人的哲学，西方人不懂。

筷子在使用的时候，讲究配合和协调。一根动，一根不动，才能夹得稳。

两根都动，或者两根都不动，就夹不祝这是中国的阴阳原理，也有西方力学的杠杆原理。

筷子还有点穴、按摩和刮痧的作用。

旧时人们走江湖，身上只要有一双筷子，有什么毛病都能自己搞掂。

即便忘了带，随手掰根树枝或芦苇，折断了，在石头上磨一磨，在水里洗一洗，也能用。

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都从神话发源。西方后来人神分家了，做事靠科学，做人靠宗教。

中国没有。

中国什么都合在一起：何仙姑、铁拐李、吕洞宾、孙悟空、猪八戒这些神仙也是人，他们就在茫茫人海中。

中国人的理想和现实、灵魂与肉体也是合二为一的，每天用的筷子里面就有信仰，举手投足都是理念。

这是一种通达和智慧。

所以，中国人不需要到专门的地方去清洗灵魂。从小就有长辈告诉他，如何做人做事，知道只有做好人才能做好事——这两者也不能分。

我们现在很多人，每天握着筷子指指点点，口无遮拦地自嘲自己和同胞没有信仰，西方如何如何，还以为这是幽默，是谦虚，是有境界。其实是无知。无知才无畏。

今天中国社会乱象丛生的症结不是中国人没有信仰，而是丢掉了老祖宗留下的智慧，没有了信仰自信。

在中西方文明全面接触、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云亦云的东西在干扰我们的价值判断，以致乱花渐欲迷人眼，五心不定，六神无主。

青松有挺拔美，鲜花有娇艳美。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是花开两朵各有特色。

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顾此失彼。我们是中国人，表达信仰的方式和人家不同。我们生活在自己的信仰里。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大概是无神论者，他在谈论古人的时候，是用无神论的态度去看待有神论的。古代中国人大多是多神论者，现代中国人大多是无神论者——无神论也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用无神论的信仰去看待有神论的信仰，是什么结果呢？是赞美其智慧，但却不明白其智慧的来源。但是事实证明，古代中国的人物与产品，精致精美于现代中国的人物与产品，可见，多神论胜似无神论。所以，多神论者所制造的现代日本产品，胜似无神论者所制造的现代中国产品。当然，比多神论更好的是一神论，所以，多神论者所制造的日本产品，也不如一神论者所制造欧美产品具有原创力。这是因为，即使从实用的角度讲，一神论让人更加专心致志，得以实现零的突破。比普遍启示的一神论更好的，是耶稣基督所特别启示的一神论。耶稣基督所特别启示的一神论，让人可以与神和解，不是被迫而自愿献身给天国状态——所以，伊斯兰教社会所创造的文明，不及基督教社会所创造的文明那样具有潜能。那么，多神论的现代日本社会，为何胜似自称一神论的现代伊斯兰社会呢？这是因为日本积极学习了欧美的制度与科学，尽管，现代科学还只是天国荣光里的小菜一碟。但愿人们能够善用现代科学，而不是恶搞现代科学；例如，用无神论去搞科学，就是一种恶搞，后患无穷。中国大陆的环境破坏，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011、俄国东正教的蒙古化野蛮化】

《俄东正教夏令营假想敌 除了恶魔还有中国人》（RFA 2017-08-25）报道：

资料图片：2016年7月25日，博罗季诺的军事夏令营里，学生穿着俄罗斯空军传统的T恤和帽子参加射击训练。  

俄媒体披露了东正教夏令营对孩子们的训练科目：教孩子们准备好同中国的战争。

俄罗斯“新消息”新闻网在8月25日发表了长篇调查报告，题目为：“东正教夏令营——教孩子们同恶魔和中国人战斗”。报道称，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一家东正教组织的儿童夏令营拥有很“专业”的训练科目：教孩子们如何驱赶恶魔，以及如何在即将爆发的俄罗斯同中国的战争中对付中国人。

该消息显然令很多习惯了官方媒体关于中俄友好宣传的人们感到惊讶。报道说，该长篇报道是一位名叫维克多·诺尔金的记者经过亲身调查后写出的，他在开头写道：“这是一个完全真实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报告里说，在乌拉尔地区城市叶卡捷琳堡郊外的一个东正教儿童夏令营里除了教孩子们如何使用东正教的仪式驱魔之外，还教授剑术，如何用剑同中国人战斗。记者还看到孩子们被教导用木剑将中国人假人的肚子剖开。

东正教的神父教导说，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即将爆发战争，最早可能在2017年秋天爆发。这场战争将会是非常血腥的。

据神父介绍，这些东正教儿童夏令营的目的是利用假期对孩子们进行强化训练，不仅仅让他们了解东正教的习俗，而且请来了各个教区的神父们，以使孩子们更深一步的理解东正教的深层教义。很多信奉东正教的父母都争先恐后的将孩子送来，每年夏令营里孩子的数量总是很多。

夏令营的孩子们还被禁止在天黑后从住所外出，以避免恶魔附体。

据当地东正教神父表示，由于现代人的道德败坏，恶魔更容易附体，所以驱魔是东正教神父的职责之一，但真正有这种能力的人很少，在全俄罗斯也没有几个。

俄罗斯东正教神父阿尔希曼得利德·西蒙对于驱魔的问题评论说：“即使有能力，驱魔实际上也是非常危险的，不过就像电工的工作也很危险，但也有防护设备一样，驱魔也有自己的一套。一些附体在被驱赶时还尖声喊道，我现在离开，但还会回来的。”

不过，关于俄罗斯将同中国之间爆发战争的问题，没有东正教神父做出解释和评论。

东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与天主教会及新教并列为基督教三大教派。1054年，基督教内两派先后宣布将对方破门，也就是逐出教会，被称为“东西教会大分裂”。之后自称“第三罗马”的莫斯科成了拜占庭帝国之后新的东正教会中心，俄罗斯也成为最大的东正教国家至今。东正教信徒总人数少于天主教，但比新教最大的普世圣公宗要多出两倍。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讲清楚的是，俄国东正教不是一种正当的正常的东正教，而是蒙古人扶持的傀儡东正教，是一种的蒙古化、野蛮化的东正教。先不说他们的叛教投敌的丑恶历史了吧，就看看现在，他们竟然还叫小孩剖开人类的肚子——这可能是基督教的所作所为吗？这是明显的邪教。

【012、俄罗斯疯僧是伪装的萨满】

俄罗斯疯僧也叫“圣愚”圣愚（俄语：юродство），音“尤拉德斯特瓦”。在汉语中，又译颠僧、佯狂者，是俄罗斯东正教的特有人物，也是一种东正教特有的禁欲主义形式。他们通常是浑身污垢、半疯、半裸体的游民传教士，脚上甚至套上脚镣的苦行僧，他们有些人几乎不能言语，他们的声音却被解释成神谕。

圣愚（Foolishness for Christ）在英文中意义是“为了基督”的愚人。

实际上呢？他们只是一些伪装的萨满，从蒙古鞑靼人的巫师和通神者，被打入了失败民族的乞丐队伍。

他们在人前行为疯癫，圣愚这个词暗示他们并非因过犯或者精神失调而变得如此，尽管他们的行为有些时候是故意、惹人厌恶、甚至是挑衅性的。

юродство最早是用来指代具有认知障碍的人。可以用来指代残障者或疯子。之后，在斯拉夫人将东罗马帝国基督教文献翻译为斯拉夫语言时，译者用该词偷换为基督教教义中的“ 为基督故而愚拙 。”

帝俄尼古拉二世时代一本百科词典对圣愚如是解释：圣愚是一种为了同胞和上帝的崇拜方式。有学者描述圣愚是一群“假装疯癫、愚蠢或故意以自身的不修边幅激起别人狂怒的人。”但这种行为仅在人们信仰这些人的实质是虔信的、道德的、理智的时候才会被认同为圣愚。东正教会认为这些人故意以自身的癫狂来掩盖其相对于世界来说的完美性并由此躲避赞美与称颂。

圣愚常被授予“蒙福的” (блаженного)称号以彰显上帝对他们的祝福。

东正教记录中埃及的圣伊西多拉为最早的圣愚之一，然而，埃米萨的西美昂是圣愚一词普及的关键人物，他是所有圣愚的主保圣人。在五世纪东罗马帝国的圣人传中有圣愚的记载。这一传统在莫斯科大公国广泛地被接受。十四世纪左右，关于圣愚的疯狂程度尚未有定诠，他们可以是真的疯狂也可以是装疯。人们相信他们是受到了神圣的启发，由此得以说出人们不能说出的事情。这些事情通常是以寓言或者间接暗示的形式被告知的。作为一群不受世俗的控制与裁判的人，他们之于沙皇具有特殊的地位。

第一位俄罗斯圣愚是圣普罗柯比，他从神圣罗马帝国来到诺夫哥罗德然后去了乌斯秋格，假装疯癫并进行禁欲主义修行。他被人埋伏并受殴打，但最终受到了敬仰且在死后仍被崇敬。

俄罗斯正教会将这类人大量封为圣徒。从圣普罗柯比开始，共有三十六位这样的圣人。最有名的圣愚是圣瓦西里，全名是瓦西里·布拉任内，莫斯科的圣瓦西里大教堂以他来命名。他在街头上赤裸行走，甚至严寒也一丝不挂。瓦西里杀了一个想抢劫他的人，打退了鞑靼人，保护了莫斯科。瓦西里死后，莫斯科大主教亲自主持丧礼，伊凡四世沙皇亲自扶灵。圣彼得堡的圣捷尼亚也是一位十分著名的圣愚。

另一位有名的圣愚是尼古拉二世沙皇时期的癫僧拉斯普京，他挽救了皇太子阿列克谢的生命。权倾全国，不只是贵族与平民，连托尔斯泰也大为推崇和提倡。最后由于他行径腐败，导致他被反对者尤苏波夫亲王与德米特里大公暗杀身亡。

谢选骏指出：这些疯狂的僧侣其实是由“东正教形式”和伏尔加河鞑靼人、乌拉尔山区的突厥人和北欧的芬兰人的“萨满教精神”融合而成。在民间信仰中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力，最后造成东正教形式的神秘主义。

萨满教（Shamanism）一般是指阿尔泰（蒙古、突厥、满洲、通古斯）和西伯利亚的巫教。作为分布于北亚的巫觋宗敎，它包括满族萨满敎、蒙古族萨满敎、中亚萨满敎、西伯利亚萨满敎、北美洲萨满教（北美洲原住民巫师）。萨满（珊蛮）曾被认为有控制天气、预言、解梦、占星以及旅行到天堂或者地狱的能力。萨满教传统始于史前时代并且遍布世界。最崇拜萨满教的地方是伏尔加河流域、芬兰人种居住的地区、东西伯利亚与西西伯利亚。满洲人的祖先女真人，也曾信奉萨满教，直到公元11世纪。清代以前萨满教一直在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大范围流传，清朝皇帝把萨满教和满族的传统结合起来，运用萨满教把东北的人民纳入帝国的轨道，同时萨满教在清朝的宫廷生活中也找到了位置。目前，满族、鄂温克族等民族仍有很多信奉萨满教的人群，并且仍有萨满活动。满清对汉人推行温文尔雅的儒教，其实自己却实行血腥原始的萨满教。

“萨满”来自满语及其他通古斯语族语言。此词语在通古斯语中是“智者”、“晓彻”的意思。萨满教认为，天地生灵都是有沟通的可能的，通过萨满的各种仪式活动，能够与某些生灵，特别是与有修为者进行沟通，从而到达问卜、医疗，甚至控制天气的目的。

满语穆林德转写为saman，蒙古语为孛额，回纥牟羽可汗是此字转音。至于这个词的来源，学术界众说纷纭，一部分学者认为“萨满”来自梵语的sramana “沙门”，并可能是通过汉语被借入通古斯语言中，而其他学者则认为这个词是通古斯语族的本土词，和动词sa-mbi “知道”的词根同源。

佛教在14世纪以后在相信萨满教的族群例如藏族人（藏人称萨满教为“苯教”）、蒙古人、满洲人中变得流行。萨满教仪式在草原腾格里信仰中一直扮演着通天巫的角色并参与多种祭天活动，后与藏传佛教结合在一起的宗教形式被北元时代末期和清代制度化为国教。虽然在中华民国推翻清朝统治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萨满教几乎消声匿迹，但是现今仍然可在北京故宫里找到当年满洲皇族供奉萨满教及举行仪式的堂子（坤宁宫）。

谢选骏指出：即使在清朝瓦解之后，萨满教其实一直还在民间流行，例如“跳大神”就是。萨满教其实是一种全球现象。据信先于任何有组织的宗教出现，很显然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萨满教后来面对有组织宗教的种种遭遇，基本上是由其神秘的，有象征意义的仪式造成的。萨满教与希腊神话有相似传统，正如在坦塔罗斯，普罗米修斯，美狄亚，卡吕普索及其他神话故事中所反映出来的那样，同样的还有厄琉息斯秘密仪式等，后者暗示可以使用致幻物质来达到精神上的大彻大悟。

萨满教的一大特色是每一仪式必须以火献祭。萨满师通过一系列的原始舞蹈，包括肢体语言，萨满歌诀，以及专用的神灵沟通器具来进行与萨满教派的神或仙进行沟通。在东北流传着“跳大神”的活动，也是萨满教派剩下的遗产。萨满教虽是原生教派，却没有广泛地流传下来。皇太极禁止民间祭堂子，与民间萨满教的衰退，有一定的关联。但是萨满教的潜势力并未绝迹，即使在汉人民间依然通过“一贯道”等形式获得流传。因此可以说，萨满教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共同遗产。可以说，俄罗斯的疯僧就是萨满的伪装，俄罗斯人就是接受了东正教的鞑靼人。

【013、梵蒂冈的还俗】

2016年10月31日华尔街日报网站报导，梵蒂冈与中国谈判人员已经就中国主教任命达成妥协方案。华尔街日报说，谈判人员正待教宗决定，一旦方济各同意，最后结果要看北京决定。报导指出，虽然梵蒂冈重新与北京建立自1951年以来切断的外交关系仍是未知数，但相较前任的闪躲政策，此举被视为教宗亟欲敞开大陆之门的重大外交突破。 

华尔街日报这篇发自梵蒂冈报导指出，教宗方济各一旦同意与中国领导人签署协议，意味梵蒂冈将接受未经教廷许可、由大陆任命的8名主教。

对于这项发展，梵蒂冈官员饱受来自中国地下教会的强烈抗议，他们有些人因抵抗北京当局对教会的控制而遭到监禁或惩罚。不少教会认为此举意味教廷向中国倾斜，是对他们忠诚的背叛。

华尔街日报同时指出，协议亦将推迟许多棘手问题，包括效忠罗马的中国地下教会主教的法律地位，他们未经大陆当局同意进行宣教。

中央社报道，台湾蔡英文政府总统府发言人黄重谚说，至于梵蒂冈基于人权、宗教自由跟中国大陆的对话，外交不是零和游戏，我们也不反对，从我国的立场，最重要的就是继续维持我国与梵蒂冈长久并且稳定的邦交。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唐德明回应指出，尊重宗教自由，密切观察后续发展。是否可能影响中华民国与梵蒂冈的邦交，唐德明说，需要外交部谨慎评估。

……

谢选骏指出：梵蒂冈此举近乎还俗，难怪他们会受到中国地下教会的强烈抗议。看来，“中国的崛起”还包括了“中国基督教的崛起”，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中国地下教会竟敢对梵蒂冈提出强烈抗议。梵蒂冈不仅在道义上输了，而且在势头上也输了。“中国基督教的崛起”，体现为“西方基督教的没落”、“梵蒂冈的堕落”。

难怪梵蒂冈规定：圣职部获特权处理神父还俗免职程序——天亚社驻罗马通讯员吉拉．奥康奈尔（Gerard O'Connell，天亚社．梵蒂冈城讯）为回应普世教会包括亚洲教会面对的问题，教宗本笃十六世已授予圣职部“特权”，使之更容易免除教会涉及丑闻的神父的职务，并给予已 离开铎职连续五年、已办理公证婚姻或正与女子同居者，“豁免”独身。

巴西出生的圣职部部长克高路狄．乌梅斯（Claudio Hummes）枢机四月十八日致函主教，通知有关详情。天亚社六月初取得该信函副本。

这位方济会士在信函首部分为教宗的决定提出两个原因：重申司铎独身乃“教会获得及希望保护的恩赐”；以及协助主教“在日常职务上维持和促进圣职人员的纪 律”。

换言之，教宗希望全球逾四十万名神父度独身和严谨正直的生活，亦希望主教确保他们做到这点，否则便应免除他们的铎职。

这封长达九页的信函，亦就新行政程序提出第三个原因：鉴于有神父在没有申请“豁免”就离开铎职，教宗希望规范这情况，从而恢复教会内秩序。

乌梅斯枢机表示：“绝大部分神父以沉着的态度活出神职身分，并忠诚地履行铎职。”但他认为，“当丑闻出现，尤其是涉及教会神职人员”，主教必须果断而迅速 地“按教会法律处理”。

信函表明，如有神父不遵守教会法规，即如他与女子同居、已缔结公证婚姻或因其他行为而引发丑闻，教区主教便有责任及义务介入，恢复教会的良好秩序。

主教可先告诫有关神父改变其生活，但倘若该神父显然无意改变，主教就必须开展免职程序。

要是有神父已离开铎职连续五年或以上并无意复职，又或是有神父不再度独身生活并无意改变，主教也可开展免职程序。

在这些情况下，主教要在教区层面进行详细调查，但务须尊重有关神父的法律权利；然后主教会把调查结果及提出免职的要求呈交圣职部。现时该圣部有权视乎情况 免除神父的职务并给予豁免，而无须请示教宗。

一旦圣职部免除该神父的职务并给予豁免，该名前任神父便可以与教会全面修和，并能度完整的基督徒生活及领受圣事。

然而，新的特权及更简化的行政程序，并不适用于涉及性侵犯未成年人士的神父。此类个案由信理部处理。

乌梅斯枢机六月三日接受美国《天美社》专访时解释，一九八三年通过的《天主教法典》似乎不足以应付“新问题”，故有必要订立新程序。

例如，当某位神父离开铎职，他“通常”知会所属主教，并最终要求获得正式豁免。但有些神父“干脆离开，办理公证婚姻，并养儿育女”。由于申请免职是由神父 提出，对于此类情况，主教是无从处理。

乌梅斯枢机说，但若离职神父无意使自己的情况合乎规范，为了教会及该神父的益处，尤其是如他有孩子时，他应该要得到豁免。

这位七十四岁枢机说：“相关神父的孩子有权有个在天主眼中及按照良心处于正确情况的父亲。”订立新程序的原因之一，便是要帮助这些人士；在这些情况下，主 教有责任采取行动。

圣职部负责监督全球逾廿五万位教区神父。自零七年十二月廿八日起，该圣部负责处理拉丁及东方礼教会内教区及修会的神父及执事的免职个案。

乌梅斯枢机对《天美社》说，他没有擅自离职神父的统计数字，但各地主教已向圣职部反映相关情况。

资料显示，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1962-1965）结束时，教会出现神父离职潮。教宗保禄六世（1963-1978）对此深感忧伤，但一般都批准豁免 申请。教宗若望保禄二世（1978-2005）对数字上升大感震惊，不轻易批准豁免，以遏止此趋势。截至二零零零年，为离职神父服务的组织声称，离开铎职 者达到十万。

零七年中，权威的耶稣会办的意大利文双周刊《天主教文明》在梵蒂冈国务院批准下，刊登文章质疑该数字。

文章指出，一九六四至二零零四年间，共六万九千多名神父脱离铎职，但后来有一万一千多人复职。这些统计乃基于主教向教廷提供的资料，但文章并没有澄清到底 数字反映全数离职神父，抑或只是那些提出申请豁免的个案。

文章又透露，二零零零至零六年间，每年平均有一千名神父离职，但只有一半人申请豁免。最新数字反映，零五年八月一日至零六年十月廿日，梵蒂冈共收到九百零 四宗申请豁免，其中包括执事。

这些申请来自以下国家：美国一百八十五宗、意大利一百一十九宗、西班牙六十宗、巴西五十九宗、波兰五十二宗、墨西哥四十八宗、德国卅二宗、菲律宾卅一宗、 阿根廷廿九宗、印度廿七宗、法国廿六宗、爱尔兰廿三宗及加拿大廿二宗等。

但《天主教文明》没说明到底有多少神父没有申请豁免就离开铎职。

【014、佛法就是魔法，佛就是魔】

《有图有真相 李鹏去世家人请和尚行佛法超度》（2019-09-16 贝壳村）报道：

伟大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李鹏的超度法要隆重庄严肃穆，安息吧。有非常多的网民留言，谨顺序截图若干，李小琳节哀，大家肃穆2小时。

网民哀嚎：

g2j2 今天 19:27

普通人谁管？爱超度不超度。李鹏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gooddday 今天 17:42

不管逝者生前如何。死后家人超度是天经地义。如此多的人对其人及其家属用语如此恶俗当不可取。愿逝者安息。

expertise 今天 17:38

李小琳仗着红二代，罔顾习包子的八大禁令，大肆搞封建迷信。

g2j2 今天 17:10

万一有神呢？就怕万一。

过帆 今天 17:03

无神论者啊？

g2j2 今天 16:16

屠夫需要安心，超度罪恶亡灵。

g2j2 今天 15:41

厉害！李鹏和习胖。

谢选骏指出：李鹏是六四屠夫之一，是魔鬼的黑手——佛法竟然可以给他超度，不分善恶，可见佛法就是魔法，佛就是魔。因为佛陀也是人类，也有原罪，不好认罪悔改，能不是魔吗。

《李小琳称王岐山姐夫 习对李小鹏一再叮咛》（2019-08-06 自由亚洲）报道：

原中共二号人物李鹏上月22日病死后极尽哀荣，在29日的告别仪式上，习近平和七常委以及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都有到场。习、王两家族与李鹏家族的关系受到关注。据说李小琳称呼王岐山“姐夫”，而习近平在李鹏告别式上握着其子李小鹏的手一再叮咛。李鹏与习王两家关系之紧密可见一斑。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和CCTV报导，7月29日上午，李鹏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中共中央七常委，以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都有出席。

曾是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因为娶了中共已故元老姚依林的女儿，因而和李鹏家族非同一般。

自由亚洲电台的文章称，姚依林（王岐山老丈人）与李鹏之间的亲密关系还远不止政治上的盟友这一层。李鹏当年被决定为中共国务院总理人选，大前提就是党内左派阵营里的姚依林“高风亮节”，不但自己对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坚辞不受，而且在被安排为主持经济工作的常务副总理之后，扮演起辅佐李的角色，令李感激涕零。

而姚、李两人的工作关系和政治关系是如此的特殊，带动着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也是亲密无间。王岐山太太姚明珊与李小琳以姐妹相称，李小琳称呼王岐山为“姐夫”，在外面则称其为“岐山大哥”。

文章说，姚依林患癌在北京医院的弥留之际，当属李鹏哭得最为凄惨。接下来，李鹏夫妇又带着李小琳和他哥哥陪同王歧山等姚依林众子女，两个家族共同为姚依林守灵。

李鹏家族与习近平家族关系也十分密切。

在李鹏去世后，其家属于7月25日在北京万寿路某公寓举行了私人的吊唁仪式。习近平胞弟习远平代表习家前往拜祭，并与李鹏妻子朱琳握手，又在吊唁册签名，同时签上母亲齐心的名字。

7月29日李鹏火化当天，央视镜头显示，习近平与朱琳和李小鹏母子双手紧握，一再叮咛久久不松开。

李鹏家族暂得平安 传李鹏要儿女低调

李鹏除了和江泽民一样卷入六四屠杀和推动建三峡工程两大争议外，其家族腐败也备受诟病。不过在习近平王岐山持续五年的反腐中，并没有受影响。

李鹏之子李小鹏仕途还算顺利，他曾长期担任中国华能集团和华能国际的领导职务，被称为“亚洲电王”。曾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山西省省长。现任中共交通运输部部长。

现年58岁的李鹏之女李小琳在电力行业工作35年，2003年，李小琳担任新成立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的副总经理，同时担任该公司旗下的中电国际的总经理。2004年10月，中国电力在香港联交所上市，2008年1月，李小琳升任该公司董事长。

去年4月，在博鳌论坛发言的李小琳官方身份同样是丝路规划研究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共中组部同年5月18日才同意李小琳的退休申请。

据说，李家在争议中暂保平安和官运未受阻，是因为对习近平的主政异常“配合”。有海外中文媒体分析说，这也可能与李鹏家族力挺习近平反腐“打虎”运动和习“放过”有关。

中共十八大以后，李鹏曾经公开支持习近平发出的口号和政策。

2016年1月14日，新华网等各大官媒报导，《李鹏论地区经济》一书已出版发行。李鹏在撰写了此书的序言中特别提到习上台后提出的所谓“中国梦”，并表示，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到促进作用”。

而李鹏的子女也分别在不同场合发声，向习近平“表忠”。李小鹏早年在任职塌方式腐败的山西省省长时，就多次发言力挺习近平的反腐“打虎”。

在2015年博鳌论坛上，李小琳曾被问及对央企反腐的看法时称，“我们大力支持反腐！”对于李小琳平安退休，有消息指，当局对李小琳传达了“下不为例”的意思。

据传，或因官场险象环生，让李鹏生前忧心其子女安危，不但曾给其女儿李小琳捎信要求其低调，还一再提醒李小鹏适时“让贤”。

据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7月号报导，李鹏还曾在与老朋友聚会时称：“我已给小鹏捎信，在换届中，能退下就要退下让贤，离开政坛，有条件就继续专业。”

不过有中共大外宣媒体报导指，李小鹏任交通运输部部长，说明他得到习近平当局的重用。今后还可能升任中共国务委员或副总理。

谢选骏指出：李鹏“总理”生前猪狗不如——不知猪狗不如的他死后会从地狱里给他的小月月鸟预报一些什么样的死亡信息。

【015、佛教打着放生的旗号，做着缺德的事情】

《打着放生的旗号，做着缺德的事情》2017年10月22日报道：

如果说社会新闻中什么词出现的频率高，“放生”一定是其中之一。9月9日，一男子在湖南湘潭的湖湘公园放生剧毒的眼镜蛇，最终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行政拘留5天；9月23日，网络上又爆出两名英国华人将361只美洲龙虾和350只螃蟹放生至英吉利海峡，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至于其他的让人瞠目结舌的放生新闻，相信你也一定不陌生。

放生活动自古已有之，但真正在中国流行起来还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更多是一种宗教活动。然而在佛教和世俗生活的不断融合中，不管是不是真的信仰佛教，一听到某种行为能带来好运，就如同抚摸雕像、景点撒币一样，总有人想放生点什么，好蹭蹭神明的福祉。

摸雕像会褪色，撒币让景点的打捞人员很辛苦，但是如今打着保护自然、热爱生命的放生活动，很多时候都在破坏环境和毁灭生命。数读菌在科惠新闻数据库中选取了近五年内179条与放生乱象有关的新闻，想看看放生爱好者们都在放生些什么？

一、乱放生的七种类型

通过梳理新闻事件，可以发现“奇葩”的放生活动分布十分广泛，不仅有北京、山东、浙江等国内省市，放生爱好者们还把放生活动开展到了德国、美国、印度和越南等地。而这些放生活动大致可以归纳为威胁公共安全、生态破坏、盲目放生、哄抢放生生物、放生事故、宠物放生和放生产业七种类型。

第一，威胁公共安全类。在公共场所放生具有攻击性的动物，例如各类鳄鱼、毒蛇等，会严重威胁当地居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第二，生态破坏类。放生外来物种，或者放生生物数量超过生态系统的承受的范围都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的灾害。这些外来生物在缺少天敌的环境中，不仅会疯狂繁殖，蚕食本地生物，甚至还会传播寄生虫病。例如鳄雀鳝、黑鱼、巴西龟等具有极强适应性的外来物种，以及福寿螺等携带致命寄生虫病原体的物种。泰山景区就深受其害，游客带着外来松鼠放生泰山，结果造成松鼠泛滥，核桃大面积减产，果农血本无归。

第三，盲目放生类。不顾生物习性，仅凭借放生者的个人喜好，造成放生后的动物不适应环境，大量死亡。

第四，哄抢放生动物类。上游放生下游抓，放生成了捕猎者的盛宴。被哄抢的动物中甚至包括了新婚夫妇婚礼放飞的白鸽，参与哄抢的人表示，这些白鸽是肉鸽，可以拿回去炖汤。

第五，放生时候发生了意外。要么是放生眼镜蛇时被咬伤，最终救治无效，要么是河边放生不慎落水溺亡。

第六，宠物放生类。尤其是进口宠物，包括宠物鳄鱼、黄金蟒、魔王松鼠等，这些宠物被放生后，或者成为“生态杀手”，或者不适应环境迅速死去。

第七，放生产业。有需求就会形成市场，在狂热的放生热潮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也使得很多商人趋之若鹜。

二、什么动物被放生？

放生爱好者们不仅走得远，放生的生物也是种类繁多。最受欢迎的有各种鱼类、爬行动物、鸟类、昆虫以及一些中小型哺乳动物，甚至还出现有人在大冬天向河里放生鱼子。

这些放生的动物中，巴西红耳龟和鳄龟是最为典型的乌龟型“生态杀手”，鳄雀鳝、黑鱼、清道夫鱼、七星刀鱼等是最为典型的鱼类“生态杀手”。

剧毒的眼镜蛇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萤火虫、蝴蝶等昆虫类动物，一般被用来作为商业活动的噱头，放生后难以存活。小白鼠、狐狸等中小型哺乳动物一般是人工饲养，已经失去了野外生存能力，放生在野外存活率同样极低。

三、带血的放生产业链

放生除了祈福和博爱，背后还有不少生意，催生出了一条“黑色产业链”。这条产业链由三大主体构成，一是放生动物的贩卖者，二是放生活动参与者，三是“守株待兔”的捕捉者。一些有组织的放生团体会在水产市场大量购买水生动物，如泥鳅、鱼等。有的会直接从养殖户那里购买放生物种。

根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在北京怀柔汤河口村，曾有人放生了300多只狐狸和貉，造成周围大量家禽被咬死、咬伤。而这些狐狸主要的来源就是各地养殖场，每只售价最低价格300元，一次放生活动带来的收入高达10万元。

另据齐鲁晚报报道，济南当地的一家放生组织曾公布统计数据，从2015年4月7日到2016年4月4日，该组织共组织了33次放生活动，累计筹集放生善款1007734元。这百万流水的账本包含了57种动物，其中36种被标注为野生动物，例如果子狸、獾、野猫、黄鼠狼、野兔、刺猬、蟾蜍、貂等。

除了贩卖养殖动物给放生者外，一些商贩还做起了“野生动物放生预订”的生意，若放生者欲放生蛇类等野生动物，会提前向商贩预订，而商贩将数量告知捕捉者人，这些捕捉者再根据需求去到野外去捕捉或收集。

以鸟类放生的产业为例，商贩背后的捕鸟人多数山区农民，这些捕鸟人十分不专业，为了节约成本，他们选择粘网为工具，一副粘网的成本才十几块钱，将粘网覆盖一片树林，几乎能将当地的鸟类捕杀殆尽。而最后能活着进入市场，并被放生的鸟类不到二十分之一，也就是每放生1只鸟，就有20只鸟成了陪葬品。而这些活下来的鸟，售价也极其低廉，普通的麻雀、山雀，仅两三元钱一只。如果出现滞销，商贩会选择将这些鸟类当场摔死，以降低库存成本。

有的商贩还会去放生地点“守株待兔”，将放生的动物再捕捞回来，送到市场上继续卖给下个放生者。甚至还有的景区以放生为噱头招徕游客。曾有媒体报道，某海边景点提供海龟放生，游客付钱购买海龟放生后，景区工作人员会把海龟抓回来，供下一位游客使用。

放生本是善意，但是很多人把它做成了生意。认真在解救动物的人有，但更多的人只是想靠放生“积攒福报”，对他们而言放生不是严肃与科学，只是简单的购买与倾倒。打着做善事的旗号，却做着“最折寿”的事情。

谢选骏指出：放生活动本身并不是商业活动，而是宗教活动，后来被奸商看到了商机，于是才被发展为商业活动。这就像开办免费膳食本身并不是商业活动，而是慈善活动，后来被奸商看到了商机，于是才被发展为商业活动。那么放生活动缘何而来呢？是因为佛教而来。佛教猫哭耗子假慈悲，不仅放生，还鼓吹戒杀，结果摧毁了中国的尚武精神，使得汉人/唐人/华人在整个第二期中国文明时期一直积弱不振，多次沦为亡国的狗奴。所以说，只有全面禁止佛教，中国才能全面复兴。

【016、佛教的麦加遭到回教的洗劫摧毁】

网文《那烂陀寺》报道：

那烂陀寺（Nalanda），又译那罗寺，在古摩揭陀国王舍城附近，今印度比哈尔邦中部都会巴特那东南90公里。在此地原建有佛教寺院，名为那烂陀寺，为古代东印度佛教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那烂陀寺规模宏大，曾有多达九百万卷的藏书，历代学者辈出，最盛时有上万僧人学者聚集于此。2016年刚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历史——在古代，那烂陀是一个聚落，近于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释迦牟尼弟子舍利弗的出生地，为佛教最早传布的地区之一。 

法显在印度游学时那烂陀仍是聚落，有舍利弗舍利塔而无寺院。传说此地原是庵摩罗园，后来五百商人捐钱买下献佛，佛在此说法三个月。后来摩揭陀国王铄迦罗阿逸多（又译帝日王），为王舍城北之比丘曷罗社槃社（梵）在此兴建佛寺，子佛陀鞠多王在寺南扩建，此后呾他揭多鞠多王在东面建寺，幼日王在东北建寺，金刚王在此西建寺，其后中印度王在此北建寺。帝日王建寺中供佛像。经过历代君王的营建，那烂陀寺宏伟壮观。另外，梵语“那烂陀”三字意谓“施无厌”或“无厌施”。

根据多方的考察，玄奘所说的“佛涅槃后未久”即建此寺，乃是不确的。而由后期笈多王朝的幻日王所创建的说法，则比较可信。在所见的资料中，住持那烂陀寺的名德，是由德慧或护法开始，护法约为西元五三〇至五六一年间的人，后期笈多王朝则为西元五三五至七三〇年间。那烂陀寺似乎先是唯识学派盛行的学府，后来即成为密教大乘的学府。

记载——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那烂陀寺都作过说明，而义净对当时那烂陀寺的布局、建筑样式，寺院制度和寺僧生活习惯，叙述尤其详细准确。玄奘在此从戒贤法师学习多年，听讲《瑜伽师地论》、《顺正理论》、《显扬圣教论》、《对法》、《因明》、《声明》、《集量论》等经书，兼学婆罗门学，义净在此从宝师子学习十年，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三卷，《一百五十赞佛颂》一卷；此外来此学佛的唐僧还有慧业、灵运、玄照、道希、道生、大乘灯、道琳、智弘、无行等法师。

根据义净在七世纪末的记述，那烂陀寺宛如一座方城，四周围有长廊。寺高三层，高三到四丈，用砖建造，每层高一丈多。横梁用木板搭造，用砖平铺为房顶。每一寺的四边各有9间僧房，房呈四方形，宽约一丈多。僧房前方安有高门，开有窗洞，但不得安帘幕，以便互相瞻望，不容片刻隐私。僧房后壁乃是寺的外围墙，有窗通外。围墙高三四丈，上面排列人身大小的塑像，雕刻精细，美轮美奂。 

寺的屋顶、房檐、和院落地面，都用特制的材料覆盖，这种覆盖料是用核桃大小的碎砖和以黏土制成，覆盖辗平后，再用浸泡多日的石灰杂以麻筋麻滓烂皮涂上，盖上青草三五天，在完全干透之前，用滑石磨光，然后先涂上一道赤土汁，最后再涂上油漆，光亮犹如明镜一般。经过如此处理的寺院地面，坚实耐用，经人践踏二三十年而坚固如初。

那烂陀寺每天都有一百多个讲坛，学习课程包括大乘佛典、天文学、数学、医药等。 

八世纪时那烂陀寺成为金刚乘的学术中心，也是重要道场。 

破败与遗迹——1193年突厥人巴克赫提亚尔·卡尔积（Bakhtiyar Khalji）带兵侵占那烂陀寺，寺院和图书馆遭受严重破坏，大批那烂陀僧侣逃往西藏避难，从此那烂陀寺失去昔日的光辉，并渐渐被人遗忘，变成废墟。 

从1861年开始，那烂陀寺院遗迹被陆续挖掘，已发掘出8座大型寺院，4座中型寺院和一小型寺院。8大寺按南北方向一字排列，大门朝西。大寺每边9间僧室，恰如义净所述，中寺每边7间僧室，小寺院每边5间僧室。

复兴计划——2006年12月9日，《纽约时报》一篇投搞提及一个由新加坡带领，包括印度、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国际财团将集资5亿美元于那烂陀寺古迹遗址兴建新的那烂陀大学，并另用5亿美元修建必要的基础设施。中国大陆政府也在2010年12月16日和2011年11月15日分别向那烂陀大学捐赠了100万美元，以支持中印文化交流。 

2009年10月25日，东南亚国家协会（ASEAN）10国与中国大陆、印度、日本、南韩、澳洲、纽西兰在泰国华欣（Hua Hin）举行的第4届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联合声明，支持将复兴的那烂陀大学建立成非国有、非营利、世俗且独立经营的国际机构。 

由于印度总统穆克吉（Pranab Mukherjee）迟未批准第2任期提名案，首任校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2月时表示，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不要他续任，因此自行退出角逐。阿马蒂亚·森在莫迪还是省长时，就经常对他公开批评。 

筹备多时的那烂陀大学2014年9月1日，那烂陀大学正式开学，第一期只招收15名学员。那烂陀大学只招收研究生与博士生。

那烂陀大学现任名誉校长是前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 

网文《毁灭那烂陀寺的伊斯兰屠刀》（2010-10-01）报道：

那烂陀寺（Nalanda Temple），据史料记载始建于公元5世纪。古代中印度佛教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在古摩揭陀国王舍城附近，今印度比哈尔邦中部都会巴特那东南90公里。那烂陀寺规模宏大，曾有多达9百万卷的的藏书，历代学者辈出，最昌盛时有过万僧人学者聚集于此。著名的玄奘在此从戒贤法师学习多年；义净在此从宝师子学习十年；此外来此学佛的唐僧还有慧业、灵运、玄照、道希、道生、大乘灯、道琳、智弘、无行等法师。我国唐代第一高僧玄奘在这里学习5年。那烂陀寺每天都有一百多个讲坛，学习课程包括大乘佛典、天文学、数学、医药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对那烂陀寺都有说明，而义净对当时那烂陀寺的布局和建筑样式，叙述尤其详细准确。 

传说此地本原是庵没罗园，后来五百商人捐金钱买下献佛，佛在此说法三月。后来摩揭陀国王铄迦罗阿迭多在此兴建佛寺，子佛陀鞠多王在寺南扩建，此后呾他揭多鞠多王在东面建寺，幼日王在东北建寺，金刚王在此西建寺，中印度王在此北建寺，帝日王此东建大寺，中供佛像。经过历代君王的营建，那烂陀寺宏伟壮观超乎了一般人的想像。 

就是这座伟大的寺院，在公元1193年伊斯兰的大军开进的时候遭到了灭顶之灾。寺里的僧人被要求一个一个走出来，全副武装的伊斯兰的将军会问每位僧人一个相同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你愿意放弃佛教改信伊斯兰教吗？如果你的回答是‘否’，那么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结果全寺的僧人没有一个答案让伊斯兰将军满意，数千名僧人倒在了血泊中。杀掉所有的僧人和附近的居民之后，伊斯兰军队放火焚烧了藏书丰富的那烂陀寺。代表着印度文明和佛教文明的那烂陀寺就这样在兵火之中灰飞烟灭了……后来虽有人做过修复，但是因为那烂陀寺的规模太大了，一直没有再现当年的辉煌。伊斯兰军队毁灭性的手段，使得今天在印度这个佛教的发源地却几乎见不到佛教文化的踪迹，而创立佛教的印度人需要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去学习佛教经典！ 

回教徒入侵印度导致佛教的灭亡——

七世纪前半期，在西亚成立的回教，扩张领域，普及推向东方。到七世纪后半期，伊朗、中亚细亚、阿富汗等地好几个国家树立为回教国，印度逐渐受到回教徒势力逼迫。公元七一二年，阿拉伯的回教徒曾一度占领印度河下游的信度（信德）地域。其后，阿富汗的突厥（土耳其）系加慈尼（伽色尼）王朝。在公元九八六年以后开始征服印度，先占领白夏瓦（白沙瓦）。公元九九七年即位马穆德（马默德），在公元一○○一至一○二七年间，前后十七次远征北印度，北印度西半部全陷入其中。 

马穆德的远征，使异民族改宗回教，并进行掠夺，奴隶、物产为主要目的。虽然没有长期对占领地施行统治，但对佛教与印度教的寺院及圣地的破坏，对财宝的掠夺，僧尼的虐杀，在世界史上是无与模拟的彻底实行。相传由于此等远征，乃使阿富汗诸城市充满了印度奴隶和印度财富物品。马穆德殁后，加慈尼王朝被西方的沙犹克（塞尔柱）势力所逼迫而逐渐东移，终于被继起的高罗（廊尔）王朝所灭。高罗王朝原居赫拉特的东南方高罗的土耳其系回教徒（穆斯林）其王义耶典（加斯 乌德丁）穆罕默德，在公元一一七三年，将加慈尼王朝从其据地废除，而任用其弟西哈弗典（西哈布 乌德丁）穆罕默德，为加慈尼总督。西哈弗典，穆罕默德在一一七五年后，数度远征五河、傍遮普、古伽罗德。一一九○年及翌年，两度在塔来因，举指挥拉及普都（拉吉普特）联军的普利多毘罗就（普里托毗拉辛）会战，终于西哈弗典 穆罕默德获胜，决定了回教徒在北印度进行统治，一二○二年其势力扩张到孟加拉国湾。一二○六年西哈弗典 穆罕默德死后，其部将窟特不典（库特布 乌德 丁 艾伯克）即爱巴克，自立为王，是印度的回教徒统治者，在普利多毗罗就旧都德里，建立印度穆斯林统治者最初的宫廷。这就是印度历史上的奴隶王朝的开始。 

 东印度孟加拉国地方，在十二世纪末，完全沦于回教徒统治，一二○三年超戒寺被破坏，从此佛教在印度本土失去踪影。关于以那烂陀寺为中心的毗诃罗（比哈尔）地方的佛教灭亡的情况，西藏巡礼僧达摩沙明（达磨斯瓦命）于一二三四至一二三六年旅行毘诃罗，曾作详细报告。 

印度佛教的灭亡，不仅是由于外来侵略的要因，根本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在佛教本身上追究。瞿昙佛陀以来，佛教经常是婆罗门教的批评者，可是，佛教势力最强盛时，却不能完全压倒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以印度教形态复兴后，佛教逐渐与它接近，以致出现与印度教融和。虽然对佛教以决定性打击的是回教徒。 

佛教在印度的灭亡应该是无可避免的。首先，佛教的无神论思想无法被印度教的有神论接受；而无神论前提下对宇宙的逻辑论证又必定陷入空玄的境地，令佛教信仰完全脱离了现实。其次，佛教的神秘修炼术——禅修，又远不如印度教的瑜珈修炼“完备”；于是，无论是从信仰理论上，还是信仰实践上，佛教都敌不过印度教，所以，佛教必定在印度消亡。 

佛教传出印度以外得以生存，有赖于佛教与当地“信仰”（迷信）和伦理的巧妙融合，被当地信仰所改造而被接受，从而得以生存和发展。

（对比玄奘和之后的慧超在印度北部的游记，可以得出玄奘到的时期正是印度佛教衰败的时期，他自己也记叙周围的很多寺院都是荒废。而之后突厥人进入北印度，因为当时突厥人信仰佛教，所以在慧超时期佛教寺庙一度有所恢复。但是之后突厥人改信伊斯兰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北印度佛教才一蹶不振。突厥人记载他们摧毁寺院，让僧人流亡到国外。吐蕃记载，突厥人之后放松对寺庙的监控，于是佛教徒重新建立了那烂陀。伊斯兰对印度的征服开始于公元11世纪，那烂陀寺被毁大约在1200年，突厥人历史上有过信奉佛教的历史，根据现在考古的证明，应该是公元六世纪下半叶佗钵可汗统治时期，但是到慧超时期，突厥人中信奉佛教已经走向没落，到八世纪，基本已经消亡，而代之伊斯兰的大规模的兴起。因此突厥人进入北印度的事情，并非他们信奉佛教的时期。）

谢选骏指出：那烂陀犹如佛教的麦加——它遭到了回教的洗劫摧毁。如果佛教没有能力攻克回教麦加并且洗劫摧毁之，那就注定了佛教自己没落的命运。思想的主权需要基地，摧毁它也需要犁庭扫穴，因为思想的载体不同于思想的主权——他毕竟还是一种动物。

【017、佛教的危害就在涅槃】

《济南六口之家离奇死亡 恐怖真相曝光》（2019-01-20 综合新闻）报道：　　

北京时间1月18日晚17时30分，中国济南天桥区公安接到报警，天桥一居民小区一名30多岁男子从六楼跳下死亡，家中还发现5具尸体。警方初步查明，“1.18”案系柏某才（35岁）所为，其在六楼家中将父母、妻子及两个儿子杀害并放火焚烧案发现场后，跳楼自杀。

公安机构案情通报称，柏某才生前曾频繁浏览治疗抑郁症的网页，同时在其单位办公桌内发现多钟治疗精神病类疾病的药物，以及其记录强烈悲观厌世情绪和对家人未来生活担忧的文字。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 　　

早前有报道称，经现场勘查，在柏某才家中发现两名老人、一名30多岁女性、两名儿童尸体。

事发于北京时间1月18日17时，警方接获报案指天桥区一屋苑有人从6楼跳下死亡，便派员到场调查。

但警员抵达男子家中时，发现屋内有2名老人、1名30多岁女性及2名儿童的尸体，与柏某才家人身份吻合。

据悉，两位老人生前已退休，平日主要照顾两名刚上小学及托儿所的孙儿，其儿及媳妇则分别在邮政局及教育机构工作。

有邻居透露，柏某才一家是济南章丘人，早于18年前已搬到这里定居，2名幼童只有3岁和7岁。邻居又称，柏某才的父亲为人和善，虽然不爱说话，但邻睦关系非常融洽，更从未听说话有家庭纠纷。

现场一位目击者表示，他是下午17时58分到达的现场，当时现场已经被警方封锁，有消防车在灭火。他赶到现场时没有看到明火，只看到楼上冒出白烟。该楼总共六层，当时他看到整个六层已经熏黑了。当时，有网友分析称，跳楼男子应该是杀了一家老小，然后自杀。

谢选骏指出：这是一个典型的“涅槃事件”——这个事件与其说是忧郁症引起的，不如说是佛教的虚无主义引起的。佛教寺庙虽然商业化了，但是佛教的虚无主义却弥漫了中国社会，支配了中国社会意识的底里，其危害真的不容低估。佛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怪胎——你既然活着，为何要寻求涅槃？涅槃应该是死了以后的事情，那就是一劳永逸了。人生一次不易，应该奋战到底（一劳），然后再去涅槃（永逸）——不要提早结束一劳，否则难得涅槃。佛祖啊，你杀死自己的孩子，又何必当初生下他们呢。

【018、佛教害人】

《唯色：2009年以来自焚抗议的159位藏人简况》（2018年1月04日 转载RFA）报道: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7年12月23日，在境内藏地有151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8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59位藏人自焚，包括26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36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30人，境外6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有56位自焚藏人（境内51人，境外5人；包括两位伤者、50位牺牲者、4位生死不明者）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许多藏人在自焚之时所呼喊的，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境内藏地1起）：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府玉树市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即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12月，28起自焚（境内藏地26起，境外2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4月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2起。

5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1起。

6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7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

8月1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9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11月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

12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

2014年2-12月，11起自焚（境内藏地11起）：

2月2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3月3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1起。

4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1起。

12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2015年3-8月，7起自焚（境内藏地7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4月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5月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1起。

7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1起。

8月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

2016年2-12月，4起自焚（境内藏地3起，境外1起）：

2月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1起；印度德拉敦1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

12月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

2017年3-12月，8起自焚（境内藏地6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1起。

4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5月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

7月2起——印度瓦拉纳西西藏研究中央大学1起；印度达兰萨拉1起。

11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2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8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5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安多和卫藏，在以下记录之内；3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即156人：安多118人，康31人，嘉戎3人，羌塘2人，卫藏2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40人；其次是安多桑曲（今夏河县）20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以及安多左格（今若尔盖县）10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即156人——

四川省藏区79人：阿坝州阿坝县40人、壤塘县6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10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3人、道孚县7人、康定市2人、色达县2人、巴塘县1人、炉霍县1人、新龙县3人；

甘肃省藏区35人：甘南州玛曲县3人、夏河县20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6人、卓尼县1人；

青海省藏区32人：果洛州甘德县2人、班玛县2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市2人、曲麻莱县1人、囊谦县1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2人、泽库县6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西藏自治区9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日喀则地区江孜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2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33人，女性26人。其中有29位父亲，14位母亲，遗下未成年的孩子。

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16岁。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约27岁。

僧尼：3位高阶僧侣（Rinpoche，朱古），42位普通僧侣，8位尼师，共计53位僧尼，涉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觉囊派、噶举派，以格鲁派僧尼居多；

农牧民：80位牧民和农民，大多数是牧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当局工作组驱逐出寺；5人曾是僧人，属自己还俗离寺。其中1位自焚牺牲的农民，原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僧人；7位自焚牺牲的牧民，属藏传佛教觉囊派所在地区。1位自焚牺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贡唐仓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6位男（中）学生；3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贩；1位木匠；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党员及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1位洗车店店主。可以说，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其中这三个群体值得关注：僧侣；牧民；学生。

还有3位流亡藏人，两位是社会活动人士，一位是大学生。

4、自焚者状况：

159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136人牺牲（境内130人，境外6人），其中97人当场牺牲（1人在尼泊尔自焚当场牺牲），36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1人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2人被送往印度新德里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即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

另有18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有11人情况不明。其中3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和5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寺院或家中，如同人间蒸发，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8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2017年3月18日自焚的新龙县牧民白玛坚参。

2017年4月15日自焚的新龙县牧民旺久次旦。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报道他于数月后被军警送回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目前状况不明。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甘肃省夏河县博拉乡牧民松底嘉，据报道他于2014年11月23日被军警送回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目前状况不明。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1年9月26日自焚的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洛桑贡确，据报道他于2017年3月28日从四川德阳监狱获释，被遣送回麦尔玛乡二村的牧区家中。洛桑贡确右腿被截肢，被关押德阳监狱近六年。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据报道他于2017年5月10日从四川德阳监狱获释，被遣送回家。洛桑嘉措被关押德阳监狱五年多。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1年9月26日自焚的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据报道他于2017年7月29日从四川德阳市黄许镇的阿坝监狱获释，被遣送回家。洛桑格桑被关押德阳监狱六年。

另外，2014年3月29日自焚的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尼师卓玛的情况不明。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自焚后，先是被僧俗藏人送到医院，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

境内藏人玉树退休干部巴桑拉毛自焚后在医院治疗，目前状况不明。

5、自焚者名单：

（1）151位境内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26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秋措，洛桑达瓦，贡确维色，丹增西热，旺钦卓玛，贡确索南，西琼，才让杰，贡确才旦，次成嘉措。

2014年（11人）——彭毛三智，洛桑多杰，久美旦真，洛桑华旦，卓玛，赤勒朗加，贡觉，拉莫扎西，桑杰卡，才让卓玛，格绒益西。

2015年（7人）——诺秀，益西堪卓，堂嘎，旦真加措，桑杰措，索朗多加，扎西吉。

2016年（3人）——格桑旺堆、索南措、扎西饶登。

2017年（6人）——白玛坚参、旺久次旦、恰多嘉、嘉央洛赛、丹噶、贡贝。

（2）8位流亡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2人）——竹钦泽仁、嘎玛俄顿嘉措。

2016年（1人）——多吉次仁。

2017年（2人）——丹增曲英、贡贝。

（另，在2009年之前自焚的，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流亡藏人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流亡藏人拉巴次仁，故也有记录指，境内外自焚抗议藏人总计161人。）

补充：

1、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告”，强调“哪里发生自焚案件就对哪里进行‘严打’整治”，即对自焚者家人、亲属、所在乡村及寺院等进行连坐。并且，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最新获悉，当局在发生自焚事件的藏地发出警告，凡通过微信等向境外发送自焚讯息、图片和视频，将至少处以十五年有期徒刑。在这种高压下，已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艰难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以下各种情况，包括：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及境外的自焚事件并不止以上所记录的159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并且，仅依据目前所报道的（包括境外涉藏媒体和组织报道的，以及中国官方媒体如CCTV、新华社、新华网报道的）案例，至少有50多起与50多位自焚者相关的案例，其中至少有两百甚至更多的藏人因此被拘捕、被判刑，最高刑期是死刑（2013年3月13日自焚牺牲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妇女贡觉旺姆的丈夫卓玛甲，被阿坝州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最低刑期也是一或两年，更多的是数年重刑，但一定还有未被报道的连坐案例已经发生。

2、8位已知的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强巴格列；其中多吉热丹在异地蹊跷身亡，久谢杰服毒自焚时毒发身亡；而成列与卓玛杰均被捕，目前情况不明；强巴格列是康道孚县尼措寺僧人，2016年5月16日被捕，目前情况不明。以及在印度的流亡藏人隆日多杰、次成多杰、达瓦顿珠。

3、2013年3月底，从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结古镇），传出一名藏人妇女因抗议当局强拆其房屋而自焚受伤的消息，10月底时方才被证实，名叫贡觉措姆，40岁，是结古镇桑则（音译）村人，后从医院返回家中。但这一事件因不详及很迟传出，未计入2009年以来藏人自焚抗议的记录中。

4、需要强调的是，以上记录是我依据相关报道、消息等整理而成，可能有遗漏或有误，为此深怀歉意。

谢选骏指出：西藏以前叫吐蕃，勇武善战，唐朝的时候还是一个独立国家，曾经趁乱攻入唐朝首都长安，大肆蹂躏。但是也从唐朝开始，他们逐渐接受了消极无为的佛教，整个民族慢慢走向没落，元明清以后变成中原王朝的附属。现在在共产党压力下竟然沦落到自杀抗议的地步，比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的学生、“假装自杀的四个伪君子”，还不如。结论是什么呢？“佛教害人”。同样的例子后来也出现在蒙古。当然，汉人比西藏堕落的更早，早几百年就信了佛，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就遭到吐蕃的蹂躏。好在汉人对于佛教经常半信半疑，所以还能“难得独立”。而像西藏这样的佛教国家、蒙古这样的半佛教国家，恐怕永无独立指望了。佛教真的害人。因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你想吃素，就得有被人吃掉的思想准备。两脚羊最好吃。阿弥陀佛。

【019、佛教是病毒的瘟床】

《新冠之后，科学家开始防堵另一种病毒来袭》（BBC 2021年1月20日）报道：

果蝠是尼帕病毒的自然宿主。

2020年1月3日，泰国病毒专家苏帕蓬·哇卡拿鲁萨蒂（Supaporn Wacharapluesadee）正在等待交付病毒采样。当时消息传出，在中国武汉，某种呼吸道传染病正在迅速传播。因中国农历新年临近，许多中国游客前往邻国泰国过节。泰国政府为防患于未然，开始在机场对武汉来的旅客进行身体检查，并挑选了一些科学实验室（包括哇卡拿鲁萨蒂的实验室）来处理采样，发现问题。

哇卡拿鲁萨蒂在曼谷主管泰国红十字会新兴传染病健康科学中心。在过去的10年里，她一直是名为“预则”（Predict）的一项流行病早期预警计划的成员。这项卫生计划是在全球范围尽快发现动物身上的病原体，然后阻止其传播到人类。

她和她的团队对许多动物进行了取样。但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一直是蝙蝠，众所周知，蝙蝠携带着许多种类的冠状病毒。

她和她的团队在短短几天内就对来自武汉的传染病有了认识，发现了中国境外首宗新冠病毒病例。他们发现，新冠病毒不是起源自人体的一种新病毒，此外还发现新冠病毒与他们已经在蝙蝠身上发现的多种冠状病毒最为接近。得益于她们早期的发现，泰国政府能够迅速采取行动隔离患者并向国民发出警告。尽管泰国是一个人口接近7000万的国家，但截至2021年1月3日，已记录的新冠病人仅止於8955人，死亡65人。

下一个威胁来临

虽然全世界还在与新冠病毒苦战，哇卡拿鲁萨蒂已经开始留意另一种病毒可能引发的大爆发。

2020年9月哇卡拿鲁萨蒂和她的研究团队讨论找寻蝙蝠所带病毒的计划。她和她的团队曾发现中国之外首宗新冠病毒病例。

2020年9月哇卡拿鲁萨蒂和她的研究团队讨论找寻蝙蝠所带病毒的计划。她和她的团队曾发现中国之外首宗新冠病毒病例。

亚洲新发传染病的数量很高。因为亚洲热带地区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也意味着亚洲热带地区也是大量病原体的家园，出现新型病毒的可能性也很大。在这些地区，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人类与野生动物的频繁接触，也升高了新型病毒传播的风险因素。

哇卡拿鲁萨蒂和她的同事在他们的研究中对数千只蝙蝠进行了抽样，发现了许多新的病毒。他们的发现大多是冠状病毒，但也发现了可以传染给人类的其他致命病原体。

其中就包括尼帕病毒。果蝠是这种病毒的自然宿主。哇卡拿鲁萨蒂说，“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没有治疗方法……而且这种病毒导致的死亡率很高。”尼帕病毒的死亡率从40%到75%不等，具体数字取决于疫情发生的地点。

并非只是她一个人有此忧虑。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审查可能导致公共卫生紧急状况的大量病原体，以决定如何优先安排其研发资金。世卫重点关注的是那些对人类健康构成最大威胁的传染病，以及有可能大流行和无疫苗预防的传染病。

尼帕病毒就在世卫组织关注的前10名传染病之中。而且，由于亚洲已经发生了几起尼帕病毒爆发疫情，很可能我们看到的并非是最后一次爆发。

尼帕病毒非常凶险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潜伏期很长，据报道，有一例潜伏期竟长达45天，这意味受感染的病人有足够的机会将尼帕病毒传播开来，而病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其次，尼帕病毒还可以感染多种动物，使得病毒传播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尼帕病毒可以通过直接接触或食用受污染的食物而感染。

感染尼帕病毒后病人可能会出现呼吸道症状，包括咳嗽、喉咙痛、疼痛和疲劳，也可能患上脑炎，致使脑部肿胀，甚至导致癫痫和死亡。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种世卫组织力图要防止传播的可怕传染病。

风险无处不在

这天，柬埔寨西北部桑卡河畔的城市马德望，晨光初现。清晨5点，早晨街市开张，摩托车从购物者身边呼啸而过，在车后扬起一路灰尘。堆满货物的手推车停在临时搭建的摊位旁边，上面盖着五颜六色的布单，摊位上卖着各种形状的水果。当地人在摊位间进进出出，手提塑料袋里装满了购买的东西。戴着宽边帽的老妇人蹲在堆满售卖蔬菜的毯子上。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寻常不过的早晨街市。直到你抬头望向天空，才察觉有异。

柬埔寨马德望的早晨街市一切看来都寻常不过，除了果蝠之外。抬头上望，会看见头顶的大树上静静挂着成千上万的果蝠，它们的粪便就排泄在下面经过的人和东西身上。再仔细观察，会发现街市档位的顶棚上全是蝙蝠排泄物。金边巴斯德科学研究实验室病毒学部门负责人维斯那东（Veasna Duong）说，“人和流浪狗每天经过这里都会淋到蝙蝠尿。”维斯那东是哇卡拿鲁萨蒂的同行和研究合作者。

维斯那东发现柬埔寨很多地方人类日常生活都与果蝠和其他动物混杂在一起，马德望早晨街市仅是其中之一。他的研究团队认为，人类和果蝠之间的任何接触都是“高风险接触”，也就是说极有可能发生果蝠身上的病毒传播到人类的危险。他说，“这种接触可能会使果蝠身上的病毒发生变异，导致病毒的大流行。”

尽管存在危险，但人类与蝙蝠的密切接触之例是不胜枚举。维斯那东说，“我们在柬埔寨和泰国的市场、宗教场所、学校和像吴哥窟这样的旅游景点都能看到果蝠，两个国家都有大量的蝙蝠。”吴哥窟通常每年要接待260万游客，这即是说，仅在吴哥窟一处尼帕病毒每年就有260万次机率从蝙蝠身上传染给人类。

马德望街市上空飞舞的果蝠。在柬埔寨，这个街市只不过是蝙蝠和人类日常生活混杂在一起的众多地点之一而已。

维斯那东和他的团队从2013年到2016年，启动了一个GPS跟踪计划，以了解果蝠和尼帕病毒的关系，并比较柬埔寨蝙蝠与其他热点地区蝙蝠的活动情况。

其中两个蝙蝠热点地区是孟加拉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过去都曾爆发过尼帕病毒感染人类，而两国的尼帕病毒爆发都可能与当地人饮用了受到蝙蝠污染的椰枣汁有关。

晚上，带尼帕病毒的蝙蝠会飞到椰枣树种植园，舔食从树上流出的汁液。蝙蝠狂饮椰枣汁的时候，会在人类收集椰枣汁的罐子中排尿。不知情的当地人第二天从街头小贩那里买一杯含有蝙蝠尿液的椰枣汁，喝下肚后就会感染上尼帕病毒。

在2001年至2011年之间，孟加拉国爆发了11次尼帕病毒，检测到196人感染，其中150人死亡。

椰枣汁在柬埔寨也很受欢迎。维斯那东和他的团队发现，柬埔寨的果蝠会飞很远去寻找椰枣树，每晚最远可飞100公里。所以，这些地区的人不仅要担心与蝙蝠过于接近而受到感染，而且还要担心食用到被蝙蝠污染的产品。

维斯那东和他的团队还发现了其他高风险情况。在柬埔寨和泰国，蝙蝠粪是一种很受欢迎的肥料。在工作机会很少的农村地区，出售蝙蝠粪是一种谋生之道。维斯那东发现很多地方的当地人甚至欢迎他们称之为飞狐的果蝠在他们家附近安家，以便收集出售蝙蝠粪便。

柬埔寨村民在收集蝙蝠粪。在柬埔寨和泰国，蝙蝠粪是很受欢迎的肥料，但收集这种肥料也会带来病毒感染的危险。但许多蝙蝠粪采收者并不知道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维斯那东说，“我们采访的人60%不知道蝙蝠会传播疾病。他们仍然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在马德望市场卖鸭蛋的索福恩·迪恩（Sophrn Deun）被问及，她是否听说过可能从蝙蝠传染到人类的尼帕病毒，她回答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村里的人不怕飞狐，我从来没有因飞狐感染生病。”维斯那东认为，教育当地人了解蝙蝠带来的危险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工作。

改变世界

在人类历史上某个时候，要避开蝙蝠可能轻而易举，但随着人口的增长，人类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正在改变这个星球，破坏野生栖息地，结果是加速疾病的传播。作家丽贝卡J·怀特（Rebekah J White）和奥利·拉古尔（Orly Razgour）在2020年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一篇关于新出现的人畜共患疾病的综述论文中这样说，“因为森林砍伐、城市化和农业集约化生产等类土地利用变化的出现，这些[人畜共患]病原体的传播和传播风险正在加速。”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已居住全球60%的人口，而快速的城市化仍在进行中。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至2010年，东亚地区有近2亿人迁入城市生活。

过去，蝙蝠栖息地的破坏曾导致尼帕病毒的爆发。1998年，马来西亚爆发的尼帕病毒导致100多人死亡。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森林大火和当地的干旱使得蝙蝠迁离其自然栖息地，迫使它们改而以农场的果树栖身，与农场饲养的猪一起生长。而且已发现在生存压力下，蝙蝠会释放更多的病毒。被迫迁离原栖息地，在加上与本不相关的物种近距离接触，结果使得蝙蝠身上的病毒会传染给猪，然后再传染给农民。

此外，亚洲拥有全球近15%的热带森林，但也因此成为森林砍伐的热点地区。亚洲大陆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丧失程度最高的大陆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为了建生产棕榈油等产品的种植园而开发土地，以及建设人类住宅区和牲畜养殖场而致森林遭到大面积破坏。

亚洲大量森林遭破坏，原因常是为生产棕榈油之类产品而开发土地建种植场。果蝠往往生活在有大量的果树供食用的茂密森林地区。如果栖息地被破坏或受损时，蝙蝠就会寻找新的地方栖身，比如人类房子的屋顶，或者吴哥窟有裂缝的塔楼。维斯那东说“蝙蝠栖息地的破坏和人类狩猎造成的干扰迫使飞狐要寻找其他栖息地。”维斯那东的研究小组观察到的蝙蝠每晚要飞行100公里去找果实吃，这很可能是因为能供给其食物的自然栖息地已经不复存在。但我们现在知道，蝙蝠对人类是有威胁的，其身上聚居着许多肮脏的疾病，有尼帕病毒和新冠病毒，还有埃博拉病毒和萨斯病毒（或称非典）。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干脆消灭蝙蝠以根绝这些病毒？对这个问题，一体化健康实验室（One Health institute Laboratory）的主任、“预测”项目实验室主任特蕾西·戈尔茨坦(Tracey Goldstein)的回答是，“除非我们想让情况变得更糟糕。”戈尔茨坦指出，“蝙蝠在自然生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蝙蝠为500多种植物授粉，帮助其繁殖。她说，蝙蝠还有助于控制害虫，在人类疾病控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吃蚊子来减少疟疾，“对人类健康帮助很大。”

科学家说，虽然蝙蝠带有很多病毒，但也因为吃昆虫，能帮助人类控制疾病，因此消灭蝙蝠不是好的解决办法。她还指出，即或从疾病的角度思考，捕杀蝙蝠已经被证明是有害的。她说，“如果一个物种数量下降，就会加速繁殖，结果反使人类更易受到感染。杀死动物会增加风险，因为你是增加了能传播病毒的动物数量。”

寻找答案，提出新问题

尽管维斯那东和他的团队找到了很多答案，但总会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其中一个新问题是，既然与果蝠接触会有很高风险，为什么柬埔寨至今还没有爆发尼帕病毒疫情？这是否只是时间早迟的问题？抑或是柬埔寨的果蝠和马来西亚的果蝠略有不同？或者柬埔寨果蝠携带的病毒与马来西亚有所差异？或者不同国家的人与蝙蝠的接触互动方式各有不同？

维斯那东的团队正在努力寻找答案，但至今还未找到。对蝙蝠和尼帕病毒的许多问题，维斯那东和他的团队至今还未找到答案。

当然，研究这些问题的并非只有维斯那东的团队。猎捕威胁人类的病毒是全球性的大规模合作行动，科学家、兽医、自然资源保护人士，甚至民间科学家都参与其中，大家联合行动以了解我们正面临什么样的疾病威胁，以及如何避免疫情的爆发。

维斯那东对蝙蝠进行取样并发现尼帕病毒后，会将采样送到澳大利亚疾病预防中心紧急疾病实验室诊断小组的负责人大卫·威廉姆斯（David Williams）处。

尼帕病毒非常危险，各国政府都认为可被恐怖主义者当成生化武器，因此全世界只有极少数实验室获许能培养、繁殖和储存这种病毒。

威廉姆斯的实验室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团队成员中有些是世界领先的尼帕病毒专家，他的实验室并有大多数实验室无法提供的大量诊断工具。在他的实验室，这些穿着密闭防护服的尼帕病毒专家，能够从这个高度危险病毒的细小的样本中培育出更多的病毒株，然后顶着巨大的压力测试，了解尼帕病毒是如何复制、传播和引起疾病。

要采集和运输尼帕病毒到澳大利亚实验室是大费周章的事。首先，在柬埔寨的维斯那东会在蝙蝠窝下铺上一张塑料布来收集蝙蝠的尿液，以此避免抓捕蝙蝠令蝙蝠受到惊吓。他把采集到的样品带回实验室，放入试管中，贴上标签，然后放入低温盒子中以保安全。再把这些危险的病毒样本交给获准专门装运危险货物的特快专递公司空运到澳大利亚。病毒样本抵达澳大利亚后需要特别通关获得入境许可。

维斯那东实验室一名成员正在检查一份蝙蝠尿样本。最终，蝙蝠尿液样本到达威廉姆斯的实验室。经测试之后，威廉姆斯将与柬埔寨的维斯那东分享结果。我问威廉姆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更多像他这样高度安全的实验室，是否能加速对危险传染病的检测。他说，“有此可能。如果能在柬埔寨这样的地方直接建立更多[生物安全]实验室，可以加快对危险病毒的特征识别和诊断。但是，建造和维护这样的实验室很昂贵。这就是建立这样的实验室会受到限制的原因。”

支持维斯那东和哇卡拿鲁萨蒂的研究工作的资金在过去一直是零零碎碎的，无法完全保障。已运作10年的预测计划已被特朗普政府终止，不过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已承诺恢复这个流行病预防项目。与此同时，哇卡拿鲁萨蒂为一项称作“泰国病毒体项目”的新计划提供了资金。这是她的团队与政府的泰国国家公园、野生动植物保护部门合作开展的新项目，使她能够对更多的蝙蝠和更广泛的野生动物进行取样，以了解其所携带的疾病及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维斯那东和他的团队正在为他们下一步病原体检测之旅寻求资金。他的下一步计划是持续监测柬埔寨的蝙蝠，并搞清楚是否有迄今为止还未报告的人类感染尼帕病毒事件。

维斯那东研究团队正在寻求资金，以开展他们找寻病原体的下一阶段计划。他们还没有获得继续研究尼帕病毒的资金。他们说，如果计划无法开展，爆发再一次灾难性大流行的几率就会增大。维斯那东说，“长期的监测有助于我们……向当局提供信息［以制定］预防措施，并防止未被发现但可能导致疫情大爆发的病毒跨物种传播。”如果没有持续的培训，科学家可能无法像哇卡拿鲁萨蒂在泰国发现新冠病毒个案那样能迅速识别和鉴定新病毒。这些信息能帮助研制疫苗。

我2020年6月与哇卡拿鲁萨蒂视频通话时，我问她是否为她的团队的非凡成就感到自豪。她回答说，“自豪吗？确实，我很骄傲。”她接着说，“预测计划是如何从野生动物身上诊断新病毒的试验。因此，当我和我的团队发现(冠状病毒)的基因组时，并不太意外，因为我们参与的预测计划就是一个与此有关的研究项目，给了我们很多经验，加强了我们的能力。”

维斯那东和哇卡拿鲁萨蒂希望继续合作以预防可能在东南亚爆发的尼帕病毒。两人已经起草了一份共同监测该地区尼帕病毒的提案，计划在新冠病毒危机告一段落后提交给美国国防威胁减除署（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机构，可资助旨在减少传染病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工作。

2020年9月，我问哇卡拿鲁萨蒂是否认为自己有能力阻止下一次大流行。她穿着白大褂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在过去几个月里处理了数十万个新冠病毒样本，工作之重远远超出了她的实验室在任何正常年份的正常工作量。尽管如此，她脸上还是绽开了笑容，说“我会去尝试阻止”。

谢选骏指出：记得小时候刚到南通的时候，住在一家“崇海旅馆”，院子里落下一只蝙蝠，我想去玩，妈妈告诉我说这种动物不干净，后来我就一直心存芥蒂了。现在人们发现，“果蝠是尼帕病毒的自然宿主。”——这再次证明了，佛教是病毒的瘟床。为何如此推论？因为这些蝙蝠都是聚居在寺庙里的。不仅如此，佛教倡导众生平等，结果导致人与动物混处杂居，极其容易触发瘟疫流行。所以我说，佛教是病毒的瘟床。若非妈妈的告诫，崇海旅馆差点成为“虫害旅馆”了。

【020、佛教是个腐败的宗教】

《北京灵光寺座元演道法师圆寂 世寿68岁》（2020年12月02日 佛教在线综合）报道：

2020年11月28日（庚子年农历十月十四日），北京八大处灵光寺监院演道法师，功德圆满，安详示寂，世寿68岁。祈愿法师莲开上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舍众生，乘愿再来！

演道法师，法名演道，字净学，生前任北京灵光寺座元。法师1952年8月23日生于河南省泌阳县羊册镇，1974年4月11日在福慧寺礼妙云法师剃度出家，1981年元月1日在北京广济寺受具足戒。

演道法师1980年随海圆大和尚到灵光寺，从此护持佛牙舍利数十年。关于演道法师护持佛牙舍利还有一段传奇经历！

在1996年12月25日，经缅甸政府邀请，中国将佛牙舍利远送到缅甸仰光受其国人参拜瞻礼。不料当地乱党布下炸弹欲将佛牙舍利炸毁以图政变。

首枚炸弹于供奉佛牙舍利的宝塔前的狮子像旁爆炸了，另一枚炸弹则放置于佛前的花瓶内。奇怪的是该枚炸弹并没有在花瓶内爆炸，却连带花瓶直线地冲向供桌前方才爆炸。

当时，演道法师正守卫于供奉佛牙舍利的供桌一侧，看情况不对，立刻扑身保护佛牙舍利直到袭击平息。此次劫难造成十数人伤亡，而演道法师和佛牙舍利却毫发无损，他因此被盛赞为“铁罗汉”！

演道法师曾多次护送佛牙舍利到东南亚国家供奉。

谢选骏指出：这个和尚被吹得天花乱坠，其实却是个共产党的“副部级干部”！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佛教是个腐败的宗教。

《演道法师的修行理念及其心法》（2020年12月02日道了法师博客）报道：

演道法师，法名演道，字净学，现为北京灵光寺（中国佛教协会灵光寺）首座。1952年8月23日生于河南省泌阳县羊册镇，1974年4月11日在福慧寺礼妙云法师剃度出家，1981年元月1日在北京广济寺受具足戒。演道法师1980年随海圆大和尚到灵光寺，从此护持佛牙舍利数十年。

演道法师出家的那个年代，“那时人们对出家人有歧视”，所以，演道法师当年是偷偷出家。自古桐柏出高僧，演道法师和他的师尊海圆大和尚都是河南人，都是从河南桐柏山出来的。传承上属中国禅宗临济宗桐柏山白云系。

演道法师因在1996年12月25日在缅甸以身覆护佛牙舍利而被赞誉为“铁罗汉”。多次护送佛牙舍利出国到东南亚国家供奉。

演道法师的修行理念

佛法没有宗派，佛陀是老师，向佛陀看齐；学佛陀的教义。学如何做人，求解脱之道。学大乘佛法，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弘法人发挥自己的能量，全靠正知正见。不要心外求法，心外求法是外道。无量劫的轮转，一念之差，朝思暮想，阿弥陀佛。任劳任怨，福慧双修。未成佛道，先结人缘。

在北京灵光寺，演道法师主持法会，接待外宾（国外信众），每天还要接待络绎不绝的访客。演道法师的前额上有一个鼓鼓的肉肌，那是他每天拜佛留下的印记。在演道法师的修行中，早晚绕佛牙舍利塔念佛，也是定课之一。

演道法师答善信居士——

“师父经常早晨绕塔念佛吗？”

演道法师回答：“只要没特别的事，每天早晨绕塔念佛。”

有人问，“脾气大，压力大，怎么办？”

演道师答：“脾气大，毁事情，也毁身体。要改，但不能改得太急，改得太急，容易生大病。”演道法师说：“事来应事，事去不留痕，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一天24小时，天下没有过不去的事。”

有人请教如何找到好工作？

演道法师回答：“先诵大乘经典，达到心净如水，就有人打电话，介绍工作，并且恰如其分。”

有人就家庭暴力向演道法师请教，演道法师指点迷津：“求观音比求人强”。

演道法师开示：修行人念佛到一定程度，就念一句阿弥陀佛。诵经不如持咒，持咒不如念佛。佛号是佛的心，念佛号就是直抓佛的心。

有位老年居士问诵《无量寿经》如何？

演道法师回答老居士：“诵经多不如诵经少，诵无量寿经，长，易打妄想。弥陀经短，妄想少。老年人念佛，但能一句佛号念到底，上品上生。诵经少，上品中生。诵经多，上品下生。由此可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

演道法师告诫：“念佛首先要明白佛理才有效。用念佛方法治病，其诀窍是：让心死在佛号上。”

演道法师关于所谓灾难的开示：

和谐社会，用心沟通。心和谐，怎么会有灾难呢？灾难由心而起，大家和谐相处，感恩社会、感恩国家、感恩父母，爱护生命，尊敬父母师长，怎么会有灾难呢？大家都喜欢谈论灾难，可灾难在哪儿呢？从佛理上讲，灾难为人心所造，如果互相斗争，勾心斗角，就是灾难。如果大公无私，社会自然就太平。有名有利朝中相，无名无利林下僧。修行人淡泊名利，学会赞叹，看问题要一分为二，做事情说话，要利于国家，利于大众，不与众生结怨。

有人问演道法师：为什么数珠念佛时要绕过佛头？佛头是佛珠上比较大的那颗。

演道师回答说：这是人说的，不是佛说的。数珠念佛是个手段，念佛人自己要做主，是人数珠念佛，不是佛珠数人。

演道法师讲心法

亲近过演道法师的人都知道，演道法师不说话时，就像一个乡间走出来的农民兄弟；而一张口说话，就语惊四座，口吐莲花，句句击心。

演道法师2012年探访生病的弟子，在医院做的开示（以下内容摘编自2012年5月3日网易博客《贤恩博客》）——

演道法师说：“学会自救。病来了，你怕，病就会发展；你不怕，病就会稳定。要面对现实，你不面对现实会是什么？人不是病死的，是吓死的！

你阳光、乐观、潇洒，张扬你的正气。一喜一怒，你怒你浑身不自在，你乐观你就身心放松、潇洒自在。你要学会化解，一念正一念邪，病不算个什么，小事一桩。好好念佛是个思想支柱，平时常念，心安定，关键时候用得上，关键时候不紧张。念佛是能量，前途是光明的，路途是曲折的，哪有一帆风顺的事情？敢于面对现实，没有一帆风顺的，各行各业都是弯弯曲曲的，万物都是这样，心里要有个思想支柱，面对何去何从，你觉悟了就会面对现实。事来应事，去不留迹。道理是这样的，事情来来往往该怎么办怎么办。

你不乐观，病就消失得慢。事来应事欢喜去做！心花怒放、调和身心方自在。乐观、轻松、说软话，以柔克刚，低调、谦虚等等。自己欢喜，家庭环境好，社会环境就会好！每天的生活都是光明的。”

演道法师说：“生活，哪有那么大的压力？哪有那么多的大事！生活想好事，别想坏事！想着光明，别想黑暗。总想黑暗不就乱套了？苦乐自当。想开了，自信；想不开，自害。

一个人闷闷不乐，自己受罪，害了家人，害了社会。你想生病了，病在自己身上了，大家都为你着急，最后因小失大，家庭为你受累。所以做事情，大家的活儿，要学会让大家做，而不是大包大揽。要学会合作，人的社会，要善于相互帮忙，才能和谐！人活着是能量，你心安把境转，你心乱被环境转。所以什么都要从自身做起！社会上的事没有什么大事，想好事别想坏事！要乐观不要想不开！想不开就自害！而且还害了一圈的人。你一步一个脚印，不着急，从容做事，身心愉快！车到山前必有路。人的社会大家相互帮忙！什么都解决了，不要把权力抓得死死的。”

演道法师说：“念佛在心，看不见摸不着，但念佛是光明的，信佛要理直气壮。是光明的，不是信什么这个大仙那个大仙的，神魂颠倒，歪门邪道。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要乐观。你光明，你就有正气。干活要踏实，挣钱要磊落。舍己为人，为人严谨。要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

演道法师说：“要自我调节！念佛是紧急呼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念佛，人的心灵就空虚，念佛是心灵解脱，是心灵支柱。天塌了跟我没关系，因为你念佛，面对灾患，你的能量让你在灾患之外，而不在范围之内。范围之内是生死是定论，三界之外是跳出生死，是解脱。比如一杯水变成蒸汽，不受杯子约束。它没有变成蒸汽，喝在肚子里就在肚子里，装在瓶子里就在瓶子里；落在地下就在地面。而它变成蒸汽，腾空而起，遍虚空无忧无虑，潇洒自在。”

演道法师说：“乐观了，就自救解脱了。悲观了，就被害苦了。所以就开始“花报”。花报，就是也会乐观，也会痛苦，也会悲观，也会放下。乐观就是任劳任怨，不是怨天尤人。人往往是任劳不任怨。这些做的是我应该的，就是潇洒不会累人。认可的，你就不累，不认可，你就累得慌。有的人老说‘烦死了’，那是他（她）任劳不任怨，所以他（她）苦。”

谢选骏指出：佛教是个腐败的宗教！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释迦牟尼就是一个腐败的王子——他好日子过腻味了，就想出家清净，放弃了自己的职责，还要冒充智慧。其实呢？他是吃腻了红烧肉，想换换素菜清清肠子——因为佛教是个腐败的宗教！

《笑着笑着就走了 ——记北京灵光寺演道法师》（2020-12-4 妙音大咒仙）报道：

昨天我的徒弟圣玄发给我一张照片，一张微笑着的僧人照片。他说：“师父，你的好同参灵光寺演道法师，微笑坐着西归了！”我看了看他的法相，跟生前、跟多年前在缅甸的慈悲微笑的脸没有什么变化。注视着演道法师的法相，感觉他在向我微笑，这笑容一下又把我拉到了二十多年前……

那是1997年的冬天，我被派往缅甸守护佛牙舍利，安排与北京灵光寺的演道法师一起值班（唯一一位立了大功的）。我的适应力还是非常强的，很快我和演道法师就成了好朋友、好道友、好同参，他同我无话不说，说灵光寺的种种现状等等，我们俩每天一起同来同往。

在此之前缅甸发生了声控炸弹袭击事件，当时缅甸的宗教部长（相当于我们国家的第二把手那样的高官），跪在演道法师面前礼请开示，但演道法师闭着眼诵他的《大悲咒》，宗教部长不好意思打扰法师诵经，便起身走了。就在这时，演道法师下意识地睁开了眼，跑到十五米开外的地方，倒水喝。突然两声巨响，震掉了演道法师手中的茶杯，顷刻间，就见人群倒下去一大片，当场死了五个缅甸安全人员，重伤十几人，缅甸的一位上座部法师，肠子都被炸了出来。

在这个危险时刻，演道法师却莫明地离开，还离开得那么及时，这不是佛陀在冥冥之中保佑他吗？

那是1997年12月25日的晚上，西方世界基督徒的圣诞节。这件不可思议的事，都是当我做为第二批后援队伍到时，留在缅甸的演道法师与理海法师讲述给我听的，当然一定是真实的。

由于1997年12月25日晚上演道法师躲过了那一劫，便在缅甸被尊为现世活佛，不管走到哪里，缅甸民众遇到他都会顶礼膜拜，我站在他的背后，也感到十分的骄傲与荣耀。

演道法师，个头在1米6的样子，走起路来，两个小腿 pai pai的，圆脸，好像是河南口音，说话慢声细语。据他说，他在北京灵光寺守护佛牙舍利十八年之久，所以有此功德，有此因缘，国宗局才派他一直守护在佛牙舍利的边塔，这功德福报当然也会不可思议。

我们作为第二梯队来到缅甸，听演道法师介绍这里的一切，比如缅甸僧人的生活习俗、缅甸官场的习惯等等。表面上看不出演道法师有什么特别的，在政治与名闻利养的世界里，也不会有人把他当一回事，也不可能有人把他当一回事，其实这样的不当一回事的环境才是最好的修行环境。他没有能力做什么方丈住持，更谈不上什么政协、人大的。不像我这个传真总想把自己当成一回事，结果处处受难，时时让人惦记着，曾经好几次站在差点被开除的边缘。

在缅甸的那些日子，他就是缅甸的佛，处处时时受人尊重膜拜。但在中国人的眼里、在官场里、在僧人的队伍中，他就是一个又矮又愚的小光头老和尚，他并没有什么邪乎奇神，他就是名不见经传的演道法师。

一次我和演道法师下了班，刚从佛牙塔走出大门，顺着台阶往下去，这时有很多缅甸信徒跪着向他求要法轮胸章。因为在爆炸案中，当时凡带着法轮胸章的安全人员，都有惊无险、相安无事，所以缅甸的人民通过电视都知道这法轮胸章的神奇。我也带了一点法轮胸章跟着演道法师分发给每一位有缘的善男信女。就在这时，中佛协的黄海坡，凭借着自身的个头高和台阶的优势，正在人们都膜拜演道法师的时候，黄海坡摸着了演道法师的头，可把缅甸的信众吓坏了！

怎么了？是不是佛的上面还有更大的佛？在黄海坡的心里，可能也一样存在一种心理:什么佛？在我们中佛协的眼里，你就是一个又矮又糟的僧人而已！我才是你的领导、你的佛呢！

可见，没有敬畏心、没有信仰是多么得可怕！在盗贼的世界里、在强权理论的体系中，觉得没有信仰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才会有一代一代可笑可悲的历史悲剧发生。

演道法师感受到莫大的侮辱。立刻拉下脸:“太不像话！”黄海坡自觉理亏，自动收回手，那代表权力和藐视宗教信仰的手！这一点国家宗教局的孙伟处长，总体来说是比较好的，他还有一点礼敬和敬畏之心，虽然他不能做大官，但平安一生，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大的福德了。

还有一次，演道法师偷偷跟我说:“等他们都午休的时候，你想不想跟我去珍宝馆玩一玩？”“当然想去，怎么去呢？”我问。“到时你等我通知！”我点点头：“嗯嗯！”午饭后，我们照常回到大通铺的房间躺在床上，我一直关注着演道法师的床。不一会儿，等大家都闭上眼，他示意我悄悄离开房间。就这样，他和我一先一后走出了营房，他跟翻译丹斋说了几句，招呼我上了一辆吉普车，启动开出，接着前面一辆敞蓬车，后面又跟着一辆敞篷车，个个荷枪实弹。

我们来到珍宝馆，身后跟着两个执枪的卫兵，其他的士兵，守候在珍宝馆的各个门口，我感觉我们这个架势，起码像中国的总理待遇，一级保卫！但在缅甸，那就是佛的待遇，不仅是一级保卫，而且是带着敬重与信仰，是发自内心的神圣守护！接着，演道法师又要求去大市场看看，刚到大市场，就看到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我们也好久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了。丹斋看到这情景，感觉处处充满危险，他建议我们俩赶快上车离开大市场。演道法师说:“丹斋，我们只是普通和尚，我们的命不值钱！”丹斋说：“法师，你们的命在我们国家是无价的，你就是我们心中的佛。”我们俩在丹斋力劝下，无奈地离开大市场。

我们清楚地知道，回国后再也不是佛了，但在缅甸的日子里我们一定会享受佛的礼遇！也许那时，福报享完了。回国后，演道法师仍然平淡地守护着佛牙塔。一次我有幸参加一次中佛协举办的法会，又到了灵光寺，在客堂里拜见了演道法师，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就参加法会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在磨难中成长，演道法师依旧默默无闻地守护着那一个圣境，那一片佛地。

二十多天前，我徒弟圣玄去北京办事，我让他带一份茶叶送给演道法师，表达我这一份在俗世红尘中的情谊。没有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的问候，他回复说：“一切安好！”

他如今安好地走了，带着淡定、带着微笑朝向了那个世界。他笑什么呢？走就走了呗。他笑他自己在这个名闻利养的世界没有一点成就？还是笑这个世界实在让人可笑？所以笑着、坐着，笑着笑着就走了。

如今我看着他最后的微笑的法相，想向他说，你走吧，既然能笑着走，那一定能莲登九品，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呢？也一切安好！希望虽然不一定微笑地走向那个世界，但愿那一天走得安好！

2020年12月3日写于南京玄奘寺

谢选骏指出：这个演道，真会表演，他的遇袭版本是越穿越离奇了。这是因为，佛教是个腐败的宗教！

网文《灵光寺遇到演道法师》（yaoheng 2019-03-19）报道：

2019年2月24日上午，我去八大处二处灵光寺为曾经喂食过的而逝去的猫咪们登记往生极乐世界牌位，遇到了灵光寺监院演道法师。——10余年前，我看到办公区、小区的流浪猫很可怜-饿的在垃圾桶找食果腹——冬天又冷无出安身，又是被狗咬又是被坏人残害的——非常可怜。（猫是人变的——在当人时无意或有意做错了事死后坠入了畜生道）。猫对人有恩（俗话说：猫驼九魂，是说人死后都是由猫咪驼着转世的）所以我发愿协助佛 菩萨 救助、救渡这些可怜的流浪猫小动物。我喂的这些流浪猫有30多个喂猫点，猫最多时有130多只……我每天坚持用大悲咒之大悲水拌入猫粮喂食给留浪猫。每次夜间出去都4个多小时——风雨无阻。我坚信：吃了《大悲水》拌的猫粮的流浪猫米们临终都能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因为大悲观世音 菩萨 说了：若有持诵《大悲咒》者，一切善愿皆能满愿。观音 菩萨 是正法明如来转世，如来（佛）是真语者、实语者，不说假话，不说骗人的话。所以我坚信我喂食过的所有死亡的猫咪都能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

谢选骏指出：佛教是个腐败的宗教，所以连畜生都可以享受佛教了。

【021、佛教徒借刀杀人】

《关于斯里兰卡连环爆炸案，我们知道些什么？》（纽约时报 2019年4月22日）报道：

周日，在科伦坡以北20英里的尼甘布，士兵正在查看死亡人数最多的圣塞巴斯蒂安教堂。

周日，在科伦坡以北20英里的尼甘布，士兵正在查看死亡人数最多的圣塞巴斯蒂安教堂。

在周日复活节当天，斯里兰卡发生了针对教堂、酒店及其他地点的有组织的爆炸，造成超过29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针对印度洋岛国斯里兰卡的这一连串袭击，是近些年对南亚基督徒实施的最大规模的袭击。

关于袭击，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

爆炸始于周日上午8点45分左右，死亡人数最多的似乎是尼甘布的圣塞巴斯蒂安教堂(St. Sebastian’s Church)。另两座遭到袭击的教堂包括科伦坡的圣安东尼圣堂(St. Anthony’s Shrine)和拜蒂克洛的锡安教堂(Zion Church)。周日上午，首都科伦坡的三家酒店也发生了爆炸：香格里拉(Shangri-La)、肉桂大酒店(Cinnamon Grand)和金斯伯里酒店(Kingsbury)。

下午又发生了更多起爆炸，全都在科伦坡。第一起是在郊区德希瓦拉的国家动物园附近一间名为热带旅馆(Tropical Inn)的小酒店。在郊区德马塔戈达的一片住宅区也发生了至少一起爆炸。

警方称，当日的袭击造成至少290人死亡，至少500人受伤。当局表示，遇难者中有至少35名外国人士，其中几名是美国人。据官方消息及新闻报道，其他遇难者包括英国、中国、荷兰、印度、葡萄牙、日本和土耳其公民。

斯里兰卡警方周日在科伦坡疏通道路，以便载有爆炸受害者的救护车通行。

斯里兰卡警方周日在科伦坡疏通道路，以便载有爆炸受害者的救护车通行。

政府周一将这些袭击归咎于NTJ(National Thowheeth Jama’ath)，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激进伊斯兰恐怖组织。十天前，一名警官曾警告称，该组织对教堂构成威胁，但当局未能根据信息采取行动。

当局表示，拘留了24名与爆炸有关的嫌疑人。政府称，爆炸是由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引爆。三名警察在一片住宅区追捕袭击者的过程中丧生。

斯里兰卡暂时屏蔽了包括Facebook、WhatsApp和Instagram在内的主要社交媒体和短信服务，以防止虚假信息的散播。

周一，政府连续第二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彻夜宵禁。

关于袭击，我们还不知道的情况

与袭击有关的24个人的身份。

在一周半前收到可能发生袭击的报告后，当局采取了哪些尽力防止袭击发生的措施。

为何这起连环爆炸案似乎专门针对天主教徒。

谢选骏指出：在爆炸案发生的一周半之前就收到来自外国政府的“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报告之后，斯里兰卡当局依然装聋作哑，故意没有采取尽防止袭击发生的措施！结合这起连环爆炸案似乎专门针对天主教徒，这可能意味着，这是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在借伊斯兰之刀杀人！因为天主教和伊斯兰都是佛教的大敌，如此挑起他们之间互相仇杀，佛教徒就可以坐收渔利了！

【022、佛教为制毒窝点保驾护航】

《湖北制毒窝点10天生产9吨丧尸药 还烧香拜佛求平安》（2018年4月18日 转载澎湃新闻）报道：

4月18日，湖北省黄冈市公安局通报，蕲春县公安局捣毁一个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15人，缴获新型毒品甲卡西酮（俗称“丧尸药”、“浴盐”）9.1吨、各类制毒原料49吨以及大量制毒工具，扣押涉案车辆4台。

澎湃新闻了解到，这个制毒工场从今年1月10日开始生产，10天时间里不分昼夜不停生产至警方1月20日实施抓捕。嫌疑人称，还有两天就会离开此地。

办案民警告诉澎湃新闻，一吨卡西酮能够提炼出0.5吨冰毒，而一吨卡西酮的售价就高达千万。这15名嫌疑人中大部分是福建人，2011年，福建长汀县被国家禁毒委列为“毒品问题重点关注地区”。随着打击力度加大，不法之徒把目光投向省外，开启了“寻厂之旅”。

制毒人员搭的香台，香的包装上写着“平安、发财”！

眼药水是制毒者必备药品

武麻高速东出口不远处，是一处偏僻山坳。三面环山，一面有一个出口靠近公路。

大门口不远处是两间平房，中间一个水塘，山坳靠里，是两间大厂房。

“绝佳的制毒窝点。”办案民警介绍，这里离高速公路入口仅3公里，而且偏僻没有人，山坳里还有水塘，嫌疑人经过了摸底才选了这个地方。

大厂房有几百平方米，旁边还有个小厂房。离那场惊心动魄的抓捕已经过去了几个月，厂房里还弥漫着一股刺激的气味，人呆不上一会就会喉咙发痒，眼睛流泪。车间里还摆放着制毒用的反应釜和脱干机。用来排水的水塘里，已经一片浑浊。

“当时进来的时候，我们都震惊了。”一名办案人员告诉澎湃新闻，当时这个车间里弥漫着一股剧烈的刺激性气味，里面堆满了制毒原料和半成品。

公安机关现场取证视频显示，一些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进入现场，山坳门口的两间平房就是工人们平时住宿的场地，里面放着成箱的小面包。

“10天时间生产了9.1吨，近乎疯狂。”办案民警介绍，这个制毒工场真正生产时间才10天，这10天时间里，工人、机器24小时不停。工人们晚上饿了就吃些小面包，由于仅仅带着防毒面具，对眼睛的刺激非常大，宿舍里发现了大量的眼药水。

还有两天就准备撤离

线索从公安部转到蕲春县公安局是今年1月4日，蕲春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接到线索称，一批易制毒化学物品从南京运抵蕲春。

蕲春县公安局禁毒大队长张金林通过一个星期调查，发现近期来蕲春的福建人曾某发和蕲春人姜某林有重大作案嫌疑。

“福建人，大量易制毒化学物品，制毒工场的嫌疑非常大。”张金林遂顺线追踪，跟踪至漕河镇三码河村3组一偏僻山坳，趴在山坳后方山坡雪地里日夜观察，见山坳后有新建的两栋板房，车辆人员诡秘，不时有刺鼻气味飘出，这里应该就是制毒工厂。

1月12日，公安部从福建省长汀县公安局抽调两名对毒品案件有丰富经验的侦查员到蕲春，协助侦查。在两地公安民警的通力协作下，很快查明这是一个由福建人与蕲春人相互勾联组成的制毒犯罪团伙。

1月20日，警方出动150余名警力，实施了抓捕。凌晨5时，蕲春方面率先展开行动，民警冒着刺骨的寒风和冰冷的雨水从山坡上冲下，将制毒工厂内连夜赶工的嫌疑人曾某、黄某斌、朱某银、赖某洋、谢某摇、兰某亮、严某、邱某乐等8人抓获，在赤东镇家中睡觉的姜某林、在漕河镇宾馆住宿的曾某发也落入法网；20日上午，犯罪嫌疑人李某和邱某深在福建龙岩落网；上午10时，到制毒工厂查探情况的另一蕲春籍犯罪嫌疑人管某珍落网。

3月9日，负责运送制毒器具和原材料的货车司机犯罪嫌疑人戴某松浙江杭州落网； 4月11日，涉嫌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枝（女）在湖北武汉被抓获。

“福建那边民警办了很多类似案件，非常有经验。”蕲春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福建的民警进入制毒车间后都震惊了，这么大量的毒品流入市场价值上亿。

在山坳里建起了一个竹棚，里面摆着一个简易的香台，摆着蜡烛、烧纸钱的桶，还有很多没有用完的蜡烛、纸钱和香，香的上面写着“平安、发财”字样。办案民警介绍，制毒工人专门设置这个香台每日祭拜祈求不被抓，最终没能逃出法网，“据他们说，还有2天就准备离开此地”。

团伙成员称互不认识

制毒工场的谋划在去年11月已经开始。

办案民警介绍，2017年11月，毒品犯罪前科人员福建省三明市曾某通过邱某深、李某联系上蕲春的熟人姜某林。据《检察日报》报道，姜某林是蕲春县赤东镇某村支部书记。

曾某多次来到蕲春踩点寻找合适场地制毒，打着建设“猴头菇菌种基地”的幌子，要求姜某林帮助找一要偏僻，不易被发现，二要有水、电，能保证机器运转，三要交通便利，便于运输的场地，并许以高额回报。姜某林在高额回报的引诱下，带领他们多次前往蕲春各乡镇寻找场地，发现麻武高速蕲春东出口漕河镇三码河村3组一个山庄正好满足要求，这里地处偏僻山坳，三面环山，水源充足，遂以每年10万元的价格从蕲春人管某珍手中租下场地，并帮助建起制毒厂房，处理周边人际关系。

为了制毒、运输方便，山庄里建起了两个板房，还专门铺设了一条石子路。安装了水泵，铺设了水管和排水管。

民警介绍，管某实际还只收到了5万元，他本来是要在这里建一个度假山庄。管某曾到现场查看，并已经对制毒有所察觉。

2017年底，曾某、曾某某、谢某等9人陆续从福建赶至湖北蕲春，从事制毒物品的生产。

为避免泄露行踪，从福建出发到湖北之前，参与生产者的手机和身份证都不允许携带。为方便联络，他们只用几部老式手机和电话卡。

民警介绍，曾某是蕲春麻黄碱生产的总负责人，平时住在酒店，负责运送原材料、生产设备、废弃物品处理以及工人日常生活用品采购。谢某负责生产场地内的后勤保障、看管大门以及生产场地内的协调工作。曾某某和朱某对工人进行技术指导。

犯罪嫌疑人戴某是负责运送制毒器具和原材料的货车司机，而在武汉被抓获的王某枝（女）则向他们出售了一些生产毒品所需要的管制类物品。

“这9个工人其实都认识，有的还是亲戚。”办案民警介绍，一开始他们表示只是老板叫来打工的，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只做自己该做的事，其他情况一概不知，并且相互都以绰号相称，不知道姓名。

警方：从没处理过这么大的毒品案

4月18日中午，在蕲春县拘留所旧址，数名民警在现场值守，这里就堆放着9.1吨甲卡西酮和各类制毒原料49吨。

拘留所的场地上，堆放着数十桶化学物品。楼房一楼的10个房间里，摆满了块状的甲卡西酮和各种化学制剂，人呆上一会感觉要窒息。

“我们的压力不小。”蕲春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安排了数名民警在这里看守，后期还存在如何处理这些毒品的问题，因为以前没有处理过这么大的毒品案，不知道是将毒品交给专业的部门销毁，还是将这些化学物品交给相关的公司来处理，还要请求上级部门的指导。

谢选骏指出：有人可能会说，这并不是“佛教为制毒窝点保驾护航”，而是贩毒制毒分子自己拿佛教来做护身符。但问题是，贩毒制毒份子怎么不拿基督教来做同样的护身符呢？可见，佛教本身的“宽容性”确实起了作用。因此要说“佛教为制毒窝点保驾护航”，也并不为过。也正因如此，现在佛教也不会受到暴君的镇压了，因为佛教已经不再劝人向善，甚至和恶势力同流合污了。

【023、佛教与基督教传播中国的历史年表】

公元前约566年释迦牟尼生于迦毗罗卫国的王室，其堂弟提婆达多稍后出生。

537年释迦牟尼出家。

531年释迦牟尼于菩提伽耶悟道，此后在中印度恒河流域诸国传道。

486年释迦牟尼于拘尸那迦城附近裟罗林中入灭。

约487年佛教第一次结集在印度王舍城举行，经律成型，但无文字记载。

约387年后佛教第二次结集在印度吠舍厘城举行。开始分裂为“上座”（长老）和“大众”（多数）两部。

250年左右阿育王晚年皈依佛教，并派使团向四邻传播“正法”。南传佛教第三次结集在印度华氏城举行。之后摩哂陀到师子国传教。末阐提到罽宾和犍陀罗传教等。

3世纪上座部和大众部继续分裂为18部（或20部）。3世纪中叶斯里兰卡建成大寺，后成为南传佛教中心。

2世纪佛教传进大夏，希腊人国家舍竭王弥兰陀向罽宾比丘那先问法。

29年斯里兰卡为摩诃帝沙长老建无畏山寺，以大乘倾向与大寺派对立。

2年大月氏使臣口授浮屠经给西汉博士弟子，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始。

公元后约公元初暹罗中部有佛教流行。

65年年东汉楚王英祀浮屠，供养伊蒲塞、桑门。

约1世纪案达罗出现“方广部”，主“大空”，并传入斯里兰卡无畏山派。

147年安息人安世高来洛阳传译《安般守意》等小乘经典。

1世纪中叶大月氏贵霜王朝，扶植佛教。

166年汉桓帝于宫中祀浮屠。襄楷上疏述浮屠之旨。

167年月氏人支娄迦谶来洛阳传译《道行般若》等大乘佛籍。

180年后汉末交州士燮任太守，儒佛道活跃。牟子在此著《理惑论》。摩罗耆域、康僧会、支疆粱等在此译经。

2世纪贵霜王朝迦色腻迦王支持佛教发展，结集《大毗婆沙论》。

222年月氏后裔支谦在建业译《维摩诘经》等大乘经典十数部。

247年康居裔康僧会到建业译经弘法，孙权为其建“建初寺”，为江南有寺之始。

260年朱士行西行至于阗，求得《放光般若经》胡本，为中国内地僧人西行术法之始。

263年月氏裔竺法护来往于敦煌、长安之间，47年中译《法华》等150余部。

约3世纪南天竺龙树及其弟子师子国提婆，创大乘中观派。案达罗增长女王提倡佛教。

310年西域僧佛图澄来洛阳，后为石赵所尊，开中国佛教神异一途。

334年斯里兰卡大军王即位，倡导大乘中观派的祇多林寺派开始形成。

362年斯里兰卡室利。弥迦婆拉王即位，支持无畏山派，由印度羯陵伽国迎来佛牙。佛牙出行成了其全民节日。

365年道安由河北至襄阳弘扬般若学。

366年支道林卒。他以佛解《庄》，号为“支理”。

372—374年前秦苻坚遣僧顺道到高句丽赠佛像、经文；隔年僧阿道亦到高句丽传教，高句丽分别为其建肖门寺和伊弗兰寺。是朝鲜佛教之始。

379年前秦苻坚俘道安至长安，译介阿毗昙。

381—416年晋僧慧远由襄阳至庐山定居至死。著《沙门不敬王者论》等，奠定了中国佛教政治伦理学基础。

384年东晋胡僧摩罗难陀到百济，在汉山州建寺度僧。

386—409年法果以魏道武帝“即是当今如来”，倡沙门敬王者。

399年后秦僧法显为西行求律，自长安出发。

400年法显西游至于阗。于阗盛行大乘佛教，瞿摩帝寺有僧3千。乌苌国佛法甚盛。犍陀卫多小乘学。

401年后秦姚兴迎鸠摩罗什到长安，传译中观派经论，集沙门5千余人。

404年东晋僧智猛等15人西行求法。405年法显至摩揭陀国华氏城。此城崇奉大乘。迦毗罗卫荒疏，仅有僧众民户数十家。舍卫城调达僧众相对集中。

410年法显抵师子国，时无畏山寺有僧5千人，大寺3千，丈提寺2千。

412年法显观察耶婆提（爪哇）国盛行婆罗门。佛法不足言。

413年法显由师子国经南洋群岛回至建康，述其见闻为《佛国记》。鸠摩罗什去世，共译经35部，294卷。

414年后秦僧肇卒。所著《肇论》，为两晋般若学之代表作。

420年法勇与道猛等25人至中天竺求法。

424年智猛求法回到凉州译经。罽宾僧求那跋摩停于阇婆国，王与王母归依佛教。

429年迦毗罗卫僧佛驮跋陀罗卒于东晋建业。译有《大般泥洹》、《华严》等经。

433年北凉昙无谶被沮渠蒙逊所诛。译有《大般涅槃》、《大集》等经。师子国尼铁萨罗到宋建业传授戒律。

435年晋宋之际竺道生卒。他以倡导阐提亦有佛性著名。中天竺求那跋陀罗自师子国来南朝宋，译出《楞伽经》等佛典多部。

446年魏太武帝勅令毁佛，佛史称“太武法难”。

5世纪上半叶富娄沙富罗国无着及其弟世亲创大乘瑜伽行派。约5世纪骠国有上座部佛法流行。

452年北魏文成帝下诏重振佛教。

460年北魏于平城西动工开凿石窟，是为云岗石窟。

467年北魏献文帝在平城起永宁寺，天下第一。

5世纪下半叶新罗由高句丽沙门墨胡子（或我道）传入佛教。

500年北魏宣武帝于洛阳开凿石窟，后发展为龙门石窟群。

508年北印菩提流支等来洛阳。译《十地经论》等30部，101卷。

518年北魏胡太后派比丘宋云、惠生等西行，历时4年。乾陀罗嚈哒王室不信佛教，乌苌国王素食长斋。狼牙修国遣使入梁，称颂“三宝”。

522年中国司马达止（或作司马达）至大和国建佛堂，为佛教“私传”入日本之始。

534年洛阳永宁寺为火所烧。波斯僧菩提达摩此前来洛阳。盘盘国此前多次遣使至梁，送舍利、画塔、菩提树叶等。

538年（一说552）百济王遣使至日本，献佛像、经论，为佛教“公传”日本之始。

541年百济遣使朝梁，求有关《涅槃》之义疏。

542年昙鸾卒。曾在东魏开拓净土信仰。

546年西天竺僧真谛由扶南入梁。此前，扶南诸王即已归依“三宝”。

6世纪上半叶印度安慧发展唯识古学，陈那创唯识令学。新罗法兴王（516—539在位）支持佛教发展，于京城庆州建兴轮等七寺。

557年新罗僧圆光至南朝陈，从僧旻门徒学《成实》、《涅槃》等。

6世纪中叶新罗真兴王（540—575在位）崇佛，派使入梁迎舍利和佛经，仿效北朝设僧官制，倡佛教护国。

569年真谛卒于广州。译籍49部，142卷，自撰义疏19部，134卷。

574年北周武帝废佛，还俗僧道200余万。

577年北周武帝灭北齐，没收齐境寺庙4万所，还俗僧众300万。慧思卒。

580年天竺毗尼多流支（汉名灭喜）到交州，创灭喜派禅宗。

581年隋文帝即位，诏令恢复佛教。

589年新罗圆光到隋京讲习《摄论》。此后回国，参与军政大事。

593年日本推古朝圣德太子摄政，诏令兴隆“三宝”。

594年隋信行卒。信行为隋代三阶教创始人。

597年隋智f卒。曾为隋晋王杨广投菩萨戒。天台宗创始人。

6世纪下半叶高句丽大丞相王高德遣僧至北齐，询问佛教，昭玄统法上作答。600年百济王创王兴寺，度僧50人。

601—604年隋大将军刘方攻陷林邑首都陀罗补罗，获佛经500余夹。

605年隋静琬发起在幽州房山石刻《大藏经》。

616年真腊遣使来隋，多奉佛教。

617年新罗僧元晓生。为新罗华严宗（海东宗）创始者之一。

621年唐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请求罢废。释法琳上疏申辩。

623年隋唐三论宗创始人吉藏卒，选著《三论玄义》等。

625年唐高祖诏叙三教先后：先老，次孔，后释。吉藏弟子高丽僧惠灌到日本，创日本三论宗，成实学同时传入。新罗僧义湘生。后入唐求佛，师事智俨。

628年新罗僧圆测到唐长安游学。后从玄樊学唯识法相。

629年唐僧玄奘西行求法，发自长安。观音自乾竺率杨法律等到大理传播密印，创滇密阿阇梨教。

658年新罗僧慈藏等入唐学法。

639年法琳以攻击老子，讪谤皇宗罪被流放。

640年印度戒日王会晤玄奘，次年遣使至唐，唐太宗亦遣使抚慰。

641年唐太宗临弘福寺，自称菩萨戒弟子，“归依三宝”。唐文成公主下嫁吐蕃松赞干布，传内地佛教于西藏。此前尼泊尔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带去尼泊尔佛教信仰。

642年（或641）印度戒日王、童子王召开曲女法会，玄奘立论成功。

643年李义表、王玄策使西域，至摩揭陀国。新罗僧慈藏回国，任“大国统”，发展佛教；推行唐代衣冠、正朔。

645年唐玄奘回到长安。日本孝德天皇下诏兴隆佛教，任命十师。

647年王玄策再度出使印度。戒日王卒。李义表自西域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请译《老子》，玄奘受命翻译。

648年唐太宗诏天下诸寺度僧。王玄策携印僧那逻迩婆婆寐进京。

656年唐高宗敕中天竺沙门那提住昆仑诸国采异药。那提经长安到真腊，传密法。

657年唐禅师法融卒。法融是牛头禅系的创始者。

664年玄奘卒。所译经论75部，1335卷，撰《大唐西域记》。被奉为法相宗始祖。

665年唐高宗命玄照住迦湿弥罗取长年婆罗门。

667年唐道宣卒。被奉为律宗南山系创始人，撰《续高僧传》等。

670—741年室利佛逝王曷蜜多遣使入唐献“僧祇女”。

671年唐义净西游求法，自广州出发，至室利佛逝居6个月。

674年弘忍卒。被奉为禅宗五祖。其门徒散布全国，竞建禅地。

677年新罗僧义湘由唐回国，开演华严宗旨，为海东华严宗初祖。

681年唐僧善导卒。以弘扬净土，擅长造像著称。

682年唐僧窥基卒。发挥玄奖所传法相唯识宗旨，助编《成唯识论》，造《因明大疏》等撰述43种。为法相宗（慈恩宗）的实际创抬者。

687年义净由印度回至室利佛逝，居留6年。

689年唐沙门表上《大云经》，武则天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

692年武则天派军收复西域四镇，发使于阗，求访80卷本《华严经》梵本和实叉难陀回京。圆测弟子新罗道证由唐回国。道证弟子太贤被奉为新罗瑜伽宗始租。

696年新罗僧圆测卒于洛阳。创法相宗西明寺系。

699年武则天诏令法藏在洛阳佛授记寺讲华严。

700年日僧道昭卒。曾来唐师事玄奘，回国后创日本法相宗，称“南寺传”。

705年神秀卒。号称“三帝国师”，禅宗北宗领袖。

710年唐于阗僧实叉难陀卒于长安。主译《华严经》80卷本。唐金城公主下嫁墀德祖赞，赞助王室提倡佛教。

712年唐僧法藏卒。华严宗创始人。著《华严经探玄记》等百余卷。

713年慧能卒。被奉为禅宗南宗始祖，追认为禅宗六祖，记其所说法为《坛经》。义净卒，译钞经典与著述《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61部，239卷。

727年南印菩提流支卒于长安。编泽《大宝积经》120卷。唐僧一行卒，密宗创始人之一，撰《大日经疏》；著名天文学家，创《大行历》。新罗旅行僧慧超，回到唐安西大都护府，著《往五天竺传》。

735年中印善无畏卒于洛阳。

716年由陆路来长安，为中国密宗创始人之一，译有《大日经》等。

736年唐玄宗为《金刚经》作注，颁行天下。

740年日本圣武天皇发愿兴建东大寺，称“总国分寺”，地方建“国分寺”。

741年唐玄宗诏令南印金刚智与师子国不空回国，金刚智卒于归国途中，译《金刚顶》等经，为中国密宗创始人之一。不空经诃陵国回师子国学密法。

742年高丽僧审详卒于日本。曾从唐法藏学华严教义，为日本华严宗初祖。

746年日僧玄昉卒。曾入唐随智周学慈恩宗，为日本法相宗第四传，或称“北寺传”，曾任日本僧正。不空由师子国到长安。

749年日僧行基卒。创佛教慈善事业，曾任大僧正职。

753年唐鉴真东渡日本成功。哥舒翰奏请不空至武威传密教。

754年鉴真在日本平城（奈良）东大专传授戒法。

755年赤松德赞即位，苯教贵族辅政，发动禁佛事件。

759年日本在奈良为鉴真建唐招提寺。

760年神会卒。以定北宗传承是“旁”，法门是“渐”而闻名于世。

761年赤松德赞废禁佛令，恢复译经。

763年唐鉴真卒于日本。传戒律和天台教义。印僧寂护破邀入藏。约767年乌仗那莲华生入藏，传播密教。

772年日僧道镜卒。曾任“太政大臣禅师”、“法王”等职。

774年不空卒。译述110部，143卷。

775年夏连特拉王朝在马来半岛洛坤建“三圣庙”。

779年西藏桑耶寺建成，举行“桑耶大誓”。

781年唐德余应赤松德赞之请，派僧良琇、文素去吐蕃讲经。诃陵国僧辩弘来长安求授胎藏毗卢遮那大法。

782年唐僧湛然卒。被尊为中国天台宗九祖，日本天台宗的中国始祖。撰《金刚錍》等。

788年唐僧道一卒。号“马祖”，为禅宗南宗南岳一系的实际创始人，后人辑有《道一语录》等。

788—805年骠国王遣弟入唐，献佛乐十曲。

790年唐僧希迁卒。号“石头”，为禅宗南宗青原一系的实际创始人，撰《参同契》。

8世纪下半叶莲花生从西藏到不丹传教。

792年敦煌禅师摩诃衍奉蕃王诏，到拉萨传禅，王妃没卢氏等从其受戒为尼。

704年摩诃僧禅师与密教法师莲花戒辩论失败。

800年左右夏连特拉王朝在中爪哇建婆罗浮屠。

804年日僧最澄、空海等入唐。

805年唐僧惠果卒，曾为不空弟子，密宗大师。最澄在唐学天台、密宗和禅宗等回国，创日本天台宗。

806年日僧空海回国，创日本真言宗。在唐曾从惠果学密宗。

814年唐僧怀海卒，号“百丈”，制《禅门规式》，规定禅众劳动的“普请”制。

815年吐蕃热巴巾即位，崇佛，与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合称西藏“三大法王”。

819年唐宪宗敕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韩愈作《谏迎佛骨表》，被流放。

820年唐僧无言通任安南创无言通禅派（观壁派）。

822年日僧最澄卒。曾发动与奈良佛教的争论。

835年日僧空海卒。曾创“综艺种智院”。

838年唐僧澄观卒。释疏《华严经》等400余卷。吐蕃达磨即赞普位，开始灭佛。佛史称此前西藏佛教为“前弘期”。日僧空也传净土宗于京都。

840年赞陀崛多自摩揭陀至南诏传阿阇梨教。

841年唐僧宗密卒。华严宗和禅宗大师，倡“禅教一致”，疏注《圆觉经》等多种。

842年达磨为佛僧所杀，吐蕃王朝分裂。

845年唐武宗灭佛达到高潮。佛史称“会昌法难”。

847年日僧圆仁入唐返国，传法华忏法与密教，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

849年缅甸蒲甘王朝建立，盛行密教，即阿利教。

853年唐沩山禅师灵祐卒。禅宗沩仰宗创始人之一。

858年新罗僧顺之入唐，回国后传沩仰禅法。

867年唐禅师义玄卒。创禅宗临济宗。

869年唐禅师洞山良价卒。禅宗曹洞宗创始人之一。

833年唐仰山禅师慧寂卒。禅宗沩仰宗创始人之一。

9世纪新罗入唐僧道义、洪陟、智洗、惠哲、玄昱、无染、梵日、道允、利严先后创立迦智山、实相山、曦阳山、桐里山、凤林山、圣住山、阇崛山、师子山、须弥山等禅派，号称“禅门九山”。

901年唐僧曹山本寂卒。曹洞宗创始人之一。

936年王氏高丽统一朝鲜半岛，王建奉佛建寺，以佛教为国教。

947年吴越钱俶提倡三教合一。辽建国，推行佛教。

949年五代禅师文偃卒。继承其师义存，创禅宗云门宗。

955年周世宗诏令限制佛教。958年五代僧清凉文益卒。继承其师桂琛创禅宗法眼宗。

971年宋太祖令高品等，到益州开雕第一部汉文《大藏经》。

975年鲁梅等回卫藏，推动佛教的恢复与发展，史称“下路弘法”，为“后弘期”开始。

980年越南灭喜派第十代弟子法顺，助黎朝建国。著《菩萨忏悔文》。

982年宋太宗建国家译经院。

983年宋僧法遇由印度至三佛齐。

989年高丽王派僧入宋取雕印《大藏经》，后以此为主要依据，雕印高丽《大藏经》、《续藏经》。

1003年三佛齐王请宋帝为其所建寺题额。此后东印阿底峡在三佛齐师事名僧法称。

1017年日僧源信卒。传净土宗，著《往生要集》。

1042年阿底峡被邀至西藏古格，译经传密法。

1044年缅甸蒲甘王朝废阿利教，扶植上座部，译佛典为缅文，造瑞寿宫塔。

1049年杨歧方会卒。所创禅法为杨歧宗。

1054年阿底峡卒于卫藏。所传佛教称“上路弘法”。

约1055年雕印《契丹藏》。

1055年西藏仁钦桑布卒。所译密经称《新密咒》，受谿卡封地，为谿卡制之始。斯里兰卡维阇耶跋护王即位，向缅甸延请上座部长老，重振佛教。

1057年阿底峡弟子仲敦巴建热振寺，创西藏噶当派。

1067年缅甸蒲甘王阿奴律特派传戒使团，助斯里兰卡重建上座部僧伽。

1068年宋卖牒敛财，后成惯例。

1069年宋僧草堂被俘至河内，创越南禅宗草堂派。

1071年来废译经院。

1073年西藏昆。贡却杰布建萨迦寺，创萨迦派。

1074年西藏素尔穹卒，濯浦巴生，与其祖素尔波且称“三素尔”，创宁玛派教法。

1084年蒲甘王江喜陀即位，崇佛，建阿难陀塔，搜集并整理巴利文经典。

1086年高丽僧义天入宋。回国后高丽宣宗为其建国清寺。

11世纪藏传佛教宁玛、噶当等派相继传入尼泊尔。

11世纪下半叶上座部佛教从缅甸传入西双版纳，形成润派佛教，另传入德宏州，形成摆庄派佛教。

1121年杭州沙门孔清觉卒。所创白云宗曾数遭严禁。西藏琼波南交巴在香地创香巴噶举派。达波拉杰建岗波寺，创达波噶举派。

1133年来僧茅子元创白莲宗。

1140年西夏仁宗即位，在大度民寺举行法会，诵读藏、汉文佛经。

1150年柬埔寨基本完成吴哥石窟。

1153年西藏建纳唐寺，后为印经院。斯里兰卡帕拉卡马。巴护王即位，扶植佛教，以大寺为中心统一戒律，结集巴利文和僧伽罗文三藏及注疏。比丘尼寺团消失。

1158年西藏建帕木竹丹萨替寺，创帕竹噶举派。

1160年西藏建拔绒日沃旦寺，创拔绒噶举派。

1167年西藏建雪寺，创玛尔瓦噶举派。

1168年日僧荣西入宋，巡礼天台山。

1171年西藏建绰浦寺，创绰浦噶举派。

1173年西藏建蔡巴寺，创蔡巴噶举派。

1175年宋孝宗建“护国金光明道场”，僧人高唱“保国护圣，国请万年”。

1179年西藏建止贡寺，创止贡噶举派。

1180年西藏建达垅寺，创达垅噶举派。缅甸僧乌多罗耆婆率弟子车波多等至锡兰参学上座部佛教。

1181年柬埔寨阇耶跋摩七世即位，定观音为高棉保护神，派王子向斯里兰卡求上座法。

1187年西藏建粗朴寺，创噶玛噶举派。

1190年缅甸僧车波多回国，创大寺派。此前的缅甸上座系称为前宗。

1191年柬埔寨阇耶跋摩七世为观音建帕甘寺，观音像以其父为原型，此前建塔荣寺，奉其母为佛母。荣西二次入宋回国，传黄龙派禅法，创日本临济宗。

1206年成吉思汗驻兵青海，致书西藏萨迦派“三祖”，表示皈依佛教。

1207年日本禁止源空之专修念佛宗。

1210年高丽名僧知讷卒。创高丽曹溪宗。

1215年日僧荣西卒。著《兴禅护国论》等。

1223年日僧道元入宋，受曹洞宗禅法。

1225年越南陈太宗曾向中国临济宗天封禅师参学。

1237年高丽王开始再雕佛经《高丽藏》。

1240年蒙古达尔汗台吉多达那布领兵达藏北热振寺一带，建议西凉王阔端与萨迦派通好。

1246年宋僧道隆赴日，创日本临济宗大觉派。

1247年西藏萨迦派萨班与阔端会晤，议定西藏归顺蒙古，萨迦派取得西藏领导地位。

1253年日僧日莲归依《法华》。日僧道元卒。创日本曹洞宗，著《正法眼藏》等。

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日莲著《立正安国论》，后遭流放。

1262年日僧亲鸾卒。继承源空创净土真宗。

1264年元忽必烈在中央设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及西藏地方事务，命八思巴国师兼领总制院事。

1269年八思巴制蒙古新宇成功。受封为“大宝法王”，统领天下释教。

1271年斯里兰卡维阇耶巴护四世即位，护持佛教，被尊为“菩萨”。

1275年泰国拉马甘亨王鼓励佛教，强化与斯里兰卡佛教的联系。

1277年云南有傣文贝叶经出现。

1280年日僧辨圆卒。曾入宋学禅，回国后创临济宗东福寺派。

1282年日莲卒。创日莲法华宗。

1286年宋僧祖元卒于日本。创日本临济宗圆觉寺派。

1289年日僧一遍卒。创时宗。

1293年越南陈仁宗禅位，出家修禅，创禅宗竹林派。

1298年日僧觉心卒。曾入宋学杨歧系禅，回国后创临济宗法灯派。

13—14世纪高丽忠烈王（1275—1308在位），开始崇儒抑佛。

1314年越南陈英宗禅位，从僧法螺铸像、印经等。

1317年泰国卢泰即位，后被佛徒尊为“法王”。

1350年前后西藏隆钦然绛巴到不丹传教，建塔尔巴林，成为不丹宁玛派活动中心。不丹又将宁玛派传进尼泊尔。

1353年老挝法昂建南掌国，由吴哥引进南传上座部。

1354年西藏帕竹地方政权建立，萨迦派政治失势。

1358年高丽僧慧勤至中国参临济宗禅。

1361年泰国王孙吕泰放弃王位出家。同年迎来斯里兰卡使臣，上座部大寺系成为阿瑜陀王朝国教。

1364年西藏佛教史学家布顿卒。夏鲁派创始人，著有《善逝教法史》等。

1373年前元帝师喃迦巴藏卜入朝，明帝赐“炽盛佛宝国师”称号。

1374年西藏公哥监藏巴藏卜入朝，明帝授帝师。

1382年明廷将寺院分禅、讲、教三类，僧众分别专业。诏令禁止寺田买卖。

1394年明廷发布新的佛教“榜册”，规定僧侣不得从事俗务。

1401年朝鲜太宗即位，宣布限佛，废王师、国师制度。

1403年明廷迎西藏喇嘛哈立麻来京，封“大宝法王”。遣使入藏邀宗喀巴，宗喀巴派弟子释迦智来京，封“大慈法王”，任成祖、宣宗两代国师。

1406年明廷封帕竹首领扎巴坚赞为“阐化王”。

1407年明廷封噶举派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

1409年亲喀巴建甘丹寺，创格鲁派。

1413年明廷封萨迦派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

1415年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赴京朝贡，明廷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

1419年朝鲜世宗即位，宣布儒教为国教，合并佛教诸派为禅、教二宗。

1420年明成祖为《法华》作序，撰《神僧传》。

1434年明廷封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

1453年缅甸勃固信修浮女王即位，以黄金饰瑞寿宫塔，增建附属僧院。

1458年泰国戴莱洛迦纳王铸佛像五百尊。

1460年越南后黎朝圣宗即位，禁止新建寺庙和扩大寺院地产，沙汰僧众。

1475年缅甸勃固达磨悉提王遣使锡兰学法，并以大寺派统一全国佛教，形成罗曼耶派。

1500年越南后黎朝令佛教只许在庶民间信奉。

1548年老挝塞塔提腊即王位，迎来玉佛像，在万象造大舍利塔（塔銮）。

1560年青海湟中建衮本坚巴林寺，后改建为塔尔寺。

1569年缅甸金莲公主下嫁云南第十九代宜慰使刀应勐，带来佛经佛像。

1578年西藏索南嘉措与蒙古俺答汗在青海会晤，互赠尊号，黄教传入蒙古地区。

1582年日本武将织田信长卒。曾攻破天台宗据点比叡山，与一向宗（净土真宗）的僧兵作战11年。

1588年日丰臣秀古今没收僧人武器。

1592年锡兰维摩罗达磨苏里耶王延请缅甸上座部传教。朝鲜休静募僧兵抗日卫国，促进曹洞宗发展，形成松云、鞭羊、逍遥、静观四派；另有觉性在卫国中立功，创觉性禅派。日僧顕如卒，曾建立真宗武装集团与织田对抗。十六世纪老挝维苏纳腊王造维苏寺，译佛教三藏为老挝文。

1602年四世达赖云丹嘉措由蒙古军队护送进藏学经、坐床。

1603年明僧紫柏真可卒，曾发起雕刻大藏经《嘉兴藏》。

1604年越南在顺化建大乘天姥寺，佛教复兴。

1615年明僧云栖祩宏卒，主教、禅并重，三教合一，以净土为归宿。藏巴汗派多罗那它去漠北库伦传教。

1618年藏巴汗建第悉藏巴政权，压制黄教。

1623年明僧憨山德清卒，倡禅净合一，主儒释道各有专业。

1633年日临济宗僧崇传卒，曾任幕府僧录司。

1637年老挝苏里亚旺萨王即位，佛教全盛。

1642年固始汗率军灭第悉藏巴政权，确立黄教优势。达赖、班禅与固始汗派使赴盛京求清廷支持。

1643年日天台宗僧天海卒，曾为幕府制定管制寺僧制度，经营家康祖庙。

1648年越南贤王阮福濒即位，佛教繁盛。清僧来传临济宗，后创原诏禅派。

1649年一世哲布尊丹巴进藏学经，改信黄教。

1652年清帝邀五世达赖进京，为其建黄教寺庙；次年赐封号。赐固始汗领有西藏封地。

1655年明、清僧蕅益智旭卒，编有《阅藏知津》，与祩宏、真可、德清并称“四大高僧”。

1673年明僧隆琦卒于日本，创日本黄蘗宗。

1688年哲布尊丹巴率喀尔喀部归清。

1691年清廷封章嘉喇嘛为“呼图克图”，总管内蒙古佛教。

1693年西藏布达拉宫完工。

17世纪末藏传佛教传入东布里亚特。

1711年越南水月通觉卒，曾到中国参一句智教，为越南曹洞宗始祖，号水月派。

1713年清廷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

1720年清廷派兵护送七世达赖入藏，平定战乱。

1733年越南僧麟角卒，创莲宗派；其弟子杜多奉命到广州参学取经，号“两国和尚”。

1736年前后《龙藏》雕印完工；又译成满文，与由藏译为藏文的大藏经同时雕印。

1743年越南了观卒。曾直承中国临济宗，于顺化创了观禅派。

1744年清将北京雍和宫改为喇嘛寺庙。

1750年锡兰吉提希里。罗阇辛哈王再次从暹罗邀请上座部长老，创暹罗派。

1751年清廷废西藏第巴执政制，始设噶厦，归达赖领导。诏令七世达赖掌管西藏地方政权。

1778年泰国达信王征服万象，迎回著名玉佛供养。

1781年缅甸孟云王即位，宣布“全衣派”合法，结束了其与“袒肩派”75年的争论。

1782年泰国拉玛一世即位，整顿僧伽，校订三藏佛经。

1788年英皇家亚洲学会成立，扶植对巴利文和梵文的研究。

1802年斯里兰卡佛徒到缅甸参加僧团，回国后组成缅甸派。

1848年越南宝山奇香和段明媛等组织宝山奇香教，提倡无寺无僧及四思教义。

1851年泰国拉玛四世即蒙固王位，创立法宗派，与传统的太宗派同为泰国的两大派别。

1868年日明治天皇颁布“神佛分离令”，宣布神道教脱离佛教独立，排佛毁释运动激化。

1871年缅曼同王在曼德勒召开南传佛教史上第五次结集。

1872年日本设教部省，公布“敬神爱国”“奉戴皇上”等“三条教则”。岛地默雷等去欧洲考察，提出“三条教则批判”。

1875年英驻锡兰总督秘书奇尔德斯完成《巴利语词典》。德裔英人马克斯。缪勒开始主编出版《东方圣书》。

1880年美奥尔考特等在斯里兰卡受佛教五戒，设立佛教神智学会。

1881年李斯。戴维斯创立巴利圣典学会，翻译出版巴利语三藏。

1884年S.比尔出版《大唐西域记》英译本。4年后又译出《慈恩法师传》。

1887年日本西本愿寺僧在夏威夷建寺弘法。

1891年被称为斯里兰卡佛教复兴之父的达磨波罗发起“摩诃菩提会”。哈佛大学编纂出版《东方丛书》，主持人c.R.兰曼。

1893年在芝加哥召开世界宗教大会，达摩波罗向美国介绍上座部佛教。

1897年德国赫尔曼。奥登堡在俄国科学院主持出版《佛教文库》。形成佛教研究中的维也纳学派。

1899年日本西本愿寺的薗田宗惠在旧金山建寺布教。

1900年前沙俄瓦西里也夫著《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等。

1901年中国杨文会创金陵刻经处，开办佛学研究会。僧太虚与陈元白、章太炎等创“觉社”。

1902年英阿兰。贝纳皈依佛教。在仰光建立国际佛教协会。

1903年德国成立第一个佛教传教协会。

1905年日本吞并朝鲜，佛教受日本控制。朝鲜曹溪宗逐渐分独身僧派与娶妻僧派。

1906年缅僧人创立佛教青年会。英佛徒杰克逊等筹建英国佛教协会。

1907年在伦敦成立大不列颠爱尔兰佛教协会，李斯。戴维斯任会长。

1908年杨文会在南京成立祇洹精舍。

1911年日禅僧内山愚童卒，著《入狱纪念。无政府共产》。真宗高本显明著《我是社会主义》。召开“大日本佛教大会”，推行“王法为本，镇护国家”的纲领。

1921年德卡尔。塞登斯和乔克。格林创建“德国佛教社团”。

1924年伦敦神智学会组织部会，汉弗莱任会长。德国医生保罗。达尔克在柏林建立“佛教徒之家”，侧重习禅。

1925年英成立大菩提会伦敦分会，出版《英国沸教徒》（《法轮》）。

1927年日本南条文雄卒。他是近代第一个向西方世界传播大乘佛教的东方学者。

1928年苏谢巴尔斯基主持苏科学院佛教文化研究所，著《佛教逻辑》寺。

1929年康斯坦。尤兹伯在巴黎建立“佛教友谊会”，后改名为“巴黎佛教学会”。

1930年日本牧口常三郎创立创价教育学会。

1930年以后缅甸佛教青年会改组为缅甸人民联合会，开展反英斗争。

1931年越南在西贡成立佛教研究联盟。

1932年顺化成立越南佛教会。泰国宪法规定上座部佛教为国教。

1933年日本东京真言宗尊匈牙利山陀尔。乔马（1784—1842）为“菩萨”。乔马曾在布达佩斯创雅利安弥勒教团分部。

1935年德国佛教社团易名为“老佛教徒（上座部）社团”。

1936年大菩提会和部会在伦敦召开世界信仰会议。

1938年日本立正佼成会成立。

1939年越南安江省和好地方出现和好教。

1945年中、日、泰、缅、斯等国僧人在伦敦聚会，达成“世界佛教徒协议”。

1948年日本铃木大拙在东西方哲学会议上向美国公众介绍禅法。A.兰特夫人在伦敦立佛教精舍协会，出版《西方佛教》。

1950年斯里兰卡学者马拉拉色拉克发起“世界佛教徒联谊会”。

1951年越南成立联合北、中、南三地佛教组织的越南佛教救国会。

1952年西德佛教各团体联合建立“德国佛教社团”，不久分裂。

1954年柬埔寨，创建西哈努克佛教大学，成立金边佛教研究所。

1954—56年斯里兰卡举行南传佛教第六次结集，向西方译介佛典。

1955年“德国佛教协会”成立，1958年易名“德国佛教联合会”。

1959年老挝颁布“僧伽法令”。

1960年锡兰班达拉奈克夫人支持发展佛教学校，在农村建立佛教保护会。日本池田大作任“创价学会”会长。意大利佛教协会成立。

1961年缅甸宪法规定佛教为国教；次年取消，宣布宗教信仰自由。

1963年越南广德等六僧尼自焚，抗议美吴集团暴行。

1970年南朝鲜曹溪宗娶妻派，另立太古宗。耶稣会神父埃纳尔。拉萨尔在日本东京建立基督教习禅中心。

70年代越南侨民在洛杉矶建寺，成立越南佛教协会。中国台湾僧人与越南僧人在洛杉矶创国际佛教促进会。

谢选骏指出：佛教从公元前后的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到东汉灭亡前后的220年前后登上历史舞台，两百年；再到南北朝的420年前后变成极盛，又是两百年；再到禅宗崛起又是两百多年，再到韩愈辟佛、武宗灭佛，又是两百多年。

按照这个频率，基督教从十七世纪的明清之际传入中国到鸦片战争之后的十九世纪登上历史舞台，两百年；现在过去了将近两百年，可以预期基督教在华即将进入全盛时期。

而根据佛教在华传播的规律，未来还有两百年的吸收消化在等待中国社会前去领受，并形成中国自己的特色，这相当于禅宗崛起的，之后还有两百多年，才到相应于韩愈辟佛、武宗灭佛的时候。

【024、福音派是敌基督的冲锋队】

《最后的诱惑：福音派何去何从》（译家Follow Mar 18, 2018）报道：

基督教福音派一向追求道德完善，也曾引领废奴运动等社会进步潮流。然而在最近这次总统大选中，福音派却整齐地站在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视道义为草芥的特朗普一边。白人福音派教徒对于特朗普历史性的当选起了很大的作用；不少新移民美国的华人，也高举着重建基督教美德社会的大旗，跟着白人福音派兄弟姐妹们一起紧紧团结在了特朗普身旁。

有人说他们是“捏着鼻子”选的特朗普；因为他的当选可以带来很多总统位子之外对他们有利的东西，比如任命保守派为最高院大法官。所以一切都仅仅是政治利益的交换而已。福音派最初是如何沦落为现下这一腔愤懑，神经紧张，受害者心态满满的“反主流”势力的呢？之后为了眼前的政治利益，不惜切断教派的道德命脉，其底线到底在哪里？这种对宗教核心价值的牺牲，会不会加速福音派的陨落？身为福音派一员的作者为我们从宗教历史的角度解释了目前形势的前因后果，并向自己的兄弟姐妹们提出了最诚恳的请求：就像耶稣必须抗拒诱惑方能成仁，福音派也需要正本清源，回归大道。

译文：

当今政治圈里最不寻常的一个现象——甚至也可以说是近期政治史上最不寻常的发展——就是宗教保守派对唐纳德·特朗普的俯首帖耳。特朗普赢得了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五分之四的选票。这比罗纳德·里根、还有对自己福音派身份从不讳言的乔治·W·布什从这个群体得到的支持都要多。

特朗普的背景和信条与传统基督信仰的生活做派及引领格格不入。特朗普以往的政治立场（他曾经支持孕晚期堕胎权），他的品性（他曾吹嘘自己如何性侵女性），甚至他的言语（他把“逼”/“pussy”和“粪坑”/“shithole”这类词语带入了总统语录）按常理应该让宗教保守派对他群起攻之，而非同流合污。此人还无耻地宣扬自己的不忠，就自己的长女说出令人恶心的性评论，并在大选辩论时吹嘘自己生殖器的大小。据报道，他的律师向一名艳星支付了13万美元的封口费，阻止她谈论她所称特朗普与她的外遇。就这样，曾经因稍有少儿不宜的内容就面色煞白的宗教保守派们现在却对现实生活中成人电影般的剧情毫不在意。我们距离《美德书》（The Book of Virtues）中的标准越来越远了。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经常将对特朗普行为的道德顾虑贬低为对总统“风格”的苛责。但问题在于他的价值观实质与基督教义明显不符。特朗普不加掩饰的物质主义——他将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成功等同于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完全是对基督教义的否定。他的部落主义以及对“非我族类”的仇恨与耶稣极端注重“邻舍之爱”的理念完全对立。特朗普对强力的崇拜和对“失败者”的蔑视与尼采更为契合。傲慢者有福了。无情者有福了。无耻者有福了。渴求名利者有福了。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福音派选民是特朗普取得出人意料胜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起码看起来特朗普自己是相信这点的。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曾经承诺过要保护的许多个人、理念和团体都很快地被抛在一旁或者直接被牺牲掉。但这届政府对白人福音派的笼络却始终如一。

白宫对与特朗普联盟的宗教领袖们敞开了大门——南方福音神学院院长理查德·兰德（Richard Land）将其称为“前所未有的通行”。作为回报，他们会在政府需要的时候提供鼎力支持。“通俄门很显然是无稽之谈，” 超级教会的牧师葆拉·怀特-凯恩（Paula White-Cain）解释道，虽然没人会认为她是法律或网络安全专家。牧师大卫·杰里迈亚（David Jeremiah）把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和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比作《圣经》中的约瑟和玛丽亚：“他们就是上帝派来帮助基督徒的年轻犹太夫妇。”小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 Jr.）说，福音派找到了“他们梦想中的总统”，反映了福音派梦想的现有水平。

然而，对特朗普效忠的难度越来越大，需要越来越多的自我贬低。不过目前看来某些福音派领袖的忍耐似乎没有下限。诸如福尔韦尔和葛福临（Franklin Graham）此类的人物都追随特朗普在去年12月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选举中支持法官罗伊·穆尔（Roy Moore）。这些宗教领袖们一辈子都在哀叹世风日下和道德沦丧。然而他们却公开支持一位多次被指控有不当性行为、甚至性侵14岁女孩的候选人。

今年1月，有报道称特朗普将海地和非洲各国称为“粪坑国”，很快罗伯特·杰弗里斯（Robert Jeffress）牧师就站出来为他辩护。“尽管他使用了这样的词汇，”杰弗里斯写道，“特朗普总统表达的情绪没有问题。”有报道称特朗普的律师向艳星斯托米·丹尼尔斯（Stormy Daniels）支付了封口费，来掩盖他们之前据称发生的性交往，葛福临却打包票说特朗普“在意基督教价值”。家庭研究委员会主席托尼·珀金斯（Tony Perkins）辩称对于特朗普过去不忠的行为，人们应该给他“不算，重来”的机会。如果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受到类似的有证据指控，可以想象会招来何等的愤怒井喷。

很多福音派领袖的道德信念已经被他们对政治党派的认同所左右。这可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轻信，而是出于彻底的腐败。政治部落主义和对政治对手的仇恨蒙蔽了这些领袖们的双眼，让他们看不到自己在如何破坏他们曾经献身的事业。基督教公共见证的作用几乎荡然无存。

正如非特朗普拥趸的著名福音派牧师蒂姆·凯勒（Tim Keller）最近为《纽约客》撰文写道：“‘福音派’曾经是用来指代那些宣称占有道德高地的人；现在，这个词在流行文化中基本上等同于‘伪君子’。”难怪去年有87年历史的普林斯顿福音团契（Princeton Evangelical Fellowship）把名字中福字头的词除掉，改名成了普林斯顿基督徒团契：太多学生把这个词和保守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不少对信仰认真的福音派教徒也因为类似的原因而在和这个词保持距离。

我能理解这种需求，但我并不认为其理由令人信服。有些词汇就像是有战略意义的城堡一样值得捍卫，而“福音”一词就是如此。尽管这个词出了名的难以定义，但是可以确认的是它包含了一种“重生”的宗教体验，一种对《圣经》权威的确定，以及对基督耶稣救赎力量的强调。

我成长于一个福音派家庭，去的是福音派教会，上了福音派高中，并在十多岁时开始追随上帝。在乔治城大学上了一年后，我转学去了伊利诺伊州被称为“福音派新教的哈佛”的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学习神学。我曾就职于福音派的非营利组织“更生团契”（Prison Fellowship），后来成为同为惠顿学院校友的印第安纳州参议员丹·科茨（Dan Coats）的工作人员。在国会山上，我认识了很多同样致力于建立“悲悯保守主义”（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的福音派同僚们。随后，作为乔治·W·布什的政策顾问和首席演讲撰稿人，我也见证了里克·沃伦（Rick Warren）和凯·沃伦（Kay Warren）这样的福音派领袖如何在全球抗击艾滋运动中成为有原则、坚持不懈的倡导者。

正是这些经历让我迟迟不愿放弃“福音”一词，也让我在看到这个词被污名化时愈加痛苦。一个政党的堕落令人遗憾，而宗教传统因政治而堕落则更不幸，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人蒙羞。

为什么一个曾经如此重要且可敬的事情现在却遭人鄙夷？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来说，这一问题既需要理性分析，也反映了个人的忧心。问题的答案需要追溯到大约150年前，远在唐纳德·特朗普出现前发生的种种文化与政治转变。在这个故事里，一个有影响力、对自己文化自信的宗教运动变成了一个被边缘化的、焦虑的少数派，在政治上寻找特朗普这种人的保护，即便他是人们记忆中从性情、行为和公开信仰上都与传统基督徒形象相去最远的总统。

要理解这样的演变，首先要理解曾经生机勃勃的美国福音派价值观。这个之前处于道德高地的宗教运动，从高地坠落，损毁严重。

我的母校惠顿学院1860年由一群福音派废奴主义者在19世纪中期北方福音派的代表人物乔纳森·布兰查德（Jonathan Blanchard）领导下创立。布兰查德属于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运动所产生的对现状极度不满的激进一代，而这场宗教复兴运动在19世纪上半叶影响了数百万美国人的生活。布兰查德不仅是一个长老会的牧师，还是几家激进派报纸的创办者，也是反奴隶制斗士。

在内战前，北方福音派成员普遍认可道德主义是与对社会正义的关注紧密相联的。他们在倡导戒酒、人道对待智障人士、以及监狱改革等方面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但他们最主要的贡献是在终结奴隶制上发挥的重要影响。

的确，惠顿欢迎黑人和女性学生就读，并且还是“地下铁路”（译者注：十九世纪美国帮助黑奴逃亡的秘密路线）的一站。在伊利诺伊志愿步兵团39团的历史记录上，步兵埃兹拉·库克（Ezra Cook）回忆说：“逃亡的黑奴在（惠顿）学院的校园里绝对安全，无需刻意隐藏。”

布兰查德1839年在欧柏林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的演讲《社会的完美状态》中对其信仰做出了诠释。他宣讲到：“每一位真正的基督教牧师都应该是一个普世的改革者，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改革一切困扰人类的罪恶。”他还在其它地方说：“蓄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社会罪恶。”他补充道：“我反对奴隶制是基于《新约》中的相同血脉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身上流着相同的血液。”

在这个阶段，福音主义和主流新教基本相同。福音派教徒之间在宗派的信仰上有广泛差异，但他们都一致同意通过信仰基督来接受上帝的恩典是一种个人决定。曾在1851年到1866年间任奥伯林学院校长的查尔斯·G·芬尼（Charles G. Finney）曾这样描述他的皈依经历：“我有那种感觉，就如一股电流，穿过我的身体。实际上，它如同一波又一波流动的爱一般涌向我。”

在政治上，福音派教徒倾向于将新英格兰乃至整个美国比作圣经中的以色列。很多人在布道中将美国描述为一个肩负神圣宗旨的国家。“这个世界需要有个国家，”福音派牧师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说，“在自身自由后吹响自由的号角，举起自由的火炬。”（比彻的女儿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也是《大西洋月刊》的创办人之一。）与这种使命感相伴相生的是一种确保行事有道德性的集体责任，大至终结奴隶制，小至结束不守安息日的行为。

这并不是鼓吹神权政治，福音派的领袖们也不是对与世俗权力关系过近的风险视而不见。比彻申诉道：“在英国，克伦威尔时代宗教和政治不明智的联手给福音派教义和信仰带来的耻辱至今犹在。”然而很少有福音派教徒否认这一点：上帝和美国之间的契约关系对美国的私人和公共道德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达不到则可能失去上帝的特殊赐福。

也许更重要的是，内战之前，福音派信徒多是千禧年后论者，也就是说他们相信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千年将是世界和平、基督教会扩张的年代，并以基督再临的高潮结尾。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乐观的人，相信人类努力可以加快这一喜乐时代的到来，这样的信仰鼓励了他们开展更多的社会行动和全球传教活动。“福音派普遍认为任何形式的进步都是这个基督王国终将降临的证据。”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在《原教旨主义和美国文化》（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中这样写道。

在19世纪中叶，福音主义是美国最主流的宗教传统——有社会地位的保证，对神圣的使命充满信心，欢迎进步，对未来充满希望。五十年后，它却在知识界和社会层面全面失守。又过了25年，它成了全国性的笑料。

内战的灾难使得作为千禧年后论基础的社会乐观主义大受打击，其间发生的像安提塔姆这样惨烈血腥的战斗使人再难相信宗教黄金时代的存在。与此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松动了传统的社会关系纽带，给人们留下一种道德混乱的印象。大量涌入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移民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形象和宗教自我认知。（在1850年，天主教徒占人口5%；到1906年，这个比例增长到17%。）福音教徒难以设想一个多元化的（有些人认为是堕落了的）美国会是他们想象中的神选共和国。

不过，真正造成福音主义与精英文化之间的鸿沟的是知识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发展。对圣经的“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这个德国起源的学术运动层层剖析了圣经的人类作者和古经文发展过程，对圣经的根源、准确性和历史真伪都提出了质疑，而圣经正是福音教派权威的终极来源。与此同时，进化论提出了人类起源的新理论。倡导进化论的人们，和它最激烈的反对者一样，都把这个理论视为对宗教的创世论、甚至是对整个基督教信念的替代。教徒中的进步派试图在基督教信仰和新科学与圣经高等批评之间找到共同点。很多人把他们的信仰和社会福音神学（Social Gospel）结合起来；这个教派信奉的千禧年后论去掉了神迹，在其教义中以社会改革取代耶稣的再次降临。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宗教保守派，他们反对这种适应性调整策略，采取了一系列的解雇和对异端邪说的审判来维持对神学院的控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美国第28任总统）的叔叔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因接受进化论与圣经相容而丢掉了他在哥伦比亚神学院的教职。但这些手段大都事与愿违，神学院和大学都陆续接受了现代科学文化观念的影响。为了对抗进步主义思想，宗教正统派出版了名为《原教旨》（The Fundamentals）的系列丛书。由此得名的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即是对危机的一种应对。

原教旨主义信奉传统宗教观念，但它并没有提倡回归更早的福音主义。相反，在回应现代发展时，它却切断了自己的历史延续。为了对抗高等批评，它对圣经的解读变得简单化和停留于字面。为了对抗进化论，反科学成了它总体的态度。为了对抗社会福音神学，它把社会公正的整个理念视为危险的自由派观点。最后这一点构成了一些学者所谓的“大倒退”（Great Reversal），发生于1900年到1930年左右。“所有进步的社会关怀，”马斯登写道，“不论在政治还是个人层面，在复兴福音派来看都是可疑的，从而遭到贬谪。”这种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悲观态度也反映在从千禧年后论到千禧年前论的转变。千禧年前论认为，当代社会不是在走向进步，而是在撒旦的影响下日趋堕落和混乱。更好的新时代在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之前不会到来，唯有耶稣基督有能力清除这些混乱。人类力量无法促进那一天的提早到来，也无法拯救这个在劫难逃的世界。因此，社会行动主义被认定在最根本的一项任务上无能为力：既帮不了自己，也帮不了他人准备迎接最后审判日（final judgment）的到来。

1925年田纳西的一个戏剧性的法庭审判，是文化主流驱逐原教旨主义的高潮。一位田纳西高中教师因教授进化论而受到审判，也就是著名的斯科普斯“猴子审判”案（Scopes “monkey trial”）。当时最显赫的基督教政治家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与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和进化论对阵。布赖恩赢了审判，但输掉了全国的支持。在记者兼批评家H·L·门肯（H. L. Mencken）为历史所肯定的叙述里，他把布赖恩蔑称为“系着可口可乐皮带的锡壶教皇”、“在铁路站场背后镀锡铁棚里向蠢人布道的那些惨兮兮的牧师们的兄弟”。原教旨主义者成了滑稽人物，遭到全世界鄙视。

但是历史几乎忘记了，作为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国务卿，布赖恩是一位促进和平的活动家，他的政治活动为后来的罗斯福新政作了铺垫。而门肯呢，最终露出了种族主义者、反犹主义者和优生学鼓吹者的本来面目。在原教旨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争议中，只有一个赢家。社会学家詹姆斯·戴维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在《美国福音主义》（American Evangelicalism）一书中这样描述道，“在大约三十五年的时间里，基督新教从文化统治地位跌落，在认知上被边缘化，在政治上越发软弱。”因地位丧失而导致的怨恨不断恶化，并取代了社会行动主义和乐观主义。

原教旨主义者在其文化流放中并非无所作为。他们建立了一个组织网络——广播电台、宗教学校、外联教会——最终形成了一个强健的亚文化。与此同时，美国则变得更非世俗化，更加愿意接受宗教影响。1920年，美国教会成员占人口的比例是43%；到1960年这一比例增加到63%。包括神学家卡尔·亨利（Carl Henry）和福音派的葛培理（Billy Graham）（葛福临的父亲）在内的一些领导者，对原教旨主义无足轻重的处境都忿忿不平。亨利的著作《现代原教旨主义不安的良心》（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很有影响力，它敦促信徒们更多地参与文化和学术方面的交流。这种复兴在葛培理身上表现得最充分：他离开了原教旨主义的贫民窟，和总统们过从甚密，向公众展示了一种更有吸引力的福音主义版本——福音主义这个词就是特意用来与过去更狭隘的原教旨主义做对比的。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欣赏原教旨主义的这些努力。1957年，当葛培理在纽约市计划召开福音派布道大会的时候，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发表社论，反对他“狭隘的道德说教”。但是尼布尔对葛培理的攻击引发了强烈反弹，即使在自由派神学圈子里也是如此。这个“圣战”持续了十六个星期，场场爆满，其中有一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连马丁·路德·金也加入了葛培理一方。

在与自由派基督教的历史对抗中，福音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算是报了一箭之仇。自由派基督徒逐渐找到了比参加进步主义布道更好的方式来打发星期天。1972年，28%的美国人属于主流新教教会。而现在这个数字远低于15%。但是，在这四十年间，福音教派一直保持在总人口的25%左右（不过最近这个比例有所降低）。当它的神学对手凋零——或者更准确的说，瓦解——的时候，相比之下福音派的持久存在更像是处于上升势头。

随着这种组织层面上自信心的壮大，福音派或许期待过能在文化规范和标准上发挥更大的决定作用。但是他们的愿望正撞上了性革命，以及其它的快速社会变化。“道德多数派”（The Moral Majority，80年代基督教右翼组织）出现的时候，实际生活中大多数人对离婚和婚外同居越來越习以为常。当从大学到法庭到好莱坞的精英社会力量都决然地抛弃了传统理想时，福音派却经历着成员增长、感受着强健的亚文化组织所带来的力量。

因此，福音派的主要政治叙事就转向对抗，成为一个关于其文化对手如何大肆入侵的愤怒故事。在这个无比自由的国家里，很多福音教徒都认为自己的权利是脆弱的，自己的组织面临威胁，自己的尊严遭受攻击。这个代表了共和党政治联盟的大约一半人、美国最大的宗教群体，把自己视为遭受围攻和得不到尊重的少数派。这样一来，福音教徒在更加积极参与社会的同时也更加感到被社会疏离。

总体来说，福音派的政治气质毫无疑问一直都是保守的和被动反应型的。在福音派可耻的缺席（甚至是反对）民权运动之后，福音派白人开始参与有限的一些议题。他们支持基督教会学校对抗吉米·卡特政府对学校的行政法条。他们对抗最高法院关于严格限制在校祷告和撤销多州对堕胎的限制的决定。社会学家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把福音派的这些努力描述为“防御性进攻”——一种道德义愤，以抵制这个在福音派眼中变得日益敌对和压迫的现代社会。

现代共和党欣然利用了这种态度。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支持堕胎流产合法化的世俗主义疏远了福音派，而里根对他们的拉拢非常有效。“我知道你们不能为我背书，”里根在1980年一次福音派大会上讲道，“但我提这个只是因为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为你们背书。”与此对比的是，四年后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竞选总统时，就“激进的传道士”发出警告，而他的竞选伙伴杰拉尔丁·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抨击了“控制共和党的极端主义者”。民主党对福音派的攻击让后者对政治党派的选择变得相对简单。

福音派内当时已经崭露头角的领袖人物们在语气行为上明显各异。葛培理是个迎合权要的牧师。（他巴结逢迎的倾向被记录在那些尼克松录音带上，他的一些话引出了尼克松的反犹言论。）“爱家协会”（Focus on the Family）组织的创始人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则是个带刺的先知，长年地威胁如果社会保守主义的纯洁性得不到维持，他就要脱离共和党联盟。老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 Sr.）和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1988年曾竞选总统）试图成为政治弄权者。水门事件里声名狼藉的查克·科尔森（Chuck Colson），在戏剧性的改宗之后创建了“更生团契”，试图复活某种过去的废奴主义精神来倡导监狱改革。不过，这些区分在公众看来都很模糊，“宗教右翼”（religious right）成为公众对他们的统称。

这段历史对福音派的政治参与影响何在？

从一开始，现代福音派的思想体系就有着严重的缺失。它缺乏一种政治参与的范本或理想，一种社会活动的组织理论。在福音派从布兰查德到福尔韦尔这百年发展的同时，天主教则建立了一套自洽全面的社会政治思考传统。天主教的社会思想以社会对最弱最无助成员的态度衡量其正义，进而要求教徒对社会团结承担义务。同时，也采纳了分权原则——即最适合满足人类需求的还是小型的地方组织（不过高层机构有道德责任做地方组织失效时的保护网）。

实践中，这种社会思想要求天主教徒必须思考多种因果关系，也很好地使天主教的政治态度复杂化了。如果你想要反对堕胎，你就必须反对对移民的非人化待遇。如果你批评安乐死让生命贬值，那么你必须批评种族主义践踏人性价值。如果你想支持传统家庭结构，那么你必须支持扩大医疗保健。反之亦然。整个教义要求一个广博的、逻辑自洽的正义观；当这种正义观得到忠实应用时，它就跨越了美国政治派别的类型和宣传口号。当然，美国天主教徒经常置天主教社会思想于不顾。但至少这个思想体系是存在的。福音派教徒缺乏一个类似的传统，连可以忽视的体系都没有。

那么福音派的社会参与理论都是从哪里来的？虽然大多数福音派教徒可能会说是圣经，但这只能算是一个抖机灵的答案。毕竟，基督教圣经有时也会让人尴尬：圣经中有许多故事把种族灭绝视为天经地义，还建议把不听话的儿童拿石头砸死。福音派需要一种理论，能超越铁器时代的社会道德观，把“黄金法则”这种更高理想应用到我们凡尘俗世悲剧性的妥协中。由于缺乏类似于天主教的社会思想体系，许多福音派教徒只能跟着眼前保护他们利益同时也是在利用他们的政治运动随波逐流，以此为理论指导。宗教保守派的选民往往被政治保守主义运动牵着鼻子走。福克斯新闻和电台广播对福音派教徒政治认同的影响远大于某个教派或全国福音派协会的正式声明。在这个基督教的政治运动中，基督教神学很明显反倒不是主要的驱动力。

此外，福音派政治议程的一大局限在于它更多在作出被动反应，而非自主选择自己的议程；福音派一次又一次地被拉进一个又一个被旁人点燃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辩论中。为什么愚蠢地揪着缺乏精神价值的公立学校祷告不放？是因为大法官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1962年判其违宪。为什么绞尽脑汁把精力浪费在通过一个（毫无希望的）宪法修正案禁止堕胎？因为在1973年，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n）大法官从宪法原文的隐义中引申出了堕胎权。为什么当前强调宗教自由？因为2015年的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Obergefell v. Hodges）一案的判决合法化了同性婚姻，让许多人担心被要求强制接受不同的理念。

倒不是说世俗化、堕胎和宗教自由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是福音派回应的时机和选择的重点让福音派的政治参与给人一种负面、挑剔、好斗的印象。关注的重点过于集中，也给人一种基督教徒张口闭口全是和性有关的负面印象。许多老百姓只有在与性有关的议题上才会听到基督徒的声音——避孕权、同性恋权利、跨性别厕所等等。尽管宗教人士确实认为性伦理是重要的，但当代宗教的社会参与却造成了一种性议题比其它关键问题都重要的错误印象。

我在白宫工作期间见证了一个非常重要但并未获得重视的议题，从一个角度折射出了福音派参与社会的正能量潜力。总统紧急艾滋救援计划（PEPFAR）——有史以来一个国家抗击单一疾病的最大举措——其得以成型的原因部分出于乔治·布什来自其福音派信仰的道德义务感。在为这个项目解释和辩护的时候，布什多次提到路加福音12:48：“多给谁，便向谁多取”。PEPFAR的存在也归功于一个出乎意料的结盟：一边是提倡关注全球医疗问题的自由派，另一边是在共和党国会议员心目中举足轻重的福音派领导者。这种形式的福音派社会参与不是对世俗势力入侵的回应，而是对大规模人道主义需求的反应；它表现了对现世社会正义的强调，帮助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然而现在的世俗自由派或宗教保守派对这一创举并没有多少关注。在特朗普时代，尽管有些福音派教徒曾经尝试过刑事司法改革和反对现代奴隶制，福音派领袖很少将这类问题作为政策的焦点。福音派基督徒个人及团体也在致力于与可预防疾病作斗争、安置难民、治疗毒瘾、办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照顾寄养儿童等等。但是这些努力缺乏一个集体的政治声音。

这些问题之所以提不上福音派议程，部分是由于许多白人福音派生活在一种相对种族隔离和地域隔离的状态中。其实，很多非裔美国人和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美国人也持有福音派神学理念。然而如果周日礼拜的时候去看看，会发现福音派的教堂与其他教堂或者礼拜堂一样，也都是按种族分拨的。几乎所有成员众多的福音教派内部，其种族多样性都要比社会总体差一截。

这和天主教会截然不同。天主教会超过三分之一都是拉美裔，自然会将新移民的需求和权利提到更重要的议程上。但在许多福音派社区中，这些新移民的需求显得很遥远，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不过，也有一些城市地区的成功的福音派教会正在经历族裔多样化和社会责任意识的提升。）以去年阿拉巴马州参议员竞选时白人和非裔美国福音派投票行为的对比为例——据出口民意调查显示，80％的白人福音派投票支持罗伊·穆尔，而95％的黑人福音派支持他的民主党对手道格·琼斯（Doug Jones）。这两个群体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世界。

福音派领导人如小杰里·福尔韦尔和葛福临都响应了特朗普的号召来支持罗伊·穆尔竞选亚拉巴马联邦参议员，即使多人指控他对女性行为不端。据票站调查，80%的福音派白人投了穆尔。

福音派的公共宣传也一直存在一个问题：末世论腔调重得让人反感。福音派作家和电台主持人埃里克·梅塔克萨斯（Eric Metaxas）宣称，“美国就要‘失守’了，就像内战中差点发生的那样。” 葛福临绘声绘色地声称，国家“正大头下冲栽入堕落的污泥”。虽说这种夸张可能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末世论也只是为了做效果。但是，给美国贴上腐败和衰落这种标签也折射了福音派一直拥有但从未兑现的信念，即耶稣再次降临可能很快会到来了。

除了把我们这个并不完美但依旧美好的国家描述得悲观到丧心病狂以外，以这种方式参与公共生活的问题还在于它把政治事业变得无足轻重并缺乏意义。民主政治本质上是反末世论的，因为民主的前提是积极的公民是有能力改善国家的。但是如果我们距离午夜的黑暗只剩下几分钟，做任何事情有什么意义呢？正常的政治改革途径在这个体系里完全无用。与耶稣再临相比，多少谈判、多少妥协都无关紧要了。

此外，福音派在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中错误的选择了末世意象来证明文化在走向衰落。一个最值得一提的例子——他们选择进化论作为跟现代性作战的主战场实在是一招臭棋。“进化论与基督教之争是一场殊死决战，”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辩称。“如果进化论赢了……基督教会就要退场。当然不会瞬间发生，而是逐渐淡出，因为这两者绝不可能并存。” 许多和他背景相似的人都相信这一点。但是他们的抵制是徒劳的，因为一个无可辩驳的理由：进化论是一个事实，基于压倒性证据的客观真实。否认这一点让福音派的整个世界观遭人质疑——仿佛基督教信仰就是要求逃离理性。

这真是又蠢又毫无必要。创世是有神的干预还是源自自然选择并没有决定性的神学差异；两者都允许我们相信宇宙有一定目的性，并且都和对圣经文本的学术解释一致。福音派此举相当于在他们的邻人和子女脚前放置了一个完全多余的绊脚石，鼓励每一个热爱科学的年轻人拒绝基督教。

假使布赖恩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人选择反对优生学而不是进化论，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不是达尔文主义，那会如何？毕竟，斯科普斯案中的教科书名为“公民生物学”（A Civic Biology），它敦促精神障碍者实行绝育。文中写道：“让癫痫和弱智这种素质通过后代来传下去，不仅不公平，简直是犯罪。”如果这才是布赖恩反对的焦点呢？门肯无疑仍会嘲讽。但福音派基督教在道德和神学方面的着重点就会有所不同。并且福音派的恐惧也会被美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可耻的优生学、以及别国对于优生学更严格的实践运用所验证。然而，布赖恩却选择了与进化论作对——说到底，掩盖人类的起源对人类尊严没有丝毫益处。

尤其是对年轻一代来说，这种选择的后果事关重要。根据一家基督教研究机构Barna最近的一项问卷调查，去教堂的基督教青少年中超过一半人认为“教会似乎在否认科学对世界绝大部分的解释。”这或许是美国青少年群体是宗教信仰最少的群体的原因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一步步改变这个国家对宗教的态度基线。超过三分之一的千禧一代表示任何信仰都与他们无关，比2007年增加了10个百分点。这可以算是宗教保守派做成的一件“大事”：成功降低了人们对宗教本身的认同感。

在千禧年之交以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坚信宗教保守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正在淡出。显赫的宗教保守主义领导者们不断衰老逝去。各种宗教保守机构的地位与影响力也似乎都在衰落。布什在2000年竞选总统时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拉拢宗教选民。“悲悯保守主义”是根据天主教社会理念而设计的指导政策——尝试通过鼓励私人和宗教非营利组织的工作来为穷人，无家可归者和吸毒者提供服务。这场诚心的努力最终因国会共和党的阻挠而被削弱，并在全球危机的影响下显得黯淡无光。尽管如此，我当时仍然相信老式的福音派社会参与模式时日已尽，而更积极更有原则性的一种新的方式正在逐渐成形。

事实证明我错了。回头看来，福音派教徒们表现出极易受到以衰落论与愤懑为基调的民粹主义的影响。唐纳德·特朗普几乎是在重复梅塔克萨斯和葛福临的末世论警告，宣称“我们的国家将会成为人间地狱”，还有，“这种世界范围的大屠杀前所未有。” 鉴于特朗普在宗教方面的知识水平，他估计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是将千禧年前论改装成了民粹主义。但是当这位总统候选人大谈美国如何正在衰落并走向毁灭，只有通过恢复过去的秩序才能重建伟业时，他其实是在重弹福音派信念的老调。

特朗普对福音派教徒的描绘一直很符合他们的自我认知：一个受到不公待遇的宗教少数派，需要一个来自世俗社会的保护者。基督教正“被围攻”，特朗普在自由大学演讲时说。“好好珍惜成为局外人的机会”，他在随后的另一个谈话时补充道：“接受这个标签。”特朗普基本上是在说保护基督教是凌霸者的工作。

特朗普一以贯之的这样形容福音派教徒：遭遇不公的宗教少数派，需要一个按世俗规则玩牌的保护者，这和福音派自己的认知很一致。

诚然，如果基督教医院或大学的宗教自由受到恶意诉讼或政府机构的威胁，他们完全有权捍卫其机构身份——来争取一个有原则的多元化社会。但这不同于福音派缺乏理性且自艾自怜的自我认知，并不是将自己看作是一个需要强人来拯救的受压迫的少数群体。而后者恰恰是特朗普希望福音派教徒看待自己的方式。他将福音派视为一个需要保护和优待的利益集团。

包括多布森、福尔韦尔、葛福临、杰弗里斯、梅塔克萨斯、珀金斯和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在内的一群福音派的主要领袖已经欣然接受了这种自我认知。他们的理由经常具有不加掩饰的功利性：用接受特朗普的各种缺陷，换来他任命的保守派法官和政府对基督徒更优惠的待遇是值得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不仅是出于谨慎算计下的勉强。他们享受着触手可及的权力，并在丑闻中为总统洗白。在特朗普就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举行的白人至上主义集会暴力事件做出回应后，葛福临却痛斥对于该回应的批评者（“那些把责任推给@POTUS [译者注：美国总统的简称，推特名]的政客应该觉得羞耻”）。多布森宣称特朗普是一个“圣婴基督徒”——这种主恩的政治化几乎就是亵渎神灵。“对于@POTUS的性情或者他行事没有总统样子的抱怨都已经毫无意义，”福尔韦尔在推特上发表推文道，“[唐纳德·特朗普]已经一手改变了’总统式’行为的定义，从虚伪，失败和精心排演变成了真实，成功和脚踏实地。”

听到宗教领袖将脏话和对他人的嘲讽和残忍作为真实不伪装的标志而捍卫，却将道义贬低为陈词滥调，实在让人惊诧。无论特朗普的政策最后遗留下什么，他的总统任期已经是社会道德规范的灾难。它使我们的文化变得粗俗，给霸凌者通行证，扰乱孩子们的道德观形成，损害了公共道德标准，并且鼓励对政治体系的不信任。福尔韦尔，葛福临和其他人正在为道德败坏提供宗教掩护——对低俗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鼓励社会约束的放纵。他们不是在捍卫自己的信念，而是为他们的政客新宠们提供随时备用的道德豁免。即使以纯粹的政治标准来衡量，这种行为也会破坏他们追求的事业。对妇女的剥削视而不见当然对于其反堕胎的立论毫无帮助。这些做法还很严重地破坏了宗教保守派运动，最终不仅将改变法庭的组成，也会改变公众的看法。在凡事以其政治利益为重后，这些福音派领袖也就不能再被继续称作是真正的道德领袖了。

转而言之就算不考虑品德问题，福音派在种族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仍然是在损害其信仰的声誉。毕竟，特朗普曾坚持奥巴马是肯尼亚公民，将墨西哥移民全归为杀人犯和强奸犯，声称一位法官的墨西哥族裔身份会使自己在联邦法院被不公平地对待，试图下达违反宪法的穆斯林入境禁令，在夏洛茨维尔白人至上抗议活动的问题上含糊其辞，（据纽约时报）言称尼日利亚人在见识了美国后永远不会“回到他们的茅屋”，并鄙视海地人和非洲移民，说他们跟挪威人不一样，没人想要他们。

对于特朗普的一些政治盟友来说，种族主义的言词和观点是他们所欣赏的一部分。对于福音派领袖来说，这些言论本应该让他们如坐针毡。鉴于美国的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历史，种族偏见被认为是尤其的道德败坏。抗击种族主义激活了19世纪福音派教徒和20世纪美国非裔民权活动家们的宗教良知。美国南部和其它地区坚持维护种族主义的白人基督徒被看作是伪君子。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搞错的美国人就是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本质。而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搞错的基督徒就是不理解自己信仰的最基本要求。

这就是目前令人芒刺在背的现实：我虽然不相信大多数福音派教徒都是种族主义者，但每一位坚定的特朗普支持者实际上都认可了种族歧视并不会让一个人在道德上失去做美国总统的资格。这就不仅仅是政治妥协了，而是揭露了其道德体系中孰轻孰重。

就算要打功利性的算盘，也应该一打到底。为了获得一揽子政治利益，这些福音派领袖已将基督教信仰与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把基督教信仰与厌女症和对残疾人的嘲弄联系在一起。他们将基督教信仰与无法无天，腐败和欺世盗名联系在一起。他们将基督教信仰与对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主义之类惊世骇俗罪恶不置可否的道德迷乱联系在一起。世界的确充满了悲剧性的选择和妥协。但是为了这么个人？为了这么个原因？

值得肯定的是，一些福音派领袖正在提供参与社会的不同模式。比如蒂姆·凯勒，他推崇一种更具政治多样化和人口多元化的福音派教义，是这个运动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还有美南浸信会公民道德与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拉塞尔·穆尔（Russell Moore），他展示了道德保守主义可以兼顾原则性与包容性。或者国际正义使命团的创始人加里·豪根（Gary Haugen），他是世界上反对现代奴隶制的领军人物之一。又或北卡罗莱纳州公园教堂的克劳德·亚历山大主教（Bishop Claude Alexander），他一直奋力为和解与怜悯发声。还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科林斯，从他身上反映出真实信仰与真实科学是完全可以相容的。或者是具有影响力的圣经教师贝丝·穆尔（Beth Moore），她曾警告“当我们出卖灵魂来换取胜利时”会带来的破坏。还有作家彼得·韦纳（Peter Wehner），虽然他已经不再自称为福音派，即便他本人反映了这个词所代表的最好的品质。

福音派主义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所有上面所提到的宗教领袖都会同意福音派正在经历一个很显著的代际转变：年轻的福音派教徒们更少受到政治上的分裂和不满的情绪影响，而更关心社会正义。（去年夏天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自1964年后出生的近一半白人福音派教徒表示支持同性恋婚姻。）在倡导监狱改革和支持美国的全球卫生举措（特别是在艾滋病和疟疾防治方面）的政治联盟中，福音派仍然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他们通过世界宣明会和撒玛利亚国际救援会（一个令人钦佩的救济组织，葛福临担任其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等救援组织在全世界做了很多善事。他们做出了无数的充满关爱的慈善行为，使地方社区成为更加公平和宽厚的生活环境。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为福音派复苏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认为问题仅仅局限于少数不负责任的领袖却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些领袖代表了福音派里明显的大多数，而这些人也仍然是特朗普联盟中最忠诚的成员。福音派教徒普遍对于成为特朗普的盾与剑急不可待。他们就是推着特朗普继续向前的大军。

这就是眼下上演的荒唐剧情：众多的福音派教徒不再关心道义，因主的恩典而生的宗教传统转而成为怨恨的化身。这对美国非常不利，因为得到正确理解和应用的宗教是这个国家公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正是基督教古老传统中的“相同血脉”观念——即所有人类生命都具有固有而不依赖外界的价值，且众生平等的信仰——推动了数百年的慈善服务和社会改革。宗教可以成为良知的载体。它可以激发为了人类共同利益而付出的牺牲。它可以巩固政治领域中的高尚品德。它可以阻击非人化的倾向，并提升公共生活的目标和理想。

民主不仅仅是一套程序，也是一套道德体系。何种价值被赞美或诋毁最终会影响我们人民和政体的品格。民主并不确保其领导者的德行完美，但其蕴含了一套价值体系让权力具有合理性：同理心，诚实，正直和自我克制。很自然的，我们会认为信教之人天生应该反对而不是卫护残忍，偏见，欺骗和腐败行为。这种对福音信仰的毁灭也让其它的一些宝贵的东西蒙辱：布兰查德对于人类尊严的愿景，还有芬尼所感受到的主恩电波。信仰最完美的展现是感恩的满溢，是我们像被爱一样努力活着，以及对痛苦和死亡的那边有更好来生的脆弱希望。而此种恩典的鸿毛可比任何政治利益都要重得多。

看到你如此珍视的东西被否定得如此彻底真是痛苦之极。福音派信仰塑造了我的人生，就像它也塑造其他数百万人的人生一样。福音派的历史为我提供了良知的楷模。福音派机构赐予我学习和追求的目标。福音派的教徒朋友们分享了我的快乐和悲伤。现在福音这个词却无谓地陷入泥潭。

这是基督徒沦为众多利益集团之一的结果，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争取利益，而不是寻求整体的福利。基督教是对邻人的爱，否则就是陷入迷途的。这就是福音派教徒的紧迫任务：从最糟糕的领导者们那里拯救自己的信仰。

谢选骏指出：福音派无法拯救自己的信仰，因为他们不信神迹奇事，只会照本宣科，结果只能丧失灵魂，让自己成为敌基督的冲锋队。

【025、福音派是自由派的预备科】

《福音派式微是福是祸？》（约翰·迪克森 2013年1月9日）报道：

对于福音派信徒来说，这不是一个好年头。我早该明白这一点。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2012年，我们目睹了美国福音主义的坍塌。这种古老的宗教权利基本没能影响到共和党初选，对总统大选的影响更是小之又小。上个月，美国有四个州投票赞成同性婚姻，佛罗里达州的选民则否决了一个限制堕胎的修正案。

关于保守派基督徒，以及他们重整政治装备的必要性，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但这只是个小故事，发生在一个更大的现实背景中：如我们20世纪所知的福音主义正在解体。

2011年，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Pew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对世界各地的教会领袖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福音派牧师丧失影响力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教会领袖都要严重，大约82%的牧师表示自己的活动正在失去影响力。

我是听着祖父的故事长大的。他是一名牧师，曾在白宫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一起祷告。我父亲也是牧师，曾在2000年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一起祷告。如今我服务于自己的圣会，圣会人数目前已经增加到了大约500人，是四年前的10倍（我相信这得益于上帝的恩惠和仁慈）。然而，与大多数年轻福音派牧师一样，我对政治的关心根本比不上我对我这代信众大量流失的担心。

据两家成立已久的福音派调查机构——附属于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的生命之路研究组织(LifeWay Research)，以及巴纳集团(Barna Group)——调查，大多数在成长过程中接受过福音派教育的年轻人都已经不再上教堂，甚至完全放弃了信仰。

作为他们这一代当中的一员（我现年30岁），我在三年前开始了一项记录美国福音派基督教现状的项目。我不仅是作为一名内部人士，也是作为一名前小众周刊调查记者来开展这项研究的。

我发现，正是美国文化中翻天覆地的变化，使福音主义的结构性支撑发生了动摇。一些在短短15年前都还能很好地服务于福音派信徒的策略，现在却成了自我毁灭的方法。福音派信徒越是尝试改变这种趋势，就越让自己的教派四分五裂。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将看到古老的福音主义啜泣消亡。

首先，福音派信徒虽然仍被视作多数群体，在美国却成为了一个规模越来越小的少数群体。根据一些估计数字，在20世纪80年代，杰里·福尔韦尔牧师(Rev. Jerry Falwell)的“道德大多数”组织的全盛时期，福音派信徒占了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乃至将近一半，然而，根据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社会学家克里斯琴·史密斯(Christian Smith)最近的研究，称自己为福音派信徒的基督徒只占美国人口的7%。（其他一些调查显示，有25%左右的美国人都属于福音派派系，虽然他们实际上并不认为自己是福音派信徒。）史密斯博士的发现来源于对福音派信徒身份及影响的为期三年的全国性研究，该项目由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赞助。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福音派信徒的总数在2000万左右，大致相当于纽约州的人口总数。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福音派的情况比较乐观，其圣会正在中国、巴西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蓬勃发展。

根据美国教会研究计划(American Church Research Project)对超过20万个圣会的调查，虽然美国人口每年都会增长大约200万，去福音派教堂（从美南浸信会到上帝会[Assembles of God]，再到无宗派教堂）的人却在逐渐减少。

老一代福音派信徒的捐助在捐款总额中占有不合常理的过大比例，随着他们慢慢老去，福音派还面临着一场捐赠危机。除非年轻福音派信徒大量增加捐赠数额，福音派将会进一步受到限制。

福音派信徒没能很好地适应美国文化的快速变化，尤其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人们越来越支持同性婚姻。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福音派信徒愈加被人们看作愤怒且备受压抑的顽固分子。2007年，犹太人及社区研究所(Institute for Jewish and Community Research)在对1300名大学教授的调查中发现，3%的人对犹太人“感觉不好”，22%的人对穆斯林“感觉不好”，对福音派基督徒“感觉不好”的则达到了53%。

可以确定的是，大学教授并不能代表整个人口，此外，尽管福音派在全国范围内呈下降趋势，但他们仍然拥有许多出色的牧师服务。美国大多数大城市地区都拥有至少一个欣欣向荣的大教会。在纽约市，救赎主长老会(Redeemer Presbyterian)和纽约布鲁克林会幕教会(Brooklyn Tabernacle)在每个周末提供多种服务。不少其他教会，比如佐治亚州阿法乐特的北点社区教会(North Point Community Church)和加州莱克福里斯特的马鞍峰教会(Saddleback Church)，在每个周末都有超过2万名礼拜者。一些出色的牧师正在使用新技术传播“福音”，比如LifeChurch.tv网站的创始人克雷格·格罗舍尔牧师(Craig Groeschel)。

福音派教义的重心也有所转变，从美国政治转向援助全球贫困人口，这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好事，相关例证可以参考戴维·普拉特牧师(David Platt) 、陆可铎牧师(Max Lucado)和蒂莫西·凯勒牧师(Timothy Keller)撰写的书籍。福音派依然是一个十分发达的团体，拥有数十亿资产、数以百万计的信徒，以及一大堆圣会、广播电台、大学和国际援助组织。但是，这一庞大群体的一切都已经偏离福音派教义的历史核心，即让人们弃暗投明、改信耶稣。按这些标准来看，这个从前的巨头教派说好听了是在适应时代，说难听了就是在停滞倒退。

福音派教义如何能够自我纠偏呢？我认为这不可能。至少，它不可能再次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尽管迟至2004年，白人福音派信徒还曾帮助乔治·W·布什勉强连任。不过，福音派确实可以利用美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和心灵危机，来把自己重新打造成一个更加敏锐、更有灵性、更为谦逊的教派。

我们这些福音派信徒必须承认，我们的信仰与现在的主流文化是相互冲突的。我们不能改变古老的教义来适应今天的潮流，但我们能够也必须改变我们坚持信仰的方式，选择风度和谦逊，而不是傲慢的敌意。根据福音派的核心信仰，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获得爱与宽恕。这就是“福音派”由之得名的“福音”（“euangelion”是一个希腊文词汇，其含义是“福音”或“好消息”）。许多福音派信徒不但不提供希望，反而担起了道德卫道士、法官和陪审团之类的角色。假如继续摆出这种姿态，我们就将继续遭遇敌视，并且令我们有责任传播的“福音”变得晦暗。

我相信，针对福音派基督教的文化反弹与我们的观点没多大关联，更多地是关乎我们的姿态，因为许多严守教义的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同样视同性恋为错误，而天主教徒长期以来一直是保护未出生婴儿生命的急先锋。《圣经》里说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得前书2:11），但美国福音派已经不再带着客旅般的谦逊和乡愁行事。对于我国的性开放和享乐主义文化的恰当反应并不是责骂，而是做到“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彼得前书2:12）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去粉饰那些不受欢迎的教义，例如关于所有人都有罪的信念。与此相反，我们应当再次强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得到宽恕。

一些福音派领袖为我们教派当前的瘫痪状态感到不安。但我并非如此。弱点是一种强大的净化剂。正如保罗(Paul)所写的一样，“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为可喜乐的”。（哥林多后书12:10）对我来说，这一教派的恶化和混乱是一种希望的源泉：希望各个教会停止谋求人的力量，开始宣扬基督的力量。

基督牺牲的简单信仰将继续前进，无论帝国兴亡、时代流转。就像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所写的一样，“基督教已经多次死而复生，因为它拥有一个知道复活之路的上帝。”

约翰·S·迪克森(John S. Dickerson)是基石教会(Cornerstone Church)的高级牧师，也是即将出版的The Great Evangelical Recession: Six Factors That Will Crash the American Church and How to Prepare一书的作者。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12月16日。翻译：陈柳

谢选骏指出：福音派淡化神迹奇事，仅会照本宣科，如果再否认原罪和救赎，那它实际上只是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产物，是自由派神学的预备工作。

【026、关公崇拜是满洲鞑子的统战工具】

网文《岳飞在明代被封神 清朝为何要将其赶出武庙？》报道：

清廷一方面希望继续借岳飞来宣扬忠顺，感化汉人；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这个打过自己老祖宗的人被顶礼膜拜。于是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皇帝下令将岳飞移出供奉了几百年的武庙，追封汉将关羽三代。

纵观历史，自岳飞风波亭遇害至今，八百多年来，无论是历代官方，还是普通中国老百姓有关他的讨论、评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这一过程中，岳飞的形象也起起伏伏，一再地发生着变化，并且依附于他身上的故事也越来越离谱，甚至慢慢脱离了本来的面目。

宋官方忌讳谈论岳飞之死——岳飞（1103年—1142年），字鹏举，相州汤阴县（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人，是南宋初年著名抗金将领。他率领的军队因多次击退南侵金兵而广受世人赞誉。后因在抗金问题上与宋朝最高统治者宋高宗及权相秦桧意见相左，先被解除兵权，后遭处死。

以上信息基本来自于元代人所修的《宋史》。《宋史》材料多录于宋朝时期的国史、日历、起居注等官方记录。按说应该不会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对于岳飞的记录，宋朝的官方记录恰恰出问题了，而且问题还不小。

岳飞死后，有关岳飞的是是非非是朝臣们十分忌讳的一个话题，因此不但当时官方文献少有记录，就是与岳飞熟识者也绝口不谈论只言片语。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时的亲历者们日渐凋零，岳飞事迹也就逐渐变得湮没无闻。

子孙为其夸大书史——直到岳飞死后二十年，也就是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这一年宋高宗退位，其早年过继来的儿子赵昚做了皇帝。这位孝宗皇帝一心要恢复祖宗基业，收复被金人掳掠的北方领土，遂决定为岳飞“正正名”，这样岳飞一下子就成了大宋武将之楷模。但问题随之而来。经多年封锁，此时有关岳飞的信息已极度缺乏，这样岳飞第三子岳霖就承担起了整理与其父岳飞相关文献史料的工作。然而事不凑巧，岳霖刚进行一半就告病亡，于是岳飞孙子岳珂又接过此项任务，“大访造轶之文，博观建炎、绍兴以来纪述之事，下及野老所传，故吏所录，一语涉其事则笔之于册，积日累月，博取而精核之……盖五年而仅成一书”。这就是我们今天仍能看到的有关反映岳飞事迹最全面的《鄂国金佗粹编》。当然，这本书中材料由于多非一手，且出于祖孙情节，夸大之处在所难免。

元末史官大段抄录、发挥——又过了近一百八十年，也就是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此时宋朝已经灭亡，继之而起的元朝也已经到了末世。元朝政府为聚拢人心，打算编修宋、辽、金三史，但史臣们写到岳飞传时才发现除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等文献对岳飞有些记载外，其他文献中已经很少了。于是为求省事，他们干脆就将《鄂国金佗粹编》中的材料大段抄录进去，并巧加发挥。这样，一部《宋史·岳飞传》就形成了，然而此时《宋史》中的岳飞事迹早已是面目全非。

客观地说，蒙古人对待岳飞还是不错的。为了安抚江南汉人，不仅没有废止南宋朝廷对岳飞的封号，而且“降命敕封并如宋，止加保义二字”。就连“坟渐倾圮”的岳飞墓也拨款修葺一番。官方对岳飞的评价，也远高于宋廷，谓“西汉而下，若韩（信）、彭（越）、绛（周勃）、灌（婴）之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岳飞成为明朝最好的反思教材——到了明朝，外有异族入侵之虞，内有流寇作乱之患。特别是明中后期，朝中奸党宦官横行，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局势中，历史仿佛是宋朝的再次重演。于是，前朝人物岳飞成了最好的反思历史，寄托衷肠哀思的载体。

无论是在官方话语还是在民间视野中，岳飞都一再地被提起，并且地位被再度拔高。如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将岳飞列为历代三十七名臣之一，“从祀历代王庙，配宋太祖享”。景泰五年（1454年），武功伯徐有贞创岳飞庙于汤阴故土，景泰帝御题为“精忠之庙”。至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政府甚至将岳飞置于神的地位，加封其为“三界靖魔大帝”。

当时，皇帝的加封诏书是这么写的：“咨尔宋忠臣岳飞，精忠贯日，大孝昭天，愤泄靖康之耻，誓清朔漠之师，原职宋忠文武穆岳鄂王，兹特封尔为三界靖魔大帝”。这时的岳飞俨然已成为朱明王朝的精神图腾，开始扮演起一种家族守护神的角色。

清人将岳飞移出武庙——明朝灭亡后，当年岳飞拼死抵抗的金人后代又建立了清朝。因此，清朝对待岳飞的态度就不如元、明时期那样洒脱，变得极为复杂。清廷一方面希望继续借岳飞来宣扬忠顺，感化汉人；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这个打过自己老祖宗的人被顶礼膜拜。于是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皇帝下令将岳飞移出供奉了几百年的武庙，追封汉将关羽三代，在全国普建关帝庙，想借关羽之名，将汉人对岳飞的尊崇全部转移出去。这样一来，岳飞地位自然大跌，各地武庙多为关羽独占。而在此后清朝的官方评价体系里，岳飞则被仅仅定型在一个“精忠”的框架里，成了“精忠岳飞”。

民国岳飞被列入法典——这样，又过了将近一百年，民国建立后岳飞形象才又被重新塑造。

民国元年（1912年）11月20日，袁世凯甫一出任大总统，就发布“关岳合祀”命令，把岳飞重新请进了神庙，并下令民国海陆将领均需按时祭拜“武穆”，甚至详细规定了祭祀礼节及贡品用度。但是随着北伐战争的打响，打倒军阀变成了举国口号，北洋军阀尊崇岳飞，自然岳飞也就被连累戴上了“宋代军阀”的帽子，并遭到革命力量的批判，很多地方岳飞庙尽毁。

北伐胜利后，国内矛盾缓和。国民政府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将岳飞与伏羲、神农、黄帝、孔子、孟子、关羽等十二位历代名人列为“先哲类神祀飨祭”，并列入法典，岳飞一下子就成为了“民族英雄”的化身。

此后，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建立、直至“改革开放前”，岳飞在官方评价体系中也还先后经历过“华夏之魂”、“封建家奴”、“革命敌人、千古罪人”之类的形象变化，真可谓一波三折。

谢选骏指出：这无非因为，中共作为苏联走卒，精神上也就对金兵和满清敞开了胸怀——苏联在中对于中国的关系，不仅是“白种蒙古人”，而且也是金兵、蒙古和满清的继承人。

网文《关公文化》报道：

帝王尊崇备至——关羽何时进入后世官方视野，并且累代崇封，逐渐攀升至护国佑民神祇的？其实经历过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

最早敕封关羽，不过是武成王配祀之一。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敕封孔子为文宣王，姜尚（姜子牙）为武成王。安史之乱以后，为了激励武将士气，唐德宗接受颜真卿的建议，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为武成王庙增祀64员名将，其中刘蜀关羽、张飞都被列入其中。但不久以后（公元786年）就有丞相建议，姜尚祠庙只留张良陪祀，撤出其他将领。

宋朝开国时重订祀典，赵匡胤提出「取功业始终无瑕者」的完美标准，将关羽、张飞等22将黜出庙堂。但在范仲淹庆历新政（1043年）为了振奋军心士气，就恢复了原来的配祀。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封关羽为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年）进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敕封「义勇武安王，从祀武王庙」，已较其他诸将侯伯之爵优渥。随着金兵南下，关羽作为鼓励将士英勇奋战的榜样力量受到重视，南宋朝廷一再为关羽加封徽号，直到淳熙十五年（1188年）在当阳特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此为宋代对于历代功臣烈士之最高封爵，亦为现存以关羽为祈雨神祇的最初记载。

金、元承袭了义勇武安王的封号，迳直称为「关大王」。天历元年（1329年）「加封汉关羽为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遣使祀其庙。」

明初朱元璋命关羽祠庙重新恢复「寿亭侯祠」。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建庙于南京鸡鸣山，列入祀典。嘉靖年间恢复「义勇武安王」爵号。

万历十八年（1590年）潘季驯治漕河，封高家堰关庙主神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此为封关羽帝号之始。从此大运河沿途竞相建立关庙，以祈保人流物转之平安。此为后世关羽司职财神重要缘由之一。二十二年（1595年）敕解州关庙神主称帝，四十二年（1614年）敕封天下关庙之神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此为天下关庙俱可称帝之始。自此关羽成为无上尊神。

清兵入关以前，满洲朝廷已经开始崇敬关公。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前一年（1615年），即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县）内城南门修建关帝庙，是后金国初七大庙之一。皇太极崇德八年（1643年）以沈阳为京城，即敕建关庙，赐额「义高千古」。

雍正三年（1725年）颁诏比隆孔子仪典，「追封关帝三代俱为公爵，牌位止书追封爵号，不著名氏。于京师白马关帝庙后殿供奉，遣官告祭。其山西解州、河南洛阳县冢庙，并各省府州县择庙宇之大者，置主供奉后殿，春秋二次致祭。」此为关羽列入符合儒家规范之国家祭祀主神，护国佑民的开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诏「所有《（三国）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咸丰四年（1854年）颁诏更定关庙祭礼，与祭孔规格全然相同。

又清代自顺治开始，历代皇帝对于关公屡有崇封，光绪时达到22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佑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为历朝人臣之最。

此外，清廷坤宁宫还特别保留有满洲原始信仰「堂子祭」，朝祀释伽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等。每年正月初二回神，每月初一，四月初八佛诞日，三、九月马祭、四季献神及萨满特有的杀猪供祭卜吉，求佛柳祭等场合，均有对「三军之帅关圣帝君」的祷告奉献，非常虔敬。这个风习在有清一代宫廷里贯穿始终。满人民间家祭所供三神位，亦有关公，可知崇祀之深。

谢选骏指出：由上述可见，关公崇拜确是满洲鞑子泯灭民族界限、麻痹汉人神经的统战工具。

网文《周文业：回忆未能上“百家讲坛”的胡小伟 》（古代小说网2020-03-18）报道：

近日在苗怀明的古代小说网微信公众号上看到回忆胡小伟的文章，勾起我对胡小伟先生的回忆。

胡小伟先生是国内研究关公的权威专家之一，我从1999年发起中国古代小说的数字化，开始主要是《三国演义》数字化，研究《三国演义》就离不开关公，因此认识了胡小伟。但我们第一次是在哪里见面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似乎是他来参加我主办的一次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吧。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他还请我去他家。他家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图书大厦西面旁边的一个高楼里，很好找。

我记得他家不大，但离图书大厦很近，走几步都到图书大厦，看书很方便。我去后觉得很奇怪，他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怎么不像我们大学一样，住社科院的宿舍呢。后来我才知道，社科院是没有自己的宿舍的，都要自己在外面买房子，因此胡小伟先生买了此处的商品楼。我知道社科院文学所另外一位博士生，此人也是研究古代小说版本，我看过他写的一些文章，很有水平。博士毕业后，文学所导师很想留他在文学所工作，但社科院没有房子。而中国传媒大学也邀请他去，还给他分房子，他最后去了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文学系，就脱离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十分可惜。

我和胡小伟交往印象最深的是他去央视《百家讲坛》试讲。《百家讲坛》自从播出易中天讲三国后收视率很高。上《百家讲坛》讲演，要先去试讲，试讲地点在木樨地南面路东的国宏宾馆地下一个演播室里。试讲在央视《百家讲坛》网站有预告，谁都可以去旁听，不收费。当年我曾去旁听过好几次。

有一次我突然看到《百家讲坛》预告胡小伟讲关公，因为我认识胡小伟，就早早跑去，坐在前排。不料胡小伟一进来就看到我，和我打招呼，在演讲前还特地说：今天首都师大的老朋友周文业也来旁听。我只是个爱好者而已，他开讲前还特地点我名字，我很惊讶和感谢。

胡小伟留着长须，一身中式大褂，风度翩翩，俨然是关公再世。他常在各大学和社会上演讲关公，极受欢迎，因此到《百家讲坛》讲关公，对他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听他讲完，心中隐隐有些说不清的不安。我觉得在大学和社会上讲关公，和《百家讲坛》讲关公，还是有所不同。《百家讲坛》演讲要求很高，既要有学术，又要兼顾普及。本来胡小伟的演讲就是这个路子，但他的演讲给我个人感觉还是有些随意，夸张的成分略多了一些，条理也不十分清晰。

果不其然，胡小伟演讲录像后，经专家评审没有通过，因此胡小伟也可惜没有上《百家讲坛》，否则他的影响肯定会很大的。胡小伟研究关公主要是从历史和民间角度，而我研究《三国演义》主要是研究版本，因此我们学术交流不多。但每次见面他都很热情，也是他的真性情。

2014年得知他突然去世，我很震惊，失去这样一位豪爽的朋友十分可惜！

谢选骏指出：胡小伟很会钻营，更重要的是，他是个共产党员——难怪他这么热衷于关公。因为汉奸在面对岳飞的时候也许都会有惭愧，在面对关公的时候就无所谓了。我想即使岳飞的子孙，在他们为异族的主子效劳的时候，也更喜欢拜关公而不是拜岳王吧。何况一个胡小伟。

【027、光复圣索菲亚大教堂】

《土耳其开"伊斯兰化"倒车越走越远 此举将震惊世界》（2020-7-3 中时电子报）报道：

周四，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开始受理将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改建为清真寺的要求。此举势必引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争执。

美联社报导，圣索菲亚大教堂位在伊斯坦堡(旧称君士坦丁堡)，是东罗马帝国极盛时期，由一代雄主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us I)所兴建的，相当宏伟气派。然而，奥图曼土耳其人在1453年，攻破「千年之城」君士坦丁堡后，圣索菲亚大教堂也就被改成帝国清真寺。

经过400的寒暑，进入19世纪后期，强盛的奥图曼帝国已衰落成欧洲眼中的「近东病夫」，许多欧洲列强想着如何使奥图曼帝国崩解，以收回君士坦丁堡与圣索菲亚大教堂。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出现一位英雄，就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urk），俗称「凯末尔」，他多次击败了英国与希腊的部队，并成功与列强议和，保住了土耳其半壁江山，也就是小亚细亚半岛，与部分的巴尔干半岛一小部分，就是伊斯坦堡所在的那一部分，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

为了与欧洲列强、广大基督徒和解，凯末尔决定将帝国清真寺改成国家博物馆，将这所大教堂的过往歷史，都忠实呈现，这就是现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地位，每年都能吸引数百万游客，来看东罗马帝国的辉煌，以及奥图曼帝国的强盛。

然而，凯末尔的良苦用心无法一直维持，长期以来，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教团体，一直认为国家博物馆就该是清真寺，而且是奥图曼帝国的遗产，不是什么希腊正教的核心。

HaberTurk私人电视台报导，周四，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受理了这个申请，现在正在进行议题辨论，法院的一名律师建议，应该直接驳回该请求，因为国家博物馆如何使用，是政府来决定的，不应该由宗教单位说话。

在希腊，现年80岁的希腊正教大牧首巴塞洛缪一世(Bartholomew I of Constantinople)，是世界东正教徒的精神领袖，他敦促土耳其继续保留圣索菲亚大教堂为博物馆。巴塞洛缪警告说，假如真把博物馆改成清真寺，将引来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的愤怒，他们会对伊斯兰教造成仇视，那将是场灾难。

美国国务卿庞佩奥（Mike Pompeo）在星期三也对此事说话，他也呼吁土耳其保持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博物馆原样，因为「不同信仰、传统和文化之间，需要和解的桥梁」。

然而他的言论，却引发了土耳其外交部的谴责，认为圣索非亚大教堂如何处理，是土耳其的国内问题。

谢选骏指出：在光复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前，我是不会进去的！我要的不是一个死去的“博物馆”，而是一个活的“见证地”。

网文《希腊军队收复君士坦丁堡》（Alcyone）报道：

新罗马的光复

进入东色雷斯的希腊第一步兵师行动迅速，从被预定割让给希腊的亚德里安堡（Adrianople）——奥斯曼帝国的故都埃迪尔内出发，直逼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或者说是科斯坦丁尼耶（Kostantiniyye）；理由很简单——在之前忠于凯末尔的土耳其部队公然入侵的情况下，协约国数量有限的部队无法维持秩序，城市已经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希腊需要保护本民族居民的安全。

龟缩在城内的穆罕默德六世的明智决定是跑路，这的确是明智的做法。因为希腊人的舰队已经出现在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不过没有人搭理这个跑路的苏丹。领头的希腊巡洋舰乔治·埃夫洛夫号巡洋舰（Georgios Averof）率领舰队对城内残存的土耳其军队发动了警告性炮击，据一些人的记载，此时的场景仿佛是1453年5月29日的重演。

“在最后时刻，数千穆斯林聚集在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内向真主祈祷奇迹。希腊海军基尔基斯号战列舰的一发305毫米舰炮击中了清真寺西南角的宣礼塔。在剧烈的晃动中，清真寺雕刻有伊斯兰几何图案的内壁崩塌了，露出了古老的圣母玛利亚的雕像。那一刻，穆斯林们终于意识到：他们的神已经抛弃了他们。”

没有穆罕默德二世拯救他们，祈祷的人群发现这个事实之后作鸟兽散。而显然无论是奥斯曼帝国的残余，还是土耳其国会的军队都没有有组织的抵抗。唯一的狂热者是部分土耳其青年党的准军事组织，甚至在狄奥多西城墙的废墟中有部分狂热分子进行抵抗——结局是没有悬念的。

土耳其居民被告知他们的财产和生命会受到希腊军队的保护，但希腊人要进行报复性大屠杀的谣言不胫而走，许多土耳其家庭选择了拖家带口，离开他们世代生存的家园。没人阻止他们，因为刚刚在安卡拉获胜的希腊军队也已经精疲力尽，没有多余的力量干预。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从尼西亚（Nicaea）到尼科米底亚（Nikomedeia）挤满了军队和难民，是否会造成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尚有待观察。

该发生的总会发生。入城之后第一步兵师的工程兵用炸药爆破了阿亚索菲亚清真寺的四座宣礼塔，并把希腊东正教的十字架安放在了这座查士丁尼皇帝建造的教堂顶上。阿亚索菲亚清真寺被改名为圣索菲亚大教堂，内部的石灰涂抹和伊斯兰教饰物被尽数抹除。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梅勒蒂乌斯四世也随希腊军队回到了君堡，但这一次他没有回到那座城北岸小小的圣乔治教堂，而是作为胜利者把东正教迁回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1918年土耳其民族主义革命伊始，受到凯末尔支持者迫害的牧首在君堡当地希腊人的帮助下乔装难民离开了土耳其，传奇地被希腊海军救出。接下来 ，圣索菲亚大教堂先是被挂上了希腊的蓝底白十字国旗。然后又被挂上了一面中世纪罗马巴列奥略王朝的旗帜。谁也不知道这面旗帜到底是狂热士兵个人的行为，还是有军队高层的授意。毕竟希腊政府还没有正式地把国家名字里的“希腊”改成“罗马”。

希腊政府接下来的举动不难理解，随乔治·埃夫洛夫号同行的亚历山大国王和首相埃莱夫塞里奥斯·基里亚科斯·韦尼泽洛斯（Eleftherios Kyriakou Venizelos）在金角湾登陆并受到了狂热的欢迎。随后在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前举行了阅兵式检阅凯旋的希腊军队，庆祝君士坦丁堡的光复，以及希腊军队对凯末尔的决定性胜利。

相关行动

据悉土耳其国民议会已经撤退到阿玛西亚（Amasea）组织进一步的抵抗，同时积极联络库尔德人武装，计划坚持抵抗。同时希腊军队进入安卡拉驻扎，目前尚不明确他们是否会继续进军。与此同时从士麦那（Smyrna）登陆的希腊援军正在巩固对西安纳托利亚的占领，据悉地名的希腊化工作已经开始，诸如Tralles和Thrakesion之类的地名被从历史中复活。

与此同时，基尔基斯号和四艘驱逐舰正在前往特拉布宗（Trebizond）和锡诺普（Sinope）稳定局势，这个本都城市正因为民族冲突发生混乱。在雅典则引发了狂热的游行，民众手持希腊国旗和拜占庭旗帜进行庆祝。在希腊占领的西安纳托利亚，针对突厥民族的暴力也开始出现并升级，虽然城市能够保持稳定，但是在民族混杂的乡村地区似乎情况并不可谓是安稳。

未来的难题

对于希腊，“伟大理想”（Megáli Idéa）的实现似乎就在明天。在狂热消失后新的问题必然会出现。

光复君堡给希腊总理韦尼泽洛斯带来了无上的荣耀。不出意外的话，他会被希腊人的历史书看做新罗马的国父。伴随着希腊政府重新夺取包括君堡在内的安纳托利亚西岸，第三次希土战争将会告一段落。希腊人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原奥斯曼帝国境内希腊人口占多数的地区，继续进攻会使得希腊军队面临更顽强的抵抗。安纳托利亚内地自科穆宁时代之后便深度突厥化，希腊军队不可能得到任何的当地支持。尽管狂热者要求推进到托罗斯山脉甚至安条克，但是这些理想是希腊负担不起的。

韦尼泽洛斯是另一个问题，在1261年之后，同样的光复者米海尔八世在几年后篡位废黜了约翰四世。现在的亚历山大国王也无异于韦尼泽洛斯的傀儡，功高震主是必然的，韦尼泽洛斯是否会“遵循传统”必然是一个问题，毕竟米海尔八世有的，他一点不缺。

留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突厥人也是大问题，考虑到当地的民族杂居，要划定准确的“希腊人”定义是不可能的，稍一不慎便会满盘皆输。

同时，或许“希腊”这个国名也悬而未决。新的国家是否还会是一个希腊人的东正教国家？还是会转型成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大帝国？这个新国家是否还需要当初英国扶植的丹麦血统的皇室，还是要成立新的罗马共和国？保皇党势力和现执政的势力势必会在诸多问题上不断对抗，让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再次面临分裂的危险。而且，首都是雅典还是君士坦丁堡？

对于希腊人而言，位于安塔利亚或者特拉布宗这样孤立的希腊城市的居民也是问题。即使是伟大理想也没有包括这些地方，它们的居民何去何从仍是问题。

对于土耳其，这无异于灾难。但是新的复仇主义已然诞生，凯末尔早就宣布不会放弃，圣战的旗号已然吹响，阿拉伯世界的行动尚未可知。安纳托利亚的战火恐怕不是一时间能够结束的。

国际上的反应

全世界似乎都等着希腊政府把自己国家的名字由希腊改为罗马。把国土扩张到黑海的希腊（罗马）将会是东地中海地区未来可能的霸主。意大利和法国的外交官已经在国联大会上对希腊人得寸进尺的行为进行了抗议，意大利更是发挥了传统艺能直接和叙利亚和土耳其磋商。两个吃饱了的国家显然不愿意有人分蛋糕。

苏俄态度更是一个威胁。之前借助苏俄的援助，凯末尔已经镇压了亚美尼亚人的国家。现在在黑海出海口被希腊控制的情况下，列宁似乎毫不犹豫的向土耳其伸出了橄榄枝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这无疑会恶化局势。

另一方面英国仍是希腊坚实的盟友，但唐宁街显然对韦尼泽洛斯总理越来越大的胃口感到不安。或许和波兰的情况类似，唐宁街会划定一条界线以评估对希腊的支持。

附近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情况不明，无论如何这些地头蛇或许会成为搅局者。

保加利亚已经对之前希腊公然在西色雷斯展示巴西尔二世的画像表示愤怒，这个同为战败国的国家的态度尚不明确，不过肯定他们不会坐观希腊推进。

整个安纳托利亚都乱成了一锅粥，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未来会如何。

谢选骏指出：上述《希腊军队收复君士坦丁堡》一文被标注为“内容包含虚构创作，内容中的情节存在虚构加工，仅供参考”，甚至是“完全虚构”、“不知道从哪找来的赝品时代杂志——新罗马的光复”。这也难怪，因为希腊军队是没有那里完成这样伟大的使命的。

网文《动态图解君士坦丁堡之沦陷：全景再现穆斯林灭亡东罗马帝国的过程》报道：

从公元4世纪末东西罗马分裂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克，东罗马帝国已经存在了超过一千年。在这千年的时间里，无数外族试图突破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但都无功而返。自东罗马定都于此之后，一代又一代人把君士坦丁堡打造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要塞。阿提拉看了一眼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工事，头也不回地带领匈奴人转身而去；阿瓦尔人试图用投石机征服它，但直到石头用完仍旧没有成功；阿拉伯人试图把城内的人饿到投降，但自己首先粮食不足。在那个充满鲜血与暴力的年代，这座城市究竟凭借什么屹立千年？

奥斯曼帝国崛起，拜占庭帝国仅剩一个城市——

君士坦丁堡位于亚欧交界之处，隔博斯普鲁斯海峡与小亚细亚相望。随着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包括安纳托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被穆斯林占据，此时庞大的拜占庭帝国只剩下首都君士坦丁堡及附近一小片区域。

君士坦丁堡位于亚欧交界之处，隔海峡遥望亚洲——

单从一个城市能够抗衡整个奥斯曼帝国来说，君士坦丁堡的防御能力就不可小觑。在拜占庭人的悉心规划和建设下，城市北面、南面和东面均被海洋包围，唯一与陆地连接的西面建有内外两道城墙。城墙高大坚固，允许四名士兵骑马并列而行，城墙外围是护城河，城内是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率领的禁卫军和将领朱斯蒂尼统率的防卫部队。除此之外，无数的抛石机和城防武器会在敌人攻城时抛射希腊火（一种古代版燃烧弹）和石块。为了防备敌人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金角湾，拜占庭人还在金角湾的入口处设置了一条巨大的锁链。

城市三面环水，防御固若金汤——

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亲提10万大军，其中包括精锐的“新军”和炮兵部队，这与城内区区7千守军形成云泥之别。尽管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但拜占庭皇帝坚信凭借君士坦丁堡的防御一定可以打赢这场仗。

土耳其人有备而来，且人数众多——

穆斯林很快发起了第一波攻势，他们用巨炮轰击城墙，但效果甚微，而且这种大炮需要三个小时才能装填一次，导致对方有足够的时间将破损的城墙重新修复。步兵部队的攻击同样无法奏效，城墙上的敌人居高临下可以很容易地打退他们的进攻，而且抛石器等远程武器的运用致使土耳其军队损失惨重。

抛石机给予攻城部队巨大杀伤——

与此同时，苏丹派出舰队试图从海上攻击君士坦丁堡，但从马尔马拉海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几乎找不到适合登陆的地点和攻击目标。而脆弱的金角湾又被铁链拦阻，穆斯林的舰队无法进入。

土耳其舰队无法进入金角湾——

不得已之下，土耳其人重金买通了城市北部热那亚人的殖民地，后者同意土耳其的舰队从他们的土地上经过。可船只如何在陆地上行走呢？这难不倒意志坚定的年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命令铺设一条圆木做成的滑道，同时在船上涂满油脂，最终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将舰队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拖到了金角湾。此举大出拜占庭人意料，面对从天而降的敌军，城墙的守卫不得不急忙抽出一部分赶至岸边应对，而皇帝的禁卫军充当起了守卫城墙的角色，本就不多的兵力变得更加捉襟见肘。

陆上铺设滑道，船上涂抹油脂，以此翻山越岭——

此时土耳其人掉转炮口轰炸城墙其余部分，并最终轰开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守将朱斯蒂尼负伤，不得已退出战斗，拜占庭士兵的抵抗意志一落千丈。土耳其大军趁势一拥而上，经过艰难的战斗之后突入城内。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眼见自己的首都被攻破，于是率领最后一部分随从冲向土耳其军，最终死于乱军之中。

守将负伤，城墙攻破，皇帝殉国——

屹立千年的君士坦丁堡宣告陷落，此后再见世人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一个新名字“伊斯坦布尔”。这次事件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结束，奥斯曼人完全阻断欧亚之间的陆路交通，渴望香料与黄金的欧洲航海家们不得不远渡重洋开辟新的航线，于是地理大发现开始了。

谢选骏指出：如何跌倒的就如何爬起来！光复圣索菲亚大教堂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像土耳其回民那样）长期的历史准备！光复圣索菲亚大教堂——那将是世界历史的全新开篇！

【028、基督的精兵还是女妖的俘虏——《神州》电视片的混合主义倾向及其它】

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深入，各民族的接触日益增多，跨国跨族通婚也不再希奇。由于地缘上的隔离日益消除，文化上的混合主义也日益成为当代文明的一大特点景观，从衣食住行到精神现象无所不包，这种现象甚至在宗教领域也不罕见。例如各种新兴宗教纷纷出来，民间宗教、远古异教、世界各大宗教与科学甚至伪科学等等，融会贯通，各种教派层出不穷，蔚为壮观。

举一个最新的事例，《神州》七集电视系列片（美国旧金山神州传播公司出品），已经在社会上和教会里引起广泛的注意和争议，它就以混合主义见长，以中国古代的异教别神的上帝名号，与圣经中的耶和华互相混合，甚至以道教的道与基督教的道互为表里体用；它的初衷，可能是创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但结果可能会是十分复杂的，甚至出人意料的。

一，“神州”等于“天朝”？

我们这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是从毛泽东词“六亿神州尽舜尧”，开始知道“神州”的。但是，毛并非宣扬有神论，他乃是力图铲除福音之人。

事实上，“神州”是中国的古称；故神州之“神”，实非耶和华神，甚至亦非鬼神之神！而是神乎其神的“神”。正如甲骨文的“上帝”，并非基督教的天父；爱新觉罗弘历（“乾隆”）致英国国王书自称的“天朝”，并非耶稣基督所宣告的天国；北京的“天坛”，更非敬拜天主的教堂。

也许，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混淆，明末东来的传教士，才在汉译耶和华时，使用不见儒家经传的“天主”一词，而避不采用现成的“上帝”、“神”等称谓？而圣经公会1979年出版的《圣经现代中文译本》则干脆把耶和华译为“上主”。我想这有助于避免至少是降低混合主义的侵害。因为中华思想严重的士人，曾以荒诞不经的“老子化胡”说，解释佛教的起源。而如果今天，亦用类似的方法理解福音，就难免步入景教式的妥协、混合、没落的“中国特色的基督教”。这将是一个灾难的开始而不是一个灾难的结束。

例如，在《神州解说词》的第八页，就已经在说，“人们不过把他叫作上帝也好，叫作昊天也好，叫作青天也好，那只是说法的不同，内容都是一样的”----显示混合主义，业已深入《神州电视片》的骨髓。这是否等于在暗示说“中国古代也有基督教”呢？

实际上，“神州”是中华思想的民间表达，正如“天朝”是中华思想的庙堂表达，神州之“神”不过是中国之“中”罢了，是对自己国土的尊称，是形容词，是今生的骄傲，是属血气的，是眼目的情欲。甚至连杀害耶稣基督、自视为耶和华选民的犹太人，也只把锡安山叫做圣山，而不敢把全部以色列国土一概称之为圣地。人居住的地方，如何与“神的居所”相提并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淫邪，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们的祭物。”（《出埃及记》34/12-15）

二，神州如何忏悔？　　　　

《神州》电视片，依据《神州忏悔录》而摄，此思路很易误导——国家民族由于不具备灵魂，所以无从忏悔；因为“忏悔”，乃是灵魂的活动。古今中外，莫不如是：从圣徒奥古斯丁到异教徒卢梭，以至佛教徒的忏悔……都是个人的忏悔。所谓“全民族共忏悔”，是说希望全体民族成员一起忏悔，这虽然是要草民和领袖一同担当罪责，担毕竟还不是望文生义的“民族忏悔”。

再者，我们个人的罪都还没有忏悔完，怎么代替中国忏悔呢？就算是古代皇帝，也只能下达《罪己诏》，而没听说可代国族认罪忏悔的，更没有代表五千年中国来认罪的，否则，僭越大矣。即使以色列的象征、耶和华喜爱的大卫王，也并不代表以色列忏悔，而是认自己的罪：

“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得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诗三十八篇三至五节〕

那么，如果只是写法上的拟人化，“神州忏悔”就该用第一人称“我们”，而不应用第二人称“中国人啊”，即，不可代神批判中国。否则便不是忏悔自己，而是论断他人了。　“大道隐没了！”是贯穿《神州》的主题，并被诠释为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但中国历史上的杀伐血腥，阴谋诡计，巧取豪夺，过河拆桥，本是人的罪性表现，如果将之一一归于儒家圣王道统史观式的“大道隐没”，以“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当作“没有信仰”，“不能得救”的同义语；再把中国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地缘政治现象，归罪于没有基督教信仰－－那么，如何解释“有信仰的基督教社会”：罗马帝国的败坏、拜占廷帝国的沦亡、宗教改革的血腥战争以及征服美洲、屠戮澳洲、掳人非洲、圈地亚洲的历历罪恶？对此，当今世界各地的白人主流社会，也都多少开始悔悟、试图改过，难道我们自己反倒视而不见？

关键不在于信仰的自我体认与意识形态的术语，而在于更深层的……正如保罗所说，“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它的可怕之处不是没有基督信仰，而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保罗尚且如此，何况普通基督徒？何况那些打着基督教旗号四处攫夺的海盗、骗子、市侩？怎么办？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救那信靠他的人：“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以上几段均见《罗马书》7/21－25）注意！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而不是“信了主耶稣基督”，更不是“口称主耶稣基督”。“靠着”英文作“through”，意为“从头到尾”、“经过”。可见，这是一个永不间断的过程，一旦中止“靠着主”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主仆关系，任何虔诚的门徒都会立即原形毕露、反善为恶了。我不懂希腊文，大家帮助我查考一下，这样理解，是否准确。

三，康梁式的托古改制？

康有为、梁启超当年在异族统治下，为求变法维新，不惜曲线救国，以公羊学来宣扬变法改制合乎儒家的圣经贤传，极力发掘“微言大义”，苦心孤诣，表面牵强附会，扭曲传承，实际创造发明，堪称一绝。学术上冒天下之大不韪，比政治上犹甚。《神州》电视片所援引借用的《老子vs.圣经》一书，与康梁的学风仿佛一脉相承，也算宗教信仰领域的托古改制。康梁是想以孔教君主立宪，这样的立意可以赞赏，但这样的论证则不可当真。正因为不可当真，他们的改教当然只能半途而废，无法达到日本明治维新的百年功业。读过《老子》又读过《圣经》的人士可以明察：《老子》的基本精神与《圣经》尤其是与《老子vs.圣经》力图比对的《先知书》、《福音书》大相径庭。《老子》具有“兵书之祖”、“战国阴谋书”的方面，讲权术，人情练达皆文章；《先知书》、《福音书》是以心灵和诚实敬拜耶和华天父，不是以爱与谦卑做为手段，谋求克敌制胜。《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是要成就“江湖所以为百谷王者”的霸业，与基督的“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岂可同日而语？《老子》是，无为无不为地取天下，《先知书》《福音书》是，尽心尽力地舍己归主：二者真是南辕北辙。

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老子的“圣人”与耶稣基督划上相似号甚至暗示性的等号，那么，比耶稣更早五百年降生的老子，岂不再度成了“化胡的先锋”？不过，这次老子所化之胡，不仅是印度的佛教徒，而且是以色列和后来欧洲的基督徒了！如果接受了这“老子化胡说再版前言”（《老子vs.圣经》），那岂不无异平添了一部特殊启示，这样，《老子》岂不称为《神州福音》或是《第五福音》了？中国的基督徒，岂不是要在《圣经》外，还必须查考《老子》，否则，我们承受的启示将是不完整的了！这么说并不是危言耸听或是故意引申，须知笔者亲耳听过一位牧师兼任教授的高论，说是不仅《老子》，就连《四书五经》中都有福音！当我反问“这是不是说中国古代也有基督教？”对方竟然答曰，“有基督教的片断！”因为他讲述的题目就是“共同的上帝”。可见，类似的思潮已经不是某位作者的个人问题，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混合主义的一面镜子了。然而，老子或是四书五经有十字架的救恩吗？断乎没有。传“老子福音”或是“四书五经福音”，岂不是使徒保罗所说的“另传一种福音”？“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歌罗西书》2/8－10）忌邪的排他的福音，如何等同于“和光同尘”的老子权谋呢？又如何近似于“修齐治平”的文武之道呢？

四，混合主义的危险

如上所述，《神州》“大道隐没了！”的大“道”，并非基督之道；而更像是女妖之道，甚至是托古改制的康梁之道、神道设教的老子化胡之道。但混合主义是没有生命的。就拿中国近代史来说，是孙中山的革命而不是康梁的维新，是传教士的纯粹而不是洪秀全的混杂，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近读英国人呤唎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深感混合主义的危害，可能是出人意料的。西方国家为什么没有像苏联全力支持毛的“民主革命”那样支援洪的“民主革命”，反而以极复杂的心情，配合那拜偶像的满清政权，摧毁了兴旺一时的拜上帝会政权？原来，洪党一方面因为推行激烈的反传统政策而使中国各阶层居民深感恐慌，这种恐慌最终使得大多数汉人宁愿屈从满人也不愿追随洪党；另方面洪党则因严重的混合主义倾向而使外国基督徒疏离，这种疏离最终导致国际孤立和更深的敌意。

洪的失败与毛的成功可能是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社会演变中对比最鲜明、影响最深远的事。究其不同命运，可能有三项原因：

1，洪的革命是自发的，虽是受到福音的感召，毕竟与外国势力格格不入；毛的革命则是共产国际输入的，尤其配合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十月革命、日本侵华、二次大战、美苏冷战），故无往不利。

2，洪的集团封闭性特强，除了意识形态，非两广人不能进入领袖集团的地方主义也是致命伤。毛的集团则来自五湖四海，较少地方性；这与它的国际背景有关，所以中苏决裂后的毛党政治，则日多地方主义。

3，洪的革命所面对的是没有分裂的西方世界的一致反对，毛的革命则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和美欧国家的中立旁观。

而这三大项都可归结为“国际因素”，即，洪党因缺乏国际支持而失败。而这一切，不乏可能是基于混合主义的危害。呤俐对此并不理解，所以他十分纳闷且又义愤填膺：“这是难以理解的，传播福音的牧师为什么对于那些承认基督教的人们毫无同情，不把他视为兄弟，还剥夺了他们运动成败的基本要素。”（250页）总的说来，西方基督徒对于拜上帝会的厌恶，要超过他们对于拜偶像留辫子的满洲政权。这是因为他们对异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厌恶往往大于异教徒。尤其耶稣曾经说过，什么罪都可以赦免，唯有亵渎圣灵的罪不可赦免。异教面对圣灵时，可能只是无知；而异端即混合主义却很难不涉及圣灵，而异端式的涉及几乎就是亵渎了。例如，拜上帝会的理论与实践中，具有以下的亵渎圣灵的特质：

1，有意混淆中国古代的“皇天上帝”与基督教的耶和华天父之间的区别，不仅在名号上，而且在至关重要的位格上；从而达到篡改上帝本质、提高自己发言地位、神化洪党领袖的目的。

2，以基督教的名义简单粗暴破坏中国传统上层文化（儒释道各家），但同时大力引进底层社会的萨满教民间迷信（如降神扶乩大拜拜），用领袖人物神志不清时刻的昏话大话，冒充圣经上帝的圣言。杨秀清甚至被制度化地封为“圣灵”（圣神风）。

3，抹煞耶稣基督的救恩，把他说成是活人洪秀全的哥哥，甚至把洪的儿子“过继”给耶稣！从而不仅要耶稣基督为洪在夺取政权中必然遭遇的全部暴行进行背书，还要以此满足儒家关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偏见。从而极大地伤害了基督徒的感情，简直是以儒家式的道统观，来羞辱耶稣基督。谁说这种亵渎难道不比偶像崇拜者来得厉害呢？

4，披基督教之皮，行火凤凰之道（一如毛之“披马列之皮，行孔孟之道”），等级制度之烦琐严酷，三宫六院之千奇百怪，比满清异族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用基督的平等爱人的精神，来包装自己那种乡下秀才的满腹经纶和私塾教授的指点江山。

5，洪秀全等领袖人物完全神化，没有提出有关他们也是具有罪性的存在的任何说明，只是用福音的超然标准来一味诛求他人，从而使得立论反对偶像崇拜的拜上帝会，实际沦为洪秀全自我神化、命人崇拜的工具。结果造成比之佛教、道教、萨满教更专断的偶像崇拜，崇拜一个活生生地散发着七情六欲的人物。洪这位平民领袖结果成为比之弘历乾隆和玄烨康熙还要不可一世的超级暴君。

6，以军政机构取代健全的教会组织，军事行动取代了爱的出发点，从而把社会革命变成简单的杀杀抢抢，把铲除腐败行为变成了财产权力的重新分配。“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实际上，这就是耶稣与凯撒的区别。耶稣基督的天国不在这个世界，所以他一直不赞同奋锐党人的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因为基督深知人的罪性，可以破坏最美的天国（如亚当和夏娃所示）；所以基督为罪人死，不是为了让罪人可以夺取政权，从而犯下更大的罪。

7，编造假见证。拜上帝会的重要人物经常声称他们见到异象或是听到上帝对他们如何说，这不可能是真的。他们后来的遭遇说明，这些神迹要么是他们自己撒谎，要么是他们变相指控上帝撒谎。在信仰里，不可做假见证，哪怕自以为“动机良好”。耶稣身体力行“要以心灵和诚实拜天父”，诚实的心灵是最重要的。什么叫认罪？认罪就是承认自己不好；什么叫伪善？伪善就是不承认自己不好。一贯正确的人，除了伪君子还有谁呢？

拜上帝会的上述特征，在心灵和诚实的意义上，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亵渎圣灵”。

在社会心理的继承和绵延的意义上，对此则可以做另一比对观察。观察结果显示，混合主义者的上述特征不是孤立的，甚至不知不觉地存在于当代生活中。试举几端：

1，基督教工具化。有不信耶稣甚至没有领洗，却急于参与组织教会活动，这样做并非出自属灵的感动，而是要达到信仰以外的社会活动目的。如一位中国大陆的工人活动家亲自告诉我他自己信主以前就是这样活动的。有刚刚信了耶稣不久，就着手基督教救国论，基督教福利论，基督教民主论，基督教社会改革论等等理论与实践……与毛泽东刚刚读完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夺权，来“把昆仑裁为三截”,以“寰球同此凉热”的壮举，实为异曲同工。

2，基督教或其片断古已有之。古代犹太人有耶和华，古代中国人也有上帝；而且我们的祖先更早，有五千年历史，比亚伯拉罕信上帝还早。西方人有耶稣基督，中国也有类似耶稣的圣人；而且我们的祖先更早，至少不比《以赛亚书》来得晚！其实呢，耶稣早就说过，“凡是信天父的就是我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了。”谁是谁的祖先在耶和华的国度里，远远不如信不信他和怎样信他来得重要。

3，基督教征服论。以基督教做为教化他人的方法，但自身却不同等反省认罪；反以福音使者自居，其实乃师承儒释道不谋而合的“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自圣传统。同时，对智商较高的不驯服工具，则催眠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样两头得胜，富富有余。这与基督教工具化，可谓异曲同工，结果往往流于一套老子式的权术，以谦卑的手段征服人心，夺取权力（或是金钱、影响、势力范围……）。

4，基督教修身养性论。隐士心态，穷则独善其身时皈依基督，而达则兼济天下时则扬名立万，随从如云，升官发财。

……

不可否认，基督教乃是福音与民族文化的结合，故不同民族乃有不同的基督教派。如，早期教会有犹太人背景，东正教先有希腊文化、后有斯拉夫民族的背景，罗马公教有拉丁文化的背景，景教有叙利亚背景，科普特教会有埃及背景，所谓新教即宗教改革则盛行于日耳曼地区，圣公会则显系英国国教，美国为移民国家，则教派最杂，也是异端与邪教最泛滥的地区，中国为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各国竞相传教的对象，再加上“本色化”的作用，故教会势力虽然尚未主导社会，但教派的复杂程度已是应有尽有。在加上我们传统儒释道萨满教等的复杂互动，国人身上的混合主义倾向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天然的、属血气的倾向存在着，就一定要把它理论化、合理化，甚至以今生的骄傲来有意识地强调，以混合不同的宗教信仰。

正因为基督教乃是福音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我们和混合主义、自圣传统的血脉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要是否认这种基于民族文化背景的联系，倒是言不由衷的虚伪了。我们有时真是可怜，明明是自己的风俗，却硬要看做万古不变的规律；明明是自己的愿望，却说是来自上帝的异象；明明是偏执，却奉为事实；仿佛不把一个错误坚持到底，就不能证明它是真理。

这时，我们应该用圣经的话语好好警醒自己：“必朽的人啊，你要说预言；你要斥责以色列那些自己编造预言的先知。告诉他们要留心听上主的话。至高的主这样说，你们这些愚蠢的先知要遭殃了！他们所谓的灵感是自己想的；他们所谓的异象是自己编的。以色列人哪，你们那些先知跟在废墟里出没的狐狸一样没用。城墙的缺口，他们不修补；倒塌的墙垣，他们不修建。因此当上主的日子来临、战事发生的时候，以色列不能保卫自己。他们的异象是幻想的；他们的预言是骗人；他们自称是传达我的信息，其实，我并没有派他们。但是他们等着所说的话实现！”（《以西结书》13/1--6）看中国的事例：洪秀全们自编自演上帝的启示，风光一时，但最后他们等到了什么呢？

其实，上主对基督徒的要求并不高，那就是象对待一个认真的初学者一样：朝向完整的福音本身，而不是四处搜寻另一些福音以外。好的门徒永远象一个初学者！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远地避开混合主义的陷阱，避免让任何原本良好的愿望，再度化为天京城内的烈火与灰烬？　　　

五，火凤凰的异象

“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者。”（《出埃及记》34/14）主不是专制暴君，他给自己的子民选择的自由，他只是不许可混合主义：“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事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事奉的神除掉，去事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事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事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事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约书亚记》24/14－15）

看看这里，与我们通常的误解相反：耶和华并不属于犹太人的祖先，更不是犹太人的祖先神；相反，他启示约书亚，要犹太人在犹太人祖先的神和耶和华神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犹太人既然都能如此，为什么中国的基督徒就不肯稍微学习一下犹太人、学习一下欧洲人，老老实实地放弃自己远古祖先的迷信思想，甚至还要用它来顶替耶和华呢？

主啊，我恐惧混合主义，我恐惧洪秀全式的“上帝”是你厌恶的别神。

主啊，我恐惧埃及图腾式的“火凤凰”，它好像使我们回到了摩西以前的世代，后来法老的术士与你的仆人摩西斗法，异教的术士也有他们的神，也可以行奇迹。他们在西方一再失败。怎么把埃及的女妖法术传到了中国？是通过“五四”时期那位典型的无节文人，在日本写作的那首长诗“凤凰涅槃”？这难道是埃及的佛教？！难道我们脱离了中国的龙，是为了朝拜埃及的凤？多么可怕的混合主义，竟仿佛“龙凤呈祥”的阴魂不散！

主啊，《神州火凤凰》的尾声令我恐惧：

“唱哭了黄河长江，唱哭了太阳，唱哭了月亮。唱活了孔孟，唱活了老庄，唱活了尧舜，唱活了炎黄。”

主啊，这是什么灾变？是儒学道统的复兴？还是世界末日的将临？火凤凰啊火凤凰，它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1864年发生在天京城里的冲天大火！

浴火者，并不都能重生。

还是耶稣对门徒说得好，“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这福音不仅适用人际关系，也适用民族文化的传承。它最早适用于犹太人，所以造就了“外邦人的光”使徒保罗和初期教会；后来也适用于欧洲人，造就了无数“基督教民族”；往后的日子，它为什么独外于中国人？要知道，耶稣所说的这个死人，正是门徒的亲爹。这个门徒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人说犹太人数典忘祖呢？可见，我们的心态有问题。

我们怎能从蔚蓝色的向前的梦想，再走回黄土高原的亡灵（孔孟老庄尧舜炎黄）？甚至倒退得更远，从陕北一直向西，退到了埃及！中国的基督徒真的要从十字架的救恩，再走回埃及的妖孽不死鸟吗：“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出埃及记》15/26）

耶稣对门徒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否也适用于当代呢？是否能医治我们时代的病症混合主义呢？但愿！

2000年10月

【029、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

所谓“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就是把佛教的社会功能放在佛教的个人修行之前来加以推崇，企图达到某种既能对抗基督教、又能发挥基督教功能的社会效果。

（一）

佛光山寺是一座大乘佛教的寺庙，总部位于中华民国高雄市大树区，为南台湾著名观光胜地。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创办于1967年，目前已经成为全台第一大佛寺，在全世界也设有许许多多的别院或分院，如佛光山西来寺。

另外，佛光山寺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创办一个由出家僧众及在家居士所组成的国际组织，称为“中华佛光协会”，1992年定名为“国际佛光会”，总部设于佛光山西来寺。该会在2003年获联合国正式邀请成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NGO）会员。

1967年，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将高雄佛教文化服务处房屋变卖，购得今高雄市大树区麻竹园二十余甲的山坡地作为建寺用地。于五月十六日动土起建，并定名为“佛光山”。

封山

1997年，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在媒体面前宣布，佛光山即将封山，当时这项消息震撼全台湾。大师封山的原因是为了要提供佛光山常住僧众一个宁静的修行环境。

2000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及其它政府官员从高雄拜访佛光山，并且期许佛光山能够重启山门。经过层层考虑，佛光山终于决定重启山门，并且提供大众一个清静的环境来修行。

佛陀纪念馆

位于台湾高雄。2003年举行安基典礼，2011年12月25日落成。兴建缘起于一九九八年星云大师至印度菩提伽耶传授国际三坛大戒，当时西藏喇嘛贡噶多杰仁波切（Kunga Dorje Rinpoche），感念佛光山寺长期为促进世界佛教汉藏文化交流，创设中华汉藏文化协会，并举办世界佛教显密会议，乃至创立国际佛光会等，是弘扬人间佛教的正派道场，遂表达赠送护藏近三十年的佛牙舍利心愿，盼能在台湾建馆供奉，让正法永存，舍利重光。佛陀纪念馆坐西朝东，占地总面积一百余公顷，自安基至竣工，历经九年，光外观设计图便绘制了百余张，后经一再修改，最后星云大师以一迭面纸和几个瓶子作为范例，也就奠定了佛馆的设计图，成为现在除了主体建筑本馆外，更有所谓“前有八塔，后有大佛，南有灵山，北有祇园”的宏伟格局。主要建筑位于中轴在线，从东至西依序有礼敬大厅、八塔、万人照相台、菩提广场、本馆及佛光大佛等，另外南有灵山，北有祇园；八座佛塔分别是一教、二众、三好、四给、五和、六度、七诫、八道。

宗旨、信念

佛光山一直到现今可以说是发展格外的成功的一个佛教道场，佛光山在星云大师的领导下，提倡着“人间佛教”。从佛光山开山以来，数十个别分院以及组织在全世界各大洲建立起来；同时，孕育了超过1300名的出家众。佛光山特别强调以教育及服务来弘法。佛光山在这数十年来创立了大学、佛教学院、图书馆、出版社、翻译中心、艺文中心、茶馆，并且也积极推动行动式的义诊。这其实是一种“基督教化”。

佛光山同时也创办了育幼院、老人之家、高级中学、报纸及电视台。这其实也是一些“基督教化”的产物。

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

佛光山四大工作信条：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佛光山的理念：1.光荣归于佛陀。2.成就归于大众。3.利益归于常住。4.功德归于檀那。

佛光山的目标：1.提倡人间佛教，建设佛光净土。2. 建设四众教团，促进普世和慈。

佛光山的宗风：1.八宗兼弘，僧信共有。2.集体创作，尊重包容。3. 学行弘修，民主行事。4.六和教团，四众平等。5.政教世法，和而不流。6.传统现代，相互融和。7.国际交流，同体共生。8.人间佛教，佛光净土。

佛光四句偈：慈悲喜舍遍法界， 惜福结缘利人天， 禅净戒行平等忍， 惭愧感恩大愿心 。

人间佛教的定义：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

佛光山在开山宗长星云大师的领导之下，提倡把佛教带入生活，让众生能够在日常与佛接心，这就是人间佛教。

（二）

慈济基金会，“财团法人中华民国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Buddhist Compassion Relief TCBC Foundation, Republic of China），创立时间1966年4月14日（农历3月24日）。 总部静思精舍位于中华民国台湾省花莲县。属于“中华民国台湾全球性宗教团体”，总部设于花莲。慈济成立初期，即开始从事社会救助事业。

成立早期 (1966—2006年)，释证严受其师释印顺“人间佛教”观念影响，导师叮嘱她要时时刻刻为“为佛教、为众生”，将佛教精神人间化、生活化。1966年释证严经历“一滩血”事件及“三修女”的来访，成为了推动医疗志业的助力，在花莲普明寺成立慈济功德会。慈济初成立时为花莲当地三十名成员所组成，推动社会救助慈善工作。早期工作主要是募款及济贫，以“教富济贫”为目标，推广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要求其成员“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遂衍生“四大志业，八大法印”理念，希望建立慈济社会、慈济家庭，推动慈济人文。慈济推展其“四大志业、八大法印”理念时，普遍以其负责人释证严认为的“普天三无”为原则，推动所谓“佛法人间化”理想。而在此原则下，慈济之慈善事业运作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及不分国度。团体中也不乏其它宗教、种族的志工。

慈济的主要事业即“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小区志工”，群为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

慈济十戒，类似圣经十诫，去掉了有神论的内容：

一、不杀生

二、不偷盗

三、不邪淫

四、不妄语

五、不饮酒

六、不抽烟、不吸毒、不嚼槟榔

七、不赌博、不投机取巧

八、孝顺父母、调和声色

九、遵守交通规则

十、不参与政治活动、示威游行

“慈济十戒”是慈济人的根本戒，缺一不可。但是由于去掉了有神论的内容，结果流于无神论的个人崇拜：

1、问：慈济人对证严法师有一种近乎个人崇拜的狂热。

1、答：不是每个人都有吧，比如我就没有。我一开始甚至觉得师兄们那样尊敬上人有点傻。但是，随着接触增多，了解加深，我慢慢发现，虽然我个人没有机会接触过上人，但是还算幸运接触过其它一些法师或宗教领袖，其人格魅力，真心希望大家都有机会遇到。

2、问：他们内部等级比较森严。

2、答：嗯，一开始参加慈济活动是穿一个临时的黄色马甲。在对于慈济有大致了解和学习之后，就可以穿灰衣了。再承担更多的工作之后，可以穿其它更好看的衣服，比如女性在正式场合的“八正道”，就是“蓝裙子”。这裙子自然漂亮，只是没这些年的磨练，恐怕也穿不出味道来。

3、问：把静思语之类的教条当成圣典。

3、答：既然是好话，有道理，为什么不多说，让更多人了解呢？

4、问：各种规矩准则繁多而且刻板。

4、答：没有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志工和需要帮助的人，哪里来慈济，所以说慈济世界是感恩世界。而真到了现场，几千人有条不紊，自然活泼，不是平时按规律，临时抱佛脚恐怕不成吧？

这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就是把佛教的社会功能放在佛教的个人修行之前来加以推崇，企图达到某种既能对抗基督教、又能发挥基督教功能的社会效果。

这一运动，并非近期开始的，而是远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以来就开始的一种“历史的纠结”。

由于太平天国的弯路以至邪路，使得国人对基督教产生了某种歧视。

【030、基督教为何不能取代共产党】

《中国官员：西方利用基督教颠覆中国政权》（2019年3月12日 转载法广RFI 林兰）报道：

一名中国官员在周一（3月11日）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讲话，强烈谴责“西方势力”利用基督教挑起中国的不稳定，甚至“推翻”中国政权。

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徐晓鸿周一在中国政协大会发言时说，“西方反华势力妄图继续通过基督教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甚至颠覆政权的行为，注定不会得逞。”

法新社报道指，中共历来警惕任何可能威胁其权威的团体性组织，各宗教团体尤其受到特别的警戒，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属于受到官方认可的五大宗教组织之一，其设立的目的在于避免任何外部势力的影响。

徐晓鸿在政协发言中强调，“坚决支持国家将个别打着基督教旗号、参与颠覆国家安全的害群之马绳之以法。”报道指，近几十年来宗教活动逐渐在中国各地复苏，各种地下小规模基督教会经常利用家庭或公共场所举行礼拜活动，但这一宗教发展在习近平自2012年执政后受到日益严厉的打压，包括强行关闭礼拜场所、拆除十字架或逮捕宗教领袖等。自去年以来，官方开始强化了宗教的“中国化”运动，试图以此来消除外国的影响。

徐晓鸿在大会表示，“继续走”中国式”的基督教之路，是党和政府的殷切希望，是中国教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他强调要“毫不留情”地消除中国基督教身上的“外国宗教”印记。

法新社报道提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上周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中，谴责中国正在发动一场注定失败的宗教战争，北京则强硬回应，要求华盛顿“尊重事实，克制傲慢和偏见，停止利用宗教干涉中国的内政”。 

布朗巴克周一在台北举行的印太地区宗教自由论坛上继续重申对北京的批评，他提及有数百名信徒因信仰而在中国失踪。

谢选骏指出：“中国官员”说“西方利用基督教颠覆中国政权”——这完全是一种满清官员的腔调。但问题是，现在的“中国”像八旗一样，并非真中国，而是共党！既然如此都是“外来”，基督教为何不能取代共产党？这是理论的一面。在另一方面的现实，基督教为何不能取代共产党呢？因为现代基督教已经丧失了天国精神和殉道情结，尤其在华人世界，基督教会已经多少变成了吃教者的混混团体！不改变这一点，它怎么可能担当大任呢！而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殉道而死，就是和耶稣基督一起在乐园里了！而且就在今天！——那是极其快乐的，那是美得无比的事情，那是人生在世最高的奖赏。

【031、基督教与白莲教】

网民问答《为什么邪教大多和基督扯上关系？》这样说：

问题：

为什么邪教大多和基督教扯上关系？

我国明确的14个邪教组织中就有8个……

（回答一）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准备多答一点。长文预警。

准确地说，这个问题应该描述成“为什么在当代，邪教大多数和基督教扯上关系？”

一、从秦汉到隋唐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源远流长的宗教历史——自然也有着同样源远流长的邪教史。从五斗米道到大乘教，从白莲教到太平天国，邪教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然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邪教从来就没有原创的能力。邪教从来都是依附正常宗教而存在的。甚至有的时候，正教与邪教的差别可以达到极其微小的程度。

从汉末到唐朝，邪教常常以道教形态出现；唐末至明清，邪教又开始依附于佛教；近现代，大多数邪教则以基督教自居。其中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政府对邪教崇拜对象的打击力度；政府对邪教所依附的正教的支持程度；正教本身的能力水平；正教背后的潜在势力，等等。

从秦末到两汉再到晋代，这段时间是道教系邪教的兴盛时期，代表人物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准确地说，是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黄巾之乱，和以孙恩、孙泰、卢循为代表的五斗米道暴乱。这段时间正是正统道教形成的时期，邪教亦依附道教而产生。秦汉的方术、巫蛊对道教系邪教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而外来的佛教在此时势力较弱，无论是在宗教的活性上、信徒的规模上还是经典的现实化作用上，都比不过方兴未艾的道教，在此时道教几乎成了邪教依附的唯一选择。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势力开始兴盛。经过五斗米道暴乱之后，政府对道教已经产生了提防；民间佛徒人数迅速增长，政府也对佛教大力支持，无论南朝北朝都大力崇信佛教，佛寺如雨后春笋，因而邪教开始转而依附佛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经典再一次被大规模翻译成中文，更加坚定了邪教产生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邪教依托于佛教，更确切地说是依附于弥勒崇拜。所谓“新佛出世，除去众魔”，邪教教主把自己神化成弥勒佛化身，反视正信佛教为魔。邪教将杀人视为度化，企图在人间建立弥勒净土——也就是邪教首领所引领下的、利用宗教手段叛乱建立的政权。弥勒崇拜的理论依据是三佛应劫，代表流派是以法庆大乘教、傅歙弥勒教为首的一系列沙门暴乱。

二、从唐朝三夷教看当代基督教

有唐一代，邪教作乱并不频繁，也并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具有代表性的邪教活动。一方面，经历了汉末的道教暴乱和南北朝的佛教暴乱，唐朝政府对佛道两教的邪教化倾向作出了一定的防备；另一方面，唐朝国力雄厚，对待宗教海纳百川，不对某一宗教作出过度的扶持，无论是传统的佛教道教还是外来的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当然，后来武宗灭佛，将佛教和三夷教一并铲除，这也正体现了在国力衰微时对于宗教的控制力显著减弱，不得不以暴力手段将其消灭。

三夷教对于这个问题而言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邪教，准确地说是当代邪教，大多数与基督教产生关系，但基督教早在唐朝就已经传入中国——准确地说是东方叙利亚教会聂斯托利派基督教，景教——这一教派在元代仍有影响，但从未产生过邪教依附的情况。与当代基督教对比来看，可以有以下几种原因：

1、宗教的思想基础严重不足。

我们生活中所见的众多基督徒，一旦谈及宗教，便会用一种半文半白，不明所以的腔调来说话——这就是所谓的圣经体。基督教新教号称唯独圣经，具体到信徒身上，往往会异化成“脑子里只有圣经”，于其经典，言必称之，不敢增减一句一字。这种对宗教经典的高度重视，造就了当代基督教信徒的思想基础，也成为了一种潜意识的宗教凝聚力，成为了划分“选民”和“外邦人”的显著特征。反观景教，其经典高度中国化，也不搞“唯独圣经”。从近年发现的景教经典来看，无论是圣经、教理、赞美诗都有所体现，并且具有相当地中国化特征。为了促进中国信徒的接受，景教经典往往采用佛化、道化的手法来阐释教理。

“常活命王慈喜羔，大普躭苦不辭勞。捨群生積重罪，善護真性得無繇。聖子端在父右座，其座復超無量高。大師彼乞衆請，降栰使免火江漂。”——《三威蒙度赞》

“岑穩僧伽！凡修勝道，先除動欲。無動欲，則不求不為；無求無為，則能清能淨；能清能淨，則能晤能證；能晤能證，則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樂緣。”——《志玄安乐经》

“吾囙太阿羅訶，開無開異，生無心浼，藏化自然渾元發。无發，无性，无動，靈虛空買，因緣機軸。自然著爲象本，因緣配為感乘。”——《宣元至本经》

佛化、道化的景教经典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理论基础，对于邪教而言自然也就无从依附；过度本土化的经典难以使信徒产生向心力，自然也就无形中削弱了信徒的组织能力。

2、景教背后没有政治势力支持。

景教的源头是叙利亚教会聂斯托利派，聂斯托利是被基督教正统所驱逐出教的异端，其教会在波斯得到发展；然而，景教对波斯的影响力未必能达到较高的水平，波斯对唐朝的影响力就更为有限了。景教在唐朝的发展，更多的是传教士的个人行为，而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自然发展较为艰难。唐朝势力雄厚，国民底气十足，面对这样一个没有根基的国外教派，信徒人数较少也是理所应当的。而近现代中国多灾多难，基督教传教士往往伴随着国外的政治势力而来，无论是正信还是邪教，其背后都有着国外势力的潜在支持。中国国力衰微，“洋教”等于“先进宗教”的观点深入人心，要扭转这种成见，定非一朝一夕之事。

3、没第三了。

光是这两点就已经让景教的根基不稳，在武宗灭佛时一拔就倒，直到在元代接受输血之后才短暂复活了一阵——还要什么第三啊。

然后我们再针对三夷教的另外两个宗教来分析。三夷教，包含了景教（基督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还有摩尼教。摩尼教的作用最为复杂，放到最后再说。

先说祆教。祆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虽然它在波斯呼风唤雨，但在中国最多也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出现。时至今日，只有祆教被灭后没有任何复兴，考古资料也未曾发现祆教的任何经典甚至寺庙遗址。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景教相同，即波斯对唐朝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另一方面，祆教本身类似于一种典型的民族宗教，信徒对外传教的热情极低，甚至达到了维持宗教纯净不惜近亲结婚的程度——这也就是目前所发现的祆教遗迹多为墓葬的原因。

反观今日的基督教——确切说是基督新教，已经深深地把“传教”两个大字刻在了自己的骨髓之中。对于信徒而言，“传福音”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行为，而且是义务。相信大多数接触过基督教的人，对基督教的恶感都来自于他们不厌其烦地向对方传福音，并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宗教是唯一真理，甚至达到了诋毁其他宗教的地步。这一点是基督教的共同特征，无论是正信还是邪教都是如此；利用这种手段，邪教最初的信徒积累就变得极为容易。传福音的后果是有教无类，有教无类的后果请参见通天教主。正所谓红莲白藕青荷花，三教本来是一家。耶稣基督一教传三友，东正教似老子，存在感低，信徒也少；天主教似元始，门徒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信徒质量甚高；基督教似通天，教门广开，无论根基如何，都一并收进囊中，其戾气也是最重。

然后再说摩尼教。摩尼教在唐代的传播，其实就是当代基督教传教的缩影。论经典，摩尼七经在手，体量比起圣经差不到哪去；论组织，摩尼教有波斯教廷，有中亚牧首，有东方教区主教，形态与基督宗教类似；论思想，摩尼教承接祆教二元论，基督教救赎观，以二宗三际一以贯之，思想深度也是足够的；论政治影响，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微，摩尼教为回鹘国教，借回鹘之力强迫唐朝给予摩尼教充分的传教自由，从长安到江浙，从西北到东南，大云光明寺比比皆是。以上种种，使得摩尼教成为三夷教之首位，祆教景教与之相比远远不如。

然而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原因，为摩尼教埋下了衰败的伏笔。摩尼教的传播与回鹘的政治势力密切相关，回鹘为黠戛斯所灭，唐朝即将其严加禁断。然其余力犹存，摩尼教残余势力在宋元时期以明教的形态重新出现，成为了邪教的又一依附对象。

三、从摩尼教到明教

从摩尼教到明教的过程，就是由正信走向邪教的过程——不可否认，明教产生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向邪教发展，但之后的一系列邪教将明教教义收归己有却是不可否认的。唐代摩尼教在回鹘的支持下地位显赫，并未出现依附摩尼教的邪教。一方面，摩尼教的主流作为合法宗教，没有必要转入地下和邪教同流；另一方面，虽然摩尼教地位较高，但这个高度是就祆教景教而言，比起佛教道教，摩尼教的势力远远不如，自然也就难以引发邪教效仿。

而到了宋代，摩尼教由城市转入乡村，由庙堂走向民间，由合法宗教变为附佛外道，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向邪教方向转化。摩尼教在会昌法难时受到了巨大打击，经典流散，信徒逃亡，与中亚教会、东方教区主教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摩尼教残余中的一支选择了走入乡村，与民间信仰结合——这个过程，与当今的农村基督教颇为类似。一个本来正信的宗教，缺失了其存在的思想基础，又缺少水平较高的引导者，在民间的发展往往会趋向于邪教。在摩尼教而言，缺失了摩尼七经，宗教领袖由回鹘僧侣变为民间神汉；对于基督教而言，缺失的则是两千年来积累的基督教文化底蕴，只剩下了圣经本身——在因信称义、自由解经的理念推动下，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其宗教领袖，也从具有相当神学素养、受过正规培训的牧师变为神学素养差却擅长搞传销的传教士。

此外，摩尼教的组织形态也成为了邪教化的重要推手。摩尼教在巴比伦有教廷圣座，在中亚有东方正统教会牧首，在高昌回鹘有东方教区主教，十二大主教之一甚至亲自拜谒过唐玄宗。摩尼教的组织与基督宗教颇为类似，而与组织松散的佛道两教截然不同。转入地下后，其基层组织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团结性——宋代史书所谓“食菜事魔、夜聚晓散”者即为此理。一个组织明确的宗教，显然更善于团结基层信众，使之增强凝聚力，大大提高信徒的依赖感，弥补佛教道教在心灵关怀上的缺失。佛教道教的宗教活动需要信徒的主动参与，而摩尼教存在着组织严密的基层教会、周日的聚会和圣餐、还有组织人员讲解教义的活动——这一切都使得摩尼教在民间受到广泛信奉。对照基督教，我们可以发现今日的农村基督教几乎是摩尼教的翻版。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我们前面说到，佛道两教都曾经被邪教依附，掀起过大规模的叛乱；这一次，随着摩尼教转入地下传播，被邪教依附自然也不可避免。这一时期的代表，是以方腊为首的邪教作乱。历来对方腊的固有印象，往往将其视为摩尼教教主，但真实的方腊与摩尼教的联系显然较为有限。准确的说，方腊之乱是一次融合了三教教义的杂烩式邪教暴乱。

“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物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袒葬，方敛，尽饰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一问曰：“来时有冠否？”则答曰：“无。”遂去其冠，次问衣履，遂亦去之，以至于尽，乃曰：“来时何有？”曰“有包衣。”则以布囊盛尸焉，云事后至富。小人无识，不知绝酒肉宴祭厚葬自能积财也。又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不必相识，党人皆馆谷焉，凡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以是诱惑其众。其魁谓之魔王，右者谓之魔母，各有诱化。旦望，人出四十九钱，于魔公处烧香，魔母则聚所得缗钱，以时纳于魔王，岁获不赀云。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不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俗讹以魔为麻，谓其魁为麻黄，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

从中可以看出，方腊思想中既有来自于佛教的金刚经，也有来自于道教的张角崇拜，也有来自摩尼教的日月崇拜。我们可以推测，方腊一党受到了转入地下的摩尼教-明教思想的影响，但其依附的是否是某一个特定宗教，仍然很难评价。

四、弥勒和弥陀，二宗三际和三阳劫变

元明时期，白莲教作为又一个新兴的邪教而得到了广泛关注。白莲教向上承接弥勒教、大乘教、白莲宗，又和同时期的摩尼、白云若即若离，所奉“三阳劫变”思想成为后代众多邪教的理论基础。三阳劫变认为世界发展历程分为三个周期，分别为青阳、红阳、白阳，由燃灯、释迦、弥勒三佛执掌。——白莲教的具体信仰内容很难考证，因白莲教支派广泛，信仰繁杂，信徒又往往处于正教和邪教之间；但可以确定的是，弥勒信仰、弥陀信仰、三阳劫变都是白莲教信仰的一部分。三阳劫变思想继承自两晋时期的弥勒净土，又融合了摩尼教的二宗三际理论，更加强化了其中明暗斗争的色彩。后代的罗教、弘阳教、圆顿教、八卦教，乃至建国后称帝的三期普度大中华佛国，都秉承这种思想。从元代到清末，邪教一直以三阳劫变思想为指引；这种思想的骨架来自佛教，带有一定的摩尼教色彩，道教思想也时常被裹挟其中。这一时期，基督教在中国依然具有一定影响——元代景教再度兴盛，景教传教士得到礼遇，同时天主教方面的传教团也到达中国，教廷开始与中国官方正式接触。景教和天主教在此时并称为也里可温教，和明教一同由主教管辖。“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

此时的邪教之所以不依附基督教的原因显然和唐代相同——基督教的势力太过弱小，缺乏来自外部的支持和民间信众的思想基础，而作为正当宗教的基督教显然没有必要转化为邪教；到了明清时期，基督教自身尚且自顾不暇，天主教文化和中华文化产生冲突，朝廷态度时宽时禁，天主教传教士就更没有理由化为邪教以落人口实了——更何况，对于正信的宗教而言，转化为邪教以扩大信徒规模/保持自身纯洁性稳扎稳打——这两个选择之中，传教士显然更倾向于后者。这也是正信和邪教的本质区别之一：正信更希望保持自身教义的纯洁性，即使这样会加重宗教发展的困难程度——而邪教，更希望用尽一切方式进行传教，以扩大信徒规模为达到其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

五、邪教依附基督教

晚清时期，邪教依附基督教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国力衰弱之时，洋教等于进步宗教的思想开始产生；经历了历朝历代的多次佛教、道教作乱，统治者对邪教所依附的对象已经产生了警惕；外国传教士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依靠其政治势力传播基督教，此时也不必考虑什么过度华化的影响了；主张因信称义的基督新教也在此时传入中国，降低了信仰基督教的成本。在此情况下，太平天国应运而生。洪秀全企图建立一个利用宗教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庞大的政教合一帝国，基督教——确切地说是基督新教，正好适应了他的政治需求。

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暴政；加尔文如此，洪秀全如此，今日的Isis也是如此。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所作出的邪教行为此处略过不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拜上帝教只是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邪教而已，它的本质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政治实体。至于拜上帝教所拜的是否是基督宗教两千年来所崇拜的那个存在，这对洪秀全而言并不重要。他并不关心宗教教义的传播，他唯一的企图就是通过宗教手段达成政治目的。虽然外国传教士借助于政治势力推动传教，但他们的第一目的始终是宗教而非政治。正因如此，不管哪一派的传教士在考察了太平天国之后，都不禁大皱眉头，啼笑皆非。他们甚至不承认洪秀全是基督徒。无论在何时何地，正信与邪教必然水火不容。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显然融合了很多民间宗教元素，并不是严格的基督教。从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未曾有大规模依托基督教的叛乱。洪秀全之后的又一个宗教活动高峰是义和团，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己任，坚决反对一切洋教——无论是正信或是邪教，只要沾上一个洋字，拳民必然怒发冲冠，将其打成粉末。义和团甚至谈不上依附哪一种宗教，只是民间信仰的集中体现而已。到了民国，又有以一贯道为首的众多道门兴盛；然而建国初期，政府以雷霆手段打击一切反动会道门，这些邪教也就随之消失殆尽了。虽然仍有秉承三阳劫变精神的邪教头目企图发动叛乱，但基本都在几日之内灰飞烟灭。时至今日，以邪教手段达成政治目的，企图称帝——已经成为了一个再好笑不过的笑话了。

建国后的又一个邪教高峰，来自于八九十年代的气功热，轮子功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一个邪教组织。轮子功的理论基础，从佛教道教中都有借鉴，为了适应气功热的时代潮流，其头目还引入了一些气功动作和舞蹈动作，真真让人笑掉大牙。犹记得小时候地方新闻报道：一老太太信了轮子功，按照大师指引，盘腿而坐，五心朝天，无奈脚心怎么也朝不上去。老太太发起性来，两只手拽住脚丫子一用力——嘎嘣一声。

现代邪教依附基督教的原因，我想在这里就可以总结出来了：第一，佛教道教势力衰微，基督教代表着“进步宗教”；第二，佛道两教缺乏基层人文关怀，基督教的组织形态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第三，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实力缺乏压倒性优势，基督教受国外势力支持，传教资本雄厚；第四，基督新教的因信称义、唯独圣经、自由解经是邪教发育的良好土壤；第五，经历了轮子事件后，政府对于佛教系邪教产生了充分的警惕，而在基督教方面还待加强；第六，基督教以圣经为中心，以聚会为手段，维持了信徒的宗教向心力；第七，基督教对于传教工作具有极高的热情，从未间断；第八，信仰基督新教成本极低，对于平信徒而言只需熟读圣经，而不需深入研究神学；第九，新教往往继承了加尔文一宗的暴戾气质，不仅佛教道教无力反击，就连同属基督宗教的天主教、东正教，与之相比也难以抗衡；第十，我想不起来还有啥了，但不凑个第十出来，我会犯强迫症。

总而言之，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邪教都将以基督教面目出现，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无论是无神论者，还是基督宗教的信徒，或是其他宗教的信奉者，都必须加以重视。邪教绝不会因为你是信徒就开恩放你一马；与之相反，如果邪教得势，第一刀就会捅在正信者的身上。

哦，你说中国不是还有一种大宗教嘛，邪教怎么不依附于它？

抱歉，对于这个问题，我一句话也不说，那是坠吼滴。

（回答二）

截至目前，中国官方认定的邪教组织有14个。其中与基督教有关的邪教有12个，与佛教有关的有2个。这些基督邪教分别是：呼喊派，门徒会，全范围教会，灵灵派，新约教会，主神教，被立王，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三班仆人派，天父的儿女，达米宣教会，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

2014年，在山东招远6名“全能神教徒”将无辜女性殴打致死。这里面的“全能神教”也是基督教相关邪教，它还末入列前12名。

美国的邪教比中国恐怖得多，“千禧年观察研究中心”统计了1200多个邪教组织，基本全部是基督教相关的邪教。人民圣殿教就是令全球震惊的基督邪教。

面对众多邪教，基督徒辩称：这不是基督教的错，是基督徒的错，是这些牧师和信徒误解圣经的错。

当年孔教成为吃人的宗教，新文化干将进行猛烈抨击。有些老先生们想出个卫道的法子，“这些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孙通，董仲舒，刘歆，程颢，朱熹……等人误解孔道的结果……”这个法子和基督徒的法子如出一辙。

胡适、陈独秀的驳斥鞭辟入里：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都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当穆斯林干坏事了，这不是真正穆斯林干的。

当基督徒干坏事了，这不是真正基督徒干的。

那么，

当法西斯干坏事了，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不是真正法西斯干的呢？

当侵略者干坏事了，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不是真正侵略者干的呢？

如果我们这么认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就大错特错了。任何现象都从一定的方面表现着本质，现象与本质有内在一致性，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无法脱离干系。假象也是本质的表现。

部分人打着穆斯林的旗号干恐怖主义，这就能说明伊斯兰信仰里有恐怖主义的成分和基因。

部分人打着基督教的牌子搞邪教，这就能说明基督教信仰里有邪教的成分和基因。

何以全世界的邪教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基督教的招牌。故不管是基督教本宗，还是基督教邪教，都需要摘下你们的招牌，至少向公众公布你们的存在，登记你们的领袖，申报你们的活动，交代你们的资金流动，并依法上税。若不做到如此，一律依法取缔。

（国内三自教会基本可以做到，极少数家庭教会可以做到，大量家庭教会差得很远。）

为什么基督教能衍生出如此多邪教？难道基督教成为全球邪教孵化中心了？

1、基督教的超理性给邪教发挥空间

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三位一体”“因信称义”都是超理性的，即用理性无法解释。由此可见基督教超理性的东西的影响有多么深。

这些超理性的东西，给邪教无限的想象发挥空间。

2、圣经的经文是矛盾的

信的话，连数字、人数、年份、人物等数据的差错都可以被解释成无误，不信则处处皆为矛盾，这些矛盾被神学家称为“真理的反合性（Paradox）”

因为对某段经文的不同理解，基督教就能分裂成两派。正因为圣经经文的矛盾，基督教教派如此众多，邪教滋生也不奇怪。

而且“真理的反合性”的方法，不过是颠倒黑白的方法。这不给邪教立论提供了绝佳的方法吗？

3、与世界的敌对

圣经多次明确表示，世界是属于魔鬼的，服从世界就不属于上帝。

邪教疯狂利用这点，与现行政府、法律、道德论理敌对，建立自己的邪教帝国。

4、宣教

圣经非常看重宣教，称宣教是拯教别人的灵魂。

邪教利用宣教发展自己的势力也变得理所当然。

5、奉献

圣经认为基督徒要什一奉献，即将个人所多的十分之一奉献教会，供教会的需要。

这成就邪教的敛财工具。

《圣经》提供了邪教所需要的材料、空气、工具、方法、招牌，不滋生邪教才怪。

（附录）

问：那为什么基督教自己没有成为邪教呢？

答：谁说没有，以今天的标准，中世纪的天主教、宗教改革初期的新教不就是邪教！只是那时候他们占大多数，把当时的少数派（包括无神论、其他信仰者、甚至基督教的部分支派）定义为邪教，通过异端裁判所进行残酷镇压。

（回答三）

因为佛祖明白说过，下一个佛是“弥勒佛”，要非常久的时间後才能降世。

在圣经中，对耶稣再次降世也没有明确说明时间，并且圣经里一再的强调这日子，没有人知道。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马可福音·13章·32·节）

甚至圣经还一再强调要堤防假基督，假先知。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路加福音·21章8节）

今天刚在为何邪教组织大多以基督教作为蓝本？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原文再次转述如下：

1、歪解比创造更容易。

凭空创造一个宗教要比基于现有宗教基础去歪解教义更难。现有的宗教信仰，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即使不了解，也是混的过耳熟，而在此基础上的加工曲解，省去占领心智的一部分工作。一个未知凭空出现的东西，包装起来的代价也更大，你要原创教义、编造历史，还要构架一个合乎逻辑又利于自己的价值观，这对于普遍智商不高的邪教创始人来说真的要求太高了，教主做不到。

2、基督教在中国位置尴尬，有机可乘。

这话题很敏感，说几个存在的事实：

我国的天主教，在官方层面至今不承认受梵蒂冈的管辖和控制；

我国的官办基督教又称为“三自爱国教会”，即“自治、自养、自传”。

我国除了三自教会外，存在最多的是家庭教会，即脱离三自教会之外的民间组织。这种组织数量之多，人数之广非常难统计，也因为我们的大环境，他们游走在所谓非法集会的边缘，有些甚至经常会被抄家喝茶。

明白了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国家没有系统、正常、健康的宗教发展体系，而自以为是搞了一套“社会主义无神论指导下”的宗教发展模式（不仅仅是指基督教），这种模式一方面造成正统的信仰不被扶持甚至反被打压，另一方面，在这种模式下催生了家庭教会，而这也为邪教提供了便利——他们可以假借家庭教会的名义和方式组织聚会和发展会员。

3、圣经“资源”完整，且没有唯一解释

邪教无非是要这几个关键词：钱、拉人、恐吓、绝对服从。

而对照圣经，他们似乎能找到非常完整的理论资源来做依据：

钱——圣经强调你只是神在世上财富的管理员，而且圣经里有十一奉献的要求（即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

拉人——圣经非常看重传福音。所谓福音，即好消息，正统的基督教义认为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不是人人都知罪，许多人活在罪中不知悔改，而又因着爱人如己的原则，传福音给万民是基本行为。

恐吓——是的，圣经里有末日论，也有地狱撒旦之说。但是圣经同时又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马可福音·13章·32·节）

绝对服从——圣经强调一神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籍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

所以，对比其他宗教，圣经简直就是一本指导手册啊！这种断章取义，妖魔歪解圣经的行为糊弄了不少人，以至于有些人甚至不加了解和思考就认为圣经是邪教的温床。

但！是！圣经里更加强调：

爱——圣经里的爱，是我所知最丰富丰盛的爱，哥林多前书13章有过明确的解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同时，圣经里不止一次的强调要爱人如己。“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19·19）；“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拉太书5·14）；“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雅各书2·8）……

谦卑——圣经的谦卑恰正是神的谦卑。也许没有信主，没有了解过基督的人，是无法理解一些主耶稣的事情（如果愿意可以跳过这部分~）：虽然祂在永远里就居在高位，但当祂降生的时候，连客店里也没有祂可降生的小床舖，祂降生在破烂不堪的马槽里；耶稣基督为了抢救灵魂，满怀热切，日夜奔劳，遍走四方，祂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连饭也顾不得吃（可三：20）；在拿撒勒城的民众对祂怒气填胸，撵祂出城，带祂到山崖，要把祂推下去（路四：29），然而，主耶稣都感谢天地的主，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太——：26）；祂是这样的不争竞，不喧嚷，甚至街上的人也没有听见祂的声音（赛四二：2）；被出卖的那一夜，祂看见门徒仍然不知大难当头，仍然汲汲于名位，互相争大，彼此夺权。于是在坐席时，祂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洗每一位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来擦乾（约一三：4-5）。祂不但洗十一位门徒的脚，连那一位已经存心要出卖祂，用脚踢祂的犹大的脚，也一视同仁的俯腰洗淨他（约一三：11-12）。

平安——信主以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内心的平安。无论遭遇什么，心里始终有盼望，有依靠，知道总有个人是对你不离不弃。平安是上帝所赐的恩惠，“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27）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在遭遇苦难、挫折，始终平安自若，微笑面对的原因。对了，还有人记得汶川地震中的廖智吗？她前段时间结婚了。感谢主。廖智六一教堂举办婚礼 丈夫跪地戴假肢照片震撼人心

4、自我纠错能力有限。

这个原因是我认为的主要因素。虽然全能神、耶稣门徒会等这种邪教异端早就被一些国内外知名基督团体经过严格的观察和讨论认定为邪教异端，但是却“认而不绝”。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基督教普遍施行“个人解经”的制度（勉强称为制度吧），千人千面，每个人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邪教教主们提供了便利的大门——“我就是这样理解的圣经，不服来咬我啊”；“哎呦！还真咬！那我自己单干可以了吧？”

受制于个人解经的行为，对异端的认知和判断就非常滞后，例如东方闪电1993年成立，但是直到2013年3月2日，基督教论坛报与台湾各新教教派针对全能神教会发布联合声明，并刊登于台湾各大报，声明该教为邪教；同年罗马教廷媒体“今日梵蒂冈”以一篇名为《全能神袭击中国教众天空》 ： 全能神以暴力、诱拐、绑架等手段裹挟人，向整个天主教世界发出防备全能神警示。

但是，就算有了警示，被声明是邪教了，到了我们国家又不一样。前面讲了我国独有的家庭教会现象，受制于国内的宗教管制，和少林寺这种高富帅不同，家庭教会能活下来就已经竭尽全力了！也因为艰难苟且的偷生，散乱无章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信息滞后性和不对等性。国外（含台、港的大陆以外）可能早就认定为异端邪教的组织，反而在大长城的保护下能得以延续发展。如果不是这次招远事件，你觉得全能神能不能再潇洒下个十年呢？我觉得是能。

最后，就算退一万步，国内的家庭教会也都知道了某个教派是邪教，那又怎么样？由于xxxx，家庭教会的大小各有不同，彼此之间的联系也非常有限。大的家庭教会有几百上千人，小的家庭教会三五个人，家庭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沟通不畅，造成联手抵制邪教，并拯救落入邪教的同胞事情变得异常艰难，稍有不慎，ZF可能会把你当邪教一起打击，“反正都是读圣经的，劳资怎么知道你们谁是邪教！”

综上，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邪教都会以基督教为蓝本的原因了。

最后还有一些话想说：

正统的基督教都是引人有爱，导人向善的。地狱论，末世论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环，不是全部，也不应该被恶意放大。美国以基督教义立国，世界以基督诞生纪年，斗转星移了几千年，基督教的发展和作为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我们都常常在说中国人现在没掉了信仰，礼崩乐坏的年代我们丧失的仅仅是信仰吗？我在国内接触过很多国外的家庭教会，你知道他们都在祷告些什么吗？他们一直祷告求神眷顾中国，求神来拯救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冷漠，自负，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他们仍然内心深处渴望被救赎，他们比任何人更需要爱。我刚来深圳接触的一个乌干达牧师，20岁突然蒙神感召让他来中国传福音，在他根本连中国是什么，在哪里都不知道的时候就只身一人来到中国，建教会，传福音，你知道谈起小月月事件看到一个乌干达人眼眶含泪是什么感觉吗？我女朋友祖上是国外的宣教士，在中国最黑暗动荡的年代，放弃优越雄厚的家庭环境来到中国，一边做医生给别人治病一边传播福音，而后在中国的大地上扎根，繁衍。那些持有阴谋论的人，你们真的觉得这些都是别有用心吗？你们真的觉得如果没有一个独一的真神在背后推动，他们会做出这些不可思议的神迹吗？

（回答四）

事实上，题主所言，只是现在的状况。在寄附基督教以前，情况完全不是如此。

从元末到解放初，有六百年的时间，秘密教门是依附于弥勒佛这一佛教符号来传播的。明代更演化出弥勒的上界主人“无生老母”这一概念，认为无生老母派弥勒佛下世来拯救世人。这一概念的演化，让佛教的一些底层教义完全被同化进秘密教门自己的体系中。后来的清水教（乾隆中期在山东活动）、白莲教（嘉庆时闹大起义的那个）、八卦教（嘉庆时在直隶、山东、河南传播）都是秘密教门的一部分。甚至义和团也可能是其一支（相关讨论可参见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我觉得他的讨论很全面）。

而为什么民间秘密宗教放弃了弥勒佛而选择了耶稣基督，我自己的看法，有以下几个原因。

1、1950-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将大量秘密教门的传教者处决，经卷多被销毁，导致秘密教门出现断层。教义中断。现在的秘密教门传播，虽然渠道很类似，但教义是不同的。所谓全能神教，虽然仍鼓吹世界末日，但已经不提“青阳”“白阳”“红阳”这一套说法了。

2、雕刻与塑造技术的推广，使得弥勒佛的形象迅速世俗化、幽默化。今天我们看到弥勒佛，第一反应一定是一个笑模笑样的幽默形象，这一形象随着塑料制的廉价弥勒玩偶而迅速深入人心，使得弥勒佛的肃穆感消失。故而对弥勒的崇拜难以建立。让你拜笑嘻嘻的弥勒为偶像，就跟让你拜郭德纲当神一样，总觉得有点不严肃有点扯淡，是吧……

3、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或明或暗地受到境外组织的帮助。这不一定是说境外的敌对间谍组织，也包括部分可能存在相对善意的NGO。而弥勒崇拜……你总不能指望泰国给援助吧。

4、以我所见，基督教会已经被反党反政府思想严重渗透。本人所见到的合法的、具有一定地位牧师，私下的谈论也都是低级的反党言论。这一状况无疑特别适宜具有反政府色彩的秘密宗教传播。

（回答五）

最重要的一条压轴。基督教是主流宗教中唯一和现代工业社会稳定结合过的宗教，现今仍有握有一定实权的教皇，对于如何在混凝土丛林中发展有着最丰富的经验，绿教和藏密控制的地盘不过是宗族社会和古代国王，道教佛教被世俗政权挤的不像样，印度教感染的社会四不像，所以基督教这点长项恐怕只有近代产生的马教才能与之相比（所以冷战是基教和马教成为旗帜，没其他宗教什么事）对于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安利基督教可以用欧美的先进来当卖点诱骗之，和人权自由反暴君等词汇绑定（尽管关系并不大，比如反对君王，似乎和现代社会反君主制之诉求相呼应，然而宗教敌视王权，是因为它自身是曾经被王权打败，比君主制和共和制低级两级的祭司制与神权的产物，比王权还糟糕，说它有现代精神的影子，实际是个错把杭州作汴州的大乌龙）。

谢选骏指出：就“神汉建国”的层面讲，基督教取代道教、佛教、摩尼教，发生在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其实是道教白莲教与基督教的混合体——“太平”来自道教，“天国”则来自基督教。虽然白莲教依然在二十世纪的“反动会道门”具有回光返照的势力，但是显然是江河日下了。随着基督教的深入人心，新兴的基督教与古旧的白莲教日趋混合，而有后来居上的态势。因此不可避免的，它会渗入神汉建国的实践之中。但是在我看来，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事情的另个方面，基督教如果能够获得官方地位，就能免除基督教的地下化所带来的弊端，而可能发挥基督教的庙堂化所带来的建设性作用，对从根本上充实第三期中国文明，进行真正的奠基工作。

【032、基督徒还是小人儒】

“小人儒”是什么意思？

指追求名望的儒者。一说指无远大见识， 只追求眼前小功利的儒者。 

《论语·雍也》：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君子为儒将以明道；小人为儒，则矜其名。” 

邢昺疏：“言人博学先王之道以润其身者，皆谓之儒。但君子则将以明道，小人则矜其才名。” 

刘宝楠正义： “君子儒能识大而可大受，小人儒则但务卑近而已。君子小人以广狭异，不以邪正分。小人儒不必是矜名，注说误也。”

宋王迈《简同年刁时中俊卿诗》：“间有小人儒，旁献生财策。”

元郑光祖 《王粲登楼》第一摺：“衰哉堪恨您小人儒，呜呼不识俺男儿汉。”

明朱权《荆钗记·觅真》：“弃旧怜新小人儒，亏心折尽平生福。”

《君子儒与小人儒 ：儒者未必是君子》说“于丹论语心得”第56页这样说：孔子曾经直截了当地跟他的学生子夏说：“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就是说，你要想着提高修养，不要老惦记眼前的一点点私利。孔子从来不说做君子就要像谁谁谁那样，在孔子看来，做君子就是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自己的社会定位，从身边做起，从今天做起，让自己成为内心完善的人。因为只有你的内心真正有了一种从容淡定，才能不被人生的起伏得失所左右。这两段文字出现在《于丹〈论语〉心得》之四“君子之道”中。于丹用了整整这一章的篇幅来讨论“究竟什么是君子”，得出的最终结论是：由此可见，“君子”这个《论语》中出现最多的字眼，它的道理永远是朴素的，是温暖的，是和谐的，是每一个人可以从当下做的；而那个梦想，那个目标，既是高远的，又不是遥不可及的，它其实就存在于当下，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真君子。（第66页）

在这里，我们先不讨论于丹对《论语》里“君子”的分析是否正确，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有些大。我们单就来看看于丹对“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白话解释，大家仔细想想，解释为“你要想着提高修养，不要老惦记眼前的一点点私利”，对吗？大家初次看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也许就会想，怎么“儒”还有“君子”、“小人”之分？因为大家认为，都能称得上“儒”的人，他肯定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道德修养，不至于还会是“小人”吧。

于丹的解释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这里，于丹也许只求能蒙混过关，却不曾想到，她的解说牵动了一个历代学者争论不休的公案。那就是对“儒”的本义的争论。最初，“儒”到底指的是哪些人呢？为什么把那些人称为“儒”呢？也许，许多读者对这个问题也迫切想知道答案吧。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历代一些著名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里仅举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罗列如下:

1、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认为:“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2、汉代郑玄认为：“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者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

3、宋代刑昺在疏《论语·雍也》时同意郑玄的看法，他说:“此章戒子夏为君子也，言人博学先王之道以润其身者谓之儒。”

4、近者章太炎在《原儒》中认为：“儒在古文字中本是写作需的，而需是求雨的巫觋。”

5、刘宝楠《论语正义》引用《周礼》中的条目把“儒”解释为“教民者之称”，也就是老师的意思。

历朝历代对于“儒”的相关说法还有很多，我们但看上面罗列的五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就足以知道这个问题在历代学界的重要地位了。

现代学者对“儒”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这两种看法基本没有跳出前人的范畴，不过在前人的理解上有所阐发罢了。一种持“柔”说，这种说法源于许慎的《说文解字》。在20世纪30年代初，胡适在他的《说儒》中就解释“儒”的本义为“文弱迂缓的人”。郭沫若不同意胡适的看法，在《驳说儒》一文中他认为:“儒之本义诚然是柔，但不是由于他们本是奴隶而习于服从的精神的柔，而是由于本是贵族而不事生产的筋骨的柔。古人称儒，大约犹今之人称文诌诌、酸溜溜。”这也不失为一种新见。到了20世纪50年代，饶宗颐在他的《释儒》一文中认为《说文解字》中虽把“儒”解释为“柔”，但其意并不是“柔弱迂缓”，而是“安”、“和”的意思，认为这才与儒家的核心思想——“中庸”、“中和”相一致，这又是一种新的见解。

另一种持“需”说。此说在20世纪初由章太炎首先提出，认为“儒之名盖出于需”，而“需”指的是求雨的巫觋，其实就是主持祭祀求雨仪式的祭司。这也代表了一派学者的看法。

两种说法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先不论“儒”的本义究竟是什么，但就“儒”而言，在孔子生活的时代，是社会的一种行业，在这一点上还是很多学者持相同意见的。

有学者认为，孔子少年时期，家道中落，过着贫穷生活，“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后因友人的推荐，他得以在贵族家中充任下层小吏，帮助贵族办理婚丧庆吊之事，从事的就是“儒”这种职业。“儒”这一职业极有可能是从《周礼》中的“卜师”、“丧祝”、“司巫”等职业分化而来。当然从事这种职业，还是需要具备一些专门的知识来更好地为贵族服务，这些知识有可能就包括贵族平日为人处事的规范、管理国家或家族事务的知识、国家庆典、家族红白喜事等仪式上的礼节等。

也有学者认为，“儒”本来行动的目的其实是“求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为了当官，后来才逐渐转向“任教”，相当于现代的教师，而孔子有可能就是促使这种转变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因此，我们后人把他作为儒学的创始人，也认为他是中国师道的创始人。在那些向孔子求学的门徒中，比较早期的那些弟子，大多还是抱着“求官”的目的，而比较后期的那些弟子，则更多把目标转向“为师传道”。

对于“儒”这种行业的性质，上面两种说法尽管还有很大的差异，但都有各自的合理性。

在大概了解了“儒”这种职业之后，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孔子的“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到底说的是什么。

其实，对于这话的理解，早期儒家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就曾在著作中提到过。他，就是战国末期儒学的大师——荀况。

在《荀子·非十二子》篇中，荀子认为：弟佗其冠，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荀子在文中所说的“贱儒”，相当于《论语》里所说的“小人儒”。荀子的大意是说:把帽子戴得歪歪斜斜的，说起话来却平淡无味，还要故意模范着圣人禹、舜的样子，这是像子张这样的低贱的儒者所为；衣冠穿得很整齐，神情很庄重，却装出谦虚的样子整日不说话，这是像子夏这样的低贱的儒者所为；懒惰而又胆小怕事，没有廉耻之感却又贪吃贪喝，并且借口说君子本来就不用劳动，这是像子游这样低贱的儒者所为。

我们怎么理解荀子对他们的抨击呢？

我们知道，自从孔子死后，儒家学说便分成许多流派，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儒分为八”，在这些派别中尤其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两个派别最有影响力。在上文中，荀子巧妙地借用《论语》中“小人儒”的概念，来对其他流派进行批判。这些批判，语言上虽然不免有点激烈，但荀子针对的都是被批判者的举止言行、品行操守，与儒家学说思想本身关系不大。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对思孟之儒的批斥，还是对子张等儒学流派的抨击，荀子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他们所信奉的学说理论，而是着力指责他们未能体现孔子儒学真精神，反对他们对孔子儒学的歪曲和背离。

虽然荀子的说法有可能与孔子的本义还是有所不同，但他的说法对我们理解“君子儒”、“小人儒”还是有所帮助的。对于“君子儒”、“小人儒”，钱穆在他的《论语新解》第142页中说：或疑子夏规模狭隘，然其设教西河，而西河之人拟之于孔子。其从学之徒如田子方、段干木、李克，进退自有自见。汉儒传经知皆溯源于子夏。亦可谓不辱师门矣。孔子之诫子夏，盖逆知其所长，而预防其所短。推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者，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子夏之学，或谨密有余，而宏大不足，然终可免于小人之讥矣。

钱穆认为，“儒”本来是一种职业，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教师，后来才逐渐成为学派的称谓。今天我们在分析“儒”的时候，我们看重的只是分辨“儒”的真伪，却早已没有“君子儒”、“小人儒”的分别了。因为我们会认为，“凡为儒者，则必然为君子”，这是我们对孔子所言产生误解的根源之一，因为他当时所说的“儒”是指行业而言，而不指学派而言。

钱穆解释了我们今人产生误解的原因，还为我们总结了孔子所说“小人儒”的两种含义。他的说法不一定对，但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孔子话的真义。或者还有读者会问，既然子夏如钱穆所说，还算是“不辱师门”的，那么在《论语·雍也》中，为何会有“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记载？

宋代解经大师刑昺在疏《论语·雍也》时说:“子夏于时设教，有门人，故夫子告以为儒之道。”原来子夏在当时已经学有所成，并且自己开始传授弟子了，这就像今天我们说徒弟“学成出师”了，这时，作为老师的孔子对这位已经成为别人师父的徒弟有所告诫，说你要做“君子儒”，千万不要做“小人儒”。这就像代代相传的箴言，体现的完全是孔子教诲学生的一片苦心。

说到这里，请大家对比于丹的“就是说，你要想着提高修养，不要老惦记眼前的一点点私利”的解释，可能我们不能说于丹的说法完全错了，但又实在不敢对其解说表示苟同。这就是所谓的学术“蒙混过关”，用一些大而不当的虚话，让别人觉得这种解法也并无错误，至少这种解说没有与文章的原义对立起来。但我们要说的是，学术的尊严在于它的严谨，不着边际的话，只是对学术尊严的挑战。 

……

谢选骏指出：上述话题和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因为我认为，用小人儒之定义“指追求名望的儒者”或“无远大见识， 只追求眼前小功利的儒者”来观察，不难发现基督徒里也有这样的人，前者在教会里追求成功，后者在生活里追求神的保佑。至于耶稣“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呼吁，则被置若罔闻了。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马太福音十六章24节》）

更有甚者，则是用“小人儒”来代替“君子儒”，认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小市民甚至卑鄙小人。例如尼采就说：“只有一个基督徒，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这他看到了他自己的父亲身为新教牧师，却有恶劣榜样，据此推出了普遍结论。只是尼采不懂，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止一人，而基督耶稣却只有一位。所以我尊敬那些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徒为基督徒里的君子儒。这是孔子的君子儒没法相比的，因为连孔子也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儒，因为即使君子也大多如此。至于不能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徒，则不免小人儒的嫌疑了。

由于华人深受儒家传统影响，华人基督教也深受儒释道甚至民间萨满教的渗透（例如太平天国就是如此受到萨满教渗透），所以“基督徒还是小人儒”对于“米基督徒”（rice christian）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rice christian的中文意思，就是“为物质利益而接受洗礼的基督教徒”。注意。他们在语义上，就是“吃米”的而不是“吃面包”的。rice christian这样的“基督徒”再多，也是无助于“福音广传”的，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像文革所召唤的乌合之众那样树倒猢狲散……小人儒为五斗米折腰，rice christian这样的“基督徒”何尝不然。

【033、极端主义之间的对决】

（一）

2016年6月12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同性恋夜店Pulse Club遭枪击恐袭已致50死53伤！案件已被定性为恐袭，凶手有激进伊斯兰主义倾向。目前枪手已被击毙。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称，事件为“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2日凌晨2点多。一名枪手手持长枪，向正在舞池及吧台前狂欢的民众乱枪扫射。据称，枪手开了至少40枪。

警方已证实，嫌犯为佛罗里达男子奥马尔·马丁（Omar Mateen），27岁（另一说为29岁），为阿富汗裔的美国公民。警方在第二次的通报中，确认的死伤人数剧增，目前确定已有50人死亡，53人受伤。据悉，马丁在店内挟持人质，并开枪扫射，事件发生时店内约有320人。而在过程中，约有30名顾客遭枪手作为人质，与警方对峙约3小时。

警方出动包括拆弹小组等大批警力攻坚，并击毙枪手。警长米纳（John Mina）稍早曾指出，枪手仅一人，属“独狼”式犯案，并定调为恐怖袭击。联邦调查局则称，枪手有激进伊斯兰主义倾向。美国白宫披露，总统奥巴马已下令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反恐部门对本案提供协助。　　

奥尔兰的这个酒吧夜店当晚正举行拉丁主题的周末狂欢舞会，离出口较近的民众及时逃出，也有人躲在厨柜中。当时夜店内有逾100人。奥兰多警方随后对枪击事件作出应对，派遣大批警力赶到事发现场。枪手躲藏在建筑内并设了壁垒。有消息称，枪手携带了炸弹，并劫持了人质。不过奥兰多警方稍后发布消息称，枪手已经被击毙。在24小时内，奥兰多市连续发生两起枪击事件。11日，22岁的美国年轻女歌手克里斯蒂娜在奥兰多市举办演唱会后遭枪手枪击身亡。　　

这些活动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美国已经陷入了一场未经宣告的游击战争！该夜店距离美国好声音选手克里斯蒂娜·圭密被枪杀的地点不到6.4公里。随后不久，伊斯兰国（ISIS）声称对此负责。伊斯兰官方媒体Amaq的报道称：“针对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家同性恋夜总会的袭击造成超过100人伤亡，该攻击是由伊斯兰国的战士进行的。”

包括NBC新闻和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引述官员的说法，声称兇嫌、29歲的阿富汗裔公民Omar Mateen在枪击案前拨打了911，宣誓效忠ISIS。 这些报告还不能立刻证实，但ISIS同情者过去发起攻击时，常常有这种效忠声明。ISIS旨在激励其追随者进行攻击，不管有没有从ISIS得到支持，然后声称为恐袭事件负责。

伊斯兰斋月从6月6日开始，伊斯兰官方鼓励全世界的追随者在斋月发起袭击。在5月22日公布的录音中，伊斯兰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南尼呼吁“对不信教的实施一个月的灾难”，他的号召特别是对“欧美哈里发的支持者”。

在阿德南尼的录音中，他特别专注于不再能够到达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领土的支持者。该消息似乎是鼓励“独狼”袭击者，这些袭击者被伊斯兰鼓舞，但和组织没有关系，“在他们的心脏地带，你做的最小的动作，对于我们来说，比和我们在一起效果更好。如果你们希望到达伊斯兰国，我们希望在你自己的地方惩罚那些异教徒。”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在斋月从黎明到黄昏禁食、祈祷和反思。但包括伊斯兰和基地组织的激进团体使用斋月为借口来进行攻击和获得关注。由位于华盛顿的战争研究所最近的报告认为，“今年，伊斯兰可能会采取行动扭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严重损失，同时扩大对非穆斯林世界的攻击，试图引发全世界的战争。”

其他证据也指出，对于兇嫌Omar Mateen，个人偏见也是一个可能的动机。在NBC采访中，Mateen的父亲说Mateen看到两个男子当众接吻后“很生气”，“这无关宗教”。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兇嫌的前妻说，Mateen精神状态不稳定，并没有“过分的宗教信仰”。

谢选骏指出：袭击同性恋酒吧，这是两种极端主义之间的对决——这即使不算宗教之间的极端主义对决，也算生活方式之间的极端主义对决。

（二）

如今的世界，除了宗教之间的极端主义对决，以及生活方式之间的极端主义对决，还有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对决。例如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川普vs.民主党喜莱莉，将会是一场泥泞抹黑大战，至于要低级到何种程度，无人能够预测。

共和党的川普誓言绝不留情，一定火力全开，强攻对民主党对手喜莱莉在丈夫性侵女性一事上，一忍再忍，完全无法代表妇女权益。丈夫克林顿风流丑闻，现在都变成共和党对手川普据以说事攻击丑化的根据。但是川普批评和不信任审理川普大学一案的墨西哥裔联邦地区法官库瑞尔，却引起党内人士不满。

奥巴马总统则宣布全力支持喜莱莉参选，全力辅选，对抗川普。但早在2008年民主党总统初选时，两人曾是对手，后来又搭档演出，双方“知之甚深”。他还以双关语“橘色不是新黑”，暗贬川普，明白表示秋天美国人必需要小心慎选领导人。搭腔的黑人歌手念念有词：“用过巴拉克·奥巴马，你就回不去了。”

随着总统大选成为有史以来“最骯脏战斗”的残酷对决，“抹黑战”只会越来越激烈，这就是第一位黑人总统的政治遗产？喜莱莉貌似拉高选战格局，她在NBC受访时说不会和川普相互诬蔑怒骂，因为这次选战已够乌烟瘴气。她说：“他打的是诬蔑选战，我要的是辩论议题、能为美国民众贡献具体成果的选战。”喜莱莉并表示，川普的性格不适合担任总统。只是选战的基调未必是主动操之在她，类似的指控也同样对着她。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名特勤局人员伯恩（Gary Byrne）出版的新书称，喜莱莉是“火爆、冲动、喜欢拍马屁的人，并轻视别人订下的规则，缺乏担任总统的诚信和气量”。

这本《性格危机》（Crsis of Character）书声称曾亲眼看见克林顿出轨。在1995年，作者有一次听到白宫的住所传出喜莱莉“洪亮的声音”，当时她与丈夫争吵。后来，地板上发现一个砸破了的玻璃花瓶，总统丈夫翌日眼眶瘀黑。

川普的失格完全是个人做生意缺乏诚信的问题。《华尔街日报》查阅了33个州的法庭纪录显示，川普在40年的商业生涯中经常赖帐，许多企业主也说，他们和川普做生意时，川普欠他们的钱。一家灯具店和一家窗帘制造商都证实，川普的企业曾向他们订货，但货到却不付款。拉斯维加斯一家布料厂的业主沃特斯说，他们八年前向川普的赌城酒店供货，但酒店开发商对合约的新增条款不付钱，厂家便停止发货。而川普的酒店却把他们告上法庭，警员来工厂用车把布料拉走。

《纽约时报》同样也是引用法庭文件揭露川普恩将仇报，指香港的一群亿万富翁投资了川普在曼哈顿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帮助拯救了濒临破产的川普。香港财团中包括全世界最富有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郑家纯（Henry Cheng Kar-Shun）和罗康瑞（Vincent Lo），川普在这宗交易中从合作到反目，还对在他濒临破产时搭救他的几位香港富豪提出告诉。

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与华尔街日报的主流媒体都倾力挖掘川普的过去，毕竟生意人的弹性与国家领导人的诚信完全是不同的课题，川普生意做那么大，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必须弄个清楚。川普一方面很自豪他的媒体策略，声称数不清媒体排队等着访问他，竞选经费根本用不了那么多，可是对于媒体穷追猛打却是恼羞成怒。川普数月前宣称为退伍军人募款，但筹募款项流向何处始终未公开，在各方施压下才公布接受捐款的41个慈善团体名单，表示他在1月举行募款活动筹集的560万元已交给这些团体，不过美联社指出，十余张支票5月才自纽约寄出。他们致电川普名单上的所有团体，在回电的30个团体中，约半数说，他们上周才收到川普的支票。数个团体说，支票日期为5月24日或前后，当天正是川普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的日期，在此访问前，华邮追问这笔募款去向已连续数周。

谢选骏指出：政治上的极端主义，正在控制世界各国。主权国家的末日，正在加速来到。

【034、假基督徒蒋介石无法领导中国抗敌】

网文《只因老蒋母亲…玄奘舍利供奉日月潭》（2016年9月17日）报道：

玄奘大师的舍利子有部分安奉在日月潭玄奘寺供信众朝拜。日月潭玄奘寺9月17日举办“2016玄奘大师纪念专辑音乐发表会”，首度播出该寺与生命电视台合作制作的《玄奘大师舍利来台历史》影片，再揭尘封已久唐三藏大师舍利子供奉来台传奇故事。

西游记中唐三藏西域取经引人入胜，唐僧的原形就是玄奘，他俗名陈祎，出生于隋朝，10岁出家，不但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上乘的传承者，更是人类史上集探险家、翻译家和留学者于一身的伟大人物。玄奘的顶骨舍利从南京越日本，辗转安奉在日月潭，更充满故事性。

1942年12月，中日战争，日军发动南京大屠杀后，在中华门外雨花台山丘原报恩寺遗址兴建稻荷神社，无意间发掘到明朝大报恩寺遗址，发现玄奘大师顶骨舍利与土石函（棺）一件及陪葬宝物一批。当年日军高森部队确认发现玄奘顶骨舍利，曾严密封锁消息，但纸包不住火，经媒体报导后，日方出版由谷田阅次署名的《三藏塔遗址之发掘报告》承认有其事，并于翌年3月办奉迎法会，由南京政权、北京政权及日本东京政权均分。

战后，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在日本慈恩寺寄居的日本佛教联合会顾问水野梅晓，曾就玄奘舍利是否归还征求故总统蒋介石意见，取得回音决定安置于蒋母王太夫人灵位所在的日月潭慈恩塔旁，这也是当年会在台湾那么多寺庙中，选中玄光寺原委。

1955年双方同意将玄奘大师舍利子一半留在日本，另一半返还台湾，同年11月25日日本高僧仓持秀峰从岩槻市慈恩寺将分骨迎请到松山机场，有10余万人恭迎并在善导寺举行交接典礼暂奉，翌年5月暂奉日月潭玄光寺奉安所。蒋介石后来还赐匾“国之瑰宝”，因玄光寺规模太小，指示在玄光寺上方宗教园区建国家道场，随即于1960年仿唐建筑玄奘寺，1965年巍峨的玄奘寺落成，西游记中唐三藏顶骨自此永远供奉在日月潭。

日月潭石姓耆老说，当年玄奘顶骨来台是件风动全台的盛举，不但环岛一周，接受夹道民众膜拜，后安奉玄光寺期间，整整六年还派有情治人员严密保护，日月潭畔修筑玄奘大道，蒋介石还捐助了50万台币在寺旁盖了一间斋堂。

谢选骏指出：由上述可见，蒋介石口口声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其实是个佛教徒，有时还是个儒教徒，由这样一个典型的“三教九流”的人，来领导中国抗敌，其结果可想而知：先是败于日本，后是败于苏联。

（二）

网文《总统蒋公遗嘱》报道：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死去时，根据侍从翁元口述：老先生归西时，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总统蒋公遗嘱已于3月29日“预立”。此遗嘱由秦孝仪代笔。并且直至蒋过世后，五院院长才签名以为旁证。内容如下：

总统蒋公遗嘱——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 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

蒋宋美龄 严家淦 蒋经国 倪文亚 田炯锦 杨亮功 余俊贤

遗嘱争议：关于蒋中正是否耶稣基督信徒

参见：孙中山与宗教及蒋介石日记

遗嘱代笔人秦孝仪指出，蒋遗嘱首句本为“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耶稣基督”是由宋美龄添加，秦因此背了一段时间“黑锅”。

对于蒋是否真信基督教，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蒋早年即随母信奉佛教，并非真正相信西方基督教，蒋于基督教受洗是因为其妻宋美龄家族原因。另一种意见认为，蒋确实信仰基督教。该遗嘱存在纰漏和矛盾，一则蒋“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 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不符事实，蒋早年颇信佛教，还时常到佛寺中礼佛求签，四十多岁方接触基督教；一则以耶稣基督信徒和以总理中山信徒自居存在矛盾。

谢选骏指出：政治投机分子孙中山晚年亦否定基督教，名为“反对宗教信仰”，是为背叛上帝救主。我曾在《蒋介石父子何以失去大陆、台湾？》等文章里指出，孙中山、蒋介石、李登辉等“中华民国”领导人都是假基督徒。所以中国社会基督教化的进程，在他们手里，还不如在敌基督的魔鬼“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领毛泽东等人手里，来得深入。这是因为，殉道者的血是基督教传播的种子！如果有吃教者领导教会，那么产生出来的“中国化的基督教”，只能是道教、佛教和儒教的杂种孽障，而无法培养上帝的使徒。《只因老蒋母亲…玄奘舍利供奉日月潭》一文，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是这个假基督徒，是如何带领中华民国走上了不归路。假基督徒蒋介石无法领导中国抗敌，只有基督教化的中国才能克敌制胜！

【035、蒋介石是一个假基督徒】

谢选骏曾在《蒋介石父子何以失去大陆、台湾？》等文章里指出，孙中山、蒋介石、李登辉等人都是假基督徒。所以中国社会基督教化的进程，在他们手里，还不如在敌基督的魔鬼仆人毛泽东手里，来得深入。

（一）

新闻报道《只因老蒋母亲… 玄奘舍利 供奉日月潭》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是一个假基督徒：

玄奘大师的舍利子有部分安奉在日月潭玄奘寺供信众朝拜。

日月潭玄奘寺9月17日举办“2016玄奘大师纪念专辑音乐发表会”，首度播出该寺与生命电视台合作制作的《玄奘大师舍利来台历史》影片，再揭尘封已久唐三藏大师舍利子供奉来台传奇故事。

西游记中唐三藏西域取经引人入胜，唐僧的原形就是玄奘，他俗名陈祎，出生于隋朝，10岁出家，不但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上乘的传承者，更是人类史上集探险家、翻译家和留学者于一身的伟大人物。

玄奘的顶骨舍利从南京越日本，辗转安奉在日月潭，更充满故事性。

1942年12月，中日战争，日军发动南京大屠杀后，在中华门外雨花台山丘原报恩寺遗址兴建稻荷神社，无意间发掘到明朝大报恩寺遗址，发现玄奘大师顶骨舍利与土石函（棺）一件及陪葬宝物一批。

当年日军高森部队确认发现玄奘顶骨舍利，曾严密封锁消息，但纸包不住火，经媒体报导后，日方出版由谷田阅次署名的《三藏塔遗址之发掘报告》承认有其事，并于翌年3月办奉迎法会，由南京政权、北京政权及日本东京政权均分。

战后，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在日本慈恩寺寄居的日本佛教联合会顾问水野梅晓，曾就玄奘舍利是否归还征求故总统蒋介石意见，取得回音决定安置于蒋母王太夫人灵位所在的日月潭慈恩塔旁，这也是当年会在台湾那么多寺庙中，选中玄光寺原委。

1955年双方同意将玄奘大师舍利子一半留在日本，另一半返还台湾，同年11月25日日本高僧仓持秀峰从岩槻市慈恩寺将分骨迎请到松山机场，有10余万人恭迎并在善导寺举行交接典礼暂奉，翌年5月暂奉日月潭玄光寺奉安所。

蒋介石后来还赐匾“国之瑰宝”，因玄光寺规模太小，指示在玄光寺上方宗教园区建国家道场，随即于1960年仿唐建筑玄奘寺，1965年巍峨的玄奘寺落成，西游记中唐三藏顶骨自此永远供奉在日月潭。

日月潭石姓耆老说，当年玄奘顶骨来台是件风动全台的盛举，不但环岛一周，接受夹道民众膜拜，后安奉玄光寺期间，整整六年还派有情治人员严密保护，日月潭畔修筑玄奘大道，蒋介石还捐助了50万台币在寺旁盖了一间斋堂。

……

由上述可见，蒋介石口口声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其实是个佛教徒，有时还是个儒教徒，由这样一个典型的“三教九流”的人，来领导中国抗敌，其结果可想而知：先是败于日本，后是败于苏联。

（二）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死去时，根据侍从翁元口述：老先生归西时，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总统蒋公遗嘱已于3月29日“预立”。此遗嘱由秦孝仪代笔。并且直至蒋过世后，五院院长才签名以为旁证。内容如下：

总统蒋公遗嘱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 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

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秦孝仪承命受记

蒋宋美龄 严家淦 蒋经国 倪文亚 田炯锦 杨亮功 余俊贤

遗嘱争议：关于蒋中正是否耶稣基督信徒

参见：孙中山与宗教及蒋介石日记

遗嘱代笔人秦孝仪指出，蒋遗嘱首句本为“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耶稣基督”是由宋美龄添加，秦因此背了一段时间“黑锅”。

对于蒋是否真信基督教，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蒋早年即随母信奉佛教，并非真正相信西方基督教，蒋于基督教受洗是因为其妻宋美龄家族原因。另一种意见认为，蒋确实信仰基督教。

该遗嘱存在纰漏和矛盾，一则蒋“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 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不符事实，蒋早年颇信佛教，还时常到佛寺中礼佛求签，四十多岁方接触基督教；一则以耶稣基督信徒和以总理中山信徒自居存在矛盾。

（投机分子孙中山晚年亦否定基督教，甚至反对宗教信仰——他已经与虎谋皮，堕落成为苏联的走卒了。）

【036、教皇成为敌基督的代表】

《教皇在达卡呼吁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人道危机》（2017年12月01日 转载法广RFI）报道：

天主教教皇方济各星期四抵达孟加拉。教皇刚到孟加拉首都达卡就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果断措施”，解决罗兴亚人所面临的人道危机。

天主教教皇方济各11月30日星期四抵达孟加拉，来到此次出访的第2站，教皇将在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孟加拉，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

教皇此行的焦点是穆斯林少数族群罗兴亚人面临的困境。周四，教皇一到孟加拉首都达卡，就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从缅甸逃到孟加拉的数十万罗兴亚人所面临的人道危机。

但教皇如同在刚访问过的缅甸一样，避免使用罗兴亚一词。教皇谈及他们的处境时，仍然避免使用罗兴亚人的称呼，而是称之为“来自（缅甸）若开邦（Rakhine）的难民”。

孟加拉邻国缅甸境内数十万名罗兴亚人为了逃离军方镇压，穿越边界到孟加拉寻求庇护。不过，在孟加拉，罗兴亚难民生活在非常肮脏的难民营里，饱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目前，生活在孟加拉难民营里的罗兴亚人，试图重建和自救，其中的一个支柱就是在难民营里设立清真寺。前去采访的本台法语部记者看到，难民营里，到处都是刚诞生不久的清真寺。不过，孟加拉自身面临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崛起，境内的少数族群天主教徒因信仰受到攻击，因此，官方也担心极端的言论通过难民营里的清真寺得以蔓延和传播。

谢选骏指出：天主教的教皇在伊斯兰国家孟加拉首都达卡呼吁采取“果断措施”，拯救穆斯林、解决人道危机。这是怎么回事？2017年11月30日，这位教皇，甚至坐到了孟加拉总统府里，俨然在扮演着回教的哈里发的角色了。教皇不是正在试图统一并统治全世界的邪教吧？教皇不是在成为敌基督的代表吧？

【037、教会组织的人员首先学会教育自己】

《爱尔兰十余年超万人称被教会人员性侵 教皇称耻辱而痛苦》（2018年8月26日 转载法广 RFI 呢喃）报道：

教皇方济各出访爱尔兰，与八名遭教会人士性侵犯的受害者会面。

本周六，教皇方济各在爱尔兰同遭到与教会相关人士性侵犯的八名受害者见了面，见面时间达一个半小时。施害者有教会人员，宗教人士，和天主教机构内部人士等。教皇这次访问爱尔兰遭受很大压力，爱尔兰政府敦促他做更多努力，还给爱尔兰受害者以及全世界遭受相关性侵犯者一个公道。与梵蒂冈受害者见面，也是教皇出访别国之际的一个常规安排。本次方济各的访问，也是39年之后，首次有教皇到访爱尔兰。法新社认为，教会在爱尔兰的影响力日渐走衰，2015年，爱尔兰宣布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2017年选举出了同性恋总理，并在今年五月，宣布堕胎合法化。

教皇方济各表示，面对教会机构，高级宗教人员的失败，感到“耻辱和痛苦”，并称“承认爱尔兰未成年人遭受的巨大侵害行为，而教会人员原本是应该教育，保护他们的”。根据法新社的数据，自2002年以来，超过一万四千五百人宣称收到过爱尔兰牧师的性侵犯，爱尔兰教会组织被认为包庇了其中大约一百个受到指控的牧师。

教皇这次和被性侵犯的受害者见面的日程，经由梵蒂冈发言人公布，被安排在了教皇访问爱尔兰的第一天进行，被外界认为是对于受害者来说非常重要，背负极大期望值的一次会面。八名受害者当中，包括一名七十多岁的女性，叫玛丽-柯林斯，她在十三岁的时候被要求向一名牧师提供性服务。后来，柯林斯成为了全世界类似情况受害者的权益代言人，也是一个与恋童癖作斗争的委员会的成员。她曾经是教皇在这一问题上的顾问，但后来因不满梵蒂冈处理事务的速度不够，而辞职。

谢选骏指出：应该辞职的不是这位，而是教皇和他的班子。事实证明，许多教会组织的人员总在扮演上帝的代言，拒绝承认自己是罪人，好像自己比使徒保罗还要干净。这就不仅埋下了罪恶的种子，而且滋润罪恶变得极为丰盛。教会人员既然没有首先学会教育自己，所以教会就走向衰落了。拒不悔改的结果就像杀害耶稣的犹太人迄今拒不悔改，使得自己走向衰落就不可避免了。换言之，正是基督教内部的腐败，帮助异教徒和无神论的兴起——甚至于，不少基督教会，已经沦为异教徒和无神论的贼窝了。

【038、康德剽窃基督教】

康德的思想多是从基督教剽窃来的。

例如它的三大命题：

1、我可以知道什么？

2、我可以做些什么？

3、我可以期待什么？

就是从保罗书信里的“信、望、爱”剽窃的，只是把位置稍微挪了挪。

1、我可以知道什么？信

2、我可以做些什么？爱

3、我可以期待什么？望

而所谓“欲望的客体”——则是盗用了“天国”的内涵。

（一）

网文《康德与虚无主义：你为什么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说：

现代人最常见的一句口头禅是“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要解释其中的缘由，却必须从古时候说起，以为正本清源。

古典时代的哲学家一般认为，德性是高于个人权利的，个人本身并非目的，追求"至善"的德性才是人的最终目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逐层推演，首先论证了幸福的三种不同层次。第一层次是世俗的生活。这种幸福指向的是物欲。第二个层次是在城邦中的政治生活，这种幸福指向的是城邦成员之间的“友爱”，第三种层次也是最高的层次，其所指是沉思生活，这种生活一般只有哲学家才能享有。沉思生活作为幸福的最高位阶，其寓意是明显的，只有哲学家的沉思生活才能真正追求“至善”，而追求“至善”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最好的，最有“德性”的。尽管对这个“善”是否是抽象的最高理念，还是具体存在于各种不同的事物中，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有所分歧，但“至善”是人生的目的是没有疑义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政治生活中的“德性”归纳为勇敢、荣誉、友爱、忠诚等多种具体形式。而“德性”的形成，来源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共同形成与规约的道德与宗教传统，这种道德与宗教传统在每一个古代的“封闭社会”内部，都有其各自的体系，是“天经地义”的，是“自然”而且正当的。

就个人而言，如何能实现这种真正的“德性”呢？首要的是对人的灵魂结构的分析。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人的灵魂是有不同层次的，而非铁板一块。他基于“自然”来理解人的灵魂结构，人的灵魂结构可分为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而有德性的人，必然是理性与激情能够控制欲望。

如果读者希望理解“部分”的意义，从而把柏拉图的理论搞得更清楚，他可能会将灵魂的部分和一辆汽车的部分类比，也就是说，作为使一个更大的整体运转的共同工作的各个成分，或者就像戏剧中的各个角色，由各个不同的演员扮演。柏拉图的论述以观察到灵魂中包含着冲突开始，就像弗洛伊德一样，柏拉图在冲突中发现了人的生存中最重要的事实和最能解释人格结构的现象。柏拉图称为不正义的，弗洛伊德大致称为神经错乱。柏拉图和佛洛依德都通过观察功能紊乱的灵魂以找出其运转的机制。生物学家通过解剖植物或动物来观察它的内部结构，而此类心理学家发现，在灵魂中的冲突将灵魂分裂开时，灵魂的结构表现得最明显。

柏拉图以一个假定开始，如果一个事物能够同时做出两个不同的行为，这个事物必然有不止一个部分。苏格拉底长篇论述了欲望自身是那种缺乏系统的冲动，而不是那种能够自我规约的动机。比如节食者关于是否再吃一块东西的思想斗争，守夜人保持清醒的努力，禁欲者和性欲的斗争，都表现了理智和欲望之间的冲突。在这三组冲突中，理智似乎总是那最适合于关照整个人的福利部分。它不是许多冲动中的一个，而是灵魂中这样一个部分，我根据它在两个欲望中做出决定，而不是被它们击垮。在这个被简化的冲突画面中，柏拉图加进了“激情”（thumos），它不同于理智和欲望，虽然更倾向于前者。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愤怒——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就是愤怒——只要我们将愤怒的意义扩展到包含像野心、竞争心以及诸如愤慨和复仇的渴望这些有道德倾向的感情，这些感情包含了判断，既是感受，也是行为的驱动力。因此，激情表现了灵魂其他各个部分的特征，它可以支持理性，因为愤怒和竞争心比起理性的命令更能促使人行动。激情和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都是一种非理性的能力，两者都已经学会一种最好的自我形式，并且对追求最好的自我的任何失败都愤怒的予以惩罚。发怒的倾向如果恰当地被训练就能成为伦理生活中一个强大的力量，用今天的话来说，伦理行为要求自我的提升。通过激情的介入，柏拉图为理性的冲动提供了一个实施好的行为的策略。一旦愤怒被驯服力量，它就可以推动个人灵魂中的道德律，因为它在强度上和欲望匹敌。如果没有理性的统治，只是欲望和欲望之间互相的冲突，往往就无出现无序失衡的状态。13世纪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叫“布丹利的驴子”，好比一头驴子在两堆完全等量的草料之间无法做出选择，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不能前进，最终会饿死，后世称之为“布丹利的驴子”。这个比喻带来了欲望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散乱而不关心整体性。理性则具备统治者的截然相反的特质，它控制激情，并联合激情对欲望进行统治，它是智慧的并且对整个灵魂深谋远虑。就像柏拉图对城邦德性的阐述，城邦的正义来自每一个人都只做唯一的工作，卫国者严守统治之责，各部分形成和谐整体。柏拉图的灵魂结构的正义性也被定义为组织良好的灵魂，理性是权威的统治者，联合激情这样的辅助力量，统治欲望。欲望虽然没被柏拉图描述为最差的，但确实是低下的被统治者。

只有在这样的“灵魂结构”之下，理性与激情才能统治欲望，指引人向追求有“德性”的生活迈进。

而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开启的现代性浪潮，正是基于对古典哲学时代这种“德性”生活的反动。个人的激情和欲望可以不受理性的控制，不考虑整体性，不指向至善，而只是由激情与欲望，或者说最大程度上是由欲望所推动。此处，康德对现代哲学的重大贡献意义凸显。康德彻底贬低了人本身之外的一切必然性领域，“自然”在康德这里被颠覆了，人本身成为目的而非手段，人的情绪欲望首先从理性中解放出来。（谢选骏指出：这就是虚无主义的肇始。）

人要求解放外在的束缚，康德式自由的第一层意涵首先是个人独立于欲望的控制，第二层意涵是通过自我来立法，即道德的自由律来限制自由。但是自我的立法到底是选择善而是恶，是选择禽兽生活还是美德生活呢？这完全是个人的私人领域或者“私人修为”，失去了外在道德和宗教限制的“自由的个人”，最终很容易陷入虚无。霍布斯对个人自由的一般理解，一是人的欲求尽可能小的外在障碍，密尔对个人自由的界定，是个人领域在不妨碍他人的情况下，无论国家或者社会都无权过问私人道德。此处，古典时代追求“至善”的伦理观念被彻底颠覆了，人逐渐成为孤立的个体，欲望成为个人的主宰。正是依据这种理路，后现代的激进自由主义，更进一步要求解放一切个人的外在束缚，使个人成为光秃秃的“个人”，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社会、国家、宗教、道德都是罪恶的，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与戕害。

然而，颇具诡论意味的是，在一个“永恒”已经被解构，“德性”生活已经不可能的时代，作为现代的产物“爱情”，却被人寄托了最大的追求“永恒”与“德性”生活的期望。正如无厘头大师周星驰在他电影中的表现——佛挡杀佛，鬼挡杀鬼，唯独爱情不死——他的每一部电影都已经爱情的完胜告终。现代人，尤其是80后的这批中国观众，一面在现实中哀叹爱情的不靠谱，一面却又对周星驰电影中这种“我猜得到开头，猜不到结尾”的大话西游式爱情心驰神往，其中缘由而在。其实，人们正是生活在一个被除魅的世俗世界中，渴望一个尚带神圣感的幻想，这个幻想在十字军时代是耶稣基督，是圣城耶路撒冷，是圣殿骑士团，在18世纪是法国大革命的烽烟烈火，在中国，曾经是毛时代的万人称颂伟大领袖，在现代，一切宏大叙事终于通往幽深的庭院，身负重伤的爱情在周星驰电影中，肩负了最后一点神圣性的想象，苟延残喘。

反讽的是，最不强调爱情的传统社会，男女婚恋却最为稳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几乎是常态，而自由风气最浓厚的现代社会，却往往很难通过自由来获得美好而稳定的爱情。问题也许恰恰就出在，现代人是普遍自由平等的，这种状况导致两种局面，第一，现代社会的个人追求的幸福是在法律允许范围里个人欲望的最大满足，一个人无法要求另一个人更讲道德，个人也没有义务提升自己的道德，所以婚恋中的劈腿小三二奶是常态也就不足为奇。第二，现代人由于挣脱了一切外在的家族、道德、宗教的束缚，同时也失去了在婚恋中的相对安全位置。传统社会的男女婚恋绝对是一个公共事件，至少是家族事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之前，双方谈不上什么爱情，而是着力从家族门风、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当然也包括个人条件等诸多方面进行事先考量。这种事先考量追求的是一种稳定性。在现代社会，自由恋爱是非常个人化的事件，选择与考量的背后站立的，从家长与媒妁变为“自我”。一方面，失去了理性与激情统治的情绪和欲望主宰了这个“自我”。情绪与欲望是飘忽不定的，可以不断膨胀，没有界限，由这个欲望的“自我”看来，爱情当然是无法永恒的。今天你爱我，明天你不爱我，后天他爱我，再后天你爱他，便是爱情的常态。另一方面，个人的选择虽然挣脱了家族、宗教、道德的事先束缚，当爱情渐趋稳定，甚至逐步迈向婚姻时，各种外在的限制，又会在情绪与欲望的引导下，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列夫托尔斯泰说，“婚姻是一种合法的长期卖淫”，这种情形在现代比之古代有过之而不及。仅仅因为地域的远离、性格的不合、财产的不平等，又会引发一波波的婚恋危机。因此，貌似从传统婚姻下解放了的现代人，从根本上并未摆脱爱情之外的社会关系与束缚，而是将原来一部分被家族、道德、宗教代为承受的压力，全部由“自我选择”的个人承受了。或许，这也是自由的代价。

但是为什么，现代人已经失去了一切外在的他人的束缚，偏偏又渴望爱情能够体现“德性”，甚至“永恒”呢？我认为，这至少可以反证，人本身仍然没有失去对永恒确定之物的追求，但当现代个人主义盛行，家族、道德、宗教，一切伦理的外在束缚被撤离，原有的家族、社群、宗教关系分崩离析，两性关系成为最后一种可能长期稳定的伦理纽带，孤立的现代人必然把从原有社会关系中失去的家园感，全部倾注与投射在爱情之上。于是，爱情成了现代人寻找家园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往往却脆弱不堪，真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于是，自我的现代人，自由的现代人，孤立的现代人，当他们渴望爱情而不得时，而破灭时，自然会再也不相信爱情了，但当他们连爱情也无法再相信，也就失去了最后一根对永恒与确定之物的信念，最终会陷入虚无。

颇具诡论意味的是，在此种虚无的情绪下，怀疑主义本身并不让现代人彻底失望，反而可能会加重他们对爱情的执着，越是难以企及的他们越想得到。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实证主义观点，我们固然无法举出任何一个真正是‘永恒’的实例，却仍然可以举出无数‘不永恒’的反例。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张力之下，渴望爱情，确切的说，是渴望真挚稳定爱情的现代人，一边很拿出“爱情是永恒”的实例，一边依然渴望相信爱情，爱情便成为一种“信仰”。

但是这种被逼出来的“信仰”本身，根据康德在认识论上的假定，也是没有根基的。康德将宇宙分作两个世界，一个属于实体性质的领域或者现象世界，可以用科学方法或理性方法来发现；另一个属于最终实在的领域或本体世界，只能通过信心、直觉和精神的确信才能领会。现代人以怀疑方法论为前提，认为属于本体世界的最终实在是不可能被认知的，或者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永恒”与“确定”的存在，那么，所谓本体，也不过跟“现象”世界一样。在实证主义和科学精神流行的今天，人们心中的价值预设是：凡是不可以被实际证明者，都是不值得相信的。属于精神和信仰层面的世界尤其是无法实证的。正是在无数失败的经验事实积累中，被解放了的现代人，在被欲望所控制的自我中分裂挣扎：个人主义首先让他们失去了道德与价值感，陷入被欲望所主宰的泥沼，随之而来，怀疑主义又让他们陷入纯粹的现象世界，现象世界的不确定与虚无感又加深了他们对稳定与秩序的渴望。

于是，他们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谢选骏指出：整个康德哲学，就是对基督教的盗用，用自相矛盾的“物自体”概念取代了上帝。康德哲学的其他范畴，也从基督教神学转化而来，并无创造性可言。康德的思想多是从基督教剽窃来的。

例如它的三大命题：

1、我可以知道什么？

2、我可以做些什么？

3、我可以期待什么？

就是从保罗书信里的“信、望、爱”剽窃来的，只是把位置稍微挪了挪。

1、我可以知道什么？信

2、我可以做些什么？爱

3、我可以期待什么？望

而所谓“欲望的客体”——则是盗用了“天国”的内涵。

（这不奇怪，因为一切哲学观念，其实只能是一种宗教的信仰或其伪装，这就是理性主义的悲哀。）

（二）

网文《尼采置疑传统：“虚无主义”危机》说：

尼采的天才成分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敏锐地提前深刻感知并预言性地宣告了他那个时代甚至整个历史传统的深刻精神危机：“上帝死了”。无疑，“上帝之死”标示着神对人的离弃或者人对神的背弃，人的存在从此没有了“神性”的守护，人类似乎早就注定了它“弑父”的这一悲剧性命运，只不过这一最重大历史事件在当前得以罪孽深重地呈现，人们如从巨大恶梦中醒来，惊魂未定，但这不是梦，由于这一不可忍受的灾难空前的巨大现实，人们宁愿它只是“恶梦”，甚至继续做梦，沉醉！尼采的这一天才式伟大预言性宣告，终于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彻底暴露（“一战”和“二战”是其颠峰性灾难呈现）。

尼采把“上帝死了”这一历史性重大事件判定为“虚无主义”。在他看来，从以柏拉图为开端性的古希腊文化，基督教的中世纪文化，以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古典哲学都是堕入了为柏拉图（苏格拉底）早已埋下的祸根所注定了的一种“宿命”——“虚无主义”。其要点就在于柏拉图对整个“存在”的三分：理念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或者称之为二分的“理念世界”和“表象（现象）世界”）。柏拉图像天神一样创造了完美而永恒的“理念世界”，把我们生活于其中有生灭变化的“现实世界”（“生成世界”）看作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可鄙“存在”，甚至视为“非存在”，我们的肉体也因此而获得了“罪”，因为它属于现象界，并且束缚了灵魂的飞升，而人的灵魂始终回忆和向往着真实而完美的“理念世界”。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灵魂”、“彼岸”等观念则是柏拉图“理念”哲学观念的继续，“基督教道德观把自由意志、责任、‘内疚’和‘罪’作为‘善’的先决条件，结果，我们被弄得软弱、消极颓唐。”最终柏拉图的“爱欲性”言说转变为基督教的世俗权力统治与纷争，酿成灾祸！一神教的精神和世俗主宰当然就意味着对“异端”（另类存在）的肆意迫害！只要我们回忆历史并稍作反省，这一历史之深刻疮痛就无法泯灭！柏拉图的“快乐理性”似乎对人类的前途充满了希望，苏格拉底毅然为了哲学的“真理”而坦然赴死，他因这前所未有的死而伟大。黑格尔心目中的两个关键人物就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和耶稣。然而，“理性逻辑的清晰性……为了希腊人的优越权而被传下来，他们的特权、他们本几的秉赋，覆盖了这个本源，覆盖了一切隐晦的、‘可怖的’……混沌的，或者酒神的东西，它要让尼采去揭盖。”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之死其实是就着自己制造的“毒药”而死的，它标示着对“肉身”的完全蔑视，是彻底的“虚无主义”，是现世“生命”的仇敌！尼采认为苏格拉底主义是一种肤浅的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理性乐观主义”，成为人类的麻醉剂，让人沉浸于如梦如幻的理性编织物里，停留于“现象”（虚幻的观念构成物），浑浑噩噩，忘记了对“存在”的思索，这恰恰是人类“悲剧性”的祸根！

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建构了一个完美的“形而上学”体系，似乎给人类重新带来“理性”的光明，人类又一次获得生活的“意义”！然而，康德的哲学依然有着“物自体”（又一个“上帝”的身影）的最高（绝对）存在。黑格尔宏大的哲学话语及其严密的逻辑体系都被置于“绝对精神”（“宇宙理性”等）最高“范畴”的统治之下，而人被置于“存在”的最高等级序列，人的理性是宇宙理性的最高体现，“宇宙理性”通过人的理性而实现自我意识的回复运动。古典哲学虽高扬“理性启蒙”的大旗，但基督教“上帝”的身影依然存在。在基督教世界里，万物都是上帝的造物，不过人是特殊的造物，他替“隐蔽上帝”照料着万物，人的这一独特地位在后世“主体性”哲学里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是“此（之）在”，存在通过“此在”而得到筹划和照料。可以说，上述哲思有着浓厚的“神性”，似乎上帝的眼睛始终关注着人世，而“人”天然就是万物的看护者，“人”的本质规定性（存在之意义）也就在上帝的这一伟大安排中，人只有按照上帝的“意志”去存在，才能完满，这正是“人”的天命所在！从康德到黑格尔，虽仍有“上帝”的身影，但毕竟确立和加强了“人”的主体理性地位，人类理性和对上帝的信仰已有了不同的领域，基督教的“上帝”似乎不再干涉人间事务，人神似乎不再有日常生活化的关联，“上帝”隐退了，上帝只存在于我们内心的“信仰”之中。随着人类自我主体意识的更进一步发展，上帝就从人世永远地隐退了（或者说人类通过“弑父”而夺得了统治权），这一“历史性”似乎早已内蕴于古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没有对宙斯言明的“预言”之中。

尼采认为，叔本华比以往哲学家说出了更多的真理。的确，“存在”根本就不存在，存在是“假相”（生成），毫无意义！人活在自我意识的深渊里，挣扎于无望的欲念里，寻求不断的但永远也不知餍足的满足，“欲壑难填”，人经历着“个性化”痛苦，“生命意志”是人生痛苦的根源。可见，叔本华与佛教、老庄哲学有着神似之处！但叔本华沦入了彻底放弃生命意志的“悲观主义”深渊，远远超过了佛教的“出家”而不绝人间烟火与老庄的“出世”而超逸的情怀！尼采虽赞赏叔本华的“真诚”和对存在的悲观体验与看法，但不能满意其“自我毁灭”式的解脱之路。与之相反，尼采充分肯定了人的生存意志，并认为这正是战胜存在之无意义的根本力量。为了与“悲观主义”划清界限，尼采用“权（强）力意志”代替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它是生存之本能，它追求生命的自我维护和更加充溢的生命权力，它有着“自我创造”和“自我超越”的意味，充满了“生存之欢乐”！而叔本华“生命意志”则仅仅是“个性化”痛苦挣扎之徒劳！

站在为尼采碎成两端的“历史”之后半部分，是幸还是不幸？或许难说清楚，不幸在于我们永远也得不到上帝的救赎了，因为“上帝已死”；而所幸也许就在于没有了上帝，人将面临更大的自由，人将在“自由”中变得更加强大而有力，犹如尼采的“超人”，这是对“人”（为几千年“虚无主义”所毒害的现代人）的超越，诞生的将是一种新的人类！或者如尼采笔下所憧憬描绘的沉醉有力地舞蹈于大地之上的酒神形象！抚今追昔，我们不得不追问人神之间的深刻裂痕，黑格尔的所谓“宇宙理性”与人的理性怎么能具有“同一”的可能性呢？无数鲜血的历史告诉人们，“上帝”似乎喝“弱者”的血而存在！“宇宙理性”深深奠基于人类历史前行的累累白骨！黑格尔哲学有着不可克服的断裂，似乎也标示着完美古典哲学的破产，又一个为理性逻辑编制着的巨大美梦！但美梦惊醒中的人类时时有惊魂的慌乱与痛苦，甚至于不能忍受存在之痛！的确，尼采深刻的体察到整个传统价值之“虚无”，以及这种“虚无”价值给人类心灵种下的“毒素”，因为“假作真时真亦假”，人类已经迷失于文明之“荒原”，永远也回不了家！关于“回家”，不由得想起20世纪初犹太人于魏玛德国的两难之境，作为上帝的选民，犹太人的命运也是人类命运的缩影。本雅明“呼吁一种‘与上帝合一的内在动力’，他的主题是要把文学思想与宗教目的联系起来，并预言托尔斯泰（Tolstoy）和尼采(Nietzshe)才是‘新人类’的烽火。因此，他主张以‘犹太性’对抗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代表着知识分子的精英’，‘对我来说犹太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目的自身，而是思想的高贵承担者和代表者’”。诚然，犹太复国主义意味着历史之悲剧的重演！由此，本雅明倡导托尔斯泰式的宗教虔诚与尼采式的高贵自由，以规避历史的悲剧性宿命。这里的启示是人类又如何自救于尼采所谓“虚无主义”之深渊呢？

第二节 海德格尔对尼采“虚无主义”之考察尼采通过“上帝死了”这一石破天惊之吼，把整个传统价值（主要是柏拉图、基督教道德“真理”价值）宣判为“虚无主义”，称数千年来，人类一直靠“自欺欺人”的方式生活在根据“自我需要”而设定的所谓“真理世界”之中，这种超感性的“真理”最终演变为敌视“生命”的“虚无”价值！人类因自己创造的所谓“真理”而走向沉沦与毁灭，“人”处在了深刻的危机中！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这一宏大评判是深入人类历史性之本质的，亦是历史性之决断，尼采由此成为“价值”哲学的真正开创者。虽然“价值”争论隐微地出现于古希腊（据海德格尔从普罗太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话语就“主体性”之共同内涵探索的思路来看），内蕴于笛卡尔以来的现代主体性哲学，但用“价值”这一术语去评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开端本质性地归属于尼采，他以“权力意志”为存在之根本，以“超人”之意志摧毁传统虚无主义价值之大厦，召唤着新的人类，为未来之道路先行奠基。

据海德格尔，“虚无主义”一词源于18世纪末德国哲学家雅可比，后经屠格涅夫而流行，其观点是“惟有我们的感观感知中可获得的，亦即被我们亲身经验到的存在者，才是现实的和存在着的，此外一切皆虚无。因此这种观点否定了所有建立在传统、权威以及其他任何特定的有效价值基础上的东西。”此外，“虚无主义”还出现于让保罗和陀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但由尼采最先意识到，并于历史上支配了先前各个世纪，且将规定未来世纪的历史运动，这便是他所谓“虚无主义”的命名所指了，尼采对此的本质性解释便是“上帝死了”这一疯子般的狂语。海德格尔阐释说，“‘基督教的上帝’已经丧失了它对于存在者和对于人类的规定性的支配权力……代表着一般‘超感性领域’……代表着种种‘理想’和‘规范’、‘原理’和‘法则’、‘目标’和‘价值’，它们被建立在存在者‘之上’，旨在‘赋予’存在者整体一个目的、一种秩序，简而言之，‘赋予’存在者整体一种‘意义’。虚无主义是那种历史性过程，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超感性领域’失效了，变得空无所有，以至于存在者本身丧失了价值和意义。虚无主义是存在者本身的历史，通过这个历史，基督教上帝的死亡缓慢地，但不可遏止地暴露出来了。”“虚无主义”即曾经支配整个传统的“最高价值”的贬黜，它丧失了根本性的奠基作用，存在之意义失去了根据。“上帝死了”正是以柏拉图为开端的“形而上学”沦为“虚无主义”的总代言，从此曾如太阳般普照整个存在的“理念世界”如海市蜃楼般消逝，人之为人的规定性缺失了，“人”这个为“形而上学”所“本质性规定”的“理性动物”似乎沦入了“反讽性”的“意义”话语游戏之深渊！古希腊“认识你自己”的神谕再一次如魔影般笼罩了人类之自我理性意识。

海德格尔阐释说，尼采“虚无主义”有三种起源形式：首先，于一切事物中寻找一种“本无”的意义时，“虚无主义”便登场了。尼采“虚无主义”等同于无意义状态。“意义”即人的“意志”所追寻的“目的”，尼采所谓“意志”是“求意志的意志，力求保持高位和能够命令的意志。意志所畏惧的并不是虚无，而是不意愿，是对它的本己可能性的消灭。对于不意愿的空虚的畏惧——这种‘horrorvacui’[空虚之畏]——乃是‘人类意志的基本事实’”。诚如尼采所言，人类哪怕是追求虚无也不能没有追求！正是这“意义”、“目的”使意志成其为意志。海德格尔阐释说，去意愿“虚无”还是意志去“意愿”，求毁灭的意志还是意志，并未完全丧失其本质性（“去意愿”的能力）！正是由于“意志”的这种本质性向本无“意义”的存在者整体去意愿“意义”，所以整个传统文化就陷入了“虚无主义”，“意志”所追寻的是“假相”（在尼采那里，传统哲学“求真理的意志”也即是“求假相的意志”），其努力是一种自我安慰式的“欺骗”！最终这种“假相”、“欺骗”彻底曝光！其次，“作为心理状态，作为对存在者整体的无价值状态的‘感觉’，虚无主义‘就登场了’——‘当人们假定了在一切事件中间有一个整体性、一种系统论，甚至一种组织化’，后者是得不到实现的。”所谓“整体性”（系统化、组织化）即“最高价值”所具有的“统一性”特征，于此，“存在”才被归于一体。正如巴门尼德所谓“一切是一”。万物本为多样性存在，由于这“最高价值”的“统一性”而“统一”起来。这“最高价值”如何作用的呢？惟有通过“人”才能打通“存在”的“道路”。海德格尔说，“惟当存在者整体通过人而‘起作用’，而且人被纳入‘统一性’之中，并且可以在其中‘藏身，犹如藏身于最高价值的某个要素中’这时候，人本身对自身来说才具有一种‘价值’。所以，尼采总结说，人必须考虑到存在者的这样一种整体性和统一性，‘为的是能够相信他自身的价值’”。即是说，“存在”惟有通过海德格尔的“此在”之“筹划”才能“敞现”其意义。“上帝”的存在惟有通过“人”的存在才能被“证明”，它们是互为“本质性归属”的！这里有着“反讽性”：是“人”首先创造了“上帝”，“上帝”是人的“权力意志”的创造物，而不是相反！“上帝造人”说是人类编织的关于人自身起源的神话，从而为人类自身寻找合理性根据，把人自身“本质性”地“设置入”存在，这样“人”就有了于高天穹庐之下、森森大地之上的一种“诗意栖居”！“人”通过其“理性”获得了“归属（宿）”。再次，“虚无主义”的第三种形式，产生于人们对所谓“真实世界”之设定的怀疑中，人们发现（首先是尼采敏感而激进地发现），所谓“真实世界”（超感性世界）不过是人类理性的“臆想物”，只是出于人类生理、心理的需要！也许，人类创造“彼岸世界”是为了能忍受“此岸世界”的生活，创造“整体价值”是为了找到所谓“本质性归属”的“自我安慰”，但这无异于是“集体无意识”的沉醉酣梦！当虚幻之物代替现实存在之物而占据人类心灵的主导地位时，“人”便沉睡在了漂浮的冰山上，这是非常危险而荒诞的情境。原来，善于制造神话、童话故事而有着发达理性的人类居然处在了一个更大更“真实”的童话世界里！自尼采的“横空出世”，这个“童话世界”才从根本上被震撼！几千年来盘踞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所谓“真理”也就摇摇欲坠了。

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形而上学”有五个主标题：“虚无主义”、“重估一切价值”、“权力意志”、“超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可以说，尼采对传统价值之“虚无主义”把握是其基本主题，是其整个哲学之前奏，只有先行毁灭传统虚无价值，才能创建更有利于“生命”存在的价值！尼采“虚无主义”意味着传统形而上学（最高价值）的终结，同时也标示着新的开端：我们于“上帝死了”之后处于一个独特的过渡性历史阶段，我们或者束手无策，就此沉沦而毁灭；或者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决断，采取果敢之行动，在经受住“上帝之死”这个“彻底虚无主义”之考验后，人类将有可能赢得“凤凰涅槃”式的新生！历史将呈现出强大而自由的新人类，这便是尼采所谓的“超人”了。尼采的“超人”之说依然“理想”，但相对于基督教的“上帝”，已经是非常接近人类自身了。“超人”可谓是对囚笼于困境中的现代人的深切“召唤”，“我的热烈的意志，重新迫使我走向人类：如铁锤之于石块。石块中卧着一个影像，它卧在最坚硬的最丑陋的石块中。于是我以铁锤，猛然地敲碎它的囚牢，石块飞起碎片，我要完成它，因为一个影像向我移来了!”可以说，尼采之“酒神”、“超人”、“权力意志”以及“永恒轮回”都是其“一切价值之重估”及其“虚无主义”之克服！

谢选骏指出：与其说“尼采质疑传统”，还不如说“尼采回归传统”——他爬到了比希腊罗马犹太更老的传统——波斯人和印度人那里，当然，那只是他所误解的波斯人和印度人。在这种意义上说，叔本华和尼采的出现，是欧洲思想黔驴技穷的结果。叔本华和尼采的流行，是欧洲文明全面衰颓的结果。这就是谢选骏所说的：“虚无主义是欧洲文明的归宿。”】

（三）

在1990年代完成的《五色海》里，谢选骏指出：

199

苏格拉底认为，智慧的对立面不是无知，而是疯狂。那么，什么是疯狂呢？他认为，人们并不把在人所不知的事上犯错误，的人称为疯狂的人；相反，是把那些在众所周知的事上犯错误的，人视同疯狂。正如人们把强烈的欲望叫做爱情，也把重大的智力错乱叫做疯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三卷第九章）

如果这种希腊式的静态观可以成立，历史上的许多天才就与疯狂同列了。你看他们，就在常识问题上“犯错误”──突破陈旧的规范。而促使他投入行动的，恰恰是那炽热的想象力，而不是清醒的“理解力”。

想象力的飞腾，是各种天才的共同特征。超常的欲望，出众的精力，恒定的意志，只是天才的皮相；其内核，则为想象得不凡。是想象的“主题”创造了天才的“总谱”。他有复合得恰到好处的想象力。他针对文化世界的内在弊病而发。他的存在因而具有潜在的功利价值。对自我而言，他并无直接的功利目的，但他排解了心灵的困惑，淡化了文明的困境。──复合得如此恰到好处的想象，既是一种天赋，也要通过艰辛的劳动去实现。既类似游戏，又是自甘的苦役。

再拿“爱情”来说，当你问一个历经一生风暴，但已停下来等待死亡的老人：“哪一次恋爱最堪回味？”他总是举出他的初恋，如果这初恋给他带来悲惨的遭遇，他甚至也不会对之悔恨的，反而因痛苦而愈增其美呢。也许，他在初恋之后又经历了多次“美好的罗曼蒂克”，甚至遇到了比他初恋对象更纯真、善良、美丽的女人……但这一切并不能磨灭那初恋的魔影，尽管，有时是从相反的方向使他耿耿于怀……他对对女人的总评价、总态度，多是从初恋对象那儿获得的，男人对女人的最后结论，很多情况下只是“将其对初恋对象的观感推而广之”的结果……

这里同样有两个原因：

A，初恋的心最敏感、细腻；对女人因此也最少成见。因而较易获得对女人真切印象；

B，初恋者的“没有经验”，使他和女人的相互反应，足以显示他和女人的各自本性──如果他有了经验，学会了一套“交际的技术”，则女人对他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就成为对其交际技术的反应，而不纯粹是发自他和女人相合的本性了。

──再来看一看“英雄”：

历史上英雄们的“最后的胜利”，无非是最后实现了他们的“初衷”！当他们一颗年轻的心初次跳荡幻想时，那支幻想之曲往往也就构成他一生的基调。在他一生中，也许参杂许多的变调，但这基调却不绝如缕，始终绵延……尽管时隐时现、时强时弱，时粗时细，时出时隐，但却从未消失。

最初从他心中最初涌溢的对于世界的观感，往往就是他成熟的世界观的真正内核！在这从最初到最终的历程中，他也许改变许多，接触过繁杂的事物，甚至得过相反的结论……但过多的弯路，并没有阻碍他笔直地回到归宿、落入命运的圈套中。这归宿与出发点竟如此接近！像是黄河与长江的河源！这个最终的世界观的系统，竟和他睁眼看世界的第一观感如此契合！难怪康德要说什么先验知识。

令人惊异的巧合？也许。我们可以如此提出解释：第一眼得出的印象、心灵初次跳荡涌溢的幻想曲，都发自他的灵魂结构的深处，这结构的内在发育（再加上他生来陷入的社会情境），不难导出那最后成形的“世界观”！所以，“世界观”实在是他内在人格的有机部分……

人的理性和科学，现在也许似乎还不能对“最终胜利的是最初的”这一现象，提出合理的全面解释。我们只能询问这“最终”向“最初”的回归究竟是由于什么驱力的作用而无法提供最终的解答，但第一次出现的，往往毕竟就是宿命的。

第一次来临的，往往贯穿于整个过程中。

第一次的闪光，往往是整个结构的预兆……

人生的多数事件，都可以用上述三个“第一次”来交叉观察。

100

压制是无孔不入的。它渗透进宇宙的每个毛孔。比如，被诗人们称为“爱情”，被生物学者称为“情欲”的那种冲力──不仅是反抗压制的产物；也对人构成一种新压制。人和其余生命类型同样，为了保证种族的延续（他之存在，多亏这种本能），就得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不“自私”就不能保证个体的成活）。大自然为了使动物甘于这一重负给了它们巨大的快感──诱惑它们生育后代，以作为部分抵偿……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压制！万物为维护自己的存在，就须采取抵抗平等趋向、沉沦趋势的自卫行动。正如植物伸向空明的天窝。万物为了扩张自己的存在，就须精心设计自己的抵抗，不遗余力地执行它……这，就是那些花色繁多的“需要”藉以产生的寥廓背景。即使连最细腻、最廉洁、最无“物欲”、最不关乎“技术细节”的精神需要，也是如此产生的。

101

“文化”的崇山大岳来自哪里？“文化出于需要”──这原是不错的。可“需要”又是什么呢？需要，不是空洞的口号或无谓的欲望。需要──永远，而且到处（时、空皆一）都是对压制进行抵抗的需要。一物要维持自己的存在，势在必发地要抵抗压制的摧迫。因为普遍压制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大平等”（即“毁灭”）。要取消物与物间的一切差异，实现在压制面前人人（也是物物）的彻底平等。平等的真正含义，无非是化为尘埃，同等地接近地表……

文化，就发自人的生物需要。卫道士们之所以常持相反的见解，是因为文化一旦产生出来、构成一种独立的存在系统，它也就具备了自体的“需要”，一种间接的有时是朦胧的、模糊的需要。不同的文化源于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需要源于对抵抗压制的不同条件，不同的条件源于压制的形式、性格、时间罗网……

文化，是作为一种人造的“心理反制”和“心理抗体”而诞生的。文化的内在变化固然循其内在的途径、依其固有的命运而展开，但也是压制的伸缩流易造成的。一种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系统存在，就难免白行其是、与外在压制相对脱离。这只能解释为：有形无形的内在压力暂时赢得了支配作用。这表明外来压制的不足、内在压力（反压力）的过剩。而这过剩，同样会使文化丧失原有的功能、陷入内部危机，步于式微之境。

如此看来，文化的兴盛状态，由于成功地抵抗了外来庇护。文化的衰退，则由于它对抵抗压制的过程中派生出来的“自己高尚目的”的关切程度，胜过了抵御外来压制的兴趣。从而为了本来的工具而牺牲了文化的目的，那目的是维护生命的存在，使之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地抵抗压制、投入战斗。

失落了这一目的的文化，就跌入了某种迷失状态。它自认为有着明确的方向感，实则失去了有前途的航向。到头来，它会发见自己的方向原是虚妄！文化的巨轮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各色各样的顽冥者和卫道士，一再重复了上述错误。古来，他们还将继续下去，直到某一文化气候的终结。他们沾沾自喜，自视清高──用以满足他们自别于人的文化虚荣心理……他们用动人或吓人的手段、强劲或娓娓的理由，维护他们关于“文化”的绝对观念；却遗忘了，文化的根本命脉在于发扬人的本能，犹如武器的功能在于延长人的手臂。……数典忘祖的历史悲剧，正被人们如此这般不厌其烦地上演着。

他们，想要和生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他们，想从天然的压制中找到人为的自由。

他们，想在文明的大厦上建立平等的沙滩与瓦砾场。

178

与梦幻世界相对立的实体世界，是限制人的心灵自由感受的世界：它的限制之深刻，已经到了使人认为它就是“美的源泉”的程度！

为什么人们都说，处于热恋中的人常常表现得最好？为什么爱情能使个坚强的恶棍，化为温柔的登徒子？原来，是爱情的规范力量起了作用，爱情是“他人目光”的最敏感处，人人都关切自己或他人的爱情；人人都重视“有情之人”（甚至那单恋对象）对自己的看法（对这看法的反应则形形色色，另当别论）。这种无形的压力，促使各种正在恋爱或想去恋爱的人们，特别注重改进自己的形象，他们耗费极大的精力在自我的“造型艺术”上。当你看见一个人（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正一反常态地在进行美容活动，你能想象他正打算从事什么别的勾当？同时，爱的甜蜜与痴情，可以软化一颗很硬的心（如果他还会恋爱的话），有助于改善一个人的心境，提高他的心理承受力。自控力加强的结果，是形象的改进。

另方面，失去所爱（失恋）则会促使人们暴露出自身最坏的弱点。有时，不只是暴露，而是由于自我管制的松弛而扩大了自身的弱点，是由于极度的失望、羞愧和愤怒，而趋于另一极端。由于失恋，“他人目光”的管制作用不仅被大大削弱，而且成为一种反作用力。“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这两句雅俗之语，即用来描绘这种失去顾忌的心态。

再举一个例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成了时装业的老板们用以赚取利润、推售商品的一条口号。其言外之意似乎是：人不爱美，何以为人？那么，你是人吗？是人。好。你爱美吗？当然爱美？那就请君购买我的时装吧！我的时装可以使你具有最美的风姿，使你成为真正的人！否则，你还算人？

时装表演的功能，则是通过煽动人类的两性嫉妒的情绪而实现的。在一个仍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里，模特儿大都由女性充任。其意义在于向男子的女友或妻子施加压力：“你们能显示出我这般的风姿俏丽吗？看看您那身寒伦的衣衫！要想和我比美，就请先买件衣服，打扮一下；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就请趁早退出比美、选美的较量吧！”──时装表演的音响几乎总是拌有这样的低语。时装商巧妙地利用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两性竞争心理，用美的压力，榨取人们口袋里的金钱。

而当人们的心理反作用力，一时没有找到对应的外在目标（反制的对象）时，他就会产生莫名其妙的“烦恼”。

290

世俗的“爱情”，不同于诗人的美幻之境。越是在情意诚挚、表现无私的爱恋里，越是隐藏着深刻的禁忌、无法解释的抑制。要想摆脱这情场之力，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生理──心理法则上的严厉惩罚在等着渴望“挣脱”的人们。从一个陷阱里跳出来是可能的，但不可能从所有的陷阱里同时爬出来。对于井蛙来说，陷阱是连绵不断的，一个接着一个。因为人性就是最深的井，人就生活在自己的井中。

爱与恨是一双互通有无的孪生姐妹。她们彼此渗透、亲密无间。有时候爱是一个陷阱，有时候恨是一个陷阱；人们辗转在爱与恨之际。不入此井，就入彼井。再没有一个其它地方，“人性”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此界表达得那么充分……

释放与收缩、防卫、反运动之间，进行着一种宇宙力量的转换、交流等大规模“贸易”。这也是压制与反抗压制的一个样式。压制好比支出，受压好比收入，反制好比对支出者进行偿付：某种自愿的、加倍的偿付。

例如，婚姻就不失为这种意义上的一种贸易：人们互相之间出让自由，然后得到某种承诺或支持。通过以身相许的契约，达到互相之间最大限度的信任与依靠。不仅异性之间如此，同性之间亦然。在原始部落的生活中，同性通过交换异性，取得加入氏族联盟的权利（互换姊妹），以壮大自己的实力。在现代文明的较新时髦中，同性之间甚而直接同居，这被叫做“同性恋”。

婚姻是社会的规范，是对个人的自由的一种束缚。这并不限于性自由的领域，而是涉及可能与性有关的一切事务和行为领域的自由，以至包括思想的自由或对某事物进行评价的自由的领域。人从婚姻中可能得到许多的欢乐；但婚姻既不是无价之宝，也不是无偿之爱。相反，它要求把人的精力圈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里；以爱、和谐、自然的循环等高尚名义，去画地为牢。因此，婚姻中渗透的“爱的阴霾（这是从爱的光明、温馨转化而来的），对人的阳动创造力是无形的、甚至甜甜的窒息。

291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一种可怕的束缚。它的可怕在于，使人痛苦献身的同时，却不给人提供一个哪怕是虚幻的归宿感。牢狱般的生活日复一日，令人不知如何去承受，每个富于勇气的人都希望摆脱它。有爱情的婚姻当然较为幸福，它的幸福也和一切幸福相似，最大的价值乃是心理上的：一种甜蜜的兴奋与宁谧，充实的陶醉与永恒般的归属之感。感觉到的束缚，是痛苦的；感觉不到的束缚，则是幸福的。因此，在人的内心中，痛苦与不自由相连，幸福与自由感相连尽管二者都陷在摆脱不掉的束缚之中。自由的终极价值，是心理上、感觉上的镇定价值。人的心性，总是倾向于挣脱自觉的束缚、而去追求幸福即不自觉的束缚；因此，幸福的婚姻比不幸福的婚姻，更善于发挥它对个人的社会规范力也就是束缚的力量。所以，幸福的婚姻本身，也就更经常地受到社会的推崇与赞扬，因为它的社会功能，本来就发挥得较好；受到赞扬后就发挥得更好了。

家庭（哪怕是采取了最现代化的组合形式），就是透过最亲密的关系，进行社会教育、社会规范、社会压制的一个有效机构。家庭既是人生在世受到种种压制的第一站，又给人以温情脉脉的感受（这是就幸福的、完好的家庭而言）。它的规范力因而变得无孔不入。透过各种细微的言语、眼神、动作的“言传身教”，家庭忠实甚或夸大地（这是由于“爱”的缘故）传达了社会力量的信息。它以最易于接受的形式，输送着人们在本能上最不愿予以接受的内容。这也许正是所谓天伦之乐使人油然升起亲切之感的关键？在人生的第一站中，人渡过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值得回味的时刻；同时，也近乎无保留地承受了大社会通过家庭这个小社会所施加的力量规范。只不过是，它把强力的规范，化为细语绵绵（这最“幸福”的形式）。无怪人们常说，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更为有效也更为重要。

甚至对浪迹天涯的孤儿来说，家庭的影子也是摆脱不掉的。先天的孤儿天生地游离于家庭之外，而后天的孤儿很早就脱离了家庭。他们既没有享受到家庭特有的温暖，似乎也没有遭受到家庭特有的限制。家庭的温暖，也和一切形式的温暖一样，总要索取某些自由作为它的代价。……其实呢，孤儿的命运里包含着更大的约束。孤儿离开了家庭，但紧接着，社会便向他提供了一个个发挥着家庭功能的替代品。如寄养地、孤儿院等等。等而下之者，更有一些不健康的社会团伙和帮会组织在等着他。孤儿的命运之所以被人同情，是因为他双重的不幸：得不到家庭的温暖，还要受到比一般的家庭关系更为严格的代替性的管教关系的束缚。这好像一种没有爱情的婚姻。

292

家庭、家族、宗族、氏族等等血缘社会，这是最初级的社会机构，也是最早的社会集团形式。它堪称最原始的“国家”，它制订法律，执行法律，安排集体的公共生活。它的生物基础比它的文化基础更为雄厚。社会的最小单位可以说是“家庭”（“社会细胞”），而家庭又是大家族的一个部分，以原始家族为基础，各种社会团体渐次发展了起来。一个社会的最大单位则是国家或国家联盟。所以国家并不类似于霍布斯念念叨叨的“巨怪利维坦”；国家只是家庭、家族、社会集团的联合与扩大。尤其在农耕民族的生活中，更是离不开家庭。在各国的封建制度下，家族甚至成了个人与社会的中介。

在汉语中，把“国”、“家”并称，甚至构成一个紧密的词组──并不是出自巧合或误会，而是有其社会文化经验作为认识基础的。社会压力的存在，为此意识提供了依据。

事实是，在抵御共同的经济压力、政治压力、心理压力的古老斗争中，家族一直发挥重要的作用，其自身也正是在这一亘古不息的过程中渐渐形成的。家族势力的不断延伸，最后促成了雏形的国家。封建主义的国家，乃是各大豪强家族互相瓜分社会的一个口号和工具……国家落入某大家族之手，它又转过来限制其他大家族的活动，将它们的扩张活动固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这，就是“王权”的巩固过程。

293

原始的家族（氏族）主要以自然力量为运作的对象，发展自身的系统活动；文明的家族则以国家和大社会为主要的运作对象。从这种意义说，东方世界从古以来就比西方世界较为“文明”──它较早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实体方面的巨大压力，并以抵御这一压力来为自己的形态发展、为使命感的生成定了向。

《礼记·大学》篇对此有一段基于中国家族政治的深刻理解，它认为“齐家”乃是“治国”的前提。这种社会哲学认为，没有对家族生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则不可能具有治国的才能。中国式大家族在基于血缘的生物纽带下联合起来，因此婚姻行为也就成了家族政治自我强化的有效途径之一。而在超越家族的地缘政治组合中（这在工商业民族中特别多见），大家族的联姻，被社会阶级内部的“共同利益”关系或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均衡”关系代替了。家族对社会的垄断终于结束。这样，生物的基础完全社会化了，而亲缘关系则顺理成章地让位给文化关系了。生产者的财富与非等级的法律，从此跃升为社会进步的杠杆。而依据家族势力积敛财富的古老方式，终被淘汰。《大学》死了，《大学》的时代澌灭了。

294

在礼教时代或礼崩乐坏而遗存犹在的时代，农业式家族有些已经脱离农村住在城市里，但其组织原则都是从农村里搬过来的。为了对抗外部压力，要求其成员服从内部习惯法，即族规、家法或秘密帮会的内部纪律之类。而奉父母或帮会领袖之命的婚姻，则是服从这一内部法规的起点。随着传统大家族原有社会功能的衰竭，自由婚姻的运动兴起了，自由恋爱的思潮蔓延了，但这一切的根源并不是新的教化，而是旧功能的衰竭这一事实本身。反对它或赞成它，表面上是相异的道德准则的冲突，但在深层，却是全社会在为自己寻求一个更佳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努力。它迫切需要一种可以取代封建家族旧有功能的新的社会模式，用它的力量去推进现代的诸项事业。

近代兴起的争取婚姻自由的运动，事实上是对家族、帮会等传统势力的一个重大冲击。传统的集权和半集权的国家反对流浪的自由，因为它需要集权以维系家族势力、帮会系统以保证它们对自己的传统效忠和稳定支持。近代革命国家甚至民主国家都以各自的方式支持了这一自由，是因为它们担心旧的家族势力，会成为全面的社会动员、集中权力的障碍。

295

大一统的世界帝国和多元竞争的近代民族国家彼此之间不同的战略需要，形成前者的相对封闭性和后者的相对开放性。面对开放的世界环境，加剧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就成了特别急迫的需要。君主专制的集中失败了，所以人民民主的集中就应运而生。例如，从荷兰独立战争和英国内战开始以来的各种社会变革，其结果无一不是打破了封建家族的争雄，而把全民的精力集中到更大的、民族国家水平上的对外目标方面。在集中民族精力以便献身给一个共同目标方面，代议制民主比之任何开明的君主制度或贵族政治（如果它不甘居于代议制的配角地位的话，像英国和北欧那样），都更有效率。它唤起了全民的参与精神和以便激发其献身热情。正是这种格局（而非空幻的理想），成了近代社会运动的基本动力。

也正是在此趋势下，家族的命运与化石王朝一道式微。尽管有人不断唱着伤情的挽歌，但大劫式的“众神的末日”还是降临了。家族政治及其种种派生意识和衍生制度被战国时代的隆隆炮声狂得土崩瓦解。随着旧家族的没落，社会的横向联系加强了。其余力也促使普通的家庭被卷入一场社会化的解体运动。现代人实在是过多地从道德变革的角度去探讨家庭问题，结果是大大地失之于浅薄。

力量转换实来源于功能的转换。道德的崩溃是社会解体的伴生现象。意识形态之战的动因，是对功能和价值的判断变了。而大变化引起的大分化，则为寻求新出路的所必需的精力再凝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侧翼。家庭结构，是被战国时代的集权倾向和社会动荡（用革命的方法去适应战争时代多元竞争的压力，的压力搞得四分五裂的。任何悲叹或不满，也无法使家庭再度“团圆”。因为这只是历史力量魔幻式运动中激起的小表象而已。

是社会化的巨大压力，把许多失去传统屏障的妇女们，从家庭被赶上了街头。应该同情那些流落街头的人们，至少应该试图理解那些走南闯北自谋生路的弱女子。是因为她们固执的父亲和无能的丈夫已无力在日益增大的社会压力下负起传统式的保护她们的责任，她们才被迫走出的。娜拉的出走是由于心理的压力（或叫“诱惑”），而心理压力则是由社会压力转化而来的。诅咒女权主义的“大男子主义者”，也许只是些自觉受到伤害的弱者。他们无力在新的求偶环境中获得主动。于是，就片面谴责使自己失去原有机会的一些表面因素（如妇女的男性化）。战国时代社会动荡的压力，不是任何人为措施可以缓解的。既然如此，还有什么比诿过于妇女们的“出走”行为更为方便和更为轻松的呢？因为男子没有尽到自己对历史应该负有的责任，女子才去要求解放并力争获得与男子“一样”的处境，尽管这种处境对她们来说并不轻松，甚至颇为苦痛。但这毕竟有助于去结束“得不到保护的被保护人”这个尴尬的处境。那是双份的难堪和加倍的压力。难怪她们要抗争，要不顾一切地去争取解放。她们也许走得很远很远──但随着战争压力（各种形式的社会革命与国家竞争造成的）的缓解，她们是否还会再走回来？这是一个有趣的、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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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的家族结构由于面临它无力承受的新压力而崩解掉了。而在此之前，它却安稳地渡过了上千个没有异态压力、没有意外挑战的静止年头。以致自己的应变力降低到零度。从没有压力到压力突增，使之无法从容调节，只有急剧坍毁。这一“悲剧”向探索宇宙秘密的心灵发布启示说，过人的压力与压力不够，同样不利于一个事物的存在与健康。如果有人问我们正在思考什么，我们将告诉世界──为了一个事物的健全生成，就不仅得为它寻找合理的借口，还得为它寻找必要的压力（以抗击有害的慢性腐蚀）！

可以预见到，当世界规模的战国混乱告一结束的时候，家庭结构也会随之重新确立。家庭生活也将由之变得稳定起来，而不会像小赫胥黎在《奇妙的新世界》里所描绘的，归于彻底解体。小赫胥黎的思想，只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之一。它的前提是战国竞争的压力。而全球规模的战国时的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之后，家族对社会的影响力，会不会在新的外观、新的功能之下重新崛起，这是一个尚无答案的、耐人寻味的谜。

说各种家庭形式都已过时，认定家庭本身将要解体、成为历史的陈迹这是战国并起时代的思想写照。古希腊文明大转折时代的思想家柏拉图，最早提出了消灭家庭共享财产（尽管他将之限定在“治国者”的圈子内）的社会理想，这不是因其“深刻”，而是由于他生当希腊古典世界的“战国时代”。但后来，全盛的罗马帝国乃至中世纪欧洲的家族政治的新浪潮，却打消了理想国内的清规戒律。新的家族政治是与罗马帝国的“世界和平”一起来到的。这不能简单的归之于“巧合”。从此以后，直到工业革命（及其大大加剧了的列强竞争的格局）兴起、（全球范围的）战国时代的重来，家族政治又“复兴”了两千年之久。

【039、库尔德人为何永世不得翻身】

（一）

库尔德人是一个生活于中东地区的游牧民族，为西南亚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基本居民。总人口约3000万，主要分布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四国境内，有少数分布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俄罗斯山区、以色列等地，在中东是人口仅次于阿拉伯、突厥和波斯民族的第四大民族。

库尔德人口大约2800万到3500万，却无法独立建国，被迫分散在土耳其（1400万-1950万，2010年）、伊朗（540万–750万，2011年）、伊拉克（450万–700万，2011年）、叙利亚（130万-200万，2011年）、阿富汗（20万）、阿塞拜疆（15万-18万）、黎巴嫩（8万）、亚美尼亚（5万）、格鲁吉亚（4万-6万）、土库曼斯坦（5万）、德国（75万）、法国（13万5千）、瑞典（13万）、英国（9万）、荷兰（7万5千）、瑞士（7万）、比利时（6万）、奥地利（6万）。分属不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伊斯兰教什叶派、雅兹迪教派、阿里伊拉希教派、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无神论。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相传是古代米底亚人的后代，两千多年来一直都在库尔德斯坦的山区活动，过去都过著游牧式生活，后来不断向周边地区扩散。近年来库尔德族已有独立建国的声浪，但屡屡遭受土耳其、伊拉克等国的压迫，偶有极端独立分子激烈冲突，部分工人党成员还被西方国家列为恐怖份子。

大部分库尔德人都是伊斯兰教信徒，其中多数为逊尼派穆斯林（苏菲教团盛行），少数为什叶派穆斯林，含阿拉维派和十二伊玛目派。还有部分库尔德人信奉雅兹迪教派、阿里伊拉希教派等其他宗教。

库尔德人使用的库尔德语属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族。库尔德语有两种书写方式：在伊拉克和伊朗主要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在土耳其和叙利亚主要用拉丁字母。两地原本语言相同，而仅是两种文字书写方式不同；但如今可能因为长久的分隔，使两种语言在用词方面已开始产生显著区分，民族即将像俄国和中国境内的蒙古人那样一分为二。

土耳其的大多数库尔德族人都是穆斯林，他们外表上和土耳其人没两样，但是在语言、文化和家庭传统上却大相径庭。

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早有历史记载。虽然库尔德人没有像亚美尼亚人那样经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种族屠杀，但库尔德人一直为独立而奋斗。

一战结束后，奥图曼帝国与列强于1920年8月10日签订了《色佛尔条约》，此条约属于1919年巴黎和会系列条约的一部份。内容主要为削弱奥图曼帝国的领土及国力，防止它再发动对外扩张的战争。条约中允诺库尔德斯坦为自治区，并将举行公投以决定是否成为独立国家。

该条约被普遍认为是侧重协约国（尤其是英国、希腊和亚美尼亚等国）的利益，而对奥图曼帝国和土耳其人十分苛刻。由凯末尔率领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并不接受这个条约，于1920年4月23日在安卡拉成立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会认为《色佛尔条约》损害土耳其人利益和主权，对之不予承认，并与依据条约占领小亚细亚的亚美尼亚、希腊和法国军队战斗，是为土耳其独立战争。战后，土耳其于1923年7月24日与协约国签订《洛桑条约》。

在实质上建立起土耳其现代国家的《洛桑条约》中，库尔德人是一个少数民族，权利没有得到任何保证，这一点是库尔德族人和南斯拉夫人、犹太人以及亚美尼亚人不同的地方。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本文系将谈到的，历史的报应。

虽然土耳其东部地区很多人，尤其是女性，都以库尔德族的Kurmanci语（此处指北库尔德语: 土耳其地区库尔德人所说之库尔德语腔调；另有南库尔德语，主要指伊拉克地区的库尔德语腔调）作为第一语言，对土耳其语的掌握非常有限；但直到最近，土耳其政府还是不承认库尔德族人的存在。在土耳其的人口调查中，政府仍然不准任何人把自己归为库尔德人，也不以库尔德人来称呼他们。身份证上亦不允许“库尔德人”字样出现。这是土耳其穆斯林比中国共产党人聪明的地方，没有极端愚蠢地把自己的国家一分为五十六。

1925年以后，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族的政策逐渐从初期软硬兼施、保持模糊空间的态度一步步转变为压制库尔德族文化。1925到1938年间，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族在凯末尔高压统治下多次发起暴动，主要范围在土耳其东部的安那托利亚地区，而土耳其政府将这些暴动定义为“国内反动势力／革命势力的反动”，对于库尔德族一字不提，企图塑造土耳其做为单一民族国家的假象。

1925年，由赛德（Sheikh Said）为首的库尔德族反土耳其高压统治运动开始了这一连串暴动，赛德起义造成1927-1930年间土耳其空军对亚拉拉特山地区的轰炸，酿成了1930年的亚拉拉特起义。更为血腥的暴动发生在1937年的德锡门地区，当地居民在1937-1938年间遭到土耳其政府的驱离，为了自我保护而发生暴动，在当地领袖写给国际联盟秘书长信件中揭露了土耳其政府的压迫暴行，其中提到“剥夺库尔德儿童的受教权、强迫库尔德人成为奴工、驱离库尔德人，并借由‘土耳其化’的手段试图消灭库尔德人”。而作为回应，土耳其政府选择更加密集的空军轰炸。据统计，土耳其军在短短17天内就屠杀了8,000多位库尔德人。

库尔德族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无法扭转土耳其政府全面否定其存在的政策，到了1983年，库尔德语遭到了全面禁止。土耳其语被定为唯一官方语言的结果并不止于文化权语言权的打压。当所有有关库尔德族权益的政府公告都只以土耳其语发布时，原本属于库尔德族的土地渐渐从库尔德族人手中转入土耳其人手里。土耳其人开始在政府的提倡下有系统地移居至传统库尔德族区域，而库尔德族人则被赶出居住了数千年的土地。

1984年，阿卜杜拉·厄贾兰建立了库尔德斯坦工人党（PKK）。创党初期，以为农工阶级谋福利为宗旨的库尔德工人党并未凸显库尔德族认同，反而一度与土耳其政府关系良好。

但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分离主义者的骚乱升级，而土耳其东南部也进入了长期紧急状态，经过1980至1990年代长达15年的战争，死亡人数达到了3万人以上。

随着库尔德族受到军政府无情打压情况的恶化，库尔德斯坦工人党逐渐开始转型，并在1984年发展成为一武装团体，开始以恐怖攻击血腥暴力的形式与土耳其政府对抗，试图以暴力手段凝聚对抗土耳其政府，争取库尔德族独立。1991年，阿卜杜拉·厄贾兰在肯亚被捕。21世纪开始，厄贾兰呼吁他的追随者放下武器。

促进这种改变进一步加快的最好机会就是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为了获得批准，土耳其不得不开始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权利。2002年，土耳其政府允许用库尔德语言广播，然后又进一步同意在语言学校里教授库尔德语。东南部的紧急状态被解除。政府补偿在冲突中被迫迁移的农民。很多库尔德族人对于在伊拉克北部边境，正发展出一个准独立（quasi-independent）的库尔德人国家的进程感到高兴。

不过，虽然目前形势的发展令人乐观，一些库尔德人激进主义者认为现有的改革远远不够。2004年6月，停火状态也被打破，在东南部地区不时发生小规模战斗。而近期发生在安卡拉的爆炸事件也被认为再次恶化两方的关系。

伊朗库尔德族主要栖息在伊朗的西北边，还有一些少数库尔德族居住在东北边呼罗珊省，占伊朗约7~10%的人口（650万~790万）。伊朗政府并没有像土耳其或伊拉克一样用残忍暴行去对付其境内的库尔德族，因为他们毕竟是出自同一个渊源。但面对库尔德族的分离请求时，依然却永远持反对意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伊朗政府因行政力量尚未稳固，使得一些库尔德族部落酋长获得当地政治权力。而一战后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则影响一些库尔德族酋长而使他们日后成为库尔德民族主义领导者。

在1910年代晚期和1920年代早期，由库尔德酋长辛库·席卡克领导的族群叛乱在伊朗西北边点燃战火。虽然此叛乱象征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但历史学家认为辛库的叛乱和库尔德族民族认同间的关系其实很难有关连，这场叛乱只是反映传统的部落利益上的冲突。

而伊朗政府和非库尔德族的伊朗民众并不是这场攻击的唯一受害者，也有库尔德族人在这场叛乱下受到伤害。这场叛乱并没有任何库尔德族团结一致的迹象。1920年代晚期的库尔德族暴动常伴随着伊朗与土耳其间的紧张关系，伊朗与土耳其把库尔德族当成政治工具：土耳其提供军事协助与避难场所给1918~1922年的辛库·席卡克反伊朗叛乱，而伊朗也在1930年的亚拉拉特叛变时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土耳其。

因面对泛突厥主义与泛阿拉伯主义在伊朗国境中崛起而造成的领土威胁，泛伊朗主义在1920年代早期形成。当时礼萨汗的巴列维王朝支持伊朗民族主义，认为库尔德族是伊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礼萨汗个人赞扬库尔德族是纯正的波斯人。

在这时期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也影响了库尔德族，并在1946年伊朗危机中促进分离运动，当时伊朗库尔德民主党（KDP-I）与共产主义团体有意建立一个叫马哈巴德共和国苏维埃傀儡政府，此傀儡政府将与另一个傀儡政府阿塞拜疆人民政府一起建立。但马哈巴德共和国领土很小，只包含马哈巴德与周边的城市，不足以与南边英美区的库尔德族合并，其民族目的也没办法吸引其他的部落。结果，当1946年12月苏维埃撤出伊朗时，伊朗政府便毫无阻碍的铲除了这个傀儡政府。

之后陆陆续续的库尔德族暴动（1967、1979、1989-96年），由KDP-I和伊朗库尔德劳动者社会革命党（KZK）带头，但这两个团体并未大力提倡库尔德族分离运动，在这部份做最好的反而是土耳其的库尔德斯坦工人党（PKK）[25][26][27]，但是一些反对派领袖，包括库瓦兹·穆罕默德与阿布都·拉曼·加私募罗，还是被伊朗政府处决或遇刺身亡。

在两伊战争时，伊朗政府资助伊拉克的库尔德族政党如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DP）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UK）反抗伊拉克，并收容140万伊拉克难民（多数为库尔德族人）。

2004年，由隶属于土耳其PKK的分离团体，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PJAK）发起暴动，并被伊朗、土耳其和美国视为恐怖分子。停火协议虽在2011年签署，但是一些PJAK与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间的冲突在停火之后还是有所发生。自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经常面对歧视库尔德族的指控。但库尔德族人其实在伊朗各时期的政府执政时都有参与其中，例如库尔德自由主义政治家卡林姆·簪加败就在1952年在摩萨台内阁中担任教育部长。在礼萨汗当政时期，一些国会成员和军队官员就都是库尔德族人，甚至有库尔德族的内阁部长。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库尔德族收到许多来自当权者的帮助，例如在1962年领土重编时保留库尔德族的土地。在2000年初期，伊朗议会中的库尔德族议员也占了一定的比例，逐渐削弱歧视的主张。重要的政治家如前第一副总统礼萨·拉希米和德黑兰市长巴吉尔·卡利巴夫（在2013年总统大选选票位居第二名）也活跃于现今伊朗政坛。而库尔德族的语言在现在伊朗境内没有受到太大的限制，一些报纸使用库尔德族语，甚至在有些学校教导小孩库尔德语。就目前情况而言，大多数的伊朗库尔德族人对库尔德民族主义并不是太执着。

在波斯湾战争期间，美国曾呼吁伊拉克国内人士推翻萨达姆·候赛因，库尔德人曾表示愿担此任，但美国认为库尔德人未必能胜任，而未有合作。战后，萨达姆打击库尔德人，1992年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伊拉克境内，北纬36度以北，设立禁飞区，以制止伊拉克空袭库尔德人。

伊斯兰国组织崛起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遭到攻击和许多屠杀事件，一线之隔的土耳其采取壁上观角色，也引起土境内库尔德人抗议，但土耳其视其境内库尔德为不稳定力量，要是出兵解围或给予武器，难保有一天伊土两地的库尔德族坐大后联盟起来要求建国，那就是最大心腹大患，相比之下伊斯兰国虽然残忍但是同为逊尼派又对土耳其短期内没有领土野心，战力又强，一个不可说的心机在土政府高层蔓延，就是不要积极攻打伊斯兰国组织，让它去屠杀库尔德族和叙利亚的什叶派，这两者都是土耳其大敌，出手帮助主要敌人是没道理的策略。所以在土耳其支援下，伊斯兰国迅速扩大。

伊拉克库尔德人之政经地位属于中等，主要因为两伊战争及波湾战争后，严重削弱。 在宗教方面大多数属于逊尼派回教徒，主要是逊尼派阿拉伯人，再者是什叶派，仅有少数是阿列维派(Alevis) 或是亚契德(Yazidis)。 1960年代，伊朗王国、美国、以色列开始给予老巴塞尼的库尔德民主党坚定支持，对伊拉克进行镇压。1972年，伊拉克对英属石油公司进行国有化政策，美国曾透过伊朗对老巴塞尼更多武力支持。1975年伊朗国王及海珊进行协商，伊朗终止对老巴塞尼援助，库尔德族叛乱行动瓦解。而该库尔德族有三大主要势力，分别为: 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DP) 、老巴塞尼、库尔德斯坦工人党(PKK) 。 1980-1988 年的两伊战争期间，伊朗与伊拉克政府为了打击对方，各自极力设法鼓吹对方国家境内库尔德族争取独立。伊拉克基本上有三大要点:维护中东霸权地位、重划阿拉伯河边界、切断伊朗对库尔德族人的援助。起初海珊为求将精力集中在对付伊朗，并未对伊拉克境内库尔德族独立运动太过介意。然而伊拉克境内分裂的两股库尔德族势力中，“库尔德族民主党”（Kurdish Democratic Party, KDP）始终坚拒与海珊合作，导致海珊在1988年巴格达使用化学武器的对象不只是伊朗军民，同时也包括自己境内的库尔德族平民，但联合国经查证后，却没进一步的制裁。 1991年库尔德族叛乱失败，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688号决议，以北纬36度以北，作为库尔德族避难所，并且设立禁飞区以制止伊拉克空袭库尔德人。今伊拉克地区之库尔德族人仍希望独立于国家之外，只是受个国家之压迫，并于邻国土耳其之库尔德人间，难完全达成共识完成独立。而2014年开始，许多库尔德族人指控土耳其政府，暗中协助ISIS灭库尔德族人 。

库尔德族人口占叙利亚人口的9%，总共约160万人。这令他们成为叙利亚国内最大的少数民族。他们主要集中于东北部与北部，但在最大城市阿勒坡与首都大马士革也有很多库尔德族人口。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库尔德族人权活动者受到虐待和迫害。

叙利亚官方以技术性手段压迫库尔德族的民族识别，包括使用库尔德语的各种限制、拒绝儿童以库尔德语姓名登记出生、更换库尔德语地名为阿拉伯语新地名、禁止库尔德语私立学校及禁止以库尔德语撰写的书籍或出版物。在被拒绝叙利亚国籍后，大约有30万库尔德族人已经被剥夺任何社会权利，这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其后果是，这些库尔德族人在叙利亚境内可以随意被捕。2011年3月，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进一步的示威与动乱蔓延到全国各地，叙利亚政府承诺要解决这一问题，对大约30万名先前被剥夺权利的库尔德族人，被承认其为叙利亚公民。

1982年土耳其建立了新的宪法，在宪法的第26及28章中，对库尔德人的认定采用了较严苛的标准。与此同时，这项粗暴的政策也增进了受政治迫害而流亡至叙利亚的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支持度。虽然土耳其军方非常担心安多利亚东南方的库尔德势力，但是总理Turgut Ozal 认为有必要趁着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没落与国内库尔德人开启谈判。1992年，他建议国家电视网路应该至少拨放60至90分钟的库尔德语节目，并且将库尔德语订为第二官方语言；然而国会内的军方势力在安全的考量下否定了这个想法。Turgut Ozal 的继任者Tansu Ciller 上台后情况持续恶化，因为他给予军方极大的政治及金融上的支助，激化了土耳其军对于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军事行动。此外，另一个好战的伊斯兰政党也在东南方兴起了——也就是1999年成立的新库尔德斯坦人民民主党(new Kurdish People’s Democracy Party, PDP)，同年也举行了赫尔辛基高峰会，土耳其成为欧盟的候选国，新的执政党——民主人民党决定废除死刑并且给予库尔德人有限的文化权利。

2004年3月12日，从卡米什利（叙利亚东北部一个主要的库尔德城市）一座体育场开始，库尔德人和叙利亚人之间爆发冲突并持续了数天。至少三十人死亡，超过160人受伤。骚乱蔓延到北部土耳其边界一带的其他库尔德族城镇，再波及到大马士革与阿勒坡。

由于叙利亚内战，自2012年7月起，库尔德族人得以控制叙利亚库尔德斯坦的大部分地区，从最东北端的安迪瓦到最西北端的将戴里斯。

（二）

下面说说库尔德人怎样遭受到了历史的报应，成为一个受到诅咒的民族。

这个罪孽都是由于库尔德人的领袖萨拉丁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他就像希特勒使得德国人成为受到诅咒的民族、天皇使得日本人成为受到诅咒的民族一样。

库尔德人萨拉丁挑拨离间基督教各派的关系，唆使他们在耶路撒冷打打闹闹，以便分而治之，把神圣教堂的大门钥匙控制在穆斯林手里……这阴险的千古奇观好像极端主义一般地聪明，但是后果却使得库尔德人至今无法独立，惨遭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伊朗人分割蹂躏。凶残的萨拉丁表面上消灭了十字军主力，其实他的报应丝毫不爽，至今八百余年他的后人不得翻身。

1898年，邪恶化身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造访萨拉丁的墓，表示其敬意。此次的造访再加上反帝国主义的情绪，让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将萨拉丁视为对抗西方的英雄。他们认知的萨拉丁形象是由沃尔特·司各特及当时的欧洲人创造的浪漫角色，忽略了萨拉丁本身是库尔德人的事实。

可笑的是，现代的阿拉拍国家用各种方式纪念萨拉丁，多半也是以十九世纪西方所描绘出来的形象为基础。像伊拉克行政区划中包括萨迈拉及提克里特的萨拉赫丁省都是因他而得名，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最大城市艾比尔的萨拉丁-艾比尔大学也是纪念萨拉丁。

有些和萨拉丁有关的建筑物仍存留在现在的城巿中，萨拉丁最早强化的开罗城堡（1175–1183年）有圆顶，景观相当优美。在叙利亚即使最小的城巿也有一个可以抵抗入侵的城塞，萨拉丁将这个设施引入埃及。

虽然阿尤布王朝在萨拉丁死后只多存留了57年，但有关萨拉丁的事迹仍在阿拉伯世界中流传，一直到今天。随著20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部份原因也和阿以冲突有关，萨拉丁的英雄事迹成为新的记号。萨拉丁从十字军手中夺回巴勒斯坦的事迹，用来鼓舞今日的阿拉伯人，对抗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以色列的锡安主义。而且萨拉丁时期阿拉伯的统一及荣耀也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如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一个完美的符号。像埃及1984年后的国徽上就有代表萨拉丁的萨拉丁之鹰、而阿联、伊拉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及叶门的国徽都有类似的萨拉丁之鹰。

萨拉丁，埃及阿尤布王朝的第一位苏丹及叙利亚的第一位苏丹，1174年－1193年在位。阿尤布王朝是得名自他父亲Najm ad-Din Ayyub。

萨拉丁是埃及历史的“民族英雄”，因为他在阿拉伯人抗击十字军东侵的过程中，表现出卓越的领袖作为、骑士风度、军事才能，闻名于基督徒和穆斯林世界。他为人慷慨，从不吝惜钱财，死后的财产只有几个第纳尔，还不够支付葬礼费用。

他是库尔德族的穆斯林，也是首位成为埃及及叙利亚苏丹的库尔德族人，阿尤布王朝的建立者，在黎凡特之役中，领导穆斯林及阿拉伯人对抗来自法国人与欧洲的十字军。在权力最鼎盛时期，其苏丹国包括了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库尔德斯坦，希贾兹及也门。

在哈丁战役中，萨拉丁所领导的军队收复了自法蒂玛王朝期间被十字军占领长达八十八年的巴勒斯坦。虽然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王国仍持续了一段时期，但他们在哈丁之役中的战败，成了这场穆斯林与十字军战争的转捩点。也因此萨拉丁在库尔德族、阿拉伯及穆斯林文化中均享有盛名。萨拉丁是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但其义行及高贵的行为在基督教经典中也可发见，尤其是在卡拉克攻防战中的著墨甚多；虽说是十字军的敌人，也赢得了不少对方的敬重，例如狮心王理查。萨拉丁虽是欧洲人最憎恶的人物，但也是体现古老骑士精神的最好范例。

现代与近代均可找到许多作品描述萨拉丁的生平，偏向正面评价的史学家有Al-Qadi al-Fadil的作品Ascalon，和Imad al-Din al-Isfahani与Ibn Shaddad，但美索不达米雅的法学家Ibn al-Athir作品里的萨拉丁则呈现比较凶残的样貌。

他曾经“统一阿拉伯”：

1138年，萨拉丁出生于库尔德人的家庭，地点在底格里斯河边的提克里特（今伊拉克萨拉赫丁省省会）。他前往大马士革完成学业，并在努尔丁国王的宫廷服务十年，以其对逊尼派经文的兴趣而著名。

1160年，努尔丁派遣萨拉丁的叔父谢尔库赫去埃及作战，他随行学习军事。

1169年，他取代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和他叔父成为埃及总督，那时耶路撒冷的拉丁人国王阿马尔里克正要入侵埃及。

起初，萨拉丁的政权很不稳固，没人认为他能长久待在埃及。因为，在之前多次的权力更迭里，宰相们勾心斗角扶植了许多哈里发继承人。其次，萨拉丁领导的是外国军队，无力控制埃及的什叶派军队，后者仍效忠失势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再者，萨拉丁虽掌控统治权，但名义上附属于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以及赞吉王朝苏丹努尔丁。1171年9月，努尔丁去世，萨拉丁受近卫军支持发动政变。1174年成功夺权，穆斯林教长们宣布他继位为苏丹。阿尤布王朝从此建立。

其后，萨拉丁收复叙利亚和两河流域的大部分，发动圣战抵抗十字军。1187年，他俘虏耶路撒冷国王和圣殿骑士团团长，重新沦陷了圣城耶路撒冷。欧洲震动，导致其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92年9月，双方签定三年三个月的和约，胆小鬼仔“狮心王理查”带着真十字架逃走了，还谎称三年后回来一决雌雄。但两人皆未实现诺言。1193年3月4日，萨拉丁病逝于大马士革。1199年4月6日，可耻的狮心王理查在战场中箭后死于伤口感染。

谢选骏指出：历史研究发现，其实萨拉丁在中古时期并不出名，但在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的剧本《智者纳坦》(1779年)及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十字军英雄记》(1825年)里，基督教的叛徒们为这个十字军的敌人塑造出了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当代对萨拉丁的想象就是以这些伪劣的文学作品为准的。司各特等人对萨拉丁的描述是十九世纪自由派的欧洲人所捏造的历史——他们赋予基督教的敌人以基督教骑士精神的形像。相形之下，中古时期的西方人会对其印象不佳，因为那才是一个真实的萨拉丁，一个魔鬼的化身。这个萨拉丁是库尔德人，由于他使圣地重新沦入异教的魔掌，连带着使得库尔德人永世不得翻身了，多少有点像是“杀害耶稣基督使得犹太人永世不得安宁”了。

【040、梁漱溟晚年沉迷佛教、崇拜毛头】

《中国文化的大觉者——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2013-12-05 民盟市委研究室 谢遐龄）报道：

梁漱溟先生是现代中国的文化代表人物之一。当今思想界诸多流派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褒贬不一。褒者多称道其人心修养学说；贬者多批其社会发展思想——都忽视了他的思想是个整体，有此必有彼、有彼必有此。本人的学术思想多有与梁老先生契合处，因而不免被新锐学者把我与梁老捆绑在一起批判，使我甚感荣幸，与梁老更增亲近。梁先生学术活跃期（主要在1930至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经人民革命胜利有了巨大变迁，已非昔日之景，而且国人对西方哲学及其他西方社会科学的掌握远胜于那时，以至今日论说有了更锐利的工具。然而梁老的思路和论断中内涵之理仍然屹立不灭，国人当深长思之。梁老是位居士。佛指大觉者。所以我对他的评价为“中国文化的大觉者”。对他的建树可以照着说，也可以接着说。我想，对梁老的最好纪念是接着说——沿着他的思路，面对变化了的、变化着的中国实际，发挥出新意。以下讨论三个问题：中西文化、农村、法治。

一、中国社会接受西方文化的限度问题

梁老面对的问题是文化问题。社会发展道路是文化问题，人心修养实质上也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源自中西文化相遇并激烈地相互作用，极端说法是坚守本土文化还是全盘西化。众所周知，文化是个包括面极广且定义繁多的术语。在某种意义上是个无用的术语——内容太多因而无法开展讨论。而争论的关键点是：文化是否可能改变？这样提问，由于文化包括内容太多，还是模糊。准确的提法是庞杂的文化中是否有难以改变甚至不会改变的成分？经过超过一个半世纪的争论，我想，可以作出以下结论：

有些文化是可以立即接受的。如钟表——虽然初期也局限于宫庭，担心“奇技淫巧”惑乱人心，防止其扩散。衣饰发型等，虽然有关意识形态，一旦突破那层薄薄的意识形态束缚，民众接受几乎是无障碍的。

有些文化经过强力训练，可以在一个看得见的（可以预测的）时期接受。如交通规则。

以上两个方面使一些学者和人士形成信念，认为时间或长或短，所有的文化品都可以西化。

于是问题聚焦为：在庞杂的文化堆积中，是否有一些是难以改变甚至可以说是无法改变的成分？

梁老的思路是：有。

这也是我的回答。

为了把问题讲清楚，必须对文化作分析。梁老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作了大量描述、分析和判断。总括地说，文化须分两大方面，一是文化产品，俗称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皆就产品而言；另一是意义世界，或者换个说法——诸文化产品内涵的意义所构成的系统。意义世界包括一切意义。手势、姿势、音节、语词……各有其确定意义，以及多义。但讨论文化时，涉及的多为价值体系。例如男女自由恋爱，古代视为“淫奔”。由媒人牵线、父母决定的，叫作“娶”；当事人自己决定的叫“奔”。两种行为的性质：娶则为妻，奔则为妾。当代意义完全变了：自由恋爱而结婚获得高评价；且一夫一妻。以前为“淫奔”的自由恋爱视为婚姻必须具备的基础。

对领导的评价，原先的标准仁义礼智仍然通行，但也在悄悄地变化。目前一部分人士放弃了仁义礼智，转而采取西方社会的标准，要求领导平等待人、民主。而且搞不清楚西方社会究竟如何实施民主，因而把一系列概念都随心所欲地解释、滥用。突出表现在管理紊乱：管理应当以照章办事为基本准则。在实施管理时运用民主管理概念，从而与照章办事准则相冲突，造成紊乱。

意义世界是“决定性的”。意义世界中的价值体系较难改变；但也在变迁中。多数冲突起因于价值体系。职位是公器，然而人们视之为私有财产。本应执行规章制度要求，然而人们却以权谋私。家乡来一位父老要求领导人为其子侄安排工作；领导人表示为难；父老曰：这么大个单位归你管，难道就找不到个位置安排？！可见在民众心里职位被看作私产。

最重要的难点在制度——也是争议最多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判据也在价值观。一些人士主张“不自由毋宁死！”多数民众则主张“好死不如赖活着”。要原则还是要实利？要尊严还是要吃饭——“不吃嗟来之食”，还是“有奶便是娘”？不妨做个调查，测试一下当下国民的价值观念。目前对人权的解释有两大模式。一是自由权或曰人格尊严为首，一是生存为首。我国目前采用人权首要为生存权。看来合乎大多数国民的价值观念：不要舍生取义，而要为生存舍义。

制度之争议大体有三种论证路子。常见的是，从人们实际利益需要及利益诉求开展论证；其次多半是读书人依据某个或某些公理开展演绎推理论证；第三是从实际可能性开展论证。第一类论证往往逻辑混乱。这是因为，既然论证，总要讲点理论。由于任何一种逻辑严密的理论都不可能完美论证实际利益，因而不得不从这儿抓一点、再从那儿抓一点，于是不可避免造成逻辑混乱之局面。然而由于有实际利益支撑，会得到利益相关者坚强的支持。第二类论证逻辑严密，一般很有理论魅力，主张者信心足，追随者士气旺，自信真理在握，气势凌厉，摧毁力强。然而这类论证大多来源于外国思想，往往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一旦付诸实施，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以上两种论证有个共同点：都是“应当”。第一种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大旗，正义化身；第二种公理在握，也是正义在握。所以一旦交锋，冲突激烈。公名曰正义，内涵却全然不同。前者出于实利，后者出于理念。前者斥后者只知唱高调的唯心主义空谈；后者讥前者为利欲熏心的现实主义。前者斥后者脱离国情、全盘西化、高抬虚妄的普世价值；后者揭前者为一己私利顽固守旧，取之以普世价值、居守时便弃之。似乎未反思：自己上位后，是否也会重复弃普世价值之老路、理念背后是否隐藏着实利。

第一种论证是经验主义的；第二种论证依据逻辑主义的、规范性的政治科学。

第三种论证研究的是可能性。回答：一是人们诉求的制度能否实现，二是依据国民性可能实行的制度是什么样的。

常常有这样的论法：某种制度之所以不能实现，是因为有一小撮人不愿其实现而想方设法阻挠所致。于是要从政治学入手。

为什么不换个思路：何以这种制度换过几次“一小撮人”仍然不能实现？是否这种制度在中国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或者须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准备才可能实现；因而须研究其前提，及必须具备哪些条件这前提才可能形成、成熟。于是要从文化学入手。

这种论证、这种研究思路往往被贬为“保守主义的”。实则这才是现实主义的。

梁老的文化学研究吾归之于第三类，代表作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此书有两点吾钦佩之至。一曰中国社会伦理本位，二曰中国社会无阶级。前者吾有《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一文呼应、引申之，且阐明当代中国社会仍然是伦理社会，于此不赘述。今就后者申论之。

中国社会无阶级一说，初闻似惊世骇俗，其实语义乃“中国社会无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划分”，或者“中国社会阶级划分不能依生产资料所有情况”。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确实未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按生产资料所有情况划分中国社会的阶级，而是采取了类似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分层学说。所以，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而土地改革时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提出的划分阶级的方案，理论依据却是较严格地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生产资料所有情况制定标准。知识分子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划归无产阶级；自由职业者也划归无产阶级。形成与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差异。尽管周恩来理论上符合马列主义，但毛泽东合乎中国国情。而且实际的政治较量结果是周落败。欲知其详可以参考姜义华多年前在《复旦学报》上发表的论文。

这就是说，毛泽东的想法与梁漱溟先生相当一致。当然，有一定的差异——梁老讲无阶级；毛泽东讲有阶级，只不过这所谓有阶级实际上是无阶级（如果马列主义讲的那种阶级才算阶级的话）。表述上也不同，毛泽东的讲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梁老的讲法是新儒家。

梁老目光如炬、一语中的。我们今天要做的，只是论证上再作推进。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接着说”语义所在。我做的工作是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法哲学、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理论讲透马克思在《资本论》和《1844手稿》中阐述的社会学思想，并开展中西比较研究，从而深化梁老的论点、加固梁老的论证。证明中国民族及国民在社会存在（这是马克思用的概念，属于马克思）上未达到人格性（这是黑格尔法哲学用的概念，属于德国古典哲学）。

二、乡村建设与农民问题

梁漱溟先生一生学术研究之大端在阐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之究竟。农村是中国社会之本，受到他高度关注。盛年时期实践乡村建设，解放后又在农民问题上与毛泽东冲突，故为重要点。

梁老看农民，与时下一些人纯自西方人口学观点看迥异，乃自文化学或曰近似西方人类学、社会学角度看。

从人口学角度看人，人是有生产能力、消费能力、生育能力……正价值能力，也包括生病能力、犯罪能力等等负价值能力在内的动物。需要为人们考虑的是社会保障、福利等。至于与人相关的社会结构、文化等似乎是无关紧要的。

其实，人有三重存在：自然存在、社会存在、文化存在。上述人口学观点仅仅考虑其自然存在。

梁先生的研究视域，强调人的文化存在，内涵社会存在，比大多数研究者高明。他的伦理本位说，既是从文化立论，同时也是人的社会结构的表述，内涵丰富。

不过，就他与毛泽东因农民问题发生冲突的事件而言，似乎对中国农民解放后的变化认识不足。但由于缺少资料，很难作出准确评判。事情重要又不能不提及。

揣度当时争点，似乎是梁漱溟、毛泽东二人，究竟谁代表农民。梁老似乎还自认帮农民讲话。其实，解放后的中国农民，无论社会存在还是社会结构都已根本改变了。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粗看之下，与毛泽东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之初期阶段，似乎很相象。梁先生所力倡的，无非组织合作社恢复生产、办教育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建立民团自卫等等。实质上的区别则是全然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梁先生的理想是儒家的，是自由的小农自愿结合的经济合作，政治自治建基于学校教育。

共产党组织农民，先要灌输革命理论，让农民明白自古至今一起受地主富农剥削，要革命造反，推翻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在这样的思想革新前提下，建立组织——建立党组织和农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组织的过程也就是把农民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的过程；再把斗争地主富农的政策、策略交给农民积极分子，在党的领导下让农民自己与地富分子斗争，并取得胜利；最后，党再制定分配胜利果实的方案，指导或亲自主持分配斗争果实，让广大农民均分斗争获得的利益。这样的经历结成了党与农民之间牢固的关系，并且确立了党的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领导地位。所以，看起来是实施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最彻底的土地私有化，实质上是建立了党与农民之间的伦理关系。这样就解开了一个谜——何以农业集体化开展得如此之顺利，刚刚分到私有土地的农民，那么容易地、几乎没有抵抗地接受了党的主张，经由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交出土地证，让土地从私有转变为集体所有。

土地私有是表面现象；农民与党的伦理关系才是实质。村民自治不可能缺位基层党组织的领导。

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看起来梁老似乎没有理解到这一层。然而以梁老的智慧，又不应看不透这一层。梁老可谓毛泽东知己。毛泽东的想法，所作所为，他应能透彻理解。

就二人冲突的时期，毛泽东非但不是不关心农民，反倒是极其关心农民——是时正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时期。党内分歧也相当尖锐。原本计划在1967年建成的高级合作社，提前12年，到1956年就要完成。这样的时期能说毛泽东不关心农民和农村建设吗？毛泽东所关注的，重点也不在经济而在农民的社会结构以及党与农民的伦理关系——党始终要保证对农民的领导。

乡村，有的社会学论著中改写为村落，其内涵不单只指一个与农业关联的地域，主要意义是一个人群，里面的个体彼此密切关联着。因而乡村意味着一个共同体——或者译为社区。

经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乡村，社会结构根本不同于解放初期完成土地改革时的乡村。这时的结构是基层党组织与社员结合为还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而土地改革刚刚完成时的结构是一群小自由农聚居在一起，基层党组织象是个行政领导，党与农民的伦理关系还是隐性的。那时的结构合乎梁老心目中的儒家社会。

社会主义改造把社会存在作为自由农的农民转变为社会关系凝固在集体中的社员。基层党组织与农民的关系成为显性的——直接呈现为血肉相连地长在一起，不可分割。分割就是伤害这种结构。“摆脱党的领导”不仅仅是政治罪名，也是破坏社会结构的行动。

以梁老的智慧，不会看不透这层变化。

梁漱溟先生与毛泽东对农民的疾苦有相当一致的共识和情感，为什么毛泽东会批判他，且为大张旗鼓地批判？

据梁老对舍弟谢选骏口述——1978年谢选骏与我同时考取研究生，我到复旦大学哲学系，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那时梁老仍处于门庭冷落无人问津状态，他登门拜访结忘年交，相谈甚欢。按梁老的说法，毛泽东与他对农民的看法大体一致。但梁老发表意见后，遭到党内掌管工业、交通的高层领导的反对（以薄一波为首）。压力颇大。导致毛泽东转而发动对他的批判。谢选骏向我转述梁老叙述是在1970年代末我们回家聚首时。当时我觉得梁老说法较为可信——毛泽东本人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中表态：工人的收入较高，农民有意见，要适当地降些。从而工人、连带干部，工资都下调了。这一措施应当看作对梁老意见的采纳。

与此同时，农民的土地进一步向传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转化。乡村社会结构进一步向“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转化。

目前的城镇化与土地流转，也须考虑农村社会结构、农民社会存在的观察维度。不能单从经济增长、财政收入角度看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有了身份证。这一措施解放了农民、解放了生产力。大量农民走出农村，在国内自由流动。我国经济迅疾增长。与此同时，农村社会结构受到前所未有的撕裂。人走开了，结构随着解体了。

与农民关联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土地和农业，还有家族和宗教。这些都是梁老反复申论过的。不过现在有了新情况。

家族关系，我国北方农村破坏较南方农村严重——换个说法，南方保留较北方多。或许这可以解释法轮功、家族教会在北方较南方兴盛。对于宗教的看法，我有个基本认识——人类本性中深藏着信仰需求，从而社会便产生宗教满足这种需要。由此有两个重要推论：一是中国人有信仰，不是如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当代中国人绝大部分没信仰。二是信仰不会消灭，只会转移信仰对象。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宣传无神论、反对“封建迷信”。从表面上看，民众不再信神了。实际情况却是民众把信仰对象转移到党的领袖、党组织、党的最高纲领之上。其突出表现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出来的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和早请求晚汇报等各种仪式风行。这就是说，消灭各种宗教的政策和行动使民众转而崇拜党。然而，人们没有认识“信仰不会消灭或消亡，只会转移”这条原理。以为民众真地成为无神论者了。〖当然，无神论宣传也有效果：人们干坏事不怕下地狱受刑，更有胆量了。但信仰需求仍然要寻找满足。〗改革开放以来，淡化着对党的崇拜。最明显的标志是广大农民堂屋正面高高悬挂的毛泽东像摘了下来。党政机关的领袖像也渐渐消失了。虽然农民代之以观音菩萨像或关公像，心里却还是空荡荡的。农民的信仰空间出现了巨大的空白，给法轮功和家族教会暴兴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

城镇化与土地流转将进一步破坏南方农村中的家族联系及观念。尽管党对意识形态淡化后果有所醒悟并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毕竟力度不够，也不够得法，因而相当一个时期不会有明显效果。建设赶不上破坏。中国社会面临着更严峻的精神危机。

三、土地问题与法治

对梁老思想“接着说”意味着有些他未及深论的要作些发挥或发展。

梁漱溟与毛泽东都讲农村合作社，但毛泽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梁漱溟是当代新儒学的。分野在：梁漱溟的合作社农民是自由农的联合，而毛泽东意在把自由农转化为“国家农民”。

毛泽东的意图在人民公社化时的一句口号表达得最清晰：一大二公、政社合一。政社合一这四个字，表达了党政组织与农村社会结为一体的结构——政治、意识形态、生产、生活融和为一。这是古今中外罕见的边界清晰整齐的社区结构。“一大二公”的公字，表达了把农民转化为国家农民的意图。

对应的道德命名为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易与团队精神相混淆。很多人不明白，团队精神是错误的、被斥为“小团体主义”——难道维护集体利益有错吗？

其实，集体主义有两条原则，一条是个人服从集体，还有一条是小集体服从更大的集体。第二条更重要。一级一级地向上归拢，直至服从党中央、统一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团体精神只强调对本集体的忠诚，与党的集体主义精神全然不同。

这与一大二公意向相同。

由于农村无声的和有声的抗议——无声的如出工不出力、农产品产量下降——人民公社结构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土地的集体所有定格在初级合作社范围。这是当代“国家农民”与“集体农民”之结构边界。

规范地表述上述情况，称作“实践证明这样的体制合乎国情”。这是经过较量达成的平衡状态。平衡乃就某种指标体系而言。依某特定指标体系看属于平衡的，换种指标体系看未必属于平衡。确定指标体系与认识程度相关——用学术术语表达，与意义世界相关。所以，“实践证明”与人们的价值观念、意向相关。

土地集体所有的“队为基础”至今有效。生产队、生产大队等名称已经取消。政社合一也取消，恢复为乡政府。人民公社已经不存在。然而土地的集体所有“队为基础”仍然未变。似乎曾经实践证明过的仍然合乎国情。

当前的改革，农村土地问题为人们普遍关注。问题的焦点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会否变化。

我看前景是一定会变——变成私有。但这转变是长期的、充满问题和弊病。

㈠按概念考察。

概念统领一切。路线以概念为纲，纲举目张。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核心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抠住社会主义这个核心概念。施政凭概念，所以认真学习上级文件是各级干部第一要务。历史将沿着概念展开的方向演进。考察概念就能了解社会发展趋势。

与土地相关的概念是法治。法治是个大概念。十五大报告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作了肯定表述。十八大报告又提出2020年初步建成法治政府目标。所以这个概念有施政纲领项目意义。

法治内涵决非人们一般理解的依法治国那样简单。依法治国之法可以相当宽泛地解释，包括解释为旧中国“依祖宗家法办事”。实际上，在意义世界中，法这个概念仍然处于模糊状态。这意思是：虽然法学家们有许多阐释，仍未有统一意见；党的文件也未有明确而系统的阐述；各级干部不太明白法为何物；一般民众基本不知法。

法之核心意义是权利，通俗表达：人权。

宪法和法律法规是法的体现。不少人心目中仍然以旧中国的律法理解法。比方说，人们常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随地吐痰是道德不良，禁不住，就制定法律惩罚。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不是错话，然而未说出重点。重点是人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颁布了民法通则（1986年）。这才宣示了法的重点。民法之颁布是我国以法律形式郑重宣布公民权利（人权）。

权利的表现方式之一是财产。进一步说，财产是权利的重要表现方式。

要说清楚土地问题之要害，须讨论两个问题：一是财产是什么；二是土地是否财产。

按法哲学，财产是人格表现为物；是意志之体现。财产按其内涵是私有财产。

国家财产是个内涵不清楚的词组。国有与公有是可以互换的词。公有物不是财产——任何物一旦宣布为公有，就不再可以成为财产，意思是：任何人不得取为自己的财产。国家不是法人，所以不可以有财产。

财产之本义是私有物。某物一旦国有，意思就是禁止成为财产，因而就不是财产。

侵犯财产就是侵犯物主人格。人格不容侵犯。法允许物主格杀侵犯者。——实际上目前我国法律保护的是侵犯他人的罪犯，不允许公民保卫自己、保卫自己的财产。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缺少对公民权利（人权）的正确理解。

上述两个问题聚集为农民的土地是否财产。

农民的土地规定为集体所有。集体所有之确切意义是否定了农民对土地的私有。在这意义，农民的土地不是财产。集体所有虽然还不是国有，距离还相当遥远——前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已经说明了这段距离——不可成为财产之意义是明确的。

现在政策规定农民土地可以流转。（敬请留意：不是法律规定。）这意思是说，土地可以用作财产。虽然是集体土地捆绑在一起地流转，不可出售，仍然是作为财产使用。集体成为法人。这就向土地转化为私有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总结上述讨论：从概念而论，宪法规定土地不得私有，而党的政策在推进土地私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想及其实行（颁布民法是重要步骤）凸显了人权问题，同时揭示财产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之重要体现，从而显明财产是私有财产这层内涵。法治建设内涵推进私有制。

㈡按实践考察。

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思路是考察人们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的现象。马克思主张研究生产劳动，理由就在于此。民众因财产纠纷上法院开展诉讼是最好的普法活动。权利概念在这些活动中深入人心。这些本文不予讨论。

本文要讨论的是不动产（土地、房屋）中的一项：土地。

在土地问题上，农民的实践早就“突破”了党纪国法。例如华西村吸收了周围多村的土地统一经营。方式不是入股，而是租赁。首先涉及的是权利：别村的村民不是与华西村民平权的股东，单只是雇员。更重要的是别村的土地流转了，作为别村的财产看待。这样的土地流转早在党中央宣布之前就在农民的实践中广泛开展。这种情况一般称作党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多地农村自作主张地出售宅基地。往往是跨地区销售。虽然以集体的名义出售，已经是当作财产使用。农民个人也多有出售自己宅基地的，不过多数是出售给本村人，因而财产意义不完整，但毫无疑义已经向把宅基地看作财产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更重要的是党的政策和政府行为。

上述土地流转政策是指导实践的重大决定。

地方政府出售土地给房产商，虽然宣布城市土地仍然属于国有（前已讲清楚：国有之意义是不得私有，不是属于一个称作国家的法人所有），但既然换得货币，就是出售，何况房屋盖好后要出售给公民——实质上是把土地卖给私人。虽然宣布出售的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但那只不过是文字游戏。权利之核心是意志，而且是个人的意志。意志是不可分割的。意志只论然否（同意或不同意）、不论程度（同意百分之几）。既然有价，就是看作财产。何况租金不可以那样出奇地昂贵。

目前正在热议征收房产税。房价中一个相当大的比例是地价。因而房产税中包含了土地所占的那个比例。已经明确房基地使用年限为70年。这意思是土地不是财产。然而既然进入买卖，就是作为财产看待。再行征税，更是当作私有财产对待。目前人们尚未醒悟。一旦搞明白，就会提出房基地私有的要求。所以征收房产税会增加动乱因素。

当前正要推进的城镇化直接涉及农村的宅基地。农民是否会提出确认宅基地私有的要求？党已经宣布保障人权的主张。党的主张与农民正在实践的出售宅基地怎样结合有待进一步观察。人们不认真学习党的重要文件、不切实贯彻党的主张，一方面令人叹息，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深入分析民众心态，找出深层原因。

梁漱溟先生深刻分析了中国人的文化。国人一般不是从法理演绎逻辑地推导出应当怎样行为，而是从自己及他人在实际生活中的遭遇之众多实例中直觉地反思出应当怎样行动以获得最大利益。在土地问题上同样是这样。不是根据道理、讲究道理，而是从现有规定出发寻求自己利益——不管这些规定是否合乎道理。

政府行为也往往是先想可行办法，再从文件中找依据；即使找不到依据，也是先做起来再说。

经验主义加直觉；并非公理演绎——这是实践所昭示的。

㈢余论：法哲学讨论。

作为余论，稍稍作点补充。

马克思的学说是英国经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之结合，内核是德国哲学，表现形式是经济学。马克思的思想主要源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按黑格尔所论，法治的基础是民族和个人具备人格性（personality），而西方历史从道德自觉进展到法权自觉大约用了1.5千年。如果以阳明哲学提出致良知为中华民族道德自觉标志——梁老一生多讲人心，阐明儒释深义，发挥阳明思想，可看作推进中华民族道德自觉——那么按1500年尺度衡量，中华民族达到法权自觉还须经1000年。这样计算当然没有根据，但用来说明须经很长时间还是可以的。我估计还要更多时间，1000年还不够。尽管理念上确立了人权，法律法规也制定了一些保障人权、财产的条文（同时制定了侵犯公民权利的条款），但在实施上会受到执行者理解上的偏差和民众中出自利益和习惯思维而产生的不自觉抵制之作用，将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走过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目前我国国民一般着眼于利益而非法理。争也是争利益，不争理、不争法。农民更是如此。因此不恰当的举措导致的不是道理越辨越明，法律越制越准，而是动乱因素增加。当政者可不慎乎！

了解国情、国民，也就是说，透彻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是执政的基础课。梁老的主要著作是基本教材。继承和发展梁漱溟先生的思想遗产何等重要。

（作者简介：谢遐龄，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选骏指出：整个1970年代，我都在寻找一把解决中国困境的钥匙，为此努力涉猎阅读古今中外各种思想史料，后来发现无一适用，所以决定自创一家之言。因为梁漱溟曾经面受毛泽东批判，所以对他尊敬有加。1978年我去北京“上学”，经过上海时结识了他的一位学生，知道他劫后余生、大难不死，于是很想前往拜访请益，经他学生书面介绍，终于在他北京东直门外的中村寓所见到了梁漱溟先生。那时候他已八十多岁，但是头脑还很清楚，他告诉我每天可以吃两个鸡蛋，还做握力锻炼。我表示很喜欢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以及“乡村建设理论”，但他似乎比较淡然，反而告诉我他常读佛经，而且颇有心得。说到往事，我表示很赞佩当面顶撞暴君毛泽东，他就告诉了我转述给谢遐龄的上述故事。他还回忆说1969年十一前夕，他正在接受群众专政打扫街道，突然接到“天安门国庆观礼”的邀请，言外之意，这似乎出自毛泽东的授意，虽然没有见到毛泽东，但是回来以后待遇立即改变了，从此不用再打扫公共厕所了！梁老的意思是毛泽东没有忘记他的苦难，我却想到毛泽东的阴损——既然他1969年来解放梁老，那么就意味着他此前下令折磨梁老了！这让我非常鄙视毛泽东这厮的为人下流。于是我批判了毛泽东的机会主义和不学无术，但是梁老却说“毛主席很伟大，你们年轻人不懂”。这让我大失所望。为何大失所望呢？本来，那时我把梁漱溟看作卢梭一类的思想家，而把自己看作罗伯斯庇尔一类的革命者，结果很不幸，卢梭不是卢梭，罗伯斯庇尔也不是罗伯斯庇尔了。不过也好，从那以后我就老老实实地做了一个思想家，因为我知道，中国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所以暂时还无法采取正确的行动。因此我的任务还是继续思想而不是立即行动，所以我没有参与民主墙的活动。对我来说，深入思想并且写作贯彻，就是中国迫切需要的行动了。由于我认为梁漱溟晚年（1979年）沉迷佛教、崇拜毛头泽东，明显无法听取新的想法，所以我们之间的对话就中断了，我后来就很少去他那里请益了，我展开了自己的思想蓝图。

【041、灵恩派与古兰经】

灵恩派，来自二十世纪初的灵恩运动。灵恩派宣称与基督新教一致，所以灵恩派教会的信仰宣言里，不会出现“灵恩派”的名称，他们不愿意被贴上“灵恩”的标签，但与传统基督教派不同的是，他们更重视个人化的属灵经验，甚至多了许多基督传统教派少见的现象，例如：说方言、医病神迹、先知预言。这些现象原本主要出现于使徒传道时期。

灵恩派和五旬节派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强调信徒说方言，医病神迹，这与传统基督信仰的务实观点，有相当的距离。

与传统基督教的明显分别，是所有灵恩派最大特征是在聚会时也会说一些自己及其他人也不能翻译的声音，他们称其为“方言”。灵恩派对此有几个解释，例如这是天使的语言、天上的语言、圣灵的语言。“方言”根据圣经是在使徒时代所提及的能力之一，不过圣经上所出现的方言能力，是能够被翻译的，是传教时能讲出当地人所用的实在语言，而灵恩派发出的“声响”则完全无法理解。这与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所听到的精灵所发出的声音，倒是不谋而合、异曲同工。后来，穆罕默德正是根据这些只有他自己能够听到的“声响”，写出了《可兰》（《古兰经》）。

灵恩派与传统基督教被圣灵充满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异，灵恩派被圣灵充满时，不时会引起以下独有的反应：狂笑、狂哭、跳舞、抽搐、抽筋、滚地等现象，虽然以上现象在圣经从没有出现过，但灵恩派相信这是“由圣灵而来的反应”，是“被圣灵所充满”后的表现之一。据称，圣灵的充满有助于与神发生紧密连接的关系。虽然也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表现最后会产生不良后果，但传统基督教徒认为，被圣灵充满时，是不一定有特殊的行为反应的，而是在心灵上与圣灵达至异常亲密的关系，或是唱诗、或是讲道、或是方言之类，但绝不会是固定化地去说方言，因为哥林多前书所述的恩赐是有很多种，传统基督徒不认同被圣灵充满就必须说方言。

灵恩派据称有治病能力，但与圣经使徒时代所出现的治病能力不同，现代灵恩派的通常是治疗非永久性的病，例如伤风、骨痛、瘀青等一些身体可以自我复原的病痛，而圣经以往述说的治病，通常是治好盲人、瘫痪、痲疯……等不能自然痊愈的病痛，而从来没有记载治过一些身体可以自行复原的病痛。

灵恩派人数增长很快，根据 David Barrett所编的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2001）的统计：1987年灵恩派人数有二亿四千七百万人之多，而2000年则是七亿七千万人了（David Barrett，Todd M Johnson编World Christian Trends AD30-AD2000, William Carey, 2001)。灵恩派活跃于南非、美国、拉丁美洲、非洲及欧洲等地，最显著的势力范围可说是拉丁美洲与非洲等原始宗教比较发达的地区。严格说来，这可能与萨满教传统密切相关。

灵恩派的一些核心信条和行为包括：

·相信圣灵并不偏待人，每个人都可以且应当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掌管。

·认为被圣灵充满，与“说方言”有关，若人被圣灵充满，相信不久就会有说方言相关的恩赐。

·相信神的神迹并未随着使徒时代的结束而消失，现今的世代仍有医病、先知预言存在。

·每位信徒都有圣灵所赐的恩赐，也就是靠着圣灵行神迹。

然而在灵恩派的教导中强调医治和说方言却会在福音传播中显得略有不足。正如哥林多前书说：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

传统教会认为：以是否说方言而来判定是否被圣灵充满是片面的，甚至会被误导。至于医治，忽略主的旨意而一味求医治也过于片面。主的旨意乃是建立荣耀合一的教会，借此在我主基督的身体，即教会里得到神的恩赐，能力与荣耀。

由于灵恩运动的发展，今天的灵恩派与二十世纪初的灵恩派已有所不同。灵恩派与福音派虽在神学上各持立场，彼此却有接纳的现象。至于很多基要派在救恩论上回避加尔文五点，根据香港圣公会在2005年2月6日发行的《教声》，这些信徒有不少自称是灵恩派的信徒。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

1Co 14:1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作先知讲道。（原文作是说预言下同）

1Co 14:2 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1Co 14:3 但作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

1Co 14:4 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作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

1Co 14:5 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作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作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

1Co 14:6 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

1Co 14:7 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

1Co 14:8 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

1Co 14:9 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

1Co 14:10 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

1Co 14:11 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化外之人，我也以他为化外之人。

1Co 14:12 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1Co 14:13 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

1Co 14:14 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

1Co 14:15 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1Co 14:16 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

1Co 14:17 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

1Co 14:18 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

1Co 14:19 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

1Co 14:20 弟兄们，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作婴孩。在心志上总要作大人。

1Co 14:21 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1Co 14:22 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作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作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作证据，乃是为信的人。

1Co 14:23 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

1Co 14:24 若都作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

1Co 14:25 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1Co 14:26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

1Co 14:27 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

1Co 14:28 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1Co 14:29 至于作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

1Co 14:30 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

1Co 14:31 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地作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

1Co 14:32 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

1Co 14:33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1Co 14:34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她们说话。她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

1Co 14:35 她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

1Co 14:36 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

1Co 14:37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

1Co 14:38 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

1Co 14:39 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作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1Co 14:40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谢选骏指出：显然，从上面这些最为经典的“先知讲道”和“说方言”之中，也无法找到“新的启示”可以诞生的依据，无法产生《古兰经》（可兰）一类的“神的话语”的合理依据。如果大家都顺从自己的意思，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写出一本圣经来了。

但是圣经的最后却是这样写道的：

Rev 22:18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Rev 22:19 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

Rev 22:20 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阿，我愿你来。

Rev 22:21 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谢选骏《思想主权》说——“阿波罗神谕”，是“吸入乙烯气体的迷幻者所产生的思想”，而非“天使的晓喻”。《古兰经》也属于这个范围，其他还有萨满的扶乩、活佛的言语、灵恩派的定点定时降神等等。如果大家都顺从自己的意思写出一本《古兰经》来，那么这个世界就有太多的邪教了。）

【042、缅甸的“去伊斯兰化”】

《缅政暴乱一周400死 25万罗兴亚人断粮》2017年9月3日报道：

8月31日，孟加拉国纳夫，一艘载着缅甸逃离冲突区的罗兴亚人的船在孟加拉国东南沿海发生翻船事故，导致至少19人死亡，包括10名儿童。

缅甸西北若开邦政府军与罗兴亚穆斯林一周来的暴力冲突造成近400人死亡，两千多房屋被烧，25万人救济粮被断，大批民众逃往孟加拉，孟加拉关闭边境，两万人被困，一些人试图渡河过境，河上已发现18具尸体。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言人9月2日告诉法新社，由于缅西北的暴力冲突，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无法将救济物资运进去，当地25万罗兴亚人失去援助 ，情况非常紧急。

据缅军9月1日宣布，一周来，已发现400来具尸体，包括370名罗兴亚“恐怖分子”，15名政府军士兵，14名平民。

这轮暴力始于8月25日，昂山素季政府宣布，当日早晨，缅孟边境20多警察哨所受到150名罗兴亚反叛武装攻击，造成12名保安和59名罗兴亚伊斯兰武装人员死亡。

法新社报道，截止到9月1日，已有3万8000罗兴亚人从缅甸逃到孟加拉。孟加拉已接纳40万罗兴亚人，表示无力承受更多难民，关闭了边境，导致2万人被困，其中一些人试图游泳或乘渔筏渡河，河面已经发现多具尸体。

缅甸政府军首领周五宣称，缅甸政府军，安全部队，政府机构和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共同保卫祖国，打击罗兴亚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实际掌控政府，但她在国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似乎没有阻止对罗兴亚人的迫害。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多次将缅甸打击罗兴亚穆斯林比作“种族灭绝”，他呼吁联大9月讨论这个问题。

真相是什么？

若开邦位于缅甸西部，居民有信奉佛教的若开族人，另外还有大量信奉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两个族群关系长期不和。

2012年，若开族人和罗兴亚人间发生流血冲突，导致10万多名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的难民营，现在仍有许多人住在那里。

眼下，缅甸政府和罗兴亚武装分子都谴责对方残暴。但由于除了官方带领的旅行团，媒体记者都被缅甸政府禁止进入这一地区，因此几乎不可能核实哪方发布的信息。

据美联社报道，罗兴亚人的支持者称，安全部队和治安维持者们袭击并烧毁了多个罗兴亚村子，射杀平民，使得民众被迫逃离。他们称，已有数百名平民被杀害。他们还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了照片、视频，并描述了详细情况，以此作为证据。

这些人称，政府安全部队和平民治安队“在Rathedaung镇的Chut Pyin村大规模杀害罗兴亚穆斯林，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

人权组织Fortify Rights周五援引目击者和幸存者的话称，士兵和治安队的人烧了村里的每一座房子。据袭击事件发生后返回村子的幸存者预计，死亡人数超过了200人。

该组织援引一位化名为Abdul Rahman的41岁幸存人士的话称，士兵杀害并烧死了他的兄弟。

“我们在田里发现了（我的其他亲戚），尸体上有子弹和刀砍的痕迹。我的两个外甥被砍了头，其中一个6岁，另一个9岁。我兄弟的妻子被枪打死了。”

但缅甸政府称，烧毁房屋的是暴乱者，他们还杀害若开族人，“一些在路上的土著居民，被恐怖分子毫无理由地用非人道的方式残忍屠杀。”

政府方面称，暴徒使用精心策划的各种恐怖主义策略，袭击了执勤的安全部队后，混在村民中试图逃脱追捕，他们还切断交通线路，散布虚假信息，以图获得外部帮助。

出缅甸记

暴乱已导致许多罗兴亚人背井离乡，前往孟加拉国寻求庇护。

孟加拉国官员周五称，过去三天，在边境附近的纳夫河(Naf River)沿岸发现了至少46具遗体，其中包括19个小孩、18名妇女和9名男子，据信是逃离缅甸西部暴乱的罗兴亚人。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地的边境警卫队指挥官、陆军中校S. M. Ariful Islam说：“我们认为，他们是罗兴亚人，在乘船从缅甸来孟加拉国的途中因船只侧翻而遇难。”

联合国周四的数据显示，自一个星期前爆发冲突以来，至少有2.7万人穿越边境进入孟加拉国，还有两万人被困在两国之间的无人地带。

目前，有超过30万罗兴亚人居住在孟加拉国脏乱的难民营中。联合国人权机构称，还有许多罗兴亚人被孟加拉国警卫挡在边境之外。

缅甸政府拒绝承认罗兴亚人是本国公民，称他们是来自孟加拉国的非法移民。孟加拉国则认为，他们是缅甸人。

缅甸若开邦生活着大约100万罗兴亚人，他们在就业和旅行上都受到限制。

2月，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布报告，指责缅甸军队对该国的罗兴亚人犯下大屠杀及集体性侵罪，造成数百人死亡。报告称缅甸军队的行为“很有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和种族清洗罪。

谢选骏指出：如果情况真的像土耳其总统和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说的那样，那么缅甸正在进行的活动，就是一场“去伊斯兰化”。目前，伊斯兰扩张的前线，就是非洲中部、欧洲各国、亚洲东部，包括菲律宾南部和缅甸西部。一般来说，伊斯兰教的扩张只会前进，不会后退——西班牙是一个曾经成功地“去伊斯兰化”的罕见地区，现在的缅甸，能够再度成功地“去伊斯兰化”吗？即使是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以内？

【043、缅甸人为何害怕穆斯林】

《女孩因举报校长性骚扰 竟被活活烧死》（2019年4月19日 转载知世）报道： 

不到两周之前，孟加拉国一个19岁女孩Nusrat Jahan Rafi举报校长对其进行性骚扰。随后，Nusrat在学校里被人泼煤油点火烧死。

女孩因举报校长性骚扰 竟被活活烧死

自从Nusrat勇敢地发声反对性侵犯，到她在被火烧身体五天之后去世，这中间发生的所有一切都牵系着孟加拉国人民的内心，并引发人们对这个保守的南亚国家性骚扰受害者脆弱性的关注。

Nusrat来自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以南160公里的小镇Feni，她在一所伊斯兰学校学习。3月27日，Nusrat说校长把她叫进他的办公室，并以不恰当的方式多次触摸她。在事情进一步恶化之前，Nusrat从校长办公室里跑了出来。

孟加拉国的许多女孩和年轻妇女都会选择将性骚扰或性虐待的经历保密，以免被社会或其家人羞辱。而让Nusrat与众不同的是，她不仅将性骚扰说了出来，而且，在她声称性侵犯发生的那天，她在家人的帮助下前往警察局报了案。

在当地警察局，Nusrat描述了她的受害经历，她理应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来回忆她的创伤经历。然而情况正相反，当Nusrat在进行描述时，负责处理该案的警官却用手机进行拍摄录像。

在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Nusrat感到焦虑和痛苦，她试图用双手遮住她的脸。但是警察却说该性骚扰投诉“没什么大不了”，并要求Nusrat将手从其脸上移开。该视频后来被泄露给当地媒体。

“我试着带她上学”

Nusrat来自于一个小镇，出生于一个保守的家庭，并在一所宗教学校学习。对于和Nusrat一样背景的女孩来说，举报性骚扰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性骚扰受害者经常面临周围人的评头论足、线上和线下的骚扰，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暴力袭击。Nusrat经受了所有这些情况。

女孩因举报校长性骚扰 竟被活活烧死

3月27日，在Nusrat去警察局报案之后，警察逮捕了涉嫌性侵犯的校长。随后，Nusrat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一群人聚集在街头抗议，要求释放涉案校长。该抗议活动由Nusrat就读学校的两名男学生安排，当地政界人士据称也参与进来。人们开始责怪Nusrat，她的家人开始担心她的安全。

无论情况怎样，4月6日，即性侵犯发生之后11天，Nusrat坚持去学校参加期末考试。

Nusrat的哥哥Mahmudul Hasan Noman说，“我试图带我的妹妹上学，但我不被允许进入学校”。他接着说道，“如果当时我没有被阻止，我的妹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女孩因举报校长性骚扰 竟被活活烧死

根据Nusrat的临终声明，一名女同学欺骗Nusrat说，她的一个朋友正在被殴打，于是Nusrat便跟着该女同学来到学校的屋顶。但当Nusrat到达屋顶时，四五个穿着全身仅露双眼的布卡罩袍的人将她围起来，并胁迫她撤回对校长的性骚扰指控。当Nusrat拒绝时，他们便将煤油泼向她的身体并点火烧起来。

对此，孟加拉刑事调查局局长Banaj Kumar Majumder表示，凶手希望“让Nusrat的点火烧身看起来像是自杀”。然而当Nusrat成功逃离现场之后，他们的计划失败了，Nusrat这也才能够在去世之前录制声明。

Majumder对媒体表示，“其中一名凶手用手捂着Nusrat的头，所以煤油并没有洒在那里，这也是她的头没有被烧到的原因。”

但当Nusrat被送到医院时，医生发现她的全身皮肤有80%的烧伤。当地医院无法对此治疗，于是Nusrat被紧急送往达卡医学院附属医院。

在前往达卡的救护车里，Nusrat因为担心可能活不下来，她便用她哥哥的手机录下了一份临终声明。

在声明中，Nusrat 说道，“校长摸了我的身体，我将会对此进行抗争，直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 她还指认了一些袭击者，说他们是伊斯兰学校的学生。

随后，关于Nusrat身体健康情况的新闻席卷了孟加拉国的媒体。 4月10日，Nusrat不幸去世，成千上万的民众在Feni参加她的葬礼。

孟加拉警方此后逮捕了15人，其中7人涉嫌谋杀。 在被逮捕的嫌犯中有两名男学生，他们组织了抗议活动以支持涉嫌性侵犯Nusrat的校长。而校长本人仍被拘留。另外，拍摄Nusrat进行性骚扰报案的警察已被撤职。

孟加拉总理谢赫·哈西娜在达卡会见了Nusrat的家人，她承诺将会把参与杀害Nusrat事件的每个人绳之以法。哈西娜说：“没有任何匪徒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女孩因举报校长性骚扰 竟被活活烧死

Nusrat的去世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活动，成千上万的孟加拉民众利用社交媒体表达了对Nusrat和其他性侵犯受害者受到不公待遇的愤怒。

当地网友Anowar Sheikh表示， “在发生此类事件后，许多女孩都出于恐惧而没有进行抗议。布卡罩袍，甚至是用铁制成的连衣裙也无法阻止强奸犯”。

还有网友Lopa Hossain在Facebook上写道， “我一生都想要一个女儿，但现在我很害怕。在这个国家养育一个女儿就意味着一种恐惧和担忧的生活” 。

根据妇女权利组织孟加拉妇女理事会的说法，2018年孟加拉国总共发生了940起强奸事件。但研究人员表示，实际数字可能还要高得多。

女孩因举报校长性骚扰 竟被活活烧死

对此，孟加拉人权律师、女律师协会前主任Salma Ali表示，“当一名女性试图为性骚扰伸张正义时，她不得不再次遭受骚扰。类似Nusrat的案件多年来一直都存在，整个社会应该为此感到羞耻，当地警方也缺乏正确调查此类指控的意愿。这些都导致受害者放弃寻求正义。最终，犯罪分子不会受到惩罚，他们会再次犯同样的罪行。其他性侵犯受害者也会因为这样的例子而放弃进行指控。”

现在人们都在问：为什么Nusrat的案子只在被袭击以后才得到关注？ 她的案件会改变人们对孟加拉国性骚扰的看法吗？

2009年，孟加拉国最高法院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在所有教育机构中建立起性骚扰小屋，学生可以在那里举报投诉性骚扰行为，但很少有学校采取主动行动。孟加拉当地活动分子现在要求执行该命令并将其载入法律以保护学生。

对此，达卡大学教授Kaberi Gayen说道， “Nusrat这一事件震撼了我们，但正如我们过去所看到的那样，此类事件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我认为今后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必须看看正义能否得到伸张。在心理和法治实施方面都必须有所改变。学校应该从童年时期就提高学生对性骚扰的认识。在涉及到性骚扰时，他们必须了解到什么是对和错。”

谢选骏指出：孟加拉国民就是“孟加拉的穆斯林”，也就是殖民入侵缅甸的罗兴亚人。现在我们知道了，缅甸人为何如此害怕穆斯林，害怕来自孟加拉的殖民者。从上述报道可以看到，大部分孟加拉人还是很有同情心的，但是伊斯兰学校的人太太太恐怖了。他们的战斗性用错了地方！

【044、面纱禁令去伊斯兰化】

《欧洲禁面纱风潮或给中国辩护新疆政策以口实》（BBC 2018年8月23日）报道：

穆斯林妇女戴面纱引起争议最激烈的国家，也是"去伊斯兰化"（de-Islamisation）思潮最汹涌的。

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招致国际社会的关注、担忧、批评直至抨击，是经常性的。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穆斯林文化传统是争议的核心。

最新的一起争吵是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有关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引发的。联合国称有"可靠情报"，证明中国在新疆的"反极端主义中心""秘密囚禁百万维吾尔族人"，强迫洗脑。

中国代表团对联合国说，北京在新疆"没有压迫少数民族，没有打着反恐旗号剥夺宗教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的"矢口否认"不同，中国政府承认在新疆推行强制性教育项目，但辩称目的不是"洗脑"，而是"反恐"、"技能培训"、"帮助就业"、"扶贫"等等。

中国代表称，相比之下，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明令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众场合穿蒙面罩袍。

"去伊斯兰化"

中国代表指出的是一个事实：欧洲已经有部分国家以立法的形式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众场所穿Burka（蒙面长袍，通身包括面部全部遮盖住），或Niqab（面部没有完全遮盖，露出眼睛)。而且，加入"禁戴"名单上的国家还在增加。

更耐人寻味的是，已经明令禁止穿戴穆斯林蒙面长袍，或正在酝酿出台相关立法的国家中，大多数是以开放、包容著称、积极推行多元化多年的西方国家，如德国、法国、荷兰、丹麦等。

穆斯林妇女戴面纱引起争议最激烈的国家，也是"去伊斯兰化"（de-Islamisation）思潮最汹涌的。

这一方面是近几年大量难民的涌入，给欧洲许多国家造成直接的冲击，引起社会的反弹。涌入的难民多数是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

另一方面，多个欧洲国家一再发生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也给这些国家的民众造成恐惧和排斥心理。

一个不容忽视的更大的背景，是部分欧洲国家中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势头。

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发表的最新报告《欧洲增长的穆斯林人口》预测，到2050年，部分欧洲国家的穆斯林人口将翻三番。相比之下， 其它族群的人口处于原地踏步状态。

报告说，即便是欧盟28个成员国加上瑞士和挪威，从现在起对移民完全关闭边界，穆斯林人口在西方国家中的增长势头仍将持续。

欧洲"去伊斯兰化"思潮已经把一些右翼政党推上了执政地位。而"禁戴"是政府迎合选民情绪的最直观的做法。

欧洲已经有哪些国家出台了相关禁令？这里按时间顺序列出如下：

法国的穆斯林人口约500万人，是西欧国家中穆斯林人口最多的。但是，穿蒙面罩袍的妇女全国只有约2千人。2011年4月11日，法国禁止妇女在公共场合戴遮盖脸部的伊斯兰面纱的禁令生效，使法国成为欧洲国家中第一个禁戴面纱的国家。任何妇女，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在法国如果带着遮盖整个脸部的面纱出门，将遭受罚款处罚。时任总统萨克奇在公布禁令时称，面纱是对妇女的压迫，在法国"不受欢迎"。

2016年，法国又推出"穆斯林泳衣"（burkini）禁令，禁止妇女在海滩上穿戴遮住全身的游泳装，法国政府称"穆斯林泳衣"是在公共场合的伊斯兰政治宣示。对违规者的处罚是罚款150欧元和接受公民教育。禁令施行以来，截止到2015年的最新的统计数字是1546人次受到了处罚。

比利时穆斯林妇女走上街头抗议禁令。2011年7月，比利时开始实施禁止妇女戴遮盖整个脸部的面纱的禁令。相关法律禁止任何人在公共场合穿戴妨碍辨认的服装。比利时通过在全国实施的禁令前，部分地区已经利用管理狂欢节游行的相关规定，禁止穿戴蒙面罩袍。2012年12月，比利时宪法法庭拒绝了要求废除禁令的上诉。2017年，欧洲人权法庭判决维持比利时相关法律。

2016年10月，保加利亚议会通过立法，任何妇女在公共场合蒙面，将被处以罚款，福利金也将被扣罚。

2016年11月，荷兰议会通过议案支持在学校、医院和公共交通上禁止穿戴蒙面罩袍burka 和niqab。议案必须获得荷兰上议院批准后方能生效成为法律。这个议案凸显了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领导的以反移民、反伊斯兰为宗旨的右翼政党自由党在荷兰日增的影响力。自由党以荷兰议会第三大政党的身份成为荷兰少数派联合政府中主要的联盟。荷兰总理马克·吕特将此议案形容为是"宗教中性的"，理由是在学校医院等场所带头盔或滑雪面罩也将同样受罚。但是，荷兰全国穿戴niqab 和burqa 的妇女总数估计不到300人。

2017年1月，奥地利联合政府通过在法庭、学校等公共场所穿戴burka 和 niqab的禁令，同年10月立法正式生效。奥地利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差点获胜。面纱禁令被视为是奥地利联合政府试图抵御右翼势力的举措。奥地利全国穿蒙面罩袍的妇女总数据信不超过150人。

丹麦成为欧洲最新一个通过面纱禁令的国家。丹麦议会2018年5月通过法案，任何人在公共场合戴遮盖整个头部的面纱将遭罚款处罚。立法8月正式生效，使丹麦成为欧洲最新一个通过面纱禁令的国家。以反穆斯林言论突起的极右政党丹麦人民党对立法的出台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违规者如果被抓住再犯，罚款数额将翻10倍。

通过地区性禁令的国家

除了全国性禁令，在一些国家，部分地方政府通过了地区性的禁令。它们包括：瑞士的提契诺Ticino地区。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市政府和加泰罗尼亚部分地区。意大利的伦巴第大区Lombardy以及北部城镇诺瓦拉Novara。

随着难民潮对德国社会的冲击显现，民众的包容态度开始转变。第一轮难民潮涌到欧洲大门外的时候，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张开双臂拥抱难民，德国接收的难民迅速超过百万，他们大多是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随着难民潮对德国社会的冲击显现，民众的包容态度开始转变，总理默克尔的政治资本也随之流失，她的调门也跟着变了。2016年12月，默克尔说，在德国"任何法律上可行的地方"，应该禁止burka或遮盖整个脸部的面纱。

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洲2017年初通过立法，禁止在学校、投票站、大学和政府机关戴遮盖整个脸部的面纱。德国16个州中，至少有一半禁止学校老师在课堂上带头巾。在一些欧洲国家，虽然没有禁止妇女蒙面的动议，但伊斯兰面纱已经成为敏感而极具争议的话题，也成为政客观测试探选民情绪的晴雨表。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

丹麦的面纱禁令8月生效后，英国前外交大臣和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在报上撰文，口称在英国不应该这么做，因为告诉人们该穿什么不该穿什么"不英国"。但他对传统的伊斯兰妇女装束大发感慨，极尽调侃之能事。约翰逊称burka/niqab"怪异"、"可笑"，穿bruka 像抢银行的蒙面大盗，穿niqab戳在那里像个信筒。

一个政客公开用这种充满伊斯兰恐惧症的语言调侃穆斯林妇女的着装，引起的轩然大波可以想象。党内党外，社会各界同声谴责。首相特里莎·梅下令调查，要求约翰逊道歉。约翰逊没有任何悔过之意。道歉？道什么歉？约翰逊的父亲跟着在报上撰文，说唯一遗憾的是儿子没有把话说得更狠点，直接要求禁戴面纱。

禁戴面纱潮从欧洲大陆涌上英伦岛，或许已经不是难以想象的了。约翰逊的政治野心在英国是尽人皆知，眼睛一直在盯着唐宁街10号首相府。此番言论看似信口开河，实则处心积虑。他是在向保守党内的基层党员和英国的草根选民喊话，争取支持，为再次冲击首相宝座热身。

约翰逊的判断显然是，英国精英阶层的"政治正确"与基层选民的感受脱节。权威民调YouGov 2016年8月作的一项调查显示，57%的英国人支持在英国禁止burka。

谢选骏指出：面纱禁令与伊斯兰化，其实并无相关。因为新约圣经也是要求妇女在教会活动中是要戴上面纱的。面纱只是一种风俗，早期为了防止灰沙拂面，后来为了社会安全。其实，后者与现在欧洲下达的面纱禁令倒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甚至异曲同工了。

【045、魔鬼删除了中国初中课本圣经内容？

《初中课本疑有圣经内容遭禁止》（法广 2016年6月6日）报道：

语文中国孔子学院虽然引发一些国家对此争议仍遍布全世界，中国的初中语文课本出现圣经内容却在中国引起强烈批评，中国批评者要求学校加强革命教育。

据金融时报报导，西方基督教的《圣经》已成为中国反西方言论的最新目标，一本语文教材录入《创世纪》(Book of Genesis)部分章节的事情引发了强烈反对。

根据中国官方报纸《北京青年报》的采访，这本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写者对自己收录《圣经》中上帝创造宇宙的故事进行了辩护，他们表示，他们将一则着名的西方故事收录到教材中，是希望学生可以从神话角度开阔视野。

但此事在网上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一些评论人士谴责西方宗教侵入中国教育。中国政协委员、已退休的经济学教授何新表示：“文科教材的编订是不能放开的。文科教材的编订关乎着政治、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法广说，尽管中共对政府批准的可供民众做礼拜的教堂进行严格控制并经常打压，但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增长得很快。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认为，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数千万基督徒选择去“地下教会”做礼拜，而不是去政府监督的教堂。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不承认教宗，中国政府对公民效忠外国权威心存疑虑。然而，中国对于传播福音却并不陌生：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圣经》印刷企业。

报导说，作为更广泛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正在修订中小学课程表。去年，中国教育部表示，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课堂。上月，一些教授呼吁政府在大学课程中纳入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

中国一名教师证实，过去两年有一种新的势头，即在课本和考题中强调中国传统文化。

过去十年，中国学校流行圣诞装饰和庆祝活动，现在也已在教室中被禁止。今年3月，一篇题为《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为人父母的你关注了吗？》的文章，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课本严重西化。被批评的课本涉及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等西方故事。报导说，上星期当包含圣经故事《上帝创造宇宙》的课文图片在新浪微博上传播开来时，网民的怒火再次被点燃了。在一项微博投票中，60%的受访者认同宗教应与教育分离，15%的受访者认为课本应该多宣传中国传统文化。

《上帝创造宇宙》最初是出现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2002年编订的课本中，但2015年底，该院做出了从未来修订版中即从2016年秋季版开始，删除该文的决定。

谢选骏指出：奇怪的是，不知大家注意没有——“中国当局”有关这个事情的解释是前后矛盾的！他们一会说刚刚放入圣经内容，一会又说刚刚删除了圣经内容——中国大陆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却没有人完全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已经陷入了全面混乱：从经济政策到外交行为，从人民大会堂发生的无人负责的歌颂文革的奇怪事情，直到最新的这个“圣经事件”……所以我们可以说，可能是魔鬼删除了中国初中课本圣经内容……魔鬼敢于公然删除圣经内容？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和大力拔除十字架的运动正好配了套，说明他已进入垂死的痉挛。

【046、穆罕默德不如自杀攻击者】

《恐怖主义、伊斯兰教圣战和殉难者之间的关系》（2013/5/17日Mohsen Rahami 王秀梅）报道：

一、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圣战

所谓圣战，是对世界和平主要威胁之一，并非仅在伊斯兰社会发生圣战，基督徒本身有时也采取所谓的圣战，如在中世纪时期，基督徒们发起的十字军东征，重新获得了他们的圣地，导致大规模的杀伤。基督徒也经历了他们之间的宗派主义冲突，如中世纪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长期存在的战争，近些年在塞尔维亚传统基督徒反对巴尔干半岛天主教之间的战争都是鲜活的事例。在中东国家的穆斯林之间发生的宗派战争，如在伊拉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目前发生的宗派战争也对世界和平造成了很大威胁。

在《古兰经》的很多章节中，特别是在第二章、第四章、第九章和第四十八章中的内容涉及讨伐异教徒（Jihad）的内容，其中一些内容是鼓励穆斯林参加这种讨伐行动，而且有些内容还谴责那些拒绝参加讨伐行动的人。伊斯兰法学家曾自发地探讨过圣战及其相关问题，从文字意义上看，圣战是“决意去尝试”，是指针对那些反对穆斯林的非穆斯林人发动的神圣战争。

但是，在大多数什叶派学者中还主张第二种解释，把圣战定义为完全自卫或者是对入侵伊斯兰领土敌人的“合法自卫”。

如同这些什叶派法学家所认识的，先发制人的圣战特别是早期的伊斯兰圣战，那时先知们自己也都是穆斯林。现在，不仅先知们自己，而且12名伊斯兰教长中的一些人（先知的真正继承者，什叶派始终相信他们中的最后一个还活着）都不是穆罕默德，不允许任何人针对非穆斯林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圣战。这就是为什么在什叶派法学家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或者阿亚图拉·穆哈迈德·侯赛因·法德尔·阿拉（Ayatollah Mohammed Hussein Fadl Allah）所撰写的著作中用“自卫规则”（code on defense）替代“圣战”（Jihad）的原因，这样做便限制了自卫和集体自卫，或者伊斯兰领土上的群体自卫的两种自卫的范畴。

根据Ayatollah Khomeini的裁决（Fatwa），如果敌人入侵伊斯兰领土，那么任何穆斯林都有宗教义务，并通过任何可能的方法去积极投身到自卫中，而无需得到政府的许可。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认为，“自卫”并不仅限于武装自卫，它还包括政治或者经济措施，诸如联合抵制进口或者消极抵抗，反对任何外国统治。阿亚图拉·蒙塔泽里（Ayatollah Mcntazeri）发布过同样的自卫性圣战裁决。

什叶派法学的这种解释不仅符合一些国家认可的可接受的国际规则，而且也说明了本能的反应。即对任何攻击的自卫是自然的、理性的反应，就像什叶派法学家所表述的，已经被伊斯兰世界认可。

根据阿亚图拉·蒙塔泽里（Ayatollah Montazeri）发布的裁决：“发动先发制人的圣战以对非穆斯林施加伊斯兰教的信仰，获得领土的扩张，取得对其他国家的统治并不属于伊斯兰教；而且在《古兰经》章节诸如‘对于宗教，绝无强迫’，‘……难道你（啊！穆罕默德）要强迫众人都做信徒吗？！’都是对伊斯兰教中先发制人圣战可行性的强烈反对。”

随后，阿亚图拉（Ayatollah）补充道：“但是，对于生活在暴政和一神论镇压下的被害人，具有宣传伊斯兰教信仰和价值目标发动的先发制人的圣战义务以及给他们带来正义，如果他们自身需要这样，伊斯兰教的确有这样的规定。”阿亚图拉试图引用《古兰经》的规定支持他的观点：

“你的错误就是你们为什么不为保护主道和解放老弱妇孺而战呢？他们常说：我们的主啊！求你从这个虐民所居的城市里把我们救出去吧。求你从你那里为我们委任一名保护者，求你从你那里为我们委任一名援助者。”

因此，正如阿亚图拉（Ayatollah）说明的，在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后，才能允许发动圣战：

（1）这里的人民遭受压迫和暴政；

（2）在他们中间有一种一神论倾向；

（3）他们从穆斯林那里找寻着帮助。

阿亚图拉（Ayatollah）相信，在先知及其继承者阿里教长（Imam Ali）时代发现的所有战争，都具有自卫的性质，而且无一例是强加信仰或者领土扩张。

阿亚图拉·蒙塔泽里（Ayatollah Montazeri）提出的战争定义似乎很像联合国北约组织成员国在巴尔干地区采取的一些措施，或者近似于在卢旺达停止大规模灭绝种族罪行所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说，根据阿亚图拉（Ayatollah）确立的理论，如果他们的敌人侵犯一个国家的穆斯林，其他穆斯林作为一种宗教上的义务，在他们需要帮助时，就必须去帮助他们。但是至于圣战，则完全与之不相干，因为帮助被压迫的人民和为转变非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而发动的圣战在本质上截然不同。前者针对暴力实施的自卫是理性的而且广为接受；而后者则是企图强迫其他人接受特定的由好战者坚持的信仰，这种行为绝对违背选择的自由和《古兰经》所倡导的宗教自由。

关于人类的尊严，《古兰经》中曾指出：

“我确已优待阿丹的后裔，我使他们在陆上或海上都有所骑乘，我以佳美的食物供给他们，我使他们大大超过我所创造的许多人。”

当然，《古兰经》需要宣传伊斯兰教以便吸引非穆斯林，但这完全基于合理的、非强迫的处理方式，这种方式应与人类尊严和选择的自由相协调，例如，真主告诉其先知：“你应当凭指挥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该以最优美的态度与人辩论，你的主的确知道谁是叛离他的正道的，他的确知道谁是遵循他的正道的。”他还指引他的先知们如何进行传教：“你当教诲，你只是教诲他们的，你绝不是监察他们的。”

伊斯兰教的传教和旨在邀请其他非穆斯林人加入伊斯兰教，并提醒穆斯林同伴负有伊斯兰教的义务是传教本身延伸的主题，该主题典型属于“惩恶扬善”的范畴。但是人们可以说，传教和惩恶扬善必须在尊重人类尊严的情况下进行，而且是基于理性的辩论。因此，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指出：

“惩恶扬善的人应该像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父亲或者医生那样行事，他们仅仅是为了真主，非常善良和慎重地行事，而不是为了机会主义或者极权主义的目的。在惩恶扬善中根本不允许造成的伤害或者破坏，因为仅在某个伊斯兰教长或者伊斯兰教高级司法人员的允许下是不能出现这些结果。不过，在自卫过程中则允许造成伤害或者破坏。”

谢选骏指出：基本上，伊朗人所谈论的伊斯兰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因为他们都是被阿拉伯人武力征服之后被迫向信伊斯兰教的，就像当代中国人被共产党武力征服以后被迫接收共产主义一样。

二、恐怖主义与殉难者追求的行动

圣战词汇和殉难者追求的行动在西方世界似乎使人想起恐怖主义的行动，但两者之间有联系吗？

从中东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他们政府失去信心，以及国际组织在处理中东复杂的纠纷时起，一些穆斯林团体就开始了他们的行动，这些行动随后被西方媒体和出版物称之为“自杀式袭击”。现在，为了便于讨论的缘故，让我们看看在伊斯兰教背景下自杀和殉难者的含义。

1．自杀

在伊斯兰教法学术语中，用于指自杀的术语是阿拉伯词汇“Intihar”，伊斯兰教义严格限制自杀（Intihar），因为，《古兰经》通过指出杀死一个有生命的个人，就等于杀死全人类的话语，明确禁止自杀。《古兰经》另一个章节告诉其信徒，杀人会使谋杀者永远遭受真主的惩罚和地狱的折磨。一些学者相信这些章节也应涉及自杀的内容。他们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解，指出《古兰经》本身之所以没有直接涉及自杀，是因为那些实施自杀的人不再是《古兰经》所说的应对他或者她予以处罚的那些活着的人。一般而言，不仅所有伊斯兰教学者强烈反对自杀，而且他们还警告这种罪过行为是不能接受的结果。例如，谢赫·马哈穆德·沙尔图特（Sheikh Mahmud Shaltut）和埃及艾兹哈尔（Al—Azhar）大学著名的法学家在其书中从先知中援引一项圣训，探讨伊斯兰教中禁止自杀的行为，主要是指一个穆斯林战斗员在先知时代实施自杀。根据圣训，所说的战斗员在战争中受了很重的伤，以至于非常痛苦，所以他通过自杀结束这种折磨。当人们把他的故事告诉先知，先知便转向穆斯林并告诉他们，战斗员所有的丰功伟绩都因其实施自杀而毁于一旦。

如上所述，人们可以充分推测在西方进行的所谓自杀式袭击并不同于中东地区的自杀式袭击，事实上，从完成自杀式袭击者和根据一些伊斯兰学者发出的法学家裁决（Fatwas）看来，这些行为人是自愿成为殉难者的。

2．殉难者的行为

在阿拉伯语中殉难者使用的词汇是“Istish－had”，该词在语义上与以下词义相关联——“观察、目击和决议成为烈士”。在《古兰经》中，真主作为“沙黑德”（Shahid）一词使用，就像要求目击者签署一份协议时也使用沙黑德（Shahid）术语，先知自身也被称为其穆斯林社会（Ummat）的目击者沙黑德。“有趣的是，《古兰经》使用的Shahid一词并不是指“殉难”，而是指被描述为在通往真主的路上被杀的人。”不过，在整个《古兰经》中只有一个章节中使用的Shahid一词可以谨慎地解释为“殉难”。因此，在伊斯兰教文字中，殉难者（Istish—had）的行动是一个相对新的造词，该词为一些穆斯林团体针对敌人采取的自卫策略所采取的军事行动而创制。对于那些穆斯林团体，殉难者行动意味着讨伐异教徒（Jihad）的宗教义务，他们有义务这样做，即使存在可能被杀的合理危险。

当然，讨伐异教徒（Jihad）和殉难者（martyrdom）在伊斯兰历史上并不陌生，而且有大量的《古兰经》章节涉及讨伐异教徒和杀害或者为了真主而被杀的内容。但是，殉难者行动则是个非常新的现象，始于阿亚图拉·穆罕默德·侯赛因·法泽尔·阿拉（Ayatollah Muhammad Hussein Fazl Allah）发布的法学家裁决（Fatwa）。阿亚图拉（Ayatollah）是黎巴嫩什叶派的领导者，在他的书中对伊斯兰教自卫的解释规则强调了穆斯林采取积极行动参与保卫伊斯兰领土的必要性——特别是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反对以色列的行动。他写道：“讨伐异教徒的殉难者的类型和在被占领地打击敌人的自卫条件应充分强调，从事这种行动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宗教义务。”

他进一步补充道：“伊斯兰教中的讨伐异教徒行动是普遍的，无条件的，基本上提倡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它不应被解释为自杀）。即使从事殉难者行动是自杀的形式，但对自杀的处罚会因他们结束生命的壮举而取消，而且从事这种行动被视为权宜之计。” 

如上所发表的法学家们的观点（Fatwa）起初都是针对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人民，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观点还会不会进一步延伸？

当前，一些伊斯兰教团体以讨伐异教徒或者所谓的殉难者行动实施的大量行动，在伊斯兰教的思想和价值观框架内并不是合理的，这些行为恰好就是自杀行为，因为：

（1）如前所述，讨伐异教徒作为一种自卫战争应是对进攻的敌人进行的，但是，一些穆斯林所采取的集体行动，诸如在阿富汗基地组织对平民实施的行为，或者在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境内的具有相同信仰的其他团体所采取的近似行动绝不是反对敌人的行动。因此，那些实施这种野蛮行为构成犯罪的人事实上应双重指控他们实施了杀人和自杀行为。

（2）恐怖分子的行为诸如在纽约实施的那种行为或者在伦敦和马德里实施的行为，并不属于伊斯兰教概念中的讨伐异教徒的范畴。因为：首先，他们实施的行为发生在伊斯兰领域外；其次，他们的目标是无辜平民，他们或许对他们国家的对外政策全然不知，或者反对国家的对外政策！我们应该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古兰经》告诉穆斯林，任何人不对他人的错误行为负责。

因此，恐怖分子的行为，诸如公共场所的爆炸和在大街上谋杀平民，根据伊斯兰教观念，这些行为完全不具合理性，而且那些用无辜者的鲜血染红他们手的肆无忌惮的重罪之人，除了受到真主的谴责外，一无所获。

（3）即使人们以单薄的理由证明这些行为作为讨伐异教徒行动的正当性，他们也会面临一定的问题。作为战争道德规范的准则，人们讲述着先知以命令穆斯林专心致志地善待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即使在大难当头之时。尽管如此，大量妇女、儿童和老人还是不时地成为所谓殉难者愚人政策下的被害人！ 

（4）先知还被讲述为曾对穆斯林说过，对异教徒实施放火、放水淹没房屋、投毒饮用水的行为是禁止的，即使是在与他们开展战争期间，这些行为也是禁止的。当今世界，自杀是一些变态的人，他们甚至对清真寺和寺庙放火，人们如何证明其实施的行动是正义的？！

将这些观点集中，笔者希望强调这个事实，只要我们努力留守在伊斯兰教思想领域内，受一些极端伊斯兰教团体中的狂热者鼓动的自杀式袭击就不可能是合理化，也不具有宗教的正当性，无论是什么信仰或者学术理论都会有如此的认识。

（本文节选自：Mohsen Rahami、王秀梅：《伊斯兰法和伊朗刑法中的反恐规则》，《东方法学》2008年第5期）

谢选骏指出：上文无知，作者显然忘记了，穆罕默德也是从攻击他的原有宗教开始行动的，而且，穆罕默德也是诉诸暴力的武力征服者，而不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圣洁。从虔诚信仰的以身作则的角度看，“先知穆罕默德”还不如一个普通的殉道者。正如毛泽东不如雷锋，斯大林不如保尔柯察金。因为这些“领袖”，都是让别人去死，自己却贪生怕死；都是让别人遵守教规，自己却贪图享受。甚至佛教的教主也是这样，他让别人吃素，自己却可以吃荤。

《观点：圣战对西方女性穆斯林的诱惑》（凯瑟琳·布朗博士，2014年10月6日BBC）报道：

女大学生马穆德嫁给了一名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 

最近英国有不少激进的穆斯林女性前往加入伊斯兰国圣战组织，比如失踪的女中学生侯赛因、女大学生马穆德以及双胞胎姑娘萨尔玛和扎拉·哈拉尼，这引起了外界的担忧。

据估计，英国大约有50到60名穆斯林女性途径土耳其前往叙利亚，加入了伊斯兰国组织。到了叙利亚之后，她们与来自包括奥地利、法国、荷兰、美国、加拿大、挪威和瑞典等其它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女性会合。然而到底是什么吸引了这些来自西方国家的女性要加入这个激进组织呢？

对中学生侯赛因，目前还不清楚她是否已经成为激进派，或者她是否已经前往叙利亚，不过警方认为这非常有可能。

但是对于其它几名女子的故事，人们却很容易从社交媒体上找出来。从这些人的状况来看，社交媒体的影响显而易见。在社交媒体上，这些女子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支持以及旅行咨询，这些服务成为伊斯兰国的宣传工具，为她们描述伊斯兰生活以及圣战的理想状态。

起先，有很多女子因为丈夫已经在为伊斯兰国组织而战而前往叙利亚加入他们的行列。这样家庭成分是她们前往叙利亚的很大原因。但在其它情况下，一些帮助旅行安排以及帮助到达安顿的网上的服务也让她们的行程成为可能。

“圣战新娘”

英国大约有50到60名穆斯林女性途径土耳其前往叙利亚。 

最近西方媒体多次报道了有关“圣战新娘”前往叙利亚和伊斯兰国武装组织分子结婚的消息。虽然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大学恐怖主义和安全研究中心的布鲁姆表示，这些女性为视为“生育工具”，是为了给这个“纯粹”的伊斯兰国传宗接代。

不过这些年轻女子并不只是为了找个丈夫，她们前往叙利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伊斯兰国提供一种新的乌托邦政治体系，加入圣战以成为建立伊斯兰国的一分子。

伊斯兰国组织领导人希望医生、工程师、建筑工人等等来加入他们的行列，来建立纯粹的伊斯兰国。女性加入这样的一个体系脑中存在很多浪漫主义的想法，她们脑中憧憬着那种在某种伊斯兰和伊斯兰教议基础上的“美好生活”。

在这个“新的国度”中，女人可以有各种工作或者分工。比如有女人手持AK47步枪，身着自杀带的照片。但是她们也可以煮饭，摊饼、做家务，或者和其它女性朋友聚在一起喝咖啡，她们还可以是母亲，照顾他人。这种集暴力和家务于一体的概念吸引了她们。

归属感

另外这些加入圣战组织的女子认为在西方国家当中没有归属感，她们批评西方政治体系以及对于她们宗教信仰活动的一些限制。

然而矛盾的是，虽然她们的说法中引述古兰经的内容，却没有什么迹象显示她们对有关冲突、甚至伊斯兰教义的真正了解，

这些从西方国家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做法集中了政治原因和个人原因。但是这也显示她们的动机是由一种幼稚的浪漫主义所促使的。

（克瑟琳·布朗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系讲师。）

谢选骏指出：确实的，自己不敢以身试法的领袖，其实是无法获得教徒的真正青睐的，于是他们只得依靠政治权势逼良为娼，而无法激起信徒内心的真正感动——结果，他们只能使用鞭子，而不能使用笛子，催人奋发。所以说，穆罕默德还不如一名普普通通的自杀攻击者。正如坐拥妻妾而死的宾拉登，还不如为他送死的那些走卒。

【047、穆罕默德仇恨人类】

《女博士疑尿沾《可兰经》网民怂伊斯兰协会》（2018年10月27日 转载微博/有线新闻）报道：

内地网上近日传一张亵渎穆斯林圣典《可兰经》的相片，一本中文翻译版《可兰经》被放在便池旁边，封面疑似沾有尿液。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不但甘肃兰州伊斯兰教协会发声明狠批，就连当地警方也介入调查。不过，最离奇的是，内地竟有网民反过来，留言批评《可兰经》侮辱他们。

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周三通报，有网民在微博上载「侮辱可兰经」的相片。相中一本中文翻译版《可兰经》被放在便池旁边，封面明显有水渍，怀疑是尿液。相片由一名网名叫「DrChaoChao」、自称是博士的女子上载，她在帖文写：「XXX说把《古兰经》（内地称谓）翻译成汉语的都是目黑，《古兰经》必须用纯阿拉伯文读，本博士前段时间正好钻研马坚翻译的《古兰经》，被穆斯林这么一说，本博士吓得把《可兰经》扔到便池里了。西方有艺术家的《尿侵基督》，本博士来一个沾浸古兰」。

兰州伊斯兰教协会随后发表声明，指帖文是对全世界穆斯林的侮辱，对二千万名中国穆斯林宗教感情的伤害，该协会严厉谴责这种侮辱穆斯林神圣经典，煽动民族仇恨的卑劣行径，要求当局坚决查处，维护他们信仰的尊严。

据悉，DrChaoChao已删掉个人微博账户，有关相关相片及帖文已无法找到。有网民说：「首先，尿沾《可兰经》，私下为之个人自由，谁也无权禁止，我们不是哈里发国（Caliphate，阿拉伯语意为「继承」，由最高宗教和政治领袖哈里发领导的伊斯兰国，如史上的「鄂图曼帝国」Ottoman Empire）！但公开宣扬的确是寻衅滋事，但也绝不是破坏民族团结，这里无关民族！其次，这篇某伊协的声明只看到一个意思即你们不处理好我们就闹事！用2000万威胁14亿，这难道不比尿沾一本书性质严重的多？」

另有网民指，《可兰经》几百次辱骂不信教者下火狱，都是侮辱了他，要求销毁《可兰经》，亦有人讽刺如果吃红烧肉（穆斯林禁食猪肉）时研读《可兰经》，将肉掉到经书上要不要自首。有时事评论员认为，内地网民这类言论，是源于民族主义情绪。

谢选骏指出：穆罕默德诅咒不信他话的人都下火狱，这说明他仇恨人类——好在他死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如果一个活人敢用这样的方式说话，那就犯了仇恨罪，会被起诉关入监狱。当然，在伊斯兰专政的地方，情况正好相反——不用这种方式说话的人就会遭到起诉并且关入监狱，甚至遭到鞭打暗杀与肢解凌迟。

《泰国佛教素食面吃到碎肉 惊爆老板剁尸煮人肉》（2018年10月27日 转载中时电子报）报道：

泰国曼谷惊传一起“剁尸煮肉“骇人听闻事件！客人在素食面里吃到碎肉与猪头皮，向警方举报后，揭发老闆在厨房剁尸真相，食客得知后直喊想吐！

据《泰国网》报导，曼谷东部叻甲挽县（Ladkrabang）警方获报后到现场调查，赫然在该餐厅后方厨房，发现大量血迹洒满在地板、流理台与墙壁，但素食店老闆已经逃之夭夭不见踪影。

警方后来展开搜索，发现店面后方化粪池中，藏有1具半裸男尸，腹部被刀器刺了5刀，左大腿上也有刀伤，全身都有被打伤伤痕，疑生前遭到速食店老闆殴打致死，男尸经指认是附近一位61岁的居民。

死者弟弟表示，最后一次看到哥哥，是他21日与素食店老闆在店内喝酒，后来就失踪，23日到店里找人看到大批警方在店内搜索，才知道哥哥已惨遭毒手。

警方质疑老闆杀人后，将“人体部位“混入食物中卖给客人，事件轰动泰国，警方已对失踪老闆通缉。

谢选骏指出：虽然“佛教素食面吃到碎肉、惊爆老板剁尸煮人肉”的实践，是在号称佛国的泰国发生的，但是这个行为并非佛教教义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只算个案，不算仇恨人类。相比之下，佛教的社会危害性，还算低于到处攻杀的伊斯兰教。

【048、穆斯林不能回家】

《曾被川普喊滚回家 美国非裔穆斯林女议员涉婚外情离婚》（中国日报 2019-10-12）报道：

8月时捲入一名政治顾问离婚官司的民主党籍女衆议员欧玛（Ilhan Omar），虽然曾否认涉及婚外情，但据报已诉请离婚，称婚姻已无法挽回。欧玛是国会内其中一名少数族裔民主党新生代女议员，总统川普曾在社交网站发文，叫她们滚回原籍国。

《纽约邮报》报导，欧玛是在其37岁生日当天，在所属选区明尼苏达州，向法院提出与丈夫赫尔西（Ahmed Hirsi）离婚的申请。根据法庭文件，欧玛的离婚理由是「婚姻关係破裂无法挽回」。两人都未有寻求三名子女的保护令，要求法院批准他们共同监护，并由法院就他们子女的最大利益，确定抚养费。

据报导，这并非两夫妇首次分手。两人相识近20年，于2002年举行过传统的穆斯林仪式婚礼，育有两名子女后，于2008年分手，数年后旧情复燃，并在2012年生下第三个孩子。但在欧玛与赫尔西分开期间，欧玛与一名英国公民艾尔米（Ahmed Nur Said Elmi）相恋结婚，虽然他们的婚姻生活只维持了两年，但直至2017年12月，欧玛才与艾尔米正式离婚，并在2018年1月和赫尔西结婚。奥马尔解释迟迟未与艾尔米离婚原因是他已返回英国，未能联络上。但媒体发现艾尔米一直在美国，住在距离欧玛仅2.6哩（约4公里）的明尼亚波利斯市中心。媒体亦发现，在欧玛与艾尔米婚姻的头两年，她所报住址竟然和赫尔西相同，即两人可能一直同居从未分手。

消息指，欧玛和赫尔西的婚姻早在她当选衆议员后就出现裂痕。据报，本身是明尼亚波利斯市议员资深政治助理的赫尔西，不满欧玛经常连同另外三名少数族裔女议员组成的「四人帮」（the Squad）到外地跨州宣传，而留下他独力照顾三名7岁至16岁的子女。

据报二人已经于今年3月分居。赫尔西于4月时在脸书分享一家人在迈阿密度假的愉快照片，但当中未有欧玛踪影。赫尔西的朋友透露，赫尔西本来不打算离婚，因爲仍然深爱妻子，但在爆出欧玛疑似与前竞选助理迈纳特（Tim Mynett）有染之后改变主意。

38岁民主党政治顾问迈纳特与其55岁太太，于今年4月分手。迈纳特太太向华盛顿州法院提交的离婚申请文件中指，迈纳特向她坦言分手原因是正与欧玛热恋。但欧玛在事件爆出后当天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旗下媒体WCCO访问时，断然否认与迈纳特相恋的指控。

谢选骏指出：穆斯林不能回家！否则就会遭受家暴甚至荣誉处决，被扔到水里淹死或是丢到火里烧死或是乱刀刺死或是石头砸死……穆斯林不能回家！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049、穆斯林的灵魂非常疲乏】

《死亡笼罩伊拉克 这些网红美女为什么被谋杀》（BBC 2019年10月14日）报道：

塔拉·法雷斯是伊拉克最走红的社交网络明星之一。

监控录像显示，一辆白色敞篷汽车停在巴格达一个小巷中。一个身着白色服装的男子冲向驾驶座，停顿数秒后，冲向另一个骑摩托的男人疾驰而去。白色敞篷车缓慢沿着小巷滑坡下去。车里躺着的是伊拉克最有争议的网红美女塔拉·法雷斯（Tara Fares），她中枪后已经奄奄一息。

塔拉被谋杀——这是2018年的9月27日。回忆起那天的情景，阿尤什（Ayoush）说，她刚从土耳其返回巴格达。那天下午3点左右她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我是塔拉。你这趟旅行怎样，咱们今天见个面？”电话里说。

阿尤什是伊拉克第一代知名女DJ之一，她将西方流行乐与伊拉克走红音乐相结合，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同时她也经常参与推广音乐活动。

而塔拉则是一个网红明星。她在社交媒体Instagramm 上有270万粉丝，她在自己的帐号上展示自己的生活，包括各种服饰，她的新纹身，或展示化妆技巧，还有旅行照片，读了哪些书，生活中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等等。

塔拉和阿尤什虽然算不上密友，但都在一个圈子里混，比一般朋友还是更熟络一些。这天她俩约好在巴格达阿尤什办公室附近见面，讨论一个商业推广活动。

在塔拉的电话之后一两个小时，阿尤什给塔拉打电话却没有人接。大约5点半时，她再打塔拉的号码，一个男人在电话里嚷道：“塔拉被枪打死了！”

阿尤什立刻上facebook查看，马上看到了塔拉的死讯。一条信息包括塔拉在Instagramm上最近发的图——她穿着一件单肩牛仔裙，粉色背景。“我吓坏了，赶紧回家。”37岁的阿尤什说。她的真名是阿伊莎·奎塞（Aisha Qusai）。她的家人已经听说塔拉的死讯，对阿尤什的命运也开始担心。

塔拉被谋杀的消息立刻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有人不相信，还试图给她打电话，却没有回音。也有人以为这可能是赚流量的把戏。但，这次可不是。

有争议的网红——塔拉在伊拉克一直是有争议的网红明星，她的死也同样引起各种争议。甚至有人称她不过是“妓女”。但也有人为她辩护。

实际上在世界很多地区，塔拉的Instagramm 帐号内容并不会产生争议。她在自己帐号上展示的不过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她的服饰品味，她对生活的态度和自己的纹身而已。但在伊拉克，纹身就是个争议话题。塔拉展示了自己手上和胳膊上的纹身，以及脖子下面的一个纹身，上面显示了阿拉伯字样，意思是“不可摧毁”。

在她的左肩上还纹了“Ali”（阿里）的名字。在她帐号上一些新图片中，有一个女性的脸，一朵玫瑰半遮她的手背，以及她手腕和小臂上一片狮子头的纹身。

塔拉帐号中的大部分图片都显示她穿着宽松的卫衣或体恤衫，宽松的裤子或短裤，以及长衬衣。她的发型和发色不停变换。

塔拉被谋杀前不久发表的一些照片中，她穿的比较暴露——黑色内衣，或肉色紧身衣，一些下坠的首饰覆盖精美的胸罩，或裸穿西服。

在伊拉克，这些衣着都被视为“犯规”。“她与众不同，”曾与塔拉一起合作的摄影师马基德说，“她的穿着打扮不同寻常，其他一些伊拉克模特都比较保守，或至少她们的家庭是这样。让伊拉克女模特穿裸肩服或单肩服是很难的。”

而塔拉则不在乎，颇有些我行我素。塔拉的博客内容也很轻松随意：她的日常活动，在家里吃饭，在健身房锻炼，或跟朋友下馆子，旅行和时装。

跟许多伊拉克年轻人一样，塔拉不介意谈论自己的政治观点。2015年夏天，当很多伊拉克人上街抗议生活水平下降，要求政治改革。当一些抗议者在“自由纪念碑”附近的广场聚集时，一名年轻示威者被杀害。

塔拉用阿拉伯语说：“警察和军人向示威者开火。为什么？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一起高唱国歌。一个年轻人就这样死去，应该吗？”她也敢于批评腐化的官员。在她生前的最后两年里，她更加关注个人自由。“我要说，尽情享受生活吧。做你想做的事，做自己的选择，不要管他人的看法。”

塔拉并不是唯一在Instagramm 走红的明星，还有很多其他社交媒体明星，有歌手，诗人，美容女王。但塔拉的出众之处是她更加大胆，她会令人震惊，她会说脏话，她抽烟。

被迫结婚——这一胆大妄为的形象是她自己逐渐缔造的。2012年的一张照片，显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少女形象——一个身穿婚纱、胸前戴着金项链的普通伊拉克新娘。当时塔拉是一个刚满16岁被迫结婚的少女。多年之后，塔拉用Snapchat讲述了自己这段非常不情愿的婚姻。她用的图片里，身穿迷彩服，夸张的眼睫毛，使用粉色和黄色花朵彩色背景。她讲述了与自己前夫这段短暂而不幸的姻缘。

故事中，塔拉形容前夫是一个“低俗而吝啬”的人，经常打她。她生下儿子之后，她的前夫就把儿子强行夺走。“我自己才17岁，我能怎么办？”她后来在视频网站YouTube的采访中说。塔拉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

那天，当塔拉被送到离案发地点仅4公里的医院时，她已经停止呼吸。子弹穿过她的头部、脖子和胸部。

伊拉克当地媒体引述政府官员的话，证实22岁的塔拉·法雷斯在巴格达的萨拉营(Camp Sarah)一带被枪杀。

次日，当时的总理阿巴迪发推特说，他已经命令安全部门就此案进行调查，在48小时内汇报结果。他并保证对其他凶杀案也进行调查。

多起谋杀案——媒体报道说，塔拉的死亡是两个月内在巴格达发生的第三起出名女性被谋杀案件。而这3起案件的案发时间非常相似，都发生在周四下午。

另外两人是拉菲·亚斯利（ Rafif al-Yasiri ），她在巴格达经营一家整容诊所，另一个是拉莎·哈桑（ Rasha Hassan ），她也是经营一家美容中心，两人都30多岁，突然死亡。

伊拉克内政部长早前曾说，拉菲的死亡是吸毒过量，而拉莎是死于心脏病突发。但由于缺乏对这些死亡事件的官方正式报告，引起很多猜测，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

塔拉被杀后，虽然没有确实证据，但人们很快把这3起死亡案件联系起来。人们开始说，这些网红女性遭到暗算。塔拉被杀案甚至引起世界媒体的报道。

其实在伊拉克，不仅是网红女性被谋杀，也有其他活跃分子被害，男女都有。7月底在伊拉克南方城市巴士拉一名为抗议者辩护的著名律师被枪杀。就在塔拉被杀前两天，另一名46岁的活动家素阿德·阿里（ Suad al-Ali ）也在巴士拉被枪杀。她参与抗议城市里缺乏基本生活和服务设施。

但塔拉的被杀格外引人注意的是，案子发生在巴格达一个比较安全的居民区，街道设有监控摄像。这些出名女性的被杀害引起很多自由思想和女权活跃人士的恐惧。

当时的政府内政部长阿拉吉（ Qasem al-Araji ）说，“塔拉是被我们所知的极端组织杀害的。我们正在设法逮捕他们，并绳之以法。”塔拉死后，一些熟悉她的人都认为，她被谋杀的原因是她选择的生活方式。其他一些选择自由生活方式的人说，也收到死亡威胁。

伊拉克前选美小姐施玛· 卡辛姆说，她也受到死亡威胁。

“你将是下一个！”前选美小姐施玛·卡辛姆（ Shimaa Qasim ）对一家阿拉伯电视台说，她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威胁。就在塔拉被杀几天后，她在约旦自己家中通过网络视频含泪说，“我并不害怕，但我的灵魂非常疲乏。”她还说，塔拉死后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大量幸灾乐祸的评论令她感到可耻。她决定要暂时离开社交媒体。“人的生命怎么变得如此廉价？我们是网红，但我们不是那些人所说的妓女。”她说。

2018年赢得伊拉克电视歌唱比赛《The Voice》冠军的杜莫阿·塔辛（ Dumooa Tahseen ）也表达了她的愤怒。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视频说：“我对这个国家失去了希望。这难道是我们曾经梦想的那个伊拉克吗？”

塔拉被杀6个月后，凶手仍没有抓到。曾经占据伊拉克报纸头条的这起谋杀案，现在也逐渐被淡忘了。而一些争取妇女权益的活动人士仍然受到威胁。她们在社交网络上公开受到威胁：“你将是下一个，下个星期四。”

塔拉·法雷斯的墓地仍然有人前来悼念。妇女权益人士法泰·哈里尔（ Faten Khalil ）就在 Instagramm 上受到这样的威胁。现在她移居土耳其。她说，尽管她并不认识塔拉，但塔拉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在土耳其的生活虽然并不容易，但她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在伊拉克只有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才能得到保护。我们普通百姓只在大选投票时才被他们想起来。我在这里可以自由发表我的看法。在伊拉克时，我写每一个字都要小心。我虽然从来没有批评过任何政治或宗教组织，但却受到死亡威胁。”她说，“巴格达就像一个定时炸弹，看上去平静无害，但突然之间就会爆发。”

谢选骏指出：死亡笼罩伊拉克，穆斯林的灵魂非常疲乏！不仅是这些网红美女被谋杀，而是“巴格达就像一个定时炸弹，看上去平静无害，但突然之间就会爆发。”巴格达正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乡，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巴格达的现状也是全球伊斯兰社区的一个缩影，显出了穆斯林的灵魂非常疲乏。

【050、穆斯林可以变成基督徒】

《加州伊斯兰教长号召屠杀 犹太人团体促查》2017年7月27日报道说：

美国加州一名伊斯兰教长布道词中，呼吁真主阿拉歼灭犹太人至最后一人，并且号召聚会者参与屠杀，有关影片已上传至YouTube。有犹太人团体已要求国土安全部调查。

这个伊斯兰教长沙谦（Ammar Shahin）是上周在加州戴维斯伊斯兰中心布道，其间他要求真主阿拉把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从犹太人的猥亵中解放出来。

在布道中，沙谦以阿拉伯语及英语发言，布道词中表求真主阿拉把犹太人逐一数出来，然后把他消灭至最后一人，不许他们有漏网之鱼，又说让聚会者参与这个行动。

这个历时两分半钟的视频，已于21日布道完毕后即时上传YouTube的戴维斯伊斯兰中心频道，而支持以色列的中东媒体研究所（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的网站也有这个视频。

戴维斯伊斯兰中心其后也它的网站也发表声明支持沙谦及其布道词。中心的声明指出，这篇布道词只是描述了启示录中的神学问题，即耶稣与反基督之间、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战争，而没有针对具体的组织。

不过，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犹太人组织，对沙谦的布道词内容大表关注，并要求国土安全部部调查。

阿克萨清真寺位于东耶路撒冷，犹太人及穆斯林皆视此为圣地，也是7月14日阿拉伯枪手枪杀以色列两名警察的现场。

谢选骏指出：“戴维斯伊斯兰中心其后也它的网站也发表声明支持沙谦及其布道词。中心的声明指出，这篇布道词只是描述了启示录中的神学问题，即耶稣与反基督之间、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战争，而没有针对具体的组织。”——这个事态很有意思，说明穆斯林其实是很有弹性的，也就是说是十分讲究策略的；在需要的时候，穆斯林不仅可以假冒基督徒以策安全，而且完全可以变成真正的基督徒。因为，穆斯林的祖先，除了那些原始宗教部落以外，多数就是基督徒。后来，他们在穆罕默德集团的暴力胁迫（“传教”）之下，不得不接受了伊斯兰教，以策安全。所以，如果运用穆罕默德的方式迫使他她们放弃伊斯兰教，一定可以做到的。

《为什么有大批穆斯林成为基督徒？》（Eric Metaxas，基督邮报撰稿人2016年6月8日）报道说：

你听说过美国小姐莉玛·法基(Rima Fakih)已经从伊斯兰教改宗基督教了吗？她只是这令人激动潮流中的一员！

媒体的头条新闻里总是充满了各种穆斯林世界的坏消息——当基督徒和穆斯林相遇时尤其如此。我们看到太多太多基督徒跪着被斩首、仁慈的修女们被处决、成千上万的信徒为躲避伊斯兰国而背井离乡的画面了。

但正如已故的保罗·哈维(Paul Harvey)曾说过那样，你得明白“故事的另一面”。在穆斯林世界里，依然发生许多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

首先，并非所有穆斯林都仇恨基督徒——绝非如此。举一个例就足以说明了，谢里·韦德尔(Sherry Weddell)在《天主教国民周刊》(National Catholic Register)撰文，回忆她一位生活在穆斯林中的基督徒朋友在911袭击之后的经历：“她从BBC频道里观看到那些可怕的画面，与此同时，她相交多年的穆斯林好友们则表现出歉意、同情以及对她的支持。”

尽管有一种说法是所谓“主流穆斯林”组织并没有公开谴责穆斯林恐怖组织，但我们还应该有一说一。在一月时，200多位国际穆斯林领袖发表了《马拉喀什宣言》(Marrakesh Declaration)，号召以穆斯林为主体人口的国家保护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少数派的宗教信仰自由。本月早些时候，又有来自约30个国家的300位穆斯林领袖在印度尼西亚聚会，共同谴责极端主义。

很好！不过正如我同事、突破点(BreakPoint)的编辑斯坦·格思里(Stan Guthrie)说过：“我们不应该把对和平、宽容伊斯兰穆斯林的需求与通过耶稣基督从神获得平安这两种需求混淆起来。”而这也就是前面那条新闻更显出色之处。

过去数年中，研究人员注意到了穆斯林遇见基督徒时会发生什么——大量穆斯林变成了耶稣的门徒。按照一些调研的说法，从穆罕默德改信基督的数字已经从1960年代近乎0上升到了今天的全球1600万人。其中美国大约就有47万人，包括前文提到的莉玛·法基。

达德利·伍德伯里(J. Dudley Woodberry)是位研究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学者，他说穆斯林们决心跟从基督有五大理由：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神在回应祷告和治愈的大能；对他们所经历那种类型的伊斯兰教派有所不满；圣经的属灵真理；圣经里关于神之大爱的教导。

其中一些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还有一些则全归于神。比如说，有些报告显示，耶稣在梦和异象中向穆斯林显现，对那些略微接触过圣经和基督徒的人尤其如此。

我们看到的更棒的消息是神使用一些人让他们把穆斯林带到神身边。

池维谋穆斯林研究中心(Zwemer Center)的戴维·凯辛(David Cashin)说，“我经常被伊斯兰激进分子叫做基督教信仰的‘准传道人’。”

这种模式当然在伊朗也有发生，数以千计的穆斯林在体验到毛拉们严厉的信仰之后，脱离伊斯兰教归向耶稣。

真就像旧约里约瑟所说的那样：“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显然，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正在发生的故事中有自己的角色需要承担。

“数量显著的穆斯林正默默寻找另一种信仰，”谢里·韦德尔说，“如果你我都明了自己作为传福音者和使徒的使命，那我们就要与我们身边的穆斯林建立起信任的关系，通过自己的生活来激发起他们在属灵方面的好奇，为之祷告，在基督里、在教会里分享我们的信仰，我们能在圣灵前所未有的这项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谢选骏指出：此处所说的方法，虽然和我说的不同，但是兼听则明，姑妄听之吧。

【051、穆斯林头巾确实便于偷袭】

《爆炸恐袭后 斯里兰卡禁止公众场合遮盖脸部》（2019年4月29日 综合新闻）报道：

在斯里蘭卡發生伊斯蘭武裝分子發動多起自殺炸彈攻擊，造成253人死亡的一週後，总统西里塞纳4月28日宣布，自周一（29日）起禁止民众在公众场合以任何方式遮掩脸部。

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报道，斯里兰卡总统办公室28日发表声明，称西里塞纳做出该决定是为了进一步支持目前的安全工作，以帮助武装部队识别通缉犯的身份。

这项禁令在28日早些时候，曾经由斯里兰卡司法部和代表该国穆斯林神职人员的团体全锡兰乌拉玛组织（All Ceylon Jamiyyathul Ulama）共同讨论。

斯里兰卡人口约2100万人，其中70.2%的斯里兰卡人信仰佛教，12%的人信仰印度教，9.7%的人为穆斯林，另有7.4%的人信仰基督教。大多數的斯里蘭卡穆斯林都奉行自由形式的伊斯蘭教，只有少數穆斯林婦女會穿戴「尼卡布」罩袍(niqab)。

4月21日的连环爆炸袭击发生后，斯里兰卡至少已经有一家酒店禁止遮盖面部。23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宣布对连环爆炸负责，并拿出所谓“证据”。27日，西里塞纳发表声明，宣布取缔两个本土极端组织“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NTJ）与 “易卜拉欣真信会”（JMI）。上述两个组织的所有活动将被禁止，财产将被政府扣押。

谢选骏指出：“4月21日的连环爆炸袭击发生后，斯里兰卡至少已经有一家酒店禁止遮盖面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不论主观动机如何，穆斯林头巾的客观效果，造成了“千人一面”，确实便于进行偷袭。世界上惯于“不宣而战”的，不仅仅是日本，穆斯林各国也喜欢这样。日本不仅偷袭珍珠港，而且进占中国大部地区整整十年都没有宣战。中华民国也是一样的德行，挨打也不敢宣战。共产党中国和联合国美国，在朝鲜和越南玩的也是这套把戏。看来，只有基督教各国比较规矩，是和是战，光明磊落。这就是十字军的骑士精神。相比之下的日本武士道，那不过是窃贼之道。

【052、穆斯林为何短命】

《为什么需要戒烟戒酒？烟酒不沾更短命？》（2018-06-05 凤凰网）报道：

我们为什么需要戒烟戒酒？

因为医生告诉我们，抽烟喝酒有害于健康。

那么他们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呢？

据说是源于统计的结果，比如吸烟会增加多少患肺癌的危险，喝酒会增加多少患肝癌的危险，会缩短多少寿命等等，言之灼灼，还有数据相伴，看起来很可信的样子，让我们觉得，如果不立刻戒烟戒酒，那么就是在残害生命，对自己的不负责，那么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一向是比较相信现代医学结论的，可是最近，我在利用业余时间写一本伊斯兰教和儒家文明在中国的冲突史时，意外的发现，抽烟喝酒有害于健康这个结论，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好像并不科学，甚至很可能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什么人的生活最符合医生所说的健康生活？当然是穆斯林了！他们不抽烟不喝酒，不吃奇怪的食物，作息有规律，每天还要向麦加方向跪拜五次，相当于做了五次瑜伽，按理说，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应该非常的长寿？

但是结论可能让你大跌眼镜，穆斯林的平均寿命，不仅仅不比其他抽烟喝酒的民族长，而且还远远低于其他抽烟喝酒的民族，是标标准准的短命鬼，怎么会这样？你是不是一头雾水？

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的统计，我对比了收入相当，人口数量相当，医疗水平相当的穆斯林国家和非穆斯林国家，结果发现，穆斯林平均寿命，比非穆斯林国家短5到10岁。

考虑到大部分穆斯林国家都处于战乱，饥荒或者医疗水平较低之中，为了让数据更加科学有效，我们只选择那些富裕安定的海湾国家，对比于同他们大小相对应，收入相当的国家和地区，参照组是日本，香港，瑞士，瑞典，法国，结论是，后者的平均寿命比海湾阿拉伯国家长5到10岁。

因为平均寿命的测算，都是拿死去的人做对比，我们知道，作为统计数据的上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生的欧洲人和亚洲人，男性的吸烟比率超过80%，而且北欧人中，吸过和经常吸大麻的人不低于20%。经常喝酒的比例，欧洲人超过90%，亚洲人在70%以上，而且除了香港，日本，瑞士，法国和瑞典的男人，酗酒的比例超过了30%，但是他们的平均寿命，全都超过了80岁。

与之对应的是海湾地区富裕的穆斯林国家，有着良好的医疗条件，是严格的禁止抽烟喝酒的。而且生活极有规律，生活富裕，生存压力也小，但是他们的平均寿命却比前者低5到10岁，基本没有超过80岁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前的医学研究，看起来一点儿都不靠谱！

而且我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现有的医学相关的论文著述，医生调查的样本，对外公开公布的，最多数据也没有超过百万的，但是我现在所说的两个对照组，是以千万甚至上亿人统计的。

进一步的，医生所说的实验数据，最多只有近几十年的，可是我们如果用穆斯林和其他民族做对比的话，我们可以收集数百年的数据，我们发现不喝酒不抽烟的穆斯林，在任何时候寿命都比其他抽烟喝酒的民族短，至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比其他抽烟喝酒的民族活的时间更长。

我们还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大部分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是同一人种，在遗传基因方面，是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的，而且在古代大部分时间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卫生习惯要好于欧洲人。

而且如果单从统计数据上来说，我们还会发现，欧洲人的寿命延长是从烟草的引入开始的，在工业文明以前，各个民族的平均寿命都只有40岁左右，但是欧洲人自从发现了新大陆，从美洲得到烟草，开始学会抽烟以后，寿命开始明显提高，超过其他民族，当然有人会说，这是科学发展带来的医疗进步的原因。

但是如果我们理性的观察就会发现，医疗真正的大进步是从19世纪末期开始的，但是从18世纪初开始，即爱酗酒，又爱抽烟的欧洲人，就已经开始明显比不喝酒，不抽烟的阿拉伯人长寿了，特别是以英国人为代表。

我们如果换个角度，利用同样有详实资料记载的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相比，你就会发现，不抽烟不喝酒的奥斯曼皇帝，平均寿命并没有超过抽烟喝酒的明清两代皇帝，甚至还略低，这不由得不让人感到好奇，考虑到这些皇帝们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医疗水平相当，我们甚至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抽烟喝酒更有利于身体健康。

进一步的，我们还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单纯从科学的原则来讲，现代医生所做的统计资料中，并不能很好的跟踪和确定，一个人长期的生活习惯，大部分是来源于被调查者的反馈，可信度并不高，但是我们如果以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作为对比，可信度远远高于现在任何一份医疗调查资料。

如果以这个方法作为调查依据，无论从样本的规模上，时间的长度上，样本的可信度上，都远远高于现代医学所能收集的资料，所以如果依照现代科学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不能确定抽烟喝酒会损害身体健康，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抽烟喝酒的人，比不抽烟喝酒的人更加长寿。

依据上述样本，以现代流行病学调查方法为依据，我们完全可以否定，现代医学中，关于抽烟喝酒有害于健康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从病理学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是否能否认，抽烟喝酒不会损害肺和肝的健康？答案是不能，抽烟喝酒会损害肺和肝的健康，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问题出现了，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看，抽烟喝酒会损害肺和肝的健康，可是从流行病学统计方法来看，不抽烟不喝酒的人寿命会更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人获得喝酒的能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是从几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还在树上生活的时候，就学会了吃发酵的果实，对酒精有了耐受力。

我们对烟雾是什么时候有了耐受力的？那也是几十万年前，人类学会用火的时候，就围坐在火塘前取暖和休息，呼吸着呛人的烟气，并学会了适应这一切。

所以我们人类的肺和肝，对于酒精和烟雾的耐受和适应能力，都是经过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的进化的，远远不是医生所说的那么脆弱。

那么吸烟喝酒对我们人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从肌体层面来说，就是刺激大脑对多巴胺的分泌，让人体各个器官进入放松状态，继而获得修复的机会，在精神层面，让我们获得欣快感，能够排解压力，觉得生活有意义，愿意好好的活着。

不要小看这一点，我们人之所以能够繁衍至今，就是因为觉得活着有乐趣，当我们做出对生命有积极意义的举动时，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修复我们的肌体，这样我们人就会觉得很快乐，然后我们就会重复去做那些对维持生命，延长生命有积极意义的举动。

相反，如果我们做了不利于维持生命，延长生命的举动，我们自己就会感到很生气，大脑就会停止分泌多巴胺作为惩罚，让身体进入应急状态，设法去做那些能获得多巴胺奖励的行为，这也是我们人这个物种能存在到今天的根本原因。

但是，问题是我们人类天然能获得这种奖励的行为和机会并不多，比如进行交配，吃到美食，看到新的风景等等，因此大脑给我们的奖励并不是足够的多。

相反，在现实生活中，让我们大脑不愉快，停止分泌多巴胺的机会却非常多，比如性生活的不如意，生存的竞争压力等等，都会让我们的大脑惩罚我们，让我们觉得郁闷和生气，然后提高肾上腺素，血压升高，器官超负荷运转，让身体进入应激反应，久而久之，就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这种损害是全方位的。。

这些都是我们的本能反应，是由人脑植物神经决定的，是我们上千年来进化的结果，我们自己无法调整。

这个时候抽烟喝酒就发挥了它们的作用，当我们感到郁闷，焦虑的时候，抽支烟，喝杯酒，我们就会感到舒缓，原因是他们刺激了大脑多巴胺的分泌，让身体不必随时都进入应激状态，受到过多的伤害。当然，为了得到这个，我们也要付出代价，就是肺和肝也要受到损害。

但是问题是，两者相较哪一个的损害更大呢？现代医学没有给出明确结论，但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到目前为止，明显是不抽烟不喝酒对人带来的危害更大。

有很多学者认为，穆斯林之所以容易走向极端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不抽烟不喝酒的原因，这样，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时候，就无法排解，身体就会长时间进入应激状态，各个器官超负荷运转，结果导致受损。

而且这种应激反应是会加码的，这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大脑就会越来越容易为一点点的不顺心，停止分泌多巴胺，停止分泌的门槛会越来越低，这样人就越来越容易进入暴躁，焦虑，紧张和失眠，直到进入抑郁症的状态，甚至产生自杀的倾向。

这也就是穆斯林为什么很容易变成宗教极端分子，轻易就会被人说服，穿上炸弹背心的原因，有证据显示，穆斯林中，有心理疾病的人，远高于其他族群。

要知道，我们人类在几百万年前，就知道通过喝酒的方式，来排解压力。动物学家观察到，雄性的大猩猩之间，为了争夺配偶发生斗殴以后，失败的一方通常会失魂落魄，无精打采，然后他们常常会去找很多发酵的果子吃，醉倒后睡一觉，第二天又会重新活蹦乱跳。

几百万年以来，当人类遇到不顺心的时候，都会去喝两杯，获得多巴胺的分泌，缓解器官的压力，这是进化的结果。

而自从伊斯兰教发明以后，信仰该宗教的人，被强制停止了这个方式，来解决身体的本能问题，而又没有发明代替的方法，所以他们的寿命比其他群体更短，情绪更极端，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那么有人就会问，照你这么说，我们是应该选择抽烟喝酒，会对身体更好一些吗？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抽烟喝酒获得多巴胺的分泌，身体也是会要求加码的，为了得到这些多巴胺的分泌，我们需要抽越来越多的烟，喝越来越多的酒，虽然我们的肺和肝经过了上百万年的进化，很强壮，但是多了，它们一样承受不了。

有人会说你这是啥意思？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你究竟想表达什么？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们应该知道抽烟喝酒真正的生理机制，不要盲信盲从，要根据我们自身的特点作出决定。

如果我们平常就很快乐，心情总是很好的话，也许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抽烟喝酒。如果我们感到生活压力很大，经常陷于紧张之中，又无法自拔的话，可能抽烟喝酒，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而且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了抽烟喝酒，身体又没有明显的损害，突然强行逼迫自己戒掉的话，未必是一个好的选项，因为它会打破你的内分泌平衡，造成的后果，可能比戒烟戒酒带来的好处严重的多，表面上肺和肝轻松了，但实际上，由于多巴胺大幅度的减少，所有的器官必然会长时间的进入应激状态，由于经常的超负荷运转，可能会造成对身体全方位的伤害，结果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

而且强行戒断，非常容易诱发精神疾病，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有研究数据表明，相当多的人在戒烟戒酒以后，变得情绪激动，易怒，患上了忧郁症，神经分裂症，影响了自己的人生发展。

还有一些人会因为戒烟戒酒，引发暴饮暴食，体重骤增，加大了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患病的可能，所以本来想通过戒烟长寿，结果却带来了一大堆新的毛病。

那么说了这么多，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任何时候，不要盲信盲从，不要轻信专家和权威，虽然他们可能说的是真的，但他们往往只是从一个角度出发，但是事物常常有多个维度，而且因人而异。

同样我们考虑问题，也不要只从一个点出发，而是要从全局出发，不要盲人摸象，只知道事物的一个局部，就做出轻率的决定。

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常常和一些专家告诉我们的并不一样。日本人压力那么大，生活那么辛苦，每天晚上抽烟喝酒熬到半夜，结果却是世界上最长寿的民族之一！

香港人每天挤在狭小的半岛上，一生忍受着各种汽车尾气和噪音吵闹，根本见不到什么青山绿水，退休以后，又在狭窄的居民楼里，叼着香烟，搓着麻将，他们的平均寿命居然比日本人还长。

西藏那些每天磕长头的喇嘛们，心静如水，呼吸着清风明月，一天到晚给北京朝阳的信教群众宣讲如何修行长寿，结果他们的平均寿命，却是全中国最短的人群，你说滑不滑稽？

本文告诉你的这些事，都有公开资料可查，非常容易找到，这里就不附带了。这个世界很有趣，信与不信，永远是个问题，所以有人劝你戒烟，戒酒之前，你最好多想想，你真的需要那样做吗？真的会对你有利吗？20亿穆斯林已经向你证明，不抽烟不喝酒死的更快。

戒还是不戒，从本质上讲，无关乎身体，这是一个认知问题，你的思维，是真正的来自你的大脑吗？还是仅仅只是别人的想法，被灌输在你的大脑里，让你误以为是你自己的？

那些劝你戒还是不戒的人，她们到底是认真思考了的结果？还是仅仅只是人云亦云，无脑的随波逐流？把这篇文章发给她们，让她们也认真的反省一下，免得总做那些好心的坏人。

最适合你自己的，永远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的身体，永远不会骗你！

谢选骏指出：上文通过实证分析，讲解了“为什么需要戒烟戒酒”以及“烟酒不沾更短命”的奇特矛盾——其中援引的“穆斯林短命”数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认为，作者没有把话说透——没有指出“伊斯兰教是一种错误的信仰”，而信仰错误的信仰，就会让人短命的。

【053、穆斯林为何允许庆祝圣诞节】

《耶稣诞生地伯利恒的圣诞庆典》（2018年12月24日 美国之音）报道：

2018年12月24日伯利恒的圣诞庆典——在约旦河西岸的伯利恒，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持的圣诞欢庆正在进行。

这是伯利恒圣诞庆典的开始，巴勒斯坦人在芒格广场举行了色彩斑斓的游行。巨大的圣诞树屹立在圣诞教堂前面，而这里一般被认为是耶稣的诞生地。

游行队伍前面巨大的横幅写有“为巴勒斯坦自由而祈祷”的字样，当地巴勒斯坦人和游客驻足观看。

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来到耶稣诞生的石窟。

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蒂娜·布利斯肯说：“想象着两千年前耶稣在这里诞生，他被圣母玛丽亚和约瑟夫抱着，奇迹发生了。这太棒了，我非常高兴”。

今年来参观的人比去年多得多，去年动乱阻挡了游客的脚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之后，巴勒斯坦人进行了暴力示威。

伯利恒市长安东·萨尔曼告诉美国之音说，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使他失去了作为一个诚实的调停者的地位。我不认为他的政策能够给中东带来和平，和平进程也不会重启”，他说。

在这个约旦河西岸小城，希望永不止息。“伯利恒一直向世界传达希望的信息，并寻求和平与正义”，萨尔曼说。然而在这片圣地，宗教与政治永远不会完全分开。

谢选骏指出：巴勒斯坦地区主要是穆斯林居住，阿拉伯基督徒很少，而且一千多年来深受回教当局的压迫。现在，那里为何可以公开庆祝圣诞节呢？这是因为以色列的存在，使得一种宽容基督徒的均势得以建立。否则，不仅伊斯兰地是基督教，犹太教也敌视基督教，基督徒的处境十分艰难。

《看拿撒勒如何过圣诞节》（以色列之声 2018-12-17）报道：

拿萨勒的圣诞树已经竖立，一年一次的圣诞市集已经开张。

拿撒勒，希伯来语称Natsrat，是基督教的发源地。相传天使加百列曾在这里向玛丽亚预告她将怀孕的消息，而拿撒勒也是耶稣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地。拿撒勒处于下加利利地区，位于群山环抱的山谷中心，有数个全世界重要的基督教圣地。这是一座宗教和信仰、灵性和圣洁之城，也是一座拥有灿烂历史、精彩考古学发现、现代文化和中东魅力的古老城市。

基督教的发源地

约2000年前，拿撒勒只是一个犹太小村庄，但在仅仅几百年后的拜占庭时期，这里已成为基督教的大本营。当时的拿撒勒声名远扬，人们为了一睹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基督的居住地远道而来，使这座城市变成著名的朝圣地。人们从各处纷至沓来，最终使这座城市建起了第一所教堂—天使报喜堂，相传该地点就是约瑟夫和玛丽亚的故居。之后在城市各处又建成多所教堂，并随着穆斯林和基督教政权统治的更迭，在几个世纪里不断被毁又重建。19世纪时，拿撒勒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基督徒们回到这个城市，并重建了教堂和修道院。如今，拿撒勒是以色列最大的阿拉伯城市，拥有约30所教堂和修道院，还有清真寺和古犹太教堂。

古老城市的韵味

游览拿撒勒有如走入时光隧道，每个时代都在这里留下了明显的烙印。大多数景点都集中在建于19世纪中期的中东风格老城区内。穿过狭窄的街道，在风景如画的建筑之间，一边悠闲慢步，一边欣赏优美的景致，也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在老城区内有许多古老的教堂，其中以天使报喜堂最为著名。重建的天使报喜堂保留了十字军和拜占庭时期教堂的部分建筑。教堂里的绘画藏品也令为赞叹。

这所教堂旁边是圣约瑟夫教堂，是在农舍的废墟上修建，相传这里曾是玛丽亚的丈夫约瑟夫的木匠铺。这座天使报喜堂是建在玛丽亚家的故居上，而希腊东正教天使报喜堂却是建在玛丽亚井之上，相传耶稣的母亲曾在这口井里汲水。这是一栋十字军时期建筑，里面有古老的壁画，这是耶稣做祷告的犹太教堂所在地。

拿撒勒还有其他多所教堂，其中包括基督之桌教堂、马龙教堂、圣·加百利教堂和慈幼会教堂。老城区还有奥斯曼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建筑，包括由18世纪时加利利总督达尔埃尔·奥马尔建造的萨拉雅或政府大楼，以及今天作为祈祷场所和教育文化中心的白色清真寺。白色清真寺内还设有一个博物馆，里面展示着记载拿撒勒历史的文件资料。

到了拿撒勒的老城区，如果不去当地的市场转转，那么您的拿撒勒之旅就算不上完整。这个市场已经成为一个知名的景点，颇受游客欢迎。里面的摊位五光十色，商品种类繁多。在市场里，您可以欣赏到各式时尚面料，品尝到各种香料和当地美食，购买到各种艺术品和纪念品。所有的声音、景象、气味和口味保证能让您体验到货真价实的中东风情。

中东魅力一瞥

拿撒勒的大街小巷，无不让人沉醉其间。在步行游览途中还有一个值得参观的地方，那就是纳比塞恩山脊步行道，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加利利的壮丽景色。人们对城中的一处商店进行修缮时，意外发现了一座古老的土耳其浴室，您不妨前往一观，通过这座19世纪时奥斯曼上流社会的华丽庄园，还有精美绝伦的壁画，可以窥见当时的富裕程度和风俗。同样值得一游的还有希腊东正教的主教府，您可以步行穿过在庭院中发现的地下通道。还有一处俄罗斯人为朝圣者修建的旅馆也很有趣。

由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接待众多的朝圣者，尤其在圣诞节前后，拿撒勒有专门为朝圣者们修建的基督徒旅馆和高级酒店。几十家餐馆遍布大街小巷，常年为游客们供应各种风味美食。圣诞期间整座城市被装点得光彩照人，到处洋溢着节日气氛，色彩和欢乐与圣洁的氛围和教堂里传来的阵阵祈祷声交汇在一起，使拿撒勒成为一座无比绚烂辉煌的城市。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19世纪时，拿撒勒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基督徒们回到这个城市，并重建了教堂和修道院”？因为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部分实现了十字军的未竟之业——打通了圣地的交通，迫使穆斯林不得不容忍了基督教的存在。但是他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那就是把圣地作为一个旅游的地方来进行商业化，尽量淡化其宗教气息。这和共产党中国的做法如出一辙。

【054、穆斯林兄弟会被《古兰经》洗了脑】

《本拉登逝世后母亲首度受访：他在大学被洗脑》（2018年8月04日 转载台媒）8月4日报道：

基地组织已故领导人本拉登逝世已7年，他的母亲格南近来首度受访指出，本拉登曾是“害羞的好孩子”，只是在大学时代被人洗脑了。

格南（Alia Ghanem）在沙特港口城市吉达（Jeddah）家中接受英国卫报专访。她告诉卫报，儿子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是“害羞的好孩子”，但他在大学时代被人“洗脑”了。

本拉登的家人指出，他们最后一次看到本拉登是在1999年，当时他在阿富汗，这时也是美国911恐怖袭击发生前2年。

格南被问到，在得知儿子成为“圣战士”后的感受是什么，她回答说：“我们非常难过，我完全不想要这种事发生，为什么他会那样抛弃一切？”

她还说，本拉登在读书期间所参与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就像“邪教”一样。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本拉登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Mohammed bin Awad bin Laden），在本拉登出生3年后与格南离婚，穆罕默德·本拉登共有50多个小孩。

本拉登家人谈到，911恐怖攻击发生后，他们被沙特政府审问，还被限制旅行及迁徒。

CNN报道称，格南能首次接受访问，是因为32岁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Mohammed bin Salman）的政府所允许。

沙特允许专访的利益显而易见：他们想证明本拉登没有获得沙特政府支持。

谢选骏指出：本拉登他妈妈的说他在大学被洗脑，被谁洗了脑？被像“邪教”一样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洗了脑？那么人们不禁会想，那个穆斯林兄弟会有时被谁洗了脑呢？下面，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问题。

穆斯林兄弟会（Ikhwān Muslimūn），英文名Muslim Brotherhood Emblem，是穆斯林兄弟协会的简称，成立于1928年，是一个以伊斯兰逊尼派传统为主而形成的宗教与政治团体。他们的目标在于让《古兰经》与圣训成为伊斯兰家庭与国家最主要的核心价值。

创立背景

1928年3月，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伊斯梅利亚创立，由一名学校教师哈桑·班纳发起。1929年正式成立，最初，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班纳运动”，后改为“穆斯林兄弟会”。

“穆斯林兄弟会”最早只是一个宗教性社会团体，除推行伊斯兰教信仰外，还设立了教育和医疗机构。自1936年之后，因为反对英帝国在埃及的殖民统治，成为近代伊斯兰世界最早的政治反对团体。他们所推动的政治运动在伊斯兰世界形成一股风潮，扩散到许多伊斯兰国家，许多伊斯兰国家中的政治反对团体都源自于穆斯林兄弟会。甚至有人认为，它是近代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政治集团。

穆斯林兄弟会1933在开罗设立总部，在50个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在叙利亚、苏丹、约旦、巴勒斯坦等地都有支部、学校、清真寺和商业公司，该组织以训导局为最高领导机构，其成员在埃及已达50万之多，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该组织影响力遍及中东乃至全球穆斯林社会，是近代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世界性伊斯兰政治集团，出版的宗教及政治刊物有《警告》、《路标》、《呼声》、《笃信》、《伊斯兰文选》等，其标志（如图）是交叉的双剑拱卫着一本《古兰经》，双剑下和左右侧分别用阿拉伯文写着“感谢真主”和“真主至大”。

机构宗旨

穆斯林兄弟会的基本宗旨是：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础，在现代社会复兴伊斯兰教，建立伊斯兰国家，实施伊斯兰教法；以哈里发为统一象征，建立不分民族、不受地域限制的穆斯林世界社团，摆脱外国援助，清除外来影响。

班纳在解释该组织的宗旨时称：穆斯林兄弟会是现代主义的运动、逊尼派的道路、苏菲主义的真理、政治的机构、科学文化的协会、体育的团体、经济的公司、社会生活的理想。  

穆兄会的行动口号是：“安拉是我们的目的，先知是我们的领袖，《古兰经》是我们的法典，吉哈德是我们的战斗，为目的而牺牲是我们的理想”。

穆斯林兄弟会号召穆斯林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袭，消灭等级差别，使人们融为一体，回到早期伊斯兰教生活中去，并为保卫穆斯林的祖国而战斗和工作。  

穆斯林兄弟会的信条是：“阿拉（又称安拉）是我们的目标，可兰经是我们的法律，先知是我们的领导，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阿拉而死是我们最高的心愿。”

机构设置

穆兄会的领导人称“总指导”，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为“训导局”，负责组织、宣传、教育等工作。设有“创建委员会”，是协商机构，其成员为兄弟会的元老。

该组织还建有军事性质的“秘密机构”，对其成员进行军事训练。兄弟会的成员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由政府职员、大学生、军人、工人、农民、商人等社会各阶层的人员组成。

穆兄会的会员的条件是：具备良好品德和宗教修养、完全服从和执行兄弟会的纲领和行动计划、保守秘密、签名注册并缴纳会费者才能入会。

兄弟会成员分为4个等级，即助理兄弟(拥护者)、正式兄弟(正式履行手续入会者)、行动兄弟(参加各种实际行动者)和圣战者兄弟。哈桑·班纳作为穆斯林兄弟会早期领导人，曾将总部由伊斯梅利亚迁往开罗。1933年被选举为“总指导”。1949年2月哈桑·班纳被当局情报机构暗杀。

穆兄会如何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2011年初以来发生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迫于国内动乱的压力而下台，埃及随后开始着手和组织新任总统选举。

2012年6月24日，埃及当地时间下午3时40分许，总统选举委员会宣布：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下属的埃及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赢得穆巴拉克下台后的首次埃及民主总统大选，成为埃及首位非军人总统。

这是穆斯林兄弟会第一次在大国执政，它必将为兄弟会发展发挥重大促进作用。但是应当注意，以色列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穆尔西的当选表示谨慎祝贺。兄弟会的胜利必将给西方世界和穆斯林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带来重大契机。

组织特点

1928年在埃及成立发展85年以来，分支遍布中东北非70余国，甚至包括美国。至今，穆兄会已聚集300万成员，涵盖各个阶层，不仅有农民，还有教授、学生、商人等社会精英。

资金雄厚

活动资金部分来自成员，成员将自己收入中的一定比例上缴。穆兄会每个分支下都有清真寺、学校、医院、银行、媒体、俱乐部等，无所不包。

武装能力

有钱有渠道，穆兄会拥有组织武装的能力，发展初期就曾有过准军事巡逻团。

发展历程

穆斯林兄弟会初建时，其成员由6名在英国军营中的穆斯林职员组成。主要活动是用“博爱结识”的方式，宣传伊斯兰教义，反对殖民主义统治。1940年被法鲁克王朝取缔。

穆兄会创始人哈桑·巴纳 

1932年哈桑·班纳将总部由伊斯梅利亚迁往开罗，后在埃及各地建立了50多个分会。

1933年建立了领导机构，选举班纳为“总指导”。

1935—1939年，确定了组织原则和政治纲领，完善了组织机构，成为宗教政治组织。

1936年曾致书法鲁克国王，要求按伊斯兰原教旨进行政治、宗教改革，宣称伊斯兰教是造就强大民族的根基。

到1947年兄弟会得到迅速发展，其军事“秘密机构”成员就达7.5万人。

1948年12月内阁总理诺克拉西宣布解散兄弟会，封闭其总部。不久“秘密机构”成员暗杀了诺克拉西。

1949年2月哈桑·班纳被当局情报机构暗杀，哈桑·哈蒂比继任兄弟会总指导，继续进行反对法鲁克王朝的斗争。

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利用兄弟会的力量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后兄弟会因对权力分配不满改而反对纳赛尔政权。

1954年1月纳赛尔宣布解散穆斯林兄弟会，逮捕哈桑·哈蒂比等430人，兄弟会被迫转入地下，由阿卜杜拉·奥达任总指导。

同年10月，兄弟会因参与图谋杀害纳赛尔事件，遭到当局大规模镇压，哈桑·哈蒂比、泰勒迈萨尼为首的1200多人被判徒刑。兄弟会在赛义德·卡塔布的领导下秘密恢复组织，进行宣传活动。

萨达特执政后，该组织对其执行反对苏联干涉埃及内政及改善同沙特阿拉伯关系政策表示支持。萨达特也对该组织采取缓和政策，释放了哈桑·哈蒂比为首的全体兄弟会在押犯，允许他们以半公开方式恢复活动。兄弟会在欧麦尔·泰勒迈萨尼的领导下恢复发展组织。

1976年4月，该组织前总书记阿布德·哈基姆·阿布丁在沙特阿拉伯流亡22年回国后，又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组织，使其力量壮大。

1972年该组织公开反对萨达特同以色列媾和。

自1979年1月起，穆斯林兄弟会派生出“伊斯兰集团”、“真主的战士”、“圣战组织”、“赎罪和迁徙”等派别。这些派别组织中的激进派反对政府世俗化的改革措施，指责一切当权者为“叛教者”，声言“推翻萨达特政府”，恢复早期伊斯兰体制，主张建立伊朗式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1981年9月，萨达特以“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宁”为由，下令取缔该组织的刊物《呼声》，并对4万多所清真寺实行国家监督，同时逮捕该组织的800名骨干分子，其中包括主要领导人欧麦尔，泰勒迈萨尼和希勒米·加扎里。

埃及官方称，1981年10月6日，兄弟会的极端分子参与杀害了总统萨达特。穆巴拉克执政后，为稳定政局，一方面对兄弟会的极端分子采取镇压措施，另一方面释放了温和派的领导人泰勒迈萨尼。

1982年，穆兄会宣布放弃暴力活动，开始向合法政党转型。

1987年4月，穆斯林兄弟会联合另外两个反对党参加议会选举，一举获得60多个席位，成为“最主要的反对派势力”。

2005年，赢得议会88个席位，成为最大反对派。

2010年，议会选举一票未得，被指舞弊。

2012年6月，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罕默德·穆尔西当选为埃及第五任总统，穆兄会在正式埃及政坛公开露面。

2013年6月，百万埃及民众示威要求穆尔西下台。

2013年7月3日，穆尔西在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爆发后，被埃及军方废黜。多数穆兄会领导人因被指控煽动暴力而被捕。关于穆尔西的案件已被移交给法庭。

2013年9月6日，埃及政府决定解散穆斯林兄弟会。  

2013年10月9日，埃及宣布正式解散穆兄会注册的非政府组织，禁止其在埃及的一切活动并没收其全部资产。

2013年12月24日，埃及过渡政府总理贝卜拉维宣布穆斯林兄弟会为恐怖组织，称穆兄会在制造流血事件、扰乱国家安全之后，“暴露了其作为恐怖组织的丑恶嘴脸”。

2013年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总统被埃及军方赶下台后，穆斯林兄弟会已经被赶入地下。2013年12月，埃及军方支持的开罗政府把穆斯林兄弟会列为恐怖组织。

2014年3月8日，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布声明，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等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并要求在国外进行所谓圣战的沙特人在15日内回国自首。

2014年3月24日，据埃及国家电视台报道，埃及刑事法院当天作出裁决，判处528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死刑，罪名是冲击警察局并致人死亡。

2014年8月10日，埃及宣布解散穆兄会下属政党，终判不可上诉。

定性恐怖组织

2014年3月7日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表声明，把穆斯林兄弟会正式定性为恐怖组织。沙特阿拉伯内政部的声明称给在叙利亚参加战斗的沙特人15天时间的期限回国。另外沙特王室上个月下达的一项政令曾说，任何被判定参与海外冲突的沙特公民都将面临监禁。

埃及开审

埃及南部一家法院2014年3月22日开始审理埃及历史上最大规模一起案件，被告是1200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

距埃及首都开罗以南大约240公里的明亚刑事法院当天举行首次听证，现场安保严密，媒体记者被禁止入内。

被告包括穆兄会总导师穆罕默德·巴迪亚。他们被控2013年8月制造暴力、攻击民众和公共财产等。

当地媒体报道，法院把这些被告分为两拨，其中一拨定于24日开庭。

不过，埃及官方的中东社晚些时候报道，22日在短暂听证后，法院把审理推迟至24日，对另一拨被告的审理定于25日开始。

暂不清楚当天有多少名被告出席了听证。德新社报道，据信仅200名被告现被埃及当局拘押，其他人或暂时获保释，或依然在逃。

2013年去年7月，埃及军方解除穆罕默德·穆尔西的总统职务，引发穆兄会大规模示威，导致严重暴力冲突。埃及当局同年12月宣布穆兄会为恐怖组织。这一团体反驳称，当局这一做法有政治动因。

或遭禁止

2014年5月5日，埃及前军方领导人、总统候选人塞西表示，如果他当选埃及总统，在其任期内将不会允许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存在。  

在当天播出的两家埃及电视台的联合采访中，塞西说，如果顺利当选，他的首要任务将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在其任期内将“不会有名叫穆兄会的组织”，因为取缔穆兄会是埃及人民的意愿，而且穆兄会在穆尔西被解除总统职务后采取的暴力对抗“在政治上是十分愚蠢的”。  

关于埃及临时总统曼苏尔2013年11月签署的备受争议的《抗议法》，塞西表示，他本人支持这项法律，埃及当前面临太多危险与严峻挑战，以至于难以对这部法律提出批评。

法院判决

2014年3月，埃及当地一法院曾判处529名前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死刑。2014年4月28日，埃及同一法院判处683名穆兄会支持者死刑，其中包括穆兄会最高领袖穆罕默德·巴迪亚。  

当地时间2014年5月18日，埃及两家地方法院对160余名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成员及支持者作出判决，他们被判在去年的暴力袭击事件中犯有罪行，多数人获10年至15年监禁。  

谢赫村省一法院对126人作出10年监禁的判决，罪名包括在去年8月的示威游行中煽动暴力并试图焚烧教堂和警察局。当哈桑·法里德法官宣布判决时，被告人高喊“打倒军事统治”的口号表达抗议。当天在开罗的另一场审判中，有37人被判15年监禁，他们被控图谋在地铁里实施爆炸、参与谋杀警察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等。“阿拉伯新闻”网站消息称，在谢赫村省法院18日进行的审判中，5名17岁的未成年人被给予一年的缓刑期。

据统计，截至目前埃及当局已经拘留了超过1.6万名穆兄会的支持者，包括穆尔西和穆兄会的多数高级领导人。目前大部分被捕者都在接受审判的过程中，罪名包括间谍活动、煽动谋杀和腐败等等。

谢选骏指出：按照本拉登他妈妈的“洗脑论”来看，“邪教”一样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其实是被“《古兰经》与圣训”给洗脑了！因为这个“宗教与政治团体的目标在于让《古兰经》与圣训成为伊斯兰家庭与国家最主要的核心价值”。据此人们不得不思考——是否必须铲除“《古兰经》与圣训”，才能最终铲除类似穆兄会这样的恐怖组织？因为种种事实证明，“《古兰经》与圣训”才是鼓吹暴力扩张的真正元凶。就像“纳粹主义的《古兰经》”《我的奋斗》，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圣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乃至《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才是种族屠杀与阶级屠杀的元凶一样。不销毁《我的奋斗》，就不能禁止种族屠杀；不销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乃至《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就无法禁止阶级屠杀。这个道理同样适合于穆斯林兄弟会。

【055、穆斯林厌恶伊斯兰教】

《沙特解除35年禁令 将重新开放电影院》（2017年12月13日 法广）报道：

沙特阿拉伯的电影业在欢呼：该国取消了对电影院的禁令，这意味着将迎来电影产业的迅猛发展。沙特人口半数目前年龄在25周岁以下。

利雅得此次发布解除电影院禁令正值迪拜国际电影节的举办，参加电影节的沙特电影人激动不已，有导演持沙特国旗，庆祝时隔35年之后，电影院重回沙特。

对电影院解除禁令是沙特的年轻王储穆罕默德-本-萨拉曼提出的“现代化”的举措之一，其中还包括大兴旅游业、体育、娱乐行业等。投资界已经摩拳擦掌迫不及待要在即将打开的3千万消费者市场分一杯羹。本周二，沙特主权基金和美国AMC娱乐签署协议，AMC是美国最大院线，拥有超过1万个电影放映厅，该公司表示将助沙特发展电影产业。沙特电影业人士认为，该产业将成为沙特新的经济发展因子，带来上万就业岗位，激活年轻一代的天赋发挥。沙特文化部称，电影业将从今至2030年为该国带来240亿美元进账。

电影院开放反对者认为，电影院支持男女混合，或许会成为堕落的源泉。

谢选骏指出：沙特解除35年禁令、将重新开放电影院，说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策源地正在走向衰退。当时，他们为了配合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而被迫采取了这一对付措施。现在，沙特阿拉伯的电影业欢呼、迪拜国际电影节的举办，在在说明穆斯林其实是厌恶伊斯兰教的，他们只是迫于杀头和鞭刑和石头砸死的压力，不得不遵守自己深深厌恶的教规，就像他们的祖先只是迫于杀头和鞭刑和石头砸死的压力，不得不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表明伪装成为穆斯林。死亡威胁一旦解除，穆斯林就会升华为基督徒了。因为，谁都喜欢仁慈而不喜欢暴虐，谁都喜欢被爱而不喜欢强迫。正因为如此，穆斯林国家和共产党国家一样，没有一个敢于同意传教自由的，因为那样一来，一年之内，大多数穆斯林和共产党员都会变成了基督徒了。

【056、穆斯林以西方为标准没有前途】

《穆斯林国家示威 要求收回昂山素季的诺奖》（2017-9-5东方日报）报道：

缅甸政府军上月与回教武装分子爆发冲突，其后传出政府军血洗罗兴亚人，涉嫌种族清洗的传闻，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国务资政昂山淑姬从未谴责军方行动。质疑昂山和平奖资格的人数日渐增加，网上更有呼声要求取消其奖项，惟有诺奖前委员会成员表示，颁奖并非“封圣”，指“委员会过往未曾收回奖项，昂山淑姬一事上亦绝不会这样做。”

世界各地近日均爆发示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二（5日）直接致电昂山谴责。澳洲首都坎培拉有民众抗议缅甸政府以罗兴亚人作为攻击目标；印尼首都雅加达甚至有抗议者焚烧昂山的照片，并向缅甸大使馆投掷汽油弹。

虽然昂山面对愈来愈大的政治压力，但诺贝尔奖前委员会成员施塔尔塞特（Gunnar Stalsett）表示，委员会并不会收回奖项，或是发表声明谴责得奖者，他说：“我们遵循的原则是：颁奖予何人的决定并非宣布得奖者是圣人。”施塔尔塞特强调，委员会在作出决定及颁奖后，其义务已经结束。

在上月的缅甸血腥武装冲突后，回教少数民族罗兴亚人的遭遇再引起国际关注，昂山在透过Facebook指摘回教武装分子的暴力行径后，一直保持沉默。信奉回教的巴基斯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于周一（4日）开腔敦促昂山淑姬结束暴力冲突，惟昂山未有理会。

其实早于去年年底，包括马拉拉及南非前大主教杜图在内共11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已联署去信警告缅甸政府及昂山，呼吁他们结束境内的人道主义危机，但罗兴亚人的问题至今仍在世界注视下恶化。

以往亦曾有各组织人士呼吁诺奖委员会，取消同样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及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奖项，不过委员会始终未有受理。委员会前成员克里斯蒂安森(Kaare Kristiansen)于1994年，因认为当年3位和平奖得奖者不配获奖，决定宣布辞职，但仍不能影响颁奖决定。

《争议很大 为什么她的诺贝尔奖不会收回》（2017-9-5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

缅甸事实上的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在罗辛亚人的问题上一直保持着不同寻常的沉默。

缅甸事实上的领导人、曾经象征着缅甸民主斗争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Daw Aung San Suu Kyi)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大家要求她谴责一场军事行动。该行动已导致成千上万穆斯林难民越过国界，逃往孟加拉国。

随着该地区各地都爆发了抗议活动，并且另一位和平奖获得者在Twitter上质疑昂山素季，一些人好奇：1991年授予她和平奖的诺贝尔委员会是否会公开批评她，甚至收回她的奖项。

周一，堪培拉的澳大利亚议会外面爆发示威游行，反对把受迫害的穆斯林少数族群罗辛亚人作为攻击目标。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抗议者焚烧昂山素季的照片，并朝缅甸大使馆扔了一枚汽油弹。

“面对罗辛亚穆斯林遭到的屠杀，全世界都保持着沉默，”这场抗议的组织者、不愿透露全名的印尼人法里达(Farida)对记者说。

缅甸最近一轮暴力始于上月罗辛亚激进分子袭击缅甸军事阵地。他们称，这么做是为了阻止该国安全部队对他们的进一步迫害。

军方报之以所谓的“清除行动”。据人权组织称，士兵把若开邦数以百计的罗辛亚人的房屋夷为平地。结果导致成千上万的罗辛亚人离开家园，穿越国境前往环境肮脏的难民营。

他们的处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且重新引发了全球很多人，包括其他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批评。

“过去几年，我一再谴责这种悲惨、可耻的对待，”巴基斯坦穆斯林、年纪最小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马拉拉·优萨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周一在Twitter上发帖说。“我仍在等同样获得诺贝尔奖的昂山素季也这么做。全世界都在等，罗辛亚穆斯林也在等。”

去年，多位诺奖获得者——包括优萨福扎伊、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和其他11位获奖者在内，在一封“警告种族灭绝的可能性”的公开信上签名。

这封公开信与优萨福扎伊在Twitter上的帖子以及网上对昂山素季持批评态度的人遥相呼应。后者将这场危机归咎于她，并呼吁取消她的诺贝尔奖。

考虑到昂山素季曾是一名政治犯的经历，这些呼声尤其令人感到沉痛。1988年赢得大选后，执政的军政府拒绝承认选举结果，昂山素季被软禁15年。在她所属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在2015年的选举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后，按照宪法规定的分权协议，她被任命为国家顾问。但根据法律，她不能担任总统，并且军方实际上仍控制着该国很多权力机构。

昂山素季在罗辛亚人的问题上一直保持着不同寻常的沉默。被记者逼问时，她与军方保持一致。军方认为罗辛亚人非法擅自在缅甸居住。

“不是，不是种族清洗，”她2013年罕见地就这一问题接受采访时说。

昂山素季不是第一个引起争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过去，活动人士呼吁诺贝尔奖委员会取消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奖项。1994年，该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辞职，抗议把和平奖颁给以色列领导人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ir Arafat)。这位名叫卡雷·克里斯蒂安森(Kaare Kristiansen)的委员称阿拉法特是“恐怖分子”，不配获奖。

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皆为挪威公民，由挪威议会任命。前委员贡纳·施塔尔塞特(Gunnar Stalsett)说，诺奖委员会从来没有取消过奖项，在昂山素季一事上也不会这么做。

“从来没有收回过和平奖，委员会也不会发表谴责声明或谴责获奖人，”施塔尔塞特说。他曾是一名政治人物，还当过主教。昂山素季1991年获奖时，他是诺奖委员会的副委员。

“我们遵循的原则是，把奖颁给谁的决定并不是宣布获奖人是圣人，”施塔尔塞特说。“做出决定和授予奖项后，委员会的义务就结束了。”

谢选骏指出：穆斯林为什么没有前途？因为“穆斯林国家示威，要求收回昂山素季的诺奖”。不仅穆斯林没有前途，任何一个看重诺奖的非西方社会，都没有前途。如果我说的这话并不全对，那么请问，为何西方社会不曾看中任何非西方社会的奖项呢？“穆斯林国家示威，要求收回昂山素季的诺奖”一事，说明穆斯林表面上反对西方价值，实际上崇拜西方价值——穆斯林反对西方，是出于一种酸葡萄心理，类似于纳粹和共产党的“反西方”。这样的以西方为标准的反西方，当然是没有前途的。

【057、穆斯林支持镇压穆斯林】

《沙特王储称中国有权采取去极端化举措 似支持北京拘禁维吾尔族穆斯林》（2019年2月25日 转载美国之音／参考消息网）报道：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北京人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2019年2月22日）

中国外交部24日发布声明说，副部长张汉晖22日对80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使节和代表表示，中国在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努力，为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创造新方法，值得喝采。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以反恐的名义在新疆实行所谓的严打高压政策，并以所谓的去极端化和职业培训为名将多达1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关进集中营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北京与习近平会晤。中国官媒说，萨勒曼称中国有权采取去极端化举措，似乎是表示支持中共当局镇压和拘禁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政策。

多年来，沙特在国际间一直扮演采取穆斯林捍卫者的姿态。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六（2月23日）发出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并强调中沙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增进政治互信；中方坚定支持沙方推动的经济多元化和社会改革，坚定支持沙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稳定所作努力，反对任何干涉沙特内政的行为。

新华社的报道说，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表示，沙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有权为维护国家安全采取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沙方予以尊重和支持。

早些时候，流亡的沙特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被杀害，尸体被大卸八块。国际间普遍认为指挥杀人操作的是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本人，因此，他受到了普遍的谴责。

英国独立报在报道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写道：“中国一直回避加入批评者的行列，没有在（造成众多死亡人道灾难的）也门战争和在伊斯坦布尔杀害记者卡舒吉等问题行批评沙特王国。”

沙特王储访华签280亿美元大单 去年中沙贸易增长了32%

海外媒体称，沙特阿拉伯22日与中国签署价值28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北京与中国举行了官方会晤。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2月23日报道，这位王储说，沙特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尊重北京的反恐举措。

新华社援引穆罕默德的讲话说，“愿将沙方‘2030愿景’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2030愿景”指的是沙特的经济改革计划。穆罕默德说去年中沙贸易增长了32%。

据沙特通讯社报道，王储此次访华期间，在沙特投资机构与中方举办的联合投资论坛上，中沙签署了35份经济合作协议。其中包括沙特阿美公司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等在中国东北盘锦开发投资规模达100亿美元的炼油和石化联合企业。沙特阿美公司说，项目协议包括合作伙伴组建华锦阿美石油化工项目合资公司，打造一家每天可生产30万桶石油的炼油厂。

穆罕默德一行21日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访问。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月22日报道，沙特22日与中国签署了广泛的能源与贸易协议。报道称，协议包括穆罕默德王储一行承诺要在中国东北地区兴建一个规模约100亿美元的石化企业。沙特能源、工业和矿产资源大臣哈立德·法利赫告诉记者：“我认为这种重大投资才刚刚开始。沙特拥有大量资本，需要找到有利可图的地方进行投资。中国是个很棒的地方，拥有巨大的市场，环境也在日益改善。”

穆罕默德王储访华期间，代表团成员还与中方签署了能源、投资等协议。至少25家沙特公司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沙特投资合作论坛”。报道称，沙特王储在中国的会晤是他亚洲之行的最新一站。目前，中沙两国都谋求扩大全球影响，随时准备深化双边合作。沙特自认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

报道注意到，沙特还承诺要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投资100亿美元兴建一座炼油厂，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巴基斯坦600亿美元投资计划的重要内容。

谢选骏指出：沙特王储称中国有权采取去极端化举措，近乎“穆斯林支持镇压穆斯林”，穆斯林支持镇压穆斯林，穆斯林就无法统治世界了。这有些像是“共产党支持镇压共产党”，例如中苏反目、越柬互攻、中越操戈、中共投美、世界共产党大分裂……共产党支持镇压共产党，共产党就无法统治世界了。这也正如，中国的国共两党内战不休，终于引来了日本侵华和苏联扶植了一个僭号“中华”的傀儡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058、穆斯林最仇恨穆斯林】

《阿富汗两清真寺遭自杀炸弹袭击 最少72死55伤》2017年10月21日报道：

阿富汗国内两间清真寺10月20日接连遭受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最少72人死亡，是震撼该国的最新暴力事件。

首宗袭击在首都喀布尔一间什叶派清真寺发生，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信众聚集晚祷时引爆身上炸弹，造成最少39人死亡，包括妇女及儿童，另外45人受伤。内政部已确认死伤数字。警方最初表示，一名枪手进入该间什叶派清真寺，并向信众开枪。暂无组织承认血腥袭击责任，但最近阿富汗什叶派清真寺的袭击，都是属于逊尼派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子所为。

第2宗袭击在贫困及偏远的中部古尔省一间逊尼派清真寺发生，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寺内引爆身上炸弹，至少造成33人死亡及10人受伤。死者包括当地一名高级警察指挥官，相信他是袭击的目标。

本周已经有近200人在阿富汗的多起激进分子袭击事件中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是安全部队人员。这是几个月以来情况最糟糕的一周。

这些事件包括星期四在阿富汗坎大哈省发生的塔利班炸弹枪支连环袭击，导致至少43名阿富汗士兵丧生。攻击几乎把位于麦万德区的阿富汗国民陆军基地一锅端。

星期二，针对东部帕克蒂亚省警察总部的两次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导致至少60人丧生，300人受伤。该省警方负责人身亡。同一天在邻近的加兹尼省的另外一次袭击事件导致至少20人丧生。

谢选骏指出：逊尼派先炸死什叶派39人，什叶派后炸死逊尼派33人，什叶派终于出手了，不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显得那么窝囊。看来世界上最仇恨穆斯林的，就是穆斯林团体自己。这是现在的穆斯林和早期的穆斯林最大的区别之一。早期的穆斯林懂得内部妥协，所以得以对外扩张；而现在的穆斯林就像现代中国人一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没有出息。这都是由于费拉民族的腐败性格决定的。

【059、纽约的深渊与麦加的黑石】

2012年9月3日劳工节，参观纽约“九一一纪念遗址公园”（9/11 MEMORIIAL）。

这个公园的特点在于两个方形的大水池，四周有瀑布流水到池底，水池的栏杆围墙上，刻满了三千个受害者的名字；每个水池的池底中心有一个更深的方形水池，深不见底，但见水流源源不断地注入其中。

两个更深的方形水池叫做“深渊”：像是眼睛、泪水、反向的源泉······充满了神秘感和漩涡力，像是三千个受害者的灵魂墓地，它能够抗衡甚至吸收麦加城那克尔白神庙的致命黑石吗？

1、纽约的隆隆水声对阵麦加的沉默陨石；

2、水池的科技力量对阵陨石的自然力量；

3、宁静的游人对阵喧嚣的香客；

有人认为：伊斯兰教是当今世界的祸乱之源，而清真寺的黑石头又是伊斯兰教的中心，因此，摧毁了麦加清真寺里的黑石头，就摧毁了伊斯兰教的中心，也就摧毁了当今世界的祸乱之源······

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

下面我们一层一层来看。

（一）清真寺的黑石头

克尔白，阿拉伯语意为“方形房屋”。沙特阿拉伯麦加城圣寺中央的立方形高大石殿，内有供教徒膜拜的黑色圣石，等于Caaba，为世界穆斯林做礼拜时的正向。始建于公元前十八世纪的宗教建筑物。穆罕默德清除其中偶像作为伊斯兰教礼拜处。以后多次重修。天房大门高于地面约2米。大门对面的墙上有两个标记，表明穆罕默德曾在该处做礼拜。至今穆斯林入房亦在两个标记之前下拜。

不过，在伊斯兰教兴起前期，阿拉伯人的原始信仰有了新的发展。有些神灵已成为许多部落都崇拜的共同神，其中尤为著名的是阿拉伯三女神——被称为“女主宰”的拉特、欧萨“大能者”、默那“命运”。

伊斯兰教兴起前各部落的原始宗教，主要是自然崇拜和偶像崇拜。阿拉伯人认为石头、树木、泉水中，住着一些神灵，其中有些是助人的，有些是害人的。他们称害人的神灵为精灵（Jinn，亦译为“镇尼”），精灵统治着人迹罕至的荒野，而神灵则主宰人迹常到的地方。

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神灵，每年春秋都集合在固定地点举行崇拜仪式。其仪式通常是围绕着神灵的住所“别季尔”（一般是一块石头）举行献祭。举行仪式的周围区域是禁地。对神灵的崇拜方式包括围绕神灵的住所转圈（往往是裸体的），触摸“别季尔”，杀牲以至杀人向神灵献祭，把血涂到神灵的住所上。游牧的贝都因人把圣石等神灵的住所安放在骆驼背上，随自己行动。这些神灵都有名字，只有在呼唤了它们的名字之后，它们才能作出反应。个人家中也有家神，在人们外出或归来时，都要绕它转圈。

三女神被奉为“阿拉”的女儿。在麦加人心中，阿拉是克尔白的主神，阿拉是造物主，是最高的养育者，是契约的守护神，客居人的保护者，是在特别危急时可以呼唤的阿拉伯神灵。三女神被认为可以替人向阿拉求情。当时，人们认为阿拉的住所是克尔白。在阿拉伯语中，当时已经对“神灵的住所的石头”（即别季尔）和“雕塑的偶像”有了区别。偶像是指克尔白神殿中的易卜拉欣像（反映了祖先崇拜）和月神胡白勒像。据说胡白勒的立像是用肉红玉髓雕制成的，酷似真人，一度是克尔白的主神。像前设7种神签，又称“断生死”之神。

麦加在当时已经成为半岛上的宗教中心，在三个朝觐月（1、11、12）中，半岛各地的人都涌入麦加，到克尔白去举行典礼，祭祀各自的神灵，在自己部落的圣石或偶像上宰杀祭牲，把血洒在圣石朝向克尔白的那一面上，肉块供奉在圣石上，血涂在克尔白的墙上。

克尔白中央还有一个灰坑，显然可以做祭，鲜血遂被涂到人的唇上和身上，以示与神灵沟通。据说当时克尔白周围有360尊“别季尔”或偶像。

在阿拉伯人的部落宗教中，充斥各色巫士，但不存在真正的祭司职务和阶层。卡欣（Kahin）的职能是发布神谕和预言，用神签决疑，主持朝觐或求雨一类的迎神仪式。萨丁（Sadin）只是圣地的世袭监护人，他不主持献祭，因为每人都有权宰杀自己的祭牲。阿伊夫（'Aif或Qaif）从飞鸟和走兽的动向解释预兆，裁决棘手的内部争执和血统问题。

伊斯兰教兴起前夕，半岛上出现了反对多神崇拜的哈尼夫运动。哈尼夫们主张禁欲主义的生活，提倡隐修，以求与神“合一”。他们发展了模糊的一神概念，穆罕默德曾受到哈尼夫运动的影响。

伊斯兰教前的阿拉伯半岛上还存在一些外来的宗教，包括萨比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教。萨比教膜拜星辰，主要在也门、哈兰和伊拉克。琐罗亚斯德教盛行于巴林地区。犹太教徒主要集中于叶斯里布（即麦地那）、太马、斐德克、海巴尔和瓦迪古拉等地，特别是也门有一个强大的犹太教社团，希木叶尔国王优素福·艾斯阿尔（外号祖·努瓦斯）奉犹太教为国教。523年，他对纳季兰基督徒的迫害，招致了外族入侵，王朝灭亡。基督教于4世纪后传人半岛，主要是两大教派——聂斯脱列派（景教）和雅各派（一性派）。半岛北部的加萨尼王国和莱赫米王国先后归信了，基督教。6世纪初，纳季兰成了基督教的主要据点，南部佐法尔、亚丁、阿曼都有教堂。在希贾兹，基督徒主要是小商、酒贩、屠夫和奴隶，还有一些异端的隐修士。当伊斯兰教兴起后，一些原始宗教的遗迹留到了伊斯兰教中，而外来的宗教也对伊斯兰教产生了一些影响。

（二）从伊斯兰教看阿拉伯宗教

伊斯兰教徒认为：宗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种社会意识，同时又是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社会实体，因而构成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宗教通过家庭、民族、国家等多种渠道，从根本上塑造了人的精神世界，对社会历史造成深入、持久和广泛的影响。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主要流传于西亚、北非、南亚、东南亚和中亚。“伊斯兰”本意为“顺从”与“和平”，其信徒统称为穆斯林，意为“阿拉意志的顺从者”。伊斯兰教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于公元7世纪初在麦加创立，是继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后的一神论宗教；伊斯兰教的主要经典为《古兰经》，其中的规定是穆斯林的社会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准则。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与传入地区的传统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对世界地区的社会发展、政治结构、经济形态、文化风俗、伦理道德、生活方式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是永恒的宗教，“是真主创造的，不容更改的”（《古兰经》30：30）；同时，《古兰经》宣称“穆斯林”一词是亚伯拉罕所创（《古兰经》：22：78）。《古兰经》中的这两种解释显示了伊斯兰教的产生有着直接的阿拉伯因素和犹太-基督教影响。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游牧的阿拉伯人在许多地区都有他们的禁地，拜物教和偶像崇拜同时存在于他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崇拜之处是麦加的天房。

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诸多部落都有自己的神灵和传统的风俗礼仪，多神信仰和拜物教的宗教仪式多表现出对偶像和陨石的崇拜。当时的人们认为，神灵一般有固定的栖息地，常常是石头、树木、泉眼、岩洞等。因此，按照这种信念，人们以圣石为祭坛举行献祭仪式，仪式地点常接近水源，圣石——圣水构成一片禁地，禁地内的所有生物和自然物都是圣洁的。“拜图拉”—— “神的住所”，就是这样一处坐落在麦加城市内的神圣的朝拜之地。后成为游牧民和希姆绿洲居民彼此相互贸易的场所，麦加就是这样的圣地之一。

阿拉伯半岛的居民主要分为定居与游牧两种类型，但二者生活方式和地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其社会组织和经济生活都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仍然被认为是一个统一的民族——阿拉伯人。《古兰经》中多次出现的“蒙昧时代”的阿拉伯人主要是指北部地区（希贾兹和纳季德）过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他们持宿命论的观点，有许多禁忌，常常把圣石放在帐篷里供奉，重要的神灵渐渐成为许多部落共同崇拜的对象。他们最重要的仪式是列队环绕并触摸圣物，最重要的朝觐中心是希贾兹的几个圣地，先在麦加参加克尔白和阿赖法的绕行和行进仪式，然后再到克尔白四周的360块圣石上祭牲，牺牲供奉在石头上，血液洒在石头朝向克尔白的一面上。部落宗教中还有各种卜士，主持朝拜和祈祷仪式，他们被认为拥有消除灾难和疾病、魔鬼的神秘力量。诗人被认为拥有精灵的超自然的知识，作战时可以用语言让敌人遭殃，因此，他们也常常是部落的领导者及代言人。贝都因人在接触基督教和犹太教之前，没有来世生活和灵魂不朽的观念；他们认为死者是在某处阴暗的角落睡觉，一段时间内有一定的知觉。埋葬死者时祭祀牺牲：把骆驼拴在墓前，割断筋腱，让它渐渐死去。不在坟堆上添加石头或树枝，忌讳乘骑路过墓旁。相信存在着一种超人的精灵，它们和人类一样繁衍与死亡，只有巫术能够控制。人迹罕见的地区由精灵统治。

麦加地处也门、叙利亚和波斯湾的商道上，有一眼泉水和一座古老的圣寺克尔白，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几个世纪就以圣地和商城而著名。这一眼泉水被称为“渗渗泉”（Bi’r Zam Zam）。根据传说，先知易卜拉欣（即犹太教-基督教中的亚伯拉罕）的妻子哈哲尔（Hajar）为了维持自己与幼子易斯玛仪的生命，将他放在克尔白旁，自己去赛法和麦尔卧的两丘之间寻找泉水，往返奔走七次而滴水未获。母子俩的悲怆感动了阿拉，于是派天使指使她，终于在一块石板下挖出泉水。

6世纪时，麦加出现了超部落的地方神灵，其中最受崇拜的是“阿拉女儿”的3位女神：拉特、欧萨、默那。安拉是阿拉伯人的最古老的神灵之一，南部阿拉伯古铭文已有此称呼；公元前5世纪的列哈彦铭文多次出现；安拉住在高不可攀的天宇，人们借助偶像寄托种种希望，阿拉负责监督。麦加人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已经相信，阿拉是造物主、盟誓和契约的监督者、危机时刻唯一可呼救的神灵。拉特（本意是女神）是月亮女神，其祭坛是一块方形的白石头，位于塔伊夫附近的瓦吉谷地，受麦加及其附近人们的朝拜。古埃及、古希腊、古地中海人把她尊称为白色女神（希罗多德曾经提到过她的名字-艾里拉特）。欧萨（大能者）的祭坛在麦加东部的山洞前，在麦加和希贾兹地区倍受尊崇。默那是命运与时间女神，祭坛是一块黑色的石头，位于麦加和麦地那之间的古戴德，她是阿拉伯人的最古老的神灵之一——家神，是麦地那人的朝拜对象。

每年阿拉伯各部落都要去麦加克尔白朝圣一次。克尔白是一座立方体石质建筑，墙上嵌着一块受阿拉伯人崇拜的黑色陨石。5世纪初，麦加克尔白的监管权属于贝都因人中的古莱氏部，传说亚伯拉罕是克尔白的建造者，人们还认为是他规定了朝觐。亚伯拉罕是古代闪米特人共同的神明，苏美尔人把他当作第一个王国和城市的建立者。麦加的克尔白是古莱氏部落的保护神，立方体石质建筑内除了麦加人朝拜的黑色陨石外，还有300多尊偶像，每个偶像都受到某个（或多个）部落定期的朝拜。

在南部定居的阿拉伯人中，原先的拜星教在公元3-4世纪被一神教（拉赫曼）代替；5-6世纪时，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许多观念和仪式也被人们接受，因此，在伊斯兰教中有明显的地方神灵和犹太教——基督教的因素存在。

麦加凭借克尔白神殿和对多种偶像崇拜的宽容，在伊斯兰教前几乎成为整个阿拉伯的圣地。伊斯兰教以前的宗教仪式中，朝拜“拜图拉”的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力求触摸一下本部落的神灵像，以实现个人与神灵的交往并吸取神的力量。供奉偶像的祭品一般是牲畜。墓地具有一定的灵性，人们经过时要向它投掷石块，表示“献祭和崇敬亡灵”。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葬者就获得了祖先神的地位。

（三）哈里发制度的存废

哈里发（Caliph），意为“继承人”，是伊斯兰教的宗教及世俗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也是历史上阿拉伯帝国统治者的称号。在阿拉伯帝国鼎盛时期，哈里发拥有最高权威，管理着庞大的伊斯兰帝国。

哈里发制度有两层意思：一、穆罕默德去世后，在麦地那建立并延续千年历史的政教合一的哈里发政治制度。二、伊斯兰教关于理想政治体制哈里发制的一系列教义规定和理论学说。

“哈里发”一词系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代理者”、“继任人”。穆罕默德去世后，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相继被选为“真主使者的继任人”，或经指定选为哈里发，哈里发制度遂形成。伍麦叶王朝开始后，哈里发制度便转化为世袭制。

阿拉伯帝国灭亡之后，“哈里发”的头衔，作为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的名称，一直保存了下来，傀儡哈里发首先是处于开罗的马木留克王朝的控制之下。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埃及，时任哈里发的穆台瓦基勒也被俘。1543年，穆台瓦基勒死去，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一世宣布自己继承哈里发的职位，成为全世界穆斯林的领袖。直到1924年，哈里发制度最终才由凯末尔废除。

就在同一时期，凯末尔则策划建立一个现代、世俗、改革、民粹、民族、共和的国家。几乎一夜之间，伊斯兰教的整个法律制度被抛弃了。从1926年2～6月，瑞士的民法、意大利的刑法、德国的商法全部被采用。结果是废除了一夫多妻制，这使妇女的解放得到了加强，结婚成为民事婚约，而离婚则被公认为民事诉讼。1924年3月，凯末尔废除了源自穆罕默德后人的哈里发制度，将奥斯曼王室成员全部驱逐出境，并进行政治改革。他废除了历史悠久的伊斯兰教长（Shaykh al Islam）制、撤消沙里亚（Seriat）（即伊斯兰法）部、停办独立的宗教学校和经院、关闭宗教法庭（特别沙里亚法庭）以及废除被奉为神圣法典的沙里亚法、制订和采用依据西欧国家法律为摹本的新民法等等，从而为土耳其的现代化扫清了障碍，这使得保守的伊斯兰教徒认为他是伊斯兰的背叛者。

（四）

谢选骏指出：从凯末尔的事例看，伊斯兰教并非不可战胜的。

哈里发制度能够摧毁，麦加的陷落也是一个时间问题。

2012年11月30日

【060、欧美人为何不能在伊斯兰国家传教】

《中国领导人应当三思而后行》（2018-10-01 江夏编译）报道：

英文《日本时报》发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教授、“刘氏中国研究所”主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副研究员布朗（Kerry Brown）的文章说，我们处在危险的时代——从基辛格、奥巴马到英国前首相布朗，大家似乎都同意这一点，都在说当下是不详的时代。

美国总统川普搅乱了全球秩序；英国脱欧越来越不可能顺利。甚至像瑞典这样一向秩序井然的国家，也在走向极端政治。这种民粹主义时代越来越喧嚣和难以掌控。当前时代独特的因素是，中国享有新的突出重要的地位。美国和其它国家集中关注中国，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现在已进入世界强权之列，世界对其充满期盼和抱怨。正如老话所说：怕什么，可能就来什么。

民主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焦虑不安。昨天看似稳定的体系，已无法满足今天的要求。在北京和莫斯科，强大的中央极权主义政治似乎正在获胜。西方在人权和其它引起争议的问题上，和中国的对话本来就勉为其难，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摆。因为北京已经坐大，不再想虚与委蛇，听人说教。北京准备在2021年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目标。外部世界现在在投资、市场、稳定、遏制气候变迁等方面需要中国。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对抗性事态正在浮现。中国现在毫不掩饰地亮出观点并采取行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模式，并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这种模式，人们的疑虑开始增加。中国各地难以置信的广泛监控状态，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不受任何宪法或法律的约束和限制。

欧洲和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对孔子学院获准在西方的活动方式感到担忧，而西方却没有获得在中国同等活动的自由。欧洲人和美国人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能如此自由地在西方国家并购、投资、工作，而西方人却很难在中国做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中国的游说者和活跃人士能够在伦敦、悉尼或华盛顿自由表达观点，寻求影响他们关注的事情，而中国则根本不可能容许同样的活动。

越来越多的人会开始问简单的问题——对等性在什么地方？他们不希望答案只是些宽慰人心的话。他们想看到，中国表明容许对等的真正行动和措施。简单的事实是，一个中国公民能够站在白宫前咒骂美国的制度和总统。只要他们的行动是和平的，就不必担惊受怕。试想一下，一个外国人能在中国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前做同样的事情吗？

没有人否认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成就。中国一直是伟大的国家，拥有伟大的文化和文明。中国的崛起是人类的伟大成就。但同时中国政府也肩负着极大的责任。此刻制造敌对和紧张，会产生极大的反效果。过去中国政府争辩说，美国和其它西方列强“失去”了中国。这些天来，中国当局却“正在失去”世界的同情和支持。对中国和全球来说，这都是一场悲剧。中国领导人在采取下一步行动之前，应当三思而后行。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能理解——“欧洲人和美国人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能如此自由地在西方国家并购、投资、工作，而西方人却很难在中国做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中国的游说者和活跃人士能够在伦敦、悉尼或华盛顿自由表达观点，寻求影响他们关注的事情，而中国则根本不可能容许同样的活动。”因为作者眼瞎，看忽见类似的现象是，伊斯兰教徒可以在欧美传教和建立大清真寺，基督徒却不能在回教国家传教并建立教堂。这是因为，现代欧美人日益背叛了上帝、耶稣和圣灵，津津乐道于人血馒头的滋味好吃，而忘记了后面的危险，忘记了在这最终会让自己堕入地狱的灭顶之灾。

【061、欧洲各国为何心疼维吾尔哈萨克等族】

《15国连署 要北京解释新疆“再教育营” 点名要见此人》（2018-11-15 联合报）报道：

据报导，派驻北京的15名西方国家大使在加拿大带头下联名发函，要求会见中共新疆区委书记陈全国，听取他对共产党涉嫌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的说明。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普遍信仰伊斯兰教。这种由多国协同对中国人权问题采取一致行动，并不常见，说明北京当局打压新疆已引起与日俱增的反弹。

北京在新疆大规模拘留并且严密监控多半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已引发社运人士、学者、外国政府及联合国人权专家抗议。今年八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收到许多可信通报，指中国将一百万或更多维吾尔人拘留在再教育营。

参与连署的大使，包括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欧盟、德国、荷兰、澳洲、爱尔兰、瑞典、比利时、挪威、爱沙尼亚、芬兰和丹麦。美国并未参加连署，但外交人士说美国一直在关切新疆问题。

一名外交消息人士指出，信函正在更多国家大使之间流传，以争取进一步连署。各国外交官在这封准备直接寄交陈全国的信函草稿中说：“我们对新疆少数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所受待遇通报，深感不安。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要求在最快方便的时候会见阁下，以讨论众人关切的问题。”

信函副本将抄送外交部、公安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外交官不应“干预其他国家内政”，如果这些外交官试图施压新疆地方当局，这是有问题的。她还说，这封信函内容基本上都是来自传闻。

中共国务院15日并发表“新疆的文化保护与发展”白皮书，强调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情况从未改变，始终是多元文化并存交流，试图为“再教育营”引发的争议消毒，但也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

新疆“再教育营”内幕近期不断被西方媒体和非营利组织揭发，人权观察（HRW）访问多名待过营区的人后发布报告指出，在营中不许使用伊斯兰问候方式，必须学普通话、唱爱国歌曲。若拒绝服从，可能没饭吃、被迫罚站24小时或遭监禁等处罚。白皮书强调当局对新疆文化的保护，包括六部分：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组成部分、各民族语言文字广泛使用、宗教文化受到尊重和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取得成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以及对外文化交流日趋活跃。 

谢选骏指出：欧洲各国为何心疼维吾尔哈萨克等族？不惜发动八国联军式的最后通牒联署？甚至不惜背离了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欧洲各国和维吾尔哈萨克等族血脉相连。维吾尔哈萨克等族虽然不是纯种高加索人种，而且十分仇恨基督教，但毕竟混杂了不少高加索人的其中的成分，就像缅甸的孟加拉人——罗兴亚人。为何美国没有参加这一联署？可能因为美国是多种族的社会，高加索成分已经只剩下一半了。但这不等于说美国会一直置身事外——】

《“求他们杀了我” 女子曝光新疆惨况》（2018-11-28 世界日报）报道：　

一名曾被关押在中国新疆再教育营的维吾尔女性，26日在华盛顿向媒体详述她所遭受到的刑求与虐待。米娜（Mihrigul Tursun）表示，2017年她在中国第二度被捕后，连续遭到拷问四天，不让她睡觉、头发被剃光、并且接受了一项侵入性的医学检查。当她第三度被抓后，遭遇更惨。现年29岁的米娜在华盛顿“全国记者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表示：“我宁愿死，也不要刑求，我求他们杀了我。”米娜在中国长大，后来前往埃及一所大学学习英文，随后结识现在的先生，并且生下三胞胎。

2015年，她返回中国和家人团聚，立即遭到拘留，被迫和仍是婴儿的子女分离。三个月后获释，一个婴儿死亡，另外两婴健康也出问题。米娜说，三名小孩都动过手术。大约两年后，她第二次被抓。数月后，她第三度遭到拘留，三个月中和另外60名女性关押在狭窄、令人窒息的牢房内。其间，大家轮流睡觉、在电眼前大小便、还要唱歌赞扬中国共产党。米娜指出，她和其他狱友被迫吃下不明药物，其中包括让她们昏厥的药丸，并且喝下白色液体，导致部分人出血，部分人停经。她说，在她监禁的三个月期间，和她同牢房的9名狱友死亡。

美国之音报导，来自26个国家的278名学者26日签署并发布一份共同声明，谴责中国当局的新疆政策，呼吁国际社会对当地的大规模侵害人权行为采取行动。学者们向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提出七点建议，包括呼吁发布官方声明，要求习近平和全国立即废止“教育转化”监禁系统，释放所有被拘禁者；要求对相关中国官员和科技公司实行经济制裁；加快授予中国境内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政治庇护身分，不得将已经来到海外的人遣返回中国等。

今年9月，米娜和两个孩子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她的大儿子没能和他们一同前往。维吾尔族妇女米娜（右）表示，2017年她在中国第二度被捕后，连续遭到拷问四天，不让她睡觉、头发被剃光、并且接受了一项侵入性的医学检查。

谢选骏指出：美国由于自身的种族问题困扰，而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还停留在听证阶段，明显和英国殖民地加拿大不同。至于日本韩国台湾等“亚洲民主国家”更是装聋作哑，因为他们在种族上更接近中国人而不是中亚人。

【062、欧洲人为何同情罗兴亚人】

《缅甸罗兴亚人的悲剧由来》2017年9月17日报道：

根据联合国统计，八月底至今，大约三十八万罗兴亚人逃离缅甸，以图逃脱缅甸军方在若开邦的镇压，到孟加拉国寻求庇护。缅甸罗兴亚人的危机已存在几十年，它的起源、成因以及可能化解危机的办法是什么？

罗兴亚人从何而来

首先要弄清楚罗兴亚人来自何方。居住在缅甸西北方若开邦的罗兴亚人，人口大约略略超过百万。他们属于逊尼派穆斯林，生活在一个人口五千二百万，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佛教徒的缅甸。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罗兴亚人是阿拉伯人、蒙古人、土耳其人或15世纪改信仰为伊斯兰教的孟加拉族士兵或商人的后裔。

在缅甸，即使罗兴亚这个称号本身也充满争议。缅甸历史学家支持这样的说法，五十年代以前，缅甸无人听说过存在着罗兴亚人。这一观点强化了缅甸政府的立场，当局认为罗兴亚人在英国殖民缅甸时期、在19世纪末进入缅甸。因此他们是非法的孟加拉移民。

未被列入缅甸少数民族

缅甸军政府1982年颁布一项法令致使罗兴亚人被隔离。这一法令导致罗兴亚人未被承认为缅甸135个少数民族之一。直至今日，缅甸政府只承认“民族血缘”，即于1823年英国殖民以前生活在缅甸的所有民族。

根据欧盟五月份公布的报告，认为在罗兴亚人与生活在若开邦的佛教徒之间“长期存在着紧张关系”，在那里，“种族隔离被制度化”。该报告指出穆斯林遭受的种种限制：

“他们不能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出外旅游、工作，没有当局事先批准不能结婚。也没有享受到足够的食粮、医疗以及教育”。欧盟的文件补充说：“由于限制罗兴亚人孩子出生数量，数以万计的罗兴亚人儿童没有出生证，沦为黑户口”。

权利的剥夺不仅仅是这些。罗兴亚人被正式禁止参与2015年11月份缅甸大选投票，“他们没有任何选举自己政治代表的权利”。

为何罗兴亚人危机再受关注

之所以罗兴亚人危机再度引发国际关注，这是因为在若开邦的暴力再度升级。这一暴力始于8月25日，若开邦罗兴亚救世军向若开邦二十几个边界哨所发动攻击，造成12名警察丧生。罗兴亚武装团伙诞生的日期并不久远，他们的武装袭击导致缅甸军队血腥镇压，据罗兴亚救国军称，缅军镇压造成40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罗兴亚人。

法国《世界报》特派孟缅边境记者乌合丹报道说，“这一次罗兴亚人成为当局系统流放的靶子。其目的似乎在于将他们永久性地全部驱逐出境”。“没有逃跑的或者被枪毙，或者他们的村庄被烧毁”。

联合国高级人道专员侯赛因声明：“那里正在发生的似乎是传统的种族清洗的模式”。“我们收到许多报告以及卫星图片，显示缅甸安全力量及其地方民兵烧毁罗兴亚人的村庄，一切可信的信息显示，那里正在施行未经审判的枪决，包括对正在逃跑的平民开枪”。

罗兴亚救世军9月10日声明单方面停火一月，但是缅甸政府的回答是，绝不会同“恐怖分子”谈判。

前几次发生的大逃亡

在本次罗兴亚人大规模逃亡之前，2012年，在若开邦佛教徒与回教徒之间早已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造成200多人死亡，大部分是穆斯林。数万穆斯林当时被迫逃离家园。那一年，超过14万逃离，四年之后，其中12万人仍然流离失所，生活在临时性质的救援中心。

根据2013年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公布的一份报告，缅甸当局、若开邦一些组织成员以及一些佛教徒犯下反人类罪，“他们在2012年10月有组织袭击罗兴亚人街区和他们居住的村庄”。人权观察认为缅甸当局当时参与了捣毁清真寺、发动了系列暴力逮捕行动，并且阻挡人道救援组织帮助人群逃离。欧盟的报告则指出，2014至2015，“大约九万四千人、其中大部分是罗兴亚人，非正常逃离。他们或乘坐木板船，或落入人贩子之手，沦为现代奴隶。”

2016年10月，一系列发生在孟加拉缅甸边境的攻击行动导致九名缅甸警察丧生，罗兴亚救世军承认发动了这些袭击，致使缅甸军队血腥反扑。当地的人道救援活动被迫中止，七万四千罗兴亚人逃离村庄进入孟加拉国。八月份以来发生的情形比上次发生的更严重了几倍。

罗兴亚人逃向哪里

那么，罗兴亚人究竟能够逃向何处？从1978到1992，为逃避军政权屡次镇压，罗兴亚人大部分逃亡的去向是孟加拉、马来西亚以及印尼。目前，仍有数十万罗兴亚人生活在孟加拉国悲惨的难民中心，孟加拉国视其为非法移民。

目前，大部分罗兴亚人乘船经海上逃到马来西亚，这是自越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海上逃亡场景。

五月份，欧盟委员会估计三十至五十万罗兴亚人生活在孟加拉国的临时难民中心，另外还有三万三千人生活在联合国管理的两座难民营中。自从8月25日以来，联合国认为又有三十七万九千人从缅甸逃到孟加拉国。

国际社会在等待什么

面对此情此景，国际社会到底做了什么？在英国和瑞典要求下，尽管中国反对，联合国安理会九月13日开会讨论了缅甸局势，会议结束后，安理会要求缅甸政府立即采取措施“终止野蛮暴力”。星期二，北京重申支持缅甸政府，支持其为在该国西部“维持稳定”付出的努力。

一些穆斯林国家的领袖，包括孟加拉国，印尼，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要求缅甸当局制止若开邦的暴力。孟加拉国总理访问难民营期间，声明必须由缅甸政府出面来解决这场危机。

缅甸政府的真实意图

那么，缅甸政府在做什么？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国际社会难以理解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国家特别顾问及总统府发言人昂山素季的沉默。在各方要求其表态的情况下，昂山素季选择了取消参加九月底开幕的联合国年度大会，不过，昂山素季宣布将于9月19日发表“民族和平与和解”电视讲话。

去年，在联合国大会讲坛上，事实上从2015年4月领导缅甸政府的昂山素季承诺，将维护罗兴亚人的权利。

但是，近几年缅甸高涨的极端佛教徒势力，以及相当自主的缅甸军队，使昂山素季的任务变得非常复杂。缅甸军队在若开邦地区的势力可以说“一手遮天”。法广网

谢选骏指出：从上文不难看出，欧洲人深深同情罗兴亚人。欧洲人为何同情罗兴亚人？因为罗兴亚人虽然皮肤黝黑，却属于印欧语族，和欧洲人具有亲缘关系。此外，他们虽然在宗教上属于穆斯林，但和缅甸人所信的佛教相比，与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西方文明、欧洲精神，依然相近。

附录：《罗兴亚人》

罗兴亚人（Rohingya people），缅甸若开邦阿拉干地区一族，主要居于近孟加拉边界的貌夺和布帝洞镇，信奉伊斯兰教，肤色黝黑，脸相、语言系属、宗教接近孟加拉人。英国殖民缅甸时期，英国人将缅甸大片西部沿海地区过渡给来自孟加拉的罗兴亚人，故罗兴亚人在缅甸被视为孟加拉偷渡者。

关于罗兴亚人的起源，一说为自7至8世纪以来阿拉伯商人和波斯商人与孟加拉人、北非的摩尔人及缅甸土著不断融合形成的混血民族。一说指在英国殖民缅甸前，阿拉干地区的罗兴亚穆斯林人数有限，而罗兴亚人的人口激增是因为英国鼓励孟加拉等地的穆斯林移民，以促进英国对缅甸的殖民统治。英国在19世纪末三次的英缅战争中最后将缅甸纳为殖民地，为了开拓西部若开邦的土地，大量从当时英印地区引入穆斯林移民。而英国人在殖民地的政策是两面施政，对于主流的缅族地区采取直接统治，而少数民族地区则给予较大的自治权，这也是日后缅甸产生许多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的远因。人口统计显示从1872年到1911年，阿拉干地区的罗兴亚穆斯林人口从5.9万增加到了17.9万。这些成为地主的穆斯林反而赶走当地佛教徒，不断引入新的移民，两者的冲突也上升，许多若开人被迫往东迁徙，离开自己家园。而在缅甸烧杀掳掠，烧毁上百个村庄，屠杀超过十万名佛教徒平民的英军孟加拉V支队，这些军队大多是罗兴亚人的祖先。且两者的冲突许多让若开邦的缅甸人被迫往东迁徙，离开自己家园。

二战印巴分裂，孟加拉经济也陷入困难，更多的孟加拉人涌入缅甸，让缅甸的罗兴亚人增加百万之多。至2013年，约有130万罗兴亚人生活在缅甸境内，多个世代以来的仇恨燃烧，以至于缅甸政府不愿赋予他们居民身份，更不承认他们是缅甸公民，社会上，缅甸的上座部佛教僧侣与信众认同其他的穆斯林，但普遍反对罗兴亚人的存在。按照联合国的说法，罗兴亚人是世界上受到迫害最严重的少数民族之一。许多罗兴亚人被迫从缅甸逃离到邻国孟加拉国的贫民窟和难民营生活，并沿泰国－缅甸边境地区一路逃难，很多罗兴亚人更从海上逃至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避难。

【063、评《尼采对佛教的批评及两者形上思想之比较》】

网文《尼采对佛教的批评及两者形上思想之比较》（刘沧龙）说：

从尼采判佛教为「消极的虚无主义」出发，内在于尼采的哲学脉络来看待此一判断，以了解尼采此一看法的意义，并尝试讨论此一评断是否有其客观意义。由于尼采哲学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有其独树一帜的实践哲学的特性，他的哲学的出发点不在形上学或知识论而是文化批判与实践哲学，因此我们可以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去探讨尼采与佛陀如何从批判他们的形上学—神学传统中替实践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面向。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本文的用心所在。从第二个问题的探索中也可以证明，尼采与佛教表面上的对立，在经过进一步的考察之后应该可以解消其中由于误解而来的矛盾。

尼采对佛教的批评由于文化传统的巨大隔阂，因此他对佛教会有所误解毫不令人意外。况且诠释者总是带着偏见展开其诠释的工作，偏见未必会在更深入文本之后消除，但是我们若将视域融合所带来之开启精神视野的价值视为诠释工作的意义，那么我们可以有更宽阔的态度去看待尼采对佛教的「误解」。尼采之所以涉及佛教，其目的并不在作一比较宗教学的客观考察。若是尼采的目的在此，则很显然他的工作是拙劣粗糙经不起考验的，其成就较诸当时德国的比较宗教学学者及印度学家来说都远为逊色。但我们并不认为由于尼采对佛教的了解不够深入就可以轻易断定尼采对佛教的批评没有任何价值。他的对佛教的概括虽然失之笼统粗略，但他的宏观眼光及批判精神，却可能是独具只眼地直接透入其它印度学者或长久以来的佛教诠释者所习焉不察的盲点。就像他虽然在当时于瑞士巴塞尔（Basel）执教时期所出版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edie）在当时的古典文献学界不仅受到冷落，他本人还因此遭到其它古典文献学家的排挤。但这本过早诞生的创作却在后世大放异彩，它所标志的划时代意义，则是当时严辞批评尼采的古典文献学学者绝难望其项背的。因而，我们不可率尔判定尼采对佛教的批评由于欠缺客观的了解必是荒谬无理的，我们应对于这个批评背后的哲学洞见平情地思索检验，发掘其蕴藏的深刻意义。我们尤其必须注意的是尼采是在什么样的脉络下提出对佛教的批评，以及其用意为何？

二、尼采对佛教的批评

在尼采生前所出版的书中关于佛教最为集中的论述是出现于《反基督徒》（Der Anitchrist）中的第20至23章，其次则有少部分是在《道德系谱学》（Zur Genealogie der Moral）中第三篇论文关于僧侣禁欲理想的部分。在尼采的笔记手稿中更有不少地方提及佛教。这些提及佛教的内容都是在同一个叙述脉络之下，亦即关于欧洲文化如何超越虚无主义的课题，这也是尼采后期写作计划中占有核心意义的主题。

19世纪初期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如迈耶尔（F. Majer）及席列格（F. Schlegel））便开始留心于早期印度的宗教与诗作，他们被尼采视为美学的悲观主义者。而在尼采当时的一位重要的比较宗教学学者米勒（M. Müller）便将佛教诠释为虚无主义的宗教。因此，在《道德系谱学》的序言中尼采将那些当时的悲观主义者称之为「新佛教」（neuen Buddhismus），并名之为消极的虚无主义，此一判语可说并非只是尼采个人的偏见，而是有着当时学界看法的背景条件。但是我们所要追问的是：（1）尼采所谓的「消极的虚无主义」其意何指？（2）若尼采将佛教判为「消极的虚无主义」，此一判断是基于怎样的思路？（3）尼采对佛教的批评是否有其客观意义？本节将先处理问题（1）、（2），问题（3）将置于§4中探讨。

在尼采写于1887年秋天的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尼采对所谓「消极的虚无主义」所下的定义。这段文字对我们即将展开的讨论是很重要的依据，兹将全文录之如下：

1. 虚无主义是个常态。虚无主义即是：目的的缺如；缺乏对于“为何”的回答。何谓虚无主义？——亦即最高价值的自我贬值。虚无主义其义有二：

(A)  虚无主义作为精神上升力量的标志：即积极的虚无主义。它可以是一个强大的标志。换言之，精神的力量可能增长至对它来说迄今为止的目的（“信念”、信条）无法配称。

——一般而言，信仰亦即表现为对生存条件的强制，屈服于那使得物种繁荣、成长、获得力量之依存条件（Verheltnissen）的权威之下……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不够强大的标志，即不足以创造性地再度去设定一个目的、一个为何、一个信仰。

虚无主义所相对具有的力量是作为强烈的摧毁（Zersterung）力量而达至其最大值：亦即作为积极的虚无主义。它的对立面则是疲弱的虚无主义，它不再进击，其最著名的形式即是佛教，亦即作为消极的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表现的是一个病态的中间阶段（病态是指它将一切普遍化为毫无意义的结论）：或者是创造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或者是颓废（décadence）尚在犹疑以及尚未寻找到良方。

(B)虚无主义作为精神下降和倒退的标志：即消极的虚无主义：

它是衰弱的标志。精神的力量会是疲乏的、衰竭的，以致迄今为止的目的和价值都不再合适且再也找不到任何信仰——

价值和目的的综合（每个强大的文化均基于此）解体了，以致于个别价值之间产生了争战：这即是瓦解（Zersetzung）。

所有令人消除疲惫的、恢复健康的、陷入麻醉状态的东西，披着种种不同的外衣，宗教的、道德的、政治的或美学的等等，都受到了重视。

2. 此一假设的前提

没有任何真理﹔没有任何事物的绝对的性质，没有“物自身”。

——这本身即是虚无主义，而且它是最为极端的。它将事物的价值置于那种无论现在及过去皆不合实际的价值之上，而仅仅作为那价值设定者之力量的征兆，这是为了生活的目的之故所做的简单化。

所谓积极的虚无主义，即如上所言，当人的精神力量达到一种饱满而足以摧毁一切的状态，对他而言意谓着否定了一切来自于他自身以外的价值设定者，也就否定了神以及其对人的责任。但是积极的虚无主义力量尚不足以强大到创造性地去设定价值，但它所具有的能量却足以强大到摧毁一切现存之不合宜的种种价值。他发现了信仰及其根据失去了效力。倘若失去了信仰人还能活下去吗？尼采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消极的虚无主义却对「信仰的失去效力」此一现象表现出一种令人担忧的征兆，亦即是颓癈的文化倾向，它以宗教、道德、政治或美学等各种面貌现身。消极的虚无主义作为弱者精神力量衰退的标志，它疲乏无力不能肯定自身生命的创造力、价值设定的能力，而且现存的价值失去了综合的能力而自行解体，因此对它而言也失去了效力。

尼采认为，苏格拉底和基督教的道德教训是颓癈文化的典型。他们把与生俱来的自然生命视为不洁的、有罪的，因此用道德的手段颠倒价值的秩序，对于那本来足以提升精神力量的自然生命则施以麻醉药剂，使之疲弱不振、无能创造。尼采认为生命自身便是生长、持续、累积力量的本能，一种追求权力的本能（Instinkt für Macht）。他说：「没落（Niedergang）出现在缺乏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之处。」人必须首先具有充分的能量提升生命、设定价值，才会出现所谓的「道德」。也就是说，权力意志才是价值设定之创造力的来源，虚无主义的出现即肇因于此一创造力根源的解体，或者如积极的虚无主义虽具有相对强大的力量但仍不足以创造性地设定价值；至于消极的虚无主义则等而下之，力量疲乏、无能综合价值，颓癈的文化型态甚至颠倒价值次序，诋毁一切属于强者创造力量的文化条件，造成整体文化的衰退。

在《反基督徒》一书的第20节，尼采把基督教和佛教都纳入虚无主义的宗教范畴之内，并指两者都是颓废的宗教。他批评的重心主要仍是落在基督教之上，佛教只是尼采藉之用来对照参考的一个座标轴。而且相较于尼采对基督教毫不留情的攻击，佛教在尼采的眼中还是一个属于高度精神发展的种族的宗教，欧洲文明距离这样成熟的阶段尚远。

尼采并说佛教是「唯一实证的宗教」（die einzige eigentlich positivistische Religion），这是刻意要将之和基督教对抗「原罪」（它不是基于任何的事实）并投射一虚幻的天国发展出来的宗教相对比。尼采认为佛教相对于基督教来说是更实际的、产生于上层的、有教养的阶级、对痛苦过于敏感、厌倦于文明的、「后期的」人的宗教，这些对佛教的赞词是相对于基督教而言，即基督教之不实际的、产生于下层的贱民阶级、野蛮的、创造一个虚幻的世界来否定生命及真实的自然世界等等。但这不等于说尼采认为佛教是他心目中积极的宗教，佛教仍是他所谓「消极的虚无主义」、颓废的宗教，并不因为它比基督教更为实际就更为可取，因为它本质上还是尼采认为的「对生命自我否定」、「对人生厌倦」（die Unlust am Dasein）的宗教，是尼采所要批判的「弱者」的文化型态。尼采所宣扬的「超人」（übermensch）才是真正具有摧毁旧价值、设定新价值的「强者」。若我们回头去比对较《反基督徒》更早出版的尼采的《欢愉的科学》中的文献，就可以知道尼采对佛教一贯的看法（在《反基督徒》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尼采对佛教最为「正面的」评价）。在《欢愉的科学》第五部第347节，尼采说基督教和佛教都是借着异常的「意志的疾病」中得到发展的基础，他们是「意志委缩」（Willens-Erschlaffung）时期盲目信仰的导师。另外在《道德系谱学》序言的第5节，尼采抨击叔本华的怜悯哲学是欧洲文化不祥的征兆，它是迂回地趋向于新的佛教、欧洲的佛教、虚无主义。它对生命、对自己「说不」（Nein sagte）。

在尼采1887年6月10日的手稿中有一关于欧洲的虚无主义的笔记，共16小节，这段文献也呈现了尼采对佛教相当正面性描述的看法。即尼采认为欧洲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式即是：「永远的虚无（无意义）！」（das Nichts (das Sinnlose“) ewig!），尼采称之为：「欧洲型态的佛教」。对且把这个「欧洲型态的佛教」和他的「永恒轮回」的学说相提并论[10]。尼采认为虚无主义的内在逻辑是从悲观主义发展到「最后的虚无主义」（letzten Nihilimus）。也就是说，虚无主义会经历不同阶段的发展，到了最后的阶段则表现为「彻底的虚无主义」（der radikale Nihilimus）。尼采的意思是，只有到了虚无主义的最后阶段虚无主义才达到了彻底的自我理解，而发展成一个相反的运动，亦即虚无主义自身的克服运动。既然一切都是徒然（Umsonst）、人生是无意义、无目标的，到了最后便迫使我们接受虚无主义最为极端的形式，即：「永恒轮回」（ewige Wiederkehr 或 ewige Wiederkunft des Gleichen）。

但是佛教为什么是属于消极的虚无主义？在那些方面它符合尼采所谓「作为精神下降和倒退的标志」？要如何指认出它和基督教都同样地拒绝对「生命的肯定」、否定「生命向上的运动」？让我们设法从尼采对佛教简短的描述中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尼采认为，佛教的最高目的是喜悦（Heiterkeit）、平静（Stille）、无欲（Wunschlosigkeit）[14]。它是属于「后期的人」（spete Menschen）的宗教，属于善良的、温顺的、精神高度发展的种族的宗教，且人们因之对痛苦有着过份的感受。佛教使人复归于平静、喜悦，教人精神的节制之道（zur Diet im Geistigen），并要求在肉体上有某种程度的锻炼。尼采并且表示，在佛陀的教义中，「利己主义」（Egoismus）成为一项义务，其义务之内容首要的是解脱自己的痛苦。尼采并就这点把佛教和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说佛教在这点上和苏氏都是「人格的利己主义者」（Personal-Egoismus）。

尼采认为虚无主义就是「虚无意志」（Wille zum Nichts），它是乔装的「权力意志」，虚构了一个先验的世界并藉以批判谴责我们实际生存的真实世界，如此必将导致生命的自我批判乃至于自我毁灭。意志本来总是设定着意欲的对象，一但意欲的对象是虚无时，此时意志便成了「生命自身的否定」（Leben gegen Leben），此是一大颠倒。此一颠倒最终导致了一种根本的「无意义」（Unsinn）。

在《佛本行集经》卷15记载着释迦牟尼因感无常生死苦乃决心出家，这也是佛教各派所共认的事实。而佛教所追求的「涅槃」境界即指出一种各种贪欲、瞋恚、愚痴、烦恼止息的境界。因此，若尼采将佛教理解为一种发现不安苦恼的来源，并透过精神的节制、肉体的锻炼而亟思如何离苦得乐的宗教，则其把握方式大体不差。但问题出在尼采将佛教和基督教相提并论，并断章取义地将佛教视为他所谓悲观的、虚无主义的宗教。他所提出的理据是否充分、批评是否具有客观意义则有进一步澄清之必要。而令我们更加好奇的是，倘若尼采能对佛教哲学的深刻意蕴再加以深究，并达至一相当程度的客观了解，他是否会对佛教有一番不同的评价，我们甚至可以期待此一思想的激荡会带来如何令人震撼的成果。而这样的期待是否只有想象的成份，缺乏思考的根据？这正是本文随后想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尼采与佛教对其形上学、神学传统的批判

A.、尼采

虚无主义是西方文明在历史的发展中其内在逻辑必然蕴含的结果，这是尼采的文化批评对西方文明所下的诊断，也是他哲学思考的基点。因此，对尼采来说，虚无主义的克服不仅是他个人哲学思考的任务，也是西方文明克服其文化危机必然要面对的历史任务。虚无主义在欧洲文明的各个阶段潜伏发展了二千年，从希腊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到基督教时代的神中心主义，降至科学主义倡行之后的量化的机械论宇宙观、以及启蒙运动哲学、德国观念论，到了十九世纪已是百病丛生，但悲哀的是世人不察不能真切地认识虚无主义的现象及其意义，因此尼采预言往后二百年欧洲仍要继续和虚无主义搏斗下去。虚无主义的哲学上的根源来自于希腊哲学将不变的、统一的存有和最高的价值、真理等同起来，而且是透过人类的理性可以达至的真理之路。这个思路从帕门尼德斯（Parmenides）、苏格拉底（Sokrates）以来途经基督教神学最后至德国观念论哲学达至理性主义的高峰。也就是说，理性主义的形上学—神学传统的思考架构是把真假、善恶、彼世和此世、永恒不变的实在和迁流不息的现象对立起来，而人类的理性是可以获致真理、辨别善恶向上超升至永恒实在世界的唯一凭借。因此人类的理性也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它是人类价值设定的准绳，赖以对抗诱惑我们偏离真理之路的自然生命。而自然生命或这个迁转不止、难以掌握的现象世界就成了必须加以咀咒、大加挞伐的对象。

理性作为人的主体同时也成了实在的根源，此一思维主宰了西方形上学—神学传统二千多年，也是尼采所要批判的对象。因为这个思维正好把虚幻的、没价值的设定为最高价值的自身，而把生命力量的来源或自然生命贬低成卑贱的、罪恶的根柢。理性本来作为实现生命发展的手段，现在反而颠倒过来成为生命的目的，它不再为生命服务，反而为了屈就理性，生命开始病态萎缩失去其本来蓬勃的生机。

为什么主体不是实在的根源而是虚幻的呢？尼采首先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揭穿此一理性主义者掩人耳目的迷幛。

尼采对于语言是否能够恰当地表述所谓的实在是深感怀疑的，而语言作为人类思维的界限却向来为哲学家所忽略，甚至还无限扩张它应用的领域。尼采对语言—思维的内在关联的反省如下：

我们信赖理性：但它是灰色概念的哲学，其语言是按着最天真的偏见构筑起来的。 

如今我们已对事物中的不合谐及难题应付裕如，因为我们只能够单单以语言的形式来思考。——如此才能相信“永恒真理”、“理性”（例如主语、谓语等）。 

倘若我们不接受语言的宰制，我们的思考便会停止。我们长久以来仍踌躇于将之真正视为一界限看待之。

理性的思维是一种依着某种我们无力摆脱的模式进行诠释的活动。

所谓「我们已对事物中的不合谐及难题应付裕如」，尼采意指的是我们已经习于将这个世界「逻辑化」，使这个世界能够符应人类理性的思维架构，因此才会得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此一人类学中心的结论。这个偏见其实来自于二重的错置。首先是起源于把世界理解为可以用人类的尺度来衡量的一种「同化」（Assimilation）的要求。而这个同化的尺度便是理性，它使得我们在面对一个杂乱无序、变化万端的世界还能感到自在，因为它是一个能够被我们人类理性同化吸收的对象，这个世界因为能为人类所掌握所以看来条理井然，不会威胁人类的生存。此一智性的偏颇，根本地说来又植基于人类无力摆脱本质上依赖于语言结构的思维模式。哲学家们构造了雄伟堂皇的概念考大厦，殊不知这些思考的伟构均陷入语言宰制的泥沼当中，始终未能跨出思维—语言的界限，以掌试另一种诠释活动的可能性。

然而语言是依着怎样的模式构造起来并主宰着人类的思维呢？尼采认为它是主语—谓语的文法结构。由于西方印欧语系以主语—谓语的结构作为语法构成的基础，每一个有意义的句子都被认为必须有一承载其它句子组成部分（即谓语）的主语（不论是实词的或虚词的主语）。主语作为语法构成的必要条件因而投射在我们的思维活动中，致使哲学家们相信：「我思故我在」（笛卡儿，《沈思录》）或者「我思必须能够伴随所有我的表相」（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131）。笛卡儿以为，「我」作为主语是思考活动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所以思考的内容是作为谓语被主语的「我」所设定而出现的。但是尼采反其道而行，他说：「思考」才是条件，「我」是被设定的。也就是说，只有思想活动本身才是实在的，在思考过程中作为主语出现的「我」，是因着语法结构的需要被附加上去的「虚构物」，本身不具有任何实在性。不论说「我在思考」（ich denke）或者说「思考在进行着」（es denkt），「思考」作为一种活动被假定需要一个「Subjekt」，其至想要描述思考活动本身所出现的虚主词也是一种后起之物，它绝不属于活动本身毋宁只是一个对此活动的「解释」（Auslegung）罢了。思考作为一诠释活动本身即是一个不断诠释的过程，在其被后并无一诠释者作为诠释的主体存在。尼采认为，我们不应追问到底是「谁」在诠释，究实而言，诠释作为权力意志的一种形式，它本身有存有者（Dasein）作为其驱力（Affekt），此一

存有者不应被视为存在（Sein），而应看作一过程（Proce）或流变（Werden）。

理性主义哲学不仅将主体视为思考的必要条件，而且认为它是一切实在性的来源。这样的观点尤其是自笛卡儿以来的自我意识哲学立论的基石。希腊哲学自柏拉图以来所谓的「实体」（ousia; Substanz）概念本指「不变的、真正的存在」以相对于「变化的、流逝的存在」，到了亚里斯多德则进一步将实体在不同的语脉中表示为「存在底据」（hypokeimenon; Zugrundeliegendes）、「本质之物」（to ti en einai; Wesenswas）或「形式」（eidos; Form）。此一本来表示个物之存在本质的语词到了笛卡儿则从因果性的观点进一步规定其内容，因此实体便转化成「某物之能如此存在，其存在不赖于它物」（ein Ding, das so existiert, daes zu seiner Existenz keines anderen Dinges bedarf）。原来单指「个别存在物」的实体被笛卡儿进一步加以因果性的规定，而成了所谓「自因存在物」。对笛卡儿来说，「我思」是作为「自因存在物」的精神实体，它是不可怀疑的认识论的起点。「主体」和「实体」自此被理性主义哲学家们划上等号，成了自我意识哲学据以发展的轴心。但是此一理性主义的发展却奠基于一个哲学家并未充分反省到的语言哲学的问题，即主体概念一开始仅是做为句法结构中必要的句子构成要素而出现，却被理性主义哲学家当成思维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实在性来源的根基。

对尼采而言「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只能在一个属己的意义结构下所展开的诠释活动，它不是一个对自身存在意义毫不相干的思维规定。名言概念作为表象性思维的工具正好把属己的、具体的差异淘空，成为和自我两不相干的客观对象，如此一来「世界」对我而言就失去了意义。生存的意义变成难解的问题折腾着人这个需要意义的动物。但是受苦对人来说还不打紧，真正令苦恼的是当人哀嚎探询着：「受苦是为了什么？」却得不到任何回响。终于基督教的禁欲理想给了人一个意义，痛苦得到了解释，因为「原罪」。人的意志总是意欲着某物，本来目标的缺如现在被「虚无」所顶替，因为意欲「虚无」总比无所意欲来得好，意志现在竟以否定自己的方式来拯救自己。虚无主义从此替意义荒芜的人类历史揭开了序幕。

B.佛教

原始佛教之思想核心为缘起论，在现存的原始佛教经典中和律藏中均载有佛陀在菩提树下坐禅思维乃证悟缘起法的顺逆（流转与还灭）之道。在《中阿含经卷七，象迹喻经》中佛陀明确表示：「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而缘起法的基本定义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佛陀借着对缘起法来阐明现象世界是在事物所必由的条件之下产生，但其目的不只是单单做一现象的描述，而是在指出不安苦恼的来源与如何离苦得乐之道。缘起法的基本内容包含了佛陀本人求道多年的自证所得，以及佛陀采纳印度奥义书之「业论」、「解脱观」的思想，吸收当时印度东方新兴的耆那教的众生平等思想，经过批判消融创发成一独立的宗教。缘起即「法」的同义词，缘起论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佛教的根本教理：（1）三法印（或四法印）（2）四谛（3）八正道（4）十二因缘。本节对佛教教理的探讨将着重于：佛陀面对当时印度婆罗门教的梵天思想、外道论师对「我」及实体存在与否的讨论，如何站在缘起论的根本立场上来批判当时印度宗教传统中的神学、形上学思想。

印度自梨俱吠陀时代（1500 B. C.）以来即使用「阿特曼」（ātman）一语，它被用来表示人的皮、血、骨、肉、心及「呼吸」等。到了梵书时代（1000 B. C.），人类生命活动主体之息（prajina，即气息）逐渐演变成意味个体之生命现象，阿特曼开始被解释为「我」。如言语、视力、听力等生命现象，系以「我」为基础而呈现，且由「我」来统御，被视为和造物主相同的存在本质。至于轮回之说，在梨俱吠陀时代已有萌芽，但到了梵书时代才愈益显发。梵书中有主张那些没有正确执行祭仪的人，将会一再转生，以受死亡之苦﹔而如法奉行牺牲的人，灵魂则能达至天界获得生命的不朽。因此，圣礼仪式的行为被认为可以产生特定的效应，关于「业报」的思想也应运而生。同一时代还有与轮回之道相对，以出离生死为目的的解脱之道的梵行，林栖苦行之风也日渐抬头。

到了奥义书时代（800-600 B. C.）「阿特曼」则多指「自我」，它的意义才得到了较为明确的内涵。如《大林奥义书》中有言：「自我者，乃人类固定不变之本质，永住妙乐，如无梦眠，虽彼实无知而实知之。但彼所不知平常之知。（何以故）盖以其不灭，（平常之知有生灭）而知者之知无已时。」并进一步主张「我」创造宇宙，或谓「我」是个人我（个体灵魂），然亦同时是世界灵魂之大我，「梵」（Brahman，意谓世界灵魂）与「我」乃为一体。梵我合一之说遂成为奥义书之主旨，整个奥义书都在发扬此一梵我合一的思想，梵我的关系成了奥义书哲学的核心内涵。根据奥义书，阿特曼与梵是不即不离的。作为宇宙终极原因的「梵」和作为内在的、人的本质的「阿特曼」获得本体意义的统一。其后商羯罗（Samkara）更主张，唯有「我」方为真实之实在，余皆虚幻（māya）。

起初，「梵」只是对专门从事祭祀和祈祷活动的神职人员的称谓，即「婆罗门」。经过神权化的历史发展，「梵」由宗教特权的概念逐渐引申为宇宙的主宰及本体。「梵」于是成了不可用名言概念表述的、至高无上的宇宙本体。而「阿特曼」则是「梵」的具有意识的部分。在奥义书里，「梵」代表形式上为一、统摄宇宙的「大我」，「阿特曼」则为常存于肉体生命中的灵魂或「小我」。「小我」在数目上为多，但其性质则与「大我」相同，均为永恒之本体。除了这个本体论的意义之外，「阿特曼」作为超越经验世界的意识我并且不受制于任何经验条件的支配，不受任何罪业、苦痛、饥渴、老死等影响。人只要亲证生命的本源与梵天同一，则能摆脱业力的束缚，使自我从肉体中分离达到极乐的境界。

奥义书中对常乐真我的肯定并藉以契入梵界的思想受到了佛陀彻底的批判，他认为从无我（nir- ātman）方能契入正法。虽然释尊一方面接受了奥义书依业而有轮回、依智而得解脱的看法，但他同时也洞悉了生死的根源正是来自于对一虚幻假有的自我执着为一常存的实体，并对此一自我产生种种贪爱、执迷所造成的烦恼。只有破除我执才能洞悉缘起法的实相，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超越生死轮回。总的说来，不论生死世间与涅槃解脱皆依最根本的缘起法而成立：依缘有而生死流转，依缘无而涅槃还灭。

在梨俱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尚祀神，用祈祷、祭祀、供献来取悦诸神，以达到满足武力征服的战事需求或忏悔洗罪之目的。但事奉神祇的宗教思想在婆罗门形成一特权阶级之后，荡检逾闲、日趋腐化，渐为有识之士所轻鄙，所以到了奥义书时代方有重视「智」的解脱之道，不再若吠陀时代那样重祭祀之「法」。此一思想变迁之历程对于佛教之兴起有着重要的意义，可说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发展趋向。吠陀的神权思想较具利益交换色彩，当时入侵印度的强盛的雅利安人或许重视现世的利益而和诸神处于一供需交换之地位，藉由祭祀遂其所愿。到了奥义书时期，人的主体性地位显然提升，并且开始强调德性、智慧的重要，在佛教尚未盛行之前，世间的无常生死苦也已深植印度思想之中，因惧无常而向往梵天之常之乐。由之引发了出世之想而求解脱之道以断业力、终达不死不生、竟合大梵之境。认为人若能知天地的奥秘方可超脱生死和梵天合一。佛陀则将此一重「智」的人文精神作更彻底的发挥，不再承认梵天的权威地位，一切回归人的智慧，认为业报之起悉由无明，唯有彻底觉悟方能以智灭苦，并呵责一切祭祀之法。

佛陀对当时不论婆罗门或六师外道的种种形上学说仍本着缘起论的立场加以批驳，并将永恒实体的说法斥之为「常见」，而把认为世间的存在终必归于断灭空无的看法斥之为「断见」。对于「自我」此一观念，常见者认为自我在今生肉体死亡后、来生之前是常住恒存的。而断见者却认为受生之时，灵魂即突然的从空无转于肉体﹔肉体一旦死亡，灵魂也随之消灭，灵魂仅于人生在世时与肉体同在。不论常见、断见乃至于怀疑论者对世间有常无常或自我的看法，佛陀均称之为「不决定记」，他认为探究形上学的问题「不与义合、不与法合」，于涅槃解脱之道毫无裨益。在《中阿含经》中著名的「箭喻经」即是佛陀对形上学态度最好的例证。

「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被认为是「佛法的标志」、「佛教的证据」。诸行无常是对世界本质上是迁流不息的现象做存有论的规定，诸法无我则否定有一独立常存的自我。涅槃寂静则是能对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正确的知见而获得最高生命境界的解脱之道。「四谛」（苦、集、灭、道）则是环绕着「苦」的生起及息灭，分别从现象的描述与修行以证果这两方面来揭示的真理（谛）。「苦」的定义基本上是着眼于主观心理上对现象界的迁流不息（无常），以及个体生命终将趋于老、病、死等生命现象产生的一种根本苦迫的认识。所以「苦」的来源其实是人无法面对正视「无常」所带来的忧悲苦恼，而它的根源又来自于对「无我」不能有真切的认识。

因此，佛陀认为人若不能对此一「无常」、「无我」有正确的知见，则「苦」是人必然要接受的结果。此一部分本质上可以纯粹是主观心理上的解释，但是佛教毕竟还是有所继承当时印度流行的宗教思想，对于业报轮回的观念佛陀持肯定的态度，只是他转化了婆罗门重视祭祀及鬼神崇拜的观念，不认为祭祀可以使人获得永恒的生命，转而从人的行为（业）及行为带来的效应（业力）去解释轮回转生的根据。亦即是说，对「无常」、「无我」不能有正确的知见（即「无明」）不仅会带来主观心理上的苦果，它还是个体生命之所以必须在娑婆世界轮回流转的根本原因。 

关于诸法无我和业报轮回这两个佛教的根本观念之间向来存在着一个理论上必须解决的矛盾，即：倘若不承认同一的主体或灵魂的存在，那么是否也必须否定一行为的主体及承担此行为所带来的效力的同一主体？若否定主体是否还能够说明轮回业报的观念？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一种不预设行为主体的行动理论是否可能？或者佛陀对于此一矛盾根本未加措意，只把说法的重心放在实践的教行之上？关此，我们将在下节对于尼采和佛教之实践哲学的特性的探讨中对此一并加以考虑。

四、尼采与佛教的实践哲学

1.尼采和佛教对其各自的形上学、神学传统所作之批判是立基于他们实践哲学的立场，要求生命的究竟真实之道的回归复返。他们不是出自客观知识的要求或形上学的思辨兴趣，而是有感于生命异化支离的危机所展开的文化批判或宗教实践。从这个出发点上我们可以把尼采和佛陀对形上学的批判视为他们实践哲学的延伸，但不可以反过来用思辨形上学来规定实践哲学的根基。也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我们才能较为恰当地理解尼采与佛教的思想特质，以及他们之所以批判其形上学传统的用心。就尼采而言，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一部虚无主义的病历史，只有积极摧毁一切致病的根源，文明才能得到再生的力量，人的生命活动才有健康的发展。作为诊断人类精神病理的医生，尼采与佛陀首先指明「自我」、「世界」的虚幻性，并进而痛切指陈此一虚幻性对人类生命的诠释及实践有着根深蒂固的意识纠结。因此我们生存和行动的首要任务就是正视此一虚幻性，在反思和行动中认取生命的实相，重新掘发生命力量的泉源。

2.为什么佛陀要接受业报轮回的思想？从奥义书以来的业报思想支配了印度的宗教生活，它的内容主要是说，从前世继承而来的宿业是必须享受的善报和必须忍受的恶报的总汇，而此一「业」的累积主要是透过人的自觉行为（身体、语言、意识都可以包括在行为的范畴内）来决定的。但是业报思想并非是一种绝对的宿命论，因为它的原则是「自业自受」，也就是说，我们无时不在制造自己的业因，也从而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命运（果报）。这里透露了一个深刻的伦理原则，亦即自觉的行为和自然的因果（非机械论的因果法则）间有一内在的关联。人的存在是受制于自然的因果，但此一自然因果却是由先前种种的「自己的自觉行为」所决定的。在奥义书的思想中因为其承认有一内在的我及超越的神我，所以一个造业及受报的主体是可以设想为常存的意识。但佛教却只承认一个念念相续的意识流，每个前仆后继的意识之间有一内在相续的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就是「业」的力量。但是并没有一个业力的承担者或同一的「自我」作为此一因果锁链的结合者。如同「薪尽火传」一般，五蕴不能是「自我」而只是一个个体生命在承载此一连绵的行为效应。若有所谓的「自我」，只能说此一行为效应的「品质」在不断变化生成中的过程中会透过肉体生命（或其它的生命形式）展现其特质。若是佛陀的「无我论」的确如前所述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行为理论，这将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伦理原则。由于个体生命在不断轮回的过程之中原则上存在着一个「可辨认」的「生命品质」（它是宿业累积的结果），因此每一个个体生命便是这个「生命品质」的外在化身，而且也是由它所支配构成的。准此而言，人之所以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完全可以由自身得到一证立的根据。它可以是自利利他无法截然二分的伦理原则，是自由与自然的内在统合，在此生存原则和伦理原则获得内在的统一。

3.尼采晚期哲学中二个重要的概念「命运之爱」（amor fati）及「永恒轮回」（ewige Wiederkehr 或 ewige Wiederkunft des Gleichen）和佛教轮回业报的思想传递着同样的讯息。（谢选骏指出：命运之爱，是尼采从基督教盗窃来的，加上轮回业报，就是混合基督教与佛教，凑合出一个大杂烩。）「命运之爱」是尼采对生命最高的礼赞，它表示的正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我们总是对生命既与的种种限定、不可测的偶然际遇向来视为对生命自由实现的否定。自1881年伊始，尼采在一次近乎神秘的体验之后发现了「永恒轮回」的原则。此后尼采似乎突然领悟，身处于这个充满矛盾冲突、荒谬不可解的世界之中，生命的唯一出路即是对这个难耐的世界予以最高的肯定。这个领悟是透过「永恒轮回」的启示才显豁出来。倘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得必然得再次重复发生，面对此一难以摆脱的命运，我们要如何承受？透过这个我们所设想最难以忍受的、荒谬的生命情境的命题，正是要考验我们对生命是否怀抱最祟高的热爱。而这个思想实验也引领我们对生命作一圆形时间观的设想，亦即有别于线性时间观将时间理解为自当下切割为分别向过去及未来两极射出的向度，圆形时间观立足于每个瞬息万变的当下，将未来理解成已发生的过去这个荒谬的、谜样般的假想正是要打破我们日常性的时间思维。纵使是「当下」都不是可以确立的更何况根据当下来理解所谓的过去及未来？提出圆形时间观的目的并不在于否定线性时间观（如钟表时间）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意义，它的目的是从时间的角度来反省希腊哲学以来的偏颇，尤其想要颠覆传统形上学重视存在（Sein）否定流变（Werden）的实体形上学思维。圆形时间观似乎也可设想为「尚未发生之未来其实是已发生的过去」，但这不意谓着决定论，而是表示：每一个瞬间流逝的、不可确立的「当下」，都在它创造性的意义诠释结构中获得其决定、改造未来之「意义」。只有当我们泰然面对每一个当下的生命现实，不仅被动地视之为否定的命限，还能积极地视为我们主动创造的意义之实现。则每一个我们从过去以来所面对的生命现实，都因为我们的肯定成了生命主动创造的结果。那些我们原来以为是「自然发生的事实」都成了我们「主动创造的意义」。每一刻不断流逝的过去都成了我们正在打造的未来。因此，命运、历史、必然性不再是否定的限制，它们都是生命当下自由创造的客观实现。生命在此得到最高的肯定，自由不再从限制的突破来理解，而是限制本身就是自由。自然就是创造。

4.佛教是否确具有虚无主义的色彩？在梨俱吠陀时期的印度是乐观的现世主义的思想占主流地位，而奥义书时则发展出轮回之说，其中有谓人死后循祖先之道，可至月宫享福受乐，至其善业尽后生人间。而恶人则反之须入地狱受若。然得大梵上智之人则能脱离轮回、求得不生不死的天之道。谢选骏指出：这可能一种波斯思想入侵的结果。由此可见，奥义书来自拜火教的痕迹。佛陀顺承奥义书的解脱思想，摆脱神权的迷思、不再企求梵天，转而向人的内在智慧寻求真正解脱之道。业的善恶性质不再依据人是否符合婆罗门教规行礼如仪，转而从人行为的动机着眼，轮回业报的原则回归人的行为的内在动机不再和梵天有任何关联。佛教此一人本的思想和尼采仿佛相若，但它追求涅槃的目的的确启人疑窦。因为涅槃若是被理解为超出轮回之道，那么得涅槃的圣者还是「人」吗？佛陀的灭苦之道虽然不是企求升天之道的神教思想，但是不是本质上要否定我们所生存的生活世界？我们且尝试作这样的理解：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所以是苦，而这个苦的来源是由于我们的我执，因此在破除我执（或无明）之后我们便可以认清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世界虽是无常的但苦则是相对的，当我们正确地迈向解脱之道，我们也就能够正面地肯定我们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对我而言就是富有意义的而不再是虚幻不实的。因此超出轮回的人我们可以完全从精神转化的角度来诠释并避开比较具有信仰色彩的部分。我们只能说，佛陀对于从梵天思想中发展出来的业报轮回思想虽然己经朝人本主义的方向做了大幅的修正，但是仍然保留了天界等传统的信仰，而有轮回中所谓六道众生的种种说明。但是无论如何业报轮回的思想其重点并不在于对这个世界做一宇宙论的说明，而是着重于人的实践上给出一个伦理性的原则。这个伦理性原则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因此佛教的涅槃思想并不会导致所谓的「虚无主义」。除非涅槃被误解为对生命的厌弃或寻求一脱离我们存在的生活世界的离苦之道。

5.再进一步来说，倘若佛教并不真的否定我们作为人的身分及其所拥有的自然生命，而它所追求的涅槃境界或许正是要充分地实现我们本有的自然生命的全幅精神内涵，则此一「灭苦之道」并非是如尼采所言之「生命对自身之否定」，反而是生命的自我成全。我们可以再特别从佛陀的「无我论」来说明这点。「无我论」的重点虽然在强调「自我」并非一个独立自存的实体或主体，但是这个形上学观点同时是有着重要的实践哲学的目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之所以会对我们来说是「痛苦的」，其根源即在于「我执」。我们先天上会有此倾向，即将一切事物视为具有连续性的、常存的，尤其是对「自我」特别容易难以摆脱这样的执着。「我执」便是一切造成我们贪欲、怨恨、痴迷的根本原因，它是「痛苦」真正的来源。我们可以说整个佛教的修行传统都是以破除「我执」的目的而展开的各种理论的认识和实践的经验传承。但是「我执」的破除却常常受到「虚无主义」的质疑（以及包括佛教认为这个世界如「梦幻泡影」）。一旦「自我」或这个世界被佛教理解为从根上不具实存意义的「虚假」或「梦幻」，那么我们整日所打交道的这个生存世界是不是一个空空如也的「虚无」呢？若是如此，我们的生存和行动还有任何意义吗？我们何必针对不存在的东西有所行动？首先，「自我」及「世界」只有在特定的言说脉络下才得到理解的意义，佛教所谓的「假名有」及尼采语言哲学的立场都可以承认这点。其次，尼采与佛陀对一个常存不变的「自我」及「实体」的批判不只具有认识论、形上学的意义，它本质上和人的实践活动之限制有关。佛陀主张唯有破除我执，人才能从根本的束缚解脱开来，生命的能量也只有在破除虚幻、执迷才能自由的开展。因此，佛陀的教行中不只着眼于个人痛苦的解消，还包括立基于坚定智慧的慈悲精神，这也成为大乘菩萨道继承原始佛教进一步开展的根据。只有获得真正的智慧（破我执、无明），「自我」与「世界」的丰富意义才能充分实现。所以在佛教的诠释传统中并不仅强调「无我」也说「常乐我净」，这个世界虽然是「梦幻泡影」可是从中道实相的观点来看却是「真如常在」。当然这些看法也是渐渐在大乘佛教中发展出来的，但就义理而言和原始佛教并无矛盾之处。简言之，对佛教所作的「虚无主义」的批评很难找到坚实的依据，除非我们总是拘泥于那些「看来」颇有虚无主义色彩的佛教名相，拒绝做更合理的诠释。

6.不预设具有实体意涵的自我或主体的行动理论是否会导致道德责任归属的难题？这个问题牵涉到的是意识状态是否能够统一或人格同一性的问题。对尼采来说，他否定有一个同一的「自我」或意志自由的主体，与其说自我是「一」不如说是「多」或者就是「权力意志」。存在就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诠释活动，每个个体的行动就是「权力意志」所进行的「自我」与「世界」交涉关系中的意义的诠释活动。但是「自我」这个词语在使用上的确很难让人辨别清楚它的确切指称，我们必须澄清的是尼采所否定的「同一的自我」究竟是哪个意义下的「自我」？就我们实际的生活经验而言，我们可以指认的是我们的「身体」，并藉之将自己和他人区别开来而为一独立的个体。我们记忆的统一性也有赖于身体所提供的种种认知及再认的种种神经系统之生理条件。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个「同一」的自我。纵使我们的身体在性质上并不真正同一，但在因果关系的条件锁链中是数目上同一的。我们做为行动者总是有赖于此一数目上同一且带有因果关系的同一的身体。「身体」作为经验上自我指涉的同一对象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它是我们行动之所以可能的必要条件。因此，尼采所要反对的不是这个经验上的事实，而是笛卡儿或康德等理性主义哲学家处心积虑所要构造的「经验事实之所以可能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具有先验意义的自我。因此否定了先验的自我并不会在理论上造成任何行为责任归属的难题，因为否定行为的先验性的自我或主体并不否定行为本身所必然要涉及的因果关系及其身体。对佛教来说亦是如此。否定业报轮回有一承担业力的同一自我，但是人在此世做为一个行动者，他是五蕴的承载者（就这个意义下有所谓的「同一的自我」）必须负担所有由他的行为而来的行为效应（业力）的责任，责任的归属是明确不可逃避的。

7.尼采与佛教的实践哲学蕴涵了一种非实体形上学的思想，这个形上学是透过人的实践性领会间接地提示涉及的意义整体。之所以是间接地是因为我们的日常性生活及语言无法直接地涉及之，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表象性的思维语言，而这样的思维及语言和实在没有交集。尼采与佛教的语言观均对此有所认识，因此超言意境的存在体悟必须卸除表象性思维语言方有可能契接之。佛教发展出的种种禅定功夫即是透过精一专注的修持突破表象性思维的限制，以达到实相的认识，而此一认识所敞开的精神领域则从根本上扭转了我们实践的型态。所以实践哲学的形上学和我们的生活世界是相即不离的意义整体，它是我们精神发展所创造的价值领域不是表象性思维的虚幻构作。因此实践智慧是意义的肯定和行动力量的展现，而概念性思维的进路只能是后起的、第二序的，无法显现一切身相关的属己的意义。

8.尼采从语言哲学的反省着手批判「主体」及由之展开之主体—实体形上学传统。他虽然反对的是作为表象性思维之必要条件的「同一自我」或主体，但是他的实践哲学却明显地将「意义诠释的自我」做为其实践活动在自我—世界之意义结构的起点甚或中心，虽然此一「自我」并非单纯同一之表象，但它必然要综合在一个「身体」之上，成为个体生命实践活动唯一可能之依据。而「意义诠释的自我」也不是一个有实体意涵的概念，它只是诠释活动生起的地平线，由之生命的诠释创造方有可能。反观佛教虽主张无我论，但我们也应该做进一步的哲学解释，不拘泥于名相本身，去肯定佛教的无我论和尼采对「自我」的看法事实上有异曲同功之妙。佛陀除了主张去除「我执」并反对形上地建立一具有实体性的自我，我们应该还可以从「除病不除法」的方式来承认「假名我」及「五蕴」在生命诠释活动中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必要性，也是我们实际上的生存条件，它在个体生命的价值开展、意义创造的实践活动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倘若我们说，肯定佛教的「诸法无我」未必要否定一「意义诠释的自我」并不是什么惊人的怪论。

9.对尼采及佛教的实践哲学的探讨我们不能避免一个诠释上的假定，即假设他们系统上的合理性、一致性，以便得到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哲学诠释。因此对于那些也可以在文献上找到许多支持的、自相矛盾的立场凡是和本文涉及重要问题的探讨无关者均不一一举证，但也不回避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量显示尼采与佛教的实践哲学向我们揭露的深刻意蕴。这似乎是大多数经典诠释传统必然会采取的诠释策略，我们可以承坦此一策略的正当性及在诠释实践哲学上的必要性。这个诠释学的一般现象尤其在东方的经典诠释传统中屡见不鲜，对经典采取比较批判性的探讨为取得解释权，仍必须依赖经典本身作最后的裁夺，乃至不得不回归经典的权威性的现象。圣人、佛陀在被当成精神典范的同时，也意谓着垂范万世的权威的建立，因此个人的实践活动与向传统皈依成了必要的仪式。经典的诠释因而也出现了「述而不作」的原则。譬如由于对佛陀的教示或佛教经典权威性、神圣性的推祟，大小乘经典各派所传述的经典往往必须自我宣称它是佛亲口所说（「如是我闻」往往是每部经文的第一句）。纵使在佛教的义理内容上已经加入了更多后起的、原创的思想的大乘经典，也要做此强调，以保障其教义的合法性。因此在佛教诠释传统中解经者比较不会强调自己的原创性，反而屡屡表示这决非私意，而是由佛所说或为佛陀印可的「了义」、「第一义谛」、乃至于是「畅佛本怀」。更有常常为了宣扬自家学说而定要假托为佛所说，以使自家学说能够跻身正统教义，乃至升格至「佛经」的行列。这样一来也连带地促成了佛教诠释传统中必然要发展的几个诠释上的假定（当然这样的诠释学策略不独佛教为然，基督教、儒家、印度教等世界上其它宗教均有类似之情形）：

（1）涵盖一切真理，假定经典内容广大悉被、纤介不遗。

（2）符合逻辑原则，假定经典所说前后一致，并无参差抵牾[43]。

本文虽无意接受这两个假定在经典诠释上的必要性，但是依然认为，将尼采与佛教的哲学视为在义理内容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及一致性，并以这样的前提出发来诠释他们的义理系统是正当的。或者说，在我们的哲学诠释架构中，存在着已经预设的「哲学的尼采」及「哲学的佛教」作为问题讨论的线索，以开发出一个有意义的诠释空间。

五、结论

1.尼采判定佛教为「消极的虚无主义」有失公允，因为佛教不仅不是「否定生命自身」的颓废的宗教，反而是能够正视生命的迷执、虚幻性，为了成全生命的健全发展，而提出一破除虚妄、解脱束缚之道的积极的宗教。

2. 尼采和佛教有其共通点，他们都是从对传统形上学、神学的批判出发，而发展出了各自的实践哲学。

2.1. 尼采对于传统形上学的批判是从语言的批判为进路，从而否定了理性主义哲学以主体—实体为轴心所展开的形上学。尼采并将此一形上学的批判工作和他对西方虚无主义所作的诊断联系起来，并发展出他的实践哲学的构想。此一实践哲学不满意理性主义从知识论的进路设定一先验自我的必要性，转而从实践的角度进行存在条件的分析，发展出一个「以意义的诠释活动」为中心、「以身体为条件」、回归生命创造力量（权力意志）的「非主体之意义自我」的实践哲学。

2.2. 佛教思想的发展中蕴含了对印度形上学、神学传统中的「梵我合一论」的批判思想，并以对无常及苦的分析为着眼点，从实践上的「无我行」发展出一套回归人的实践智慧不再企求梵天的宗教思想。这套立基于存在分析的实践智慧肯定人具有洞悉世界实相、开发生命全幅精神内涵的主动创造性，否定神权思想也拒绝无益于实践活动的思辨形上学，强调去除我执才能解除人生的根本苦迫、认识人存在的究竟真实。而佛教所承袭的业报轮回思想和否定具有实体意涵的自我概念并非是理论上不可调合的矛盾，不仅如此，业报轮回的理论还可以是个富有启发意义的伦理原则，人的自然生命事实和自由的行动创造藉之得到一统合性的说明。

2.3. 尼采的「流变」（Werden）和佛教的「诸行无常」都蕴涵了一个反对实体形上学的相同的存有论立场，而这个存有论的立场又和它们各自的实践哲学系统有其内在的关联，虽然两者表现型态殊异，但都指向一个回归生命之主动创造力、开发人的存在之意义、价值为目的的实践哲学。尤其两者都本之于存在的体悟要求突破表象性思维所造成之主体—客体二元分立的限制，进而由自我—世界的双向交融之意义诠释结构，敞开了一个由自我的意义显发所创造的精神活动领域，替实践哲学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视域。

2.4. 在概念上厘清尼采和佛教所否定的「自我」是在什么层次、基于什么理由而提出的主张，对于我们进一步说明两者实践哲学的特色是重要的。尼采反对的是作为表象性思维之必要条件的「同一自我」或主体，而佛教虽然反对具有实体意义的自我，并主张去除我执以达解脱之道，但未必要否定一在生活世界中「意义诠释的自我」。因此，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建立尼采及佛教的自我哲学是可能的，而且他们所蕴涵之深刻的存在分析在当代人类自我理解的途程中无疑地将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大海。

谢选骏指出：上文力陈佛教并非「消极的虚无主义」、佛教不是「否定生命自身」的颓废宗教，但是依然不得不承认——佛教“正视生命的……虚幻性”。这正是虚无主义的基本特征。至于“为了成全生命的健全发展，而提出一破除虚妄、解脱束缚之道的积极的宗教”，那是从虚无主义里面寻求解救之道。正因为如此，佛教还是能够发展出自己的苦行。但是，我认为这是用“以苦为乐”的认识、带动“弄假成真”的行为、造成了“以假修真”的后果——其结果却使得“真”成为了“苦”。于是，佛教就给尼采的命运带来了苦果。而上文呢？只看到了“智慧海”，却没有看到这智慧海却是“无边苦海”。

【064、破坏圣像运动与伊斯兰教的崛起】

网文《破坏圣像运动》报道：

在欧洲历史上，“破坏圣像运动”有三：最初两次是指726年至843年期间，东罗马帝国中数位皇帝所推行的政策，从726年皇帝利奥三世颁布禁止祟拜偶像法令为开端，至公元843年幼帝米海尔三世统治时期。三是1566年8月11日由尼德兰手工业者、平民和农民发动的反对天主教会和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人民运动，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尼德兰独立革命的起点。

第一次“破坏圣像运动”（Byzantine Iconoclasm）是指726年至843年期间，东罗马帝国中数位皇帝所推行的政策，从726年皇帝利奥三世一颁布禁止祟拜偶像法令为开端，至公元843年幼帝米海尔三世统治时期，摄政皇后提奥多拉颁布反对破坏圣像的尼西亚法规为止，持续了117年。其目的是要打击东西教会分裂前的罗马教会与希腊教会在境内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内贵族一直垂涎教会的土地，希望藉以没收教会财产。

回顾一下历史，380年，狄奥多西一世颁布法令，对异教信仰进行打击，确立了教会的国教地位，大量民族宗教传统和地方神话被整合到教会的神话中，但异教皈信的信徒不习惯崇拜没有形象的神，这样的神给人一种与生活距离遥远的感觉，同时许多曾经为异教制作偶像的艺术家和工匠们现在转而为教会服务，教会的艺术风格因而日益受到罗马既有的艺术风格的影响，也开始描绘栩栩如生的形象，在4-5世纪时期，教会在地下墓穴绘画和集会所壁画中采用一些象征性的符号和形象来代表基督，罗马及希腊文化与本土的文化结合，将原有对象征性的基督崇拜转为对实际圣物的崇拜。圣物崇拜在部分教会人士眼中，完成了对文化程度较低的一般民众的宗教教育，这对于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功不可没，但当教徒对圣像从一种符号转变为一种偶像崇拜时，许多虔诚的教士和信徒感到忧虑。在695年，查士丁尼二世将基督的样貌刻在硬币上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有关描绘耶稣的形象,表现神性或者将人性与神性分离开来,只是表现了人性一面的争议，指将基督刻在硬币上是异教的行端，《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中都对禁止圣像崇拜做出了严厉的规定。事实上，当时的圣像崇拜已经失去了崇拜英雄和神灵的最初意义，成为了教会扩大其迷信思想的影响和剥削平民百姓的有力形式。

利奥三世为首位推行此运动的皇帝。利奥三世在726-730年间，两度宣布反对供奉圣像的诏令，是为破坏圣像运动首次出现。在726年，他先颁布了《禁止崇拜偶像法令》，中止了君士坦丁堡及各省的一切关于偶像崇拜的活动，同时大批教会的土地被充公，剩下的土地亦必须交税，教会被取缔，大批修士还俗，恢复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征用教会产业，宣布没收意大利南部什一税，730年，他召开宗教会议，撤换了反对运动的大教长日耳曼努，代了是拥护运动的大教长阿纳斯塔西乌斯，并制定了有关的宗教法规，为此运动提供了宗教上理论的依据。教皇额我略二世对此表达强烈抗议，部分意大利和希腊地区更爆发了人民起义，727年，拉文纳更因此脱离帝国的统治，731年，额我略二世更宣布开除利奥三世和全体圣像破坏者的教籍，不过都无阻破坏圣像运动的进行。

利奥三世于740年去世，利奥三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子承父业，继续推行此运动，虽然运动因阿尔塔瓦兹德中途夺位而暂停，但在743年，君士坦丁五世复位后再次推行，大量的圣像艺术品焚毁，教堂内的圣像雕刻被石灰水洗清，破坏圣像运动的推行一直打击教会的收入及发展，更重要的是破坏圣像运动一直在教会中未找到定案，此运动一直激发各教义派别的矛盾，令社会处于不安的情绪，结果君士坦丁五世得此加强集权统治，754年，君士坦丁五世更于一次宗教会议中，将圣像崇拜的拥护者大马士革的圣约翰遂出教会。另一方面，教皇哈德良一世为了救助受到君士坦丁五世迫害的信徒，于782年，复修了希腊咏经团圣母堂，作为收容逃难信友。

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的图像君士坦丁六世继位，但由于年幼由伊琳娜女皇摄政，但伊琳娜女皇很快就废掉君士坦丁六世的皇位，虔诚的伊琳娜女皇重新回到偶像敬拜的怀抱，促使教皇哈德良一世在787年召开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讨论敬拜圣像在教会中地位的问题，结论是不断注目于绘画的图画能够维持一个人的信仰，并使人经常留心其中的教训，肯定了圣像崇拜在教会地位，并下令把反对圣像崇拜者的法令、文件和著述全部销毁，但这次会议并没有为运动带来太大的影响。

到了815年，利奥五世召开宗教会议，恢复圣像崇拜禁令，废黜大教长尼基弗鲁斯，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崇尚毁坏圣像的主教，利奥五世是破坏圣像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以君士坦丁五世为榜样，重新推行被废止的破坏圣像法令，废除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的决议。直至843年，米海尔三世登位，摄政皇后提奥多拉颁布反对破坏圣像的尼西亚法规，此运动才得以终结，没收的教产不用交回教会，教堂里则重新供奉圣像及圣物。

总体而言，利奥三世推行运动是因为人民对当时奢华教会的不满，要求简化宗教仪式，取消圣像崇拜，教地位崇高及财富雄厚，帝国政府想利用破坏圣像抵抗修院的势力及认为圣像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偶像，有违宗教原则。

政治上，破坏圣像运动是一场帝国皇帝与教会争夺对教会控制权的斗争。自4世纪以来，东罗马皇帝就享有控制教会的“至尊权”，这一权力是早期东罗马皇帝作为羽翼未丰的教会的保护人而自然形成的。不过，在破坏圣像运动爆发前，皇帝与教皇争夺权力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自君士坦丁一世于公元324年亲自主持召开第一届大公会议后，狄奥多西一世、狄奥多西二世、马尔基安和查士丁尼一世分别主持召开大公会议。罗马主教马丁曾企图主持第二次大公会议，但他旋即被君士坦丁二世下令押解至首都监禁，而后遭到流放。其次东罗马皇帝拥有控制五大教区，即罗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城和安条克教区的教会高层的任命权，君士坦丁一世、狄奥多西二世及查士丁尼一世分别摆免教区内的大教长及主教职位，教皇维吉吕更被软禁于君士坦丁堡达7年之久。但教会一直力希望图摆脱皇权的控制，君士坦丁一世时，主教有权审理世俗法庭审理过的任何案件，而主教的判决被认为是终审判决，狄奥多西一世时，教会进一步获得了税收和司法等方面的特权。7世纪时，教会反对了希拉克略提出的“联合论”和“两性一意论”，罗马主教格里高利一世更公开反对禁止官员和士兵在未完成职责以前进入修道院的皇帝敕令，又利用东罗马世俗大贵族争夺皇权，至7世纪末，罗马主教色尔爵在与皇帝的斗争中公然煽动军队反叛朝廷。教会权力不断的提高，促成了利奥三世发动破坏圣像运动以限制教会的发展。

经济上，4世纪以后，教会作为东罗马的国教，受到特殊的保护，教会财产增加极为迅速。君士坦丁一世的《米兰敕令》即明确规定，发还教产，许可教徒向教会捐赠各种形式的财产。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后，教会不仅得到了大量地产、金钱和粮食，还兴建了大批教堂和修道院，教会的庄园内包括农用耕地、房产、果园、橄榄园、葡萄园、山坡牧场、小型手工作坊、农户、畜群等，修道院的高墙内，有修士的居室、工作间、教堂、会堂，其周围的田地亦由下级修道士耕作，此类田产为教会带来了庞大的收益。同时，教会通过接受捐赠、遗产和经营庄园等途径，每年都可以得到相当丰厚的收入。教会又吸引了大批青壮年人出家，成为教职人员或修道士。6-7世纪,东罗马帝国连年战争、瘟疫不断，人力资源消耗严重。军队人数急剧下降，人力资源的短缺还直接削减了纳税人的数量，减少了东罗马传统税收人头税的总量，使国家收入大幅度下降。在利奥三世执政期间，阿拉伯人占领了帝国大部分的领土，令占领地内的修士回流到境内，导致境内的修士人数大增。修士及教会在帝国境内一向享有众多的特权，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却几乎占了帝国的半壁江山，加上教会利用群众对圣像及圣迹的崇拜，搜括人民资产，令宗教阶层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负担。因此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透过此运动，大量没收教产、关闭修道院、强迫修女修士还俗。

军事上，为了抵抗外敌入侵，希拉克略王朝和伊苏里亚王朝的皇帝大力推行军区制，将全国处于军事管制之下，建立军役和封建义务合一的军事屯田制。军区制的实施需要大片的国有土地，但国内大部分的土地均控制在教会之下，致使未能将土地分配给保护国家的军官，令国家的防卫体系受到动摇。其次，利奥三世所封的军区领袖大多是来自东方的小亚细亚，这批军事贵族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一般都有反圣物崇拜的倾向，同时对教会的封建势力感到恨之入骨，利奥三世为了讨好这批军事贵族，故此发起圣像破坏运动以争取他们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大量的青少年出家当修士，令国家缺乏军队兵源，当时拜占庭正面对阿拉伯人及保加利亚人的入侵，帝国不得不解决青少年人逃避到教会的问题，最终以运动来强迫关闭修道院等设施。

1566年8月11日开始的，则是欧洲历史上第三次“破坏圣像运动”（Beeldenstorm、Bildersturm、Iconoclastic Fury）发起。由尼德兰手工业者、平民和农民发动的反对天主教会和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人民运动，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尼德兰独立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尼德兰”意为低地，所包括的区域相当于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部分地方。16世纪初，这里处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西班牙统治者和天主教会对尼德兰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于1550年颁布“血腥诏令”，对不满西班牙统治的人，男的杀头，女的活埋，甚至处以火刑。查理一世退位后，其子腓力二世继位，更加残酷地镇压尼德兰人民。他任命其姐玛格丽特为尼德兰总督，重申执行“血腥诏令”。据估计，从诏令颁发到1566年的五年时间，被杀害和驱逐的人竟达5万多人。

西班牙的残暴统治，引起尼德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终于爆发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1566年8月11日，弗兰德尔一些城市首先发动、起义的锋芒一开始指向教会，他们手持木棒、铁锤，冲进教堂寺院，把所谓圣像圣骨之类骗人的“圣物”全部捣毁。起义发展迅速，很快波及到尼德兰17个省中的12个省。短期内，教堂和寺院被捣毁5500余所。所以，历史上称之为“破坏圣像运动”。

破坏圣像运动的产生，遏制了教会无限膨胀的经济特权，限制了教会的扩张，在当时来说，教会的权力并非一般贵族或骑士可比拟，教会地位下降，取而代之是贵族和骑士的地位提升，改变了整个社会阶层，加快了封建化的进程；更重要的是，是次运动是君权与神权的交替，此运动在各方面打击教会，导致教会需依附在君权之下，皇权高于教权的原则并未发生动摇。但另一方面，破坏圣像运动亦促使了部分的省份，脱离帝国的统治，打击了帝国的税收。在艺术上，部分的宗教艺术品受到运动的破坏，例如后来遭到回教蹂躏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等。但经历了过百年的破坏圣像运动终于落幕，印证了盛行崇拜诸神雕像艺术的希腊文化战胜历来反对偶像崇拜的阿拉伯文化，使宗教艺术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谢选骏指出：上文有两点不对。一是仅从经济政治着眼，而忽略了宗教观念的作用，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流毒所及。二是说“反对偶像崇拜的阿拉伯文化”，这也是不对的。因为阿拉伯文化恰恰是盛行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教之前，麦加的神庙里的偶像竟有三百六十个之多，每天一个偶像值日。伊斯兰教是在镇压阿拉伯宗教的偶像崇拜的基础上兴起的，即使这样，它还是保留了月神崇拜和黑石崇拜等偶像崇拜。

耶和华的十诫，禁止偶像崇拜；这是因为含米特人、闪米特人、雅利安人的淫祀多与偶像有关。他们不仅不可为自己雕刻，还为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地下的昆虫、水中的百物进行雕刻，并把这些对象当作神明来崇拜。所以上帝警告他们——“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　神是忌邪的　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如此看来，不禁止偶像崇拜，就无法切断原始宗教的承传。这是人文主义者们艺术观念无法理解的。因为人文主义者集成了原始的淫祀，甚至册封人体为艺术模特，予以美学的崇拜。

由此看来，关键不在于“形象”，而在于“偶像”，也就是说，关键不在于“形象”，而在于对“形象”采取什么态度；如果对“形象”进行崇拜，即使那些“形象”不是人与动物，而只是月亮和黑石，那也是一种“偶像崇拜”，而在只是“形象艺术”——因为这一崇拜的态度，会把艺术的“形象”，变成了宗教的“偶像”，从而触犯了耶和华的禁忌。

在我看来，正是“艺术的形象”与“宗教的偶像”之间的争议，造成了基督教内部的分裂，并且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崛起。否则的话，伊斯兰教根本就无从无法产生出来。因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正是基督教的分裂，勾引了穆斯林的入侵。

【065、清真寺就是纳粹党部】

《纳粹政权与穆斯林世界》（2018-01-06 德国之声）报道：

二战期间数万穆斯林为纳粹战斗。历史学家莫特德尔（David Motadel）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了希特勒政权对穆斯林的态度。

记者：莫特德尔先生，您在您的《为了先知和圜首》（F　r Prophet und F　hrer）一书中谈到了纳粹政权的穆斯林政策。该政策的核心是什么？

莫特德尔：二战的高潮时期，1941、1942年德军挺进到巴尔干、北非、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穆斯林聚居的地区。在柏林，人们开始对穆斯林的政治作用刮目相看。纳粹政权逐步开始争取穆斯林作为其盟友，煽动他们对抗所谓的共同敌人，例如大英帝国、苏联、美国和犹太人。

德国人在穆斯林聚居的前线地区进行广泛的宗教宣传，以展示第三帝国是穆斯林保护伞的形象。1941年初，也就是在德军向北非挺进前不久，德国士兵中分发了《伊斯兰教》的小册子，作为德国士兵在与当地穆斯林打交道时的指导。在二战前斯大林对伊斯兰人进行残酷镇压的东部前线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德国占领军为了削弱苏联人统治的影响力，重建了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德国大肆宣传古兰经或所谓圣战的宗教宣传，目的是煽动穆斯林使用暴力对付盟军。

从1941年开始德国国防军和纳粹还招募了数以万计的穆斯林志愿军。他们主要来自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克里米亚以及高加索和中亚地区。

记者：纳粹政权招募穆斯林志愿军的目的是什么？

莫特德尔：采取这一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德国军队进行战斗的很多地区都有大量穆斯林居民。同时从1941年年底开始，军事局势越来越糟糕。因此德国希望招募穆斯林增援东部战线的德军士兵。因此穆斯林士兵被派遣到各个前线。他们参加了在斯大林格勒和华沙的战斗，甚至还参加了保卫柏林的战斗。

这些穆斯林士兵获准保持其众多的宗教习俗：例如进行祈祷以及穆斯林的牲畜宰杀仪式。1933年，出于反犹原因纳粹禁止了穆斯林的宰杀仪式，1941年又为穆斯林士兵重新解禁。军队中的穆斯林阿訇扮演着尤其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负责为新兵主持宗教事务，而且也负责对他们进行政治灌输。

记者：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说在纳粹时期穆斯林普遍站在纳粹一边，因为反犹太主义立场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纳粹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拉拢穆斯林。是这样的吗？

莫特德尔：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以及德国的对外宣传中，反犹题材当然起着重要作用。这种宣传往往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移民巴勒斯坦联系在一起。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这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穆斯林方面来看也不能一概而论。纳粹政权的部分穆斯林盟友，特别是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Mohammed Amin Al-Husseini）赞同纳粹政权仇恨犹太人的立场。巴尔干、北方或者东部地区所有战场的局势都变得越来越复杂。其中很多地区的穆斯林和犹太人长期以来一直共同生活在一起。有时穆斯林还帮助犹太人躲避德国人。

记者：支持纳粹的穆斯林想通过与纳粹合作得到什么呢？

莫特德尔：战争地区穆斯林对德国占领军的反应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利比亚的穆斯林居民多年来受到意大利殖民政府非常残酷的镇压，因此他们对德、意军队的态度相对冷淡。但是在苏联，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就很容易被穆斯林所接受。

大多数穆斯林并非出于宗教原因，而主要是出于物质原因才参军的。也有很多人是在战俘营被招募入伍的。他们当兵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摆脱战俘营内吃不饱穿不暖的恶劣生活条件。很多人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穿上德国军服能够在战争中生存下来。

记者：德国党卫军头目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在谈到伊斯兰教时曾经说，“对士兵来说这是一个实用和令人产生好感的宗教。”国家社会主义者真的能从伊斯兰教中有所获益吗？或者穆斯林只是他们用来达到其目的的工具呢？

莫特德尔：我的论点是，德国的伊斯兰政策主要是出于现实的实用主义。不过有些纳粹领导人如希特勒（Hitler）和希姆莱（Himmler）确实多次表示对伊斯兰有好感。战争年代希特勒每次批评天主教时，都会拿伊斯兰教作为作为正面的例子进行比较。他谴责天主教太软弱，是女人的宗教，称赞伊斯兰教是一个强大，勇于进攻的武士宗教。其他纳粹领导人也经常流露出这种看法。但总体而言，德国的伊斯兰政策背后是一种战略动机，而不是一种思想观念。

大卫·莫塔德尔（David Motadel）是伦敦国际经济学院历史系教授。他曾经在弗赖堡、巴塞尔和剑桥大学历史专业学习。他曾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进行历史研究，并在德国《明镜》杂志、《南德意志报》和《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不久前他的新书《预言家和领袖-伊斯兰世界和第三帝国》刚刚出版。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Hitler）和希姆莱（Himmler）确实多次表示对伊斯兰有好感。战争年代希特勒每次批评天主教时，都会拿伊斯兰教作为作为正面的例子进行比较。他谴责天主教太软弱，是女人的宗教，称赞伊斯兰教是一个强大，勇于进攻的武士宗教。其他纳粹领导人也经常流露出这种看法。”——这是因为，纳粹党部及其前身共产党部，都是按照清真寺的方式组建起来的，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教一样，都是从基督教传统中裂变出来的敌基督运动”——】

正因为如此，“十字军西征_消灭伊斯兰全球联盟”（@China_Crusader）前几年就曾经在推特上指出“清真寺就是纳粹党部”——

伊斯兰教就是法西斯、纳粹主义！

穆斯林就是纳粹分子、日本鬼子。

清真寺就是纳粹党部、靖国神社。

大家试想，如果日本鬼子、天皇分子可以在全世界到处建立靖国神社，每天都要朝向东京“皇居”的方向大声喧哗、聚众高声崇拜天皇老鬼五六次——全世界还会有和平吗？！

如果允许穆斯林每天都要朝向柏林（希特勒首都）或林茨（希特勒故乡）或狼穴（希特勒军营）的方向大声喧哗、聚众高声崇拜希特勒五六次——反法西斯战争怎么可能取得胜利？！

麦加、麦地那就是柏林、东京。

“伊斯兰”意为“顺从”，伊斯兰教鼓吹奴隶主义，伊斯兰法是一种奴役制度，穆斯林是一种卑贱的奴隶！穆斯林们是侵略战争的牺牲品，是被征服的人渣。

世界需要一场新的废奴战争，解放穆斯林奴婢！

反恐战争要想取得根本胜利，一定要禁止印刷、传播、宣扬、祈祷、崇拜阿拉伯版本的《我的奋斗》，那就是要禁止印刷、传播、宣扬、祈祷、崇拜穆罕默德杜撰的《可兰经》！

否则，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战争怎么可能取得胜利？

只有正名了，反恐才顺利！

伊斯兰教不仅是世界人民的敌人，也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每一个中国人包括维吾尔人和回民部落，都要树立这样的思想：为消灭伊斯兰教而奋斗终生！

【066、取缔教会才是扰乱秩序】

《北京称扰乱秩序　最大家庭教会遭取缔》（德国之声中文网 2018年09月11日）报道：

中国打压基督教行动持续，首都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遭勒令取缔，当局祭出的理由是：扰乱社会组织管理秩序。教会反驳当局是硬扣罪名。北京锡安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他曾经也是官方三自教会牧师。

9月9日，北京当局向首都最大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北京锡安教会，发出“取缔决定书”。决定书由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发放，指北京锡安教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开展活动”。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因此决定即日“依法取缔”锡安教会及其下设机构，并收缴非法宣传资料。

当局发出的通告指，锡安教会“扰乱了社会组织管理秩序”，未经政府批准设立宗教场所，违反《宗教事务条例》。通告又称，国家尊重公民信仰自由及保护“正常宗教活动”，但强调附带条件。“广大信教群众要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到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参加活动，既做好公民，又做好信徒。”

中国基督教会一直分为官方认为的“三自教会”和非官方的“家庭教会”（或地下教会）。今年2月实施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要求宗教场所必须向政府登记，否则属于违法。

北京锡安教会有1500多名会众，原有的7家礼拜堂在半年内全遭关闭。图为金明日以往在礼拜堂讲道的情况。

驱赶会众 收缴财物

北京锡安教会成立于2007年，是中国首都最大型的家庭教会，会众超过1500人。教会原本拥有7家礼拜堂，从今年4月起至今已有6个被迫关闭。

中国再出现强拆十字架浪潮，基督教重镇河南省是重灾区，一些以往被官方默许的大型家庭教会亦成整顿目标。拆了十字架，是否也毁了人心？《德国之声》访问了受影响的教会领袖。 (07.09.2018)

中国电商《圣经》下架

山西临汾金灯台教堂被强拆

主任牧师金明日联同教会领袖发表声明，指当局在周日（9/9）下午派出过百人，到教会仅馀的最后1个礼拜堂，驱赶会众离开。他们破坏了礼拜堂的标志、收缴财物，封锁通道并禁止会众进入。

教会外停放了几十辆警车、消防车和大巴，部分会众被带上车。当局向会众发放三自教会的宣传材料，并要求主任牧师金明日单独留下，向其宣布取缔教会的决定。

金明日在声明中反驳当局的指控。他说，教会几年来一直争取向民政局登记但都不获允许，质疑当局以“未登记”作为取缔理由，是“硬扣罪名”。他们批评当局违法侵犯财产权，要求他们为所造成的损失和伤害负责。声明文末指：“在这黑暗悖逆的时代，让我们同历世历代的基督门徒一道，仰望主的再来。”中国宗教部门未有回应有关事件。中国官方统计现时全中国有3800万基督徒。

半年内赶尽杀绝

政府自3月起要求在礼拜堂内安装监控镜头 (CCTV) 但被他们拒绝。教会领袖和信众一一被约谈，当局又向房东施压要求强行中止租约，迫使教会关闭礼拜堂。甚至金明日自己的私人房产也被遭政府查封禁止交易。

金明日日前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不让交易给我个人施加压力。教会的事应和教会讨论，为何要把我的个人合法财产查封呢？这是很恶毒的事。”被问及当局有否开出交换条件，他说：“有一些，但不便多谈。”他说，虽然房东中止合同违反租约，但并不打算控告房东。礼拜堂被关以后，信众会以“打游击”和小组形式继续聚会。“教会的本质不是场地，信仰是内在的，谁都动不着我们信仰的内容。”

宗教成重点整治目标

山西临汾金灯台教堂今年初被强拆

金明日曾经在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担任牧师10年之久，目前中国政府的高压宗教政策令他忧虑，特别是十九大后的趋势。“不只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天主教也一样，整个宗教界再次被政治化，要表达政治忠诚。”

面对政府接连施压，加上近期再次大规模强拆十字架，家庭教会领袖罕有联署发声。截至周一为止，已经有超过300人加入，金明日也是其中之一。

“在政府默认下自己躲在里面安安稳稳地存在，教会成长就很高兴，现在不行了。必须面对公权力和公共社会，包括政治问题。教会是和平之子，要成为这个时代的希望，愈是这样，愈要承担社会责任。”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污蔑基督教会扰乱秩序，其实，共产党取缔教会才是扰乱秩序。因为共产党“治国”就是“整治国家”，完全不按法律行事。

《江苏辽宁取缔三百多家三自及家庭教会》（2020-04-07 综合新闻）报道：

去年六月，江苏连云港灌云县至少有三十七处三自教堂的十字架被拆。（寒冬网）

有海外媒体星期二披露，中国江苏、辽宁的大批官方及家庭教会遭到取缔，多处教堂的十字架也被拆毁，基督徒的信仰空间不断紧缩。

近年来，中国官方继续加强对基督徒的打压。自2014至2016年，当局拆毁了两千多座教堂以及十字架。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于2018年实施后，中国基层政府拥有更大权力可以随时查封家庭教会，导致北京最大的锡安教会、成都秋雨教会以及广州荣桂里教会相继被取缔。类似的压制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

南京千人教会遭强拆 信徒受伤

两省大批教会被取缔

海外致力于宗教自由和人权的网刊《寒冬》7日曝光，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江苏淮安、盐城，辽宁省铁岭、沈阳、大连合共约三百四十处基督教聚会场所遭取缔，其中多数属于三自教会。多处教堂的十字架、宗教标志及其它教会物品也被拆毁或移除。

美国德州的基督徒维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当局这一系列行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的整体人权和宗教政策息息相关。“在过去几年间，中国对宗教的迫害达到文革以来最严酷的程度，并以‘宗教中国化’将宗教党化。他的本质就是希望透过管控，慢慢消灭一切不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下，受绝对驯服的宗教信仰。”傅希秋还补充说，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迫害会继续延续下去。“这次看起来是在疫情慢慢缓解之后，各地在统一的步调之下，想把对中国宗教事务的管控模式常态化、固定化。”

新《宗教事务条例》规矩多？

《寒冬》的文章引述辽宁铁岭市清河区的一名政府人员透露，原先政府允许一些无证的聚会点归三自教会管理，但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实施后，全省约七百处没有证的聚会点就会被视为违法，必须取缔。文章还提到，江苏淮安市淮阴区政府以统一换证为由，收回当地多处三自教会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但一直不下发新证。盐城市的政府人员则表示收到中央指示，要减少聚会场所，不管场所是否经过批准。

与此同时，官方人员还威胁信徒如果继续在教堂聚会，就会被定为“邪教”纳入黑名单，家人也会受牵连。严重的则会被罚款或拘留。

“宗教中国化”下三自教会难幸免

曾在中国代理基督徒维权案件的旅美法律学者滕彪告诉记者，以往三自教会作为中国官方所主导控制的教会根本不需要登记，然而教会不断壮大的影响力让政府倍感威胁。

“即使在文革期间，教会也没有被完全消灭。八十、九十年代到习近平上台前，教会的发展是非常快的。习近平上台后把这个当成民间力量的一部分，可能会对一党制和共产党政权造成威胁，所以就改变了过去相对较少的迫害行为。”他补充说，无论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他们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是否有法律保障宗教自由，而是官方在执法时的随意性。

“在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这种宗教力量上升的势头，政府出台法律法规都是为了政治目标服务。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当法律符合政治目标的时候就会执行，不符合就会把法律法规放在一边。”

滕彪特别提到，从河南南乐教案、贵阳活石教会、北京守望教会、成都秋雨教会等大批牧师和宗教人士被抓捕、判刑的例子可以看到，经过系统性的打压和残酷的迫害，中国基督徒的生存处境变得极其艰难。

谢选骏指出：基督徒的生存处境艰难，正是基督教发展的黄金时代。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会陷入毫无价值的悲观主义了。

网文《中国新教地下教会》报道：

中国新教地下教会，或称家庭教会、地下天国（不同于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或中国自立教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在官方教会“三自爱国教会”以外的、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的基督新教会。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因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并且脱离控制而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打压。近30年来，它的参加人数大大超过三自教会。

概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所有宗教场所必须向政府登记，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必须加入官方控制的“三自教会”并接受政府的“宗教事务局”的管制与干涉。1950年7月，中国基督新教界的吴耀宗等人联名发表“三自宣言”，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号召教会“自治、自养、自传”，宣称中国教会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此项规定引起了相当部分基督教徒的抵制，他们认为，教会的领袖应该是耶稣基督，而非顺从某个世俗政权，尤其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部分不愿接受政府管制与干涉的新教教徒在政府登记场所之外的场地开展宗教活动，他们多在信徒的家中，以家庭成员为主开展，所以中国新教地下教会也被称为“家庭教会”。

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中，一切未经官方登记的宗教组织，包括家庭教会在内，均被视为非法，它们不同程度地的规范。同时，也衹有作为三自教会分支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组织，才可以在官方登记。

家庭教会在全国各地的处境很不相同，差异很大，浙江（例如温州）以及部分东南沿海地区一些地方家庭教会的力量很强盛，人数也较多；而其他一些地方如河南、江苏、山东，家庭教会仍然受到很严厉的打压迫害，家庭教会的信徒被拘捕的事件时有发生，有时甚至把探访家庭教会的香港或外国信徒也拘捕了（因为宗教事务条例把外国人参加家庭教会聚会视为非法），所以部分香港和外国的华人教会出于安全原因对家庭教会保持距离。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称有些团体披着家庭教会的名义，实际上从事间谍工作，或本质上是邪教（如东方闪电(全能神教会)，呼喊派），从事骗财，骗色甚至杀人（2014年招远围殴女子致死案）等非法活动，亦令至中国政府需要加强规范工作。

政府打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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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3月，河南北部一个家庭教会神学培训中心被公安冲击，抓走十几个神学生，和几个教会负责人。

1999年11-12月，中共地方当局在浙江沿海城市温州附近地区捣毁或没收数百座教堂或祷告场所。

2000年秋，福建省宗教局和公安局人员8月19日到福建省长乐县金峰镇上陈堂逮捕正在举行宗教仪式的高依华神父和与会教友。

2001年冬，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邪教”等罪名，将“华南教会”17名负责人判刑，其中2名创办人龚胜亮及李英，分别被判死刑及死刑缓期2年执行，其他15名负责人分别被判处2年至无期徒刑不等。

2002年8月，河南永城市地方教会位于顺和镇的主要接待家庭被当地警察抓捕，两个月后，负责接待的基督徒夫妇被开除教师公职，被迫离家逃亡多年。

2002年10月，河南永城市地方教会同工刘玉屏在家中被国保大队警察抓捕，刘玉屏被关押28天，酷刑折磨，并被勒索1.5万元，同年12月，地方教会同工胡引领等人被国保大队警察抓捕。后被判刑2-3年不等。

2005年2月25日，中国警方驱逐了十几位海外福音派教会领袖。《宗教事务管理条例》2005年3月1号生效之际，中国当局对地下新教教会的迫害也在不断升级。

2008年10月16日，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在北京的家人遭到约15名暴徒袭击，大儿子张建遭到毒打。报导称暴徒为国保公安和派出所便衣员警，也有报导称暴徒为员警找来的无业游民。

2008年11月28日，中国民政局以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为由，宣布取缔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12月9日，包括范亚峰、郑恩宠在内的15位知名法律界人士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民政局对家庭联合会的取缔，并呼吁人大撤销违宪条例。

2008年12月9日深夜，北京警方闯入基督徒华惠棋家，将在此借宿的张明选强行押送到河北省燕郊。

2009年1月16日晚，警方再次将张明选从华惠棋家带走，并押送上一辆前往河南的汽车。此前，张明选在华家探访华惠棋91岁的父亲华再臣，并于两名来自新疆的穆斯林人权活动者会面。

2009年2月11日下午5点，超过60名家庭教会领袖，以及2名韩国牧师，在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被当地警方逮捕。截至2月16日，至少还有4人受到关押。

2009年3月8日，福建仰恩大学教师刘爱新因在自己的博客发表宣扬基督教文章而遭校方单方面解聘。

2009年6月5日早晨，北京家庭教会华惠棋牧师在太原车站转车时被抓捕，并遭到毒打。行凶的国保人员同时称：“我掐死你，再让你传福音，以后再到外地我就打断你的腿。”“我打你是上帝让我打的，三个月之内我凑足材料把你和你妻子一起抓起来判刑”“我们国保就是专门打压你们信耶稣的”。

2009年6月10日，印发和免费赠送圣经，基督教书店老板和家庭教会领袖石维翰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处三年徒刑，并罚款15万元。石维翰的其他同工亦遭判刑罚款。

2009年6月21日，成都民政部门宣布取缔秋雨之福教会。[14]2010年8月，教会开始修订《治理章程》，并正式注册并更名为（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

美国中部时间2009年7月3日，在中国基督新教家庭教会联合会第四次代表会议闭幕之前，南阳市员警和有关当局包围会场，将与会50多名代表全部抓捕，张明选会长和20名各地分会长现被拘押在金都宾馆，逐一进行登记。

2009年9月13日凌晨3时许，山西省临汾市浮山县当局出动400多员警及身份不明的暴徒，野蛮殴打集会所集体宿舍内的基督徒，导致百余人受伤，严重者当场昏迷不醒，被送往医院急救。同时，当局还出动推土机和挖掘机，捣毁几十间建筑物，并将聚会所内的圣经和财物洗劫一空。这段视频显示了事后当地基督徒和平集会祷告，当局试图阻止拍摄的场景，以及被毁坏的聚会场所。视频最后则显示了当地公安试图偷拍摄像被基督徒阻拦的事件。

2009年9月17日，北京家庭教会牧师华惠棋被公安人员带走。被秘密关押5天后，华惠棋在5个北京国保员警的押送下在北京天坛医院与病危的哥哥华会林短暂见面。

2009年9月26日，在北京工作的一名家庭教会带领人陈天石被迫返回老家广西玉林容县回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庆典，10月3日才能返回北京。陈天石返回北京后，再次受到逼迫，可能被迫搬离刚住下两月的房子。这已经是他今年第三次被迫搬家。

2009年9月26日，山西省临汾市教会继续遭受打压，教堂被武警严密监控，禁止信徒聚会，四位主要同工杨荣丽、杨旋、李双平、杨红珍被抓走，另有多人受到监控失去人身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国庆前夕，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领袖张明选牧师夫妇遭当局软禁，与外界失去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国庆期间，任不寐的博客被连续遮罩三天，而该博客纯属讨论基督信仰，并未涉及政治。

2009年10月3日，山西省临汾市政府指控教会带领人王晓光夫妇违法，要彻底清理。

2009年11月3日，基督新教家庭教会领袖范亚峰博士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以“政治”原因开除。此前，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2009年11月8日，尽管牧师被非法软禁在家，北京守望教会仍按原定计划在海淀公园聚会，遭到当局的骚扰，并被警告会用高音喇叭进行干扰。

2009年11月10日，上海万邦教会被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取缔，是继北京守望教会后又一个遭受逼迫的大型家庭教会。

2009年11月12日晚，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围堵万邦教会的聚会场所，信徒被迫在室外雨中举行祷告会。11月15日，上海市有关部门则把看守教堂的刘弟兄一家三口强行赶出教堂，用木板封锁所有入口，并拆毁教堂内外的广告牌。并且，还有人假冒崔权牧师之名给教徒发资讯，称取消聚会。

2009年11月22日，上海市万邦教会的崔权等四名牧师，被当局以进行非法社团活动的名义带到派出所进行审问。其中，刘全勤牧师被弄伤手指，其物品也被损坏。而崔权牧师则被审讯长达七小时。尽管牧师缺席，教会500多教徒仍然坚持在室外聚会。

2009年11月25日，山西省临汾市教会再次遭受打压，传道人杨荣丽等五人被法院以“非法占用土地”、“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等罪名，分别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

2009年11月30日，山西临汾教会又有五位领袖被判劳教两年。其中，杨才珍、杨红珍、李双平三人被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为名判刑两年，高琴和赵国爱的消息则在进一步确认之中。同时，山西临汾公安局并未出具劳教通知书，而只让家属签字。

2013年3月28日，新疆伊犁自治州新源县杨爱霞等人参加的家庭聚会受到当地政府打压，聚会场所被查封，村长也被要求限期拆毁该聚会场所。

2015年—2017年，中国政府推行基督新教中国化，修改《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使中国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家庭教会在法律层面上严格控制，不再有法律生存空间。所有家庭教会都被定为邪教加以取缔。

2018年1月9日，继2012至2017年对基督新教的持续打压迫害后，山西临汾出动武警部队，炸毁了一家庭教会的聚会场所金灯堂。

2018年9月2日，广州圣经归正教会遭到公安、特警、消防人员共百余人冲击，教会被查封。该教会牧师黄小宁和邓庆高律师及数名信徒被警方带走。

2018年10月14日，由中国著名基督教牧师林献羔于1950年创立的家庭教会荣桂里教会遭查封。

2018年12月9日晚，中国最知名的家庭教会之一成都秋雨圣约教会遭当局突袭。王怡牧师夫妇二人均遭到抓捕，同时该教会至少80名信徒也被警方带走。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国对待基督教会，为何如此凶残？因为共产党是基督教的变种，是世俗化、物欲化、政治化、暴力化的变种，所以，共产党对正宗的基督教就产生了敌意，以便掩盖自己的邪教起源。为了使得自己正统化，共产党必须不但打压基督教。

【067、瑞士的佛教化谈何容易】

《瑞士宣布活煮龙虾违法 民众茫然：如何“人道”烹饪？》（2018年1月12日 中新网）报道：

英国今日华闻网1月12日刊文称，当地时间1月10日，瑞士有关部门宣布，烹饪龙虾时将其活煮将属违法行为，杀死龙虾之前需先将其电击至无意识。新规定宣布后，不少人对于如何烹饪龙虾感到茫然。

文章摘编如下：

在近年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包括龙虾、螯虾和螃蟹在内的无脊椎动物可以感受到痛感。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系助理教授乔纳森·博奇(Jonathan Birch)将“痛苦”定义为：“令人反感的感觉和感受，会实际带来或可能带来组织伤害”。

由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教授罗伯特·埃尔伍德(Robert Elwood)带领的研究人员在实验中发现，不断用电流电击躲避在岩石下的螃蟹，螃蟹会为了躲避电击而从藏身之处出来。

博奇教授认为，由此判断，将螃蟹和龙虾活煮是一种很不妥当的行为。

目前，除挪威、新西兰和瑞士外，鲜少国家有关于龙虾等无脊椎动物的动物福利规定。

人们在烹调鱼之前，会用重击的方式让鱼处于无意识状态。然而，这招在龙虾身上并不适用，因为龙虾的神经系统较为分散，对其头部重击并不能保证龙虾被击晕。

对于如何“人道”地烹饪龙虾，澳大利亚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给出了几点指导建议：

1.用水产品电击机击晕龙虾。然而，该设备售价2500英镑，并不适用于家用厨房。

2.将龙虾在冰水中放置20分钟以上，使其失去意识。

3.在龙虾被电晕或冻晕后，以最快速度杀死龙虾。

4.使用水生鱼类麻醉剂AQUI-S，直接让龙虾在无痛苦中死亡。

谢选骏指出：瑞士本是一个佣兵国家，专靠谋财害命发家致富。瑞士的立国基础，就是流别人的血、卖自己的命……可就是这么一个锱铢必较的吸血鬼国家，竟然讲究起人道主义来了，真是匪夷所思。想来想去，大概是佛教起了作用。自从两百年前德语民族开始学习梵语巴利语之后，素食主义开始兴起了。可是这些山地欧洲人不懂的是，印度是一个热带国家，野生蔬果遍地，可谓俯拾皆是，素食当然容易，但是在瑞士的高寒山区，你能那样生活吗？

【068、三自教会不是共产党教会】

《自立运动的倡导者怎么成为背叛者？》（2016-10-23 陈丰盛）报道： 

温州内地会在自立意识上的建立与实践，应该算是走在前头的。1905年冬，俞国桢牧师在上海建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消息很快传到全国各地[1]。1907年，温州内地会华人牧师蒋宝仁与年轻骨干刘廷芳率先发起自立。他们在内地会总堂花园巷堂召开筹备大会，特请陈思如、梁景山两位执事为临时主席。会上，刘廷芳与王春亭分别登台辩论自立的趣旨，研究如何能够达到自立的目的，以及辨别其中的利害关系。

至1908年，温州内地会的自立筹备已初见成效。温州内地会建立自立萌芽捐，作为筹备自立的经费之用。由何漱芳拟刊捐献条款。后又召集各支会代表，在花园巷内召开大会，再次请陈思如、梁景山为主席，并由潘仲华、王春亭辩论自立的始末及必要，以达启迪信徒自立观念的目的，会中还特别选举了司库与职员。此次会议，刘廷芳因为已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遂没有参加。[2]

但是，温州内地会的自立尚属筹备阶段。但到了1910年，平阳内地会教牧脱离内地会，率先建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这对于早已开始筹备的温州内地会信徒有落人后的感觉。温州仇静泉牧师写信到平阳，向他们索取鼓吹自立的文告。因此，温州内地会蒋宝仁牧师于1911年正月间邀请代表商议自立之事。蒋宝仁提到平阳自立会陈日铭特地从平阳来到温州，提出对温州母会的期待，称：“平阳子会业经自立。本城母会尚未臻此。而母会道德程度素称高尚。何以不能自立。非尔阻执其谁乎。”但蒋宝仁回答：“温州道德虽高。而财政不及平阳。故难能遽然自立。因是故。”[3]在该次会议中，蒋宝仁牧师演说教会自立的重要性，文载：“蒋牧演说中国人之性质与佛相侔。因佛之心喜入而不喜出尔等之希望。外人帮助。类皆若此若一旦倡办自立捐输资费。各有惋惜之慨。予犹农夫之耕田也。设耕甲之田。向乙给工。惭愧几何。今牧养尔等之灵魂。反向西士给薪。耻何如之。教会自立。犹人之能自给自养。乃基督徒应尽之义务。今日自立。诚不可一日缓也。虽有自立萌芽捐之设。殊不足称谓完全之自立。今后宜戮力进行。须达完全自立之目的。”[4]

蒋牧的情词迫切、意诚情挚，听者均为之感动。于是，被请者会后又自行聚会，因考虑到蒋牧尚在内地会中履职，亲自出面难免招嫌，就由王育廷、林子香、柯成三、黄起文、詹庆元、潘仲华、陈时荣、叶宝成、邵桢坤、谢楚廷等出面。在蒋牧的鼓励之下，内地会会友自立的信心大增，都踊跃捐资以助教会自立，很快信徒捐资达三百元左右，另有陈时荣、柯成三，各自认垫开办费数十元。[5]

然而，蒋宝仁牧师作为温州内地会自立运动的首倡者，在面对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温州分会的成立过程中却差不多被认为是一位自立运动的背叛者。这应该不是他不愿意自立，而是因为他的自立政策的差异。蒋宝仁所主张的自立并非激进地建立一个从内地会分离出来的自立会，而是在和谐的关系中，中西教牧、信徒合作，使教会渐渐走向自立。而激进分子却主张从母会分离出来。因此，当主张分离的激进分子派谢楚廷为代表，与蒋牧商议，要求清查教会需用簿记，以备预算并实行自立时，蒋牧坚称要想自立非要有五六千金不可。另外，当他们与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俞国桢牧师联系，要求出函至温处道，要该道出示立案，且请俞牧师莅温参加自立盛典时，蒋宝仁力欲阻止，并将情况向衡秉钧禀告。自立激进分子则认为蒋牧“忽惧西士之阻执并思权利之无着竟不赞其事且从中以才德未全时机未至为辞”[6]

坚持自立者并不理会蒋宝仁的阻挠，定于1912年12月5日在施水寮日新浴池楼上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梁树声（景山）为首任会长。而在此之前，蒋宝仁多次出面劝阻，据载：“三十号蒋牧传唤王活泉君。召集发起人与会长梁君。商议合办。是日各友齐赴花园巷。蒋牧示下条件七。王君奉众观览。众胥承认。惟展期开会一条。因已致函各会。有捐失信用之关系。碍难承认。讵伊有意破坏自立。即云此条不可。不能联络合办。于十二月一号。在母会任职之男女有名自立者。各接夏牧与师姆华翰。谓既已自立。毋庸再任其职。自能另选他人等语。众被拒绝之后。不得不力图自立会之扩充。于是新旧两会会友有时发言不谨。轻信浮说。积日相沿。竟成水乳难洽之态。夫自立教会。原为合一起见。殚精竭虑。欲求合一之举。”[7]12月5日下午，温州内地会英籍传教士夏时若特开茶话会邀集柯成三等人，再三劝阻他们不要加入自立会。

蒋宝仁从大力倡导自立到反对自立，令当时积极从事自立事业的自立会领袖失望，他们写了一封严厉的信给蒋牧，题为〈又致内地会中牧蒋君书〉，内文为：“敬启者鄙等热诚热血组织自立之举曾荷各会赞成各界称许独阁下一人大不为然出而阻止底是具何心肝（中略）然鄙等乳臭未干程度尚穉阁下须时加振刷培养完全请速图自立以副吾主之圣训而彰民国之荧光鄙等殊深厚望焉肃此敬请道安。”[8]

吴伯亨曾提到蒋宝仁的态度及对自立事业的影响：“夫蒋牧师宝仁者。蒋君德新之令尊也。提倡温州教会自立竭力鼓吹悉心劝导。筹月捐撰对联（其联有云。自治自由破除依赖性质。立人立己振作维新精神。又莫大爱。惟救世舍身。期我辈力传流血架。最可怜是依人成事。幸此间忻建独立旗。）于是乎。自立之声。颇有一日千里之势。第恐经济支拙。西牧见弃。权利方面。未免有所损失。故自立之说。秘而不宣。进行之势。反致一落千丈之慨。壬子岁。俞牧国桢。适道经温州。（主任瓯括赈灾事宜）旋集同志组织自立会。当成立之初。同志等抱合一之宗旨。愿与母会联络进行。嗣由蒋牧提出合一条件凡七。同志等均赞成。只展期开会一条。（因各地信已发出）未得承认。奈彼有意反对者。故多方暗中破坏。故合一之举等诸梦幻耳。于是乎。温州自立会遂有不得不谋分设之势。”[9]

由于蒋宝仁本身在温州内地会中的巨大影响力，原来欲跟随他一起实行教会自立的内地会传道人，包括仇锦耀、王春亭等，均受其影响，没有离开内地会。而直接从温州内地会分出来的，则以执事梁景山为首，其同工者有谢雨仁、陈时俊、王活泉、陈时荣、黄志振等十人。

[1]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4年第6期，上海：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1914年6月，第9-10页。

[2]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4年第6期，第9-10页。

[3]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4年第6期，第9-10页。

[4]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4年第6期，第9-10页。

[5]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3年第2期， 1913年2月，第6-7页。

[6]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3年第2期，第6-7页。

[7]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4年第6期，第9-10页。

[8]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3年第3期，1913年3月，第6-7页。

[9]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6年第10、11期，1916年10、11月，第7-8页。

谢选骏指出：目前中国大陆的“三自爱国会”是受共产党控制的，作为统战工具来进行政治活动。但“三自”的意思原是“自治、自养、自传”，其立意无非就是“中国教会自立”——而从上文可知，基于自立意义的自立教会，不仅不是共产党教会，而且其成立远在共产党成立之前！所以我说了，参加三自运动的教会不是共产党教会，只是后来的共产党为了分化教会、控制教会，而利用了寻求中国教会自立的三自运动。现在的“中国三自爱国会”表面是对“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的继承和发展，其实却是根本的篡改和背叛——这才是“自立运动的倡导者堕落成为背叛者”了。

【069、沙特阿拉伯比伊斯兰教还长久吗】

《政权撑不过2周 沙特王储狠狠撅川普》（2018-10-06 观察者）报道：

“没有美国的的支持，沙特政权撑不了2周，”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的这番警告，沙特没有示弱。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10月3日出面反驳，“在没有美国帮助的情况下，沙特一样可以生存2000年。”事实上，穆罕默德当天受访时仍显得克制。他解释，特朗普的言论也只是说给国内民众听的，不觉得太令人反感。

自2017年被立为王储以来，穆罕默德被认为是沙特的改革者，在谈到社会改革成功案例时，穆罕默德认为，美国该排倒数第一（America last），而沙特不会像美国那样，为了推动社会变革曾爆发内战。

撑不了2周？沙特王储：沙特比美国早，还能生存2000年

就在特朗普发表这番言论第二天，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接受了美国彭博社的专访。

穆罕默德反驳称，“沙特王国比美国还要早几十年（沙特阿拉伯始建于1750年——观察者网注），沙特政权面临倒台的危险，可能还需要约2000年左右的时间。”

穆罕默德坚定地说，“事实上，我们不会为我们的安全支付任何东西”。

穆罕默德王储（右一）接受彭博社采访

“我们认为，我们从美国得来的所有武器装备，都是我们花钱买的，不是免费装备。”穆罕默德表示，特朗普上台后，沙特已经同意自己近60%的武器从美国采购，利雅得没有欠（美国）任何额外费用，“我们还都是现金付款。”

穆罕默德在当天的受访中，似乎不想因特朗普的一番话而展现给外界两国“分歧严重”的观感。他认为，特朗普的这番言论显然是面对国内民众说的，自己并不觉得太令人反感。

在谈到特朗普本人时，穆罕默德说，“我喜欢和他一起工作。”穆罕默德认为，特朗普的言论只是盟友间1%的分歧。

“我们的改革不像美国，还要爆发内战”

自2017年成为沙特王储以来，穆罕默德一直以沙特政府里改革者的姿态示人。沙特方面已着手实施改革，力图实现经济多元化，还包括放松部分法律。例如，沙特当局已通过允许女性开车的法律。

穆罕默德当天虽然说，他喜欢与美国、与特朗普一起工作，但在考虑社会变革成功的例子时，他称，美国无疑是最后一名。

穆罕默德同时提到美国历史强调，任何重大的金融、政治与法律改革都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如果你看看美国，比如他们想解放奴隶。代价是什么？内战。这使美国分裂了几年，成千上万的人也为争取奴隶的自由而牺牲。”穆罕默德表示：“而在沙特，我们正努力在不爆发内战、不影响国家发展的情况下摆脱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同时在所有方面不断取得进展。”

谢选骏指出：沙特吹牛说“沙特可以生存2000年”，殊不知伊斯兰教到现在为止才混了不过一千多年，靠着伊斯兰观光发财的沙特真能生存2000年吗。令人怀疑。虽然，伊斯兰教不过是沙特阿拉伯人军事扩张的一个幌子，但是他们玩的过头了，竟然到美国炸了世贸大楼，不仅把伊斯兰恐怖烧遍了世界，而且间接帮助了共产党中国的崛起，地狱里的魔鬼正在窃笑不已，美国政府好像刚刚认识到了这一点了。

【070、沙特阿拉伯是恐怖主义大本营】

《伊斯兰组织性奴拍卖大会照片被曝光》（2016年9月21日 综合新闻）报道：

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成员，早前在伊拉克北部阿尔萨奎特被击毙。当地的民兵组织修复他的手机后，赫然在手机内发现性奴拍卖会的相片，举行地点则是沙特阿拉伯。

民兵组织“人民动员部队”（Popular Mobilisation Units）的成员，修复手机后发现这些惊人的相片。其中一张相可见一名被当成性奴拍卖的伊拉克雅兹迪族女子，跪在地上被众多穆斯林包围，拍卖会现场相信是一间酒店内。

组织发言人称不能容忍这种无视人权的买卖，指在手机内发现更多类似的图片，会尽最大努力解放受制的女性。虽然沙特多年来与英美共同对抗伊斯兰，但亦有指富裕的沙特一直在背后资助恐怖主义。

谢选骏指出：事实上，沙特阿拉伯不仅是现代伊斯兰国哈里发的后台，也是基地组织九一一恐怖袭击的总后台，还是麦加和麦地那这两个“伊斯兰中心”的所在地。

网文《穆斯林是如何拖垮全世界的？——记恐怖主义的大本营沙特阿拉伯》（2013-08-29）报道：

谁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是麦当劳，不是微软，而是穆斯林。在全球一百六十多个国家中，有四十六个被穆斯林完全控制，另有三十几个穆斯林人口过了半数。在短短的几十年中，穆斯林的人口比例由百分之十五增加到百分之二十，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攻城掠地，不断蔓延。每个穆斯林妇女平均生育六个孩子，而西方国家妇女平均生育1.85 个孩子。以这个速度，不用几代人，就会如卡扎菲所说：“这个世界是我们的。”

穆斯林的可恶之处，不是因为繁殖力强，而是它的寄生虫特性。伊斯兰教仇视科学，以好逸恶劳为美。一个穆斯林男人一生的最大任务，除了传种，就是念经。而且一天要折腾五次。一个有工作的穆斯林男人会被人蔑视，是底层人做的事。穆斯林女人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没有受教育和选举权。穆斯林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是世界人口中素质最差的人群。 这些人充分利用西方国家高福利的特点，不劳而获，靠政府养着。在西方国家中被抓捕的“基地”分子，百分百在拿政府救济过活。可这些人不是只会念经的和尚。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跳出来捣乱。在“斯巴达三百勇士”中，这些人被描绘成非人非妖的怪物。现实中他们就是这样。伊斯兰教的混蛋之处，就是鼓励用一切手段报复敌人。斩首，强奸，暗杀，虐尸，无所不用其极。约旦领导人被他们暗杀后，一个穆斯林变态分子竟然伏身吸食起从他伤口里流出的血。

伊斯兰教应该属于邪教一类。伊斯兰教有三个基本点与其它宗教不同：

1、政治性极强。所有其它宗教都尽量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唯有伊斯兰教是政教合一的。所以穆斯林所到之处，就会引来战火。2、排它性最强。一位伊斯兰教首脑曾大言不惭地说：“All non-believers have no human values.” （所有非伊斯兰教徒都不是人）。这种论点，就为大规模屠杀非教徒打下了理论基础。3、教徒只容许有集体意识，不许有个体意识。听起来很耳熟吧？对了，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就是这种邪教性质。

为什么世界人民麻木至今呢？是因为人们对这个世界公敌不了解。两方作战，如果一方在明处，另一方在暗处，这个仗就没法打。他们有比毛同学更厉害的游击战术，名曰：敌进我降。一战与二战，你不会见到一支象样的穆斯林军队。连希特勒都对他们束手无策。不管谁来了，都开门纳降。这次伊拉克战争，美军进入巴格达兵不血刃。可是仅过了五个月，当穆斯林意识到美军不会展开大屠杀时，就来了精神，开始了恐怖袭击。所以，美军违反了孙子兵法中“攻心为上，攻城次之”的原则。对文明人，你可以理渝；对野蛮人，只有用武力震慑。美国如果用炮火把巴格达夷为平地，那整个阿拉伯世界至少可以消停几十年。美国的另一个失误，就是没有动员欧洲国家参战，使自己陷入孤立。别看欧盟自顾不暇，但具有充分的殖民经验，对穆斯林会有一定效果。前美国防长说“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 we don’t know the unknown.”（对敌人不了解）没有做到“知己知彼”。所谓“超限战”“不对称战争”，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你看不见敌人，又不知道敌人的行动计划，如何能赢？小布什有句名言：“You are either with us，or against us.”（你要么是我们的朋友，要么是我们的敌人）这种论点，充分表现出小布什的无能。谁在资助恐怖主义？正是他自己。为什么呢？

当你给汽车加油时，你也许没有意识到：你正在给恐怖分子送钱。美国的最大石油供应国就是沙特阿拉伯。许多世纪以来，这个国家都是沙漠中的游牧部落。发现石油以后，罗斯福总统与沙特王室签署了“特殊战略关系”的协议。七十年代的中东石油危机中，沙特切断了美国的石油供应，使美国吃尽苦头。但由于冷战需要，美国一直对中东国家采取妥协政策。“9.11”发生时，石油价格是12美元一桶，五年以后的二零零六年是70美元一桶。每天，沙特可以收入5亿美元。这么多钱，沙特没有用来办教育发展文化，而是用来资助了全球的恐怖组织。不要忘记，本·拉登就是沙特大商人的儿子，并与王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非洲，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二分天下，穆斯林们一有机会就屠杀基督教徒。世纪之交，刚果有四百万人死于相互仇杀，却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这之后，穆斯林发现苏丹是培植恐怖主义的沃土，就设立了多个恐怖分子训练营。在科索沃地区，穆斯林伪装成受害者，欺骗国际社会对塞族进行轰炸。在车臣，穆斯林让俄罗斯军队伏尸上万。在阿富汗，美军只能占领主要城市。在中国的新疆，对政权机关的暴力事件越演越烈。在泰国，穆斯林大规模驱赶佛教徒。在未来的一百年，哪里有动乱，我可以保证，一定会有一个叫“穆罕默德”的人参与其中。如同癌细胞一样，繁殖力极强的穆斯林无孔不入。在欧洲主要城市如伦敦，阿姆斯特丹，新生儿中最普遍的名字就是“穆罕默德”。2012年的伦敦的奥运会，又是穆斯林们出风头的时候。伦敦城中有一百万穆斯林，其中的狂热分子就会成为“特洛伊木马”，与国际恐怖分子联合上演一部好戏。那个时候，就是各国一致整治穆斯林的开始。

为什么穆斯林们选择“9.11”作为攻击美国的时机呢？源于二零零零年的美国大选。小布什家族在佛罗里达洲用极卑鄙的手段强奸了选举结果，使美国陷入分裂。他们收买了司法部门和媒体，让美国人的信心受到重创。拉登家族与布什家族早就有生意往来，对小布什的斤两了如指掌。穆斯林怎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所以，穆斯林像毒蛇一样蛰伏不动，一有机会就会狠咬一口。布什家族，将成为千古罪人。

唯一能遏止穆斯林吞噬世界的，只有美国。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帝国。在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穆斯林已经站稳了脚跟，很难根除了。只有美国保持了相对的免疫力。无奈美国经济不振，无法在全球抑制穆斯林的扩张。世界人民应该充分认识到美国并不是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胁。多年以来，穆斯林像被宠坏的孩子，越来越嚣张。倚仗着石油，如同史前生物得了镇海法宝，蠢蠢欲动。总有一天，他们不会满足于几百上千人伤亡的恐怖袭击，核武器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玩具了。中国政府，不要以为站在恐怖分子一边会把祸水引向别家。“玩火者必自焚”，对伊朗核援助的结果，只会成为核打击的目标。与魔鬼打交道，只会自讨苦吃。

如何对付穆斯林的全球扩张呢？有三个方案。1、妥协投降。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被穆斯林绑架的人质，有多少人能生还？Fat chance!（机会甚微）。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不具有兼容性。这两大教系在全球角逐，基督教屡战屡败，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阴险又残忍的敌人。妥协只有死路一条；2、剿灭伊斯兰教。这也许是最后不得不做的事情。希特勒式的人物，最终会又在西方国家出现，只不过这次，对象不是犹太人，而是穆斯林了。在肉体上消灭是下策。摧毁对方的文化及战斗意志，才是上策。我可以想象，为达到这个目的，一定会有一批穆斯林控制的城市毁于战火；3、改造伊斯兰教。这种努力可以尝试，但我怀疑它的可行性。原因在于，基督教文明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与科学的发展。而伊斯兰教在过去一千年间无变化，只带来了人口数量的增长。

全球的华人们，不要听从一些人的蛊惑。“妇人之仁”，只会加害自己。对穆斯林，要不接触不合作。决战时刻，要清醒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像加拿大这种还在梦乡中痴迷多元文化的国家，会在多伦多或温哥华的“烟花爆竹”声中醒来。到了美国联合世界人民攻入沙特，铲除这个大本营那一天，就是和平普降天下的时刻。

谢选骏指出：大家赞同上述“沙特阿拉伯是恐怖主义大本营”的看法吗？如果不赞同，那么麦加和麦地那难道只是一个摆设吗？

【071、神道教只能否定现实】

《为了与死者通话 上万人来到这里 拿起了电话……》（英国报姐 2019-06-22）报道：

日本岩手县大槌町，是一个美丽的港湾城市，在这里能看到郁郁葱葱的植被，能俯瞰美丽的海景，但很多人来到这里，却是为了一个小山上的电话亭。

踏上石板小径，走过一个中间悬挂铃铛的拱形门，前方就是一个白色电话亭，亭内摆置着一个黑色的旋转式电话。 

只是三年内，就有超过一万人前来使用。这些人中，有的是从远方专程赶来，有的则是住在附近，时不时就前来看看。在手机已较为普及的当下，为何会有这么多人来到山上使用一个电话亭来打电话？ 

更何况，这个电话，没有连通线路，也就是说，根本就不能打出电话。

但也正因如此，才有这么多人前来，因为，这是一个让活着的人向逝者倾诉的场所。

建造这个电话亭的人，叫做佐佐木至，他说这个电话亭叫做风之电话，因为电话线不能传递自己的声音，那就让风来传递。 

2010年，彼时在大槌町居住了17年的佐佐木至失去了自己的堂兄，为了悼念亲人和抚慰内心的伤痛，佐佐木至在自己的私人花园里建造了这个电话亭，他时不时会去那里说说话，就像堂兄从未离开一样。

那个时候，这里寄托的，还只是佐佐木至一个人的哀思。

然而一年后，一场变故打破了这个海滨城市的宁静。

2011年3月11日，西太平洋地区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也就是我们如今熟知的日本311地震。在这场灾难中，大槌町成为重灾区之一，海啸席卷全城，860余人人丧生 421人至今下落不明。 

目睹整座城市陷入痛苦，佐佐木至向大众开放了这个电话亭，他希望至少能缓解一下人们心中的痛苦。

在那之后，人们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有人在问好，有人在怀念，有人在说，我等你回来。为此，NHK电视台还专门拍了一部纪录片，记录下了一部分来到这儿的人们。

在灾难中失去丈夫的奶奶，经常会带着孙子孙女来这儿给老伴打电话，孩子们用稚嫩的嗓音向电话那头打着招呼：

“喂，爷爷，你好吗？我马上就四年级了，你想不到吧！”

“爷爷，我作业都做完了，我们都很好。”   早已年迈的母亲，在好友的陪伴下来到这儿，想跟自己的儿子说说话。儿子离开已经有五年了，但不管什么时候有汽车路过，她都会觉得那可能是他来了。

尽管想要否定现实，但她还是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道：“我希望你现在在天堂里。”

从电话亭里走出来后，她告诉朋友们，虽然自己听不到儿子的声音，但只有“他”能这样听着自己说话，她才能继续活下去。

一名头发花白的父亲，也来到这儿给自己的孩子打电话。他一个人来到这里，背着双肩包，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在逐渐走近时仰头看了眼电话亭说道：“这就是风之电话亭啊。” 

他一边自言自语道“能打通吗”一边拿起电话，说了句“喂”之后，他等了一会，像是在期待着什么，却终究没有等来什么，而后又继续说道：“信行，宝贝，你能听到吗，宝贝……照顾好你妈妈和爷爷奶奶，我还会回来的。”

面对记者的提问，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那一年，他失去了自己的大儿子，四年后在临时住房里，他又送走了因病去世的妻子。

“我花了三年时间，才不再一直想着儿子，就在生活慢慢步入正轨时，妻子去世了。”他拉起脖子挂着的毛巾，擦拭着眼角。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苦笑着，眼眶和鼻翼都已经通红。

离开电话亭后，他向着山下走去，身影渐渐被树木挡住，但依稀还能看见，他又拽起了那块毛巾。

除了诉说想念、致以哀悼的人们，也有人在苦苦等着对方回来。

一位老爷爷对着电话那头叮嘱着，像对方只是出了趟远门还没回来：

“喂，亲爱的，你在哪里？希望你没生病，奶奶和美雪跟你在一起吗？快回家吧，回到我身边，我们都在等着你。告诉我们，你在哪里。我在之前的地方建了一个房子，你一定要好好吃饭， 希望你还在什么地方好好活着，我想你……” 但也有人到了这儿，却一个字都说不出。 

平野枝菊的丈夫，是在深海捕鱼的渔夫，意外发生后，平野枝菊离开了这里，去了离海岸90公里的花卷市生活，一个人住在一个旧式公寓里，回家第一句话就是“老公，我回来了”，家里摆放了好几张丈夫的照片。

那天她专门回到大槌町，去了电话亭，因为她打工的商店因为不景气要关门了，她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五年来大事小事都是自己做主，但这次她真的不知道了，她想去问问他。 

可是当她熟练地拨出他们曾经的那个家的号码后，她什么都说不出，她挂下了电话，在电话亭里站立了许久，悲伤，不断地从她的双眼中滴落。

她走了出来，说等到天气暖了，会再来一次的。

记者问她，如果能跟丈夫说一件事，她会说什么。

平野枝菊说：“‘我会连你的那份一起活’ 或者‘我会长寿’。我不会说我想死。”而后像是在肯定自己的回答般接着说：“对，我知道我不该想着死。” “我知道我不应该再悲伤，我知道应该享受生活。”可是这样说着说着，她的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 

在来到电话亭里的人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位。

一位是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他在电话亭里啜泣，倾诉着克制不住的悲伤，那场灾难，夺走了他全部的家人：父母，妻子和孩子，以至于他有时候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快乐无人分享，困惑无人倾诉，连曾经生活里的美好，都只有自己一个人记得了。

他说：“我重新修了房子但是……但是你们都不在了。”

挂下电话后，他掩面而泣，最后说了一句：“抱歉，我没能救你。”

从电话亭出来后，他站在门边摘下眼镜，努力擦了擦脸上的泪水。对于活着的人来说，背负回忆往往太过沉重，但是他说尽管很难过，但是如果以此为借口去忘记，谁还会记得他的家人曾经存在过呢？

“我忘了的话，还有谁会记得他们，所以我会永远铭记。”尽管艰难，尽管痛苦，但努力活着的每一天里，他都记得那些曾在他生命里鲜活存在的人们，就像他们从未离开一样。 

而另一位，是一个15岁的孩子，他叫河崎仁，他在另一个市生活，花了四个小时来到这里，看着地图从山脚徒步而上。

他来到这儿，是想和自己的爸爸说说话。他们曾经是很幸福的一大家子，他还有一个14岁的妹妹和12岁的弟弟，爸爸是卡车司机，因为工作来到这里，就再也没能回家。

左手拿起电话、右手撑在板子上的他，在拿起听筒后沉默了很久，喊出了一句“爸爸”。接着说道：“我们四个都很努力，你不要担心，你还好吗？” 

之前还很平静的他，此刻已然哽咽，声音变得低沉且沙哑：

“爸爸，我有件事想问你，为什么你要死呢？为什么是你呢？为什么不是我？我无法忘记这一切，为什么只有我没有爸爸？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你？你在哪里？我们什么都找不到。”

这一连串的为什么，真的是把人心都问碎了……仿佛回到五年前海啸发生的前一天，他还是被爸爸拎到浴场一起泡澡、赖在他身边的小孩子。

但五年间，他早已长大，他会在妈妈出门时抱抱她，因为担心她会出事，因为害怕意外再次发生。

他会独自一人来到这儿告诉爸爸：“妈妈过得很艰难，你不在身边，她最痛苦。” 

他会在回到家面对母亲时，换上明朗的面孔，一边比划着一边跟妈妈解释电话亭是什么样的，在妈妈询问是否难过时矢口否认，说自己不难过。

其实有时候，活着和死亡比起来，未必不辛苦，就像河崎仁的妈妈所说，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人们总感叹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吗，但对这些人来说，更像是，怎么才过去五年……

但同时，哪怕内心深处总有一处在隐隐作痛，大家仍旧明白，要好好活下去才行，要连着逝者的那份一起活下去才行，要把他们的回忆，也一并记住才行。

于是他们来到风之电话亭，让思念、悲伤、痛苦伴着低语随风飘逝，而后擦干眼泪，转身回到生活中，继续前行。

这些人，也在努力幸福着啊……

而最开始，佐佐木至建造以及开放这个电话亭，也就只有这一个目的，他希望人们能够明白：“不管现实有多糟，希望，就是活下去的意义。”

谢选骏指出：神道教只能通过否定现实来获得自己的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道教和多数的一神教或一切多神教一样，缺乏耶稣基督那样一位永生神的独一圣子，作为通向天国的唯一道路，所以它们只能面对虚空！而耶稣基督却用他的宝血战胜了死亡，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神性。

【072、神职的邪恶】

《天主教性侵案 狼神父奸污小男孩、小女孩 千余受害者身分确认》（编译陈韵涵 2018年08月15日）报道： 

曾经是神父的法鲁兹札克(James Faluszczak)14日受访表示他幼时曾遭神父性侵。

宾州天主教匹兹堡教区朱必克(David Zubik)14日在教区记者会上表示遗憾道歉。

宾州最高法院14日公布大陪审团汇整六个主教辖区性侵案的报告，揭露天主教70年来系统性掩盖神职人员奸污青少年男女的恶行。

这份近1400页的报告写道，超过300名神父在匹兹堡和格林斯堡等六个教区，性侵至少1000名男女，「实际受害人数可能更多，因为部分教堂的资料遗失且受害者害怕出面指认」。

报告中指出，至少三名受害者在1977年到1979年间遭教士甘斯特(Edward George Gangster)性侵。

第一名受害者说，1979年、14岁的他在宾州弗拉克维尔镇(Frackville)圣若瑟教堂当辅祭，却常被甘斯特触碰抚摸，甚至拽着内裤拖过客厅并以金属十字架殴打，施暴时间长达一年半；他2004年3月向教区举报，但教区官员2007年向北安普顿郡(Northampton)地区检察长报告后就不了了之。

第二名受害者的母亲2005年挺身而出，称儿子13岁时(1997年)陪同甘斯特在海边出游过夜时，与他同床而被伤害。

受害人将此事告诉家长，他的母亲向教区牧师康奈利(Monsignor Connelly)反映；康奈利允诺赔偿并将甘斯特调职，但受害人在那之后承受无法弥合的痛楚。

2015年，第三名受害者的母亲向教区申诉，称甘斯特1997年欺负她12岁的儿子，但未说明细节。

甘斯特1987年请病假，后因计画结婚而还俗。

报告指出，甘斯特还俗后到迪士尼乐园工作，遂请教区官员替他写推荐函；教区官员芒彤(Monsignor Muntone)明知甘斯特是性侵加害人，仍在推荐函中力荐甘斯特；甘斯特在迪士尼乐园工作18年，2014年死于心脏疾病。

总检察长夏皮罗(Josh Shapiro)14日在哈里斯堡召开记者会时说：「教堂官员惯常且蓄意地形容这些性侵事件为恶作剧、摔角与不恰当的行为。根本不是这样，这是孩童性侵，包括强暴。」

大陪审团写道，「我们对所有施暴者未受惩处，且受害者未得到补偿感到厌恶」。

在14日的宾州检察长记者会上，受害者与受害者家属，哭成一团。 

今年47岁的米兹克(Robert Mizic)14日观见电视记者会时难忍泪水，他称35年前他在费城的教堂遭到神职人员性侵。

谢选骏指出：神职的邪恶和信众的纵容似乎密不可分，为何不早点报案？而要拖到十几年之后呢？这也许就是个人崇拜的结果，把这些酒肉和尚当做了神圣的器皿。

《70年秘密曝光！宾州天主教会300人性侵逾千童》（编译张玉琴 2018年08月15日）报道：

宾州检察长夏皮若(中)14日在记者会上宣布大陪审团调查结果，天主教宾州教区有上千男孩女孩，遭到神职人员狼侵，前后70年，更被教堂高层掩饰包庇。

宾州最高法院14日公布天主教会性侵的大陪审团报告，列出70年来被控性侵的逾300人神职人员姓名，并详述教会领导阶层如何「联手」（systematic）掩饰罪行。

宾州检察长夏匹诺在记者会表示。报告中指名道姓的受害儿童超过1000人，而大陪审团认为，受害人可能远不止此数。

这是关于美国天主教会涉及性侵的最全面调查。

这项18个月调查，涵盖宾州哈利斯堡、匹兹堡、艾伦城、斯克兰顿、伊利和格林斯堡等六个天主教区，是在其他大陪审团报告指称，另两个天主教区被指有天主教神职人员涉及性侵和罪行遭掩饰之后的追踪调查。

夏匹诺说，报告中详述了宾州和梵蒂冈高层教会人士联手掩饰罪行的细节。

这份近1400页报告引言指出，因这项广泛调查遭受刑事诉讼的案件可能寥寥可数。报告说：「由于罪行被教会掩饰，我们发掘的性侵案几乎每一宗都距今太久，以致无法予以起诉。 」报告指出，实际受害儿童可能多达数千人。

报告也指出，多数受害者被性侵时都还是儿童，有些还没进入青春期，其中部分受害者被酒精或不雅照控制；至少有两名神职人员在过去10年间性侵儿童。

宾州大陪审团报告指出，避免爆发丑闻、用词委婉、提问不当问题、将投诉锁入「秘密档案」，最重要的是绝不报警，这些是宾天主教会领导阶层70年来用来隐匿神职人员性侵儿童投诉的部分伎俩。

大陪审团说：「它就像隐匿真相的一本攻略手册。」报告说：「各教区虽作风不同，但因应模式大致相同。他们主要的做法不是帮助受害儿童，而是设法避免爆发‘丑闻’，这不是我们的用词，而是他们自己这么说。」

报告中描述教会掩饰性侵行为、包庇神职人员的对策如下：首先确保在教区文件中，使用委婉说法，而非据实描绘性侵行为，绝不用「强暴」一词，改用「不当接触」（inappropriate contact）或「交流问题」（boundary issue）来描述。

其次，切勿让受过正规训练人员进行真正的调查，而是指派其他神职人员提问不当问题，然后采用与他们同住和共事同僚看起来更可信的说词。

第三是为了表示诚正廉明，将神职人员送到教会的心理治疗中心接受「评估」，让专家诊断被控神职人员是否有娈童癖，但依据的主要是该神职人员自己供词。

第四，当神职人员被撤职，不要解释原因，而是告诉教友他请病假，或有精神衰弱问题。

第五，即使神职人员强暴儿童，仍继续供应他吃住用度，即使他可能利用这些资源，增加性侵的机会。

第六，神职人员性侵罪行若已为社区所知，不是将他撤职，而是将他调到其他没有人知道他是娈童癖的地方。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绝不报警。不把性侵儿童视为犯罪，而是把它当个人问题处理。

这份报告的出炉，可能使天主教会因性侵丑闻引发的危机死灰复燃；最近从智利到澳洲传出的教会性侵丑闻，已令人质疑教会高层是否继续在遮掩罪行。

在此报告公布前，上月美国教会标竿人物和前华府主教麦卡瑞克因被控性侵儿童和成人长达数十年而辞职。这些事件使得教会内部对同性恋、禁欲和一般信徒是否应拥有更大权力的立场，更为两极化，也引发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是否应该延长的辩论。

教会高层已开始准备面对此报告带来的冲击，华盛顿总主教乌尔(Donald Wuerl)枢机主教13日致函该教区神职人员，他说，此调查报告将「令人极端不安」；乌尔曾任匹兹堡教区主教很长一段时间。

谢选骏指出：神职人员为什么邪恶？因为他们冒充上帝的代言人。其实他们只是以此为生的宗教从业者。这种角色冲突，就使得他们的原罪膨胀了起来。基本上，这些打着耶稣基督旗号的神职人员和当初杀害耶稣基督的那批神职人员，本性上相差无几。所以，神的审判总是先从神的家里开始的。基督徒，要小心，犹太人就是前车之鉴！ 

【073、圣像破坏运动来自回教压力】

世界历史上至少有两次“破坏圣像运动”：

一、8—9世纪在拜占廷帝国发生的破坏基督教会供奉圣像、圣物的运动；其实质是反对正统教会统治势力和教会修道院占有土地的政治斗争。基督教内长期存在圣像崇拜，而反对圣像崇拜的社会力量也在拜占廷帝国境内发展。皇帝利奥三世于726年掀起了全社会的“破坏圣像运动”，君士坦丁五世时，破坏圣像运动达到高潮。君士坦丁五世采取严厉措施对付圣像崇拜派。787年，尼西亚会议，宣布恢复圣像崇拜 。813利奥五世即位，反圣像派重新得势。 843年，皇帝迈克尔三世的皇太后狄奥多拉摄政时，再次宣布恢复圣像供奉，大批圣像破坏者以异端罪被处死。圣像破坏运动从此结束。

二、1566年8月11日“破坏圣像运动”，是由尼德兰手工业者、平民和农民发动的反对天主教会和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人民运动，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尼德兰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717—718年，阿拉伯人出动水陆大军再次围攻君士坦丁堡，形势万分紧急。利奥巧妙地利用“希腊火”粉碎了敌人对首都的围攻。利奥三世竭力整顿租税的征收，改善帝国财政状况；加强和完善军区制，在亚洲部分建立7个军区，欧洲部分建立4个军区。立奥为了保障新兴军事贵族的利益，安定军士生活，需要大量土地和财产，分封给各级军事长官，由军士农民领取份地耕种，国家从中征收租税和贡物。但是土地大部分掌握在教会和修道院之手，它们还享有免税和免徭役特权，从而严重影响国家的税收和军队的巩固。

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拒绝圣像崇拜是早期基督教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同时谴责把“偶像”神圣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拥护、保卫圣像的人数激增。但是，圣像的制造者是教会的隐修院，而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不喜欢让教会拥有这种名利双收的权力。此外，还有两个因素值得帝国皇帝的重视：一是与伊斯兰帝国接壤的广大地区的人民拒绝圣像，尽管其中也有操希腊语、在崇拜圣像的文化氛围中生活的居民，显然这其中伊斯兰教的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犹太民族在拜占庭的重要地位，出于对偶像崇拜的惧怕，这个民族可是一直反对崇拜圣像的。

于是利奥从726年起宣布反对圣像崇拜，掀起一个全社会破坏圣像运动。730年1月立奥召集御前会议，要求僧俗高级贵族在他制定的反对圣像崇拜的法令上签字，拒绝签字者立即免职。圣像破坏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主张和参加破坏圣像的主要是东方各军区的军事贵族、开明僧侣、保罗派信徒以及其他反教会的下层群众；坚持圣像崇拜的主要是正教高级教士、旧贵族、修士以及欧洲地区的民众。君士坦丁堡工商界人士也站在圣像崇拜者一边。

运动开始后，教会和修院的圣像、圣迹和圣物被捣毁，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修士被迫还俗，参加生产，承担国家赋税和徭役。在帝国范围内，圣像崇拜和反崇拜的斗争异常激烈。教俗旧贵族以海岛为依托发动反政府的叛乱，遭到利奥三世的镇压。731年教皇格利哥里三世也进行干涉，他宣布开除利奥和全体圣像破坏者的教籍。利奥则剥夺教皇在南意大利的征税权和对伊利里亚的管辖权作为回击。

君士坦丁五世时期（741—775），圣像破坏运动达到最高峰。753年皇帝在查尔西顿召开宗教会议，有300多主教和修院院长参加，会上通过了反对圣像崇拜、拥护皇帝宗教政策的决议。两派斗争更加激化。修院被封闭，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坚持圣像崇拜的僧侣被囚禁、放逐，有的甚至被处决。

伊琳娜女皇在787年召开尼西亚宗教会议，谴责圣像破坏运动，宣布恢复圣像崇拜。运动的第一阶段至此结束。813年利奥五世（813—820年）继位，圣像破坏运动重新兴起，进入它的第二阶段。但是这个阶段的深度和广度均未超过前一阶段。843年狄奥多拉重新宣布恢复圣像崇拜。历时117年的圣像破坏运动至此终止。

但是皇权高于教权的原则继续存在，教会被没收的土地和财产也无法收回。取得土地的军事贵族成为不同等级的大封建主，军士和村社农民迅速沦为依附农民和农奴。圣像破坏运动是促进拜占廷封建化的杠杆。教会和修院的地产多半采用奴隶和农奴耕种。皇帝下令将没收的教产分赠给新兴军事贵族和士兵，或者用以奖励在反对阿拉伯人入侵作战有功的军队官兵，从而培植了一大批新兴的军事贵族和领有份地的军士阶层。这就使拜占廷的封建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拜占廷封建化的过程前进了一大步。

1566年8月11日，则发生了欧洲历史上著名的“破坏圣像运动”：“破坏圣像运动”是由尼德兰手工业者、平民和农民发动的反对天主教会和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人民运动，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尼德兰”意为低地，所包括的区域相当于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部分地方。16世纪初，这里处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西班牙统治者和天主教会对尼德兰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于1550年颁布“血腥诏令”，对不满西班牙统治的人，男的杀头，女的活埋，甚至处以火刑。

查理一世退位后，其子腓力二世继位，更加残酷地镇压尼德兰人民。他任命其姐玛格丽特为尼德兰总督，重申执行“血腥诏令”。据估计，从诏令颁发到1566年的五年时间，被杀害和驱逐的人竟达5万多人。

西班牙的残暴统治，引起尼德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终于爆发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

1566年8月11日，弗兰德尔一些城市首先发动起义，开始时锋芒指向教会，他们手持木棒、铁锤，冲进教堂寺院，把所谓圣像圣骨之类骗人的“圣物”全部捣毁。起义发展迅速，很快波及到尼德兰17个省中的12个省。短期内，教堂和寺院被捣毁5500余所。所以，历史上称之为“圣像破坏运动”。其实，他们并不限于破坏天主教堂，还打开监狱释放被囚禁的新教徒。在许多农村，有些农民烧毁田契，还建立武装和夺取政权。

尼德兰的革命动吓坏了西班牙当局，他们采取两面手段，一面发表宣言，佯装答应群众的要求，停止迫害新教徒；一面拉拢起义队伍中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分化瓦解革命队伍。由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叛变，起义又被西班牙反派镇压下去，起者被杀害8000多人。但是，这次起义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不久，那些没有被捕的起义者组织起游击队，在海上和密林中袭击西班牙反动统治者，最后终于推翻了西班牙反动统治，迎来了荷兰的独立。

谢选骏指出：拜占庭帝国的圣像破坏运动兴起于穆罕默德之后百年，正是伊斯兰扩张如日中天的时代，显然来自回教压力。那么，荷兰人的偶像破坏运动呢？也是来自回教压力吗？不错。因为荷兰人的偶像破坏其实是日耳曼人宗教改革的产物，而日耳曼人的宗教改革，其实标志着日耳曼异教的复兴，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回响。意大利文艺复兴，则是因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崛起所致。所以可说，两次偶像破坏运动的“背后黑手”，分别是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大家都知道，哲学家斯宾诺也是从西班牙移居到荷兰的。虽然那是一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074、十字军的火焰，在欧洲熄灭了】

（一）

《窃取知识产权问题 中美观点碰撞》（2018年4月21日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最近进行的301调查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强制美国企业技术转让。有人认为，这是美国方面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反应，是对中国崛起的遏制；也有学者说，美中两国企业界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仍有达成共识的空间。

美国指控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结果，本月宣布计划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美国总统川普本月早些时候说：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最近领导的一项调查指出了中国长期贸易侵权的一种模式，其中包括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以及强制技术转移，这给我们国家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而且专门针对美国的技术。”

美国商务部官员本月12日在纽约出席美中企业主管峰会时再次抨击中国的侵犯知识产权问题。

商务部国际贸易事务次长吉尔伯特·卡普兰（Gilbert Kaplan）说：“中国在生产和出口上着重使用重商主义模式，在这一战略上不断加码。这要求美国正视中国强制转让技术的问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做法以及对美国的商业网络和研发企业的持续入侵。”

在这次美中企业主管峰会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认为，窃取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移是两个问题，应该区分对待。他说：“美国对这两种知识产权问题的政策制定没有做出足够的区分，我认为这很有问题。”

黄亚生说，知识产权盗窃的受害者不只是外国公司，中国国内企业也深受其苦，它们可以成为美国可以团结的对象。他说：“为了让中国处理知识产权盗窃问题，这里说的不是强制技术转移问题，你其实希望中国企业家在国内也有知识产权保护的能力，你要帮助中国人提高这方面，然后把他们转化为你的政治盟友，要求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如果你和中国的企业家、大学教授、科学家交谈，你会发现他们跟我们在美国一样，也很关心知识产权问题。为什么不采取一种政策、让他们变成你的朋友、而不是让他们反对你呢？”

TKK资本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兟认为，美国如果在技术上封锁中国，可能迫使中国制定自己的标准，这样的结局对两国都不利。

王兟说：“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14亿人将有很多很多的设备、机器、无人机、机器人，都通过信息网络相互连接，电信、手机、电视都连在了一起。这个市场将变得足够大、可以支撑自己的一套标准。我希望美国能在这个市场占据很大的部分，而不是相互排斥。”

王兟暗示，美国是在遏制中国的科技崛起。他说：“我想，对错很难一概而论。我能感觉到美国的愤慨，美国认为，你怎么能盗窃我们的技术、对我们咄咄逼人呢？但是，你又怎么感受中国的愤慨呢？我们自从鸦片战争就被压迫了一百年，你凭什么对我们说，我们的国家不能崛起呢？”王兟认为，美国不应该把经济上的竞争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他说：“中美双方都需要把军事和国防的定义缩小。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如果提着一台笔记本电脑都算威胁国家安全的话，那我们还谈什么呢？这是个笑话。”

美国总统川普此前表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本周宣布，因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规定而且没有诚意悔改而对中国中兴通讯实施为期七年的出口禁令。分析认为，美中贸易摩擦持续升温，中国科技企业受到的压力将继续增加。

谢选骏指出：川普认为，“中国长期贸易侵权的一种模式，其中包括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以及强制技术转移，这给我们国家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而且专门针对美国的技术。”然后它把这个“经济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这说明川普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从圣经的角度看，围绕知识产权的争议，其实是一种宗教战争，而不仅仅涉及到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例如中国宗教只讲成败与利害，不讲是非与正邪，而基督教却不计成败与利害，注重是非与正邪——这在《易经》与《圣经》的对比中，就一目了然了。所以现在的中国人，可以把马列主义改得面目全非还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从《圣经》的角度讲，简直毫无逻辑可言；但从《易经》的角度讲却是一种变通，一种龙蛇般的智慧，是生命力的体现——可是这种智慧在《圣经》看来，却是根本错误的，甚至是极为邪恶的。所以我说了，围绕知识产权的争议，其实是一种宗教战争。

（二）

《欧盟：不会在美中贸易争端中选边》（2018-04-22美国之音）报道：

欧盟负责经济事务的高级官员说，欧盟不会在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中选边。此前，美国和中国官员都希望欧盟能在美中贸易争端中站在自己一边。 

欧盟经济与金融事务专员皮埃尔·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星期六（4月21日）对路透社表示，“选边站意味着我们会加入一场冲突，而这不是处理问题的方式。当然，贸易失衡需要得到解决，其他贸易问题也需要得到解决，但不能以冲突的方式去解决。” 

过去几个星期来，美国和中国陷入了一场涉及上千亿美元的贸易争端。川普(特朗普)政府称正在或将会考虑对多达15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应对它所说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中国拒绝美国的指责和征税方案，并誓言会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回应美方的单边主义行动。 

欧盟专员莫斯科维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需要实施改革、展示贸易开放政策、解决产能过剩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应该通过世贸组织来解决，而不是打一场贸易战。 

上星期，美国通知世界贸易组织WTO，同意就川普政府对中国钢铁、铝材以及一系列商品征收关税的问题进行磋商。 

美国是欧盟最大的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而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和第二大出口市场。因此，欧盟通常不希望卷入美中之间的任何贸易冲突。但是观察人士们说，欧盟与美国存在传统的跨大西洋安全合作关系，欧盟一些成员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正在失去耐心，并且加大了对中国投资欧盟敏感技术与领域的审查力度。 

谢选骏指出：从基督教的角度看，欧盟已经放弃了《圣经》原则，而向《易经》的原则靠拢了。这不是胡扯。从莱布尼兹接受《易经》二进位制以来，欧洲就脱离了一神论的教堂，沦陷于多元论的市场了。十字军的火焰，在欧洲熄灭了。

【075、释迦牟尼死于自杀】

《释迦牟尼死于谋杀？揭佛教千古第一悬案》（2017-12-04 光明网）报道：

在古代印度佛教经典的记载中，提婆达多（亦称“调达”）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扰的人物。据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在俗时的堂弟。在佛陀成道后的第五年回到家乡迦毗罗卫省亲时，提婆达多即投身于佛陀座下成为弟子。在佛陀晚年时，提婆达多为了达到争夺其僧团的领导权的目的，先后犯下了“三项大罪”——谋杀佛陀、杀莲花色罗汉尼，以及“破和合僧”。不过，有关提婆达多事件，历来颇多争议，不同的佛教经典对他的评价也存在明显的分歧，甚至有天壤之别。

大乘经典对提婆达多常怀称颂之情，不遗余力，认为其功德无量，几与佛陀等齐，如《法华经》《华严经》《大般涅槃经》《大方等无想经》《宝积经》等；而在说一切有部的老上座们的笔下，他又成了谋害释迦佛、杀死罗汉尼、“出佛身血”的“恶魔”，是十恶不赦的地狱种子。前后对比强烈，针锋相对，矛盾重重。

关于提婆达多这一迷雾般的悬案，海内外诸多前辈时有探索求真的冲动与努力，如印顺法师、季羡林、王邦维、蓝吉富、中村元、穆克纪、阿部慈圆等名家，对此均有所涉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与立场出发，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基本认定，提婆达多谋害佛陀、罗汉等行为真实无疑。然而，问题并未因此结束，反而更为令人疑惑，既然调达是“恶魔”，那为何大乘经典对他如此赞赏有加？以往所有的研究均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合理的回答。因此，提婆达多的问题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盖棺定论。

继上述前辈时贤之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知名佛学专家夏金华研究员也加入到了探索求真的队伍之中，他历时数年，深入经藏，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钩沉索隐，终成新着《提婆达多问题的再研究》一书。

该书将提婆达多三次——放醉象、推巨石、以手指浸毒——谋害佛陀的事件作为未遂的谋杀案来处理，从分析其动机入手，立足于深厚扎实的文献史实与考证功夫，对提婆达多未遂的谋杀、杀莲花色罗汉尼，以及“破僧”等相关事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循序渐进，层层深入，得出了如下创见：

首先，作者认为，提婆达多不存在害佛的动机。因为成佛，主要靠的是自身长期不懈的修持，以达到最高的胜境，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人；其次，还要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二者缺一不可，这两条均不可能通过谋杀的手段取得。很难想象，信徒会拥戴一个杀死老佛的罪犯？既然谋杀无助于他成为“新佛”，反而有害，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一定是别有原因。

再说，谋杀总应该是秘密进行的，竭力做到不为人知才对。然而，调达的多次谋杀，基本是公开的，尤其是放醉象害佛，完全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这违背了作为谋杀案的基本定义，明显不合常理。况且，他事先早已知道释迦牟尼有能力制伏醉象，明显的证据是，《增一阿含经》卷四十七记载，当阿阇世太子告诉他，佛成功地制服了醉象并毫发无损时，调达所说一语道破天机：“沙门瞿昙（指佛）有幻惑之咒，能使外道异学皆悉靡伏，何况畜生之类？”

这说明凶手并不想真正杀死释迦，而是试图通过制伏醉象的神力，来彰显佛的伟大与慈悲（不记恨调达的谋杀行为），以提升佛在信徒中的影响力，使佛教僧团处于优势地位，从而击败耆那教。而提婆达多本人则甘愿承担“恶魔”的罪名，牺牲自己。这就是大乘经典赞扬调达是“大菩萨”的理由所在。

其次，提婆达多也没有杀害莲华色比丘尼。这件事仅为说一切有部上座一家的记载，如此大事，汉传大小乘经、南传巴利文经典为何均只字不提？其他一些事实，也可以证实，没有证据证明他杀害了莲花色，故而难以信从。而根据文献的考证来说，这极可能是《律藏》的编撰者将《增一阿含》中有关调达误杀法施比丘尼一事移花接木而成，以便将提婆达多塑造成触犯五逆大罪的“恶魔”形象，以打击僧团中释种比丘的势力。佛陀晚年，婆罗门比丘对释种出家执行了“留难”，以致释迦牟尼临终时特别指出并加以废除，即是明显的例证。如果从有部诬陷调达侮辱耶输陀罗的记载手法来看，他们故意栽赃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三，提婆达多的“破僧”行为，佛典的记载说明，这也是与佛陀事先安排好的，并非他恶意所为。佛陀晚年，耆那教教主大雄去世，其教团随之因争讼而发生严重分裂，此事引起了佛教僧团内部的强烈震动，佛陀及僧团大众对未来佛教可能面临的分裂局面表示严重的忧虑。无论是汉译佛典，还是巴利文经籍均可证明这一点。调达之所以采取虚假的“破僧”行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直面耆那教分裂为两大派的事实对佛教僧团形成的有力冲击。佛教僧团内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婆罗门比丘与释种比丘两股势力的斗争（此在该书第三章《僧伽内部的争讼分裂与防治及调达之“破僧”》有详细论述）。调达之“破僧”，就像是一场“演习”，意在提前警示、教育僧团大众，以增强内部凝聚力，应对后佛陀时代可能出现的僧团争讼与分裂行为的巨大挑战。

纵观《提婆达多问题的再研究》一书，作者之所以能得出全新的结论，除了扎实的文献功底与辨析能力之外，主要还在于研究方法上的独到之处：

其一，作者将提婆达多事件还原并放置于当时的真实历史与社会事件背景下，透过当时僧团内部释种比丘与婆罗门比丘之间的的矛盾分歧，以及与耆那教的斗争，来重新审视提婆达多这个悬案。尤其是抓住了与耆那教的角逐，对于揭开调达“害佛”与“破僧”二事的谜底，可谓神来之笔。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如影随形。作者在掌握充分的史料依据的基础上，于第四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耆那教是佛教的劲敌，二者看似信仰之争，其实质是争夺供养与在广大信众中的影响力，尤其是富有的王族、商人，双方是为各自教团的生存和发展而战。古代印度庞大的出家僧团，社会人的供养，是其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佛教后来居上，逐步蚕食了耆那教在王舍城、毗舍离等地的原有地盘，导致两派关系势同水火，相互论辩是家常便饭。

双方的竞争日趋激烈，以致后来发展到佛的大弟子目犍连被耆那教徒残酷地杀害，甚至释迦牟尼本人也遭耆那教徒的未遂谋杀。所有这些，也是促使佛与提婆达多共同推出“醉象害佛”等系列未遂的谋杀事件、为释迦佛使用神通教化信徒提供展示机会，以赢得广大信徒的最重要的因素。

由于提婆达多事件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而采取的一系列意在维护佛教僧团利益与长远发展的不得已的手段，自然是无法公开表达其中的意图的。因此，上座部的记载仅关注于提婆达多事件的表象，他们才懒得去关心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这些事情足以将他戴上“恶魔”的罪名，永世不得翻身，并可以借此有效打击释种势力。同样，大乘佛典有心为提婆达多翻案，也只能点到为止，难以一吐为快。至于提婆达多的弟子们也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内情，使得部分弟子并未跟随大弟子舍利弗、目犍连回到灵鹫山，而是继续留下来，坚持实行护提婆达多的主张，从而形成了后来所谓的“提婆达多学派”。作者认为，只有还原与提婆达多问题密不可分的真实历史实态与事件本身，才有可能将提婆达多问题的本来面目清晰明朗地展现出来。

其二，在遍阅南传巴利文、汉传经律中所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作者运用了犯罪心理学的原理，力图通过剖析佛典所记提婆达多杀佛的动机，还原事实真相。

以往围绕提婆达多悬案的诸多研究，不少都片面地停留在佛典叙说之中，并偏好于使用上座部佛典的史料，而对于大乘经典的记载基本视而不见。其理由无非是，大乘经典乃继部派之后起，离佛陀时代较远，故而不足为据。这样一来，研究者往往就陷入各种佛典文献述说的纠葛之中，顾此失彼，不能拨云见日。《提婆达多问题的再研究》一书则跳出以往的窠臼，既立足于充分的大小乘经典史实，又不囿于经典本身，而是大胆结合时代的历史事件与心理动机的分析，故而其结论也相对更为合理可靠。

有关提婆达多问题的研究，也许至今仍然面临着类似当年胡适与铃木大拙之公案的争论——那就是如何取舍“历史的真实”与“信仰解读下的佛教经典真实”。佛教经典的记载可以作为寻径探幽的依据，但历史真实的探究却非常之难，或许其中的部分内容将永成悬案。正因为如此，我更加敬佩作者的治学勇气。

该书《弁言》中有一段文采斐然的字句，录于此作为本文的结尾：

深秋某日，夕阳残照，木叶纷飞。予讽诵内典于西窗之下，至‘释迦驯服醉象’一节，字里行间，忽尔有省。遂深入经藏，沿草蛇灰线之迹，追根溯源，旁及外道，辗转求通，直至疑团冰释。几易寒暑，乃成斯编，意在还调达之本来面目耳。……黄泉易逝，青史难诬，调达有焉。若以一人之是，谓千万人皆非，则吾岂敢！

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求真求实的探索精神，也体味到其内心深处那种真切深厚的佛教情怀。

谢选骏指出：上述诸人诸说，均不得要领。因为他们搞不清楚所谓“历史的真实”与“信仰解读下的佛教经典真实”，其实根本无从分别。因为印度是一个没有历史记载的国家或地区。在印度，宗教就是历史，历史就是宗教。不仅印度如此典型，其他文明多多少少也是这样——思想决定了观察，取舍决定了历史。虽然别国不像印度这样极端荒谬。至于“取舍‘历史的真实’与‘信仰解读下的佛教经典真实’”的企图，那本身就是陷入了自我迷信的体现。

说道“释迦牟尼死于谋杀”，那无异于说：1、“释迦牟尼是一个傻瓜，竟然无法预测别人的谋杀”，2、“释迦牟尼是一个骗子，他企图通过伪造谋杀来提升自己的威望”。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释迦牟尼死于自杀”：1、“释迦牟尼自不量力、冒充神圣、自取灭亡”，2、“释迦牟尼欺世盗名、没有信仰、道德自杀”。所以，与其说“释迦牟尼死于谋杀”，不如说“释迦牟尼死于自杀”。

【076、赎罪券帮助欧洲免遭穆斯林蹂躏】

《文字历史：大英图书馆“书写展览”的12件文物》（BBC 2019年5月17日）报道：

伦敦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的一场新展场面极其宏大。“书写：留下你的印记”（Writing: Making Your Mark）通过大约代表40多种书写系统的100件展品，记录了5000年来人类文字书写在全球的演变及其多样化。展览中既有公元前3000年左右刻有楔形文字的美索不达米亚泥板，也有当代容易刪除消失的数字通讯。

为了举办这场展览，大英图书馆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海量藏品，包括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50年中国商朝后期刻有早期汉字的甲骨文片，以及有文字的类似历史文物，这是人们根本不会在一般图书馆“藏书”中能看到的书籍形式。除此之外，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和伦敦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Petrie Museum）也贡献出了他们的藏品，比如2.2米高的玛雅石灰岩石碑，此石碑永远不会出现在大英图书馆的藏品中，尽管读者乐意让其竖立在某个阅览室里，这样他们就能用手指触摸石碑上的象形文字。

在商朝，占卜的环节之一是把需要神灵解答的问题刻在龟甲和骨头上（Credit: British Library Board） 

这场意义深远的展览背后有五位策展人，包括大英图书馆的中国藏品策展人、东亚专家哈里森（Emma Harrison）。她告诉BBC文化频道（BBC Culture），文字“一开始是切割、雕刻和压印在铜、石头、蜡和粘土等材料上”，然后是蘸墨手写在纸面上，之后才有机械加工的印刷，再往后是打字和计算机操作。

罕见的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书法作品，公元750年（Credit: British Library Board） 

从公元5世纪开始，文字从中国传到日本，书法在日本被认为是最高级的艺术形式之一，至今仍是如此。此次展览收录了公元八世纪中期日本圣武天皇（Emperor Shōmu ）和光明皇后（Empress Komyo）的书法作品。抄写的都是佛经经文：一幅是《贤愚经》（The Wise and Foolish），另一幅是《妙法莲华经》（Lotus）。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两人晚年分别出家为僧为尼。

墨西哥的双关语艺术　让人好奇又困惑的文字游戏

欧洲最古老语言的神秘起源

《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印刷日期的完整印刷本书籍（Credit: British Library Board）——这部《金刚经》（The Diamond Sutra）是在中国敦煌的一个洞穴中发现的，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868年，是全世界最早并标有印刷日期的完整印刷本书籍。《金刚经》使用的是雕版印刷，这是最早出现的印刷术。已知最古老的雕版印刷文本是在韩国发现，可追溯至公元704-751年。佛陀之所以称这部佛经为《金刚经》是因为佛教智慧“像金刚石刀（即钻石刀）能砍断尘世妄执烦恼，达到涅磐境界”。《金刚经》全卷由七部分组成，每一部份都由一块雕版印刷而成，然后粘接成一个长度超过五米（16英尺）的卷册。

刻有文字的玛雅石灰岩石碑来自伯利兹，可追溯至公园647年（Credit: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玛雅石碑令人惊叹不已。正如哈里森所说，“我们想展示出全球所有地方独立发展出来的文字书写形式，以彰显人类文字的多样性，其中一个发展出独立书写系统的地方就是中美洲”。石碑的其中一面刻着112个块状浅浮雕象形文字，它们由排列紧密的球状符号，即表意文字（像汉字那样描述事物和概念的图画）加上帮助发音的音节标识组成。石碑是为了颂扬玛雅国王和他们的同伴，就像石质广告牌一样，或者说就如同现在散布在城市各处的公共雕像一样。此次展出的石碑可追溯至公元600年到公元800年，是1929年从伯利兹的普西拉运送到大英博物馆的。石碑上的文字还没有被完全破译（这种情况对玛雅文字来说并不罕见），但我们知道碑上的文字记载和玛雅国王K'ak' Uti' Chan的统治有关，碑文介绍了他的血统、他的崛起和他在位期间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包括战争等。

古登堡印刷的"教皇赎罪券"被认为是欧洲最早的活字印刷品（Credit: British Library Board）——欧洲第一部完整的印刷书籍是德国印刷商古登堡1455年在德国美因茨使用活字印刷术印刷的《古登堡圣经》（Gutenberg Bible）。古登堡是发明第一部活字印刷机的欧洲人。在此之前，欧洲的书籍都是手抄本。这次展览展出了古登堡为教皇尼古拉斯五世（Pope Nicholas V）印刷的一张教皇赎罪券（Papal Indulgence）。据信，赎罪券的印刷早于《古登堡圣经》。正如哈里森所指出，“赎罪券是为了减少一个人待在炼狱里的时间。赎罪券被当作商品销售，买家到手后再填上个人的详细资料。”因此，赎罪券是我们今天不胜其烦的标准空白表格最早的例子。教会利用出售赎罪券筹集到的资金用于保卫塞浦路斯免受奥斯曼帝国的攻击。

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是第一个印刷英文书的人（Credit: British Library Board）——到1480年，欧洲各地都有了活字印刷机，知识传播因此加快，意义非常重大。1477年前后，卡克斯顿在伦敦用印刷机印刷了乔叟（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这是在英格兰印刷的第一本主要书籍。卡克斯顿是一位出版商、编辑和翻译，他从欧洲大陆聘请了熟练的工人。书中使用了一套名为卡克斯顿2号（Caxton type 2）的字体，这是他根据最好的弗兰德手稿中的笔迹开发出来的。加大字号的红色首字母是印刷后手工补写的。人们认为这本书一共印刷了大约600册，全世界现存在世的有38册，大部分不完整。大英图书馆收藏的这本是仍保持完整的极少数珍本之一。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护理士兵的南丁格尔坚持工作要很清洁（Credit: British Library Board）——哈里森说，在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的笔记本里，通过她的笔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了非凡之处，我们通过不同的视角认识一个我们已熟知的人。”南丁格尔是一位社会改革家，来自英国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家庭，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 1856）中颠覆医疗护理传统而成为传奇人物。她被认为是现代护理的奠基人。

南丁格尔还要求她培训的护士写日记，记录他们的日常工作（Credit: British Library Board）——在展出的日记中，南丁格尔记录了她在1877年6月24日到30日这一周的活动和费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个人电脑和键盘的稳步崛起，这种做法已经不那么常见了。对于“后千禧一代”和“数字一代”来说，手写日记，包括简单地记账的想法，看上去可能就像甲骨文一样陌生和遥远。

1905年反对第一次孟加拉分割的请愿书，是英国统治印度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政府决策的反抗（Credit: British Library Board）——哈里森说，1905年反对分割孟加拉的请愿书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了解一个历史时刻”。这是一件大型展品，有60000多个签名。当时英国殖民政府提议按照宗教将孟加拉一分为二，东边是穆斯林为主的东孟加拉，西边是印度教徒为主的西孟加拉。“分而治之”政策不顾反对而实行，但引发了强烈的愤怒和严重的动荡，以致英国政府不得不在1911年取消该政策。签名有用英语的，也有用孟加拉语的，无论哪种语言和文字，只要是视签名者最习惯使用的即可。这份请愿书也是签名的政治和象征性力量的一个例子。在计算机管理、人脸识别和生物统计的时代，书面签名作为一种深刻的个人身份表达这一角色正在消失。

“双鸽牌”打字机没有键盘：用户选择一个字，按控制杆上墨打字，然后再将控制杆复位（Credit: British Library Board）——在100多件展品中，哈里森最喜欢的是中国的“双鸽”打字机。（双鸽是品牌名，大英图书馆收藏的这台打字机生产于1975年的中国上海）这是一台令人惊叹的设备，有着迷人的历史。由于中文是一种象形文字，文字直接表示事物和概念，实现基本的读写能力至少需要掌握2000个汉字，将其作为文学语言至少需要掌握6000个汉字。汉字的总数有5万多个。整个罗马字母表和大部分常见符号都能轻松地放进西方的标准键盘，但一台可用的中文打字机却需要操作数千个汉字。正如哈里森所指出的，双鸽总结了“近一个世纪的尝试，以及试图将中文书写系统精简升级成打字机形式这一特殊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法"。这台打字机有一个字盘，上面有2418个根据结构相似性和使用频率排列的活动铅字。如果这还不够，打字机还有两个备用字盒，每个字盒有1716个字。每分钟20字的打字速度被认为还不错。

法国籍突尼斯街头艺术家锡德（eL Seed）受黎巴嫩诗人纪伯伦（Kahlil Gibran）的墓碑铭文“我像你一样活着”启发，创作了一件作品（Credit: Tony Antoniou） 

未来会给文字书写带来什么？设计教授克莱顿（Ewan Clayton）在随展览一同出版的书中写道，“500年前的欧洲，活字印刷的使用提供了不同的机会，被如饥似渴的读者抓住……（导致）欧洲国家的很多人对自我的理解发生改变。不可否认的是，今天我们正在经历文字世界的另一场巨变。”

许多语言的字母据信都来自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字，如这块乌鲁克泥板文书（Credit: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数字化的加强是不可避免的，但手写文字似乎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消失。至于哈里森，她自称乐于“结合使用不同的技术。我既不是技术迷，也不是传统派。我介于两者之间”。一种肯定还没有失去力量，尤其是其政治力量的文字是涂鸦，其中一个例子是政治激进派、法国籍的突尼斯街头艺术家锡德为此次展览创作的一幅涂鸦作品，将传统阿拉伯美的概念和书写艺术形式与涂鸦和街头艺术相结合。作品引用了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墓志铭：“我像你一样活着。”尽管大英图书馆的读者可能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处理印刷和数字文稿上，但这种古老的书写艺术似乎依然存在，并且势头良好。

“书写：留下你的印记”正在大英图书馆展出，展览将持续至2019年8月27日。

谢选骏指出：英国如此炫耀他们从全球抢劫搜刮的文明成果，这突出表明了，没有全球政府，就不会有相对公正的全球秩序。但是英国人也承认了一个事实——“教会利用出售赎罪券筹集到的资金用于保卫塞浦路斯免受奥斯曼帝国的攻击。”——赎罪券帮助欧洲免遭穆斯林蹂躏！对于这一点，马丁路德这个内陆的乡巴佬大概丝毫不懂，即使懂了大概也会拒不承认，因为这厮正在帮助德国王公争当穆罕默德那样的军事领袖，一手拿经，一手拿剑，分裂欧洲。

【077、四种沙门说明佛教就是沙门教、萨满教】

一、

《四种沙门》（法相辞典 p0435）报道：

瑜伽二十九卷十七页云：第一沙门、复有四种。何等为四？一、胜道沙门。二、说道沙门。三、活道沙门。四、坏道沙门。当知诸善逝、名胜道沙门。诸说正法者、名说道沙门。诸修善行者、名活道沙门。诸行邪行者、名坏道沙门。诸善逝者：谓已证得贪瞋痴等、无余永尽。说正法者：谓为调伏贪瞋痴等、宣说正法。修善行者：谓为调伏贪瞋痴等，勤修正行。行邪行者：谓犯尸罗，行诸恶法。又学无学、名胜道沙门。以无漏道摧灭一切见修所断诸烦恼故。若无如来及诸菩萨，为菩提故勤修正行诸声闻众持三藏者，名说道沙门。任持世俗法毗奈耶；转正法眼，令不断故。若诸异生补特伽罗，其性调善，为自利益，勤修正行；有羞有悔；爱乐正学；为得未得，为触未触，为证未证，勤修加行；有力有能，堪得未得，堪触未触，堪证未证；名活道沙门。由彼现有诸善法暖，堪能生长圣慧命根；名活非死。是故名为活道沙门。若诸犯戒补特伽罗，多行恶法，广说乃至实非梵行，自称梵行；名坏道沙门。由彼破坏最初所有正道根本，无力无能，非生道器。虽现前有说正道教及现前有证正道者；而彼不得。是故名为坏道沙门。世尊依彼，作如是说：此初沙门、广说乃至第四沙门，于外沙门婆罗门教，空无所有。若于是处、八支圣道、安立可得；卽于是处、有初沙门、广说乃至第四沙门。

谢选骏指出：四种沙门的存在，说明佛教其实就是沙门教、萨满教。

二、

《何为佛教中的四种沙门》（2017年04月07日 新浪佛学）报道：

出家人都叫沙门，沙门分四种：

第一种是胜道沙门，像佛、菩萨，声闻、缘觉，都属于胜道沙门；

第二种是示道沙门，指说法的善知识，比如佛教中的大善知识们，属于示道沙门；

第三是命道沙门，是指以戒定慧长养法身慧命，但是还没有证得圣果的出家人；

第四种是污道沙门，指虽然出家了，但是不持清净戒，甚至不听佛的教导，违背佛制的出家人。

谢选骏指出：佛教的出家人都叫沙门，说明佛教其实就是沙门教、萨满教。

三、

《四种沙门讨论》报道：

[出瑜伽师地论] 梵语沙门。华言勤息。谓勤行众善。止息诸恶也。

中文名四种沙门，外文名Four kinds of Sramana。

瑜伽语

四种沙门

一胜道沙门谓禀佛出家。能灭贪嗔痴等烦恼。得证胜道。是名胜道沙门。

二说道沙门谓已调伏贪嗔痴等烦恼。而能宣说正法。为令众生入于佛道。是名说道沙门。

三坏道沙门谓破诸禁戒。行诸恶法。非是梵行。自称梵行。是名坏道沙门。

四活道沙门。谓能调伏贪嗔痴等。勤修正行。所有善法。堪能生长智慧命根。是名活道沙门。

瑜伽二十九卷

瑜伽二十九卷十七页云：第一沙门、复有四种。何等为四？一、胜道沙门。二、说道沙门。三、活道沙门。四、坏道沙门。当知诸善逝、名胜道沙门。诸说正法者、名说道沙门。诸修善行者、名活道沙门。诸行邪行者、名坏道沙门。诸善逝者：谓已证得贪嗔痴等、无余永尽。说正法者：谓为调伏贪嗔痴等、宣说正法。修善行者：谓为调伏贪嗔痴等，勤修正行。行邪行者：谓犯尸罗，行诸恶法。又学无学、名胜道沙门。以无漏道摧灭一切见修所断诸烦恼故。若无如来及诸菩萨，为菩提故勤修正行诸声闻众持三藏者，名说道沙门。任持世俗法毗奈耶；转正法眼，令不断故。若诸异生补特伽罗，其性调善，为自利益，勤修正行；有羞有悔；爱乐正学；为得未得，为触未触，为证未证，勤修加行；有力有能，堪得未得，堪触未触，堪证未证；名活道沙门。由彼现有诸善法暖，堪能生长圣慧命根；名活非死。是故名为活道沙门。若诸犯戒补特伽罗，多行恶法，广说乃至实非梵行，自称梵行；名坏道沙门。由彼破坏最初所有正道根本，无力无能，非生道器。虽现前有说正道教及现前有证正道者；而彼不得。是故名为坏道沙门。世尊依彼，作如是说：此初沙门、广说乃至第四沙门，于外沙门婆罗门教，空无所有。若于是处、八支圣道、安立可得；即于是处、有初沙门、广说乃至第四沙门。

大宝积经语

四种沙门

一、「形服沙门」：形服具足，被僧伽梨，剃除须发，执持应器──三业不净，破戒作恶。

二、「威仪欺诳沙门」：威仪安详，修四圣种，远离众会，言语柔软──着有畏空。

三、「名闻沙门」：持戒，读诵，独处，少欲知足──但为名闻，不求解脱。

四、「实行沙门」：不着生死，不着涅盘，本来寂灭，无缚无脱。

大宝积经

大宝积经 卷一一二 普明菩萨会 第四十三

又大迦叶。

谓[沙门]者。有[四种沙门]。何 谓为四。

一者[形服沙门]。

二者[威仪欺诳沙门]。

三者[贪求名闻沙门]。

四者[实行沙门]。

何谓[形服沙门]。

有一沙门形服具足被僧伽梨。剃除须发执持应器。而便成就[不净身业][不净口业][不净意业]。 [不善护身][悭嫉][懈怠][破戒]为恶。是名[形服沙门]。

何谓[威仪欺诳沙门]。

有一沙门具足沙门[身四威仪]。 [行][立][坐][卧]一心安详。断诸美味修四圣种。远离众会。出家愦閙之众。言语柔软。行如是法皆为欺诳。不为善净而于[空法]有所见得。于[无得 法]生恐畏心。如临深想。于[空论比丘]生怨贼想。是名[威仪欺诳沙门]。

何谓[名闻沙门]。

有一沙门以现因缘而行[持戒]。欲令人知自力[读诵]。欲令他人知为[多闻]。自力独处在于[闲 静]。欲令人知为[阿练若]。少欲知足行远离行。但为人知不以厌离。不为善寂不为得道。不为沙门婆罗门果。不为涅槃。是为[名闻沙门]。

复次迦叶。

何谓[实行沙门]。

有一沙门。不贪身命。何况利养。闻诸法[空][无相][无愿]。心达随顺如所说行。不为涅槃而修 [梵行]。何况[三界]。尚不乐起[空][无我]见。何况[我]见[众生][人]见。离依止法而求解脱一切烦恼。见一切诸法[本来无垢][毕竟清净]。而 [自依止]亦[不依他]。

以[正法身]尚不见[佛]。何况形色。

以[空]远离尚不见[法]。何况贪着[音声][言说]。

以[无为法]尚不见[僧]。何况当见有[和合众]。

而于诸法[无所断除][无所修行]。不生[生][死]不着[涅槃]。

知一切法本来寂灭。 [不见有缚][不求解脱]。 是名[实行沙门]。

谢选骏指出：四种沙门的概括，说明佛教确实就是沙门教、萨满教。

四、

《沙门（佛教术语）讨论》报道：

沙门又作娑门、桑门，起源于列国时代，意为勤息、息心、净志，其哲学思想为印度哲学的重要内容。沙门中最有影响的派别是佛教、生活派、顺世派、不可知论派等。沙门分为四种：胜道沙门、示道沙门、命道沙门和污道沙门。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八曰：“‘沙门’讹也，正音云‘室啰末拏’，唐言勤恳也。”同书卷二十六曰：“此云勤劳，内道、外道之总名也，皆据出家为言耳。古经为‘丧门’，或为‘娑门’，罗什法师以言非便改为‘沙门’也。”

中文名沙门，外文名Shramana，别名娑门、桑门，起源列国时代，意思勤息、息心、净志，本质“对非婆罗门教的宗教教派的总称”。

定义

沙门（英文：Shramana），意为勤息、息心、净志，是对非婆罗门教的宗教教派和思想流派的总称。沙门思潮兴起于列国时代，是与婆罗门教相对立的思想流派，其哲学思想为印度哲学的重要内容。

术语

又作娑门、桑门、丧门、沙门那，译曰息、息心、静志、净志、乏道、贫道等，新作室摩那拏、舍啰磨拏、室啰磨拏、沙迦懑囊，译曰功劳、勤息，劳劬修佛道之义也，又勤修息烦恼之义也。原不论外道佛徒，总为出家者之都名。注维摩经曰：‘肇曰：沙门，出家之都名也。秦言义训

佛陀与婆罗门 

勤行，勤行趣涅盘也。什曰：佛法及外道，泛出家者皆名沙门。’大经慧远疏曰：‘沙门此翻为息，息诸恶故。’法华玄赞二曰：‘沙门息义，以得法故暂尔宁息，亦息恶也。正言室罗磨拏，或室摩那拏，此云功劳，谓修道有多功劳也。’玄应音义六曰：‘沙门旧云桑门，或云丧门，皆讹略也。正言室摩那拏，或言舍啰磨拏，此言功劳，言修道有多劳也。又云勤劳，言至诚也。义亦言息，以得法故暂宁息也。旧译言息心，或言静志是也。’慧苑音义上曰：‘沙门正言沙迦懑囊，此云止息，谓止息一切诸不善法。又曰劬劳，谓修一切劬劳苦行。又曰听闻，谓多闻熏习是常业也。’慧琳音义十八曰：‘沙门讹也，正音云室啰末拏，唐言勤恳也。’同二十六曰：‘此云勤劳，内道外道之总名也，皆据出家为言耳。古经为丧门，或为娑门，罗什法师以言非便改为沙门也。’俱舍论二十四曰：‘诸无漏道是沙门性，怀此道者名曰沙门，以能勤劳息烦恼故。’同光记曰：‘沙门此云勤息。’羯磨疏三上曰：‘沙门旧翻桑门，音之互也。涅盘云沙门那者是本音也，或言乏道贫道以译之，皆谦虚自收不伐德也，今译为息恶者取其意也。元拔俗来入非家者，决誓断恶息本习也。’释门归敬仪上曰：‘沙门或云桑门沙门那者，并是天竺道士之佳号，俗中之常目也，亦是彼国修净行者，此云净志，以义目之。’百论疏一曰：‘沙门者，云乏道，亦云息心。乏道者，以道断于贫乏也。息心者，经云，息心达本源，故云沙门也。’四十二章经曰：‘佛言：辞亲出家，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增一阿含经四十七曰：‘沙门名息心，诸恶永已尽，梵志名清净，除去诸乱想。’（《佛学大辞典》丁福保 ）

梵语

s/raman!a，巴利语saman!a。音译室罗末拏、舍啰摩拏、室摩那拏、沙迦懑囊。乃西域方

梵语 

言（龟兹语sama^ne，于阗语 samana^）之转音。又作沙门那、沙闻那、娑门、桑门、丧门。意译勤劳、功劳、劬劳、勤恳、静志、净志、息止、息心、息恶、勤息、修道、贫道、乏道。为出家者之总称，通于内、外二道。亦即指剃除须发，止息诸恶，善调身心，勤行诸善，期以行趣涅盘之出家修道者。

沙门释子作为区分其他外道沙门的名称

佛对比丘们说：“譬如恒河，遥扶那萨罗摩醯，流入大海，皆失本名，合 为一味，名为大海；汝等如是，各舍本姓，皆同一姓，沙门释子。”（僧祗律卷二十八）

佛告诸弟子们说：“有若干辈各自道说言：我种豪贵，如贵，富 乐贫贱，当如五江水入海；若干辈为佛作弟子，皆当弃本名字，乃为佛弟子耳 。”（恒水经）

佛说：“吾道弘大，合众为一，帝王种、梵志种、君子种、下贱 种，来作沙门者，皆弃本姓。”（佛说海八德经）

（一）增一阿含经卷三七“八难品”四二·四：“佛告阿须伦……我法中 有四种姓，于我法中作沙门，不录前名更作余字，犹如彼大海四大江河皆投于海 而同一味更无余名。”

（二）增一阿含经卷四四“十不善品”四八·三：在弥勒佛的时候“比丘 姓号皆名慈氏弟子，如我今日诸声闻皆称释迦弟子。”

由于印度宗教的复杂纷歧，并且每一宗教，都有其出家的徒众，印度通称出家者为沙门，如要分别沙门的宗教信仰，便不得不以宗教的名目作为识别，比如尼乾子外道有沙门，婆罗门教也有沙门，所以在佛教中出家的，便以“ 释子”作为区别，称为“沙门释子”，使人一听，便可知道这是佛教的出家人。

沙门分类

据长阿含卷三游行经、大毗婆沙论卷六十六载，沙门可分类为下列四种：

胜道沙门

又作行道殊胜，如佛或独觉；以能自觉之故。

示道沙门

又作说道沙门、善说道义，指说道无误者，如舍利弗等；以能常随佛转大法轮之故。

命道沙门

又作活道沙门、依道生活，指依道而生者，如阿难等；以虽居‘学位’然同于‘无学’，多闻善持，具净戒禁，传法身慧命于世之故。

污道沙门

又作坏道沙门、为道作秽，指污染圣道而伪善者，如莫喝落迦比丘；以盗他财物之故。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九亦举出四种沙门，谓胜道沙门即‘诸善逝’，说道沙门即‘说诸正法’者，活道沙门即‘修诸善法’者，坏道沙门即‘行诸邪行’者。

此外，大宝积经卷一一二普明菩萨会亦列举形服沙门、威仪欺诳沙门、贪求名闻沙门、实行沙门等四种沙门。

沙门修持

沙门修持甚严，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六列举五种毁辱：发长、爪长、衣裳垢坋、不知时宜、多有所论；大宝积经卷一一三沙门品更列沙门应远离之三十二垢及八法覆沙门行，三十二垢者：(一)欲觉。(二)嗔觉。(三)恼觉。(四)自赞。(五)毁他。(六)邪求利养。(七)因利求利。(八)损他施福。(九)覆藏罪过。(十)亲近在家人。(十一)亲近出家人。(十二)乐于众闹。(十三)未得利养作方便求。(十四)于他利养心生悕望。(十五)自于利养心不知足。(十六)于他利养中心生嫉妒。(十七)常求他过。(十八)不见己过。(十九)于解脱戒而不坚持。(廿)不知惭愧。(廿一)无恭恪意，心慢掉动，无有羞耻。(廿二)起诸结使。(廿三)逆十二因缘。(廿四)摄取边见。(廿五)不寂灭，不离欲。 (廿六)乐于生死，不乐涅盘。(廿七)好乐外典。(廿八)五盖覆心，起诸烦恼。(廿九)不信业报。(卅)畏三脱门。(卅一)谤深妙法，不寂灭行。(卅二)于三宝中心不尊敬。

八法覆

八法覆沙门行者：(一)不敬顺师长。(二)不尊敬法。(三)不善思惟。(四)于所未闻法，闻已诽谤。(五)闻无众生、无我、无命、无人法后，心生惊畏。(六)闻一切行本来无生后，解有为法，不解无为法。(七)闻说次第法后，堕于大深处。(八)闻一切法无生、无性、无出后，而心迷没。

四沙门果

又沙门有四果之别，称四沙门果，即须陀洹果（三结断）、斯陀含果（三结断，贪恚痴薄）、阿那含果（五下分结尽）、阿罗汉果（贪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

其他释义

出家修道者

华译勤息，即勤修佛道和息诸烦恼的意思，为出家修道者的通称。（《佛学常见辞汇》陈义孝编）

释义三

俱舍论二十四卷十六页云：论曰：诸无漏道、是沙门性；怀此道者、名曰沙门。以能勤劳息烦恼故。如契经说：以能勤劳息，除种种恶不善法，广说乃至故名沙门。异生不能。无异究竟趣涅盘故。非真沙门。

二解

大毗婆沙论六十六卷六页云：问：如上所引三种经中所说沙门、有何差别？有作是说：师子吼经说沙门者、谓住四果。善贤经中说沙门者、谓行四向。准陀经中说沙门者、谓住四果及诸行向。有余师说：师子吼经说沙门者、谓住四果。善贤经中说沙门者、谓行四向及住四果。准陀经中说沙门者、谓具足摄一切沙门。或有说者：师子吼经及善贤经说沙门者、谓住四果。准陀经中说沙门者、谓住果向一切沙门，复有说者：师子吼经及善贤经说沙门者、谓学无学。准陀经中说沙门者、谓学无学及非学非无学。有作是言：师子吼经及善贤经说沙门者、谓诸圣者。准陀经中说沙门者、谓诸圣者及诸异生。复有说言：师子吼经及善贤经说沙门者、谓持戒者。准陀经中说沙门者、谓持戒者及犯戒者。或复有说：此三经中所说沙门、义无差别。问：前二经说有四沙门。污道沙门、岂四所摄？答：亦四所摄。谓预流向。然预流向、有近有远。近、谓见道。远、谓此前顺决择分顺解脱分、乃至正信而出家者。如契经说：有四种预流支。谓亲近善士，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支因向名，义无差别。问：善贤经说：若此处有八支圣道；当知四处有四沙门。污道沙门、岂此所摄？答：亦此所摄。以圣道支有实有假。实、谓无漏正见等八。假、谓有漏正见等八。污道沙门、亦得成就有漏正见，故彼亦是初沙门摄。复有说者：前二经说四种沙门、即是第三契经所说胜道等四。非预流等。故此三经、所说无异。问：初经所说、当云何通？唯我法内有四沙门，佛于众中正师子吼。世尊岂说唯我法内有毁犯戒而师子吼？答：说亦无失。所以者何？污道沙门、虽复破戒；而不破见。虽破加行；不破意乐。设有问言：汝犯戒恶、为善？为不善？彼言：不善。为应作？为不应作？彼言：不应作。为有异熟？为无异熟？彼言：有异熟。为得可爱果？为得不可爱果？彼言：得不可爱果。为恶趣受？为善趣受？彼言：恶趣受。为自身受？为他身受？彼言：自身受。为是师过？为是教过？为是自过？彼言：非师过，亦非教过。是我之过。彼有如是有漏正见，信有因果，不愚因果。如是正见、九十六种外道所无。故佛众中正师子吼、依彼而说，亦无有过。（《法相辞典》朱芾煌 编）

沙门思潮

公元前六—前五世纪。在这个时代，印度出现了与婆罗门思潮相对立的沙门思潮。沙门思潮是当时自由思想家的各种观点、派别的通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佛教、耆那教、生活派、顺世派和不可知论派等。

顺世论

印度古代唯物主义派别，渊源很早。其先驱者之一是与佛陀同时代的阿耆多·翅舍钦婆罗（意为“发褐”）。顺世论宣称：世界的基础是物质，构成物质的原素（大）是地、水、风、火四大。一切有情识的生物都由“四大”和合而生。认为物质原素不断运动，具有内在的力量，从而否定了神和其它的原因。顺世论在社会伦理方面主张种姓平等，反对轮回业报、祭祀苦行，指出幸福既不在天堂，也不在来世，而在今生。因此佛教称他们为“现世涅论”。这个派别从古代到中世纪一直在广大人民中流行。

耆那教

耆那教的真正创立者是与佛陀同时代的筏驮摩那，号称大雄。大雄建立了一套修持理论和实践，这个派别在佛教兴起时代十分活跃，它一方面反对婆罗门教，另一方面与佛教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生活派

生活派的梵文原意为“严格遵守生活法的规定者”，汉译佛经称为邪命外道。相传为末伽黎·俱舍罗所创，据后来南印度发现的碑文记载，与佛陀同时代的“六师”中的婆浮陀·伽那和富兰那·迦叶也归入这个派别。在佛教兴起时期，生活派在恒河流域的舍卫城和补罗沙城等地组织过独立的僧团，拥有自己的寺庙，过着极为严格的戒律生活。生活派宣称：宇宙和一切有生命的物类由灵魂、地、水、风、火、虚空、得失、苦、乐、生、死等12个原素构成。各种原素的结合是一种自然的、机械的、无关系的结合；在社会道德观方面提出了一种宿命论学说，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受命运支配着的，在命运的锁链中，任何人的意志都是无能为力的，伦理道德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派别在印度孔雀王朝、戒日王朝时很流行，以后在南印度又和耆那教、印度民间信仰相结合，直至15世纪才销声匿迹。

不可知论派

以佛陀同时代的散惹耶·毗多梨子为代表。据佛经记载，在佛教兴起时，散惹耶也组织过自己的僧团，有弟子250人，佛陀的两个大弟子舍利佛和大目连原先都是散惹耶的门徒，后皈依佛教，因此散惹耶气愤而死。散惹耶宣传一种怀疑论或不可知论，认为对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及其真理都是不可遽然断言的。例如我们对于来世化生、因果报应、罪恶是非、如来（人格化的修行完善者）可以说有（S是P），可以说无（S不是P），可以说亦有亦无（S是P亦不是P），可以说非亦有非亦无（S不是P亦不是非P）。散惹耶这种理论被佛教徒称为“难以捕捉的鱼学说”。不可知论作为一个派别在佛教兴起以后就销声匿迹，但它的思想对后世一直有影响。

上述沙门思潮，虽各有所标榜，但他们反对吠陀权威和婆罗门教精神统治方面是一致的。在世界观方面则集中反对梵天创世说，从而提出了自然因说（世界是由自然的物质原因构成的）、偶然因说（世界是由偶然原因构成的）、结合因说（由物质和精神的原因结合而成）、宿作因说、生类因说（世界的各种事物及人分成不同的种姓是先天命定的），这些学说对世界的认识大都是从自然或现实出发的，相信自然界的原因或规律比神的创造更为重要，来源于实践的人的知觉、经验比吠陀天启更有效。在社会生活方面，他们反对祭司的精神统治和种姓的不平等制度，反对以动物为牺牲的血腥屠杀和繁琐的祭祀仪式，但这些派别也有很多时代的局限，他们中除顺世论外一般都相信业报轮回，有的还陷入诡辩、不可知论或宿命论，有的实行极端的苦行主义或享乐主义，甚至为了反对婆罗门教的社会伦理准则而走向极端，否定一切，抹杀是非界限。沙门思潮反映了当时正在兴起的社会力量——武士贵族、商业富有者和城市居民的思想和倾向。

谢选骏指出：一、“沙门是对非婆罗门教的宗教教派和思想流派的总称。沙门思潮兴起于列国时代，是与婆罗门教相对立的思想流派，其哲学思想为印度哲学的重要内容。”——这并不准确，因为“婆罗门教也有沙门”，所以在我看来，婆罗门教也是一种沙门教、萨满教。二、“沙门释子作为区分其他外道沙门的名称”——说明佛教只是沙门教、萨满教的部分内容，所以说，“沙门中最有影响的派别是佛教、生活派、顺世派、不可知论派等”。三、由于印度宗教的复杂纷歧，并且每一宗教，都有其出家的徒众，印度通称出家者为沙门，如要分别沙门的宗教信仰，便不得不以宗教的名目作为识别，比如尼乾子外道有沙门，婆罗门教也有沙门，所以在佛教中出家的，便以“释子”作为区别，称为“沙门释子”，使人一听，便可知道这是佛教的出家人。由此可知，所谓“出家人”，就是“通过装神弄鬼来维持生计的萨满神职人员”。“出家”的要点在于“维持生计”、靠人供养。

【078、泰姬陵出而伊斯兰教亡】

网文《泰姬陵》报道：

泰姬陵（Taj），是位于印度北方邦阿格拉的一座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陵墓，是印度知名度最高的古迹之一。它是莫卧儿王朝第5代皇帝沙贾汗为了纪念他的第二任妻子已故皇后姬蔓·芭奴而兴建的陵墓，竣工于1654年。泰姬陵被广泛认为是“印度穆斯林文化的建筑”。

泰姬陵被认为是莫卧儿建筑的最精美的例子，结合了印度建筑和波斯建筑的风格。1983年，泰姬陵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虽然白色大理石圆顶陵墓是泰姬陵最让人熟悉的部分，但整个泰姬陵是一个拥有多处建筑的复杂建筑群。泰姬陵大约在1632年开始建造，在1653年左右完工，使用了两万工匠。泰姬陵的建造被委托给一个建筑师团队，并由莫卧儿皇帝总监，团队中包括有Abd ul-Karim Ma'mur Khan，Makramat Khan和乌斯塔德·艾哈迈德·拉合里。波斯建筑师拉合里一般被认为是首席设计师。

起源

泰姬陵的泰姬二字，是Taj的音译，为皇冠之意，因此并不能称呼葬于此的亚珠曼德·贝侬·比古姆为泰姬。亚珠曼德是沙贾汗父亲贾汉吉尔的第20个妻子——茉荷茹妮莎的侄女，1612年与当时还是库拉穆王子的沙贾汗结婚，被赐予慕塔芝玛哈（Mumtaz Mahal）的封号。入宫19年，苦于多孕，生有8男6女，1630年，姬蔓·芭奴在第14次分娩Gauhara Begum时，不幸感染产褥热，死于南征的军营中。临终前向沙贾汗提出了3个遗愿，其中一项就是为她建造一座全世界最美丽的陵墓。

施工

1632年，泰姬陵在印度北部亚穆纳河转弯处的大花园内开始动工兴建这项工程的首要工作是种植树木，由于树的成长极为缓慢，因此至少要有10年的时间让树来成长。当时极负盛名的建筑师拉何利以德里的胡马雍陵为蓝图，动员2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工匠和书法家，融合中亚、波斯和印度的本土风格，用了22年的时间完成了这座纯白色及以大理石兴建的艺术建筑，总费用估计为4,000万卢比。 泰姬陵建筑的材料是从印度各地和亚洲，以逾1千头大象运送这些建筑材料，绿松石来自西藏、青金石来自阿富汗、水晶和翡翠来自中国，碧玉来自印度的旁遮普邦、檀香和红宝石来自印度南部四邦、孔雀石和琉璃来自缅甸、象牙和白玉来自泰国、蓝宝石来自斯里兰卡、玛瑙和黑曜石来自阿拉伯、珊瑚和萤石来自波斯、黄金和白银来自朝鲜、绿宝石和鹿角来自越南。共有28种宝石和半宝石镶嵌入白色大理石。泰姬玛哈陵建物高250英尺，占地约17万平方公尺，南北长580米，宽305米，有前庭、正门、蒙兀儿花园、陵墓主体和清真寺。进入主陵需要脱掉鞋子或者穿上鞋套。

装饰

花园中间是一个大理石水池，两旁种植成列的柏树，分别象征生命和死亡。水池尽头则是陵墓，内有两座空的石棺，棺木一大一小，沙贾汗王及皇后葬于空棺处地下的土窖内。陵墓主殿四角都有圆柱形高达40米的高塔一座，每座塔均向外倾斜12度，是为确保遇到地震时，尖塔向外倒塌而不压到主殿，内有50级阶梯。这四座高塔向外倾斜的最重要原因实为美学上的需求。因为人类的眼睛在远方挑望此四座垂直建筑物及中央主殿时,受距离影响,将产生高塔向内倾斜的感觉。将此四座高塔刻意建造成向外倾斜，反而可让人于远处挑望时，感觉其为完全垂直。专供穆斯林教徒们每日登高朗诵《古兰经》，以及祈祷朝拜之用。墓室中央有一块大理石的纪念碑，上面刻著几行波斯文：“封号宫中翘楚泰姬玛哈之墓”。站在陵墓旁边回廊中央的石块上，可以感受到强烈的回音，令人迷蒙不已。后方草坪为当时宫殿的葡萄园。主体建筑外观以最高级纯白大理石打造，内外镶嵌美丽的宝石（水晶、翡翠、孔雀石），陵墓的每一面都有33米高的拱门，陵前水池中的倒影，看起来好像有两座泰姬陵。

泰姬玛哈陵在建筑美学上，最引人注意的是其完全对称。以主殿中心向两向延伸之轴线切割之中轴线，可以看到相对于中轴线之距离相等之处，必存在数量、尺寸及样式完全对称之雕饰。其中轴线贯穿园区各门、水池及道路等之中线。

旅游

泰姬陵在早中晚所呈现出的面貌各不相同。泰姬陵每年吸引2至4百万名游客，有超过20万来自海外，游客都集中在天气比较凉爽的10到12月。附近不准停车，游客要步行，或搭乘电动车，允许带小型摄影机、照相机和手机。2004年11月27日，泰姬陵有条件的对游客开放夜游，门票为1500卢比，为一个早中晚游览票价不一样的景点。在《贫民百万富翁》里，便拥有他到此处求生的段落。

历史

泰姬陵大约在1632年开始建造，在1653年左右完工，使用了成千上万的工匠，1657年他的儿子奥朗则布篡位，沙贾汗被囚禁于阿格拉堡，城堡四围有护城河，长达2.5公里，墙高20余米。晚年由最小的女儿照顾饮食，每天透过八角房的小窗，远眺河里浮动的泰姬陵倒影，后来视力恶化，藉著钻石光之山的折射来观看泰姬玛哈陵。7年后抑郁而终，葬于爱妻身旁。

沙贾汗是一个好大喜功的暴君，沉溺在性爱与毒品当中，种下莫卧儿帝国日后没落的后果。他的儿子奥朗则布（1618年11月3日－1707年3月3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统治印度次大陆的莫卧儿帝国的第六任皇帝，是沙贾汗的第三子，儿时才华颖露，曾被赞誉为“帝位之荣缀”。1657年，沙贾汗卧病不起，诸子相争，奥朗则布力胜群雄夺得宝座，在1658年正式登位。把他老爹沙贾汗软禁在阿格拉九年，直至去世于1666年。

奥朗则布是莫卧儿王朝最重要但也最具争议的皇帝。他是一位虔诚及热心的穆斯林，放弃了莫卧儿帝国初期尤其是阿克巴时代的宗教宽容政策，加强伊斯兰教的宗教地位，企图使印度完全伊斯兰化。1675年，奥朗则布处死不肯改信伊斯兰教的锡克教第九代祖师得格·巴哈都尔。1679年，奥朗则布恢复对非穆斯林征收吉兹亚税。他将印度教徒逐出政府，并大举拆毁印度教庙宇与神像。这些短视的政策导致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与政府的矛盾突然尖锐起来，并很快演变成武装斗争。坚持自己信仰的锡克人和拉其普特人成为莫卧儿帝国公开的敌人；奥朗则布虽然多次打败他们，却无法彻底消灭其反抗力量。最危险的国内敌人是新兴的马拉塔人国家，它后来发展出可与莫卧儿帝国匹敌的军事能力。

另一方面，由于奥朗则布力图消灭他的政治对手，莫卧儿帝国的疆域在他在位时扩张到最大限度。他长期驻留在德干指挥对该地区各穆斯林小国的征服，这些国家是16世纪初德干的伊斯兰教强国巴曼尼王朝分裂后形成的。其结果是奥朗则布取得了胜利，将德干地区并入帝国版图，成为印度的最高统治者。除了次大陆极南端和马拉塔以外，奥朗则布统一了整个印度。至于东北部的阿豪姆王国，则是印度东北阿萨姆地区中古时期的一个傣族王国(1228年-1826年)，根本不是印度——其统治持续近600年，也是泰族最西方的王国，首都赛比萨加。

奥朗则布去世后的莫卧儿帝国称为“后期莫卧儿”。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皇帝大都昏庸无能，马拉塔人愈战愈强，大有取莫卧儿而代之的趋势。但是，决定印度命运的因素已是欧洲列强，而非伊斯兰了。

印度殖民时期诗人泰戈尔用极其绝望的诗句凭吊泰姬陵是“一滴永恒的泪珠”。全诗为：

[

沙·贾汗，你宁愿听任皇权消失，却希望使一滴爱的泪珠永存。

岁月无情，它毫不怜悯人的心灵，它嘲笑心灵因不肯忘却而徒劳挣扎。

沙·贾汗，你用美诱惑它，使它着迷而被俘，你给无形的死神戴上了永不凋谢的形象的王冠。

静夜无声，你在情人耳边倾诉的悄悄私语已经镌刻在永恒沉默的白石上。

尽管帝国皇权已经化为齑粉，历史已经湮没无闻，而那白色的大理石却依然向满天的繁星叹息说：“我记得！”

“我记得！”——然而生命却忘却了，因为生命必须奔赴永恒的征召：她轻装启程，把一切记忆留在孤独凄凉的美的形象里。

]

这滴泪水是留给死亡了的伊斯兰教的。

破坏

1857年，印度发生暴动，英国士兵和政府官员从泰姬陵的墙壁中任意凿出宝石和青金石。19世纪末，英国总督可增勋爵（British viceroy Lord Curzon）下令开展大规模的泰姬陵修复工程，这项工程完成于1908年。他还模仿开罗清真寺，在内部设置了大型灯室。花园被改造为英国式的草坪。印巴战争期间泰姬陵曾受到巴基斯坦空军的威胁。

1983年泰姬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单。2004年，泰姬陵建成350周年，印度政府将这一年定为“泰姬陵国际年”。

环保问题

近年来随着印度工业化的发展，泰姬陵因此遭受马图拉炼油厂产生的酸雨侵蚀，乳白色的大理石外墙出现了黄斑，墓室生出了小孔，白银大门变黑。泰姬陵附近的亚穆纳河污染严重，河中化学物质含量偏高。有专家认为泰姬陵的基座最终将会崩坍。生态学家建议在泰姬陵周围栽种桑树来吸收二氧化硫。印度政府开始大量栽种桑树，并成立泰姬保护区——Taj Trapezium Zone (TTZ)。

谢选骏指出：泰姬陵出而伊斯兰教亡。因为他已经把一种宗教的最高建筑用来作为一个死人的坟墓了。所以泰姬陵完工不久，他自己就变成了陪葬品，随着他儿子的原形毕露，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1526年－1858年）也变成了陪葬品。在这之后，全世界的哈里发都没有了。伊斯兰教成为没有脑袋的僵尸，尽管游走世界，再难形成合力，比儒教、佛教、道教也强不了多少了。所以我说：泰姬陵出而伊斯兰教亡。令人不安的还有，现代印度常用泰姬陵作为自己的象征物，这很不祥，这意味着，这印度离开坟墓，也不遥远了。

【079、天主教的圣徒崇拜与埃及的木乃伊传统】

网文《天主教对圣徒遗体的迷恋是受谁的影响？》（贾志国 2017-7-26）说：

天主教和东正教圣徒诸多，这是它们接收古典时代地中海世界宗教节日和为了吸引新信徒做出变通的直接后果，但天主教对圣人遗体有特别的爱好这是受谁的影响？圣凯瑟琳的遗骨貌似是最早的那批流传下来有记载的早期基督教圣徒遗骨，而且就在埃及西奈，埃及同样也是早期基督教的重地，所以这是受了埃及影响？

意为“月亮山” 的西奈山，位于埃及西奈半岛腹地，因犹太教的创始人摩西在此接受上帝诫命悟道创立了犹太教又名摩西山，西奈山是包括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内的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地。

西奈山上建有纪念摩西接受上帝诫命的圣殿，圣殿始建于公元532年，后多次毁坏，又多次重建，现存的圣殿庙宇建于1934年，但建筑的石料仍是公元532年初建时的石料。从6世纪开始，犹太教的信徒们就有到西奈山朝圣的仪式，从凌晨开始用时3个小时攀登上西奈山顶，朝拜圣殿，观赏日出。

西奈山下则有一座已有1400多年历史的古老修道院，以埃及亚历山大一位才貌双全的少女凯瑟琳的名字命名，以纪念她为争取宗教自由而以身殉道的壮举。

公元3世纪，亚历山大贵族少女凯瑟琳信奉了基督教，而当时的罗马帝国视基督教为异端邪说，罗马总督逼迫凯瑟琳改信罗马拜神教，还派来50名学者与之辩论，结果50名学者全部被她说服皈依了基督教，连总督夫人也追随了她，恼羞成怒的总督下令杀害了凯瑟琳。

后来罗马也改奉基督教为国教，教士们为纪念这位勇敢殉道的少女，恳请君土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王太后同意，在公元366年修建了这座修道院，179年后的545年，罗马查士丁尼大帝下令扩建了修道院，把凯瑟琳的遗骨迁放到修道院内，并把原名圣玛利亚修道院更名为圣凯瑟琳修道院。

圣凯瑟琳修道院是世界最古老的修道院之一，并且到现在还一直在使用，尽管地处偏僻，远离尘世，仍香火鼎盛，朝圣者如云，修道院内的圣凯瑟琳教堂、雅利克教堂与奥马尔清真寺，分别属于基督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处三教并存的宗教寺院，因此也成为三个宗教共同的圣地，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三个宗教的信徒和游客到这里来朝圣、游览，2002年圣凯瑟琳修道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西奈山下的圣凯瑟琳修道院附近，这里已发展成一个小镇，镇上大多数的人，靠做游客生意挣钱谋生。从埃及的沙姆沙伊赫或以色列的边境城市埃拉特不同方向过来，都需要车行2-3个小时，停车后还要步行1000米才能到达圣凯瑟琳修道院，路旁一条沟的边上，隆冬时节竟然有数棵树正开着粉白色的花，不知是桃花还是李花，与光秃秃的石山相对，生气勃勃繁花滿树，让人眼前一亮。

修道院高高的城墙耸立在西奈山下，用大石头砌成的围墙高达十几米，其外观就像一座易守难攻的古堡，进入修道院却只有一个小门，整个庭院呈四方形，据称内有十几座拜占庭式的教堂和一座清真寺，由于修道院里有许多修士在内闭门潜修，所以修道院对外只开放了一小部份区域供旅游参观。

修道院的圣凯瑟琳主教堂是一座长方形建筑，里面装修得富丽堂皇，有12根柱子的柱廊，教堂中央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图象，天花板上挂了许多各种样式的灯。主教堂的墙壁、柱子、屋顶、大门都有栩栩如生的古代帝王、圣贤及鸟兽鱼虫、花草水果的雕刻。教堂内黄金镶嵌的祭坛，仰卧着耶稣和圣女凯瑟琳的铜像。由于内部不准照相，所以照片欠奉。而外部的建筑相互挨得很密，几乎没有拍照的空间，所以能够拍到的照片不多。

圣凯瑟琳主教堂旁边是一座圆顶的清真寺，是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君王奥马尔派人修建的，至今也有千年的历史。所以来这里朝拜的，有别于其他不同宗教“老死不相往来”，几个宗教的信徒都同处一地，各拜各的，也可以到处参观。

修道院的图书馆珍藏了从4世纪至7世纪的手稿3000多份，有用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等十几种文字抄写的的，其收藏的古籍手抄本数量和价值，仅次于梵帝冈。修道院的镇院之宝，一本4世纪长达八百页的希腊文《圣经》羊皮手抄本，被一个俄国的文化盗贼以沙皇借阅的名义窃取后，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获利10万英镑，披着文化外衣的盗贼，比一般盗贼更令人痛恨和不齿!

除了珍贵的图书，修道院还保留了历代帝王、贵族捐赠的2000多幅古画，这些古画大多是6-15世纪反映欧洲千年的历史文化，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在国际章牌领域享有盛誉，获奖无数的法国艺术家杜弗莱（1937-2010年），也曾经为圣凯瑟琳修道院创作纪念章一枚，她把对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崇拜和敬仰之情融入作品，使这枚纪念章成为她的得意之作。

作为三大宗教的圣地，历经一千多年沧桑和多次战火，无论是阿拉伯人入侵、欧洲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拿破仑军队侵略和以色列占领期间，圣凯瑟琳修道院都没有受到破坏，三大宗教同处一地，既是交相辉咉，也是一种相互保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宗教也是文化的一种，不同的宗教相互尊重包容，求同存异，这个世界就会多一分和谐美好。

谢选骏指出：基督教有传统相信耶稣复活，但是并没有保留死人遗体的传统，那么，在成为罗马国教以后，保留死人遗体的做法是从何而来的呢？也就是说“圣体崇拜”是从哪里发展出来的呢？从发源地埃及来看，从埃及人的木乃伊是传统发展来的可能性最大。埃及的木乃伊传统，经过东正教的发扬和传承，最后还演变出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木乃伊，并且传到中国，演变出了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木乃伊。上演了令人作呕的一幕。所谓“三大宗教同处一地，既是交相辉咉，也是一种相互保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约指的就是这种僵尸崇拜吧。

按照东正教会的说法，干尸是圣徒的遗骨，这种干尸具有神力、创造奇迹的能力，具有庇护、保佑的作用和作为崇拜之物。在东正教里，”遵守教规者“或圣徒的尸体，以所谓的干尸匣或约柜，在教堂里长期保存和展览。拜占庭东正教会不仅把干尸视为不朽的身体，而且认为干尸能流出圣油和发出香气。与拜占庭的东正教会不同，俄罗斯东正教会认为干尸只是一种不朽的身体。（《俄国宗教史》）

【080、天主教的育婴堂恐怖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未婚妈妈之家挖出婴尸 爱尔兰总理震惊》2017年3月6日说，在都柏林的爱尔兰总理肯尼（Enda Kenny）今天对于在一家未婚妈妈之家发现死亡多时婴孩一事表示「实在骇人听闻」，若有必要，当局将扩大调查先前由天主教会经营的未婚妈妈之家。

路透社报导，官方指派的调查人员3日在他们形容为「让人震惊」的挖掘后表示，这些发现于爱尔兰一家「妈妈和宝宝之家」下水道的婴尸，从新生儿到3岁孩童都有。

2014年，爱尔兰政府下令调查西部突安镇（Tuam）的未婚妈妈之家。当时当地有位历史学家的研究调查显示，这个未婚妈妈之家的无名墓中，似乎埋了800具以上儿童遗体。

在野党国会议员和权益团体敦促政府对更多地点进行挖掘。肯尼说：「这并非发生于远古以前的事，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一些案例。」

工作小组正在调查另外17个教会经营的未婚妈妈之家。但权益团体说还有更多类似情况，而外界对于婴孩埋葬方式和地点几乎一无所知。

权益团体「Justice for Magdalenes Research」声明指出：「我们知道逾180家机构、中介商和个人与爱尔兰未婚妈妈和她们孩子有所关联。」

官方记录显示，1930到1950年代，「非婚生」孩童的死亡率往往是婚生子女的5倍以上。平均来说，每4名非婚生儿童，就有1个以上夭折。

……

谢选骏指出：爱尔兰发生的事例不是孤立的，由此可见，有关“天主教的育婴堂的恐怖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而有关“天主教的育婴堂的恐怖传闻”，曾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并直接导致了义和团暴乱，引入了八国联军，最后导致满清的覆灭，开启了大乱中国百年迄今尚未结束的超级悲剧。

《“天津教案”的悲剧：民众首先被牺牲》的核心提示说，在“天津教案”中，如果政府官员一开始就澄清谣传，而不是纵容、默许甚至煽动由谣传引起的民众愤怒情绪，事态很难发展到这种失控地步。在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大背景下，群众的愤怒无疑是正义的，然而越是正义，也越容易过激。

1870年「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在「天津教案」的办理过程中，清政府的基层官员、高级官员、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以及官场内的洋务派和顽固派都参与其间，不论他们彼此间有多少不同和矛盾，但这种互相作用的合力，形成了「天津教案」的「政府处理」。「中兴名臣」曾国藩，因代表清政府对「天津教案」的处理而物议沸腾，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不久便撒手人寰。这固然是他个人的无奈喟叹，其实也是清政府已丧失正确应对现实能力、进退失据、难逃覆亡命运的隐喻。「天津教案」无疑有多种研究角度，本文主要是从清政府的决策及危机处理层面来分析此案。 

了解「天津教案」及清政府的应对措施，自然不能无视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传教活动引起的与中国官方、民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这一基本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士大夫、官绅及一般民众与洋人教会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反洋教」一触即发。在士大夫、官绅和一般民众眼中，洋教自然是「异类」，有关其各种传闻一直不断。其实，早在列强还未侵华的明末，就有传教士使用迷药拐人，将人杀死后拆割人的肢体、器官用以和药的传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魏源的 《海国图志》，也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以后，这种传闻越来越多。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婴儿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各种谣言越来越多，越传越广，信之者越来越多，人们的愤怒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群情汹涌、险如炸药桶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迷拐贩卖儿童向来就有，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名为张拴、郭拐的拐童罪犯。据天津府的告示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前句是实，但重要的后半句却写入了并无实据的「风闻」，其真实意思却是想强调「风闻」的「真实情」，客观效果也正如此。政府文件中正式写明了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 

由于官府正式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此时，天津百姓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向来态度傲慢、不把中国民众和政府放在眼中的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Victor）乖戾暴躁地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气极败坏的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在刘与之辩论时，丰大业开枪向刘射击，射死挡在前面的刘杰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自然激起天津民变。数百名愤怒的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20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其实，天津地方政府之所以一开始就以官府告示向民众指明教堂迷拐儿童、剜眼剖心制药，盖因朝中势力颇大的顽固派向来主张利用民意来抵制洋人。「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就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杀洋人，说明「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趁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京城的「夷酋」尽戮。著名的顽固派代表、内阁学士宋晋奏称育婴堂「有幼孩眼睛」，连慈禧太后也深信此点，向曾国藩谕道：「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尽管顽固派对政府决策有相当影响，但他们毕竟不会也不敢与洋人交涉。与洋人谈判的重任，不能不落在洋务派官员身上。天津本属直隶，名重一时的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曾国藩，自然是处理天津教案的最佳人选。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朝廷开始态度一度强硬，曾下令说：「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威。」并表示要在各地做军事准备。 

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认真堪查，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此时的曾国藩也即清政府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对民众，曾国藩在《谕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针对他们在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情况下「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他告诫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对法国，曾国藩拒绝了法国提出的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此3人以抵命的要求，认为如此处理「我朝廷命官」太丢国家、政府的脸面，并以养病为名将张、刘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风头；陈国瑞因有奕 保护而送往京城。 

清廷这时已急于解决危机，政策有变，且反指曾氏有包庇犯官之意。曾国藩忙又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送押解刑部。最后，刑部判决将张、刘二人发遣黑龙江赎罪，但仍未如法国要求将其处死，而「反教」最激烈的陈国瑞却「赖朝廷加恩保全，令仍回扬州治病」。对法方提出的缉拿凶手的要求，曾国藩知道难以拒绝，于是匆匆忙忙「缉拿」了20名「凶手」判决死刑，以抵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其实，其中有些是已判决死刑的囚犯，有些则并无确证。对这种不讲证据的「一命抵一命」的做法，连他的门生李鸿章都不表认可，急忙去信劝阻。在津案处理后期还未议结时，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又将曾任两江总督多年的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曾国藩，最后议结津案。曾不赞同曾国藩的李鸿章接手后，才感到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不通，还真不能不「一守曾国藩旧章」。 

「天津教案」使曾国藩从「中兴名臣」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成为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协助曾汉奸处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击，成为「丁鬼奴」。而醇郡王奕等一群权要纷纷上奏，要求满洲狗皇帝下旨讨伐洋教、惩处媚外官员。困局由洋务派官员解开，但顽固派却得到了一种 「道义上的力量」，使洋务派在舆论上反成为国家、王朝的罪人。其实，这也是慈禧的策略，最后的决定是由她拍板的，她后来也急于议结，但又要保持自己 「重民意、惜民气」的「清议」，所以要「解铃人」承担责任，成为她的替罪羊。 

实际上，朝廷这种「两手策略」是相当危险的。对亟须和平稳定环境才有自强机会、甚至生存机会的清政府来说，维持局面的平稳至关重要。但一些官员却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或从自己的「集团私利」出发，屡屡以激发民众的「爱国激情」作为与洋务派争权夺利的手段，而一旦民众情绪被动员起来，便很难控制。质朴的民众确实很难想到，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有可能成为清政府内部政争中为人所用的工具。不过，顽固派的豪言壮语并不能真正治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误国空谈。所以，此时主张焚教堂、掳洋货、杀洋商、沉洋船的醇郡王奕 ，一些年后成为军国大政主要决策者之一的醇亲王时，便不能不渐渐转而支持洋务派。 

在「天津教案」中，如果政府官员一开始就澄清谣传，而不是纵容、默许甚至煽动由谣传引起的民众愤怒情绪，事态很难发展到这种失控地步。在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大背景下，群众的愤怒无疑是正义的，然而越是正义，也越容易过激。正义在手而又有政府支持，群众情绪、行为将更趋极端，「极端」必然引起严重后果。因为清政府终将对外谈判、妥协，此时便要控制甚至镇压失控的民众。如此一来，民众则又把矛头对准清政府，认为其软弱无能、投降卖国。如此反复，清政府的威望必然一次次降低，这本是清政府应该而且能够避免的悲剧。而民众似乎也总是忘记，清政府终归是要「议结」的，它首先牺牲的当然是民众，而对那些本应承担最大责任的煽风点火的官员，则会尽可能保护。这样的历史悲剧，民众真不应忘却。

……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叙事不难看出，「反洋教」的核心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参照欧洲社会的问题，可以说，那本来源于教会里面发生的刑事犯罪。但是在欧洲国家在华治外法权的庇护下，欧洲来的刑事犯罪分子在中国却得以逍遥法外，结果造成群情激愤。在这一情势下，企图维持自己社会特权的官绅士大夫趁机鼓动，使得逍遥法外的刑事犯罪被扭曲提升放大为宗教问题，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冲击波。刑事罪犯躲在宗教外衣为非作歹，不仅在中国如此，在欧洲本土也是如此——但是为什么在欧洲这不会演变成为一个「宗教问题」，在中国却会？显然，这是被人利用了。被谁利用了呢？被反基督教的人利用了，而配合他们的，就是欧洲帝国主义者。这些欧洲人，其实是基督教的叛徒和内奸；就像耶稣和耶和华曾经痛斥过的犹太人那样，这些欧洲人其实是上帝的仇敌。

《民愤是如何毁掉曾国藩的》说1870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此时天主堂坟地竟发现不少婴儿的尸体，其中多为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证据。

恰巧此时天津抓了两名拐童罪犯，天津知府张光藻审问后将二人处决，却贴出告示强调：“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此告示非但未平息怒火，反而将群众的怒火点燃。

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有史家评“半个世纪的种族嫌恶，十年来的民族怨恨”爆发而出，众市民聚集在教堂外，与教民相争。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 Victor)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按中方说法，丰大业在刘杰与之辩论时，刘杰的一名跟丁挡在前面不让其走，丰大业拔枪就射，打死了这名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激起天津民变。愤怒的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二十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这就是“天津教案”，或称“火烧望海楼事件”。

教案发生后，中外震惊。英、美、法、德、俄、比、西七国驻京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惩办教案人犯，随即调派军舰到天津海口和烟台进行武力恫吓。6月23日，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查办。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考虑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天津教案后，曾国藩自知“名已裂矣，亦不复深问”。7月8日，曾国藩抵天津，当即发布告示，晓谕士民查拿凶犯，修葺教堂。接下来，就是关于法国领事，神甫和教堂被杀被毁的原因，曾国藩紧紧扣住武兰珍原供虚实入手。早在保定动身时，他便致信崇厚说:“欲推求激变之由，自须由此根究武兰珍是否实系王三所使，王三是否系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

经过一番认真勘查，曾国藩确认该传闻“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说，来到天津后，他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无一能指实者”；他也逐一讯问了河楼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更重要的是，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亦即传闻的任何一个环节，从幼童失踪、人贩诱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而天津地方官员，则为谣言的兴起推波助澜。

曾国藩“深查此事之曲在我，而列国蹊田夺牛手段，又非可以颟顸对付也。”

两难之中，曾国藩选择秉笔直书“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堂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认为张光藻和刘杰应为助长谣言、激起教案而“交部议处”。然而面对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处决全部凶手，并处死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和直隶提督陈国瑞的要求，曾国藩坚持他们的刑罚不应该是杀头。曾国藩说，倘若法国人进一步逼迫他，他将“惟守死以持之”。

最终，曾国藩议定处理结果：一、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二、判处所谓“凶犯”20名死刑，充军流放者29名。三、赔偿及抚恤共计49万7千余银两。四、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并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 。

7月25日，曾国藩关于调查天津教案的折子《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递到朝廷，这个不符合预期的结果，令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甚为不满，“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在此一年之前，他还以“中兴名将、旷代功臣”入京陛见，接受直隶总督关防，并赐予在紫禁城里骑马的殊荣旷典。仅一年，竟谤怨交集，成为众矢之的，几落得身败名裂的境地。

汉奸曾国藩早已料到此行不易，启程前就已写好遗书。他认为自己“平时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敢因外国而尽变要挟常度”，在非议中走完他苟且的一生。

……

谢选骏指出：从爱尔兰天主教会“未婚妈妈之家”的案例来看，激起教案的天主教堂的种种“传闻”不会是无中生有。但是在汉奸曾国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掩盖下，竟然全都查无实据，可见曾国藩此人丧心病狂。

曾国藩不是基督徒，他也不可能同情和保护基督教。曾国藩这条走狗在教案中的种种表演，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禄，为了充当“满清和欧洲的双料汉奸”。

【081、万圣节的异化】

网文《万圣节（西方传统节日）》报道：

万圣节又叫诸圣节，在每年的11月1日，是西方的传统节日；而万圣节前夜的10月31日是这个节日最热闹的时刻。在中文里，常常把万圣节前夜（Halloween）讹译为万圣节（All Saints' Day）。

为庆祝万圣节的来临，小孩会装扮成各种可爱的鬼怪向逐家逐户地敲门，要求获得糖果，否则就会捣蛋。而同时传说这一晚，各种鬼怪也会装扮成小孩混入群众之中一起庆祝万圣节的来临，而人类为了让鬼怪更融洽才装扮成各种鬼怪。

万圣节英语是All Saints Day，亦称“诸圣瞻礼”，天主教和东正教节日之一，是西方国家的传统节日。华语地区常将万圣夜误称为万圣节。“Hallow”来源于中古英语halwen，与holy词源很接近，在苏格兰和加拿大的某些区域，万圣节仍然被称为“All Hallow Mas”。那一天，要举行的弥撒仪式（Mass）是庆祝在天的全体圣人（Hallow）。现在社会上为了商业利益或其他目的，在10月31日夜里组织各种充满妖魔鬼怪的活动，完全背离了万圣节的神圣意义。

关于万圣节由来的，版本繁多，流传较广的是：两千多年前，欧洲的基督教会把11月1日定为“天下圣徒之日”（All Hallows' Day）。“Hallow”即圣徒之意。传说自公元前五百年，居住在爱尔兰、苏格兰等地的凯尔特人（Celts）把这节日往前移了一天，即10月31日。他们认为该日是夏天正式结束的日子，也就是新年伊始，严酷的冬天开始的一天。那时人们相信，故人的亡魂会在这一天回到故居地在活人身上找寻生灵，借此再生，而且这是人在死后能获得再生的唯一希望。而活人则惧怕死人的魂灵来夺生，于是人们就在这一天熄掉炉火、烛光，让死人的魂灵无法找到活人，又把自己打扮成妖魔鬼怪把死人的魂灵吓走。之后，他们又会把火种、烛光重新燃起，开始新的一年的生活。

万圣节原本其实是赞美秋天的节日，就好像五月节是赞美春天一样。古代高卢、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祭司——德鲁伊德有一个赞美秋天的盛大节日，从10月31日的午夜到次日11月1日，持续整整一天。他们认为，在那天晚上他们伟大的死神——萨曼把那年死去人的鬼魂统统召来，这些恶鬼要受到托生为畜类的惩罚。当然，只要想到这种鬼魅的聚会，就足以令当时那些头脑简单的愚民胆战心惊了。于是他们点起冲天的篝火，并严密监视这些恶鬼。万圣节前夜到处有女巫和鬼魂的说法就是这么开始的。至今在欧洲某些与世隔绝的地区，还有人相信这是真的。

古罗马人在11月1日也有一个节日，那是用来向他们的波莫娜女神表示敬意的。他们在熊熊的篝火前烤坚果和苹果。我们的万圣节似乎就是由古罗马人的节日与德鲁伊德的节日糅合而成的。

万圣节的活动原来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大部分是在教堂里进行。但在整个欧洲，人们都把万圣节前夜看作尽情玩闹、讲鬼故事和互相吓唬的好机会。于是人们不再把这节日用来赞美秋天，却让它变成神怪、巫婆和鬼魂的节日。

万圣节玩具 

万圣节的服装起源于恶作剧，大人带孩子一起出门（一般是大人驾车停在路边，小孩说：“不给糖就捣蛋（trick or treat）。大人事先要求孩子只许去门口有节日布置的并点了灯的人家，否则不许打扰。另外讨糖过程中必须始终站在大门口等待，不许进屋，讨回的糖也要交给大人检查后才许吃。对接待孩子的人家也要求不给自家制作的食品，也不给未包装的食品。 

万圣节的服装，万人万相，不只是单调的大鬼小鬼。制作最简单的鬼服就用一张白床单顶在头上，抠两个洞留出眼睛；若要扮演魔术师，就穿上黑衣黑裤，再戴上黑礼帽，并在礼帽与头顶之间藏一只绒毛小兔备用；小孩穿上白衣白裤，再在背后绑一个手电筒在头上就打扮成了小天使；也有家长把孩子打扮成他们喜欢的卡通形象的。

南瓜灯由来

南瓜灯源于古代爱尔兰。传说一个名叫Jack的人，是个醉汉且爱恶作剧。在万圣节当日，他设圈套将魔鬼困在一棵树上，他不许魔鬼下来，直至恶魔答应永远不让他住在地狱。Jack死后，因他不相信神，他不能进天堂，而魔鬼也不让他入地狱，为了协助Jack找到回人间的路径，魔鬼给了他一块燃烧的炭，Jack将这燃烧的炭放在他以大红萝卜雕刻成的一个灯笼内，这第一个“Jack的灯笼”，帮助积找寻他的路径回爱尔兰，但他从没找着，于是他永远带著灯笼流浪人间。

在古老的爱尔兰传说里，这根小蜡烛是在一根挖空的萝卜里放着，称作“Jack Lanterns”，而古老的萝卜灯演变到今天，则是南瓜做的Jack-O-Lantern了。据说爱尔兰人到了美国不久，即发现南瓜不论从来源和雕刻来说都比萝卜更胜一筹，于是南瓜就成了万圣节的宠儿。

中国传统的七月中元节与西方的万圣节相仿，在鬼节这段时间里连许多匪徒都忌讳许多事情，就是为了避免遇到晦气。可见即使在民间信仰中都知道，精灵鬼怪之事最好敬而远之。可惜的是却把它包装成一个狂欢、刺激、放任的节日，在商业利益诱因的推波助澜之下，把万圣节哄抬成除了圣诞节与感恩节之外的第三大节期，每年此时在夜色的掩护下迷惑了世人，随著死亡之舞的节拍膜拜恐惧与死亡。

流行地区

万圣节主要流行于英语世界，如不列颠群岛和北美，其次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如今一些亚洲国家的年轻一辈也开始倾向于过“洋节”，到了万圣节前夕，一些大型外资超市都会摆出专柜卖万圣节的玩具，小商贩也会出售一些跟万圣节相关的玩偶或模型，吸引年轻人的眼光。

各地习俗

万圣节前夜是一年中最“闹鬼”的时候，各种妖魔鬼怪、海盗、外星来客和巫婆们纷纷出动。在基督纪元以前，凯尔特人在夏末举行仪式感激上苍和太阳的恩惠。当时的占卜者点燃并施巫术以驱赶据说在四周游荡的妖魔鬼怪。后来罗马人用果仁和苹果来庆祝的丰收节与凯尔特人的10月31日融合了。在中世纪，人们穿上动物造型的服饰、戴上可怕的面具是想在万圣节前夜驱赶黑夜中的鬼怪。尽管后来基督教代替了凯尔特和罗马的宗教活动，早期的习俗还是保留下来了。孩子们带着开玩笑的心理穿戴上各种服饰和面具参加万圣夜舞会，这些舞会四周的墙上往往悬挂着用纸糊的巫婆、黑猫、鬼怪和尸骨，窗前和门口则吊着龇牙咧嘴或是面目可憎的南瓜灯笼。

万圣节前夕，孩子们会提着南瓜灯，穿着各式各样的稀奇古怪的服装，挨家挨户地去索要糖果，不停地说：“trick or treat”（意思是：“给不给，不给就捣蛋。”）要是你不肯给糖果的话，孩子们就会很生气，用各种方法去惩罚你，例如：把垃圾倒在你家里等等的方法去惩罚你，直到你肯给他们糖果为止。而对传统而言人们会扮成精灵，然后逐家逐户去恳求食物。他们的信念是要给予精灵崇拜及食物来讨好它们，否则这些精灵就会捉弄他们，诸如：烟囱堵塞，牛羊失丧﹑被掷黄芽白等等。另一个途径去愚弄或吓跑这些恶灵，就是扮成它们的样子，他们相信这样那些恶灵就不会伤害他们。

万圣节面具

自17世纪起，庆祝万圣节的传统在南部英格兰逐渐消失，代之以在11月5日举行的火药阴谋（Gunpowder Plot）纪念会。但在苏格兰，爱尔兰和北部英格兰万圣节依然盛行。直到21世纪初，南部英格兰人才重新开始庆祝万圣节，只是方式完全美国化了。

万圣节前夜最流行的游戏是“咬苹果”。游戏时，人们让苹果漂浮在装满水的盆里，然后让孩子们在不用手的条件下用嘴去咬苹果，谁先咬到，谁就是优胜者。

万圣节源自古代凯尔特民族（Celtic）的新年节庆，此时也是祭祀亡魂的时刻，在避免恶灵干扰的同时，也以食物祭拜祖灵及善灵以祈平安度过严冬。当晚小孩会穿上化妆服，戴上面具，挨家挨户收集糖果。

节日活动

纽约市也特别在万圣节前夕晚上举行巡游，让一群吸血鬼、僵尸（zombie）、女巫、科学怪人等齐齐现身，还欢迎市民到场参观，到会者不限年龄、性别，不分阶级、国籍，即使你是胆小鬼，也可加入他们的行列，来个热热闹闹的人鬼嘉年华会。

其实这些鬼怪都是人扮的，所以并不可怕，相反有些小鬼脸更非常可爱，令人置身其中，就如参加大型化装舞会一样。

在各式各样的装扮角色中，以女巫僵尸一族最多人扮演，而那些专卖万圣节用品的店铺也特别准备这类衣饰出售，以迎合大众所需；与此同时，生产商每年更会把当年大热的人物造型包括面具及衣物推出市场，务求令更多人投入西方传统节日的热潮里，如在电影《哈利波特》的小巫师造型，已是许多孩子必选的扮演角色。

格林威治村的万圣节巡游（Greenwich Village Halloween Parade）始于1973年，由一位面具工匠兼木偶演员Mr Ralph Lee发起，据说最初他带着朋友和孩童一起在邻居处游行，后来渐渐演变成整个村的大型活动，而活动中当然少不了大型木偶表演，同时，巡游的目的更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所以即使人们只是抱着想看热闹的心态，当你踏进村子里，很快便会被邀请参与巡游，成为他们的一分子。

纽约市的万圣节巡游每年都吸引成千上万的纽约人和游客参加，而巡游会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举行，各队伍约在夜晚上七时从第六大道与春天街交界（6th Avenue & Spring Street）起步，一直游行至第二十三街（6th Avenue & 23rd Street）为止，全程大概多个小时。

南瓜糕饼

无论是来自亚洲、南美、非洲、欧洲，以至中东地区的参观者，都可以把自己装扮成各式各样的人物，亦可带备简单乐器，即时演奏本土的独特音乐，融合无疆界的风土文化。可能我以前从未参加过万圣节的活动，更莫说这么精彩的巡游，所以特别觉得有新鲜感。

早于十月中，曼哈顿市已开始“闹鬼”了，在繁忙的街道上，已看见四处悬挂起万圣节的鬼怪装饰，很多百货公司也忙着把应节礼品及衣物堆放在橱窗里，吸引不少途人驻足观看，而超级市场及街市亦摆放大大小小的南瓜售卖，供市民买回家布置家园或制作南瓜灯之用，当然嘛，也有主妇烹煮南瓜作菜肴或糕饼，完全依足节庆传统。    

节日歌曲

《Trick or treat》儿歌《The nightmare before Christmas》又名《This is Halloween》

万圣节食物：万圣节有几样吃的东西是必备的：南瓜派、苹果、糖果，有的地方还会准备上等的牛羊肉。“不给糖果就捣乱”，万圣节的糖果最经典的是橘色、棕色和黑色的包装，造型以鬼怪居多，不过，这个传统本来面目和糖果没有关系。

南瓜造型食物：南瓜派在美国南方本来就是初冬最常见的食物，在万圣节只是更应景而已。除了南瓜派，南瓜子也是节日常见的零食。

苹果：11月1日除了万圣节之外，还是古罗马一个重要的节日，叫波摩娜节。波摩娜是“果树之神”，掌管所有果树的生与死、丰收与歉收。罗马占领凯尔特之后，也把波摩娜节和新年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万圣节吃苹果的习俗。

谢选骏指出：“现在社会上为了商业利益或其他目的，在10月31日夜里组织各种充满妖魔鬼怪的活动，完全背离了万圣节的神圣意义。”——这可以说是“万圣节的异化”了。那么，万圣节为何异化呢？

《万圣节：“装神弄鬼”吓人的原因》（BBC　2018年10月30日）报道：

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又来了，不论是大人或是小孩，都要装神弄鬼一番极尽吓人的本事，但你知道万圣节的由来吗？

10月31日是万圣夜，一年里最恐怖的一个夜晚！但有趣的是，没有人能完全确定万圣节的由来。

一般认为万圣节是美国的节日，但据信万圣节的根源其实可以追溯到好几世纪以前的英国，和铁器时代凯尔特人的“萨温节”（Samhain，发音'sow-in'）有关。

古凯尔特人的萨温节是夏季的结束，收成季节的结尾，也是冬天的开始。

据说，每年的这个时候，死去的幽灵和鬼魂会回来看访在世的生者，而阴阳两界之间的屏障也在这个夜晚变得最小，让灵魂得以通过。

人们知道幽灵鬼魂会来造访，但害怕有恶灵滋扰，因此自己也假扮成鬼怪的模样掩护，并在夜晚点燃火炬和燃放篝火以遏阻死神和恶鬼。

古凯尔特人从10月31日开始一连庆祝三天的萨温节新年，历史学家认为这就是现在人们过的万圣节最早的雏形。

但凯尔特人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纪录，因此难以百分之百确定。

到了八世纪中期，教皇额我略三世（Pope Gregory III）将罗马人的死者节日万圣日（All Saints' Day）从5月13日改到11月1日。

如此一来，基督教的万圣日就和萨温节在同一个时候了，10月31日也变成了万圣日前夜，万圣夜。

1845年爱尔兰发生大饥荒，大约有100万爱尔兰人移民美国，也把万圣节的传统一起带过去。

也就是在美国，人们才开始用大南瓜来雕刻杰克灯，而在那之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万圣节雕刻用的是芜菁（turnip）。

万圣节做什么？

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庆祝万圣节；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庆祝万圣节，有些宗教信仰的人就认为拿死去的往生者来取乐是不对的。

研究早期基督教的坎迪达·摩丝教授表示，万圣节作为一个节日有很多层面的意义。

万圣节一方面纪念死去的幽灵和鬼魂，同时也庆祝农作物的收成，标志夏日的结束，时序进入秋冬。因此要确定万圣节的由来，决定庆祝或是不庆祝万圣节，就要看你想要强调的是万圣节的哪个层面的含义。

谢选骏指出：由此说来，万圣节其实经历了两次异化——一次是从异教节日异化为基督教节日；一次是从基督教节日异化为世俗节日。——万圣节的异化，显示了宗教的不同层面——对群众来说，宗教是社交的需要；对神职来说，宗教是饭碗的需要；对智者来说，宗教是文本的需要；对厌世者来说，宗教是安乐死的需要……结果，各种宗教就在不同层面上交流着。不过好在，宗教并不等于上帝和真神。

【082、王怡不是个基督徒】

《蔡楚：2019年度“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提名信》（民主中国 2020/1/8）报道：

（王怡已获得独立中文笔会《2019年度“刘晓波写作勇气奖”》。）

被提名人王怡简介：王怡（1973年6月－）出生于四川三台。基督徒，笔名“王书亚”，诗人、青年学者、自由撰稿人、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曾任：宪政论衡网站主编。独立中文笔会理事。成都大学讲师。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在自由主义与中国宪政转型方面研究、写作。中国家庭教会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长老和牧师。王怡曾先后主持“关天茶舍”和“世纪沙龙”两个中文网络有影响的思想论坛，在《书屋》、《东方》、《读书》、《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发表多篇论文与专栏，被北大法律信息网、世纪中国等各学术网站收入学者文集。

提名理由：2018年12月9日，世界人权日前夜，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庭教会之一，秋雨之福圣约教会，被警方夜袭并取缔，一百多名信徒被抓走，由大伙集资购买的礼拜堂、神学院等教産被查封，旋即被非法强佔。而这个教会的创办人王怡、蒋蓉夫妇被双双指控，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王怡被捕并失踪至今，至2019年7月，据中国“民生观察网”透露，上周三，王怡的辩护人张培鸿律师到成都看守所，要求会见王怡，但值班人员以查无此人不让会见。张培鸿律师随后前往成都市检察院，与负责该案的检察官交涉。张培鸿从检察院得知，王怡案已经侦查终结，侦查材料已经移送检察院。王怡涉嫌两项罪名，包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

蔡咏梅说：“在我见过的人当中王怡大概是最勇敢无畏的人。他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因这条因言之罪的罪名中共判刑很重，刘晓波当年判刑11年，而且未能活著走出监狱。令人很为王怡夫妇担心，但从王怡被捕前的声明来看，他显然有心理准备，是甘心背负十字架，为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而接受牢狱之灾。”“极权专制统治人民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製造恐惧，抵抗强权就是要克服我们内心的恐惧。而王怡就是一个克服了恐惧的人。王怡被捕48小时后教会公佈了王怡一份信仰抗命声明。他在声明中说：“无论这个政权对我加以怎样的罪名，泼以怎样的髒水，只要这罪名指向我的信仰、写作、言论和传教行为，那不过都是魔鬼的谎言和试探。我将一概予以否认，服刑而不服法，伏法而不认罪。使我妻离子散，使我身败名裂，使我家破人亡，这些掌权者都可以做到。然而，使我放弃信仰，使我改变生命，使我从死裡复活，这些世上却无人能做到。”

“王怡当时在中国是才华横溢，名满天下的青年宪政主义学者。读他的文章，没有人不佩服。据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李慎之读了他的文章后非常欣赏，立即要朋友介绍认识王怡。”“王怡2005年参加在斯洛文尼亚举行的国际笔会年会所作的大会发言《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开放杂志老总金钟读后，不停讚歎是“大手笔之作”，然后在杂志上全文刊载。”“2013年独立中文笔会在城市大学举行颁奖礼，恰好他在香港参加教会活动，因此也参加了我们的讨论会。见到他，我半开玩笑地说，他信基督教后，基督教多了有力的声音，但有关中国宪政方面的讨论少了一隻健笔，我们不信教的人非常怀念过去的王怡。对我这番略显冒犯的话，他听了也只是温和地笑一笑。”“因此王怡的无所畏惧，不是要逞什麽匹夫之勇，或表现什麽英雄主义。而是源于他内心精神的强大，是他对极权专制主义的极度鄙视和他对自由主义精神原则绝不打折扣的坚持。因此他的教会无论受到多大的高压，他个人面临什麽样的牢狱之灾，他都拒绝与强权妥协，要坚持他百分之一百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为此他愿意承受任何代价。”

2018年10月28日，他布道：“这个国家正在发起一场对灵魂的战争，虽然这场战争的排名并不是最靠前，但这是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因为在新疆，在西藏，在上海，在北京，在成都，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在发起这场战争，但他们却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永远不可能被关押，永远不可能被毁灭，永远不可能被降服、被征服的敌人，这就是人的灵魂……所以他们注定要失去这场战争，注定要失败……”接著他提到灵性生活，提到没有灵性的生活是如此没有尊严。他强调：“正因为灵性的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本质，正因为基督信仰是我们最不能失去的、宝贵的、甚至是我们这些罪人唯一拥有的财富，所以当这个国家要来夺走我们的唯一财富之际，求主让圣灵充满我们，阿门。求主让我们不但如此，还让我们用我们的受逼迫，向中国社会传达一个受逼迫的福音。让他们来拷问自己的灵魂价值几何？来拷问他们的可怜的、卑污的生活，在这样一个专制的、金钱的、绝对权力的统治下，尊严、体面、自由到底在那里？要么在耶稣基督里，要么根本没有尊严……”

王怡要坚持他百分之一百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以和平的方式，坚持在信仰上的抗命者。是坚持在中国大陆进行自由写作的作家。

谢选骏指出：如果上述报道为真，则王怡只能算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却不是一个基督徒——这是因为王怡有以下的发言——“2018年10月28日，他布道：‘这个国家正在发起一场对灵魂的战争，虽然这场战争的排名并不是最靠前，但这是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因为在新疆，在西藏，在上海，在北京，在成都，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在发起这场战争，但他们却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永远不可能被关押，永远不可能被毁灭，永远不可能被降服、被征服的敌人，这就是人的灵魂……所以他们注定要失去这场战争，注定要失败……’”——在我看来，既然王怡把新疆的伊斯兰教、西藏的佛教和上海、北京、成都的基督教相提并论了，他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了，而仅仅是一个主张宽容异端异教的人文主义者了。

附王怡的两篇文章：

《王怡：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在71届国际笔会年会上的发言》（2005-6-15）

尊敬的主席、来自各国笔会的女士、先生们：下午好。

感谢大会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用我和我同胞的语言——中文，作这个特别发言。这是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16年来第一次重新回到国际笔会。16年来第一次，在来自全世界的写作者跟前，试图表达一个独立或争取独立的、一个自由或渴望自由的中国大陆作家群体，16年来在政治高压下坚持自由写作的声音。

但我来到这里，不是因为鲜血已经淡去，不是因为政府已经在个人的语言、自由和尊严前面顺服。不是像法国总统希拉克先生声称的那样，“六四”已经成为历史。不是。我来到这里，没有橄榄枝。更不表示一个自由作家、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与他政府之间的和解。

我来到布勒格，代表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长刘晓波先生，向大会表达敬意。尤其对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长期关注、救援我们被羁押的会员，及其他被羁押的中国大陆作家、记者和知识分子表达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我是为他们而来。为一部分被当局打入另册的、在政治压迫和特务统治的恐惧中坚持写作与表达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而来。为至今不被允许发表任何一篇文字、也不被允许出国的刘晓波先生而来。我也为自己而来。在一个屠杀之后的年代，在一个强迫沉默、遗忘真相的，一个受苦不许记录，杀子不准母亲哭的年代，漫长的16年。我们之所以提起笔，不是记录福音，而是写下哀歌。

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念，为启蒙写作。我们甚至也没有足够的左拉式的愤怒，完成对政治专制和思想撒旦的控诉。但我们至少拒绝了犬儒。我们至少抵抗着知识分子的虚无感。我们为什么而写作？我们首先为各自的尊严写作。在一个全球化的当代，请诸位看，这是一群多么卑微的写作者。他们在接近人类最低的那个起点上开始写作。这个起点就是一个被损害者的尊严。就是活得像一个人，一个自由人。在我的国家，所谓作家，不过就是有能力通过文字、通过写作使自己活得不像狗的人。

我的一位朋友，从 1979年开始主编一份民间文学刊物《野草》，直到2004年因某期杂志被抄家。他在接受国外文学研究者采访时，拒绝透露刊物同仁们的真实姓名。他谈到一个“以笔名行世”的概念。数十年来，他以笔名和朋友和世人相交。他的真名在肉身的世界中反而不显。他的真名，几乎只留在政府颁发的各种证件、各种隐密的档案中，只留在那些被专制权力辖制的领域。换句话说，当他以真名出现的时候，他不是作家，他只是一个人质。他的笔也不是笔，而是一副镣铐。

笔名是什么，笔名就是自我的命名。除了躲避政治危险之外，笔名是卑微者抵抗肉身世界中的屈辱，使自己活在另一个国度的护照。在一个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制度下，笔名是他唯一与灵魂同在的名字。对我来说，写作使我的真实姓名成为另一个名字，一个符号相同但价值迥异的笔名，一个不被我的政府压迫的、属灵的名字。对我这位朋友来说，他选择以另一个名字行在世上，意味着他至少有一部分是高贵的，是未曾屈服在政治权力的压制下的。是不由这个世界统治的。

就这一部分而言，我和他同在。我们也和你们同在。我们与你们的相似，胜过了我们与我们的统治者的相似。这也是我来到布勒格的原因。我来到这里，为了那些和我一样的写作者寻求理解、帮助和见证。我来到这里，为了捍卫、表达和赞美我们生命中相似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使我们成为作家。使我们在精神上而不是在肉身上归属于另一个共同体。在我眼里，这个共同体的价值，高于我身处的那个政治共同体。就像上帝之城，高于任何人间的政权。

不错。写作。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来说，就是一个人质拯救计划。写作，就等于尊严，等于自由。甚至，几乎就等于信仰本身。但我们不能自己拯救自己。即使在专制者面前，我们拥有如此骄傲的道义上的勇敢和正义。16年了，56年了，两千年了，我们自己也不能拯救自己。我们的拯救，最终依靠那个更高的共同体，依靠我们和你们之间称为作家、称为知识分子、称为自由个体的，那个共同的部分。在我看来，这一部分意味着一种普世的价值。意味着自由和想象力的根源。我个人把这一根源称之为上帝。

但我来到欧洲，来到布勒格，发现我来到的似乎是另一个世界。我来到的的确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普遍价值被消解、世俗国家却被抬高，学院鼎盛但知识分子却开始消亡、疲软和失语的世界。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看到自由世界充满了各种零乱的、婴儿式的、撒娇的写作立场。知识分子失去了抵御政治的力量，写作就在本质上沦为一种消费。写作中的尊严就不过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日用品。写作中的批判就不过是灵魂上的维他命。当年曾参与声援“雷德福斯案件”的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在他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描述了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各种“现实主义激情”，这种激情使知识分子们依附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下，从而背叛了知识分子的理想。

在我看来，这样的背叛一直在持续。今天，从萨义德到昆德拉。各种貌似后现代的、声称拒绝政治的、所谓纯粹的、当下的、睿智的、或非普遍的写作与理论姿态，不过是对自己无力感的辩解，这些辩解对那些身在专制国家的、活在中世纪的写作者是一种残忍和遗忘。对普遍价值的拒绝，造成一种貌似独立的姿态，其实不过使作家们更深的依附在了民族国家的权力话语之下。以往，作家对政治的批判出自一种内在的骄傲。现在，骄傲常常却被撒娇替代。因而，我们看到这样的局面。一些民主国家的政府正逐渐放弃基于自由价值而对专制政权的批判。它们为世俗的利益放弃了那些被专制政府关押在牢里的作家、记者、异议分子和演说家。到了2005年，中国的诗人、作家师涛先生，竟还因为披露中共禁止纪念六四的消息而被判刑10年。但某些政治家们为了恢复向中国政府销售武器，却说“六四”不过是已经终结的历史。到了2005年，北京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蔡卓华先生，竟还因为印刷《圣经》而遭到审判。但某些政治家却不吝称赞中国的人权进步，并把联合国人权奖颁给独裁者的儿子。

令人可悲的是，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蜷缩在民族国家的共同体之下，面对庸俗的政治立场显得如此无力。甚至比那些愿意在写作中寻找自由的中国大陆作家们更加无力。因为非普遍的立场必造成普遍的疲软。百分之百的放弃普世价值的判断，不过就等于百分之百的拥抱民族国家的政治话语，百分之百的迎合政客的短见。以及——这一点最令我心痛和不可接受，就等于百分之百的否定全世界作家们拥有的那一共同的部分。

写作还是斯洛文尼亚作家齐泽克先生笔下的“崇高的客体”吗？写作还与我们的灵魂有关吗？还与我们的肉身在政治共同体下遭遇的生存境况有关吗？基督教大公教会的信条里曾说，我们相信“圣徒相通”。因为圣徒们拥有相同的价值的来源、属灵的来源。我们不是圣徒，我们是远比圣徒更卑微的。因为中国的先哲说，得道的人不说话，没得道的人才喋喋不休。可我们今天之所以一同坐在这间大厅里，因为我们依据一个共同的命名——作家，我们拥有共同的见证自由的方式——我们的笔。

但我怀疑，今天自由世界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们，是否还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命名中，有一个与我们每个人休戚相关的部分，一个比任何共和国都更高尚的部分。是否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你们与一位狱中的中国大陆作家属于同一国度。与最近被判10年监禁的师涛先生，从去年10月被关押至今的赵岩先生，最近被逮捕的陆建华先生，以及张林先生，黄金秋先生，以及据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不完全统计、目前仍被羁押的50余名因言获罪的中国作家和记者，属于同一国度。而不是和你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府，和这地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属于同一国度？

你们的回答，决定着我对某种普遍立场的不时尚的呼求，在这个大会上到底有没有意义。来自中国大陆的写作者，那些为着中世纪一般的自由所受的磨难，包括他们的屈辱和尊严，在诸位眼里有没有除了磨难之外的意义？

我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看待中国大陆作家的状况和西方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看待国际笔会的宗旨和作为。我们信奉那些在人类的写作中得以彰显和保守的基本价值，我们也面对一个全球化的现实语境。这两点使我将中国大陆作家的受迫害，不是看作一个仅仅中国的或亚洲的景观。也不是看作共产党国家与自由世界、或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景观。我把它看作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与欧洲、与这世界上每一个作家都有牵连的景观。

我常在想，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全球化的标志是什么？100多年前，法国作家左拉在“雷德福斯案件”中写下《我控诉》一文，几乎标志着一个当代知识分子传统的诞生。今天，一个中国作家在16年后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宣讲苦难，宣讲自己的苦难。当我提及师涛先生的案件，我最想说的，不是渴望国际笔会和诸位的救援。我最渴望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一个全球化时代的“雷德福斯案件”？

我想，这才是全球化时代之于作家的期待。我最想说的，是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写作者们，同样身在这个世界。当他们受迫害的景观被嵌入到一个全球化的景观，其实世界并没有发生想象中那么大的变化。在这一被嵌入的全球化景观中，野蛮和专制的罪恶、国家权力的猖狂所占的份量，远远超过了当初班达和左拉们身处的法国社会。

我想，在这样一种景观中，每个中国作家所受到的迫害，都将使缪斯蒙羞，使这世上的每一支笔蒙羞，甚至也使一个地球遥远角落的知识分子丧失写作的尊严。但这样一种景观也有助于让我们回到价值分歧的起点。为作家们赢得唯一的机会，呼唤知识分子丧失的力量，将某种普遍和高贵的价值重新擦亮。

基于这样一种信心，独立中文笔会呼吁国际笔会在各国世俗政权面前表现出更大的批判勇气，在帮助专制国家的写作者获得自由和尊严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我们呼吁国际笔会有更积极的、更多元的捍卫写作自由的考虑。这种捍卫并不限于“狱中作家委员会”的工作，而是早在一个作家踏入监狱之前便开始。这种捍卫也不限于单纯的写作，而且指向与写作相关的思想与信仰的自由，表达和出版的自由。因为在那些国家，监狱是缺乏上述自由导致的一种常态，而不是一种意外。监狱只是写作不自由的一部分。并容我以一种傲慢的口气说，那甚至不是最令人绝望的部分。

我们也呼吁一种左拉式的知识分子传统在全球化时代的复兴，呼吁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作家，热爱你们同行的自由，就像热爱自由本身。

几年来，中国对写作自由的压迫，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纳粹时代。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络上设置了数千的关键词，对公民的写作及表达自由进行瓦解和过滤。中国的新闻出版部门对出版物实行最严格的事先审查，和最严格的配额限制。今年以来甚至史无前例的在一些出版社实行“出版实名制”试点。要求作者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禁止使用任何笔名和化名。这是对“以笔名行世”这一捍卫尊严的最后方式的摧毁。共产党的宣传部门甚至在每天清晨给媒体下达禁止报道的新闻清单。他们在历史教科书中篡改历史，隐瞒真相，欺骗孩子。却用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意识形态化的学术体制和赤裸裸的政治威胁，来对付那些敢于挑战谎言、伸张真相的作者。越来越多的作家、记者、异议人士，也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等罪名下被频频构陷。

几年来，独立中文笔会在中国大陆艰难的存在。我们不反对中国政府，我们只是坚持用自己的嘴和笔，去捍卫写作和言论自由。并相信这种捍卫最终有助于改变这个政府。在今天，中国的改革模式带来了长期的经济繁荣，但政府的专权和思想的压迫也使这种模式就快走到尽头。

几年来，我们尽力声援那些被羁押的作家，也得到了各国笔会和国际社会的一些声援，但作用仍然微乎其微。最近一年以来，几乎每个月都有我们的会员遭到拘留、逮捕、传讯或监控。其中也包括会长刘晓波先生和理事余杰先生。在这样的写作命运下，你怎能把自己当成作家，你只能把自己当作一个人质。

我在这里，缺少时间，也缺少勇气，去一一讲述发生在中国自由作家身上的案例。但容许我用不卑不亢的语气说，在中国，每天都有一个雷德福斯，在呼唤全球化时代的左拉，呼唤全球化时代的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

他们呼唤的，不但是自己的任何一个同胞，也是全世界任何一个被称之为作家的自由人。

我来到布勒格，希望作为一个作家。其实还是一个人质。但我并没有来到另一个世界。我来到这里的原因之一，是我相信我们身在同一个世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国度、荣耀和权柄，都属于那个更高贵的、使我们在写作中不枉此生的精神。谢谢诸位。

《王怡：面对逼迫，我会怎么做》（王怡牧师 重巡古道 2018年10月14日）报道：

面对逼迫，我会怎么做？我在基督面前祈祷立志，并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当掌权者越过上帝所赐的世俗权力的边界，攻击和僭取属于上帝和教会的属灵事务时，将以和平的方式，坚持在信仰上的抗命。

下面是一些具体打算。作为家庭教会和长老会的一位牧师，这些做法都基于我的“保守的福音派”的立场及“加尔文主义”的神学。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忠诚的和归正的传道人或基督徒，都必须如此行。因为处境和负担不同，在这场属灵的争战中，上帝会赐给忠贞的儿女们不同的责任和做法。

这也不意味我的信心已坚固到一个地步，可以在各种威胁、构陷和暴力面前，完全坚持这些立场和做法。我祈求基督的死常在我身上，以至于基督复活的能力，能随时遮蔽我。我完全知道和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堪重用的罪人，惟愿基督的主权恩典在逼迫中不丢弃我，惟愿主的灵始终与我同在，使我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的孤立状态中，能以极大的忍耐和盼望持定这些立场，或者直到见主荣面，或者直到靠主得胜，重返教会讲台。

我的这些立场和打算，得到了与我同工的秋雨圣约教会众长老的认同。对那些持有与我类似的立场和负担的肢体，也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参考和采纳的案例。

第一、不停止聚会。 在任何情况下，不停止公共聚会，尤其是不停止、不放弃信众的主日崇拜。因为神的主权高于任何世俗政权，教会的使命和《圣经》对不可停止聚会的教导，也高于任何世俗法律。无论宗教局和警方针对主日崇拜采取任何行政强制措施，也无论他们的执法是否遵循正当程序，我都将以和平的方式予以抗命，不配合警方取缔、关闭、解散、查封基督教会及其聚会的任何处罚决定，不停止举行、召集、主持和参与教会的公共敬拜，直至警方以暴力控制我的人身自由。

第二、不配合。 即便警方诉诸暴力，我仍将以和平的方式予以抗命，不使用上帝赐给我的一丝力气来配合警方攻击教会和礼拜的行为。在主日之外的其他日子，当警方依正当程序执行公务时，我将在身体上予以顺服和配合，尊敬上帝赋予他们的权威；当警方不依正当程序而非法执法时，我仍然将在身体上以非暴力的方式拒绝配合，直至警方以暴力控制我的人身自由，而我也将不使用上帝赐给我的一丝力气来配合警方的非法行为。

第三、不服从。 不接受、不服从政府部门对教会及其聚会的取缔、查封、解散等决定，不服从警方在逼迫和取缔教会的现场对我发出的任何指令。因为上帝没有赐给政府这样的权力。在教会和家庭拥有物权的场所，有封条则撕掉封条，有锁链则断开锁链，除非警方以暴力控制我的人身自由，否则不能使我停止以和平的方式召集、主持和参加教会的公共聚会。

第四、不签字。 不在宗教局的任何行政决定的送达文书上签字，不在其他政府部门配合宗教局迫害教会的任何送达文书上签字。同样，也不在任何因信仰和教会的缘故而被询问和讯问的警方笔录或其他文书上签字。

第五，零口供。 除分享福音外，不接受、不回答宗教局对教会和信仰问题的行政调查的任何问题；除提供个人信息和分享福音外，不回答警方因信仰和教会的缘故对我进行询问或讯问的任何问题，不为行政和司法部门提供任何一份可能为信仰和教会定罪的书证，除非警方以严酷的刑讯逼供，摧毁我的健康和心志。

第六、要求阅读《圣经》。 从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我将在询问和讯问过程之外的休息时间，要求获得和阅读《圣经》的自由。在不能获得和被禁止阅读《圣经》时，我将以和平的方式拒绝服从一切行政措施，并不配合警方在询问和讯问中的任何命令，直到获得《圣经》或警方以残酷的刑讯摧毁我的健康和心志为止。

第七、不认罪。 无论在询问、讯问和审判中，不承认任何因信仰和教会的缘故而加诸在我身上的任何罪名，无论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扰乱社会秩序罪、以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这些常见的逼迫和构陷教会的罪名，或任何其他罪名。不认罪、不悔改，不寻求、不同意免于起诉、缓刑、监外执行、假释、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任何建立在有罪认定基础上的被释放的方式。一旦我被刑事拘留，要么直至判我坐牢并执行完毕，要么将我无罪释放，绝不为第三种中间状况留有妥协和交易的地步，除非警方以残酷的刑讯摧毁我的健康和心志。

第八、不服从思想改造。 所谓劳改，是前苏联、朝鲜和中国等共产党国家对入狱的犯人，通过强制劳动和政治学习进行“思想改造”的一种方式。作为基督徒，我将在身体上服从任何不公义的判决，也顺服狱方的纪律看管。但我可以坐牢，却不可以被改造。我既不认罪和不悔改，我的良心将禁止我顺服建立在认罪基础上的一切关乎良心和信仰的改造措施，如强制参加政治学习或收看电视节目、强制参加升国旗仪式、强制写作思想报告、强制唱红歌或喊口号等。我将以和平的方式不服从上述改造措施，并预备自己承受任何代价，除非狱方以残酷的暴力摧毁我的健康和心志。

第九、不缴纳罚款或罚金。 无论是在行政处罚或司法措施下，绝不因信仰和教会的缘故，缴纳一分钱的罚款、罚金或保证金。因为政府无权对教会的信仰处以罚款。

第十、不接受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 所谓政治权利主要包括选举及被选举权、及担任公职的权利等。作为本国公民，我无这些虚假的权利可言；作为神的仆人，我也毫不在乎它的得到或失去。然而，所谓政治权利也包括了言论、集会、出版等涉及信仰、良心和教会的自由，正如《威斯敏斯特信条》第20章第2条所言，“唯独上帝是良心的主宰”。政府无权剥夺上帝赋予人类的良心与信仰表达的自由，因此我不接受所谓“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只要我恢复人身自由，就将竭力传讲福音、牧养或建立教会、撰写并出版文章，践行主基督所赋予的大使命，直至再次失去自由为止。

第十一、坚持传福音。 无论在派出所、看守所、监狱或其他任何被羁押的场所，只要我有机会与人接触，就会分享福音。因为世俗政权和法律，无权剥夺任何人听到福音的机会，也无权剥夺一位牧师向任何人传讲福音的自由。因为唯有基督的福音，才能真正对一个罪人进行“改造”。我将在被羁押中尽力践行这一福音使命，除非警方以残酷的暴力摧毁我的健康和心志。

第十二、不接受官方指派的律师。 只有我本人或我妻子所委托的律师，才能代理我的行政或刑事案件。在任何情况下，我不会接受官方指派的律师。

第十三、不上电视，不与官媒接触。 只要尚未恢复人身自由、尚未与家人和弟兄姊妹相见，我将不接受狱方、官媒及任何国内媒体安排的采访和拍摄，不在警方控制之下录制任何视频，也不在询问室或讯问室之外的任何场所录制视频，以避免被扭曲和剪辑为“电视认罪”。除非警方以残酷的暴力摧毁了我的健康和心志。

第十四、要求公开审理。 在我因信仰和教会的缘故被起诉后，将要求法院公开审理我的案子。如果法院不按正当程序，不举行公开审理，不允许我的妻子、家人、弟兄姊妹、朋友及媒体出席并旁听，我将在行为上不服从这样的开庭。因为秘密审判的法庭，不再是《圣经》要求我顺服的法庭。我将拒绝出庭，拒绝配合法官的任何指令；除传讲福音外，我将以零发言、零答辩来回应一切对教会和信仰的非法审判。

求主基督使我敬畏祂到一个地步，而不惧怕任何不敬畏祂的权势。求主在一切关乎良心、信仰和教会的事上，赐给我和平的反抗、积极的忍耐和充满喜乐的不服从；而在一切关乎肉身和外在的权益损害上，赐给我忍耐和沉默的力量。求主除去我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被激发的血气和怨恨，也怜悯和扶助我在孤立状态下随时的软弱。求主帮助我，从被羁押之日起，天天为与我案子有关的大小掌权者，及警察、国保、检察院、法院或其他部门的公务员祷告。求主在他们中间拣选悔改信主的儿女，也可怜他们卑微的灵魂。求主在这一过程中，至少领他们一人归主，使我的心得着极大的喜乐和安慰。

也求主基督使我在被羁押的期间，卸下一切对妻子、家人和教会的负担和挂虑，也将一切置之度外，全然向主交托，单单向主尽忠，专心践行这十四条立志，作为对家人的思念和服侍，对会众的牧养和教导，及对上帝国度所尽的责任。

谢选骏指出：参考上述两篇附录，不难发现，王怡2018年10月28日“布道”里把新疆的伊斯兰教、西藏的佛教和上海、北京、成都的基督教相提并论的文字，是对他写于2005年6月15日的《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在71届国际笔会年会上的发言》的延续，而与王怡写于2018年10月14日的《面对逼迫，我会怎么做》一文，没有多大关系。

【083、围绕知识产权的宗教战争】

《窃取知识产权问题 中美观点碰撞》（2018年4月21日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最近进行的301调查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强制美国企业技术转让。有人认为，这是美国方面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反应，是对中国崛起的遏制；也有学者说，美中两国企业界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仍有达成共识的空间。

美国指控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结果，本月宣布计划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美国总统川普本月早些时候说：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最近领导的一项调查指出了中国长期贸易侵权的一种模式，其中包括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以及强制技术转移，这给我们国家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而且专门针对美国的技术。”

美国商务部官员本月12日在纽约出席美中企业主管峰会时再次抨击中国的侵犯知识产权问题。

商务部国际贸易事务次长吉尔伯特·卡普兰（Gilbert Kaplan）说：“中国在生产和出口上着重使用重商主义模式，在这一战略上不断加码。这要求美国正视中国强制转让技术的问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做法以及对美国的商业网络和研发企业的持续入侵。”

在这次美中企业主管峰会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认为，窃取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移是两个问题，应该区分对待。他说：“美国对这两种知识产权问题的政策制定没有做出足够的区分，我认为这很有问题。”

黄亚生说，知识产权盗窃的受害者不只是外国公司，中国国内企业也深受其苦，它们可以成为美国可以团结的对象。他说：“为了让中国处理知识产权盗窃问题，这里说的不是强制技术转移问题，你其实希望中国企业家在国内也有知识产权保护的能力，你要帮助中国人提高这方面，然后把他们转化为你的政治盟友，要求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如果你和中国的企业家、大学教授、科学家交谈，你会发现他们跟我们在美国一样，也很关心知识产权问题。为什么不采取一种政策、让他们变成你的朋友、而不是让他们反对你呢？”

TKK资本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兟认为，美国如果在技术上封锁中国，可能迫使中国制定自己的标准，这样的结局对两国都不利。

王兟说：“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14亿人将有很多很多的设备、机器、无人机、机器人，都通过信息网络相互连接，电信、手机、电视都连在了一起。这个市场将变得足够大、可以支撑自己的一套标准。我希望美国能在这个市场占据很大的部分，而不是相互排斥。”

王兟暗示，美国是在遏制中国的科技崛起。他说：“我想，对错很难一概而论。我能感觉到美国的愤慨，美国认为，你怎么能盗窃我们的技术、对我们咄咄逼人呢？但是，你又怎么感受中国的愤慨呢？我们自从鸦片战争就被压迫了一百年，你凭什么对我们说，我们的国家不能崛起呢？”王兟认为，美国不应该把经济上的竞争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他说：“中美双方都需要把军事和国防的定义缩小。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如果提着一台笔记本电脑都算威胁国家安全的话，那我们还谈什么呢？这是个笑话。”

美国总统川普此前表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本周宣布，因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规定而且没有诚意悔改而对中国中兴通讯实施为期七年的出口禁令。分析认为，美中贸易摩擦持续升温，中国科技企业受到的压力将继续增加。

谢选骏指出：川普认为，“中国长期贸易侵权的一种模式，其中包括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以及强制技术转移，这给我们国家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而且专门针对美国的技术。”然后它把这个“经济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这说明川普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从圣经的角度看，围绕知识产权的争议，其实是一种宗教战争，而不仅仅涉及到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例如中国宗教只讲成败与利害，不讲是非与正邪，而基督教却不计成败与利害，注重是非与正邪——这在《易经》与《圣经》的对比中，就一目了然了。所以现在的中国人，可以把马列主义改得面目全非还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从《圣经》的角度讲，简直毫无逻辑可言；但从《易经》的角度讲却是一种变通，一种龙蛇般的智慧，是生命力的体现——可是这种智慧在《圣经》看来，却是根本错误的，甚至是极为邪恶的。所以我说了，围绕知识产权的争议，其实是一种宗教战争。

【084、维吾尔人会为阿拉伯人殉葬吗】

《美媒：维族富豪到麦加朝圣未获准 遭中国判死》（中国新闻组 2018年12月23日）报道：

阿卜杜勒加帕尔，新疆一名身家千万美元的维吾尔族商人兼慈善家，近日被中国政府财产充公、判处死刑，原因是他没有获当局批准，就自行前往「圣城」麦加朝圣。自由亚洲电台报导，现年42岁、家住新疆伊宁市的阿卜杜勒加帕尔（Abdughapar Abdurusul），今年7、8月期间被当局逮捕，上月被判处死刑。他的兄弟透露，阿卜杜勒加帕尔是接受集体审讯，没有律师，已经违反中国的司法规定。他被判死刑后，不知案件是否有转交到北京最高法院复核，但目前判刑已经确定，等候执行。

阿卜杜勒加帕尔被判刑的原因，是他没有参加官方组织的朝圣团，没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自行到麦加朝圣。报导指出，阿卜杜勒加帕尔是四名孩子的父亲，经营多间店铺，也拥有多笔房地产业，近年他利用收入盈余，协助伊宁市兴建清真寺，回馈社区民众。在他被捕后，他拥有的1440万美元财产，全数被当局没收。

除了阿卜杜勒加帕尔本人，他的一家都受到迫害。他的妻子哈锦（Merhaba Hajim）今年4月起被当局送进「再教育营」关押，关押期间死亡；长子阿热尔（Awzer）去年从土耳其留学回国后，也一直被关押。阿卜杜勒加帕尔的姊妹萨伊杰迈勒（Sayipjamal）长期「被失踪」，家人无法取得联络，相信是被关在「再教育营」；另外，阿卜杜勒加帕尔的50多名友人，也被当局判刑18年以上。报导指出，为了完成伊斯兰教的五功（五项义务），每年都有大批穆斯林会到麦加朝圣。而中国当局为了方便监控，近年以「保障人身安全」为由，要求参加官方朝圣团的人员，得配带有定位追踪功能的「朝觐通」装置。国际人权组织痛斥中国的做法根本是「蔑视人的尊严」。

谢选骏指出：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宗教，因为麦加麦地那都是阿拉伯人的城市；而《可兰》（《古兰经》）是用阿拉伯语书写的，其他译本都不被承认为正式文本；最为重要的是，“先知穆罕默德”从未宣称过他不是阿拉伯人。这与耶稣基督完全不同。基督教的新约不是用犹太人的语言书写的，而且耶稣基督再三宣告过他不是犹太人。从以上对比可知，为伊斯兰教殉教就是为阿拉伯人殉葬；而为基督教殉教就不是为犹太人和任何其他民族殉葬——而是为了神圣的三位一体殉教了！

《消失的新疆维吾尔人都遭遇了什么？ 》（2018-10-30 BBC）报道：

中国被指控未经审判便在西部新疆地区关押了数以十万计穆斯林。中国政府对该指控矢口否认，称人们自愿参加旨在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特殊“职业学校”。BBC的调查发现有关实情的重要新证据。

2015年7月12日，一颗卫星在中国广袤的西部沙漠和绿洲城镇上空盘旋。当天拍摄的照片显示，这里只是一片人迹罕至的灰白色荒漠。这个调查开始的地方不同寻常，它涉及其中一个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人权问题。

2018年4月22日，即在三年不到的时间里，同一片沙漠上空拍摄的卫星照片显示了一些新的东西。一个面积巨大、保安严密的建筑呈现在眼前。它的外墙长约两公里，四周矗立着16座瞭望塔。

去年首度有消息称，中国在新疆设立穆斯林拘留营系统。试图寻找拘留营系统证据的研究人员在全球测绘软件谷歌地球（Google Earth）上发现了这张卫星图片。它位处小镇达坂城外围，距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约一小时车程。为了避免等待每位到访记者密不透风的警方检查，我们在清晨抵达乌鲁木齐机场。但当我们来到达坂城时，我们被至少五辆车跟随。车上是穿着制服或便衣的警察，以及政府官员。很显然，我们未来几天探访十几个疑似营地的计划并不容易。当我们沿着宽阔的道路行驶，我们知道后面的车队会试图截停我们。在距目的地几百米时，我们意外地看到一些东西。

卫星图像上营地以东的广阔沙地已不再荒无。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大型扩建工程。这个吊车林立的小城在沙漠中拔地而起。一排排巨大的灰色建筑鳞次栉比，它们都有四层楼高。我们用摄影机记录了这些建筑的规模。但我们试图再靠近时，一辆警车采取了行动。我们被截停下来，被要求关闭摄影机并离开。但我们还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当地有相当多的新举动，外界一无所知。在很多偏远地区，谷歌地球的图像可能要在数月或数年之后才会更新。

其他公开的卫星图像库，例如欧洲航天局的“哨兵”（Sentinel）数据库，会提供更频繁更新的图像，但图片的解析度较低。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寻求已久的东西。2018年10月“哨兵”卫星拍摄的图片显示，该营地比我们预想的已扩建很多。

我们曾怀疑这只是一个较大的拘留营，但现在看来，规模更庞大。它只是近几年来，新疆各地建造的众多类似大型监狱类建筑的其中一个。当我们试图走访营地前，我们在达坂城市中心被截停。我们被形形色色的监视人员所包围，不可能与任何人公开交谈。监视人员会强硬地盘问只是和我们打招呼的人。

不过，我们通过随机获得的号码，打电话给镇上的人。当局不顾一切阻止我们拍摄的有16座瞭望塔的大型营地，究竟是什么？一名旅馆老板对我们说，“这是一所再教育学校”。“是的，那是一所再教育学校。”另一名店主表示赞同。“那里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的思想有问题。”这个庞大的设施当然不符合普通学校的定义。在新疆，“上学”已经有另外一层含义。“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中国多次否认其未经审判关押穆斯林。但对营地一直存在一个委婉的说法，那就是教育。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当局为了回应甚嚣尘上的国际批评，正加大马力展开全面宣传攻势。

官方电视台接连播出光鲜亮丽的报道。干净整洁的教室里坐满了面露感激的学生。他们看上去学习很投入。报道中没有提及学生被选中参与“学习”的原因，也没有说明课程的长短。但其实有线索可循。这些访问听起来更像是认罪。一名男子在镜头前说，“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发誓要“回去以后”做一个好公民。

我们被告知，这些设施的主要目的是打击极端主义，提供的课程包括法律基础、工作技能和汉语培训。最后一个课程显示，无论你称其为学校还是营地，目标都是相同的。这些设施是特别针对新疆的穆斯林少数族裔，他们很多人的母语并非汉语。节目还透露了学校实行着装规定，画面中没有一个女生穿戴头巾。

新疆有超过1000万维吾尔人。他们的语言属突厥语族，与中国主要民族汉族相比，他们与中亚人也类似。经常有人指出，新疆南部城市喀什在地理位置上，距巴格达比距北京更近，有时文化上也是如此。维吾尔人曾有反叛和对抗中国统治的历史，他们与现今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地理位置般疏远。

在共产党统治之前，新疆曾经历短暂独立，偶尔脱离中国的控制。自此，这里的人们不断通过抗议和暴力，来挑战这种控制。新疆的面积几乎是德国面积的五倍，它蕴藏的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带来了大量的中国投资、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大批汉人定居者。这些增长红利被视为分配不均，维吾尔人的不满情绪正在酝酿。

中国当局回应这些批评时指出，新疆居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升。但在过去十几年里，数以百计的人在发生的连串骚乱、社区暴力事件、有预谋的袭击及警方出警时丧生。

2013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针对行人的袭击事件，导致两人死亡，车上的三名维吾尔人丧生。事件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时刻。虽然死亡人数相对较少，却震动了中国的权力基础。次年，在距离新疆2000多公里外的云南昆明火车站，31人被维吾尔族袭击者持刀杀害。

过去四年来，新疆已成为国家的安保目标，国家针对本国国民实行了一些最严格和全面的措施。这些措施使用了大量技术，包括脸部识别镜头，用监控装置阅读手机内容，以及大规模收集生物特征数据。

当局还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及惩罚措施，对伊斯兰身份和习俗加以限制，包括禁止留长胡子和戴头巾，禁止儿童接受宗教教育，甚至禁止使用听起来像伊斯兰教的名字。这些政策似乎标志着官方思维的根本转变。分离主义不再被视为少数个别人士的问题，而是普遍出自维吾尔文化和伊斯兰教的问题。

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加紧了对整个社会的管控，人们对家庭和信仰的忠诚必须在对共产党忠诚这个唯一重要的前提下进行。维吾尔人独有的身份使他们成为被怀疑的目标。

可靠消息显示，有数百名维吾尔人前往叙利亚，与多个武装组织作战，令这种印象被强化。在新疆的数千个行人和车辆检查站，维吾尔人需要停下来接受族裔身份识别，而汉族人常常被放行。在新疆内外，维吾尔人面对严格的旅行管制。一项法令迫使居民把自己的护照上缴警方以便“安全保管”。

维吾尔族政府官员被禁止信奉伊斯兰教，不能参加清真寺礼拜或斋月禁食。有鉴于此，中国对被视为不忠诚的诸多维吾尔人，引入老旧而直接的处理方法，或许便不足为奇了。尽管政府否认，但有关拘留营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却来自当局自己的大量信息之中。

位于德国的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在网上发现了多页新疆当地政府的招标文件。这些文件邀请潜在的承包商和供应商参与建筑项目投标。这些文件透露了新疆数十个营地的修建和改造细节。在很多情况下，竞标者被要求参与修建多种安全设施，如瞭望塔、铁丝网、监视系统和警卫室。郑国恩将这些信息与其他媒体消息来源进行了比对。他认为至少有几十万、甚至可能超过一百万名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可能接受了“再教育”。当然，这些文件从未称呼这些设施为拘留营，而是教育中心，或更准确地称呼为“再教育中心”。

几乎可以肯定，其中一处与我们走访的大型建筑有关。2017年7月，达坂城某个“教育改造学校”曾招标安装供暖系统。在委婉的说法和平凡的规格与数字背后，存在一个明白无误的正迅速扩充的大规模拘留营网络。

“他们想抹去维吾尔人的身份”

2002年，热依拉·阿不来提（Reyila Abulaiti）从新疆到英国求学。她遇到一个英国人，嫁给了他，取得了英国公民身份并组建家庭。去年，她的母亲谢姆西努尔·皮达（Xiamuxinuer Pida）像往常夏天一样来到英国，和她的女儿及孙子一起在伦敦观光。

66岁的谢姆西努尔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前工程师，她曾在一家中国国企任职多年。她于6月2日飞回新疆。由于没有听到妈妈的消息，热依拉打电话询问母亲是否平安到家。这段对话简短但恐怖。“她告诉我，警察正在搜查房子，”热依拉回忆说。警方搜查的目标似乎正是热依拉。她的母亲说，警方要求热依拉提供一些文件的影印本，包括英国地址证明、英国护照影印本、英国电话号码和大学课程资料。后来，在热依拉的母亲要求她透过中国手机聊天软件发送这些资料后，她的母亲说了一句让她觉得脊椎发凉的话。“别再打电话给我了，”她的母亲告诉她。“永远不要再打给我。”这是女儿最后一次听到母亲的声音。她相信，从那以后母亲就一直在营地里。“我的妈妈无缘无故被拘留了，”她说。“据我所知，中国政府希望将维吾尔人的身份从世界上抹除。”

BBC对八位旅居海外的维吾尔人进行了长时间采访。他们的证言相当一致，提供了拘留营内的生活条件与日常活动的证据，以及甚么人会被拘留的笼统依据。参与主流宗教活动、持温和异见、与旅居外国的维吾尔人有任何联系，似乎都足以让这个人被牵涉到这个系统。每天早上，29岁的阿布来提·吐尔逊·土赫提（Ablet Tursun Tohti）都会在日出前一小时被叫醒，他和其他拘留者有一分钟的时间赶到操场。排好队后，他们便要开始跑步。“那儿有一个特别房间用来惩罚那些跑得不够快的人，”阿布来提说。“在那里有两个人，一人用皮带鞭打，另一人则用脚踢。”从卫星图片上可以清楚看到阿布来提所说的操场。这是一个位于新疆南部绿州城镇和田的营地。“我们唱的歌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阿布来提说。“他们教我们法律。如果背错了，就会被打。”

2015年末，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幸运的。在拘留营早期，“再教育课程”的长度似乎比较短。但过去两年间，几乎听不到有任何被拘留人士获释的消息。目前，中国已大规模收回维吾尔人的护照，阿布来提是最后一批能够离开中国的维吾尔人之一。他曾向土耳其寻求庇护。由于文化和语言的紧密联系，有相当数量的维吾尔人在土耳其滞留。阿布来提告诉我，他74岁的父亲和八个兄弟姐妹都在拘留营里。“无一幸免，”他说。41岁的阿卜杜萨拉木·木合买提（Abdusalam Muhemet）也住在土耳其。2014年，他因在葬礼上背诵伊斯兰经文而在新疆被警方拘留。他说，警方最终决定不起诉他，但他仍未获得自由。“他们告诉我，我需要接受教育，”他解释道。他发现自己所处的地方看起来不像一个学校。

卫星照片上，罕艾日克法律教育培训中心的瞭望塔和双层围墙清晰可见。从沙漠烈日下的阴影中，你还可以辨认出层层铁丝网。阿卜杜萨拉木形容，每日是锻炼、被欺凌和被洗脑。25岁的阿里——这不是他的真名——他就像很多人一样，太害怕以真名讲话。他表示，2015年警方在他手机上发现一张女子照片，照片中的人戴着尼卡伯（niqab）面罩，阿里因此被关进了一处营地。“有位老婆婆因为去麦加朝圣而进了那儿”，他说。“另外一位老人，则是因为没有按时交水费。”在一次强制训练课中，一辆官员的汽车驶入营地，大门短暂打开。“突然，一个小孩朝与我们一起训练的母亲跑过来。”“她上前抱紧孩子哭起来。”“然后一个警察抓住那女人的头发，并把小孩拖出了营地。”

官方电视台播出的片段环境干净，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画面。“我们宿舍的门在晚上是锁着的，”阿布来提说。“里面没有厕所，他们只是给了我们一个盆。”目前这些说法无法被独立核实。我们就相关虐待指控询问了中国政府，但并未收到回复。对于新疆以外的维吾尔人来说，消息几乎完全消失。恐惧带来沉默。一些人被踢出家庭聊天群、或被告知永远不要打电话，这些事情司空见惯。信仰和家庭是维吾尔文化中的两个核心内容，但它们正被系统地破坏。由于有些家庭是整个家族都被拘留，有消息说许多儿童被安置在公立孤儿院。

2016年，比尔基兹·哈比卜拉（Bilkiz Hibibullah）带着5名子女抵达土耳其。但她最年幼的女儿萨基纳·艾山（Sekine Hasan），现在已经3岁半了，和她的丈夫留在新疆。由于萨基纳未拿到护照，本来他们计划待她拿到护照后，一家人在伊斯坦布尔团聚。她再未能拿到护照。比尔基兹相信，她的丈夫去年3月20日起被拘留。此后，她与她的其他家人也失去联系，现在也不知道女儿身在何处。“半夜里，我的其他孩子都睡了，我常常哭泣，”她说。“你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哪儿，也不知道她是生是死，世上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如果她现在能听到我的话，我只想说声对不起。”

俯视之下

仅使用公共开源的卫星数据，也可以一窥新疆深藏的秘密。GMV是一家跨国航空航天公司，它有为欧洲太空总署（European Space Agency）和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等机构，从太空监测基础设施的经验。该公司分析师研究了一份包含新疆各地101处设施的名单，名单来自再教育营系统的多份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他们为新建营地的增长及现有营地扩建，逐一进行纪录。他们识别并比对瞭望塔、安全护栏等共有特征，这些都是监视和控制民众活动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为每处设施成为拘留营地的可能性进行分类评级，并把44处地方归类为“高”和“非常高”的级别。随后，他们绘制了卫星首次侦测到的设施照片，设施共有44处。图片显示，阿卜杜萨拉木被关押的营地，部分地方正进行扩建工作。GMV无法说明这些地点的用途。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在过去几年内，以令人惊讶和越来越快的速度修建了许多新的安全设施。很有可能，这都是低估了实情。他们还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些设施有越修越大的趋势。与2017年相比，今年的新建项目数量有所回落。

GMV单是计算这44个选址，新疆安全设施表面积比2003年已增加了约440公顷。这个数字是以设施外墙以内的整个营地面积计算，不单是计算建筑物的大小。但440公顷土地代表了许多额外的空间。作为参考，在美国洛杉矶，包括双子塔监狱和男子中央监狱在内的一个占地14公顷的地方，就总共容纳近7000名囚犯。我们把GMV一些数据——达坂城一所设施内的建筑大小增长——展示给位于澳大利亚、具备多年设计监狱经验的盖默·贝利建筑事务所（Guymer Bailey Architects）看。他们根据卫星图像估算，该设施最保守估计可以容纳约1.1万人。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这处设施也堪比世界上其中一些最大型的监狱。

纽约赖克斯岛（Riker's Island）拥有美国最大的监狱，可以容纳1万名囚犯。伊斯坦布尔城外的斯里乌里监狱（Silivri Prison）通常被认为是欧洲最大的监狱，它的设计容量是1.1万人。盖默·贝利建筑事务所对卫星图片上不同建筑的潜在功能进行分析，并提供给我们。他们对达坂城营地可容纳人数的保守估计，是假定人们被关在单人间内。如果将单人间换成集体宿舍，达坂城营地的总容量会大幅增加，最高可达到约13万人。我们还向拉斐尔·斯佩里（Raphael Sperry）展示了这些照片。斯佩里是一名建筑师，也是总部位于美国的“建筑师/设计师/规划师社会责任”（Architects/Designers/Planner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组织主席。“这真的是一处巨大而荒芜的拘留设施，”他告诉我。“该设计似乎旨在以最低的造价，尽可能多地把人们容纳到一个很小的区域。”“我认为1.1万的数字可能被严重低估……从现有信息中，我们无从知道它的内部间隔如何，哪部分用于拘留，或是作为他用。但即使这样，你估计舍区能容纳13万人的说法，很遗憾地讲，似乎是有可能的。”

由于无法实地走访该地点，所以也无法独立就分析进行验证。我们向新疆有关部门谘询达坂城设施的用途，但未得到任何回应。

拦截

新疆的拘留营并非完全相同。一些设施并非从零开始建造，而是由学校、工厂等原本作其他用途的结构改建而来。它们通常较小，且位于城镇中心附近。我们试图走访位于新疆北部伊宁的几个类似营地。我们看到当地政府的一份采购文件。当地政府希望建立五个“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目的为了“维稳”。我们停在城镇中心的一个大型建筑群外，这里曾是伊宁第三中学。场地被一排很高的蓝色钢制栅栏包围，前门有严密的安保措施。操场旁是一处新建的瞭望塔，另一座塔旁边原本是一个足球场。

这个足球场现在被六个长型钢制屋顶建筑完全覆盖。探亲的人们在外面的安检处排队。同样地，在市内无论我们走到哪儿，都会有两三辆车跟着我们。当我们试图拍摄一处被灰色栅栏包围的营地时，我们遭到拦截。官员用手挡住我们的镜头，告诉我们，今天那里正举行重要的军事训练，指示我们离开。在这处曾经的学校外，我们看到一个家庭，一名母亲和两个孩子默默站在栅栏旁。一名监控人员试图阻止他们说话，但另一人似乎否决了他的决定。“让他们说吧，”她说。我问他们在看望谁。静默了一阵子，那小男孩回答说，“我爸爸”。我们的镜头再一次被官员的手挡住。 

喀什曾经的维吾尔文化中心，一度热闹非凡。但如今，狭窄的街道出奇的安静，很多地方大门紧闭。在其中的一扇大门上，我们看到一则告示，指示人们如何回答家人去了哪里的问题。“讲清楚政府是立足帮助挽求（救）的出发点进行集中关爱。”“讲清楚被关爱的人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很有可能危害社会，连累家庭。”喀什主要的清真寺更像是一座博物馆。

我们想知道下一次礼拜是什么时候，但似乎没有人能回答我们。“我只是来这里接待游客，”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我不知道什么祈祷时间。”在广场上，几位没有胡子的老人坐在那里聊天。我问他们，其他人在哪里。其中一人做了一个手靠近嘴巴的手势，暗示他与记者说话会有很大风险。有人窃窃私语道：“没人会来了。”不远处，一名戴钢盔的警察正清理清真寺的阶梯。一片寂静中，拖把的摩擦声和水桶晃动的声音在广场上回荡。中国游客在一旁拍照。

我们离开喀什，沿着高速，朝着散落维吾尔村庄和农场的西南方向驶去，那边也有很多疑似营地。我们像往常一样被跟踪，但不久后，我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我们前方的高速公路似乎刚被关闭。负责设置路障的警察告诉我们，路面在烈日下已经融化。“继续行驶不安全，”他们说。我们注意到，其他车辆被引导至一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我们听到无线电中的指示，说把他们拦在那儿“一阵子”。我们被告知可能要等待4到5个小时，被建议掉头离开。我们寻找其他的替代路线，但似乎又有路障出现，理由有所不同。其中一条路因“军事训练”而关闭。我们在连续四次、在四条不同的道路中被迫掉头后，我们认输了。

就在几公里之外，便是一个据说能容纳大约一万人的大型营地。在新疆，维吾尔人可以担任政府要职。跟踪和拦截我们的很多政府官员和警察都是维吾尔人。就算他们感到有所冲突，也自然不会说出来。但是，尽管有人把个人识别和管控系统与种族隔离相提并论，显然这并不完全准确。很多维吾尔人确实与该系统有利害关系。实际上，中国自己的极权主义过去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类比。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个社会被告知“不破不立”。

雪克来提·扎克尔（Shohrat Zakir）是维吾尔人，他理论上是新疆当局的第二号领导人。他说，这场战斗几乎已经获胜。不久前，他对官方媒体说，“已连续21个月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件，包括危安案件、公共安全事件在内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大幅下降。”“现在新疆不仅很美丽，而且很安全、很稳定。”但是，当被拘留者获释后，会发生什么呢？与我们交谈的曾遭拘留人士，无一不流露出愤怒。

国际社会还未听到曾在达坂城设施待过的人的声音，这些险恶的秘密设施，比例相当巨大。我们的报道进一步提供证据，中国大规模“再教育”项目，不论有任何其他叫法，都是一种扣留，并在未经审判与起诉的情况下，将数以千计的穆斯林关起来，他们事实上无法接触到任何司法程序。中国已经宣称该项目取得成功。但这类项目的最终结果会走向何处，历史上已有很多令人不安的先例。

谢选骏指出：显然，维吾尔人遭到迫害的原因是因为其宗教，不是因为其种族。这一点与汉人基督徒的处境十分类似。维吾尔人真的会为阿拉伯人殉葬吗？并不见得。因为维吾尔人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所有的突厥人其实也都如此——而且他们的文明历史要早于阿拉伯人！

【085、为何世界上最幸福的穆斯林生活在新疆】

《巨大疑問：世界上最幸福的穆斯林生活在新疆？》（2017年8月26日 新闻）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中共宣传官员在当地官媒发表措辞激烈的文章，抨击新疆境内外“三股势力”联合攻击中国当局的新疆政策，歪曲新疆穆斯林的处境，并宣称，“世界上最幸福的穆斯林生活在新疆”。有海外维吾尔人士表示，这种说法很可笑。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外宣办副主任艾力提-沙力也夫，8月25日在自治区中共党报《新疆日报》发表题为“新疆的形象不容歪曲”的文章表示，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一个繁荣发展、稳定和谐、开放现代的社会主义新疆已呈现在世人面前。文章说，近年来，到新疆各地参观考察的中亚、西亚政要，智库、媒体负责人纷纷表示，新疆的发展和睦和谐超乎想象，彻底颠覆了他们从西方媒体获得的认知。不少人发自内心地说：“世界上最幸福的穆斯林生活在新疆。”

谢选骏指出：为何“海内穆斯林”和“海外穆斯林”的认知回有如此之大的差距？这是因为，穆斯林世界的混乱是由于“哈里发的缺位”引发的。自从土耳其人窃据的哈里发职位被废百年以来，穆斯林世界就像断了脊梁骨，变成一堆散沙废垃，就像帝制被废以后的中国人一样。在海外的自由社会，这一点就特别突出；在海内的专政社会，这一点反而倒被掩盖了。这多少有点像港台海外和大陆海内的对比——前者立法院打架、五星红都可以飘扬，后者举手投票、一言堂齐呼口号……生活在专政下的穆斯林和中国人，才会觉得自己幸福，因为这合乎他们自古以来的传统；如果自由了，由于这些费拉民族缺乏自律自理的能力，反而会陷入混乱、感觉不幸。其结果就是——在中国，“党政专制”的“党府”代替了“皇帝独裁”的“帝制”，所以“大陆人的幸福指数高于港台和海外华人”。在新疆，“党政专制的党魁”代替了“哈里发暴君”，所以“世界上最幸福的穆斯林就生活在新疆”了。

网文《新疆（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区）》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首府乌鲁木齐市，位于中国西北边陲，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面积16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占中国国土总面积六分之一。常住人口2486.76万人（2018年末）。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陆地边境线5600多公里，周边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印度、阿富汗斯坦八国接壤，在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现在是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新疆现有55个民族成份，主要居住有汉、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民族，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中，24省市区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新疆位列第五。新疆将全面落实南疆地区14年免费教育政策，推进其他地区14年免费教育，逐步实现全区15年免费教育，即学前3年、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

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权设立西域都护府，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省。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10月1日成立新疆自治区。新疆现辖4个地级市、5个地区、5个自治州、10个自治区直辖县级市 。

新疆别名柱州、西域、安西、新疆省行政区，下辖4个地级市、5个地区、5个自治州、10个自治区直辖县级市，政府驻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479号，电话区号（+86）0991-0909，邮政区码830000-840000，地理位置中国西北部，亚欧大陆腹地面 积166万平方公里，人口2486.76万人（2018年末常住人口），方言：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多民族语言。气候条件温带大陆性气候，著名景点天山、高昌古城、吐鲁番、喀纳斯湖、博斯腾湖、魔鬼城等，机场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喀什国际机场、伊宁机场、库尔勒机场等，火车站乌鲁木齐站、石河子站、伊宁站、库尔勒站、喀什站。车牌代码新A-新R，地区生产总值12199.08亿元（2018年），行政区划代码650000，党委书记陈全国，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首府乌鲁木齐。

名称由来：新疆古称西域，西域一词特指新疆，地域范围从古代一直延续至清。

清军入关以前，所统辖的疆域仅限于中国东北地区。入关后，迅速统一了中国大部。但在个别地区，它的统治也是经过了多年反复之后才最终确立的。清朝前期的几代皇帝，都视统一全中国为己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清政府在中国的控制区域不断扩大和巩固。到了乾隆皇帝（公元1736～1796年）时，清政府的政令终于可以施行于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乾隆皇帝将最后由自己所确立的清政府统治的地区称为新疆。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之后，将古称西域的天山南北地区也称为新疆。

新疆这个名称，有另外一层意思。继公元1878年左宗棠自阿古柏手中收复了新疆之后，1882年沙俄侵略者也被迫归还了伊犁地区。于是，左宗棠力主在天山南北建省。他在给清朝皇帝的奏折中称新疆是“他族逼处，故土新归”。于是以新疆为省名就有了一层新的意义。即新疆自古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但因为是新从阿古柏和沙俄手中收复的失地，故以新疆定为省名，有“故土新归”之意。1884年新疆建省，正式定名新疆省。从口头传统上已经成为特指西域地区名词“新疆”一词正式成为特指中国西域地区的专用名词，沿用至今。

历史沿革

近代新疆各地考古资料表明，最晚在六七千年以前，新疆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在大约距今二三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天山南北各地，诸如哈密的三道岭、七角井、吐鲁番盆地的阿斯塔那、乌鲁木齐县的柴窝堡，以及木垒、奇台、伊犁、库车、巴楚、且末、于阗、皮山等地都已出现人类祖先活动的遗迹，其石器形制、打刻技术以及共存的陶器色彩、花纹与中国甘肃、内蒙、宁夏等地相近。新疆出土距今3000年前的彩陶三角形纹、涡纹、弦纹的绘制和诸如陶豆一类器形，甘肃和内地彩陶艺术已影响到新疆彩陶文化艺术的发展。

中国古史中对于西域地理历史的真实具体记载当始自汉代，同样也在汉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各地开始设置地方政府机构。所以，自汉代起，西域便已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至西汉初年，天山南北各地社会经济已有很大发展。

西汉王朝征服西域之大业是从讨伐匈奴开始的。匈奴是秦汉之际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活动的一个实力强盛的游牧民族，初弱，后强盛。汉朝对北方地区，包括西域的统一管辖，结束了该地区长期以来诸游牧部落不相统属的分割局面，为后来全国性的统一局面形成创造了条件。

汉武帝刘彻为了打败匈奴，巩固其统治，决定“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为此他先派张骞两度出使西域，以加强同西域诸地的联系，共同对付匈奴。汉武帝又命李广利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三年两伐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使西域的许多城国相继臣服于汉。前102年，汉军攻破大宛城（今费尔干纳），汉朝在西域各国中的威望大增。翌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统领之。

因匈奴内争，其主管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率万余众降汉，汉使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力量随之瓦解。于是汉廷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地的郑吉“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曰都护”。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权设立西域都护府，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西汉时期，随着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传播，极大地带动促进了西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西域的农作物胡麻、蚕豆、石榴、大蒜、葡萄、苜蓿等相继传入内地，被誉作“天马”的大宛马、乌孙马、各种毛皮也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原地区。同时，中原地区的丝绸和丝织品也传入西域并经此西传欧洲。伴随着屯田士兵而传入西域的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农业经验，如铁铧、铁锄等铁制农具及代田法，有掘井技术和冶铁技术等。

东汉初立，无暇经营西域。最初欲通过莎车控制西域以达到对抗匈奴的目的，但西域诸国不满莎车王贤的奴役和侵凌，西域诸国皆附匈奴。公元73年，汉明帝遣将出塞北击匈奴，又遣班超至鄯善、于阗计杀匈奴使，鄯善、于阗遣子入侍，归属于汉。公元74年，疏勒归汉。该年冬，东汉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恢复了汉对西域的统治。

公元76年，焉耆、龟兹攻没西域都护陈睦，汉章帝放弃经营西域，罢除了戊己校尉与都护。公元91年汉军在阿尔泰山大败北匈奴，该年冬季，龟兹、姑墨、温宿降附，汉重置西域都护，以班超为都护，治龟兹它乾城，又置西域长史及戊己校尉，公元94年，班超破焉耆，西域50余国悉纳质属汉。

任尚任西域都护时，为政严苛，引发诸国不满。公元106年秋，西域诸国叛汉。汉廷征还任尚，以段禧为西域都护。公元107年，汉安帝以“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为由，罢西域都护，迎还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汉廷弃西域后，北匈奴复收属西域诸国。公元123年、126年，班勇先后击败匈奴伊蠡王、呼衍王。公元127年，焉耆乞降，西域诸国俱归属汉朝。

公元221年，三国之一的曹魏（公元220年-公元265年）政权继承汉制，在西域设“戊己校尉”，治设高昌（吐鲁番），后又置西域长史以对西域各地诸多民族进行管理。西晋（公元265年-公元316年）末年，前凉政权（公元301年-公元376年）创建者张骏发兵西征，占领高昌地区，设立高昌郡。北魏王朝设置鄯善镇、焉耆镇，加强对西域的治理。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9年）时期，是中国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迁徙往来频繁，又有许多古代民族进入新疆，如柔然、高车、罶哒、吐谷浑等。柔然，是北方草原古老民族东胡人（中国古族名）后裔，五世纪初兴起于蒙古草原，公元402年建立了强大政权，同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争夺西域。高车，亦称敕勒、铁勒，最初游牧于贝加尔湖及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公元487年，高车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与其弟穷奇率所属10余万部落（户）西迁，在车师前部（今吐鲁番交河故城）西北建立高车国。罶哒，起于塞北，5世纪末东进塔里木盆地，南攻月氏，建立政权，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曾一度控制南疆部分地区。吐谷浑源于鲜卑，4世纪初自辽东（泛指辽河以东地区）西迁，逐渐控制了今甘南（甘肃南部地区）、四川和青海地区的氐、羌等民族，建立政权。

……

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邓力群奉命携带电台至伊犁和迪化（现乌鲁木齐）分别与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等人以及陶峙岳、包尔汗见面。中央决定新疆派五名代表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并希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有代表出席。五位代表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重新派出赛福鼎、阿里木江、涂治三人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

1949年，彭德怀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8月26日占领兰州，继而占领甘肃全境。此后，经张治中斡旋，新疆的国民革命军军政长官陶峙岳、包尔汗等宣布脱离广州的临时国民政府起义。9月25日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在王震将军率领下攻占乌鲁木齐，1955年10月1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日，新疆有14个地、州、市，90个县（市），其中34个为边境县（市）。 

20世纪60年代，屡屡作案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被破获。1962年，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受苏联当局煽动，发生了新疆大批边民越境逃往苏联的“伊塔事件”（或“伊犁暴乱”）。 1969年，中苏双方在新疆铁列克提发生武装冲突（铁列克提事件）。

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政府严厉打击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活动处于低谷。 

1981年12月，中国政府决定恢复曾于1975年被撤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其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20世纪80年代，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活动加剧，发生了一系列暴乱、骚乱事件。90年代以来，新疆境内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和团伙急剧增多。在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境内外部分“东突”势力转向以恐怖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分裂破坏活动。 

2014年11月，新疆区被列入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省。

2014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设立县级双河市，实行兵团城市“师市合一”模式，归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管理。同年2月2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河市正式揭牌。双河市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60年来成立的第七座城市。

2015年3月18日，批准可克达拉建市，这是新疆兵团的第八座城市。

2015年4月，经国务院批复，吐鲁番地区撤销，设立地级吐鲁番市，新设地级吐鲁番市实行市领导区、县的体制，原吐鲁番市建制（县级）改设为高昌区，鄯善县和托克逊县保持不变。

2016年1月18日，新疆哈密地区撤地设市宣布大会在哈密举行，哈密地区撤销地区建制设立地级市。

2016年2月18日，哈密正式撤地设市，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诞生最年轻的城市。这是继吐鲁番之后，新疆第二个撤销地区建制设立的地级市。

2019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设立县级胡杨河市，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直辖。胡杨河市人民政府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130团光明东路8号。

谢选骏指出：为何世界上最幸福的穆斯林生活在新疆？因为他们比汉人享有更多的权利和福利，而且他们还拥有自治区，这虽是名义上的，但时机一到就可能弄假成真，就像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那样。

【086、五脏庙教徒】

据说，“五脏庙”一词出自清朝张南庄所著滑稽讽刺小说《何典》第一回“五脏庙活鬼求儿，三家村死人出世”。

后来，“五脏庙”常常被人用来代称自己的身体。

华人有时也把吃饭称作“祭五脏庙”。

在“开玩笑的意思”下面，透露出深层的信仰。

这也传达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人一生的作用重大”的教义系统。所以有人戏称天下最大的庙就是“五脏庙”。

其革命实践与崇拜仪式就是：五脏指人身体内的五个器官，即心、肝、肺、脾和肾，庙就是给人崇拜、进供的地方。合在一起就是要拜祭自己的身体，吃点好的。

网文《五脏庙是阴庙还是阳庙？》（2005/12/13）这样说：

肚子饿了，有种说法「祭五脏庙」，可大家知道「五脏」是哪五脏？

「庙」又是「阴庙」还是「阳庙」呢？

俗语说「五脏六腑」，「五脏」在中医里面，还要加上一个抽象的「心包」（指心脏的薄膜）。

六腑中的「三焦」是一个抽象概念，泛指整个人体容器，简单分作：

上焦：在横隔膜以上。「上焦如雾」

中焦：横隔膜肚脐间。「中焦如沤」

下焦：位在肚脐以下。「下焦如渎」

以上种共12个脏腑。

易经里面，凡是动态、向外的（表）都属「阳」，静态、向内的

（里）都数「阴」，此概念也对应到脏腑中，凡是实心的，像是：

脏（阴–/里)：肝脏、心脏、心包、脾、肺脏、肾脏

空心管状，中心有流动物质的，像是：

腑(阳+/表)：胆囊、小肠、三焦、胃、大肠、膀胱

所以说「祭五脏庙」，拜的是个「阴庙」（开个玩笑，别害怕，这座阴庙不害人，而且要照三餐拜的。）

这五脏六腑，同时也对应到五行的生克原理：

脏腑位置，配上五行颜色的（如左图，暁创意版权所有）

脏腑的五行关系（图二），是以平衡为主，根据相生相克，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肝木

大家常说的「肝火旺」，是因为肝属木，怕风，肝一旦受到风寒，就会起来动乱，木生火，就是中医所讲的「肝火旺」。

脏腑根据阴阳，还有所谓互为「表里」，像是「心肠」、「肝胆」等互为表里。（如表ㄧ）

「表里」是相互关连、辅助的，像是「脾胃」共同承担着化生气血的重任，如果两者不能协调，就会「脾胃不好」。

中医也有以形补形的概念，其中「形」里面的颜色，也是融合了五行对应脏腑的概念，由于中华文化喜欢「融合」的关系，这些中医表里的用法，把道德跟健康混为一谈，产生一些有趣的辞句，像是兄弟之间义气相挺，这是美德，就是所谓「肝胆相照」。

一个人很善良，于是我们祝福他们身体健康，善有善报，我们形容这是「心肠很好」。

很有趣吧？

此外，不同于西医器官与肌肉，又分成内外科这种分开式探讨的说法，中医把人体视为整体，把脏腑对应到「十二经脉」通行全身，并且根据对应的十二个时辰，阴阳、手足交错、还有生活作息，一天一次大循环。

「子午流注」，说明了12经脉，在12地支时辰里面的运行时间，这个运行，里面有很复杂协调的五行、手足、脏腑阴阳、表里、气血等等的搭配，更厉害的是运行的时辰，完全配合生活作息，想是早晨AM5-7点，吃早餐的时间，走大肠经，帮助吸收，下午PM1-3午餐过后，走小肠经，PM5-7肾经，多喝水等等。

中医十分注重生活作息，因为可以平衡经脉时辰的运作，这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中华民族古老科学「天人合一」的概念，有着五行阴阳的计算模式做为理论基础的。

中华民族喜欢「融合」的天性，也把这五脏六腑，对应到一些人体末梢的部位，有人称作「反射区」。

如同绘画，中华文化的绘画一直以来不同于西方的光影透视以「画的像」的写真为主，而是「画出感觉」的形而上概念，由表层的现象，去做延伸的发想。同样的，在传统中医里还有一个「以形补形」的概念，其中对应五行肺腑的食物颜色。

红色食物代表火（心、小肠及舌头）：如苹果、西红柿、樱桃、大枣、红椒、西瓜和红萝卜等，有助于减轻疲劳，驱寒，可令人精神抖擞，增强自信及意志力，使人充满力量；富含天然铁质，是贫血患者的天然良药，也适合女性经期失血后的滋补；含丰富的降血压物质，使血管强壮，有助循环系统健康；含有丰富的β胡萝卜素和西红柿红素，是改善焦虑情绪的天然药物；红色在视觉上也能给人刺激，胃口大开，精神振奋，是抑郁症患者的首选；其中苹果性温和，含各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最接近完美；

绿色食物代表木（肝、胆囊和肌肉）：如白菜、包心菜和菠菜等含有益肝脏健康的叶绿素和多种维他命；黑色食物代表水（肾、膀胱、耳和骨骼）：如黑豆、黑芝麻和蓝莓等含黑色素，有助提高与肾、膀胱和骨骼关系密切的新陈代谢和生殖系统功能；黄色食物代表土（脾、胃和口腔）：如柑桔、橙、南瓜、玉米、甘菊、香蕉和红萝卜等能帮助培养正面开朗的心情，增加幽默感，更可以强化消化系统与肝脏，清除血液中的毒素，令皮肤也变得细滑幼嫩；含维他命Ｃ；最常见的橙色色素胡萝卜素，是强力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空气污染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并有抗衰老功效；

由于黄色接近光谱中红色的一端，所以黄色食物也有振奋作用，能让人精神集中，所以在精神涣散的夜晚，喝一杯甘菊茶就能让思维重新进入状态；柑桔的皮、肉、络、核都可入药，有理气健胃、止咳平喘的作用，富含的果胶能降血压，橙皮甙和芦丁具有强化血管壁、提高毛细血管抵抗能力的作用，从而可以防治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等成人病，其含有的类柠檬素、类黄酮、类胡萝卜素等各种抗癌活性物质，对胃肠癌、肺癌、皮肤癌等多种癌症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对预防成人肥胖症和糖尿病也有一定作用；

玉米和香蕉等还是很好的垃圾清理剂，因其有强化消化系统与肝脏的功能，同时还能清除血液中的毒素，玉米还能明眸善睐；白色食物代表金（肺、大肠和鼻）：如洋葱、大蒜和梨等具有抗敏感及炎症功能。

西方以逻辑为基础，发展出一整套「分」的科学研究，经过科学发法的证明因果关系，在学科上，「分」作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学、生物，在医学上，大致上分作「内科」、「外科」，内外科各自在细分如「皮肤科」、「脑科」等等。

中华文化，则是「形而上」，讲求「合」，从最古老伏羲氏的「易经」，说明宇宙大自然现象的循环和谐思想，加上医学方面的「黄帝内经」，把易经的宇宙观Mapping到人体，经过千年的发展，把「科学」、「历法」、「医学」、「武术」、「风水」、「占卜」、「做人处世」、「哲学思想」等等，融合所有的人文哲学与宇宙科学在一起，发展成「天人合一」的整体终级系统。

若是宏观这整个系统的脉络，加上对生活上面的一些细节观察，不难发现我们在「变化」与「融合」中的本领。

谢选骏指出：祭五脏庙、做五脏庙教徒，并非“中华文化”的特色，亦非“中华文化”的专利，更非“中华文化”的独门绝技。圣经上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罗马书》十六章）

在基督教会里，有种“大米基督徒”(Rice─Christian)，他们离开主的道路，去服侍自己的肚腹，最终沦为五脏庙里的教徒。（“rice christian”的中文意思，就是“为物质利益而接受洗礼的基督教徒”，等同于“吃洋教的”。）他们把饭馆当做教堂，他们把聚餐当做礼拜。他们终将沦为五脏庙教徒。

【087、西方国家为何喜欢和魔鬼打交道】

《中共官方再整宗教 习语录强代圣经与十诫》（2019年9月15日 法广RFI 小山）报道：

中国官方再加大整肃打压基督教。十条诫命是基督教道德规范的根基，在世界各地基督徒的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在无神论国家中国，十诫却成了当局的“眼中钉”，敬拜场所张贴的十诫频遭清理。当局要求宗教场所广贴习近平语录。

据苹果日报引述寒冬媒体报道，习近平语录贴进教堂取代圣经十诫，中共计划性消灭基督教教义。该报道指为了实现在中国独尊为神的最终目的，中共继续摧残基督教信仰，以党的路线方针取代十条诫命。

十条诫命是基督教道德规范的根基，在世界各地基督徒的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在无神论国家中国，十诫却成了独裁者的“眼中钉”，敬拜场所张贴的十诫频遭清理。

该报道说，河南洛阳市某县一官办三自教堂的信徒虽然迫于政府屡次要求将十诫换成了习近平语录，但仍遭到政府的训斥。6月末，信徒被统战部人员训话：“一切都得听党的话，党你让干啥就干啥，不听党的话，教堂就要立即关门。”报道引据一位要求不具名的信徒透露，截至目前，该县几乎所有三自教堂内的十诫都已被习近平语录替代，正如习近平于2015年5月18日在中央统战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我国各种宗教，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思想、教规教义进行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坚决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自觉抵制极端主义思潮影响。”但这是违背广大信徒意愿的。报道称中国各地教堂的十诫被清除，换成习近平语录。报道引据这位信徒还透露，一些三自教堂此前因不落实政府拆十诫换习近平语录的要求被关门整顿。有些信徒还受到威胁，称如果不按现行国家政策整改教堂，就把他们列入政府的黑名单，那就意味着他们以后出行要受限，子孙后代上学、找工作也都会受到阻碍。政府人员声称，拒绝服从这些命令就是反共产党。

据一位官办基督教教堂的传道人表示，共产党不仅要消灭家庭教会，也在蚕食基督教教义，有计划地摧毁三自教会。

据这位讲道人分析三自教堂的处境说“政府第一步不让贴宗教对联，然后拆除十字架，令国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四进’内容进教堂，接着在教堂安装监控，监视信徒以及宗教活动，最后把十条诫命换掉改成习近平讲话”，这位讲道人分析三自教堂的处境说，“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就是想当神。这也是魔鬼历来做的事。”

报道引据另一位信徒无奈地说。“中国是一党专政，只能听共产党的话，受它管控，我们根本没有自由。”该报道说，中共强行清除教堂内的十诫，在河南频频发生，《寒冬》曾多次对此进行报道。去年11月，在一场近乎闹剧的中国化行动中，河南省洛宁县一处教堂被当局强迫删除十诫中的第一条诫命“不可拜耶和华以外的神”，原因是“这一条习近平反对”。中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出现十诫标幅被换成毛泽东和习近平画像的事件。

谢选骏指出：铲除十诫无疑是魔鬼的行为，其指导思想也是魔鬼的思想，法国广播公司批判了这一魔鬼系列的思想行为，但却逃避了自己国家的责任——没有追问一下，法国及其盟国等，为何喜欢和这样的魔鬼打交道呢？我认为，这是因为，民主并不都是一个好东西——民主的英国勾结扶植魔鬼的苏联，民主的法国第一个承认宣传二魔的毛共，这样的民主，显然是一个坏东西。有意思的是，法国1964年和中共建交，越南战争立即扩大了，然后法国还暗助共产党在巴黎和会上夺取了主动权——没有法国的帮助，美国就不会在越南失败；正如没有法国的帮助，英国就不会在美国失败。法国还帮助土耳其进攻过欧洲，差点就端掉了德意志的老窝。法国从来就是一根搅局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088、西西弗斯为何拒不罢工——希腊人的愚蠢】

网文《西西弗斯》报道：

西西弗斯（Sisyphus）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又译西绪弗斯，薛西弗斯——与更加悲剧的俄狄浦斯王类似，西西弗斯也是国王，还是科林斯的建立者。他甚至一度绑架了死神，让世间没有了死亡。最后，西西弗斯触犯了众神，诸神为了惩罚西西弗斯，便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由于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前功尽弃，于是他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西西弗斯的生命就在这样一件无效又无望的劳作当中慢慢消耗殆尽。

根据《荷马史诗》，西西弗斯是人间最足智多谋的人，他是科林斯的建城者和国王。当宙斯掳走河神伊索普斯(Aesopus)的女儿伊琴娜(Aegina)，河神曾到科林斯找寻其女，知悉此事的西西弗斯以一条四季常流的河川做为交换条件告知。由于泄露了宙斯的秘密，宙斯便派出死神要将他押下地狱。没有想到西西弗斯却用计绑架了死神，导致人间长久以来都没有人死去，一直到死神被救出为止，西西弗斯才被打入冥界。

在被打入冥界前，西西弗斯嘱咐妻子墨洛珀(Merope)不要埋葬他的尸体。到了冥界后，西西弗斯告诉冥后帕尔塞福涅(Persephone)，一个没有被埋葬的人是没有资格待在冥界的，并请求给予三天告假还阳处理自己的后事。没有想到，西西弗斯一看到美丽的大地就赖着不走不想回冥府去了。直到其死后，西西弗斯被判逐出到地狱那边，在那里，他每天要把一块沉重的大石头推到非常陡的山上，然后朝边上迈一步出去，再眼看着这个大石头滚到山脚下面。西西弗斯要永远地、并且没有任何希望地重复着这个毫无意义的动作。

他的唯一的选择就是那块石头与那座陡山。因为西西弗斯触犯了众神，诸神为了惩罚西西弗斯，便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由于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前功尽弃，于是他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西西弗斯的生命就在这样一件无效又无望的劳作当中慢慢消耗殆尽。

谢选骏指出：西西弗斯为何拒不罢工呢？看来，这就是希腊人的愚蠢了。西西弗斯不仅不会罢工，还不会抗议，试想，如果他不去搬石头，而是天天咒骂诸神，诸神的世界还会消停吗？不能消停，自然就会停止他的工作了。看来，西西弗斯时代希腊人和当代的中国人处在类似的发展上，不会罢工也不会抗议，所以只能搬运石头。他们似乎还很喜欢这样的命运，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不懂，抗议的最大好处不是让政府让步，而是让政府杀死自己，这样就可以结束苦役了。没有人民可以压榨，政府如何运转呢？

【089、现任教宗就是共产党】

《陈日君谈梵中建交：现任教宗不了解共产党》2017年10月5日转载法广：

2014年，82岁的香港荣休大主教陈日君9月24日赶来声援在政府总部门外罢课示威的学生。

2017年10月4日结束访美行程的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主教陈日君在纽约接受媒体访问指出：现任教宗不了解共产党，梵中建交谈判，中国政府一点都不让步，教廷有些人不知为何那么乐观，并且听不进不同意见。    

陈日君2002年起任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2006年获教宗本笃十六世擢升为枢机，2009年荣休。陈日君一贯坚定支持香港民主运动，批评中国政府干预教会传教活动破坏宗教自由。

据美国中文《世界日报》报道：梵蒂冈目前仍为台湾邦交国，但教廷近来在主教任命问题上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梵中建交似乎指日可期。陈日君指出：教廷部分人对此很乐观，但这种乐观毫无根据。中国政府在谈判时一点都不让步。陈日君指现任教宗方济各来自南美洲，对共产党抱有同情，但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共产党。

陈日君感叹教廷在梵中建交议题上已听不进不同意见：同样来自香港的韩大辉总主教曾担任教廷万民福音部秘书长，是华人在教廷担任的最高职务，9月底被改派为教廷驻希腊大使。韩大辉主张教廷在梵中建交问题上不应向中国政府妥协退让，但韩大辉被排挤出去了。

对于香港年轻一代民主派近来遭特区政府严厉镇压，陈日君表示：现在香港发生很多事令人感到悲观，但悲观不代表消极不动，要继续斗争下去，这是权利也是本分。

85岁高龄的陈日君8月17日开始美国和加拿大访问行程，走访旧金山、洛杉矶、温哥华、波士顿、华府等地，拜会美加各地华人朋友及当地天主教会，最后一站为纽约。

谢选骏指出：陈日君错了，现任教宗不是不了解共产党，现任教宗自己其实就是共产党。现在的教廷不是盲目乐观、听不进意见，而是已经被人民币买下了，就像其他的西方产品一样——有钱能使鬼推磨。以后要是共产党中国更加有钱了，干脆在雄安新区复制一个梵蒂冈，都不用建交的麻烦了。

【090、现在的佛教堪比共产党的堕落和唯物主义】

《浙江普陀山观音要上市集资遭非议后撤回申请》（2018年4月24日 转载法广RFI 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

位于浙江舟的佛教名山普陀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也是观音道场，吸引各地信众香客，香火鼎盛。

位于浙江有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称号的普陀山，早前计划申请在上海交易所上市集资，但几个月来遭到佛教团体大力反对下，撤回上市申请。

据中国证券报及金融时报报道，普陀山旅游早前申请在内地上市，集资6亿元人民币以建设水疗设施、停车场和客运索道等旅游基建，不过受到佛教团体及教徒大力反对，认为这是将佛教商业化，并发动一场连续数月的运动，结果中国证监会日前发通告指，已要求普陀山旅游撤回了IPO申请。此役被形容是一次宗教对商业的罕见胜利。

普陀山的南海观音是镇山菩萨，也是观音道场，信徒香客来自中国以及世界各地，全年香火旺盛，与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并列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由浙江省政府和地方政府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普陀山旅游，原本希望通过其在舟山地区普陀山一带控制的资产，赚取旅游收益，并在去年6月发出招股书，寻求在上海交易所上市。

不过，计划随即受到中国佛教协会的强烈抵制，协会连发多项声明，指责普陀山旅游以信仰之名“上市”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对民众的社会心理将产生深远影响，又指其上市有违中国刚刚出台的宗教法规和政策。

舟山市国资委早前则回应指，上市资产纯属企业经营性资产，不涉及任何宗教资产，生产经营活动也不涉及任何宗教场所，更可以考虑不以“普陀山”作为股票名称。

中国证监会的公告则指，已根据去年11月国家宗教事务局等12个部门联合发布的涉及佛教道教场所商业化的新规进行了审查，普陀山旅游按其要求撤回了上市申请。

普陀山旅游是中国第三家寻求让佛教名山与其他旅游资产一起上市的企业，之前峨眉山旅游股份公司和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公司都已先后上市。

谢选骏指出：“浙江普陀山观音要上市集资遭非议后撤回申请”这一丑剧表明，现在的佛教比共产党更加堕落和唯物主义——这种事情从没发生在基督教那里，即使是在中国大陆受到共产党控制的“三自教会”也罢。

【091、邪教就是崇拜原始人】

《日本“恐怖”教主麻原彰晃被执行死刑》（2018年7月7日 转载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领导者麻原彰晃(Shoko Asahara)于周五被执行死刑。他的追随者于1995年在东京地铁上施放毒气，造成13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麻原彰晃是因这起袭击事件而被判处死刑的13个人之一。据共同社报道，他于周五早间连同另外六名与该事件有关的追随者一起被执行绞刑。

1995年3月20日，奧姆真理教的成员在早高峰时段，于东京三条地铁线路上，将沙林毒气带上五列拥挤的列车。那次袭击事件震惊了日本，并引发人们对于该国安全和富裕的形象的严格审视。

麻原彰晃在袭击事件发生两个月后被捕。他于1987年创立了奧姆真理教，该组织混合了佛教和印度教教义，在袭击发生时，该组织在日本有超过10000名追随者，在俄罗斯的追随者超过了30000名。

在审判期间，麻原彰晃很少说话，当他在2004年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死刑时，他打了个哈欠，语无伦次地嘀咕。法官称这起袭击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警察镇压这个邪教组织。

在1995年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前，该组织就被指与二十多人的死亡有关。警方被批评没有更快地阻止该组织，特别是1994年长野县发生的小型瓦斯袭击事件导致八人丧生之后。现年63岁的麻原彰晃也因策划那次袭击而被判有罪。

对麻原彰晃和其他奧姆真理教成员的审判花费了数年时间，受害者的家属表示，对他们的处决标志着一个漫长过程的结束。

“我一直期待这会很快发生，”在地铁袭击中失去丈夫的高桥静江(Shizue Takahashi)告诉日本公共广播公司NHK。“23年后，这个时刻终于来了。这就是我的感受。”

奧姆真理教后来改名为阿雷夫(Aleph)，日本公共安全委员会表示，它和其他分支组织仍有大约1650名成员。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Yoshihide Suga)表示，当局一直保持警惕，以防止在麻原彰晃被执行死刑后出现任何报复行动。 

日本放送协会（NHK）报导，日本法务省上午正式宣布，已执行包括麻原彰晃在内7名死囚死刑；不少网友贴文说：「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在这么大风雨的今天，真是吓了一跳」等。也有网友质疑，「为什么从判决确定到执行，要花这么多时间」、「执行死刑的速度太慢了」等。另外有网友感叹说：「平成年代真的告终了」、「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等。

父亲在麻原彰晃所涉相关案件中过世的假谷实说，日前获知死囚被移送的讯息，一直很留意何时会执行；就算让麻原彰晃活着，应该也不可能究明事件真相，况且让死刑定谳的人继续活着，也感觉不到任何意义。假谷实说，亡父生前也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应该也会认同基于法律适当行刑。

鹍本律师一家被杀案中，鹍本岳母、现年83岁的大山女士说，每天都为女儿等人点香，只要想到这起案件，就痛苦到不停流泪；自己的女儿什么坏事都没做，却落得如此下场，她心中的悔恨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

在东京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痛失大女儿的岩田女士说，麻原彰晃伏法，她感到十分安慰。她过去一直都在想，为什么自己的女儿必须要被杀死，现在终于可以在扫墓时，对女儿说明。

在沙林毒气攻击事件痛失丈夫、担任被害者协会主席的高桥女士说，在最后一名落网的真理教通缉犯高桥克也审判结束，就知道会执行死刑，她只有一个想法「时候到了」。不过，她说丈夫跟她的父母都已离世，无法看到死刑执行的新闻，令人遗憾。

谢选骏指出：看看奥姆教麻原彰晃的形象就知道，那是一个日本原住民虾夷人的后代，具有明显的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特点。信仰奥姆教，也就是崇拜原始人麻原彰晃。奥姆教对于日本社会的攻击，与也可以视为“原住民的反抗”、“日本后殖民时代的革命”……1991年—1994年我在日本期间，曾经在横滨等处的街头看到大量张贴的寻人启事，寻找被害失踪的律师一家，当时就有矛头直指麻原的奥姆，但是为何日本政府一再姑息纵容，直到发生大规模毒气攻击，其实无法掩盖了为止？由此可见，失去了天子崇拜的日本，又无法得到基督的救赎，结果使得自身陷入了深刻的精神空虚和无尽的意识颓废。崇拜原始人麻原彰晃，只是姑息纵容奥姆，又怎么可能解救日本呢。

《奥姆真理教的颠覆国家计画》（オウム真理教の国家転覆計画

，假名：オウムしんりきょうのこっかてんぷくけいかく，平文式罗马字：Oumu Sinrikyō no Kokka Tenbuku Keikaku）记载：

奥姆真理教的颠覆国家计画是指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欲借由恐怖攻击杀害“天皇、宰相、阁员、国会议员及广大的东京民众”，发起政变，以夺取日本政权的阴谋。

1994年2月22日，麻原彰晃率教内重要干部访华。麻原自称明太祖转世，因此前往南京的明孝陵参访。旅途中，麻原说：“1997年，我将成为日本之王；到2003年，世界大部分地区都会被纳入奥姆真理教的势力范围。仇视真理的人必须尽早被杀。”明确表示了以武力推翻日本政府、建立“奥姆国家”、甚至更进一步征服世界的野心。 

回国后的2月27日，麻原又宣称：“再这样下去，真理之根将会断绝，只能对东京倾倒70吨的沙林。”之后，教团开始没收信众的财产，建立官僚组织省厅制，大量生产自动步枪和沙林等武器，使用VX瓦斯杀害敌对者等，逐渐成为恐怖组织。1995年3月20日，终于对东京地下铁发动了沙林攻击，造成大量死伤。 

“11月战争”

1995年3月，奥姆真理教遭警方强行搜查，发现了教团还计划在同年11月发动名为“11月战争”的“无差别大量杀戮计画”。“11月战争”计画的内容是准备在1995年11月的日本国会开幕式上，使用教团拥有的Mi-17军用直升机在东京上空散播沙林，杀害天皇、宰相、阁员、国会议员及广大的东京民众。然后乘日本陷入混乱之际，引发美国、俄国、朝鲜之间的核战争，然后教团便可统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日本。

“11月战争”以外的其他未实践恐怖攻击计画

毎日新闻社爆破计画（1989年10月）

为了惩罚批评奥姆真理教的《每日周刊》（サンデー毎日）杂志，企图以炸弹攻击每日新闻社，但因当时没弄到炸药而作罢，攻击目标变更为律师坂本堤，坂本堤全家遇害。

日本本土肉毒杆菌散布计画（1990年4月）

企图趁信徒在冲绳县石垣岛集训时，于日本本土散播肉毒杆菌，后失败。

皇太子婚礼游行炭疽菌散布计画（1993年6月）

企图在皇太子婚礼游行时散播炭疽菌。为了预演，曾以皇居为目标进行散播炭疽菌的实验，但失败。

龟户异臭事件（1993年6－7月）

从教团建筑内发出怪味，造成邻近居民的反感；后经调查为企图散播炭疽菌未遂。

暗杀天皇计画（1993年秋）

得知天皇将前往明治神宫棒球场之后，一度计划在当日以沙林攻击天皇。

夺取第1空降团计画（1994年－1995年）

企图绑架陆上自卫队第1空降团团长的女儿以胁迫团长，将第1空降团纳为自己的“奥姆军”。教团曾在团长女儿居住的公寓中安装窃听器，但因为错误安装，反而使电话不能使用，其后被到场检查的日本电信电话千叶支店职员发现。另外，教团也曾对该团团员传教。

附录

奥姆真理教（日语：オウム真理教，ōmu Shinrikyō），是日本一个融合了瑜伽、印度教、气功、西藏密宗的邪教组织。创立于1984年，教主为麻原彰晃，在2000年破产，现已瓦解。至2004年，该组织的存续机构“阿雷夫”（アレフ）会员约有1500至2000人。

在高峰时期的1995年，该组织在日本本土有15,400多名会员。因为涉及松本沙林事件、坂本堤律师一家杀害事件、龟户异臭事件与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等恐怖活动，民间一般视其为邪教组织，但未被日本官方认定。因犯罪包含教主共有13名被判死刑，6名无期，其馀成员分别判处1年至20年有期徒刑，1名无罪。已全数定谳。2018年7月6日，教主麻原彰晃及六名高级教团干部井上嘉浩、早川纪代秀、中川智正、远藤诚一、土谷正实、新实智光七人终被处决。 

起始 

奥姆真理教会徽，中间的天城体字母（中文：唵，或音译为“奥姆”），是在佛教密宗和印度教等东方宗教中常见的符号。

1984年2月，麻原彰晃（本名为松本智津夫）设立奥姆真理教的前身—瑜伽道场“奥姆神仙会”。同年7月，“奥姆神仙会”改称“奥姆真理教”，麻原彰晃自称教主，并经常在公众面前显示自己在空中漂浮的能力，藉以吸引信众。

1986年麻原彰晃去喜马拉雅山，自称得到最终解脱。 

麻原自称因得到解脱而获得超能力，以追求神秘体验的年轻人为中心，组织急速的膨胀。并且，麻原自称为“大黑天”的化身，利用该神竭力救济的形象，使教义往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肯定暴力的方向上倾斜。

1987年，从“奥姆神仙会”改名，于东京都涩谷区设立宗教团体“奥姆真理教”。同年11月设立纽约支部。 

1989年8月25日，于东京都获得宗教法人的认证。 

被认可为宗教法人后，开始在日本全国各地设置支部和道场。在俄罗斯、斯里兰卡等外国也设置了支部，开始在大学举行演讲会，并以奥姆编辑部发行出版物，以年轻人为中心开展传教活动。 

1989年时，有大约1万人左右的信教者存在。

开始进行违法活动/居民对奥姆真理教的驱逐运动。

虽然在1988年发生了在家信徒死亡事件，1989年发生了男性信徒杀害事件和坂本堤律师一家杀害事件等凶恶犯罪事件，但这些事件并没有给当时的奥姆真理教带来嫌疑，如坂本律师被认为有自愿失踪的可能性，尚未能确定事件的犯罪性质。 

1990年成立真理党，以向第39届众议院议员总选举推举大量（24人）候选人（全员落选）等奇特的行为获得了世间的关注，修行的情景被杂志和电视台报导，知名度逐渐上升。同年5月，为实行香巴拉化计画试图进入熊本县波野村（现阿苏市），但遭到了当地居民激烈的反对。并且，与此相关的，教团因国土利用计划法违反事件而受到强制搜查。最终波野村同意以9亿2000万日元买回奥姆真理教5000万日元入手的土地。成为了奥姆真理教巨大的资金源。以此为契机，几乎同时期在全国各奥姆真理教的设施附近，广泛掀起了驱逐运动。 

因选举的结果和全国各地的反对运动，麻原强烈的感觉到自己完全不被社会所接受，并企图透过包括违法犯罪在内的手段使教团形象上升，得到社会范围的认知。麻原定1991年为“救济元年”（教团内部以此作年号使用），使对教团能获得正面性理解的行动活跃化。麻原开始频繁出现在媒体上，如接受杂志的采访或是进行和名人的对谈，电视、广播也有出演，甚至有上综艺节目，试图以宗教家般的言行博取人气，除此之外还有举行演讲会，对俄罗斯和东南亚各国、非洲各国的访问和支援活动，大量发行出版物等行为，试图获得正面性的评价。以麻原名义出版的著作虽以宗教相关为多，但也有为获得一般受众关注的与宗教不直接相关的著作。其中也有登上月内畅销书榜的作品，似乎也有相当的销量，但到底是因为与教团无关的一般人的购入的结果，还是为制造热卖现象或是作为修行的一环而使信徒大量购买的结果，并未判明。也实行了向图书馆的寄赠、送存，麻原的著作等奥姆真理教的出版物现在于日本国会图书馆有收藏。特别是为了获得年轻的入教者，麻原开始于以年轻人为受众的杂志登场，以更高的频率举办于1980年代末开始的在大学的演讲会。因这些活动，教团虽然获得了一些关注，但也有被媒体严厉追查的场面。结果只是获得了类似“奇怪的群体”这样的评价。于1992年为在沙林事件后广泛传播信息，成立名为“マハーポーシャ”的电脑公司。以贩卖廉价电脑而获得活动资金，并为对电脑感兴趣的年轻人等所熟知。

1993年以后麻原不再主动于媒体出镜，开始计划恶性犯罪。1994年和1995年发动了大量的恶性事件。其中一些事件使教团开始受嫌疑，警方的监视开始强化。但是，因存在松本沙林毒气事件后怀疑第一报案人并重点追查等细节，在事后，调查的粗糙受到了批评。另一方面，媒体不断的进行着关于奥姆真理教的报导。此时奥姆真理教开始试图强调布施，对退出教团的信徒加强接触，开始灌输哈米吉多顿思想。大量进行使用致幻剂LSD的initiation（日文原文为イニシエーション，对应的英文的原意为引发，是奥姆真理教对其修行的命名）。过去的收费是100万日元，对于没能进阶的信徒大幅度的降价，有教徒以5万日元的价格接受了initiation。全部的出家信徒都受过使用LSD的initiation。当时的信徒数量为，出家信徒1300人，包括在家信徒的总信教者有约1万人。使用LSD的initiation麻原自身也尝试过。在奥姆真理教的宗教设施中建造了单人牢房，把对教团持有疑问的信徒关进单人牢房内，播放麻原的讲话录音，其中不乏精神状态出现异常的信徒。一些刚出家的信徒，发现教团的实际情况和想像中的有很大差距而想要回家时，被数位身强力壮的信徒强行关入单人牢房的情况时有发生。制作了名为“信徒用决意”的文件，内容为信徒的行为方针，强调了要把财产布施给教团。麻原以激烈的言论如“不论是哭是喊都要全部抢夺下来”“剥夺身外之物是伟大的积累功德的事”“为帮助灵魂的飞跃而剥光”来强硬要求收集资金。这渐渐发展为一系列的针对信徒的监禁、诱拐事件。

麻原的疑心不断加重。林郁夫开发了一种使用麻醉药硫喷妥钠（被用于刑侦的吐实药）的仪式，对意识朦胧的受试者询问对麻原的忠心，疑心加重的麻原不断的要求林郁夫对行为可疑的人实行这个仪式。并且，麻原命令林郁夫监视每个信徒的行动。信徒甚至被禁止向他人透露自己的工作内容。随着和社会的倾轧，开始强调教团内部有警察的卧底潜伏。在教团内的自治省，要求信徒互相监视、告密。教团内的疑神疑鬼不断加重，开始试图操控记忆。林郁夫开始对信徒使用电击。因为对被绑架的女性信徒使用硫喷妥钠后询问“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会回答“被绑架来的”，便使用林郁夫开发的电击机器对其施予100V的电击。3次电击后收到了效果，女性信徒回答了“不知道”。在事件后，在被救出的信徒中也有其他受过电击的人存在，其中有些人变得不会写字或是失去了记忆。

1995年，警方决定对其全国的教团设施进行搜查。提前得知了搜查情报的奥姆真理教干部为了转移警方的注意力，决定在首都引发大事件，3月20日实行了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但是事件2日后的3月22日，位于山梨县上九一色村（现富士河口湖町）的教团总部设施被实行了强制搜查。从设施中搜查出了沙林等化学武器的制造设备、生物武器设备、散布用的军用直升机等，奥姆真理教的特殊的真实情况被判明。在此之后，教团的干部级信徒接连因相应事件的嫌疑被逮捕。1995年5月16日，作为教团代表的松本智津夫（麻原彰晃）于上九一色村的教团设施内被逮捕。 

奥姆真理教曾策划“十一月战争”计划，计划原订于1995年11月实施，他们计划在日本国会开幕式上，使用之前购入的军用直升机在东京上空散播有毒气体，包括沙林毒气、肉毒杆菌和VX瓦斯。

麻原的四女松本聪香曾出版《我为甚么是麻原彰晃的女儿》一书，揭露父亲淫乱又奢糜的行径。她提到，父亲有100多名情妇，全是教团干部或成员，前后至少生了15个孩子，除了财务大臣石井久子是头号情妇（又被称为“女帝”）外，更有一支情妇部队“荼枳尼天”，其成员还得经过女帝审核。书中写道，女信徒入教时，照片会被送到教团总部，然后依麻原彰晃喜好挑选，入选者将直接由本人面试，并进行“做爱试验”，而麻原彰晃特别喜欢处女，若符合资格，便能坐享许多特权。更令人发指的是，麻原彰晃将这种“宗教仪式”称为牺牲，表示作为最终解脱者，只好帮助少女们提升到更高的境界。而他所谓的神圣仪式，是叫情妇们饮用自己的精液，并以口互传，还会将她们的阴毛剃下，用瓶子搜集再贴上姓名。此外，信众们还会拿麻原的洗澡水煮菜，据传200cc要价2万日元（约新台币5500元），甚至连他的头发、指甲都能被当成圣物贩卖。

破产及分裂

2000年1月18日因教团破产，奥姆真理教被破产管理人要求更改教名为阿雷夫“Aleph”（アレフ）。 

2006年9月15日，奥姆真理教教主、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主谋麻原彰晃死刑确定且不得上诉。麻原彰晃最终于2018年7月6日被执行死刑。

2007年（平成19年）5月，部分被称为上祐派的成员在上祐史浩的带领下脱会，组成完全排除麻原教义的新教会“光之轮”（ひかりの輪）。 

2011年11月21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远藤诚一的上诉，维持原来的死刑判决，这标志着毒气事件案件最后一个成员的审判结束。2012年1月2日，逃亡近17年的骨干成员平田信到警察局自首，涉嫌制造沙林毒气的女性嫌犯菊地直子，也于2012年6月3日在神奈川县落网。最后一名在逃的嫌犯高桥克也，于2012年6月15日于东京的一家漫画网咖落网。

谢选骏指出：奥姆真理教企图让日本回到原初状态，其会徽中间的天城体字母（中文：唵，或音译为“奥姆”），是在佛教密宗和印度教等东方宗教中常见的符号，代表了宇宙初创的声音。该组织的存续机构“阿雷夫”（Aleph，アレフ）也有类似含义——Aleph，就是希腊字母的A，是“No1”的意思，是原始者的意思。因此可以说，奥姆教就是崇拜原始人麻原彰晃的毁灭性宗教。现在麻原彰晃虽死，但日本的危机未除，因为原始人还控制着日本的其他社会机构，甚至“皇居”。

【092、新柏拉图主义是基督教传播的结果】

通俗的看法这样认为：

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出现于第三至六世纪间，它并不仅是柏拉图(Plato, 427-347)哲学的东山再起，而是综合柏拉图思想、古代希腊哲学的其他重要思潮，以及东方(如希腊、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秘教(mystery religions)而形成的思想体系。

柏拉图原著是新柏拉图主义人士的共同基础，至于主张二元论的摩尼教(Manichaeism) (参 656)则一直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劲敌。新柏拉图主义的基石是在一切繁多之上的太一(the One)；此完美无缺的太一或至善，依其肖像流出精神(nous)，精神再流出世界灵魂(psyche)；世界灵魂再产生宇宙的其他部分、低一级的灵魂以及物质(matter)。一切都以太一为最后原因，都想藉其在知识和愿望上的皈依，透过灵魂与精神回归太一。我们不可毫无限制地把新柏拉图主义看成泛神论(pantheism)，因它一方面不但宣称一切存有物都参与了「太一」的存有，且主张太一普遍临在于一切存有物甚至于物质上，它另一方面亦坚称一切存有物在各层次繁多的存在，与太一的合一是知识和爱的合一，这种合一和实体上的毁灭(ontological annihilation)，如严格的泛神论所主张的，并不一样。

一般都认为柏罗丁(Plotinus, 约205-270)是真正的创始人，但有些学者却把此荣誉归之于普氏的老师亚摩纽斯沙卡斯(Ammonius Saccas, 约175-242)。此派除了柏罗丁较杰出外，还有最后一位大师普洛格路斯(Proclus, 412-485)，新柏拉图主义的最后系统形式即出自后者的手笔。

新柏拉图主义对教父哲学，特别是奥斯定和伪狄奥尼修(Pseudo-Dionysius Areopagite, 约500)，对基督徒的神秘主义(参 380)，对中世纪的神哲学(形上学)的影响甚深；多玛斯(Thomas Aquinas, 约1225-1274)对「恶」总是寄生在「善」中的缺陷的观点，也承自普洛格路斯的思想；中世纪有关「参与」和「类比」的理论，也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这些影响并不低于亚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的思想对它们的影响。以上的评估是最近历史研究的结果。

新柏拉图主义被认为是以古希腊思想来建构宗教哲学的典型。新柏拉图主义流行于公元3—5世纪。它虽然被归属于柏拉图主义阵营，但却带有折衷主义倾向，与亚里土多德学说和斯多亚派有着明显的联系。新柏拉图主义的中心有罗马、亚历山大城、叙利亚、雅典。

新柏拉图主义作为古典希腊文化末期最重要的哲学流派，对西方中世纪中的基督教神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流派主要基于柏拉图的学说，但在许多地方进行了新的诠释。新柏拉图主义被认为是以古希腊思想来建构宗教哲学的典型。新柏拉图主义流行于公元3—5世纪。它虽然被归属于柏拉图主义阵营，但却带有折衷主义倾向，与亚里土多德学说和斯多亚派有着明显的联系。它的特点在于：建构了超自然的世界图式，更明确地规定了人在其中的位置，把人神关系置于道德修养的核心，强化了哲学和宗教的同盟，具有更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新柏拉图主义的中心有罗马、亚历山大城、叙利亚、雅典。

新柏拉图主义最早产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那里几百年间一直都是希腊哲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的交会地。该学派的创始人是阿摩尼阿斯·萨卡斯(Ammonius Saccas)，不过最重要的人物则是他的学生普罗提诺(Plotinus, 205~270年)生于埃及。普罗提诺早年在亚历山大学习、研究，直到公元243年到罗马定居。普罗提诺的作品主要都是他晚年的讲课笔记，并流露出一定程度的神秘主义色彩。他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基督教神学观念与东方神秘主义等思想熔为一炉，从而为基督教文论的基本取向和奥古斯丁等人的神学思考铺平了道路。

与柏拉图的“理念”相似，普罗提诺也将美的根源归结到彼岸世界，并对有别于世俗艺术的“美”的追求本身怀有极高的期待。这一方面使西方人借助艺术寻求超越的冲动得以传递，另一方面也必然要求批评去揭示文学背后所隐喻着的永恒真理甚至信仰的启示。

新柏拉图主义认为，世界有两极，一端是被称为“上帝”的神圣之光，另一端则是完全的黑暗。但新柏拉图主义也相信，完全的黑暗并不存在，只是缺乏亮光而已。世间唯一存在的就是上帝，照耀着神圣之光，但就像光线会逐渐变弱，神圣之光也无法普照整个世界。普罗提诺认为，灵魂受到神圣之光的照耀，物质则位于那光照不到的黑暗世界，而柏拉图所提出的自然界的“形式”则微微受到神圣之光的照耀。因此，新柏拉图主义强调，世间一切事物都有这种神圣之光，但最接近上帝的光芒的，还是人类的灵魂，只有灵魂才能与神秘与伟大合而为一。在一些偶然的时候，人甚至可以体验到自己就是那神圣的自然之光。

三大本体

普罗提诺论证说太一、理智和灵魂为“三个首要本体”。“本体”，指最高的、能动的原因，现代人也把它译为“原则“。严格地说，本体并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具体的神。它超越存在和本质，因而可以决定存在和本质。

第一本体为“太一”。 它有肯定和否定两重规定性，肯定地说，太一是神本身，是善本身。太一既是无所不包的统一性，又是单一、唯一的神。它不是万物的总和，而是先于万物的源泉。它的善不是伦理之善，而是本体的完善和圆满，或者说，它是生命之源、力量之源。正因为如此，它不能与任何一个有生命、有力量的东西相等同。否定地说，太一不是一个东西，它无形式、无善、无德性、无意志、无思想、无意识、无运动或行动。

普罗提诺特别强调太一或善的否定特征，以此说明它超越了“是”所指示的存在和本质，太一不是一个东西。他说：“正依靠一，所是的东西才是东西。除了一个东西之外，它还能是什么呢？除去一，它就不再是什么东西了。……任何东西失去一也就失去了其所是”。这表明，普罗提诺可能意识到柏拉团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最高原则的分歧，他同意柏拉团把善作为最高原则，而不同意亚里士多德把“所是的东西”作为最高原则。

太一之所以没有任何肯定性的特征的主要理由是，它不具备多样性，是不可分割的原初的一。另一方面，一切能够肯定的东西都有它的对立面，都是区分和分割的结果，只能归属于“多”，而不是“一”。比如．太一没有思想、意志和行动，因为在它之外，没有一个与之对立的思想对象、意志目标和被作用者。太一甚至不能意识到自身，不能在自身内部作出思想者和思想对象的区分，因而不能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思想的思想”。

太一除了可用另外一个名称，即“善”来指示它之外，不能被说成“是”什么，“有”什么。我们只能说它“不是”什么、“没有”什么。太一的否定性质同时也是它的不可知性。普罗提诺说，太一不是理智的对象，因为“理智只能认识事物，因而陷人多样性，失去了一心。再说，理智只能靠概念和范畴去把握对象，而一切概念和范畴都需要区分才能被定义，因此只适用于能被分割的东西，但不适用于不可分割的太一。这里需要说明，普罗提诺虽然否认太一是可知的，但同时又说，太一能被观照。观照不是区别分辨的认知活动，而是热忱的道德追求。我们将看到，他是用人神相通的宗教神秘主义来解决人如何观照太一的问题。

流溢说

普罗提诺虽然没有用过多的概念来规定太一，但却用形象来比喻它。太一时常被喻为“太阳”、“源泉”。按照这些比喻，可以想象，太一虽然不运动，但却能生成其它本体，这一生成过程被称为“流溢”。这一比喻有两方面意义。其一，太一的生成并不是主动的创造，创造是一种外求的活动，但太一却是完满自足的，“因为它既不追求任何东西，也不具有任何东西，更不需要任何东西，它是充溢的，流溢出来的东西便生成其他本体。”或者毋宁说，流溢是善的自然流露。普罗提诺说，物满自溢，这个道理甚至连无生命的事物也要遵从。无生命的事物尚且尽可能地滋生繁殖，何况那最完善的太一呢？最完满的原初之善怎么可能封闭在自身之内，好像嫉妒无能似的呢？它是万物的力量。其二，流溢是无损于自身的生成。正如太阳放射出光芒无损于自身的光辉一样。希腊哲学从早期的“补偿原则”到后期的“流湿说”，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按照前者，生成是一种缺失，有待生成物的归复作为补偿；按照后者，生成是完善的本性所在，是自满自足、产生外物而又不需外物的补偿。前者反映出早期自然哲学脱离宗教世界观的趋向，后者反映出后期哲学归复宗教世界观的相反趋向。

第二本体“理智”

“理智”即希腊文的“努斯”，或译为“心灵”。理智是最先从太一中流出来的本体，被产生的本体不再保持原初的绝对统一性，它包含着一些原初的区分，因而具有肯定性质，可用最一般的范畴表示它。当然，理智仍然享有太一的统一性，因此，被区分出来的多样性仍然是统一的。如果说太一是绝对的一，理智则是一和多的统一。用柏拉图的语言来说就是，单一的理智是造物主，众多的理智是理念，理念存寓于造物主或神圣理智之中，每一理念部分有神圣理智而成为造物主借以创造的原型。这就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的辩证法。

普罗提诺还进一步说明了适用于理智的范畴。它们是：思想和存在、异相同、动和静。理智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思想的思想”，它既是思想活动，又是思想对象。思想活动产生于思想对象的存在，被思想的存在反过来赋予思想活动以存在。思想和存在是在理智内部作出的区分，都是理智必不可少的性质。对于思想活动，可进一步区分动和静的性质，对于思想对象，可进一步区分异和同的性质。思想以其运动产生思想对象，以其静止保持自身位置不变，犹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动的推动者”。再者，思想对象各有差异，否则将不能被思想；但又有同一性，既与自身，又与其它对象保持同一，否则将不会成为同一个思想活动的对象。

以上六范畴基本取自柏拉图的“通种论”。普罗提诺认为、通种只适用于第二本体“理智”，因为它们是区分的产物，不能适用于不能被区分的太一。通种表示的三组区分是最高的理智区分，是一切可感区分的前提。

第三本体“灵魂”

灵魂从理智中流溢出来。普罗提诺说，理智的流溢是对太一的流溢的模仿。作为第三本体的灵魂即柏拉图所说的世界灵魂。它是一种能动力量。它的能动性表现在变动不居，活跃于各个领域，即可以作用于与自己本性相一致的理智和太一，也可以作用于与自己本性不一致的低级对象。或者说，灵魂既是一，又是多，但不像理智那样，是一和多的统一。当它与理智和太一相通时，它复归于原初的统一，因而是一；当它被分割在个别事物之中时，作为推动事物变化的内部动力，它是多。

普罗提诺使用哲学与宗教相混杂的表达方式，太一、理智和灵魂是三个本体，但又是同一个最高的神。他和其他希腊人一样，相信星辰日月都是神，但他在哲学上却是一神论者。用单数大写的神表示三大本体。用哲学的语言说，神即是一，或是绝对、纯粹的一(太一)，或是一和多的统一（理智）；或既是多，又是一(灵魂)。就是说，三个本体为同一位神。后来的基督教教父将“本体”译为神的“位格”，把神作为单一实体，引申出上帝“三位一体”的概念。

在伦理学上，普罗提诺认为，灵魂趋向自然，同物质相结合是一种堕落。人要克服这种堕落，必须回归到“太一”。他把回归“太一”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净化灵魂的阶段，使灵魂摆脱物欲的束缚，指向纯粹的心智。第二个阶段是理性沉思，在这个阶段上表现为纯粹的概念活动。第三个阶段是出神或直觉。当人达到出神状态，就会排斥一切感性因素和理性判断成分，与神合一。当然，一般人是达不到这种最高境界的，只有道德高洁、智慧超群的人才能享受如此殊荣。他的学生波菲利告诉我们，在他与老师相处的六年中，普罗提诺曾经有四次达到“出神”状态，而他本人自然不如老师，在68年中只有一次达到这种境界。

谢选骏指出：由上述不难看出，在普罗提诺的哲学中，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的理性思辨精神已经不多了，代替它的是神秘主义。所以，新柏拉图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古希腊的理性思辨精神的衰落。

这是因为，新柏拉图主义其实是基督教传播的结果。

正如我在《读史笔记：“新柏拉图主义”显然是一个伪命题！》里指出过的：

普罗提诺哲学体系的独特性是“一元多层”。这有两个意思。一是他的世界图景，尤其是他的本体领域，是多层的：太一、理智、灵魂。这是在前此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所看不到的。另一个意思是这“多层”不是“多元”。并没有几个本体，本体只有一个。一元本体创化并普在一切。这又是前此哲学家中罕见的一元论者。

这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新柏拉图主义”，而是从“基督教的一神论”里剽窃过来的。因为他的老师就是一个叛教的基督徒。

可惜现行的中国学界根本不懂这些，他们说，“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大量注释传给中世纪伟大的神学家，供他们学习研究，比如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是其中一位，为基督教启示提供了重要的自然基础。”——天呀，他们竟然把“中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如圣托马斯·阿奎那”所写的东西当作了“自然基础”。他们甚至不懂，“基督教启示”仅仅可指《圣经》，这是基督教与佛教不同的传统。显然中国学界用佛教或道教传统去解读基督教，所犯的错误自然太大了。

新柏拉图主义不是孤立的精神现象。

即使最为顽固的人文主义者也会承认：“新柏拉图主义”最早产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那里几百年间一直都是希腊哲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的交会地。而普罗提诺的作品主要都是他晚年的讲课笔记，并流露出神秘色彩。他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基督教神学观念与东方神秘主义等思想熔为一炉，从而为基督教文论的基本取向和奥古斯丁等人的神学思考铺平了道路。

记住：

1、首先是“新柏拉图主义”吸收了基督教，然后才是基督教神学吸收了它。

2、“新柏拉图主义”不过是基督教和基督教神学之间的一个过渡。只是为了逃避迫害，它才把基督教思想隐藏在柏拉图哲学的外袍下。

3、“新柏拉图主义”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有什么异同？

新柏拉图主义表面上是把柏拉图的观点和基督教嫁接在一起，实际上是一种伪装的基督教神学：比如柏拉图的理念说，在柏拉图那里是一切东西都模仿理念；而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则把理念解释成神的光辉。普罗提诺在“思考方式一致”的伪装下，暗度陈仓、偷天换日。这是在宗教迫害下不得不进行的深度伪装：因为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基督教得以合法化，情势才逆转过来。又过了半个世纪，基督教成为唯一合法的宗教，于是大家都为壮成为基督徒了，连奥古斯丁这样叛教成为摩尼教徒的人，也都不得不再度改宗成为基督教徒，并且在基督教内部极力发展自己，成为了著名的教父。

【093、新疆是基督教的前进基地】

《新疆发现疑似唐三藏翻译佛经真迹》（2018年2月24日转载澎湃新闻）报道：

卷头题名是唐代三藏法师玄奘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翻译残本，于2017年底在新疆被发现。但是否是真迹，尚未获证实。

此次发现古物的地点位于新疆吐峪沟石窟寺，发现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大般若经》，是三藏法师自印度返回长安后，获得朝廷恩准，移至坊州玉华宫寺开始进行译经，耗时四年将600卷经文翻译完成的。

虽然此次出土的残本中有“玄奘奉诏译”，全部属于抄本而非刻印本，内文书写多以行书为主，但无法判断是否是三藏法师亲笔抄写，还是由他人抄写的。

“这件写经还没有发现进一步的题记讯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立栋说。

但夏立栋说，通过这些出土的佛经，“更清晰地表明，吐峪沟是佛教西来东往的重要节点”。

资料记载，玄奘（602年~664年），唐代著名高僧，被尊称为“三藏法师”，后世俗称“唐僧”，被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

玄奘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于贞观元年一人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

玄奘的译典著作有《大般若经》等。其中《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述他西游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邑、物产、习俗等，是现代《西游记》的原型。

网文《伊斯兰教到来之前：新疆古典艺术的黄金时代》（林梅村）说：

新疆历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和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地区。从宗教演变来看，公元10世纪以前，尤以佛教为盛。一般认为，佛教传入新疆早于内地，当不晚于公元1-2世纪。从龟兹到于阗，从焉耆到疏勒，迄今发现的诸多早期遗址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个经济繁荣的、佛教昌盛的西域诸国，其艺术、文化不仅表现出强烈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而且还吸收了印度、希腊、犍陀罗、波斯等艺术的成分，成为研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形象资料。位于丝绸之路交通要冲上的龟兹，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位于古代丝绸之路交通要冲的龟兹国，是东西方文化孕育出的天之骄子，作为西域曾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汇中心，来自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印度、伊朗、希腊、古罗马等世界各大文明在此碰撞、融合，激荡出辉煌璀璨的龟兹文明，这样的际遇在中国甚至世界文明史上也极其罕见。从某种角度讲，龟兹文化也是一种大移民文化，外来民族的介入必不可少，早期迁徙至塔里木北部的龟兹先民，对西域文明乃至整个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龟兹古国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今库车一带），公元前2世纪进入历史舞台。其名始见于《汉书•西域传》，列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与精绝（今民丰县尼雅河下游）、东南与且末（今且末县北部）、西南与扞弥（今于田县克里雅河下游）、北与乌孙（今伊犁河上游）、西与姑墨（今温宿）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今轮台）三百五十里。”

克孜尔尕哈汉代烽燧遗址

汉代延城就在库车县的皮朗古城，又称“哈拉墩古城”。1958年黄文弼赴塔里木盆地实地考察，认为古城周长7公里，他发现的“喀拉墩下层文化”，将龟兹历史追溯到青铜时代，该文化与焉耆盆地分布的青铜文化——察吾呼沟文化接近，属半耕半牧的绿洲文化。这个现象与龟兹古代语言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

据体质人类学和比较语言学研究，龟兹人属于高加索人种，讲印欧语系西支吐火罗语方言。20世纪初以来，欧美、日本和中国考古队在塔里木盆地北道发现一种印度婆罗谜文书写的未名语言，主要流行于7～9世纪。语言学家惊奇地发现，这种未名语言与近邻印欧语系东支印度—伊朗语相差甚远，反而与分布于欧洲的印欧语系西支的赫梯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关系密切。换言之，早在印欧语系西支和东支分化前，龟兹人的祖先就告别印欧人的原始故乡里海——黑海北岸，向中亚草原迁徙了。

库木吐拉千佛洞出土龟兹语写卷

起初人们不知道这种语言是什么人留下的，直至德国考察队在新疆发现的回鹘文剧本《弥勒会见记》才终于道破鸿蒙。据卷前题记，该剧本是一位龟兹法师从“吐火罗语”翻译而来。德国突厥学家缪勒认为，所谓“吐火罗语”就是库车发现的未名语言。吐火罗语文书分A、B两种方言，A方言主要流行于焉耆和吐鲁番盆地，既有佛教典籍，也包括世俗文书，研究者称之为“焉耆语”；而B方言仅流行于库车绿洲，主要用来书写各种佛教典籍，研究者称之为“龟兹语”。

先秦时代，龟兹在中亚草原霸主月氏人统治之下。公元前3世纪大月氏西迁，龟兹又为匈奴羁縻。公元前60年，汉宣帝在龟兹东境乌垒城设西域都护府，塔里木盆地正式并入中国版图。1928年，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考察时候发现一枚桥钮汉印。他在报告中写道：“汉铜印，出沙雅裕勒都司巴克一带……底篆书阴文共六字，可识者‘李崇之印’四字，余二字不明。”李崇是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汉书•西域传》记载了公元16年，李崇率军迎战焉耆，苦守龟兹数年直至战死的经过，“崇遂没，西域因绝。”此印全文为“李崇之印信”，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汉使班超经营丝绸之路南道，北征匈奴，西域各国重与汉朝通好。和帝永元三年（91年），班超平定龟兹，西域都护府从乌垒城迁往龟兹国它乾城（今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于是，龟兹及其周边地区成了汉文化西传的一个重要窗口。拜城县东汉摩崖石刻《刘平国作关亭诵》就是桓帝永寿四年（158年）龟兹左将军修筑汉代烽隧时镌刻的。1953年，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还发现一枚“汉归义羌长”卧羊钮铜印，它的主人应该就是河西走廊或青海西迁龟兹的羌人部落的首领。

魏晋时期，龟兹不断遣使向中原王朝入贡。随着中原王朝政权更迭，龟兹先后归顺前凉、前秦、北凉，并向北魏遣使纳献。丝绸之路开通后，龟兹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之一。龟兹王子鸠摩罗什早年游学北印度及西域诸国，逐渐成长为一代佛法大师。据梁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记载，鸠摩罗什学成归国时，“龟兹王为造金师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令什升而说法”。“大秦”是中国史书对东罗马（拜占庭）的称谓，那么公元4世纪罗马人生产的大秦锦曾传入龟兹。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发现过大秦锦残片，上饰棱格纹八瓣花图案，现藏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

382年，前秦苻坚派遣骁骑将军吕光偕同鄯善王、车师王等，率领七万大军讨伐龟兹。384年，立故王白纯之弟白震为新王。吕光讨伐龟兹之役的最大收获，是俘获龟兹佛法大师鸠摩罗什并将其带回凉州（今武威）传授佛法。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姚兴派人迎鸠摩罗什至长安从事汉译佛经。中国最早的佛经译场，就是鸠摩罗什开创的。

德国考察队在克孜尔石窟发现的直体佉卢文木牍

20世纪初，德国考察队的勒柯克在克孜尔石窟还发现一批直体佉卢文书，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我们根据其中一件犍陀罗吐火罗双语文书，解读了这批文书。据文献记载，小乘佛教法藏部以犍陀罗语为经堂用语。大乘佛教在印度和中亚兴起后，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小乘佛教徒不得不流亡锡兰、东南亚和塔里木盆地。玄奘《大唐西域记》说龟兹佛教属于小乘教说一切有部，而龟兹直体佉卢文书的发现，说明龟兹亦为小乘教法藏部的避难地之一。

苏巴什佛寺遗址

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之后，西域诸国本地居民逐渐放弃土葬的风俗，死后火化，所以我们很少见到魏晋以后的西域古墓。不过西域诸王或高僧例外，死后建塔立寺。北魏高僧人宋云西行求法途中访问了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国。《洛阳伽蓝记》引述他的游记说：于阗人“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苏巴什佛寺西侧发现一座塔式墓，上建佛塔，下建地宫，内置棺椁。从出土文物看，苏巴什塔式墓的年代在魏晋时期（公元3世纪左右）。这种形制的古墓对西域乃至中原葬仪式都产生巨大影响，如楼兰LE古城附近发现的魏晋壁画墓，也是上塔下墓。北魏文明太后冯氏在山西大同所建永固陵，在陵前200米建一座周绕回廊的方形塔基遗迹，显然受西域佛教文化的影响。

龟兹绿洲有苏巴什、克孜尔、库木吐喇等佛寺，其中苏巴什佛寺年代最早，始建于魏晋十六国时期。该佛寺坐落在铜厂河（库车河）两岸，总面积18万平方米，以佛塔建筑群为中心，四周建庙宇、洞窟、佛塔、殿堂等。中外考察队在苏巴什佛寺遗址发现大批珍贵遗物，如绘画舍利盒、犍陀罗风格的佛像模具、彩绘木棺、彩绘陶罐等。从时间看，鸠摩罗什当年就在苏巴什佛寺传教。

5世纪中叶，龟兹为蒙古高原的柔然汗国控制。5世纪末，龟兹一度隶属于中亚强国嚈哒。不过，龟兹先后遣使于北魏、北周和南朝的梁朝。为了和中国争夺市场，波斯、疏勒、高昌、龟兹等国相继开发出风格独特的丝绸产品，如吐鲁番文书提到钵斯锦（波斯锦）、疏勒锦、高昌锦和丘兹锦（龟兹锦）。关于龟兹流行的丝绸品种，《旧唐书•音乐志》记载：“《龟兹乐》工人皁（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袴。舞者四人，红抹额，绯袄，白袴帑，乌皮靴……”从龟兹舞蹈家的戏装看，龟兹国流行黑色丝头巾、深红色织锦长袍、袖子用彩锦。据吐鲁番文书《北凉承平五年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券》记载，龟兹锦采用“绵经绵纬”法织造，“长九（尺）五寸，广四尺五寸”。吐鲁番文书进而披露，公元5世纪龟兹人创造的“黄地丘兹中锦”在西域颇受欢迎。高昌织工大肆仿造，生产出“高昌所作黄地丘兹中锦”。

早在鸠摩罗什时代，龟兹就流行大秦锦，而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拜占庭风格的织锦往往采用菱格纹。公元6—7世纪，粟特艺术传入龟兹，拜城克孜尔石窟上就绘有粟特艺术风格的联珠纹含绶鸟壁画。因此库车出土的黄地菱格纹含绶鸟纹锦当是中国、粟特、拜占庭三种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养蚕技术来自中原文化，含绶鸟纹来自粟特文化，而菱格纹则来自拜占庭文化。这为我们了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又一实例。

隋代，龟兹臣属于西突厥汗国。大业十一年（615年），龟兹遣使入朝。唐代龟兹国都仍在延城，但改称“伊逻卢城”。唐初，龟兹与唐朝有交往，名义上附属于西突厥。7世纪初，玄奘西行印度途中访问过苏巴什佛寺，当时龟兹正在西突厥统治下。《大唐西域记》将铜厂河两岸的苏巴什佛寺称为东、西昭怙厘大寺，并描述说：“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照怙厘，而东西随称。佛像庄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东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八寸矣。或有斋日，照烛光明。”

库木吐喇五连洞

唐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军攻焉耆，龟兹与焉耆联兵相拒。648年，郭孝恪率唐军击败龟兹，都护府从吐鲁番交河城迁至龟兹。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苏定方在碎叶水平定西突厥，将安西都护府治所迁回高昌故地。次年唐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都城，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龟兹开始成为唐王朝统治西域的中心。龟兹名刹库木吐喇千佛洞主要是这个时期开凿的，所以该石窟寺有大批汉文榜题。

唐军还在龟兹构筑了大批中原风格的古城。今新和、沙雅两县交界荒漠中的通古孜巴什古城周长960米，四角均有向外伸出的垛墙或角楼建筑，现呈圆角方形，墙垣外附有马面建筑，南北墙垣的中部各建瓮城门一座。城内泛碱，有多座红柳沙丘，地表散露出夹砂红陶、琉璃釉陶的缸、瓮、罐、钵、盆，铺地的方砖、残铜、铁、石等。历年出土的可供断代的遗物主要有陶器、钱币、织物和汉文文书等，以及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建中通宝、大历元宝等诸多唐代钱币。

公元7世纪，吐蕃南下西域，大食（阿拉伯帝国）又东进中亚。唐朝与吐蕃、大食激烈争夺西域，多次被迫放弃龟兹等四镇，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才恢复。此后百年之际，安西都护府得以稳定在龟兹，直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前后为吐蕃攻占。值得注意的是，通古孜巴什古城内东北隅曾发现窖藏钱币，一次出土约3000余枚，包括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以及少量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中”字钱、“元”字钱等。于阗最早是在贞元六年后被吐蕃攻占，西州是在贞元八年（792年）陷落，安西约在贞元八年之后陷蕃。据王永生考证，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其别品“中”字钱、“元”字钱等是唐朝安西都护府为坚守西域，于大历、建中年间（766~783年）在龟兹地区铸造的，并非私铸，流通范围仅限于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范围，即龟兹及其附近地区，主要是供当地驻军使用。

森木赛姆石窟

北宋伊始，高加索人种的龟兹人被蒙古人种突厥语系的回鹘人逐渐同化。回鹘人就是今天新疆维吾尔人的祖先，起源于蒙古高原北部娑陵水（今蒙古国北境色楞格河），汉魏史书称“丁零”、“铁勒”或“高车”。突厥鲁尼文碑铭称“九姓乌古斯”，相当于阿拉伯地理文献的“九姓古斯”以及汉文史籍的“九姓铁勒”或“九姓回鹘”。744年，回鹘可汗取代突厥汗国建立新王朝——回鹘汗国。安史之乱爆发后，回鹘可汗曾经出兵，入朝靖难。

唐开成五年（840年），回鹘国都哈剌巴剌哈逊为北方游牧人黠戛斯攻破，回鹘人被迫分三支西迁。其中，十五部落投奔中亚草原的葛逻禄，北宋初年与葛逻禄人共建黑韩王朝（或称喀喇汗王朝）；另一支投安西（今库车），史称“龟兹回鹘”，龟兹绿洲开始了突厥化的进程。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龟兹安西大都督、回鹘可汗禄胜派遣枢密使曹万通奉表至宋朝。据11世纪马哈木德·喀什噶里在巴格达所撰《突厥语大词典》，信仰佛教的西州回鹘与信仰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的分界在龟兹西境。

元代在龟兹设“曲先塔林元帅府”，元帝崇尚伊斯兰文化，元以后龟兹佛教文明渐被伊斯兰文化所取代。

谢选骏指出：新疆不仅是佛教的大本营，而且是基督教的

前进基地——

《新疆基督教史》这样说：

新疆地区的历史是一部争夺史。综合而论，新疆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宗教史，然后才是民族史，最后才是政治史和军事史。

如同世界许多地区的历史，新疆地区的历史是被反复割裂、破碎的，是人类鲜血、苦难、文明、奋斗汇成的历史诗篇，是少有爱情和宽容、多有仇恨和屠杀、却又不断追求希望而构成的历史哲学。新疆作为欧亚大陆文明碰撞的板块，许多不同的种族和民族在这里厮杀，为了生存、繁荣、民族的荣誉、国家的利益、宗教的神圣、商业的利润，或迁徙、逃亡，或征服、联盟，或融合、消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直到如今。

在这条由古代高加索—印欧游牧民族最早用快马利箭厮杀出来的丝绸古道上，不同的民族来来往往，无一例外地迷恋上了这片美丽奇特的土地。欧洲人、波斯人、希腊人、维吾尔人、西藏人、蒙古人、汉族人，都曾经在这个地区扮演过历史的角色。他们当中，包括这个地区最初的主人——高加索印欧白种人，有的已经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者消失在浩瀚的沙漠中，有的则生生不息，并最终一同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文明。只是，争斗并没有停止。如今，尽管强势的汉族群体已经宣告主权达250年，维吾尔人仍然没有放弃对这块土地的争夺，虽然得胜的希望渺茫。

1、谁的大夏？谁的西域？谁的东突？谁的新疆？在上述这样一部历史中，人们无法忘记在漠北草原的第一次历史性的战争。公元前二世纪，强悍的匈奴人（突厥人的前身）突然出现，袭击了安居乐业并与汉族中国为邻千年的大月氏人（今甘肃省境内，斯基泰—印欧人，与南欧人同源）。大月氏的首领被杀死，他的头骨被做成匈奴王喝酒的碗，他的妻子儿女们和他的人民沿着欧亚大草原，仓皇向西逃亡。匈奴人第一次进入了世界历史，并将新疆地区北部阿尔泰山脉的周边迅速突厥化。

这场发生在两个强大游牧民族之间的、从此改变东亚人类文明格局的战争，还将汉族中国第一次带入中亚和西亚甚至欧洲的历史。此时，也倍受匈奴侵略骚扰的汉朝中国，差遣使臣张骞先生出使西域，一路追赶大月氏人，希望与他们联盟，共同抵御匈奴人的扩张。张骞和随从们走过的路线，尽管是那些古代高加索—印欧民族在游牧中最早开辟的路线，从此却被称为“丝绸之路”，烙上中国的标签。中国人从此被中亚和西亚民族称为“汉族”。

与此同时，由于天山和帕米尔高原作为自然屏障的保护，新疆地区南部的雅利安—印欧民族，仍然沿袭着古波斯—希腊文明影响下的巴克特利亚王国（大夏）的优越感，在美丽的绿洲上过着舒适的城郭定居兼游牧生活，并在日渐浓郁的佛教和定居文明中失去了外波斯、外希腊和吐火罗的文明，以及“塞种人”的彪悍和勇猛。公元前60年—公元后91年，东邻的中国西汉和东汉政府经过一个半世纪艰苦的战争，在新疆地区完全击败匈奴，取得了丝绸之路控制权，并在无意中阻挡了南疆地区的突厥化进程。

突厥人的辉煌历史并没有轻易结束。公元5世纪，阿勒泰山区的匈奴嚈哒人占领整个新疆和中亚地区，还包括波斯和印度的一部分领土。公元六世纪（552年），蒙古草原上的突厥帝国一分为二，西突厥帝国占据了嚈哒人的领土。公元七世纪（648年），中国唐朝占据了包括新疆在内的西突厥帝国的大片领土。公元八世纪（744年），同是游牧民族的回纥（回鹘，即维吾尔族）突厥人在葛逻禄突厥人的帮助下，取代了东突厥帝国，建立了鄂尔浑回纥突厥帝国，得到唐朝的承认。公元751年，唐朝在成为西域地区霸主一年后，就在恒罗斯河岸，被阿拉伯人和葛逻禄人的西域联军打败，退出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

回纥突厥人正式进入了亚洲历史舞台，并于788年改名为回鹘（维吾尔），与唐朝中国一同成为东亚最为发达的两个国家和盟友，还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仅仅100年后（840年），来自更北方叶尼塞河上游的彪悍游牧民族——柯尔克孜人，推翻了回鹘帝国。仿佛是月氏人被匈奴人击败的历史重演，大部分维吾尔人向西逃亡迁移到新疆地区，并从公元九世纪（843年）开始，定居在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上，并于866年，将吐蕃人（古西藏人）击败赶走，定高昌为首都（今吐鲁番）。

作为蒙古草原上另外一个发达民族，契丹人所建立的西辽（1130年），占据了新疆地区，称霸80多年后，被蒙古人取代。回鹘人逃离蒙古草原后，留下的草原势力真空，逐渐被从大兴安岭和蒙古草原东北地区出来的蒙古人所填补。1206年，成吉思汗一统蒙古草原，他和他的帝国进入了世界历史舞台。1209年回鹘人主动脱离西辽，主动臣服并与成吉思汗联合；蒙古人占领新疆地区后，在回鹘人的帮助下，建立了采用回鹘文字母的蒙古书面文字和国家管理体系。这个时期，回鹘人的汉语名称采用更准确地英译——畏兀尔。

1205-1209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队，数次攻打土著印欧人所建立的西夏国，屡战屡败。1227年，成吉思汗再次攻打西夏，期间身亡，死因不明，却留下了出尔反尔的遗嘱，将经过议和同意投降的西夏人全部杀死。西夏王国的灭亡，标志着高加索—印欧民族—佛教文明在新疆地区的最后一次崛起和辉煌，彻底败落。

蒙古人（包括契丹蒙古人）在新疆的统治持续了629年，保持游牧文明，其间数次汗朝更换，结局是蒙古人被突厥化，被伊斯兰教化。这一局面到了西蒙古人噶尔丹建立准噶尔帝国的时候，由于他强行推广藏传喇嘛黄教，竭力恢复蒙古帝国昔日辉煌，才得到全面但肤浅的改变。然而，此时的满族（女真人）已经占领中国并建立起清王朝（1644年），势力到达顶峰。康熙和乾隆两届皇帝，没有容忍这个新兴蒙古帝国的存在和挑战，经过67年的战争，终于消灭了准噶尔帝国，于1757年占领了其首都呼勒佳（伊犁，今伊宁市）和整个新疆地区。两年后的7月，清朝中国宣布对这个地区的殖民主权，并取名为新疆。1884年，清朝政府将新疆纳为中国的一个省份。

1911年，统治中国267年的满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汉族这个古老的土耕定居民族，终于开始重新统治中国。1912年，原清朝新疆都督杨增新，开始代表中华民国，继续统管新疆。1949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政府在新疆成立，继续作为汉族政府，统治新疆，并于1955年废除省建制，改名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新疆的历史是一部战争动乱史。然而，人类被上帝所赋予的尊贵人性，并没有被血腥屠杀的历史和人类彼此仇恨争斗的罪性洪流完全淹没。1035年宋朝年间，那位来自湖南省长沙的汉族书生赵行德，因西夏人和回鹘人之间的战争，在敦煌的藏经洞中躲避战乱的时候，默默地思念着那位甘州维吾尔女子，并为她祈愿。1262年，那位曾经执政察合台汗国9年的美丽智慧的沃尔嘎纳公主，在奉蒙古地区汗王阿里布哥之命，从伊犁前往撒马尔罕与逃亡的察合台汗王阿尔浑谈判时，却嫁给了阿尔浑。在种族仇恨、杀戮、权力、金钱交织的历史中，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从未停止。

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多少的帝国王朝和英雄人物已经淹没在奔流的历史长河中。作为欧亚草原历史中曾经统治过新疆的许多游牧民族，自成吉思汗蒙古帝国之后，如今只剩下以维吾尔族人为代表的突厥人和前仆后继的汉族人，还在新疆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印欧人、波斯人、希腊人、突厥人、蒙古人、吐蕃人，俱往矣即使是唯一能够与高度文明的维吾尔族相提并论的契丹人，也已经融合消失了。这样看来，10世纪初期，当契丹人从蒙古草原上赶走了毁灭鄂尔浑帝国的柯尔克孜族，盛情邀请维吾尔兄弟回到大草原上，重建鄂尔浑帝国辉煌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定居生活方式的维吾尔人的婉言谢绝，是有历史先见性的。因为正是定居和土耕文明的方式，才让这个古老的民族身份完整保存下来，并生生不息。

这一点，在世界史中也不乏其例。例如，中东的犹太游牧民族在征服迦南地区之后，转型为定居民族，成为后来的以色列文明；北欧的游牧民族征服罗马，融入土耕定居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成为今天的欧洲文明。而亚洲的蒙古人，由于固执地保持并推广游牧生活方式，在短暂的帝国辉煌之后，结局是仍然回到大草原上游荡；而他们曾经征服过的定居民族地区，早已经找不到他们金戈铁马的痕迹。作为同样是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通古斯人，即占领中国北宋的金国女真人，则在被契丹人赶到松花江流域后，卧薪尝胆，反思近400年。1606年以满族的身份复出，占领中国全境，并主动从森林部落的渔猎民族转型，迅速融入汉族土耕定居和儒释文明，建立满清帝国，成功统治中国近300年，还得到汉族的衷心拥护。1690-1757年，满清政府以土耕定居民族的身份，使用欧洲定居基督教民族帮助制造的大炮，彻底击败蒙古游牧民族的最后一个帝国——噶尔丹的准噶尔帝国。这一历史事件，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所评价的，标志着世界历史中极具意义的一个里程碑——即土耕定居民族彻底击败草原游牧民族，世界文明最终融入定居文明。

然而，作为如今这个时代突厥人的主体民族——维吾尔人，似乎已经彻底遗忘了，或者是全然放弃了恢复其祖先在鄂尔浑帝国以及后来在高昌的回鹘帝国文明和民族身份的愿望，可能是因为他们被蒙古人（629年）和汉人（250年）这两个异族统治得太久而绝望，也可能是因为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其民族身份的精神核心。于是，从1930年代开始，他们的目光开始转向大伊斯兰教世界并锁定了土耳其——（这个自古就对维吾尔族高昌文明有浓厚兴趣和仰慕之情的民族），并重新将自己的民族身份在理论上转化定位成“东土耳其人”，以试图开始新的民族身份和政治历史起点。自此，伊斯兰教在维吾尔人当中1000年的传播，通过10-11世纪的佛教—伊斯兰教之间的“百年战争”，西回鹘汗国的维吾尔人以武力宣教奠定局面，到14-15世纪蒙古人的武力宣教实现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全面本土化，终于完成了对这个民族在精神文化身份上的成功转型。尽管如此，作为维吾尔族本身和汉族，以及其它旁观的民族包括土耳其人在内，却有理由对这种民族身份转型的合理性、实用性和远见性表示质疑，就如同这些人们对汉族政府将维吾尔文书写字母，自1930年代以来，从察合台语改成现代维吾尔语，再改成苏联斯拉夫字母体系，然后是英文—拼音字母，最后在1980年代又恢复了旧文字（经过改动的阿拉伯字母体系），所持的那种怀疑、不安和失望的态度。

1、最后，让我们引用著名维吾尔族诗人、倡议恢复“维吾尔”这个名称的、1933年被新疆盛世才政府处死的、阿卜杜克哈里克先生的诗句，来结束对新疆地区和维吾尔族人历史的回顾。阿卜杜克哈里克是一位坚定的民族身份复原主义者，精通多种语言，通过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他了解到自己民族的来源、名称和曾经拥有过的辉煌文明，就取笔名为“维吾尔”。他在《醒过来！Oyghan》（1932年作）这首诗里说：

“嗨！维吾尔人，该醒过来了，你们一无所有，……我为你们的生命忧虑，所以我要把你们叫醒。……到那一天，你们就会知道，我，维吾尔，是对的。”

2、戈壁、沙漠、绿洲和山川，天国在哪里？当人们只是从表面看待上述新疆地区的历史现象时，除了惊奇，更多的是迷茫和失落。今年（2009年）7月5日和7日在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的汉—维之间的种族仇杀悲剧，在引起世界关注和震惊之余，又为这个地区增添了一笔在其历史中反复不断出现的血腥符号。一切都似乎是偶然的，同时又是人类争战的必然结果，悲剧是其难以摆脱的主旋律。这是复杂而没有意义的历史，人们有理由这样认为和结论。然而，对于基督教和那些曾经在新疆地区生存过的基督徒来说，答案却是清楚的。在他们不同的视角中，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部历史。

在过去1500多年的岁月里，景教宣教士、汉族佛僧唐玄奘、道教长春真人丘处机、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的宣教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两位维吾尔族的基督徒朝圣客马考斯和扫马、天主教和新教的宣教士们，还有许多汗王将相，文人商贾，都曾沿着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往返于中国内陆和印度-西亚-欧洲大陆。新疆地区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商业利益错综交织的历史，更是一部宗教的历史。

公元431年，在罗马帝国境内，基督教的代表们召开了著名的以弗所会议。会议中，康斯坦丁—安提阿教会（叙利亚教会）的主教涅斯多留被定为异端，流放埃及，卒于约公元450年。之后，其追随者逃往波斯帝国，得到萨珊王朝皇帝卑鲁兹的保护，并于公元498年建立起独立的涅斯多留派教会（即景教教会）。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次会议，直接导致了基督教开始从西亚向东方传播，穿越中亚和新疆地区，先是在高加索—印欧民族当中传播，然后在匈奴人、突厥人、中国人、契丹人和蒙古人当中传播。这个在基督教初期就建立的安提阿教会，基督教历史中第一个非犹太人的教会，一个在使徒保罗和教会联络人巴拿巴的带领下，建立起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传统而著名的宣教型教会，终于因为涅斯多留被流放而东迁深入亚洲，并将基督教（景教）迅速向中亚和东亚传播。公元一世纪那位马其顿的商人，马耶·提梯亚诺斯的经纪人，他所记载的丝绸之路，是从叙利亚的首府安提阿开始，到中国的首都长安或洛阳终点。公元635年涅斯多留教会的宣教士阿罗本，将景教传播到中国唐朝长安的时候，就是沿着这条丝绸之路。

公元5世纪，被拜占庭史学家称为白匈奴的嚈哒人统治新疆的时候，景教就已经来到这里。嚈哒人在扩张占领波斯部分领土的时候，杀死了那位萨珊王朝保护景教的皇帝卑鲁兹。尽管嚈哒人原先信奉火祆教，后来却接受景教，以至于其统治者曾经派一名景教教士，前往景教在波斯的教廷，请求被按立成为嚈哒王国所有景教徒的主教。历史中记载，嚈哒人占领月氏人在西迁后所建立的贵霜王国，出于火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对于佛教的仇视，也可能是出于基督教对拜偶像的反感，大肆破坏其佛教文明。

公元6世纪，嚈哒国灭亡，新疆地区进入西突厥汗国时代，景教和火祆教继续在这里传播。到了8世纪，突厥汗国境内出现了一次景教复兴的局面，因为国王和臣民都放弃了传统的“偶像教”（即佛教）。景教的总主教提摩太就给突厥人任命了一位主教，并准备给占领塔里木盆地的吐蕃人（西藏人）也派一名主教。这个时期，由于中国唐朝军事势力在新疆地区的存在，阻挡了伊斯兰教军事势力的入侵，无意中为这个地区的佛教和景教提供了保护。这个时期，唐玄奘沿着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进入印度学习佛教的大乘教法，之后返回中国宣教，在唐朝政府的推动下，成功将汉族深入带入佛教文化中。

公元9世纪（840年），蒙古草原上又发生了一次战争，回鹘人战败向西逃亡，占领新疆地区，定都高昌。他们从漠北草原上带来了摩尼教和景教，并与新疆本地的景教联合，同时也可能受到佛教的一些影响。这个时期，新疆地区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正面对伊斯兰教势力的武力宣教扩张，因此，中亚地区靠近新疆的一些景教徒，也迁移到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上，特别是高昌。同时，新疆西北部的突厥葛逻禄汗国，仍然在伊犁河流域保持着景教的信仰；新疆南部仍然是佛教的势力范围。在成吉思汗之前，新疆北部阿尔泰山和西蒙古地区的乃蛮汗国，已经成为一个虔诚的景教国度，连同新疆西面的葛逻禄汗国和蒙古草原中部最强大的克烈景教汗国，构成蒙古草原历史中最强大的景教文明势力范围。

公元910—1006年，皈依伊斯兰教的以南疆喀什噶尔—撒马尔罕为中心的西回鹘喀喇汗国，在新疆南部地区武力推行伊斯兰教，佛教几乎被铲除干净，景教也遭到重创和压制。到了西辽时期（1130-1218年），契丹人统治西域，实行宗教宽容，景教有了较大程度的复苏，喀什成为景教的第19教区，尽管伊斯兰教仍然是那里的主导宗教。西辽末期，国王屈出律的美丽妻子是一位基督徒，他似乎是为了爱情而改变了宽容政策，开始严厉打击伊斯兰教，重创了喀什和于阗（今和田）的伊斯兰教势力。

1218年，成吉思汗击败西辽，杀死屈出律，将整个新疆地区收入帝国版图。蒙古帝国时期，景教进一步发展，并出现这个地区历史中最为繁荣的局面。当中国的著名道长丘处机受成吉思汗之召，途经两年，于1222年5月在阿富汗朝见成吉思汗，在路上接待和陪同他的是帝国的宰相、克烈汗国出生的景教徒镇海，沿途有景教徒出来迎接他们。由于蒙古帝国对俄罗斯和东欧的军事威胁，罗马教廷派出宣教士出使蒙古汗庭，意外地见到700多年前，在以弗所会议被他们成功定为异端并流放的涅斯多留的追随者们，他们的死对头——景教徒，正等着他们的到来。景教此时已经是蒙古帝国皇室的信仰和宗教，大汗和皇家成员在景教堂里参加礼拜。于是，蒙古帝国中这些景教的神甫们，看到昔日威风凛凛的对手，如今却谦卑地来到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商求和平。

突厥人和蒙古人中一些著名的基督徒人物，影响、参与并改变了蒙古人的历史、亚洲的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他们当中，有三朝宰相镇海；贵由可汗的教师合达和主要的大臣（贵由还担负起保护包括亚美尼亚人在内的东方基督徒的责任）；第三任大汗蒙哥的宰相孛鲁合（克烈部的）；成吉思汗的幼子老四托雷的妻子，原克烈部的公主唆鲁忽帖尼；拖雷的长子蒙哥的小弟弟阿里布哥；成吉思汗长子的儿子拔都、汗室的元老、俄罗斯人眼中“残暴的征服者”，他的儿子撒尔塔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还有维吾尔族景教徒修道士和神学家马考斯和巴·扫马。除了这些大人物之外，还有许多景教徒小人物，默默扮演着几两银子的角色。例如，法国宣教士鲁卜鲁克的威廉出使蒙古帝国时，那位景教徒翻译，以及他所见到的蒙哥的那些不知名的景教徒妃子们，还有帝国军队中的许多景教徒士兵和军官。总之，由于帝国皇室的影响，景教在蒙古人和突厥人当中发展迅速。

在上述的这些景教徒人物中，历史无法忘记那位克烈汗国的景教徒公主唆鲁忽帖尼，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的妻子。正如基督教历史中许多伟大的女性那样，这位公主所扮演的基督徒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在亚洲的历史中至今无人能与之相比。她以坚强的基督徒信仰、敏锐的眼光，过人的智慧和政治头脑，以及令人惊讶的远见卓识，将四个儿子都推上汗王的宝座：长子蒙哥成为帝国的大汗，次子忽必烈成为帝国中国区的元朝皇帝，三子旭烈兀成为帝国波斯区的伊利可汗，幼子阿里不哥是看守蒙古帝国草原故土的汗王。旭烈兀的妻子和他的首席大将军都是虔诚的景教徒，他们在行军中抬着教会的帐幕。当时，在巴格达的景教总部，受到他们的大力关照和支持。

维吾尔族景教修道士马考斯和巴·扫马在历史中的出现，标志着景教在突厥人尤其是维吾尔族当中达到的高潮。两位景教的修道士和神学家，于1278年受到忽必烈皇帝的差遣，沿丝绸之路西行，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到巴格达后，年仅36岁的马考斯于1281年被任命为景教历史中的大主教（相当于教皇），期间借助蒙古帝国的背景，景教势力到达历史中的最高点。这个时候，已经拿下埃及并对伊斯兰教世界构成重大威胁的阿鲁浑汗王，希望联合西方基督教世界，东西夹击叙利亚，收复耶路撒冷。于是，他任命已经成为主教的扫马为大使，出访欧洲诸国并会见教皇的大使。在罗马教廷中，扫马以精湛的神学知识和雄辩的口才，令众红衣主教折服；扫马还参见了英、法国王，和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

人们也不会忘记，至少罗马教廷不会忘记，1340年，在北疆的阿力麻里（今伊犁霍城县）被蒙古穆斯林所杀死的，那些天主教的主教、宣教士、教徒，以及所毁坏的教堂。1368年蒙古帝国在中国的元朝被汉族人推翻，明朝取而代之，因此元气大伤。1388年明朝中国军队攻陷蒙古帝国首都喀喇和林。于是，蒙古帝国的统治和权威也开始在新疆地区、中亚、西亚、以及东欧进入衰败瓦解的阶段。1353-1392年，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在汗王的带领下皈依伊斯兰教，并通过武力强制宣教，实现了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本土化。这样，经过西辽契丹和蒙古帝国223年的压制后，伊斯兰教再次从沉默和蛰居中爆发。1529年，中国明朝势力退出哈密，标志着伊斯兰教已经在新疆地区完成了本土化进程。自伊斯兰教从喀什地区的阿图什进入新疆，并于公元910年成功发动穆斯林宫廷政变开始，已经619年了。

1759年7月（乾隆二十四年），当满清中国占领新疆的时候，除了林立的清真寺，已经看不到任何其它宗教的影子了。

1876年，英国宣教士来到新疆北部；1886年，荷兰和波兰天主教的两位神甫来到喀什噶尔宣教；1892年，瑞典的宣教士们豪吉尔等人和那位土耳其的基督徒约翰·阿维塔瑞尼安，来到新疆南部。这些宣教士们并不太清楚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历史故事，以及景教和天主教的宣教士们在这里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但是，他们在上帝的呼召和圣灵的带领下，怀着对耶稣基督的耿耿忠心，继续着这项上帝国度里“已然而未竟”的事业。

经过整整50年的艰苦勤奋的工作，喀什噶尔、莎车、和田（古于阗）等地，已经有几百位维吾尔为主的突厥基督徒，并涌现出维吾尔族基督徒阿里·阿康德那样有影响力的布道家。这里有宣教时间最长的瑞典人约翰·陶恩奎斯特先生，还有深受孤儿院女孩们喜爱的安德森小姐。瑞典宣教士们所办的孤儿院、学校，成为当地的教育和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泉源。新疆北部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教会也建立起来，英国人航特（胡敬洁）和马瑟（马尔昌）创立了教会，英国的三位女杰带领众多的女性加入教会，当时许多民族都来参加礼拜，人数最多达300人左右，尽管真正的信徒人数很少。

1933年，回族和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圣战革命，无疑打乱了宣教士们的计划，破坏了宣教大好局面，宣教的累累硕果被无情毁灭。在南疆，几百位维吾尔突厥基督徒被维吾尔圣战军队屠杀，孤儿院的女孩被凌辱，男孩被杀死或关进监狱折磨致死。1933年5月，在北疆的乌鲁木齐保卫战中，马尔昌和巴富羲因为救助伤员，感染伤寒相继离世。1938年，第二波迫害临到新建的教会，所有的西方宣教士被亲苏亲共的盛世才新疆政府驱逐出境。许多维吾尔族和汉族基督徒被盛世才政府处死，或关在监狱里折磨致死。在他们当中，这些殉道士的名字不会被忘记：布道家阿里·阿康德，男孩之家的亚伯（原名穆罕默德），亚伯的朋友哈桑·阿康德，还有汉族学校的校长刘老师。

这两次相隔5年的迫害，彻底摧毁了西方宣教士的宣教成果。西方宣教士在新疆所奏响的现代宣教乐章突然休止了，带着深深的遗憾、迷茫和创伤，但其历史性传奇却没有消失。正如主耶稣基督评价那位伯大尼村的女子：“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1940年代末，在圣灵的呼召和带领下，汉族教会和基督徒开始继续同一个宣教使命。那位被上帝清楚带领到甘肃省张掖宣教的高医生，建立了教会，接待了后来前往新疆向突厥人宣教的宣教团队和宣教士们，尽管他本人并不知道，张掖在古代曾经是甘州维吾尔人的大本营和西夏印欧人曾经占领过的地方。接下来，来自云南的李开焕牧师和妻子翟明霞，响应上帝的呼召，来到迪化（乌鲁木齐）建立了“新疆中华基督教会”。随后，来自山东省潍县灵修院的“西北灵工团”和陕西省凤翔县西北圣经学院的“遍传福音团”，都在圣灵的清晰带领下，响应上帝“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呼召，历尽千辛万苦，相继抵达新疆，并分散各地，建立教会，传播基督教。在这次意义深远的汉族教会的宣教壮举中，汉族的女性宣教士们扮演了先锋的角色。

在教会建立后不久，宣教工作刚刚展开，共产主义汉族政府的残酷逼迫来临。许多宣教士被逮捕坐牢；张古泉牧师在狱中殉道，死因至今是个谜；赵西门在监狱里度过30个春秋，他的妻子文沐灵在狱中殉道；还有许多例子。正如那些瑞典宣教士们难以理解“上帝奇怪的安排”，这些汉族宣教士们也感到困惑沮丧。然而，又一个50年过去了，虽然这些汉族宣教士们在突厥人当中的宣教工作见效甚微，汉族教会却发展壮大，并终于在这个古老的西域扎根下来。自契丹西辽和蒙古帝国时代以来，这是基督教又一次在这个地区的繁荣。这一次的繁荣，如同蒙古帝国时代，是在强势民族中的传播，势必对以维吾尔族为首的突厥人产生影响。

谢选骏指出：愿耶稣基督的救恩早日临到新疆全境——即使叫东土耳其斯坦也罢，只要当地人他们愿意皈依基督教。新疆是基督教的前进基地——上一次是从西域往东传到中国，这一次是自东而西传回耶路撒冷！

【094、新教主要以日耳曼式的小镇作为背景】

网文《新教》说：

新教（Protestantism），又称基督新教，是西方基督教中不属于天主教体系的宗派之统称，源于16世纪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慈运理和激进重洗派等人士主导的宗教改革，与天主教会、正教会并列为基督教三大分支。一些既不属于天主教，亦与欧洲宗教改革没有历史渊源的教会，例如独立教会，也被视为新教。新教的教义强调人唯独藉信心得救，并以《圣经》为信仰之唯一依据，亦相信所有信徒都具有祭司的职分。现时全球约有十亿新教徒。因历史发展的缘故，华人社会普遍以“基督教”一词称呼新教。

欧洲对新教的称呼源自拉丁文“protestatio”，意为“抗议”。这个词源可追溯到1529年神圣罗马帝国第二次许佩尔会议，当时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藉会议推翻了1526年第一次会议的决定，重申帝国境内只可以信奉天主教，并进一步镇压马丁·路德等教会改革势力。查理五世此举最终引起会议内改革派强烈反弹，支持马丁·路德的萨克森选帝侯等六位王侯和十四个帝国自由市代表在会中宣读了一篇名为《抗议》的文件，自此教会的改革派就被称为“抗议派”，而新教在中文社群亦因此有“抗罗宗”、“誓反教”等旧式称呼，或被称为“更正教”。现时，中文“基督教”一词一般专指新教，乃因天主教会较新教早传入华人社会，新教为了做出区别而直接使用“基督教”名称之故。

新教一般有三种制度：主教制、长老制和公理制。一般来说，公理制比较多教会采用。

主教制源自天主教的主教制度，几乎和天主教的主教制度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主教亦可以结婚。天主教的主教制是在使徒们去世后于第二、三世纪兴起的主教制度，所以可以说主教制是整个基督宗教中历史最悠久的神职人员制度。

现在行主教制的新教教会已经很少，圣公会就是沿用主教制，从教会制度和礼仪上看来，圣公会基本上属大公教会传统。路德宗和卫理公会则由各区会自行选择使用主教制还是长老制；在香港和澳门，路德会和卫理公会就选用了长老制。然而，在欧洲，例如瑞典、芬兰、挪威、德国等地，他们则通常采用主教制。

长老制，或称代议制、议会制，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管理区会的制度。议会内的成员由各教会选出长老，代表该教会出席会议。顾名思义，长老会就是采用长老制的教会。采用长老制的教会有基督教改革宗长老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韩国基督长老教会等。

会众制，又称公理制，源自于神学家慈运理的主张，就是主张各教会独立，教会的牧师为教会内最高的决策者，并由会众决议一切教会的内部事务。很多教会采用会众制，例如浸信会、公理会和神召会等，以及不少独立教会。一些会众制的教会，在地区上也有一个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和权力的联会，以联系该宗派的和各教会。

会众制有一个缺点，就是教会之间的交往和合作较少，意见或有差距，最后甚至会使一些教会脱离其宗派独立；但也有一个优点，就是并非铁板一块，所以不会产生一坏俱坏、一损俱损、全盘堕落的重大后果。

新教的抗议精神可以追溯至14世纪的一些宗教改革先行者，英国的威克里夫派以及罗拉德派、波希米亚的扬·胡斯派和义大利的萨伏那洛拉的信徒。16世纪20年代，马丁·路德在德国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迅速的席卷了整个德国，在日内瓦，加尔文的归正运动更进一步的加深了宗教改革的影响。

同期英国圣公会成立了，有很多人认为是新教运动的一部分，但一部分人认为仍然属于广义旧教，与天主教或东方基督教相似的古老教会。

到了16世纪中叶，主要宗派都与天主教抗衡。因著教权与王权的权利争夺，新教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许多民族国家或世俗政权的支持与保护。在宗教战争后，根据随之而签订的合约，如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教随国定原则，形成了新教在欧洲的布局，信义宗分布于德国以及北欧诸国；归正宗为德国、瑞士、荷兰以及苏格兰。

16世纪末到17世纪，新教的主要宗派在教会的组织与崇拜仪式上已有基本雏形。对于教义的认定上经过长期的争论也逐渐成为体系。新教的神学家编写了大量的神学著作。17世纪中叶，英格兰的清教徒革命要求以加尔文主义改革妥协保守的圣公宗教会，把新教运动又推进了一步，产生了脱离圣公宗的新教派，如英格兰的长老会、公理会、浸信会、公谊会等等。随著移民美洲，新教也成为美洲宗派的大宗。

宗教改革之后，在英美世界的新教教会主要有两大对立神学思想：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在德国和北欧国家的新教教会主要接受路德宗神学。19世纪进化论在欧洲兴起，理性主义蓬勃发展，某些知识分子开始认为圣经中的神迹奇事不合理性而加以拒绝。20世纪，在唯物观冲击影响下，新教在正统教义之外陆续出现了基督教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神学等非正统神学思潮。为对抗自由主义神学对正统教义的冲击，浸信会和长老会内部兴起了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另外，在卫理公会中发展出灵恩运动、圣洁运动等，在路德宗教会中曾发展出虔敬主义运动。

新教因各宗派各有教义，对政教的关系的立场大都不太相同。从应该与普世政府隔绝的阿米希人，到认同政教分离，但普遍没有抗拒参与或组织政治活动，到后来福音派教会自1980年代起，动员要求信徒基于其教会的信仰价值观去支持某个特定政党和要为某政治人物候选人作志愿者帮忙；一般来说，他们反对政府影响教会的信条，尤其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层面上。

谢选骏指出：我发现，新教只是日耳曼小镇的产物，主要以日耳曼式的小镇作为背景，而在具有巨大教堂的日耳曼地区，新教就无法成立了，例如科隆、维也纳就是如此。更别而说罗马、威尼斯、巴塞罗那了。甚至，在任何欧洲地区，也缺乏圣地（以色列）那样的奇伟地貌，所以欧洲人更加倾向于多神教的偶像崇拜（天主教）和国家崇拜（新教），而非对于抽象的唯一真神的信从。很多游客或香客都喜欢甚至崇拜梵蒂冈，或以为去了那里才代表了宗教的殊荣，殊不知和圣地相比，梵蒂冈不过是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但却不是真正的天工。只有圣地，才是自然的奇迹、上帝的天工。

（姑且不说，上帝在那里降临，基督在那里升天。）

【095、新西兰变成伊斯兰国】

《惨案后……纽火速禁枪 美网友自嘲：我们靠悼念祷告》（2019-03-22 联合报 记者周辰阳）报道：

造成50人死于非命的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枪击案爆发一周内，总理阿尔登（Jacinda Ardern）迅速宣布强化枪管，查禁军规半自动武器、突击步枪与改装套件，在枪管措施窒碍难行的美国引发论战。

新西兰22日举国默哀2分钟，全国电视频道与广播电台随后史无前例地播映伊斯兰教的主麻日宣礼（Adhan），阿尔登总理与数千民众也前往案发地之一的努尔清真寺附近公园观礼。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过，信者相互抱有仁慈、同情与体恤，则如一体。倘身体的一部受伤，整体都会感受到疼痛。」在致词引述古兰经文的阿尔登总理告诉在场穆斯林：「新西兰与你们同哀，我们是为一体。」

新西兰警政专员布什21日指出，50名死者的身分已经全数获得辨认，家属可领回遗体准备下葬。

阿尔登同日宣布查禁纽国所有军规型半自动武器与突击步枪，高容量弹匣与可将一般步枪改装成性能接近半自动枪枝的撞火枪托等改装套件，也在即刻生效的禁令涵盖范围之内，并将制定防范有人趁机囤枪的措施。

「我们的历史已在3月15日永远改变。」阿尔登在记者会表示：「现在，我们的法律也是。」

阿尔登内阁在枪击案发生后72小时就已原则同意改革枪枝管理办法，国会下月开议将开始审议修法，第二阶段改革将涵盖枪枝登记与执照，军警及专业的有害生物防治企业可以豁免。最大在野党、国家党党魁布理吉斯（Simon Bridges）已表达支持，新法预计4月11日生效。

因应修法过渡期间，新西兰总督雷迪（Patsy Reddy）签署命令，将部分半自动武器归类改成军规，持有执照的合法枪主将不得继续保有该类武器。

纽国境内流通的各式枪枝据估计有120万把，受影响的枪枝持有人可在特赦期缴给警局，政府也将推出回购持有禁用武器推出计画。目前估计枪枝回购将花费最高约两亿纽元（约新台币四十二亿元）。阿尔登总理表示，这笔钱必须要付，才能确保纽国社群的安全。

相对于枪枝管制卡关长达25年的美国，纽政府的迅速行动成为最佳的对照组，执导《雷神索尔3》的新西兰导演维迪提（Taika Waititi）在推特讽刺道，「真失望这只花不到一周，我们没花上15年辩论才了解必须禁掉这些愚蠢的武器」。美国网友则在相关报导留言，自嘲「我们靠悼念与祷告就够了」。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发言人洛施立刻回批，指「美国不是新西兰。他们没有不可剥夺的拥枪权及自卫权(宪法第二修正案)，我们有。」

谢选骏指出：通过枪击事件，新西兰竟然变成信仰伊斯兰的一体之国，也就是变成了一个临时的伊斯兰国！这究竟是一时性起，还是长久之计？新西兰还会变成一个长期的伊斯兰国？

【096、信靠教廷的权势还是信靠基督的宝血】

《“大难即将来临”中国地下教友求援》（2018-05-03 转载中央社）报道：

中共近日加强扫荡天主教地下教会，查封教堂、禁止聚会，多位地下教会教友冒险透过网路，把遭迫害的证据传到海外，并透过管道向教廷反映、求声援，但目前尚未得到答覆。

一位地下教会神父透露，有些在海外的大陆神父也已接获中共当局的警告，要求他们不得回中国教会服务，否则不能保证何时会“被消失”。

已有一个半月未在部落格发文的香港荣退枢机主教陈日君，2日再度发文表示，5月是圣母月，希望信众加紧替中国教友祈祷，他们的感觉是“大难即将来临”。

陈日君指出，教难在中国国内仍是每天的事实，我们这些没有机会（或还没机会）殉道的，要勇敢为天主作见证。

匿名的地下神父表示，目前在中国最受迫害的是河南教区，几乎已达“灭教”等级。

根据天主教媒体天亚社报导，河南省驻马店教堂在4月24日被查封，是省内第8个被打压的教区，其他7个是安阳、洛阳、新乡、濮阳、郑州、商丘及开封，有些已故地下主教的墓碑被拆，有些地下神父被赶离服务的地区，有些地下教会的财物被抄收充公。

一份外流文件显示，河南天主教爱国会4月8日发出通知，要求遵守宗教局规定，不得带未成年孩童进入教会。通知中还强硬警告，“过去是宣传教育，现在却是红线高压线，不要不当一回事。”

天亚社表示，据传中共当局对河南省教会的管制分成5阶段，目前只进行到第2阶段，中共各部门共出动了30万人来打击天主教和基督教，如果反抗，结果将是毁灭性的。

匿名的大陆地下神父表示，中共推行很多新禁令，都对天主教造成重创，像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教堂，造成许多父母为了照看小孩，也无法上教堂望弥撒，“禁令实施后，教堂椅子空了2/3”。

匿名神父说，中国政府在河南教区的做法宛如第2波文革，当局要求许多信徒，拆除家里的十字架和圣像，如果不遵守，就威胁不发放老人津贴，迫使许多农村信众和年长教友就范。

匿名神父忧心，河南教区是中共的一个试点，若成功歼灭教会在此地的影响力，类似作法就会推行到全国，希望教廷能够重视并声援。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情况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我在一个教会活动中认识的一个教友，他每次饭前认真祷告，每天睡前也是如此。后来活动结束我们离开的路上，遇到大批荷枪实弹的警察搜查，好像要爆发枪战的样子，他也惊恐万分。于是我对他说，“我们祷告吧”，他却理都不理我了。我突然明白了，他的祷告只是仪式性的，而且只在教会内部举行宗教活动的时候才会进行；他并不相信上帝会干预我们的生活。——这可能就是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这样的教徒，是信靠教廷的权势还是信靠基督的宝血？这样的教徒不能明白，“教难”是上帝的恩典，是和耶稣一起在乐园里的绝妙机会。——因为使人得救的不是教廷的权势，而是十字架的道路，如果和耶稣基督一起殉难，当天就和耶稣基督一起在乐园里了。这样的教徒不能明白——信靠教廷的权势不能得救，而信靠基督的宝血就是得救了。因为这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今天就和耶稣基督一起在乐园里”了。

【097、匈牙利人是伪基督徒】

匈牙利人不仅是伪欧洲人，还是伪基督徒。

《获天主教会支持 波兰新法律禁止星期天购物》（2018年3月12日联合早报／U.S. News & World Report）报道：

因为新法律，波兰华沙一家购物广场外的停车场空无一人（2018年3月11日）

天主教国家波兰一项禁止在星期天购物的新法律3月11日生效，当地超级市场和其他零售商店当天都没有开门营业。

在另一个前共产主义国家匈牙利，2015年实施的对星期日购物的禁令非常不受欢迎，以至于当局在第二年将其废除。 然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包括德国和奥地利，人们早已习惯于星期日是商业休息的日子，并且欣赏强迫禁止购物，而与家人和朋友共度美好时光。

该立法由团结工会联盟提出来，并获得天主教会的支持。在新法生效初期，只有每个月的第一和最后一个星期天允许购物。到了明年，零售业者只可以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营业。到了后年也就是2020年，则大多数星期天都禁止购物。

团结工会联盟说，它提出这项立法是要确保零售业员工可在周末休假。但自由派反对党和其他批评者认为，这反而会限制学生的就业机会，也影响波罗的海国家人民、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斯洛伐克人越境到波兰购物。

一位受访的退休人士说：“与其禁止（交易），他们应该付双薪给在星期天工作的职员。”

但另一位退休人士却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在平日购物。星期天可以参加弥撒和探访亲友。”

新法也适用于外国人拥有的霸级连锁市场，以及其他非波兰人的业者。不过，网上购物还是允许的，一些由当地人拥有的地方上的小店如面包店和汽油站也可以照常营业。

谢选骏指出：和匈牙利人相比，波兰人稍好，可谓半斤对四两。难怪这些国家都被强邻欺负，因为他们自己的内在确实败坏。但愿波兰人从此学好，心向基督，蒸蒸日上。显然，德国和奥地利之所以比较治理有方，与他们的宗教虔诚形成正比。如果中国也能这样治理有方就好了，正气就能逐渐压倒邪气。那时，一个属于上帝的“中国”就会出现了。

【098、学佛就是慢性自杀】

《中国调查报道：过去“尸”横遍野 未来一片迷茫》（2019-05-02 波讯）报道：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在当今中国是否还有新闻自由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既简单也不简单。简单的是，几乎每天都有中国政府打压媒体，或是企业、媒体本身自我审查的消息传出来。不简单的是，中国的媒体环境纷繁复杂，要有一定深度地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下番功夫。本台记者家傲通过审视中国调查报道的兴盛和衰亡的过程，从一个侧面为中国的新闻自由现状加上注解。

不到十年前，青岛人纪许光还是红极一时的中国调查记者。他2001年入职广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迈入了他的记者生涯。此后十几年间，他先后在《民营经济报》、《新快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工作。他2006年涉足社会新闻，此后做了八年调查记者。

2012年，一篇名为《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性爱视频》的文章在网上传开。正是纪许光在微博上实名举报了这位重庆官员包养二奶的情况，并以不雅视频截图为证。为此，举报人纪许光还上了央视新闻，描述他事后采访雷政富的情节。

中国调查记者纪许光在微博上实名举报了这位重庆官员包养二奶的情况——

“雷政富表现得非常着急，当然他那个时候还是在矢口否认的，但是这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有权对这个东西提出自己的意见。”

事件迅速发酵。此事曝光后不到三天，雷政富就被免职并立案调查。当年有人评价说，纪许光创造了中国网络反腐史上的最快纪录，号称“63小时秒杀一个正厅级干部”。

名记坐不住了

可就是这样一位曾经风生水起的媒体人，却越发感到力不从心。为了确保自身和家人的安全，纪许光于2014年携妻儿移民美国。今天看来，他觉得中国调查新闻已经彻底迷失了方向。

“过去是尸横遍野，未来是一片迷茫，走一步看一步吧。现在中国的这个情况，大家不要再谈什么新闻理想了。”

中国媒体环境正在恶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近日，致力于保护记者免受迫害、推进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国际组织公布了2019年新闻自由指数。中国较去年又下跌了一位，在180个国家中位居倒数第四，不及越南和古巴。

本台记者采访了多位前中国调查记者，了解这个行业的当前形势。虽然他们目前都没有继续全职从事调查报道，但一些记者仍在撰写调查类报道。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舆论审查环境渐趋严峻，调查报道的选材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出于安全原因，部分受访人表示不便透露真实身份，本台使用化名替代。

调查报道一向被认为是新闻业中投入最多、风险最高的“硬骨头”。在中国官媒看来，调查报道是一个西方词汇，他们更喜欢把这样的文章称作“深度报道”，也就是业内俗称的“剥洋葱”。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香港民众打出“守护我们的新闻自由”等标语，呼吁捍卫港岛的新闻自由——

丧钟为谁而鸣？

纪许光认为，中国调查新闻的空间已经几近枯竭了。

“现在是苟延残喘的阶段，没有什么所谓的政治氧气可言了。其实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如果说中共不想让你活的话，谁都活不了，这就是中国媒体的悲哀。”

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媒体环境日渐严峻。2014年，广电总局在换发记者证时，首次要求所有中国记者参加全国统一考试，以便他们“更有意识地保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2016年，习近平在京召开舆论座谈会时更是提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作为党政宣传阵地，这些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党媒“人民网”近日发布了一则首席调查记者的招聘启事。其职位要求的第一点便是中共党员，并要坚定“四个意识”、树牢“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而记者的专业素质却位居其次。

谈到中国媒体的里程碑事件，近年来引发国内外最大轰动的风波可能就是《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了。2013年1月3日，这家曾被外媒形容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的新年献词，在出版前被强行修改，而原本呼吁宪政的内容变成了对执政者的赞歌。

第二天，曾在这里工作的50多名新闻人联合发表公开信，要求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引咎辞职，而《南方周末》员工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还在其总部大楼外一度发生对峙。

国内某一线媒体原调查记者、现任一家外媒特约记者的黎祥（化名）认为，南周事件是中国媒体的一个分水岭。自那以后，中国媒体逐步走向了衰落。（他的声音由本台同事代替）

“都说媒体是一个没落的行业，我觉得的确是的。目前，国内很多还在媒体的人会不断地给媒体唱赞歌，唱好调查报道，但实际上，中国大陆的媒体真的很不幸。可以说在2013年后，它已经面目全非了。”

濒临灭绝的物种

如果说不少媒体人感到中国调查新闻正在发生质变，那么学界证明了它也在经历空前的量变。

中山大学教授张志安2017年发布的《新媒体环境下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显示，调查新闻行业发生了严重的人才流失。经过双重核实，他核定中国仅剩175名调查记者。与2011年首次调查结果相比，人数几乎被腰斩。中国广电总局数据显示，国内持证记者人数在2017年超过了22.8万人。这意味着每1300位中国记者中，平均只有一位是调查记者。

他还表示，调查新闻行业近年来承受了多重压力。一方面，微博微信等社媒的兴起削弱了传统媒体的文化权威，导致调查新闻面临着社会影响力衰落的考验。由于发行量下滑，这些传统媒体的广告费较往年大幅下降。为了节约成本，一些都市报裁减甚至撤销了调查新闻部门（业内普遍称之为“深度报道部”）。

另一方面，随着党政宣传报道力度的增强，媒体主管部门及各级政府为了维稳，对敏感社会问题加强了行政管控，进一步压缩了报道空间。

我还能报道什么？

现中国某一线杂志记者赵蕾2016年曾在《新京报》调查组实习过几个月，此后她还在报社的突发组和深度人物组工作过，直到上个月跳槽。回顾在《新京报》的三年，赵蕾坦言，单位的报道尺度明显缩水。

“我记得2016年年底前，其实报社的尺度是很大的。那个时候，北京很多负面的调查报道，比如说哪里采矿死了人，大家还是可以报道的。但是2017年之后，就不太乐观了。然后2018年，报道限制就更明显了。”

她举例说，继2017年#MeToo（“我也是”）反性侵运动在美国好莱坞爆发后，中国“米兔”运动仍方兴未艾。但当《新京报》前一阵儿想就此做些剖析时，她们就接到了主管部门的通知。

“我们就只是碰了一下，然后只要碰了，禁令就会来得非常快，后来我们就干脆不碰了。所以米兔运动我们报道得非常少。”

赵蕾表示，她当年在调查组实习时组内的六七位全职记者目前都已离职，而接替他们的基本都是“90后”。她说，老一辈调查记者普遍都有自己的成名作，也相对更受人尊重。在中国调查新闻的黄金时代，他们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

怀念最好的时代

业界普遍认为，广州《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2003年发表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标志着中国调查报道步入了黄金时代。这篇报道记载了在广州工作的外来务工青年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被送至收容站后遭殴打身亡的事件。此事引发了中国社会对收容遣送制度的热烈讨论，并最终促成当局废除这项制度。

此后几年，中国调查新闻渐入巅峰。期间，多位记者因报道重大社会事件，他们的名字也与这些作品一道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烙印。其中的一些代表作包括2005年《河南商报》记者范友峰发表的《一案两凶，谁是真凶》，重启尘封十多年的聂树斌案，显示他并不是本案真凶；2008年，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发表《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文章，完成了一起特大食品安全事故的首次曝光；2010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发表《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揭露了当地的大批疫苗中毒及致死案例。

当中，王克勤由于长期从事调查报道，发表了无数引发社会强烈反响、推动政策法规变革的文章，被业界称为“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即便已身经百战，他还是没能逃脱行业的变迁。2012年底，随着他后来任职的《经济观察报》调查新闻部被解散，他淡出了新闻圈。作为大爱清尘公益基金发起人，他近年来致力于推动中国数百万尘肺病农民的救助工作。

本台记者联系到了王克勤，但他表示，自己离开老本行已有多年，不便置评。

“我离开本行的时间很久了，也不便说什么了。”

不光是他，很多前些年声名大噪的调查记者也已告别了本职工作。就拿上面的例子来说，揭发三鹿“毒奶粉”事件的简光洲在2012年8月离职。那一年，他在微博中说：“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目前，简光洲在上海一家公关公司做总经理兼合伙人。

而对聂树斌案提出质疑的范友峰也在报道发表后被辞职，而这起冤案最终在2016年得到平反。范友峰于2008年淡出新闻一线，从事广告经营，目前担任《新华每日电讯》副总经理。

一切都只是海市蜃楼？

现居美国的前调查记者纪许光对中国调查新闻曾经的辉煌不屑一顾。他坦言，直到多年以后，他才渐渐意识到，这些调查记者其实都是中国政府的棋子，他们的生与死终究由不得自己。

“中国媒体从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政治博弈的空间。共产党之所以让它活着，是因为党内有一股力量需要它。当不需要它的时候、当党的声音要趋于一致的时候，不管你是谁，全都得死。”

说到触碰当局红线的新闻人，前调查记者刘虎或许就是一个例子。2013年，时任广州《新快报》记者刘虎因实名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涉嫌渎职犯罪，被北京警方在其重庆家中以“造谣”罪名刑事拘留，直到近一年后才得以取保候审。

43岁的刘虎可谓是见证了中国调查新闻的大起大落。他2004年入职《重庆晨报》做机动记者，2008年来到《成都商报》作全国性报道。出狱后不久，他就与武汉《长江商报》签约，继续他的本职工作，并在此期间写下了贵州茅台虚假广告的调查报道。但就在这家报社因报道一系列敏感事件被勒令整顿后，刘虎于2015年离开纸媒，成为了自由媒体人。

刘虎的记者十年与这个行业一同沉浮，打磨了他犀利的观点。他对本台记者表示，虽然中国调查新闻的下坡路看似也与市场动荡有关，但这到头来还是政治环境的产物。

“市场形势也是政治因素引起的。中国的舆论管制导致媒体不能报道一些事情。这导致了在市场化的媒体环境中，就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这造成了读者的流失和订阅量的下降，降低了对广告主的吸引力。这样的话，媒体的收入下降，很多媒体不得不缩减版面，有的直接就停刊了。”

人都需要好好生活

此外，一些年轻记者对调查新闻还存在一个心结，那就是薪水太低。北京某都市报前调查记者陈晓（化名）对本台表示，她们承受的压力可以用一句俗话来概括：“女的当男的使,男的当牲口使。”

她表示，即便如此，很多都市报调查记者的基本工资都很低，而她们主要靠拿稿费过活。但由于调查报道通常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她感觉付出和收获之间的反差太大。

“我原来的同事和现在（在调查组工作）的同事做调查新闻，其实心里面并没有想着要赚钱，我们都还是希望能做出一些东西、起到一些作用。但如果做的时间特别长，而经济方面一直都赶不上你的付出的话，可能心里也会有一些落差吧。”

前《新京报》调查组实习生赵蕾表示，据她从几位业内人士了解到的情况，一篇四五千字的普通调查报道的稿费大概在6000到8000元不等，而特别出色的报道的稿费最高可能也不过一两万元。

陈晓说，自从她2015年底入职到去年调入报社的另一个部门，此前与她一同工作的调查记者都已离开了原岗位，他们中有的做起了企业公关，有的回老家投靠了当地媒体，有的和她一样，进了报社的其他部门。她说，很多资历丰富的调查记者如今都另谋高就了，而这其中不乏现实原因。

“有些人做了小领导，然后又去做公关，赚钱去了。有些人自主创业，做个自媒体，可能有更好的发展，然后就不会坚持做调查新闻了。调查新闻确实很苦很累，很耗时间。有时候你调查一件事，可能跟踪好久都没能作出报道。”

寻求心灵救赎

在与本台记者的短信交流中，前调查记者纪许光坦言，移民美国五年来，他渐渐意识到自己不该再延续以往的“自我审查”了。但与此同时，作为调查记者，他理应身处最黑暗的新闻一线，而他现在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这也是他决定潜心学佛的重要原因。

“我的职业让我看到了社会太多太多的阴暗面和人性之恶。但是佛教又被称为圆教，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心灵上的良好慰藉。”

纪许光痛斥中国如今的政治风向，他还留下了这样一句话：“那个当今皇上，掉头飙车！千古罪人！！”

谢选骏指出：学佛不是出路，因为那是一种慢性自杀。信佛就是慢性自杀，看看蒙古、西藏的例子就知道了，佛教还不及儒教管用。儒家也不行，因为儒教连满清的萨满教都打不过。道教也只能潜入民间。儒释道都不行，不像日本的神道教，由于和天皇制的结合，可以振兴国家于一时，当然最后还是摆在了美国的手下。儒释道都不行，只有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后来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也不行了，只有回头乞求美国来救中国——如果美国决定切断中共的奶水，那只有基督教可以救中国了。

【099、逊尼派VS.什叶派是民族主义的体现】

《逊尼派VS.什叶派 政教恩怨缠斗千年》2017年6月8日报道：

伊斯兰国7日主动承担伊朗两宗袭击事件的责任，再次凸显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千年恩怨。伊朗是什叶派（Shia、Shiite）为大多数的伊斯兰国家，一直以来与逊尼派（Sunni）掌权的国家，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以及伊斯兰国、凯达组织（Al-Qaeda）等极端组织关系紧张。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分歧与冲突，近1400年来在伊斯兰世界未曾停止，主要是基于谁才是真正的“先知代表”。 

创立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公元632年逝世后，他统治的阿拉伯部族即因继承问题产生裂痕。当时大多数人支持由穆罕默德的岳父阿布伯克尔（Abu Bakr）继位，这些人即成为逊尼派，意为遵循传统者，现在全球16亿穆斯林中约占85%至90%。另一派则主张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Ali）继承大位，他们被称为什叶派，如今约占10%。

结果伯克尔顺利取得大位，成为阿拉伯帝国首位正统哈里法(caliphate，意即回教国王)，但两年后逝世；阿里成为第四位正统哈里法，在公元656至661年间统治阿拉伯帝国。然而到了公元680年，阿里之子胡辛（Hussien）遭当时统治帝国的逊尼派军队杀害，伊斯兰教的分裂自此出现。在什叶派眼中，胡辛成为殉教者。

除了权力之争外，逊尼派与什叶派对教义的诠释、敬拜仪式、律法与组织都颇有差异。逊尼派自奉正统，依循穆罕默德的圣训，自认为真主阿拉的代表；什叶派则有严谨的宗教学者阶级制度，这些学者会持续不断诠释教义与教法，而教长“伊玛目”（imam）才是能传递“可兰经”隐义的政教领袖，因此逊尼派认为什叶派为异端。

两派之间虽有冲突，但真正大规模宗教战争尚未发生，主要是什叶派自知居于弱势，避免引发争端。在当前中东世界，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卡达等国均由逊尼派掌权，什叶派政权则以伊朗为首，加上伊拉克(六成人口为什叶派)、叙利亚等国。

由于沙特阿拉伯与卡达大举资助逊尼派团体，导致什叶派备感威胁。不过近年来在伊朗与黎巴嫩什叶派武装团体真主党（Hezbollah）主导下，什叶派的兴起也让逊尼派国家有如芒刺在背。

到今天，两派之间从宗教演变成政治冲突，尽管两派大多数都希望和平共处，但现在全球的政治版图将宗派主义推向新的高水平，在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及巴基斯坦的冲突持续升级，更加深了穆斯林世界的裂痕。 

谢选骏指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争端，表面上是教义历史方面的，其实是民族主义的体现。逊尼派代表了阿拉伯人和受其影响的野蛮民族，什叶派代表了波斯人和受其影响的费拉民族。当然，后来阿拉伯人甚至土耳其人也都通过文明开化而变成了费拉民族，但是初期的分歧还是传承了下来。这种“宗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在其他实例中也是存在的。例如佛教，有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之分，前者的皈依者主要是汉化的农业民族，包括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后者的皈依者主要是游牧游猎民族，包括藏人、蒙古人、满洲人。在基督教世界，除了天主教和新教，还有东正教、亚美尼亚教派、科普特教派、叙利亚教派……这些教派的出现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民族主义的体现。例如新教的宗教改革，其实就是日耳曼人的精神独立运动。所以，担心中国基督教化会削弱中国民族精神或民族主义，那其实是一种极其无知的表现。

【100、鸦片战争还是宗教战争——马列主义的贩毒集团】

网文《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种“鸦片”？》反问说，友人问：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观点是否可以运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作者答曰：你的问题很敏锐，赞。我尝试回答一下。）

其一，马克思说宗教是鸦片，并不是说宗教彻底就是谬误，而是说宗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具有麻醉、迷幻和安慰的功能。马克思那个时代，“鸦片”还是一种麻醉剂，还不被当作毒害生命的“毒品”来看待，并不具有我们现在这么强烈的否定意义。

如果我们从柏拉图的观点来理解的话，不妨把这种“鸦片”即主导的意识形态，理解为“高贵的谎言”（神话），它的政治目的正是为了塑造国家认同的根基。

马克思观点的适用性或者说局限性在于：马克思是在一种超克民族国家的共产主义立场上来看问题的，所以他对于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观点，只有在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上才能完全显示其意义。

但我们当下的生存境域还是“民族国家时代”：我们基本的生存空间仍然是国家政治空间。所以，就需要比马克思更多地强调作为“鸦片”的意识形态的一定程度的历史合理性。

其二，说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鸦片，对也不对。

对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有麻醉和安慰的功能，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的主导意识形态，照样具有“鸦片”的功能。

不对在：如果将“意识形态”看作“毒品”，是需要禁绝的东西，这是有问题的：历史上持久的社会都需要一种主导意识形态（具有麻醉和安慰功能的“鸦片”）来作为国家认同、社会团结和合法性的支撑，否则社会就难以维系了。

如果没有自由主义“鸦片”，欧美社会如何维系？

如果完全禁绝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那就会走向政治虚无主义。

其三，当谈论“马克思主义”这个词的时候，应该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批判思想的马克思主义。

一般情况下，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不担负“鸦片”的功能，而是担负让人们从鸦片的麻醉中“清醒一些”的功能。

在欧美社会，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左翼还有一部分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就是担当的“清醒剂”的功能。

正是在一种“鸦片”和“清醒剂”的相互对话、相互制衡甚至相互对抗中，一个社会才可能良性发展。

一种良性的批判，恰恰保持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自我反思和自我限制，恰恰构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内在的自我批判、自我矫正、自我超越的活力。

其四，当然，安慰剂和清醒剂的作用都不是凝固不变的。

如果是在塑造国家认同的意义上来谈“安慰剂”的。

针对于塑造国家认同的“安慰剂”，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世界主义等可能都是“清醒剂”。

反过来，塑造国家认同的各种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终日沉迷“超克国家”想象的人，则又可能是一种“清醒剂”。

谢选骏指出：按照上述观点，马克思及其时代愚昧无知，所以认为鸦片是好东西，不是坏东西。既然如此，那么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是否正义战争？甚至是一种宗教战争了？但是按照现代观点看，鸦片不是好东西，属于毒品，鸦片战争因此不是正义战争，不是宗教战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歪理，说明他们自己是贩毒集团：

1、如果宗教是鸦片，那么马列主义作为一种世俗宗教，同样是鸦片，马列主义集团作为贩卖马列主义的武装集团，显然是毒贩团伙。

2、如果宗教不是鸦片，而是高级精神追求，那么马列主义诋毁宗教、推销“反宗教的宗教”。其行迹类似于放弃合理的处方药不用，而兜售非法毒品的贩毒集团。马列主义集团作为贩卖非法思想毒品（马列主义）的武装集团，依然还是毒贩团伙。所谓清醒的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通往奴役的道路。所谓清醒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貌似合理的批判，来摧毁传统的公众的处方药之威信，然后开始兜售自制的非法的毒品之走私货。其尽头，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流放地和斯大林主义的动物庄园。

【101、要突厥斯坦还是要伊斯兰】

《伊利夏提谈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33、1944）》（北京时间2017年12月16日首发）报道：

11月的12日，是新疆历史上两个近代共和国的成立纪念日；于1933年11月12日，在喀什噶尔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以及于1944年11月12日，在伊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张杰博士为此专访了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先生。

伊利夏提先生指出：1933年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和英国没有任何关系。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是在一大批以维吾尔为主各突厥民族在东突厥斯坦开展的新式教育、启发民智，以及周游海外归国维吾尔等各突厥民族先进人物之推动下成立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哈密霍加尼亚孜·阿吉农民起义，成为了火种；很快哈密起义燃遍全东突厥斯坦，且成为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的导火索、直接原因。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和萨比提·大毛拉·阿吉个人政治魄力，力挽狂澜、力排众议之坚定信念是分不开的。周游考察过土耳其、埃及、苏俄的萨比提大毛拉阿吉是一位杰出的维吾尔政治家、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奠基者。根据参加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立默罕默德·伊敏撰写的《东突厥斯坦历史》及其他回忆录；当时参加起义的很多维吾尔领袖，包括默罕默德·伊敏本人，都认为成立共和国为时过早、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够，然而，萨比提·大毛拉·阿吉不顾各方反对、拖延，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调节、协调各方势力，力排众议说服各方团结，最终使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得以成立，为我们留下了尽管非常短暂、然而及其悲壮的共和国历史篇章！为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以及未来的第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后，共和国总统霍加尼亚孜·阿吉为了求得英国援助，也曾经向英国女王写过求援信，但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当时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萨比提·大毛拉·阿吉，也曾经派人联络阿富汗政府，苏俄政府，甚至试图通过阿富汗联络日本政府，但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也因此，在英国为其利益之虎视眈眈中，在苏俄为其利益之强力干预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存在了将近六个月之后，在留下了辉煌历史篇章之后，在维吾尔民族心中烙下深深历史印迹和遗憾之后，悲壮地消失了！

11年后的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的成立，确有苏俄的强力支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仁人志士的积极参与才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没有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人民的觉醒，没有东突厥斯坦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义无反顾的献身推动，再由外援也不可能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得以成立！当时，第一共和国燎原之火的残留余烬，如星星之火，时不时在东突厥斯坦各地闪耀；东突厥斯坦各地反抗起义此起彼伏，各地小股反抗殖民政权之游击队经常出没；东突厥斯坦各族人民，又一次，如干旱之后的干草地，只等待一粒火星的掉落。这火星由伊犁各地游击队点燃，被艾力罕·图热等各民族领袖撒播，很快便开始在东突厥斯坦各地燎原。这时，一直在密切观注东突厥斯坦事态发展的苏俄，为了达到其国家利益，而介入了东突厥斯坦人民的民族起义，以军事援助火上浇油。首先是因为有了如干草、等待点燃的东突厥斯坦各民族民众之反抗中国殖民政权坚定斗志，才有可能使东突厥斯坦各地反抗殖民之火星星点点；有了星火点点，才有可能使苏俄在东突厥斯坦星星之火上、火上浇油，使之形成燎原大火，燃尽中国殖民政权，涤净祖国神圣土地，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如果说苏俄在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的成立过程中，作为外因，只是起了助一臂之力作用的话；然而，却可以肯定地说，苏俄在第二共和国的悲剧性消失中，起了非常关键性、根本性的作用！苏俄政权帮中共殖民政权一手策划，以飞机失事阴谋，屠杀除掉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使年轻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群龙无首，任人宰割！现在的新疆，正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矛盾极端尖锐，民族冲突一触即发；殖民政权不仅疯狂掠夺新疆自然资源，排挤、边缘化当地各民族人民，而且公然以‘反恐’名义滥杀无辜，屠杀维吾尔人，肆无忌惮、大肆抓捕各民族仁人志士；活生生将新疆变成了没有围墙的监狱。

谢选骏指出：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个名称里面，有两个互相冲突的元素，那就是“突厥斯坦”和“伊斯兰共和国”。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中华”和“人民共和国”是无法兼容的。“中华”是至高的，“人民共和国”却是苏联的仆从。按照同样的逻辑，“突厥斯坦”和“伊斯兰共和国”也是无法兼容的。“突厥斯坦”是突厥人的至高，“伊斯兰共和国”则是阿拉伯人的仆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狼图腾”的子孙，怎能屈居在阿拉伯人之下呢？

【102、伊甸园就在阿拉伯沙漠】

《圣经创世记》第2章：

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腓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谢选骏指出：后来夏娃亚当堕落了，被赶出了伊甸园。考古学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黄沙遍地的阿拉伯也曾郁郁葱葱》（2015年10月20日 BBC）报道：

提到阿拉伯，多数人都会想到起伏的沙丘、耀眼的阳光和稀少的水源。但在不久前，它还曾经是一个植被茂密、雨水丰富的地方。

这一发现或许有助于解释现代人类是在什么时候、凭借什么方式离开非洲的，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探索人类的演化进程。如果阿拉伯果真有过郁郁葱葱的年代，那里或许曾经是一个理想的迁徙地。“人类离开非洲的机会窗口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多。”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帕顿(Ash Parton)说。

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人类祖先“在当今阿拉伯的很多地区都无法生存。”他说，“现在，印度洋季风只能扫过阿拉伯半岛的最南端，”所以其他地方都是沙漠。他的团队发现，季风每过2.3万年都会深入阿拉伯腹地一次，使得那里的植物茁壮生长，动物繁衍生息。这一发现已经发表在《地质学》(Geology)期刊上。

现代人类大约20万年前在非洲进化出来。随后，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非洲，前往欧洲和亚洲，然后逐渐遍布世界各地。但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离开非洲的，也不知道他们离开时的路径是什么。

最为普遍的一种观点是，他们大约在6万年前离开非洲，沿着阿拉伯海岸来到南亚。这意味着他们在非洲生活了整整14万年。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他们离开的时间要早得多，有可能追溯到13万年前。“有证据表明人类在13万至9万年前就已经离开非洲，来到了中东。”帕顿说，“但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条死胡同，他们最多也只能到达这里，因为阿拉伯都是沙漠。”

帕顿和他的同事现在却证明，阿拉伯也曾经历过好几段雨量充沛的时期。这将在阿拉伯催生草原和林地，使之更适宜人类生存，从而支撑人类更早离开非洲的理论。

帕顿研究了阿拉伯东南部干涸的河床。他们在一个采石场找到了Al Sibetah，那里保存着许多来自河流底部的淤泥和沉积物，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万年前。

他们掌握的证据显示，那里曾经有过5段湿润的时期。在那些时期内，河流会从那里经过，淤泥逐步沉积。而在干旱时期，当地的水流匮乏，淤泥沉积量减少。

第一个湿润的时期发生在16万至15万年前，最近一个时期大约在5.5万年前。每一段时期都给人类创造了从非洲迁徙到亚洲的机会。

之前的研究表明，这些时期的降雨量的确有所增加，但并不清楚具体增加了多少。在炎热的沙漠中，如果增加的雨量不多，便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而最新研究表明，新增的降雨足以支撑起丰富多彩的生态系统。“我掌握的环境记录与考古学记录完美吻合。”帕顿说，“人类有过一系列向阿拉伯迁徙的活动。”

谢选骏指出：历史演变显示，伊甸园消失了，正如阿拉伯沙漠里的绿洲一样。

网文《圣经中的伊甸园在哪儿，更多证据指向了中国，学者到底发现了什么》（谷云娱乐2020-06-21 ）报道：

根据《圣经·旧约·创世纪》记载，耶和华用六天创造了我们的世界，第七天他照自己的形像用地上的尘土创造了人类的祖先——亚当，某一天他偶然发现，不管是天上飞的飞禽，还是地上跑的走兽，又或者是水里游的鱼虾，都是成双成对的，只有亚当一个人孤零零的，于是取出了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女人夏娃，并将这对男女安置在了东方的伊甸园中。

伊甸园也一直被人们当成是天堂，如果假如《圣经》里描述的伊甸园真的存在，那么是不是只要找到了伊甸园，就能知道关于天堂和上帝的秘密，那个美好且宏大的亡灵世界估计也能掀开神秘的面纱。首先，耶和华在东方建造了伊甸园，而这个东方极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的东方，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现在的伊拉克这一片区域。

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养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腓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最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河，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名叫幼发拉底河……。

前两条河我们现在都没找到在哪，唯独后面两条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我们似乎还有点印象，人们发现在波斯湾，这两条河交汇流入大海，会不会伊甸园就在波斯湾附近呢。不少学者则表示，伊甸园更有可能是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斯坦，这里不仅仅是两条河流的发源地，更是挖出了史前的哥贝克力石阵，距今也有一万多年的历史了，妥妥的史前文明，会不会这里就是伊甸园呢？

为此两大学术派开始争论不休，谁都说服不了谁，并且或许现在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或许也不是原来的那两条河，就好比古时候的临安是在云南的建水，而南宋的临安则是现在的杭州一样，此临安城下早已非彼临安。不管伊甸园是在今天的波斯湾，还是在土耳其，人们都没有发现其他两条大河的痕迹，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

一个伊甸园竟然有四条河流，似乎也大得有点夸张了，我们祖国960万平方公里也不过就长江、黄河两条河流而已，如果这个园子真的有四条河流，可能比现在的欧洲板图都还要大。然后就有人开始脑洞了，说会不会昆仑仙境就是西方的伊甸园呢，换句话说，或许伊甸园就在中国，毕竟这俩地儿都是虚无缥缈的，甚至他们还在古籍中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我们都知道，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树的禁果，被耶和华赶出了伊甸园，而他们偷吃的禁果，竟然是苹果，而苹果发源于今天的中国新疆附近，现在我们都还能在新疆天山一带找到野苹果。2010年研究团队研究了苹果的基因序列，发现我们现在吃的苹果，基因序列和天山附近的野苹果相差无几，似乎就是这些野苹果，通过人工种植改良，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当然，就凭苹果似乎有点太牵强，在我们的远古神话故事中，居住在昆仑仙境里面的族人，伏羲、女娲他们的子民，似乎都能轻松的活八九百岁，这恰巧也和亚当夏娃子嗣的寿命相吻合，再加上俩地儿都有泥土造人、史前洪水、神仙打架的传说，会不会他们描述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呢，再不济也应该就是同一伙人。

随着学者对《山海经》的研究，他们发现《山海经》中记载的昆仑山地区和《圣经》中记载的伊甸园的特征非常相似，并且伊甸园的地理特征和中国的云南大理地区的特征几乎一摸一样，极有可能《圣经》中的伊甸园就是中国云南大理，云南是中国稀有金属的王国，大理不仅有铅、锰、锡、铜等丰富的矿产，还有宝石和金矿脉，金银、光珠、琥珀、水晶、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石、翡翠、犀角等奇珍异宝数不胜数，再加上这里风光秀美，物产丰富，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是最适合人类生活居住的地方。

耶和华在伊甸园里种满了果树，亚当和夏娃可以随意采摘树上的果实充饥，唯独不能吃生命树的禁果，而大理土壤和气候很适合于果木生长，水果丰富，大理雪梨，鹤庆香蕉、宾川橘子……一切应有尽有，可能早期的伊甸园并不适合苹果树生长，耶和华费了很多心思才种活一棵苹果树，产量还不高，就结了一个，没想到竟然被亚当夫妇偷吃了，才大发雷霆，将其赶出了伊甸园。

并且，伊甸园里有4条河流，恰好云南大理这里也有四条水系，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先后汇集道这里，然后分道而奔向不同的海洋，而红河的上游也好似一把楔子，插进澜沧江与金沙江之间喇叭口。这四条水系形同一把扫帚，由西北向东南展开，为广大地区提供水源并调节气候，让大理变成了美妙的人间天堂。

《圣经》中所描述的伊甸园究竟在哪里？有的人是尽一生的努力，为此倾注了一辈子心血，更是牵动了不知多少神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的心，毕竟找到了传说中的伊甸园，或许就能知道人类诞生之前的秘密，满打满算也就几百万年的历史，对于地球46亿年的沧桑岁月，真的不值得一提，或许也能洞悉人类进化之谜，到底是谁成就了我们，以及我们存在的意义。

网文《伊甸园在哪？有人说在中国天山？》报道：

《圣经》记载伊甸园在东方，有四条河从伊甸流出滋润园子。而中国四川刚好就是四条河的意思，而且四川盆地气候宜人，适合各种生物繁衍。

创世纪记载伊甸园流出四条河，比逊河、基训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前两条河可能因为大洪水或者地质运动已经消失了，又或者虽然还存在但因为历史变迁而难以考证，但庆幸的是后两条河位置是非常明确的。那就大致可以确定伊甸园位置了，应该在美索不达米亚北方，根据描述推测大致今天土耳其东南（安纳托利亚东部）、伊拉克西北角、或叙利亚东北，总之大致在这片区域。目前这片区域为库尔德人聚居地。

一些猜想：

1994年，在土耳其南部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哥贝力克遗址，年代为BC1.2万年前，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大型人类祭祀遗址，中央被认为是神殿，其年代之久远，雕刻之精致，规模之宏大震惊了学界。而该遗址位于两河流域的源头，恰恰位于上文推测的伊甸园位置范围。当然，目前没有发现任何考古证据证明其与伊甸园有联系。但可以证明，在这片区域很可能就是最早出现原始宗教的地区。

圣经中说从伊甸园流出四条河，比逊河、基训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但因为前两条无法找到，所以位置成谜。

我补充一个小点，单看圣经无法找到，但旧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出自于苏美及巴比伦等文明的记载，所以可以在里面寻找一二。

之前提过Nibiru的废王Alalu逃往地球寻找黄金的故事，后续Anu王派Alalu的女婿Ea（即Enki）和他的儿子Anzu带队去地球寻找Alalu，当宇航舰在地球降落时，就是降落在有四条河流交汇的地方附近。这个地方在哪呢？

当时距今约44.5万年，地球处于冰河期末期，那里附近的陆地大多为沼泽，宇航舰无法降落在沼泽，于是停在了波斯湾上。降落后他们一起简单快速的建设了地球上的第一个根据地，也就是Eridu，意思是Home far away，遥远的家。当时的Eridu，应该就是现在伊拉克境内的Eridu遗址。

伊甸园约在36万年前建成，所以当时的4条河流现在只剩两条并不奇怪，而且36万年以前图上的很多像Uruk，Kish，巴比伦之类的城市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伊甸园的选址也只会在Eridu附近。圣经中记载的四条河流从伊甸园流出，并不一定要在这四条河流的源头。所以有理由相信，与其他答主的答案正好相反，我认为当时的伊甸园就在现在的伊拉克东南方向，离Eridu遗址并不会太远。

网文《哥贝克力石阵》报道：

哥贝克力石阵，又名为“哥贝克力山丘”。在土耳其语中意为“大肚子”。石阵位于土耳其东部乌尔法市郊近十公里处，1994年，由一位库尔德族牧羊人在一个像大肚子的山丘上发现。主持哥贝克力丘挖掘的行动者，是德国考古学会的克劳斯·施密特。经鉴定为前陶新石器时代A期，证实有关遗迹至少有一万二千年历史，甚至是一万三千年的历史，比埃及金字塔还要早八千年出现，是人类至今在地球上发现最早的文明遗迹之一。

哥贝克力的石阵建于公元前9600年，比吉萨大金字塔还早7000年。克劳斯·施密特自1995年，对整个山丘约9万平米的面积进行雷达探测，至今已掘出四十五块类似的T型巨石，他们距离5至10英尺围成圆圈，预计还会有更多的石头会出现；地磁调查报告推测还有好几百块直立的石头等待发掘。

形状的是一些矩形或T字形的巨石，大致像是埃夫伯里石柱群（Avebury）或英国史前时期巨大的石柱群（Stonehenge）的样子。这些直立的石头上多半雕刻成主要是狩猎时代的野猪、鸭子、长蛇，以及小龙虾与狮子。

考察

1960年，芝加哥大学及伊斯坦布尔大学的考古学家是第一批前来哥贝克力丘调查的，他们登上山丘，瞧见某些破裂的石灰石板，便立即推定这儿只不过是个中世纪的废弃坟地。芝加哥大学及伊斯坦布尔大学的考古学家们认为，哥贝克力石阵只不过是拜占庭时代前哨部队活动留下的痕迹、没多大意思。

1994年，施密特前来本区考察史前遗址后，便一眼断定这儿一定有人类活动的产物。他意识到，几千年前曾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聚在此地一起工作过。他认为哥贝克力丘是平缓聚拢的小丘，比四周平地高约十五米，一点儿也不像更远处的陡峭高原。并且石灰岩板不是拜占庭时代的墓碑，而应该是历史更加久远的某样东西。

翌年，施密特和德国考古研究所、尚勒乌尔法博物馆合作，与五位同侪重返哥贝克力丘，率先掘出第一批呈圆形排列的史前巨石。

考察团队发现在地面以下几厘米的地方，埋没著一块、又一块雕刻精致的多根直立石柱形成的圆环，圆环中心为两块巨大的T型石柱。

史前文明

克劳斯·施密特教授认为哥贝克力石阵比英国巨石阵还要早6000年。出于目前尚未摸清的原因，哥贝克力石阵的圆环似乎逐渐呈衰减趋势。每隔几十年，人们就把大的圆环石柱埋起来，用新石块制造较小的圆环取代。之后，所有圆环都用碎石填满，人们再在附近造一处全新的。整个遗址大概就这么修了填、填了又再修地过了几百年。

最早期的圆环最大，在技术和工艺上都最为成熟。随着时间的推移，柱子越来越小，造型也越来越简陋，树立安放的也越不整齐，哥贝克力人们的修筑技艺似乎每况愈下。直到公元前8200年，哥贝克力石阵圆环似乎完全陷入停滞，哥贝克力石阵彻底的衰败，变成比四周平地高约十五米的土丘，深深埋于地下，直至库尔德牧羊人踏上人造山的1994年为止。

说法

施密特教授认为要造出这种规模的程度，需要几百人花费至少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建造出来。这一说法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认为在1.2万年前人类还处于石器时代，不具备这种建筑能力。

从石阵的建筑特征上和雕刻图案来看，象是一种宗教形式或是祭拜的场所。这些人可能汇聚在一起祈祷，然后发现光靠狩猎无法供给这么多人食物，所以他们开始在山坡种植牧草；由于宗教信仰大家聚在一起，促使大家开始农耕。

地理环境的确支持这个说法，这个绵延的安那托力亚平原是世界农业的发源地。而且世界上第一批饲养的猪只就是起源于离哥贝克力山丘60哩处，全球的小麦、裸麦、燕麦也都发源于这一带，这一带是个鱼米牲畜富饶之地。也有人认为，这里可能就是《圣经》故事中伊甸园的所在地。

伊甸园是一个象征，即人类精神文明出现之前那个妙不可言的世界。世界是一种奇妙的玩意，你不观测它，它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呢，不具备精神文明的生命是无法观测世界的。

伊甸园其实并不是个物理地点，它在每个人体内，任，督，左，右四脉的交汇处，也就是所谓四条大河之间。具体在哪不剧透，剩下的参考道家那些，中国人更容易理解。

在波斯湾的海底，四河交界的海滨，四条河分别是基训河、比逊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这四条河的交汇之处，目前在海底。

谢选骏指出：埃及文明诞生的时候，撒哈拉沙漠其实水草丰茂的——是文明的罪恶毁灭了自然纯净。如果消灭了罪恶的文明，能否恢复纯净的自然？

【103、伊朗的内贾德会成为中共的赵紫阳吗】

《内贾德这次玩大了！直接被伊朗给抓捕了》（2018年1月11日 转载新财迷）报道：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这次玩大了！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当地媒体的消息报道，伊朗当局逮捕了该国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而且，逮捕行动得到了最高领导人阿里·哈梅内伊的批准。虽然消息没有百分百得到伊朗官方确认，内贾德的儿子和助理还否认了，但看来也八九不离十了，否则内贾德自己早就出来否认了。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犯了什么事了？怎么突然就突然被逮捕了？

根据媒体的报道，伊朗当局作出上述决定是因为内贾德在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Bushehr）发出的声明，该声明被解读为意在“煽动骚乱”。该报指出，内贾德在对布什尔当地居民演讲时，批评了现任总统哈桑·鲁哈尼及其政府，指责他们不顾民生问题，称其“治理不善”和“垄断公共财富”。

前几天，有报道称伊朗这次的骚乱最初就是由内贾德的势力策划，刚开始口号也是集中在鸡蛋涨价这事上，然后内贾德试图以内政民生为突破点，给鲁哈尼政府施压。然而，他的这一动作很快就被利用，舆论矛头不但迅速指向了伊朗总统鲁哈尼，甚至一起指向了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局面很快就失去了控制，并被美国、以色列充分做了文章，对伊朗政权稳定性构成了严重威胁，至少死亡20人，甚至被美国借机闹到了联合国安理会。伊朗问题瞬间被放在了安理会，这对伊朗来说可真不是好消息，因为一旦被美国盯上，以后就要被拿着放大镜审视了，未来美国可能会不断拿伊朗问题到安理会说事，这会给伊朗带来很多困扰和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政府肯定会采取措施，那么内贾德在策划最初的示威游行的事情上参与了，被抓起来就一点不奇怪了。只是，如何定性，还得继续观望一下。

其实，内贾德之所以这个时候出来投机，原因有三个：

一是最近这次总统选举时他又报名了，但他被排斥在了核心权力圈之外，核心权力圈不带他玩了让他愤怒。

二是他试图借机向鲁哈尼政府施压，提升自己的政治声望，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他的政治声望的确大幅下滑。

三是为下届总统选举做准备，因为从现在情况看，下届伊朗总统很可能要换强硬派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之前内贾德时期伊朗强硬路线导致经济外交压力都较大，后来换上鲁哈尼就是希望他的温和路线能够解决伊朗的发展问题。鲁哈尼政府也不错，最终把伊核协议给签了，但美国换了特朗普政府后情况剧变。未来，一旦特朗普连任，伊朗换强硬派可能就势在必行。

正是在国际局势紧张的背景下，内贾德又看到了重新掌权的机会，这也是前不久总统选举他再次积极参选的原因。同时，他也瞄准了下届总总统选举，因为他是伊朗强硬派的代表人物。

然而，他千算万算没想到自己的这个策划被国家对手给充分利用了，自己反而成了敌人捅向自己国家的刀子。所以，从现在看，他的政治投机有些得不偿失，很可能就此葬彻底送自己的政治生涯。

谢选骏指出：如此说来，伊朗的内贾德会成为中共的赵紫阳，在软禁中度过一生了。但是如果不会呢？那么就说明，伊斯兰专政还是比共产党专政稍微温和一些，难怪它可以维持千年。越是凶猛的就越难持久，秦朝和隋朝，元朝和苏联，都是例子。

【104、伊朗要使鬼推磨】

《这名伊朗人持刀谋刺杀川普？为$8000万悬赏？》（侨报  2020-01-12）报道：

刺杀特朗普？伊朗男子海湖庄园附近被捕——身藏武器！

10日，一名持刀的伊朗人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弗拉格勒纪念桥（Flagler Memorial Bridge）被捕，警方还出动拆弹小队，在棕榈滩国际机场搜查了他的汽车。

《棕榈滩日报》报道，这名伊朗男子携带了2.2万美元现金、一把小刀、一把砍刀和一把镐。当地警方目前正在与联邦当局合作，对其进行调查。警方说，这名男子似乎没有固定地址。消息人士称，一个拆弹小队在棕榈滩国际机场的停车场检查这名伊朗男子的汽车。机场已在10日下午恢复正常运营。

有媒体将此事与“伊朗悬赏8000万美元要川普的人头”联系起来。不过，悬赏8000万美元一事并非出自伊朗官方言论，而是一名身份不明的苏莱曼尼葬礼上的吊唁者发出的呼吁。弗拉格勒纪念桥距离川普的海湖庄园约4英里，但川普目前在白宫。川普此前在海湖庄园度过了圣诞新年假期，他有可能最早在下周末返回海湖庄园。联邦航空局（FAA）已发布了1月17日至19日对棕榈滩领空的航空管制，这是总统可能到来的典型安排。

网民哀嚎：

huangpu01 发表评论于 2020-01-12 19:57:01 

国色真是孤陋寡闻！小布什早就让塔利班悬赏$2500万美元要他的头。

国色 发表评论于 2020-01-12 17:50:20 

特朗普是第一个被外国政府悬赏8000万刺杀的美国总统。想必一些见钱眼开的美国人会拼死一搏。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0-01-12 17:42:28 

伊朗合适的反击应该也杀了美国第三号人物，老太婆破锣西。

股隆 发表评论于 2020-01-12 17:35:31 

这小子为何自带两万多刀支持反腐？这样的凯子越多越好。

nyfan 发表评论于 2020-01-12 16:19:00 

伊朗要奖励这没脑子的。

newsbbs 发表评论于 2020-01-12 15:50:41 

带着一把刀去杀总统？杀总统时还要带着2万现金？

猪年行运 发表评论于 2020-01-12 14:04:00 

国内有梁山好汉，美国也有伊朗勇士，遥相呼应。

八戒. 发表评论于 2020-01-12 13:50:47 

切，看到了吧，只要你跟伊朗有点关系，就能和暗杀床铺联系上。事实上他这样的装备可能暗杀总统吗？纯粹故弄玄虚。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0-01-12 13:49:29 

笨蛋，先把两万二花了啊。

谢选骏指出：我说“伊斯兰革命已经宣告结束”，现在再获例证——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政权已经没有了当年悬赏刺杀穆罕默德《撒旦诗篇》阐释者的勇气，只敢用匿名的方式悬赏刺杀美国总统了。所以说，“伊朗要使鬼推磨。”

《伊朗誓言将特朗普送上国际法庭：将对他起诉到底》（2020.01.14 海外网）报道：

综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日消息，伊朗最高法院院长易卜拉欣·莱希表示，因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马尼遭美军暗杀，德黑兰要把美国总统特朗普送上国际法庭。莱希称，伊朗要让美国领导人对他的举动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负责。伊朗人权委员会、伊朗外交部及其他机构会负责提起诉讼。

这位资深司法界人士呼吁法律学者“大声抗议”，并警告说如果伊朗不为“如此可怕的罪行”伸张正义，将无法跟进追踪其他事件。莱希指出，“我们不会放过他（特朗普），他应该到国际法庭受审。”无论特朗普在任期间还是任期结束，伊朗都将对他起诉到底。

本月3日，伊斯兰高级将领苏莱马尼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遭美军空袭身亡。作为回应，8日凌晨，伊朗向美军驻伊拉克基地发射了十几枚导弹。伊朗称，这是伊朗对美国暗杀苏莱马尼展开的“报复”行动。

谢选骏指出：国际法庭要是接受了伊朗的诉状，真对美国总统或卸任总统发出传票或全球通缉令，那就把自己也变成了鬼了。所以说，伊朗这是“要使鬼推磨”呢。伊朗要使鬼推磨，也不看看自己的钱袋都不够深，有没有可能超过美国。

【105、伊斯兰的阿拉安拉为何没有能力】

《伊朗革命卫队官员：以色列操纵天气窃取云和雪 导致伊朗长时间干旱》（2018年7月4日转载澎湃新闻等）报道：

伊朗近年来不断受干旱问题所困扰，这回似乎找到了原因。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月3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反破坏部队指挥官吴拉姆·礼萨·贾拉利（Brig. Gen. Gholam Reza Jalali）在德黑兰的一场农业会议上指责以色列操纵天气来窃取伊斯兰共和国的云和雪，导致伊朗长时间干旱。贾拉利表示，伊朗的干旱与缺水是因为以色列从伊朗“偷走”了云和雪。他还称以色列及某周边国家成立了一个联合小组，致力于阻止云彩飘向伊朗，使其无法在伊朗上空凝聚，形成降雨。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贾拉利的指控是基于一项调查的结果，该调查结果显示，在阿富汗与地中海之间，所有高度超过7200英尺（约2200米）的山区均被白雪覆盖，仅有伊朗的山区除外。但是，针对这一指控，伊朗国家气象局局长阿哈德·法齐夫却持怀疑态度。法齐夫表示，贾拉利将军“可能掌握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不为我所见的文件，但仅从气象数据分析，一个国家是无法盗窃另一个国家的云和雪的”。法齐夫还表示，“伊朗长期遭遇干旱天气的影响，但这是一种全球气候的趋势”，他指出，“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不仅不能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而且会阻止我们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

其实，不止贾拉利一人发出此类指控。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阿哈迈德·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早在2011年就曾发出过类似的指控，他认为西方国家“使用科技迫使云层在其陆地上形成降雨，从而阻止其在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其他国家形成降水”。

网友评论：

义和团：不下雨，地发干，都是教堂遮住天。

早就有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就通过气象手段，导致古巴甘蔗大面积减产。

谢选骏指出：可怜的是伊斯兰的阿拉安拉，连几个犹太人都搞不定，不仅听凭犹太人复国，而且允许犹太人蹂躏伊斯兰共和国，让它变成沙漠，水都喝不上了，只能到“下临大河的乐园”里去问问水的味道了。可见伊斯兰的阿拉安拉根本没有神的能力，怪不得的现在伊斯兰恐怖分子到处开花，因为哪里的水都比伊斯兰国家的多（除了孟加拉国经常大发洪水之外）。美国若想反恐，最好禁止以色列夺取伊斯兰的水源，这样恐怖分子肯定也就釜底抽薪了。否则你看现在伊斯兰官员愁容满面，因为伊斯兰的阿拉安拉实在没有能力！因为伊斯兰的“阿拉、安拉”并非神明，只是概念，就像希特勒的“雅利安人”一样。

【106、伊斯兰妇女解放运动已经开始】

《沙特姊妹遇困香港讲述戏剧般离家出逃故事》（2019年3月1日 转载）报道：

“你有权利的，自己可以争取的，你要相信自己，你不一定这辈子也被男人控制，” 来自沙特阿拉伯姐妹里姆（Reem）与拉万（Rawan）在香港向BBC中文诉说着自由的宝贵。“现在的生活可能很艰难，但无论如何，请不要放弃，不要把胜利断送在那些压迫你的人。”

这对姐妹来自沙特一个极为保守、重男轻女的家庭，兄妹七人上面有两个哥哥。在家中曾被虐打，被当成家里的佣工，未来很可能被迫嫁给自己不喜欢的男子。

为了前往一个不再受压迫的国家，两人在半年前计划离家出走，前往澳大利亚寻求庇护，重获新生，但岂料路途并不顺利。在香港机场，她们怀疑因遭遇来自沙特使领馆职员的介入，无法登上前往澳洲的航班，最终滞留香港半年，过着提心吊胆、不断搬家的难民般的生活。

尽管自己的未来仍然不明朗，也未知有没有国家愿意收留她们，但她们不再受罩袍所约束、不再会有人管她们吃什么、穿什么，也可以自由与家族以外的男性沟通。

“我们感到自由，可以自由的走动，外人可以接触我们，看见我们的容貌，我们不再是活在阴影之下，”她们对BBC中文说，“我们希望可以到一个尊重女性和人权的国家。”

两人对外宣称已脱离伊斯兰教，但在沙特，这个行为或构成叛教罪，最重刑罚是死刑。

无论怎样，这条路已经无回头路可走。

接受访问时，身型娇小的她们穿着普通衬衫与牛仔裤，露出鬈发以及说话时的嘴巴。之前在沙特，外人只能看到其眼睛——她们甚至不会获准与拍摄团队中的男性聊天。

没有人再强迫她们穿罩袍了，骤眼看，与一般阿拉伯旅客无异，只是来香港，却不是为了观光，是来逃命的。

在律师安排下，两人在一个秘密地点接受了BBC中文专访。

20岁的里姆和18岁的拉万在去年9月6日抵达香港。之前和家人在斯里兰卡度假，她们悄悄地策划了这场大逃亡。

“我们一直都想离开沙特，那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没有尊严，”姐姐里姆说。

两人说从媒体和互联网中，得知很多处境和自己差不多的女子曾经逃离沙特，前往其他国家寻求庇护，她们受到了启发，也把逃亡当成一个出路。

里姆说，2016年开始与妹妹计划这场逃亡大计，起初十分紧张，当年拉万才15岁，在沙特生活的每一天，都生活在痛苦中，她越了解法律和国家系统，越感到绝望，逃离的心愈大。

为了不让家人知道自己的计划，有时候只是暗地里用手机发信息交流，讲完后一定会把纪录删去。

她们的父亲一直扣起两人护照。沙特女性前往多数国家申请签证时，需要亲身携带护照去使领馆盖章，一般也需要男性监护人陪同。

最后，两姐妹选定了澳大利亚，因为沙特公民前往该国，只需在网上办理签证。

根据沙特规定，女性出国旅游需要男性监护人陪同。两人知道要从国内直接逃到它国不容易过机场那一关。

所以，她们说服了家人，为了庆祝妹妹拉万的18岁生日前往斯里兰卡旅行，在外国的机场，没有人会问两个成年女子为什么会在没有男性监护人的情况下登机。

即使这次旅行同样体现了家族中的男女不平等。男生可以游泳，女生穿着罩袍坐在远处，酷热潮湿的天气让她们不好受，实际上她们大部分时间是旅馆房间里为家里男人们煮饭。

于是，她们把储下来的钱，买了机票，打算从斯里兰卡、经香港再到澳洲，并在一个深夜，趁机把护照偷走，然后坐的士逃走。

也是那一天，她们正式把罩袍脱下，可以世界宣誓说脱离伊斯兰教。

“我们感到自由，可以自由地走动，可以接触外人，可以把自己的容貌示人，我们不再是活在阴影之下。”

然而，这场逃亡并不顺利，在香港机场转机时，她们无法登上前往澳洲的航班。

两人怀疑是沙特驻香港领事馆的介入导致她们不能前往澳洲，并先后以签证需要在迪拜办手续及其母亲生病为由，希望她们登上一架经迪拜前往沙特的航班。

她们说，起初不知道这些男子是领事人员，但当发现其中一人未曾谋面，却能直呼其名时，令两人起了疑心。

两人也指控斯里兰卡航空公司，与沙特领事馆勾结不让她们登机，包括取消她们在机场内购买的国泰航空前往澳洲的机票。

斯里兰卡航空公司对媒体承认，是应沙特领事馆要求这么做的，并称有使领馆人员告知其职员，两位女子的母亲病重，要求她们尽快回国。沙特驻香港领事馆至发稿时没有回答媒体查询。

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两人最终以报警要胁，重夺护照，以旅客身份进入香港。

夹在中国、香港、沙特政治中的前途

到港初期，两人的父亲及家属曾到香港警署报案，称要寻找失踪的女儿。香港警方一度扣留两姐妹在警署问话，但她们坚拒与父亲和家属见面，最后警方把她们送回酒店，她们连夜收拾行李搬走。香港警方证实去年9月曾收到一名外籍男子及两名外籍人士报案，列作“寻回失踪人士”及“求警调查”的案件。

她们也曾收到一些自称香港警方的短讯，但很快就证实是假冒，之后又试过到其他国家的领事馆求助，但发现疑似有人跟踪。“在香港的每一个角落，都感到提心吊胆，担心会被强制带返沙特。”

为了逃避家人以及沙特官方的追踪，近半年间，她们分别在香港十几家不同的酒店、旅馆和庇护所暂住。在一些人权组织及律师的协助下，勉强能够过活。

她们对香港没有什么印象，不敢单独外出，大部分时间留在室内，每天的生活就是看电视，膳食方面，有时候一餐也只能够吃杯面，一点也不容易。

两人本月早些时候开了个Twitter帐户，告知外界情况，形容自己在香港仍不安全。

她们说香港只是一个意外的中转站，她们无意在香港提出庇护，香港也没有签署联合国的难民公约，所以政府不承认难民身份。

但香港主权已移交中国，外交事务由中国管辖。中国与沙特关系友好，令这两名少女的处境变得更为复杂。

在她们的遭遇曝光之时，沙特王储（也是沙特实质领导人）萨勒曼王子正访问中国，沙特王储完全没有公开提及中国新疆的“再教育营”，两国表明会加深经济及文化往来。沙特更宣布有意在所有学校开设汉语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2日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事件时，表示“不了解情况”。香港入境处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并称会按照相关法律执行入境管制工作。

一般沙特公民在香港只可以有30天免签证，据了解，她们曾经申请签证延期获批，但目前护照已被沙特当局注销，她们能继续留港的限期为今年2月28日。

两人的未来仍然充满变数，但她们怀抱希望，目前尝试找个国家提供庇护，但她们不敢公开身份，将来也不愿意公开收留她们的国家的名字，因为不想让家人得到任何线索。

她们唯一挂念的是家中年纪尚小的妹妹，不知道她往后的生活如何，但两人表明，对离家出走、脱离伊斯兰教的决定绝不后悔，也不会再想与家人有任何瓜葛。

沙特的男权、女性的压迫

两人来自中产家庭，父亲和一些亲戚在政府工作，非常严格奉行伊斯兰教义。

“我在一个严格的家庭氛围中成长，感觉令人窒息，家人监管我的每一步，掌握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连选择自己衣服的机会也没有，”拉万说，“12岁开始，他们强迫我每天为他们煮饭，妹妹出世了，也是我们照顾她，家人要求甚么，我们便做甚么。”

“就像是他们的家佣，”里姆如此形容。

拉万说，“我的生活就是侍候他们，令人忧郁，我没有未来，他们不会关注我的学业，他们只是想要把我训练成好老婆。”

里姆说，有时候会被家人虐打，但不愿意透露详情，但据其它媒体引述，她们兄长是这样被教育的，“殴打你们的妹妹会令你们成长”。

男生和女生在家中的待遇截然不同。

拉万告诉BBC中文，有次她哥哥在家门外的车辆等她，当她踏出家门时，她哥哥察觉附近有邻居，然后对她大喊，叫她滚回家。“他们觉得我的出现让他们受辱，但其实就像个透明人，因为我整个身体被罩袍包裹着。”

家人对她们说，已经安排了婚姻，并不顾其意愿。

“在沙特阿拉伯，女子被先生强暴也不会被视为强暴，而男人可以提出离婚，女人却不可以，”她们说，“你没有选择，不论你如何争辩，如何拒绝也无法改变，我们看到的是已死的未来。”

沙特阿拉伯是保守伊斯兰国家，男女不平等情况十分严重，近期才刚刚准许女性进入足球场、参军和申领驾驶执照。

但事实上，女性的所有生活细节都掌控于男性监护人手中，从获得护照、申请银行户口、结婚离婚的权利，到与男性朋友喝咖啡、穿什么衣服。

“我希望这种文化会改变……但有些严格的家庭力保护自己的文化，这些都不容易改变，可能一百年之后才行……”拉万说。

她们不是唯一想逃离沙特的少女，1月时一名18岁沙特少女库农，在科威特旅行时从家人身边逃走，同样进入澳大利亚不果，滞留泰国，躲在曼谷一家旅馆，在Twitter文字直播自己面对的困境，引起全球关注，最终获联合国承认为合法难民，得以获准进入加拿大。

“我希望可以到一个安全的国家，在那儿我们有权过幸福的生活，我更想有所选择，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的权利，”妹妹拉万说，“我希望继续读书，我真的对读书很感兴趣，希望将来读生物学，再读基因学博士。”

在沙特一所大学读英国文学的姐姐里姆希望安顿后能顺利完成学业，将来或当作家写诗。

“我从来不觉得我是沙特文化的一部分，我生活在黑暗之中，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文化，在香港我认识了很多人，在庇护所内，所有人都很热衷于认识新文化、新的朋友，我也会是他们一份子，”她们说。“我们在以前的日子，对生命、生活不太理解，我希望未来有机会去探索。”

谢选骏指出：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的策源地和大本营，上述动向清楚表明，伊斯兰妇女解放运动的全面颠覆阶段已经开始了。

【107、伊斯兰革命宣告结束了】

《美伊爱恨情仇 特朗普刺杀苏莱曼尼利弊得失》（BBC 2020年1月8日）报道：

美国刺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引发中东局势骤然紧张，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美国日前在伊拉克发动空袭，炸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im Soleimani），震撼中东与世界，至今余波不止。在很多人看来，这一次美伊剑拔驽张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了波及世界的战争有一触即发的危险。

苏莱曼尼虽已落葬，他的死搅动的中东风云却并未停歇：伊朗誓言报复，最先宣布的对策是不再遵守2015年的核协议；1月8日，伊朗革命卫队向美国在伊拉克境内的两个军事基地发起导弹攻击。

这是自1979年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事件之后40年来，伊朗第一次对美国目标直接发起攻击。

伊朗革命卫队对此攻击极为高调，宣布这是针对苏莱曼尼被美国刺杀的回击。伊朗革命卫队发表的声明还表示：“我们警告所有向美国恐怖主义军队提供基地的盟国，任何领域只要成为攻击伊朗的地点，都将成为我们的打击目标。”

美国增兵中东的同时伊拉克要求美军撤出。尽管观察人士认为，英、法、德、中、俄等各大国紧张斡旋之后，美国伊朗之间剑拔弩张之势已经出现了缓和迹象，但最终影响中东局势下一步走向的，仍然是美国。可是，谁又能明确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下一步棋会是什么呢？他在下令刺杀苏莱曼尼之前，算过这步棋的利弊得失吗？

美伊爱恨情仇——本次美国与伊朗的剑拔弩张之势，归根结底是什么原因？回顾美国和伊朗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能看出当下双方势如水火并非偶然。

1953年8月，美、英两国的情报部门联手策划了伊朗的军事政变，推翻了伊朗第一个民主选举的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摩萨台不容于美、英两国的最主要原因，是这位民族主义总理，坚持将受控于英国的石油公司国有化。摩萨台首相下台后，伊朗亲美的巴列维国王的地位得以巩固。此后的20多年，巴列维国王延续去伊斯兰化的政策，伊朗因为丰富的石油资源曾名列世界最富裕国家的行列。但由于摩萨台政府代表着伊朗民族主义的主张，巴列维国王越来越不受民众欢迎。

1979年1月，在伊朗持续发生数月的抗议罢工后巴列维国王被迫离开伊朗。2月，流亡巴黎的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返回德黑兰，发动伊斯兰革命，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曾公开批评美国是“大撒旦”，即“大魔鬼”。1979年11月，数百名穆斯林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将60多名使馆人员扣为人质。美国卡特政府停止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停止购买伊朗石油并且冻结了伊朗在美国的财产。

1980年4月7日，美国正式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还要求北约盟国参与制裁。虽然"人质危机"在持续14个月之后经过谈判得以解决，美伊两国由此反目成仇。1988年，美国在海湾地区击落一架伊朗航空公司客机，机上290人全部丧生。美国坚称误将客机当作战机击落。

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称伊朗与伊拉克和朝鲜是"邪恶轴心国"。2010年，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称，很多人认为911袭击实际上是美国人自己发起的，美国、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代表离场表示抗议。

2013年，伊朗即将当选的总统鲁哈尼致电美国总统奥巴马，成为两国领导人30年来的第一次对话。2015年，在经过数年的谈判后，伊朗与美国、英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和德国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其的经济制裁。

2018年5月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恢复所有根据核协议暂停的对伊朗制裁，同时威胁要制裁胆敢继续购买伊朗石油的国家和公司。美国的经济制裁使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

2019年6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下一架美军无人飞机，两国关系继续恶化，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我们“子弹上膛”准备报复，“在袭击正式发动前10分钟，我阻止了它”。2020年新年伊始，美军在伊拉克发动空袭，刺杀了正在巴格达访问的伊朗军方实力干将苏莱曼尼。这一次，特朗普总统的解释是，“这不是要挑起战争，而是要阻止战争。”

伊朗局势——然而，用刺杀行动阻止战争的说法要让人信服并不容易。即便这真的是特朗普的初衷，如今却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坊间对“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各种议论和揣测，应该从侧面说明美国刺杀行动所引起的人心不稳和混乱。而且这一次，特朗普没有通知盟友突如其来单挑独斗伊朗，评论人士普遍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是特朗普在选举年的一招险棋，既能分散美国国内对他面临弹劾的注意力，又能营造他在国际间维护美国利益的正面形象。但是在各方评估得失之时越来越多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此举对美国在中东利益的损害恐怕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对美国中东政策向来持批评意见的著名印度裔历史学者韦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撰文认同伊朗官员的看法，那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已经一日不如一日，而且还将继续衰落。美国当然还将继续耀武扬威，还将在伊朗周边设立军事基地，但是这些武力能做出什么来却是不清楚的。”在他看来，美国“这样的武力既不能让伊拉克屈服，也不能推翻叙利亚的政府，更没有在利比亚创造出任何的稳定局面。在西亚国家，街头的人们对美国的态度是嗤之以鼻的。”

美国《纽约时报》的国际事务记者兼评论员马科斯·费什（Max Fisher）则质疑特朗普究竟有什么对伊朗的战略部署。他与欧洲、美国和中东的多位专家的一致意见是：几乎没有人知道特朗普有什么伊朗战略。对此，费什的警告是，既然美国的敌人和朋友都被特朗普闹得一头雾水，不知道他要干什么，那么误判和失控的风险就时时存在，让人揪心。

美国《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刊登的分析文章则认为，美国在中东是在“自毁武功”（self-sabotage）。文章认为，刺杀之后几乎一夜之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追求都严重受损”：美国要伊朗去核，伊朗现在宣布不再遵守核协议；美国要控制伊朗的影响力，现在美国的盟友伊拉克要求美军撤走；美国要联手伊拉克武装打击伊斯兰国（IS）武装，现在不光与伊拉克关系闹僵，而且其他盟友也不得不转移注意力防范伊朗攻击。

果真如分析人士所说，美国在这场与伊朗的对峙中失多得少，那么谁又是这场争斗的受益者呢？

谢选骏指出：“2010年，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称，很多人认为911袭击实际上是美国人自己发起的。”——也许伊斯兰革命者们真的相信这个说法，于是，他们就像911袭击模仿了美国电影一样，也模仿“911袭击实际上是美国人自己发起的”，真的在自己的德黑兰机场打下了一架装满了自己百姓的客机！而他们的机场，正好叫做“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IATA代码：IKA；ICAO代码：OIIE）！所谓的“伊玛目霍梅尼”正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的始作俑者！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成为制造平民死亡的基地了！这难道不意味着“伊斯兰革命的末日”已经来临了吗？是的！伊斯兰革命已经宣告终结了！因为，命运的轨迹显出了征兆——伊朗政府自己打下了装满伊朗平民的飞机！就在死亡基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伊斯兰革命就此宣告结束了！

《川普警告伊朗勿屠杀抗议人民 传已有1500人丧生》（NTDTV 2020-01-11）报道：

伊朗学生抗议政府发射导弹误击乌航班机。德黑兰政府周六（1月11日）承认误击乌航班机，引发国际社会谴责及数千伊朗人民走上街头抗议。

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当天发推文支持伊朗人民，并说：全世界都在看。 周六，川普总统以波斯语和英语发送两则推文，致勇敢、长期遭受苦难的伊朗人民：自我担任总统以来，就一直与你们并肩站在一起，我的政府将继续这么做。我们会密切关注你们的抗议，你们的勇气鼓舞了我们。伊朗政府必须允许，人权组织在实地监测并报告伊朗人民正在进行的抗议活动的事实。不能再发生对和平示威者的大屠杀事件，也不能关闭互联网，全球都在盯着。川普在另一则推文写道。

伊朗当地时间1月7日清晨6点多，乌克兰国际航空编号为PS-752班机（波音737-800型客机）在德黑兰起飞后不久即坠毁，机上167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共176人全部遇难，其中包括80名伊朗人，以及至少57名加拿大人。该乌航客机坠毁前几个小时，伊朗向在伊拉克的美国及联军军事基地发射了十几枚导弹，以报复美国击毙伊朗最高军事头目苏莱曼尼。

1月9日，美国、加拿大、英国等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多个情报来源显示，该乌航客机是被伊朗的地对空导弹击落的。随后，德黑兰政府否认，并要求西方国家拿出证据。

11日，德黑兰军方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误击一架飞在敏感军事地区的乌航班机，将追究相关单位责任。

周六，伊朗数千人走上街头，发起了反对伊朗政权的抗议，要求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下台。从网友在推特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在德黑兰的街头，大批群众齐喊；哈梅内伊是杀人凶手，伊朗政权下台。许多伊朗人质问，为什么当局在7日当天发射导弹后，没有关闭德黑兰的机场和该国的领空。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11日表示，伊朗承认击落了该乌航班机，对此他感到愤怒。伊朗所承认的错误是非常严肃的事，击落一架民用飞机是相当骇人的，德黑兰必须承担全部责任。特鲁多11日在渥太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特鲁多要求对这次事件进行全面和彻底的调查，并说，在我们获得罹难家庭应得的问责、公正和彻底清查之前，加拿大政府不会停止努力。

伊朗政权经常对和平抗议人群施以包括实弹攻击在内的暴力镇压手段，以及切断人民对外联络的互联网及其它通讯，引发联合国及各国讉责。因经济恶化，伊朗在2017和2018年发生大规模示威活动，导致大量人员被捕。去年11月15日，伊朗政府宣布即日起将汽油价格上调50%，并实行配给制，引发民众广泛不满，全国多地爆发示威活动。川普总统8日针对伊朗袭击事件发表全国演说时表示，在最近的伊朗抗议活动中，约有1500名伊朗人民被杀。

谢选骏指出：川普总统曾经为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大屠杀叫好，他不仅迄今为止没有对此道歉一句，而且还经常自称是独裁者的好朋友！但是，就连这样一个下流坯子的“人渣”，也开始谴责伊朗伊斯兰政权屠杀平民了！可见，连傻子都知道伊斯兰革命宣告结束了！

【108、伊斯兰教、洪秀全教、列宁主义、纳粹主义】

《德国联邦议会主席警告：移民助长了反犹主义》（2018年4月01日 转载法广RFI 柏林特约记者丹兰）报道：

德国联邦议会主席朔伊布勒警告说，移民使反犹太主义在德国得到滋长。日前，柏林一所小学一位犹太女学生受到穆斯林同学的辱骂和威胁，在德国引发了愤怒和忧虑。

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基民盟籍联邦议会主席朔伊布勒警告说，移民使反犹太主义在德国得到滋长。反犹太主义虽然“不专门是穆斯林的问题”， 但“通过移民和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煽动的对以色列的仇恨，反犹势力在滋长。”穆斯林极端份子在欧洲散布对犹太人的仇恨，这令人越来越担忧。德国和法国都受到影响。由此可见，“对自由社会来说，要在社会快速转变和移民巨大的情况下，实现已经取得的成就如宽容和宗教自由，是何等的艰难。”

就柏林一位二年级女生受到穆斯林同学辱骂和威胁一事，外长马斯表示：此事件“令人羞愧和无法接受。”媒体报道说，反犹事件不光在小学有，在中学也有。据柏林警方统计，2017年，柏林发生了288起有反犹背景的事件，是2013年的两倍。专家们指出，光对穆斯林学生进行启蒙教育还不够，还必须劝诫这些学生的家长。如何做到这一点，德国正在讨论中。

据柏林《每日镜报》报道，德国的犹太人教堂和机构大都有警察站岗守卫。尽管如此，这些教堂和机构还是不时会受到攻击。在左翼党的询问下，德国内政部透露说，德国去年发生了27起对犹太人教堂的攻击。除此之外，玷污犹太人墓地的事件也有20起。警方估测，大部分事件的背后有反犹背景。

谢选骏指出：从“反犹主义”的层面可以发现，纳粹主义是古代伊斯兰教到现代伊斯兰主义的一个环节，但其实问题更为广泛而深刻。因为纳粹主义又是列宁共产主义的一个分支，实际上，列宁主义也是在基督教边缘地带产生的一种类似穆罕默德军事征服集团那样的基督教变种。列宁主义这个基督教的变种，也不是孤立现象，它还类似洪秀全的拜上帝会，虽然它拜的不是上帝而是物质（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圣灵而是历史（历史唯物主义），它的核心不是教会而是党部——但是它们的真正核心都是军队，从太平军到红军。而且，“依靠军队”，这在伊斯兰教、洪秀全教、列宁主义、纳粹主义那里，都是一致的。毛泽东、邓效颦也是如此。

【109、伊斯兰教没有慈善】

《土耳其古老传统：传递爱心的面包》（BBC 2020年1月2日）报道：

伊斯坦布尔一个收容无家可归的社区里在派发面包圈。

哥兹特普（Gztepe）位于伊斯坦布尔（Istanbul）亚洲一侧的卡德科区，在我住家附近，这里的一家面包店所有的面包糕点都是在店子后面一个炭火烤炉里烤出来的。他们每天烘烤1200条白面包，所余的空间还堆满了长棍面包、面包卷、黑麦面包、杂粮面包和玉米面包，以及蛋糕、饼干和糕点。在熙熙攘攘的顾客中，我有时会看到店主给别人一条面包，却不收钱。有时，顾客会买两条面包，但只拿一条走。

在许多西方国家，近年来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人们在柜台付钞找数之时，会额外多付一杯咖啡或一顿可填报肚子的饭钱，这是为其后需要帮助的人代为买单。这种看似现代的“提前支付惠及后来需要者”的理念实际在土耳其早已有之，可追根溯源到几百年前，即事前为任何需要的人付钱买面包。

这个以面包赈济需要者的传统何时以及如何起源并不清楚。虽然在其他国家最近也有了类似的传统，如意大利的“待用咖啡”（caffe sospeso），但土耳其的待享面包传统与其文化和宗教关系很大。美国佛蒙特州明德学院研究中东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关系及其食物历史的教授菲比·阿曼尼奥（Febe Armanios）解释说，谁需要谁拿走面包“起源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传统，出自伊斯兰教的天课（zakat）概念。天课是穆斯林信仰其中一个基柱，强调慈善与赈济行为”。伊斯兰教信仰有五大基柱，信徒们必须履行这五大基柱才能过上美好的道德生活。天课要求信徒施舍金钱或食物给穷人或有需要者。

在土耳其，惠赠面包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伊斯兰信仰中，面包维持生命，而保护生命是教徒神圣的义务。阿曼尼奥说，“面包是我们的主食，是我们免于饥饿，救困扶危的食物。”

在伊斯兰教的圣训（hadiths），即先知穆罕默德的语录中，面包称为nimet，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福分。如果一片面包不小心掉到地上，必须立刻拣起来放到高位的地方。有些人这样做之前还要先吻一下面包，以示尊重。在土耳其，一般人家每天要烤两次净白面包，每顿饭都会配上满满一篮子新鲜面包片。而吃剩的面包从不扔掉，如果面包变味，就会做成法式面包和面包糠。我经常看到我住的这条街的篱笆树干上挂着一些装着面包的塑料袋，供需要的人带走充饥，或用来喂食动物。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曾利用对面包的这种尊重来合法化他们的统治，获得人民的忠诚。根据阿曼尼奥的说法，免遭饥饿的老百姓据说是很听话的，如果面包等主食的价格受到控制，他们反抗政府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中世纪时候的伊斯兰教国家，市场监督官被称为穆赫蒂希布( muhtasib)，他们负责监督面包的销售，控制价格，并确保面包商不会使用廉价的食材代替面粉。即使在今天的土耳其，面包的价格也是由政府所决定。奥斯曼帝国也鼓励那些有能力的人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但伊斯兰传统一直认为，在履行天课义务时，不应该向施舍者披露受施舍者的身份而令后者自尊受伤，反之亦然。

在早期的传统伊斯兰社会，天课是通过设置在清真寺中庭有洞的慈善石（sadaka）作为捐款箱来实现。土耳其中部的内夫谢希尔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恩萨尔·切廷（Ensar Cetin）2014年发表的论文，称这种慈善石“是古代有洞的斑岩柱石演变而来，由施舍者将钱放在洞中供需要者拿取，也有在墙上开洞的。这种设计目的是不要损害穷人的自尊心，让施者和受者互不知道对方是谁。”

今天，清真寺中的慈善石已经被慈善基金会经营的在线天课计算网站所取代。这些网站依赖捐款者资助有需要的人士。每个穆斯林可以用网站天课计算机，算出他们应该捐多少钱。按照伊斯兰教传统，应该是他们财富的2.5%。现在连待取面包也上网运作，一个受欢迎的土耳其日常食谱网站yemek.com，要求浏览者提供住家附近有待取面包服务的商店名字。该网站的目标是将这些爱心面包店名字放到他们的网上，将地方的社区慈善行为变成全国性的爱心运动，号召大家“帮助那些流落街头买不起面包的人”。

有位男士将网络爱心技术再推进了一步。2012年，欧古汉卡尼姆（Ouzhan Canm ）在网上浏览，看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以东80公里的克勒克卡的一家面包店大力推广待取面包行动，希望更多面包店仿效。这让他开始思考如何扩大这项行动的规模，以让更多人受益。卡尼姆知道政府对土耳其大学生的资助很有限，大学生得不到足够的助学金、奖学金和食物补助。

他的解决方案是设立一个社会企业《面包架子上有什么？》（Askidanevar)。这是土耳其第一个将待取面包的概念与社交媒体相结合的平台。这个想法可能很有创意，但目的却很简单现实：把需要帮助的大学生与希望帮助他们的公司通过他们搭建的平台联系起来。

这个平台的业务经理哥克姆·奥扎齐克（Gorkem Ozack ）说，创始人“卡尼姆……改变了方法，创建了这个项目。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他决定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大，能更有效地运作，尽可能地惠及更多的人。我们的目标是创造更多的机会……用我们的力量帮助青年。”

这个项目以学生为主要帮助对象，因为卡尼姆认为他们是土耳其的未来。他希望年轻人有机会读诗，从事艺术，追求美德，成为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个体。他相信，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不仅会在学业上取得成功，还会通过一种分享文化，把知识传递下去，为土耳其社会和世界做出更多贡献。

重视集体的观念在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并不罕见。在穆斯林社会，社区或团体优先于个人，所有人的集体福祉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土耳其，个人关怀他人是平常事，无论他人是家人、还是邻居、同事甚至是陌生人，因为他们相信互助关怀可以让人人得益。

《面包架子上有什么》计划保持“待取面包”行善和受惠不留名的精神。求助学生只需在登记注册成为会员时上传他们的学生证才表明自己的身份。一旦成为会员，他们就可以点击菜单上的"索取"按钮，获得一个代码，从而能够用此代码在一系列参与计划的餐厅免费用餐。再点击一次，就有机会获得《面包架子上有什么》的分享或转发帖子提供的书籍、杂志、剧院和音乐会门票以及其他物品。愿意提供帮助的公司则点击“给予”，留下他们可提供帮助的资料细节和信息。

在此网站注册的土耳其大学生已有15万人，平均每个月会使用约500张捐赠的食品券。自从七年前这个社会企业成立以来，已经帮助了大约5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在伊斯坦堡、安卡拉和伊兹密尔这三个土耳其最大城市读书的学生。

其中一位在此网上注册的学生图格芭是在社交平台Instagram上获知《面包架子上有什么》这个网站。她告诉我，“去年，我开始……上大学，但没有结识到新朋友。我去了一个音乐峰会，交上了朋友，多亏了这个平台的赠票系统。”

鱼肉三明治是土耳其的一种传统食品。就图格芭而言，获得一张免费的音乐峰会门票，对她人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音乐会本身。这使她结交了新朋友，让她在大学里有了归属感，成为新群体的一员。而她以前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待取面包”传统，无论是付钱给面包店留下一条面包，或帮助学生获得学业之外的机遇，其核心精神就是传播爱心帮助他人，但不求回报和出名，让受助者既能改善生活，也能保持其尊严。

如图格芭所说，在这样一个追名逐利，社会纷争不断的世界，土耳其这种不为名利而行善的传统确实“非常了不起”。

谢选骏指出：表面上看，伊斯兰教也有慈善——“谁需要谁拿走面包‘起源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传统，出自伊斯兰教的天课（zakat）概念。天课是穆斯林信仰其中一个基柱，强调慈善与赈济行为’”……但实际上，这些慈善仅仅针对同伙，而不是针对敌人的——所以按照基督教的标准，这可不是慈善行为，而是战争行为，是为了团结盗匪团伙，而运用的一些谋略。再说，土耳其这种行善传统只是一种个人行为，无法形成社会保障。这是因为伊斯兰教没有真正的慈善，所以只能祈求穆斯林个人的捐输了。

【110、伊斯兰教解决文明社会少子化难题】

《北美夫妇遭塔利班绑架5年后获救 关押期间生3子》2017年10月12日报道：

巴基斯坦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阿富汗边境的库拉姆部落地区的行动中，“巴军方救出5名西方国家人质，包括1名加拿大男性、他的美国籍妻子以及这对夫妻的3名子女。”美国情报部门将这些人质关押地点的线索提供给巴基斯坦。

这份声明没有公布他们名字，但据报道，加拿大人约书亚·博伊尔（Joshua Boyle）及其美国籍妻子凯蒂兰·科尔曼（Caitlan Coleman）2012年在阿富汗徒步旅行时被塔利班绑架。

2012年在阿富汗山区被绑架

加拿大媒体报道说，2012年夏天，约书亚·博伊尔和妻子凯特兰·科尔曼开始了一个很长的旅程，他们先去了俄罗斯，然后去了位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之后到了阿富汗。

博伊尔夫妇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附近的一个山区登山期间，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他们的家人说，最后一次听到他们的信息，是在2012年10月8日。

2013年，这对夫妇在两个视频中露面，呼吁美国政府营救他们。

媒体报道说，他们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界附近被一个与塔利班有关的团体——哈卡尼 （Haqqani network） 绑架。

在被绑架时，科尔曼已经怀孕，她在被绑架后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又生了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都一直与他们关押在一起。

美国赞扬巴基斯坦的合作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巴基斯坦没有积极追捕哈卡尼 （Haqqani network）的成员，哈卡尼对在阿富汗境内针对美国和盟军的许多袭击事件负有责任。

星期四，美国的一位国家安全官员在匿名条件下发表评论，赞扬了巴基斯坦为博伊尔-科尔曼家庭的获释提供了重要协助，并把这次合作描述为美巴关系向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美国官员称哈卡尼是一个恐怖组织，但与伊斯兰国组织不同，哈卡尼一般不处决西方人质，而是用人质来换赎金。

谢选骏指出：北美夫妇遭塔利班绑架5年期间生竟然产下3子，如此高产，是他们在西方社会很难完成的奇迹。由此可见，白种人的日益稀少，不是由于自然属性的消失，而是因为文明社会过于复杂，不利于自然繁殖；尤其文明社会中的文明人，更被各种文明规则所限制，出生率日益低下。环顾世界，伊斯兰教似乎比印度教还能解决文明社会的少子化难题，难怪西方社会宽容伊斯兰教，也欢迎印度教徒的入住。不受生育限制的拉丁美洲人，也因此源源不断进入美国，而且如鱼得水。凡此种种，都是历史上“蛮族入侵”的现代版本。

【111、伊斯兰教要靠基督教才能得救】

《穆斯林女议员基督教堂办婚礼 嫁给哥哥》（2020-2-22 封面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20日，美国民主党女众议员奥马尔(Ilhan Omar)被曝光曾经嫁给了自己的哥哥，以帮助后者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每日邮报》报道称，一名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男子Abdihakim Osman自称与这位民主党新星有私交，称后者曾嫁给了她的兄弟埃尔米（Ahmed Elmi），以帮助其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报道显示，2009年2月12日，奥马尔与埃尔米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了基督教秘密婚礼，尽管二人都是穆斯林。

实际上，这不是奥马尔第一次结婚。上世纪90年代初，索马里内战不断，奥马尔因内战而与家人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并于2000年成为美国公民。2002年，她与第一任丈夫希尔西(Ahmed Hirsi)结婚，两人于2008年分手。但在与埃尔米合法结婚后，她与希尔西又生了一个孩子。奥马尔称和埃尔米2011年分开，但直到2018年才正式离婚。“她说需要搞定一些文件才能让她的兄弟上学。”爆料人Osman表示，“我们都认为她只是搞定那些文件，让她的兄弟能留在美国，他们就能申请助学贷款了。”

曾主持过奥马尔与埃尔米婚礼的基督教牧师Wilecia Harris拒绝发表看法，只是表示，“这永远不会发生，现在以后都不可能发生”。同样拒绝发表评论的还有奥马尔的发言人，称“议员正专心于自己的工作，不会对其私人生活发表任何意见”。现年38岁的奥马尔在经历了两次婚姻后，于2018年与希尔西复婚。曾有传言称，奥马尔与其主要资金筹措人 Tim Mynett有染。虽然Mynett否认了这种说法，但Mynett的前妻选择与其离婚，并称Mynett曾向奥马尔公开示爱。

奥马尔与希尔西复婚——“希尔西与奥马尔曾告诉我，奥马尔的兄弟曾在伦敦居住过了，但曾与一些鱼龙混杂的人在一起过，奥马尔家人认为这会带来不好的影响。”Osman对《华盛顿审察者报》表示。

1月，美国FBI对奥马尔与其兄弟结婚一事展开调查。奥马尔指责这种说法是“令人恶心的谎言”。当时，她正在角逐国会议员的席位，并成功当选美国第一位穆斯林女议员。

奥马尔还曾因反犹言论而受到关注，引发美国两党一致抨击，共和党呼吁剥夺奥马尔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职务。

早在2012年12月，她就曾在个人推特上表示：“以色列已经催眠了世界，愿安拉唤醒人民，帮助他们看到以色列的邪恶行径。”2019年2月，奥马尔在回应一则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威胁要惩罚她此前反以言行的推文时表示，“这完全跟本杰明（代指百元面值美钞）有关”。

奥马尔发表反犹言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办公室则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奥马尔对以色列支持者使用反犹主义措辞和带有偏见的指控是非常无礼的。我们谴责这些言论，并要求奥马尔立即就这些伤害性言论道歉。”

据悉，这份声明也获得了众多民主党高层的签署。但是，民主党并没有考虑将奥马尔从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除名。

谢选骏指出：“穆斯林女议员基督教堂办婚礼嫁给哥哥”表明，伊斯兰教不行，所以其教徒要靠基督教会才能得救——推而广之，伊斯兰教要靠基督教才能得救，因为伊斯兰教的阿拉不是上帝，基督教所表达的上帝才指向了唯一的真神。

【112、伊斯兰教与纳粹主义】

《北京清真书局被查封 经理“涉恐”遭羁押》（2017-10-10自由亚洲）报道： 

北京市海淀区经营一家伊斯兰教学术刊物的书店“清真书局”上周被警方查封。据知情者披露，书店经理马英龙是穆斯林，上周五被北京警方拘押后已被“涉恐”之名移交给新疆警方，目前下落不明。一位该书店员工证实，清真书局已经停业。

由多位穆斯林在北京开设的清真书局，遭北京市海淀区警方查封。上周五（10月6日），该店经理马英龙被公安带走后，移交新疆警方，目前情况不明。10月10日，记者致电清真书局订书热线，接听电话的员工对记者证实，书店已经停业：

“我们已经关门了，书店”。

记者：什么时候关的？

回答：不营业了，我已经离职。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据清真书局网站介绍，该书局经营的图书有经训研习 、伊斯兰宗教研究、回族古籍书、教义哲理书及中东研究等学术书刊，主要服务于穆斯林的生活需求，提供各种穆斯林文化用品、穆斯林服饰、马来西亚盖头、清真食用油、伊斯兰工艺品等物品。

现旅居海外的穆斯林古懿当天对记者表示，书店经理马英龙是居住在新疆的东乡族穆斯林，因涉“非法出版”，被羁押一年后，前不久该案在海淀区法院开庭。马英龙在庭审后获释。据称是被判缓刑，但在上周五又再次被捕。他说：

“在他10月6日又被抓之前什么状态，我不清楚。有可能是缓刑期间。据朋友讲，他当时是被监视居住，带（他）走的是新疆警方，因为他老家在新疆，是以‘恐怖主义’罪名被带走的”。

古懿提供的他与清真书局员工对话的一段录音证实，马英龙已被警方拘留。书局员工称：

“对，有这件事。现在按照法律在办。我们现在相信政府相信党。我们也担心，但也不用太担心，我们要充分的相信政府相信党。等过一段时间吧，我们（现在）不好讲，看最后处理结果”。

目前，尚无法确定北京清真书局会否重开。据读者称，该书局和香港天马出版社齐名，是中文伊斯兰学术丛书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商之一，也是在书号严格管制的情况下，民间伊斯兰读物出版的重要平台。该书局曾经出版多位中国国内穆斯林学者的著作，也翻译引进了国外相关著作，并曾在云南设印刷厂，但后来被取缔。

谢选骏：难怪三年前（2014年）就有网文指出——

“为什么伊斯兰教一开始就使用了‘暴力传教’的阿拉伯强盗方式？这说明伊斯兰不是宗教，更不是高级宗教，而是像纳粹主义那样的征服和奴役各个民族的拙劣借口。消灭伊斯兰恐怖，解放穆斯林奴隶！

要帮助穆斯林脱离伊斯兰的毒化，只有用穆罕默德征服他们的方法帮助他们戒毒。

只有《古兰经》里的魔鬼训练，可以解放穆斯林！

消灭伊斯兰国！

穆罕默德的《可兰经》（《古兰经》）就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伊斯兰教就是法西斯、纳粹主义！

穆斯林就是纳粹分子、日本鬼子。

清真寺就是纳粹党部、靖国神社。

麦加、麦地那就是柏林、东京。

如果允许穆斯林每天都要朝向柏林（希特勒首都）或林茨（希特勒故乡）或狼穴（希特勒军营）的方向大声喧哗、聚众高声崇拜希特勒五六次——反法西斯战争怎么可能取得胜利？！

大家试想，如果日本鬼子、天皇分子可以在全世界到处建立靖国神社，每天都要朝向东京“皇居”的方向大声喧哗、聚众高声崇拜天皇老鬼五六次——全世界还会有和平吗？！

反恐战争要想取得根本胜利，一定要禁止印刷、传播、宣扬、祈祷、崇拜阿拉伯版本的《我的奋斗》，那就是要禁止印刷、传播、宣扬、祈祷、崇拜穆罕默德杜撰的《可兰经》！

否则，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战争怎么可能取得胜利？

只有正名了，反恐才顺利！

只有赢得了思想战，反恐才顺利！这是正名！

这是人道主义的需要！

总而言之，不借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经验，就无法赢得反恐战争的胜利！

最彻底的方法，就是用核武器摧毁麦加的黑房子鬼庙！

伊斯兰教不仅是世界人民的敌人，也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每一个中国人包括维吾尔人和回民部落，都要树立这样的思想：为消灭伊斯兰教而奋斗终生！

中国兴起十字军，西征消灭伊斯兰！

（还有一些更为刺激性的言语，恕我不在此援引了。）

由此看来，互联网的作用确实大，连北京当局都受到网上言论的蛊惑，开始采取了禁止伊斯兰教传播的“极端做法”。尤其值得注意，连传播危险教义的“民族语言”，也要遭到池鱼之殃了：

《新疆校园9月全面禁止维吾尔语》（gc01博客2017-08-03）推荐：

《自由亚洲电台》（RFA）7月28日报导指出，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来下达命令，要求学校教育单位，从学龄前幼儿园到高中，全面禁绝使用维吾尔语言与文字。美国维吾尔协会（Uy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主席尤沙哈珊（Ilshat Hassan）则批评北京的强制手段，根本就是「文化灭绝」（cultural genocide）举动，国际社会不该纵容中国恣意摧毁，已经使用长达数千年，美丽的维吾尔语言、文化。

为什么要禁止维吾尔人在学校使用自己的语言？RFA报导指出，北京採取前所未有强硬手段，目的在于「同化」新疆少数民族。类似的汉化目的，早就让维吾尔人倍感种族歧视、宗教迫害，以及文化压制。过去10多年来，中共宣称在新疆推行「双语教育」；然而维吾尔人谴责中共在自治区所推动的，根本是「汉化」单语教育，于今又企图加快速度「铲除」维吾尔人的族语影响力。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的和田地区，今年6月底，由当地教育单位，签发一分5点指示公文，命令维吾尔各级学校，必须从2017年9月开学后，全面实施汉语教学，一旦使用族语授课，就属「违法行为」，将遭严惩。

该份和田教育局发佈的（和田地区制定双语教育五条规定，加强中小学双语教育）内容全文如下（注：和田教育局在微博网站的发文原件，已遭删除）：一、依法坚持全面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授本民族语言的双语教育根本原则。二、坚定不移从2017年秋季学期开始，学（龄）前三年全面实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从小学一年级起、初中一年级起全面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到2020年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全覆盖。三、坚决纠正对汉语言教师进行维吾尔语言培训的错误做法。四、坚决禁止在教育系统内、校园内使用只有维吾尔语言的文字、标语和图片。五、坚决禁止在教育系统集体活动、公共活动、管理工作中使用维吾尔语言。

和田教育局的上述五点指示文件，亦在结尾处提醒指出：「凡对双语教育政策、原则不贯彻、不执行、不落实，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搞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一律按“两面派”对待，按“两面人”予以严肃处理。」《自由亚洲电台》（RFA）记者，进一步向和田地区教育局，多位匿名官员查证发现，该分文件在6月28日发出，并于2天后送达和田地区所辖的各县教育局。

一位当地的维吾尔女性教育局官员指出，她已耳闻，从今年秋季9月新学期开始，小学以及中学全面要用汉语普通话授课，不能再使用维吾尔族语教学生。而且教育局已经多次急切讨论，如何让「汉化」教育，在新疆自治区成功上路。另一位男性教育官员也指出，维吾尔语教科书，将全面被汉语教科书取代；另外，校园内所有师生，规定只能说汉语。

另一位和田地区的男性教育局官员指出，该辖区实施双语教育10年来，却没有办法让国家语言普及化，于是和田辖区，决定下猛药，解决普通话长年以来，推行成效不彰问题。

一位汉人教育官员颇为直率传达其大汉思维表示，校园禁用「维吾尔语」，才能创造有利环境，让少数民族深入认识国家语言，让他们更能熟悉、「浸没」于汉文化的宣传、图像与思维。这位汉人官员还进一步指出，未来和田地区的校园会议，以及团体活动，完全用汉语沟通，不得再使用维吾尔语。

然而，新疆自治区打算禁止学校使用维吾尔语言、文字，显然已违反中国宪法（例如中国宪法第一章第4条；第121条）、少数民族意愿，也与地方民族自治法（例如第一章第10条，第37条）相互抵触。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尤沙哈珊（Ilshat Hassan），向RFA记者表示，中国规避自己的宪法与自治区法律规定，透过「双语教育」名目，实则意在推行汉化「单语教育」，藉以摧毁世界最古老语系之一的突厥语族（Turkic languages）。

哈珊还进一步指出，在学龄前的幼儿园，就被强制教授中国普通话，无异于在摇篮期，就将维吾尔语置之死地，这跟「文化灭绝」杀伐行径，并无不同。

谢选骏指出：中共之所以要封网，看来其意识是被网络渗透影响得太太太深了。正如中共镇压少数民族离心倾向，是因为自己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失败了。

【113、伊斯兰就是法西斯】

《涉网上侮辱伊斯兰教 马来西亚男子获刑10年》（2019年3月10日 综合新闻）报道：

马来西亚警方周六（9日）表示，一名男子因在网上发表侮辱伊斯兰教及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论，被10项反宗教活动及不当使用网络罪成，判处10年监禁及罚款5万令吉（约8.2万人民币），成为该国近年刑罚最重的同类案件。

全国警察总长哈伦（Mohamad Fuzi Harun）指，4人均被控滥用社交网络，煽动大众，引起种族不和。22岁的科吉亚（Alister Cogia）承认10项罪名，其中5项关于煽动宗教不和，各判两年刑期，另外5项有关不当使用网络，各判监禁两个月，由于刑期将分期执行，因此他总共要坐牢10年10个月。另一认罪被告的案件今天开审；另外两人分别否认8项和8项控罪，正被还押不准保释，下月5日开庭。

哈伦说：“警方呼吁公众不要滥用社交媒体或任何网络，上传或分享任何形式的挑衅内容，尤其含敏感的宗教或种族成份，以致引起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拉瓦（Mujahid Yusof Rawa）指，伊斯兰事务部将增设小组，监察侮辱伊斯兰教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论，又指政府不会向任何侮辱宗教的行为妥协，将严惩犯罪者。

根据马来西亚法例，触犯反宗教活动罪可被判2至5年刑期，滥用网络罪则最高判1年监禁及罚款5万令吉。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伊斯兰就是法西斯、纳粹党、共产党。用伊斯兰的去名义残害人类，和用法西斯、纳粹党、共产党的名义去残害人类，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区别。于是，伊斯兰就是法西斯暴政了。

【114、伊斯兰为何比共产党长命】

《血腥24小时：伊拉克镇压示威致45死 将军遭解职省长请辞》（2019年11月29日 东网／法新社）报道：

安全部队在巴格达施放催泪烟。

伊拉克反政府示威持续，安全部队周四（28日）在多个城市武力驱散示威者，造成45人死亡。这是自10月抗议活动以来，最为血腥的日子之一，也造成一省长请辞，一将军遭解职。

根据法新社统计，自10月初以来，加上周四暴力镇压，累积死亡数逾390人，另有1万5000多人受伤。伤亡最严重是南部城市纳西里耶，安全部队向一批堵塞桥梁及在警局外聚集的示威者开火，至少29人被杀；另一南部城市纳杰夫则有12人在冲突中死亡，据报示威者当时企图放火烧毁一间清真寺；而在首都巴格达，安全部队以实弹及橡胶子弹，对付底格里斯河一条桥梁附近的示威者，造成4人死亡及22人受伤。

总理马赫迪下令军方进驻多个局势动荡的省份，加强保安和尽快恢复秩序；惟纳西里耶出现血腥镇压后，当地一名军方指挥官已被革职，而该市所在的济加尔省省长亦请辞。在纳西里耶，数千民众无视宵禁令上街，为死者举行丧礼。

伊朗驻纳杰夫领事馆周三（27日）遭纵火，伊朗要求伊拉克作出负责任、强烈及有效的回应；伊拉克外交部批评有外部势力渗透示威，意图借机破坏两伊关系。在国内具影响力的什叶派教士萨德尔否认支持者所为，并要求政府下台。

军方表示，总理马赫迪28日早采取回应行动，下令军事将领在几个动乱省分部署军力，以「维护治安并恢复秩序」。但在纳西里耶血腥镇压之后，总理下午将指挥官舒玛里（Jamil Shummary）将军解职，另外，济加尔省（Dhi Qar）省长在傍晚请辞，纳西里耶为济省首府。

医疗与安全单位消息人士表示，安全部队在清理静坐抗议人士时实弹射击，造成200多人受伤。

谢选骏指出：伊斯兰和共产党同为信仰暴力的党政军结构，为何伊斯兰可以维持一千多年而共产党只能维持百年不到？因为伊斯兰多少还是个责任政府，可以让将军和省长担责下台；不像共产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毫无弹性，所以无法让步调整。

《伊拉克宗教最高精神领袖谴责后 伊总理宣布将辞职》（2019年11月29日 综合新闻）报道：

伊拉克反政府示威者2019年11月1日曾经高举最高宗教精神领袖画像游行。伊拉克宗教最高精神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今天要求伊拉克议会应当收回对政府的信任以后，该国总理马赫迪宣布，将很快辞职。伊拉克首都以及南部持续发生反政府反伊朗示威，军队镇压造成400多人死亡，近15000人受伤。示威人群抗议伊朗干预政治并要求政府下台。

据法新社今天报道说，伊拉克总理周五宣布将辞职，以回应政治界的最为重要的一位政治人物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Ayatollah Ali Sistani）的表态，伊拉克星期四在经历了最惨痛的一天之后，全国陷入愤怒。一个月的抗议活动造成400多人死亡。评论担心，即使如此的显示对抗议民众的支持，可能也无法平息局势。没有党派或民众基础的独立人士阿德尔·阿卜杜勒·马赫迪（Adel Abdel Mahdi）本周五表示失败。该国什叶派最高官员呼吁议会撤回对政府的信任，以避免“混乱”和更多人丧生。

伊拉克当局试图平息多地的抗议示威。军警疲于救火，但示威越来势头越大。穿着便装的军警人员向示威者开枪。

目击者和医生报道，周五，警方再次在纳西里耶杀害了两名抗议者，而另一名抗议者在纳杰夫党总部外的实弹中被枪杀。伊拉克南部在星期四被巴格达派遣的军事指挥官镇压起来，后者不得不撤退，陷入混乱。据医生和警察称，周四有46名抗议者被杀，近一千人受伤。星期三，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邻国伊朗的领事馆遭到袭击纵火。民众呼喊“伊朗滚出去！”口号。

而在首都抗议活动的中心Tahrir和广场周围，年轻的示威者放下扔向警察的石头，而跳起舞以表达对马赫迪宣布将要辞职的消息的欢迎。示威者说，“这是我们的第一场胜利。这是迈出的重要一步，哪怕已经迟来，我们经历了非常血腥的日子。”自10月1日以来，已有400多名伊拉克人死亡。法新社从医疗和警察来源收集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成千上万人受伤，其中许多人将终生残疾。据法新社说，在南部的迪瓦尼亚，今天的聚会以葬礼的形式举行，以纪念前一天在邻近城镇被杀的46名示威者。

谢选骏指出：伊斯兰为何比共产党长命？因为它更接近中国传统的君主制度——皇帝可以革职大臣，以便泄洪排涝。所以传统帝制可以维持两千多年，共产党专政难以维持百年。

【115、伊斯兰主义是一种精神黑死病】

《西方面对伊斯兰，给我们华人什么启示？》（2017-03-20 读者网）说：

编者按：

每次恐怖袭击的爆炸声与枪声都震撼着许多西方人的心灵与理智，人们的观念在悄然转变。

英国最权威智库之一，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最近的调查显示，55%的欧洲人认为“所有从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移民活动都应该被中止。” 只有20%反对此观点和25%既不同意也不反对。

同时，多数欧洲人也开始认为伊斯兰人口迁徙必然导致恐怖袭击的增长。华盛顿权威统计机构皮尤中心2016年对十个欧洲国家的调查显示，平均59%的欧洲人担心伊斯兰人口的迁入会提升恐怖袭击的概率。

除了恐怖袭击使更多民众出现了立场的转变，西方社会的政客、媒体与其它左翼精英面对伊斯兰化问题的退避三舍与双重标准也驱使更多民众加入到了捍卫西方信仰、历史、文化与价值观的大潮中。

本文选取了过去一段时间西方面对伊斯兰十大离奇瞬间，这些例子只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现象的缩影。同时，笔者也希望探讨这些例子对华人有什么启示。

详细的阐释与系统性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更专注观察有代表性的社会现象以帮助读者了解当今西方观念转变的背景。对当今局势的系统性分析可参见笔者拙作《伊斯兰教真的是和平宗教吗？教义、历史与统计数据给你真实答案》，该文链接可在本文末尾找到。

以下是西方面对伊斯兰十大离奇瞬间排行榜，读者对排行次序可能有自己的意见，欢迎在评论区表达见解。（新闻材料均严谨采自公共领域，由于篇幅限制，不一一注明出处，欢迎读者输入相关中英文关键词，在网络数据库以及Google等搜索引擎上进行验证核实。）

第十位：争做叫板川普急先锋。面对伊朗，瑞典“女权主义”政府自豪感却莫名蒸发。

瑞典政府官方网站上宣称：“瑞典拥有世界上第一个女权主义政府（feminist government）…一个女权主义的政府能够确保性别平等视角能够很大程度上的影响政策制定，国内政策如此，国际政策亦然。女性和男性必须有同样的权利来塑造社会与他们的个人生活。”

就在今年2月，瑞典副首相近期签署了一个法令，之后她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签字时被清一色女性官员围绕的照片。

很显然，这一图片是剑指美国总统川普之前签署法令时身边没有女性官员，暗示川普性别歧视。瑞典的这一举动也被左翼舆论赞扬。

可是就在5天之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由瑞典外长Anne Linde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伊朗时，清一色的带上了头巾，并且纷纷小心翼翼的在室内穿上长衣，唯恐冒犯伊朗。

这一双重标准使得舆论一片哗然，成为了国际玩笑。之前仍自豪的宣称自己国家“男女平等政策指导内政与外交，女性和男性要有同样权利来塑造他们的个人生活”，并批判川普没做好与女性官员拍照的“面子工程”。可是一转过身来便对伊斯兰伊朗卑躬屈膝，让人们怀疑瑞典政府究竟有多在乎女性权益。

著名伊朗裔人权捍卫者Masih Alinejad之前就呼吁过欧洲女性政治家去伊斯兰国家访问时要拒绝带头巾来声援被压迫的女性。瑞典政府显然拒绝了她的呼吁，无抗议、无人权条件的和伊朗签订了贸易协定，并且还身体力行的屈从伊朗对女性的着装要求。

在伊朗以及多数伊斯兰国家，不带头巾或不用长袍遮盖自己的女子会被宗教警察处罚或因被视为放荡而遭强奸甚至杀害，在伊斯兰世界，女性从属男性地位也是公众皆知（最为大家熟知的可能是一夫多妻以及丈夫可以合法打妻子）这一切的原因与伊斯兰意识形态关系密切。

《古兰经》33:59 写道：

“先知啊！你应当对你的妻子、你的女儿和信士们的妇女说：她们应当用外衣蒙着自己的身体。这样做最容易使人认识她们，而不受侵犯。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

这里的“不受侵犯”也有两个译本翻译为“不受虐待（abused）”和“不受调戏（molested）”。

因此，即便我们用最大的善意理解该经文，我们也容易认为女子如果不遮盖自己，那么就难保不被侵犯／虐待／调戏。

著名学者比尔·华纳博士统计了伊斯兰经典《古兰经》与《圣训》所有关于女性的内容，发现绝大多数都赋予女性卑微于男性的地位。详见下表：

如果伊斯兰里面贬低妇女的内容比比皆是，那么很难论证当今伊斯兰国家对妇女的普遍压迫与意识形态本身无关。

再举一例，被视为最可靠的一个伊斯兰圣训《布哈里圣训》里面两处记载穆罕穆德看到火狱里面多数都是女性。（2:28，4:54:464）

先知说：“……我看见火狱的居民多数是女人。”（4:54:464）

对于一名信众来说，进入乐园，不入火狱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最大的先知穆罕穆德都说火狱里面多数都是女人，伊斯兰对女性的态度可见一斑。

了解了这些背景知识后，瑞典政府的举动就更显离奇，可见其更擅长的是拍照片的表面功夫，真正面临要为受压迫女性发声时则不堪一击。不过, 或许她们应该先处理一下自己国家的女性权益问题，自1975年瑞典议会宣布接受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多元”后，这个原本祥和富裕的北欧国家发生了巨变，40年间瑞典的暴力犯罪率飙升了300%，强奸率截止2014年飙升了1472%。联合国数据显示(UNODC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瑞典在2010年强奸率位居世界第二。

与瑞典政府相比, 法国总统热门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则呈现了强烈反差。在访问黎巴嫩的最高逊尼派伊斯兰领袖时，勒庞拒绝戴头巾，并当场取消了会面。勒庞表示自己事前告知了黎巴嫩宗教领袖她对头巾的态度，对方未表示反对，却在勒庞到达后施压她戴上头巾。

在黎巴嫩访问进行到尾声时，勒庞称戴头巾为“女性屈从的符号”。

请问谁是真正的女权捍卫者？是勒庞还是瑞典政府？

西方的主流媒体也很难掩饰其双重标准，2015一名美国基督徒博客作者（Veronica Partridge）撰文称自己不再穿紧身裤（包括丝袜），因为她认为这会挑动男性的欲望，他的丈夫表示支持，并且认为男性本能的会去看暴露的或者紧身的女性着装，因此避免紧身裤（和丝袜）是负责任的选择。博主特别强调这只是上帝给她的个人感动，她仅仅想撰文邀请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无意强加给任何人。但西方许多媒体与舆论仍然对她展开了猛烈批判，称她是老古董以及歧视女性。

可是同样的媒体(ABC news, Huffington Post)对伊斯兰国家妇女被强制带头巾，以及施压主权国家女性领导人也带头巾的行为却是静悄悄、雀无声...

第九位：伊朗总统来访，意大利艺术精品“见不得人”。

对于之前瑞典的例子，可能有些朋友们会认为去别的国家访问理当入乡随俗，可是意大利的例子似乎证明这不是入乡随俗那么简单。

去年一月份，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访问意大利时，意大利方主动把自己的艺术雕塑精品盖得严严实实（外人都猜不出里面是电冰箱还是雕塑）生怕冒犯伊斯兰的教义与伊朗。

这次可是伊朗首脑访问意大利，可见无论是出访还是迎接来访者，西方已经失去了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在伊斯兰面前俯首称臣。

第八位：教宗方济各暗示恐怖分子是被逼无奈

说到意大利，我们不得不提教宗方济各对恐怖主义的反应。去年7月，一名85岁的老神父在主持弥撒时被两名穆斯林切喉残忍杀害，这只是法国近年来一系列恐袭之一。事后记者问方济各: “为何您总是告诉我们所有宗教都是和平的？可是这位神父显然是被人以伊斯兰的名义杀害的...为何面对类似事件您只提恐怖主义而不提伊斯兰呢？”

方济各回答道：“我不喜欢提伊斯兰暴力因为我每天打开报纸都有暴力事件。就在意大利，有人杀了他的女友，还有人杀了他的岳母…这些人都是受洗的天主教徒！…如果我要谈伊斯兰暴力，那么我也要谈天主教暴力。”

方济各的话只要稍作推敲就会发现其依据薄弱。在意大利，天主教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许多人出生就按习惯受洗之后再也没有参与教会，杀害女友与岳母也通常是社会的刑事犯罪，多半是因为激愤杀人，而不是奉耶稣的名。这和严格遵守安拉与穆罕穆德教导，奉他们的名发动圣战，并且组织网络遍布全球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毫无道德可比性。

可是，方济各还没说完。他接着表示：“恐怖主义到处都是，当人们走投无路时，恐怖主义就增加…” 在这个问题上，方济各与西方的世俗化左翼观点相同，即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本身多半无关，而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恶果。

确实，贫富差距与经济压迫是一个当代社会问题，但是为何同样遭受经济压迫的数以亿计的印度人、非洲人、亚洲人等非穆斯林没有任何类似伊斯兰规模的恐怖袭击数量与组织（有些极端暴力事件多为个人激愤行为）而且几乎没有自杀式袭击呢？显然，当今恐怖主义的现象很难以经济问题来解释。加入圣战的西方人士多为中产阶级，许多恐怖大亨如本·拉登甚至是豪门出身。

作为基督信仰的旗帜性人物，教宗本来应该成为普世价值与西方信仰、文明与历史的捍卫者。但是来自南美的他，显然更加偏向盛行于拉美的左翼意识形态，因此虽然他的教义是基督信仰的，他的社会价值观却与世俗化左翼（Leftism）无异。

就在今年2月，方济各再次发表演讲坚称“穆斯林恐怖主义不存在”。他的逻辑是当基督徒有暴力行为时，我们不应该怪基督教，因此穆斯林有暴力行为时，我们也不应该怪伊斯兰。方济各似乎无法理解，有的信徒的暴力行为与该信仰教导相悖，有的信徒的暴力行为则恰恰是遵行该信仰的教导。确实有基督徒实施暴力行为，但是《新约圣经》中却没有一处教导信徒使用武力的经文，而是要效法基督“爱仇敌”不可“以恶胜恶”以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5:44，5:9《路加福音》6:35），耶稣对暴力的谴责使当今基督徒有普遍共识不会重复《旧约》的记载而为信仰使用武力。

而反观伊斯兰，穆罕穆德从麦加城移民到麦地那城后则开始启示暴力圣战经文，而按照伊斯兰教义，穆罕穆德后期的经文的优先性高于前期非暴力的经文。（这点在之前拙作中已经详细阐述，在此不做重复）

第七位：枪手血洗夜总会，多次效忠ISIS，美司法局局长：“袭击者动机不明。”

去年6月份，一名圣战分子在奥兰多一家同性恋夜总会屠杀了50名美国人，这是9/11之后圣战在美国造成的最惨重的伤亡。由于现场灯光昏暗且音乐嘈杂因此非常混乱，许多人躲进厕所，其中一名女士用尸体遮盖自己生还。恐怖分子在当晚曾经拨打9/11宣告自己效忠伊斯兰国及两次表示效忠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并且提到安拉以及穆罕穆德。可是奥巴马指定的时任的司法局局长洛蕾塔·林奇（Loretta Lyncch）却命令从政府公布的通话记录中去除与伊斯兰国和巴格达迪相关的内容。并且表示“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袭击者的真正动机。” 在公众的不满下，她又不得不公布了完整的记录，但是纪录仍然与录音不符，至少有一处当袭击者提到“愿安拉（Allah）保护他”时，政府文字记录显示为更泛化的“愿神（God）保护他。”

美国主流媒体也开足马力淡化其与伊斯兰的关系，称这是一个针对同性恋的仇恨行为。

先是删减袭击者电话中的伊斯兰词汇，然后自己出来称“动机不明”，洛蕾塔·林奇这一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让美国民众哭笑不得。这一行为甚至让“老牌恐怖团体”基地组织都“忍无可忍”，为了避免重蹈伊斯兰国的“覆辙”，在惨剧同月出版的网络杂志上，基地组织命令圣战分子攻击美国白人，而不是同性恋这样的少数群体，以便不被“误解”为是泛泛的仇恨行为，让美国政府对伊斯兰圣战性质无可推诿。

第六位：奥巴马：未来绝不能属于诋毁伊斯兰的先知的人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不仅多次宣布伊斯兰国与伊斯兰教毫无关系，并且常常摇身变成伊斯兰专家多次告诉人们伊斯兰是一个和平的宗教。

2009年在美国德州Fort Hood 军营中，美军穆斯林军官尼达尔·哈桑突然发动圣战，进入无武器预备区，枪击杀害13人并导致超过30人受伤, 其中一名医生与两名士兵在没有武器情况下勇敢冲向哈桑，试图孤注一掷近身制服他，但均被击毙，有一名怀孕女兵胸部遭枪击，母女均死亡。几名目击护士表示，当时屋内血流成河以至于她们站不稳，这给帮助伤者造成困难。

之后的调查显示，该军官与位于也门的伊斯兰伊玛目（神职人员）通邮件，策划掉转枪口发动袭击。哈桑在一个文件中自己写道：“伊斯兰是要战胜所有其他宗教，不是要与他们平等或者屈从于他们。”可是，奥巴马政府却长达6年拒绝承认其为恐怖袭击，认定其为“职场暴力”。

圣战前与圣战后的尼达尔·哈桑

2012年，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各国代表和世界各国媒体的镜头前庄严宣布：“未来绝不能属于诋毁伊斯兰的先知的人”。公众哗然，因为伊斯兰法的特征之一就是一旦实施，会禁止一切对安拉以及穆罕穆德的批评，伊斯兰法将这些都视为亵渎，违者可能处死。如果未来不属于批评伊斯兰先知的人，那就意味着未来全世界都将实施伊斯兰法。伊斯兰主义者恐怕都想不出一个更加响亮的口号，不过幸好他们有奥巴马。

另外，奥巴马在2015年称：美国自从立国以来伊斯兰就被纳入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2016年拜访清真寺时还称：“杰佛逊和约翰·亚当斯（两位美国奠基性人物）都有自己的《古兰经》。

事实上，不仅美国的立国理念与伊斯兰毫无关系，第一波伊斯兰移民是在美国1861年内战后多年才发生，第一座清真寺1915年才落成。杰佛逊和约翰·亚当斯有《古兰经》是因为当时来自的黎波里的海盗试图攻击美国的船只并将美国人卖为奴隶，而来自的黎波里的大使告诉他们，这是因为《古兰经》命令他们如此行。所以杰佛逊和约翰·亚当斯都保存了《古兰经》来看个究竟。

而今天臭名昭著的索马里海盗（2007年一名中国海员被杀，之后中国海军也前往过非洲海域执行防卫任务）也很大程度上被圣战意识形态驱使，之前有报道显示海盗获得的许多赎金被用来资助索马里圣战组织“青年党”（al-Shabaab）。

因此，显然奥巴马“政治正确”的言论，不仅不“事实正确”，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扭曲事实，混淆视听。

第五位：反对川普，西方左翼与伊斯兰结成事实同盟

川普宣誓就职后显然无意继续奥巴马的“政治正确”，而在他就职当天反川普游行就演变成了骚乱，烧毁了一辆豪华汽车。而紧随其后华盛顿就发生了数十万人参加的“女性游行”（Women’s March), 世界其他城市也有类似游行。其主旨是将川普刻画为一个利用、藐视女性和仇恨所有穆斯林的暴君。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川普之前对女性有过下流言论和各种不尊重行为，川普原本也不是笔者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但是他已经作出过道歉，既然已经成为总统，那么最重要的是他未来如何对待女性，而不是过去，而近期他对女性释放的信号都是积极的。也没有证据显示川普仇视所有穆斯林，他只是比奥巴马更有常识，他明白不是所有穆斯林都是圣战分子，但所有圣战分子都是虔诚的穆斯林。

而反观针对他的游行，虽然主流媒体尽力将其刻画为一个完全民众自发的行为，但是实际上许多参与和组织者都是民主党左翼的职业示威者。左翼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幕后操作人、希拉里竞选的大金主乔治·索罗斯与56个机构有直接资助或者其它密切联系，这56个机构都是大游行的伙伴机构。中国的同胞们可能是在1998年他幕后操作亚洲金融海啸熟知索罗斯这个名字的。

笔者在之前的拙作中详细谈到，伊斯兰恐怖主义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一盘棋在于对卡菲尔（非穆斯林）发动“文明圣战（civilizational jihad)” 也就是在无法直接武力征服的情况下，采取渐进方式，找到卡菲尔文明的弱点，以这些为突破口逐步将触角伸到社会内部，抓住社会的关键命脉与支柱，借力打力的瓦解非伊斯兰文明（在西方的借力打力是与左派联合），通过层层渗透，积少成多，最后达到鸠占鹊巢的效果。“文明圣战”六大方面包括暴力圣战，言论圣战，经济圣战，政治／法律圣战，人口圣战与教育圣战。

在这次的游行中，伊斯兰主义者们的“文明圣战”机器可谓全速运转，其中主要体现在言论圣战与政治圣战上。左翼很主动与伊斯兰主义者们联合，他们将女性与穆斯林均刻画为弱势受压迫群体，将戴美国国旗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形象作为旗帜，许多非穆斯林游行者都带上了头巾。在德国的一个类似反川普游行中，左翼青年高唱“安拉胡阿克巴！” 也就是恐怖分子袭击之前大喊的“真主至大！”。这一离奇瞬间值得我们在下面视频里体味一下。

https://v.qq.com/x/page/k0381ykl4t3.html

许多机构在美国伪装为穆斯林人权机构，实为伊斯兰主义机构。其中的成员之一Linda Sarsour（琳达·萨索尔）的情况尤其耐人寻味。她是该游行的旗帜性人物之一，也是主要组织者，她获得了民主党多位大佬与好莱坞明星支持。可是仔细了解她的“人权斗士”履历便会发现重重劣迹。她从属的机构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与恐怖组织哈马斯和穆斯林兄弟会有密切联系。她自己也时常掩饰不住自己的伊斯兰主义动机，其中网上广为流传的照片显示她采用了圣战分子通用手势，食指手势象征安拉的唯一性。

当然我们不能仅凭一个手势就下结论，毕竟有断章取义的可能。不过接下来的事实更是让人无可推诿。萨索尔将前穆斯林、著名女权活动家/伊斯兰批判家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视为眼中钉（阿亚安·希尔西·阿里还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研究员）。萨索尔发推文称阿里“找抽”、“不配做女人”并扬言想“拿走她的阴道”。另外萨索尔也多次发推文美化伊斯兰法，称伊斯兰法应该“接管”（take over)美国。

多愁善感的左派示威人士带上头巾时或许会被自己的“浩然正气”感动得痛哭流涕，认为自己在帮扶弱小，是这个时代正义的化身因此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殊不知，如果伊斯兰法真正实施，那对于女性权益来说才是真正的灾难，女性许多的基本权益都得不到保障，更不用谈被西方左翼视为“更上一层楼”的同性恋和变性人权利了。伊斯兰法对这些事物的态度是有目共睹。左翼竟然与历史上压迫女性最严重、最持久的意识形态联合，并且仍然理直气壮的称其为“女性游行（Women’s March) 。这无疑将载入史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朵靓丽的奇葩。

埃及是与伊斯兰主义斗争多年的国家，一名旅居埃及的美国人记录了埃及人的反应，埃及的女性们看到美国的一幕幕目瞪口呆，有女性怒道：“我们一直斗争要除掉头巾，这些愚蠢的女人们怎么（自己）带上了？”

事实上，因为美国民权运动的多年努力以及后来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无论是女性还是穆斯林，这两个群体在美国的权益保护水平即便不是世界第一，也是名列前矛，甚至得到优待，人们特别怕被扣上性别歧视（Sexist）和恐伊（Islamophobic）的帽子。而真正压迫女性最严重的地方显然是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受苦最严重的地方恰恰也是伊斯兰国家，就如左翼政客最喜欢提醒人们的，恐怖分子杀害最多的人是［其他］穆斯林。

因此，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已经看穿了左翼与伊斯兰主义者联合导演的闹剧和无病呻吟。

问题是，“政治正确”的西方人什么时候能够看穿呢？

还记得在川普就职当天骚乱被烧毁的豪华汽车吗？原来西方左派烧毁的那个可憎的资产阶级的汽车，车主竟是一位老实的穆斯林移民，他遭到了70，000美元的损失，那是他的租车小公司的财产。这估计不是西方左派第一次伤害他们声称保护的人群了。

第四位：同性恋？我们为你而战！前穆斯林？呃……你就算了吧...

许多的朋友们可能对前几年风起云涌的同性恋运动印象深刻，美国有多起同性恋人士要求基督徒蛋糕店主为其订制婚礼蛋糕的案例，当基督徒因为相信上帝创造婚姻是一男一女的而提请顾客换家店时，遭到左翼主流媒体、政客与法院的围攻。不少基督徒蛋糕店主因此遭到高额罚款甚至生意破产。

而去年6月份，美国著名连锁韦格曼斯食品超市（Wegmans）拒绝为一个由前穆斯林组成的机构制作庆祝蛋糕。该组织计划在一个私人聚会上使用该蛋糕，因此要韦格曼斯的蛋糕店定做一个有机构名称（Ex-Muslims of North America）、图标及“庆祝3周年”字样的蛋糕，但遭到了拒绝。该韦格曼斯分店人员称这样的设计“具有攻击性”（offensive），会冒犯穆斯林，并在与管理层商讨后坚持拒绝了前穆斯林们的请求。

可是，这些前穆斯林们没有要求韦格曼斯在蛋糕上批判伊斯兰或者穆罕穆德，而仅仅希望庆祝自己的存在。

一个无名基督徒小店基于信仰回绝为同性恋制作婚庆蛋糕，西方主流媒体（CNN、BBC、NBC、MSNBC、纽约时报等等）会纷纷报道、甚至加以谴责。但是，同样的这些媒体对超大连锁韦格曼斯回绝前穆斯林的事件则视而不见，均无报道。这样的双重标准和虚伪的原因只可能是一个：前穆斯林的事件不符合西方的“政治正确”，既然伊斯兰是一个如此优越与和平的宗教，全世界怎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前穆斯林组织起来呢？既然伊斯兰法是先进和公正的，怎么会有众多人为了逃离它而来到美国生活，并且冒着生命危险脱离伊斯兰呢？

因此，对于西方的左翼来说，前穆斯林实在一个令人难堪的存在。

所幸的是，不久之后韦格曼斯高层向该机构道歉，并且提出免费为其制作蛋糕。

不过，在政治正确的西方，针对前穆斯林的歧视时有发生。

今年二月底，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一名出生在伊朗的前穆斯林 （Shahriar Ashrafkhorasani）表示牛津大学某学院的老师在得知他是一名离开伊斯兰的基督徒后，在研讨会上对他说：“所有人都可以问问题，除了你。”

Shahriar 正在牛津大学接受训练成为一名牧师，他已经向大学提出正式抗议，指控该学院老师有歧视与偏见，禁止他问批判伊斯兰的问题。该老师正在某学院担任研究员，部分研究经费由约旦国王资助。

第三位：加拿大7座军营改为难民营，政府出资数千万美金购古兰经、修清真寺等宗教设施。

自从中东的难民危机爆发后，伊斯兰国夸耀称已经在难民流中渗透了数千名圣战分子，这样的事实已经被多国情报与执法部门确认。2015年11月发生在法国巴黎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中至少有两名“难民”参与，去年在德国造成十几人死亡的卡车袭击圣诞集市肇事者也是“难民”，比利时的机场与地铁袭击也是由去过中东又回来的圣战分子实施的，在2016年，两名不相关的索马里“难民”在美国分别发动的袭击造成超过20人受伤，这些只是部分案例，在美国、德国以及欧洲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独行侠“难民”突然用刀子、斧头等武器发动圣战。这些还只是成功实施的袭击，阴谋败露被警察提前抓捕更是多如牛毛，主流媒体对这些却罕有报道。

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丝毫没有改变其松散的难民政策的意思。帮助难民的方式有很多，如在中东建造难民营、资金援助、医疗慈善团体的支持，协助移民到其他穆斯林国家等等。但是加拿大唯独钟爱将难民大量引入境内，与此同时，一些富裕穆斯林国家（如沙特）则一名穆斯林难民都不接受，而是愿意出巨资为难民在西方建清真寺，请问用心何在？

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居民抗议修建土耳其巨型清真寺

从2015年至今，加拿大已经接待了超过40000名难民。去年4月，加拿大CBC新闻网报道，政府花费近1200万美元的背景核查系统被证明完全无法查出混入难民中的危险分子。可是这仍丝毫没有减慢持续敞开大门的步伐。

去年2月份，一份由TheRebel发布的独家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TheRebel要求政府公开国防部门关于“宗教花费”的信息。政府公布的文件显示，加拿大政府计划将7座军事基地改建为难民营，并用纳税人上缴的款项修建清真寺、购买古兰经、祈祷垫以及洗脚毛巾。军事基地位于安大略省与魁北克省，仅在魁北克省的前6个月就将花费纳税人近3500万美元。在政教分离的西方国家，政府公开的用国家资金为一个极可能有恐怖分子渗透的人群采购宗教设施与修建建筑，恐怕也只有伊斯兰能够享受如此待遇。

图：加拿大政府应 TheRebel 要求公布的文件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加拿大为其门户大开政策付出代价只是问题，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前车之鉴。就在今年3月，美国国土安全局的一名官员透露，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正在调查的1000个涉嫌圣战案件中有300人是以“难民”身份进入美国的。

加拿大政府之所以执行如此危险、如此反常识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任总理贾斯汀·杜鲁多（Justin Trudeau）。极左的政策＋俊朗的外表使得杜鲁多得到了许多年轻人以及影视明星偏爱，主流媒体也常常对他的外貌大流口水，宠爱有加。

杜鲁多与美前任总统奥巴马都善于向大众施展个人魅力，两人在施政理念上也是志同道合，均极力推崇同性恋、变性人权益，但针对伊斯兰对这两个群体的系统性压迫却很少有话说。杜鲁多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并引以为豪。但是与许多西方自我道德优越感很强的左派一样，面对伊斯兰对女性的态度时往往缄默不言。

去年九月十二日，在访问位于首都渥太华的一座清真寺后，特鲁多表示：“无论他们在加拿大哪里，我都要去见加拿大人…我会提到帮助中产阶级...我会提到性别平等。我会提到同性恋、双性恋及变性者（LGBT）的权益…”。 在清真寺的演讲中，特鲁多确实提到了帮助中产阶级，但完全回避了他引以为豪的性别平等与LGBT权益（而世界都知道对这两类人迫害最严酷的族群是去清真寺的），伴随特鲁多访问的三名女官员不仅全部带上了头巾而且只能从侧门进入，不仅如此，清真寺中的女信众都只能坐在楼上，只有男性信众才能坐在一楼（如图）。

特鲁多如此夸张的双重标准引起了广泛批判，如果今天哪座教堂实行男女分隔制，很可能遭到媒体、权益活动家与政客的联合绞杀。而201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2/3的清真寺仍然将男女分隔，可是美国左翼的政客、媒体与权益活动家却像特鲁多一样选择性失明。

最耐人寻味的是，特鲁多的清真寺之行的前一天就是9/11恐怖袭击15周年纪念日（其中26名加拿大人丧生）， 但是他却选择处理“私人事务”而不参加纪念仪式。而第二天到了伊斯兰的开斋节他却精神百倍的造访了清真寺，大谈宽容、多元却忽略伊斯兰世界对同性恋、变性人的迫害，更对就在他眼前的性别分离制度和对女性的压迫视而不见。这样的自说自话想必理性的观察者们都会用荒谬绝伦来形容。

第二位：德国媒体瞒报1200名女性遭性侵，施暴者为2000多名男性，大多数为穆斯林。

2016年新年后不久，网络媒体以及社交网络开始报道大量德国女性在科隆等地遭到大规模性侵犯，而主流媒体则几乎毫无动静。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以及公众不满的日益上升。德国主流媒体与警察部门被迫报道与回应，导致当地警察局长被解职。当年4月份被泄露的文件显示，警察完全了解事件的严重性但是却收到内务部的指令要求掩盖状况，并在报告中去掉“强奸”字样。到了当年6月份，整个事态的严重性才被公众完全知晓，另一份被泄露的内部文件显示，在新年夜，德国各地1200余名女性，遭到2000多名男子性侵、强奸或者抢劫。他们一半为近期来到德国的外籍人员。

Holger Münch（德国联邦刑警局主席）不得不承认该事件与2015大规模的移民涌入有光，而许多的性侵者将很难被验证身份，因此将逍遥法外。而随后人们发现德国的性侵犯问题已经席卷了该国全部16个联邦的城市与城镇，仅在去年7月，德国就有数百名女性遭到移民的性侵犯，其中最小的9岁，最大的79岁。可是德国司法局长Heiko Maas表示只有1/10的强奸案会在德国被举报，且只有8%的强奸案审判最终会被定罪（而且就算被定罪，许多穆斯林移民也不会被遣返）。德国总理默克尔因此面临巨大压力，因为正是她向超过一百万穆斯林移民敞开了大门，现在民众纷纷上街抗议这一政策，而许多公共设施（游泳池等）只好无奈的配上图片来教育潜在的性侵者。

事实上，不仅德国，其他欧洲国家也有类似的大规模强奸、性侵犯案件。

在英国南约克郡罗瑟勒姆，1997年至2013年间发生了多宗未成年少女被性侵犯的案件，估计受害人多达1400人，大多数是白人女孩，犯案者大多是联群结党的巴基斯坦裔男子。虽然有不少受害人向警方或社工求助，可是地方当局知悉疑犯是少数族裔后，担心被指责种族歧视或者歧视伊斯兰（Islamophobic）因此采取无作为政策。

许多当地的巴基斯坦裔穆斯林常常与未成年女子交友聊天，并引诱对方饮酒和吸食毒品、将受害者绑架、对其进行威吓甚至施以酷刑。他们暴力强奸女生并且向其他欲参与人士兜售贩卖。即使遇上警察，只要打種族牌，警察和社工就會走開，有报道称这样的黄色交易在当地已经达到“工业化”规模。

一名化名“埃玛”的女子回忆，她在13岁开始被性侵犯，在两年内被超过200名男子强奸。她曾经向警方求助，可后来警察劝告她销案。与此同时，她的家人也受到性侵者恐吓，警方却表示他们不会提供任何保护，最后她只好就範，撤销报案。直至后来埃玛被父母送到国外，她才得以脱离性侵者的魔掌。有报道显示，受害少女因为被强奸而诞下了超过100个婴儿，另有许多受害者在怀孕后流产或选择堕胎，包括被性侵者威吓下被迫堕胎。埃玛还表示，罗瑟勒姆性侵者之中有許多人认为非穆斯林女孩是“想要做愛”以及她們的遭遇是活該。

（罗瑟勒姆案2016年审理定罪两名被告：穆罕穆德 ·威得与塞吉尔·侯赛因）

针对欧洲不断升级的各种性暴力问题，如果参考所有穆斯林的榜样：有十一名妻子的穆罕穆德，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种行为模式。被伊斯兰视为最可靠的宗教权威之一的《布哈里圣训》在 5:58:234 记载穆罕穆德与6岁女孩艾伊莎结婚后，9岁时与她圆房，《布哈里圣训》1:6：298记载穆罕穆德和艾伊莎一同沐浴时玩弄她的身体，而这些都被伊斯兰视为合法，因此，儿童／未成年婚姻在伊斯兰世界很普遍。但是非穆斯林女子显然没有穆斯林女子的待遇，穆斯林不需要结婚才能与她们发生关系，而且因为她们不臣服于伊斯兰、不带头巾，所以自然被视为“放荡”和“活该”。

还记得在德国反川普“女权“游行中高喊Allahu Akbar的左翼青年吗？显然他们比我们都高明的意识到了: 要从根本上改善欧洲的女性权益，必须大量引进伊斯兰意识形态。

第一位：伊拉克难民强暴10岁奥地利男孩，最高法院：10岁小孩可能是自己愿意。

2015年12月，一名来自伊拉克的穆斯林难民在奥地利的一个游泳池厕所内强暴了一名10岁男孩。行凶完毕后, 该20岁男子若无其事的回到了泳池练习跳水。被捕后，他辩称自己4个月没有发生性关系了，因此这是一个“性紧急”（sexual emergency)的情况, 他被法院判处至少6年监禁和罚款。

之后的一幕令公众大跌眼镜，奥地利最高法院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称虽被告向原告施加暴力的事实确凿无疑，但是因为尚未确认被告知晓原

告说了“不”，因此定强奸案证据不足，发回重审，该案的审理预计会在2017年进行。

暂且不论一名10岁男孩是否会对一名成年男子发生性趣，即便男孩同意了，该案件就不能定性为强奸案了？一个孩子具备分辨力吗？如果孩子说了“不”，而被告没听见，难道就不构成强奸了？

据报道，该男孩遭到重大心理创伤，需依靠药物入睡，并时常半夜醒来尖叫与哭泣。案件都已经发生一年多了，受害者和父母至今距离得到正义与补偿仍遥遥无期，事实上在欧洲这样的所谓法律程序往往最后都鬼使神差的有利于穆斯林。

夫复何言？

总结：妥协迁就只会使危机加剧，反对伊斯兰意识形态不是仇视所有穆斯林

面对当今的迷局，笔者提议我们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区分伊斯兰意识形态与所有穆斯林。

著名作家、伊斯兰学者Ibn Warraq曾经写道：“事实上，伊斯兰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两者至多只是程度的差别，不是本质的差别。有温和的穆斯林，但伊斯兰本身不是温和的。”

笔者反对妖魔化所有穆斯林，今天的大多数穆斯林是和平的，但是他们之所以和平，不是因为他们严格遵照了安拉与穆罕穆德的教导，而是恰恰因为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详细原因笔者已经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阐述，在此不做重复。

如果我们将任何对伊斯兰与部分穆斯林的批评都认定为是歧视所有穆斯林与散布仇恨，使这一话题变得碰不得，提不得。那么恐怕更加血腥动乱的日子将会等待着我们的下一代。而且如果这样，我们也无法帮助穆斯林，因为受伊斯兰束缚和压迫最严重的人群之一就是穆斯林，离开伊斯兰的穆斯林都常常面对死刑就是最生动的例子。

而且如果我们不反对伊斯兰所提倡的（最终通过武力征服世界并实施伊斯兰法，实施砍手、石头打死等刑罚，女性成为男性附属品，非穆斯林、同性恋、变性人被沉重剥削或处死、女子被强奸，非伊斯兰文明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摧毁等等），那么等于承认我们应该被征服与压迫，这难道不是对自己最大的歧视与仇恨吗？

第二点笔者认为我们需要牢记的是，以上太多血的教训告诉我们，面对一个冒充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实质则是一个压迫性神权政治系统的伊斯兰，示弱、妥协与迁就不会换来伊斯兰的感激与配合，反而会被视为是卡菲尔（异教徒）的软弱和安拉赐给伊斯兰的成功，结果只是得陇望蜀。纵然之前西方对伊斯兰百般优待与退让，伊斯兰仍然在继续圣战与扩张，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回望历史，二战时，面对气焰嚣张的纳粹德国，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使得希特勒得寸进尺，力量迅速壮大。而最近的许多历史研究表明，希特勒对伊斯兰非常欣赏，并在许多方面加以借鉴，他也与中东的宗教领袖多有串通，对犹太人切齿的仇恨只是他们“感情纽带”之一。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纳粹想象中的阿塔图尔克》一书中，记录了希特勒的一番表态，《华尔街日报》也对其进行了报道，文章题目为《希特勒为何希望自己是穆斯林》

希特勒对自己最喜欢的建筑师Albert Speer说：“我们很不幸，我们的宗教不对。为什么是温顺与软弱基督教呢？伊斯兰是个男人的宗教，而且也很讲究卫生。伊斯兰的士兵们得到的是战士的天堂，一个俗世般的乐园，有处女与美酒相伴。希特勒认为基督教是犹太人的烂货与教士的废话，而伊斯兰更符合日耳曼人的性格，”

因此，就像当年文明社会取得了对纳粹的胜利一样，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下一代，在法制框架下旗帜鲜明的反对伊斯兰意识形态与伊斯兰法是文明社会维护和平的唯一出路。

非伊斯兰文明需将反对伊斯兰化，反对伊斯兰法制定为基本法制原则之一，在国家宪法中预先点名否定伊斯兰意识形态与伊斯兰法，确保国家宪法的最高权威。社会需要有普遍共识，明白伊斯兰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一个压迫性神权政治系统，因此可以制定法律针对伊斯兰，防止其冒用从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发展出来的宗教自由或者少数群体权益等概念进行扩张和赢取公众的同情。

为何法制是唯一出路？首先，相比一段时间政策性的遏制，法制具有稳定性，因为纵观历史，伊斯兰的推进是耐心的，如果一代比较警惕、防范得比较严就可能暂缓，但是下一代若忘记威胁或者遇到其他危机无暇顾及，则蚕食会继续，经过了1400年变成了今天的影响范围。而如果明确写入宪法以及反恐法等法律，则更具稳定性，即便后代淡忘了伊斯兰的威胁，他们仍然要问自己为何我们的先人制定了这些法律，并且废除这些法律也有难度，需要公众进行一番辩论与探讨，而不是由少数人私下决定。

其次，政策性的遏制也有矫枉过正的可能，因为即便制定政策者没有偏见，没有法律依据可能会使执行政策者处于己意有一些不公正的做法。毕竟，基于保护多元社会而开诚布公的反对伊斯兰化的法律能够最大程度的滤除视所有穆斯林为劣等人的纯粹仇恨与偏见。

如果我们无透明法制的对策，政策性的措施可能只会起到短期效果，并且有可能被滥用。

如果我们两者都没有而任由伊斯兰化进行，社会的矛盾会加剧并从内部撕裂，最后会导致社会秩序崩溃而陷入内战甚至族群仇杀。这正是欧洲的前景，不止有一名学者表示欧洲国家在朝内战的方向发展，许多百姓已经不相信法律和警察会保护他们免于伊斯兰化的威胁，于是自己私藏物资与武器，这是社会走向动乱的前奏。

根据我们之前所探讨的，一个多元社会中理想的伊斯兰影响是多少呢？是5%吗？是10%吗？笔者宁愿正确而不愿像许多西方人一样“政治正确”。答案是0%。因为一个多元社会若允许一个誓要征服所有其他思想与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存在，那么就是对自己的多元原则最大的背叛。

是时候明确我们不再宽容（伊斯兰的）不宽容了。

这也是为什么去年底斯洛伐克通过法律禁止伊斯兰被注册为合法宗教，并且公开表示伊斯兰在该国没有位置，意在趁该国仅有数千名穆斯林的时候先发制人。

对于伊斯兰人口较多的国家，这样直接的做法显然不明智，因为许多不甚了解伊斯兰教义的和平穆斯林视伊斯兰为自己的民族身份与文化，因此这样的措施会被误解为是对自己身份与文化的仇视与围剿，可能会激化矛盾。

而如果采用笔者推荐的以宪法为基础逐步在各个领域推出法律遏制“文明圣战”（暴力圣战，言论圣战，经济圣战，政治／法律圣战，人口圣战与教育圣战。）则更为稳妥，因为宪法能够确保一切在一个公开透明、有理可循的平台上展开。

以下是捍卫宪法之后，可以考虑实施的法律与政策。

1.准确的教导下一代伊斯兰教义，扩张历史与当代恐怖主义的关系。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如果我们准确的（而不是“政治正确”的）教导下一代（包括穆斯林）伊斯兰教义，扩展历史与当代恐怖主义的关系，那么就可以形成强大的民意基础来保护我们的社会与文化。

2. 涉及伊斯兰圣战主义的罪行立法格外严厉处罚。

必须让圣战分子明白，他们不是被放在笼统的“宗教极端主义”的罪名下，而是面对文明社会对伊斯兰圣战主义的“零容忍”。

3. 政府应扶持和保护前穆斯林组织。

许多前穆斯林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并亲身经历，因此最清楚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残暴性与压迫性。也有很强的揭露真相与瓦解圣战主义的潜力。但是因为面对人身威胁不敢发声。对于这一弱势群体，一个宽容与多元的社会应该格外加以保护，促进其增长与壮大，或者至少在其他民间组织对他们进行援助与支持时，不加以拦阻和歧视。具体措施可以考虑建立前穆斯林援助委员会，对欲离开伊斯兰的，面临生命危险的人士进行帮扶。

4.取消与限制清真食品等清真产业。

不少伊斯兰慈善组织与清真食品授权制度是在为“文明圣战”筹集资金，扩大影响。据报道，美国、加拿大有些食品公司为了清真授权向与哈马斯有联系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SNA)付款，在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清真产业的扩张是一个有效的经济圣战的方式。

可能有的朋友们会说：“连伊斯兰的清真食品都限制，这是不是太过火了，这不是把人逼入绝境吗？”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清真食品不仅仅是食品，而是伊斯兰化的载体和工具。从来没有一个意识形态把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用到如此极致来进行扩张的。

其次，伊斯兰教义是允许穆斯林在需要的情况下食用非清真食品的，所以不会导致穆斯林被逼入绝境。

《古兰经》6:145

你说：“在我所受的启示里，我不能发现任何人所不得吃的食物；除非是自死物，或流出的血液，或猪肉--因为它们确是不洁的--或是诵非真主之名而宰的犯罪物。”凡为势所迫，非出自愿，且不过分的人，（虽吃禁物，毫无罪过），因为你的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

因此在没有清真食品时，伊斯兰人口是可以吃非清真食品的，非伊斯兰文明并没有义务要为伊斯兰的清真饮食制造便利，特别是在清真食品常常成为伊斯兰化渗透的一部分时。

如果有朋友仍认为让一个少数群体在饮食上感到不适是不人道的，那么这些朋友可以去许多伊斯兰国家体会一下那里的少数族群是如何生活的。可以了解一下在伊斯兰国家的无神论、基督徒、佛教徒、同性恋、变性人士等非穆斯林是不是仅仅遭到饮食不便利的对待。然而这些少数族群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要颠覆、夺取伊斯兰社会控制权的教义。

对于留恋清真饮食口味的卡菲尔同胞们，社会可以只允许开设由非穆斯林运营的，去伊斯兰化“中东风味餐厅”，“西域风味餐厅”等等。

5.严密监控清真寺及伊斯兰维权组织，必要时关闭之。

在许多西方国家，许多清真寺是圣战主义的温床，其中不少是中东国家出资建设的。即便清真寺官方不支持圣战，其也常常成为圣战分子互相联络的掩护。下图为在美国的一些极端清真寺：

现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曾表示：“清真寺是我们的军营，圆顶是我们的头盔，祈祷塔是我们的刺刀，信众就是我们的士兵。” 埃尔多安还表示：“温和伊斯兰这个词是丑陋和讨厌的……没有温和伊斯兰或者不温和的伊斯兰，伊斯兰就是伊斯兰。” 作为伊斯兰大国的总统和终身的穆斯林，埃尔多安对伊斯兰的发言想必比坚称伊斯兰是和平的宗教的奥巴马更有权威。

因此我们对佛寺、道观、教堂的态度与对清真寺应该有明显区别，这不是歧视，而是承认现实。面对西方许多伊斯兰维权组织也是同理，因为它们实际上常常是“文明圣战”的触角与工具。

6. 限制伊斯兰人口数量与密度。

这点不言而喻，这不是说笔者支持种族灭绝或者其他非人道手段来达到目的（穆斯林有和非穆斯林一样的，受宪法保护的生命权、财产权等权利，只要这些与各种形式的圣战无关），有许多其他的政策与立法措施可以达到调节人口数量与密度的效果，其中包括限制／禁止穆斯林移民与限制族群聚居等等，新加坡在这方面或许有经验值得借鉴。

7. 禁止专门的伊斯兰学校与在公共领域的伊斯兰表达。

伊斯兰学校常常传递圣战意识形态给下一代，阿拉伯语常常是其载体，不是说阿拉伯文化本身是恶的，而是因为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常常是重合的（《古兰经》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

公共领域的表达如大胡须，罩袍，在街上堵路集体祈祷等等其实是在推进、正常化伊斯兰法。

8. 禁止、限制穆斯林担任军机、政务要职。

国内外都有不少看似温和的穆斯林突然发动圣战、或者一直暗中支持圣战的例子。这样的立法可能真的会使许多精忠报国的穆斯林无缘为国效力，但是因为关乎国家与无辜平民的安全，实在没办法照顾每个人的感受。我们不需要更多枪击军营的尼达尔·哈桑，如果非要为此责怪谁的话，恐怕要怪为了圣战目的可以欺骗卡菲尔的伊斯兰教义。

从个人层面上，笔者提倡关怀与引导不了解真相的穆斯林。事实上有许多的机构，特别是基督教教会与宣教机构都在积极关爱与转化穆斯林离开伊斯兰。但这和一个社会与国家的法律和公共政策是两个层面的事情，不能混为一谈。在个人层面笔者提倡关爱、引导但不天真，在公共政策上笔者提倡警觉、坚决但不暴虐。

kkllyy 2017年03月24日 14:04

如果西方向穆斯林屈服，中国就应拒绝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中国还是自创适合自己的道路吧，决不能让穆斯林在中国泛滥成灾。

憨头 2017年03月24日 03:42

发人深省啊。那些鸵鸟们，什么时候才清醒过来。不要太迟。

NJM 2017年03月21日 12:26

Very good point! +++100

yuan2 2017年03月21日 11:59

版主讲的太好了。应当置顶！！！

凌吉可 2017年03月21日 08:30

自己投机取巧，要求被当成猪一样被养着，所以大肆引进饲养员。现在却又怕屠夫？自作孽不可活！

给华人的启示应该是：

诗篇 128:2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凌吉可 2017年03月21日 08:25

自己要求被当成猪来，被养着，所以大肆引进饲养员

。现在却又怕屠夫？自作孽不可活！

天人合一学 2017年03月20日 18:22

印第安人第二

谢选骏指出：早在1979年到1980年间，我就曾这样写道——

至于目前兴起的霍梅尼“伊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试图在这方面提供一个例外，而且是数百年以来的唯一例外。但从目前的结果看，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并不能从根本颠覆西方思想，如果佛教的转化被证明为可行，则世界将出现另一个非西方的思想之源，也许可以合成更大的动能，改变历史的方向，补救全球文明的缺失。当然，从“清洗文明的罪孽”这一角度，伊斯兰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精神黑死病。而且伊斯兰教本身就是产生于世界性的大规模鼠疫时代“病人的谵妄”。这可以列为“天才与病”、“疾病与文明”的研究课题。

【116、阴婚 （冥婚）与祖先崇拜】

网文《阴婚》报道：

阴婚也叫冥婚，是为死去的人找配偶。有的少男少女在定婚后，未等迎娶过门就因故双亡。老人们认为，如果不替他（她）们完婚，他（她）们的鬼魂就会作怪，使家宅不安。因此，一定要为他（她）们举行一个阴婚仪式，最后将他（她）们埋在一起，成为夫妻，并骨合葬，免得男、女两家的茔地里出现孤坟。2011年5月22日，韩国已故女星郑多彬的母亲为她及文在成举行阴婚仪式。

男女定亲后，若婚前男子死亡，女子也要出嫁成亲，拜堂时由亡夫姐妹抱“神主牌”和新娘举行婚礼。新娘从此终身苦守空房，称上门守节、未婚守孝。有的女子不愿上门守寡，另嫁男人，但人们认为是第二次婚姻，是“断线女子”。婚后年节要为她的所谓“前夫”祭祀亡灵。老人们出于疼爱、想念儿女的心情，认为生前没能为他（她）们择偶，死后也要为他（她）们完婚，尽到做父母的责任。其实，这是人的感情寄托所至。旧时人们普遍迷信于所谓坟地“风水”，以为出现一座孤坟，会影响家宅后代的昌盛。当时有些“风水家”（古称“堪舆”）为了多挣几个钱，也多竭力怂恿搞这种阴婚。阴婚多出现在贵族或富户，贫寒之家很少搞这种活动。

历史发展

阴婚在汉朝以前就有了。由于阴婚耗费社会上的人力、物力，毫无意义，曾予禁止。《周礼》云：“禁迁葬与嫁殇者。”但此风气，始终没有杜绝，甚至有的直接表现在统治者身上。例如：曹操最喜爱的儿子曹冲十三岁就死了，曹操便下聘已死的甄小姐做为曹冲的妻子，把他（她）们合葬在一起。

宋代，阴婚最为盛行。据康誉之《昨梦录》记载，凡未婚男、女死亡，其父母必托“鬼媒人”说亲，然后进行占卦，卜中得到允婚后，就各替鬼魂做冥衣，举行合婚祭，将男、女并骨合葬。

《元史·列女传》载：“子弟死而无妻者，或求亡女骨合葬之。”《明史·列女传》亦载：杨□死而其未婚妻殉；刘伯春卒，而其聘女亦如之，后皆迎柩合葬。

清代，这种妇女殉葬冥合的习俗，随着贞节观的加强，仍很盛行。直至晚清封建礼教受到西方精神文明的冲击才逐渐消失。

死人结婚的仪式混杂了红、白两事的礼仪，依当事人的主张不同，形式出入很大。一般来说，冥婚要通过媒人介绍，双方过门户帖，命关和婚后取得龙凤帖。男方放定也是要进行的，一半是真的绫罗金银，一半是纸糊的各种衣饰，最后在女方家门口或坟上焚化。

清末民初的北京仍有阴婚风俗的残余现象，还有个别家庭办死人与死人结婚的“喜事”，谓之“搭骨尸”，男、女两家亲家，谓之“骨尸亲”。早年，这种“婚礼”的迎娶仪式多在夜间举行，有时，人们正在安睡之际，忽被街巷里的鼓乐吵醒，原来是“搭骨尸”的。抬着一顶纸轿子，由单鼓、单号、单唢呐吹奏前引。有的则不用这种形式，仍用八抬大轿，全份金灯执事，原来只娶一张女人的照片。三十年代以后，还有仿照“文明结婚”仪式，用西乐队前导，后边四个人抬着一个出殡用的影亭，内挂“新娘”照片。

阴婚仪式

举行阴婚始终没有形成定例。阴婚虽然算做喜事，但不免红、白两事的礼仪混杂交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当事人的主张如何。故阴婚礼仪的形式出入很大。一般说来，阴婚也要通过媒人介绍，双方过门户帖，到命馆合婚，取得龙凤帖。

放定多是一次性的，就无所谓大、小定之说。男方给女方送去的定礼，一半是真绸缎尺头、金银财宝；一半却是纸糊的皮、棉、夹、单衣服各一件，锦匣两对，内装耳环、镯子、戒指及簪子之类的首饰。放定的当天晚上，在女方家门口或坟上焚化。 通讯时，男方给女方送去的“鹅笼”、“酒海”、龙凤喜饼以及肘子、喜果都是真的，惟有衣服、首饰是纸糊的冥器。

女方陪送的嫁妆，一般都是纸活，送至男方后，只在“新郎”照片或牌位前陈列半天，有的只是抬着环绕男方院内一周，即由鼓乐前导，送至附近广场焚化。 阴婚并不一定都举行上列仪式，但迎娶仪式是不可少的。是日高搭大棚，宴请亲友，门前亮轿。喜房里供奉“百份”全神。对面炕上设矮桌，供“新郎”照片或牌位，前设苹果、龙凤喜饼若干盘。并有大红花一朵，下缀缎带上书：“新郎”字样。 女方“闺房”中供“新娘”照片或牌位，亦如前所供，并有大红花一朵，下缀缎带，上书：“新娘”字样。

花轿到达女方后，由送亲太太将“新娘”照片或牌位取下，由娶亲太太接过来，放人宝轿。这时，“新娘”的父、母不免要大声嚎哭，而且要追出屋外。完全不是办喜事的气氛。 喜轿回到男方后，仍由娶亲太太将“新妇”照片或牌位取出来，放于喜房炕上的供桌，与“新郎”并列。并用红头绳将两幅照片拴起来，（取月老牵红线之意），并复上红、黄两色的彩绸。 只有娶亲太太给全神“百份”上香叩首，就算夫妻拜了天地。然后由茶房端来“合杯酒”“子孙饺子”、“长寿面”，供于“新婚夫妇”照片或牌位之前。 如“新婚夫妇”有弟弟妹妹或弟妹、妹夫等，即唤出来，给照片或牌位磕头行礼。两家亲家则互相道喜。

举行了以上仪式之后，择个“黄道吉日”宜破土安葬的好日子，女方就可以起灵了。按阴阳先生指定的时辰，将棺枢起出后，马上泼在坑内一桶清水，扔下去两个苹果。与此同时，高高扬起花红纸钱。（不是阴婚的起灵仪式也是如此）。男方则在坟侧挖一穴，露出“新郎”棺柩的槽帮，将“新娘”埋入此穴，进行“夫妻”并骨合葬。 葬罢，即在坟墓前，陈设酒果，焚化花红纸钱，举行合婚祭。男、女双方的父、母等家属（即两家亲家）边哭边道“大喜”。 此后，男、女两方便当做亲家来往了。

古代阴婚

实际上，“冥婚”在各个朝代均未绝迹。

三国——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一起冥婚，是曹操为其早死的儿子曹冲操办的。据《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卷20）记载，曹操之子曹冲“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文帝宽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则流涕，为聘甄氏亡女与合葬，赠骑都尉印绶，命宛侯据子琮奉冲后。”这里，曹操是聘了一名甄姓早死女子给其当做他的儿媳。曹冲是曹操与环夫人所生，曹冲很聪明，属于天才型。五六岁时，吴大帝孙权送了一头大象给曹操，曹操想知道大象有多重，但问了好多大臣都想不出称量的法子。曹冲说，“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如此有天分的儿子，早年死去，难怪曹操为他的死悲伤万分，还要为他操作冥婚。冥婚的兴起，便与曹操这样溺爱子女有关。但在民间还有一说法，不给死去的未婚者“成亲”，家中会闹鬼，家人不宁。所在，在迷信盛行的古代，冥婚普遍为民间认可，成为“合法婚姻”，墓主两家还成为“亲家”。

唐代——唐朝时，冥婚也广泛存在，这种情况被反映到时人的志怪小说里。唐人载孚《广异志》“王乙”条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个叫王乙的人，有一次因赶集从李氏庄门前经过。远远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女孩也看见了他。两人有意，女孩便让婢女传话给王乙，让他晚上到庄上借宿。两人半夜相见，一番缠绵之后，女孩忽然觉得病了，有点心不在焉。王乙问是怎么了，原来女孩是翻墙来幽会的，翻墙时脚让墙角的爬齿刺破了，疼痛难忍。女孩临走时说，“看来我活不了了，如果你真对我有情，将来再经过时到我坟上看看，安慰一下我的灵魂。”后王乙当官东归，经过李氏庄时，听说女孩真的死了。于是私下与当年的婢女去女孩的墓上祭祀，伤心不已。不一会儿，那女孩竟然从墓里出来了，这时王乙倒地猝死。婢女见到王乙的灵魂已与女孩携手进入了坟内，于是两家结为冥婚。

南宋——据南宋人康叔闻所著《昨梦录》，宋时此俗在北方民间亦很流行，“年当嫁娶未婚而死者，两家令媒互求之，谓之鬼媒人。通家状细帖，各以父母命祷而卜之。得卜，即制服冥衣。”《元史·烈女传一》（卷200）记载，时有东平须城女子杨氏，以孝顺闻名，丈夫郭三去当兵后，她留下来悉心服侍公婆。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郭三战死疆场。杨母强行逼闺女改嫁，她流泪发誓不从。丈夫尸骨被送回乡后，公公考虑到儿媳妇年纪轻轻的，将来必定改嫁，这样儿子在阴间就成了光棍，便打算托人给儿子找一个已死去女子合葬，给他办阴亲。杨氏听说后，更加悲伤，绝食五天，最后上吊死了，得以与丈夫合葬。可见，冥婚在元代民间的影响。

民国——“冥婚”在民国时期也颇流行，不少有钱有势的人家都会给早殇者办这门阴亲。据说，蒋介石的弟弟也曾办过“冥婚”。这是一桩鲜为人知的蒋家“婚事”，说起这事，得交代一下蒋介石的父亲。蒋父名叫蒋肇聪，有三个儿子：蒋介卿、蒋瑞元、蒋瑞青。这里的蒋瑞元，就是蒋介石，也就是说，蒋介石是兄弟三人。蒋介卿是蒋介石的同父异母哥哥，是蒋介石父亲蒋肇聪第一任妻子徐氏所生；蒋瑞青则是蒋介石的同胞亲弟弟，即蒋介石亲生母亲、蒋肇聪的第三任妻子王采玉所生。蒋瑞青聪明伶俐，比蒋介石还有天赋，很讨人喜欢，蒋介石在《先妣王太夫人事略》里提到过这位弟弟，“其（蒋瑞青）居吾弟行为最末，而天赋殊姿，兄辈均莫能及。”王采玉对小儿子自然疼爱万分，但不幸的是，蒋瑞青却没有福命，未及成年就病死了。蒋介石对这位亲弟弟亦很有感情，亲自为他写了祭文，手足之情溢于言表。蒋瑞青的死，让王氏遭受到很大的精神打击，悲痛异常，不久即病倒了。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母亲，王氏觉得很对不住小儿子，未能把他带大成人。于是王氏做了她能做的事情，给小儿子办了一场“冥婚”：找了一个同样早殇的王姓女童，与小儿子合葬，给他娶了“媳妇”。后来，王氏又把蒋经国过继到蒋瑞青的门下当儿子，让蒋瑞青有了“后代”。女裙帔等毕备，媒者就墓备酒果，祭以合婚。”

壮族婚俗——流传在桂西的马山、上林一带。《岭表纪蛮》曾有记载：“隆山（今马山）土俗，子死后，家若不安，即择一年龄相当的女尸，与之合葬，谓子得偶，不再为祟于家庭。斯时，亲朋必贺。男女两家亦各以姻谊关系，联为戚好。如此者，谓之‘冥婚’。”据说，过去某家有男子，年纪已到婚龄（一般是十三四岁以上），未曾娶妻而死。死后家中不断出现灾难，巫婆仙姑认为死者鬼魂作怪，要求父母在阴间讨个媳妇。于是找个末出嫁而死、年龄相当的女尸，两家经商定，送一些礼钱女家备酒席，并择日派人把女尸迁到男尸墓坑合葬。在送女尸过程中，有道公在前引路，送葬者不是哭啼，而是吹打，其场面犹如娶亲，甚为隆重。

社会危害

延安惨杀孕妇冥婚案，说明这一陋俗让亡者的亲友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备受非孝思维的折磨的同时，也成为诱发“杀人卖尸”的罪恶根源。买尸者迷信思想作祟和杀人卖尸者不顾法律道德妄求权财的欲望，导致一个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凄惨命案。“阴婚”自古有之，至今在陕西、山西、甘肃、河南、广东、江浙等地的农村地区仍然存在，这项花费少则数千多元则十几万元不等。

“阴婚”催生盗墓人一副遗骨上万元——部分农村地区“阴婚”不散催生利益链。因为“阴婚”旧俗，有一些人的亲人遗骨被盗，只能对着空坟黯然神伤。 

专家认为，推行殡葬改革，改变土葬习俗、提倡火化，是遏制破除“阴婚”陋俗，斩断其背后利益链的根本之策。在土葬地区应统一规划土葬用地，集中管理。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指出的是，阴婚 （冥婚）是祖先崇拜的产物，所以阴婚 （冥婚）的开销有时候比活人的婚姻花费更高，因为阴婚 （冥婚）所代表的，已经是抽象的祖先崇拜了，既然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自然就会“狮子大开口”了。

【117、淫乱的佛教“啊ME TOO佛”】

《法师露骨短信 网友直呼“啊ME TOO佛”》（2018-08-02  综合新闻）报道：　　

一封长达95页的举报信让北京龙泉寺陷入舆论漩涡，对此，当事人现身进行回应。

北京时间8月1日，实名认证为北京龙泉寺方丈的学诚法师在个人微博发布声明，以回应所谓的龙泉寺涉性丑闻。声明中，学诚法师表示，有关举报信是由原龙泉寺释贤启、释贤佳两位僧人收集、伪造，两人歪曲事实并散布不实举报材料，构陷佛教大德，误导大众。

学诚法师，目前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莆田广化寺、扶风法门寺、北京龙泉寺方丈。

而根据网络消息，举报信作者分别为释贤佳和释贤启。其中，释贤佳曾任学诚的侍者（秘书）、北京龙泉寺都监等，负责寺里戒律作法事务。

释贤启，曾任北京龙泉寺执事、监院、都监等职。现任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普济寺住持。

在长达95页的举报信中，则出现有学诚法师与女弟子暧昧聊天记录等。另外，还提及学诚法师诸多不法行为，包括性侵多位出家女弟子、利用多种手段精神控制女弟子、“男女双修”等。

一份95页的类似博士论文的举报材料迅速火爆网络，之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失的无影无踪，不过，北京龙泉寺和学诚法师却被大家深深的记住。

北京时间8月1日，北京龙泉寺方丈（住持）学诚法师被实名举报性侵多位出家女弟子。利用多种手段精神控制女弟子、“男女双修”等。

举报的两人在北京龙泉寺打理事务超过10年。她们因不满北京龙泉寺住持释学诚骚扰、性侵多名寺内出家女弟子等“不法行为”，联手撰写了长达95页的“论文级”检举文件。

举报文件中，包括学诚与女弟子的微信聊天截图和短信聊天记录等。其中涉及学诚法师给女弟子发性骚扰短信，并对女弟子实施精神控制。

部分内容如下（版本不一）

释学诚：愿意完全依师吗

比丘尼甲：愿意

释学诚：抚摸你脸

比丘尼甲：好吧

释学诚：愿意吗

比丘尼甲：愿意

释学诚：为什么

比丘尼甲：因为如果不愿意您就不理弟子了

释学诚：抚摸你乳房

释学诚：直接回答

比丘尼甲：如果是真的，没法愿意

释学诚：完全依师

比丘尼甲：现在的感觉很痛苦

释学诚：离师无法

比丘尼甲：那为什么您跟弟子在其它地方看到的，那么不一样

比丘尼甲：不能想象是同一个人

释学诚：那随你了

比丘尼甲：不要啊，师傅

释学诚：身心依师吗

比丘尼甲：依师

释学诚：抚摸你乳房

释学诚：即回答

释学诚：好了，清空吧

文件中还透露，学诚法师会不断的给女弟子发短信询问“抚摸你手，抚摸你脸，抚摸你乳房”等问题，只要回答不愿意，他就会说不理他们，然后继续追问，直到女弟子同意为止。

释学诚：你最喜欢我什么部位

比丘尼乙：都喜欢

释学诚：KJ（淫秽话语）喜欢吗

比丘尼乙：喜欢

释学诚：此时此刻什么感觉

比丘尼乙：完全无底线

释学诚：什么看我

比丘尼乙：虽然弟子理解不了，这样就可以让自己得到突破或者怎样，但是弟子相信师父

释学诚：愿意做吗

比丘尼乙：愿意

释学诚：喜欢吗

比丘尼乙：喜欢

释学诚：收发信息清空

不仅如此，文件中还指出，学诚法师会让女弟子想象和他做爱的过程，并以文字版的形式发给他。

释学诚：来，发八百字ZA（淫秽话语）的过程

比丘尼丙：好的

比丘尼丙：师父，弟子挺喜欢抱住您，然后亲吻您。弟子能感到师父呼吸渐渐变得急促，大手从衣领探进弟子的胸膛，触碰到弟子的乳房，用手覆盖着它，开始揉捏起来。师父凝视着弟子，眼光深邃难懂，弟子在一阵眩晕中似乎能看到师父严重幽微闪动的火焰。师父就那样深深，深深的看着弟子。弟子试图抱住师父的头，想够着师父的嘴唇，似乎其他的一切都毫不重要，整个世界只有师父和弟子，我们最隐秘的部位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释学诚：什么感觉

比丘尼丙：开始有点浮躁，难编。后来似乎有点吸引的感觉，但是没法很深入，最后反而变成一种静静的爱与深情

释学诚：XTCS（淫秽话语）了吗

比丘尼丙：似乎有一点，不明显

释学诚：你看看是不是身体很诚实啊，起心动念都会反应出来

比丘尼丙：SL（淫秽话语），师父

举报事件发酵当晚，龙泉寺官方发布声明称，原龙泉寺释贤启（俗名杜啟新）、释贤佳（俗名刘新佳），收集伪造素材，歪曲事实并散布不实举报材料，构陷佛教大德，误导大众。

谢选骏指出：其实，“法师露骨短信”、“啊ME TOO佛”，才是佛教的本质，如何会是“构陷佛教，误导大众”呢？因为，佛教本来就有淫乱的欢喜佛（梵文 Nandikevara 欢喜自在主）——此物又称双身佛（藏文 Yab-Yum 父母）、本尊双运、阴阳和合、男女双修、父母佛相（父母相），或音译为“难提计湿婆罗”，是“男女面对面欢喜的佛像”。虽说欢喜佛唯有藏传佛教（喇嘛教）寺庙中才有供奉，但与释迦牟尼的结婚生子，其实一脉相传。欢喜佛——一尊双体，面对面抱在一起合二为一，即明王和明妃。欢喜佛中的明王站立或结跏趺坐，明妃经常手持法器或环抱男颈，单腿或双腿环绕到明王腰后，呈面对面交欢姿态。藏传佛教格鲁派崇奉的密集金刚（Guhyasamāja）、胜乐金刚（Cakravamsara）和大威德金刚（Yanmāntaka）时常以“双身佛”的形态出现。不进西藏如此，日本和尚也可以效法释迦牟尼结婚生子，而且用小和尚继承寺庙的生意。日本人的兽性十足，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佛教僧侣是禁止性行为的，故以世俗眼光来看欢喜佛（欢喜法）的教义，就是一种淫乱的鼓励。11世纪，印度的阿底峡大师到达西藏之后，便开始反对僧侣与信女性交，认为“出家众应严守梵行，若修欢喜法，将使佛法断绝，一般行者不应修行欢喜法”。到了14世纪，黄教的宗喀巴祖师（达赖与班禅的老师）开宗立派时，直接严禁僧侣修行欢喜法，“欢喜佛”仅成为一种供奉的佛像。即使是在家众要修行双身法， 也要有相当的基础，达赖喇嘛曾如此比喻过：“如果一个人盯着一棵果树看，把上面的果子看到掉下来，还不够，能把地上的果子再给看回树上去，有这种定力，才可以修行双身法。” 

但是时至今日，尚有佛教团体，以“欢喜佛”的名义诱奸女性信徒。 

网文《藏传佛教》报道：

藏传佛教也称怛特罗教，怛特罗（tantra，意为真言）的词根tan的原义就是生殖、繁衍。它继承了印度教中飒刻昙系（或称

性力派、纵乐派）的思想和实践。

佛典《四部毗那夜迦法》中有一个故事，大自在天之长子象头神，象头人身，性情不和顺，不遵从佛法。观音菩萨为了降伏其心，变出了一个“毗那夜达女”去找他，他一见此美女，欲心炽盛，欲与其欢爱，该女拒绝说：“汝若实欲触我身者，可随我教，即如我至尽未来世，能为护法不？”他回答说：“我依缘今值汝等，从今以后，随汝等语，守护法。”于是该女含笑接受他的拥抱，与其性交，得其欢心，从而把他调教到佛法中来，因此“皆大欢喜”。 

在藏传佛教中，彼岸的超验智慧“般若”代表女性的创造活力，另一种修炼方式“方便”代表男性的创造活力，分别以女阴的变形莲花和男根的变形金刚杵为象征，通过想像的阴阳交媾和真实的男女交欢的瑜珈方式，亲证“般若”与“方便”融为一体的极乐而涅盘的境界。这就是“欢喜佛”的宗教寓意。 

欢喜佛供奉在西藏五大教派是一种修炼的“调心工具”和培植佛性的“机缘”。宗喀巴大师说：“调心要令信所缘”，对欢喜佛“观形鉴视”，渐渐习以为常，多见少怪，欲念之心自然消除。但宗喀巴是反对僧侣从事淫行的，所以严禁“欢喜佛法”。 

明王那凶恶的面目不仅是用来吓退外界妖魔，更主要的是可以用来对付自身内孽障。而与这看似残暴的明王合为一体的妩媚多姿的明妃，是明王修行时必不可少的伙伴。她在修行中的作用以佛经上的话来说，叫做“先以欲勾之，后令入佛智”，她以爱欲供奉那些残暴的神魔，使之受到感化，然后再把他们引到佛的境界中来。与佛教其他派别所主张的非存在（“无”）不同，西藏五大喇嘛教肯定现实世界是存在的（“有”）。在肯定万物的基础上，藏传佛教认为阴阳两性的结合是宇宙万物产生的原因，也是宗教最后的解脱。“欢喜佛”正是这种理论观念的图解。 

密集金刚，是藏传佛教里格鲁派崇奉的五大本尊之一，又称密聚金刚，梵文Guhyasamāja，音译“古和雅萨玛札”，藏语称“桑克”。按照无上密理论，此生证得密集五次第中的幻身，可保证即身成佛。

密集金刚的形象为双身。主尊身为蓝色，象征佛法最高谛理。有三个头，颜色各异，蓝色居中，左边红色，右边白色，代表两种功德：慈悲和息灾降魔。每面有三眼，头顶有双金刚，与胜乐金刚相同。头冠由五片花瓣组成，象征五佛或五菩萨。有六只手臂，各持法器，上方右手持法轮，象征佛法不衰，法轮常转，上方左手拿宝珠，象征成就；中间右手持金刚杵，中间左手持金刚铃，象征方法与智慧双成；下方右手拿匕首，象征割断一切无明，下方右手执莲花，象征智慧（本性）清净。两腿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他拥抱的是明妃，又称“金刚母”，也是三头六臂，冠戴、配饰、持物、乃至一切细微处与主尊一样。 

胜乐金刚，也是藏密无上瑜伽修法中尊奉的五大本尊之一。又称上乐金刚，梵文名 Cakravamsara，藏文名为“登巧”，蒙古文称“德穆钦格”。 

胜乐属于母续法，据藏传佛教的讲法，最初释迦佛将此法系所有灌顶、密续以及修持引导、口诀传授给了金刚手菩萨。此尊呈站立姿势，身下有莲花座，象征出离尘世。莲花上为太阳，象征佛光普照，遍知一切。有四个头，前方中间者为蓝色，左面白色，右面红色，后面黄色，相应代表增益、息灾、敬爱、降伏四种功德。每块面上有三只眼，代表观照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戴五人头骨冠，表示无常和勇武。头上有半月，代表人的幸福。头顶有双金刚，代表方法与智慧双成。腰围虎皮，象征勇猛和无畏。颈上挂五十块人骨串成的念珠，代表佛教全部经典。有十二只手，象征克服十二缘起的方法。主臂左手持金刚铃，右手持金刚杵，两手同时抱明妃。其余各手伸向两侧，手中持斧、月形刀、三股戟、骷髅杖(天杖)、金刚索、金刚钩、人头等物。有两条腿：左腿曲，足下踏著时间符号女。此女仰面躺着，有四手臂，手中皆持法器。右腿伸，足下踏著大自在天 (Mahadeva) 神。该神匍匐在地，也是四手，各持法器。

他的明妃叫“金刚亥母”，梵文 Vajravarahi，一面二臂，面呈红色，表现出热烈爱慕之情。有三只眼，戴骷髅冠。两手皆持法器，右手执月形刀，左手执首爵，爵内盛血，献与本尊。她的左腿伸与主尊右腿并齐，右腿则盘在主尊腰间。 

满清鞑子秽乱中国，北京雍和宫密宗殿供奉欢喜佛，有九头、十八双手、十八双脚，生殖器长达一尺多，汉名叫“大威德金刚”或“大威德明王”，藏名叫“吉杰多吉”。大威德金刚在佛教中代表的含义原为光明。此佛像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藏传佛教认为双身佛是同一佛身两个方面的体现：智慧与方便为成就佛法身和色身不共的因，在显教中以修持慈悲、菩提心、布施度等五度方便法门去成办佛色身之因，以观修四圣谛、诸法无我等智慧法门去圆满佛法身之因。在密法中则依自心最细微的心风去成办佛的法色二身，通过观修令最细微之风自生成佛父，从佛父心间生出最细微之心所成之佛母，由佛父佛母行双运，引生相续内的空乐无二慧，依此去证得佛的法色二身，为令表征以修持智慧方便双运，空乐无二法证得佛的法色无二身，故显双身佛相。有人认为双身佛仅仅是一种象征，认为双身佛男女相抱是代表人心灵中两种性质的统一。 

蒙古鞑子元世祖忽必烈大力提倡佛教密宗，欢喜佛普遍地供奉于许多喇嘛寺庙。明代大善殿内有一尊欢喜佛像，有的作男女相抱交媾，有的裸女坐男身，千姿百态，到了明思宗朱由检才把这些佛像扫地出门。清朝年间，“雨花阁及慈宁宫花园宝相楼、养心殿、养性殿佛堂中皆曾供有欢喜佛”，满鞑子皇帝借此与禽兽妃嫔交欢，增加行房乐趣。

谢选骏指出：虽然藏蒙满等族人的萨满教传统对于佛教的淫乱推了波、助了澜，但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本人荒淫无耻的王子生活，也是佛教淫乱的一大来源。

【118、用穆斯林的方法解决伊斯兰教问题】

网文《此国用百年驱逐土耳其人、成功去伊斯兰化》（奇特猫熊 2017-04-25）报道：

今日说的是一个曾经被土耳其这个帝国所占领的国家，大家都知道，若是一个国家被长期割据，那么这里的文化等等都是会被同化的，而今天说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是保加利亚，但是它花了一百多年，竟是成功的驱逐了土耳其人。

从国土疆域来说，土耳其的东部，就是在亚洲的部分，不但有小亚细亚半岛，还有阿拉伯的大片区域，而西部的欧洲部分，却是被保加利亚给挡下了征伐的步伐。

但是土耳其贪心很大，它要让伊斯坦布尔成为领土上的中心，他的目标不止要占领保加利亚，甚至要占据整个巴尔干半岛，所以，不久之后，土耳其就出兵征服保加利亚，并且，土耳其人对保加利亚实行了民族同化政策。

当时土耳其的首领奥斯曼，要求保加利亚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如果不改就必须交人头税，同时，奥斯曼为了加强统治，还不断迁入土耳其人。

后来，土耳其与俄国的俄土战争，土耳其大败，于是长期受土耳其人压迫的保加利亚人，也在俄土战争期间进行全面的起义，他们在1878年3月3月宣布脱离土耳其，后来这3月3月，就成了保加利亚的国庆日。

那我们，来看保加利亚的人口结构，国家独立时大致有200万人，其中土耳其人超过52万，比例超过26%，而且这些土耳其人占据保加利亚大部分土地、资源和财富。

保加利亚人深深的痛恨土耳其人，在独立后的一两年，保加利亚人在俄国的支持下，杀了20多万土耳其人，收回大部分被土耳其人占据的土地，但是事情永远没有想象的好。

强大的西欧看不过去了，西欧国家眼见俄国的领土已经那么大，若再不做些动作的话，俄国很有可能占据整个东欧，到时候俄国统一欧洲的历史趋势恐怕也将形成。

于是，在1880年，西欧国家假意出来调解，让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人都冷静下来，不要再发生战争，因为西欧希望利用土耳其，牵制当时疯狂扩张的俄国，也就是大约从这时候起，西欧就一直利用土耳其，对付俄国，以后的苏联、甚至俄罗斯。保加利亚人与土耳其人，各信各的宗教，冲突不断，但是在强国的约束下，没有发生大的战争。

这期间不少土耳其人陆续从保加利亚返回土耳其，在损失20多万人口后，土耳其人口在保加利亚处于绝对劣势，在两国的冲突中自然是不占优势的。

慢慢的，两国的冲突就到了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此时的保加利亚在苏联的影响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的人口已经增长到600万上下，国内土耳其人虽然也增长到了约58万，但在总人口比例已经降到约9.7%。

二战后，保加利亚政府决定同化土耳其人，建立一个保加利亚民族国家，保加利亚强迫土耳其人改成斯拉夫姓氏，并且改信基督东正教，否则会被驱逐出境。这个政策很像当初土耳其人的同化政策，任谁都是不愿意背叛自己的国家和信仰的。

很显然，这些政策遭到土耳其人强烈抵制，但这时的保加利亚，已经不是羸弱的保加利亚了，有苏联的撑腰，他们对土耳其人进行了强制改名，至于那些反抗者，大多是直接枪毙。后来又是各方面出来调解，保加利亚人总算松口，在土耳其边界设定了穆斯林区，安置那些本来要枪决和送去劳改营的土耳其人。

1991年，苏联解体时，保加利亚人口约为850万，其中土耳其人约80万，占比下降到9.4%，而且都是改了名字的土耳其人。

苏联解体，导致了保加利亚经济的大幅度下滑，于是从80年代末开始，保加利亚国内的富人开始移民富裕国家，穷人开始外出务工，这其中人口流出比例最大的，还是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因为土耳其比保加利亚富裕，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自然要回流本国。

到2015年，保加利亚人口715万，其中土耳其人只剩58万，约占8.1%。这回是太穷，令土耳其人离开保加利亚。

如今的保加利亚，跟土耳其的关系依旧是很冷，保加利亚国内的土耳其人也是寥寥无几了，这也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罢了。

谢选骏指出：根据我的经验，当自己迷路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沿着原路退回，而不是盲目前进。同样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和人失散了，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原地等候，而不是像没头苍蝇一样地四处寻找。根据上文的叙述，解决伊斯兰教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运用穆斯林自己的方法：那就是第一步先是武力传教、强迫改宗；第二步就是通过惩罚性的人头税收，威胁利诱，慢慢洗脑；最后就是直接取缔，实在不行就是驱逐，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小亚细亚的亚美尼亚人就是这样被土耳其人消灭掉的。

【119、右翼白人极端还是穆斯林极端】

《右翼极端白人「恐怖」程度 远超伊斯兰极端主义》（2017年10月08日 世界日报）报道：

当总统川普签署对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时，他声称这是为了保护美国人「不受那些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者的伤害」。然而事实却是，在川普就职的前8个月中，愈来愈多的美国人是被本土白人杀害的，而这些行凶者跟穆斯林恐怖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

诚然，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如伊斯兰国组织(ISIS)和凯达组织(al-Qaeda)，的确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而且，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在欧洲兴风作浪，已经在英国、法国、加拿大制造多起恐怖主义事件，死亡人数可观。然而在美国，更大的威胁却来自于美国白人，这些人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没有任何联系。

仅仅今年一年，就发生了多起白人男性犯下的凶案。除了刚刚发生的「拉斯韦加斯大屠杀」，今年8月，一名20岁的俄亥俄州白人纳粹同情者开车撞进反纳粹游行队伍中，造成1人死亡，19人受伤。今年6月，一名66岁的伊利诺伊州白人男性在国会议员棒球赛中开枪射击，造成包括一名国会议员在内的多人受伤。今年3月，一名巴尔的摩的28岁白人男子前往纽约，专程猎杀非裔人群，刺死一人，被纽约州当局以恐怖主义的罪名起诉。5月，一名35岁的俄勒冈白人男性在波特兰的火车上骚扰穆斯林青少年，遭到两人阻拦，他随即将这两人刺死。

实际上，根据华府无党派智库「新美国」(New America)的一份研究，在2001年到2015年，被美国本土右翼极端分子杀害的美国人，远比伊斯兰恐怖主义者杀害的人数为多。另外，位于柏克莱的调查报导中心(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公布的一篇研究也得出了以上结论：从2001年到2016年，在所有美国本土的恐怖主义事件中，由右翼极端主义引起的事件高达110余起，而与极端伊斯兰相关的只有60余起。

而且，那些被称为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者的犯案人员，通常也都是美国公民。在川普第一次国会演讲中，他声称：「自九一一事件以来，绝大多数在美国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人都来自美国以外。」但事实上，过去15年来，美国境内没有一起恐怖主义事件的作案人来自川普旅行禁令名单上的国家，在美国境内搞恐怖主义活动成功的正是美国人本身。

知名媒体人比彻普(Zack Beauchamp)撰文表示，包含九一一事件在内，美国人在一次由外来移民发动的恐怖主义事件中死亡的概率仅为360万分之一。相比之下，美国人更有可能因为普通的本土枪击案死亡。然而，政府却没有进行枪枝管控。（记者和钊宇）

对于上述言论，网民的互动评论这样议论：

Make China Strong Again

十月 13, 2017 @ 05:17:18 

谁说白人是恐怖分子？偶们还是荣誉白人。 KKK不恨偶们，只恨大脸、短腿、扁鼻的有色人！

tianrenjiuguan22

十月 08, 2017 @ 13:38:52 

世界日报的意思是不是要宣布白人都是恐怖分子？真不明白世界日报如何这么短视和偏执，赌城事件是个随机的例子，说不好还和ISIS有联系。而伊斯兰极端主义是要摧毁整个文明，取消现代文化，退化到十二世纪去。世界日报不是愚蠢无比，就是居心险恶。

zen me lai de zen me qu

十月 08, 2017 @ 13:46:53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要摧毁整个文明，取消现代文化，退化到十二世纪去。』

说的好。

这报导可能是周刊的读者投书，连个（作者）人名都没有。

zen me lai de zen me qu

十月 08, 2017 @ 13:35:28 

都恐怖，都得防。

zen me lai de zen me qu

十月 08, 2017 @ 13:45:07 

《知名媒体人比彻普(Zack Beauchamp)撰文表示，包含九一一事件在内，美国人在一次由外来移民发动的恐怖主义事件中死亡的概率仅为360万分之一。相比之下，美国人更有可能因为普通的本土枪击案死亡。》

如果这『科学研究』够严谨，为什么没有『本土枪击死亡』的概率！？

外来vs.本土，死伤人数不同，可是在『各地开花』的比率应该是一样的：这是常识了，各地、随时都有外来的或本土的恐袭。

谢选骏指出：右翼白人极端还是穆斯林极端？上面这些言论都忽略了事情的关键重点“并非右翼白人极端还是穆斯林极端”，而是极端分子是和种族无关的，例如，有的黑人也很极端，有的黄人也很极端。在美国，白人比例较高，极端分子的比例显然也会更高……据我观察，一般来说，极端分子和恐怖行动的实施者，其实都是一些相对的弱者，他们平时表现得大多压抑，只是到了某天受不了的时候，才会发狂爆发……这些人其实是一些“自杀他杀者”。因为他们的恐怖行为实际上必然导致自己的毁灭。这样的人，能说他是生活的强者吗？他们的“极端”，不过是“极端的逃避”。就像希特勒的自杀一样。自己死了，让别人看笑话，让报业大发利市，仅此而已。当然，希特勒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能够动员德国人民和他一起自杀，从而完成了犹太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120、月亮崇拜是人类最原始的信仰】

《月亮——人类最早的象征符号之一》（BBC 2019年5月24日）报道：

 

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笨拙地登上了月球坚硬的表面，近50年过去了，月球依旧震慑人心吗？由美国艺术家兼作曲家安德森（Laurie Anderson）和台湾新媒体艺术家黄心健新制作的一部虚拟现实（VR）艺术作品很有想法，希望人们能对月球这个离地球最近的天体保持新鲜感，这份对月球的痴迷可以追溯到人类最早产生艺术冲动之时。史前时期，自人类祖先第一次按捺不住在洞穴墙壁涂鸦那一刻起，月亮就是我们创造的源泉，它像支配海洋潮汐一样不断激发着人类的美学想象。

如果你觉得言过其实，不如想想法国拉斯科（Lascaux）洞窟中石灰岩内壁上胡乱涂鸦的马和鹿，我们在讨论艺术起源时首先就会想到这些图画。在这些早期画作旁边，还有一连串神秘的圆点，科学家推测这是一组有着17,000年历史的月球代码：是先人记录当时天空中月升月落的天文日历。这些旧石器时代的原始涂鸦表明，在人类文化历史中，月亮是形象塑造起步的重要基础。不谈月亮就等于抹杀了艺术。

在今年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展（Art Basel Hong Kong）上，安德森和黄心健的作品《登月》（To the Moon）首次与观众见面。这是一个令人身临其境的VR体验，很有想法，每次可允许一位观众入内，踏上月球这个岩石卫星起伏不平的表面，展开一场15分钟的低重力之旅。安德森是有史以来首位进驻美国宇航局的艺术家，而黄心健的创意则源自广为人知的法国短篇小说《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经二人之手，月亮成了一个梦幻王国，过去和未来融合成了富有诗意的永恒当下。

小小一步

月球表面火山遍布，到处都是由粉状泥土堆成的小山和原始陨石坑，观众必须穿上笨重的设备才能体验到失重状态下在这当中跳来跳去是什么感觉，安德森直言作品“笨拙得不行”。观众还会见到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奇观，有地球上濒临灭绝的生物，如北极熊和蜜蜂，一旦人靠近就会溶解消失。还有用光勾勒的恐龙，身体由一个个写着DNA公式的格子所组成。恐龙的身体会爆开，格子成了一堆科学小卡片，紧接着这些碎片重新组合，神奇地变成了一辆消耗大量化石燃料的凯迪拉克牌汽车。

浮游于这个月球幻景之中令人既兴奋又眩晕。前一分钟你还在努力追寻着一朵玫瑰的幻影（以此致敬《小王子》），下一刻可能就陷入危险，掉进了黑暗的深渊。整个作品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史诗旅程，更像是探寻个人的星际自我，而不是科学客观地探索地球邻居——月球的样子。安德森和黄心健的VR冒险之旅用月球作比喻，指代那些我们张口就来却不知其详的学问，这种借月抒情的艺术传统与艺术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

在古埃及的画像中，月神孔斯（Khonsu）头上经常会顶着一个月亮，他的名字意为“漫游者”或“探路者”。孔斯负责陪伴亡者的灵魂，抵御恶魔的侵袭。青铜器时代的凯尔特人（Bronze Age Celts）也在类似的神明体系中把月球作为中心。爱尔兰米斯郡（County Meath）有一座五千年历史的古墓，里面刻着一张月球的地图，也是为了帮助亡者的灵魂继续逝后的旅程。地图在古墓中的位置十分巧妙，当月亮爬上夜空时，地图也会被月光照亮。就目前所知，这幅地图是艺术家们第一次尝试忠实地描绘月亮这个表面布满陨石坑的天体，它确实是经过对月亮的仔细观察画出来的。

如果苏联在登月竞赛获胜的话……

月亮的另一面

这幅月亮地图发现于1999年，此前，学者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是第一位尽肉眼之所极，将月表形态真实呈于笔下的艺术家（望远镜在一个世纪之后才发明）。后来又有证据表明，荷兰绘画大师扬·凡·艾克（Jan van Eyck）要早于达·芬奇。在凡·艾克1430至1440年间绘制的一幅双连画《耶稣受难》（The Crucifixion）和《最后的审判》（The Last Judgment）中，左侧那幅有三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月亮悬挂在他们身后逐渐变暗的天空中，忠实还原了月亮的样子，比达·芬奇记事本中的月亮草图要早几十年。

月亮悬挂的高度与耶稣左右两侧二人的头部高度一致，画家笔下的月亮不论大小、亮度和亏凸形状都像极了颅骨。画中的场景发生在一座名为各各他（Golgotha）的小山，意为“颅骨之地”。当代观众如果在画里看到十字架脚下扔着一个颅骨应该不会感到惊讶，颅骨象征了《旧约》里的亚当，正是他的堕落令世界有了死亡。但凡·艾克的画中并没有出现颅骨，而是将月亮和颅骨的形象融为一体，悬挂在夜空之上。画家给原本遥在天边并不相关的月亮赋予了重要的精神内涵，与欣赏这幅画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验证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是谁。

从那以后，月亮作为一个美学符号，由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经一个又一个世纪传承下来，如同一个神秘的占卜水晶球，像镜头般将整个时代的灵魂聚合成一个神秘的焦点。18世纪英国德比（Derby）的艺术家约瑟夫·莱特（Joseph Wright）在1768年创作的《气泵里的鸟实验》（Experiment on a Bird in the Air Pump）很有启发性。画作边缘的窗外有一轮明亮的满月，它不仅为午夜时分营造出了诗意绵绵的光影，在这里，月亮还暗示了学者云集的晚餐俱乐部，即月光社（Lunar Society），莱特是其中重要一员。社员包括哲学家、知识分子和工业家（如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成员在每月最接近满月的那个周日聚会，致力于推动科学与社会的发展，借着月光安全赴会和离开。对月光社的成员来说，月亮不仅仅是智慧的象征，也是一个重要工具。

之后的浪漫主义作家和艺术家充满想象力，月亮不再是一个实用工具，而是一种对抒情的渴望，象征着无法实现的理想。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93年的雕刻作品《我想！我想！》（I Want! I Want!）很妙，刻画了一个孩子般的形象在月亮上竖起一条细长的梯子，象征着那个年代对意义深远的社会改革无力的渴望。月亮象征着殷切希望，在19世纪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杰作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818年的作品《男女赏月》（Man and Woman Contemplating the Moon）画了两位人物正在沉思，作品十分有感染力，让人想要静心冥想。人们对生命转瞬即逝的忧虑都是短暂的，月亮被杂乱的树枝粗犷地围在中间，与这种短暂的忧虑形成对照。19世纪末，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的意识出现问题，在1889年的作品《星夜》（Starry Night）中，忧郁的月亮缩在画面一角，发出金色白色的光，像一团紧缩的心火，美得如此强烈，如此不安。

从史前时期至今，月亮的意义经历了不同阶段，随着人类文化想象的漫长旅程不断发展，必然会影响每一位观众对安德森和黄心健这部沉浸式作品的体验。月亮不是一块空白的石板，它内容丰富，不断有新的内涵添加上去。我们只有将自以为是的认知抛开，才能重新欣赏月亮。同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登月》希望观众先迷失自我，以此来帮助人们找寻自我，这个过程看似矛盾。安德森说：“你可能会迷失在俄罗斯小说中，也可能迷失在铅笔画中，但VR让你更加全方位地迷失。”这部非同寻常的作品核心是要营造“一种脱离感”，让观众融入无尽的月亮谜团之中。安德森告诉我：“我想飞，这就是我的创作目的。”

谢选骏指出：月亮崇拜是人类最原始的信仰——由此可见，伊斯兰教并非一种一千多年的东西，而是三万年前的洞穴时代就已出现了的——其残留证据就在“新月”符号，那是“红新月会”的核心。还有麦加庙里的石头，那也是原始人类所膜拜的东西。

【121、再花四十年 结束伊斯兰】

有评论指出，911事件15年后，美国陷入持久战争：

今天2016年9月11日，是美国九一一恐袭事件15周年，“九一一”是在美国国土上发动的首次也是死伤最惨重的恐袭事件，造成近三千人死亡。这个事件从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美国和世界局势，也震憾了美国的外交和国土安全政策。分析认为，美国15年来一直处于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斗争的状态，但却难以结束中东的“混乱局面”。

法新社周六9月10号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指出，尽管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总统一直拒绝出兵阿拉伯世界，也不断寻求与穆斯林国家的和解，但一些专家指出，在任期将满之际，他留下的政治遗产是美国与伊斯兰恐怖主义进入持久斗争的状态。报道指出，民主党人奥巴马明年一月份要离开总统府，他将因为把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泥沼中撤出来名留清史，而这是他的前任共和党总统小布什在任期间发动的“反恐全球战役”留给他的遗产。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主任考夫曼·维特斯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分析指出，九一一恐袭15年后，中东地区战争，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转移，欧洲和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都很难让人得出“反恐全球战役”已经结束了的结论。

实际上，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继续军事介入了多个战场，包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反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同时也在阿富汗，利比亚，也门，索马里和尼日利亚等国反对日益强大的伊斯兰激进主义泛滥的局势，尽管介入的方式有限或仅仅提供物流支援。

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员侯赛因·依比实向法新社表示，奥巴马希望避免使局势恶化的大型战役。

法新社指出，奥巴马实际上让美国军人进入了一个新的战争纪元，转而使用的武器已经变成了无人驾驶机，特种部队和对当地武装的培训等。因此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和资金消耗也相应减少，根据美国国会提供的数据，2001年至2014年间，美军共损失5300名军人，5万人受伤，共支出1万6千亿美元。

2011年5月，美国特种部队在巴基斯坦将盖达组织头目本拉登在家中击毙让奥巴马反恐行动达到高峰。但侯赛因-依比实认为，奥巴马的倾向于限制军事资源投入的战略更像打一场永不停息的战役。而且，对11月8号大选胜出的白宫新主人，不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不会对中东地区进行大规模武力干预。

事实上，在九一一事件15年后，对美国来说，军事干预已经不再是适当的对应手段，因为恐怖主义已经不再对美国形成直接威胁。奥巴马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尽管他周六指出恐怖主义威胁已经升级。

他在周六为纪念九一一事件发表的讲话中说，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美国不懈地与盖达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作斗争，他誓言要摧毁这些组织，继续保护美国。

尽管美国从911以来没有遭受大的来自国外恐怖分子的袭击，但美国担心本土恐怖分子，6月份在佛罗里达洲的枪击事件还是造成近50人死亡，凶手为原籍阿富汗的美国公民，12月份，加州一对原籍巴基斯坦的夫妇制造的枪击事件造成14人死亡。

分析指出，911后，面对可能的恐怖袭击，美国人已经愿意放弃了一些自由。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四成美国人相信恐怖主义分子现在的攻击能力远远大于15年前。

美国国务院周五也发出警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呼吁其追随者在世界各地袭击美国公民。

2001年9月11日，两架遭挟持客机摧毁纽约地标建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塔，造成超过2750人丧生。五角大厦遭另一架客机冲撞，宾州则有一架客机坠毁。参与九一一袭击的19名劫机犯中有15个是沙特阿拉伯人。

谢选骏指出：美国参与的两次世界大战对抗德国，历时三十一年（1914—1945年），美国发起的冷战对抗苏联，历时接近四十四年（1947—至1991年），据此估算下来，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对抗伊斯兰国家，总计需要五十多年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再花四十年、结束伊斯兰”，将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估算。

【122、这是伊斯兰教还是阿拉伯人的毛病】

《所有女乘客被检查阴道事件：离奇操作掀舆论狂潮》（综合新闻 2020-10-26）报道：

事件回顾

卡塔尔机场厕所发现弃婴 竟要全部女乘客脫衣查下体

机场搜身很常见，但脱内裤搜身，实在是从未听闻。

10月2日，卡塔尔的哈马德国际机场就出现这一离奇操作，还震惊了澳大利亚政府。

事情的起因和机场厕所里发现的一个弃婴有关。

那天傍晚，机场工作人员在候机楼的一间女厕里发现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明显是被母亲抛弃了。

为了找到孩子的生母，机场封锁了厕所附近的区域，并要求最近的一架飞机停机。

这架倒霉的飞机，是从多哈飞往悉尼的QR908航班。

乘客金·米尔斯（Kim Mills）向《卫报》描述了那晚诡异的经历。米尔斯说，这架原本应在晚上8点30起飞的飞机，莫名延误了3个小时。

到晚上快12点时，乘务员把米尔斯叫起来，说必须拿上护照下飞机，警方有案子要调查。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案子。

米尔斯被警卫带到登机口的等候区，看到飞机上所有女乘客都聚集在那里，之后，她们被警卫带领着，来到机场最底部一个黑暗的停车场里。期间，女乘客们多次询问警卫和机场员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无人作答，只告诉她们跟着走就行了。

那时候，米尔斯感到非常不安，“两条腿都在颤抖”，觉得这一切不像是机场正常操作。

她们穿过黑漆漆的停车场，来到三辆救护车旁，女乘客们被要求一个个进去。“我看到救护车和医生，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新冠病毒检测，还松了口气。” 米尔斯在采访中说，“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先测女乘客。”但这明显不是病毒检测，因为排到米尔斯时，工作人员看了她一眼，说“不不，你走吧”。

米尔斯是那晚唯一一个没进入救护车的人。她后来庆幸可能是因为自己六十多了，满头灰发，没人相信她能生孩子。但进入救护车的人，感觉自己“几乎是被强奸了”。

两个没透露姓名的女乘客告诉美国广播公司，她们进入救护车后，机场工作人员瞬间锁上车门。救护车里，一个带着口罩的女护士没解释任何事，只告诉她们脱掉内裤，需要检查她们的阴道。

女乘客拒绝了，但护士坚持说，“我们必须看，我们必须看”。双方争执起来，女乘客从车窗上跳了下去，跑向外面等候的女人们。但救护车外站着一群警卫，她们最后被抓起来，被人强迫脱下衣服检查阴道。

“我感到非常害怕，不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每个人都脸色苍白，都在发抖。” 匿名女乘客在采访中说。在停车场里，有几十名女性，包括13名澳洲乘客，被迫进入救护车进行检查。

其中，包括一个不得不把孩子留在飞机上的年轻母亲，和一个视力受损的大龄女性。在回飞机的路上，米尔斯终于从工作人员那里知道了弃婴的事，又恐惧又愤怒。“他们为什么不向我们解释发生了什么？这种感觉真是太可怕了……我也无法想象那些年轻女孩们经历的一切，为什么要这么做检查？我是有着三个女儿的母亲，我真高兴她们不在那架航班上。”

那两个匿名的乘客也表示，她们尊重卡塔尔的法律和文化，但她们认为这种脱内衣检查的方式是违规的。

回到悉尼后，机上一名澳洲女性向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报警，这件事在几个星期后，引起了澳洲政府的重视。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玛丽丝·佩恩（Marise Payne）谴责此事“极其恶心，令人不快”。“这是一起异乎寻常的事件，在我整个人生中，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 佩恩部长在堪培拉对记者说，“它严重损害女性权益，侵犯她们的自由和知情权”。

佩恩部长表示已经联系了卡塔尔驻澳洲大使，要求对方在本周内完成对此事的调查。在调查结果出来后，澳洲政府也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目前，卡塔尔政府对此事还没有给出任何回应。哈马德国际机场则表示，他们之所以做这些，是希望找到刚刚生产完的母亲，能安全健康地安置她。

这只是一套表面说辞。在卡塔尔，婚外性行为属于犯法，很多人为了避免坐牢，会选择独自一人偷偷生下孩子。

机场厕所的弃婴，就是这一制度的受害者。卡塔尔警方也明白这是在抓捕罪犯，所以行为很粗暴。据多哈的消息人士透露，警方安排机场做的是“侵入式身体检查”，也就是强迫她们做子宫颈抹片，看看是否有生产痕迹。

一般人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检查女人是否生过孩子，但他们为了不耽误航班，选择用这种快速方式。

不过，检查的结果是QR908航班上无一人符合，卡塔尔仍然没有找到孩子的母亲。

航班上的女性乘客则心理受创，正在接受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的心理和医疗辅导。

多名女性也计划联合起来，集体起诉机场。哎，一个地方尊不尊重女性，真是可以从方方面面看出来……

网民哀嚎：

囧菲渴望偷渡去欧洲VerXX ：……我甚至不知道怎么评论，太离谱了不像活在21世纪的人会干的事儿，但是它居然出现了？？？

zbdwla_617：这真的会留下很大阴影吧 这和强奸没啥区别了。

芝士配龙虾：查个监控这么难吗？？？？

小莱2012 ：查了。但是那个卫生间很多人，根本看出来是谁。卫生间正好在机场警官办公室旁边，打扫卫生的发现了就到了旁边办公室。我老公第一个去现场但是女卫生间他不能进，又叫了女警来。所有打扫卫生的第一时间全部排查，不但旅客，机场所有女性工作人员都排查了。

溘隐 ：没找到真是万幸了。闹这么大还不得被家里男人荣誉击杀了。

猴MayMay快来 ：去过卡塔尔的人表示他们国家比这个还离谱，平时走街上会有所谓的宗教警察开着车四处巡视，如果看到你的衣服不符合要求或者在街上和男朋友有亲密举动(拥抱、接吻），就会下车盘问甚至严重的把你带去警察局，呵呵哒。

谢选骏指出：这不是什么离奇操作，而是伊斯兰教或是阿拉伯人的毛病！至于到底是伊斯兰教还是阿拉伯人的毛病？那就见仁见智了。大家可以继续公开讨论。

《卡塔尔官方对“侵入性”检查10个航班女乘客道歉》（BBC 2020年10月28日）报道：

卡塔尔官方表示将调查多哈马哈德机场对10个航班女乘客进行“侵入性”检查的指控。

10月2日在哈马德机场的一个垃圾箱中发现一名婴儿后，18名女乘客被要求脱光衣服检查是否有分娩迹象。澳大利亚官员称，有13名澳籍公民和5名其他国家女性被带离同一架航班，但并未所有人都被检查。卡塔尔政府致歉，并称婴儿现在安全。婴儿被发现时，被塑料袋包裹，藏在垃圾箱。这种情况促发“搜索父母的行动，包括搜索婴儿发现地附近的航班。”

卡塔尔政府称："尽管这个紧急决定是防止犯下恐怖罪行的人逃脱，但卡塔尔对这一行动给任何旅客的人身自由造成的困扰或侵犯感到抱歉。"卡塔尔政府称已对该事件进行“全面、透明的调查”，并表示将与其他国家分享结果。

澳大利亚表示正获卡塔尔帮助，并与其他"两三个"公民受影响的国家协调努力解决此事，但拒绝透露具体是哪些国家。

被激怒的澳大利亚人

这项检查发生在10月2日，本周澳大利亚的两名女乘客发声才被外界知晓。澳大利亚官方此前已就这起 “令人严重不安 ”的事件向卡塔尔政府提出关切。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Marise Payne）周三（10月28日）表示，有10趟航班的女乘客都被检查。除13名澳大利亚人外，她没有透露其他受影响女性的国籍。

一些乘客告诉澳大利亚媒体，所有登上飞机的成年女性都被勒令下机，大部分人随后被搜身。她们被带到停机坪上的一辆救护车上，并被要求在接受检查前脱光内衣。

金米勒（Kim Mills）告诉英国《卫报》，她也被带下飞机。她被带到一个黑暗的停车场，那里有三辆救护车在等着给乘客做体检。然而当地官员并未对她进行检查。金米勒怀疑自己已60多岁所以没被检查。她说即便如此，这段经历还是很恐怖。“我的腿在发抖。我很怕他们把我带到某个地方去。他们为什么不向我们解释发生了什么？”她说，“飞机上的工作人员后来告诉她，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绝对可怕。我无法想象那些可怜的年轻女孩都经历了什么。”

同行的乘客沃尔夫冈·巴贝克（ Wolfgang Babeck）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他看着这些女性重新登机： “许多人看起来很难过，其中一位年轻女性流泪了”。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玛丽斯·佩恩（Marise Payne）周三（10月28日）表示，她仍在等待卡塔尔官员关于机场搜查事件的详细报告。

澳大利亚外交部秘书弗朗西丝·亚当森（Frances Adamson）周三在同一场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官也在前往悉尼的航班上。这名外交官没有接受检查，随后立即向澳洲外交部报告此事。“我难以置信发生这种情况。”亚当森告诉参议院，她补充说：“以任何标准来说，这都不是正常行为。”

目击者称许多人事后抑郁，寻求澳大利亚政府的医疗支持。澳大利亚政府此前曾提到，此事件“女性不知情也没有征得她们同意”。澳洲政府拒绝将此事件定性为性侵，但澳大利亚的反对党认为已构成性侵。

澳大利亚已将此事提交给联邦警方，但表示会等待卡塔尔的官方回复后再采取进一步措施。多哈机场表示，这名身份不明的婴儿被发现后一直由医疗和社会工作者照顾。

哈马德国际机场本周发表声明，但未提供检查细节和受影响的女性。该机场表示其根据专业医疗人士的建议，担忧刚分娩完的女性健康，所以采取行动试图在这名新生儿母亲出发前找到她。机场在声明中说：“他们要求能进入发现新生儿的特定区域的个人协助调查”。

谢选骏指出：在巨大的谴责声中，“卡塔尔官方”已经承认此事不当，确属毛病。但是他们正在勾结澳洲政府继续掩盖内幕。由此可见伊斯兰教势力庞大，已经侵入基督教会内部；阿拉伯人已经拥有和英语民族沆瀣一气的本事了。因为这两个语言集团确有很大的相似，都是草菅人命、殖民扩张的硕果。

【123、中国的“基督教”为何不堪一击】

《病毒与上帝，橘子皮与党》（纽约时报 2020年4月10日）报道：

芝加哥——我的母亲相信，上帝和中国共产党将会击退新冠病毒。

“为武汉祈祷，为中国祈祷，”她敦促我。武汉是湖北省省会，疫情的最初暴发地。那是2月初，武汉封城已有一个多星期。母亲生活在我的家乡城市，所属省份与湖北相邻。与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这里也采取了隔离措施。但相对来说，她是安全的；眼看着危机在中国蔓延开来时，这一点给我带来自私的安慰：我是她唯一的孩子，生活在病毒几乎还未触及的地球另一端。

1月末以来，每天早上，我在芝加哥一醒来都会看到母亲发来的一长串消息。邮件和短信会一直延续到午饭时间；有时在下午也会跳出来，这时我就知道，她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母亲给我转发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说政府如何快速行动抗击病毒。她发来与朋友的对话截屏，他们讨论隔离的生活，以及如何劝服不守规矩的亲人待在家中。

她还会给我发来《圣经》的摘选，分享教会的祷词。随着室内聚会取消，母亲常去的那座经国家批准的教堂将礼拜移到了线上。牧师通过万能的中国通讯软件微信来布道，教徒也用它来相互问候关照。

母亲是一名退休小学教师。我曾经也是她的学生。在我加入共产党的青少年组织少先队后，她教会我唱国歌、系红领巾。1990年代末，儿时的我一天天地坐在她的课堂上，她的课教习汉字，同时也引入历史与思政教育。我从未怀疑，母亲真心相信自己所教的内容，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也相信。

政府发放的教材如此简单，却包含了分别好坏及如何赋予人生意义的所有答案。党是好的；不服从是坏的。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是人生的最崇高形式。

然而，尽管爱国教育讲述了那么多革命烈士的故事，却从未教人如何哀悼逝者。20年前，父亲突然离世后，母亲开始去教堂。她在我们俩的枕头下各放一本《圣经》，我们每次旅行时她也都带着。我那时10岁，对于神的存在感到踟蹰矛盾，但每晚还是与她一起做睡前祷告。我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2009年夏天，我离开中国到美国读研究生，之后留下来工作生活。在老家的孤单生活中，母亲越来越虔诚。对上帝诉说能安抚她的渴念。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强威权控制，取缔共产党视野之外的穆斯林少数族裔和地下教会。有时我会想，会不会有一天母亲要被迫在上帝和党之间做出选择？她脑中是否闪过这个可能性呢？

在我母亲这代人的成长岁月里，所有舶来的信仰都是异端邪说，所有传统宗教都是迷信。当中国摆脱政治狂热的深渊重获新生时，共产党学到了宝贵的一课：面对无法根除的人性欲望，不论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还是精神安慰的需求，招安比打压要有效得多。

个人住所里的私密宗教团体是可疑的，因为这样的组织力量可以被用作政治目的。但城市中心的大型教堂，比如母亲去的那座，则懂得如何不引起政府的反感。

母亲不认为自己的宗教信仰与政治忠诚有任何矛盾之处。“所有的政府都为了人民好，”她说，“而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要相信点什么。”

12月末，第一例Covid-19病例在武汉通报确诊，1月初确认病毒人传人。然而，由于惧怕社会混乱与政治负面影响，中国官员隐瞒了信息。瞒报的情况曝光后引起了剧烈震荡。很多人在网上表达愤怒，要求信息透明和问责。

在武汉封锁早期，像“#我要言论自由”这样的话题成为热门——浏览中国社交媒体的时候，我想着，也许可以趁机上一堂课。当然，我并未抱有幻想，认为一时盛行的不满可以演变为一场更广泛的政治觉醒。但如果目标对象仅仅是一个人，我也许能取得一定进展，也许能帮助母亲意识到她所崇拜的政府并非无可非议。

面对我列出的疫情初期官方欺瞒和应对不当的证据，母亲一一做出解释。政府并没有隐瞒；病毒有两个星期的潜伏期。封锁没有太迟；大家需要时间回自己的家乡。封城是武汉居民所乐见的，城市里生活一如往常。

母亲对党的俯首帖耳让我感到难以置信。她察觉到了我的气恼。“这不是你的错，”她用一种柔和到近乎陌生的语气说，“你走了太久。你被西方媒体误导了。”

母亲只读中文，也不知道如何翻越中国的防火长城。但即便是接受同样的信息，我们的反应依然会大相径庭。

母亲看到武汉临时医院施工的神速，为中国效率喝彩；我却担心为了赶上吹捧过度的工期而埋下安全问题。母亲看到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路边检查点和社区巡逻，称赞政府工作的细致；我则思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借公共危机来扩大其监控权力。

军队力量被派往武汉支援，再次激起母亲对军队的崇拜：她年轻时一度梦想穿上军装。我则以深切怀疑的态度看待所有的国家暴力工具，并相信将资源用在教育和医疗上会使人民受惠更多。

“你是否考虑过这样的可能性：政府可以使用它的权力来实施伤害，包括针对自己的人民？”我给母亲这样写道。

“你思考得很彻底，问的问题也很有意思，”她回答说，“上帝惩罚作恶的人。如果人民听从上帝，他们会受到保护。”

我无法分辨，她这是在把上帝当作对国家权力的终极制约，还是暗示国家如同上帝，不容质疑。

“难道你不记得30年前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吗？”我感觉这些话语在我的指尖灼烧，但我克制了打字的手。天安门事件的话题在中国被禁。我转而引用纳粹德国的例子，阐述国家权力不受约束的危险和普通人的共谋。

“如果有空，你可以读读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我提议说，“她的书有译本，而且不难找。”

母亲回复确认阿伦特的中文译名。“如果女儿向我推荐，我一定会读的。你是博士，而我从来没上过大学。”

母亲告诉我，她炒了一盘橘子皮。那是2月中旬。她已经两个星期没有离开公寓了，蔬菜也所剩无几。

“我在网上搜了。橘子皮富含维生素！”她庆幸自己的机智：“我太聪明了。出去太危险了。”

我被负罪感包裹。我意识到自己没有问过母亲她的情况。我关注家乡的病例统计，算着她被感染的几率。我从她每天发的消息数量和长度，来猜测她的大抵身体状况：她花这么多时间在线，精力一定不错！我告诉自己，她住在一个安全的区域，周围商店众多，附近有亲有友，再说她还有教会和互助小组。

我自视这是保持理智，并尊重她的自主权，以安抚自己的良心。我将我们每天关于疫情的交流变成了随时随机的哲学和政府管理课。但也许，我诉诸逻辑、数学和争辩，是因为我不敢面对那不可避免的时间诅咒，不敢过多去想母亲身体每况愈下的前景。

母亲对更高权力的信念坚定不移，这让我不安；这意味着她在顺从。她相信。她重述被灌输的话。她将愤怒和不满置之一边。

从我能记事起，母亲一直是愤怒的。她愤怒于父母偏爱他们的儿子。她对自己的兄弟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被过度宠溺。在父亲生前，她也生他的气，而他过世后她则对自己不珍惜有他的日子而愤怒。她气工作场合恃强凌弱的同事，气班上吵闹的学生，也气街上多收她钱的商贩。她对我发怒，随便什么理由，或者干脆没有理由。

我从来没有屈服于她的愤怒，但尽早离开了家门。我在自己和母亲的脾气之间放置了一片海洋和两道国门。

搬到美国不久，她就开始请求我的原谅。她称颂上帝打开了自己的双眼，让她看清自己的罪行，并一再为自己以前对待我的方式道歉。“把我当作你所有不快的出气口！”她要求我，“把所有的脏水、脏字泼向我吧！”我不认为母亲相信复仇是伸张正义的方式，但在她恳求被惩罚的行为中，我看到了她的自我憎恨：她如此厌恶自己，因为她曾一再伤害的人是她最珍视的唯一的孩子。

多年来，母亲一再向我表达搬来跟我一起住的心愿。我告诉她，这不现实。她不会说这里的语言，在美国也没有朋友。我作为学者资历尚浅，工作不稳定，工时也很长。这都不要紧，母亲说：只要跟我在一起，她就满足了。她会给我打扫做饭。她有积蓄和退休金。她不会成为负累。她只是想帮忙。她尝试给出无条件的爱：我的一切，能为你所用的，都是你的。

我试图向她解释，母亲可不是佣人。情感依赖是不健康的。请培养个爱好吧。请为自己而活吧。我知道，母亲将我的建议视作彻底的拒绝——她得找到自己的生活，因为她的生活已经不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这大半年来，母亲一反常态地热切关注全球事务，这不是出于新发现的兴趣，而是再次尝试跟我交流并纠正我的错误观念。我为英文出版物撰写中国政治与社会相关的文章，而且常常批评中国政府的滥权。因为清楚中国政府如何向批评者和他们的亲友施压，我从未向母亲提及过这些文章：反正她也无法阅读；语言障碍和我们之间的物理距离，应该可以保护她。

但她还是发现了。这些反动文章在我们之间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负空间。我们不会明确地谈论这件事。但母亲会说起我所写的话题，进而表达她自己的观点，而且总是与政府的观点一致。我则回击。每一次戳穿她的论点、挑战她的价值体系的时候，我都暗暗希冀，也许更近地摩擦她的感知神经，能够引燃新的火种。

我怀念过去的争吵，当然不是因为它造成的创伤，而是怀念那个我所记得并害怕失去的女人，怀念她从不熄灭、不依不饶的力量。我将如今母亲的顺从看作一种不详的衰退，就像石块在分崩离析之前，被磨去了边角。

“你是怀有强烈正义感的好孩子。”当我告诉母亲，我为封城后武汉的老人、穷人和残障人担忧时，她这样写道。接着，她将我对国家压迫的不满归因于她对我压制性的抚养方式，并写道，我的政治违逆无异于孩子对父母的叛逆。

我被她的说辞惹恼了。“别把所有事都扯到你身上！”我打出这句话。光标闪烁在这些字词右侧，我盯着屏幕，它们的残忍让我感到犹豫。但最后我还是点了“发送”。

到了3月初，Covid-19疫情演变为全球大流行。随着美国的疫情扩大，母亲问我口罩够不够。“我刚从以前一个学生的父亲那里听说了这个网站。他儿子在美国上学。”她打出网站的名称：亚-马-逊。

“一定要尽量多买，”她又嘱托说，“还有手套。要是没货了，告诉我，我给你寄。”

中国政府严酷的手段遏制了病毒在国内的传播，但在这之前病毒已经越过其他国界，而这些国家的当局和公众未能及时作出反应。

母亲觉得自己对党坚定不移的拥护得到了彻底平反。“自由、民主、人权：都是谎言！什么都没有活着重要。”

现在她成天在网上查看境外的最新情况，关注病例数量的攀升和西方政府的蹩脚应对。她向我传授安全度过疫情亲证有效的秘诀，包括她难得出去购物时的穿戴行头：两层口罩，两层手套，鞋子上裹两层塑料袋，没有护目镜以太阳镜代替，最后穿上带帽子的外套，领口可以束紧的那种。她小区门口的保安夸她措施做得好，母亲得意地告诉我：“他说他们家人都应该向我学习。”

她让我拍橱柜内部的照片发给她，她好给我的应急准备打分。我告诉她我什么都不缺，而且囤积物品只会降低社区整体的安全。“要是你没法不担心，去担心最脆弱的那些人。无家可归的，没有医保的，边境的移民，还有监狱和拘留所里的人。”

“你说得对，”母亲回复说，“我一心想着你了，因为你是我女儿。”她进而对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为何不提供全民医保提出疑问：“在中国，人人都能得到治疗，而且新冠病毒的所有治疗都是免费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你我都知道这不是实情。”没有必要为了指出美国的问题，而将中国说成乌托邦。

我想起十几岁时陪母亲去主日弥撒的情景。教堂的走廊常常挤满了附近村庄来的父母和他们一看就知道病弱的孩子：因为找到医生的希望渺茫，他们来找上帝。走过他们身边时，母亲会让我不要看他们。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这样对待中国新冠疫情的新闻：她的消息，从来没有脱离共产党的叙事：决心、进展和势在必得的胜利。但是官方叙事并非全部的事实。

我则紧紧盯住母亲移开视线的地方。我告诉自己，如果不能在现场提供协助，至少我可以做一个见证者。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执迷于惨剧，并思忖这是不是出于自私：我将自己的情感沉浸在人类悲痛的海洋里，这样我的个人问题相对就微不足道了。

“多吃洋葱，”母亲写道，“洋葱让你哭，这样可以排出病毒。”我摇了摇头。如果眼泪是消毒剂，我已然百毒不侵了。

我指责母亲太狭隘，告诉她应该去关注那些不幸的人，而不是为我心烦。我听起来很高尚。我有科学头脑。但实际上，我是因为要接受她的关爱而感到极度不适：与母亲的关系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而我彻底失败了。我不值得被爱。

“每一天/我想着死亡/想着疾病，饥饿/暴力，恐怖主义，战争/世界末日/这让我/可以不去想别的，”英国诗人罗杰·麦格夫(Roger McGough)1979年在《幸存者》(Survivor)中这样写道。

麦格夫最近重写了这首诗。新版这样开头：“每一天/我想着新冠病毒/想着脱欧/想着全球变暖。”

我与身在意大利的一位好友保持着通信。3月19日，当意大利的死亡病例超过中国时，他来消息说他和家人都好。他分享了罗马城他家附近窗户挂下意大利国旗的照片。他描述了人们在阳台上唱国歌的情景。

早在2月时，母亲发了我一个视频链接，视频里被封城内的武汉居民在窗后齐唱《义勇军进行曲》，中国的国歌。“你一定得看看，”母亲说。视频让她感动落泪。

现在，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放松了隔离政策，并试图建立全面战胜新冠病毒的叙事。武汉的封锁据信将在4月8日解除。在母亲的城市，人们被允许出门，但出门的人并不多：一些人害怕第二波传染。

尽管如此，由于如今疫情在各大洲暴发已经几个星期，很多海外的中国人回到了祖国；中国目前似乎更安全。但面对缩减的航线和猛涨的票价，一些学生找不到国家的飞机。“可怜了他们的父母啊！”母亲写道。她在滞留的学生身上看到我的影子。

“你要不要考虑也回来？”3月中旬母亲在电话上问我。

要是换做其他人这样说，我一定会讥讽说如果我回去，可能要被送去另一种隔离——而且常常不止14天。但我把这话吞回肚里。悲伤将我裹挟。

最近母亲给我发来她给教会写的祷词，祷词请求上帝的帮助击退病毒。“我们同属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一句引用了习近平主席创造的标语。她每次请求上帝保佑时都会提到我的名字。

11年前准备离开中国时，母亲曾催促我做两件事：受洗，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想到我在外国孤身一人，感到惊恐。她希望我像带着护身符一样带着这两个身份，分别是这个世界和下一个世界的最强大实体，可以在人生路上保佑我。

这两样心愿我一个都未予以实现。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相信上帝。我是一个科学家和作家。我的职业赋予我责任，去提出被简化了的答案所遮蔽的问题。然而，当我提出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当谜题没有解法，当所有的选择都错误时，又该如何呢？

现在是4月初，美国的Covid-19确诊人数成为世界之首。伊利诺斯州发布“就地庇护令”的第一天，时钟敲响晚上7点时，成千上万芝加哥人走到阳台，齐唱邦乔维乐队(Bon Jovi)的《祈祷着活下去》(Livin’ on a Prayer)。

暮色笼降这个我称之为家的城市，而在中国，母亲迎来一个新的早晨。我可以想象她站在那个旧厨房里的画面。她花白的头发凌乱地拢在脑后。她往粥里加坚果和果干。她在官媒上查看新闻。炉子上水壶鸣开，她给两个热水瓶装满水，看向窗外。她感谢上帝赐予自己餐食，并请求他保佑自己唯一的孩子。

我的收件箱很快会收到她发来的消息。我睡着后她会继续发。我想象一个通道在打开，穿过地球，让我们的思绪相连。

谢选骏指出：中国的“基督教”为何不堪一击？看看上面的自述就可以了解一半了——因为中国的“基督教”把自己和“共产党”交配在了一起！只有基督教中国，可以解决这个“与魔鬼交媾”的中国历史难题。

【124、抓牧师与拆教堂】

《川普贸易战的核心：哪壶不开就揭哪壶》（2019-05-11 看中国）报道：

2018年年中前后，美土两国因美国籍牧师安德鲁·布伦森事件而矛盾激化，曾普说“必须放人”，埃尔多安的表演就多了去了，即演给川普(特朗普)看也演给本国民众看，意思当然是“我就不放”，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天下第一：

结果，川普宣布对土耳其钢铁加征45%的关税，导致土耳其里拉在8月上旬暴跌，到了10月12日，土耳其法院宣布释放牧师布伦森，埃尔多安宣布认怂。

或许很多人会说，这事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还要谈论旧闻？根源在于埃尔多安的痛一直在持续，现在比当初更麻烦！

据土耳其财政部的公告，2018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为6.2%，外债总额从4667亿美元减少至4570亿美元，减少了97亿美元，革命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埃尔多安先生开始忘乎所以，也就决定了其在牧师案件上的态度。在美国加征钢铁关税之后，土耳其里拉暴跌，资本疯狂出逃（汇率暴跌本质是里拉资本买入外汇和黄金的结果，也就是里拉挤兑美元），直接摧毁了土耳其的国际收支平衡，通胀暴涨（达到25%以上），土耳其韭菜们的生活就难了，反对势力就会对埃尔多安开火，无奈之下，土耳其央行只能快速加息。9月13日，一次性加息625点至24%，彻底打断了靠印钞过日子的埃尔多安的脊梁，三四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萎缩了1.6%和2.4%！

这直接导致三个问题：

第一，既然国际收支平衡已经被破坏，短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修补。在上半年4570亿美元的外债中，私人部门债务占69.4%，其余为政府债务：有1150亿美元一年期以上的长期债务，另有240亿美元的短期债务。埃尔多安先生必须对政府债务买单。英国《金融时报》根据今年4月4日土耳其最新公布的数据经统计之后认为，土耳其外汇储备现只有281亿美元，但如果剔除货币互换因素，“真实”的外储就只有不到160亿美元，已经不足以覆盖政府的短期负债。埃尔多安已经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里拉的汇率也就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一旦再次因资本出逃导致里拉再次跳水，土耳其就会国家破产。3月末、土耳其大选前几天，里拉流动性骤然收紧，土耳其被爆出国内银行在伦敦外汇掉期市场被冻结里拉流动性的消息，隔夜掉期利率曾升破1000%，这自然与其债务违约风险有关。

牛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给货币加零，最大的特色就是提起裤子就不认账，说过的话转脸就可以不算数，字典里永远不会有中国古人“一诺千金”这个成语。没有信用的国家和个人在世界上不会有立足的空间。

第二，在地方选举中，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几个最大的城市中都输掉了，相当于“总统命”没了一半。

第三，埃尔多安一直有让土耳其成为中东大国的雄心壮志，经济萎缩就会带来财政萎缩，没有了财力的支撑凭什么争雄中东、展现大国的雄心？外汇储备枯竭，埃尔多安凭什么加强军备？埃尔多安的大国梦就面临破产。

今天才到埃尔多安最痛的时候。

经济萎缩带来财政萎缩，埃尔多安以往靠印钞吹起来的牛皮破了，“伟光正”形象将一塌糊涂，下一任的总统梦自然就会破灭，地方大选已经告诉了埃尔多安将来参选的结局。一旦继续加速印钞，里拉自然会再次加速下跌，通胀继续恶化，不知道埃先生本届总统是否能挨到任期结束。

也不知埃尔多安是否后悔当初在美国牧师问题上的态度，估计应该哭倒在厕所了。

到此，很多人会说你怎么关心起土耳其和埃尔多安来？其实我也不关心，我关心的是这种内在的逻辑性。

靠印钞维持经济甚至吹牛的不仅有埃尔多安，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或地区在次贷危机之后都是如此，都在依靠印钞机，它们最怕什么？怕的是川普对准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开火！

哪壶不开，川普就揭哪壶。

从去年开始，川普就开始和各国或地区开打贸易战，核心就是对准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欧亚国家基本都是对美货物贸易的顺差国，也就每年都要向美国进行商品净输出、挣美元，用这些美元维护自己的国际收支平衡和央行外汇资产负债表的平衡。一旦美国开打贸易战，就意味着压缩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商品净输出和美元收入，即便有些国家不考虑就业的压力，也会破坏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如果最终导致汇率暴跌、通胀暴涨，对任何国家、任何领导人都不是闹着玩的，这种后果就是自己不断加印钞票后最危险的结局。埃尔多安就是典型的教材，是示范！虽然有些国家和地区需要更长时间的贸易战才会达到土耳其类似的效果，但逻辑顺序是一样的，只是程度和时间的差别。

一旦欧日的经济被打成负增长，估计够安倍或默尔克喝一壶的，所以，结果也是不言自明的。

某地美元利率在上涨、流动性日趋紧缺，川普又拿起25%甚至未来还有45%的武器，其目的不是也很明显吗？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说透，仅仅看到了土耳其“抓牧师”导致美国制裁土耳其、造成土耳其经济崩溃；没有看到中共“拆教堂”导致天怒人怨，促成美国顺势而为进行制裁——加税！对了，所谓加税，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制裁”，“不说制裁的更大规模的制裁”。现在中国共产党大陆还在只争朝夕、加紧拆教堂，好像等不及了，急于准备后事了。真是诡异万分。

【125、宗教与民族精神】

《中东两大产油国千年争霸 区域格局将如何演变》（BBC 2019年9月30日）报道：

沙特和伊朗这两个强大的邻国正为争夺地区主导地位而展开激烈的斗争。

中东地区伊朗和沙特的敌对状态再度引发世界关注。这两大国家的水火不容会导致何种变局？

9月底，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警告，如果世界不采取行动阻止伊朗，国际油价可能一升冲天，沙特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将破坏全球经济。

此前两周，沙特的石油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自称为袭击负责。但沙特将之归咎于伊朗。而德黑兰否认。

为何沙特和伊朗如此针锋相对？

地区主导权和宗教门派

沙特和伊朗这两个强大的邻国正为争夺地区主导地位而展开激烈的斗争。

两国之间的争斗因宗教分歧加剧。他们各自遵循伊斯兰教的两个主要分支之一：伊朗主要是什叶派穆斯林，而沙特阿拉伯则认为自己是国际逊尼派穆斯林的领导大国。

历史上，沙特阿拉伯就是一个君主制国家，也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世界的领袖。然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对此提出了挑战，伊朗在该地区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国家：一种革命的神权统治，其明确目标是将伊朗模式输出到境外，首先推广到中东各个穆斯林国家。

这种宗教分裂反映在更广泛的中东版图中，其他中东国家有些什叶派穆斯林占人口多数，有些则是逊尼派，它们中有些有分别认同伊朗或沙特作为榜样或老大。

过去15年中东地区重大变局

特别是在过去15年中，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分歧因一系列事件而加剧。

2003年美国带头攻打伊拉克推翻了一个逊尼派阿拉伯人萨达姆·侯赛因。伊拉克曾是伊朗的主要对手。

这改变了对伊朗至关重要的地区军事平衡。它为巴格达什叶派主导的政府开辟了一条道路，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自那以来一直在上升。

之后，到2011年，阿拉伯世界各国反政府的起义（被称为阿拉伯之春）造成了整个地区的政治不稳定。

而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利用这些动乱来扩大其影响力，特别是在叙利亚、巴林和也门，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两大阵营的相互猜疑。

伊朗的批评者说，伊朗有意在整个地区树立自己的或代理人的影响，并控制从伊朗到地中海的一条陆地走廊。

地区局势怎么会变得更紧张？

中东地区战略竞争正在不断升温，因为伊朗在许多方面都赢得了地区斗争。

在叙利亚，伊朗（和俄罗斯）支持了阿萨德总统，使叙利亚军队基本上击溃了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反叛组织。

沙特正竭力遏制伊朗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而沙特王国的实际统治者、年轻而冲动的王储萨勒曼的军事冒险主义正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他在邻国也门对胡塞反叛运动发动战争，部分原因是为了阻止伊朗在那里的影响力上升。但4年后，这被证明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赌博。

中东之乱还有不少外部力量在起作用。沙特阿拉伯一直受到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和鼓舞。而将伊朗视为致命威胁的以色列，在某种意义上支持了沙特遏制伊朗的努力。

德黑兰否认了有关伊朗向胡塞走私武器的指控，尽管联合国专家小组的陆续发布的多份报告表明，德黑兰在技术和武器方面对胡塞组织提供了大量援助。

与此同时，在黎巴嫩，伊朗的盟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领导着一个政治上强大的集团，它控制着一支庞大的、全副武装的战斗部队。许多观察家认为，沙特迫使它支持的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在2017年因真主党卷入地区冲突而辞职。哈里里后来返回黎巴嫩，并搁置了辞职之举。

中东之乱还有不少外部力量在起作用。沙特阿拉伯一直受到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和鼓舞。

而将伊朗视为致命威胁的以色列，在某种意义上支持了沙特遏制伊朗的努力。这个犹太教国家害怕在叙利亚亲伊朗的武装逐渐推近到其边境。

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是两个最坚决反对2015年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国际协定的国家，它们坚称，该计划不足以减少伊朗获得核弹的任何机会。

谁是他们的地区盟友？

从广义上讲，中东战略格局反映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分歧。

在亲沙特阵营中，包括了海湾地区的其他主要逊尼派国家：阿联酋和巴林，以及埃及和约旦。

在伊朗的阵营里，包括一个异端的什叶派的成员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他依靠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组织，包括黎巴嫩真主党，打击目标主要是逊尼派的反叛组织。

伊拉克以什叶派为主导的政府也是伊朗的亲密盟友，但与此矛盾的是，它还与华盛顿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巴格达在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斗争中一直依赖华盛顿。

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竞争是如何进行的？

在许多方面，多年来沙特和伊朗就像当年的美苏一样，一直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这相当于中东地区的一场冷战。

伊朗和沙特没有直接开战，但他们在进行着各种代理人战争，在地区冲突中，他们分别支持敌对双方中的一方及该方的武装组织。

叙利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在也门，沙特指责伊朗向胡塞叛乱运动提供弹道导弹，射向沙特领土。

伊朗还被指控在海湾的战略水道上称霸，这是沙特向世界各地出口石油的必经之路。美国说，伊朗是最近袭击外国油轮的幕后黑手，但伊朗对此予以否认。

也门的胡塞武装如果发动对沙特的重大军事行动，可能引发沙特和伊朗的正面直接军事冲突。

沙特和伊朗是否正可能走向直接开战的地步？

到目前为止，德黑兰和利雅得都通过代理人进行了战争。

两者都没有真正准备与对方直接开战，但如果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发动重大攻击，或者，正如2019年9月发生的例子，针对沙特一个关键的经济目标发动攻击，可能会打乱这场争霸战设计好的剧本。

胡塞武装对沙特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可避免地为德黑兰和利雅得之间的对抗增添了新的战线。就像在波斯湾的情形一样，伊朗和沙特在海上边界也越来越针锋相对，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可能会导致更广泛的冲突。

对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来说，海湾的航行自由至关重要，任何试图阻断对国际航运和石油运输至关重要的波斯湾水道的冲突，都很容易吸引美国海军和空军干预。

长期以来，美国及其盟国一直将伊朗视为破坏中东稳定的势力。沙特领导人越来越将伊朗视为实实在在的生存威胁，沙特王储似乎愿意采取他认为有必要的任何行动，在任何地点，与德黑兰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进行较量。

9月沙特的石油设施遭到的袭击，表明沙特脆弱性。如果战争爆发，更可能是偶然因素，而不是计划好的。但沙特自己的激进主动，部分受到特朗普政府在该地区战略目标的不确定性的鼓舞，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另一个紧张因素。

谢选骏指出：我写过两本《神话与民族精神》一本30万字，1983年动笔，1986年出版；一本60万字，2005年网络版完成，2015年平面出版，时间跨度近三十多年。现在，我再来谈谈“宗教与民族精神”——BBC不懂，沙特阿拉伯只是一个新国家，是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临时产物。而与伊朗（波斯）千年争霸的，不是这个沙特，而是主流阿拉伯世界。当然，阿拉伯人里面也有基督徒，也有什叶派，但是阿拉伯人的主流的逊尼派——所以在我看来，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斗争，其实就是阿拉伯语的世界和波斯语的世界之间的斗争。伊斯兰教的这个特点，多少有点近似基督教欧洲的希腊语东部世界和拉丁语西部世界的分裂。宗教与民族精神的体现，所以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伊斯兰教，宗教与民族精神的体现，所以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基督教，宗教与民族精神的体现，所以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佛教——宗教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大抵如此。

【126、祖先崇拜是一种血腥的宗教】

《113年前在上海拍下的老照片 竟是无数女孩的噩梦》（  世界华人周刊 2020-10-18）报道：

1、婴儿塔

最近，一张百年前的老照片在网络上流传。这张图片看起来平平无奇，但了解情况后整个人都不好了。图中这座小小的建筑名为婴儿塔，拍摄于1907年的上海。塔上写着“女孩尸”三字，里面焚烧过许多女婴的尸体。

那小小的洞口，正是把婴儿尸体扔进去的地方。最恐怖的在于，有时候扔的是活生生的女孩，任凭虫噬蚁咬，再不过问。听说过古代重男轻女，但谁想到能有这么严重！

而在此之前，另一张“福州婴儿塔”的照片也曾广为流传，它是由一位英国女摄影师在19世纪末期拍下的。婴儿塔绝非福州和上海专有，而是曾经广泛存在。通常建在荒郊野外，外形如树桩，顶部为锥形，留有方形洞口，由灰色石砖砌成。

在塔的旁边，杂列着一些篮子，它们都曾经装着弃婴。有夭折的，有残疾的，有生病的，最多的是女婴。甚至，在当时出现了以此为生的苦力和守卫。有些父母不忍亲眼目睹，于是便付40文钱将弃婴交给苦力带到婴儿塔，守卫每隔三天焚烧一次尸体。

塔身散发出的刺鼻气味，曾经给一位叫高登·康宁的外国女作家留下了难以抹灭的印象。她在游历中国时，见到了两座约3.6米高的婴儿塔，感慨玫瑰和月季的芬芳也掩不住这种恶臭。她在书中写道：“这些鸽子屋形状的建筑是用来收容婴儿和儿童的尸体的，这些孩子夭折太早，灵魂还没有发育完全，因此没有必要浪费棺材来埋葬他们。”

为什么百年前的中国，会出现这种诡异的弃婴习俗呢？原因无外乎残疾、贫穷和性别。

2、女子罪

拜科学所赐，现代人能通过医学仪器进行检查，尽最大可能避免婴儿的先天性疾病。但在医学落后的古代，先生性疾病没有任何破解方法，就像是上天降下的诅咒。

即使是现代，也有许多狠心的父母，将残疾的婴儿遗弃，更不用说民智未开的古代了。比起疾病，贫穷是更重要的原因。虽然有“康乾盛世”的说法，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否定这种称谓。古代中国衡量盛世最重要的标准，恰恰是人口。家庭的观念也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在无节制的生育里，中国的人口呈几何倍数增长，乾隆末期就已经突破3亿人。但资源却没有相应地增加，深深地掉入了马尔萨斯陷阱。“土地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社会的发展完全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从而导致了平均生活水平的剧烈下降。多出来的孩子难以养育，自然要想方法解决问题。

东南省份本来就存在的“溺婴”陋习，在清代发展到了鼎盛，并扩散到了北方。连首善之区的直隶（今河北）也被攻陷：“弃婴者所在多有。”而在被溺杀的婴儿中，绝大多数是女儿。毕竟男子能传宗接代，且是家中新增的劳动力。女孩体力柔弱，还需要赔送嫁妆。

比如湖南藩司朱纲在上报雍正的奏疏中，清楚地写道“湖南百姓有溺女之恶俗……百姓恬然不以为怪”。富庶的江南地区，不仅穷人嫌女儿，一些富人也嫌弃。“贱女之习，产者辄恶之；而贫者尤盛，于是相率而溺焉。”

江西“皆以生女为嫌，每多溺弊”。广东则“溺女之风，所在皆然”。福建地区“有一家连淹十余女者，有一村一岁中淹死至数十女者”。很多女孩在电视小说的影响下幻想穿越到古代，但如果真的穿越了，很可能面对一个凶险至极的世界。哪怕你谨小慎微，但身为女人，就是你最大的错误。

3、恫灵魂

溺婴有多残忍呢？刚刚出生的婴儿，眼睛还模糊不清，就被各种方法窒息：扔进河里、丢到池塘里、按在水盆里、捂在被子里。而更残忍的地方在于，有些父母为了下胎生儿子，会用异常恶毒的方法杀死女儿，让她投胎时不敢再来自己家。

有的烧开沸水，把女儿活活烫死；有的把女儿扔进粪桶，在脏污中耗尽生命；有的将女儿埋在马路下面，让成千上万的人践踏尸骨。除此之外，还有烧死、辗死等各种方法，总之是怎么恶毒怎么来，就是要让女婴的“灵魂”恐惧。

人心都是肉长的，但他们的心早就变质腐烂，跟铁石差不多。后来，连外国人都知道了中国杀女婴的陋俗。

1840年，表面上歌舞升平的大清帝国，在与英军的作战中一败涂地。伴随着丧权辱国的条约签订，西方的势力开始入侵中国，大量的传教士也随之前来。

四年之后，一个叫大卫·阿比尔（David Abeel）的传教士，发现了中国杀害女婴的习俗。根据他的报道记载：在他所见闻的地区，有至少1/4的女孩在出生后被父母杀害。几乎与此同时，有位传教士到达江西后也发现了杀害婴儿的场景，他在日记中写道：“路过的人无视孩子的尖叫。

不止是外国人感觉到了野蛮惨酷，连清廷都一度颁布禁令，奈何习俗是最难禁止的。直到清朝中后期，一些民众觉得溺婴太残忍，想到了在田野建塔的方法，不仅可以当成夭折婴儿的坟墓，还可以把那些残疾的、生病的、不想要的女婴，统统扔到那里自生自灭。

自从婴儿塔建成后，很快以其“优点”风靡了很多地区，许多田野出现了婴儿塔的身影。这正是最讽刺的地方，焚烧了无数尸体，充满了煞气的小塔，竟然就像它出身于佛家一样，代表着仁慈。

4、擅生男

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女性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升，大家越来越认可妇女能顶半边天。让人毛骨悚然的婴儿塔，绝大多数也被推平。但是，看得见的物质容易消灭，头脑中的思想却难以纠正。时至今日，中国仍存在许多重男轻女的家长。

比位一位叫夏月婵的女子，2016年，她的丈夫王忠馗在从事电焊作业时，不幸被高压线电到，送到医院后双手截肢。而她的肚子又不“争气”，生下了第8个女儿，又一次辜负了全家的期望。为了要个男孩，她和丈夫足足拼了15年。

算上丈夫和前妻生的一个女儿，家中已经有9朵金花。这么多人口，自然拖垮了家庭的经济。“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理念，显然不在考虑的范围。由于贫穷，夏月婵从来没有做过产前检查，都是肚子疼时去医院。8个孩子中只有3个上户口，学费则能拖就拖。

这对父母虽然执著于生男孩，但还算是好的。有些父母在失望之下，动起了歪脑筋。比如在广东东莞，一个环卫工在垃圾箱旁发现了一名弃婴。接到举报后，警方经过调查锁定并逮捕了孩子的亲生父母。遗弃孩子的原因很简单，夫妻俩想要个男孩，结果连生了两闺女，第三胎仍是闺女。幻灭的两人，连脐带都没剪掉，就直接把婴儿扔了。

还有更狠的，听说过扎针求子吗？就是把钢针扎进女儿的身体里，按照迷信的说法这样有利于生儿子。有个叫殷志贺的父亲，还真的相信了。在刚出生56天的女儿身上扎下了4根钢针，小小的内脏被扎透。所幸女儿送医及时，脱离了危险。

根据2017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266万人。当时就有许多网友崩溃，难道这3000多万人注定打光棍？而又是多少重男轻女的父母，制造了这个数据呢？难道中国人就特别擅长生男孩吗？

5、勿亵渎

年龄渐长，越感慨于《射雕英雄传》中黄老邪对女儿的深情。黄老邪老大看不上郭靖，还不是因为女儿黄蓉冰雪聪明艳绝天下，没有人能配上他的宝贝女儿。另一位大侠李寻欢的饰演者焦恩俊，看到图片中某男子将手搭在女儿肩膀上时，气得差点扔飞刀：“那个男的手是想残废吧。”余光中也经常叹气：“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稚龄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除非你用急冻水把她久藏，不过这恐怕是违法的。而且她的男友迟早会骑了骏马或摩托车来，把她吻醒。”

只是总有些父母，欣赏不到女儿的美，看不到女儿的价值。而价值这两个字，本身就是一种亵渎。21世纪已经过了1/5，仍然有一些父母保留着传宗接带的思想，甚至把孩子当作物品看待。大诗人纪伯伦说得好：“孩子其实并不是你们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自身渴求的儿女。他们借你们而生，却并非从你们而来。他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每个生命都是独立的个体，虽然身体小巧，但就像美国雄伟的自由女神像，如巴黎巍峨的埃菲尔铁塔，神圣不可侵犯。对孩子负责，是父母最基础的义务。这个义务岂分男女？！

谢选骏指出：为何华人如此鄙视女孩？因为祖先崇拜。这种血腥的宗教极为原始——相信人死之后需要子孙祭祀，否则就会沦为饿鬼。而女人则是没有办法延续香火、进行祭祖的；对待如此无用的嘴巴，该封杀的时候就封杀了，免得大家饿死。这就是穷人的无奈。所以说，穷人其实要比富人更加狠毒，因为人的原罪是一样的；“善良的穷人”，是因为他她没有能力或资源向上作恶罢了。所以他她们就向下作恶，找比自己更加软弱的下手。

【127、祖先崇拜与等级制度——封建礼教是一种优生学】

在《祖先崇拜与优生学的内在冲突》里谢选骏曾经指出：生儿育女是人的本能，阿猫阿狗都要传宗接代；但是，到了白痴也要娶妻生子，死人都要一个鬼新娘——这就成为一种不可救药的祖先崇拜了——这种宗教（祖先崇拜），类似于与动物主义。其结果，就是造成了种族虽然繁衍，但却良莠不齐。从文明生存而非动物生存的角度看——为了优生，有时需要删除一些种族枝蔓，但这却是不被祖先崇拜的意识形态所许可的。为了祖先崇拜的进行，不得不违反科学依据。所以华人的体质甚弱，精神病人的比例高得吓人，劣等种族的迹象比比皆是。祖先崇拜与优生学是格格不入的。

那么，古代中国是如何解决祖先冲所造成的副作用的呢？

用等级制度。

在祖先崇拜的基础上推行等级制度，就是对劣败的弱种进行筛选、整合。而古代的封建制度，其实就是一种优生学措施。

从“优生学”的角度考察一下中国历史——

西周初既灭奄及薄姑，封鲁与齐于其故地。以齐鲁为中心，今山东省境内到春秋的只有莱夷没有完全华夏化。淮水地区诸夷，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齐与鲁对周围东夷部落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齐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鲁公伯禽治鲁“变其俗，革其礼”。齐所采取的政策，促进了华夏文化与东夷文化的融合，不仅在春秋时首先称霸，齐国的文化对整个华夏文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齐国周围的东夷部落较快地与之融为一体，前567年齐国灭莱，于是山东半岛各东夷小国已被齐兼并。鲁国伯禽强调变革当地土著居民的礼俗，虽然鲁以推行周礼着称，但当地土著东夷的习俗仍顽强地保留着。鲁在东夷文化起源发展的中心地区，以华夏族之周文化为主导，发展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孔孟儒家学说。孔夫子，其先为宋人，是商族苗裔。

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分布着少昊集团的后裔嬴姓与偃姓诸国，如徐、江、葛、黄、淮夷、锺离、英、六、舒鸠等，他们是蚩尤战败后由山东迁移过来的东夷部落，但南迁后含有更多的百越血统。春秋时期他们与诸夏通婚，参与会盟，在战国大兼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先后被楚、鲁、吴-越所兼并，他们的文化对齐、鲁、楚及吴越都有影响，在政治上逐步统一过程中，文化与民族得到交汇融合，夷夏间的差别逐渐消失，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应该说一直到汉朝，东夷的华夏化才彻底完成，东夷在向华夏族完全贡献了自己的科技智能后，在血缘上、语言上被华夏族函化，最终成为汉族的一分子。所以目前山东、苏北、皖北之汉族，血缘上都含有通古斯和百越血统，非纯粹的华夏血统，但人种上与华夏无异，属于北方远东人种。

原始汉人创造前仰韶文化时，东夷人创造了北辛(山东滕县)-青莲岗(江苏淮安市)文化，分布于淮北、鲁南，为前5400～前4400。

原始汉人创造仰韶文化时，东夷人创造了大汶口文化(是北辛-青莲岗文化的继续)，主要分布在全山东、江苏淮河以北，在皖北、豫东和辽东半岛也有零星分布，为前4300～前2500年。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到了晚期，它还深入豫中地区，如平顶山寺冈、偃师滑城等地。辽东半岛旅顺郭家村下层，是大汶口文化向北波及的证据。

华夏族创造中原龙山文化时，东夷人创造了山东龙山文化(典型龙山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继续)。山东龙山文化的分布以山东为主，也包括江苏、河北和辽东半岛的部分地区，为前2500～前2000年。

华夏族创造夏-先商-先周文化时，东夷人创造了岳石(山东平度县东)文化(前1900—前1500)。岳石文化填补了山东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空隙。

东夷被华夏族击败后，东夷北支逃到辽河流域，深深影响了西伯利亚和北亚居民的基因构成，O1—M119成为阿尔泰语系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基因，O2成为满族、朝鲜族、大和族的第一基因；东夷南支向南逃窜，回到自己的百越老家，并将部分C1/D带到南方。从此，东夷民族从肉体上、文化上从黄河流域消失，取代他的是带有O3—M122的华夏族。

原始东夷属于苗瑶、百越、通古斯民族的混血，特有的是Y染色体单倍群是O2、O1、C1，分布在华北平原东部和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北方的东夷有更多的通古斯血统，南方的东夷有更多的苗瑶、百越血统，但总体上以苗瑶、百越为主。自从东夷首领与西邻原始华夏族在中原地区接触以来，东夷混入了越来越多的原始华夏的因子，特别是华北平原的东夷已经大幅度华夏化(不但指语言上而且指血统上)。

东夷以凤为祖图腾，繁衍为以各种鸟为子图腾的诸多部落。原始东夷创造了先进的海岱文化：发明了带羽毛弓箭、创造了东夷文字(对汉字的诞生有启蒙作用)、制作青铜器与冶铁、制造舟-车、发展农业与治水。为紧邻民族华夏之文化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关键和决定性作用，中原华夏文明就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西部华夏族吸收先进的东部东夷族文化后进入文明社会进而在周朝超越东夷文化的。从伏羲、神农、炎黄直到夏商二代，在华夏-东夷文化(主要指科技,不包括语言)互动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也是东夷文化，但在政治上语言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华夏族(商与东夷联合灭夏,受东夷影响很大)。

太昊(即伏羲氏后裔分支)姓风，是原始华夏首领伏羲氏派驻东夷的殖民代表，东夷化成了东夷的世袭首领。春秋时的任(济宁市)、宿-须句(东平县)、颛臾(费县西北)都是太昊后裔回到伏羲母系故里后建立的方国。神农氏部落与太昊部落(该族分两支,原支在淮阳发展为华夏族,东迁一支在曲阜发展为东夷)一样，也分为淮阳和山东两大系统，淮阳以华夏语言为主、山东以东夷语言为主，但神农氏各部落后来全部为东迁的炎帝部落(四岳之一支)所并。炎帝四岳之一支东迁到今鲁西豫东接壤地区，以淮阳为都，完全取代了原神农氏的地盘，与太昊集团交错分布；居住在山东的四岳本为华夏，后来全部东夷化(语言上)。太昊集团有华夏族龙崇拜，但同时也和东夷一样以鸟为图腾崇拜。

蚩尤就是东夷的子孙，但具体是太昊还是神农之后，不可考。

少昊是东夷继太昊之后的又一个统治集团，嬴姓。少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帝喾的儿子少昊挚只是东夷诸多少昊首领中的一个，并且与之前和之后的少昊首领也没有父系的血缘关系，母系倒有可能。少昊挚是华夏族派驻东夷的殖民代表，后来东夷化(改姓东夷姓嬴)变成东夷的代表了。

嬴姓祖少昊，其后裔春秋时仍有徐、江、葛、黄、淮夷、费、郯、谭、锺离等国。徐，今安徽泗县和江苏泗洪；江，今河南正阳县西南；黄，今河南潢川县西北；葛，今河南宁陵县；费，今山东费县；郯，今山东郯城县；谭，今山东章丘县境；锺离，今安徽风阳县。少昊嬴姓的一部分西迁在晋陕立国，成为秦国、赵国的祖先。偃姓祖皋陶，与少昊同姓，嬴、偃同字异写，由于部落的分化所致。偃姓在西周春秋时尚有奄(曲阜县)，为少昊所都；英，今安徽金寨县；六，今安徽六县；舒鸠，今安徽舒城县；东夷群舒，均为偃姓。莒国(今山东莒县)先为嬴姓，后改己姓，是少昊集团加入黄帝集团的部落。

夏初，启与伯益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中经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后杼灭有穷氏，前后经历半个世纪的斗争，是少昊集团中那些与炎黄集团结成部落联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的斗争。这些部落已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的行列，成为华夏起源时期东系的重要来源。他们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即今鲁、豫、冀三省接壤的地区。在夏代，还有一支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族(父系是华夏,母系是东夷)。他们从燕山地区南下，兴起于河济之间，终于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国第二个王朝的基础。在泰山与古济水流域，形成了以奄(今曲阜)与薄姑(今山东博兴县)为中心的各方国。西周初奄与薄姑仍是东夷中的大国，他们是东夷中社会发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国，而泰山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与方国，即夏商时期的九夷或夷方。

……

谢选骏指出：当然，凡事有利有弊，当作为优生学措施的封建制度发展到了晚期的时候，就沦为一种压制强者出头的“反优生学”了，就开始了“逆向淘汰”的过程。这就导致了封建制度的衰落，平民主义的兴起。但平民主义如果不能超越祖先崇拜这一早期人类的“动物主义”，又会加剧人类质量的急速下滑。现代文明下的中国，正好落入了这一陷阱。

【128、祖先崇拜与人口大国】

有人担心，共产党的一胎化政策会最终毁灭中国的人口大国地位，不过对此我向来并不担心，共产党毕竟是一种外来侵略，就算他比蒙古人满清人更狠，也不可能挖掉中国的根基。这个根基，一是汉字，二是地形，三是人口。而在人口一项中，祖先崇拜又起了绝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人“多子多福”的观念，不仅是农耕社会的经济需要，也是祖先崇拜的宗教陋习。而现在，祖先崇拜正在以人们想象不到的方式顽强地复活。

《中国女尸买卖市场　价格最高炒至15万元》（2018-01-12 香港01）说： 　 

冥婚这个民间习俗看似古老，但原来国内不少地方仍然把这个习俗留存下来，并在山东、山西、陜西等省市形成庞大的市场。据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景春近15年的田野调查发现，冥婚在山东、山西、陜西等省市已形成庞大的市场，在供求失衡的情况下，女尸价格一路上涨，"优质女尸"的"聘礼"甚至高达15万元（人民币，下同）。因此，有人遂将冥婚当成商机运作，更有不法份子开始盗墓，甚至杀害女性，以卖尸获取丰厚收益。

据了解，冥婚又称阴婚，是指为死了的人找配偶，以避免祖坟里出现形单只影的孤魂。配冥婚的对象除了刚过世且尚未结婚的男性外，还有已经去世多年但生前同样没结婚的人。多数情况下冥婚以男方家庭为主导，通过中间人寻找到合适的女性死者，在付给女方家庭约定的"聘礼"之后，择日为两人合葬完婚。

女性病危消息一传出　吸引丧子家庭"抢购"

而在上海大学主要教授民俗学、民间文学的中文系副教授黄景春自2003年起，每逢学校的寒暑假就会前往国内各个盛行冥婚的省市，包括山东、山西、陜西等地研究冥婚仪式。据黄景春介绍，冥婚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历史非常悠久，并且覆盖范围也非常广泛，但是现在兴办冥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山西临汾、大同、长治、吕梁等地，至于陜西榆林、山东、浙江等地也还有，但不多"。

据内媒报道，山西一家县级医院的停尸间两年前很少有女尸，因为一旦有年轻女性病危的消息传出，当时便会引来十几个丧子家庭的争抢，女方家人就会从中挑选出价最高的，待该女性死亡后，便由男方直接抬走。这消息亦得到黄景春及当地一位风水师傅证实，该风水师傅也表示："姑娘一旦不行了，消息就会被传出去，总有人爱操这份心，有女方的亲戚也有医院的工作人员，不担心没人要的。"

冥婚中间人多为风水师傅及鬼媒

据黄景春的调查发现，在冥婚中充当中间人角色的通常有3类人，第1类是与死者家相熟的人，比如亲戚、邻居、朋友，他们会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帮忙打听尸源；第2类是当地的风水师傅，由于他们常年处理丧葬事宜，获得尸源消息的渠道也非常多；第3类是专门从事为死者配对的鬼媒，他们多和盗墓者、丧葬鼓乐、棺材店老板、医院停尸间管理人员相熟，获得尸源消息的渠道也比较多，因此鬼媒牵线和前两类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主要以尸源消息作为盈利目的。

但男方家人找到满意的女尸后，就通过中间人同女方议价，议价谈论的主要内容就是"聘礼"的额度，议价完成后便由风水师傅择日，男方在选定的那天过来抬走女尸。据黄景春介绍，女尸会被抬至临时搭建的灵棚，上午会以婚礼的形式举行，下午则会转为葬礼的形式。一般而言，女方家人并不会出席冥婚婚礼。

上乘"鲜尸"可炒至15万元

因为冥婚的关系，令地方冥婚市场对女尸的需求增加，甚至有女尸因为在死去时间、年龄、样貌、学历、家庭背景等方面均为上乘而被炒至15万元。据黄景春介绍，女尸一般可分为3类，第1类"鲜尸"是指刚刚死去并未下葬的女性、第2类"湿尸"是指已经死去一段时间，但尚未化成骨的女性、第3类"干尸"是指死去多年只剩下骨头的尸体，而尸体的新鲜程度和去世时的年龄亦是影响价格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据山西临汾市一位鬼媒介绍，当地"鲜尸"的价格以8万元为标准，"湿尸"和"干尸"呈梯度下降，前者约5万元，后者继2万元。在这基础上，死亡时的年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容貌等因素亦被考虑在内，价格也随之小幅上涨或者下降。此外，黄景春表示地域性也决定女尸价格的平均水平，当中陜西、山东、河北邯郸唐山一带的女尸价格并不高，最高的在山西，平均价格需8万元。

衍生盗尸、杀人卖尸不法行径

由于冥婚市场的火热，令当地不时有女尸被盗的事件出现。山西省洪洞县村民为防止盗尸事件发生，便将先人尸骨埋到村子附近，渐渐形成了"坟墓围村"的格局，目的只是为了能够看顾尸体，更有甚者直接将坟墓修建在了村里。据黄景春介绍："有犯罪分子意识到埋了很多年的『干骨』不新鲜，且来历不明，所以不是很值钱，于是他们就转而去杀人，刚死女子的尸体价值最高，这其实是挺可怕的。"

据了解，甘肃男子马崇华2016年曾将两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子从家中骗走后并杀害她们，其后更跨省将尸体卖到陜西榆林配冥婚。黄景春坦言，当人们越致力于做冥婚，买卖市场就会越加繁荣，而在有利可图之下便是不断的犯罪，最终致力于做冥婚的人又会被这冥婚所累。（新闻晨报）

谢选骏指出：盗卖的不算，那么为何有人愿意售卖自己的亲人遗体？显然，不完全是为了钱财，也是因为他们接受这种方式，不认为有损名誉。这说明，祖先崇拜的双向性对男女双方都有约束力，所以女孩家庭也有逼婚行为的存在。祖先崇拜与人口大国具有逻辑关系，只可惜，因为祖先崇拜而造就的人口大国，人口的质量必定不高，因为人口已经成为道具，成为祖先崇拜的祭品了。这样一来，结果连死人都要登场演出，难怪如此泱泱大国，连一个小小的半岛都搞不定。

【129、祖先崇拜与优生学的内在冲突】

《祖先崇拜的正论》：

汉族自古以来的强烈的宗族文化也是导致汉族血统纯正的重要因素！

汉人是最重视宗亲文化的民族，远远早于其它民族，就建立起了自己世系脉络，直到今天，我们的依然可以从姓氏、族谱等文化来查询自己的祖先，并且以此为荣！

我们是炎黄子孙，这个称号，至今仍是华夏汉人的骄傲，无论我们身在何方，这个名号都将华人紧紧连系在一起。汉人的文化体系、道德信仰，都是来自于我们宗族系统和宗亲文化。

比如这个“孝”，孝必有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历朝汉族政权，都提倡以孝治理天下，并且开创出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时代。

还有"悌"，意为尊敬兄长。华夏人认为，只有身为"孝悌"者，才能够得上贤士的起码资格，才有资格担任其他的社会角色。

而华夏民族更加倍受推崇的"仁"，更是以宗亲为基点，从孝敬父母，尊敬兄弟，疼爱子女，直到爱国家、爱民族、爱天下!

我们民族古代无数的社会学类典籍著作，都是以此为文化背景的，如果没有这个文化土壤，即使捧着先贤的作品，我们又如何能体会其中的精髓？我们要如何传续我们的文明？

华夏汉民族延续宗族血脉，亲亲爱众，不仅是个人的基本权力，更是这个民族文化的基础，道德的附着点！

从古至今，华夏汉人便浸染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

华夏人是文明的缔造者，在西方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的时候，甚至更早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萌芽(宋)，仁、义、礼、智、信传便天下，恩感胡夷。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来自华夏的宗亲体系，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开始。

《祖先崇拜的反论》：

大汉族儒家文化潜藏在骨子里的极端自私自利——为了从楼柱上挖一块金子，宁愿搞塌整座楼，砸死无数人，只要自己得利，便在所不惜——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几次覆灭亡国的思想和精神根源。目光短潜，得过且过，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纵容了多少卑劣之徒大做坏事，肆无忌惮地害民卖国卖族。因此，要么抛弃儒家文化，要么恢复提倡古儒——即秦儒、汉儒、唐儒，毁弃宋明之儒。儒者要文武兼修，像毛主席讲得那样，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昂扬向上，不惧不傲，讲大义，明公私，堂堂正正。

《祖先崇拜的中论（科学依据）》：

黄种人进入北方取代棕色人种

1万年前，沿海支、内陆支的黄种人分别北上，阿尔泰在与吐火罗人(Y染色体单倍群为P)第一次混血的基础上，又与当时北上的两支黄种人发生了第二次混血，形成黄棕混血的黄种人北亚人种。东部阿尔泰通古斯混有较多的沿海支成分O1，但也混有很多内陆支成分O3(可能是进入文明时代后加入的)；中部阿尔泰蒙古混有较多的内陆支成分O3；西部阿尔泰突厥也开始混入了大量的内陆支成分O3。

目前，蒙古族血统中，C3占55%，O3占20.5%，O1占4.2%，O2占1%，K占4%，N占5%，R1a、D、Q、J各占2%，RxR1占1%，F占0.8%，R1b占0.5%。朝鲜族血统中，O2占32%，O3占25%，O1+O*占14%，C1占16%，D占7%，N占2%。满族的Y染色体类型中，C1占23%、C3占2%、D占6%、N占15%、O占53%。维吾尔族有10%的阿拉伯血统J、3%的印度黄白血统L、39%的雅利安血统R、4%的蒙古血统C、4%的藏族矮黑血统D、2%的芬兰黄种人血统N、14%的汉朝唐朝戍守西域的汉族士兵血统O3。

C1-M8占鄂温克族的65%、鄂伦春族的61%、日本大和族的8.5%、阿伊努人的90%、朝鲜族的15%、满族的25%(含C3)、赫哲族的30%。C3-M217占布里亚特蒙古族的60%、蒙古族的55%、达斡尔族的31%、锡伯族的27%、哈萨克族的45%、乌孜别克族的17%、吉尔吉斯族的10%、维吾尔族的4%、阿尔泰族的23%、雅库特族的11%、土耳其族的1%、喀山鞑靼的1%、古西伯利亚科里亚克族的30%、回族的23%、藏族的2%、印度讲印欧语的3%、塞尔库普的3%。C2—M38占澳大利亚土著的70%、伊里安查亚的25%、巴布亚新几内亚的3%、婆罗洲的17%。C4、C5占印度(包括印欧和达罗毗图语系)的比例为5%。

D分布于印度安达曼群岛土著(100%)、苏门答腊岛土著、冲绳人(55%)、藏族(50%)、土家族、彝族、缅甸族、克钦/景颇族、瑶族、日本(34.7%)、朝鲜(7%)、满族人(6%)、维吾尔族(4%)、阿尔泰族(4%)、蒙古族(2%)、乌孜别克族(2%)、哈萨克族(1%)。N-M231所占比例中，布里亚特为27%、叶尼塞鄂温克族17%、中国鄂温克族0%、鄂伦春族的5%、赫哲族18%、满族15%、达斡尔族9%、锡伯族21%、蒙古族5%、阿尔泰族4%、哈萨克族7%、吉尔吉斯族3%、喀山鞑靼21%、乌孜别克族2%、维吾尔族2%、日本2%。

O1—M119所占比例中，布里亚特蒙古人5%、锡伯族7%、达斡尔族4%、蒙古族4.2%、满族5.6%、乌尔奇Ulchi(赫哲亲属)3.8%、雅库特4%、回族的8%、古西伯利亚尼夫赫6%、堪察加人的6%、科里亚克人7%、日本人3.4%、叶尼塞鄂温克3.2%、中国鄂温克族5%、朝鲜族的14%(含O*)。

O2—M95主要分布在泰国-柬埔寨-越南南部的南亚(百濮)语系和中国的苗瑶语族；而且，百越民族如泰国泰族的65%、中国壮族的35.95%也是O2；另外，东北亚O2含量也很高，如日本的O2比例高达31.7%，朝鲜族O2比例亦高达32%，满族的O2比例为11%，赫哲族为5%、达斡尔族为21%、鄂伦春族5%、叶尼塞鄂温克0%、中国鄂温克族2%、锡伯族1%、回族的2%、蒙古族1%。

5万年前，K-M9中的L-M20(M11)、P-P27(M45)白人分离出去之后，剩余的人群染色体突变为M214，接着又分为N、O，但Gm血型仍然是afb1b3，而没有象印欧人一样突变为fb1b3。N、O沿喜马拉雅山南麓匆匆通过，进入东南亚，这期间也融入了少量棕色人种的基因。剩余的N、O的另一支留居西亚(苏美尔、伊朗、巴基斯坦)故土，到后来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克里特岛文明和伊朗-阿富汗的先雅利安文明。

4万年前，在东南亚的密林里，N、O演变为黄种人。黄种人逐渐发展壮大了起来，在与棕色人种的对比中，渐渐占据了优势，并最终将自己居住区域(华南-东南亚)的棕色人种不分男女全部予以种族灭绝，而不是同化融合。也就是说，此时华南南部和东南亚随着黄种人的到来，Y染色体发生了C、D被O的替换。

2.5—3万年前，黄种人并分化成了沿海支、内陆支、乌拉尔支。内陆支黄种人又称南亚(百濮)/澳斯特罗-亚细亚，形成于缅甸一带，并散布于整个中南半岛(除占城)、中国云南省、广西省和海南岛，今中国的佤-德昂-布朗、缅甸-泰国的孟族、柬埔寨的高棉族、越南的京族、马六甲族、尼科巴族、印度的蒙达族、斯里兰卡的维达人都是其后代。由于历史比沿海支稍长，渐渐形成了更多的基因突变，南亚(百濮)的Y染色体特色单倍群为O2(包括M88/O2a1+M111)和O3(包括M7/O3d+M134/O3e)。百越民族中，泰国泰族的65%、中国壮族的35.95%也是O2的后代。

沿海支黄种人又称百越(侗台)南岛，Y染色体单倍群是O1-M119(包括M50+M110/O1b+M103)。沿海支黄种人最初在越南占城一带形成，其中的百越民族离开占城北迁至广东(如柳江人)，其中的南岛民族离开占城南迁至马来半岛。在广东，百越民族居住了几万年而没有外迁，因此发育出了统一的体质和文化。百越分成南北两部分，南部是壮傣和黎的祖先，北部是侗水和仡央的祖先。

当时，第四纪晚更新世冰期(距今7万年)不仅仅造成了海平面下降、大陆边缘延伸，另一个效应是一些不高的山都是积雪冰封，使得南岭等山脉成了黄种人向北进入长江流域的天然障碍。1万年前，冰期结束，使得黄种人大量北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的星星之火在各地的黄种人中燃烧了起来，社会发展的火车头被拉动了。黄种人的北上分两条路线进行。

西部内陆支的百濮民族通过贵州、四川这条路线北上，并且分出了两支。一支沿着长江往下走，到了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洞庭湖平原、西尽三峡川东、北达豫南豫中、东抵鄱阳湖的广大地区)，形成南蛮(苗瑶)，Y染色体是O2a*，后来汉藏部落O3d混入南蛮，而南蛮的O2a1则脱离南蛮混入南越。南蛮先后创造了石门皂市下层文化(为前5000)→大溪文化(前4400--前3300)→屈家岭(湖北京山县)文化(前3000—前2000)→湖北龙山文化(青龙泉三期,前2400,与中原龙山文化有较大区别)四种新石器文化。百濮另一支沿着四川的几条大河(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北上，(另一种途径折返向西经喜马拉雅山南麓达阿富汗，然后经新疆天山、昆仑山、祁连山东进)来到了黄河上游地区，形成了汉藏民族，Y染色体是O3，特别是O3e(M134)。

由于广西、云南、中南半岛、海南居住着百濮，湖南北部居住着苗瑶，所以东部的沿海支的百越民族最早的扩散方向是空旷无人的东北和正东。北部百越(以M119亚类型M110为特色)向东北迁徒进人江西，形成干越。干越一部溯长江而上向西远迁到贵州西北部，成仡央族群，在商朝时建立了夜郎国。在商末，楚国发动了对江西干越的征伐，干越大部分人退到广西梧州，被称为骆越。秦汉时候，部分骆越迁到了广西北部的融水一带，又渐向贵州移动成为今天的水族。宋代受越南侵略军的侵扰，骆越又从梧州北上广西、湖南、贵州三省交界地带，成为今天的侗族。部分干越后来东迁进人浙江，形成了於越，在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文化。於越先后创造了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4000年)、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分为马家浜和崧泽两期，为前4300～前 3300年)、良渚文化(前3300—前2200年,与山东龙山文化有更密切的联系)、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前3200—前3000年)。于越民族继而又从江苏进入山东，与当地的苗瑶、通古斯融合创造了先东夷文化。

南部百越(混入了部分苗瑶的O2a1-M88)部分也在北部百越离开后一段时间开始内开始东进，到达福建和浙南，形成后来的闽越和东瓯。西汉南越灭国后，汉朝时武帝灭南越，南越开始大规模西迁，到唐朝时进入西双版纳、老挝、泰国。1215年更从云南的勐卯国(现云南德宏)西迁至印度阿萨姆省建立了阿含Ahom王国。南越小规模进入海南岛也较早，但是大规模进入海南是较晚的事，形成黎族。台湾原住民是不同时期沿不同路线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少部分属于南越，大部分属于北越。今壮族的17.9%、泰国泰族的10%、越南京族的7%、柬埔寨高棉族的8%、土家族的20%拥有M119。

同属黄种人东部沿海支的南岛民族，与同胞百越民族相反，他们不是向北，而是向南面广阔的大洋进发。公元前3000年之后，逐渐从占城、马来半岛扩散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公元后又进一步扩散到马达加斯加、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吉尔伯特(基里巴斯)、关岛查莫罗、加罗林群岛(波纳佩-雅普-特鲁克)、帕拉乌、瑙鲁]、美拉尼西亚[斐济、莫图、雅比姆、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波里尼西亚[新西兰毛利、乌维亚、萨摩亚、汤加、图瓦卢(艾利斯)、钮埃、库克群岛拉罗通加、社会群岛塔西提、土阿莫图、马克萨斯、夏威夷]。

汉藏民族Y染色体单倍群是O3—M122。O3出现频率最高地区为中国云南省、印度东北部那加邦的藏缅族群里，很多民族中出现频率为100%，如独龙族等。在靠近中国的东南亚地区，O3数量比较多，缅甸、老挝、越南都超过50%。

汉藏民族一支形成了藏缅族群，他们创造了马家窑文化，以陇西为中心，西至河西走廊和青海省北部，北达宁夏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马家窑文化是陕西仰韶文化的一种地方性的变体，年代为前3300--前2050年。齐家文化起源于中原之陕西龙山文化，随着不断向西发展，分布与马家窑文化地域重合，开始承袭了马家窑文化的若干因素，地域性也就显得更加突出，实属陕西龙山文化的变体。齐家文化早期为前2000年，已普遍出现铜器，晚期年限可到商代。至于甘肃西部的火烧沟文化，则已进入比较发达的青铜时代，为前1900～前1700。

藏缅族群不断南下，占领了原属棕色人种的和兄弟民族百濮的很多地盘，并于之通婚，融合成现在的藏族人、羌族人、氐族人、彝族人、缅甸族人、蜀人、巴人(土家族)人。

其中，藏族是秦汉时期藏缅族群中的两支唐旄发羌(仙女)，南下进入青藏高原，与当地的棕色人种土著雅砻(猕猴)混血而形成的。现在的藏族人的遗传结构还能看到大量的D型Y染色体(当然O3型染色体占50%以上)。而观察藏族的面貌特征，甚至在同一个村子中，也会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样式，有的人是挺拔的羌人的面容，有的人则是敦圆的棕色人种面貌，肤色的差异也很大。氐族现在仅存于四川和甘肃边界地区，有着惊人的Y染色体遗传结构——全部的D型，说明他们是棕色土著的后代，并且在汉藏语中，“氐”就是“底层”的意思。羌人来到青藏高原，把原本就在这里的棕色土著称为“氐族”，因为他们“原抵”就在那里。羌族也含有部分的D型，但还是以O3为主。另外，整个藏缅族群由于在黄河上游老家跟C融合的厉害或者因为后来匈奴、鲜卑、金山突厥、契丹、蒙古的影响，所以现在都含有10%以上的C的血统。

O3在南亚语群体和苗瑶语群体中就存在。唯有O3e1是汉族才独有的，这个类型诞生于原始汉人的故乡黄土高原(甘南宁夏陕北)，很可能是做了800年江山的周族的祖先帝喾-后稷(弃)。今日北方汉族O占73%，K占13%，C、Q各占4%，R1a、J、其他各占2%；今日南方汉族O占71%，K占14.4%，C占8%，D占4%，F占1%，R1a占0.8%，N占0.8%。

俄罗斯的阿拉伯基因来源于犹太人，俄罗斯现有200多万犹太人，此外还有大约200万有犹太血统的人，他们在沙皇俄国和苏联迫害时期被迫改变民族身份（改变信仰、族籍）。

俄罗斯人受东方印欧人的影响甚于伊朗人。

德国人有相当一部分是斯拉夫人后裔，如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人。

意大利人的阿拉伯基因主要集中于南意大利，尤其是被阿拉伯人统治过300多年的西西里。

这份由美国人研究出的世界人种基因图谱(Y染色体)表明：现代德国人中属于雅利安基因占19.5%。而俄罗斯人属雅利安人基因占47%。雅利安人成份最高的是波兰，超过50%。以雅利安人自居的伊朗，雅利安基因只占18%。不如中国维吾尔族21%。印度操印欧语民族中雅利安基因占39.5%。

世界人种基因图谱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74108.htm

白种基因：F（斯里兰卡基因）、G（亚美尼亚基因）、H（印度-斯里兰卡H基因）、I（北欧基因）、J（阿拉伯-犹太基因）、K（新几内亚K基因）、L（印度-斯里兰卡L基因）、M（新几内亚M基因）、R1a（阿尔泰/印欧东支基因）、R1b（西欧/印欧西支基因）

先对表中的基因作一个说明：

黄种基因：N（极北基因）、O（东亚-南亚基因）

棕种基因：C（东北亚-澳洲基因）、D（矮黑人基因）

白种基因：F（斯里兰卡基因）、G（亚美尼亚基因）、H（印度-斯里兰卡H基因）、I（北欧基因）、J（阿拉伯-犹太基因）、K（新几内亚K基因）、L（印度-斯里兰卡L基因）、M（新几内亚M基因）、R1a（阿尔泰/印欧东支基因）、R1b（西欧/印欧西支基因）

黑人基因：A（东非-南非基因）、RxR1（中非R基因）、B（中非B基因）、ExE3b（非洲基因）

科普特-柏柏尔基因：E3b（东非-北非基因）

印第安基因：Q（美洲基因）

（撰文袁义达）

谢选骏指出（《祖先崇拜的结论》）：上述所言，似乎给祖先崇拜提出了一些科学依据，因为祖先崇拜是确保种族延续、种族纯正、种族昌盛的心理支撑。但是我发现，祖先崇拜与优生学是格格不入的。为了优生，有时需要删除一些种族枝蔓，而这是不被祖先崇拜的意识形态所许可的。为了祖先崇拜的进行，不得不违反科学依据。所以华人的体质甚弱，精神病人的比例高得吓人，劣等种族的迹象比比皆是。这就证明了祖先崇拜与优生学的内在冲突确实存在。

【130、异教徒与基督徒谈论信仰】

异教徒：你是个虚伪胆怯的人哪！你如果真的信你的信仰，你就活出你的信仰给人看。你也不用给人传教，只要活在你的信仰里面就行了。可是我没看到你活在你信仰里面的样子，你只是偶而借居一下。你还容不得人说你！你连最起码的基督徒该有的博大宽容都没有。你老嘲笑别人是假的，难道你就是真的吗？你为了你的信仰做了些什么？你以它为荣吗？你活着的一切依据就是它吗？我会拼命维护我的信仰，你会吗？我的信仰是我千辛万苦找到的，经过无数验证的，可以解决我人生所有疑问的，是我引以为荣的真理，所以是如同生命一样宝贵的，所以我可以大声的自豪的跟任何人说：“我是一个异教徒”，你能吗？你能像我一样大声跟人说你的信仰对你的重要性也是如此吗？看到你最好的作品，却跟你的信仰无关，你不觉得难受吗？如果你的信仰，不能带给你启迪，不是很难受的吗？

基督徒：信仰就是信仰，不是任何别的。

异教徒：信仰就是你人生的依据，就是你言行的依据，就是构成你的一部分，不然，你就不是真信仰。

基督徒：我言行的依据是我的身体，我灵魂的依据才是我的信仰。

异教徒：信仰就是你的行为准则！！！

基督徒：不是的。我做不到的。如果我做得到，我就不应该再活三天。因为那样，我就应该把自己的全部送给别人，然后自己饿死。我做不到。但是我也不假装自己能做到。所以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需要神的救赎。

异教徒：你还是一个殉道者呐。

基督徒：我原先活在世界上，藐视一切行为准则。

异教徒：你仍然是一个寻找真理的人。你如果认为基督教义是真理，你就应该遵循它。

基督徒：我后来知道自己不配真理，所以信了耶稣基督。

异教徒：那你就不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是完全遵循基督教义的。

基督徒：我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不是你决定的，是神决定的。

异教徒：就像我，是人道主义者，我是完全遵循我的信仰去做个人道主义者。而你总是拿神来搪塞。

基督徒：我认为，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完全遵循基督教义，否则他就活不过三天。

异教徒：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

基督徒：不对。

异教徒：所以这个信仰是不是完全的真理呢？

基督徒：所以只有一个基督。而基督徒都是罪人。只不过是认了罪的罪人。

异教徒：你这个逻辑，就好像说，我们受了洗，就可以犯任何错了。这个是什么诡辩逻辑啊？你受了洗，就可以干尽坏事？

基督徒：我们受了洗，还是会犯任何错，但不会故意作恶。

异教徒：我不喜欢这样的逻辑。你的逻辑里面包含了故意犯罪的因素。

基督徒：要尽量少犯。但如果有人宣称他不再犯错， 我认为它是在欺骗。

异教徒：为什么你们不能成为完全的基督徒呢？为什么要找理由不去遵循教义呢？

基督徒：保罗说过的“两个律”，你懂吗？我可以给你找出处。

异教徒：我为什么要懂？我的信仰你也不懂啊。

基督徒：完全遵循教义？那不可能，否则就得死掉。

异教徒：你怕死啊？

基督徒：遵循信仰就要死。你等着。

异教徒：那你就去死嘛。做个好基督徒就要死，你就去死嘛。为什么要怕死呢？

基督徒：我没有这么迫不及待。我不想自杀。

异教徒：所以你怀疑、你找借口，你不是真信。

基督徒：反正我拒绝自杀。人迟早会死，干吗着急呢？

异教徒：你不是真信。总之，你不是真信。我打假。

基督徒：无论如何，除了那位“和全世界作对的基督”以外，我不会信别的了。

2012年1月27日

（另起一页）

书名

宗教战争

Religious Wars

《外星看地球》第2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2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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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0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