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本体、现象、分裂、外延、外扩、回想、前瞻、整合（全集第66卷）

 中国的本体、现象、分裂、外延、外扩、回想、前瞻、整合

Ontology, Phenomenon, Split, Periphery, Expansion, Reflection, Outlook, Integration……of China

2007年—2016年

2016年第一版

历史的初稿·第六卷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VI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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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网络文集，主要写作于2007年—2016年间，涉及了以下主题：中国的本体、现象、分裂、外延、外扩、回想、前瞻、整合。现在第一次结集出版。

Synopsis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Mr. Xie Xuanjun, written and published between 2007 and 2016. It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Ontology, Phenomenon, Split, Periphery, Expansion, Reflection, Outlook, Integration……of China. Now the first collection 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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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历史的初稿》序言

有句俗话说：“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Journalism is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新闻不过是老调重弹，于是呢，在“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的同时，“历史也就是新闻的底蕴了——人们都是按照既有的历史观念来看待事情、发掘新闻的。

虽说“新闻记者只要记住‘记’而不‘议’的原则”，但其实“记”只需要写下一“己”之私，而“议”才可能抵达公“义”。况且所有的记忆，都是有选择的，所有的观察都是取决于观点的。但是许多记者并无历史意识，也未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所以让我觉得需要帮助他们把话说透、把题点破。

这里的文字，都是根据上述原则书写出来的，十多年来发表于各种电子媒体，并且因此已经融入了当代意识和当下生活的洪流之中。

现在把它们结集出版，只是为了检索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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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中国尚未诞生，志士尚需努力

第一章

中国本体

第一节

四万八千岁的中国

第二节

中国精神的世界命运

第三节

中国本来就是世界第一

第四节

中国统一的文明基础

第五节

中国封建制度第六节

中日统一的基础——中国礼仪在春秋战国已经传到日本

第七节

略论日本人的中华意识

第八节

中国是韩国的宗主国

第九节

南方民族与獦獠

第二章

中国现象

第一节

中国人何时能建立“国家”

第二节

两岸统一才能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

第三节

大陆和台湾同属第三中国

第四节

“两岸一国”就是“第三中国”

第五节

两个中国一起消亡

第六节

两个中国互相承认，第三中国拉开序幕

第七节

两个中国在新加坡宣告解散

第八节

废除两国论，建第三中国

第九节

大陆和台湾加起来就是“第三中国”

第三章

中国分裂

第一节

两个中国与苏俄卵翼

第二节

两个中国制造“逆向朝贡体制”

第三节

高铁灾难源于“一国两制”

第四节

两岸同属一个没有元首和政府的国家

第五节

蔡英文承认“现代南北朝”理论

第六节

遣返大陆人士凸现“现代南北朝”的存在

第七节

现代南北朝开始文化统一

第八节

佛朗哥道路能解中国死结吗

第四章

中国外延

第一节

中华民族与英语民族

第二节

中国白皮书采取了河殇的战略

第三节

中国的“蔚蓝色”与门罗主义

第四节

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

第五节

第三中国兴起的国际背景

第七节

中日一体化是最后解决方案

第八节

第三中国的首都应在嵩山周围

第五章

中国外扩

第一节

中国能够摆脱埃及的命运吗？

第二节

不可预测的中国将再创历史的辉煌

第三节日

谢遐龄“三文明模型”之得失

第四节

我看“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第五节

僵尸经济与僵尸治国

第六节

中国为什么不能进行铁路私有化？

第七节

中国崛起的“第四个战役”

第八节

《河殇》的蔚蓝色冲到了钓鱼岛

第九节

中国的门罗主义宣言

第六章

中国回想

第一节

鲁迅的“阿Q”来源于斯宾格勒的“费拉”

第二节

鲁迅是中国焚化割民的巨浆

第三节

异族入侵对中国的灾难性影响迄今犹在

第四节

抗日神剧是战败者的自慰

第五节

中国买卖论文现象十分严重

第六节

中国有三亿贫困人口

第七节

China，拆呐，拆国

第八节

中国人，到法国、瑞士、瑞典、英国、加拿大等驻华使领馆去！

第九节

如何解决中国的“非常态”？

第七章

中国前瞻

第一节

中国能不能收复越南？

第二节

中国人缺乏快乐基因

第三节

中国的解剖学为什么胡说八道

第四节

中国怎样才能领导知识革命

第五节

中国人的信与不信

第六章

中国政府对奥巴马的种族歧视

第七节

中国收留斯诺登、实现大国崛起

第八章

中国整合

第一节

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

第二节

中国正在整合全球市场

第三节

中国正在突破历史记录

第四节

中国正式进驻美国的后院

第五节

中国能不能与美国开战

第六节

中国梦的初级阶段就是取代美国的领袖地位

第七节

中国梦的高级阶段就是“中国文明整合全球”

第八节

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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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尚未诞生，志士尚需努力

2016年夏天，针对台湾民进党政府成立委员会追讨“不当党产”，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说，民进党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要与中华民国切割” 有何资格谈黄金与故宫宝物。

洪秀柱的论点是，当年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下令将黄金和故宫部分文物送到台湾，对稳定经济、安定人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如果台湾政府要求从民国34年（也就是二战结束的1945年）开始申报，“当然我们认为这也是属于我们的党产”。

从她“不管是党产或是否给国家是国家财产，都证明台湾与中国大陆历史情结的连结，不可忽略”的这句话，到“到底是中国国民党欠中华民国多，还是中华民国欠中国国民党多，这笔帐还有得算，一条条来算，把帐算清楚”的论述，都可以看出：中国尚未诞生，志士尚需努力！

何出此言？

洪秀柱的本意是想要强调不能抹灭国民党对台湾的贡献，同时也强调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历史关系。但实际上却证明了党比国大，因此那个比党还要小一号的国，其实并非伟大的“中国”，而是一个破碎的“中国”，是“中国的碎片”。

中国的碎片——那就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下令带到台湾的黄金，不少是当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在中国实施金圆券制度，以强迫方式从民间缴收而来的。这仅比共产党后来强行从民间掠夺黄金和各种财物，稍好一点，但同样不足取法。

台湾的《中国时报》主笔室的社论维护了这一劣迹，声称国民党应该“积极主张国库黄金与故宫国宝属于党产，并纳入登记交付行政院”。这篇社论说还说这“至少可以促使民进党政府及社会大众，认识九二共识与国库黄金及故宫国宝的关联性”，殊不知自暴其短。他们的逻辑是：如果台湾“中国”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大陆“中国”就可以依据新通过的《不当党产条例》要求台湾“归还”。

但是黄金和故宫国宝是“党产”的说法一出，马上就被台独网民反驳：如果那是党产，为何台北故宫是直属总统府、由总统府任命博物院院长并编列预算？

看来，破碎的中国或曰“两个中国”是无法解决这一历史难题了。

这个难题只有留待伟大的中国或曰第三中国来解决了。

中国尚未诞生，志士尚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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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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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四万八千岁的中国

（一）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蜀道难》，其全文如下：

古蜀道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

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

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

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注释】

1、尔来：从那时以来

2、四万八千岁：极言时间之漫长，夸张而大约言之

3、秦塞：秦的关塞，指秦地。秦地四周有山川险阻，故称“四塞之地”。

4、通人烟：人员往来。

【解说】

自从那时至今约有四万八千年，秦蜀被秦岭所阻从不沟通往返。西边太白山有飞鸟能过的小道。从那小路走可横渡峨眉山顶端。

李白的疯言疯语，从来都是被当作一门诗歌艺术来看待的文，从来没人想到那与人类起源说有何关系。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现代人的人类祖先大约就是在距今五万年前后进入东亚地区的。

（二）

苏州大学的“国家第四届生命科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上，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家提出了“早期现代人类数万年前由我国南方进入中国”这一观点。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摩尔根——谈家桢国际生命科学研究中心、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昆明医学生物研究所5个研究单位。专家通过由19个单核苷酸多态位点组成的Y染色体单倍型在全国22个省市汉族人群中的分布研究，证实中国南北人群的Y染色体单倍型组成有较大的差异。南方人群的多态性明显高于北方人群，而后者的单倍型仅包含前者的一部分，其中单倍型H7、H10和H12仅出现在南方群体，这与我国南北少数民族人群间差异相符。结果显示，早期现代人类自南方进入中国，随后由南向北逐渐迁移，随后逐渐遍布整个中国；同时测算出现代人类进入中国的时间大致是1.8万年至6万年前。对于这一新观点，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DNA证据与化石证据，哪个更准确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告诉记者，“现在对于人类起源问题，有两大观点，一个是本土起源论，一个是非洲起源论，我本人认为，支持本土起源论的化石证据还比较少，而非洲起源论，从现在看来可能性更大。但支持本土起源论的关键性化石必然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起到一个推动作用。”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就此问题向记者做了详尽的阐述：“1987年，美国3个学生通过对现代人胎盘线粒体DNA的研究分析各大洲人，发现黑人变异最多，于是提出假说，认为人类于2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于13万年前走出非洲，并完全取代了原先各地的人类。1998年，复旦一位遗传学家在美国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这一理论对中国情况也适用，并得出了相关结论。到1999年，更进一步研究发现南方DNA变异程度比北方大。由此认为从非洲来的人先到南方，进而扩展各地。并推测这时间为6万年前。但根据现代活人的DNA做分析毕竟只是很少一部分。自1987年那个假说提出后，许多遗传学家们做了研究，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并得出了不同年代的数据。有的结果是10万年前，有的结果是80万年前。今年11月份，几位中国遗传学家又得出结论是29万年前。而根据11月4日伦敦来的电报，英国通过DNA研究发现，人类的第一个女性祖先于14.3万年前在非洲，而第一位男性祖先于5．9万年前，比女性晚8万年。历史毕竟只有一个，如果只有一个共同祖先，到底是几万年前？我不能说这些结论都是错的，但也不可能都是对的。他们的研究是根据活人的变异测量出来的，不过是其中一部分。我们认为最早的非洲人走出非洲在200万年前，这是符合化石证据的，虽然我们的化石证据相对还较少，有不确定性，但绝对数量不少，由化石证据梳理的轮廓大体上不会太错。相反，他们所能分析的DNA很少，根据那么少的实验数据推测整个人类的进化是不精确的，各个材料做的结果不一样，每个都很难代表整体，有许多不确定、不清楚的因素，根据这些数据做推测是相当危险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实验的结果不能说都是错的、无根据的，但是它只能说明它所研究的这个片断的历史是这样的，不等于整个人类的历史是这样的。”

人类有几个发源地

自从达尔文提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观点以来，非洲的考古发现找到了大量的早期人类化石，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那里已找到距今440万年前的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始祖种地栖猿及距今410万年的原始类型的湖滨种南方古猿，也找到了距今300多万年的阿法种南方古猿。在这些发现中，不仅有众多完整的头骨，而且有较完整的骨架。作为阿法种代表的“露西少女”就有40％的骨架。在距今370万年的地层中，还发现了南方古猿直立行走的脚印。

1999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人类遗传学中心的科学家金力与我国一些科研单位合作研究后撰文指出，目前的基因证据并不支持亚洲黄种人有独立起源的做法。他们认为，4万到6万年前源于非洲的现代人到达中国南部，并逐渐取代了亚洲大地上的古人。

还有一项考古发现：人类远祖至少在78万年前就从非洲迁居以色列，地中海东岸是人类祖先“走出非洲”迁往欧洲、亚洲的“走廊”。这一结论在考古界引起了震动。这次美、以考古专家的结论把原始人“走出非洲”的年代提前了几十万年，并进一步支持了人类源于非洲的说法。

然而，现在还不能肯定非洲是人类最早起源的地方，也不能排除人类起源于亚洲的可能性，特别是中国，拥有广大的新生代地层，有温暖和寒冷气候的变化交替的记录，在这些地层中已发现了大量的高等哺乳动物化石的灵长类化石，特别是多种古猿化石，如第三纪的森林古猿、禄丰古猿、上新猿等，最近还在江苏、山西等地发现了可能是距今4000万年前后的高等灵长类化石，另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可能是早期人科成员和早期旧石器文化的线索，有待我们在中国广大地区去发掘。

1929年底在我国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由此被作为人类起源于亚洲的证据。

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在发掘和研究元谋古猿时，认为在元谋盆地小河地区豹子洞沟发现的古猿伴有石器，故将之定名为“东方人”。在我国河北蔚县上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万年的石器。这远远超过了非洲发现的不超出260万年的界限，并认为，“这是对人类非洲起源论的一次挑战”。

大量化石和考古证据证明，从以北京猿人为代表的直立人到现代中国人，中间没有间断，是“河网状不断推进附带少量杂交而来的”。

谢选骏指出：现代人来自何方？这是一个困惑人们很久的难题。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正在做出种种推断和论证。但是他们并不明白，这些都是属于思想主权的领域，单纯的科学是解决不了的。

（三）

网文《47枚“现代”牙齿，能否证明中国人根正苗红？》指出：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一直是许多人自豪的本钱，尤其是作为传统的四大文明古国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中华文明，更是许多人能够做好“中国梦”的理论基础。所以在很多人眼中，全球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而且都来自现在“愚昧”、“落后”的黑非洲的观点，总是那么刺眼。所以总是时不时有一些重要发现，拿来证明中国人，或者说东亚人是“土生土长”的。

2015年10月15日发表于《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也起到了这种效果。严谨的媒体，还用“对非洲起源说引发新的思考”来做标题，希望语出惊人的媒体，则直接用“挑战非洲起源说”、“人类非洲起源说争论再起”甚至“改写人类起源非洲说”来博取注意。

但是这个成果，能起到这个作用吗？

这次的主要成果，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湖南省道县境内的福岩洞发现的47枚古人类牙齿化石以及大量动物化石。

通过对这些牙齿形态的分析，研究者认为他们已经具备了现代人的特征，而且通过对这一岩洞中古人类活动遗迹的年代测定，认为应该属于晚更新世，距今约8万至12万年。因此中国的研究者就认为，这对“非洲起源说”提出了挑战。因为“非洲起源”认为，现代人在距今大约5万年前走出非洲，迁移至西亚和欧洲。但本次研究表明，东亚地区出现现代人的时间早于欧洲和西亚至少3万年至7万年。

这也就是说，现代人在东亚出现的时候，非洲的现代人还没来，因为我们的时间比他们早。这次研究的结论就认为，中国南方地区可能是中国现代人类形成和演化的中心区，而这些现代人可能起源于该地区的古人类，而非来自非洲。

但是寻找中国人的起源，能不能靠这样的加减法，就是一个问题。从这次成果的年代测定上看，就是在8万到12万年之间，中间就有4万年的误差，而在确定现代人“走出非洲”的时间的时候，就严格界定在了5万年，并因此算出了3万年至7万年的“提前量”。实际上，在非洲起源说中，对于现代人走出非洲的时间，也并不是严格定在5万年前的。

“非洲起源说”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20万到15万年前已经完成进化的非洲智人，他们走出非洲后分别到达欧洲和亚洲大陆，并穿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大陆。在到达各大陆后，在竞争过程中淘汰并完全取代了这些地区的直立人。非洲智人走出非洲的时间，普遍认为在距今5万到10万年，而且可能不止一次。

与之相对的，就是受到主要中国学者支持的“多地区起源说”，该学说认为，现代人最早在4个大陆地区出现，并不断适应当地环境完成连续进化，且每个地区有少量的基因交流，最终形成不同外貌特征的人种。例如欧洲白人由尼安德特人进化而来，亚洲人种由北京山顶洞人、爪哇人进化而来。

但是这两种假说都认同直立人走出非洲的观点，即有一部分直立人大约在200万年前或稍晚的时候走出非洲，迁移到欧亚大陆。两者的分歧在于，非洲起源说认为，走出非洲有很多次，全球现代人的祖先都是大约10万年前走出的一拨现代人，而多地起源说认为，200多万年前走出非洲的直立人后来在全球各地开花结果，各自形成了现代人，而并未被后来走出非洲的现代人所取代。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非洲起源说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这是因为这一假说已经获得了来自分子生物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诸方证据的支持，而多地起源说，主要是得到中国以及东亚的一些学者的支持，但也是少数派。

当然中国学者也不都是“多地起源说”的支持者，1990年代，中国遗传学者陈竺（就是现在的卫生部长）和金力的研究指出，现代亚洲人与古代亚洲直立人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存在；现代的中国人是约5万年前由非洲迁徙而来的人类后代。

2002年，复旦大学金力的团队又对中国近一万个男性的Y染色体进行检测，结果在所有的样本Y染色体上都发现了一个突变位点M168G，而这个突变位点大约在不早于7.9万年前产生于非洲，是一部分非洲人特有的遗传标记。

他们的结论是：在10万年前左右，现代智人逐渐迁移出非洲，来到中亚，其中一些人在当地定居，人类进一步分化。大约到了4—6万年前，一部分人迁移到了东亚，进入到了中国大陆；经过4万年的演化，这部分人逐渐分支，产生了56个民族。

在整个调查中，没有发现一例没有M168G的Y染色体，成为支持“中国人非洲起源说”最强有力的证据。

夏娃假说，则是全球人类非洲起源说最强有力的证据。1987年，以威尔逊（A.C.Wilson）为首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研究组根据对祖先来自非洲、欧洲、亚洲及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土著共147名妇女胎盘细胞线粒体DNA的分析,发现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是大约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妇女，她的后代在约13万年前走出非洲，扩展散布到亚洲和欧洲，取代了原来生活在那里的古人类。

目前非洲起源说认为，人类曾三次大规模走出非洲，最初的原始人类直立人起源于几百万年前的非洲大陆，后来第一次走出非洲，比如中国的北京猿人、但是北京猿人并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后来早期智人第二次走出非洲，但也不是现代人类的祖先，现代人的祖先是距今5万年前的晚期智人从非洲再次潜移到世界各地，成为现代的人类。

多地起源说很难解释为什么人类独立发展上百万年，居然几乎在同一时代发展出文明，就好比几个人在同一起点开始跑马拉松，每个人走各自的道路，所经过的环境地形各不相同，最后却几乎同时跨入终点。

为了调和非洲起源说和多地起源说的矛盾，或者说是为了多地起源说寻找更多的依据，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新智院士提出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模型，也就是在承认多地起源的前提下，不排除本地现代人与非洲现代人的基因交流。

他曾经说，“中国现代人的祖先虽然接受过境外的基因，但是主要发源于本地，而不是来自非洲。”

这次研究47枚牙齿的刘武，就是吴院士的学生。他们所提出的主要证据，都是从化石的形态上进行分析。比如牙齿化石与现代人的相似度，不同地区头骨的相似度。

吴新智曾经比较北京猿人、山顶洞人和现代人的骨骼特征，发现70％的中国人在头骨上有3个特征和北京猿人是一致的，就此他认为北京猿人可能是中国人的祖先。但他的学生刘武去非洲考察时，却发现有30％的东非人在这3个头骨特征上也和北京猿人相一致。这就有点乱了，不知道谁是谁的祖先了。

当然现在学界已经公认，现代中国人跟北京猿人没有任何关系了。

有一个关于吴的并不厚道的笑话，说一天下午，他正在实验室里鼓捣化石，外面进来两个人，一个中年人领着一个孩子。老吴问，你们找我有事吗？那个中年人说：“我怀疑这个孩子不是我的亲生儿子，请吴老师看看我们的骨骼，帮忙鉴定一下吧”。老吴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我是研究古人类的，你们亲子鉴定还是找DNA检验机构吧”。

那个中年人说：“吴老师，你连我是不是孩子他爹都鉴定不出来，那你是怎么把北京猿人鉴定成中国人祖先的呢？那不是扯淡吗？”

在国际学界，单一起源理论对于多地区进化理论具有压倒性优势，非洲是人类发源地几乎已成共识。吴先生的理论不被世界上大多数学者接受，很大程度上因为吴院士始终坚持，化石才是最可靠的证据，而DNA研究属于间接的证据。但考古材料本身也有年代测定和理论解释的种种问题，而且还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方能获得相对比较准确可信的结论。相比之下，反而是基因证据更为可靠且易为人所接受。

也有学者指出，吴院士所提出的“附带杂交”，是一个没有时间、地点的模糊概念，过于含混不清，简直可以随意运用。“华夏万世一系窝在东亚一隅”被形容为中国科学家对于人类起源不可动摇的预设立场。

对于这次根据47枚牙齿，证明这些现代人可能起源于本地，而非来自非洲的结论。在《自然》杂志同期发表评论文章的英国考古学家Robin Dennell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道县人的发现为现代人走出非洲、经过地中海东部到达亚洲南部提供了证据。“道县人的牙齿与晚更新世（距今1万～12.6万年）的欧洲人和现代人类相似，表明他们来自移民，而非是当地直立人演化的结果”

可见同样的结果，甚至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作为吴院士的学生，刘武对此就持有不同意见，“新发现的化石没有提供支持登内尔观点的直接证据，这些现代人可能是从本地的古人类演化来的”。

当然对于否定“非洲起源说”，刘武也是信心不足。他谨慎表示，无法仅以本次研究否定“非洲起源论”，能确定的是“已在非洲以外的地方找到了年代非常靠前的现代人生活区”。

但是即便这些人具备现代人特征，他们是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实际上也是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复旦大学遗传学李辉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就认为，该发现并未否定人类的非洲起源说。在以色列和澳大利亚都曾经发现早于7万年前的现代人，而澳大利亚的古DNA分析证明其与现在的人类无关。道县人可能先于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并最终在中国灭绝。

当然对于非洲起源说，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困境，就是为什么非洲现代人能够完全把全球各地的现代人取代，那些本地人难道什么也没剩下？有学者认为，他们其实都是在最近的一次冰期中由于气候恶劣灭绝了。

对此同样来自中科院古脊椎研究所的高星研究员就反驳称，以前更冷的冰期都没有让人类灭绝，现在又有什么理由让他们都冻死呢？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本地人也并非什么也没剩下。根据对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基因组的对比研究，否定了源于非洲的现代人类与其他种群不存在交流的传统观点。通过DNA分析可以发现，本地人的基因也占一定的比重，大概不到10%，说明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混血现象。现代人对极端环境的快速适应，很可能得益于与已经适应了那些环境的其他古人类之间的交流。

而这种发现，也并不被认为否定了非洲起源说，毕竟混血的贡献仅占很小的部分。实际上有学者就认为，即便是吴院士提出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模型，如果杂交所贡献的基因只占一小部分，那也近乎于单地起源了。但是这也说明，非洲起源说理论本身还必须不断更新和修正。

这就像考试中，如果大家都抄一个人的，结果会相似。如果抄的是几个人的，或者说，有几个独立的内容来源，结果就不一样了。

所以，对于这47枚牙齿究竟属于什么人，他们是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还是需要通过提取这些人类牙齿化石的DNA做进一步研究，当然如果能够发现更多的化石样本，就更好了。

当然，尽管有大量的遗传学证据，也并不意味着“非洲起源说”大获全胜。这一说法并不能完全说服持有不同声音的考古学家，尤其是更关心化石形态的吴院士。因此大家还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

伦敦自然博物馆古人类学家克里斯·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曾经写过一本书——《孤独的幸存者：我们如何成为地球上的唯一人类》（Lone Survivors: How We Came to Be the Only Humans on Earth），这个书名源自这样一种考虑：如果我们回到十万年前，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这点时间不算久远，也许会有多达六种不同的人类生活在地球上。除了我们成了唯一的幸存者外，其他类型的人类都消失了。

（四）

网文：《炎黄密码——中国人的前世今生 （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中国历史）》（第3节）指出：

非洲是“生产”现代人的车间，总有“半成品”离开非洲老家迁徙到欧洲和亚洲去探索新世界。这就是中国境内那些北京猿人、元谋猿人、蓝田猿人的来源。这些古猿人们因为未能熬过冰川期而灭绝。从而先后失败。但是，不断有人类的“半成品”从非洲迁徙出来，并且越晚出来的就越进步。这些灭绝的古猿人留下的痕迹就是人类在亚洲和欧洲独立进化的假象，误导了化石专家产生了本土起源说的错觉。而留在非洲老家的古猿人依然不断进化，改变世界的能力不断变强，直到进化成我们这些现代人，然后走出非洲，在全世界获得成功。

现代人群在全世界的扩散

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经历了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5个阶段。在现代人的祖先离开非洲之前，进化中的人类至少曾经2次走出非洲。分别是直立人（海德堡人、北京猿人、爪哇猿人）和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直立人灭绝于冰川期。早期智人（如尼安德特人）则是被现代人灭绝的。但早期智人部分基因还留在现代人的体内。无论是欧洲人、东亚人还是美洲印第安人，体内都有大约1%~4%的尼安德特人基因。

现代人（晚期智人）离开非洲分先后两次，第一次是10万年前的棕色人种，Y染色体为C和D型。这群人属于一个海岸捡食文化群体。主要通过在海边捡拾海鱼、贝类等高蛋白食物为生。所以他们始终沿着海岸迁徙。因为路线单一，推进的速度比较快。到 6万年前已到达今天的东南亚和澳洲。成为老亚洲人。那时地球正处于冰川期，海平面比现在低100米以上，澳洲和印尼群岛以及亚洲大陆连在一起（或者仅仅隔着很窄的海峡）。 

冰川时代的中国非常寒冷，棕色人种进入中国的步伐缓慢。直到4万多年前，棕色人种才发展出在寒冷地区生活的文化。使得他们可以拿着旧石器，向冰天雪地的北中国走去，形成了山顶洞人等早期中国居民，延续了中国已经中断了几万年的旧石器文化的香火。今天，棕色人种还在很多比较边远的地方生活着，比如澳洲土著、印度低种姓、日本阿伊奴人、东南亚尼格利陀人等等。中国人是黄种人，但也有很重的棕色人种血统。中国人的基因至少有10%来自老亚洲人（棕色人种），甚至可能远远高于这一数据。而蒙古人和日本人就更高了。

现代人第二次走出非洲发生在5万年前，他们是中国人的主要祖先，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基因来自于他们。这群人使用的石器比以前已经大为改进。他们的Y染色体为F型，是亚欧大陆绝大多数人的原始根类型。他们属于狩猎采集文化，以打猎和采摘为生。所以他们沿着陆路迁徙，至5万年前到达西亚，在那里他们与尼安德特人有了一次混血，使今天的亚洲人和欧洲人都有少量尼安德特人血统。这些现代人在西亚长时间定居，形成“古亚欧人群”。这个人群不断繁衍，不断扩散，为后来白种人的多种多样的体质特征奠定了基础。Y染色体也由F 分化为K、I、P、J等。

到4万年前，这群人中的一支离开伊朗高原向东方迁徙, 他们的Y染色体为K型。他们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在较短的时间内穿过印度，来到缅甸、老挝一带，定居在今天大名鼎鼎的“金三角”附近的雨林里。在东南亚的雨林里，他们生活了2万年，体质也就渐渐与西亚的人群有了差别，黄种人的体质渐渐形成，而他们的Y染色体也由K分化为N和O。随着人数的不断壮大，这些东迁的“古亚欧人”渐渐形成“新亚洲人”。中南半岛成了黄种人的摇篮。

上古中国人群的形成

中国男性Y染色体大多数归属于国际标准中的C、D,O、N，Q、R六种类型，都能在国境线外不远的地方找到更古老的类型。这些数据揭示了我们的祖先是在什么时间、沿怎样的路线进入中国的。

考古发现，几万年来，东亚的古人类遗骨有从棕色人种渐渐变为黄色人种的趋势。山顶洞人的遗骨中有很明显的棕色人种成分。在日本，西伯利亚、美国，都发现过棕色人种的遗骨。而2万年以来，黄色人种的遗骨渐渐多了起来。在远东发现的石器更是对这种人种更替提供了明显的证据。此前中国的石器却始终都处于旧石器时期，这正好对应着棕色人种的活动时期。但是到了2万年前，突然由旧石器转变为新石器，在极短的时间内追上了西亚的进度，与之处于同一水平，这种不同寻常的飞跃，是东亚发生人种替代的又一旁证。

几乎所有民族都是不同人种融合混血而成的。欧洲人的主体是由地中海人种和诺迪克人种融合而成的阿尔卑斯人种。即使是“血统纯正”的冰岛人，其男性Y染色体也有两种相当不同的成分。而身处孤岛的日本人则是由4万年前来到日本的原生人和2300年前登岛的弥生人融合而成。中国人和世界所有民族一样，也是古老的混血儿。中国人形成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最早进入中国的现代人是棕色人种，男子携带的Y染色体为C和D。他们利用4万年前亚间冰期进入中国。他们是10万年前离开非洲的第一代现代人（晚期智人），他们使用旧石器，早期主要通过在海边打渔谋生，后来也发展出狩猎—采集文化。棕色人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今天的中国人的体质，因为中国人的母系遗传中棕色成分较大。后来大部分区域的棕色人种都被取代，但小群落今天还分布在像北海道、安达曼岛等边缘地区。

中亚白种人是另一个进入中国的古人群，他们携带的Y染色体为Q型和R型。Q在2万年前开始进入，R要晚一些。今天这两种染色体类型占汉族的3%左右，证明汉族也有一定的白色人种的成分，只是比例极小，对中国人体质影响有限。R型是较为典型的白色人种Y染色体类型。但中原的R型为汉族所特有，与欧洲人的R已经分离了1万5千年以上，证明在它是在汉族形成时就有的，与后来入侵的游牧民族没有关系。

中国人的主要体质特征来自东南亚的黄色人种，Y染色体为O型、N型。约3.5万年前，东南亚雨林里的黄种人携带的K型Y染色体突变为O和N。O又分化为O1、O2、O3三支。

其中携带O1型Y染色体的人群主要分布在越南，被称为“黄种人沿海支”。这一支人从东南亚呈放射状扩散到印尼、夏威夷、新西兰和马达加斯加，形成后世的南岛语系各民族，后来也有一些“黄种人沿海支”进入中国。而Y染色体为O2、O3和N的人群则聚集在中南半岛的西部，称为“内陆支黄种人”。

小冰期使北方天寒地冻，阻挡黄种人北上。直到2万年前，全球气候变暖之后，黄种人的沿海支和内陆支分东、西两条路线进入中国北方，而广西和云南分别是其的入口。O1（沿海支）黄种人沿着中国的海岸从广西一路向北扩散，一直走到辽宁等地。形成后来的百越、东夷、通古斯等民族。今天东北的满族、蒙族、朝鲜族有较多的O1成分。

（五）

《维基百科·本土起源说》：通过考古学家的工作，在中国已经发现了800万年前的禄丰古猿，200万年前早期直立人巫山人，170万年前的元谋人，115万年前的蓝田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和郧县人，30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和南京汤山人，10万-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辽宁金牛山人、陕西大荔人、安徽含银山人、山西许家窑人、丁村人、广东马坝人、湖北长阳人，1万-4万年前的晚期智人如广西柳江人、内蒙古河套人、北京山顶洞人、云南丽江人、四川资阳人、贵州穿洞人、陕西黄洞人等等。原本存在两个缺环：一个是没有发现更早的直立人化石和人类近祖南方古猿化石，另一个是没有发现距今5-10万年的智人化石。但2008年1月22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记者会宣布：在河南许昌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第四纪晚更新世早期地层中发现距今8万～10万年间的较完整的古人类许昌人头盖骨化石。已经填补了中国没有5-1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的空白。

这是一个近乎完整的人类进化系统，除了非洲外，中国也是大致上连续不断的古人类化石发现地，因此，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古人类学家认为现代中国人是独立起源于中国的。在特征上，也显现出东亚人和非洲人的不同，比如“中国人为两面坡形头顶，而非洲人呈圆弧状；智齿，非洲人统统都有，而中国人中有的人没有；夹紧状的鼻梁非洲人没有而中国人有；非洲现代人没有下颌圆枕，而中国现代人就有人有。”再比如，“北京猿人的头顶呈两面坡状，有下颌圆枕，这正符合中国现代人的特征，所以，北京猿人是我们的祖先更合理一些。”许许多多中国现代人的特征，是从中国的化石人类传下来的，显然更合理一些。

还有中国学者对古人类体质特征和旧石器时代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后指出，尽管存在外来的基因交流和文化交流，中国现代智人形成过程中连续进化仍是主流。中国从古人类到现代人的体质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并未出现被非洲古人类取代从而造成的体质上的改变，北京直立人（过去称北京猿人）身上的一些特征在现代华北人身上仍有反映，现代中国人并没有出现非洲人的体质特征。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原始社会文化等等都是一脉相承，没有出现断层或大的改变。这些现象也促使多数中国学者相信中国人自生说。

这一理论与1990年代的基因研究结论相矛盾。有学者认为，基因研究人类起源的本身并不严谨。“归根到底，这些推测还是要用化石来检验，因为化石才是人类起源和进化的直接证据，” 但是大多数的学者仍然认为，从基因研究人类起源的可信度是最高的，从化石、外形并不能做为有较接近血缘关系的证明。

（六）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说法尽管歧异重重，但大都同意在五万年前后，中国发生过大规模的人种迁移。以此对照唐代诗人李白《蜀道难》的“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确实有趣。

李白的“四万八千岁”，到底是信口开河呢？还是依据了某种古代传说？

我认为，信口开河的成分应该小于依据了某种古代传说的成分。至于后来，杜牧所说的“南朝四万八千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则可能二者兼具，因为毕竟有李白的成例在先了。至于佛教的四万八千法门或八万四千法门，虽然貌似，但是所指并非年代，也是一目了然的了。

（另起一页）

第二节

中国精神的世界命运

［1987年12月29日］

（一）中国为什么一再落伍

中国现代一再落伍，根本原因在于帝国时代的大一统，使得中国人无法适应列国竞争的现代化过程。因此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改造国民性，从“世界居民”重新退化为“国民”，以便回归全球范围的春秋战国，脚踏实地从事国家竞争。

（二）中国的出路与希望

“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因为从事列国竞争本来就是中国文化中所固有的，例如《周易》表示一种变化的精神，《易传》讲君子自强不息、日新其德，反对墨守成规，更反对刻舟求剑，努力适应时代潮流，甚至连孔子都被儒家打扮成为“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孟子是从战国精神去诠释孔子的春秋精神，显然更有进取性。但是到了两汉时，进取的先秦儒学退化为西汉的董仲舒的神学以及今文经学、东汉的古文经学，这是因为先秦时代活生生的列国竞争，被帝国时代的中央集权给窒息了。而这种活生生的列国竞争，在秦汉之际和后来的三国时代、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宋辽夏金，还以更加无序的方式每况愈下地重现过。中国现代史也是从“国家分裂”开始的。

（三）回到“祖辈传统”

我们说回到“祖辈传统”中去，首先不是回到秦－清的大一统父辈传统，就是要恢复先秦的竞争能力。秦汉以前的中国，比较类似西方民主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有许多地方国家、贵族领地组合而成，具有多元性质，富于地方自治能力：这是进入现代社会的前提。因此可说先秦中国比现代中国，更加具有现代性，那时各类人才激烈竞争，各个国家出奇制胜，各种技巧高度发展。我常有一个历史假设：如果西方入侵中国时中国的社会形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那种，比较接近日本的列邦并存的封建制度，中国还未被两千年的大一统给驯化得失去了勇气和能力，那么如果西方打进来了，会是什么结果？我得出结论说，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会比现在的更加顺利，发展更快。

（四）“多元”成为重要的资本

西方文化传入时，如果中国是战国七雄并立，或是春秋列国竞争，那么他们绝对不会也没有条件像明清那样闭关自守，通过官僚政治压迫人民来予以对抗。他们在列国竞争的格局中，只能竞相传播先进技术与现代文明，积极推行“胡服骑射”，才有救亡的可能。在这种意义上，“多元”成了最为重要的资本。

（五）欧洲社会的生命法则

不仅中国如此，其实欧洲本身也是遵循这一社会生命的法则的。我们看到希腊文化很有活力，但城邦政治无法彼此协同，比中国的春秋战国还少一个周天子来维持道义和秩序，后来因为内战不休便被罗马给兼并了。但罗马共和国统一地中海地区以后，自己很快就成为独裁政体，以后其统治下的欧洲文化就发生了退化。直到蛮族入侵才打破僵局，而蛮族又经过千年才进化到文艺复兴，重新出现了一个列国竞争的多元化时期。

中世纪教皇领导的欧洲，这很像西周时代周天子领导的中国，教皇和天子的权力虽然有限，但却带来了普遍的道义和秩序。而文艺复兴和殖民时代的欧洲，很像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那么富有活力和生气。现代全球社会的许多重要因素、制度和观念，都是文艺复兴和殖民时代的欧洲所创造的；正如后来中国社会的许多重要因素、制度和观念，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所创造的。

（六）中央集权保护酒囊饭袋

相反，大一统政治的中央集权却只能保护酒囊饭袋，只能提供黑暗势力得以滋生的土壤。明清时代尤其是十九世纪的中国，不再具有春秋战国的能力，无法积极适应全球规模的殖民时代，因此只能任人宰割。相反，还没有消灭内部活力的日本虽然国土狭小却能加入殖民国家的行列，差一点就灭亡了庞大的中国。我们看见清朝统治者和他们在“共和时代”的权力继承人们一样，只有能力杀害国人，没有能力对抗列强，因为国人比他们还弱，所以他们“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而中国现代化的前提，首先就是要恢复春秋战国的能力，这一能力才是中国的无价之宝。

（七）把中国纳入国际秩序

如何恢复呢？那就是先把中国纳入国际秩序，利用外国的力量来实现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和机会均等。在国际竞争中，哪国能给人才提供更好的出路、哪国能给文化因子提供更好的土壤，那么那国就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因为那国所吸纳的人与文化因子得到更好的发展，最后那国的制度就会获得胜利和所谓普世价值。在这国际化的选择中，有生命力的东西更容易生长。不像在大一统的官僚体制下，专门致力于“把人才和文化因子消灭在萌芽状态”。因为大一统的官僚体制认为人才和文化因子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不错，“多元”是一种秩序，只有当这一秩序中的人才和文化因子彼此协同时，多元才是具有生命意义的生长，否则就会造成混乱。而清朝以来的大一统的官僚体制尤其是军阀政治，却无法协同各种人才和文化因子，于是只能反复扼杀他们。整个社会的活力因此递减。

（八）福气

成为巨流中的微滴，是水的福气；成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是人的福气。因为流亡者无法得到内在的平安，只有地头蛇才有“长生久视之道”。人类的文明也是这样，只有融洽地活在自然中，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命不致萎缩。个人反抗历史、人类反抗自然，是同样没有希望的挣扎，也是历史对个人、自然对人类的更深的奴役……

（九）中国精神的世界命运

中国精神的世界命运取决于中国如何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同呼吸”并不是“同呼同吸”，而经常是“你呼我吸”或是“你吸我呼”。如此的相反相成的“共命运”才是互补的而不是争夺的。所以在世界纷纷脱离君主制度的时候，中国完全可以而且实在应该走向再度的君主制度。“再度的君主制度”就是立宪君主制而不是专制君主制。

帝国时代中国精神的基本倾向可用十六个字概括：“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贞观十二年七月“诏曰”。见《唐会要》第四十九卷〕这既有功利务实的用意，又不乏对永恒者的观照。这里，显然包含着异教的宽容在内。甚至，含有对与异教相对的“本教”的消解。这种倾向与犹太系宗教的强烈排他性，可以说是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不妨把这种精神的兴起，归结为“对黄河斗争的副产品”。黄河凶猛善变、难以预测，比地中海更加危险。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人民是，必然拥有黄河一样变幻莫测的性格，否则根本不能应付这种不可预测的挑战。

古代中国并不比近代日本更加缺乏自我调节能力，黄河的凶暴更不比日本海的阴郁更为逊色。中国只是被两千余年大统一状态给奴化了，所以再也无力应付黄河的挑战，面对来自海洋的威胁和入侵更是一筹莫展……从长久看来，日本这个危险的邻居是命运对中国的鞭策，可以让中国警醒，避免麻木和沉沦。很少有一个社会，可以像日本那样，把“伦理”与“技术”协调得这么好：日本人可以像机器一样工作，而绝对不问工作的性质是善抑或是恶。

（十）“圣人出而黄河清”

“圣人出而黄河清”，这不是一个真理，而是一个假象，甚至是一个“野蛮化”的结果。古代中国的历史记录表明，蛮族入侵导致农地变为牧场甚至变为旷野的时候，黄河之水才相对较清。农耕文明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对黄河的压制，都表现为加深了而不是消除了黄河的弊害。如果我们要根除黄河的弊害，而且要直到永远，那么就只有把黄河流域变成像欧洲那样的牧场和花园。否则，我们就无法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就无从用新的基础复兴中国文明。

我们能根除黄河之弊？那么在现代条件下，我们需要一种不同于先哲的方法，才能来更加有效地发扬先哲“保合太和”的精神。正如我们需要君主立宪而不是君主专权来建立秩序。

何况先秦中国也并不是一个君主专权的社会。古代中国文明在无与伦比的艰苦环境中，在黄河流域的严酷气候、四邻环伺的地理条件下诞生了！在这种惨淡经营的困难包围中，先秦中国产生了什么？产生了礼制文明。它用礼制的光芒照亮了黄河流域，也给中国与世界带来文明。这才是真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古代中国曾经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史官文明”，用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来代替一般意义的宗教即对神秘力量的崇拜。其结果造成了中国的“大政治”即“社会之治理”的传统。我们把史官文明的政治称为“大政治”，而把反文化的“政治挂帅”称为“假政治”，前者是世界秩序的体现，后者是阶级斗争的余孽。

（十一）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从世界政治的观点看问题，欧洲列强称霸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后的欧洲国家将仅仅作为地区国家而不再作为霸权中心而存在，不仅大英帝国如此，俄罗斯也将如此。随着战后世界进入了两霸即两个阵营分割统治的时代，也开始了冷战结束以后两个齐桓公和晋文公式的霸道〔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也将从历史上消逝，那时“唯一的王道”将君临地球。但愿它不是秦始皇式的独裁，也不是罗马共和国式的民主，但愿它不以民族利己、政治高压、经济掠夺为归宿；而是以利他的政治、施予的和平、文明的礼制为归宿。

强者、霸者、王者的逐层进展的三连环，是权力升级一再显示的进化公式。新的王道并不新鲜，它从来都是用“世界主义”的德音来推行社会择优制度，一视同仁地看待一切种族、地域、阶层的黎民百姓，以此整合各个破碎的主权国家为一统世界。这决非奢望，而是必须，就像交通秩序不可缺少。科学技术的惊人的进展，还为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甚至是技术发展方面的需要。

这也将是并不太远的历史前景。尽管这些以往就在较小的范围内反复出现过。但最终只有较为宽容因而兼容量较大的人民，才能体现出王道精神。体现出更多的王道精神的人民，能够担负这一转折。

我欣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拯救了中国。要不是“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同室操戈”，中国的前途早就四分五裂了。命运及时拯救了中国，尽管这种拯救现在看来只做了一半，但毕竟把中国从最危险的悬崖边上拉了过来……这一发展不仅给予中国一个复兴的动力，又给了它一个世界舞台作为用武之地。

这个回旋余地，使得中国有机会显示其主要价值在于其文化特点及历史因素，可以为全球政治前来主持某种秩序。众所周知，中国这个民族在斗力方面远远不如在斗智方面的表现。而核武器的出现所标志的世界，正进入一个斗智而非斗力的时期。它意味战争将进一步政治化，穷兵黩武的战争游戏日益受到了遏制。而一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证明，中国的汉人是如何不能掌握“斗力而非斗智”的拼命精神，不能擅长于这种野蛮的游戏。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势必还将进一步抵消中国的文弱毛病，而使中国的“斗智能力”得以发挥到最大限度……

（十二）亡国奴传统与“天下大同”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高度艺术趣味及唯心主义传统的文化实体”，如果能降低一些自己的私意，由它前来主持的科学的世界秩序，将较为不会成为窒息人类的创造精神？中国较有和谐自然的生物本能，较能调节唯物主义造成的世界悲剧。尽管当前的中国子孙们，丧失了祖先的可贵品德，在因循守旧中被迫接受在西方真理所残留的有害化学物质，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无论如何，中国历史的轮廓却构成了中国可以走向世界政治那个决定性条件。

这个决定性条件就是：帝国时代的传统虽然不利于中国现代化，但却对全球化过程很有帮助；蒙古和满洲的征服虽使汉人成为“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文革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员李玉和痛斥其党内同志的话），但也使得中国人特别能适应异族统治的世界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亡国奴传统反倒成了一项长处，成了“走向未来”捷足先登者。

可以预见，若干年后，世界趋同，中国帝国时代的“天下大同”精神会再次焕发出来，甚至成为开启风气之先的创造者。

事实上，“天下大同”这一概念之所以在西汉被提出来，就是因为秦灭六国使得中原各国人民都沦为亡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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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本来就是世界第一

网文《美国鹰派抬头 中国的好日子到头》说，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两大鹰派人物─前国务卿喜莱莉·克林顿极可能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国防部副部长卡特（Ashton Carter）更上层楼，出任国防部长，两人都是欧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政策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者。欧巴马总统也亲上火线，为“亚洲再平衡”政策辩护，并措辞激烈地抨击中国在南海的强势举动。由于亚投行（AIIB）的博弈美国落败，美国政、学界受空前震撼，更倾向鹰派立场，认为协助中国崛起不符美国利益；欧巴马政府为避免总统大选中成箭靶，近期对华政策可能调整，美中地缘政治竞争也将更激烈。 

形容美国鹰派势力抬头，有迹可循。指标性事件之一，是国防部“中国通”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年初出版新书《百年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指中国从1955年毛泽东时代起，就对美国实施“战略欺骗计画”，以穷困、落后形象忽悠美国历届政府，不知不觉对中国施以援手，骗取美国的技术。中国“战略欺骗”最终目的，就是不费一枪一弹，从美国夺取全球政治经济主导权。结论是，华府过去几十年推动向中国提供技术和援助计画，是“美国历史上最系统化、最重大和最危险的失败”。 

尽管这个论点被中国专家极力否认驳斥，在美国却越来越有市场。美国更多对华政策分析人士相信，1970年代尼克森总统实施对华“建设性接触”政策，包括后来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WTO），原意是打造一个友好、民主的中国，但事实上，却培养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这个对手眼下正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霸权，有朝一日也许想称霸全球。 

鹰派观点抬头，让向来主张与中国接触的美国“知中派”悄悄调整立场。与中共高层关系良好的前财长鲍森（Henry Paulson），最近新书中坦承：“过去相信中国崛起有利于美国的人，现在开始动摇了。”他说，习近平不会等待美国宣布中国为强国，“他说，‘我就是强国’，他会做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强国所做的事，留下自己的印记”。 

美国鹰派战略家们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与质疑，主要基于三个判断：一、中美地缘政治冲突不可避免；二、中美不同政体与价值观难以改变；三、中国庞大的国家及人口规模，必然对美国构成威胁。他们认为，尽管欧巴马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却因国防预算削减和中东问题分心，并未完全落实，欧巴马立场也摇摆不定。而亚洲国家纷纷倒向美国，并不是因美国给予他们强有力信心，而是中国咄咄逼人做法让他们恐惧。一旦中国改变策略，笼络亚洲周边国家，则美国丧失在亚洲霸权地位是迟早的事。 

鹰派人士观点集中反映在美国外交智库“对外关系协会”本月发布的报告《修订美国对中国的大战略》中。报告认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长期处于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很高”，建议美国针对中国取代美国称霸亚洲的大战略，实施新的对华“大战略”。美国必须把重点从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转移到抗衡中国的崛起上。 

由于报告集中美国数十位对华政策顶尖学者，且在美国总统大选初选启动之际公布，试图影响大选的用意十分明显，共和党、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都不敢掉以轻心。目前民调领先的民主党参选人喜莱莉，对中国强硬态度有目共睹，鹰派色彩十足；共和党参选人鲁比欧也不甘落后，除强调美国不能放弃台湾外，还多次砲轰中国。他也频繁批评欧巴马政府和喜莱莉担任国务卿时，外交政策过于软弱和退缩。 

总统大选年强硬对付对手国家，是历次大选常态，但中国和前苏联不同。欧巴马已明显感受到鹰派压力，并积极因应。他日前抨击中国利用“块头和肌肉”，向南海地区国家施压。国防部长卡特宣示，美国“亚洲再平衡”将进入新阶段，一是继续投资开发最新式武器，并重点向亚太地区部署；二是加强美日韩三国安保合作，以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制衡中国；三是签署排斥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围堵中国。 

世局快速变化，习近平主政后对外扩张影响力，“一带一路”虽也在解决内部经济问题，但牵动地缘战略，有如射出去的箭，亚投行和南海、东海效应如漩涡般扩大发酵。日本首相安倍昨天抵美访问，习近平今秋也将访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挑战严峻，岌岌可危。 

……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网文据说是“世界日报社论”，我看完之后不仅哑然失笑：原来美国的对华政策真的是由这么些幼稚可笑的人物制定的？本来我一直不看好美国的对华政策，这一下倒好，“世界日报社论”给证实了。

不过呢，这个“世界日报社论”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它竟然寄望于“美国的鹰派”例如女克林顿什么的。须知这些人其实都是两面三刀的，说不上是什么派了。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二十多年的一件事。

1988年，我在北京见过BBC驻中国记者，好像叫麦吉斯（James Miles），他夸口说自己管着十亿人（的新闻报道）呢。但是他却搞不懂中国人为什么焦虑，觉得自己的国家太落后了。他说他去过印度，印度人对自己的国家很满意，觉得发展得不错。而中国的发展比印度还略好一点。他说他真的搞不懂中国，为什么中国人老是把自己和日本、英美来作比较，结果当然是觉得自己不幸。麦吉斯觉得，中国人应该调整自己的看法，务实一些，因为中国本来和印度就差不多，不必把自己先欧美看齐。这样，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就会大大提高。

我对麦吉斯说，看来你管不了十亿人了。即便中国大众像你希望的那样氓之蚩蚩，中国的精英也不会这样的。因为中国的脑子总会记着自己是世界一流国家，现在的落后只是短暂的插曲。如果不能做到世界第一，中国人永远会觉得焦虑的。这就是中国和印度的区别吧。

看来西方人普遍没有了解“中国本来就是世界第一”这一点，除非他们被中国决定性地击败过一次。

在这一天到来之前，中国人会一直焦虑着。这就是拿破仑所说的“中国的觉醒”吧。

在这一天到来之后，作为费拉民族的中国人又会睡死过去，就像明朝和清朝那样。除非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人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比较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都更为远大的目标。

（另起一页）

第四节

中国统一的文明基础

中国大陆现在是以“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一类的逻辑去说服港澳台与大陆统一，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国。

先不要说港台承认不承认占领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为自己的母亲和主人，就算承认了，被迫统一了，这样被丑母和贫家强行的统一，也会造成他们的精神创伤，因为他们始终还是会怀念被英国和日本蹂躏的时代，虽然是殖民地，毕竟是被比自己稍微文明和富裕一点的流氓所蹂躏。好歹也算是“大哥的女人”。

香港台湾，不比蒙古那样的野蛮地方，从来没有对中国其它地方实行过武力侵害，因此一个正当的统治者很难有理由对他们进行毫无后患的武力征服。

那么怎么办呢？

我建议，香港问题就先放在一边，毕竟其主权问题已经解决。

先拿台湾和大陆的关系来说，我觉得从“中国统一的文明基础”的角度讲，最好的办法就是两岸搁置武力统一，比赛文明程度。等到两岸的文明程度一致了，统一有了文明的基础，必不必蒙古统一中国那样，使用残暴的武力征服了。

两岸如何比赛文明程度呢？

按照中国大陆流行的尺度，可以用“GDP”作为标准。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中国大陆的人均“GDP”超过台湾了，什么时候台湾就没有理由拒绝统一了。

那时候，“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带来的精神创伤也就不存在了。

进一步来说，什么时候，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超过了日本，台湾就会自动依附过来。什么时候，中国如果比美国更为强大了，香港甚至新加坡和整个东亚，就会自动靠拢中国了。

这就是心理和现实的双重征服。

这就是“中国统一的文明基础”。

（另起一页）

第五节

中国封建制度

经典的中国封建制度在于先秦。

这种政治制度，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宗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

中国以上的“封建”即“封土建国”，即天子把自己直接管辖的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并授予他们爵位，诸侯再分封卿大夫，诸侯和卿大夫在自己的领地上有相当的自主权。分封是让他们建立封国和军队，协助统治。

（一）封建大义

“封建”一辞，最早见于春秋时富辰之说：“周公吊二叔之不咸，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封建制度”中“封建”的原始含义，即“封”土而“建”国，“封”之本义起始于“丰”字，在殷墟甲骨文与金文中，其字形状如“植树于土堆”，故“封”是“疆界”“田界”之意。“建”乃由“封”而来，“建”字可见于金文，指“建国立法”；古文献中之“封建”即“分封制”。

“封建”，简单言之是指王者以爵土分封诸侯，而使之建国于封建的区域。这是上古时代部族联盟对各部族土地和人口施行的一种制度化管理方式。由此可见，所谓封建，自应有部族以来已有雏形。但封建制正式起源于何时，近代学者说法不一，有人主张始于西周，有人主张始于商朝，有人主张始于夏禹。

古代汉语对古代中国的中原王朝，所封之地称为“诸侯”（“诸侯国”、“封国”或“王国”），统治诸侯（王国）的君主称为“诸侯王”、“君”或“王”，也使用“诸侯王”的称谓。同时，汉语对欧洲从中世纪起的君主制国家也称为“王国”，君主称为“国王”，尽管两者有诸多不同，但从纯粹的土地分封来看两者都是一致的。

封建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起源时间已经难以考证。根据史记记载，黄帝时代，“诸侯咸来宾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这描述的便是早期的封建制度。尧舜时期则有“协和万邦”，万邦均以天子为共主。《尚书·禹贡》又记载夏禹举行“分茅裂土”的仪式，分赐土地给诸侯。夏朝时还分封了斟灌、斟鄩、缯国、褒国等同姓诸侯。商汤灭夏后，分封夏朝的后人于杞国，还分封了费国、孤竹国等诸侯。商王武丁在位时，他的大臣侯雀、侯告以及王后妇好、妇井等人都拥有封地。到周朝时，封建制度的完善程度达到顶峰。柳翼谋谓：“自唐、虞至周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即从尧、舜经夏、商到周朝，采用的都是封建制度。

周室鉴于当时诸侯之众而又各据要津，后世必为共主之患，乃用兴灭国、继绝世之名义，封建诸侯，分封姬姓和功臣到各要地，利用各地原来的氏族部落建立国家，势力始自上达下，周天子正式成为天下共主，周朝的封建规模正式完成。传说中圣王的后裔和商的遗民以及周族立功将士，让他们在地方作“诸侯”，分区管理，辅佐周王，被封的“诸侯”在“封国”内继续分封，通过这种逐级分封，下级对上级承担缴纳贡物，军事保卫，服从命令等义务。

周朝时期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为诸侯的社会制度，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然而西周时各诸侯国的军队并不由国君掌握，而是在周天子的守臣手中。如《左传》：“齐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国氏和高氏就是掌握齐国兵权的守臣。东周诸侯国军队为国君所掌握，直接导致了周室的衰微。周王是共主性质的（共主是氏族社会遗留的领袖模式，禹为最后的氏族共主）。诸侯的土地理论上在其死后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是世袭。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争霸战争的发展，周朝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取代，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实亡。从这时起，大国兼并小国后，多以其国土置县，封建制度逐渐式微。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国家政权实行中央集权制，取消“封建制度”，秦王朝在全国推行单一的“郡县制”。

汉朝承袭了秦朝“郡县制”这种行政区划管理制度，与秦行政区划不同的是，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推行封国制，封国包括王国和侯国，这两种并行制又称“郡国制”，两汉时期虽郡国并行，但仍以“郡县制”为主。汉朝初期，刘邦面对拼凑起来的诸侯势力和亡秦后的六国背景，首要任务是：勉力维持稳定局面，铲除异姓诸侯王，以分封子弟的方式，调和异姓诸侯王与郡国制的两极偏差，刘邦与项羽相争时，先后分封七个异姓王。称帝后，又分封同姓九王，使后来中央政府及封国之间的对立，延续了很长的时间。汉初恢复封建制，同时又施行郡县制，使郡国杂处，以相牵制，对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历史上自秦汉开始直至最后一个清朝，地方管理基本以郡县制为主。

封建制度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社会政治制度。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文中认为：“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柳翼谋认为，由封建制而入郡县制，“以一政府而统制方数千里之中国，是固国家形式之进化，抑亦其时思想之进化也”。封建社会发展成为一国政府体系统一治理的完全大一统社会，可说是社会进化（包括产业、商业、科技、交通、军事、行政、思想等发展）的必然结果。封建社会变为大一统社会，世袭贵族和全民阶级制度被取消，代之以官僚选拔和行政制度，确立了广大人民之间的平等原则；而基层民间自治机制，仍得以延续发展；在中央则采用君主集权制，直至民国。

（二）历代封建

商代封建

民国时期的学者胡厚宣，通过收集殷墟甲骨文和商晚期金文，写成《殷代封建制度考》一文。

经胡厚宣总结，商王武丁分封了邶、庇、黎、铁、奄、薄姑、权、梅、潜、索、萧、宋、桐、京、钟离、钟吾、繁、戴、沫、髦、御、时、苑、艾、施、邓、瓦、亘、长勺、尾勺等众多同姓诸侯。

据清华简记载，楚国的始祖季连娶了商王盘庚的女儿妣隹，也是商朝分封的诸侯。

殷墟甲骨文中有“杞侯”、“竹侯”、“应侯”、“多伯”、“告子”等称呼，可见商代已有各种爵位，但当时的“侯”、“伯”、“子”之间是平等的。

杞国是夏朝后代的封国，崇国是商朝在西面最大的属国，孤竹国是位于河北卢龙和辽宁西部的重要诸侯国，沚国国君则帮助商王处理过不少政务。

商朝曾出现“比九世乱”的局面，诸侯割据混战。后来的商王盘庚和武丁修缮德行，同时又消灭一些不服从王室的诸侯，重新分封给别人，使得商王朝出现了中兴的局面。

商代的分封制与周代的分封制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商朝时可以分封女性，而周朝时不可以。

西周封建

周武王实行第一次封建，原因有三：首先是为了安抚殷民，同时加以监视；其次是进行武装移民，藉此扩展势力；还有就是笼络人心，以巩固周朝的统治。

封建实际上是分封诸侯，即将土地分给诸侯去建立他们的管辖范围。周初第一次封建的经过和内容，主要有以下数项：

1、武王克殷后，自动退出殷都，封纣王的儿子武庚到那里，继续管理商的遗民；

2、武王在殷的附近，分封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目的是监视武庚，称为“三监”；

3、武王定都于镐京后，又分封亲属和功臣为诸侯，这些封国大多数集中于黄河南岸。

西周建立四年，周武王就死了。他的儿子周成王年幼继位，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代理政事，这种做法称为“摄政”。三监不满，便散布谣言，说周公会对成王不利，又怂恿武庚共同起来叛乱，史称“三监及武庚之乱”。

周公亲自领兵东征对付三监，用了三年的时间，把乱事平定下来。后来他在雒邑（今河南洛阳）营建东都，并将其作为统治东部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又把参加武庚叛乱的“殷顽民”迁到那里，且派驻重兵加以监管。周公又制定礼乐制度，藉以维系国家和社会的秩序。

周公平定了三监之乱，实行第二次封建。目的有三：

1、分化殷地遗民，防止殷民再次起来叛变；

2、巩固周朝的统治，作为王室的屏藩；

3、扩大统治范围，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周初第二次封建的内容主要包括：

1、把殷人旧地分封为宋、卫二国，以方便统治；

2、大封亲属和功臣，作为王室的屏藩；

3、周公特意把第一次封建的一些封国向东移，部分更远至东方海边，藉此扩大统治范围，并将殷人的封国包围其中，以防其再生叛乱。

其中如将姜尚之子吕伋封在山东的齐，召公奭之子于燕，加强对东方的控制。

分封诸侯的作用

周武王和周公总共分封七十一国，其中姓姬的诸侯占了五十三个，可见周初两次的大封建，所分封的诸侯多数是周王的同姓子弟，其次才是功臣。在封建制度下，周王又称为“天子”，具有高高在上的权威，分封诸侯的作用，就是要他们作为中央的屏藩。

此外，诸侯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等五等。诸侯必须服从天子的命令，向天子交纳贡品，定期朝见天子，并带兵随天子作战。

西周还建立了一套宗法制度，配合和维系封建制度的发展。宗法制度规定天子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其他儿子则被分封为次一级的职位，即诸侯、卿大夫或士。这两种制度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巩固周朝的统治。

周朝封建制度的瓦解

周天子在地位上的变化，是其封建制度瓦解的主要原因。封建制是以天子为首，由上而下的系统。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后，因其弒父之嫌及诸侯不再拥护，地位日降，终至“王命不行”，乃诸侯崛起之时，霸政时代开始。为迎合需要，郡县萌芽，世卿世禄式微，上下阶级被打破，平民地位上升，经济教育权力下放。宗法随时间淡化，封建面临崩溃。及至三家分晋，战国开始，上述情况发展更盛，改变趋势锐不可挡。“周初千八百国，至春秋之初，仅存百二十四国。春秋诸国，吞并小弱，大抵以其国地为县。因灭国而特置县，因置县而特命官，封建之制遂渐变为郡县之制。”在秦灭六国之战后，秦朝废封建，置郡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制度。

西汉封建·封国与郡并行

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把七个协助他对抗项羽的功臣封为异姓王（与皇室不同姓氏的诸侯王），“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后来用谋反的罪名或其他办法削平了这些封国，改封皇室子弟于七王旧地，作为藩王、诸侯王。至于其他地方，则仍采用秦代的郡县制。

这种“郡国并行”的情形，使诸侯王国对中央构成威胁，埋下了西汉政治危机的伏线。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

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期间，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民生有所改善，国家一片兴旺。但诸侯王势力日盛，渐渐变得骄横跋扈，汉景帝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实行削藩政策，引起了诸侯王的不满，于是导致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汉景帝派将军周亚夫平息了叛乱，并且削减了诸侯王的权力，使他们成为只食俸禄的闲员，不再治理人民。从而，中央集权统治的根基更加稳固了。

削减诸侯王国的势力

吴、楚七国之乱平息后，诸侯的权力已被削弱，不过他们仍拥有辽阔的领地，经济力量也很大。汉景帝死后，汉武帝承袭了其父的削藩政策，颁布“推恩令”，容许诸侯把王国的土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弟，使诸侯王的力量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不再对中央构成威胁。

（三）评价封建

唐朝文学家及政治家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力陈封建之害：周代因封建制，使得诸侯强盛，尾大不掉，“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最后造成“周之败端”。“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且“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

南宋大儒朱熹对封建制度曾作评论：“若论三代之世，则封建好处，便是君民之情相亲，可以久安而无患。”对比而言，评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

明清之际的陆世仪认为：“古之为治者，治心、治身、治家、治国、治天下，一而已矣。自秦以吏为师，始有所为吏治，汉复以萧何继之，于是吏治二字，至今习以为固然，莫能破其局者，皆自变封建为郡县始。不行封建，吏治不可得而去也。不去吏治，三代不可得而复也。”

清人袁枚说：“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治。后世有私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乱。无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是谓徒政。”

清人李富孙指出，封建制使得“诸侯可骄不可叛，故周室得以久安”。秦代废封建改郡县，是“矫一时之弊而适贻后世之害”。李富孙说，“柳子之论，直一偏之见，徒知前世之害，而不知前世之为利者大。既昧前世之利而不知后世之为害更深。”

相对于君主专制制度，封建制度诸侯与贵族有限的自主权可以制衡君主的权力。封建制下有“国中之国”的称号，一旦被封国之王势强，而中央势弱，则可能造成地方割据。郡县制下，如果皇帝昏庸势弱，则可能被权臣外戚获得权力，造成政治风险，比如两汉末年。封国诸侯和郡县官员，前者是治理自己所属的土地，后者是代皇帝治理国家的土地，两者的权利和责任不同，压力来源也不同。

封建制利于文化、政治、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多样性，各封国间的竞争也利于各方面内部因素的优胜劣汰，有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此外，由于政治的多样性，使得战火和政治风险相对不易蔓延，有利于文化的保护。郡县制利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交流和整体性，但各方面缺乏外部竞争机制来进行客观的优胜劣汰，而内部竞争依赖上级裁决，结果由上级的利益和素质决定，无法客观公正和切合实际。郡县制君主缺乏外部竞争压力，官员唯上是从，士民无从选择，国家高度依赖中央和君主个人，使得政治风险加大。

（四）

谢选骏在《王国时代的智慧全书》第419节“中国自古缺乏庇护法规”里写道：

黄帝纪元2163年

公元前535年

鲁昭公七年

七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正月，北燕和齐国讲和，这是由于齐国的要求。十八日，齐景公住在虢地。燕国人求和，说：“敝邑知道罪过，岂敢不听从命令？请求把先君的破旧器物用来谢罪。”公孙皙说：“接受他们的归服而退兵，等待有空子再采取行动，可以这样做。”二月十四日，在濡水边上结盟。燕国人把燕姬嫁给齐景公，送给他玉瓮、玉柜、玉杯。齐国没有取得胜利而回国。

楚灵王做令尹的时候，打了国王用的旌旗去打猎，芋尹无宇砍断旌旗的飘带，说：“一个国家两个君主，有谁能忍受得了？”等到楚灵王即位，又建造章华宫，接纳逃亡的人安置在里面。无宇的守门人逃到章华宫里。无宇要抓他，管理宫室的官员不肯，说：“在国王的宫里抓人，这罪过就大了。”抓住无宇而进见楚灵王。楚灵王准备喝酒，无宇申诉说：“天子经营天下，诸侯治理封疆，这是古代的制度。边境之内，哪里不是国君的土地？吃着土地上的出产，谁不是国君的下臣？所以《诗》说：‘普天之下，无不是天子的土地。沿着土地的边涯，无不是天子的臣仆。’天有十个日子，人有十个等级。下边以此事奉上边，上边以此祭祀神明。所以王统治公，公统治大夫，大夫统治士，士统治皂，皂统治舆，舆统治隶，隶统治僚，僚统治仆，仆统治台。养马有圉，放牛有牧，各有专司以应付各种事情。现在官员说：‘你为什么在王宫里抓人？’不在王宫，又在哪里抓他呢？周文王的法令说，‘有逃亡的，要大肆搜捕’，因此就得了天下。我们的先君文王制订惩罚窝藏的法令，说，‘隐藏盗贼的赃物，和盗贼同罪’，因此就得到直到汝水的疆土。如果按照那些官员的做法，这就是没有地方去逮捕逃亡的奴隶了。逃亡的就让他逃亡，这就没有奴仆了。这样，国家的工作恐怕就会有所缺失了！从前武王列举纣的罪状通告诸侯说：‘纣是天下逃亡者的窝藏主，是逃亡者聚集的渊薮。’所以人们致死也要攻打他。君王开始求取诸侯而效法纣，只怕不可以吧！如果用两位文王的法令来逮捕盗贼，盗贼是有地方可抓的。”楚灵王说：“抓了你的奴隶走吧。有一个盗贼正受到恩宠，还抓不到呢。”于是就赦免了无宇。

谢选骏《王国时代的智慧全书》第419节看到了“中国自古缺乏庇护法规”，这是先秦封建制度与欧洲封建制度的重要不同。这是由于中国向来缺乏宗教的独立地位。

相比之下，日本的封建制度也比先秦的封建制度较多一些宗教（神道天皇）的独立性。这是日本比中国容易现代化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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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中日统一的基础——中国礼仪在春秋战国已经传到日本

2013年1月23日，日本冈山县冈山市教育委员会宣布，冈山市最近出土一件大约在中国战国时期铸造的青铜箭镞。

这件青铜箭镞铸造于公元前4至5世纪，出土于冈山市的“南方遗址”，即一处公元前2世纪的村落遗址。

出土的铜镞被称为“双翼式铜镞”，长3.7厘米，宽1.4厘米，重3.7克，铜镞整体平坦，左右两翼自前端延伸至后端很远。

这是日本首次出土这种类型的铜镞，业内人士认为该铜镞对研究当时中日两国的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据悉，相同类型的铜镞在中国战国时期的燕国和魏国等遗址中曾经出土过，但数量不多。这种铜镞可能不是用于战斗，而是用于礼仪。

……

上述报道显示，中国礼仪在战国时代已经传到日本，而不再仅仅限于“生产领域”；如此看来，汉朝属下的“委奴国”（倭族人民国家），并非孤证，而是早在四五百年前就有“中国化的日本列岛”为先例了。

后来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步确立了倭王制度及其神话，到了唐朝，进一步发展为天皇制度和神道教，终于形成了具有日本地方特色的中国文化……并在这一系列基础上，进行了好几次“中日统一战争”——

1、663年白江口之战：唐朝、新罗联军与日本、百济联军对决，日本与百济被唐朝、新罗联军打败而全军覆，日本改派遣唐使成为附庸国家；

2、1274年、1281年，元朝两次试图统一日本；

3、1592年——1598年，丰臣秀吉计划统一中国并着手统一朝鲜；

4、十九世纪日本并吞琉球群岛和台湾澎湖，扩大日本地方政权的统一基础；

5、二十世纪日本试图统一中国并且拿下了满洲和内蒙；

6、未来中日的最终统一。

百炼成了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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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略论日本人的中华意识

“中华意识”飘洋过海，在日本落地生根；使得日本成为“中华意识”的保留地，不仅有“九州”，还有“近畿”和“中国”，至于“天皇”就更不必说了，那是道教里的一个角色。

而作为日本贵族的“华族”称号本身，就是中华意识的产物。

刘照兴《中国的三地名为何会在日本出现呢？》认为，仔细查一下日本地名词典，就会发现日本根县的松江、石川县的金泽、广岛县的吴，与中国长江三角洲一带三个地方的地名完全相同。

松江，现在是上海市的一个区，这个地名源于流经这里的一条名叫吴淞江的河。元朝时，在这里设了松江府。松江之名由此沿用至今。金泽则是上海市青浦区下面的一个镇。金泽的得名源于这里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源。这里自古便是土壤肥沃、水网密布的鱼米之乡，地肥再加水网的浇灌，便如同获得金子一般，故取名金泽。金泽还是著名的吴歌发源地之一。南宋丞相吕颐浩曾在这里建宅居住，此宅后来成了著名的“颐浩禅寺”。吴，即是被人称作天堂的苏州的古称。

中国江南的这三个地名为何会在日本出现呢？其缘由究竟如何？目前尚没有绝对权威的说法。

据考证和研究，有以下两种可能性：

一是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而借用去的。历史上日本非常崇拜中国，特别是唐宋时期，大批的使者来中国学习，将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带到了日本。历史上的松江、金泽、吴等地在唐宋时期就已和日本有了文化交流，日本的文字组成和读音，就曾受到过这一地区方言即“吴音”的影响。而当时的这一地区又是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之地，其对日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日本人处于仰慕之情，而将这三个地名借用到自己属地上去了。

二是流落到日本的中国人因怀念故乡而起用的。历史上，元世祖忽必烈曾两次征讨日本，第二次征讨发生于1281年。这次对日本发动的战争，史称“弘安之战”。当时，忽必烈东征日本的军队有20多万，其中有14万人是从江南，包括松江、金泽、吴地征的兵。这次战争以失败而告终，有一部分人因此而被俘获到了日本。除此之外，还有移民到日本去的江南人。在日本生活下来的这些心灵手巧而又勤劳的江南人，出于对自己故乡的怀念，便用自己的故乡的地名，命名了他们在日本生活的地方。

刘照兴的上述观点，没有能够解释，日本还有更大的地名和中国雷同，那就是“九州”和“中国”。日本的“九州”是其四大岛屿的第三大岛，也是离中国最近的岛屿。而日本的“中国”则是其第一大岛“本州”的最西部，也就是本州岛离中国最近的地方。

看来“中国地名为何在日本出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可像刘照兴那样孤立地看。我个人认为，“九州”、“中国”出现在日本列岛，说明“日本具有中华意识”，也就是认为“日本自己就是中华”，“日本是华而不是夷”的思想还体现在：日本人称呼贵族为“华族”。1869年，日本各地方诸侯版籍奉还之后，废除原来的“公家”（公卿）、“大名”（诸侯）等称呼，将其统称为华族。1871年日本取消旧身份制度，将国民分为皇族、华族、士族、平民四等。华族成为仅次于皇族的贵族阶层，享有许多政治、经济特权。当时日本完全有理由那样做，因为那时中国人已经不叫“华人”，而叫“清人”，而且完全废除了中国的衣冠文物。 和满洲人相比，日本人显然更有资格代表中国。这也是许多清末革命家钟情于日本的原因之一。

1884年颁布“华族令”，将贵族叫作“华族”，珠海不是中华意识的体现？

把贵族分为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五个等级，更是来自先秦的做法。其中，旧公卿家族根据家世，授予子爵以上爵位。旧大名家族，根据石高（俸禄额）和在戊辰战争中的表现授予男爵以上爵位。 

根据华族令册封的公爵包括旧五摄家族（一条、二条、九条、近卫、鹰司），原幕府将军德川家族，以及明治维新中立下大功的三条实美、岩仓具视、毛利元德（长州藩主）、岛津忠义（萨摩藩主）、岛津久光（萨摩分家）计十一家。后陆续将维新功臣伊藤博文、大山岩、山县有朋、德大寺公弘、西园寺公望、桂太郎、松方正义及编纂《大日本史》的德川国顺由侯爵、伯爵晋升为公爵，共计19家。日韩合并后，义亲王李堈以及李键、李鍝等朝鲜王公也被册封为公爵。日本投降以后，公爵去世后爵位不再由其子继承，至1947年废除华族时，尚存岛津忠重、伊藤博精、鹰司信辅、徳大寺实厚、岩仓具荣、二条弼基、桂广太郎计七位公爵。 

华族令册封的侯爵包括旧七清华家族（其中三条家被册封为公爵，德大寺家和西园寺家后来晋升为公爵），羽林家，在戊辰战争中支持官军的广岛、冈山、鸟取等藩的藩主家，德川御三家，原琉球国王，维新功臣西乡隆盛、西乡从道，以及由皇族庶子降为臣籍的小松家、华顶家、山阶家等等。日韩合并后，4位李朝王族成员以及李完用等3名韩奸也被封为侯爵。

华族是日本于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之间存在的贵族阶层。“华族”之出现是始于1869年6月17日，而正式确立“华族制度”的《华族令》则是于1884年7月7日制定。“华族”于1947年5月3日，随著战后日本国宪法生效而正式被废除。

而作为日本贵族的“华族”称号本身，就是中华意识的产物。

“中华意识”飘洋过海，在日本落地生根；使得日本成为“中华意识”的保留地，不仅有“九州”，还有“近畿”和“中国”，至于“天皇”就更不必说了，那是道教里的一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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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中国是韩国的宗主国

韩国外长提议中国公安入驻济州岛！只是缺乏教养的韩国网民称此“想法荒唐”。

2016年9月29日，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外长尹炳世长提议：中国公安入驻济州岛。

尹炳世在26日举行的韩国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国政监查会议上说：“我们会跟中国方面商议，让中国派遣公安人员入驻韩国济州岛。”尹炳世的这一提议遭到了韩国网民的一致反对。

尹炳世的这一提议是出于管理济州岛上中国游客的考虑。近来，中国游客在济州岛上接连被曝不文明行为，特别是9月17日一名中国游客在济州岛一教堂杀害了一名韩国女性。此事发生后，引发韩国民众的不满，韩国各部门也积极行动，提出应对外国人在济州岛犯罪现象的各种措施。

在当天的会议上，尹炳世针对韩国共同民主党国会议员姜昌日（音）的发言表示，可以讨论一下让济州岛的警察和中国公安人员一起在济州岛人员密集的地方巡查这一方案。对尹炳世的这一提议，韩国网友纷纷表示“太荒唐了，这是把我们国家的治安交给中国当局的想法”。还有网友表示：“这是国会议员和外交部长说的话吗？真是太无语了。”

韩国专家表示，不管以什么方式让中国公安在韩国济州岛活动都有侵犯韩国主权的嫌疑。专家说，一个国家要在其他国家进行司法活动需获得那个国家的许可，或者两国之间签署条约。但这是非常敏感的事情，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提都不能提的。

但实际上呢？韩国现在虽然是美国的附庸，但其内心一直没有摆脱中国宗主。尽管现在的中国还不是正宗，而是共产党国际的分部残余。

（另起一页）

第九节

南方民族与獦獠

  

（一）

禅宗六祖惠能的《坛经》里，有“獦獠”（读音gé liáo）一词：“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坛经·行由品》）

可见，獦獠并不等于岭南人（也就是广东人），但也有可能是广东人。因为獦獠是一个族属人群称谓，广东人（岭南人）则是一个地属人群称谓。

那么，獦獠是什么呢？

所谓獦獠，是古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亦以泛指南方土著人口。《新唐书·南蛮》有记述：“戎、泸间有獦獠，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俗喜叛，持牌而战，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这里的“戎”指戎州，州治在今四川宜宾；“泸”指泸州，当年居住在那里的“獦獠”，已经演变成为今天的仡佬族人。 

宋朝书画家米芾《寄薛郎中绍彭》诗之二：“怀素獦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按，怀素为长沙人。可见长沙人也是獦獠。例如毛泽东是韶山人，在长沙南边，更属于獦獠的范围。

獦獠作为原始民族，后来逐渐演变为某种职业称呼，但依然含有卑贱的意味。《六祖坛经》中的“獦獠”一辞，“獦”应是“猎”的俗字，“獠”是夷蛮之人，多以渔猎为生，“獦獠”意为田猎渔捕之獠，已大体接近文献本义。“獦獠”又读为“猎獠”，但解释上则应为“猎头獠人”（猎头之獠），而非“打猎獠人”。例如毛泽东喜欢与人斗，喜欢推行阶级斗争，喜欢杀个千百万人头落地，这些都是“猎人头”的行径，是“獦獠”的风俗习惯使之然也！

所谓“猎头”仍指獠人长期存在的一种文化习俗，即猎取人头以祭祀神灵。

大量文献资料都证明獠人长期存在猎头风俗。它既来源于发祭或血祭的巫术行为，也与头颅崇拜的原始文化极端心理有关，并为北方汉族土人所熟知，所以才将这一骇异可怕之习俗单独说出，以作獠人之特殊称谓，并引起了五祖的注意。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中的“獦獠”究竟应当如何解释？

一般认为“獦獠”意为田獦渔捕之獠人，田獦鱼捕与学佛道路背道而驰，因此才引出五祖弘忍和尚那关键性的一问：“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

有学者指出，《坛经》讨论“獦獠”能不能成佛，犹如讨论断绝一切善根的“一阐提”能不能成佛一样，是佛教史上有关佛性问题的一大重要公案，值得认真研究以求进一步澄清。

故“獦獠”释义仍当读为“獦獠”，殆指“獦头獠人”，而非“打獦獠人”。“獦獠”读为“仡佬”乃是后起义，其中另有一层文化习俗演变的曲折在。

（二）

獦头血祭也是中国云南佤族原始祭祀中的一种最高献祭活动。以武装出征的方法獦取人的头颅来祭主宰万物的神灵“木依头吉”。被獦者一般是与本部落有仇的其他部落成员。獦头活动在每年春播前进行，若春播前未能獦到，可改秋收进行。届时要举行獦头、接头、祭头、送头等盛大的宗教祭典。獦到的人头带回部落，供在历史最久的村寨的木鼓房人头桩上。由头人主持接头祭典，代表大家对人头说：“我们这里酒美饮香，请你饱餐一顿。希望你今后把你的父母兄弟也请来饮酒吃饭，保护我们村寨的安全，庄稼丰收。”并在人头上撒些灰烬，与鲜血混合一起滴落在地上，然后每家分一些，待播种时随种子撒在地里。

獦头是为了祭祀神灵，但原始人又对獦到的人头怀有恐惧感，所以把所獦的人头作为祭祀的对象，用隆重祭典祭祀人头，祈求人头保佑人们平安，生产丰收，并祈求被獦者饶恕獦者和獦者村落的群众。每年夏历四五月还要举行送旧人头到村外人头桩上永久供奉的祭祀活动。《魏书》特别提到獦头祭祀以美须髯者为珍贵，其原因也可在佤族獦头习俗中找到解释。

照佤族人的看法。“美须髯”的功能是达到一祭数熟。这说明獦头源于一种相似巫术：认为发须稠密必然导致谷物茂盛，认为獦头血祭类似于一种灌溉——以神圣之血奉献于神灵，以求得大自然甘汁的还报。在商周时代的藻礼中，我们看到了与此相同的一种巫术行为。因此可以说，獦头风俗是在把发祭和血祭的巫术行为同头颅崇拜结合起来的时候，揭开它的历史序幕的。

佤族獦头之前，首先要由该寨窝即看好“鸡卦”，然后才有组织地去砍头。有趣的是，这一文化现象也可在僚族习尚中找到。

站在佛教立场看，如果说田獦鱼捕是极大恶行，那末獦取人头与燕食人肉更是大恶之恶，直接关系到人有没有佛性，能不能成佛的大问题。弘忍和尚已考虑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故有此问：“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而从一切众生平等的关怀本心出发，惠能法师的应答也极有哲理的强制性与普遍性：“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尽管是有獦头与食人习俗，身陷大恶的獠人，其人性乃内具自我净化，自我超越的应然与必然性，只要一旦发心修道，就不排斥其具有可以踏上学佛道路，获得本然性心性觉醒，最终达至成佛终极目的之存在性可能。可见原文语言表面蕴藏着佛教哲理诠释问题。而后来的禅宗思想则将这一哲理深化为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含灵，同大涅槃，一体不异；佛性圣凡同具，虽阐提终不能断；狗子有佛性等公案。

（三）

今天的基因研究已经确认，“漳州人”和“客家人”，都是“汉化的古越人”。 

“客家人的祖先源自中原，是从中原迁徙到南方”，这已经被认为是“外行话”了。客家人是南方古越族后裔，已是新的共识了。

饶平人到三饶去看明弘治十六年（西元1503年）潮州府留下在今三饶留下的《本府告示》，上面刻着饶平人“性类徭僮”的石碑。明代文献《王阳明全集卷四之添设清平县治疏》疏中清楚的记录着“看得开建县治，控制两省瑶寨”一段中说明建平和县目的系控制“广东与福建两省瑶寨”，此“瑶寨”呼应明弘治十六年（西元1503年）潮州府留下在今三饶《本府告示》碑文中所谓饶平人“性类徭僮”之说。清代文献《台湾外记卷之六》记录着饶平“土著人詹四”。文化上，饶平客家人的“打尺子”和畲族的“打尺寸”几乎一样。

其他各地的客家人也一样，血液中流着越人的血统，在历代王朝恩威并用下，接受“教化”统治与主流“文化”教育，但语言文化上仍留存许多古越人影子，是汉化的“古越人”。北方人高高大大的，看秦俑的身高也知道历代皆如此，历代北方人如有南下，也是被多数的南方人“越化”，南方人身高都普遍比较矮。血液检查和外表都证明这一点，因此，不能喧宾夺主。

一种说着叫做“脉介”话，生活在中国闽、粤、赣交界大三角区内历史悠久的人。词汇中有许多古代南方底层词的遗留，如饶平话中“墟（hiu11）”表示“市集”是“古越语”成分；如“哩（li11）”表示“这”，“唔（m55）”表示“不”和今“粤、越南语”相同是“古南越语”成分；帽子（mu35）、蝉（kiam55）、芋（vu11）、船（shen55）、天（ten11）、冒令（猜谜）等等和今“越南语”相同，也都是“古越语”成分。

根据清福州闽学专家蔡永兼《西山杂记》载：“福建周时有七闽，其地域即泉郡之畲家，三山之蜑户，剑州之高山，邰武之武夷，漳岩之龙门，漳郡之南太武，汀赣之客家，此七族称七闽。”关于七闽，何光岳的《南蛮源流史》载：《周礼·职方氏》载：“掌七闽八蛮”。郑玄注：“闽，蛮之别也”，即闽乃蛮之别种。

从以上史料记载看，周朝已有客家种族，是七闽之一。

（四）

客家人的远祖经过遗传基因的分析是中国南方的古越人。除此而外，“姓氏基因”的研究也证明客家人是中国南北两大异体中的南方体。因此，今天的客家是由古越人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汉化而成。而汉化的过程，具体展现在生活食衣住行方面，则是随着时代趋势而改变；在语言文化上则融合在汉文化中，成为其中的一支，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化的载体——“语言”，随着时代“统治语言”，缓慢而逐渐吸收。因此，“客家话”就成了客家人的标志。

越人的后裔汉化时间是自汉代左右，尔后历朝各代不曾间断，汉化被当作是高尚的、文明的、有教育的，经过这个过程以后，“教化”也被合理的教育在古越人后裔心中。这种情形，到了汉末，导致古越人的大部基本已经汉化成为汉人而消失。到了唐代，古越人的小部又更进一步被官方收编，而剩下不愿被汉化的，也就被统治者“野蛮化”成俚、黎，或侗、洞、峒、僮，或僚、獠、徭、瑶，或畲、蜑等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教化”包括有形无形的压力和社会地位的贬抑，就这样少数民族长期不断被差别待遇和受到歧视压力，导致更多的俚、徭、僮等快速消失。

大致客家先民到北宋赵氏南迁时，因为南宋抗元的需要，大封南方豪杰功名，遂使南方的客家先民被注入一股民族形成的养分，这样的机缘使从周代没没无闻的客家开始崛起。尔后宋被元灭，一时之间客家又潜沉转型而销声匿迹。由于少数民族被差别待遇和歧视压力环境的不利，汉化的客家开始精心窜写族谱，将历代受封的土官，改为北方中原士大夫南迁，以示地位与汉人同等。直到最近不到一两百年的时间，客家终于完全的高度汉化，伴随而来的是此时客家人的“隐形”焉然形成。一方面努力和原始“蛮獠”划清界线，并且一段时间还压迫过其它少数民族。并且这种现象在客家兴起后，历史上长期的被压迫成了挥之不去的紧箍咒，即使族谱年代接续和史实记载总是不符，即使和现今医学研究的结果总是冲突矛盾。

（五）

历史上的潮州，扮演着客家孕育的摇篮。台湾的客家分广东的潮州客，嘉应州四县客、大埔客，惠州海陆丰客，漳州诏安、平和、南靖客和汀州永定客等。历史上的漳州在唐代前属于潮州。历史上的梅州早在南朝陈武帝时就属潮州，梅州在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到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为止，长达360余年时间属于潮州。而惠州海陆丰自古和潮州相连关系密切，不下于兴梅。可见客家和潮州的紧密关系，潮州的人文历史地理无不与客家息息相关。

首先，要澄清一个历史的误会。潮州客最早进入台湾的历史是明代左右，在清收台湾为版图次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开海禁到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左右时，潮州客开始大量进入屏东。到清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台湾爆发朱一贵事件时，南部屏东潮州客家组六队（六堆）义军抗朱，“六堆”包含屏东的11个大庄，64个小庄的客庄，义勇有1.2万人，人数至少有6万之众。因此，这些今日多数被称为嘉应客的，是历史的误会，我们从上段中的时间表中，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些“潮州人”来台近一个世纪左右嘉应才出现，这也就是屏东“潮州”地名的由来。

因为有这样的历史与地理渊源，饶平客家也就可以提供许多客家的研究。2005年初，台湾的饶平客话，天（ten11）、田（ten55）、间（gen11）等等语音没有“i”介音，被分析出是汉语中古前期的语音。2005年中，饶平客话“于、余、瑜、俞、予”的“rhu声”，根据李方桂教授：“喻母四等（即余母）上古很近ｒ或ｌ…”一文，再次被分析出是汉语上古的语音，这对客家的历史定位和研究有相当的价值。

（六）

福建的主人“畲”，祖先在春秋战国就有一个越王句践，到秦代期间延续越得历史，在福建就建有一个相当强盛的“闽越王国”。秦征服了南方百越以及边境的其它民族后，设桂林郡、象郡、南海郡和闽中四郡。闽中郡部分，也就是今天的福建，因为秦以前此地就有“闽越王国”历史事实，所以秦有别于其它统治区域的统治方式，也不得不只好用“废王位，改君长”的方式，实际上虚设闽中郡（今福州），承认地方高度自治方式处理。秦以后到了汉代时，福建的统治现象则呈现多变。首先，汉时，南方由赵陀建立南越藩属国，福建部分，在公元前202年闽越君长无诸接受汉，被封为闽越王，建王城于武夷山等。尔后汉开始实施削弱闽越王势力计划，在闽中之南另立越王族织为“南海王国”南海王，统辖今闽南现漳州、闽西和广东的潮梅，江西现赣州之东等地。“南海王国”国界北接闽越南毗南越。但南海王国立国才十五、六年就起兵造反，因此被汉武帝所灭，贵族被迁往上淦（今江西靖江县），领土被闽越、南越瓜分。后来汉又在闽中之北另立“东海王国”，治在浙江温州。公元前138年，闽越王国攻击北方的东海王国，东海王国向汉求救援，闽越撤退。但东海国王恐怕闽越卷土重来，就举国归降，全国人口大约四万余人，西汉把他们迁置到江、淮地区，东海国灭，闽越王国延续自周的强盛可见一般。这种情形，一直到公元前111年，汉灭南越，到了公元前110年“闽越王国”终于被汉消灭。但即使如此“闽越王国”国灭，但汉朝廷对福建的统治，实际上仍然是困难重重，只好又将之统治阶层迁置到江、淮地区进行教化，放弃对福建进行真正的统治。汉代的福建如此，此后大致一直到了唐代，福建才开始真正有了开发。也就是这样特殊的历史因素，属于“畲”为主体的广大平民反而有更大的空间发展，牵动着族群的消长与变化。

福建在汉代时，汉朝廷对福建的管辖情形是延续“闽越王国”旧有统治现实的。汉将福建南北一分为二，北属会稽郡侯官县，南属南海郡揭阳县管，可见即使消灭了“闽越王国”，但汉仍受到“旧势力”的制肘而实际无力经营，经营起来也着力不深，也就是这样的写照。汉后晋朝时，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今漳州境北属晋安郡晋安县，南属东官郡（析南海郡地立）管，此时福建北部稍有变化，但实际上变化不大。约130年左右后，待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时，福建南部以下变化就明显开始，变化的情形，基本上是南方古“南越国”势力的扩张和古“闽越国”势力从闽中往闽南移动的结果。晋首先分广州东官郡，在粤东北和闽南立义安郡，辖海阳、绥安、海宁、潮阳、义招5县。今漳州南境属义安郡绥安县（县治在今云霄县境内），北境仍属晋安郡晋安县管。这一时期我们从“义安”、“绥安”、“义招”、“海宁”的地名上看，显然这些地方是经过一番“绥靖安抚”与住民“心向朝廷”过程。义招即今广东大埔，有湖寮古城，当时辖今永定、长汀等处，《隋书》作“昭义”，《南越志》作“义昭。

闽西的建置，在三国时代闽粤都属吴的辖地，吴景帝永安三年（公元260年），析建安县，东部地置将乐县（古镛城，镛者，大钟也，今纯客家县），西部地置绥安县。到东晋时增加有黄连、归化场。闽西的第一个县级建置“杂罗县”在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设立，杂罗属苦草镇即今龙岩中心城市所在地，位置在九龙江上游。闽西的建置，接着是“汀州”，在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闽西光龙洞（又作九龙洞）一带“检责得避役百姓共三千多户”奏请置州。又《唐书 卷41 志第31 地理5》载：“汀州临汀郡，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开福、抚二州山峒置，治新罗，大历四年徙治白石，皆长汀县地。户四千六百八十，口万三千七百二。县三。长汀；宁化，本黄连，天宝元年更名；沙。”

以上，这里面的几个地名需要讨论，对客家的渊源才可以析清；1.“杂罗即今龙岩”，今人没有问题。2.州治“新罗徙白石”的“新罗”有人认为是今龙岩新罗区，但却因此引起众多讨论。根据清代《汀州府志》《长汀县志》古迹志所载：“新罗城，在府境，晋置，唐改汀州。”意思是“新罗城”就是晋代的“新罗”县治，也是唐代汀州“州治”。因此汀州在晋时的古名是新罗，和今龙岩的新罗区有别。但古时州置归属变来变去，两地又相连，重迭的情形则是相当有可能的。3.“宁化，本黄连，天宝元年更名”，意思是宁化就是东晋时的黄连场。又从唐代汀州置县时，人的来源是来自福州和江西抚州的“山峒”，说明后来在唐昭宗干宁元年（公元894年）时，《资治通鉴卷259唐纪75》载：“是岁，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福建观察使王潮遣其将李永勋将万人击之，蛮解去。”可见两者之间的关联。

（七）

明溪和三明市中间的岩前村万寿岩旧石器遗址，由灰岩构成，岩溶发育，生成十几个洞穴，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埋藏在灵峰和帆船两个洞内。遗址总面积1200多平方米，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共出土800多件石制品、少量的骨角器和20多种动物化石。

帆船洞发现的人工石铺面120平方米，距今2～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属全国首次发现，在世界范围内亦属少见。中间留有一块土质地面形成中央活动区，出土了石制品近400件，伴生的动物化石有巨貘、中国犀、虎、棕熊、牛类等10多种。出土的动物化石中留有明显烧烤痕迹。洞中发现的磨制骨、角器与粗糙的石制品组合的发现，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向高阶段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数据。灵峰洞与帆船洞遗址同处一座岩体山上，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18.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活动遗址，从中清理出石制品70余件及一批哺乳动物化石。

岩前村万寿岩旧石器遗址，经中国国家文物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等部门和单位的专家学者论证，认为其年代分别为18.5万年前和1至3万年前。文物考古专家和第四纪地质专家认为，福建三明岩前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时间上跨越了旧石器时代的早、晚、末三个阶段，其中灵峰洞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的发现，把古人类在福建生活的历史提前了十几万年，也是华东地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且仅有的洞穴类型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整体而言，它提供南方民族开天辟地等等各项传说的积极证据，并且和后期古越人发展与演化，对研究闽台及客家史前文化渊源等意义重大，也为客家人在周时就在汀赣提供坚实立论。

公元540年，闽南地析晋安县地即今九龙江北溪下游地区及滨海地置龙溪县，县治在古县（今龙海市颜厝镇）；又在今九龙江西溪中、上游地区置兰水县，县治在双溪口兰陵（今南靖县靖城镇）。因为延续“闽越王国”历史的因素，朝廷在福建大多任用汉化的“畲”给予官职用“以夷制夷”统治。这样，大致福建在隋时“畲”已经受编为民并开始汉化。在唐到五代期间福建的情形是，唐初闽南显然“以夷制夷”手段使用不灵光，所以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元光平息“蛮獠”后才建立漳州。至于在闽南中心以北地区，唐末王潮（王审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发动兵变杀王绪后，在唐光启二年（公元886年）攻入泉州又下福州，王潮死后，王审知袭继。唐亡，王审知被后梁朱温封为闽王，建立五代十国之一的闽国，国都在福州。此时闽北福州“畲”早在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被迁至长汀县，留下的可说是几乎汉化殆尽。

唐到五代期间福建的“畲”汉化情形，已经从唐初的初步进入到中程，福建学老人一向称祖先来自光州固始，意思是中原人，非也。这边必须再一次重申学老图腾的起源，开漳圣王陈元光的父亲陈政，他在隋朝时就已经居住在潮州贵人村（见《潮州史》），因此所谓从光州固始率将兵五十八姓以戍闽，完全是后来漳州人杜撰的。

福建“东海王国”、“闽越王国”灭亡后，汉朝廷将人民先后迁置到江、淮地区。因此事实是最晚从公元前110年“闽越王国”灭亡到唐光启二年（公元886年）王潮入闽的近一千年时间中，他们在江、淮期间古越语受到汉化，先后又陆陆续续透过通商等手段再回到福建闽北与闽南，然后和福建“畲”融合演变学老语。

这样的历史与沿革，说明所谓“衣冠南渡，八姓入闽，陈政入闽，王潮入闽”基本上都是古越人后裔。而此后福建“畲”也就开始大部汉化完成，剩下的“畲”也在后来又迁徙，并且实质上也由广义的“畲”变成狭义“畲”。

因应朝廷的压迫与歧视，隋唐宋时一些“畲”除了汉化外也慢慢演变出一套“复姓法”来隐藏自己真正的身分。如“畲”就同时具有“畲”、“汉”二姓，因此除了古有盘、蓝、雷、锺四大姓外，还有周、林、陈、连、赖、魏、孔、李、吴等三十余姓氏，这些非传统畲姓都是南岭“俚”进入闽西后，经过长期“俚”和“畲”融合的结果，“俚”在唐后名称消失，他们被称为“畲”是很自然的事情。

话说漳州建置后，当地的“畲”接受教化，即今“唐化里”。而漳浦也受漳州所辖。尔后他们后裔不论是留在漳浦，还是迁徙他处，宋、元、明、清、民国各朝还是努力“教化”，直到他们忘了我是谁。

（八）

客家（客家话：Hak-ka，或称客家人、客家民系，在四川称为广东人），是岭南汉族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客家的说法起源于广东，客家话和粤语广州话均读作|Hak-ka|，作为广东本地三大族群之一的客家民系，与广东其他两大族群一样，都是混合同化了岭南地区最早的百越诸族而形成的南方汉族。广东客家人对内会用客家话交流，对外会用广州话和普通话交流。在中国大陆主要分布在广东东部（粤东）、北部（粤北）和（粤西）边区、广西东南部以及福建南部、江西南部。不过亦有民族学者和部份客家意识强烈的人，认为客家人应是单一民族。 秦朝末至宋朝初，黄河流域汉族居民数次南迁，抵达粤、闽、赣三地交界处，与南越族、闽越族、畲族杂处，互通婚姻，经过千年演化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客家民系。此后，客家人从广东的梅州、惠州、河源、福建和江西南部大量外迁到华南各省乃至世界各地。客家四州为梅州、惠州、汀州、赣州。而福建宁化石壁是客家传说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石壁”被成称为“客家祖地”。广东的梅州市则因其是客家人最主要聚居区之一而被宣传为“世界客都”，广东的河源则被称为千年“客家古邑”。

客家人为汉族的一个民系或“族群”。一般而言，客家民系是始于秦朝末至宋朝初的南迁汉族人在闽、粤、赣交界地区，融合了百越诸族，例如畲族、瑶族、南越族、闽越族等形成的民系。客家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继承了正统的汉人文化，也混合了百越族文化，进而形成岭南文化中独具特点的客家文化。因此，“客家”的说法是作为一个汉族民系的称谓，也是作为一种文化的概念。

普通话的“客人”在客家话中被称为“人客”，翻成普通话会与来访之客混淆，故称为“客家”。

“客家”之称出于明末清初的一次大规模族群在广东土客械斗，是由当时在广东西部（粤西）的江门地区（时称四邑）以“四邑人”自居的四邑民系等冠予客家的，是一个他称。“客家”这个他称名词后来由于罗香林的客家学说而广为人所知，逐渐成为族群名称，不少人开始欣然受之，自称客家人。

但部分人并不喜欢这个名词，因为在广东的惠州、河源、兴梅等地有很多世代居住这片土地的便是被称之先客的客家先民，这些客家先民并不比广东其他两个民系晚来于广东。在台湾的部分，清朝和日治时代以广东祖先和福建祖先来区分，福建客家人被列入“闽籍”。

综合海内外（含马来西亚、美国等地）的汉人（包括客家）从各家各族的族谱统计，总计有六次主要的迁徙时期：

第一次在秦始皇统一全国时期：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取得的南方国土（即岭南地区），派遣了大批军民到岭南。期后秦朝灭亡，由南海郡郡尉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称王，独立建立南粤国（南越国），这些军民在南粤国的北部（粤北）定居。后代子孙被称为北江客家。

第二次在东晋永嘉年间：因为五胡乱华，使山西、河北及河南一带的汉人纷纷渡过黄河，由皖渡长江经赣北；

第三次在唐朝僖宗乾符二年：因为黄巢之乱，使江西北部的居民再迁往江西西部、福建西部（闽西）及南部（闽南）和广东东部（粤东）及北部（粤北）；

第四次在南宋末年：这是客家民系南迁到广东的关键时期。随着蒙古军的南进，赣、闽客家先民随败退的宋皇室进入广东东部（粤东）、北部（粤北）；

第五次是明末清初：粤、闽地区部分客家人由于湖广填四川的政策迁徙到四川，非纯客住县主要有龙泉驿、新都、青白江、仪陇、富顺、仁寿、荣昌、西昌、隆昌、泸县等。

第六次是郑成功攻取台湾后：派出大量军民（其中不少客家军民）对抗清兵失败后，不少粤、闽客家在台湾桃竹苗、高雄屏东六堆、花东纵谷等土地开垦。

到了清朝中期未：鸦片战争后，国力持续衰退，广东里客家地区田寡人稠情况日趋严重，大量广东人人口众多（包括客家人）移民至南洋等地。

客家文化是中国南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广东文化的重要支流。客家人非常团结合作，在中国大陆多居于闽粤赣地区，故有浓厚的丘陵文化，客家人也被称为“丘陵上的民族”。由于客家人行走天下，移民世界，且在海外商界不乏成功者，因此亦有“东方犹太人”之称。有人说：哪里有阳光，哪里就有客家人；哪里有一片土，客家人就在哪里聚族而居，艰苦创业，繁衍后代。中华民国客家委员会在广征客家人士意见后，宣布将把具客家独特性的“天穿日”（农历正月二十），订为中华民国“全国客家日”。

客家人唱山歌，并且在不同的场合、节庆时有对歌的风俗。

客家人与明清时代的其他汉族人不同，历来从没有裹脚的习俗，穷人家女子一般赤脚或穿木屐，与男子无异。

客家人有在清明节做艾粄的习俗，各地的扫墓时间不同。

客家人有拾骨葬的习俗，拾骨葬是客家文化继承百越文化的一部份。

客家人的信仰多为儒道释三教奉祀之神明。除了释迦佛、玉帝、关帝、玄帝、妈祖、城隍等等华人共通的神佛之外，各地有独特的乡土神祇。

客家人使用的语言，通常称为客家话、客家语、客语、土广东话，在广东西部和广西地区也叫作“涯话”、“麻介（gai）话”、“艾话”。在台湾，教育部命名为台湾客家语，亦是台语之一。

客家话在客家族群认同上扮演着很重要的作用，客家人素有“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的祖训，不会讲客家话又自称“客家人”曾被讥讽是“假客家人”。

客家话有一种由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于19世纪创立，使用罗马字母拼写的文字，由闽南语白话字改造而来。传教士用这种文字印刷了不少基督教刊物。中国国内的客家人大部份通用汉字。

全球首部的客语圣经在2012年4月份正式推出，20几位客籍牧师与说得一口流利客语的，加拿大籍牧师麦煜道，组成客语圣经翻译委员会，以汉字书写语教会罗马拼音，翻译出符合原意，又口语化的客语圣经，翻译过程历时26年，总算在2012年完成。

（九）

1994年中国梅州市为在梅州举行“世界客属第十二次恳亲大会”，通过多渠道，包括国内外函调、采访、采摘报刊材料等方面汇总统计，客家人在国内外分布人数共6562.429万人，其中国内6107.8万人，国外454.629万人。2011年据有关客属机构非正式保守统计国外客属人口约有1200万人左右。分布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客属社团多达数百个。

先前有关客家人起源存在多种说法，其说法不尽正确，几近“神话”，主要有迁移说和土著说：

迁移说：认为现代客家人是古代中原移民后代，与南方的土著民族无关，是血统最为纯正的汉族人。

土著说：根据《周礼·夏官·职方氏》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

真实情况大约介于两者之间：客家人源于汉民与土著的混合。通过查询客家姓氏族谱，可以发现大部分客家人的男性祖先都是从安徽、山东、河南、江浙等地迁徙过来的。当然其女性祖先则多为当地土著。

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胡化”、“佛教化”，其结果是把“汉人”扩充为“唐人”；正如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特点是“洋化”、“基督教化”，其结果是把“唐人”扩充为“华人”——华人也就是不仅包括领取中国护照的“五十六个民族”，能说写汉语的“中华民族”；而且包括中国文明圈内的其他居民，例如“汉字文化圈”和所谓的“亚裔”。

（另起一单页）

第二章

中国现象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中国人何时能建立“国家”

（英国人何以能建立世界帝国）

（一）

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而只有一个“家国”。

所谓国家，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所谓家国，就是“家族利益至上的国家”；在现代中国，甚至连“党派利益至上的党国”，都还是一个“家国的伪装”。所谓“家国”，不仅有“家国同构”的硬件，还有“家族主义”和“家族利益至上”的软件。

英国人能建立世界帝国并使得英语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语，也许不是偶然的。这多少得归功于英国人把法国人的“朕即国家”变成了“国王犯有叛国罪”。这比普鲁士人的“国家高于国王”更加激进，“国家高于国王”，这种观点的逻辑延伸必然是国家主权取代统治家族，但还没有把国家元首完全看作是国家利益的工具。

除了国家利益至上，英国的成功多少还得力于英国人的反应迟钝，例如，面对灾难时刻的镇静。远的不说，就说一个近的。

（二）

2011年3月11日日本遭到强烈地震袭击，紧接着日本核电厂反应炉心熔毁危机不断升高、连续爆炸，许多地区开始轮流停电，外国人纷纷离开东京，数个欧洲国家也劝告其国民考虑离开日本。美国驻日大使鲁斯说，约有1300名美国人住在灾区的五个县，没有确证的死伤报告。美国也有5万名军方人员驻在日本，他们或其眷属也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美国并未要在日本的美国公民离开日本，只建议其国民延后做非必要的日本旅行。 

日本在地震和海啸中死亡的人数继续上升，警方15日上午说，确证的死亡人数为2414人，失踪人数超过1万5000人。日本放送协会（NHK）报导说，超过45万失去家园的灾民，已住进临时收容所内。 

在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日本和国际搜救人员14日配合直升机与警犬，继续在灾区的瓦砾中寻找幸存者，而幸存者严重缺乏食物和饮水，在一栋建筑屋顶上的一群幸存者，写了一个大大的汉字“水”，让救援直升机可以看见。

法国政府14日要其公民离开东京地区数日，因为如果福岛的核子反应炉爆炸，辐射尘可能在数小时内就飘到东京。欧盟驻日代表团的三分之一雇员已经离开。德国大使馆雇员和BMW等数家大公司雇员的眷属都已撤离东京。

和他们都不同，英国人很冷静，认为不会有危险。这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次大战时为了保住密电码，故意让德国人炸死大批考文垂平民，异曲同工。

在这方面，说英语的美国人显然更为接近英国人，所以美国并未要在日本的美国公民离开日本，只建议其国民延后做非必要的日本旅行。这也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二次大战时为了保住密电码，故意让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异曲同工。

在这方面，号称不怕死的日本人其实是略有逊色的，难怪他们会和德国人一样战败疆场。德国人、日本人，他们虽有勇气，但不够冷静。

（三）

2011年3月15日美联社的新闻报道怀疑，因为害怕核电厂的辐射泄露，日本首相菅直人临阵脱逃了。

福岛第一核电厂再有反应堆氢爆，令全日本都笼罩在核危机阴霾中，外国人已开始陆续撤走，多个欧洲国家都建议当地侨民考虑是否离开东京，法国更直接呼吁侨民离开东京“数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原本在14日再往灾区视察，但突然取消，被质疑跟外国人一样害怕感染辐射。 

欧盟驻日本办事处三分之一员工已经离开日本。部份德国公司如博世（ Bosch）、戴姆勒（Daimler）、宝马（ BMW）等驻日机构，亦已将所有外籍职员的家眷及子女送返国。德国驻日大使馆前日提出让外交人员的家眷返国，结果所有人都离开了。 

在战争中屡战屡败的法国，在面临核灾难的时候，在各国中的反应也最大，他们向在日法侨广发电邮，引述日本地震专家意见，指东京可能发生七级或以上余震，又呼吁国民，如无必要留在东京，就最好“离开东京数天”，并警告如有反应堆爆炸，洩漏的辐射“数小时内”将飘至东京。触发很多法国人逃离。政府法国石油巨擘 Total已在日本九州福冈市租下一整幢酒店，准备将僱员送往该处。

相对于其他欧洲人，英国人明显冷静得多，并不认为情况很危险。美国亦未有呼吁国民由日本返国，美国驻日大使罗斯（ John Roos）只建议侨民“听从日本自卫队方面的指示”，但同时，英国政府也建议国民延迟非必要的访日行程。

外国人怕辐射撤走可以理解，应该带领国民熬过今次灾难的日本首相菅直人，竟有怕死、担心感染辐射之虞。他原本昨日再到灾区视察，但突然取消行程并解释说：“我原本希望可以再到灾区视察，但现在灾情危急，要留在官邸指挥救灾。”但有消息人士指，政府幕僚恐菅直人受辐射感染，故呼吁他不要前往。

（四）

和英国人相比，中国人的反应如何呢？

日本旅游厅证实，共有2,500名外国游客在各地震灾区失踪。大地震发生至今，中国驻日本各总领事馆及各地政府，都加紧点算在日的中国人下落。浙江省温州市政府昨日称，约有100名研修生在宫城县石卷市失去联络；有10多名中国女工，则在宫城县柴田郡下落不明；岩手县大船渡市亦有 40名中国研修生与外界失去联繫。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及驻新潟总领事馆已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前往宫城、福岛和茨城寻找失联络人士，驻札幌总领事馆的工作组亦正前往岩手途中。 

而台湾的外交部则统计，全日本有5,450名台湾留学生，有1,614人失去联络。宫城县东北大学是地震灾区最多台湾学生的地方，共有80人，由于该大学距离核电厂只有100公里，外交部已派出专车将37人接到东京，但是仍有11人失去联络。

“两个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虽然制度不同，但反应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停留在“调查研究”中，不作具体的援救工作。

台湾的外交部长杨进添表示，正考虑派机协助在日本的台湾人撤走，但目前没有确实计划，因为还未到需要包机接载的地步。当局会视乎往后情况，如有需要，会将他们撤至安全地方。甚至香港政府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暂时未计划撤走员工，因为距离福岛重灾区逾200公里。

面对灾难时刻的镇静：其另外一面就是百折不挠。例如在拿破仑和希特勒的“统一欧洲”的优势之下，英国也绝不妥协，正因为如此，虽然霸权终被美国巧取，但美国仍然用的是英国的一套，包括语言和制度，而在权谋上还赶不上英国的狡诈和老辣。所以美国在关键时刻，可以依靠的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更不是欧盟和联合国，而是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语加拿大甚至南非……这些“英语国家”。

和英国相比，中国就太机会主义了，首鼠两端，十年一小变，百年一大变，不能坚持正确的东西，更缺乏一个明确的国家战略，也留不住人才。

看来中国和英国的差距还是不小的。关键在于：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中国还处在“家国同构但家族利益至上”的“家国”阶段，甚至连“党派利益至上”的“党国”，在中国都还是一个伪装，一个“家国”的伪装。

李后主李煜《破阵子》词曰：“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沉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生动道出了“家国”的末路。

同样经历了亡国变故的末唐诗人罗隐（833—910年），也在其咏史诗《西施》感时花溅泪地写道：“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第一句的宿命论，消解了西施的祸水妖孽论，不再把吴王夫差的亡国归罪西施。因为这个夫差其实该死，因为他把伍子胥的“国家”（国家利益至上），变成了他的“家国”（家族利益至上）。

迄今为止，中国人最伟大的胸襟似乎不过是“家天下”。即使连儿子都不要了的毛泽东也不能免俗。毛泽东晚年没有了儿子，就抓住自己的侄子不放，连表侄女也不放过；比传位给儿子的蒋介石还没有出息。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蒋介石以及他们的继承人虽然都不争气，没有超越“家国”、进入“国家”；但是毕竟比袁世凯还略有进步。

袁世凯为什么失败？

就是因为他还停留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阶段，还想恢复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皇帝”称号，他还不懂得利用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元首称号如“总统”、“总理”、“总裁”、“主席”、“书记”来篡党夺权。

当然，如果要想建成第三期中国文明并且使之超越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成就，那么“总统”、“总理”、“总裁”、“主席”、“书记”就不能仅仅在篡党夺权，而且要使“家国进化为国家”、要树立“国家利益高于国家元首”的范例。

鸦片战争迄今为止已经一百七十余年了，中国何时才能睡醒？这取决于中国何时才能形成“国家”。那时，中国才有可能一雪鸦片战争的耻辱，赶超并制服英国。

（另起一页）

第二节

两岸统一才能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插图本》第四十五章《现代的西方和俄国》里有这样一段话，同样适合于中国国情，特别考虑到“苏联（包括苏俄以及俄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在俄国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另一个可能更重要的接触区域是波罗的海沿岸……这些国家在十八世纪都被俄国兼并了，反而变成了西方文化向俄国扩散的一个中心。”

这个事例不是孤立的。

就是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上，同样也有相似的过程，虽然汤因比没有谈过。那就是第一次南北朝时代的统一，北朝隋文帝的国家征服陈后主的南朝国家，从而实现了“祖国统一”。正是这个统一，带来了盛唐的格局、开辟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辉煌。

北朝（隋）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征服了南朝（陈），但在经济上文化上却被南朝渗透了：同样的过程现在就在大中国地区上演着：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压倒了南朝（中华民国），但在经济上文化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被中华民国渗透了。

但是仅仅渗透还不够，还不足以实现真正的统一。

热爱中国、关心中国进步的人们，以前往往有一个思想误区：大陆如果并吞台湾就会使得中国失去了一个民主灯塔、自由希望，因此，大家应该尽量阻止“中共武力犯台”，为中国的未来保留一个文明的温床。

不过按照汤因比所论述的俄国历史，以及我们所阐述的中国历史，担心“中共武力犯台”会破坏文明的温床，看来是杞人忧天了。

不论按照俄国的历史经验还是按照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共武力犯台”都只能增进大中国地区的文明程度、加速大中国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而不是相反。因为不论俄国并吞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还是隋朝并吞中国海岸地带的陈朝，最终都促成了俄国和中国的文明与进步。而不论俄国并吞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还是隋朝并吞中国海岸地带的陈朝，使用的都是武力兼并的方式，而不是所谓的“和平统一”。武力兼并的方式，可以结出文明进步的丰硕成果，而“和平统一”的方式则闻所未闻。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武力犯台、解放台湾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即使中共成功地消灭了台湾这个政治实体，实现了“南北合”那样的隋炀帝壮举，也不能挽救其危亡，反而会加速人民起义的到来。新的唐朝、第三中国因此出现，第三期中国文明以盛大的序曲拉开铁幕。

（另起一页）

第三节

大陆和台湾同属第三中国

（一）

大陆新版普通护照内页地图涵盖台湾风景区，台湾当局随即发表声明称大陆当局“伤害两岸互信基础，破坏得来不易的两岸关系成果”。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对此，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杨毅26日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大陆一贯的立场。杨毅表示，大陆继续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政策没有变化，这件具体事情并不存在台湾方面所说的“挑起争议、改变现状”的问题。

但是问题在于：大陆不承认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台湾不承认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死结。

（二）

中新网北京11月26日电：下午3时，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九二共识”20周年座谈会。

王毅、陈云林将在会中分别代表中台办、国台办和海协会发表讲话，回顾“九二共识”达成的历史过程，阐述“九二共识”对于推动两会制度化协商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涉台研究机构的相关人员以及部分海协会在京理事出席座谈会。

“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结果却是说了等于没说：其结果还是表述为“两个中国”：作为第一中国的中华民国，作为第二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何打开两个中国的死结？

惟有第三中国。大陆和台湾一起承认：大陆和台湾同属第三中国。

事实上，大陆和台湾已经用他们各自的实际行动承认了：大陆和台湾同属那个高于两个中国分裂事实之上的第三中国。

（三）

2012年11月26日新华网北京11月26日电：新华社评论员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什么问题都可谈。

“九二共识”的缘起是为两岸协商寻求与奠定政治基础。两岸授权民间团体事务性协商开启后，需要双方为协商奠定明确的政治基础。1992年10月底至12月初，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香港举行会谈，会谈后又通过数次函电往来，最终形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的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两岸尽管尚未统一，但中国领土和主权并未分裂，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没有改变。时隔20年，两岸双方再度确认这一事实，有助于维护一个中国框架，有利于增进双方政治互信。只要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关系发展就能保持正确方向，两岸之间就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什么困难都可以设法克服。未来，要进一步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键是要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促进两岸双方就维护一个中国框架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从而为两岸关系向前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动力，开辟更宽广的道路。

……

谢选骏指出：既然新华社评论员说了，只要坚持“九二共识”什么问题都可谈；那么我就要对两岸分裂现状说：你们应该认真谈一下如何自我了断、结束两个中国的分裂局面、大陆和台湾一起走向第三中国的问题。如果你们拒绝，那么就会被中国统一的大势所抛弃。

（另起一页）

第四节

“两岸一国”就是“第三中国”

[我下面所说的，不过是人人都懂的道理，是“皇帝的新衣服原来是没有衣服”。只是许多人谄媚权势，不把这层窗纱揭开罢了，结果造成以讹传讹的恶果。]

第八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2012年7月28日在哈尔滨开幕，中国大陆的“政协主席”在致辞时提出“一中核心是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国家”的说法。一时引发两岸相关学者及舆论的热议。大陆熟悉台湾问题的人士指出，大陆提出“两岸一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是对早前国台办主任王毅“聚同化异”的延续；意在摆脱对“一中”的纠缠，以便更清楚、务实的推动两岸同属一国的定位。此外，是否 “两岸一国”也是试金石，可以透视台湾各方对两岸最终走向统一的实质态度。可以说，“两岸一国”的提法看似简单确内藏“杀招”，不失为一手妙棋。

不过在我看来，“两岸一国”的提法，就是同时否定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因为“两岸一国”的提法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还原为“大陆”与“台湾”这两个“口岸”，而不再是两个国家。因为众所周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叫做“大陆”，如果有人自称是“大陆的政协主席”，一定会让人不知所云的。因为说穿了“大陆与台湾”不过是“共产党控制区与国民党控制区”的地理名称，绝对不是政治实体的名称。

平心而论，“两岸”的提法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因为不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演变了百年左右，都还是不成熟的国家。“两岸一国”因此不是一个现实，而是一个理想，是两个自称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岸、地区，逐渐进化，走向一个中国。这个中国，就是并吞了、统一了、融合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政治板块的第三中国。

今年对两岸关系而言，是极重要的一年，8月1日是台湾通过“一个中国”涵义二十周年，也是“九二共识”的二十周年。目前，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结果反而凸现了两个中国（即第一中国的“中华民国”和第二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幸事实。

但是双方所赋予的解读不同，使九二共识更多地体现在两岸在一中名义上的争议。因此，在“九二共识”以及“一个中国”涵义二十周年前夕，贾庆林表示“一个中国框架的核心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等于是自我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国格：这是大陆首度对台湾总结的“九二共识”给予进一步明确的解释，抛出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大陆版新说法。

对于这一说法，大陆与台湾的“专家”们给出的分析还是分歧不小。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认为，此说法恐怕会在台湾社会引发极大争议。他认为，“两岸一国”的说法让其中的弹性解释空间大为减少；而且直指国家重新建构含义，在台可能引起更大争议，这也是许多台湾专家的看法。

出席论坛的大陆中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周志怀则指出，这是大陆第一次对“一中框架”提出解释，认为“同属一国”是两岸政治互信新起点，不只更周延，还可搁置“两岸一中”内涵不同的争议。

原本，大陆与台湾对“两岸一中”的一中各有解释，大陆认为一中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认为是中华民国。如今，贾庆林的“同属一个国家”论未提谁是 “中央政府”避开了容易产生分歧的部分。这也正是国台办主任王毅2012年初提出两岸应在求同存异基础上聚同化异。确实，以前两岸只要有争议就搁置，但现在有了争议可以协商折中。

大陆熟悉台湾情况的人士透露，在今年台湾大选后，大陆方面密集研究当前与未来台湾情势与可能走向，对马英九最后执政的四年寄托了极大的希望，认为是时候审时度势在对台方针上进行调整，在“化异”上下功夫。在马英九的任期内进可两岸达成“和平协议”；次两岸关系牢固纳入“一国框架”，将“一国”平台夯实。对于将可能引起的争论，大陆方面研判，就如“九二共识”刚刚提出时，也在台湾有很大反响，最后还不是成为主流共识。所以，只要操作得当，各方面措施跟上，两岸从“一中各表”到“一国框架”并非难事。再者，在两岸提法的操作上，台湾方面一直相对主动，“九二共识”本应该是强调“一中”，但被国民党解读为“一中各表”，更多强调了分歧部分，大陆私下很不满。

因此也需要大陆方面对两岸关系有自己的提法，更准确表达大陆官方的明确态度。而“两岸一国”的提出就反映了这样的思路。该人士续称，大陆提出的“两岸一国”，也是对应马英九的 “一国两区”，但落脚点明显不同。马英九为降低舆论反弹，将重点放在“两区”上，而大陆更看重的是“一国”。大陆方面更认为，由于“一国两区”直接显示问题的实质，使在这个问题上试图模糊过关的言行难再运作，台湾各党派对其的表态及认可度可以分辨“真统”、“假统”；“真独”、“暗独”。如果真愿意两岸统一，只是因“国号”争执，就不会对“两岸一国”提法有太大反弹。而不想“一国”的人也会在此提法前一见分晓，所以是一招妙棋。还有分析人士指出，大陆追求的最终目标是统一，贾庆林的“两岸一国”正好为大陆两岸政策解套，让两岸交流能更进一步，是大陆更务实的表现，已不在紧盯“国号”，但这也为未来两岸带来了很大的变数。 

……

谢选骏指出：上述“专家”其实各为其主，言不由衷。

在我看来，要解决“大陆台湾”这两个口岸之间的历史纠纷与现实难题，其实十分简单，那就是“大陆台湾”这两个口岸同时放弃“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名不符实的称号，而共同承认第三中国。

“两岸一国”的提法其实已经暗示了“第三中国”的存在价值，那就是“两岸的未来”。

“两岸一国”的提法其实已经暗示了“第三中国”的存在，现在我们所做的，仅仅是把这一点明确化！

“两岸一国”，就是“第三中国”。

（另起一页）

第五节

两个中国一起消亡

共产党中国的“观察者网”挖苦蔡英文曾说：“我是中国人，念中国书长大。”

党八股哪里懂得，此中国非彼中国也！

当今世界上，有两个中国：国民党中国（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和共产党中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蔡英文说的“我是中国人，念中国书长大”的中国，是指国民党中国（第一中国、中华民国），不是指共产党中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她怎么说，和共产党中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点关系也没有。

“严重的是”，蔡英文快要变成蔡总统了，她的话马上要成为台湾的政策了。而英文小姐很可能会背叛她的国民党中国（第一中国、中华民国）。

英文小姐背叛她的国民党中国（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共产党中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应高兴才对，现在为何反而惴惴不安呢？

原来，这两个中国：国民党中国（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和共产党中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绳子上的两只蚂蚱，一对难兄难弟，在中国最倒霉的时候发了国难财，趁机做大的。现在，国民党中国（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将死，共产党中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岂能独活？

这个道理，共产党中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炮制者毛泽东最懂，所以他死活拉住国民党不放。蒋介石死的时候（1975年），毛泽东好生悲伤，兔死狐悲，第二年毛就随他的蒋委员长万岁去了阴间。

现在，四十年又过去了，这个毛匪蒋匪分裂盘踞的格局正在土崩瓦解之中……两个中国（国民党中国、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和共产党中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日益整合为一个中国。国民党绝望、共产党失望、民进党紧张。

“观察者网”因此挖老底曰：

近日，因为台湾艺人周子瑜、罗志祥“中国人”言论，岛内引起热烈讨论。即将在今年5月就职的台湾地区下一任领导人蔡英文，被网友发现其实也曾经在接受质询时讲过“我是中国人，因为我是念中国书长大的，受的是中国式教育。”

据台媒1月18日报道，这份备询资料发生在2000年的5月29日，蓝营“立委”朱凤芝（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副执行长，反对“台独”，主张“一个中国”——观察者网注）当时对着担任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说“你若是主委，才更应该讲你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因为未来仍要解决近、中、长程的问题”，并询问“你若表示你是中国人有何不妥？”

蔡英文回答“我没有说我是中国人有什么不好，只是怕因此而产生了政治风险。我是台湾人并没有错，我是中国人，因为我是念中国书长大的，受的是中国式教育。”当时蔡英文也强调：“但是不要忘了台湾是个多元的社会，除了受到中国的文化影响，还受到其他许多文化的影响。”

作为一个以“台独”为党纲的民进党主席，也是下一届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个人政治倾向颇受外界关注。

毋庸置疑，她当然是中国人，还有一个清朝正二品祖先。

去年8月，蔡英文参选台湾地区“总统”之后，台《中国时报》曾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谈论蔡英文的祖籍问题。作者搜索维基百科，见蔡英文介绍为祖先来自屏东县枋山乡枫港。作者指出，据考证蔡的祖先不但200年前来自漳州一带，还曾官拜清朝正二品，竟然还是“开漳圣王”的得力部将。这位负责平台的清朝蔡将军，恐怕万万没想到，他的后代子孙蔡英文，竟然为了“反中”，连祖籍都让她感到羞耻，必须从网络上删除！

据观察者网查询，早有消息传出，蔡英文的祖先竟然是清朝平定台湾的紫光阁功臣蔡攀龙 。今年5月，北京保利厦门宝龙铂尔曼酒店巡展，其众多拍品之中，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乾隆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估价5500万元起拍，预计成交价可能过亿元。北京保利刘金库博士介绍，其中的蔡攀龙，是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祖先。

当今台湾很多“台独”运动都从1786年林爽文事件“反清独台”溯源。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底（1787年1月）台湾发生林爽文起义，福建巡抚徐嗣曾命蔡攀龙前往支援，蔡攀龙遂于该年十二月十四日（1787年2月1日）率师七百前往台湾府城，协助平定起义，期间因在收复凤山一事上立功，被任为台湾北路协副将。事后因战功被升为海坛镇总兵，不久又改任台湾镇总兵，随即又升为福建陆路提督，赐“健勇巴图鲁”名号，画像于紫光阁（平台二十功臣），蔡攀龙逝世后葬于金门径林（今太武山脚翠谷武扬道旁）。

……

谢选骏指出：“观察者网”党八股哪里懂得，此中国非彼中国也！

当今世界上，有两个中国：国民党中国（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和共产党中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蔡英文说的“我是中国人，念中国书长大”的中国，是指国民党中国（第一中国、中华民国），不是指共产党中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她怎么说，和共产党中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点关系也没有。

“严重的是”，蔡英文快要变成蔡总统了，她的话马上要成为台湾的政策了。而英文小姐很可能会背叛她的国民党中国（第一中国、中华民国）。

英文小姐背叛她的国民党中国（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共产党中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应高兴才对，现在为何反而惴惴不安呢？

原来，这两个中国：国民党中国（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和共产党中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绳子上的两只蚂蚱，一对难兄难弟，在中国最倒霉的时候发了国难财，趁机做大的。现在，国民党中国（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将死，共产党中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岂能独活？

这个道理，共产党中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炮制者毛泽东最懂，所以他死活拉住国民党不放。蒋介石死的时候（1975年），毛泽东好生悲伤，兔死狐悲，第二年毛就随他的蒋委员长万岁去了阴间。

现在，四十年又过去了，这个毛匪蒋匪分裂盘踞的格局正在土崩瓦解之中……两个中国（国民党中国、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和共产党中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日益整合为一个中国。国民党绝望、共产党失望、民进党紧张。

殊不知：两个中国一起消亡，现代南北朝终于结束，隋唐般的第三中国，才能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完整论述参见：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

──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

A Perspective 100 Ye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r, The Morning Twiligh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 Transition from the two Chinas Created by Warlords to a Unifie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2-yzCgAAQBAJ&printsec=frontcover&dq=A+Perspective+100+Years+after+the+Xinhai+Revolution&hl=en&sa=X&ved=0ahUKEwiuhJ_t_rjRAhUK5oMKHd-KCHkQ6AEIGjAA#v=onepage&q=A%20Perspective%20100%20Years%20after%20the%20Xinhai%20Revolution&f=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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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两个中国互相承认，第三中国拉开序幕

据台北的“中央社”报道：台北政府高层2015年11月3日晚间证实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确定7日于新加坡会面。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毛治国与中华民国总统府秘书长曾永权已安排4日向中华民国立法院、在野党说明，因此绝非偷偷摸摸的安排，这将是两岸分治65年来的重大突破。

据台湾媒体11月3日报道，中华民国总统府证实，马英九7日将搭专机前往新加坡，预计将与6至7日前往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是两个中国分治65年来的重大突破，台湾总统府3日晚间证实，两个中国领导人马英九和习近平预定于7日在新加坡会面，双方就两个中国之间的和平与维持台海稳定现状交换意见。尽管马英九坚守两不原则——也就是不签署协议、不发表共同声明，仍是两个中国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马英九与习近平会面的安排已经谈了好一阵子。尤其这两年来，有关两个中国领导人的会面一直都在谈，包括从前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与去年的APEC一直在谈，直到最近双方约定好于11月7日在新加坡会面。

第一中国的马英九与第二中国的习近平这次将针对两个中国之间的和平、维持台海现状交换意见，不会签订任何协议，也不会发表联合声明。

对于马习会，台北行政院长毛治国与总统府秘书长曾永权已经排定于4日上午赴立法院向立法院长王金平报告，并向在野党说明，因此绝对不是偷偷摸摸的安排。

台北总统府与陆委会于4日将召开记者会，正式对外说明。此外，到了新加坡，马英九也会召开记者会，他预定7日前往新加坡与习近平会面后，当天返回。

由于今年正值作为第二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与新加坡建交25周年，习近平这次是接受新加坡总统陈庆炎邀请，于11月6日至7日到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的，在此之前，习近平将先到越南进行国事访问，然后再转往新加坡。

新加坡过去就热衷于担任第二中国调停人，这次除了提供场地外，也做了不少工作。

……

上述最新进展，说明“两个中国彼此之间开始达成正式的互相承认”，这是符合谢选骏“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之分析和预测的。

根据谢选骏“现代南北朝的曙光”的分析和预测，两个中国之间的互相承认，就是第三中国已经拉开了序幕。因为两个中国消灭、中国统一之日，就是第三中国出现的时候。就像随着南北朝的消灭、中国统一，唐朝出现了。那时才会有一个复兴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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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拉开序幕，两个中国之间的历史性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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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两个中国在新加坡宣告解散

2015年 11月 4日，中国大陆国台办说：“习马会”双方领导人同意互称“先生”。

这实际意味着：两个中国在新加坡宣告解散了。

因为，原先两个中国的代表大陆习近平与台湾马英九已经因此丧失了国家身份，而只是一个以码头的代表、以“两岸领导人”身份存在了。

两个中国因此还原为两个码头、两个口岸，而不再是他们一直自称的“国家”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袁世凯登基失败、导致中国分裂动乱整整一百年来，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一直说，中国大陆不是一个国家，只是“红区”；中国台湾不是国家，这是“白区”；两个中国不是中国，只是分裂中国的历史罪人。

现在，我的看法已经得到了“两岸领导人”实际行动的印证。

“习马会”双方同意互称“先生”，这就证明主席和总统都烟消云散了。

现代南北朝就要结束了！伟大的统一中国终于在望了！

BBC报道指出：习近平与马英九将以“两岸领导人”身份在新加坡进行历史性会面。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周三表示，“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将在7日于新加坡会面，互称“先生”，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

新华社周三（4日）上午九点刊出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采访报道，张志军向媒体表示，此次会面将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和名义举行，双方商定同意见面时互称“先生”。

张志军称这是“在两岸政治分歧尚未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根据一个中国原则作出的务实安排”，体现“搁置争议、相互尊重的精神”，这也是将会面选择在新加坡举行的因素之一。在会中将就两岸和平发展交换意见，探讨如何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人民福祉。张志军表示，这次两岸现任领导人会面是两岸交流的里程碑，“将两岸交流互动提升到新高度”。张志军在采访中谈到，实现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中国方面一贯的主张，但“本世纪的前几年，由于‘台独’分裂势力的挑衅，两岸关系一度濒临危机。”而在过去七年来两岸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及反对台独”的“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之下，加深交流，包括实现全面双向直航，建立两岸事务官员定期会面机制等等，给两岸人民带来福祉。因此张志军表示，这次的两岸领导人会面是顺应潮流、合乎民意。

不同于早前报道习近平、马英九可能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办的午宴上“见面”，张志军表示两人将有会面，并在会后共进晚餐。张志军说，上个月和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在广州进行“第四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时，就有谈到两岸领导人会面问题，并进行了初步沟通。

对此发展，“台湾口岸领导人”马英九声称：“不称官衔就是对等。”

但是，这个对等不是两个“政治实体”的对等，而只是两个人的对等。

这个对等，和街上的两乞丐碰到一起互称先生小姐，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台湾总统”以后应该改称“台湾先生”，如果蔡英文当选，应该循例叫做“台湾小姐”。

马英九“先生”5日上午在台北“先生府”举行国际记者会，表示“马习会”是建立两岸领导人会面常态化的第一步。

总统马英九5日早上召开国际记者会，说明7日到新加坡与习近平的马习会。马英九强调新加坡官员不会在现场，不会落入一中窠臼，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双方可以用口头声明的方式各自表述。对有人无法接受马英九被叫“先生”，是否有被矮化嫌疑？马英九说如果双方都不称官衔，这就是对等，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这反映现实状况。

马英九也表示，这次马习会不会签订协议，并说七年前就主张维持现状，这次三位“先生参选人”都要维持现状，尤其是民进党参选人，让他感到“欣慰与意外”，所以会在马习会跟习表明立场，这也是对陆方有利的。

“台湾先生”马英九为周六在新加坡举行的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辩护，说这次会晤不是为了选举，而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为两岸领导人会晤常态化迈出第一步。

在2016年1月16日“台湾先生小姐大选投票日”还剩下大约两个半月时，台湾先生马英九突然宣布马英九要同大陆先生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两岸分治66年来的首次先生会晤，台湾反对党民进党对这次会晤的时机提出质疑。马英九星期四在总统府举行国际媒体记者会，说明马习会的目的。

台湾先生马英九说：“我们之所以做这个决定，为的不是下一次的选举，而是下一代的幸福。我们希望透过马习会的举行，让两岸先生小姐会晤常态化能够迈出第一步。未来不论是哪一位当选中华民国的先生，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

马英九说，这次马习会不会有任何秘密的协定或者承诺，双方也不会发布联合声明，会谈将尽量做到透明、公开，同时也展现尊严和对等。他说，这对马习会对海峡两岸，对区域和平，世界情势都有帮助。

不过，这次两岸领导人66年来的第一次会面受到台湾民进党的抨击。民调显示极可能在2016总统大选中获胜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批评马英九在即将卸任前为了个人的政治评价而框限台湾的未来。因为这将把蔡英文变成小姐，很容易引起大家的严重误解。

蔡英文候选小姐说：“两岸先生小姐会面是一件大事，涉及台湾的尊严跟国家的利益，在如此仓促、混乱的情况下让国人知道，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是有伤害。”

头脑正常的人们都奉劝蔡英文，不要在趟浑水了。

赶紧退出“台湾先生小姐选举”的闹剧。否则你就是赢了，也只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台湾小姐”，就和现代的“台湾先生”马英九一样。

这就是“习马会”或曰“马习会”的历史意义：

2015年11月4日，中国大陆国台办说：“习马会”双方领导人同意互称“先生”。

这实际意味着：两个“中国”在新加坡宣告解散了。

因为，原先两个中国的代表大陆习近平与台湾马英九已经因此丧失了国家身份，而只是一个以码头的代表、以“两岸领导人”身份存在了。

两个“中国”因此还原为两个码头、两个口岸，而不再是他们一直自称的“国家”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袁世凯登基失败、导致中国分裂动乱整整一百年来，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一直说，中国大陆不是一个国家，只是“红区”；中国台湾不是国家，这是“白区”；两个中国不是中国，只是分裂中国的历史罪人。

现在，我的看法已经得到了“两岸领导人”实际行动的印证。

两个中国在新加坡宣告解散，新加坡为第三中国立下汗马功劳，将来有望成为统一中国的基地出现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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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废除两国论，建第三中国

2012年7月11日法新社巴黎电：“美洲原住民有汉族血统”。

根据刊登在《自然》杂志（Nature）上的最新研究，美洲原住民的祖先是在五千至一万五千年前，经过至少三次迁徙潮从西伯利亚来到现居地。这项研究推翻一次大规模迁徙的理论，并显示美洲原住民可能与汉族血统关系紧密。

研究指出，大部分美洲原住民源自称为“第一美洲人”的单一人种。他们在最后一次冰河期快要结束前，也就是大概一万五千年前，从亚洲穿越白令陆桥（Beringia）来到美洲。他们现今的后代包括魁北克的阿冈奎人（Algonquin）、阿根廷火地岛省（Tierradel Fuego）的亚格汉人（Yaghan）以及瓜地马拉的喀克其奎语马雅人（Kaqchikel Maya）。该研究指出，之后两次迁徙潮的人种和汉族关系相当紧密，而且繁衍出更多美洲原住民族群：“北极圈的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族（Eskimo-Aleut）近半血统是来自第二波亚洲迁徙潮。加拿大的纳－德内语系（Na-Dene）契帕瓦族（Chipewyan）约有十分之一的血统来自第三波迁徙。”

领军这次研究的鲁伊兹－林纳瑞斯（Andres Ruiz-Linares）告诉法新社，第二波与第三波移民可能是在上个冰河期尾声陆桥沉没之后，乘船来到美洲。

研究结果对遗传学家、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来说具争议性，当中不少人士依旧认为美洲原住民祖先为单一人种。

不过鲁伊兹－林纳瑞斯表示，研究的重要在于增加外界对历史和美洲人口分布的了解。

这项研究也支持语言学家葛林柏格（Joseph Greenberg）1986年提出的学说，也就是根据语言差异，原住民是在三次迁徙下来到美洲。

……

上述“最新研究”成果对我们的认知有什么意义呢？

1986年出版、2000年修订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完整版）》中，谢选骏曾经指出：

就中国的命运，我们作出如下的观察：

夏商周秦汉所囊括的汉─藏连续体（包括苗、越），是中国第一代文明；

唐宋元明清所囊括的汉藏及阿尔泰连续体（包括朝鲜、日本、蒙古、中亚细亚，是中国的第二代文明；

现代中国可能进入的第三代文明，则是在汉─藏第一代文明、汉藏─阿尔泰第二代文明的基础上，回归“中国─玛雅连续体”，实现环绕太平洋的全体黄种人的合作。

这样的命运，当然需要首先排除马恩列斯这一“闪族─日耳曼─俄罗斯─格鲁吉亚无神论殖民主义体系”注入中国体内的异体蛋白。

其使命是以太平洋为“中国─玛雅连续体”的和平之海，以波利尼西亚人和平开拓的精神，而不是以西欧海盗武装殖民的行径，再造新大陆的第三纪元。第一纪元是印第安人统治，第二纪元是欧洲白人统治，第三纪元可以为礼制的全球文明，奠定一个坚实的内核。

我们知道，这圣功决不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人所谓的“伟大的综合”。因为它的前提决不是那支离破碎的分析。世俗化的分析时代已经证明是毒虫四起的乱世。分析不是智慧的唯一途径，综合不是创造的唯一路数。而真正的圣功意味着一种不可匹敌的历史觉醒，也就是从欧洲文明布下的迷梦中惊醒过来。

而要实现《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完整版）》上关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预测，就必须首先建立第三中国。也就是《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完整版）》所说的“排除马恩列斯这一‘闪族─日耳曼─俄罗斯─格鲁吉亚无神论殖民主义体系’注入中国体内的异体蛋白”。

这个异体蛋白的具体体现，就是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的产物。

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注入中国体内的异体蛋白。

唯有废除这样依附他人的两个附庸国，才能建立起属于中国自己的第三中国。

唯有这样属于中国自己的第三中国，才能成就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辉煌。

是所至盼：废除两国论，建第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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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大陆和台湾加起来就是“第三中国”

2012年12月26日上午，北京“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范丽青就“两岸可协商‘国号’”的建议作出回应，称只要坚持一个中国，两岸之间什么都可以谈。

既然什么都可以谈，那么，建设“第三中国”的任务，当然也可以谈：不仅可以谈，而且可以做。

有记者提问称：在上个礼拜，孙亚夫先生到台湾去参加“九二共识”二十周年论坛，在这个研讨会上，有一位大陆的学者说，等两岸达成“一中共表”的共识之后，可以共同协商“国号”，请问对于这样的意见，国台办有什么样的立场？

这个名叫范丽青的发言人表示，在民间学术讨论会上，大家有共识，也有分歧，这很正常。学者们各种意见和建议都在会上进行了表达。我们认为，只要坚持一个中国，两岸之间什么都可以谈。

就在同一天，隔海相望的“台湾总统”马英九声明：“无法承认大陆领土还有国家存在。”马英九说，从他上任以来不断重申“中华民国宪法”地位的认知，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它是一种特殊的关系”。

这是在台湾“国防部”26日上午“三军军官俱乐部”举行的台军陆海空军将官晋任布达暨授阶典礼上，马英九出席致词时表示的：台军要体认两岸关系变化与台湾安全的重要性，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领土”虽包括中国大陆，但治权目前仅及台、澎、金、马。

马英九说，“法理上无法承认在‘中华民国’的大陆领土上还有另一国家的存在”，但事实上却不能否认在大陆有一个统治当局行使治权，“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如何能够推动两岸关系？”

马英九指出，从他上任以来，一再重申前述的定位认知，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它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也是一种“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政权”的关系，这样的定位是根据“宪法”而来，当局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也是根据“宪法”定位而来，经历3任领导人都没有改变。

……

谢选骏指出：这个“特殊关系”是什么？

是第三中国。

“互不承认两个中国的主权，互不否认两个中国的政权”这样一个特殊的关系——已经呈现出第三中国的大致轮廓。

第三中国，就是在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和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之上的那个民族国家。

直接说：大陆和台湾加起来就是“第三中国”。当然，还需要收回蒙古高原、琉球群岛等等失地。

这样的中国即将出现了，或说，已经存在并且一直存在着。

第三中国好。

消灭分裂的“两个中国”，建立统一的“第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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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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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两个中国与苏俄卵翼

2016年5月，台湾云门舞集剧院参加契诃夫国际戏剧节活动。与往年不同，除了在首都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演出外，云门舞集今年首次前往距离莫斯科有几个小时飞机航程的叶卡捷琳堡市演出。

位于欧亚大陆分界线上的叶卡捷琳堡苏联时代被称作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叶卡捷琳堡是俄罗斯乌拉尔地区首府。包括中国在内有十多个国家目前在当地设有总领事馆，那里还是俄罗斯重工业基地。但叶卡捷琳堡更与台湾拥有历史渊源。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上个世纪30年代曾在当地工作多年，并在那里结婚生子。

云门舞集在叶卡捷琳堡的演出合作伙伴萨莫伊洛娃表示，云门舞集计划访问蒋经国当年工作过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云门舞集领导人林怀民对俄罗斯媒体透露，台湾人都知道蒋经国当年在叶卡捷琳堡的生活工作历史，他非常想去工厂参观。

蒋经国1925年仅15岁时前往苏联留学，当时就读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也就是常被中国称作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蒋经国当年的同学中包括了邓小平、乌兰夫、廖承志等中共领导人。

研究蒋经国在苏联历史的学者拉林说，蒋经国在1933年前往叶卡捷琳堡，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先当车间工人，后来成为工厂报纸的副主编。

拉林说，蒋经国能讲一口流利的几乎不带口音的俄语。工人们当时都非常愿意去听蒋经国做报告主讲介绍国际形势。当年的许多文件显示，在参加工厂团组织和党组织的活动时，蒋经国经常发言，显示他是一名立场鲜明的共产主义者。

拉林说，蒋经国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时还拒绝了蒋介石派来的特使劝说他回国。蒋经国对特使说，他不会返回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因为他的事业在苏联，他要为人类世界的幸福和未来奋斗。“蒋经国当时所讲的话与苏联政治宣传的口径一样。他谴责了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叛徒，以及蒋介石在中国建立独裁统治镇压无产阶级等。”

拉林说，蒋经国当时的一举一动都在苏联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他除了要按照秘密警察的指示去做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选择。在蒋介石特使到访前，秘密警察曾登门拜访警告过蒋经国。会面期间，秘密警察呆在隔壁房间监听整个过程。

蒋经国后来透露他在苏联的12年生活是一生中最艰难时期。蒋经国当年曾多次要求回国但被苏共拒绝。蒋介石也曾指示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馆寻找自己儿子的下落，但许多努力都没有结果。

蒋经国支持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他因此被列入黑名单。叶卡捷琳堡当时不是苏联经济发达地区。蒋经国去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其实是对他比较温和的发配和迫害。斯大林当时把蒋经国扣留当作人质。在苏联，以及从事共产党活动的经历，更使蒋经国从内部看清了共产党本质，这使他后来走上坚定的反共道路。蒋经国1937年3月在斯大林的大清洗高潮时候携带家眷离开苏联，这是格鲁吉亚屠夫给予的特别恩惠。

蒋经国当时经常按照上边指示去莫斯科同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些组织会面。他后来有一次去莫斯科时找到中国大使馆，主动提出想回国，他那样做肯定也是获得了苏共的批准。“到1937年时，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日本入侵中国，并占领了满洲，也就是同苏联相接壤的中国东北。苏联开始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因此，中苏关系正常化。蒋介石当时提出同苏联合作的一个条件就是让自己儿子能回国。到那时苏联才同意放走蒋经国。”

拉林1990年代曾访问过当时仍然健在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一些职工。其中一位女工的丈夫当年介绍了蒋经国同蒋方良的相识。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时刚刚建厂，工人们来自全国各地。作为车床女工的蒋方良来自俄罗斯北部的科斯特罗马州。蒋经国夫妇在苏联有一些友人，蒋方良也有亲属。但蒋经国夫妇去中国之后与苏联的联系却很难弄清楚。蒋方良曾同亲属有过通信往来，但这些来自苏联的信件断断续续，显然这些信件都被人检查过。

蒋经国后来在中国，以及在台湾的许多领导风格都能反映出他在苏联生活的经历。比如在军队中引入政战体制，这同苏军中的政委非常相似。蒋经国也同样欣赏当年苏联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与毛泽东如出一辙。

苏联是近代史上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学者格里博拉斯曾透露，由于庞大的中国对俄罗斯是个威胁，沙皇俄国当年曾有肢解中国的计划。沙俄当时在新疆和东北都有巨大影响。后来苏联依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多地介入了中国：苏共帮助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夺取政权；早年同样帮助国民党实施改组和北伐。俄罗斯汉学界一直把国民党称为列宁式政党，而海峡两“岸”老一代领导人多有留苏经历。

历史证明：两个中国都是苏俄卵翼的产物。

进入二十一世纪，共产党中国仍与俄罗斯关系日益密切，而台湾与俄罗斯就较少联系。双方经贸规模很小，许多交流集中在文化领域。被认为是台湾软力量代表的云门舞集几乎每年都来俄罗斯参加契诃夫戏剧节活动。国民党中国“第一夫人”周美青分别在2010年和2013年随同云门舞集一起访俄，其谄媚姿态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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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两个中国制造“逆向朝贡体制”

2013年1月5日，谢选骏发表《美国要向世界各国征收“国际安全税”》，指出美国的最大智慧就在于利用军队去向世界各国征收“国际安全税”，正如美国利用警察和法律向自己的国民征收“社会安全税”——这样美国政府才是真正的“世界警察”，而不是“白干活不拿钱的黑奴”。否则，美国军队就应该收缩到国内，不要去管那些不给钱的国家的事情，或是直接派遣美军进入那些拒绝交纳“国际安全税”的国家，就像派遣警察进入拒绝交纳“社会安全税”的国民家里，强行收税。而如果通过美元贬值，来向世界各国输出通货膨胀、变相收取“国际安全税”，则会贻害美国民众、丧失美国信用、导致美国衰落，实不可取。

仅仅过了三天，“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就在1月8日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报告称，2011年，美国从全球攫取的霸权红利达73,960.9亿美元，占全球霸权红利总量的96.8%，是攫取霸权红利最多的国家；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高达36,634亿美元，占全球霸权红利损失的47.9%，是霸权红利损失最多的国家。

该报告称，霸权红利是指霸权国家通过在全球建立的霸权体制，直接或间接获取的超额垄断利润，其本质上具有掠夺性、寄生性、腐朽性等特征。该报告指责美国从全球攫取霸权红利的途径五花八门，主要包括铸币税收益、国际通货膨胀税收益、债务收益、海外投资收益、流动性收益、不公平贸易收益、汇率操控收益、金融衍生品收益、大宗商品期货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10个渠道。

为定量测算世界各国的霸权红利收益和损失，中科院国家健康研究组专门构建霸权红利模型，并计算出100个样本国家2011年的霸权红利情况。计算结果还显示：美国霸权红利占GDP比例达52.38%，即美国有52.38%的GDP通过霸权获得，而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占GDP比例达51.45%；美国人均占有霸权红利达23,836.7美元，而中国人均损失霸权红利达2,739.7美元，相当于中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

健康报告指出，2011年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相当于中国军费开支的33倍、科技投入的44倍、教育投入的16倍和医疗卫生投入的37倍。若按劳动时间计算，中国劳动者有6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创造“剩余价值”。

如果没有GDP过半的霸权红利损失，中国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至少可缩短20-30%，完全可实行每周4天工作制，到2020年，中国也有能力建立起类似北欧国家实现全民免费的医保、养老和教育等福利制度，建成共同富裕、提高人类福祉、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

在谢选骏看来，上述报告所谓“美国攫取中国霸权红利”，实际上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等制造的“两个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百年来蓄意炮制的“逆向朝贡体制”所沿袭下来的恶果之一，是“不平等条约”的延续和变相复活。

而国共两党“逆向朝贡体制”的本质，就是把列强当作“中央帝国”，把中国自己当作“野蛮国家”，而实施的朝贡体制——这是对中国历史上所奉行的传统“朝贡体制”的逆向运用，所以谢选骏称之为“逆向朝贡体制”。

中国历史上所奉行的传统“朝贡体制”，基于“中国中心主义”，由中央帝国统领周边四夷。

朝贡体制与条约体制、殖民体制同为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曾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古代历史当中，其中以东亚朝贡体制最为典型，这是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体制。东亚朝贡体制乃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制，中原王朝以天朝自居，透过册封，结合儒家思想体制，层层往外推拓。而在某些时期，中原王朝由于种种原因也向其它强势的民族或国家进贡。

1、雏形是畿服制度

早在中国商朝时期，统治者便已建立了“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的内外服制度，在这个制度当中，中国中原王朝的君主是内外服的共主。君主在王国中心地区（内服）设立行政机构，进行直接管理。在直属地区之外的外服，则由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的地方统治者进行统治，内服和外服相互保卫。根据《尚书·大禹谟》的记载，九州之内的各地区，还负有进贡的责任。

周朝取代商朝之后，将这一制度细化，进一步发展出了五服、六服和九服的概念。特别是在《周礼·秋官·大行人》中，详细规定了各服的贡期和贡品的种类，还第一次提出了“九州岛之外，谓之番国”的概念，试图将这一制度推广到更广阔的中原王朝尚未实际掌控的地区去。

商朝的畿服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部落军事联盟色彩，而周朝由于确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共主思想，将这一制度系统化和理想化，试图作为已知世界的准则。但是，由于周朝采用分封制度，后期又陷入诸侯纷争，所以这一制度基本仅停留在纸面上。

2、确立了册封制度

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原地区之后，建立起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当时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除匈奴外，并不存在可以与秦以及其后继的汉朝政权全面抗衡的政权。因此，除了以“敌国”身份对待匈奴之外，中原帝国便开始将先秦时期的畿服体制推广至已知的世界中去。

在汉武帝击败匈奴，开通西域之后，由于在已知世界中不存在可以抗衡的对手，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制正式得以确立。在这时期的朝贡体制中，中原政权和其它诸国以“册封”关系为主。即各外国需要主动承认中原政权的共主地位，并凭借中央政权的册封取得统治的合法性。中央政权对各地方政权往往直接封为“XX国王”，如“汉委奴国王”、“南越武王”、“疏勒国王”等。各受封国对中原政权按照不同的要求负有进贡和提供军队等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汉朝仅仅册封其有能力控制或者自行前来投附的地方政权，政策相当务实。对于其认为在可以控制范围内的政权，如若敢于挑战汉朝的共主地位，就会遭到军事打击，汉武帝就因此先后击灭南越、朝鲜、并远征大宛。而在其控制范围之外的国家，如安息、大秦等，汉朝都承认其独立地位，并不试图进行册封。

3、重组的羁縻制度

公元291年，西晋爆发八王之乱，其后中原王朝崩溃，北方游牧民族大量进入华夏民族的中枢地带，原有的册封体制随之崩溃。直至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之后，朝贡体制方得到恢复。但是，随着唐朝的崩溃，五代十国和宋、金、元等王朝相继而起，整个朝贡体制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在这一时期内，往往同时有多个政权均声称自己是天下之主，要求周边诸国朝贡，各小国往往也同时向多个大国朝贡，更有一些国家一边接受朝贡，一边又向更大的政权朝贡。这都使得这一时期的朝贡体制呈现出多元的网状特征。即便是在唐朝国力鼎盛之时，日本、渤海等国也力图成为次级的朝贡中心，甚至互称对方的使节是“贡使”。

同时，这段时间内中原政权往往采取“羁縻”政策取代原有的册封制度，最主要的特点是，封赐的不再仅仅是王号，而是和直属官员相同的官职，比如南朝宋顺帝就曾封百济国王为“镇东大将军”，封日本为“安东大将军”。唐太宗时开始，更普遍封赐各内属的地方首领官职，设立羁縻州、县，以体现其“华夷一家”的思想。如渤海被封为“忽汗州大都督”、疏勒被封为“疏勒都督”等等。

元代时高丽国王被短期册封为“征东行省丞相”。此外，大元大蒙古国皇帝自称是西方蒙古汗国的宗主，但是受到各汗国的一致反对，只有伊儿汗国在忽必烈在世的几十年中承认元的宗主地位。后逐渐采用传统上的朝贡体制，例如忽必烈和元成宗先后颁发给伊儿汗国刻有汉字“王府定国理民之宝”、“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的方印等。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羁縻制度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在唐朝军事力量笼罩之下的地区设立的羁縻州、县，其长官由部族首领世袭，内部事务自治，并进行象征性的进贡，但是负有一些责任，如忠于中原政府、不吞并其它羁縻单位和内地州县，以及按照要求提供军队等等，实际上中原政权将其视为领土的一部分，文书用“敕”；一种是所谓的内属国，如疏勒、南诏、契丹等，一般封为都督或郡王，有着自己的领土范围，但是其首领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于中原政府的册封，不能自主，中原政权将其视为臣下，文书用“皇帝问”；一种是所谓的“敌国”和“绝域之国”，如吐蕃、回纥、日本等，虽然可能亦有册封，然多为对现实情况的追认，其首领的统治合法性并不依赖中原政权的册封，中原政权的文书多用“皇帝敬问”。

宋朝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第一种情况的羁縻州、县的控制，在部族首领之外，加派中原政府任命的监管官员，到元代逐渐演化成土司制度，实际上将其纳入了中原政权的领土之中。

进贡不等于册封，天下可分为：一、有贡有封，如朝鲜三国。二、有贡无封，如日本。三、无贡无封，沙钵略以前的突厥。

4、鼎盛的朝贡制度

1368年，明朝建立，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以及其它西洋、南洋等国为“不征之国”，实际上确立了中国的实际控制范围。他并且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由此最后确立了朝贡体制成为东方世界的通行国际关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中国中原政权成为一元的中心，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

15世纪前期，随着郑和强大宝船队对印度洋的巡航，以及永乐帝朱棣对北方蒙古势力的扫荡，朝贡体制达到了它的巅峰，在明朝陆海军的“威逼”和“厚往薄来”政策的“利诱”之下，向明朝政府朝贡的国家和部族一度达到了65个。在此同时，日本对琉球；朝鲜对女真，越南对占婆、南掌等国，也都提出了朝贡的要求，形成了数个次级的朝贡中心。

这个时期，除了同明朝有直接接触的朝鲜、越南、缅甸等国外，在厚往薄来政策引导下，其它的一些国家对于明朝的朝贡，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贸易往来，尤其是明朝中后期的海禁政策，使得朝贡几乎成为这些国家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唯一手段，这之中最有名的就是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

到了1644年，清朝建立，保留了明朝的大部分朝贡体制，只是要求各国缴还明朝的封诰，重新领取清朝的封诰。清朝明确将和周围部族的往来分为理藩院和礼部分别管辖。蒙古、西藏等地与内地的往来，视为国家内务，由理藩院管辖；朝鲜、日本、琉球等国的来往，视为独立的外国，由礼部管辖。唯俄罗斯因地处边塞，故仍交由理藩院负责，直至总理衙门设立。一些太远的国家，如苏禄（香料群岛），哈萨克，布鲁特也以险远不要他们入附。

5、与条约体制的碰撞

1648年，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条约体制逐渐成为欧洲国家之间的主要国际交流体制。同时，殖民体制成为欧洲国家在与其它弱小部族交往时的主导体制。

随着欧洲国家逐渐同东方世界直接接触，这几种国际关系体制之间的冲突便开始发生。1653年，俄罗斯沙皇派遣使节，要求顺治帝向其称臣，成为俄罗斯的殖民地。这种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中国的统治者拒绝，而反过来要求沙皇前来北京朝贡。经过长期的武力冲突和外交斗争，中俄双方都开始认识到对方的实力，最后于1689年，两国按照欧洲国际公法的惯例，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之后又在1727年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次年互换约文，实际上确立了两国的平等地位。

同时，欧洲势力逐渐蚕食了中国清朝周边的各小国，日本也在德川家康建立幕府之后，停止了向中国的朝贡，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对琉球的控制。这些都使得朝贡体制内的成员大幅减少。清朝中期，朝贡国减少到七个：朝鲜、越南、南掌、缅甸、苏禄、暹罗、琉球。

但是，这并没有动摇朝贡体制的基础。因此，直到1793年，随着英国乔治·马戛尔尼使团正式到访中国，条约体制和朝贡体制方才发生了全面的碰撞。马戛尔尼提出的互派使节、签订通商条约等要求，均被乾隆帝以“不可更张定制”为由拒绝。

在鸦片贸易上，两种不同体制之间的摩擦终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终于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1842年，清朝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首次以文字的形式规定了中国和外国平等往来，朝贡体制的基础遭到了不可挽回的动摇。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朝贡体制被一个又一个条约削弱。1871年，中国清朝政府虽然一再以“大信不约”为借口拒绝同曾经的朝贡国日本签订平等条约，但是最后仍然被迫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朝贡体制开始破裂。随着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中法新约》和《马关条约》的签定，朝贡体制内最后的成员越南和朝鲜也脱离了这一体制，朝贡体制彻底崩溃。

6、作用和影响

朝贡体制影响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以汉字、儒家、汉传佛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文化圈内，强调文化上的华夷之辨。中国明朝灭亡后，日本江户幕府即有所谓华夷变态之论，朝鲜王朝也一度视清朝为蛮夷，但18世纪以后态度随着清朝的强盛发生明显转变，然而对内文件仍然沿用明崇祯年号，称清帝为“虏王”。越南阮朝也以中华文明继承者自居，别人为“夷”，自称“先王经理天下，夏不杂夷，此诚杜渐防微之意也。红毛人狡而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听其居留”。这里“中国”和“夏”就是越南代表的中国传统。越南并在印度支那半岛全力“改土归流”、“以夏变夷”，强迫柬埔寨国王接受汉姓和将夷名“柴棍”改名“嘉定”（今胡志明市）等。然而，越南直到1885年被法国侵占，一直为清朝的藩属国，甚至“越南”这一国号亦为虏王嘉庆所定，真是讽刺。

日本在二次大战前所制定的国际战略构想“大东亚共荣圈”就某种程度上和中国的朝贡体制类似，只是核心由“中国”和“中华文化”改为“日本”和“日本文化”，这也是受到中国朝贡体制的影响而制定的。其实，“日本”不过是“中国”的翻版：“日”对应于“中”，“本”对应于“国”，以此调和“中央帝国”的思想与“日神建国”的神话。但是“大东亚共荣圈”也有效法“门罗主义”之处，故此政策也被视为是殖民统治的一种手段，因此较中国的朝贡体制更具争议。

2012年以来，中日关系严重紧张，其导火索是“钓鱼台列岛领土争端”，其背景却是“逆向朝贡体制”之存废——中国有无能力走出两个中国时代、现代南北朝时代的“逆向朝贡体制”，这是一个实践的检验。

（两个中国时代、现代南北朝时代，并非从八国联军、辛亥革命开始，而是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开始。两个中国时代、现代南北朝时代的结束，有待于消除国共两党的割据、统一现代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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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高铁灾难源于“一国两制”

（一）举世震惊的中国高铁灾难

新华网报道，7月24日凌晨4时，温州康宁医院的急救室，护士从福州人赵立松的遗体上找到了七张身份证。

“他们一家七口都在车上。”护士说。

隔壁的留观室，躺着赵立松8岁的儿子赵竹和12岁的外甥女，他们受了轻伤。现在他们一家全在这家医院。

小男孩赵竹告诉记者，爸爸妈妈早就答应他放暑假带他出来旅游，三天前，他和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姨妈和表姐一起在杭州旅游，23日傍晚从杭州上车回福州。

小男孩说，他们全家在D301次列车的1号车厢。事故发生时，爸爸妈妈都在座位上，他跑来跑去看外面的风景，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

“突然，很响的一声，灯黑了，我一下摔到地上，感觉有很多东西砸到脸上。车子在翻滚，我也在车厢里被甩得滚来滚去，非常难受。后来一大包行李砸到我头上，我晕了过去。”他说。

“等我醒来，车厢已经掉到桥下，翻了个底朝天。我拼命扒开压在我身上的行李、铁片往外爬，在黑暗中大概爬了十多分钟，找到了车门。”小男孩说，他出了车厢才看到，车子整个横在桥下，很多人在哭。

“我没哭，我只想找到爸爸妈妈。”他说，周围没有受伤的乘客都冲过来救援，一名素不相识的乘客把他带离现场，送上救护车。在救护车上，他竟然遇到了妈妈和表姐。

“我又高兴又难受。因为妈妈已经昏迷，我拼命摇妈妈，妈妈就是醒不来。”小男孩说。

在康宁医院，赵竹见到了爸爸。“爸爸好像后脑受了伤，昏迷了。”赵竹不知道，这是他见爸爸的最后一面。

截至记者发稿时，赵竹的母亲仍在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抢救。

“我爸爸妈妈都伤得很重。”小男孩说，他自始至终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中国高铁灾难被党报轻描淡写为：“温州动车追尾坠桥事故”。

但其实不是事故，而是灾难。因为7月23日晚20点34分，动车D301与D3115次发生追尾“事故”，目前已致使上百人伤亡。

7月23日晚上20点34分，北京到福州的D301与杭州到福州的D3115发生“追尾”。两车方向一致，怎么可能相撞？原来这不是意外事故，而是人为灾难：行至在双屿路段下岙路时，D3115遭到雷击后失去动力停车，后来居上的D301却不由分说地追击过来，毫无减速地“予以和谐”。其结果，是追击者D301列车第1至4位车厢脱轨，被追击者D3115列车第15和16位车厢脱轨。事故现场，两车的车体由于巨大的撞击力已经嵌合在一起。“和谐社会”实现了。

追尾前车的D301次列车损毁严重。第一、第二节车厢从高架上坠落后叠在一起，最下面则露出动车的子弹头，第四节车厢像蜡烛一样直直插在地上。图为D301次列车一节车厢垂直挂在动车铁路桥梁与桥下的路面中间。

由于追尾时冲击力巨大，D301次列车的一、二节车厢在脱轨后直接从高架桥上坠落至地面，并叠在一起，几乎损毁殆尽。据目击者称，高架桥的高度在20至30米。

事故发生时当地正值雷暴天气，下过暴雨，事故现场一片泥泞，积水最深处达30厘米，加上该路段本来就在修路，堆满了碎石，挖掘机、工程车、救护车等救援车辆艰难前行。

（二）一国两制思想是高铁灾难的根源

一位研究国内外铁路的专家指出：“中国高铁采用多种调控系统是灾难发生的关键原因。”

这位专家指出，为了防止发生追尾事故，在一定的线路内不许其他列车驶入是世界铁路共同的安全原则。但是中国高铁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同一线路采用不同信号系统，很容易引起信号和调控系统出现故障。而同一线路采用不同信号系统，其实就是高铁系统的“一国两制”。

对中国高铁的灾难，最为幸灾乐祸的莫过于“被中国窃取了高铁技术”的日本了。由于中国还想进一步夺取日本高铁的国际市场，日本人格外关注中国高铁这个“竞争对手”的现况。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发自北京的报道指出，高铁灾难凸显中国铁路运行与安全管理系统存在重大缺陷。报道称，中国媒体有报道说，被追尾的列车是最新型动车，而不是当初所说的老一代动车组，同时追尾的北京至福州列车是经由京沪线路，因此京沪线路也存在发生类似事故的风险。

研究铁路安全的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安部诚治在日本的《产经新闻》上分析说：“此前开通的京沪高铁也出现了初期故障，但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可是这次事故令人难以置信。在日本新干线和欧美高铁是不会发生追尾事故的。这只能说中国的铁路安全问题极为严重。”

《朝日新闻》则援引日本铁路公司新干线技术人员的话报道称，中国高铁采用的日本技术只有车辆，信号等运行系统是中国独自开发的。这位技术人员分析，如果事故是追尾造成的，原因就不是车辆而很有可能是运行系统的故障。

中国高速铁路自2007年开始运行以来，到2010年底运行距离增至8000公里，不久前全长1300公里的京沪高铁刚刚开通，使高铁距离接近一万公里。

这种疯狂的“大跃进”显然建立在罔顾人命的基础之上，而且，受到了“一国两制”错误思想的致命瞎指挥。

如果说“一国两制”的错误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还有狡辩的余地，那么，它在铁路信号和调控系统造成的灾难却是有目共睹的。

同一线路不可采用不同的信号系统，否则很容易造成车毁人亡的灾难。

同一线路采用不同的信号系统，是“一国两制思想”在高铁建设上的体现，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灾难，它的体现必定造成致命的瞎指挥。

高铁运行中的一国两制，导致车毁人亡；对国家建设中的一国两制之终极后果，给出了清晰的预示。

后来者，其鉴于兹！

2011年7月25日

在本文写完之后三天，看到了下面这篇报道，是关于“信号系统问题”的问题的。很明显，上海铁路局及其上级领导企图把“和谐号动车追撞事故”的原因，初步缩小为“温州南站信号系统设计上有严重缺陷”。这个欲盖弥彰，证明了中国高铁的信号系统设计确实存在普遍问题，而根本不可能局限于“温州南站”。

附录

一盏绿灯铸大祸 中国多条高铁使用同样设备 

 

明报2011-07-28 14:52:44 

上海铁路局昨日公布温州和谐号动车追撞事故的初步原因，相信是温州南站信号系统设计上有严重缺陷，遭雷击发生故障后，导致本应显示为红灯的区间机错误显示为绿灯，令尾随的D301列车以为可前进，结果导致其高速追撞前面的D3115列车，酿成最少39人死亡。该信号设备由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下简称「通号院」）设计，全国多条高铁的信号系统，包括广深港高铁，均由这家通号院负责。

铁道部已下令由本月27日起全国排查「通号院」设计、温州路段有使用的CTCS信号系统。通号院为此正进行紧急更改电路设计，铁道部估计一两天内电路能修改完毕，但有铁道部人员担心，由于是设计不成熟导致的问题，所以不确定除了该故障外，是否尚有其他纰漏。

根据资料，通号院已完成内地多段铁路的信号系统，例如不少香港旅游团会乘坐的武广铁路等，日后更会负责「广州-深圳-香港」的高铁路段，令人担忧安全问题。

港铁发言人说，高铁香港段的列车和信号控制系统仍须经过公开招标採购，採购合约详情仍未有最后决定，会密切留意内地当局调查温州发生事故进展。

发言人强调，高铁香港段的设计、採购及建造等过程中会紧守安全至上的大原则，其间各个项目都会由相关的专家严谨执行及监控，确保高铁香港段各项目均符合安全标准，通车前亦会做多项测试，确保安全。

运输及房屋局亦说，极度重视有关广深港高铁的安全问题，政府及港铁与内地相关部门一直保持紧密联繫，并成立了多个专责小组，就土木建设、机电装备及营运安排等各方面举行定期会议商讨及落实具体细节。运房局较早前以温州事故路段属共享铁路，与日后广深港高铁使用专用路段不同，试图说明广深港高铁较安全。

关注高铁项目的公共专业联盟主席黎广德表示，目前只属初步调查，资料未见齐全，但若是信号系统出错，是严重问题。他说，虽然本港高铁段的设备供应可与内地不同，惟信号标准等必然是一致，故本港应向内地要求参与改善高铁系统的设计，否则港人日后乘高铁时，过了深圳河，便信心全失。

国务院调查组昨就温州列车相撞事故举行首次全体会议，在事故后出任上海铁路局长的安路生表示，根据初步分析，事故起因是温州南站信号设备设计上有严重缺陷，雷击后发生故障，本应显示为红灯的区间信号机，错误显示为绿灯，调度员也无发出预警，导致后面的列车撞向前面列车。他说，电务值班人员无意识到信号可能错误显示，安全意识敏感性不强，未能及时有效发现和处置设备问题；事故反映出的设备品质、人员素质、现场控制等问题，说明铁路部门的安全基础还比较薄弱，这些问题反映出铁路部门的安全管理不足；当局9月会公布详细调查结果。

负责该路段信号设计的是通号院，是次出事的是CTCS-2系统，而高铁则用CTCS-3系统。内地在2007年进行第6次提速时，铁道部曾表示，已成功自行研製「自动防护系统」（ATP），系统主要是由前车发信号，后车负责控制及计算距离，若前车停车，后车司机即使未有减慢速度，亦会自动煞停，由时速200公里至完全静止需时55秒。铁道部总工程师何华武曾形容，该系统是世上最先进设备，可彻底解决内地动车安全难题，惟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梦恕却指出，系统未达最高水平，紧急情况下仍要靠人手操作。CTCS-2在2009年投入运作时，有兰州大学的教授亦认为系统有安全隐患。

前工程师学会会长梁广灏说，信号系统的设计原理是，若有不肯定情况，便要转回红灯，不应是变回绿灯，而且ATP应是独立运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亦应能运行。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沙田）电子及资讯工程系系主任赵炳权更指出，为安全起见，信号系统若不肯定，便应维持红灯或自动转至关灯，没理由出现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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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两岸同属一个没有元首和政府的国家

报道指出：“马当面对习说：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不过他没有说出的一个事实却是：这个国家却没有一个国家元首。

（中华民国有个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个主席，但这个“海峡两岸”都同属的那个“一个国家”，却还没有一个国家元首和政府，甚至没有一个首都，没有一个国民！）

报道说，“各位媒体的同志，大家下午好，让大家久等了，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对两岸同胞来说，这一天已经等了66年，历史将会记住它。”11月7日下午，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习马会”后的记者会上发言。

张志军表示，习近平和台湾方面领导人马英九进行会面，这是两岸领导人自1949年以来首次会面。会面中，两岸领导人围绕和平发展、致力民族复兴的主题坦诚、深入地交换看法，回顾了66年以来两岸关系的不平凡历程。

张志军介绍，会面时，习近平首先表示，两岸领导人见面，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一页，历史将会记住今天。曾几何时，台海阴云密布，2008年以来，台海局势安定祥和，两岸关系发展成果丰硕。

习近平指出，两岸关系66年来发展历程表明，不管两岸同胞经历多少风雨，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开，因为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当前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方向和道路的决策，今天坐在一起，是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习近平强调，我们应该以行动向世人表明，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张志军表示，闭门会见时，习近平首先请马英九先生发表看法。 马英九谈了四点意见，他表明大陆和台湾共属于一个中国，两岸同属于一个国家，从未改变，也不能改变。

习近平表示，两岸双方应该加强交流，积极探讨双方存在的各种难题。习近平表示，我们了解台湾同胞对参与国际问题的感受，双方可以通过协商作出合理安排。欢迎台湾同胞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欢迎以适当形式加入亚投行。

张志军说，在会谈中，双方达成多项积极共识，双方肯定2008年以来双方取得成果，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协同发展，扩大两岸交流，造福两岸民众。

这一切看起来很好，但却没有核心：中国没有一个头。

中华民国有个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个主席，但这个“海峡两岸”都同属的那个“一个国家”，却还没有一个国家元首和政府，甚至没有一个首都，没有一个国民！

中国不仅没有一个头，连尾巴和身体也没有。

但是，中国已经有了灵魂，那就是谢选骏所阐述的“消化了两个党国的第三中国”。

看来中国要有头有尾有身体，只能期待一统两岸的“第三中国”的出现了。

http://www.lulu.com/us/en/shop/xuanjun-xie/a-perspective-100-years-after-the-xinhai-revolution-volume-1%E8%BE%9B%E4%BA%A5%E9%9D%A9%E5%91%BD%E7%99%BE%E5%B9%B4%E9%80%8F%E8%A7%86-%E4%B8%8A%E5%86%8C/hardcover/product-22378666.html

谢选骏：《辛亥革命百年透视──现代南北朝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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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蔡英文承认“现代南北朝”理论

2011年11月15日,台湾的市场预测：台湾选民的“首投族”也就是第一次投票的青年中，蔡英文的支持度领先马英九36.9%！

针对2012年总统大选，未来事件交易所11月15日公布了20至24岁人数约120万的首投族支持度预测，最新结果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领先寻求连任的总统马英九幅度高达36.9%。在两岸政策受欢迎程度上，马英九领先蔡英文的幅度在马英九提出两岸和平协议政见之后明显缩小，目前仅领先蔡英文6.2%。

据未来事件交易所在11月14日的加权平均价格，蔡英文在得票率预测领先马英九3.5%，蔡英文在当选率预测领先马英九扩大至7.2%，宋楚瑜在两项预测上，仍旧维持大约8%的得票率与11%的当选机率。

进入选战倒数60天，在得票率预测上，蔡英文将获得49.5%的选票支持，领先马英九46.1%的得票率，而宋楚瑜会拿下8.4%的选票。

未来事件交易所表示，由于三人的政治期货价格加总超过一百，显示目前市场仍未达成共识，但总体选情变化趋势仍然明显。从11月7日至今，蔡英文已经持续一个星期领先马英九达3至4个百分点，而宋楚瑜的得票率预测没有明显波动，一直维持在7至8%左右。

在总统候选人当选机率上，自10月17日马英九抛出和平协议造成双英两人当选机率大幅缩小后，10月18日到11月3日之间，两人的差距在一个百分点内互有领先。

宋楚瑜在11月初送出总统参选人连署书后，蔡英文在11月4日领先马英九的幅度开始扩大到3%，11月8日以后再扩大到4%，11月12日以后再继续扩大到11月14日的7.2%。

从11月3日至14日，宋楚瑜的当选机率大致维持在11-13%。根据未来事件交易所在11月14日的加权平均价格，蔡英文的当选机率为49.0%，领先马英九的41.8%与宋楚瑜的11.0%。

在首投族支持度预测方面，政治期货市场以参与者形成市场共识的方式针对此议题进行预测，汇集众人智慧与资讯评估选举的趋势。从10月24日开始进行预测，蔡英文便持续以35-40%的幅度领先马英九。

根据未来事件交易所在11月14日的加权平均价格，蔡英文以68.6%的支持度领先马英九的31.7%，蔡英文领先马英九的幅度高达36.9个百分点，显示蔡英文在20-24岁以下约120万的首投族中获得相当大支持度。

在政策受欢迎程度上，政治期货市场同样以参与者形成市场共识的方式针对此议题进行交易，汇集众人智慧与资讯评估全体选民对两位总统参选人的政策受欢迎程度。从六月底开始进行交易，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受欢迎程度大幅领先蔡英文大约40%，8月底以后更扩大到60%。

这说明多数台湾选民依然认为台湾事务是中国事务的组成部分。到了10月8日，蔡英文迫于形势，只好提出“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是中华民国”，承认了“现代中国的南北朝”理论。于是一夜之间，马英九领先蔡英文的幅度从10月9日以后剧降到35%。

“现代的南北朝”理论，是谢选骏先生经过三十六年的长期研究所阐发的。“现代的南北朝”指出：现代中国是一个南北分离的结构，现代的南朝就是中华民国，现代的北朝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中国的南北朝将在未来统一为隋唐那样的结构。

10月17日马英九提出“两岸和平协议”的政见之后，马英九领先蔡英文的幅度在10月18日以后再剧降到17%以下，到11月初马英九仅领先蔡英文3.5%。这说明台湾选民也不认同“一个中国”，而支持“现代中国的南北朝”理论。台湾选民反对急统，正如反对台独。因为现代中国是一个南北朝，既然是现代的南北朝，那么分裂必然是暂时的，台湾独立最多也就是像宋齐梁陈那样，昙花一现。

根据未来事件交易所在11月14日的加权平均价格，马英九在两岸政策的受欢迎程度为57.2%，领先蔡英文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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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遣返大陆人士凸现“现代南北朝”的存在

2015年9月26日美国之音报道：“台湾遣返希望赴美寻庇护的中国大陆人，立法委员谴责”说台湾立法委员及公民团体阻止当局遣返杨罗旖旎的努力失败，移民署9月25日上午将滞留台湾，希望到美国关岛寻求庇护的杨罗旖旎遣返回中国。目前同一案子的另外4人的命运如何还不得而知。不过，关注这5名中国人士的立法委员和公民团体呼吁政府不要遣返这些人。

前亲民党立法委员钱达宣读了杨罗旖旎星期五上午大约6点50分在被遣返的飞机上发给他的简讯： 杨罗旖旎的简讯说，“我现在想的就是怎么自救，在和关心我们的各个团体及个人积极配合，营救为中华民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四位勇士，他们都是胸怀坦荡，不为私利，一切为了中华民国的人。可是今天的台湾政府，将我们抛弃，不给我们生存的希望。即便是此刻，我们如此遭遇，但是依然爱着我们心中的中华民国。依然愿意为中华民国做贡献。我只能说，那里已经是台湾政府，而不是中华民国政府。台湾忽视人权，势必也会为此付出代价。钱委员这是我仅想对你个人说的话。”这是杨罗旖旎在飞机上借了一位好心的香港乘客的手机发给钱达的简讯。随后空乘人员告知关掉了手机。杨罗旖旎被遣返的飞机，经香港返回重庆。

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田秋堇在星期五下午召开的“政府为什么急着把羊（杨）送回虎口？”的记者会上说，杨罗旖旎被遣返回大陆，将面临大陆当局严厉的惩罚。田秋堇质问马英九政府“有什么天大的理由这么急急地把杨女士送回中国？”她说：“今天我们认为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是，到底这后面在急什么？我们最担心的事，是不是有中国的压力？如果有中国的压力，这么快的把杨女士送回去，那我们还是个政府吗？还是个国家吗？”田秋堇立委说，无论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可以匆忙地在没有全面了解的情况下把她送回去。

杨罗旖旎和她的男友王睿，以及石坚，苏黔龙和陆宁，9月9日准备自行驾船从台湾出发，前往美国的关岛寻求政治庇护。但是他们的船意外搁浅，随后他们12日被海巡署以违反出入境及移民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安置在三峡收容所。此前，杨罗旖旎和王睿以旅游身份来台逾期滞留，而石坚，苏黔龙和陆宁则是8月初从山东出发来台湾接王睿和杨罗旖旎。台湾移民署的官员徐健麟表示，这些人是要去美国关岛，他们没有说要在台湾政治庇护，即使他们提出在台湾政治庇护，也必须要在合法居留期间提出申请，现在已经逾期，不符合规定。他还表示，杨女士有合法证件和资金买机票，而且她没有被起诉，所以依法把她25日遣返出境。

台湾关心中国大陆异议人士的立法委员和公民团体对这5名中国人士被关押非常关切，专门在18日召开听证会。在场的陆委会和移民署官员保证，这些中国人士的案子已进入司法程序，不会立即被遣返。但是，9月24日前往三峡收容所探视的钱达获悉，杨罗旖旎将于次日上午被遣返。立法委员田秋堇和赖振昌获悉消息后，紧急质询内政部长陈威仁。陈威仁也承诺要妥善处理。

台联党立法委员赖振昌说，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内政部竟然会如此言而无信。他说：“如果说，他们早就安排好了，今天早上就要遣返了。那昨天陈威仁不是在糊弄我们两个吗，他们不是在说谎话吗？如果陈威仁真是不知道，经过我们当面跟他做了提醒之后，我们的政府没有办法马上做进一步的处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政府或我们的官员在整个事情处理或态度上，是多么的荒谬呀！”

前立法委员钱达星期四下午去三峡收容所看望被收容的5名中国人士。杨罗旖旎看到钱达后就哭起来，告诉他明天移民署将把她遣返回中国。钱达说，由于时间紧迫，他立即赶到陆委会并告诉他们，如果杨女士被遣返，“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就背叛了所有热爱中华民国的朋友”。 他说：“我们中华民国这样做，是对所有的热爱中华民国的人心头上插一把刀。现在还有4个人没有遣返，据我们了解，这些人都在陆续遣返之中。中华民国政府如果再继续遣返任何一个人，就是在热爱中华民国人的心头上再插一把刀。我们看看中华民国政府是不是要把5把刀都插完”。

据信，这5名中国人士此前在大陆曾参与“光复民国”的活动。在大陆，“光复民国”或“民国宪政派”宣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的“四六宪法”。这些人被称为“国粉”，人数据称超过台湾的人口2300万。由于这些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人推崇中华民国的宪政，质疑中国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当局对这些质疑中共统治，希望恢复中华民国的人进行打压。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说，从过去几天关注这个案子的过程中，政府部门的基层官员告诉他们，不会遣返这5名中国人士，可是政府高层直接做遣返的指示，这让他怀疑中国可能一直在介入此事。他说，星期五杨罗旖旎刚被遣返回大陆，中国的环球时报就说，“绿营阻挠遣返大陆‘政治难民’”的报道。他说：“今天在这里的过程中，做所有让台湾蒙羞的官员，你们以后休想会全身而退。这是非常让人愤怒的，这是绝对不可以忍受的。台湾是个一个法治的国家，一个人权的国家，都在你们手上被破坏了。”杨宪宏呼吁立法院尽快通过2009年时任行政院长刘兆玄提出的“难民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17条修正案，专门处理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和寻求政治庇护的异议人士。

……

谢选骏指出，上述事态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关各方尚不明白“现代南北朝的存在”这一基本格局。

而“遣返大陆人士”一事，则是一个最新例证，凸现了“现代南北朝的存在”的这一基本事实。

考察一下古代南北朝，就不难发现：南朝与北朝两个政权，既敌对，又勾结，它们经常彼此招降纳叛，但也经常根据自己的需要，把对方的流亡民众甚至叛逃官员、“起义将领”予以遣返，使得对方政权可以把遣返人员重新奴役，甚至予以斩首示众……以便和对方政权达成某种交易。

这些残酷的事实好像还不足以警醒梦中之人。

但现在情况清楚了：“遣返大陆人士”一事说明，希望在中国大陆“恢复中华民国”的人们，就像历史上那些真心希望“恢复楚国”、“恢复西晋”、“恢复北宋”、“恢复明朝”的人，都是十足的梦中之人（骗子除外）。

如果说，“国粉”只是戏迷，那还可以，不至于伤其筋而动其骨；如果说，“国粉”不是戏迷，而是所谓的“行动派”，那就上当了！

须知中华民国，已经是残花败柳，仅供“惜春”、凭吊还可以；但要作为死灰复燃的基础，那已经是昨日黄花了。

未来的中国，是属于能够统一中国的“第三中国”的。

未来的中国，不会属于分裂了中国的“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和“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孙中山与毛泽东，必须遭到扬弃；中国才能统一，半壁江山是无法真正登上世界大国地位的。

立此为鉴。

（另起一页）

第七节

现代南北朝开始文化统一

2012年11月7日“大河网”报道：前不久，人教版《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在北京正式发行。这套号称是“目前国内唯一传统文化教程”的发行，能否终结“中小学国学教育应否开展”的争论？能否帮助中小学生“立德树人”？现在郑州有不少小学已经开展国学课多年，他们对国学教育作何感想？

这套人教版教材的研发，是基于“十一五”阶段课题研究七年研究成果。课题组希望据此将国学文化融入到中小学教育中，探索中小学国学教育发展道路。教材中不仅选取了《弟子规》、《声律启蒙》、《论语》、《孙子兵法》、《道德经》等十二册国学经典，还在不同教材中植入了《中国传统历法历与节日》、《中国茶文化》、《传统书法欣赏》等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与艺术的精粹内容，同时每节课讲解了一个繁体字，让学生充分理解中国文字的意境和美。教材可以称之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与艺术的精美融合体和珠连体，是当代人文教育优秀的课程体系。

虽然“国家”层面上，此前并没有统一的国学教材，但在全国各地，中小学国学教育的开展早已遍地开花，也引发了各界的热烈讨论。在郑州的中小学校，开展国学教育的学校也有很多。如郑州市二七区春晖小学、郑州市郑东新区聚源路小学等，都是较早开设国学课并且一以贯之的。

“现在开展国学教育的学校非常多，教材也很多。我们学校从2006年建校起就开展国学教育，开始用的是河南本地出版的教材；后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国学教材推出后，我们觉得更好一些，就转而用北师大版本的了。”聚源路小学国学组组长海彩丽介绍。

“通过多年的学习，我们能肯定地说，国学教育让我们很受益。”海彩丽表示。她认为，国学教育对孩子们的提高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功利的方面来说，有人认为，国学教育会加重孩子们的负担，但其实，我们每周每班上一节国学课，也不组织专门考试，六年学习下来，孩子们的古文理解能力快速增长。我自己的女儿经过小学的古文学习升入初中后，一个小时就能背诵一篇古文，但是小时候没怎么接触古文的孩子，背诵同样一篇文章可能需要一个星期。另外，通过古文的学习，孩子们的识字能力、专注学习的能力，都得到了大幅提高。”海彩丽介绍。

“从立德树人方面来说，孩子们就像一张白纸，大人怎么教，他们就怎么学。我们感觉，孩子们通过古文学习，更懂事、更有孝心了，待人接物落落大方，行为习惯、做人习惯方面，都表现得很棒。几年下来，家长们都对孩子的进步感到不可思议。关于国学教育的家长反馈方面，我们收到的调查问卷都是满分。”

人教版教材研究课题组副组长、中国国学文化艺术中心秘书长张健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由于近百年来对传统民族文化教育的忽视以及没有建立合适的人格教育体系，以致现在社会道德滑坡问题凸显。而在人格培养上，我们又没有建立起像西方国家那样的人格教育体系，比如相互尊重和责任感。而国学教育，可以很好地补上这一课。

人教版国学教材发行时，教材编纂者就提出，中华传统文化是对当代社会道德沦丧最有力的救赎工具，也弥补了当代中小学教育中缺乏“民族文化教育”和“人格教育”这一缺陷。但也有人提出，传统经典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小学生过早接触国学，容易一知半解不说，万一学习了其中的“糟粕”怎么办？

“我们也注意到外界有这种讨论，比如去年，山东、湖北推出过删节版的国学经典，受到不少非议。我们认为，国学教育的开展，老师的正确引导十分重要，老师要给学生传递正确信息，帮助他们分辨是非。孩子们也都能理解。”春晖小学校长胡建玲表示。海彩丽也介绍，开展国学教育时，聚源路小学的老师们并不会像毛泽东反动思想放毒的那样，要阉割古典、删减“糟粕”。他们会把全文呈献给孩子们，然后引导他们自己却摒弃其中不好的部分。

……

谢选骏指出：上述动向表明，中国大陆正在逐步脱离“野蛮的北朝”、“返生的中国”，开始向文明的南朝、进步的中国前进。“现代南朝中华民国、现代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统一”，从现在开始，进入倒计时。

为了配合这一历史的趋势，我建议：为了帮助中国顺利登上世界舞台、为了促进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全面成长，也应该把《圣经》等人类文明的瑰宝纳入中国的中小学教材。

（另起一页）

第八节

佛朗哥道路能解中国死结吗

佛朗哥是“臭名昭著的西班牙独裁者”，不过也有评论指出：这位独裁者留给西班牙的遗产却是“一位民主的国王”。

1930年代，佛朗哥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两位独裁者的帮助下赢得内战，按理说在二战中应该加入轴心国。于是1940年10月23日，佛朗哥和希特勒在法国昂代见面。这次会面已经计划了数月，旨在讨论西班牙是否参与二战以及参战的条件。关于这次会议的一手史料，有佛朗哥的翻译、桃乐丝男爵路易·阿尔瓦雷兹·德·埃斯特拉达·卢克（Luislvarezde Estraday Luque，Baróndelas Torres）的全程笔录。

希特勒本来自信满满，因为之前帮助佛朗哥打赢了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对这场荒谬且残酷的战争有十分生动的描绘），使佛朗哥成功登上领袖宝座。希特勒完全没料到，这么重要的会议，佛朗哥竟然迟到了，希特勒在站台上等了整整一个小时！

佛朗哥带着农民的狡狯，其实早有自己的盘算。早在希特勒9月给他写信，信心十足地以为西班牙会参战后，佛朗哥就派了外交部长苏涅尔（Serrano Suner）前去柏林讨要小麦和石油，还要求收回英属直布罗陀海峡，甚至想将维希政权下的法属摩洛哥纳入囊中。不答应条件就不谈参战，这让希特勒觉得好像在跟一个狮子大开口的小贩讨价还价，于是直接面约佛朗哥。

佛朗哥的迟到导致两人没有单独会谈的时间，从上车到上谈判桌，身边一直都有其他官僚在场。希特勒在寒暄过后，开始提到在反共方面为佛朗哥提供的大力帮助，并回顾了二战开始以来十三个月的战事，预言轴心国必胜。言下之意，是邀请西班牙分享胜利果实。希特勒甚至打算把摩洛哥和奥兰分给西班牙，以换取加纳利群岛作为轴心国潜艇补给基地。

而佛朗哥对希特勒的雄心壮志不太有兴趣，在希特勒要求他签署次年攻打直布罗陀海峡的条约时，他开始不停地吐苦水，说西班牙刚结束了一场血淋淋的内战，有一百多万人丧生（这对当时人口两千多万的西班牙来说，几乎每十几人就有一人非正常死亡），所以他提那么多条件是因为缺少粮食和武器……而一旦对英开战，西班牙海岸线那么长，德国又提供不了充足的武器和人力予以支援，英国那头可是有美国做外援后盾的，这仗可怎么打得好。显然，佛朗哥已经看出美国参战是迟早的事。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他不免心惊肉跳。基于这一顾虑，佛朗哥甚至说，他保持中立已经是在帮助第三帝国，因为这意味着比利牛斯山前线不会有盟军部队。无论希特勒如何利诱，佛朗哥始终无动于衷。会面从四点一直到午夜，中间吃了两顿饭，佛朗哥还按照西班牙习俗喝了下午茶，睡了个下午觉，去掉两边的翻译时间，实质性对话也不过一两个小时，而关键性内容都被佛朗哥搪塞过去了。

五天后希特勒在与墨索里尼的会面中，齐亚诺伯爵记下了元首对佛朗哥的著名评价：“我宁愿拔掉几颗牙，也不愿再跟佛朗哥见面了。”希特勒原本盘算好借力西班牙拿下直布罗陀海峡的计划也因此未能实施，致使无法控制地中海域，结果失去了北非，并让英美在意大利登陆，这对盟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在战后，无论西班牙多么专制独裁，西方国家都加以容纳。在这种意义上，说二次大战是所谓“反法西斯战争”显然是以偏概全的。二次大战更不是所谓“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因为和盟国并肩作战的还有苏联这个超级法西斯国家。

从后来英国公布的材料看，其实佛朗哥当时一直在收受来自丘吉尔的贿赂，从粮食到物资，英国哪怕勒紧裤腰带，对西班牙也是有求必应。丘吉尔通过阿尔巴公爵（Duke of Alba）要求与西班牙维持正常贸易，西班牙的比斯卡亚矿为英军提供弹药，更重要的是，西班牙港口不得为意大利或德国的潜艇提供补给。但丘吉尔也做了最坏打算，英国在两年中一直储备着一支五千人的快速反应部队，如果德国或西班牙对直布罗陀海峡动兵，这支部队便会入侵加纳利群岛，夺取轴心国去北非、西班牙去拉美的海路要塞。

事后证明，狡猾的独裁者佛朗哥保持中立，不仅避免了西班牙本土再受战火蹂躏，还被战争双方争相拉拢，从中捞了不少好处。无独有偶，从亲德反共转而亲苏抗日到最后仰仗美国退居台湾，中国的战时领袖、独裁者蒋介石也近似佛朗哥，就连那大元帅的头衔（Generalissimo）也是从佛朗哥和斯大林这些法西斯独裁者那里学来的，将军后面还要加个最高级，号称最高统帅。而文革中的毛泽东，也仿效他们，授意林彪“册封”毛泽东自己为“伟大的统帅”。

二战结束后，佛朗哥得到了英美的支持，但因为对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残暴统治而遭到了联合国的制裁。他禁止加泰罗尼亚语，丑化巴塞罗那人，修改教科书，捕杀民主派和反对派。许多加泰罗尼亚背景的艺术家都拒绝回国，大提琴家帕勃罗·卡萨尔斯隐居在法国山区，以罢演抗议佛朗哥独裁。他曾在联合国和平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演说，表达了对家乡加泰罗尼亚的热爱。潜台词，大家都明白，是有家归不得。卡萨尔斯比佛朗哥早死两年，在波多黎各去世，至死没有回家。

佛朗哥没有子嗣，他早在四十年代末就接回了流亡国王的儿子，给他安排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正统王室教育，当时没有人知道佛朗哥的打算。他总是称卡洛斯为“殿下”，从不试图影响卡洛斯为人处世的准则，他也明白卡洛斯的学习会对他的性格塑造会产生怎样的影响。1969年，他宣布卡洛斯为未来的西班牙国王。外界对佛朗哥意图的猜测从未停止，在1972年达到了高峰，因为那一年同样拥有王位继承权的阿方索十三世的一个孙子娶了佛朗哥最钟爱的外孙女，卡洛斯的王位看上去随时会泡汤。但最终，佛朗哥没有像蒋介石那样把继承权留给自己的亲属，而是留给了最孚众望的人。1975年佛朗哥因心脏病去世，亲者痛仇者快。他自小带大的王储胡安·卡洛斯继承了王位，开始了西班牙的民主进程。

佛朗哥无疑是个十分复杂的人，他无情地打压异己，但却比毛泽东等人更加清醒，他早就明白自己的手段适应不了世界潮流。所以他从不给王储任何实际建议，总是跟他说，你将来即便遇到相同的情况，也不会用我的方式处理。胡安·卡洛斯继位后，开始推行各种民主化改革，这并不是佛朗哥未曾预料之事。但也因为如此，新国王从未在公开场合批评过佛朗哥，内心深处，他也许比任何人都更理解这个谜一样的矛盾综合体。被人骂了一辈子的独裁者，留给西班牙的遗产，是一位推行民主的国王。

当然，佛朗哥之所以能够完成“从独裁向民主的过渡”，还因为他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他的权力和地位。

我发现“没有儿子”使许多人得以成就旷世功业。

乔治 华盛顿不仅没有儿子，连女儿也没有。没有子嗣，所以华盛顿无法成为国王，结果却成了比国王更伟大的样板。

恺撒没有子嗣，所以恺撒无法成为国王，结果他的名字却成了以后的“欧洲皇帝”包括俄国沙皇在内的代号。

相比之下，中国就比较不幸，既没有恺撒，也没有华盛顿，只有一堆二流政治家，到现今还在推行“家族政治”、“二代工程”。什么富二代、官二代，层出不穷的。

此外，佛朗哥之所以能够完成“从独裁向民主的过渡”，还不仅因为他没有一个可以继位的儿子，像蒋经国和金正日那样，也和他的个人爱好分不开的。

据佛朗哥的女儿回忆说：佛朗哥内心喜欢英国人，却一直害怕自己被希特勒绑架。

佛朗哥的女儿、82岁的卡门在2008年11月28日出版的书《我的父亲佛朗哥》中首次披露了与她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二战期间，由于担心希特勒强迫西班牙参战，她的父亲甚至做好了被绑架的准备。1940年，由于担心在与希特勒的会晤中被劫持，佛朗哥临行前授权以一个三人小组代行他的职权以防不测。

照书中的说法，佛朗哥1940年前往法西边境的小城昂代会见希特勒前，曾授权一名将军和其他两人暂行其职权，以防希特勒为强迫他加入轴心国参加二战而将其劫持。“希特勒完全有这个能力，并且他可能真这么想过”。西班牙人就是这样想象德国人的。所以不论希特勒在会晤中如何表示，战后一定满足西班牙的要求，但佛朗哥仍然拒不参战。西班牙人还厚颜无耻地宣称：佛朗哥当初就不同意德国1939年入侵波兰，因为波兰和西班牙一样是天主教国家。

西班牙女人卡门还夸张地认为，佛朗哥之所以担心自己会被希特勒绑架，很大程度上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的命运有关，1808年，这位国王在一次与法国的和平谈判中被拿破仑扣留。书中还提到，佛朗哥自认为与英国首相邱吉尔的关系不错，但他并不喜欢罗斯福。按照卡门在书中的说法，佛朗哥喜欢英国，更欣赏英国人，因为他认为“英国人做他们的该做的事，并且尊重法律，他对此评价很高”。不过这一点倒是与希特勒十分相似，希特勒也是个英国迷；可惜他并没有从对英国的迷恋中捞到什么好处，反而折戟沉沙，吃足了苦头。这种戏剧性地反差，在希特勒的副手赫斯的身上体现得更加个人化：他投奔英国却被英国监禁了四十多年，最后八十多岁的高龄，还被自杀于监狱之中。也许，正是这种英国式的冷酷，才使法西斯头目们由衷佩服英国人的成就？

佛朗哥道路能够解开中国死结吗？

这取决于中国能否诞生一位没有子嗣的革命独裁者。

一位没有子嗣的革命独裁者，才能够使得中国重新振作和廉洁起来。

一位没有子嗣的革命独裁者，才能让中国彻底摆脱家族政治、二代工程的轮回。

一位没有子嗣的革命独裁者，摆脱两千多年秦始皇政治“家天下”的腐败传统。

美哉。一位没有子嗣的革命独裁者。

唯有彻底摆脱了家族政治、二代工程的轮回，中国才能建立现代意义的宪政国家。

唯有彻底摆脱了家族政治、二代工程的轮回，中国才能摆脱“拉丁南美洲化”的陷阱。

唯有彻底摆脱了家族政治、二代工程的轮回，中国才有可能建立新的文明。

现在，随着中国社会“一胎化”、“少子化”甚至“丁克族”的兴起，这一史无前例的可能性，正在出现。

是所至盼。

2012年立春

附录

毁誉参半的弗朗哥

弗朗哥全名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Paulino Hermenegildo Teódulo Franco y Bahamonde Salgado Pardo是他的全名。Francisco Franco Bahamonde和Francisco Franco都是简称。），1939年-1975年担任西班牙最高国家元首。虽然中国对他的认识仅局限于反共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者，但是在西班牙国民心目中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 

毁

 

1、大权独揽： 

弗朗哥自任国家元首，取消其他一切政党，只有法西斯长枪党是唯一合法政党，颁布“一切权力归国家元首”的法令，他逮捕、枪杀共产党和社会党派人士、大批西班牙人流亡到欧洲及拉美各国，造成了西班牙历史上有名的海外移民潮。据统计，到1939年底，有近50万人被投入监狱，以致“犯人”远远超过了当时监狱的最大容量，结果本应住两人的牢房住进10人左右，这样“犯人”只好轮流睡觉，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 

2、勾结法西斯： 

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佛朗哥被希特勒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表示完全支持希特勒的行动，并请求德国允许西班牙长枪党志愿军参加对苏战争，以报答1936～1939年间德国给西班牙兄弟般的援助。佛朗哥组织了一个由长枪党员组成的“蓝色师团”，穿上德国军队的服装，开赴苏联作战。到1943年，佛朗哥眼看轴心国取胜渺茫，才下令召回在苏联作战的“蓝色师团”。 

3、闭关自守： 

佛朗哥的恐怖暴虐统治（到1963年前还在使用阉割刑和绞刑），引起世界范围的强烈不满。1946年12月，联合国通过决议，建议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从西班牙召回大使，决定只要西班牙保持现行制度，今后就不接纳西班牙为联合国会员国。面对这种国际孤立的局面，佛朗哥宣布实行闭关自守的孤立的经济政策，在国内开展仇视犹太人和一切外国人运动。 

4、血腥镇压： 

利用独裁权利大肆搜捕、关押，甚至处死长枪党外人士，多次镇压民众反独裁运动。  

  

誉

 

1、保持中立： 

二战期间，佛朗哥利用英、美与德、意之间的矛盾，摆荡于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尽量不卷入冲突，为西班牙取得了不少好处，也让西班牙在二战期间的伤害降至最低。当时英法为了阻止佛朗哥靠近轴心国，不断地在经济上援助西班牙。 

2、培养新君： 

1947年，佛朗哥签署《国家元首关于国家元首职位继承法》，宣布西班牙为立宪王国，规定佛朗哥有指定国王继承人，罢免国王继承人的权利，他随后指定波旁王朝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为继承人，当10岁的卡洛斯回到西班牙，佛朗哥即让他接受了最好的教育。胡安卡洛斯接受了全面的军事训练，先后在西陆、海、空三军军事学院学习。1960年，他入马德里大学攻读政治、法律、哲学、历史、文学、国际法等课程。大学毕业后，胡安卡洛斯开始从政实践，先后到政府各部门熟悉行政管理情况。1969年７月，西班牙议会批准胡安卡洛斯为未来的国家元首。佛朗哥逝世几天之后，西班牙才举行新国王加冕仪式。 

3、社会保险： 

建立较发达的社会保险制度，突出体现在全民公费医疗，直到今天西班牙人还享受着在世界范围内都称得上高标准的福利待遇。 

4、争取援助：

冷战期间，利用美苏矛盾，实行亲美政策，1953年，佛朗哥与美国签订了《美西协定》，西班牙向美国提供海、陆、空四个军事基地。从而获得美国经济、技术上的援助，打破联合国对西班牙的制裁。《美西协定》续约前又同法国修好，以此来增强同美国交往中讨价还价的实力，延期条款使西班牙又接受了40多亿美元的援助。 

5、保护政策：

鼓励使用本国产品，禁止解雇固定工人，禁止把小佃农从土地上赶走。 

6、成功改革：通过经济改革和学习先进国家发达的科学技术提高了西班牙的综合经济实力。 

佛朗哥把世界上最后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维持了近40年，到1975年11月20日，83岁的佛朗哥因冠心病复发而寿终正寝。据说他弥留之际是非常痛苦的，私人医生不得不用手指塞进他的喉咙抠出窒息着他的血块，他艰难地对医生说：“死也这么费劲啊”。 

佛朗哥死后，很多西班牙人用香槟酒庆祝，西班牙当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阿尔维蒂说：“西班牙史上最大的刽子手死了，地狱的烈火烧他，也不足解恨”。然而，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为他的死感到悲痛，认为佛朗哥经历了西班牙史上一个有意义的纪元。中国的朱德“委员长”也为这位铁腕屠夫亲自发了唁电，徐向前“副委员长”还像孝子一样亲赴西班牙驻华使馆吊唁。 

历史的车轮没有因为他的逝去而停顿，继承人胡安.卡洛斯于1975年11月登基兼任西班牙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王号为胡安卡洛斯一世。他对内主张“改革”和“民主化”，对外主张同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新国王还亲自主持了弗朗哥的国葬，场面恢宏的葬礼、气势磅礴的弗朗哥墓为毁誉参半的老人画上了浓墨重彩的最后的一笔。直到今天，弗朗哥墓也是西班牙游人如织的必访之地。 

附庸风雅的另一面 

虽然大独裁者弗朗哥以叛乱和政治高压而著称于世，但生前他的私生活却极为隐秘。直到几年前，他年轻时画的三幅油画拍卖，人们才得以一窥他附庸风雅的一面。这三幅画是弗朗哥在当时的殖民地摩洛哥驻兵时所画。每天带兵打仗的弗朗哥有这样的闲情逸致确实很难得。虽然艺术界对弗朗哥的绘画技艺评价不高，但弗朗哥的名人效应却让很多人觉得墙上挂着独裁者的绘画是件很光荣的事。 

绘画仅仅是弗朗哥的众多爱好之一。在政务之余，弗朗哥也是一个多产的业余小说家。1942年弗朗哥以安德拉德的笔名出版了小说《竞赛》，讲述他在1930年以前的军旅生涯。这本小说后来被拍成电视。此后他又出版了一本小说《非洲日记》，并作西班牙军事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写了12篇关于北非的军事文章。他还爱好钓鱼和打猎，晚年钟爱打高尔夫球。

 

新时代的审判 

近几年弗朗哥重新成为人们的焦点，主要的议题有二：一是他独裁时所犯的罪行应该受到审判；二是独裁所得家产应该充公。一时之间各界不同意见如潮，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热门话题。 

就审判来说，虽然，西班牙的法官们曾经审判过阿根廷、智利和拉美其它国家犯有危害人类罪的军事独裁者。但是审判西班牙本国的独裁者佛朗哥却始终是一个禁区。在结束了佛朗哥独裁统治30多年后的今天，只有马德里法官加尔松决定要冲破这一禁区。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热情称赞了加尔松在调查历史真相问题上的努力。而保守党领导人拉霍伊则表示不赞同“重新揭开历史的伤疤”。法律界则认为是西班牙针对佛朗哥罪行最有意义的创举。不过西班牙检察院称加尔松根本不具备对此事进行调查的资格。

（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开始实行民主改革，结束了独裁统治。1977年还公布了人权法律，但规定独裁统治下由政治因素造成的犯罪行为免于受到法律惩处。该法律是当时各个党派之间相互默契达成一致的产物，保证了西班牙社会平稳过渡到民主制度。佛朗哥派的代表都得到赦免，没有受到法律制裁。） 

而家产问题源于要求没收弗朗哥的一些地产，现为佛朗哥后代所有。左派联盟党声明说：“政府必须列出一份佛朗哥在其统治期间席卷的国有地产名单，这些地产现由他的后代占有，理应交还政府。”佛朗哥的地产大多位于加利西亚，当地的多名议员支持这项提议。这项提议的产生源于佛朗哥女儿卡门和她的7名子女拒绝游客参观佛朗哥故居，而这违反了西班牙相关法律的规定。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他们必须每月两次向游客开放佛朗哥一处夏季住宅。该宫殿被视为19世纪建筑的经典之作，也是西班牙国家级历史遗迹的一部分。据《国家报》报道，佛朗哥后代拥有数十处地产，由至少50家房地产公司和股票公司管理，这“确保他们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且弗朗哥家族中没有一个人工作过”。除地产外，佛朗哥后代还霸占大量艺术品、珠宝等佛朗哥生前所收礼物。可见独裁者没有不贪婪的。

弗朗哥生平： 

1892年12月4日生于埃尔费罗尔海军军官家庭 

1907年入步兵学院学习 

1912年赴摩洛哥参加西班牙殖民战争 

1915年升为少校 

1926年晋升为欧洲最年轻的准将。随后任萨拉戈萨军事学院院长。 

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后，被取消现役军人资格。 

1933年，保守势力控制共和国，被重用。 

1934年晋升为少将。 

1935年任陆军参谋总长。 

1936年2月西班牙举行大选，人民阵线获得胜利，佛朗哥被调往加那利群岛任军事长官。 

1936年7月18日驻摩洛哥的圣胡尔霍将军，领导发动了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叛乱。后来圣胡尔霍坐飞机在由葡萄牙到西班牙的途中机毁人亡，佛朗哥利用这一意外的机会，登上叛军魁首的宝座，并得到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 

1936年10月1日，任陆、海、空三军大元帅。 

1939年3月21日，佛朗哥军队占领马德里，推翻共和政府，建立独裁统治。 

1947年宣布西班牙为君主国，佛朗哥为终身摄政王。 

1975年11月20日卒于马德里。

（另起一单页）

第四章

中国外延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中华民族与英语民族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就是“说中文的民族”（“the Chinese-peaking Peoples？”）。

英国前首相兼任作家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956年写作出版了《英语民族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根据这个实例，我们也可以把“中华民族”叫做“the Chinese-peaking Peoples”？。而我们知道，美国的种族差异要大于中国，既然种族差异较大的人们在大西洋两岸、在印度洋另边……都可以被归入“英语民族”，为什么种族差异较小的人们同在东亚大地却不可以同归“中华民族”呢？

回顾一下。

2009年7月12日，谢选骏发表《苏联亡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苏联与中共的比较研究》一文，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弄假成真”、“中国的关键演变在2019年”、“计划生育是民族自杀”。该文是对2007年发表的《小国时代》一书的相关章节的摘录。

2009年7月23日，谢选骏又发表《对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文，指出“‘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容易，‘实现多元共治’艰难。因为连‘一元自治’（汉人自治）都属子虚，不同民族之间的‘多元共治’便是‘乌何有之乡的消息’了。而‘乌何有之乡的消息’最终只能把‘善良的人们’引向古拉格群岛。”

2009年7月28日，马戎发表了《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一文。

马戎原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是一位对民族问题忧心忡忡的回族学者。他认为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中国在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进行了革新并取得进展。遗憾的是，在非常重要的民族问题一节，却基本上因循旧路。如果不理清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可以预见，不仅会影响到国内社会的稳定，也会对中国的外部崛起带来极大隐患。他认为必须重新审视当时合理现在却严重滞后的“民族”理论，重新建立“中华民族”和五十六个“族群”的关系。并且，需要警惕近年来个别“民族理论”的权威学者甚至提出应废弃“中华民族”这一提法。

马戎认为，关于这些学者要求进一步强化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甚至要求设立民族区域制度的全国性常设机构等提议，中央必须非常慎重。因为1923年和1936年的苏联宪法规定，每个“民族”都有独立的权利，每个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都有自己独立的议会和宪法，在体制上都有各自的总统及内阁部长们。所以苏联是一个多重政治结构，第一层是苏联，第二层是各加盟共和国，第三层是自治共和国，第四层还有自治区和边疆区。苏联宪法明确规定，联盟是“各拥有平等权利民族的自愿联合”，“每一个共和国均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在苏联的新体制下，各族接受了现代“民族”理念及其政治含义，“民族意识”不断加强。同时，苏联宪法也为这些“民族”脱离苏联并成立独立国家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戈尔巴乔夫不负责任的改革过程中，苏联原有的意识形态纽带、经济秩序、政治凝聚力都遭到破坏，于是那些已建立“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因势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直到今天，一些已建立“自治共和国”的“民族”（如俄罗斯联邦的车臣自治共和国、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等）仍在为独立而战。苏联在民族理论工作和民族制度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应当仔细研究和借鉴。由于改革开放前中国民众很少有机会在国际事务中直接体会到“中国公民”的现实意义，而在国内日常生活中由于各种民族制度与优惠政策使少数民族身份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结果在客观上把“中华民族”虚化和架空了。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报刊和讲堂上宣讲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介绍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介绍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这样宣讲和教育的结果就使包括汉族在内的国民把对“民族”的认识定位于五十六个民族，而不是包含所有中国人的“中华民族”，并把现代政治观念的“民族”意识介绍给各“民族”的知识分子与民众。

在马戎看来，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就在于1949年“建国”后，中共参照苏联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少数民族分子）的民族理论（“民族”定义）、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在中国进行了“民族识别”，客观上把中国建成了一个“多民族联合体”，这一结构使有些原来并不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民族”精英开始接受这样的意识并萌发潜在的独立愿望。从理论上讲，只要一个群体被本国政府、外国政权以及本群体精英集团认定是一个“民族”，那么，无论是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民族自决权”理论还是根据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权”原则（“无条件地、坚决地维护每个民族的政治自决的权利，即分离的权利”。这个“民族”都会非常自然地萌生出通过自决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愿望。在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和来到西部旅游和交流的境外人员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催生民族主义思潮的媒介。

……

环顾一下。

批评马戎的人士指出：他把中国的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文化化”也就是“去政治化”的思路，是大汉族主义。

其实，批评马戎的人士这样说是很可笑的，因为马戎是回民，不是汉民。马戎建议保留“中华民族”的概念，也无大错。在这一思路下重新开始“中华民族”的“民族构建”，以“中华民族”为核心认同，建立一个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国家”，同时把五十六个“民族”改称“族群”，这也是一个解决办法。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下强化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步淡化目前各“民族”的“民族”意识，这是一切现代国家都走过的道路。

批评马戎的人士还质疑说：就“夏”指“中国”区域而言，“夏”与“中”相通，所以“中华”二字意义相同。可见“中华民族”四个字不能涵盖“非华夏族”。如果非要制造一个“中华民族”，那么请把四夷除开，因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不能用“中华民族”来指代。

谢选骏认为，对于“中华民族”的这一刻舟求剑式的理解，也是十分可笑的。

在谢选骏看来，事到如今，“中华民族”就是“说中文的民族”（“the Chinese-peaking Peoples”）。这不仅包括汉民，也包括回民（伊斯兰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英国前首相兼任作家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956年写作出版了《英语民族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他的“英语民族”（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概念已经得到举世公认了。“英语民族”是指“地球上一个由讲英语的人口构成的庞大集体——包括了不列颠、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西方最强国”。

根据“英语民族”（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这个实例，我们也可以把“中华民族”叫做“the Chinese-peaking Peoples”。而我们知道，美国的种族差异要大于中国，既然种族差异较大的人们在大西洋两岸、在印度洋另边……都可以被归入“英语民族”，为什么种族差异较小的人们同在东亚大地却不可以被归入“中华民族”呢？

展望一下。

如果把美国当作一个政治正确的坐标系，正如美国奉行“独尊英语”一样，中国为什么不该奉行“独尊中文”的国策呢。

一个国家，一种国语：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常识。虽然“中国国语”这一概念曾被毛泽东等苏联代理人所否定，汉子也被简化掉，甚至差点遭到朝鲜和越南那样的“殖民地拼音化”……但被颠倒的历史终将拨乱反正。“中国国语”终将取代“汉语”，重新凝聚中国大地的不古人心。

我高兴地看到，最近新版的《新华字典》已经恢复了繁体字内容。不要小看这个变化，这是历史潮流开始转向的标记。见微知著者，莫过于此。

被乱党消灭百年的中国文化，应该逐步死灰复燃了。

2011年7月16日

参考附录之一

《英语民族史》

内容简介：地球上一个由讲英语的人口构成的庞大帝国——包括了不列颠、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西方最强国——历经了漫长曲折的历程而渐渐形成；它们的存在，深刻改变了世界的文明版图，强有力地左右着人类命运和历史的走向……在这部创作时间长达三十年的伟大作品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人物丘吉尔以深邃的洞察力和史诗般的笔触，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全景式的“帝国画卷”。

《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

本卷追溯了从欧洲人时代发端直至人类发现“新大陆"这一漫长历史时段里，英语民族的孕育、形成及发展的故事。它从莱茵河畔的凯尔特人向不列颠岛迁徙开始，历经了罗马帝国军团的占领，撒克逊族的融合、北欧海盗的侵扰、诺曼底人的征服、“大宪章”的诞生以及“玫瑰战争”的洗礼，最后以英国动荡不安的中古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巴斯沃斯战役作为结束。这一年，一个新王朝刚登上英国王位。七年后的1492年，欧洲冒险家哥伦布在美洲成功登陆——由这一地理大发现作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未来一个辽阔而伟大的英语帝国的成型，也在此时埋下了重大伏笔……

《第二卷：新世界》

本卷涉及的两个世纪发生了一些意义深远的事件。欧洲探险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许多欧洲人在那里定居。1485年至1688年之间，英语民族开始向全世界扩张，打败了西班牙帝国。在打通海上通道以后，美洲殖民地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英格兰和苏格兰转信新教，这两个王国在一个苏格兰王朝的统治下联合起来。长期的原则分歧引起一场内战。英格兰在克伦威尔的统治下进行了一段共和制的尝试。但是，最终英格兰又恢复了王政。

《第三卷：革命的时代》

在本卷涉及的1688年至1815年期间，有三次革命对人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688年的英国革命赶走了不列颠群岛上最后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国王。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把英语民族一分为二。1789年，法国以武力向欧洲宣布了平等、自由和人权的原则。在发生这些政治革命的同时，科学和工业领域也发生了数次革命，为今天的工业时代奠定的基础。

《第四卷：伟大的民主》

1815年拿破仑垮台后，英国在地球上的一大部分地区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法国和整个欧洲大陆精疲力竭，革命和社会动乱沉重地打击了许多欧洲强国，新的国家相继诞生。美国独立战争并没有给英美关系造成致命的创伤，大西洋两岸进行着日益广泛的联系。英国人拓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荷兰衰落之时夺取了南非，因此开创了新的、更加辽阔的大英帝国。通过损失近百万人的残酷内战，美国根除了奴隶制度，而且保持了自己的统一。19世纪是有意义的、进步的、开明而又富有容忍精神的文明时代。 

目录 

第一卷 不列颠的诞生

前言

第一部 岛上民族

第一章 不列颠

第二章 征服

第三章 罗马行省

第四章 沦陷的海岛

第五章 英格兰

第六章 北欧海盗

第七章 阿尔弗烈德大王

第八章 撒克逊的黄昏

第二部 国家的形成

第九章 诺曼底人的入侵

第十章 征服者威廉

第十一章 在动荡中发展

第十二章 亨利·金雀花

第十三章 英国习惯法

第十四章 狮心王

第十五章 大宪章

第十六章 酝酿过程

第十七章 雏形国会

第十八章 爱德华一世

第十九章 班诺克本河畔之役

第二十章 苏格兰与爱尔兰

第二十一章 大弓

第二十二章 黑死病

第三部 封建时代的结束

第二十三章 理查二世与社会动乱

第二十四章 亨利·博林布鲁克篡位

第二十五章 亨利五世的帝国

第二十六章 圣女贞德

第二十七章 约克和兰开斯特

第二十八章 玫瑰战争

第二十九章 爱德华四世的冒险生涯

第三十章 理查三世

第二卷 新世界

第四部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第五部 内战烽烟

第六部 王政复辟

第三卷 革命的时代

第七部 英格兰的崛起

第八部 第一大英帝国的兴起

第九部 拿破仑

第四卷 伟大的民主

第十部 恢复与改革

第十一部 伟大的共和国

第十二部 维多利亚时代

参考附录之二

《1900年以来的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Since 1900）

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著

哈波科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2007年2月6日出版

在英语知识界，一直存在着一批英语民族、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和美英特殊关系的宣扬者，他们大多信奉保守主义，认为源于英国的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法治以及新教伦理为特征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具有普世价值；相比其他模式，这种模式更适合现代世界。其证据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英语国家能保持长久的繁荣，并相继主导世界进程长达三、四百年之久，而且这种局势迄今仍没有改变的迹象。因是之故，他们认为所有的英语国家应该团结一致，为保卫、甚至推广这种文化而努力，为此可以不惜任何的代价。 

这里所谓的英语民族国家指的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这些国家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以及后来的共同反击法西斯的作战经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属于这种观点的先驱：作为学者，他的名著《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被后世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宣扬者们奉为经典；而作为政治家和践行者，他与罗斯福总统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推动了首次真正意义上的美英特殊关系和英语民族国家之间的团结协助，他们所创下的典范为后世创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一书以英国历史为中心，讲述了英语民族国家的起源、发展和强大历程，其中既对英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发展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同时也介绍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语国家的诞生过程以及她们与英国的关系。遗憾的是，该书只讲述到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逝世为止。 

但丘吉尔的讲述并未就此结束，而是用自己的实践来作为对此后历史的讲述：他先后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经历了冷战等重要的阶段，其成果是两部史诗性的回忆录《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如今则更有他的景仰者，写过《卓越的丘吉尔团队》（Eminent Churchillians, 1994年出版）一书的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接过他的话题，从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逝世、大英帝国开始日渐衰落，年轻的美国已经逐步崛起的年份——开始，讲述在那以后的英语民族史——在此期间，丘吉尔本身是最关键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之一。 

1901年以来的英语民族国家的经历与以往相比有了新的特点：此前是她们的诞生和发展期，而此后的历史，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相续出现了几次全球性的危机，使得她们不得不在生死关头结成联盟，共同应对敌人。因此，很自然地，《1900年以来的英语民族史》与丘吉尔著作主要讲英语民族的成长不同，把叙述重点放在了她们的共同作战史上－－其中最为主要的有四次，依次是一战、二战、冷战，以及当前这场还在进行当中的与伊斯兰极端势力之间的战争。 

罗伯茨认为，这四场战争对英语民族而言都是非生即死的残酷战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是“英语民族”、“盎格鲁—克逊文化”和“美英特殊关系”等身份认同得以形成的最大推动力。的确，这些国家在几次战争中生死与共的决心和友情是让人感动的。比如，在一战期间（1914-1918年），当时只有50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竟然向欧洲战场派出了30万士兵，其中6万人战死沙场；而人口才100多万的新西兰更是派出了总人口11%的作战队伍！加拿大也丝毫不逊色于她们，她以800万的人口，派出了60万人的军队赶赴前线，与其他的英语民族国家一起并肩共战。

英语民族认同的形成不仅对其本身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对世界的和平而言也一样有很大的贡献。这是因为：一者，在上述四场战争中正义的一方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英语民族国家作为中坚力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自不待言；二者，正是英语民族认同和美英特殊关系等因素的作用，二十世纪的最重要的大国权力交接（英交美接）才能得以和平、顺利地完成，大英帝国才能在失去掌握了近200年的霸主地位后，虽然心里也不免会有些许的失落和哀伤，但终归没有心生怨恨，反而感到非常的自豪。

罗伯茨这样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宣扬者们甚至认为，英语民族的崛起对于世界的进步而言亦具有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在他们看来，源于英国的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法治和新教伦理为特征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个现代国家想要健康、繁荣发展，人类想要自由、和平生活的迄今为止最为不坏的选择；英国和美国能够在几个世纪里一直保持着对世界的主导，并且先后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大强敌，这既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优越的证明，同时也为该模式在全世界的推广铺垫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罗伯茨他们提出了诸如“英国殖民主义功大于过”——因为传播和推广了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模式——以及“以武力手段推广民主是正义的，也是可行的”之类的，在现今的主流历史学看来属于“政治不正确”的修正主义观点。众所周知，自1960年代以来，经过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反殖民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所谓“殖民主义是西方的罪恶行径”已经成为主流史学中根深蒂固到不能去碰的原则之一了。

布什政府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发动的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首的全球反恐战争被罗伯茨在《1900年以来的英语民族史》一书中归入决定西方尤其是英语民族生死存亡的四场战争中的最后一场。让他感到遗憾的是，目前美军在伊拉克战场的情况已经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国际社会对之大多不予认可，就连那些在上三次战争中并肩作战的英语民族国家在舆论的压力下也不敢和美国站得太近。更糟糕的是，在伊拉克局势迟迟得不到改善，美军伤亡又不断上升的情况下，美国人自己也开始动摇了。

罗伯茨因此在书里呼吁，所有的英语国家一定要团结一致，和在上三次战争那样，携手共对敌人，因为这是她们的生死存亡关头。罗伯茨认为，只要英语国家肩并肩站在一起，她们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历史也就能有一个好的结局，相反，人类文明就会陷入危机，这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参考附录之三

《盎格鲁势力范围的挑战：为什么英语国家将在21世纪独领风骚》（The Anglo sphere Challenge: Why the English-Speaking Nations Will Lead the Wa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詹姆士·班尼特（James C. Bennett）著

Rowman & Littlefield (Non NBN)2004年10月15日出版 

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起伏可说是近一两年来除伊斯兰世界和自由世界的关系外，另一个备受瞩目的事件。仅仅在2004年一年里，就出现了大量的论述欧洲和美国孰优孰劣、二者关系将如何走向的著作。比如，《欧洲合众国》和《欧洲梦》是扬欧抑美的，《牛仔资本主义》则是扬美抑欧的；《自由世界》是呼吁美欧和解的，《大欺骗》则是质疑美欧同盟的。本期《华盛顿观察》周刊将介绍其中几部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尤其是詹姆士·班尼特的《盎格鲁势力范围的挑战：为什么英语国家将在21世纪独领风骚》一书。《盎格鲁势力范围的挑战》在美欧优劣上支持美国，对美欧关系上则持悲观看法，认为大西洋联盟不但不可能恢复如初，而且也没有那个必要；不仅如此，该书的论述与其他著作相比更为新颖，更有创见。 

“盎格鲁势力范围”（The Anglosphere）一词指的是以美英两国为首，受英国文化影响的英语国家；可以说，它是班尼特在本书乃至其整个学术研究中的核心所在。他认为，19世纪无疑是大不列颠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将是盎格鲁势力范围的世纪，为此他建立了“盎格鲁势力范围”学会（The Anglosphere Institute），专门研究此现象，以期对美国在21世纪的战略抉择上能起到某种作用。我们知道，英语国家和欧陆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所走的路是颇为不同的，这一点在近些年来颇受学术界的重视，但如班尼特这般，毅然将其与欧陆道路分裂，从而把美欧的分歧提高到两种文化差异的地步，却是不多见的。 

我们先来看班尼特对美欧优劣问题的论述。长期以来，欧洲主义者们（Europeanist）总是认为，欧洲比美国更具活力，更能代表未来的方向，其判断的理由可以以《华盛顿邮报》记者瑞德的新著《欧洲合众国》和经济学家、经济趋势基金会（the Foundation on Economic Trends）会长里夫金的《欧洲梦》为代表。这些作者指出，欧盟比美国拥有更庞大的人口、更多的财富、更繁荣的贸易，而且在几乎每一个国际组织中都比美国更有影响；在欧洲，人们衣着得体，拥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在美国，满街都是体重严重超标的人，他们大多工作过度，工资低却喜欢消费；因此，欧洲已经比美国拥有更强大的“软实力”。 

班尼特并没有对此进行专门的反驳，在他看来这些都属于表层问题，事实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真相了。二战以来的美欧日竞争以1970年代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此前欧日发展更快，但那主要是拜国家重建和中、印等国尚未崛起所赐，而此后三方都开始陷入以人口衰退、修正市场经济（modified market economy）和社会凝聚力（宗教、道德和爱国精神）下降等为特征的困境。 

面对这一困境，美英所采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无疑取得了更好的效果，而欧洲除了采取一体化道路扩大内部市场外，旧有的福利政策则维持不变、甚至加强，其效果如何呢？在人口问题上，实际上欧洲不但不具有优势，反而面临着致命的问题：老龄化社会。这一问题加上另一致命的高福利制度，使得许多欧洲年轻一代不堪忍受沉重的负担而向国外移民；与此同时，为解决劳动力不足而不得不引进的外国移民，尤其是北非的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现行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政策下，已经滋生了日趋严重的恐怖主义和移民融合问题，从而完全有可能制约欧盟的前进步伐。

2004年11月2日荷兰电影导演兼作家特奥·凡·高在街头被当众残忍地杀害一事所引发的整个欧洲对多元文化政策的反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观点同德国《经济》周刊驻华盛顿记者杰尔斯曼所著的《牛仔资本主义》一书不谋而合， 

真正被班尼特所看重的是，许多人持这样的看法：即使他们认识到欧洲的一些所谓优势因素其实并不是优势，却仍然相信它是代表着进步的；而美国即便有优势，其代表的也是落后的力量。比如，在里夫金看来，欧洲模式是对几百年来的西方传统（以物质主义、科学进步和个人主义为特征）的扬弃，回归到工业革命以前注重集体、家庭和和谐的道路上来，因此即使她在当前的经济竞争中没有优势地位，却不能改变其进步性质。因此，班尼特致力于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打破这种神话。他针对里夫金的观点指出，里夫金的论述很明显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传统，在该传统的叙事结构里，社会是进化的，由部落社会到农业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现代工业社会，而且其进化具有某种不可抗拒的规律；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下一阶段，而里夫金则认为欧洲正在走的后现代模式是历史的下一个阶段。 

但若是历史的发展并不具有这种必然的发展阶段呢？班尼特质疑道。他指出，过去的30多年来，在剑桥大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的领导下，知识界已经发生了一场革命，但其意义却至今未得到人们充分的认识。麦克法兰发现，英国自有历史记录以来一直令人惊讶地表现为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特征，并没有像欧陆国家那样经历过一个注重集体和家庭的礼俗社会（Gemeinschaft society）阶段；因此，以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进程对于英美来说能够轻松地接受；而欧陆国家接受起来却显得极为艰难，其间总是伴随着无休止的革命和专制的轮回，甚至一度陷入到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深渊。 

从这个意义上说，班尼特提出，与其说欧陆国家从1789年来的历史是逐步走向现代性和民主的历史——其间稍有波折，不如说这是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而且始终没有完全实现的适应现代性的历史，这也就是他们一有机会就会试图重返其传统中黑暗一面的原因；因此，所谓的“欧洲梦”根本不是工业革命以来主要由英美开创的现代化之路的另一种替代方案，而仅仅是以往出现的各种反动的一种最新形式，只不过这次没有了血腥和暴力罢了。 

我们再看班尼特对美欧关系走向的论述。首先我们会问，既然盎格鲁国家和欧陆国家是如此的矛盾，她们在过去的50多年里却又为何能保持着如此良好的同盟关系呢？对此，班尼特举出两大原因：前苏联的威胁和第三世界经济在当时的沉寂。 

在冷战后时代，这两大因素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一同盟关系也就随之失去了基础：前苏联早已解体，而此前的第三世界也出现了分化，中国、印度正在成为两支举足轻重的全球性力量，其他一些国家则逐渐沦为失败国家，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滋生地，对全世界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欧分歧将只能更趋于扩大，而不是缩小。 

很显然，与解读美欧优劣问题一样，班尼特在美欧关系问题上也是从一个更高、更广的全球视野进行考量的。基于此，他对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提摩西·阿什的《自由世界》一书中提出的希望美欧放弃分歧、重归旧好的良好意愿表示悲观。阿什在书里不但区分了英国国内的欧洲主义者、盎格鲁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也区分了欧盟内的戴高乐主义者和大西洋主义者，以及相对应的代表美国保守主义的“红色美国”和自由主义的“蓝色美国”，力图以此来向世人表示，美国和欧洲之间不但有着和以往一样的同盟基础，而且他们的合作将带给这个世界美好的未来。 

班尼特并不如此乐观，他眼里的未来世界格局，美国和欧洲不但不是同盟，而是相反：一方是盎格鲁国家加上印度、日本和俄罗斯，另一方则是欧陆国家、尤其是“老欧洲国家”加上阿拉伯世界和中国，她们各自组成一个松散的政治-经济联盟，相互对抗；但双方的冲突将不是战争级别、甚至冷战级别的，她们之间甚至还能通过大量的国际协定和国际组织进行密集的双边和多边往来和合作。在他看来，所谓欧洲合众国不但不可能真正实现，相反，视中国和印度崛起的时间和程度而定，她将出现回落，甚至解体。 

班尼特这样写道：俾斯麦说得好，20世纪最重要的事实应该是美国说英语；而21世纪最重要的事实则有可能是，印度的精英并不像中国人那样，只将英语当作一门纯粹的外语，而是从某种程度上将其当成了自己的母语：不但将之引入他们的语言和文学，也将之带入自己的头脑和心灵——他们已经开始创作印度式的英语。 

（另起一页）

第二节

中国白皮书采取了河殇的战略

2015年5月，正当中美“南海博弈”日趋激烈之际，中国共产党首次就“军事战略”发表国防白皮书，直指美国和日本对中国周边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白皮书不仅强调中国会采取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重申“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式口号，而且宣称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统一和安全，必须突破“重陆轻海”传统思维，实现“远海护卫”，维护海外利益。殊不知这正是落入了1988年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鼓吹的“蔚蓝色”战略的窠臼，而1988年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虽在当年获得了爆炸性影响，不过第二年却被中共政权贴上了“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这一标签。结果《河殇》催生的八九民运却在东欧一举结束了共产党统治，并在两年后顺手结果了苏联的狗命。

现在，中共自己却偷偷摸摸地再度重采《河殇》战略，这会意味着什么？分析指出，中国军事战略升级，将与美国的军事部署互相冲撞。批判河殇却师法河殇，这种自相矛盾地手足无措，可能招致“秦始皇后果”。

因为秦始皇就是这么干的。他喜欢韩非的学说，并确立了法家思想的统治，但是却出于嫉妒和怀疑而监禁并杀害了韩非，还把责任推到奸相李斯的头上。你想想，如果李斯真的像司马迁的《史记》所写的那样，背着嬴政杀了韩非，他还有机会死在秦始皇后面吗？可见，司马迁有时候也是缺乏人生常识和历史批判精神的。难怪他会被汉武帝删掉。正因为是秦始皇嬴政如此出尔反尔，结果，这个自相矛盾的秦朝很快就灭亡了。灭它的正是李斯。相形之下，那个同样霸道汉武帝就比较好一点，他独尊儒术，却没有监禁或杀害儒生，所以汉朝的寿命比较秦朝长了十几倍。

中国国防部发表的《中国的军事战略》，是自1998年以来第九部国防白皮书，但亦是首份专门阐述军事战略的“专题型”白皮书。全文约九千字，涵盖了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等方面。白皮书指出，随着世界经济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其地区军事存在和军事同盟体系。日本积极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 

白皮书阐述的中国军力发展覆盖海、陆、空军、二炮及武警等。提出海军要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衞”的战略要求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实施常态化战备巡逻。空军部队亦坚持“空天一体、攻防兼备”，同时要密切跟踪掌握太空态势，应对太空安全威胁与挑战。 

网络安全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白皮书重申，中国是黑客攻击最大的受害国之一。解放军战略规划部王晋大校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根据新形势下的使命任务适度建设网络空间力量，发展网络空间防御能力。这是解放军首次公开、明确回应“建设网络部队”的问题。白皮书指出，积极防御是中共军事战略的基本点，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白皮书同时还提到深化中俄两军在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下的合作交流，试图重蹈中苏同盟之覆辙。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温冰”这个自相矛盾的名字自相矛盾地说：这意味中国由过去着眼打赢战争，改为控管危机，防止战争爆发，并力求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 这明明是向强大的美帝发出了战书，不知道这个红旗究竟能打多久？

分析人士指出，白皮书明确了中国发展海军的战略思路，也显示了中国在太空和网络等安全领域的进取心，这些领域都直接和美国的军事战点部署相冲撞。而在白皮书列举的安全挑战中，与美国直接有关的佔了三个。但白皮书亦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总体和平局势可望保持。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回应白皮书称：“无论如何，都要避免行使武力。” 启示日本的内心，巴不得中美交战，这样日本才可以看见纸老虎露馅。

前面说过，取缔了河殇的中国政府却采用了河殇的战略，这奇怪吗？

似乎并不奇怪，因为秦始皇就是这么干的。他喜欢韩非的学说，并确立了法家思想的统治，但是却出于嫉妒和怀疑而监禁并杀害了韩非，还把责任推到奸相李斯的头上。你想想，如果李斯真的像司马迁的《史记》所写的那样，背着嬴政杀了韩非，他还有机会死在秦始皇后面吗？可见，司马迁有时候也是缺乏人生常识和历史批判精神的。难怪他会被汉武帝删掉。正因为是秦始皇嬴政如此出尔反尔，结果，这个自相矛盾的秦朝很快就灭亡了。灭它的正是李斯。相形之下，那个同样霸道汉武帝就比较好一点，他独尊儒术，却没有监禁或杀害儒生，所以汉朝的寿命比较秦朝长了十几倍。

中共到底学秦朝呢，还是学汉朝呢？

学秦朝！

毛泽东就自比秦始皇，而不自比汉高祖，更不能比汉武帝，因为这个苗蛮混血的小富农就会割城献地，做苏联斯大林的走狗和犬子。为什么？因为毛泽东家族根本不是来源于汉人，而是来源于“像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一样的少数民族”。

（另起一页）

第三节

中国的“蔚蓝色”与门罗主义

围绕着南中国海和黄海的争议，中国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深蓝色世界的纵深。“蔚蓝色的文明”将代替二十世纪的“黄土地的野蛮”，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史诗的主旋律。

以下六篇有关“中国门罗主义”的资料，代表了中文世界里有关信息的一年来的进展。

第一篇

美海军学院教授指责中国效仿美国门罗主义

出处：西陆东方军事 作者：南蛮子蚩尤

时间：2011-03-31 10:34:03 

中国海军战舰防空导弹发射

名词：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

门罗主义发表于1823年，表明美利坚合众国当时的观点，即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之主权相关事务。而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保持中立。相关战事若发生于美洲，美国将视为具敌意之行为。此观点由詹姆斯·门罗总统发表于第七次对国会演说的国情咨文中。这是美国涉外事务之转折点。

西陆评论：美国是最典型的双重标准执行者，笔者与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主管会谈时指出，美国向英国出口三叉戟弹道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严重违反了国际导弹出口限制条约，美国对向古巴运送货物的苏联船队的拦截也严重违反了公海航行自由，对方以不了解为由回避了这两个问题。

美国海军之所以一再强调中国威胁，并不是因为现在的中国海军已经强大到构成严重威胁的地步，而是因为冷战后美国海军缺乏对手，因此其庞大的造舰计划得不到国会批准，高级将领们也就少了很多与军火公司进行私下交易，退役后担任某个公司董事，进而拿到大笔分红的机会。

一个强大的、能够建立并维持国际秩序的国家总是会给国际秩序带来和平与稳定，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强调和谐发展的中国更是如此。相反，几个实例接近的国家进行军备竞赛才是动乱的根源，一战前的欧洲恰恰如此，如果日本、韩国和印度与中国开战军备竞赛，那么很可能重现这一悲剧。正是以上几点，美国才在事实上支持中国航母和中国海军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技术支持。

关注亚太动向的日本《外交家》杂志网站3月28日刊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副教授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的评论性文章，文章聚焦作者与韩国海军中尉的讨论，对中国海军的未来作了评析。

，在塔夫斯大学中美研修班专家组结束讨论之后，一位韩国海军中尉和作者进行探讨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处于下降趋势。

韩国海军中尉问道：中国会继续抨击美国在黄海的军事行动吗？朝鲜和韩国的紧张局势能平息吗？作者答道：是，中国关注任何超越直接冲突的突发事件。在朝鲜半岛或黄海的其他地区、华东或者南海、北京试图建立因反感而反对的军事活动记录，希望外国海军停止在中国海岸线外围的此类活动。

这不单是个法律问题。对于中国在近海雄心的评论典型的考虑是依据法律标准，并且可以理解。许多海洋国家担心，中国想把自己的经济专属区变为自己的主权水域；实质上改写给与中国沿着其海岸线专属区的国际系统的规则，航行自由可能会遭到破坏。这些努力重新解释了受到关注的海洋法。如果他们以海洋自由的名义坚持并挑战，中国与会者谨慎承认，监控航母行动和类似活动明显在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有崛起的大国把特权作为政策问题而非法律问题的先例。最近的就是美国，作者指的是“门罗主义”。在这项1823年的政策声明中，美国否定了欧洲帝国对拉美新独立国家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当詹姆斯-门罗总统和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宣布他们的外交政策时，美国没有能力付诸实施。当时，美国海军只有几艘护卫舰和更少的船只。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当美国国力迅速上升，华盛顿建立了足够执行该主义的强大海军。

没有欧洲发言人认同“门罗主义”为法律，俾斯麦认为它是粗鲁的信条；而索尔兹伯里勋爵提醒，华盛顿国际法不是通过单边的命令制定的。但是，欧洲最后承认强大武装、控制当地的美国让“门罗主义”在新世界行得通；强大的现实获得了胜利。为什么建设昂贵的舰队在美国的后院挑战美国？弱国能够提出原则，当他们变得强大，他们能要求其他国家遵守这些准则，不管同意与否。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8年宣称：“门罗主义随着美国的强大而强大，不能再强了”。

确实，即使是统治海洋的英国最终也把舰队从南美撤回了本土，承认美国在当地的统治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一直被宣布其政府拥护，如果没有人提出严重反对，如“门罗主义”一样的政策能得到一种类似法律的依据。确实，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美国代表团成功的将“门罗主义”写进了国际盟约中。盟约第21条说：“为了维护和平，盟约中的任何条款都不应认为能够影响国际条约的有效性，例如仲裁条约或如门罗主义的地区理解”

拒绝挑战单边政策，相当于同意它，让我们又回到了中国身上。中国似乎扮演了美国在十九世纪某一时期的角色。当华盛顿坚持其不干涉政策，但还没有建立足够实施它的强大海军。类似的，通过持续对美国在黄海部署航母或在南海进行海上监控提出抗议，中国正在建立反对在近海活动的记录。由于中国海军力量逐渐成熟，中国可能表现出更强硬的立场，正如美国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所表现的那样。

这会在亚洲海域出现中国式的“门罗主义”吗？不一定。但是，如果解放军海军力量发展成以岸基战机和导弹支持的强大舰队，中国可能最终在近海使自己的观点得以实现。这可能甚至不用在法律上讨论。因此，美国及其盟友如日本、韩国必须保持在近海进行合法的行动，提出反对中国的政策。否则，在日后的某一天，他们也许将在这些海域默许中国的主导地位。

第二篇

谢选骏：中国的门罗主义宣言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4月14日）

中共媒体《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4月11日刊发题为《谋划“亚洲崛起”》的封面文章称，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十分缓慢，相比之下，亚洲经济则保持了强劲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亚洲的发展不能、也不可能步欧美之后尘，要依靠“亚洲智慧”和“亚洲胸怀”走出一条亚洲人自为到自在的新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出的“亚洲崛起”显然已经超出了“中国崛起”的范围，而具有了一种“走出一条亚洲人自为到自在的新道路”的意志，这种意志的背后，还有一种以亚洲保护者自居的意识。谢选骏因此称之为“中国的门罗主义已经出现”。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是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1823年对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发表的，声称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洲国家的主权事务。相关战事若发生于美洲，美国将视为敌对行为。而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则保持中立。

“亚洲崛起”论比“中国崛起”论，对西方的威慑性质更加突出。《谋划“亚洲崛起”》的封面称，博鳌亚洲论坛十年，是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十年，是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推进的十年，更是世界史上最大规模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十年。十年前，鉴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四小龙”、“四小虎”所组成的“亚洲奇迹”因缺乏合作、力量分散而不堪一击的经验教训，基于发出亚洲声音、从亚洲利益和观点出发、构建由亚洲人主导的泛亚洲国际会议组织，2001年2月26日在中国海南博鳌成立了“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十年来，一方面作为一个代表亚洲利益和声音的多边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传播亚洲、营销亚洲、扩大亚洲的全球影响力，成为全球探讨亚洲问题的首选平台和探讨新兴经济体问题的主要平台之一；另一方面，亚洲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亚洲经济占全球比重从27%提高到35%，尤其是博鳌亚洲论坛成员国的中国和印度的高速发展，将“亚洲奇迹”演变成现实力量意义上的“亚洲崛起”。

那么，中国有什么资格充当亚洲的保护者，就像美国充当了美洲的保护者呢？《谋划“亚洲崛起”》的封面文章强调，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十分缓慢。相比之下，亚洲经济则保持了强劲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而亚洲经济中，2010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鉴于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格局，中国已成为多数亚洲国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也因此成为亚洲经济最重要的拉动者。亚洲经济也因之具备了率先增长的强劲动力。然而，亚洲区域内最终消费需求的乏力，对区域外市场的深度依赖，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国际分工链条中的低端位置，亚洲统一市场的重重障碍，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共同立场的缺失，等等，加上亚洲区域内部、国与国之间和一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严重制约了亚洲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亚洲政治社会的稳定健康和和谐。

如果不让中国充当亚洲的保护者会有什么后果？《谋划“亚洲崛起”》的封面文章指出：如果亚洲国家不能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实现包容性增长、可持续性发展和亚洲繁荣的社会共享，亚洲将无法摆脱经济上的附庸，难以实现政治上的自主。从历史经验来看，小至一地区，大至一国，其发展可以借鉴他者的经验，但决不能步人后尘，也决不能依赖他人。因此，亚洲的发展不能，也不可能步欧美之后尘，要依靠“亚洲智慧”和“亚洲胸怀”走出一条亚洲人自为到自在的新道路。而这，在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西方道路和制度弊端的历史背景下，正是博鳌亚洲论坛现在和未来凝聚亚洲力量自我突破的新使命。

不过，谢选骏认为需要指出的是：与美国的门罗主义不同，中共的“亚洲崛起”缺乏稳定的制度和文官统治作为基础，所以比较接近日本军部独裁时期的“亚洲人的亚洲”论。

美国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施道安（Andrew Scobell）最近指出：中国崛起但文官政府失控，军方越发强硬。他认为，在和平崛起方面，中国文职官员和军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调；军方一些“挑衅性的言行”，显示文官和军方之间的联系已经松弛，万一有危机出现，军方的反应令人担忧。

施道安说：“我认为在中国文官和军方之间确实存在隔阂，隔阂的意义有两种，一是文官领袖和军方领袖的想法有差异，另一意义是文官领袖对军方的控制出现了问题，文官对军方的控制已经松弛。这种问题令人担忧，因为万一出现危机或战争情况，这种隔阂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施道安举出几个例子，比如2005年解放军少将朱成虎曾在记者会上说，如果美国因为台湾问题对中国领土使用导弹，中国一定会用核武反击，不惜让西安以东城市全被摧毁，美国也会有数百城市会被毁灭。2007年中国军方在无预告的情况下击毁一枚卫星，显示中国有能力应付利用卫星科技的现代战争。去年中国军方警告美国航母华盛顿号不要进入黄海，还引用了毛泽东生前说过的话：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最引起讨论的是2011年1月，中国军方在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时，试飞J-20隐形战机，胡锦涛告诉盖茨他并不知情。究竟这是安排好的蓄意作为，中国想要借此对美国传达某些信息，还是没有事先安排，而是故意的巧合？如果是后者，这种情 况便透露出胡锦涛的文官政府难以控制军方，管理上出现了松弛。施道安认为，即使中共并未真正对军队失控，但至少是双方的沟通已经松弛。施道安表 示，军人乱放话或自行作为却不会被开除，在美国是无法想象的事，但在中国，近年领导人都不再拥有毛邓对军队的影响力，因此胡锦涛需要军方的支持，他必须跟军方人大代表闭门密商，增加国防预算，给军人大幅加薪，也无法开除乱放话的将军。

南加州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康灿雄（David Kang）也表示，过去15年来中国一直说和平崛起，绝不称霸，但军方激烈的言行却做了相反的证明。康灿雄说：“他们（中共）这样处理反而使大家认为他们事实上是不可信赖的，虽然这并不意味会立即发生战争，但是现在很多国家对中国充满怀疑，比两年前要多得多。”施道安则认为中国应该改善文官和军方的联系，不要放任甚至鼓励军方唱自己的调。施道安说：“如果中国期望其他国家接受他们和平崛起，把他们当成负责任的大国或可尊敬的强国，那么应该使中国军人的言行跟国家的政策更为一致。”

但是，不论西方对中国的崛起持有何种分析与何种反应，代表中国政府观点的中共媒体《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4月11日所刊发的“亚洲崛起”的封面文章，确实说明“中国崛起”已经蔓延、扩张为“亚洲崛起”了——这显示“中国的门罗主义”已经出现。

实际上，早在《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4月11日的《谋划“亚洲崛起”》宣告中国的门罗主义之前，关注亚太动向的日本就敏感到这一动向了。其《外交家》杂志网站3月28日刊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副教授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的评论性文章，文章聚焦作者与韩国海军中尉的讨论，对中国海军的未来作了评析，并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处于下降趋势。

韩国海军中尉问道：中国会继续抨击美国在黄海的军事行动吗？朝鲜和韩国的紧张局势能平息吗？作者答道：是，中国关注任何超越直接冲突的突发事件。在朝鲜半岛或黄海的其他地区、华东或者南海、北京试图建立因反感而反对的军事活动记录，希望外国海军停止在中国海岸线外围的此类活动。

这不单是个法律问题。对于中国在近海雄心的评论典型的考虑是依据法律标准，并且可以理解。许多海洋国家担心，中国想把自己的经济专属区变为自己的主权水域；实质上改写给与中国沿着其海岸线专属区的国际系统的规则，航行自由可能会遭到破坏。这些努力重新解释了受到关注的海洋法。如果他们以海洋自由的名义坚持并挑战，中国与会者谨慎承认，监控航母行动和类似活动明显在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有崛起的大国把特权作为政策问题而非法律问题的先例。最近的就是美国，作者指的是“门罗主义”。在这项1823年的政策声明中，美国否定了欧洲帝国对拉美新独立国家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当詹姆斯-门罗总统和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宣布他们的外交政策时，美国没有能力付诸实施。当时，美国海军只有几艘护卫舰和更少的船只。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当美国国力迅速上升，华盛顿建立了足够执行该主义的强大海军。

没有欧洲发言人认同“门罗主义”为法律，俾斯麦认为它是粗鲁的信条；而索尔兹伯里勋爵提醒，华盛顿国际法不是通过单边的命令制定的。但是，欧洲最后承认强大武装、控制当地的美国让“门罗主义”在新世界行得通；强大的现实获得了胜利。为什么建设昂贵的舰队在美国的后院挑战美国？弱国能够提出原则，当他们变得强大，他们能要求其他国家遵守这些准则，不管同意与否。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8年宣称：“门罗主义随着美国的强大而强大，不能再强了”。

确实，即使是统治海洋的英国最终也把舰队从南美撤回了本土，承认美国在当地的统治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一直没有人提出严肃反对，“门罗主义”那样的政策迟早也能得到一种类似法律的地位。例如，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美国代表团成功的将“门罗主义”写进了国际盟约中。盟约第21条说：“为了维护和平，盟约中的任何条款都不应认为能够影响国际条约的有效性，例如仲裁条约或如门罗主义的地区理解”。

拒绝挑战单边政策，相当于同意它，让我们又回到了中国身上。中国现在正企图扮演了美国在十九世纪某一时期的角色。十九世纪的华盛顿坚持其不干涉政策，但还没有建立足够实施它的强大海军。类似的，通过持续对美国在黄海部署航母或在南海进行海上监控提出抗议，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正在建立反对在近海活动的记录。由于中国海军力量逐渐成熟，中国可能表现出更强硬的立场，正如美国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所表现的那样。

应该说，“中国的门罗主义”具有多重含义，远远不像日本人理解得那么狭隘，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甚至也不仅仅局限于地缘政治，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创造文明之传统而不仅仅具有模仿文明之传统的地方。

有关“中国的门罗主义”的多重含义，以后有机会我们会一一予以探讨，这样，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大致走向就能逐渐清晰起来。

   

2011年4月12日 

第三篇

菲律宾报错大腿：中国在南海推行门罗主义一招制敌？

2012-05-03 15:12来源:网络 作者:lzmmil

中国人讲话喜欢含蓄婉转，即便是警告的外交辞令也是温文尔雅。政府高官对于热点问题更是不愿轻易表态，哪怕是仅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此相反，菲律宾的政要却敢于发言呛声，南海黄岩岛对峙开始至今，菲律宾方面一直高调宣扬与中国的对抗。4月27日，菲律宾前国防部长、现参议院议长胡安-庞塞-恩里莱（Juan Ponce Enrile）呼吁菲律宾全国人民团结在总统阿基诺身后，与中国争夺对南海的主权。这位议长还宣称，中国不敢对菲律宾军舰动武的唯一原因，是因为超级大国美国是菲律宾的盟友。

菲律宾高官敢于公开拿美国做后盾威胁中国，应该是的到了美国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府层面的表态一直是支持南海问题和平解决，但是无论从对菲军售和美菲军演等动作来看，都证明了美国的口是心非做派。这种做法和暗示助长了菲律宾的嚣张气焰，大有把南海黄岩岛对峙推向战争的危险。由于中国一再重申对黄岩岛主权，且态度坚决而强硬，所以菲律宾的张狂外交已经把中国逼得没有退路。菲律宾高官明火执仗的狐假虎威声明，无疑是揭了中国的短处触到了中国的痛处，是对中国国家尊严的极大羞辱。中国如还不动手，就等于默许美国武装干预南海事务，而今后其它周边各国就会加入美国阵营，继续复制菲律宾模式。

美国1823年提出并一直奉行的门罗主义战略思维，让其他世界政治大国至今不敢过分染指美洲事务，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归结美国的门罗主义思想中心，就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而历史学家则认为实际上当时作为美洲最强的国家，美国是要将欧洲列强势力赶出美洲大陆，真正的意思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中国不允许外部势力干涉南海事务，或被看做是小范围的门罗主义战略，所以势必要引其美欧等国家的干涉。

很多人担心中国与美国及北约的军事实力对比，使中国无法有使用武力维护其国家主权利益的坚定信心。而实际上，门罗主义诞生在在美国独立半个世纪之际，国力依然弱小之时，向世界表明美国已经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向世界施加自己的影响。门罗宣言引起了列强的不同反应，最终结果却是英国无奈的接受了门罗主义，神圣同盟受到沉重打击，美国获得了外交的胜利。排除其他评价因素，从国家利益和战略的角度来看，门罗宣言是成功的。在以后的历史中，门罗主义在事实上和外交风格上塑造了美国一个多世纪的对外关系，美国日后的发展、强大离不开门罗主义的作用。

恩里莱还不无得意地宣称，虽然中国不接受第三方仲裁，但是，菲律宾可能不能避免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因为它有一个超级大国当盟友。他说：“从务实的角度来讲，如果南海问题升级，我们无法避免使它国际化。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不敢对任何菲律宾军舰开火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世界上另一个与中国实力相当的超级大国是我们的协议盟国，那就是美国。”像这种狂傲言论如果是美洲国家发出的，那么美国将严厉予以打击，这就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准则决定的后果。

实际上美国与菲律宾联合军演邀请了日韩等区域大国参与，目的已经非常明确。中国此时再要退让的话，那么之后还会步步退让，而美国及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包括日韩都会更加放纵，得寸进尺。笔者认为无论从主权维护上还是国家安全战略上，中国都应该做出方向性的选择了。中国战与不战都是有得有失，而不战可能最终得不偿失。美国的门罗主义为的是美国在整个美洲的霸权，而我们是为了维护领土主权完整，所以并不违背中国和平崛起永不称霸的理念。况且穿行在森林法则中的和平崛起之路注定不会平坦，肯定有像菲律宾这样的绊脚石，如果他们不知避让，那么我们就要有勇气将他们一脚踢开。

第四篇

美媒：美国如何应对中国“门罗主义”

2012-05-04 09:53:45

来源：环球时报 编辑：沈湜  

美国《纽约时报》5月2日文章，原题：应对中国的“门罗主义”

  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增长，或会与美国产生激烈的安全竞争。任何国家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别国会一直保持与人为善，所以它们往往会防范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北京已经将不断增长的财富部分转化为军力的提升，今后必定会试图营造对自己更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就像美国当年崛起时所做的那样。

19世纪，正在崛起的美国宣布实行“门罗主义”，逐渐把欧洲列强挤出西半球。按照同样的逻辑，强大起来的中国不希望美国在其周边拥有亲密的盟友关系和庞大的军事存在，因而肯定会设法将美国势力排挤出亚太地区。但美国绝不会乖乖离开的，因为中国主导亚洲将令北京有空染指别处。

为避免出现此种情况，美国正加强在亚洲的盟友关系，并着力培育新盟友。作为回应，北京会鼓励邻国疏远华盛顿，接受中国的“友善霸权”。不过，大多数邻国将会畏惧中国并与美国结盟，中国因此自感被包围，从而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

乐观的是，中美经贸关系使双方有足够理由控制彼此的竞争。但中国与当初自给自足的苏联不同，它依赖海外市场和原材料，这将强烈刺激中国干预全球诸多事务并打造一支蓝水海军以保护其海上运输线。这种趋势会令中美产生更多摩擦。

但中美战争绝非不可避免。两国都拥有核武器，双方政府深知战争将是灾难性的。若未来领导人保持审慎，两国的竞争就能得到管控，和平就能得到维持。若任何一方由缺乏经验、鲁莽自负的领导人掌权，两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就会上升。但从近代史看，两国不太可能总是由智者当政。▲（作者斯蒂芬·M·沃尔特，乔恒译）

第五篇

力不从心的中国“门罗主义”

【新加坡《海峡时报》6月20日文章】（作者：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访问学者阿米塔夫·阿查里雅）

南海领土争端紧张态势的升级给亚洲的未来战略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国对包括南海在内的邻近地区是否在追求一种“门罗主义”。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邻国能在多大程度上默许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

门罗主义是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于1823年首次阐述的。它禁止欧洲列强在西半球（美国的后院）进行殖民活动，或干预西半球国家的事务。一些人认为这一政策同今天中国崛起的意义之间存在可比性。南海是中国的后院。同19世纪的美国一样，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中国版“门罗主义”的证据可以从中国最近在南海采取的各种行动中找到。这些行动包括将它的海军部署扩展到本地区，在同菲律宾的争议岛屿上设置新的标志，对越南宣布主权所有的海域实施休渔令并且基本上禁止所有对南海有着主权要求的国家进行石油勘探——它甚至切断了一艘越南勘探船的电缆。

那么美国的过去会成为亚洲的未来吗？实际上，这两个历史环境有着重大差别，从而使得门罗主义的类比显得并不恰当。

首先，在19世纪早期，不存在另一个地区角色或一个势均力敌的近海国家这种对抗性的势力来阻碍美国在其后院实现地区霸权。英国和法国理论上可能扮演制衡者的角色，但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争斗限制了它们在西半球的势力发展。

今天，如果中国要像19世纪的美国那样实现地区霸权，它不仅要面对美国——一个海上或“常驻”的制衡者，而且要面对诸如印度、日本和俄罗斯这些地区角色。

第二，门罗主义是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转变时期出现的。从1807年12月到1809年3月，美国国会对美国的国际贸易几乎实施了全面禁运。这项政策同1812年的美英战争一起不仅帮助发展了美国的国内工业，而且降低了美国对国际经济的总体依赖水平。在减少对外国贸易依赖的情况下，美国决策者不用太担心美国经济利益受到伤害，否则欧洲国家可能会切断同美国的贸易通道来为它们在美洲受到的排挤进行报复。 

将这种情形同今天中国对贸易的依赖做一番比较。《中国日报》最近报道，现在中国超过6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都要依赖对外贸易。进口石油满足了它50%的石油需求。同19世纪的美国不同，中国经济在一个相互间非常依赖的全球经济中运作。

中国的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繁荣非常依赖穿越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和其他海域的海上通道。它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薄弱。这些地区处于美国海军的管辖之下。印度海军也对印度洋有着很多控制。因此，如果矛盾升级，那么中国积极阻止世界其他角色使用南海贸易路线的做法，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造成的海上交通中断将给中国自身带来极大损害。其他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从而令中国对印度洋和其他地区重要海上通道的使用权受到威胁。

中国领导人察觉到了这个事实。现实是，他们可能无法选择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因为代价太大了。

中国反复向国际社会保证，它无意影响南海的航行自由，也不打算用武力解决争端。但是北京没有说清楚，它要如何将这一政策同其他一些咄咄逼人的行为——实施休渔令和禁止其他国家进行石油勘探——相调和。

尽管中国官员坚持表示，北京无意用武力解决争端，但对中国的邻国（尤其越南和菲律宾）以及该地区的很多评论家来说，中国的行动比它的言辞更有说服力。 

第六篇

外交政策聚焦：中国与门罗主义的终结

2011-12-05 15:56:32  

美国《外交政策聚焦》12月1日文章，原题：中国与门罗主义的终结

最近，具有军方背景的智库——英国国防协会发表一份报告，试图证明（但缺乏说服力）中国今后可能在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编者注）领土争端中充当重要角色。报告称，“到2020年福克兰群岛海域的石油很可能大量产出，这将引来阿根廷觊觎的目光，它或许会得到新朋友中国的援手。”

报告得出跟其他智库一样的陈腐结论：西方应该为未来与中国武装冲突做好准备。不过，该报告未考虑到的一点是：虽然过去10年来中国大力发展军力，但其历来奉行的是非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使用硬实力在西方夺取更大影响力的做法，与该政策背道而驰，也有损中国的战略目标。

阿根廷和福克兰群岛所处的位置，可以说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根据1823年的门罗主义，西半球以外的国家不得在美洲施加影响或采取行动拓展利益。但中国的崛起给美国的霸权带来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门罗主义及华盛顿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权威被打上问号。

当然，华盛顿在拉美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影响力依然强大。外界批评美国在实行当代门罗主义，试图保住其在西半球的“帝国”。但过去10年来，有多个西半球以外的国家跟拉美发展关系，华盛顿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大大减弱。近年来，中国与拉美军事交流日增，还向该地区出口武器。但是，海外干涉行动对北京是不可想象的。例如，中国在南海争端中并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是该国历来温和的外交政策的一个例子。北京传统的外交策略是避免对外冒险，维持国内稳定与发展。

如政治学家乔治·弗里德曼表示，“历史上中国就不具有侵略性，与外部世界的往来也断断续续。”干涉行动与这一立场相悖，在外交和经济上也会造成惨重代价。因此，北京会避免草率的军事决策。中国不会介入福克兰群岛争端这样的海外冲突，今后10年其在安全领域首要关注的可能仍是台湾问题及抗衡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

北京明白，在西半球跟相关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比搞对抗更有好处。这个亚洲大国在海外军事介入问题上会保持谨慎。尽管在全球贸易方面表现出色，但中国仍是新兴经济体，迄今，其相当一部分财富建立在与美国市场的经贸关系上。对这样的国家而言，涉足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一场领土争端，将是个代价高昂的决定。▲（作者亚历克斯·桑切斯、劳伦·帕弗曼，汪析译）

（另起一页）

第四节

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

（上）

古今两个南北朝的信仰对比及其文化要素如有下表：

（1）传入时间：

西汉与东汉之间：大乘佛教和西域方术；

明末与清初之间：基督教义和西欧科学。

（2）潜伏滋长：

整个东汉时期，佛教都在社会基层的渗透过程中，纯粹的佛教依靠方术的铺垫进入上层社会；

整个满清时期，基督教的渗透使得教案频频爆发，正宗的基督教通过科学前导进入上层社会。

（3）开始流行：

太平道的黄巾起义之后魏晋玄学登上历史舞台；

太平天国长毛起义之后新学伪经登上历史舞台。

（4）扎根深入：

五胡乱华后的国际通道洞开；

八国联军后的国际通道洞开。

（5）开花时期：

公元300年－600年前后古代南北朝格局导向唐宋文明；

公元1900年—2050年前后的现代南北朝格局导向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出现……

（6）结果时期：

八世纪盛唐过后，百年之间禅宗——本土化佛教蔚然成风，为明清以后的居士佛学奠定基础；

2050年以后，最快也要到二十二世纪初叶才可能出现成气候的中国的本土教化。

在长约两百年的古代南北朝420—618年间，整个社会佛教化的深度，在其中第一阶段（420－520年，即刘裕登基、南朝野蛮化开始，到六镇革命、北朝进一步野蛮化），超过第二阶段（520－620年，即北魏衰颓到唐朝确立）。与佛教化退烧同时并进的，是汉化进程加剧、儒学的开始复兴、道教获得极大发展。《周礼》一书在北朝颇受重视，大到北魏官员班禄、三长制、北周官制，小到孝文帝置夫嫔之列、北齐明堂制度，均受到《周礼》的影响。当时通《周礼》的儒生亦不少。《北史·儒林传序》称“诸生……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这是因为《周礼》具有强烈的国家社会主义特性。在现代中国，《资本论》代替《周礼》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蓝图——甚至连反共的国民政府，也是服膺《资本论》的，不但主张限制私人资本，而且是由苏联培训的。

按照古代南北朝的演变模式，现代南北朝（1950年－2050年）的百年格局，其前半的精神主轴为外来意识形态，其后半的精神主轴应为传统的复苏、民族意识的兴起。接下来，外来信仰会发生一个本土化的同化过程，尽管目前无法预测“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神曲——由谁来谱写”。

（第一期中国文明即百家争鸣的思想精华最终凝聚董仲舒）佛教化过后的第二期中国文明即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精华最终凝聚于朱熹；基督教化过后的第三期中国文明即全球文明的思想精华，其凝聚点何在？按照现代南北朝的成熟进程与事变频率，其可能的出现也将在两百年之后，即公元2200年以后。 

谈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古今两个南北朝格局有无更大的背景？如果有的话，则其更大的背景为何？

在我们看来，两个南北朝格局分别是“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瓦解后的产物，并分别埋下了第二期中国文明和可能正在出现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种籽。现代中国人迄今为止所吸收称许的“西方文化”其实还只是其文化灰尘而非其文化精魂。西方文化的精魂——科学精神及航海民族常有的“海盗魂”，仍是现代中国人极度欠缺的。作为欧洲人最大特点的“异化”——为科学而科学，为信仰而信仰，为艺术而艺术，中国人迄今还是门外汉。多数中国人模仿西方人的科学、信仰、艺术，其目光还是停留在功利使用的水平，这就是所谓“吃教者”。而在我看来，现代中国人只有走出吃教者（包括吃科学、吃信仰、吃艺术）的动物水平，才能创造出无愧于古代中国人的人类精神。

下面我们通过历史年代的列表分头巡视一下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概略。

（一）西周／唐：西周时代大约295年；有唐一代大约289年

（1）成康——穆王  贞观——天宝

（2）恭王——历王  肃宗——武宗

（3）共和——幽王  宣宗——哀帝

西周与唐朝这两个时代具有以下共同点：除了开国初年约百余年的稳定和繁荣以外，其余将近两百年实际上都是在地方割据、战乱及骚乱中渡过，并不断遭到外部的蛮族入侵。同时，这两个时代极大的文化温床。更加奇特的是，还有“周天子”与唐朝“天可汗”这两个骈生的称号，在中国历史上可说具有创造性，都是“超越民族”和超越部落主义的概念。后起的汉、明皇帝虽然承袭了“天子”之称，却没有统领游牧民族的头衔？是不屑为之，还是游牧异族并不拥戴？由此可见，西周与唐朝二代的种族界限相对不严，是新型的“大同世界”。西周与唐朝这两大“天子—天可汗”时代，各自都有一个“中兴”，中兴期里还出现了真正强有力君主。

（二）平王时代／唐后五代：平王时代50年左右；唐后五代50年左右

表面看来，这两个时代大不相同：一为统一，一为分裂；一为分裂之前奏，一为统一之前奏；可谓截然相反。然而作为一个新的文化过渡期，二者的作用有其相通之处。

（三）春秋／北宋：春秋时代250年左右；北宋时代150年左右

承上之论，这两个时代更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这是由于“中原本位主义”的正统观念所蔽。自从石敬塘割让了云燕十六州给与辽国、宋征服江南与四川诸国之后，各国的疆界大体稳定了一百多年。北宋并非中国文明的“统一国家”，只是中国文明内系列国家中的一个主要国家。中国文化体，当时分裂为宋、辽、西夏、高丽、大理、吐番（这在唐中期已开始）以及蒙古及金的前身等等。北宋只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化体的一个部分而决非全部。这种情况到南宋时就更为明显了。实际上，这种分裂状况在唐中叶以后就已开成：五代十国的分裂比之五胡十六国犹为彻底。五十三年竟裂开粉碎，岂是一种偶合？

（四）战国／南宋：战国时代250年左右；南宋时代150年左右

金的骚扰揭开了“第二战国”的序幕。原先，自从石敬塘割让了云燕十六州给与辽国、宋征服江南与四川诸国之后，各国的疆界大体稳定了一百多年，故可与之比作春秋时代。实际上唐中叶以后，多国政治就在中原本身形成了（且不谈南诏、吐蕃、回纥等“边疆民族”）。辽灭之后，宋－金之争也逐渐稳定下来，直到双方同归蒙古铁蹄。战国与南宋在“国际格局”的意义上相似，且都是从“周天子—天可汗”的共同体中产生的“分裂国家”；所不同的是，

（五）秦／元：秦兼并各国15年；元兼并各国89年

虽然，秦的15年统治似乎短促，而元的89年则相对较长，但其实蒙古比秦多活了74年，是一个偶然因素造成的：忽必烈以后的统治者采取了某种程度的让步政策，正如毛泽东以后的中共采取的让步政策和台湾化策略，明显延长了自己的政治寿命。而元代和现代的中国人也比秦代的中国人更加习惯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此外，镇压工具的进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元代已经有了火器，而现代则更是用坦克压制街头抗议。“现代化的经验”使我们特别能理解当代中国交通效率的提高以及蒙古骑兵与火器的威力，如何使得元朝及其后继者能够“不合理地延长如此”。例如，元朝实际上的制度化是迟至1315年才告成的（恢复科举制），这是在它征服整个中国的三十六年之后。这种蒙古式的粗野，使得明朝建立之前二十年，中国实际上已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扣除这前后两端的五十六年，蒙古人对中国的有效统治，其实不超过四十年。而唯有忽必烈时代（1279—1295年）的16年，其残暴性才可以与秦相比。

（六）两汉／明清：两汉时代430年左右；明清时代543年

中国在地理上的辐射扩张——已在乾隆时代达到它可能的极限。以后就是中国文化的“癌症转移”——下南洋。这已经不是政治上的成就，而是文化上的某种堕落，一盘散沙式的宿命。但是在外观上，在“政治”上，这是“真正统一”的时代。而且两汉与明清都有一个自己的间歇期：绿林、赤眉起义与李闯、张献屠戮。起义和屠戮不仅没有妨碍两汉与明清各自的两个片断（两汉之间、明清之间）贯通一气，而且使它们变得更加紧密：两汉的皇室是共同的，明清的皇宫是共同的——这两个共同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两汉与明清时代的共同点还有：1、文化的定型；2、社会的僵化；3、皇权的专横；4、政治长期稳定；5、创造力的消失等等。

反观为人称道的“大唐”，在上述“真正统一”的意义方面却是空白：新罗三国、渤海、南诏、日本、吐番等多国并列；这一分裂国家系列的长期存在到了北宋更加明显，上述诸国（除渤海）外再加上西夏、契丹、安南。而南宋本身则沦为一个明显的区域国家而不是“中央王朝”，成为中国文明共同体的碎片之一。其实早在北宋，这个只有汉人自己承认“中国”（中央王朝）就已经向契丹（辽国）纳贡称臣了。在文化上，南宋是一块较为精粹的碎片；但在力量上却是一块较为脆弱的碎片。很快，忽必烈像秦始皇一样“统一”了中国文化圈。在这意义上，他是第二中国也就是“中王国时代”的始皇帝。所以后来元朝的结局也与秦朝相去不远。明成祖是汉武帝式的罕见的对外征服者，集超级权力与长远战略包括文化战略于一身。后来，统合游牧游猎部落然后进击中原的满清，其扩张性则强于明朝，不像东汉逊于西汉。

现代中国的基本统一，是立足于国际环境的平衡；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裂，是立足于世界的两极化；随着冷战的结束，一极平衡很快建立起来——中国的现代南北朝似乎不同于周前与唐前的分裂状况。因为古代中国孤立于世界文明中心，现代中国则是现代世界的有机部分。现代世界的分裂、国际无政府状态，多少和周以前、唐以前的中国本身的分裂一样，是作为一个互相交往的整体世界的分裂，而不是不同世界之间的互不往来。联合国、世界政府的雏形，迟早会像一个“周天子”或“天可汗”那样君临文化多元的统一世界。尽管这交往意义的“统一”只是新的政治实体的前奏而不是其本身。只有等到这个前奏完毕，政治的统一才会出现。而只有等到政治的统一实现已久，文化的黄金时代才会像春秋战国、南北二宋那样降临。

（下）

“野蛮”是“文明”的入场券

“野蛮”是“文明”的入场券！要拥有文明的体现，必先拥有野蛮的力量。中国传统秩序的彻底崩解，为一切可以想象的和不可想象的暴虐行为，准备了沃壤；而且，由于社会的解构与共产的独裁，一切社会缓冲的阶层均已不复存在：野蛮的力量成了一切社会准则的最高示范。蛮力，成了最高的美德。平心而论，这也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早在毛泽东发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野蛮吼声以前二十年，同盟会的枪杆子就已经灭了满鞑子；在往前十年，八国联军的枪杆子（1900年）、日本的枪杆子（1894年）、英法的枪杆子（1885、1856、l842、1840年等等），也都差一点点就出了红毛番们在中国的伪政权。近代中国的野蛮化，恰恰是由自视为文明的西方人、他们的忠实学生“日本维新者们”，一手触发的。——“你们既然已经扣动了扳机，又怎能谴责子弹打中了你们不愿意看到的目标？！”

革命就是野蛮化，自新运动就是死里逃生的过程。野蛮的生命消灭文弱的教化，不仅是古代南北朝的故事，也是现代南北朝的戏剧——讲述古代南北朝野蛮化故事的是鲜卑语，上演现代南北朝野蛮化戏剧的是俄语。苏联和鲜卑所造就的“革命—野蛮化”，在其初级阶段，仅仅体现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在其高级阶段则体现为文化革命、种族革命。“要想成功地反抗共产主义的奴化，就必须学习共产主义的方法！”隋唐时代的中国人，要不是从五胡、鲜卑那里学得了野蛮、清新、刚健，又怎能开创此后一千三百年的新文化？！朱元璋尤其是他的孙子朱棣（燕王），那个朱和蒙古女人的杂种，要不是从蒙古人那里遗传了野蛮、学得了尚武，又怎能保持一个当时版图最大的、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最长的帝国？！

从外部影响的角度看，日本对现代南北朝格局的作用颇类于古代匈奴部落对古代南北朝格局的作用。这并非“贬抑”日本，因为匈奴尽管野蛮，其开化时间毕竟还是比日本人早了许多。刘渊时代的日本人不是还在“神功皇后”（传说在公元200前后）之类的女巫主宰下做着潜意识的神话梦？神功者，巫师也。

《魏志倭人传》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此鬼道女王当在神功之后百余年，尚且如此。《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则记载，神功皇后同时代的仲哀天皇在攻打熊曾国前，曾让建内宿祢大臣在神坛前请示神谕。当时“神魂”附在神功皇后身上，指示说：“西方有个国，金银之外，有很多灿烂夺目的各色各样的珍宝。我现在把那个国土赐给你。”仲哀天皇疑而不决，附体的神便大怒道：“这个天下不是你应该治理的。你呀！向绝路上去吧！”不久，仲哀天皇果然死去。接着，建内宿祢大臣又请示神谕。神谕说：“这个国土，应该是皇后腹中之子所统治的国土。”上述《魏志·倭人传》有关卑弥呼的记载和《记》、《纪》有关仲哀天皇与神功皇后的传说，都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神权政治的姿态和神的至上权威。被传达的神意称作“宣”,“宣”也有法律效力。这种法的规范力的根源，在于宗教力量。法与宗教命令仍处于未分离状态。（以上见日本《新编历史教科书》，日本文部省译本）

作为现代天下即“全球”分裂状态中的一块（主权国家），现代中国的艺术和思想都是租借来的，其科学和技术的租借性质就更为明显了。现代中国在政治上的分裂、疲软、混乱，使得中国政治秩序一经强化并稳固之后的第一要务就是消灭（至少是压制）个性的艺术和活力的思想，否则个性的艺术和活力的思想也将瓦解那租借来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制度——对现代中国来说，政治上的稳定与文化上的生机是不可两存的。因此，一部现代中国史，就是徘徊在政治混乱和文化死寂两极之间的流浪史、没有规矩的“摸着石头过河”。

从现代中国的观点看，像盛唐和北宋那样的文化活力与政治稳定的并存，几乎是天方夜谭，即使有，那也只是作为“例外”、作为巨大灾难来临前的一种特殊恩赐罢了。果然不久，安史之乱和靖康之耻就降临大地。从现代中国的观点看，无论唐朝还是宋朝，“在政治上都不够强大”，所以它们才拥有“开明的态度”——强大的统治阶级就不会那么宽容，不会懂得“让步的重要”。唐宋皇室甚至能够容忍文人的讥笑与批判，盖有其难言的苦衷存在，并不是天良发现。

相反，如果从唐宋的观点来看现代南北朝的狼烟四起，则既无政治上的强大又无文化上的生气，取而代之的是空前的腐败与空前的愚昧。教育被用作推行新的愚昧即党化教育的工具，到达无孔不入的地步。空洞的道德说教，只对普遍的民族性的败坏，火上浇油而已。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这种由苏联孵化哺育的奴隶集团足够强大还是极度虚弱？无论这是初生的强大还是垂死的虚弱，都表明现代中国已步入它命中注定的三岔路口：前面已无路可通——现在是向“左”还是向“右”？还想有所作为、尚未丧尽良知的中国人，请抉择。

如何打通纠结如乱麻的“问题”和民族性的腐败阻塞？

中国历史的过渡期，常常都由军阀们完成。现代中国也是如此：湘军、淮军、北洋军、新军、国民党军、共产党军——军阀作为寡廉鲜耻的“实用主义者”——比之意识形态的祭司们有更大的弹性、活性、活力及适应能力。所以当过军队政委的邓小平，以其军阀作风从事经济改革，也是有迹可循。隋初卢思道《北齐兴亡论》，谈文宣帝高洋时代，认为其天保年间的头五年尚为治世，中年以后则“诞纵昏德”，并罗列罪状数条，一条就是“出入市廛，游走衢路，”其结论是“刘曹以还，逮于僭伪，受命称帝未有若斯之惨者也。”在他看来，游走市廛与君主身份格格不入。《隋书·五行志》则进而将此与天灾联系起来，之盘游市里，……则祥眚呈形，于何不至？”并将高洋“数为胡服，微行市里”归入服妖。《北史》本纪还附益了高洋游行市廛，枉杀无辜的事例，以为佐证。

（摘自《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第八章南北朝的精神现象学》之第十节《第一期与第二期中国文明》）

（另起一页）

第五节

第三中国兴起的国际背景

2012年12月10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发布报告称，在2030年之前，西方两个多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将被颠覆，美国和欧洲国家将不再享有霸权地位，而是可能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与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分享这种地位。随着亚洲实力超越北美和欧洲，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这份题为《2030年全球趋势：替代的世界》（GlobalTrends2030:AlternativeWorlds）的报告，每四年发布一次，旨在为即将上任的美国政府提供未来形势演变的预测。

这份166页的报告认为，“将不再有一个世界霸权。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支配权将转移到相互关系体和联盟中。”基于本地生产总值（GDP）、人口规模、军费开支以及技术投资来看，到2030年亚洲实力将超越北美和欧洲的总和。

尽管在新的全球力量格局中，美国仍可能是“领军者”，但国家情报部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在2030年之前几年就超越美国。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快了全球力量重心从欧美转向新兴经济体的进程，同时也抑制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并引发了欧元区一系列主权债务紧急事件。

上述报告预计，未来二十年，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经济体将延续相对下滑的态势，而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哥伦比亚、印尼、尼日利亚、南非和土耳其等区域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而言将变得尤其重要。

随着人口和中产阶级扩大，全球能源需求预计将增长50%，然而由于对新发现的天然气资源加以利用，美国或将于2030年之前成为能源独立国。来源：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说，西方两个多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将被颠覆，美国和欧洲国家将不再享有霸权地位，而是可能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与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分享这种地位。这是题为《2030年全球趋势：替代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的报告所作的判断，该报告旨在为即将上任（目前的情况为连任）的政府提供未来形势演变的预测。

报告预计，未来二十年，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经济体将延续相对下滑的态势，而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哥伦比亚、印尼、尼日利亚、南非和土耳其等区域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而言将变得尤其重要。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快了全球力量重心从欧美转向新兴经济体的进程，同时也抑制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并引发了欧元区一系列主权债务紧急事件。

随着人口和中产阶级扩大，全球能源需求预计将增长50%，然而美国或将于2030年之前成为能源独立国。

据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报告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Intelligence  Council）花四年时间收集情报、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该委员会负责长期战略分析，其上司是国家情报总监。预测工作从1996年开始每四年做一次。

项目主要作者和负责人马修·伯罗斯（Mathew Burrows）是全国情报委员会顾问。他说，研究结果在最后发表前曾在20多个国家的不同场合报告过，听众包括学者专家、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也包括当地的情报人员。

据报告分析，虽然美国单极时代将会过去，但是2030年包括中国在内没有国家会掌握国际社会的霸权。美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将让给中国，但可保住主要国家的领导地位。

亚洲各国今后将继续像日本和韩国一样持有“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想法。希望在亚洲保持影响力的美国与海洋活动日趋活跃的中国之间对立可能激化，如果没有稳固的地区安全机制，亚洲的紧张局势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最大威胁。

报告预测说，在最糟糕的情景下，美国变得内向，全球化进程停滞不前，各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与日俱增。不过这并非不可避免。技术革新被视为可以避免冲突的潜在拯救者，除此之外，竞争国家之间的合作亦很重要。

最好的情况是，中国和美国携手合作，从而避免两国为争夺资源而爆发全面战争。

报告的主要作者伯罗斯告诉法新社，如果亚洲国家的紧张关系上升，更多国家将向美国靠拢，并将中国视为“自己的敌人”。

纽约时报中文网说根据此一最新评估预测，“中国将可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最大经济体，在2030年前的几年中超过美国。”俄罗斯的影响力会衰落。其他一些依靠石油获得收入的国家的经济力量也会减弱。

从现在到2030年，对全球安全最有利的情况是中美之间日益加深政治伙伴关系。但是，要让华盛顿和北京走到一起来，或许需要爆发一场危机，比如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出现核僵持局面，只有中美的果敢合作才能解决。

最不利的情况是，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停滞不前，阻碍世界各地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改善。这种情况可能在一场大范围流行疾病暴发后出现，即使疾病持续的时间很短，也会导致各国闭关锁国、实行经济孤立主义政策。

一种令人瞩目的前景是，经济富裕的扩散将缔造一个更大的全球中产阶级群体。“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上的多数人口不再贫困。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中产阶级将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及经济力量。”

但世界人口的一半可能将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意味着自然资源管理将成为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

而极端组织在世界政治舞台表现的程度，通过使用包括生物武器及网络武器在内的“致命的、毁灭性的技术”，也比现有的恐怖组织暴力得多。

该研究警告说，“更加分裂的国际体系会增加国与国之间出现冲突的风险。另外，不断增长的资源竞争、大杀伤力技术的传播，以及地区冲突的扩大都会增加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

最令人担心的是，未来的亚洲及中东战争中，可能会使用核武器。

中国将是最大的“规则改变者（Game Changer）”

美国这一情报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将在2020年代的十年中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并足以成为一支能够改变世界规则的力量。

报告称，二战以来的美国取得的支配地位及“美式和平”将日渐衰落，随着多极化趋势越发显著，美国到2030年不过是“诸强中的一强”而已，再也不会是那个鹤立鸡群、号令天下的美国了。但鉴于凭借其科技实力、文化“软实力”以及在全球事务中的深厚积淀，美国仍可能在多极世界中维持“首席”的地位。

对于中国的崛起，报告同时指出存在某种“不稳定性”，“如果中国不能实现向可持续、创新性经济模式的转变，那就只能是一个亚洲地区的首强而已”。

报告所分析的“世界大趋势”分为四个部分，包括“个体发展”、“世界权力的分散”、“人口统计学模式”及“食物、饮水机能源的关联”，其中在“世界权力的分散”着重讨论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领衔下的亚洲崛起及美国的霸主地位的江河日下。

到2030年，绝对的霸权将不复存在，自1750年来的西方崛起将为之一变。在综合全球实力方面，以GDP、人口数量、军事支出、科技投资来衡量，亚洲及拉美国家综合实力将超过北美及欧洲的总和。 

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与此同时，欧洲、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将缓慢衰落。

中国当前8%至10%的增长率将成为“遥远回忆”

根据传统的GDP、人口数量、军事支出、科技投入的四维模型的分析显示，综合国力指数将在2030年后超过美国，美、欧、日实力指数则呈现大幅下降趋势。但据研究人员加入教育、卫生、政府管制等因素后分析指出，中国、印度实力上升速度相对缓慢，但中国同样将于2040年后超越美国。报道还指出，中国和印度将在2030两大经济发动机，而印度在2030年增速或将超过中国。

在2030年，中国GDP很有可能是日本的1.4倍之多。对于印度，在2030年之前，中国仍然会领先，但从2030年开始，中印经济发展差距将逐渐缩小。换句话说，2030年的印度将是2012年的中国。到时候，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将提升，而中国经济增长相对会放缓。届时，中国当前8%至10%的增长率将成为“遥远的回忆”。

而且，中国工龄人口规模在2016年达到峰值，将从9.94亿降至2030年的9.61亿。而印度工龄人口规模到2050年左右才会达到峰值。报告还称，印度凭借其经济影响力，对巴基斯坦的实力优势也会逐步拉大。印巴当前的经济实力对比率为8比1，而到了2030年，这一比率将是16比1。

报告还提到，2030年，多个国家将经历发展转折点，除了中美两国外，日本、俄罗斯和欧洲也可能会经历这一转折点，这将对国际体系增加新的压力。就中国而言，其全球实力尽管会持续上升，但上升幅度会越来越小。

报道显示，中国在未来五年内人均GDP有望突破15,000美元，这将是一个触发民主化的临界点。届时中国的“软实力”将大为增强，引发一轮民主运动的浪潮。民主化的中国也将显示出更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但如果中国在经济上垮掉，必将导致政治上的混乱，也势必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极大震荡。

“零霸权”给国际体系带来新压力

就“规则改变者”而言，报告还突出了可能增加的冲突。报告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变化，国家间冲突的风险在增加。重要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考量变化、对资源争夺的增加、对战争工具的扩散，使国家间冲突风险增加。但不大可能发生所有主要大国参与的世界战争。

报告指出，在未来20年内，美国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继续扮演“国际体系捍卫者”值得关注，而一个衰落的美国不愿或不再能确保全球安全，将是导致世界不稳定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亚洲和中东。

在改变世界的重要变量中，大范围的区域性动荡也是国际体系的一大威胁。报告称中东和南亚的动荡可能引起更大范围的不稳定，而“缺少一个稳固的地区安全框架”、“日益多极”的亚洲也将是最大的全球威胁之一。“对中国力量的恐惧、中国民族主义上升的可能性，以及美国仍然卷入该地区事务可能带来的问题”，将增加亚洲的不稳定。报告同时指出，如果东亚围绕领海争端的冲突无法化解，亚洲国家势必站到美国一边，中国届时将成为美国“最大的敌人”。

而美国在未来15至20年内的国际角色、能否与新的伙伴重塑国际体系也是一大变量。 

报告称，最可能发生的情形是美国成为“诸多强国中的首席”，美国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仍具有广泛的优势，但单极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二战后开始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正在终结，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将依据能否解决国际危机而决定。

报告还在推想了2030年四种国际格局的形势，其中“发动机熄火”是最糟糕的情况，即美欧注意力转向国内，不再在化解全球危机、维系自身全球领导能力努力。国家间冲突风险增加，全球化以及全球经济停滞。另一种“最好的情形”则是“熔合”，即中国与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合作，带动更广泛的全球合作；国际多边机构经历改革并更具包容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都在增长。

报告指出，在该委员会与各专家的讨论中，“中国是一个关键的主题”，“许多人都同意报告中提出的美中关系可能是塑造未来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报告的每一部分，“中国”都频繁出现，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经济增长趋势、综合国力、人口发展趋势、城市化、资源供给、粮食供应、与周边国家间关系等问题都成为报告的关注点。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推出这份报告，当然不仅仅是要罗列出这些趋势或因素，而是要通过对美国甚至各国决策者的影响，来塑造有利于美国、符合美国利益与价值观的未来世界秩序。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科吉姆（Christopher Kojm）10日在华盛顿强调，该报告并非要预测未来，而是旨在为新当选总统及其政府提供对未来15至20年内的全球战略评估的框架。

发布该报告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协助国家情报总监的工作，被称为美国情报界“中长期战略思考的中心”，全球趋势报告是该委员会重要的评估性情报产品，意在为新当选总统提供大约未来15年内的全球趋势预测，为白宫和情报界远景战略政策提供思考框架。

有分析称，在官方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霸权即将终结实属罕见。相反，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两党候选人尤其是罗姆尼都在高调宣扬创造另一个“美国世纪”。不过，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声称要为决策者提供“最好的信息”，即“原汁原味的、不偏不倚的、无论其判断是否与美国当前政策相符的信息”。

谢选骏指出：这就是第三中国、第三期中国文明兴起前后的国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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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第三中国诞生于第三次中日战争

2013年2月5日晚间，“日本国”的“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召开紧急记者会，称1月30日10时日本“夕立”号护卫舰在东海公海海域遭中国护卫舰火控雷达瞄准，当时两舰相距3公里。此外1月19日17时许，日本军用直升机也曾发出遭到中国军舰火控雷达瞄准的警告。

根据小野寺的说明，1月19日下午5时许，中国驱逐舰的导弹发射雷达瞄准并锁定了从一艘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上起飞的战斗直升机。30日上午10时许，中国驱逐舰的导弹发射雷达也瞄准了海上自卫队的一艘护卫舰。他说，由于这种射击用的瞄准雷达周波数十分强，护卫舰当时就拉响了战斗警报。经过海上自卫队的慎重分析，这种周波数是来自于中国驱逐舰的导弹发射雷达。

小野寺没有透露日中两国军舰对峙的海域，他说“这牵涉到自卫队军舰的活动秘密，不适合公开”，但是他承认是在东海海域的“公海”上。并表示，中国驱逐舰和日本护卫舰之间的距离为3公里。

另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图片，大波号舰载直升机疑似是遭到一艘中方054江凯I型护卫舰锁定。“夕立”号则是遭遇了一艘中国海军053H3江卫II型护卫舰的火控雷达锁定。

反应：日军拉响战斗警报 

小野寺表示，虽然不能推算出这一种异常事态会不会导致武装冲突，但是现场确实十分紧张。日本护卫舰当时就拉响了战斗警报。小野寺称，这种异常事态迄今为止在两国海军间没发生过，走错一步，将会导致重大危险事件的发生。 

小野寺到首相官邸向安倍晋三报告了海上自卫队的雷达分析结果。小野寺表示，安倍首相做出指示，一是要求迅速处理此事，二是要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抗议。 

分析：仍属礼尚往来 

分析称，虽然从军事角度上看，火控雷达锁定目标后，立即可发射导弹。但是，以目前中日关系形式看，还绝对没有到双方剑拔弩张的事态。中方舰艇历次出岛链巡航，都会遭遇日本舰艇和P-3C巡逻机的跟踪，日方目的也是收集情报。中方舰艇此举不过是“礼尚往来”。 

新闻助读：“夕立”号常盯中国舰队 

“夕立”号属于日本村雨型，编号DD-103，排水量5100吨，舰员165人，最大航速30节，装备有SSM-1B反舰导弹，垂直发射型海麻雀对空导弹，阿斯洛克反潜导弹和1座76mm舰炮，可搭载一架SH-60K直升机。该舰常年部署佐世保基地，是监视中国远洋编队的“常客”。 

日本媒体：中国军舰“在战争边缘行走”

日媒报道称，雷达锁定事件也显示中国在钓鱼岛绝不退让态度。立场偏右的《产经新闻》扣了一顶帽子——中国军舰“在战争边缘行走”。新事件给正在缓和与紧张之间摇摆的中日关系增添新变量。

《朝日新闻》5日则称，对于正处于可能发生转机的日中关系来说，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可能是一场灾难的开端”。但人们看到，日本政府近来给中日关系注入的负能量已经足够多。日本5日设立新的机构专门负责与邻国争岛， 还在5日一天向中国提出两次抗议。 

相关新闻：中国海监船继续巡航钓鱼岛 

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昨日强调，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相关海域是中国的领海，中国海监船系进行正常维权巡航公务活动，中方不接受日方交涉和抗议，要求日方停止对中国海监船公务活动的干扰。 

日本外务省审议官斋木昭隆当天约见程永华大使，就中国海监船进入钓鱼岛领海提出抗议。程大使是针对日方的交涉和抗议作出上述表示的。

中国国家海洋局发布的消息显示，2月4日，中国海监51、46船编队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日方称，两艘中国海监船本次巡航持续了14个小时，是中国海监船进入该海域的巡航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日本政权：设立领土主权对策室 

日本冲绳和北方领土事务担当大臣山本一太当天趁机宣布，日本新成立“领土主权对策企划调整室”，以对外宣传日本在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和韩国独岛问题上的主张。山本说，日本对在内阁官房设立的“竹岛问题对策准备小组”进行了改组，新成立“领土主权对策企划调整室”，由负责北方领土问题的“北方对策本部”工作人员兼职。调整室有15名工作人员，负责在政府内部进行协调，制定有效的对外宣传战略。 

观察家评论：中日难免“第三次中日战争”

第一次中日战争是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日清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是1931——1936年的九一八事变及其后续的不断蚕食中国领土、1937——1945年抗日战争；现在大家面临的第三次中日战争并不一定立即爆发，但从长程来看，则难免一战，而中国如果不能战胜日本，则无法恢复传统上的地区大国的地位。

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日清战争）引来了八国联军、灭亡了伪清朝、催生了第一中国（中华民国）；

第二次中日战争（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引来了苏联红军、灭亡了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催生了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三次中日战争如果爆发，即将催生第三中国——没有任何外来附加物的纯粹中国：

如果中国战败，作为苏联殖民地的中共必将瓦解；如果中国战胜，则必然顺手统一台湾——这两种情况都将导致一个新的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心舞台！

第三次中日战争并不一定立即爆发，但从长程来看，中日难免“第三次中日战争”：中国如果不能战胜日本，则无法恢复地区大国的地位。

第三中国将在第三次中日战争中诞生——

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国惨败，割地赔款；

第二次中日战争，中国惨败然后惨胜，割地给苏联却没有获得日本的赔款；

第三次中日战争的前夕，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将相对较小，日本利用其抢先西方化而获得的优势，已经有所萎缩。

古代罗马经过和迦太基的三次战争，才能抬起头来；现代中国经过和日本国的三次战争，能否抬起头来，值得后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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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中日一体化是最后解决方案

——李缨不知道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美国之音报道说一位旅日中国电影导演的新作《靖国神社》即将在日本公开放映。影片导演李缨强调纪录片的宗旨是希望人们从全新角度走进靖国神社，理性认识历史，而不是有人指责的“反日”宣传。日本历史学家指出，靖国神社的争议反映日本社会至今在历史认识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接受记者专访的李缨说，1989年来日以后在日常生活感受到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激起他创作冲动的是1997年他参加的一次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他说：“这是以否认南京大屠杀为目的的研讨会，会上放映了当年日军拍摄的一部题为《南京》的记录片。当出现日军进入南京城举行升国旗仪式的场面时，全场一片掌声，这给我很大的刺激。”

李缨受到日本观众的掌声刺激而感到悲愤，说明他没有完全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因此无法理解日本人民对于中国的复杂感情。

因为在日本人心目中，侵华日军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收复他们祖国的失地。他们看到日军攻占南京，就像我们看到解放军进城一样。

首先，日本虽然是为了争夺东亚的主导权、步西方人的后尘侵入中国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殖民动机，但是他们和欧美人侵略中国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就比欧美人的侵略更为急切。我们不会忘记，在明朝末年丰臣秀吉就领导过一次入侵中国的行动，比努尔哈赤还早几十年。和那显然是对蒙古入侵的反击和模仿。因为日本人和欧美人侵略中国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就比欧美人的侵略更为急切。

其次，同样，日本入侵中国的理由也和满洲、蒙古有所不同。因为日本人汉化程度较高，虽然没有像越南、朝鲜那样直接采取汉姓，但是却间接采取了汉姓，这从丰臣秀吉和努尔哈赤的名字上可以看出来，还可以从三百年后的爱新觉罗和东条英机的名字上看出来：“爱新觉罗”毫无汉意，“东条英机”则由半生不熟的汉意。这是满洲人和日本人的普遍区别。日本人在内心把黄河文明看作他们的精神故乡，他们并不把秦始皇、杨贵妃这些中国名人当作外国人，就像欧洲各国人民并不把恺撒和海伦当作外国人。

最后，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相继殖民中国将近千年之后，日本渐对中国渐生不臣之心，虽然这个千年之中，有明朝汉人复国的二百多年夹在中间，但还从丰臣秀吉的入侵行动来看，日本对中国的尊敬已经远远不及汉唐。在很大程度上，日本人已经把自己看作汉唐中国的传人，而把中国本土视为夷蛮化的野蛮之地，使他们可以随便出入的无主地带。这就是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现象。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见诸文字在《左传》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年〕。记载年仅十六岁的孔子向郯子学习的故事。这年东方小国郯国〔今山东郯城西南〕的国君郯子来晋见鲁昭公。宴会上鲁国大夫昭子问起少昊时代职官的情况，郯子是少昊后裔，所以详细进行了解答。孔子听到这件事，赶去求见郯子，请教了许多问题，获知许多闻所未闻的古史。事后孔子感叹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用“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观点检讨七百年来日本的成功之处与中国的失败之处，并作一比较是有趣的：中国由于未能有效发扬中国文明的精魂──天子崇拜，被蒙古征服后一蹶不振、日趋没落了。而日本虽是“岛夷”却因此较少“历史因素”的沉淀与腐败，故能以其“独特的天皇制”吸纳并发展中国文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这里我们是否能反窥中国自己的世界命运呢？

所以日本人侵略中国有三个原因：

1、与西方争夺殖民地盘；

2、模仿蒙古、满洲入主中国；

3、“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以中国正统自居。

当出现日军进入南京城举行升国旗仪式的场面时，日本观众全场一片掌声，这说明现在的日本人仍然像战前和战时一样，不把中国当作外国。例如日本人称呼日本本土为“内地”，而称呼台湾、朝鲜、中国为“外地”，而不是外国。

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和日本之间长期历史纷争的最后解决，只有一条道路可走。那就是中日一体化。

日本侵华是日本领导下的中日一体化的巨大尝试，但是以失败告终。于是，历史不得不移向钟摆的另一个方向，那就是中国领导下的中日一体化。这需要一些时间，直到中国具有了领导日本的能力。那时日本自然会臣服的，就像今天他们臣服于美国一样。

这是消除中日之间一百多年来的紧张、对立、摩擦、战争的唯一方式，也就是“汉唐模式”。日本人可以放心，汉唐根本不需要侵略日本、占领日本。只有蒙古和美国才需要这么做。

附录

旅日中国导演靖国神社影片引争议

 

美国之音记者小玉／一位旅日中国电影导演的新作《靖国神社》即将在日本公开放映。影片导演李缨强调纪录片的宗旨是希望人们从全新角度走进靖国神社，理性认识历史，而不是有人指责的“反日”宣传。日本历史学家指出，靖国神社的争议反映日本社会至今在历史认识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接受记者专访的李缨说，1989年来日以后在日常生活感受到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激起他创作冲动的是1997年他参加的一次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他说：“这是以否认南京大屠杀为目的的研讨会，会上放映了当年日军拍摄的一部题为《南京》的记录片。当出现日军进入南京城举行升国旗仪式的场面时，全场一片掌声，这给我很大的刺激。”

*多层面含义*

日本老兵参拜靖国神社 

李缨用“超出想象”描述他当时的心情。他认识到这不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学术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他开始考虑把日本历次战争阵亡者作为“英灵”祭祀的靖国神社作为切入点，追寻其中多层面的含义。

经历10个春秋，李缨完成了纪录片《靖国神社》的制作。他希望这部影片让日本人、中国人以及世界以全新角度走进靖国神社，理性看待历史。

影片把焦距对准8月15日战败日，没有一句解说词，而只用镜头展示过去10年靖国神社的种种画面：一位老者长年累月精心制作“靖国刀；当年老兵重新穿上军装手举军旗参拜靖国神社；一名反对首相参拜的日本大学生在靖国神社遭人殴打，人们叫喊“中国人滚出去”；台湾原住民要求靖国神社归还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被拉上战场的祖先灵位。

《靖国神社》纪录片曾经先后正式应邀参加了2007年釜山国际电影节和200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4月起将在东京和大阪公开放映。

*日议员批影片“反日”*

影片引起日本社会关注。星期三在东京专门为日本国会议员举行了一场试映会。日本朝日新闻报导，日本自民党众议院议员稻田朋美以及其出任会长的“传统与创造之会”以该片内容“反日”为由通过文化厅提出举行试映会要求。稻田议员认为“纪录片缺乏客观性”。

李缨不认为纪录片“反日”。他说，《靖国神社》纪录片是写给日本的一份“情书”：“在靖国神社拍摄到的故事是日本社会的病症，是战争后遗症，这会影响到日本社会的健康。”他认为仅仅对靖国神社提出疑问就被指责是反日，这种说法难以成立。

靖国神社初建于1869年，取名为东京招魂社，10年后的1879改名为靖国神社，主要是祭祀历次战争的阵亡者。中韩等亚洲国家以靖国神社祭祀二战甲级战犯为由，反对日本首相参拜。这一问题曾经导致日中日韩关系冷却。

*两种观点*

日本琦玉大学副教授近代史学家一濑俊也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靖国神社的争议是日本历史认识至今尚未得出结论的反映：“战后60余年日本社会对于那场战争仍然没有统一看法。主要观点有两种，一是承认那是一场侵略战争，日本为了自身利益，采取侵略手段获得利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那是一场自卫战争，当时由于受到美英的经济封锁，日本为了自卫不得不发动战争。”一濑副教授说，8月15日的靖国神社处于一种“异常”的氛围中，但是不应以为那是日本社会的缩影，代表整个日本社会。

纪录片《靖国神社》预定在日本、中国以及韩国等国相继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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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第三中国的首都应在嵩山周围

（一）

第一中国（中华民国）的首都过去在北京、南京、重庆，现在位于台北。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从1949年到现在一直在北京。

那么，未来的第三中国（全称就是“中国”）的首都应该在哪里呢？

四十年来，我经过种种考察，认为最好是在洛阳附近的一个新城。其理由是多方面的，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

例如登封的“天地之中”就可以考虑。

在伊洛之间，与嵩山环抱。故《史记》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

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地处河南省登封市西北面，是五岳中的中岳。所谓“嵩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诗经·大雅·嵩高》）我1979年去那里考察，觉得不错。1982年，嵩山以河南嵩山风景名胜区的名义，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2004年2月13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学部评选为“世界地质公园”。2007年5月8日，登封市嵩山少林景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总面积450平方公里，东依省会郑州，西临古都洛阳，北临黄河，南靠颍水。由太室山和少室山组成，最高峰（峻极峰）1491.7米。东西绵延约60余千米。古名为外方、嵩高、崇高。五代后称中岳嵩山，与泰山、华山、恒山、衡山共称五岳。

嵩山古称外方山、太室山，夏、商之际，已称嵩山为中岳。《史记》记载：“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唐武后公元695年封禅嵩山时，改中岳为神岳。自北宋以下，俱称中岳嵩山至今。嵩山属伏牛山系，主脉在登封境内，连绵六十多公里，中为峻极峰，东为太室山，西为少室山，嵩山是其总名。古人以太室为嵩山主山，太室少有奇峰，东西起伏如眠龙，故有“华山如立，中岳如卧”的说法。嵩山由太室，少室两山组成。“少室如凤舞，太室如龙眠”，形象地道出了嵩山的雄姿。

在嵩山附近建都，将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盛事。

（二）

有研究指出，中国传说中的第一王朝夏，其中心就在伊洛和汾浍河流域。

据说1959年夏，徐旭生等人曾赴豫西等地区作“夏墟”实地考察，这种探索的心理学成分大于考古学成分，因为司马迁《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居（君），皆在河洛之间”的说法，已经指明了方向。

河南登封告成镇汉代名为阳城。在阳城内，曾发现有战国时期印有“阳城仓器”四字的陶豆，印有“阳城”二字的陶量和印有“仓器”二字的陶片30余片。这就从文献和考古实物资料两方面为告成自古以来即为“禹居阳城”的地望，提供了实物旁证。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平原之东部，偃师县西南9公里的二里头村南，北面紧邻洛河（洛河改道以前，遗址原在洛河之北），隔河与古城村南北相望。遗址南面距伊河5公里，东面是较低的平地。遗址所在地势平坦而高亢，面积东西约有2.5公里，南北约有1.5公里。在洛阳平原的南面，有高耸的嵩山，北面有绵亘数十里的邙山。遗址披山带水，东阻成皋，西挡崤函，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形势险要。古人有云：“建都设邦，皆冯（凭）险阻。”

《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在广川之上。”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今属洛阳市管辖下的一个县级市）两者兼而有之，得天独厚，形胜甲天下。

（三）

首都的意义主要是心理学上的，而非经济学上的。

葛剑雄《与其迁都，不如适当分散首都的功能》一文指出，在现代化条件下考虑首都的合适位置，不同于传统的“天下之中”。北京尽管不处于地理上的中心，但通过发达的交通运输和信息传输手段，距离的远近已影响不大。何况全国的资源、人口、城市、产业等基本要素的分布，也是严重不均衡的，自然形成的中心或重心与地理中心或重心并不一致。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北京也是优劣兼具，至少不比“长江中下游华东某中小城市”差。 

他还主张，在体制改革、精简事权的同时，不妨适当分散首都的功能，将有些本来应该在首都举行的会议和活动分散到地方上举行，本来应该设立在首都的机构或设施建在合适的外地。如现在的全运会轮流在各省市开，既减轻的北京的压力，也促进了各地体育设施的建设和体育的发展。这类活动还应再增加。

显然，他主要是从经济学着眼来探讨建都问题的。

但是，他也没有忽略心理学问题，例如他曾建议将拟议中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落户山东孔孟故里）建成“文化副都”，行使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

而在根本上，他也知道第三中国需要一个新首都，所以他的结论是：

数十年后中国国力强盛时，“再为一个比较小规模的首都选择最合适的地点”。

我同意他的看法，并认为这个“比较小规模的首都”应该坐落在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共同发祥地嵩山周围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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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外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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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能够摆脱埃及的命运吗？

在《罗马帝国的埃及化与西方世界的中国化》一文中谢选骏曾经写道：

（一）罗马帝国的埃及化

2012年9月3日劳工节，参观纽约“九一一纪念遗址”（9/11 MEMORIIAL）。

感觉以下几点：

1、美国社会还有强烈的历史感，所以它保留这道历史的伤口，警示后人，这肯定是美国的重要精神财富之一。一个没有历史感的社会，是只能做埃及人而做不了罗马人的。而当代中国就是一个极其缺乏历史感的社会，所以它掩盖各种历史伤口，甚至“修旧如新”、伪造历史、磨灭历史的记忆。未来中国如果不能对此作出根本改变，就只能在全球政府、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仅仅充当建筑材料和模型示范，而不是充当领导者。

2、2001年发生的“九一一恐怖袭击”肯定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之一。从那以后，美国变得封闭了，安全保卫工作剧增，社会效率急剧下降，生产成本上升，经济发展受挫。最重要的是，社会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了，防范措施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美国社会陷入了被动状态，一天到晚等着别人来袭击。

3、美国要扭转上述被动状态，唯有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社会所奉行的多党民主制是当今世界上统治基础最大的，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统治基础呢？还有比这个多党民主制统治基础更大的政治模式吗？我想还是有的：那就是通过一次转型，从主权国家向世界国家的转型，这不限于美国，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可能的，但美国的条件显然比较好一点。所谓“从主权国家向世界国家的转型”，也不是前无古人的事物，在历史上的文明扩张过程中其实比比皆是的，那就是类似于倭马亚帝国向阿拔斯帝国的转型，类似于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型，类似于秦朝向汉朝的转型。

倭马亚帝国向阿拔斯帝国的转型，把国家从阿拉伯人的变成了伊斯兰教徒的；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型，把国家从罗马土著人的变成了各国精英人物的；秦朝向汉朝的转型，把国家从秦国人的变成了天下人的；而美国的转型将把国家从美国公民的变成世界各国精英的：其途径就是允许世界各国精英的就地归化为美国公民，而不必到美国来、经过层层极为繁琐的手续排队成为美国公民。也就是说，“改革美国移民观念”可以帮助美国从主权国家向世界国家转型，其关键就是不再把移民从其它各国吸引过来，而是把自己的统治网络伸张到全世界的原住民里去，就像罗马人向全世界授予罗马公民权那样：那就需要用“汉朝式的各国同等、罗马帝国式的精英路线”，取代“秦朝式的本国优先、罗马共和国式的平民路线”。

4、在美国的两大党（共和党与民主党）中，一般认为共和党是比较保守的，民主党是比较开放的，但实际上，能够领导美国走向世界国家的，恰好是民主党。共和党的“大社会小政府”当然是好，但实际上却是把美国束缚在传统的主权国家的框架以内。束缚在传统的主权国家未必不好，但结果却是被动挨打、日益萎缩，无法向前走入世界国家。

5、“美利坚共和党合众国”与“美利坚民主党帝国”：这就是美国未来的方向选择。萎缩的“合众国”只有被人吃掉，而扩张的“帝国”才能吃掉别人。“美利坚帝国”的出现，就是“西方世界的中国化”；这非常类似历史上出现过的“罗马帝国的埃及化”。

那么，什么是“罗马帝国的埃及化”呢？

请看一则读书笔记。

《罗马帝国的埃及化》

公元前30年，屋大维在击败其劲敌马克·安东尼，废除其情妇——克娄巴特拉七世埃及女王之位后，吞并了托勒密埃及，并将其纳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作为罗马行省的埃及包括了除西奈半岛之外现今埃及的大部。埃及行省西邻克雷塔和昔兰尼加行省，东接犹太行省（后为阿拉伯行省）。埃及行省是罗马帝国主要的谷物生产地。

埃及行省的第一任总督为科尼利厄斯·加卢斯，他使用军队控制了上埃及，并在南部地区建立了一个受保护国——该地区曾经为托勒密家族所统治，后被遗弃。第二任总督埃利乌斯·加卢斯曾经组织远征军试图征服后为阿拉伯行省的地区以及“福地阿拉伯”（现今的也门），但是中途受挫；原属埃及的红海沿岸则直到克劳狄一世时期才纳入罗马治下。第三任总督盖乌斯·佩特戎尼乌斯在其任期内疏通了荒废的灌溉渠，带动了埃及农业的复苏。

从尼禄统治时期开始，埃及享受了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繁荣。不过此时也爆发了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宗教冲突，这一情况在亚历山大港城特别严重——至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攻破之后，亚历山大港便成为了犹太世界的宗教和文化中心。图拉真统治时期，埃及爆发了犹太人的起义。这场起义导致了罗马对亚历山大港的犹太人的镇压，其利益也被剥夺殆尽。不过不久之后，该处的犹太人由回复了往日的生机。哈德良在其统治时期曾两次巡视埃及，并建立了安提诺波利斯城，以纪念其溺水身亡的爱人安提诺乌斯。从其统治时期开始，埃及各地都兴起了营建希腊罗马式建筑的热潮。

安敦宁·毕尤统治时期的横征暴敛引发了公元139年的埃及起义。该起义由一个名叫伊西铎鲁斯的人领导，经过数年的抗争，最终被镇压下去。这次席卷埃及乡间的战火严重削弱了埃及的经济，标志着埃及经济衰落的开始。阿维迪乌斯·卡修斯——战争期间的罗马军队指挥官——于公元175年自立为皇帝，并得到了驻叙利亚和埃及军队的承认。后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废黜了并杀死了卡修斯，帝国才得以恢复秩序。类似的篡位事件还发生于公元193年，其时佩蒂纳克斯去世，佩斯坎尼乌斯·奈泽尔篡位称帝。公元202年，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给与了亚历山大港及其他埃及城市自治地位。

刻有哈德良头像的埃及硬币，铸造于公元135年。硬币正面为斜躺着的拟人化的埃及形象，她手上握着传统的埃及乐器，背靠一筐谷物，在其脚边的廊柱上停靠着一只朱鹭。

卡拉卡拉在其治内给予了所有埃及人以及其他外省人罗马公民的地位，但此措施仅仅是为了收取更多的赋税，随着皇帝欲望的与日俱增，各地人民不堪忍受越来越重的赋税。

在公元三世纪，爆发了一系列的暴乱，既有军事暴动，也有城市公民的起义。公元250年，德基乌斯统治时期，埃及的基督教徒遭受迫害，但是基督教仍然继续在该地区传播。公元260年，埃及总督穆西乌斯·埃米利亚努斯支持了加利努斯家族篡位者——马克里亚努斯父子的称帝，后又于公元261年成为篡位者，但不久即被加利努斯家族击败。

季诺碧亚硬币，硬币背面为季诺碧亚头像，并刻有其头衔——“埃及女王，奥古斯塔”，头像刻画了季诺碧亚所戴的皇冠和波浪发式；硬币正面为朱诺立像，其左手持权杖，右手持圆盘花饰，腿边伏有一只孔雀，其左侧有一明星。

公元269年，巴尔米拉女王季诺碧亚征服埃及，使其脱离罗马统治，自称埃及之女王。她宣称埃及为其祖先居住之所，其家族渊源可追溯至克娄巴特拉七世。她接受了良好的埃及文化、宗教和语言教育，并谙熟于此。但是罗马皇帝奥勒良断绝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并于公元274年重新夺回了埃及；其后他又围困了巴尔米拉长达四个月，但是无功而返。

后来，又有两位罗马皇帝——普罗布斯和多米迪乌斯·多米狄安乌斯相继崛起于埃及，他们均通过成功地发动叛乱最终夺取帝位。公元298年，戴克里先从多米迪乌斯手中夺回亚历山大港，继而获取了整个埃及行省。他于公元303年颁布的反基督教法令又开启了一个宗教迫害时代。这是针对在埃及地区稳定发展中的基督教的最后一次较为严重的迫害。

当罗马人取代托勒密家族对埃及实行统治之后，他们对当地的政府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在最初阶段，罗马对埃及的征服巩固了希腊人和希腊文化的地位。托勒密家族希腊化统治时期的部分政府机构得到了保留，但其他部分则进行了调整，某些机构的名称虽未改变，但其职能和职权均发生了变动。罗马人对埃及行政机构的变革旨在使其成为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并能够收取尽可能多的赋税。埃及行省总督的职责包括了：指挥罗马军团和步兵大队，保证该地区的军事安全；负责该地区的财政和赋税；负责司法审判。

罗马在最初四个世纪里对埃及进行的改革为其在之后两百五十年中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其所付出的代价则是政府机构日趋僵化、对地区的控制日趋高压。处于行政目的，埃及行省被细分为数个更小的省份，每个省份均派驻了民事和军事官员。至公元六世纪中期，东罗马帝国皇帝意识到该政策已不可行，遂将民事和军事管辖权统合于军事官员一身，以抗衡教会的权力。所有的地方自治权均被取消。军人阶级在埃及社会中日益显赫，其权利和影响力已经渗透至城镇和乡村的日常生活中。

据《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记载，公元一世纪时，罗马与印度之间贸易的起点即为埃及。自托勒密统治时期起，帝国政府赖以存在的财源就未发生过重大改变，但是新发展起来的更加复杂和精密的税收系统则成为了罗马帝国统治的标志。货币税和实物税都与土地挂钩，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以货币缴付的蝇头小税，以及贸易税等等。巨量的埃及谷物则被装船顺尼罗河而下，运至亚历山大港，其中一部分喂养了城市中的人口，其余的大部分则出口至罗马。尽管纳税人时常抱怨收税人的压迫和勒索行为，但是当时官方的税率并未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事实上，罗马政府积极鼓励土地的私有化和私人手工业、商业和贸易的繁荣，而低税率则会受到私人业主的欢迎。穷人则靠作为国有土地、皇帝所有产业或富人的私有土地的佃户营生，相对而言，他们负担了重得多的租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租税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总而言之，甚至在乡村一级，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和复杂程度都在与日俱增。以硬币为媒介，货物得以大规模的流通。在城镇和较大的农村，随着大型谷物产地的开发，较高层次的工业和商业活动也被激活。埃及的国内和国外贸易总量，在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间达到峰值。但是在三世纪末，严重的问题开始浮现。帝国发行硬币成色的多次降低损害了货币的信用，而政府征收的名目越来越繁多的实物税则使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地方政府越来越疏失、顽固和无效率，至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一世统治时期，埃及已经迫切需要进行深入而有目的性的改革了。

埃及行省最富裕的几个省均配置了少量的军事力量。而保证埃及谷物出口的顺畅，对于罗马城及其市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罗马在埃及驻扎了三个军团（后缩减为两个）——每个军团六千人——的兵力，此外还有数个步兵大队的后备力量，以保证埃及内部局势的稳定。在罗马统治埃及的第一个十年中，奥古斯都胸怀帝国主义的勃勃野心，试图扩大埃及行省的南部和东部疆域。早期驻扎在埃及的军队大部分来源于已经瓦解的托勒密王朝，由希腊马其顿人和当地埃及人构成。此后，逐渐地，罗马人成为了驻军的主要成分。

（二）中国在西方化，世界也在中国化

俄罗斯《新闻时报》2009年10月曾经刊登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雅科夫·别尔格尔的一篇文章，题为《新的领导者》，副题《世界准备好迎接中国挑战了吗？》，大意是：“中国不会西方化，而世界将会中国化”。这当然是片面鼓噪，因为中国早就西方化了，马列主义政权在中国的建立，就是一种中国西方化的结果。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事情的真实一面：中国在西方化的同时，世界也在中国化；正如中国在苏化的同时，苏联也被中国联合西方搞垮了。

别尔格尔指出：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能够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完成两次全面变革。更何况，在世界数千年的历史中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

中国第一次极为深刻的变革是在六十多年前（1949年）发生的，它投靠苏联殖民主义。中国在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和全面统一的旗帜下努力建设一个奴隶制社会的新生活。

中国第二次变革是在三十年多前（1978年），中国开始了“投靠西方资本主义”的改革。主要方向是向世界开放，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允许多种生活方式并存。

世界舞台上正在出现一批新领袖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其中首先是中国。但是愿意追随美国的国家和人民会减少吗？北京在地缘政治、经济以及文明方面的作用会提高吗？

英国人马丁·雅克写了一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帝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雅克认为，当代中国正在重返儒学，中国不会西方化，而世界将会中国化。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上海将取代伦敦和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汉语将与英语竞争。儒学将在世界盛行。但这种预测与现实相差太远，因为现在的是加上已经没有一种“中国文明”存在了；有的只是一个统一的全球文明。

如果把欧亚大陆比作一块三明治，那么俄国就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那块夹心。俄国人看中国与欧洲，肯定有其特殊性，因此我们不能相信俄国人的论断。但是俄国人提出的问题却也因为它们的特殊处境而有了某种超前性：西方世界是否准备应对中国的挑战，并利用中国的经验造福人类，西方世界能否与中国一道建立平等、互利和有效的战略伙伴关系？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未来。

（三）小结

在我的思考中，现代中国在当今全球世界的处境，和古代埃及在地中海世界的处境颇为相似：都是既有古老的文字传统又是巨大的政治板块，以及相对众多的人口和生产能力却没有锐利的创造精神……

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实实在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可以帮助全球文明走上世界政府的统一道路，就像埃及帮助罗马共和国奏响了罗马帝国……不过这对中国自身是祸福却殊难料定。

2012年9月3日劳工节，参观纽约“九一一纪念遗址”（9/11 MEMORIIAL）。

还感觉以下几点：

6、当然，要走向“美利坚帝国”，似乎却需要解决一个“美国福利太好，人民变得懒惰”的问题。

2012年9月4日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艾伯史塔特（Nicholas Eberstadt）投书《华尔街日报》指出，五十年来美国福利支出恣意扩增，已完全扭转联邦政府的优先任务、结构与功能。直到1960年前，多数的联邦政府支出都用于有限的公共服务、基础建设投资与抵御内外敌人。福利支出占1960年联邦政府总支出的比率远低于三分之一，与1940年代相近。但接下来五十年，福利金占总联邦支出的比率激增，在2010年升抵三分之二。 

与贫穷或收入相关的福利支出，占美国政府2010年支出达6500亿元，在1960年至2010年间，经通膨调整后，该数字增加逾30倍，相当平均每年成长7%；与老年相关的福利支出则高达1万2000万元，同期间平均每年增幅逾5%。不过在六大福利支出领域中，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与医疗补助（Medicaid）计划的成长最为惊人。这两个福利项目在1960年代中期才推出，但至2010年每年合计耗资逾9000亿美元。

这个趋势反映美国人愈来愈依赖政府，以往自食其力、拒绝政府津贴补助的文化已逐渐褪去，反而建立起庞大的公共津贴制度，并将领取福利的生活方式常态化。艾伯史塔特指出，美国正走向象征性的临界点：逾半数美国家庭领取政府福利补助；领取福利金成为美国式生活的一部分。艾伯史塔特向执政者呼吁，应该明白美国民众对福利津贴的饥渴，已导致国家财政摇摇欲坠，联邦预算正产生最终难以承受的开支与公共债务水平。

7、凭借这样日益懒惰的人民，可以走向罗马和汉朝那样的世界国家吗？

美国财政部2012年9月4日公布，美国国债总额已达16万亿美元，创有史以来最高纪录，相当于每名美国人至少负债5万元。共和党将矛头直接对准奥巴马总统，抨击奥巴马没有信守将国债减半的承诺。仅仅自2011年11月以来，美国国债就增加了一万亿美元，目前逐渐逼近16万3940亿元的借贷上限。美国国债在欧巴马2009年就职时是10万6000亿元，但为了落实“振兴经济计划”，债额急遽攀升，使欧巴马食言而肥、拒绝履行在2012年底前将国债减半的承诺。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总统候选人罗穆尼（Mitt Romney）发布一分钟长的录像带，强调欧巴马在首任任期结束时将国债减半的承诺。众议院议长贝纳（John Boehner）表示，这个消息再度令人伤感的提醒欧巴马违背削减支出承诺。贝纳在声明中说，“总统没有透过两党合作履行承诺，反而透过振兴措施毫无节制的助长支出，使得国债高达16兆元，平均每名美国男子、女子和小孩负债5万元。”

据财政部数据，国债总额于8月31日升破16万亿美元，较之30日，一天就增加250亿元。而中国身为美国最大债主，在过去一年正不断减持美国国债，总额已下滑至1万1600亿元。维吉尼亚州非营利机构Concord Coalition政策主任高登（Josh Gordon）指出，“中国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但绝大多数的国债是由美国自己持有。”据统计，目前包括美国政府、美国投资人与未来的退休族等，透过社安金信托基金与退休基金持有约三分之二的美国国债。其中一般投资人持有近一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共同基金、保险公司与各级地方政府则持有近两万亿美元国债。

目前联邦政府每月的预算赤字约为1000亿元，财政部长盖纳（Timothy Geithner）曾估计，国债总额将于12月中触及既定的借贷上限，届时财政部不能再举债支应额外开销，将被迫采取数紧急措施避免美国政府违约债务。2011年国会两党对提高国债上限僵持不下，促使信评机构史坦普破天荒调降美国国债信评，从AAA降至AA+。美国国债的总额曾于2010年6月与12月，分别攀至13万亿元与14万亿元的高点。

其实历史的研究已经表明：庞大的公共津贴制度、领取福利的生活方式的常态化，才是罗马帝国的基础，也是帝国能够取代共和国的真正秘密所在。因为，纳税人才能支配政府，而领取福利的人们势必要听命那个发放公共津贴的政府，甚至出让自己的政治权利。如果领取福利的人民超过了选民人数的一半，那么民选出来的政府显然只能是扩大福利的而不是削减福利的。

那么，如何解答艾伯史塔特这种典型的“共和国的战栗、共和党人的恐惧”呢？

我认为，美国想要平衡预算等于是要“开历史的倒车”，已经不太可能成功。因为那意味着要取消公共津贴制度、迫使领取福利的人勒紧裤腰带。这对任何一个民选政府，都是一个政治上的自杀。于是美国除了继续扩大发放公共津贴以外，无路可走。

而继续扩大发放公共津贴，就会继续债台高筑，日益高筑的债台，只能把美国的力量引向全世界“觅食”，寻求债主。债多不愁。欠债越多越光荣。因为这就会加速全球政府、世界秩序的出现。

……

尽管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很像古代埃及和罗马帝国的关系，不过中国和埃及还是具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中国虽然比埃及大得多，但在性格上却比埃及要更有弹性，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性格差异造成的。

这个差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里有过一段精彩的描写，值得注意：

中国文化的原始象征是“道”。与埃及人以一种无可挽回的必然性踏上通往预定的人生终点之路相反，中国人是“徜徉于他的世界”；“因此，他走向他的神或他的先祖的墓地，不是通过石头构筑的、两边是毫无差错的平整的石墙的沟壕，而是通过友善亲切的自然本身。”世上没有哪种文化像中国文化那样将景观变成如此真实的建筑题材：在那里，墓地不是自足的建筑，而是一种布局；在那里，山、水、树、花、石，全都具有确定的形式和布置，与门、墙、桥和房屋同样的重要。“这是唯一的将园林艺术视作一种伟大的宗教艺术的文化”。然而，还有另一种文化，虽则在最基本的方面与埃及文化全然不同，可其中也有一种紧密关联的原始象征。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及其具有强烈的方向原则的“道”。但是，与埃及人以一种无可挽回的必然性踏上通往预定的人生终点之路相反，中国人是徜徉（wanders）于他的世界；因此，他走向他的神或他的先祖的墓地，不是通过石头构筑的、两边是毫无差错的平整的石墙的沟壕，而是通过友善亲切的自然本身。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像中国人这样让景观变成如此真实的建筑题材。“在这里，在宗教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所有建筑物所共有的伟大的合规律性和统一性，这种合规律性和统一性与严格保持一条南北向总轴的原则相结合，使入口的建筑、旁侧的建筑、正堂和大厅在同一的同源设计中始终结合在一起，并最终导向了一种宏伟的设计，一种对地面与空间的绝妙支配，以致人们完全有理由说艺术家们是在用景观本身进行建造和思考。”墓地不是一个自足的建筑，而是一种布局（lay-out），在那里，山、水、树、花、石，全都具有确定的形式和布置，与门、墙、桥和房屋同样的重要。这是唯一的将园林艺术视作一种伟大的宗教艺术的文化。在那里，花园是特殊的佛教教派的反映。能够说明建筑物的营造术及其平展的广延的，就是景观的营造术，且只是景观的营造术，其重点在于强调屋顶实际上就是表现性的要素。如同在建筑中要穿过门户、越过小桥、走过环绕山丘和院墙的曲径，最终才通向终点一样，绘画也会把观者从一个细部引到另一个细部；相反地，埃及的浮雕则支配性地把观者的目光集中在一个设定的方向上。“整个画面不会被一览而尽。时间的连续以空间要素的连续为前提，眼睛通过这些要素游走于其间。”埃及人的建筑是统摄着景观，相反，中国人的建筑是借景。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深度的方向都是将空间的生成当作一种持续在场的体验维持着。

……

斯宾格勒认为，和埃及人相比，中国人更加接近自然。

确实，中国人似乎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性格，凡事都不究根问底，得过且过。以至于被满洲人统治了两百多年，很多人居然都不知道“皇帝”是个杀人如麻的外国人。

这种状态至今没有改观，这对中国的未来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

中国能够摆脱埃及的命运吗？

（另起一页）

第二节

不可预测的中国将再创历史的辉煌

 

专制的中国是高度可预测的，而更加开放、民主的中国，却可能在国内政策和国际关系方面，造成新的不稳。

——赫尔（David Hale）

 

中美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爱恨交织。美国网络政论刊物《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2011年6月21日发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及国际事务教授弗里伯格（Aaron Friedberg）的文章说，中美两国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展开了实力和影响力之争。

弗里伯格指出：公元前5世纪，希腊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揭示那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雅典实力增长，斯巴达觉得受到威胁”。由此看来，今天的中美关系，实际上是竞争性的。这种竞争不仅源自误解和错误的政策，更深受国际形势变化，以及各自政治制度巨大差异的影响。北京当前统治者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东亚、亚洲以致全世界的超级强权。但中国领导人吸取了历史教训——过渡彰显崛起的力量，会激起怨愤和对抗。因此北京并不直接征服或控制周边国家，而是寻求某种地区霸权。

弗里伯格认为，中美虽然没有公开冲突，但美国是自由民主体制，中国是专制统治。除了一些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边关系。美国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不是战略原因，对中国怀疑、抱有敌意。意识形态是妨碍双边合作的障碍，导致相互敌视、不信任的根源。中国今天的领导层及其家庭，在中国社会享有特权、机会和政治资源。中共几十年的统治如果很快结束，结局对他们不仅痛苦，甚至可能致命。但中共继续统治的动机，也不仅是为自身利益。中国领导层对党过去三十年来的成就具有信心，深信中共今后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在领导层和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民眼中，这些成就给了中共的统治独一无二的道德权威和合法性。从长远看，中国毫无疑问将成为稳定、和平的民主国家，但走向民主之路将崎岖不平。包容政治异见，允许政治辩论，很可能使中国领导人受新思维或民粹影响，导致其外交政策不稳定。

正如经济学家赫尔（David Hale）指出：“专制的中国是高度可预测的，而更加开放、民主的中国，却可能在国内政策和国际关系方面，造成新的不稳定。”当然，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仍然会寻求地区领导角色，但在追求国家利益时，可能不会那么咄咄逼人，不会太担心自己内部不稳，不会威胁周边的民主制邻国。美国军事策划者也不必担心，有一天中国会闪击西太平洋的美军和基地。在中国自由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是最致命、最具侵略性的，很可能对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弗里伯格所担心的，正是我们欢迎的。

弗里伯格、基辛格之类的“国际友人”有充分的利益去支持专制的中国，但我们没有理由这么做。希望中国复兴的人们，希望中国不可限量，并因不可限量而变得无法预测。

耶稣基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马太福音》第八章20节）上帝之子不仅以宇宙为家，而且以不可预测的天意为最好的归宿。 

对于凡人来说，“今天晚上不知在哪里过夜，这样的日子才有挑战性。”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正如谢选骏1989年3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讲演中曾经说到的那样：“他们以超然镇定，一一干完他们最勇敢的先行者不敢尝试的冒险、他们最富想象的先知者不曾设计的事业……”（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2011/06/888919881989_04.html） 

当王国时代的高贵精神在我们身上流还，贵人的命运而不是亡国奴的命运，就会降临中国。当鲜血淋漓的跋涉，终于开辟了宪政时代的精神田园，中国才能走向世界，赢得世界的尊敬。

那一天，将有一个民族横越沙漠和海洋，高唱颂歌，迎接生命与死亡。他们像蚁群涌过火堆，欣然无畏，穿越民族的壁垒。一直禁锢他们强大精力的重重枷锁，终于被无情地粉碎。阻遏他们伸张正义的内忧外患，各个击破。

在这热血沸腾、兴奋不眠的历史时刻，人们被辽阔壮观的视野陶醉了。这个民族因而忘却了死亡、忘却了痛苦、忘却了罪恶、忘却了一切令人胆战心惊的东西：不是通过传统宗教的涤罪作用，而是通过新型哲学的饮酒功能。 

他们的歌声，仿佛临终的安魂曲；他们的步伐，犹如自信的梦游者。他们以超然镇定，一一干完他们最勇敢的先行者不敢尝试的冒险、他们最富想象的先知者不曾设计的事业……

走出沙漠、越过大洋的民族，你们比摩西麾下的以色列人更艰辛！因为你们不是十二个部落，而是十二亿人！你们不是混沌初开的原始民族，而是腐败透顶的费拉民族；你们面对的不是没落的埃及法老，而是现代化地球的疯狂痉挛！

坚忍的民族！你们的苦难终于有了报偿。在渡过沙漠的旅程中，你们锤炼了自己的品质、提升了自己的品位、重塑了自己的品行、明确了自己的品性！那两百年间“死亡线上的挣扎抽疯”（一八四〇──二〇四〇年），所炼成的盖世三品，比我们祖先的五千年传统，具有决不逊色的内力。

是沙漠的艰辛，激起我们克服沙漠的勇气。是沙漠的绝境，逼使我们开辟绿洲的运动！我们知道，一切成功的“反抗侵略”的活动，必定导出“反侵略”的结果。秦人是这样反抗关东各国的；俄国人是这样反抗蒙古人的；日本人是这样反抗朝鲜人的；日耳曼人是这样反抗罗马人的；罗马人是这样反抗迦太基人和希腊人的；希腊人是这样反抗波斯人的；甚至侵略成性、黩武为业的亚述帝国，也出于对巴比伦人数百年压力的总反击！

我们知道，现代世界各种族──各国家──各民族──各阶级的佼佼者们，梦寐以求的事业，只能由最善于承受艰辛的人们去完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时刻，已经不远。不过，这并非“国际主义”促成，而是由秦人、罗马人这样的“被压迫民族”来实现，这，就是历史的报应。“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易经·泰卦》）──信矣哉！欧洲古典文明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就是“罗马公民”，现代文明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将由谁来主导？

被压迫的民族啊，你们在绝望的沙漠中熬炼出来的结晶，不会白费。对沙漠的反应和回忆，是你们持久的激励。让我为你们衷心祝福！让我们为你们的行为扩张，辟开思想的角度！我们是为你们，而活着的。

那一天，将会有新的《雅》《颂》，从中国的大陆深部流出，文明的废墟，变成文化的绿洲。那一天，新的民族将说着新的语言。他们饶舌，仿佛在操练一种战略。人们也许知道他从哪里来，却不知晓他向哪里去──他对世界的关怀，并不能使人们宽慰；因为他所开启的一切，过于巨大，以致托出无限的未知。

这基于某种宗教吗？或者，仅仅基于某种纯朴的感情。它是世界政治的陈旧总谱？或者，是某个民族的新兴意志。但无论如何，它不再是黄河流域几个小小部族的娱悦品，它的范围，也不再限于汉字文化圈──它不仅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繁殖，还会改变地球的气候，过度的工业化也许缓和。它不像文中子的“雅颂摹本”那样湮灭无闻，消失在历史的湍流中；因为它不是临摹，不是发自个人的怀古幽情。它不是文字的工夫，甚至不是深厚的教养；而是某种原始的吼叫，一种孩提般的喧闹：仿佛一轮朝日，突然耀眼四方，仿佛雪巅崩溃时的隆隆巨响。

“教育”的压迫、“风度”的榨取、“学识”的奴役、“修养”的阻碍──都不足抵挡他的前进。他刺破历史的青天，舔舐清纯的眼泪，掠过稠密的鲜血。透明的精力、空灵的魔术，为他伴舞。新的光合过程将产生新的种族、新的文明！

新的《国风》和新的《雅颂》一同兴起──作为世界喜剧的开场白。它的《前言》说：“历史其实是喜剧。至于悲剧，只是喜剧的间隙。所以，视悲剧为恶兆的成见，将被歼灭。”新的《国风》是新民族破土而出的爆裂声。所以，它来自悲剧，但不固执于悲剧。

中国民族的天良、中国文化的冲动，呼吁我们：为结束近代中国的苦难、耻辱，一定要以新的体验，去开辟新的道路！为了不让重大的牺牲付诸东流，或者仅仅是为了“回报的必要性”，也必须这样做！这样，大地在我们脚下，正展开多么新奇而辉煌的远景──让我们为了它，而忍受眼下的坎坷！让我们从悲剧的优美中，获得本体的安慰！

（援引自《谢选骏全集·8889论集》：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2011/06/888919881989_04.html）

而这一天的到来，则需要一个更加开放、民主的中国。专制的中国是高度可预测的，而更加开放、民主的中国，才是不可限量因而无法预测的。唯有不可限量、因而无法预测的中国，才能再创历史的辉煌。

这样的中国，不仅将超越历史上的中国，而且能突破现代文明的限制，实现一个“历史的综合”。

 

 

2011年6月23日

（另起一页）

第三节

谢遐龄“三文明模型”之得失

——兼论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

“三文明模型”是谢遐龄提出的一个理论模型，用以观察解释现代中国，并据此可以制定相应的社会对策。

所谓“三文明模型”，是指“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汇入中国传统（文明）。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

下面一一述及。

（一）

在《“三文明模型”视角下看现代中国》一文中，谢遐龄指出：

“古今中西”这一惯用的“两文明模型”有缺陷，因而提出中华文明是三种文明汇合而成的“三文明模型”，即西方新教自由主义和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汇入中国传统。运用该模型，他从社会结构、人格性、中国传统三个角度，对比联系三大文明在这三个方面的作用，不仅让听众看到了当下中国如政党、法律等实际问题的文化渊源，同时也追溯到其思想源头即无执和坚执，谢遐龄认为这是“伦理社会、理性社会，还有人格性问题的根据”。在解读的过程中，他始终强调法哲学与结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性。

面对三个文明冲突激烈的现状，谢遐龄依然坚持“中华文明未来发展道路就是三个文明相互磨合的过程中来寻找”，而融合更是一种挑战，需要哲学反思，同时也需要心存敬畏。

互为异质文明的苏俄文明、西方文明、中国传统文明构成“三文明模型”：

谢遐龄认为，人们普遍采用的“古今中西”模型是不全面的，忽视了近代汇入的一个大支流即苏俄文明。人们或者将其归入西方文明；或者视而不见；也有将其划归中国传统的。

他以汤因比的方案为启发依据，认为苏俄东正教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两种文明类型。虽然他认为新教和天主教也应加以区别，施于中国的西方文明影响多半属于日尔曼民族，是新教国家；而拉丁民族大体是天主教国家。“一个是从现实的感悟，还有一个就是根据汤因比的文明划分”，由此，谢遐龄向听众们提出了自己的新文明观“三文明模型”即包括西方新教自由主义、中国传统、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

对比之下，苏俄文明与中国传统似乎较易融合。

（二）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而本人谢选骏就属于隔膜者和质疑者。

谢选骏认为：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的质疑与隔膜，主要来自对于一个事实的思考：

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在其本土和绝大多数卫星国里，已经流产，在中国及其附庸国（朝鲜、越南）里也运转不灵，近乎名存实亡，何以与其它两文明（“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中国传统文明）相提并论？这是其一。

其二，当今西方文明除了“西方新教自由主义”，还有天主教集权主义传统（如墨索里尼、希特勒，都是天主教徒，拉丁国家的集权主义力量也较英美、北欧为强），在这种意义上，东正教国家也日益进入西方文明势力范围，最近有的乌克兰，较远的则有希腊。此外即使“各民族的大监狱”俄罗斯帝国，自从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也日渐西化，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源头也在德国甚至英国（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原产地）……

这样的观察之下，不免对“三文明模型”产生了质疑。至少是产生了隔膜。

在隔膜者和质疑者看来，“三文明模型”大可不必为了迁就中国目前的军事管制状态，而为“尊者”讳，而迫使笔杆子的思考，服从枪杆子的指挥。

更有甚者，还会认为所谓“三文明模型”，抬高了已死的或垂死的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来与“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相抗衡，其实是在为残存的共产党专政寻求合法性辩护，企图给他益寿延年……甚至，是在使用学术研究追认暴力征服，为军事管制中国进行涂脂抹粉。殊不可取也。

（三）

不过，对“三文明模型”的赞赏者，则反对隔膜者和质疑者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一理论有效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一枝独秀”的奇怪现象。因为无论如何，作为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在中国的党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明显的存在；对它无法视而不见，也不能存而不论。

这是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所提出的“事后聪明”。在我看来，这多少类似于“成王败寇”，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可以说是难以为继。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问题的另一方面，则可能看到一种不同于“事后聪明”的景观，那就会看到“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的选择题。

1、中国国民党何以一再败北

中国国民党一个“堂堂中国大党”，何以屡战屡败于一个“蕞尔台湾民进党”？

无他，主要因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汉人党”，在台湾错综复杂的族群状态下，中国国民党始终无法代表多数人利益。

2、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

中华民国一个“堂堂大国”，何以屡战屡败于一个“蕞尔日本”和“红色割据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无他，主要因为中华民国是一个“汉人国家”，成立伊始就遭到蒙古、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叛离，在分裂状态下，抵御不了统一外扩的日本和共产国际的渗透。与中华民国相比，其前任满清的统治集团不是汉人，故能组成满汉二元帝国；其后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来源也不是汉人，而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故能蓄积庞大的能量。

3、满洲以及辽金元诸朝的二元帝国

满汉二元帝国不是满洲人的发明，而是袭自北魏、辽、金、元等“畜牧——农耕”二元帝国。他们统治汉人用的是儒家法家甚至道家，但其权力结构却得利于萨满教的原始和军事统治的残暴。这一组合虽然不同于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却可以进行历史研究比较。

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元性质

如果从上述角度观察，“三文明模型”用来分析共产党中国（谢选骏在《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一书中称之为“现代北朝”）的社会，不无道理。

“三文明模型”，在我理解就是传统中国的“二元帝国”再加上一个西方文明。当然，现在的“传统中国”，不再是“满汉二元”，而是“苏俄华人二元”；他们不是八旗，而是“红二代”，也称为“黄俄”。如果黄俄们愿意西化，则“三文明模型”可以融合，如果黄俄们不愿西化，则“三文明模型”无从融合。

（四）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而本人谢选骏原属隔膜者和质疑者，现在如果通过上述的理解，则可以变为一个有条件的赞赏者了。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三文明模型”不仅解释了中国的现实（包括现代南朝台湾），也合乎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按照这一线索，也就指引了中国的未来。

（另起一页）

第四节

我看“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謝遐齡答謝選駿——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選駿：很高興你注意我提出的三文明模型、並給予評論。你對三文明模型的瞭解相當準確。不過我還須補充一點：這個模型的理論基礎是文明幹支論。當前的中國，看作中華文明，是一個綜合體。好比長江自源頭奔流入海，不斷有支流匯入，有榦流，有支流，到入海口完成了長江之整合。當前的中華文明好比入海口處的長江綜合體。三文明模型用於晚清以來的情況，當時的“江流”，匯入兩大支流——西方文明、蘇俄文明。此說並未否認此前有各種文明匯入，僅僅是不把它們放在硏究範圍之內。這個說法有個重要的地方——主張本土傳統是榦流。我說的磨合，是以本土傳統為主幹的磨合。

你講到的質疑者，我認為是未正面理解三文明說。質疑者顯然是受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也即受了蘇俄文明的影響，在史學硏究中首先從政治意義着眼。對於這樣一個試圖正確理解現實狀況的純學術性的理論方案，疑神疑鬼，上綱上線，往政治上扯。由此可見，論者認為三文明模型高估了蘇俄文明影響是不正確的，因為他們自己體現的正是蘇俄文明影響。

文明，是個整體性概念，其內涵包括精神實質、社會結構、政治經濟體制等方面。確實，要等某個文明之精神實質充分展現為結構與體制，我們這些硏究者才可能透徹瞭解。硏究總是事後發生。重要的是必須取實事求是態度，也即價值中立態度——不以一己好惡摻入分析過程。不同的人有各自立場是很正常的。每個人都有權利。我主張的是在硏究時要儘可能做到實事求是，搞清楚情況，找到脈絡、規律；至於硏究清楚之後採取什麼立場，各從其志，與硏究無關。過去的論戰，對方論點尚未弄懂就開始扣帽子、打棍子的作風，是源於東正教－列斯主義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遺存。 

基督教文明與東正教文明有個共同點，那就是自命代表真理、正義，其餘人類是異教徒。中共歷史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作風，正是從蘇俄傳入的。目前我國的論戰中，此種作風仍然盛行。儘管西方文明、蘇俄文明同樣傳入中國社會，但目前中國社會上述作風，並不來源於西方文明，而是直接來源於蘇俄文明。

中華文明從來沒有真理概念。中華文明核心思想是天道、仁義。天道常常改寫為天理。近代以來的思想演變之一是偷偷地以真理替換了天理。真理以邪惡為對立面；衍為排斥其他文明、力圖強迫其他文明改宗。天理則主張道並行不悖，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谢选骏：我看“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遐龄兄：

环顾中外，你的“三文明模型说”一枝独秀，一扫李鸿章等人以来“三千年来未遇之变局说”之迷雾，可以与我“第三期中国文明说”互相印证。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蒋廷黻之辈只能读懂“三千年来未遇之变局说”之夸大之词，不能理解“一千五百年的第二期中国文明”自南北朝以来之事实展现……

第一，从“三期中国文明说”去反思理解“三文明模型说”：

“中国传统文明”即为“第二期中国文明”，是魏晋开始酝酿的，在秦汉中国本土文明的基础上大力吸取佛教和西域文明的结果。最后到明清，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所以说，李鸿章之流不该说“三千年未有”，只该说“一千五百年未有”（五胡乱华以来未有）。而如果比照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威胁而言，则该说“旷古未有”，因为现代的科技文明确实是旷古未有的。

第二，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形成去分析理解“三文明模型”：

“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是全新的，它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也不过短短几百年。

“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则是半新的，这不仅因为东正教古老，比天主教包含了更多的东方元素，例如政教合一、尊崇帝王等等，而且因为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有比较东正教还要古老的传统，那就是自从西周的猃狁、战国的胡人、秦汉的匈奴、南北朝的鲜卑、隋唐的突厥、与宋明对峙的辽金元清的北方军事集团，所以；俄罗斯也号称“白色蒙古”。所谓俄罗斯人，就是鞑靼化（突厥、蒙古）的罗斯人，相比而言，没有遭到鞑靼混血的相对纯种的罗斯人，就是“白俄罗斯”人。但是最后兼并东欧北亚的，却是这个鞑靼集团。此外，这个鞑靼化的俄罗斯—苏联集团，还自彼得大帝以来就开始不断推行强制西方化，并以其二流的科技和武器蚕食中国甚至入主中国。在1950年代，还一度把中国大陆变成了它的卫星国。

第三，综合上述多种因素，显然，“三文明模型说”对于理解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第三期中国文明”，是很有帮助的。“三文明模型说”也是理解分析“第三期中国文明”当前阶段的重要指南。

第四，在清朝末年的中国，也有类似的三文明，那就是汉、满、西方（俄罗斯文明是满洲文明的继承人）。结果满洲的“萨满教文明”阻止中国学习西方，这就是所谓的“清末顽固派”的真相。

附释之一：

所谓“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基础上，吸取了基督教和欧洲文明之后产生的新文明，在近代中国所进行的吸收过程里，由于满清的阻碍，日本填补了真空，所以我把近代日本叫做“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驱”，例如现代汉语里的书面语言，基本上都是从日本“出口转内销的”。为什么说“满清的阻碍”，因为清末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这一反作用力，是明末时期所没有的。明末中国比清末中国，远为自由，可以自主吸取西方文明。）

附释之二：

“不同文明各行其道”，然后形成彼此的文明幹支，或曰然后彼此形成文明的幹支。视自己为幹流，视他者为支流。其实在“文明各行其道”中，形成了文明的交汇。

“不同文明各行其道”，才是实况，而独尊真理，只是理想。例如上述“三文明”本身，各自也是二元的乃至多元：

1、“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包含了天主教的底子，日耳曼人深受拉丁人的同化。

2、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来自鞑靼、西方的杂交。

3、中国传统（文明）是中华与佛教、中原与西域互动的产物。

不赞同这一点，就是“中国自由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区别所在了。“中国自由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独尊自由主义”的独断论。

附释之三：

“中华文明从来没有真理概念”，在我理解，就是尊重事实也就是尊重感官经验。

以真理替换了天理，也就是用理想去改造事实，这是“外生型文明”的特点之一。“真理”不仅为中国人拒绝，也被罗马人不解：判决耶稣死刑的彼比拉总督就质问耶稣真理为何？耶稣实际上告诉他“上帝之子就是真理”。这是神的启示，彼拉多这个高干理解不了。至于近代华人所说的“真理”，则能形同“教条”矣。

（另起一页）

第五节

僵尸经济与僵尸治国

（一）千年僵尸购买经济适用房

2009年8月31日，在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经经济适用房”的公开展示中，出现一名身份证号为“111111111111111111”的人。（8月29日《北京青年报》） 

人们于是惊呼：“房地产行业惊现鬼吹灯”。

这是因为，身份证号为“111111111111111111”的人，是在公元1111年11月11日这天出生的。他比活了八百岁的彭祖还要长寿，简单地说，就是一位“千年僵尸”。千年僵尸竟然在千年之后申请经济适用房，这一荒诞不经凸现了中国的社会已经出现一种可以叫做“僵尸经济”的现象。

面对记者采访，宣武区住房保障部门负责人道出缘由：这位申请人因特殊原因，无身份证号，在请示市住房保障部门、经审批同意后，把“111111111111111111”作为其身份证代号，录入到保障住房审核系统。 

从表面上看，“最牛身份证号”只是一个因误会产生的黑色幽默，但其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更值得我们追问。 

首先，在经济适用房丑闻接连曝光的当下，申购者身份已经成为敏感话题，而18个1组成的身份证号明显有违常识，不明就里的社会公众不可避免地产生误会和猜测。为什么有关部门不是把信息公开工作做到前面，而是在事后引发网友质疑、媒体调查时再做解释？ 

其次，明知身份证信息缺失，为何没有其他资料公示予以补充？面对特殊情况，有关部门本该公布其工作单位、现住址等补充资料予以代替。因为，对内部人士来说，这个临时编号是系统必要的技术符号，然而对于经济适用房公示而言，就是一堆毫无意义的重复数字，并没有任何信息公开和监督价值。如此“偷懒”，岂能怪公众多疑！ 

（二）是“中国贱民”还是“僵尸经济” 

面对僵尸经济不断蔓延的冷酷现实，“凤凰博客” 2010年1月2日的文章惊呼说：“惊诧！买房的人都是被房地产强奸的中国贱民”。 

作者指出：近日在央视的一期《今日观察》中，针对房地产，龙永图说出了如下一段话：“如果我们把房地产看作是一个人的话，我会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健康的，健康的有点过头，因为上了火，满脸都长了疙瘩，而且这个小伙子不太成熟。比如说他赚钱的欲望比较强，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还不够。所以应该要好好调教一下这个小伙子，告诉他除了赚钱以外，还要考虑怎样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另外，小伙子要吃一点中药调整调整，不要火气那么旺，火气旺可能会得别的病，甚至更严重的病，总之还是调理的问题，而不是打压。”（凤凰网博报2009年12月31日）  

作者指出：此番言语被引申为《房地产就像强奸犯，需要调教》，也许这是中国官员对房地产业的看法，但也无意中道出了政府对房地产业的偏爱。这也是广大官员对房地产业这个干儿子的溺爱。试想想，一个强奸犯，因赚钱（强奸）的欲望比较强火气那么旺，违法犯罪，却被歪门邪道的解释为火气旺可能会得别的病，甚至得更严重的病，总之还是调理的问题，而不是打压。强奸犯这个比喻是准确的，囤地捂盘等违法犯罪活动，都是为了暴利打埋伏，出其不意的强奸购房者，先奸人后掠财。生活中的作奸犯科者，在社会法律中，都会得到人财两空的结果，甚至是严惩。而房地产业却没有此等结局，轻描淡写的说是调理的问题，而不是打压，更别说是惩处了。再看看揪出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大部分都是与房地产业称兄道弟的，这时，面对谴责，强奸犯这个小伙子确实需要调理，给社会一个交待。

作者指出：囤地捂盘，假按揭，排号房托等等手段，这在任何行业都没有的所谓营销手段，是房地产业的潜规则，一步－步的诱导买房者进入了一个被强奸的圈套，心安理得心甘情愿的被迷奸，并一次又一次的被轮奸。按一般说法，买房者是上帝。但至少买房者与房地产商是平等的，但在房子的勾引下，买房者不仅被强奸，没有了控告的权力，还成了摇头摆尾的乞讨者，相对房地产业而言，买房者摇身一变成了弱势群体。

买房者真的很可怜也很可悲，难道在新的一年里，他们仍然都是被房地产业强奸的中国贱民？难道他们真的不想找回一点自尊公平和平等，难道他们真的任人宰割，被啖其血食其肉，而享受痛苦的快感。如果你明白，用自己一生或三代的积蓄买一套房，就可以按生意规则讨价还价，而不是房地商坐地挟房一口价，或从起价坐飞机，价格就高不就低。就可以慎重的一对一的签一份平等的维护双方权益的法律合同，该有的绿地配套一定要有，该有的房屋质量也一定要有，等等，否则，被强奸过的买房者半夜都在流泪流血，而未来的买房者，仍然躲不过被强奸的劫数！

不愿意被强奸的买房者，该醒醒了，对强奸犯说“不”，救了自己，还救了一个强奸未遂的嫌疑犯，有了改过自新的机会，善莫大焉！说得再难听点，买房者都不买房不被强奸了，房地产业再见买房者，恨不得给买房者当千回百回的妓女。

不过我倒是不太赞同“凤凰博客”的博士论文，我还需要想一想：到底是“中国贱民”还是“僵尸经济” ，该对这一世纪骗局承担责任？

（三）“僵尸经济”不是中国特有的

我之所以还需要想想到底是“中国贱民”还是“僵尸经济”该对这一世纪骗局承担责任，是因为“僵尸经济”并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一种全球现象。

“彭博信息专栏”2009年12月14日的文章就指出：《日本纾困，养出僵尸经济》（作者皮塞克，William Pesek）。

该文指出：如果问日本人，他们的经济为何在2008年衰退，多数人都会归咎于“雷曼冲击”； 一年后，或许换成“杜拜冲击”。这两件事巧妙地成为日本经济近况的挡箭牌。

日本是2008年第一个像自由落体般坠落的主要经济体，雷曼兄弟倒闭只是加快其下坠速度。日本或许同时也是第一个步出衰退谷底的经济大国。如今该国可能再成为第一个陷入二度衰退的大型经济体。这绝非周期性的现象，恐已变成长期状况。

对于日本最新推出的刺激经济方案，或可乐观看待；7.2兆日圆（810亿美元）的新资金，当然有助经济发展。买进公司债的海外投资人，可减少15%的利息税负，是吸引全球资金的正确一步。问题是，只看短期绩效的长期后果，就是对日本造成不良影响；经济显然很难恢复长期成长。

这十五年来，日本经历过财政重大冲击，也尝过货币超级宽松政策的滋味。效果能持续的时候还没有什么问题，如今该国的公共债务水准在工业化国家居前几名，企业也早把零利率视为理所当然。此时全世界多在考虑从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中退场，日本却只能反其道而行。

日本躲过横扫欧美的金融风暴，却没搭上中国和东亚经济成长的顺风车。仰赖出口的日本，最终还是得回到全球市场。不过资本投资报酬率低、日本强劲升值，迫使制造商不断削减成本，导致员工薪水下滑、失业率增加、然后是通货紧缩。

堂堂日本为何沦落至此？日本航空和日本邮政这两家“僵尸公司”，就是最好的缩影。日航在一个接一个的政府纾困案中勉强存活下来；本该民营化的日本邮政，最终还是回到政客的怀里。这两家公司完全没有提高竞争力或获利力的诱因，政府只是年复一年把钱丢入这些无底洞，扼杀所有“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欢迎来到僵尸经济”：政府不断拨款给民间企业，反而让他们变得容易自满。一般多把焦点放在公共债务上；日本目前负债几乎占国内生产毛额（GDP）的200%，但同样严重的问题是：相较于中国、印度和南韩的崛起，日本显得毫无生产力。

日本央行所推出的纾困计画，都让劳动力集中在低效率的领域，让更有生产力和更有利可图的产业缺少人才。失业率可能因此得救，经济却变成死水一滩。日本原有20年可削减成本和过剩产能，可惜过度依赖刺激方案和汇率优势，以为靠出口高阶汽车和电子等产品，可以高枕无忧。

如今美国联准会（Fed）加入超低利率之列、亚洲低价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日本制也不再是高品质保证，日本该重新思考整个工业体制。改革过程愈短，受雷曼或杜拜这类事件的冲击就愈小。

（四）僵尸经济朝左，自由经济向右

不止一个人谈到了“僵尸经济”：“海边老王”声称，他我在一份报纸上扫到一眼，一个号称公共知识分子的美国女作者，写了关于智利经济发展的谬误。她指责芝加哥学派导致指令经济失败。之后，又风闻梁文道写了同样的文章。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看智利的历史——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相信别人的片面之词，尤其是所谓权威的公共知识分子，需要自己了解前后左右。这个时候，另一篇文章抨击梁文道的文章中充满谎言。

这篇文章举了大量的数据证明智利当年经济政策的正确，以及整个智利经济在南美国家中的鹤立鸡群，以至于其余的拉美国家纷纷邀请芝加哥学派前往讲学。然后，我在这边看到白先生所写的日本和巴西经济的比较；进而看到评论，关于本质和表面现象的讨论。

在我读懂自由经济学和人性本恶的真相后，我屏蔽了自己原本脑海中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文化非黑即白的看法。在大量翻阅关于欧美中印日韩美洲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历史资料后，我终于知道在资本主义的法英也曾经出现大量的国营体系和左派潮流；在印度也曾经有苏联的经济模式和英美系的政治制度；在拉美也曾经面临左右两派的激烈冲突；在东欧，左派主张自由经济，右派增加社会福利；在日本，财阀体系制约国家经济；在韩国，财阀和独裁几乎毁灭整个经济。

凡此种种，我们了解到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主张，当国营体系建立，垄断集团庞大，自由经济的主体——中小企业体系衰弱的时候，整个经济就会陷入困境，从而导致整个政治体系也日趋邪恶和利益集团强大。

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体系，纯粹从经济角度来说：僵尸经济向左，自由经济向右。

僵尸没有善恶，没有活力，以吸取他人的生命和鲜血为生；自由经济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制造就业，充满创新精神和自由发展的理想主义。

当撒切尔夫人放弃僵尸经济，英国就重新焕发了活力；当德国放弃法西斯主义，中小企业就创造了贸易大国；当印度放弃国营体系，就迎来十年的发展；当智利开放自由经济，就在南美创造经济奇迹；当美国工会体系成为过于强大的利益团体，美国经济就不得不依靠奥巴马错误的金融和贸易政策走向难以复苏；当普京依靠能源垄断，整个俄罗斯就难以取得活力；当我们的央企日趋庞大，民营企业尸横遍野，我们就迎来地王和制造业的生产过剩。

“而未来是如此的惶恐不安。” 

（五）美国公司变成“僵尸”

早在一年前，凤凰卫视2009年1月4日播出的节目就有了这样的感人标题：“谢国忠：美公司债务过高 融资成本降低只能让其变成僵尸”。以下是文字实录：

曾瀞漪：您提到的这个降息没有作用，这种想法或者这种建议，其实在美国，在欧洲和在中国，在日本其实都是一样的，对吧？

谢国忠：降息有作用就是说，降低你的负债成本，你原来就是10%的利息，它降低两个百分点，变成8%的利息，你还息的钱变少了一点了，所以你这个，就是像日本当时的话，他就把利息减到零之后，你背了好多债的话，看上去好像你没有负担，是吧？所以这个是，让你能够就是今天就不破产，不死，后来很多日本的公司变成僵尸，就是他那一个公司有很多债，但是他利息是零，所以他又没有什么收入，他好像又不死，但是也不活，就变成不死不活，后来他们说这样的公司是僵尸了。

曾瀞漪：在美国，您之前提过，就是美国现在其实没有更多的方法，也就是只有去用数量型的扩张货币政策来解决现在的这个企业，或个人借不到钱的这种困境，可以从这部分再来谈一下，就是怎么去解决这些债务问题呢？

谢国忠：但是日本也是数量型的扩张货币，在美国现在做的，它利息降到零之后，他就是央行去买那个风险资产，比如说现在买那个按揭的产品，就是按揭的衍生产品，因为按揭市场的利息降不下来，是因为没有人敢去冒这个险，然后那个央行出来说，你不愿意冒险，我来冒险，他就是把按揭的产品买了之后，那按揭的利息降下来，降下来他觉得呢，想让房地产的价格不要下滑，不要下滑之后，你资不抵债，因为美国现在有四分之一的家庭按揭的话，已经是高于房子的价格，就资不抵债了。

房价再降的话，这样的家庭更多，所以这些家庭的话，都把房子还给银行，那银行必须要卖那个房子，房价掉的更多，就变成恶性循环，他现在把这个给阻止，所以他要去买那个按揭的产品之后，把按揭的利息压下来之后，买房的成本就下降了，这样就是希望通过提高对房地产的需求，这样就是把房子的价格给稳住，他现在是想这个，他也可以去买公司的债，所以现在，就是联储局等于是借出去两万亿美金的钱，这个现在都不知道，现在议会也让他们写一个名单，给个名单，到底谁拿了你的钱，他也不报，现在就是靠的是这个。

但是问题还是在，你没解决根本的问题，公司跟家庭债务过高了，你现在买债券，最终还是把他们融资、利息降下来，融资成本降下来，但是最终解决不了它债务太高这个问题，只不过是让他有债的话，背的轻松一点，不要今天就给压垮了。你就是今天不压垮，但是他也活不过来，最终的话，这样下去不是还是变成日本原来的那个僵尸嘛。

（六）美国可能出现僵尸银行

谢国忠的搜狐博客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国际大亨索罗斯也称“美国可能出现僵尸银行”。

“国际基金经理人”索罗斯2009年4月8日表示，美国经济即将面临一场“持续性下滑”，可能面临一段类似日本的低成长期，而且还伴随着高通胀问题。索罗斯对路透财经电视表示，救助美国银行业可能会使他们成为“僵尸”银行，吮吸经济血脉，延长经济下滑持续期。索罗斯表示：“我并不认为美国经济会在第三或第四季复苏，因此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持续的下滑”，他还补充称，美国经济成长可能会在2010年有所“突破”。

索罗斯称，经济复苏就像一个“反过来的平方根符号”，“触底后就会自动反弹一部分，但并非呈‘V’型或类似形状的反弹。”索罗斯表示，银行业“基本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修复银行体系和楼市对于经济复苏至关重要。他还指出，财政部前一个月公布的公私联合投资基金将发挥作用，但在重组银行资本方面，尚不足以让银行能够或愿意提供信贷：“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种环境，让银行业有能力营运脱离困境，但这样做的代价，是对经济产生负担。”“他们并非刺激经济，而是吸走经济血液，从实体经济中掠走利润，以维持自己的生存。”

索罗斯称，财政部对银行业实施的“压力测试”，可能是使银行业资本重组更为成功的第一步。他还表示，美元正承受卖压，其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可能终有一天会被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特别提款权所取代。

（七）巫毒经济救僵尸银行

比索罗斯更加权威的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宣称：“巫毒经济学救不了僵尸银行”。他认为，老式巫毒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亦即信仰减税魔术，已被文明论述摒弃。如今还相信减税能刺激生产和投资的，只剩下怪胎、江湖术士和共和党人。

不过最近新闻显示，许多有影响力者，包括美联储官员、银行监管人员，可能还有奥巴马新政府成员，已投入一种新的巫毒教：他们相信举办金融仪式，能让死去的银行继续运作。

用个假想的银行——“高谭集团”（Gothamgroup，Gotham为《蝙蝠侠》中的城市）来解释。账面上，高谭拥有2万亿美元资产和1.9万亿负债，因此净值为1000亿美元。但其资产有相当部分，如4000亿美元，是房贷抵押债券和其它有毒废料。银行若出售它们，所得不超过2000亿美元。因此高谭是仍在运作、实际上已破产的僵尸银行，它的股票不全然一文不值，它仍拥有200亿美元市值，但那完全建立在会得到政府救援的希望上。 

政府为什么要救？因为它在金融体系内扮演重要角色。当初雷曼破产，金融市场为之战栗，有数周时间全球经济濒临崩溃。由于我们不愿旧事重演，高谭必须维持运作。但怎样才能办到？政府可以奉送高谭数千亿美元，使它再度具备偿债能力。这对高谭的股东当然是份大礼，也鼓励银行继续从事脱轨的冒险。高谭股价现在能得到支撑，正是因为政府可能赠送这份大礼。 

较好的办法是，政府仿效1980年代末对付僵尸储贷机构的做法：没收死掉的银行，将股东扫地出门，然后将其不良资产移交给清债信托公司（RTC），替银行偿还足够债务，恢复其偿债能力，然后将整顿好的银行卖给新老板。但现在有流言宣称，决策者不愿实行上述二法，而倾向妥协方式：将有毒废料从私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转移到类似清债信托公司的公营“坏银行”，或叫“统合银行”（aggregator bank），却不先把私营银行没收。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董事长贝尔女士最近对此作法描述道：“统合银行将以‘合理的价格’收购那些资产。”但“合理的价格”是什么？

高谭集团之所以破产，是因账面上4000亿美元有毒废料事实上只值2000亿美元。政府想藉购买有毒废料使高谭得以恢复偿债能力，唯一办法是用比私人买家高得多的价钱收购。

或许私人买家不愿以确实的价格购买有毒废料。贝尔女士说：“这类资产有些我们尚未真正取得任何合理价格。”但政府应否宣称它比市场更了解那些资产的价格？还有，付了“合理价格”，就能使高谭恢复偿债能力？

克鲁格曼怀疑决策者可能在不知情下，助长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这项政策看似在清理储贷机构，名义上以“合理价格”收购有毒资产，实际上是用纳税人的钱送大礼给银行股东。

为什么如此拐弯抹角？答案似乎是华府仍畏惧“国有化”这个名词。其实高谭及其姐妹机构已归国家照料，全靠纳税人支撑，但没人愿承认并执行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即政府暂时直接接管。新巫毒教也因而受到欢迎，该教宣称，精心安排的金融仪式能让银行起死回生。

很不幸，退回迷信的代价可能非常高昂。克鲁格曼希望自己的见解错误，但恐怕纳税人又要吃大亏了，而我们得到的是又一个行不通的金融救援计划。

克鲁格曼话虽如此，但是事实正好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只有巫毒经济才能救僵尸银行”。

（八）西方的“僵尸经济”

一个欧洲政治预测研究机构“LEAP/E2020”指出“2010年的残酷选择”，那就是通胀、高税收或债务违约。

当前西方国家经济的近30%，都是由“经济僵尸”推动的，所谓“经济僵尸”，就是一些金融机构、普通公司，或者地方政府，他们生命的迹象只取决于中央银行流动性的注入。

那些“经济僵尸”，无论是私人机构还是公共机构，现在占据了西方经济的很大一部分比重。客观上已经违约的国家，没有人敢在技术上申请破产，比如美国转而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来短期规避这个问题。而出于对失业率增加的担忧，破产企业仍然被允许经营。同样因为会计准则的改变，那些资不抵债的银行，其有毒资产被隐藏，以推迟其破产的时间。

而在政府财政方面，政府债务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极限——如果政府赤字不再超额增加，大幅度延长或是更新之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不可能。各国政府确实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来平衡他们危如累卵的预算，这些压力来自于公众、监管机构和私人投资者。也就是说，无论是基于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原因，政府投资在2010年至2011年将注定了缩减，同时显著地增加税收用以防止财政体系破产。

央行仍然在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希望能够在某个时刻，量化宽松政策的努力会引发实体经济的实质性增长。但是，尤其在美国和英国，他们却一直在假装忽视这场危机的本质——银行、消费者和公司的资不抵债问题。忽视了这个问题，继续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就只是为高通胀和货币的大幅贬值创造条件。因为中央银行的巨量流动性注入，金融市场从今年第一季度以来已经大幅反弹，包括黄金在内的所有类别的资产都在反弹，这很明显地意味着通胀实际上已经回归。

总结一下，能够使得这些国家逃脱那三个残酷选择的仅有机会，要么是消费的恢复，要么是私人部门重新开始投资。但是在这两个因素都缺失的情况下，这些国家除了通过提高税收来弥补巨额政府债务赤字、让通胀高企来消除债务的相对价值，或是直接违约、申请破产以外，别无他选。

迪拜债务危机只是一个引子。到2010年，随着经济萧条的势头再起，许多国家将不得不在以下三个残酷的选择中作出决断：通货膨胀、高额税收或是债务违约。有一些国家，比如迪拜、美国、英国、爱尔兰、阿根廷、拉脱维亚，抑或西班牙、土耳其，又或是日本、中国，可能将同时面临其中两个，甚至全部三个的抉择。

过去的方法已经失效。美国、英国、欧元区、日本、中国……几乎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曾在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里使用了巨额的预算和财政手段。而根据分析，当前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在刺激经济的问题上，没有意识到过去的方法已经失效。

西方的消费者已经不再情愿去积极消费，消费者被鼓励着开始储蓄，并偿还他们的债务，更普遍的是，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拒绝过去30年西方式的消费模式。尤其在美国和英国，过去多年经济的增长几乎完全依赖于他们的消费活动。事实上，过去数十年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消费者”已经逝去，而且没有任何起死回生的希望。

私人投资也极为低迷。尤其是在西方国家，为了刺激经济，政府所作出的庞大努力，对私人部门投资恢复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极为微弱。同时，因为对未来经济情况好转的不确定性，或者是预期未来经济依然疲弱，银行在强调信贷限制，而公司正在削减投资。

外国需求也已经是完全透支：每个国家都想进行出口贸易，想在国外寻找国内已经无法找到的贪婪的消费者。

也许中国是一个例外。中国似乎仍然可以承受巨大的刺激计划，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确实需要充足的国内需求，来弥补出口的下滑。而且中国的内需现在正成为更多国家想参与分享的蛋糕，人们预期亚洲尤其是中国，将成为“新的西方式消费者”。也许非中国，或者非亚洲国家可以参与分享这里的需求，但人们低估了危机的全球系统性特征，新的消费者将一样贪婪，奢侈品行业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到2010年，一旦认为刺激所产生的复苏烟雾散去，大家将看到由于需求的缺乏，刺激出来的生产并不牢固。基于这样的道理，现在已可以确认经济“不可能恢复”的必然性。

失业人群还在数以万计地增长，这意味着2010年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将是艰难的一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无论是通过关税、环境或卫生壁垒，或是任何简单的竞争性贬值手段，都是为了增加就业。高失业问题将是全球危机的代价。

（九）僵尸企业何以还魂？

和静钧的文章《僵尸企业何以还魂？》指出，假如让一个外科大夫来评析“市场刺激计划”，那他就会把它等同于“医学急救”。除非受救助者真的死了，否则，在强烈道德使命感召下，医生是不会放弃一丝一毫的努力。我们的问题是，希波克拉底精神究竟能不能发挥到僵尸企业上，给僵尸企业送去它赖以存续的“电脉冲”？

那么，什么是僵尸企业呢？经济学家彼得·科伊认为，僵尸企业就是指那些无望恢复生气，但由于获得放贷者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从“病理”上看，僵尸企业不同于被一堆“问题资产”突然击倒而紧急送入“国家医院”进行“急救援助”的“问题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只要通过一番短期整治，多半很快就能起死回生，国家救助从某种意义上看只是属于“契约行为”范畴，是有偿而且是盈利的。

僵尸企业的特色就是“吸血”的长期性、依赖性，而且它手中有一张“王牌”，就是假如“僵尸”得不到“输血”，它将为祸一方，因此它具有“绑架勒索性”。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的AIG和英国的苏格兰国家银行几乎可算得上僵尸企业了，因为两者都接受了两轮政府救助，但企业局面还是一样糟糕，而要是放弃救助，社会局面可能更糟。中国的相当一部分企业也有落入僵尸企业的风险中。

对于僵尸企业，不论是希波克拉底的支持者还是原教旨主义新自由经济学家，都感觉一筹莫展，争议纷起，歧见尖锐。

彼得·科伊认为，僵尸企业吞噬了经济活力，因为它们消耗了原本可以投入新兴企业和部门的税款、资本和劳动力。与此同时，僵尸企业大幅削减价格以增加销量，可能会拖垮状态较好的竞争对手。彼得·科伊举例说，在增长缓慢的1990年代，日本吃尽了僵尸企业的苦头。疲弱的日本借款者借新债还旧债——这种手法使银行免于承认亏损。在1980年代，美国东方航空公司在申请破产的情况下仍获准继续飞行，从而拖垮了美国航空业。著名投资家索罗斯表示，救助美国银行业可能会使他们成为“僵尸”银行，吮吸经济血脉，延长经济下滑持续期，可能面临一段类似日本的低成长期，而且还伴随着高通胀问题。

诺奖得主经济学家莫顿·米勒直言，日本“失去的十年”，就是救助僵尸企业的结果。他认为，“允许破产就鼓励发展”，日本当初就不应该救那些企业。

僵尸企业可谓“劣迹斑斑”，死不足惜。但这不是希波克拉底的判断。希波克拉底支持者指责原教旨主义学派只注意到日本“失去的十年”，却没有探究日本为何避免了“崩溃的十年”的原因，也没有人乐意去解释日本为何今天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秘密。希波克拉底支持者认为，就是毫不迟疑的救助才使日本免去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尴尬境地。他们认为，僵尸企业保有大量的工作机会，能稳定市场，在经济衰退之时，若不是仰仗僵尸企业，其他企业还不能做出如此豪放的利他主义安排，市场型的企业出于自利本能，会把包袱毫不留情地抛出来，成为压垮社会“骆驼”背上的那根稻草。从这个角度上看，僵尸企业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产物。

关于要不要动用政府公共资金救助处于困境中的僵尸企业的问题，在中国，也已经讨论很久了。这场发轫于经济桥头堡南方城市的争论，随着经济环境的变迁，越来越变成难以达到共识的一桩烦心事。

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显然，从目前艰难时局出发，我们应多一份“易卜生”式的责任心，纯粹的市场主义本质上是不负责任的。在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的当前，我们应该善待落后、僵尸般的企业，即使要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主张的“杀掉”这些企业，我们也应该等到市场的力量真正恢复理性时再“问斩”。只要僵尸企业身上尚有一丝“道德的血液”，我们就应该伸手帮它，至少不应该让它死在这样的时间里，市场希波克拉底主义应当先行。

（十）僵尸银行考验欧洲央行

亚太外汇网2009年10月的文章说，《欧洲央行观察：“僵尸银行”考验欧洲央行耐心》：

如果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高层官员近期的一些讲话预示了一些什么的话，那就是该行可能正在对欧洲大陆上的“僵尸银行”失去耐心。

不幸的是，分析师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僵尸银行的存在将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因为经济复苏预期中的疲软不会允许僵尸银行问题得到快速解决。

僵尸银行是指那些因为亏损导致放贷业务能力被破坏的银行，但在政府和央行紧急措施的救助下，这些银行又都得以继续生存。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几个月来一直在敦促银行调整资本结构，抓住政府为问题贷款提供担保的大好时机。

经济数据的改善使得外界出现了一些研究刺激计划退出策略的声音，特里谢的副手们则再三警告，在僵尸银行恢复健康前如果通货膨胀压力重现，那么央行将上调利率，即便这会使银行业面临出现新一轮危机的风险。

僵尸银行的问题非常严重，目前仍有超过220家银行需要依靠欧洲央行利率为1%的7天期融资才能存活，即便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已接近0.35%，这显示出一大批银行仍无法独立融资的事实，虽然货币市场情况从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大幅好转。

欧洲央行执行理事会委员Lorenzo Bini Smagh最近的讲话显示出问题更加紧迫。他在上周警告，欧元区银行很快将出现新一轮贷款损失。

银行惜贷已成为欧洲央行2009年一再需要面对的梦魇。史无前例的注资规模只是让银行大量囤积现金。尽管政府和央行采取了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但1-8月欧元区居民贷款总体呈下降趋势。8月份广义M3货币供应量较上年同期增速降至2.5%，明显低于央行认为与物价稳定相匹配的4.5%。

不过，最近几周出现了几丝希望的曙光。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的银行已经宣布计划筹资100多亿欧元。未经证实的报导称，Uni Credit Sp A （UNCFF）和澳大利亚的Erste Group Bank AG （EBKDY）可能会效仿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 SA，BNPQY）？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和Intesa San Paolo Sp A （ISNPY），在股市复苏之际通过发行新股融资。

特里谢表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应当尽可能地加以鼓励。

法国兴业银行驻伦敦首席欧洲经济学家James Nixon称，他不认为解决僵尸银行的问题会遇到麻烦，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通货膨胀问题出现。

Capital Economics驻伦敦经济学家Jennifer McKeown也认为在经济缓慢的复苏长路上，出现通货紧缩的风险要大于通货膨胀。这也意味着欧洲央行仍需学习适应僵尸银行的存在。

她表示，鲜有迹象显示银行愿意放贷，失业率仍在进一步上升，而从以往的经验看，企业破产数量也必定会增加。

（十一）美国银行业如何走出“僵尸围城”

香港经济导报杨桓健的文章说“金融版图恐生变”，谈的是美国银行业如何走出“僵尸围城”：

美国经济何时走向复苏，要看银行系统能否尽快剥离有毒资产，发挥正常功能，为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信贷。换言之，能否有效解决僵尸银行（Zombie bank）问题，已成为美国经济短期突围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稍有闪失，美国经济极有可能陷入与“日本失落的十年”类似的可怕局面。  

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在美国，很多银行其实已经死了，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而美国政府还允许这些银行活著。花了近三千亿美元拯救银行，收益应该公众分享，但最后却由银行分享，这反映出政府治理的缺失。“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在接受路透财经电视访问时表示，美国政府对银行业的救助可能会使其成为“僵尸”银行，吮吸经济血脉，延长经济下滑期。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盖特纳的金融救助计划无疑是“僵尸银行的想法终于获胜了”。在几经周折之后，华尔街的“僵尸银行”终于再度成功地把自己的危机转嫁到了美国民众的头上，而奥巴马也终于在强大的华尔街势力面前举起了白旗。

美国版的僵尸银行：“僵尸”银行的说法较早是指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政府为了拯救银行业而让那些已实质破产的银行继续运作下去。这些银行早已资不抵债，失去了日常经营的能力，更别提自我扩张和发展了。但为了减少对经济的衝击，政府採用输血的办法，让这些银行继续存在下去，虽然在当时减少了阵痛，但却以丧失经济的活力为代价，将日本经济拖入了“失落的十年”。

美国当前面临的这场危机要比日本在1990年代经历的危机更为复杂。自从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以来，银行系统资产项下大量的信贷资产品质严重恶化；同时，在各类信贷资产的基础上创造的资产抵押债券流入到保险、基金、银行等各类型金融机构中。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这些信贷资产和抵押证券成为危害金融系统的“有毒资产”。

尽管美联储、财政部通过各种措施向银行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和资本金，暂时性解决了银行的生存问题，但是近几个月来银行系统超额准备金大幅飙升，显示银行系统将美联储、财政部千辛万苦注入的资金保留在金融系统内部，而没有用于信贷创造，也就没有为实体经济的复甦提供流动性支撑。如果长此以往，美国的银行体系将成为依靠政策注入资金续命而没有信贷创造功能的“僵尸银行”。

能否解毒成难题：美国金融业危机的症结究竟在哪裡？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倾向于认为是流动性问题，为此财政部不断注资，美联储大幅降息并敞开借贷，主要目的都是增加市场流动性。基于这一判断，如果市场重新树立信心，银行业也将化险为夷。但从当前的一系列经济问题——比如问题资产仍在增加、房产价值继续下降、经济衰退不断加剧、失业率上升、民众资产性收入剧减等因素来看，流动性问题不会是唯一的因素。许多美国银行面对的不仅仅是流动性问题，还有支付能力不足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拯救金融业採取何种手段就显得格外重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拯救金融业大致有三个手段：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国有化。对美国来说，单纯注资已是一条死路，用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的话说，这种“铁铲手段”无异于是在填补一个无底洞。

国有化则是一条险路，因为一旦国有化，一方面投资者权益受损甚至会化为乌有；另一个方面则会影响投资者对其他银行的信心，导致更多资金逃离市场，引发更大危机。尤其在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人们普遍对政府能更有效管理公司存有疑虑。

（十二）僵尸网络的经济效益高，引无数骇客竞折腰

卡巴斯基实验室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僵尸网络的经济效益》，该文章由卡巴斯基实验室的反病毒分析师Yury Namestnikov撰写，详细的讨论了僵尸网络的各种应用情况。

僵尸网络指的是由一批受恶意软件感染的计算机组成的网络，它允许网络罪犯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远程控制这些受感染机器。被感染的计算机受控于僵尸网络的控制中心，而控制中心一般通过IRC频道、网页连接或者其他一切可用的联网方式同受控计算机联网。僵尸网络制造者如果想要获利，必须组织足够多的受控计算机加入网络。通过僵尸网络获取的收入是与该僵尸网络的稳定性和增长率成正比的。

僵尸网络制造者的收入来源包括DDoS攻击、窃取机密信息、发送垃圾邮件、网络钓鱼、搜索引擎作弊、广告点击欺诈以及传播恶意软件和广告软件。上述行为都是可盈利的，而且僵尸网络可以同时实施这些行为。

2008年，互联网上发生了大约190，000起DDoS攻击，而网络犯罪分子从中获利大约2千万美元。

窃取个人数据的费用直接取决于合法用户所居住的国家。例如，窃取一套完整的美国用户数据花费一般为5-8美元。而欧盟国家用户的数据在黑市上则比较值钱，通常是美国和加拿大用户数据价格的2-3倍。

而通过网络钓鱼获得的收入同使用恶意程序窃取机密信息所获得的收入相当，年收入可以达到上百万美元。根据卡巴斯基实验室的数据，80%的垃圾邮件都是通过僵尸网络发送的。仅去年一年，垃圾邮件发布者仅通过垃圾邮件的发送就获利7.8亿美元。

僵尸网络的另一个用途是恶意使用搜索引擎优化（SEO）。网站管理员使用搜索引擎优化（SEO）来提高其网站在搜索结果中的排名，排名越高，就意味着通过搜索引擎访问其网站的用户越多。而由于僵尸网络提供的资源还可以用来传播恶意程序和广告软件。很多提供在线广告服务的公司会为用户安装相应的软件并承担安全的费用。传播恶意程序的网络犯罪分子也使用同样的方法，为每一次恶意软件的安装付费。网络犯罪分子之间所进行的此类合作通常被称为“联盟网络”。使用PPC（点击付费广告）策略的在线广告代理商会对每次广告的点击支付广告费。僵尸网络拥有者可以通过制造大量点击的假象来欺骗广告公司，从而获取大额利润。2008年期间，在线广告的点击数量中有17%属于虚假点击，而虚假点击数量的三分之一则是由僵尸网络产生的。

面对巨大利润的诱惑，僵尸网络的商业化化运作越来越普遍。目前，对抗僵尸网络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反病毒专家、Internet服务提供商以及执法机关之间的紧密合作。通过这些合作，已经成功关闭了三个提供僵尸网络公司，为别为：Est Domains、Atrivo以及McColo。其中McColo公司的服务器曾经为多个大规模垃圾邮件僵尸网络提供控制中心托管服务。它的关闭，使得互联网上的垃圾邮件数量骤减了50%。

（十三）僵尸治国论

由于僵尸经济、僵尸银行、僵尸企业、僵尸网络的种种好处，可以作出结论说：僵尸治国比专家治国，更加符合当代中国的国情，更加符合当代世界的需要。

从东方到西方，从俄国总统普京到美国联储会主席伯南克，似乎都是以一种僵尸面孔在管理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难怪他们力不从心，难怪他们管理的社会千疮百孔。

世界是不能靠“标准像”和党八股进行统治的！

2010年2月13日，除夕夜

（另起一页）

第六节

中国为什么不能进行铁路私有化？

网文《铁路私有化：英国与中国》（萧瀚）说：

玛格丽特.撒切尔被公认为是继丘吉尔之后， 20世纪英国另一位最伟大的政治家，他们都是保守党人。

撒切尔夫人拜相组阁之初，大英帝国已是日薄西山，被讥为“欧洲病夫”，经济、政治、国民凝聚力都已出现严重危机。撤切尔夫人蝉联三届首相，主政十一年，以严谨、自信、绝不妥协的态度，采取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力减少国家干预，高强度推行私有化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回归小政府理念，重启自由市场机制；铁腕对付工会和罢工，削减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公共开支；强化英美关系，缔造强势联盟；反对欧洲一体化，维护欧洲的多样性主权利益；纵横大洋远征阿根廷，赢得福克兰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与中国达成香港问题的谈判，甩掉包袱。

在这些给英国带来巨大生机的强有力政治、经济、外交政策（“撒切尔主义”）中，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在撒切尔夫人的自传《唐宁街岁月》（上下册，李宏强译，2009年5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中，撒切尔夫人自陈：“在促进英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私有化所起的根本性作用并不亚于税制改革。”（页618）她洞若观火地指出：“国家所有制只不过是一种非个人的合法资产所有制，实际上是由政客和文官所控制的。像工党那样把国有化描述为‘公有制’，这实际上是用词不当。”

撒切尔夫人正是因为看到“权有制”企业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才痛下决心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以促成私有化之下个体理性的经济效率，撒切尔夫人说：“到我离任时，英国工业中国有部分的比例已经比原来减少了大约60%。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拥有了股份，超过60万的工作职位从公共部门转移到了私营部门。”（页627）

社会主义不存在真伪问题，只存在事实上的可能性问题——指望取消私有制而进行人工全面控制的计划经济不符合常识，这是自米塞斯、哈耶克等经济学家们（也包括韦伯）以来早就证明过的：官僚集团控制的所谓全面“国有制”因其经济核算的不可能而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这也是早在苏联成立不久韦伯就预言其必败的原因。欧洲后来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改进了的资本主义，高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困境是，在各种不断消灭私营经济活力的高税率、高福利政策下，福利能持续多久？一个人人都懒于生产和创造的国度，其财富从哪里来？怎么可能长期维持高福利制度？即使如北欧人口稀少、资源丰富之地，长期的消耗而非创造的模式，其高福利制度又能维持多少年？ 

自1979年以来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至少这“改革”二字是极其可怜的。毛时代到邓时代的转变，无非是国有制的几乎无生产创造向少量的、非完整的私有制的非充分生产创造的转变，好比被绑架者从原先手铐、脚镣的待遇转为去掉脚镣的转变——比原先放松，但并未获得应有的自由。被称为国有制或公有制的实质性权有制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主体，而在一些被视为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部门，权有制依然占据了绝对性的权力垄断地位，例如一切基础资源和能源领域都是几乎百分之百的权力垄断经营，例如土地、石油、电力、交通。

这种权有制与民主宪政国家的权有制还存在很大区别，也就是说，这种权有制比那些民主宪政国家的权有制还要糟糕一万倍。因为宪政国家的经济运行固然要遵循经济原则、市场规则，而宪政政府就是市场规则的维护者，权有制是政府权力肆意介入生产经营领域，肆意干扰市场，使得原本应当破产的企业在政府支持下继续其低效率经营。在宪政政府下，与国有企业无关的经营和交易领域至少还能在市场规则之下运行，国有企业内部的腐败问题，即使无法彻底消除，至少不可能大行其道。而在威权政治甚至极权政治之下，政府的主要职能并不是维护市场规则，而是破坏市场规则，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保证官僚集团对全社会的控制，对社会财富的掠夺与权力寡头之间的再分配，留给支付社会公共事务的只是极少数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是个高税收低福利国家的原因。

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高增长，源于三个原因。一是原先的GDP基数很小，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在初级松绑之后，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所以增长率惊人，这是最初经济增长的原因；二是，高税收低福利的抢劫模式使得特权阶层获得巨大财富，而农村普罗大众的生活依然贫困，普通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虽缓慢提高，但除了官僚与官商等特权阶层外，人们普遍缺乏就业、教育、司法、环境等全方位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的匮乏也成为许多人无餍足地追求财富的动力，从而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其中包括高储蓄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三是官僚政治下的政绩工程，虽然大量的都是豆腐渣工程，但这些官僚资本所进行的经济行为，也给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劳务与服务需求，这些也都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官僚资本的投资结果，其财政补贴（降低了一定区域内人们的生活成本，例如城市公共交通）与国有垄断经营或国有控股垄断经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成本）相结合，养肥了诸多依附官僚资本的半私营半官商经济体——即使它挤垮了同部门的私营经济体。

当然，由于世界经济越来越趋向于一体化，国际市场对中国以出口加工业为重要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铁路运输部门，正如能源生产领域，都是彻底的国有制——即权有制，他们既是市场的参与者，又是借助权力性垄断的市场破坏者，铁道部既是铁路运输的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又是该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与掌控者，它依然是所谓“计划经济”实则“命令经济”的执行者。它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管制主体；既是经济主体，又是行政主体；既是行政主体，甚至还是司法主体。铁道部已经成为国中国，几乎可以等同于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黑社会。

铁道部的这种政治经济性质，正是火车票价格扭曲的原因，也是K和T系列特快列车逐渐被取消而代之以动车的原因，更是近几年高铁大跃进、技术垃圾泛滥以及此次“7.23”人祸的原因，以及“7.23”善后处理天怒人怨的原因。

为此，已有宪政学者如王建勋先生、刘军宁先生、郑旭光先生提出铁路私有化的观点——这个观点在大的方向上我是完全赞成的。正如王建勋先生认为的：

“在某种意义上讲，国有化的程度越高，个人的自由和自由选择就越少。如果不信的话，将面包、衣服、电脑、房子等统统国有化，看看结果是什么？一定是回到三十年前的极权主义时代，一定是哈耶克所批判的奴役之路，人们不得不靠国家或者政府的施舍而活着，不得不遭受无法逃脱的奴役。”（王建勋《反驳铁路不应私有化的种种谬论》http://wangjianxunlaw.blog.163.com/blog/static/19134184820116300341654/）

大方向上的认同之后，紧接着的是如何操作的问题。在此有必要简单讨论一下英国铁路私有化改革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

撒切尔夫人在任期间的十多年里，她出售了英国铁路公司的子公司，但没有对铁路的主营业务进行私有化改革，而只是停留在研究阶段，直到梅杰任内从1994年开始改革，到他离任前的1997年才完成这一改革。此后是布莱尔的工党执政，在私有化改革后最初的五年内英国铁路发生了一些事故，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经营东岸干线的National Express公司表示无力继续履行合同，要求与政府重新谈判，政府拒绝后，National Express表示无力继续经营，于是2009年7月工党政府决定收回东岸干线的经营权。

此案例成为许多反对铁路私有化者最喜欢津津乐道的所谓铁路私有化改革失败的例子。其实，英国铁路在二战前一直是私营的，二战后工党首相艾德礼将铁路国有化，因各方面效益不佳，导致撒切尔夫人任内决心对其进行私有化改革，在将铁路子公司出售之后，其主营业务一直迟迟未能私有化改革，是因为撒切尔政府顾虑其复杂性，因此直到卸任前，撒切尔夫人都只是下令“由财政部、贸易和工业部以及运输部共同成立一个工作组来研究这个问题”，并未进行实质性的私有化改革。

1994年梅杰任内，英国开始铁路私有化改革，实行“网运分离”模式运作，即路轨、信号和车站的管理权由私营路轨公司经营，而运输服务则由28家火车公司经投标获得经营权，他们向路轨公司支付路轨使用费。政府成立铁路战略局和铁路监察局，前者负责行使经营特许权以及制定管理规范，后者负责协调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私有化改革后，一度问题频现，这未必都是私有化本身的结果，而毋宁说是多线程的复杂原因之果，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下述两项原因。

一是私有化经营本身，通常需要长期运作，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不断试错、纠错、调整才能见效，如果一家公司破产，可由其他公司继续。是一种需要耐心的慢功夫，急不得，政府行为可以借助公权力取一时之效，但难成长远之功——艾德礼的国有化改革很说明这问题。

二是工党执政期间，其本身就对国企私有化抱有党派偏见导致的抵触情绪，当National Express的经营出现经济困难时，必定不可能有保守党政府更能体谅他们，甚至可以合理推断，英国东岸干线的国有化回归现象，也许正是工党政府本身所希望的，其拒绝与National Express重新谈判，完全可以视为欲将东岸干线经营权收回的逼宫之举。

上述英国案例表明，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宪政母国，宪政制度已是根深蒂固的国家——即私有化改革的过程本身基本上可确保遵循市场规则，铁路私有化因为经过了国有化折腾之后再回归私有化，其间问题的高难度也无法例外——铁路私有化改革即使大方向正确，如何具体操作和改革后如何高效经营也是极其复杂和长期才能见效。也许最无可辩驳的铁路私有化案例是美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国有化的瞎折腾，也就用不着现在像英国那样左右头疼、进退维谷——但目前英国的这点挫折远未到有些人所夸大的所谓“私有化失败”的地步。

那么用英国这面镜子来整中国的衣衫，中国铁路私有化若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政策，在目前情形下，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1.平台缺失

当代中国许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真正的根源都在于缺乏基本的政治平台。也就是说，这个政权本身不是宪政性的竞争性政权，而是权力不受限制、执政没有反对党制约、没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的独裁政权。如前文所述，它不是市场的维护者，而是市场的垄断性参与者和破坏者。因此，这样的政权之下，并不存在严格按照市场规则进行铁路私有化改革必要的基础平台。正如此前的大量国企所谓的私有化改革，往往转化为特权阶层侵吞国产的平台——只要在现有政治下，铁路私有化必将重蹈国产流失的覆辙。

2.投资不足

假定在一系列的暗箱操作之后，铁路经营全面私有化，人们忍痛默认其合法，那么官僚资本的全面撤出，也可能导致铁路经营缺乏强大的资金来源，于是在基建投资、技术投资、管理投资方面都可能产生至少是暂时性的供血不足，这当然会全面影响铁路经营的效率和安全。

3.管理混乱

从英国案例中可以看到，即使有那么长期的民主宪政传统的国家，私营铁路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管理上的合作性统一与自行核算的分立之间的均衡，因此，在缺乏民主政治的中国，铁路的私营在其多长时段内将持续一种高度缺乏安全性、管理混乱的运营，实在难以逆料。

4.国有化回潮

当出现上述情形后，国有化回潮或许在中国几乎不可避免——就连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有那么多选民支持撒切尔夫人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政策的英国（他们甚至明白并理解这种经济政策不可能短期见效），当英国工党政府收回东岸干线经营权时，也并没有遭到社会大众的激烈反对。如果说民主政治下的人民也是短视的，那么只能说专制政治下的人民必定更加短视。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之后，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以一般性经济学原理论，铁路私有化应当是一个持续的基本方向，但现有情形下的私有化改革，一，无法保证改革过程本身的公平，二，即使改革过程能确保公正，也无法保证私有化之后就立刻见效如神，立刻消除现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将铁路私有化视为一个持续过程，那么目前情形下，至少改造铁道部，如叶檀女士所论，将其改造成为铁监会，成为一个单纯的监管部门，“拆分铁道部门，让铁道部变成铁监会，成为彻底的监管者，下属铁路公司、投资公司、设备公司成为彻底的市场主体，……”（叶檀：《请拆分铁道部门》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110728/082510220212.shtml）同时，继续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铁路公检法从铁道部们剥离的改革，归入现有的统一行政与统一司法领域。

没有宪政政府维护市场规则的及格线平台，一切经济、社会、文化等生活都将是扭曲的，因此，在目前尚无半点政改迹象的现状下，铁路私有化改革依然将是慢慢长路。但铁道部们的改革，在目前可操作的领域内，至少应该尽快进行监管与经营分离，这至少可以成为铁路私有化这条长路上的一个站点。

对于那些怀疑铁路私有化的朋友们，我愿意再次引用稍加修改的撒切尔夫人名言来回答，她说：

“想要用社会主义这副药来治疗国病，那就像试图用血吸虫来治疗白血病一样。”

2011年8月2日于追远堂

……

对于上述看法，网民是这样看待的：

人民不同意：中国政法大学副叫兽王建勋“铁路私有化”的谬论 

杨新华

中国政法大学副叫兽王建勋“铁路私有化” 的谬论 遭到广大网友的猛烈抨击 

7.23温州动车追尾重大事故发生还不到一周，正当全国人民对铁路部门种种管理体制弊端酿成悲剧异常愤慨之时，已经赤膊上阵充当洋大人和资本家爪牙的中国政法大学副叫兽王建勋就开始为“铁路私有化”摇旗呐喊了。这个人所发的博文基本上都是贩卖“私有化”的谬论，不知如此卖力真是何故。昨天，这个王叫兽所发奇文《铁路私有化急不可待》的观点，早已是被人们猜测到了，乌有网友在动车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里就预料到，这些汉奸走狗必定会跳出来的。也许这个王叫兽认为眼下人们痛恨“铁老大”，就会对其谬论“一呼天下应”，纷纷附和，甚至还会走上街头，拉起横幅去呼唤“私有化”呢。可惜，该叫兽错估了形势，人们已经不再听任他们这些败家子的“忽悠”了。 

下面是广大搜狐网友对王叫兽谬论的有力回击。该文截止28日晚9时共有评论（500）| 阅读（121316），其中有25页评论，99%的网友是异常反对的。下面撷取后5页评论，供乌有网友品鉴，网友痛斥的酣畅淋漓，非常爽快，也说明广大民众日益觉醒了，我们捍卫社会主义事业更要努力了！ 

政法大学还是个副叫兽,自以为如何,其实你连个老百姓都不如。给你讲个故事，替你爹教育你一下：一只小鸟正在飞往南方过冬的途中。天气太冷了，小鸟冻僵了，从天上掉下来，跌在一大片农田里。它躺在田里的时候，一只母牛走了过来，而且拉了一泡屎在它身上。冻僵的小鸟躺在牛屎堆里，发掘牛粪真是太温暖了。牛粪让它慢慢缓过劲儿来了！它躺在那儿，又暖和又开心，不久就开始高兴地唱起歌来了。一只路过的猫听到了小鸟的歌声，走过来查个究竟。顺着声音，猫发现了躲在牛粪中的小鸟，非常敏捷地将它刨了出来，并将它给吃了！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

1）不是每个在你身上拉屎的都是你的敌人。

2）不是每个把你从屎堆中拉出来的都是你的朋友。

3）而且，当你陷入深深的屎堆当中（身陷困境）的时候，闭上你的鸟嘴！

如此激烈的文字，已经失去了讨论的理性，为什么这样动感情？

……

谢选骏指出：显然，读者凭借自己的经验就知道，缺乏公德的中国社会，是难以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保持基本的公正廉洁的态度的。

考查一下历史就不难明白：满清政权就是在“铁路国有化”密谋中，被四川的“保路运动”摧毁的。辛亥革命，不过是新军革命分子利用这个民间运动，乘乱推翻了“政府”。

中共要是不吸取这个教训，覆亡就在旦夕之间也。

2011年8月16日

（另起一页）

第七节

中国崛起的“第四个战役”

中国崛起的“第四个战役”就是“新文化战争”。

目前，中共的“有识之士”们仅仅看到“中国崛起的新三大战役”，而看不见中国崛起的“第四个战役”其实就是“新文化战争”： 

当前中国的国际形势，有点类似当年的三大战役之前，只是要决定的，已是世界经济的主导权。资源、产业、金融三方面的大角逐，已是西方的“最后防线”，这是新的三大战役。 

当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业体系在中国，这意味着中国也在进口世界上最大量的工业原材料，比如2011年世界铁矿石贸易总量的近三分之二被中国进口。13.5亿人口也构成世界上最具潜力的消费人口基数，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消费增量将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一个国家有世界上最大的原材料需求量、最大的工业体系、最大量的消费，那这个国家能不是世界经济的核心吗？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诅咒不只表现口头上，更表现在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行动和战略布局上。当前中国的国际形势，有点类似当年的三大战役之前，只是要决定的，已是世界经济的主导权。资源、产业、金融三方面的大角逐，已是西方的“最后防线”，这是新的三大战役。 

——资源战、产业战、金融战 

到205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我国 “三步走”战略的既定总目标，也是我国制定各种长期政策、规划的指针。目前，中国正在沿着“三步走”路线图快速地实现现代化，其表现就是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这种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正处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这是涉及到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城市化，是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现代化过程。由于中国的人口数量比所有发达国家（OECD国家）的总和还多，因此中国实现现代化总目标所需要的资源总量可能要跟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相捋。 从我国自身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的过程其实就是现代化进程；而从整个世界的视角来看，这是中国崛起的过程。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实反映的是 13.5亿中国人口——将来可能会达到16亿甚至18亿人想要实现现代化的愿望，因此“不崛起”的选项是没有的。然而要崛起就要消耗资源，这么多资源肯定不是我国能够完全自足的。 

对于中国崛起所需要的巨大资源量——尤其是将来的增量，目前正享用着地球上大部分资源产出量的西方国家是绝不情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有一次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针对中国想要在“用足机遇”之后转变发展方式、让中国人民也过上富裕生活的历史选择时说：如果十几亿中国人口也过上跟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诅咒不只表现口头上，更表现在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行动和战略布局上。这些战略布局中最大和最显著的就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 ”的布局。TPP是一个把环太平洋区域除中国外的主要经济体都纳入进来的自由贸易区，除了美国自己外，还有日本、韩国等主要中高端制造业国家，澳大利亚、智利等主要资源出口国。这个区域包括了重要的资源供给国、高中低各层次的制造业国和美国这样的金融货币大国等，可以说具备单独构成一个经济大循环圈所需要的一切， TPP就是要让这个区域实行大致相同的商业法律，是其形成一个准经济体。刻意把中国排除在外，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资源、制造业日益向中国集中的局面。而美国战略东移则是为了配合这一布局的。

典型的如澳大利亚的矿产税，虽然是向在其领土上采矿的矿产开发商征收的，但由于中国进口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铁矿石贸易量，因此这些税的大部分是由中国的 GDP来承担的。澳大利亚当然是很清楚这种税负传导链条的。欧盟开征的航空业碳排放税其实也是这样的思路。 原材料环节之外，针对中国工业体系的布局已经大规模展开。不断发生的贸易摩擦、WTO诉讼等都是针对中国工业的行动，但这些都是“小打小闹”。真正的大规模布局是：美国今年 2月设立了“跨部门贸易执法中心”，将以“知识产权”为主要武器开展贸易审查。为什么是知识产权呢？这与世界上的工业格局有关。实际上，尽管世界上最多的工厂设在中国，但中国的大量大企业都是中外合资的。中外合资企业里面绝大多数员工是中国人，外方通过什么方式控制企业呢？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知识产权。由于外方掌握知识产权，中方往往就只是在相当于在打工，所以说“中国制造，美国利润”。 面对这样的国际局势，中国要能否成功“突围”，最终还是取决于人民币能否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所以说，中国崛起面临三场硬仗：资源、产业、金融，这不是我们要打的，而是西方强加的。要想发展过程不被打断，这三场硬仗是必须打赢的，而且实际上是能够打赢的。 

战略研究者宋宜昌有一个关于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的说法：“北半个中国是打出来的，南半个中国是跑出来的” ，三大战役是个分水岭。三大战役之前，国民党的统治体系基本是完整的，不打大战役是消灭不了的。而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统治体系几乎完全崩溃，因此南边半个中国基本是“跑下来”的。

当前中国的国际形势，有点类似当年的三大战役之前，只是要决定的，已是世界经济的主导权。资源、产业、金融三方面的大角逐，已是西方的“最后防线”，这是新的三大战役。 

……

不过，中国崛起的关键战役，其实是“新三大战役——资源战、产业战、金融战”之外的另一个战役：新文化战争。

关于新文化战争，谢选骏早在1980年代写作、2004年出版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里就有二十五万字的充分讨论，下面仅仅摘录其中的一个章节：

第二十八章 新文化战  

Chapter Twenty─eight The New Cultural War

一，文化战的定义 

1.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al war

二，文化战的最古范本和最新动向 

2. The oldest model and newest change of cultural war

三，文化战与军事战的区别 

3.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al and military

warfare

四，超越国际主义的天下文明 

4. Global civilization beyond internationalism

五，防止大规模侵战的锁钥 

5. The key to prevention of large scale invasions

六，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 

6. Alien civilization as a leverage of integration

七，文明的圈回之“圆” 

7. The returning cycle of civilization

八，摆脱血气，获得文明 

8. Giving up militancy for the sake of civilization

在人类历史上，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一小部分人运用高科技手段，可以彻底改变人类的命运。不仅在发动恐怖袭击活动这样的破坏性方面，而且在复制人类胚胎这样的“建设性方面”──这些关键点上的突破，可能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的后果。再往前推，就可以看到未来世界的缩影已经在以前的历史中展现出来：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密谋集团，可以在国际势力的支持下，颠覆并接管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可以凭借现代化的训练和装备，系统化地替人洗脑、轻而易举地镇压一切不满和反抗。在电话、电视、电脑、飞机、坦克、导弹、核子武器、生物武器组成的冷血国家机器面前，一切公然的武装起义都成为显而易见的自杀，这就使得二十世纪的专制政权变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除非军事革命、军事政变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 

一，文化战的定义 

1.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al war

在人类历史上，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一小部分人运用高科技手段，可以彻底改变人类以后的命运。不仅在发动恐怖袭击活动这样的破坏性方面，而且在复制人类胚胎这样的“建设性方面”──这些关键点上的突破，可能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的后果。再往前推，就可以看到未来世界的缩影已经在以前的历史中展现出来：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密谋集团，可以在国际势力的支持下，颠覆并接管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可以凭借现代化的训练和装备，系统化地替人洗脑、轻而易举地镇压一切不满和反抗。在电话、电视、电脑、飞机、坦克、导弹、核子武器、生物武器组成的冷血国家机器面前，一切公然的武装起义都成为显而易见的自杀，这就使得二十世纪的专制政权变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除非军事革命、军事政变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结果，在传统的武装反抗一概失败的教训下，文化的反抗应运而生：伊朗、菲律宾、波兰以及整个苏联直属集团的专制政权，都是在教会组织发动的文化战争下，宣告死亡的。而亚洲的苏联集团国家如大陆中国、北部朝鲜、印度支那三国，则因为缺乏文化战的组织〔教会〕与其对抗，专制制度迄今为止屹立不倒。这不是一个“良心问题”〔“欧洲人有良心，亚洲人没有良心”〕，而是一个如何发动文化战的问题。尽管是高级宗教及其组织启迪了人的良心〔教义〕，并缔造了文化战的组织〔教会〕。

从近代史看，不是战争引起了革命，而是革命引起了战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于中欧革命，即德国统一运动和斯拉夫人的独立运动互相角力，新兴的俾斯麦主义激化了欧洲列强的冲突，导致总体战的出现。尽管对现代中国这样东施效颦的国家来说，情况正好相反：每一次革命，都是由于对外战争的失败导致的，不论太平天国〔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英法联军〕、戊戌变法〔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八国联军〕、北伐战争〔凡尔赛和约〕、共产革命〔日本入侵〕，中国革命因此充满了“应急措施”和“变态反应”，仿佛一个行将淹死的人手足痉挛，是不言而喻的“超级总体战”。

“总体战”〔Total War〕的概念，原是德国名将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年〕提出的，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历任集团军参谋长、东线德军参谋长、德国最高统帅部军需长等职。一战后解除军职，从事政治和写作。《总体战》一书共七章，论述了“总体战的本质”、“民族团结精神是总体战的基础”、“经济与总体战”、“军队的兵力及其内涵”、“军队的编成及其使用”、“总体战的实施”、“统帅”等内容。其主要观点认为：

1，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战争扩展到参战国全部领土，卷入战争的人也由军队扩大到全体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和政治都应服从于民族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2，总体战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为此应当采取特别措施，控制新闻舆论工具，镇压泄露军情者和反战分子，利用一切手段进行精神动员，使军事教育具有种族特色，从而唤发民族的战斗精神。

3，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平时经济也要战时化，粮食、服装、燃料等重要物资，平时就要大量储备，并应把银行置于中央权力下，力争战争物资自给，扩大军备工业，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4，军事行动要贯彻以下原则：协同、突然、迅猛。要陆、海、空三军协同，不宣而战，达成战略的突然性。要选定最危险的敌人为主攻目标，在决定性的地区投入最大的兵力，实施最沉重的打击。速战速决，而不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5，建立独裁式的战争指挥体制，以具备卓越的才能、坚强的品格、充沛的精力、敏锐的观察力等优良素质的人为统帅。由他来加强国民和军队“在种族基础上”的民族团结，考察与战争有关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战争全局等，并领导由陆、海、空军、宣传、军事技术、经济、政治领域里的奇才所组成的国防参谋部来贯彻其思想意志。

上述总体战的理论并不是从属于“纳粹主义”的，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总结；相反，倒可说纳粹主义不过是总体战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罢了，正如列宁主义自己才是帝国主义最高阶段──社会帝国主义的理论表达。所谓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就是一国首先建成极权主义。这是因为，现代世界是一个多国环境，而在多国环境中，每个国家又是根据自己的国际处境来调整内政的，正如个人是根据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要求，来调整自身的言行的。这就是所谓的国家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运行方式。不仅纳粹主义如此，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其实也是这种意义的“战国体制”。

近代史的“战争引起了革命”，正如在古代史的“饥荒引起了战争”：考察历史上多次游牧部落入侵定居民族的事件，不难发现其背后晃动着饥荒的阴影。是饥荒使得入侵者变得格外残忍嗜血，正如近代史上的内部革命使得对外战争变得格外残酷无情，所以刚刚发生过革命的国家，往往最具有侵略性。

比总体战更进一步的就是“兼并战争”。而所谓文化战，就是“排除了军事暴力或曰不以军事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兼并战争”。所谓兼并战争，就是不再以割地、赔款、建立从属关系为目的，而以彻底消除对方的存在、把对方变成自己的直属殖民地或自己的直属领土为目标的战争。兼并战争虽然并不打着“无条件投降”的旗号去激怒敌人，像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蠢行那样；但事实上却是真正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的。显然，同盟国那样做只是因为内部互不信任、各怀鬼胎，所以需要做出如此愚蠢的对外宣告来杜绝“单独媾和”的可能；但是，未来的全球政府却不需要这样愚蠢的行动，因为全球政府内部是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正因为全球政府具有这样统一意志，即将来到的将不是一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世界革命”，而是一场主权国家的临终弥撒，一场全球规模的兼并运动。

全球兼并不同于世界革命，它不是以民族国家、主权国家为出发点，而是以全球事务为出发点。在这场最终不可回避的文明汇集运动中，明显具有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背景，这虽然不同于传统生态危机的形式如战争、饥荒、暴虐、屠杀、水土流失、农田荒漠化，而具有新的生态危机的形式如能源枯竭、环境破坏、生物污染、恐怖威胁，但依然是现代条件下的生存挑战，并受到现代思潮的强烈腐蚀、现代技术的强烈推动，从而具有特别危险的爆炸性。

不论近代史的革命还是古代史的战乱，很明显都具有人口压力所造成的生存紧张和暴虐行为，人口效应不仅支配了中国历史，也推动着国际关系史，并将毫无疑问地塑造未来的全球史。在现代条件下，人口压力尽管以阶级清算和种族清洗的恶劣形式局部上演〔即在一些“革命国家内部”〕，但总的大决堤还不曾出现过……但可以预期，随着人口增长超过一百亿，这一压力迟早要导致一个终结，一个总的清算。

总体战并不是一个“完全现代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全面兼并战争即将到来的前奏。秦之所以能灭六国、一六合，就是因为它是战国各国中彻底实行了当时条件下的总体战的国家〔“战国”〕，或曰唯一行之有效的古代东亚地区的总体战国家。在相似的意义上，亚述在中东地区的横行霸道及斯巴达在希腊城邦的纵横驰骋也是得力于名符其实的总体战。总体战体制，并不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专利，也不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发明，相反，类似总体战国家〔战国〕的那种体制，是多数文明在其历史上都经历过的特殊时期，正如“文化蒙昧时期”、“宗教虔诚时期”、“理性启蒙时期”，也是多数文明在各自的历史上一一经历过的季节。

而秦以后的中国本部，就再也没有能力回到总体战中去，直到蒙古人入侵，代替中国人再行“统一列国”，虽然未能兼并中国文化圈内的日本，但其他列国几乎无所不包。其实按照学者们考证，秦国亦非中原文明，不行周礼，而且其种族上属于东夷〔或是羌人〕，文明上属于殷商〔或是西戎〕；很有可能像罗马人的祖先那样是从东方〔特洛伊〕逃亡到西方〔意大利〕的，反正区别于中原。秦的野蛮使它得以发动总体战，国家军营化的政策和体制，既能使它得以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平定六国，也导致了它本身的孤立、僵化和灭亡。秦以后，拒绝了总体战的中国，武力水平始终和它的国力很不相称，因为总体战为了军事斗争的胜利不惜一切代价，为了战争胜利可以消灭文化、把国家生活彻底军事化，于是总体战不得不意味着文明的僵局。军事上最强的国家在文化上往往并不具备相称的高雅，以前的德国如此，现在的美国亦开始走上同样的道路。“一心不可二用”对于一个民族或曰国家的生活也是适用的。

只有“文化战的总体战”才能在文治武功方面两全其美。因为“文化战的总体战”不是别的，是以强大的文明、无所不在的文化作为征服的利器，吸引而不是灭绝敌对阵营中的优秀人物，并以此吸引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新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以各地的优秀人物为点为线为网络，超越征服的时代，实现融合的文明。所以文化战的总体战不是掠夺性的霸道之战，而是拯救性的、保育性的王道之战。

新的总体战将以文化战的方式纵横世界。文化战的策略将是历史上最无所不用其极的，其目的也是全新的，且其发动者也是新人，带着最高的自觉自律从事战斗，直到获得历史的胜利裁判。从文化战的角度看，任何战争或力量的较量，其成败利钝、胜负输赢，在它们开始完全摊牌以前就已经注定了：战场的摊牌之前，牌早就发好了，甚至如何出牌也大致底定了；战场的较量不过是把命运的底蕴给展现出来，使瞎了眼的愚公们得以看见，使氓之蚩蚩可以获得一个鼓掌的机会。作为兼并战争，排除了军事暴力或曰不以军事暴力为主要手段，所以只能叫做“文化战”。在另一个更深的意义上，文化战作为“文明的兼并战”，不仅要以文明的方式来实施兼并，而且其目的是要兼并不同的文明，形成统一的世界秩序。

文化战作为文明的兼并战争，不仅要“灭人之国”、走向全球秩序的道路，而且要平定所有主权国家、统一不同的民族传统。这样就不可能不遭到现有主权国家和既得利益阶层的拼死抵抗。面对这一反抗，全球政府怎么能以“排除了军事暴力或曰不以军事暴力为主要手段”的方式，从事统一秩序的创立活动呢？这是考虑到，核子武器与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日益普及化，已经使得武力兼并成为“共同毁灭”的代词，即使为了人类的合作而不得不平定各个为非作歹的传统主权国家，也只能另觅超越传统战争的其他方法，来最低代价地实现全人类的统一。

与全球统一相比之下，两次世界大战基本上还是属于争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是殖民战争燃烧到欧洲本土的讽刺性局势；而不是以消灭主权国家为目标的兼并战争。也就是说，战争的双方挖空心思力图达到的，是如何扩大主权，而不是消灭主权。其结果只能是主权国家的扩张和全球秩序的恶化，而不是主权国家的萎缩和全球秩序的创立。正因为进攻的一方还没有准备好以兼并对方为唯一目的，所以两次世界大战本质上只能是毫无结果的互相屠杀，尤其是就“德奥同盟国”对“协约国”〔一战〕和“德意日轴心国”对“同盟国”〔二战〕的关系而言。至于二战中日本对中国的关系、德国对东欧的关系，则有所不同，前一组〔日、德〕企图兼并后一组〔中、俄〕，但不是对等地兼并，而是把对方当作殖民地来处理，因此其战争的方式也就特别原始、残酷。当时中国正处在传统国家解体、现代国家萌芽的混乱时期，所以日本并不把中国视为对等国家，而是想乘机变中国为其“美洲殖民地”，所以日本人对待中国的残酷程度，就像欧洲人对待美洲人和澳洲人一样。同样，俄国在经历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国家解体、秩序大乱，德国也不把苏联当作正常国家来对待，就采取极端原始的“非洲政策”来虐待东欧人民，拒绝履行日内瓦公约，犹如欧洲白人在非洲和美洲虐杀黑人和黄种人那样残暴不仁。

文化战则不然，其主体不是霸权国家，而是全球政府，其客体不是敌对的主权国家，而是一切主权国家。全球政府的创立：国际融合集团使用暗渡陈仓的方式，进驻某个足够强大的主权国家，改变其性质，化其为统一全球的杠杆。这个采取统一政策的主权国家自身，其实就是第一个遭到“平定”的对象。就像罗马帝国那样，寄生、蛀空、颠覆、替代了罗马共和国；或像西楚霸王那样颠覆了秦朝、汉朝又取代了西楚霸王，从而最终完成了类似罗马帝国进驻罗马共和国那样的“非国家过程”，这就是“彻底的国际融合集团”〔汉朝和罗马帝国〕对于“不彻底的国际融合集团”〔秦朝和罗马共和国〕的取代。

以伊拉克战争为反面例子：美国之所以在迅速而顺利占领伊拉克〔2003年夏天〕之后，逐渐陷入了游击战的泥沼，到2004年初已经到了危机四伏的地步，基本不是萨达姆残余势力的抵抗和国际恐怖组织的渗透所致，不是反恐战争不可行或全球秩序无法建立；而是由于美国的国内制度妨碍美国发挥自己的力量，使得这位巨人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简单说，美国政府是民选的，因此受制于美国的选民，这样当美国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例如伊拉克的国家利益冲突时，美国的政策就不得不损害其它国家例如伊拉克的利益来满足美国利益，试问这样的占领能不激起伊拉克人的日渐敌对以致群起攻之？这样的“占领”，比满洲人对中国的“入主”还要难以为继。因为入主者和当地人的冲突还比较容易日渐淡化，但占领者和当地人的冲突则可能越演越烈。这也是日本和苏联虽然成功地占领了中国，但最终不能有效同化中国的原因所在。

由此我们知道：要有效建立全球秩序，必须摆脱“为本国选民服务”的狭隘利己的主权国家的排他观念，而义无反顾地面向“为全球秩序服务”。这就要求改造一国至上的代议体制，转变主导政体；摆脱主权国家的限制，转向全球政府的责任。

二，文化战的最古范本和最新动向 

2. The oldest model and newest change of cultural war

文化战的主体是全球政府，文化战的客体是各个主权国；因此，文化战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别的主权国家的侵略行为，而是唯一全球政府对所有主权国家的讨伐行动，当然其中也包括全球政府所在地的那个主权国家……其方式即上面所说“摆脱为本国选民服务”的狭隘利己的主权国家的排他观念，而义无反顾地面向“为全球秩序服务”。全球政府不是要对所在地国家负责，而是要对所有国家同样负责，毫无偏袒。既然全球政府不以所谓“国家利益”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不受某国大选结果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长期方针，它才可能有效执行“平定主权国家”的使命。总之，平定主权国家的除暴安良，不是常规战争和恐怖袭击，不是出自反恐战争和国家利益，而是“克己复礼”、整合全球的文化战。

克己，就是平定各个主权国家，消除禽兽言行与横征暴敛；复礼，就是创立全球政府，建设礼制向心的世界秩序。“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此语一出，天下合一。《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就“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作为文化战的征服战略而言，《孟子》还有很好的诠释：

“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篚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孟子·滕文公下》〕

这是一个经典故事：黄河下游有个部落叫商，传说商的祖先是契〔音xiè〕。在尧舜时期，和禹一起治理大洪水。相传夏王统治了四百多年，到了公元前十六世纪，末代夏王桀是暴君，商的首领成汤决心灭夏。他的战略如下：

派人质问相邻部落的首领葛伯，为何不按时祭祀？葛伯回答：“我们穷，没有牲口作祭品。” 汤送了一批牛羊给葛伯作祭品。葛伯把牛羊杀掉吃了，仍不祭祀。汤又派人去责问，葛伯说：“我没有粮食，拿什么来祭祀？”汤又派人帮葛伯耕田，还派人送酒送饭，在半路上，葛伯把酒饭抢走，还杀了一个送饭的小孩。葛伯这样做，激起了大家的公愤。汤以此进行动员，出兵灭葛。接着他连续攻占附近几个部落，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但夏桀却毫无警觉。接下来，商汤停止向夏桀进贡，夏桀大怒，命令九夷〔商属于夷族〕发兵进攻商汤。商汤看到夷族还服从夏桀，立刻向夏桀请罪，恢复了进贡。过了一年，九夷中一些部落逐渐叛离夏朝，汤才决定进攻。汤发布告示《汤誓》宣称：“不是我要叛乱，而是国王作恶多端，神的意旨要我消灭他，我是听从天命！”接着他用赏罚的条例激励士气，终于征服了夏，使商成为王朝。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践“人权高于主权”〔Human right above sovereign〕的范例。

用战国的眼光看，商汤哪里是行仁义呢？几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寻找借口干预内政”，以便颠覆葛国政权。而孟子所批判的梁惠王，正是以典型的战国思路来考虑问题的，所以“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尽心下》〕当弟子公孙丑追问为什么的时候，孟子答说：“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显然，孟子已经超越了时代，他完全忽略不计，战国时代的原则是土地比人命更值钱，为了“保家卫国”可以牺牲千万人命。林“副主席”所谓“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就是指此而说的。但讲究仁义的孟子则完全不同，他甚至从“春秋无义战”的角度怀疑《书经·武成》篇里有关武王伐纣时战况激烈、“血流漂杵”的古史记载，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而无视仁义道德经常是作为胜利者的宣传而载入史册的。

在我们看来，不论真实的历史到底如何，孟子所诠释的历史已经成为文化征服者的范本：“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而在汉朝成书的《伪古文尚书》《商书·仲虺之诰》则据此发展为一种更为系统的政治哲学：

 “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其精髓在“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一节的谋略，这个谋略简单说就是“锄暴安良”，与“远交近攻”相似，两千年来已经化为中国社会的日常智慧，然其下流者则因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竟与“欺软怕硬”、“墙倒众人推”等小人伎俩合流，成为最坏的“国术”〔中国权术〕。由此可见“过犹不及”的重要性。

《仲虺之诰》上的“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是对权力中枢的警告；而“殖有礼，覆昏暴”则是权力中枢的功能；“表正万邦，缵禹旧服”更是表彰礼制的天下统治。当然，对于全球规模的政府来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征服策略还要加上新的通讯方式与新的控制论系统，配套之后方能行于世界。“第三次浪潮”也就是后期工业化，必定赋予文化战以新的面貌。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普遍使用，使“第三次浪潮”看起来有所不同，其实呢，那不过是工业化的完成阶段的特点，也就是说第三次浪潮其实是第二次浪潮的一个浪花，这一点从所谓“第四次浪潮就是太空移民”之类的喧嚣中，可以一目了然。所谓工业化，其实是为了克服“地理大发现─全球大交往”所造成的空间障碍而出现的技术革命；而工业化本身的逻辑发展又使得殖民主义不得不转向全球意识、主权国家不得不转向全球政府、传统战争不得不转向文化战。而这场“逻辑发展”的后果又不得不波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样一来决定文明前途的“新文化之战”就在所不免了，而在正式的文化战登场之前，还有预演和预兆，以显示其具体形态。

例如二十一世纪世界，电脑网络已经无处不在，成为工作与生活的必需品。而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职位的争夺中，网络开始发挥威力，造势、筹款，各路参选人纷纷运用，竞选班子对网络资源的灵活运用，为美国的政治选战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范例。2004年3月在波士顿召开了“草根组织的技术应用”研讨会，“DeanVolunteers.org”网站的发起人杰西·高登〔Jesse Gordon〕向与会的非赢利组织介绍了他们如何运用网络这一新兴技术工具来推动竞选活动的成功经验。他说，仅用电脑网络传播竞选材料和网上筹款，还够不上“网络选战”〔Cyber─campaign〕。成功的网络选战应是内容与形式、战略与战术的有机结合。

电脑网络效率高而成本低，但不能仅将它的作用局限在信息载体方面，而应通过网站、电子邮件、网上集会等各种手段加以综合运用，针对不同目标的人群来达到最佳效果。概括的说，网络选战针对三类不同的目标群体要达到以下三种不同的效果：

1，帮助首次接触选举信息的选民了解选举的基本情况。

2，说服已经了解基本情况的选民接受己方倡导的观点。

3，动员已经接受己方观点的人出力出钱支持选举。

按照这些策略，一些竞选策划者以政治活动经验和对电脑网络的把握，展开了“网民皆兵”的全方位网络选战。介绍竞选纲领的网站，从网站的设计到信息的排放，无不体现了策划者们的思虑，使得访问者读完相关网页后更愿捐款，或采取其它行动予以支持，甚至网站本身也是通过众多的志愿者来从事更新与维护，另有一批志愿者审阅文章，以免发生错误。

支持者们把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选民用电脑网络这一“虚拟平台”一网打尽，招降纳叛，发展队伍。例如，他们利用“Meetup.com”这个社交网站来促成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网民只要在网上输入自己的电子邮箱，就可以得到聚会通知，并在网上投票选择聚会的地点，聚会完毕还可以上网察看聚会照片。美国的“Meetup”种类繁多，有按照兴趣爱好分类的约会，还有按照工作需要进行的研讨会，一些餐馆、酒吧更在其中推波助澜，把自己的链接加到“Meetup”网站上招揽生意。选战活动者利用它来召集动员大会、交流竞选材料、策划竞选活动，并卷入更多的支持者。与简单的网上推销相比，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增进了人的凝聚力，并强化了关注与投入。据统计，参加过“Meetup”活动的人，过半数捐款资助了竞选活动。而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还为竞选班子发现了众多具有组织能力和地区影响力的人才。电脑网络的最大优势是能以最小的成本，在第一时间对各种目标群体施加长期影响。以捐款为例，习惯网上用信用卡付帐购物的人，很方便就能通过鼠标的点击来向候选人捐钱，节省时间，积少成多。竞选团队所采用的电脑网络选战攻略，影响深远，反对布什的自由派组织“向前进”〔MoveOn.org〕日前发起了一项全国性的“点子”征集工作，收到了来自全国各个阶层的很多批评布什的“最有创意、清晰，能够被人记住”的三十秒钟广告短片，并放在网络上广为传阅。布什则在网上播出了一则指责对手与特殊利益集团勾结的广告，该广告被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超过六百万的布什支持者，与耗资巨大的电视广告相比，网络广告不但节省了费用，而且更有针对性。随着选战的激烈，双方阵营都利用电脑网络最大限度地愚弄选民，丑化对手。可说今后的选举，将会是“无网而不胜”的选举。〔参见王昕《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网络奇兵》〕

如上所述，网络选战已经不限于宣传战，而成为介于宣传战和全方位的文化战之间的某种东西，随着全球文明的深入发展，全方位的文化战的轮廓及其各种细节，会逐渐清晰起来，并笼罩世界。

三，文化战与军事战的区别 

3.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al and military warfare

文化战与军事战的区别，贯穿在行动的三个方面：

1，动机；2，动力；3，目标。

1，就动机而言，文化战的动机不是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对征服的渴望、对统治权的要求。文化战的动机也不是单纯地排斥以上几点欲求或根本未考虑、根本没有以上的欲求。恰恰相反，文化战的动机比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的动机，层次更高，因而前者也就必然地建立在后三者的基础之上。注意：文化战不是“意识形态战争”，不是“宣传战”，不是为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提供的借口、烟幕弹或“强盗逻辑”。因为文化战的动机不是出于国家利益──而是要取缔主权国家，结束哥伦布以来的主权国家横行霸道的国际无政府时代。支配文化战的动机不是生存欲望及权力愿望，而是人性动力金字塔中最高的一层：“道德情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道德情操，在生存欲望及权力愿望之上，使人区别于并高出于动物。同理，全球政府在民族社区和主权国家之上，使文明人区别于并高出于野蛮人，使文化战区别于并高出于传统战争。换言之，道德情操作为生存欲望及权力愿望之完善；全球政府作为民族社区和主权国家之完善；文化战作为传统战争之完善──将构成全球历史的真正开始。

2，就动力而言，文化战是出自整合全球秩序、全球文明的需要，而传统战争则是出于国家利益的纷争与攘夺。文化战之与传统战争之间具有动机动力方面的差异，并排斥传统战争及其暴虐手段，文化战因此是对传统战争的完成也是对传统战争的终结。文化战否定及阻挠传统性战争，犹如成年人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胡闹进行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是从那些胡闹一脉相承下来，但这不完全只是表现形式的变化，而是经过逻辑发展的变化。文化战的动机动力，来自全球文明的一体化压力，所有的国家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都围绕这个压力，视其能否促进全球一体化，来获得自己的位置。在全球一体化的面前，这些分散的利益只能被列为全球文明的辅助力量和次要考虑。而全球文明作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结果，是全球仁者对历史哲学的感悟。这一感悟结合了理性思考并满足了神秘需要，它创造的“新型礼教”，就是新文明的枢纽及基础，并体现了新的人际关系：“仁”。

3，就目标而言，文化战不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圣经》语〕，而是主权国家与国际冲突的双重终结。文化战的这一特性，使它本质上不是防御性或掠夺性的，而是进攻性或赐予性的，其最终结果是要建立全球和平：是更大规模的罗马式和平、汉朝式长治久安。相形之下，美国的反恐战争，显然还是立足于主权国家自身的国家利益，表面是进攻，其实是防御，既然防御多而进攻少，结果是事倍功半，很可能功败垂成。

美国总统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2004年4月8日向“九一一独立调查组”公开作证前，英国《独立报》4月2日披露，曾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的一名女翻译说她已经接受该调查委员会的质询，并证明在“九一一袭击事件”发生前数月，美国的很多高官就已经知道盖达组织计划用飞机袭击美国本土。而赖斯3月22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指出布什政府一直致力打击盖达组织，赖斯还表示，“我们事前没有获得有关恐怖分子准备使用飞机袭击美国本土的情报。”这位女翻译就此指责赖斯“可耻地撒谎”：“赖斯使用了‘我们’，而不是‘我’，那就包括所有的人在内，其中包括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我要说那是不可能的”。曾经担任布什反恐高级顾问的克拉克在此之前一个星期说，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前，布什没有重视恐怖主义袭击，反恐不力。华盛顿邮报也在4月1日报导说，赖斯原定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的当天，发表一次重要演讲，但其中内容却是主张加强导弹防御，认为美国的主要威胁来自远程导弹，而非恐怖袭击。结果这一演讲因当天发生恐怖袭击而被迫取消。从文化战的角度看，不论布什政府对“九一一”恐怖袭击的成功实施到底负有多大的直接责任，其没有能够积极主动地预防却是显而易见的。

下则报道更是凸显了被国内政治所支配的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被动处境：2004年3月31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西的法鲁贾市，四名美国雇员遭到伏击枪杀，其座车被焚毁之后，烧焦的尸体被武装分子和当地人拖着在街上示众，有的尸体还被挂在大桥上。美国媒体指出，这一最新事态发展将使白宫在伊战后重建问题上的乐观情绪受到打击。不过美国表示，绝不从伊拉克撤军。美军将领4月1日宣称要对凶手发动“压倒一切的报复”，而法鲁贾城内的民众则说他们将坚决抵抗。分析家指出，这次美国人遇害事件的情景，和1993年美军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那次失败的“黑鹰坠落”行动中的遭遇惊人地相似，同样都是以美国人的尸体惨遭蹂躏来作为打击民主政治的心理武器。因此，如果在美国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中播出同样恐怖的画面，那布什政府的处境就将非常糟糕，甚至有可能像当年克林顿政府被迫从索马里仓促撤军一样，迟早从伊拉克狼狈撤退。为了不让美国人看到四人尸体的惨状，麦克莱伦希望媒体“高抬贵手”。在政府的要求下，美国各家媒体在报道这一惨剧时，都提醒观众，新闻场面“非常恶心”，“儿童不宜”，很多出现尸体的画面都经过了处理。与此同时，布什在总统大选中的民主党对手、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克里则在3月31日的惨剧发生后谴责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失败，让身处伊拉克的美国人成为敌人的靶子。

与美国的现状不同，文化战的主导者将不会受到“国内政治”的摆布而影响自己的全球使命。他们既不会被寻找战争借口所困扰，也不会在战争中缩手缩脚，更不会因为如何寻找结束战争的方式而苦恼。文化战，就其动机、动力、目标而言，是充满攻击性、渗透性和前瞻性的。它有效调动人间事务的三大组成部分：人、物、目标，来服务于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不是服务于坐享其成的选民。在这三方面，文化战的参与者〔人〕、他所动员的力量〔物〕、他所创造的局面〔目标〕，都将是新颖的、不以商业价值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就目标而言，文化战不是以掠夺其它国家为目标或自称“帮助”其它国家但其实进行侵略的战争，而是以平定所有主权国家并创立全球政府为目标的创造性的战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二章〕是其指导方针；文化战的发动者，是全球的仁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邪！”〔同上七十七章〕需要注意的是，文化战将创造一种崭新的“关系”，既包括内部关系也包括外部关系，不仅有“社会交往”的层面，也有“自我意识”的层面，还有“人与自然”的层面：建立生态平衡的世界秩序。用汉朝人的概念，那叫“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仲虺之诰》〕“关系”是一个无形但却无远弗届的东西，文化战所创造的全新关系将开创全球历史的全新格局。

“新文化战”也可以叫做“文明结构的定形战役”，也就是为在全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文明结构、全盘的范型和模式，而战。为达到全球范围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战。这也许可被讥评为“文化创造力量的衰颓”，可是除此之外又有什么更好的“止戈”之法呢？如果说，除了互相屠杀和整体的崩溃外，只有社会定形并文明僵化的道路可走，那么就暂时定型并暂时僵化一下吧！这毕竟还能给疲于奔命的焦渴大众带来一个休息和重新积聚生命力量的喘息时间……面对全球规模的文明定型，以往的历史可以借鉴，那就是曾经周期性发生，并将继续周期性出现的，作为“汉文帝长治久安的普天同庆”，作为“罗马和平下的奥古斯都的黄金时代”。 

由于“新文化战”具有“人权高于主权”〔Human right above sovereign〕的“平定方国”的性质，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它可能成为文化创造力量的杀手，毕竟，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在欧洲所发挥的突出的文化成就，正是和它的突出的分裂状态完全一致的，并且完全可能是1648年结束的三十年战争造成的德国政治分裂，造成了德国接下来的文化成就；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也表现出同样的“因果关系”：分裂时代是文化生长的时代，而统一时代则是文化没落的开始。在这种意义上，文化战的推动力量甚至会被不解历史曲线的大众知识分子、历史荒野的游民，视为破坏性十足的野蛮行为。

在这时，新文化战可被看作“文明的防腐剂”，这种防腐剂具有双重性：一面阻止病毒感染，另面也扼杀自身免疫。这难以豁免其一，正如鱼和熊掌不可得兼，面对这样的无奈，人们只能接受命运的裁决。凡是来临了的，就是自然而然的。预测未来是基于现在，但想左右未来则不可能，因为人们的努力并不能全然超越自己，因而也无从“代神立言”。人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明了自己的处境，到底位于文明坐标上的哪一时空？据此确定自己是走向一个更为开放的时代还是一个更为封闭的时代？未来是更为松动还是更为紧张？生活是更为放纵还是更为抑制？因为文明的扩张也像生命的其他运动，从来在一紧一松地前进，无论趋于封闭或趋于开放，都可以被视为一个积极的发展：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新文化战”将打破人为的分割，在混一宇内的运动中将没有种族、国家、民族、阶级甚至各类专业集团的互相分割构陷的战线，每一个自觉参战的人都将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战场，在他的活动领域的周边形成一道活动的战线。新文化战，将比最高超的革命颠覆战更有颠覆性，配以各色新型的战术武器，指导战术武器的战略布局，渗透到每一个社会细胞里。它把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全球政府的现实结合起来：用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来促进全球政府的实现；用全球政府的现实来维护无政府主义的理想。

文化战的动力，以心理性为主而不以物理性为主，文化战不是对衣食匮乏的反应，而是对秩序整合的反应，是抵御心灵空虚的良药。新文化战所要建立的全球结构，不是直接维持人民生计的，而是通过整合秩序来保护生命的温床。为此需要持续的保合太和，以延续未来文明的生命泉……一小批人数上微不足道的人，在整个世界人心崩溃和道德冷漠中站立起来，结成强韧的精神纽带，他们不必区分肤色、种族、国籍、社会层级甚至文化教养，由世界各个角落汇集而来，通过高级磋商，然后分布到全球各处的关键点，像耶稣会的传教者那样，发动一场“世界规模的综合政变”。作为开端，它将不断深化直到全球结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一种由最有才具、智慧、决断能力且极富专业技能的战略战术专家所组成的并具有世界规模、在世界各处“要害部门”获有控制权的深谋远虑者所罗网的突击队：这就是新文化战的基本力量，国际融合集团。他们通过“最小阻力的战略战术”来行事，为全球政府打下最大功效的基础。他们信奉原则，在今日的人们无法想象的艰难中，坚持到时来运转……从本质上说，他们不需要“群众运动”，他们只需要“运动群众”，为此，他们炼出致命的诱惑、披靡时尚的利器，以各个击破生物惰性对文明事业的顽梗抗拒……

四，天下文明超越国际主义 

4. Global civilization beyond internationalism

战国时代处在大规模兼并战争的前夕，因此流行国际主义。在文化战看来，人们曾经崇尚的国际主义，不过是遮掩国与国之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围裙罢了。“国际主义”这个名字甚至就是可笑的。既然要以“国”为主位，又何必奉上“国际”的招贴呢？既然要宣扬“国际”主义，又何必要保持“国”的本位性呢？如果仅仅把“国际主义”视为一种沟通国与国之间利益或感情的渠道呢？那么“主义”又从何而来呢？由此可见，所谓“国际主义”无非是一种宣传及意识形态，根本不能行之有效，更不是深谋远虑，怎能支配未来？果不其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即使联合国这个国际主义的玩偶，这块五颜六色的围裙，业已开始破损不堪，露出其无法弥补的空洞……

如果问国际主义招贴的最后一角是什么时候掉下来的，我想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不久。冷战的结束使得二十世纪的“结盟交战”也随之终结，国际主义这个为结盟交战服务的招贴，突然之间变得无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际主义还有市场吗？今天的人们精神多么空虚，创造性多么贫乏，除了直接的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外已经一无所有──“我穷得只剩下了钱。”这种经济动物若不经过强烈的电击以治疗其神经单一病和肢体麻木症，社会的板结、文明的僵化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国际”恐怖主义兴起了，好像是对于此前风行的国际主义的一个绝妙讽刺。

超越主权国家的人们，则不知“国际主义”为何物，太阳已经升起，蜡烛岂不多余？国际主义的宣传作为主权国家横征暴敛的烟幕，应该收场了。在天下文明的眼界下，那喧嚣一时的声响所激起的不过是历史风烟中的些微尘埃，岂足以奠定全球秩序的基础？另方面，也许在那些曾经拥有世界帝国传统的文明边缘地带，才能产生一种不被民族偏见和国家意识的狭隘性及其“国际主义”所限制的宇宙型人物，才能产生一种具有“天下感觉”的“历史无业者”。无业者则无界，不受疆域的限制，他的“天下”决不是英伦帝国、苏俄联盟、北美联邦这类的“殖民帝国”的同义语；而是像埃及、巴比伦、罗马、印度五河、中原王畿那样的“统一世界”，所以埃及虽小，在文明意义上也可算得小型的“天下”。

宇宙型人物，在上述“天下型文明”的统一世界的历史上，至少产生过两打，可是在迄今为止的日本和欧美一类的“区域型国家”的殖民帝国的历史上，却从未产生过一个。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这种人物只有在“天下文明的内战烽火”中，方能诞生。各种规模的蕞尔小邦即区域性国家，从日本列岛到大英帝国，纵使发生剧烈内战也无缘得见沟通天地人的宇宙英才。但“天下文明”的内战却大为不同，足以重新奠定人类的命运、文明的前途。对“天下文明”来说，内战或与内战密不可分的“征讨”，是唯一的合理战争。这不是对等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天下文明对区域国家的屡征弗庭：“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天下国家的内战，是真正的世界大战，而不是主权国家的争霸战──这种战争给予文明史的影响，是主权国家梦想不到的气吞八荒。

对天下文明的争夺，比民族国家和区域国家之间的主权争霸战，更为残酷而彻底：这是因为人们已失去了对民族国家的责任心，爱国心也无所依附了，在一视同仁的利欲熏心下，一种超地域的英雄─暴君就会兴起：如项羽一样无畏、刘邦一样无耻。这种人不会顾惜损失，不像民族国家、区域国家中兴起的人物，毕竟受到爱国心及道德传统的约束而有所顾忌。他们只要“彼可取而代也”〔项羽语录〕、“大丈夫当如是也”〔刘邦语录〕以及等而下之的“苟富贵，毋相忘”〔陈胜语录〕。由于民族国家、区域国家里贵族传统的沦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语录〕的无产阶级思想迟早会兴起并流行。而在贵族意识看来，无产阶级思想就是“无赖思想”，正如资产阶级思想就是“铜臭思想”。

人们常说，长期的和平不利于人类进步，那么稳固的天下秩序也许有害于人类精神？无奈在全球文明的历史已经席卷大部分人的此时此刻，天下国家的罗马式或汉朝式和平，却是不可避免，尽管其展开下来究竟是祸是福，只有天晓得了。和罗马帝国先后兴起的是秦汉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同时兴起的是唐宋帝国，和英、俄同时兴起的是明清帝国。够了，现在世界应该结束“各自为政”的时代了！现在需要的是：全球文明的统一秩序。就本身的“绝对值”来说，活动在天下文明里，显然要比活动在民族国家里，价值百倍。因为前者是个“世界舞台”，可以产生恺撒和秦始皇那样的货色，而后者不过是乡下，只能产生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那样的东西。一块大得多的土地，生出大得多的硕果，是十分自然的！在全球文明的社会运动中产生的人物，优胜者必定要超越了民族偏见与地方国家的意识之后，方能整合全局，因为一种民族偏见及地方国家的意识必会引起另一民族偏见与地方国家意识的反抗，其结果无非是全球文明的分裂和内乱。

尝以政治言之，民族或种族的、区域的或国家的统治，必定不如一个超越民族或种族的融合集团、一个超越地方的或国家的中央朝廷的统治，来得长治久安。因为一个超越了民族或种族界限的融合集团、一个超越了地方的或国家的中央朝廷，作为“天命器皿”是囊括了一切人才而不分种族、民族、区域、国家的界限，这样它在所有的种族、民族、区域、国家中，皆有牢固的社会基础，自然立于不败之地。而民族至上、种族至上、区域至上、国家至上的统治，必将引起另一种族、民族、区域、国家中的佼佼者，率众而反抗。从全球历史、天下文明的角度看，国家与民族的衰亡，并非由于战败。两大强国经由剧烈战争两败俱伤，或其一被另方的纯粹军事优势所压倒，并非不可恢复。倒是一些更为深刻的内部原因，决定此族此国的兴衰，决定它在战败之后是迅速复原，还是加速灭亡。当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起，却必然导致战争或不得不通过战争来表现。“和平崛起”的宣传是不切实际的，只要是崛起，必定打破现有平衡，因此和平崛起的后果依然是战争，那么“和平崛起”岂不成了短命的咒语？

不经一战，世界不会承认崛起者的新近获得的势力范围；不经一战，崛起者不可能取得与他的实力互相匹配的权利；不经一战，无以达到“崛起者的兴奋高潮”，而不落实那些一直鼓舞他崛起的强力刺激，他就无法终止高潮，达到幸福的满足状态。既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起，必须通过某种战胜的仪式来予以认可，那么导致战争及权利之再分配以达到新的均势，就势在难免了。没有战胜与外扩，国家民族的兴起诚然无从吸取养料、发扬光大；所以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看来，侵略是天经地义的：没有战胜及侵略，社会就像缺乏激素似地生长维艰，因为侵略就是侵入并经略，是拓展事业；不但激励精神动能，而且聚敛物质基础。不仅古代文明如此，现代文明亦不能免俗，兴起得越迅猛的，就越需要借助于向外侵略扩张、搜刮它国财富。

未来的世界，极需组织性、结构性，以容纳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提供文明据以继续生长的保障，这当然不可能通过原始的武力征服来实现。原始武力的任务仅在于“止戈”，除此而外，穷兵黩武不仅不为王者所取，且正是衰亡的预兆。于是这样新型的扩张才是真正的总体战：超越古今总体战的军国主义阶段，而进入文明建政的核心地带；结束战国时代，不再以军事手段追求胜利。文化战的总体战，是整个社会形态的争雄，文明模式的汰旧换新。文化战的总体战是文明难题的总解决，一切方法并行不悖地展开，其争战的目标不在于统治的权力，而在于统治的方式！它不是为了达到经济利润、军事蹂躏、政治控制的卑微目的，而是为了实现文化的高级趣味。文化战的主体因此不是商人，不是军队或政治集团甚至不是个别国家或国家联盟；文化战的主体是哲学家─文化人─专家的联合体，即一个崭新的文化温床。这群人将被称为“君子”，他们的首领将是天命的王者，审时度势、冷静英勇，其精神力量可以感应天地。他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发动出击，其手段，多方动员，技术战、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外交战、心理战……而不必固执一端。新的人间关系代替过时的人间关系……在战争前夜，新文化已经组建完成了，而战争行为不过揭晓命运的底牌罢了。这就是文化战之“决战于战前”的关键所在。

五，防止大规模侵战的锁钥 

5. The key to prevention of large scale invasions

全球历史和天下文明不能同意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侵略黩武倾向，相反要把“武德”也就是“止戈”〔止戈两字合为武〕视为文明的最高境界。世界和平，不是一国对他国的优势，不是秦国对六国的征服、罗马共和国对各国的毁灭，而是类似于汉朝取代秦国、罗马帝国取代罗马共和国，是所有国家屈服于全球历史、天下文明的“全范围的整合与管制”。

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基础是什么？是民族偏见和国家意识鼓动起来的群众运动。防止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锁钥是什么？是天下范围的择优制度与等差秩序──这将击溃民族社区主权国家对人类的分割与奴役、离间与毒害，它宣告，统一的全球秩序要全局统筹，才能有所发展，强制性的“社会平等”与民族国家的分割分赃，后果就是停滞与腐败。

回溯一下，择优的等差制度之崩溃，对外部构成了一致的侵略，对内部构成了共同的破坏，不仅导致双方物质生活的浪费，而且导致自身精神生活的毒化。等差制度的瓦解，促成普遍的国际冲突，社会内部丧失了制约力，结果社会边际洪水泛滥，战国时代越演越烈。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造成文明生命的解构，病态的癫痫同时席卷不同形态的社会，纳粹党和共产党斗争，共产党和自由派斗争，同样激烈，各自都有充分的“群众基础”。但群众到底需要什么？仅仅需要痉挛？一个有结构的社会，并非“全盘皆动”，而是“首尾相顾”；但结构解体的社会如现代中国就不同了，群众在千百年的社会沉睡之后，终于开始发作，而在历时百年之久的躁动之后〔例如在中国〕，又奇迹般地恢复了麻木不仁的状态，这里的原委不是很容易说清楚的。群众运动造成的不是“民主制度”，就是“暴民政治”，但在蛮族入侵摧毁了中国社会的原有等差的基础上，近代中国无法进入“民主制度”，只能进入“暴民政治”，从军阀混战到党阀专政。确实，“暴民政治”作为文明的“掘墓人”，被卡尔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在这种意义上，用“民主”之名来美化暴民政治，就是二十世纪极权政治的最大特点。

群众运动的兴起所具有的两面性，使得“真正的群众运动”，有时比独裁者设计的“运动群众”，更为盲目，通常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更大损坏。且独裁者的“运动群众”常是“真正的群众运动”的后果，即，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即社会无序状态，导致了下层社会独裁者的趁机崛起。因为群众运动隐含着社会结构尤其是上层社会已经毁坏的危机。悲观者认为：群众运动犹如秋风，是文明衰落的可靠标志，不仅是一时的灾难，且是“末日”和“劫数”的来临。而乐观者则认为：群众运动犹如“蛮族入侵”和“民族迁徙”，也包含着新的希望、可能性、弹力。反对与赞同群众运动的态度，都说明群众运动兴起于社会指导力量的瘫痪，文化阶层已经无法“以身作则”，只能听凭反文化集团“以身做贼”了。而以身做贼者，用强制手段来“维持秩序”的结果，只能造成革命暴乱的进一步蔓延。例如，共产党的同路人1957年运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理论向共产党发难，迫使共产党撕下面具、从此理论脱离实际，否则就无法统治下去。相反，全球政府的基础、枢纽、核心，也就是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只能在全球一体化的前提之下建立和培育的，而不可能在一国之内。

群众规模上的“东方人的奴性”，作为“黔首”、“蓝蚂蚁”、“人海战术的肉弹”虽然卑贱，但在重建全球文明的意义上也许是一笔珍贵的财富，这种奴性的含义虽然不注重开拓却注重服从，不注重创造却注重收获，仿佛一种“秋天的美德”，一片金黄色的稻浪即将送进阴暗的仓库。这就是“奥斯威辛”、“古拉格”、“青海农场”。它在历史的下一回合中，注定了要以更大规模如全球规模来淹没宇内？消灭一切贵族事物包括美国式的平民骄傲与平民自律这样的贵族事物的最后残余？那时，全球秩序的坚实基础，蕴藏在广袤的农村，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中，在它那密密麻麻、无动于衷的东方化的黔首之海里。这股云气从哪里升起，哪里就是文明的黑洞，它的张力弥漫整个文明世界。这意味着，全球一体化实现后，文明的希望就不在“块状的城市”，而逐步辐射到生态环境毁坏较少的“网状地带”，已被窒息的“农村”将逐渐恢复活力，就像欧洲中世纪那样休生养息。尽管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而不是过程后，城市还是要执天下之牛耳。

“大约在公元前第二千年代的中叶，爱琴海上有两个对立的世界。一个是迈锡尼世界，它在黑暗中摸索，怀着巨大的希望，沉醉于功绩和灾难，静静地向自己的未来成熟。另一个是克里特的米诺斯世界，它是愉快而满足的，舒适地安身于一种古文化的宝藏中，优美、光辉，把它的所有重大问题都远远抛在身后。我们永远不会真正理解这种今天正在成为研究兴趣的中心的现象，除非我们重视那区分两种心灵的深刻的对立。当时的人事实上已经深刻地感到这种对立，但并不‘认识’这种对立。我在面前看到了泰麟兹和迈锡尼的居民面对那达不到的诺萨斯的生活精神所表现出来的谦逊，看到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诺萨斯人对于小首领们及其随从的蔑视，看到了健康的野蛮人的秘密的优越感，如同日耳曼军人在年长的罗马贵人面前的优越感一样。我们怎能够知道这种情形呢？两种文化中的人好几次彼此面面相觑。我们知道不只一种‘中介文化’〔Inter─Culture〕，在其中人类心灵的某些重要的倾向自行显示出来了。”〔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城市的心灵”〕 

“文化融合”是文明辐射的捷径：技术的传播可以是和平的、渐进的，因为它主要涉及器物层面；但精神的传播则经常带来激情的冲突，因为它涉及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历史上影响最深远持久的征服不是军事征服而是文化征服。甚至政治的征服若不继之以成功的文化征服，也不能“垂之万世”。我们面前的一个事例是：1949年毛泽东击败蒋介石，控制整个中国大陆；但是三十年以后他的党徒们却把蒋介石逃亡台湾后逐渐确立的治国模式甚至社会文化逐渐地但是相当全面地搬到中国大陆。那么请问，到底是毛泽东击败了蒋介石，还是蒋介石击败了毛泽东？

一切征服的最终形态，就是改变文明的形态，进而改变种族的构成。而文化征服的第一步，就是摧毁异己的文化，通过盘剥和吸收它而进到第二步，即展开自己的文化：不仅在空间上充分扩张，且在时间上发展到极致。

对于一个注定负有世界历史规模的艰难职责的融合集团来说，“奴性”也许不仅仅是一种劣根性。对于内部，“奴性”可构成有效团结与秩序的基础；对于外部，“奴性”或可演化出“团队精神”，并含有巨大的威慑力。群众不可能服从优生的科学，但却因为恐惧强力而服从权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随他们自己的意愿去，不要企图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一样。克己复礼的原则，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何须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一样的化石？否则重蹈宋明儒学〔特别是王阳明派〕和新教伦理〔特别是加尔文派〕的覆辙，将是不明智的。

对人世间的种种纷争、厮斗、分歧、诋毁，采取高贵的、积极的中立态度，从而成为广采博纳的仲裁者，而不是偏执狭隘的营生者。尤其考虑到，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的征服者都胜利了，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征服者都失败了；前者是事半功倍，后者是事倍功半……当我们用这一观点考察历史就不难发现，“真正的解放者”不过是富于策略的征服者对劣等愚民所施行的劣等障眼法。否则，真正的解放者反倒会成为十足的破坏者，不禁把世界投入一场无政府状态的燎原大火中去了。考察历史上的征服活动中，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当然要比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更大，而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其实又比军事因素所起作用为大：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文化战”的概念是如何重要，就不难解释历史上许多惊人的征服活动，是如何把握文明的脉络，完成了军事力量本来难以独力完成的业绩。

从文化战的角度观察，一个反常的民族和社会最终会有其反省或忏悔的活动，这就是内战。反省和忏悔是痛苦的，往往比对外斗争更残酷，它使人感到自己的劣败，前途暗淡下还要展开激烈厮杀。但内战之后却往往“柳暗花明又一村”，新的天地洞开。心里喜悦了，世界就新鲜，前途变坦荡──这样的内战不一定是争权夺利的冲突，有时它也代表了“走哪条路”的问题，这样的内战一经结束，社会发展就呈现新的面貌。难怪我们常常发现一个民族、国家、社会兴起之前，常常充满痛苦的内战，仿佛新社会只能在内乱中诞生，甚至还须伴随内乱渡过它的幼年。尽管在没落的时代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内乱，但那是不同的内乱，那不是为了某种道路或制度而战的内乱，而是一场玩世不恭、普遍堕落、充满怀疑和厌世精神的内乱。

是什么引起内省或内战？是重大的社会失败。重大的失败使人心灰意懒甚至充满自卑，但这并不能摧毁意志坚韧的民族，反会迫使他们觉醒和奋起，投入个人的内省与社会的内战。不错，骤然获得暴利、大权之后，也可在一个集团内部引起争端甚至内战，但可断言，内战不会在一个获得完全胜利与巨大成就的地方爆发。我们可以列出这样的公式：由于挫折或刺激，通过内省或内战所取得的不同结果，形成民族或个人的不同性格。种族加环境就是命运，命运不仅仅是性格，而是性格所遭遇的环境，正如好的环境可以优化坏的性格，好的性格也能优化坏的环境。这样的双重性不仅形成个人的命运也形成了民族的命运。命运＝性格＋环境，所以已经形成的或正在形成的命运，因此常常可以多少预测一点。

在这一透视下，一切种族的及民族的偏见还有什么价值呢？难道种族和民族的命运不是随着环境的变迁而循环的？全球文明所要求的不是一个种族或一个民族的利润、胜利、霸权、统治或者诸如此类的占有；而是新文明的整合，是蒙天宠、得天眷的时来运转，而不是固定不变的种族特性。为了切合人类整体的生存目标，需要审时度势、惟精惟一，策划并发起文化战的出击。无论这股出击的力量是谁，无论他来自地球的哪一个角落，都让我们为他祝福。任何民族的盛衰兴亡，在这场大战所诞生的典礼中，最终显得无关紧要。民族充其量不过是文化战的一个媒介罢了。甚而言之，即使文化战的载体民族〔也就是国际融合集团所寄寓的那个主权国家〕所需要的复兴运动，也不是文化战的必要条件，因为这个民族不被拣选，那个民族就会被拣选。诚然，正如有的天才较常人更能预知〔尤其对某些特别的事物，例如正确预测战争的结果，使得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躲避对手的打击，而且在实际摊牌之前就赢得了胜利〕，有的民族也较其他民族更加适合统治世界，但这并不是必要条件。

六，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 

6. Alien civilization as a leverage of integration

一个民族的核心是其文化的灵魂，如果说文化灵魂的存亡命运已经注定，那么它所寄寓的那个民族本身的存亡命运就不是我们所能关心的了，因为在全范围的人类史上，民族本身的续存是无关紧要的，只有他所创造的文明可以在其他民族那里持之以恒。正如蛹已孵化出蝴蝶，那么蛹壳本身已经无关紧要了，除非将它作为标本送进自然博物馆陈列。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文明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种族，如整合苏美尔文明的是闪族人，整合希腊文明的是罗马人，整合闪族文明的是波斯人，整合了波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是阿拉伯人。埃及和印度的史料缺乏，但现存的史料也说明了这一点。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在先秦，整合了第一期中原文明的是野蛮的秦人，在唐宋之后，整合了第二期中华文明的是则是建立元朝的蒙古人，而这两股力量〔秦与元〕对当时的中原来说都是异源的种族。在近代，日本一度进入中国整合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日本人失败后，苏联成功地取而代之，进入中国整合，其直接统治失败之后，其间接统治的代理人政权续存下来，甚至比它本身都长寿一点。

这里再举秦国的例子说明“统一中国”的其实不是中原文明内部的力量，其证据之一就是秦人神权崇拜不合周礼。例如，先秦鬼神祭祀系统大致可分上帝天神、祖先鬼神、山川鬼神。从考古资料看，周人神权崇拜的特点是祖先鬼神崇拜，而秦人神权崇拜的特点是自然鬼神崇拜。

首先，周人祭祀系统中的主要角色是祖先鬼神，其特点是与政治配套，祭祀神明的权力按不同的等级阶层分配到王公士民手中。《礼记·祭法》谈到周代庙制，可见周人的祭祀权力是按阶层不同各有等差区别，祭祀的品类、时间、数量多少，具有明显区别和严格规定，“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庄子·天下》〕，等级分层的目的是为了“上下有序，民则不慢”〔《国语·楚语下》〕，巩固等级秩序的贵族政治。 

其次，秦人祭祀时用牲之多，不合周礼，《史记·秦本纪》谓秦国的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然而周礼却对祭祀的牲品数目有严格限制，最多不超过十二。《尚书》中的《召诰》与《洛诰》记载了成王时期召公周公在建成周洛邑前后的两次祭祀：《召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洛诰》：“戊辰，王在新邑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这两次用牲数量比武王时的数量都极少。同样是祭祀上帝天神，《召诰》中周公用王室之礼用牲仅“牛二”，而《秦本纪》秦德公以诸侯身份祭祀鄜畤，竟然用了三百牢，二者相去甚远。说明秦人的祭礼并不用周礼。在周礼之中，从天子到士大夫的祭祀用牲之数有明确的规定。《周礼·秋官·掌客》说周王“合诸侯而飨礼，则具十有二牢”；《大行人》说：“上公之礼九牢，诸侯诸伯之礼七牢，诸子诸男之礼五牢”。《左传》哀公七年记述当时诸侯霸主吴王派人到鲁国“征百牢”，鲁国最初拒绝了，其理由是“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惟执事”。这说明周初在“制礼”之时规定祭祀用大牲最多是十二，是“天之大数”；超过此数，便是“弃周礼”。观射父曾告诉楚昭王周礼祭祀用牲：“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大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性，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国语·楚语下》〕依上可知周代牲品的排列次序是：鱼→特牲→少牢→特牛→大牢→会。可见，观射父所说的“会”，也不会超过祭祀时的“天之大数”十二，超过这一标准便是背弃周礼。周礼祭品甚薄甚少：“郊，禘不过茧粟，尝不过把握。”〔《国语·楚语下》〕周礼的祭祀原则是“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故求备物，不求丰大。……”〔《楚语下》〕。韦昭注“备物”是“体具而精洁者”，这就是说祭祀的牲品要求形体完整无损且为洁净的精品。从《春秋》郊祭上帝之礼来看，若牲品受损，则宁愿取消郊祀，也不能把次品送上祀神的灵台。对照《史记·秦本纪》中秦德公的祭祀，竟以“牺三百牢祠鄜畤”，显然不合周礼。如此看来，周秦礼制文化的异源，是否对秦最终征服、整合东周列国文明，起了重大作用？确实值得思考。

最后，秦人祭祀的鬼神主要不是祖先神，而是山水、动植物等自然鬼神。西周春秋时期的秦人史料也看出秦人习于崇拜自然神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及秦王政兼并六国以后的史料，更可见出。从云梦秦简《日书》可见秦人与周人相反，并不重视祖先神明，而盛行崇拜自然神明，如鬼怪神灵〔有“暴鬼”“刺鬼”“凶鬼”“阳鬼”“饿鬼”“上帝子下游”之鬼、“神狗伪为鬼”和“执丈夫，戏女子”之鬼、“丘鬼”“哀鬼”“孕鬼”“棘鬼”“幼殇不葬之鬼”等等二十多种〕、室户五祀神〔有室、户、门、行、灶等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五祀〕、上帝天神系统〔有“帝”“上皇”“天”等天神中的主神〕、星辰风雨等神〔有《日书》甲种《玄戈》与《星》两篇中的心、危、营室、毕、觜、张、翼、斗、娄、虚、房、胃、柳、七星、须女、牵牛、亢、奎、东井、舆鬼、氐、参、尾、箕、东壁、昴、轸、玄戈、招摇等星宿神明〕、气象神明〔《日书·诘》篇中有天火、雷、云气、飘风、恙气等自然天神系统〕。〔以上参见王晖《西周春秋周秦礼制文化比较简论》〕

除此之外还有土地山川、动植物鬼神，这些神明凸显秦人广泛的自然崇拜，确实具有“气吞八荒”的虎狼风格。由此推想秦王政掳获九鼎、兼并六国的野蛮行径，其实具有深远的宗教文明的背景，并非嬴政本人的乖戾一手导演。“虎狼之国”的性质不仅来自军事效率、政治野心、经济支持，且是文明的格局使之然也。这就正如罗马可以兼并希腊世界、闪族可以兼并苏美尔世界、波斯可以兼并闪族世界、阿拉伯可以兼并中东。相反，被虎狼之国秦所兼并的关东以周文明为主的各国，其宗教则重在祖先神的崇拜。如周人上帝原型是五帝之一的帝喾：《国语·周语上》与《礼记·祭法》均说“周人，禘喾”。周代的天神崇拜的“天”，据考证就是山岳崇拜，“天”在殷人甲骨文中的意思就是“颠”，是人的头顶，到周人那里引申为山顶是顺理成章的。周人认为，神明住在山岳上面〔希腊人和希伯莱人以及许多野蛮人都是如此看法〕，故称之为“天室”山。周代天神是周族的部族神，认为他们的祖先神死后都到天上，实即天室山上。例如周人也称嵩山〔即崇高的山岳〕为“天室”，“崇山”是指祖先亡灵所聚集的宗堂、宗室，所以周人崇拜天室山，也就是崇拜祖先神。这与希腊贵族纷纷自命是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所生所养的神胄，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可惜希腊天神的子孙，最后却被罗马野狼的后代所吞噬，这与关东的中原各国称秦为“虎狼”，显示了相似的宿命，那就是“文明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而且往往是虎狼般的半开化文明。

所谓“郊”、“禘”，都是祭祀。我在《现代南北朝的原理》一书里曾经谈过，宗庙禘、祫祭礼是中国经学史上争讼纷纭而迄无定论的一个疑难问题。在禘、祫祭问题上主要存在如下争议：“一曰二祭之大小，二曰所祭之多寡，三曰祭之年，四曰祭之月。”考“禘”于诸文献，大略可将有关禘的记载分为如下三类：1、四时之庙祭；2、审谛之庙祭；3、天子郊天之祭。通过对上述三类材料的梳理，基本可以肯定两周四时之庙祭中并无禘祭，《说文》的解释并不精准。两周严格执行昭穆制度，需要经常审谛故君的血缘关系，以维护当前族内长幼尊卑秩序，于是禘也带上了“谛”的含义，正因为“禘”吸收了“谛”的含义，才造成了自身内涵的膨胀和外延的混乱。这种审谛之用的禘礼和祫配套合称为殷祭，成为中国各个王朝的原则性祭礼，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周天子祭昊天配始祖亦名为禘，这才是禘的最原始含义，可惜随着春战的混乱，礼崩乐坏已成为事实。诸侯禘庙之“禘”，天子郊天之“禘”和传说中夏殷时祭之“禘”混为一谈，乱不可理，给后世学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不过也正由于“禘”的乱不可理，才说明在两周特别是春战时期，新旧混杂交融、天子诸侯势力消长的事实，由此进而管窥中国文明从城邦国家到领土国家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为秦汉的古典帝国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后来汉政府设立学官，研究经典，对两周礼制进行整理改造，使祭礼从内涵到外延逐步明确，创立了后世的祭礼规范，使其成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凸显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曾指出“在野外扫地而祭，不久就改为封土而祭。这个封土，因为在野外，所以又得了郊坰的意思”，“开始大约是为的祭天，以后保存原来专用的意义，就叫做郊，叫做寰丘”。古人们早先祭祀选择在郊外是可以理解的，郊外地势开阔，是能使祭品“上达天聪”的理想场所。后来为了希望和天更接近，就开始在郊外扫过的地上砌台，在台上举行祭祀。早期的天神系统结构简单，从出土的甲骨文卜辞推断，殷代的天神观念似乎只有祖先神和上帝两类神祇，祖先神和上帝的从属关系还很模糊，所以商的郊祀内涵单一，即祭祀上帝或是祖先神和上帝而已。到了周，天神系统开始复杂化，“昊天”“上帝”“皇天”等皆被引进祭祀系统。

周人郊祭天神，素来需要祖先神陪祭，称之为“配”。在周人心目中，“天”的人格化倾向得到了加强，并且和祖先神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天”的最尊者为“昊天”，祖先的最贵者就是始祖，即“祖之所自出者”，在周人的世系中，把稷作为大祖，把“祖之所出者”追溯到帝喾。天子作为整个姬姓的大宗，不仅享有祭祀大祖即后稷的权力，也有独享祭祀昊天的权力，这两种权力都是垄断性质的，严格的宗法制根本不允许诸侯僭越郊祀昊天、皇天或上帝。这就是“礼，不王不禘”的含义。

天子祭祀昊天，在南郊寰丘进行，以喾配祀。因其行祭于郊，亦或有文献称之为郊祀。天子除了郊祀昊天外，亦在郊外有求雨之雩祭（配以先祖，情况不明），祈谷之郊祀（以稷配祀），求嗣之禖祭（以高禖之神配祀）。诸侯之郊祀，除了不能祭祀昊天等最贵天神外，亦不能以天子之祖作为配祀对象，只能用本宗的祖作为配祀。一般而言诸侯国之开国之君才是各诸侯的大祖。鲁以文王为大祖，则是因为周公劳苦功高之故，所以成王给于鲁国以文王配祀的权力。

两周时期的郊祀不仅可以祭天神，亦可以祭地神，天子祭祀方土地，诸侯则祭自己领土之中的名山大川，称之为“望”，《左传》记载了鲁国多次祀三望（即祭祀东海、泰山、淮河），《左传哀公六年》讲到楚昭王生病，占卜后得知是河（黄河）神作祟，大夫请对河进行郊祭，昭王说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雎、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祸罪也”，遂弗祭。后来孔子知道后，赞道“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

由此可见，春战时所谓的禘祀其实只不过是广义上郊祀的一种。在春战礼制混乱的时代，诸侯纷纷僭越各种规定，鲁国就曾经郊祀过天并且配以后稷，行天子之礼但仍称为郊祀。禘祭虽然是天子独享的祭昊天配后稷的大祭，但在后来却被内涵丰富的郊祭所替代。禘祭若往前探究亦可追溯到商，甲骨文中有“帝（禘）某君”的卜辞。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秦人起源持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秦人自东方辗转而来；二是认为秦人的祖先就在甘肃，甚至认为秦人的祖先是古代羌人〔和西藏人同族〕，从更远的西部迁徙而来。据考证，秦国共有四大陵园区，第二、三、四陵园区的位置在1987年以前已经确定，即陕西的雍城陵区〔西陵〕、芷阳陵区〔东陵〕和秦始皇陵区，但第一陵园区却一直是谜。

1993年在距甘肃礼县城东十三公里处的永兴乡大堡子山一带发现了秦贵族和秦公两大墓葬区，经国内外考古和史学专家确认，其为秦四大陵园区中的第一大陵园，即“秦西垂陵园”。墓群范围总面积十八平方公里，目前已清理出墓葬十四座、车马坑两座、出土文物三百多件，内有大量青铜器和金器、玉器等。发掘的两座“中”字形和“目”字形墓规模宏大，总长度分别为八十八米和一百一十五米，其中有“秦公作铸用鼎”和“秦公作铸用簋”字样的青铜器。

不论采取上述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都显见秦人不是中原正宗，不属于周礼文明。

从历史经验来看文明整合，完全不开化的文明〔生番〕，缺乏整合的技术，完全开化了的文明〔中原〕，缺乏整合的动力〔包括意志力〕，惟有半开化的“熟番”〔秦以及后来的五胡、沙陀、辽、金、元、清、日本、苏联〕，兼备野蛮与文明，可以纵横天下，一统六合。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教训。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因为楚在关东六国中最为远离周文明，和秦国具有相似的“异源性质”，因而和秦国同样有条件兼并中原。在这种意义上，楚国乃是“远东的迦太基”，不属于“远东的希腊世界”〔中原〕。秦始皇以后争霸中原的项羽和刘邦等两大“国际融合集团”，皆出于楚国，甚至中国后来文学的主流样式亦定于楚〔楚辞〕，充分说明“文明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是秦楚决定了中原文明的走向，而中原各国反而俯首就擒。

七，文明的圈回之“圆” 

7. The returning cycle of civilization

 

异源文明对主流文明的整合，经常可以见微知著。时过境迁，世移事异，遥远的历史只在回顾者的眼中，才发出光采……那陆离光怪的色彩逼迫人们扪心自问，历史何以只能酿成悲剧呢？是人们心高气傲、永不餍足的贪婪导致“事物总是走向它的反面”？或是人们的记忆、思考并自做聪明导致了扭曲的后果？也许世间最卑劣的行为就是出自那些指点江山的风流人物？他们不配做人于是就做了伟大的领袖或杰出的明星；自己缺乏开辟的勇气，畏避退缩，就躲在阴山后面运筹帷幄、指桑骂槐，点评或歪曲项羽的冲锋陷阵？好像悲剧的原因在于先知没有掌握权柄，好像只要智囊们一登场，悲剧也可以化为喜剧了。悲哉！囊空如洗的智囊！事后聪明的歹徒！耻哉！像特种职业妇女一样窃窃私语、掩面流涕，甚至故作悲容。怯懦、阴暗、忸怩作态，竟然成为“时尚”！

在“继绝世”的戎马倥偬里，1982年5月间，霍拉姆沙赫尔战役终于以伊朗“回教共和国”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了，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当时平分秋色的超级大国〔“两霸”〕，还要加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所共同支持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政权，这个世俗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趁着伊朗回教革命的脆弱时刻发动了毁灭性战争，甚至动用化学武器而没有受到任何强权国家的谴责……但却奇迹般地被伊朗人打败了。从军事角度和战争规模上看，这个两伊战争算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战争，尽管让当时五千万人口的伊朗阵亡了一百万人，但还不到中国在抗日战争和后续的“国共内战”〔其实是全球冷战的开端〕中死亡的人口比例约百分之十〔合计四千多万〕。

拿破仑战争以来两百年来的许多战争规模和残酷性都超过了两伊战争。但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两伊战争却比八十年前的日俄战争更有文明盛衰兴亡的意味。因为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是受到英国支持的，正如朝鲜战争里的中国是受到苏联支持的，而两伊战争中的伊朗却是受到了全世界的围剿。类似于中国的义和团却没有输掉战争，这种“光荣孤立”状态使两伊战争成为哥伦布远掠美洲以来的第一战，是五百年来的非欧国家单独挑战欧洲文明及其代理人的第一场“未败之战”。

五百年来形形色色的国际战役，都是围绕欧洲文明的价值观念而发生的，至少也是打着欧洲式的旗帜来进行的，即使像日俄战争、中国参与的韩战、越战，二次大战后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些非欧国家参与的战争，对西方文明的前景虽是不妙的预兆，但都还是围绕欧洲文明的准则而酝酿发展的，这些亚洲国家不仅不敢在名份上和哲学上反对西方，而且总要拉上一个欧洲同夥才敢于向另一个欧洲国家开战：例如日本拉上英国才敢于碰撞俄国，拉上德国才敢于碰撞美国；中国拉上苏联才敢于参加韩战和越战，甚至邓小平教训越南也要先跑到美国到谈妥了。现在没有欧洲国家壮胆，连为了“台湾这个内政问题”都不敢和美国对阵。总的来说，反对一切西方象征并有效反击了这些象征的，两百年来惟有伊朗的“回教革命”。在这些“回教战士”的进军声中，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的神秘音乐仿佛哑然失声了。在回教革命的烟尘中，伦勃郎、达芬奇、拉菲尔、塞尚的神奇绘画仿佛一蹋糊涂，就像五百年来的东方艺术那样遭到彻底的糟蹋。在回教的可兰经文的宣读声中，西方科学理论的大厦即将动摇？某种动人心弦的巨变，不仅作为暗流渗透，而且满含魄力涌流出来，要使世界承认它的生存权利。

后来削弱了苏联帝国的阿富汗战争，何尝不是在伊拉克入侵伊朗的第一枪中打响的？甚至可以说2001年的反恐战争是1980年代两伊战争的某种后续。难怪小布什政府要把毫不相干的伊朗列为反恐战争的第二批打击对象。小布什没有因此感谢它的死敌伊朗人，尽管美国政府培植了自己的死敌“基地恐怖集团”及其首领宾拉丹，直接造成回教原教旨主义向“后基督教的欧洲─美洲殖民地社会”发起名为“自杀攻击”、实为“人口消耗战”的突击运动。而奇妙的是，这一自杀攻击的重点，正好落在了欧洲殖民地的东西两翼〔苏联和美国〕的头上，而不是主要袭击欧洲本土。

这岂不是一种变相的“异源文明对主流文明的整合”？异源文明对主流文明的整合，虽然如此见微知著，但却难以防微杜渐，因为那是一种宿命，类似于生命史的进化过程，是和不断的突变、间歇的绝种，联系在一起的交响诗歌。例如，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的出现，是在欧洲丧尽了殖民地即欧洲没落之后，同步出现的。“统一欧洲”、“欧洲合众国”的诞生，表明作为文明力量和殖民泉的欧洲，已经寿终正寝了。格外有趣的是，唯一保留大量非欧殖民地的欧洲国家现在只有俄罗斯一国了，而俄罗斯是唯一拒绝参加欧盟和“北约”的“欧洲国家”，因为俄罗斯一旦追随东欧国家这样行事，那么俄国现有的亚洲领土势必完全脱离欧洲体系，回归亚洲的怀抱。下一步，不是“回教从南面吞没欧洲”，就是“东亚人从东面收复西伯利亚，甚至收复伏尔加盆地”。因为欧洲殖民扩张之前，俄罗斯的本土只有四十多万平方公里；比中国的四川省还要小。

1238年，基辅罗斯和俄罗斯各公国向金帐汗国的蒙古人俯首称臣。金帐汗国又名钦察汗国，是蒙古帝国最西部分，占有东欧和中欧地区，由成吉思汗之子术赤的儿子拔都及其后人管理。二百四十年以后，1478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停止向金帐汗国进贡。1480年，金帐汗阿合马率兵讨伐。伊凡三世怯阵准备退却，不久形势发生变化，伊凡三世不战而胜，这样莫斯科公国才获得了独立。1485年，莫斯科大公征服了东北罗斯，号称“全罗斯大公”，娶了拜占廷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自称是拜占廷皇统的合法继承人。1497年颁布了第一部全国统一的法典，从1462年到1533年，伊凡三世及其儿子瓦西里三世统治时期〔1505─1533年〕，俄罗斯的领土从四十三万平方公里〔比四川省的四十八万平方公里还少〕，扩大到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北达白海，南至奥卡河，西到第聂伯河上游，东到乌拉尔山的支脉，成为欧洲幅员最大的国家。这个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经过历代沙皇的不断征战扩张，到1917年沙皇统治寿终正寝时，俄罗斯已成为横跨欧亚大陆，东西长一万余公里，南北宽五千余公里，总面积二千余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一地理大国。苏联时期的领土面积二千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其中有一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不久前从别国侵占来的；现在俄罗斯联邦的领土面积一千七百一十万平方公里，其中有一千四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从别国侵占来的。这就是说，即使按现有俄罗斯领土面积计算，所侵占的领土面积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除俄罗斯以外的地理大国的面积都大〔加拿大998万平方公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美国937万平方公里、巴西85l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768万平方公里、印度297万平方公里〕。俄国仅从中国就侵占了154.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东部地区为103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两个法国、三个日本、四个英国、八个捷克斯洛伐克、二十五个荷兰、三十四个比利时。今天俄罗斯远东的南部地区即阿穆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等，就是俄国在1858─1860年期间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条约夺去的。其中包括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分别割让的。在地理上，俄罗斯原是欧洲国家，它的亚洲领土都是侵占他国而来，其亚洲地区的俄罗斯人口都是从祖居地欧洲移民而来，不仅西伯利亚，就连远东太平洋沿岸的俄罗斯人仍把自己视作欧洲人；而不像美国人已经不把自己看作欧洲人了：所以亚洲的俄罗斯人是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者，应该结束几百年来抢劫为生的暴力旅行，全部回到他们的欧洲老家去。

波兰人曾被誉为“斯拉夫之花”，不仅因为他们率先起义，反抗斯大林主义的枷锁；而且因为又以“天主教会加团结工会”的方式，瓦解了欧洲殖民主义东线〔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地带，为全球文明的最终转型，开辟了道路。波兰人做到的事，为什么更为西方化的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反而没有做到呢？尽管捷克人1968年、匈牙利人1956年就发动过自由运动。难道因为波兰处在亚洲人入侵欧洲的主干道上，因而比其他斯拉夫人的奴性相对较少？在十八世纪遭到德国和俄国瓜分之前，波兰的政制为一种君主立宪的贵族制度，其贵族势力较英国都不遑多让甚至更加强大。但这种导致英国走向民主和强大的贵族传统，在波兰却未能达到同样的结果，反而导致了波兰的衰弱和灭亡。这说明相对主义的方法论比较绝对主义的目的论更加接近事物的真相：世界没有一种绝对的善或恶，尤其与人相关的东西，都会因时因势因情而异，革命的王者是承天应运而不是什么英雄造时势。

当然，波兰人和俄国人不同，他们本身就是“西方社会”的成员，是天主教徒，因此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贡献，要比俄国人来得直接而深刻，如哥白尼就是一个例子，对欧洲文明的潜在影响，波兰人要比俄国人大出许多。波兰人曾经成功地点燃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导火线，如此波兰人行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们自己，往往是为另一些更为巨大的事变开辟了道路……例如，反抗德国和俄国不断瓜分蚕食的波兰人，在二十世纪末叶，终于为欧洲殖民主义体系东方阵营的崩溃，敲响了丧钟。波兰的事例再次佐证了：复兴或新兴皆由反侵略之功所致，没有遭受侵略就没有可能获得复兴或再生。而反侵略起家的民族，在国家强大后必加侵略于他人，如俄国在反抗蒙古成功后开辟了欧洲殖民扩张的东线〔经营伏尔加─乌拉尔─西伯利亚殖民地〕，西班牙在反抗北非的回教侵略者成功之后开辟了欧洲殖民扩张的西线〔美洲殖民地〕，这就是广义的“报复”，是“强盛起源于遭到强暴”的文明的循环现象。例如日本也是在遭到蒙古入侵之后变成一个积极向大陆扩张的国家；而中国更是把曾经入侵过它的国家，如西藏、新疆、蒙古、满洲一一纳入自己的版图。

再看中国本部〔China proper，大约相当于明朝的十八行省〕：有史以来，中国北部即处于持续而缓慢的干旱过程中，其间不乏回潮时期，但总趋势是许多古代著名的北方河流，渐渐干涸得滴水不见，仅剩下沙石累累的河床枯卧世间。这个自然过程，对东亚大陆社会的发展过程，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首先，气候的干旱造成草原周期性枯萎，迫使漠北游牧民族南侵，对中原农业地带构成经常的威胁，并不时带来毁灭性的入主。根据历史记载，历史上著名的游牧民族大侵袭，大都是紧随严重干旱、草地枯萎，牲畜大批死亡而开始，呈现明显的周期性。而在中国、印度、中东、欧洲的农耕地带，在遭受欧亚北部草原势力侵袭的时间表上，往往呈现同步性。如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的疯狂扩张，就是在同一世代里先后向不同方向进击的。当然游牧人要组织一次成功的大规模入侵，离不开强有力的头领和精明的组织者，但其原动力却不是野心而是饥饿，是造成饥饿的灾难性气候。

其次，每一个建立在农耕地带的王朝，甚至是出身于游牧部落的如北朝和五代的主要几个政权，以及辽、金、元、清等诸朝，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防卫问题：遏制尚未南下入侵的新的游牧势力继续南下。北魏拓跋氏政权大力推行汉化改革，阻止同族的鲜卑人继续南下，结果引起“六镇大起义”，也就是生番对熟番的造反和“继续革命”，金对辽、蒙古对金，也是如此。这些例证，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民族斗争”的背后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因干旱压力争夺唯一有水的生存空间。结果是中原人不断南移，先是往东南沿海地带和岭南、云贵川地区迁移，到了明、清以后进而飘浮过海，移民南洋……

综上所述即可知道，中国内部，从来就包含着游牧与农耕这二元之间的势力消长，情况似乎是：游牧民族所给予定居文明和城市文化的破坏作用，有时竟比许多直接的建设更富于间接的建设性，例如通过屠杀振奋了许多腐朽文明的生存状态。同时它给定居生活的刺激，导致定居社会的精神状态为之“游牧化”。中国历史上的流寇，不就是内部农民的游牧化所形成的破坏集团吗？欧洲人，不是在受了北非柏柏尔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压迫之后转向大西洋开始扩张活动的吗？所以说“破坏有时比建设更富于建设性”。

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即不仅从游牧和农耕的角度而且从内陆与航海的角度审视文明的发展，在新的中国文明支配全球历史进程之前，它应首先支配中国自己的生活，然后支配“西太平洋圈”，以弥补中国文明的政治传统中偏重内陆因素的缺陷，使之综合南北中国的要素，成为一种兼有航海文明及内陆文明双重特性的综合文明，为全球范围的整合准备条件。新的中国文明业已含有航海文明的特质，这文明的特质是“海岸文明”而不是“海岛文明”，而海岸文明比海岛文明更适合整合内陆文明与海岛文明。我们不应忘记，所谓西方文明的主流，正是海岛文化，从克里特岛到西西里岛，到英伦三岛到澳大利亚与美洲“世界岛”。爱琴海──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这就是欧洲殖民者的足迹。新的中国文明若不具备海岸文明的特质，则难以同化西方的海岛文明而合成未来的“全球文明”。而这一创造性中和化育，是使全球历史得以浑然一体的不二法门。

现代社会兴起的“生态运动”，不正是西方文明受到东方文明影响而产生的历史演变之一？若没有东方文明的护持，“生态学派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在“西方价值观”的侵蚀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可见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并非一个偶然的意外事变，而是逻辑的必然，是水到渠成的果实。例如古代中国人所谓的“尽性”，可以说是包含了“社会生态思想”的原型：每个人如果都尽力发挥了自己天性中的能量，也就最大限度实现了社会生态的动态平衡……“尽性就是让生活自己说话”，甚至是“替天行道”！对于富有天分的人来说，尽性就是“发展天才”；对于恶棍，尽性可使社会生活横生波澜、充满刺激；对于平庸者，尽性也就是做一名忠实的随从。尽性不是纵欲，而是需要纵欲的就纵欲，需要禁欲的就禁欲，需要节欲的就节欲──各个尽其天性。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现有的美国文化也很难成为全球文明的建设力量，因为它纵欲太多，节欲太少，禁欲缺如。这种极端商业化的文明是典型的多国环境的产物，其文化是分离性的而不是聚合性的。这样的社会与文化越壮大，世界就越是陷入长期的动乱，即“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世界要完蛋”。从促进技术发展的意义说，这也许不是什么坏事，但它抹煞不掉这一事实：美国式的成就是以整个地球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就美国的事例看，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强烈的反差：文明质量与文明实力之间的极不相称，即，文明质量极差而文明实力极强。所以，美国强大的技术与传播工具，结果是扩大了文明的退化面积和退化深度。美国的实力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基点，这里面当然有“幸运”的成份，而不纯然是所谓“制度优越”或“文化先进”的必然成就，否则就无法解释英国的衰败。尽管乘胜推销救世军观念是顺理成章的，但我怀疑，和平队兜售的廉价福音，并非真货，因此对世界其余部分可能适得其反：其社会效果与在美国条件下的社会效果，可能是南辕北辙。如我怀疑，美国式的社会整合方式在东亚地区的广为传播，其后果将与欧洲式国家模型在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的传播相似，只会导致长期的国际混乱。

比较一下号称同质的美、英两国在二战后的国内政治，将是有趣的：英国人把战争瘟神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年，用“瘟神”来音译“Winston”也许更为传神，正如用“猴孙河”来翻译“哈得逊河［Hudson river］更为传神”〕轰下了台；美国人却推举德克萨斯的粗鄙武夫“艾克”〔Ike，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年〕当上了总统。这说明美国人政治上的幼稚性？还是精神上的原始性？但正是这种幼稚性，这种半生番的气质，使得美国得以继续扩张霸权，接管了文弱了的英国人的世界遗产。牛仔裤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的标准服饰，这种野蛮状态和当年希腊人眼中的马其顿人、罗马人的粗鄙何其相似！美国将用粗鄙而不是文雅来管制全球。“谁想成为绅士就先要成为流氓”──这就是文明的圈回之“圆”？

八，摆脱血气，获得文明 

8. Giving up militancy for the sake of civilization

对历史发出沉思有什么必要呢？这一切不都已经过去或即将遭到毁灭吗？一切历史的功罪、得失、祸福、善恶、真伪不都滔滔逝水、大江东去甚至已经“定谳”了？为何还要徒劳地沉思呢？但继往开来，对历史的回顾和沉思，不是纯艺术的回味与欣赏，和在历史长河中飘游；而是为了避免前车覆没的殷鉴，为了现在沿着崎岖的险道前进，为了达到预期的目标而做的努力。这不是一种事后的聪明、杞人忧天和挖空心思地操劳，而是出于对成效的关切和对自己的怜悯。我曾经怀着那种热切的幻想：“要是历史不是这样而是像那样〔……〕该有多好啊。”这个省略号就概括了自己的全部理想，明知事过境迁，一切为时已晚，却还幻想挽回，这岂不是人们根深蒂固的性格吗？我们真能摆脱这一性格吗？

未来学者们预言，今后一百年将是小市民的世界……是一个乏味的重复的动物欲望压倒一切的时代。这是一个冰冷的现实：哪个现代社会不沦为商业社会就无法续存下去，哪个人不沦为商人市侩就将贫困终生。到处窜腾着熙熙攘攘、假言欢笑、充满肉欲、精神麻木的人流，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机械文明，在扼杀自然的生机、凌辱自然的尊严、破坏自然的清洁。这些所谓的文明其目的是什么呢？是生产商品！是为了满足贪婪的制造业不断开工的需要。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惯性，被赋予了绝对价值和绝对意义，并被赋予“生产力标准”的神话。其实，制造业的生产力已经沦为自我满足而戕害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元凶，使人类面临物种灭绝的危机。生产力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假想的同时，真正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谬误，就在其直线性的历史观念具有的盲点和死角，看不见“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同时就是“人类落入更大的死亡陷阱”。在这种“进一步退两步”的漩涡里，随着生产力增长的，不仅是物欲的水涨船高，而且是寅吃卯粮，人类仿佛被魔法控制、被诅咒征服……像是穿上了“红舞鞋”一样被迫不断地跳跳跳，直到精疲力竭而死。这些诅咒和魔法里面，“生产力理论”是一个大宗──毒害世界的生产力理论，指出了未来世界的堕落流向，那就是唯物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潮汹涌未已。人类的算盘就这样反过来杀死自己！诗的褪色，良心的窒息，好像是一种进步，其实是假冒为善的生意经披上了文明的盛装，它让森林冒烟、让天空污染，还自诩是“进步”。

在今后百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世界将一体化冒烟、全盘性污染，烦嚣的商业主义的雾幕，降落在整个地球，窒息人类精神，文明进入空前的黄昏……各种“主义”将露出其商业竞争的狰狞面目，不仅唯物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系统如此，就连“出世的宗教”在现代也沦为伪装的“牟利工程”，这种言行不一仿佛是对圣地的亵渎，加速了虚无主义精神的弥漫。人类身上存留的捕食欲望驱使人们，不到战场上厮杀就要到剧场里欺诈，否则就像死不暝目。在厮杀比武而不是畏缩谋生的意义上，现有的中国居民已经衰朽了，棱角磨尽了，锋芒锉尽了，热情和想象力完全颓废。这个民族已经退出文明而进入历史了？然而，正是因为中国民族退出了文明，中国文明才格外凸现起来，作为一种超越了民族意义的范本，来到全球化的世界面前──当后文明时代的中国人模仿文明国家的军事技术的时候，早期文明的《孙武兵法》却征服了欧洲文明的世界。在这一点上，现在的欧洲文化、回教文化、印度文化作为整合全球的工具，就大大不如中国文化，因为它们这些文化和创造了它们的那些民族迄今还是血肉相联的，这样就使得这些文化因而无法摆脱人的血气、无从获得文明范本的纯粹性。

中国文化则不然，经过百年革命，它基本与中国民族的生活一刀两断了，中国人不再知道中国文化为何物，而只知道野蛮生存并练习在野蛮状态下如何使用原始的本能。所以即使原先野蛮的日本人如今都要比中国人保留了更多的中国文化，并对历史上的中国文明保持了更多的记忆与研究。由于中国已经从“礼仪之邦”变成了“无礼之国”，中国文明已经成为真正的世界遗产。

据台湾中央社记者林于国香港报道，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汉语竞赛上，中国学生队竟然输给了外国留学生队！这个结果令专家们担忧中国文化的传承已经出现断裂。现在，中国大陆的大学生门，其中文能力的瓦解已是普遍现象。例如在2005年的高考中，广州考生在“古文翻译题”中考零分有一万多人。在一道要求采用比喻的手法仿写句子的试题中，有四分之一的考生，即十万多人得了零分。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庆株认为，外国人在汉语比赛中战胜中国人，显示汉语在世界受到重视，在本地却陷入困境。他表示，近年来，英语的地位在中国被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上大学、研究所考英语，评定职称考英语，录用人才考英语。再者，“为考试而学”压制了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兴趣，小学语文老师不让学生背唐诗，大学语文教育被排除出公共必修课，学生将精力投入到了外语上。

结果，英语学好了，母语却拙劣得可怜。最近上海举办一次英语小说翻译大赛，很多参赛者虽看懂了原文，但找不到恰当的汉语表达，词不达意。专家们指出，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灵魂，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语言，语言的兴衰也能折射出一个民族的世界地位。对民族语言的妄自菲薄，是当今中国人学习汉语在心态上的谬误。 

“人而无礼，禽兽之心”〔《礼记·曲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牟宗三的误解说明当代中国人不仅无礼，而且连“能言”也丧失了，因此假货横行。当代中国甚至连“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样的礼教，都被当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同义词，被篡改为斗殴和掠杀的口号。在如此国情下，现今流行中国的“尊孔”、“儒学复兴”、“祭祀黄帝”等等闹剧，实质上都因为参加者的无礼而成为虚伪不真的做作甚至禽兽之心。其背景是，现有中国社会的权力来源不是礼教文明的，而是来自西方的主义；结果宣扬“中华民族”的多数节目，内容上都是不同牌号的欧洲殖民体系的延伸，功能上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后阵地〔还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北朝鲜、古巴等等〕。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颂扬满清统治的清宫戏大行其道、热浪滚滚，真是民族生命的黑暗时代。

2004年8月30日中国大陆《华商报》报道，由香港影星成龙担任“民间主祭人”的“首届全球华人华侨黄帝陵大祭祖”活动，被迫中途草草收场。其主因是现场涌进万人，祭拜轩辕黄帝的盛事演化成了追逐戏子成龙的娱乐活动，“武功高强”的戏子也被人群抓伤了脸。整个活动混乱不堪，被迫中止。这个小小插曲生动说明了中国文明已经进入了深度死亡。但可以安慰悲观者的是：新的历史，文化战的序幕，是不受民族限制的。人间庸庸碌碌的藩篱，在天命感召下将化为乌有，成为新生活新文化冲天而起的烈焰。新文明的曙光由此透露出来：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抛弃的中国文明，将在未来的世界中成为文明整合的精髓，就像佛教文明在印度死亡，却成为整合东亚世界的利器；基督教在犹太人那里死亡，却征服了罗马帝国，使得杀害耶稣的人们子子孙孙不得安宁。中国文明的传统惰性，也将在传统的中国以外得以克服，新的中国文明的中心可能位于北美、中东或是世界其他地方，就像佛教中心位于东亚、基督教中心位于欧洲。在那些新的大地上，天命在其载体的中和下完成世界性的化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新文明开辟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明之间的多重协和，孕育新的纪元。

中国文明的承继人不必是中国血统。高等生命的传递与其说采取生殖方式还不如说是采取了文明方式──也就是“同化”和“感动后人的心”。文明的精魂诚若赤子的心灵一样纯净，惟精惟一，“来自深处的闪光”可以激励不懂中国语言、风俗甚至历史的那位天命载体，使他接受〔孕〕、涵养〔育〕、发扬〔诞生〕之！使中国文明大行于世的不必是中国人，兑现天命的文化战集团不必出自中原──谁是天命的载体，谁就是中国文明的法统道统；谁是天命的载体，谁就有权来阐释发扬中国文明的精魂。

第二十九章 文化战的战略  

Chapter Twenty-nine Strategy of Cultural War

一，战略的定义 

1. Definition of strategy

二，战略的失败与成功 

2.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strategy

三，中国文明的战略观念 

3.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四，新文化战的战略观念 

4.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new cultural war

五，破坏现存的平衡结构 

5. The break down of existent structure of balance 

六，中国政略的集成〔《书经》〕

6. “Book of Documents,”(Shujing) the ultima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rategy

七，“王略”论 

7. On strategy of rulers

八，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略 

8. Strategie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九，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术 

9. Tactic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从略）

目前，中共的“有识之士”们之所以仅仅看到“中国崛起的新三大战役”，而看不见中国崛起的“第四个战役”其实就是“新文化战争”，是因为中共没有文化，无法从事有效的新文化战争。

新文化战的历史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第三中国和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身上了。

（另起一页）

 

第八节

《河殇》的蔚蓝色冲到了钓鱼岛

2012年10月5日的新闻说，“中国七战舰突破第一岛链”：近来，中国在钓鱼岛海域动作频繁，继海监密集出动外，中国海军于10月4日派出由七艘战舰组成的编队前往附近海域。

《河殇》鼓吹的蔚蓝色，就这样来到了中国？

令人激动的消息说：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在4日发布消息称，当天下午6点至7点前后，中国海军的七艘舰只通过冲绳县宫古岛东北约110公里的海域驶向了太平洋，当时舰只位于钓鱼岛东面约200公里处。日方称，这是中国海军在2012年内第四次开进该海域；中国军舰通过的海域是公海，在国际法上没有问题。中国军舰曾于6月从太平洋经同一海域进入东海。这是9月日本政府将尖阁诸岛国有化后中国军舰首次穿越该海域。日本防卫省表示，正在分析中国海军此举的意图。

发现中国舰队的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矶”（Isoyuki）号护卫舰。据该舰舰员报告，中国海军共派出了包括驱逐舰、护卫舰在内的七艘各型舰艇。日舰发现中国舰队时，中方舰艇正在距离钓鱼岛200公里的海域。此后，中国海军的七艘舰只通过冲绳县宫古岛东北约110公里的海域并驶入了太平洋。

……

“中国七战舰突破第一岛链”与《河殇》的蔚蓝色有何关系？

“中国七战舰突破第一岛链”是一个“争取海权的行动”；《河殇》的蔚蓝色则是一个“争取海权的公告”。

电视政论片《河殇》的第六集《蔚蓝色》，一般被视为“西方文明”、“民主政治”甚至“基督教”的象征。这是片面的，因为它忽略了《蔚蓝色》的第一要义是海权，而“西方文明”和“民主政治”不过是海权的结果。

例如，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事件过后不久，硝烟弥漫的北京城，召开了一次“批判自由化座谈会”，就是这一片面观点的写照，其主题发言就充满了党八股的胡言乱语说：

“在前一段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影响下，《中国青年论坛》今年第一期发表了题为 《意识形态的神话与现实》的文章，这是本刊工作中的重大失误。这篇文章中散布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在读者中造成了不良影响。为肃清流毒，本刊邀请了我院部分同志，召开了一次批判这篇文章的座谈会。现将与会者的发 言稿发表，以清除这篇文章在读者中造成的恶劣影响。”

在会议上，“著名史学家”刘明翰教授化名文日羽发表了《否定基本原则、 全盘西化的鼓噪——评谢选骏的“学术化”和“蔚蓝色”》曰：

《中国青年论坛》今年1期上，刊登过谢选骏的《意识形态的神话与现实》，这是篇直接反对我国基本原则，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文章。现结合他的作品《河殇》第六集“蔚蓝色”中的一些观点，一并加以评折。

（一）

谢选骏文章的主旨与要害是什么呢？

谢选骏文章的侧重点为直接诋毁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谢文中，竟把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斗争年代曾是有效的”，而在文革“前后的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 是处于“低效的甚至无效的”状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加以诋毁，并归纳为三点，即：

1、靠“权力与神话”来支持；

2、“只会念经而无法重获社会影响力”；

3、业已“软化”，呈现“不可逆转的腐败趋势”。

谢选骏进而总结为：“失效的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受到挑战”，“意识形态的变革已成为一项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在他看来，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虚幻的帷幕终于落下”。目前马列主义“鼓励人心的效能进入了一个死胡同”。于是谢文在“意识形态学术化”的幌子下，为“意识形态的更新”开出了四剂“药方”。

即：

1、“破除意识形态的神话”。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指导思想，而是工具：社会主义并不是救中国的奋斗目标，只是“被使用的意识形态工具”；

2、“把‘富国强兵’作为现代化的指标、作为高于一切意识形态分歧的民族目标”，这样一来，自然地抛弃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3、鼓吹“意识形态的多元性”，把马克思主义只作为是学派之一，主张“以理性态度和科学方法确保多种意识形态共存互补的平衡机制”；

4、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反对“意识形态的权力化”，废除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要充分保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异端的权利”。归根结底，就是要废除马克思主义，免得这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本身的万古长青，一成不变”（谢选骏语）。

（二）

谢文在诽谤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把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划分为“两个基本的周期：学术化时期与信仰化时期”。

这是明显地违背历史实际。首先，什么叫“信仰化”、“学术化”？在概念上便不通。其次，在“儒学意识形态的第二个学术化时期”，900余年说成是“三教合一”的“文化大交融时代”；称北宋时代是“道教占了绝对优势”……等等，均与史实不符。其实，魏晋时玄学兴起后，便有反玄学的斗争、隋唐时期，佛、道、儒虽有互相渗透的一面，但相互斗争十分激烈，地位互有升降。北宋时程、朱理学与陈、叶反理学的斗争是无论如何也不该忽略的。

综观谢的一些文章，使人们明显地感到他们总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指手划脚，经常惯用的是“圣杰贤达”之流的“救世主”语言。他一方面想要“启蒙”人民，另一面又把中华民族和黄河文明贬得一无是处，这在《河殇》第六集《蔚兰色》中更为明显，谢的矛头所向乃是我国立国之本的基本原则，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发展道路。

（三）

谢文的“学术化”，其主要意图是鼓吹中国应走“蔚蓝色”道路，亦即全盘西化；他早在《河殇》中就反复讲过，没有任何别的路可走，只有一条“蔚蓝色”通路。

谢文在结尾时也言简意赅地说道：“现在已有许多危兆……，（中国的出路）非此（意识形态的学术化）莫属。”这里所概括的“此”，即指放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写到这里，该联系一下他在《河殇》中的观点了。一年前（1988年），早在“河殇热”时，谢便在第六集《蔚蓝色》中断言：

“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

“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黄土和黄河，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

谢毫不含糊地道出了他的结论：

“只有当蔚兰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

且住！在这里我们万万不可忽视的有两点：一是“才有可能”，二是两处提到“重新”。

所谓“才有可能”, 强调的是唯有蓝色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亦即全盘西化，废除社会主义制度，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对于这一大片干涸了的“黄土地”，其它任何路子均无可能。

所谓“重新滋润”，无疑是美化自鸦片战争后百年来西方列强对中国一系列的侵略、践踏和奴役，都是“滋润”了，否则无从谈起欢迎蔚蓝色海风的重新到来！

（四）

谢文所叫嚷的马克思主义“软化”、“无效”和“逆转”等奇谈怪论，乃是近年来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合唱队中的一曲。其实，关于坚持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关于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早已载入中国公民人人必须遵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的宪法之中，是任何人所改变不了的。

对于刘明翰刘明涵教授的上述批判，马列主义专业的刘书林讲师也随声附和说：“《中国青年论坛》1989年1期上，刊载了一位神话学者的文章，《意识形态的神话与现实》。作者是《河殇》的作者之一，如果人们通过《河殇》那扑朔迷离的文字无法理解这位神话学者对龙、对长城、对黄河、对黄土地何以有那样愤恨之情，那么，通过这篇《神话》，人们却不难发现它的真谛。”

（以上内容录自《中国青年论坛》1989年4－5期合刊）

上面这些党八股完全不懂：《河殇》的蔚蓝色所隐喻的“西方文明”、“民主政治”，其实是表面的，蔚蓝色的真实含义是“海权”，这不仅从“黄河入海流”的直观中一清二楚，而且《河殇》的行文中也确实多有“海权”一词的运用：

1、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将之殖民同化。 （《河殇解说词第一稿》）

2、是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因此，决定文化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是现代公民的心灵蔚蓝化到什么程度。这不仅是近代的启示。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正是伴随着雅典海上权力的建设一同兴起的。文艺复兴则与威尼斯、热内亚的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相对的，内陆国家的斯巴达、罗马等强权，则有更多的专制倾向。当然，和内陆腹地的专制的中国比起来，半岛地区更为内陆形态的斯巴达和罗马，也还是实行了一种在阶级内部平等合作的贵族统治。在东方，也就是在西欧以外的整个世界，由于海权的萎缩，由于海上活动缺乏不依赖内陆强权的独立性，民主的秩序，也就姗姗来迟。（《河殇解说词第一稿》）

3、处在欧亚非之间三角地带的那个地中海区域，陆权和海权、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别，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符号资料予以记录了。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里，我们见到与现代世界极为相似的生活情调，那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常富于近代特征，连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都应有尽有——因为克里特与现代西方文明，同属海权国家的类型。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不论是克里特岛以东的两河流域，还是在克里特岛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由于那里陆权因素压倒了海权，因而内陆文化的特点也要强于海岸文化。从而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河殇解说词第一稿》）

4、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得以生存的大气和水，使地球成为蔚蓝色的星体。覆盖了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大海，也是蔚蓝色的。

大海本来就是人的故乡。在地球的突变中，大海曾经庇佑和延续了人类祖先的生命。后来，当人类重新回到大陆的时候，他反而不适应了。为了战胜陌生的环境与内心的恐惧，人类被迫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同时也完成了人本身的进化过程。复活节岛上的这些石像，告诉我们一万年以前，在太平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这些今天看起来简陋不堪的航海工具，把人类从陆地上又重新载回海中。是什么信念支持着这些原始人去横渡至今仍使人视为畏途的大海呢？在这些原始人的航海活动同哥伦布和麦哲仑那创立人类新纪元的伟大航行之间，我们能不能听见人类命运的宏伟旋律呢？

正是由于这种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人类的文明才分成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两大单元。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同时，它有雄踞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它的躯体是黄色的，它那像脊柱一样拱起的大河，也是黄色的。我们看到这条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船，就仿佛看到了遥远的中华文明的源头荡漾着蔚蓝色的波光。

但是，早在神话时代，来自黄河中游的黄土区的内陆文明，已经在不断征服下游和沿海地区了。今天，我们还能从黄帝大战炎帝和蚩尤的故事里，听到这历史深处的朦胧声音。后来，周王朝对殷商的征服，证明这股来自内陆腹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到了战国晚期发生的楚败于秦的史诗般的战争，可以说是以小麦作为粮食，用战车作战，并且是受到了游牧民族和波斯文化影响的黄色文明，最终战胜了以大米作粮食，懂得利用大船和水上作战，并且是受到东南亚和太平洋文化影响的蔚蓝色文明。

这个内陆文明的历史性胜利，是无论屈原那种抢天哭地的悲歌，还是西楚霸王那种地动山摇的反抗，都无法遏止的。蔚蓝色的隐退，埋伏下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日后衰退的命运。

太平洋来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一直在默默地召唤这个躺在大陆上的古老民族，偶尔也引起过它的激动，把它的航船一直牵到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然而，蔚蓝色海洋的吸引力，比起那黄色的土地来，毕竟要微弱多了。使那黄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奥秘，就在于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河殇解说词》）

可以说，党八股忽视《河殇》的海权思想，是为了突出阶级斗争的观点，结果把中国民族向海洋争取生存空间的努力，污蔑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就是英国人、俄国人、日本人一直从事的中国政策：把中国封杀在内陆、封杀在黄土高原的不毛之地。

但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面向海洋的冲动是很难封死的。

《河殇》遭到扼杀之后二十四年（1988——2012年），整整的两纪之后，新闻报道说：《海军巡弋钓鱼岛，揭中国欲转向海洋》。

古人认为：岁星（木星）绕地球一周约需十二年，故古称十二年为一纪。《国语·晋语四》：“文公在狄十二年，狐偃曰：‘蓄力一纪，可以远矣。’”韦昭注：“十二年，岁星一周为一纪。”

蓄力一纪，可以远矣。何况现在《河殇》已经两纪了。

中国海军于2012年9月27日证实了此前外界于20日前后风传的“两艘中国军舰”开赴钓鱼岛海域一事，加上近期中国海军航空母舰的入役，以往仅具备相应近海能力的中国海军已经初具远洋能力，并开始尝试在敏感区域突破“第一岛链”。中国军方此举是中国陆地勘界工作基本完成后将重心转移到海洋上的结果，也是在近几十年来周边形势发生较大转变的情况下调整建军思路的产物，中国为了改变其传统大陆国家的形象，也必须在海洋上有所作为，而在钓鱼岛附近的行动正可以体现这一点。

有分析家指出：中国为了保护“海上边境”需要整军经武。众所周知，中国有着长达22,117公里的陆上边境线和更为广阔的海上边境，与其接壤的14个陆上邻国和六个海上邻国都和该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领土争议和边界纠纷。近十几年来，中国政府尽管仍在藏南等地区与印度等陆上邻国保持对抗态势，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已经借助其自身外交努力和强大的陆军实力解决了绝大多数的陆上边境勘界问题，就在2010年时，中国还从塔吉克斯坦处取得了约1,158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而随着“上合组织”体系的确立，中国的陆上边境问题基本上已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可相对于有陆军作为最终后盾的陆上边境问题，中国在海洋问题上就显得有些不得要领。而这与中国海军、空军建设的薄弱有很大程度的关系。尽管中国政府曾经采用过军事手段在南中国海上维护过领土权益。但目前越南、菲律宾蚕食南沙，韩国觊觎苏岩礁，日本窃据钓鱼岛的现实已经令此前装备亟待更新换代的中国海、空军认识到了差距。中国要在海上领土问题上有所作为的话，没有海军和空军的支持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于是，当陆地边界问题基本上可暂告一段落时，海洋边界问题所引发的海、空军建设问题就浮出水面了。尽管中国在解决领土纠纷问题时始终偏重使用稳健的外交手段，可无论是中国在2012年4月10日发生的黄岩岛事件中通过与菲律宾的对峙，以及早些年在南沙与越南发生的海战，这些事件背后无不有着中国海军及空军等的助力。

目前，因石原慎太郎（Shintaoro Ishihara）和日本政府先后宣布“买岛”而起的钓鱼岛问题就已经成为了日益重要的中国海上领土问题中的焦点。中国军方指出，在钓岛海域内进行“例行战备巡逻和训练，是完全正当的、合法的”的行为，为此中方就在20日前后派出包括军舰在内的船只前往钓鱼岛海域。这一态度也显示出中方在继续使用外交手段之下，为体现钓鱼岛问题已成当前海洋领土的重心，便开始调整思路，并试图用一种与以往所不同的手段。而体现这一手段的正是目前已经初具远洋能力的中国海军和与之协同的中国空军。

还有分析家指出：世易时移，逼迫中国从陆地走进海洋。事实上，作为一个传统的大陆国家，中国选择用海军舰船开进钓鱼岛海域的做法来体现其“蓝水”（即远洋）能力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表现。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客观环境迫使其军队必须依据周边情势来决定建军的大方向。自上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交恶以来，苏联直到1991年解体前，在中国的东北与西北边境就布置了67.5万的常备军，苏军驻扎在亚洲的127万士兵、14,300辆坦克和4,200架战机也随时可以对中国进行“闪电战”式的毁灭性打击。为此，中国长期以来的建军思想就以“大陆军主义”为指导，陆军和导弹部队的建设得到了较多的资源倾斜。于是，在中苏两国对峙期间，中国便不得不部署重兵，仅东北工业地带就长期维持着200万的陆军部队。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在东北及西北边境的潜在威胁便突然消失了，西方国家自1989年以来对中国也不像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友好”了。以中美“和平典范”（Peace Pearl）项目的最终流产为标志，曾在中美建交前后一度成为历史名词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又逐渐恢复了它们原有的作用。

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令中国发现了传统陆军思维在现代战争之下会遭遇惨重损失。因此，中国在这一时期就把建军的重心转向了海、空军的建设。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中国自1995年以来先后裁减了70万部队，陆军的比例也随之下降，而海、空军的建设均得到了加强。中国海军自2005年以来对“辽宁”号航空母舰的建设可算是其中最好的注脚，而该舰舰徽上作为背景的地球正体现了中国军方进出远洋的志向。当然，仅仅一艘航母的入役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海、空两军在近年来的根本性变化。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空军的进步是极为显著的，以2006年自主研制的歼10投入现役为标志，随着歼20和歼31两种最新锐隐形战机在2011年和2012年的亮相，加之可搭载在“辽宁”号上的歼15型的试制成功，中国空军及其配套力量已经可以满足从国土防卫到承担一定攻击性任务的需求。

相对于空军力量的加强，中国海军的进步更可谓是脱胎换骨的，“辽宁”舰令中国终于成为与其身份相称的大国，而其配套设施建设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随着中国海军在21世纪逐渐淘汰051型（Luda Class）等老旧战舰并将其转为海监船只，就在“辽宁”号投入使用前，中国海军已经因拥有052D型（Luyang Ⅱ Class）驱逐舰——这种具备“神盾舰”（Aegis）能力，并可以有效的为航母战斗群服务的战舰而被分析家们刮目相看了。这也意味着尽管“辽宁”舰目前仅具备象征意义，但假以时日，中国便有能力在有事时派出一支兼具威慑与打击能力的航母战斗群。

更有分析家指出，走向海洋是大国的必经之路：其实，中国军舰在钓鱼岛附近的出现虽然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海军的舰艇编队就多次从日本的宫古水道国际航线经过，并由此进入太平洋，而日方对此动辄惊诧的态度也令分析人士感到习以为常。毕竟，中国对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的需求是迫切的，而借钓鱼岛问题打开一个缺口也就理所当然了。

毕竟，对于身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中国而言，其海洋地位与其国际地位是不相称的。尽管中国海军曾借巡航亚丁湾等活动加强其远洋能力并体现存在。但处在第一、第二岛链封锁下的中国终究只能在其近海施展手脚。而与周边国家在海洋领土问题上的纠纷，也令中国必须改变其本土专守姿态，转而走向更远的地方。

环顾历史不难发现，但凡大国崛起，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下一步必然是向海洋扩张。正如英国崛起是伴随着海军的炮舰与陆战队的刺刀为其打下了“日不落帝国”的基础；新兴的日本也是在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中打垮北洋海军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进而掌握了东北亚的霸权；美国更是在“大白舰队”完成全球巡航之后确立了其经济与军事的强国地位；近年来从经济不振的阴影中恢复的俄罗斯，也已经于2012年5月重新确立了强化海军建设的方案。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随着中国经济在2010年前后超越日本，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确保其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地位，该国强化海军建设并试图让海军从近海转向远洋的思路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随着中国国力的相对稳步增长，中国海军在东北亚及亚洲的存在也会大大增强，如9月20日那样出现在钓鱼岛海域就将成为一种常态化了。而这也印证了中国从传统大陆国家向海洋国家的转变。

……

可以说，上述这些“分析家”，都是“事后诸葛亮”，这些聪明的人们，打的都是“马后炮”；不但明哲保身，而且左右逢源。

而《河殇》作为“中国海权宣言”，却被打入地狱。

这样一个是非不分的“盗版中国”，真的能够赢得民族生存所必需的海权吗？真的能够“就此直接走上世界大国的舞台”吗？真的能够引领全球化过程吗？

《河殇》鼓吹的蔚蓝色，就这样来到了中国？

读者诗云：

河殇蔚蓝色

征服小日本

重现大汉朝

消化蒙古人

（另起一页）

第九节

中国的门罗主义宣言

中共媒体《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4月11日刊发题为《谋划“亚洲崛起”》的封面文章称，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十分缓慢，相比之下，亚洲经济则保持了强劲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亚洲的发展不能、也不可能步欧美之后尘，要依靠“亚洲智慧”和“亚洲胸怀”走出一条亚洲人自为到自在的新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出的“亚洲崛起”显然已经超出了“中国崛起”的范围，而具有了一种“走出一条亚洲人自为到自在的新道路”的意志，这种意志的背后，还有一种以亚洲保护者自居的意识。谢选骏因此称之为“中国的门罗主义已经出现”。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是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1823年对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发表的，声称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洲国家的主权事务。相关战事若发生于美洲，美国将视为敌对行为。而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则保持中立。

“亚洲崛起”论比“中国崛起”论，对西方的威慑性质更加突出。《谋划“亚洲崛起”》的封面称，博鳌亚洲论坛十年，是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十年，是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推进的十年，更是世界史上最大规模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十年。十年前，鉴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四小龙”、“四小虎”所组成的“亚洲奇迹”因缺乏合作、力量分散而不堪一击的经验教训，基于发出亚洲声音、从亚洲利益和观点出发、构建由亚洲人主导的泛亚洲国际会议组织，2001年2月26日在中国海南博鳌成立了“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十年来，一方面作为一个代表亚洲利益和声音的多边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传播亚洲、营销亚洲、扩大亚洲的全球影响力，成为全球探讨亚洲问题的首选平台和探讨新兴经济体问题的主要平台之一；另一方面，亚洲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亚洲经济占全球比重从27%提高到35%，尤其是博鳌亚洲论坛成员国的中国和印度的高速发展，将“亚洲奇迹”演变成现实力量意义上的“亚洲崛起”。

那么，中国有什么资格充当亚洲的保护者，就像美国充当了美洲的保护者呢？《谋划“亚洲崛起”》的封面文章强调，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十分缓慢。相比之下，亚洲经济则保持了强劲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而亚洲经济中，2010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鉴于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格局，中国已成为多数亚洲国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也因此成为亚洲经济最重要的拉动者。亚洲经济也因之具备了率先增长的强劲动力。然而，亚洲区域内最终消费需求的乏力，对区域外市场的深度依赖，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国际分工链条中的低端位置，亚洲统一市场的重重障碍，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共同立场的缺失，等等，加上亚洲区域内部、国与国之间和一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严重制约了亚洲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亚洲政治社会的稳定健康和和谐。

如果不让中国充当亚洲的保护者会有什么后果？《谋划“亚洲崛起”》的封面文章指出：如果亚洲国家不能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实现包容性增长、可持续性发展和亚洲繁荣的社会共享，亚洲将无法摆脱经济上的附庸，难以实现政治上的自主。从历史经验来看，小至一地区，大至一国，其发展可以借鉴他者的经验，但决不能步人后尘，也决不能依赖他人。因此，亚洲的发展不能，也不可能步欧美之后尘，要依靠“亚洲智慧”和“亚洲胸怀”走出一条亚洲人自为到自在的新道路。而这，在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西方道路和制度弊端的历史背景下，正是博鳌亚洲论坛现在和未来凝聚亚洲力量自我突破的新使命。

不过，谢选骏认为需要指出的是：与美国的门罗主义不同，中共的“亚洲崛起”缺乏稳定的制度和文官统治作为基础，所以比较接近日本军部独裁时期的“亚洲人的亚洲”论。

美国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施道安（Andrew Scobell）最近指出：中国崛起但文官政府失控，军方越发强硬。他认为，在和平崛起方面，中国文职官员和军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调；军方一些“挑衅性的言行”，显示文官和军方之间的联系已经松弛，万一有危机出现，军方的反应令人担忧。

施道安说：＂我认为在中国文官和军方之间确实存在隔阂，隔阂的意义有两种，一是文官领袖和军方领袖的想法有差异，另一意义是文官领袖对军方的控制出现了问题，文官对军方的控制已经松弛。这种问题令人担忧，因为万一出现危机或战争情况，这种隔阂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施道安举出几个例子，比如2005年解放军少将朱成虎曾在记者会上说，如果美国因为台湾问题对中国领土使用导弹，中国一定会用核武反击，不惜让西安以东城市全被摧毁，美国也会有数百城市会被毁灭。2007年中国军方在无预告的情况下击毁一枚卫星，显示中国有能力应付利用卫星科技的现代战争。去年中国军方警告美国航母华盛顿号不要进入黄海，还引用了毛泽东生前说过的话：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最引起讨论的是2011年1月，中国军方在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时，试飞J-20隐形战机，胡锦涛告诉盖茨他并不知情。究竟这是安排好的蓄意作为，中国想要借此对美国传达某些信息，还是没有事先安排，而是故意的巧合？如果是后者，这种情 况便透露出胡锦涛的文官政府难以控制军方，管理上出现了松弛。施道安认为，即使中共并未真正对军队失控，但至少是双方的沟通已经松弛。施道安表 示，军人乱放话或自行作为却不会被开除，在美国是无法想象的事，但在中国，近年领导人都不再拥有毛邓对军队的影响力，因此胡锦涛需要军方的支持，他必须跟军方人大代表闭门密商，增加国防预算，给军人大幅加薪，也无法开除乱放话的将军。

南加州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康灿雄（David Kang）也表示，过去15年来中国一直说和平崛起，绝不称霸，但军方激烈的言行却做了相反的证明。康灿雄说：“他们（中共）这样处理反而使大家认为他们事实上是不可信赖的，虽然这并不意味会立即发生战争，但是现在很多国家对中国充满怀疑，比两年前要多得多。”施道安则认为中国应该改善文官和军方的联系，不要放任甚至鼓励军方唱自己的调。施道安说：“如果中国期望其他国家接受他们和平崛起，把他们当成负责任的大国或可尊敬的强国，那么应该使中国军人的言行跟国家的政策更为一致。”

但是，不论西方对中国的崛起持有何种分析与何种反应，代表中国政府观点的中共媒体《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4月11日所刊发的“亚洲崛起”的封面文章，确实说明“中国崛起”已经蔓延、扩张为“亚洲崛起”了——这显示“中国的门罗主义”已经出现。

实际上，早在《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4月11日的《谋划“亚洲崛起”》宣告中国的门罗主义之前，关注亚太动向的日本就敏感到这一动向了。其《外交家》杂志网站3月28日刊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副教授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的评论性文章，文章聚焦作者与韩国海军中尉的讨论，对中国海军的未来作了评析，并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处于下降趋势。

韩国海军中尉问道：中国会继续抨击美国在黄海的军事行动吗？朝鲜和韩国的紧张局势能平息吗？作者答道：是，中国关注任何超越直接冲突的突发事件。在朝鲜半岛或黄海的其他地区、华东或者南海、北京试图建立因反感而反对的军事活动记录，希望外国海军停止在中国海岸线外围的此类活动。

这不单是个法律问题。对于中国在近海雄心的评论典型的考虑是依据法律标准，并且可以理解。许多海洋国家担心，中国想把自己的经济专属区变为自己的主权水域；实质上改写给与中国沿着其海岸线专属区的国际系统的规则，航行自由可能会遭到破坏。这些努力重新解释了受到关注的海洋法。如果他们以海洋自由的名义坚持并挑战，中国与会者谨慎承认，监控航母行动和类似活动明显在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有崛起的大国把特权作为政策问题而非法律问题的先例。最近的就是美国，作者指的是“门罗主义”。在这项1823年的政策声明中，美国否定了欧洲帝国对拉美新独立国家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当詹姆斯-门罗总统和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宣布他们的外交政策时，美国没有能力付诸实施。当时，美国海军只有几艘护卫舰和更少的船只。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当美国国力迅速上升，华盛顿建立了足够执行该主义的强大海军。

没有欧洲发言人认同“门罗主义”为法律，俾斯麦认为它是粗鲁的信条；而索尔兹伯里勋爵提醒，华盛顿国际法不是通过单边的命令制定的。但是，欧洲最后承认强大武装、控制当地的美国让“门罗主义”在新世界行得通；强大的现实获得了胜利。为什么建设昂贵的舰队在美国的后院挑战美国？弱国能够提出原则，当他们变得强大，他们能要求其他国家遵守这些准则，不管同意与否。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8年宣称：“门罗主义随着美国的强大而强大，不能再强了”。

确实，即使是统治海洋的英国最终也把舰队从南美撤回了本土，承认美国在当地的统治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一直没有人提出严肃反对，“门罗主义”那样的政策迟早也能得到一种类似法律的地位。例如，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美国代表团成功的将“门罗主义”写进了国际盟约中。盟约第21条说：“为了维护和平，盟约中的任何条款都不应认为能够影响国际条约的有效性，例如仲裁条约或如门罗主义的地区理解”。

拒绝挑战单边政策，相当于同意它，让我们又回到了中国身上。中国现在正企图扮演了美国在十九世纪某一时期的角色。十九世纪的华盛顿坚持其不干涉政策，但还没有建立足够实施它的强大海军。类似的，通过持续对美国在黄海部署航母或在南海进行海上监控提出抗议，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正在建立反对在近海活动的记录。由于中国海军力量逐渐成熟，中国可能表现出更强硬的立场，正如美国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所表现的那样。

应该说，“中国的门罗主义”具有多重含义，远远不像日本人理解得那么狭隘，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甚至也不仅仅局限于地缘政治，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创造文明之传统而不仅仅具有模仿文明之传统的地方。

有关“中国的门罗主义”的多重含义，以后有机会我们会一一予以探讨，这样，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大致走向就能逐渐清晰起来。

2011年4月12日

（另起一单页）

第六章

中国回想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鲁迅的“阿Q”来源于斯宾格勒的“费拉”

“阿Q”，其实就是“费拉”；“阿Q正传”，其实就是“费拉素描”。

所谓“费拉居民”是指一种人类类型（Fellah type），而费拉社会就是由这种人类类型组成的社会。“费拉”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在其《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中，运用的一个术语，原意指“阿拉伯世界的农民”，衍生意义则是指所有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包括晚近的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臣民、以及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印度和中国的居民，汉人是一种典型的费拉类型的人。而最典型的费拉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费拉的典型特点，在我理解之下就是“农民式的狡猾、无原则”。

（一）鲁迅小说阿Q正传从中国高中课本消失

“自由要州电台”2010年9月8日报道：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一直是中国高中语文课本的必选篇目，但在这篇小说却在今年秋天的“中国高中语文课本”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现当代作家及外国作家的作品。

中国新闻网说新学期开始后，各地学生们陆续拿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版语文教材。假期借高年级同学课本先学过的学生发现，短短一年，语文课本已大不同。鲁迅经典小说《阿Q正传》被删除了，当代先锋作家余华的“荒诞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第一次进入了教材。此外，被删除的文章还有《孔雀东南飞》、《药》、《雷雨》等。据统计，新课本现当代作品及外国作品54篇，其中新选课文35篇，占总数的64.8%。旅居美国纽约的自由撰稿人谢选骏说，过去中国中学语文课本所选篇目往往是“意识形态挂帅”，因此鲁迅的作品特别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吧。鲁迅的作品、巴金的作品，他们都是在中国最衰落的时候写的，国势最低谷的时候写的。所以他们的作品体现了中国一个最衰弱的状态。那么，中国如果随着国势的开始复兴的话，应该是把他们慢慢地淘汰了。鲁迅的作品我小时候读了，我有一种阴暗的感觉。觉得好像都是阴天。巴金的作品读了以后心里觉得特别堵，好像有一口气要透不过来。”

谢选骏说，“现在中学语文教材不应该再以意识形态划分，而是让语文教材回归到语文、回归到人文”，“至于余华的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我觉得还是旧了一些，这个作品当时就不是很前卫的。那么，现在又过了二十几年，将近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它就显得更落伍了、所以，基本上中国的中学教材还是落后于时代的。”

谢选骏说，语文教材出现更多外国作家的作品也是文化开放性而非封闭性和排他性的显现。他认为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经典，“我觉得应该把《河殇》选进去嘛。《河殇》不是就很好嘛。体现了1980年代的一个又是普及性的、又是一个最前卫的观点。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基本精神。实际上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现在的中国的国策，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河殇》所指引的那个路在走嘛。但是《河殇》本身它被禁止了。现在还是被禁止。但是《河殇》实际上中国的国策都是按照《河殇》指引的路子在走。”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岳刚德说，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政治的强力干预，语文教材对文章的选择失去了独立性、自主性，“当时考虑到鲁迅先生他这样的一些作品恐怕阴暗面的东西多了，对孩子的成长不利，所以从当中砍出来一部分。那么，现在在高中这一块的话，我们又开始在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动。”

岳刚德教授还指出，中学语文教材拿出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其中的标准又是什么？

“因为你要选或者要取，或者要做加法要做减法，你必须要有你的依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语文它这样一个课文的选择是有利用的选择。其实它这种选择与课文的目标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因为它选这些内容就是为了实现它语文教学的目标。如果没有这个目标在这里为力度，那你这个力度显然就失去了它的一个合理性的基础。所以，我就觉得首先应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它。”

中新闻的报道说，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实施课程改革的同时开始推进教材多样化建设，全国先后有八十多家出版单位出版了数百种各科中小学教材，教材内容日趋丰富，质量不断提高。2005年率先在广东、山东、海南、宁夏启动的普通高中新课改，也让语文课本进入了百花争艳的阶段。可以预计，会有更多不同类型的文章进入语文教材。（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鲁迅的《阿Q正传》，本不过是一介小民的传记，结果被政治家利用了，成为一座“阿Q社会”的写照。于是，事情反了过来：没有阿Q社会的土壤，哪有阿Q的根株与生涯？阿Q虽死，阿Q社会犹存！ 

赵老爷、假洋鬼子、官府，这是阿Q社会的一个缩影；吴妈、小D、地保等等，则是另一些缩影。没有他们的共同努力，是产生不了阿Q的悲喜剧的。鲁迅个人的病态（肺痨病）心株，被政治野心家硬是粘连到了阿Q社会的肮脏土壤，故能把各种阿Q的脉搏尽情把玩…… 

确实的，谢选骏在1981年交由国际合众社发表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文章里就预言过，什么时候中国强大了，就会抛弃鲁迅。因为恢复了民族自信的人们，不再能够容忍他所描写的阴暗萎缩的华人形象。那时候，中国就会兴起复古主义，重新追求古代中国的荣誉。

（二）斯宾格勒和鲁迅几乎同年生同年死

与斯宾格勒（1880—1936年）几乎是同年生同年死的鲁迅（1881—1936年），其主要著作《阿Q正传》，正是来源于长他一岁的这位德国人的主要著作《西方的没落》。

有一个问题问得很好：“鲁迅对中国传统的否定与斯宾格勒对欧洲传统的颠覆，有何异同？”

事实上，鲁迅的主要“发现阿Q现象”，并不像人们简单地、按照鲁迅本人所希望地认为的那样，是取自鲁迅本人对于中国社会的观察，而是得力于他对斯宾格勒所论述的“费拉”。

简单地说：“阿Q”就是“费拉”。

《阿Q正传》，中国近代作家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

写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开头讽刺考证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写法。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并希望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第二章起移载“新文艺”栏，直至1922年2月12日登毕，以后收入小说集《吶喊》。

注意：《阿Q正传》写的就是农民，而“费拉”的本意就是“阿拉伯农民”。

《阿Q正传》写了辛亥革命并未给农村带来真正的改革，并透过农村中贫苦雇农阿Q的艺术形象，影射人性的劣根性，如卑怯、精神胜利法、善于投机、夸大狂与自尊癖等。

阿Q──小说主人公，社会中的小人物，一穷二白，但自尊心很重。每次遭遇到不幸的事，都会找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为自己安慰。“Q”在这里本应念作“溃”，不过如今大多数人已经习惯按英语字母Q的发音来念。

赵太爷──乡绅，阿Q的“米饭班主”，对阿Q甚为苛刻。

吴妈──赵太爷家女工，阿Q曾对她出言不逊。

小D──亦为底层人物，帮佣为生。曾与阿Q干架。鲁迅认为他“长大后也是另一个阿Q”。

阿Q这一形象有其复杂的性格，但其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不复杂。其在欺压时期用精神胜利法来使自己获得感情上的平衡，其精神没有执着的追求；相反，其玩世不恭反映了流氓无产者的信念丧失。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年编者曾放在“开心话”专栏内，其实饱含着沉痛、哀伤，有心人读来并不认为开心。

193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起《阿Q正传》，评价到中国国内有一部分人是带着阿Q精神，在任何时候都认为自己是胜利的，别人则是失败的。并在1955年10月，七届六中全会上谈不要当“假洋鬼子”，不准别人从事革命。

任继愈认为研究评论《阿Q正传》的文章很多，也有写得相当好的，他们从文学方面着眼的多，抓住中国农民的本质来深入解剖的文章却是少见。许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嘲笑阿Q的某些缺点、毛病，其实这些毛病人人都有，是中华传统文化长期带来的胎记。钱理群认为鲁迅直到临死前，还为“《阿Q正传》的本意……能了解者不多”而感到“隔膜”，其主要方面就是鲁迅对“阿Q似的革命”的思考不为人们所了解。鲁迅的感慨“《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

鲁迅曾说过，阿Q的身上也有革命的意识，但研究者对此探讨不多。汪晖指出“阿Q有几次要觉醒的意思。这里说的觉醒不是成为革命者的觉醒，而是对于自己的处境的本能的贴近。……阿Q的革命动力隐伏在他的本能和潜意识里。”

该小说被翻译成各种语言。法国文人罗曼·罗兰认为“这部讽刺写实作品是世界性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此外也影响着中国其它的文学家及其著作，比如老舍的《猫城记》中描写看客的冷漠。

（三）《西方的没落》先于《阿Q正传》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出版于1918年，略先于《阿Q正传》。

《西方的没落》（以下简称《没落》）出版后在德国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然后波及整个西方学术界，这部书成为当时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德国的学术动态在身临其境的留德学生中间得到了回应。1920年宗白华赴德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研习哲学、美学等课程。留德期间，宗白华在1921年2月11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自德见寄书》，报道了德国的学界动向。文中说：德国战后学术界忽大振作，书籍虽贵，而新书出版不绝，最盛者为相对论底发挥和辩论。此外就是“文化”的批评，风行一时两大名著：一部《西方文化的消观》，一部《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皆畅论欧洲文化的破产，盛夸东方文化的优美。

按《西方文化的消观》即指《没落》；《哲学家的旅行日记》（The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俄裔德人凯泽林（Herman Alexander Kyeserling，1880－1946）著，1919年出版。文中还指出，“中国将来的文化决不是把欧美文化搬了来就成功，中国旧文化中实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强调发挥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不必专门模仿。宗白华之所以一改五四学人普遍西化的倾向，对中国固有文化抱有一份敬意，应与德国学界对我国文化的推崇有一定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宗白华这封不太起眼的信居然引起国内学人的注意。陈嘉异1921年2月13日给李石岑的信中说，他看到宗白华登在《学灯》上的这封信，甚有感触，以为“吾辈生于中国实负有两重责任：一层在介绍西方文化，一层即在阐发固有文化，必合此东西文化，然后将来之‘世界文化’乃能产生。”宗白华、陈嘉异都直接参与了五四期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斯氏的学说则间接对这场论战发生过一定的影响。

如果说宗白华仅在文中提及《没落》的书名，没有任何介绍内容的文字，还够不上“最早向国内介绍斯宾格勒史学思想的人”，那么与宗白华是同学关系，也在德国留学的魏嗣銮，则完全可领此头衔了。魏嗣銮（1895－1992），字时珍，四川蓬安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博士，历任国立同济大学、国立四川大学教授。魏嗣銮曾将留德期间所写的日记寄回国内杂志《少年中国》连载，他在1921年5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与德士烈博士谈，彼谓《欧洲之衰落》其书甚坏。盖彼以体验与认知等列，为不伦，以民族之相异极大，为非实故也。此书作者为Spengler，彼谓欧洲之文化，已至末运，如美术，如音乐，如文学，如哲学，皆无发展余地，起而代之者，为文明，其意盖谓欧洲将来能震耀世界者，惟武功而已。Spengler最喜比较，以战前之欧洲比希腊，希腊者，思想最盛之国也。以将来之欧洲比罗马，罗马者，武功最胜之国也。Spengler以文化之盛衰如生物然，有生有死，有幼有老，以彼眼光观之，天下未有久不衰落之文化者，特时有迟早与久暂耳。Spengler书中好思想颇多，如谓自然在于认识，历史在于体认，皆极精到之言，惟谓各民族各有其特殊之文化，此文化不能互传，如谓希腊之数学，与近日之数学相异，又如谓世界上不仅有一种数学，乃有各种数学，此则未免过分矣。

1921年5月31日记载，宗白华自柏林来访，晚上听大学三位历史教授演讲，“批评Spengler之《欧洲之衰落》一书，其言甚刻，彼辈皆谓Spengler不知历史。”6月8日记载，昨晚同王光祈在德听印度泰戈尔讲演《东西问题》，对魏颇有感触，他说泰戈尔演说虽无新意，然其痛诋欧洲人民之生活与思想，“实可为东方人出气，此其气魄，殊有足惊者也。”他在日记中还说到，德国思想界有两大潮流：一为新派，大多出自言哲学、美术与诗之学者。自欧战后，大感欧洲文化之不足，而思采纳东方文化，以济其穷，于是言孔子、释迦牟尼哲学者，皆为社会所尊重，“如凯热儿林（Kyeserling）、如尉礼贤、如史奔格列儿（Spengle）皆其例也”。所谓旧派者，仍尊崇自然科学万能者。两大潮流中以新派极占势力，而旧派几无声息。我国适反，趋新学人以驳斥孔子为能，而在德国则以能知孔子哲学为幸，甚至以辜鸿铭为欧洲之救星。魏以为“今日国内盛称之杜威、罗素，安知几年后，其学问不为人所吐弃。而奉之者，俨如上帝，此亦未免太过矣。”日记中还提到尚在德国的俞颂华、金井羊等人。魏嗣銮对《没落》介绍大体不错，也注意到要点，如斯氏重比较研究方法，视文化有如生物，有生有死，有幼有老，谓“自然在于认识，历史在于体认”等。若仅从介绍内容来看，魏嗣銮对斯氏学说的解说比李思纯略为深入。

上面这些斯宾格勒及其费拉学说的在华传播，都恰巧在《阿Q正传》写作之前不久。

（四）鲁迅接触过斯宾格勒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更有意义的是，鲁迅本人是懂得德文的，应该在此之前已经阅读至少是听说过稳斯宾格勒的费拉学说了。

茅盾曾经在回忆录里说过，“鲁迅的德文程度只能阅读，不能讲话”；在另外一处又提到，鲁迅虽然不能讲德语，但是听得懂。而根据鲁迅的学生荆有麟的说法，鲁迅的德语听力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荆有麟在《鲁迅回忆断片》中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1924年，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从哈尔滨请来一位世界语水平很高的白俄教授谢利谢夫，此人要求会见鲁迅，两人在东安市场的饭店见面，陪客有荆有麟、孙伏园、章衣萍。谢氏对鲁迅讲德语，鲁迅对他讲日语，“两人都选取自己熟悉的语言而应用，无法顾到对方对另一种语言的听觉的能力，这会谈，是干干脆脆失败了”。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日本仙台医专都学过德文，后来又进了东京的德语学校，虽然不一定非常之正规地每天去上课，但总是正式学过德文。辛亥革命后不久鲁迅打算离开绍兴到一家大的出版社去当编译，就曾经用德文应试，他的德语水平不难推见，用来看书翻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鲁迅到上海定居后，一度有到德国去的打算，为强化自己的德文，又下过一番工夫。许广平在回忆录里提过此事：“在有一个时候，他很想到德国去，自己在预备，每天自修，读文法，读书。那时他已经五十岁了，还是孜孜不倦像个小学生”。她后来又补充说：“在上海住在虹口公园附近的时候，鲁迅每夜自修德文至少有一年，大买一通有关研究德文的字典、辞典和德文书籍，如是经常每夜定出一定时间学习。见史沫特莱女士时，有时亦能用德语对话，史氏还称许他发音正确呢。”但因为忙于种种，后来儿子又出生了，未能继续坚持。鲁迅对于学习外文一向予以高度重视，不懂一两门外语，在他看来是很可惜的事情。（《中华读书报》）

（五）中国社会费拉化的由来

迄今探讨中国近代命运的各种学者，大都忽略了一个重大的民族差别： 西方社会是从一千年来的欧洲小邦政治向大规模的近代世界政治过渡。如十九世纪欧洲的中等规模的民族国家（如英、法、德、意、西等等），都经由更小规模的政治实体（如意大利的城邦、德国数百小国、法国英国的贵族领地），几百年演化而来。

经过两次大战，欧洲受两翼边缘制约的战略形势就更明显，以此形成大规模的现代世界的国际秩序。这种演变使得欧洲小邦日益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获得新的世界地位。欧洲文明内部正日益趋同，而这一趋向又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壮大同步。

这耐人寻味。这表明，社会主义不仅是道德理想或经济制度，而且是世界型政治的伴生物。正如民族主义是中等规模列强政治的意识形态；而封建主义则是小邦政治的意识形态。在列强秩序走向超级大国的进程中（这距离统一的全球帝国还有一步之遥），出现“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吼叫，不是偶然的。它是要求冲破国界，完成超国家的世界政治的组合。

但反观中国，不仅置身这一世界潮流之外，而且成为它的受害者，因为中国近代以前的大一统社会与欧洲的封建主义相反。现代欧洲文明走向趋同，中国恰恰在这同化压力下趋于分裂，这意味着一种退化，美其名曰“再生”也可以：因为中国早在秦汉时代已形成自身的“天下一统”，自身趋同运动早在两千年就完成了。在古代技术所能允许的条件下，中国形成自己的“世界型文化”。

战国六雄与其说是被秦国的“始皇帝”一举荡平的（二不是什么“统一”）；还不如说是被法家鲸吞“统一”的。商君（卫鞅）奠定了新秦国的基础；而李斯们又为这个新秦国（其实是法家唯一成功的实验基地）的扩张不断地提供动力。而韩非们则成为这个法家圣地的立法者与宣传家。春秋与战国的区别：春秋的核心内容是区域争霸；战国的核心内容是灭人之国。战国是总体战的时代，而其开端的“吴越争霸”则是“用春秋之名行战国之实”；名为争霸，实来灭国。吴越的先后灭亡，说明血腥的转折已经来临！

战国七雄，近似欧洲的七国列强；春秋兼并战争，近似欧洲的帝国主义战争；最后统一于秦，与现代文明正经历的世界趋同之地球村，又很近似。所以孙中山曾经夸口说，古代中国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甚至无政府主义理论，尽管他和康有为相似，是以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去“发掘”古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脉络，有点托古改制的意思；如把《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天下为公”等观念，解释为欧洲式的社会主义。其实《礼运》是对西汉盛世即类似于罗马屋大维“黄金时代”之世界帝国的理想描述，而不是对于古代中国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的反感。《礼运》和社会主义是风牛马不相及的。正如《水浒》、《红楼梦》、“儒法斗争”和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是风牛马不相及的。

秦汉以来的中华世界这一政治结构，绵延两千年颠扑不破，作为全球历史上时间和空间跨度最大的政治奇迹，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应该列入联合国的保护目录，甚至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的经历下依然令人自豪。但事实却一再说明，如继续坚持这一世界主义的结构，中国民族就无法立足于民族国家列强并争的国际社会，更遑论在其中成为发达国家？

不少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甚至一些自命为“自由派”的撰稿人提出，中国传统应该对中共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失败负责，他们列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主义的分析，指出所有对资本主义发展感到忧虑的社会力量其中包括封建力量，联合起来加入社会主义运动。然而，这样粗糙的分析即使流行于十九世纪的西欧社会，但怎么还能在如今精密的电脑时代迷惑人心呢！东欧和亚洲，同为蒙古帝国的遗产，它们在二十世纪先后同时沦落社会主义的试验中，有迹可循。苏维埃俄罗斯操纵“共产国际”，毁坏中国传统、削弱瓦解中国，以扩张俄国的远东势力，从瓜分中国进而鲸吞中国。为此，他们用俄国的僭主理论列宁主义替中国制造了两个党──1924年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和1927年发动游击内战的中国共产党。

在列强可以一直从长江口开到重庆的国际环境下，保护中国种族、发展中国文化，就要确实认清中国的处境和习惯，与欧、美、俄、日等“系列强盗国家”（列强）是何等不同，这甚至决定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具体做法，可能需要恰巧与它们相反。中国的这一特点，造成中国的以学习西方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不充满坎坷。但不论如何，中国日益坠落的趋势必须扭转，重振颓势需要一种新型的政治观念；并在扬弃僭主政治的过程中，再造中国。 

按照斯宾格勒的分类法，西欧民族和日本民族当属“文化民族”。而印度、中国、犹太、伊斯兰人当属“费拉居民”。费拉居民的内在凝聚力已失去文化民族的动态，流于形式化的静态。在现代世界中，“费拉居民”的首要任务，是通过革命式的自我净化，重新“退化”为“文化民族”，以便参与世界各“文化民族”的角逐。为世界各“原始民族”和“文化民族”兼并为新的“费拉居民”，“贡献”自己的先天力量。

在这方面，犹太人通过其史无前例的复国运动，走在最前，并取得卓著的成就。其次，就是伊斯兰世界正在酝酿的“复兴”，它正在伊斯兰费拉中灌注新文化的、动态的精神。

中国人曾经有过公益心和团体精神。因为，中国民族曾经是文化民族。那时，约当西元前二世纪之前。秦的一统天一，使中国演化为费拉。满洲人是刚从原始民族脱胎出的文化民族，他们因而轻易征服了中原的费拉们。五胡、鲜卑、辽、金、元的历史，也都是“初起的文化民族”蹂躏与刺激“垂暮的费拉民族”的历史。

过去，费拉居民都只能由别的民族来收拾，如“埃及民族”、“巴比伦民族”、“希腊──马其顿民族”、“波斯民族 ”、“罗马民族”、“拜占庭民族”、“大食民族”……但以色列人的“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似乎开创了一个先例，表明费拉居民的“倒退──自新”是可能的。

西汉以后诞生的“汉人”，生来就是一堆费拉居民，因为汉人是秦汉帝国以后的产物。汉人不是普遍意义的民族，而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内的全体居民的集合称谓。汉人来自世界帝国高压之下的各个民族的兼并融合，这些民族不仅是“诸夏”，也是荆楚、百越、巴蜀、苗蛮乃是嬴秦这些并非诸夏的“夷狄”。

夏、商、周，秦、齐、楚、燕、韩、赵、魏以及吴、越……等政治实体，既是统治集团，又是国家民族，还是文化范围──它们都是文化民族；但后来由它们合并而成的“汉”族，却是大一统帝国专政下的费拉居民的集体称谓。汉化人群的与埃及、巴比伦、亚述、马其顿、罗马、印度（孔雀、笈多等）、波斯、阿拉伯等“世界帝国”管辖的费拉居民，具有惊人的相似。因此，秘密帮会组织，是与“汉人”的历史同步出现的。这是社会分裂的结果，也是费拉族业已形成的标记。（在这种意义上，把“费拉”写作“废垃”也许更加传神吧。）

还没有一个“中华民族”，没有一个作为文化民族而不是帝国居民出现在历史晨曦中的“中华民族”，那么现在通用的“中华民族”概念，只能包容着一个典型的费拉居民的内容,。

创造一个以现代中国的全部版图为其活动空间的文化民族，这是一个梦想。但也是一个不一定就兑现不了的梦想。实现这一梦想，将是中国所能体现的最大、最根本的创造性。随着这一创造的壮举，千万种文化上的具体创造将不难应运而生、破土而出。人们又会看着中国说：这是文化的国土。

（六）日本凭什么可以欺负中国？

日本凭什么可以欺负中国？

我认为，这是因为日本尚未费拉化，而中国已经费拉化了。

这就像小小的以色列为什么可以欺负庞大的阿拉伯世界。

中国与日本的分歧，并不起源于现代。陈涉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此语一出，“封建时代”终矣。反观日本，直至明治维新之前，“种”的因素都是社会结构的“第一原理”，所以，日本吸收了秦以后中国的无数文化，惟独没有吸取其最重要的一项：科举制度。偏偏巧合的是，现代文明所源自的西欧，也是类似于日本的“世袭贵族社会”，而不是中国式的“官僚选拔社会”，难怪日本进入现代化过程顺理成章，中国进入现代则举步维艰。由此看来，毛泽东的“粪土当年万户侯”，和它的反现代化倾向殊为一致，就不足为奇了。陈胜吴广毛泽东只能造就平民的集权政治，不能造就精英的分权政治，而所谓民主，显然是基于分权而不是集权。

在年轻时代进不了北大校门的湖南民工毛泽东，所发出的陈胜吴广式的怨言“造反有理”固然值得同情，但作为治国理论显然大谬不然。果然，“现代陈胜”毛泽东一旦大权在握，就封闭了所有大学、制造亿万下乡知青：他虽然不能改变知青的城市出身，但毕竟把这些城里人赶到乡下去，让他们重新野蛮化。这个成就被他自封“伟大”，一个还嫌不够，还要四个伟大。与此同时，他在中南海里尽量实践如何做一个“没有种的王侯”。毛泽东现象说明，现代中国的痞化程度之深入：深入到制度层面，深入到价值观中了。

然而，现代的中、日两国，却是由根本不同的民族所构成：

一，现代的中国人已经是与现代的印度人、阿拉伯人，古代罗马人、拜占庭人、巴比伦人、埃及人相似的“后文化的费拉居民”。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经过文化民族的阶段，建立并支配了当时当地的“世界帝国”。帝国的主人费拉居民或消亡，或沉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二，现代的日本人却是与现代的英、法、德、俄、西、意等欧洲民族国家以及朝鲜、越南、东南亚佛教国家同时兴起的区域性国家。他们没有建立过同文同质的世界帝国，他们是“前费拉的”文化民族。而其中，日本与欧洲尤为近似：它奉行的“封建武士的制度”（不同于中国、印度、阿拉伯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和欧洲的“封建骑士的制度”，如出一辙。细心的读者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先秦时代、一切费拉居民进入世界帝国之前的时代，也都奉行类似的制度。

日本人有什么精神上的创造吗？没有。日本人充其量不过是把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某种特殊化而已，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并不比高丽人、越南人、四川人、广东人……高明。尽管他们在近代的幸运是令人注目的。对于“中国”而言，日本甚至不是外省，而是一个藩邦，──它往往误解了中国文化的精义而予以岛夷化了。

然而在所谓的“日本文化”中（假定这一名号能够成立），还是有待得今日之“中国人”珍视的地方，因为这芸芸熙熙的“中国人”现在已忘掉了他们祖先的许多美德与创造。那些被遗忘的东西，许多像化石一样保留着，许多则根本不复存在了──而小小的岛国却保留了不少这类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消匿的圣光。这就是“日本文化”对我们的全部价值。

中国人在接触日本文化时，勿忘日本不过是中国的反响而已。中国从自身，能比从任何其他来源学到更多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过是被不肖子孙们暂时遗忘──需要从别人那里转嫁而来罢了，就像希腊人从欧洲人学习古希腊文化一样。相比之下，近代日本人虽然卓有成效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但并未放弃彻底中国传统。他们的价值标准──天皇还存在，神道也没有消失。而附着于这二个其实一体的许多习俗与遗风，其“中国性质”也就依稀可辩。现代中国尤其是现代南北朝则不然，它已经彻底遗弃了中国之本，而把自己的不肖归罪于国本的无能甚至有害，如亲日派鲁迅所说的“仁义道德吃人”。日本的仁义道德为什么没有吃人，反而帮助其社会复兴起来？因为在鲁迅一类“亲X派”的帮助下，与社会复兴有关，并牢牢依附于国本的风俗与传统──都已遭到无可挽回的破坏。结果现代中国不是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彻底破坏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彻底放弃了自己的生活。现代中国人──就如此无方式、无形态、无规则、无道德地“生活着”……使得“中国生活”发生了全面的紊乱并陷入了严重的失调……

“汉意”的命运是这样的：日本的“国学家”们要求剔除汉意，“恢复日本国学的本来面目”，也许这对他们颇有道理可言：那种岛国的偏狭心理，那种生吞活剥的作风，那种极端饕餮的贪欲，那种容易集体骚动的国民性等等，都使得他们对中国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态度。日本人在根本上理解不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格。若是理解了，他们就会归化中国，就不成其为日本人了。在这种意义上，近代留学日本的那些“支那人”（就是头上留过满洲辫子的亡国汉人），把中国的学问叫作“国学”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日本的学问才叫“学”、“国语”，中国既然是天下，何来“国学”“国语”这样的方学、方言？可悲的是，台湾直到1970年代、大陆直到1990年代，都被这样的支那人统治着，他们都曾经向满洲鞑汗屈膝，头上留着猪尾，所以他们对日本，对苏联，对西方，也都采取了习惯性的奴颜婢膝。

其实在“日本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日本文化”已经支离破碎了，也就是说，日本人不仅是在割裂汉意，而且也在这种强装文明的活动中破坏了“和魂”，也就是破坏了倭国的原始气氛和巫术精神。

建立日本国家的人们，剽窃了汉意，杂糅为神道。站稳脚跟的“国学家”们后来却要求剔除汉学、复兴日本国学。这种梦想等于是一个混血儿想把自己身上的父系血缘清除出去，因为他的父亲现在又穷又老又懒惰，丧失了劳动能力，混血儿不想要这门亲戚了。我虽然同情混血儿，却不免怀疑他是否真能把自己的门户清理干净。因为流传至今的一切日本“国学”，没有不是浸透了汉意的！尽管程度不同罢了。日本“国学家”若不劈碎和魂，如何能够剔除汉意？这种返老还童即使可能，而剔除汉意后，所余无几的残渣也不过是些野蛮民族的萨满梦幻罢了。──这就不仅仅是国学家们的悲剧了。

如果我是一个日本人的话，就更加同情国学家们的努力。真的，一个“好日本人”应该“要邪马台国的野蛮”而“不要中国的文明”，否则他就不再是日本人了？除非，他承认“日本”这个概念就是“邪马台国加中国”，就是“邪马台国的野蛮与中国文明的混血”。如果这样，那么应该爱邪马台国的野蛮胜于爱中国的文明者，就是邪马台人而不是日本人了。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应该如此的。无怪乎那些国学家们那么痛苦与矛盾。他们虽在中国文明的乳汁下喂大，但却大声疾呼反对中国文明；正如后来的皇道派虽然是吃西方文明的水草长大成人的，却悍然发起对西方文明的攻击。太平洋战争其实不像常人承认的，仅仅是一场军事斗争而已。

可是，这使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严重分裂，使其社会变得如此矛盾冲突不休，使其种族成分如此复杂不调的中国文明，对于中国人即中国文明的传承者，尤其对于我们这个第二期中国文明与第三期中国文明之间的“现代南北朝”的承衰振弊者──却是如此宝贵！因为中国文明的灰烬是我们今日的唯一财产了。它是现代中国这个破落户的最后一个传国玉玺！

当然，我们所说的“中国文明的灰烬”不同于倭人所谓的汉意，尽管中国文明之进入日本伴随中国种族之进入日本（现代倭人身上不免有许多中国血统），但倭人理解的中国思想，毕竟与我们不尽相同。倭人的汉意，仅是他们所能吸收的表面文章；就好像他们对汉字的音读训读一样。这在他们对于古代五经充分陌生上表现了出来了，因为倭人的汉意不过吟诗作赋、楼台宫馆罢了。这不仅因为他们对经典的理解能力天生就差，而且因为他们自己经典《古事记》还停留在神话时代。

（七）中国如何摆脱费拉（阿Q）的宿命

真的，为了适应“西方帝国主义强盗”对中国施行的打击，一切“正常的努力”都先后失败了，除了用“野蛮”来回答“文明”之外，我们已经无路可走。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希望，希望随着世界压力的增长，中国的内应力也要增强。否则，中国“单方面的维持”的愿望，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而内应力的增强，难免通过对于个人自由和“非整体性权利”的剥夺，来实现。正如孙中山所说，在中国，不是个人自由太少，而是个人自由太多！因为世界上任何一种“费拉居民”（fellah-peoples），都是依靠“自由散漫”，来对抗“专制独裁”的。所以，人民极其缺乏“健康的自由必定拥有的对应体──自律”。缺乏自律，使中国的事情常在“专制独裁和自由散漫之间”徘徊，所谓“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是也。

所谓“费拉居民”是指一种人类类型（Fellah type），而费拉社会就是由这种人类类型组成的社会。“费拉”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在其《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下卷《对世界历史的透视》中，运用的一个术语，原意指“阿拉伯世界的农民”，衍生意义则是指所有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包括晚近的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臣民、以及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印度和中国的居民，汉人是一种典型的费拉类型的人。而最典型的费拉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费拉的典型特点，在我理解之下就是“农民式的狡猾、无原则”。

在该书的第六章《城市与民族（丙）原始人、文化民族、费拉》中，斯宾格勒写道：“在这一水平上，所有的文明都进入了一个历时数世纪之久的惊人的人口减少的阶段。文化人类的整个金字塔消失了。它自其顶点开始崩溃，首先是世界城市，接着是地方性的城市，最后是乡村本身，乡村的最好血液已经毫无节度地倾注到城镇之中，然而也只能支撑一时。最终，只剩下原始的血液尚留存着，但也已被剥夺了它最强壮、最有希望的因素。这一剩余物便是费拉类型（Fellah type）。”

斯宾格勒上述有关“费拉”的分析，通过鲁迅的“阿Q正传”影响了毛泽东等辈，并进而推动他“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进一步煽动文化革命，整死成千万上亿的中国人，目的是要消灭“阿Q基因”，让中国人“脱费拉化”。但问题是，整完以后，中国人好些了吗？除此之外，中国人还有救吗？

这也许不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国际玩笑。

尤其我们还要想到，鲁迅和斯宾格勒一样，都是一个“尼采主义者”。

详见：

http://www.barnesandnoble.com/s/xuanjun++xie?_requestid=1082013

（另起一页）

第二节

鲁迅是中国焚化割民的巨浆

1967年，我在江苏省南通市，一大排死刑判决书前面的街道上，看见一个留着花白长胡的老头，衣衫褴褛，不合时宜，却在疯狂叫卖革命卡片：“路孙，是焚化割民的巨浆！”原来这个口操江南口音的乞丐，是在叫卖鲁迅的纸制头像：大叫“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那时，“人民邮政”还为此出过一套邮票呢。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这是和死刑判决联系在一起的，原来是一句毛语录，毛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

这个新生命的方向，最后指向了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下场。

血红的处决布告，凄厉的老头叫卖，鲁迅的斜眼瞪人，合成了“文化革命”的血色黄昏。

那时，我知道了：人的生命是随时随地就可以被结束的。甚至不需要任何借口，一颗偶然的流弹就足以消灭任何人的任何挣扎。那时候，一切生活和一切理想和主义，也就随之烟飞灰灭了。

从那时候起，哲学的种子就在我内心撕裂了。

辛亥革命的纪念，可以帮助我们回顾现代中国的“身世浮沉雨打萍”，激发我们苦思“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诱使我们探索中国的未来。确实，中国无君世纪多方面的成就都贫乏得惊人！这说明中国正在进行一种极为深刻及内在性的剧烈调整。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志士们的文化使命，其基础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谷底时代”。十九世纪的中国，积弱、腐败；二十世纪的中国，崩溃、受灾。面对无法理喻的现实和“民族的劣根性”，他们有时甚至失去了“对一个还没有诞生的、新的中国民族的最后希望”。这种绝望状态，一直延续到今天，都有深刻的表现。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际，这也是一个背景式的阴影！不过那是“采取了自大狂方式的绝望”而已。所以，只要中国人还有兴趣钻研梁启超们，甚至还在纪念鲁迅，就表明中国人尚未恢复自己的文化元气。民族复兴的百年期待，也就是遥遥无期的。如果有一天，人们又开始“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那时，中国肯定是进入了又一轮灾难的旋涡。因为，毛泽东这位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崩溃（辛亥革命）中诞生的早产儿，这位“十八岁以前留着满清猪尾巴的革命家”，是在传统中国的文化崩溃（五四运动）中，开始进入江湖的，他所召集的“五湖四海”的过激派，命中注定要把传统中国引向社会崩溃的最后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的极端变态反应，他们只会被“身陷深渊的人们”所接受。

二十世纪这个中国的无君世纪，也是满清遗民的统治时代，袁世凯和北洋南洋的军阀，孙中山蒋介石和他们的国民党，毛泽东邓小平和他们的共产党，都是由这种时代生态所决定的。其中最后的邓小平，生于公元1904年，须知他七岁的时候，头上还拖着满鞑子强加的猪尾，而毛泽东头上的猪尾巴则一直挂到十八岁（1893－1911年）。这怎么可能不影响他们的内心世界呢？披挂猪尾时间更长的文人鲁迅（周树人，1881－1936年）有一句名言：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求为奴隶而可得的时代，和求为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正是基于这种满清遗民心态，鲁迅对中国历史的这种“划分”，其实仅仅适用于蒙古和满清等蛮族入主的时代，而不适用于汉唐。尤其不适合于先秦文明。有共产党员说，“我们人人内心有一个小毛泽东”，其实他应该说，“我们共产党员人人内心有一个小毛泽东，一个满洲人的小奴隶”。毛泽东这种十八岁还留着猪尾巴、被满人骑在身上的湖南奴隶，终身受苦，改不掉欺软怕硬的、被骑的人牲命运，被骑的人牲是绝对理解不了“骑士风度”的。

反观汉唐的中国，则是自主的，虽无政治民主但有社会自由，那时有国家，因为政权是依靠制度而不是暴力运行的，军事领袖（“军委主席”）没有最后的“拍板权”，因此国家富于文化统治的色彩。

是的，这里弥漫着“据乱世”的狼烟滚滚。

我们仍然在现代南北朝中晚期的一片混乱中浮沉着。我们身体和精神都破碎，无声无息地随风飘去，然后被堂而皇之地扬弃了。谁犯了错误：谁也没有错！也许，谁都错了？历史原谅一切，但就是不原谅活着的人──“祖宗欠下的债，要由子孙来偿还。”

我们不幸而生于这荒凉寂寞的时代。一望无际的沙漠便是我们的生存环境！与我为伍者，惟有累累顽石和无尽的苍穹。“知音”只是古代的神话；现代，就是“连倾听者都没有的时代”！这是多么可怕的虚空啊。于是，我们使用笔和纸来对话──以家徒四壁的坦然，来作野蛮时代的见证。

是的，中国居民的阴性状态令人震惊，并使当年的鲁迅之辈灰心、绝望。真的，这就是“费拉居民”的本相：消极、被动、钩心斗角、明哲保身。然而，我们并不像鲁迅那样绝望，因为我们不像鲁迅那样相信文学的力量。文学是能打动多数人的感情，但沉思却能透彻少数人的理性。物，当然以稀为贵。我们并不指责“中国人的国民性”，而是指出它为什么会这样。“怒其不争”是多余的，有一天，中国人将变得好斗成性，大大超出梁启超们的尚武呼吁之外，并傲慢地盘桓于我们今日的一切祈祷之上！

我应该知道这个答案：费拉大众们的“阴性”程度，恰恰反证了那潜在之“阳”的不可限量。

透过无序纷纷的烟尘，我们有幸望见了历史的大象。“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老子》）面对无数不眠之夜而获得的这个“令人心酸的结果”（现代南北朝的原理），我兴叹了！对社会发展的预见，有时是有害无益的：特别是当它让人活得更沉重的时候。大众喜欢按照已成的轨道去生活，而不论其是非曲直；他们并不需要知道黑色的真相。而斗士们呢，则在尽情的厮杀和堕落中忘掉了一切！他们没有闲暇来思索这“无用的真理”。只有孤独的预言者，在殷切中探望。他说，“知命”，并不是为了恐惧，而是为了“尽性”。

不是我们运动了历史，而是历史运动了我们！所以，“英雄创造历史”、“奴隶创造历史”、“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诸说，俱可以休矣。康梁当年反对孙中山式的革命，中国百年的苦难历程仿佛表明，他们的反对在“逻辑上”是多么地有理。然而，历史不是按照他们的逻辑发展的，历史也不是按照一切书斋里的逻辑发展的。历史不是理性的，而是宿命的，用一句响彻二十世纪之寰宇的话说，“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这规律，乃是用鲜花和血泪，交织而成的。

血流成河的孙中山时代！你是中国人改天换地、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整整一百年！

血流成河的孙中山时代！你是中国人历经五千年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苦难、绝望、疯狂挣扎的整整一百年！

然而，与百年来一切美丽的想象完全相反的是，事情远远没有到此结束──今日之中国，仿佛一位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他的手术进行了七十年了，但，并没有做成功……现在，如果全面地停止这手术，回到康梁甚至洋务派的“中医式的调养”道路如治标不治本的“改革”上，对病人已是“远水不救近火”了。这对主刀的大师来说，固然是政治上的死刑；对病人，也无疑宣告其只能等死的命运。所以，最低限度地讲，以天翻地覆的革命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的“大孙中山时代”，至少将囊括我们的一生，直到二十一世纪的某时刻。这实在是“洋务、改良、技术性的解决一一失败后所采用的一系列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现在只能抱着最好的希望，希望水到渠成，结束这先后绵延二百年（1840─2040年）的历史性的即“慢性的”折磨。

二十世纪，因此将被称作“中国的无君世纪”。在此之前，是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第二期中国文明”──公元316年的五胡乱华──1900年的八国联军；中间历经全部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隋唐宋辽金，直到元明清。在此之后，将开始“第三期中国文明”。它的具体精神和形式，在今天还是一个极大的未知数，并很难对此作出准确的预言。因为未来的发展，总是超出我们今日最大、最野的想象之外。

有一种人们梦想不到的东西将会生长起来，欣欣向荣，它以浩浩秋天的黄金气氛感人至深，它是对中国人两百年的翻土、耕耘、播种、劳作、苦难和希望的回报。但是，它的累累果实，对于那些不喜欢中国再生的外国人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是最大的恐怖。在多种不确定之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二十世纪的混乱与无能为力中。所以，希望中国“慢慢来”，以便再混乱与无能为力几百年的阴谋家，注定是要失望的。而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革命与战争不仅还要重演，且会加大剂量地进行，以便为中国的革命划上一个真正的休止符！

应该承认，经过百年熬炼，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与历史上的中国人有所不同。从一个不同的民族到一种不同的文化，已在痛苦的挣扎中崭露头角。这就是“无君世纪”的价值。不论在1950年的前面还是后面，无君世纪的共同趋势都是“掘弃传统、造作新民”。在其间，不论力挽狂澜的人有多少，并不能扭转旧社会的消解过程。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具体的指向并不相同，但它们显然都不是传统主义的，而是野蛮主义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流失，这种革命性的努力越来越带有野蛮化的特征。

历史的悖论是：这是在野蛮化的过程中，一个“具有自生能力的文明国家”，才能顺理成章地诞生。所谓“有自生能力的文化国家”是指：

1、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精神，而不必借用他国的主义、崇拜异族的偶像。它以自然的能力，涌现自己的生活，而不沦为他人生活的仿造品。

2、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制度，而不必依靠党的专政、群众运动的恐怖才能运转。偶然的个人意志、随机的官僚欲望，不再能破坏它的法理。

3、这个国家已经成功地联接了中国的现实与中国的传统，而不必通过“反传统”来推进社会革新；也不必通过“吹捧传统”来遮掩政治腐化。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这两种做法，都严重地破坏了我们民族的自信、自尊。

4、这个国家将召唤传统的魔力，推动、规范现代化过程；它以巨大的艺术天才，创造性地解释历史──凡是革新所需要的，就是“传统的美德”；它哪有必要白费力气，去“批判传统”呢！

5、它摆脱无君世纪的梦魇，完成中国民族的自我更新。它以自己的辛勤而非投机，使自己的人民过上人的生活。

6、它已经成年、独立，渴望寻求世界性的挑战！它有法治、讲礼义，以淳朴的风俗、敦厚的伦常为天下式。在这意义上，中国革命是一场非常动人的、与“梦魇”（泥古不化）、“死神”（外部压力）苦苦搏斗的自新运动！

摘自

https://www.lulu.com/shop/search.ep·keyWords=xie%2Cxuanjun&type=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

──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

A Perspective 100 Ye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r, The Morning Twiligh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 Transition from the two Chinas Created by Warlords to a Unifie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另起一页）

第三节

异族入侵对中国的灾难性影响迄今犹在

异族入侵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很难实证研究的题目。例如五胡乱华的后遗症，沙陀和辽金元清八国联军日本苏联等军事专政（军管会、阶级专政）的后遗症，等等，因为往者不可追，一切证据都灰飞烟灭了，只留下遭到篡改的记载和造假最为严重的官方记录。

但是，分割东西德国之间的柏林墙，却为这一历史难题获得了一个现实的解答，这比台海两岸的对比还要精确。因为东西德国在分割之前是一个统一地盘，不像台湾那样已经遭受了五十年的外来统治。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三号是东德共产党政府修建柏林墙五十四周年纪念。德国社会为此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呼吁并且警告人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民主和自由永远需要积极地争取和保卫。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号，东德共产党政府为了封锁东德民众向往自由，逃亡西德，在东柏林和西柏林的边界突然一夜间建立起一道柏林墙。这座墙其后逐渐扩展为一百五十五公里长。到八九年十一月九号在民众的冲击下倒塌为止，二十八年间可以肯定的是有一百三十八人被枪杀在墙下。准确的数字到底是多少，作为专题德国的历史学家还在调查研究，预计到二零一七年会公布结果。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三号，柏林及这座柏林墙所经过的很多地区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尽管柏林墙存在的时间是二十八年，现在倒塌且在很多地区已经被彻底拆除了二十六年，但是在柏林柏林墙穿过的地方人们还是能够一眼看出原来东西德的差异。一位当地居民在当年柏林墙穿过的街道上说：你看那边就是柏林墙，以前可是安静极了，没人能到这里来，现在游客可是多得让人吃惊。一位从事导游的德国人介绍说：从这个街角看非常明显，街的那边是东柏林的威丁区，另一边是西柏林的中心区。景象区别非常明显，让人们一眼就看出不同的社会存在。在西边是显示出非常繁华，是豪华公寓，而在东部现在几乎没有变化，居住的居民阶层大约也还是当年的那些人。

对于这个景象，在纪念柏林墙修建五十四周年的时候，很多德国媒体报道说：我们的城市如同所有其它地方的城市一样也被历史的分裂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三号在柏林柏林墙故址的著名纪念地，伯恩瑙尔大街的和解教堂举行了中心纪念活动，柏林市长米勒，该州天主教主教德吕格以及很多政治人物出席了这个纪念会。德吕格主教在纪念会上警告说：不仅公开的纪念活动是重要的，而且一定要记住当时的苦难和困乏。对柏林墙的牺牲者的纪念能够让我们保持内心的敏锐，让我们永远记住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他要求柏林市民把对柏林墙牺牲者的纪念传递给那些游客、来访者。

米勒市长在讲话则再次强调了，要把柏林墙的经历传递给年轻一代。柏林曾经经历过的痛苦和分裂的经历绝对不能够让它再次发生。

柏林议会基督教党团主席格拉夫则告诫人们，不仅是柏林墙前的牺牲者，而且不要忘记当年那些被强迫劳改的人，被强迫教养的人。为此他认为，或许我们今天留下来的当年的纪念地太少了。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三号，一个有关柏林墙的展览在马林伯恩开幕。在布兰登报州首府波茨坦州政府也举行了纪念会。在图林根州的纪念活动中，议长说，共产党用柏林墙把东德人变成奴隶。该州州长拉姆洛是当年东德共产党继承党左翼党的党员，他在纪念活动中强调，政府有义务纪念这个历史，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

“尽管柏林墙存在的时间是二十八年，现在倒塌且在很多地区已经被彻底拆除了二十六年，但是在柏林柏林墙穿过的地方人们还是能够一眼看出原来东西德的差异。”

想想中国，受到异族蹂躏和盘踞占领的时间远远超过二十八年的几十倍；而迄今为止仍未摆脱苏联蹂躏和盘踞占领的后遗体制。

我们的中国多么可怜……

相比之下，人们都说中国人健忘。但人们都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健忘，因为人们不知道中国人背负的历史失败和社会耻辱都太沉重了，如果中国人不健忘，那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这尤其因为，中国背负的历史失败和社会耻辱，作为“输家”要想“翻本”的机会是十分渺茫的，因此现代中国人在心理上已经完全被击溃了。

没有基督的救恩，一败涂地的中国是永远无法真正面对现实、永远无法重新振作起来的。

（另起一页）

第四节

抗日神剧是战败者的自慰

“抗日神剧是战败者的自慰”，为什么这样说？

一个明显的参照是：美英苏拍摄的二战电影，多是正剧；而法国拍摄的二战电影，则多是闹剧。

为什么会有这一区别？

因为美英苏真正击败过德国和日本，而法国呢？和中国一样，组织过伪政府，最后还是通过盟国的力量，被算是战胜国。

虽然中国在战争过程中还保存了一半贫瘠的国土，但比法国更不争气的是，在二战胜利后还被割去了外蒙古，仅仅获得了“惨胜”。不像法国，虽然跪地求和，最后还拿到了德国后裔居多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这是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不惜引狼入室、认贼作父，竞相讨好外国，分别投靠两大苏美阵营，让可怜的中国遭受列强的轮番凌辱。

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说：

相比之下，人们都说中国人健忘。但人们都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健忘，因为人们不知道中国人背负的历史失败和社会耻辱都太沉重了，如果中国人不健忘，那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这尤其因为，中国背负的历史失败和社会耻辱，作为“输家”要想“翻本”的机会是十分渺茫的，因此现代中国人在心理上已经完全被击溃了。

没有基督的救恩，一败涂地的中国是永远无法真正面对现实、永远无法重新振作起来的。

百度百科说“抗日神剧”曰：

中国的抗日题材的电视剧非常多，但质量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出现很多夸张、雷人的虚构场景，因此被网友称为“抗日神剧”。抗日神剧的特点可用“四化”形容：战争游戏化，我军偶像化，友军懦夫化，日伪白痴化。

这些抗日神剧把敌人描绘得过于弱智，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歪曲，更是对浴血捍卫家国的先烈们的不敬。当前人浴血奋战换来的胜利被描述成唾手可得的，恐怕后人就很难了解和反思为何这场战争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央视《新闻1+1》盘点、批评了这一系列的雷人抗日剧。2013年5月16日，针对部分抗战题材电视剧存在的过度娱乐化现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着手进行整治。

随着大力整治，这一段时间的电视剧质量已有大幅提升，但是最近有复燃的迹象。这个监督过程应该是长期和严格的，为了历史的真实，为了孩子的价值观，为了民族的荣辱，这条任重而道远的道路，应该引起重视。

2015年3月，没有最雷，只有更雷的抗战神剧脑残台词精选版曝光！

中文名抗日神剧

外文名Anti-Japanese Opera

别名“抗日雷剧”、“抗战雷剧”等 

类别电视题材 

目录

1 产生背景 

2 典型案例 

 分类 

 NO.1 《抗日奇侠》 

 NO.2《利箭行动》 

 NO.3《箭在弦上》 

 NO.4《永不磨灭的番号》 

 NO.5《铁血使命》 

 NO.6《杀狼花》 

 NO.7《神枪》 

 NO.8《新亮剑》 

 NO.9《异镇》 

 NO.10《铁道游击队》 

 NO.11《边城汉子》 

 NO.12《牺牲》 

 NO.13《一起打鬼子》 

 NO.14《某不知名抗战片》 

 NO.15《孤岛飞鹰》 

 NO.16《战旗》 

 NO.17《 一个鬼子都不留》 

 NO.18《满山打鬼子》 

 NO.19《向着炮火前进》 

 NO.20《武工队传奇》 

 NO.21《雪豹》 

 NO.22《正者无敌》 

 NO.23《五台山抗日传奇之和尚连、女尼排》 

 NO.24《打狗棍》

产生背景

一段时间以来“神奇”的镜头接二连三出现在抗日题材电视剧中，已经成为电视荧幕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网友戏称此类作品为“抗日神剧”。有的还调侃道：“鬼子坚持了八年真不容易！”

事实上，雷人桥段层出不穷的现象透露出的是，风靡荧屏的抗日题材电视剧越来越类型化。“抗日”逐渐简化为一种故事背景，其内核被悄悄替换成武侠剧、爱情剧、偶像剧。即使主线仍是“抗日”，武打、枪战、爱情、时尚、性感等类型元素也统统裹挟进来。

抗日剧属于主旋律范畴，题材稳妥，而且每年的电视台需求量很大，有相对稳定的收视率，总之对投资者来说，性价比和安全性都很高。部分抗日剧为何扭曲、异化成雷死人不偿命的模样呢？很简单，电视剧的题材就那么多，老百姓爱看的元素也明摆着，但古装剧、涉案剧被踢出黄金档，宫斗、穿越被禁止，家斗、谍战数量太多被调控，现实题材更是禁忌多边界不清难以琢磨，剩下的只有抗日剧这个旱涝保收的避风港可以做文章。可是当所有的创作者都被赶到狭窄局促的池子里，一边不可避免造成创作的同质化，一边也无可挽回地疯狂加料博出位。于是偶像化抗日、家斗式抗日、谍战加抗日、武侠抗日、爱情抗日……牛鬼蛇神全来了。

典型案例

分类 

NO.1~NO.10：【超人】（人物拥有特异功能与超越常人的战斗力，以及能凭借寻常物品取得惊人战果）

NO.11~NO.14：【色情】（含大尺度内容）

NO.15~NO.18：【神器】（在那个年代根本不存在以及几乎用不上的武器会登场并发挥超常威力）

NO.19~NO.21：【恶搞】（包括恶意卖萌与使用各种噱头哗众取宠）

NO.22~NO.24：【不明觉厉】（字面含义）

NO.1 《抗日奇侠》 

雷点：盖世神功、手撕鬼子

在这部神剧中，几位奇侠个个英勇绝伦，刀枪不入，以一敌千！

其中还有貌似软妹，实则巾帼的奇侠妹子，反手之间掌毙日寇！

这些会用铁砂掌、化骨绵掌、隔空打人、“气场”逼人等神功的奇侠们，真正做到了视皇军如蝼蚁！

此外，一位奇侠将一个日军不偏不倚撕成两半的名场景成为了传说。鬼子血肉横飞，英雄凛然一笑。“手撕鬼子”因此被网友恶搞地推选为“横店（影视拍摄基地，位于浙江东阳）名菜”。网友纷纷吐槽：你以为是撕鱿鱼片吗亲？这抗日武侠奇幻剧真心要逆天啊。

NO.2《利箭行动》 

雷点：无敌飞刀

于震扮演的男一号面对十几个带着枪的敌人，从枪林弹雨里毫发无损地穿过，依靠一次掷一把飞刀硬是把成片的敌人撂倒了。无怪乎网友纷纷惊呼：飞刀功盖过007。

根据八路军老兵的回忆，在战场上杀死一名日军非常困难，杀5名就可能升少尉。但看看这个……一堆枪打不过单枪匹马的汉子。

该剧编剧居然能编出如此雷人的桥段可能是神话剧看多了吧？据说编剧说写完后的感觉是：“智商都降低了，脑袋和心里都是空洞洞、茫茫然的。”

NO.3《箭在弦上》 

雷点：遭轮奸后逆天开挂

抗日同盟射箭队女运动员徐二航被鬼子轮奸后突然爆发，原地窜到半空，裤子自动穿好，几十秒间把二三十个日伪兵全部射死，谱写了一段“壮丽”的英雄篇章。

网友评论：你是被奸通了任督二脉吗？果真是部抗“日”题材的神剧啊。

NO.4《永不磨灭的番号》 

雷点：手榴弹打飞机

在《永不磨灭的番号》第34集里，营长孙成海向天上扔了一颗手榴弹，竟把一架日本飞机打了下来。即便以飞机最低的飞行高度和飞行速度来作假设，依靠投掷手榴弹来击中飞机仍属天方夜谭。更何况在此之前孙成海受了飞机机枪的贯穿伤，能够站着本身就是奇迹了。

我只想说：帅哥，你的投掷力这么厉害奥委会知道吗？

《永不磨灭的番号》整体来说是一部不错的抗日剧，但就是因为这个情节饱受诟病。

NO.5《铁血使命》 

雷点：石头炸飞机

俗话说：巾帼不让须眉。这不，在帅哥用手榴弹打得一手好飞机时，美眉表示这弱爆了，看我们的！

本来在战场上看见飞机来袭，首先要做的是远离碎石地带，四处寻找山洞或河流躲藏；其次要张开嘴巴大声喊叫或者闭上嘴巴捂住耳朵，不要让炸弹声爆弄聋耳朵；然后用颜色鲜艳的布料等东西摇动，让战友看到，以解救战友；最后根据飞机返航的时间差，迅速撤离是非之地。可令人诧异的是，女子炸弹部队队长薛敏居然想出了用炸弹引爆山上的石头，将飞机打下来的“妙计”……最后，她们连炸两架居然都成！功！了！

这叫汉子们情何以堪……

NO.6《杀狼花》 

雷点：打枪无须瞄准

这部剧讲述了一个从来不知道瞄准镜怎么看的女狙击手的神话。

瞄准镜居然也会仰头，看来剧组从不检查道具。

NO.7《神枪》 

雷点：子弹会拐弯

俗话说：神枪手都是子弹喂出来的。真实历史上缺少弹药和训练的共军抗日战士在剧里枪法如神，可以解释为天赋过人，观众还能理解；射击姿势特别不靠谱观众也只能认了；但如果其枪里打出的子弹能在空中来个大拐弯，那就是对观众智商的赤裸裸的侮辱了。难道编剧想：“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群敌人”……

NO.8《新亮剑》 

雷点：不死之身

翻拍抗日剧中少数良心剧之一《亮剑》的此剧一播出便获得相当好评。

搜狐评：电视剧《新亮剑》在原剧基础上不仅加入了李云龙的前传故事，也将李云龙和他的战友之间的关系展现得更加丰满和人性化。同时与老版《亮剑》相比，场面更加宏大，故事情节交代得更加明确。

腾讯评：《新亮剑》场面大，效果好，真实感强，有的地方表现出了战争的残酷。说话语气都感觉生动了许多。

然而，雷点再少也逃不过网友们的火眼金睛。

主角不死也就算了，连小兵都就是不领便当算什么？

此剧一幕中，我军某战士身中四枪还跟没事人一样，雄赳赳气昂昂地扛着红旗过河了！这一定是伟大的人民战士感动上天而开了挂吧？

NO.9《异镇》 

雷点：小孩今年二十八

近几年抗日剧似乎剑走偏锋，各种奇葩设定连连。这不，“柯南设定”就来了！

抗日剧《异镇》的一段剧情引发了网友围观。一个小孩被日本人劫持，在千钧一发之际，小孩突然施展绝技从日本人手中抢到了手枪，拿枪指着对方说：“瞎了你的狗眼，老子早给枪把保险关了。你当我小孩吗，老子今年二十八了！”

有网友表示，自己都要笑疯了。还有网友调侃过道：“这是柯南吗？柯南上了那么多年还是小学。”

NO.10《铁道游击队》 

雷点：逆天车技一幕中，主角将自行车骑出直升机的效果，旱地拔葱式直接起飞，顺便搬动火车的道闸，同时躲开了飞来的子弹；在另一幕中，主角以自行车为武器轻松制敌；还有一幕是主角在自行车的帮助下逃过追兵，并飞越铁轨，直接辗压日军的机械化部队。

网友的留言里满是戏谑。有人回复：“你要不会点绝技都不好意思跟着八路去打鬼子”；有人质疑：“日军是怎么熬过这八年抗战时间的？”；还有人说：“我要把自行车上交给国家。”

最后问一句：看了他你还好意思说你会骑自行车吗？

NO.11《边城汉子》 

雷点：五分钟的色情片段

近一段时间，终于有一些抗日剧另辟蹊径，为大家带来了一阵清风……哦不，是黄风。

如这部神剧《边城汉子》就因尺度超大引发争议。为了占有美艳寡妇，刘半仙暗下春药，寡妇在房间里自摸了整整五分钟，却被路过的刘疤子捡了便宜。在黑暗中，两人获得了生命的大和谐！

问题当然不只是剧情的狗血，还有该剧居然兴致勃勃地用大篇幅细致描摹了整个过程。此剧活生生地在荧屏上上演了一部抗日AV。小编很兴奋，觉得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已徐徐打开了。

NO.12《牺牲》 

雷点：SM、恋足癖、恋尸癖等

新世界里还有《牺牲》这样的抗日神剧，它堂而皇之地为人民群众展示了何为SM、恋足癖以及恋尸癖。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牺牲”精神？

NO.13《一起打鬼子》 

雷点：裤裆藏雷

58集电视连续剧《来势凶猛》由山东电视台、北京完美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摄制。2014年12月颁发许可证。四川地面频道改名《一起打鬼子》后播出。

由刘翔前妻葛天参演的抗日剧《一起打鬼子》因其“裤裆里掏出手榴弹”等大尺度情节引发网络热议。该剧目前在四川影视文艺频道已经播完全部剧集。据悉，网络上热传的葛天“裤裆藏手榴弹”的段落来自第29集。该片段中，葛天饰演的“银花”与老相好“莫大棒子”身处日军的牢狱中，两人当着众日伪的面，上演了一段令人侧目的亲热戏。最后，莫大棒子居然从银妹的裤！裆！里！掏出了暗藏的手榴弹并引爆自尽。

尽管在当前抗日神剧各种奇葩桥段的熏染下，很多观众对抗日剧中的“意淫”已见怪不怪，可“裤裆藏雷”的情节，还是大家目瞪口呆，纷纷表示已三观尽毁。有网友怒曰：这哪是大义抗日，分明是晒恶趣味、秀无下限好吗？

最后补充一下：爆炸范围奇迹般地只集中在以裤裆为中心的小圆里，银妹和莫大棒子被炸死了，日本人与汉奸却毫发无损……

NO.14《某不知名抗战片》 

雷点：美少女全裸敬礼

某部抗战剧里的乡土美少女，居然全裸着与战士互相敬礼（战士的眼睛都直了）……这样的剧情不仅浮夸不切实际，而且超级色情。不少网友都大喊“扫黄的别放过这里了”，也有网友纷纷吐槽说“这么大的福利，求片名求种子”。不要找小编求种，小编也没查到这香艳的场景出自哪部剧。

虽然网友都是以一些玩笑话来面对，但是小编的心里却是咯噔了一下，怎么历史故事被还原得如此低俗呢？虽然影视作品都是改编而来，但是抗战剧都这样大尺度，似乎已经将历史陷入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雷倒众人不说，尺度太大、少儿不宜更还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对此，影视管理部门应该在审查时加强监督，杜绝这样的作品泛滥。最重要的是片方、制作方要明白影视作品的初衷，不要一味的追求收视率而忽略应该有的职业素质。

NO.15《孤岛飞鹰》 

雷点：各种神穿越

现在的抗日剧里，墨镜、性感皮衣等等已是主角标配，抗日将士个个英姿堪比007！

这部剧中，主角一行人驾驶的突击车比蝙蝠侠的“蝙蝠车”还时髦。

各种尚未诞生的枪械纷纷穿越而来，在主角团队手里玩转自如，让众军迷抱怨连连。难道编剧们认为三八大盖太没吸引力，抗日英雄的飒爽英姿非要人手一把美式冲锋枪才能体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穿越使用后世先进武器的剧情极为普遍，几乎在每部剧中都有。《孤岛飞鹰》只是其中一个典例。甚至一些剧中日军也学会穿越，开起了解放牌大卡车、手拿激光制导反坦克炮等等。也不是要求剧组多么专业，但至少不能为了吸引眼球就将年代差距给一笔勾销了吧？

NO.16《战旗》 

雷点：非主流炸弹

这是……奥利奥？

为了炸死一帮躲在山洞里的鬼子，主角捣鼓出了一个神器：把手榴弹捆成一把，瞬间变成了一块加大加厚版“超级奥利奥”炸弹……这个秘密武器一出场，威力无穷，不光把鬼子们都炸到了墙上去，想抠都抠不下来，也让观众和他们的小伙伴看得目瞪口呆……

NO.17《 一个鬼子都不留》 

雷点：万物皆武器

杀猪刀、石块、弹弓、飞针……都被主角用来打鬼子，而且屡屡得手。对此，主演于震表示电视剧当然是需要娱乐化的，只要不是太夸张就好。而对于飞针杀鬼子的情节，于震解释称“我查过史料，真有其事”。我反正不信，各位看官，你们信吗？

NO.18《满山打鬼子》 

雷点：弹弓神器

不熟悉这部剧的童鞋可以把它当成是《小兵张嘎》第二部。

据说这部剧里小孩的超级武器——弹弓，打鬼子胜过三八大盖，甚至能炸桥梁炸火车！

拿弹弓的一群小孩，完虐装备精良鬼子兵。广大观众已再次被神剧导演的“创意”所“折服”。

NO.19《向着炮火前进》 

雷点：耍酷、卖萌、新潮装备、欧式沙发等

在《向着炮火前进》中，主角雷子枫爱耍酷、爱卖萌可以理解，但凡事都要有个限度。身穿夹克式皮衣，戴雷朋眼镜、骑哈雷摩托也就算了，打仗的时候居然还自备欧式沙发一张，胜利之后非要在沙发上摆足了造型，才能满意。战场上硝烟弥漫，血肉横飞，他的飞机头是抹了多少发胶，才能丝毫不乱、始终坚挺？这也太浮夸了，太不符合现实状况了。

NO.20《武工队传奇》 

雷点：人才济济

《武工队传奇》第十四集，日军“武运长久”旗帜上的签名众多，目测有：总司令冈村宁次、穿越而来的重量级政治家小泉纯一郎、重返人间的杰出战略家武田信玄、精武门宿敌渡边一郎……

以为这就完了？还有呢！请看：尸魂界一番队队长京乐春水、尸魂界一番队前辈山本元柳斋、尸魂界六番队队长朽木白哉、开挂王黑崎一护、木叶村精英水户门炎、贝斯手冈崎真一……

皇军真是“广得人心”啊！

NO.21《雪豹》 

雷点：母为AV女优

此剧上榜只是因为你这大BUG实在搞笑。一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小林惠子二十岁，其父小林太郎其母武藤兰……

这什么鬼？！你母为什么不叫苍井空不叫波多野结衣叫小泽玛丽亚也成啊！

电视剧不是不能加点噱头，但是题材严肃沉重、本应严谨对待的抗日剧居然被各种恶搞，不知这些岛国爱情动作片看多了的编剧会被抗日将士在天之灵如何痛骂？

NO.22《正者无敌》 

雷点：奇葩服装、姨太太

此剧中，“抗战奇葩”冯天魁一出场就让人忍俊不禁——头戴海军水手帽，脸罩特大号空军风镜，足蹬陆军马靴，把三种军服“混搭”一身。

除了人物造型雷人以外，剧情也颇为另类。故事的主要篇幅都在讲“一个男人和一群女人的战斗”。有网友称：三个美艳的妙龄姨太太的戏份比抗日的还多。

NO.23《五台山抗日传奇之和尚连、女尼排》 

雷点：和尚尼姑齐上阵

第18届上海电视节一展区在无演员站台的情况下，单凭一张海报便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投资《女尼排》的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总监胡小姐表示，该剧已经杀青，公司还将推出“姊妹篇”《和尚连》，两者都是抗日题材。拍摄方声称《女尼排》、《和尚连》取材于五台山地区僧尼真实抗日事件，以出家人的独特视角结合了夺宝、谍战、抗日等元素，“为真实演绎，三十余名美女演员集体削发。”

网友评论：“节操碎了一地”、“和尚尼姑的确是抗日之流，建议续拍道士营基督团清真旅”、“我佛慈悲法力无边，收了他们吧！”

NO.24《打狗棍》 

雷点：穿越时空的抗战

关公战秦琼算什么，来看赵云大战东洋兵！

这已经让人无力吐槽、骂无可骂……只想弱弱地问一句：这个究竟算是古装剧还是抗战剧（别告诉我就叫古装抗战剧啊亲）？

主要影响

因“手撕鬼子”情节而广受争议的《抗日奇侠》却在多地成为收视冠军，第二轮播出一集200万，利润翻倍；热门抗战剧利润率普遍达到200%。

热闹的中国抗日剧“代工厂”的背后，是一条成熟而有效的营销生产线和一个“正气凛然”的爱国生意场。它是文化导向和资本追逐共同的产物，同时借力于民间特殊的审美志趣和历史观——这远不是一场单纯的娱乐围观。

著名的横店影视城有了个新名号——“横店抗日根据地”。这里2013年接待的剧组有三成都在拍抗战剧。一名漂在横店的群众演员更说，他最多的一天扮着“鬼子”在不同剧组“死”了八次。

许多观众也发现，在2012年，“家斗剧”和抗战剧在晚间黄金档霸着屏幕。

整治措施

网名为“蓝猴子”的网友2013年5月15日发微博称，广电总局将就规范卫视黄金档电视剧播出下发通知，其中特别规定：

1.所有抗日剧都需重新审查，抗日传奇剧、戏说剧等将禁止播出，抗日剧黄金档播出将被限制，播出总量将被调控；

2.增加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比例；

3.之前通知规定过的都要严格执行。

接着，有网友补充了通知内容：“已有的非抗战雷剧的抗日剧只能在非黄金档播出；现实题材的剧目将占卫视播出总量的50%；古装剧、涉案剧的限制仍如2012年规定。”

有卫视在5月中旬左右临时撤换了抗日剧。原定于昨晚登陆四川卫视的抗日题材剧《尖刀战士》已经被古装剧《大明嫔妃》取代。该片的编剧前天下午还在微博上为新剧开播摇旗呐喊，几个小时之后却承认了该剧的延播，原因是“通知来了”。有网友说，通知有可能是临时下达，让电视台措手不及。

横店影视城官方微博昨天也转发了据传广电总局要调控抗日剧的消息，并透露“5月份，唯有《裂变》一部抗日剧过审”。据悉，《裂变》将于2014年5月22日登陆山东等四家卫视的黄金时段，但有消息称，《裂变》涉险过关后，悄悄地把自己的类型划为了“年代情感励志剧”，以方便宣传。

2013年5月16日有记者得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对各卫视提出明确要求，对卫视电视剧黄金档已报排播的抗战题材剧进行重审和甄别，对存在过度娱乐化的抗战剧进行修改，停播不能修改的过度娱乐化抗战剧，同时对以严肃态度进行创作的抗战剧给予鼓励和支持。一些卫视已经主动撤播了正在播出的“抗战雷剧”，如黑龙江卫视的《战旗》和四川卫视的《尖刀战士》等。

社会评价

电视剧不必是教科书，但一定不能是罔顾公共理性的反面教材。毋庸置疑，在大众文化中，情爱、武打、警匪等内容其实是人的性、攻击、破坏等本能欲求的“替代性满足”，要引导受众心安理得地疏泄这种欲求，需要在讲述这些内容的同时进行价值观介入，所以“正义战胜邪恶”、“好人好报”等主题几乎成了所有通俗故事的标准配置。好的故事把欲望与道德这两个“死对头”如此和谐地编织在一起，既疏泄人们内心的欲求，也再次强化了道德、价值观和公共理性，使人处于心智平衡的状态。

但毕竟，情爱、武打、警匪与色情、暴力、凶杀之间有着内在的共通性，如果故事过于离谱，缺乏基本的公共理性和价值观介入，文艺作品就越接近于赤裸裸的欲求本身。比如，当人们对暴力的依赖被文艺作品过分强化，那么暴力的对象是当年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或是今天在中国饭店用餐的日本民众，还是日本牌子的中国制造汽车，对他们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令人痴迷的，是暴力本身。“抗日神剧”庶几近之。

著名导演 

2014年，鉴于徐纪周导演拍摄的《永不磨灭的番号》里，有主演李健向空中投掷一枚手榴弹炸毁日军一架飞机的情节。它与“手撕鬼子”等，后来并称抗战雷剧最著名的“三大雷点”。就因为这一个镜头，‘飞天奖’和‘五个一’工程奖最后都没给徐纪周，不然《番号》就要把中国电视剧的奖都拿齐了。至今回忆这个“低级错误”，徐纪周还是一副痛心疾首、悔不当初的表情。

徐纪周认为，大家虽然主观上都崩紧了“扫雷”的那根弦，但多局限在技术层面，如消灭鬼子的战术上，却很容易忽略了人物塑造的“根”。从这样的角度理解，徐纪周倒认为抗战剧也不必都是一幅严肃面孔。比如他自认明年将播的《秀才遇到兵》就比《永不磨灭的番号》还要商业。

史晨风执导的28集抗战剧《兵出潼关》正在央视八套播出。作为一个拍了几十年戏的老导演和编剧，他坦言，如今之所以雷剧、神剧特别多，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只想挣快钱，不肯在剧作上下功夫。2010年来，电视剧从制作水准上来说都没有太大问题，更多的还是在剧作上的问题。文本不扎实，拍得再好也没有意义。

身为导演，史晨风坦言做到商业性和审美追求的平衡是很难的，但这不是“堕落”的借口。比如，很多剧用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客观规律的强刺激镜头来博收视率，但史晨风坚持追求真实的“传奇”。对于《兵出潼关》，史晨风的标准很简单：在不雷人的基础上，画面有可视性，故事有趣味性，又能符合世俗的审美标准。

新一轮抗战剧的主创人员都在积极“去雷化”：

正在横店拍摄的《大道天行》的主创表示，区别于抗战“雷剧”的套路，《大道天行》是一部有情怀的年代剧。

《杀手锏》导演徐宗政则表示，将视角放在了抗日战争时期青年人身上，从他们眼中的战争折射出整个时代对于人们命运、思想、成长变迁的影响。

《红高粱》导演郑晓龙认为，抗战题材作品应该表现的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而不是对日本人的仇恨。

《飞虎队》导演钱雁秋对此表示如果仍然仅限于打打杀杀的低级描述，这一题材总有一天会被再次伤害。  

新华社 

新华社上海5月20日电题：抗日“神剧”频现荧屏，是艺术创作还是消费历史？

披着民族感情的外衣，用性和暴力挑逗观众，在历史的疮疤上纵情欢乐。频现于荧屏的抗日“神剧”呈现出一番“奇观”：裤裆藏雷、手撕鬼子、单手掏心、石头打飞机……这究竟是艺术创作，还是消费历史和民族感情？

日本方面 

日本媒体对中国“抗日神剧”的新闻报道页面有超过千名网民跟帖，其中获得支持最多的跟帖分别是“这个情节有点意思”、“日本电视剧也该这样荒诞”与“不必较真，不过是披着抗日剧外衣的搞笑剧”。

一名在东京工作的日本媒体从业者告诉中国媒体人，最近三四年，日本媒体和网络已数次报道中国抗日剧中对日军的丑化和各种不合理剧情，日本民众对这一现象已司空见惯。

脑残台词

1、同志们，八年抗战开始了！（大哥，神预言啊！）

2、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第七个年头了，还有最后一年，大家一定不要放弃。（预言帝再临……）

3、我爷爷九岁的时候就被日本鬼子残忍地杀害了，我恨日本鬼子。（你爷爷也太早熟了，生物老师知道了要吐血）

4、我就是要用石头把飞机给炸下来。（别说石头，你能用手榴弹炸下来你都是大神。）

5、每人携带150公斤炸药。（吃不饱穿不暖，你们还个个比海豹部队强N倍？）

6、八百里开外，一枪干掉鬼子的机枪手。（你的枪装的是导弹吧，还飞八百里……）

7、拿着枪恶狠狠地说：对！咱们就打鬼子的腿！（能打这么准，为什么不打头？）

8、你是神雕侠侣的后裔，这些倭寇全部杀光。（观众跟着编剧大人一起穿越了）

9、没想到他在这条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观众又穿越了）

10、阎王叫你五更死，你活不到三更！（“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之神改编……你比阎王还强啊！）

11、胖翻译对太君：中国有句话叫以彼之身还彼之道。（又是神改编……看来皇军被脑残汉奸坑得不浅）

12、为了安全，我把咱娘送到安全的地方安全保护起来了。（越听越觉得他娘很不安全……）

13、哈哈哈哈你中了我的奸计了！（原来皇军乃自黑高手？）

脑残台词之真假分析

在对上文“脑残台词”笑过骂过吐槽过之后，各位观众也要学会理性思考，去伪存真。毕竟这之中有不少很可能（注意只是“可能”）是字幕组失误、恶意捏造、网友跟风恶搞等所致。那么就请各位擦亮眼睛，对照上文来进行分析吧！

1、这句出现的地方是剧组为了宣传，对外发布的一组高清剧照中的一张里而已。

2、第二张剧照，和第一张是同样的问题。该照片出自2012年的电视剧《独立纵队》，实际上也是一张官方宣传照，展示的是剧中女匪“素芳”参军的情节。而且可以看出，剧照内容（“素芳”参军，尚在行军礼）和字幕涵义（领导做抗战动员）之间明显不同步。另外这两句出自《情深深雨蒙蒙》第41集中何书桓的一句旁白：“陆伯伯那段日子……我们每天……而同时，长达八年的抗战，已经开始了。”

3、图片出自2010年播出的最负盛名的抗战神剧《抗日奇侠》。剧中，女主“宋无娇”（右）的身世设定是“父母和姐姐惨遭日军杀害”，男主“廖天生”（左）与女主是青梅竹马。至于“爷爷”是哪里冒出来的呢？目前没有找到，存疑中……（另：编剧您想表达的该不会是“我九岁的时候爷爷就被鬼子杀了”吧？语序不当坑死人啊，快去找小学语文老师补补课吧……）

有网友指出，原剧中讲的是“八百米”，“八百里”应是字幕组失误所致。

……

谢选骏指出：抗日神剧是战败者的自慰，是有病的呻吟。只有中国现在这样的“半开放社会”，才会产生这样的怪胎。

抗日神剧和他的干爹清宫戏一样，是惨遭蹂躏的华人社会的滑稽表演和无奈选择。

当然，这里面也有讽刺和挖苦共产党新闻封锁和舆论管制的因素存在：既然共产党喜欢假大空的东西，就给他们一批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吧！原来“活雷锋们”都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另起一页）

第五节

中国买卖论文现象十分严重

2010年1月7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买卖论文的现象十分严重，去年论文买卖销售额接近10亿元。有专家学者认为，这与整个学术风气和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有关。

中国买卖论文已经形成一个“产业”，只要有钱，不仅能够买到论文、请人代发论文、还可以买到论文评奖；由此看来，中国人“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伤时骂世的俗话竟不是无稽之谈！

旅美学者谢选骏表示，买卖论文现象，与当下中国社会那种凡事走捷径、只讲目的、不讲手段的风气分不开： “走捷径、偷工减料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只讲目的、不讲手段，不觉得这个不好，而是觉得这个好，我卖出去就好。只要赚了钱就好。笑贫不笑娼嘛。”

美国得克萨斯理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蓝云对中国买卖论文现象之严重感到震惊：“我知道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高校是有的。但是我不知道规模有如此之大。就是可以达到十亿人民这么一个规模，那是我没料到的，当然是很吃惊。当然也为中国高校的学术道德的沉沦感到很痛心。教育吧第一要素是要做人。如果做人都做不好的话，做学问肯定是做不好的。我觉得把这个高等教育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里来看的话，学术风气的腐败，实际上是社会缺乏诚信的一个表现而已。”

学者谢选骏对一些干部在自己不修课、不写论文的情况下补拿学位的作法加以抨击，认为时下的论文买卖多少受到这一作法的影响： “当官哪有时间读博士、读硕士？没有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职的时候读的，所谓在职读也就是让人帮他写论文了。你当官就是当官，当官为什么要玩学历呢？你玩学历也可以，那就要从有学历的人中间选人做官的。你不能说做了官以后再去补学历呀。我们社科院有一个同学，他当了农研所的高级干部以后，他就补了一个博士学位。照理说他没必要去补这个博士学位，他的学问应该说比博士大多了。干嘛要去补这个博士学位呢？就是说明社会上有这种虚荣和这种压力。美国就好得多。比尔盖兹他就是大学没有毕业，他没有去补博士学位呀。 他自己读博士学位是假的，实际上是买博士学位。就是花钱让别人给他做‘枪手’。”

谢选骏说，中国学术界上层的某些做法实际上是 “逼人作假”：“你比方说社科院公然地说，我们进学校的时候，就在那儿说‘我们社科院就是为了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人才而创办的。如果你们中间有不是拿马列主义研究问题的，那么你们离开社科院。我们不能够让你们在这儿做研究。’所以他就这样一来通过学术手段就迫使你就犯，所有人不赞同马列主义你也要说假话，说你赞同。”

记者：必须要坚持马列主义立场，这个跟买卖论文有什么关联？

谢选骏：“从来是做假嘛，从来都逼人做假嘛。人家不赞同马列主义，你就不让人家活了。所以人家就不择手段嘛。他把两个最坏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一个是坚持马列主义；第二个是商业化大潮。以这个商业利润为最高的依据来决定所有事情的做法。这两个不科学的东西结合在一起，那当然得出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去买卖论文。省事儿，我打工，我去工作，不要去动这个脑子。动这个脑子没用反正，将来工作上也需要不了，所以我就买一篇论文来，混一个文凭。”

得克萨斯理工大学的蓝云认为，买卖论文的现象必须制止，但是有一个问题可以探讨，那就是：是不是应当要求每个本科或专科毕业生交出有创意的论文？ “对大学本科的教育要重新定位。以前的大学生是整个人口的4%、5%，很可能是一些比较杰出的。他们经过几年的教育之后，可以有创造性的产品出来。在那种情况下让每个大学生写论文很可能是合理的。但它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要求大学生每人都写论文，是不是合理？可以探讨。美国的大学本科生是不写论文的。当然你可以参与做研究。但是作为大学本科毕业的要求里面，把学分修满了，成绩合格的话，他可以毕业尤其在现在扩招的情况下。这个人口的20% 到30% 的人口都接受教育的情况下，还要求每一个本科生写论文，这个要求是不是符合实际？因为论文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了创造性的才能和知识？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第二呢对这样的事情呢，学校要有一个制度，就是说对学术道德的，如果是在学术上有不道德的行为，学校要有制度，要惩罚。”

谢选骏表示，对买卖论文一时很难打击：“打击不了，他怎么打击呀。就跟贪污腐败似的，这是官本位社会造成的。他怎么打击呀。谁来打击呀。公安部也管不了。公安部人他怎么管？网站的学术论文它说是学术资料库。他没有交易行为，你管不了。而且大案、要案、贪污腐败的案管不了的多得是，他管这些干嘛。”

据中新社报道，中国去年有成千上万的人通过买卖论文的网站购买国外的英文论文，但是中文论文买卖情况远比英文论文的严重。

（另起一页）

第六节

中国有三亿贫困人口

（一）中国贫困人口减掉了两亿多

2012年6月21日温家宝在里约热内卢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高级别圆桌会，并发表讲话说，中国贫困人口减掉了两亿多：

温家宝说，中国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积极实践者。在经济发展方面，过去3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贫困人口减少2亿多，中国成为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在环保领域，全面推进节能减排，过去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了21%，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6亿吨，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了15%左右。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面积达62万平方公里。我们用行动履行了对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

中国是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的有力推动者。我们积极开展南南合作，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截至2011年底，中国累计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约300亿元人民币债务，对38个最不发达国家实施了超过60%的产品零关税待遇，并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1000多亿元人民币优惠贷款。

展望未来，中国推进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总量较大，但人均国民收入还排在世界的90位左右，按照新的扶贫标准，还有1亿多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我们将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努力提高发展质量，实现绿色繁荣。

……

上说报道中，温家宝只说“中国贫困人口减掉了两亿多”，却不说中国贫困人口到底有多少；那么，中国贫困人口到底有多少呢？

下面我们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接近这一真相。

（二）中国贫困人口，高达总人口三分之一

在温讲话之前半年左右，“财经网”在2011年11月30日 报道：中国贫困人口扩至1.28亿人，扶贫标准提高92%：

据新华社消息，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近日宣布进一步大幅上调国家扶贫标准线，从2010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1274元升至2300元（2010年不变价）。此次上调后，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也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至1.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除港澳台地区外）的近十分之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指出，到2020年，深入推进扶贫开发的总体目标是：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温家宝在讲话中指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各地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可根据自身实际和能力确定更高的本地扶贫标准。国家大型项目、重点工程和新兴产业要优先向符合条件的特困地区安排。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率先在连片特困地区的680个县（市）试点。各省区市可从实际出发，确定若干连片特困地区给予重点扶持。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新增社会保障投入要向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倾斜。

经过此次上调，中国国家扶贫标准线与世界银行的名义国际贫困标准线每天生活费1.25美元的距离为史上最近。中国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大致相当于每日1美元。

而此前一天的2011年11月29日，美国之音有报道说“中国大陆上调贫困线，贫困人口料将过亿”： 

中国政府日前大幅度上调了农村人口的贫困线设定标准，这次调整使中国的贫困线以下人口骤然增加了四倍。学者指出，新标准更加准确地反映了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

中国政府在11月29日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决定，将目前采用的农村人口年均收入1274元人民币的贫困在线调到2300元，上调幅度约为80%。

*贫困人口过亿，符合中国现实*

按照当下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中国新设定的农村人口贫困标准大约相当于每人每天一美元。世界银行2008年宣布的国际贫困标准是每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25美元。

中国上调贫困线标准后，贫困人口数量将从目前的2688万人骤然增加到1亿2800万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人大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此次调整更加准确地反映出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状况和中国的发展现状。

他说：“按照原来的标准，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比例不到3%，这个实在太低了。而按照现在标准的话，贫困人口的比例差不多是14%。这个实际上比较符合中国现在发展的实际情况。”

此前，由于中国贫困线设得太低，使中国的贫困人口比例不仅远远低于其它新兴经济体，如印度的20%，巴西的16%，或越南的15%，同时也低于美国、韩国和欧盟多数国家。例如，美国人口普查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的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为15.1%。

*扶贫办：不和其它国家“简单相比”*

对此，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在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结束后对媒体表示，美国的贫困标准设定为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万2千美元，而两国人均GDP相差十倍，因此无法简单相比。

范小建说，根据本国发展水平适当调整扶贫标准是国际惯例，完全按照国际标准制定本国标准的只是极少数国家。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曾经多次上调贫困线标准，过去三年里更是每年调整一次，但这次上调的幅度最大。人民大学的汪三贵教授说，经过这次调整，中国的贫困人口划定方法基本和国际相符。

*汪三贵：新标准催生更多扶贫投入*

兼任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咨询委员会委员的汪三贵对美国之音表示，此次调整后，贫困问题将受到决策者更多的重视，预计中国政府会陆续推出跟进措施，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财政和资源扶助。

他说：“中央和地方政府会逐步增加扶贫资源，这是肯定的。然后还有很多其它的扶贫措施，调整贫困线、让更多的贫困人口受益是其中的一个，另外我们在特殊类型的地区选了一些区域作为主要开发的区域。中央政府计划在这里进行综合性的开发，从多方面去扶助。”

今年9月，中国人权研究会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人权蓝皮书》中建议，中国应尽快把贫困线提高到世界银行设定的标准，即人均年收入3千元人民币左右，然后在此基础上将贫困人口的比例逐步降低到总人口的10%左右。

……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中，说“贫困人口料将过亿”，那么加上被温家宝减掉的“两亿多”，中国的贫困人口在其34年间的高峰期，大约有三亿人口左右是没有问题的了。1978年，中国大陆人口大约9.5亿左右，竟然有三亿贫困人口，贫困人口的比例，就是按照中国大陆极低的生活水平，也达到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国际上的相对贫困率一般才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例如2004年美国的贫困人口比例很高了，达到12.7%，即平均八个人中就有一个相对于美国较高的生活水平的穷人。

（三）中国城市贫困人口5000万

在中国现有被“政府”承认的贫困人口里，城市贫困人口约有5000万。

2011年8月3日“法制晚报”报道：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约有5000万人，而且这个数字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这是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指出的、缩了水的“测算结果”。

报告指出，这一资料是根据统计测算得出的，中国目前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也就是说这5000万人中，每人每年平均只有约7500—8500元的收入。

报告指出，城市贫困人口自1990年代后就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到20世纪末，城市产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革又引发了许多新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物价的不断上涨、社会保障措施的不力、房价的频频攀升、就业形势的严峻、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陷入相对贫困之中。

提起贫困人口，人们并不陌生。那么什么样的贫困人口算是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呢？对于其界定，报告解释称，贫困可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绝对贫困通常指最低基本生活没有得到保证，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生存性贫困。相对贫困是指温饱问题虽已得到基本解决，但生活水平仍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世界银行将收入少于社会成员平均收入1/3的人视为相对贫困人口，有些国家把低于平均收入40%的人归为相对贫困人群。

2000年以来，中国对贫困问题的关注开始更多地转向城市，众多数据和现象显示出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正处于日益严重的阶段。据2010年第四季度民政部公布的数据，中国进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2311.1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251.2元，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水平为每人每月179元。

城市贫困人口缺的不仅是温饱

在城市生活与农村不同，每月都要有各项生活费用的支出，比如柴、米、面以及蔬菜等费用，每月的支出至少也要几百块钱。如今物价上涨，城市贫困人口更是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

对于城市贫困人口的标准界定，专家称，城市贫困缺乏统一标准，通常采用相对贫困的概念，即城市居民中一定比例的最低收入人口。城市贫困还不仅指贫困者的全部收入难以维持基本生存的需求，而且还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乃至肉体和精神等各个方面的匮乏。

从表面看，贫困是由于收入低而难以满足起码的生活水平，缺乏物质和服务，从而不具备与他人相同的权利去选择健康、长寿、自由和体面的生活，受到社会排斥，但深层原因是缺乏手段、能力以及机会。

城市贫困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城乡人口的迁移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产生的。

中国有5000万城市贫困人口

此次估算是按照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进行计算的。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中国截至2009年底的城镇人口数为62186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另外，从国家统计局、民政部和一些地方政府开展的调研情况看，城市贫困人口比例在7.5%-8.7%之间。

根据资料，以8%的比例采用比例法计算，目前中国城镇贫困人口大约为5000万人，是目前低保标准和受保人数的2倍左右。受到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其中东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最小，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较大。另外，报告根据年鉴指出，基于统计资料测算，中国目前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

经济发展决定贫困程度

对城市贫困人口的估算，离不开贫困线和贫困测算方法的确立。早在2002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一篇文章《城镇贫困群体的特点及原因》指出了当时城市贫困人口所占的比重，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总数的比重约为8%，这一资料至今仍被多处引用。

但究竟目前中国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到底有多大？由于标准的缺乏，自上而下的专项调查也尚未开展，因此对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准确的答案。

5000万的数字，在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看来是相当高的。他向记者表示，在具体的计算上、标准的界定上可能会有一些偏差。此外，从城市贫困人口具体分布来看，显示出明显的区域特征，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落后的欠发达地区、东北部的老工业基地和产业结构明显单一且对资源有着严重依赖的城市。

贫困的恶性循环

据调查，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家庭中，大部分适龄子女只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享受大专教育的屈指可数，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费用过高。

报告指出，如果没有高学历，贫困家庭的子女通常在低学历和低技能的情况下就卷入就业市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弱，收入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差，反哺父辈的希望也较小，从而更容易形成“低人力资本投资—低就业—低收入—低人力资本投资”的贫困恶性循环。

不仅如此，在医疗方面，即使有了医疗保险制度，但看病难、费用高始终困扰着贫困家庭，更多的人选择有病扛着，不敢就医。一旦小病拖成大病，这些家庭又将进一步跌入贫困的深渊。

城市贫困人口的影响

“贫困文化”不利于城市发展：城市贫困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而逐步加剧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首先，城市贫困阶层的存在容易形成不利于城市发展的“贫困文化”。

这一阶层长期缺乏社会机会，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另外，城市贫困现象的恶化会产生和加剧社会冲突。近两年社会上时有一些冲突事件发生，这其中就有城市贫困人口这一群体，他们有的讨薪未果，有的因拆迁等不满。

城市贫困易陷入“恶性循环”

中国城市贫困主要是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一些资源性城市逐渐枯竭，造成大量失业人群开始的。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暴露出一定的深层原因，包括制度与政策、教育、就业、医疗等多个方面。

近几年，国家已陆续出台很多涉及民生的政策，完善了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但在专家看来也存在着力度不足、扶持资金有限和享受人群面窄等问题，城市贫困问题仍然严峻。

“贫困群体不仅经济贫困，知识、素质也贫困。”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国情不同于发达国家，若按照目前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和反贫困战略，中国的经济状况是无法支撑的。因此，必须根据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状况拟定适合城市反贫困战略的综合性减贫政策。

在具体的对策上，专家表示，要建立一套城市贫困标准的监测指标体系及贫困线的测算方法。这样能准确掌握失业率和贫困群体的动态，确保贫困标准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另外，还要发展城市经济，合理推动城镇化进程。近几年，中国一直在进行着城镇化进程。

特别应该提到“合理”一词，具体的“合理”便是必须大力发展城市经济，促进产业集聚，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还要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增加城市贫困人口的收入，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低保覆盖面。

要想脱贫得先就业。在就业方面，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打破城市贫困家庭人力资本的恶性循环，促进就业。

（四）只有2311万人可以拿到“低保”

2011年8月4日《广州日报》指出：即使在中国城市的5000万贫困人口中，也只有不到一半人可以拿到“低保”。例如《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下称《蓝皮书》）副主编、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助理宋迎昌教授就社会科学院3日在京发布的《蓝皮书》所引起的民间质疑接受了《广州日报》记者的专访。

8月3日，《蓝皮书》公布之后，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表示，5000万只占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6.6亿城镇人口的近8%，是被低估了。

对此，宋迎昌教授表示，5000万这个数字是否太低，根本的问题还是参数的选择，他指出，与目前全国城镇中2311万低保人数相比，5000万这个数字已经多了一倍多。他表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性支出结构，以及城镇低保标准、参与低保人数等因素都是划定贫困人口的综合衡量指标。

在此次“城市科学发展指数”排名中，有不少资源型城市的排名大幅上升，在宋教授看来，去年开始的资源性材料大幅上涨导致资源型城市排名大幅提高。

对于中等收入者占城市37%这个引起质疑的资料，宋迎昌称，研究中等收入也有几个指标，“我们针对不同区域所存在的差异制定了不同的指标，房价上涨对中产阶层比例的影响是考虑的因素之一。”

只有2311万人可以拿到“低保”：占城市贫困人口的不到一半，占总的贫困人口的不到百分之八。好悲惨的人生。

（五）世行报告称中国2.54亿贫困人口

此前两年，“中国青年报”2009年4月9日报导：世行报告称中国2.54亿贫困人口，排名世界第二：

世界银行今天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虽然中国自2009年提高了扶贫标准，但是中国政府的扶贫标准和投资计划依然难以达到国际标准。

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按照国际标准计算得出的中国消费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2005年直接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按当年美元购买力平价，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口每天的花费少于国际最新贫困线。这一贫困人口数字远高于中国官方估计的农村1500万贫困人口。这份名为《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的报告指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官方贫困线标准偏低所导致。

2008年底之前，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785元。该标准按照2005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约为人均每天0.57美元，而按照美元兑人民币现行汇率则只有人均每天0.31美元。这与世行推荐的人均1.25美元的贫困线相比，差距极为悬殊。

尽管中国政府刚刚宣布实施新的扶贫标准，将贫困线提高至人均年收入1196元，但世行的报告认为，这一新划定的贫困线依然偏低，并建议中国政府新增1546亿元投资，重建扶贫政策体系。

“采用更高的贫困线标准，是构建面向未来的扶贫战略的第一步，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世行报告认为，上述调整可使得政策关注的重点瞄准适当的群体，形成一致的操作手段，更可作为国家贫困评价和检测的基础。

依照世行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依然占全国贫困人口的90%，城市居民中的贫困人口仅占全国总贫困人口的1%至3%。世行报告指出，尽管中国的农村地区更为贫困，但“整个国家高度分权化的财政体制却持续地偏向城市”。

世行报告提出了一个中国大幅增加扶贫投入的政策框架。按照该计划，中国需要新增扶贫投资1546亿元，这大约是中国2007年中央和地方总税收的3.1%，占200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总量的0.6%。

国际贫困标准（International Poverty Line Standard）实际上是一种收入比例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76年组织了对其成员国的一次大规模调查后提出了一个贫困标准，即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线，这就是后来被广泛运用的国际贫困标准。

2008年底之前，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785元，中国政府刚刚宣布实施新的扶贫标准，将贫困线提高至人均年收入1196元。到2005年年底，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2365万人。如果按照人均1天消费1美元的国际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仅次于印度，列世界第二位。

（六）贫困人口春节偶尔得到政府补贴

英国广播公司（BBC）2009年1月10日报道：

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刺激内需措施”：中国民政部财政部以及地方政府春节前向城乡贫困人口发放生活补贴，仅中央财政支出超过90多亿元。

中国民政部财政部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的对象范围为全国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等共7400多万人。 

补贴标准分别为：农村低保对象和农村五保对象每人100元，城市低保对象每人150元，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建国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建国前入党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每人180元。 

一次性生活补贴所需资金90多亿元，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 

中国政府说必须确保春节前补贴全部发放到位。 

地方“消费券” 

在中央财政向贫困人口发放生活补贴的同时，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也出台刺激内需的措施。 

在四川成都，政府向贫困人口发放100元消费券。 

湖南省长沙县则向全县1.3万贫困户每户发放600元消费券。 

中国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财政实力，都制定出类似的补助贫困人群的措施，并且要求在春节前落实到位。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也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在春节期间稳定物价，并通过向低收入人群体发放补贴安定人心。 

（七）通过迁移能否消除贫困人口

2003年3月9日BBC记者发自北京的报道：中国计划迁移贫困地区人口，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计划在今后十到二十年间，把700多万人从贫困地区迁移到其它地区，每年要迁移四、五十万人。不过，人们质疑这项计划的成效，同时关注不断恶化的贫富差距。

尽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是仍然有三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仅如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极为显著的。

中国政府以前也曾试图把人口从贫困地区迁移出来，但是最新的计划超出了以往任何脱贫项目的规模。 

中国目前有大约三千万生活低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根据新的计划，其中四分之一贫困人口将被彻底迁移到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有很大改善机会的地区。 

中国三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样的政策都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在中国最为贫困的人口当中，大部分人居住在没有任何发展希望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土地早就变成了沙漠，无法耕种，或者是和外界几乎隔绝的山区。 

城乡差距扩大 

但是把数百万人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地区迁移出去是一个巨大的问题。首先是把他们迁移到什么地方去？中国所有可耕种的土地都已经被占用了，如果把他们迁移到城镇地区，当局需要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再培训，以便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生活。 

不过，这种人口迁移项目受到了腐败行为的玷污。三峡大坝工程的建设需要迁移五十多万人，有关的迁移工作仍在进行之中，但是已经出现了地方官员侵占安置专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心启动庞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项目表明，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视农村贫困问题。 

过去十多年，中国政府集中精力促进沿海地区和城市的经济发展，从而忽视了农村地区的发展，结果导致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农民对政府的政策越来越不满。 

事实证明，通过迁移贫困人口只能减低统计数字，无法真正消除贫困人口。

附录

中国贫困地区的特征与贫困标准

（一） 中国贫困地区的特征 

从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和社会基础方面分析，中国贫困地区具有如下共同特征：

1、自然条件恶劣 导致中国贫困地区贫穷落后的自然因素包括气候、地形地貌、地理位置等诸多方面。中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亚欧大陆，地势西高东低，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气候复杂多变。西部干旱少雨，南北气温和温度相差较大，跨越热带、亚热带和寒温带三个气候带。近海大陆多台风，内陆多寒潮，西北、华北多沙漠。南方雨多泥石流多，河流雨季洪水多。全国灾害气候多，旱、涝、冻、风、沙等灾害频繁不断。贫困地区多处于条件差的区域，主要在西北、西南，呈块状、片状分布在高原、山地、丘陵、沙漠、喀斯特等地区。这些地区或是干旱严重，降水量小又主要集中在夏季；或是地表水源不能利用，喀斯特地形地表水渗透严重；或是高寒阴冷，有效积温严重不足，不适合第一产业农业的耕作；或是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灾害频繁。大多数地区降自然条件外，都较为偏僻，远离经济中心地区，交通受阻，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如果按发达地区的自然条件衡量，相当多地区都被认为是处于人娄不适合生存的环境。

2、 资源缺乏，基础设施薄弱

水资源短缺。中国贫困地区大多缺水严重。80年代中期，全国农村有2.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27%）、1.5亿头大牲畜饮水困难，其中有8000多万人、6000多万头牲畜常年缺水，分布在贫困地区的就有70%。

——电力供应不足。1992年，全国有195年县的户通电率小于50%，有1389个县（占全国总县数的58%）户通电率低于95%，有28个无电县，有1453个无电乡、63120个无电村、1.2亿农村人口没有用上电。28个无电县中，西藏21个、新疆6个、青海1个。1.2亿无电人口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部、陕甘宁、豫东皖西、本峡、贵州、滇桂、川青、西藏等。这些全部都在中西部贫困地区。 

——交通不便。贫困地区多数处于偏远山区，交通不便。中国最为落后的西部地区，虽然土地面积占全国的2/3以上，但铁路里程还不到全国的1/4。西藏至今还没有铁路，云南每平方公里只有铁路4.5米，公路170米。广大边远贫困山区，尚有一半至2/3以上的乡村不通公路，物资交流和商品输出十分困难。

3、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水平太低

——与经济落后、增长缓慢相反，中国贫困地区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据统计，贵州自1949年至1987年的人口平均增长水平比全国高16.7%。河北省贫困山区1949年到1988年的人口增长速度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33%。由于人地矛盾突出，基本生存条件恶化，无法保证正常的营养供给，贫困地区群众的身体素质不断下降，加上一些地区近亲结婚和水土条件造成的地方病，人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文化教育落后。贫困人口大多数居住分散、偏僻，办学条件差，教育设施落后，加之贫困户生活困难，无力支持子女上学，适龄儿童失、辍 学率较高，青、壮年文盲比例偏大。据1997年的统计，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指数仅达小学文化程度6.12年，其中文盲、半文盲劳动者比重高达21.9%，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高1倍以上。

——卫生保健水平低。按UNDP1994年统计，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在全世界108位。最能反映卫生保健社会服务水平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指针，前者全国平均水平比发达国家高出6-8倍，贫困地区则比发达地区高出20-30倍。后者中国平均水平比发达国家高出6-8倍，贫困地区则比发达国家高出20倍以上。

4、财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投入和基础投入严重不足

——农业生产条件较差。1993年国定贫困县人均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在耕地中机耕面积仅占36%，有效灌溉面积31%，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8个和20个百分点；旱涝保收耕地面积则更少，1993年人均仅0.36亩，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4.5%。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还使用竹竿、木犁和简陋的铁制农具进行劳动、耕作，广种薄收，有些地方甚至仍然沿袭“刀耕火种”的古老生产方式。 

——财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投入严重不足。1997年全国贫困县人均财政收入105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0%；国定贫困县累计财政补贴101亿元，县均1706万元。由于长期处于赤字状态，贫困县无力增加投入以改善贫困小区的公共设施、基础社会服务的低水平状态，形成恶性循环。

（二） 贫困标准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农村尤其不发达。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目前和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的贫困标准还只能是一个低水平的贫困标准。

中国贫困标准的计算方法

1、综合国际和国内最低限度的营养标准，中国采用2100大卡热量作为农村人口贫困的必须营养标准。 

2、用最低收入农户的食品消费清单和食品价格确定达到人体最低营养标准所需的最低食物支出，作为食物贫困线。

3、假设靠牺牲基本食物需求获得的非食品需求是维持生存和正常活动必不可少的，也是最少的。并根据回归方法计算出收入正好等于食品贫困线的人口的非食物支出（包括最低的衣着、住房、燃料、交通等必需的非食品支出费用），作为非食品贫困线。

4、用食品贫困线（约60%）与非食品贫困线（40%）相加得到贫困人口的扶持标准。 

中国现行的农村贫困人口的标准，是1986年由国家统计局在对6.7万户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的基础上计算得出的。经测算，1985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扶持标准206元，此后根据物价指数变动逐年调整。到1990年这一标准相当于300元，1999年为625元。 

中国的贫困标准是一个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费用标准，虽然这一标准与国际上通用的每人每天1美元的消费支出贫困标准有很大的差异。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实事求是、可以帮助绝大数贫困人口在2000年底达到的解决最基本生存的标准。 

（另起一页）

第七节

China，拆呐，拆国

形同江西宜黄自焚的惨烈一幕再现湖南株洲。2011年4月22日上午8时30分许，株洲市云龙示范区学林办事处横石村，58岁的农民汪家正为阻止强拆，在自家房顶点燃身体。在场的群众拍下了自焚的场面，记者从拍摄者手中获得了这份视频，场面惨烈，一边是挖掘机从画面左方开来，铲斗挥舞，一边是汪家正在房顶点火自焚。

汪家正的女儿向记者证实了视频的真实性，她说父亲目前仍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被烧成了植物人”。

老毛头（1893—1976年）活着的时候大喊“不破不立”，结果破而不立；大干“破除四旧”，拆城墙、拆汉字、拆祖坟、拆法律，结果拆得中国一片废墟。

老毛死了，强拆崛起，同样是“拆”字当头。

似乎这个“拆”字，就成了中国的宿命。

“拆”字不仅是中国的宿命，还是中国的价值，因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拆”字不仅是中国的价值，还是中国的国号，你看，这个China的读音，不就是一声“拆呐”的呐喊吗？

“拆呐”、“拆呐”，“China”，念出来就是“拆呐”。

“China”不仅念出来就是“拆呐”，而且“China”的意思就是“拆国”：“Chi”就是“拆”的音译，“na”就是“国”的意译。就像“剑桥”里的“Cam”是“剑”的意译，“桥”是“bridge”的意译。

China，拆呐，拆国——“拆国”应该收入新汉语词典，作为我们这个“大卸八块时代的最强音”。多少家庭和社区，在拆国里面灰飞烟灭。

2011年4月23日

（另起一页）

第八节

中国人，到法国、瑞士、瑞典、英国、加拿大等驻华使领馆去！

清朝末年，中国曾经流行一句顺口溜：“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现在的中国大陆，由于缺乏革命运动，虽然还说不上“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却也成了过去时，而“官府怕洋人”却好像开始了。

这就是王立军、陈光诚逃入美国使领馆所标志的新时代。

在中共政权的历史上，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局面出现过：美国驻大陆使领馆已经成为清末民初的外国租界那样享有“治外法权”的地盘，可以让触怒了中共当局的中国公民作为紧急避难所使用。

这说明，“官府怕洋人了”。

“有难找洋人！”这表明：中共的执政地位正在趋向晚清那样的状态，趋向于全面瓦解。

对此现象，香港的《东方日报》5月22日指出：“有问题找党员，有困难找书记”，这原是中共的宣传口号，如今在大陆社会已被改成“有困难找洋人，要上访到使馆”，见证中共执政地位的恶化。

从重庆前副市长王立军到盲眼维权人士陈光诚，一个是副部级的高官，一个是争取权益的民众，两个人在生命危急关头，都不是向中共相关机构求援，而是想尽办法躲进美国驻中国大陆的使领馆。而陈光诚逃离山东软禁进入美国大使馆后，中共不仅不敢动他一根汗毛，还送他举家赴美。至于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铁嘴钢牙说过“死三次都不够”的远华走私案主嫌赖昌星，只是因为逃亡到了加拿大，就可以花完了赃款、引渡了十多年后，才回大陆，结果还享受类似于“治外法权”的待遇，只被判个无期徒刑，期间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官员不时探监，保证他不受虐待。更是“官府怕洋人”的活生生写照：不仅小官吏害怕，就是大总理也怕，比清末的李鸿章怕洋人怕得毫不逊色。

面对这一连串“辱华”事件，大陆网友建议美国在中国大陆各乡镇设立领事馆，专门帮助民众维权上访，这样大陆才能实现和谐社会。

近几年，中共官媒不断重炮抨击挟洋自重者甘当洋奴，但事实上，“哪个挟洋者不被网开一面？”这是因为，中共自己就是挟洋自重的黄俄、苏奴，毫无法治观念之可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显示，大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评等，愈到基层愈低。这等于指出中共执政当局已陷入严重的信任危机，无论如何作为，都会引起广泛质疑。一方面，中共的理论与现实互相对立，无法说服人民，另一方面，中共党员的行为与道德标准背离，无法团结大众。

美国国会拨款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指出，就在那段时间，法国大使馆误认为陈光诚被抛弃，决定介入陈光诚事件：“当时陈光诚出来时，法国误认为，陈光诚被抛弃，希望接他到法国大使馆（可能），有这种说法，法国觉得美国的态度非常软，觉得会出现其它事件，法国非常强硬，法国的记者也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陈光诚到达纽约大学后，除了感谢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给了他一个紧急避险机会，他还感谢法国、瑞士、瑞典、英国、加拿大等大使馆。可见这些大使馆都曾经准备给他紧急避难权。

这些事态的发展意义深远，使得中国人不禁由衷呼喊：“到法国、瑞士、瑞典、英国、加拿大等使领馆去！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给急需救助的人们以‘陈光诚式的帮助’。”

进一步说，如果美国、法国、瑞士、瑞典、英国、加拿大等驻华使领馆，本着一视同仁的人道主义精神，真的把自己的生存空间开放给所有需要紧急救援的中国民众，那么，中国就难保不会发生类似于1989年匈牙利开放西德边界的作用：从背后瓦解了柏林墙和苏联阵营。

那时，不仅美国驻华使领馆，而且西方各国驻华使领馆，都可能成为中共崩盘的导火索。

西方国家有能力创造这样的历史吗？

我有些怀疑。从1989年的历史看，毕竟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自己内部的运动创造了历史。

但是中国的近代史也一再证明，中国所有的内部革命，都是由对外关系中的挫败引起的。

中国人，到法国、瑞士、瑞典、英国、加拿大等驻华使领馆去试试自己的运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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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如何解决中国的“非常态”？

梁京2015年5月6日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文章说：《“新常态”正在向“非常态”转变》：

上周，一直“挺习”的郑永年，在凤凰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防止'新常态'变成'非常态'”的文章，对习近平的执政表现表达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忧虑和批评。我非常理解郑永年的心情，因为我最近也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新常态”正在向“非常态”转变。 

不过，我并不同意郑永年文章中隐含的这样一个批评，即习近平执政的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偏左的问题。如果按照郑永年的逻辑，习近平只要多听右派的意见，包括多听他的意见，中国的情况会大为改观。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中国今天面临的危机，本质上不是信仰哪一种现代意识形态导致的恶果，而恰恰是什么都不信，只信权力和物质利益的结果。因此，加大左或右的话语力度，对于中国走出今日的困境其实是于事无补的。

正如很多人都认识到的，中国现在的基本秩序，完全是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维系的。这是因为中共几十年的统治，已经彻底摧毁了社会自治的能力。加上近三十年来的市场化过程，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在这种格局下，如果官僚体系解体，整个中国社会就解体了。

江泽民、胡锦涛掌权的时代，一方面系统地压制各种社会自治的冲动，打压民间组织的成长，一面又姑息，乃至鼓励官僚以权谋私，以至官僚系统空前膨胀、空前腐败。这个趋势如果不改变，中国就会彻底崩溃。这个道理，很多人都看到了，习近平也看到了。

正因如此，为了遏止官僚系统的自我解体和自我崩溃，习近平上台后大力反腐，用政治高压来威慑官僚，让官僚“不敢贪”，由此形成了一个“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是让整个官僚系统完全出于个人利害、出于对惩罚的恐惧来执行公务。这种既没有经济利益支持，也没有道德伦理支持，没有意识形态支持的官僚政治“新常态”能够持久吗？这是习近平反腐以来，一直盘旋在人们头脑中的一个大问题。

最近的形势发展表明，这种“新常态”已经难以为继，力挺习近平的郑永年刚刚发表的文章，就是一个明证。那么，什么是中国的“非常态”？中国的非常态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官僚体系完全失去对中央权威的信心，失去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很多人都看到了这种危险，所以提出来要给官员加薪，要对贪官大赦，等等。但我认为，这些措施固然重要，但面对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迅速恶化，这些措施已经不足以维系官僚体系对中央权威的信心，不足以维系对未来的稳定预期。

那么，有什么神奇的办法来避免官僚体系瓦解？避免进入无可挽回的非常态吗？郑永年文章的荒谬就在于，其字里行间隐含著的意思就是这样神奇的办法是存在的，就看你习近平听不听我的了。我认为，这样神奇的办法是不存在的。

中国的危机发展到今天，权力精英集体的政治能力是决定中国官僚体系会不会崩溃最决定性的因素，甚至是唯一因素。而中国权力精英集体的政治能力是非常不透明的。习近平上台以来，既展示了他藏匿多年的政治抱负和坚强意志，同时，也暴露了他严重的知识和学养不足。最危险的是，他似乎没有能力举贤任能，没有能力扩展巩固中央权威的政治同盟。这样，他就不仅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对整个权力精英的政治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最近，中国政治出现了不少政治怪象，包括中共的战略特务公开在海外召集莫名奇妙的大会，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对习近平的政治能力失去信心。如果习近平不能尽快扭转他政治能力不足的印象，中国高层政治危机的爆发将不可避免，而如果高层政治危机一旦陷入僵局，则非常态的趋势将难以逆转。

中国的非常态一旦不可逆转，是否就一定意味著中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大乱？对这一点，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判断。因为与中国权力精英的集体政治能力一样，中国民间的政治能力也是非常不透明的。我现在最看不透的，就是互联网带来的沟通革命，尤其是微信带来的沟通革命，对中国人的政治能力能够带来多大的提升。也许正是这个因素，让我对未来的中国政治演变，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

……

谢选骏指出：梁京的上述文章说出了很多大家都看到的问题，很有参考价值。

我认为有两个亮点值得重视：

1、中国今天面临的危机，本质上不是信仰哪一种现代意识形态导致的恶果，而恰恰是什么都不信，只信权力和物质利益的结果。……这种既没有经济利益支持，也没有道德伦理支持，没有意识形态支持的官僚政治“新常态”能够持久吗？

2、中国的非常态一旦不可逆转，是否就一定意味著中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大乱？对这一点，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判断。因为与中国权力精英的集体政治能力一样，中国民间的政治能力也是非常不透明的。我现在最看不透的，就是互联网带来的沟通革命，尤其是微信带来的沟通革命，对中国人的政治能力能够带来多大的提升。也许正是这个因素，让我对未来的中国政治演变，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

第1点看出了病症，第2点却找不到药方子。

其实在我看来，药方确实是存在的。那就是中国的全面基督教化。

中国的全面基督教化，可以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社会组织上，解决中国面对的基本上“现在无解”的诸多问题。

因为：

1、基督教有一个现成的教会组织。

2、基督教有一套现成的行为规范。

3、基督教有经典、有道德、有大批信众。

因此，基督教可以帮助中国重新确立社会规范、重新组织解体中的中国社会。

中国的全面基督教化，不仅是中国社会仅剩的最后选择，而且是完成中国百年革命的最后一步棋。

这样，中国才算完成了现代化过程，真正地实现了进入发达国家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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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国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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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能不能收复越南？

 

2011年6月12日，越南在中国南海进行实弹演习；2011年6月13日，越南的“总理”阮晋勇又装模作样地签署了“国防部”递交的征兵令，内容是界定爆发战争下，什么人等可以免除兵役，这虽非战争动员令，但分析家指出，这是越南自从1979年对华战争以来，三十二年内首次颁发的，是向中国表明越南要和中国打仗。越南又表示欢迎国际社会参与南海事务，企图把其他国家也拖进浑水。不知道奥巴马会不会和毛泽东一样愚蠢，可为越南火中取栗。

越南为何如此咄咄逼人？原来，这是为了强化他们从中国获得的独立地位。正是因为担心再度被中国收复，所以越南特别“反华、排华”。

越南这个国家，是中国创造的。越南的开化，是华人进行的。公元938年（中国后晋天福二年），越南的吴权趁中国陷入五代十国的内乱，于白滕江打败南汉军队，开始称王，在越南北部建立了吴朝，这才结束了一千多年的直属中国的时代，从中国的郡县里开始“独立建国”。

由于民族意识的作用，相似乃至相同的百越群落，浙江人、福建人、台湾人、广东人、越南人走上了不同的分化道路。除了越南人，前面几种人现在已经融入汉人族群，但越南人却由于地理阻隔的作用和民族意识的兴起，在最近一千年间，逐步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至少目前看起来似乎如此。

2006年5月8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的越南新娘锐减，大陆新娘增加”，其原因是因为“台越间文化差异随通婚人数日增浮上台面”。据台湾内政部统计，台湾人迎娶越南配偶2005年首度大幅滑落超过五千人；台湾驻越南办事处以一对一面谈，严格控制婚姻移民。因为在台湾，2005年每五对结婚中就有一对的配偶为外籍人士！而和2003年最高峰比较，还整整减少了12％，显示热潮逐渐消退。其中又以越南籍配偶减少幅度最大，2005年比2004年减少五千人，相反中国大陆人却增加三千六百余人。

台湾驻越南办事处工作人员指出，越南女性离婚后不但大力争取子女，同时会和男方完全断绝关系，这是热衷娶越女的台湾男子始料未及的事情。在越南即使是本国人婚姻，越南女性在离婚时通常会争取子女监护权，并和男方完全断绝关系。

历史上的越南长期臣服于中国，但终于独立，其原因何在？我猜测，可能就与类似越南女人的这种个性有关。越南人具有强烈的母系社会特征，例如修筑赵夫人庙，并称赵夫人为“女王”。母系社会拒绝父系社会“三从”、“四德”等女性道德，崇拜二征夫人和赵夫人等女性首领，倡导“贼寇闯进家，妇女也要打”的妇女牺牲精神。可见越南独立的心理因素，不是因为原始的越南社会比文明的中国社会更有好斗性格，而是因为越南母系社会和中国男性社会“离婚”后，终于断绝了关系。据最新的基因调查，汉人的扩张本来就是通过父系进行的；这种扩张一遇到母系社会就受到阻碍。像越南、朝鲜、日本，多属这种情况。

越人公元前四世纪从中国境内移居红河流域的中下游，就是受到中原霸权南下的压力影响。公元前111年起，称为“交趾”的越南处在中国管辖之下，直到宋朝以前都是中国的郡县。西汉时代起，儒教、佛教、道教开始从中国传入越南，对越南人的意识形态起了很大的影响。从中国传入的佛教为大乘佛教，越南人称为“北宗”。此外还有部分越南人信仰小乘佛教，并称之为“南宗”，从泰国和柬埔寨传入。信教的越南人中，信仰佛教的占比例最大，其中又以信大乘佛教者居多。

在地理上，越南属于岭南，岭南古为百越之地，是各个越族分支居住的地方。所谓岭南是指五岭之南，五岭由越城岭、都庞岭（一说揭阳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五岭不单是指五个岭名，也包括穿越南岭的五条通道。大体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五省区交界处。是中国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是长江和珠江二大流域的分水岭。长期以来，是天然屏障，南岭山脉阻碍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的交通与经济联系，使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远不及中原地区，被北方人称为“蛮夷之地”。唐朝宰相张九龄在大庾岭开凿梅关古道后，岭南地区得到逐步开发。

秦末汉初，岭南是南越国的辖地。《晋书·地理志下》将秦代所立的南海、桂林、象郡称为“岭南三郡”，明确了岭南的区域范围。岭南北靠五岭，南临南海，西连云贵，东接福建，范围包括今广东、海南、广西的大部分和越南北部，宋以后，越南北部才分离出去。岭南地区不仅地理环境相近，人民生活习惯也多有相同。

宋朝以前的越南直属中国。汉朝在那里置有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下辖二十二县，郡治分别在今北宁省北宁市、清化省清化市和广治省东河市。“郡”、“县”之名那时已传入越南，并为后代沿用。东汉以后中国控制区北缩，原因是林邑国（即后来的占城国）的兴起，而不是越南人的造反。隋朝在保持原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当时下辖二十四县）的基础上，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出兵讨平林邑，置为冲、农、荡三州，两年后改为林邑、海阴、比景三郡，下辖十二县，今越南大部在短时期内被纳入隋朝版图。这也为八百多年后越南征服占婆（占城，1471年），开辟了道路。

占城是印度支那古国（约192──1697年），是梵文“占婆补罗”（Campapura）和“占婆那喝羅”（Campanagara）的简称，pura、nagara是梵文“邑”、“城”。汉献帝初平年间（190──193年）象林占族人区连杀害汉朝日南郡象林县令，从中国独立，占据了原日南郡的大部分地区，位于印度支那半岛东南沿海地带，北起今越南河静省的横山关，南至平顺省潘郎、潘里地区，与东汉以顺化为界。王都为因陀罗补罗（今茶荞）。中国古籍称其为象林邑，简称林邑。

占族人的语言属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深受印度文化影响，使用南天竺文字，从印度传入婆罗门教和佛教，崇拜湿婆和毗湿奴等神，采用种姓制度，是剽悍的航海者。1402年越南夺取占城的占洞、古垒两州，把越南领土推进到今广南、广义地区。1471年，后黎朝黎圣宗亲征占城，生擒占王茶全，设置广南道，使越南领土扩张到归仁一带。1693年，阮有镜领兵大举入侵，擒占王及皇亲大臣。1697年占城国灭亡。占城从中国独立走在越南前面，其民族也因此首先灭亡。

占城独立将近八百年后，公元938年（中国后晋天福二年），越南的吴权趁中国陷入五代十国的内乱，于白滕江打败南汉军队，开始称王，在越南北部建立了吴朝，结束了一千年的“北属时期”（直属中国时代），从中国的郡县独立建国。当时吴权所能管辖的地区“只是北部的中游和平原地区，以及清化──义安的中游和平原地区”（越南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

继吴朝以后，越南地区在五百年中又先后建立过丁朝、前黎、李朝、陈朝、胡朝和后陈等朝代。其年表大致如下：丁朝（968－980年）、前黎朝（981－1009年）和李朝（1010－1225年）初期。其中丁朝968年建立“大瞿越国”，两年后称帝并制定年号“太平”，算是越南正式脱离中国而成为独立国家之始。李朝定都升龙（今河内），圣宗甲午年（1054年）改国号“瞿越”为“大越”。此后，陈朝（1225－1400年）、胡朝（1400──1407年）、后黎朝（1428－1786年，含南北朝、郑氏和广南阮氏）、西山朝（1786－1802年）、阮朝（1802－1945年）相继，直至1945年8月30日阮朝被“八月革命”推翻。在此期间，越南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仍然交往密切。其疆域“北边与中国毗连，大体和今天的越、中边界相同，南边以横山（今义静省内）为界与占城接壤。西部和西北部地区，是土、傣、苗等各族地区，后者保持独立，只是偶尔向李朝进贡。

刚刚独立的越南，领土大体就是中国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交趾”故地，只有现代越南领土的四分之一。据《大越史记全书》的《本纪》，丁朝“先皇”太平二年（宋朝开宝四年，971年），曾给佛道二教的领袖，颁授官阶品级。《大越史记全书》的《本纪》还称黎朝大行“皇帝”在兴统四年（中国宋代淳化三年，992年），曾经“宣华山道士陈先生诣阙”。越南人盛传陈先生就是中国名士陈抟。但根据中国史书，陈抟似乎并未到过越南。越南史书的这一记载，说明越南倾心中国文明，陈抟的盛名虽然遍传天下，可惜黎朝“皇帝”欲召不得。

李朝崇信三教，李“太祖”在位时，就兴建道教宫观太清宫，诏度道士。太祖之子李“太宗”登基时，道士陈慧龙还为其捏造天命，获得宠信，得赐御衣。李“神宗”天彰宝嗣三年（中国宋代绍兴五年，1135年），“神宗”赴五岳观。陈朝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三教并重，尤重儒家。陈朝道士曾经为陈“太宗”举行祈嗣醮仪，获验；为“太宗”举行延寿醮仪，亦获验。越南史书均作记载。陈朝曾遭元帝国三次入侵。据《白鹤通圣观钟记》记载，陈圣宗宝符四年（中国南宋景炎元年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年），北方道士许宗道随商船避难来到越南，即获越南朝野的重视，检校太尉平章事，清化府路都元帅，赐紫鱼袋。1284年，当元军来犯时，许宗道与越南军队的将帅，“在白鹤江剪发立誓，与神为盟，尽以心忠共报君上”，结果击退元军，杀元将唆都。其后，陈朝君王更加崇信道教，屡次让许宗道举行黄斋仪，“投简于伞圆山，进龙璧于白鹤渊”。中国道士许宗道客居越南达四十余年。

由于长期受中国熏染，即使独立后的越南，其风俗习惯也酷似中国，如节令、服饰、婚丧礼仪、宗族关系等与中国大同小异，所以连胡朝统治者胡季牦（1400年－1407年在位）也自称“皇帝”，他的名言说：“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在地名方面，越南历史上的政区单位如郡、县、道、路、镇、府、州、省等，莫不学自中国。

公元十世纪当丁部领称帝时，“大瞿越国”全国分为十道，组建十道军，任命黎桓为十道将军。按：“道”制起源于中国，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曾分天下为十道，玄宗时分为十五道。黎桓篡位建立前黎朝后，改十道为路、府、州，但具体名称和方位已不清楚。李朝建嘉十二年（1222年），“定天下为二十四路，路分公主居之”。但越南正史只记载了十二路名称：天长路、国威路、海东路、建昌路、快路、黄江路、龙兴路、北江路、长安路、洪路、清化路、演州路。因此，越南史学家陶维英认为：“我们可以推断，李朝仿效宋朝制度，将全国分为若干路，每路辖一两个乃至三个府和若干州”。事实就是这样，越南的路制也是从宋朝学去的。早在唐朝中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作为政区的“路”的雏形。北宋至道三年（997年），分全国为十五路，元丰六年（1083年）析为二十三路，偏安江左的南宋则分全国为十七路。李朝及陈、胡、后黎诸朝安南国的路制，正是模仿中国的结果。

甚至“安南”、“越南”这两个国名，也直接来自中国官方。“安南”之名，最早见于唐调露元年（679年）所置之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今河内）。“安南国”之名，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即见于记载；待到淳熙元年（1174年）初，李朝国王李天祚遣使入贡，南宋孝宗始正式“诏赐国名安南，封南平王李天祚为安南国王”；次年八月，又“赐安南国王印”。“安南国”之名自此始。此后，其国王屡为元、明、清各朝封为“安南国王”。嘉庆八年（1803年），清朝改“安南国”为“越南国”，册封阮朝创立者阮福映为“越南国王”。为何国名叫“越南”？《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五三有一个简短的说明：“先是，阮福映表请以‘南越’二字锡封。上谕大学士等曰：‘南越’之名，所包甚广。考之前史，今广东、广西地亦在其内。阮福映即有安南，亦不过交趾故地，何得遽称‘南越’？该国先有越裳旧地，后有安南全壤。天朝褒赐国号，着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其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赐藩封；且在百越之南，著于《时宪书》内，将‘安南’改为‘越南’”。此后，“越南”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越南国号的来源说明，它之成为独立民族而不是广东广西那样的地区，是民族意识造就了民族，而是不是相反。新的民族意识说：“‘忘记过去’不仅意味着背叛，还意味着革命与进步。”当然，民族意识的兴起还需要外部条件的配合。例如，使印度获得独立的，不仅是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而且是纳粹德国对大英帝国心脏的致命一击（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正如使南美洲获得独立的，是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本土这一釜底抽薪的动作。而使越南获得独立的，则是辽、金、元等北方民族对中国本土的宰割和奴役。按照同样的逻辑，元朝入侵日本的失败，也是日本自命“神国”、自认“神风护佑”的开端。

从积极方面说，也正是辽金元对于中国的宰制，造就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东亚世界。所谓东亚，在地理上指中国本土以及朝鲜半岛、日本，以及十世纪以后逐步独立起来的越南。十世纪独立以前的越南，属于中国内地的州郡，所以属于中国本土部分。中国的秦汉至隋唐时期，东亚的朝鲜及倭国到六世纪前半叶为止，实际上也是如此。高明士《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说，“盖政治秩序的建立，常是单向的主动施予与被动的接受；文化传播则否，而是自动的交流与汲取，两者有时无交集，但有时也一起发生。例如骑马民族的游牧部族政权与农耕民族的帝王政权，在政治体制方面常无交集；但在文化交流方面则可以互补，如以中国的丝绸换取游牧民族的骏马。”同时他却又自相矛盾地说：“惟东亚诸国，一般说来都属于农耕国家，所以同质互补性甚高。”其实，只是因为中国在此一时期，不论政治或文化上常据强势，所以一面提出政治要求一面进行文化输出。

公元1428－1527年间统治越南的“后黎朝”积极实行的对外扩张。这一政策是延续了“大虞国”的穷兵黩武：公元1400年，胡季牦篡夺陈朝皇位，建立“大虞国”，胡朝对内血腥镇压陈朝余党，对外穷兵黩武，南侵占城、北扰明朝，终于引发明成祖的军事干预，张辅率领明军克服地形、气候的不利因素，粉碎胡朝的军事抵抗，重新建立了交趾行省。不久措施失当，激发民变，越南地主黎利发动叛乱，迫使明军在1428年撤出越南。于是登基建立黎朝，号称“黎太祖”。1431年，明承认黎氏政权，自此越南独立至今。百年之后“鬼皇帝”（威穆帝）和“猪皇帝”（襄翼帝）当政时，统治阶层腐化已深，农民反抗汹涌。1527年，因镇压农民起义而发迹的军阀莫登庸篡夺帝位，建立莫朝。

越南独立后，内战不断，不过百年，越南分裂。1527──1592年越南南北两方对峙的政权也称“南北朝”。1527年，后黎朝权臣莫登庸篡位推翻黎朝，夺取政权，都于河内，控制北方，建立莫朝，是为北朝。后黎朝残余力量继续控制清化以南地区，形成南北朝局面。1533年，后黎朝的大臣阮淦将莫氏势力逐出清化、义安，恢复黎朝在南方的统治，史称黎朝中兴或后黎朝，是为南朝；结果形成南（黎）北（莫）的南北朝对峙局面，只是后黎朝的大权掌握在郑氏、阮氏等实力集团手中，后黎朝皇帝从此成为他们的傀儡。南北两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形成，史称“南北朝”。阮淦死后，大权又转入部将郑松手中。1592年，郑松攻下河内，暂时结束南北朝对峙的局面。但莫氏的残余势力退守边境，仍然据有高平一带，至1672年才彻底覆灭。南北朝战乱尚未完全结束，南朝后黎内部纷争又起。郑松控制黎朝实权，形成“黎皇郑王”的局面，盘踞顺化的阮氏不服，以灵江为界，阮、郑再次形成对峙局面。南北双方不断发生血腥战争。郑氏、阮氏相继称霸，双方在1627──1672年间内战不休。后因无力吞并对手而停战议和，划灵江为界，再度分治南北。莫、黎的南北朝对峙和郑、阮的南北纷争，造成越南社会的分裂与衰退。 

1771年至1802年越南南部归仁府西山邑发生起事，领袖是阮文岳、阮文惠、阮文吕三兄弟。他们以杀富济贫为号召，推翻当地政权。1773年起义队伍占领归仁府，1785年，起义军打败南方阮氏集团和暹罗干涉军。1786年阮文惠率师北伐，攻占升龙（原名大罗，位于红河平原中部，1831年更名河内），粉碎北方郑氏集团，1788年废黜黎昭宗，推翻三百多年的黎氏王朝。阮文惠于当年12月22日称帝，年号光中，史称西山政权为西山朝。光中帝1792年死后，南方残存的阮氏集团后裔阮福映重新夺取政权。1802年7月，阮福映在法国人的帮助下打败西山朝，攻占升龙，登上王位，建立了越南最后的王朝──阮朝（1802──1945年），阮朝迁都顺化，兴建了大量的宫殿、纪念堂和寺院。嘉龙皇帝死后，朝局之中分别以其长子坎、次子冕同为首的亲法、亲中两个派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次子冕同取得了大多数官员的支持，登上王位，即明命帝。明命帝在外交上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并且仇视天主教在本国境内的传播，越法关系开始恶化。

考察一下越南的国际关系是有趣的。越南自独立后，就自居于“华”，视中国以外的邻邦为“夷”，于是“用夏变夷”，积极对外用兵。越南今天的版图是经过九百年来不断向南扩张形成的。1470年，黎圣宗大力扩张版图，打击占城，令当时的“大越”增大一倍。但越南本身后来也因此陷入南北朝的陷阱。1520年，南北朝内战爆发，明朝在1536年派遣使团考察安南的政治地位。翌年，明朝派遣军队进攻莫朝。明军到达莫朝领土时，莫朝名义君主莫登瀛就去世，其掌握实权的父亲莫登庸再度称帝，并马上向中国称臣，自称莫朝为中国藩属。明朝宣布后黎朝与莫朝共同拥有越南领土，分别统治南北越南。但不久郑松几乎征服莫朝全境，后黎朝重新迁都到河内。莫朝往后只剩余高平省，直到1667年被郑柞征服。1623年，统治南越的阮朝阮福源获得柬埔寨国王同意，在西贡成立了贸易社区。往后五十年，由于北方郑阮战争爆发，越南只是缓慢向南扩张。为了对付南方的阮氏集团，郑氏集团急欲结好清廷。1660年（顺治十七年），黎朝派遣使节到清朝朝贡，清朝随即同意册封黎维棋为安南国王。

越南虽然分裂，但南阮政权对占城的侵攻却没有放松。1661年南阮侵略占城，在“占城的土地上建立了富安府”（越南陈重金《越南史略》）。1693年，阮氏借口占城“不修藩臣之理”，再次进攻占城，阮军深入占城内地，活捉占王婆争，押回富春（顺化）。阮氏在潘郎江南岸地区“设立了顺城镇，1697年改为平顺府”（越南陈重金《越南史略》）。命运多舛的占城国家就此灭亡，它的全部领土都被越南吞并。占城灭亡以后，真腊（柬埔寨）成为越南统治者下一个侵略的目标。公元1698年，阮福凋废黜了水真腊（湄公河三角洲一带，又称“下柬埔寨”）国王匿翁嫩，派阮有镜直接经略东浦（今越南南部东区）一带。阮氏在那里设置了嘉定府（西贡），又设立了镇边营（边和）和藩镇营（易定）驻兵镇守。这次经略的结果是“斥地千里，得户逾四万”（越南陶维英《越南历史》）。真腊东南半壁江山，全被阮氏囊括。

自17世纪初始，至18世纪中叶止，一百多年当中，阮氏接连用兵，终于把水真腊蚕食殆尽，湄公河三角洲进了越南的版图。1702车，阮朝派遣使节，请求清廷册封，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于是自立为王。1803年，阮福映改安南为越南国，清政府命广西按察使齐布森出使越南、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南北朝结束后，阮朝继续南进外国，先后夺取占城国家剩余的领土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1715至1770年，阮朝与柬埔寨打了三场战役，每次都夺取其领土，柬埔寨依靠暹罗免于灭亡。

阮福映念念不忘“开拓疆宇，历世相承”（《大南实录》）。1807年，强迫真腊称藩，1834年，越南阮朝明命帝将柬埔寨首都金边改名“镇西城”，将柬埔寨全境分为三十三府，越南大臣控制着柬埔寨的所有权力，越南军队驻扎在柬埔寨各地。柬埔寨国家的独立已经名存实亡。只是因为西方殖民者的威胁，越南才被迫于1841年将军队撤出了柬埔寨，承认了柬埔寨的独立。

十九世纪初叶，越南的疆域达到前所未有。1827年，明命帝（圣祖）乘万象阿努王与暹罗（泰国）交战，出兵分割老挝，攫取大片领土。1827年5月，暹军侵占了万象城，阮朝迫不及待地就于6月强迫老挝以“自愿归附”为名，兼并了川圹地区，在那里设置了镇宁府，下辖七县，并封酋长昭内为镇宁防御使。昭内带着人丁、田亩册上呈阮朝，随后又以同样的手段，吞并万象地区，在那里设镇靖府，侵占桑怒地区，在那里设置镇蛮、镇边二府；抢占了甘蒙地区（今甘蒙省），在那里设置镇定府；强取了沙湾拿吉地区（今沙湾章吉省），在那里设置乐边府和甘露九州。阮朝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劳寸矢”就吞并了老挝三分之二的领土，将越南的西部边界一直推进到湄公河岸边（参见《大南一统志》）。

从黎朝到阮朝，越南虽然脱离中国统治，但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仍受儒家学说影响，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则受限制。黎朝甚至超越日本，发展出培养儒士的教育和培养官吏的科举制度。京城也仿效明清政府设立国子监和太学院，各地方区域则有公立学校和私塾，学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和中国王朝的历史。每隔三年举行乡试和会试，参加考试的生员有上人，最多时达到三千人。宋儒的学说在黎朝成为统治思想。南北朝和后黎时期，儒家文化虽然仍占统治地位，但道教和佛教都有所恢复。阮秉谦（1491年──1585年）是当时著名的道家学者，道号白云居士。他早年学儒，考中黎朝状元，曾任职于莫朝，后辞官回乡办学，撰有《白云庵诗集》等著作。他对乱世的丑恶纷争既愤恨而又感到无力改变，其诗文多对世俗时事的愤激批评，歌颂“万事置度外，清闲似神仙”的隐居生活，有儒家与老庄思想结合的特点。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后黎时期开始传播到越南，与儒教发生冲突。郑、阮二王都因此而多次禁止传教，驱逐西方传教士。阮朝建立后，又大力恢复儒教和科举制度，明命帝亲自编撰《十条训谕》，旨在传播儒家思想。佛道二教在阮朝也继续传播。阮朝道士清和子撰有《真武观》、《真编会》等著作。

越南历朝均以中国币制和铸币技术为基础，铸制其“通宝”、“元宝”。如，黎出帝（1786－1789年在位）铸“昭统通宝”；西山朝时期，又铸“泰德通宝”、“光中通宝”。阮世祖铸“嘉隆通宝”，不但在国内使用，而且大量流入中国。 

和中国相似，越南在近代也再度陷入南北朝分裂。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印度支那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党［1945年9月2日－1951年5月］1951年5月至1976年12月14日改名“越南劳动党”，1976年12月14再度改名为“越南共产党”）开始在越南北部夺权，计划成立隶属于苏联集团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一党专政，史称“北越”。1954年5月7日，北越在共产党中国的支持下，取得了北越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迫使法国于同年7月20日签订日内瓦协议，承认越南分裂为两个国家：从北纬17度划分为南北两朝。1960年12月20日，北越在南越成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开始发动越战、并吞南越。在苏联、中共等共产党国家集团的支持，经过长期的军事与外交斗争，1973年1月27日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军从越南全部撤走。仅仅两年，北越喘息过来，于1975年春季越撕毁条约，对南越首都西贡发动总攻，同年4月30日西贡沦陷，5月1日南越投降。1976年北越正式并吞了南越，由越南共产党（前名“劳动党”）在两个越南同时进行一党专政。越南的现代南北朝结束。

但是越南的现代南北朝，不同于中国的现代南北朝──它是由国际条约担保的，在这一点上与朝鲜和德国相似。虽然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现代南北朝，也是二战的直接产物，和国际条约不无关系，但是两个中国由来已久，早在太平天国时代就埋下了祸根。

中国能不能收复越南？显然，现在不能。现在的中国自己尚不能完成统一大业，何况去收复越南等失地？

但是，历史的发展都是很难说的。中国既然能失去越南，当然也可能反过来收复越南。历史就是这样在“之”字形中，往复进行的。

 

（选自《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另起一页） 

第二节

中国人缺乏快乐基因

中国人不快乐，难道是基因惹的祸？欧洲人的研究发现一种特殊基因，里头含有化学物质，可以加强感官快乐并帮助缓解痛苦。不过，研究发现，中国及泰国等亚洲国家，国民的这种基因最不常见。

美国每日科学网站报导称，保加利亚瓦尔纳管理大学的米哈伊尔·明科夫和香港理工大学的迈克尔·邦德说，在自我评价最快乐的国家中，国民表现出这样一种遗传特性：他们的DNA更容易包含一种与感官快乐和减缓痛苦相关的特殊等位基因。

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一个国家的快乐度与其国民脂肪酸酰胺水解酶的变体rs324420的A等位基因明显相关。这种等位基因帮助阻止花生四烯乙醇胺的化学降解，这种物质可加强感官快乐并帮助缓解痛苦。

报导指出，A等位基因最为普遍的国家显然也是自我感觉最快乐的国家，包括西非的加纳和尼日利亚，以及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拉美北部国家。研究发现，在伊拉克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以及中国和泰国等亚洲国家，国民的A等位基因最不常见，自我评价为“非常快乐”的可能性也最低。

遗传学还为欧洲各国之间快乐程度的差异提供了解释。瑞典等北欧国家的A等位基因最普遍，与中欧和南欧国家相比，自我评价为非常快乐的情况也更多。

不过，据报导，两位研究人员也承认，遗传学不是决定快乐程度的唯一因素。他们认为，东欧国家持续的经济和政治困难也导致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等国的快乐分数极低，尽管这些东北欧国家的A等位基因非常普遍。

其实，中国人不快乐也被指有其他多种原因。比如，中国人抛弃了信仰，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学，不像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教导他们调节情绪、选择快乐。其次，华人常把事业取代了家庭，推崇的是“修身、齐家”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目标。

第三，美国政府和家庭教育孩子的目的是让孩子快乐，成为未来合格的公民。中国望子成龙的教育观念，也让孩子十个有九个不快乐。而且，现今的中国也被指道德稀缺，坑蒙拐骗过于泛滥。

再来，从治国方针看，美国政府的历来“以人为本”，不仅要让人民幸福，还要让人民快乐。而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只会使少数人“其乐无穷”，多数人苦不堪言。或许多数人认为中国人至少富有，但他们的财富反倒成了快乐的累赘；中国人为了钱也牺牲太多，环境污染、工作过度、饮食不当等等，带走了他们的快乐。中国的人口问题和追求做“人上人”的竞争意识，也是人民不快乐的原因之一。

当然，中国人缺乏快乐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共产党统治。

不过反过来说呢？是否这样缺乏快乐基因的社会，才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生物基础”？

（另起一页）

第三节

中国的解剖学为什么胡说八道

医学与宗教：1771年3月3日，日本的“荷兰学学者”参观了由官方医生主持解剖的一具日本女尸，他们惊讶地发现其结果与荷兰书上记载的完全相同，而与中国书上记载的完全不同，一个世界观彻底崩溃了。从此，日本人开始蔑视中国，而崇拜西方。因为中国的“科学”对这么基本的常识都不懂，还竟然把自己冒充为宇宙的真理。──为什么中国的解剖学，犯下这样的弥天大错呢？因为中国的宗教不允许解剖人体，于是中国的解剖学只能凭空想象；不像西方，早在埃及人那里，解剖人体就是家常便饭了……而埃及宗教甚至偏偏还要求解剖人体。

但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其实对人体解剖并不陌生：传说商纣王就曾下令砍断人民的腿，来观察验证他的祸水女人告诉他的一个理论：老年人怕冷是由于骨髓不太充足了，而年轻人不怕冷是由于骨髓比较充足。这被视为妖孽蛊惑，其实是中国记载的最早的人体解剖。此外，先秦中国就盛行肉刑和车裂，帝国时代又发展出凌迟……这些都是“人体解剖”的活动，而且可以提供给行刑的官吏或医生以第一手资料。问题是，这么丰富的实践活动的结晶，怎么没有记载到解剖学里面去呢？怎么没有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呢？

不仅如此，中国人比日本人接触西学还更早，为什么没有像日本人那样产生觉悟？而是一定要在战场上被彻底击溃，才肯认输？甚至到被彻底击溃了，还嘴硬呢？

看来是中国宗教出了问题。中国的宗教吞噬了事实，而不是依据事实来调整自己，最终使得中国文明陷入了僵化。

摘自：

《思想主权》

谢选骏：《思想主权》目录

Master Xie， XuanJun

导论三章

第一章、人所认识的世界仅仅是他自己

第二章、思想主权不能重蹈国家主权的覆辙

第三章、“向前的思想”才会迷人

思想主权第一部

《思想主权》第一部上“本体·内篇”

（《思想与思想的主权·上》）

第一章、比光还快的东西

第二章、思想的超越性质

第三章、死亡是一种思想观念

第四章、思想主权的统一

第五章、是思想创造了人类

第六章、科学与宗教的分野

第七章、能够想到的都可以做到

第八章、好的信念超越感官

第九章、上帝与人类基因组工程

第十章、现在超越国家主权本身

第十一章、灵魂与灵的内驻

第十二章、情感是思想的重要领域

第十三章、人权是思想主权产物

第十四章、社会契约是一种思想欺骗

第十五章、语言促进思想但不创造思想

第十六章、新的文明合乎自然生态

第十七章、思潮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第十八章、生产力也是一种思想的产物

第十九章、人们本也是思想的产物

第二十章、财富──制币权──经济政策

第二十一章、个人精神和宇宙秩序的对话

第二十二章、“空”不是虚无，“空”是过程

第二十三章、人的使命，只在他自己身上

第二十四章、人的思想无法企及上帝的思想

《思想主权》第一部下“本体·外篇”

（《思想与思想的主权·下》）

第一章、一切主权都是受到限制的

第二章、虚幻的比真实的更重要

第三章、运转的东西无法升级

第四章、原则上并不存在独一无二

第五章、人类是自己的最大敌人

第六章、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比权力还伟大

第七章、“智人”就是“思想者”

第八章、科学技术的宗教感情

第九章、客观世界只是对我们有用的世界

第十章、奴隶制度存在于监狱和军队

第十一章、战争和掠夺、欺诈和盗窃，算不算劳动

第十二章、如果达尔文“神父”说得对

第十三章、科学企图理解感觉和经验

第十四章、时间只是空间的一个隐喻

第十五章、大思想创造了一切存在

第十六章、不要脑袋的人才能解放自己的头脑

第十七章、扼杀思想的国家是在执行自杀政策

第十八章、人生就是把思想付诸行动

第十九章、思想永远不在一个地方滞留太久

第二十章、生命的起源不是适应的结果

思想主权第二部上“学科·内篇”

（《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上》）

第一章、“看破经典”犹如“看破红尘”

第二章、达尔文就是“牛顿+加尔文”

第三章、“解题实体”与“属灵生命”

第四章、“时间崇拜者”是“魔鬼崇拜者”

第五章、几种文明的分野、对比、交流

第六章、两极化正是文明爆发的导火索

第七章、我在樱花树下菩提树下想

第八章、我喜欢耶稣的私人谈话

第九章、“国家看护者的利益”不是“国家利益”

第十章、在“世界宗教”的表象之下

第十一章、踢出巨人的脑浆、创造新型的文明

第十二章、“哥尼斯堡的中国人”

第十三章、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的鼻祖

第十四章、英国人是德国灭绝营的先行者

第十五章、思想的力量在操纵事实

第十六章、权力中心·文化优越·思想果实

第十七章、考古学家和盗墓贼的区别

第十八章、佛像就是吸毒者的忘我形象

第十九章、我的著作充满“错误”

思想主权第二部下“学科·内篇”

（《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上》）

第一章、上帝的基因与上帝的思想

第二章、人活着不是为了“认识世界”

第三章、不同的种族只能彼此灭绝

第四章、天子是种族与文明的“原生细胞”

第五章、文化方案的基因限制

第六章、动物和人都是思想的产物

第七章、“天子万年”的科学依据

第八章、人的思想远比上帝的思想来得贫乏

第九章、印度、中国、希腊，原创哲学

第十章、无意义的世界为何存在

第十一章、文明除了自身没有其他目的

第十二章、时间的恐惧与时间的膜拜

第十三章、刘邦这个淮夷后代的遗风

第十四章、革命的千年至福学说

第十五章、慈善可以让人健康长寿

第十六章、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扑灭一支蜡烛的光辉

第十七章、不能触发思想的地理起点，毫无意义

第十八章、利玛窦没有完成信仰核心的完整移植

第十九章、一枕黄粱、南柯一梦，也是一种人生

第二十章、牛顿的宗教观点影响了他的科学研究

第二十一章、生命活着的时候才会觉得悲苦

第二十二章、“自然的客观”也是“人类的建构”

第二十三章、黑人的天主教与众不同

第二十四章、革命豁免杀人防火的法律制裁

第二十五章、种族灭绝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第二十六章、“最后的革命”迫使极权放下屠刀

第二十七章、打动感情，只用幼稚的推理

第二十八章、电影的首尾与人生的首尾

第二十九章、人的创造和神的创造

第三十章、思想的魔力、劳动的福音

第三十一章、“文明没落”演化“种族危机”

第三十二章、测不准还是测得准

第三十三章、越大的城市，越为强烈的独立精神

第三十四章、自由主义与市场垄断

第三十五章、猎巫狂热与“阶级斗争”

第三十六章、“向前逃跑”与“历史的原创”

第三十七章、人生和量子都是思想的产物

第三十八章、华尔街的名言吸引受害人上当

第三十九章、搁置判断与接受信仰

思想主权第三部上“社会·内篇”

（《国家主权的罪恶·上》）

第一章、思想主权创造国家主权

第二章、扑灭一种思想的最快方法

第三章、汉朝开始中国人喜欢伪造东西

第四章、满洲人是怎样糟蹋儒教的

第五章、教廷“外行领导内行”

第六章、巩固奴隶社会，必先制造饥荒

第七章、国家把头与思想摇钱树

第八章、没有心肝的浪漫主义

第九章、领袖要假装为人民服务

第十章、美国的路霸公司启发我们

第十一章、种族歧视的双面性

第十二章、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第十三章、“皇太极”与“日本天皇”

第十四章、“军阀建国”不限于现代中国

第十五章、奥斯卡金像的高度

第十六章、专制社会的首要祸害

第十七章、湖南农民的盲流与逆流

第十八章、暴君的晚年陷入疯狂

第十九章、中国幼儿园不给小孩喝水

第二十章、中文的珍珠埋在美洲的荒原

思想主权第三部下“社会·外篇”

（《国家主权的罪恶·下》）

第一章、战争与国家

第二章、思想的借口，权力的需要

第三章、脑满肠肥的神职人员

第四章、中国需要消灭方言壁垒

第五章、上帝之城的幻象

第六章、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第七章、宁做上帝的奴仆，不做君主的宰相

第八章、天堂、极乐，在此思想中

第九章、误解创造价值，是创新之母

第十一章、宗教与国家之间的缠斗

第十二章、来自草原的“人民解放军”

第十三章、古代南北朝与现代南北朝

第十四章、信仰扩充了野蛮民族的势力

第十五章、皇权与教权的斗争及其延续

第十六章、野蛮民族被思想开化

第十七章、宗教和语言、民族的关系密切

第十八章、儒教、佛教、道教缺乏牺牲精神

第十九章、独立思考与独立空间

第二十章、“历史的终结”三百年前开始

第二十一章、弥赛亚的保护者斩首示众

第二十二章、贪婪永远是人类行为的第一动机

第二十三章、阿訇醉心学问和国家财富

第二十四章、困境激发思想，思想突围困境

第二十五章、“万恶的思想”并非人类的发明

第二十六章、妥善地使用残暴手段

第二十七章、日本文化是种民族主义的体现

第二十八章、帝国的没落，人口与税收的减少

第二十九章、官二代的自肥导致政权没落

第三十章、西方的真理祸乱中国

第三十一章、革命、战争、生态失衡

第三十二章、中国的名字让人感到羞耻

第三十三章、科学逻辑不让他种族活下去

第三十四章、类似于先秦礼制的民族习惯法

第三十五章、理性的判断通常不会受到蒙蔽

第三十六章、达尔文主义的真理

第三十七章、达尔文主义者是这样的禽兽

第三十八章、世界上什么奇谈怪论都有

第三十九章、思想主权可以带来幸福感

第四十章、所有生命都遵从“思想主权”

第四十一章、无私的人很容易绝种

第四十二章、纽伦堡审判临时杜撰的法则

第四十三章、苏联把政治犯当精神病镇压

第四十四章、没有选举权的中国店小二

第四十五章、中国农村户口起源于意大利德国的中世纪

第四十六章、华人满足于赚钱，极少问鼎政权

第四十七章、思想有其自我设限的瓶颈作用

第四十八章、西伯利亚重见天日，为期不远

第四十九章、战略家不过是历史命运的工具

思想主权第四部“人性·内篇”

（《思想主权的解毒·上》）

第一章、接触得越多越广泛越深入，就越虚无

第二章、“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是指控上帝

第三章、批量烧名画，诞生新艺术

第五章、欧洲中心主义是敌基督的

第六章、生产和财富的奢侈造成生态灾难

第七章、“经济基础”不过是思想的排泄物

第八章、穷得剩下上帝，才看见了真相

第九章、思想救人的最高形式就是福音

思想主权第四部“人性·外篇”

（《思想主权的解毒·下》）

第一章、“自然的选择”与“上帝的拣选”

第二章、我们的思想割裂万物、分别彼此

第三章、科学主义和传统宗教

第四章、科学无法提出终极的答案

第五章、只要动念，就可能落入陷阱

第六章、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

第七章、人类成为自己最危险的敌人

第八章、理想是水中流动的思想

第九章、国家女神需要人类屠杀的祭献

第十章、贫困令人变蠢，智商下降十三点

第十一章、神权政治的基础是地下水源

第十二章、每个人都有两个祖国

第十三章、第三期中国文明吸收基督教文明的元素

第十四章、社会混乱是思想混合的结果

第十五章、一胎化思想要消灭“过剩的人口”

第十六章、全球化进程政治上失控

第十七章、多重的价值是人性的一部分

第十八章、在社会荒漠中创造一个社会结构

第十九章、人类基因组序列这本书由DNA语言写成

第二十章、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第二十一章、地球能养活1570亿人是思想，并非事实

第二十二章、战争与和平都起源于人之思想

思想主权第五部“途径篇”

（《主权与思想的主权》）

思想主权第六部“钩沉篇”

（《思想主权的发现》）

2012年12月1日──2013年11月26日；2014年9月18日──2014年12月31日修订

──一切事情都是人想出来的，但一个事件也可以改变所有人的看法和想法；这两者并不矛盾，反是一体两面的。

──“我思故我在”翻拍了《约翰福音》前三句话，形成一句简练的格言：

“我思、故、我在”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翻拍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虽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思”翻拍了“太初有道”，“在”翻拍了“道就是神”：因为神是一切存在的源头。“道与神同在”则是“太初有道”与“道就是神”之间的过渡和连接：因为“道”见证了“神”的存在，正如“思”见证了“我”的存在。人本主义在笛卡尔的这个翻拍过程中悄然取代了神本主义，但即使如此偷梁换柱，脱胎而来的痕迹依然十分明显。在我看来，正因为“我思、故、我在”承袭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陈述，所以也就顺利切入了人们习惯的思路，同时又因为推陈出新的表述而让不明就里的人们拍手叫绝。

──从“文化本体论”（Culture Ontology，1986年）到“思想主权论”（Thought Sovereignty，2001──2112年）：这个精神跋涉花费了十五到二十六年的时间。

导论

第一章、人所认识的世界仅仅是他自己

（01）

正如任何力士也无法脱离地心引力一样，任何思哲也无法测量自己。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困局：人可以认识世界，却无法认识这个据以认识世界的自己是否可靠。因此之故，人所认识的世界就仅仅是他自己或自己的表象，而无法是那“客观的实体”；因此之故，那“客观的实体”或“物自体”也只能是人的思想，或人的信仰，或是自以为是的“天启”。

（02）

开车开车，不管到了哪里，都还是在车里！人无法感知自己感官世界之外的任何世界。人无法思想自己思想世界之外的任何世界。而人的感知在根本上上也离不开思想。

（03）

运动不是一切，但目的却是我们不知道的！“不知道”，就“不发生作用”。苏格拉底要“求知”，这就触犯了大忌，因为这就是在颠覆社会，所以人民法庭要判决他死刑。知识一旦更新，秩序就会颠覆了“用”。以马内利要“真理”，这就触犯了大忌，因为这就是在颠覆社会，所以宗教法庭和人民领袖要判决他死刑。偶像一旦破坏，秩序就会颠覆了。

（04）

生命是一个过程。思想也是一个过程。这个世界是一个思想的世界，一个思想所创造的世界。“人是符号的动物”──这是思想；“人是动物的符号”──这也是思想。

（05）

苦难和幸运都是人的思想，天堂和地狱全在一念之间。

（06）

生活是思想创造出来的，生命也是思想创造出来的：我们现在眼见的一切都是思想的产物──人文世界是“人的思想产物”，自然世界是“神的思想产物”；无神论者认为，甚至连神也是人的思想产物；在科学家看来，自然世界不过是人的“感觉的综合”。

（07）

人的内在倾向，不仅不会“妨碍对问题的讨论”，相反正是内在倾向“创造了对于问题的讨论”；思想“内在于人心”，而非“客观的反映”。

经过思想改变了的人，就是新造的人；在时间的腐蚀作用下，虽然新造的人也会陈旧的，但那毕竟已经不同于以往的旧货。

（08）

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并不奇怪，“有了我”才是太奇怪了。

（09）

权力（强权、权能）是思想（信息、密码）的结果──在此意义上，把“追求权力的意志”为宇宙的本原是极为荒谬的；相反，宇宙的本原应该是“创造权力的思想”。 

（10）

思想要变得有效，迟早会趋向一种信仰；就像血液循环、心肺呼吸、肠胃消化那样固定和规律──在这种意义上，科学的结论也是一种信仰，而且也只能作为信仰被人们理解和传播。

（11）

思想所创造的主权：一切主权，说到底都是思想的主权。

（12）

“主权是不负责任的权力。不负责任的权力必定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这又是在不加限制地滥用普遍原理：在我看来，人的、国家的主权，才是不负责任的权力；而神的、思想的主权，则是负责任的权力……因为，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约翰福音第一章3节 ）。“不是为自由而存在的权威就不是权威，而是暴力。”──为自由而存在的权威最终也将演变为暴力，这是由人的原罪所造成的，“必然的败坏”。

第二章、思想主权不能重蹈国家主权的覆辙

（13）

思想虽有主权，但要慎用这一权力；思想主权不能重蹈国家主权的覆辙──滥用权力。

（14）

思想更接近“动机”、“本能”、“欲望”，而不是“意识”、“观念”、“语言”，更不是“概念系统”、“权力意志”、“神圣偶像”。

（15）

思想不仅是对万有引力的“认识”，而且思想就是万有引力的“本身”；不仅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是思想，而且客观规律本身就是思想。──这类似于有人指出的，小说是“对思想的白描”；而科学心理学不过是对“对思想的分析”……分析永远赶不上白描，因为白描是“直观的”、“第一手”的。但又不同于，小说、科学心理学是人类的作品；万有引力、客观规律则是超越人类的某种作品，而对它们的认识则又是人类的作品了。

（16）

人在困境中，思想才锋利，因为思想乃是为了突破困境而诞生的。思想的锋芒，都是从生命的攻击性发展而来的；思想的澄明，都是从生活的混浊性过滤出来的。

（17）

思想主权，就是创造世界的力量。

（18）

祈祷不是洗脑，不是自我催眠；而是像呼吸、喝水、吃饭、睡觉一样的生命活动。

（19）

仪式，是有形的思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作用集合体，它基于“眼耳鼻舌身意”，就是“眼耳鼻舌身”等五种感觉以及作为第六感的“意”。

（20）

真理不是一种错误，真理只是一种陈述，甚至连思想都算不上──既使对之进行了偶像化装饰。

（21）

思想的宇宙，只是思想的浪人；他不是什么至圣先师，因为他不是孔子那样的国民教育家，而是天地精神的不断折射。

（22）

灵魂在歌唱……灵魂怎么会歌唱呢？其实所有的歌者都是作为灵魂在歌唱的：他（她）们要按照乐谱或其他既定的认可的方式唱，才不是噪音──这是作为傀儡的歌唱、作为道具的表演。

（23）

祷告是自说自话？自说自话也是和上帝说话？因为人既然是上帝造的，那么和自己说话也就是和上帝留下的信息和密码在说话？所以不论如何祷告都是有其效力的？

（24）

思想创造世界，这并非“一切唯心造”，因为我们的心、思维，都是来自更高的本原，那就是宇宙的思想、思想的主权。思想主权虽然不是我们人类所能证明的（否则我们就大于思想主权了，就像我们大于我们所创造的科学那样），但却与我心心相印。我知道他在，而且我知道他就在我身上。

第三章、“向前的思想”才会迷人

（25）

“希望”之所以迷人，就在于希望是“向前的思想”。

（26）

“你是我的思想，我也是你的思想，他则是我们共同的思想。”──社会是依靠思想组织起来的，除却了思想，将不再有社会，只有组织的废墟。

（27）

“自然界本身”这个概念，其实也是我们的思想。

（28）

“把爱因斯坦质能转换式说成唯心主义物理学”不仅仅是笑话，而且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论。

（29）

“超自然”的意思，就是“超越了理解”，就是“在人的理解可以把握的范围之外”，就是“超理解”。“自然”，就是“可以理解”，就是“在理解可以把握的范围之内”。但是，“超理解”并非“超思想”，因为“超理解”也是一种思想的结果。正如“超自然”也是一种思想的结果。“超思想”实际上不可能存在于人的语言和思想之中。

（30）

“哲学靠思辨，科学靠实证”：思辨是思想，实证也是思想，在这种意义上，思辨是一种逻辑，实证是另种逻辑。

（31）

“鬼故事”，就是思想对于自然过程所采取的抗拒形式。正如“科学”，“鬼故事”，就是思想对于自然过程所采取的认可程序。

（32）

人生，不管你怎么赢，也都是在走向输，最终就输掉了生命；人生，不管你怎么输，也都是在走向赢，不断赢得每天的思想。

（33）

“世界”是由我们的大脑合成的图像！这是一个不能公开的秘密。这个秘密一旦公开，社会就将失去控制。

（34）

言论自由，是与贸易自由一同兴起的；因为在本质上，言论是一种商品，是用来“售与他人”，与思想的“自己消费”具有不同的本质。“出卖言论”的人，因此必须“隐藏良心”。

（35）

稿费是专门用来歪曲思想的，稿费越高，歪曲得越厉害。版权是僵尸的墓志铭，版权越久，僵化得越彻底。

（36）

国家主权可以控制言论流通，就像控制商品流通，国家主权还可以控制思想发展，但是却消灭不了思想自由，因为思想的能力在本质上是一种生物机能，不是任何社会文明可以消灭得了的。

（以上1212年12月1日──12月29日）

（以上为导论）

（另起一页）

第四节

中国怎样才能领导知识革命

综合媒体2010年10月15日报道，美国前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13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采访时表示，中国政治制度相当死板（quite rigid），“我认为，一个十分畏惧互联网的国家（中国）是不会引领知识革命的”。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是世界上网络审查最严格的国家。而中国的许多管制，其实不是与政治相关的，

赖斯在采访中还警告称，美国不能失去商业和政治的世界领导地位。“如果美国在全球经济及世界政治制度中发挥不了主导作用，世界将变得逾趋危险，美国人民也将因此受难。”

根据我的经验，赖斯的这一说法并非官腔，不是简单地出于“颠覆目的”，而是一种日常经验的总结。因为现在中国的网络管制，确实迫使人们“戴着脚镣跳舞”。

什么是“戴着脚镣跳舞”呢？美国文学批评家佩里（Bliss Perry，1860—1954年）曾经说过：“差不多没有诗人承认他们真正给格律束缚住了。他们乐意戴着脚镣跳舞，并且要戴别个诗人的脚镣。”显然他的脚镣指的是诗歌的格律。

闻一多说过：“恐怕愈有魄力的作家，愈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缚束。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看来，闻一多如果活着，应该是赞成中国当前的信息封锁的，因为在他看来戴着脚镣跳舞才好。难怪毛泽东喜欢他，而他如果活到1957年和1966年，恐怕也能善终的。

但个人的善终并不是社会的善终。且不要说政治上的思想控制不利于知识革命，就是社会上的思想控制也不利于知识革命。

我们知道，日本的产品质量一般要高于美国，日本社会的设备更新也快于美国，但是现代世界的知识革命为什么发生在美国而不是在日本？显然，这与日本社会的保守、压制、等级秩序等“亚洲习惯”不无关系。所以，日本能造出好东西，却不能造出好人才。而知识革命，正是由好人才领导的。

一个不能容忍人才的社会，绝不可能领导知识革命。现在美国债台高筑、百业萧条，但是在知识创新这一点上，其他国家依然瞠乎其后，看来，赖斯前国务卿的最后希望，就是美国还可以出口人才，来完成最后的辉煌。中国，已经准备好了接纳美国的客卿，来帮助中国的崛起吗？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自己必须先清理门户，撤销限制信息交流的障碍。

为思想自由扫除障碍，知识革命才有可能。

上个世纪在中国，许多人认为“言论自由”最重要；而在本世纪，已经显示出“信息自由”比“言论自由”更加重要。如果没有信息自由，即使言论自由也会变成空中楼阁，甚至是痴人说梦。进一步看，学生可以不说话、没有言论自由；但必须有书读、拥有信息自由。可是现在的中国不仅保证前一点，也不能保证后一点。

而“信息自由”比“出版自由”更加宽泛，也包含了对于“言论自由”的容忍，因为禁止言论自由，也就无异于扼杀了信息的流动。在这样的社会里，任何知识革命的萌芽，都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另起一页）

第五节

中国人的信与不信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终于出现了复古的倾向。2008年12月10日BBC“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专访”《文化学者谢选骏谈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变化》报道说：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经济上的自由，也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从过去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然而，政治教条的瓦解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信仰危机。 

有人批评中国是一个只相信权势和金钱的社会；也有人说，中国人现在什么也不相信了。 

文化宗教学者、电视政论片《河殇》撰稿人之一谢选骏前不久在纽约就此接受BBC中文部资深制作人乐安的采访时指出，中国人对信仰一直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无论文革的时候讲革命，还是现在讲钱，实质都是适应社会。他首先谈到中国人当前的精神走向： 

答：从目前的趋势看，是朝民族主义，或者说复古主义的方向发展。将来会让马列主义寿终正寝，这个程度也可能是很激烈、很极端的。 

问：那回过头去发掘传统的东西又到底能给今天的中国人提供多少精神资源呢？ 

答：起码能给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扩大一些外延。现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已经相当恶化了。前些年开始就有一个词：宰熟，专门对熟人下手，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老鼠会”。中国的意识形态如果出现复古的倾向，倒可以把这种唯利是图的心态向中庸扳一扳。 

问：这方面我们确实看到一些官方的动作，比如祭孔。但民初康有为已经努力过一次要把儒教国教化，但是失败了，还有第二次可能吗？ 

答：完全的国教化可能性不大。但可以通过系统的、有组织的重新传播，在某些层面得到复兴，这是可能的。 

我们看到儒教在中国真正成为国教的那几个朝代，比如两汉和明清，都是所谓统一帝国，一稳定两三百年。而我们这个时代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有点儿像南北朝。而南北朝是一个佛教兴盛，儒教衰微的时代，各种思想相互碰撞，是一个文化传播和创造性的时代。 

问：这些年基督教、天主教，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都有很大发展。一些估计认为，现在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答：基督教在中国有两种意义：内在和外在的。这两种都和国际影响有关。 

从内在角度来说，基督教是一种比较“现代的”意识形态，虽然看起来好像有很多迷信的因素。但是它是从西方社会产生出来的，和现在的西方文化有一种内在的相通。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比儒、佛、道跟现代化都更密切一些。 

从外在来说，因为基督教和西方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跟基督教的联系中国人就容易接触到外国的人和机构。 

从这两方面来看，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到，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肯定会越来越大。 

问：中国人过去讲“天地君师亲”，文革时讲政治。而基督教讲在神面前的平等。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基督教似乎都和中国有很多矛盾的地方，而这似乎并没有妨碍它近些年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为什么呢？ 

答：这里面有毛主义的因素或者说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因素。马列主义是在基督教社会产生出来的，很多做法和基督教有相似之处。比如共产党的政治学习，就跟基督教的查经班很像；政治运动中的群众大会和布道很像；甚至还有人说批斗大会跟异端裁判所处决女巫也很像。 

这些跟中国的传统都不一样，也就是说毛泽东的马列主义实践不自觉地在中国为基督教开辟了道路。他把中国的传统摧毁了，把基督教传播的一些障碍，比如祖先崇拜、天地君师亲这些给摧毁了。毛主义失败后又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精神真空，基督教正好乘虚而入。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未来的时代肯定是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的，而不可能是一元化。实际上中国马列主义垄断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暗潮汹涌，将来无非是暗潮拿上台面，那时候马列主义只能是众多流派中的一派。

但是有些东西中国的基督教和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不一样。中国的基督教使“爱”，使基督的那种仁慈在传播中受到了某种割裂。宗派活动猖獗，而不是主内弟兄在基督里合一那种感觉。有点儿佛教化，有很多小宗派。而且把人分成亲疏，熟人不熟人有别，这些都渗入到中国基督教里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很多人是拿传统的儒佛道、民间宗教甚至鬼神的概念去理解基督教的上帝的，从而让基督教在中国成了一种混合主义的宗教。还有中国人相信“圣人”，认为人可以达到无私的状态，基督教不承认这一点。 

问：回顾这三十年中国人的精神历程，一件事不能不提及，那就是法轮功现象。其出现和中共的镇压是否使得今后各种宗教组织的发展，甚至任何组织的出现和发展都变得困难了？ 

答：法轮功有当时的特点，比如八十年代的气功健身热，“六四”后的一段时间还得到过官方的支持，但后来走上了和官方冲突的道路。 

从历史来看，法轮功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历代王朝末年经常出现这种宗教运动。比如，汉朝末年的五斗米教，元末的白莲教、明教，清末的义和团。 

法轮功团结了改革过程中被牺牲掉的弱者， 但从现代化的进程看这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未必是正面、积极的东西。在中国一旦一个慈善组织形成规模必然向政治性转化，因此现在中国政府连慈善活动都限制很严。 

问：那么经历了过去三十年的深刻变化，今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呢？ 

答：按照我“第二南北朝”的理论来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未来的时代肯定是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的，而不可能是一元化。 

南北朝时代就是各种派别都起来，谁也不能获得垄断地位。实际上中国马列主义垄断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暗潮汹涌将来无非是暗潮拿上台面。那时候马列主义只能是众多流派中的一派。基督教、佛教、儒教各有千秋，在法律框架内各有一席之地。 

问：那么结果呢？人们的日常行为会更加规范吗？ 

答：如果中国能建立起一个法律构架，这种丰富多彩会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改善。如果中国社会建立不了法律构架，而各种精神现象互相竞争、试图获得一种独尊地位的话，像马克思主义和法轮功，现在好像是两个最有力量的对峙的精神力量，他们如果想获得独尊地位的话，给中国人带来的就不是建设性的，而是文革一样的精神损害。 

（另起一页） 

第六章

中国政府对奥巴马的种族歧视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报纸《光明》，在其首都北京，发表了一篇史无前例的文章：《奥巴马，13亿中国人鄙视你》。一夜之间，这篇文章贴满了受到严格监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站。并且蔓延到海外的各个中文网站。

在我看来，这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待美国总统奥巴马，确实有点“种族歧视”的倾向。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下面我们来简要分析一下“中国政府对奥巴马有点种族歧视”的依据何在：

首先看“中国政府”：

1、《光明日报》、《光明网刊》都是中国政府主办的。

2、代表“13亿中国人”说话的，显然是中国政府的口气。

其次再看“对奥巴马有点种族歧视”：

1、奥巴马是美国总统，中国政府声称“13亿中国人鄙视”一个美国总统，这是中美1979年建交三十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这还不要紧。要紧的是，这种腔调完全不合外交礼仪，就是在“最后通牒”、“宣战诏书”里，一般也不使用如此辱骂性质的措词。

2、奥巴马让中国政府生气了。但是他究竟干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对台军售？接见达赖？人权外交？几乎没有一件是以前的美国历届总统没有干过的，而且奥巴马做的只少不多。

3、既然如此，中国政府为什么大动干戈、全面出击之呢？那我们就要看看奥巴马与以前历届美国总统相比，到底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4、我看来看去，唯一的一点，就是大家还没有看到的，或者说大家都看到了却假装没有看到的，或者是看到了却说不愿意说破了的：奥巴马总统的父亲是个黑人，所以他也被看作“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

5、一个黑人总统是不是就需要对中国特别友好？如果一位黑人总统满足不了这一“特别友好”的严格要求，就应该遭到“愤怒”和辱骂？如果这是真的，这难道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吗？

2010年2月5日

附录

奥巴马，13亿中国人鄙视你 

傅尹刊发时间：2010-02-05 08:27:57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３日就美方称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会见达赖回答记者提问。马朝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达赖去美国窜访，坚决反对美国领导人以任何名义和形式与达赖接触。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奥巴马想干什么，一进入新年，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又是贩卖军火给台湾，又是顽固地坚持要会见分裂分子达赖。如果说获得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奥巴马，当时还能给中国人民稍微留下一个好印象的话，那么这两起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就让中国人民认识到了奥巴马伪和平的可怕面目。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近两年来，在和平发展的共识下，两岸关系进一步融洽，两岸经贸往来加大，两岸人民交往进一步密切，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通过直航、旅游、集团采购，台湾同胞更感受到了大陆同胞冬天里的关爱和呵护。两岸同胞共同渴望和平发展，然而奥巴马政府横插一刀，不顾两岸同胞一致反对，批准对台军售。目的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支持台独，阻碍两岸和平进程。其狼子野心何其毒药也！

达赖作为被现代文明抛弃的丧家之犬，一直梦想分裂中国、分裂中华民族，一直梦想把西藏人民带回黑暗残酷的农奴制社会，一直在制造分裂恐怖活动。对于这位人人喊打的反人类、反文明的过街老鼠，奥巴马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还是要坚持会见达赖，再次暴露出奥巴马的伪和平本质。说穿了，奥巴马就是想给其它国家的安全制造隐患，就是支持分裂分子横行霸道，就是希望世界动荡不安，他和他的政府好从中渔利。

中美建交后，美国领导人一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台湾、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又不断违背中美签署的联合公报和各种协议，特别是近期，不仅向台湾出售达64亿美元的军火，而且还和中国的分裂分子头目达赖眉来眼去，完全违背国际通行准则，实际上是一付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骗子嘴脸。用这样的人来执政，是对美国人民的不尊重，也是对世界和平的侮辱，实在遗憾！

中国有句俗话，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损人利己已对自己打了耳光，损人不利己则让奥巴马无地自容。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强国，美国在世界性的利益中需要中国的支持、合作，此次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对美国的帮助，中国的作用已显而易见。好了伤疤忘了本，奥巴马忘了中国已经不是“东亚病夫”，而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上不能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是醒来的东方雄狮。中国和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最终损害的将是美国和美国人民自己的利益。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说，伤害了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谐人民的感情，伤害了13亿中国人民的感情，那才是真的得不偿失。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奥巴马，你记住，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鄙视你！

（另起一页）

第七节

中国收留斯诺登、实现大国崛起

内容提要：

首名逃亡到中国的美国情报人员斯诺登，已经成为试金石：考验“中国是否已经上升到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

斯诺登之所以逃亡中国香港，大概有两点考虑：

1、中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和美国的实力比较接近的大国，甚至有说美国准备承认中国的G2地位的；

2、香港虽在中国治下，司法却相对独立，斯诺登可望获得一个公开而公平的审判；

斯诺登基于上述理由决定留在香港，这样就可以让他获得上述双重保护的好处。

（一）

英国《卫报》6月5日的一则报道不仅震惊了美国朝野，也震惊了世界各国：美国国家安全局（以下简称NSA）根据4月份签发的一项秘密法令，要求电信商威瑞森提供美国本土用户每日的国内及国际通话记录。美国《华盛顿邮报》在6月6日进行了同题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FBI）大约在6年前开始尝试“直接接入”谷歌、微软、Facebook等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通过视频、声音、图像、电子邮件和网络浏览记录，监视个人的“网络踪迹”。

据报道，NSA、FBI此项行动的代号为棱镜（PRISM），始于2007年的小布什总统时期，包括两个秘密监视项目，一是监听民众电话的通话记录，二是监视民众的网络活动。如此规模“监听门”的出现激怒了美国舆论。

《卫报》、《华盛顿邮报》作出上述报道的根据是一个名为爱德华·斯诺登（Edward-Snowden）的美国情报人员所提供的秘密文件。准确地说，斯诺登此前受雇于美国防务承包公司博思艾伦（Booz Allen Hamilton），在NSA设在夏威夷的威胁行动中心担任系统管理员。斯诺登现年29岁，曾在2004年5月作为特种兵加入美国陆军预备队，但数个月后因双腿受伤退役。斯诺登自己告诉记者，他离开军队后，先在马里兰州获得一份NSA的安保工作，其后在中央情报局（CIA）担任技术助理，从CIA离职后成为防务承包商博思艾伦的员工，由公司外派到NSA工作直至最近。用网络流行语来说，斯诺登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名“临时工”。

斯诺登将有关棱镜行动的秘密文件交给《卫报》、《华盛顿邮报》后，在报道刊登前的5月20日从夏威夷飞赴中国香港，并于6月8日、12日分别接受了《卫报》及香港《南华早报》的专访。在接受采访时，斯诺登称意识到自己正在对抗“全球最强大的情报机构”，面临被投入监狱的风险。斯诺登还表示，他将留在香港，“直至被要求离开”。斯诺登还说，他有很多逃离香港的机会，但他对香港法治有信心，因此宁愿留在香港，在法庭上与美国政府对抗。

斯诺登这样说实际上是表明了他将在香港寻求政治庇护的意图，只是美国政府目前尚未公开向香港提出引渡要求，香港特区政府亦未限制斯诺登的自由。

所以，尽管斯诺登未直接与中国情报部门联系，但他为逃避美国情报机构的追缉，入境中国香港意图寻求政治庇护，他创造了一项历史：首名逃亡到中国的美国情报人员，至少公开的情况是如此。

中国政府敢不敢接受首名逃亡到中国的美国情报人员？

（二）

斯诺登的命运如何，现在已经成为舆论关心的重点：

1、被引渡回美国受审

斯诺登于5月20日抵达香港，入住一家豪华酒店，他在6月12日时仍享有自由，但在6月10日就已离开酒店，隐藏起来。

据中国新闻网引述美国媒体的报道，一位了解香港政府有关工作的人士表示，美国政府律师已经确认了斯诺登的36项罪名，其中包括泄露政府机密罪。美国政府律师并与香港特区政府律师进行了联系。美国与香港在存在引渡协议，如果斯诺登被引渡回美国，他很可能将面临极其严厉判罚。

可以比较的是美国数年前的另一起泄密事件，将机密文件交给“维基解密”网站的美国陆军一等兵布拉德利·曼宁日前出庭受审，此前他已被羁押长达3年。根据曼宁已承认的罪名，他将最多获刑20年监禁，如果全部罪名成立，曼宁将面临至多154年监禁。

2、在香港申请政治庇护

香港与美国之间存在引渡协议，但引渡协议第6条及香港《逃犯条例》第5条，若涉案者涉罪带有政治性质，则不论罪行如何，涉案者都不应被引渡。

斯诺登在向记者讲述自己披露NSA监听行动的动机时表示，“我不希望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也不希望生活在一个一言一行都被记录的世界里。我不愿意为其提供支持，或接受这样的情况。”

如果斯诺登所讲述的是事实，对公民个人隐私的尊重、以及互联网自由肯定成为他为自己辩护的高尚政治理由。《南华早报》报道称，有香港知名律师估计，若美国要求引渡斯诺登，相关诉讼程序将可能长达5年。

而根据香港《逃犯条例》第24（3）条，如果中央政府如果认为事件会影响外交或国防利益，就有最终决定权。前面提到，斯诺登事件已经涉及中国重大安全及外交利益，所以中国政府的态度也是决定斯诺登命运的因素。

斯诺登在披露NSA棱镜行动前有着丰厚的薪金，并已准备与女友结婚。

3、其它国家的政治庇护

与此同时，斯诺登曾向《卫报》透露过希望冰岛政府给予政治庇护。但从“维基解密”网站创建者阿桑奇的遭遇来看，冰岛国小力弱顶不住美国的压力，所谓最高网络自由的价值观不过是口头上的宣示而已。更何况，斯诺登涉及到美国顶级机密，情况远比阿桑奇、曼宁严重得多。

现在已身处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的阿桑奇建议斯诺登选择前往南美国家。俄罗斯则已经表示愿意为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所以，斯诺登最终离开香港，前往第三国避难也具有可能性。

（三）

在中国国内的新闻报道中，已有不少大陆网友要求中共政府将斯诺登保护起来；这些发言源于一种广泛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文媒体评论说：“这回网友的直觉并没有错，因为斯诺登出示的文件已经涉及到中国国家安全及外交利益，根据相关法律，中央政府有权对香港特区政府作出指示。骨干互联网服务器遭到美国情报部门入侵如此严重的情况，如果中国相关安全部门不进行介入，那将是失职。”

有中文媒体还分析说：“更深层次地说，中国与美国目前虽然积极地在经济、外交领域深入交流，希望加强双边关系，但现实是，在核心的军事领域，中美一向谈不上多少信任，两国军队在背地里更是相互视为假想敌。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斯诺登的动机如何，一名美国特工带着涉及中国利益的机密文件前来避难，如果顺从美国意愿将其遣返，将会对中国情报部门的海外信誉构成伤害。”

面对首名逃亡到中国的美国情报人员，中国政府何去何从？

这就全看它给自己的定位了：如果中国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大国崛起，它势必会庇护首名逃亡到中国的美国情报人员，以此来证明自己具有和美国同等的地位；如果中国政府认为自己尚未实现大国的崛起，它势必不敢庇护首名逃亡到中国的美国情报人员，以免与美国正面对抗——因为作为“老二”的中国，毕竟和破罐子破摔的俄国，有所不同。

中国政府是否庇护首名逃亡到中国的美国情报人员，已经成为考验“中国是否已经真正升级到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的试金石。

中国政府到底是否相信它自己有关“大国崛起”的宣传？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结果。

（另起一单页）

第八章

中国整合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

一百多年来，中国虽然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漫长的革命之一，却依然没有成功——相反还陷入了分裂状态。

这是为什么？

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

我经过仔细研究后恍然大悟：中国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因为没有一个需要负责的最高领导人遭到改朝换代后必须面对的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满清皇帝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袁世凯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北洋政府首领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班底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

由于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所以后来者总是摆出一幅后来居上的姿态为所欲为，因为他的前辈都逃避了应有的惩罚。

不仅如此，最高领导人有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而且还得到了某种赦免和放纵。不仅满清皇帝后来得以组建满洲国，甚至中华民国也能死而复活。

这里可以举出一个例子。

2016年9月3日，《快乐老人报》回忆报道说：蒋介石乘飞机逃跑叶剑英不同意击落：

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损失过半，解放军将战线压至长江一线，国民党统治面临垮台的命运。此时，蒋介石的后院又起火了。国民党桂系白崇禧、李宗仁公开要求他下野，与共产党和平谈判。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退路了。

蒋介石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张其昀的建议，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他的亲信陈诚奉命开始经营台湾。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天，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一千里战线上横渡长江，蒋介石苦心经营达三个月的长江防线瓦解。解放军在4月23日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首都”失守。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14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再迁四川，蒋介石也赶到重庆指挥，并在此度过了他在大陆过的最后一个生日——63岁生日。

11月30日，重庆失守，蒋介石逃往成都。12月7日，行政院长阎锡山率国民政府各部门从成都逃往台湾。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10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宣布起义。自此，成都已成为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的一座孤城。就在刘文辉宣布起义的当天下午，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仓皇逃往台湾。

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洪学智回忆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49年12月10日，解放军15兵团已接管了广州飞机场，但飞机场仍留有国民党人员。在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前，成都机场人员与广州机场联系，了解广州方向的天气情况，由于他们过去在一个系统，都非常熟悉，广州的机场得知蒋介石乘坐的飞机将在下午3点左右到广州上空，直接飞往台北。

白云机场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到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处。当时广州机场驻有起义的原国民党飞行员和战斗机，广州白云机场解放军接管负责人建议，可以用战斗机把蒋介石座机迫降下来，或者是干脆打下来。洪学智在了解了这一方案的可行性之后，将情况报告给时任15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叶剑英。叶剑英表示要请示中共中央，但中共中央的指示久久不来，洪学智当时要求“干脆先斩后奏，先打下来再说”，但叶剑英认为“中央没有回音就不能干”。

由于没有及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又不同意打蒋介石的座机，于是，蒋介石终于顺利飞过广州，逃到了台湾。

谢选骏指出：

叶剑英为何不同意击落蒋介石的飞机？因为他曾是蒋介石的同伙，一直藕断丝连。叶剑英不同意击落蒋介石的飞机，这突出象征着中国革命的戏剧性、虚假性和不彻底性。

如果有一天，中国能够像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那样把国王送上了绞刑架和断头台，中国才能成为英法那样的成功国家。

否则，中国注定了赶不上苏联，因为苏联毕竟还处决了沙皇一家！由此奠定了其超级大国的基础。

（另起一页）

第二节

中国正在整合全球市场

2004年，我开始发表“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书，当时被主流媒体当作“痴人说梦”，现在仅仅过去十年，类似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而且已经深深影响了国际舆论，以致很多人过早地谈论“当中国统治世界”的问题。

在当下的国际秩序下，“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一个重要杠杆，就是“中国正在整合全球市场”。

对此，紧邻的日本是最有感触地吧，因此，“日经中文网”2014年9月11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世界在向“中国标准”靠拢》——

前几天在大连的一家餐厅里听了邻桌的几个德国人的一番高论。德国人边喝啤酒边聊天，他们抱怨“中国人吃饭时会把胳膊肘架在桌子上，说话的声音也很大”，说希望中国人能尽早像德国人那样注重礼仪。他们认为慢慢地中国人也将接受西方的礼仪和价值观。德国人说：“台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是中国人但是却很懂礼貌”。 

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到底是中国人逐渐接近国际标准呢？还是国际社会在向中国标准靠拢呢？至少在电影和时尚领域答案很明显。 

差评电影却能大卖？ 

美国有一个名为“烂番茄（Rotten Tomatoes）”的影评网站。影评人会对最新电影进行评价，喜欢的电影会送上新鲜的红番茄标签，不喜欢的电影则送出腐烂霉变的绿番茄标签。 

《变形金刚4》（美国派拉蒙影业提供） 今年夏季在中国和美国同步上映的《变形金刚》系列的第4部作品——《绝迹逢生（Age of Extinction）》得到的净是绿番茄，支持率仅为18%。“没有故事情节”、“没有新鲜感”等差评比比皆是。《变4》在美国的票房收入仅为2亿1400万美元，是变形金刚系列中的垫底之作。 

然而，这部动作片恰恰具有中国人所喜欢的痛快、明快又豪放的故事情节，所以在中国狂揽了3.2亿美元，创下中国最高票房纪录。在美国被视为“平庸作品”的电影最终在全球获得了超过10亿美元的票房收入，成为大卖作品。 

8月14日开始在中国上映的动画片《驯龙高手2》的情况也与《变4》相似。在中国上映首周的票房收入达2860万美元，是2010年上映的《驯龙1》的9倍。尽管美国观众认为《驯龙2》“势头不及第1部”，但是在中国市场的支撑下，其全球票房收入有望大幅超越《驯龙1》。在美国的成败似乎已经渐渐不再是电影最终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其背景是中国电影院的“激增”。截至今年6月，中国电影院银幕数已达2.2万块，是5年前的5.3倍。增长尤为迅速的是地方城市。7月底，我造访了黑龙江省哈尔滨的一处购物中心，尽管是周一晚上，但电影院却拥挤得水泄不通。而在以石油和螃蟹闻名的辽宁省盘锦市，2012年的电影票房收入已扩大至上年的9.6倍。 

地方城市的电影迷并不需要让人心情沉重的情感剧。例如描写好莱坞女演员华丽转身为摩纳哥王妃的《摩纳哥王妃》，虽然由知名女星妮可·基德曼主演，但在中国的票房却只有500万美元，仅为《变4》的64分之1。在好莱坞，今后相比情感剧，动作电影将增加，这一点不难想象。 

消费者力量“封杀”演员 

此外，还曾经发生中国消费者“封杀”演员的事件。今年春季，香港演员杜汶泽表示支持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称“我心中最美丽的大宝岛，加油！”，结果遭到中国大陆网民的谴责。杜汶泽没有后退，不断发表过激反驳，最后中国大陆观众抵制了杜汶泽的电影。春季上映的杜汶泽主演的《放手爱》首日票房收入仅为人民币50万元，因为过于惨淡，5天后就结束了公映。 

而在时尚世界，中国消费者的偏好也已开始左右流行趋势。意大利高级箱包制造商托德斯（TOD＇S）开始给皮包加上拉链。这是采纳了中国女性的建议——以往的设计容易被偷。依据同样的理由，最新的外套增加了更多口袋。 

在中国标准大行其道的世界里，将会发生什么呢？设想一下20××年的好莱坞电影，可以想象会有下面的镜头——“美国总统”对顾问说，关于尖阁诸岛（中国名：钓鱼岛）的讨论，我认为中国也有一定道理…… 

中国在军事实力增强之外，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发生更加深刻的根本性变化。 

（上文作者为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大连支局的森安健）

不仅如此，仅仅过了一天，到2014年9月12日，“中国日报中文网”就来凑热闹了，发表了《世界正向中国标准靠拢的9个证据》。由此可见，世界村正在多么迅速地交流思想，许多以前匪夷所思的传播正在成为现实：

看到标题先不必惊讶，也不必纠结于到底是中国人逐渐接近国际标准呢？还是国际社会在向中国标准靠拢呢？看完下面的内容你自然心中有数。

1、苹果新品终于在本周发布，吐槽和溢美之词不相伯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iPhone6依然保留了“土豪金”的配色。早在金色iPhone 5S推出之时，科技博客appleinsider就曾报道称，苹果之所以推出金色iPhone 5S是又一迎合中国消费者的举动。

报道还称，由于中国的苹果消费者中年轻女性购买者数量迅速增长，所以制造商表示，中国的颜色喜好将开始远离西方的工业设计色调，金色将会逐渐占据统治地位。

2、8月14日开始在中国上映的动画片《驯龙高手2》，与今年夏季在中国和美国同步上映的《变形金刚4》情况相似。《变4》在美国的票房收入仅为2亿1400万美元，是变形金刚系列中的垫底之作。然而，这部动作片恰恰具有中国人所喜欢的痛快、明快又豪放的故事情节，所以在中国狂揽了3.2亿美元，创下中国最高票房纪录。

同样的，尽管美国观众认为《驯龙2》“势头不及第1部”，但是在中国市场的支撑下，其全球票房收入有望大幅超越《驯龙1》。在美国的成败似乎已经渐渐不再是电影最终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3、第120届英国逍遥音乐节当地时间7月18日晚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开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爱乐乐团首次应邀参加该音乐节，并于7月19日晚作为本届音乐节首个亮相的外国交响乐团为当地观众进行演出。

作为全世界最受瞩目的大型盛会之一，BBC逍遥音乐节在近120年的历史中长期影响着音乐的发展格局。据悉，本届逍遥音乐节上，各种中国元素一直吸引着各国观众的注意。

4、在时尚世界，中国消费者的偏好也已开始左右流行趋势。意大利高级箱包制造商托德斯（TOD'S）开始给皮包加上拉链。这是采纳了中国女性的建议——以往的设计容易被偷。依据同样的理由，最新的外套增加了更多口袋。

5、据法国《新观察家报》报道，按照中国人的口味制造限量版的高档手表如今已成为瑞士钟表业内的普遍现象。比如瑞士奢侈腕表江诗丹顿曾推出“中国十二生肖”限量手表，瑞士斯沃琪集团旗下品牌雅克德罗也曾设计了两款针对中国消费者的龙表和虎表。

6、据网易新闻消息，中国赌客2013年在境外累计输掉76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因此世界各国赌场都视中国客人为“财神爷”，想尽奇招拉客。找中介、雇中国厨师、说普通话，甚至找贝克汉姆来做代言，吸引中国赌客。

7、芒果小龙虾披萨、猪肉海藻甜甜圈，这些食品在美国人眼中堪称“科学怪人式”的疯狂组合，却不断被搬上中国美式快餐连锁店的餐桌。据悉，美式快餐店一方面努力调整口味以吸引中国顾客，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多的保留“西式DNA”和自己的特色，以增加市场辨识度，所以必须不断地研究新菜谱，甚至在中国的不同地区都要推出不同的口味。

8、据《华夏酒报》报道称，享誉全球的奢侈品品牌路易威登为迎合中国人的味蕾，特别推出了XLV系列葡萄酒，并在2012年的香港国际美酒展上亮相，赚足了眼球。

9、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013年报道，英国最近兴起哭丧租赁服务，逝者家属们雇用“专业哭丧员”泪洒葬礼，以此制造出逝者很受欢迎的假象。

10、“我们其实是受到了中国市场的启发，”一家哭丧租赁公司的创办人伊恩·罗伯逊表示，“虽然目前这仍是小众市场，但是对专业哭丧者的需求每年都在增长，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东亚人和中东人来到英国，也把风俗带到了这里……假以时日，它可能会发展成主流文化。”

……

谢选骏指出：中国正在整合全球市场，这一点都不奇怪，更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半。现在人均收入虽然还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但是在许多市场占有额上，已经超过了美国。

当年，美国就是依靠人口基数的市场占有率，最终战胜了德国和日本，并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权。

所以只要中国的人均产值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达到了美国的一半，中国的总产值和市场占有率就会超过美国、日本、欧洲的总和。

那时，“中国”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央国家”了。

（另起一页）

第三节

中国正在突破历史记录

中国正在突破历史记录，中国正在创造历史进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11月30日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生效日期为2016年10月1日。届时，人民币将继美元、英镑、日圆和欧元后，成为篮子中的第五种货币。由于此前IMF总裁拉加德不断吹风支持人民币，中国也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因此人民币入篮几乎没有悬念。

同时，人民币在货币篮子中的权重将达到10.9%，排在美元和欧元之后，一举超越日圆和英镑。这虽然“不小了”，但实际上，人民币入篮权重仅及中国人口比例的一半（人民币入篮权重10.9%VS.中国占世界人口比例19%）。IMF认为，篮子内货币的相对权重应该可以反映它们在世界贸易和金融系统中的相对重要性。照此看来，中国的权重依然不及中国的人口体重。换言之，中国依然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这一突破表明，中国正在创造历史进程。

这一比例是根据IMF今年经过修改的权重公式计算出来的。在之前的计算公式中，货币的权重计算由贸易变量（出口价值）和金融变量（其他国家持有这种货币的储备量和其他金融指数）组成，其中贸易变量占大约三分之二的份量。但在今年的新公式中，IMF提高了金融变量的重要性，让贸易变量与金融变量各占50%比重。此外金融变量还计入外汇市场交投总额、国际银行负债和国际债券证券等。

根据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的计算，如果按IMF的旧公式，人民币入篮后占有的权重本应该有14.2%。中国是全球最大出口国，但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交易中的使用相对较少，拉低了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

“新的公式大幅强调金融变量，减少了全球贸易的比重。”甘思德对BBC中文网表示，“因此新的计算方式让人民币的权重少了3个百分点，对欧元和英镑的权重产生了大幅影响。”

而美元的新权重仅仅由41.9%略微降低至41.7%，几乎等于没变。

美国威尔逊中心公共政策研究员、前IMF执行董事朗德萨格尔（Meg Lundsager）表示，由于美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被广泛使用，因此即使货币篮子中新加入了第5种货币，美元的权重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美元的权重被金融变量拉回来了，”朗德萨格尔对BBC中文网说，“美元在全世界还是处于支配地位。”

朗德萨格尔去年刚刚卸下IMF的职位。她说5年前她还在IMF任职时，IMF就已经考虑将一些金融变量计算在内，但“那时他们（IMF）认为世界各国没有足够的数据去做这件事。”

旧的货币权重计算方式自1978年起就开始采用，已经无法反应当今的世界经济状况。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迪（Nicholas Lardy）说，“很明显，（全球）贸易比最初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金融交易增长得更明显。”

在新的计算公式下，英镑被日圆超越，成为5种货币中占权重最小的货币。不过朗德萨格尔说，这只能说明在这组特定的指数中，日圆被使用的程度比英镑更大。“（日圆）8.3%的权重比（英镑）8.1%的权重重要多少？这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欧元的权重下跌最大，从37.4%下降至30.9%。这表明了欧洲的衰落正在加速，正如欧洲的急剧伊斯兰化正在急剧加速。

这反映出欧元在全球经济中占的比例，不再像以前那样大了。尽管欧元仍然稳居第二，而且几乎是人民币所占权重的3倍。但是其趋势是走向没落的。

相较于5种货币的排名，权重比例本身更能说明问题。权重比例能够给予人们在全球经济中，货币重要程度的总体概念。欧元、英镑和日圆仍然很重要。欧元的权重虽然比以前下降了6个百分点，但仍然排第二。美元仍然占货币篮子的最大比例。全球经济仍然被美元主导。

在很大程度上来讲，SDR是IMF创造出来供世界各国央行之间使用的记帐方式，不能公开在金融市场交易，因此其中货币的权重比例，无法准确反应市场对这些货币的需求。

根据IMF的数据，2015年第二季度，美元在全球储备资产中占63.8%，比例远远大过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IMF尚未单独统计人民币资产占全球央行储备的比例。

罗迪在接受BBC中文网访问时表示，全球央行的储备中大概只有1%是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因此实际上各国央行对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使用，比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篮子中占的权重要小得多。”

“我认为长期来看，各国央行对人民币计价资产的持有会增加，但会非常缓慢。”罗迪对BBC中文网说，“只有一些央行会根据特别提款权的权重调整货币储备的比例，大部分央行的储备都具有一定弹性。”

世界各国央行并不需要依照SDR货币篮子的组成比例调整自己的外汇储备配置。人民币已经被一些国家配置为储备货币。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的国家更倾向于增加人民币外汇资产。

但朗德萨格尔说，总的来说，中国金融市场还没有足够多的产品，吸引其他国家的央行购买。她说，“而且那些央行还要确保能够及时卖出那些资产，这是外币资产的意义所在。”

IMF认为到2016年10月时，人民币可以达到“自由使用”的标准。但“自由使用”并不等于自由兑换，而只是指一种货币可以被广泛使用。根据中国的“十三五”规划，人民币预期将在2020年实现自由兑换。

“我不认为世界储备经理们会像看待美元、英镑、日圆市场那样看待人民币市场。” 朗德萨格尔说。因此她认为世界各国对人民币储备的需求并不会在短期激增。

甘思德则认为几年内，人民币入篮可能会让各国央行的人民币储备翻倍。“但这和各国央行持有的美元储备相比，仍然差得很远。即使人民币储备翻倍，仍然只会占到全球储备的不到2%。”

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圆是世界各国央行最主要的4种储备货币，合计占全球外汇储备近92.8%.

罗迪说，人民币“加入到篮子中与成为储备货币并不相等。但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在这个篮子里，就更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储备货币。”

不论在SDR货币篮子中所占的权重是接近15%还是接近11%，罗迪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币进入了货币篮子，“而目前的趋势是，5年后的评估，人民币的权重大概会继续增加，因为更多的金融交易会以人民币进行。”

甘思德说，长期来看，如果要让人民币拥有更大的储存价值，人们需要对中国的经济有很大的信心。他说考虑到今年夏天中国的金融市场动荡，以及人们对政治稳定性的考虑，人民币要达到这个目标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即使中国目前面临经济放缓，“中国仍然比货币篮子里的其他国家增长速度快，而且也可以预期更大比例的贸易和投资将以人民币进行。”甘思德说，这是长期的趋势。

……

谢选骏指出：有位朋友问我，“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一事，谁是最大的赢家？

我认为，当然是中国。这对共产党统治不一定是好事，但是对中国进入世界中心位置，却一定是好事。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突破历史记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货币，竟然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无疑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这表明，不论人们的主观评价为何，中国正在创造历史进程：通过让一个共产党国家的货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而改写国际上的游戏规则！

这一接纳生效的日期2016年10月1日，正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

可见西方社会对走向中共的拥抱是多么的热切！

前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博客中撰文指出，人民币加入SDR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就像小学生作业完成出色获得的金色五角星一样。

这是一种自我解嘲。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呢。

因为，以后即将发生的事情，就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能控制得了的了。

就像十四年前美国让中国大陆加入了世界贸易（WTO）组织，以后发生的事情，就不是美国和世界贸易（WTO）组织所能控制得了的了。

因为中国突破了历史记录以后，就必然会创造历史进程、改写国际规则。

不信大家就再一次地走着瞧吧。

（另起一页）

第四节

中国正式进驻美国的后院

2012年6月25日中国共产党政府和阿根廷民选政府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发布联合声明：中国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英文名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要求：

六、双方表示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给予对方坚定支持。中国政府重申坚定支持阿根廷共和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以及重启有关谈判，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规定寻求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最终和平解决。阿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台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的和平统一。

虽然这在总共二十六条声明中只占一条，但却是画龙点睛的一笔，与其他二十五条的性质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一条牵涉到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完全超过了“中国-阿根廷”的双边关系。

那么，这一条牵涉到哪些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呢？

首先是英国，其次是是美国。

先说英国，因为英国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英文名称“福克兰群岛”）的现有领主，所以这一条损害了英国利益，而英国又是西方各国首先承认中共的，所中共的这一表态很不寻常，而且违反了中共不对他国领土纷争表态的惯例。

再说美国，由于门罗主义的传统，拉丁美洲在国际政治上一向作为美国的后院而存在。以前中共除了跟着苏联插手古巴而外，从来不敢对拉丁美洲自行其是。现在情况开始有变：中国正式进驻美国的后院。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根廷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

（新华网布宜诺斯艾利斯6月25日电）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一、应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12年6月23日至25日对阿根廷进行正式访问。

二、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与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总统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工作会谈，并会见阿根廷副总统兼参议长阿马多·布杜和众议长胡利安·多明格斯。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三、温家宝总理和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总统共同主持中阿建交40周年庆祝活动。双方回顾了建交40年来，特别是2004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并对此给予积极评价。

四、双方决定以两国建交40周年为契机，以长远眼光推动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持续发展。双方同意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府、议会和政党间交流与合作，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以深化政治和战略互信。

五、为推动双边关系有序和谐发展，双方决定在战略伙伴框架下，启动两国政府间共同行动计划制定工作，以指导和协调两国各领域合作。该共同行动计划（2013年至2017年）将包括两国现有及优先推动的合作领域和项目。

六、双方表示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给予对方坚定支持。中国政府重申坚定支持阿根廷共和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以及重启有关谈判，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规定寻求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最终和平解决。阿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台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的和平统一。

七、双方认为，中阿贸易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2002年至2011年间，双边贸易年均增长超过31％，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双方一致强调，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实现双边贸易多元化和平衡发展，确保双边互利经济关系的持续发展。

八、两国领导人强调，中阿经济关系对推动两国生产领域发展和创造体面就业具有重要意义。鉴此，双方一致同意继续致力于深化经济关系、增加贸易和促进投资。双方一致认为，上述措施将有效帮助两国应对发端于发达国家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

九、双方回顾了自2011年5月两国有关部门签署双向投资促进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来的各项行动及其进展。双方表示将推动高质量、促就业的投资项目在各自国家落户，以促进平衡互利的全球化进程。

十、双方一致同意加强经贸混委会等交流机制的作用，促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双方承诺将继续积极鼓励增加生产领域相互投资，消除政策性障碍，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加强两国政府和企业间关系，促进各自致力于社会包容和平等的经济社会政策。

十一、双方积极评价克里斯蒂娜总统2010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确定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所取得的进展，并承诺支持扩大该领域的双边合作。

十二、双方指出两国有关机构签署的大量协议体现了双方农业及粮食领域合作取得的进展，一致决定推动两国有关机构间现有的项目及技术合作，以加强粮食产业链合作，扩大双边贸易，保障粮食安全。

双方同意深化两国技术部门在动植物卫生领域的现有合作，以增加双边贸易的产品种类，促进出口产品多样化。

双方对建立中阿农产品加工示范园的倡议表示欢迎。这一农业及粮食产品生产平台将有助于推动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

十三、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在文化、教育、科技、旅游和司法等共同感兴趣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十四、两国一致同意为食品、清洁能源和交通等领域大型研发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支持两国研究人员和企业参与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更好地为创造就业、促进社会发展、贸易平衡和提高两国人民生活水平服务。

十五、两国领导人强调能源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为此，双方表示愿在石油开采及投资项目、第二代生物燃料、氢能、核能、太阳能、煤炭气化技术、铁路电气化和玄武岩工业化生产等领域开展合作。

十六、此外，双方愿推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相结合，促进各生产领域的技术转让。两国领导人同意建立机制，促进对两国企业在科技和生产创新项目上的融资支持。

十七、两国领导人充分肯定双方自2008年以来在食品科学联合研究中心框架下积极开展的工作，并表示将继续推动该领域的合作。

十八、双方强调，中阿同为发展中大国，在各自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很多问题上拥有广泛共识。双方愿继续加强在国际组织和多边场合的协调，推动发展中国家在77国集团＋中国框架下的合作。

十九、中方对阿方推动中方与南共市成员国加强对话、进一步密切互利友好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意愿表示赞赏。

二十、双方重申致力于多边主义，一致认为联合国应在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和平等的国际秩序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双方重申安理会改革的必要性，认为改革应使安理会工作更加民主和透明，增强其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的能力。应寻求共识，反对推动未达成最广泛共识的解决方案。

二十一、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发达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治理方面存在的不足。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双方应加强协调，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

二十二、双方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进程中协调立场、推动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决策至关重要。双方还应在推动形成全球可持续增长模式及世界财富分配体系等重大问题上加强战略协调。

二十三、两国认为二十国集团机制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符合发展中国家要求更多参与国际组织和机构并拥有更大代表性的呼声。与之前的多边框架相比，二十国集团更为包容和多元化，是国际体系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进展。两国高度评价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成员间协调机制的作用。阿根廷今年是该机制的轮值主席国。两国政府对二十国集团议程的许多方面有着相同的看法，将在该集团框架下加强立场协调，以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和诉求。

二十四、双方承诺在多边贸易领域中加强协调，并对多哈回合谈判中出现的困难表示关切。双方一致认为应重申多哈发展授权。双方承诺与各方在遵循透明、包容和多边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继续推动谈判，照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农业领域的关注和需求，一揽子达成一个全面、均衡、雄心勃勃的协议。

二十五、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根廷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农业部与阿根廷共和国农牧渔业部关于全面深化农业领域合作的共同行动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阿根廷共和国农牧渔业部种子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能源局与阿根廷共和国联邦计划、公共投资与服务部关于核能合作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食局与阿根廷共和国农牧渔业部合作谅解备忘录》，以及涉及金融、交通等领域合作文件。

二十六、双方一致认为，温家宝总理此次访问对推动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温家宝总理对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总统及阿根廷政府在访问期间给予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谢。

（另起一页）

第五节

中国能不能与美国开战

有篇报道说“（香港）凤凰台透露中国正准备与美国打核战争”。

据说，这个凤凰台在一个《世纪大讲堂》的“中国国防战略”为题的讨论中，由马鼎盛、李晓宁、王湘穗三个军事评论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国将在“我喜欢的时间，我喜欢的地点，以我喜欢的方式与美国打一大仗”。并声称，“美国现在最害怕中国的核动力潜艇”，暗示将与美国打核战争，并拥有第二次还手能力——即使美国首先摧毁了中国主要的核设施后，仍然可以“核打击”还手美国。

观察家指出，近半月来，凤凰台已连续在《军情观察室》和《世纪大讲堂》多次扬言中国已准备与美国打核战争，甚至在“六四”22周年的当晚也还在大谈“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三军事大国，但也可以核战争与美国抗衡”。作为中南海控股的凤凰台，显然是奉旨大谈中国敢于与美国打核战争。马鼎盛、李晓宁、王湘穗三个军事评论员看似闲人，实则还有“国防战略研究中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等官方军事研究机构头衔，是中南海御用军事宣传专家。此次一再在“六四”期间向世界耀武扬威，一则是恐吓国内维权大众和反对者——“六四镇压”完全可以再来一次；二则是为了恐吓台湾：不要指望美国保护可万无一失，必要时，中国连美国也可再打一次。

据说，网民大众认为，凤凰台透露中国正在准备与美国打核战争，可以视为一种务虚的宣传战、心理战，也透露了中共可能在国内冲突无法化解之际，铤而走险与美国、台湾开战转移矛盾，孤注一掷。这说明中南海已经在作最坏的准备——中国大陆局势已极其危险！

……

谢选骏指出：我们都知道，“（香港）凤凰台”其实是内地人办的，用的多是“出口转内销”的假货。

但愿这一次“准备与美国打核战争”推销的也是假农药、假耗子药，那么一来，有人服毒自杀才不至于真出人命。

为什么我这么忧心忡忡呢？

因为我一再发现：中国的产品质量不行，经常在关键部位出错，最不应该坏的地方偏偏最先崩溃。例如拖鞋和拖把的纽带部分、螺丝刀的刀口部分、电扇的马达部分、电脑的硬盘部分。更不用说食品有毒、玩具有毒了。

这些民用产品，坏了再买还可以刺激中国经济发烫、填充奸商的钱袋，但是军用产品坏了就没有机会再买了，从此搭上的将是“国家”甚至是民族的命运。而可怕的是，中国的军用品还有不少是国产的，其中当然也包括核武器、“航空母舰”。

虽然我在2006年2月就写过《走向对美宣战的中国》系列（当时就被左派文棒王小东称作“奇文”）。但是我现在主张：中国切切不能与美国开战，否则在关键部位“意外”崩溃的可能性极大，一败涂地几乎是可以预期的。

这倒不是说美国有多么强大，更不是说美国是不可战胜的。问题是中国自己的质量不行，那就怪不得别人了。美国的战争能力虽然不行，但中国的质量要是更差，那还不是一样要战败吗？

千万不要忘记：中国还从来没有单独和一个白人多数的国家打过平手——韩战和越战都是为苏联打头阵的。而后来为了对付苏联，毛又不得不向美国摇尾乞和。

想想以后，中国就是要和美国交战，也要等到白人在美国成为少数民族之后，等到2050年以后再说。千万不是现在。不是最近的将来。

此外，我们不得不考虑到，最危险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事务“意外崩溃”的原因不仅是产品的质量不行，而且社会组织的质量也不行；经常在关键部位出错，最不应该坏的地方偏偏最先崩溃。蒋介石败给毛泽东，又有谁想象得到呢？老蒋要是想到了，毛泽东还能活着离开重庆吗？其结果，使得“意外崩溃”常常成为中国历史的普遍规律，再如毛泽东死后毛派瓦解，也是毛与毛派始料未及的一个活生生的事例。更远的还有甲午战争、辛亥革命，都是“清鉴不远”。

2011年6月8日

（另起一页）

第六节

中国梦的初级阶段就是取代美国的领袖地位

（一）

话说“中国梦”，原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后提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构想，也是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五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

一般认为，2012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足半个月的习近平带领一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的展览现场。在过程中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并定义其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更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

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新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习近平在讲话中九次提到“中国梦”。

2013年6月8日，习近平在美国对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表示，中国梦和追求民主自由的美国梦相通。

一般认为，“中国梦”具有三大动力源：

第1，追求经济腾飞，生活改善，物质进步，环境提升。

第2，追求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公民成长，文化繁荣，教育进步，科技创新。

第3，追求富国强兵，民族尊严，主权完整，国家统一，世界和平。

其内容则有“富强三部曲”：

第一部曲，用20年时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二部曲，再花30年时间，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全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三部曲，在整个21世纪一步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过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习近平的“中国梦”最重要的测试将是他对法治的态度，好的梦想需要几个元素：健全的经济、幸福的人民，及消减专断势力后的真正实力。

2013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指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4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回应习近平的要求，提出要不断强化工作措施，努力实现公正司法。要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严格依法办案，提高办案质量，确保实体公正、程序公正。要深化司法公开，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升司法活动的透明度。要扩大司法民主，自觉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加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工作，不断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要尊重和保障律师的权利，为律师依法履职提供最大的便利。要完善司法为民措施，在立案、审判、执行、信访各个环节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使群众更方便地参与诉讼，更好地维护人民权益。要深化司法改革，按照中国政法工作会议的部署，突出抓好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等改革，及时总结推广各地法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好做法、好经验，因地制宜地加强分类指导。

4月26日，人民法院报社、《人民司法》杂志社和中国法院网4月26日在最高人民法院举办提升司法公信力专家学者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和律师界代表对人民法院进一步推进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意见和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会上提出，公正司法是人民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任务和价值追求。周强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的梦，要依靠全体人民来实现。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推进法治建设也是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有力的保证。

2013年5月6日，中共四川省委下发《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省广泛开展“实现伟大中国梦、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主题教育活动的意见》，省委成立中国梦学习小组，各地方政府成立中国梦办公室，同时进驻佛教寺院、道教道观等宗教场所，共同学习中国梦精神。

同日，湖南卫视响应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执政思想“中国梦”制作了《我的中国梦》，称要让全中国吹响“中国梦”号角，传递荧屏正能量。

（二）

《南方周末》原定2013年新年特刊主题为“中国梦，宪政梦”，遭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大幅度删改，改为“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引发“南周事件”。

《解放军报》刊登孙临平的专文《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提出“自信的四大位置”，即“在信仰坚守里、在历史血脉里、在与时俱进里、在新风浩荡里”，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北京政治评论家高瑜在法广中文网采访时指出，“习近平的中国梦是红色政权之梦，以GDP挂帅之梦，不是人民之梦。实际上，习近平的梦，无非就是既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也没有合法性的千秋万代共产党红色政权之梦。”

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石毓智撰文《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七大特征》指出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特征是“中国梦是国家的富强，美国梦是个人的富裕；中国梦的目的是民族振兴，美国梦的目的是个人成功；中国梦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实现，美国梦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人才资源达到；中国梦是群体的和谐幸福，美国梦是个人的自由和快乐；中国梦具有纵深的历史感，美国梦只有现实的体验；中国梦依赖群策群力，美国梦靠的是个性张扬；中国梦是为了民族光荣，美国梦是为了个人荣耀”。

著名民主活动家刘霞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致公开信给习近平，指出“中国梦是要通过每一个公民来实现的，我期待中国梦不会让我们这些个体变成‘中国噩梦’。”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正局级参赞兼副主任孔根红撰文《“中国梦”的对外解读》指出：“中国梦”具有普世情怀，“中国梦”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中国梦”丰富了世界普世梦。

（三）

英国《卫报》刊登芬比（Jonathan Fenby）的专文《虎头蛇尾：今天的中国》（Tiger Head, Snake Tails: China Today）指出中国梦受到“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经济增长放缓、教材错误”等社会问题的困扰，诸多问题，出自制度本身。

近代史学家章立凡在《明报月刊》发表文章，认为习近平在2013年三月十七日的人大闭幕讲话，其潜台词是：党永远是正确的，只有跟党走，个人才有出路。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研究员程晓农说：“其实准确地讲，习近平的中国梦不是老百姓的梦，而是中国统治集团的梦。他们的梦是如何保住政权，保住红二代们父辈打下的江山不会在他们这代人手里流失。”

（四）

  

众所周知，“中国梦”是“美国梦”的盗版。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毫不掩饰地抬将出来？是出于无知呢？还是出于举世无双的盗版气势：

一切文明无不起源于盗版，正如一切世界霸权无不起源于强盗剪径。

除此以外，“叫板”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动摇美国的世界霸权、夺取美国的世界霸权。

这样使我想到：

人民英雄纪念碑能够摧毁华盛顿纪念碑吗？

很难。因为华盛顿纪念碑的体积毕竟大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二十倍左右。

但摧毁华盛顿纪念碑，这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任何雄风，都是起于清萍之末。

中国梦的实质就是与美国争霸世界，就像纳粹主义的根源是美国西部牛仔片：希特勒发动二次大战所乘坐的专列，就叫“阿美利加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任何霸权都会衰落的。

克服德国和日本的挑战，并不困难，因为这两国的总和还不及美国；克服苏联的挑战，也还可以，因为这个国家的国力始终不及美国；克服中国的挑战，从中长期看来就很困难了，如果当中国的综合国力达到或超过美国的时候，美国将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另起一页）

第七节

中国梦的高级阶段就是“中国文明整合全球”

刚刚倒闭的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2012年12月30日发出了最后的文章《中国的伟大梦想》：

中国的伟大梦想对长期习惯官方庄严盛大场面的中国民众而言，中共新一届领导人展现出的轻松气氛着实出乎预料。来自中共高层的信息很明确：实干兴邦。

在打击腐败和减少官员排场及官僚作风的同时，习近平还鼓励民众追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最伟大的中国梦。至少从某些关键领域来看，习近平准备改变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现状。如果持续下去，这些变化将对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

最近几周，大量地方官员相继落马表明中纪委确实重视反腐行动。北京正准备实施更多实质性的变革。习近平还承诺加强法治建设并表示：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习近平有关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讲话引起中国公众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教授将此解读为对实施改革，摒弃文革的（意识形态）理论，努力工作和重振中国光辉史的一种捍卫。然而，在外部世界看来，此中存在一个大问题：中国梦的确切含义是什么？这种说法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但缺乏细节。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认为，中国梦不同于关注个人成就的美国梦，我们主要强调国家实力和尊严。

即便中国新一届领导层能重塑公众信心，也无法破除外部世界对中国梦含义的担忧。民间与日俱增的民族主义情绪，迫使北京在与日本等国的领土争端中日益强硬。这些摩擦恰逢华盛顿重新转向亚洲。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已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赵可金表示，中国并不认为将与美国进行一场新冷战，但美国应该说明为何发展与缅泰柬等国的关系。否则，人们可能认为美国想要遏制中国。

国际紧张局势有可能升级。但无论如何，明年或将为中国复兴是爱好和平的梦想，还是中国邻居的梦魇给出答案。

……

谢选骏指出：看来，《新闻周刊》太喜欢对它并不了解的事物大发议论了——

中国梦的谜底，哪里还需要2013年来给出答案？

早在九年之前，谢选骏的《全球政府论》就已经用一百多万字的篇幅论述过，中国梦的谜底就是“中国文明整合全球”。

《新闻周刊》太不懂事了。难怪它赶不上时代，走向了纸媒倒闭的归途。

附录

《全球政府论·内容提要》

1975年起草

1988年初稿

2004年初版

2006年修订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从人类历史和政治发展等不同角度，结合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报告，指出全球人类组织一个共同的全球政府的需要，已经迫在眉睫、不容回避。否则现代文明将很快灭亡于主权国家之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战争。主权国家已经从世界的开发者变为世界的毁灭者，因此，“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已经刻不容缓。 

按照《全球政府论》的这一看法，五百年来的欧洲殖民主义文明并非“基督教文明”，而是反基督教的世俗文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主义甚至连“宗教改革”，也是基督教文明分裂为世俗文明的标志，其结果是加剧了宗教精神的内在衰落过程。 

五百年来的欧洲文明，具有开拓世界的能力，但现在已经缺乏整合世界的能力。欧洲文明在开发世界的同时却使得全球陷入了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破坏、道德败坏、瘟疫流行、战争恐怖的险境。欧洲文明积极的历史作用因此已经日益减少，其消极面正在全球范围日益扩大。现在，人类需要思考：是否必要借鉴其它的文明如中国文明的经验和模式，来解决全球化过程中日益严重的倾斜失衡问题？ 

各种国际组织和金融活动，已经把全球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网络。在这个网络内部，各种宗教文化的冲突其实只是表面的，目的是在争夺同一文明系统内部的资源，就像以前冷战中的东西方以及二战中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的斗争，其实只是欧洲殖民体系内部的西线（西方阵营）和东线（东方阵营）之间的竞争罢了。作者并不忧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全球秩序的挑战，因为这一挑战说到底还是可控的、在现有文明体系内部的，就像冷战期间的苏联阵营和二战中的法西斯阵营，而且规模和力量都还要小得多。 

《全球政府论》认为致命的威胁来自于：欧洲文明创造的主权国家体系及其“国家利益至上”的信仰，已经使得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危机。现有的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欧洲文明系统本身已经失控，无法解决当今人类面对的重大问题，从而使得全球秩序因为开发过度而陷入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破坏、道德败坏、瘟疫流行、战争恐怖的险境。 

环顾世界，在全球已有的主要文明中，作为“古代东亚地区的世界文明”，中国文明最为讲究平衡发展和中庸之道，因此适宜解决当代世界日益突出的主权国家的互相冲突。中国文明的核心，就是用“礼制”即“中心城市和方国自治互相平衡”的机制，来整合人类，停止战争。 

《全球政府论》是中国当代思想家谢选骏先生的最新著作。谢选骏先生著有《神话与民族精神》（1986）、《文化本体论》（1987）、《中国文化之源》（1987）、《秦人与楚魂的对话》（1988）、《天子》（1994）《被囚禁的思想》（1994）《零点哲学》（1996）、《联想与印证》（1996）等书。《全球政府论》是他多年来在中国大陆、日本、美国、欧洲等处观察世界、反思人类文明的结晶。 

作者以一个特殊历史的见证者身份，并根据各个文明的发展历程，从全球化的现况分析了人类文明的来历、走向和前景。他说：“我们的思想发展史，不仅是中国思想的绵延缩影，且是世界思想的起伏跌宕……这毫不足怪。因为首先，我们生活在现代中国的白手起家里；然后其次，我们在无人知晓的情形下偷偷思索；这样，从最原始的思维到最精深的学理，我们都不得不一一亲自涉足过。我们先后亲历了石器时代（1965─1970年）、铜器时代（1971─1975年）、铁器时代（1976─1980年）、蒸汽时代（1981─1989年）、电子时代（1990─）。如此，不但中国的而且世界的精神之流，在我们独自思考的神奇生涯中，实际上整体重演了一遍，这就为我们整合世界的思想努力，提供了现实基础：在精神重演的基础上奠定了物质整合的新概念。” 

根据这些经历和思考，作者指出一九九一年苏联的解体，其实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崩溃”。苏联集团的崩溃在政治上当然是“西风压倒东风”，仿佛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但在文明史的角度看，这却是欧洲殖民体系和这一体系下的现代欧洲文明在总体上的进一步衰落。从此，世界初步结束了非殖民化过程，全球化过程由此全面展开。这一过程最后将导致主权国家大权旁落，被历史过程所扬弃。《全球政府论》还提出：“铲除主权国家、整合濒危世界” 的方式，只能通过“全球融合集团”来建立全球政府。凡此种种，发人深思，当代中国人尤其不可不读。 

第一部 全球一体 

Part I Global Integration 

第一章 历史的鸟瞰 

Chapter One 

Historical Overview 

人类起源的最新研究显示，非洲是“现代人类的摇篮”，灵长动物的“伊甸园”。非洲虽比北方大陆温暖，但却缺乏安稳的住所，干旱、暴雨以及病毒、细菌与寄生虫传染的疾病，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因此，那里的人类谋求种族生存的方式，就是尽可能生产许多后代，这可以叫做“r策略”。而在欧洲与亚洲，各种生存危险与机会是并存的，于是，生存之道是需要更好地照顾后代，哪怕少生一些，这被叫做“K策略”。 

第二章 文明的形态 

Chapter Two 

The Forms of Civilization 

（航海文明与内陆文明） 

（Oceanic Civilization and Inland Civilization） 

航海文明是人类自由的导体。开放社会与长城社会的差别对文化的影响：开放型的海洋文明流动性强（故能在数百年间暴兴暴灭），追求用以“征服自然”技术、科学、思想尖端的倾向较为明显，文化呈多元性：艺术、科学、宗教、伦理等门类的独立性强。其特征是追求绝对的、客观存在的真（哲学与科学）善（宗教与伦理）美（艺术的真实与完满），由追求技术的传统派生出来。因为：技术的优劣有“客观标准”，而检验的程度甚为简单。这种情形促进了对“绝对真理”的信念。反之，防范型的内陆社会凝聚性强，故扩张不力但消亡也慢，追求社会的和谐而非“征服自然”，注重维持伦理道德和政治均势。其文化多呈一元性，或以宗教立国（如埃及、印度、希伯莱）或以伦理立国（如中国），或尽力维系国际间的政治均势（两河流域）。其文化特征较为倾向实用主义，不以绝对理念（宗教的、科学的、或政治的）为追求对象，而以相对的现实生活为目标，这是由聚集人力的倾向发展起来的。 

第三章 时代的沉沦 

Chapter Three 

The Fall of Age 

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处在一个从天地翻覆到阴阳错位的时代。“文化的多动症”是笔者拟构的一个词，用以指代社会文化中类似多动症的浮躁性和缺乏恒心。它表现为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急功近利，律动失常。它对事物似乎怀着不知疲倦的探索欲，但这种探索却常常半途而废。它以害怕寂寞、酷爱热闹的风派性格在追逐文化；其实这种癖性，恰恰是在长时期的反文化过程中形成的，时下却极妙地化到文化运动中来了，犹如以摇滚方式演唱“样板戏”等革命历史歌曲。结果反文化的力量，变为“揠文化之苗而助长”的看不见的杀手。 

第四章 精神的坠落 

Chapter Four 

Fall of the Spirit 

在一个充满冲突与变革的时代（比如二十世纪的世界），语言的混淆杂乱和社会的动荡改组双管齐下，搅扰人的神经。心的颤栗成了一种通病和“时代精神”。在这时代中生发的许多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是在颤栗精神的宰制下完成的。它们生于“战国时代的语境”中，反过来又加固了这一语境。尼采百年之前曾预言“未来的两百年将是虚无主义的时代”，而现在尼采的“二百年”恰好过去了一半，还有一百年的虚无主义将要腐蚀一切。

第五章 戏剧性转折 

Chapter Five 

The Dramatic Turn 

2001年9月11日，在对抗苏联占领阿富汗的战争里成长起来的城市游击战组织“基地”，劫持了美国民航机撞击纽约世界贸易大楼，造成将近三千人死亡，世称“九一一恐怖袭击”。“九一一”给中国人尚且造成震撼，对美国人的冲击显而易见。人们在卷入一个物质生活全球化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迎来一个可以促成精神生活全球化的过程呢？但愿，“九一一”这样的悲剧，可以促成“精神全球化”的开端。最新的人类学研究已经证明，各色人等本来就是起源于同一的女性始祖的。 

第六章 总结二十世纪 

Chapter Six 

Review of the 20th Century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基本上还不是一个政治的世纪。更不是一个“大政治”或曰“具有全球概念的政治世纪”。人们更多是是凭借暴力和军事手段，在主权国家之间进行利益谈判。二十世纪是走向全球政治时代的中继站，它相当于欧洲古代的“希腊化时期”和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就相当于马其顿和波斯、齐和楚。在二十世纪的血腥里，只能朦胧望见世界统一秩序的遥遥灯火，而提供不了一条走出这历史荒野的直接道路，尽管有迹象显示，这道路已经被思考过了。 

第二部 欧洲失控 

Part II European Loss of Control 

第七章 欧洲的退潮 

Chapter Seven 

Decline of Europe 

1975年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崩溃，是欧洲殖民体系在西线的消失；1991年苏联殖民帝国的半崩溃（俄罗斯殖民帝国迄今残存），是欧洲殖民体系在东线的溃败。这些历史性事件颠覆了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年）所开创的海盗殖民的五百年周期。《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哥伦布之前，欧洲人也是在罗马城陷落之后花了五百多年才酝酿“十字军东征”，然后又花了五百年创造了“中世纪文明”，准备了现代欧洲文明的基础。思考人类命运和文明前途的中国人，所关切的应该并不止是这些。我们希望在现有的西方基础上，为现代文明恢复活力以消除它的弊病。 

第八章 审问浮士德 

Chapter Eight Trial of Faust 

浮士德（Faust）被目为西方文明的代表，不是没有道理的。早在十六世纪，德国就流传着浮士德博士出卖灵魂的故事：他设法与魔鬼交友，以自己的灵魂作为抵押品，魔鬼则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知识、财富和女人。浮士德就是西方文明的象征。十九世纪，浮士德精神伴随英国的鸦片一起侵入中国；二十世纪，浮士德化身变成各种主义蹂躏中国。西方的“都市文明”、 “工业文明”、“信息社会”……正日益荼毒中国，卖淫、吸毒、纵火、爆炸，还有大量贩卖伪劣产品，有害物质冒充食品……为了繁荣进步的幻象，染上了艾滋病，这与浮士德的命运多么相似！  

第九章 质疑人本主义 

Chapter Nine Questioning Humanism 

如果说尼采是“欧洲的张载”，那么，欧洲人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劫难，显然已经不远了，因为张载之后不久，金、元的铁蹄就踏破了神州大地。欧洲什么时候沦为南宋？人本主义，这是一切近代世界一切祸乱的罪魁！人本主义为现代全球灾难火上添油，例如，哪里有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哪里就发生战争；哪里有了关于“社会正义”的宣传，哪里就建造集中营；哪里有了关于“人民解放”的许诺，哪里就充斥了阶级隔离的苦难……这都是因为，作为思想倾向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作为思想基础的人本主义；作为思想因素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作为思想指导的人本主义。人如果成为归宿，成为最高的东西，那么人间的缓冲地带就消失了。 

第十章 超人的破相 

Chapter Ten 

Bankruptcy of the Superman 

一、“超人”仍是人，正如先锋队还是无产阶级；二、“超人”以人作为标准正如先锋队以无产阶级为标准；三、超人只是人本主义的极端状态，正如先锋队摆脱不了无产阶级的粗鄙状态。四、反对人本主义必须反对“超人”，否则，就无法完全打开通往明天的门；在这一点上甚至连列宁主义都比尼采主义高明，因为列宁主义是经过修正的尼采主义，它至少在理论上承认，无产阶级包括其先锋队最终要消亡，并让位给新的历史阶段。难怪列宁主义者斯大林能在战场上击败尼采主义者希特勒，使苏联多活了半个世纪。这样看来，尼采的迷误造成了十分惨痛的后果。

第十一章 个人主义 

Chapter Eleven 

Individualism 

一味强调“权利”和“权力”的欧洲文化，往往忽略了其反面，即“义务”和“压力”。而我们却知道：正常的权利必须伴随着义务，正常的权力也必定带来压力或源于压力。我们发现，“权利”观念曾在西方历史上起过巨大的压力作用，虽然许多人一般只能看到权利（尤其是个人权利）观念“起了解放的作用”。例如，正是个人权利观念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中的作用，刺激了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蜂起，并导致了二十世纪的暴民政治。与暴民政治互为表里的僭主政治，如无产阶级专政或法西斯专政或伊斯兰教专政等现代极权主义，都是以“领袖头像”为群众队伍的先导的。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

Chapter Twelve Socialism

冷战早期的中国人经常被灌输一个口号：“东风压倒西风”。所谓东风就是东方阵营，也叫“社会主义阵营”或是“铁幕国家”，按照本书的说法则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所谓西风就是西方阵营，也叫“资本主义阵营”或是“自由世界”，按照本书的说法则是“欧洲殖民体系的西线”。因为中国当时沦为苏联的仆从国家，所以“反苏”也是刑事犯罪，那样东风自然也就“压倒西风”了。

第十三章 战国的沉思 

Chapter Thirtee Warring States Contemplation 

古典世界的战国时代，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近代世界所发生的攻城略地，惊人近似，多元竞争逐渐走向了自己的悖论：世界一体化。原先，若干核心城市所支撑的区域性主权国家，构成了文明的中心，并散布在广袤的领地上；但随着不断的兼并，竞争日烈，主权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逐渐消失，争夺空间与资源的斗争日益尖锐；而技术和生产的继续疯长，反过去推动了扩张兼并与世界一体化的形成。有鉴于此，唯生产力论的泛滥就不再是“贪欲”的表现，而成为生物自保的本钱了。凡是不能有效增加生产能力和战争能力的国家民族，终因软弱与腐败而遭到兼并奴役，甚至亡国灭种。 

第十四章 欧洲殖民体系的终结 

Chapter Fourteen End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所谓“政治革命”，并非“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导致，而是社会集团从属关系的演变所招来。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是社会集团之间的从属关系的大宗，例如城邦制度、王国制度、帝国制度；地方自治、联邦制度、中央集权等等，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演变所致。例如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推动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本国向外国让利，结果形成政治制度依旧而经济制度混乱的奇特景观。十九世纪的“世界主义”鼓吹，超越民族国家─帝国主义时代；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政府却是要脚踏实地消灭所有的主权国家。尽管这一消灭行动不可避免地要由某个超级强权来执行，但是过后，它自身也将被无情消灭，正如秦帝国与罗马共和国曾经遭遇的那样。 

第十五章 种族特质 

Chapter Fifteen Racial Characteristics 

现代科学所显示的“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three─way pattern of race differences）的平均值显示，东亚人身体的成熟度较慢、繁殖力较弱、性行为较不频繁、个性较温和、脑部较大、智商也较高；黑人刚好相反；白人介于中间但较接近东亚人。白人不善于跳，亚洲人也不善于。其成因是，人类族群为适应不同环境，演化不同的生殖策略，这些策略与脑部大小及智力高低是息息相关的。……有一件事情，我越想越觉得奇妙，那就是“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中的智商三级别，好像与三个种族（黑─白─黄）所组成的社会的规模，有一种内在的关联。简单说，就是智商最低的黑人所组成的社会，规模最小，基本上属于“前国家阶段”的“氏族公社制”。智商中等的白人所组成的社会，规模中等，大部分属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阶段”的“军事民主制”。智商最高的黄种人或与黄种人混血的亚洲社会（如印度、中亚、中东）所组成的社会，规模最大，许多属于高度集权的“大面积国家阶段”的“神化领袖制”。

第十六章 性别问题 

Chapter Sixteen The Issue of Gender 

现代思想家认为“性的问题是人与文明的首要问题”，其实这类看法自古以来未曾间断过。不懂得性的人，要么是圣徒，要么是白痴。文明也是这样。回避有关性的诸问题的文明模型，不是已经成熟到对之熟视无睹的圆融之境，就是已经孱弱到不敢讨论的畏缩地步。“性解放”并非新生事物，在现代流行的“溱洧之风”衰退之后，将出现一个“礼制的天下统治”，这就是全球时代的秘密。新文明不受科学主义的压制，也拒绝纵欲主义的诱惑，以此填补“溱洧之风”留下的精神空虚。它告别那种雅利安人肉体崇拜的野风。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十七章 全球危机 

Chapter Seventeen Global Crisis 

“20：80”和“靠喂奶生活”，是社会生产自动化的结果，但其规模和深度是十九世纪的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显然，80％的长期失业者已经足够构成一个人数庞大的“无业阶级”，传统的无产者是极度渴望财产而还没有挣到财产的人，他们的注意力在于获得资产，而不是从事革命事业。对于全球文明、全球秩序、全球政府而言，爱国主义好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正如在爱国主义面前，家族主义不过是一个古旧的笑柄而已。在帝国时代，小国还会弥留；同样，在全球时代的探险中，帝国还会弥留，但也仅仅是一种弥留了！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同一性必将压倒一切。无业者创造的历史必将展开。 

第十八章 教族： 

种姓制度还是礼制？ 

Chapter eighteen Religious grouping: 

Caste vs. Etiquette 

所谓族裔特性（Ethnicity）是指不同种族所具有的不同性格。这是美国人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所倡导的研究项目，它认为，当代世界政治里的“新的社会分层”（the new stratification）现象，是族裔特性的后果。马克思主义式的对财产关系的偏见妨碍了人们认识族际关系，或把族际关系看作是财产关系的衍生物和“史前时代的残留物”。其实这是不对的，看来财产关系才是衍生物。在一个共同社会环境里，是族群所具有的不同规范，造成了它们之间不同的成功水平，也就是说，是族裔特性导致社会地位差别。这一现象既可以广泛地存在于财产关系减弱中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也同样存在于废除了财产关系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

第十九章 蒙古人与罗马人 

Chapter Nineteen The Romans and Mongols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十三世纪的“蒙古汗国联盟”之间的版图大体一致：从易北河到朝鲜半岛，从西伯利亚到越南。这些经过洗脑训练的战士不择手段，其所作所为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恶”，他们留下的遗产污染至今几百年，它们践踏并摧残了的文明社会藉以继续生存的那些规范与信念，使其难以复原。结果被他们统治过的（或说是蹂躏和糟蹋过的）民族，无一不在行为上变成了野兽、在精神上变成了家畜，变成某种丧失人格尊严的两足怪物。这种烙印甚至在二十世纪的人民的身上，依然深重。另一方面，在宗教宽容的意义上，野蛮的蒙古人却是比文明的苏联人更为现代化的，因此可以受到表彰。 

第二十章 宗教的声音 

Chapter Twenty The Voice of Religion 

为什么历史上的一切伟大文化莫不起源于某种宗教？──因为没有比宗教情感更强有力的生命力。僵硬的宗教外形下面──掩藏着活脱脱的生活热情！高级宗教对生活的鄙弃只是一种形式，这形式下汩动着一个愿望：要为新生活提供热情！而这些深沉的热情只能通过宗教的神圣压抑，来凝聚。这真是离奇的假面舞会！在宗教狂们和禁欲主义者们的苦行中──何尝没有包含生命的挚爱和希望？他们好像在躲避生活，其实在酝酿新生活。他们的苦行好像仇视一切、毁坏文明，其实是想从毁灭与堕落的阴影中，挽救一切也挽救自己。──这是活人戴上死人面具在舞蹈。 

第二十一章 宗教的战略 

Chapter Twenty-one The Religious Strategy 

一切历史都已极其清晰地证明了：宗教的体系，首先是作为一种战略而兴起的，并作为一种有效的战略而继续存在甚至继续发扬与扩张──反过来看，一旦某种宗教丧失其主要的战略价值之后，即将迅速地趋于衰落，所以，要想保持并发扬一种宗教的价值和优势，必先保持它的战略优势并发展它的战略价值。因此宗教改革其实是一个并不间断的流程，只是出于连贯性的、“保持传统”的需要，这一点很少被张扬，而经常被极力掩盖起来。历史的事实却在在向我们显示：几乎一切宗教最终都不能及时地、够量地完成这种战略重心价值的调整，故所有的宗教都先后趋于衰落了。 

第二十二章 哲学王者 

Chapter Twenty─two The Philosopher King 

柏拉图思考了但没有实行的“哲学家治国”，在中国曾经实现过，而且早在汉武帝之前。难怪直到两千年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们还记得这一事件，盛赞中国文明是哲学治国的典范。在中国文明崇尚文治、贬黜武功的“间接宗教”即“教化”里，宗教的等级是按照同心圆的方式安排的，所谓“中国”、“京畿”甚至“国”这些概念都和同心圆有关。根据同样的原理，宗教的祭祀也要以等级区别分头进行，例如天子可以祭天，诸侯只能祭山川，其余人等各有所祭──这是“对精神现象进行同心圆处理”，一种非常原始的制度，但可减轻无序造成的社会肿瘤。

第二十三章 胜利者 

Chapter Twenty─three The Victor 

“一切胜利的先知都武装起来了；一切失败的先知都取得不了武装。因为所有的先知都试图获得追随者，而追随者在受到压迫时必定会产生武装。”

“最好的征服者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而最坏的解放者则是以征服为目标的伪君子。”许多正义战争沦为非正义战争的关键因素：野心膨胀。历史记满了这样“卑鄙的事实”。这就和“在商言商”的股票市场一样，这分钟买进，下分钟卖出，翻云覆雨，买卖不同，但关键只是一个“获利”而已，作为政治家稍微不同的是，他还要使舆论偏信他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正义而行动的，并把这一偏见上升为“事实和真理”。这样，他就不仅建立了“实力”而且建立了“精神力量”。 

二十四章 天子 

Chapter Twenty─four Son of Heaven 

1、天子，仿佛宇宙派给种族与文明的“原生细胞”。2、种族与文明的原型原生不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发现的，而是宇宙造物者的奥秘。3、天子是指向新的方向的细胞核，他满载良善健康的宇宙编码。4、所谓文明与野蛮：分别是对天子的离心运动（文明）与对天子的向心运动（野蛮）。5、人类成员彼此间残忍的对待，乃是异质化行为；而人类成员彼此间仁爱的对待，则是同质化行为。所以爱创造了世界，而上帝也就是爱。6、苦难，是细胞的异质化过程所产生的痛感；幸福，则趋向细胞的同质化过程的宁静。7、所有的社会成员乃至所有的人类成员都是一体的，也就是源于同一个细胞。8、唯心，唯物：是因为看见核的不同与相同。9、革命：原生细胞征服派生细胞。10、腐败：细胞角色混乱，并因混乱而畸形、变态、败坏。11、在极端病态的社会里，原生的范本细胞“天子”反而被显为是极端的、病态的甚至不可取的。12、从天子派生出来的人们，不仅仅是兄弟姐妹，而且包容在一个广延的种族细胞内，这个广延细胞的原生形式就是天子。

第二十五章 大改组 

Chapter Twenty─five Great Reconfiguration 

现代主权国家，控制一切，垄断一切，主宰国民的全部生活，形成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强大机器，因此变得残暴不仁。要铲除残暴不仁的主权国家，必先铲除其哲学意识形态。如果排除了主权国家，那么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有什么实体可以造就全球秩序？我们认为，是“融合集团”。马克思的“无产者”、尼采的“种姓”、斯宾格勒的“教族”、汤因比的“教会”以及当代的“跨国公司”、“国际财团”，都是融合集团的雏形。而对未来威胁最大的“恐怖组织”，也有可能演变成全球性的融合集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由少数几个国家中的少数派，来主导破坏行动。

第二十六章 礼的精神 

Chapter twenty─six Spirit of Etiquette 

在夏商周三代，礼首先是用来禳灾祈福的，具有宗教性；后来才被用于治国，具有政治性。在周公的政治活动中，礼的社会伦理性被强化，宗教神秘性受到削弱，“制礼作乐”成为治国方式。所谓“天”往往是一个“伦理范畴”，在此帽子下可以注入礼的精神，如“恭敬辞让之心”，就是人在天的帽子下所应当采取的谦恭态度，虽然这一态度本身是冲着其他人的。例如，对于君王来说，“同民心”也不是指“我与民同心”，而是指“同一民心”即“使民一心一德，同化于我”。我把“同一民心”视为本，与目标，把“恭敬辞让之心”视为末，与手段。

第二十七章 礼的形式 

Chapter Twenty─seven The Form of Etiquette 

在早期文明中，礼制首先体现为家庭制度，如“宗法制”就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关系的制度。宗法制是家庭制度的扩大化，是家庭制度到国家制度之间的中间环节。无论在哪种政治制度下，政府权力都是一种腐化的温床，但礼制可以使之有所节制；无论在哪种形式下，社会等差都是一柄残忍的双刃剑，但礼貌可以使之温和化。孔子的理想是使中国即王畿的文明化成天下即全部开化人类的居住地，使成完全的礼乐之邦即君子国度。这当然不能说是完全防御性的，而带有相当的进攻性；只是当中国文明衰落了，先秦礼制的防御性功能才被格外凸现出来，例如在西汉成书的《礼记坊记》中防御精神已经占有主导地位。 

第二十八章 新文化战 

Chapter Twenty─eight The New Cultural War 

在人类历史上，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一小部分人运用高科技手段，可以彻底改变人类的命运。不仅在发动恐怖袭击活动这样的破坏性方面，而且在复制人类胚胎这样的“建设性方面”──这些关键点上的突破，可能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的后果。再往前推，就可以看到未来世界的缩影已经在以前的历史中展现出来：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密谋集团，可以在国际势力的支持下，颠覆并接管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可以凭借现代化的训练和装备，系统化地替人洗脑、轻而易举地镇压一切不满和反抗。在电话、电视、电脑、飞机、坦克、导弹、核子武器、生物武器组成的冷血国家机器面前，一切公然的武装起义都成为显而易见的自杀，这就使得二十世纪的专制政权变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除非军事革命、军事政变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 

第二十九章 文化战的战略 

Chapter Twenty─nine Strategy of Cultural War 

新文化战的原则：1、和平方式的传教、用以身作则的示范，推广弘扬新文化的价值观，以便麻痹对手和宿主。2、扶助当地土著中的佼佼者为“新文化的仆从和代理人”。全球一体化的实现，当然也需要大批具有秘密使命的宣道者，他们用自己的技艺和献身精神来弘扬圣旨，宣布四海一家已经成为现实。新文化战的急先锋是隐蔽的第五纵队，而不是冲锋陷阵的大兵。新文化之战将依靠这个第五纵队的内在热忱予以实现，其余几个“前面的纵队”（一二三四），所起的作用反倒不过是虚声恫吓而已。第五纵队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志士，他们不是“国王的斗篷与匕首”，而是新文化纪元的播种者。他们不用暗杀、暴力和狡计，他们的武器是全球化的格局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期待。在战略战术方面，他们很像古代的耶稣会士，虽然在文化性质、宗教信仰、仪式仪器、期望目标等方面，具有全新的内涵。 

第三十章 王道与霸道 

Chapter Thirty Kingship vs. Hegemony 

五百年来的全球历史是一部霸道的历史，是主权国家横征暴敛的疯狂记录。而欧洲殖民掠夺全球以来的五百年，在未来的人们看来，到底是打开了一扇眺望全球文明的窗户。全球文明将被证明，那是相对于“地外文明”而言的。全球文明承先启后：承区域文明和主权国家于先，启“星系文明”和“银河文明”于后。这里的视野所展现的，是王道的宏图，不以无限掠夺为战略，而以有限开发为战略；它提供的“解决办法”不是战国贪婪的“只争朝夕”，而是创造潜能的终极关怀，是“保合太和”，一种合拍宇宙节律的陶醉。地球居民“各安其序”，澄清“霸道时代”的混乱和败坏。全球政府的职能是为治理全球社会而设置并发挥的，不是为了某个主权国家或某个执政集团。

第三十一章 间接统治 

Chapter Thirty Indirect Rule 

未来执行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作为世界规模的权力中心，不可能事必躬亲，因此须行地方自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全体人类提供保护。未来的发展要求全球秩序具有“科学的世界秩序”、“礼制的天下统治”等性质，其表现形式是“全球政府”，其指导原则是“王道与间接统治”，其开启者是发动新文化战的国际融合集团的胜利者。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整个地球所包涵的丰富多变的地理环境、人种及文化状态，硬要奉行单一的直接统治，硬把一种霸道和直接的武力强加给这个复杂的世界，那么势将引起爆炸性的后果是可以预期的。为了避免这种结果，间接统治的几个要素实在不可缺少。历史将为上述的远见作证。 

第三十二章 中庸之道 

Chapter Thirty─two The Golden Mean 

间接统治比直接统治更为稳定也更为温和与仁慈，而且需要更从容的人生态度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予以支持。从中国文明的历程来看，持续的间接统治还需要“中庸之道”的哲学作为配合。从中庸的角度看，理想化、道德化政治，十分危险，因为它泥古不化。中庸者克制自己的感情。即使对自己明显高尚的好恶，也不要看得那么重要，也要看成“那是可能发生错误的一厢情愿”，至少是可能会发生误解的某种主观过程。秦始皇之所以失败，招致六国人民群起反抗，不是因为他充满虎狼精神，而是因为他违背了“国际融合集团”的普世性原则，虽然使用客卿平定天下，却纵任秦人暴虐客卿的祖国、践踏六国人民的尊严，“始皇帝”既然堕落为拙劣的“民族主义者”，只能激起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式反抗，而不能得到六国人民的效忠。 

第三十三章 全球政府的临近 

Chapter Thirty─three The looming global government 

“告别欧洲”，不仅是一切现在的非欧人民应该遵循的道路，也应该是未来的欧洲人民包括其殖民地（如美洲、澳洲以及俄国占领的亚洲土地）人民需要遵循的道路。新文化战不是重新分配财富的经济战争，也非夺取霸权的军事战争，甚至不是推广政治制度的政治战争，新文化战争乃是要决定人类将采纳何等主流文明，决定何种社会模式将主宰未来世界的生死存亡。文化战不分国界、人种、民族、阶级而到处发生：这是一场全球规模的“内战”，而不再是“世界大战”，更不是“民主国家无战争”——相反，“全球内战”交织一团，突破主权国家的国界……之后才会有“殖民主义的灭绝”。

第三十四章 全球中枢 

Chapter Thirty-four Global Center 

全球各洲的发展若不均衡，全球政府就不能实现：因为不发达国家如若未能达到与欧洲及其两翼平起平坐的历史指标，那么整个世界实质上仍然处在分裂而未经统合的状态下。这种分裂是实质性的，而非形式性的，因此很难通过全球政府这一“形式的统一”来予以消除，而任何强国或革命都无法解决这类“发育不足”。另一方面，没有外来的刺激，一个世界本身是不会取得什么“成功的革命”的！真的，即使有足够强烈的外来刺激，革命也常常最终流产，尤其是精神领域内的革命更是如此：基督教在犹太的失败，佛教在印度的失败，摩尼教在波斯的失败，仅仅是一种“意外”和“偶然”吗？ 

第三十五章 天下与国家 

Chapter Thirty-five Universality and the State 

种族分类学可以用来预测行为。研究资料说明黄、白、黑三大种族的特性具有很高的内在规律性。通过对于脑体积、智力、性格、性行为、繁殖、成长率、生命周期、犯罪以及家庭稳定等各方面的研究，发现黄种人在这个谱线的一端，黑人在另一端，白人在中间。未来的全球政府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把这些具有明显先天差异的人群，组织在同一个社会系统中，并让他们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同时又不至于演变成印度那样的种族隔离社会（种姓制度）或美洲那样的种族疏离社会（族群社会）。从中国文明的观点看来，科举制度是个打破“种族─民族─阶级─集团─姓氏”界限的好办法。 

第三十六章 地外文明 

Chapter Thirty-six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 

进入全球时代，已有先虑者开始着手“为宇宙立法”的问题了。如，人类怎样拥有火星？谁可以购买月球土地？未来的月球城市如何采用废物回收法？这都是些“太空法学”方面研究讨论的课题。不同的科学技术也许可以互补兼容，但不同的道德价值却只能互相拆台。全球政府所需要的道德基础是什么？全球政府认识到：惟有对立面的存在，才能有效团结内部，共同目标的激励，可以动员内部的活力。外患能缓和内忧──一个清晰可见的地外目标、太空任务，以及宇宙空间的召唤，可使全球文明不再重蹈历史上统一帝国迅速腐败的覆辙。所以我们说，不仅全球政府需要一个宇宙基础，同时全球政府也具有协调整个地球资源的能力，可以帮助人类进行地外探索、太空扩张。 

第四部 中国模式 

Part IV Chinese Model 

第三十七章 全球秩序的教化基础 

Chapter Thirty-seven Instructional base for global order 

孔子宣称（也可能确实相信）他正在恢复中国传统制度的本质；但是，当他将“高贵”解释为一种道德品质，而不是世袭特权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发动了一场道德上的革命。和其他民族的预言家一样，孔子也摆脱了传统宗教的社会结构，并与自然现象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建立了直接的个人联系。耶稣纪元前500年前后的人们需要有某种宗教来帮助自己的心灵对付一个混乱的年代。这些处于精神饥渴状态的地区是两个彼此远离的地区，即希腊世界和中原世界。在有些地区，当地宗教显然无法满足人们的这种普遍要求。外来宗教的传播、改变及其与当地现存宗教的融合就显得至为重要。如此混乱时代的积极后果，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仅把旧大陆诸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区，也把彼此远离的各地相互结合起来。 

第三十八章 史官文明与历史教 

Chapter Thirty-eight History-officer Civilization and Historicism 

史官文明超越种族本位而进抵文化本位，中国精神因此堪称礼治精神或王道精神。这不仅在汉朝才结合完毕，而是在夏、商、周王国的“书经时代”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文明，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的神权政治倾向，具有某种现代性，且能和现代文明真正沟通。这样的文明较能使人真切面对自己看到的世界，而较不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神话的摆布。先秦文明的史官制度，对君主权力是一种制约。而且诚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书对权臣也有制约作用；而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则进一步引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贬天子”的著作，说明史官文明的记录在先秦文明的总体框架下，对于整个政府权力都有制约作用。 

第三十九章 历史教的医治功能 

Chapter Thirty-nine Healing Power of Historicism 

历史教的前提是它认识到：“没有真正的人，只有历史的人。”“生来如此的人”和“自在自为的人”，既然都是虚妄的；一切人作为历史的产物，都是在适应历史过程中逐渐定型的。对于文明而言，“真正的民族主义”毫无独立价值，除非把它作为一个新文明爆发时所燃烧的导线，才有附加价值。新文明的创造者迟早会撑破民族的藩篱，消除藩篱的罪恶，使精华人物不再互相敌对。未来的全球政府，可能是神权政治的也可能是历史教的，唯独难以是商业化的。因为商业精神无法建立意识形态，而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是不能把全球各大板块有效结合在一起的。历史教可说是介于神权政治和商业精神之间的中庸之道，是宗教与科学的综合。历史教包容万有、等视一切，它指示宿命、珍视自由：理解自由也如幸福，是主观感觉而非客观存在。 

第四十章 历史教的命运 

Chapter Forty Fate of Historicism 

欧洲文明造成的“自然危机”如：能源危机、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不仅打击了传统工业文明，而且危害人类的未来，这就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抉择和创造、开辟新的文明。否则人类无法从目前的重大灾难里脱身。新文明产生后并非完全消灭了旧文明，而是消化、吸收，使之成为新文明的食物，新文明不会终止工业活动，而欧洲文明向新文明的转变也不仅是技术形态的革命。与新文明同时兴起的全球化过程，很有可能推动工业文明持续发展，因为多数国家尚未工业化或完全工业化。在多数地区日益工业化、地球资源也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可以取代传统的工业文明的，是“生态文明”。

第四十一章 孔孟荀的见证

Chapter Forty-one Testimony of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 Zi 

如果把《周易》、《尚书》、《礼记》三经和《论语》、《孟子》、《荀子》三书，综合起来，深入研讨，就可以造就很有涵盖力的整合世界的政治学说。老子和庄子之批判儒家学说之“伪”，其实是战国急功近利精神对春秋为政以德精神的批判，因为孔孟的春秋梦想（孟子比孔子更多滞后的理想主义），不能被战国吸收，以致他们的真知灼见都被曲解，直到下一个春秋时代，即唐朝中后期与五代十国——前一个春秋时代的孔孟精神才逐渐被重新理解。到了紧接下来的新战国时代即宋辽金元，《论语》《孟子》配上《大学》《中庸》被再度列为官方经典。因此，战国精神可以批评《论语》《孟子》迂腐，却无法批评《大学》《中庸》迂腐，因为《大学》《中庸》作为战国的产物，正是专门设计出来的世界征服者的战略。 

第四十二章 尚书经典整合世界 

Chapter Forty-two Global Integration by “Documents of the Elder(Shangshu)” 

先秦文明的礼教乃是政治文明的高度体现，礼教精神所展现的《书经》，进而可以逐鹿中原，退而可以长久治安。我们当然理解，在全球时代的整个格局中，《书经》虽然提示了中国文明的特质并展示其使命具有普世意义；但对于直接构成未来世界的政治理论，作用并不是很大。《书经》的价值在于，它不是抽象的政治学，而是具体的政治实践，因此它所提供的社会政治原则，翔实而完备，既古老，又常新，在在击中人性的要害。《书经》不多意识形态的鼓噪，却充满经验的恳谈与政治的技巧，可谓“纯净”。很显然，这是由权力的最高当局发布并为最高统治阶层保存、参阅和效法的秘籍，所以极少宣传性。对未来的全球政治而言，《书经》还提供了内在的精神原则。 

第四十三章 礼教的纪年 

Chapter Forty-three The Chronology of Etiquette 

有一句老生常谈说“有秩序而无自由，是可能的；无秩序而有自由，是不可能的”。它表明在任何社会制度下，社会控制都是一个首要目标，只有在不危及甚至可以促进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的前提下，自由和民主才可能作为社会控制的方法而被采纳。《古文尚书·大禹谟》的“十六字心经”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则提出了社会控制的教化方式，即不同于欧洲文明社会控制机械方式的另一种心理方式即所谓心法：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就是确认人们都是病人或是具有犯罪倾向。所谓“人心”是泛称，而“道心”既然如此微弱，那就意味着人人需要医治；既然人人需要医治，那就需要选择一种高度有效的医治方法。

第四十四章 中国文明的普世功能

Chapter Forty-fourthree The Universal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全球融合集团既然打破了国界、超越了主权国家时代；又不以种族区分来隔离人群、超越了种姓制度时代；那么它以何等原则来建立全球秩序呢？经典也好，人才选拔也好，都与教化、教育密切相关，而中国文明恰以重视教育和教化著称。早在其他文明处在神权政治的时代，西周的中国就设置了非宗教的学校，制定了与政治体制相关的教育制度，是为“官学”。过后不久，春秋时代民间也逐渐兴办各种教育机构，形成源远流长的“私学”传统。世俗的国民教育，在古代中国因此特盛。在各种私塾、公学中均教以同样的社会教材与同等的精神规范。以社会的治理之道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结果造就了社会共同观念的温床，因而形成了所谓“中华意识”这统一的心理、无形的纽带。这也许替未来的全球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先驱的样板。全球规模的埃及人、巴比伦人、拉丁人、汉人，也许正在我们的观照下诞生。

第五部 尘蒙之光 

Part V Covered Light 

第四十五章 王国时代诸子 

Chapter Forty-five Various schools of scholars in times of kingdoms 

五经是中国文明的结晶，五经之外既然再无所谓中国文明，那么诸子百家呢？显然也只能来源于五经了。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九流十家突然崛起，且提出南辕北辙的理念和规划，他们的思想渊源，如果毫无王官渊源背景，反而是不可思议的。这正如最新的一些研究表明，希腊哲学的突然崛起，其实具有两河流域文明的渊源背景。不仅赫西俄德而且柏拉图的作品，都有其美索不达米亚的范本。也就是说，希腊不是没有其王官之学，而是其“王官之学”位于巴比伦甚至埃及；而埃及与巴比伦也不是没有形成私学，而是其“诸子私学”流传到了希腊。而中国文明及其哲学，则兼有埃及、巴比伦的官学和希腊的私学之盛。 

第四十六章 帝国时代诸子 

Chapter Forty-six Scholars of Imperial Times 

“帝国时代”以皇帝的中央集权区别于“王国时代”（即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方国自治体系。兼并六国的秦始皇，是个极端反传统的革命者，他所干的，是类似于恺撒的勾当，而决不是什么四平八稳、顺理成章、合乎传统的“统一中国”。因为在那以前，中国从未如此“统一”过，相反，是秦始皇结束了中国历史的“王国时代”即夏商周三代；而开创了“帝国时代”即大一统的长城郡县时代。帝国时代的首席理论家，当推西汉的董仲舒。理论为“天人合一”。中间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明；分分合合，波澜壮阔；唯独异族入主的元与清，基本上没有创造性思想家。 

第四十七章 圣人教化刺破了黑暗时代 

Chapter Forty-seven Instruction of Sages piercing through the dark ages 

197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在废旧物资的拍卖会上买到了一套三十年代世界书局出版的精装本《四书五经》。经过私下里偷偷阅读，1974年我发现了中国文明的要义：礼。这一发现鼓励我在三年之后，1977年夏天，专程前往曲阜探访孔庙孔府孔林，以便从中国文明的遗迹得到某种领悟。然而放眼所见，令人兴起“黍离”的盛衰感怀，那种深刻的宁静令我感动。周围没有一个人，“万古常春”的牌坊，体现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日色余辉，透露出中国礼制文明的光，那或许成为未来世界的重要财富。 

第四十八章 《周易》的历史哲学

Chapter Forty-eigh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of “Changes of the Zhou〔Zhouyi〕”

《周易》是中国最古的诗歌。《周易》中的神话传说。《周易》描述现象世界，堪称极致。“阴”与“暗物质”、“暗能量”。《周易》与新生历史原理。《周易》历史哲学导言。《乾》《坤》是历史精神的纲要。

（）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题记

inscription

前言

Forewords

泰坦尼克号沉没

the Titanic sank

第一部 全球一体 

Part I Global Integration

第一章 历史的鸟瞰  

Chapter One Historical Overview

一，“走出非洲”与“r－K理论”

1.“Out of Africa”and the“r-K Theorem”

二，飞跃的“K策略”导致农业出现

2. The Leap of the “K─Strategy”paving  the way for agriculture

三，文明·城邦·聚合作用  

3. Civilization and Polis,The Effect of Aggregation

四，两类“聚合”，三个结果

4. Two Types of Aggregation and the Three Consequencies

五，轴心时代的启蒙造就世界国家

5.  "Enlightenment" of the Axis Period giving rise to World State

六，帝国与传播

6.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第二章 文明的形态 

 Chapter Two The Forms of Civilization

〔航海文明与内陆文明〕

(Oceanic Civilization and Inland Civilization)

一，航海文明是人类自由的导体

1. Navigation as Path to Liberty

二，开放社会与长城社会

2. Open Society and Society of the Great Wall 

三，城邦与王国

3 City-State vs. Monarchy

四，崇拜技术与崇拜人力

4. Worship of Technology vs. Worship of Human Labor

五，伦理社会爱好喜剧、粉饰太平

5. Preference of Comedy in Ethical Society as Facade of Peace

六，海权与法治的关系

6. Connection between Sea Rights and Rule of Law

七，个人主义是海权的意识形态

7. Individualism as Ideology of Sea Rights

八，海权的重要在“经济发达”之上

8. Sea Rights as Priority o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九，旧传统的顽固和新文明诞生之艰难

9. The Strong Resistance of Tradition against Birth of

New Civilization

第三章 时代的沉沦 

Chapter Three The Fall of Age

一，从天地翻覆到阴阳错位

1. From Turmoil to Misplacement of Yin and Yang

二，文化的多动症

2. Hyper-activity of Culture

三，中国青年的两刃剑

3.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the Chinese Youth

四，跟着感觉走

4. Following the Instincts

第四章 精神的坠落 

Chapter Four Fall of the Spirit

一，法与痞 

1. Law and Vulgarity

二，“战国时代”的语境

2. The Discourse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三，有各种真理便无真理

3. A Multitude of Truths Equals No Truth

四，一个老派美国人的回顾与展望

4.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an American Old Guard 

五，自由的悲喜剧和英雄主义

5. Heroism and the Drama of Freedom  

第五章  戏剧性转折 

Chapter Five The Dramatic Turn

一，对话

 1. Dialogue

二，当代世界急需“精神全球化”

2. The Urgent Need for “Spiritual Globalization” in Today World 

三，反恐战争的主导，美国还是联合国？

3. Who is the Leader of War against Terrorism: The US or the UN·

四，美国战略和反恐战争所显示的全球秩序

4. The World Order in Light of American Strategy and

War on Terror

五，美国再次面对独立运动

5. The U.S. is Agaist Independent Movement again

第六章 总结二十世纪

Chapter Six Review of the 20th Century

一，二十世纪的观察

1. Observation of the 20th Century

二，二十世纪的思考

2. Contemplation of the 20th Century

三，历史的代价

3. The Price of History

四，非欧洲力量登上舞台

4. Emergence of Non-European Forces

五，中国的角色还不清晰

5. Ambiguity of Chinese Role

第二部 欧洲失控 

Part II European Loss of Control 

第七章 欧洲的退潮

Chapter Seven Decline of Europe

一，“欧洲化时代”的终结

1. End to Europeanization

二，新时代的图解

2. Illustration of the New Era

三，对“欧洲文化”的分析

3. Analysis of European Culture

四，对欧洲文明的诘难

4. Critiqu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五，欧洲将被回教世界吞没？

Europe to be buried by Islamic world？

六，两线作战的勇士

6. The Hero who fights on Two Fronts

第八章 审问浮士德

Chapter Eight Trial of Faust

一，浮士德的来历

1. Background of Faust

二，浮士德的分化

2. Bifurcation of Faust

三，浮士德入侵中国

3. Faust Invasion of China

四，透视浮士德十四条

4. Interpretation of Faust’s 14 Points

第九章  质疑人本主义

Chapter Nine Questioning Humanism

一，人本主义五百年

1. Five Hundred Years of Humanism

二，人本主义是文明的季节

2.Humanism is a season of Civilization

三，人类中心思想

3. Human Centered Ideology

四，人性的第三次堕落

4. Third Fall of Human Nature

四，神话的还原十六条

4. Sixteen Points to Reconstruct Mythology 

五，二十一世纪的寓言

5. A Parable of the 21st Century

第十章 超人的破相 

Chapter Ten Bankruptcy of the Superman

一，双重道德的历史性曙光

1. Historical Dawn of Dualistic Morality

二，疯狂的天才不能指导人类的命运

2. Inability of Crazy Genius in Guiding Human Fate

三，病人的精神分析

3. Psycho-analysis of a Patient

四，对极端人本主义学说的反诘

4. Rebuttal of Ultra-humanism

五，超人的生死

5. Life and Death of the Superman

六，《查拉图斯特拉》的摘录与评论

6. Excerpts and Commentary of Zarathustra

七，超人的没落与轮回思想

7. The Fading Away of the Superman and the Thought of Reincarnation

八，全球意识的发展线索

8.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Global 

Consciousness

第十一章 个人主义

Chapter Eleven Individualism

一，个人权利观念的兴起

1. Rise of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Rights

二，权利观念的危机

2. Crisis of the Concept of Rights

三，权利观念的变化

3. Changes to the Concept of Rights

四，极端的个人主义

4. Ultra─Individualism

五，走向全球化的权利和权力

5. Rights and Power in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

Chapter Twelve  Socialism

一，蓦然回首的时刻

1. Time for a Retrospective View

二，马克思主义之废物利用

2. Recycling of Marxism

三，使天降到地的社会主义

3. Socialism that Brings Heaven down to Earth

四，从社会主义的迷误中回转

4. Turning around from the Dead End of Socialism

五，几种可能的民主制度

5 A Few Alternative Democratic Systems

六，启蒙运动导致恐怖主义

6. Enlightenment as the Origin of Terrorism 

七，社会主义与天下意识

7. Socialism and the Universal Consciousness

第十三章 战国的沉思  

Chapter Thirteen Warring States Contemplation

一，以中国战国与日本战国为例 

1. Cases of warring states in China and Japan 

二，嗜血成性的战国时代合乎“社会发展阶段”这一咒语 

2. The Mantra:Bloody Warring States are Conducive to "Social Development"

三，全球战国局势面临史无前例的危险 

3. The unprecedented danger of global warring states

四，主权国家之间国际条约的脆弱性 

4. The fragil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mong sovereign states

五，欧洲为何不能建设全球秩序 

5. Why is Europe not able to establish a world order

六，历史有方向但过程充满偶然 

6. History may be moving in certain direction,but its course is full of surprises 

第十四章 欧洲殖民体系的终结 

Chapter Fourteen End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一，苏联解体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崩溃 

1. The Soviet dissolution was the collapse of the eastern front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二，东方阵营的瓦解并非西方阵营的收获 

2. The disarray of the East was not necessarily a gain for the West

三，残存的东方阵营如何看待这一变局？ 

3. How does the surviving eastern block perceive this historical change

四，唯一的地球不能再忍受破坏性的分割

4. Planet earth can no longer endure destructive divisions

五，全球化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中枢与地方的关系  

5. The key for globalization is how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

六，各种政治制度对全球政府的资源价值

6. The Resource value of various political systems to global government

第十五章 种族特质 

Chapter Fifteen Racial Characteristics

一，德国人与印度人的种族主义 

1. German and Indian racism

二，新的种族区分基于生命科学 

2. New racial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life sciences

三，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的社会后果 

3.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three-way pattern of race differences

四，种族意识的错位需要矫正

4. The confusion of racial identity must be rectified

五，双重道德的曙光已经出现

5. The light of dualistic morality has already

appeared

第十六章 性别问题  

Chapter Sixteen The Issue of Gender

一，席卷全球的“精子危机” 

1. The semen crisis that swept across the world

二，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下的性 

2. Sex in the three-way pattern of race differences

三，溱洧之风〔婚前断想〕

3. Movement of Sexual freedom

四，“性解放”并非新生事物 

4. Sexual liberation is nothing new

五，两性关系与夫妇之道 

5. Sexual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六，婚姻与家庭 

6. Marriage and family

七，略论一夫一妻制 

7. A brief discussion of Monogamy

八，反对纵欲主义 

8. Sexual Indulgence opposed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十七章 全球危机 

Chapter Seventeen Global Crisis

一，全球文明的轴承现象 

1. The axle center of global civilization

二，全球化与非全球化的碰撞 

2. The clash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三，爱国主义，一个神话的覆灭 

3. Patriotism,the demise of a myth

四，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同一性 

4. The global inte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五，跨国文明的统一网络已经成型 

5. The unified network of trans-national civilization already in place

六，无业者创造的历史 

6. History created by the jobless

七，无业者有哲学吗？

7. Do the unemployed have a philosophy·

第十八章 教族：种姓制度还是礼制？

Chapter Eighteen Religious grouping:Caste vs.

Etiquette

一，假晶现象 

1. The pseudomorph

二，斯宾格勒论“文化间的关系”

2. "Cross-cultural relations" by Oswald Spengler

三，有关全球化的几种理论  

3. Theories on globalization

四，族裔特性是全球化的钉子户 

4. Ethnic distinction is the last ditch resistance to globalization

五，“教族”与社会的分合 

5. "Religious Grouping" in social division and unity

六，“教派”可以刺激民族活力 

6. "religious factionalism" can stimulate national

vitality

第十九章 蒙古人与罗马人  

Chapter Nineteen The Romans and Mongols 

一，蒙古与金帐汗国的兴衰 

1.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ongol Empire

二，世界军阀轮流坐庄 

2. Warlords took turns in world domination

三，军阀、革命者、国王 

3. Warlords,revolutionaries and kings

四，时代、社会、文化、军阀 

4. era,society,culture,warlords

五，一切权力归统帅部 

5. All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highest command

六，论宽容精神的全球含义 

6. The spirit of tolerance in global context

七，罗马史的例证 

7. Cases in Roman history

八，多难兴邦 

8. National revival out of adversity

九，人民运动 

9. Popular movement

第二十章 宗教的声音 

Chapter Twenty The Voice of Religion

一，从康德看宗教的必要性 

1. Necessity of Religion from a Kantian perspective

二，宗教的精神 

2. The spirit of religion

三，宗教的事业 

3. The cause of religion

四，宗教是伟大的哀哭 

4. Religion is a great lament of man

五，虚无主义与宗教 

5. Nihilism and religion

六，神秘朦胧的光辉 

6. An emerging esoteric light 

七，宗教与战略的关系 

7.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strategy

第二十一章 宗教的战略 

Chapter Twenty-one The Religious Strategy 

一，历史上的各类宗教之作为战略 

1. Strategy of various religions in human history

二，巴比伦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2. Religious strategy of Babylon 

三，埃及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3. Religious strategy of Ancient Egypt

四，印度东方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4. Religious strategy of Eastern India

五，欧洲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5. Religious strategy of Europe

六，回教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6. Religious strategy of Islam

七，战略是“生命的适应能力”

7. Strategy is "adaptability of life"

八，战略的原则

8. Strategic principles 

第二十二章 哲学王者

Chapter Twenty-two The Philosopher King

一，天人三策 

1. Conversa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二，过河拆桥的哲学 

2. The philosophy of burning the bridge after crossing

三，真理就是生命与道路 

3. Truth is life and the way

四，哲学之轮 

4. The wheel of philosophy

第二十三章 胜利者 

Chapter Twenty-three The Victor

一，反马基雅维利的命题 

1. Against the Machiavellian thesis

二，领袖是无法培养的 

2. Leaders are not made

三，胜利的天才无中生有 

3. The victorious genius creates out of nothing

四，少数人创造的历史 

4. History created by the few

五，苦难是少数派战士的伴侣 

5. Suffering is the companion of minority fighters

六，悲剧的主轴推动历史 

6. History driven by the power of tragedy

七，胜利者的书如何写就 

7. How is the book of the victor written

第二十四章 天子  

Chapter Twenty-four Son of Heaven

一，现代文明的整合者  

1. The one who integrates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二，秘而不宣的“第三十七计” 

2. The secret of the 37th tactics 

三，天子〔整合者〕的四个面相 

3. Four faces of the son of heaven 

四，天子的义务与权力  

4. The obligation and power of the son of heaven

五，整合就是未来世界的方向 

5. Integration represents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六，人是不可两全的怪物 

6. Humans are monsters who cannot have it both ways

七，心性修炼的至境 

7. The ultimate state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

第二十五章 大改组  

Chapter Twenty-five Great Reconfiguration

一，全球居民的多元特质 

1. The pluralistic nature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二，无产者、种姓、教族、教会 

2.Proletarian,Caste,Religious Grouping,Church

三，民族整合的文明历史经验 

3.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四，走向全球政府的几步震荡 

4. Turbulent path toward global government

a，“平暴”的必要性 

a.The necessity of "pacification"

b，铲除主权国家的哲学 

b.The philosophy to eliminate nation-states

c，全局的和平取决于融合集团

c.Overall peace depends on the integrating groups

d，文明的节奏出自反动的思想

d. The rhythm of civilization grows out of reactionary thought

e，全球文明的精神形式 

e.The spiritual form of global civilization

第二十六章 礼的精神 

Chapter Twenty-six Spirit of Etiquette

一，礼的本原，秩序精神 

1. Origin of Etiquette:spirit of order

二，二十世纪是礼崩乐坏的谷底 

2. 20th century was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of global disorder

三，圣人是礼的人格化 

3. Sage is the personification of etiquette

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4. The righteous conquest by the son of heaven

五，“礼表法里”的两道分离 

5. The dualism of etiquette without and legality within

六，秩序与理性互为表里 

6. Order and rationality as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七，礼与控制论  

7. Etiquette and cybernetics

八，黄金时代 

8. The golden age

第二十七章 礼的形式

Chapter Twenty-seven The Form of Etiquette

一，礼制的原始意义 

1.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二，中国礼制的起点 

2.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in China

三，中国礼制的特点 

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in

China

四，印度礼制的特点 

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in

India

五，礼制是权力中枢的辐射 

5. Etiquette system as radiation from the power center

六，礼制不同造成征服的效果 

6. Different systems of etiquette resulting in

conquest

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7. Legal penalty not applied to officials,etiquette

not applied to commoners

八，礼制不同于极权主义 

8. The etiquette system differs from tyranny

totalitarianism

第二十八章 新文化战  

Chapter Twenty-eight The New Cultural War

一，文化战的定义 

1.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al war

二，文化战的最古范本和最新动向 

2. The oldest model and newest change of cultural war

三，文化战与军事战的区别 

3.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al and military

warfare

四，超越国际主义的天下文明 

4. Global civilization beyond internationalism

五，防止大规模侵战的锁钥 

5. The key to prevention of large scale invasions

六，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 

6. Alien civilization as a leverage of integration

七，文明的圈回之“圆” 

7. The returning cycle of civilization

八，摆脱血气，获得文明 

8. Giving up militancy for the sake of civilization

第二十九章 文化战的战略  

Chapter Twenty-nine Strategy of Cultural War

一，战略的定义 

1. Definition of strategy

二，战略的失败与成功 

2.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strategy

三，中国文明的战略观念 

3.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四，新文化战的战略观念 

4.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new cultural war

五，破坏现存的平衡结构 

5. The break down of existent structure of balance 

六，中国政略的集成〔《书经》〕

6. “Book of Documents,”(Shujing) the ultima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rategy

七，“王略”论 

7. On strategy of rulers

八，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略 

8. Strategie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九，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术 

9. Tactic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第三十章 王道与霸道 

Chapter Thirty the Kingly Way vs. Hegemony

一，二十一世纪的秩序 

1. The order of the 21st century

二，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涵义 

2. The first meaning of kingship and hegemony

三，求义与求利是不同的轨道 

3.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seeking righteousness vs.

seeking interest

四，怎样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 

4. How to overcome international anarchy

五，新的政治原则已经出现 

5. The already emerging new political principles

六，王道的代言人 

6. The spokesman for kingship

第三十一章 间接统治 

Chapter Thirty-one Indirect Rule

一，王道与霸道的第二层涵义 

1. The second meaning of kingship and hegemony

二，王霸战略的光谱层次 

2. The strategic spectrum between kingship and hegemony

三，国家制度与间接统治 

3. National polity and indirect rule

四，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 

4. The global government under indirect rule

五，全球政府要奉行王道

5. The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hold kingship

六，王道的保衡者 

6. The guardian of kingship

七，王者的要素“德日新”

7. Key elements of rulers:Ever increasing charisma

八，人类动物园如何推行“递进民主”？

8. How to practice "progressive democracy" in the human zoo

第三十二章 中庸之道

Chapter Thirty-two The Golden Mean

一，间接统治所奉行的方式

1. The Way of Indirect Rule

二，希腊的中庸与中国的中庸

2. The golden mean of Greece and China

三，《金滕》所阐释的中庸之道

3. The golden mean as expounded by “The Golden Coffer”(Jinteng)

四，中庸的政治要超越理想层面

4. The golden mean politics must transcend idealism

五，人格化的政治违背中庸之道

5. Personal politics violates the golden mean

六，《吕氏春秋》与融合集团 

6. “Spring and Autumn of Master Lü”(Lüshi Chunqiu) and the integrating group

七，中庸之道与虎狼精神

7. The golden mean and the mean spiritedness 

第三十三章 全球政府的临近

Chapter Thirty-three The looming global government

一，反恐战争的两面说辞

1. Double talk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二，从美国的911到西班牙的311

2. From 911 in the US to 311 in Spain

三，民主国家如何胜任反恐战争？

3. How can democracies prevail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四，民主国家互不交战？

4. Do democracies never go to war against each other·

五，核武恐怖的幽灵意味

5. Specter of nuclear holocaust

六，商业主义和政治精神

6. Commercialism and spirit of politics 

七，整合全球的力量将告别欧洲

7. Power of global integration will escape Europe

第三十四章 全球中枢

Chapter Thirty-four Global Center

一，现代文明的定位

1. Orienta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二，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

2. Core issue of world politics

三，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

3.  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Kingdom  that transcends China

四，“中国”的“保民官”

“ombudsman”of the “Central Kingdom”

五，“中国”的内在意义

5. Underlying meaning of the “Central Kingdom”

六，反恐战争的逻辑结论

6. The logical conclusion of war against terror

七，世界和平仅需有限战争

7. World peace requires no more than limited war

第三十五章 天下与国家

Chapter Thirty-five Universality and the State

一，种族的界限

1. Racial divisions

二，氏族宗族民族的主权国家

2. Sovereign state of clans,kinships and nations

三，天下意识与帝国主义的区别

3. Distinctions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imperialism

四，秦汉是天下而不是国家

4.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re universe rather than nation-state

五，蒙古首开元明清的天下

5. Universal empires of Yuan,Ming and Qing initiated by the Mongols

六，全球政府需要刷新统治原则

6.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date its governing principles

七，天下秩序是人类命运保育者

7. Universal order serves to protect and save humanity

八，平定主权国家，有益于天下

8. Pacification of sovereign states benefits us all

第三十六章 地外文明

Chapter Thirty-six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

一，阿波罗计划的争论

1. The argument of Apollo Project

二，为什么要探测地外文明？

2. Why explore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

三，全球政府需要宇宙基础

3. Global government needs a cosmological base

四，生存空间与人类命运

4. Living space and human destiny

五，星际探险与人类命运

5. Space adventure and human destiny

六，勘察宇宙的生命前景

6. Exploring the prospect of life in the universe

七，为宇宙秩序立法

7. Legislate for the cosmos order

第四部 中国模式  

Part IV The Chinese Model

第三十七章 全球秩序的教化基础

Chapter Thirty-seven Instructional base for global order

一，孔子与史官文化

1. Confucius and Historiographic Culture

二，孔子背弃自己的祖先

2. Confucius betrays his ancestry

三，周天子的历史自觉

3. Historical awakening of Zhou Tianzi(son of Heaven)

四，《酒诰》的佐证与提示

4.  Evidence and prompt of “The Jiugao(The Announcement about Drunkenness)”

五，文物、文化、文明教化学

5. Instruction for historical relic,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六，文明教化能够缓解颓废性

6. Civilizational instruction can relieve spiritual decadence

七，比利时国王残忍超过希特勒？

7. Belgium King more ruthless than Hitler· 

八，文明教化并非退回死去的传统

8. Civilizational instruction does not mean retreat to the dead tradition

九，文明教化的典范《诗序》

9. Model for civilizational instruction:The Preface to the Book of Songs 

十，创造者足下的废墟

10. The ruins left behind by the creator 

十一，文明教化是生命冲动的固化 

11. Civilization is the solidification of life impulses

第三十八章 史官文明与历史教

Chapter Thirty-eight Historiographic Civilization and Historicism

一，《独立宣言》的诡异之处

1. Puzzle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二，《宣言》的起草人相信它吗？

2. Did the authors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elieve it themselves·

三，史官文明超越种族本位

3. Historiographic civilization transcends racial divide 

四，侯马盟书与史官精神

4. Houma Agreement and Historiographic spirit

五，《正气歌》的历史教意识

5. “The Song of Righteousness” and its sense of historicism

六，文明的处境及思考

6.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state of civilization 

七，历史教的经典《周易》

7. “Changes of the Zhou”,the classic of historicism

八，历史教的其他资源

8. Other resources of historicism

第三十九章 历史教的医治功能  

Chapter Thirty-nine Healing Power of Historicism

一，病菌伴随着文明

1. Germs that come with civilization

二，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2.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三，历史教可以医治人类

3. How does historicism heal humanity

四，危机创造了历史文明

4. Historical civilizations as product of crisis

五，历史教与听众的悟性

5. Historicism and the resptivity of the audience

六，逃避神权政治的最后机会

6. The last chance to escape from theocracy

七，“教化哲学”向历史教的移动

7. The mutation of instructive philosophy toward historicism

第四十章 历史教的命运  

Chapter Forty Fate of Historicism

一，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1.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 is unpredictable

二，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异同

2.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istory,eth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三，用历史教的眼光审视当代

3. Assessment of the modern era in light of historicism

四，罗马帝国如何运用历史教

4. How did the Roman Empire utilize historicism

五，死亡了的文明整合全球

5. The dead civilization integrates the world

六，历史教的战略核心

6. The strategic core of historicism

第四十一章 孔孟荀的见证

Chapter Forty-one Testimony of Confucius,Mencius and Xun Zi

一，谁是儒家三剑客

1. Who were the Three Musketeers of Confucianism 

二，“述而不作”的启迪者

2. The initiator of “commenting without authoring”

三，礼乐思想二十一条

3. Twenty-One points of Rites and Music

四，塑造人类心灵的价值标准

4. Forging the value standard for human spirit

第四十二章 尚书经典整合全球

Chapter Forty-two Global Integration by “Documents of the Elder(Shangshu)” 

一，孔子毫不掩饰地追求权力

1. Confucius openly pursued power

二，世界政府的官方文件汇编

2. The official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by the global government  

三，中国的三权分立与《逸周书》

3.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The Lost book of Zhou(Yinzhoushu)”

四，道统与治统

4. Moralistic rule vs. administrative rule

五，“全球民族”

5. “Global race”

六，“存祀主义”

6. “Kinship Protectionism”

第四十三章 礼教的纪年

Chapter Forty-three The Chronology of Etiquette

一，从《山海经》到《五经》

1. From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Shanhaijing) to Five Confucian Classics

二，社会控制的机械方式与教化方式

2. The mechanical and instructive methods of social control

三，《礼记》《仪礼》《周礼》《大戴礼》

3. “Records of Rites” “Etiquette and Ceremonial” “Rites of the Zhou”“Records of Rites by Dai Senior(Dadai Liji)”

四，秩序与仁爱

4. Order and compassion

五，阿育王、汉武帝、君士坦丁一世

5.Asoka,Emperor Hanwu,and Constantine I

六，礼制的复兴

6. The revival of rule of etiquette

七，礼制的毁灭

7. The demise of rule of etiquette

八，暴君具有异族背景

8. Tyrants with alien ethnic background

第四十四章 中国文明的普世功能

Chapter Forty-four The Universal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一，割礼的梦魇如何结束？

1. When would the nightmare of circumcision come to an end·

二，种族三特性同归一路

2. Three racial characteristics converging into one

三，全球融合集团的整合功能

3. The integral function of the global integrating groups

四，科举与全球文官制度

4.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global system of civil servants

五，书院与全球大学制度

5. Academy of classic leaning and global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第五部 尘蒙之光

Part V Covered Light

第四十五章 王国时代诸子

Chapter Forty-five Various schools of scholars in times of kingdoms

一，五经是中国文明的结晶

1. The five classics are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二，中国五经与两河圣经

2.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 Bible

三，哲学就是“怀疑感觉的真实性”

3. Philosophy is “questioning the reality of sense perceptions”

四，孔墨显学

4. Prominent scholarship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Mohist Canon 

五，庄子的天籁

5. Zhuangzi’s music of nature

六，从庄子角度阐释的《老子》

6. “Laotz” interpreted by Zhuangzi

七，从韩非角度阐释的《老子》

7. “Laotz” interpreted by Hanfeizi

八，《韩非子》与主权国家的灭亡

8. “Hanfeizi” and the demise of sovereign states

九，郭店楚简与《太一生水》

9. Chu Tablets from Guodian and “The One that gave birth to water”

十，《太一生水》与海洋中国

10. “The One that gave birth to water” and Oceanic China

十一，从宗教神话到历史神话

11. From religious mythology to historical mythology

十二，中国历史神话的大背景

12. Background of Chinese historical mythology

第四十六章 帝国时代诸子

Chapter Forty-six Scholars of Imperial Times

一，董仲舒与中国精神

1. Dong Zhongshu and the Chinese Spirit

二，《新序》的历史教精神

2. The spirit of historicism in the “New Introductions(Xinxu)”

三，帝国精神的四次变形

3. Four times of mutation of imperial spirit

四，《文心雕龙》的文明论

4. Theory of civilization in “Mind of Literving Dragons(Wenxin Diaolung)”

五，禅宗祖师的绝处逢生

5. Reemergence of Zen masters

六，新儒学的准备阶段

6. Preparatory period of Neo-Confucianism

七，宋明理学与帝国精神

7. Neo-Confucianism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nd the spirit of imperialism

八，理学的开山者周敦实

8. The Pioneer of NeoConfucianism,Zhou Dunshi

九，诚与天理决非论古必恕

9. Integrity and the way of heaven do not mean forgiveness in historical studies

第四十七章 圣人教化刺破了黑暗时代

Chapter Forty-seven Instruction of Sages piercing through the dark ages

一，宗教圣战与政治原则

1. Religious holy war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二，经礼与变礼

2. Classic rites and flexible rites 

三，《礼三本》与中国宗教

3. “Three Roots of Rites”(Lisanben) and the Chinese religion

四，《周礼》的战略理解

4. “Rites of the Zhou〔Zhouli〕” and the strategic understanding

五，怎样看待中国现有景况

5. How to asse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六，以法代礼是文明的危机

6. Replacement of rites with law is a crisis of civilization

七，圣人教化再造文明生机

7. Life of civilization renewed by instructions of sages 

八，礼的节制及生命的绵延

8. Constraints on Rites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life

第四十八章 《周易》的历史哲学

Chapter Forty-eigh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of “Changes of the Zhou

(Zhouyi)”

一，周易是中国文明的首要经典

1. “Changes of the Zhou(Zhouyi) ”was the number one classic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二，《周易》是中国最古的诗歌

2. “Changes of the Zhou” was the oldest poetry in China

三，《周易》描述现象世界，堪称极致

3.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world of forms in “Changes of the Zhou” can be called true perfection

四，“阴”与“暗物质”、“暗能量”

4. “Yin”(female)and “dark matter,”“hidden energy”

五，《周易》与新生历史原理

5. “Changes of the Zhou” and the theory of renewed history

六，《周易》历史哲学导言

6. “Changes of the Zhou” as preface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七，《彖辞》《象辞》总论

7. “Summary”(tuan)and “Symbology”(xiang)

八，《乾》《坤》是历史精神的纲要

8. “Qian” and “Kun” are the outline of historical spirit

九，文明的创造阶段〔春〕

9. “Spring,” formative stage of civilization

十，文明的扩散阶段〔夏〕

10. “Summer,” expansive stage of civilization

十一，文明的君临阶段〔秋〕

11. “Autumn,” prime stage of civilization 

十二，文明的衰颓阶段〔冬〕

12. “Winter,” declining stage of civilization

十三，文明的复兴阶段〔第二春〕

13. “Second spring,” reviving stage of civilization

十四，既济与未济：文明无止境

14. “Jiji”(After Completion)and“weiji”(Before Completion)endless civilization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附录]

“八纮一宇”、“日本”、“天皇”、“神社”、“武士”起源于中国考

──兼谈琉球、朝鲜、越南起源于中国

一、“八纮一宇”中的“八纮”

二、“八纮一宇”中的“一宇”

三、“日本”一词起源于唐倭战争

四、“天皇”起源于中国意识

五、“神社”起源于中国宗教

六、倭国进化为“日本”的历程

七、从中国得到“日本”意识之前的倭国

八、“日本”是王朝的名字而非国名

九、日本〔Nippon〕和尼泊尔〔Nepal〕

十、日本诞生于“岛屿对大陆的向心行动”

十一、关于“日本向心行动”的四个事例

〔一〕日本陶瓷文化的历史轨迹

〔二〕作为明治维新之前身的“大化改新”

〔三〕“东亚世界”──“东亚文化圈”

〔四〕外夷与中华

十二、天皇制的兴衰与中国影响的兴衰

十三、从琉球、朝鲜、越南来思考日本

〔一〕考察琉球国

〔二〕考察朝鲜国

〔三〕考察越南国

〔四〕思考日本国

十四、从园林建造看中国如何影响日本

〔一〕古代园林

〔二〕中古园林

〔三〕近世园林

〔四〕樱花与和魂

十五、海洋世纪与东亚世界

〔一〕二十一世纪是争夺海洋的世纪

〔二〕从海神天后看中国文明向海洋的渗透

〔三〕“黑潮”与东亚社会

〔四〕日本—台湾—朝鲜的错综关系

十六、对日本的一些深刻误解

十七、结论

书后漫记

Afterwords

一、最后的书评

二、回归祖辈的文化

三、望文生义的误解

四、新儒家是不必要的

五、“整合全球”并非“上帝之城”

六、立此为社会福音派鉴

七、本书开始起草于1975年

援引及参考书目

List of Citations & Reference Books

（另起一页）

第八节

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

（一）

考古学家们在早期农业社会的儿童骨骼化石上，发现了比狩猎者和采集者更多的营养不良的迹象，例如早期农业民族的平均身高，低于他们狩猎和采集的祖先。人口密集的农业社会，还生活在一种严重缺乏卫生设施的环境中。人们对自己的垃圾、下水道和供水毫不在意。他们对细菌一无所知，而他们的无知所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他们遭受了狩猎者和采集者所罕见的传染病：农业社会的儿童大概不到半数能够活过十岁。

相比之下，非洲虽比北方大陆温暖，但却缺乏安稳的住所，乾旱、暴雨以及病毒、细菌与寄生虫传染的疾病，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因此，那里的人类谋求种族生存的方式，就是尽可能生产许多后代，这可以叫做“r策略”（rate）。而在欧洲与亚洲，各种生存危险与机会是并存的，于是，生存之道是需要更好地照顾后代，哪怕少生一些，这被叫做“K策略”（Keep）。

具体说，以“生命历史理论”为基础的基因问题来进行讨论，解释脑部大小、智力及其他特征的“种族模式”──演化论的生物学家称这为生殖策略的r到K范围（r-K scale of reproductive strategies），范围的一端是r策略，代表高生殖率；范围的另一端是K策略，代表的是花较多精力照顾小孩。这常用来比较不同动物的生命历史；加拿大西欧达里欧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的腓力普·洛旭庭教授（Professor J. Philippe Rushton，1943－）用它来解释人类之间的不同与微妙关系。他指出，这范围表显示，东方人的K值比白人多，而白人的K值比黑人多。与倾向r值的女人比较，高K值的女人产生的卵子比较少，同时有较大的头脑。高K值的男人花较多时间与精力在他们的小孩身上，而不一味追求性的刺激，所以他们是“有责任感的爸爸”（dads），不是“拈花惹草的风流人物”（cads）。

（二）

什么是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决不仅仅是现在残存的古代中国文化的碎片，也不是现代中国所产生的非驴非马的主义、假货和杂碎，中国文明实际上是中国历史所形成的有机系统，是“K战略”面临环境压力和生存危机时所发明的一套“防卫机制”，这当然不同于“r战略”的“玩世不恭”。在欧洲近代侵袭之后，中国幸免于难，没有像印第安兄弟尤其是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兄弟那样遭到系统灭绝。人们希望，这场劫难使新文明的核心开始凝聚成形，但它的骨血肉毛现在尚付阙如，还说不上衣饰打扮与风度翩翩……虽然人们可以察觉新文明的消息不断传来。

已经宣告的法则、定理及预算，并不一定构成新文明的结构，反而是不宣而战的进攻，可以催化新文明的形成，只要具有这样的需要。新文明的基本功能就是使人们与自然更为和谐地共存，而这正有待于中国文明的“再生能力”。无论一种文明多么优越，它接管世界的步骤也不可能是在平安无事中实现的。其中的原因，我想可从人的惰性、以及保持既得利益的贪心这两个根源去寻找……正因为世间有这样的阻隔与“非理性”，新文明要接管世界，非经“整合”的战役而无从实现。当然，这场战争是无孔不入的“文化战”，而非近代意义的殖民战争，更非现代意义的解放战争，它因此不必采取军事战斗的形式。“文化战”用文化的优劣来定胜负：未来的文化战比之过去的“思想战”、“意识形态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不以人类的一部分种族和阶级去残害另一部分种族和阶级。

（三）

在西方语言中，K是“国王”的缩写，因此不妨把重视养育功能的“K战略”（Keep）视为“王道”。王道主生，霸道主杀；在生命哲学看来，延续自己远比杀害对手重要，因此人生的战略应该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王道的成功是文明的成就，霸道的成功是文明的毁灭。这就使我们理解的“养生主”。“养生主”之后是“大宗师”，大宗师之后是“应帝王”。

在全球化的意义上，“中国”也就是“中心城市”（Central city）、“中心国家”（Central State）。在全球化的意义上，“中国”可以位于任何地点，位于印度？可以。位于美国？可以。位于俄国？可以。位于非洲？可以。位于南极？可以。只要能发挥“中国文明”即中心城市、中心国家的主导作用，即可。在2004年伊拉克遭到美─英联军攻占一年之后的日子里，我们甚至不妨设想，未来“中国”─全球政府所在地，既可以位于美国境内，也可以位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

1、公元前4000年前闪族的苏美尔主要城市发展到前2371年闪族阿卡德王萨尔贡一世建立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伊拉克由前闪族的苏美尔人控制一千六百多年；

2、闪族的阿卡德人接管伊拉克六百多年后，前1750年闪族人汉穆拉比建立巴比伦帝国并控制伊拉克将近千年，二者合计又是一千六百余年；

3、公元前720年左右闪族的亚述人征服伊拉克后，该地区长期陷入外来统治：前550年雅利安人的波斯居鲁士征服伊拉克、前330年雅利安人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伊拉克，然后雅利安的罗马人、拜占庭人、波斯人交替控制伊拉克到公元656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在外来统治下长达一千四百年。

4，然后闪族的阿拉伯人征服伊拉克，并以此为中心控制整个伊斯兰教世界。公元762年前后，巴格达建立阿拔斯哈里发政权，伊拉克重新获得一千四百年以来的中心地位。

5、五百年以后，蒙古人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伊拉克先后陷入蒙古人、土耳其人控制，长达750年，1915年，英国占领伊拉克，以国联的名义对其进行统治，直至1932年伊拉克独立。

6、伊拉克恢复独立以来，不过七十多年，已经再度成为世界焦点，美国对伊拉克的一次打击（1991年）和一次入侵（2003年），乃是一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帝国向一个最古老帝国的所在地所发动的攻击。它摧毁了一个作为主权国家的伊拉克，但却把一个丧失了主权的伊拉克，拖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现在美国占领了伊拉克，但谁知道以后呢？也许再过百年，伊拉克作为下一次出击的主角而不是这一次挨打的配角，重回舞台中心，甚至成为全球的“中国”、全球政府所在地，也说不一定。百年时光，足以缔造一个世界强权：一百年前，谁会想到二十一世纪的全球中心、世界的唯一超强巨霸，竟然是“英国的前任北美洲殖民地”？

（四）

“中国”的概念就是“京畿”、“王城”、“世界中心”；“中国文明”的概念因此接近于现代意义的“全球技术平台”概念：谁能创造更好的技术平台，谁就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即真正的“中国”。中国的古代意义是“王畿”，现代意义则可以理解为“中心数据库”、“控制中枢”、“首选投资国”、“人才聚集地”：谁能提供更好的技术平台，谁就吸纳了全球的能量和创造力，以此执天下之牛耳。这样的“中国”是世界规模的“中央国家”、“全球中枢”，显然不是任何一个种族集团可以垄断的，而是属于全体文明人类。这就是“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 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Kingdom  that transcends China）

〔另起一单页〕

书名

中国的本体、现象、分裂、外延、外扩、回想、前瞻、整合

Ontology, Phenomenon, Split, Periphery, Expansion, Reflection, Outlook, Integration……of China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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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2016年10月第一版

October 2016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