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网络更新

Xie Xuanjun 谢选骏（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二百余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1年7月14日星期三

谢选骏全集第159卷：多个

多个

MULTIPLE

《外星看地球》第59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59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5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59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探索——本书所列的文章，标题皆由“多个（数字）”构成，看看聚合一处，可以发生怎样的效果、触发怎样的思维。例如，“1.5亿套空屋就是多米诺骨牌”。因为这些无人居住的房子，总有一天会变成活人的坟墓。

Synopsis

This is my ongo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language exploration-the titles of the articles listed in this book are all composed of "MULTIPLE（digital）". Let's see what kind of effects can happen and what kind of thinking can be triggered when they are gathered together. For example, "150 million empty houses are dominoes." Because these uninhabited houses will one day become the graves of living people.

（另起一单页）

“外星看地球”，就是“超越地球观察地球”——从一个“对等的位置”而非“从属的位置”来看地球上发生的林林总总的现象。

（以上黑体）

上帝宗教 God Religion《外星看地球》第1卷

宗教战争 Religious Wars《外星看地球》第2卷

天子与人 The Son of Heaven and Human《外星看地球》第3卷

全球策 Global Strategy《外星看地球》第4卷

G2-中美联合体 G2-Chimerica《外星看地球》第5卷

两个世纪的内战 Two Centuries of Civil War《外星看地球》第6卷

病毒瘟疫 Virus Plague《外星看地球》第7卷

从暴民到暴君 From Mob to Tyrant《外星看地球》第8卷

党府论 On the Party Government 《外星看地球》第9卷

废垃论 On Human Waste《外星看地球》第10卷

历史人物 Historical Figure《外星看地球》第11卷

书面人物 Written Characters《外星看地球》第12卷

新闻人物 News People《外星看地球》第13卷

中共百年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外星看地球》第14卷

政权杀戮 Regime Killing《外星看地球》第15卷

国家妖孽 National Devil《外星看地球》第16卷

科学与文化战 Science and Culture War《外星看地球》第17卷

历史力学 Historical Mechanics《外星看地球》第18卷

六四余波 The Aftermath of June 4th Massacres《外星看地球》第19卷

蒙古后清黄俄黄犹 Yellow Russian Yellow Jewish《外星看地球》第20卷

民主攘扰 Democratic Disturbance《外星看地球》第21卷

民族交汇 Ethnic Intersection《外星看地球》第22卷

难民行为学 Refugee Behavior Science《外星看地球》第23卷

权力碰撞 Power Clash《外星看地球》第24卷

人民主权与种族主义《外星看地球》第25卷

社会窃取 Social Steal《外星看地球》第26卷

猪义社会 Pig Right Society《外星看地球》第27卷

书评文论 Book Review《外星看地球》第28卷

台湾中国 Taiwan China《外星看地球》第29卷

网络主权不是主权网络 Internet sovereignty not a sovereign Internet《外星看地球》第30卷

（另起一单页）

文明杀手 Civilization Killer《外星看地球》第31卷

香港事变 Hong Kong Incident《外星看地球》第32卷

犹太渗透 Jewish Penetration《外星看地球》第33卷

战场经济 Battlefield Economy《外星看地球》第34卷

哲学辐射 Philosophy Radiation《外星看地球》第35卷

政治抢夺 Political Robbery《外星看地球》第36卷

联邦制就是更为彻底的封建制 The federal system is a more thorough feudal system《外星看地球》第37卷

美国会发生第二次内战吗 Will there be a second civil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外星看地球》第38卷

美国与中国 America and China《外星看地球》第39卷

美国和外国 United States and Foreign Countries《外星看地球》第40卷

中国论 On China《外星看地球》第41卷

中国社会超不稳定 The Extremely Unstable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ety《外星看地球》第42卷

中外关系 Sino-Foreign Relations《外星看地球》第43卷

自然自我自杀自由 From Nature to Freedom《外星看地球》第44卷

与人 WITH (HUMAN)《外星看地球》第45卷

与事 WITH (THINGS)《外星看地球》第46卷

和 HARMONY《外星看地球》第47卷

是 BE《外星看地球》第48卷

就是 SAME AS《外星看地球》第49卷

不是 NOT《外星看地球》第50卷

不 DO NOT《外星看地球》第51卷

不懂不了不如 NON《外星看地球》第52卷

不会不能不要不知不死 NOWAY《外星看地球》第53卷

十不 NEITHER《外星看地球》第54卷

为何 FOR WHAT《外星看地球》第55卷

什么为什么 WHY WHAT《外星看地球》第56卷

如何怎样怎么也 HOW TOO《外星看地球》第57卷

所谓 SO CALLED《外星看地球》第58卷

多个 MULTIPLE《外星看地球》第59卷

一个 ONE《外星看地球》第60卷

（另起一单页）

001、1.5亿套空屋就是多米诺骨牌

002、1美元也不能放过

003、2个魔鬼之间的交易

004、3.5%比5%更加精确吗

005、5G间谍是全球统一的先锋部队

006、12岁以下65岁以上都可能成为恐怖组织重点发展对象

007、20年使得垃圾箱变成了火药箱

008、21世纪的新价值观我早就预告过了

009、21世纪的新锁国时代

010、22年前的预言和42年前的预言

011、24史都应该禁止出版

012、40万亿还是50万亿

013、70%的俄罗斯人都是饿狗吗

014、75%的慈善捐助都是垃圾

015、125亿年前的宇宙神话

016、180度大转弯还是首鼠两端

017、250%的关税帮助中国升级换代

018、300万字的《资治通鉴》浓缩成这一句话

019、911恐怖袭击是共产党中国的最后崛起日

020、1000万加元的保释属于温水煮青蛙

021、1984不到2084到了

022、1980年代的出版圈子不是文化思想派别

023、1984还是2034

024、1991—2018年是冷战的休战期

025、1999年发生在北京的动乱和革命暴乱

026、2002年效应终于得到了证明

027、新年贺词显示改朝换代心理流行

028、2018年，喜乐的一年

029、2018年是共产党中国的最后晚餐

030、2019年的共产党不像1919年、1949年的共产党了

031、2019年是世界历史的转捩点

032、2020年大选从强吻开始——谁让你涂了那么多的口红！

033、2020年的新春祝福如此恐怖

034、2020年人民币沦为卢布还是金圆券

035、2020年是否全球人口数量的顶峰

036、2020年优生学的理论与实践

037、2020年中国很穷还是20年后中国很穷

038、2022年中国革命会是光荣革命

039、4000年人类没有多少进步

040、第二次公私合营运动开始了

041、第二次抗美援朝终于打响了

042、第二次冷战的大致铁幕

043、第二次冷战今天正式揭幕

044、第二次冷战进入纵深阶段

045、第二次冷战就是互联网为中心的战争

046、第二次冷战是资产阶级的全球内战

047、第二轮公私合营开始了以后会有什么

048、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全球统一战争

049、第三个三十年已经过了十年你们刚刚知道

050、第四次鸦片战争

051、第五个现代化是红二代的产品

052、二三等公民权与没有公民权

053、二十八个半都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054、二十一世纪的共产国际

055、二十一世纪会出现新的轴心国吗

056、二世而亡是个普遍规律

057、二维码也是中国发明

058、二英不知亡国恨

059、二战是两个画家的行为艺术

060、非法移民就是二十一世纪的黑奴

061、分崩离析的2020年

062、富二代为何都是软骨头

063、官民二元社会

064、红二代不知中国仍在内战之中

065、红二代反对红二代

066、红二代方队将军方队就是吃饭的嘴

067、红一代断头，红二代断腕

068、红一代红二代谁更凶残

069、蒋经国享受大奶、牺牲二奶

070、拉铁摩尔是苏联间谍以及中国的二元性

071、两大阵营殊途同归于资本的狂欢

072、两个门罗主义之间的冲突拉开序幕

073、六四感言——两个三十年都要否定

074、两个中国开始趋同合一

075、两个中国钱多人傻

076、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

077、两极化的世界才是幸福的

078、两宋之间的改朝换代（“缠足战略”的历史背景）

079、两种死法请取其一

080、另类的游击战争——电器摄像机出政权

081、另类洋垃圾是否终结了

082、另类罪己诏

083、三分钟热度的写作

084、三角债终于要还了

085、三篇论本体出场、物自体显现（三篇）

086、三权分立变身两权对峙——国会如果纵容总统犯罪

087、三十六计和中国智慧难道就是欺诈二字吗

088、三峡大坝腰斩共产党中国

089、三星就是韩国的象征（Note7爆炸门）

090、三星就是韩国的象征——中国国内亲韩势力太大了

091、五毛创造愚人节笑话

092、五毛就是“五个毛泽东”

093、五四百年等于五四已死

094、五四青年节是丧家犬的节日

095、五四运动是凡尔赛阴谋的结果

096、五星红旗的陨落

097、五眼联盟厉害还是独眼龙厉害

098、五眼联盟没有行动能力

099、五眼联盟血浓于水

100、五一节就是“无一节”，信息社会没有无产阶级

（另起一页）

数字标题

Digital Title

【001、1.5亿套空屋就是多米诺骨牌】

《1.5亿套房子“抛荒” 10年后房价降30%》（2019-12-17 同花顺财经）报道：

所谓“抛荒”，本来是指已垦田地，因为各种因素未继续耕种，从而任其荒芜。房子也是这样，已经盖成的高楼大厦，人气不足、配套不全、设施不完善，最终空置的房屋越来越多。

先计算一下中国的房产存量有多少。从1998年房改到2005年，房地产年均销售面积仅仅在1亿-5亿平米之间，从2010年到2018年，每年的房地产销售面积都高达10亿平米以上。这20年卖出去的房产面积相加，得出的结果是177亿平米，按每套房100平米来计算，总共卖出去了1.7亿套房子。

事实上，在商品房之外，加上房改房、单位和学生宿舍、农村自建房、城市小产权房，真正的房屋总量起码还要翻3倍。保守估计，目前房子总量大概是6.8亿-7亿套之间。

然后，再统计房屋空置率。房屋空置率这个指标，一直以来争议很大，此前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认为，即便以北京为例，空置率也将近20%，而以鄂尔多斯为代表的部分三四线城市，空置率已经达到了70%。2018上半年，原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大中城市房屋空置率是11.9%，小城市房屋空置率13.9%，农村房屋空置率14%。

有人觉得高，有人觉得低，哪一个更真实？我们不妨参考第三方的报告。

2018年底，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在北京发布《2017中国城镇住房空置分析》报告。报告指出，2011、2013、2015年和2017年，中国城镇地区住房空置率分别为18.4%、19.5%、20.6%和21.4%。而2017年，全国城镇地区有6500万套空置住房。

空置率方面，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空置率分别为22.2%和21.8%，远超一线城市的16.8%。按7亿套住房总量，21.4%的房屋空置率来计算，目前大概有1.5亿套房子被“抛荒”没人住了。

照这样的趋势，再过10年，楼市必然会“供过于求”。

第一，人口形势的变化已“箭在弦上”。万科老总郁亮不止一次说过：我们的房子盖出来是卖给人住的，主力购房人口变少，行业红利迟早会结束。

以下几个数字可以作为参考。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而日本、美国、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91、2009、2013年见顶，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我们。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老龄化的速度更快，197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3岁快速升至37.0岁，预计2050年将达50岁。当20岁-50岁的主力购房人口变得越来越少，楼市的未来不言而喻。

第二，房屋的供给渠道会越来越多。自1998年房改以来，只要谈起房子，我们的脑海中一定是“商品房”，产权意识已经深入每一位购房者的心中。但是，房地产并非只有商品房这一条道路，以新加坡为例，组屋占存量比重为73%。每年新建的组屋3万套左右，占存量的比重大约为3%。103万套组屋为320万居民（占总人口的81%）提供了居住空间，户均住房套数达到1套，2015年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7.6平方米。同时，由于补贴的存在，组屋房价对于大部分居民而言是可负担的。组屋销售的价格大概在25万新元左右，补贴后大概在20万左右，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2-3倍。2009年至2014年间，四居室组屋没有补贴的预购价格增长了12%，含补贴的预购价格增长了5%，而同期家庭收入中位数大幅增长了38%。

今年就有不少“迹象”出现了，比如集体土地入市，租赁试点城市扩大的消息，深圳还推出了年涨幅不超过5%的租赁房，北京集体产权土地入市开发也有项目落地。当楼市的“供给”大于“需求”，10年后，房价会降多少？答案可能是30%。经济学家姜超此前曾指出，房价跌幅不超30%，是完全可以承受的结果，过去4年当中，许多城市的房价上涨了一倍左右，这种短期大幅上涨的背后，有着居民巨额举债的推动，显然不合理。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过去4年经济总量的名义增速，每年都在10%左右，4年下来累计增幅达到40%，这意味着至少有40%的房价上涨应该是合理的，所以，哪怕房价下跌，也不会跌回原点，姜超认为，跌30%左右应该是极致。潘石屹的答案也跟姜超不谋而合。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此前在中期财务数据发布会上“无意间”透底：我之前设想过，如果房价或者资产价格跌30%，我们还能活着，但有很多房地产公司就不存在了；如果跌50%，我们还能活着，但更多的房地产公司就不存在了”。

当然，不管未来10年房价如何变化，房地产市场扩张的脚步，肯定不会像过去那些年那样迅速了。对大部分人来说，经历了“买房变富”的年代后，未来的房产，只有“自住”属性，不再具备“金融”属性，如果还有买房投机的想法，手里的房子只会被“抛荒”。

谢选骏指出：这1.5亿套空屋，就是多米诺骨牌，不仅是大陆经济层面的，也是社会安全层面的，一旦开始塌陷，是将不可阻挡。

网文《多米诺骨牌效应》（Domino Effect）报道：

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多米诺骨牌效应”或“多米诺效应”。

起源——提出多米诺骨牌效应，还要从宋朝开始说起。宋宣宗二年（公元1120年），民间出现了一种名叫“骨牌”的游戏。这种骨牌游戏在宋高宗时传入宫中，随后迅速在全国盛行。当时的骨牌多由畜牧动物的牙骨制成，所以骨牌又有“牙牌”之称，民间则称之为“牌九”寓意“牌救”，牌里面所蕴含的哲理，足以拯救苍生以及拯救和提醒人类停止那些冲动的做法。

1849年8月16日，一位名叫多米诺的意大利传教士把这种骨牌带回了米兰。作为最珍贵的礼物，他把骨牌送给了小女儿。多米诺为了让更多的人玩上骨牌，制作了大量的木制牌，并发明了各种的玩法。不久，木制牌就迅速地在意大利及整个欧洲传播，骨牌游戏成了欧洲人的一项高雅运动。后来，人们为了感谢多米诺给他们带来这么好的一项运动，就把这种骨牌游戏命名为“多米诺”。到19世纪，多米诺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运动。在非奥运项目中，它是知名度最高、参加人数最多、扩展地域最广的体育运动。

最原始的多米诺玩法仅仅是单线，比赛谁推倒得更多、更远。随后多米诺骨牌从单线向平面发展，人们开始利用多米诺古牌组成一些文字和图案。多米诺骨牌进一步向着立体层次发展，并且应用高科技成果，配以声、光、电的效果，使多米诺骨牌动力的传递具有了多种形式，同时，它的艺术性也增强了。自从那以后，多米诺成为一种流行用语。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里，一个很小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人们就把它们称为多米诺骨牌效应或多米诺效应。

头上掉一根头发，很正常；再掉一根，也不用担心；还掉一根，仍旧不必忧虑……长此以往，一根根头发掉下去，最后秃头出现了。哲学上叫这种现象为“秃头论证”。

往一匹健壮的骏马身上放一根稻草，马毫无反应；再添加一根稻草，马还是丝毫没有感觉；又添加一根……一直往马儿身上添稻草，当最后一根轻飘飘的稻草放到了马身上后，骏马竟不堪重负瘫倒在地。这在社会研究学里，取名为“稻草原理”。

第一根头发的脱落，第一根稻草的出现，都只是无足轻重的变化。但是当这种趋势一旦出现，还只是停留在量变的程度，难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有当它达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才会引起外界的注意，但一旦“量变”呈几何级数出现时，灾难性镜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多米诺骨牌（domino）是一种用木制或塑料制成的长方形骨牌。玩时将骨牌按一定间距排列成行，轻轻碰倒第一枚骨牌，其余的骨牌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依次倒下。

多米诺骨牌是一种游戏，多米诺骨牌是一种运动，多米诺骨牌还是一种文化。它的尺寸、重量标准依据多米诺骨牌运动规则制成，适用于专业比赛。它的游戏规则非常简单，将骨牌按一定间距排成单行，或分行排成一片。推倒第一张骨牌，其余发生连锁反应依次倒下，或形成一条长龙，或形成一幅图案，骨牌撞击之声，清脆悦耳；骨牌倒下之时，变化万千。除了可码放单线、多线、文字等各式各样的多米诺造型外，还可充做积木，搭房子，盖牌楼、制成各种各样的拼图。

多米诺骨牌是一项集动手、动脑于一体的运动。一幅图案由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张骨牌组成。骨牌需要一张张摆下去，它不仅考验参与者的体力、耐力和意志力，而且还培养参与者的智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多米诺骨牌是种文化。它起源于中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赋予它独特的教育功能。码牌时，骨牌会因意外一次次倒下，参与者时刻面临和经受着失败的打击。遇到挫折不气馁，不退缩，要树立信心，鼓起勇气，重新再来。人只有经过无数这样的经历，才会变得成熟，最终走向成功。

多米诺骨牌是一项能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增强自信心、品位高雅的娱乐活动，而且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对开发参与者的智力、创造力和想象力，对训练参与者动手能力、思维能力都非常有好处，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培养参与者的意志，最大限度地发扬团队精神。

物理解析——这种效应的物理道理是：骨牌竖着时，重心较高，倒下时重心下降，倒下过程之后，将其重力势能转化成动能，倒在第二张牌中，动能就转移到第二张牌上，第二张牌将第一张牌转移来的动能和自已倒下过程中由本身具有的重力势能转化来的动能之和，再传到第三张牌上……所以每张牌倒下的时候，具有的动能都比前一块牌大，因此速度一个比一个快，也就是说，依次推倒的能量一个比一个大。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A·怀特海德曾经制用了一组骨牌，共13张，第一张最小。长9.53mm，宽4.76mm，厚1.19mm，还不如小手指甲大.以后每张体扩大1.5倍，这个数据是按照一张骨牌倒下时能推倒一张1.5倍体积的骨牌而选定的.最大的第13张长61mm，宽30.5mm，厚7.6mm，牌面大小接近于扑克牌，厚度相当于扑克牌的20倍.把这套骨牌按适当间距排好，轻轻推倒第一张，必然会波及到第13张.第13张骨牌倒下时释放的能量比第一张牌倒下时整整要扩大2000多倍.因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能量是按指数形式增长的.若推倒第一张骨牌要用0.024微焦，倒下的第13张骨牌释放的能量达到51焦。可见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的能量的确令人瞠目。不过A.怀德特毕竟没有制作第32张骨牌——高达415m，两倍于纽约帝国大厦。假如真有人制作这样的一套骨牌，摩天大厦会在一指之力下被轰然推倒！多米诺骨牌效应常指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即牵一发而动全身。

实例——楚国有个边境城邑叫卑梁，那里的姑娘和吴国边境城邑的姑娘同在边境上采桑叶，她们在做游戏时，吴国的姑娘不小心踩伤了卑梁的姑娘。冲动的卑梁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国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吴国人出言不恭，冲动加气愤让卑梁的人十分恼火，杀死吴人走了。矛盾开始升级，吴国人去卑梁报复，又不分青红皂白的把那个卑梁人全家都杀了。卑梁的守邑大夫大怒，说：“吴国人怎么敢攻打我的城邑？” 于是发兵反击吴人，把当地的吴人老幼全都杀死了。吴王夷昧听到这件事后很生气，派人领兵入侵楚国的边境城邑，攻占夷以后才离去。吴国和楚国因此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吴国公子光又率领军队在鸡父和楚国人交战，打败楚军，俘获了楚军的主帅潘子臣、小帷子以及陈国的大夫夏啮，又接着攻打郢都，俘虏了楚平王的夫人回国。从做游戏踩伤脚，一直到两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直到吴军攻入郢都，中间一系列的演变过程，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事件一步步无可挽回地推入不可收拾的境地。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多米诺骨牌效应。

转眼之间，纽约110层高的世贸中心“姊妹楼”就轰然倒地。从表面看，造成这一惊世之灾的直接原因是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向大楼。但是美国建筑专家评论指出，该楼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本身就难以承受大的冲击，特别是无法应付随之发生的大火。、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马萨诸塞州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土木工程教授萨纳业表示，世贸大楼的设计存在问题，设计的楼房即便是遭受同样的袭击也完全可以避免发生同样的悲剧。、他还说：“在我看来，大火隔断了被撞楼层的上下联系，并使一些地板开始垮塌，这些地板都是加固水泥地板，非常沉重，所以一旦倒塌砸向另一层时，就发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层层相砸，直到整个大楼彻底倒塌。”同时，另有一些专家也指出，他们通过观看大楼倒塌的录像认为，虽然飞机冲撞对大楼确实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随后燃起的大火才是造成楼房倒塌的直接原因。科罗拉多一所大学的土木工程教授黑曼·布朗也认为，冉冉烈火使得大楼的钢铁支架熔化，最终导致大楼失去支撑而轰然倒塌。他说：“即便是飞机猛烈撞向大楼，它也不至于倒塌。不过，飞机上载有数量巨大的燃油，燃起的大火使得楼墙中的钢筋熔化了。” 布朗还指出，这两座大楼当初设计时考虑到耐冲击的因素，但它却对大火和爆炸无能为力。如果飞机撞在大楼的底层，消防部门完全可以控制住火势的蔓延，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可以看出，恐怖分子的袭击是精心策划的，这些恐怖分子简直是“聪明绝顶”。

效应启示——多米诺骨牌效应告诉大家：一个最小的力量能够引起的或许只是察觉不到的渐变，但是它所引发的却可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有点类似于蝴蝶效应，但是比蝴蝶效应更注重过程的发展与变化。

在一个存在内部联系的体系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导致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在人的身上也存在着“多米诺骨牌效应”，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弱不禁风”、“惊弓之鸟”。人在精神极度受挫，情绪极度低落时，身体各部分的破坏能力达到了极点，这时，对于自身而言极其脆弱，以至于对着某个人大吓一声就很有可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给吓死。当然，这是脆弱的极端表现，一般人不会这么惨的，但是，它使人或多或少也会产生身体和精神的低潮期。

马加爵事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位天之娇子就葬送在自己情绪失控中。当自己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时，我们会觉得自己就好像进入了一片密林，看不到出口在何方。如果这时我们能以积极的心态加以调整，那么不久就会找寻到那个出口；而如果只是一味的灰心挫败，那么你就只能徘徊在心灵的同心圆中，永远跳不出来。《周易》说过：“物不可以终通，故泰极否来；但物亦不会终否，故否极泰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的观点。

谢选骏指出：九一一恐怖袭击的成功，并非来自阿拉伯人的智慧，而是美国电影提供了灵感。至于多米诺骨牌，既然是中国人发明的，那么也许就注定在中国才能获得最成功的示范。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兵败如山倒”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

【002、1美元也不能放过】

《1美元汉堡的“低端赚钱术”》（BBC 2018年3月6日）报道：

英国的900家肯德基餐厅最近有超过一半的店面暂时停止营业，引发一些消费者吃不到肯德基炸鸡的恐慌。伦敦警察甚至在Twitter上呼吁急躁的民众不要再因为#KFCcrisis（肯德基危机）给他们打电话。

很明显，饥饿的顾客很重视快餐——所以，美国最大的几家连锁快餐品牌采取的一项最新销售策略，可能令他们欢呼雀跃。

今年1月，这一领域的最大牌的几家企业在美国各地推出了超高折扣菜单，进一步降低了快餐价格——甚至比一条面包或一盒果汁还便宜。

12月，瑞士信贷金融（Credit Suisse）分析师发布了一份报告称，所谓的快餐"价格战"在美国愈演愈烈。麦当劳2018年推出了新的"1/2/3美元菜单"，让客户可以混和匹配3种价位。

竞争对手也迅速跟进。汉堡连锁温蒂（Wendy's）也在菜单上推出了20款仅需1美元的新品，墨西哥风味连锁塔可钟（Taco Bell）也迅速推出了1美元的"辣炸玉米片薯条"。

具体到麦当劳，瑞士信贷估计该公司在美国的客流量在2012至2016年间下滑约11%，所以1月的降价可能是为了恢复客流而采取的进一步举措。

但怎么可能用1美元的汉堡赚到钱呢？要知道，服务员每小时工资可能都在10美元左右。答案在于规模，也就是大量销售汉堡、炸鸡块或炸薯条。

作为一个寡头垄断市场，由于顶尖企业数量很少，所以各大公司都在努力实现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异化。例如，有的主打熏烤，有的主打油炸，还有的则在销售儿童餐时赠送玩具。

最终，竞争对手纷纷打折，价格越来越低。这番论述来自专门研究快餐经济的密歇根大学教授帕特里夏·史密斯（Patricia Smith）。这套战略的关键是什么？答案是薄利多销。

"如果能用不到1美元制作出一个汉堡，并且实现巨大销量，麦当劳就能用售价1美元的汉堡赚钱。"史密斯说，她还补充道，附带产品的销量同样很重要。"这项战略的一部分是吸引消费者进店，然后诱惑他们购买汉堡以外的东西——薯条、饮料、甜品。"但如果价格低于食品和制作成本，并且蚕食利润，那么通过降价来吸引消费者的战略就会适得其反。一些汉堡王的加盟商曾在2009年起诉该公司，原因是该公司当时的促销手段要求加盟商以1美元的价格销售双层芝士汉堡，但制作费用却高达1.1美元。法院当时判决汉堡王胜诉。

这一轮降价能否成功或许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快餐行业的变化。

麦当劳

1英镑的快餐在英国还不算普遍，但价格战有可能促使麦当劳这样的国际连锁巨头做出尝试。店内客流的减少可能表明我们的口味正在发生变化。40岁以下的人——千禧一代以及十几二十岁的"Z一代"——都在抛弃高热量食物，因为这类食物采用的食材可能并非来自有机种植或自由放养。根据尼尔森2015年发布的一份全球报告，41%的"Z一代"和32%的千禧一代愿意"为通过可持续渠道采购的原料支付溢价"，而"婴儿潮一代"的这一比例仅为21%。

"传统快餐公司在千禧一代眼中都很过时，尤其是跟那些选择出售新鲜自选沙拉的公司相比。他们都在急迫地吸引客户进店消费。"纽约大学营养、食品研究和公共健康教授马里昂·奈斯德（Marion Nestle）说。

正因如此，像麦当劳这样的公司才与专车公司Uber合作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通过Uber Eats提供外卖服务。（40岁以下的人愿意使用Uber这样的专车应用。）

"5年前是让人们买完东西后赶紧离开。"伦敦城市大学食品和健康政策教授马汀·加拉赫（Martin Caraher）说，"现在则是让他们留下来别走。"本世纪头10年，青少年在餐厅买完东西后往往会被要求不要逗留。但企业现在希望说服他们放学后留在餐厅内，坐在舒适的沙发上完成家庭作业，使用店内的Wi-Fi网络，然后多花些钱购买咖啡或小食。

塔可钟、Jack in the Box、Wendy's等都在美国与麦当劳展开价格战——快餐是折扣的优秀试验地。

降价极限？

然而，随着菜单上的食品价格降到比原材料还低的时候，这种商业战略是否仍然可行？这种激进的折扣必须依靠高销量才能成功。纽约大学的奈斯德表示，快餐经济都要依靠销量才能成功。"目标是吸引客户进店——多多益善。"她说。

这些措施可以提升品牌忠诚度，并抢夺其他快餐连锁的顾客。如果汉堡王突然降价，Wendy's的顽固派可能也会同意跟随降价。"所有行业对此都很感兴趣。"帕特里夏·史密斯提到调整价格阈值时说。"他们想知道：'我是否应该涨价，看看我能否侥幸成功？或者我是否应该降价，薄利多销？'"

在经济学中，这被称作需求弹性。"如果某种产品的需求存在弹性，顾客对价格敏感，企业就可以通过降价来增加总收入。例如，如果该公司将价格下调5%，而销量增加10%，那么需求就存在弹性，总收入就会增加。"

史密斯指出，快餐行业是实地观察这种理论的好地方，因为这种价格战往往发生在寡头垄断市场，其中只有几家大公司争相成为行业领袖。她表示，美国的这一领域大约有40%被少数顶尖企业控制，"所以这种市场发生价格战就不出乎意料。"在美国，这40%已经代表了800亿美元的收入。由于全球快餐行业有望在2022年突破7000亿美元的规模，所以价格战和新的经济战略产生的结果将非常值得的关注。

2018：超值套餐之年？

现在，这些大型连锁快餐仅在美国推出了新的超值套餐。但快餐的价格逐渐下降并非北美的独有趋势。虽然1英镑的产品在英国并不常见，但超值套餐的确已经渐成趋势，甚至连高端超市也加入进来，例如玛莎百货的"10英镑双人餐"。乐购也提供了4英镑的超值午餐，包含一个三明治、一杯饮料和一包薯片。1.99或2.99英镑的低价产品也帮助Greggs这样的三明治店推升了销量，这家英国最大烘焙连锁将在未来五年内开设100多家新店。但加拉赫怀疑，美国的定价策略未必能应用到其他市场。例如，麦当劳在欧洲就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以满足人们对可持续食品来源的需求。在英国，该公司只使用英国和爱尔兰的牛肉，将用过的食用油和鸡蛋壳回收成生物柴油，并在2020年之前实现所有咖啡的"道德采购"。

加拉赫表示，大幅降价将意味着牺牲这种声誉，无法与认真自觉的千禧一代形成共鸣。"为了降低价格，他们必须打破在欧洲实施的许多营销计划。"他说，"他们已经采取了不同的市场定位。"

快餐的未来

在回应BBC Capital时，麦当劳、Wendy's和塔可钟都没有进一步说明是什么促使他们推出超值菜单，只是表示这是为了迎合顾客需求。"我们从顾客那里得知，他们午餐的花费大约是5美元，所以4美元可以吃4份的优惠变得非常诱人。"Wendy's发言人说。"我猜他们试图留住（现有的）顾客。" 密歇根大学的史密斯说——为的是留住那些原本就吃快餐的人，而不是讨好那些想吃草饲猪肉和有机蔬菜的年轻人。

现在还无法判断，如果快餐变得越来越便宜，这个行业究竟会发生什么。

公共卫生专家也提出了担忧。奈斯德表示，对于那些原本就吃快餐的人来说，更超值的餐品可能导致他们吃得更多、更频繁。这对美国来说是个问题，那里已经是世界上肥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可谁知道呢？如果Z世代和千禧一代继续表现出对绿色食品的偏爱，如果汉堡连锁店之外的其他餐厅也追随麦当劳的步伐，那么价格战的连锁反应将会波及整个食品行业。

奈斯德指出，随着快餐食品的持续多样化，它已经远远超出了炸鸡和碳酸饮料的范畴。她提到了Sweetgreen和Fresh两家专门出售绿叶食品的美国快餐连锁，她还提到了健康食品超市全食超市（Whole Foods）的兴起。"从我的角度看，快餐正变的越来越健康。"奈斯德说。

谢选骏指出：1美元也不能放过——不是为了消费者，而是为了营运商。因为它说的“1美元汉堡的‘低端赚钱术’”，而不是“1美元汉堡的‘低端服务费’赚钱术”。——“快餐正变的越来越健康”？这只是对营运商而言。而对消费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

【003、2个魔鬼之间的交易】

《天主教徒致信梵蒂冈：与共产党做交易损失可能无法弥补》（2018年2月13日转载voa）报道：

在传出梵蒂冈与北京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协议的消息后，大约200人在香港聚会，为中国教会祷告。（2018年2月12日）

15名颇具影响力的天主教徒星期一（2月12日）发表公开信，对梵蒂冈和中国政府可能很快达成协议的消息“深感震惊和失望”。他们警告说，这种做法可能在中国的教会中制造分裂。

从2014年起，梵蒂冈和中国当局一直有所接触，现在据信双方在主教任命的问题上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此外，梵蒂冈还可能接受七名由北京任命，但被前任教宗逐出教廷的主教。这些举动有望为中梵恢复中断了近70年的外交关系铺平道路。

公开信的联署人包括学者、律师、人权活动人士，其中大部分来自香港。他们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主教团（Conferences of Catholic Bishops）说：“我们完全理解教廷渴望更有效地在中国传播福音，但让我们深感忧虑的是，这项协议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多次摧毁十字架和教堂，爱国会对教会施以严密控制，宗教迫害从未停止，” 公开信写道。

这些天主教徒说，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共产党将对宗教加强控制，2月开始施行的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允许对宗教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就是其中一例。“共产党一向不遵守承诺，”他们说，“我们完全无法看到未来的这项协议能让中国政府停止对教会的迫害，中止侵害宗教自由。”

谈到梵蒂冈可能接受由北京任命的七名主教时，这些天主教徒说，这七名主教并非由教宗任命，他们的道德品质并非无懈可击。他们无法得到信徒信任，也从未公开忏悔过。如果接受他们的合法性，大中华地区的信徒将陷入困惑和痛苦，中国教会中会出现分裂。

他们说：“我们敦促，任何协议必须以保护宗教自由，结束宗教迫害为基础。”

早些时候，美国纽约中华总商会执行主任、天主教徒于金山也曾两度致信梵蒂冈，传递了相似的信息。

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特别提醒梵蒂冈，在跟北京接触时，要保持宗教信仰自由的立场，千万不能丧失自己对宗教信仰的良知，用妥协的方式来达到所谓的协定。”

于金山说，他并不反对梵蒂冈和北京接触、对话，甚至建交，但是如果完全接受北京的条件，以出卖中国地下天主教徒为代价则是得不偿失。

“中国地下的天主教会在过去50年没有抛弃梵蒂冈，完全跟随梵蒂冈而走，对中共压制天主教的力量做出反抗，”他说，“这些人不屈不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建交而把这些人出卖，我觉得是完全违背教会的宗旨的。最重要的是，这不可能达到实现中国大陆宗教自由的目的。”

属于中国官方天主教爱国会系统的天津西开总堂在喧嚣的商业区贴出的招收新教徒的学习班通知。（2017年资料照）

于金山在写给梵蒂冈的信中，对其内部一些亲北京的人士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称他们对中国政府的赞美只会把中国教会推向更深的深渊。这两封信目前都石沉大海。

不过，中国政府认可的北京宣武门天主堂的神父赵庆龙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祈祷中梵关系正常化。在主教任命和地下教会关系的问题上，他说：“不存在出卖利益的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看到这个信息后，从我的感觉来说，第一是妄加猜测教廷的决定。另外是误断，或者是用自己的理解方式说中国主教任命应该是什么样的。”

教廷官网《梵蒂冈内部通讯》2月8日的一则中文报道指责说，反对教宗与北京达成协议的人借着主教任命问题组织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宣传大战”。这篇报道最后说：“近年来，这种一味关注主教任命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天主教会的生活。北京和圣座就选举主教机制问题达成的协议，还要为此服务：帮助人们重新发现主教职务的真正本质，有助于选择真正的牧人作主教、不要让那些野心勃勃地猎取政治-教士权力的人坐上中国主教的位置。”

“梵蒂冈现在是准备一意孤行，完全忽视华人天主教的声音，将来他会自食恶果，” 纽约天主教徒于金山说。

谢选骏指出：对此发展，有些基督徒认为这是“2个魔鬼之间的交易”。说共产党无神论是魔鬼可以理解，说天主教梵蒂冈是魔鬼有何道理呢？去罗马城的圣彼得大教堂看一眼就知道了——那里塞满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这些世俗画家不信神（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敢用污秽的人情兽欲来描写上帝和天庭，继承和发展了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的混合主义、亵渎路线，他们和那些生着梅毒的教皇在一起鬼混，可以说是罪大恶极、流毒深远了。这就是梵蒂冈的遗产。这个邪恶的遗产神化了梵蒂冈，但我知道，梵蒂冈无论怎样金币辉煌，但都比不上圣地一所最小的教堂，因为，圣地的教堂是耶稣基督亲自走过的地方。

【004、3.5%比5%更加精确吗】

《“3.5%定律”：非暴力运动如何改变世界》（2019年6月23日 BBC）报道：

1986年，数百万菲律宾人走上马尼拉的街头，以和平抗议与祈祷的方式发起人民力量运动。运动第四天，总统马科斯（Marcos）的统治宣告结束。

2003年，格鲁吉亚人民手拿鲜花包围了议会大楼，在没有流血冲突的玫瑰革命中推翻了总统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

今年早些时候，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总统在执政几十年后，双双宣布下台，而这些都是和平抵抗活动的功劳。

在这些事件中，普通民众的和平抵抗战胜了政治精英，实现了彻底的变革。

使用非暴力策略有很多道德方面的原因，但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切诺韦思（Erica Chenoweth）的研究发现，和平抗议不仅是个道德的选择，也是改变世界政治最有力的手段，而且比其他手段有效得多。

切诺韦思通过对20世纪数百场运动的研究发现，非暴力运动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是暴力运动的两倍。尽管影响因素有很多，但她发现，当有超过人口3.5%的民众参与抗议时，就能带来重大的政治变革。

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的抗议活动就受到了切诺韦思的影响，发起者表示他们是受这项研究的启发。那么，切诺韦思是怎么得出这些结论的呢？

当然，切诺韦思的研究，是建立在历史上许多有影响力人物的哲学理念之上。主张废除奴隶制的非裔美国人特鲁斯（Sojourner Truth）、争取投票权的安东尼（Susan B Anthony）、领导印度独立的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还有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都曾就和平抗议的主张发表过令人信服的言论。

切诺韦思也承认，她在2000年代中期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对非暴力手段在多数情况下比武装冲突更有力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当时她在科罗拉多大学读博士，一直在研究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恐怖主义不断上升。她被请去参加一个由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组织的学术研讨会，这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研讨中列举了许多和平抗议带来持久性政治变革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其中就有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

切诺韦思也惊讶地发现，没有人深入全面地比较过非暴力抗议和暴力抗议的成功率，只是选了些成功案例，来说明非暴力抗议的成效。她说：“有人认为非暴力抗议，是实现社会重大变革的有效手段，这一想法激发了我。”

假如世上所有的枪支都消失，一切会如何？

她与ICNC的研究员斯蒂芬（Maria Stephan）合作，对从1900年到2006年期间的关于和平抵抗和社会运动的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随后也与这一领域的其他专家共同分析了这些数据。他们主要分析的是以政变为目标的运动。如果是在运动高峰期一年以内实现了目标，并且成果是由运动直接促成，那么运动就算是成功的，由外国军队介入而引起的政变则不能算数。如果运动中出现了爆炸、绑架、基础设施损毁，或是其他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则被视为暴力运动。

切诺韦思说：“我们把非暴力的抵抗活动当成一种策略，用了一套非常严格的标准来评测。”（在切诺韦思和斯蒂芬的研究中，印度的独立运动就被排除在外。尽管抗议本身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驻守印度的英国军方被认为是运动的决定因素。）

研究共汇总了323起暴力及非暴力活动，最后出版成书，名为《和平抗议何以有效：非暴力冲突的策略逻辑》（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相当震撼。

人多力量大

总体而言，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是武装运动的两倍，有53%的非暴力运动导致了政治变革，而武装运动则为26%。

这当中有一部分是人数原因。切诺韦思表示，非暴力运动可以召集到更多的人参加，参与人群更为广泛，会严重扰乱正常的城市生活及社会运转，因此更容易成功。

在研究的25起大规模运动中，有20起是非暴力运动，有14起取得了彻底的成功。非暴力的运动能吸引更多人来参加（20万），是参加暴力运动人数（5万）的4倍。

譬如，菲律宾反对马科斯政权的人民力量运动在高峰时有200万人参与，巴西1984年至1985年间的起义有100万人参与，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有50万人参与。

切诺韦思说：“在集结力量对抗根深蒂固的政权或是官员时，人数是非常重要的，确实能够形成重大挑战和威胁。”非暴力的抗议似乎是最好的方法，能赢得最广泛的支持。

如果能有3.5%的民众积极参与其中，就一定会成功。

“如果一场运动在最高峰时能有3.5%的民众参与，就没有失败的。”切诺韦思称这个现象为“3.5%定律”。除了人民力量运动外，成功的还有20世纪80年代末爱沙尼亚的歌唱革命，以及2003年初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

切诺韦思坦承，她最初也被研究结果吓了一跳。但她现在有了充分的理由来说明，非暴力的抗议为何能够获得如此高的支持。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暴力抗议会将痛恶流血，或是害怕流血冲突的人排除在外，而和平示威则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切诺韦思指出，非暴力的抗议对身体方面的限制也比较少。罢工并不需要身强体健，但是暴力活动则主要依靠身体强壮的年轻人。虽然许多非暴力抗议的形式也包含极大风险，譬如中国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的做法。切诺韦思还认为，非暴力活动可以公开传播，这意味着运动会传播给广大的民众。而暴力活动需要武器供应，一般是更为隐秘的地下活动，可能很难广达普通民众。

因为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非暴力活动也更容易获得警察和军队的支持——而这些人正是政府所需要依靠他们来维护秩序的。

在数百万人参加的街头和平抗议中，安全部队的成员更有可能担心家人或朋友也在人群中，所以他们无法镇压示威。切诺韦思说：“又或者当他们仅仅是看到参与的人数时，就会觉得大势已去，并不想随之倾覆。”

就具体所使用的方法，切诺韦思表示，发动大罢工“如果不是非暴力抵抗中有力的一个办法，也可能是最有力的其中之一”。但罢工确实也会给个人造成损失，因为其他形式的抗议都可以是完全匿名的。她举例说，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时期，黑人消费者拒绝购买白人老板公司的产品，结果造成白人精英阶层出现经济危机，最终使得南非在90年代初结束了种族隔离。

切诺韦思说：“与武装活动相比，非暴力抗议的参与方式更多，而且不会将人置于那么危险的境地，在参与人数多的时候更明显。非暴力抵抗的方法也很多，民众比较容易找到直接参与的办法，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造成干扰。”

一个神奇的数字

这些都说得很笼统，虽然和平抗议的成功率是武装冲突的两倍，但仍有47%的概率是失败。切诺韦思和斯蒂芬在书中写道，失败有时候是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力量来“瓦解对手的统治根基，并在受到打压时仍然保持韧性”。但也有一些规模相对较大的非暴力抗议遭遇失败，譬如20世纪50年代东德发生的反对共产党的抗议活动，最多时有40万人参加（约占总人口的2%），但仍未能带来变革。

切诺韦思的数据显示，只有当参加非暴力抗议的人数达到总人口的3.5%时，才能成功，要达到这个比例绝非易事。这在英国相当要有230万人参与（约合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人口的两倍），而在美国则需要1100万人，比整个纽约市的人口还要多。

但事实仍然是，要想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非暴力运动是唯一可靠的途径。

切诺韦思和斯蒂芬最初的研究在2011年首次发表，之后备受关注。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研究和平抗议的钱德勒（Matthew Chandler）说：“她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有极大的影响力。”

布拉姆森（Isabel Bramsen）目前正在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研究国际冲突问题，同样认为切诺韦思和斯蒂芬的研究结果非常令人信服。她说：“非暴力手段比暴力的形式更有可能成功，这是该领域不争的事实。”

至于“3.5%定律”，她表示，虽然3.5%相对只是少数，但如果有这么多人参加，很可能表示有更多的人默认赞成。

研究人员现正在寻找导致运动成功或失败的因素。布拉姆森和钱德勒都强调，抗议者们团结一致非常重要。

布拉姆森列举了2011年巴林抗议失败的例子。运动最初集结了许多抗议者，但内部很快分裂成相互竞争的派别。布拉姆森认为，分裂导致运动凝聚力丧失，至此这场运动没能积聚起改变的动力。

切诺韦思目前开始关注美国的运动，譬如黑人的生命同样重要运动，以及2017年的妇女游行。反抗灭绝运动也受到了她的关注，这项运动最近因为瑞典环保少女桑伯格（Greta Thunberg）的加入而风行。切诺韦思说：“他们在抗议许多人习以为常的事情，但运动本身相当缜密而且讲求策略，非常了解如何开展非暴力的抵抗运动，并借此来教育民众。”

切诺韦思希望历史书能够更加关注非暴力运动，而不是过多关注战争。她说：“我们所讲述的历史很多都着眼于武装暴力，即使是一场彻底的灾难也总要在其中找出胜利的成分，却忽视了和平抗议的成功之处。”“普通民众一直都在进行非常英勇的活动，这些活动正在改变世界的方式，值得关注和颂扬。”

谢选骏指出：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社会的极端分子只有百分之十——5%的左派和%的右派，其他90%的多数只是随风摇摆的草民。现在，这种“3.5%”的说法比过去的5%的说法更加精确吗。就中国的经验来说，这两种说法都是胡说——也就是西方的理论。因为，不仅1989年的血腥屠杀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也都证明了相反的东西——和平抗议就如“党锢之祸”，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而无法真正改变现存秩序。这是一因为，中国与西方，是按照不同的社会法则运行的，所以1989年的六四屠杀所造成的冲击波，反而摧毁了欧洲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大家庭。

【005、5G间谍是全球统一的先锋部队】

《传加国5G禁华为产品公安部长称纯属“臆测”》（2018-12-15 明报）报道：

加拿大联邦公安部长葛代尔(Ralph Goodale)葛代尔周五在多伦多的帝国会所发表讲话。有报道指加拿大将加入"五眼联盟"(Five Eyes)其他国家行列，将华为产品排除在5G网络之外，这纯属"臆测"。

澳洲《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本周报道，加拿大将于数周内宣布正式禁止华为及中兴产品。该报称，"五眼联盟"国家7月于斯高沙省开会时曾讨论华为的问题。葛代尔虽然承认有此会议，但对有关将禁华为产品的报道称为"臆测"。他在接受CBC电台访问时表示："加拿大正在谨慎地考虑这些问题，但我们尚未获致结论。"葛代尔并称，该次会议只有安全机构参加，没有内阁部长。

大部分与加拿大分享情报的"五眼联盟"国家，都已对华为产品采取了行动。新西兰及澳洲已禁止在其5G网络发展中使用华为产品。今年8月，特朗普总统亦签署一项法令，以国家安全理由禁止华为及中兴参与政府合约竞标。本月初，英国国营的英国电讯(BT Group)表示，他将自其现有的3G及4G移动网络中移除华为设备。

加拿大正在进行5G发展的全面检讨。葛代尔周五在多伦多帝国会所(Empire Club)发表话题广泛的国家安全演讲，强调数码科技的重要性及数码基建遭受攻击的可能性。他指出，外国、军方、恐怖组织，有组织犯罪及窃贼等，都试图侵入加拿大数码基础设施，每天达好几百万次。

一些国安专家曾警告加拿大政府，勿给予中国公司参与加拿大数码基建的机会。联邦政府尚未表示5G检讨报告何时会出炉。基建部长尚帕涅(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表示，政府不愿仓促提出检讨报告。

华为长期以来一直声称，他不是一个国家控制的公司，并否认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工作，但是中国法律规定，"在国家情报工作方面，公司必须支持及配合"。

加拿大警方在应美方要求逮捕华为CFO孟晚舟后，加拿大与华为的关系更趋紧张。本周，联邦保守党要求杜鲁多政府将华为排除在加拿大5G基建外。

加拿大保安情报局(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局长维格诺(David Vigneault)本月初表示，该局已发现国家支持的间谍活动趋势正在兴起，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及5G无线科技等方面。葛代尔周五也表示，政府会推出新法案，为加拿大公司设定网络安全标准的要求。这项将于新年引入的新法案，将会对防止网络攻击一事，列出公司及商业界应尽的责任。

谢选骏指出：为何加国对在5G领域禁止华为产品感到犹豫不决，以致其公安部长竟称此项发展纯属“臆测”呢？在我看来，就是因为5G本身就是一个间谍系统，不论它掌握在哪个国家那个公司手里其实都是一样的对于个人隐私和基本人权的致命侵害。

《华为5G在法国被禁法国电信出面“打脸”》（2018-12-15 路透社）报道：

路透社14日一篇题为德国电信重新审视和华为的关系——法国电信Orange说在5G方面不会考虑华为的文章称，考虑到美国的盟友国家由于安全考虑都纷纷将华为的5G技术排除在外，法国和德国的公司也在考虑改变他们与中国公司的合作策略。

这篇报道表示，法国运营商Orange的CEO也说，我们不会考虑在5G时代和华为合作，我们会和我们传统的合作伙伴——爱立信和诺基亚合作。可是，就在前不久，当“五眼联盟”密谋“绞杀”华为之时，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勒梅尔在巴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刚刚表示，对法国来说，华为是一家重要的企业，欢迎中国电信企业华为在法国投资。

自今年8月以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先后对华为的5G设备、技术发出“禁令”。考虑到这5国情报机构共同组成“五眼联盟”，也有国内媒体揣测，很可能是这5国“合谋围堵华为”的行为。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华为扎根法国已有16年，目前已在法国设立芯片、数学、家庭终端以及美学等四个研发中心，2013年华为在法国宣布了一项15亿欧元的投资计划。

今年11月底，华为宣布将在法国东南部城市格勒诺布尔设立第五家研发中心，主攻传感器和软件研发。那么问题来了，法国真的会是一个说法前后矛盾的国家吗？为何在经济部长亲口肯定华为在法国所作出的贡献后，最大的运营商之一又跳出来说我们不欢迎中国企业呢？

原来，在这件事上，证实了以路透、彭博为代表的英美媒体偶尔真的是特朗普所描述的“FAKE NEWS”(假新闻)。法国时间12月13日，Orange的CEO Stéphane Richard史蒂芬·理查德接受了法国主流新闻电视台BFMTV财经早间节目的访谈。在这期间，他对华为是否在法国被禁也做出了正面的回答。

在节目中，理查德说道，他对华为“被诅咒”而感到遗憾。他表示，华为本身并不是Orange的核心产品的供应商，Orange和华为在核心网络设备的建设上并没有合作。并无合作，如何禁止？

路透社和彭博此前的报道明明宣称，“Orange将华为5G排除在外”。这样的说法确实和理查德在法国电视台访谈节目中的表述不一致。最重要的是，从头到尾理查德都没有在节目中谈到5G合作这件事。15日，华为也证实了本来也没有参与Orange的4G建设。这位法国运营商负责人也认识到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他在访谈节目中说：“让我困扰的是，这场争议属于政治层面而非技术层面。这并不利于欧洲电信长远利益。”他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对中国公司施加了“诅咒”(l’anathème)，这种不客观的想法就是“他们是中国人，他们和中国的军队有联系，所以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接触到我们的核心设备。”

对于路透社报道中说的德国电信重新审视和华为的关系这件事，理查德说：“德国人根本都不在乎，根本不介意和华为合作。”此前，德国媒体也发表过类似的文章来质疑多国对中国技术和设备的猜测毫无凭证。德国《明镜》周刊列了诸多美国对于华为和中兴的猜疑，并且对比公开的证据，指出美政府行为无合法性，并指出，相比美国联盟国家(英澳加)等对于华为运营业务的诸多限制，德国各大电信企业均表示过首先德国政府无权干预决策，其次电信设备安全检测最重要，设备源产地并不是决定因素。

谢选骏指出：华为可能倒下，但5G不会倒下——从积极的方面看，5G作为新科技，其无所不包的间谍功能已经构成了全球统一的先锋部队！在新技术的高度联网作用下，国界正在消失，全球一体不可避免了。

【006、12岁以下65岁以上都可能成为恐怖组织重点发展对象】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上千万居民被采集DNA》（2017年12月14日转载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当局正在新疆收集所有12至65岁居民的DNA样本、指纹、虹膜和血型。这项行动代表当局在新疆地区收集生物数据的措施大幅升级，在此之前只有护照申请人必须提供生物特征。

其中，“重点人员”──当局认为威胁政权稳定的人士──及其近亲属将被“全员采集”，不受年龄限制。当局将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各项生物数据，例如DNA和血型是来自免费的“全民健康体检工程”，但不确知参检人员是否被告知，当局将借此采集、储存或利用他们身上的敏感DNA数据。

“新疆当局应将‘全民健康体检’改名叫‘全民隐私侵犯’，因为相关计划显然并未考虑知情同意和真实选择问题，”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以数据库强制采集整个人群的DNA及其他生物特征，严重违背国际人权规范。更令人不安的是，相关采集行为竟假借免费健康检查的名义暗中实施。”

收集多维生物特征信息的方式，在官方发出的《全区人口精准登记核实工作指南》中有详细说明，全文可由新疆阿克苏市的政府官网下载。

该《工作指南》没有发布日期，但阿克苏市政府是在2017年7月2日将该文件传发下属单位。据官媒报导，新疆自治区政府于2017年2月通过启动全疆人口登记核实工作，且将“逐步展开”。以塔城市某乡镇政府为例，该乡镇收集生物数据的时间表自2017年6月中旬开始，11月底完成。新疆全区的“全民健康体检”则自2017年7月左右开始，到10月份结束。

该《工作指南》是由自治区人口服务管理和实名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该办公室所隶属的上级政府部门不明，但“人口管理”一般是由公安部门负责。

当局表示，人口登记核实计划目的在为“科学决策”奠定基础，有助脱贫、改善政府管理和“社会稳定”。当局从2016年开始年度性的“全民健康体检工程”计划，并且标榜它能造福经济相对贫困的地区。该计划表面上的宗旨是加强医疗单位的服务递送、筛查检测重大疾病和建构涵盖全区居民的医疗数据纪录。官媒对这项全民健检措施的报导包括许多参与者的见证，内容大多描述居民过去未发觉的病症得到治疗，甚至因此挽救生命。

根据该《工作指南》，不同型态的生物特征由不同机关负责收集。人像、指纹、虹膜等生物信息，应由党、政官员组成联合工作队，以入户采集或设立固定采集点集中采集等方式，通过专用移动终端（APP软件）进行采集，同时查核户口信息。至于DNA和血型，根据《工作指南》规定，应由各地卫生计生部门负责，“依托”全民健康体检工程进行采集。所采集到的血型信息应报送同级公安机关，“DNA血卡交由县（市、区）公安机关检测。” 前述各项信息都被建档储存，和个人身份证号码互相关联、对应。

该《工作指南》要求，收集生物信息的工作必须滴水不漏：“官员必须“确保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见人必核”，收集所有新疆籍人员的信息。由《工作指南》看不出任何人可以选择不接受收集，或要求取得知情同意的规定。

有关“全民健康体检工程”的媒体报导和官方实施文件列出了一系列医疗检验项目，包括B超、心电图和“血常规”检查等等，但并不包括DNA。政府似乎也不需要向公众或受检者说明被采集的医疗信息将如何使用和分送有关单位，或将被储存多长时间。尽管官媒报导强调此次全民健康体检应以“自愿参检”为原则，但实际上却要求──甚至强迫──所有人参加。

一名曾经参加2016年全民健检的新疆喀什维吾尔族人士向人权观察表示，他所在的街道委员会“要求他们[街道居民]必须参加体检”。他不觉得自己可以选择是否参加，因为“不参加一定会被当做‘思想有问题’的一种迹象”，也就是“政治上不忠诚”的意思，在高压统治的新疆是非常危险的标签。他说卫生当局事后并未向他说明体检结果。

“中国本来就缺乏有效的隐私保障，且维族地区已经受到高度管制和监控，包括大量安全部队进驻、无数的检查哨和常规性检查智能手机是否存有‘颠覆’内容，”理查森说。“在这种情况下，强迫收集生物数据特别容易受到滥用，也很难视为合理的安全措施。”

伊犁州卫生计生委2017年10月报导指出，各乡镇政府必须做到“应检必检”。《伊犁晚报》2017年6月的一篇报导则说：“对不愿或拒绝体检的人员，干部要努力说服其参加健康体检。” 显见政府官员可能对拒绝受检的居民施压。根据国际人权规范，医疗行为──包括健康检查──只能在当事人自由且知情同意下进行，上述做法与此显有不合。

据新华社2017年11月1日报导，新疆2017年全民健康体检工作的参检人数已逾1,880万人。

该《工作指南》要求建立收集生物信息采集的长效机制。任何新疆居民办理“户籍业务”──例如注册公立学校和申请护照──之前，必须先由公安机关收集多维生物特征信息。就连设籍新疆但在外地居住的人员，也必须由“内地新疆籍人员服务管理小组”实施信息采集。

新疆各地多个地方政府──伊宁市、塔城市、铁门关市（隶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库尔勒市和精河县──均已就收集多维生物信息工作制定当地实施细则。伊犁市和塔城市的规定大致上完全照抄省级《工作指南》。不过，铁门关市将收集DNA的年龄区间定为14～65岁。该市实施方案并指示宣传部门负责对生物信息收集问题“监视网上公众意见”、“引导处置负面信息”。

据人权观察记录，新疆公安厅曾于2016年9月公开标购DNA定序仪，显见其正构建大型基础设备，以便通过分析DNA样本，将大量人员建档管理。

人权观察跟进调查发现，美商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向新疆公安厅出售了其中部分DNA定序仪。人权观察已于2017年6月和8月两度致函该公司，说明中国当局在新疆和中国各地采集非犯罪人员的DNA信息，要求该公司说明其企业人权政策，以及该公司可能与中国当局就DNA定序设备的预定用途所做过的讨论。赛默飞世尔公司回复我方首次致函表示，该公司不能“分享本公司顾客或其购买产品的信息”，以及“本公司营运范围遍及全球，不可能对我们制造的所有产品如何使用和应用加以监督。” 该公司并表示，“本公司期待所有客户遵守相关规定，以及行业最佳实践和标准。” 对于人权观察的第二次致函，赛默飞世尔公司未予回复。

像赛默飞世尔公司一样产售DNA定序仪器和相关设备的业者，均负有人权责任，应避免协助政府侵犯人权。人权观察表示，赛默飞世尔公司应立即调查其产品被滥用问题，并在相关调查完成前暂停在中国的销售与服务。

据人权观察记录，中国公安机关已建成全国性、可查询的DNA数据库，录有逾4千万人的资料，包括异议人士和流动人员。DNA数据库让公安机关不仅可以搜寻特定人士，亦可找出其亲族成员，甚至导致歧视性的社会标签化（profiling）。

强迫采集，或未经知情同意或缺乏正当理由采集血液样本，均可能违反个人隐私、尊严和维护身体整全性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亦可能构成有辱人格的待遇。为维护安全而对整个地区或人口实施DNA强迫采集则是严重的人权侵犯，不可能具有合理的必要性或相当性。

尊重医疗信息保密性的权利，也是健康权的核心原则。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曾建议各国：“所有医疗设施、物资和服务都必须基于尊重保密性而设计。” 虽然医疗信息保密性并非隐私权绝对保护的对象，但对其保密性加以妨碍或侵犯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如果收集的目的是建成数据库，常规性地提供警方或任何其他有权登入数据库的机构使用，显然将违反上述原则。

DNA信息具有高度敏感性，未经同意进行采集和分享，可能被滥用在各式各样的侵权行为。任何由政府实施的强迫采集或利用，都是对隐私权的严重侵扰。虽然有时政府为侦查犯罪而收集DNA信息是可容许的，但这种妨害隐私权的行为必须受到周全管制，其范围应尽量缩小，并与所欲达成的正当治安目标具有相当性。然而，上述方案采集所有人的DNA信息，不分是否涉嫌犯罪，而且显然不要求知情同意，也不说明采集DNA样本的目的。对其他生物特征信息，例如虹膜，进行强制性、与目的不相当的采集，也有严重的人权顾虑，包括相关数据如何安全存储，以及是否被用于不公开且潜在侵犯人权的用途，例如基于族群、宗教、意见、或行使言论自由及其他受保护权利的行为而对人进行监控。

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住着1千万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中国政府普遍限制当地居民的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权。2016年8月陈全国就任党委书记后，新疆自治区政府陆续出台多项高压政策，包括限制出国旅游、强制海外留学生返乡、将数千人关进思想教育中心，并且增聘成千上万保安人员对民众进行监控。当局的监控手段也已升级，包括将人脸辨识等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与监控系统结合。在中国各地，人权观察也都记录到当局为大规模监控而加强构建新颖科技系统，包括使用大数据、云端运算和生物识别。

“中国当局似乎认为把人民放在显微镜下就可以保障‘社会稳定’，其实这些滥权措施更可能深化对政府的敌意，”理查森说。“北京应立即停止相关计划，销毁一切未经充分、知情同意而取得的数据。”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如果属实，那就不仅涉及年龄歧视的问题，而且可能推动恐怖组织重点发展12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人群，让这些没有记录在案的人群，可能成为恐怖组织重点发展对象。

【007、20年使得垃圾箱变成了火药箱】

《中国网络政治暗语“入关学”与“加速主义”：年轻一代的幻灭和狂热》（BBC 2020年8月18日）报道：

“加速行为，支持！”八月初的一个周末晚上，当孙凯不急不慢地准备就寝，入睡前还是拿起了手机，浏览起微博上的一些新闻，他在一条讲述香港警方拘捕多名民主派人士的新闻下留言道。

尽管一些网友可能并不理解这其中的含义，但孙凯确信，中国的审查者们已经看懂了他的意思——他是在用一个近期流行的网络暗语反讽警方的拘捕行为。因为他的评论在几分钟内便被删除。

就读于中国东部江苏的一所高校的孙凯将自己称为“加速主义者”。在中国当局采取严厉的言论管控下，一些带有自由派倾向的人使用这样隐晦语言针砭时事和批评当局。一些使用该暗语的人认为，与其担忧现在不断恶化的政治现状，不如期待残局来得更快更彻底一些，不破不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内采取高压政策，对外更加强硬，包括面对国际社会巨大压力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在有争议的南海水域修建人工岛礁等。此外，中美关系的急速下坠和新冠疫情的责任之争正让中国面临严重的外交困境。

几乎和“加速主义者”对立的是一群推崇“入关学”的狂热爱国主义者。他们深信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并认为中国将在不久的将来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成为世界新的规则制定者，就像17世纪女真人不再甘愿忍受明朝压迫，而踏过山海关建立清朝一样。

这个看似有些极端的理论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在中国多个社交媒体走红，收获了大量簇拥者。在中国类似Quora的问答平台“知乎”，有关“入关学”的讨论就多达两万条。

相比即将迎来大选的美国社会所面临的亲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与反特朗普阵营之间的明显撕裂，在中国这个一党制国家里，年轻人对国家的未来同样有着完全不同的想象——当然更加隐蔽。

“加速主义”

“加速吧，因为感到整个社会越来越封闭，只能希望政治上的变化来得更快一些，”当被问及为何将“加速”当做口头禅时，21岁的孙凯回答道，“不破不立嘛。”几乎是在忽然之间，“加速”一词在中国社交媒体走红。在这个言论受到严格管制的国家，很多直接批评、质疑政府的评论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快速消失，甚至根本无法发出，但这个乍一听有些无厘头的词语，在很多时候能“逃过一劫”。

在推特等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海外社交媒体上，这个词汇被使用的频率似乎更高。从有关中美争端的新闻，到中国在香港设立《国安法》，再到中共修改宪法，很多使用中文的网友都将“加速”作为谈论时政的时髦暗语，用于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反对意见。例如，在一篇批评中国当局电影审查政策的帖子下，一名中国推特网友评论道：“‘加速主义’好，直接断网吧，累了。”

一些网友还将习近平称为“总加速师”，他们批评习近平对于国内外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一些网友还将习近平称为“总加速师”，对应于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与习相比，在国际事务上，邓小平坚持韬光养晦的原则。网友们认为，相比于上世纪80年代，习近平的中国正在走向更加封闭和专制，并认为这将加速中国走向衰落。

本科专业是文学的孙凯说，他今年四月从一个论坛上得知了“加速主义”这个词，他当时感到“很贴切”，于是开始使用。“因为现在中美每天都在对立，民族主义也越来越严重，感觉自己每天都在见证历史……与其被温水煮青蛙，不如让一切来得更快些。”

他的这种“速度感”与“历史感”相结合的感受，同样构成了相当多中国网友对“加速主义”这一词汇模糊定义的感知基础。中国高压的政治氛围和中美两国剑拔弩张的关系，让很多忧心忡忡中国网友在不同层面讨论这个词汇，并彼此获得共鸣。

不过，“加速主义”并非是中国网友的原创，这一名词曾是在欧洲兴起的一个同名的政治与社会学概念。英国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政治系博士生谭锐捷是在中国国内撰写加速主义相关文章的最早一批学者之一，他认为，现在网友口中的“加速主义”与传统的概念虽然有关联，但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最初提出‘加速主义’的这批人是因为上个世纪末技术的快速发展，让很多人有了加速的感觉，”谭锐捷对BBC说道。“‘加速主义’有右翼和左翼两个阵营，传统的右翼选择拥抱技术和资本主义结合带来迅猛变化，而左翼则是反对资本主义系统，但希望利用技术推动社会进步。”

谭锐捷表示，从学术上看，西方的“加速主义”学说主要是一个紧密围绕技术的迅猛变化而产生“加速感”的概念，但现在网友们的“加速感”主要出自政治的变化，使用加速主义这一词很可能是有网友进一步挖掘时，才找到的哲学根源。在中国大陆盛行“加速主义”表达的一种观察和愿望，2019年香港反逃犯条例示威运动中兴起“揽炒”更多是一种行动纲领。

研究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陈纯对BBC说，中国互联网上出现的加速主义思潮分为两种，一种是纯描述性的，用于表达对一种现象的感慨或表达一种期待，而另一种则已经蕴含着行动。陈纯回忆道，例如在今年5月，一名有争议性的公众人物入选了中国全国先进工作者评选，很多平时持自由派倾向、厌恶举报的网友也纷纷拿起笔，向当局写起了举报信。当陈纯劝阻这些人不要采取举报这种方法时，有人辩解称，这是一种“加速主义”行为，因为在官方提倡“举报”的情况下，只有让举报变得泛化才能“最终使得大众厌倦举报”。

截至目前，“加速主义”这个在中国互联网上流行了数个月的词汇总体仍是一个模糊概念，相比之下，2019年香港反逃犯条例示威运动中被广泛使用的“揽炒”一词，则包含了具体的行动纲领。这个被香港示威者广泛使用的词语原本出自当地的一款扑克牌游戏，意指与对方同归于尽、玉石俱焚。一些示威者认为，事情在变好之前，需要先变得足够坏。一些激进的示威者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大肆破坏公共设施，并开展不合作行为阻塞交通。反对者认为，这对市民带来了严重不便，并导致社会动荡，但支持者认为，在政府忽视民意或失去执政合法性的情况下，“揽炒”便获得了合理性。

一些示威者认为，事情在变好之前，需要先变得足够坏。陈纯认为，“加速主义”者更多地将政治前景寄托于某一种没有根据的期待，这反而是一种“消极的逃避”，因为根本无法预测当事物变得更糟后是会转好，还是会变得更糟。

“入关学”

如果说“加速主义”的信徒主要是中文话语场中的自由派及对当局持批判态度的人士，那么“入关论”的簇拥者几乎处于坐标轴的完全另一侧。“中国押上的是钱，而美国赌上的是命……如果你美国非要置14亿中国人于死地，非要掠夺中国人的话，那就来吧，看谁挺得过去。”今年8月8日晚上，当中国一个著名左派媒体账号发布了这段慷慨激昂的演讲，很快便获得了近千条评论，其中一个视频平台的播放量达到近170万次。但与该媒体所发布的其他采访视频不同，这段将美国比作虚弱不堪的“恶龙”。而鼓励中国人勇敢站出来“正面迎接挑战”的17分钟演讲，并非来自政府官员或知名学者，而是一名网名为“山高县”的年轻网友。

今年8月8日晚上，中国一个著名左派媒体账号发布了这段慷慨激昂的演讲。尽管自始至终只有声音、没有露面，但他的支持者们还是迅速认出了他。“山高县居然都来了？”、“聆听圣训”，很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道。

这名受到追捧的演讲者，便是“入关学”的创始人。2019年12月，当他看到问答网站“知乎”上的一个提问“中国人从明亡的历史中学到过哪些历史教训”时，他写下了短短三百字的评论，获得了超过四千个“赞”。他的这段回答被网友们称为“入关学”的开山之作。

明王朝曾统治中国近300年。17世纪，位于现在中国东北部的少数部族建州女真崛起，最终越过距离北京不远的长城隘口山海关，占领中原，建立清朝。山高县在回答中类比道，美国就像当年看似强大、拥有霸权的明朝，而中国便是还未“入关”时被剥削和压迫的建州女真，与其委曲求全，不如站起来推翻明朝的朝贡体系，建立自己的世界秩序。“入关前不要搬着圣贤书胡思乱想，入关后自有儒学大师为我所用”，山高县在他的理论最后自豪地写道，翻译过来便是“中国超越美国不能靠照搬美国人倡导的价值观，等中国人建立自己的世界秩序后，自然可以发扬自己的价值观。”

明王朝曾统治中国近300年，随后被女真人所建立的后金（清朝）所取代。“山高县”所创造的“入关学”，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中国现今的“战狼派”叙事风格。过去几年，中国放弃了此前低调的外交策略，开始提倡“大国外交”，主张在国际社会推广“中国方案”，有别于建立在传统西方权力构架上的国际体系。但由于在多个争议问题上对西方持强硬态度，习近平当局的外交政策被很多观察家称为“战狼”外交。

与“加速主义”者面临审查的命运截然不同，“入关学”在社交媒体上，畅通无阻获得快速传播。在知乎上，有关“入关学”的提问与回答在近七个月的时间里就超过了两万条，而在微博上，这一话题有近180万人阅读。与中国官方有密切联系的左派新闻网站“观察者网”也对其进行了介绍。

在一些讲述时政与历史的影片中，时常可以看到网友们发布带有“入关”二字的弹幕，表达他们对于中国崛起的期盼与自豪。在中美两国在多个领域陷入紧张对峙时，“入关论”引发了很多中国网友的共鸣。一名赞同该理论的微博网友写道：“说得好！不入关你就永远只是蛮夷，做得再好人家也会挑你的毛病”。

“现在的世界秩序的确对于西方更加有利，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必须付出更多”，陈纯博士说道。他认为，发源自中国草根阶层的这套说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中国“并非蛮夷”，而正是在这个体系中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些想要重整世界秩序的人其实有更大的野心，他并不是觉得我们被压迫，而是要以蛮夷的身份去颠覆你的秩序，然后我们再坐到你的位置，重新统治整个世界，”陈纯解释道。“他不是认为自己是蛮夷，反而认为自己是比西方更文明的存在。”中国当局采取严厉和果断的措施控制疫情，让很多中国民众认为体现了“体制的优越性”。

“键盘政治家”

无论是“入关学”还是“加速主义”，它们都代表了中国部分年轻一代网民对于未来政治发展的幻想。陈纯认为，中国当局对于时政信息采取严厉的审查，让这种讨论与构想往往借比喻进行。另一方面，这样的比喻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从而促进了传播。

在知乎、百度贴吧等中国社交媒体与论坛上，这样的民间“理论”还有很多。中国网友曾发明“键政家”（键盘政治家）一词，用于嘲讽在网络上侃侃而谈不成熟政治观点的人。这种缺乏体系的“键政”构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共议题的讨论，但分析人士担忧这可能导致更加“极化”的观点。

谭锐捷表示，诸如“入关学”等概念是基于历史类比或对一个学术概念的简单挪用之上的，在很多情况下是“懒于思考的一种表现”。他认为，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是复杂的，即使有一两点相似，但仍有非常多的其他变量，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是在“根据自己的观点找需要的素材”。

与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不同，习近平主政下中国的外交更加强硬，被外界称为"战狼"外交。一些学者则认为，并非是“键政家”导致了极化，而是理性与温和讨论的缺失促进了“键政家”的出现。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魏简（Sebastian Veg）教授专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知识分子学研究。他对BBC说，在过去十年里，对中国国家政策进行批评的意见空间已经大大减少。他举例称，2013年中国当局发布了“9号文件”，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管控，和后来习近平的“亮剑”讲话，标志着中国从对温和批评的相对容忍转向对公开辩论的积极主动防御。

近几年来，有数十位中国大学的教师因为在课堂上发表了所谓不当言论而被学生举报，或被停职，或被开除。一些中国大学甚至在学校公开招聘教学信息员来监督老师的教学，有的学校在招聘描述中要求学生信息员举报传播西方价值观和批评党的原则的教授。

今年七月，因敢言而在网络有众多粉丝的北京地产大亨任志强在遭当局调查数个月后，被移送司法机关面临正式起诉。他曾在今年三月发布一份公开信，对当局的抗疫政策提出批评。“当其它政治参与方式被剥夺，没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投身于政府鼓吹的那种意识形态中去，甚至发出一些像‘入关学’这样比官方更激进的言论，因为这更加安全，这也是一种能量释放，”陈纯说道。

今年七月，因敢言而在网络有众多粉丝的北京地产大亨任志强在遭当局调查数个月后，被移送司法机关面临正式起诉。一边是信息获取的残缺，一边是高涨的讨论政治的热情，这样的“键盘政治家“形象也曾引起中国网友的讨论。今年七月，一篇名为《小县城的中年粉红：在混吃等死中研究世界局势》描述了这样一批人，自称是一名史学博士的作者在文章中嘲讽一些在生活中并不如意的人“从不摸书，完全依赖手机获取信息”，但却从爱国和批判美国中获得满足感。

不过，魏简教授也强调，民间极化观点的出现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它与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中国，这种现象由从微博等开放的讨论平台向微信等封闭式平台的转移而得到加强。

“人们越来越多地在自己的信息孤岛中运作，”他说道。

应采访者要求，孙凯为化名。

谢选骏指出：记得二十多年的二十世纪末叶。我开始在中文论坛上发表言论。那时候有一位博士生问我，这岂不等于把自己的作品放进了垃圾箱里了吗？我回答他说，我的使命就是要把垃圾箱变成百宝箱，从而开辟一个新的时代——那时候我已经看到未来将是一个盛行电子书籍的时代了。现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宣传小册子满天飞”的时候固然早已来临，而在那之前的“电子百科全书派”也由我们完成了。不仅如此，20年的光阴，还使得垃圾箱变成了火药箱——这不是一个充满暴力的火药箱，而是一个充满创意的百宝箱。那些中文论坛和许多新闻网站虽然已经灰飞烟灭，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却是由这样的“垃圾箱变成的火药箱”给喂大了的；未来的历史，就是由这样的“垃圾箱变成的火药箱”培育出来的。

【008、21世纪的新价值观我早就预告过了】

《世界将不复从前？专家预测疫情催生全球新4大价值观》（综合新闻 2020-04-19）报道：

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网站4月10日发表该俱乐部项目主管奥列格·巴拉巴诺夫的文章《新型冠状病毒时代的价值观——世界将不复从前？》，称每个时代都具备其独有的价值观，倘若世界将“不复从前”，那么它的价值观也会发生巨大变化。文章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将催生全球新四大价值观。文章摘编如下：

疫情对世界冲击不可逆——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正在席卷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国家。越来越多的民众被迫强制隔离或自我隔离。由于经济活动中断，许多人失去工作，一系列行业濒临破产。社会中焦虑不安情绪不断滋长。眼下对疫情过后的世界未来秩序不乏形形色色的预测。不妨将它们归为两大类。

How Mindstream Media Group’s agency values carry over into the “new normal” world of one of our own in New York City.https://t.co/PDu2zaJ4X8#MindstreamMediaGroup #COVID19Pandemic

— Mindstream Media Group (@MediaMindstream) April 15, 2020

一种观点认为，疫情结束后，一切将恢复原样。人们将重拾生活的乐趣，国际经济和社会联系开始积极复苏。复苏速度取决于各个国家和公司的财力。这一立场的特征是亘古以来的乐观主义世界观，在此背景下，专家分析的重点是如何以成本最低的最优方式恢复原状。

另一种观点则截然不同。一句话概括：“世界将不复从前。”该观点支持者的逻辑在于，对世界经济和社会联系、思维模式以及价值观所造成冲击的规模和程度之巨大、对社会心理产生的影响之强烈，导致完全不可能一切“照旧”。该观点的主要结论是强调疫情对世界影响的不可逆性。

危险即将降临的感觉将持久与人类相伴而行。即使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结束之后，也必将还会出现其他灾难殃及世界。显然，这种观点蕴含的灾变说和悲观主义不是很令人愉悦，但我们赞同，它对全球舆论而言不可或缺。而且这不仅仅是因为受到病毒传播速度所引发焦虑的影响。这种观点的重要性还在于其变革潜力，推动疫情之后的全球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重构以最佳方式进行，将未来可能出现的非地缘政治新风险和挑战考虑在内。

自由与安全的平衡或倾斜——要对这个新世界的价值观给予全面预测是极其困难的，但是现在可以描摹一些初步轮廓。

新世界的第一价值观无疑将与全球团结联系在一起。在一个充满风险的全球社会中，团结成为生存的关键。在本次大流行的头几个月，既有展现团结的鲜明案例，也涌现出更多封闭和切断全球联系的例子。在疫情暴发初期，全球仇外心理的抬头已转化为排斥其他风险群体的显著趋势。在疫情结束后，这种仇外情绪会消失还是作为长期心理留存下来？如果仍然存留，那么这将对世界的稳定发展构成严重障碍。疫情结束后世界的主要价值将是全球团结，然而是在团结与封闭、仇外心理互相角力的背景下。

可能存在的第二个价值观将与自由和安全的两难选择有关。冠状病毒大流行极为迅速地将这一难题置于公众意识的前沿。在不少国家，针对措施的可容忍度和边界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辩论。“疫情会结束，而限制将保留”的论点正在流行。我们认为，在一个风险社会中，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平衡可能会朝后者倾斜。鉴于此，尽管这种意见在政治上具有争议性，但疫情结束后，有意识地放弃部分自由的价值观也确实会留存在全球社会中。

人们反思消费社会现状——从抗击新冠疫情中获得的第三个价值观，在当前全球主义及其心理模式的背景下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国家支持的价值观，从更广泛意义上而言，是证明国家有效性的价值观。此次大流行表明，在面对全球灾难之际，私营企业的崩溃速度远远快于国家崩溃的速度。几乎在所有国家，国家对公民和私企的大规模支持措施现已成为关键问题。在长期的风险社会中，这种对国家扶持的要求将延续下去。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国家的价值将远高于当今社会。

第四个价值观与消费和全球消费社会现状有关，更准确地说，与对它们的反思有关。在全球风险社会中，消费价值观、消费作为唯一存在目标的观念没有容身之地。因此，风险社会摒弃了消费社会。

当然，这种揣测未来价值观的概述是不完整的。我们想指出的是，每个人都希望疫情能够尽快结束，一切都会恢复正常。重返疫情暴发前状况的乐观方案更令人愉悦和向往。然而，确保全球政治为可能出现的新挑战做好准备，不容许我们排除带有新价值观的、转型后的悲观主义场景。

谢选骏指出：上面所谓的“新价值观”，其实就是“21世纪的价值观”，因为现在各国所流行的价值观，基本上都是“20世纪的价值观”，也就是“隶属于主权国家的价值观”。而“21世纪的价值观”，则是“全球政府的价值观”，而这，我早就预告过了。现在“新冠病毒的全球爆发”，为这扫清了一些传统的障碍。

《“同一个世界”全球大联唱为何独缺中国？》（自由亚洲 2020-04-19）报道：

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全球明星网上慈善音乐会“同一个世界：团结在家”，在北京时间周日临晨举行。会议通过演艺活动，致谢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提醒抗疫的基本卫生知识，并为全球抗疫行动筹款。该活动总共进行了8个小时，全球各国有70余位演艺明星参与。来自中国香港的歌星陈奕迅、张学友通过网络联线，各自献唱了4分钟；另外，大陆出生的世界着名华裔钢琴家朗朗也为加拿大歌手席琳迪翁伴奏。但并没有中国大陆的艺人出现在活动中。

香港《南华早报》指出，没有中国艺人参加，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和部分参与的外国艺人关系欠佳，美国艺人Lady Gaga就被中国封杀。这一活动在全球大多数地方都可以网络直播。但中国网上却无法观看，只有其中的部分视频片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谢选骏指出：1980年代的中国，由于担心“开除球籍”的焦虑而奋起直追世界——现在四十年过去了，却是自动放弃了球籍，不亦悲乎。21世纪的新价值观我早就预告过了，但是无人能懂，所以世界陷入了全球瘟疫。

《拍纽约所谓“万人坑”埋尸一幕后摄影师被告了》（2020-04-19 西风）报道：

中共官媒澎湃新闻援引美国当地媒体报道，疫情之下，纽约已有12000余人去世，当地殡仪馆和太平间“不堪重负”，随后，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被要求埋葬在纽约东部的无人小岛哈特岛上。因为用无人机拍摄下这一幕，近日，摄影师斯坦梅茨（George Steinmetz）被纽约警方告上了法庭，原因是：在机场以外区域使用飞行器。

纽约邮报援引当地媒体Gothamist当地时间18日报道，自19世纪以来，哈特岛就被当成是专门用买埋葬逝者的地方，南北战争时期的士兵、夭折的婴儿、无家可归者、艾滋病患者……都是这里的“常客”。新冠病毒爆发后，由于纽约殡仪馆和太平间不够用，且一些穷人付不起丧葬费，哈特岛被用来处理一些“没有姓名”的尸体，同时关闭了与新闻界的来往。然而，即便是在平时，想要进入这座岛，你只能乘坐那些被岛上认可的飞机。对于此前，这里每天的埋葬人数，纽约警方并未回应，但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截至本周周五，这里已经进行了100次葬礼，每天埋葬6到47个人，这个数字“与上周相比，呈下降趋势”。

本周三，斯坦梅茨试图使用无人机拍摄哈特岛上大量埋葬逝者的一幕，他拥有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颁布的无人机飞行执照，还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为《国家地理》和《纽约时报》拍摄照片。然而，拍摄开始几分钟后，几个便衣警察便冲出来围住了他，斯坦梅茨介绍，一开始，警察试图没收他拍摄的照片和手机，后来，直接把他的无人机收走了，还给了他一张轻罪传票，警方认为他违反了一项“航空”法，该法律禁止飞机（包括无人机）在纽约市除机场外的任何地方起飞或降落。斯坦梅茨认为，禁止无人机在曼哈顿这样的繁华闹市飞行完全可以理解，这至少可以说明这项法律是有意义的，但自己的无人机是从城市周边起飞，过程中路过海面，然后降落在一个荒岛上。

纽约邮报在报道中认为这条法律是“过时的”。对此，哈特岛上相关负责人称，“我们是出于对逝者的尊重和保护才不允许别人来拍摄。”但斯坦梅茨嘲弄道，“我们大肆报道伊朗所谓‘万人坑’，说他们用这样那样残忍的方式埋葬新冠逝者，但却对于报道发生在我们脚下新闻的人进行惩戒。”

美国新闻摄影家协会总顾问Mickey Osterreicher介绍，斯坦梅茨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第二个因为使用无人机被传唤的摄影师，第一个是美联社的记者，他也是在拍摄哈特岛时被警方给“盯”上的。

谢选骏指出：对于伊朗这样的“流氓国家”严格要求，对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放松要求——这正是主权国家分裂全球的荒谬之一。

《头等舱、总统套房…WHO差旅支出=医疗物资的2倍》（LTN 2020-04-19）报道：

前任世卫秘书长陈冯富珍（左）2017年5月卸任时，与继任的现任秘书长谭德塞（右）在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WHA）中合影。两人均为中国大力支持的世卫领导人。

世界卫生组织（WHO）近期公布的2018至19年期中财务报表显示，18年的总支出为22. 九二亿美元（约695亿台币），其中约8%（约1.2. 八亿美元）为差旅支出，比用于应对艾滋病、疟疾等全球传染病的支出还高，更是购买医疗物资支出的两倍！

世卫的财报揭露，约一. 八亿美元（约五十四. 六亿台币）的旅行支出中，四十五%为员工旅行支出，其余为非员工旅行支出，主要用于与成员国任命的代表会面。由于世卫的旅行规范内容与落实程度，比前一年更严格，一八年的旅行支出占比，较前一年下降一%。其他支出项目还包括员工成本占四十一%、合约服务占二十九%、基本运营费用占六%，购置医疗用品与物资的费用仅占四%。

前任秘书长搭头等舱住总统套房——现任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塞于2017年上任，早在其前任秘书长陈冯富珍任内，世卫便被“美联社”踢爆，秘书长前往几内亚出差时，入住一晚要价900欧元（约3万台币）的海景总统套房，还有匿名世卫员工透露，陈冯富珍经常搭乘头等舱出差。对此，世卫当时仅表示，陈冯富珍有时会被拜访的国家招待，未必是由世卫出钱。

7千员工出差竟花1.8亿美元——世卫接受各国与国际组织捐助，却将大笔预算用于出差，引发不小争议。仅有七千多名员工的世卫竟花费一. 八亿美元于旅行，但共有三. 七万人的独立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MSF），一年的旅行支出仅约四千多万美元;拥有一. 三万名员工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二○一六年也只花了一. 四亿美元于旅行支出。据报道，世卫一六年花费七一○○万美元在防治艾滋病和肝炎，防治疟疾用了6100万美元，防治肺炎则支出5900万美元，都比不上差旅费用。但也有些卫生计划获得较多经费，例如小儿麻痹症扑灭计划每年都花费约四. 五亿美元。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暂停金援世卫。世卫近期公布的财报显示，一八年总收入为二十七. 四四亿美元（约832亿台币），其中近4亿美元（约121亿台币）来自美国政府。世卫总收入的七十九%来自二十个出资最多的国家与组织，前二至五名分别为“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英国、德国，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各自出资约两亿美元，中国居第十六名。

谢选骏指出：世界卫生组织还不算政府机构就如此挥霍无度，还有的慈善机构和人权组织比这个更加离谱——竟把募款所得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自己拿走，留下十分之一用于工作就不错了。这主要因为，这些组织机构的人渣都缺乏监督管制，所以就穷相毕露，如狼似虎了。所以未来的全民政府如何监督？这就必须依靠“网络的主权”了。“网络的主权”不是“政府施加于网络的主权”，而是“网络施加于政府的主权”！至于如何实施这一主权，请看我的网络主权论。

【009、21世纪的新锁国时代】

《俄罗斯台商：俄罗斯驱逐百万非法中国移民是事实》（RFA 2020-04-15）报道：

俄罗斯卫生单位人员2月23日执行扫荡莫斯科非法中国移工的第一天，在A级的办公大楼查中国公司。中国最近公布的新冠肺炎境外输入的病例以从俄罗斯入境的为主，大批滞留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在冰天雪地里被遣返，却被堵在国门外成“人球”。在莫斯科的台商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俄罗斯借助防疫清除上百万的中国非法移民令中国难以消化。

网传“俄罗斯将驱逐150万中国公民”，中国驻俄大使张汉晖4月10日驳斥纯属耸人听闻谣言，俄方没有驱逐中国公民。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4日在记者会上说，在俄罗斯的中国公民约10万人。

不过，网上却传出诸多影片显示，大批滞留俄罗斯的中国人，被俄国警方押上车，载到中俄边境。因中方关闭口岸，在冰天雪地里大排长龙进不了国门，回不了家。网上流传大批被俄罗斯遣返至边境的非法中国移工，因中国封锁口岸进不了国门。

有中国网民就说：“绥芬河出现211例确诊感染者后，中南海显得大为紧张，8日马上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立即关闭所有中俄口岸。这下好了，百多万急著回国的中国人，滞留国境线外，爹不爱娘不要，随著俄罗斯疫情大爆发，他们将成为瘟疫难民！会重演百年前的俄国对华人的大屠杀吗？”

为何中国官方说明的旅居俄罗斯的中国人数与网上传出的数字差距十倍？到底有没有中国人被俄罗斯政府遣返呢？自由亚洲电台15日採访在莫斯科10多年的台商郭先生证实俄罗斯确实借着防疫，清除境内近百万的中国非法移民。

自二月以来三波清理——俄国：中国疫情受控中国难民没理由不走——郭先生提供他拍的照片指出，“(俄方)今年2月23号开始扫荡中国人，在当地居留身分过期，非法打黑工的中国人，趁防疫口实把他们请回中国。”网上流传大批被俄罗斯遣返至边境的非法中国移工，冰天雪地大批长龙。他说，第二波3月18号至5月1号禁止非相关业务外国人入境。第三波在3月27日宣佈比较“仁慈”的“难民政策”，当要回去母国发现母国是严重疫区，飞机停飞，返回母国已经封城，可以在俄罗斯当地申请难民身分延长90天的签证。郭先生：“这些百万中国非法进入工作的中国百姓就用这个漏洞，用所谓的难民签证不想回中国。只要申请90天延签，就能抓到他们的位置，集体圈在一起送回。只要送回黑龙江，并不是疫区，中国说已经降温，疫区受控制，中国人可以回去，俄国就可以不给你难民身分了。”

郭先生提到，过去俄罗斯对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所谓“远东”地区的中国人可享有72小时免签，很多中国人利用免签到边境做很多非法走私和独佔生意，包括盗採珍贵稀有、俄国限制出口的白桦茸、蜂蜜、中草药、香菇、玉石、木材等野生资源到中国贩卖，或跟当地人合作买地盖房炒房。因为西伯利亚离莫斯科航程要9小时跨五个时区鞭长莫及，非法中国移民剥夺当地人工作，造成社会问题及自然资源耗劫，对俄罗斯是很大困扰。郭先生说，过去俄罗斯碍于这些中国人逾期居留，写下的在中国的地址大都是买的，等于进入俄国就失踪，政府找不到。再者，俄罗斯考虑中俄友好关係，加上中国人在远东的金钱优势，透过黑帮把持庞大的地下利益，当地人敢怒不敢言，俄罗斯政府要取缔这个沉痾问题，相当棘手。郭先生提到俄国政府这次藉防疫铁碗扫荡，在首都莫斯科彻底执行：“对没有身份的中国人，警察到每个公共区域、公共交通场所、华人聚集的地方、旅社、学生宿舍半夜去敲门。”

为何明明有驱逐中国人的动作，中国驻俄单位却斥责是谣言？郭先生认为中方是怕引起关注：“如果说非法，你中国政府要管一管。他脸上挂不住。事实上一直都有，而且这一次有计划性的已经做了一个多月。”郭先生说，当地的台商会估计，至少有50万非法中国移民已经因此离开俄罗斯，有些从二月就躲避到欧洲、非洲，如波兰、保加利亚、伊朗，返回中国的应有20万、30万。这次能名正言顺请他们走，是因为中国宣佈疫情趋缓，俄方有充份理由说，这些逾期居留的非法中国移民，不能再留在俄罗斯。

合法入境者在俄罗斯可买医疗保险——但是中方却将中俄边境关闭。郭先生：“这就叫人球，就只能在边境搭帐篷，双边要协商。俄罗斯口岸放人，所有人放在两国边界缓冲地，你中国政府开不开门？你还是得开门。

RFA记者:中俄处理这个问题会不会造成两国关係紧张？

郭先生：不会，中国政府不会管，中国侨民去中国使馆求助是他们的麻烦，百分之百被踢回去，中国政府根本不管中国侨民死活。但如果台湾侨民拿个台胞证到中国大使馆求助，是他们的业绩，有时候还会派个参事问有什麽需要协助，台湾人在当地顶多一百多个，很少。”

中方官方则宣传说，在俄罗斯的华商是看俄罗斯疫情严峻，担心当地医疗资源无法负荷，或没有保险医疗费昂贵而返国避难。郭先生说，俄国目前累计2万1千多例确诊，死亡约170人，并不算严重，俄罗斯很大，床位都还够。郭先生强调，俄罗斯政府有“很好的社会制度”，只要合法进入俄国境内的外国人生病，他有72小时的权利住院动手术开刀、接受国有医院免费治疗。而只要取得合法工作签证，须缴医疗保险金，有权利在俄国公有医院免费看病医治。所以如果真的是合法在俄罗斯的中国人，没有必要返回中国。非法中国移民若染病，其实大都没办法上医院被确诊，而是躲在自己的地方吃感冒药，再看怎么绕回中国去，“回中国的都是非法被踢回去。”

中国外长致电俄外长要求避免人员“无序流动”——1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致电俄外长，希望避免人员“无序流动”。这透露出什么讯息？郭先生提到入境需隔离检疫会是大问题:“我的解读是，打比方说，‘无序’就是不要一次把5万人丢在边境口岸，消化不了，一天给我五千名单，我按名单一个一个收回来，把我的国民收回来。”台湾政治大学俄罗斯研究所魏百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採访也说，中国确实在防堵从俄罗斯回去的华商，怕造成中国第二次的爆发：“华商在边境口岸等，已经到了家门口，过了黑龙江就到了，中国海关不让他们进去。”

中国官方宣佈，截至13日，由俄罗斯入境中国的确诊病例增至510人，占全中国境外输入病例的1/3，与俄罗斯接壤的黑龙江省绥芬河口岸，从3月27日至4月13日入境2,497人中，322人确诊。中国媒体报导，已调派289名医务人员、15台负压救护车及医用设备3408台支援绥芬河。4月6日绥芬河开始实施小区封闭管理、方舱医院预计11日起提供600床位。网上流出政府公文说，正规划4000多床位的医院并向外募集防疫物资。

自由亚洲电台15日向绥芬河市防疫物资捐赠热线电话询问，对方也证实：“有很多外地医院医务人员过来支援的，从8号以后稍微严重一些，我们本地市医院已经完全用于新冠病毒的防治，还有我们建一个方舱医院。”该工作人员还说，需外界捐赠额温仪、红外线、体温计、N95口罩、防护服、防护面罩、呼吸机、手术衣、乳胶手套、医用洗手液等。

黑龙江省还祭出措施，检举自俄罗斯非法越界的人最高可获得人民币5,000元奖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4日在记者会被问到是否代表已有“非法越境”的情况时，并未承认，只表示，中俄双方应共同採取必要措施，预防和制止人员非法越界行为和在边境地区从事违法活动。赵立坚强调，中国政府赴俄罗斯抗疫医疗专家组11日抵达莫斯科，当前俄罗斯境内疫情快速发展，中方会和俄方进一步加强抗疫合作。台商郭先生认为，中国正藉著所谓黑龙江疫情爆发都是自俄罗斯境外输入而进行大外宣说，中国境内都是“干净”的，因俄罗斯的疫情产生破口，祖国盖方舱医院照顾返回的国人，中国还救助俄罗斯防疫物资和输出医疗技术。事实上，中国隐藏非法移民遭俄罗斯遣返带病返国、中国消化不了的事实，且中国自己国内的本土案例是否“清零”，都还得打问号。

谢选骏指出：一带一路已经沦为疫带疫路了，结果被防疫要求切割的七零八落了——这就叫做“人造之，天设之”。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得罪了上帝的人、违背了天道的人，怎能蒙福顺利呢？

《中国的后疫情时代：复苏、审查与仇外》（纽约时报 2020-04-16）报道：

中国合肥——我们又一次被跟踪。警察打断了我们对一名建筑工人的采访。然后，他吓跑了一名商铺店员，对方正要跟我们深入聊一聊合肥严格的封城举措。最后，他换成了便衣。他脱下警服，穿上黑色长袖衬衫，鬼鬼祟祟地跟在后面，尾随我们穿过一个购物中心。当我回头时，他会闪进旁边的商店。有一次，我发现他从一排衣服后面偷偷地观察我们。作为一个盯梢的，他显眼得有些可笑。但这并不重要。每次我和同事试图与人交谈时，他总能找到办法把对方吓跑。尽管中国有各种反外国的宣传、恐吓和审查，但普通人往往还是愿意分享他们的经历。那个男子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他们不会这么做。

我们来到位于中国中部的中产阶级城市合肥，是为了记录这个国家从与新冠病毒的恶战中逐渐恢复正常的情况。自从今年一月，武汉首次暴发疫情以来，新冠病毒促使中国政府封闭了全国大片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干扰，中国巨大的经济增长引擎的主要部分都被冻结。我们以为，合肥会给我们带来欢乐和解脱的故事，以及回归日常生活的焦虑和困难。合肥人民可以为正在努力解决同样问题的世界提供经验，他们在疫情过后的劳动与消费，可能会提供大家急需的经济增长来源。我们的便衣朋友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他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当局是如何不惜一切代价控制来自中国的叙事。他鬼鬼祟祟的跟在后面，也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提醒，这恐怕是我一段时间里最后一次在中国旅行了。

由于对《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大多数记者的驱逐，周末我将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警察拦阻了一个复兴的故事。生活的迹象在合肥处处可见。高峰的时候，城市的主要道路陷入拥堵。地铁至少半满员，公园里到处是出来锻炼的老人。合肥让我们得以一窥真实的中国。与中国东部内陆许多巨大但普普通通的城市类似，它提供了比大多数外国记者居住的北京和上海等富裕大都市更准确的、关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肖像。它是一个拥有800万人口的省会城市。它努力摆脱了过去传统农业和制造业的基础，培育了以科技为中心的经济。然而，尽管新办公楼和高档住宅林立，这个城市却有一种蓝领气质。一条商业步行街上有行人，但商店大多是空的。一家珠宝店——中国黄金——似乎特别期待顾客的光临。大多数员工都站在门外，随着音响里的流行乐跳着整齐划一的舞步。有些则举着标语。还有人穿着精美的红色婚礼服，因为结婚是许多中国家庭购买黄金的契机。不管他们多努力，人们就是不买。一位员工邀请我们到空荡荡的销售大厅聊天。他承认，自店铺重新开门以来，日子很艰难。他说，路过的人很多，但大多数人只想回避人多的地方，不想在一个金质胸针上一掷千金。他说：“有人在街上逛，但是没人买东西。”

采访差不多到这里就停止了。我们的黑衣人回来了。接受了体温测量后，他走到商店的后方，和经理打了个招呼。几分钟之内，本来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因为太忙而不愿交谈，而且也不敢透露姓名——若要使用被采访者的故事或言论，通常会要求提供名字。想要一切恢复正常，合肥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们似乎茫然而警惕。病毒是部分原因。但是另一部分是来自把人们关在家里的压迫性策略。人们被鼓励举报违反规则的邻居。惩罚手段严厉。在乘电梯上楼去往人气餐厅“庐州太太”吃晚餐的时候，一个女人对她的朋友嘟囔着说：“要公司知道我今天出来吃饭，他们要杀了我。在餐厅里，我们走向一个人，他立刻警惕起来。当我们解释我们是媒体时，他回答：“我没有戴口罩，因为我只是在从洗手间回来的路上。而且我吃饭时也没法戴口罩。”在向他保证我们没有指责的意思后，他承认：“今天我第一次出来，感觉憋了很久了。”

尽管如此，在我们访问期间，有迹象表明生活正在慢慢恢复。手持体温枪的男保安守卫着购物中心，里面只有一些谨慎的购物者。咖啡馆和饭店为了防止传染而重新安排了室内布局。桌子的间距被拉得更远了。椅子全都朝着一个方向。许多餐馆挤满了人。有些甚至无视座位安排，面对面坐着，密切地交谈着，和呼吸可能导致传染之前没什么区别。在“庐州太太”，人们喝起酒来似乎比平常更起劲。不少人在抽烟。但我们需要和真实的人交谈，为此必须摆脱警察。我们在购物街附近的一条小巷里闲逛，转了一圈又一圈，想看看是谁在跟踪我们。这名警官现在至少有了一个六人小组来帮他。当他们吸烟休息时，我们慢跑着穿过一条街道，这时信号灯变了。他们闯红灯穿过四条车道。

在地铁里，一个有责任心的保安因为他们戴口罩不当而拦住他们，与此同时，我们跳上了车。到了下一站，我们在车门就要关上之前跳下车。看着一半的队员在车上飞驰而去，只能无助地从窗口望着我们，这给我们带来小小的乐趣。我们跳上一辆从网上预约的车。一个跟踪者记下了车牌号码。几分钟后，司机接到电话。他平静地报出了要走的路线。令警察跟踪我们的这种警惕性，似乎也延伸到普通居民身上。随着病毒在中国明显得到控制，却在世界范围内肆虐，政治宣传和网络谣言都在寻找海外的替罪羊。中国官方媒体警告说，有外国病例进入中国，但没有澄清其中许多都是归国的中国人。这造成了令人震惊的仇外情绪。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是由政府精心培育的、夹杂着它对外界的怀疑与愤怒，而这种恐惧正是新民族主义的新层面。

我们来到合肥，原因之一是这里是少数几个酒店可以接待外国人的城市之一。在大多数地方，甚至像万豪和希尔顿这样的美国连锁酒店都禁止外国人住宿。去火车站之前，我和同事在一家只有一半人的麦当劳匆匆吃了一顿饭。我们低声交谈时，一个穿着亮黄色连帽衫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他指着我：“你就是洋垃圾，”他说。“洋垃圾，你在我的国家做什么，你跟他在一块你也是贱。”他气势汹汹地俯视了我们几分钟，然后就走了。他的激烈斥责，以及餐厅里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说句话这点，悲哀中又显得很合理。即将离开让我很难过，但像他这样的人，不会有什么不舍。

谢选骏指出：1980年代我就预见到一个新的锁国时代即将来临了。那时候艾滋病开始入侵中国，作为黄赌毒逐渐流行的伴生。电子网络的全球联通，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中国大陆变得“更加开放”，而且肆无忌惮；中国游客奇迹般地充斥世界，带去了钱币，还回馈了病毒。

《新冠疫情：欧洲谨慎酝酿“解封” 特朗普急推重启经济》（2020年4月17日法广RFI 林兰）报道：

取消限制、重新开放商店和学校，欧洲正在谨慎放松新冠疫情封禁措施；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疫情已过峰值，急于推出重启经济计划，而新冠病毒在全球各地的感染和死亡人数仍然不断攀升。

全球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迄今已超过200万，死亡13万1千多人，美国付出的代价最为沉重，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共28326人死亡，63万7000多人感染，周三更创下单日死亡人数的世界记录，2569人死亡。

在疫情高发最早得到控制的中国，周四的统计情况也不容乐观，尽管外国输入感染减少，从前一日的36例减少到34例，但本地感染病例增加至12例，前一日是10例，首都北京出现3例本地感染，是三周以来首次。单日共新增感染46例，无症状感染者64例，也比前一天增加7例。

尽管全球疫情仍然持续，但一些国家注意到增长曲线趋缓、出现了重症病人人数和住院率下降等曙光之后，已纷纷开始酝酿解封计划，甚至放松某些管控措施。

瑞士将在今天宣布解封计划，波兰提出要求国民在所有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立陶宛则将恢复部分商店开放营业。德国也计划很快重新开放部分商店，从5月4日起小学和初高中复课。在关闭学校一个月后，北欧国家丹麦本周三几乎一半学生已经恢复学校上课。奥地利则在周二重新开放小企业的营业。在遭遇疫情影响世界第二的意大利，部分商店也恢复运营，意大利迄今有21645人感染新冠死亡。

在同样遭遇重创的西班牙，该国实施的欧洲最严格的禁足措施原定至4月25日，但政府刚刚开始提及逐步解封的计划，可能会首先放松部分管制措施。西班牙死于新冠感染的人数是18579人。

新冠死亡12868人的英国预计本周四也将就封城后的下一步计划提出方案，英国媒体每天大篇幅报道疫情消息，比如一位106岁的老祖母感染后奇迹治愈、99岁的二战老兵为疫情中的看护人员发起筹集资金、超过700万英镑义举等消息，以鼓舞英国民众抗疫的信心。

法国新冠死亡已超过17000人，但在实施禁足措施31天之际，周四首次出现住院人数下降，为疫情趋缓带来曙光，法国目前有近31800名新冠感染住院病例，据官方最新通报，自周二以来住院人数减少513人，是三月初以来的首次，而更进一步佐证疫情趋缓另一个积极信号是，作为专家评估疫情重要指标的重症病房进出病人数连续7天为负：显示重症人数微弱减少。在周三晚间重症监护病房病人6457人，比周二减少了273人。但医学界对疫情的发展仍然保持谨慎，距离总统马克龙刚刚宣布的5月11日解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法国疫情存在相当多的不确定性。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三疫情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新增新冠感染已过峰值，将在周四公布重启美国经济的指导性方案。特朗普说，纽约州的新病例正在“下降”，丹佛和底特律的新增病例也趋于平稳，“这些令人鼓舞的进展使我们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将重新开放一些州，有些州可能会在5月1日之前开放”。

特朗普周三表示“明天将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届时他将会公布有关美国“经济重启”的路线图。新冠疫情严重影响全球经济，欧美多国现时纷纷提出解封计划，除了有疫情趋缓的前提之外，无疑也是出于持续加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过去几周以来，美国已有约有1680万人失去了工作。法国劳工部表示，870万人部分失业，占企业员工的三分之二。目前法国推出支持企业和员工的1100亿欧元经济计划，经济部长勒梅尔表示“要摆脱这场危机的经济后果，还需要很多年。”

如果说欧美国家正在为解封的后疫情时代做筹备，那么包括刚果等非洲国家仍处于封禁的严格戒备中。尽管刚果死于新冠的人数仅21人，但当局担心疫情会在5月初进入指数上升的最“最糟糕状况”。目前刚果的学校、商店、礼拜场所均关闭。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贫穷国家抗击疫情的形势更加令人担心，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一电视讲话中呼吁大幅度减免对非洲的债务。为协助非洲国家的抗疫，七国集团在刚刚过去的周三也做出“历史性”决定，暂停非洲偿还债务一年。

谢选骏指出：特朗普以“退群”著称，但是这个大猪头不懂，他的退群使得美国失去了老大地位、变成了孤家寡人！特朗普这个落伍于时代半世纪的大猪头更加不能明白的就是——他的退群带来了一个锁国时代，而锁国的极致就是美国内部各个州国之间的互相封锁！就像中国内部的各个省市自治区之间的互相封锁！大猪头现在使劲摇晃叫嚷要解除封锁，大猪头这不是在拼尽全力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010、22年前的预言和42年前的预言】

《老外在浴室发现22年前纸条预测中国崛起》（2017-07-18 观察者网）说就是这面墙，截图自《每日邮报》：

“中国将成为世界的超级经济体，而美国将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伊斯兰教将带来下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让全球陷入荒谬的‘圣战’阴影之中。”

这些事情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了现实，但是在1995年，也就是22年前作出这样的预测，准确度还是稍微高了一点……

毕竟，1995年，美国还是当之无愧的GDP第一。那时候，香港尚未回归中国，萨达姆刚刚宣誓了连任下届总统，新建成的东方明珠开始投入使用，而距离北京申奥成功，还有6年。

一言以蔽之，那还是20世纪的事情呢。

夺么遥远的年代啊，可能年纪小一点的读者朋友才刚学会爬，年纪大一点的读者朋友才刚有了娃……

书归正传，这张“神预测”小纸条，是这几天澳大利亚悉尼的一位商人在自家墙里发现的。

据《每日邮报》18日报道，当时，这位商人正在翻新自家浴室。在大力砸墙的过程中，他在墙身的空腔里发现了一个塑料袋，里面一共装着三张纸，上面打印了很多字。

展开来看，第一句话就非常高能：“写给正在看这封信的人：1995年4月15日星期六，复活节，我洋洋洒洒写了这一大堆东西，把这封信放在了这里。今天是个好日子，宜破土动工。”敢情是22年前的住户装修时，闲着没事儿放进去的“时间胶囊”。　

截图自《每日邮报》，开头注明了这封信写于1995年

不过定睛一看，更高能的是内容……这个“时间胶囊”首先准确预测了宗教极端主义问题。

纸条上写得很清楚：伊斯兰教将带来下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它足以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抗衡，会使全球陷入荒谬的“圣战”之中，并且这一状态会持续很长时间。

好像有点儿准……说是2015年的某次专家访谈的内容，估计也有人信。

而这张纸条，是在9·11恐怖袭击6年之前写的。

除了恐怖主义问题，这位时年49岁的悉尼预言家还提到了中国崛起。

他认为，中国将会崛起，成为世界超级经济体，而美国将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美国越来越依赖中国，慢慢就拦不住中国“为所欲为”了。他觉得，澳大利亚唯一的办法就是学着理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多吸纳中国移民，然后和平会成为主流，毕竟，到时候要和中国打仗，就打不赢了。

刚刚成功把牛肉卖给中国的特朗普应该会含泪点头……

“中国将成为超级经济体”——除此之外，这位预言先生还认为未来互联网会成为大势所趋，“每个人和他的狗都想上网。”当时全球的网民加起来才四千万，而这位“预言家”打印这些内容，用的是一台当时的顶配电脑。

嗯，那台电脑的配置是486CPU，8MB内存和256MB硬盘容量……想起了那些年被3.5英寸软盘支配的恐惧。

不过，这三张纸条也没有全部命中，具体一点说，就是关于澳大利亚本土的预测，准确率没有很高。比如说，他认为保罗·基廷会成为未来的首相，但其实是约翰·霍华德担任了9年的澳大利亚领导人。

但是谁在乎呢，这样的准确率已经足够让网友们疯狂了。这封信被发到了facebook上，预言家先生本人也看到了信的内容，他现在已经是一位71岁的老人了。

（小编注：《每日邮报》大大方方地写道：这位老人已经61岁了……老外令人绝望的数学啊。）

老先生一开始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觉得有点儿被冒犯了。但是随后他就意识到，这封信在互联网上的广泛传播，正是验证了他多年前对网络发展的预测。

因为他在信的末尾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也有网友找到了他，这让他感到非常感动：“我在facebook上收到了一封私信，一位年轻人非常礼貌地问我，是不是我写了那个‘时间胶囊’。我当时热泪盈眶。”

这个“时间胶囊”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有外国网友觉得，1995年还是很值得怀念的年代。

而或成小纸条最大赢家的我们，回头看一看彼时刚刚发力的中国，再看一看二十二年之后的现在——

原来不知不觉，已经走了那么远了啊。

谢选骏：上面的讲的是“22年前的预言”，下面我来讲一段“42年前的预言”——1975年，在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一年之后，我通过系统阅读古今中外的历史与哲学，写下了《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天下统治》，预言中国文明的再生，预言中国文明会统治世界。这是因为我领悟到中国具有三大资源：1、三千年不断的“两期中国文明”的历史传统，2、庞大的人口基础，3、抱团的领土格局——虽然中国贫穷至极但迟早会沛然复苏，成长为决定性的世界力量。中国有望更上层楼，通过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发育，奠定新的世界秩序、礼制的天下统治。通过持续不断的思考和写作，到2004年，终于完成了《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但是很多人都说“谢选骏疯了”，但是现在刚刚过去十三年，大家都在亦步亦趋地追随谢选骏的过去的想法了。但是他们还是拒绝谢选骏的较新想法。更有鼠目寸光之辈，把上面这个“22年前的预言”当做宝贝挖了出来，惊叫“原来不知不觉，已经走了那么远了啊。”而不知道四十二年之前（1975年），谢选骏早有先见之明、碾压了“毛泽东时代”。

【011、24史都应该禁止出版】

大家注意到没有？2017年春天以来，“博讯新闻网”正在发生某种本质的变化。但愿这不会持续很久，不会毁掉十几年来的积累，就像以前的“多维新闻网”那样。

人如果在心理上都变成了猪，只知猪权，再想变回来就很难。

（一）

《主权和猪权》说：

国家主权真是可以包办一切。既然至高无上，就可以规定其他任何权利。如此一来，人权变成猪权，并不奇怪。尤其因为，主权的谐音就是猪权。

人如果在心理上都变成了猪，只知猪权，再想变回来就很难。

主权（英语：sovereignty）是一个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简言之，即为“自主自决”的最高权威。是对内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来源，也是对外交往保持独立自主的一种力量和意志。主权的法律形式对内常规定于宪法或基本法中，对外则是国际的相互承认。因此它也是国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国家主权的丧失往往意味着国家的解体或灭亡。

当今主权的概念正因为其至高无上的排他性，外交官不断援引之；跨国组织及企业设法规避之；政治学家、宪法、国际法学者等学者仍争论之，讨论全球化及国际及区域组织对主权概念的影响。

在主权之下，人权也就成为猪权了，在“生存权”的名义下。

犹有甚者，是直接拿猪狗的权利来代替，例如过去租界里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不能拿“猪权”来糊弄“人权”》说：

2008年新年刚到，就在网上看到好消息：说重庆实施了"人性"化屠宰，被杀的猪在死前可以享受到桑拿浴，死时还伴奏着《安魂曲》……云云。

没有核实此事是真是假，不过以前也不止一次看到过类似的在不同地点的报导，这种作秀，初一看只能说是"猪性"化：让猪安乐死去，减少死时的痛苦，并让猪的在天（或地）之灵魂（如果有的话）得到安慰。

但这并不是真的保护"猪权"，如果真是这样关怀猪的生命的话，那又何必送去屠宰呢？试看为了保护生命物种多样化，保持生态平衡，我们做了多少努力啊！就是家养宠物也不会弄进屠场的，所以这只是作秀，是为了表示一种对生命的普遍关怀与敬畏。

这还是为了表示"人性"，也有一说，说是猪死得愉快时，其肉也好吃些，类似于奶牛听音乐时，产的奶就又多又好……，这一切还不是为了人享用吗？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人权"。

再说这人权，它就决不等于猪权，不能用猪权来糊弄人权。当然人也与任何生物一样，首先要生存，首先要温饱，这也不假，但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负面报导，使人的生命都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就是在同一个重庆，近日也有报导，病危老人在西南医院因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

在关怀生命上，我们总该先关怀人的生命，再去世关怀猪吧！

更为重要的是：人权还有更为本质的是作为人的存在的财产权与自由权。在财权方面，又是重庆，去年的最牛钉子户拆迁可是闹了很久啊！

在言论自由上，也是重庆去世年的彭水诗案被称为现代文狱而进入记录。

生存权是首要的，是人权的必要条件，但它绝不是人权的全部，更不是人权的充分条件，人的自由权才是当今人权的核心。

独立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表调查报告指出，2007年全世界有五分之一国家违反公权和公民自由，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和中国等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自由出现倒退，36%的世界人口不是生活在自由中，其中约一半是中国人。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尚未结束。

《食品政治漫谈（4）：趣谈狗权、猪权……》说：

狗有权利吗？如果有，是什么？同样可以问的是：猪又有什么权利？在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人权课还没上完的时候，又送来了一个新鲜玩意——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

普通民众对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和动物权利（Animal Rights）往往会不加区别地混用。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动物福利指的是，人类基于各种需要（如取食动物之肉、娱乐、科研等）而使用和屠杀动物时，要人道，不能给动物造成太多痛苦。而动物权利，则具有更广的含义，而且更多指的是保护动物不被人类作为占有物使用物来对待的一种社会思潮。这都是对人类本位的一种反思。动物福利相当于人类对死刑犯讲执行人道死刑一样，而动物权利则将动物从财产提升到与人类比的生命，甚至拥有人类的精神权利。两者之间的根本性区别是动物福利还是将动物当成一种工具和如附属于人类的财产之物；而动物权利则是将动物和人类相对对等的生命。动物权利的批评者认为，动物无法自我表达，无法对社会契约进行讨论并做出道德判断，对权利没有概念，因此不能谈什么类似于生命权等基本权利。还有一部分温和的动物权利批评者认为虽然将动物用于食用、娱乐或科学研究没有错，却应该立法保障这些动物免受不必要的痛苦。温和派的动物权利批评者相当于动物权利的压缩版，基本上等同于动物福利主义。

无论是动物福利还是动物权利，人始终是参照物和中心体。人类开始有组织有意识地讲权利的时候，就开始有各种政治机制和机器去保证权利的表达和运行。动物之所以有福利和权利，不是因为他们去主动争取来的，而是一派支持动物福利和权利的人与另一派反对的人之间的博弈，前者占了上风，而使得动物有了福利和权利。所以，动物的福利和权利不是人与动物的政治结果，而实际上还是人与人之间政治博弈后的结果。因为动物无法表达和主张自己的权利，于是动物的权利基本都属于人类代为行使的状态。今日世界，大多数政府都承认大部分动物都可以为人类所使用、有的可以被宰杀用作人类肉食，但这个过程需要更人道。几乎所有发达的或有特殊宗教信仰的国家和地区，都对某些动物施行动物权利的习惯法或成文法。

动物福利法已经大摇大摆地进入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立法，而这些法律可不是标榜的。从国际贸易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首当其冲。劳苦大众养个猪牛的，不容易，可是欧盟要是怀疑你在养猪的过程中虐待了猪，譬如，把很多猪放在一个狭小的空间，猪基本的住房条件、生存空间没有达到欧盟所设定的标准；或者如果你把猪千刀万剐，杀猪杀得很暴力，也就是让猪不得好死，不给比较人性的方式让猪死得其所；对不起，你这猪或猪肉我不能要了。于是人给猪主张权利后，就不经意成为贸易的一个障碍，专业点，这里猪的福利法律成为了贸易壁垒。从刑事法角度，虐待动物，根据动物类别、情结严重等，有可能要受刑事处罚。2006年夏天的时候，我在香港就见报章上报道了一则内地听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大致好像说，一位宠物主忙工作结果将自己的宠物反锁在屋内，几天没有给食物。结果被警察拿去问话，据说还蹲了几天监狱。

有组数据着实把我惊着了。世界粮农组织（FAO）相当于整个地球世界的农业部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从2003年左右猪存栏数开始占到半壁江山，什么意思？世界每杀两头猪就有一头来自中国。2005年中国存栏数达到5亿之巨，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两个中国人就要养头猪。说咱是猪国，一点也不过分。

欧洲人认为动物福利与动物健康和食源性疾病有密切联系。动物在压力状态下及不良的环境下容易生病从而反过来对人造成健康隐患。欧盟实施了当今世界上最高动物福利标准。为此还专门制定了《动物福利2012-2015战略》（Animal Welfare Strategy 2012-2015）。欧盟将动物福利与食品安全连接起来，为此授权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评估动物福利与食品安全的关系。欧洲食品安全局则专门成立动物健康及福利专家组（Panel on Animal Health and Welfare）提供独立的动物疾病与福利的专家科学意见。近年来，一些动物保护组织都在呼吁善待动物，从喂养的方式、运输到加工等方面都有细致规定，有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要求供货方必须能提供畜禽或水产品在饲养、运输、宰杀过程中没有施行虐待的证明才准许进口。在动物保护和人道主义温情的背后，动物福利屡屡成为贸易壁垒的杀手锏。

2015年的夏天，广西玉林又沸腾了。猫狗和猫狗肉成为新闻头条。欧美主流媒体也参与报道，乐此不疲。玉林讨论的焦点是猫狗有没有生命权，也就是动物的权利问题。这个问题在欧美甚至在广东的对岸香港似乎是不言自明：猫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不能用来宰杀做肉吃。广西玉林人素有吃狗肉习俗，特别是夏至这一天，狗肉与荔枝、酒、火锅为当地特色，当地人摆酒，外地人蜂拥。2009年，玉林举办美食节，有商家借势猛推“狗肉节”。无独有偶，2014年，江苏沛县为声援玉林，居然临时增办狗肉节，引起舆论轩然大波。2015年的玉林可能成为中国唯一一个还大张旗鼓保留了所谓的“狗肉节”的城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沛县鼋汁狗肉进入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如果反虐待动物法禁吃猫狗真的实施，那这道地方历史名菜就真的要变成历史遗产了。中国人吃猪还吃狗啊猫之类的。但是欧美人都是当孩子来养着，杀了猫狗之类来吃无异于食人肉乎？惊为天人啊？这同是世界上的猫狗，狗命在中国就生不逢时，狗命在欧美，命同人命。可以和主人同床共枕，有的还甚至拥有继承权，主人一命呜呼，什么猫狗之类的还堂而皇之地将所有家产都拥有了。跟非洲人讲动物权，人家大猩猩好像都抓来吃。我们很容易讽刺道，我们连人权都搞不好，还谈什么动物权。

有人说是有那么一伙人吃饱了没事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人，吃饱了撑着，总得找点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作用。于是造出这么一撮人以及被这撮人游说了的立法机器。对于此说，我是中立的。有一小撮人非常激烈，因为要动物权利，于是劝说人们素食主义。这些人不一定是宗教徒之故，可到时与佛教宣扬的效果要异曲同工。还有一部分不那么激烈，于是劝说人们不要买这些非人道方式生产出来的肉。前者很难成行，后者还真成气候了。为了说服人们动物福利是有必要的。

中国猪真的不好做，好比欧美牛不怎么好做一样。我们吃的猪肉要多于欧美人人均一倍，所以我们只好拼命地养，狠命地杀。而欧洲前些年闹出了疯牛病，大批大批的牛被人类无情地宰杀，没得商量，还要毁尸灭迹，为的是要保住人命。香港《猫狗条例》确实禁止屠宰猫狗、禁止售卖和使用猫狗肉，但同时，对于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猫狗，警察等可以进行扑杀。站在动物角度上说，动物福利和权利，实际上只是人类的一种施舍。也就是人类想给就给；但危害到人类安全时，马上就拿掉。参照物就是到底怎样才能保住人命或者让人类好过。

……

谢选骏指出：国家主权真是可以包办一切。既然至高无上，就可以规定其他任何权利。如此一来，人权变成猪权，并不奇怪。尤其因为，主权的谐音就是猪权。

人如果在心理上都变成了猪，只知猪权，再想变回来就很难。

（二）

上述文章不知何故，却遭到“博讯新闻网”以下的公告：

谢选骏：主权和猪权

(博讯2017年06月07日发表)

更多文章请看专栏

谢选骏更多文章请看谢选骏专栏

致作者：这种自己文字只占很小一部份他人文字占很大部份的文章暂停发表。——博编 [博讯来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7/06/201706070919.shtml)

……

谢选骏指出：我并没有要求“博讯新闻网”刊登上述文章。我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和我所看到的史料贴在了自己的博客里！博讯刊发与否是其在网络时代的自由选择，但是为何“正式隆重”地发出这一公告？是为了要一个“耐人寻味”吗？是为了向“有关方面”表达忠心吗？

况且，这里推出的理由算是什么理由？

如果这也算是一个理由，那么所有的24史都应该禁止出版。因为24史无一不是抄录了其他史料！

人如果在心理上都变成了猪，只知猪权，再想变回来就很难。

《谷歌甲骨文诉讼终审：安卓系统“抄袭有理”裁决的利弊辩论》（2021年4月6日 BBC）报道：

甲骨文2010年透过企业并购取得JAVA权益后起诉谷歌侵权。美国两大科技巨头谷歌（Google）与甲骨文（Oracle）纠缠十年的版权诉讼在美国最高法院终审，法庭裁定谷歌安卓（Android）作业系统抄袭甲骨文程序码正当合理。

据估算，当今全球70%智能手机采用安卓系统，甲骨文在2010年指控抄袭超过1.1万行Java系统的程序码，起诉谷歌侵权。若甲骨文胜诉，谷歌将面临数以十亿美元计的侵权赔偿。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六票对两票推翻下级法院裁决，裁定谷歌胜诉。

甲骨文批评法院裁决纵容市场垄断行为，但消费者组织认为裁决有助推动竞争。

甲骨文诉谷歌抄袭案终审判决“掏空版权核心意义”？

这起诉讼的焦点是谷歌使用甲骨文旗下Java系统的应用程序接口（API）代码，在美国版权法律下算不算“合理使用”（fair use）。要这算是合理使用，则谷歌的抄袭行为不算侵犯甲骨文权益。

出自昇阳电脑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Java是许多电脑用家熟悉的软体，更是许多软件与应用程序广泛采用的“建材”。2010年，甲骨文收购昇阳电脑，继而起诉谷歌侵权，索赔90亿美元。

Java程序码是许多电脑软件的基本“建材”。

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Justice Stephen Breyer）在4月5日颁布的判决书中称，“在此允许甲骨文行使著作权将损害公众利益”。布雷耶形容，这如同把电脑程序码变成“限制未来新程式创作的枷锁”，“只有甲骨文才拥有那钥匙”。虽然大部分大法官认同谷歌合理使用了Java的程序码，但在如何把传统版权法律应用到电脑程序码之上有所分歧。代表多数派的布雷耶大法官写道，这样的应用“很困难”。

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Justice Clarence Thomas）则提出相反意见。他认为，单纯因为新产品得以有效诞生而批准合理使用，是对版权概念的重新定义，而这定义“掏空”了版权的核心意义。

托马斯大法官同时慨叹多数派不裁定电脑程序码是否受著作权保护，选择依赖“合理使用”来解决问题。他在判决书中批评同僚无法自圆其说。

“交战双方”与旁观者怎看判决利弊？

一些意见认为最高法院这次判决并未厘清核心问题。

甲骨文批评最高法院的判决提升了谷歌的威力，损害了其他企业的竞争能力。甲骨文总法律顾问多利安·戴利（Dorian Daley）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他们（谷歌）偷了Java，花了整整十年打官司，仿佛只有垄断者才能这样做。”“如此品行正是美国与世界各地监管机构都在检视谷歌营商手段的原因。”

谷歌则形容这是整个软件行业的胜利。谷歌全球事务高级副总裁肯·沃克（Ken Walker）写道：“最高法院今天就‘谷歌诉甲骨文’案的决定是创新、互通性与电脑行业的一大胜利。”“感谢全国领先创新者、软件工程师和著作权学者的支持。”

Today’s Supreme Court decision in Google v. Oracle is a big win for innovation, interoperability & computing. Thanks to the country’s leading innovators, software engineers & copyright scholars for their support. https://t.co/mSoKY8tM8p— Kent Walker (@Kent_Walker) April 5, 2021

一些法律学者与消费者权益组织也支持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客座临床助理教授李心荷（Tiffany Li）形容，这是对懂得编程的人和合理使用概念的“巨大胜利”。Huge win for fair use and people who understand how coding works! https://t.co/hy3zfId2Vv— Tiffany C. Li (@tiffanycli) April 5, 2021

计算机与通信行业协会（CCIA）会长马特·施鲁尔斯（Matt Schruers）发表声明说：“最高法院裁定‘合理使用’原则涵盖计算机代码的功能，意味着各公司可以提供相互竞争的、可相互操作的产品。”消费者权益组织公共知识（Public Knowledge）的法律总监约翰·伯格迈尔（John Bergmayer）也认为最高法院“作出正确的决定”。法新社引述伯格迈尔说，这次判决给“合理使用”原则撑腰，对消费者和相信科技界应有更大竞争的人来说，是天大喜讯。

国安法与反恐法专家，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法学院教授史蒂夫·弗拉德克（Steve Vladeck）提出了跟托马斯大法官相同的看法。他质疑最高法院这次判决把关键问题“束之高阁”，没能清楚裁定软件编码到底是否受版权保护。

谢选骏指出：反恐法专家企图扼杀技术创新。但是，连保守的最高法院都认可了“合理使用”！合理使用不是侵权行为。要知道，没有我的保留和评论，许多文字都已湮灭无存。

【012、40万亿还是50万亿】

《中国再承诺向世界开放未来15年40万亿》（2018-11-05 VOA/法广/人民日报）报道：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开幕式上致辞——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早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批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一花独放不是春"，期望各国包容普惠，而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更是长远考虑，预计在未来15年，中国进口将超过40万亿美元。不过，他提及的进口商品数额，一夜之间便较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昨天所逆的金额增加6万亿美元。

被习近平称为全球首创以进口为主题的博览会今(5日)早在上海揭幕，他主持开幕并致辞时称，这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期望各国亦勇于推动开放合作，形容各国"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必退"，只要各国消减壁垒、扩大开放，才能打通血脉，否则孤立封闭，世界经济难以健康发展。

在中美贸易战云密布之际召开的进口博览会，美国政府没有派员出席，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改革贸易不公，而习近平致开幕辞时则向与会的15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意有所指地说，各国都应该努力改进自己的营商环境，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总是粉饰自己、指责他人，形容"不能像手电筒那样，只照他人、不照自己。"他说，各国应该坚持包容普惠，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今年是中国开放改革40周年，习近平在致辞时强调，中国将持续扩大开放，而主动扩大进口，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虑。为此，中国将进一步降低关税、持续放宽市场进入，推进服务业开放、加快推出外商投资法规等。他又说，中国会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的开放，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范围的开放进程，而教育、医疗等领域亦将放宽外资股比限制。他预计未来15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

不过，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昨天表示，预计中国在未来15年，将进口24万亿美元的商品。有关商品金额比习近平今早的公布少6万亿美元。

习近平又向三千多名与会者派"定心丸"，指中国经济总体平稳，季度GDP符合预期目标，"大家对中国经济发展可以抱乐观态度"，他又说，中国已采取措施应对经济发展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已见成效。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3亿的人口是一巨大市场，其经济是一片大海，即使遇上风雨，但风雨不足以掀翻大海，而经历了五千多年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并迎来更好发展。

进博会一连六日在上海青浦区的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有来自150个国家及地区的政要出席，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邱腾华则率团参展，争取商机。是次博览会的参展商有三千五百家，当中包括来自美国的通用汽车、微软、facebook和谷歌等180家公司，期望开拓中国市场。

中国再度承诺向世界开放市场这回“真诚”了

中国当局在高喊“改革开放”几十年后，再度保证会向世界开放市场，与世界“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面对来自世界数以百计的政府和工商界的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2018年11月5日）在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上的开幕式上说，中国真诚向世界开放市场，并作出了一系列承诺，包括降低关税、给予外国企业国民待遇，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保护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在作出这些承诺，但是在中国经营的外国企业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等诸多方面依然面临艰难挑战。

很多外国公司认为，中国的监管机构仍然试图把他们挤出有前景的产业，外国公司还面临被要求转移技术的压力。

美联社报道说，在上海的美国商会主席肯尼斯·杰瑞特在一封电邮中表示：“除非这场盛大的活动在中国的贸易做法中能相应做到有实质意义和可衡量的改变，否则对美国以及其他外国的公司来说得不到什么成果。”

北京称，进口博览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但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中国有义务依照相关规则开放市场。

包括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在内的大约17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总理预计将出席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的这次博览会和相关论坛，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主要西方国家领导人出席的消息，美国预计也不会派高级官员参加活动。

曝进博会不和谐一幕肯尼亚总统点破中肯贸易问题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11月5日在上海正式开幕，这次博览会被认为是中国2018年最后一次主场外交，但是中国方面面临的挑战仍十分巨大。

综合媒体11月5日报道，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11月5日上午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在开幕式上说，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日益密切，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同时，世界经济深刻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风险挑战加剧。习近平还强调，各国应该坚持开放融通，拓展互利合作空间。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国际贸易和投资等经贸往来，植根于各国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需要。纵观国际经贸发展史，深刻验证了“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的规律。各国削减壁垒、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就能打通血脉；如果以邻为壑、孤立封闭，国际经贸就会气滞血瘀，世界经济也难以健康发展。

美国彭博社称，习近平暗中批评了特朗普（Donald Trump）提倡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报道称，习近平含蓄地提到了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征税，他说，这种“以邻为壑”的行为只会导致全球经济停滞。

英国广播公司（BBC）也报道称，在这次进博会的演讲中，习近平也表示要捍卫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他说这个体系正遭受攻击。报道称，这段言论被认为是在暗指美国，中国和美国正在打贸易战。

《纽约时报》则报道称，随着特朗普的贸易战升级，中国在寻找盟友。但是这并不容易。报道称，当考虑到那些缺席了这次博览会的人时，中国的挑战就一目了然了。虽然中国方面几个月来努力说服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但是只有10多个国家的总统或者总理出席了5日早上的开幕式。这些领导人大多来自欠了北京很多钱的国家。报道称，赫然缺席的还有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领导人，例如德国、英国、韩国和日本。美国甚至连一个官员代表团都不派。

报道还指出，一些出席了博览会的人还发出了不和谐的论调。肯尼亚总统（Uhuru Kenyatta）在5日早上的演讲中说，他的国家同中国的贸易在过去10年里翻了8翻，“但是，贸易严重向中国有利的一面倾斜。”

提降关税暗骂美国习近平进博会软硬兼施

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5日）于上海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词时，不仅表示进博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还以“手电筒”当比喻暗骂美国，并批评保护主义，呼吁世界共同抵制。而中国要如何开放大门？习近平说道，将降低关税、简化海关通关、推动垮境电子商务、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增设上海自由贸易新的试验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註册制等等。进博会将是中国作为前进开放市场的大平台。

习近平表示，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谢选骏指出：我不怀疑“进口40万亿”的真诚，如果他可以办到的话。但问题是“出口多少”？如果“进口40万亿”的同一时期“出口50万亿”——那么，全世界就都是共产党中国的天下了。这正是美国的恐惧所在。中国梦岂不就此成为美国的噩梦了。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知道美国的想法，才能打败它，但是这个，恐怕不是身陷封闭社会和自我宣传的人们所能办到甚至所能想到的吧。

【013、70%的俄罗斯人都是饿狗吗】

《俄罗斯大选投票率若太低普京将胜之不武》（2018年3月18日转载法广RFI 古莉）报道：

俄罗斯3月18日举行总统大选，约一亿一千万选民被呼吁去投票站投票。这场大选没有悬念，掌权18年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预计将获连任。但如投票率太低，普京将胜之不武。大选的背景则是俄罗斯前间谍在英国被中毒引发西方与俄罗斯的外交冲突。

民调显示，普京拥有大约70%的民意，其他7名候选人则无一超过10%的投票意向。俄罗斯主要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 Navalny）之前已被当局指控贪污其自家公司的国家补贴，被排除出局，无权参加选举。于是，对于普京来说，本次投票的关键是投票率，投票率越高，就越有民意基础和说服力，否则胜之不武。

莫斯科当局采取各种方式推动选民去投票。今天投票站开启高音喇叭，营造选举的公平氛围。据法广驻莫斯科特约记者丹尼尔-瓦罗（Daniel Vallot）发自现场的报道，在他所处的投票站入口处，悬挂着五彩气球，投票站内提供各种热饮和吃食共选民们享用……。

现年65岁的普京这次胜选后，将执政到2024年。拥护他的选民赞他将国家从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的动荡中稳定下来，增加了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支持他平定车臣，吞并克里米亚，挺乌克兰亲俄势力搞分裂，出兵叙利亚……。

一名俄罗斯老年妇女表示，只为吞并克里米亚这一件，她便甘愿忍受西方制裁导致的生活下降。

而俄罗斯反对派则批普京铁腕执政导致得之不易的自由出现倒退。特别在年轻中产一代人中，许多人表示希望看到俄罗斯出现政权轮替。

谢选骏指出：“投票站入口处，悬挂着五彩气球，投票站内提供各种热饮和吃食共选民们享用……”这是勾引70%的投票给那个普京的饿鬼罗斯人的诱饵吗？难道这些饿鬼罗斯人都是饿狗吗？当然我悲哀地知道，世界上有些地方比饿罗斯还不如，连充当饿狗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大家的问候语都是“吃饭了吗”。一般说来，选择独裁者当自己的头领的，都是吃不饱肚子的人，例如1960年代的大陆中国人，1930年代的德国人和日本人……当然更早的是1920年代的俄国人——所以独裁者“获得拥护”越高的地方，说明那个地方饥民越多。

【014、75%的慈善捐助都是垃圾】

《美国慈善组织以捐赠名义将洋垃圾输入我国》（2005年12月09日新闻晨报）报道：

当湖北武汉边检人员打开美国AGAPE基金会捐赠的“慈善物资”时，恶臭从箱中扑鼻而来。湖北检疫检疫局一名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如是描述当时的情景：“不少已经发了霉，布满油渍和污渍，臭味熏天。箱内物品更是不堪入目，其中绝大部分已过期。不少一次性注射器裸放在箱内，注射器内物质不明；还有病人使用过的轮椅，均有修理痕迹，一些轮椅车胎也坏了。”

晨报记者为此专访了武汉市慈善会负责人。据了解，类似的“洋垃圾捐赠”事件在我国已多次发生，有关部门正准备采取措施从源头上予以封堵。

[湖北获美捐赠“爱心垃圾”事件]武汉获赠548箱医疗垃圾

记者从湖北省检验检疫局获悉，该局近日在对美国AGAPE基金会向武汉市慈善会捐赠的29422美元、138647件、548箱两批医疗用品进行检验时，发现两批捐赠物均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两批捐赠的医疗用品主要为心脏手术包、医用套服、医用手套、纱布、胶带、导管及套件、轮椅等。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包装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且表面有霉变、污渍；二是绝大部分物品过期，失效期均在1990-2004年之间；三是多种物品混放，货物严重污染。如一次性注射器裸放在箱内，注射器内物质不明且已变质，试剂、消毒膏及液体均已外流；四是轮椅、消毒用品、实验箱及部分医疗一次性用品为使用过的废旧物品。目前，上述货物已被全部封存。

据介绍，由于这些洋垃圾大多是过期的药品或已使用过、被严重污染的医疗用品，一旦被一些个体医疗机构接收后再利用，后果极其严重。即使被发现后进行焚烧处理，对环境也是一种严重污染。

武汉市慈善会：已按协议拒收

为了澄清事实，在“捐赠垃圾”事件被曝光后面临巨大压力的武汉市慈善会一位主要负责人接受了记者专访。

据了解，这两次捐赠的相关文件是美国AGAPE基金会在2005年4月12日和6月13日，分别与武汉市慈善会签订的。记者在武汉市慈善会提供的《(美国田纳西州)AGAPE基金会与武汉市慈善会慈善事务合作合同书》和《(美国田纳西州)AGAPE基金会与武汉市慈善会捐赠协议书》上看到，双方4月12日的合作合同书确立了“为湖北地区的贫困先心病人群和孤儿提供医疗救助而努力”的宗旨，并对捐赠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初步约定。在6月13日的捐赠协议书上，确立了AGAPE基金会为武汉某医院非赢利性免费提供一批医疗耗材，以补偿该医院向贫困患者提供的免费手术服务(总费用约80万元人民币)。捐赠协议书第9条规定，“AGAPE基金会捐赠的医疗耗材，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检验法》，如经检验不合格，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美国田纳西州)中国AGAPE基金会负责承担”。

武汉市慈善会的这位负责人说：“对方捐赠是善行，我们没有理由拒绝。签订的协议和合同都是常规性文件，没有任何漏洞，捐赠物品到关后，我们会同湖北省商检局、捐赠方代表和受助医院代表四方共同到海关开箱检验，发现异常情况后，我们当时就拒收了。”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AGAPE已“捐赠”多次其医疗器械将被封杀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明确认定“AGAPE基金会多次以捐赠名义向我国转移不合格医疗器械，甚至医疗垃圾，存在重大的安全和健康隐患……从即日起，停止美国AGAPE基金会向中国出口医疗器械。”这份公告明确指出AGAPE基金会“捐赠洋垃圾”行为是“多次”，至于还有哪些，相关部门对此不愿透露。

国家采取措施堵漏必要时装运前先验货

昨日下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这些被查出夹杂医疗垃圾的货物，都要被销毁或者退货。这名工作人员说，类似的事件以往也有发生，捐赠方一般以人道主义组织和基金会为主，有些捐赠物中会夹杂洋垃圾。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为此专门发出2005年第159号公告，“任何机构不得以捐赠的名义向中国转移不合格医疗器械。各地检验检疫机构要加强对捐赠医疗器械的检验监管，发现不合格的不许安装、使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并报国家质检总局。凡向中国捐赠医疗器械的国外捐赠机构，需由其或其在中国的代理机构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备案；对所捐赠的医疗器械须事先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登记报备。”

在该公告中，规定将从源头封堵医疗垃圾，“对捐赠医疗器械实施凭报备案和登记证明接受报检、口岸查验、使用地检验的检验监管制度，必要时实施装运前预检验。”

晨报调查捐赠方AGAPE也是受害者？

“AGAPE”一词，在希腊语中意为“无条件的爱”。美国AGAPE基金会是否真如其名字所寓意的慈善性质的合法组织？而这家慈善机构所捐赠的慈善物品又为何变成了医疗垃圾？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AGAPE是合法组织

记者从美国国家财政部获悉，AGAPE基金会是符合美国法律规定的合法免税慈善组织。AGAPE基金会总部位于美国田纳西州，其下属的中国AGAPE基金会办公地点在佐治亚州蜜桃树市(PEACHTREE CITY)。据了解，中国AGAPE基金会的宗旨是无偿帮助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尽力改善孤儿、孤寡老人们的生活。基金会主席罗·布朗曾3次亲临武汉市考察并组织开展医疗救助、捐资助学等慈善活动。

在AGAPE组织的主页上，记者看到了该组织在中国从事多起慈善活动的成功案例。在湖南邵阳、广西桂林等地，AGAPE投入大量资金并捐献了大量物资用于资助中国贫困地区的医院。武汉市慈善会负责人也表示，AGAPE成功资助中国慈善事业，“已经不是第一次”。

AGAPE吃了哑巴亏？

记者从中国AGAPE基金会总部获悉，对湖北武汉的医疗器材捐赠项目得到了美国多家知名公司和机构的赞助，总金额达25万美元。在这些赞助公司中，有捐赠器材和提供货运服务的两家世界知名公司，也有范德比尔特大学附属校医院。但是，赞助公司中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几家小公司，心脏病器材、药品等都是这些公司所捐。

AGAPE捐赠的物品，实际上都是由这些公司提供的。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湖北检验检疫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认为，“东西被掉了包”。但武汉市慈善会负责人却认为“掉包”说法不确切。他认为，在捐赠物品报关之前，分散在美国各地的这些公司可能没有把货发到AGAPE，而是通过海关直接发给中国，否则环节太多，慈善捐赠成本会提高。“正是这种做法可能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他们利用慈善捐赠的一些漏洞倾倒垃圾。在这个过程中，AGAPE可能吃了哑巴亏。”

AGAPE将澄清“洋垃圾捐赠”事件

日前，记者与AGAPE中国负责人封卓奇取得了联系。他表示，自己正在广西桂林实施一个慈善项目，对于湖北洋垃圾事件“十分渴望向晨报澄清事实”。据称，目前，AGAPE正策划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与会者说明“捐赠洋垃圾”事件的详细情况。

AGAPE是否直接向中国出口医疗垃圾目前仍未得到证实，晨报将对此保持关注。

[专家解析]个别国家为何要出口有害废物？

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井文涌向晨报记者介绍：“国际上著名的《巴塞尔公约》，规定全面禁止通过任何理由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所有有害废物。医疗垃圾就属于该公约名录中认定的危险废物。”井文涌说，大多数发达国家对待危险废物一般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异地生产，不在自己国境内产生危害；还有就是越境转移。“这次武汉收到的医疗垃圾，就属于被人越境转移的，以欺骗的方式让我们国家来处理这些垃圾。”井文涌告诉记者，那家打着“捐赠”名义转移医疗垃圾的公司，会从这样的越境转移中获取暴利。“处理一吨生活垃圾的基建费用，相当于500克黄金的价值。医疗垃圾不能掩埋，必须用焚烧的方式处理，成本更高，比转移所需的运费高出很多倍。”“要杜绝医疗垃圾入境，一定要由海关把关。”井文涌说，我国海关曾经检查处理过多起类似事件，一经发现就坚决禁止入境。

[新闻链接]安徽也遭“慈善垃圾”入境

记者昨日从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获悉，该局在对一批由美国某慈善基金会捐赠的货值114542.08美元的“慈善物资”进行检验时，发现其中有47箱医疗用品已过使用有效期，60箱医疗用品无使用有效期，2箱医疗器械为二手医疗器械；2箱洗涤用品已过使用有效期；87箱儿童用品以及41副康复用品都已使用过，共计239箱(件)，废品率达26%。检验人员在对捐赠物中含有的大量未使用过的一次性注射器材(带针头)抽样作无菌检验时，发现也是不合格品。据记者了解，安徽和湖北在捐赠物中发现的“医疗垃圾”，是今年发现的最大的两起。

谢选骏指出：台湾三立新闻电视拍摄的《消失的国界》2017年因为拿不到中国大陆的采访许可，就到仅次于中国的洋垃圾进口国家非洲加纳进行采访。据他们说，加纳进口的慈善捐助，电子部分的75%都是电子垃圾，剩下的25%也用不了多久就报废了的准垃圾。而且其中已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了——可见中国确实崛起腾飞了，十几年来，已经从洋垃圾的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同时也由此可见，75%的慈善家和慈善行为，都是人面兽心的家伙或是精心包装起来的罪行。

【015、125亿年前的宇宙神话】

《125亿年前的宇宙与现在宇宙完全不一样，科学家解开后一身冷汗》（综合新闻 2019-10-24）报道：

虽然在无数的宇宙星辰面前，人类显得十分渺小，但是由于现在宇宙中的气体透明度都十分之高，因此就算是在地球上，我们也能看见距离地球几光年甚至几十光年之外的星星。但是在宇宙刚诞生的10亿年中，宇宙并非像现在这个样子。

关于宇宙的起源，如今普遍的说法都认为宇宙诞生于138亿年前的一次奇点大爆炸。由于这次爆炸抛射出来的大量气体和物质，宇宙中的基本粒子才能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天体。

虽然科学家无法观测到刚诞生之初的宇宙，但是近几年，剑桥大学的一个天文研究组发现，在125亿年前，宇宙之间的气体几乎是不透明的，而且宇宙中越是黑暗的地方所含的物质就越小。

这个研究结果让大家感到十分意外，因为根据现在宇宙的样子，宇宙中越是黑暗的地方，越是光线无法到达的地方，物质含量就越高，而且他们无法想象，弥漫在一堆不透明气体中的宇宙到底是什么样子。

科学家认为，我们现在之所以生活在一个相当均匀的宇宙中是因为，大量的星系所发散出来的紫外线辐射可以驱散那些不透明的气体，从而使我们的宇宙空间看起来是一种透明的状态。但由于125亿年前，宇宙刚诞生不久，没有产生大量的星系，因此当时的宇宙处于一片混沌之中。

对于125亿年前的宇宙越暗的地方物质越少的情况，科学家认为这很有可能也是与紫外线辐射有关。由于当时的紫外线传播距离较短，因此就导致了那些拥有更多天体的地方看起来会比拥有天体的地方更暗一些。

这一最新发现让人们看到了宇宙的另一面，如果人类生活在125亿年前，那么我们抬头也许看不到满天的星星，反而只能看到处于一片混沌中深一块浅一块的太空。

如今我们之所以能活在一个相对均匀的宇宙中，完全是因为那些星系所发散出来的紫外线，这些紫外线改变了深空中的天然气，让我们的宇宙看起来更加明亮和均匀。而且如果我们对这些紫外线和古老星系进行研究，也许就能看清宇宙诞生之初的原貌和揭开宇宙的形成之谜。

美国和澳洲天文学家意外发现125亿年前的一个庞大星系。宇宙初期的一个巨大星系隐藏在尘埃之中。在缺乏存在证据的情况下，这个前所未见的星系就像“宇宙雪人”（cosmic Yeti）一样，一直被科学家视为传说，但他们最近首次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在一项由美国和澳洲天文学家所共同进行的研究中，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天文学家威廉斯（Christina Williams）藉由位于智利山区的阿塔卡玛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阵列（Atacama Large Millimeter Array）发现一个暗淡的光球。奇怪的是，它的微光似乎是无中生有，就像黑暗旷野中的一个模糊的足迹。主导这项研究的威廉斯说：“它非常神秘，因为它的光似乎与任何已知的所有星系毫无关联。当我看到这个星系在其它波长中看不到时，我相当兴奋，因为这意味着它可能真的很远，而且被尘埃云所遮蔽。”

研究人员估计，这个星系的光在宇宙中走了125亿年才抵达地球，因此人们得以一窥宇宙在婴儿时期的样貌。他们认为这些微光来自于尘埃粒子的温暖光辉，这些尘埃粒子受到年轻星系中的恒星加热。而巨大的尘埃云掩盖了恒星本身的光线，导致整个星系完全看不见。

研究人员指出，这个庞大星系内的恒星就像银河系的那么多，但十分活跃，其形成新星的速率是银河系的100倍。而它的发现可能可以解决天文学长期以来的一个难题。

近期的研究表明，有些在宇宙初期的庞大星系很快成年，这在理论上难以理解。更令人困惑的是，这些大型成熟星系似乎是无中生有，天文学家从未在它们形成时捕捉到它们的身影。

尽管天文学家也发现宇宙初期的较小星系，但它们成长得不够快，不足以解答以上的难题。还有少数大型星系也被观测到，但它们相当罕见，难以作为令人满意的解释。

威廉斯说，他们发现的隐藏庞大星系正是构成那个遗失的关联性的正确元素，因为这样的星系可能比预期的更普遍，正等待人们发现。

研究人员还说，他们目前所探测的区域只是天空中的一小部分。他们期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在2021年3月启用，以便对这些天体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天文学家还发现，一些遥远的星系失去了诞生新星的能力，里面现存的恒星也逐渐暗淡或爆炸消亡，整个星系走向死亡。近期一份研究正就此进行调查，提出两种可能的原因。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研究者用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阵列（ALMA）望远镜观测邻近的处女座星系团中的51个星系，希望找到造成星系死亡的因素。这份研究的主要作者的天文物理学家布朗（Toby Brown）说，他们认为星系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导致某些星系的死亡，但他不明确具体的原因。

天文学家认为，星系与围绕在其周围的星际介质之间的作用，既能促进星系诞生新星，也可导致星系的死亡，具体这个机制如何运作，天文学家们并不了解。

我们知道，星系在宇宙中并不是均匀地分布，有的地方很大的空间都没有星系，有的地方好几百个星系互相比较接近地聚集在一起，组成星系团。

有了巨大质量的物质，就有引力作用，这些引力让星系进行高速运动，有的星系的速度可达每秒上万公里。此外，引力还将星际间等离子气体加热至高温，发出大量X射线。

现在，这份研究提出导致星系死亡的两种可能的过程。

一种猜想是，星际间等离子气体不断抽取星系中的用于诞生新星所需的气体物质，就像星系的燃料不断“泄漏”一样，一旦燃料漏光，星系就会干涸并走向死亡。

另一种可能性是，星系团内部的温度过高，阻碍了星系内气体冷却、聚集诞生新星。这就像阻碍了星系内气体作为燃料的用途，结果也相当于星系不再有燃料而走向死亡。

该研究组正收集各星系内这些气体变化的依据，希望找到普遍的规律，进一步了解星系生命终结之谜。

另一种可能性是，星系团内部的温度过高，阻碍了星系内气体冷却、聚集诞生新星。这就像阻碍了星系内气体作为燃料的用途，结果也相当于星系不再有燃料而走向死亡。该研究组正收集各星系内这些气体变化的依据，希望找到普遍的规律，进一步了解星系生命终结之谜。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有关125亿年前的宇宙说法，其科学解释其实还是一种宇宙神话——而真实的状况，怎么可能被我们这些瞬息即逝的人类所知晓呢？但越是无法知晓，就越是要解释和描绘，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人类获得自身定位所需要的“神话”。而神话呢，又是由民族精神所决定的。

【016、180度大转弯还是首鼠两端】

《印媒集体惊呼“中国180度大转弯”》（2017-9-8观察者网）报道：

9月8日，多家印度媒体集体惊呼，中国外交“180度掉头”。

金砖峰会后，印度舆论高呼莫迪外交“重大胜利”，《厦门宣言》点名巴基斯坦境内恐怖组织，令他们脑补“中巴关系出现裂痕”。尽管此前已有巴基斯坦媒体进行反驳，仍无法阻止他们自嗨的劲头。

直到王毅昨天与巴基斯坦外长共同会见记者时的一番话，给印媒浇下一盆冷水……

无法自圆其说的印度媒体只好集体指责中国“180度掉头”……

《今日印度》、《印度斯坦时报》、印度《金融快报》、印度《经济时报》……

在刚结束不久的厦门金砖峰会上，《厦门宣言》明确点名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虔诚军”（Lashkar-e-Taiba）和“穆罕默德军”（Jaish-e-Mohammad）为恐怖组织。这令印度舆论非常兴奋。

此前，印度曾数次提议，将这些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武装组织定义为“恐怖组织”，并纳入安理会制裁名单。而中国多次在联合国否决了这项提议。

《厦门宣言》发布后，印度外交部官员强调称，这是“首次（在金砖宣言中）谈及这几个恐怖组织”，总理莫迪在会晤中多次提及反恐议题。印度分析人士也对此表示欢迎，该国前外交部长称，（宣言这部分内容）证明印度外交政策是有效果的。印度媒体纷纷欢呼，这是印度对抗跨境恐怖主义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

印度《经济时报》称，《厦门宣言》彰显出印度正在增长的全球影响力，及其对中国的强硬姿态，进一步孤立了巴基斯坦，并将阻止中国公开支持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

印度媒体称之为“印度外交的胜利”

当时，部分巴基斯坦媒体对印度媒体高呼胜利表示不解。

巴基斯坦媒体：“印度这么高兴，巴基斯坦表示困惑”

而中国官方并未理会印度和外界的这些言论，只是按自己的既定节奏与巴基斯坦进行外交和军事互动。

9月8日，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北京与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外长阿西夫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王毅说，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兄弟和铁哥们，没有谁比中国更了解巴基斯坦，更理解巴基斯坦。多年来，巴基斯坦一直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更是国际反恐合作重要参与者，巴政府和人民为反恐事业作出的巨大努力和民族牺牲有目共睹，国际社会应当给予充分肯定。我们认为巴基斯坦在反恐问题上做到了尽心尽力，问心无愧，反倒是某些国家应当还巴方一个公道。

此外，一名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在《厦门宣言》中被点名的几个组织在巴基斯坦境内本来就是非法的，巴基斯坦官方也在对这些组织进行打击，这些组织被点名并不是针对巴基斯坦，而是针对这些组织本身的恐怖暴力行为。

与此同时，中巴空军再次开展联合训练。

中国军网9月8日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空军和巴基斯坦空军于9月7日至27日在中国境内举行“雄鹰-Ⅵ”多兵（机）种联合训练。这是中巴两国空军第6次举行联合训练。

9月8日，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介绍了有关情况。他说，这次中巴空军联合训练，分为空对空作战、近距支援作战、空对地作战、红蓝体系对抗演练等7个阶段实施。中国空军派出歼-11、歼轰-7、空警-200等多型飞机，以及地空导弹、雷达、空降特战等地面分队参训；巴基斯坦空军派出枭龙和预警机等多型飞机参训。中国海军航空兵也派出飞机参加中巴空军联合训练。

发言人说，中巴两国空军第6次联合训练与以往相比，联训兵力、要素均有增加，作战体系构建更趋完善。联训期间，中巴空军双方指挥班子将带配属兵力开展“红蓝”体系对抗演练。

谢选骏指出：看来，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的时间太久了，已经忘掉了“东方式的智慧就是首鼠两端”。这就像股票市场一样，一会儿买，一会儿卖，不是什么“180度大转弯”，而仅仅是古老的生存智慧，是首鼠两端而已，所以华人也特别喜欢赌博。如此说来，“三百年殖民地”并非总是好的。你看看印度，上面几个报刊，两名字都是来自英美的。不像中国，只有“人民日报”来自苏联的卫星国——这就是毛大大虫及其马仔的“洋为中用”。

【017、250%的关税帮助中国升级换代】

《川普将对中国最沉重一击》（邱鸿安 2018年09月30日）报道：

美国向价值2000亿元的中国产品征税，已于24日生效，中国立即报复，但只向600亿元美国产品征税，双方的关系因这轮征税迅速恶化。川普总统连日攻击中国，说中国干预美国选举（反映川普很在乎这次期中选举），还说习近平主席已不是他的朋友。中国也发布71页贸易战白皮书，指责川普政府进行单边行动，向中国进行关税霸凌，中国绝不会接受，也绝不屈服。

在关系恶化下，美中谈判暂时不可能，川普向中国发动新攻势的机会也大为升高。新攻势预计是川普向中国发出的最沉重一击。他已说过，如果中国对2000亿元产品的征税措施进行报复，他会再向2670亿元中国产品征税，看来他很快就会将说过的话付诸行动。

新一轮加税无论规模和税率，都可能对中国造成重大冲击。以规模言，川普至今已向2500亿元中国产品征税，再加上2670亿元，等于向全部中国产品征税；以税率言，新一轮征税税率也可能是25%，因为前2500亿元产品都是25%（24日生效的2000亿元产是10%，明年1月1日起增至25%）。

当然，川普可能将税率提高至25%以上，2016年他竞选时就说过，要向中国产品征45%关税，至2017年初，他仍说要征45%。川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曾撰文指出，川普说45%是有根据的，因为纳瓦罗计算过，如果将中国工厂从政府补贴、低工资、窃盗智产权以及货币贬值等取得的优势，中国产品比美国产占优43.7%，与川普所说的45%非常接近。

2670亿元产品征关税，什么时候生效？今年7月6日，第一轮340亿元产品征税措施生效；8月21日，第二轮160亿元产品征税生效；9月24日，第三轮2000亿元产品征税生效。从时间进程看，第四轮2670亿元产品征税，很可能在未来两三个月实施。11月6日期中选举是个关键日期，川普可能在选前宣布新征税措施，并在选前完成公众征询，然后在明年初新一届国会开会前，让新措施生效。

24日生效的2000亿元产品税率，将于1月1日提高至25%，与新一轮2670亿元产品征税行动没有冲突；2000亿元产品加征25%的税，2670亿元产品也加征25%的税，对中国造成双重冲击，可能就是首席策士巴农所说的「川普对中国造成重大创伤」。

全部5000亿元产品被加征25%关税，中国会受到多大冲击？由于还在发展中，很难从新闻报导看出来，例如关税对中国GDP的损害，不同的分析估计，在0.5%至1%之间。重量级的前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说，中国GDP成长只会减少0.5%，摩根大通估计也只是0.7%。世银对2019年中国的GDP成长估计仍是6.3%。但随着「战事」扩大，中国经济受到影响，例如工厂外移和失业人数将增加。从这些损失估计看，北京显然相信，贸易战最终仍会「软着陆」，这是北京不向川普低头的原因。

既然贸易战破坏两国关系，不少经济学家也说，贸易战对美国也没好处，为什么川普仍要发动贸易战？在贸易战进入大规模战斗之际，问题很值得检讨。

一，川普的经济观：川普上台20个月，施政重点之一是使美国经济强大，这应是他的最基本出发点，例如川普的减税计划，已达到暂时刺激经济效果（美国第二季GDP增长4.2%），股市也持续发烧。

二，川普的贸易战：贸易战目标也是要美国经济强大。例如他多次说过，向中国等征税，可得到大笔税款（简单计算，向5000亿元产品征25%税，等于得到1250亿元税款，而且不只中国，还有日韩墨加德等），这些款项流入美国，对经济和股市有利。

三，川普经济观的特点：必须指出，川普的经济繁荣观，指的是企业和富人强大（像他那样的富裕阶层），与中低阶层无关。他的减税和贸易战，只是将财富放在企业和富人手里，不管中低阶层是否有经济好处（中产阶层至今没有感到减税的好处）；只要企业和富人经济强大，财富握在他们手里（不在中低阶手里），美国经济照样强大。

网民哀嚎：

1. Bat21

九月 30, 2018 @ 11:19:09

欧洲银行预估如果贸易战全面开打，美国经济成长将减缓2%，而美国前财长鲍森说美国更容易在贸易战失败，他対川普的做法不看好。如果双方都受伤，将対台湾的安全造成危险，台独分子都希望中国经济崩溃，那么台湾就安全了，可是在历史上当一大国发生经济危机时，总是以发动战争来解决危机，因为战争可以把平时经济转为战时经济，生产大量武器，解决钢铝产能过剩，征召年轻人上前线，降低失业率。在二战前的德国饱受全球经济大萧条之苦，希特勒以发动战争，解决经济危机；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位十一年，前八年一直受到大萧条之影响，经济不景气，虽然实行新政，可是经济仍然不振，一直等到加入二战，经济才开始振兴。所以如果中国经济不振，习近平发动武统台湾，一则可以改善经济，增长国防工业，消除钢铝产能过剩，二则可以以鼓动民族主义，转移人民对经济迟缓的不满，并赢得人民对党的支持。所以台独分子以为中美贸易战对台湾有利，其实是使台湾深陷武统危机。

bpjm

九月 30, 2018 @ 12:16:31

你是华人吗？这么轻易说武力攻台。好像台湾人民只会坐在那里让共军打。只要台湾还剩下一辆移动导弹发射台，可以发射一颗导弹去大陆任何一个大陆大城市，北上广深，中国到时肯定会乱，美日欧也可能趁机派军舰帮台湾。那个时候中国政府怎样去应对，把几千个导弹射向台湾？那怕你收回台湾，剩下一个荒岛，你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2. MVPUSA

九月 30, 2018 @ 09:10:52

你对今天的大陆了解太少了，去珠江三角洲走一走，很多工厂招工困难，令劳动力成本上升。本地人不愿在工厂打工，外省农民工也不来。保守估计，目前在珠三角打工的外籍劳工超过十万，他们大多来自越南，柬埔寨等贫困的东南亚国家，而当地政府也暗地里将制鞋业与塑料业逼走，因为给地方造成太大的环境污染。

sunland

九月 30, 2018 @ 09:26:52

你对美国的了解太少了，虽然民主、共和两党水火不容，但对老共打「贸易战」却是敌忾同仇，习维尼恐怕想靠民主党来阻挠川普的「贸易战」策略，会令习维尼失望了。习维尼的降低空污限制措施，又回到了要肚子饱而不顾肺的老路！

3. sunland

九月 30, 2018 @ 08:10:27

一个左棍社会评论员，一向唱衰川普，与川普施政唱反调，如今却说出了真相，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了老共处心积虑隐瞒的真相，还是纸包不住火，连左棍社会评论员也藏不住了！事情的真实性一定比所表述的更严重！

对老共所表达的叙述，从反面去思考，常能更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

4. MVPUSA

九月 30, 2018 @ 07:57:44

中国在这次贸易战中的表现是出乎意料的好，很沉稳也很有智慧～没有像川普一样沉不住气每天放话。以我对目前局势的了解，很明白中国这次是想借中美贸易战让产业升级，将一些劳动力密集的低端产业，或高污染化工产业移出中国，迁往东南亚。中国目前面临劳动力不足，很多职缺要由东南亚输入劳工替代，这对中国的2025产业升级是一个累赘。中国这次是借力打力，将外移产业留下的劳动力集中发展高端产业，而且借由贸易战的进口关税，削弱外国品牌在大陆的影响力，让国产自有品牌有发展壮大的空间～中国这次确是棋高一着，制造业往高端转型将对美国造成致命打击，如果高科技不再依赖美国，美国的全球霸权也就终结了。也如了川普所愿，制造业确实回流美国了，铁锈区多了很多工厂，工人们加班生产廉价的塑料用品，组装廉价的玩具，人们每天关心的是今天的空气污染指数是多少，要不要戴口罩～而中国，托川普之福，成为了世界的老大～

sunland

九月 30, 2018 @ 08:35:48

「…中国目前面临劳动力不足，很多职缺要由东南亚输入劳工替代。将一些劳动力密集的低端产业，或高污染化工产业移出中国，迁往东南亚…」

讲什么笑话？老共多高的失业率？有多少工人下岗闲在家中？还迁往东南亚？

美国将一些劳动力密集的低端产业，或高污染化工产业移出美国，30 年前 Dump 到老共，30 年后，老共也将对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发动「贸易战」！

zen me lai de zen me qu 2018

九月 30, 2018 @ 10:44:54

“往高端转型将对美国造成致命打击”，慢慢的“将”去吧。mvp 通篇充满乐观预测，我该向你学习你这乐观精神。

bpjm

九月 30, 2018 @ 12:45:27

中国现在是国进民退，又要回到大跃进老路去。国企搞高科技是开玩笑。你可以举个例子有那个高科技国企吗？他们只做资源性的垄断行业。中国政府要把国企做大做强，占用了大部分资源，私企现在很困难。税赋那么高。怎么生存？国企现在只雇佣30%劳工，其它70%都是私企雇佣。如果很多私企都做不下去，肯定很多人都会失业。社会就不稳定。政府肯定不能乐观。

谢选骏指出：官员、记者、网民统统不懂——25%太小家子气了，根本无助于改变中国！起码250%的关税，才可以帮助中国升级换代，以至于改朝换代——进入一个新的文明状态。那时的中国货物，将是全球最为昂贵的奢侈品，就像古代的丝绸那样。25%的关税，只能帮助美国强大，不能帮助中国强大，因为这样的杠杆作用实在太太太小啦！须知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文明历史则是二十倍，需要更加巨大的能量方能予以振兴！

【018、300万字的《资治通鉴》浓缩成这一句话】

《300万字的《资治通鉴》浓缩成这9句话》（2017-8-26 新华网思客）报道：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耗时近20年主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史书。从周威烈王写到五代后周世宗，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清人王鸣盛一句话概括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这么长的一部书，你没有那么多时间读全文的话，可以看看这9句浓缩了整部巨著的精华：

1.[原文]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

[译文]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准绳，只有善于运用法律的人，不分关系亲疏，严格执法，无所回避，这样才能使所有的人都不敢依仗权势而触犯法律。

2.[原文]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

[译文]“国家虽大，喜好战争必定灭亡；天下虽然太平，忘掉战争必定危险。”愤怒是悖逆之德，兵器是不祥之物，争斗是细枝末节。那些致力于战伐争胜、穷兵黩武的人，到头来没有不悔恨的。

3.[原文]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诎，是之谓大丈夫。

[译文]君子处世堂堂正正，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便带领百姓，同行正道；不得志便洁身自好，独行正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能算得上是大丈夫。

4.[原文]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

[译文]即使做一件坏事，杀一个无辜人便可得到天下，仁爱的人也不会去干。

5.[原文]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

[译文]贤能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磨损他们的志气，愚蠢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增加他们的过错。况且富有的人，往往会成为众人怨恨的目标，我既然没有教化子孙的才能，也不愿增加他们的过错而落下怨恨。

6.[原文]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

[译文]知道自己的过错并不难，改正过错才是难的；说好话并不难，做好事才是难的。

7.[原文]任人当才，为政大体，与之共理，无出此途。而之用才，非无知人之鉴，其所以失溺，在缘情之举。

[译文]重用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与有识之士齐心协力地处理政事，也并不例外。但以往在任用贤才的时候，掌权的并非不具备知人善任的见地，之所以存在很多弊病，是由于过多地考虑情面的缘故。

8.[原文]无纾目前之虞，或兴意外之变。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

[译文]如果不解除眼前的忧患，也许还会引起意外的变故。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力是百姓的核心。核心受到伤害，根本也就会受到伤害；根本受到伤害，枝干也就会坠毁了。

9.[原文]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纴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

[译文]正派的女人不会跟从两个丈夫，忠诚的臣子不会事奉两位君主。做女人不正派即使再有如花似玉的美貌，纺纱织锦的巧手，也称不上贤惠了；做臣子不忠诚，即使再才气过人，足智多谋，政绩卓著，也不值得看重了。什么缘故呢？因为大节已经亏缺了。

谢选骏指出：“300万字的《资治通鉴》浓缩成这9句话”，太不得要领了，只见秋毫，不见舆薪。在我看来，300万字的《资治通鉴》能够浓缩成这一句话——那就是“历史为政治服务”。王鸣盛对它评价如此之高，只能说明中国士人的为官心切，不能说明他的意见正确。王鸣盛（1722年7月4日—1798年1月18日），清史学家、经学家、考据学家。字凤喈，一字礼堂，别字西庄，晚号西江。江苏嘉定（属今上海市）人。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以汉学考证方法治史，为“吴派”考据学大师。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为传世之作。另有《耕养斋诗文集》、《西沚居士集》等。……王鸣盛，学问做得很大，官也做得很大，可惜再大，也还是一条狗官——满清的奴才，中国的悲剧。

【019、911恐怖袭击是共产党中国的最后崛起日】

《中国日报消费美国国殇　称9.11香港将有大型恐袭》（2019年9月11日自由亚洲）报道：

大陆官媒英文《中国日报》香港版，周一（9日）晚在其脸书和推特的帐号称，有「狂热反政府人士」，计划9月11日在香港发动大型恐怖袭击，包括炸毁输气管、无差别攻击母语为非广东话人士，以及在山区放火。贴文的背景图片为2001年美国「9.11」恐击时，纽约世贸大楼遇袭的新闻相。学者及中国专家直斥，大陆官媒消费美国国殇日，制造白色恐怖无所不用其极。

官媒英文《中国日报》称，周三9.11香港将有恐袭的「消息来源」是来自Telegram（电报）一群组的截图文字，但该报并无说明刊出有关消息前经过何种核实。本台试图向《中国日报》香港办事处查询，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就大陆官媒将香港的抗争活动挂勾美国本土最为惨重的9.11恐袭，中国国情专家、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周二（10日）向本台表示，香港不大可能有人计划在9.11发动恐袭。他直斥，中共喉舌消费美国国殇日，试图逆转美国民情，旨在抹黑「反送中」示威者。

程翔：散播这些消息，是否为了抹黑这场运动？我觉得可能性很大。因为直至现在，对勇武派的暴力，香港市民仍然抱持理解和同情的心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国当局）是否需要制造一些恐怖主义式的宣传，令到香港大多数市民与勇武派切割，可能是这些策略同时，也是要勾起美国对9.11的恐惧，以影响美国方面对香港抗争运动的支持，这可能都是他们的策略之一。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就表示，对任何传闻报道都要有怀疑态度，不能「跟车太贴」，须看清事实，是否有第二或第三方的消息来源及求证，特别是大陆的官媒，过去有不少做假记录，更要小心谨慎。

吕秉权：由于他们（官媒）有一个宣传任务，有盲性，以致不是纯粹的新闻工作，有时所做是党的宣传和斗争的任务。由于这些媒体的党性超越了专业性，只要坊间出现一些可用的材料，以达到一种宣传、抹黑或可制造恐惧的目的，他们都有可能会用，覆盖了新闻求证的专业性，所以我认为对中国的党媒要多一份戒心。

程翔则说，有关的消息只在大陆媒体中传播，大多数的香港媒体和社媒都没有报道。如果真有恐袭，香港传媒或多或少会「收到风」。他举例，7.21元朗黑社会袭击市民事件，事发前几日消息已漏出。但在香港网上的讨论区，直至9.11前一日，也没有人传播。

不少网民就在《中国日报》的社媒留言，批评中共利用美国国殇日抹黑「反送中」运动，制造白色恐怖。有留言要求尊重9.11的死难者和家属，停止散播煽动性的宣传。在香港连登讨论区，就有网民发起哀悼9.11，瓦解党媒的抹黑。

谢选骏指出：难怪911恐怖袭击的时候，共产党中国的网军大声欢呼“炸的好”！因为他们预感到共产党报仇雪恨的时候终于到了。

《重磅：9·11纪念日美驻阿富汗大使馆遭火箭弹袭击》（2019年9月11日综合新闻）报道：

在美国“9·11”事件18周年纪念日当天，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中心的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遭遇火箭弹袭击，目前伤亡情况不明。照片显示，爆炸区域升起白色浓烟！

据《华盛顿邮报》9月11日报道，当地时间9月11日凌晨0：10左右，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中心的美国大使馆遭遇一枚火箭弹袭击。

在使馆内，工作人员通过广播听到了这条消息：“一枚火箭弹在使馆院落内爆炸。”

社交媒体照片显示，爆炸区域升起白色浓烟。目前伤亡情况不明，但附近的北约使团表示，没有人员受伤。阿富汗和美国官员目前尚未就此事发表评论，目前没有组织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

值得一提，爆炸发生在美国“9·11”事件18周年纪念日，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

这是川普取消美塔和谈以后，喀布尔遭遇的第一起袭击，就在9月7日，爆炸造成一名美国军人死亡后，川普宣布，中止与塔利班的和平谈判。9月9日，他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和平谈判“已死”。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谢选骏指出：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三地的恐怖袭击，把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布什打得晕头转向，就像被纳粹德军打得丢盔卸甲的斯大林一样，躲在地窖里一个星期都不敢出来——小布什吓得举措失当的结果之一，就是把共产党中国错认为是战时盟友了，就像走投无路的丘吉尔竟然拥抱杀人魔鬼布尔什维克一同抗德，结果帮助共产主义死灰复燃，助长了共产党获得了第二个春天——小布什政府是共产党中国第二次崛起的推手，就像丘吉尔是共产党俄国第二次崛起的推手。以后再搞冷战，不过是亡羊补牢罢了。所以我说“911恐怖袭击是共产党中国的最后崛起日”，就像“巴巴罗莎计划和珍珠港事变是共产党俄国的最后崛起日”！

020、1000万加元的保释属于温水煮青蛙】

《孟晚舟1000万获保释》（2018年12月12日转载法广RFI 安德烈）报道：

就在中国威胁加拿大不释放孟晚舟将承担严重后果的时刻，中国逮捕了加拿大一名前外交官。与此同时，温哥华一座法庭对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申请保释的庭审在第三天作出判决。法官宣布孟晚舟可获保释，担保费1000万加币，其中包括700万现金，担保人五人。

法官规定的保释条件

法官提出孟晚舟必须满足的保释条件，向主管提供电话和手机号码，必须能够随时联系；留在BC省，居住在4005 W 28th Ave的自家住所；从晚上11时到6点必须呆在室内；只能在Lions Gate安保公司所定的Richmond、北岸、温哥华的部分区域活动；交出所有护照；由Lions Gate公司提供24小时监视服务；允许安保人员进入物业；该安保公司有权逮捕孟晚舟；遵守戴脚环规定；承担该公司和提供脚环公司全部费用；离开居住地，必须随身携带一份担保书副本；必要时必须出庭，必须交出监护权。

中加关系更形紧张

孟晚舟获保释，中加关系因加国前外交官怀疑遭北京报复抓捕而更形紧张。因为之前中国外交部对加拿大发出过类似威胁：立即放人，否则承担一切后果。不过，加拿大方面表态审慎，总理特鲁多只是证实前外交官在华遭到逮捕，但没有把这件事同北京之前威胁加拿大如不放人将要报复联系在一起。而加拿大安全部长除了表达焦虑和关切外，也表示，就目前阶段，看不出孟晚舟事件与康明凯被捕有关联。但是，华盛顿方面已经发出警告，要求北京停止“任意拘捕行为”。

除了孟的丈夫还有包括地产经纪人在内的五人提供担保

法院昨日对孟晚舟丈夫能否作保提出怀疑，律师表示，理论上，孟晚舟丈夫刘晓棕先生可以延长自己在加拿大的合法身份到2024年，那是他护照过期的日子。律师表明他可以一直延续自己的临时居民身份。现在刘先生需要证明的是，他有留在加拿大的必要理由。

法庭11日开审后，孟晚舟律师表示，孟晚舟丈夫将将为孟晚舟提供担保，辩方还保证提供更多保障，确保孟晚舟女士不会弃保潜逃。

辩方律师周二表示，为孟晚舟购买两处住房的的地产经纪也愿意为她提供担保，该地产经纪的名字叫罗伯特.程(音译)。他对法院宣誓，愿意拿出自己加之180万加元的房产做担保金。

随后律师又提出两位人士愿意为孟晚舟担保，他们九十年代时曾是华为的员工，两位的房产合计价值140万加元。还有一位李姓建筑商和一名姓彭的女士也愿意担保。律师称彭女士熟识每年会在温哥华一处住宅住4-6个月的孟晚舟丈夫的父母，关系很好。律师希望说服法庭，过去曾有过非加拿大居民做保释担保人的先例。

但是控方反对孟晚舟保释，也认为孟晚舟丈夫不具备担保人能力。并认为孟晚舟的丈夫刘晓棕会与孟晚舟一同潜逃，而非确保孟不会逃跑。控方表示，即使刘晓棕的财产被没收，孟晚舟也可以通过为其提供补偿。同时控方指出，刘晓棕需要向加拿大移民部门申请延长在加拿大停留时间，这意味着，刘晓棕并不能够确保自己在加拿大的身份一直合法。

法官询问控方律师，如果孟晚舟丈夫不担任担保人，如果刘晓棕不担任担保人，孟晚舟的保释金能否降低至1500万加元一下，控方律师则回应称，保释金数额需要巨大。而且需要一笔很大的现金。

根据路透社早先报道，孟晚舟的律师在加拿大的庭审现场表示，孟晚舟的丈夫将抵押两栋房屋和100万加元（1加元约合0.7466美元）的现金为孟晚舟提供担保，担保金额高达到1,500万加元。在1,500万加元的担保中，1,400万加元将是股权，100万加元是现金。现在看来这笔保证金数目是控方提出的数额。

辩方律师随后表示可以接受刘晓棕不担任保释担保人的安排，上面提出的四名担保人可以完成监督任务。辩方律师反对对孟晚舟实施软件，请求法庭允许其在特定范围内活动。

有效护照只有两本孟希望获释后读小说

辩方律师称，孟晚舟表示如果她能获释，只想和丈夫与孩子待在一起，孟表示自己努力工作25年，这25年没有读过一本小说。孟晚舟还希望能申请UBC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法庭经过短暂休庭后，法官指出孟晚舟手上有效护照只有两本，其它的将在获得保释后全数上缴。法官重申如果孟获得假释，她将只能在温哥华、列治文，以及北岸的一部分地区自由活动，而且她不能前往位于列治文的温哥华国际机场。

辩方律师随后再度发言，表示愿意遵从控方所提条件，将保释金中的现金比例增加到50%，即750万元。辩方同时提出了12项保释条款。

孟晚舟获保释后，预计庭审之路十分漫长，在加拿大，这类引渡案件往往需要数月甚至多年的事件最后才能做出判决。

孟晚舟被美国指控参与一项违背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计划，涉嫌欺诈，美方希望把她引渡到美国。加拿大司法部门必须最终决定是否批准把孟晚舟引渡到美国。即便裁定可以引渡，预计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进入法庭审理。加拿大历史上最长的引渡案件历时13年。

谢选骏指出：加拿大是欲擒故纵还是欲纵故擒？没有外人知道。但1000万加元保释的手法，活像是在温水煮青蛙。如果照此办理进行报复，中共当局采取逮捕而后保释的手段，拦截拘捕一万头外国侨民，就可以获得一千亿加元的外汇，用于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宏伟事业了。因为这些侨民一旦假释，一定乱说乱动，从而违反了取保候审的假释条件，没收押金是必然的了。那时候，所有外企都是国企的了。十月革命万岁，列宁同志万岁。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

【021、1984不到2084到了】

《1984》（Nineteen Eighty-Four）是英国共产党叛徒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内容涉及反乌托邦、政治讽喻、社会科幻等等，出版于1949年6月8日，那时，共产党部队正在接管中国大陆。

故事发生在第一空降场（前身为英国），其为世界永久处于战争状态的大洋国的一个省，无所不在的政府监控和公众操控由英国社会主义（新语称为英社）这一政治制度支配，其在特权阶层核心党员（英语：Inner Party）的控制之下，核心党员迫害个人主义和独立思考，如“犯罪思想”。

老大哥（暗指斯大林）是暴政（苏联）的象征，他是政党（共产党）的领导，喜欢强烈的个人崇拜，但他可能根本不存在。党“寻求权力完全是为了权力本身，不关心其他的利益，只对权力感兴趣。”

小说的主角温斯顿·史密斯，是一名外围党员，他在真理部（新语称为真部）7工作，真理部是负责宣传和修改历史，他的工作是重新编写过去的报纸，好让历史记录一如既往地支持政党的发展路线。真理部的工作者会得到指定的修正说明，如修正误引，且历史记录在人们眼中就像从来没有真的伪造篡改一样。该部的大部分工作者也积极地销毁不包含修订的所有文件；这样一来，就没有证据证明政府在撒谎。史密斯是一个勤劳且精巧的工人，但暗地里憎恨党并且梦想着反叛老大哥。小说中的女主角茱莉亚的特质是基于奥威尔的第二任妻子索尼娅·奥威尔（英语：Sonia Orwell）而设。

作为政治讽喻和反乌托邦科幻小说，《1984》不论在内容上、情节上和风格上也被视为经典，它的许多用语和概念自1949年出版以来在英语中已普遍使用，例如老大哥、双重思想、犯罪思想、新话、101室、电幕、2+2=5、忘怀洞。《1984》令形容词“奥威尔式的”（Orwellian）普及，它是用于形容官方欺骗、秘密监视并且修改历史的极权主义或独裁状态。在2005年，本书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1923年至2005年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说之一，还在1998年被列入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读者票选：第6位；编辑小组：第13位）。2003年，《1984》在BBC的书籍票选活动大阅读中获得第8位。其还在1956年、1984年改编成电影上映。

谢选骏指出：奥威尔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过于提前预测了民主社会的危机。实际上，1930年代在苏联发生的事情，并未在1984年的英美出现。不过，奥威尔也可能没有完全错误，因为1984年没有发生的事情，可能推迟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在2034或2084年的西方出现。而现在，已经开始了某种苗头。

（二）

2016年9月，有美国移民局代表向美国移民律师协会透露，移民官们已经在尝试把对申请人的社交网络审查作为裁定申请是否能通过的一项依据。并且社交网络审查作为一个试点项目，更有可能成为常规审理流程的一部分并决定审理结果。社交网络审查也将会帮助监管其他必要过程。

2015年12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年中记者会上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已开始审核外国游客等签证申请人的社交媒体内容。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也曾表示，其实早在去年年初，国土安全部已开始在审核移民过程中加入对申请者社交网络账户检查的试点计划。

约翰逊举了12月2日加州圣贝纳迪诺市社区枪击事件的例子，认为当时就是因为没有发现嫌疑人在网上发布的支持极端主义的看法，才让她入境。

2015年12月2日，加州圣贝纳迪诺市的社区中心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4人死亡，枪手是法鲁克及其妻子马利克。其中女枪手马利克此前生活在巴基斯坦及沙特阿拉伯，去年持K-1签证（未婚妻签证）入境美国。

尽管核准签证的过程中，美国移民局官员对她进行过三次背景调查，却从未发现她先前早在社交网站上就表达过支持极端主义的看法。调查枪击恐袭案的执法人员最近在追查其电脑及上网记录时才发现到这些信息。他还指出，国土安全部在审核许多移民申请时，还从情报机构数据库和执法机构数据库获取意见，社交网络信息也同样有用。

就此次将社交网络审查纳入移民审核的情况，专业移民律师张大钦做了如下解答：

一. 移民局的社交网络试点项目是否已经应用到了审理过程？在移民局和美国律师协会的交流会议上，律师代表询问移民局代表，在审理的过程中会不会通过申请人的脸书，领英，博客，相亲网站等社交网络账户来确认申请人信息是否属实。答案是肯定的。移民官们已经在测试搜集和使用社交网络信息的可行性，并决定在不侵犯隐私的情况下继续这样做。

二. 审查社交网络是否会成为移民案件的标准流程一部分？移民局现阶段还没有为如何使用社交网络制定规范准则。这项试点项目只是为了指导移民官更好地平衡申请人个人隐私和信息真实性。但是与此同时，这项试点项目也是在现有的美国国土安全局相关法令下进行的。像移民局所说的一样：“这些法令决定了移民局能够使用社交网络信息的范围和方式。”

三. 申请人是否能为自己的不利信息辩护？作为申请人，我们当然最关心的是如果移民局在社交网络上找到不利或与申请材料不符的信息，我们是否能够进行辩护？移民局代表证实，在现有规定下，申请人会收到相关不利信息的通知，并有机会提供材料进行辩护。

四. 之前移民局有过将社交网络信息作为审查的标准流程么？移民局这次透露的消息是令人震惊且史无前例的。尽管移民局之前有用社交网络信息来调查可疑的移民诈骗和违规，但这次的试点项目的目地完全不同于之前。此次目的是为了将社交网络的信息审查变为标准流程的一部分。

CBP入境检查员以及婚姻绿卡面试官已经很经常地要求查看申请人的社会媒体账号（如微信，脸书，领英等）的信息来核实旅行的真实意图，婚姻的真实性，是否违法工作等。在H1B、L1签证审理中，移民官会查看领英Linked账号来看申请人工作履历的真实性，连贯性和OPT期间是否有超期失业。总之，现如今保证你的申请信息和社交网络信息一致变得至关重要。近些年，越来越多人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大量个人信息和照片。他们的亲人朋友，甚至不相干的公众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取这些信息。尽管大部分信息都是无害的，但是也要注意移民局可能会用到对你不利或与申请材料有冲突的信息。

谢选骏指出：当然，欧美在“反恐”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导向“1984的趋向”。但任何可能性都在历史过程里存在。民主社会“反对极权主义”的过程，很可能把自己拖带进入新的极权主义——因为无论在极权社会还是民主社会，人的原罪都是一致的。

【022、1980年代的出版圈子不是文化思想派别】

《关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等的通信——陈子明致徐友渔》（2009-07-15）说：

友渔兄：

你好。捷克之行归国后，一切是否顺利？甚念。

看到你在今年2月的演讲《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很受启发，但也有一点遗憾，不吐不快。自苏炜在《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发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以后，很多人都沿用他所谓“三大文化‘圈子’”的说法。你在演讲中提出了“五大‘派别’”，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你说第五个流派“以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为领导，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叫《二十世纪文库》”，我是不能同意的。这使我深感，历史是很容易被遗忘的。如果当事人不现身说法，连老兄如此熟悉八十年代文化生态的人，也会对某些局部看不真切。我想通过这封长信，介绍一下《二十世纪文库》的来龙去脉，顺便与你讨论一下八十年代北京的主要文化思想派别，不妥之处，请你批评指正。

一、五大“派别”百花齐放

苏炜说“圈子”，那只是人的集合；你说“派别”，就提高了一个层次，还会涉及思想的聚合。我把你说的五大“派别”分为两组：一组与现实政治关系较少，是比较纯粹的文化思想流派，另一组则与现实政治有比较密切的关联。

第一组包括两个“派别”：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前者如你所说，“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传统文化应该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所以应该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它是以弘扬与复兴国学为己任的”，所以可以称为“新国学派”。后者如你所说，“它的特点就是介绍当代，也就是20世纪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所以可以称为“新人文主义”派。二者一“中”一“西”，可以说是绝配。

中国文化书院是由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汤一介等教授共同发起，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单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一道创建的一个民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于1984年10月成立于北京。首任院务委员会主席是梁漱溟。梁先生1988年去世后，由季羡林继任主席。在第一批聘任的导师中，老一辈的有冯友兰、邓广铭、张岱年、侯仁之、何兹全、启功、金克木、吴晓铃等，“人到中年”的有汤一介、包遵信、庞朴、李泽厚、李学勤、乐黛云、梁从诫等，海外学者有陈鼓应、韦政通、刘述先、魏斐德、傅伟勋、成中英、林毓生、杜维明等。但是，真正打理院务、维持机构运转的是创办时连副教授还没有评上的青年学者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等人。我在创办函授大学的时候，曾特意向他们请教经验。书院的主要活动方式是短期讲习班、进修班、函授班，还举办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如1987年10月的“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10月的“中日走向近代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89年5月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和“中国宗教的过去与现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书院出版物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正式出版的函授教材。1987至1989年，书院举办了两年制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在全国有12000余函授学员；另一类是正式出版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分“论著类”、“讲演录类”、“资料类”等，但大部分在八十年代尚未出版。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于1986年秋，主编甘阳，副主编苏国勋，编委于晓、王炜、王焱、王庆节、刘东、刘晓枫、孙依依、纪宏、余量、何光沪、陈来、陈平原、陈维纲、陈嘉映、林岗、周国平、胡平、赵越胜、徐友渔、郭宏安、阎步克、秦晓鹰。1988年11月出版集刊第五辑时，从编委名单中取消了胡平。编委会除了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外，还推出了三个书系：“一是‘学术文库’，二是‘新知文库’，都是翻译，但前者为经典作品，后者是比较重要但分量轻一些的著作；三是“‘人文研究丛书’，是研究成果，自己的写作。”《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副主编增加了刘晓枫，《人文研究丛书》的副主编是三人，再加上王焱。《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人文研究丛书》的编委还有曹天予。你曾说：“说起来第三种最重要，但是实际上我们最重视的是第一种。我们知道学术建设不是几年的工夫，根本看不起当时其他人发表的研究成果，觉得在沙滩上建大楼是立不住的。我们下的决心是：翻译他二十年再说。因为我们是真正打算放眼世界之后再潜心研究中国，特别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

你们编委会的成员中，我与胡平最熟。他还为何家栋与我主编的《青年理论家文稿》约来了陈维纲、赵越胜的稿子。王焱则是《青年理论家文稿》的编委之一。王炜、陈来、阎步克、秦晓鹰包括你，当时也都有交往。余量、纪宏是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的书记和专职干部，同时也是我们组织的一个青年团体的成员。我和甘阳的头两次私人接触，都与“文化：中国与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次是在1985年甘阳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不久。因为我1984年10月来所后，就借走了哲学所图书馆的英文版《社会科学哲学》小册子，想要翻译。当时复印还不太容易，所以该书在我手里停留了一段时间。甘阳第一次来找我，是来索要这本书，我当时很忙，考虑到自己可能抽不出时间翻译，就和甘阳一起去了图书馆，办了还借书手续。后来好像是由“新知文库”出了该书的译本。另一次是在1986年夏秋，甘阳和苏国勋来位于羊坊店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找我和李盛平，商量合作出书事宜。当时盛平提出了把《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与拟议中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合并的建议，甘阳没有同意。甘阳当时还和何家栋谈过与工人出版社合作的计划。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老何因为发表了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被免去了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职务。后来通过王焱的联系，才谈拢了与三联书店合作的计划（《人文研究丛书》则是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

苏炜说：“‘非政治的政治’是（‘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号）。”是否如此，你应当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是上述两个与现实政治关系较远的派别最终都没能真正脱离政治。在1989年那场运动中，甘阳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起草了《十点声明》，包遵信把“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带到中国文化书院会议室开了几次碰头会。这充分说明了知识分子的人心所向。当时似乎只有何新一人站在运动的对立面。

第二组有三个“派别”，按你的说法是“以王元化为首的围绕《新启蒙》杂志的一批思想家”、“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为主的一些人”、以《二十世纪文库》为代表的“第五个文化山头”。但是在我看来，这三个“派别”的当事人都不会完全认同这种称谓，因为它们的形成和演变要比第一组的两个“派别”复杂得多。下面分述这三个派别以及我认为比较合适的命名。

该组的第一个“派别”，有一个早已约定俗成的名称——“理论务虚会派”。其成员包括在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极为活跃的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江、王若水、杨西光、马沛文、王惠德、林涧清、廖盖隆、阮铭、孙长江、李洪林、郭罗基、苏绍智、冯兰瑞、吴明瑜、鲍彤、于浩成、张显扬、严家其等。前面五个人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十一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另外五人是保守派）；严家其当时只有36岁，可能是会议正式出席者中最年轻的。王元化等人也可以列入这个“派别”。

许纪霖说：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这一诉求在八十年代的思想界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这一独立意识的关怀便催生了我所称之为的思想界。在‘文化热’之前，中国除了专业的学术界，只有理论界，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在理论界展开的。”知识分子“慢慢地从体制中心向体制边缘发展、向民间发展”，便“开始建构起一个民间的思想界”。1978年前后的一段时间，理论务虚会派为邓小平、胡耀邦起草讲话稿，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撰写社论和特约评论员文章，还不能归入许纪霖意义上的“思想界”，但是，很快他们便沦为被打压的对象。1980年，王若水就因为与民主墙的联系受到调查；1981年，郭罗基被下令赶出北京；1982年，王震当上中央党校校长后首先就拿吴江、孙长江、阮铭开刀，把三人调离党校；1983年，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因为周扬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大会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受到胡乔木的强烈批判；1986年底胡耀邦下台后，王若水、张显扬被勒令退党，苏绍智、孙长江被撤职，也险些被勒令退党……到1987年，除了鲍彤成为赵紫阳的智囊，其他理论务虚会派成员均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首要分子。但这也促使他们脱离“理论界”，进入“思想界”。如果要从思想的角度来给这个“派别”命名，最合适的应当是“异化派”。这表明当时他们还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羁绊，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反对派。当然，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转变为宪政民主主义者。以“新启蒙”来命名这个“派别”，容易与三十年代陈伯达等人的“新启蒙运动”相混淆。一些没有参加《新启蒙论丛》的人可能也不会认可。

“以王元化为首的”仅是《新启蒙论丛》编委会。“异化派”还有其他的出版物，譬如说由胡绩伟任主编，王若水、李洪林和于浩成任副主编的《民主丛书》。于光远、冯兰瑞等人当时还掌握着一些舆论阵地，譬如说马列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下属的《经济学周报》。这个派别作为“理论派别”的时候，应当说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当其成为“思想派别”的时候，就没有为首者而是聚合为多个团体协同作战了。

我们再来看《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1984年主编包遵信，副主编金观涛、唐若昕，编委王岐山、王小强、王晓鲁、尹蓝天、刘青峰、乐秀成、朱嘉明、朱熹豪、阮芳赋、何维凌、严家其、陈子伶、易小冶、张钢、贾新民、陶德荣、翁永曦、黄江南、董秀玉、樊洪业、戴士和。1985年增加了顾问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陈翰伯、侯外庐、钟沛璋、钱三强，编委丁学良、王焱、陈越光、秦晓鹰。金观涛说：“除了编委，还有一些义务工作者，他们帮助整理稿件、作记录、组织活动等等，都是一些日常繁琐事务，但是一开始丛书上没出现他们的名字。”“当时我们都三十多岁了，他们年纪更轻一点，大学刚毕业，充满理想、热情和朝气。……他们有的是放弃了已有的工作，来为《丛书》做事。他们后来成了丛书活动的骨干，有的当了编委和副主编。”1987年金观涛出任主编（包遵信、陈一谘增为顾问）后，副主编增补了陈越光，编委增补了王军衔、刘东。1988年，副主编增至陈越光、贾新民、唐若昕三人，编委增加了刘溢、林和生、夏小万、黄鸣、萧功秦、梁晓燕、谢选骏、蔡大成。

刘苏里说：“其实，这套影响巨大的丛书，叫丛书并不准确，因为从选目中很难看出其中的内在逻辑。作者队伍，从境内到港台，到外国，应有尽有。选题也是五花八门，政治、经济不必说，甚至还有美学、文艺理论。内在唯一一致的，大概就是八十年代一批文化精英集体亮相所具有的姿态了。它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虽然编委会成员二十年后各奔东西。”甘阳在和查建英对话时说：“金观涛他们和我们编委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们和党内的改革派关系很多，包括里面很多人。整个和党内改革派靠得比较紧，他们是想影响政策……他们基本上是和体制结合比较紧，所以他们讨论的语言老是半官方语言。”一个说“他们基本上是和体制结合比较紧”，一个说“一批文化精英……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把两句话加在一起，就道破了八十年代的一种改革机制：要首先能够被“体制”视为自己人，才有机会打缺口、开先河。这个“派别”与前一个“派别”、后一个“派别”都不同，它在1989年以前，一直具有政治“合法性”与“正确性”。

《走向未来》群体在前面路的作用，我是最有切身感受的。1981年初，陈云、邓力群是推动制定中央“九号文件”最力者。该文件规定“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联，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与此同时，陈云却夸奖了跨单位组合的“四君子”，邓力群也夸奖了跨单位组合的“农村组”。由于有他们作为榜样，已经停刊的民刊《沃土》主编姜洪和《北京之春》编委陈子明才能组建“就业组”和“国情组”。由于有《走向未来》群体率先结成社外编委会，我才能和其他人随后组建一系列编委会。

由于《走向未来》群体内部的政治和思想倾向性各不相同，我以为可以赞同刘苏里，称之为“青年精英派”。加上“青年”二字，不是为了强调编委会成员均为青年（年龄最大者为包遵信，1983年是45岁，还有金观涛等几名“文革”前大学生，编委会平均年龄比其他编委会还要大一些），而是另有因缘。

金观涛妻子刘青峰的叔叔刘茂才，当时是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帮助他们联系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但是这样还不行。金观涛说：“我们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商，建立了不在成都的社外编委会；还需要找一个对编委会负起政治责任的单位来管我们，也就是找一个挂靠机构。只有找到这种创新形式，才能使编委会在现行体制下合法运作。而实现这种制度创新，则要依靠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的共同追求。《走向未来》编委会挂靠在社科院青少年所名下，就是出于这样的机缘。当时是唐若昕穿针引线，而青少所的负责人是钟沛璋。他一见我们就问：为什么要做丛书？我说，就是想办一套启蒙的思想性丛书。他一听就明白，一拍即合，这就成了。”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是《走向未来》的政治保姆，所以编委会顾问中有该所所长张黎群和副所长钟沛璋，副主编中有该所工作人员唐若昕。这里顺便说一下，唐若昕也是“就业组”和“国情组”挂靠青少年所的牵线人。我们当时也邀请了青少年所另一位副所长、我姑姑陈尔玉在浙江大学地下党时的战友李景先担任“国情组”领导小组组长（姜洪和我为副组长）。《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在社科院“清污”运动中被保了下来，没有政治后台而有政治前科的“国情组”则被扼杀。不久，青少年所本身也被社科院撤销了，残部并入社会学所。这个生命短暂的研究所，曾哺育了八十年代五大“派别”中的两个，是应当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唐若昕在青少年所撤销后，先后到蛇口招商局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工作；1989年走上仕途，曾任秦皇岛市市委副书记、邯郸市市长；2008年8月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任上因经济问题被逮捕，2008年底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金观涛到香港后，曾与陈方正用英文合著《从“青年文稿”到“河殇”》（Chen, Fong-ching and Jin Guantao. 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79-1989. HK: Chinese University of HK Press, 1997.），从书名中可以看出，他对《青年文稿》的重视不亚于《走向未来》丛书。李银河说：“80年代初，林春和我搞了一个《青年文稿》，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对我们非常支持，这个《青年文稿》得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两本，其中一本叫《历史的沉思》，金观涛用‘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的论文就在那本书里登出来了。”金观涛从这时开始才成为具有广泛知名度的青年思想家。

1978年以后，率先获得官方承认的有以下几批“青年精英”：第一批是“四五英雄”，胡耀邦专门指示要从他们中间挑选团中央委员（有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贺延光、李西宁、王立山等。后来，这些人积极参与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团中央和中宣部还准备组织他们去全国巡回演讲，可是这些人不识抬举，自发搞签名运动、请愿游行，要求公审“四人帮”，还搞“自发刊物”（胡耀邦认为，对当时的民刊，既不打为非法刊物，也不称群众刊物，称其自发刊物，寓意能够“引导”），因此很快就被边缘化。第二批是汇聚在《青年文稿》的一些人，林春、李银河当时撰写了《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来全国各大报都转载了，有一个整版”。她们“一帮子小年轻”作为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人员，列席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所以才有资格创办《青年文稿》。第三批是翁永曦、黄江南、王歧山、朱嘉明“四君子”，他们因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24字方针而备受陈云的赞赏。翁永曦是最早被提拔至副部级的青年人，后来因为有人告他曾在1976年“批邓”而落马。第四批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包括陈一谘、何维凌、王小强、王晓鲁、张钢等。我们从《走向未来》编委会名单中可以看出，除了被党内保守派边缘化、妖魔化的“四五英雄”，几乎囊括了其他几批“青年精英”。如果林春、李银河不是太早出国，她们肯定是编委会的重要成员。

如果用《走向未来》编委会的灵魂人物金观涛的思想倾向来给这个“派别”命名，正如你所说：“科学的世界观与科学的方法论有一整套新东西，这套东西是建立在上个世纪科学发展的最新潮流之上的。所以他们（金观涛、刘青峰）认为：应该用这套东西来解释历史，解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不要用以前那些陈词滥调，那些老教条来解释。他们想给中国提供的是一个基于最新自然科学成果之上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据此可以称之为“新方法论派”。

“最后一派一般人……没有多作研究”，主要是因为政治障碍。这派在1989年以前就是政治敏感人物。《北京青年报》记者曾在1986年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准备介绍，被我拦了下来，稿子现在还在我手里。1989年之后自然就更不能写了。其实海外学界对这一派有不少研究，在一些关于中国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和政治运动的英文著作中辟有专节、专章，甚至还有专著问世。金观涛在上述英文书中对这派有所介绍和评论，顾昕则以英文发表多篇专题论文。海外研究者多看重他们是“新型知识分子”、“政治异议人士”、“公民社会先行者”，你则慧眼独具，“特别重视”“他们专心致志地介绍当代国际上的社会科学”。我在下面会说明这派特别注重“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这些东西”的原因，之前先作一个概括介绍。

第五个“派别”的核心是《走向未来》丛书、青年经济学会都特意回避的一批“四五英雄”。他们之中有些人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反对“文革”路线；在“四五运动”中，他们积极参与和推动这个运动，使运动具有了明确批判“现代秦始皇”的专制独裁和要求搞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特征。他们随后又投入了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因此可以冠之以“民间政改派”。他们集反对“文革”极“左”路线、反对“四人帮”、反对“凡是派”等历史责任和历史荣誉于一身，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

作为民间政改派重要一员的闵琦，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编辑，在总编辑黎澍的支持下，于1986年春筹划组织了以政治改革为主题的讨论会。这次会议成为1986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热的起点。5月，陈子明、余量、闵琦、陈兆钢、王志刚等以中国社科院青年社会科学论坛、《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名义召集了青年理论工作者“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组建的同时，还成立了以我和余量为召集人、闵琦为秘书长的“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筹备组成员与《二十世纪文库》常务编委和政治学分编委会有很大的重叠。之后的几个月，邓小平连续六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政府的层面骤然间热了起来。我们从事的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实践和研究工作也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某种程度的支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望》、《中国青年报》等多家重要媒体频繁报道我们活动的消息和综述文章。在此期间，陈一谘、何维凌曾与我和盛平私下交谈过一次，因为种种原因，双方合作之事后来无疾而终。直到1989年，作为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和“三所一会”的一些人，和作为跨体制的以中国社科院、北大、政法大的众多中青年研究人员和教师为研究基础、以丛书编委会和民间研究所为活动平台的民间政改派，基本上是两股道上的车，但是在改革方向上又有某些契合点。去年我见鲍彤时得知，当时虽然有很多人都向他提到我们，但考虑到我们的民主墙背景，他不允许政改办的人正式与我们接触。因此，我们一直是与鲍彤、陈一谘、吴国光等“官方政改派”不搭界的“民间政改派”。

根据民间政改派总体上的思想倾向，不妨称之为“现代化派”。在这一点上，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有差异的。甘阳说：“对现代性的这种批判意识到八十年代后期实际已经非常自觉，最明确的表述是我1988年为《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所写的‘前言’。”该前言指出：“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而且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我以为，这种复杂难言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感受将会长期地困扰着我们，并将迫使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至少是其中的部分人)在今后不得不采取一种‘两面作战’的态度：不但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的态度，而且对现代社会也始终保持一种审视的、批判的眼光。”《二十世纪文库》则基本上与“后现代主义”绝缘。这一派对于“现代”的坚守，从《二十世纪文库》两个子丛书的命名就可以看出：一个叫《现代文化》丛书，一个叫《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也从同一时期的其他活动中表现出来。

1988年11月，由盛平担任筹备组组长和大会筹委会主任，由他任所长的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和《经济学周报》主办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八十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民间学术会议，有于光远、黎澍、李锐、李慎之、苏绍智、于浩成、戈扬、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张显扬、严家其、张晋藩、罗荣渠、温元凯、黎鸣、孙立平、萧功秦等全国3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在这次会议上，萧功秦就提出了新权威主义的主张，引起了争论。当时会议还提出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停滞18年的问题，以此反思中国改革是否可能陷入停滞的陷阱。

1988年11月至1989年5月，我和王军涛主持了十几次“现代化”学术沙龙，每次有十几人到几十人参加。1989年5月24日至6月3日，我和孙立平、杨百揆、石小敏、刘力群、闵琦、刘卫华等人突击撰写题为《中国现代化论纲》的长文，准备一次性发表在《经济学周报》上，可惜没能完工。

总结一下：第一个“派别”是中国文化书院，在思想倾向上是“新国学派”；第二个“派别”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在思想倾向上是“新人文主义派”；第三个“派别”是理论务虚会派，在思想倾向上是“异化派”，《新启蒙》论丛是其标志性出版物之一；第四个“派别”（或群体）是“青年精英派”，就其灵魂人物而言，在思想倾向上是“新方法论派”，《走向未来》是该派从《青年文稿》到《河殇》之间一个相当重要的中间环节；第五个“派别”是民间政改派，在思想倾向上是“现代化派”，《二十世纪文库》是体现出该派特别注重有别于“人文学科”的“社会科学”的代表性出版物。这里的顺序不是按照问世先后或重要性排列，仅仅是出于叙述的方便。在我看来，对于八十年代中国整个思想理论界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三派，但最没有持续生命力的也是第三派，因为该派的代表性人物，现在大多数已经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樊篱。

观察五大“派别”的名单，可以发现一些把它们连接起来的名字。李泽厚、庞朴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也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顾问，李泽厚同时还是《二十世纪文库》的编委。包遵信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一任主编，也是中国文化书院的第一批导师。胡平同时是《二十世纪文库》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的早期编委。王焱同时是《走向未来》丛书、《二十世纪文库》、“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编委。唐若昕是“青年精英派”和“民间政改派”挂靠青少年所的共同牵线人。李盛平与张显扬、于光远、冯兰瑞、孙连成是社科院马列所的同事，主要通过他们的关系，把民间政改派与理论务虚会派联系起来。

据盛平回忆：1988年12月底，官方召开了一个庆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的纪念会。盛平他们的研究所在公安大学礼堂也开了一个相同主题的纪念会，规模有近200人。于光远、项南、黎澍、李锐、李慎之、王若水、苏绍智、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孙长江、张显扬等人都参加了。项南在会上发言说，今天开会感到了一股解放区的清新空气。这个会议实际上是从精神上追随胡耀邦的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交汇。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前后多次指出，1977年、1978年是大搏斗的两年，是天翻地覆的两年，一大批理论界的先锋闯将为拨乱反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当下的官方史书中，理论务虚会派和民间政改派的历史贡献都被一笔抹杀了。

除了上面所说的分组，我们还可以根据团体运作方式把五大“派别”再分为两组。第一组：中国文化书院是自立团体，书院经费全部通过收费办学和接受个人及团体资助等方式自筹；《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隶属于一个民办实体，筹备阶段是隶属于民办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的编辑部，后来是隶属于民办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的编辑部，在经费上并不仰仗于出版社。第二组是没有自立实体的社外编委会。理论务虚会派的一些人曾是主管新闻出版机构的部局级干部，他们还有许多体制内资源可以挖掘，所以暂时还不需要建立民办实体。“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大都是名士派头，不屑于从事经营活动，组织上也不太规范，从周国平所披露的情况来看，即便是没有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编委会也有难以为继之虞。《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介于两组之间，据刘青峰披露，1988年，编委会曾创办“二十一世纪研究院”，但还没有完全运转起来，就在政治风暴中夭折了。

你演讲中的相关小标题是“80年代：五大‘派别’，百家争鸣”，我很同意这个说法，所以挪用到这里。上述各派，主要局限于北京，在外地还有许多活跃的中青年思想文化团体，譬如说武汉李明华为主编的、王一鸣为社长的《青年论坛》，上海陈奎德主编的《思想家》杂志，等等。即使在北京，也还有其他比较重要的青年思想团体。胡平曾点出“王润生主编的《传统与变革》丛书”，称其“力图以生动明快的风格普及新的伦理观念和法治观念”。我亦认为应当补充介绍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副主编：许医农、杨利川，编委：王辉、王通讯、邓伟志、石小敏、齐海滨、吴稼祥、杨百揆、郑继兵、张维迎、梁策、梁治平、崔之元。这个团体和我们比较接近，因为杨利川、杨百揆是北京大学竞选运动中名列前茅的竞选人，石小敏是“国情组”和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重要成员，王润生、梁治平是《青年理论家文稿》的编委，齐海滨是《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的编委，另有几个人与我们来往也很多。1989年以后，王润生、齐海滨流亡海外，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吴稼祥、杨百揆销声匿迹多年；杨利川弃文经商；这个团体像其他几个“派别”一样被摧毁，这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界是非常惨痛的损失。

二、《二十世纪文库》的策划、组织、出版

《二十世纪文库》的创意、策划是李盛平和我，编委会实际主持者是李盛平，丛书出版人是张宏儒和李盛平（因为有一部分书属于合作出书，出版社只负责给书号）。邓朴方不是文库的“领导”，他是华夏出版社的主管单位残疾人联合会的领导。至于为什么由他来挂名“主编”，这里面有接下去要讲的故事。

你的演讲中说，文库“活跃分子，有现在非常著名的邓正来、李盛平这些人”。邓、李二位都是我的朋友，但是我还是要指出，把正来放在盛平的前面，而且把他们仅称为“活跃分子”，恐怕是不合适的。当时，邓正来住在羊坊店的地下室里，为文库法学系列承担了很多工作，但他只是文库的一般编委，连常务编委也不是。丛书出了第一批之后，他就离开了编委会。他在《现代文化丛书》也做了不少工作，是这个丛书的第二副主编。倒是你没有提到的沈志华，是文库的常务编委。但沈志华也是后来增补的，自始至终担任文库常务编委的，是先后担任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和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所务委员的肖金泉、贾湛、王伟，还有社会与科技所副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黎鸣。“以李盛平为领导，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叫《二十世纪文库》”，才是符合实际的说法。

1986年春，还是在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前身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的时候，我和李盛平已经组织了若干社外编委会（下面再介绍），但规模较小，感到不过瘾，因此酝酿搞一个大型的社会科学文库，先从翻译入手。（当时出著作显然还不成熟。后来盛平他们打算在《二十世纪文库》中增加著作系列，但这时已到了1989年，这一计划就停了下来。这件事当时由黎鸣负责，他已经组织了十几部稿件。）此时，我们通过各种活动，联系了数百名青年研究人员、青年教师，有已经成型的组织架构和骨干队伍。贾湛建议联系华夏出版社。贾湛是贾拓夫的小儿子，他的哥哥贾宏生在残联帮助邓朴方工作，任中国康华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他的姐夫张宏儒当时是华夏出版社总编辑。盛平与宏儒见了面，双方谈了半个小时，一拍即合。随后我也与宏儒见了面。在请邓朴方出任主编的问题上，大家意见一致，因为这样一来，推出一些政治敏感的译著就比较有保障。在这一年，因为别的事情，我和盛平曾与邓朴方见过一面，显然他对我们的印象还可以，否则就不会答应出任主编，为我们遮风挡雨。

盛平认为，邓朴方的作用还不仅如此，他是一个具有时代感和历史责任的人。他想到和提出的问题，在思想史上也是有意义的。在一次讨论邓朴方在联合国残疾人大会上的讲话稿时，朴方在讨论中坚持和弘扬人道主义的提法（当时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曾明确反对这个提法）。所以朴方担任这个主编，不是简单地为我们遮风挡雨，也有思想上赞成我们的想法。

下面说一说，为什么恰恰是李盛平和我，既没有成为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的粉丝，也没有参与“异化”和“人道主义”讨论，而是“专心致志地介绍当代国际上的社会科学”。这与我们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盛平和我分别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而不是学哲学和文学的雅士。包遵信和金观涛也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这恐怕不完全是偶然。

盛平，1949年9月生于北京，是真正的“共和国同龄人”。他是1976年清明节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正中央“民族英魂”条幅的制作组织者，是1977年1月6日在王府井大街贴出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第一张大字报——《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执笔者，是早期西单民主墙上揭批吴德的著名大字报《捂得捂不得》的作者。1980年，他在首都高校竞选运动中是率先竞选和当选的西城区人民代表（稍后胡平和我也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大学毕业后，他在《百科知识》杂志担任编辑，负责社会科学方面的稿件（梁从诫则负责自然科学方面的稿件）。这使他得以结识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在社会科学界具有广泛的人脉。

实事求是地说，盛平是《二十世纪文库》的主要领导，但在确定文库基本思路和框架方面，我的作用也很关键。文库着重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下力气，是盛平、肖金泉、贾湛等人和我的共同想法。文库后来没有在哲学和文学方面下大力，也是根据我的意见，为的是与你们的丛书减少交叉，以免发生对译者的争夺。

我1952年出生，是“文革”前的“老初一”，但是我在插队六年期间自学了全部中学课程，养成了自学的能力与习惯。1974年成为“工农兵学员”。额尔登高毕公社根据阿巴嘎旗的电话通知，告诉我已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了，等我到了旗所在地，却被招生办临时掉了包，领到的是北京化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因而没能成为你和胡平、军涛等人的校友。我读的是基本有机合成（现在叫化学工程）专业，第二年就因为“反革命集团嫌疑”被逮捕。1978年底恢复学籍后，我就决定考研。我报考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研究生，三门专业课是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结构化学，我在大学（毕业证书上注明1974—1980，实际上只有一头一尾两年多）只读了一点物理化学（工科比理科简单得多），其他两门都是自学，考研时取得了高等数学95分、结构化学84分的好成绩。

我从一开始考研究生，就没准备搞所学的专业，主要是为了开眼界，系统了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我的专业是分子生物学，研究方向是“眼镜王蛇神经毒素生物大分子结构的X光衍射分析”。首先要采集蛇毒，给小白鼠注射检验毒性，这是动物学工作；从蛇毒中分离提纯神经毒素，要用电泳、质谱仪等，这是生物化学工作。而我所在的生物物理所七室，主要是用晶体X光衍射的方法测定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因为在猪胰岛素晶体结构分析方面的成就，曾获得中国科学发明一等奖，仅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X光衍射的数据要在计算机上分析，还要懂一些计算机软件。总之，这个专业要接触动物、生化、物理、计算机等学科，对理科的方方面面都涉及一点，比较符合我的理想。在读研期间，我先后发表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和未来学的论著，当时虽然还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说法，却正好是朱苏力所说“有‘文革’中自学经历并兴趣广泛”但“专业能力不足”那一类人的典型。

民主墙和高校竞选运动被压制后，我就开始致力于民间社会科学思想库的建设。最近我找到了分别写于1981年和1982年的两个提纲：

①方（觉），行（政学）；②陈（子明），政（治学）；③王（军涛），未来学、青年学；④李（盛平），历史、官制方面；⑤魏军：乡村政权的沿革、结构、比较、模式设计，乡村政权与经济组织关系的文章，法学与社会学方法结合；⑥吕朴，党政关系，行政工作制度？⑦吕（嘉）民，国家计划资本主义的价值，大家可讨论？苏联政体的演变，马恩列斯关于政体的思想；⑧胡平，可化名发表，形成学派，倚重。

逐步建立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设想

一、建立专科研究小组

1. 经济学小组：就业问题小组+北大经济系一些人+申申一些人

课题：经济发展战略（包括就业），姜洪有详细计划

广义（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狭义

2. 政治学小组：详见另页

课题：集中于行政学方面

3. 历史学小组：一分校+杭大周明等一些人+北京其他人

课题：世界近代史、共运史

4. 哲学方法论：胡平+……+黎鸣+军涛？

5. 文艺沙龙：老吕+老彭+……，创作与文艺评论

6. 社会学与人类学：

7. 法学：

二、多学科沙龙

一、二月聚会一次，分别报告各人的研究成果、本学科进展、动向等，轮流主持与报告，讨论

人员：除上述小组成员外还可请农经会人参加，其他人。

最近的两次报告：方觉的行政学，姜渔的就业小组成果。

三、确定多学科研究课题：

例如：匈牙利、捷克体制改革的全面考察：政治、经济、历史……法律。

四、成立秘书组

例如：闵琦、姜渔、任、于晓生？

（引文标点字句遵从原始文献，未予改动——编者注）

到1983年，我和姜洪、石小敏等人就创建了“国情组”。同年4月，在成都举行的“民族学、社会学、青少年研究科研规划会议”上，我代表该组作了《社会科学要自觉为改革提供咨询》的发言，我说：“要高瞻远瞩地解决青年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绝不能就事论事，孔中窥豹，必须开拓眼界，胸怀全局，首先要对国家的基本国情和总体发展战略有深入透彻的了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把组名改为‘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为改革提供理论的依据，而且要直接参与规划改革的远景蓝图，选择改革的目标体系，拟定改革的评价指标，设计改革的最佳程序。无须赘言，澄清基本理论问题，创建新的学科，勾画新的理论框架，都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在我们研究组现有六十余名特约研究人员中，已获得或正在进修硕士学位者有三十余人，获得学士学位者二十余人，所学专业包括政治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计划统计、财政金融、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社会学、法律、历史、中文、新闻、教育、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自动化、计算机软件、系统工程与系统分析等三十多个专业。”可以这么说，在当时这批人中间，只有我才能与这么多专业的人对话，并把他们聚集整合起来。

我在代李景先起草的《关于青少年研究所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的情况报告》中写道：“国情组从3月份成立至5月初，陆续成立了七个课题组，它们是：劳动就业课题组、劳务消费课题组、工资课题组、流通与市场课题组、干部课题组、人口与教育课题组、青年社会学课题组。”“国情组正式成立刚刚半年，但是已经可以看出，采取各种灵活的方法，充分调动和利用社科院以外的研究力量，进行跨部门、多学科、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大有发展前途的。”所述七个课题组，劳动就业组有姜洪、姜渔等，劳务消费组有石小敏、刘伟等，工资组有党晓捷、秦永楠等，流通与市场组有蔡晓鹏、张学军等，干部组有李盛平、杨百揆等，人口与教育组有杨东平、张力、周孝正等，青年社会学组有杨利川、黄晶生等。这个报告写于1983年9月，报告中要求社科院领导“能够专门就国情组的问题安排我们进行一次汇报”，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国情组”的生存危机。在有关部门打了“国情组”的小报告之后，社科院领导没有再听取青少年所领导的汇报，一个月后就正式决定由青少年所解散“国情组”。

1984年夏，我研究生毕业后分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室（现在叫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来的时候就说好搞社会科学哲学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人搞这一块。（现在是不是还没有人搞？你是否知道？）室主任邱仁宗为我联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这个方向，让我抓紧提高英语口语水平，可是我已经搞了公司、丛书、函授等一大摊子事，就错过了这个出国机会。最近看到万润南写的《四通故事》，得知他也有与我类似经历。

从我断断续续的日记来看，首次涉及文库是在1986年6月20日。这一天召开了政治学系列选题会，到会40余人，讨论了刘庸安、王燕滨、缪晓非、杨百揆、吴知论、谭金云、徐征、田志立等人的选题。在我7月22日的日记上，写有《二十世纪文库》最初的编委名单：于沛、于浩成、邓朴方、王伟、王燕滨、朱庭光、李盛平、李泽厚、孙长江、孙连成、邵大箴、何家栋、刘再复、张琢、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肖金泉、吴深、吴衡康、林方、胡平、俞敏生、郭建模、唐枢、高嵩、贾湛、蔡声宁、黎鸣。当时我们商定：主编邓朴方，副主编李盛平、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常务编委王伟、肖金泉、贾湛、黎鸣、吴深。闵琦执笔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含“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大事记》载：“1986.8.11—14 由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编辑部与华夏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会议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就《文库》的宗旨、选题和组稿程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了第一批书（39本、7个学科）的编辑出版安排。《文库》的主编由华夏出版社社长邓朴方担任，李盛平担任常务副主编。”

据盛平讲，早在3、4月份，他和肖金泉、贾湛、黎鸣等人已经碰出了一百多个选题，也物色了一批译者。他是拿着这些东西去找的张宏儒，因为有了这些准备，所以才和宏儒一拍即合。事隔多年，提到这一情景，盛平还讲，宏儒不愧是个有眼光、有魄力的出版家。

我手头保存着盛平主持起草的日期为1986年10月的《〈二十世纪文库〉编辑出版规划》，写道：“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完善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为了向中国的改革提供广泛的理论、信息；为了开阔视野，从比较中得到启迪；为了引进新的观念，建设新的范式；为了扶植培养一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一句话，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二十世纪文库》。”“文库侧重于二十世纪以来国外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名著翻译；二十世纪以前出版，但对当代社会科学仍有影响的名著也适当选入。著作则侧重于与当代中国的发展有密切联系的专论。在学科上侧重于二十世纪新发展起来或发展变化比较大的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法学、哲学、经济学等；史学、文学艺术理论也适当覆盖，但选题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边缘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也在入选之列。”“丛书选题工作已经开始六个多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杜会学、心理学、哲学、史学均已收上大量选题，并已分学科讨论确定一批。各学科都有少量成熟的成稿，今年11月可以征订20本，明年春季出版征订20本，夏季出版。”“通过前一段的组织工作，联系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实力的译作者，其中除一些中老年教授、副教授外，计有法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史学、教育学、人类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博士50余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硕士400余人，初步形成了一支以在京中青年为主的较强的译、著者队伍。”“文库按学科成立学科编委会，每个学科编委会设编委5—7人，任务是按照总的要求负责对本学科书稿进行评价、鉴定，推荐给总编委会讨论确认后，由学科编委会指定专人负责审读、编辑，然后交出版社。”

文库起步时就成立了十一个分编委会。政治学：缪晓非、杨百揆、王燕滨、刘庸安、陈兆钢、郭夏、张历历，吴知论、刘在平等；法学：肖金泉、周振想、沈国峰、邓正来、周大伟、郑永流等；经济学：贾湛、梁小民、杨德明、厉以平、余永定、吴衡康、郑秉文、俞敏生、王凯、施炜、彭剑锋、杨河清等；社会学：黎鸣、张琢、孙非、孙立平、李路路、王文仲、叶念先、高佳、梁向阳、何凡兴等；人类学：周星、覃光广、王庆仁、张猛、张海洋、张永钊、石奕龙等；科学文化学：顾昕、孙永平、田云光、吴国盛、冯晓哲、熊伟、刘兵等；心理学：吴深、林方等；教育学：程方平、王伟廉、王大龙、吴忠魁、帅扬、毛祖桓、滕星等；语言学：倪文杰、沈家煊、陈平等；历史学：张宏儒、于沛、祝立明、王清和、霍万城、张家哲等；哲学：范进、安延明、张晓明、刘继、李河等。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分编委会。传播学：马在新、范东生、袁路阳、叶小刚、刘卫平等；艺术：邵大箴、朱青生等。

盛平和我为《二十世纪文库》制定了一句口号：“出书、出人、出思想。”后来的实践也确实体现了这个宗旨。文库推出了一批具有长远价值的书，帮助造就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思想家。编委会还力图建设中国民间独立的、综合性的思想库，这一进程因1989年的事件而终止。

1987年2月，《二十世纪文库》最初几本书出版时，已经取消了副主编这个层次，列出的编委会名单是：主编邓朴方，常务编委李盛平、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肖金泉、贾湛、王伟、黎鸣、吴深，编委于沛、王燕滨、孙连成、刘再复、李泽厚、朱庭光、何家栋、邵大箴、吴衡康、林方、张琢、周星、俞敏生、郭建模、唐枢、高崧、程方平。随后出版的书里，常务编委取消了张显扬和陈子明，后来又恢复了张显扬。1988年12月，常务编委增补了陶德荣、褚朔维，1989年4月，增补了沈志华。1987年下半年以后增补的编委有马在新、王焱、孙立平、范进、顾昕、缪晓非。

关于副主编这个层次的取消，李盛平讲，是根据他的建议。因为1987年初时局骤变，出版社迫于政治上的压力，要撤下张显扬的副主编，盛平不同意，说要撤就都撤。后来一些朋友曾感慨，如果盛平没有那个与显扬共进退的侠义之举，继续当他的常务副主编，何至于刚刚过去了二十多年，《二十世纪文库》运作的过程就在以讹传讹中面目全非了。

1989年6月以后，如同“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二十世纪文库》出版时不再列出编委会，版权页标明1989年9月的部分丛书属于“漏网之鱼”，仍印有编委会名单。到1991年初，《二十世纪文库》第四批书出版完毕，即告结束。最近我看到网上资料，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华夏出版社推出了《现代西方思想文库》，“其中所收书的多数是原来《二十世纪文库》中所收录的（特别是第一批所收书更是如此），不妨把《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看做是华夏出版社为在21世纪推销《二十世纪文库》而进行的一次新包装和升级版。该丛书1999年推出第一批，2000年推出第二批，2001年起推出第三批。第一批书中有文库总序（其各书的序言一如《二十世纪文库》中同书序言，只是出版社编辑自以为是地重新加了个篇名），第二批起加上了丛书编委会（该编委会成员好像没有一个人与《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重叠的）。但2003年该丛书重印时，去掉了丛书总序和丛书编委会”。显然，这是出版社侵犯《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版权的行为。

与你们的丛书一样，《二十世纪文库》也有两个子丛书。其一是《现代文化丛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肖金泉、邓正来。其二是《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王伟。两个编委会与《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大体上是重叠的。这三种丛书的分工不像你们的系列丛书那样鲜明，主要是为了分流，加快编委会手中大量书稿的出版。收入后两种丛书的《裸猿》、《代沟》、《骑马民族国家》、《发现的模式》、《科学与反科学》、《科学的价值》、《科学的社会运行》等均属于所属学科内的经典著作。即使如此，由于1989年以后编委会停止活动，仍然有许多书稿散失。据朱青生回忆，他曾组织一批人翻译Horst Woldemar Janson的《艺术史》。“当时，邵（大箴）先生和我都参与编辑《二十世纪文库》，执行主编李盛平动员我们将此书编入文库。……并正式预告、征订，定于1989年出书。由于种种原因，到了1995年，我留学欧洲归来，发现已经画好版式的书稿还存在华夏出版社的仓库里，而当年的译者已如星散。”

据盛平回忆，《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向出版社发了100部书稿，出版了98部，有两部已经征订的书最后没有出版。其中一部就是朱青生的《艺术史》，这部书稿仅彩图就有500多幅，编委会已制好版，出版社怕赔钱不肯出。另一部是《政党学》，出版社说是“自由化”就给毙了。此时，张宏儒已离开了华夏出版社。

如果加上《现代文化》丛书10种，《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8种，《二十世纪文库》及其子丛书总计116种，在出书数量上超过了《走向未来》丛书，也可能超过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但是，由于影响人类思想的最经典的著作大多属于哲学、宗教等传统人文领域，因此从译著的厚重和深邃而言，《二十世纪文库》可能比你们的《西方学术文库》略逊一筹。

除了《二十世纪文库》及两种子丛书，盛平在八十年代还主编了《政治体制研究丛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刘在平（常务）、杨百揆，编委王军涛、王志刚、王晓东、白若冰、仝志敏、朱勇、刘庸安、孙立平、李凡、李培华、杨明、吴知论、闵琦、肖金泉、沈国锋、怀效峰、陈鹰、陈云生、郑秦、张明澍、贺和风、贾英、徐海宁、彭剑峰、谭健、缪晓非、黎鸣。出版的专著、大事记、编著、译著等，共计14种。书目：《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想》、《当代世界政治体制》、《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1976—1986十年政治大事记》、《社会主义国家干部管理体制改革》、《近现代地方政府比较》、《城市政治学》、《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体制研究》、《控制论与社会改革》、《各国公务员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体制改革》、《民主的构思——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与改革》。1989年2月，盛平在该丛书的前言里说：“今天我国的改革事业遇到了严峻的困难，甚至有形成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只要全民族，尤其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对危机有深刻的共识，完全有可能找到克服危机、继续发展的方法和途径。”数月后，因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六四”事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受到挫折。

在八十年代，李盛平他们还主编了多种从体例到内容颇具时代感、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工具书。例如《牛津法律大辞典》、《社会科学大辞典》、《公务员百科辞典》、《中国现代史辞典》、《中国近代人名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辞典》等。我自己则主编了《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先后由工人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编辑出版事业，是“综合性民间思想库”应当具备的“由调查、科研、教学、人才评价、编辑、出版、发行、影视等”一系列机构组成的“思想生产线和智力活动服务线”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和何家栋先生在1987年主编了以书代刊的《青年理论家文稿》，编委会成员包括：王忆会、王润生、王焱、王燕滨、孙立平、余习广、闵琦、张晓明、杨百揆、陈坡、姜洪、秦永楠、梁治平、黎鸣。1988年出版的第二辑，在编委会下面又设了执行主编陈坡，编辑王培、李书磊、肖叶、孙永平、车桂。前两辑文章作者有曹锡仁、胡平、姜洪、陈子明、张俊浩、盛洪、邹刚、阎步克、袁红冰、陈小平等。第三辑已经编好，但未能出版。

《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的编委会顾问有于浩成、许崇德、李方、李正文、何家栋、杜汝揖、张友渔、袁方、龚祥瑞、谢韬、谭健，主编陈子明，副主编陈兆钢，编委王小平、王文仲、王燕滨、孙立平、齐海滨、闵琦、吴知论、张明澍、陈小平、杨百揆、郑也夫、郭夏、缪晓非。已出版和已交稿十余种，包括陈子明等著《现代政治学导论》，张明澍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概论》，郭夏著《政党学概论》，陈兆钢著《组织论》等。1989年5月5日发行的《宁夏新书目》，“隆重推出……集国外当代政治发展之研究成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全方位思考”的译著9种：（美）A.J.H编《政治腐化》、（美）彼特·M·布劳等著《现代社会中的官僚体制》、（美）伦纳德·宾德等著《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延续》、（英）K.C.惠尔著《现代宪法》、（美）约瑟夫·拉帕隆巴拉主编《政党与政治发展》、（美）约瑟夫·拉帕隆巴拉等著《科层组织与政治发展》、（美）沃尔特·罗森鲍姆著《政治文化》、（美）卢西恩·W·派伊编著《传播与政治发展》、（美）费列克斯·A·涅梅罗等著《现代公共行政》，预计在7—9月出版发行。我在6月9日赶到银川，要求出版社加快印制，以免查封，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上述9种书，我看有些20年后尚未问世。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在1989年以前由我主编，张晓明副主编；编委有安延明、孙乃修、李河、李鹏程、刘继、张强等。这套丛书在策划阶段先散发了一个调查表，请学术界专家学者推荐思想家人选，推荐上来一共100多人。编委会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前苏联的类似丛书中挑选原本，约稿102种，进入编辑环节80多种。其中最初由工人出版社推出的前五本——《耶稣》、《马基雅维里》、《蒙田》、《尼采》、《萨特》，每本发行量均高达几十万册。“六四”以后，由张晓明接任主编，章建刚副主编；他们继续把这套书出下去，最后一共推出了64种。1989年以后出版的书中，增加了一个编委何明虹（陈子明、王之虹合起来的意思），并用此笔名出版了我的译著《波普》。

如果当时允许民办出版社，纵观上述民间政改派的学术译著编辑出版工作，已经可以与一个大型出版社相媲美。在这方面尤其要强调李盛平的贡献，他既是我们当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是工作最力、成果最多的人。

1986年，我在《外国著名思想家》首批书发行会的发言中说明了译丛的出版宗旨：“如果我们把世界学术文化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上面所说的那些主义、模式都只不过是它的一片片树叶。树叶生长在枝干上，不了解枝干和根系，就不能真正了解每一片树叶。我们编辑这套丛书，不仅介绍思想巨匠们在改变人类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推动人类进步方面的杰出贡献，而且要展示出他们对于真理的激动人心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的同情。”希望全面地了解和推介人类文明的思想宝藏，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你们乃至八十年代的整个中国思想界，是有高度共识的。

一写就写了这么多，期待你的回音。

《相互纠错以求真——徐友渔回复陈子明》（徐友渔）说：

子明，你好！

很高兴收到你关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与《二十世纪文库》的来信。首先我要说，我乐于接受你的指正，我愿意承认，虽然我自认为是在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但对于一些思想文化活动的人事背景与操作、推出过程，并不十分清楚。而且，你在信中披露的种种情况，如果你本人不说，外人不可能了解。看得出来，对于我们共同论列的第五个派别，你不但以内部人士和策划者的身份作出回顾，而且利用了不少当时的文字记录，事后还研究查证了有关资料，所以，你的说法无疑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对于我们研究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十分重要。

关于30年来的中国社会思潮，我发表了不少文章，作了多次讲演，我有一种自觉和自省：如果主要只是我在说，虽然我并不追求话语霸权，但万一形成一种印象，人们，尤其是后来者，以为我所讲的就是历史，那就会造成严重问题。我的阐释既受我掌握资讯的限制，也受我的见识和水平的局限。只有不同的人，特别是事件、活动的当事人，出来讲述、争论，不同故事的总和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实。

我以上的感想不是客套话，而是反思和受到一些事情刺激的结果，对此，我想多说几句。

中国在政治制度上是中央集权制，反映到思想文化上也是如此，不但官方如此，民间的事情也大受影响。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一般而言，身处北京的人发言的机会多、声音大，形成一种无意识的文化霸权。有的时候，不但外国人，就连中国人也把北京几个人讲的故事当成中国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一部分，比如“文革”期间年轻人对于“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又如“文革”中思想文化沙龙的出现，以及思想、文学方面的探索，北京的故事当然很有价值，但外省也有同样甚至更为坚苦卓绝的探索和更深刻的成果，虽然我不敢断定北京的故事遮蔽了外地的故事，虽然我认为外地的有趣故事没有广为人知有当事人自己的责任，但无论如何，以北京来代表甚至代替中国是不合理的。

我说这话不光是责备别人，而是含有自我批评。我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毛病，身在北京，说的话往往是“中国如何如何”，甚至把自己周围一些人做的事、说的话说成是“中国如何如何”，直到有外地的同行、朋友发出抱怨，认为不公平，认为太自我中心，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偏狭。

现实的刺激来源于两本书：《八十年代：访谈录》和《七十年代》，虽然这两本书都很不错，但我也听到不少人的疑问：“这就是八十年代？”“这就是七十年代？”比较共同的意见是，这两本书有两个突出特征：一、小圈子主义，编者只找自己的熟人朋友，不去努力寻找有代表性的，足以反映那个年代的人物；二、泛文学倾向，讲述者太集中于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于那个时代的气氛有渲染，而思想则付诸阙如。当然，书中每一个讲述者的故事都真实感人，编者也没有宣称他们的书可以充分代表一个重要的年代，但无论如何，既然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为书名，读者有理由希望能在书中看到那个年代思想的形态、脉动与变迁。

总的说来，《八十年代：访谈录》和《七十年代》是有价值的，它们毕竟为历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以上的批评意见是以一种严格、挑剔的标准发出的，意在提醒人们，当我们不仅想表达纯粹个人经验，而是想提供时代图景时，必需的不仅是个人的兴趣和热情，还要有历史感，否则当我们在彰显某些东西时，会在无意中遮蔽某些东西。

谈到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免不了要对主要的流派进行划分和概括，你在信中说：“自苏炜在《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发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以后，很多人都沿用他所谓‘三大文化圈子’的说法，你在演讲中提出了‘五大派别’，我是非常赞成的。”对此，我想补充和展开一下。

思想文化“圈子”、“派别”或者“山头”的数量，是个有趣的话题。说是三个，苏炜并非“始作俑者”。在我的记忆中，这个提法出自陈来。我记得1988年我在国外，在一份海外中文报纸上读到陈来的文章，介绍当时活跃的思想文化派别，说是有三个：一、中国文化书院；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三、“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由于陈来在当时已经相当有名，本人也是文化热中的活跃人士，海外关心大陆思想文化情况的人采用了他的说法，一时间，“三大文化山头”的说法似乎成为定论，我当时就有“是否全面”的疑问。

我于1988年夏天结束留学回到北京，发现我所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很乐于接受“三大文化山头”的说法，尤其是我们的主编。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前两个山头比我们形成早、实力强，能与他们并列，平起平坐，无形中是占了便宜。苏炜不是这个编委会的成员，但通过赵越胜的关系和我们打得火热。苏炜（虽然与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得不说）对于思想学术并不在行，很讲哥们儿义气，把我们这伙人看得很了不起，爱说贬低其他山头的话，所以在1992年又提起三个文化圈子，似乎我们这伙人最强。

当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阐述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与活动时（首篇文章是发表在《东方》1995年第2期上的《从“主义”到“问题”——中国学术思想近10年走势纵论》），我感到“三大文化山头”的概括有重大偏颇和缺失，不能表现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的概貌，而且对于另外一些做出重要成绩的个人和团体有失公平，所以我作出“五大派别”的概括，并力图简练、准确地刻画它们各自的内涵与特色。实际上，把数量从三个扩大到五个仍然不全面，所以我后来在讲演、文章中还提及“猫头鹰文库”、“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等，但还是受自己的爱好和接触范围的局限。

比照顾到方方面面更为重要的是，要对思想本身作出准确的描述、深刻的剖析。我感到，我们两人对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的阐述，除了各自熟悉与不熟悉的优缺点可以互补之外，还有方法上的不同，或许也可以甚至应该互补。

我偏重于思想本身，有把思想作为一个自足领域的倾向，描述思想与时代条件、时代需要之间的互动关系；你偏重于推出思想的人，推出思想过程中的人事关系，人群的聚合与重组。对于我来说，就像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样，思想是主题，它后面的人事不论怎么变动，思想有自己运行的法则。

我的这样纯粹思想史的倾向使我采取了一种“文本主义”的方法，即把刊物、书籍、文章、会议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而你偏重于一群人，他们聚集起来形成的群体，人们进入或脱离群体的过程与结果。当我谈到“新启蒙派”时，我注重聚集在《新启蒙论丛》旗下的人，即它的编委会成员和主要撰稿人。而你的叙述则涵盖了许许多多的人，按时间顺序可以把他们叫做“理论务虚会派”或“异化派”等。我以为，你的描述的缺点是：第一，这个群体太大、太杂，很难把他们作为一派概括其思想特征；第二，即使他们是倾向相同、气味相投的人群，其中多数人并没有对所加标签的思想流派在文本上作出贡献。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用一个思想派别的名称来标志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实在有点困难，但他们的身份、地位、知识结构和思维特征又确实具有明显的共同性，可能最合适的称呼应该是“理论界的党内民主派”，但这个称呼对于一个思想派别而言恐怕过于宽泛了。

你把第四个派别叫做“青年精英派”，把第五个派别叫做“民间政改派”，对此我很不习惯，我感觉这更像是对于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划分，不能由此感知思想文化的内涵。

我更明白我的方法的问题。如果文本主义是正确的，那么我说《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以邓朴方为首没有错，因为该文库每本书上都印着主编为邓朴方，白纸黑字，有根有据，这相当于你们的公司正式注册，登记了一个法人，出了事要拿他是问，能说他不是负责人吗？但这反映的只是形式，而非实质，因为不考虑实际情况，不能解释这套书是基于什么考虑和操作过程问世的。

文本主义的弊害在某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暴露无遗，由于他们不了解背景，不了解实际情况，只能根据官方报刊和民间印刷品作研究，而中国政治的特点是说一套做一套，“打着红旗反红旗”，而掌权者更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所以他们的研究往往很肤浅，陷入混乱、矛盾的文献中感到茫然，我在研究文革时能比他们做得好，除了同样掌握丰富的文字材料外，更关键的是我知道文字后面的人、动机、过程，文字与意图、目的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对你们这个派别了解不多，以纯思想史立场进行解释产生的问题，还表现为把其他人的工作归到邓正来的头上，这是不对的，当然过错全在我，与邓正来本人无关。我对以下情况比较清楚并且高度重视：“八九”事件之后，各文化山头土崩瓦解，一些重要人物流落海外，当九十年代初出现一点复苏机会时，邓正来抓住了，成为收罗以前各山头残部并招募新军的几乎唯一的“山大王”。从九十年代起，“社会科学派”一枝独秀，我把邓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理解成继承和发扬光大《二十世纪文库》的精神和事业的实体，把邓正来在1990年代的重要性投射到了八十年代的作用上，这有点像我平时很不喜欢的所谓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用逻辑或理念的发展代替历史事实。

我现在并不因此完全否定我的方法，因为，我们处理的毕竟是一段思想文化史，如果我们只是讲述一群人做了一些事情，组织了一些活动，而不分析阐释思想的意义，那有舍本逐末之嫌。

我认为，比较恰当的方法，是要把思想、文本和事实、历史结合起来，用历史过程中的事实来说明思想、文本产生的实际情况，用思想和文本来说明从事活动的人们的意图和取得的成就。

说到这里，我认为不论是你或我，在对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的说明中，都只是说明了我们的想法和表达想法的努力和过程，还没有揭示我们思想产生的原因和机制。我主要想说两点。第一，我们怎么看待当时中国的现实，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的未来，这些想法决定我们力图依靠引进当代西方某一类思想理论，以革新中国，实现某种社会理想，这是需要和值得说明的。第二，间接地也是更深入地，我们应当说明，为什么在一种全方位的思想文化控制和强力的意识形态灌输的条件下，我们能够突破从小加之于我们的桎梏，获得新的理念，认同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哪些主客观因素使我们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思想自我革新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八十年代回溯到七十和六十年代，那是真正进行探索和发生巨变的时期，需要从群体性的社会思想还原到个体的思想觉醒和精神嬗变，我们应该写出一部基于个体和个人与社会历史互动关系的思想发生史与精神发育史。我想系统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希望今后还能就这个问题与你交流。

最后，我想谈一谈你信中偶然涉及的有关“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几点情况，事实证明，不深入到一个派别的内部，不是当事人，有些复杂、微妙的情况是很难准确把握的。

你在信中说，你与李盛平这个派别，以及包遵信、金观涛那个派别没有对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等二十世纪的大思想家、哲学家予以重视，而是关注现实问题，与你们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有关，我认为只是表层解释，还可以说得更深入。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特色和主打项目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与人物，比如存在主义的海德格尔、萨特，英美语言哲学的维特根斯坦，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解释学的伽达默尔等，这也是该编委会独树一帜、大获成功的原因。这个编委会的核心成员是北大外哲所和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他们偏重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与人物，这首先与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有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我认为，重视什么，在刚开放的中国从事思想文化活动选择什么作为引进、介绍的内容，还有一个学养和眼界的问题。中国与外界隔绝几十年，对内搞思想文化一元化，在打开国门、放眼世界的时候，怎么借鉴、学习什么，把什么摆到优先地位，与人们对中国与世界的认识有关，与人们对思想文化理解的深入程度有关。事实上，当初我们这批人选择学习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大多不是被动、随机的，而是有一种自觉的选择。我记得当我决定考研究生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报考于光远的研究生，这意味着做学问与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联系最密切。我最后放弃这个打算而是选择学习当代西方哲学，与我认为应该重启严复的事业，在思想文化的最深层次实行变革有关。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时间很晚，成员很没有资历，而且书生气很重，社会活动能力很差，为什么能够异军突起，而且还有那么一点后来居上的气势？这与各编委会的知识结构与眼光不无关系。事实上，一些有实力的文化山头都有扩充领域、囊括天下的雄心，但他们对于二十世纪的主要人文哲学思想没有了解，他们的视野和规划存在盲区。正是因为那些早已出道、事业有成的文化首领们认识不深、重视不够，或者略有所知而对重量级对象啃不下来，才给我们这批后来者留下了一大片活动空间。不能设想，要了解西方思想文化，但不重视20世纪的最新发展；不能设想，全力了解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而对最为厚重的，基础性的人文哲学思想的主要流派不作深入研究。

你在信中说，你所属的派别的思想倾向可以称为“现代化派”，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倾向不是这样。你引证我们的主编甘阳的话说，他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到八十年代后期实际已经非常自觉，最明确的表述是他1988年为《1980年代文化意识》所写的前言。

我认为以此来下判断不准确。甘阳的前言发表在海外，知道的人很少，离编委会停止活动很近，不能代表编委会的思想倾向。当时，海内外根据出版物和公开言论划分、评判各个文化山头时，把我们这个编委会称为全盘西化的代表，虽然在官方的词汇中“全盘西化”是个贬义词，但对我们而言却是褒义，我们，特别是主编，对于这个称谓是欣然接受，甚至沾沾自喜，因为它准确地说明了我们工作的性质和我们的思想倾向。甘阳也许会说，西方思想包含他喜欢的艾略特、海德格尔的反对现代性的思想，但只要我们忠实于当时的语境，就会同意，全盘西化等于现代化，而没有后现代或反现代的意义。我不否认甘阳有质疑现代性的倾向，但这一点基本上没有在编委会的指导方针上表现出来，更没有起支配作用。

你在信中谈到了文化山头与当时现实政治的关系，你引证苏炜的话说，“非政治的政治”是“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它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号。我认为，这是苏炜把后来的认识投射到以前的思想，我从来没有在这个编委会内部听说过这个口号，也从来没有感觉到编委会有这种明确的认识。

你还认为，虽然“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与现实政治关系较远的派别，但最终都没能真正脱离政治。你举出的例证是，在1989年那场运动中，甘阳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起草了《十点声明》，我并不确切知道甘阳起草了这个声明，虽然我知道他在后期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组织活动中参加得很深。但我要说，主编的个人活动不能代表编委会的立场和态度，另外，他的行动与1989年的政治是一种什么关系，也比较复杂，其中还包含一些值得反省、警惕的东西。

记得在1989年3月，北岛找到了甘阳，征集签名，他的请求被甘阳拒绝。应该说，甘阳有行动和选择的自由，他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但甘阳的拒绝在编委会内部引起了强烈不满和广泛议论，有人认为北岛不是找甘阳个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文化群体的代表。一位副主编说：“他这样，以后何以立足于士林？”这句典雅的话在圈子内外广泛流传。我认为，在一开始，甘阳的态度使编委会内多数成员失望，与大家的态度相反。

后来，甘阳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介入得很深，而且有的事还使用了编委会的名义，照我看来，这是不明智的，因为他的做法并没有征求编委会的意见，而且很可能危及编委会的生存——虽然后来事态出人意料，任何人的态度和行动都无关大局。我认为，甘阳虽然是编委会的主编，但不能依他的态度来判断编委会的态度。编委会作为一个群体，态度一般而言总是比较稳定，甘阳则立场多变，像股市上的炒家，他有赌徒性格。他自九十年代以来又有不止一次180度的大转弯，他的表现不能当成出自思想、信念来认真对待，更不能代表一个群体。

上面说的事情，有些很琐碎，但要为历史求真，小事也需要尽可能弄清楚。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仔细读过陈方正与金观涛合著的《从“青年文稿”到“河殇”》，其中的访谈，凡是我知道情况的都有错误，他们也采访过我，我禁不住怀疑，我的记忆是不是也会发生错误。所以，大家来回忆并相互纠错，恐怕是求真的唯一办法。

（陈子明，政治学者；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此次通信完成于2009年5月底。来源：《领导者》28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谢选骏指出：我觉得陈子明对于苏炜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陈子明辛辛苦苦写了半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本来不应该再多说什么了。但是有些事情如果不说，历史就会进入误区了。所以我只好在这里补充一下。

实际上，“三大文化‘圈子’”的说法，是把“出版圈子”和“文化圈子”混为一谈了。因为这些圈子内部人员的思想文化，其实是形形色色的，只是当时为了冲破旧有的、政府垄断的出版模式，一些熟人互相联络临时组合了一些“出版社外的编委会”，自行组稿，然后与出版社合作出书……出版社则向编委会支付“组稿费”和“编辑费”。说实话，这是利用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双轨制”，来为编辑人员创造灰色收入谋求福利的一个权宜之计。但同时，也活络了出版事业，为许多中青年学者的著作问世，打开了方便之门。其历史功绩不可没也。如果没有这一幕，就不会有那个“令人怀念的1980年代的文化黄金时期”了。

但是即使如此美好，“出版圈子”也不是“文化圈子”，如果说是“五大‘派别’”，就更加远离事实真相了。

我说的这一要点，恰恰恰可以上解释：为何1989年的“风波”之后，中国思想界会发生那样急剧的“大分化”。

这就是因为：那些“圈子”本来就只是一些“出版圈子”，而不是“文化圈子”，更不是“思想派别”！

所以，与其说“1989年的风波之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急剧的大分化”，不如说“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急剧的大暴露”。由于铁血的洗礼，一切伪饰飘然落地，赤裸裸的真相也就水落石出了。

就拿我本人来说吧，我参加了《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但是那个圈子不是文化圈子，更不是思想圈子，我在那里仅仅是出版了自己的书并且推荐出版了别人的书。我的书和别人的书不同，既不是同属一种文化，也不同属一派思想。

事实就是如此简单。

再拿我本人来说吧，我在《走向未来》从书里出版的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是我在《文化哲学》从书里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的“中国神话部分”，剔除了和其他民族的神话进行横向比较的部分。虽然这两本书的思想相似，但是这两本书所代表的思想，却并不是我1980年代的思想，而是我1970年代的思想，一度准备拿来作为硕士论文的用的，但在1980年代后期，已经属于我自己已经超越了的思想阶段。真正能够代表我1980年代思想的，是在《文化哲学》丛书里出版《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以及《秦人与楚魂的对话——对“展望21世纪”的诘难》那两本书。

《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后来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直接促成了电视片《河殇》的诞生。但是，《神话与民族精神》与《河殇》中的思想，却不是我最新最活的思想，而是我自己已经超越了的思想，是我把它当做一个历史的回顾或说遗迹提出来咀嚼的。1970年代晚期没有这样的出版机会，因为那时候毛泽东虽死但其影响还在；但是1980年代，这样的机会出现了。我不忍把这些年轻时候的梦幻就此割舍，于是把它们拿了出来予以出版。只是我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它们竟然发挥了那么神奇的蝴蝶效应。这真的不能不说是“上帝的旨意”。

《河殇》1988年问世的时候，我已经出版了《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一书，有读过此书的人曾经不解地问我：“为何你在《河殇》中的思想大大退步了？”我只能和他们说，我的思想比较超前，不适合在电视里使用，要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人，才能明白我现在的思想。而我在《河殇》中表达的思想，是我在毛泽东没死的时候产生的，那时候，我通过系统阅读开始明白中国的处境，并决心从毛泽东失败的地方开始，创造一种新的中国文明。

我的思想从此就是这样，老是超前一到两个时代。所以我就注定了在自己的时代默默无闻了。但是我十分享受这种孤寂，并把它叫做“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我介入过好几个出版圈子，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还应邀给“中国文化书院”写过书，六四以后匿名出版的。六四以前，我还参加过一些其他的丛书编委会。但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文化圈子和思想派别。

说真的，用“出版圈子”来垄断话语权，是一种共产党文化的遗留，是一种“思想把头”的行为。而用“出版圈子”来冒充“文化圈子”，则是一种偷梁换柱和以假乱真。至于用“出版阵地”来标榜“思想文化派别”，则是一种典型的延安作风，例如土皇帝毛泽东就因为割据了一块地皮，就自封出一个狗屁不通的“毛泽东思想”了。而甘阳、刘小枫一类的丛书业者虽然冒充新潮，底子里还就是这样的毛泽东分子。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屁股决定脑袋”。到了二十一世纪，他们的嘴脸就暴露得相当清楚了。

【023、1984还是2034】

小说的主角温斯顿·史密斯，是一名外围党员，他在真理部（新语称为真部）工作，真理部是负责宣传和修改历史，他的工作是重新编写过去的报纸，好让历史记录一如既往地支持政党的发展路线。真理部的工作者会得到指定的修正说明，如修正误引，且历史记录在人们眼中就像从来没有真的伪造篡改一样。该部的大部分工作者也积极地销毁不包含修订的所有文件；这样一来，就没有证据证明政府在撒谎。史密斯是一个勤劳且精巧的工人，但暗地里憎恨党并且梦想着反叛老大哥。小说中的女主角茱莉亚的特质是基于奥威尔的第二任妻子索尼娅·奥威尔（英语：Sonia Orwell）而设。、

奥威尔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过于提前预测了民主社会的危机。实际上，1930年代在苏联发生的事情，并未在1984年的英美出现。

不过，奥威尔也可能没有完全错误，因为1984年没有发生的事情，可能推迟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在2034或2084年的西方出现。

而现在，已经开始了某种苗头。

（二）

2015年12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年中记者会上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已开始审核外国游客等签证申请人的社交媒体内容。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也曾表示，其实早在去年年初，国土安全部已开始在审核移民过程中加入对申请者社交网络账户检查的试点计划。

约翰逊举了12月2日加州圣贝纳迪诺市社区枪击事件的例子，认为当时就是因为没有发现嫌疑人在网上发布的支持极端主义的看法，才让她入境。

尽管核准签证的过程中，美国移民局官员对她进行过三次背景调查，却从未发现她先前早在社交网站上就表达过支持极端主义的看法。调查枪击恐袭案的执法人员最近在追查其电脑及上网记录时才发现到这些信息。

他还指出，国土安全部在审核许多移民申请时，还从情报机构数据库和执法机构数据库获取意见，社交网络信息也同样有用。

就此次将社交网络审查纳入移民审核的情况，专业移民律师张大钦做了如下解答：

一. 移民局的社交网络试点项目是否已经应用到了审理过程？

在移民局和美国律师协会的交流会议上，律师代表询问移民局代表，在审理的过程中会不会通过申请人的脸书，领英，博客，相亲网站等社交网络账户来确认申请人信息是否属实。答案是肯定的。移民官们已经在测试搜集和使用社交网络信息的可行性，并决定在不侵犯隐私的情况下继续这样做。

二. 审查社交网络是否会成为移民案件的标准流程一部分？

移民局现阶段还没有为如何使用社交网络制定规范准则。这项试点项目只是为了指导移民官更好地平衡申请人个人隐私和信息真实性。但是与此同时，这项试点项目也是在现有的美国国土安全局相关法令下进行的。像移民局所说的一样：“这些法令决定了移民局能够使用社交网络信息的范围和方式。”

三. 申请人是否能为自己的不利信息辩护？

作为申请人，我们当然最关心的是如果移民局在社交网络上找到不利或与申请材料不符的信息，我们是否能够进行辩护？移民局代表证实，在现有规定下，申请人会收到相关不利信息的通知，并有机会提供材料进行辩护。

四. 之前移民局有过将社交网络信息作为审查的标准流程么？

移民局这次透露的消息是令人震惊且史无前例的。尽管移民局之前有用社交网络信息来调查可疑的移民诈骗和违规，但这次的试点项目的目地完全不同于之前。此次目的是为了将社交网络的信息审查变为标准流程的一部分。

CBP入境检查员以及婚姻绿卡面试官已经很经常地要求查看申请人的社会媒体账号（如微信，脸书，领英等）的信息来核实旅行的真实意图，婚姻的真实性，是否违法工作等。在H1B、L1签证审理中，移民官会查看领英Linked账号来看申请人工作履历的真实性，连贯性和OPT期间是否有超期失业。

总之，现如今保证你的申请信息和社交网络信息一致变得至关重要。近些年，越来越多人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大量个人信息和照片。他们的亲人朋友，甚至不相干的公众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取这些信息。尽管大部分信息都是无害的，但是也要注意移民局可能会用到对你不利或与申请材料有冲突的信息。

（三）

当然，欧美在“反恐”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导向“1984的趋向”。但任何可能性都在历史上存在。民主社会反对极权主义的过程，很可能把自己带入新的极权主义。

【024、1991—2018年是冷战的休战期】

1991—2018年是冷战的休战期——就像1918—1939年是世界大战的休战期！

这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胜败，只有上帝知道了！

《学术plus：美国刊物预言：第二次冷战到来》（十一月 8, 2018 editors 思想视野）报道：

Michael Lind 思想也是市场 5月10日

来源：The National Interest

翻译：学术plus 公众号

译校：Alex

2018年5-6月号的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封面文章《美国对阵中俄：第二次冷战到来》（America vs. Russia and China: Welcome to Cold War II），该文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角度分析了当今世界面临“第二次冷战”的现状和原因，比较了两次冷战的异同，认为如果美国将胜利定义为克服抵抗、特别是克服中国的抵抗以实现其全球霸权，那么它在新冷战中将遭败绩。

《国家利益》双月刊由美国知名记者、评论员Irving Kristol 和Owen Harries于1985年创办，倡导广泛的美国利益至上。本文由公众号”学术plus“翻译，思享君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

2017年11月28日，夏威夷拉响了空袭警报，这是冷战后的头一遭，是为了应对朝鲜核导弹威胁而强化国家紧急预警系统的一部分。但警报器的尖啸声可能也象征着第二次冷战（COLD WAR II）的到来。

历史学家从没能就第一次冷战开始的时间达成一致。1946年美国和英国在希腊内战中与苏联发生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17年10月在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政变？关于冷战结束的时间也没有共识：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发表关于放弃苏联外交政策的讲话？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在1990年正式解体，叶利钦取代戈尔巴乔夫成为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就“第二次冷战”何时开始展开类似的严肃辩论：是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激起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的反弹？还是从2008年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开始？其他人可能会以中国在南海修建岛礁并声称主权的行动作为开始的时间。

但有一点很清楚：过去的几年里，叶利钦在1994年所说的俄罗斯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冷和平”，已变得更冷、更不和平。美国和中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领域都变得越来越对立。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冷和平已经结束，第二次冷战到来。

第二次冷战是在第一次冷战相互对立的双方之间的“复赛”。一方面是美国及其东亚和欧洲盟友，包括欧洲中东部新的北约盟国和波罗的海国家，另一方面是俄罗斯和中国及其盟友。

和第一次冷战一样，第二次冷战的双方都组织了相互竞争的军事联盟。冷战后，尽管遭到强烈反对，美国一直支持北约并将其扩展到俄罗斯边界。同样，在东亚，美国与日本、韩国和台湾保持冷战联盟，继续对中国和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实施遏制政策。为了应对中国军事力量和自信心的崛起，美国还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一起参加四方安全对话（Quad），它被广泛认为是事实上的反华联盟，是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策略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力量的一部分。

曾经的华沙条约成员国中所有的非苏联国家，现在都是美国领导的北约联盟的成员。俄罗斯通过2008年与格鲁吉亚的战争，以及吞并克里米亚和支持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阻止了北约吸纳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想法。同时俄罗斯试图巩固前苏联大部分领土的势力范围，部分以欧亚经济联盟的形式出现，其中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

俄罗斯还与中国形成了松散结盟，并与其他国家结成了自己的欧亚联盟：上海合作组织（SCO）。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包括伊朗和印度，不包括美国的军事盟友，但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除外。上海合作组织2005年拒绝了美国申请成为观察员的要求。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涵盖了世界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有俄罗斯这个面积最大的国家。

虽然上海合作组织的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但中俄军事合作是该组织定期军事演习的中心（下一次将于2018年9月在俄罗斯举行）。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成员包括美国战略界视为主要对手的三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思享君注：伊朗是观察员国）。

中国和俄罗斯也在加强与盟国的关系，以提高他们向海外扩张的能力。俄罗斯通过吞并克里米亚，防止了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港可能遭受的损失，俄介入叙利亚内战，部分是为了确保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

顶着美国和许多邻国的反对，中国对南海宣示了广泛的主权，并试图通过修建和强化人造岛屿来让其合法化。所谓的“珍珠链”（string of pearls）是指从南海到孟加拉国，再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由中国海军基地、民用港口和航运中心组成的一个网络，有些人认为这是对印度的战略包围。中国在非洲之角吉布提建立了一个军事前哨基地，离该国的美国基地不远。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量民间投资和商业活动也扩大了其全球影响力。

军备竞赛更证明世界已经从冷和平走向冷战。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正在扩大其核武库，中国似乎满足于较小的用于威慑的军事力量。

美国宣布将采取新的军事和经济措施，以报复俄罗斯部署一种新的导弹。根据华盛顿的说法，这违反了《中导条约》(INF)，该条约从欧洲取消了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与此同时，华盛顿的一些人认为，INF条约不必要地束缚了美国军方的手脚，国会在2018年国防预算中拨款5800万美元用于开发陆基巡航导弹。2016年12月，当选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让它成为一场军备竞赛”，他在推特上宣布美国“必须大力加强和扩大其核能力，直到世界对核武器感到满足为止。”在今年3月的年度讲话中，普京展示了一段高超音速导弹的动画视频，视频中显示的场景是美国的佛罗里达。

第二次冷战的间谍和破坏活动也正在进行。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2017年2月报告，美国受到俄罗斯和中国，伊朗和朝鲜的网络攻击威胁。美国声称，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黑客窃取了知识产权来帮助中国企业。2月，当时担任特朗普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马斯特在慕尼黑说，莫斯科“无可辩驳”地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此外，据美国称，外国在计算机网络中植入了可能影响美国电网的恶意软件，这种被指起源于俄罗斯政府的恶意软件“BlackEnergy”，曾用来攻击乌克兰电网。

但美国拥有自己的网络战力量。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成功对朝鲜导弹发射进行了网络攻击，造成其失败率很高。据称，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研制了一种恶意的电脑蠕虫“震网”（Stuxnet），旨在削弱伊朗核离心机项目。

第二次冷战同样陷入太空竞赛。尽管美国和中国都在谈论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比如派遣宇航员登陆月球或火星，但第二次冷战的太空竞赛是由军事意图推动的。2007年中国摧毁了自己的一颗卫星来验证反卫星能力，这种测试由于碎片造成的破坏而在20世纪80年代被美国和苏联阻止。

2017年夏季中国测试了一种基于卫星和地面站之间“量子纠缠”现象的超声间谍卫星，中国在这一技术领域超过了美国。为了摆脱对美国制造的全球定位系统的依赖，中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北斗导航系统。

自航天飞机计划退役以来，美国已将载人航天的领导权交给了俄罗斯，俄罗斯一直将宇航员送到国际空间站。由于缺乏任何现有的载人航天能力，美国已经退而让宇航员搭乘俄罗斯火箭前往国际空间站。更尴尬的是，五角大楼未来几年将依靠俄罗斯制造的火箭发动机来发射军用卫星，同时支持美国的备选计划——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资的联合发射联盟（ULA），以及马斯克的SpaceX。

第二次冷战中，对立的贸易同盟成为对立的军事联盟的补充。美国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就开始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路线。比如，奥巴马在世贸组织WTO共发起了23起投诉，其中14起针对中国。奥巴马政府用明确的反华语言刻画其贸易政策。《新闻周刊》2015年10月12日写道：

“TTIP和TPP都是关于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为与中国竞争建立的联盟……简而言之，这两个协议都被看作是美国和中国为制定21世纪贸易规则而进行的竞争。”

在2016年2月15日发送给白宫的电子邮件中，奥巴马总统坦率地将TPP视为在一个影响全球贸易规则的零和竞争中反制中国的措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确保是美国，而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制定本世纪世界经济规则……目前，中国希望制定亚洲商业规则，如果他们成功，我们的竞争对手将可以随意忽视基本的环境和劳工标准，使它们在与美国工人竞争时拥有不公平的优势。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要负责制定规则。”

为了捍卫TPP免受民粹主义等的批评，奥巴马政府动员了国家安全官员和外交政策名人，宣称该协议是由美国领导的全球反华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1月，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就谴责特朗普基于地缘政治理由撤出TPP的决定：“我担心的是我们将亚太地区交给了中国。”

特朗普政府击沉了TPP，而TTIP则由于欧洲内部和美国的反对而处于休眠状态。在《总统的2017年贸易政策议程》中，特朗普政府不认可冷战结束后其前任的多边主义，在贸易中推行“美国优先”策略（America First）：

“20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遵循这样的贸易政策：强调旨在促进外贸惯例渐进式变化的多边和其他协议，遵守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结果]我们发现在很多情况下，美国人在全球市场处于不公平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是时候采用一种新的贸易政策来捍卫美国的主权，执行美国的贸易法律，利用美国的杠杆打开海外市场，并且谈判商定更公平、更有效的新贸易协定。”

特朗普政府的批评者经常把他的经济国家主义描绘成重商主义的灾难性逆转，可能导致贸易冲突和世界战争的不可控的漩涡。这忽视了特朗普及其双边协议顾问，与奥巴马的多边方式具有相同的目标：阻止美国国内和全球市场份额进一步落入中国政府支持的公司手中。

作为其对中国经济战略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拒绝将中国列为“市场经济国家”，而这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条约中已经声明了的权利。 “中国制造2025”为了中国的利益而获取外国技术的计划震惊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他们都在考虑扩大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其中涉及外国参与者的兼并和收购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经济制裁是第二次冷战中大国对抗的另一种手段。就俄罗斯而言，美国的制裁政策侧重于迫使俄罗斯和外国个人和公司为其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政策而受到惩罚。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监督针对俄罗斯金融、能源和国防部门等的制裁。特朗普希望与俄罗斯改善关系，但俄罗斯与美国在ISIS和其他共同威胁方面的合作，受到2017年夏季国会通过的对俄更严厉制裁措施的阻挠。

第二次冷战中，马列主义作为一种好战信仰，给世界大战的地缘争斗增添了意识形态色彩，典型的一幕是苏联共产主义者拉了一帮临时伙伴结成联盟，对抗美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白人至上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而第一次冷战时期，西方民主国家则分化成反共产主义国家、支持共产主义国家和反-反共产主义国家。

有人认为第二次冷战涉及全球意识形态的斗争，即自由民主体制对新威权主义，以普京和X，还有特朗普为代表。这种论点的一种说法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是支持“基于规则的自由全球秩序”，它与国家资本主义或各种形式的经济国家主义，在经济领域形成对立，而新的“北京共识”则同时对政治和经济自由造成威胁。

这是没有说服力的。美国的盟友包含了军事独裁的埃及、专制君主制的沙特阿拉伯。普京的强人政治更像是北约盟国土耳其的埃尔多安，而不是中国的领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决策者的特权背景和技术官僚路径来说，美国出现与中国最类似的时期是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期间，而非民粹主义的外来者特朗普时代。

应该从广阔的历史视野看待今天的冷战。其前身第一次冷战是20世纪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它通过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经济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间接地进行，因为传统战争和核战争的高成本阻止了直接的军事冲突。

1914年至1989年间发生的三场世界大战，起源于德国、俄罗斯企业获取欧洲主导权。欧洲霸权对柏林和莫斯科来说都是必要的，它们可以把国家从单纯的地区力量转变为超级大国，规模可与美国一争高下。

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目标是统治欧洲。而希特勒更激进的选择是一个巨大的“种族纯粹”的德意志民族国家，“雅利安”先驱定居在东欧和俄罗斯的一个新的农业中心地带，而斯拉夫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则通过种族灭绝、饥荒等被迁移走。

1945年以后，苏联凭借其在欧洲东部的霸主地位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德国。如果没有东欧（包括东德）的技术人员和产业，仅俄罗斯，即便包括苏联从沙俄继承的外围国家，充其量可能是个地区强国。如果西欧富裕但弱小的国家，特别是西德可能被吓倒成为中立国，苏联的经济基础就会进一步扩大，这反过来又可能促使西欧按苏联方式进行贸易和投资，进一步强化苏联的实力。

柏林和莫斯科的雄心勃勃的“精英分子”是前三次世界大战的煽动者，第二次冷战则因当代唯一的全球大国——美国，谋求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无限制的全球霸权地位，而中国和俄罗斯对此作出反击而起。

“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是米尔斯海默推行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变体，认为在一个没有主权的无政府主义世界中，国家将倾向于尽可能多地积累相对力量。大国永远不会觉得自己足够强大和安全。俗话说“最好的防守是好的进攻”，或者如梅·韦斯特（Mae West）所说：“好事多多益善”。

纳粹德国图谋成为超级大国演变为赤裸裸的侵略，与疯狂的种族主义阴谋论分不开。但在以前，德国像弗里德里希·诺曼和马克斯·韦伯那样的自由主义者，就支持德国在中欧各国中成为一强，并在20世纪面对美国、英国和俄罗斯帝国仍保住其地位。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德国和欧洲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或俄罗斯人的附属国，那么德国对欧洲的征服就可以合理化为一种自卫。

现在我们知道，二战后斯大林没有侵略西欧的计划。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他认为德国和日本的最终复苏将引发新一轮类似前两次世界大战的资本主义内部战争。苏联要坚持扩大共产主义集团的机会，并准备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战争可能会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开始，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影响力的机会性扩张是预防型的。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毫不犹豫地将北约扩大到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边界，作为美国应对未来可能的俄罗斯复仇的对冲方式。我们同样没有理由怀疑，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官员真的认为消灭萨达姆、卡扎菲和阿萨德，并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扶持亲美统治者将改善美国的安全。同样也可以说，美国两党选出的总统继续把美国定为东亚地区无可争议的军事霸主，而不是中国。

一国视为预防的措施，其对手会视之为侵略。这就是米尔斯海默所说的“强权政治的悲剧”。正是在这种悲剧性的背景下，美国对全球霸权的追求必须被审视。这也不用说，从莫斯科和北京的角度来看，华盛顿以自我保护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名义使行为合法化，与美国努力包围和遏制俄罗斯和中国是一致的。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认为，看似无关的美国政策（包括北约扩张、美国在中东的战争、支持“颜色革命”以及急于“锁定”类似WTO和多边协议这类自由贸易规则等等），它们联系起来会形成一种感觉，在中国的长期崛起之前，美国塑造符合美国价值和利益的世界秩序，只有短暂的机会窗口，西方财富和权力的消散，不可避免地将削弱美国的影响力。那些将当代中国与1900年代（1900-1909——思享君注）的德意志帝国相比的可以获得反证。当代中国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沙俄：巨大、有耐心，并在authoritarian的治下逐渐现代化；而美国的所作所为则像德意志帝国一样。那时，德国“精英”担心俄罗斯财富和权力的增长使德国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他们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实现欧洲霸权。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中国实力上升的担忧，促使美国几届政府采取匆忙草率行动，以巩固其全球“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但在过去30年，美国构造长久全球霸权的努力已失败，美国的时间不多了。

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第二次冷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在第一次冷战后图谋全球霸权，而中国和俄罗斯予以抵抗。我的第二个论点是，如果将美国的胜利定义为面对中俄抵抗、特别是中国抵抗，仍然实现美国的全球霸权，那我认为美国在第二次冷战中将被失败。

根据那些“新冷战斗士”的言辞，美国的多种目标至少包括以下几点：中国接受美国在东亚的军事主导；中国接受没有其参与的、由美国及其欧洲和亚洲盟友起草的世界贸易规则；俄罗斯默许美国和北约在其边界的永久存在；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

无需争辩，这些地缘政治目标从美国的角度看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些目标无论好坏都不可能实现。让国家去承诺那些不能完成的任务，必将导致丢尽脸面的失败。

让我们仔细研究这些美国主流外交政策的目标：

1、中国接受美国在东亚的永久军事霸权

1990年代和2000年代冷和平20年间，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尽管中国人可能会抱怨，但他们最终会默认美国在东亚营造的和平，因为这服务于他们的商业利益，或是阻止了日本的军事化。

去年11月，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的圆桌会议上，总结了美国自由霸权主义的中国战略，丢弃了粗鲁的霸权政治的理想主义面具：

“我认为中国在经济方面做得很好，你不能用你的军队在这个地区扩大权力地位。这公平吗？不。这正义吗？不。我们有门罗主义而你没有。这就是现在的行事方式，很抱歉……我们遏制中国，中国人也认为我们正在遏制他们。”

在1997年时，至少还有可能相信，中国和日本、德国一样，会接受作为美国保护国这一地位，并且专注于成为出口导向型的民间力量。这种想法在今天是妄想。

美国在东亚的军事霸权是不可能的。鉴于中国国力和财富的持续增长，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形成在该地区中美军事对抗两极存在，中国、美国或加上地区其它强国分庭抗礼，或者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下降后中国成为地区霸权。

从美国及其盟国的角度来看，如果第三条道路不可行，延续与中国的低烈度对抗，可能要好于美国默许中国的势力范围和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对中国实行绥靖政策。但接受一个两极存在的、分化的东亚，包括美国在缓冲区内保持克制不挑衅中国，就标志着美国要从乐观的冷战后秩序中后撤，中国不再是美国主导下的亚洲和世界中只居于从属地位的民间贸易力量。

2、中国接受美国及其盟友起草而自身缺席的世界贸易规则

第二次冷战的另一个受伤者是全球“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至少是那些由美国及其盟友起草的、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规则，如TPP谈判。奥巴马政府声称，如果要参与TPP和TTIP将创造的多边市场，中国将被迫更多地按自由市场规则办事，这是荒谬的。

首先，TPP这个据称规模巨大的贸易同盟，主要参与者是美国和日本，两国已经与中国经济紧密相联，其它一些小型经济体也与中国存在大量贸易。至于跨大西洋的TTIP，美国和欧洲渴望中国的劳动力、消费者，甚至资本，这就反驳了中国为打入新的、更深的欧美市场将采用自由资本主义的说法。

以为21世纪早期美国、欧洲和日本可以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锁定”贸易和投资规则，中国被迫数十年或未来几代人都不得不遵守的想法，根本就是幻想。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某个时候，用其他指标、市场汇率来衡量，也将超过美国。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但中国将保持比美国或其欧洲和亚洲发达国家盟友更高的增速。

据普华永道（PwC）估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5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58.5万亿美元，美国将是34.1万亿美元，日本仅为6.8万亿美元。当然，可以肯定，美国和日本的人均GDP、人口构成中中产阶级消费者和工人的比例都比中国高得多。只有在中国发生了极具挑衅性和令人恐惧的行为，才可能阻止其经济稳定增长的惯性。

2015年，当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成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竞争对手时，奥巴马政府向美国盟友施压不要参与其中。英国却不顾特殊关系，在欧洲各国中带头与亚投行合作。正如新加坡的基肖尔·马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前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思享君注）当时在题为“ 为什么英国加入亚投行是美国衰落的迹象 ”的文章中写的那样：

“美国无法再主宰世界历史。新的大国崛起了。与大多数其他中等强国一样，英国人决定对冲他们的赌注，同时与中国和美国共事。这事关生存，如果伦敦不服务于崛起中的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利益，它在21世纪将被边缘化，因此，英国人别无选择，只能与中国合作。”

背信弃义的英国佬认为对的事，其它美国军事盟友也会认为是对的。特别是美国的欧洲盟友，你不要指望他们会牺牲自己与中国在商业关系中的利益。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还不会像第一次冷战时红军占领半个欧洲那样马上威胁到他们。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倡议旨在把远在西欧的国家联结到一个新的泛欧亚经济体系中，想想欧洲国家的经济利益，想想他们在经济萎缩或低增长中正寄望于海外市场和劳动力，那么，对抗中国的欧美经济联盟注定前景不妙。

3、俄罗斯默许美国和北约在其边界的永久军事存在，将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美国也可能被迫从冷战的目标中羞辱地退出，因为目标目前无法实现。

柏林墙倒塌后，美国宣称“势力范围”的观念已经过时。2013年奥巴马的国务卿克里宣布：“门罗主义时代已经结束。”

真的吗？转向公平竞争？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抵达俄罗斯边界是合法的，那么俄罗斯在古巴的新基地是否也可以接受？美国真的不会反对中国和墨西哥结成军事同盟，让中国在美墨边界建设军事设施，并让中国军舰在墨西哥湾挑衅性自由航行？美国的所有邻国，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历史上都曾被美国入侵过，那么，中国可以声称它的北美军事联盟纯粹是防御性的。

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美国都会发现“势力范围”是个治国有用工具。美国全球霸权的倡导者经常将大国与小国间的非军事区等同于臣服者，但像比利时、瑞士这样的非军事区和中立国，在国际外交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成为避免冲突的技术手段中的一种。19世纪，美国和英国作为军事对手，在俄勒冈地区分享共治了几十年，使大湖地区非军事化，双方还探讨开挖“中美洲运河”的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向斯大林建议，战后苏联可以在罗马尼亚获得90％的影响力，在保加利亚获得75％的影响力，英国与苏联分享对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影响力，并拥有对希腊90％的影响力。导致冷战的不是苏联人在1945年后的边界附近缺乏进攻力量，而是他们在整个东欧建立了共产主义puppet政权，加上其高度的军国主义和反西方外交政策。

美国通过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保持了第一次冷战的状态，它拒绝在红军击溃德国、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抗时进行干预。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政府坚持要求苏联撤出古巴的核导弹，并同意从苏联边界附近的土耳其移除北约导弹，从而打破了僵局。

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友在北约和欧盟的合作因俄罗斯的反对而搁置，实际上他们已经承认了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势力范围。俄罗斯不可能将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就像美国不会把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归还给墨西哥。解决乌克兰代理人战争的持久方案，将基于对亲俄罗斯地区的部分协商自治和乌克兰的整体中立化。东亚的解决方案，不是协商中立、权力分享，就是继续冲突。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政权下，俄罗斯和中国都不可能接受美国在其边界附近的军事设施和行动的合法化。

美国应该放弃沿袭第一次冷战而来、并已挑起第二次冷战的全球霸权图谋。应当成为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所描述的、不可通约价值（incommensurable values）社会的一个地缘政治版本，或称“暂时妥协”（modus vivendi）。

一个全球性的“暂行妥协”可能会有一些过去在大国协调和外交争端解决方面的类似特征。会有军控尝试，但不是完全的裁军，因为每个大国都有权维持对其防御至关重要的基本武装力量。

在新的“暂时妥协”中，势力范围和非军事区将成为外交谈判的合法对象，以此减轻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小国和弱国可能会担心此类协议对其独立性施加的限制，但这种不适无法避免，因为我们身处一个无论国内政府模式如何，主要基于军事和经济力量划分、组织的世界中。

在经济政策方面，有一个实用主义暂时妥协方案可替代无法实现的宏伟设计。全球经济不可能由一套单一规则来管理，不管是自由主义或其它。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经济模式，被所有国家、在所有发展阶段或在所有情况下采用。

在冷战时期，反国家主义的美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瑞典、计划经济的法国、经济国家主义的日本、实行进口替代保护主义的拉美国家，以及封建石油君主制的中东国家结成了地缘政治联盟。在冷战结束后，推崇自由资本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时常被东亚的成功国家所忽视。

华盛顿共识不会被北京共识取代，会被经济多元化取代。如果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发现双边主义或小多边（minilateralism）更适合他们的国家经济利益，那就没有理由对放弃全球经济单一规则表示惋惜，这个乌托邦目标的吸引力，从来没有超出技术专家、游说者和学者的狭隘圈子。

至于价值观，美国人不需要成为道德或文化相对主义者。虽然个人和私营团体可以根据他们所认为的universal values改变信仰，比如以后现代世俗自由主义或福音派新教的形式，但对美国政府来说，将那些并不认同这些价值观的国家视为非法政权的做法，并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简言之，真正的美国利益和有益的同盟关系都处于危险之境，美国应该对中国、俄罗斯或任何其它国家进行有力反击，但继续把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创造和维系一个全球“美式和平”划等号是愚蠢的，不仅美国的对手排斥它，美国的盟友也不太可能使劲捍卫它。只有平衡其资源和承诺，美国才能引导世界从新冷战回到新的冷和平。

[Irving Kristol（欧文·克里斯托，1920-2009），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教父”]

谢选骏指出：上文愚蠢，何以见得？因为它斤斤计较冷战的开始与结束，甚至还敢预言输赢——而不懂冷战是没有宣战仪式的，既然如此，冷战怎么可能有开始的确定日子呢？同时，冷战也没有结束的日子——因为第一次冷战与第二次冷战之间只有一个休止符——那就是苏联的瓦解。这个休止符所代表的休战期，被美国副总统彭斯几次讲话——看来他将是一位比川普更为重要的历史人物。据此可以说，1991—2018年是冷战的休战期——未来的历史学家如果是我的门徒，就会总结说——“1991—2018年是冷战的休战期”！因为我在1999年就预言了“七十年定律”（19149——2019年）！现在已经发酵的第二次冷战，炸药包就是共产党中国的“大国崛起”，导火索就是中国人大决定国家主席副主席的终身制。贸易战所争议的，是炸药包里的内容——加一点减一点，已不足以“重回休战期”了。所以连基辛格老贼都哀叹说：“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1991—2018年是冷战的休战期——就像1918—1939年是世界大战的休战期！

这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胜败，只有上帝知道了！

【025、1999年发生在北京的动乱和革命暴乱】

中国大陆“逢九比乱”，1919、19129、1039、1949、1959、1969、1979、1989、1999、2009、2019……那么，1999年发生了什么动乱和暴乱？

《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北约轰炸二十年的记忆追溯》（BBC 2019年5月8日）报道：

将近午夜时分的贝尔格莱德街头，塞尔维亚工程师弗拉达正在急匆匆地往家赶。当晚，他和20岁的儿子一起外出，但炸弹从天而降，电网瘫痪，一片漆黑，他想赶紧回家。

为制止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军队在科索沃针对阿尔巴尼亚族人的暴行，北约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联盟自1999年3月底开始空袭南联盟。时间回到当地时间1999年5月7日，由美军主导的空袭行动仍呈愈演愈烈之势。

几周来，弗拉达一家时常被迫与其他人一起挤在住宅楼的地下室里，听着空袭警报，祈祷他们的住房不会被失控的导弹击中。有的邻居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们的住宅楼就在中国大使馆旁边。这是重要的外交机构，肯定能保障附近住家的安全。但是，正当弗拉达和儿子在黑暗中走近住宅楼的玻璃门时，美军的B-2隐形轰炸机已抵达贝尔格莱德上空，并精准锁定了一个由中央情报局挑选并批准的目标。弗拉达最初只听到“嗖”的一声，根本没有时间躲闪。玻璃门被震碎，他们满身都是碎玻璃。“第一颗炸弹的冲击波让我们飞了起来，我们随即倒地。然后，炸弹一个接一个，砰砰砰，整座楼的护窗板都被冲击波扯掉了，所有窗玻璃都碎了。”他们十分惊恐，但并未受伤。五颗炸弹都击中了一百米外的大使馆。

此前，在这场未经联合国授权，并遭到中俄两国激烈反对的空袭行动中，美国和北约已经由于日益增加的平民伤亡而受到关注。现在，他们又轰炸了中国大使馆——中国主权的象征。轰炸后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从窗户逃离。很快，交际广泛的中国商人沈红就在贝尔格莱德的另一边听到了使馆被炸的传言。他感到难以置信。他父亲几天前从上海打来电话时还开玩笑说，他应该把新买的奔驰车停在中国使馆，以保障其安全。“我给一个我认识的警察打电话，他说，对，使馆确实被炸了。他让我马上过去。我才知道这是真的。”他到现场时，只看到一片混乱。使馆大楼还在燃烧，满身都是血和灰尘的工作人员还在从窗户往外爬。米洛舍维奇的党羽也来到现场，将轰炸大使馆事件称作北约暴行的最新案例。就在两周前，米洛舍维奇刚被国际法庭以反人类罪起诉。

“我们不能进去，有很多烟，没有电，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太恐怖了，”沈红说。中国商人沈红在轰炸事件中失去了两位好友。沈红看到了自己认识的使馆文化参赞，参赞将窗帘绑在身上从二楼的窗户逃了出来。“我们没看见他已经受伤，他自己也没注意到。我和他握手时才发现，我的手上都是血。我告诉他：‘你受伤了，你受伤了！’可是他看见血就晕过去了。”第二天，沈红得知，他的两个好朋友，一对新婚的记者夫妇——31岁的许杏虎和27岁的朱颖——已被一颗击中使馆客房的炸弹炸死。这两人都为中共党报《光明日报》工作。许杏虎是学外语的，会讲流利的塞尔维亚语。他发表了一系列题为《亲历炮火》的特别报道，记录了空袭期间在贝尔格莱德的生活。朱颖是该报广告部的美术编辑。她母亲听到朱颖的死讯时，悲伤过度，晕倒送医。朱颖的父亲只好独自一人赴贝尔格莱德处理女儿的遗体，扶棺痛哭。还有一位记者——48岁的新华社记者邵云环——也在事件中死亡。她丈夫曹荣飞眼部重伤，几乎失明。据信在使馆领导一个情报小组的武官也受重伤，被送回国时还处于昏迷状态。事件中共有三人死亡，至少20人受伤。

共有五颗GPS制导炸弹击中了中国大使馆，其中一颗穿过了大使官邸的屋顶，但没有爆炸，大使可能因此而幸免于难。在沈红看来，轰炸使馆是战争行为。第二天，他在贝尔格莱德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他举的牌子上写道：“北约：纳粹美国恐怖组织”。这场示威只是一个开始。

三名中国记者在事件中死亡。使馆被炸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就出现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说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双方坚持的立场越来越僵化。直到今天，关于这个仍然影响美中关系的事件的讨论，从网上论坛到美中官员的会议，还是围绕着这两个互相对立的看法。轰炸大使馆事件引发了许多猜测，其中不少未解的问题和不清楚的细节被编织在一起，形成阴谋论。这些阴谋论曾出现在一些世界上最受尊重的报纸上。

尽管美国一直否认，但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相信，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是蓄意行为。然而，就像一位前北约官员所指出的，事件至今已20年，仍未有清楚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说法。轰炸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美国和北约很快就公开宣布这是一起事故。但同时，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则将其称作“战争罪行”和“野蛮行径”。

在空袭南联盟期间，驻布鲁塞尔的北约发言人谢伊（Jamie Shea）每天用其伦敦东区口音发布最新战况。事件当晚，他半夜从睡梦中被叫醒，并被告知他第二天早晨将必须面对国际媒体。事件刚刚发生，信息不全，但他必须对事件作出最初的解释，并表示歉意。他在记者会上说，北约军机“炸错了建筑物”。“这就像一起火车事故或车祸，你知道出了什么事，但你不知道出事的原因，”20年后，谢伊这样回顾那起事件。“确定原因花的时间要长得多……但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打击外国使馆并不在北约计划之中。”

一个多月后，美国才向中国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释：使馆被炸是由一系列基础性错误导致的。美国官员说，真正的打击目标是南联盟军需供应采购局总部（FDSP），一个负责国防设备进出口的政府机构，距离中国大使馆有几百米远。其灰色办公楼保留至今。北约原本希望空袭行动只要持续几天，就可使米洛舍维奇就范。但是，到5月7日，空袭已经持续了六个星期，北约急需找到数以百计的新目标，以维持空袭行动。一般情况下并不参与选择目标的中央情报局决定，应该轰炸南联盟军需供应采购局总部。但是，美国最主要的情报机构却使用了一张错误的地图。

炸馆事件两天后，美国国防部长科恩（William Cohen）说：“简单地说，我们的一架飞机攻击了错误的目标，因为轰炸指令依据的是一张过时的地图。”他指的是一张美国政府使用的地图，中国大使馆和南联盟军需供应采购局总部的正确位置都没有在此地图上标出。美国情报人员只有南联盟军需供应采购局总部的地址——艺术大街（Bulevar Umetnosti）2号。他们用了一种基本的军事导航技术来大致确定其坐标。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George Tenet）后来说，这种技术非常不准确，根本不应该用这种方法来确定空袭目标的位置。

特尼特说，不仅如此，情报机构和军方用来交叉核对目标的数据库都没有列入大使馆的新地点，尽管许多美国外交官都曾进入这座使馆大楼。任何到过这个地点的人都会看到，这是一个封闭式的大院，里面有一座盖着东方式绿色琉璃瓦屋顶的五层大楼，门口有一块标明中国大使馆的青铜门牌，十多米高的旗杆上飘着一面亮红色的大号中国国旗。中国大使馆的正面几乎没有受损。

对许多人来说，中情局的解释很难令人信服——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轰炸了一个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家，而且是最反对北约空袭行动的国家之一，其原因仅仅是地图出错了。中国政府对此完全不接受，说这种说法“毫无说服力”。

1999年6月，美方派特使赴中国解释轰炸大使馆事件时，中国外交部长对他说：“‘误炸’结论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能接受的。”但是，如果不是误炸，美国为什么会蓄意对中国进行袭击呢？1999年5月8日是个星期六。驻北京的美国外交官阮大为（David Rank）早上起床，打开电视，收看CNN新闻台。

电视上正在播放贝尔格莱德的现场画面，中国大使馆在暗夜中燃烧着。当天下午，成千上万的愤怒的中国示威者就开始在美国大使馆外面聚集。阮大为当时还相当镇定，他打电话给他的上级——美国大使馆政治处主任。“我说，吉姆，你知道，这是最难以置信的事情。”

阮大为急忙从住处来到美国大使馆，使馆官员正试图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显然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是，这肯定是，而且必须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非常显然，这是一起‘战争迷雾’事故……当时我没想到此事会成为一个大问题。显然它是个大问题，但我没想到它会成为那样一个失控的事件，”阮大为回忆说。其后的几个小时里，外界开始了解中国政府和民众将作出怎样的反应。

阮大为的中国朋友们纷纷给他打电话，这些普遍持自由派观点的中国人对轰炸大使馆事件表示愤怒。美国驻华的记者们也接到类似的电话，一些本来立场亲美的中国人感到震惊，感觉遭到了背叛。

中国官方媒体已经推出了一个清楚明白的说法——美国轰炸中国使馆，违反了国际法。“我从很多很多中国人的嘴里听到了完全相同的说法，那是几乎每个字都一样的、表达真实愤怒的话语，”阮大为说。当天下午，成千上万的学生走上北京街头，聚集在美国大使馆外。示威活动很快就开始向暴力的方向发展。“他们把地砖翻了出来。北京的人行便道没有铺水泥，铺的是大块的地砖。他们把地砖翻出来砸碎，然后把砖块往墙里扔，”阮大为说。包括美国大使尚慕杰（James Sasser）在内的十几个使馆工作人员躲在一座楼房里。许多砖块砸破了玻璃窗，落在楼内。使馆的车辆也被损毁。

示威者发出的讯息很明确：炸馆是蓄意行为，因此，就像一条标语所说的，要“血债血偿”。第二天，示威人群进一步扩大，有的报道说有十万人参加。示威者冲入使馆区，向英国和美国大使馆投掷石块、油漆、鸡蛋和混凝土块。使馆发言人比尔·帕尔默（Bill Palmer）也被困在一座楼里。他当时说：“我们感觉就像人质一样。”

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以后的十年间，由于政府的严密控制，如此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还前所未见。这一次，民众的愤怒并不是指向共产党。但是，随着“六四”镇压十周年纪念日的临近，政府不得不保持平衡，既要允许民众发泄愤怒，又要维持住对局势的控制。

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罕见地发表了一次电视讲话，对抗议者表示支持，但同时警告说，示威活动必须“依法有序地进行”。但是，美国大使尚慕杰受困于驻北京大使馆内长达四天。抗议并非只局限在北京。那个周末，上海等城市也出现了示威人群。在成都市的美国总领事官邸被人纵火焚烧。

秦伟平当时18岁，是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干部。他说，抗议者们当时并不知道北约已经为他们所说的“误炸”道歉。“政府隐瞒了这条重要信息，他们没告诉我们，所以每个年轻人都感到愤怒。我们只想上街抗议美国。”他说，校方最初要求学生必须待在宿舍里。但事件发生24小时后，校领导通知他，上级要求组织三万名学生在美领馆附近街道上示威，航海学院需要出500人。

热血沸腾的学生们抽签决定谁去参加示威。当局用巴士将学生送到现场，让他们读已经准备好的声明，声明里都是官媒使用的生硬的套话。“他们给我们很长的句子，可是在街上很难用长句子说话。”他决定喊口号，声讨北约和美国的“邪恶”。秦伟平当时是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领袖。“我们当时都是年轻人，就是感到愤怒。我们的情感像波涛一样倾泻出来，” 秦伟平说。他现在定居美国，经常在YouTube网站上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脱口秀视频。

阮大为也认为，示威人群的愤怒是真实的。“我觉得，如果你说这都是体制制造出来的，那真是低估了中国人民，”他说，“他们是真正地愤怒。”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政府对民众展开系统的民族主义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小学教科书、大学课程和大众传媒都致力于灌输这样一种观点——中国拥有伟大而仁爱的文明，但曾遭受西方霸权的压迫和羞辱。中国大使馆被炸，似乎印证了这种宣传的真实性。“我认为，普通中国人的愤怒，只有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他们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因而憎恨西方，”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专家葛小伟（Peter Gries）这样评论。

刘明福是一位解放军退休大校，以对美国持强硬立场闻名。他认为，一系列事件可以证明美国正在打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而轰炸大使馆事件就是其中之一。“那完全是故意的，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轰炸，而不是事故。”后来，美国就此事件赔偿中国2800万美元，而中国也因为美国驻华使领馆在示威中受到破坏，向美国支付近300万美元的赔偿。另外，美国还向伤亡者家属支付了450万美元。

但是，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在那场战争中究竟做了什么？就在使馆被炸前的那天中午，杜桑·扬季奇（Dusan Janjic），一位主张民族和解的塞尔维亚学者，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一家高级餐馆与一位好友共进午餐。扬季奇的这位朋友名叫任宝凯，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担任武官。扬季奇说，任宝凯出奇地坦率，告诉他中国正在针对北约和美国的军事行动进行谍报工作，并跟踪监视北约军机。任宝凯邀请他当晚去大使馆吃晚餐，因为他知道他喜欢中国菜。“我开玩笑说，‘得了吧，你们会被轰炸的！我才不去呢！’”扬季奇回忆说。当然，他只是在说笑，而并非真的认为使馆会被攻击。

扬季奇当晚没去使馆吃饭。炸弹击中使馆时，任宝凯被甩到天花板上，然后落到爆炸留下的弹坑中。他陷入昏迷，第二天早晨才在地下室里被发现。五颗导弹击中了大使馆，其中一颗没有爆炸。五个月之后，1999年10月，两份报纸——英国的《观察家报》和丹麦的《政治报》——发表文章说，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可能是故意的，而武官任宝凯主导的行动可能促使美国做出了攻击的决定。

这两份报纸引述北约内部的消息人士说，中国大使馆成了南联盟军队的“无线电转播中心”，因此从禁止轰炸的目标清单中被移除。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该报道是“胡言乱语”。英国外交大臣库克也说该报道“没有丝毫证据”。该报道的作者包括延斯·霍尔舍（Jens Holsoe），他自1995年至2004年担任《政治报》驻巴尔干地区的记者；还有约翰·斯威尼（John Sweeney），当时任《观察家报》记者，后来又为BBC工作。20年后，他们仍然坚信报道的准确性，认为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是故意的。

霍尔舍说，最初促使他展开调查的是中情局局长特尼特的公开发言。他当时说，卫星图像没有显示出该目标是一个大使馆，“没有国旗，没有标记，没有清楚的标识”。但实际上，这些东西现场都有。霍尔舍说，他的消息来源包括一名很高级别的丹麦军方人士，此人当时一度表示愿意公开证实美国轰炸中国使馆是故意的。“然后他突然退缩了，他说如果他就此事再跟我说一个字，他可能就会被撤职，甚至吃官司。”霍尔舍说，当时很清楚，塞尔维亚军队和中国之间有军事合作，他本人就曾亲眼看到南联盟军车进出中国大使馆。

美国官员对《纽约时报》说，轰炸大使馆事件后他们得知，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情报收集平台。武官任宝凯活了下来，后来晋升少将军衔。他拒绝了BBC的采访请求，他说是因为他已退休。侥幸逃生的中国大使潘占林后来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否认中国大使馆曾被用做南联盟军方的“转播中心”，也否认南联盟曾将击落的美军F-117A隐形战斗机的残片交给中国作为交换。

我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那是地图的错误，是很糟糕的错误。许多人相信，中国确实得到了F-117A的残片，目的是研究其隐形技术。还有人猜测，中国利用北约的空袭行动来测试追踪隐形轰炸机的技术。但是，即使这都是真的，美国真的会甘愿冒如此大的风险，蓄意轰炸中国大使馆吗？对这个问题，连前南斯拉夫政府的内部人士都没有一致的看法。一位前南联盟军事情报官员告诉BBC，他相信炸馆是故意的，中情局的解释是可笑的。但一位已退休的前南斯拉夫军队上校则说，他相信美国政府的说法。“当坏事发生时，所有人都觉得肯定有一个秘密的原因，肯定不是错误，而是阴谋，”前北约发言人谢伊说，“我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那是地图的错误，是很糟糕的错误。”

这是4月下旬的一个晴朗的日子，轰炸事件纪念碑前放了十几束鲜花。沈红不由自主地要去重新整理这些花束。他常常到被炸使馆旧址来凭吊他死去的朋友们。他并不孤单。每天都有一车车的中国游客来到此地，看这块纪念碑，还有附近的孔子塑像。一对来贝尔格莱德度蜜月的年轻中国夫妇，小张和小何，也来此地凭吊。他们与许杏虎和朱颖死去时的年龄差不多大。“三位我们的同胞在这里死去，我们小时候就知道这事，所以现在要来看看，”小何说。一位姓杨的导游带着三十几名中年中国游客，乘巴士在巴尔干地区进行为期两周的观光。他说，使馆旧址是必来的一站。“我们的使馆被美国人炸毁了，所有中国人都知道。”

使馆旧址被重新开发，将成为欧洲最大的中国文化中心之一。1999年时，中国还没有成为一个经济、技术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当时，中国一心致富，其外交政策远远没有今天这样令人瞩目。但20年后，中国意识到自己已经和美国一样成为世界顶级强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其野心。被炸使馆的旧址被重新开发，将成为欧洲最大的中国文化中心之一。其象征意义不言自明：一块在西方霸权下经历屈辱和悲剧的土地浴火重生，成为展现中国灿烂历史的闪亮殿堂。这显示，北京无意遗忘炸馆事件，而是想以此证明，美国是一个意图伤害中国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曾驻北京的外国外交官们说，此事件至今仍时常在谈话中被提起。但是，即使是那些当年曾要求北京立即采取报复措施的中国鹰派人物，现在也认为，幸亏中国当年的反应没有失控。没有美国人在抗议活动中死亡，双方的赔偿协议使北京得以暂时搁置此事。“我们当时是发展最快的国家，每年经济都是两位数增长。如果我们那时候因为战争而停止发展，我们会损失很大，”沈红说。他这样说的时候，又一队中国游客来到这里参观。“我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人，通常会更倾向于战争手段。但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们当时做得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能和美国人平起平坐了。”

谢选骏指出：有两位纽约的中国民运人士，一位被另位夺了权。失去权力的那位到美国驻在欧盟的领馆门前抗议美国轰炸中国使馆，但三年以后却被中共从越南秘密绑架回了中国，判处终身监禁。而夺了权的那位则在美国为美国辩护说美国不是故意打击中国使馆的。至于身在北京的美国外交官阮大为（David Rank）则更加愚蠢了——竟然以为中国街头的暴力活动是自发的、没有获得官方许可的。实际上我相信，这是1999年的轰炸和暴乱，是两个强权互相角逐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的具体参与者都是一些棋子罢了。简单地说，“1999年北京了动乱和革命暴乱”，它与“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是截然不同的——因为1999年的这次，得到共产党许可并支持，所以可以立即平息。

【026、2002年效应终于得到了证明】

《中日英加19国同时减持美债俄罗斯操作最夸张》（2018-06-20 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自打每经小编念书起，就被教科书牢牢地灌输了几个概念：

美元是国际大宗商品贸易最常用的计价货币，美国国债是全世界最安全稳定的投资品种之一，美国国债收益率近乎等同于“无风险利率”的标杆……

正是因为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主导地位，美国长期以来享受着“薅羊毛”的好处，并可以通过自身的货币政策“收割”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

不过世殊时异，这样的局面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近日，每经小编在美国财政部官网的某个角落里，找到了一份“泄露天机”的原始文件。

根据美国财政部6月15日披露的最新数据，持有美国国债的外国当局在今年4月间纷纷减持，在前十大“债主”中，只有巴西和开曼群岛没有减持美国国债。

第一和第二大“债主”中国和日本在4月间分别减持58亿和123亿美元，英国、印度、加拿大、韩国、墨西哥、瑞士、爱尔兰等国也加入减持行列。

根据美国财政部列出的清单，共有19个国家在4月份抛售了美国国债。其中操作最“秀”的肯定非俄罗斯莫属：俄罗斯在一个月内，将手头持有的美国国债抛售了一半！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方面特朗普带着美国不断“退群”，另一方面地球上的小伙伴们也在“用脚投票”，逐渐尝试在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之外寻找空间。

多国大幅减持美国国债

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显示，4月中国所持的美国国债规模环比减少58亿美元，总规模降至1.1819万亿美元。

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美联储鹰派加息的双重压力下，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减少美债持仓。

美国国债第二大海外持有者日本更是连续3个月减持美国国债，每个月减持规模接近100亿美元，令其美国国债总持仓降至2011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日本减持美国国债高达803亿美元。

除此之外，美国国债的“大买主”英国、爱尔兰、瑞士、卢森堡以及美国的北美近邻加拿大、墨西哥也在抛售美国国债。按减持比例计算，爱尔兰在4月抛售175亿美元美国国债，减持规模超过5.5%；墨西哥减持33亿美元，减持比例高达11.7%。

野村证券外汇策略师罗切斯特认为，由于美国强硬的加息政策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的“美元荒”，很多国家选择抛售美债收回资本。

以日本为例，由于4月份日元兑美元汇率一度升至年内最高值104.54，导致大量日元利差交易回流：众多日本投资机构纷纷抛售美国国债，将美元换成日元以规避海外投资头寸汇兑损失风险。印度、菲律宾、墨西哥减持美债，则是由于4月下旬美元大幅上涨导致本国货币汇率遭遇下跌压力，不得不抛售美债筹集美元干预汇市。

根据金融时报数据，美国国债收益率在今年1月到4月间大幅上升，反映出市场抛售压力使得美国国债价格下跌。

俄罗斯加速“去美元化”

今年4月，减持最“疯狂”的要属世界杯东道主了，俄罗斯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从今年3月的961亿美元下降到4月的487亿美元，一个月内减持超过49.5%。

对此罗切斯特指出，俄罗斯之所以在4月份减持近半数美国国债，一方面是俄罗斯央行押注美联储会鹰派加息，因而提前大举减持美债规避美债价格下跌风险；另一方面是当时俄罗斯卢布面临新一轮下跌压力，俄罗斯套现美债回笼美元，也有干预汇市稳定卢布汇率的需要。

每经小编注意到，俄罗斯的“去美元化”进程并非只有减持美债这一个动作，此外俄国还在增加黄金储备、增加人民币结算比例。

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俄罗斯今年一季度买入41.7吨黄金，蝉联第一大买家。这是俄罗斯黄金储备连续39个月增加。截至5月1日，俄罗斯的官方黄金储备达到1890.8吨，占俄罗斯央行外汇储备的17.6%，排名全球第六。

RT电视台（今日俄罗斯）报道称，自从2000年以来，俄罗斯黄金储备增加了500%以上，尽管如此这仍低于俄罗斯总统普京设立的储备目标。

与此同时，俄罗斯过去20年来还大幅开采国内黄金矿场，黄金开采量几乎翻了一倍。根据俄罗斯黄金生产商联盟的数据，仅过去十年，该国的生产商就开采了2189吨黄金。

莫斯科地质科技研究所副所长莱斯科夫称，俄罗斯黄金产量目前仅次于澳大利亚和中国，位居世界第三，但不用十年这一格局就可能发生改变。

RT称，俄罗斯主要的黄金开采公司正计划将产量翻番，从而使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二大黄金生产国。

与此同时，俄罗斯企业在进口中国商品时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例，从三年前2%提升到了15%。

在今年的俄罗斯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美国的制裁损害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信任。”

俄罗斯财长Siluanov曾经表示，如果欧盟方面释放善意，俄罗斯有可能会放弃用美元清算，在国际贸易中改用欧元结算。

据塔斯社报道，今年5月8日普京曾表达过摆脱“石油美元”束缚的想法，“目前石油交易大多是用美元结算，这是我们今后想要摆脱的一个负担。”

谢选骏指出：震惊世界的《天子七书》（《天子经注集》）1991年曾经写道——「一九九一」，神奇的数字！这一年必有巨大事变临头。「一九九一」，神奇的数字！类似的年数，每百年一降，头尾两数同，中间两数亦同：如，一九九一，一八八一，一七七一，一六六一，一五五一，一四四一，一三三一，一二二一，一一一一，一〇〇一，此逆推。二〇〇二，二一一二，二三三二，二四四二，三五五二，二六六二，二七七二，二八八二，二九九二，此顺延。而我们这不满百岁的短短一生，竟然遭逢两次，「一九九一」，「二〇〇二」，且是在如此集中的十二年间！这能不引发全球规模的超级动荡？「一九九一灾变」，小试锋芒：「一九九六--一九九七急转直下」；「二〇〇二将不忍卒睹」。现在，已经掀开一九九一的第一页，全书的内容有谁预知？

——2002年，正是中国正式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年！而现在2018年，2002年效应终于得到了证明。

【027、新年贺词显示改朝换代心理流行】

网上有条祝福语：

工作顺治，生活康熙，体魄雍正，功（*）业乾隆，万事嘉庆，前途道光，财富咸丰，內外同治，千秋光绪，亿（**）众宣统！

大清全体皇帝预祝朋友们春节幸福快乐！鸡年大吉大利！

（*原文为“事”，但和下文“万事嘉庆”的“事”重复了，谢选骏改为“功”。）

（**原文为“万众宣统”，但和上文“万事嘉庆”的万重复了，谢选骏改为“亿”。）

谢选骏指出：

皇帝给庶民拜年，这显出强烈的改朝换代心理。

死人给活人拜年，这显出渴望天翻地覆的心理。

改朝换代，就是革命。

革命一般指“关于意图推翻政权的武装活动”，也叫“举事”、“阴谋颠覆政府”。

在汉语中，古代以王者受命于天，故称王者易姓，改朝换代为“革命”。比喻指改朝换代，例如：商汤推翻夏朝的行为称为“汤武革命”。《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古代中国人相信上天授权统治者管理天下，乃为“天命”。当统治者失德，不敬天，不法祖，不勤政，不爱民，弄得天怒人怨，天命就要更改，这就叫“革命”，即“革除天命”。革，变革；命，天命。

革命在政治学上经常相对概念是“改革”。前者是对现行体制推翻或取代，后者则是体制内大规模修改，通常是有系统的计画。

现代“革命”一词，是英语：revolution的对应译名。这个名词源自拉丁语：revolutio，本意为翻转。这个字在13世纪时，成为法语：revolucion，并于14世纪进入英文，成为英语revolution。

按照现代观念，社会革命可以理解为：一个利益团体为争夺另一个利益团体的利益，从而产生的武装暴力手段。在现代中国，孙中山认为，革命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先有一建设计划，然后去做破坏之事，这就是革命之意思。

明治维新的“王政复古”，类似欧洲意义的“革命”。在前工业时代的欧洲思想观念里，由于人、社会与自然都是神所创造，和谐共存，形成一种宁静秩序。如果自由民单方面依赖旁人，并且失去了“德（virtus）”，即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统一，那么整个社会、单独的团体及个人，都会受到持续存在的corruptio （堕落）的威胁。这就可以回到原点，由“乱”重新回归到“治”。实际上，我们从现代革命运动一直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总是可以看到回归“旧秩序（公正、公平）”这样的要求。今天“revolution”的新含义，是1789年后产生的观点。

“革命”在社会学以及日常口语中，通常表示一种极端、常带有暴力、对现存政治和交际关系社会变革（颠覆）。它由创新者尽可能秘密组织团体发动，并得到大多数人支持。

如果没有极端社会变革，只是由一个组织或者一个紧密联系的关系网发动，且只有较小群众基础，一般称这种行为为“政变”，或者有军队参与时称为“叛乱”。这时“革命”就成为一种辩解。

“革命”这个概念，还被用于没有在很短时间内发生的社会变革，例如全球范围持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或者从英格兰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的，发生于1750到1850年间的“工业革命”，而这个“革命”又成为这段时期各个政治“革命”的前提条件。

革命，指权力或组织结构的根本性改变，这些改变是在相对短暂的时间中发生。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进行之重大变革。

进一步的延伸，人们改造自然的重大变革也被称为“革命”，有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等。而人们改造社会之重大变革，也叫社会革命。革命不同于改革，一般而言，革命是指由下而上对当前制度进行根本上的变革，例如在政治层面上，由下而上以暴力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社会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往往由于新的技术发明推动。相对来说，改革则是由上而下的变革。

革命与起义或叛乱有本质上的分别，前者目的是为了改变政治制度，著名例子有法国大革命。后两者则为了更换当前的政权，而非制度革新，例子有大泽乡起义到太平天国等一系列事件。因此，严格来说中国第一场真正的政治革命是辛亥革命。但迄今没有完成，因为中国现在流行的“只有共和没有民主”的专制制度。

回到上述“新年贺词”依然是“只有共和没有民主”：

工作顺治，生活康熙，体魄雍正，功（*）业乾隆，万事嘉庆，前途道光，财富咸丰，內外同治，千秋光绪，亿（**）众宣统！

大清全体皇帝预祝朋友们春节幸福快乐！鸡年大吉大利！

皇帝给大家拜年，这是共和；但是民主呢？选举呢？一人一票呢？税务透明呢？全都没有！

所以中国需要改朝换代！

只有改朝换代，才能降低税负！

只要改朝换代，物价立即下降一半！

谢选骏还指出：为何戊戌变法、“光绪改革”不能成功？原因之一，就是西太后这个老妖婆，竟然用她公公的“道光”，来延续她继子的“光绪”，这就犯了名讳、乱了伦常。所以老妖婆一死，“大清朝”就变成了“大倾巢”。

倾巢之下，安有完卵？

伪清的覆灭，连带四万万清奴一起受害，迄今百多年了，只有共和，没有团结、没有和平、没有民主，仍未结束社会苦难。

悲哉。

中国亟需改朝换代。

2017年大年初一

【028、2018年，喜乐的一年】

《别了，2018！美媒：悲苦的一年》（2018-12-30 球网）报道：

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多国发起贸易战引发国内外批评，英国陷入“脱欧”乱局、法国爆发“黄背心”运动、德国政府遭遇执政危机、俄罗斯总统普京支持率罕见下跌。不只是大国，意大利经济滑向衰退、瑞典至今没能组建政府，许多国家都步履艰难。这种动荡与争执使得俄罗斯世界杯的欢乐以及朝鲜半岛的局势缓和被大打折扣。

“别了，2018”，27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制作了一段4分16秒的视频，回顾这一年全球的关键性新闻事件，称其决定了未来世界的走向：1月，土耳其出兵叙利亚驱赶库尔德民兵武装，美国联邦政府关门；2月，祖马辞去南非总统职务，美国佛州枪击案造成17人死亡；3月，俄前间谍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中国两会举行，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4月，叙利亚杜马镇“毒气事件”导致70名平民死亡，朝韩领导人会晤；5月，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6月，“金特会”，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7月，美国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8月，苹果公司市值达到1万亿美元；9月，大火烧毁巴西国家博物馆2000万件藏品，印尼地震海啸导致2256人遇难；10月，卡舒吉遇害，巴西选出新总统；11月，美国中期选举，欧盟与英国达成脱欧协议，俄乌刻赤海峡冲突；12月，法国“黄背心”抗议。

日本时事通讯社27日评选的2018年十大国际新闻分别是：美中贸易战、“金特会”、美国退出多个国际协定、土耳其里拉危机、法国“黄背心”运动、俄乌对峙、沙特记者失踪、希腊经济好转、印尼海啸、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对“重大新闻”的评判，各方视角不同，涉及到国内新闻时更是如此。美联社27日评选的国内十大新闻包括了“通俄门”调查、加州野火、移民问题。韩国媒体更为关注“三场文金会加速半岛和平进程”“两位韩国前总统被判重刑”“平昌冬奥会成功举办”。至于德国，国家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铩羽而归、默克尔的执政危机则是重头新闻。

“2018年是灾难年”，德国《世界报》28日称，气候变化引发的灾难今年让各国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包括加州野火、南欧干旱、日本水灾等。如果各国不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大量的致命野火、洪水和超级风暴将给人类的未来投下阴影。

在美国彭博社看来，2018年对于多国领导人来说是“悲苦的一年”。包括特朗普、英国首相梅、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报道称，特朗普天天上新闻想让美国人相信他的当选是好事，但眼下美国股市动荡、财政赤字居2012年以来最高，虽发动了贸易战但贸易逆差处于10年最高，他的“A团队”中65%的人已被替换，除以色列、韩国等少数国家，几乎每个地方都认为美国衰落，人们越来越确信美国不在乎别国的利益。去年，马克龙看起来像是西方世界的大希望，他提出全面改革计划以及建立更紧密欧盟的大构想，现在他不得不败退，“黄背心”骚乱使马克龙做出了110亿欧元的让步。默克尔遭受党内哗变影响，政府陷于瘫痪，她被迫放弃党的领导地位。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28日载文称，普京今年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但在很不受欢迎地提高退休年龄后，支持率下降，经济和民众收入停滞不前，由于俄未能与美国建立可行的关系，普京在海外步履维艰。对于印度总理莫迪，2019年该国将举行大选，但他已输掉三个邦的选举。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过一场选举胜利巩固了权力，但他没管好土耳其的经济，土耳其里拉是世界上表现最差的货币。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媒体的报道都是极其片面的，即使他们加在一起也是如此。举一个例子，2018年，谢选骏写作完成了全集130卷，出版完成了93卷——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上面这些报道却没有提及，可见他们的“悲苦”总结都是大错特错了。应该说，2018年充满了感恩——2018年，喜乐的一年。

【029、2018年是共产党中国的最后晚餐】

《中国经济急剧放缓，习近平面临严峻挑战》（KEITH BRADSHER, AILIN TANG 2018年12月17日）报道：

本周，乘客们在等候离开东莞的火车。在春节开始前两个多月，工厂已给很多工人放假。

中国东莞——中国消费者和企业正在失去信心。汽车销售大跌。房产市场动荡。距春节尚有两个月，一些工厂已提前给工人放假。

近几个月，中国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给国家主席习近平带来了其执政六年以来可能最大的挑战。在国内，他面临重振经济增长可能会加重该国一些长期问题的困难抉择，比如沉重的债务负担等。在国际舞台上，随着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加剧，他已被迫对美国做出让步。

这对他的伤害有多大，可能取决于像余洪这样的中国工人发现工作岗位消失的严重程度。在最近的一个下午，46岁的余洪搭上了回湖北老家的火车，他有近三个月的无薪假。他打工的那家东莞灯具厂大幅削减了工资、缩短了工时。“现在大环境不一样了，”余洪说。“对于农民工而言，希望能多赚点。”

东莞一家倒闭的工厂。“现在大环境不一样了，”一位在车站搭乘火车的农民工说。由于中国经济数据的不可靠，很难衡量经济变缓的程度。但已有迹象表明，该国的问题正变得严重起来。周五，中国官方公布的月零售总额和工业增加值意外疲软，给全球股市带来压力。许多经济学家称，此次经济放缓是10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当时中国被迫注入了数万亿美元，防止经济脱离增长轨道。“习近平把中国比作任何风暴都撼不动的大海，但此刻袭击它的暴风雨是多年来最强大的，”伦敦伊诺多经济公司(Enodo Economics)的首席经济学家戴安娜·乔伊利瓦(Diana Choyleva)说，她估计增速甚至低于金融危机期间。

过去20年来，飞速增长的经济给了中国领导人一个更大的平台。自中国首次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以来，北京一直不需要向华盛顿或其他世界大国寻求帮助。长期以来，作为一股增长动力和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一支稳定力量，中国在谈判中大体上都处于优势地位。

习近平主席再也没有这样的优势了。他前所未有地巩固了对中国政治、社会生活和经济的控制。今年，他取消了任期限制，为自己成为终身主席——如果他选择这么做的话——打下了基础。尽管和美国的贸易战提供了一只易寻的替罪羊，但公众对长期经济下滑的指责最终可能会落到他身上。政府已经下令审查经济方面的坏消息。

习如今面临更多的外交权衡。中国当局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显然是对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一名中国电信企业高管的报复。但在逮捕一事及另外的黑客攻击指控上，中国官员对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更为平静的语调，因为贸易战的陡然升级可能会严重损害经济。特朗普总统已觉察到了他的优势。“中国刚刚宣布，由于我们和他们的贸易战，他们的经济增长严重低于预期，”他周五在推特上说。（经济减速始于关税征收以前，但关税损害了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如继续征收或加重将更为受挫。）

由于中国政府对重要行业和金融部门的牢牢控制，如遇经济下滑，他们实际上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拥有更多杠杆来进行平衡。今年春天，北京曾经试图让经济摆脱对债务的依赖，它是造成经济下滑的主因，但眼下正在逆转这种做法。

中国已开始加大政府主导支出这类在过去曾拯救经济的措施。为许多公路铁路施工单位提供装备的国有巨头徐州工程机械集团的董事长王民说，销售额比一年前下跌了一半。监管机构还下令银行向民营企业提供更多贷款。部长们承诺对没有裁员的企业进行补偿。环境控制的执行力度正在减弱，方便污染工厂继续生产。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到明年年中，经济增长将有所改善。到目前为止，中国似乎避免了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那样的大规模失业。但中国刺激经济的选择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有效了。中国的未履行债务小幅但显著上升，令一些放款人感到紧张。自金融危机以来采取的规定，使中国的银行管理人员对无法偿还的贷款负有终身责任，这让他们对扩大融资维持陷入困境的企业更加谨慎。政府主导的支出增加了庞大的债务负担，使这种长期拖累经济增长的情况更加严重。

从纸面上看，中国经济一如既往地表现良好。官方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截至9月份的三个月，中国经济增长了6.5%。但在表面之下，经济正在急剧放缓。外国投资上个月大幅下降。过去三个月的汽车销量跌幅创下纪录。房屋竣工面积是衡量房地产市场健康状况的一项指标，今年出现大幅下滑。中国采购经理的情绪出现恶化。“我们没有活做了，我就决定回家休息，”东莞一家塑料厂46岁的工人李书莲在火车站说，她和丈夫以及十几岁的女儿拎着几个箱子。他们的工厂在10月给他们放了一周的假，在11月又给了他们将近一周的假，两次都几乎没有工资。加班工资也没有了，所以李书莲的月收入几乎减半，降至435美元（约合3000元）。

本月初，他们被告知三人都只能隔天上班并领取相应工资后，于是辞掉了工作，买了车票，打算坐将近12个小时的火车，回到位于中国中部的家乡。“我从2005年出来打工以来，第一次回家这么早，”李书莲说。

企业表示，由于需求放缓，他们正在削减工时。之所以有削减的空间，部分原因是许多工厂之前是在满负荷运转。

“很容易就能减少加班，”大众汽车集团(Volkswagen Group)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约赫姆·海兹曼(Jochem Heizmann)说，该公司直接雇佣和通过合资企业雇佣了10万名中国工人。

广州的一家服装厂。由于中国各地开发商资金短缺，该地区的一名建筑工人说，他过去一个月来只工作了两个星期。在中国南方的制造业中心广州和东莞，这种放缓非常明显“今年大家回家要比以前早一些，”朱迪·朱(Judy Zhu)说，她在东莞火车站外开着一家卖廉价塑料行李箱的小店。她最忙的时候通常是1月份，农历新年假期通常在这个时候开始，但今年她的销售额早早出现了上升。

50岁的建筑工人李晓红站在广州郊区一家招聘点附近。那里挂着手写的告示，列出一些低工资的工作，但它们大都有年龄限制。没有50岁以上的人能做的工作。李晓红说，过去一个月他只工作了两周，目前中国各地的房地产开发商普遍现金不足。“以前很忙，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才休息三五天，”李晓红说。“现在都没什么活做了。”

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调查显示，雇主对自己雇佣的人越来越谨慎。毫不奇怪，跳槽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大家不敢跳槽，怕跳空了，”雷凯峰说，他是中国东南部商业中心广州一家招聘公司的招聘人员。

最大的问题是明年会发生什么，特别是在依赖对美国出口的沿海地区。

青岛的一个港口。对于依赖对美出口的沿海地区，最大的问题是：明年会发生什么？

由于库存积压，很多销往美国的供应链上都积满了额外库存，因此美国进口商在未来几个月可能需要更少的商品。

“我现在也是很恐慌，害怕明年碰到企业寒冬，”中国东南部23岁的工程师西里尔·刘(Cyril Liu)说，他在印刷电路板公司工作，最近没接到什么订单，老板给了他九天的无薪假期。“我有很多朋友在一些较小的企业也很担心。”

谢选骏指出：“明年会发生什么？”……明年2019年，是共产党中国的七十年“古来稀”，也是圣经预言所暗示的以色列人结束流亡的七十年周期。未来的中学教科书上可能这样写道——“2018年是共产党中国的最后晚餐。”

【030、2019年的共产党不像1919年、1949年的共产党了】

《林郑一言祸乱中南海习近平大惊》（2019年12月03日综合新闻）报道：

香港民主派在日前的区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亲共建制派惨败。有接近中南海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区选结果让习近平感到震惊，这与特首林郑选前报告的建制派“一定会赢”落差太大。中共内部乱作一团，“至今没有一个像样的解决方案”。

历时近6个月的反送中运动，令香港政情一夜剧变。日前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民主派在18区共452个议席中拿下388席，建制派惨败，只剩59席，打破了建制派把持区议会20多年的状况。据报道，接近中南海高层消息人士透露，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让习近平感到震惊，建制派的几乎全军覆没，令中南海惊慌失措。由于中共错判形势非常离谱，以致北京当局至今拿不出任何应对方案。

区议会选举前，外界曾多次估计因担心出现不利建制派选情，中共或取消区议会选举，最后区选成功举办。

上述消息人士透露，林郑坚持要举办区选的原因，一是取消区选负面因素太大，担心引来国际批评；另一方面是错判形势，林郑以为社会对抗争者丢汽油弹等很反感，大部分市民因想恢复正常生活，会将票投给建制派。

选举前，除香港《大纪元时报》、《苹果日报》、《成报》之外，包括《明报》、《东方日报》、《信报》等各大香港媒体头版连日都是清一色的“反对暴力”广告：“用您一票，不要让香港因暴力沉沦”等。

消息人士表示，区议会选举因中联办、港澳办和特首林郑均错判局势，报告给中央要求如期选举，特别是林郑坚持要如期区选，她的意思是“要让抗争势力输得心服口服、没话说”。

按中共初步评估的9选情，以他们传统票仓和种票，买票（传500元一张票），估计可拿120万选票，较上届多出40万票，故即使建制派输，加上中共历次选举都会种票，一定会赢，该名消息人士说。

消息人士还透露，11月24日投票日，中联办派人一早就到各票站视察，得到消息是，很多长者排队投票，中午12时，中联办通报上北京，称肯定建制派赢定了。

原因是当时长者多数都是他们的票源，所以出现外媒所报导的至少7家中共党媒，一早就写好建制派包括何君尧将在区选中胜出的稿件，提早交给编辑的情况。

上述消息人士说，当开票结果出来时，中共傻眼了，“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所以数日来北京采取冷处理舆论方式，同时内部乱作一团，“至今没有一个像样的解决方案”。

香港区议员选举，民主派大胜，令香港选民欢欣鼓舞，街头开香槟庆祝——台湾智库谘询委员董立文向中央社表示，建制派几乎全军覆没，让习近平难堪，因为习不久前才接见林郑月娥，并对她带领的港府给予“高度相信，充分肯定”，显示出习对香港局势存在严重的误判。

据《金融时报》10月报导，一位已经与中共打交道近30年的美国高级官员说，他在最近一次访问北京时感到震惊，因为上层听到的是下层传递上来的假消息，就连政治局级官员的简报也是如此。这位美国官员说，“他们似乎得到的是非常糟糕的信息”，“他们一直在说假话”。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报导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习近平上台后，承袭了中共的专制制度，并且他的执政策略更加僵化，压制异议人士和审查互联网。而传递信息方面，低层向中共高层传递的都是高层希望听到的消息。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的不对，中共之所以在香港陷入泥潭，不是由于判断错误（因为共产党的判断从来都是错误的），而是由于2019年的共产党已经不像1919年、1949年的共产党那样二百五了。2019年的俄国共产党，干预封杀苏维埃会议，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干预撕毁一切法律——2019年的共产党，不敢在香港关闭立法会、宣布法律作废，那么如何压制文明进步呢？所以说，“仅仅二，是不够的——必须二百五才能获得胜利。”共产党的“成功”，从来都是“坚持错误”的结果，共产党一旦开始讲道理、比文明，就输定了！

【031、2019年是世界历史的转捩点】

《世界将告别茫然的十年，迎来危险的十年》（纽约时报 2019-12-15）报道：

11月11日，香港理工大学的一名抗议者。11月11日，香港理工大学的一名抗议者。

一个没有美国领导并寻求更公平的后碳经济模式的世界，在越来越强大的威权主义与反不公、反压迫的大众抗议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无需大费周章，就能把人逼到边缘。

智利地铁票价上涨或贝鲁特对WhatsApp电话征税的计划，足以引发人们造反。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用反常现象这个说法来刻画旧的正在死亡、新的尚未诞生的空白期。如今，反常现象无处不在。

资本主义经济仍在运转，但不能让人人幸福。怨恨滋生。当社会放弃事实、代之以谬见时，茫然之感会油然而生。有关美国的领导地位、中国的逐步自由化、欧洲的一体化、技术对自由的作用、大不列颠的统一等旧的假定都崩溃了。这是一个焦虑、孤独和不稳定的时代。

就连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一直是个固定点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也将很快走下历史舞台。 21世纪的头20年并没有产生一条清晰的趋势线。

事实证明，自由民主会成功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在导致唐纳德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的民族主义排外浪潮之下，自由民主会终止的预言看来也是错误的。规则、真理、道德和美国理念已受到侵蚀。

社交媒体让年轻一代更主动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激励他们的不是乌托邦式的愿景，而是拯救地球和两性在地球上更平等生活的务实追求。 10月21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名示威者在反政府抗议活动中比划着胜利的手势。10月21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名示威者在反政府抗议活动中比划着胜利的手势。ALI HASHISHO/REUTERS

我脑海中关于2019年的许多印象，都充满了希望。贝鲁特街头的年轻抗议者告诉我，他们有铁定的决心，要推翻按宗派瓜分战利品的腐败体制。年轻的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Nikol Pashinyan)给我讲了，自由、自豪的亚美尼亚公民如何在2018年的不流血革命中推翻了另一个腐败制度，创造了一个充满机会的社会。勇敢的香港青年冒着催泪弹，捍卫由中国工业和英国普通法孕育的充满活力的经济。

他们知道，允许将嫌犯引渡到内地不遵守法律的一党制政府，会动摇他们自由社会的基础。一场关于自由的关键斗争正在进行。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自己为终身统治者，加快建设监控国家，把中国模式推广为全球范式，明确要求到2025年的时候占据技术统治地位，并在无论是以公开的军事形式还是一带一路这种口号掩护下致力于海洋和陆地上的扩张，美国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加剧。邓小平曾提出要韬光养晦。

习近平有别的想法。他急于当皇帝。他不相信个体的神圣性。他信奉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圣地位。中国的压制呈指数增长。习近平的模式不是极权主义，那已经过时了，而是技术极权主义(techtarianism)，他要的是一个以先进的人脸识别技术为基础的监控国家。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将看到香港的斗争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暴力上演。

这是崛起中国的专制指令性经济，与建立在制衡、独立司法和法治基础上的民主制经济之间的斗争。问题是，热战能否避免。

哥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Gothenburg)V-Dem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民主状况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走向独裁化的国家，人数已从2016年的4.15亿增至2018年的23亿。这些国家包括巴西、美国、印度、波兰和匈牙利。与此同时，包括突尼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布基纳法索在内的21个国家在过去10年中变得更加民主。

这是一幅喜忧参半的画面，并不是一片暗淡，但远非令人振奋。维护法律的机构在2019年对那些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领导人进行了反击。特朗普正面临众议院的弹劾，罪名是滥用权力和妨碍国会调查。他对整个程序的回应是大喊自己受了私刑，称民主党人疯了。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被控腐败，受到起诉。他将这些指控斥为政变。

在特朗普看来，把乌克兰变成挖掘2020年大选政治对手污点的源头是无可指责的行为。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态度与他的朋友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一样：那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还不如成为大俄罗斯的一部分。特朗普对西方通过让乌克兰与西欧更紧密地融合来，以巩固其独立的努力没有概念，也没有兴趣。他的外交政策反复无常到可笑的程度。几乎可以肯定，特朗普会逃脱被参议院判定有罪，从而继续留任，参加2020年11月的总统竞选。内塔尼亚胡也许还未摆脱他的法律困境。

对这两人来说，抓住权力不放已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斗争，而是一种要逃脱牢狱之灾的不顾一切的努力。我担心的是，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以微弱劣势败选，他会怎样做。他可能也会高呼政变。作为一个想要成为独裁者的人，他已经让沙特阿拉伯、中国、俄罗斯、菲律宾等世界各地的独裁者变得更有权势。冷战期间，美国出于战略原因支持了许多独裁者，但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如此明显地羡慕独裁领导人。我会毫不犹豫地说特朗普可恶，至于邪恶与否，则是另一回事。

够得上邪恶的人必须专注且有目的。特朗普的很多行为不一致且微不足道。尽管如此，他的行为仍具有破坏性。特朗普只是一种症状，不是病因。正如联合利华(Unilever)前首席执行官保罗波尔曼(Paul Polman)所言：在失败的社会里，企业不可能成功。西方的民主已经失败。10年前，世界陷入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泥潭。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逃之夭夭。今天的造反是有罪不罚和不公平的产物。必须让经济为更多的人服务。公正、机会平等、教育和可持续性应该成为指导价值观。太多的人在太长的时间里感到自己不被人看见、可用后即丢而且毫无价值。

这是民族主义信息产生共鸣的原因。

它们用伟大复兴的空洞诺言来减轻所有的委屈，把江湖骗子送上了华盛顿和伦敦的最高位置。未来不属于全球主义者，特朗普今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说。如果未来还有五年的时间属于特朗普和美国优先的话，对从气候到国际稳定等所有问题来说，后果将非常严重，更不用说老道的彬彬有礼了。

特朗普有在2020年大选中获胜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民主党候选人目前看起来很弱的情况下。但2019年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自由、开放、廉洁、法治的社会有从德黑兰到圣地亚哥的勇敢支持者。

8月31日，在迪亚巴克尔市，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与现代世俗土耳其共和国的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画像合影。今年早些时候，我去了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Ekrem Imamoglu)的办公室。他当时人在外地，但他的高级助手带我四处看了看。伊马姆奥卢是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对手，他当选后，埃尔多安曾宣布结果无效（埃尔多安和特朗普一样，认为自己不可战胜），后来，伊马姆奥卢再次以巨大优势获胜。

这是对土耳其总统的重大打击。伊马姆奥卢的办公桌后面挂着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urk)的画像，他是现代土耳其世俗共和国的创始人。画像刚被重新挂上。埃尔多安的追随者以前把画像摘了下来。埃尔多安是一名反世俗的领导人，梦想着重建奥斯曼帝国。这幅画像的摘与挂让我猛然想到，这是一个徘徊在专制和反抗之间的世界的象征。

在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的办公室里挂着另一幅意义重大的画白雪皑皑的亚拉腊山。这座山现在土耳其境内，但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它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在亚美尼亚的集体心灵中，它仍是该国的一部分。首都埃里温的种族灭绝纪念馆回忆了1915年开始的奥斯曼帝国屠杀100多万亚美尼亚人的历史。馆内的许多照片太令人震惊，真不敢去想。

土耳其共和国至今仍否认发生过有组织地屠杀亚美尼亚人的行动。今天究竟还有谁在提亚美尼亚人被消灭的事呢？纳粹德国1939年入侵波兰时，希特勒这样问道。被否认的真相是危险的。它承载着未来的悲剧。

中国和俄罗斯都否认真相。特朗普怂恿它们。2019年的抗议者已经意识到了危险。为自由而战是最近香港街头80万抗议者的呼声。

就这么简单，如果生命值得活下去的话。

谢选骏指出：“10年前，世界陷入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泥潭。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逃之夭夭。”——不对。这些并没有逃之夭夭，而是在坐享其成！纽约时报只知道“世界将告别茫然的十年，迎来危险的十年”，却不知道2019年的转捩，是1989年种下的——我们三十年来都为此奋斗不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我们的努力和预告，2019年就不会是世界历史的转捩点，我们也就无从摆脱茫然的十年、迎来未来的十年，最终促成完全的转向！

【032、2020年大选从强吻开始——谁让你涂了那么多的口红！】

《前競選幹部遞狀控川普當眾強吻她》（記者顏伶如綜合 2019年02月26日）报道：

這位名為Alva Johnson的川普助選工作人員，25日具狀控告川普總統，稱當時候選人川普在助選車內，未經她同意，強行索吻。(取自臉書)

這幀2016年8月24日的照片左上角，戴白色棒球帽的一名女子Alva Johnson的川普助選工作人員，25日具狀控告川普總統，稱當時候選人川普在背後的助選車內，未經她同意，強行索吻。(TNS)

曾在2016年川普競選團隊擔任幹部的艾娃．強生(Alva Johnson)，25日在佛羅里達州坦帕(Tampa)向聯邦法院遞狀控告川普總統，指控川普2016年8月間在未獲她同意的情況下，於佛州一場造勢活動場外，當著許多人的面對她強吻。白宮否認強生的指控。

「華盛頓郵報」報導，強生受訪時說，她曾遭川普強吻，「我立即有被侵犯的感覺，因為我完全未料到他會這麼做，我根本也不想被他親」。

來自阿拉巴馬州的強生，原本在阿州地方黨部擔任動員及聯盟事務主任，大選期間加入川普選舉團隊在佛州效力。她受訪時說：「我眼睜睜看著他的嘴唇朝著我的臉貼過來。」

強生25日向佛州聯邦法院對川普提告，要求未透露金額的損失賠償，理由是她被川普強吻之後，蒙受情緒痛苦與精神創傷。

強生在訴狀中指出，2016年8月24日在坦帕一場選舉造勢活動場外，川普走出露營車(RV)時便抓住她的手，企圖與她親嘴，但被她轉頭躲開了。她指出，由於自己扭過頭去，結果被川普親到嘴角，內心感受是「毛骨悚然到了極點，而且非常不妥」。

●白宮否認：與目擊者所言不符

對於強生的指控，白宮發言人桑德斯(Sarah Huckabee Sanders)回應指出，整起事件聽起來匪夷所思。

桑德斯發表聲明指出，強生所描述之事從未發生，與當時在場幾位具有可信度的目擊者所言，也都不符。

強生在訴狀中把當時佛州檢察長邦迪(Pam Bondi)以及一名競選團隊主管都列為證人，不過「華郵」指出，這兩名證人後來受訪問時均表示未目睹事件發生。

身為非洲裔的強生在訴狀中還指出，川普競選團隊對她存有歧視，給她的薪水價碼低於白人助理。川普競選團隊則否認她的指控。

谢选骏指出：看来，2020年美国总统的大选要从令人作呕的强吻开始了，强生的译名真是名不虚传，！而且还是黑人女强生呢。

《川普性騷案越滾越大出面受害者達9人》（記者林芳穎2016/10/16）报道：

川普惹出的性騷擾事件越滾越大，CNN報導現在出面控訴他的受害者已經多達9位，但川普陣營對此一概否認，川普本人也說根本不認識這些女子，而事件延燒至今，川普太座梅蘭妮始終沒有現身替丈夫說話，也讓人好奇她的態度。

曾經上過川普實境秀的女子澤佛斯出面爆料，當年從節目淘汰後，川普約她在比佛利山的飯店見面洽談工作卻對她伸出鹹豬手。

爆料女子澤佛斯：「他(川普)走向我開始張嘴親我，同時把我往他身上拉，我試圖把他推開，我推他的胸膛，在我們之間挪出空間。」

曾被川普性騷擾的受害者，一個一個勇敢站出來，包括這名前紐約模特兒安德森。

爆料女子安德森：「當時我不知道，在我右邊的人就是川普，把他們的手放到我裙子上，他真的從我的底褲碰觸我的私處。」

CNN報導出面投訴被川普性騷擾的女子已經多達9個人，但川普陣營一概否認說是民主黨的媒體汙衊他。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我不認識這些人，我看著電視覺得這件事很噁心。」

川普性騷醜聞越滾越大，太座梅蘭妮卻始終神隱，沒有站出來替丈夫說話。

芝加哥太陽報記者史威特：「通常在競選活動中，妻子被用來作為丈夫的驗證者，成為一個談論她們丈夫的聲音。」

替丈夫輔選的最佳表率就是希拉蕊，1992年柯林頓傳出婚外情，希拉蕊選擇出面力挺老公，說自己愛柯林頓也尊重他，會一起度過難關。

危機溝通專家萊維克：「她(梅蘭妮)必須站出來談論這個議題，展現她的寬恕。」

美國總統大選選情激烈，達特茅斯學院從POKEMON GO得到靈感，設計1款名為希拉蕊川普GO的手機遊戲，讓玩家透過虛擬投票站力挺心目中的候選人。

谢选骏指出：川普性騷案越滾越大，但是川普当选总统的势头也得是越来越大，因为这是一个全民狂欢的时代——性騷案越滾越大，2016年如此，2020年大选依然如此！从强吻开始！

《美國第一鹹豬手「川普總統騷擾我！」受害女性再度出面要求國會調查總統「性騷門」》（

簡恒宇 2017-12-12）报道：

美國奧斯卡影帝凱文史貝西被指控數年前犯下性騷擾，失去在政治影集《紙牌屋》飾演的「美國總統」角色，只是虛構的總統因為現實中的性犯罪而「下台」，現實中的美國總統川普在當選前就被控性犯罪，卻安然無事至今，部分受害女性再度出面，11日要求美國國會對川普性犯罪一事進行調查，但白宮發言人桑德思同日稍晚暗指，川普獲得勝選，意味大眾認為川普無罪。

Me Too浪潮加持受害人二度出面控訴川普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超過10名女性出面指控曾遭川普性騷擾和性侵犯，而川普在2005年與娛樂新聞節目《前進好萊塢》（Access Hollywood）主持人比利布希（Billy Bush）的淫言穢語談話也被曝光，川普在對話中直言，對1名人妻求歡未遂，更誇張表示：「當了大明星之後，大家就會縱容你，讓你為所欲為……一把抓住女人們的小妹妹（Grab them by the pussy）。」

美國總統川普與妻子梅蘭妮亞（AP）

儘管川普最後當上總統，但好萊塢知名製作人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引發的性犯罪風暴持續擴大，一路燒進媒體圈、體壇和政壇，加上聯邦參議員法蘭肯（Al Franken）與聯邦眾議員法蘭克斯（Trent Franks）都因性犯罪指控相繼辭職下台，先前曾出面指控遭川普性騷擾的3名女性：柯魯克斯（Rachel Crooks）、里茲（Jessica Leeds）及霍威（Samantha Holvey）11日召開記者會，要求國會調查川普。

川普性犯罪：霍威指控參加美國小姐選美時，時任選美主席的川普跑到後台看佳麗換衣服（AP）

川普當選又怎樣受害人要求國會調查

溫斯坦事件被揭發後，美國社會掀起「我也是（受害者）」（#MeToo）浪潮，受害者勇敢發聲，讓大眾更關注性犯罪問題；指控遭川普性騷擾的前選美佳麗霍威表示：「現在環境氛圍不同，讓我們再試一次。」霍威是2006年的北卡羅來納小姐，角逐美國小姐后冠，她控訴比賽期間，時為選美主席的川普直接闖進後台更衣室，觀看參賽佳麗換衣服。

柯魯克斯說：「很不幸地，這種情況（性犯罪）在我們國家並不罕見，所有在幕後的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而今天我在這的唯一理由，就是犯罪人是我們的總統。」2005年，時年22歲的柯魯克斯是地產投資與開發公司「貝洛克集團」（Bayrock Group）的接待員，公司就位在紐約川普大樓內，有次她與川普搭同台電梯，結果遭到川普強吻。

川普性犯罪：柯魯克斯指控在電梯中遭川普強吻（AP）

白宮發言人護主暗指全民認同川普無罪

里茲則指控在1980年某日，當時擔任紙業公司主管的她與川普搭到同班飛機，坐在隔壁的川普卻對她毛手毛腳，「他就像八爪章魚，兩隻手在我全身上下遊走，這已經是性侵。」川普被指控的性犯罪行為，都是在他當上總統之前，他當時全盤否認所有指控，而在3名受害人再度出面發聲後，桑德思（Sarah Huckabee Sanders）出面表示，這些問題早就回答過了。

桑德思表示，川普「對這些指控都已直接做出回應，否認所有指控」，並稱「這些都是在他當選前的事，而民眾做出了決定，選擇支持川普……我們覺得這些指控已從選舉中獲得答案」。不過民主黨籍國會議員展開連署，要求川普請辭下台，紐約州聯邦參議員陸天娜（Kirsten Gillibrand）說：「川普總統必須下台，這些指控具可信度，而且為數眾多，我聽過這些女性的證詞，很多人都相當痛苦。」

美國駐UN大使：受害女性的聲音應該被聽見

當同黨籍的法蘭肯被指控在當喜劇演員時，曾開黃腔要性侵女記者時，陸天娜也出面要求法蘭肯下台，她稱川普若不「立即」請辭，國會就應該展開調查，要川普做出解釋。此外，阿拉巴馬州聯邦參議員補選12日登場，共和黨籍候選人摩爾（Roy Moore）被5人控訴遭性騷擾，其中1人當時甚至只有14歲，但摩爾否認指控，並稱參選到底，更獲得川普背書支持。

不過川普內閣中少數的女性成員、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莉（Nikki Haley）10日在CBS周日晨間政論節目《面對全國》（Face the Nation）上直言，遭受性犯罪的女性，包括指控川普性犯罪的女性的聲音「應該被聽見」。海莉說：「我知道他（川普）勝選，但是，你知道的，女性應該要對挺身而出感到自在，而我們應該要願意傾聽她們的聲音。」

谢选骏指出：既然将近一半的美国选民喜欢性骚的人当选总统，那就当选拔，爱你没商量！选票就是真理，正如钞票就是真理，金元宝无国界！川普的支持者们说了：“谁让你涂了那么多的口红！”

【033、2020年的新春祝福如此恐怖】

《党府：新型肺炎无特效药春节得病人数还会增加》（“央视新闻” 2020-01-20）报道：

1月20日消息，截至1月20日18时，我国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24例，其中确诊病例217例（武汉市198例，北京市5例，广东省14例）；疑似病例7例（四川省2例，云南省1例，上海市2例，广西壮族自治区1例，山东省1例）。日本通报确诊病例1例，泰国通报确诊病例2例，韩国通报确诊病例1例。

1月20日下午，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有关防控情况，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高福、李兰娟、袁国勇、曾光等就公众关心的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专家组答记者问有哪些要点？

疫情发展到什么阶段？——曾光：只要措施对，完全可以逆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指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现在还处于早期，对武汉市来讲，传播进入了一种社区传播的早期。100多例病例相对武汉一千多万人口来讲是少数，只要公共卫生措施对，完全可以逆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我们在打一场与病毒变异的防控“战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指出，新型冠状病毒也在变，在适应环境、适应人类，所以现在这场“战争”是防控和病毒变异的“战争”。

如何防控疫情？——钟南山：防治的关键是防止出现超级传播者——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专家钟南山表示，武汉减少输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武汉会有很严格的筛查检测措施，特别是体温检测，体温高的不建议离开武汉。预防和控制最有效的方法是早发现早治疗，确诊病例的隔离治疗非常重要，这个冠状病毒没有特效药，但是现在正在进行一些动物试验观察，科学研究要跟上。春节期间，估计得病的人数还会有增加，要防止传播，防止出现超级传播者。当前防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隔离。中国工程院院士、感染病学家李兰娟建议，武汉地区出现发烧、咳嗽症状的患者，要及时到医院门诊检测是否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其他地区的人如果没有去过武汉，没有接触传染源，一般来讲感染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只要有发烧，只要有病毒感染，还是要到医院检测。

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会重复SARS疫情？现在要提高警惕，全民、领导、政府、医务人员，包括媒体，属地的领导要负起责任，我们有信心能够控制新型冠状病毒。钟南山表示，这次用两周定位了新型冠状病毒，再加上我们有很好的监控以及隔离制度，疫情不会像17年前SARS造成的社会影响以及经济损害。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人物好像胜券在握，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了……他们也不想想，为何春节大团圆、人口大流动前夕，出现了这样突如其来的疫情？

《武汉病毒肺炎真相被掩盖，春运大爆发恐酿全球灾难》（2020年1月20日博讯）报道：

民间信息显示，武汉病毒性肺炎（新SARS或新非典）似乎正在失控，而失控的原因是政府习惯性掩盖真相。如果官方不立即修正这种犯罪性做法，此次非典正值春运高峰，一旦传遍全国，势必传遍全球，成为人类重大灾难。

官方虽然承认病例，以及死亡个案，民间透露的感染和死亡人数要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情况，国际社会虽然警觉，但并未认识到严重程度。

病毒初期，政府将最早披露疫情的人士以“传播谣言”治罪，而到目前百度等搜索引擎对相关信息进行过滤审核，民众很难通过官方渠道了解实情。

从武汉医院接诊医生的装束可以判断，此病毒危害极大，有知情者透露医务人员死亡多人。这种病毒，都市应该建立独立场所接诊发烧症状人士，否则医院非发烧者也会感染。

中共多年对各种自然灾害进行掩盖，例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官方最先公布10万死亡，多年后，数字修正为24万。2004年福州发生登革热，福州日报采访部主任李长青透过博讯发布几百字简讯，披露疫情，李长青被判刑三年，尽管官方之后承认疫情存在。

2002年非典也是始发于12月，之后迅速传播至多国。虽然民间包括博讯披露疫情，但非典被政府掩盖多日，直至军医蒋彦勇等公开揭露。WHO考察北京疫情时，北京将染病者紧急运出医院，掩盖真相。直到数年后，举行纪念抗非典牺牲医护人员，外界才知悉北京死亡数字被严重掩盖，但至今官方未如实公布北京死亡情况！

谢选骏指出：谁也没想到2019年的七十年大限到了之后，2020年的新春祝福就如此惨烈吧！为何如此恐怖？在我看来，这都是狂拆十字架的恐怖行动惹的祸！既然你要与上帝为敌，那么就失去了上帝的祝福。你不要上帝的祝福，那就正中魔鬼的下怀了——于是魔鬼的祝福就落到了你的头上！某些不知死活的庸医，还想自己扭转乾坤？也不想想，毛泽东的“人定胜天”，结果就是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

【034、2020年人民币沦为卢布还是金圆券】

《2020：撞向中国经济的“灰犀牛”》（BBC 2019年12月30日）报道：

在中国西南省份贵州独山县影山镇，一座“天下第一水司楼”高99米，屹立在群山间毫不逊色。今年6月，新华社记者还用无人机航拍水司楼，称其为“水族人民的文化符号和智慧的象征”。仅仅两个月后，中国纪检监察报通报了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被免职，他主导的这座水司楼立刻被批评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舆论风向随之急转，“天下第一水司楼”成了“天下第一烂尾楼”。

这座楼背后的发展逻辑也令人咋舌，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足人民币10亿元，潘志立却疯狂举债投资打造大型景区和高尔夫球场，被免职时留下400亿债务，大部分债务年利息超过10%。这意味着独山县即使每年把所有财政收入用来还债，还不够偿还利息。

水司楼背后隐藏的举债发展逻辑，似乎成了中国宏观经济在微观层面的一个极端表征。

"天下第一水司楼"是全木质框架榫卯结构建筑，申请了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而独山县是中国的国家级贫困县。"天下第一水司楼"是全木质框架榫卯结构建筑，申请了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而独山县是中国的国家级贫困县。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40年后累积了不少问题，债务尤甚。因此每到岁末年终，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会发出唱衰之声。但每次却不得不承认低估了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手段和调控能力。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下一年继续唱衰，因为中国经济的隐疾并未消除，甚至有所加重，只是迟迟未爆发。

2019年即将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始终没变；2020年，中国经济会摆脱阴霾，还是碰壁搁浅？

冲向中国的“灰犀牛”——“2019年是过去十年最糟糕的一年，却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今年伊始，这句话流行于中文互联网。有人说，它挑明了中国经济潜藏的重大危机；反驳者认为，这是用文字游戏来贩卖焦虑。今年将尽，这句话的前半句似乎已成为现实。

年初，中国的官方媒体组织了一场以“预见未来”为主题的影响力峰会。曾任中金公司CEO的前中国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却给出了令人不安的“预见”。“现在投资的规模非常大，在建工程175万亿，这还是2016年的数字。这170多万亿是什么意思？是当年GDP的2.3倍左右。这个数字在2002年的时候是1.1倍。这个比例太大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茉楠曾撰文表示，中国投资的迅速增长主要来自银行信贷，而“投资—债务—信贷”正在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如果产能扩张是建立在信用扩张基础上，产能危机就必然会引起非常大的金融风险和坏账风险。

简言之，规模庞大的投资背后是规模庞大的债务，如果投资的产出不利，造成债务违约，传导至银行体系，造成整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2008年启动大规模刺激计划。

陷入债务危机的独山县不是孤例，从政府到企业，中国债务违约的风险已非暗流涌动，越来越显见于经济数据之中。

惠誉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债务违约数量已大增至历史纪录高位，前11个月，民营企业发生人民币债务支付违约达4.9%，高于遭遇P2P雷暴的2018年。惠誉估计中国境内企业债务规模达到19万亿人民币。

长达40年的高速发展，让中国的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无论企业还是居民，都进行大量的投机性贷款。一旦资产带来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利息，结果只能进行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式融资。发生在独山县的恰恰是这一幕。

此时的金融体系像一个内部翻滚的压力锅，随时可能顶开盖子，全面爆发危机，然后进入漫长的金融去杠杆时期。30年前发生在日本的恰恰是这一幕。

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对此有精妙的分析，因此崩溃发生刹那被称为“明斯基时刻”。

早在2017年，“警惕明斯基时刻”就出现在中国央行前行长周小川的讲话中。然而，它会不会到来，何时到来，以何种方式到来？没人知道。

从债务危机到金融风险——今年夏秋之际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让外界几乎窥见了危机的蔓延。

5月24日，包商银行出现严重信用风险，被央行及银保监会实行联合接管，为20年来首例。路透社称这一事件揭开了中小银行风险的“潘多拉之盒”。

8月，锦州银行披露财报，不良贷款余额近300亿元。中国媒体财新报道，该行董事长张伟随即外逃美国，飞机起飞前一刻被拦截，12月19日张伟罹患癌症离世。

10月，河南的伊川农商行原董事长康凤立被调查，该银行将破产的消息疯传，引发储户挤兑。为了稳定局势，伊川县甚至调来资金，垒成现金墙。

仅一周后，辽宁省营口沿海银行再次遭到挤兑。营口也有样学样，通过垒"现金墙"的方式安抚储户。

一连串中小银行危机，背后是违约率上升造成的流动性紧张。路透社形容，“资金危机幽灵徘徊不去”。

中国的经济危机是否会在2020年，以这个幽灵的突然现身而展开？

灰犀牛在远处，观察者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让你猝不及防。因此“灰犀牛”指显而易见却被视而不见，最终造成重大危机。“经济危机比你想象中要花更长时间才会到来，然而一旦到来，发生的速度比你想象中快得多。”美国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如此形容1994年的墨西哥经济危机。

由于之后多次经济危机都符合这种“漫长酝酿，一夜爆发”的特征，后世称其为多恩布什法则。22年后，经济学家米歇尔·渥克出版《灰犀牛》，书中引用多恩布什法则，提出“灰犀牛”的概念，形容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三年之后，即今年初，这个词进入了中国官方语境。习近平告诫一众省部级官员提高警惕，防范“灰犀牛”事件。沃克也颇为骄傲地在她的个人网站介绍自己的作品，“中国第一畅销的英文书——一本正在影响中国未来规划和政策的书”。

中国似乎逐渐对潜在的危机充满警惕。讽刺的是，“灰犀牛”是指发生危机的风险显而易见，但是由于不作为或少作为，直到犀牛冲至眼前，任何补救已来不及，最终被撞翻在地。那么，中国是否已经到了躲无可躲的地步？

被打脸的诺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6年成功预言亚洲经济危机，因此爆红，并在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克鲁格曼再次预言时，目标指向中国。2011年，克鲁格曼撰文，列举所观察到的中国经济：巨额基建投资、房价高企、债务激增，“展现出经济泡沫的所有典型特征”，因此有理由担心一场金融和经济危机将在中国发生。

谈及中国经济，媒体热衷于报道中国不断下滑的GDP增速，但GDP增速放缓的原因却难有全面分析。克鲁格曼看到症结，指出中国的深层问题，但他忽视了中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能力之强，手段之多，效率之高。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经济具备经济泡沫的所有典型特征。克鲁格曼所说的泡沫从2008年中国推出“四万亿”计划开始膨胀，逐渐展现出很强的后遗症。

然而2014年到2017年，中国政府通过房地产去库存，让整个房地产产业链的债务转化了城镇居民的住房贷款，化解了地产商和银行的债务压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削减过剩产能，让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复苏，一众大型工业企业利润上升，还债压力骤减。

2017年底中文互联网广为流行一篇文章，阐述了中国处理潜在危机的这一逻辑，并隐晦地表示政府在把累积的金融风险转化到居民身上，以排掉前路的雷。文章起了个《世间已无明斯基》的标题，暗指中国政府的雷霆手段和调配效率，使“明斯基时刻”不会发生在中国。克鲁格曼正是忽视了这点，因此他预言的经济危机，在过去八年一直没有发生。但克鲁格曼并不死心，今年他再次撰文，指出中国经济的高度不平衡——极端高企的投资与国内消费的不平衡，而中国对外顺差早已大不如前，高到不正常的投资隐藏巨大的风险。

2019年，“灰犀牛”的威胁再临，不过克鲁格曼学乖了，他没再把话说死。八年之后，中国会真的遇上大麻烦，还是用非常手段压制危机？“老实说，我不知道。”

改革与变数——另一些经济学家则更愿意给出药方。201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金刻羽表示，外界过度沉溺于关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高负债，这些只是症状，真正问题在于金融系统如何使资金流到经济体中生产力更高的部分。

在中国，投资和信贷大多给了国有企业，以及有政府兜底的城投公司（比如独山县案例），而非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只好用利率更高的影子银行，形成“挤出效应”。

这种资源错配，使资金流向低效率领域，进一步加大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一旦经济不景气，企业利润难以偿还利息，将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金刻羽认为，根本上，问题在于要打通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管道，让资本流向合理的领域，释放私营部门和科技领域的迟来的潜力和推动力。资金注入更有效率的地方，使违约风险降低，经济将进入更良性的循环。“我们总是可以说经济在长期是向好的，但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这种预期是不会实现的。”

中国不是毫无知觉，除了用行政手段分散风险，近年来中国政府还实施一系列的去杠杆措施，消解债务风险，硬生生承担GDP增速的下滑。

让中国决策者没想到的是，美国在此时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不断白热化的关税升级，使中国不得不托底经济，而暂缓“去杠杆”。2019年两会，中国政府宣布，财政赤字率拟按2.8%安排，比此前一年预算中的赤字率高0.2个百分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加快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等。“去杠杆”几乎变成了“加杠杆”。

在外部的打击和干扰下，中国还能用非常手段处理眼前这头“灰犀牛”吗？或许我们借用克鲁格曼的话比较明智——老实说，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风险被分散但未被消除，威胁是真实的。

经济危机未必会发生在2020年，但世间真的再无明斯基了吗？

谢选骏指出：世间会有明斯基，但共产党中国没有明斯基——因为明斯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共产党的战场经济不会有它。共产党的人民币不会成为日元，只会成为前苏联的卢布，或旧中国的金圆券。啊METOO佛。

【035、2020年是否全球人口数量的顶峰】

《肺炎疫情：为什么印度全国封锁后数百万人走路回家》（BBC 2020年3月31日）报道：

在印度各地，数百万民工从城市走路回家。当我与古塔姆·拉尔·米纳（Goutam Lal Meena）通话时，他刚从古吉拉特邦回到拉贾斯坦邦北部村庄家中。天气越来越热，他穿着凉鞋走在碎石路上，靠水和饼干活了下来。

米纳是一名泥瓦匠，他在古吉拉特邦每天收入为400卢比（约合5.34美元）。他将大部分收入寄回家，但新冠病毒疫情让他失去了工作。

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印度宣布自3月24日午夜起全国封锁21天，并只提前4小时通知。目前印度报告了1000多起病例，27人死亡。所有交通工具停止运行，意味着米纳不得不徒步回家。印度锁国防疫让首都德里无数移民工三餐不继，纷纷“逃命”。“我日夜赶路，我有什么选择？我几乎没钱和食物。”米纳的声音沙哑又紧张。

这样赶路的并不只有他一人。在印度各地，数百万民工从城市走路回家。这些工人是大城市经济的支柱，他们建房、做饭、在餐馆里服务、送外卖、在沙龙为别人理发、制造汽车、修建厕所、送报纸等等。这些想逃离贫困农村的大约有1亿人，他们大多生活在拥挤城市贫民区中破旧的房子里，渴望向上流动。

肺炎疫情：13亿人口大国“宵禁”全国封锁第一天的印度——上周的封锁让他们一夜之间变成了难民，他们的工作场所被关闭，大多数给他们发工资的雇主和承包商都消失了。上周，男人、女人和小孩们聚集在一起不分昼夜地开始了他们的旅程。他们用廉价的人造皮包和布袋来装食物、水和衣服等小物品，年轻人背着破旧的背包。孩子们累得走不动时，父母就把他们扛在肩上。他们日夜兼程，大多数人说钱已经花光了，害怕会饿死。《印度快报》的头版写道：“印度正在走回家。”这一惊人的难民潮让人回想起1947年印巴分治时的难民潮，当时1500万人流离失所，数百万衣衫褴褛的难民跋涉到巴基斯坦东部和西部。这次，成千上万的民工想回家。虽然饥饿又疲劳，但是他们还是想回到自己家。他们说，村里的家能保证食物，也更舒适。

显然，印度为避免疾病流行实施的封锁政策正在转变成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在众多难民中，有一位90岁的老妇人，她的家人在德里郊外售卖廉价玩具。卡约迪（Kajodi）和她的家人一起步行回100公里外的拉贾斯坦邦老家。他们吃着饼干，抽着传统的手卷烟消除饥饿感。她拄着拐杖走了3个小时后，记者艾哈迈德（Salik Ahmed）遇到了她。她说，如果还有交通工具运行，她会买一张回家的票。在路上的还有一名5岁的男孩，他与父亲从德里步行700公里回中央邦。“当太阳落山时，我们会停下来睡觉，”做建筑工人的父亲告诉记者达特（Barkha Dutt）。26岁的汽车工人拉杰伊什（Rajneesh）要步行250公里回北方邦旁边的一个村庄，估计需要四天。他告诉记者达特：“在被新冠病毒击倒之前，我们将死于步行。”他并没有夸张。上周，一名39岁男子在从德里到中央邦的300公里路途中死亡，途中他曾抱怨胸痛和精疲力尽。还有4人在从古吉拉特邦前往拉贾斯坦邦途中，在黑暗的高速公路上被一辆卡车撞倒。

返乡路上的印度人——随着情况恶化，各邦政府都开始安排交通、住房和食物。但是把他们送回村庄很快变成了另一场噩梦。在德里的一个巴士终点站，巴士开过来接他们，成千上万的工人挤在一起。德里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Arvind Kejriwal）恳求工人们不要离开首都，希望他们留在原地，因为在大型人群聚集中，也有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他称，政府将支付他们的租金，并宣布在德里开设568个食品配送中心。印度总理莫迪为封锁给民众生活，尤其是穷人的生活带来困难道歉。但称“为了赢得这场战役，必须采取严厉措施”。不管是什么原因，莫迪和各邦政府似乎都未能预料到人口外流。莫迪对滞留在国外的印度工人困境采取了积极回应，数百人被专机接回了家。但是，国内工人的困境引起人们不安。

印度媒体The Print创始人古普塔（Shekhar Gupta）在推特上写道：“在危机中自然会想回家。如果被困在海外的印度学生、游客和朝圣者希望回国，那大城市的劳动者们也一样，他们想回到村里的家。我们不能派飞机把一批人带回家，而让另一批人步行回家。”发生危机时，外来务工者外逃也有很多先例。1896年的一场瘟疫中，一半的孟买人口离开了这座城市。历史学家斯诺登（Frank Snowden）称，英国统治者实施的严厉的防瘟疫措施，结果是一把“钝的大锤，而不是精准的外科手术工具”。他们帮助孟买度过了这场瘟疫，但逃走的居民传播了病毒。这些工人返乡可能会传播病毒。

一个多世纪后，同样的恐惧仍然笼罩着印度。成千上万的移民最终将步行或乘坐拥挤的公共汽车回家。他们将搬进共同的房子，通常与年迈父母同住。根据一份政府报告，一半的跨邦男工分布在印度9个邦的56个区。随着这些工人返乡，这些地方可能成为潜在的危险地带。有研究人员建议，这56个区应对返乡工人进行病毒检测，并隔离被感染患者。实施封锁时，印度在保证穷人和无家可归者不受致命伤害方面，面临艰巨挑战。斯诺登称，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封锁政策引发的经济和生活后果是否得到精心处理，以及是否获得民众同意，“如果不这样做，就可能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困境，引起社会紧张和抵制行动”。

印度已经宣布了一项22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帮助那些受到封锁影响的民众。接下来几天将确定各邦能否将工人运送回家，或留在城市中，给他们提供食物和钱。智库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的尼汀·派（Nitin Pai）表示：“封锁带来的后果中，人们正忘记重大的风险：数百万人死亡的风险。”“受影响最严重的也将是穷人。”他说。

谢选骏指出：“数百万人死亡的风险”，也许不足以改变世界人类人口不断爆炸的局面，但是它所显示后坐力，却警告人类“2020年的病毒劫难是否预示着全球人口数量的顶峰即将来到”。因为人口爆炸的不可承受，使得地球资源正在接近枯竭，甚至发达国家也陷入医疗设备不足的困境——而这正是武汉病毒得以横扫世界的基础原因。2020年是否全球人口数量的顶峰？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如果2020年不是全球人口数量的顶峰，那么以后类似“新官病毒”这样的全球祸害，只会更多，不会更少。难怪古人预言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036、2020年优生学的理论与实践】

《全美将大规模测抗体上海团队：30%新冠轻症康复者抗体水平低》（2020年4月12日综合新闻）报道：

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Anthony Fauci博士周五透露，美国将在未来1周开始进行大规模抗体测试，并考虑对有抗体的人群发放免疫卡，这样他们可以返回岗位工作。

抗体测试是通过滴血检查，来确定你是否有冠状病毒抗体。如果有，那么你的身体已经建立起了免疫力，表明你已经康复了，虽然你可能从未被确诊过。

抗体检测和病毒检测不同在哪？冠状病毒测试方式是取黏液和唾液样本，在实验室进行测试，看看这些样本是否含有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检测结果要等一到两天时间。

抗体检测的试剂盒包括一个针头（刺破手指滴血）、一个3英寸的混合棒和一瓶测试液。类似于验孕和HIV抗体检测，几分钟内判断出一个人是否有冠状病毒抗体。

大规模的抗体检测可能将人群分为两类：易感人群和康复人群。美国政府正考虑对康复后产生抗体具有免疫力的人群发放免疫卡，这样他们可以慢慢地复工，为美国经济注入活力。

Fauci博士提醒，免疫卡还正在讨论中，不一定在抗体检测时同步推出。30%新冠轻症康复者抗体水平低不排除再感染——随着复工复产需求的迫切，全球都寄希望于血清抗体检测能为人群中的免疫水平提供线索，从而为解封政策做出指引。通过抗体检测掌握信息，还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建立更好的流行病学模型，以了解这种新冠病毒是如何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传播的。

不过，根据复旦大学和上海公共卫生临床研究中心等机构4月10日在预印版网站medRxiv上发表的一篇最新论文，研究者对175名康复的轻症患者出院前的血清抗体滴度研究发现，有30%的患者产生的抗体滴度非常低，这也为血清检测的检出率带来新的挑战。这篇由复旦大学吴凡教授和黄竞荷教授为通讯作者的研究论文，是目前全球发表的首项针对新冠康复病人血清抗体的研究。研究者将截至2月26日从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出院的175名康复患者纳入研究。这些患者治疗时长中位数为16天（7-30天），病程时长中位数为21天（9-34天）。

上述研究表明，中和抗体在患者发病后的10-15天产生，这些抗体主要作用在病毒的S1蛋白、RBD（受体结合区域）和S2蛋白上。中老年患者的产生的中和抗体滴度要远高于年轻的患者的抗体滴度；在175名患者中，有10名康复患者体内的抗体水平未达到可检出的最低值。尽管康复患者体内抗体水平差异显著，但是这些病人的病程周期相似，而对于一些抗体滴度特别低的患者，研究者认为，这可能表明人体其他免疫反应对疾病的控制起到作用，比如T细胞和细胞因子。但是研究无法确认这些抗体水平较低的患者是否拥有更高的被再次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这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此外，抗体滴度特别高的2名患者，并没有出现抗体相关的副反应。

研究者还指出，老年病人体内容易激起较为强烈的免疫反应，但是较高的抗体滴度是否保护了这些患者避免病情加重仍值得综合评估。这一结果引起了人们对中和抗体在新冠疾病进展中的作用的关注。中和抗体的水平与患者年龄、淋巴细胞数、血液中C反应蛋白水平具有相关性，这也为通过进一步探索冠状病毒感染中病毒与宿主免疫反应的互相作用，以开发抗病毒有效疫苗提供依据。

法国首席流行病学家让弗朗索瓦·德尔弗雷西（Jean Francois Delfraissy）表示，新冠病毒轻症患者的免疫反应比以往研究的病毒要慢。“通常无症状或者轻症患者在病发后两周左右体内就会产生抗体，但我们发现一些新冠轻症患者产生抗体的时间是在发病后的28天，免疫反应的启动大幅滞后了。”尽管缺乏有效数据证明，但大部分研究人员仍然认为，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的患者，再次感染风险较小。“至少在今年内不太可能再被感染。”法国巴黎的蓬皮杜医院一名免疫学临床医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人体自身产生的抗体一般能在几个月内产生保护作用，要获得更强的免疫还是需要依靠疫苗。”上述医生还表示，对于今年疾病的控制，只有期待形成“群体免疫力”，如果一定比例的个体对疾病获得了免疫，那么则可以控制病毒的传播。“明年如果疫苗能够研制成功，那么就会形成更大规模的群体免疫。”这位医生表示。

瑞士日内瓦大学全球公共卫生研究院主任安托万·弗拉霍尔特（Antoine Flahault）教授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新冠病毒在全球的传染值R0约为2-3，也就是一个感染者能够传染2-3个人。基于这个数字，如果在群体中形成50%至70%的免疫力，那么就能阻止病毒的扩散。西方国家迫切希望通过血清检测了解目前“群体免疫”的水平。他们相信无症状和轻症患者痊愈后，体内还会存在抗体，通过血清抗体检测就能找出这些感染者。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已经计划开展抗体检测。

美国4月10日宣布将在一周内进行大量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美国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在白宫发布会上表示：“如果抗体测试呈阳性，这就表示被测者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进行抗体检测后，医学专家可以试着确定新冠病毒在社会中的传播深度，以及此前感染过病毒的人是否容易再次感染。”但上海的这项最新研究结果也让抗体检测的缺陷暴露得非常明显：一方面，如果检测的时间过早，一些轻症患者的抗体可能无法检测出来；另一方面，即便检测出抗体，也无法100%确认患者完全获得了免疫保护。

目前全球有大量正在开发血清检测试剂的团队，一些团队已经开始了工业化生产，但这些试剂仍然需要得到各国相关监管部门的批准才能最终投入使用。

谢选骏指出：“大规模测抗体”，可谓基于优生学的理论，它会引起优生学的实践吗？

《病毒杀伤力疫情后全球产业链威胁去中国化》（2020年4月14日法广RFI 小山）报道：

全球各地的产业界在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后，纷纷开始勾划未来的产业链配置，其中有部份涉及各国的国家安全政策，部份则是出于纯经济因素。不论如何，将全部或部份产能迁出中国大陆，避免因过度集中形成大规模中断的风险，已成为全球产业界的共识，未来中国势必面对一波产业撤出的风潮。

据中国时报今天报道，新冠疫情后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趋势。该报道引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消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高度全球化的产业链显得脆弱不堪。但这场疫情对于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实际影响目前尚无定论。但已有许多观点认为，疫情过后跨国企业可能会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把部分产能迁出中国大陆。以汽车产业为例，武汉封城两周后，现代汽车在韩国的工厂停工。原因主要是青岛的零件供应商在春节后复工人数不到15%，使得韩国车厂被迫停产。专家称，虽然有分散风险的需要，但在大陆建立的产业链已经逐步建构了几十年，调整起来“既痛苦又耗时”，不是几年内就能办到。

据BBC指出，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产业链风险罕见地出现“无法分散”困境，这是全球化过程中尚未遇到过的。过去大陆成为世界工厂并不是人为设计，而是几十年来产业链成长的结果。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吴靖表示，相比于工业化早期，如今全球产品供应链日趋复杂化、网络化，似乎反而导致对风险的抵抗能力降低。而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张洪涛教授认为，疫情爆发后，成本不再是企业唯一的考量，产能集中在大陆的风险逐步展露。把所有鸡蛋放入一个区域或国家篮子时，它被打翻是早晚的事。因此跨国企业因此必须在成本和风险之间寻找平衡，至少会将重新组织产业链来构建多元化的供应来源。该报道说，以前发达国家担心的是大陆工厂关闭，但到了三月份，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封锁抗疫，他们的工厂也都关闭。这已经不是成本和风险平衡问题，因为事态超出对供应链的传统理解，这是从没见过的的供应链风险挑战。消息说，除了产业链，这次疫情还造成欧美国家造成医疗物资紧缺，而全球产能又过度倚赖大陆，加上长期与中国缺乏政治互信，欧美国家转而透过立法来终止对中国的原料药与医疗物资的依赖。未来将有大量的相关产业转回本国或是相对较能信赖的国家。该报认为，不论各国情况如何，某种程度上与大陆的脱钩或减弱联结将会发生，而中国大陆的老龄化将会加速这一过程。

谢选骏指出：“与中国大陆的脱钩或减弱联结”，可以算是优生学的实践——那意味着淘汰血汗工厂所制造的伪劣产品，并推动中国人种健康水平的提高。

《海外订单无望中国沿海企业空转工人砸机器》（2020年4月14日综合新闻）报道：

中国隐瞒疫情导致全球疫情大爆发，海外企业因此停摆。——中国广东、浙江等地加工企业因订单被取消或接不到海外客户的生产订单，本月起再度停业二至五个月，有工人砸机器泄愤。另一方面，美国及日本政府将对撤离中国的本国企业提供经济援助，其中美国提供全部搬迁费用。

四月上旬，广东、浙江等地众多企业发出停工通知，员工停薪留职二至五个月。广东省中山佳雅制衣有限公司在通知中说，订单全部暂停，公司从4月1日开始全部停工，估计停工至7月31日，届时“逐步通知相关人员回厂上班”，但要看订单情况。浙江宁波一家针织面料有限公司宣布自3月31日开始停工五个月，并在通知书上鼓励员工“另找工作”。

经济衰退西方国家直接经援中国投基建——中国独立经济学者巩胜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面对百年不遇的疫情，西方国家采取向国民和企业直接提供经济援助的方式，但是中国采取的方式是进行数十万亿元的投资：“几乎没有发一分钱，只是做了一个大的基建项目投资，一种说法是31万亿元人民币，还有一种说法是31个省市自治区一共投入52万亿元，但现在无法印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投资铁路、公路、机场、码头，基建需要10年、20年，甚至50年都无法收益的。”中国虽然恢复了生产，但是企业没有订单，仍然是死路一条。巩胜利说：“结果和欧洲、美国、东盟的市场链和物流链全部中断，取消了订单，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办法出去，这是第二个连接中断。生产链和市场链没有办法衔接以后，就有赖于金融货币，你刚才讲道中国政府没有给老百姓，没有给企业注资”。在社交媒体平台，有网民抱怨：“房贷、车贷、水电费，子女入学费，一连串的收费令人喘不过气”。一段网络视频中，有深圳工人砸工厂车间的机器泄愤。一网民写道，欧美撤单，美日撤资，广东企业主生意萧条。企业没订单，被政府强逼着开工。没办法，自己放火烧，止损。从粮仓烧到工厂，到头来，一无所有。

美日政府出资鼓励企业撤离 “硬脱钩”中国引关注——网络活跃民众冉先生对本台说，最近，美国、日本、德国等政府都在鼓励该国企业撤离中国：“各地的微小企业停产、破产及砸机器的事情确实存在。一些企业主已无力承受贷款、房贷，房租及员工的工资。所以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武汉居民孙先生说，现在社区继续实行封闭式管理：“现在的隔离还在持续，很多（商铺）租户已经进城了，现在开始生产自救，开自己的店。他们找房东或开发商商量如何补偿疫情期间的损失。”

为鼓励美资企业从中国撤回美国，上周美官员提议将向愿意撤回美国在华企业，提供全额补贴。上周，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提出了一项吸引美国企业回流的建议。库德洛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表示，“例如，可以将（他们的）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厂房、设备、知识产权结构、装修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将所有相关支出100%直接费用，实际上等于我们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美国的成本埋单。”彭博社报道提到，库德洛发表这番言论的背景是，目前，美国政府正在找寻办法，以提振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陷入困境的经济。库德洛的提议则是针对美国如何摆脱对中国制造业依赖的这一问题提到的。此前，日本政府以新冠疫情为由，准备出资24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以资助日资企业将其生产撤出中国的政策。有分析认为，如果说特朗普对中国货品提高关税，是为了吸引美国在华企业回流是和中国“软脱钩”的方式，那么美国政府百分之百补贴撤离中国的美国企业则是“硬脱钩”。

谢选骏指出：美国政府百分之百补贴撤离中国的美国企业这一“硬脱钩”如果真的实现，对中国和欧美都是好事——这体现了优生学的理论与实践都得到了落实。欧美人不用再喝血了，中国人也不用再卖血了。

【037、2020年中国很穷还是20年后中国很穷】

《兰德公司报告：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Evil_Greedy_USALv 4 2009-06-01）报道：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世界全球化最重要的反对者之一。过去它实行自给自足经济，反对全球经济秩序和主要的全球性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它认为全球无序是一件好事情。在毛时代，中国积极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无序，包括对邻国的叛乱推波助澜。在WG期间，中国学生和其他人在毛的“农民千禧年主义 ”的指导下，羞辱了大多数ZF高级官员和党的领导人，攻击主要的教育机构、社会机构和政治机构，毁坏了中国的很多文化遗产甚至试图摧毁整个国家。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尝试了很多不同的道路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帝王制、共和国制、军阀、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其他。然而，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中国的大部分人开始和一些学生一样，认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中国政治经济秩序难以动摇，只有先摧毁现有秩序才能走上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

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中国全球化的成功将会使我们不再会有类似这样的麻烦：中国不再是一个让世界强权发生激烈冲突的地方；中国不再会支持东南亚、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叛乱；中国不再会寻求破坏全球性金融机构的机会。更加重要的是，这些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调整，像过去清朝那样，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些转变否定了中国近千年来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中国人的品味越来越全球化，外国品牌让中国人与世界文化接轨。中国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和很多第一世界国家更加相信全球化。相比较而言，日本和韩国在取得成功的时期，虽然也实行全球化，但是对贸易、外国投资和国内经济活动方面要比中国控制的更加严格。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了痛苦的调整阶段。今天，中国的制造业岗位从1994年的5400万个减少到3000万个。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家发现中国的需求使它们免受经济衰退之苦。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关于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中国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可口可乐早就完成了那个看上去像是神话的目标：卖10亿瓶可口可乐；曾经嘲笑中国梦的通用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汽车，在困难时期，中国带来的利润占通用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中国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IBM从该业务解脱出来，可以进入更高端的科技市场，并且提高了财政水平。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给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我们不是那么富裕的居民而言。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意味着中国建造了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过度建造，对铁、铝、水泥和其他原材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财政状况的潜在问题时，你会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人在90年代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洞，至今还在努力地爬出来。中国人很多年后仍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的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

目前，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 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20年后中国将成最穷国家！希拉里激怒中国人》（RFA 于 2015-01-08）报道：

一条最新消息：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最近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对将来的中国发表预测：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的国家。她提出了六个依据：

中国90%的官员家属和80%的富豪已申请移民，或有移民意愿，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了信心；当代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缺乏责任感，更不知道对国际社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所受的教育、宣传都是仇视他人或他国；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上上下下唯一的崇拜就是权力和金钱；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这种全民腐败、堕落、茫然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掠夺资源，需要几个地球才能供给？最后，她的预言是：如果不顺应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趋势，主动变革，“中国只能越来越不稳定，将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和人道灾难，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的国家。这或将是全人类的灾难，同样会是美国的灾难。”

——很少听见美国高层政界人物“唱衰”中国。在我的印像中，美国知识界左派势力极为强大，对中国极权专制尽力迴避，而高唱中国之崛起。美国商界奸商也不少，在美国国内守法，在中国则同样腐败，污染环境，向官方妥协甚至合作，以期从中国超经济崛起中分一杯羹。在这一点上，知识界也不比商界好多少，特别是某些所谓的“中国通”，会看中共的眼色，做叫中国政府高兴的学问。我认识一位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就是因为八九年六四屠杀以来坚持批评中共，20几年以来不准入境。一位汉学家，不能近距离接触研究中国社会，等于在世界上丧失了话语权。而有些学养远不及他的人，因为能经常去中国，转两圈回来就是一本书，在学界的地位自然迅速上升。我还知道一位同样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因为对中国的预测叫当权者不高兴，发动中国经济学家大肆围攻，后来就学乖了，拣好听的说。这样，他就能出入中国，还能获得研究项目和经费，恢复了在经济学界的地位。有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商人，你就多少能估计政界人士了。毕竟，近世以来，像罗斯福和里根那样富于正义感、道德感的总统总是少数。当总统，一两个任期内要立竿见影，实用主义主导，世界上的麻烦很多，只要中共不闹事，就拉着哄着。因此之故，希拉里在哈佛的演讲是一个异数。

她一共讲了六条，前五条都是常识，也是中国人早有切身感受并深恶痛绝的。我所惊异的是，她怎能看明白中国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掠夺背后的大灾难，而且铁口直断，说“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的国家。”？十几年前我就出版了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环境与资源的600页大书，题目叫《中国之毁灭》，我不敢说中国是否将成为最穷的国家，但敢说在一两代的时间里毁掉百代祖宗留下的遗产和提前挥霍掉后代子孙应得福祉的这种国家，除了毁灭，没有其他前途。

这个哈佛演讲，中文媒体的题目是“怒了！希拉里六个依据惹火了所有中国人”这个绑架式的标题恐怕言过其实了，真正“怒了”的只能是当政者。当然，我也不否认有相当数量的平头百姓也跟着人家一起“怒了”。中共媒体几十年一贯制使用“我们”，于是培植出一种奇妙的“自居”心理，外人一说中共不好，自己就大失颜面，跟着一起愤怒，拿自己不当外人。2002年，我写了一篇小文《评“最伤中国人自尊心的假新闻”》，那条所谓的假新闻是什麽呢？——“世界10大污染城市中国竟占8个”。十多年过去，不知当年的伤心者现在作何感想？这一次，对希拉里，还跟着那些有上亿身家的当政者一起伤心愤怒了吗？

谢选骏指出：上面两则，不知道是不是川普们所说的“假新闻”——反正，“真亦假来假亦真”，按照辩证法来看，“真假是互相转化的对立统一体”。2020年中国很穷还是20年后中国很穷，到时候就知道了。

《民营企业危机四伏，经济会议之后习近平的经济牌能打多久？》（2018年12月21日首发博特）报道：

北京——本周五晚些时候，中国本年度经济工作会议方针出炉。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刊发出的消息显示，此次经济会议的包括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等，在这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着重强调有关“国资国企改革”即“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两类公司的改组，同时也提出了对现有的“经济体制改革”。

一直以来美中两国贸易战虽然暂时的停歇，但是贸易战的主要焦点就是对于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的惩罚，即中国的国有企业对于贸易战的纠纷一直在加剧，包括收到制裁的中国科技巨头之一的华为，其全球市场份额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不断的下降。

另外，根据今天的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此次改组国企业是继2015年之后，中国的上市公司的一种新的规则，但是这种改组只是换汤不换药，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向外界再一次发出的经济工作信号，但是这样的影响力到底还有多久？

不过，有趣的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中国央行发出一个“辟谣”通知称，经济工作会议“不减税，也不降费”是一个相反的事实。

本周四，中国央行发布消息称要“加快资本市场释放改革的信号”此举与之前在阿根廷举行的“特习会”有关，美国一直要求中国能在一个遵守国际贸易秩序的规则下进行经济交易，以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在华外商的合法权益的保护，重点提到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似乎暗示着习近平在知识产权上做出了一些让步。在谈及有关进出口问题上，强调还是要扩大出口多元化。

美中两国在贸易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似乎这样的情况很难再找到一个切口来缓和，在今天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无疑是向外界传递出中共的一纸经济方针政策。但是在这样的影响在逐渐的褪去。

华为事件还暂未告一段落，经济工作会议是否是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种回应？目前仍在观察之中。

根据一份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该报告出自中国科学院此前做的一份调查。民营企业在习近平“南巡”回京之后，提及“自力更生”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无疑不起到任何作用。

最近一段时间在中国北京，共享单车的巨头之一OFO一直被爆出无法快速退换单车押金，造成大批受到影响的市民前往总部退款。

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戴威更是被当局下达了“限制消费令”，虽然此前OFO一直向外界披露自己的经营一直处于一个良好势头，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已经难以得到支撑。

根据记者调查发现，戴威有“官二代”的背景，其父亲戴和根曾任中国中铁党委书记、总裁，做过青藏铁路的工程指挥。现在是现任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包括，戴威考上北京大学也是靠其父亲的势力才达到的。

根据中国媒体《京华时报》报道，2012年8月25日，前北大教授邹恒甫在博客上贴出一封实名举报信，署名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2010级本科生计羽，举报北大现任学生会主席戴威。

举报信中称，戴威是“高考移民”，戴本人是安徽人，因家中有人做官户口得有迁往北京，又通过家中关系获得艺术特长生身份，在“高考移民+60分”的基础上，走进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入校后，第一年通过贿赂当时的学生会主席，成为光华院团委组织部长；之后在学生会换届选举时，他请三十余人看演唱会，在高档酒店请客等，花费50万左右，当选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其中仅向上级教师张度行贿的金额就达到10万元。

除了行贿竞选成功外，作者还爆料称，从考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到师从厉以宁教授门下，得益于戴威当官的家人通过关系运作。此事曾闹得满城风雨，北京大学纪检部门介入调查，最终举报人计羽出面澄清此文并非他所写，删除了关于此事的博客和微博。

尽管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层出不穷，但是对于今天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暂未提及有关民营经济的相关内容。

谢选骏指出：虽说2020年中国很穷还是20年后中国很穷，要到20年以后才能知道；但现在却已经是一个“民营企业危机四伏”的时候了——“打桥牌”的邓小平转眼死掉了二十多年，经济会议之后的经济牌可能就是“争上游”了。这就是党政军一体的罗圈屁，1958年恶梦会重现了吗。

【038、2022年中国革命会是光荣革命】

《美情报总监：若这两条件符合中国革命正在路上》（2020-06-08 民报）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曾经做出报告，如果第二波武汉瘟疫持续到明年，中国经济重伤无法修复，2022年，将是中共失去政权一年，为了这句话，6月4日，在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和班农以及中国足球国手郝海东，已经迫不及待，抢先在美国自由女神像前面，发起"新中国联邦"建国行动宣言，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会出现吗？

有几位台商和台干朋友来电询问，"中共国"已经针对台湾人，月底放宽入境隔离14天政策，询问我是否可以进去，从"武汉瘟疫"开始爆发到现在，留在台湾的台商和台干，至少有六成没有进入厂区，也造成中国复工缓慢，最近国台办透过台企联多次催促，更以惠台政策利诱，也造成台商大老闆两难，很多台商坦言，担心中共武统战争发生，如果人在中国，身家安全难料，所以，考虑留在台湾，台商左右两难，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只能回答，"自己看着办"，进去中国或离开中国，命运选择操之在自己。中共掠夺农民起家——台商投资中国资金，从去年开始下降，但是，至少有一千万中国人靠台商企业吃饭，问题是，保住一千万人饭碗，却无法保住两亿人饭碗，失业浪潮已经逼近中国。

为了保住红色江山，李克强说出了，"六亿人口月收一千人民币"的真话，不惜顶撞习近平，习近平的小康社会，根本是一场大骗局，其实，李克强的话，并未说完整，如果更完整的论述，应该把其他超过1000元人民币的人口，也详细补充，勉强可以过活的七亿人，是靠着掠夺农民而存活，这种掠夺属于制度性掠夺，孰悉中国历史章回小说的毛泽东说："会搞革命者是读书人，农民只是革命跟班，因此，把城里的读书人餵饱了，这些读书人才不会去鼓动，带领农民革命"，历史的确是如此，所以，中共以身分证二分法，把农民和一般人分开了，住在城里的人，受到国家照顾更多，"工农兵第一"的口号，是用来欺骗农民的，农民是中国最底层的受害者。而最高的阶层是共产党，以及和共产党有裙带关系的红色权贵，更不用说那只占2%人口的高级权贵，拥有80%中国资产，他们的富裕比资本主义国家更离谱，简单说，中国贫富差距，比西方国家更严重，压制中国人不革命的武器是军警暴力。

中国经济学家何军樵说，人民公社时代，1978年，两亿农民一天只赚1毛3分钱，改革开放后，1995年，一位农民一年一亩地收入是300到500人民币，到了2020年，一亩地一年收入，还是同样。25年下来，没改变，依照毛泽东管理中国的方法，就是不可以让农民有钱，因为有钱就会搞革命，最佳状态就是半饱半飢状态，如果你想改善生活，就必须花更多时间劳动，除了农事以外，跑到城镇农民工，每天劳动20小时，让你没时间乱想。何军樵说，70年来，中共掠夺农民70兆人民币，藉由新城镇开发，圈住农地，把农地卖给建商，发财的不是农民，而是党干部和商人，现在，失业农民工回到乡下，没有田地可以耕种，飢饿将是爆发革命的重大原因。

地摊经济救中国——为了缓解两亿失业人口，李克强喊出"地摊经济救中国"的口号，并且一声令下全国推广，过去专门取缔地摊的城管党官红臂章，工作遇风转舵，变成辅导地摊才有成效，还发动文宣媒体，把摆地摊写成高大上行业。一堆博士、失业的科技人员、金融白领阶级也纷纷开起自家车摆起地摊，网路酸民说："仇视美国和全世界，下场是全民摆摊，既然认为摆地摊可以救经济，那过去取缔的人，是不是应该抓来枪毙？政府是否应该给个说法"，党媒为了鼓励地摊风潮，还加倍吹牛，一个月摆地摊赚了3万人民币，还买了房车，甚至把马云、刘强东也曾经摆地摊起家，大事宣传，所谓英雄不论出身低，现在，从北到南，包括一级城市，也是处处地摊，有经济学家说，"那些大楼商场里面的专柜，怎么办"？李克强心里清楚，用地摊经济只能救一时，无法救永远，但总比习近平持续吹牛，欺骗来的务实，更重要的是出门摆地摊，总是有事情做，比起人民待在家里胡思乱想更安全。

失业浪潮的飢饿粮荒，在两年内会出现，但是，不满习近平的极左冒进主义路线，已经在红二代团体中酝酿，最近传出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的录音，这是在北京一个红二代的聚会场所录下的，蔡霞建议红二代起来罢免习近平，并且说，"只有让习近平下台，共产党才有救"，蔡霞的录音流出后，据传本人已经跑到美国。目前，还留在北京的红二代处境最危险，第一，习近平派人监看着一举一动；第二，美国暗示明示，只要集结力量把习近平弄下台，才能确保放在海外的资产，至少，才有筹码和老美谈判。那么，最后是红二代成功罢习，或者是没饭吃的农民起身抗暴，国际媒体都在密切注意。

谢选骏指出：如果目前的灾难真是习近平一人导致的，那么2022年的中国革命会是一场短暂的光荣革命——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要简单。如若不然，就说明中国的独一无二，确是一个“世界历史的例外”。

【039、4000年人类没有多少进步】

《破译世界上最古老的食谱“炖羊肉”》（BBC 2019年11月30日）报道：

炖羊肉的食谱读起来更像是配料表，而不是真正的烹饪方法：“用肉；准备水；加入细盐、干大麦饼、洋葱、波斯青葱和牛奶；捣碎后加入韭菜和大蒜。”但是，要让厨师补回缺失的部分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份食谱的作者已经去世约4000年了。

然而，一群精通烹饪历史、食品学和楔形文字（巴比伦的文字系统，最早由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苏美尔人发明和使用）的国际学者正努力发掘世界上最古老的食谱，试图恢复其中几道菜。这是一种烹饪考古研究，利用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古巴比伦的系列收藏（Babylonian Collection），希望通过味道来更深入地了解那种文化。

“这就如同重现一首歌，”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亚述学（Assyriology）专家巴尔贾默维奇（Gojko Barjamovic）指着耶鲁皮博迪自然历史博物馆（Yale Peabody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展柜玻璃下的楔形文字石板说。巴尔贾默维奇重新翻译了这些文字，并组建了一个跨学科团队，负责让这些配方重现生机。

耶鲁大学收藏的三块石板可追溯到公元前1730年左右，第四块石板晚大约1000年。所有石板都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Mesopotamian region），包括巴比伦和亚述，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巴格达以南和以北地区，加上叙利亚和土耳其的部分地区。在较早的三个石板中，最完整的是一份清单，相当于25种炖菜和肉汤；另外两份清单包含10多个食谱，里面有烹饪说明和演示建议，但都是破碎的，因此不太清晰。挑战在于，如何在现代材料的限制下，在保持真实性的同时，剥开历史的重重迷雾。

“他们不是很丰富的食谱——也许只有四行字，所以你需要很多猜想，”哈佛大学食品学家索伦森（Pia Sorensen）说。索伦森与哈佛大学科学和烹饪学者冈萨雷斯（Jurado Gonzalez）一起，通过假设、控制和变量完善原料的比例配方。“今天所有的食物材料和4000年前是一样的：一块肉基本上就是一块肉。从物理学的观点来看，没什么不同。这是科学。”

食品科学家们利用他们对人类口味的了解、确定食谱不会随时间发生剧烈变化，进而推断出最接近真实配方的配料比例。他说：“我们可以根据有效的方法来实验，如果液体太多，就会变成汤。通过观察材料参数，在大多数的炖菜中，我们可以近距离看出它是什么。”索伦森说。

研究人员发现，炖羊肉的演变在伊拉克仍然很普遍，时光倒流，让人回想起“美索不达米亚的高级美食和4,000年前厨师技艺的精妙”。耶鲁巴比伦收藏馆的副馆长拉森（Agnete Lassen）说。从石板中挑选出来的四道菜也各有其独特的用途。拉森说，例如，帕士鲁塔（Pashrutum）是一种适合感冒患者的汤，不过这种清淡的肉汤带有韭菜、香菜和洋葱的味道，翻译过来就是“放松”的意思。巴尔贾默维奇说，另一方面，埃兰肉汤（Elamite）是列在石板上的两道外国菜肴之一。

他把这与如今无处不在的“外国”菜肴相提并论，比如千层面、脱脂酸奶或鹰嘴豆泥，它们被带出祖国，演化新的口味，显示出相邻文化之间的联系。“在这些4000年历史的文献中有一个烹饪的概念。有‘本国’食物，也有‘外国’食物。”巴尔贾默维奇说：“外国菜还不错，只是不同而已，而且有时候看起来还值得一做，因为他们给了我们菜谱。”

Tuh'u食谱

食材：1磅羊腿，切丁、1杯肥羊肉、1个小洋葱，切碎、1茶匙盐、1磅甜菜根，去皮切丁、1杯芝麻菜，切碎、1杯新鲜香菜，切碎、1根葱，切碎、1茶匙孜然种子、1 杯啤酒（混合酸啤酒和德国Weibier大麦啤酒）、1杯水、1杯韭菜，切碎、2个蒜瓣，去皮并压碎。

配料：1杯新鲜香菜，切碎、1杯春韭葱，切碎、香菜种子2茶匙，粗碾碎。

烹制方法：将羊油放入锅中加热，锅的宽度要足够让摆一层切好的羊肉。加入羊肉，用大火烤至水分全部蒸发。加入洋葱，继续煮，直到洋葱几乎变成透明。加入盐，甜菜根，芝麻菜，新鲜香菜，波斯葱和孜然。继续直到水分蒸发。倒入啤酒，然后加水。轻轻搅拌一下，然后煮沸。关火，加入韭菜和大蒜。炖一个小时直到酱汁变稠。用研钵和研杵把春韭葱和剩余的新鲜香菜捣成糊状。把炖肉舀到碗里，撒上香菜种子、春韭葱和新鲜的香菜酱。这道菜可以配上蒸包、煮鹰嘴豆和面包。

资料来源：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食物，记载于耶鲁巴比伦烹饪食谱，经合著者和翻译巴尔贾默维奇的许可。

巴尔贾默维奇和拉森说，尽管掺有血液的肉汤在今天的伊斯兰和犹太教传统中是完全禁止的，但这道埃兰肉汤起源于现在的伊朗，而且还使用了莳萝，这种成分在石板菜谱中没有提到。巴尔贾默维奇说，这是一个今天仍然很明显的区别：伊拉克菜很少使用莳萝，而伊朗菜中却很常见，这种模式可能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形成了。烹饪史和伊拉克美食专家纳斯拉拉（Nawal Nasrallah）指出，“外国”的称号象征着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及对异国口味的欣赏。纳斯拉拉说，巴比伦人可能把莳萝的味道和埃兰菜联系在一起，就像我们把新鲜的胡荽和西班牙食物联系在一起一样。

研究人员指出，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厨师们一直保留着表演的元素。就像今天的美食厨师喜欢用精美装盘来迎合食客的期望一样，美索不达米亚的厨师也会为上流社会准备精致的大餐。想想看：古代亚述也有阿德里亚（Ferran Adrià，西班牙著名厨师）这样的厨神。

纳斯拉拉说，石板菜谱中的一道菜类似于鸡肉锅饼，上面有一层层的面团和大块的鸡肉被一种巴比伦奶油酱严严裹住。她说，这道菜令人惊喜之处在于，食客揭开上面的脆皮，就看到里面的肉。纳斯拉拉指出10世纪巴格达迪食谱（Kitab al-Tabikh）中反复提到这种美食，描述了当地中世纪的烹饪传统，在现代伊拉克美食界也有体现。“今天，在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在伊拉克，我们为道尔玛（dolma）这样的有馅食品自豪。我们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厨师表演的倾向，”纳斯拉拉说。“就这样，我真的被这个菜系的延续性和保存下来的东西迷住了。”

在巴比伦食物的制作过程中，包括使用诸如番红花或香菜、欧芹和甜菜等色彩鲜艳的食材来吸引人的眼球和味蕾，并使用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产中提取的鱼露来提鲜。纳斯拉拉说，这是菜肴的鲜味元素。今天来自该地区的炖菜通常是红色的，上色的是西红柿（这在食谱写成后几个世纪后才出现），但仍然可以识别小茴香、香菜、薄荷、大蒜和洋葱的味道。纳斯拉拉说，例如，以绵羊的尾巴脂肪（阿拉伯语为alya）为美味，并且“直到1960年代仍是伊拉克菜必不可缺的成分”。“从古代到今天，我看到了同样的趋势；我们不只是加入盐和黑胡椒，我们还加入了各种香料来增加香味，增加味道，我们不是一次全部加进去，我们是分阶段加进去的，我们让肉慢慢炖烂。”

炖羊肉是用大麦饼蘸着汤吃的，就像今天人们用面包蘸汤一样。学者们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试验，通过变量和控制的科学方法，揭开了这道菜的神秘面纱，最终做出来的这道菜口感醇厚、细腻。例如，他们意识到，把肥皂草（soapwort，一种多年生植物，有时用作温和的肥皂）加入菜中是一种错误，不论添加多少这种成分，都会使菜变得苦涩、侬软、难吃。同样，调味料的含量也有一个临界值。他们说，无论4000年前还是今天，任何一道菜中都有一定的盐含量，超过了就不能食用。

现代食客可能在这些美索不达米亚的食物中发现了几种文化的元素。例如，Tuh'u中的红色甜菜根，它与德国犹太人普遍使用的罗宋汤，以及伊拉克犹太人喜爱的一种甜酸甜菜根和肉丸烹制的炖菜有相似之处。同样，炖羊肉也需要用羊尾脂肪来炒。与炖肉类似的可能是伊拉克的一种叫帕恰（pasha）的菜，纳斯拉拉记得她的母亲用羊的各个部位做菜，用石板菜谱描述的方法类似。纳斯拉拉说：“我很惊讶地发现，今天伊拉克的主食是炖菜，也是古代的主食。在今天的伊拉克，这就是我们的日常饭菜：炖菜加米饭或面包，看到如此简单的菜品变化无穷，从古代到现在如何延续，真是令人着迷。在古巴比伦的食谱中，我甚至都没看到它的源头。食谱中烹饪这些菜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谁又知道这道菜起源的时间呢？”

谢选骏指出：看来人类真的没有多少进步，几千年来不仅口味相似，连菜谱都大同小异，这就是轮回，几千年一贯制还算好的，可能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

【040、第二次公私合营运动开始了】

《惊了！北京上海深圳日注销2000家公司》（2018-12-31 看中国）报道：　

近期，中国大陆各地媒体的版面上，密密麻麻的企业注销公告，引起外界关注。据悉，现在北京每天登报注销的公司超过2000家。

根据《华夏时报》报导，2019年伊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公司，却传出公司“注销潮”。以北京为例，北京过去每天登报注销的公司不会超过500家，但自2018年10月起，每天登报注销的公司到达2000家左右。

这一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北京原一家饭店老板张先生表示，他2年来承包北京朝阳区周边几家企业的工作餐，生意还算稳定，但至2018年8月开始，北京出台社保新政策，饭店便开始经营亏损。他说，主要原因是，政府规定必须按照工资缴纳社保，这大大挤压了饭店的利润空间。

张先生说，他经营的饭店约有20余名员工，包括他自己在内，2年来无一人缴过社保，“（因为）小本生意，赚得其实不多，”“即使按照最低标准缴纳，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无奈表示，“索性就不干了，注销了回老家找工作。”

根据政府最新政策，自2019年1月1日起，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各项社会保险费和先行划转的非税收入。这意味着，公司多少员工交社保、参保基数是多少，不再由公司向社保局主动申报，而变成由税务局根据企业报税的数额征收。

虽然新政策令张先生被迫放弃经营生意，但其实注销公司并非易事。

报导指出，注销公司流程需要税务局和工商局的各种审批，许多公司为提高效率，就选择了专业代理公司代为注销。小王就是其中一位代理。

小王透露，在大陆想要注销公司最快也要2个月，而自政府出台新政策后，刊登注销公告的数量更是急速上升，“各工商分局每天通常只放几千个号，我们零点要做好各种准备抢号，一般一两分钟就抢完了，网速和手速得要快。”他说近期从事代理注销服务的公司生意都非常红火。

最新几期的数据显示，《北京晚报》平均每天有两个半版的页面刊登声明公告，而在约600个公告中，又以注销公告为主。

《北京晚报》版面代理公司人员孟先生也表示，由于近来刊登注销公告的企业太多，因此现在公司员工加班是常态。 “以前我们公司都是到点下班，现在晚上加班到8、9点是常态，要刊登注销公告的企业太多了。”

孟先生说在他接触的注销公司中，以中小微企业为主。 “新政策对大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影响很小，受伤害的都是小微企业，他们太难了。”他还说，这些想要注销的中小微企业，大多都不是空头公司，反而多是些搬家公司、家政公司等服务类公司，“很多都是两口子开的，在新政下也要上社保，干脆就注销不干了。”

外界留意到，自民间出现企业“注销潮”后，国家税务总局又发文称，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征收职能，将暂缓移交至税务部门。

对此，注销代办公司小王表示，新政策并不明朗，目前尚不清楚已进入注销程序、但未完成注销的公司，是否在政策实行后需要执行。不过，这并不影响办理注销的公司在继续增加。

民间也普遍对政府出台的新政策不看好。不少网友表示，“暂缓更可怕，因为随时可能变卦。”“最终总帐一起算，”“拍脑袋+朝令夕改=摧毁预期。”

谢选骏指出：虽说历史是不可对比的，但是不可对比的历史却是无法理解的——如果要对比的话，则现在很像“第二次公私合营运动开始了”——大公司遭到兼并，小公司被迫倒闭；因为新型的二次公私合营运动开始了！

【041、第二次抗美援朝终于打响了】

《希望在瞬间破灭川普突然翻脸真相》（2019-05-08 法广）报道：　　

在外界普遍以为中美持续数月的谈判逼近签字的最后关头，星期五、5月3日深夜，华盛顿收到中方加密外交电报，内容让美方大惊：在双方拟定的150页贸易协议草案中，中方对每一节都进行了增删，在谈判桌上达成的每一点都有所修正，路透社报道，中国想改变与美国贸易协议草案的几乎所有内容……

特朗普之前屡屡乐观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到了最后时刻，但就是在这一“最后时刻”，彻底翻盘! 为什么？根据路透社，这本来是双方数月谈判的最后成果，按照预计，刘鹤在这个星期四星期五前往华盛顿，双方将最后敲定协议内容，然后宣布特习会将举行的时间，在两位领袖注目下签署这一历史性协议，然而希望在瞬间破灭了。

中美贸易协议草案共分七章，美方要求中国通过修法来保证落实协议，这是美方提出的基本要求，修法主要涉及知识产权盗窃、保护商业秘密，强制性技术转让，竞争政策，金融服务准入，货币操纵。中方拒绝对其中任何一章其中任何一项通过法律形式确定。这份外交密件彻底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激怒了。

特朗普周日晚上发推宣布，将从这个周五起，也就是原先预订的刘鹤抵达华盛顿谈判的次日起，把针对中国进口美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的惩罚性关税由目前的10%提升至25%，特朗普还威胁，不排除对其他3000多亿美元中国产品课增惩罚性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认为，中方删除了所有必须以立法形式落实的协议条款是不可接受的。对他来说，在中方信誉不佳，对过去曾经作出的承诺屡屡不兑现的背景下，以法律形式确认必不可少。

须知莱特希泽是鹰派，从来如此。从中美谈判一开始，他就建议特朗普总统必须要制定一个监督中方落实承诺的严格的执行机制，严格的程度就像美国对待朝鲜和伊朗那样的一种框架。如果没有一个法律的规定，协议的基础就不牢靠。

但是对于中方的大倒退，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美国财长姆努钦仍然大为震惊，两人在星期一同时对外解释，中方的倒退导致特朗普总统下令提升对华惩罚性关税利率。

路透社引用两个消息来源称，刘鹤上星期对美国主要谈判代表表示，美方应该信任中国，中国会通过行政改革和行政规则来完成本次谈判所作的全部承诺。但是，姆努钦和莱特希泽一直反对仅仅采取行政的手段来保证实施，他们提醒中方，北京在过去作出过类似的保证，但最后都没有兑现。

路透社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称，四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最后一轮谈判其实异常困难，谈判伊始，中方开始步步反悔，提出修改之前已经达成的承诺。消息称，中国至少在十点上后退。由此看来，真正让人吃惊的是，特朗普为什么一直能够坚持到星期天晚上再爆发了愤怒。

连续二十年玩弄谈判技巧，达成过各种口头的、书面的协议，最后都成纸上谈兵，北京似乎一直看轻美国政府的决心。

特朗普发推后，全球股市动荡，这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下马威，以得到中方更多的让步？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称，美方这一次认为中方的表现非常严重，特朗普没有别的选择。

据接近中国政府的消息称，中方谈判代表称他们不能改变中国的法律，而且改变法律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这位中方负责人否认中国“反悔”，在原先的承诺上退步。在他看来，问题在于美方的要求越来越苛刻，达成协议之路越来越狭窄。

刘鹤应该在这个周四来到华盛顿，一周前，他的到来几乎被视作是历史性签字前的“最后的会面”，现在，美方深深怀疑刘鹤副总理有多大能力重启谈判进程。

据估计刘鹤应该不会空手而来，路透社引述消息来源称，为了避免紧张升级，刘鹤应该重新回到未被中方修改删节的那份协议草案，并且从原则上同意中方将以立法形式确认中方的承诺。中方还应该在美国最关注的限制政府工业补贴，简化美国转基因大豆进口程序方面作出让步。

现在，特朗普手中握的那把剑不仅仅是一把悬剑，美国贸易代表处已在周三正式公布了对华课征25%关税的文件，从周五零时一分，也就是国际标准时间4时零1分起，美国将实施对华2000亿产品高额关税。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刘鹤重新回到之前的中美协议草案，这一关税是否执行？总之，美方已启动程序…….

在观察人士看来，中方这次的退步给美国“鹰派”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对抗机会，莱特希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姆努钦本来一直主张与中国达成一个不十分苛刻的协议，现在似乎也站在莱特希泽一边。两人暗示，路并没有堵死。

但是，中方的选择不多。

谢选骏指出：1950年代，第一次抗美援朝的进行方式“打打谈谈，谈谈打打”，那是军事斗争；2010年代，第二次抗美援朝看来也是如此——“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这是贸易斗争。第二次抗美援朝终于打响了，其实呢，第二次抗美援朝早就在暗中进行了，只是没有明确宣告罢了。第二次抗美援朝终于打响了，这是第二次冷战的新高潮！

【042、第二次冷战的大致铁幕】

（一）

《俄与西方“激战”正酣将迎来中国2高官》（2018-03-31 参考消息）报道：

这两天，俄罗斯成为全球焦点——这个“战斗的民族”正与西方展开一场“硬碰硬”的较量。

而就在这一特殊时刻，中国宣布了两个重磅消息：

今天（30日）下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慷宣布：经中俄双方商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于4月4日至5日对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

昨天（29日）下午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任国强宣布：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将于4月1日至8日赴俄罗斯参加第七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并访问俄罗斯、白俄罗斯。

短短一周内，两位中国重量级高官访俄。

而对于外界而言，无论是两位官员身份的特殊，还是出访时机的特殊，都为两位中国高官的俄罗斯之行增添了几分“意味深长”。

两位高官的行程披露后，外界首先关注的是“首访”

今天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回答提问前首先宣布了王毅外长访问俄罗斯的最新信息。

事实上，这也是外交部记者会对王毅外长访俄消息的第二次“官宣”。

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王毅部长对俄罗斯的访问最初定于3月27日至28日进行，然而，由于克麦罗沃惨案发生后俄罗斯政府的时间表发生变化，王毅访俄日期相应发生变化。

“我要纠正一下，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对俄罗斯的访问不是取消了，而是推迟了。”外交部发言人陆慷曾在2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如此指出。

他强调，王毅部长的访俄行程变化，是在克麦罗沃惨案发生后，由“中俄双方商定”决定推迟的。

“尽管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对俄罗斯的访问被迫延后，但在俄罗斯面临危机时，中国仍将坚持不会改变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密关系。”美国《外交学者》杂志网站在28日的报道中说。

事实上，26日第一次宣布相关消息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曾指出：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作为习近平主席特使访问俄罗斯，是中俄关系高水平和特殊性的体现。

“如果此前计划成行，3月底的俄罗斯之行也会是王毅连任外交部部长后的首次出访。”《外交学者》杂志网站这样强调王毅访问俄罗斯的“特殊性”。

而巧合的是，外媒同时也关注到，中国国防部部长魏凤和对俄罗斯的访问，也是他在履新后的首访。

“北京特别重视与莫斯科的关系，因此选择俄罗斯作为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履新后的首访国家。”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

美国着名智库Stratfor发布文章则分析认为，中俄间此次外交上的努力意味着两国将在中亚区域进一步加强军事与安全合作。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校在记者会上指出：“此访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与上述国家的防务和军事关系发展。”

“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任国强说，他同时形容中俄关系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大国关系，“可以说是稳如泰山”。

“中国表达出对俄罗斯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正是俄罗斯急需的”

在外媒看来，中国两位高官对俄罗斯的访问之所以看上去意义重大，还在于时机的“微妙性”。

《外交学者》杂志网站评论称，王毅在此时作为习近平特使对俄罗斯的访问，将“表达出对俄罗斯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正是俄罗斯急需的”。

事实上，就在昨天，作为中国两位高官访俄背景一再被外媒提及的俄罗斯“危机”发生了重大进展。

或者说，俄罗斯与西方各国之间的较量已经进入“更激烈”的阶段——继被英国联合多国集体驱逐多名外交官后，一度沉默的俄罗斯终于“出手还击”：宣布将驱逐150多名西方国家的外交官。

而在这次反击之前，外界曾普遍认为，自半个月前一名前俄罗斯特工在英国遭遇“毒杀”后，俄罗斯正陷入西方的“围攻”之中。

公开报道显示，3月14日，以“涉嫌毒杀”一名在英的前俄罗斯特工为由，英国出手“惩罚”了俄罗斯：宣布驱逐23名俄罗斯外交官——这是自“冷战”结束将近30年以来，英国驱逐俄外交官最多的一次。

随后，一波“病毒式跟风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潮流席卷了西方国家。

据BBC统计，截至27日，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乌克兰等共26个国家追随英国，宣布驱逐俄外交官。其中美国驱逐的俄外交人员数量最多，达60人。

而世界也在昨天等来了被“围剿”之下的俄罗斯的强硬回击——

俄外长拉夫罗夫宣布，将驱逐60名美外交官，并关闭美驻圣彼得堡总领馆。

“这是两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紧张局势。”美国《纽约时报》如此评价。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外交层面与俄罗斯的任何互动都被外媒紧密关注和着重解读。

而在俄罗斯问题专家、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盛世良看来，特殊时刻习近平特使、中国外长王毅和中国国防部部长选择访问俄罗斯，“体现了中国对俄罗斯的重视”。

与此同时，盛世良认为：“普京再次当选，正面临来自西方的巨大压力，预计未来中俄两国在战略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会进一步加强。”

中国不改变与俄罗斯关系，也会“争取同各方都发展友好关系”

事实上，就在俄罗斯采取强硬外交手段回击西方“围剿”的同时，由英国牵头的对立阵营内部也正在出现“内讧”和分化。

例如据塔斯社29日报道，此前宣布驱逐4名俄外交官的法国，目前仍在按计划与俄罗斯商讨马克龙总统5月份出访俄罗斯的相关事宜。

而另据俄罗斯《新消息报》28日报道，同样驱逐4名俄外交官的德国，已善意证实“俄有权向德另派出4名外交官”，以接替此前被驱逐的外交官。

此外，用英国《卫报》的话说，目前欧盟国家内部还出现了一支“不情愿联盟”，奥地利、卢森堡等八个国家都对英国表示，不准备驱逐俄罗斯外交官。

不仅如此，奥地利还公开指控英国对他国施压，试图逼迫奥地利等国与其一道驱逐俄罗斯外交官。

不过，在盛世良看来，虽然俄罗斯一贯注重强势回击，而且因涉及国家安全而妥协余地有限，但“此次事态涉及国家太多，俄罗斯面临多方压力，这对俄罗斯的外交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盛世良告诉小锐，这轮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面前，中国不改变与俄罗斯关系的同时，也会“争取同各方都发展友好关系，干好我们自己的事”。

而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慷的表态也再次重申了中国的一贯态度：“一段时间以来，俄美关系出现一些困难，我想强调，俄美两国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这两个国家也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重要的责任，我们真诚希望俄美双方能够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妥善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和分歧。”

（二）

《习近平预订7月26日访问朝鲜》说，中央社引述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7月底访问朝鲜。

此前，朝鲜领袖金正恩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于3月25日至28日访问中国期间，邀请习近平「于方便的时间点」访问北韩。习近平当时就接受了邀请。

报道引述民运中心昨天（3月29日）引述消息人士称，习近平预定于7月26日访问朝鲜。

另外，朝鲜昨日敲定，将于4月27日与南韩领导人文在寅在板门店南韩辖区「和平之家」会晤，南北韩（朝鲜）将在4月4日开会讨论会谈细节，包括会谈议题、领导人移动路线及设置文在寅与金正恩热线等问题。早前，金正恩又预计5月份或之前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但暂时没有透露地点。

日媒3月29日亦报道，金正恩正安排与韩、美、中首脑会谈后，考虑6月与日本首脑安倍晋三会晤。媒体分析，这样一来，「六方会谈」持份国全齐，不过，方式却是逐一会谈，而不是过往的同坐一席。港媒香港01分析，六国首脑在朝鲜的问题上，需求各有不同。但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即使会面，也难有互信。

外界关注金正恩的外交态度为何突然大转弯，并积极的与「六方会谈」持份国见面。分析指，朝鲜所作的，是希望得到各国援助，缓解国际制裁带来的经济危机，至于朝鲜是否会停止核试，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相信谁也不敢保证。

谢选骏指出：上述两条不期而遇但却不谋而合的新闻，大致划定了第二次冷战的版图——俄罗斯、北朝鲜、中国大陆已经开始越走越近了，进入一个圈子了。这就显示出第二次冷战的大致铁幕。所谓的贸易战，不过是小菜一碟，一个热身运动而已。

（三）

《川普急升对华征税北京：不惜代价反击》（2018-04-06 转载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中国时间星期五（4月6日）早晨宣布指示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对中国再征收“1千亿美元关税”。

中国商务部中午时分发表声明，称对美方言论将“听其言观其行”，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奉陪到底”，并“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予以回击。声明还说，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贸易战，如果美方继续搞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径，中方必定采取新的综合应对措施，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川普政府星期二（4月3日）公布了拟定大规模对年度5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增收关税的清单后，中国商务部曾迅速发表声明，对美方的做法强烈谴责，扬言中国也会在“近日”对美国产品采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并在同一天宣布对500亿美元的进口美国商品采取征税反制措施。川普总统说，正是因为中方以这样的姿态和方式对美国实施不公平的报复，他才指示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是否再对1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谢选骏指出：现在，谁能阻止第二次冷战的到来？即使亲共的川普，也被一股他无法阻止的力量推向了他所害怕的战场。

【043、第二次冷战今天正式揭幕】

《美国发大狠！突然驱除60名俄罗斯外交官》（2018-03-26 转载VOA）报道：

美国政府3月26号星期一宣布，驱除在美国境内的60名俄罗斯外交官员，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这些人员限7天之内离开美国。

星期一早上白宫举办背景简报会，多名川普政府资深官员解释这项举措的原因跟详情。资深官员说，配合美国的盟国回应前俄罗斯间谍谢盖尔.思科利帕以及其女儿尤利娅，在英国遭到俄罗斯政府以神经毒气杀害一事，美国今天驱除60名俄罗斯驻美国的官员，包括48名俄罗斯使馆官员，12名驻联合国官员，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

资深官员表示，美国政府认为，这60个人都被认定是俄罗斯的情报官员，在美国从事刺探与搜集情报工作，驱逐他们将可以大幅削弱俄罗斯在美国以情报来颠覆美国的能力。而驱除12名俄罗斯驻联合国官员，也合乎联合国的规定。

川普总统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上星期通过电话。英国此前已经驱除23名俄罗斯驻英国外交官员。普京政府否认跟神经毒气案有关系。此前白宫一直不愿证实此案与俄罗斯有关，川普总统本人也避免提到。川普政府资深官员今天表示，这是因为之前证据还不明确，甚至调查中一度认为神经毒气是由美国提供的，但到现在已经证据充分，所以联合美国的盟国一起制裁。

川普总统与普京总统上星期二（3月20号）通过电话，不过资深官员不愿证实两人是否讨论到3月4号前俄罗斯间谍在英国遭杀害，以及今天发布的驱逐决定。白宫随后发出声明，表示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是为了阻断俄罗斯情报人员刺探附近的潜水艇基地以及波音公司。

美国资深官员说，希望俄罗斯人民能够了解，美国的行动并非针对俄罗斯人民，而是针对俄罗斯政府。不过在简报会上有记者询问，川普政府是否将考虑制裁普京本人，资深官员则未作出正面回应。

谢选骏指出：美国不仅和英国联手，而且比英国出手更重，再加上英国拒绝祝贺习近平当选终身主席和美国对中国大陆全面制裁——在在显示第二次冷战已经正式揭幕了。如果这次英美及其盟国能够再次成功地将中俄（这次已经不是苏中了，而是以中国为首了）封锁在铁幕之内，使之逐渐萎缩崩溃被迫再度开放，那么就会迎来“第二次历史的终结”，否则，英美的霸权即将成为历史的烟尘了。

对此，共产党中国将如何反应呢？

已有共产党喉舌出来发言了——

《英俄这次斗法很严重川普正变得更加凶狠》（2018-03-21 占豪）报道：

英国最近与俄罗斯因俄叛变间谍被生化攻击案而关系急剧恶化。关于这一事件的性质是可大可小，非同小可！

可大可小是因为，这种事如果放在两国关系好时，大概就神不知鬼不觉抹过去了；哪怕关系不好，如果不适合宣扬，也顶多外交斗几句嘴，见不得真章。然而，如果有背景、有某种特殊利益取向，那么这事就会往大了闹。

这一次，英国展开对俄罗斯、对普京的“暴跳如雷”，本质上就是一个借题发挥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外交策略选择，是英国根据当前行事所做的外交策略选择。

这事到底谁干的其实一点不重要，因为一个出卖了300个自己同事的间谍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出事是早晚的，不会有任何一个间谍机构会放过这样的叛徒。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人为了某种特殊目的拿此事做文章，这个俄罗斯叛徒只是一个牺牲品而已。

英国和俄罗斯这次斗法，特蕾莎·梅给24个小时让普京把事情说清楚本身就是无法说清楚的。如果普京辩解了，不但越描越黑，丢了国格，英国也会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且驱逐俄罗斯驻英外交人员。普京怼回来，英国所采取的措施也是一样。所以，当特蕾莎·梅对普京发出24小时最后通牒时，已经意味着无论普京做什么，英国接下来要做的都是一个结果。

面对英国驱逐俄罗斯23名外交人员并冻结俄罗斯在英国的国有资产，俄罗斯果然如其外长拉夫罗夫所说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最终，俄罗斯同样驱逐了英国23名外交人员，并且直接关闭英国驻圣彼得堡总领馆、终止英国文化协会在俄活动等3项措施予以回应。

在笔者看来，英国这次行动，本质上一次调整自己外交策略，在美国展开对俄罗斯新一轮围剿之前扮演急先锋的角色以获得与美国更亲密的关系以及获得更多美国的优惠政策资源，是一次和美国在战略上保持一致的“站队”式行动。

在这种背景下，英国采取了冷战结束以来对俄罗斯外交官最大规模的一次驱逐令，同时英国宣布官方抵制俄罗斯世界杯（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只是不会有任何王室代表和内阁大臣参加，有种就不让英格兰队参赛），媒体对此的评论是“对抗甚于冷战”。英国此时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只能说明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就是如此，那么接下来美国对俄罗斯将会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在中东、东欧都可能采取强力行动以对付俄罗斯。

根据之前蒂勒森访问土耳其的表态，美国甚至愿意与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一个30公里的缓冲区以进行妥协，这已经表明美国在中东叙利亚正准备对俄罗斯下手。而现在，美国又换了一个支持撕毁伊核协议的蓬佩奥当国务卿，这意味着接下来白宫很可能撕毁伊核协议。如此，接下来美国必然联手包括以色列、沙特等国对付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向土耳其出让30公里缓冲区的利益，就是想卸掉土耳其这边的压力。

一边准备在中东强力出手，一边又释放准备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信号，同时还在半岛问题上进行妥协，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态度正变得更加凶狠。从俄罗斯最近频频放出包括核动力导弹等大杀器看，普京早已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且已经准备好了与西方血拼！

这种状态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打“新冷战”又近了一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打“新冷战”，本质上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政策走向。

当时，奥巴马政府推动对俄“新冷战”趋势，其根本原因是：如果美国不先搞定俄罗斯并掌控欧洲，那么美国就不可能对中国进行彻底围堵，美国的霸权面对世界多极化趋势就无能为力。正是在这种格局下，美国必须挑起欧俄“新冷战”，破坏掉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才能达到目标。于是大家看到，2013年12月，美国启动了对乌克兰的街头革命，最终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权倒台。亚努科维奇政权倒台后，俄罗斯为了自保，很快吞并了克里米亚，并让东乌克兰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俄罗斯也因此与欧盟的关系陷入恶化，欧俄新关系彻底被冷冻，美国破坏欧俄关系发展的目的达到，并继续向俄罗斯与西方的“新冷战”继续推进。

简单说，如果最终美国实现“欧俄新冷战”从而达到俄罗斯和西方的冷战这个效果，那么美国就有机会拖垮俄罗斯。一旦俄罗斯垮了，美国或收编、或让俄罗斯陷入内乱，然后就可以腾出手联合西方全力对付中国了。如果真的俄罗斯倒了，那么美国必然联手西方全力对付中国，中国将会面临巨大困难。真到那时，可能会再次爆发全球性的冷战。

基于上述逻辑再回头看英国和俄罗斯关系的严重恶化，就不得不倒抽一口冷气：原来，背后的戏份这么大！也就是说，如果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继续围着美国的指挥棒走，那么走向全面对抗、走向“新冷战”是完全可能的。如果美欧与俄罗斯形成“新冷战”，全球“新冷战”的概率也会进一步增加。

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全球“新冷战”在什么条件下会形成呢？笔者认为有三个条件：

一、当美欧与俄罗斯彻底陷入“新冷战”，并且俄罗斯被美欧逼得陷入崩溃。

如果美欧与俄罗斯陷入“新冷战”，并且俄罗斯被逼得基本陷入崩溃之时，美国必然转向全力对付中国。基于此，中国决不能让俄罗斯倒下，要让俄罗斯有能力与美国怼下去，这不但有利于俄罗斯，更有利于中国和世界，中国要坚定地站在俄罗斯身后，为俄罗斯提供足够的支持。

二、当美国已经完成对欧盟和中国周边主要国家的联盟。

美国要想展开对中国的“新冷战”，必须把欧盟和中国周边主要国家全部纳入到自己的意志当中。现在，美国正在做的就是这些，其核心思想就是“美国优先”。

三、当美国重新勾勒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

美国勾勒出一个新的以美国为中心、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体系，那么当政治、军事上可以对中国展开围堵的时候，美国就会利用自己新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展开对中国的全面围堵，推动全球“新冷战”。

从现在情况看，经过一年时间的摸索，特朗普好像正在重新回到奥巴马原来的方向，推动“新冷战”。虽然，特朗普最烦奥巴马，并且推翻了几乎所有奥巴马的政策。但现实情况是，特朗普要解决美国继续维系全球霸权的问题，就必须聚集更多的资源，而要聚集资源就得不断制造各种矛盾，并且激化矛盾，从而最终让各方对美国的挑战力量自我消耗，当所有消耗足够时，美国的霸权力量也就恢复了！

过去，奥巴马从遏制中国的“亚太再平衡”到针对俄罗斯下手；现在，特朗普，一边勾勒“印太战略”，一边对俄罗斯下手。

世界大动荡，才是刚刚开始！当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在直接、间接制造动荡时，只有中国在继续谋全局、谋发展、谋人类命运共同！中国的这些战略方向，最终会发挥出巨大威力，会得到更多认同，大家拭目以待！

谢选骏指出：显然，上文显示，共产党中国也意识到第二次冷战已经来到，尽管上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但心里暗自高兴却是肯定的——因为，冷战有助于对于国内的控制，所谓“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捉鸡”是也。就像第一次韩战以后，中国国内局势的急剧恶化，并且持续了二三十年，是类似的道理。

【044、第二次冷战进入纵深阶段】

《美签被注销中国学者：美国对中全面泛安全化》（2019年4月15日转载中和希望）报道：

美国因国安考量禁止部份中国学者入境，签证因此被注销的中国学者朱锋今天说，几十名中国学者都和他一样有被美方严厉盘查的经历，这显示美国对中国关系正在全面「泛安全化」。朱锋是中国学界的美国问题研究专家，曾长期任职北京大学，现任南京大学「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他在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时，作上述表示。

朱锋并证实，自己的10年期美国签证已在2018年被注销，理由是对美方的调查询问「不合作」。但他强调，美签被注销，并不会对他的学术研究工作产生实际层面的影响。他说，所谓「泛安全化」，就是美国在对中国关系上，「什么都要跟‘国家安全’挂钩」，才会有几十个学者都曾和他一样被美方严厉盘查，这种做法是「非常过份」的。而这对中美之间的社会交往及民间往来，会产生实质性的伤害。朱锋说，中国学者被美国严厉盘查、乃至于护照被注销的情况，只是当今美中关系的「一个方面」。而像是美国在全球封杀华为的动作「更过份」，让他觉得「美国人现在有点撕破脸了」。他表示，自己的签证被注销，是美国非常不合理的举动。但最重要的是，这并不是他对美国「有什么表现不好的」，而是美方强迫他合作（接受盘查），这才是关键，然而「我当然不可能跟他们合作」。

朱锋回忆2018年发生的情况说，美方人员跟他谈话的根本目的，不是要了解及指控他什么，而是透过很多问题了解他跟中国外交部「是怎么合作的」。但他自认工作上「不至于跟美国不友好」，因此便回答「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他说，自己20、30年来多次进出美国，并不是第一次被询问，也会被要求合作。但美方以往的作法「比较soft」，不会采取强制性手段。

谢选骏指出：什么叫做“美国对中共全面泛安全化”？说穿了就是当作窃贼、全面围堵吧？这说明什么？说明“第二次冷战”目前已经“进入纵深阶段”了。

《未来两周美科研圈部分中国教授或遭解雇》（2019-04-15 新智元）报道：

这将是一场科研界的暴风雨！上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一席话掀起惊天巨浪：在接下来的一两周时间内，将对各个大学违反NIH规定的科学家采取行动，有人将被开除。

目前，NIH正在对全国55个机构进行调查，主要内容是了解外国科学家是否遵守有关披露外国关系、保护同行评审的机密性和处理知识产权的机构规定。

柯林斯表示，一些美国大学将在“接下来的一两周内宣布”，他们已经采取的行动，以防止外国政府不公平地利用NIH资助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人员可能将会被解雇，包括中国科研人员。

美国科研界未来一两周“腥风血雨”

柯林斯的这番言论是出席上周的听证会时发表的。

柯林斯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有人不遵守适当的规则，正在利用这个国家的资金拨款。这完全不可容忍。”

他在听证会上说，一些科学家被判犯有“double dipping”罪，没有对外披露受到了国外资金的支持，但仍旧享受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其的帮助;将本属于美国机构的知识产权进行转移;或者向其他国家发送赠款建议。

去年8月，柯林斯首次写信给NIH资助的10000家机构，要求他们寻找问题。柯林斯在公开信中提到，有三个问题令人关切：

向包括其他国家在内的其他实体转让资助申请或转移由NIH资助的生物医学研究的知识产权;

与包括外国实体在内的其他国家的NIH同行审查员共享关于资助申请的机密信息，或者试图影响资助决定;

受NIH资助机构的一些研究人员未能披露包括外国政府在内的其他组织提供的资源，这可能会扭曲有关NIH资金使用的决定。

同时NIH还公布了受资助人员可能违反报告规则的六个案例，并提醒审查拨款申请的研究人员不应与外界分享提案信息。

当时这封公开信引起了巨大争议，遭到了包括北大理学部主任饶毅教授等人的联名反对。不过，争议并未阻止NIH的调查，柯林斯后来也出席了几次听证会，汇报了调查结果。

在上周刚刚结束的听证会上，柯林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教师被解雇，被要求离开学校，其中许多人随后回到了以前的他们国家的机构。

“我们正在采取行动，你会在媒体上看到更多的证据，特别是在未来一两周。”

柯林斯也强调，NIH资助的大多数在美国工作的外国科学家都遵守这些规则，为研究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我们不想介入一些看起来有点像种族定性的事情”，案件也不仅限于中国科学家。

高校出“访问学者政策”，或影响近千名访问学者

柯林斯的公开信已经在学术界产生影响。

去年10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份“访问学者”政策引发热议，让人们担忧赴美学术交流会受到当地限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发出一封名为“访问学者政策”(Visiting Scientist policy)的邮件，根据媒体提供的邮件截图，该学校响应NIH对(美国的)生物医学受到威胁以及知识产权损失的担心，决定终止访问学者项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会响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美国的)生物医学受到威胁以及知识产权损失的担心，我们决定终止访问学者项目，并且立即生效。

因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未来都不会招待任何访问学者直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放心地感觉可以让外国学者参与到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中，直到威胁解除。

邮件中还提到，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已经成立欺诈调查小组。

这一邮件引起了海内外华人学者的高度关注。一位驻美的中国生物医学研究人员告诉《华盛顿邮报》，如果这一限制持续一年的话，取消该计划可能会影响到将近一千名访问学者。

10月22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在官方博客中发布了一篇文章作为对此事的回应。文章标题为“与NIH的多次互动引发了对其需要立即关注的2项政策合规性问题的考虑”，这篇文章中特意将NIH“涉外政策”的范围框了出来，而这一范围相当宽泛：无论是否有资金往来，任何同外国机构雇用的研究人员签署的项目或部分参与的项目皆属于涉外项目。文章还列出了符合这一定义的项目内容：来自美国境外的人体标本或脊椎动物资源;以收集数据、调查、采样等为目的而受到国外项目资助进行的外国旅行行为;受到外国资助的可能涉及环境、资源的任何活动。

以上这些都需要提前向NIH申请、通报并获得事先批准。

消息还提醒，如果医学院人员有参与当前受NIH或其他联邦资助的涉外项目，请准备一封解释该关系的信函，并需取得项目官员的批准。

此外，在今年3月，两名伊朗研究生到访NIH时，遭到该机构安保人员拒绝，其中一名研究生的演讲被打断，随后被带离会场。这两位研究生都在美国生活多年，持有美国绿卡和驾照。

对此，柯林斯在后来的公开信中致歉，表示该机构对访客的通关流程处理不当。

科学还能无国界吗？

科研机构很难对知识产权转移进行界定、管理和防范，这也是美国从政界到学界一直在呼吁解决的问题。

去年12月，白宫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声称将“审查签证程序，以减少非传统情报收集者的经济盗窃行为”，之后对STEM相关领域的外国学生、学术交流明显增加，而中国留学生签证的议题也频频被提及。

现在，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此前美国发布的《2017门户开放报告》，2016-2017学年就读于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中国学生增至35万人，在所有留美生源国中位居榜首。

谢选骏指出：第二次冷战虽然进入纵深阶段，但也不能排除发生逆转——这就要看看双方的意志力如何了。一般说来，只有意志力对等强大的时候，战斗才能继续下去。否则任何一方退出或屈服，就可以偃旗息鼓、提前结束了。

【045、第二次冷战就是互联网为中心的战争】

《贸易谈判内情解析中国“完全开放互联网”这事靠谱吗？》（牛泪 2019-05-29）报道：

针对中美贸易谈判最终破裂的原因，最近有媒体以引述知情人士的口吻称，美方“在谈判后期阶段不断增加新的要求”，“其中一些要求会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是导致谈判破裂的一个原因。消息称，是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中国无法做到的要求，包括“完全开放互联网”，“并放松对互联网的控制，取消要求外国云计算公司将所有数据存储在中国的要求”等，导致了谈判破裂。

这个消息的真假外界可能无从得知，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却很有意思。

有关互联网开放的事情，其实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我个人经常在境内和海外走动，坦率说，不管是工作还是个人社交需要，严厉的互联网管制都带来了很多不便。很多在中国投资的外商，一些科研工作者，以及一些长期在境外工作或生活已经习惯了网络自由的人，对这些管制措施也非常苦恼。一些需要翻墙才能看我发言的“牛粉”，对此应该也深有体会。很多人，包括我本人，都有过网上言论被无端删除的“待遇”。

但另一方面，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对国际互联网采取那么严厉的管制政策，屏蔽了那么多国际主流网站。

有几个层面，一个是保护国内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需要。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成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互联网新经济大国，除了人才、资金、技术、市场等因素，政府通过网络管制建立的“城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城墙”保护，任由美国的互联网巨头挟先发优势长驱直入，中国的BATJ等明星网络企业恐怕会很难这么快成长，即便是经过市场厮杀竞争最后成长起来，过程也不会那么顺利。如果没有产业保护，你很难想象，中国今天的互联网市场会是个什么样的生态结构，中国在互联网新经济中的话语权和展现的国际竞争力，可能根本无从谈起。

第二个层面是政治与社会层面。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开放式民选体制不同。在民选体制下，网络自由与体制本身能形成积极互动，民选机制本身就需要有开放的舆论力量来保障制度运行，而体制中不同的政治力量也需要舆论来表达或推广各自的政治主张，网络作为一个政治主张和舆论表达的工具和平台，在民选机制下，能和这种机制和谐共存。

但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它对政治主张和舆论表达的认识，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来宰制定义。这种制度的内在逻辑认为，执政党已经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媒体舆论（包括互联网舆论平台）都是党的喉舌，是唯一代表人民利益的舆论主张，制度之外的其它声音天然地无法获得政治信任。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竞逐下，因为国际互联网巨头大多是由私人资本控制，既具有两种“主义”的竞争，又具有国家利益的较量，当然不会开放这个阵地平台。

如果觉得这些政治理论性的论述太过深奥难懂，你也可以尝试这样简单认识：因为民选体制下，今天这个党上，明天那个党上，政权需要通过选民投票进行更迭，所以各个不同阵营的政治力量，通过媒体与网络平台怎么宣扬你的政治主张都无所谓，因为这种体制本身运转就需要不同观点表达。但是在中央集权的威权体制下，尤其是一党执政或某个家族集团独享统治权的情况下，执政党（或王室或执政家族）的政权安全从来都是第一位的，试问哪个决策者敢让人民通过媒体或网络平台自由表达政治主张，并结成一股可以对执政党或执政家族叫板的政治力量？

尤其是，这个平台又掌握在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资本家手上！所以我们看不止中国，几乎所有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威权国家，都不可能允许开放网络与言论自由，这是因为网络开放与言论自由与这种制度本身存在着本质冲突，前者对后者来说是一股革命力量。

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数民众政治懵懂，容易被舆论诱导，又富有革命精神的国家，不实施一些必要的舆论与网络管制，老实说，真是不行。更何况中国还有14亿人口，各种主张差异悬殊，各种观点之间又极度缺乏妥协、共存精神。可别忘了，美国是怎么指责俄罗斯介入美国选举的，在利用网络平台介入他国政治的事情上，俄罗斯恐怕连当美国徒弟都不够资格。

第三个层面是国家安全，主要是企业和国民资讯安全的考量。这个东西的重要性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这次贸易战美国总是拿华为说事，说华为会在产品中留有后门，可能帮助中国政府窃取用户机密，这反过来其实说明美国一直就是那样干的，所以它才会担心中国也那样干。另外还有最近爆出来的联邦快递变更快递路线，把华为的国际包裹邮寄到美国的丑闻，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其实大家都不言而喻。

美国是个特别保护个人隐私的社会，那些互联网巨头们也经常宣扬会保护用户隐私，不提供给政府，但一则，鬼知道他们到底会不会将用户资讯提供给美国政府，二则，即便他们不主动提供，FBI也难保不会通过技术手段获取这些信息，三则，就算他们不提供给美国政府，FBI通过技术手段也搞不到，让这些互联网巨头掌握这些信息，你用户的隐私就得到保护了吗？恐怕未必！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倾向于不相信这些互联网巨头保护用户隐私的口头承诺和道德底线的，尤其是当这些资讯是中国用户资讯，又可被美国政府利用以达到美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

在中美进入全球角力的情况下，我宁可相信美国的这些互联网巨头是爱国的，当然他们爱的是美国，不是中国。我敢打赌，一旦中美进入对决状态，基于维护美国霸主地位和国家利益又需要这些用户资讯，那些前一分钟还信誓旦旦，说不会将中国用户隐私提供给美国政府的互联网巨头，下一分钟就会或明或暗的将这些资料统统交给美国政府，连一分钟都不会犹豫！你不要觉得只有中国人爱国，在爱国这个问题上，美国人一点都不亚于中国人。

所以有人说互联网没有边界和主权，我绝对无法认同。互联网没有边界和主权是美国宰制了国际互联网主导权后的“行销主张”，是美国在占有了互联网国际霸权后一边把手伸到他国的互联网领地乱摸，一边为自己进入他国互联网领地乱摸建立正当性。互联网一定存在主权边界，不然美国为什么不放开华为进入美国市场？或者你让扎克伯克把FB卖给中国试试，看白宫和国会，会不会第一时间跳起来？

所以，中国政府要求美国的互联网企业把在中国收集到的用户资讯存放在中国境内，我举双手用户。中国用户的资讯就应该存在中国，美国用户的资讯就应该存在美国，大家应该各自管理好自己的互联网边界。

在中美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华盛顿不断改变要求，在协议文本中塞进去一些新的内容，要求中国完全开放互联网，要求中国改变让外国互联网公司将所有数据存储在中国的主张，绝对是强中国之所难，是明知中国做不到也不会做，而刻意为之。

其目的，要么是根本就不着急达成协议，还想把谈判破裂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要么是想借中国希望达成协议的心理，最后趁机狠捞一把，但是却被中国方面果断拒绝。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些长期被防火墙关在中国市场之外，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的美国互联网巨头，对美国政府和贸易谈判团队最后游说、施压的结果。

如上所述，从总体上说，我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愿完全放开互联网。对中国政府反对美国在协议文本中塞进一些新的内容，要求中国完全开放互联网，改变要求外国互联网公司将数据存在的中国的主张等，也持支持态度。因为这和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政权与社会稳定、国家资讯安全等有关，这里面还有一个网络主权概念。

但与此同时，中国在互联网日常管理上的过分严厉，也是不妥当的。虽然中国是个一党执政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无法做到完全的网络自由与开放，但是今天中国绝对应该容忍网络上的多元表达存在。在一个互联网社会，在现代政治与社会治理中，过于苛刻的网络言论管治，不仅会授人以柄，会压制一些健康的、建设性的批评言论与讨论，也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与现代社会治理精神。

再一个，过分严厉的网络管制，还提高了中国科技研发获取国际资讯的成本，阻碍了中国通过网络空间和外部进行科技成果交流，也确实给中外商业交流带来了不便。而随着中国政府监管能力增强，国内互联网产业发展，在中资互联网企业已经发展壮大，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继续将那些国际互联网巨头屏蔽在外，也不利于在中美贸易战中，最大程度的团结和争取美国国内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力量。

中国政府在金融和服务业上的开放，使得华尔街成为贸易战中对华大概最友好的一个群体，但现在的情况是，华尔街精英对特朗普政府几乎毫无影响力。对中国政府来说，如何透过国内互联网市场的有序开放，避免让那些在美国风头正旺、且政策影响力越来越强的互联网巨头加入特朗普战队，是中国政府必须考虑的政策措施。

谢选骏指出：看来作者不知“第二次冷战就是互联网战争”，别说他不知道，全世界目前还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所以呢，期待“中国（共产党）完全开放互联网”，完全是缘木求鱼、痴人说梦，除非共产党中国在第二次冷战中彻底失败、举旗投降，那时候，它才可能“完全开放互联网”，把非法抢夺的主权还给互联网。第二次冷战就是互联网战争！谁胜谁负，且看分解。

【046、第二次冷战是资产阶级的全球内战】

《砍断微信反而害惨iPhone 川普狠回3个字》（中时新闻网 2020-08-14）报道：

若微信在苹果商店被封杀，iPhone销量将暴跌。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签署WeChat（微信）行政命令后，有专家预期苹果iPhone出货可能掉30%。美媒报导，有记者在白宫记者会问川普相关问题，但他仅简单回应三字"无所谓"。

川普原本6日签署行政命令，45 天之后，美国任何民众或企业不可跟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微信及其母公司腾讯有业务往来；但他14日再签一纸行政命令，要求字节跳动在90天内出售 TikTok美国业务，等于多给字节跳动45天时间，跟可能的潜在买家微软达成交易。

美国财经媒体报导，记者在白宫记者会上向川普问到，WeChat禁令会对iPhone销售造成冲击，但川普只回答"无所谓"，"我们必须做对国家安全有益的事。中国一直让我们非常失望。"

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錤日前发布报告指出，若苹果App Store删掉微信服务，iPhone出货量将减少25%-30%，而AirPods、iPad、Apple Watch以及Mac出货量则下修15%到25%。

此外，大陆社群平台微博日前调查，如果无法在iPhone上使用微信，受访的120万用户中，有95%用户将放弃iPhone、选择微信。显见禁令一旦生效，可能促使苹果用户转向其他手机品牌。

谢选骏指出：与1949年分割为两个阵营的第一次冷战不同，2019年开始的第二次冷战是互相勾结的两个混蛋之间互相撕裂的一片混战。

《川普此言一出香港商界哀嚎一片》（2020-08-14 自由亚洲）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称，香港在中国管治下，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必死无疑。美国商会最新一项调查更显示，有超过一半受访会员计划撤离香港，香港甲级商厦空置率亦破了历史新高。在国际复杂局势下，香港营商环境和市道如何？　

2020年8月13日川普在白宫记者会上批评香港在中国管治下，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必死无疑。

在美中角力下在港外资企业担心成为人质

香港美国商会最新一项调查显示，对于香港营商前景的期望，超过一半受访会员对香港营商前景感到悲观，并且计划撤离。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认为，有关调查是重大警号，显示外国企业担心若继续在港营运或成中美政治角力下的'人质'，加上《港区国安法》细节模糊，让他们感到在港营运并不安全。黄伟国：“在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外国企业或担心：他们会否成为人质呢？加上这几天（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甚至是一些在社运不太突出的人也因国安法被拘捕的时候，让外国企业在香港做生意觉得没有安全感。”

香港各区甲级商厦空置率创历史新高

中原最新数据显示，港岛区整体甲厦空置率自去年6月起持续录得升幅，而今年7月最新录约7.53%，按月升约0.36个百分点；其中金钟区更较整体市况疲弱，该区甲厦空置率升至8.32%，按月升约0.47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

记者周五（14日）到香港旧式工商业中心观塘、牛头角等一带视察，发现区内有不少商厦都有大量空置单位，而街上亦贴满 ‘招租’单张。

除了甲厦外，记者其中再到观塘的一个乙级商厦视察单位空置情况，地产经纪说该栋大厦已有至少五个空置单位。我们到其中一层视察时，经纪指同层的其他2个单位亦已搬离，地产经纪透露，他们是国际企业，但最近都撤离了。

地产经纪：“ 空置的了。”

记者：“即是这一层全部空置？”

地产经纪：“是的。没有办法，没有生意。因为现在最主要不单是疫情因素，而是政治因素。中美（角力）那些很严重。”

记者：“你意思是外国公司都走了？”

地产经纪：“（外国公司）不敢与你做生意，因为会有制裁。（我认为）有时上面'玩'也不要太过火，为什么呢？因为对香港影响很大，人家不敢与你做生意。”

钟先生是九龙东区甲级商厦的业主，他向本台称，自己在去年10月开始放租办公室，等了2至3个月才成功出租。他表示，虽然自己有租金收入，但明显感受到香港经济疲弱、市场普遍持观望态度。

钟先生：“不要说外资，香港企业受到疫情影响都在收缩，生意越来越少。现在市场也不太乐观，尤其是越贵铺租的就越不乐观，我们这些可以承接甲级商厦的生意，但那些在中环的可以怎样做生意呢？只会是不断'砍价'。”

香港经历主权移交后最惨烈经济衰退

香港经济分析师罗家聪表示，商厦空置是源自香港经济及政治一系列的因素，当中主要原因则是香港经济已连续第四季收缩，且连续两季收缩约9%，比1998、 2009年香港经济不景气还要恶劣。

罗家聪：“业务收缩，跟着商铺价跌、租跌，纯粹从经济现象来说的话这是很合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发展商近期不断推盘，制造不现实的假象，让业主觉得价格不会跌。所以你看到初期业主态度很硬，宁愿商铺长期空置，也不肯减租。”

香港正步东京后尘失去金融中心地位

虽然《港区国安法》并非商厦空置的主要原因，但罗家聪同意，通过国安法是改变香港原本稳定营商环境的转捩点，让外国企业更有决心、有规模地计划撤离香港。随着多变的国际关系及香港人口老化等不利经济因素，罗家聪认为，现时香港经贸模式与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爆破后的经济环境相似，昔日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已不保。

罗家聪：“东京本来是国际金融中心，而香港也是，但香港现在被外界标签认为不再是国际城市，实际上国家元首级人物也扬言说要撤资金和投资，这样的措施也不只是针对香港，对中国也是这样。现在外资流走和当初日本经济爆破后跟着外资流走的结果一样。”

香港政府周五（14日）公布香港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急跌9%，将下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政府解释是因为环球经济收缩前所未见、访港旅客大跌及第三波疫情打击。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第一次冷战是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制之间的斗争，那么第二次冷战则是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与中共资产阶级专制之间的“全球内战”了。

【047、第二轮公私合营开始了以后会有什么】

《今年37家中国民企上市公司宣布国资入主》（2018年10月18日转载南华早报）报道：

近期中国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地方国资接盘民营企业股权的步伐陡然加快。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记者统计，2018年以来已有37家上市公司宣布国资入主，还有多家公司引入国资作为战略投资者。

梳理发现，山东、福建、四川、河南等17个省市的国资均已出手接盘民营上市公司股权。深圳、山东、北京、河南、湖南五地国资成为接盘主力，接手19家公司股权，占比达到一半。

深圳国资出手最为阔绰，速度也最快。在一个月时间内拿下怡亚通、英唐智控、梦网集团控股权，并成为英飞拓和科陆电子的重要股东。

深圳市政府近日出台了促进上市公司健康稳定发展的若干措施，已安排数百亿专项资金，从债权和股权两个方面，降低深圳A股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具体入股企业由深圳高新投、鲲鹏基金等管理机构按照市场机制和专业判断自行遴选。

此外，山东也成为国资入手上市公司股份最多的省份之一，分别拿下了当代东方、鲁银投资、*ST天业、美晨生态、腾信股份控股权。除了深圳、山东两地之外，北京、湖南、河南地方国资紧随其后，入手的上市公司股权均为3家。

“近期国资接盘案例增多，一方面，在去杠杆大背景下，很多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率接近100%，大股东资金链紧张面临爆仓风险，所以主动寻求国资进场，缓解流动性压力；另一方面，随着‘壳价’不断走低，许多地方国资有寻找上市公司作为资本运作平台的意愿。”长城证券并购部总经理尹中余说。

不过，市场对于国资入股的个股大多数却并不买账，三聚环保、金一文化等公司并未在国资入股后扭转股价下跌的颓势。由于入主后公司股价依然持续下跌，部分国资处于浮亏状态，有的已浮亏逾三成。

对此，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近期市场大幅调整，一些高比例股权质押的个股面临平仓风险，通过引入国资股东，有利于缓解资金紧张，稳定投资者信心。不过，引入国资并不一定会提振股价，毕竟最终还是要看公司的基本面能否改善。”

谢选骏指出：这似乎是1950年代的那种公私合营又以新的形式开始了。如果真是第二轮公私合营开始了，以后会有第二次三面红旗吗？会有新的大饥荒和第二次文革吗？至少，美国方面是有这种担心的。

《美军船只停靠高雄港不简单？台军方回应》（2018-10-17 BBC中文网）报道：

美国海军一艘研究船停泊台湾高雄港进行补给，引发外界诸多揣测和“想象空间”，但台湾军方说是“纯学术研究”。

高雄港务分公司表示，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的科学研究船《汤玛斯号》本周一（10月15日）进入高雄港，停靠9号码头，预定18日清晨出港前往澳大利亚。

高雄港务分公司还说，“汤玛斯”号并非首次来台，今年已第4次进高雄港，这次进港目的为加水、补给船上日用品并更换船员。

想象空间：但是有台湾前海军官员认为，在美中角力的敏感时间点，美国海军研究船来台引发人们的“想象空间”。

台湾海军官校军事学科部前教官、新江舰前舰长吕礼诗在个人脸书发文说，3250吨的“汤玛斯”号海洋研究船停靠高雄港9号码头，该船配备有遥控水下载具，及自主式水下载具，可测量盐度，温度，压力和化学性质等水文数据。

他说，“这种广义的美舰在这个敏感时间来台，引发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台湾《中央社》引述吕礼诗表示，有传闻指美军航空母舰可能在下个月于东亚一带活动，而高雄港外海为国军演习的“反潜第六区”，平均水深约500公尺、最深约1000公尺，为反潜操演的适合地点，如果美国航舰有意通过台湾海峡，也可能在现有数据基础上，进一步确认水下水文。吕礼诗还呼吁军方，若美军来到台海附近演习，应主动积极协同操演，并从中学到最新的战法、战术；对于双方的学术交流也亦然，不应划清界线。

台湾的海军已经有将近40年没有和美国海军联合操演。

纯学术交流？但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在立法院接受立法委员质询时表示，“汤玛斯”号是科学研究船，由美国华盛顿大学使用，是民间性质学术研究，跟军方无关。有立法委员质疑，“汤玛斯”号此时入港是否与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有关，或是和报导所指，美军将在南海、台海周边军力展示有关。对此严德发表示，不能单方面解读“汤玛斯”号与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或是和美军军力展示有关。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中吉也说，“汤玛斯”号来台是跟台湾大学海洋研究所、大气科学系的合作研究，是非常单纯的科研计划，外界的揣测都是多余的。

谢选骏指出：看来美国已经对中国局势的极端恶化，做出了自以为周全的准备了。

【048、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全球统一战争】

《巴黎医护人员抗疫日记：这真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法国《快报》2020-03-30）报道：

随着欧洲新冠疫情的爆发，医护人员们艰难的抗疫之路受到关注。26岁的意大利裔住院实习医生萝塞拉（化名）从3月23日开始，在巴黎一家负责接收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医院工作。她写下的这三篇抗疫日记，记录了她在这场战争中的真实感受。

日记一：这真的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法国《快报》周刊网站3月22日文章）

我今年26岁，是巴黎一名全科住院实习医生。我被分配到一所专门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医院，直到疫情结束我都将在那里工作。

我男友是我要去的那家医院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他从3月16日起开始清空病床准备收治众多即将到来的新冠病人。我知道等着我的会是什么。我是意大利人，20岁前一直生活在热那亚。2018年7月我拿到了毕业证，并来到巴黎开始当住院实习医生。

我在不到两年前才开始说法语，说话还带有意大利语腔调，用法语写东西还有点费劲。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写点东西，四年前我开始写书。在日记里，我将讲述未来几周里发生在医院和家里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已经身处战争之中。

总统马克龙16日所说的并不是耸人听闻，而是真正的事实。我们要准备经历一段特殊时期第三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我们应当骄傲，因为我们在不断进步。我们一直在相互争斗，但这次，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还是历史上首次战争把我们大家团结在了一起，不分肤色、语言和宗教信仰。

这次战争可能会教会我们为何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生命到底有多么不可预知而直到上个月之前，我们还十分笃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高等、强大而不可战胜的物种。

在我们中间，有人原本计划要结婚、度假、生孩子、写小说、去旅行。现在，这些都不太可能了，一切都暂停、推迟了。只有死亡没有停下脚步，不过这不是安静地死去，也没有亲友在身边环绕。

这场战争迫使我们告别以往舒适安逸的生活。这可能很艰难、痛苦和沉重，也可能会显得很漫长。有时人们可能会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可能会经历恐慌和无助，但是得学会适应。

日记二：新冠病毒是白刃，它悄无声息地置人于死地，留下一片血海（法国《快报》周刊网站3月24日文章）

2020年3月23日，周一

[7：00]这是我上前线的第一天。

前天，法国目睹其首位医生去世。我想维克托，他是我要去的科室的头儿，而且我现在更加胆战心惊。我明白自己不可能停止这样，尽管疫情好像在无休止地持续。

[8：00]我骑着自行车，任凭早上的风无情地吹在我脸颊上如刀割一般。这种痛苦是一个警告。为了赶往医院，我要用近半小时的时间，但挨冻要好过冒险在地铁里与某个人交叉而过。

我正穿过一座裸露、空旷且束手无策的城市。巴黎沉默寂静，好像被吓瘫了一样。

我骑得飞快。我正一路向前，而肾上腺素开始升高。

[9：15]上午正在等待中过去。等待各个科室进行N次调整，等待医生和住院实习医生根据各种需要被重新调配；等待病人的周转，他们前来就医、被转走、死亡；等待各种行政命令然而，在本能暗示我们跑掉的时候，应该接受这一切，保持不动。

[10：00]我在等着被调往某个科室的期间，做了一些具体的事情。我取回登录软件的代码、工作服。我看了一些文章，咨询了集中病人各种问题的平台。

刚刚和我非常喜欢的同事萨拉打招呼，就有一名病人出现了呼吸困难。这个非常年轻的女子5天前刚刚生产。萨拉想要马上将她转去抢救，却没有床位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她转往另外一家医院，可她的状况十分危急，促使医生们在考虑转走前是否有必要插管。他们最终放弃了这一做法，没有切开这个年轻母亲的喉部。人们将她抬上救护车，随后她朝着生或死的方向消失了。我们对此将永远无法知道。

[12：00]中午，我什么都没做，却觉得已经精疲力竭了。头儿叫我去办公室。危急时刻，他要我去专门隔离新冠肺炎确诊病人的科室。我终于上战场了，浸没在痛苦之中，并将与死神作战，因为我知道，这场战争将不会有战胜者，只有战败者。

这里照顾的是一些年龄最大的人。他们从一开始就有权签署一份向他们表明不抢救的文件。他们将不会得到抢救，因为数据表明，在此次疫情范围内，超过70岁的人不会靠插管活下来。

我加入了团队，但没有人因此停止工作。没有时间。我骑上了一匹飞奔的马。我开始查看病人的病历。在去看他们之前，我要学习穿衣、脱衣、洗手，容不得丝毫错误的程序。然而，没有足够的物资用于遵守

在我动身前往科室时，走廊里传来难以安慰的呼喊声，并且在不断哀求。这是一个无法忍受临终时刻远离亲人的病人。有太多相爱的人不知道他们刚刚度过了在一起的最后时刻。新冠病毒是白刃，它悄无声息地置人于死地，留下一片血海。

[16：00]我没带午饭。医院的食堂和就餐室都关闭了，只有远处的咖啡店营业。幸运的是在住院实习医生办公室有巧克力。我边吃边工作，看一位病人的临床病史。午后剩余时间也都是在工作。

维克托周四接待的那位85岁的爷爷，据医生们估计，有可能在当天夜里去世，可他现在还活着。今天，他已经成了我的病人之一。他将不会留下来太久。这一次，他可能将在夜里离开。多亏了治疗，他感受不到身体疼痛。相反，他在精神方面极为痛苦，因为他在这世上只有一个女儿，死亡决定将他带走，而他们却无法再见。他可能想要反抗，想要搏斗，并且想要对抗这令人厌恶的命运，可他没有精力，依然束手无策。甚至哭泣于他都是不可能的。他只能用难以落下的一层泪水蒙住双眼。

[20：00]维克托来找我，对于今天来说，这就足够了。他将我载回家。自行车今天晚上将留在医院。没有力气蹬车了。我该休息了，因为我们此刻还在为战斗做准备，我们还没有到它最严酷的时候，接下来的日子将会更糟。

日记三：晚上，我尝试忘记这场战争（法国《快报》周刊网站3月26日文章）

2020年3月25日，周三

今晚，我把自行车放在了医院。在回家的时候，对两个人平静在一起的渴望十分强烈。我没有勇气在巴黎的寒冷中骑车了。维克托是我的男朋友，也在医院工作。我对他笑，然后问他：如果我和你一起回家，麻烦你吗？维克托大笑。显然不，小可爱！我们一起离开了这个白天是我们舞台的满是病菌的世界。

晚上，就像维克托一样，我尝试重新成为一个正常人，忘记战争。我们需要恢复过来，做好准备去迎接第二天新的战斗。

有时候，我们甚至嘲笑我们的敌人。也许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知道可能有一天它会向我们袭来，侵略我们，给我们带来大量痛苦。真糟糕。人类是脆弱的，有时候，空气特别沉重的时候，需要放松。

今晚，离开医院后，维克托冲我说：来一个新冠病毒下的吻？我们就在大街上，一边笑着，一边继续走着，隔着不规整的口罩亲吻。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用自吹自擂来替代恐惧。因为战争并不只有眼泪、流血和死亡。尽管有着悲伤和沉重，这可能也是爱情、人性的闪光在让人们不至于沉沦。

维克托还说：真是奇怪的一天。新冠肺炎病房的医生们经历着一种奇怪的无力感。病人众多。那些正在康复的病人需要护理，但这并不是非要在医院进行不可。那些重症患者需要转移到ICU病房，他们也知道并不一定有床位。实际上，新冠肺炎病房主要是在护理那些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病人。

我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留给年轻人的。年轻人的病症通常能得到控制。如果他们好转了，我们就将他们送回各自家中。如果他们的状态有波动，就会继续留观。如果他们出现严重呼吸困难，我们就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将其送往ICU病房。

第二个是留给年纪最大人士的。对他们而言，ICU不是选项，甚至只是梦想。老人们太脆弱了，无法承受或者难以承受，而且我们也找不到床位。因此需要在大厅里处理，尝试恢复那些可以恢复的人。当不再有希望的时候，就开始临终关怀护理从而让他们在安详中离开。很显然，在他们不得不远离亲人孤独死去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也许他们没承受什么身体上的痛苦，但他们肯定在精神上十分难受。

第三个部分留给那些病情没有真正改善，但呼吸状况还没有恶化到转入ICU的人。我们更多是在呼吸科看护他们。

所有病人都入院很长时间了。因为病人的变化缓慢有时无法预测。而且，当病人80岁的父母就在家里的时候，怎么能把感染的病人送回家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寻找别的解决办法，但并不总能找到。

正常情况下，当病人入院后，需要经常观察，因为状态会不断变化。需要根据身体状况和对治疗的反应而调整护理，需要保持警惕。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显然，目前的情况是不同的。我们将其余事情暂缓。我们基本不做完全的医疗成像，不去监督患者验血情况变化。以后可能会设立后续照料计划，但现在真的不是做这些的时候。根据病人流量，我们在急诊室或者在候诊室。

很多医生因为这种转换已经晕头转向。今天的维克托就是这样。但我还行。

维克托说：事实上，我太紧张了。他继续说：当没什么特别情况发生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毫无用处。很显然我能松口气，但我依然不动，我感到无力。我知道我们应该以协调和有组织的方式行动。根据病人数量改变工作地点可能是无法实现的，会导致混乱。我的腿休息过多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就更快。

网民哀嚎：

彼采萍兮发表评论于2020-03-31

在2019年12月日内瓦，美国是唯一阻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的国家。注意是2019年12月。当时美国政府官方网站的描述阻拦的原因是国际核查“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利益和商业机密”，有利于“工业间谍活动”。但是现在美国政府网站居然把当初的内容修改了，这一部分文字已经不见了。

进城见朋友发表评论于 2020-03-30 23:56:48

武汉新冠病毒人为痕迹明显，美国等国专家已基本认定这种病毒不是自然演化而来，而是在实验室的动物身上培养形成，俄罗斯官方文件也暗示病毒是组合而成，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和现任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也说病毒不是自然形成，内贾德更公开要联合国调查。先不论病毒传播是意外泄漏还是故意投放，中共研制这种可以造成大规模死伤的病毒本身，就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反人类罪！

orchid 发表评论于 2020-03-31 07:58:28

流氓政府，中国疫情爆发时他们加班加点送出到全世界，罪魁祸首中国政府！！现在不飞了说明当时是故意的！！

FightVirus 发表评论于 2020-03-31 05:29:35

不要叹息，不要等待，为你为我，行动起来。请花一分钟签名呼吁，并转发给你的讲中文或者讲英文的朋友——国会立法，支持口罩生产，要求人人戴口罩防疫: change.org/p/congress-everyone-wears-a-face-mask-to-combat-coronavirus

冠状病毒从无症状的人传播到他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许多人感染了冠状病毒，但从未表现出任何症状，或者症状很轻，以至于他们从未意识到自己感染了冠状病毒。今天，有症状的人将被隔离，但在确认感染该病毒之前，他们可能已经传给了很多人。口罩会让这种情形变得不同。如果您感染了冠状病毒，口罩将阻止您扩散到他人。如果您还没有感染冠状病毒，则面罩将减少您被感染的机会。在其他国家与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斗争中，口罩已证实有效。非医务人员不需要N95口罩，只需要常规手术口罩。口罩的成本比经济成本和医疗费用便宜得多。口罩，社交疏远和洗手将共同帮助美国战胜冠状病毒。

smart321 发表评论于 2020-03-31 04:53:11

这如果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那第三次世界大战远远比不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泰傻发表评论于 2020-03-31 02:07:37

这种论调法国可天朝医生哪敢为

进城见朋友发表评论于 2020-03-30 23:56:48

内部人士透露，中共原来计划使用这种病毒解决久拖无解的香港问题，将病毒传播到香港，当地民众就不敢集会游行了，反送中运动自然也就结束了。据说，最高策划者曾得意地说，他们现在不会傻到还像六四时那样开着坦克解决香港问题，而是有更厉害的手段。但是该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失控，在武汉扩散，先把自己害了。不过，病毒扩散到全世界后，他们现在发现又可利用来变得对其有利，索性打一场更大规模的超限战，趁其它国家混乱时，让自己摆脱危机，甚至从中获益获利。

Yenze 发表评论于 2020-03-30 23:15:12

这段表现了西方文明正能希望: "总统马克龙 16 日所说的并不是耸人听闻，而是真正的事实。我们要准备经历一段特殊时期第三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我们应当骄傲，因为我们在不断进步。我们一直在相互争斗，但这次，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还是历史上首次战争把我们大家团结在了一起，不分肤色、语言和宗教信仰。"

谢选骏指出：法国在二战中表现可耻，所以没有力量面对未来——现在所发生的，哪里是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我看来不过是将是一些序幕而已。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全球统一战争——其结果，就是我在2004年揭示的历史前进方向——“消灭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

《费加罗报：中国如何利用病毒反攻？》（2020年3月30日法广RFI 安德烈）报道：

法国舆论最近谈论中国“口罩外交”的不少，《费加罗报》周六有一篇题为“中国是怎么利用病毒发起反攻的？”的评论，文章开门见山：两个半月被指责耽误时机的中国似乎战胜了新冠病毒，批评北京的欧盟现在成了疫情中心，结果，现在是中央帝国吹嘘“中国方式”，发动了一场全球性的反攻，目标主要对准华盛顿。

意大利死亡病例远远超过中国的3270例，但费加罗报认为，关于这一数字还是要十分当心，因为难以验证。显然，以14亿人之国，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应该说北京在第一时间隐瞒疫情规模，惩罚吹哨人，第一例出现在12月，北京一直等到1月20日才表态，耽误了时机，但最终不惜动用所有手段控制疫情。

从那个时候起，武汉和湖北被完全封锁起来，采用的办法应该说只有独裁体制可以做得到，到处驱赶500万赴外地过春节未归的武汉人，搜寻他们的足迹，予以绝对的隔离。征用旅店，学校，体操馆做“方舱医院”，两月内完全禁止居民出行，戴红袖章的街道居委会成员上门发放商品等等。

严酷的措施在八周后结出了果实，3月20日，中国政府骄傲地宣布，已经不存在任何本土确诊病例，所有呈阳性的都来自外国，这里指的或者是中国侨民或者是西方人。这一点被官方宣传到了极点。

费加罗报指出，事实上，从鸦片战争以及义和团运动以来，仇外，在中央帝国永远是有利可图的。从毛那里继承的反殖民主义加重了仇外心理，对“大鼻子”白人的抨击谁当政对谁都很有利。如此，十几名美国记者等着被驱逐，特朗普居然有胆量把新冠病毒说成是“中国病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用穿山甲和蝙蝠做菜的国家今天自许监视所有在中国机场着陆的外人，他们一到，立即被居委会护送至“隔离营”，在那里隔离14天。

大家知道，中国人不喜欢丢面子。同样，中共要洗刷疫情初期犹豫不决带来的耻辱，他决定发起反攻。这就是要向全世界显示“中国方式”是最优秀的! 他们选择了“口罩外交”这一战略，帮助友国，把特朗普狠狠甩在后面。“一带一路”合作国，还“照着中国那样”全境封城的意大利，就成了北京的首选。北京向意大利运去30吨医疗物资以及两个医疗队，这绝不是一个意外。法国两个月前帮助过中国，也应该收到200万只口罩。北京当局已经给企业下令，全力生产口罩，运向60几个“友国”，产量从日产一千万增加到一亿两千万。

费加罗报认为，反攻仅仅是开始，中国经济已经排好队，迎战后新冠病毒时期的到来。

谢选骏指出：法国人担心中国接管全球事务，但是放心，中国现在百年内战尚未结束，连内部的南北朝都没有统一，怎么可能统一外部的全球世界呢？

【049、第三个三十年已经过了十年你们刚刚知道】

《全球供应链正因贸易战而彻底改变》（2019-05-14 美国之音）报道：

美中两国贸易战升级，媒体聚焦两国政府互相对对方的产品施加关税带来的近期影响。虽然两国的消费者和出口商近期都将受到影响，但破坏性更大的远期影响的阴影可能正在逼近，那就是：两个在过去数十年来互相依存的庞大经济体的“脱钩”。

一位男士坐在北京某家出售美国名牌服装的时尚精品店外绘有美国国旗图案的长椅上看手机。(2019年5月13日)

争端的核心在于美国希望中国将其贸易政策向其它主要工业化国家靠拢。美国希望中国停止为国内企业进行补贴，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并允许外国企业公平竞争。美国还对华为这样的中国通讯企业施压，认为中国政府可能利用这些企业来监控竞争对手。

最近几天，美中两国都开始对对方增加压力。上周美中贸易磋商陷于停滞，特朗普总统宣布将价值两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增至25%。他说，最终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五千四百亿美元产品全都施加关税。中国政府周一对价值六百亿美元的美国产品施加报复性关税，并表示如果必要，还将采取进一步措施。

很多专家都认为，在消费者真的能够感受到新关税冲击之前，两国将会达成协议，然而外界的顾虑仍在上升，那就是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纷争如果持续，将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迫使全球供应链进行重大调整。

实际上，证据显示有公司已经开始就全球供应链进行重新定位。

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地域技术业务负责人保罗·特里奥洛(Paul Triolo)认为，目前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公司已经开始大量脱钩，这种情况在家具、服饰和农业产品行业中也已存在。

“美国科技公司已经开始截留对中国境内制造设施的新投资，并将供应链迁移到东南亚和其他国家，”他在采访中说，“他们有一系列选择，目前‘容易’的部分都被移走了。然而在先进电子产品等方面情形要复杂得多。”

要弄明白为什么这可能具有破坏性，需要人们挖掘美中贸易表面下的深层次原因。

对于贸易的政治说辞往往把问题弄得过于简单化，而且很多时候没有弄清全球贸易流的现实。特朗普总统的推特就是这样。根据这种说法，两国的货物交换被称为零和游戏，美国消费者只需要进行简单的选择：是买在中国制造产品，还是买美国生产的产品。

双边贸易与中间产品

然而事实比这要复杂得多。根据美国政府的数字，2018年两国的进出口货物总额达到六千五百亿美元。从中国进入美国的产品占2/3，而其组成也不再是上一代的那些便宜衣服和玩具。智能手机、家电产品、电脑和其他货物不断越过太平洋到达美国。

不过重要的是，这些产品中的关键要素，比如说芯片，经常是在美国制造之后出口到中国。这些“中间产品”是美国科技公司的巨大市场。与此同时，中国的中间产品进入美国完工，被贴上“美国制造”的标签。总的来说，中间产品占全球贸易流的60%到65%，这进一步显示了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

重组供应链

过去数十年来，这个复杂的制造业关系不断发展，并融入了两国公司的运营方式。现在随着贸易战的升级，这些公司面临非常切实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华盛顿和北京的冲突将迫使这些公司重新打造全球供应链，以便为未来发展提供确定性及稳定性。

然而专家们警告说，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这些价值链和供应网络高度专业化，而且有自己的特性，”战略与国际研究所(CSIS)的高级顾问斯科特·米勒(Scott Miller)这样说，“A公司和B公司可能在同一个领域，但是他们供应链的组织方式可能相当不同。”

“至于‘脱钩’的想法，如果你的公司需要大规模组装工作，那取代中国是很难的，”米勒说，“不是不可能，但是需要很多工作。”如果一个公司已经在中国建立了合格的供应商网络，那就是难上加难。取代这个网络可不是拨一下开关，他说，“建立供应商网络需要时间、精力和资金”。

经济学家警告说，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不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经济层面上，对美中两国的影响都会是巨大的。

关税的代价

潘西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antheon Macroeconomics)首席经济师伊恩·谢泼德森(Ian Shepherdson)说，仅在美国境内，提议加征的关税就将造成巨大损害。他对投资者说，“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相当于至少0.6%的GDP，而随着公司重建整个供应链这个数字可能更大。这对盈利增长有10%左右的负面影响。”

另一点是，脱钩带来的益处可能并不会回流美国。特朗普总统表示他的贸易政策将使得制造业回流美国，但是更可能的情况是，大多数制造商开始离开中国，并将工厂搬到像越南或墨西哥这样的低工资国家。

这些预测使得情况已经足够严峻，然而另一个思想流派指出，美中两国的分歧及其全球影响将带来更加严重的冲击。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面对全国”(Face the Nation)电视节目中警告说，如果美中两国真做到了彼此孤立，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结果将是一个两极分岔的全球体系，给经济关系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真正的威胁在于，两国都将采取行动铸造一座经济铁壁，这意味着全球供应链的脱钩，”目前任投资银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首席执行官的保尔森说, “我们将面对拥有不兼容的标准和政策的两个体系，在我看来，美国的强大在于创新，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科技，保护我们的创新。但是如果我们对其他创新经济和创业者关上大门，我们将让我们在全球范围的领军地位至于险境，我们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也大打折扣。”

最可怕的前景

欧亚集团的特里奥洛则谈及了很少有分析人士愿意谈及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徘徊在很多商界领袖的脑海里。

“很多公司现在是头一次开始把贸易与科技争端演变成真枪实弹冲突的可能性考虑进来，这种冲突可能是出于事故，或是误判，或是刻意，”他说，“在未来三到五年间出现真正冲突的可能性上升了，而跨国公司在审视全球供应链威胁时会将此纳入考量。”

“最好的情况就是与中国贸易停火，中国做一些有限让步，然而这也不一定会改善这种趋势，”他说，“美国现在聚焦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本性、党对信息的控制、习不愿更多放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等等，所有这些都助长着‘文明冲突’的论调，这种论调正在双方的极端派系中抬头，削弱了重建信任的空间。而双边的信任可以说本身就已经就处于历史最低点。”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愚蠢的言论，有种大梦初觉的惊愕在里面浸透着。说话的这些人太太太迟钝了，我早就提醒他们说，全球供应链的断裂，正是共产党中国要在“第三个三十年”（2009——）里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以便做到“两个三十年（1949年——1979年/1979——2009年）互不否定”。到了现在，1989年六四屠杀的“二十年稳定”已经满期了十年，稳定于是变成了问鼎——第三个三十年因此也已经过去了十年（2009——2019年），你们的脑子才反应过来吗？难怪你们会措手不及。

【050、第四次鸦片战争】

网文《中国鲜为人知的第三次鸦片战争》（2016-04-24 多维历史）说：

人们熟知中国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发生在晚清，其实中国在民国时还曾有过第三次鸦片战争。北洋时期，鸦片的巨额收入是各地军阀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为此，由鸦片而引发的军阀战争不计其数，尤其集中在1925年前后。其中最为著名的主要有三场，即滇黔之战、滇桂之战和江浙战争，时人称其为“第三次鸦片战争”。本文摘自2015年第5期《文史天地》，作者姚江鸿，原题为《第三次鸦片战争》。

鸦片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还有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北洋时期，鸦片的巨额收入是各地军阀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为此，由鸦片而引发的军阀战争不计其数，尤其集中在1925年前后。其中最为著名的主要有三场，即滇黔之战、滇桂之战和江浙战争，时人称其为“第三次鸦片战争”。

鸦片是近代以来祸害我中华民族近于沉沦的万恶渊薮，是开启中国屡遭欺辱的潘多拉之盒。19世纪中叶，英法等国家相继对中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以武力叩开中国大门，开启了近代中国史上最屈辱的一页。但是，同样是因为鸦片而发动的战争，后人对这种由外力作用于体制内的战争大书特书，而对由内力化合于体制内的国内“鸦片战争”却鲜有提及。事实上，除了1840年和1856年的两次对外的鸦片战争外，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一次内部军阀因鸦片而发动的鸦片战争，其规模、持续时间、伤亡人数和战斗次数远比前两次大得多。

20世纪初，中国各地军阀分裂割据，而其重要的一项经济基础就是鸦片税收，即使是中央政府也不能抵制鸦片交易的利润（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26-1928]》）。因此，各地军阀为争夺地盘和鸦片税收而展开了数十年的大规模混战。有学者统计，从1912年到1922年仅仅十年间，国内军阀因鸦片而引起的战争大小多达139次（苏智良：《中国毒品史》）。而军阀之间的鸦片争夺战最集中的则是在1925年，这一年共爆发了13场“鸦片战争”，因其规模和名气远比以往大，故曾经担任过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就说：“民国十四年来之数次战争，均为鸦片，故可称为十四年之鸦片战争”。（周宪文：《中国之烟祸及其救济策》）

一、滇黔之战

云贵两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气候湿热，非常适合鸦片的种植与生长。自晚清以降，我国的大部分烟土都产自云贵两省，因此，作为鸦片产地，鸦片税收也就成为滇黔两省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据研究中国军阀的著名美国学者齐锡生统计，1927年，云南省鸦片收入就高达5千万元。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云南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经济落后的省份能在唐继尧的统治下不断进行兼并战争了。

而在另一个产烟区贵州，种烟则更普遍，其种烟面积“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西南军阀史研究会：《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三辑]》，云南人民出版社），就连荒山、荒地也被开垦成了种烟的田地。有人曾这样描述：“无田无土，高原山麓，蓬蓬烟苗，到处皆是。”（《拒毒月刊》第33期）花开之际，处处呈现出“万紫千红”、阳春“烟景”的气派。同时，贵州又是西南各省鸦片输往全国的通道，鸦片税收丰厚。贵州军阀由于实力相对较弱，经常受到川滇两省军阀的侵袭和吞并。1922年袁祖铭主政贵州的时候，大做鸦片生意。同年唐继尧在被顾品珍驱逐下野后重新掌握云南军政大权，扩编所部滇军为“建国军”，自任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决定出兵贵州，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贵州军阀实力薄弱，而鸦片税收又丰厚，控制贵州才能保证云南烟土顺利销往全国各地，于是在1923年发动了滇黔之战。

由于滇军在财力军力方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袁祖铭不得不退居四川，被迫将鸦片收入丰厚的黔省拱手让出，以求东山再起。袁退居四川后，不甘心失败，于是加紧练兵，卧薪尝胆。为了重新夺回贵州，他又联络了另一支在川的黔军周西成的部队，二者并结为亲家，实行军事联姻，大大加强了黔军的实力。

1925年初，周西成率先发动了对滇军的进攻，并首战告捷，占领了黔西北。此后，周袁两军相继对滇军作战，并一路势如破竹。1925年底，滇军退出贵州省，袁祖铭重新入黔主政，并以彭汉章为省长，周西成为军务会办，从此又开始大做鸦片生意，并公开宣称“有土必种，无烟不富裕”，“只准吸烟，不准嫖赌”（《拒毒月刊》第33期）。

二、滇桂之战

广西历来土地贫瘠，不适合种植鸦片，但却是西南各省鸦片销往广东和全国其他各省的重要关口和通道，因此鸦片收入也颇丰。黄旭初后来曾说：“禁烟罚金收入几占地方收入的半数以上。”（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编：《桂政纪实》）1925年，趁着新桂系刚刚统一，还没站稳脚跟之机，唐继尧就以讨伐驻粤滇军为名，开始进攻广西，企图控制这个巨大的鸦片市场和通道，并力图占领两广，取孙中山地位而代之。

因此，早在1924年，唐继尧就开始派出部队攻桂，号称六万余人，浩浩荡荡，但是由于军饷缺乏，所以基本上都是以烟土为饷，据说大军携带了大量的烟土，光唐继尧一路大军即有烟土数百万两。新桂系由于力量较弱，一开始处于被动地位。1925年，战事吃紧，桂系全军几乎要断炊，黄绍竑不得不离开前线回后方筹饷。然而正当黄束手无策、坐困愁城之际，桂军截获了滇军携带的一批烟土，数目竟高达二十万两。这批烟土是在南宁被李宗仁、范石生部所包围的滇军部队的，该部在南宁被桂军所困，也无饷可发，正打算勾结南宁商人将其卖出以解饷缺，不料被桂军截获。于是全军兴奋异常，个个弹冠相庆，这无疑解了桂军的燃眉之急，在滇桂两军势均力敌战势拉锯之时给了桂军一剂镇心丸，从此战争的天平开始朝桂方倾斜，并最终导致桂军将滇军成功驱逐出境，统一了广西。

新桂系能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反败为胜，个中原因鸦片的作用也不可小觑。李宗仁晚年总结该役时就说：“滇军饷糈多赖鸦片维持，沿途销售鸦片，尤妨碍行军速度，……使我们有充分时间击溃沈鸿英，复能从容部署内线作战，各个击破入侵的滇军。”（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而黄绍竑就更直接指出：“这批烟土决定了新桂系统一广西，结束滇桂战事的最后胜利。”（黄绍竑：《新桂系与鸦片烟》）

三、江浙战争

上海地居江苏浙江两省之间，虽然不产烟土，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达的原因，在外国势力的庇护下，自近代以来就是全国烟土的集散和消费地，时人称其为“鸦片之都”。当时就有人说在上海仅外国的鸦片税款就可以养活三个师，因此该地的鸦片收入也让周围的军阀垂涎三尺，由此围绕对上海一地的军阀鸦片战也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

听命于浙江督军卢永祥。因此，对上海的争夺就在齐卢之间而展开，亦称“齐卢之战”。1924年，卢永祥兵分三路展开对齐燮元的攻势，双方势均力敌，战势呈胶着状态。然而就在此时，由于孙传芳部队的介入，皖军力不能敌，在齐、孙两军的夹击下节节败退，并最终失败，卢永祥也不得不通电下野。

时至1925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势力伸入长江流域，由于之前有“奉皖孙”三角同盟，奉系也想染指上海这块鸦片收入巨丰的宝地，于是打着为卢永祥报仇的幌子发动了第二次江浙战争。孙传芳审时度势，见奉军势头正旺，无力抵抗，于是废止与齐燮元的同盟，齐燮元也宣布下野，孙传芳和直系势力也退出上海，上海就成了奉系张宗昌的统治区。江浙战争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大，给上海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在臭名昭著的军阀张宗昌的统治下，上海的鸦片贸易也更为嚣张。

两次江浙战争虽然不完全是因为鸦片而起，但上海地区巨额的鸦片收入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阀又以上海之（鸦片）收入巨甚，互相争夺，便造成江浙战争，此所谓齐卢战争，第二次孙传芳与杨宇霆之江浙战争，实为鸦片战争也。”（《禁烟公报》第1期）

结语

中国的整部近代史发端于鸦片和鸦片战争，鸦片并从此伴随着近代中国的每个发展阶段和历程，透过鸦片甚至可以透视出整个中国近代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到北洋时期，各地军阀的混战就与鸦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鸦片是军阀存在的重要经济基础，各地军阀为抢夺和扩大经济来源而不断进行“鸦片战争”，其中尤以1925年的鸦片战争最为有名。因此黄绍竑晚年曾说：“鸦片战争是中英两国的国际战争，而中国军阀数十年的混战也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在国内的继续和扩大。”（黄绍竑：《新桂系与鸦片烟》）

而直到民国时期，鸦片仍然对国民政府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鸦片在国民政府禁烟等革命新政权的良好形象建设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经济上看，鸦片特税是国民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而身为民国时期四大银行之一的农民银行就是在鸦片税的基础上建立的；从政治上看，鸦片是蒋介石打击各地军阀加强中央集权的一张王牌。如1936年两广事变的解决，黄绍竑就认为：“两广事变之所以能和平解决，乃是由于蒋介石命云南省主席龙云和贵州省主席吴忠信断了滇黔两省向桂的鸦片输入……李宗仁、白崇禧不得不向蒋介石妥协。”从文化方面来讲，1935年，国民政府开展“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将烟与新生活运动结合起来，提倡礼义廉耻，以儒家伦理思想来教导人们禁烟，戒除鸦片，效果良好，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此可见，在近代中国，鸦片不但是钱的守护神，是权的执行官，是军的支柱梁，还是文的大染缸。

谢选骏：上文没有说的是，延安也是重要的鸦片产地。张思德就是制造鸦片的时候，被倒塌的窑洞压死的。这是《河殇》剧组在陕北地区采访的时候听老乡说的。老乡还说，延安地区从来就没有森林，怎么可能从事烧炭生产呢？这个“碳”就是鸦片了。鸦片毒品的祸根是英国人种在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由英国人对中国人发起，第三次鸦片战争由中国人彼此进行，那么，会不会有第四次鸦片战争呢？如果有，那么由谁对谁发起呢？

《中国毒贩正取代南美毒枭成为向美国主要毒品输出者》（2017年10月31日转载法广RFI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说：

今年以来，总统特朗普两次宣布美国进入“鸦片类药物危机”紧急状态。事实表明，美国的芬太尼（Fentanyl）等鸦片类毒品都来自中国，中国毒贩正取代南美毒枭成为向美国主要毒品输出者。

芬太尼是比海洛因强十倍以上的毒品。美联社证实：12家中国制药公司在商业网上做宣传说，他们可以以每公斤2750美元的价格向美国、加拿大等国出口芬太尼药品。

美国缉毒署和白宫国家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指出：中国是北美地区芬太尼、芬太尼类药物的主要来源地。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报告说：美国的芬太尼主要来自中国，其中有许多是先被运往墨西哥和加拿大，而后再走私进入美国。墨西哥贩毒集团是中国制芬太尼和芬太尼原料的主要购买者。报告说：这种鸦片类毒品从中国大量流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近年来致命的鸦片类药物危机。

另据媒体报道，纽约市曾破获了一个34人的跨州贩毒团伙，该团伙贩卖的毒品中，鸦片类药物，来自中国。美国今年破获的贩毒集团，其鸦片类毒品无一不是来自中国。

美国中文《世界日报》报道：美国明年起24个州娱乐用大麻合法化，相较于芬太尼，大麻是一种轻微毒品。近日加州破获的非法种植大麻团伙，14名嫌犯清一色是中国人，资金由中国汇进美国。

谢选骏指出：这也许是不公平的——美国并没有向中国发起鸦片战争，现在却要承受中国毒品的历史反击。所以，美国应该公开谴责英国，并要求英国赔偿给中国造成的巨额损害，以便维持国际正义、阻遏毒品进入美国的势头。第四次鸦片战争，本该在中国和英联邦之间作一了结，而不该扯上最早起来反抗英国鬼子的美国人民。

【051、第五个现代化是红二代的产品】

《各方解读第五个现代化：极权统治现代化》（2019年10月30日转载自由亚洲）报道：

中共19届四中全会这星期正在北京召开。中国官媒报道，会议将聚焦研究“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解读这背后的含义？另外，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美国副总统彭斯上星期发表对华政策讲话。美国的对华政策对四中全会又有什么影响呢？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崇生邀请了中国最早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概念的民运人士魏京生，以及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顾为群就此发表他们的看法。

美国副总统彭斯上周发表针对中国的讲话，当天，我们现场访问了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主政时的国防部亚太副助理部长邓志强，我们先来听听他对彭斯演说后、美中关系可能发展的观察。

邓志强：“我认为，从彭斯今年的演讲来看，显示他一年前所谈到许多问题，至今仍然存在。我们得解决与中国有关的重要挑战，以及美中关系的问题，而即便是所谓‘（美中）初步达成的共识与协议’，仍有许多中国必须做出的重大改变，还未实现。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关键问题是，在许多科技领域上，中国已经决定要走自己的路、与世界分道扬镳，例如在世界其他地方习以为常使用的推特、脸书等，这些在中国都不能使用。”

记者：有分析认为，彭斯选在中共举办四中全会前演说，时机选择是美国的精心安排，两位认同吗？彭斯讲话会对四中全会产生任何影响吗？

魏京生：我想，很多人都分析认为，彭斯这回的讲话比较温和，这可能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前阵子来美国时，私下带来的信息有关。他可能和美国说到，四中全会要有法治方面的改革，也就是美国要求的结构性改革，因此，特朗普政府觉得可以稍微温和一点应对一下中国的四中全会。而美国他们这种温和，可能有利于四中全会作出一些对美国也比较温和的决定。

顾为群：我觉得，彭斯副总统演说的时机选择，的确是考虑到中共10月下旬召开四中全会，这也是美国政府利用这个场合，公开发出代表美国政府的声音，试图对中共的政策制定及中国政治未来发展及中共未来对美国可能制定的政策与调整，施加某种程度影响力。但从中共的反应来看，尤其是外交部发言人“泼妇骂街”式的反应来看，（魏京生：非常不友好），是，非常不友好，显示出来，中共政权完全拒绝美国政府苦口婆心、试图劝告中共“改恶从善”的用心；中国虽然不存在反对党，但美国政府变向扮演了一种反对党的角色，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

美国成中国最大“反对党”鼓励墙内推中共改革

问：除了香港，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还有哪些议题，可能要面对党内不友好的质疑和挑战的？

魏京生：刚才顾先生提到彭斯讲话，很巧妙地把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区分。我认为，这其中还有一个暗示作用，中共内部也有一些反对派，他们反对习近平这种对美的强硬政策，他们也希望与美国有比较缓和及互相妥协的政策，而彭斯的讲话，其实对中共内部的反对派是种鼓励与支持。因为，彭斯讲话反覆强调，美国并不想与中国“脱钩”，只是要与中国有公平的竞争关系，因此，彭斯讲话对中共反对派在四中全会上重新振作，是很大助力。但从中国外交部反应来看，强硬派势力还是很强大，在政治上很有基础，所以，他们反驳彭斯讲话用非常难听且强硬的口气来反驳，这形同反驳党内的反对派，这场斗争非常激烈。当然，四中全会上最重大的议题就是中美贸易，经济下滑的问题及香港问题，可能排在第二及第三的位置上。

顾为群：我看网上有一些信息显示，在四中全会前，各个派系可能折衷，达成某种不成文协议，就是习近平终身任期制，可能要终结改变，也就是在20大上，不允许他继续连任。如果真能有这种结论，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发展，如果真把他上次19大上做出终身制的宪改整个废除，我相信，不只会得到无数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支持与欢迎，也会让党内许多开明派感觉取得胜利，感到欢欣鼓舞，对美中关系也会有好的影响。

习近平可能20大无法连任？

魏京生：我觉得顾先生说的这一点挺重要的，虽然在中共公开发表的一些东西上，没有提到，但是，这个问题，恰恰会在党内得到最大共识。大家会在这个问题上，对习近平发起攻击，会带出我们刚才谈到的许多问题，这一点，对习近平的威势及权势可能是最大打击，这也是习近平为什么一年多来不开四中全会很重要的原因，而这个是党内最有可能获得共识的。

问：习近平真有可能无法延任吗？

魏京生：完全有可能。

顾为群：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问：根据中国媒体报导，四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研究“第五个现代化”，“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新意吗？魏京生先生当年在北京提出“第五个现代化”一词，是期盼中国实行“民主主义”，中共现在则是用来说明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民主在中国生根，有没有希望？

魏京生:窜改第五个现代化强化专制

顾为群：中共现在用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是20年前中共就提出来“国家能力现代化”的延续，只是把它提到一个更高的级别。但是，实际上“治理能力完善”及所谓的“现代化”，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对中共政权或是中国政府预期的，也和世界大势发展远远不同。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前苏联崩溃后及7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显示，世界政治主要发展趋势就是民主化，而不只是简单的政府治理能力，民主化最主要解决的就是政府统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而据说，习近平非常喜欢商鞅的“驭民五术”（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支持他的小团体已经日渐变成一个“黑手党政权”、“流氓政权”，要说他试图实现“国家社会主义”，都是夸奖他了，他想实行的是“党营社会主义”，实际上更是“黑手党社会主义”。

魏京生：中共提“第五个现代化”在国内媒体上议论已经很长时间了，很早就有朋友就告诉我说“习近平抄袭你的第五个现代化”，我赶紧去网上看了一下，一看，原来他不是抄袭、是窜改了，他只是用这个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是更加加强中共专制统治，而专制统治不能用老办法了，还得用各种现代化方法。实际上，使用现代化方法加强专制，已经开始很久了，像是全民监视系统、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告密（举报）有加分等。所以，他想要在这方面加强，和我们要求的民主化及自由选举是完全不同的，他这只是用这个说词，来迷惑老百姓，实际上还是在延续专制统治，甚至让专制统治更加现代化。

谢选骏指出：四个现代化”是红一代的产品；“第五个现代化”则是红二代的产品——有人争论这个“第五个现代化”有“魏京生版本”和“习近平版本”之分。但实际上，这两个版本都是“红二代的产品”，因为魏京生的父亲和习近平的父亲一样，都是老红军，虽然他们现在分属两个阵营。那么，除了“红二代版本的第五个现代化”之外，还有无其他的第五个现代化呢？有。那就是伟大的解龙将军在二十年前指出过的《第五个现代化－－贪污腐败的现代化》（10/26/2001）——

中国第五个现代化－－贪污腐败的现代化(转载《神马文学网》）

论坛：江湖客栈作者：一公民发表时间：2001-10-26

　　在僭主政体下，中国社会已经实现的一个现代化就是所谓“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也就是贪污腐败的现代化。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能造就的唯一一个“政治现代化”。至于它在港澳台的具体体现，就是所谓的"黑金政治"：黑道与金权的沆瀣一气！

　　古人云，“观民风则知止。”这是说，听到人民的呼声，执政者就知道该怎么做些什么了。这是在那没有法治、代议制和新闻自由、民意测验的时代，获得民意的主要方法。那么，迄今还在僭主政体压制下的中国人民，有些什么想法？

　　中国人民的要求并不高，一个负责任的领袖人物和他领导的依法行事的廉洁政府，足矣。所以中国民众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超过了对于僭主的憎恨；这是因为，对窃国者的憎恨，已经被对窃钩者的憎恨，掩盖了；对国家前途的担心，已经被自身前途的担心，掩盖了。对贪官污吏的嫉妒、对奸臣酷吏的恐惧，成为中国百姓压倒一切的潜意识。在不断受害的平民看来，意识形态、国家体制、理论方针、施政重点……的区别，已经没有重要性；如果这些上层建筑纵容腐败，那么，再好的内容都不过是"官方走私贩毒犯罪团伙"所利用的手段、招牌、幌子罢了。"廉洁与否"，才是中国社会良心比较关注的衡量尺度；这种尺度，也成为政治的尺度。这样的政治就成为"好"的，相反的政治，则认为应该消除。

　　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但它表达了中国人的呼声。最好的政治原则是什么？是廉洁。只有廉洁，才能产生清醒的政治、高效的政治、无畏的政治。这样的政治并不是"世间最肮脏的行业"这样的政治，不象僭主豢养的秀才所断言的，"必须靠贪污、贿赂、假公济私、裙带关系等润滑油，社会才能有效运转"。好的政治，把那些第五个现代化即贪污腐败的现代化所豢养的改革派，视为混进国家机器的砂砾，必须予以彻底清除。

　　什么是通向好政治的道路？廉洁的政治。

　　什么是滑向坏政治的道路？徇私枉法的政治。

　　对"廉洁政府"的希望，是中国人共同话题、共同心愿。甚至自古以来的诗歌、传说、戏剧、政治理念，都贯穿同样的主题……中国人，很少可以成为无政府主义信徒，对共产主义也毫无兴趣(怎能设想一个把家庭利益置于首位的民族，会真的接受"共产共妻"的学说？！)。他们当初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过是把它看作一种廉洁的政治，仅此而已，岂有它哉。后来他们发现，社会主义(不是纸上写的，而是手上做的)原来导向某种最腐败的政治，于是僭主政治铁打的江山就开始动摇了。

　　中国民众就是如此实际，不管别的民族在其它准则的支配下，如何判断万事万物，中国人内心并不会放弃自己的准则：廉洁与否是衡量好政治与坏政治的主要尺度。庸败的政治，不论用多么美丽的许诺包装起来，都不可信赖。腐败的政治，产生于腐败的执政党组织，腐败的政治，只能导致民族的衰败，除了第五个现代化的腐败堕落外，无法推动任何的现代化。依靠腐败的政治体制，对腐败的政治机构进行政革，其难度犹如以敝帚而扫顽石，哪能成功－－除非一开始就不想成功，否则决不要冀望于这种只能制造第五个现代化即贪污腐败的现代化的“改革开放”。拯救中国的，不是贪污腐败的体制内改革，而是廉洁奉公的体制外革命。

　　衡量一个革命是否成功，不仅要看它是否兑现了自己提出的理想、许诺，更要看它是否创立了廉洁的、制度化的行政机构，新的机构什么时候腐化了，新的秩序什么时候就瓦解了－－这个革命走向彻底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

　　贱民登上宝座、叫花子掌权，并不说明"革命已经成功"－－因为这只是"换汤不换药"、"饿蚊子比饱蚊子更凶残"。现在的"改革派"队伍里，正有不少这样的饿蚊子。

　　中国民族事业的长远目标，是要廉洁的现代化，而不要腐败的现代化。如果，被迫在"廉洁"和"现代化"之间作一个选择，人民宁可选择廉洁而不选择腐败的现代化，因为后者对人民而言，不仅意味着饥饿，还意味着屈辱。

　　腐败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政治腐败与社会现代化，格格不入。退一步，现代化即使在社会腐败状态下实现了，也与社会人民无缘，只供僭主党官挥霍享用，是进一步敲诈的借口。伊朗巴利维王朝只顾经济发展、破坏社会正义的"白色革命"，结果在腐败中引起革命，用血腥清洗，达到政治廉洁的霍梅尼革命，其前提，正是这样"腐败的现代化"。类似的事例，发生在每一个夭折了的新兴僭主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巴西、智利。

　　现在，整个中国都沦为商场，一个假货充斥、奸佞横行的混乱商场！

　　道德、廉耻、荣誉、贞操，变形为交易中的各色筹码。这些筹码的分量如此之轻，很少有人正视它们。人们象轮盘上的赌徒，随意弃置而径行夺取更有利的筹码！

　　赤裸裸的暴力革命，温情脉脉的商业欺诈，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玩弄这些筹码。或者，出于礼仪的风度、道德的伪装，也需要拿几条筹码来修订门面。于是，五光十色的东方风味就开始闪耀了。要收恰这空前混乱肮脏的商场，是困难的。它不仅腐化过甚，而且大面积溃疡，万头攒动，法不治众。

　　这个时代是个"普遍破产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公司纷纷倒闭，共产主义的国家纷纷解体……仿佛是在现身说法:"她果不让公司倒闭，那么国家就会解体！"如果不让国家解体，就得让公司倒闭！"

　　共产主义吹嘘说:"我们要消灭人类的不平等！"结果，是集体人屠杀的血腥，代替了古老的不平。但集体大屠杀的血腥，也并没有带来想象的平等，一种更加僵硬、严厉的等级制和世袭制，建造在刑场的周围。这种制度，没有刑场的威慑就活不下去！无边的许诺，轻易破灭，和它在炮声中隆隆发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多不相称！而已经兑现的一切(如"社会主义保障")，则不可救药地分崩离析。

　　人民的内心力量多么巨大！即使僭主充耳不闻，但上天的回声，足以震塌巨大的帝国。当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全都趴下，只有中共还勉强跪着。这不过是因为它认输得较早，也就消耗得较少。但消耗得再少，也只能"维持"而已(北京人因此把"六四"以后的共产党，戴上了"维持会"的汉奸头衔)－－哪能起死回生？本来，共产主义的隆隆炮声，负有宣告死亡－－现代文明或曰"资本主义"的死亡－－的使命。但结果，资本主义的死刑犯还站着，共产主义的刽子手却倒下了－－这是多么荒诞的一幕当代悲喜剧！事实表明，共产主义甚至丧失了"向后转，齐步走"的能力，它只能根本站着不动，稍有动作，就会"立即卧倒"！

　　今天，唯一还没倒下(但已经跪下了)的刽子手，中国共产党，则在哀求它原先宣判的死刑犯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要制裁它，最好发发慈悲，再给它一些救济粮(美其名曰"投资")！这又是多么奇特的"矛盾论”！

　　然而，资本主义的前景也并不美妙。环境污染向不发达地区蔓延……资源破坏成为世界性痼疾……所谓"科学昌明"、"物质进步"越来越象一场没有尽头的恶梦，它放出太多太多的魔鬼，并以庞大的能源，催化无数小夜叉！人的幸福没有增长，旧的痛苦换了新的：还没有消灭饥饿，但癌症却遍地开花；还没有消灭战争，爱滋病风起云涌。

　　人啊人，满足了好奇心，却带来世纪末的恐慌。现代中国人的双重灾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兼得了共产主义的专横与资本主义的放纵！

　　人民被迫忍受着末日社会主义的专政与原始资本主义的剥削！

　　普遍的破产－－是我们这转型期血淋淋的现实。它的沉默仿佛在说："旧的不破产，新的长不大。再可怕的恶梦，也强于今日青黄不接的中国！"

　　有位圣人，将奉命打扫这肮脏混乱的商场：那时，我们不要埋怨他的权威、武断。他也许肆无忌惮，但那只是为了答复－－今日中国的腐化堕落、臭名昭著的第五个现代化！

摘自*解龙将军*《最后的革命：中国僭主政治的终结者》

【052、二三等公民权与没有公民权】

《中国“海归”掀返乡潮！硅谷开始紧张了》（2018-02-19 世界日报）报道：

美国梦曾让许多的中国毕业生在毕业后选择了留在美国。但如今，中国科技巨头和初创公司祭出三大法宝--快速增长的工资，机遇以及归属感--正悄然在硅谷的中国技术人员群体中掀起了一场“海归潮”；而且这个加速成长的趋势，能让facebook和Google等硅谷巨擘感到不安。

如今37岁的王翌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据《彭博商业周刊》报导，几年前他怀着美国梦，当时他刚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并进入Google（谷歌）工作，他还在硅谷买了大公寓。不过，王翌在2011年某一天向他的妻子表示，他想回中国，他对在Google担任产品经理感到无趣。王翌说：“当时我们刚发现她怀孕了，我们做决定的前几周很煎熬，但她最后让步。”

王翌的押注取得回报，他的英语教学App流利说大受欢迎，该App去年7月筹资1亿美元。

报导指出，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人才，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在全球拓展版图和中国主宰AI和机械学习等下一代科技的关键力量。

中国大学毕业生曾渴望取得声望很高的海外工作及海外公民资格，但许多人如今被中国就业机会吸引。报导说，在SpencerStuart工作猎才的肯齐说：“人才流动的情况愈来愈明显，因为中国在创新领域动力愈来愈强，这只是开端。”

据报导，在美国科技巨擘工作的中国人曾拥有几乎无人能敌的地位，但如今在腾讯等中国企业工作往往也拥有相同地位。目前阿里巴巴和腾讯市值已挤进全球前10名，与亚马逊和facebook并驾齐驱。另外，全球价值前5高新创公司有3家总部设在北京，而非加州。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以及智联招聘2017年对1821人的调查，科技已取代金融成为中国吸引最多海归的领域，15.5%的海归投入科技领域。另外，2016年从海外（主要是美国）返回中国的毕业生有43万2500人，比2013年增加22%。

在中国祭出史上最严密网路监控之际，引诱人才放弃硅谷并不容易。不过，中国科技巨擘有3大优势：薪资成长较快、机会和“家的感觉”。中国网路领域正蓬勃发展，该领域企业薪酬有时高于美国同业，中国一家新创公司据传为招募AI工程师开出4年3000万美元的薪酬，这笔薪酬包含现金及股票。

另外，相较于美国，中国升迁机会较多。尽管硅谷有很多中国工程师，外界普遍认为，晋升为高阶主管的中国人相对较少，这个现象被称为“竹子天花板”。

创投业者GGV管理合伙人童士豪说：“愈来愈多已在硅谷工作一段时间的中国工程师发现，进入快速成长的中国企业对他们的职涯较有利，Google、LinkedIn、UBER和airbnb的中国工程师正试图决定他们应该留下或回到中国。”

网友对“海归”返乡潮现象表示，“中国人毕业后返回中国的比率增加，主要跟美国紧缩H1B工作签证，不易取得移民身分有关。”也有人认为，“时空市场已变，为何一定要在美欧当二、三等公民，而只能为其打工，功劳及创新全归老外呢？”

谢选骏指出：这篇文章的意思是逼迫人们在“二三等公民权”与“没有公民权”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为什么有人选择回到专制的中国而离开民主的欧美呢？因为，在专制的中国人人没有公民权，所以也就人人平等了，尤其对于技术专家来说。而在民主的欧美，二三等公民权却让人随时觉得受到了来自一等公民的阻力，在自由社会里反而觉得更不自由了。那么，什么是二三等公民权呢？二等公民就是归化者而非土生者；三等公民就是非白人的归化者。那么，土生的非白人（例如“ABC”——美国出生的华人）呢？对不起，由于长相的问题，别人无法分辨你是土生的还是归化的，所以，永远只能是三等。难怪“海归”憋气返乡，推动中国成为创新大国了。

【053、二十八个半都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网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报道：

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指——

王明孟庆树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陈昌浩张琴秋沈泽民王盛荣凯丰何子述宋潘民陈原道殷鉴李竹声盛忠亮袁家镛王云程孙济民夏曦朱阿根汪盛荻李元杰王保礼朱自舜杜作祥萧特甫徐以新

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1929年夏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出现的一个群体。

概述

1929年夏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照例进行一次学期总结大会，中心议题是“大学支部局的路线是否正确”。大会争议激烈，开了十天，史称“十天大会”。最后只好就中大支部局的报告举手表决。有28人投票拥护支部局，一人既年龄小又观点“摇摆不定”，“二十八个半”便由此而来。实际上王明几个月之前就被共产国际派回了中国，并没有出席“十天大会”。没参加的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是在‘十天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但其具体人物则不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的。在大会上投赞成票的，未必就是“二十八个半”之一；没有参加那次会并投赞成票的，也未必就不是“二十八个半”之一。杨尚昆也加以澄清说：大会上拥护支部局有90票，仍属少数。

“二十八个半”由于持相近的理念得名。自称是共产国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当时中国共产党瞿秋白路线的坚决反对者。“二十八个半”中的半个指徐以新，也是唯一确定身份的。“有一个人，有时与支部局一致，有时又不一致，观点比较动摇。当时只有十七八（岁），是共青团员，所以称为‘半个’。”

1927年夏初，年仅23岁的王明向时任中大副校长的米夫建议，趁“教务派”和“支部派”之争，对反对这两派的“第三势力”加以拉拢。王明之后联络了一批看法接近的人，在反托派、反瞿秋白和瞿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反其它各种派别如“江浙同乡会”、共青团“光泽派”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以王明为核心的“二十八个半”，支持以苏联的方式进行中国革命。

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年仅27岁的王明成为领导人，派遣陈昌浩、沈泽民等前往鄂豫皖苏区，夏曦等前往湘鄂西苏区，担任中央代表；任命博古为中央临时政治局负责人；王明返回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

由于团体成员人们的政治主张随后发展不同，随着遵义会议后，着眼于国情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实力发展，此团体结束；但对其思想的批评，一直延续到此后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次政治事件中。1945年延安整风结束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成为中共中央主席，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逐渐被排挤出权力核心。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说：“‘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文化大革命时还在中国大陆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多受到冲击或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1981年8月，中共中央委托冯文彬主持召开熟悉当时情况的老同志座谈会，杨尚昆、伍修权、孔原、孙冶方、徐以新等十六人参会。与会同志建议，党内不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有名词。

成员

他们的成员说法不一，有报道称，成员涉及52人。

谢选骏指出：二十八个半彼此之间可能千差万别，但总的来说都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至于他们的对手毛泽东集团，也是半斤八两，都是苏联用来祸乱中国的工具。

网文《远去的历史：“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最终归宿》（2020年01月01日孟话历史）报道：

中共党史上著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指的是以下29个人：

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 (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 (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孙济民、杜作祥、宋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新。

1929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大会，听取并讨论学校支部局的报告，由于分歧很大，会议最后只好进行投票表决，结果大多数学生反对这个报告，只有29个人支持，其中的徐以新因为年纪小、个子低、态度也不坚定，还只是个团员，被称为半个。据参加过这次大会的毛齐华（曾任浙江省政协主席）回忆，"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提法是中大学生余笃三（曾任红四军政委，1933年被张国焘杀害）为了挖苦这些人而叫出来的。以后的王明宗派集团就是从这29个人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没有记录，29个人的名单并不确定，后来流行的29人名单中的有些人（比如王明）并未参加那次大会。不过，王明宗派集团的主要成员基本上都包括在这个名单里了。

"28个半布尔什维克"有4名女性，即孟庆树、张琴秋、朱自舜、杜作祥。

在这些人中，有的人存在着特殊关系，如 :沈泽民和张琴秋当时已是夫妻；孟庆树当时是王明追求的对象，回国后也成了夫妻；朱自舜是孟庆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最好的朋友。

"28个半布尔什维克"回国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其个人命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后，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担任红军领导工作，在遵义会议和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张闻天也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在长期的工作中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秦邦宪在"七大"上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在领导《解放日报》、新华社以及同国民党谈判的斗争中，做出了卓越贡献；杨尚昆、张琴秋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何克全(凯丰)在遵义会议时仍坚持不改，但最终纠正了错误；夏曦在一次战斗中牺牲，被追认为烈士；殷鉴则在唐山煤矿时被捕牺牲；李竹声、王云程、孙济民、盛忠亮、汪盛荻、朱阿根等人回国后，脱离了革命队伍，成了中国革命的叛徒；还有一些人，回国后表现平平淡淡，如王保礼、李元杰、肖特甫等人，远不如当年那样"领风气之先"；而教条宗派头头王明与其妻孟庆树，对自己的错误始终不思悔改，一错到底。

这29个人都走完了各自的人生之路，其归宿各不相同，大致分为四类，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类开国元勋

●杨尚昆（1907—1998），28个半中的很多人虽然曾经一度辉煌过，但后来的结局都不大美妙，只有杨尚昆是个异数。除了文革期间一段外，他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直至最后成为国家主席。究其原因，大概是杨的性格比较平和之故。他回国没多久就担任中宣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高级职务，其时正是王明路线猖獗之际，但他并没象其他人那样满口教条、满脑宗派、骄横跋扈。遵义会议后投向毛泽东，任三军团政委时甘当彭德怀配角。抗战时当北方局书记，后来当军委秘书长、中办主任，仍旧不事张扬，踏踏实实干自己的事。大概就是这种性格得到了毛邓的赏识而得以重用。1980年代成了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之一，是中共八大元老之一。至于晚年形成杨家将势力并最终受挫，主要是乃弟的关系。

●张闻天（1900—1976）曾化名洛甫。洛甫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水平极高。不过，早期的他由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学理论有些食古不化，思想观念充斥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对毛泽东符合实际的政治军事路线缺乏了解，他一度支持张国焘，批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态度非常激烈，用词也非常尖刻。在遵义会议上出任中共名义上的领袖，会议后虽然与博古分道扬镳，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观念仍未从思想上真正得到认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对四方面军的态度就是新形势下的新表现。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张国焘应负主要责任，但洛甫博古等人会师之初的简单粗暴态度也有相当责任。后来要把总书记职务让给张国焘也证明了他的不成熟。不过，从此以后，洛甫基本上是有功无过了。一直担任中共名义领袖直到194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更是达到了让人钦敬的高度，明知毛泽东对他心有芥蒂，明知支持彭德怀可能会身败名裂，但为了捍卫真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毅然站出来表明态度，可歌可泣。

●王稼祥（1906—1974）是个典型的书生。终其一生，书生本色不变。他到中央苏区最早，曾以"摇鹅毛扇子"（陈伯钧语）的身份，参与任弼时顾作霖对毛泽东的围剿，但一旦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就第一个从王明宗派阵营中杀出来，毅然站到毛的一边。这时，任弼时、顾作霖、邓发、项英、刘伯承正在宁都会议上对毛大加挞伐，博古的临时中央也是在一年后才来到苏区。这就是书生本色，只认理不认人。后来，王在遵义会议上把毛推上了领导岗位，自己也被选为中共军事负责人之一，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多年。又在1938年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击败了王明的挑战，对毛来说，可谓功莫大焉。毛是个恩怨分明的人，因此一直重用王，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王在七大落选中委后毛专门为他说情，十大时又安排他进中委。王稼祥的性格内向，善思考不善交际，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多年，除军团级的领导认识外，对军师级的干部竟然都不认识，不免给人一种孤傲的印象，七大中委落选，这是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了解他的性格，在延安曾安排他担任中央国际政策研究室主任，但他对这件工作没兴趣，也不认真抓。毛那句名言"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就是批评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于1974年去世。

●陈昌浩（1906—1967）这个人在28个半中比较另类。首先，他是唯一一个真正指挥军队的统帅；其次，他的功大过也大。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他功不可没，西路军的毁灭他也罪责难逃。他精明强干、英勇善战，对敌斗争坚决，他冒着风险坐飞机向黄安城里敌人扔手榴弹的故事很一直为四方面军的人津津乐道；但张国焘为了清除异己，残杀红军将领，他又是重要帮凶。28个半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宗派思想严重，但表现形式前后不同。早期是从中央到各根据地当钦差大臣夺权，打击当地老干部；后期则是在各自独立的根据地形成新的宗派。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这一点特别明显，洛甫、博古、凯丰等（甚至包括李德）为了维护中央派的利益，对四方面军大加打击；陈昌浩则站在新宗派一边，对中大的一帮老同学充满敌意，关键时刻不顾大局，追随张国焘南下。在这方面，洛也好、陈也好，眼光显然都比毛泽东短浅，不知道大敌当前，联合御侮是第一位的，可惜当时毛泽东还不能完全控制局势，结果酿成了一四方面军分裂的悲剧。西路军受挫后，陈昌浩性格变化极大，晚年胆小怕事，豪气全无，文革时更是选择了自杀之路。这一点和李立三很相似，李立三也是早年大权在握时狂得没了边，饱受挫折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文革初以自杀了断，但陈昌浩人品不如李立三。

●张琴秋（1904—1968，女）——战争是残酷的，对男人如此，对女人尤甚，敢于直颜面对这种残酷的女性都是伟大的，张琴秋就是位伟大的女性。张琴秋不是那种花瓶似的女性，她曾经担任过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师长，还亲自指挥打过仗，这种经历在中共女革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后来没有离开军界，她很可能会成为55将军中唯一的女中将。张琴秋长得漂亮、能歌善舞，但经历坎坷。1904年11月15日生，浙江桐乡人。1924年4月，经杨之华和中共上海地委负责人徐梅坤的介绍，张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11月转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11月，张琴秋与沈泽民举行了新式婚礼。1925年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6年5月，张琴秋生下了女儿张玛娅。由于生孩子，张琴秋留级一年，与博古、杨尚昆、李伯钊等成为同学。1931年5月任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师长。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张琴秋身为师政治部主任，不得不离开她的丈夫沈泽民，而且这一离开就是永诀。到川陕后，她和曾中生等人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做斗争，遭到了张国焘的打击报复。1936年7月，在第三次过草地之前，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结婚，婚后不到一年，又赶上西路军失败，孩子在戈壁滩一出生就死了，然后又被马家军俘获，吃尽千辛万苦，颠沛流离，直到抗战爆发才被周恩来营救出来。好不容易回到延安，又受张国焘牵连被粗暴批判一通。不久，陈昌浩赴苏联，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而无法回国，第二次婚姻再告结束。后来与老战友、原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苏井观结婚。1949年10月任纺织工业部部长。1964年，身为卫生部副部长的苏井观因病去世。不久文革爆发，张琴秋因不堪凌辱，于1968年4月22日跳楼身亡，以死抗争。1979年4月，平反昭雪。

●凯丰（1906—1955）原名何克全。凯丰这个人很有意思，尽管他曾经贵为政治局委员，但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中央台曾演《延安颂》，很多人看完后，疑问这个政治局开会时频频露面的凯丰是干什么的？凯丰最著名的事情就是他在遵义会议上指责毛泽东"不懂马列、只读过《孙子兵法》"（其实当时毛还没有读过《孙子兵法》）。当时，博古下台已定，凯丰依然坚定的支持博古，是很讲义气的行为，不过，这种义气此时并无积极意义，实质是顽固的宗派主义观念，对党和红军是有害的。不久，他改正错误，长征路上在与张国焘路线错误的斗争中，凯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党的七大上，凯丰本是中委候选人，但伍修权发言揭发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并反对他做候选人，结果凯丰被撸了下来，这也说明他并不是多么有代表性的人物。凯丰对敌斗争还是很坚决的，曾被敌人逮捕坐牢，坚贞不屈，不久被营救出狱。长江局时期，凯丰对王明的做法是不满意的。还有，著名的《抗大校歌》就是他写的，他还主持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书记，1955年在中宣部副部长任上病故。

●徐以新（1911—1994）16岁时就追随周恩来参加过南昌起义。从苏联回国后分配到鄂豫皖根据地，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鄂豫皖苏区的外交委员会主任，年仅20岁。到川陕苏区后负责与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与杨签定互不侵犯协议，派武志平建立秘密交通线。后因反张国焘被关押，直至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才被释放。延安时期先后任鲁艺政治部主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兼中央管理局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驻外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文革后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1994年逝世后钱其琛曾撰文悼念。

●王盛荣（1907—2006）1907年生，湖北武汉人。1926年5月参加革命，7月参加共青团，任童子团团长，从事青年工人工作，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同年调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交通员。同年9月到上海。11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文化班学习。1930 年10月回国，任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副书记，1931年11月至1933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少先队总队长。当时同在团中央工作的陆定一、张爱萍晚年回顾往事时对王当时的左倾宗派行为都颇有微词。王盛荣曾于1931年当选为中革军委15位成员之一，按说他跟军队没什么关系，这点让人不解。1937年11月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高级参谋。1938年起历任新四军第八团政治委员、中共河南省豫南特别区委员会书记、新四军挺进支队政治委员、中共豫南省委委员、中央管理局秘书长。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1945年底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嫩江省工委委员、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兼卫戍司令部政治委员。1950年3月至11月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中南工业部副部长，兼有色金属管理局局长。1952年"三反"运动中受迫害，1953年至1957年任中南工程局企业处副处长。1957年任湖北省冶金厅副厅长。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9年彻底平反。2006年9月1日13时50分在家乡武汉去世，终年99岁，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专程前去看望。

第二类革命烈士

●秦邦宪（1907—1946）原名秦邦宪，王明的挚友，王明去苏联之后的中共领袖。两人的思想观点、作风都很接近，都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所以王明逃跑时把中共中央放心的交给了只有24岁的博古。两人的区别在于王明更自负，对党、祖国更缺乏责任感。而博古因为到了中央苏区，亲眼目睹了战争的严酷性，自己不懂军事，知道只靠背马列教条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因而缺乏自信，于是先把希望寄托在李德身上，后发现李德不行，压力沉重，湘江失败后曾想自杀，遵义会议中失势（仍是党的领导人），虽不大情愿，但还是把总书记的位置交了出去，说明他还是有一定责任感的。遵义会议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也解散，虽然他的宗派主义思想大大弱化（并未消除，长江局时代又有所表现），但教条主义思想仍根深蒂固。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时，办报方针仍然充斥着党八股。所以毛泽东针对这些教条主义者搞延安整风，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有些人想否定延安整风，是不对的，整风后期康生搞抢救运动、肃反扩大化是错误的，但不能因此抹杀前期思想整风的重大意义。总体而言，博古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低于洛甫王稼祥，而对革命事业的破坏则甚大。1946年在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失事中死亡。

●沈泽民（1902—1933）是茅盾的弟弟，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部下。资格很老，中共还未成立时他就是党员了，是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文学创作，虽然天资聪颖，革命热情很高，但他这类人小资情调比较严重，理想主义色彩较浓郁，而对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往往患有严重的左派幼稚病。一旦掌权，必然好心办坏事。他到鄂豫皖后是张国焘排斥异己、打击老干部的重要帮手。张国焘率四方面军西征后，他率25军坚守根据地打游击。刚打个胜仗，形势略有好转，就又忘乎所以，再次左倾盲动，结果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无法在当地生存，只好北上长征。他也于1933年11月病逝于红安。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无庸置疑的，但对革命事业的伤害也是很大的。由于他的表现，中央对他的评价一直没有明确，直到1963年他的遗骨重新安葬，名字后头才加上了"同志"二字。

●夏曦（1901—1936）早年参加新民学会，1921年入党，后到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大革命时期在湖南与郭亮齐名，当过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五届中央委员。由于他在1933年到1935年间在湘鄂西苏区三次"肃反"的过程中造成了红二方面军4万人以上死亡（包括洪湖红军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段德昌和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中的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在长征中落水无人救助而死。因为他是在长征中死的而得以成为"烈士"。他也算个老革命了，其阅历和王明这帮书生完全不同，真搞不懂他怎么会和他们搅到一起。按理说，把夏曦放到革命烈士一类里实在是太抬举他了，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造成的破坏比国民党几十万人的围剿都厉害。要是当初不是把他派到湘鄂西，而是派到中央苏区，有毛泽东这位老大哥镇着他，可能他不至于变得那么疯狂。我怀疑夏曦后来杀人杀得都心理变态了，后来溺水而死算他运气。夏曦的罪恶表现让我们看到，不受监督的权力实在是可怕。

●陈原道（1902—1933）回国后先后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顺直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1933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其妻刘亚雄也是苏联留学生，曾任顺直省委秘书长，解放后任劳动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刘亚雄之父刘少白更是传奇人物，他曾是山西的大地主、省议员，后受女、婿感召，追求进步，遣散家财，参加中共，是和李鼎铭齐名的两大开明士绅，解放后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刘亚雄的儿子刘纪原是遗腹子，曾任国家航天局长，中共中央委员。纪原的意思就是纪念陈原道。

●宋潘民（1909—1933）又称宋盘民、宋盘铭，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部下。从苏联回国后，分配到湘鄂西根据地工作，曾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红叁军九师政委。地位和鄂豫皖的陈昌浩相同，但命运却大相径庭。他因不满肃反扩大化，被同为28个半的夏曦作为改组派抓了起来，后贺关（贺龙和关向应）趁夏曦不在把宋释放，夏回来后，又把宋抓了起来并于1933年12月公审枪毙。

●殷鉴（1904—1937）1931年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在华北唐山煤矿进行工运时和薄一波一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著名的草岚子监狱），为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成员，在薄一波等人被营救前病逝于狱中。

●何子述（1901—1931）湖北应山人。早年考入武昌高级师范学院，1922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武昌高级师范学院支部书记，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政治部党务科科长兼湖北省党务训练班训育主任、代理校长。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中组部干事，中共北方局工运负责人。曾与王明博古王稼祥一起反对立三路线，受到李立三处分，被派往天津工作。1931年6月因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1932年被国民党处决。六届四中全会上，因米夫的压力，何子述等四人的处分被撤消。

第三类可耻叛徒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人物，1931年在前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出任中共领袖，就此依助外力爬上中共最高位，从此完全唯苏联人马首是瞻。毛泽东曾评价他是：对别人（苏联）的事考虑得太多，对自己（中国）的事考虑得太少。属于老一代的香蕉。为人专横跋扈，心胸狭窄，又严重缺乏自知之明。写的歪诗不过是顺口溜的水平，却自视甚高，还出版诗集。1931年到1937年在苏联，其间毛泽东取得对中共的领导权，批判王明的路线。王明回中国后与毛泽东展开争论失败。1956年赴苏治病，中苏关系破裂后，站在苏联一边批判中共，与中共为敌，1974年病死于莫斯科。客观的说，王明在建国初期对国家的法制建设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孟庆树（1911—1983）是安徽寿县人，妇女运动领导人，王明夫人。一个非常霸道的女人，王明也让她三分。1926年3月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女生队，曾任中共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兼资料室主任。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为中山大学第三期学生。1930年回国，被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委，在妇委会做女工工作，11月与王明成婚。1932年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孟庆树随往。1937年11月回国。1983年病死于莫斯科。

●李竹声（1903—1973）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31年1月回国。1931年9月，被王明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博古（秦邦宪）指定为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1934年6月被中统逮捕，特务向他劝降时辩不过他，后派高级理论特务劝降成功，遂叛变，并供出盛忠亮地址，使其随后被捕。后任中统科长，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骨干。解放后被抓获，1973年病死狱中。

●盛忠亮（1907—2007）又名盛岳。1923——1926年间，曾在北京法政大学读书，从事学生运动，任中共北京地委宣传部秘书。1926年10月，被选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秋，被派赴苏俄远东地区工作，1932年8月调回莫斯科，1932年底回中国，曾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1934年6月李竹声被捕后接任上海局书记。1934年10月被李竹声出卖后被捕，由其女友秦曼云（关向应曾经的夫人，也是叛徒）劝说，遂变节，当了中统特务。1937年后参加抗战，1943年任中国国民党驻印远征军特别党部书记长，协助郑洞国转战印缅战场；1945年，留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并出任民国政府驻乌拉圭大使、伊拉克大使；解放前夕逃往海外，之后移居美国。1984年杨尚昆曾以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友身份邀请盛忠亮访问大陆。2007年在美国病死。盛忠亮曾撰写了关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全书共十五章，记述了中山大学从筹办到结束的全过程，以及该校的体制、教学内容和方法、学生的食宿和业余生活，描写了该校与国民党、共产党和苏共的关系，写了冯玉祥、宋庆龄访苏的情况，还写了中山大学反托派斗争和有关"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问题，以及中共"六大"的有关情况等等。现在最流行的28个半的名单就是出自他的这本书。

●王云程（1905—1969）又名王云成。曾任中山大学支部局组织部副部长。1931年任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2年2月任团中央书记，后兼任上海局常委。1933年被中统逮捕，遂叛变并加入中统，使罗登贤廖承志等被捕。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公安司法机关依法逮捕法办，长期监禁。1969年11月被处决。新版中央委员大辞典说王云程是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荩仁的别名。

●孙际明又名孙济民，曾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与王云程同时被捕叛变。

●朱阿根又名朱志远，朱琪。上海工人。曾任中山大学支部局组织部副部长。1931年1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沪西区委书记，1933年6-11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并担任全总上海执行局职工部长。同年冬，赴中央苏区，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执委委员，后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副委员长，1934年7月任委员长。同年10月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奉命和罗明一起留在贵州开展工作，未及开展工作即被黔军犹国才部逮捕，旋因证据不足先于罗明获释。据《罗明回忆录》载：罗明夫妇获释后到上海找党，再次被捕，朱琪已成为叛徒，指证罗明为共产党员。后来当了国民党特务。解放后曾与胡均鹤一起被上海公安局扬帆使用，以特反特。高饶事件后与胡均鹤等一起被捕。

●汪盛荻又名王胜弟、汪辉，从苏联回国后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是江苏省委书记王明的得力助手，后因叛徒出卖而变节。1949年配合程潜为湖南和平解放做了不少工作，1950年被错误处决，1983年平反。

第四类其他

●杜作祥（1907-1997，女）又名杜绰强，也称杜作强，湖北秭归人，陈昌浩的第一任妻子。1925年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加入中共，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与陈昌浩结婚。1930年回国后，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妇女部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1934年6月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入狱，1936年9月获释，被迫脱党。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杭州公路工程处、浙江医药公司、浙江省税务局工作。1957年被定为"叛党分子"，开除党籍。后任杭州工业学校、杭州商业纺织学校、杭州化工学校俄文教员。1965年退休。1982年撤销叛党结论，恢复党籍。1997年2月11日在杭州逝世，享年90岁。

●袁家镛（1905—1991）又名袁孟超、宋三。1933年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后任全总党团书记。1934年6月与李竹声等16人被中统逮捕，1934年11月保释出狱，改名严英。后在中统监视下，主编《世界文化》《中苏文化》杂志。1947年8月任上海法学院教授。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工作，参加反蒋活动，营救地下党员。1949年5月，先后在上海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任教授兼任马列教研室主任。1958年支边到吉林省长春市，任吉林财贸学院教授、科学研究室主任、论史教研室主任。因受饶漱石案牵连而被捕，被认定为中统特务。1978年释放后，任吉林财贸学远财经教研室主任、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全国财经院校《资本论》学会顾问。1986年平反，恢复党籍。1991年逝世。

●朱自舜（1909-1996，女）又名朱自纯、朱子纯，孟庆树的好友。原籍四川省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浙江省临海县（今临海市）东塍镇绚珠村李敬永妻。1925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在重庆从事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1927年被派往武汉江岸铁路工人区区委工作。1928年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共产国际秘密通信学校学习。1928年六大期间，朱自纯与邓颖超、刘伯承、陈学熙（临海人）、瞿景白、孟庆树、陈绍禹、沈泽民、何叔衡、刘伯坚、徐特立等49人被列为指定参加及旁听代表。又参加共青团"五大"秘书处工作，后又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做党的机要工作。在莫斯科朱自纯结识了李敬永，二人志同道合，相互钟情。1931年党派二人回国一起作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绝密通信工作，由此结为伉俪。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朱自纯与李敬永一同被捕，乘即将临产之机借包衣服取下作警报用的窗帘布，保护了组织。因叛徒不知其真实身份，又即将临产，遂允其假释就医，意在放长线钓大鱼。不料朱自纯却机智地甩掉特务跟踪，跳车逃脱，当夜离沪到杭州面见夫兄李瑾侯设法营救李敬永，因此早产，落下重病。1937年，同李敬永一起找到党组织，被派往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后再度与党失去联系。虽重病缠身，环境险恶，始终积极找党。新中国成立后，朱自纯在高等教育部等单位从事新中国的教育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后，当终于对她作出了政治历史清楚的结论，并从新回到了党组织中。（可想而知此前是什么一种状况）评价她"一生热爱党，以党的事业为重，工作勤奋，任劳任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毕生的贡献"。（可说是盖棺论定吧） 1996年，朱自纯在北京病逝，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李元杰淡出政治、平淡生活。

附不同声音：

李敬永（1902-1987），浙江省临海县（今临海市）东塍镇绚珠村人，李瑾侯之胞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25年3月加入共青团，是临海乙丑读书社首任主席，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上海市徐家汇区区委委员。1926年受党委派秘密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校中兼任翻译，先后担任过本年级（13个班）的中共宣传委员，全校学生公社教育委员会主席、翻译班党组长等职。1929年，与秦邦宪（博古）、黄文杰等一起考入莫斯科共产主义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研究生。1931年，被派到共产国际秘密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信和密码，任中国组组长，年底回国后，曾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秦邦宪的机要员，负责上海中共中央的机要工作，以及党中央、共产国际和中央苏区三者之间的绝密通信联系。与朱自纯结为伉俪。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干事，以史琪、泗琪、乐思等笔名为党报《红旗》、《斗争》写文章。1933年3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叛徒只知李敬永是留苏的中共党员而不知其工作职务，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其间，在党组织和其其亲属的积极艰难和多方营救下，终于保释出狱。（保释就是交保释放，是要履行一定手续的，至少是有人替他画押签字了的）1934年出任临海县海门东山中学代理校长，与该校美术教师、中共党员陈叔亮等秘密开展党的地下活动。1937年，李敬永找到党组织，经组织委派进入国民党空军，任前敌总指挥周至柔俄语翻译，兼任空军上海通信器材修造厂厂长。1948年策动陈芳允等留在上海不去台湾，自往大夏大学任教授。受党组织派遣策动舟山蒋军柳际明起义未成。1950年4月调往北京，历任教育部翻译室主任、中苏友协总干事、高等教育部专家工作室副主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编审室主任等职，1961年反右倾，下放河南百泉农专任教授、教务长，一年后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残酷批斗，1978年后平反昭雪，作出了政治历史清楚的结论以及"该同志热爱党，忠于革命事业"的评价。离休后安排杭州生活，1987年病逝于杭州，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在有新的资料出现之前，说这位曾任本年级（13个班）的中共宣传委员，全校学生公社教育委员会主席、翻译班党组长等职，与秦邦宪（博古）、黄文杰等一起考入莫斯科共产主义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研究生的李敬永就是李元杰，应该是李冠李戴。这样，东塍人就可以自豪的说：二十八个半，我们东塍镇就占了一双。

李瑾侯（1898-1991），曾用名拱衡，浙江省临海县（今临海市）东塍镇绚珠村人，李敬永之胞兄。1916年12月毕业于省立六中，1923年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1926年去广州，出任虎门要塞司令部主任秘书（要塞司令王萼邻村岭根人，与蒋介石保定同学，因为蒋出主意制造中山舰事件而获职）。同年北伐开始，出任北伐军东路军总司令部军法官（东路军指挥何应钦）。1927年至1938年期间分别任金华、建德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福建省会公安局主任秘书等职（局长同村同族人李进德，台州中学同班毕业同学）。1939年至1945年抗战期间，回乡与地方缙绅创办战时东塍补习中学，出任校长。1946年至1948年出任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官，审理汉奸案件。1950年11月为临海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6年起为县政协一至七届委员，又由于和周至柔的小学同窗（中学高周二届）好友关系，任县七、八、九届人大代表，政协六届常委，三届社会联络组副组长，县归侨联合会副主席。瑾侯先生一生的最大失误是在营救了胞弟李敬永以后，没有设法将其送到苏区。致使胞弟失去了一个成为杨尚昆式大人物的机会而受冷落抱恨终生。

●王保礼又名王宝礼。苏州工人，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花瓶性质）。后淡出政治、平淡生活。

●肖特甫淡出政治、平淡生活。

附录：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简介

1920年5月决定建立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招生对象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王一飞、柯庆施、彭述之等首批去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东方大学中国部改名为孙逸仙大学，又叫中山大学。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选送一批人去中山大学。张闻天、叶剑英、王稼祥、秦邦宪、罗亦农、许光达、杨尚昆、伍修权、乌兰夫、廖承志、刘伯坚、谭平山、蒋经国、屈武、谷正纲等都在东方大学或中山大学学习过。1923年以后，朱德、邓小平、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李富春等从西欧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1926年中山大学在校生340人， 1927年达到800人。到中山大学1930年关闭止，留学生总数当在千人以上。另外，1922年联共(布)远东局在满洲里开设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送苏各大学续读，共接收中国学生310人(广州180，上海、北平、天津共100，湖南、云南、黄埔军校各10人) 。

谢选骏指出：二十八个半的存在，凸显中国在黑暗的谷底所作的挣扎。这种绝境，是五胡乱华以来一千六百年未见之变局。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对叛徒夫妻》

她以同情的口吻问：“这几年来，你受苦了吧？”王鹤寿始终神态自若地靠在沙发上，摇着一柄纸折扇，听到这话，坦然地一笑：“这是我们党内自己的事情，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说得老太太顿时无言以对。

秦曼云出生于山东济南一个渐趋没落的书香世家，其兄长秦茂轩还是一位可敬的革命烈士，然而，秦曼云自己的道路竟是如此崎岖。

早年在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读书时，秦曼云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省立女中团支部书记。那是一个“红色崇拜”的年代。“去莫斯科”，成了多少革命青年男女的梦想和企盼。

1925年夏至1927年秋，中共党组织先后派秦曼云等人前往苏联“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的这几所学校，是专门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最高学府。

1927年初，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秦曼云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翌年6月与关向应结为夫妻。关向应是中国革命第一代的著名领袖人物。

1929年春，关、秦两人奉命回国。秦曼云先在团中央女工部工作，是年冬天，又随关向应赴中央军委秘书处担任机要秘书一职。1930年8月，两人奉命由上海赴武汉，秦曼云在长江局秘书处工作，后因机关被敌人破坏而撤回上海，随即在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机关从事机要工作。

关向应则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中央军事部副部长，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这一期间，关向应在上海曾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狱中他坚贞不屈，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化名“李世珍”)，加上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陈赓实施积极营救，租界当局最终以证据不足拒绝向国民党当局引渡，关向应有惊无险地被释放。出狱后，关于1932年初奉命前往湘鄂西苏区，开始与贺龙共同战斗，从此带领红军转战南北，长达十数年。

而秦曼云则由于自己的工作无人接替，未能与关向应随行。也是这一别，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1929年关向应与夫人秦曼云在上海

被捕变节

秦曼云从事革命事业的巅峰，是在1928年6月至7月的莫斯科中共六大会议上。当时她的代号是“74号”，其间她参与了大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和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还参加了大会秘书处文书科的工作，并承担办壁报的任务。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一直安置在租界中。国民党不断加强清洗和围剿，中共在上海的机关屡遭摧残和破坏。此时，秦曼云担任共产国际代表联络处主任兼上海中央执行局总会计，可谓重任在身。

1934年6月26日晚，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办公处被特务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办公处工作人员秦曼云、仇爱贞等，中共江苏省机关随即被破获，书记赵立人等也遭逮捕。

秦曼云被捕后随即成为叛徒，李竹声亦在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中共在上海和苏区的许多机密，如中央红军的兵力和作战计划，以及上海中央局的电台位置等，接着他又供出了中共另一重要领导人盛忠亮的住址，盛随即在法租界被捕并叛变。这种中央领导相继被捕和叛变的现象不时发生，如总书记向忠发、特科“打狗队”队长顾顺章等，说明当时中共党组织成分严重不纯。

李竹声、盛忠亮的相继被捕和叛变，给中共中央造成重大损失，党在上海的组织网络几乎瘫痪，中共与苏联的联系也因此中断。此前中共在上海的机关与莫斯科之间有地下电台联络，邓颖超在奉命去江西前曾与秦曼云商定用专门编制的密码进行通信。

后来，黄文杰出任上海中央局书记，不幸又于1935年2月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央局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等三十余人。至此，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基本被摧毁，中央机关被迫撤至苏区。

盛忠亮，后易名盛岳，湖南人，1907年出生，北京国立法政大学学生，大革命中参加革命，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秘书、全国学联中共支部书记。1926年盛忠亮因受到北洋政府通缉，被中共北京市委选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于1932年回国，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和叛变后，盛忠亮曾短暂接任中共中央局书记一职。而当时他的爱人，正是秦曼云。

据说盛忠亮被捕后曾在受审时一言不发，大有坚贞不屈的架势。国民党特务向叛徒顾顺章求教，顾献上妙计：盛忠亮对女友秦曼云言听计从，可从秦处下手。国民党特务立即将秦曼云从南京解往上海，经过秦曼云的苦口劝说，盛忠亮随即折节叛变。

李竹声和盛忠亮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二期学生，也都是王明宗派主义小团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核心人物。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新任校长米夫与王明等拉帮结派，最终形成一个宗派阵营。

盛忠亮是学生出身，热衷于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学习成绩优异，自视颇高。王明等人为了争取盛忠亮，不惜采取卑劣做法，即：“最可耻的是，竟用李竹声的老婆方俊如施美人计把盛忠亮拉过去。”盛忠亮入伙后果然了得，他被米夫等重用为中山大学支部局秘书，全盘负责文字和会议的翻译工作，参与机密，炙手可热。据说盛后来还是苏联进行“大清洗”时“别格乌”(“契卡”前身)的助手，曾参与对中国被捕同学的逼供。

曾经“最革命的”、“左得出奇”的盛忠亮，被捕后竟相当“爽快”地投降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务。这一教训不为不大，不为不深。

秦曼云在说服爱人叛变之后，又奉命出庭指证黄文杰等人。不过，黄文杰、朱镜我、杜国庠、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同志却终止了这一时期党内“被捕即叛变”的恶性循环，他们在狱中大义凛然，表现出真正共产党人的风范。

1943年，盛忠亮在民族抗争的热潮中天良发现，离妻别子，奔赴战场，任中国驻印远征军特别党部少将书记长，其间协同郑洞国将军转战印缅战场达三年之久，为盟军在东南亚战区的胜利做了一些工作。抗战胜利后，盛忠亮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曾任欧洲司司长，曾出任驻乌拉圭和伊拉克的大使。解放前夕，盛、秦夫妇转赴台湾，后定居美国。

1937年，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在延安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在热门的党史参考研究资料中，《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是其中之一。而这本著名的“黑皮书”的作者正是盛忠亮。

此书的最大亮点，是由亲历者讲述了中共党史上那个被人猜测过无数次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故事。在书中，盛忠亮专门讲述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毛泽东争夺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斗争”等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书是他真实而又不乏见解的忏悔录。

盛忠亮写道：“在中共六大时，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形成”，“只是到后来，中山大学的一群学生，我是其中一员，才慢慢被人叫成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原来，在当时苏共内部激烈斗争的背景下，围绕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务派”和“支部派”，中国学生也展开了同样激烈的斗争。王明等人和校长米夫站在了一起，打压“教务派”和中共代表团(瞿秋白、张国焘等)，又炮制了“江浙同乡会”等冤案，“并由此而最后形成有名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盛忠亮回忆：当时，“米夫年轻，经验不足，并且普遍地不得人心。在他当校长的时候，大多数学生就不喜欢他，因为他很少同他们打成一片，他只和一小撮俄语流畅的人保持接触，这些人后来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著称”。他还说：“随着1925年后中国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中国形势对共产国际当然也就越来越重要。米夫担任的中山大学校长的职位也就随之成了为人所共羡的美差。再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权力斗争，给了他进一步改善其地位的机会。”

在米夫的支持下，在莫斯科中国学生的争论中，“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以胜利的姿态问世”，并且“为他们后来夺取整个中共的领导权的斗争奠定了基础”。于是，当这些喝过莫斯科洋墨水的优秀学生回国后，这批“斗争干部”先是反对李立三的路线，接着反对瞿秋白、周恩来的“调和主义错误”，又反对何孟雄、罗章龙等的争夺，最终米夫跟着来到中国，“用把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拉进中共中央的办法，来对中共中央加以改组，从而加速实现中共‘布尔什维克化’”。

对此，盛忠亮在书中客观地指出：“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精心培养的。俄国人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共，把它改造成一个无限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党……他们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大获全胜。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他们一直牢牢控制中央。”这也就造成了中国革命的严重失败，以及“十年内战”期间中国的持续动乱和国势颓败。

王明

盛忠亮还出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具体名单：

陈绍禹(王明)、孟庆树(王明之妻)、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杨尚昆、陈昌浩、杜作祥(陈的妻子)、沈泽民、张琴秋(沈的妻子)、陈原道、殷鉴、朱阿根、何克全(凯丰)、夏曦、李竹声、盛忠亮、孙济民、王保礼、汪盛荻、王云程、袁家镛、王盛荣、朱子纯(女，即朱自舜)、何子述、李元杰、宋潘民、肖特甫。(至于那个“半”，当是徐以新，即徐一新，后为外交部驻外大使。)

盛忠亮分析这份名单：其中的成员都是来自于长江流域的党员或团员(湖北最多)，有4位女性，出身工人的有5个，其余全是知识分子，约二十人受过高等教育，且多为中共要员。这些人后来的命运，4人去世，3人为烈士(陈原道、何子述等)，还有11人“被国民党抓捕后脱离了共产党，其中三人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被捕和处决”—这最后的一群人之中，当然就有盛忠亮自己了。

至于“二十八个半”的产生，是由于1929年夏天莫斯科中山大学有一个“十天大会”，在此次会议上，有28个人投票赞成党支部局的意见，还有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忽而赞成，忽而不赞成，于是遂有“二十八个半”之称。另据李一凡的回忆，之所以称为“二十八个半”，是“由于王明一伙一贯自吹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而在这二十九人当中还有一个远未成年的人。

事实上，“二十八个半”的来历并不重要，究其本意，应该是后来的人们借助这一称号，讥讽和嘲笑当时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及其追随者。不过，“二十八个半”只是特定时空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他们学成归国之后，随着实践经验以及中国革命的成熟，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比如个中的人物，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就有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何克全等，杨尚昆更是第二代领导人中职任共和国主席的人物，其他许多人也先后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功勋。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叛徒，除盛忠亮外，还有李竹声(解放后被抓获，1973年病死狱中)、袁家镛(1934年与李竹声一起被捕叛变，后在“中统”工作，改名严英)、王云程(团中央书记，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叛变)、孙济民(团中央组织部长，解放后被逮捕法办)。此外还有一些未能查明的人，如朱阿根(回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汪盛荻(回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解放后在湖南被处决)、李元杰、王保礼(曾“荣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之位，回国后叛变)。也有一些人后来退出革命，如朱自舜、杜作祥、肖特甫。

除了“二十八个半”中的叛徒，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之中，后来堕落为中国革命叛徒的，还有任卓宣(叶青)、蒋先启、费侠、费克勤等人。

盛忠亮

海外归来的“阔太太”

有人曾问：“盛岳、秦曼云这一对叛徒夫妻，后来为何没有遭到中共‘特科’的‘清算’，最后也没有像张国焘和顾顺章那样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排挤和抛弃，反而结局挺好？”

也许是由于他们叛变后隐蔽得较深，中共“特科”后来也受到重大挫折，无力“迅速出击”，使他们得以苟活;而且，他们没有像张国焘和顾顺章那样张扬，当然也没有像张和顾那样的“资格”来让国民党特务“较劲”。所谓叛徒，聪明者，会选择低调以苟且偷生，时间一长，也就不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了。一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盛忠亮全然不谈自己和秦曼云叛变后的经历和生活，可能是难以启齿吧。

盛忠亮晚年身居海外，仍关心祖国状况，并情系家乡教育。从2000年起，他在故乡湖南石门设立了一项“盛氏女儿文教基金会”，资助石门的贫困女子完成学业。至于秦曼云，更多次回国观光，还作为“爱国华侨”应邀参加过国庆观礼。1986年秋，秦曼云回国探亲时专程去延安参观了关向应的故居，并瞻仰了关向应的陵墓—此时此地，不知她作何感想？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曾在一篇《我与干爸爸王鹤寿》的回忆文章中提及一件事，实际上说的就是秦曼云。她说：

大概是1981年，干爸让我陪他去北京饭店探望一位美籍华人。据我所知，中纪委的工作与外国人素不相干。这是位什么样的外籍客人，竟要中纪委的领导同志亲自去探望？我很纳闷。

干爸告诉我，这位美国女士，一度曾是关向应同志的爱人，也是他1926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并一起出席过党的六大。回国后，干爸和这位女士先后被捕入狱。这位女士很快叛变了革命，释放后与一位男叛徒一起投奔了国民党，解放前夕逃到台湾。1964年夫妇二人迁居美国经商，买卖兴隆，生活富裕。此次回国观光，这位女士多次向有关部门请求，想见见当年莫斯科的老同学。组织上安排干爸前往探望，但他不想一个人面对有如此复杂历史的人，所以就拉上了我。

这是一次让我终身难忘的会见。房门打开后，我眼前出现的俨然是一位阔太太。虽然已70高龄，依然化着浓妆，上着鲜艳绸衫，下穿绿喇叭裤，尖尖的高跟鞋、佩带着项链和耳环。老太太首先打听当年东方大学同学们的下落、境况，干爸简短的回答平静的叙述分外感人肺腑。那些东大的共产党人，离开人世的，个个是鬼雄;尚存人间的，亦皆为人杰。

老太太面带愧色，神情很不自然。她吞吐地向这位共产党的中纪委副主任陈述了1927年被捕的经过，极力为自己的变节行为开脱;她从侧面，却又不无真诚地询问了关向应同志死难的经过;她还表示，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愿意为共产党尽力效劳。最后，她以同情的口吻问：“这几年来，你受苦了吧？”干爸始终神态自若地靠在沙发上，摇着一柄纸折扇，听到这话，坦然地一笑：“这是我们党内自己的事情，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说得老太太顿时无言以对。

2001年，秦曼云去世。

谢选骏指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对叛徒夫妻”这个说法不妥，因为这二十八个半其实都是中国的叛徒，都是苏联所豢养的癞皮狗。

【054、二十一世纪的共产国际】

《中国游客跨境炒股集体被抓 10亿罚单》（2018-12-07 时间财经）报道：

“喝最烈的酒，打最硬的板”，曾是数代中国游资的坚定信仰。如今，他们不得不去找寻新的发财路子，甚至歪门邪道。

近日，据泰国媒体报道称，泰国移民局局长素拉切警少将（Pol. Maj. Gen. Surachet Hakpal）举行新闻发布会，汇报了16名中国人（11男5女）持旅游签证在泰国境内进行恶意炒股案的调查结果。

素拉切警少将称，不久前暖武里府（Nonthaburi）一居民区的住户向警方反应，称社区中有10多名外国人同时居住在两栋连着的住房中，担心是犯罪团伙。暖武里府位于泰国中部，距首都曼谷只有约20公里。该地区雨水众多，因出产优良的榴莲和陶瓷制品闻名。泰国警方搜查后发现，住房内有16名中国人，并查没台式电脑22台、手机156台，但没有任何文件能证明这是间正规注册的公司。

据犯罪团伙称，他们持旅游签证进入泰国，主要工作是在微信上劝说其他中国人买股票，每月工资20000泰铢（约4200元）。如果有人上当购入使得股票价格上涨，他们就把股票卖掉赚取利润。据泰国网报道，该团伙估计已造成1亿泰铢（约2000万元）损失。另据梨视频一则名为《非法集资炒股！16名中国人在泰被捕》短视频，素拉切警少将称，“这些犯罪团伙会聚集在wifi信号好的地方，我们已经抓了好多类似的犯罪团伙，之后将更严格执法。”

这并非首起中国游客在泰涉嫌股票操纵案。早在今年5月，泰国乌汶府警方亦接到当地群众举报，发现附近一家楼房内聚集多名外国籍男女青年，且看到有人时刻守在电脑前，形迹可疑。警方调查发现，屋内有160多名中国人正在使用电脑买卖股票，超200台电脑都下载安装有中国股市软件。与暖武里府案件类似，该团伙也是受部分中国老板聘任来泰国进行证券交易，每人每月工资为1万5000铢（约合人民币3000元）。

对于具体工作，据该团伙称，每天在中国股市开盘前，都会开会听从老板指令购买股票，之后等待股票价格上涨，再将股票出售。后经泰国警方调查确认，这166名中国人确实在乌汶府经营股票交易业务。

由于泰国尚未出台法律法规禁限跨境从事证券业务，警方未以任何罪责控诉上述中国人，只做备案记录。据警方称，倘若后期发现他们存在违法行为，则将他们遣返回中国。

北京京安律师事务所张越对时间财经表示，如果这些游客有扰乱国内证券市场稳定的行为，依据中国行政法规应当处罚的，相关行政机关（如证监会等）就享有管辖权。部分业内人士告诉时间财经，类似这种“数十名员工，上百台电脑”的“炒股工厂”在国内其实存在已久，但都处在半地下状态。他们聚集在一起，主要从事A股、美股等超短线交易，说他们“操控股市”有点夸大其词。至于这些人为什么要去泰国搞股票，很大可能是躲避监管。

高额罚单频现

自2015年股灾以来，证监会和司法机关加强了对操纵证券市场的处罚力度，先后处理了多个大案要案，其中多宗案件罚没金额超过1亿元。

2017年1月，昔日“私募一哥”徐翔涉嫌操纵证券市场案一审宣判，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同时并处罚金110亿元。

2017年3月，证监会对匹凸匹原实际控制人鲜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针对其操纵“多伦股份”(后更名为“匹匹凸”)行为，没收违法所得5.57亿元，并处以28.92亿元罚款，合计金额超过34亿元。

2018年3月，证监会通报了两起操纵市场案。其中厦门北八道集团因涉嫌多账户、运用杠杆资金巨额操纵多只次新股股票，证监会对其作出“没一罚五”的顶格处罚，罚没款总计约55亿元，创下证监会行政处罚金额之最。

2018年5月，证监会公布了对知名证券节目主持人廖英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案件显示，廖英强利用其影响力，通过先行建仓、公开荐股、反向卖出系列行为操纵市场，非法获取巨额私利，证监会决定对廖英强没收违法所得4310万元，并处8621万元罚款，合计总金额1.29亿元。

2018年11月，证监会通报了近期作出行政处罚的3宗案例，其中浙江瑞安股民王法铜因操纵如通股份单只股票获利3.46亿元，被实施“没一罚三”的处罚，决定没收王法铜违法所得3.46亿元，处以10.43亿元罚款，并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成为证监会开出的又一个超过10亿元的高额罚单。

据统计，2017年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24件,罚没款金额74.79亿元,同比增长74.74%；市场禁入44人,同比增长18.91%,行政处罚决定数量、罚没款金额及市场禁入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上述处罚涉及信息披露违法类案件60起、操纵市场类案件21起、内幕交易类案件60起，以及短线交易、证券从业人员买卖股票、法人利用他人账户买卖股票、基金经理“老鼠仓”交易等案件25起。

游资转型艰难

游资是中国股市中的特殊群体。依托A股独有的涨停板制度，在游资规模资金参与下，个股短期即能出现巨大涨幅，其中诞生了大量的暴富故事。

然而自2016年以来，随着市场监管的精细化、常态化，曾经风光无限的游资大鳄们越来越感受到彻骨寒意。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道必选题：继续顶风作案，还是转型价值投资？

如今回头来看，不论游资选择哪条道路，似乎都无比艰难。继续顶风作案，意味着罚单会随时降临。11月21日，上交所就市北高新近期异常走势向部分券商下发“提示函”。文件称，11月5日至11月19日市北高新连续11个交易日“一字”涨停，期间累计涨幅达186.36%。鉴于该股近期走势异常，上交所已将其列为重点监控股票，同时操作市北高新的游资也被警告。11月23日，市北高新遭遇一字跌停，随后开启连续阴跌走势。

“游资大鳄”章建平是转型价值投资的代表人物。他曾被誉为“敢死队之王”，然而近两年陆续在乐视网、中兴通讯上“栽跟头”，损失不菲。长期持股需要游资将大量时间花在市场调研上，这与他们以前的操作习惯迥然不同，而且产业涉及层面的复杂程度远超二级市场。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跨境炒股似乎成为最新出路。部分炒股软件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单就国内监管难易程度来看，IP地址是境内还是境外区别不大；但是若涉嫌操纵股市，IP地址是泰国的，就需要协调泰国警方，这无疑会增加办案难度。

北京京安律师事务所张越对时间财经表示，在这两起案件中，无证荐股只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但是，如果在荐股以外涉及诈骗、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的，或者操纵证券市场等都会涉及对应的刑事犯罪。

“刑事案件的管辖，分为属人管辖、属地管辖、普遍管辖。只要是中国公民，适用属人管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若从事犯罪行为，都可以由中国来管辖。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则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律师张越说。

谢选骏指出：这些逃避监管、流窜作案的赌徒，其实就是二十一世纪的共产国际，他们洗劫他人的财富，养肥了自己的猪头。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就是股神，就是巴菲特或是列宁同志了。

【055、二十一世纪会出现新的轴心国吗】

《习近平默克尔商量中德联手对抗美国》（2018年3月19日转载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德国联邦政府发布声明称，周六（3月17日）习近平同默克尔通电话时，双方都认为应该继续在G20全球论坛的框架内寻找解决贸易争端的方案，“他们都强调在贸易领域进行密切多边合作的重要意义”，并相互祝贺对方的连任。

今年3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课以25%至10%的关税，这一白宫政令将于3月23日起生效。目前，世界钢铁市场上产量过剩，其中钢铁产品的一半来自中国。美国指责中国以倾销价格冲击美国市场。而特朗普提高关税的决定正是将目标对准中国做出的。

特朗普盯上了德国汽车

中国同欧盟方面均表示不会对美国的“先发制人”坐视不顾，他们都将采取对应措施。德国希望能同美国达成一致，搞到一个“例外”的地位，免除处罚，为此，德国新上任的联邦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周日晚间启程飞往华盛顿。默克尔总理已在周五定下“软调”，她说使用关税进行惩罚的做法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并呼吁展开国际间对话以防止供应过剩。

特朗普提高关税的威胁给德国尤其是汽车产业造成很大压力。继宣布给予钢铁和铝产品关税惩罚之后，特朗普在一次集会上说，如果欧盟不彻底敞开市场，“我们就对奔驰和宝马施加关税”。目前，欧盟对美国汽车征税10%，美国对欧洲方面的汽车则征税2.5%。去年，德国汽车产量的10%在美国销售，它直接或间接牵连着200万人的就业。

电话交流中，默克尔邀请习近平在今年召开两国政府磋商会议时访问柏林，习近平也邀请默克尔访问中国。此外还就朝鲜导弹以及核武问题交换了意见。

新华社也就习近平应约同默克尔通话进行了报道。报道写道，习近平指出，中德应该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推动者，致力于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此外，中德还应该成为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合作者。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会出现一个新的轴心国联盟。这可能能吗？中德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合作成为联手对抗美国的轴心国吗？我看不大可能。因为德意日毕竟具有相似的意识形态。而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最多只能出现维持了不到两年的苏德同盟。从这种意义说，现在想象中的中俄联盟抗美也难形成。因为俄国虽然集权，但已经不是红色江山了。因此，很难形成新的轴心国。

【056、二世而亡是个普遍规律】

《日媒暗示孟晚舟出事或早有不祥征兆》（2018-12-10 日本现代商业网站）报道：

孟晚舟事件持续发酵，让外界对于其父亲任正非以及华为公司给予更多关注，日媒甚至将孟晚舟与任正非在一细节上的差异与该事件相结合。

日本现代商业网站12月11日刊文称，华为公司在2018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7周年纪念日的7月1日，将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坂田设立了30年的总部搬迁至与深圳相邻的东莞市郊外的松山湖畔，而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公司首席财务官（CFO）孟晚舟也被预计为下一任董事长，孟晚舟也被称为“华为公主”。

华为新总部占地1.26平方公里，整个场所华美壮观，被称为“华为村”。有传言“华为村”正是按照“华为公主”孟晚舟的喜好所打造的。文章作者近藤大介1月时曾造访深圳，当时某IT公司高层称：“无论是在坂田总部还是北京上海等办公场所，（华为）创始人任正非都在这些场所的中庭内修建了水池，里面饲养着黑天鹅。造访华为的人感到惊讶，但是任正非称，‘看着黑天鹅（黑天鹅象征不吉利），就能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最糟糕事态的出现’。”

这名IT公司高层还提到：“‘公主’却不喜欢黑天鹅，因此在松山湖的华为新总部内并没有饲养黑天鹅。”文章认为，联想到最近围绕华为产生的一系列风波，“黑天鹅”或许是“华为的守护神”。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生姜还是老的辣”，被捕的老鼠往往都是小的，老的经常躲在幕后，因为懂得“来之不易”，知道“居安思危”，“就能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初心，避免最糟糕事态的出现”。

《日媒：任正非出身隐秘美政府对其调查报告超50页》（多维 2018-12-09）报道：

对于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的被捕，日本方面指出，美国政府早在2000年后就对华为有所关注，多年前就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调查报告，曾多达52页的内容对任正非进行了详细介绍，尤其怀疑任正非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

《产经新闻》12月9日报道，华为的电子产品在2005年进入日本市场后，以其价廉物美的优势，迅速获得了日本民众的认可。目前，华为手机在日本智能手机销量中排名第一，华为平板电脑则排名同类产品销量第三，成绩骄人。不过，在美国发出安全隐患的说法后，其销售前景出现阴影。

有确切信息透露称，华为董事长任正非早年在中国的军队中，接受的训练就是搜集情报。在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裁军的政策实施后复原，于1987年创立华为，地点是中国深圳。

任正非被认为与中国军方的关系非同寻常——任正非创业时，据称仅仅拥有2,500美元的微薄资产，而目前，已发展壮大为拥有18万员工的超大型企业。而其出身军队情报人员的历史，后来受到美国等国家重视。

华为2000年开始拓展美国市场。但由于任正非与中国军方千丝万缕的关系，美国很早就对其非常戒备。在2000年与美国企业开始合作之初，美国企业就发生重要数据线被盗的事件，还引发了诉讼案。

2009年，美国国家安全保障局（NSA）开始对任正非及其周边亲信实施秘密调查和监视。2012年，美联邦议会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涉及任正非的内容多达52页，并提出了华为以及中兴公司等中国通信企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说法。

而当时，确实有很多证据显示，中国对美国进行了大量黑客攻击。对此，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曾向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面抗议。由于习近平表示会核实并改进，而不是否认，间接反映出美国调查出的问题确实存在。实施这类攻击的，被认为与华为这种通信公司关系密切。

进入2018年以来，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NSA等机构，都宣称华为等中国通信企业的产品存在内置窃取情报的装置问题，建议美国政府严禁使用。不仅美国，加拿大也早就对华为心存戒备，在这次答应美国的要求逮捕孟晚舟之前，已经多次拒签了华为员工来加拿大的申请。这个现象，后来在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也相继出现。

有分析指出，华为迅速受到怀疑和排斥，最大的原因还是中国政府。有确切信息显示，中国政府要求成功进入海外市场的中国通信企业，有责任配合中国政府的要求采取行动。华为这种被习近平重视的所谓民营企业，被认为实际受到中国政府大力扶持而被严密监管的企业，必然按照要求行动。

有统计称，中国目前从事有中国政府背景的黑客达到20万人以上，不仅通过华为这类企业盗取情报，还实施破坏活动。由于未来通信技术的5G开发方面，华为走在国际先进水平的行列之中，受到中国政府指派而实施行动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也正因为这个因素，华为还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排斥。

日本政府就已加入这个行列。时事通信的相关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当地时间12月7日公开表示，日本政府不会把华为和中兴的产品，列入政府采购的通信设备清单中。对此，中国政府发出威胁，称此举或破坏中日经济合作前景。

谢选骏指出：日媒不懂中国，任正非的复杂背景及其经历种种，绝非他的女儿可以继承的；任正非通过非正常手段所建造的系统，不是他的女儿能够操纵的——这就证明了我所说的，“二世而亡是个普遍规律”。不仅富一代的商业帝国如此亡于富二代，开国元首的政权也是二世而亡。秦朝是著名的二世而亡，隋朝也是著名的二世而亡。但是大家并不知道，其实汉朝、三国（魏国、蜀国、吴国）、晋朝、唐朝、宋朝、明朝，也都是二世而亡的——汉惠帝的时候汉朝已经亡国了。唐太祖李渊的太子被李世民所杀，等于二世而亡。宋朝的太祖被太宗所杀，黑幕重重。明朝的二代皇帝建文帝被阎王燕王杀了，等于二世而亡。毛泽东的继承人华国锋被废，等于二世而亡。可见二世而亡是个普遍规律——原因就是二世继承不了一世的能耐，高处不胜寒，德薄力单，不胜其烦。

【057、二维码也是中国发明】

《二维码》（“科普中国”科学百科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报道：

维码又称二维条码，常见的二维码为QR Code，QR全称Quick Response，是一个近几年来移动设备上超流行的一种编码方式，它比传统的Bar Code条形码能存更多的信息，也能表示更多的数据类型。

二维条码/二维码（2-dimensional bar code）是用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记录数据符号信息的；在代码编制上巧妙地利用构成计算机内部逻辑基础的“0”、“1”比特流的概念，使用若干个与二进制相对应的几何形体来表示文字数值信息，通过图象输入设备或光电扫描设备自动识读以实现信息自动处理：它具有条码技术的一些共性：每种码制有其特定的字符集；每个字符占有一定的宽度；具有一定的校验功能等。同时还具有对不同行的信息自动识别功能、及处理图形旋转变化点。

2016年8月3日，支付清算协会向支付机构下发《条码支付业务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稿中明确指出支付机构开展条码业务需要遵循的安全标准。这是央行在2014年叫停二维码支付以后首次官方承认二维码支付地位。

国外对二维码技术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二维码符号表示技术研究方面已研制出多种码制，常见的有PDF417、QR Code、Code 49、Code 16K、Code One等。这些二维码的信息密度都比传统的一维码有了较大提高，如PDF417的信息密度是一维码CodeC39的20多倍。在二维码标准化研究方面，国际自动识别制造商协会（AIM）、美国标准化协会（ANSI）已完成了PDF417、QR Code、Code 49、Code 16K、Code One等码制的符号标准。国际标准技术委员会和国际电工委员会还成立了条码自动识别技术委员会（ISO/IEC/JTC1/SC31），已制定了QR Code的国际标准（ISO/IEC 18004：2000《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条码符号技术规范—QR码》），起草了PDF417、Code 16K、Data Matrix、Maxi Code等二维码的ISO/IEC标准草案。在二维码设备开发研制、生产方面，美国、日本等国的设备制造商生产的识读设备、符号生成设备，已广泛应用于各类二维码应用系统。二维码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存储、传递和识别技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关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不仅已将二维码技术应用于公安、外交、军事等部门对各类证件的管理，而且也将二维码应用于海关、税务等部门对各类报表和票据的管理，商业、交通运输等部门对商品及货物运输的管理、邮政部门对邮政包裹的管理、工业生产领域对工业生产线的自动化管理。

中国对二维码技术的研究开始于1993年。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对几种常用的二维码PDF417、QRCCode、Data Matrix、Maxi Code、Code 49、Code 16K、Code One的技术规范进行了翻译和跟踪研究。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国内对二维码这一新技术的需求与日俱增。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在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对二维码技术的研究不断深入。在消化国外相关技术资料的基础上，制定了两个二维码的国家标准：二维码网格矩阵码（SJ/T 11349-2006）和二维码紧密矩阵码（SJ/T 11350-2006），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二维码的研发。

谢选骏指出：有人说“二维码也是中国发明的”，因为“中国的微信支付使用二维码”。其实，不仅二维码，而且微信而且淘宝而且百度而且互联网防火墙……这些都不是共产党中国发明的，而是共产党窃取外国知识产权后形成的技术霸权怪胎。由此“二维码也是中国发明的”了——可见，成王败寇，百口莫辩，“一切历史都是当下的解释”。

【058、二英不知亡国恨】

《马英九批蔡英文：自种自售"芒果干"贩售恐惧骗选票》（2019年10月05日新浪网）报道：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5日发表演讲，批评蔡当局操弄台湾人民的恐惧感，操弄“芒果干”（亡国感），遭到蔡英文反击“马英九就是种芒果的人”。对此，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5日表示，蔡当局处理不好两岸关系再怎么耍嘴皮子，也无法遮掩无能的事实。“只会对人民贩售恐惧感骗选票，才是自种自售‘芒果干’”。

马英九批评，蔡当局操弄台湾人民的恐惧感，让“芒果干”成为网络流行语，让社会弥漫不安气氛。而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等于片面废弃两岸27年来建立的政治互信。蔡英文表示，如果台湾人民有这种“芒果干”，那种芒果的人正是马英九。萧旭岑则认为，丢掉“邦交国”的是蔡英文但却把责任推给马英九。

萧旭岑指出，蔡当局处理不好两岸关系，嘴硬表示不退让，实际上是坐困愁城、无计可施。这样无能又卸责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台湾人民怎么能有所期待呢？蔡英文再怎么耍嘴皮子也无法遮掩无能的事实。“只会对台湾人民贩售恐惧感骗选票，才是自种自售‘芒果干’”。

谢选骏指出：马英九不懂，中华民国的亡国感不是比他小辈的蔡英文种售的，而是他老爹等老一辈革命家弄出来的，这些亡国奴丢了大陆又准备丢台湾，真是英九不知亡国恨。

《马英九批操弄“芒果干” 蔡总统：种芒果的就是他》（中央社）报道:

前总统马英九今天质疑蔡总统政府两岸政策，操弄人民恐惧“芒果干（亡国感）；总统蔡英文回应，马前总统可能还停在过去时空环境，若有亡国感，“当初种芒果的，很可能就是他”。

前总统马英九质疑当前政府两岸政策，操弄人民恐惧“芒果干（亡国感），总统蔡英文5日接受媒体联访时回应，马前总统可能还停在过去时空环境，若有亡国感，“当初种芒果的，很可能就是他”。

总统蔡英文上午前往新竹县尖石乡出席司马库斯联外道路改善及锦屏那罗溪绿水廊道等工程完工启用典礼，会后接受媒体联访做上述表示。

马英九基金会5日举行“哪来的芒果干？”国安问题研讨会，马英九致词时分析台美关系，指蔡政府上任后片面向美国倾斜，“联美抗中”成了唯一选项，但台美的实质关系真的提升了吗？在国际上的困境有改善吗？

马英九指出，虽然有了《台湾旅行法》，蔡总统还是去不了华府、台美的交流层级也未见提升，迄今没有两国部长级以上的官员互访；蔡政府只是不断以“文青式”的宣传美化对美外交成果，把“反中”成为执政无能的遮羞布，甚至成为整肃政敌的武器，大卖“芒果干”操弄人民的恐惧感，社会弥漫不安气氛。

马英九认为，要解决当前危机，正本清源，就是要让两岸关系回归合乎宪法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因为这不但是“两岸共识”，更是“两岸共同政治基础”，对大陆来说是“定海神针”，对台湾来说，是“最佳方案”，这些都经过2015年11月“马习会”的确认。

对此，蔡总统表示，马前总统对时空环境转换，可能还停留在很久以前。蔡总统指出，目前政府两岸政策采取不挑衅但坚持主权立场，外交上让国际社会，尤其是民主国家，对我们的支持越来越多、力道更强，在国防部分，不论自主研发或是军事采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她说，现在的情势是不一样的情势，面对中国步步进逼，若仍采取马前总统执政时代步步退让的做法，相信台湾人民确实会有不安情绪。

蔡总统强调，在中国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做为领导人，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争取更多国际支持，强化自身国防力量，并提到，马前总统讲的亡国感“芒果干”，如果有这个感觉的话，“相信当初种芒果的，很可能就是他”。

记者提问对于目前香港情势看法，蔡总统指出，目前情势确实令人担忧，但香港政府的态度非常重要，我们持续呼吁香港政府要真诚面对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要求尽速好好跟人民对话，任何会升高对抗情势的作法，其实都不好，希望香港政府能避免，让香港社会能尽快回归稳定。

谢选骏指出：蔡英文不懂，中华民国的亡国不是马英九种下的，而是孙中山、两蒋父子、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先后共同种下的。这里面，国民党有份，民进党也有份。蔡英文还呼吁香港政府如何如何，好像那是她的同类。这岂不是在说，“香港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了吗。所以我看，雌雄二英统统不知亡国恨了——“统统不知”，才能“总统”。

【059、二战是两个画家的行为艺术】

《川普这也叫画画？看看人家丘吉尔画的》（2018-08-31 凤凰文化）报道：

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创作的《纽约天际线画作》进行了拍卖，此作品以9000美金起拍，最终以 29,184美金（约合19.67万人民币）成交。　

这幅用黑铅笔速写而成的画作线条简洁明快，下面有特朗普龙飞凤舞般的签名。（弱弱地表示真看不出好在哪里……）艺术，或将成为下一个他想要征服的领域？而殊不知，英国传奇人物丘吉尔也是一位被耽误了的画家。

出生贵族的丘吉尔年轻时其实从未想过要画画，只是到了1915年他41岁那年，一次偶然的事件才促使他和画画结了缘。

那年，丘吉尔的政治生涯遭受了一次大挫折，他深深地卷入其中的那场大选，并以惨败告终。之后，政坛失意的丘吉尔在他新租的Hoef庄园里漫步，看到弟妹高妮在对景写生。高妮把她儿子的水彩盒送给了丘吉尔，鼓励丘吉尔试试以画画来消遣，排解失落，这就是丘吉尔画画的开始。

在短期的水彩画试验后，他便开始在画布上画起了油画，并迷上了它。

例如温斯顿·丘吉尔有画《龙头船上的一抹平静》（A Flat Calm on a High-Prowed Boat，1925.）——

丘吉尔正经的启蒙老师是他在伦敦的邻居，爱尔兰著名画家John Lavery爵士。有这样的老师启蒙，果然让丘吉尔一开始就出手不凡。从那时起，绘画成了丘吉尔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离家出访时也很少有不带画具的。但对他来说，画画只是作为一种生活的乐趣和消遣。

人到中年的丘吉尔并没有去报名学习美术学院的课程，而是广泛的自学，这是他的性格和一贯做法。自然，他有他特殊的机会和条件，去不断结识名家并得到他们的指点。

比如丘吉尔的一位朋友是美国著名画家萨金特的老板，那时萨金特正在英国卖画，老板慷慨地允许丘吉尔从他那里借走萨金特的画，拿回家去临摩。

1925年，丘吉尔试着送了一张画，去参加一个业余画家的竞赛。这类竞赛为了公正，规定比赛作品不得署名、在画面上也不可有任何表明作画人的提示。

结果是，这次竞赛的三个评委都把一等奖的票投给了丘吉尔。这等于对丘吉尔自学画画的才能做了点头认可，意想不到的成功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又如温斯顿·丘吉尔有画《福斯湾》（Firth of Forth, 1925.）……

1927年，丘吉尔又结识了著名的印象派画家希克特Sickert，他是丘吉尔夫人中学同学，后来又成为他岳母家的朋友。希克特把幻灯投影放大照片的方法教给了丘吉尔，现在在他家餐厅挂的那张《在Chartwell喝茶》便是丘吉尔用这种方法画的。

1929年在鲍德温保守党政府被打败后，丘吉尔离开了政坛十年，也就是他政治生涯中所谓的“荒漠岁月”。恰恰是政治上的“荒漠”，使他有可能把精力放到文学艺术的“消遣”上来。1929-1939这十年成了他文学及油画创作的高峰期。在这十年中，他在Chartwell的庄园也成了众多知识界文化名人常来访问光顾的地方，其中自然有不少名画家。在这种交往中，他学到不少新东西。

《开罗金字塔》（The Pyramids At Cairo），曾经作为礼物被赠予丘吉尔的朋友。

1939年，二战开始，作画停止。他临危受命，挑起了率领全英抗击德国入侵的历史重担。整个二战期间只画过一张写生，就是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后画的《马拉克什城景色》，这张画他曾向参加会议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展示过。

《马拉克什城景色》是1945年保守党大选失败，丘吉尔又拿起了画笔之作。每当在政坛上“背运”时，画画便是他寻求慰藉和转移注意力的有效良药。

1947年，在姆宁爵士的建议下，他以大卫·温特尔的化名，向皇家美术院的“夏季展”，提交了三件作品。在作品被评委通过入选参展后，人们才吃惊的知道，原来这是73岁丘吉尔先生的“大作”。无可置议，这让丘吉尔感到极大的鼓舞和兴奋。此后，他便可以以丘吉尔的真名，出现在每年的“夏季展”上了。

不久以后，皇家美术院一致通过，选举丘吉尔为特别荣誉院士。1959年他接受了在皇家美术院Diploma画廊举办个展的荣誉，时年85岁。其中有幅画描绘的是迈阿密海滩风光，名叫《威尼斯堤道风光》（Scene From The Venetian Causeway）。

网民哀嚎：

finalcut 今天 05:36

丘吉尔是个醉鬼，挑起冷战的罪魁祸首。

麻辣戈壁今天 00:02

丘吉尔的对手希特勒也是有很高艺术修养的人。川普的对手习包子是个宽衣解带，衣带一露的又虚荣又愚蠢的傻逼草包，不需要用艺术眼光来洞察他，只需要用经济头脑来跟他算账就够了。

wkghm2288 2018年08月31日 23:31

丘吉尔的对手是希特勒；川普的对手是傻习肿，当然风格不同。

谢选骏指出：很多人忽视了，希特勒的成败，其实和他的画家身份大有关系。希特勒的成败既然和他的画家身份大有关系，我就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叫做“两个画家的战争”了。过去有种骂人的文雅谐音，把“婊子养的”叫做“裱画匠”——这用在丘吉尔和希特勒这一对挑起二战的罪魁身上，再适合不过了！

《开姆尼茨骚乱与希特勒上台》（谢盛友2018-08-31）报道：

上周末，德国南部开姆尼茨市举行城市庆祝活动时出现骚乱，一名35岁德国男子被刺死。随后，开姆尼茨不再安宁。数千名对立人士在市中心示威游行，敌对气氛浓烈，移民遭到攻击和追赶。警方执行逮捕令，逮捕了一名23岁的叙利亚男子和一名22岁的伊拉克男子。这两人有严重杀人嫌疑。但逮捕令很快在网上流传。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对骚乱表示了谴责，并表示将增派警力支援萨克森州。默克尔总理也对骚乱表示了严厉谴责。默克尔说，在一个法治国家，决不能容忍驱赶外国人的情况发生：“我们看到了外国人遭到驱赶的视频、看到骚乱场面、看到街头上的仇恨，这一切都与法治国家格格不入……不能允许有地方或者街道发生这种骚乱。”

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引起关注的还有逮捕令被泄露事件。民粹团体如何得到了逮捕令，并公布于网上，法院正在调查。《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这是前所未有的的事件。萨克森社民党怀疑，警察局或司法部门有人泄密。

开姆尼茨（Chemnitz）市是德国萨克森州西部的一个城市，有近二十五万居民是位于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之后的该州第三大城市，也是州直辖市。开姆尼茨的城市格言是“有头脑的城市”。在1953年5月10日到1990年6月1日期间，开姆尼茨改称“卡尔·马克思城”（Karl-Marx-Stadt）。

什么叫做民粹呢？虽然现在大家都在用这个词，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人对这个词给出很精确的定义。实际上，照我看，人们现在用这个词来描述那种既不是传统的左派，又不是传统的右派，很多人感到很危险，但又有强大民意支持率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就可以叫民粹。

学术界有关民粹的讨论甚多，但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学术概念来处理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义呈现的样貌过于丰富、难以捉摸。

民粹主义通常是精英主义的反义词。在古希腊城邦发明民主制度之后，对于应由菁英贵族还是一般大众来掌握政治，出现了争论。支持民粹主义者则诉求直接民主与草根民主，认为政治菁英（当下或未来）只追求自身利益，腐化且不可相信，希望由人民直接决定政治事务。

比如1933年希特勒以民主的方式上台，很多人认为那是民主的一次失败。但实际上，希特勒当时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希特勒只得到三分之一的选票，为什么还能当选呢？因为当时的德国左右派斗得非常厉害，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头号敌人，于是希特勒作为一匹黑马，就在左右鹬蚌相争中得利了。

德国1933年的选举本身当然是合法的，但当时德国各个政党在选举之外已经有不正常的举动了。比如最明显的就是纳粹党派出民兵力量，组织冲锋队，搞一些暴力活动，这在1933年以前就形成了。

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很多人说它们是矛盾的，实际上，在经典意义上的西方生活中，它们是各有所所指的。所谓的民主，是用在公共领域，也就是在公共事务上要多数决定。所谓自由，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个人领域中要个人自由，不能要求个人服从整体。比方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言论，有什么样的思想，想嫁给谁，想吃什么，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不需要有人来干涉，甚至也不需要集体来干涉，这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但一个国家需要建立一种什么体制，需要选哪个人来领导，这种事情就不能个人说了算，而必须要大家说了算。这两者是不能互换的，你不能说，由谁来做总统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反过来讲，我愿意跟谁结婚，可以由大家说了算。这样就把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颠倒了。

民粹主义在公共领域破坏民主，主张以人民领袖的身份来指挥一切，尤其是把程序性的民主抛弃了。人们经常谈到的民粹主义现象是，一些政治领袖不承认选举结果，然后组织游行示威、街头运动，想推翻程序性的民主选举的结果。然后在个人领域，它强调人民的整体含义，比如宣扬说，人民认为你这种思考错误，或者人民认为你是什么，然后你的个人自由会被剥夺。以整体性的人民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并不仅仅是侵犯精英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以街头运动、集体暴力破坏民主程序，以人民领袖的名义来垄断公共决策，这就被认为是民粹主义。具体的理论皈依是各种各样的，有右翼的民粹主义，也有左翼的民粹主义。

在《一个可以遏制的小匪首的崛起》中，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影射希特勒，将希特勒描绘成一个被扭曲了的傀儡，以笑声来揭露这个“伟大的政治罪犯”，“野蛮的屠夫”。

1889年，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布劳瑙镇一个公务员家庭。青年时期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阿道夫·希特勒，在动荡不安的乱世中，他的出现与崛起是希望的开端、还是灾难的开始？这个看似平凡的小男孩，长大后却指挥了德国军队大规模入侵各国，掀起了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说过：“有一种东西，并且只有这种东西恒久不变，它先于这个世界而存在，而且也将存在于这个世界自身的组织结构之中：它就是正义。”

但面对在正义面前蛰伏着的邪恶，柏克警示道：“只要善良的人们袖手旁观，邪恶就会高奏凯歌。” 希特勒崛起，恶人得胜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袖手旁观。

在纳粹冲锋队员高举的火炬下，在长筒皮靴有力的节奏里，在震天的军乐和歌声中，不仅路边普通的德国民众在欢呼，甚至德国的民族英雄兴登堡元帅也很兴奋。在那个时刻，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对复兴充满了期待，因为站在权力顶峰的是一个尼采预言的“超人”，但他不是天使，而是“有着恶魔般的性格、花岗石般的意志、不可思议的本能、无情的冷酷、杰出的智力、驰骋的奇想以及惊人的判断人和局势的本领。只有到最后由于权力和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才做出了不自量力的事情”的撒旦的化身。

为何一个诞生了莱布尼兹、康德、洪堡、莱辛、歌德、席勒、巴赫和贝多芬的伟大国家会选择了一个恶魔作为首领？而这个恶魔又是如何一步步登上权力巅峰的？在后人看来这是多么匪夷所思啊！

希特勒曾在《我的奋斗》中说他从他在维也纳穷人中间的生活中，学到了日后需要知道的一切。 “维也纳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是我一生中条件最艰苦的学校，虽然也是最彻底的学校。我刚踏进这个城市时还是一个孩子，离开时却已成人，性格也变得沉静严肃了。”“在这个时期中，我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一种人生哲学，日后成了我一切行动的巩固基础。除了我当时打下的基础之外，我后来很少需要学习什么东西，也不需要改变什么东西。”

正是维也纳的流浪经历使他能够忍受一次大战时前线的肮脏，以及虱子、泥泞和恶臭并从不抱怨，这是他政治生涯成功的一个独特品质。也正是在维也纳，希特勒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反犹主义者，这给日后的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还是在维也纳，希特勒开始由崇尚艺术转而热衷政治，他仔细研究社会民主党成功的经验并总结出建立一个群众运动、掌握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艺术以及利用他所说的“精神上和肉体上恐怖”的价值，以及掌握政权必须取得教会、军队、内阁或者国家元首等强力部门的支持等重要认识。

仍旧是在维也纳，从前那个人前羞涩的希特勒发现了说话的神奇力量并开始尝试在公众场合演讲，经年的磨练后，终于成就了日后那震惊世界的最富煽动性的口才与演讲。

希特勒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对于自己所尊崇的思想和主张会不遗余力的支持捍卫，对于自己所憎恶的东西确是会以毫不留情的方式去扫除。服从的纯性在希特勒这里主要体现在希特勒的民族荣誉感，对德意志祖国的爱恋和作为一名士兵的服从意识。希特勒对战争那种由衷的热爱，对于铁十字曼图亚饰章的尊崇，使得他在作为一名士兵的角色时无愧于他的誓言和荣誉。领导的纯性在希特勒这里主要体现他对于领导权的果断的争取和把握，领导的纯性是保证希特勒个人“精神纯性”能够实现的前提。其他人的意见其实都是不重要的，希特勒个人拥有的精神信仰就是他所有的一切，否则希特勒就会觉得精神受到了“污染”。对于罗姆和冲锋队的清洗，对于施特拉塞一切建议的排斥，对于犹太人的屠杀都是在这种个人“纯性精神”的引导下完成的。

总的来讲，希特勒的偏执和始终的贯彻性需要通过“精神纯性”来实现。希特勒的领导和服从的都是个人偏执的空间，并在实际行动中始终坚持。其实，在混乱的年代里，那些伟大或者邪恶的人又有哪个是靠圆滑精明成就事业的呢？

谢选骏指出：为何“画家政治”如何残忍？大概在画家眼里，人物和背景都只是角色和布景，可以随意涂抹的。他们情不自禁地把人生当作了行为艺术！难怪人们说，画家都是最为颓废的艺术家！有人说，“路德宗的神学错误令希特勒毫无拦阻地壮大。希特勒利用和煽动人的罪性，令德国人容忍并拥护他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原因。……”但是我看来，其实希特勒并非德国公民，而是奥匈帝国的臣民。他混迹于维也纳的故事众所周知。那么维也纳又是什么地方呢？那是被评为“2018年全世界最好的城市”，而中古时期则是欧洲的中心，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心脏，曾经两度抵御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围攻，拯救了欧洲文明。希特勒生长于这样的地方，他想统治欧洲是十分自然的。可是他毕竟是落伍的内陆山民，就像斯大林、毛泽东，没有全球眼光，竟然伙同日本瞎子向他原本崇拜的老师北美殖民者宣战，那就只能南辕北辙，最终功亏一篑了。

【060、非法移民就是二十一世纪的黑奴】

《担忧自己“不够白” 美国公民出门携带护照“防身”》（美国网 2019-08-16）报道：

川普政府严限移民的政策，不仅让非法移民、合法移民大为恐慌，甚至连那些刚刚入籍的新公民都感到很不安全，担忧随时会受到盘问。他们说，现在上街都会随身携带美国护照“防身”。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并非空穴来风。

选择这样做的人包括42岁的法律助理杜兰（Alejandra Duran），她出生在墨西哥，已经加入美国籍，三个孩子均出生在亚利桑那州。但杜兰仍感到不安：“我感到不舒服，不安全，因为我有口音。”她觉得孩子们也需要用护照来保护自己。杜兰称：“新政府上台，这种恐惧比以往更甚，我试着向我的孩子们解释，他们拥有公民的所有权利，即使他们没有蓝眼睛，皮肤颜色也被人挑剔，但他们有权在这里。”

当被问及这种担忧时，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发言人罗查（Richard Rocha）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毫无根据的谣言“正在被反对者或不理解移民执法的人散播”。

罗查说：“由于所有散播出去的谣言，ICE了解美国公众要在大量虚假陈述中来查找真相是多么困难。事实是：ICE不会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在开始进行任何大规模逮捕之前，ICE官员熟知他们的预定目标。官员不会随意要求人们移民身份的证据。ICE在全国各地逮捕的大多数人都是因犯了罪被监狱释放出去的。

杜兰并不是唯一担忧上街受到移民官员盘查的美国公民。川普政府最近几周扩大了打击无证和合法移民的努力，一些新公民通过推特分享他们共同的担忧，以及他们携带护照上街的计划。

这包括24岁的剧院经理和制片人雷耶斯（Joey Reyes）。他上个月携带护照更新驾照，但此后并未将护照收起，而是仍继续携带。雷耶斯称：“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我甚至从我被逮捕的噩梦中惊醒。”

尚无法获知携带护照这种做法有多么普遍。有许多美国人日常生活并不会携带护照或其他识别文件，也无法律规定必须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正这样做无疑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标志。倡导组织UnidosUS的移民问题高级政策顾问格瓦拉（Carlos Guevara）就说：“我们有这种讨论是一个令人难过的情况，但这种情况正在越来越普遍。”

不幸的是，杜兰和雷耶斯等人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7月份，一名出生在达拉斯的美国高中生在距美墨边境100英里的检查站，由于文件上的一些误会，遭ICE拘留，在牢房里被关押了三周后获释。

《洛杉矶时报》2018年的一项调查还发现，自开始核实公民身份情况后，ICE已经从拘留机构释放了1,400多名被拘留者。

现任ICE代理局长的阿尔本斯（Matt Albence）当时在一份声明中说，该机构对有被拘留者可能是美国公民这一点非常严肃对待。他说：“ICE的政策是仔细、迅速地调查和分析ICE所遇到的个人潜在的美国公民身份。”

他说，当发现错误时，ICE会更新其记录，而且特工只会逮捕有可信理由可以被驱逐出境的个人。

尽管被关押在移民拘留机构中的美国公民百分比极其微小，但支持者认为，即使有一名美国公民被拘留也不应当。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份报告中说：“这些错误可能会给那些被错误关押的人以及关押他们的国家和地方机构产生深远影响。正如最近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样，美国公民被关在监狱中，远离他们的工作和家庭，他们面临被告知他们将很快被从唯一的祖国驱逐出境的恐惧。”

美国移民委员会最近进行了一项分析，指出更多的美国公民正受到ICE的质疑，称其为“惊人的变化”。该委员会正在对政府最近加快驱逐出境的努力提起诉讼。

移民委员会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说：“在川普总统就职后的第一年，ICE查问了27,540名美国公民。相比之下，在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一年，ICE查问了5,940名美国公民。该报告是基于通过“信息自由法案”获取的政府统计数据。

ICE表示，该机构无法确认其他组织发布的信息或用于分析的方法。

美国移民委员会的报告称，“这种趋势对ICE执法方式的有效性提出了疑问，以及某些‘看上去可被驱逐’的美国公民正越来越容易受到执法行为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雷耶斯建议所有直系亲属开始携带护照的另一个原因，即使他们都出生在美国。

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我反应过度了，但另一部分又感觉我没有。只是想要确保每个人都尽可能做好准备……这是我原本不希望我会需要去做好准备的事情。”

谢选骏指出：逾期居留叫做“黑了”，非法移民叫做“黑人黑户”——非法移民就是二十一世纪的黑奴。还因为，现在的非法移民和过去的黑奴，都是为了满足资本市场的利益需要而源源不断进入美国的。而那些主张非法移民大赦的人，就成了二十一世纪的废奴派。废奴派本来是捣乱分子，后来成为正义的化身了。关键是社会对于黑奴的态度慢慢转变了——伴随着黑人与白人的混血过程。而二十一世纪的拥奴派则是吃尽了非法移民的廉价劳动力，却拒绝给予他们合法身份的资本家——这样才能不断吸收新血进来，保持高额利润不减。

【061、分崩离析的2020年】

《“前所未有的2020年”：牛津字典年度热词不止一个》（BBC 2020年11月24日）报道：

牛津英语字典每年都会选出年度热词，但今年实在发生了太多重大事件，年度热词也从一个扩充为好几个。

牛津英语字典评选出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2020年年度特质、心境和社会思潮的热词包括：

bushfires：山林野火

Covid-19：2019年冠状病毒病

WFH：在家工作

lockdown：封城

circuit-breaker：断路器（指短暂快速的封城以隔绝疫情扩散）

support bubbles：支援泡泡（除了同住在一起的人以外，还能够有近距离肢体接触而不需要保持社交距离的同一组群体，能够发挥社会和心理支援的功能）

keyworkers：关键岗位员工

furlough：留职停薪

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

moonshot：射月（用来形容极具野心和创新的项目）

“前所未有”

牛津字典负责人格拉斯沃（Casper Grathwohl）表示，“从一个语言的角度来看，我从来没有看过像2020这样的一年。随着时间推移，牛津字典团队一直在上百个新词热词中不断评选，有好几十个随便拿到任何一年都能轻松成为那一年的年度热词。”“2020年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又带点讽刺意味：2020年发生的事让我们无语，但却又出现最多热词。”

光是pandemic（全球传染病大流行）一词，2020年使用次数增加了超过57000%。

BBC媒体事务记者阿莫尔·拉简（Amol Rajan）分析，所有的语言都会随着时间而演变，但今年变化的速度特别快。在现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和各种媒体促使新词和新的用法不断出现。

全球传染病大流行让“冠状病毒”这个老早就存在的词再度火红，“留职停薪”也成为人人朗朗上口的时髦语，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热词Covid。

新发生的社会事件也重新塑造了热词，黑人的命也是命，或BLM，在弗洛伊德死亡前就已经存在，但现在已经前所未有的渗透到所有公共领域。

阴谋论和邮寄选票也不是新词，但碰到美国总统大选，尤其是在特朗普的加持下，成为2020年热词。

在激烈的竞争下，以前的热词也会冷却，比如脱欧（Brexit）在进入最关键时刻阶段时，热度反而降低了80%。

现在不是我们最应该讨论英国脱欧的时候吗？可惜的是，新闻节目的容量有限，人类注意力也有限，Brexit只能退潮。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说，他们使用“实证数据”来探究今年的语言发展。“随着今年的政治和社会事件发展，英语这个语言也出现很多新的字词，也有一些旧词伴随着新现象重新出现。”

牛津字典将2020年热词分门别类为下列几大类：

2019年冠状病毒病相关热词

牛津字典的报告说，冠状病毒最早出现在1960年代，过去“主要被用在科学和医疗专门领域”。但是今年4月，这个字成为“英语中最频繁使用的名词之一”，到了5月，Covid-19超过它成为最热词。

今年3月新冠病毒全球扩散之后，Covid-19相关词热度迅速上升，包括封城，断路器，shelter-in-place（就地避难），支援泡泡，口罩，PPE（个人防护装备），关键岗位员工等，都成为热门词汇。与此同时，戴口罩，反对戴口罩等和口罩相关的词汇出现频率也急速上升。

superspreader（超级传播者）最早出现在1970年代，但是在新冠疫情下又重新出现，10月美国白宫出现疫情时，这个字使用次数突然飙高。射月也不是新词，但是因为英国政府的大规模新冠病毒检测项目而再度出现。

科技和远程办公相关热词Zoom远程会议软件风行全球

今年3月后使用次数成长3倍的还有科技和远程办公相关词，Zoom远程会议软件风行各国，静音和取消静音也成为今年热词。workcation（休假时继续办公）和staycation（在家休假或在国内休假）也是今年热词，这两个热词的使用率分别增加了500%和380%。

社会运动，社交媒体和政治相关热词

尽管世界各地实施封城和社交距离等措施，今年全球各地还是发生多起社会运动和示威抗议。美国黑人弗洛伊德死亡后，黑人的命也是命或BLM迅速成为热词。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阴谋论的使用次数几乎加倍，QAnon（匿名者Q，美国极右翼阴谋论）一词也增加960%，在选举初期，impeachment（弹劾），acquittal（宣告无罪）使用次数增加，到后期与投票相关的词汇，mail-in（邮寄选票）和2019年相比增加3000%。

Brexit一词今年使用次数减少80%，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不再支持那些言行不被社会大众接受的公众人物）使用频率大增。

环境相关热词

anthropause（人类暂停）这个词则成为热门词汇——由于新冠疫情和其他重大事件，今年媒体对气候变化的关注降低，但anthropause（人类暂停）这个词则成为热门词汇，它形容因为全球传染病大流行而导致“全球旅游和人类活动大幅度衰退”，及其后续影响，例如光污染和噪音污染下降。

谢选骏指出：BBC不懂的是，“牛津字典年度热词不止一个”，并非说明“前所未有的2020年”；而是说明了“分崩离析的2020年”！为何2020年是分崩离析的？因为那是在在1999年根据圣经预言的2019年断代之后的第一年！中国的开始断代，导致了世界的动荡。

【062、富二代为何都是软骨头】

《彭博：习总打压马云，富二代变得听话了》（2020-12-11 苹果日报）报道：

王思聪是内地"富二代"的代表人物，近日仍很高调，在微博张贴与一众女友外游的照片。内地富裕阶层的炫富行径，多年前高调得让人侧目，但近日内地的"富二代"们却似乎变得安分，虽然偶尔仍会上演开Benz直闯北京紫禁城惹来众怒的"戏码"，但他们显然已明白最好保持低调以免惹上麻烦，尤其是在北京当局开始将矛头瞄准如马云等亿万富豪后。彭博社（Bloomberg）访问了多名内地"富二代"，有人直言，因为目睹太多朋友的家人"出事"后，明白该如何守规矩，已经学得要低调。

现年32岁的北京DJ娱乐公司创办人涂浩然（Tu Haoran，音译），是内地行事较为低调的富二代。他说："当我们目睹朋友的家人被抓起来关进牢里后，我们明白了该如何守规矩。从2006年以来，我身边有太多例子。现在人人都晓得要低调。你有钱不需要让全世界都知道。那样高调行事有何用处？"

涂认为，对不少像他一样的"富二代"而言，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好好做自己的工作、纳税，遵守法规。"他创办DJ公司的想法，源自大学时对于上夜店娱乐的爱好。他当年获父亲给予200万人民币创业，现在公司单月营收额超过1,200万元。但他表示："这些日子我恐惧的是‘树大招风’。拥有一些财富，但称不上超级富有，看来是最安全的。"报道指，中国许多年轻的"富二代"深知，招惹共产党是失去一切最快的方式，惹上政府可能使自己被关进监狱，或像因涉嫌逃税的女星范冰冰一样"被消失"达数月。不过，他们也不认为政府有意夺走他们手中的财富，许多人提到习近平最近演讲时常谈到企业家对推动经济成长的价值。

上海媒体业一位王姓亿万富豪的儿子，就有这样的体会："我的立场就是跟随政府的领导走——我们的命运与此并进。"他说："在中国，‘仇富’的历史悠久，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如此。对我和我的朋友圈来说，我们这一代的共通点之一是想要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而非担忧我们父辈的财富被夺走。"这名亿万富豪的儿子坦言，其父亲希望他保持低调。他父亲名下所有公司都不提及这位年轻人的姓名，这对父子也十分小心地避免在网上暴露两人的关係。他还透露，父亲给他的零用钱很"有限"，也不让他使用信用卡，以防他乱花钱惹来注意。

事实上，中国社会阶级正逐渐僵化，向上流动越来越困难，为中共带来新的挑战。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1月发表的社会流动指数（Social Mobility Index），中国在全球82个经济体中排名第45，社会流动性逊于美国、俄罗斯及大部份欧洲国家。

另据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10月发表的报告，伴随中国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财富不平等"十分快速地加剧"：2019年底，中国百万富豪共有580万人，财富超过5,000万美元（3.8亿港元）的居民则有2.1万人，除美国外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OECD（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2018年出版的报告则指出，收入为中国社会最低10%家庭的人口，需花费7代人才有望爬升到平均收入水准，也就是穷人想突破自身阶级得花上约150年，比起南韩需花5代人，以及日本需4代人的时间更久。

谢选骏指出：为何“中国社会阶级正逐渐僵化，向上流动越来越困难”？因为华人缺乏公德、奉行家族主义，结果就是社会割裂、对立上升，机会无法均等、占着茅坑不拉屎。这样被豢养长大的富二代，都是软骨头了。

《奢侈生活的真正含义是什么》（BBC 2020年12月10日）报道：

旅行在十九世纪成为了一种主要的奢侈消费。现在的奢侈品消费趋势较注重时间、空间、旅游和体验，而较少考虑物质欲望。

奢侈或曰奢华这个概念，似乎一直以来都深植于物质享乐主义。千百年来，所谓奢侈，就是指拥有稀罕、珍贵、新奇之物，以及大量挥霍无度的消费品，即或是显而易见的极简主义的奢侈品也总是涉及美丽精致，但又往往是多余的东西。

2020年10月在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Musee des Arts Decoratifs）开幕的《奢华品之展》（Luxes），探索了奢侈品这个多层面的历史。这个展览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自然资源不断减少、过度消费正对我们的环境造成灾难性影响的世界，我们是否有可能另给奢侈生活一个较有价值的定义，让奢华不仅与自然相谐和，而且也符合我们人类的真实自我。

尽管这次展览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就开始筹划，但这场大瘟疫的发生将我们自囚于家中，让整个世界的活动减缓至停滞，这个展览所启示的问题就更具有现实意义，让我们不得不质疑我们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博物馆馆长和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奥利维尔·加贝（Olivier Gabet）告诉BBC文化栏目，“很明显，今天的奢侈品正面临着新的挑战。毫无疑问，奢侈的物质和物欲层面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奢侈这个概念正在重新发现其一种非物质性的维度，即时间和空间以及体验的维度，一个经历时空的体验片刻可以具有像物品一样的奢侈性。在社交隔离的时期，旅行是一种超级奢侈，而且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奢华品之展》其中一件展品，是属于古罗马博斯科雷亚莱宝藏的银器。博斯科雷亚莱宝藏是指在庞贝古城遗址附近一个古罗马别墅出土的大批金银器具。

时间和旅行，这两件在今天看来极其珍贵的东西，在奢侈品的进化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因为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接触激发了人们对稀有和奇珍异物的渴望。加贝补充说，“全球规模的贸易与奢侈品的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早自古代以来，珍贵的物品就一直是经济甚至地缘政治争端的主题。我们用来运输黄金、丝绸或香料的时间，运输跨越的距离，以及被征服土地的概念，则是其中最基本的要素。”

对异国风情的审美发现也帮助形塑何为奢侈的概念。加贝说，“当西方发现日本陶瓷时，他们意识到奢华和精致也可以是简单和质朴的形式。从让-米歇尔·弗兰克（Jean-Michel Frank，法国简约风格室内设计师）的稻草镶嵌室内装饰到加布里埃尔·香奈尔（Gabrielle Chanel，法国先锋时装设计师）的小黑裙，对奢侈品发展史而言就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给予世人奢华的新观念。”

如今，弗兰克被誉为20世纪最激进的室内设计师之一，他创作的极简主义室内设计打动好一些艺术家，比如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莫利亚克（Francois Mauriac ）。莫利亚克将他的设计风格称为“奇怪的虚无奢华”。对这种先锋派美学的欣赏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奢侈品在多大程度上与地位有关，又在多大程度上与有别于大众的独特品味有关。加贝说，“在中世纪之前的古代，奢侈品是社会政治最高等级的标志，是被征服者向胜利者奉献的贡礼，是相互表示尊重的礼物，也是埃及人带往彼岸的陪葬品。”天鹅绒这样的奢侈织物在古代只限于王室和贵族使用。从14世纪开始，欧洲多个封建王国都颁布了禁止下层阶级穿戴天鹅绒服装的法令，以维持贵族的精英地位。加贝说，“然而，奢侈品后来逐渐成为个人的选择和爱好，而不再是社会等级的标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品味。”

艺术的生活

在18世纪的法国，品味，以及对奢侈品的喜好结合进到生活艺术的概念中，因此产生法文合成词“art de vivre”，即“生活的艺术”之意。因个人主义思潮和新艺术形式的兴起，法国的精英们沉溺于营造令人愉悦的居家生活环境。与此同时，东西方贸易的增长也引发了西方对具有异国情调的东方文化奢侈品的热情，尤其是日本和中国两国。两国生产的陶瓷、漆器和丝织品特别受欢迎。

1925年，法国家具和室内设计师阿曼德-艾伯特·拉多（Armand-Albert Rateau）创作了一部中国风格的精美屏风《森林中的奔逐》。在巴黎，出现了被称为“marchands merciers”的家具和室内装饰艺术商家。这是一种新型消费品的制造销售商，他们会对现成的中国或日本瓷器加以装饰，将瓷器安装在镀金青铜上以增强其光泽，或者将其制成盛放香花的盘子或灯饰等器物。加贝说，“他们几乎是第一批艺术总监，雇佣不同的艺术家，创造合作方式。正是这种特殊的势头，催生了奢侈品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阶段。”

19世纪对奢侈品的需求急剧扩大，因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开始追求舒适的生活，而工业革命的生产也能够提供他们的一切消费需要。1858年，英国时装设计师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沃斯（Charles Frederick Worth）在巴黎开了一家时装公司“沃斯之屋”，宣告高级定制时装的诞生。而旅行也成为了一种主要的奢侈消费。

上述趋势为20世纪的时尚奢侈奠定了基础，由于广告和大众媒体的发展，奢侈品也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但时尚杂志“Meaning Global”的创始人、奢侈品牌专家玛缇娜·奥博托娃（Martina Olbertova）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过度消费导致了“奢侈品行业已完全脱离现实，只关注对昂贵消费品的销售以获得世界竞争优势，他们在意的只是表面的价值”。

如今，面对这种疯狂消费环境和伦理成本，奢侈品行业开始发生变化。奥博托娃注意到了一些关键的变化趋势，比如对个人体验的偏爱超过对个人奢侈品的迷恋，以及放弃过度的豪华物欲，改而选择转向她所说的“奢侈品的返璞归真”。

现在，旅游是每个人消费愿望清单上的第一项，但这不仅仅是逃避现实。奥博托娃说，“人们想要一些能帮助他们学习和认识旅游之地以及自己本身的经历，希望这样的历验能帮助他们找回自我，发掘自己的精神境界，或者能让他们与身边的自然和世界紧密连接起来。”

考虑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现状，目前的豪华旅游注重隐私和健康，远离尘嚣，以及可以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度假地则不足为奇，但真正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旅游模式必须与对生态环境的关注相平衡。注重野化环境的自然度假村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如果认为对奢华物品的渴望会就此结束，那就太天真了，不过有一种意识正在增强，即我们可用较少的东西来获得更丰富的体验。

澳大利亚设计师马克·纽森（Marc Newson ）2015年设计的沙漏完美体现极简的奢华风格。奥博托娃说，“人们正从痴迷于拥有很多奢侈品，转而只使用对个人有价值的物品。在你身边将会有这类既可提升你对生活中重要事物的感受，而且工艺也相当精美的器具。”对于喜欢烹饪并会邀请朋友来分享其烹饪热情的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一套漂亮的陶瓷餐具。

奥博托娃说，“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东西都是奢侈品，那只是浮华，毫无意义。人们会选择只在生活某些方面使用品牌来提升生活质素，这才是奢侈品归根结底的本质主义。”奥博托娃认为，奢侈品的耐用性正成为其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学会如何正确地保养奢侈品牌，使其可以多用好几年，这是告别一次性消费文化的决定性一步。消费的可持续性将变得至关重要。她说：“这应该是合乎逻辑的事情，这些我们视为趋势的事情需要成为新常态。”

不过她承认，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境界。她表示，目前疫情危机“是一个停顿，就像处于一种正在发生改变、重新平衡和再度调节的状态中。”让我们希望全世界这一停顿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生活艺术”，一种认为生活本身才是最令人向往和最重要的奢侈品的艺术。（《奢华品之展》2020年10月15日至2021年5月2日在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展出。）

谢选骏指出：富二代喜欢炫富，也就是展示物质——他们忽略了体验，或者用炫富作为他们的体验。这是因为，他们只有财富的结果，没有财富的过程。结果，他们很难把持自己的财富，使得自己成为不堪一击的软骨头。只有创造财富的人，才能把持财富。

【063、官民二元社会】

网文《伯克二元结构理论》认为，伯克的二元结构理论是一种“从社会经济结构上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

二元结构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发展中国家一种经济现象的描述，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二元”一词通常来说是指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或国际间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分化。最初是由荷兰经济学家伯克（Booke，1933）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他当时的研究仅仅限于对二元结构的一种单纯的描述。他认为一个社会由社会精神、组织形式和技术共同决定。这些因素相互依存和联系，构成社会制度。在只存在一种制度的情况下，社会是均质的。但在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制度时，那就是二元或多元社会。在原来的东方殖民地和当今的不发达国家中，西方输入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本地的前资本主义农业制度同时并存，社会结构具有二元性。后来，本杰明·霍华德·希金斯从“技术二元主义的角度”，用生产函数的异质性来表示原有部门和先进部门的区别，从而进一步描绘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

二元结构学说的创立者是美国黑人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15年—1991年），他在1954年《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商业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一定的条件下，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成负数，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工资稍高点，并假定这一工资水平不变。由于两部门工资差异，诱使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利润即剩余的使用，当资本家进行投资，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从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就更多了。当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两部门的收入增加，二元结构逐步走向趋同，过渡到了刘易斯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由于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后来的研究者也将二元结构称为城乡二元结构。后来，拉一费模型、乔根森模型、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型、缪尔达尔模型对这一理论赋予了新的内容，使其更加充实和完善。

伯克理论主要以对原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经济、社会状况的考察为背景。他指出，前资本主义体制中人们的需要是有限的，他们从事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直接的生活需要，对价格、货币刺激的反应也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部门。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产品价格下跌时，生产者扩大生产以便获得足够的收入维持生活，但当价格上升时，市场供给反而减少。庄园主提高工人工资，不仅不能

刺激积极性，反而要冒工人少干活的风险。在本地工业中，缺乏资本和现代技术，不存在严密的组织形式，人们对市场行情缺乏了解，但投机性经营活动却比以正常的利润为目的的企业活动活跃。伯克认为，发展中国家改良前资本主义农业，不能简单沿袭西方的路子，而必须根据二元结构的特点，积极稳妥地进行。尤其要重视改变人们传统的行为方式和其工作态度。伯克的二元结构理论后被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等经济学家加以发展，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都把二元结构的转换置于完全的市场机制基础之上。在发达国家，二元结构的转换是通过漫长曲折的自我演进，在市场作用下实现的。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早已不存在早期现代化的一些有利条件，它们大都面临着经济起飞和加速工业化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完全摆脱劳动过剩的特征之前，出现了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显然，这种现象是古典和新古典二元学说无法解释的。为此，有学者将凯恩斯理论引入二元结构框架中，拉克西特（M·Rakshit）的发展模型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他认为避免完全市场机制下劳动力利用不足和“托达罗失业”，克服市场失灵造成的资源配置弱化，应该引入政府干预，以满足结构转换的需要。

二元结构的消除或向同质的一元结构转换

二元结构的消除或向同质的一元结构转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问题是选择一条什么样的路径去转换。按照结构学派发展经济学的主张：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扩张，依照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工商业部门大量吸收，在现代化基础上实现工业与农业的均衡发展，二元结构逐渐趋于一元化，这也就是“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现象。二元结构转换的结果应是工商业部门和农业部门都普遍使用了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生产方式，各部门、各地区平衡协调发展，经济逐步走向发达的道路。很显然，实现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必然路径，必须具备二个条件：

（1）现代工商业部门的扩大（高水平的城市化）

（2）传统农业的改造。

从世界范围看，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道路，都包含着从农业经济到二元经济，再从二元经济到现代经济一体化这样两个过程。

谢选骏指出：上述“二元结构理论”的作者显然缺乏中国经验，也不了解人类历史——因为中国至少自西汉开始，就是一个典型的“官民二元结构”了，这在《盐铁论》的辩论中是一目了然的，后来迄今为止两千多年的发展也不脱此列。至于“城乡二元”，其实也是从属于“官民二元”的。至于“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也是从属于“官民二元社会结构”的。这也可以叫做“狗官吆喝的羊群社会”。

【064、红二代不知中国仍在内战之中】

《蔡霞：和平转型？“和平“二字对中国何等艰难》（法广 2020-10-05）报道：

蔡霞教授曾在中央党校教了15年书，2012年退休。在接近中共核心的学者当中，她被认为是极少数敢呼吁民主改革的声音之一。她在最近的讲话和文章中严厉谴责了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称习近平是“黑帮老大“、中国共产党是”政治僵尸“，最终导致中央党校开除了她的党籍，且剥夺她的退休金。但蔡霞没有因此停止发声。她最近也接受了法广专访，从捷克参议院议长访问台湾引发与中国的外交事件风波谈到捷克和平民主转型的启示，以及中共以党性反人性，中国缺乏人文主义精神带来的后果。

法广：捷克参议院的议长维斯特奇尔9月1号在台湾立法院演讲时，用中文说出了“我是台湾人”，被媒体广泛报道，让人联想到1963年肯尼迪总统在共产铁幕写的西柏林用德语喊出的“Ich bin ein Berliner ”（“我是柏林人”）。时间上的巧合，捷克议长访台的同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正在柏林访问，他对捷克议长访台直接发出威胁，说这是“与14亿中国人为敌”而且“一定要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引发欧盟多个国家一致反弹。从肯尼迪到维斯特奇尔的喊话，之间隔了近60年，时光荏苒，但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世界之间的那块铁幕似乎依然存在？

蔡霞：我的感觉是这里面有个东西：首先，无论是肯尼迪总统还是现在的捷克参议院议长，他们都有很大的政治勇气。这个勇气就是对着从来就不把“人”当“人”的极权意识形态喊出了不论是“柏林人”还是“台湾人”这样的声音。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喊出来，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人”这个字，因为“人”这个概念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是不存在的，他们只有政党、所谓的“国家”、政权及其所谓的“政治目标”，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工具。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或者在人性的角度恢复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主体意识，在极权意识形态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因此，我认为王毅外长才会有这样野蛮和强悍的“战狼”姿态，公然去威胁一个国家的（参议院）议长，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对于王毅或中国的极权统治者来说，他们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的基础何在？就是“人”，把人作为主体，把尊重人作为很高的要求和目标，自觉遵行这种道德规范，这是一个国家制度理念的基础和出发点。但在极权者眼里，根本没有“人”。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认真地去承认过人民的权利，从来都是以人民的代表者自居。当他们需要人民做话题时，就说“我后面站着多少人“；当他面对国内民众的时候，不论谁对他们发出一点不满的声音，就会立刻被指责为”寻衅滋事者“，”颠覆国家政权“、”国外势力插手“或者”必须消灭的阶级敌人“、”敌对力量“……在面对国内的民众时，他们的眼里没有”人“，但是面对国际舆论时，就会说自己代表谁谁谁，而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代表的资格，也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民主选举，所以我们说这个政权本身是不合法的。但是，对外又会把14亿人当成是他所需要的政治话语和政治工具来使用。

其次，说到没有“人“的概念这个事实，我认为，实际上他们（共产党）从来都是拿数字来讲人的。比如，讨论到中国国内的工作时，往往说”人手不够“，指的就是干活的手不够；讲到粮食储备，他们就会说”口粮供应“是否充足。一个口，一双手，一个是吃饭的，一个是干活的。从来没有”人“的主体意识。当讲到国内经济发展时，就会说”人均GDP“；人在他的眼里就是数字，是统计的数字和百分比。

在武汉的疫情期间，有那么多去世的人，连个数据都没有。这就是武汉人民特别悲哀的地方，就是说，他承认和认可你因疫情死亡，才纳入死亡人数的统计，如果死亡前没有诊断出或者没有诊断而延误了治疗，就不承认。所以就可以看出在他眼里是真的没有“人“。

法广：说到“人“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再谈谈捷克的民主先驱，也是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哈维尔先生，他曾经遭受过共产政权的各种迫害，但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他就提出”要求人性和真实的生活“，他唯一的主张就是”人人都要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做实事“。您如何看哈维尔和他这种人性主张在一个前共产主义国家带来的影响及启发？

蔡霞：哈维尔的文集在2000年左右就有中国学者翻译后进入中国。我们也都非常关注，因为捷克和中国曾经都是由列宁主义掌权控制的政党，都施行过极权主义统治，捷克成功完成了民主转型，而且后来经济发展得很不错，所以我们都会高度关注捷克的情况。

可以说，中国也要经历政治转型，无论当权者是否愿意，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这个过程是否能够平和完成和实现都是关注的焦点。我曾在访谈中说过，希望中国实现和平转型。而捷克的“天鹅绒革命“——虽然称为”革命“，但前面的”天鹅绒“三个字就说明，这是非常平和非常平稳的过渡，在整个捷克的政治转型过程中，都没有出现流血冲突和死亡的案例。这是令我感触很深的地方。

哈维尔作为捷克政治转型的领导人，他拥有深厚的人文主义关怀的情结和人道主义的思想。他特别关注人应该有尊严和有价值地活着，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他呼吁政治转型，呼吁每个人秉持自己的良心说话，说真话，做实事，他是将人性中的“善“和人道主义的理念，对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以及人文关怀的情结，都深深地结合在一起。

作为一个主导政治转型的领导人士，他的政治理念感染了大家，捷克也就能够比较好地转型过来。在未来中国的政治转型过程中，我很担心的也就是这一点，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共从来就是以党性反人性。

在2016年批任志强的时候，其中批的一篇文字就是任志强当时批评中央电视台写的条幅“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验”。中央电视台本来是中国国家的电视台，但却将自己定位成党的喉舌，党的工具，而且要习近平去检验他们是否绝对忠诚。因此任志强当时就说“党库和国库还分吗？”，如果什么都是党的，人民站在哪里？他很深刻地提出“人在哪里？”，但恰恰在他的这篇微博出来后，有人就批判说：任志强是党性泯灭人性猖狂“，这八个字就是很自然的流露！为什么？实际上，在极权主义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从来就只有党性，没有人性，而且是以党性反人性的。

所以，他们（共产党）将人放在服从党的需要，人只是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政治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讲“人“，从来就没有人的主体概念。所以，（共产）党在教育党员时，从来都只讲党性，泯灭人性。谈爱从来没有人道主义的关怀情结，从不把爱植根于对具体人的爱这种情感里边，而是将热爱放在“爱党“”爱国家“这样大而空的政治概念中，现在甚至还要提”爱领袖“！为了维持极权统治，他们又把一切异己分子都看成敌对的力量，将仇恨落实凝聚到每个具体的人这个对象身上。因此，他们宣传的爱是抽象而空洞的概念，而仇恨则是凝聚到个体的人身上。所以才可以毫无人性地一个个去绞杀，在党内变成一个绞肉机，在国家政策中毫不留情地将反对者和政治反对力量用肉体消灭，用各种各样的残酷的手段去打压。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中，可以说，这个国家面临的环境极为险恶，还达不到捷克这个国家的水平。

哈维尔他们的国家相对还有人文主义关怀情节，他们有深厚的欧洲文化根源中的人道主义理念。欧洲从启蒙运动开始就产生并形成，人文主义的积累相当深厚，但在中国不存在这个东西。所以，中国在未来的政治转型中，我认为，和平转型之路将非常困难，哈维尔的思想和他的人文关怀的情节，恰恰是未来中国政治转型中应该汲取的一种思想和理念上的指引，我认为可以将这些东西在中国未来政治转型过程中加以普及，让大家更加够理解和接受，为未来中国的政治转型培育些思想文化的氛围，这是非常必要的。

法广：从中国目前的社会和政治现状看，您对未来实现民主转型之路的前途感到悲观？

蔡霞：我对大的历史趋势不悲观，因为这是任何人的主观愿望都不能改变的，只是中国社会的进程相对艰难。

中国现在的确有“岁月静好“的说法，实际上是掩盖了很多东西.如果说2018年之前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世界的发展轨道上，还没有因修宪而带来的国际环境的不断恶化——修宪是恢复帝制，是历史倒退——就导致国际社会开始警惕，加上今年的疫情……

如果这些都没有发生，中美贸易战也没有打，外部的环境没有这么紧张，那么国内中产阶层就可以做到岁月静好，因为他们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舞台上可以获得相当的收入，但是这种岁月静好的局面难以掩盖底层社会的尖锐矛盾，而现在的疫情，去中国化和中美两国目前的紧张关系，大量国外公司撤出中国，底层和中产阶层的人都在失业，”岁月静好“这几个字谁都很难再维持下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的矛盾就会很快呈现出来，会表面化，而且不仅仅是在社会底层，也会蔓延到社会中层，同时外部环境的压力也会影响到社会高层，他们不可能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继续维持他们的统治，就会更加依赖暴力，依赖高精度的监控设施，加大统治成本，导致财政支出面临很大的危机，这些都会让中国的社会矛盾加快发展……

我认为，中国的民主转型会到来，我对这个问题不悲观，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转型的结果如何，这才是我很担心的问题。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和平转型，“和平“二字对中国来讲何等艰难，我只是做出个人愿望的呼吁，不希望中国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发生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屠杀不是中国转型的途径，而只是在中国再一轮血海，再一轮灾难的过程。

所以，刚才讲到哈维尔的人道关怀，以及欧洲文化中很深厚的人道主义的文化，以及将人当人看，讲人性的这些方面，都是我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担心而思考的。因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毒害的不仅仅是中共的党员，干部和体制内的人，实际上对全社会都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在中国社会一直蔓延着仇恨情绪和仇恨意识，但仇恨没有结果，如果仅仅用“仇恨“二字，用仇恨情绪去主导中国的政治转型，出现的一定是屠杀。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政治转型需要更多的思想理论的指导，有更多的人文关怀的精神和理念来培育中国的社会转型的文明氛围，提升人的文化素养，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尽可能的减少在政治转型过程中的血腥屠杀和为之付出无辜生命的灾难性的过程。

我希望尽量避免这个过程，我的担心不是可能不会社会转型，担心的是未来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出项什么样的血腥场面，这是我最深刻的担心，也是我特别关注哈维尔的思想，捷克转型过程中好的经验如何去吸收的原因。

谢选骏指出：不知法广是否白痴，因为上述报道的红二代大谈和平转型何其难，仿佛竟然不知中国仍在百年内战的漩涡之中。

【065、红二代反对红二代】

《被禁出境她致信习近平王沪宁》（2019-01-27 法广）报道：

遭禁止出境的北京学者陈小雅27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共常委王沪宁及公安部长郭声琨发表公开信，要求三位解释，“你们凭什么说，我的出境‘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危害’？”她申明自己不是来为自己“辩解”，而是要求他们“出具证据”。作者信末直指“病人掌国，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危险！”

著有『八九民运史』的中国政治学者陈小雅，1月11日准备出境到越南旅游时遭海关阻拦，相关人员告知，限制出境令是去年10月下达的，原因是“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危害”。

在『纵览中国』转载的这份公开信中，陈小雅开门见山，16天前，她得知当局早在去年10月就已经对中国大陆各口岸发布了对她“禁止出境”的命令，理由是“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危害”，近日中共召开“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这一消息让她得知，针对她的行动，原来是“中央的统一部署”。

陈小雅表明为何直接写信给习近平王沪宁郭声琨的理由，“如果你们对我一无所知，不可能对我下这样的禁令；而如果你们对我完全了解，我也不会写这封信”。陈小雅表示，如果三位说不出来理由，“你们就欠我一个‘恶毒诽谤’的道歉”，“虽然只是一介公民，也是不可以随意加罪。”

作者历数从去年10月开始，派出所以索要新电话号码，查看暖气为由频繁造访，随后又暗示她去哪里他们都清楚，以后又在南宁火车站，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受到的种种阻挠。

这位『八九民运史』的作者之一质疑是不是今年是六四惨案爆发三十周年让北京当局紧张，她写道：“文革的罪人都已经开释，1989年出生的孩子如今都已为人父母；这三十年中，至少有二十年都是重新评价和认罪服错的最佳时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人心盼望，举世期待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如果政府不堂堂正正地走出第一步，这个历史的扭结是不可能解开的。”

作者再度质问：“我就不明白，你们害怕美国跟你打贸易战，限制一个中国公民的行动自由干什么？”“政府“坐月子”，还要强迫全国人民卧床吗？对于你们的无理，我有时真不愿意用“执政能力”这样庄严的词汇来评价，我真怀疑你们是不是有病？！”

作者愤怒地表示：“病人掌国，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危险！看到习近平先生报告中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法西斯概念，看到他对于青年人的害怕，我真的想说，你最好什么学历都不要有，你只要有常识就行！你什么“自信”都不需要，你只要对自己的子女自信就行！”

现年54岁的陈小雅，曾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任职资格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副研究员期间，因写作『八九民运史』被解聘。除『八九民运史』，她还在海外出版了『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门运动15周年文集』，去年夏天曾前往美国，拜访师友，并介绍自己的研究进展和进一步修订完善『八九民运史』的设想。

谢选骏指出：法广无知，因为陈小雅并非曾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相反，她的爸爸才是曾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如此说来，陈小雅也算一个红二代，她的此次公开信，可以说是“红二代哀求红二代”。而且，1955年10月生于湖南长沙的陈小雅，2019年怎么会“现年54岁”？法广真的太太太无知了，真该好好洗洗脑子了。

【066、红二代方队将军方队就是吃饭的嘴】

《习近平埋伏笔大阅兵红二代坐花车那件事还在发酵》（10/12/2019 RFI）报道：

中国十一大阅兵队伍中的“红二代方队”部分阵容。——中国“十一”大阅兵过去十天了，那些迈着鹅式步伐的雄兵、可以覆盖美国的洲际导弹激起的兴奋淡化了，但是坐花车的那个红二代方队引起的热议还在发酵。有的说红二代“还在拼爹”，有的则以为习近平“用花车将一些人推向高潮”另有目的。

坐花车的，有的是上将以上将领的后代，有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各自举着父亲或者爷爷或者叔叔或者舅舅生前的照片，有人说这是“做花车拼爹”，有人联想到俄罗斯每年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大游行，参加过那场卫国战争的普通群众的后代都可报名参加，人人有份，“这坐花车的，不都是八旗子弟吗？”

网上流传着“任志强评议花车”，真任志强还是假托任志强无法核实，但流传的很广。作者以为花车用高级红的方式，暴露出的低级黑背后的逻辑。咋讲？作者认为，“大约是因为社会上有一股强大的不同声音，对其具有威胁，这股力量中包括许多高官的二代。之前他曾将大于他影响力的一些人消失，现在他则用花车将一些人推向高潮。”何为？作者认为“一是用此来满足这些人的要求；二是将这些人拉到自己的船上；三是让这些人知道我的权力；四是让这些人知道没我就没有你们，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五是让社会知道，传位是这个社会的制度，而非独我之行，使其拥有合法性；六是让这些人成为其的挡箭牌，转移视线；七是以此让反对的声音中少了重要的支撑，尤其是这些人中许多人都深知其的过去，用这种方式让这些人感恩而不再对抗；八是向世界展示自己和中国的制度基础，让人民相信是八旗打下的天下。”

现在再来看看这个“致敬方队”名单，赫赫一大串，比如毛泽东孙子毛新宇，薄一波儿子薄熙永，刘少奇女儿刘婷，周恩来侄女周秉德，邓小平女儿邓琳、叶剑英女儿叶向真，杨尚昆儿子杨绍明，陈云女儿陈伟力，李先念女儿李小林。朱德之孙朱和平等等。

有人指出这个红二代方阵的“矛盾”：习现在高举毛的旗帜，却把邓小平女儿邓琳请来，薄熙来还住在大狱，薄一波的另外一个儿子薄熙永前来代表，毛泽东孙子毛新宇一段时间是舆论取笑热点，开口“我爷爷”闭口“我爷爷”，习盛怒之下，让他在公开场合消失了一段时间，这次也特意请来。

谢选骏指出：这个毛新宇，不知道是不是毛泽东的孙子，因为毛泽东生前根本拒绝见他一面。毛新宇出生之后，有人告诉毛泽东这个消息，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话——“又多了张吃饭的嘴！”不知道毛泽东真是个不通人性的二百五呢，还是一个伟大的哲人？也许兼而有之吧。

《将星云集中国大阅兵89位将军领队名单揭晓》（微信中共建政70周年 2019-10-01）报道：

北京时间10月1日，中共建政70周年大阅兵开启，受阅部队由15个徒步方队、32个装备方队、12个空中梯队组成。阅兵中共有89位将军领队亮相，包括4位上将、2位中将和83位少将。中共建政70周年大阅兵，共有89位将军领队亮相。

据《北京日报》旗下的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10月1日消息，值得一提的是，地空导弹第1方队刘明豹少将作为领队，连续参加了2015年“9·3”大阅兵、2017年朱日和沙场阅兵和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刘明豹上过战场，上世纪80年代西南边陲的一场军事行动中，作为作战参谋的他值守前沿阵地，发现并参与击落了敌方的侦察机。此外，陆军方队林向阳少将、火箭军方队薛今峰少将、空军方队景涛少将、坦克方队李明少将，曾作为领队参加“9·3”大阅兵。地空导弹第2方队董玉江少将、东风-41核导弹方队赵秋领少将，曾作为领队参加朱日和沙场阅兵。徒步方队领导指挥方队：领队是姜国平少将、陈作松少将。包括27名将军和325名校尉军官，来自军委机关、五大战区、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陆军方队，领队是林向阳少将、唐兴华少将。海军方队，领队是周名贵少将、梁旭少将。空军方队，领队是景涛少将、赵永远少将。火箭军方队“领队是薛今峰少将、张凤中少将。战略支援部队方队首次出现在中国国庆阅兵中，领队是王学武少将、康怀海少将。联勤保障部队方队，也是第一次亮相天安门广场，领队是刘向东少将、任延兵少将。武警部队方队，领队是赵东方少将、张卫国少将。女兵方队，领队是程晓健少将、唐冰少将。院校科研方队，领队是衣述强少将、栾复新少将。维和部队方队，领队是徐有泽少将、马宝川少将。

战旗方队领队为五大战区主要指挥员，他们是刘粤军上将、王建武中将、赵宗岐上将、李桥铭中将、朱生岭上将。陆上作战模块坦克方队，领队是李明少将。轻型装甲方队，领队是邝德旺少将、王永胜少将。这是15式轻型坦克首次亮相国庆阅兵。两栖突击车方队，领队是祝传生少将、沙成录少将。受阅的05A式两栖突击车，是登陆作战的主战装备。空降兵战车方队，领队是邱火林少将、陈涛少将。这是空降兵战车方队首次编入陆上作战模块受阅。自行火炮方队，领队是张剑锋少将、何纪抗少将。方队携两型最新型数字化火炮精彩亮相，分别是箱式火箭炮武器系统、新型车载加榴炮武器系统。反坦克导弹方队，领队是邹美余少将、李振领少将。特战装备方队，领队是田越少将、王信民少将。武警反恐突击方队，领队是刘兴立少将、王再发少将。方队由16辆最新型反恐突击车和防暴装甲车组成。海上作战模块岸舰导弹方队，领队是王显峰少将、吴育红少将。舰舰／潜舰导弹方队，领队是刘杰少将、姜平少将。方队展示的武器装备是中国自行研制的新型潜射、舰射反舰巡航导弹YJ-18/18A。舰载防空武器方队，领队是刘宏伟少将、张宝军少将。防空反导模块预警雷达方队，领队是李国平少将、张磊少将。地空导弹第1方队，领队是刘明豹少将、韩宪锋少将。地空导弹第2方队，领队是朱瑞少将、董玉江少将。野战防空导弹方队，领队是张帆少将、裴晓昌少将。信息作战模块信息作战第1方队，领队是徐桂明少将、孟繁浩少将。信息作战第2方队，领队是李发义少将、杨小康少将。信息作战第3方队，领队是孙宝泰少将、景贤舫少将。信息作战第4方队，领队是邓洪勤少将、金锋少将。无人作战模块无人作战第1方队，领队是姜鹏少将、顾庆友少将。无人作战第2方队，领队是王燕崎少将、乔亚军少将。无人作战第3方队，领队是李广泉少将、徐贵福少将。后装保障模块补给供应方队，领队是白忠斌少将、徐宝龙少将。抢修抢救方队，领队是沈竹君少将、汤辛少将。战略打击模块东风-17常规导弹方队，领队是张建强少将、王新国少将。长剑-100巡航导弹方队，领队是樊具贤少将、李家勤少将。东风-26核常兼备导弹方队，领队是张继春少将、刘同江少将。巨浪-2导弹方队，领队是吴栋柱少将、柳恩涛少将。东风-31甲核导弹方队，领队是袁德华少将、何骏少将。东风-5乙核导弹方队，领队是汪晓初少将、邓荣珍少将。东风-41核导弹方队，领队是赵秋领少将、孙乐少将。空中梯队领队机梯队，空军司令员丁来杭上将在空警-2000预警机上担任指挥。

谢选骏指出：上述和“毛孙”将军并驾齐驱的将军虽多，却都是酒囊饭袋！何出此言？因为他们的太祖毛泽东说了，毛新宇不过是张吃饭的嘴！其他人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如果毛泽东此言不对，那他的跟班们为何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呢。

【067、红一代断头，红二代断腕】

《中共四中全会闭幕：官方公报无人事话题强调要按宪法严管香港》（2019年11月1日美国之音／BBC中文）报道：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周四（10月31日）在北京闭幕。在新华社发布的官方公报中，中共最高领导层提及要在特别行政区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官方公报没有提及事前曾引发外界广泛猜测的诸如习近平是否会选定接班人，以及党内是否会出现诸如常委七变九等的高层重大人事调动传闻。

称要按宪法严格对香港实行管治——中国从本星期一开始举行备受各界关注的四中全会，香港问题被认为是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官方的新华社在会后发布的公告将 “一国两制”称为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并提出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此外还要“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香港自六月初以来连续爆发大规模游行抗议，期间不断发生警方和市民之间的暴力冲突。星期四（10月31日）仍有示威者在旺角弥敦道及太子道等地举行抗议，警告向示威者施放催泪烟驱散示威者。香港政府周四的一份报告说，今年第三季度香港经济比二季度萎缩了3.2%，已经构成了技术性经济衰退。

在另一方面，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加国·拉布（Dominic Raab）星期四说，各方必须尊重香港的自治、法治。拉布说，香港应寻求缓和紧张局势，寻找政治解决方案，并呼吁港府和抗议者双方保持克制。

人事变动传言——四中全会是神秘的闭门会议。会议召开前，外界十分关注这次会议是否会出现人事变动，是否会出现习近平的“接班人”。

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新一届中央权力核心全部都是“50后”，并没有包括较为年轻的潜在接班人，曾一度被认为有望成为常委的胡春华和陈敏尔都不在此列。胡春华现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敏尔是重庆市委书记。

去年中国修改宪法，去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外界将其视作习近平寻求连任的重要讯号。

路透社引述外交官和领导层消息人士称，虽然习近平目前没有明显接班人，但3名与习近平较亲近的官员较有机会：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以及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习近平2002年至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李强与陈敏尔曾与其共事，李强当时是省委秘书长，陈敏尔则是省委宣传部长。期间，《浙江日报》头版推出特色栏目《之江新语》，习近平以笔名“哲欣”评论官员执政为人的大小事，而陈敏尔一直被视为该栏目的幕后操刀人。

香港时评人刘锐绍指出，即使陈敏尔和胡春华此次入常，也不代表他们就是未来的接班人。

“顶多就是李克强的接班人，是未来总理人选。习近平去年年初才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他做那么多功夫，然后四中全会就亮出接班人？”刘锐绍说，“尽管有入常的人事安排，都不说明习近平在二十大后会淡出以及交权。”

四中全会前，中共党刊《求是》发表2018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对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的一篇讲话，其中提及“祸起萧墙”引发公众关注与讨论。

习近平称，共产党自身要过硬，“怎样才算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不少人将其解读为习近平的领导地位受到威胁。但刘锐绍认为，目前无人挑战习近平的地位，但他为了继续巩固权力，需要“制造凝聚力量的机会”。

谢选骏指出：红一代断头，红二代断腕。何谓也？有曰，即使南北朝战争1949年梗住之后，毛泽东林彪等人还能连续叫唤了二十几年的“不怕杀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同时处决了几百万政治反对派。这就是“红一代断头”。不过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到底文弱了一些，红二代只有断腕的力量而没有断头的力量了。就算杀人，也是偷偷摸摸地暗杀，没有公开处决反对派的底气和利刃了——只能断腕，无法断头了。

【068、红一代红二代谁更凶残】

《钟持之: 中共“红二代”更恶于“红一代”》（2019年06月02日中国禁闻网）报道：

就整体而言，目前已在中国全面执政的中共“红二代”，即使和他们的父辈“红一代”相比，也无疑是更为庸碌、愚昧、虚伪和邪恶。

从能力来说，“红二代”更为庸碌。“红一代”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一切都靠打拼得来。由挫败得经验，经磨炼求适应，在“技术”上不得不有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否则也不可能夺得全国政权。而“红二代”生为专制体制内的人上人，进重点学校，红卫兵打死人不偿命，开后门当兵，再开后门当工农兵大学生，出国“留学”，价格双轨制下卖批文到今天接掌全国政权……从来没有一样是靠自己的能力与辛劳挣来，只凭“我爸爸你爸爸他爸爸”就统统搞定。能力既无必要，自然用进废退，逆向淘汰。一代之间，其颟顸、蠢笨、刁顽与骄横却早已赶上清末八旗子弟之德性。中共的新一代“核心”又必须只在这一群低能儿中间挑选，而决胜者偏又是“因最傻而成一尊”，不断出乖露丑，到处丢人现眼，实在是他这一代的忠实代表。

从认知上来说，“红二代”更愚昧。“红一代”处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升时期，这一意识形态在理论上的荒谬性尚未充分暴露，其在实践中必然导致的灾难如斯大林大清洗、中国大饥荒和文革、红色高棉的“自我种族灭绝”(autogenocide) 等等，更有待时日才能一件件发生、被揭露并被证实。“红一代”对于共产主义的盲信盲从，历史局限性确实是一个不可完全排除的原因。而“红二代”则不再有求助于此一借口的任何资格。在今日世界，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早已彻底破产，它在那么多国家造成的罪孽和带来的灾难亦无人再能否认。“红二代”中至今仍然对这一“信念”割舍不下的极少数人，确属愚不可及，别无辩解。

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其实早就抛弃了这一信念。有过真信仰真狂热的，多在“红一代”里，真正的殉道者，亦多出于那一代之中。“红二代”从小零距离观察体验几十年，肮脏内幕无所不知，比平头百姓看得透多了。他们今天的信誓旦旦根本就是伪装的。死硬地维持上一代“打江山”的正义性，只是为了维护下一代今天“坐江山”的正当性而已，哪有什么“理论自信”，他们其实才是最不信的那一帮。因此才会有荒唐透顶的共产党“三个代表”论——不是为了让资本家能入共产党，而恰恰是那些靠着共产主义教义才把持着政权的人们，为了自己能够反手便将此权力入股而成资本家来“榨取剩余价值”。他们在公开场合反西方反欧美最高调，但抢来偷来的万贯财产都藏在欧美，老婆情妇子女（包括私生的加上乱伦的）都送去欧美，保险箱里改名换姓改头换面的逃难护照都是欧美国家的…… 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个政权在其基本政治理念上已破产得如此彻底，整个执政者群体在其根本政治信念上又虚伪到如此不要脸的先例，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中共“红二代”所组成的，真正是一个由一帮灵魂已死的 zombie 所把持的僵尸政权。

灵魂已死的僵尸，无道德可言，“红二代” 在道德上比“红一代”更为邪恶。像大饥荒期间彭德怀的“犯上直谏”，或是其后刘邓“三自一包”的亡羊补牢，或是文革后期邓小平等不及毛死就力行治理整顿，表现出“红一代”中多少还有一些人天良尚未丧尽。今天执政的“红二代”里面再也找不出一个类似的人物来。这整个群体关心的只是把父辈抢来的“江山”多坐一天是一天，民脂民膏多榨一笔是一笔，再无任何道德的底线与良心的顾忌。今日中国社会里，官员的贪污腐败，下级对上级的谄媚表忠，卖官鬻爵的公然猖狂，文人学者的卖身求荣，人与人之间经济上的贫富极端差异，社会地位上的弱肉强食，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都已达到中国历史之最。这里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把持了政权的“红二代”对全社会无所不用其极的祸害与荼毒。

“红二代”为害中国与世界之烈，从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国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所有领域全面倒退，国际上四面出击，时时处处事事都偏要与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为敌，是一个已完全丧失任何历史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僵尸政权典型的不可理喻的末日疯狂，观念既陈腐不堪，一言一语也都散发着令人恶心的僵尸臭味。短短几年，就落到了天怒人怨，四面楚歌的境地。即使在中共体制框架内，“红二代”也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甚至比“红一代”也更无能，更愚昧，更虚伪和更邪恶的群体，它的执政代表的只能是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更深重的祸害和更严峻的威胁。

谢选骏指出：红一代红二代谁更凶残？上文认为“红二代比红一代更为庸碌、愚昧、虚伪和邪恶”。但是我认为，就凶残而言，红二代显然比不上红一代，至于庸碌、愚昧、虚伪和邪恶，则是凶残的退化形式，就像秦二世只是秦始皇的退化形式——二世的杀人多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了，已经无法再像一世那样大开杀戒了。红一代比红二代更凶残，因为凶残也会衰减。邓小平是红一代还是是红二代？显然是红一代。那么李鹏呢？显然是红二代了。李鹏比邓小平更加庸碌、愚昧、虚伪和邪恶，但是就凶残而言，还是远远不如的纸老虎了。因为，在凶残的层面上，也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地衰减着的。

【069、蒋经国享受大奶、牺牲二奶】

网文《蒋经国：牺牲享受、享受牺牲》报道：

蒋经国一生的信仰分裂，史论无法将其完整归纳。叛徒、信徒、使徒？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称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无法归类”。他的一生都是在否定与背叛自己。他在15岁时，参加五卅运动，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而他的父亲则是当时政府的一个头面人物。这个激进的革命青年，受吴稚晖启发，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期间，他正式加入联共（布）。而在离开中国时，他的父亲蒋介石要他秘密加入了国民党。这个国民党员迅速地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是父亲的背叛者，不管真假，在苏联时期，小蒋公开与反共的蒋介石划清了身份，但12年后他回到父亲的身边，又重新加入了国民党。这种身份的互换并没有换掉小蒋与老蒋的亲情，也没有换掉他对于国民党的认同。其后在信仰问题上，据称已信教的老蒋也使小蒋归化。

蒋经国终其一生都在两种倾向中晃动。他骨子里的苏式思维，使他在事实上与美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但表面上的亲美又使他对苏联有着深切的反感。

这个中国台湾最复杂的领导者，曾用特务极权保固蒋家统治，破坏中共台湾地下网络，囚孙立人，驱元老，固地位，放张学良……但他却称，自他之后，蒋家人不再参与政治。

他为什么会开放报禁、党禁？他为什么会用一生捍卫蒋家天下，但却在最后迅速打碎？

幸运的是，在他身后，反对他与拥护他的人都称他：台湾最好的独裁者。

他说：“今后，只有民族和三民主义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政府在哪里，法统就在哪里。”他承认，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

“权柄，很容易去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38年的‘戒严令’是国民党的恶名与黑包袱，一定要想法解除与开放，否则永不安宁。”——蒋经国自述。

蒋经国还有一句名言——牺牲享受、享受牺牲。蒋经国深知，人民基本生活的照顾是国民党“执政”有无未来的唯一标准，他也花尽了所有的心思，在基层关怀与政治风气的导正上，希望能有所突破。

小蒋正式就任后，就以不便参与私人宴会为由，与蒋方良深居简出，使得蒋方良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除了洗发、去妇联会、劳军，很少活动，充其量就是和蒋经国在院子里散步；她根本没有贵重首饰或珠宝，就算想吃些什么东西，也只托司机买回来。蒋经国只要没有出访，中午与晚间都会返回七海用餐。

此外，小蒋不但厌恶社会大谈“豪华公寓”“豪华汽车”这些字眼，还指示台湾当局必须厉行“均富”的原则，把分配所得差距拉近。他强调官员要遵守不收礼的原则，如果有人送礼给他，蒋经国一律统一保存，到年终再决定分送机关学校还是由工作人员联谊摸彩。

据说蒋经国因为节省，衬衫经常两三天才换洗一次，有时流汗弄湿衬衫，还自己把衬衫用衣架挂在书房，晾干了，再穿上去上班。七海的地毯变了颜色，蒋经国认为还可以用，十多年也不准换。

七海墙壁发霉，壁纸破裂，椅子把手失灵。侍卫用三夹板挡住墙的破口，以免下雨渗水。蒋经国衣柜里也只有两三套衣服可更换，蒋方良有次给蒋经国买了双皮鞋，还被骂了一顿，说是浪费。

当时台湾只要发生台风灾情，断电缺水就是家常便饭，台风结束后蒋经国总会迅速前往灾区巡视。回到家里，有时看到开着冷气，马上要蒋方良把冷气关掉，连冷气坏了修不修，也要由蒋经国做决定。

蒋经国的节俭风格还反映在七海官邸的菜钱上。由于蒋经国担任公职，当时他的任职单位都会派专员，每个月固定把月俸、眷粮等一些经费和生活日用品，送到官邸给蒋方良签收。至于菜钱，则由蒋方良和总管阿宝姐共同管控。

20世纪70年代末期，蒋经国家中每日菜钱约二百元，十几口人吃饭，连中等家庭都不如，往往一餐就是一顿蛋炒饭。就连全家聚餐，大厨杨焕金帮蒋经国准备爱吃的砂锅鱼头，吃不完一定打包，隔餐再吃。即便到了他晚年，台湾经济起飞，据说七海菜钱还是绝对控制在每天新台币1000元内，如果大厨采买超出预算，蒋方良还会亲自查账。

以早餐为例，通常蒋经国夫妇只要一杯咖啡、几片烤面包，有时加点水果就能打发，一切以节省、俭朴为原则，更没有宵夜、点心。七海官邸餐厅的冰箱数十年不换，时常放着一包包吃剩的东西，头顿菜没吃完就加热隔餐再吃。采购的水果放冰箱，由旧的先吃，一旦烂了，削一削，蒋经国夫妇也照吃不误。

当时七海官邸，每周一、周四由蒋孝勇全家陪蒋经国夫妇吃晚饭；周二、周五是蒋孝武全家；周三、周六是蒋孝文全家。每餐固定是四菜一汤的家常便饭。

蒋经国在他任内前四年，共下乡197次，造访金门123次。在巡视期间，只要看见民众办喜事，一定下车看新娘，向民众道贺。到了地方，对饮食的要求就更随便，吃冷便当是家常便饭。

影响所及，蒋经国时代，连商贾都不敢拿鱼翅燕窝等饮食在外招摇。郝柏村也说，蒋经国完全没有企业界的私交，穷苦的农民或是摆摊子的小贩这样的朋友反倒结识了不少。只是密集地下乡累了七海的侍卫，受不了每天奔波而求去者大有人在。

蒋经国忙于政事，忽略饮食管理，不听医生专业意见，到了民间有什么吃什么，毫不控制饮食，自然埋下了不利因子，失眠问题也日益严重。

熊丸曾说，蒋经国的就医态度始终是只要医生说这个病“死不了”，他就抱持着“死不了就好”的心态，能拖就拖。医疗小组曾建议增加医生人数，方便照顾，他也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回绝。

由于服用太多西药、安眠药产生的副作用，蒋经国更出现视力问题，左眼微血管破裂，加上视网膜剥离与白内障等状况，导致视力极速恶化，必须两度动刀，最后还将左眼换上了人工晶体。传言蒋经国开完刀后还一度轻微中风，只是没大碍，亦未对外公布。

自1983年年初，蒋经国已无法再下乡探访民众，时常躺卧在床，避免不适；只能在周末、假日固定时间召见俞国华、郝柏村、沈昌焕、宋楚瑜、蒋孝武、蒋孝勇等亲信到七海官邸谈话。当时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洁明，也是直接能到七海晋见蒋经国并辟室密谈的人士之一。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员蒋经国虽然放下了屠刀，但依然是魔鬼出身，他的父亲追随孙文引入赤祸，罪莫大焉；他鞠躬斯大林，出让外蒙古，罪亦大焉。蒋经国号召下级“牺牲享受、享受牺牲”，自己却包有二奶——用他的行为解读一下他的言论，他所谓的享受就是大奶，他所谓的牺牲就是二奶——牺牲享受就是说他牺牲了大奶，享受牺牲就是说他享受了二奶；虽然，最后蒋经国牺牲了他的二奶章亚若，而让他的大奶蒋方良享受了晚年。蒋经国的问题，根源在于他竟然把主义抬到了和民族同样的万岁高度，还把政府抬到了和法统同样的高度——他怎么可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呢！

【070、拉铁摩尔是苏联间谍以及中国的二元性】

有资料显示：拉铁摩尔是苏联间谍——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曾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其幼年、青年时居中国，曾到中国北方、蒙古、中亚地区考察，对这些地区的历史、社会有独到研究。著述甚丰，《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为其影响最大的著作。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访问过延安，50年代，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后移居欧洲，1989年5月在美国逝世。

拉铁摩尔是二十世纪美国社会里与中国、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政治斗争关卷得最深，因而也最有争议的一位学者。在共产主义与民主社会两大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里，拉铁摩尔是最核心的参与者之一。这都是其苏联特务的身份所决定的。

而到了１９７１年，共产党也没有忘记拉铁摩尔的功勋，当中美两国紧闭２０多年的大门尚待开启之际，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通过有关渠道，邀请美国的４位曾对中美关系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在美国影响很大的中国问题专家来华访问。他们之中有一位叫欧文·拉铁摩尔(Oven Lattimore)。

一、“与中国人打成一片”的美国学者，到延安会见匪首毛泽东

拉铁摩尔于１９００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但不满周岁便随父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他父亲执教于上海、保定、天津等地，为将要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讲授外语。１２岁那年，因其父不想让子女“讲着中国话长大”，他便由母亲带着和弟弟妹妹一起去欧洲读书。他在１９岁时，由于未能实现“惟一的雄心壮志——获得一份去牛津读书的奖学金，只得返回中国”。他在外国人开办的商行、保险公司、报社任职，久而久之，还是和中国人打成了一片。后来他父亲携家人回美国，他依然留在中国。由于职业的需求，他发奋学习汉语，还和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上至“东北王”张作霖大帅，下至苦力脚夫，都打过交道。

１９２８年，２８岁的拉铁摩尔第一次回到美国，利用助学金到哈佛大学人类学学院进修了１年。后又回到中国东北、内蒙等地调研，完成了《满洲———冲突的温床》等有预见性见解的论文，受到美国朝野中关注亚洲问题人士的欢迎。

１９３３年，拉铁摩尔回到美国，在民办的“太平洋关系学会”任职，担任该会会刊《太平洋事务》编辑。该刊还大量报道了以往被封锁的中共和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真实情况。拉铁摩尔也因此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

１９３７年，美国《美亚》杂志记者、学者菲力普·杰夫等人邀请拉铁摩尔作为向导和翻译，陪同他们访问延安。拉铁摩尔也渴望了解西安事变后中国的变化并亲自考察延安，遂接受了这一邀请。他首先找到因报道延安而出名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写信问延安的态度，延安的答复是“你们将受到欢迎”。６月，他们从北平出发，假装成旅游者到太原游览，然后辗转到了西安。他们雇到了有能耐的司机——一位土生土长的瑞典人、车行老板埃菲，也不退掉旅馆客房，装作去游览古陵墓，到达了延安。中共方面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们，“使我（“我”指拉铁摩尔本人）吃惊的是，毛泽东竟然愿意接连花上数小时与（我们）几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交谈……毛泽东是位属于人民的人——一个智力超群但显然具有农民血统的人。”访问期间，应主人邀请，拉铁摩尔发表了一次露天演讲，由于他对中国少数民族有着浓厚的兴趣，接待人员安排了他与长征途中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干部、战士进行了座谈。拉铁摩尔传递了中共领导人希望其他外国人士也访问延安的信息。不久，延安迎来了英国著名记者贝特兰等客人，扩大了和外界的交流。

二、被共产特嫌罗斯福看中，当上蒋介石的顾问

“自延安归来后，我觉得中共领导人对同蒋介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严肃认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希望中国团结一致进行抵抗，不要发生内战。”但是，国民党消极抗日并制造反共摩擦，尤其是存在大量侵吞美国援华物资等严重腐败现象，连美国驻华使馆、美国财政部驻华顾问组都无力制止。罗斯福为此担忧，要求白宫的经济顾问居里想方设法。居里于１９４１年二三月间访华，会见了蒋介石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居里认为，在蒋介石身边安插一位美国人当政治顾问，自上而下地进行监督和制约，可能会使大局得到补救，甚而可能指导蒋遵循罗斯福“新政”方针前进。但是，这位顾问应该完成什么样的个体使命？他能获得白宫多大程度的信任和支持？居里均未确定，他只是把“自由主义的亚洲问题著名学者”拉铁摩尔推荐给罗斯福，获得罗斯福的同意。

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会晤拉铁摩尔后发觉他和罗斯福素不相识，大失所望。居里告知宋，总统虽不认识此人，但十分器重其学识声望。无奈之中，蒋介石只得接受了拉铁摩尔。

拉铁摩尔之所以接受这一职务，是他认为：“蒋介石实际上是国民党内不愿投靠日本的领导人的象征。我乐意与蒋介石合作，主要是由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再者，我的工作是为民主欧洲和北美反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共同利益服务。我认为在这项事业中，中国将扮演的角色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更重要。”他还给自己立下一条准则：“虽然我由罗斯福提名，但我毕竟是蒋介石任命并(向他)领取报酬的。而一个诚实的外国雇佣兵是忠于他的报酬的。”

三、不受蒋宋欢迎的洋“师爷”，与周恩来畅谈统一战线

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５日，拉铁摩尔飞抵重庆。第二天，蒋介石接见了他。尽管蒋的浓重奉化口音连许多中国人都难以听懂，但却难不倒拉铁摩尔。原来，他幼年的中国保姆就操这种口音。蒋派立法院编译处处长谢保樵担任他的秘书兼陪同，给他配备了仆人、小车。但他既不必坐班，也不必定期去见蒋。蒋介石、宋美龄夫妇需要向他咨询，则派人通知约见。如果蒋介石要向罗斯福传递信息，则和他商定并由他起草电报稿，拍发给白宫的居里转呈。电报的密码只有２份，分别由宋美龄和居里掌握。这种保密方式在当时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了。

由于拉铁摩尔不是蒋、宋心目中的最佳人选，所以对他的器重和亲密程度远不如以前的外国顾问端纳。蒋只向拉铁摩尔咨询过一些宏观问题，有些是长远的战后问题，未让他参与重要决策，而常让他坐冷板凳。但拉铁摩尔并不介意宠辱得失。作为一个学者，官场上的逢迎拍马不是他的特长；作为一个“中国通”，他很清楚中国问题的症结和自己的能耐，“在那样的形势下，你越是想多提建议，多发挥影响，你所能发挥的影响就越小”。不过，忠于职守的拉铁摩尔还是力所能及地向蒋介石交出了一些很有分量的“答卷”。如他于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０日呈蒋的一份备忘录———当时各有关国家都想摸清日本的进攻矛头指向何处。拉铁摩尔在备忘录中否定了日本向苏联发动进攻的可能性，认为日本很可能会向东南亚进攻。“英国或许会冒险让日本切断滇缅公路”(此路是“美援”进入中国的惟一通道)。理由是“英国希望，即使这么做会导致中国的最终失败，但至少日本会忙于巩固胜利”，而无力进一步侵吞英国控制的其他地盘；而且，“即使英美以实际行动参战(也许只用空军)来支持中国，所给予的这种帮助也许‘太小太迟’，无法拦阻日本切断滇缅公路”。后来太平洋战争的初期战况基本上印证了拉铁摩尔的预见。他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来分析形势的，既对英国的“以邻为壑”予以揭示，又没有一味对美国唱赞歌。这对中国方面早做安排，日后形成中、美、英等国在东南亚共同抗日的格局，起了一定的参谋作用。

拉铁摩尔在写给居里、罗斯福的报告中，客观地汇报了中国的状况，反映了蒋介石的切肤之痛：中国被排除在英、美最高级会谈之外，也没有被西方国家接受为盟国；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用心是“坐山观虎斗”；英、美推进“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削弱了中国的抗战力量；战后中国很可能得不到应有的战胜国及大国的地位和待遇等等。为此他建议美国和中国正式结盟，以激励中国抗战到底。

蒋介石指定拉铁摩尔在中国的国内事务上与孔祥熙、王宠惠、王世杰联系并与他们定期会晤。蒋要求拉铁摩尔除了他指定拜访的一些要人外，不要主动会晤别的人；但却希望他跟周恩来保持联系。“这对(国共)双方来说，意味着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他们有一条不受中国内部政治纠葛影响的联系渠道。”周恩来主动拜访了拉铁摩尔。会晤时，他们“谈到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我能够使中共确信，罗斯福总统非常希望中国避免发生内战”。以后在重庆的交际场合，他们又多次见面，拉铁摩尔曾问周恩来：“你是否认为我在这里做蒋介石的顾问是浪费时间？这是否只是一种字谜游戏，是在演戏？”周恩来马上非常直率地说：“不，我认为你在这里是有作用的，有助于维护统一战线的局面。”

应蒋介石的要求，拉铁摩尔对云南及滇缅公路中国地段作了一次巡视。他在巡视中耳闻目睹了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政府争权夺利，以及发国难财的大小官员虚报筑路民工名额、在运输业务中搞钱权交易等大量腐败行为；甚至他的陪同谢保樵都利用此行纵酒猎艳。同时，他也对筑路劳工愚公移山般苦干和工程技术人员高效率工作作风产生了敬意。他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但奔走呼吁的结果却一无所获。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所说“拉铁摩尔以及派驻中国的美国技术顾问为何未能发挥影响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他们力求清除滇缅公路沿线发生的贪污事件，建议进行税收和经济改革。但他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国民党正是依靠贪污以及同现有的上层士绅互相勾结才得以生存的。改革这个体制的任何一部分，都会冒整个机构互解的风险。蒋并不需要关于改革的外来意见，而只需要枪炮、飞机和金钱。”逆耳忠言既然不被采纳，拉铁摩尔只好不常露面。他利用清闲之便，干起了与其身份不符的“老本行”，写出了一些论述东北、内蒙等边疆问题的论文。

由于拉铁摩尔在许多方面所持观点与蒋介石格格不入，而与积极主张援助中共抗日的美国将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观点倒是不谋而合(尽管他俩在重庆从未私下会晤过)，他受到了国民党报刊的攻击，暗示他的立场亲中共，说他的使命是迫使重庆同延安达成妥协。日本人也欲置他于死地，派间谍摸准了他的住所位置，用飞机投弹，但只震坏了一堵墙。几小时后，日本电台的中文广播竟说已将他的住房夷为平地，“相信他已丧命”。敌人的炸弹并未吓倒他，但面临的两难选择却迫使他不得不打点行装。由于蒋介石不让我走，我最后作了安排让自己收到一份要求我回国领导战时新闻局旧金山办事处的官方文书。蒋考虑到能有一个熟悉中国的人从事太平洋地区反日宣传工作并不是件坏事，终于同意了我的辞职。”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７日，拉铁摩尔与出访的宋美龄同乘一架专机飞往美国。当飞机一降落，“她(宋)马上对我置之不理，从那时起便假装不认识我。”宋到旧金山演讲，为当地要人、名流举行招待会，也不邀请拉铁摩尔。拉铁摩尔以委婉的方式转告：“不邀请曾担任(蒋)总司令的私人顾问的人是个错误，因为人们会误以为其政权内部出现了分歧和麻烦。”当他在招待会上轮到与宋握手时，她不置一辞，也不伸出手来。

四、提出中美关系的建设性建议，受到指控和迫害

二战结束后，针对美国政府及势力不小的“院外援华集团”对国民党的偏袒，正直的美国人士纷纷发表不同意见。拉铁摩尔更是挺身而出，于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０日致函杜鲁门总统，指出如果美国卷入中国内战，支持一方打另一方，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有招致中国的政治危机甚至领土分裂，并进而引起美俄(苏)之间冲突与对抗的危险。”杜鲁门于７月３日召见了他，和他谈了３分钟，但态度冷漠。后来，拉铁摩尔在国务院的朋友建议国务院吸纳他为亚洲问题的顾问，艾奇逊国务卿答复：“拉铁摩尔是记者而不是学者，所以我们不需要他。”

拉铁摩尔虽未能对美国官方产生多大影响，但其著作却不胫而走。１９４５年初版的《中国简明史》通俗易懂，材料翔实，观点新颖，包含了他担任蒋介石顾问后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和亲自感受，使许多美国人耳目一新，作为让美国人了解自己盟国的启蒙读物，仅向太平洋战区的美军就发行了１０万册。《亚洲的出路》等论著也成为美国当时的畅销书。但他的主张受到美国保守派的强烈攻击。国民党政权撤到台湾后，他主张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让其加入联合国，而且美国也不要干涉中共去解放台湾。这显然是因为他的共产党主子如此命令。

19５０年代初，在美国掀起了一股身瓦共产党特务集团的“麦卡锡旋风”。拉铁摩尔堪称首当其冲。从１９５０年３月８日开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政府雇员忠诚审查委员会对拉铁摩尔等９人进行了３个月的审查。对拉铁摩尔有三项无端指控：一是潜伏在美国的苏联间谍的头头；二是导致“丧失中国”的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策划者；三是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后来他又遭受一轮又一轮审查。

由于在美国再也无法进行学术研究和授课，拉铁摩尔不得不远走他乡到了英国，任利兹大学中文系主任，直到１９７０年退休才回美国。他后来访问中国时，周恩来亲切会见了他，奖励他为共产党立下的汗马功劳。

拉铁摩尔于１９８９年５月３０日逝世，享年８９岁。他坚信自己的事业将得到继承和发展，并把所有的藏书都遗赠给剑桥大学的“蒙古和中亚研究所”。

五、拉铁摩尔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旧译赖德懋)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他于1900出生在华盛顿，父亲是语言教师，精通多国语言，欧文的语言天分或许就是从他父亲那儿遗传来的。当他还未满周岁，就跟随父亲来到中国，先是在上海，后来去了天津。欧文在上海的时候，父亲请了保姆照顾他。可能因为童年时就听惯了浙江口音，多年以后，他在给蒋介石当私人顾问时，至少在语言上不存在任何障碍。但欧文的父亲却感到有些不安，欧文·拉铁摩尔的回忆录中是这么写的：“由于父亲的保守态度，他不想让我们讲着中国话长大，把自己同中国打成一片……他说他的原则是，等我们长大了，如果想回到中国，我们可以替自己作出学习汉语的决定；但同时我们应该能够得到一种能够使我们适应美国生活的教育，如果我们想在美国生活的话。”当然啦，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多少让欧文产生了一些白人的优越感，当12岁的欧文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被送到欧洲读书时，看到白人在干活，就引起了这些孩子极大的好奇。

欧文先是在瑞士，而后又去了英国的圣比斯学校，当欧文在18岁那年，没有争取到牛津的奖学金时，他的学校生涯其实已经基本结束了。此后直到29岁的时候，已经发表了给自己带来极大声誉的《通向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一书的拉铁摩尔才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行了8个月的进修。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并没有多少学院气，更多的是从他在中国实地生活中获得的经验体会。而拉铁摩尔所具有的国际视野，使得对这些体会的解读又有别于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

拉铁摩尔是19岁那年回到中国，他在一家英国的进出口公司找到负责保险业务的职位。25岁那年，因为一次业务，拉铁摩尔接触了西北的骆驼商队，他立刻被商队散发出迥异于现代社会的气息所着迷。

他于是立刻决定跟随商队做一次穿越草原戈壁大漠的长途旅行，当他的想法未能得到公司的支持时，他立刻辞职。只是仍然有人能暂时让这位“浑身流淌着游牧民族血液”游子的脚步停留片刻，她就是拉铁摩尔后来的妻子埃丽诺。他们于次年结婚，而拉铁摩尔的第一次远行就是他的蜜月之行。这段冒险经历在拉铁摩尔的著作《通往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和埃丽诺的《突厥斯坦的重逢》都有详尽的记叙。值得一提的是埃丽诺在这次旅行中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她和拉铁摩尔是分开动身，拉铁摩尔是经内蒙古到达新疆，这是条古老的商路，但军阀横行，盗匪出没，很不安全。埃丽诺则选择一条相对安全的道路经苏联到达他们约定的Semipalatinsk。但因为当时苏美之间发生了一些外交争端，到达新疆的拉铁摩尔无法获得进入苏联的签证。埃丽诺便孤身一人，乘坐在没有任何御寒措施的雪橇中，在西伯利亚零下四十多度的低温中走了17天，终于在新疆塔城与拉铁摩尔的相会。不过这段传奇故事太离奇了，很可能掩藏着他们夫妇同为苏联间谍的秘密。

夫妻相会之后，沿着联结中国与君士坦丁堡的商路南下，穿越天山北路到达南路，接着在成功翻越喀喇昆仑山口后，二人经历了近一年的行程到达了克什米尔。而在途中对中国边疆社会生活的观察，启发了拉铁摩尔对于的整个中国历史的想像。这趟花费想必很大，没有组织的资助是很难实现的。

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拉铁摩尔一直游历著述的学者生涯，他在1940年出版的《中国的边疆》是其整个学术生涯的巅峰巨著。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拉铁摩尔在1937年对延安的访问，在这次访问中他见到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回忆录中拉铁摩尔声称那时他对政治带有某种玩世不恭的心态，在此前的记录中，他甚至对左翼人士反对国民党镇压感到厌烦，他称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并不懂政治，只不过是冲来冲去的说些他们根本不理解的道理。而在与中共领导人的见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拉铁摩尔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而毛泽东愿意花上几个小时与他们交谈也使他感到非常意外。他认为中共的领导人表现得非常有耐心而且很聪明，更让他惊奇的是，在当晚为他们举办的文娱晚会上，这些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并没有特权阶级的痕迹，在拉铁摩尔的笔下，毛泽东被描述成智力超群并且带有农民血统。

显然，这种回忆录是在掩盖什么东西。在他访问延安之后的一个月，就爆发了“七·七事变”，当时美国的舆论界几乎一致地认为日本将会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胜利。而拉铁摩尔在他主编的刊物中，凭借自己对延安访问带来的印象，坚持认为这将是一场耗日持久的战争。

而1941年之后，拉铁摩尔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他受罗斯福的指派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蒋介石之所以需要一个美国私人顾问，是因为他希望能借助这名顾问直接和白宫打交道。而罗斯福则不希望由白宫的工作人员出任这个职务，一来难免瓜田李下之嫌，二来罗斯福也不希望蒋介石通过这名顾问知道白宫的虚实，比如说谁得势了，而谁又失势了之类。于是拉铁摩尔成了合适的选择。但蒋介石却有些失望。虽然拉铁摩尔本人自称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是一名合格的老雇佣兵”。这一点在他对美国媒体怀疑蒋介石是否有能力和决心领导中国抗战的驳斥上可见一斑。而蒋介石对他有些冷淡，只在一些国际宏观问题上作些咨询。在拉铁摩尔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和蒋介石及宋美龄的一次晚宴之后的谈话，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对话，拉铁摩尔能讲一口非常流利的汉语，当他和蒋介石对话时，使用汉语，而宋美龄和他对话时，则使用英语，当他话音刚落，宋美龄总是抢先将他的话翻译给蒋介石听。直到宋美龄起身休息，他和蒋介石才能对一些问题进行交流。他后来发现，国民党政府中人和他交流时，会说英语的总喜欢秀上几句。而最令拉铁摩尔感到不解的是，他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得罪了宋美龄，当他不在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后，和宋美龄同机抵美，下飞机之后，宋美龄仿佛已经不认识他了。显然，嗅觉灵敏的宋美龄已经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不久开始，美国人士就开始撰文对他进行攻击，其中柯尔伯格的《欧文·拉铁摩尔：专家中的专家》一文，直指拉铁摩尔是苏联的崇拜者，影响或试图影响美国舆论以颠覆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当1950年麦卡锡主义开始兴起后，拉铁摩尔被这场政治风暴直接冲击。

六、中国游牧文明的产生在公元前三、四百年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到：

我们甚至不能大概地给出假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渐变时间，如果说这个过程是一个隐含未露的谜，那么游牧生活的起源则是这个谜中最隐秘的部分。

在早期的西方学者眼中，文明是延着以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线型模式发展，这种解释方式简单有力，在代表人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是这样表述的：

最近关于人类早期状况的研究，倾向于得出下面的结论，即：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

具体到游牧，摩尔根进一步阐述：闪族和雅利安族之从大群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似乎就是由饲养家畜开始的。雅利安人发现谷物和种植谷物晚于他们之饲养牲畜。这一点可由下边的事实得到证明……看来，园艺的兴起与其说是出于人类自身的需要，还不如说是出于饲养家畜的需要。…… 在幼发拉底河谷平原，在印度平原，在亚洲草原上，由于饲养动物而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就是畜牧生活；最先实现饲养动物的地方可能就在上述这几个地区中某一处的边缘地带。雅利安族和闪族最古老的传说以及他们的历史记载都同样指出他们生活在这些地区。……无论是雅利安族或闪族，当他们一旦习惯于畜牧生活以后，势必要学会种植谷物，以便在远离草原的地方维持其大群牛羊的饲料，然后才有可能带着他们的畜群重返亚洲西部和欧洲的森林地带。因此，如前所述，谷物的种植看来很可能是出自牲畜的需要，并与这些部落向西方迁移的运动有关；而且，他们由此获得的知识终于使他们自己得到了淀粉食物。

在摩尔根的观点影响下，一些西方学者,将游牧当成是从狩猎社会进化到农耕社会的中间环节,迪尔凯姆在描述社会结构的变迁时,将游牧社会当成是最简单的社会,而农耕社会则是在简单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指的就是“游牧部落从其它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经济史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汤因比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游牧生活“被假定为一种从动物驯化阶段的标准发展道路分离出来有选择的体系。”

而拉铁摩尔对游牧，特别是中国游牧的起源有着自己的看法。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的文明进程中的农耕文明并非产生于游牧文明，这一点得到今天考古的证实。当代的中国学者根据考古发现，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中国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曾发生过“游牧部落从其它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现象。直到70年代之后，在大量的考古发现的支持下，很多西方学者关于游牧的认识才得以改变，而拉铁摩尔在没有考古发现支持的时代，是从民族的习俗做出的推断，他注意到中国农耕社会的饮食记忆中没有食用奶制品的习惯。如果说中国的农耕文明源于游牧文明，那么中国的文化记忆中，应该会保留有使用奶制品的习惯。拉铁摩尔进一步推断中国游牧文明是在农耕文明的冲击下产生的。

这个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新意，它对《史记》中将游牧民族上推至远古时代的说法提出质疑。拉铁摩尔将中国游牧文明的产生时期设定在公元前三、四百年。而对“华夏”和“蛮夷”的解读，在拉铁摩尔看来，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只是代表农耕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华夏”指的是从混合经济时代较快的进入农耕文明，而“蛮夷”发展则相对迟缓一些。当这种发展差距随着历史的发展进一步拉大，就形成“华夏”和“蛮夷”两种文化结构，“华夏”社会相对于“蛮夷”来说是同质文化的进步形态，当“华夏”社会因其发展，必然对土地资源提出要求，“蛮夷”社会的因应策略可能是主动或者是被动融入到“华夏”社会中；也可能选择保持自己的发展模式，进行对抗或者避让。从拉铁摩尔的观点出发，上古史里中原与蛮夷戎狄的争端，与后世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争端有着本质不同。

在“华夏”的压力下，“蛮夷”向更贫瘠的土地退让，一直退到草原，当“蛮夷”来到草原后，中断了向农耕文明发展的进程，而选择了适合草原环境的游牧生活方式，并逐渐发展成为游牧文明。由于草原并不适合“华夏”社会的农耕方式，“华夏”的领土扩张，至此停下了脚步。写到这里，应该可以看出拉铁摩尔学说中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选择何种生活方式及文化结构是由当地地理环境所决定。这对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冲击，或许由于游牧民族的前身来源于中原文明进程中的失败者—蛮夷（这里是就拉铁摩尔的观点来说，不代表本人的观点）。中原对游牧民族带有文化上的自信心。当中原在政治军事上被游牧民族打败后，还能在文化上找回一点自信。而拉铁摩尔以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事实上不存在孰高孰低的说法，所谓游牧民族被中原汉民族同化，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游牧民族改变了其生活环境，即从草原来到中原。生活环境改变导致文化结构的变迁，而不是反过来。比如蒙元在征服中原之后，在中原实行农耕文明，而在其发祥之地则仍然保持固有文化形态。

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影响对历史的解释，而且对现实的社会文化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在2008年《人与生物圈》2-3期的合刊上，刊登了“走进阿拉善”的专题报道，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估中，戈壁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不毛之地，而在阿拉善大戈壁世代生活着的人，游牧被当成是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应自然利用植被的一种最合理的生活方式。而在国家大规模的建设生态公益林地之后，试图让牧民改变生活方式，或者农耕，或者定居放牧，而调查发现在保持原有生活方式的地区，戈壁草场普遍比禁牧的要好，而禁牧定牧不仅使环境受到了破坏，而且给牧民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习惯早晚都吃肉的牧民，连肉都吃不起。调查报告最后提出疑问——离开大戈壁的时候，我们在极力理清头脑中一个疑问：为什么一些旨在改善大漠环境，改善当地人生计的项目，却使当地牧民陷入了进一步的困惑。

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今天也受到强有力的理论挑战。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就提出过：“（欧亚草原和亚非草原）两个地区的人民过的都是游牧社会的生活，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如在动物驯化方面的不同—可以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两个地区的游牧生活是很相似的。可是再进一步研究，那种交互作用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世界上其他具有游牧社会环境的地方—北美洲的牧场，委内瑞拉的利亚诺斯(草原)，阿根廷的彭巴斯(草原)以及澳大利亚的草地—却没有出现他们自己的游牧社会”

当代学者倾向认为环境和文化的互动是复杂的，以环境互动的不同方式形成了理解环境的不同方式，而人类理解环境的不同方式也决定了与环境互动的不同方式，这二者之间互为因果。如果仅关注一面，其理论甚至有可能引出某种灾难性的结论。中国传统历史观过于注重文化的影响，造成了对游牧民族文化理解的漠视，甚至是不尊重。而拉铁摩尔的中国想象过于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因素，在一些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的理论甚至成为“分裂中国”的理论根据，事实上，今天所谓”中国几块论“的理论来源之一正是拉铁摩尔的理论。

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地有一个中心，就是长城。和一种常见的观点，即把长城理解为中原农耕文明在游牧文明压迫下采取的一种防守的政治军事措施，所不同的是，拉铁摩尔把中国长城理解为“文明”边疆，拉铁摩尔注意到长城的产生成型时期，是中原农耕文明的扩张时期，秦始皇修长城时并不具备很大的边境压力，相反根据史书，此时：“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长城从拉铁摩尔看来是农场的围墙，长城内是适合农耕文明的地理环境，长城外则不适合农耕文明的发展。长城代表了中原农耕文明向北扩张的最大限度。长城首先是生态地理的分界线，其次是文化的分界线，最后才可能是政治疆域的分界线。长城的产生隔绝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流互动，渐渐使得两大文明处于互相敌视的态势下。双方的摩擦乃至战争就成了中国历史上长演不衰的八点档大剧。而双方的战争并非由游牧文明一方发动，事实上在农耕文明强盛的历史时期，也会主动对游牧民族发起攻击。

在确立了分界线之后，拉铁摩尔的研究重心聚焦到这边界线的周围。边界地区存在一种特有的混合文化，这种混合文化对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两者势力的此消彼长起着决定性作用，它既可能导致草原政权的分裂和团结，也可能导致中原政权的兴衰成败。拉铁摩尔把这种混合型态称为“蓄水池”。从这种理论出发，拉铁摩尔的地缘政治理论必然偏向陆权，他在《Open Door or Great Wall》一文中集中阐述了自己从中国出发对整个中亚地区的想象。他把亚洲力量的崛起看成是欧洲中心论的挑战，在未来，亚洲必将成为世界冲突与称霸的中心，当然这里也可以提一句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类似理论的影响。

当然拉铁摩尔的中国学说，这里只是粗略的介绍，从他的学说能引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文明？是把它和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并列当成整个中华文明的渊源，还是以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将它视为落后的，有待同化的文明。

这个问题不仅是个如何理解中国历史的问题，而且对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同样具有相当的意义。

七、为什么是拉铁摩尔？

这个问题很难找出一个标准答案。历史形势与个人际遇都有可能决定一个人后半生的命运。而我无意给出确定的答案，只是分析一些可能的因素。

首先，并不仅是拉铁摩尔。美国人民从来都没有像上个世纪的40、50年代那样，如此热情的关心中国人民，只是这些关心来自于一些歪曲的想象，事实上虽然截至1949年，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据说已经超过“百年”，但整体质量不高，研究人员主要由传教士，外交官及商人等群体组成，研究成果主要是一些游记，书信及回忆录等。虽然这些成果包含了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经济概貌及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原始史料，但多出于对异域的猎奇视角，很难说是客观的学术著作。在三十年代，美国汉学家施赖奥克(J. K. Shryock)谈到：

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接受过专业学术训练能够以科学的方式从事这一课题研究，同时又具备保证能为汉学作出真正贡献所需的汉语和中国知识的学者目前还是少数，但这样的学者数量正在迅速上升。

而比较严肃的学术机构，大概只能从1928年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联合成立哈佛燕京学会算起。根据太平洋学会对全美546所大学关于开设中国课程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有111所大学开设了中国课程，这其中90多所大学的中国课程只有1-2门，学期时间也非常短，很多是2-3小时的课程。师资力量也非常薄弱。

对当时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在拉铁摩尔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描述：

甚至研究亚洲问题的美国学者中总体上也缺乏在亚洲本本从事主要研究工作的人员，如果你想在美国大学里成为亚洲问题专家，会有一种强烈的倾向使你的研究生涯奠定在研究外交文件、条约等基础之上，对亚洲国家人民的生活有真正的接触和感受的人是很有限的，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那些主要以在亚洲的生活经历为专业基础的人，像我本人，在学术准备上就要逊色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的了解很大一部分来自传教士，从中国回去的传教士们巡回讲演，谈论整个中国都皈依基督教的辉煌前景。在这样的氛围中，当1949年12月蒋介石和国民党人最终不得不逃到台湾避难时，“谁使美国失去了中国”便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这个热门话题，在费正清的笔下是这么描述的：

随之而来的争论当然是通过传播媒介来进行的。它引起了公众异乎寻常的可以说是病态的关注，恰似25年后的水门事件那样。全国所有参加这场争论的人都充满了激情，似乎在做戏一样，然而这却是真

的。

这个公共话题的讨论，逐渐形成一些共识，其一是中共的胜利是由于苏联的支持，其二则是美国国内政界学界新闻的一些中国通，长期以来刻意隐瞒这项事实，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于是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中国通（包括一些右翼人士）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冲击。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拉铁摩尔受到调查自然不足为奇，但是这仍然不足以解释为何他受到的冲击如此巨大。

其次，在拉铁摩尔的回忆录中，他对自己为何成为麦卡锡的靶子做了分析。他认为：

我成为麦卡锡的靶子，很可能部分的是由于院外援华集团的影响。但即使是最肤浅的初步调查也会显示我在国务院里没有什么影响；我是一名大学教授；而且我没有高层政治朋友。这意味着我将遭受最疯狂的指控。自相矛盾的是，这也说明了一个不重要人物的重要性。我估计麦卡锡晓得我不是那种重要人物；我只是一个可以轻而易举地击倒的牺牲品，因为在攻击我时，他不会冒与某些保护我的强大组织或个人对抗的风险。

这里拉铁摩尔提到了两点原因，其一是因为他没有强硬的后台，当然这里还有层没说出来的意思就是，拉铁摩尔大小也算是个名人。一个没有后台，而又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天生是政治运动最好的祭品。其二拉铁摩尔指出了院外援华集团对麦卡锡的影响，而这里的影响不仅指院外援华集团的核心人物科尔伯格向麦卡锡提供指控拉铁摩尔的“证据”（柯特勒《美国八大冤假错案》），而且也指这个科尔伯格使麦卡锡大发横财。

这个科尔伯格为什么如此痛恨拉铁摩尔呢？这个人是个犹太人，是极右天主教集团的重要成员，同时也是亲台的院外援华集团的财政守护神。他的发家历程最早是在爱尔兰开设血汗工厂生产和刺绣亚麻布制品，当这条劣迹被左翼报纸批评之后，他就把工厂开到中国，利用天主教会开设在中国的孤儿院中收养的孤儿生产丝绸刺绣制品。而拉铁摩尔则一直对天主教会在中国的活动保持攻击的态度，这源于其一贯以来保持的对帝国主义的批判立场。当科尔伯格和拉铁摩尔同处于太平洋学会时，两人在一些场合曾因此发生过争论。（罗斯·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

当然和拉铁摩尔有私人恩怨的还不止一个科尔伯格，原德共中央委员魏特夫（1933年被捕后脱党，1934年赴美，著有《东方专制主义：极权的比较研究》等书）与拉铁摩尔也有过节。这个人在拉铁摩尔的回忆录中被描写成，“在你得势时，他会来舔你的靴子;而当你失势时，他就会用靴子踩你”。当麦卡锡主义兴起的时候，魏特夫毫不犹豫向联邦调查局告发包括拉铁摩尔，费正清在内的多名学者。拉铁摩尔在回忆录中说：“我不想怀恨什么人，也不想为任何人辩护。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人人都受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影响。”，但是对魏特夫，“有各种各样实际上的脱党人士，或曾经与共产党关系十分密切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竭力谴责他人，以显示或证明自己是多么深刻地反对共产党。”“如果要我怀恨的话，我会痛恨魏特夫的，因为他企图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利用我来促进他自己的发迹。”

第三，除了时代风云与个人所处的地位及人事恩怨纠葛，拉铁摩尔本人的理论学说也使得他更容易被人攻击。如亨廷顿所说，关于冷战，其实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站在那一边？你可以站在苏联这边批评美国，也可以站在美国这边批评苏联。但如果你批判的是帝国主义……呃，也不用这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吧。而事实上拉铁摩尔对帝国主义保有如此强烈的敌意，就算他来到“永不称霸”的中国，估计也会有人提醒他是不是该检讨一下关于支持蒙古独立以及附和台独的言论。在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报告中，拉铁摩尔被描绘成为左翼自由主义者，天真的大学教授。直到麦卡锡提议下国会组成了泰丁斯委员会负责审查拉铁摩尔是不是潜伏在美国的头号苏联间谍时，身处阿富汗的拉铁摩尔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甚至在对记者的访谈中提到，这样的审查或许能让他多卖几本书。

拉铁摩尔也算是有点大不幸中小幸运。

大不幸说的是他成为了麦卡锡的靶子。小幸运呢，有两处，一是最先成立的泰丁斯委员会的主持人参议员泰丁斯为人还算正直，而且和麦卡锡很不对盘。二是拉铁摩尔获得了有力的法律援助，帮他在听证会上辩护的是大律师阿贝.福塔斯。这个福塔斯很有名气。后来还成为最高法院的法官，宣判过关于进化论的案件。我记得在克林顿的回忆录中也提到福塔斯，大概是说在一次审判大赛中，因为希拉里的奇装异服，福塔斯把大奖给了她的对手，于是希拉里从此不穿黄色皮裤上法庭。（记忆而已，未核对原文）

应该说，拉铁摩尔还有第三点幸运之处，这是来自于联邦调查局，这当然不是说当时的局长胡佛多么的古道热肠。事实上在麦卡锡之前，胡佛已经安排特工对拉铁摩尔进行全面监控，根据柯特勒书中的数字，仅仅是一份呈送给局长的报告就花了2059个小时(要不就是2057个小时），在这些报告中基本排除了拉铁摩尔是共产党的嫌疑，更不用说是苏联间谍了。

不过，在联邦调查局对拉铁摩尔的监控中也闹过乌龙。曾有一次，拉铁摩尔用蒙古语和蒙古朋友通电话，当这通电话被截获后，FBI中却无人通晓蒙古语，只好求助局外人，通过中间人几经辗转，这录音最后被送到美国国内公认的蒙古学第一人——拉铁摩尔的手中。最后的结果的就是，拉铁摩尔自己破译了自己被窃听的电话录音。

同时麦卡锡用来指证拉铁摩尔的主要证人，前共产党员，工人日报的编辑（名字一下记不起来了）。此人早被联邦调查局所掌握，联邦调查局前后花了几千小时询问此人口供，此人当时却并未提到拉铁摩尔。如此一来，胡佛觉得他的权力受到了冒犯。于是下令，FBI在拉铁摩尔的听证会上保持为一个沉默的旁听者。

因为以上这些“幸运”之处，泰丁斯委员会在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听证后，最后做出了非常有利拉铁摩尔的结论。而泰丁斯本人就没这么幸运，在后来的选举中，对手利用此事大做文章，而制造了他和美共总书记白劳德的照片，最后，泰丁斯因此而惨败。

让拉铁摩尔始料未及的是，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当时太平洋学会的秘书长把太平洋学会的档案运去自己的乡村别墅。准备用来写关于太平洋学会的回忆录。而这批档案在被人告密后，被全部查封。而利用这批档案，以拉铁摩尔和太平洋学会为主要打击对象的一个新的听证会成立了，这个听证会的主持人是参议院的反共老手和重权人物—麦卡伦。麦卡锡和麦卡伦之间的差距可比刘德凯和刘德华的差距还要大。麦卡伦当时身兼拨款和司法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臭名昭著的《麦卡伦法》就是他主持下通过的。而麦卡锡终其一生只是参院的边缘人物。麦卡伦为了把拉铁摩尔送进大牢，做了精心的准备，特别在法律程序上让几个名律师反复推演。

具体的过程就不细说了。最后的结果并没有证明拉铁摩尔是苏联间谍。而是成功的将拉铁摩尔引入伪证罪的圈套中。麦卡伦委员会最后准备提起诉讼的6条罪证，又经过反复研判，最后确定两条比较靠谱，其中一条是拉铁摩尔否认自己知道冀朝鼎是共产党员。伪证罪在美国确实是重罪。但真正想证明拉铁摩尔做了伪证也很困难。应该说拉铁摩尔还算是有些小运气，几个联邦法官顶着巨大的压力，连续驳回了他的案件。而从最初的调查到最后麦卡伦委员会无可奈何的结论发布，时间已经过了5年多。据柯特勒统计：为拉铁摩尔辩护的代价据保守的估计为250万美元——按1950年的美元计算。

拉铁摩尔最终幸运逃过了牢狱之灾，但却没有任何地方敢聘用他，他只好离开美国，去了英国。

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欧文·拉铁摩尔回应麦卡伦委员会指控他是苏联间谍，并导致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失去了中国”的观点时，反问道：“你怎么能失去你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东西呢？”其实，他在这个玩弄了一个诡辩的花招，因为“失去中国”，显然是指把中国丢给了共产主义独裁。而本来，中国作为美国的战时盟国，确实是并肩作战过的。

1950年代注定是个清洗的年代。海峡两岸的政权忙着清洗各自心目中的异己分子。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因为中国出现的政权更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大清洗。政治事件的发生通常来说，既源于现实又源于想象，而政治的现实与想象总掺杂在一起，互为因果。现在看来这场风暴背后的政治逻辑是比较耐人寻味的，逻辑的起点似乎更多是出于一种想象，如拉铁摩尔在回忆录中指出的，当时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想象“好像中国曾经属于美国似的”（书中“属于”一词下还打上了着重号）。中国的权力转换，终于复活了国会中长期存在一个怀疑，即美国政府中存在共产党的颠覆活动。而具体的推理过程大致来说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实力对比上弱于国民党——→那么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不可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唯一的解释就是苏联支持了中国共产党——→下一步的推理就是，国民党也获得了美国的支持，为什么会输给获得苏联支持的中共呢？——→结论就是苏联的势力已经直接渗透到美国政府内部，并影响了对中国政策的制定——→最后，这些苏联特务毫无疑问应该统统清洗掉。

而这种推断在美国高层内部，并不以为然，因为共产党已经渗透到了那里。比如说艾奇逊在1949年12月政府的秘密商讨会上，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毛不是真正的卫星，因为他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权力的，不是依靠苏军获得职位的。”但在公开场合，由于杜鲁门个人的态度，国内的压力（这主要是指国民党的游说集团），信息的不完善及对中国政策的含糊，艾奇逊的态度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在白皮书中指责蒋介石的腐败，另一方面在呈送白皮书的信中，谴责中共领导人屈从于苏联。当朝鲜战争爆发后，当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用“斯拉夫式的满洲国”称呼中国开始，在公开的场合，“共产党中国就是苏联附庸”在美国朝野获得了上下一致的认同。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美国政客或出于意识形态，或出于乘势攫取更多的个人利益等考虑，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清洗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当时的共和党领袖亲切的称麦卡锡是“战斗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美国的自由”。其实麦卡锡算不上是个成功的政客，在他找到共产党这个敌人之前，因为收受贿赂、为纳粹辩护以及酗酒等丑闻的影响，政治生命岌岌可危。阿赛思·西奥哈里斯在《镇压的萌芽：杜鲁门与麦卡锡主义的起源》一书指出，杜鲁门政府是推动麦卡锡主义产生的根源。早在二战时期，罗斯福政府成立了部际雇员忠诚调查委员会，处理忠诚案件，该委员会可以通过调查，宣布某位联邦雇员有忠诚问题，而提出永久解雇的建议，但委员会并没有直接解雇的权力。而在1946年之后，为了应对冷战带来的内部颠覆的恐惧，以及共和党带来的竞选压力，杜鲁门成立了临时雇员忠诚调查委员会，在1947年，杜鲁门正式组建中央忠诚调查委员会，这一部门负责协调对美国200万文职雇员的忠诚调查。只要有“合理的根据”，就可解雇联邦雇员，而在50年左右，在国内反共的压力下，杜鲁门签署了10241号行政命令，将解雇联邦雇员的标准由“合理的根据”放宽为“合理的怀疑”。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杜鲁门的忠诚调查计划不公正的解雇了1.2万人，并迫使6千人辞职；而此后艾森豪威尔的洁身自好调查计划不公正的解雇了1.5万人，并迫使6千人辞职。而麦卡锡于1950年2月9日在惠灵的演讲中，将矛头指向国务院，他声称自己掌握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都是国务院里已知的共产党分子。

这个205人的数字到了盐湖城变成了57人，当麦卡锡回到华盛顿时，再次变成了81人。这些魔术数字，麦卡锡后来做出结论：“让我们忘掉这些愚蠢的数字游戏吧。”确实，彪悍的人生不需要理由，况数字乎？

事实上，政治斗争确实不是科学研究，并不需要多少过硬的论据，简单直接的政治口号，比细致深入的现实分析更能打动人心。而在纷繁芜杂的国际政治中，人们需要的不是客观冷静的中立分析人士，而是旗帜鲜明更有力量的政治人物，正如如罗大佑的“爱人同志”里所唱：“怎么分也分不清左右还向前看/是个未知力量的牵引/使你我迷失或者是找到自己”“你像一句美丽的口号挥不去/在这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要学会保护自己/让我相信你的忠贞/爱人同志”。冷战的全部问题其实只有一个：“你选择站在那一边？”(亨廷顿)。约翰·布里克曾对麦卡锡说“乔，你是一个卑鄙小人，很多时候你必须充当一个卑鄙小人，而现在正是时候。”

在支持麦卡锡的政治势力中，台湾国民党的游说集团“院外援华集团”显得尤其活跃。麦卡锡自然投桃报李，反共的剑锋首先指向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根据彼得·兰德的《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和磨难》一书估计，从1925年到1949年来华的美国记者至少是184人，或许在麦卡锡和国民党看来，只要是了解中国的人，都会或多或少有成为共产间谍的嫌疑，至少也可能是中共的同情者。这些记者中的绝大部分在这场政治风暴中，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当然，汪公垂训，蒋公奉行的“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麦卡锡进行了完美的演绎，从“中国通”记者到包括谢伟思，范宣德在内的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都受到了麦卡锡主持“专案组”的调查，而史迪威、马歇尔也不能放过，甚至艾奇逊，包括罗斯福，在麦卡锡的演说中都有通共的嫌疑，从罗斯福到杜鲁门被麦卡锡称为“叛变的二十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就成了“叛变的二十一年”。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直到越南战争仍然余波未平，当美国外交官们后来反思越南战争时认为“麦卡锡对被他指控为‘丢掉了中国’的人进行迫害得到了普遍支持，这才是杜勒斯、肯尼迪和约翰逊陷入越战泥潭的原因，他们害怕自己会因为‘丢掉’另一个从来就不属于他们的国家而断送政治前途。”

对麦卡锡及麦卡锡主义的研究，在今天美国成为一门显学。除了前引的阿塞思的著作是从政党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理解麦卡锡主义产生的根源，米切尔的《麦卡锡与知识分子》一书，则从社会冲突角度来解释麦卡锡主义是如何获得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同。而戴维·考特的巨著《极度的恐惧：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反共清洗运动》（《The Great Fear:The Anti一Communist Purge under Truman and Eisenhower》更是一本全景式的历史著作。在我有限阅读过程中，常免不了思考一个问题，该如何去理解历史的洪流中普通人的命运？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实例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欧文·拉铁摩尔”。

谢选骏指出：小时候读书，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曾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里面提出了“中国本部”（China Proper）的概念，是我第一次见到的。这相当于明朝的“十八行省”。后来读书渐多，才知道拉铁摩尔所观察研究的中国，主要是清朝遗留的中国，他对历史上的中国应该知之不多。尤其限于时代，他认为“中国文化发源于黄土地带”，而无法了解良渚才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作为可能的苏联间谍，拉铁摩尔显然对游牧文明深感兴趣——因为凭着他对中苏边境地区的了解，他一定意识到沙俄的扩张就是游民民族（哥萨克）打的先锋。他因此对游牧民族深怀好感，就不足为奇了。

附录之一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美国)拉铁摩尔

内容简介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

原序

第一部分长城的历史地理

第一章中国及其周边领土

历史上的大陆及海洋时代

陆权和海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中国文明的西化

区域与人口

中国的边疆扩展

亚洲内陆边疆的历史问题

第二章长城边疆的地域构成

第三章黄土地区与中国社会的起源

中国文化发源于黄土地带

古代中国文化与黄土地带的土壤气候之关系

从黄土地带向外的早期发展

向北方发展的弱势

中国历史的形式

贸易、矿冶与官僚

中国历史的循环

19世纪——西方的侵入

第四章蒙古草原与草原游牧社会的特征

黄河流域与蒙古地区早期文化的差异

草原游牧社会的兴起

草原社会兴起的功能解释

草原社会经济与中国本部情形的比较

草原历史的阶段特征

游牧经济的种类以及羊的重要性

财富与移动性

蒙古在成吉思汗统治下的统一与其后的崩溃

喇嘛教的再输入(16世纪)

喇嘛教与满族势力在蒙古的兴起(17与18世纪)

满族统治下的蒙古：固定疆界的建立

满族统治下的蒙古：贸易的增长及其影响

19世纪末期的蒙古

20世纪的蒙古

第五章满洲的农田、森林和草原

满洲在历史上的分裂

东北南部与中国的关系

东北地区北部及东部的环境与经济条件

清朝始祖努尔哈赤

16世纪末东北地区的政治

东北边疆上汉族统治的衰微

努尔哈赤的功业及清朝的建立

清朝开国时的军事与政治组织

清朝初期汉人在满洲的影响

对草原及森林居民的影响

19世纪的满洲

铁路的影响

日本在与东北及中国内地关系中的地位

第六章中亚的绿洲与沙漠

中亚的辽阔地带

绿洲地理及农业

从定居发展到游牧

中国与中亚之间的次级绿洲

汉族向中亚的渗透

行商路线与贸易

宗教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

新疆的回教

中亚的满族与回族

新疆的政治及经济状况(1911—1928)

中国边疆发展的高潮

苏联近期的影响

第七章西藏高原

地理因素

西藏人的社会起源

西藏的农业与游牧业

早期西藏与中国内地的联系

西藏的政治统

喇嘛教的政治作用

藏人对中国西部及新疆的占领(8世纪)

喇嘛教早期的支配地位

蒙古势力控制时期(1206—1700)

清朝统治下的达赖和班禅之地位

近代中英权益在西藏的冲突

第八章过渡地带

边疆与边界的区别

印度西北边疆的情况及政策

亚洲内陆部落南侵的“贮存地”

第二部分传说时代与早期历史时代

第九章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区别

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特征

新石器文化的两个区域

铜器文化的产生

“发明”铜器的社会及经济影响

汉人与少数民族的分化

第十章农业的进化与游牧业的反复

现代学者与中国历史传统

古代传说中的“帝王”

古代传说的地理证据

传说中的社会及文化证据

夏、商时期

周代

黄土高原及大平原居民的早期分化

文化发展与灌溉起源的关系

汉族第一次向东、西两方的横向扩展

南方——中国第二中心的兴起

中国文化向西方及西北方发展的障碍

游牧经济的起源

游牧与定居人口的关系

第三部分列国时代

第四部分帝国时代

参考文献

索引

谢选骏指出：尽管拉铁摩尔有其局限，但是应当承认，二元中国的分析还是影响了我的“现代南北朝”思想，并推动我做出了相应的研究。

附录之二

中国本土（又称中国本部；英语：China proper 或 Inner China）是西方世界对历史上由汉族人口大量聚居、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核心地带的称呼。由于汉族强势地带随朝代不同而扩张或缩小，中国本部的范围也随之变动。近代所用的“中国本部”，与中国最近的汉人朝代明朝的疆域的汉族聚居区，即两京十三省（亦称关内十八省、内地十八省等）大体一致。此区域多指长城以南，并不包括由满洲族统治之清朝所在的满洲，以及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域。民国初年的“中国本部”，也时常包括内满洲。近现代以来，由于“中华民族”概念范围的扩大，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中国本部”一词受到抵制。在现代英语中这一用法有所减少；而中文已少使用。

中国学者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这样的区分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美国东亚史学家欧立德（Mark C. Elliott）以及中国史学家贾宁指出，清朝在意识型态方面主张内外一家，认为在“外部的”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等以及在“内部的”汉人都是属于“一家”。历史学教授彼得·珀杜（Peter C. Perdue）亦指出，清朝官员会见了土尔扈特蒙古领袖阿玉奇后记载土尔扈特蒙古人都“不像俄国人”，认为他们像“中国（dulimba-i gurun）之人”，这里的中国之人亦包括清朝疆域内所有民族。

与之相对的概念，是“Outer China”（中国外围、中国疆部、外部中国）。近代随着中国及华人地区在现代地缘政治及经济等的变化发展，“Greater China”（大中华）一词在商业领域开始兴起。

概念起源及英文涵义

“中国本部”与英文“China Proper”是对等辞汇，但两者的关系，尤其是“中国本部”是否是由“China Proper”翻译而来，仍待进一步考证。但英文概念及名词“China Proper”最初使用的时间，难予考证。根据美国的中国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 1946-）的研究，该词早于1827年即有使用。但英国人威廉·温特博特姆（William Winterbotham, 1763-1829）在1795年介绍清帝国统治下之中国（the Chinese Empire，中华帝国）的书中，已经提出了“China Proper”（现代才由某些人翻译为“中国本部”）的概念。在第二章“中华帝国概述”（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的起始，他说：

“In attempting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is vast empire, we shall pursue the following arrangement. 1. China Proper—2. Chinese Tartary—3. The States tributary to China.

（为试图对这个庞大帝国做一概括描述，应进行下列解构：一、“中国本部”；二、“中属鞑靼”；三、“中国的册封属国”。）”

温特博特姆将明朝之十五行省的疆域归入中国本部概念（China Proper）作介绍；而西伯利亚、满洲（东北）、蒙古、东鞑靼（含今日之新疆、阿富汗、北巴基斯坦等）等地归入中属鞑靼（Chinese Tartary）作介绍。中国的册封属国（States Tributary to China）则包括西藏、朝鲜、琉球、安南（越南）、暹罗（泰国）、吕宋（菲律宾）等。

英文“China Proper”的字面意思，是“严格、纯粹、本质、自身意义上的中国”。

有人认为，“中国本部”的概念，并不一定来自英文的“China Proper”，而是直接来自“十八行省”；另一些人认为，固然有“十八行省”的先行事实作为西方人创制“China Proper”名词的概念基础，但中国人自己对“中国本部”的名词与意指十分生疏与模糊，这一词汇应该是随著近代中西交流、西学东渐、及后来大规模西化的过程中传入并在中国使用。但这些论述目前都缺乏确凿的证据。

也有人将“China Proper”翻译为“中国本土”。这种称呼容易跟殖民时代的英国及法国的“本国”或“本土”概念类同；然而清朝的领土扩张与英法的殖民领地扩张有诸多不同之处，中国的新领土也未被简单视作中国本部在外族地方的殖民地。同时，也有人将“中国本土”一词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为中国本身的领土，即“中国疆域”，而与“China Proper”的本来意指形成较大偏差。

在中国的使用

就目前已知的文献，清代中西交流大幅扩展之前，“中国本部”这一词汇未在中国通用。不过，清朝“十八行省”作为满洲中央集权统治汉族地方的政治架构，是已经存在的。（“行省”来自于“行中书省”，即行动或外驻的中央机要官署，是承袭女真族金朝与蒙古族元朝的体制，为汉族明朝与满洲族清朝所沿用。）

清末与民初，革命党人与共产党人都接受并使用“中国本部”这个概念，见诸邹容的《革命军》第四章“革命必剖清人种”，孙文（孙中山）的《实业计画》，中共二大达成的大会宣言与“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柏杨的《中国人史纲》第一章“历史舞台”，以及许倬云等人的文章。

后来，由于“中华民族”概念范围的扩大，中华民国及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中国本部”一词受到抵制。1950年代，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四讲“明代”中，指责“中国本部”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现代，英文的用法已相当有限，主要用于历史或地理研究；而中文已绝少使用，不为多数当代中国人所熟悉。

“中国本土”的范围

（2015年9月17日）

新疆、西藏、内蒙古、外蒙古等地区通常被视为在“中国本部”概念以外，而台湾则存在不同理解。

清朝把统治区域分为内地十八行省和满洲、蒙古、新疆、西藏。因汉人地区共有十八行省，而被命名为内地十八省。这十八个省分别为：直隶（首都所在行省，现为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安徽。17世纪以来，西方著作中常将清朝建省地区称为“China Proper”，用来表示汉族的传统居住区，对此，有人将中文翻译为“中国本部”或“中国本土”，该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但该译名则从未曾被广泛使用过，该中文译名何时出现也有待考证。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内地十八行省已不再构成汉族的法定居住区域，但“中国心脏地区”的概念继续流传了下来，其意义也就有了很多争议，难以界定 China Proper的概念也更加被人遗忘，因为随著时代变迁，这个概念实际已经没有现实讨论意义，属于历史概念，而却常常被革命人士提出，用来支持他们的政治观点。

“China Proper”的一种可能被接受的范围是中国人观念中的传统疆域，或者说是汉族人所建立的朝代所统治的范围。但这是个模糊不清的定义，因为各朝各代都有不同的疆界，汉、唐等朝甚至延伸至不被视为“China Proper”的地域，或甚至现代中国版图之外。而东晋、南宋则偏安一隅，当时的“中原”（即华北全境）由非汉族国家统治。清朝时期，全国粗分为各以不同的方式管制的五大区域：满洲、内地十八省、蒙古、新疆与西藏，而内地十八省则成为一个对“China Proper”疆界的传统定义。可见，该概念属于明被清所灭后，反清的汉人为了号召其他汉人抗清而设计，刻意提倡明时汉域，并不能说明该概念的地区范围是中国的固有疆域范围。但是，这个定义极为粗略，因为中国的文化、人种、与政体复杂度远非界线分明的五大区域足以解释与描绘。另一个暧昧情况由该18省自身导致：许多后人所排除于“China Proper”之外的地区，如台湾、西康、内蒙古中央与邻近缅甸边界的地区等，在清朝的部分时期的确属于18省的范围内。

“中国本部”概念下的十八省范围大致如下：北面以长城与内蒙古为界（有时将辽东边墙内土地计入），西与西藏与新疆相邻，西南至缅甸，南达越南及北部湾，东南至南中国海，东抵东海、黄海、渤海。其面积约400万平方千米。

中国外围为众多中国非汉族部落所在，如匈奴、突厥与其它存在于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其他非汉族。其中有些曾试图入侵“China Proper”，但有时会会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改变。

另外也应当提到目前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2002年之前一直认为外蒙古（主要包括现在的蒙古国）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另外一种被认同的中国本部的范围较内地十八省为小，而接近秦朝的疆域范围。其不包括河西走廊和西南云贵地区，但包含河套地区。

汉文中的“中国本土”与“中国本部”

中国本部又称为“中国本土”，英文的对应词同为“China Proper”，但中英文概念的来历都有待考证。有人说旧指清朝的内地十八行省，清朝将领土分为中国内地的十八行省和外围的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共五部分。内地十八行省，作为汉族的法定居住地区，其范围和历史上的中国正统王朝的主要统治区大体一致。在清朝末年，十八行省被一些中国人称为“中国本部”，意指历史上中国的心脏地带，或相对于不断变动的中国外围之边疆地区（包含亚洲内陆地带与其它地方）。该名称的出现，具有政治意味，辛亥革命之前的革命党民族主义，亦以中国本部的十八省作为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范围。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汉族居住地域也在发生变化，由于清朝末年汉族人口大量移民满洲，有些人把满洲看作也看作中国本部的一部分。而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全国的统一，对汉族的居住范围的限制逐渐取消，汉族的居住地域扩大，以及政治家的同化民族统一全国的需要，中国本土的概念被较少提及。

现在对知道“中国本部”这个词语的少数中国人来说，具有冒犯性，因其暗指中国的部分领土并非“本部”、“本土”，“中国本部”一词由此可作为分离主义者的论据。另一方面，支持西藏、新疆、蒙古独立甚至台独者则倾向于作出这样的区别，且更习惯于以“中国”直称。

中国心脏区域十八省的范围在清朝时期，和民族分布有一定关系；辛亥革命之前的革命党人亦以十八省为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范围。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民族分布、行政区划颇有变迁，“中国心脏区域”已不再对应于人种、人口统计、或中国内部的行政区界。中国人觉得“中国本部”的观念可能暗示中国的心脏区域与满洲、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原本是分离的。

有一个解释是认为“China Proper”或“中国本部”、“中国本土”等词句是用以将像英国与法国这样的国家区别自其殖民帝国的同样架构，然而“China Proper”以外的地区不同于英法的殖民地，这种说法通常会使中国人解释为冒犯，甚至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侮辱；但其实使用者不见得有如此的意图。第二种方式是参考使用“汉族聚居地”或“汉族区”，但由于汉族已经成为内满洲、内蒙古大部的主体民族，于新疆与西藏也多有定居，但中国西南部却有许多地区为少数非汉民族聚居的地方，因此这一说法亦不确切。另一个可用的说法是“中原”，在古籍中提及蒙古或满洲入主“中原”时，代表他们占有“China Proper”，但现代“中原”主要指的是华北平原，或者单指河南地区，因此此词过于狭隘。最后一个可能的称呼方法是“一十八行省”或“十八省”，其为清朝治下，约略等于中国心脏区域的十八个行省。但“十八省”的说法对现代中国人来说相对陌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辖有包含22个行省在内的33个省级行政单位（不计入台湾）。

近代中国一词的定义

清朝征服明朝后，便以中国自居，将清朝的领土包括“中国本土”、满洲、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区都称之为“中国”，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否定“中国”仅为十八省的概念并且宣称无论是汉人还是非汉人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官方文件、国际条约和外交事务上亦将汉语、满语、蒙古语称之为“中文”（Dulimbai gurun i bithe），在国籍条例中亦将在清朝统治下的汉、满、蒙等民族列为“中国之人” （Dulimbai gurun i niyalma) 。

谢选骏指出：拉铁摩尔是苏联间谍，与中国的二元性是否相关？我认为有一定相关。因为苏联间谍的身份呼应了中国的二元性：为苏联入主中国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说明。反过来说，正是中国的二元性，给予苏联干预中国事务的可能性。在此种意义上，苏联和中共是作为蒙古和满清的继承人出现在历史上的。

【071、两大阵营殊途同归于资本的狂欢】

《英媒：中国成英国监控设备最大供应商引担忧》（2016年9月16日综合新闻）报道：

《泰晤士报》报道，中国在英国的投资再次引起关注，因为据透露北京已经成为英国监控设备最大的供应商。报道说，这个消息是在首相特里莎·梅批准了中国出资建造的180亿英镑辛克利角核电项目后得到披露的。

一家由中国控制的公司Hikvision向英国客户出售了100多万闭路电视摄像头和录像机，被安装在机场，政府建筑，体育场和伦敦地铁。调查显示，有关方面没有对Hikvision在英国的运作做出国家安全评估，负责安全的官员因此要求加强对中国公司的监控。报道说，有些人提出这些摄像头有可能从北京被侵入。

《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没有评估外国在英投资的安全风险政策，据认为英国负责情报和国家安全的政府通信总部(GCHQ)对此感到担心。英国政府表示，针对外国在英国核电和关键基础设方面未来的投资，将采取“新的重大安全措施”。唐宁街说，在未来的核电项目上，英国将采取“特别股份”，以便有能力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所有权的变更。但是《泰晤士报》说，这些新措施不大可能适用于像Hikvision这样的出售技术而不是在资产方面投资的国营公司。报道说，Hikvision的许多摄像头能自动识别汽车牌照，追踪移动车辆或使用热感影像在夜间观察。大多数镜头都能连接到互联网上。

该报引述英国情报机构军情6处(MI6)前官员因克斯特(Nigel Inkster)说，可以入网的镜头有可能被用来做很阴险的事情。“我可以假设中国一名异见人士前往警察局寻求庇护，任何人都能猜想到可能的结局。我认为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但是很明显都没有答案。”

辛克利角核电项目的意义——《金融时报》对英国新政府批准中法合资辛克利角C核电项目进行了深入分析报道。分析指出，政府是在附加了“国家安全”保障条件的前提下批准这一项目的。文章还分别分析了欣克利角C项目，对英中法三国的意义：英国将得以保障未来全国7%的电力供给；中国将得以出口和对外展示自己的新一代核电技术与能力，且投资的六百亿英镑将得到约每年9%的投资回报；把核电工业作为国民经济一大支柱的法国将得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现有的核电工业规模，保障就业。分析也指出，尽管特里莎·梅首相的新政府继续宣称对世界开放，但是直接干预欣克利角项目的抉择势必给世界留下她比前任卡梅伦更愿意直接干预重大项目决策的印象。

谢选骏指出：所谓“两大阵营”就是“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或曰“自由民主阵营和专政独裁阵营”。上面的事情可以证实，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的贪婪正在转化为自由的丧失，其结果就是“两大阵营殊途同归”、“全世界资产者联合了起来”。

【072、两个门罗主义之间的冲突拉开序幕】

《白宫谴北京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干预西半球政治事务》（2018年8月24日转载法广RFI 艾米）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釗燮2018年8月21日宣布，中华民国与中美洲邦交国萨尔瓦多断交，目前中华民国邦交国已降到17个。

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周二（8月21号）宣布与台湾断交后与中国建交继续引起美国的反应，总统府白宫周四罕见发表声明予以关注，表示美国继续反对中国在两岸关系上制造不稳定以及干预西半球的政治事务。中国外交部随即予以反驳，敦促美方正确看待中萨建交，停止“霸权主义行径”。

白宫新闻办公室的书面声明说，萨尔瓦多执政党领导人在还有几个月就要离职之际以不透明的方式做出了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的决定，这项决定将对今后数十年产生影响。白宫认为，断交决定不仅影响萨尔瓦多，且影响整个美洲地区的经济健康与安全。美国十分严重关切萨尔瓦多政府迎合中国看来对一个西半球国家事务的干涉，将重新评估美国与萨尔瓦多的关系。

白宫声明说，一些国家为了吸引国家主导的投资而与中国建立或扩大关系，这种投资会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有可能令人失望。世界很多国家开始认识到，中国提供经济上的好处是为了增加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加强中国的地位，而不是建立伙伴关系。

白宫新闻办公室的声明还说，美国继续反对中国在两岸关系上制造不稳定以及干预西半球的政治事务。

华盛顿此前已经就中萨建交提出批评。中国外交部曾回应称，中国和萨尔瓦多都是主权国家，都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对外关系。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还说，中国反对美方干涉其他国家间发展正常关系的严正立场。敦促美方正确看待中萨建交。

陆慷说，8月21日前，中国在美洲拥有25个建交国，包括美国，没有影响而是积极促进了地区发展与安全。21日后，中国在美洲有了第26个建交国，他反问道，为什么这就会影响地区发展与安全？陆慷指出，某些国家对此说三道四，是不是在干涉萨尔瓦多内政？到底是谁在对地区进行政治干预？这不言而喻。陆慷说，奉劝某些人，应尊重别国自主决定内外事务的权利，停止霸权主义行径。

法新社评论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打破几十年的外交惯例，接受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打来的祝贺电话受到北京强烈的抗议。上周，北京也严正抗议了蔡总统过境美国并在洛杉矶发表讲话的做法。

法新社指出，萨尔瓦多曾是台湾58年历史的联邦，毫无预警宣布与台湾断交的时间也选在蔡英文结束中美洲友邦的出访回国当天。

尽管不少国家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台湾多年来成功与不少西方强国建立了官方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1979年选择与中国大陆建交，但目前依然是是台湾最重要的盟友，是其主要武器供应国。台湾一直游离在中美之间，可以说是美中关系的晴雨表。

一些分析认为台湾失去萨尔瓦多是间接给特朗普“一记耳光”。

法新社评论指出，但台湾虽然没有宣布独立，自1949年以来就以独立的方式，作为大陆中共政权的对手存在。中国一直宣称台湾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希望将其收回，因此自然拒绝承认台湾的主权，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禁止与其建交国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和台湾多年来进行的外交战自从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愈演愈烈，蔡英文拒绝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而民进党传统上倾向台湾的独立。北京向台湾施加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向台湾及其盟邦施加压力，让后者抛弃台湾，而与自己建立外交关系。

萨尔瓦多突然宣布与台湾断交后，成为5月分以来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的第三个国家，也是民进党出身的总统蔡英文上台以来台湾失去的第五个邦交国。目前世界上仅有17个国家与台湾保持正式关系。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中国想把东亚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把美国赶出东亚，美国绝不同意。于是共产党中国挺进美洲，在美国的后院拉开战场，两个门罗主义之间的冲突就此拉开序幕——这多多少少有点类似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让美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太平洋战争的果实可能不保！

【073、六四感言——两个三十年都要否定】

2009年以来胡温当局和习近平实际上都是按照“王廷连思想——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办事的。

但结果却是左一脚一右脚不成方圆。因为任何人都只能走一条路，不可能首鼠两端。两条路线可以斗争，却不能一同运作。

说“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意思是说“两个三十年都有用”。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说“两个三十年都有错”，所以不能否定它们的对立面——另外一个三十年。

现在情况清楚了：只有否定两个三十年，共产党中国才能开始一下个三十年。

否则，共产党中国不会再有三十年了——它将被“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给吞没掉！

（一）

网文《“两个三十年”，为何不能相互否定》（王廷连，2009年8月17日，人民网-理论频道）说：

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以喜悦的心情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如果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前后两个时期刚好在这60年里各占大体30年时间。对于这两个30年，有的人在认识上还比较模糊。比如，有的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有的以前30年来否定后30年。为此,专家强调, 要正确认识这两个30年的关系。一方面，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另一方面，也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8月17日《人民日报》）

笔者感到，专家在这里强调的“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观点，非常重要。不仅决定着能否正确评价新中国60年的历史，决定着能否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决定着能否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着能否正确评价我们的国体政体和国家制度，而且决定着能否正确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

首先，“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决定着正确评价新中国60年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

应该说，“两个三十年”虽然在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上有所区别，但却是构成为新中国60年辉煌历史的“两个三十年”，因此，“两个三十年”的关系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相辅相承的关系，它们共居于新中国60年辉煌历史之中，比如，头30年，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基本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必要的国际环境；而改革开放后的30年，则是在前30年基础上实现大跨越的30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还是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都是对60年辉煌历史的自我否定。

第二，“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决定着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大是大非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表明，毛泽东是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说：“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页）

事实上，毛泽东不仅是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奠基人。如通过宪法的形式，明确了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等。为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尤其是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如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强调要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确立了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正确的方向。阐明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理论原则；制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指导方针；论述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思想；制定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方针，捍卫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等等。总之，尽管我们犯过一些错误，但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名字和丰功伟绩，将永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史册。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还是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都涉及到对毛泽东历史地位正确评价的大是大非问题。

第三，“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决定着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大是大非问题。

因为“两个三十年”，虽然在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上有所区别，但有一个重大的理论事实是否定不了的，那就是无论是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在指导思想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都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的，如前三十年，我们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后三十年以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换言之，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下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还是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都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正确评价的大是大非问题。

第四，“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决定着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大是大非问题。

因为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中国的领导核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共和国60年的辉煌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60年的辉煌成就证明，在中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将一事无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还是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都涉及到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大是大非问题。

第五，“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决定着正确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

如前所述，新中国前30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宪法的形式，明确了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等。为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尤其是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方针政策，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完全正确的。正如专家所言，看不到后30年对前30年的巨大超越，混淆前后两个30年的显著区别，就看不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特”在哪里。而看不到后30年与前30年的这种连续性，把前后两个30年割裂开来，就看不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别的什么道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还是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都涉及到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

（二）

网文《为什么说不能全盘否定两个三十年是正确的》（2015年4月21日，共识网，张树斌）说：

两个三十年的全盘肯定和两个三十年的全盘否定错误思潮，都是哲学上的极端主义在作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这一思想引起了全国网民的热议。

（其实，“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不是习近平2012年以后提出的，而是王廷连2009年提出的。）

思想左倾的人认为，如果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那么，通过什么途径解决后三十年的腐败问题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问题？

反之，思想右倾的人则认为，如果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那么，社会体制改革怎样前进，还让恢复人民公社体制？人们再回到饿肚子的时代？显然，两头都有话要说，都不满意。那么，应当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呢？下边谈谈我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为什么说不能用后三十年全盘否定前三十年

社会上存在用后三十年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的思潮吗？可以肯定地说是存在的。其主要原因是认为，前三十年的时期是老百姓饿肚子的时期，谁也不愿意再饿肚子。这就是用后三十年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的主要思想原因。其实，这话说的有些太绝对，太极端。诚然，前三十年的大部分时期处于饿肚子的时期，这用粮票制实行了二十多年就可以说明。但前三十年并不全部是饿肚子的时期，五十年代初，或说实行统购统销前的那几年就并不是饿肚子的时期，相反，是一个丰衣足食的时期。这就是说，前三十年也有其正确的时期，也有其正确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当然不能否定，同样，正确的时期当然也不能否定。特别是五十年代初期，这个时期的大针方针是正确的。人民群众土地到手，物有其主。同时，实行传统社会留传下来的市场经济，政府极少干预群众的正常生产与生活，基本不存在现在的所谓“行政审批”，所以，老百姓安居乐业。即便是农村搞的互助组与初级社，也是实行的劳资共股制。劳动分到劳动股红，而资本分到资本股红。如农村的骡、马和土地等物产都有分红权。人人平等，谁也不剥削谁，谁也不压迫谁。政治清明，吏治严谨，那时的干部都穿的老羊皮袄，下乡吃派饭，平时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如果连五十年代初期的市场经济和劳资共股，劳资共富社会制度都否定了，那就真成了历史虚无主义。

当然，前三十年正确的时期，正确的事情不能否定，但并不是说，前三十年错误的时期，错误的事情也不能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把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人民公社体制已经全部撤销了，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已经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了，大冒进已经回归理性了，把农民划为“二等公民” 的城乡二元体制也已经不存在了，反右运动已经得到纠正了，刘少奇、彭德怀等冤案已经得到平反了。由此可见，是党中央自己顺应人民的意愿与要求，已经将前三十年中错误的东西，错误的时期否定了，而并不是其他人要否定前三十年中错误的事情，错误的时期。

从目前来看，前三十年中形成的错误的事情否定的还不够，还不足以回到正常的社会轨道上来。比如，行政审批制，这还是计划经济的那一套，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当然，许多行政审批制度都是后三十年中形成的，而不是前三十年中形成的。但它的管理模式是计划经济模式，而不是市场经济模式。还有，前三十年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并没有完全纠正，比如，所谓的高、饶反党案，胡风案以及反右运动中没有纠正的所谓“五大右派” 案。其实，这些都应当纠正。特别是计划经济式行政审批制，中央三令五申，出台了一系列变审批制为登记制的条款，而一些部委的主要官员以各种借口就是顶着不办，不落实。这些省部级官员是形成“政令不出中南海” 的主要阻力。李克强总理要求的“壮土断腕” 式的改革，有那几位部长做到了呢？极少见。所以，实行大部委制才是当前最重要的改革任务。反之，如果对前三十年中那些错误的事情，错误的时期也不能否定，那么，就要推翻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所有路线、方针、政策。如恢复人民公社，重新给右派戴帽子，重新实行粮票、布票、油票等票证制度，重新实行阶级斗争那一套，重新划“红五类”、“ 黑五类” ，重新给已经平反的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定罪，重新把农民划为“二等公民” 。如此等等，试问：这样做老百姓愿意吗？

二为什么说不能用前三十年全盘否定后三十年

社会上存在用前三十年全盘否定后三十年的思潮吗？可以肯定地说也是存在的。要不然，习总书记也不会无的放矢。用前三十年全盘否定后三十年的人，所持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前三十年并无大面积贪腐和贫富两极分化，而后三十年发生了大面积贪腐和贫富两极分化，由此说明改革开放错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极端化的认识。这里存在两种偏见：其一是，闭眼不看后三十年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而这一点恰恰是前三十年没有解决的。至于大面积贪腐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本身引起的，而是后三十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所造成的。所以，面对这些积重难返的局面，我们只能加大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而不能再退回到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去。如果再退回到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模式中，那么，全国人民就又要饿肚子，又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 。试问：全国人民愿意吗？

由此可见，后三十年中的八十年代是不能否定的，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那是一个走向世界文明的年代。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主要应当归功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行政审批，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管、卡、压” 。老百姓办一切事情都大体能如愿以偿。前三十年中的五十年代初和后三十年中的八十年代，是我们共和国六十多年历史上的顶梁柱时期。如果我们把后三十年中的八十年代也否定了，那么，我们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历史，除过五十年代初的那几年还有些亮色外，其余时期就全是漆黑一团。你能说前三十年中的文化革命时期是好的吗？你能说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困难时期” 是好的吗？你能说“亩产万斤” 的“大吹牛” 时期是好的吗？你能说整知识分子的“打右派” 时期是好的吗？同样，在后三十年中，你能说以百分之几的人占有了百分之八十社会财富的九十年代是好的吗？你能说形成坍塌式大面积腐败的二十世纪的头十年是好的吗？所以我说，不能用前三十年全盘否定后三十年，如果否定了后三十年中的八十年代，那么，中国只有再退回到朝鲜的水平，这可能吗？

不能用前三十年全盘否定后三十年中正确的事情，但并不是说连后三十年中错误的事情也不能否定。后三十年中错误的事情主要是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和官员大面积腐败。如果连这两件事情也不能否定，那么，中国别说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即便是连封建社会也不如了，那怎么能行呢？老百姓会答应吗？

三只有既不否定两个三十年中正确的事情，又能坚决否定两个三十年中错误的事情，中国社会才能前进

由上可见，习近平说既不能用前三十年全盘否定后三十年，同时，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的立论是正确的，并没有错误。因为，如果全盘否定了前三十年，那就连共和国建政五十年代初正确的市场经济道路与劳资共股，劳资共富的历史时期也否定了。那样，我们的一切就失去了根基，那我们全国的军民人等浴血奋战的结果，就失去了正当性。这恐怕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同样，如果我们用前三十年全盘否定了后三十年，那么，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也属于后三十年。这样，让全国人民再度回到饿肚子的时代，恐怕也是全国人民不会答应的。与此道理相同，既不能用前三十年的饿肚子就全盘肯定后三十年的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事情，同时，也不能用后三十年的全社会腐败和严重的两极贫富分化就全盘肯定前三十年整个历史时期的事情。如果全盘肯定前三十年的一切，那么，“一大二公” 和人民公社及国进民退等祸害了中国几十年的左的思潮和错误做法又会重演。同理，如果全盘肯定后三十年的一切事情，那么，“打虎灭蝇” 式反腐和为解决贫富两极分化而出台的一切制度和措施，诸如取消劳教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和车改及养老统筹并轨等等，就都成了“破坏维稳” 之举。可见，全盘否定两个三十年和全盘肯定两个三十年都是错误的，都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

两个三十年的全盘肯定和两个三十年的全盘否定错误思潮，都是哲学上的极端主义在作祟。或则左倾，或则右倾，就是不往正道上走。特别是左倾思潮，它几乎贯穿了中国建政六十多年来的全部历史过程，直至现在，正如邓小平所言，它仍然是制约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最主要的思想障碍。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是正确的。他抓住了中国现存各种矛盾的主线，只有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向前发展，并实现长治久安。

（三）

谢选骏指出：2009年以来胡温当局和习近平实际上都是按照“王廷连思想——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办事的。

但结果却是左一脚一右脚不成方圆。因为任何人都只能走一条路，不可能首鼠两端。两条路线可以斗争，却不能一同运作。

说“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意思是说“两个三十年都有用”。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说“两个三十年都有错”，所以不能否定它们的对立面——另外一个三十年。

现在情况清楚了：只有否定两个三十年，共产党中国才能开始一下个三十年。

否则，共产党中国不会再有三十年了——它将被“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给吞没掉！

【074、两个中国开始趋同合一】

《蒋介石的角色为何被重新评估》2017年4月26日说：

包括《日本时报》在内的国外媒体称，蒋介石在中国大众文化中的位置越来越明显。有写他的书出版，有拍他的电影问世，甚至还有主题餐厅。蒋介石为何能引起如此大的兴趣？俄罗斯汉学家、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卡尔涅耶夫在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撰写的这篇评论中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在对蒋介石大元帅指摘批评了数十年后，他现在似乎正逐渐重返中国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万神殿。蒋介石的这次“重返”同时表现在两个层面：在百姓的意识层面和历史科学的层面。

首先，参观与蒋有联系的地方，甚至在具有国民党时代特色的主题餐厅就餐，正变得越来越时髦。中国影片以前都是把国民党统统作为反革命者来表现，批评它对日本侵略者奉行的妥协投降政策；而现在，根据专家们的意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的官兵都以较正面的英雄形象在影片中出现。

在另一个层面，像杨天石和陈红民这样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也在尝试重新评价蒋介石在中国20世纪历史上的作用，对以前中国历史科学不愿发现的蒋介石身上的正面品质给予肯定和赞扬。

参观与蒋有联系的地方，甚至在具有国民党时代特色的主题餐厅就餐，正变得越来越时髦——给予大元帅更正面的形象当然也是共产党的当代政治的现实要求。这，一方面，反映了从前的死敌——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转暖；另一方面，反映了同邻国日本的复杂关系。中日关系至今未能全面治愈日本30-40年代侵略中国而造成的创伤，而且两国关系由于各自看到对方“日益增长的自信”而不断恶化。

这种对蒋介石特有的“平反”，在中国大陆重新审视八年抗战中也可以看到。现在根据部分民众的要求决定把八年抗战改成14年抗战（战争起点从1937年向前移到1931年）。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高层决定空前规模地庆祝这一重大事件，举行了大量的学术和社会活动，当然还有在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

为什么大陆要纪念台湾“228”事件70周年？

在当时发表的评论中，不只是有人希望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今领导层借对二战历史的新的诠释加强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英雄页章也被中国领导人用来实现“中国梦”。希望依靠“中国梦”来达到国内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共识，团结那些在“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时对领导层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作为首先代表“民族主义”政党的领导人，蒋介石原来也可作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民族复兴思想的精神源泉之一。

然而可以理解，尽管对蒋介石这位中国爱国分子和“杰出革命者”有着各种各样“新的解读”，但这种解读还是不能超出一定的界限。只要中共还是执政党，就不可能彻底平反认为自己一生都是坚决的反共分子的蒋介石。“红色价值观”的支持者们根本不打算在中国这个地盘上投降。然而，从心理上可以理解又一个可以解释“蒋介石重返”现象的原因。随着20世纪那些戏剧性事件离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蒋介石也越来越远离这些具体的事件，远离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他本人的思想。在当代人的眼里，蒋介石又重新成为一位重要人物，就其历史角色而言，堪比中国悠久历史中的伟大英雄人物和败类。

谢选骏指出：蒋介石的角色在共产党中国得到正面的重新评估，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衰颓，也说明两个中国终于在意识形态领域而不仅仅是在经济文化开始趋同合一了。在我看来，这就是现代南北朝已经进入末期，中国的初步统一已经出现曙光了。中国的统一，将和中国的独立一起来临！那时，中国彻底脱离苏联的僵尸、驱逐马列主义毛思想于国门之外。

【075、两个中国钱多人傻】

《美議員：中國「支票外交」兩岸的危險挑釁》2017年6月16日说：

美國德州聯邦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15日發布聲明表示，他對巴拿馬與台灣斷交深感震驚，呼籲其他國家不要屈服於中國的經濟脅迫，應拒絕加入孤立台灣的行列；眾議員瓦格納（Ann Wagner）也表示，中國的「支票簿外交」（checkbook diplomacy），是對兩岸關係的危險挑釁。克魯茲並說，德州支持台灣，他期待著與台灣合作，加強關係。克魯茲指出，對於巴拿馬切斷與台灣關係，轉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深感震驚，這舉動進一步孤立美國在亞太地區最親密的盟友之一，而且是在美國於全球最重要地區之一的地位受威脅時，讓北京取得重大的外交勝利。

聲明寫道，美國對於台灣的安全、繁榮，以及擺脫中國威脅與侵略的承諾堅定不移，不應該有任何妥協的餘地；台灣是美國第十大貿易夥伴，與美國密切合作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擁有中國沒有的民主、法治與人權。

「我呼籲其他國家不要屈服於中國的經濟脅迫，並抵抗加入孤立台灣的行列。」克魯茲說，如同他今年1月與台灣總統蔡英文所說的，德州支持台灣，他期待與台灣合作，強化所有共同利益與共同關切領域的關係。

眾議員瓦格納15日在眾院亞太小組「重申保證：加強美台關係」聽證會上也提到中巴建交表示，中國的「支票簿外交」是對兩岸關係的危險挑釁，以及廉價的手段進入美國的後花園，讓她深感憂慮。瓦格納指出，美方應該透過高層訪問、軍售、促進台灣加入國際組織，與台灣充分交流；「台灣永遠不會是美中關係的議價籌碼」，必須確保川普政府支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民主夥伴。

谢选骏指出：「支票簿外交」其实就是“金钱外交”，并非大陆特产，台湾也是与有荣焉。需要明白的是，这并非什么“廉價的手段”，而是钱多人傻的结果，是非常昂贵而且得不偿失的——当年毛泽东用在阿尔巴尼亚、北越身上的钱不是打水漂了吗？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用在北韩身上的钱，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吗？这就是钱多人傻的恶果。现在的情况也不例外，这不是智慧的体现，而是愚公的蛮干。至于议员们的夸夸其谈，那就叫做“外行领导内行”，难怪美国的亚太政策一败涂地。呜呼哀哉。

【076、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

《老舍的生前死后》（2014-07-13 开放杂志）报道：

老舍被周恩来骗回国，做了十多年御用工具，他的死，洗刷了“不要脸”的污名。他应该得到后人的谅解和同情！不要脸的是胡絜青和舒乙，让我们鄙视这母子俩。

友人传来“七绝”《今渡端阳》：“沉沦欲海竞舟忙，人渡端阳何慨慷。屈子长眠伤汨水，骚魂不复国之殇。”随即和之：“无涯欲海竞争忙，仗势凭权任慨慷，先烈长眠伤此夕，何时方止国之殇？”　

我想起了曾被称为“第二不要脸”、自沉太平湖的老舍，因续前篇。

老舍性舒名庆春，字舍予，1899年生，满族正红旗人，以笔名老舍传。老舍在生时我就认为他的字取得甚巧，不但“舍予”是“舒”字拆成，且“舍”字是“舍”的简体，而予者我也，“舍予”就是“牺牲自我”，“舍身取义”，其意极佳。只是他字不副实，他的死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凄凉，只能博得人们的一点同情和叹惜！

响应周恩来号召从美国回大陆

老舍不像郭沫若一样天生媚骨。他深受五四运动影响，曾说：“『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1922年他受洗成为基督徒，1924年秋便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学系任华语讲师，教导英国人学习中国的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时年25岁。1926年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9年夏离英回国，途经新加坡滞留半年，在华侨中学任教，创作了小说《小坡的生日》，以新加坡为背景。1930年春回到北京。1936年他写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他的文学代表作。

1937年爆发“七七事变”，老舍离别家小奔赴国难。1938年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武汉成立，老舍被推为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同年随文协迁到重庆，自此主持文协工作直至抗战胜利。老舍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抗战结束后，老舍赴美讲学（1946年3月），在美国写完了《四世同堂》第三部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49年祖国变色，老舍作了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响应周恩来的召唤──回国。中国老话：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偏进来！他从美国回头奔向地狱。他是基督徒呀，却背弃他的上帝，选择了“撒但”！

当然，“新”政权给了他许多有职无权的衔头：政务院文教委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常委、北京市文联主席等等。

四九年后成为宣传工具没有佳作

昔年人们把老舍归为不要脸之一，主要是因为他很会跟风。1950年6月，从美国归来才六个月，他就站在全国人大讲台上慷慨激昂表示要做“歌德派”和拥护党的“三结合”创作──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那时，做为一个基督徒和作家，他已经向“撒但”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当年迫及待地写出话剧《龙须沟》，一个歌德的急就章，应景之作，太过直白政治化。周恩来如获至宝，说《龙须沟》帮了他的大忙，叫周扬出来写文章表扬，号召全国作家向老舍先生学习。接着，北京市长彭真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老舍很重名，一直把它挂在写字台的墙上。　　

1952年，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老舍创作话剧《春华秋实》，耗时十月，十易其稿。开启集体创作先例，首长和群众大家动手帮他修改作品，后来他才透露：作家“写的剧本，似乎人人有权修改。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后，那些原作好处即连根拔掉；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这种踊跃参加改稿的风气既成，作家们就没法不束手束脚。一想起来啊，我就好不伤心！”

1956年，老舍又一部应景之作出台：话剧《西望长安》，讲一个骗子冒充中共高干到处行骗的真实故事。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出面帮助他完成……总之，他走着郭沫若的老路，党要宣传什么，他就写什么。完全成为御用工具。

老舍的佳作都是在1949年前完成的，如《离婚》、《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他建立起泪中含笑、笑中带泪的艺术风格，这种独特的风格与他悲欢交集的天性不无关联。有评论说老舍一辈子充满着矛盾。他是个幽默的人，却擅长写悲剧；他有着反讽的天赋，高度褒扬的未必真心赞同，极力贬损的未必确实反感；他为人圆融，处世达观，却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终生笔耕不辍，留下九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却未留下一字遗书。

终于在文革红八月投湖自尽——事实上，老舍不像郭沫若的地方是风波一来连孩子都可以不顾，他“反右”批斗老朋友吴祖光时，他只是淡淡地说：“吴祖光，你这个‘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以前没有出路，现在更没有出路。”被打成“右派”的丁玲参加文代会时，没有一个人上去和她说话，老舍却当着众人主动过去跟她握手，还大声问好。

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后，迫于生计，新凤霞将丈夫收藏的齐白石画作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他一直等到祖光从北大荒回来时，把画交回原主，还说：“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能够把凤霞卖掉的画全都给你买回来。”新凤霞向老舍讲大跃进的荒唐事，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因为密植是毛泽东的号召。

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专政，迫使一些老作家如要出版旧作，就得进行修改删节，以符合“革命形势”。叶圣陶将《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改写了《雷雨》、《日出》，将“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结局由死变生；老舍的《骆驼祥子》，本来写祥子如何从一个人力车夫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可是“新社会”了，祥子属于劳动人民，不可丑化，于是再版时把末尾近万字统统删掉。

新作品创作就更难了。沈从文封笔改行，去研究古代服饰。陈梦家转业考古，最终还是要被迫自杀。巴金、张天翼、曹禺的手都呆住了。赵树理自我解嘲说：“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

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二十八位作家、艺术家和文艺界干部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回到北京文联又遭到轮番批斗，审问一直持续到深夜。临走时红卫兵勒令老舍第二天早上必须带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接受新的批斗。翌日，老舍没有去文联，而是一个人走向太平湖。当天深夜，他投湖自尽。

卑鄙无耻的妻与子：胡絜青、舒乙——老舍是爱湖的。北京有几个湖，为什么选了个太平湖？因为他要回家。他去世的母亲生前住的观音庵胡同，与太平湖只隔着一道城墙和一条护城河，太平湖是离家最近的地方。老舍开了个头后，许多人选择到太平湖了结自己。“短短的一星期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

老舍选择死，有一个很多人知道的原因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不但与他划清界线，而且落井下石（妻子胡絜青写大字报揭发他）。在被共产党斗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有些人能够活下来，如胡风、吴祖光，靠的全是亲人的支持。而老舍众叛亲离，被羞辱被虐待，生不如死。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常任侠回忆说：得知老舍的死讯后，胡絜青走过马路到他家，一进门就喊：“常大哥，老舍寻短见了。”她带着后悔的心情告诉常，那天老舍挨斗回家，要吃饭。她没给他好脸色，反而发牢骚埋怨他：“这还才刚开始，不知道还要斗到什么时候。你这‘反动作家’，没完没了地斗，舒乙他们都会受你的影响。你要吃饭，我也很累，你自己热去吧。”说完，她跪下恳求常任侠“千万别跟别人说。”但常任侠对人说：“要我不说，我办不到。”他见到熟人就说，在政协也说过此事。

老舍死了，胡絜青才后悔，可是已经太迟了！如果她能像梅志支持胡风一样，给老舍以关爱，老舍一定不会自杀。

令人更为作呕的是胡絜青和舒乙母子在老舍平反后的丑陋表演。文革后他们母子写了许多文章回忆老舍，不但从未表示过悔恨，好像他们当时对老舍还颇有情义似的。文革后老舍又红起来，这母子便充份利用老舍的名人效应混饭吃。学化学的舒乙经过百般钻营，凭着“老舍之子”的头衔，做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位名流，是文坛中吃老子饭的典型。这个当年如何痛恨父亲的舒乙，如今打着老子的旗号到处招摇，心安理得地享用着父亲生前积累的版权费。这样的无耻小人，真是世间少有！

大劫中幸喜有胡适张君劢的明智——1948年初，北平兵临城下。蒋介石派专机到孤城接胡适，要他赶紧南下。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托人带来口信，希望胡适留下，并许以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长之职。胡适选择了走。他对劝他的人说：“他们信任我么？”“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儿子胡思杜不肯走，说自己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新政权的事情，应该不会挨整。胡适说：“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思杜没有走，1958年被定为“右派”后自杀。

胡适的前瞻和抉择，证明他超人的智慧。那些留下来的精英，在往后的几十年里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1948年12月，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国军惨败，人心惶惶！笔名刘鄂公的报人刘家麟问张君劢“留还是走”，这是当时千万人都想知的问题。

张君劢是第三党的领袖人物，是哲学家和宪政专家，与中共人士关系良好。他既不满蒋介石未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也反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他要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基于对共产主义的深刻了解，张君劢回答说：“在日本人下做顺民，和在共产党下不同，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时间会拖的很长，况且蒋要比毛民主一些。”

就是这简单几句话，刘家麟选择离开，带着一家六口，千辛万苦从汉口经湘黔粤到台湾，和蒋介石一同“共赴国难”。张君劢因此被中共列为四十三名战犯之一，1949年11月经澳门前往印度。周恩来还派人统战他，他不为所动。

像胡适和张君劢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份子，在当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更多人惑于毛泽东的谎言，都选择了留下来，有的人还从欧美急急赶回来送死，实在是中国知识份子的悲哀，也是国家的悲哀！

早在1926年，老舍就在他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写过这样的文字：“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也笑，而且有时向水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自然他问什么也得不到自救的方法，可是他还疯了似的非问不可；于是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

四十年后（1966年）那个闷热的夏夜，老舍面对宁静的太平湖水，究竟问了哪些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他要死的心是坚定的。

老舍的死，洗刷了“不要脸”的污名。他应该得到后人的谅解和同情！不要脸的是胡絜青和舒乙，让我们鄙视这母子俩。

谢选骏指出：老舍家人的无耻，老舍自己也有份额，否则他也犯不着为了这些的狗东西自杀。但是上文毕竟有助于我们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从而帮助中国民族在未来的日子里避免再度跌入这样致命的陷阱。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的斗争，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本质上，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阵营在中国大地上的厮杀，是日俄战争的延续。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分之一，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国内，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在这样的时刻，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奴仆处境，从而为中国恢复主人地位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077、两极化的世界才是幸福的】

网文《两极化的社会与两极化的未来》（2016年11月6日）报道：

科技的发展，将促使未来的社会与工作形态持续两极化，包括企业内与企业间。两极化将使中间阶层消失，个人或是企业若是无法往组织或是阶层上方走，则将因为社会未来的发展，埋藏在社会的下方。

社会与组织微笑曲线——何谓两极化，就是往大与往下两方前进，恰巧两极化也遵守微笑曲线，称为社会与组织微笑曲线，如图一所示。先说明为何科技的发展导致了两极化，特别是计算机与因特网科技出现之后。例如我们曾在文[Google话题王]中提出Google扮演着虚拟世界通路观点，亦即有了Google这个大平台出现之后，原本需要资源（人力与财力）与规模（市场经济）的实体商务行为，由于网络通路与平台的出现，经营概念彻底解构，个人或是小企业也可以透过小额付费的广告达成产品或是服务营销的目的。同理，媒体的角色也有了新的面貌，因为个人部落格（Blog）、个人广播与电视台（Podcasting）将使得原本只有大媒体（包括电视与平面）才得以进行的信息传播，完全的解构并回归到个人手上。有人称呼这个媒体现象是个人企业（Me Inc.）时代的到来，其实这仅是两极化现象的一个基本结果。换句话说，由于信息科技的进步，将使得原本存在社会中或是组织内的中间阶层消失，如果无法成为一个专家或是领导者（本身是专家，同时也是专家间的黏着剂），那么中间阶层将无可避免被压缩到下面阶层。

5/95的组织与社会——两极化的未来大家或许都可以稍微了解，但是大家忽略的是两极化的结果。两极化并不是分为50（上）：50（下）或是20（上）：80（下），而是5（上）：95（下），也就是说两极化将是使得百分之九十五的个人成为不具资源，或或者就是贫穷的一群，而这个现象也就是社会贫富差距只会扩大不会减少的原因。换句话说，百分之五的人拥有百分之九十五的资源，掌握百分之九十五的权力与财富。

5/95不仅存在社会中，组织亦然。未来（以台湾而言），将不会出现月薪10万台币的工作阶级，个人如果不能跳跃到月薪20万以上，那么无可避免的将会走上月薪只有5万元以下。也就是说，由于信息科技的发展，如果雇主或是领导阶层可以选择，那么站在市场竞争的观点下，雇主宁可用10万的薪资聘雇两个5万元的员工，也不会选择一个10万元的员工。因此未来组织中仅会存在少数领导阶层，和一大群进行行政事务的员工。

社会的发展亦然，企业与企业间的关系也将持续两极化，例如我们在文[大霸电子一分为三的契机与转机]与[小尺寸面版专业设计公司的角色]也分别讨论到未来手机产业与面版产业的分工模式，这些模式将会使得产业链制造端的企业持续大型化，但是产业链两端的研发设计，与品牌营销往两极化发展，其中小型研发与设计公司以弹性与专业能力提供特殊功能设计服务，小型品牌公司则以经营精品的形态推出个性化与顾客化的产品，其它大型公司（包括研发与品牌）则以经济规模掌握多数市场，因此企业经营也难逃两极化的趋势。

个人的选择——生活在两极化的社会与组织中，个人如何选择。首先当然要看个人喜欢那一种生活模式，是跳蚤般的弹性与注重生活，或是喜欢大象组织内的权力运作，读者可参考书[大象与跳蚤－预见组织与个人的未来，查尔斯·韩第/着，天下文化出版]。然而，不论是选择跳蚤或是大象，另一个选择是要成为百分之五或是百分之九十五，如果要成为百分之五那也很直接（但是不简单），一来需要聪明才智，二来需要努力再努力，三来需要选对正确的大象，并且在此组织中成为专家，一个非你不可与无可取代的专家。不然只能希望个人养成安贫乐道的生活，不要太重视外在生活需求，追求内在生命的提升，因为贫富的差距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最后回到组织与社会之两极化微笑曲线（图一）来看，未来占据微笑曲线两端的只有专家，一种专家是真正具有解决特定问题的专业人士，另一种专家就是将这些专业人士聚集起来的专家（一种黏着剂），一种人待在大型企业中，一种人优游于大型企业之间，且让我们拭目以待，两极化的社会与两极化的未来。

网文《世界两极化之最》说得好：

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最两极化？

最深又最浅的东西是人的感情；

最宽又最窄的东西是人的胸襟；

最远又最近的东西是人的眼睛；

最大又最小的距离是人的心距；

最轻又最重的东西是人的态度；

最美又最丑得东西是人的心灵。

“人在这个世界虽然算得上是万物之灵，有着其他动物没有的东西。看似非常完美，但其实……”

人类最厉害的一面，也就是人类最脆弱的一面。

谢选骏指出：“中庸之道”说的不对，因为其鼓吹者不懂——两极化的世界才是幸福的！这是因为，只有饥饿之后的进食才是幸福的，只有流泪之后的欢笑才是满足的。两极化的世界虽然会带来革命与战争，但是那才构成了生龙活虎的历史。而没有历史的共产党主义乐园，无异于动物庄园。

【078、两宋之间的改朝换代（“缠足战略”的历史背景）】

史学界一般认可“西汉与东汉之间存在改朝换代”，但却认为“北宋与南宋之间是一脉相承”。其实，北宋与南宋之间表面上一脉相承，实际上却有一个隐形的改朝换代。

（一）

网文《宋太宗即位之后是为何杀掉弟弟和侄子呢？》问说：宋太宗夺位之后，如何缓和矛盾，坐稳龙椅呢？

976年，38岁的赵光义登基称帝，史称宋太宗。而太平兴国的年号，可谓太宗一生的追求，而太宗即位之后的种种行为，却给这四个字蒙上了一层阴影。

宋太宗一生挥之不去的就是夺位之后的疑虑，他致力于开创自己的天下，即位之后等不到第二年，立刻改元，就是极端不自信，努力造成既成事实。又把自己的名字赵光义改为赵炅，炅，和光同义，明亮的意思，可是没有了原来的排行意义，看或许太宗心中不想让世人把自己仅仅看成是赵匡胤的弟弟，而希望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君王。可惜后人还是称其为赵光义，真是徒劳呢。

夺位的事情就不赘述了，在夺位之后，如何缓和矛盾，坐稳龙椅，是赵光义考虑的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赵光义解决的很不错，太宗继位后，大封群臣，尤其对赵匡胤的儿女和赵廷美特别优待，安抚自己的敌对派。毕竟秦王赵廷美手握重权，而宋皇后和赵德昭等人也有一大批自己的人马。太宗还罢黜了一批元老宿将如赵普、向拱、高怀德、冯继业和张美等，将他们调到京师附近做官，以防和赵德昭等人勾结。而当时的宰相卢多逊等人，和太宗关系密切，早在藩邸，太宗就刻意结交，卢多逊也成为太宗朝的第一位宰相，风光了好几年。太宗又把自己的心腹如程羽、贾琰、陈从信、张平等人都陆续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慢慢替换太祖朝的大臣。

而赵普因为权力过大，在太祖晚年已经罢相，赵普和太宗关系不和，据传是太祖问起皇位继承问题时，赵普说了太宗的一些坏话。在两人和好之后，赵普当然说一切都是谣传，自己怎么会说太宗坏话，肯定是政敌卢多逊造谣。而太宗也不再深究。事实呢，我想，在当初赵普追随宋太祖的时候，自然一切围绕太祖考虑，而赵光义正是太祖晚年最大的政治对手，也是威胁到太祖皇子赵德昭继承皇位的最大障碍，说一些“坏话”完全合理。

不过，安抚只是第一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斩草除根，让赵廷美、赵德昭兄弟从眼前彻底消失。而恰在太宗苦无良策的时候，赵普上书，表示自己曾经在杜太后临终之时参与“金匮预盟”，是现在唯一的最好的证人。于是太宗把赵普调回京师，两人密谋，一拍即合，以往的种种分歧，风流云散。赵普一生追求权力，在权力边缘的日子是危险的也是他不能容忍的。而赵普的加盟，也让太宗对太祖的众多旧臣有了最有号召力的旗帜，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自己得位不正的尴尬局面。

于是两人合谋出台了“金匮预盟”，说杜太后临终之时，考虑到五代尤其是后周失去王位世因为国无长君，因此遗命赵匡胤百年之后传位其弟赵光义，赵光义传赵廷美，赵廷美再传赵德昭、赵德芳。金匮预盟使太宗朝初年蠢蠢欲动的反对派暂时的平静下来，给了他们一个美好的希望。

几年之后，太宗权势稳固，就深感“金匮预盟”是自己百年之后最大的祸患，群臣以为太宗皇帝百年之后会传位给赵廷美、赵德昭等，两位的势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大，成为威胁到太宗统治的主要力量。“金匮预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兄终弟及的弊端，太宗比谁都清楚，而发生在赵德昭身上的一件事情更加深了太宗的忧虑。

太宗征辽时，赵德昭从征幽州。高梁河之战，宋军惨败，太宗只身逃脱，不知所踪。这时有人商议立德昭为帝。后来，太宗生还，此事便作罢。班师回京后，太宗以此次北伐不利，对之前平定北汉的功臣也不进行封赏，将士们不免议论纷纷。德昭便为将士们请赏，认为即使与辽作战失败了，还是应该赏赐平北汉有功的将领。太宗听后很不高兴，就说：“待你做了皇帝再赏赐也不迟。”此言一出，赵德昭惶恐万分，低头垂泪，默然而出。

众将拥立赵德昭称帝，成为太宗皇帝心头无法忍受的刺痛，而太宗的话语也撕裂了两人表面的和睦。在不久之后，赵德昭莫名死亡，是自杀？是他杀？无论赵德昭具体如何死的，太宗都难辞其咎。而在两年之后，赵德芳又莫名死去。

毕竟赵德昭和赵德芳仅仅是少年皇子，和一些手握重兵的将军，手握大权的宰辅没有密切的联系，除去不会有太大的波动，而赵廷美就不同了。赵廷美多年为官，身居高位，而且在太宗即位之后担任开封府尹要职，身边有一大群中枢要员。

而赵普的加入让太宗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赵普和卢多逊素来不和，刚好查到卢多逊和赵廷美的来往信函，宰相和王爷之间的信件来往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但私下往来有违朝廷制度。于是赵普状告卢多逊沟通赵廷美，意图不轨，并且卢多逊在信中说希望太宗皇帝早日晏驾，赵廷美尽早登基，而赵廷美虽然表面斥责，却赠送弓箭以示赏赐。太宗闻言大怒。而太宗的一些心腹也纷纷举报赵廷美意图谋反，一时之间，朝廷上下风声鹤唳。

太宗当然是个明白人，抓住大好时机大做文章，虽然赵廷美谋反最终也没找到切实的证据，但是在朝廷上下已经有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而且和宰辅私下往来确实有违制度，于是罢黜赵廷美开封府尹，迁居西京、房州。赵廷美虽有不满，但自己与大义有亏，只能忍气吞声。而太宗步步紧逼，授意当地官员，加紧监管，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太宗密奏。984年，赵廷美忧愤成疾，最终病逝。至此，太宗最终解决了自己的即位问题。

谢选骏指出：但是太宗绝对没有想到，他做的再绝也无法杜绝后患——所以他的后代只到北宋为止，无法绵延于南宋朝廷了。南北两宋之间表面上一脉相承，实际上却有一个隐形的改朝换代。

（二）

网文《斧声烛影——宋太宗赵光义弑兄篡位之谜》报道：

宋太祖赵匡胤雄才大略，五十岁时却突然暴死，第二天其弟赵光义便于灵柩前即位，是为宋太宗。宋太宗是否弑兄夺位？前一天晚上“斧声烛影”的情况，古籍记载中也只是语气隐隐约约，文辞闪闪烁烁，给人留下遐想的天地，给历史留下千古之谜。

据文莹《续湘山野录》记载：开宝九年（976）十月十九日晚，天空清朗，星斗明灿，太祖在太清阁散步赏景，颇觉心旷神怡。忽然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急传宫人开端门，召弟弟晋王赵光义入宫。光义到后，兄弟两人在大内酌酒对饮，命宦官、宫嫔都退下。宫人们只能在稍远处伺候，只见大内烛影下，光义时或离席，好像是谦让退避的样子。饮罢，漏鼓已敲三更，殿外积雪数寸。只见太祖手持柱斧戳雪击地，看着光义说：“好做，好做！”说完就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当晚，光义也留宿宫内。次日早晨将五更时分，宫人在寂静无声中发现，太祖已经驾崩。

司马光《涑水纪闻》诸书记载：当晚四更时分，太祖晏驾。宫人马上报知宋皇后，皇后命内侍都知王继恩立即召四子秦王赵德芳进宫。而王继恩以为太祖一直打算传位给弟弟光义，竟不去宣德芳，而径赴开封府召光义入宫。继恩来到开封府门前，只见长于医术的左押衙程玄德坐在门口，便上前问其缘故。德玄说：“二更时分，有人叫门说晋王有事召见，出门却不见人影。如是者先后三次，我恐怕晋王真有病，所以赶来。”继恩告以宫中之事，两人共同入见光义。光义听后大惊，犹豫不敢入宫，声称要与家人商议。一旁继恩催促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了。”一句话点醒光义，三人便踏着大雪，步行入宫。

到达宫门，继恩让光义在直庐等待，自己好去通报。德玄说：“等待什么？直接进去！”三人遂俱入大内。宋皇后听到继恩的声音，便问：“德芳来了吗？”继恩答：“晋王到了。”皇后见到光义，不禁愕然失色，等缓过神来只得怅然说道：“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官家是宋时宗室大臣对皇帝的昵称。）光义也边落泪边回答：“共保富贵，别怕别怕。”第二天，光义即皇帝位，是为宋太宗。

一种意见认为，宋太宗是弑兄夺位。以《续湘山野录》所载，太祖就是在斧声烛影中突然死去，当晚光义又留宿于宫中，以便在次日抢班夺位。是时，光义虽隐然被视为皇位继承人，但太祖诸子也都已成年，都可名正言顺地即位，太祖之所以迟迟不宣布皇储人选，应仍在思想矛盾之中。同时，太祖与光义兄弟间也时有矛盾产生，如在对待北汉、契丹的政策上，是和平收买还是武力征伐，兄弟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太祖曾一度考虑迁都洛阳，原因之一就是试图摆脱光义在开封府业已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范围。更何况历史上皇位兄终弟及者毕竟属不太正常，太祖随时可能改变想法，就是说对赵光义来讲，能否继承皇位还存在不小的变数。那么，如何抢班夺位？自然就成为光义当时最需苦苦思索的问题。而“斧声烛影”的当晚，应该说是一次极好的机会。

据《烬余录》记载，“斧声烛影”为突发性事件，存在具体生动的偶发起因。后蜀花蕊夫人费氏在亡国后被召入后宫，成为太祖宠姬，而光义垂涎其美色已久。这晚，太宗趁太祖酒酣入睡之时，就乘机调戏花蕊夫人，太祖朦胧间发觉而怒斥之。太祖手持柱斧愤慨击地，并看着光义说：“好做，好做！”就是怒斥道：“你做的好事！”太宗自知无法取得兄长的宽宥，也早有抢班夺位的预谋在胸，所以乘此机会下了毒手。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如果为太祖开列一张开宝九年的活动日程表，就可发现他当时精力非常充沛，频繁出巡各地，幸西京（洛阳），次巩县，拜安陵……而且于其时，史书从未有太祖生病、大臣问疾的记载，身体应该是健康的。故太祖暴卒，显然不是因为生病。有人推测太祖是饮酒过度而猝死，但太祖一向以为“沉湎于酒，何以为人”，其饮酒还是有节制的。如果说此次因酒致死，其时与光义共饮，太祖贪杯猝死而光义安然无恙，这也太蹊跷，或可说明光义在其中做有手脚。因为太宗的确精于此道，南唐后主李煜就是被酒里下药而毒死；后蜀降王孟昶也因此而暴卒；吴越国主钱俶是在生日那天，太宗遣使赐宴，当晚就暴死。所以很有可能是太祖发现了酒中有问题，才连声对光义大呼：“你做的好事！”

此外，太宗及其亲信是预知其政变登基之时日的。据《宋史·马韶传》，马韶私习星象天文之学，与光义亲信程德玄友善，开宝九年十月十九日来见德玄，说：“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德玄连忙报告光义，光义下令把马韶看管起来，即位后才将他放出，很快授以司天监主簿之职，这说明程德玄也完全预知即将发生的政变。尤其可疑的是：程德玄是医官，《涑水记闻》卷一载：“德玄后为班行，性贪，故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说：“程德玄攀附至近列，上颇信任之，众多趋其门。”一个医官会受到太宗的如此宠遇，很可能是其用有关医术帮助赵光义取得了帝位。或者说“斧声烛影”当晚的酒毒由他配制，所以他急于知晓结果，到开封府门口彻夜长坐，实是在等候宫中的消息。而太监王继恩居然敢冒死违抗皇后的旨令，不宣召赵德芳，径赴开封府找赵光义，也说明两人或早有约定。当赵光义犹豫不决时，王继恩更是直言不讳地提醒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都透露出太宗幕僚集团的事先默契。

最后，从宋皇后的言行中也可推见太宗继位出自强取。皇后得知太祖暴卒，令太监召儿子赵德芳进宫，而不宣赵光义，表明太祖至死都役有确定光义是皇位继承人，由于是猝死，也不会有传位的遗诏。所以皇后想召儿子进宫即位，是很正常的举动。哪知被光义抢先一步，以其在开封的势力而言，皇后母子根本不是对手，所以一见光义便大惊失色，下意识地感觉到自己母子的性命堪忧，惊恐之余只能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实际上只能认输，以求一条生路。如果赵光义是正常继位，皇后没有必要如此反应。

另一种意见认为，宋太祖的死与光义无关。以《涑水纪闻》所载为据，光义是回到开封府，由太监王继恩报告消息，再步行入宫。就是说太祖暴死时，光义不在寝殿。而兄弟对饮时，太祖对光义所说：“好做”，意为“好好做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改成“好为之”。从医学角度看，太祖身材矮胖，宋末元初画家钱选所摹南宋宫廷藏画《蹴鞠图》中的赵匡胤像就是如此，加上他嗜酒如命，去世的那天晚上，饮酒睡下后，鼻息如雷霆，这应该是脑溢血发病前的典型症状。也有人认为，太祖死于家族遗传的躁狂优郁症。所以《续湘山野录》所载“斧声烛影”之故事，实是不经之谈。

有人误解史书中所说的“柱斧”，以为“斧声烛影”就是赵光义在烛影下用利斧劈死太祖。这是不可置信的，柱斧一为武士所用，一为文房用具。文房用具的柱斧也称玉斧，以水晶或玉石为材料，“斧声烛影”中的柱斧显然只能是文具，大内寝宫中不可能放有利斧这样的杀人凶器，况且光义也无须做得如此露骨。

总之，在这一疑案中，太宗存在许多难解的疑点，有些细节也许永远将是历史之谜。太宗继位后，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很耐人寻味。如太宗是十月二十一日即位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就宣布改元太平兴国元年。一般来说，子继父位，或弟承兄业，出于对前任皇帝的承认和尊重，当年是不改元的，更何况已近年底。太宗这么急于改元，急到还有几天都等不及的程度，后人估计是出于逆取皇位的心虚理亏而干出的傻事。还有太宗登基没几天就局促下令：全国禁止传习天文星象、阴阳卜相诸书，有私习者斩首；并通知各地官府，迅速将全国原本已知的天文相术之士全部送京甄别。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对各地送到的三百多名天文相术之士于甄别后，把其中六十余人留在司天监任职，其余近三百人以“矫言祸福，诳耀流俗”的罪名，全部发配到沙门岛。太宗如此迫不及待地处置这些术士和严禁私习有关书籍，显然想禁止有关不利的舆论和流言的产生与传播，这是否为其心虚的表露呢？

太平兴国四年（978），太宗亲自率军灭了北汉，又乘胜北上攻辽。这次北征由于轻敌被辽兵打得大败，全线溃退，太宗在混战中腿上中箭而仓皇奔逃。军中一时不见主帅，大臣疑太宗或已蒙难，诸将遂谋立太祖之子德昭继位。未成事实，太宗很快返回军中，闻知经过，心中愤懑异常。归朝后，德昭请太宗论功行赏，主要是对剪除北汉的有功之臣。太宗不待侄儿言毕，就怒目斥责道：“战败回来论什么功？等你为帝时，再行赏也不晚。”德昭回宫后竟然拔剑自刎而亡。德昭为什么如此想不开，估计一定受到什么威逼，然而史载已将其中隐情抹去。只载，太宗闻讯，抱着尸体大哭道：“痴儿，何至此邪！”既掩饰自己的威逼，又推卸有关的责任。两年后，其弟德芳也不明不白地病殁。太祖过世才四五年时间，他的两个青春年华的儿子就双双辞世。看来，当年宋皇后之担优，完全应验了。甚至在宋皇后去世时，太宗也不按皇后的礼仪治丧。这种种迹象，难道都是偶然的吗？

最让人深感蹊跷的是，事隔一百五十多年之后，宋太宗赵光义的后代，南宋高宗赵构的惟一幼子早夭，而高宗也就此丧失生育能力，就是说没有儿子继承皇位了，那怎么办呢？绍兴年间，官员中暗暗谈论着天下战乱，二帝北虏，实为冥报的传说，早有的“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说法也更为流传，有的官员甚至上言，希望高宗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立为皇储。这时隆祐太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悟”。在诸臣的请求下，高宗说：“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宋史·孝宗纪》）于是，宋高宗赵构终于找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赵伯琼，后把皇位传给了他。这是否为上天感知，而强迫太宗的子孙赵构以实际行动作一些弥补呢？

建立北宋后，宋太祖赵匡胤大刀阔斧，整顿军队，调整了行政机构，集中了财权，从而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同时，他先后平定了南方的一些割据政权。正当他雄心勃勃，大展宏图之际，做了十七年皇帝的赵匡胤却于开宝九年(976)十月二十日晚上突然离世，年仅五十岁。对于他的死，《宋史》等官方的记载十分简单，不讲是什么原因。数十年后，民间的笔记小说开始谈及宋太祖之死。由于谈起这件事的笔记小说极为庞杂，不久就越描述越玄乎了。

北宋僧人文莹的《湘山野录》是最早谈起的一本书。书中说：十月二十日这天晚上，天刚暗，星斗明灿，宋太祖满心喜欢。不一会天气突然起了变化，阴霾四起，雪雹骤降。宋太祖命人打开端门，将自己的弟弟开封府晋王赵光义召来。赵光义来后，太祖让他进了寝宫，两人酌酒对饮，太监、侍婢全部退下。只见烛影下的赵光义不时地在桌子旁站起来，好像一副不胜酒力的样子。二人喝完酒，已是半夜三更，殿前的积雪已积到数寸。赵匡胤拿了斧头刺雪，回过头来还对赵光义说：“好做，好做。”之后太祖脱了衣服睡觉了，不一会鼻息如雷霆。当晚赵光义留宿在宫殿内。将近五更时，在宫殿周围的人一点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太祖已经驾崩了。当天赵光义在灵柩前即位。宣读遗诏结束，近臣瞻仰宋太祖遗容，只见“玉色温莹，如出汤沐”。

很多人认为这条资料不是空穴来风，虽不能说字字准确，但也大致可信，所以习惯上将太祖死的过程称之为“烛影斧声”。

另外，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也记录了宋太祖死时的一些情景，没有说宋太宗是杀宋太祖的凶手，却讲到了太宗是怎样篡位的：太祖刚死时，孝章宋皇后让内侍都知王继隆召太祖子秦王德芳。王继隆知道宋太祖一直有想法要传位给晋王，所以不到德芳的家里，而亲自一人直接来到晋王家里。刚近晋王府，见医官程德玄坐在门口，问他为什么来，德玄说：“昨夜二更时，有人到门口来叫我，说是晋王召。到门口一看，却不见人影。我恐晋王有病，所以就赶来了。”王继隆觉得很怪，就告诉他太祖已死。叫开门，两人一块见到了晋王。听到宋太祖死的消息，晋王大吃一惊，犹豫再三，不敢前去，说：“让我和家人商量一下。”跑进内屋后久久不出来。继隆催促他说：“时间太久了皇位要为他人抢走的。”于是与晋王雪地里步行至宫门。三人来到寝殿，宋皇后听说继隆回来了，问德芳来了没有，王继隆回答说：“晋王至矣。”宋后见到晋王，愕然不知所措，连忙改口称“官家”，还说：“我们母子的性命，全部托给官家了。”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研究宋代历史的一本重要著作，综合了上述这些书而录入，使得“烛影斧声”这个千古之谜更广泛地流传开来。

历代很多人认为宋太祖死得太突然了，而且与这些故事的主角宋太宗赵光义有关。宋太祖之死，是宋太宗下毒手的结果。不过宋太宗是怎样下毒手的，却有各种不同讲法。

有人认为是赵光义在酒中下了毒。《默记》卷上记载，宋太宗曾以牵机药赐死李煜。《烬余录》说，孟昶和钱俶也是被宋太宗毒死的。酒中下毒是太宗的惯用手法，宋太宗与医官程德玄的关系十分特别，可能是德玄用医术帮助了宋太宗登上皇位。

有人根据《烬余录》甲编的记载，认为宋太宗调戏花蕊夫人而被宋太祖发现，一时性起杀了太祖。该书说：宋太宗平日里在太祖面前多次称赞花蕊夫人费氏很有才能。几个月后，蜀主孟昶死。太祖很想看看费氏长得怎样，就马上召费氏入宫。由于费氏十分敏慧，宋太祖十分欢喜她，把她留在身边长达十年之久。这天晚上，太祖因病卧床。到了半夜，太宗叫他，见太祖不应，就乘机调戏费氏。太祖醒过来看到后，用玉斧砍赵光义，于是两人扭打起来。等到皇后和太子来时，太祖已经奄奄一息了。赵光义砍伤太祖，感到十分羞愧，慌慌张张地回到自己的府第。第二天早上，宋太祖崩。有关专家认为，太宗戏妃直接导致了“烛影斧声”的发生。宋太宗好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曾经强抢过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霸占了李煜的后妃小周后，还掠夺北汉嫔妃。

有学者认为调戏花蕊是偶然事件，太宗要杀死太祖的真实原因是二人之间权力分配不均。赵匡胤只知道防范大臣，却放松了对弟弟的防范，致使他权力坐大，超过了皇族集团内部任何人，因此自然地引起赵光义早日登上龙位的欲望。二人在军事、迁都方面主张都不一样，矛盾激化的结果使赵光义最后决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一般人认为是宋太宗杀了宋太祖，但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宋太祖并非死于暗杀，他的死与太宗无关。明清时期已经有许多人提出了“斧声烛影”的事不可信，在抗日战争时期逝世的宋史专家张荫麟撰文，也说太祖不是死于暗杀。另有人认为宋太宗杀宋太祖事实上不太可能，《湘山野录》是一部笔记，出现已是在数十年之后，最多只能说宋初有这样的传闻。

日本有个学者叫荒木敏一，他认为赵匡胤很爱喝酒，可能是得了高血压脑溢血之类的急病，抢救不及，才一命呜呼的。这个观点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认为宋太祖的确是喜欢饮酒，但事实上他早在建隆二年(961)，就对近臣说：“沉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也。”他对饮酒早已有所节制，所以不可能死于饮酒过度。

另有学者发现赵宋宗室有家族病，主要是由躁狂忧郁症引起的暴亡、早亡、精神病，这些病都会遗传。赵氏家族第一代赵匡胤五人，善终者只有太宗一人，其余不是早亡就是暴卒。第二代太祖四子中，忧死和早亡各占一半，宋太宗九子，得尽天年的只有一人。赵氏一、二代共28人，其中夭死4人，一个年龄不详，余23人平均年龄只有41岁，比宋代上流社会平均62岁小得多。在《湘山野录》等书中，作者毫无暗示太祖死得不明不白，倒是后人在疑神疑鬼。而且当时夜宴在皇宫内进行，太祖召太宗进宫，太宗根本无法预作准备。宴会间左右不曾离人，太祖入睡时也无异状，又有侍寝守护，说是太宗谋害简直不可思议。赵匡胤的死因是遗传性家族病，是由于躁狂忧郁症愈后，又患了脑动脉破裂症，即通常说的脑溢血。史书中记载赵匡胤死前的许多情形，都是脑溢血的典型症状。

宋太祖死于非命，这是许多人都能够接受的，但到底是病死还是被杀死，目前仍然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可以使大家都加以信服。但就太宗在此后心安理得地登上帝位而不是让给太祖长子德昭，及此后将具有资格可能承袭皇位的皇族全部借故剪除来看，太祖之死应该与太宗有关。《湘山野录》上的记载多少有点吞吞吐吐，说明了早在宋代就有人开始疑神疑鬼了。

自明代程敏政的《宋纪受终考》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研究此事的文章层出不穷，认为这一事件纯属篡弑性质，似已作为定论。至于案情的某些细节，却因年代久远，证人证物早已灰飞烟灭，根本不可能再做出确切的判断，仍可称之为千古之谜。

宋太宗是宋朝第二个皇帝，他即位时，中原尚未统一，政权还刚草创。他“性嗜学”，酷爱读书，讲究文德致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却又多疑褊狭，刚愎自用，更是手段狠毒，喜欢女色。那么他是怎样的一位皇帝？其历史作用又该如何评价呢？

《宋史·太宗本纪》载，赵光义自幼喜欢读书，“性嗜学”。其父赵弘殷总兵淮南时，每攻破州县，必到处搜求古书，给光义学习。由于刻苦钻研，且坚持不懈，所以“工文业，多艺能”，热衷诗文，挚爱书法，耽迷围棋。据说在战事频乱的年代，他领兵作战，也常利用闲暇时间，在军帐中秉烛夜读，书籍、书袋成为他的随身之宝。他从书中学到丰富的知识和学问，了解古今帝王成败的故事，吸取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

称帝后，实行抑武尚文的统治政策，大量任用文官主持政务。曾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尤为重视发展文化事业，而卓有成就。五代时期，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只有小屋数十间，且湫隘卑痹，仅蔽风雨，周庐徼道，朝夕喧杂。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视察三馆后，看着左右大臣说：“这些小屋如何蓄天下之图籍，待天下之贤浚？”即日下诏有司，另辟开阔地区营造新三馆，其栋宇之制，太宗亲为规划，然后令中使监督工徒，昼夜兼作。建筑期间，太宗还两次临幸，察看工程进度。第二年完工，三馆宏伟壮丽，甚至甲于内庭。太宗赐总名为“崇文院”，图书分贮数廊，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凡六库书籍，正副本八万余卷。其后又在崇文院中新建秘阁，用来收藏三馆的珍本图书和大内的古画墨宝。

太宗时期，命人编辑了三大类书：《太平御览》一千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太宗还组织学者校勘典籍，主要是历代重要的正史、字书和医书。如命国子监重行校刊九经，开雕前四史及《说文解字》诸书，后又命集《神医普救方》一千卷，《太平圣惠方》一百卷，《雍熙广韵》一百卷，《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等。太平兴国九年（984），太宗命令三馆将现存藏书与唐代《开元四部书目》进行核对，将图书阙目公布中外，凡献书三百卷以上者，酌情授官或另行安排。至道元年（995）又派人专程到江南、两浙诸地购募图书。这类要求民间献书及购募图书的措施，太宗一朝并不少见，所得图书也均藏于崇文院内，崇文院及其馆阁实际上成为宋代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

崇文院西廊留有便门，以便太宗光临。太宗在新院建成后，的确常到院中看书，并常召大臣到院浏览藏书。他请国子博士为自己与中央大员讲解《周易》，听后龙颜大悦，说：“足以为戒。”他对《太平御览》情有独钟，决心每日读三卷，一年之内通读一遍。于是令史馆每日进呈三卷，不论寒暑，持之以恒，终于按时读完，于是将是书原定名《太平总类》改为《太平御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太宗自称每天退朝后“不废观书”，不论政事多么繁忙，都能坚持读一点书，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能做到这点真不容易。太宗还力劝武将读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对枢密使王显说：“今掌枢密，无暇读书，读此可免面墙。”在他的影响下，不仅文臣向学，武将也读起书来。

太宗读书范围颇广，各种学派的书籍都曾涉猎，且对书中的观点略作评论。如读《阴符经》时，批点道：“这是一部诡诈奇巧之书，不足为训。”在读《道德经》时，又感慨道：“书谓‘不善者，吾亦善之’，是说修身治国者应该有所包容，否则如何治理好天下呢？”他还勤于写作，常与朝中群臣进行诗文唱和，以为乐事。如平定北汉后，他作《平晋诗》令群臣唱和。有一年游览雪景，又作《雪诗》令随从唱和。曾把自己的诗文编为《御制诗文》四十一卷。《宋史·艺文志》中著录有他的《太宗御集》一百二十卷。

太宗对于书法的历史、笔法、字学等方面，也都虚心向史家请教，使自己的书法达到较高的造诣。他不但精通草、行、篆、籀诸体，且风格自成一家，被后人列人宋代著名书法家的行列中。淳化三年（992），他把唐太宗、唐玄宗、王羲之、王献之、柳公权、颜真卿等名家精品编成《淳化阁法帖》，成为中国最古老的书法宝帖，流传后世。

太宗还是个围棋高手，在黑白世界里，照样运筹帷握，纵横驰骋，显示出较为卓越的才华。据说，当时著名的国手杨希紫、蒋元吉等人都曾败在他手中。当然和皇帝下棋，谁敢操输赢之权，不过太宗时常能与国手过招，也足见其棋艺不差。一些大臣见太宗与人对弈绞尽脑汁，不知疲劳，就劝他注意身体。太宗则说：“朕不是不知道，只不过想借此躲避六宫的诱惑，众爱卿不必多言。”似乎有不喜女色之意。

从以上事迹看，赵光义就像是一个十足的书生。然而考察其为人，宋太宗绝非善类，可以说是一位令人侧目的奸雄。

首先是多疑褊狭。经过十余年的处心积虑，太宗终于登上皇帝宝座。也许深知权力角逐的阴险狡诈，即位后用主要精力防范内变。曾坦言：“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长编》卷三二）其所谓“内患”，指朝廷内部危及皇权的变乱，这话充分反映出太宗整天忧心忡忡，主要是考虑如何确保皇位的稳固。在这一心理支配下，太宗养成多疑褊狭的心术，所以其施政事必躬亲，大权独揽，且任人惟亲。如他在开封府尹任上就广招幕僚、军校，有学者考出至少有六十六人，即位后更是信用幕府亲随，由此探事者横行。还有太宗一朝，相不久任，更换频繁。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共用九人为相，一般多在两年左右。不但席不暇暖地换相，还用各种办法削夺中书事权。他口头上提倡黄老无为之学，实际上采用法家专制一套。所以有学者认为，太宗是宋代君主专制独裁有关体制的创始者。

其次是手段狠毒。本书中已叙述了“斧声烛影”太宗弑兄夺位的故事，“王室冤狱”是讲太宗予弟谋篡的罪名加以迫害，还有逼死侄子，不敬嫂子诸事。《默记》记载，南唐国主李煜是被太宗以牵机药毒死。据《烬余录》甲编，后蜀国主孟昶和吴越国主钱俶也都是太宗在酒中下毒而致死的。此酒毒也犹如太宗之心毒。

再者是刚愎自用。太宗两次攻辽战役，都以大败告终，其实都是他刚愎自用的结果。第一次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军用五个月时间讨平北汉后，实已师老饷乏，不宜再打新的战役。何况这时辽国在景宗的统治下，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大有进展，政治也算清明，勇将不少，边境稳固。而太宗偏要乘胜扩大战果，率军北上，围攻辽南京（今北京）半月不下。辽国援军南下，与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激战，结果宋军全线崩溃，太宗中箭仓皇奔逃，被辽军追杀三十里，使宋军精锐元气大伤。第二次雍熙北征，本书 “杨业之死”中有详尽描述，由于太宗的刚愎自用，此战输得更惨。至此，宋朝君臣将士中普遍产生恐辽心理，彻底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梦想，对辽只能采取一味保守的战略防御态势。不久，在辽国的进攻下，只能订立澶渊之盟，背上沉重的岁币包袱。

还有好色。《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宗淳化四年（993），有官员乞放宫女三百，太宗对执政说：“宫中无此数。”执政为讨好太宗，请以狂妄罪名惩处该官员，太宗释而不问。然而到至道三年（997），太宗刚去世，真宗即位不久，就对辅臣说：“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悯，朕已令择给事岁深者放出之。”事隔不过四年，两个皇帝的说法就大相径庭，既然嫔御甚多，那宫女之多自然不在话下。为什么太宗不愿释放宫女，还要扯谎？《默记》载，光义在开封府尹任上时，看中一个十几岁的青州女子，派人强行窃买，此事太祖都颇为恼怒。又载南唐后主的小周后每次入宫则被太宗留数日之事，宋人画有《熙陵（即太宗）幸小周后图》。还载有太宗将李煜宠信的宫人乔氏纳人宫中诸事。《烬余录》载有太宗灭北汉而尽收其王室嫔妃之事，还有太宗与后蜀花蕊夫人的风流韵事等。均可证太宗实为好色之徒，且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尤其令人发指的是，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四《宋官妓营妓》考证出：“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宋太宗居然是军队配备随营妓女的始作俑者，这又可见在宋太宗眼中妇女地位之卑贱。

宋代是在太宗手上完成统一大业，经济与文化事业均有较大发展，皇权统治也基本稳固，然而对外族的军事行动屡败，农民起义时有爆发，积贫积弱之形势已萌芽……有学者认为，在宋初历史上，太宗朝实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太宗终不能臻于治，给有宋后世带来很大后患。总之，其历史作用甚为微妙，其人品也确实令人难以定论。

杜太后临终前，与儿子宋太祖赵匡胤约定，将来死后把皇位传给宋太宗赵光义。这段由赵普记载的盟书，经太祖亲手放于金匮之内，成了宋太宗继位合法化的最好证据。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怀疑“金匮之盟”的真实性。清末，有人提出了疑问，接着人们纷纷认为杜太后的顾命是伪造的，“金匮之盟”成了一团历史疑云。

“斧声烛影”事件后，赵光义在太祖的灵柩前悲痛即位，是为太宗。但一些事情总使人有所怀疑，如太祖不曾卧病，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在此之前太祖并没有足以致命的病史，为什么竟然一病而不起？宋太宗在即位当年的十二月就改年号为“太平兴国”，而按常规，新君即位当年应沿用旧的年号，次年方得更改，太宗为何如此迫不及待？一时之间，疑云重重，朝野上下暗中议论纷纷。这时，忽然又出现了“金匮之盟”。

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受卢多逊排挤已罢相的赵普密奏太宗，谈到其母昭宪杜太后临终顾命之事。太宗找到誓书，打开金匮一看，不由得大喜，于是赵普重新得到重用，晋升为司徒兼侍中。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记载道：建隆二年(961)，昭宪杜太后临终前，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在世时间已不长，就召宰相赵普等入宫受遗命。太后问太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得天下吗？”太祖说：“能得天下主要是靠了祖宗们和太后的恩泽。”太后说：“不是这样的，恰好当时是柴氏让个小孩子主天下，群情不服。如果后周有年纪稍长一点的国君，你怎么能够得到皇位？你与光义都是我生的，你之后应当传位给你的弟弟。四海至广，能立年纪大一点的国君，这是社稷的福分。”太祖一面哭一面顿首说：“怎么敢不如太后教诲的那样去做。”转身对赵普说：“你把我们说的话全部记下来，不能有所改动。”赵普就在病榻前写成誓书，并在纸末署上自己的名字：“臣普记。”太祖手封其书，将之放到金匮之中，命可靠的宫人掌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匮之盟。

在这条资料下，李焘又注释道：“司马光《记闻》称太后命传位给二弟，其本意是指太宗及秦王廷美。现在是根据《正史》和《新录》综合成的，而《旧录》原本不载这件事。《正史》和《新录》也称太宗入受顾命，而《记闻》不载，今从《记闻》。”翻看《记闻》的记录，太后是这样说的：“汝万岁后当次传之二弟，则并汝之子也获安矣。”李焘注释的理解是没有问题的。

李焘的记录，是综合了各书编成的。其中《正史》是指成书于宋仁宗时的《三朝国史》，《旧录》指成书于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的《太祖实录》，《新录》则指成书于真宗时的《太祖实录》。另《太宗实录》修于太宗至道三年，其时太宗已死，成书于真宗咸平元年。以下各书除《太宗实录》残存外，其他均已亡佚。

由此看来，昭宪顾命最早的记录是《太祖新录》。在此之前，《太宗实录》已涉及赵普于太平兴国六年密奏昭宪顾命的事情，并像模像样地谈到太宗找到金匮后，打开一看，如获至宝，“遂大感悟”。据此李焘认为顾命时，太宗是不在边上的，后来的史书是进行了加工润饰。

“金匮之盟”的出现，使太宗的继位变得合情合理，使人们原先对他即位的怀疑一扫而光。长期以来，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却变成了称颂宋太祖坦荡无私的具体例证。尤其是明代的一些评论家，都接受了这种说法。

清代后期，学者恽敬对此提出疑问，认为盟约内容是掩饰之说。毕沅的《续通鉴》有两处考异认为《长编》记载是曲笔，决不可信。当代学者也认为“金匮之盟”可能有诈。

史学家张荫麟认为顾命之事有很多破绽。其一，杜太后死时，太祖仅三十五岁，长孙德昭十一岁，杜太后怎么能预知太祖死时德昭仍是幼童？其二，太祖既遵母命，为何将盟誓藏起来对谁也不说？太宗即位五年后，打算对皇弟廷美动手时突然将盟誓公布，其中很有可疑之处。其三，赵普是参与盟誓的，太祖在世时自不能多说，但太宗即位后为什么不马上说明，要待数年之后？其四，太宗时修的《太祖实录》中没有“金匮之盟”，到了真宗时修《太宗实录》就有了，而且又说太宗也是在场的，史料的记载为何这样矛盾？此外，金匮盟誓全部在秘密中进行，知情者最多只有四个人知道，太祖和太后已经作古，剩下赵普和太宗，想怎样讲就可以怎样讲，谁会知道真相是怎样的。因此他认为“金匮之盟”是假的。

之后，怀疑“金匮之盟”的人蜂拥而起。

有人指出，在宋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皇帝健在，而太后为接班事草遗诏的。即使皇帝没有儿子，也不用太后越俎代劳。杜太后草诏的理由是为了不重蹈周世宗传位幼子丢失天下的覆辙，而太祖身体很好，屡次出兵亲征，太后怎能知太祖必然短命？如有遗诏，太宗临终时必然会布置人打开金匮，即使是突然死亡，皇后和掌管金匮的宫人也应知晓其事，为何要到六年之后才由赵普揭出？如有遗诏，应该全文公布，堵众人之口，却闪烁其词，只有大概意思。太宗既然要利用遗诏证明自己继位是正当的，但又为何自己传给比弟侄年幼的儿子？结论只能是赵普为了投靠太宗，恢复相权，报复政敌，才编造了遗诏。

有人认为顾命可能是有的，但太宗公布的盟誓是假的。昭宪临终或许是有此顾命也未可知，但绝无藏于金匮二十余年之久的盟书。另外，昭宪太后顾命没有谈及太宗死后再传位给太祖之子也极悖常理，李焘在长编中实际上已有所怀疑，他说：“始太祖传位给太宗，这是昭宪太后的顾命。有人说昭宪和太祖的本意，是想太宗再传位给弟弟廷美，而廷美再传位给太宗长子德昭。所以太宗即位后，马上任命廷美为开封尹，廷美之子德恭授贵州防御使，称为皇子，这些都是太祖和太后的本意。”由于赵普在金匮之盟中记录和最终披露者都是他，可以认定伪造者就是他。成书于太平兴国五年的《太祖旧录》对这件事没有记载，此年就发生了这件事，说明伪造就在这一年。宋太宗和赵普伪造这个盟誓的原因，主要是为自己无太祖顾命入继缘饰。太祖死之前，太宗为开封尹，而太祖诸子虽已成年出阁，但均未封王，更无太子之位，太宗实际上居储君之位。然太宗想到自己毕竟是没有太祖顾命，又无正式储君之名，弟继兄不合常例，所以出此下策，寻求合法正式依据。《三朝国史》、《太祖新录》的编撰者当然也是不信金匮之盟的，但为尊者讳，就作了许多润饰，称太宗也是入受昭宪顾命的。

问题是“金匮之盟”既然有可能出自宋太宗篡位后伪造的，属子虚乌有，那么宋太祖自己心中有没有继承人？继承人究竟是谁？

有专家认为烛影斧声事件的当晚，宋皇后突然发现宋太祖死于非命，急命内侍王继隆速召太祖子秦王德芳。当看到召来的不是秦王德芳而是晋王时，宋皇后大惊失色。如果有金匮之盟，宋皇后当不会不知道，就可能不会去召秦王抢先来柩前即位。宋太祖死时秦王德芳已十八岁，不为幼儿。宋太祖如果再能活几年，就会将秦王培养成为一个政治经验丰富的继承人。在许多资料中，可以看到其实宋太祖是在不断地培养秦王，让他多读书，参加各类政治宴会。宋太宗也知道宋太祖的意思，所以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抢班夺权，伪造了所谓的“金匮之盟”。

事至今天，还是有个别人认为金匮之盟是真实的。杜太后遗命是从五代以来现实政治考虑的至理，太祖以长弟为储在客观上是势所必然。宋太祖不将金匮之盟昭告天下，可能是他觉得没有必要改变五代以来不正式立储的习惯，而且可以保留最后的选择。太祖考虑到一旦公开盟约，便大有可能引致家人子弟为营谋帝位而相倾。赵普在太宗登位时，与太宗嫌隙甚深，贸然公开密约，安知是祸是福？揭示金匮之盟时，太宗已登基六年，继统已没有争议，赵普的意思其实是想力谏太宗不可再徇于母命，他力持的是父死子继的正论。太宗如果存心作伪，应该在一登基便干，而且最好令伪说人于死无对证的地步，而没有必要让居心叵测的赵普为他完谎，使自己处于受要挟的境地。

将杜太后的顾命藏于金匮之中，从记录上看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从事理上推断，却多少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即使意见相反，大家还是无法说服对方。

宋孝宗被普遍认为是南宋最杰出、最有作为的皇帝。宋孝宗赵昚（1127年11月27日－1194年6月28日），宋朝第十一位皇帝（1162年7月24日—1189年2月18日在位），初名伯琮，后改名瑗，旋赐名玮，字元永，谥号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宋孝宗是宋太祖的后裔，也是宋高宗赵构的养子。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十月廿二，宋孝宗赵昚出生。宋孝宗赵昚的七世祖先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四子赵德芳。宋孝宗赵昚父亲为秀安僖王赵子偁。由于宋高宗赵构的唯一儿子元懿太子夭折后再没有嗣子，而宋太宗的后代除了赵构，其他的全部在靖康之变中被金军掳走，所以宋高宗赵构只好从宋太祖后代中选择继承人。《异迹略》记载，宋高宗赵构被宋太祖赵匡胤托梦，称“汝祖（宋太宗赵光义）自摄谋，据我位久，至于天下寥落，是当还我位。”故宋高宗赵构过继了宋太祖八世孙赵昚作为养子，并立为太子；《宋史》中也有相似的记载，但为孟太后被托梦。

《宋史·孝宗本纪》记载：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后，而昭慈圣献皇后亦自江西还行在，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会右仆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请，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于是诏选太祖之后。同知枢密院事李回曰：“艺祖不以大位私其子，发于至诚。陛下为天下远虑，合于艺祖，可以昭格天命。”参知政事张守曰：“艺祖诸子，不闻失德，而传位太宗，过尧、舜远甚。”高宗曰：“此事不难行，朕于‘伯’字行中选择，庶几昭穆顺序。”而上虞丞娄寅亮亦上书言：“昌陵之后，寂寥无闻，仅同民庶。艺祖在上，莫肯顾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祸也。望陛下于'伯'字行内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高宗读之，大感叹。绍兴二年五月，选帝育于禁中。

宋孝宗赵昚在位27年，淳熙十四年（1187年）10月，太上皇宋高宗赵构病卒，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孝宗赵昚让位与儿子宋光宗赵敦。绍熙五年（1194年）赵昚病逝，谥号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庙号孝宗。

宋孝宗赵昚是南宋最有作为的君主。他不甘偏安，力图恢复中原，同时改革内政，希望重振国势，高宗时弥漫朝野的妥协求和之风曾一度有所扭转。然而，面对太上皇赵构的处处牵制、主和派的极力阻挠、主战派的人才凋零等内外不利因素，孝宗深感力不从心，中兴大业最终不得不付之东流。

隆兴二年（1164年）年底，宋孝宗被迫与金国签订“隆兴和议”。与宋高宗时期签订的绍兴和议相比，南宋在隆兴和议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南宋皇帝不再对金国称臣，交给金国的岁贡改为岁币，数量也减少了二十万两，这是金国最大的让步，而南宋在采石矶会战以后收复的海、泗等六州悉数归还金国，则是宋朝最大的让步。

次年（1165年）宋孝宗改元“乾道”，并又任用王淮理财备战。乾道年间，由于没有战事的干扰，宋孝宗专心理政，百姓富裕，五谷丰登，太平安乐，一改宋高宗在位期间南宋贪污腐败严重、国困民穷的衰败局面。由于宋孝宗治国有方，所以南宋开始出现国泰民安的小康局面，史称出现“乾淳之治”（乾：乾道，淳：淳熙，都是宋孝宗的年号）。

宋孝宗是南宋最有进取心的皇帝。后人说，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孝宗不愧是太祖的后人，一反高宗时卑躬屈膝的投降路线，一心想恢复中原，他的这种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但是在过去秦桧为相的十几年间，将南宋朝中的抗战派人才迫害、打压殆尽。所以宋孝宗在位时期南宋相不过张浚这样志大才疏之辈，将不过李显忠、邹宏渊等人。宋孝宗手下只有一个虞允文可堪大用，还要和朝中势力强大的妥协求和派斗争，特别是孝宗当了27年皇帝，前25年太上皇赵构一直健康地活着，而且赵构在朝中培植的妥协求和派势力仍然比较强大，这些一直影响制约着宋孝宗光复故土、洗雪国耻的努力。太上皇赵构坚决反对对金开战，甚至对孝宗说，等我百年之后，你再为之。以孝顺著称的宋孝宗当然要听取太上皇赵构的意见。

宋孝宗为人勤政、节俭，孝宗朝是南宋国力最强的时候。可惜宋孝宗赵昚碰上了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完颜雍（乌禄）这样的明君，金国虽然对南宋采取守势，但没有发生内乱。宋孝宗在位期间，南宋和金国属于绝对的均势，平衡没有被打破，所以都无法消灭对方。相比两宋的其他皇帝，宋孝宗更让人同情些。

元朝官修正史《宋史》对宋孝宗的评价：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择太祖之后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贤，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可谓难矣哉。即位之初，锐志恢复，符离邂逅失利，重违高宗之命，不轻出师，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国奔驰，无衅可乘，然易表称书，改臣称侄，减去岁币，以定邻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寝异于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群臣积钱谷，谨边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之将有为也。天厌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终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继大统，而能尽宫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间父子怡愉，同享高寿，亦无有及之者。终丧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请而力行之。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宋史·孝宗本纪》）

就是这个宋孝宗，给岳飞一案平了反。

谢选骏指出：可怜的岳飞，他的平反居然要靠宋高宗的断子绝孙和宋孝宗的标新立异。

（三）

网文《南宋名臣史浩不惧谋害岳飞主谋宋高宗在世为其平反，结果出人意料》报道说：

到了烟波浩渺的东钱湖就看到了“史府家宴”的大招牌。据当地人说，这个史家在宋朝是个名门王族，叫做“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由于史家当年的功绩，于是很多菜肴就用了史家的名讳。而这个史家最了不起的功绩，在于南宋名臣史浩，历尽千心万难给岳飞平了反。

据史料，绍兴32年，南宋孝宗继位，史浩拜相。为了还岳飞清白，史浩可谓尽心竭力，原因在于史浩本人祖上从江苏逃难来宁波，家破人亡，所以身负复土之志，同时对精忠报国的岳飞也包含了丰富的敬仰之情。

终于，在史浩的策划下，隆兴元年七月，岳甫上奏朝廷，请求发还岳飞生前的田地宅院。不久孝宗下诏，追复岳飞和岳云的官爵，追复指挥，后来追复少师、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6100户、食实封2600户，依官礼改葬，岳飞的子孙也都特予录用。孝宗将岳飞尸骨找了出来，以礼改葬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栖霞岭上，至此岳飞一案完全平反昭雪。

当时为岳飞平反既难又易。说易，史浩关注到孝宗的个人情感。孝宗是一直痛恨秦桧的，一则秦桧反对立孝宗赵伯琮为皇储，二则秦桧常欺侮他。相反，孝宗对岳飞是赞赏的，这是因为岳飞对孝宗中兴基业抱有极大的希望。同时民间百姓对岳飞一直怀有敬意，在此时为岳飞平反也是民心所向。说难，是因为太上皇赵构还在，当年岳飞之案，赵构是主谋。秦桧病死，有人提出给岳飞恢复名誉，高宗却起用杀害岳飞的刽子手之一万俟为相，岳飞昭雪当然受阻。

而在孝宗即位后，史浩便用心推波助澜，顶着太上皇赵构的压力，不仅帮岳飞满门昭了雪，同时还加官进爵，成就一代名相。

谢选骏指出：其实，上面这篇眼光局促，没有看到岳飞一案，其实还牵扯到了“两宋之间的改朝换代”。

（四）

网文《漫长艰难的岳飞平反之路》报道：

岳飞是谁害死的？都知道是“秦桧”。但是，秦桧只是这个罪恶集团的成员之一，充其量是个头面人物，这个集团至少是由三公一母这样一个“四人帮”——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读音：莫其懈）组成的。前不久出差杭州，参谒岳王庙时还拍下了“四人帮”永持跪姿的生铁铸像。

在杭州岳庙还有一处古籍，透露的信息却截然不同，那就是明代文人文征明的“满江红”词碑，其中有句云：“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文征明的观点很明确，赵构才是害死岳飞的元凶，秦桧只是奉旨行事而已。这一观点虽然未获宋史专家邓广铭的认可，但却得到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肯定。1957年夏，毛泽东会见友人时指出：“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文征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赞朕而已’。后来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征明独排众议，……”（舒湮《1957年夏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以词论史，以史证词，否定了一些史家把赵构议和投降与冤杀岳飞推责秦桧一人的错误史观。

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除夕之夜，战功赫赫的抗金英雄岳飞，被南宋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杀害。相反，和议投降的主谋、杀害岳飞的帮凶秦桧，不仅在岳飞被害14年后寿终正寝，而且死后也备极哀荣，宋高宗赵构当即“追封桧申王，谥忠献，赐神道碑，额为‘决策元功，精忠全德’。”（《宋史》）

正因为宋高宗是制造岳飞冤案的元凶，才使得岳飞一案的昭雪平反变得十分漫长与艰难。政治人物都是多变而势利的现实动物。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病死，他的养子秦熺谋求相位，为赵构所拒绝。秦家失势，使长期压抑的主战派看到了希望，开始要求给岳飞恢复名誉。一涉及岳飞一案的性质问题，赵构就不干了，他干脆起用早已被贬的万俟卨继承相位。万俟卨是杀害岳飞的刽子手之一。让岳飞冤案的制造者执掌政局，自然消除了为岳飞平反昭雪的各种可能。在这点上，赵构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对“文革”作出政治决议，邓小平只能成为“桃花源”中人。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海陵王完颜亮撕毁和议，兴兵南侵，欲一举灭宋。危亡之秋，朝野震动，朝臣纷纷上书，要求为岳飞昭雪，“要当首正秦桧之罪，追夺其官爵，而籍其家财”，同时“雪赵鼎、岳飞之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过，在所有的奏折与请愿中，没有一人敢于讲出赵构是岳飞冤狱的始作俑者，均归罪于秦桧为首的“四人帮”。金兵进击长江北岸，赵构迫于无奈，只得作秀，于是下诏:“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同上）已被流放岭南的岳飞家眷，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家中。这一举措，与平反昭雪毫无关系，仅仅是对其遗属略示仁政而已。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宋高宗竟将岳飞与蔡京、童贯等“宣和六贼”、北宋奸臣相提并论。事实上，赵构确将岳飞视为奸臣，岳飞冤狱正是以“谋反”定罪的。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赵构退位，赵昚（读：慎）登上皇位，是为宋孝宗。与赵构不同，赵昚作为南宋第二代领导核心，是一位胸怀大志，抗金复国的有为之君。宋孝宗为了鼓舞士气，兴师北伐，登基之初即打着高宗的旗号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当年十月，又颁发正式文告，宣布追复岳飞“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之待遇。（《金佗稡编》卷十三）岳飞生前所任职务，均位宋代文武官员前列，地位高于《水浒传》里的殿帅府太尉高俅，大约相当于今之军委副主席。这样一个功勋卓著、地位崇高的国家领导人蒙冤而死，要平反昭雪，必须分清是非，公开承认错误，还岳飞以清白。但在宋廷的平反告词中，对岳飞之死却写得云山雾罩：“会中原方议于櫜弓，而当路力成于投杼，坐急绛侯之系，莫然内史之灰。”借用西汉周亚夫之冤狱喻指岳飞之死，实际上承认了这是冤案。然而，虽然名义上为之平反，却又不肯明言直说。不过，宋廷对岳飞“近畿礼葬，少酬魏阙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辕门之望。”“岂独发幽光于既往，庶几鼓义气于方来。”（《金佗续编》卷十三）倒是体现了孝宗的本意。隆兴元年（1163年），经岳飞家属要求，给还了岳飞原有田宅。淳熙五年（1178），应岳飞之子岳霖的要求，发还了宋高宗写给岳飞的全部“御笔”、“手诏”（秦桧为陷害岳飞，曾从岳家抄走）。让人不解的是，虽然朝廷恢复并给予岳飞家人种种待遇，却对岳飞冤狱并未进行任何的甄别与复查。由此可见，宋孝宗对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不仅不够彻底，而且留了尾巴。比如，在朝廷文告中，涉及岳飞死因，只讲“坐事以殁”；涉及岳案性质，只字不提“冤狱”。尤应指出的是，孝宗对岳飞冤狱所有的制造者包括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一概未予追究。其实，赵昚并非不知岳飞冤情，他在私下接见岳飞之子岳霖时曾明确指出：“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金佗稡编》卷九）

那么，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何在呢？孝宗当政27年，赵构作为太上皇，老而不死，几乎“监督”了赵昚主政的全过程，直到赵昚退位两年前，赵构才一命呜呼。这对赵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宋孝宗主政时期，对于岳飞一案之所以未能彻底平反，赵构的影响是根本因素。无数事实告诉人们，统治者制造的冤案，决不可能由其本人平反。在没有改朝换代的情况下，冤假错案的昭雪，往往是在掌权者死去之后，由统治集团的后来人来进行。比如，“文革”之后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就是这种情况。赵构作为宋室南渡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始终以对金屈辱求和为国策，他怎么会对背逆己意、执意抗金、诏狱赐死的岳飞平反昭雪？至于宋孝宗赵昚，由其养父赵构亲自定罪处死的岳飞冤案，赵构作为健在的太上皇，余恩犹存，余威尚在，且朝廷官员大多为其所提拔，在此情况下，赵昚无论如何也不敢推倒重来。

对岳飞正式追赠赐谥，是在淳熙五年（1179）岁末，即孝宗即位并为岳飞“昭雪”之后的第十七年。赐谥是朝廷事务的大事。一字之差，寓褒贬，示高低，代表朝廷对官员历史功过的正式评价。因此，必须由太常寺调查官员之功业，并据此提出赐谥之理由，三省审议后，最后由皇帝审查定夺。太常寺拟请“谥以忠愍”，被赵昚退回，“令别拟定”。复议的结果是：“兹按谥法，折冲御侮曰武，布德执义曰穆。”孝宗同意了这个意见，于是正式宣布岳飞谥号为“武穆”。（《金佗续编》卷十四）从“忠愍”降为“武穆”，是宋孝宗对岳飞评价的贬低，也使岳飞子孙心绪难平。

由于对岳飞冤案平反昭雪的不彻底，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对平反决定是非不明、政策保留的批评尤其明确，如“使飞果反，朝廷不当昭雪，为之昭雪，是非真反。苟非真反，则亚保之礼不当有废。国家纵不能归其赗赠，追加封爵，犹当返其田宅，畀之恩数，亲降黼座，临奠其丧，会其子孙，以礼归葬……今独不然，惟复其封而已。改葬之礼，非复典彝;官其诸孙，仅同卒伍。”（薛季宣《浪语集》）岳飞到底是真反还是未反？到底是逆臣还是忠臣？朝廷态度不明确，引起了人们的猜测、疑惑、不满。由此可见，这次平反昭雪工作，因当局态度暧昧，社会效果不彰，甚至产生了负效应。

随着赵构、秦桧的故去，与岳飞冤案有牵连的许多当事人也不在人世，这为岳飞冤案的昭雪减少了政治与社会阻力。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历史的见证者也相继离世。这些“活档案”的消失，从客观上削弱了历史的旁证。这也正是历史上一些统治者为了掩盖自己犯下的罪行，往往采取拖延、淡化的方式，试图用时间消灭人们记忆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情况需要提及，除掉岳飞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是研究南宋历史的两部重要典籍，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也正是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这为岳飞之孙岳珂搜集、整理为祖父昭雪的历史资料，形成了巨大障碍。

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效果，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退位，宋光宗赵惇继位之后，绍熙三年（1192），岳飞之子岳霖去世。老人临终之前，拉着儿子岳珂的手说:“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堙没。余幼罹大祸，漂泊及仕而考于闻见，访于遗卒，掇拾参合，必求其当，故姑俟搜摭而未及上。苟能卒父志，死可以瞑目矣。”（《金佗稡编》卷九）岳珂谨遵父命，在其父岳霖前期努力的基础上，历经十年，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搜集、编撰包括“高宗皇帝御笔手诏”和《吁天辨诬》在内的大量证据文献进献朝廷。此时，距岳飞被害已经62年。由于宋孝宗为岳飞平反的不彻底，加之秦桧对历史资料的篡改与歪曲，人们对岳飞冤狱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开禧北伐”前夕，也就是嘉泰四年（1204），宋宁宗赵扩采纳朝臣韩侂胄的建议，将岳珂为岳飞所作的辨白文书宣付史馆，追封岳飞为鄂王，赵扩指出：岳飞“虽怀（郭）子仪贯日之忠，曾无其福；卒堕（李）林甫偃月之计，孰拯其冤。”“可特追封鄂王”。强调“虽勋业不究于生前，而誉望益彰于身后”，“岂特慰九原之心，盖以作六军之气”，目的在于给活人一个说法。（《金佗续编》卷二七）昭雪岳飞与评价秦桧是一枚铜钱的两面。正因如此，开禧二年（1206），赵扩下令，追夺秦桧的“申王”爵位和“忠献”谥号，改谥“谬丑”，并指出其罪行：“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赵扩此举，是平反岳飞案件最彻底的一次。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开禧北伐失败后，韩侂胄被谋杀，主战派再次受到排挤，主和派又一次得势，在权奸史弥远的主导下，竟然恢复了秦桧的爵谥。

宋理宗赵昀是南宋末年一位试图有所作为的皇帝。理宗宝庆元年（1225），宋廷就岳飞案件颁布《赐谥告词》，告词道出了岳飞的冤情：“夫何权臣，力主和议，未究凌烟之伟绩，先罹偃月之阴谋”，第一次指出当年的和议政策是导致岳飞冤案的重要因素。这份告词，以诸葛亮、郭子仪与岳飞作比，“昔孔明之志兴汉室，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岳飞）英灵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师、追封鄂王，特与赐谥忠武。”（《金佗续编》卷十六）可以说，这是南宋官方对岳飞的最高评价，也是有宋一代对岳飞的最后结论。后人往往尊称岳飞为“岳武穆”其实不确，称“岳忠武”方为允当。

南宋九帝，至少有四帝曾经参与处理岳飞冤案。高宗不用说了，在为岳飞平反昭雪问题上，其余三帝，要么只就岳飞的谥号与待遇出台文告，要么将冤案的责任归罪于秦桧为首的“四人帮”。在所有这些政治决定中，从未触及过岳飞冤案真正的罪魁祸首——宋高宗赵构。孝宗淳熙五年（1178），在《武穆谥议》中，对岳飞冤案如此描述：“公（岳飞）亦进位枢府，而兵柄释矣。隽功未就，伟志莫伸，身随以殒，有遗憾焉！”（《金佗续编》卷十四）此中只是提到“用事之臣力主和议”，既未指出赵构秦桧的和议误国，也回避了南宋君臣的罗织冤狱。而在前件《忠愍谥议》中，原有这样的话：“士患不遭时遇主，既遇而复不得其死，命欤！……然率斃于权臣之手，天下莫不冤之。”隐晦地批评了赵秦君臣二人，这也是这项建议被孝宗否定的根本原因。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宋廷在《追封鄂王告》中指出：“中兴之主（高宗）思念不忘，重华之君（孝宗）追褒特厚”。（《金佗稡编》卷二十七）似乎高宗赵构仍然对岳飞情深意切，念念不忘。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宋廷在《颁谥告词》中指出：“宜高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庙（孝宗）矜哀之备至，……既辨诬于累圣，可无憾于九京。”（《金佗续编》卷十六）大意是说，有历代皇帝的关心与过问，岳飞在九泉之下也不应感到遗憾了。在封建皇权社会中，“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大约是核心价值。然而，这一核心价值，不仅使得南宋王朝失去了为数不多的复兴与崛起机会，不仅使南宋军民屈辱地渡过外敌欺凌的漫长岁月。时至今日，“为圣君讳耳”的传统与做法仍然薪火相传，其政治影响与社会危害余绪犹存。

迄南宋一朝，对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虽然作出了结论与定评。然而，冤死者，英年惨死，家庭破碎；害人者，寿终正寝，高居庙堂。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上，由宋高宗赵构为开端，一味屈辱求和，不惜自毁长城，致使整个南宋，偏安东南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沦陷区的同胞们，则惨遭蹂躏，水深火热。赵氏皇族既不肯吸取北宋灭亡的教训，又缺乏光复故国疆土的勇气，在持续上百年的割地纳币、称臣叫叔的屈辱之后，终于在另一个外族政权——蒙古——的进攻之下，彻底灭亡了。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文，就不仅把岳飞一案，归咎于秦桧等“四人帮”，而且指出“四人帮”的后台是毛泽东（宋高宗）——这说明他的眼光比邓小平等人高出多了。政治充满了算计，但生活不是数学，生活的关键之处，都是按照违反数学原则的方式，运行的。生活不是数学，也不是理论和逻辑，生活的关键之处，都是按照“违反理论和逻辑原则”的方式，而运行的——至于两宋之间的改朝换代，更直接促使“缠足战略”的形成。

【079、两种死法请取其一】

为了引发对人工智能失控的讨论，柏克莱加州大学研究员里本(Alexander Reben)曾制造能自行决定是否“刺破人类手指”的机器人。他表示，尽管许多机器人公司强调有办法避免失控，但在伦理层面上，机器人其实靠不住。

里本将此机器人命名为“第一法则”，源自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里，人类给机器人专门制定了法则，其中第一条就是“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或者在人类遭遇伤害时不作为”。

里本说，这是第一个能自主并有意识地决定是否要违背阿西莫夫法则的机器人，旨在告诉世人，能决定伤害人类的机器人已经存在了，我们必须正视问题、未雨绸缪，否则就太晚了。

有人警告说，人工智能可能会发展自己的意志，但这与人类的意愿相冲突。“人工智能的成功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但它也可能是最后的一个，除非我们学会如何避免风险。除了好处之外，人工智能也会带来危险，如强大的自主武器，或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新方法。这将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巨大破坏。在未来，人工智能可以发展自己的意志，一种与我们意愿相冲突的东西。简而言之，强大人工智能的兴起，将是人类最好或最糟糕的事情，我们还不知道。”

……

谢选骏指出：看来未来的人类只能“两种死法请取其一”，一种死法是“机器人伤害人类”，一种死法是“在人类遭遇伤害时机器人不作为”。其实不仅机器人如此，社会组织也是如此。不论是党还是政府，要么是“伤害人类”，要么是“在人类遭遇伤害时不作为”，如果碰巧有个政府“又不伤害人类，又在人类遭遇伤害时作为”，那么这个政府一定存在不久，因为他缺乏运行所需要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鲜血的资本”。政府的第一职能就是作威作福，没有他还不行。这就是“人类的卑贱和原罪”！

机器人问题也是这样，罪不在机器人，而在人类自己的原罪需要。蛮族入侵也是如此，罪不在蛮族，而在文明人自己的原罪需要。所以把责任推在蛮族头上，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现在大选过后，还是有三分之二的美国居民愿意让非法移民继续留在美国……让他们留在美国干什么？留在美国满足美国人自己的种种需要而不是非法移民自己的需要。

【080、另类的游击战争——电器摄像机出政权】

《用自拍累死FBI：监控那个监控你的人》（端傳媒記者梁振嶽 2016-09-04）报道：

2002年至今，Hasan Elahi 拍摄并上载了逾8万张“自拍照”，平均每天约20张。

Elahi 不是自恋狂，每张照片里都没有他的样子，只有他以第一身视角看见的事物，例如他在中餐馆吃着的那碟炒饭、准备使用的浴室马桶、机场候机大楼的询问处、商场一角等等。

多年来，不少人浏览 Elahi 的自拍照网站，但大概很快被那些重复而沉闷的照片赶走，只有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探员日复一日地检查照片，以追踪 Elahi 的一举一动。

Hasan Elahi自从被 FBI 误认为是恐怖分子后，他拍了大量的自拍及生活照来告诉FBI自己在干什么，他称自拍是反恐战争时代的艺术。Hasan Elahi个人网站截图。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震惊全球。美国社会陷入恐慌，政府加强反恐监控，FBI宁枉勿踪，将不少人都列入监控名单，其中包括身家清白的 Hasan Elahi。

FBI 探员很快就发现，指证 Elahi 涉及恐怖主义活动的情报并不正确，于是还他清白，将他自监控名单上除名。不过，由于 Elahi 的名字曾被写入数据库，要除名需要经过一连串繁复的官僚程序，而且不是每位探员都会随时更新资料。结果此后数年，仍有探员认定 Elahi 就是恐怖份子；于是，Elahi 不断被监控、追捕、扣留、审问、释放，永劫回归。

最终，Elahi 决定“自动献身”，每天拍下大量自拍照向 FBI 通报行踪，主动地“被监控”。 Elahi 每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都会拍照，无论是离境外游，还是从家中到附近的加油站，甚至只是从睡床走到浴室。

我知道他们（指 FBI 探员）有检查我的照片，我能从我的服务器找到他们的登入记录。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年代，他们疯狂地检查，在奥巴马上任后则较少。

无端增加了每日检查大量自拍照的沉闷差事，FBI 探员也只能自认倒霉，因为他们招惹的 Elahi并非泛泛之辈。Elahi 是孟加拉国裔美国学者兼多媒体艺术家，专研科技、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其中最感兴趣的范畴，恰好包括“监控”与“反监控”的权力互动。

“不要再将‘监控’看成用来对付我们的工具，而应将它视为创造‘反监控’的条件：监控那个监控你的人。”Hasan Elahi 解释：“这是‘监控’与‘反监控’之间的范式转移。今天，重获隐私的最佳办法就是彻底放弃隐私，拥抱‘监控’，过着一种绝对透明、公开的生活方式。”

他认为在资讯年代，已经没可能维护过去那种老旧定义的“隐私”，面对无处不在的监控，只能反击。

Hasan Elahi自从被 FBI 误认为是恐怖分子后，他拍了大量的自拍及生活照来告诉FBI自己在干什么，他称自拍是反恐战争时代的艺术。其中充斥了“Hasan Elahi 拍摄的马桶”。因此，Elahi 的自拍照网站经过“精心设计”——其实就是完全没有设计，大量的自拍照杂乱无章上载在一起，没有清晰的时间、地点标注，也不按拍摄的先后次序编排，网站没有便利浏览者的分页，令检查照片的人必须消耗极多时间、精神才能找到特定照片。他说，网站的布局，其实是资讯爆炸时代数据库的缩影。庞大且持续高速增量的数据库，反而令搜寻、分析以取得有用资讯变得极其艰难。这就如 Elahi 的大量自拍照，模糊了政府、FBI 探员等监控者的视线；这些自拍照似乎曝光了 Elahi 的一切隐私，但事实上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他的有用资讯。

如今，人们公开地生活以维护他们的隐私。

2014年，Elahi 与非牟利组织“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合作，将大量自拍照组成装置艺术作品“Thousand Little Brothers（编译：千个小兄弟）”，于美国纽约展览。作品名称对照的，自然是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名著《1984》里经常出现的标语：“老大哥在看着你。”

Elahi 指，历史上每当出现重大冲突，都会催生新的艺术思潮，例如一战时的达达主义（Dadaism）、二战后的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越战时的普普艺术（pop art）等等，他认为“自拍主义”（selfism）在“后911监控年代”中兴起和普及绝非偶然，也具有独特的艺术性质。Elahi 还戏言，相信FBI 的探员已经看过展览中的所有自拍照，但还是希望他们能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再去观赏一遍。

另外，Hasan Elahi 忆述他上载自拍照之初，朋友看见那些炒饭、马桶的照片都感到惊奇，但现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所有人都在做类似的事，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的行为不再让人感到奇怪。今天，所有人都随时随地发布关于自己的讯息，在 Twitter 发文、在特定地点‘打卡’（check in）、在 Facebook 发布照片甚至直播短片等等。”Elahi 说：“如今，假如有人说他要以‘不被连线’的方式生活，别人才真的会感到惊讶。”

110万人——美国当局的监控名单分多个类别。据《华盛顿邮报》引述 FBI 资料，在2001年“911恐袭”前，其中一份“禁飞名单”（no-fly list）上只有16个可疑人物，但至2014年名单急增至约64,000人。而在2014年，被当局列入“综合恐怖分子名单”（consolidated terrorist watchlist）的约有80万人，列入“已知或怀疑恐怖分子名单”（known or suspected terrorists）的更多达约110万人。

大规模监控——Mass surveillance，也称为大规模监视或大规模监听。是一种针对全体人口或大多数人口的复杂监控，其目的是监控民众的行为。大规模监控通常是由政府或是政府所属的情报机构进行的，此时可强调为“大规模政府监控”；但除了政府，大型企业集团也可能自主进行，或是受到政府支持而进行这样的监控。因为各国的法律和司法系统不同，大规模监控的合法性与需要的法律授权也有很大的不同。大规模监控常以打击恐怖主义、避免社会动乱、保护国家安全、打击儿童色情以及保护儿童等理由被提出，提出者认为这是达到上述目的必要手段。相反的，大规模监视也经常因为侵犯隐私权、限制公民的政治权力和自由、违反法律或宪法而被批评。目前的担忧认为，大规模监控可能会带领国家走向“监控国家”和“电子警察国家”……不但公民自由受到侵犯，而且政治异见者可能会被棱镜之类的计划暗算，这种国家也可称之为极权国家。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如果“监控国家”和“电子警察国家”就可以被叫做“极权国家”，那么“极权”就可能需要重新定义了。因为许多民主典范也会被归入这个范畴了。而这样一来，“用自拍累死FBI：监控那个监控你的人”，岂不等于成了“另类的游击战争”？确实的，现在的政府，也许已经落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当然，这个战争运用的武器不是火器，而是电器，是摄像机，是“摄像机镜头出政权”。

【081、另类洋垃圾是否终结了】

《万里送书——旅美学者马大任和他的“赠书中国计划”》2007年05月09日报道：

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专家、学者利用各种机会向人介绍“赠书中国计划”。最“另类”的办法，就是每天读报纸看讣告，看到哪位专家、学者去世了，就马上设法与他家人联系，希望家属捐献藏书，“捐一万箱不嫌多，捐一本不嫌少”……

一本书，又一本书：硬脊烫金的，纸页泛黄的；有的岁月沧桑，文句上或有划线，书页边或有批注……是的，这些书并不是新书，而是美国众多学者向中国捐献的自己的藏书，一摞，一箱，10箱，100箱，800箱——整整一个货柜。

1.两万册图书漂洋过海

今年3月26日，这一批图书从美国纽约启程运往中国青岛，供大学里的教授、讲师和学生们使用。这是87岁高龄的旅美华裔图书馆专家马大任和他的伙伴发起的“赠书中国计划”(Books-for-China　Fund)，送往中国各大学图书馆的第3批图书。

这一天不巧马大任感冒了，他不能像前两次一样亲手送这些图书远行。他的3位年纪同样很大的老伙伴和他的堂妹马大幸，一早就来到纽约一家仓库，将2万余册英文科技、学术图书放入800个纸箱，用胶带密封加固。

这批图书是上百名华裔学者无偿捐献的，一部分图书是赠书者特别指定捐赠给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温州大学等十几所大学。书到青岛后，将由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青岛国际教育交流服务部主任王雪凤负责报关、验收，分发给各校。其余书籍也由中国海洋大学负责管理，并分发给需要的高校，各大学可派人到青岛选取。

2.曾任飞虎队译电员　后任美国名校图书馆馆长

非营利性公益组织“赠书中国计划”，2004年底由马大任在美国发起成立。那一年他84岁。

马大任192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一个书香门第，家中有5人列入《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他的父亲马公愚，是一位书法家。马大任小时候也显露出对书法、绘画的领悟力，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碎了他的画家梦。他投笔从戎，参加抗战，曾当过空军“飞虎队”陈纳德队长的译电员。后来他回校继续学习，在重庆新闻学院毕业工作两年后，1947年由该学院保送公费赴美留学，10年间先后获威斯康辛大学新闻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从新闻业转到了图书馆这一行。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大学图书馆负责管理中日文图书，1965年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馆长，1976年应聘出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馆长，1985年在荷兰退休后，受邀担任纽约公共图书馆东方部中国和中文负责人，直至1992年第2次退休。他还担任过台湾大学、上海华东师大、东南大学访问教授，欧洲汉学图书馆协会会长。

马大任和他哥哥马大恢在风华正茂的年岁出国，后来与故乡的书信联络一度中断，到1978年兄弟俩才回国探亲。“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他们对故乡的落后状况甚为焦虑，5兄妹以父亲的名义建立了图书基金，多次向温州中学捐款。

马大任感受到国内缺书是一个大问题。第一次回国时，他去拜访北京大学图书馆负责西书(外文书)采购的副馆长梁思庄。梁思庄是梁启超的女儿，也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学姐。梁思庄告诉他：“北大已10年没买一本西文书了。现在可以买了，但是全馆没有一个人知道选购西书的方法。”

北大尚且如此，其他大学缺乏西方图书资料的窘况，更是可想而知！中国当时外汇紧张，又是计划经济体制，信息渠道闭塞，采购国外图书的外汇资金和权力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但采购人员面对国外浩如烟海的图书，采购起来往往无从下手。改革开放以后，资金、信息、体制上都有很大改观，然而匮乏状况不是一夜就能改变得了的。尤其是1992年中国参加国际版权公约后，不能随意复印西书，图书馆很难采购许多原版书，直接影响到教学和科研。

怎么办？在纽约坐拥书城的马大任，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身边认识和不认识的众多学者。在美国，私人藏书流失很快，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随着学人退休、搬家或去世而不得不丢弃。而学者们若没有子女继承父业，也往往担心藏书散失——就算这里的图书馆可能筛选接受一部分，数量也很有限；能为自己的书找到知音继承“遗产”，让其物尽其用，无疑是他们一大心愿；更何况许多学者的藏书和档案，是有钱也买不到的。

马大任算了一笔帐：每位华裔教授或学者家中藏书至少3000册，而在北美的华裔教授、研究员、高级技术人士约有10万人，总计藏书量：3亿册！

不仅如此，美国各大学图书馆，每年淘汰的重复本和旧版书数量也很惊人；美国有些出版社也愿将过剩存书捐给教育机构，这些都是免费的外文书源——如果能够被充分开发，那将是无穷无尽！

俗话说“千里送鹅毛”，而马大任决定发起“赠书中国”计划：万里送图书。

3.青春已经八十五　不能闻鸡不起舞

那边巴望能有免费书源，如大旱之望云霓；这边期盼书能有出路，如洪流要寻河道。岂不是两全其美？话虽这么说，再好的事，也要投入人力物力，要供需两相接通，中间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一个人绝对不够，要有一批热心人。

“赠书中国”想法，立即得到金印实业公司董事长陈宪中的支持，免费提供仓库，还代收赠书，并出动员工和设备，协助包装与搬运。和马大任共同启动这个计划的，还有保延昭、禢福晖、古兆中、水秉和、杨埙等人；以后有李宝珩等不少人加入，成立了工作小组。

他们起草了中文和英文的征集图书和资金的信，信中写道：《荀子·劝学篇上》说，“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我们海外华人有如“射干”，祖国是那“高山”。如果山不高，不管我们个人成就有多高，华裔的国际地位也不会很高。

他们收的书不限新旧，也不论语种。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专家、学者向各自的朋友发电子邮件，找上门去劝说。最“另类”的办法，就是每天读报纸看讣告，看到哪位专家、学者去世了，就马上设法与他家人联系，希望家属捐献藏书，“捐一万箱不嫌多，捐一本不嫌少”。

他们的辛苦，从马大任2005年在新泽西一次集会上朗诵的打油诗可见一斑：“青春已经八十五，应该在家享清福……讨书有些像讨饭，求爷拜奶还枵腹。常常碰壁伤脑筋，还为搬书劳筋骨……”

让他们欣慰的是，捐书倡议得到了热烈回应。

欧洲史专家袁澄去世了，其家属捐赠3000册藏书；国际经济学权威王念祖去世，家属捐出大量书刊、档案；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送来了62箱图书；著名历史学家、匹兹堡大学退休教授许倬云捐献51箱书；新泽西的老先生宋安华收集了60多箱周围学人的赠书；牛津大学出版社捐献了270多箱近年出版的图书和该社图书馆的藏书；纽约医学研究院图书馆部主任贾英一人就捐书116箱；联合国退休职员王汝梅病故后，他的夫人将他藏书65箱捐赠出来……

2005年过半，工作小组募集到一万多册图书，足够装满一个集装箱，8月首批图书运往中国；一年之后，2006年8月底，第二批近700箱、约2万多册图书运往中国；半年之后的2007年3月底，第三批图书800箱又启程了。

4.“赠书中国”计划继续扩大

送走了第三批书后，马大任感冒了，医生叮嘱他在家静养。3天后，当笔者打电话给他时，他说他好多了，“今天就可以出门。”后面还要再征集第四、第五批书呢。

据了解，集装箱的运费和报关等手续费用，由收书大学承担，平摊到每本书不到两角人民币；其他费用，像雇工搬运、各地奔波食宿……则来自马大任他们的退休金和捐款。

他们很想将“赠书中国计划”推广到美国西海岸。因为旧金山、洛杉矶都有很多华裔专家学者定居，图书来源可能并不少于纽约，最近终于有了进展，他们在旧金山的《世界日报》社放了一个集装箱，作为收书之用，委托该社公共行政部经理陈冯蓉利女士负责收书。

马大任对笔者说：“赠书中国计划”向社会公开，欢迎各方人士参与，提供金钱或人力帮助。他最盼望的，是这项事业后继有人，长期做下去。他特别叮嘱笔者将他的电子邮箱广而告之：johntajenma＠att.net。捐款可以用Books-for-China　Fund为收款人，他们收到捐款支票后就会给捐款人邮寄回在美国可作为减税证明的收据。

尽管有了互联网，作为知识载体、精神结晶的书，仍然不可取代，仍然珍贵。而从这已经运回中国大陆的5万多册图书和将继续征集运送的更多图书，我们分明看到了更珍贵的一群老人的拳拳之心。 (高伐林）

谢选骏指出：最近，中国当局宣布禁止一切洋垃圾进口，不知上文所说的这些废旧书报，是否已经归入了洋垃圾行列。不过，好歹已经十多年过去了，能够进去的大概都进去的差不多了。至于今后，实在没有必要再把这些欧美淘汰的东西送去中国了。美国许多图书馆门前都摆了任人拾取的书籍，但却无人拾取。因为这是网络时代了，纸媒已经式微。更何况是一些旧书，许多还是临终病人用过的，也不知经过充分的消毒没有。如果没有，那就是真正的洋垃圾了。而且，中国缺乏洋书，是1978年的事情，到三四十年之后再来做，是否有点刻舟求剑了？

【082、另类罪己诏】

《怎么了？习主席开始自我辩护？真是一种政变？》（读报 2020-02-15）报道：

1. 怎么了？习主席开始自我辩护？

中共党媒《求是》杂志15日刊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月3日在政治局常委会应对疫情谈话全文。文章显示，习总书记早在1月7日便已知武汉肺炎疫情，并召开会议对防控工作提出要求。但当时新华社发稿时，完全没有提到武汉疫情，习讲话通篇都是讲其它时政。

据《求是》刊载的谈话全文，习近平于2月3日在中央常委会表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我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指出必须高度重视疫情，全力做好防控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1月22日，鉴于疫情迅速蔓延、防控工作面临严峻挑战，我明确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正月初一，我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此外，谈话全文也显示，习还特别要求“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和“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习近平还强调，中国“要主动回应国际关切，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事，展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

苹果日报引述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党刊公开习近平“早已知道武汉疫情并作重要批示”，如果不是单为抬高习、显示习近平多么英明神勇，为习“贴金”，以及为自己“甩锅”，就是有问罪湖北和武汉地方当局之意，大有陕西秦岭别墅事件翻版之意味。

有评论人士称，缘何1月7日习近平就疫情作批示，但湖北和武汉当局却置若罔闻，若无其事？难道地方当局真敢无视总书记批示，导致疫情爆发蔓延。

更令疫区人民忿忿不平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早前在例行记者会自爆称，中方早于1月3日已向美方通报武汉疫情，而内地民众完全蒙在鼓里，还在喜气洋洋准备农历年，500万武汉潜在病毒携带者，就在这20天左右时间内，离开武汉，把病毒带到全国、全球各地，最终导致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报道称，事实上，武汉早于去年底12月初，就爆发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直到1月20日中共高层开会要求“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疫情全貌才告浮现。评论人士认为，当局对1,400万武汉人民，近6,000万湖北人民隐瞒疫情，铁证如山。

2. 横竖也是一死武汉市长要与习近平拼个鱼死网破　　

就在习近平当年旧部、上海市长应勇接替湖北省委书记还是网络“谣传”的时候，武汉官网上适时推出一篇为“已经失联多日”的武汉市长周先旺“评功摆好，鸣冤叫屈”的文章，标题是《“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文章一出，立刻成为网络“爆款”。文章的大意是：全中国的舆论都在谴责武汉市长，可有谁想过武汉市长的难？武汉早在去年12月就将疫情上报，不发布疫情信息并非市长的责任。而且，市长顶着压力“封城”甚至愿意“革职以谢天下”，你们怎么就不能推己及人一下呢？怎么就不能多一点理性，“当你们看到，那双因为过度劳累而被泪水打湿双眼时，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

公开资料显示，“汉网”是长江日报报业集团及旗下的十余家报刊在互联网上的主要代表，可以理解为武汉当地一众官媒的互联网平台。因此“汉网”上的这篇文章，被很多网友讥讽为“甩锅”。

汉网上这篇文章想要说的两个核心观点并不能说有错：一是在疫情信息发布太晚的问题上，武汉方面不一定是主要责任；二是武汉市长为“封城”承受了很大压力，但为了控制疫情，他宁愿背负历史骂名。

自由亚洲电台的评论说，武汉官网上的这篇文章已经不再是什么“高级黑”了。文章作者已经以近乎直白的表述，为已经因为官方宣传引导而成为“千夫所指”的武汉市长 - 虽然至今仍然没有被公开宣布撤职，但却已经被失踪的周先旺击鼓鸣冤。该文章直白写道：“很多人说，疫情在全国的蔓延，武汉市长周先旺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可是又有谁去理性看待这位市长背后的无奈？早在疫情发生12月，武汉已将相关情况上报国家卫生部门，专家组一行也深入到武汉调研，给出了初步结论，这位市长亦非专业医学出身，遵从专家的建议又何错之有？……当钟院士说出人传人时，这位市长又是冒着多大的政治风险，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封城指令？”因为刊登了如上这篇文章，汉网一度打不开了。等汉网重新可以打开的时候，这篇文章根本找不到了。而中国境内媒体，至少是新浪网一家曾及时转载这篇文章，现在也删了！

暂时还没有被公开宣布“党纪政纪处分”的武汉市长周先旺，早在上月27日就大胆地趁着接受央视专访时及时对外界披露说：“我作为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但是，“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但是”，周先旺欲言又止的下一句话很大可能会是：……但是，到我们被中央“授权”的时候，也就是上月的20号，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话说得也已经是再直白不过，那就是瘟疫肆虐武汉已有月余的1月20日之前，湖北也好，武汉也好，地方官员们是没有主动权的，一直都是在被动等待中央的指令和批示。一直到中央用“属地负责” 四个字，向地方甩锅。

武汉人民的父母官象陈秋实一样被失踪后，先有湖北卫健委党政主官同时被宣布撤换；两天后，又有湖北和武汉的党委一把手双双被免职。

上月底周先旺面对央视受众大胆“甩锅”之后，《中国事务》网站主编伍凡曾评论说：武汉市市长已经公开讲，中央要负责，你压制我不准我报道，不准我去公开，现在公开了却要我们负责。这个市长带头抗命中央了。

武汉肺炎疫情这么严重，为什么中共中央、国务院迟迟不表态？显然是因习近平没有表态。而中共官媒一直把疫情的全部责任，压在湖北和武汉的主政官员头上。但其实这些地方大员们深谙北京政治，他们是随着习近平的声调起舞的。所以，周先旺的“甩锅中央”，说到底就是“甩锅习近平”。用媒体人的话说：“周先旺清楚自己会成为代罪羔羊，所以向权力结构抛出挑战。”而这个权力结构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定于一尊”。

如今深知自己横竖已是一死的周先旺，赶在自己被当成替罪羊抛出的前一刻，做出了不惜拼一个鱼死网破的垂死挣扎。因为他毕竟是习近平体制下的庸官一个，但对以为武汉市长鸣冤为题，实为点明瘟疫失控乃制度之殇的汉网媒体人，实在应该重重点赞！

3. 武汉肺炎是“政变”？网曝“习明泽”发文

武汉肺炎疫情肆虐中国，扩散全球，日前自称是“习明泽本人”的作者在品葱网发文谈这次疫情说：政变是真实。不是在政变就是在通往政变的路上，请大家做好资产配置准备。冠状病毒只是一个借口，真正即将来临的是资产缩水。文章还说，肺炎只是小事，家父真的只是一颗棋子。

自称“习明泽本人”在品葱网上的发言内容大致如下：

来这个网站就传递一条信息：习近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席！更不是什么你们说的皇帝，一尊！家父罄竹难书，但他真的只是一颗棋子。

高层内乱后，即将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但可能会经过很长时间。习家目前无意政治斗争，习家都是被架着上去的代理人。今年明年大部分人财富至少缩水40%至60%。请大家不要花时间猜测高层。因为连家父都无法明白未来走向。

内容说，就是通知大家，明年或者后年，财富缩水40%~60%。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向大家赎罪了！

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一向神秘低调，上述这类消息难辨真假，看似有人杜撰，但这也让这次疫情染上了一抹浓浓的权斗色彩。

事实上，早在去年9月，网络上就传出一段神秘录音，一名疑似中共高层官员透露出中美贸易战已引发中共统治危机。经济硬着陆会带来中国巨大的变化。该官员提到，目前中共高层有三股势力在斗争。未来当局可能恢复当年的计划经济体系，届时所有个体民营资产将全部被搞掉。该高官警告，现在能出去的就出去吧。

这次在武汉封城之后，武汉肺炎的政治冲击波接连不断，更将习近平置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4. 敏感！中国当局开始下架李文亮

中国武汉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官方维稳措施也在加强。针对“吹哨人”李文亮医师6日因染病去世后，海内外掀起要求当局将李文亮忌日定为“言论自由日”的连署活动，中国当局对此展开强力维稳，多位连署人被约谈；李文亮相关图文遭下架。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中国当局打压言论自由日连署，李文亮相关图文遭下架。李文亮6日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去世后，中国海内外自由派学者、异议人士隔天发起“惟有改变，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纪念—致全国人大、国务院并全国同胞书”的网络连署活动，要求当局将李文亮忌日定为“言论自由日”，并开放媒体自由报导和网络自由言论，进而开放报禁，兑现出版自由。

该报道引述维权网消息，中共当局对此连署活动十分恐慌，中国各地警方传唤或恐吓多位参与连署的公民。

该报道说，李文亮病逝后，中共当局为平息民愤，指示国家监察委员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官媒大幅报导哀悼，还发文为李文亮“平反”。但网络显示，连署活动展开后，网管当局立刻启动维稳试图遏止要求言论自由的风潮。12日起，大量与李文亮相关的报导、文章、照片、影音，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一般网友所发，在微博、微信都遭到下架。还有网友说，就连他上传李文亮的照片置为头像，也被删除。

据报道称，目前微博、微信还可以搜寻到与李文亮相关的图文，都是大陆网友昨晚开始再上传的。

中共官方调查还没给出结果，李文亮已在网络社群被消失。

5. 网传武汉病毒所一研究生系零号病人石正丽回应了

2月15日，一则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一名女研究生黄艳玲是新冠病毒肺炎零号病人”的消息在网络流传。网络流传的截图显示：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的零号病人是黄艳玲，系武汉病毒所科研人员，2012年考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

据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发布于2011年11月4日的《2012年度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显示，黄艳玲系西南交大推荐的学术性硕士。

2月15日晚间，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表示，对病毒所是否有一位名叫黄艳玲的女研究生并不掌握，但可以保证武汉病毒所目前无一人感染新冠肺炎。石正丽说，“我可以保证，包括研究生在内，我们所没有一个人被病毒感染过，我们所是零感染。”

6. 世界冠军家庭战疫：为儿哭求床位丈夫病逝　　

如果不是特别问及，没人知道，裴佳云不会主动提到，自己曾是著名的赛艇运动员，在世锦赛、亚运会上均获得过冠军，还是“湖北省劳动模范”。老公也曾是一名赛艇运动员，儿子在武汉读大三，婆婆在家留守，一家三代四口，原本其乐融融。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个家庭发生巨变：婆婆、丈夫、儿子先后被感染，裴佳云也出现一定症状，其中，居家隔离期间，丈夫还没有确诊前就不幸病逝。她是个要强的人，说从前几乎从不求人，但是，为让孩子能得到一张床位，自己曾到居委会哭求过社区工作人员，“我实在是没办法了。”现在，儿子和婆婆先后被确诊患有新冠肺炎，已分别住进武展“方舱医院”和火神山医院。

7. “钻石公主号”形势严峻美国将安排包机接回美国公民

豪华邮轮"钻石公主号"自从2月3日抵达日本横滨港之后，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已经增至285人。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将安排包机将该邮轮上的美国公民接回国。大使馆当天已经通过电子邮件，致信相关美国公民通知了这一决定。包机将于当地时间星期日抵达日本，届时游轮上的美国公民将乘坐大巴，从邮轮转移至机场。据悉包机在接回这批美国公民之后，将在加州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降落。

谢选骏指出：《读报》不懂“习主席开始自我辩护”其实是中国特色的“另类罪己诏”。毛泽东1960年代被迫自我辩护的时候过去不久，就开始了文革的腥风血雨了。邓小平1990年代被迫自我辩护的时候过去不久，就开始了血汗工厂的遍地开花了。因为最高领导的自我辩护，就是另类罪己诏——因为他们只是僭主，而不是君主。只有君主，才能下达正式的罪己诏，而不会失去权力，更不会因为承认错误而丢掉脑袋。——这就是我一贯主张“中国恢复君主制度才能长治久安”的高瞻远瞩之根据。

【083、三分钟热度的写作】

《七位大学教授：因为方方，心中暗暗看不起自己》（2020-03-30 综合新闻）报道：

武汉疫情，普及了一个惨烈的词语，叫“方方”。这个词语曾是当代文学中的专有指涉，代表了一种审美符号，有专业意义但无普世价值，在世俗社会里有些冗余。

新冠病毒把整个中国激活，每一个泅渡的中国人都在拼命寻找亮光。方方，孤岛危城的写作者，关注最平凡的血与肉，叙述最细小的痛与悲。时代的尘土和悲情弥漫在每一个人的眼睛，方方这个小小词语所承载的义场，超越了政治、医学、舆论、经济等语域。

方方的书写，在艰难时刻，从一个地方主义的角度，回到社会最微妙的日常个人。狭路相逢的真相，生离死别的撕裂，苟且卑微的茫然，包含着“个人的才是重大的”这一深刻的社会批判以及呼天抢地的生存主张。狭小的，隐匿的，尖锐的，方方书写的每一个词语，都是一次疼痛的呼吸，装满了潦草而又挣扎的故事。直白叠加意象，坚持最终弃绝，方方的民间书写和地方主义关怀，抵达了更多人在大风中自救的心灵。

方方和她的写作成为了一种艰难的苏醒。在自媒体的迁徙中飘零，文字大逃亡之后的删割，各种辱骂和怀疑的追杀，恫吓才是真正的稻草，发人窒息。方方坚持了，在她身上汹涌的暗流，被她驯服。每天一则倔强日记，成为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历史进阶中沉重的一步，也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人间剧情。对细小生命的悲悯，是国家记忆，更是民族印痕。

都在沉默，方方站出来，并且大声说话，成为了一个惊愕而又叵测的符号。在一个杀伐纵横的语境里，方方清楚每一个文字里都风声紧密。阎连科说：“要感谢方方，是她捡起了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唐翼明：下次诺贝尔奖应该颁给方方！“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自己的立场，没有自己的看法，不敢说话呢？”方方是最出色的“战地记者”！“其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否则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如此惨烈。”要正确理解“多难兴邦”，“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方方那样，敢于说真话，这样国家才有希望。”“武汉日记”记录了底层人的悲惨生活，武汉市人人争读，老百姓都是赞不绝口。甚至有朋友说，下次诺贝尔奖应该颁给方方。她并没有在艺术性上多下功夫，就是很平实的记录。有人指责说，方方道听途说，自己又没有去什么危险地方。还有比武汉更危险的地方？我们这些人就在战场上，方方就是最出色的战地记者。我们听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活生生的悲剧呀。问题是你有没有胆量正视，愿不愿意正视，愿不愿意如实的写下来。方方做到了，我要向她致敬！

凡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自己的立场，没有自己的看法，不敢说话呢？

同济大学教授陈家琪：因为方方，心中暗暗看不起自己——方方日记，有什么很新奇的东西吗？至少在我看来没有，都是一些人们（应该有一个限定范围）经常挂在嘴上的大实话，浅显直白，真情实意。动笔写这篇文章时，凌晨1点半，看到方方3月18日的日记（幸好现在还在），里面对这位16岁的高中生说：“孩子，我还要告诉你，我的16岁时代，比你差远了。我连‘独立思考’这样的词都没有听说过。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需要独立思考。……孩子，你知道吗？改革开放的十年，几乎是我自己和自己斗争的十年。我要把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一点点清理出去。”

当一个人不得不面对自己时，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勇气。首先，你敢不敢承认你心中还有一个自己；其次，你敢不敢面对心中的这个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全然不同的自己？无论是冯天瑜还是方方，尽管他们都说的是一些很平实的话，但所需要的竟然都是一种非凡的勇气。

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没有这样的勇气，尽管我可以给自己找到无数辩解的理由：不是我的研究方向、与我有什么关系、关心了又能怎么样、自己不觉得自己太老、太忙、太想表现自己吗？难道没看见某某的下场吗？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等等。

方方说的那些“我要把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一点点清理出去”的话，是无数哲学家，特别是一位法国哲学家、也是数学家笛卡尔（1596——1650）早就说过的话，后来的人也用“呕吐”来形容这种自我清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也许任何一个人都有各自的“呕吐”方式，总之以前所接受的、学习的并不都对，还需要一番自我的消化、清理。

在勇气上，我们，至少是我，还真的应该向冯天瑜先生和方方女士学习，尽管这不一定就能使我从此变得更有勇气，但至少，我会敬佩他们，心中暗暗看不起自己。

湖北大学教授刘川鄂：方方日记有5000万阅读量，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观——我们理解方方在为民众代言，但很多人包括基层公务员（也属民众）不理解，觉得伤了认知习惯，搅了好心情，反而恼怒生恨。他们不坏，但是有点蠢。一个更加无知的观点，是说方方“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些人混淆了公民和政府的关系，不懂得是公民（纳税人）在养活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公民。“看着好像为小民奔走呼号，但又感觉你是唯恐天下不乱。”有网友指责，“方作家每天都要散布一些悲观的消息，昨天死了几个，今天死了几个，不知道想干啥？一方面摆出忧民的样子，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制造恐慌，经常听些负面消息，对精神就是一种摧残。方作家省省吧。”

敢于批评的是作家，一味赞美的是庸才。责怪责骂方方者，你有你言说的权利，继续有，永远有，偶尔骂一两句也不是多了不得的事。但是我想提醒你，据说方方日记有5000万的阅读量，除去老人和小孩，还有某些不便点赞的人，是多么惊人的一个数字啊。这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观，是自媒体时代的奇迹。一个这么多人支持和肯定的作家和她创造的时代文本，你轻易去否定它，需要多大的理由啊？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面对方方，我们这些爷们难道就没一点愧意？

武汉封城这一个多月来，夜早晨床前，晚上起床后，武汉人第一件大事就是看“方方日志”，既从她那儿理解疫情的变革，也从她那儿感触感染武汉人的忧戚。

“方方日志”是罕见的日志体散文，更是贵重的武汉封城“信史”。湖北当地的记者我不敢阿谀，也不想多说。

只需把记者的报道与方方日志对读，方方和那位记者的地步和见地便高低立见。记者特别缺少方方的“情面味”。

方方是一名老奶奶级的女作家，在此次大家生畏的疫情中，不顾性命的安危，鄙视周围的冷言冷语，用她质朴而又凶暴的文笔，既不虚美也不隐恶，既不矫饰也不煽情，在这场稀有的劫难眼前，写出了武汉人面临存亡的宽大旷达刚毅，面临病毒的慌张惧怕，写出了武汉人的期望与懊丧，眼泪与欢笑，低微与威严。

武汉以致中国这场太古未遇的灾害，仿佛没有电视报纸的甚么事儿，人们也仿佛完整不晓得我们另有电视报纸，各人只顾去搜“方方日志”，既没人去探听电视报纸说了哪些啥，也不在意这些媒体到底说了哪些啥。

大家有所不知，我与方方倒是都住在武昌，但彼此不是干一个行当，我本人又不太喜欢与人交往，藉用老子的话来说，虽然“鸡犬之声相闻”，但大家“老死不相往来”。

写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我不是由于私交而“助阵”，完全是出于道义而发声——既肯定“方方日记”的社会和文学价值，也维护一个作家真情书写的权利。

目前所见到的这六十篇日记，并非完美无暇的经典。不过，希望不要由这些日记，牵扯到什么“阴谋”“煽动”“抹黑”“砸锅”上面去，并进而展开对作者的人身攻击。

武汉以外的情况不太了解，我身边的同事同行同学同乡，这两个月来，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方方日记”。

这些日记既直面抗疫前期的隐瞒失误，也肯定后期的努力弥补；既记载失去亲人万箭穿心的痛苦，许多病患求治无门的绝望，表现前期较高死亡率的忧虑，也抒写后期逐渐清零的喜悦，并表达对疫后生活的展望与期盼。

错误、成绩、血泪、困惑、悲痛、喜悦……全都交织在一起，正如《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信》所埋怨的那样，方方日记“把家里好的孬的一股脑都端到大街上”，它们为武汉抗疫留下了真实的历史记忆。

从一开始，方方对自己的站位就有清醒的认知，她在接受“东方网”采访时说：“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

她没有弯腰去肉麻地捧场，没有为灾难去写谀词闹曲，没有为隐瞒渎职去开脱粉饰。冯天瑜、丁帆教授称赞“方方日记”是一次启蒙。

如果现在突然在武汉街头露面，方方一定会受到凯旋式的欢迎。

可是，所有作家，所有学者，所有文人，都可以做这场疫情中的“方方”，为什么疫情中只有她一个方方呢？扪心自问：要是再让大家选择是否做“方方”，谁愿？谁敢？

正因为凤毛麟角，所以才鹤立鸡群。

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

作为困于孤岛危城的写作者，方方开始记录，一日一记，一天一文，以个人为中心，非虚构叙事，记录着武汉的一点一滴，一人一事。

封城快两个月了，很多人每天都等候到子夜，读方方日记后再睡去。读者关心着方方，关心着武汉，关心着湖北，方方关心着人，关心着病人，关心着他人。

方方首先是从身边人开始记录的：女儿、大哥、小哥、侄女、朋友、同事……女儿的父亲在上海住院，因为肺部阴影，被怀疑感染，女儿也就不得不隔离他处，除夕之夜，大家小家分离在武汉多个地方，不得团圆，方方也只能冒雨去给女儿送“团年饭”。当女儿父亲的警报解除，大家的内心松了的那口气，是多么的刻骨铭心！

方方在记录病患和死亡的时候，内心的悲悯从文字流出。她关心的是人，是人的生命，是人的生命的拯救和延续。对于百步亭万家宴的批评，对于团拜会的批评，对于各种不合时宜的聚集的批评，都是因为这些举措导致了病毒的扩散，引发了大面积的感染，而导致了人的生命的损伤和死亡。这些都需要追问，方方的追问，也是为人的追问。

方方为人的写作，所遭致的围剿与围攻，基本都是心中、眼中、思维中无人的嚣叫，是封建时代前现代思想的再现。他们不知晓《拯救大兵雷恩》的精神，不理解《入殓师》美妆走向他界的悲愿，不明白弘一法师和丰子恺的师生为了护生而做的诗画，更不晓得在灾难和疫情之中，悠悠万事，救人为上。方方为那些素未平生的病患亡人的记录歌哭，其实就是人的本性，人的关爱，人道精神使然。

那个时候，正是武汉死亡人数上升的时候，不少人没有来得及确诊就离开了人世，不少人无法住进医院而死于门诊走廊大厅；也有一些人是在街头的店铺门口；更有一些人为了不传染给家人和孩子选择了自杀……李文亮医生、林正斌教授、段正澄教授、红凌教授、常凯导演一家死亡……死神追逐着人群，病毒吞噬着生命，遗体无法及时火化，骨灰也不知何时安葬。此时的官员们却手足无措，朝令夕改，顾此失彼，虽然守土一方，却没有足够的勇气与担当，只懂得听将令，推责任。“为什么我们的层层官员都可以把一纸文件教条化？”方方在她的日记中既有对于官员理政防疫水平的分析，也有对于他们失职的反思与追问。 “一场疫情暴露出巫术的众生相，暴露出中国各地关于的基本水准，更薄了出我们社会的疾病，这是比冠状病毒更为恶劣更为持久的疾病。而且看不到治愈期。”

那些缺少同理心和人情味的知道分子，如何能够理解被隔离的武汉，被囚禁的市民——茫然四顾，明天的早餐在哪里？花冠的病毒在身边，生存问题，心理问题，抑郁问题，慢病问题，都是问题。再理性的人也有难以承受的时候，也有难以苦熬的片刻。

方方说，这一时段，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管好家人。服从指挥，完全配合。咬紧牙关，关门闭户。”

封城日记的挞伐者，从一开始就排成了长队，他们挥舞着十八般兵器，喊着骂着，朝向一个65岁的老太太恶狠般地扑来。

难怪伊沙的诗歌《国姓》这样写：“这个民族，国姓为赖”。

谢选骏指出：六十篇日记，嘎然而止，典型的“三分钟热度”——三分钟热度的写作，才能在中国存活。七位大学教授，活过一分钟，所以仰望三分钟特度。至于其余，一分钟也没有活过，所以好生快活。

【084、三角债终于要还了】

《阎王爷低调登场！官场人人自危苦不堪言》（2018-03-06 神州观察）报道：

新一届国家副主席热门人选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连日公开露面，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联播节目，可见王岐山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同排而坐，座次排序也紧跟七常委之后，曾令贪官胆战心寒的王岐山再成各界关注焦点。

从官媒的直播画面可见，镜头拍下七名政治局常委后，再近距离拍摄王岐山。第一次露面，王岐山一旁是常委排名第七的韩正，第二次则坐在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的左边，且新闻画面依序播出与会六名政治局常委镜头后，紧接着播出的就是王岐山的镜头，排位层级分明，证实王岐山在中共高层名次已列第八位。

以退休常委之身位居正式常委之列，王岐山显然是将出任新职，被提名国家副主席一职已无疑义，今后或将列席政治局常委会，外界因此戏称其为“第八常委”。其实，从中央对王岐山信任的程度来看，王岐山的角色或远不止于所谓“第八常委”。

救火队长铁腕反腐

国家副主席是国家副元首，职能是协助国家主席工作，代行国家主席职权，并协助分管国防、外事以及港澳事务。在中共人事编制内，国家副主席与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相同级别，同属正国级。虽然国家副主席目前仅是虚职，但由王岐山出任，却可能享有很大实权。

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外交事务日益繁杂，需要一位具国际视野及前瞻性的强人进行统筹，以王岐山的资历、能力和经验，都足以胜任这一角色。特别是他曾多次与美国政府交手，未来由他协助运作的“大国外交”，或会有新亮点。而在全面管治港澳事务上，亦需要强势决策者，由王岐山担纲或是不二人选。

此外，内地官场曾传有“宁见阎王，不见老王”的说法，足见官员对王岐山的惧怕。因此，有“反腐沙皇”之称的王岐山出任副元首，不但可协助新设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反腐，更可对官员形成强而有力的震慑。

作为民望极高、能力极强的政治人物，有“救火队长”之称的王岐山具有多个领域才能，经济金融是其专长，拥有宽广国际视野和外事经验，屡屡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尤其是过去五年铁腕反腐，可谓功高卓著。

实际上，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党内外慰留王岐山留任政治局常委、继续主持反腐斗争的呼声就一直高涨，但王岐山为遵守中共“七上八下”的政治规矩，维护党内团结，决意求去。如今归来，既是对其反腐工作的肯定，也是呼应了民意的要求。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六十九岁的王岐山今次虽然低调登场，但以其行事风格和政治影响力，相信将连任两届国家副主席，驰骋政坛多十年。

谢选骏指出：从清末以来，中国就流行一个“大三角债”——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只有在文革那一年（1967年），百姓不怕官府了，官府不怕洋人了，洋人不怕百姓了。1968年开始，毛泽东动手消灭造反派，百姓又怕官府了，官府又怕洋人了，洋人又怕百姓了。六四屠杀之前，百姓不怕官府了，官府不怕洋人了，洋人不怕百姓了。六四屠杀之后，百姓又怕官府了，官府又怕洋人了，洋人又怕百姓了。现在三十年快过去了，阎王爷低调登场！官场人人自危苦不堪言——三角债终于要还了。

【085、三篇论本体出场、物自体显现（三篇）】

第一篇论

三经论的补充

如果说基督教是生命哲学，那么佛教就是死亡哲学，易理则是死生相济的哲学。

基督教发扬生命到极致，倡导爱、真实、复活，把现实生活加以永恒化；佛教人认识死亡的背后，倡导虚无、切断轮回，对死亡底蕴加以永恒化；易理则把死生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使自己把握外在世界的努力永恒化。

2007年5月9日

附录

三经论及其十三条注释

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分为：1，本土文化时期，从先秦到东汉，可称王国时代。2，传统文化时期，从魏晋南北朝到清末，可称帝国时代。3，近代文化时期，从清末到现今，可称过渡时代。在这三个历史时代发挥实际影响最大的思想经典，分别是易经、佛经、圣经。（注释1）

本文即将探讨，易经如何从捕捉现象入手，达到科学的抽象；佛经如何从揭示本质入手，颠覆感官的真实；圣经则是本体亲自出场，展现创造的启示……

一，易经描述现象世界，堪称极致

古人把易经看作终极的学问，从修齐治平的孔圣到算命堪舆的百姓，都是如此，更不用说历代学士效法孔丘韦编三绝，皓首穷经著述易经讲义达到三千余种，还不包括民国以来街市上专供贩卖的造作。

为何易经具有如此地位？原来，易经可算中国文明的科学结晶。举凡医学、化学、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乃至政治学、伦理学、未来学等“社会科学”的基本内容，易经无不囊括，可谓百科全书。（注释2）

所谓科学，其学问的重点无非在于观察、描述和总结现象世界；而哲学，其学问的重点无非在于揭示现象世界和本质世界的异同；而宗教，其信仰的重点即在于本质世界。在“观察、描述和总结现象世界”的功能上，最清楚的体现了易经的科学性质的（当然不同于现代实验科学），当推象辞。顾名思义，象辞就是对现象世界的观察、描述和总结。（注释3）

至于最后造就的易经文字系统，迟至战国末期，打破部落主义意识型态，充满天下主义宇宙意识，尽管还停在现象世界的描述但已穷极现象世界的脉动，试看乾卦彖辞：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二仪四象八卦──皆现象世界的空前表达，气势非凡，说的是阳刚之美，实则刻画了现象世界的主导力量如何运行，达到天人之际。（注释4）

《系辞》说《易经》“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显然，这里的“神”只是精神的神或是多神教“人死后成神”的神；不是一神教万物主宰和宇宙创造者的“神”。这样的“知变化之道”，更接近科学；这样的“知神之所为”，更接近“预测学”。因此我们认为，易经达到天人之际，触击了本体世界，但并未深入讨论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关系，更未能反转本体与现象，以达到颠覆现象世界的奇效。结果祇是在现象世界擦边打转，殊为可惜：“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上四章）尽管有此局限，《易经》还是可谓网罗天地精粹，无愧字字玑珠。（注释5）

我第一次读易经，正值一九七四年批孔高潮，发愤研习三月后进入境界，万籁俱静的黑暗谷底，仿佛登临文明的巅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我从此相信，无论怎样斩草除根，中国文明的记录也不会灭亡。

二，佛经揭示现象与本体的关系，堪称极致

司马迁说撰写《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宋邵雍认为：“学不究天人，不足谓之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哲学即“天人之学”。天人关系论，是中国古代思想界十分关注的一个基本论题。（注释6）

在中国文明中，首次从现象世界出发，进入并探讨本体世界的奥秘，并反转两个世界、力求在二者之间建立可以认知的逻辑联系者，当推佛经。人若得照光明世界即本体界，反观自己陷入的障碍世界即感官界，则不免洞悉人生意义的虚幻性质，结果产生了否定感官世界的消极态度。这样的消极，是由感官的本性（有）被本体的本质（空）所洞彻之后，产生的恍然自失。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积极的，是悟通了感官世界和现象世界的虚无。这可举出那部二百多字但影响深远的《般若波罗密心经》（Prajbaparamita）为例：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注释7）

我第一次读此经文，正在日本流离颠沛，一天晚上信手拾来，展卷开阅，顿觉豁然开朗，惊叹世间竟有如此文字，可以贯通现象与本体，反转两者及其关系，助人颠覆现象世界，进入本体的光明。

“心经”的心，具有中心、核心的意思，也指人的本心、真心。正如佛教学者夏莲居先生总结的：二百多字的《心经》可浓缩为“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等二十五字；再可浓缩成“观自在菩萨”五个字；再浓缩可剩一个“照”字。在我们看来，所谓“照”，就是观照、理解、反转、颠覆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关系，虽然尚未直接进入本体的神秘。如此，可说《心经》确是大乘佛理的要领。

三，圣经是本体世界的亲自显现

圣经与上述易经佛经不同，既不像易经那样从现象世界的描述入手，也不像佛经那样从现象世界的颠覆入手，而是由本体亲自登场发言，且用语言创世，道成人身，或曰“本体世界借着现象世界来描述自身”。

圣经《创世记》开篇处气象宏大：“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注释8）

据考证，这里的“创造”原文为“bara”，在创世记一共出现三次，意为“切开使之成为某一形状”，与上帝后来具体造物时所用的“制造”（“asah”，意指“用已有的原料制造一些东西”或“把作品另作安排”），并不相同。

这样，圣经由本体即上帝和造物主亲自现身、直接出场，用祂的发言来制导全局。本体世界也就是灵界，由上帝亲自现身所展示的圣经，就与前述的易经佛经不同──即不像易经那样从现象入手，不像佛经那样从现象与本体的颠覆入手，而是本体亲自登场发言，展示全部现象世界的创造过程。

我初读圣经在二十岁，而从首句“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本体登场通读到末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的盼望本体复临，是四十五岁。从此知道圣经必须通读而不可选读，因为圣经是完整的启示：从“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本体出场到“主耶稣阿、我愿你来”的盼望本体复临。“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甚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启示录》22：19）

《创世记》的行文是由本体而下降到现象，即自上而下，自古及今，有如父亲在叙述如何生养抚育小孩；而易经等现象世界的描述，则是由局部而全面，由现象而触及本体，所以点到即止。既然易经是由下而上、由近而远、由潜龙而飞龙，仿佛小孩在回忆父母如何抚育自己，并探讨父母如何生养自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过程。这种科学方式，与表面化的生存态度即感官至上，相当一致。（注释9）佛经则是由现象即人的眼界和意识界来窥探本体即法相和“空”的奥秘，是由外及内，不像圣经是由内及外；圣经因此具有佛经所无的生命之光，这光形成了积极的爱，不是来自风格与个性，而是由于本体的直接创造作用。在光的吸引、灵性的光合作用下，人的活动趋近神，以不断移向灵界来作试图逾越自身感官限制的运动，唯有超越现象，生命才完满，被神性充溢洗涤，灵魂就感到神明的沐浴，发出“神看着是好的”（《创世记》语），这样的“本体之音”。

人如果不读易经就进入佛经，容易忽略现象之赜，不读佛经就进入圣经，容易简化了上帝的启示，不能理解佛法其实远在启示之下的事实。欧美“基督教社会”开始流行佛教，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就中国人来说，懂得儒教就好象学习素描，是进入现象世界的训练；懂得佛教就好象学习国画，是进入本体世界的训练；在超越此二者的基础上（注释10），朝向基督属灵生命的运动才有根基，不容易迷失方向。如果我们不懂得孝顺父母就去学习“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14：26），那么就会迷惑。如果懂得孝顺父母却不懂得“人到我这里来”，那么就没有灵性。小心阅读易经和佛经，可以在比较中更加明白圣经启示的独一性质：那是由唯一本体的直接现身、登场发言，并由其话语创造全部现象世界的无二过程。因为圣经展示的是由本体世界下降到现象世界的创造－救赎－恩典过程，由此现象世界得以分享了本体的光──“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这是“基督的爱”，使现象世界从此分享了本体的意义。

四，本体世界的特性所延伸的三个层次

从三经论的角度看爱即本体世界的特性所延伸的三个层次：

1，爱你所爱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的亲亲和以直报怨。

2，为救自己脱离轮回之苦而爱不相关的人：佛家的消业与涅盘。

3，爱上帝爱基督因而爱他的造物：福音的真谛。正如《歌罗西书》第一章所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注释11）这与佛经对于佛的定义即所谓“世无众生，依何成佛？佛度众生，众生亦度佛也”（《金刚经.资粮分》），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上帝和基督是创造者，而佛却不是，佛要依赖人而存在。而唯有本体世界的神性之充盈、放射，方能开启创造万物的过程。创世记一至十一章所讲的创造过程，也就是贯穿于整本圣经的恩典过程，如选民、救赎、天国，都是本体的创造力量所结构的。（注释12）相比之下，中国思想是从现象界即人出发，其探讨局限在现象界即自然与人间，其最高境界为“内圣外王”。其范围是现象到现象，其解法是把危机四伏变为生机四起，但是对现象后面的本体世界，中国思想却祇点到为止，很少深入。如此浅尝辄止的背后，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现象学态度”（即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所说的“存而不论”[Reduktion]）。（注释13）难怪在后现代主义流行的欧美社会，不但佛教蓬勃发展，儒教也开始生根。

易经、佛经、圣经的上述特性，可能对各自接受者的行为方式包括思想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易经系辞》说，“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请允许我用上述简单扼要的词句来谈论三经，并说明本文的“易经”兼指周易经传，正如佛经也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

2004年1月

三经论注释

（注释1）过渡时代影响最大的何以是圣经？因为影响这个时代最大的数千种著作包括各种社会政治理论及世界观体系，多少都是环绕圣经而展开的肯定和否定，如进化论等。其共同特征是以一绝对观念来改造中国，至深至要至痛。从历史主脉络看所谓变法图强、三民主义、马列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都可以理解为进化论的思想分支。

（注释2）当然，我们不可以现代科学的概念去衡量这部三两千年以前的科学著作，实际上，《易经》更接近的并不是现代实验科学，而是希腊式的思辨科学，如以米利都（Militus）城邦为主的伊奥尼亚（Ionia）思想家们。他们虽对神话和宗教持有批判态度，却大都认为宇宙是从某种单纯的物质演进而来的，泰勒斯（Thales，约前624－前547年）认为万物起源于水，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前540年－前480年），把火看做万物的始基，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前460年－前370年）则创说“原子”是宇宙的本质，显然比仅仅把自然现象（水火风土等）视为始基，更接近哲学的抽象。

（注释3）先看乾坤两卦的总纲之后的第一卦屯卦象辞：“云，雷，屯；君子以经纶。”1，这是观察到自然界和社会界都有一种混沌现象；2，然后描述屯就像是云雷交织不雨一样，尚未分晓；3，最后总结人在混沌状态下应该积极准备，应对不久将出现的变化。那么，什么是云与雷呢？云是指屯的上卦坎，坎的象是水，天上的水就是云；雷是指屯的下卦震，震的象就是雷。六十四卦都是如此组成，构成现象世界的描述系统，再如某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文王拘而演周易”（《昭明文选卷第四十一》），可见《周易》原本不是文字，而是图形，即阴阳交错三爻而成的八卦，和后来由八卦相交成六爻而形成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象数体系，用以描述现象世界的荦荦大观。所以《系辞》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下一章）例如，八卦所描述的现象分别是：乾卦的象是天，坤卦的象是地，震卦的象是雷，巽卦的象是风，坎卦的象是水，离卦的象是火，艮卦的象是山，兑卦的象是泽。

其中机理的演变，除以象意会外，也需以辞言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上二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上八章）

不难发现：此八象其实可以归约为四组：例如，乾的天与巽的风，坤的地与艮的山，震的雷与离的火，坎的水与兑的泽。这样一归约，就发现八象可能起源于四大元素：风、土、水、火。自早期文明开始，世界各地的人都相信，所有有机或无机的物体都由风、土、水、火四大元素，以不同的比例组合起来。在已知文字记载中，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希腊、罗马、阿兹特克和其它美洲印第安人都持这种观点。四大元素论作为古老的化学观念，是研究世界构成的学科，其中一个有名的史实就是希腊科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ecles，鼎盛期约公元前440年左右）的史迹。他是医生、物理学家、诗人、哲学家、社会改革家和政治家，还是一个自称能预见未来的占卜师。他认为世界由风土水火四大元素构成，四元素受两爱恨两种力的作用，因爱而结合，因恨而分离，形成万物的命运，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那时爱取得了完全胜利。恩培多克勒还把四元素论应用于医学，认为健康是因为体内四元素平衡，疾病则源于失衡。在此基础上还产生了四体液论，指粘液质、多血质、抑郁质、胆汁质等体液决定了人的体质和性格。他对科学的重要贡献就是发现空气是一种独立的实体。他观察到一个瓶子或者器皿倒着放进水里水就不会进入瓶子里，因此也解释了呼吸作用。

（注释4）系辞对于人格化的创造力则如此概括：“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空谷足音，千年绝响，历来打动多少人心。

（注释5）这些文字就是“十翼”，望文生义有十种之多：上下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文言、说卦、序卦传、杂卦传。（卦辞解释卦意，爻辞解释各爻）象辞解释卦象；彖辞解释卦辞，各爻之下的小象辞解释爻辞，而文言则专门用来解释乾坤两卦的卦德，相传是孔子所作。例如乾卦的文言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者，故曰：乾：元亨利贞。”显然，《文言》的政治思想浓厚，已经离开《易经》抽象描述世界的本意。周易经传合计两万余字。

《系辞》提出了“道”，但没有展开阐述，老子则在《道德经》中阐明并加以发挥。然而，老子所讲的天道虽与《系辞》一脉相承，但本质上还是圣人之道而不是上帝之道，是对自然启示的响应而不是神的启示，这只要读一下圣经的预言就一目了然了──不论是旧约的《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还是新约的《启示录》，其主角都是神而不是人，所谓先知不过是为至高神代言，故其言论的神性远远高于其人性，其先验性远远高于其经验性。所以作为其逻辑的延伸，易经也就是对于普遍启示的响应，属于无神的自然性预言，其宇宙观属于自然生成论的“科学”，而不是圣经的神创论。

（注释6）历代哲学家无不把“穷天人之际”作为他们思想学说的基本内容与最高目标。无论是商周之际的“以德配天”，《易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还是孟子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荀子的“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制天命而用之”，直至宋明的“性天一理”，王夫之的“尽人道合天德”，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天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折射出古代哲学家对天人问题的极大关注。但总的说，传统的天人关系论始终在现象界打转，祇是触击到本体论（Ontology）但没有深入本体论，更没有从本体世界反转过来颠覆现象世界。因为天人合一的“天”，并非本体，而是现象，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正如古代中国的上帝也并非创造者而祇是管理者。所以唐以前历代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大致不出荀子“明天人之分”与董仲舒“天人感应”两路主张。佛、道二教兴盛以后，思想界出现了一些新概念、新命题的讨论，儒学思想却因缺少新意而呈衰微状，天人关系论也颇受冷落。

（注释7）在汉文大藏经的阿含部、本缘部、般若部、法华部、宝积部、涅盘部、大集部、经集部、密教部、律部、释经论、毗昙部、中观部、瑜伽部、论集部、经疏部、律疏部、论疏部、诸宗部、史传部、事汇部、外教部、目录部、古逸部、疑似部等将近三千经卷中，最有哲学意味并深入本体世界的，当属般若部，而般若部的翘楚又当推那部简短的影响深远的《般若波罗密心经》。有一种说法认为，六百部的般若经可以浓缩为一部五千字的《金刚经》，而《金刚经》再可浓缩为二百六十字的《心经》，《心经》的一个“照”字，可以概括六百卷大般若经，所谓“破微尘出大千经卷”。

（注释8）《创世记》的话语全然不见于中国古籍和思想。《老子道德经》开篇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相形之下祇是意见（Opinion），而非叙事（Fact）。与圣经相比，中国古代的神首先只是大自然的管理者而不是宇宙的造物主。中国无创世神话，中国的神明只是文明的创造者而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人类被理解为自然生成的，接近进化论。中国古代的“上帝”是“百神”的首领而非创造者。其次，中国古代的神是政治符号，而天则是沉默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育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孟子也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上）这样的天，当然不能以话语来创世或推动实现某项计划。第三，中国古代的“神”在多数情况下指祖先的亡灵，和“鬼”的含义相近，故常以“鬼神”并称。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也适用于祀神，所以唯天子能祭天。第四，与现代汉语中的“神”字意较近的古字是“帝”（类似玉皇大帝）。但在多数情况下，“帝”又是一个神权政治符号，他的信息多与王权相关。这样的类似玉皇大帝神是威严的，但是缺乏爱。《诗经.大雅》中虽有某些篇章被现代解释者列为“人格化上帝”的作品，但由于只有威严而没有爱心，其“人格化”的维度显然不够完整，其人格化的程度显然也肤浅。威严只是管理者的特性，而爱才是创造者的特性。根据同样的道理，中国哲学中如易经、老子的至德，也仅是“生养”、“化育”等自然属性；而非“创造”的超自然属性。

（注释9）《约翰福音》4:24：“神是个灵（或无个字）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相比之下，中国古代有“神灵”观念，却没有“神的灵”观念（TheSpiritofGod）。所以中国不能自发产生“三位一体”的信仰。再看圣经的“光暗”区分因为是出于神的本体，故与易经的“阴阳”是出于自然现象完全不同。结果也是不同：圣经要基督徒做盐做光，且把“光明之子”当作善的表率（路加福音16:8，约翰福音12:36）而《约翰一书》更把“白昼”和“黑夜”当作善恶的隐喻(5:5)。而易经并不把阴阳与善恶联系等同，只把阴阳与动静、潮湿或干燥等物理性或生理性联系并等同，所以遵循易经的人要在阴阳两界不断游走，不可执一不变。人活着，只问吉凶，不定善恶；只讲利害，不定是非。或曰，是非就是“得时得势得失与否”，善恶就是“顺逆”：顺乎自然是善，逆乎自然是恶，而自然就是随波逐流。

（注释10）易经堪称“现象界的极致性描述”，根据同样的道理，甚至《山海经》中的上帝与百神也都是现象，而不是本体的现身，因为他们都不是创造者。这些缺乏本体性质的概念描述，自然不可能写出现象与本体之间的关系。儒家的“政治挂帅”、佛教的“因功报果”在“现象世界的极致（易经）”及“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关系的极致（佛经）”的层面上，有其经验性、合理性，造物主在多数情况毕竟是用宇宙法则的物理性、社会规则的生物－心理性，支配世界进程。因此，儒佛之道局限起来看，是有效的，其表达如易经如佛经，可以达到各自的极致状态。然而从更高一个层次──本体直接现身、登场的恩典论的角度来看，“事在人为”的政治挂帅和因功报果，就不完全了，因为造物主所行的神迹可在关键时刻改变社会进程甚至自然法则。

（注释11）《歌罗西书》第一章：“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可以参照《尼希米记》10:36：“照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

耶稣基督没有子嗣，没有造作子嗣的任何欲望，更无行为。耶稣基督是一切世俗权力的批判源泉，是永恒的审判者。仁慈的主曾经约定：在这世上最大的，在天国将是最小的。在这世上最小的，在天国将是最大的。这圣言同样适于世上的教会，不少貌似尊贵的人们，也许降高为卑。耶稣说过，“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马太福音》24:36）

愿主的无名之名响彻天涯海角，震撼宇宙的每一根神经。耶稣基督，就是那无名之名，就是那无名之朴救赎人类的爱的显现。他的爱，是首出庶物的力量，也是万国咸宁的力量。

（注释12）我们如此从本体论角度认识选民、救赎、天国的概念：

选民，被造的万物有一小部份被分别出来，作为“因信称义”的圣物，以作为救赎工作的预备。（旧约）

救赎，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和解，通过基督的爱与血，得到恩典。赎罪的要义在于，人无法也无力自救，而须透过上帝的恩典和基督的代赎：“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哥林多前书5:7》这代赎是由于人自己逾越不了现象与本体之间的鸿沟，更无从反转二者及其关系，无力颠覆现象世界、无力解除感官世界的奴役，祇有依赖救主。（新约）

天国，天国就是“到主面前”，就是现象得以回归本体。人如何到主面前？经过基督的审判，与主在乐园里。与主同在乐园，并非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天”，并非本体，而是现象，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人神之间、现象与本体之间、被造物与创造者之间，有质的不同及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在现象世界可以有“天人合一”。虽然“天人合一”不同于“人神合一”，但被造物之趋向创造者如生命趋向光却是可能的，并在趋近神的过程中不断逾越自身的局限。

（注释13）“现象”（phenomenon，原意为显现、呈现）如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命现象、社会现象等等，是相应于特定物的显现。西方从柏拉图（Plato）哲学开始就有“拯救现象”的倾向，如《理想国》卷十认为，显现为存在并不真的就是存在。

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年）认为，要对某事物作较忠实而全面的理解就须回到事物本身：由该事物最简单明确的原始面貌开始，把该事物先前的理解先行悬置即先不考虑这些理解，然后透过直观来理解该事物。现象学的第一步骤，就是“存而不论”，也被称为“框架区隔”（bracketingorepoche），使得理解者藉此脱离他原先的成见，把自己重视形式、本质、逻辑等方法，一概存而不论。胡塞尔说：“用明晰的辞句来讲，是应该这样的：我们对已往所有哲学遗产都存而不论、置而不议。”显然，在谢选骏看来，这种态度与孔子的态度十分接近。《庄子·齐物论》说孔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谢选骏认为，这几个“不”，接近所谓悬置法，也就是所谓“搁置判断”（Thesuspension）。

2004年1月

第二篇论

“我思故我在”翻拍了《约翰福音》前三句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翻拍了《约翰福音》前三句话“1.太初有道，2道与神同在，3道就是神。”，形成一句简练的格言：“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翻拍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虽然现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谢选骏指出：1“（我）思”翻拍了“太初有道”，2“（我）在”翻拍了“道就是神”：因为神是一切存在的源头。3“故”隐含“道与神同在”，作为“太初有道”与“道就是神”之间的过渡和连接。因为“道”见证了“神”的存在，正如“思”见证了“我”的存在。人本主义在笛卡尔的这个翻拍过程中悄然取代了神本主义，但即使如此偷梁换柱，脱胎而来的痕迹依然十分明显。在谢选骏看来，正因为“我思、故、我在”承袭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陈述，所以也就顺利切入了欧洲人习惯的思路，同时又因为推陈出新的表述而让不明就里的人们拍手叫绝。）

为什么盐能消毒且有营养？因为人类原先可能是在海水中长大的。为什么思想能使人活跃并富有能力？因为人是思想所创造的——不是我们创造了思想，而是思想创造了我们。

不是我们创造了思想，而是思想创造了我们——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思我故我在”：我们被思想主权驱动，所以便被创造产生了。

网文《关于人类的起源》说：

1、人类生命起源于何处

我们从哪里来？人类生命起源说一直是科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据最新出版的《新科学家》杂志报道，地球生命可能起源于淡水池塘，而不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深海热源附近。据报道，圣克鲁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淡水比咸水更有可能孕育生命。他们说：“尽管已知的最古老生物化石是海洋生物的，但生命实际上起源于淡水池塘。”

科学家们认为生命起源的第一步是：能自我复制的化学物质———后来发展为DNA———被一种叫作泡的薄膜围绕。查尔斯·阿佩尔与他的同事合作，已经能够使用早期地球的物质成分在淡水的条件下制造出这种泡，而在咸水的环境下却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

报道说，研究结果对海洋起源学说提出了质疑，但与达尔文的理论有几分相似。一个世纪以前，达尔文在他的个人书信中曾经猜想，生命起源于“富含氨和磷的有机盐、光、热、电等相关物质的小池塘中。”人类生命形成后，多数科学家都同意人类祖先源于非洲的观点，但对人类第一次走出非洲之后的发展过程却持有不同意见。美国科学家最近提出了一种人类进化的新观点，认为人类曾经三次走出非洲。

科学界一般认为，大约200万年前，现代人类的祖先直立人就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开始从非洲向世界各地扩张。这就是人类第一次走出非洲。有一些人提出，直立人离开非洲后，现代人就在世界不同地区兴起。但也有人认为，约在5万年前又有一批人走出非洲，完全取代了欧亚大陆的早期居民。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科学家艾伦·坦普尔顿提出，也许上述两种意见都有一点道理，事实可能居于两者之间。后期的非洲移民对人类基因特征有很大影响，但他们是以通婚的形式实现的，而非以武力手段完全取代原来的居民。

坦普尔顿在最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研究了世界不同地区居民的DNA序列，将常染色体、性染色体和线粒体上的10个区域的信息相结合，比较多个基因的差别，研究其变异过程。他的结论是，直立人离开非洲之后，在40万至80万年前又有一次大规模非洲移民浪潮，第三次则发生在约10万年前。他还发现此后存在某种从亚洲回归非洲的趋向。一些科学家对坦普尔顿的意见表示支持。但也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他的染色体分析方法存在缺陷。有的考古学家说缺少与之相符的考古证据。但是，另一重大发现，为人类走出非洲作了更好的注释，因为科学家发现一名希腊裔妇女和美国原住民有着同样的祖先，追溯出人类共同的祖先“夏娃”可能是非洲黑人！

Discovery频道“真正的夏娃”特别节目追溯人类血缘的整个过程，犹如一个活生生的科学侦探故事。世界的顶尖科学家，藉由尖端科技研究，证明现今人类的部分粒线体DNA都和15万年前一位非洲妇女相同，这名被称作“夏娃”的非洲妇女，并非当时惟一的女人，但是却拥有惟一存活的最成功的粒线体DNA。粒线体DNA提供了化学能，是决定身高与瞳孔颜色所不可或缺的遗传基因，透过最先进的DNA研究，部分科学家更大胆颠覆了原先对人类全球迁徙的看法，认为全球人口的形成，是因为非洲祖先南进亚洲的结果。

2、祖先栖息在哪里

关于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看法有很多，在非洲发现了人类远古的足迹。因此，正统的理论认为人类的发源地在非洲。但是，通过对非洲狒狒所携带的一种标志基因的研究，可以断定人类不大可能发源于非洲，至少，不会是发源于非洲的大陆地带。

1976年，三位美国癌症专家在研究非洲狒狒身上携带的一种病毒时获得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们发现在很久远的年代，这种致命的、传染性极强的病毒曾在非洲的灵长目动物中引发了一种毁灭性的大瘟疫。在与瘟疫进行惨烈搏斗的过程中，非洲灵长目动物的体内逐渐培育出一种可以抵制该病毒的遗传基因。三位专家发现，尽管这种病毒后来逐渐失去了危险性，但曾起到抗病毒作用的那种遗传基因至今仍存留在所有非洲灵长目动物的体内，而起源于其他地区(如亚洲和南美洲）的灵长目动物则不携带这种基因。可以说，这种基因是所有非洲灵长目动物的一个“标记”。通过研究，一些科学家发现人类体内并不存在这种基因，他们从这个有力的依据中得出结论，人类最早的发源地并不在非洲，在亚洲的可能性更大。

然而，伊莱恩·摩根认为，仅仅根据在基因问题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并不能完全把非洲排除在外，她仍然认为后来进化成人类的那些古猿最初是生活在非洲丛林中的，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它们离开丛林来到了一个与大陆隔绝的水乡泽国。在那里，它们用了几百万年的时间完成了向人类的进化，后来又回到了大陆之上。为了给这一设想寻找依据，伊莱恩来到非洲进行考察。可以断定，如果古猿们真的作过伊莱恩所设想的那种迁移，它们肯定是出于被迫，而不是出于自愿。它们不可能主动来到有水的地方开始学着吃力地站起身子过日子。尽管在许多年后它们的后代最终习惯了这种直立姿势，但是当时的它们是不会情愿放弃自己已经很适应了的丛林生活的。同理，在完成第一次迁移之后的几百万年里，那些古猿的后代已经适应了水中生活，当然也不会情愿回到阳光灼人、猛兽横行的陆地上去。也就是说，它们迁回陆地的举动也是被迫作出的，尽管再过几百万年后，它们的后代又能过惯陆地生活了。

迫使古猿进行迁移的最大可能的原因就是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没有任何一片陆地的自然环境可以完全保持稳定不变，而在从坦桑尼亚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亚的东非大裂谷地区，自然环境的不稳定性更为明显。这种不稳定性的影响极为显著，它意味着生活在这里的任何物种要么去顽强地适应环境的变化，要么在环境变化时被无情地淘汰。在非洲大陆，恰恰有这样一个自然环境变化无常的地区，在这里，环境的变化完全有可能促使生活在此的古猿作出伊莱恩所设想的那种迁移。地质学家研究发现，在大约700万年以前，当时还被森林所覆盖的埃塞俄比亚北部阿法尔地区(在非洲大裂谷的北端）发生了地壳下陷，从而形成了一个内海。这个内海的北端连通红海，南端连通亚丁湾，它把一块陆地从大陆分割开来，变成了一个岛屿。后来，由于地质运动，阿法尔海的两个出口都被阻塞，它变成了一个内陆咸水湖。在以后的几百万年时间里，那个咸水湖逐渐干涸，最后成为一片盐碱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盐碱地层达几千英尺厚的达纳基勒沙漠。今天，这片广阔的盐碱地带的东西为达纳基勒高地，这就是当年被阿法尔海从大陆隔离出去的那个长满森林的岛屿。

根据地质学家的上述分析，伊莱恩·摩根作出了这样一个推测：在阿法尔海形成的时候，一群猿猴被隔离到了现在是达纳基勒高地的那个岛屿上，并在这种独特的环境下开始了向人类的进化。正因为这里与世隔绝，所以当那场瘟疫在非洲大陆的灵长目动物中肆虐时，它们才幸免于难，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没有产生那种标志基因的原因，也是它们的后代———人类———不具有这种基因的原因。在海岛上，当海水上升时，它们被迫过一种半水生的生活。后来，海水减退，达纳基勒岛重新与大陆连为一体时，它们又回到了陆地上。由此可见，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很可能会找到一些极具研究价值的化石。这些化石作为考古学上的发现，也能为生物学家研究人类某些特征的形成原因提供实物资料。事实上，近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将注意力投向这一地区。1995年12月，一群来自意大利和厄立特里亚的科学家在盐碱度极高的达纳基勒沙漠地区（以前为阿法尔海）进行了一次考察。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块头盖骨碎片化石，一块髋骨碎片化石和一块指骨化石。经确认，这些化石的产生时间大约在200万年以前，它们是在这一地区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一位科考队员、来自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的地理学家厄内斯托·阿贝特兴奋地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海湾和半岛：人类最早栖息的地方新西兰奥克兰半岛和普伦提海湾如果从地理概念上来加以描述是鲜为人知的，但其文化上的意义却非同小可，半岛和海湾创造了最早的生命，进而产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一片流动的水域就是一条连绵不绝的生命线，文明线。这三帧原始土著雕刻艺术作品仿佛确证着人类生命的文明进程。

3、他们生活在海里吗

目前在学界“经典的”现代人类起源理论就是人类进化论。根据这个理论及当代考古成果，一般学者将人类进化的时间表分为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为：古猿阶段：生活于1400～800万年前；南猿阶段：生活于400～190万年前；猿人阶段：生活于170～20万年前。我们在这三个阶段中发现有两个年代中断期：在“古猿”和“南猿”之间有400万年的中断期；在“南猿”与“猿人”之间也有20万年的中断期。这是因为，在这两个中断期内，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证明关于人类起源的中间过渡物种化石。

这个事实的存在，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同时也给达尔文的学说提出了疑问。化石显示———按照进化论的学说———人类进化的历史非常久远。为了学术研究上的方便，一般学者将1974年在东非大裂谷发现的遗骸视作人类化石的起始。这副名叫露西的遗骸化石大约生成于350～380万年前，属于身材十分矮小，用双足行走的原始人，而脑容量只有400毫升，尚不足现代人类脑量的1／3，从这个意义上说，露西还算不上人类。之后大约160～170万年前，“直立猿人”开始出现在地球上，直到40万年前左右，人类似乎毫无变化———至少没有化石显示不是这样。然后，“直立猿人”绝迹，接着被古人类家所称作的“智慧人”———即人类进化中的第四阶段———开始非常缓慢地出现在地球上。

然后，如何确定“智慧人”阶段时期，在学界争论最大，其原因之一：这个阶段的确定直接关系到现代人类的直属物种；另一个原因则与前三个阶段的“化石断档”现象一样，是因为得不到化石上的支持。正如罗杰·李文在《人类的进化》中所写道的那样：人类究竟何时开始过渡到比较有智慧的形式，实在很难确定。有些学者认为，这个过渡牵涉到脑容量的扩大和头盖骨的变薄，早在4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可惜的是，这个时期并未留下足够的化石，以致我们不能确定这期间究竟发生何事。

其实，这个问题在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时，他本人就注意到了，因为他发现化石资料还显示不出进化的脉络，因此便用“地质记录的不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如果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因为“地质记录的不完全”尚属有情可原，那么在经过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地质考古学家们的足迹早已踏遍了地球的每个角落，人们获得了无数古猿化石，而惟独这三个断档期的化石仍然一无所获，这显然不能再用“地质记录的不完全”或“巧合”这样的理由来搪塞了。于是，学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1960年，英国人类学家阿利斯特·哈代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令世人惊奇的“海猿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哈代认为化石断档期人类的祖先并没有在陆地上生活，而是生活在海洋之中。这意味着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有几百万年的水生历史。哈代说：地质史表明，800～400万年前，在非洲东部和北部曾有大片地区被海水淹没，所以迫使部分古猿到海洋中生存，并进化为海猿。几百万年后，地壳再次变动，海水退却，本已适应了海洋生活的海猿于是不得不重返大陆，这就是人类的祖先。为了说明这个观点，哈代收罗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所反映的特征在陆地的灵长目动物身上明显缺乏，而在海豚、海象等水生哺乳动物身上却十分明显。哈代的证据包括：

①除了人类之外，陆生灵长目动物均有浓密的皮毛，惟独人类与水兽一样，皮肤十分光滑，缺乏体毛；

②陆生灵长目动物均没有体下脂肪，而人类却有很完善的体下脂肪，这一点与水生海兽相似。这个特点明显是为适应水中生活而形成的；

③人类具有泪腺分泌泪液及排出盐分的生理功能，这种功能在其他陆生灵长目动物中找不到共同点，惟有水生哺乳动物独有；

④人类所具有的正面性行为，仰卧睡觉及出汗等生理现象，其他陆生灵长目动物身上没有，而与水生动物类似；

⑤所有的陆生动物都有极精细的盐分摄入和调节机能，一旦盐分缺乏，就会影响到它们的生存活动。而人类却和水生海兽一样，对体内盐的摄入没有调节机能，这说明人的进化基因的该项功能是在海水中定型的。因为在海水中，不需要调节盐分的摄入量；

⑥人在潜水时，体内会产生一种所谓“潜水反应”的生理机制：肌肉收缩、呼吸暂停、心跳变慢、全身脉血管血流量减少。此时，富含氧气的血液不再输入到皮肤组织、骨骼及其他器官，而是全部集中至维持生命最重要的机体———大脑和心脏，使它们的细胞得以在数分钟内不致死亡，这种现象与海豹等水生动物的潜水反应十分相似；

⑦人类女性在水中分娩没有痛苦，而人的初始阶段———婴儿，则喜欢水，并伴有游泳的本能，这说明人类与水的关系非同一般；

⑧人体含有70％左右的水分，大大超过所有陆生灵长目动物体内水分含量。

哈代的“海猿理论”问世后，得到了很多人类学家的支持，但也出现了反诘的声音，反诘的理由主要包括：

①海猿在海洋中生活了400万年，并获得了一些适合于水中生活的海洋生物特征，但重返陆地后，为了适应陆地的生活条件，也应该丢掉这些不适应于陆地生活的特征———如不能对体内盐分进行精确的控制等，为什么在重返陆地后的几百万年中这些特征没有丢失？这显然是违反进化规律的；

②对于造成的400万年的化石断档，“海猿理论”仍没有给予很好的解释。因为现在人们在大量发现海洋生物化石的同时，却从来没有找到过海猿的化石。显然这一理论又陷入了另一个方式的化石断档现象；

③根据分子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则得出，人与猿开始分化的时间距今500～400万年，这一点并不支持“海猿理论”。

鉴于二者难以调和的矛盾，于是一种折衷的“海陆双祖先复合理论”又诞生了。这种理论认为，人类祖先，一个是古猿，一个是海猿。对400万年的化石断档期他们提出的解释是，古猿与海猿在这期间发生了基因重组，于400万年前产生了“南方古猿”，而这种重组发生的时间极短，只用了几代到十几代的时间便完成，因而在较长的地质时期没有留下化石。这个理论看起来既可以说明人类化石进化的断档现象，又能说明人类为何有很多海洋生物的特点。然而，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及分子学上的支持，并没有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便被搁置一边。正当争论困扰着人类学家时，从中国传来的研究结果似乎又再次支持了“海猿理论”。

1999年3月，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的周民博士提出的理论认为：从鱼类到人类事实上是脊椎动物的进化史，而人类及所有陆地脊椎动物都应隶属于硬壳鱼类，在鱼类向人类进化的漫长历史中，每一个体的发育史都会重演整个进化历史。例如，婴儿在胚胎发育阶段会有腮裂现象，显示出鱼类的特征。再如，初生的婴儿在水中会充满了自信，他会睁着眼睛在水中潜游，然而一旦踏上陆地，并立刻充满了恐惧，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学会在陆地上行走。硬壳鱼是如何上岸的？周民博士对这一个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绘：由于受到了干旱的威胁，这些鱼类为了适应环境，不得不爬上陆地，开始可能还会得到水源，但由于水源的不断枯竭———我们在前面的内容中提到，地球存在过这样的时期———水中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劣，迫使它们发展成为两栖动物：一边适应全新的陆地环境，一边沿习着在水中产卵的老习惯。之后，羊膜被进化出来，硬壳鱼在繁殖上摆脱了对水的依赖，羊膜为胚胎提供了水的环境，蛋壳又保护着受精卵，这标志着陆地爬行动物的形成。以羊膜长到母体内为标志，爬行动物发展为哺乳动物。胚胎在母体中更减少了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同时恒温在哺乳动物上形成，进一步确立了在自然中的竞争优势。大约在1400～800万年前，最早的人类直系物种同时向三个方向进化，逐渐进化成大猩猩、黑猩猩和人。而人与大猩猩的生物基因上最接近。周民的理论备受学界的关注。因为在现代脊椎动物中，硬壳鱼类有5万多种，几乎占全部海洋物种的98％以上，而以鲨鱼为代表的软骨鱼类总计只有700多种，因而软骨鱼类进化的机率和选择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大英博物馆古脊椎动物学权威学家阿尔伯格博士对此评论说：周民所展示的原始硬骨鱼具有意想不到的特征组合，它将迫使人类重新思考脊椎动物的进化史。然而，尽管周民的理论再一次显示了人类与海洋的亲密关系，但它仍没能合理说明古猿在进化过程中的化石断档现象，而只是对“海猿理论”极为精细的发挥。

无论如何，“化石断档”现象，都是人类学家不可回避的问题。

4．难道从非洲走来

人类如何起源，起源何地，历来分歧颇多。目前，又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直接起源于非洲，然后走出非洲，在世界各地继续演进。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家阿兰·索恩领导的小组在美国《全国科学院学报》上介绍说，他们是对从一具标号为“蒙戈人”的遗骨中提取出的迄今最古老的人类遗传物质进行分析研究后，提出了现代人类起源的新看法。1974年，古人类学家在澳大利亚东南部新南威尔士州蒙戈湖附近发现了这具“蒙戈人”的遗骨。20多年来，古人类学家针对这具遗骨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并随着检测技术的更新，不断得到新发现。科学家发现“蒙戈人”时，研究的重点之一是测定他的生活年代。

最初，科学家推断他生活在距今2．8万年。此后，科学家根据C14年代测定法得出4万年的新数字———这个数字是碳测定法能够得到的最古老数字。近年来，科学家更多地将DNA(脱氧核糖核酸）测试技术用于考古。阿兰·索恩等人成功地从“蒙戈人”的骨骼中提取出DNA，并进行了分析测试，得出“蒙戈人”最新的“年龄”———死者生活在距今约5．6～6．8万年前。索恩称，这是迄今为止科学家们从古人类遗体中提取出的年代最为久远的DNA。

索恩研究小组在研究中还有更大的发现。他们在报告中提出，对从“蒙戈人”骨骼中提取的DNA进行测试后发现，它与早期现代人类的古老的DNA在遗传上没有联系。索恩小组宣布，这一结果表明，在澳大利亚出现的早期现代人，其演化路线独立于非洲古人类之外。这一新的发现对目前学术界流行的“出非洲说”直接形成挑战。当前的古人类学界对从猿到人的进化步骤存有多种理论，一种较为流行的理论将此进化过程分成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和智人四个阶段，其中智人被认为是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而得到众多科学家认可的“出非洲说”认为，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是起源于非洲的直立人。150～200万年前，这些直立人进化为智人，并于距今10～15万年前走出了非洲，分散到其他地区。他们及其后代逐渐取代了当地的直立人，最终进化为现代人类。这种观点的推崇者、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彼得·昂德希尔等人最近还在美国《自然遗传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他们对人的等位基因标记测试的结果，反映了人类数万年来从东非迁移到中东，然后到达南亚和东南亚，接着来到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最后进入欧洲和中亚的过程。

但索恩研究小组则认为，现代人类的起源可能要比想像中的复杂得多。索恩等提出的名为“地区连续性”的现代人类起源新理论认为，起源于非洲的直立人在过去150万年间不断地迁徙到非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并形成不同分支，这些分支通过混血繁衍，在10～15万年前分别在非洲、欧洲、东亚和西亚等地进化为现代人。但是，索恩认为，对“蒙戈人”的研究成果表明，澳大利亚很可能也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现代人究竟是源于非洲，还是像索恩等人提出的在非洲、欧洲、亚洲等地分别产生？在当前的科技条件下，线粒体DNA测试是古人类学家最为推崇的方法之一。

线粒体仅存在于生物的细胞质中，含有一定的遗传物质。在人的受精过程中，由于卵细胞中含大量线粒体而精子中含量极少，因而个体细胞中的线粒体可认为仅来自母亲，可用线粒体DNA来研究母系遗传。线粒体DNA在遗传给下一代时并不发生变化，除非产生随机变异。变异发生的几率相对稳定，因此可以作为研究人类进化史的“分子钟”。通过这种方法，众多科学家都坚持认为，现代人都源于非洲，并且不断提出新的论证。

最近，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科学家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们选取了53名来自不同地区、种族、文化的试验者，对他们的全部线粒体DNA进行研究比较，据此绘制出现代人的“家族树”。从“家族树”中可以发现，约12～22万年前，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群人是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大约在2～8万年前，大批人走出非洲迁徙到世界其他地区，取代了这些地区原有的人类。但这些研究的可靠性存在争议。存有异议的科学家指出，运用DNA技术的古人类学家通常只关注占线粒体DNA序列7％的“控制区”，其他区域的变异情况却被忽略了。

目前，索恩研究小组基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倾向于支持“地区连续说”这种完全不同于“出非洲说”的理论。索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无论从‘蒙戈人’的遗骨结构，还是DNA测试结果，都能证明‘蒙戈人’同非洲完全没有关系。”索恩小组通过对“蒙戈人”的研究，还对一度流行的生活在欧洲等地区的“尼安德特人”是人类祖先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提出“尼安德特人祖先说”的人类学家，通过对1856年以及此后在德国西部的尼安德特山谷发现的距今约4万年的尼安德特人遗骨的研究，得出有别于“出非洲说”的理论，认为欧洲等地也可能是人类起源之地。索恩小组的研究认为，“蒙戈人”和“尼安德特人”也不存在任何关联。因此，“蒙戈人”不是“尼安德特人”的“迁移后代”。对此，索恩表示：“‘蒙戈人’就是‘蒙戈人’，他起源于澳大利亚。”对于索恩小组的研究成果，目前考古及古人类学界还存有异议。1974年，最早在新南威尔士州蒙戈湖附近发现“蒙戈人”遗骨的古人类学家吉姆·鲍勒，在得知索恩的研究结论后表示，人类学关于人类起源的学说很多，索恩的新观点无论对澳大利亚还是世界古人类学研究“都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是，这个理论是否能最终成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这就是远古的人类祖先，据说，他们从非洲走来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据认为是源自非洲的“蒙戈人”小档案

出生地：澳大利亚东南部新南威尔士蒙戈湖附近

发现时间：1974年

年代：距今约5．6～6．8万年

5．中国发现的化石质疑进化论

进化论的理论认为，最早的脊椎动物代表是鱼类。鱼类进化为两栖类，两栖类进化为爬虫类，爬虫类进化为鸟类，哺乳类，以至今天的人类。按照这个进化顺序，地球上应先出现两栖类，然后才会出现爬虫类。可是事实是不是如进化论者所说的那样呢？

进化论是1859年达尔文提出的一个假说。他当时主要根据动植物的某些形态和器官功能相似而提出来的，并没有化石做根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把这归之于当时的“地质记录不全”，他这样说也是寄希望于后人能有更多的化石发现予以验证。140多年过去了，古生物学有了长足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化石发现，客观事实使人们对进化论提出质疑。化石向我们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现的某种有机体，没有逐步进化的任何痕迹。这些有机体一旦出现，基本上就不再变了，那怕过了几百万年，不管气候和环境如何变化。远的不说，就拿近年来在中国的几起化石发现来说吧，就给进化论以巨大的冲击。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地质部地质博物馆，地质学家胡承志先生在贵州兴义一带调查地质，采集到几块动物化石，带回北京经古生物专家杨锺建教授鉴定，认为是早期的爬虫类，定名为胡氏贵州龙。生活在距今约2．4亿年前的早三迭纪，是迄今已知最古老的爬虫类化石。另据1999年3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中国古生物家在辽宁省北票市发现亚洲最古老的蛙类化石，取名“三燕丽蟾”，生活在中生代的早白垩纪，距今约1．2亿年(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蛙类化石距今不超过1．6亿年）。又据最新报导，中国科学家又在北京以北400公里处发现蝾螈化石，距今约1．5亿年，化石保存很好，甚至连一些内脏都清晰可见。据研究人员说，现代蝾螈的头骨及腕骨的细节跟化石里蝾螈身体组织一模一样，说明1．5亿年来，它并未像进化论者所说发生进化。报导还说，这个蝾螈化石，比其他地区发现的类似蝾螈的化石早0．85亿年，也就是说，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古的蝾螈化石，那比贵州龙———爬虫类也要晚9000万年。若按进化论的理论，爬虫类是由两栖类进化来的，蛙类和蝾螈都是两栖类的代表，也就是说，它应该出现在爬虫类之前，而不应出现在爬虫类之后。但是在中国发现的化石事实却和进化论的理论相反。在2．4亿年前的早三迭纪就出现了爬虫类———贵州龙，直到1．2亿年后的白垩纪，才出现两栖类———三燕丽蟾，9000万年后才出现蝾螈，也就是说，爬虫类出现在前，两栖类出现在后，两栖类比爬早类晚出现9000万年到1．2亿年，爬虫类怎么会是由两栖类进化来的呢？那不等于说孙子比爷爷早出生1．2亿年吗？

再就80年代在云南发掘的“澄江化石群”来说，属古生代的寒武纪，距今约5．3亿年。已经包括海绵动物、腔肠动物、节肢动物、脊椎动物等在内的40多个类群的100多种动物，涉及当今动物界大多数门类，还有无法归在现有种群的6类灭绝类群，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因为在寒武纪以前，地球上只发现有简单的生物，如藻类等。这么多门类的生物，突然在寒武纪出现，而且在寒武纪以前的地层里找不到他们的祖先，对此又怎么解释呢？地质发展史，古生物发展史，一再证明地球上各个时期的不同生物出现往往是突发性的，而且一经出现就不再变化。如海百合、海豆芽，已经在地球上生活几亿年了，看不出它有什么演化的痕迹，而且突发性地出现也往往突发性地消失。如上古生代的蜓科(纺垂虫）化石，从石炭纪开始出现，到三迭纪就消亡了。地质学家用它来确定地质时代，称作标准化石。再如恐龙在中生代空前的繁荣，到白垩纪末就突然灭绝了。如果说，一种动物是由另一种动物进化来的，它应该是连续性的漫长过程。那么这种过渡型的中间型的化石应普遍存在，不难发现，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已经发现的所谓过渡型的化石，也多似是而非，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甚至牵强附会，所以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如曾经一度把文昌鱼说成是脊椎动物的祖先，后来又被否定了。

自1861年在欧洲发现始祖鸟化石以来，关于鸟类是不是由恐龙进化来的，就争论100多年。近来在中国辽宁省发现的鸟类化石，不仅没有结束这场争论，反而使争论更加激烈了。

6．苏皖地区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吗

人类真的起源于非洲吗？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李传夔、尤玉柱、徐钦琦和计宏祥4位人类学家经过多年研究后，最近提出：以江苏省双沟为中心的苏皖地区是世界人类起源中心之一。在2002年南京召开的有中外百位著名人类学家参加的双沟国际科学考察年会上，中科院向新闻界通报说，李传夔教授1977年在双沟松林村东南处化石地点发现一件至今在亚洲时代最早的长臂猿化石，这件长臂猿左侧上颌骨，在远古时代由于流水作用而造成了破损，上面仅保留三颗臼齿，但其完全不同于非洲、欧洲和亚洲已发现的其他长臂猿。第二年李传夔教授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上发表题为《江苏泗洪中新世长臂猿类化石》论文，并将其命名为双沟醉猿。

根据化石所处地层的多达65种伴生动物化石，判断双沟醉猿时代为中新世，距今约1000多万年前。在此还发现了江苏省境内最早的距今约4万年前双沟下草湾古人类化石，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十分相近。专家们结合新近又发现的古动物群化石作出了惊人的新的推测：下草湾人是北京猿人后裔，是现代中国人祖先之一，江苏省双沟是人类起源中心之一。专家们指出，双沟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早在1000多万年前就吸引四面八方动物，形成中新世最大的动物群落。在我国众多的中新世化石地点中，双沟地区动物种类名列前茅。古人类学家认为，从哺乳动物进化到人类，应经历5个阶段：灵长类———人猿超科———中新世古猿———南方古猿———人类。而这些阶段的“代表”全都在广义的双沟地区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灵长目动物———娇齿兽，世界上最早的人猿超科动物———曙猿，以及中新世的双沟醉猿和其他古猿，都是在双沟地区被发现的。所以古生物学家认为，双沟地区是新生代世界生物进化，或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专家们指出，近30年来，我国发现了一大批中新世古猿类。

除云南外，就是苏皖，即广义的双沟地区。在双沟至少发现了3种古猿类：双沟醉猿、江淮宽齿猿和人猿超科未定种。他们研究认为，我国双沟地区和云南是中新世古猿类的两个进化中心。直立行走是从猿到人的决定性一步。而从森林转化为草原环境是实现从猿到人转变的必要条件，双沟地区经历过的从森林转化为草原的环境变迁最有利于“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科院吴汝康院士和已故贾兰坡院士曾研究双沟下草湾人股骨化石，认为下草湾人是晚期智人，与现代人已非常接近了。

7．“扎赉诺尔人”是印第安人的祖先吗

扎赉诺尔位于中国东北满洲里市以东29公里和海拉尔市以西168公里的地方，它的东、南、北部是巍然矗立的呼伦贝尔高原，西部是气势磅礴的高尔真山丘陵，南与碧波荡漾的扎赉湖毗连。自1927年开始，在扎赉诺尔的地下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1933年，顾振权发现第一个人头骨，日本古人类学家远藤隆次把这个人头骨定名为“扎赉诺尔人”，从此以后，“扎赉诺尔人”就成了古人类学和考古学上的专用名称。1943年日本考古学家嘉纳金小郎发现第二个人头骨，1944年我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又发现第三个人头骨。从1973年至今的十多年内，又连续发现了12个人头骨和完整的猛犸象骨架等。在地下12．9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箭头、圆头刮削器、石叶、石片、石核、野牛、马、鹿、羚羊等化石。经科学测定，距今约11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类在这一带劳动、生息、繁衍。

有些学者认为，由于发掘时的地层混乱，年代尚待进一步研究，总之，“扎赉诺尔人”遗址约在5万年至1万年之间，属于中石器时代。从对“扎赉诺尔人”头像的复原，我们可以大略地窥见他们头部的形态：颧骨突出，门齿呈铲状，内侧成弧形，眉弓粗壮，是典型的原始黄种人的特征。古人类学认为，在晚期智人阶段即“新人”、“真人”阶段(出现于近5万年内），原始人的体质形态与现代人类已没有多大区别了，现代世界上三大人种，黄种(蒙古利亚人种）、黑种(赤道人种）、白种(欧罗巴人种）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三大人种相互间的区别只是外在的标志，至于智力和体力，则一切人种都是一样的。关于三大人种形成的问题，是很复杂而至今还没有得到最后彻底解决的大问题。

原始扎赉诺尔人对石器的制造和加工有了较大的进步，已具有较高的劳动技巧和活动能力。他们改善了打击、琢削、压削和修理石器的方法，因而制出的石器更加多样，更加精细美观，对称均匀，锋利适用。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已懂得制造复合工具和复合武器，在木棒上装上石矛头而制成的矛，装上木棒的鱼叉，在木柄上装上石斧的斧等等。他们尤其善于把精制的石片嵌入骨柄中，制成带骨柄的刀或锯，适于剥削兽皮或树皮，他们懂得利用骨针和骨锥，把兽皮缝制成衣服，不再完全赤身裸体了。制陶术的发明，是“扎赉诺尔人”处于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他们把一团粘土做成陶坯，然后再用火烧。陶器的出现便利于储存液体，并且使他们有了煮熟食物的器具，是他们生活发展中一大进步。

“扎赉诺尔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许多学者认为，扎赉诺尔很可能是原始黄种人迁徙的中转站，东往朝鲜、日本迁移，成为朝鲜人、日本人的祖先。有些学者认为，大约距今5万年前，“扎赉诺尔人”的祖先从亚洲的东北部经过现在的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古地质学的研究证明，当时白令海峡有一条把亚洲与美洲相连接的陆桥，“扎赉诺尔人”就是通过这条可以通行的陆桥到达美洲的，由北向南逐渐散居，分布于美洲各地，成为美洲印第安人的最早祖先，并且形成了具有各种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的部落和部族。由于印第安人自古有爱用红色染料涂抹脸部和身体的风俗习惯，因而过去欧洲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印第安人是红种人。事实上，印第安人根本不是红种人，而是属于黄种人。他们的皮肤呈棕黄色，头发色黑而硬直，宽面圆颅，两颧骨突出，眉弓粗壮，这些体格形态上的特征与“扎赉诺尔人”很相似。究竟“扎赉诺尔人”是不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最早祖先？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过去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细石器文化起源于贝加尔湖边，由于天气变冷而向南传播，因此“扎赉诺尔人”是从贝加尔湖边迁移来的。但不少学者对此种说法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扎赉诺尔人”是从我国南方迁移去的。究竟谁的说法准确？至今尚未定论。

总之，“扎赉诺尔人”的真相到底如何？他们究竟是怎样起源的？怎样向亚洲各地、向美洲迁徙的？这至今仍然是无法解开的谜。如果这些谜能够得到准确的答案，就有利于进一步去解开黄种人的起源和迁徙之谜，以及美洲印第安人最早祖先之谜。

8．血型是由进化决定的

最近，科学家经过研究，对人类血型的形成提出了新的看法：

我们的4种血型———O型、A型、B型和AB型———并不是在所有的人身上同时出现，而是由于不断进化和人们在不同气候地区定居下来后逐渐形成。

在寒冷的年代，由于草原上可供吃用的东西匮乏，游牧部落不得不去适应新地形所能提供的新食物。由于新的饮食结构出现，人的消化系统和免疫系统也会随之有所变化，紧接着血型也会有所变化。

O型血的历史最为悠久。它大约出现于公元前6万至4万年之间，当时的尼安德特人吃的是简单的饭食：野草、昆虫和从树上掉下来猛兽吃剩下的果实。而4万年前出现了克鲁马依人，他们以狩猎为生。在猎光了所有的大野兽后，他们从非洲向欧洲和亚洲转移。

A型血出现在公元前2．5万年至1．5万年之间。当时，我们以果实为生的祖先逐渐变成杂食。随着时间的推移，农耕成为住在现今欧洲土地上的人们的主要生产方式，野禽野兽开始接受驯养，人的饮食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就是现在，绝大多数A型血的人都居住在西欧和日本。

B型血出现在约公元前1．5万年至新纪元之间。当时东非的一部分人被迫从热带稀树干草原迁徙到寒冷而贫瘠的喜马拉雅山一带。气候的变化便成了催生B型血的主要因素。这种血型一开始出现在蒙古人种身上，随着他们后来不断向欧洲大陆迁徙，结果今天有很多东欧人都是这个血型。

人体的4种血型中最后出现的为AB型，它的出现还不到1000年的时间，是“携带”A型血的印欧语民族和“携带”B型血的蒙古人混杂在一起后的产物。AB血型的人继承了耐病的能力，他们的免疫系统更能抵抗细菌，但他们易患恶性肿瘤。

科学家估计很快会出现第5种血型。完全有可能出现一种新血型，比如说C型。只有这种有新血型的人才能在人口过于稠密、自然资源所剩无几的严重污染世界上生存下来，因为这时原先那4种血型，也就是说，有好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人将抵挡不住这种日益加剧的生态灾难，他们会很快消失。

9．人类祖先曾经和恐龙们共存

2002年，美国多位科学家公布了关于人类祖先的最新研究成果：大约在8000万年前，所有灵长类动物(包括人类）共同的祖先，曾经和恐龙们共存，一起生活在同一史前时代———白垩纪。

该研究结论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发表后，犹如在世界科学界投入了一颗炸弹。这项通过最新研究方法得出的惊人结论，或许将整个改写生物进化发展史。这项发现对生物发展史具有绝对重大的影响。

此前，科学家一直约定俗成地认为，灵长类动物的祖先大约起源于5500万年前，这是基于对年代最古老的灵长类生物化石进行碳分子研究得出的结论，依赖的是灵长类生物的古化石记录。

早先的研究认为，当灵长类生物的先祖诞生之时，恐龙早就已经灭绝了。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科学家们，利用一种全新的科学分析方法———“基因比较法”，得出的最新研究数据，将这个时间大大提前了3000多万年，灵长类动物的祖先竟然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项研究得到了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英国和瑞士等科学协会的众多研究机构和科学家的支持与合作，研究范围跨越古生物学、人类学、数学等多种领域，研究地点从加利福尼亚的研究中心到南美、北欧、甚至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

美国科学家塔瓦内和他的同事们通过一种精确的新方法，终于缝补上生物进化史上最大的一块碎片———在恐龙灭绝后和灵长类生物诞生前的巨大的空白。科学家们通过无数次的基因比较，弄清了现存灵长类生物DNA存在的每一个微妙差别。通过比较不同灵长类生物的DNA差别，科学家们发现，两种基因代码的差别越小，它们“分家”的年代也就越晚。通过反复比较、测算，科学家们得出了灵长类生物从拥有“共同祖先”到“分家”的准确年代：从出现最早的灵长类生物到如今，时间过去了8000多万年。

基于这项研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布赖尔·海基等进化生物学家进一步认为：人类的祖先———最早的灵长类生物，曾跟史前最大的爬虫———恐龙们生活在一起。在恐龙灭绝之前，灵长类动物和其他一些哺乳生物已经生存了几千万年，而恐龙灭绝大约发生在6500万年前。塔瓦内的研究小组还暗示，最早的灵长生物可能身材矮小，喜欢夜间活动，生活在热带丛林中。但是，如果灵长类祖先真的存在那么早，那么，在距今6500万年使恐龙灭绝的那次大灾难之前，众多的灵长类生物（包括人类）的祖先已经进化发展了3000万年，并且和恐龙一起经历了那次致命的大毁灭。

科学家们认为，那次灾难源于一次地外陨石与地球的相撞，几乎消灭了当时地球上所有的物种。但是，塔瓦内推论道，它们当中的一些灵长类生物也许劫后余生，逃过大难，并且其中的一支繁衍生息了下来，进化成后来的人类。当然，这些都只是科学推测，没有化石来证明。科学家们还没有发现哪怕一块属于那个年代的化石。

事实上，科学家们也许根本无法用事实证明：这些从来不为我们所知的人类“近亲”曾经那么早地存在过，跟恐龙决斗过，被陨石毁灭过。除非哪一天，古生物学家们终于发现了恐龙时代灵长类祖先的化石，事实才能大白于天下。

10．进化走到尽头了吗

将来的人类会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和我们现在有很大的区别？生物学家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由来已久。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家认为，我们现在的生命形式已经达到了进化发展的终极水平，进一步的大变化将不可能再发生了。

自然力量一直在起作用

有人认为，随着进化的继续，人类的智慧水平会逐渐下降，而神经系统则会越来越发达；另一些人则持相反意见，认为人类将越来越聪明，而体格则逐渐变弱；而以伦敦大学史蒂夫·琼斯教授为代表的科学家则认为，在目前西方社会的生活模式下，曾经对现代人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神秘进化力量已经失效了。人类的进化演变已经到了停止的时候。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一论调的。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斯特林格教授认为，人类仍然受着自然力量的影响和支配，正是这一力量，创造了30亿年来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的无数物种。“5万年前石器时代的弱小欧洲人在一夜之间被轻巧、高大、聪明的非洲人取代。这个进化故事告诉你，人类一直都在向着更大更强的方向发展，自然的力量一直在起着作用，你无法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自然选择力量正在消失

在这一场争论中，双方都把理论依据的核心放在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上。根据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最能适应环境的动物个体能够活得更长，从而繁衍更多的后代，使得这一物种得以延续下去。例如，一种有蹄动物，有些脖子长，有些则脖子短。随着时间的发展，在这种动物生活的地区，树叶逐渐被吃光。而长脖子的动物由于能够吃到更多高处的树叶，所以能活的更长，有更多的后代，最终进化成长颈鹿。而那些脖子短的，则逐渐走向了灭绝。琼斯教授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自然选择的作用却在逐渐地消失。“在以前，人们的寿命长短和繁殖能力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截止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伦敦的死亡率总是大大超过出生率。有一半的孩子还没有成年就已经夭折了，也许是因为他们缺乏抵抗疾病的基因。但是现在，孩子长大成人的概率却达到了98％。可见，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进化得足够好了。”另外，和过去相比，混血现象增多进一步阻碍了进化的发展。琼斯教授举例说：“在过去，两个不同城市的人很少有机会组建家庭一起生活。但现在，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进入大学学习，在那里遇到自己的伴侣。他们要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与自己的父母、祖父母越来越远。也许，这样可能产生一种棕色皮肤的人种，但除此以外，物种变化已经几乎不存在了。”

发展中国家还有自然选择

但是，这一论点成立的前提是，在西方发达社会中，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可以得到满足，医疗保健水平也已经相当发达，因此自然对人类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观点却不那么适用。对此，琼斯以爱滋病为例进行了阐述。在琼斯看来，“目前在非洲，几乎所有的猩猩都携带着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IV），但它们却不会感染爱滋病。就在几千年前，情况却大不相同。当第一批猩猩感染上爱滋病毒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猩猩死去，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免疫的才得以存活。而活下来的这些猩猩，就是现在这些有免疫功能的猩猩的祖先”。“由此可以推测，人类的情况也会大致相同的。只要进化的过程在继续，1000多年以后的非洲，人类将可以携带HIV，但他们却不会感染上爱滋病”。

人类进化要靠自己

琼斯的观点得到了部分科学家的支持。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的沃特教授认为，自然对人类进化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只有人类自己的生物工程学才能使进化演变产生巨大变化。“通过生物工程学，人类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体，从而延长自己的寿命。当人们可以活到150岁，而其中100多年都有生殖能力的时候，人类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人类会繁衍许多子孙，人类的进化将开始转变”。但对于他们的这一观点，生物学界还是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很多人始终认为，进化无时不在，而人类自己的干预是不协调的。明天我们会是什么样子？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答案。

谢选骏指出：“人类进化要靠自己”，但进化论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因为在人类自己的后面，绵延着永不止息的思想主权。

不是我们创造了思想，而是思想创造了我们——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思我故我在”：我们被思想主权驱动，所以便被创造产生了。

第三篇论

《约翰福音》应该纳入中国大学课本

（一）《圣经创世记》与中国初中教材

共产党中国的一本语文教材竟然录入《圣经创世记》部分章节。这意味着泥足巨人即将崩溃！

2016年6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北京报道：

《圣经》（Bible）已成为中国反西方言论的最新目标，一本语文教材录入《创世纪》（BookofGenesis）部分章节的事情引发了强烈反对。

根据官方报纸《北京青年报》（BeijingYouthDaily）的采访，这本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写者对自己收录《圣经》中上帝创造宇宙的故事进行了辩护，他们表示，他们将一则著名的西方故事收录到教材中，是希望学生可以从神话角度开阔视野。

尽管中共对政府批准的可供民众做礼拜的教堂进行严格控制并经常打压，但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增长得很快。普渡大学（PurdueUniversity）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认为，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

数千万基督徒选择去“地下教会”做礼拜，而不是去政府监督的教堂。中国天主教爱国会（ChineseCatholicPatrioticAssociation）不承认教宗，中国政府对公民效忠外国权威心存疑虑。然而，中国对于传播福音却并不陌生：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圣经》印刷企业。

作为更广泛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正在修订中小学课程表。

（二）《圣经》引起魔鬼的战栗

《圣经》进入中国语文教材，是二十一世纪乃至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自然引起了人文主义者们的恐慌。

他们用各种匿名上阵，大肆诋毁。

例如有的说：“的确不妥，有人问为何选盘古开天地可以，上帝创造世界就不行，我认为作为教材应尽量选择今天已经没有宗教意义（但仍有文化意义）的神话故事，其实还有很多，如希腊，北欧，印度神话……”其实，这个说法十分无知，因为希腊、北欧、印度神话，都不是现代文明的源头，只有圣经才是现代文明的源头——不读圣经，如何进入现代文明的堂奥！

只有一个“不是匿名”的诋毁者，那就是“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官微@思想火炬”，它说：“（圣经写入语文教材）不仅与全面依法治国背道而驰，更深层次凸显出教育部把全国统一语文教材改革为放开文科教材编订权是危害国家文化统一的彻底错误政策。”这个官腔似乎从反面证明了：《圣经》进入中国语文教材，是中国已经具备了初步文明程度的体现，是中国能够获得思想自由的体现。

（三）《圣经》与“西方神话”

世界上只有“希腊罗马神话”或“中国日本神话”，而没有什么“西方神话”。

但是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却违背了这一常识说，一篇关于北京语文教材将《圣经》中某篇章内容录入其中的帖子引发网络热议。不少网友对北京语文课改教材第13册把《上帝创造宇宙》这篇基督教《圣经》内容被定为神话故事列入教材纷纷发表评论。

为此，北青报记者致电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在与相关工作人员了解中发现，此部课本确为《北京语文课改教材第13册》（七年级上半学期使用），出版时间为十年前。

此名工作人员称，语文课标中有神话、传说这一类，其中中国的传统神话传说纳入过女娲造人、盘古开天地等内容，而在此这次的课改教材中选择加入一些“西方的神话”故事，于是就将《圣经》中的《创世记》部分篇幅纳入了课本中，本意是希望学生可以从神话角度开阔一下视野，了解一些西方名著中的神话故事。

显然，“《圣经》=西方神话”这不是事实。否则，就不会在“十年以”才引起轩然大波。

（四）《约翰福音》纳入中国大学课本

如果说，《圣经创世记》纳入中国初中教材是一个已成的事实，那么《约翰福音》纳入中国大学课本就将成为未来中国的方向。因为《约翰福音》构成了西方文明（而不是子虚乌有的“西方神话”）的内在基础。

1、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2、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3、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4、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5、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6、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

Jhn8:34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Jhn8:35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Jhn8:36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Jhn8:37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

Jhn8:38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Jhn8:39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Jhn8:40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Jhn8:41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

Jhn8:42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

Jhn8:43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Jhn8:44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Jhn8:45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Jhn8:46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

Jhn8:47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Jhn8:48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

Jhn8:49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

Jhn8:50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

Jhn8:51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Jhn8:52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

Jhn8:53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Jhn8:54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

Jhn8:55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象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

Jhn8:56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

Jhn8:57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

Jhn8:58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Jhn8:59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

……

信耶稣的犹太人尚且如此，难怪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会沦为魔鬼的子孙了。立此为马克思主义者鉴。

（五）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

有文章指出：

美国中学实行宽松的选课制，语文课也更像是“阅读分享课”。虽然美国大学入学对写作要求非常高，但很多中学都不设有专门的写作课程，而是通过阅读各种体例的作品、写书评等锻炼出来。至于语文课上读什么书，也由任课教师自己来开书单，无论教育部还是学校，都不会印发统一教材。

一个班的学生同时读一本作品、并且进度也相当，是美国人熟悉的“读书会”式语文教育。但美国一些学区却大胆地引进了“工作坊”式的语文课，这意味着学生自己选择想读的书，并跟同学们分享。曾主张学生只该读“精华读物”英文文学教授MarkBauerlein就表示，学生读《哈利·波特》还是狄更斯都无所谓，关键是在信息时代保持阅读的习惯。

美国一中学“工作坊”式的语文教学

法国一直很注重培养年轻一代对法语的热爱，活跃的法国语文课让小学生们着迷。与美国类似，法国中学的文学课程没有统一的国家教材，学校根据教育部定立的大纲自主选择课本。受多年的精英主义教育观念影响，法国的语文教育曾长期被等同于文学教育，16至20世纪的经典纯文学作品，尤其是法国和法语区的经典小说、诗歌和戏剧，都是法国中学教师热衷选择的教材。从巴尔扎克到雨果、从拉封丹到拉伯雷，几乎每一个法国文学分支都可能涉猎，文科的学生还要完整阅读如兰佩杜萨的《豹》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朱丽叶》等译作。

为了应对中学生越来越不愿意上文学课的现象，法国教育部把电影引入文学课程，将学生感兴趣的性、浪漫和反叛精神引入日常课堂。法国教育部官员认为，他们选择的电影能帮助正经历青春期的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在已公布的200部经典电影中，中学生将能在老师陪同下观看法国电影《轻蔑》（LeMépris）中的男女主角“调情”，以及《赤胆威龙》（RioBravo）的枪战，并以自己的角度进行解读。除了经典法国文学作品，法国学生还须阅读萨特和加缪等看上去对中学生而言过于艰深的哲学作品。2010年，法国中学会考作文，要求考生解释霍布斯《利维坦》（英国政治哲学巨著）和托马斯·阿奎那（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哲学家）的《神学大全》节录。

日本语文书的内容涉及内容极其广泛，如尊重生命、环保、维护人权、保持社会福利、热爱家乡、安全和防灾等，都非常贴近生活。日本国语教材选文的来源也很宽泛，不光有文学家的经典名著，还有行业精英的大手笔或“心灵鸡汤”。比如有的教材选了国宝级名医日野原重明的随笔《想要对你说》，有的选了绘本作家木村裕一的《乘风飞翔》。日本的语文教材重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提高语言和写作的能力。

在“不在吃饭就在思考”的德国，对语言学习的重视度往往高于数学。20世纪90年代，德国曾对基础教育课程进行改革，目的是为了让教育“更适应社会发展”。在包括语文在内的科目，教材选取还专门加入了更多展现社会“阴暗面”（如种族歧视、违法犯法）的内容，以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解释社会现象。

除了文学还涉及大量的政治、地理、历史、生活常识、心理、人文等方面的内容，德国学生不是为了语言而学语言，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别人交流思想，把语言作为生活中的工具，通过语言学习来认识世界和自我。

过去很长时间，中国高度重视教育的政治职能，课程设置统一，教材统一，完全是由国家来承担相关工作，随着教育观念与教育治理观念的改变，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行，学校课程改革已经推行多年，教材的出版发行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一家变成多家，甚至几十上百家，给了学校与学生更多的选择权。

随之而来的，是教材也变得五花八门，“过于西化”的担心之外，我们自己有些教材的泥沙俱下，质量不高，令人担忧。正如一位读者留言所说，对外来文化应该怀有一颗包容之心，但同时更重要的事是发扬和传承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很多国学经典被人误解，甚至被媒体歪曲来搏眼球，诸子都要哭了。

（文/观察者网张红日）2015年10月26日

上述“多元选择”为何不能成为中国教育的借鉴？

例如，中国确实需要补一补宗教教育的课程：

Col1:15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Col1:16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Col1:17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Col1:18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Col1:19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Col1:20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

Col2:9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Col2:10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歌罗西书Colossians）

……

如果不能理解上述的奥秘，中国学子甚至无法获得科学研究上的真正突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六）

谢选骏指出：什么时候，中国社会看见了本体出场、物自体显现，什么时候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奇迹就会应验在华了。

2017年1月20日

【086、三权分立变身两权对峙——国会如果纵容总统犯罪】

原来，不是特别检察官被收买了，而是特别检察官被阉割了。

《穆勒致函巴維理反對通俄報告說明》（世界新聞網 2019年4月30日）报道：

紐約時報30日報導，特別檢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r)3月下旬曾致信司法部長巴維理(William Barr)，反對巴維理對通俄案調查報告結論的初步說明，因為巴維理的說法，似乎排除川普總統可能妨礙司法。

紐時表示，這是特檢團隊與巴維理就調查報告描述看法分歧的最新發展；特檢調查員認為，川普根據巴維理的見解，錯誤的宣稱他獲證清白。

不過，目前不清楚穆勒在信中反對巴維理的內容為何；兩名知情人士透露，穆勒寫信後，巴維理與他溝通數日。

巴維理訂5月1日赴參院司法委員會(Judiciary Committee)就通俄調查作證，他曾公開表示他對穆勒報告的論述不服。

民主黨資深眾議員邀請穆勒未來幾周到委員會作證，但還沒敲定日期。

司法部發言人柯莉·庫佩克(Kerri Kupec)說：「特檢強調，司法部長3月24日的信件沒有不精確或誤導，但他對信中缺乏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媒體據此對特檢調查總統妨礙司法的分析，感到挫折。」

特檢辦公室發言人不回應司法部這項說法。

雙方嫌隙主要在於公眾對通俄報告描述的了解，穆勒完成調查後寫成448頁報告，巴維理摘要濃縮為四頁信函轉交國會，後者形塑穆勒團隊找不到川普妨礙調查證據的印象，川普宣布調查證明他無罪。

穆勒報告4月18日公布後，卻顯示特檢認為存在川普妨礙司法的重要證據。

過去一個月來，司法部長與特檢齟齬不斷浮現，如憲法對現任總統的保護讓特檢難以行事，以及穆勒團隊如何進行調查等法律理論。

巴維理在報告發布前曾赴國會作證，他當時被問到是否認為調查為「獵巫」時答道，「這得根據各方立場決定，如果你被錯誤的指控某件事，就可能視調查為獵巫。」紐時指出，巴維理顯然意指總統(川普)。

巴維理的國會證詞與1月出席確認任命聽證會時所言不符，他當時說：「我不認為穆勒涉及獵巫。」

司法部資深官員發現，穆勒礙於不能起訴現任總統而不願逾矩對川普提出指控，但確實找到十多項總統妨礙調查的證據，且保留在川普離任後起訴的可能。

谢选骏指出：总统涉嫌犯罪，特别检察官只能调查却不能起诉，更不能定罪——这固然合乎三权分立的原则，但也意味着，国会有权纵容总统犯罪。古代中国是“民不举，官不究”，现在美国却是“官举了，官也不究”——“三权分立”成了“两权分立”！如果最高法院将来遭到清洗，那美国岂不也要成为“一权独大”的独裁国家了！难怪有人认为，川普家族的胡搅蛮缠，让大家认识到了这一切实的危险。如果国会纵容总统犯罪了，那么，美国就从三权分立变身为两权对峙了！民主就将沦为劣质恶斗了，就像台湾那样了！而其第一步，不是特别检察官被收买了，就是特别检察官被阉割了。

【087、三十六计和中国智慧难道就是欺诈二字吗】

《纽时揭露中国公司逃避美国关税惊人欺诈》（2018-04-23 The New York Times）报道：

想避开美国的关税吗？在中国，一家名叫浙江赛拓的公司自称知道一条路线。

具体来说，这条路线要经过马来西亚——和从中国发出海运集装箱，直接越过太平洋抵达美国相比，这条路线绕行了4600英里（约合7400公里）。但据该公司称，当这些中国产品抵达美国的港口时，它们看上去像是产自马来西亚，会被免去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

“对于某些国家针对我国企业设置的不公平贸易壁垒，”浙江赛拓在其网站上写道，我们“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来规避此贸易壁垒，从而达到开拓市场的机会。”

这种蜿蜒曲折的路线被称为转运，特朗普总统用它们来证明他向诸多国家挑起的贸易战是合理的。如果美国和中国实现威胁，相互征收总计超过2000亿美元（约合1.3万亿元人民币）的关税，转运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

特朗普上月以转运为由，对几乎所有进口钢铝征收关税，不过后来，他制定了针对部分国家的临时豁免条款。他认为通过转运，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钢铁远远超过贸易数据显示的数量，必须通过广泛的关税予以制止。

“说到中国，我观察到记者一直写的是我们只有2%的钢铁来自中国。但是，这是不对的，”特朗普上月说。“他们都是通过其他国家转运。”

这种逃避关税的行为规模如何，目前尚不清晰。根据现有的数据，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转运在美国贸易中并不起重要作用。比如，浙江赛拓这样的货运代理机构经常利用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另一些东南亚国家作为中转站，但美国从这些国家进口的钢铁数量有限。

尽管如此，转运和其他贸易欺诈的神秘世界将会受到更密切的关注。转运可能会成为中美之间旨在解决贸易争端的一切谈判的主要内容。它们可能还会进入与欧洲、韩国、加拿大和其他寻求延长特朗普关税豁免政策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商谈。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能需要保持警惕，以确保它们不会成为中转站，激怒华盛顿。

北京的一个服装厂。将货物从中国经马来西亚出口到美国的费用大概是直接运输的两倍。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于3月27日宣布，加拿大将实行一系列监管措施以阻止转运。相比之下，韩国则坚持认为它确保货物的真实产地都被准确标出，关税也已经被支付。

转运大部分情况下是完全合法的。问题出在有人掩盖原产国的时候。

“产品要求：不能有“中国制造”的标识，”中国货运代理公司瀚成的网站上写道。该公司承诺能够帮助制造商避开美国的关税。

并不是只有转运和改标签这两种避税方式，也不是只有中国这样做。美国钢铁公司和铝业公司抱怨称，一些基本金属在运往美国之前被运往其他国家进行最低限度的加工。批评人士表示，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使用一种名为“转移定价”的会计伎俩——这是一种常见的避税方法——以便在国际子公司之间运输货物时，避免支付更高的关税。

通过将货物从其他国家转运来规避西方关税的中国掮客公司网络广泛且高度发达。这些公司的网站自称，曾在规避关税的情况下将钢铁、铝箔、服装、太阳能电池板，甚至不锈钢水槽运往美国和欧洲。

许多掮客公司试图用民族主义包装自己，以免在中国遭到批评。深圳的高益国际货运代理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上表示，它“打破国际贸易壁垒、反倾销，使得中国产品成功进入国际市场”。

广州的瀚成公司宣传称，“转口运输是摆脱高关税和进口限制的唯一途径。”

高益、瀚成以及负责监管贸易的中国商务部拒绝置评。

这些货运公司声称他们使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杭州的赛拓国际货运代理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上声称，它与马来西亚的一家工厂合作，可以为中国制造的商品搞到马来西亚的原产地证明。

这些掮客还表示，它们可以将较大的订单拆分，从中国各地的港口运出。目标是降低美国贸易协会发现并报告大额运单的几率。

中国邹平的一个工厂的铝卷。一个货运公司的代理人表示，运往马来西亚等地符合中国的出口规定，在那之后，“就是美国政府的职责了，它要判断这些产品最初来自哪个国家，这些业务是否合法”。

赛拓在自己的网站上声称，它鼓励企业遵守贸易规定。赛拓的一位所有者约翰·赵(John Zhao)表示，他是在提供一项必要的服务，为进入美国市场开辟另一途径。

“如果中国企业的产品出不去，又没有实力在美国建厂，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他说。

赵表示，运往马来西亚等地符合中国的出口规定。他表示，在那之后，“应该由美国政府来评价这些产品的原产地在哪里、是否合法”。

美国海关官员在一项书面答复中表示，美国有着“精确的锁定程序，可以找出那些高风险的国家、制造商、进口商和货物”。

转运服务并不便宜，但与高关税相比，它们更有吸引力。掮客们表示，将货物从中国经马来西亚运到美国的价格是每40英尺集装箱3000至4000美元，比直接运往美国至少多花2000美元。多出的费用包括马来西亚的原产地证书（500美元），在马来西亚开箱并包装到另一个集装箱里的费用（至少950美元），以及多出的海运费（600多美元）。

马来西亚的贸易官员表示，该国没有针对关税规避的具体法律。不过，它有禁止伪造证书的法律，要求企业必须在当地生产产品，才能获得当地的原产地证书。

关税的新时代可能会使转运变得更有吸引力。在过去几周里，由于华盛顿和北京的贸易紧张关系升温，掮客们声称收到的电话询价是平常的十倍。

杜绝此类转运可能很困难。纺织品贸易专家帕特里克·康威(Patrick Conway)表示，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做出了重大努力，想解决中国大陆制造的服装在香港重新贴标的问题。

康威表示，但在美国官员收集了足够多的证据、将那些公司列入观察名单之后，它们很快就消失了。他目前担任北卡罗来纳大学查珀尔希尔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的经济系主任。参与其中的一些人后来又出现了，不过是在其他公司名下。

“会出现‘打地鼠’游戏的状况，”康威说。

谢选骏指出：上述种种“中国公司逃避美国关税惊人欺诈”的手法，其实都可以在著名的中国著名的“三十六计”找到出处。只是在中国，这些手法都不被视为欺诈，而是被看做智慧。这样说来，三十六计难道都是欺诈吗？

《三十六计》

第一套胜战计

第一计瞒天过海第二计围魏救赵第三计借刀杀人

第四计以逸待劳第五计趁火打劫第六计声东击西

第二套敌战计

第七计无中生有第八计暗渡陈仓第九计隔岸观火

第十计笑里藏刀第十一计李代桃僵第十二计顺手牵羊

第三套攻战计

第十三计打草惊蛇第十四计借尸还魂第十五计调虎离山

第十六计欲擒故纵第十七计抛砖引玉第十八计擒贼擒王

第四套混战计

第十九计釜底抽薪第二十计混水摸鱼第二十一计金蝉脱壳

第二十二计关门捉贼第二十三计远交近攻第二十四计假途伐虢

第五套并战计

第二十五计偷梁换柱第二十六计指桑骂槐第二十七计假痴不颠

第二十八计上屋抽梯第二十九计树上开花第三十计反客为主

第六套败战计

第三十一计美人计第三十二计空城计第三十三计反间计

第三十四计苦肉计第三十五计连环计第三十六计走为上

谢选骏指出：参照前后，仔细想想，三十六计难道都是欺诈吗？中国智慧难道就是欺诈的代名词吗？

【088、三峡大坝腰斩共产党中国】

《三峡大坝修建内幕：谁造了这愚蠢的纪念碑？》（2020-06-22 secretchina）报道：

南方暴雨连番，洪灾肆虐，三峡大坝或将溃坝成为焦点话题，着名水利专家王维洛愤而发声，再次披露极具争议性的三峡大坝修建内幕：谁与李鹏一起建造了这座愚蠢的纪念碑？

综合媒体报导，近期中国24省遭到洪灾侵袭。6月22日下午，中共央视在微博上发布紧急警告：重庆綦江流域预计在未来8小时内将出现1940年来最大的洪水，目前已紧急疏散4万人。而此前，三峡大坝入库流量20日增加至每秒26500立方米，比19日的每秒20500立方米增加了每秒6000立方米。目前库区水位接近147米，超出防洪限制水位近两米。

旅德水利专家王维洛已经在受访时示警，三峡大坝的防洪功能根本没用，长江中下游居民应尽早准备救生装备、拟定逃跑路线，一旦溃堤，洪水将一路冲到上海。王维洛强调，比起坝体变形，更为严重的是渗漏问题，坝体船闸四周的渗漏问题相当不乐观，是施工最差、位移最大的所在。

对于一直丑闻不断的三峡大坝，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王维洛，日前发表为前中共改革派元老李锐之女李南央主编的《三峡啊》一书所作序言，题为“三峡大坝，谁与李鹏一起建造了这座愚蠢的纪念碑？”

文章说，从1989年6月4日到1993年3月全国人大讨论三峡工程，乃至到1998年长江洪水灾害前，三峡工程的反对派不能在中国媒体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而李鹏等就是利用这个政治上的“有利时机”把三峡工程推上马。

李鹏的三峡日记取名《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什么是“众志绘宏图”？王维洛表示，就是说许多人一起建造的三峡大坝工程，不是李鹏一个人要建的。那么到底谁和李鹏一起建造了三峡大坝工程、这座愚蠢的纪念碑？

记录了1981年到2003年的李鹏三峡日记给出了一个回答。王维络统计了《李鹏三峡日记》中所提及的人物，一共有四百多个人，上达大禹下至方丈，如果按提及次数排列，最多是江泽民104次，其次是郭树言94次；最少的国务院总理1次（赵紫阳0次）。这是很有意思的结果。

王维洛整理出一共有三组人与李鹏一起建造了这座愚蠢的纪念碑：——投身革命，执意要建设三峡工程、展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从苏联留学回来、抱着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的；——选择走绍兴师爷路的专家等。

邓小平、姚依林、王任重、陈慕华、钱正英、李伯宁、陆佑楣、魏廷铮等属于第一组；江泽民、李鹏、邹家华、宋键、郭树言、萧秧、谢鉴衡、窦国仁等属于第二组；张光斗、潘家铮等属于第三组。

而李南央在接受《明镜》陈小平博士采访时，则引用了北大教授黄文西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不要为子孙后代留一座愚蠢的纪念碑”。李南央说：“现在，这座碑无可挽回地立起来了。那上面刻着决策者、鼓噪者、追随者的名字：邓小平、王震、江泽民、李鹏、钱正英、张光斗、林一山、潘家铮、李伯宁、郭树言……”这些人名和王维洛前边列出的基本一致。

王维洛特别提到《李鹏三峡日记》中提得最多的人物江泽民。1989年5月23日江泽民接到中央书记处的紧急通知，乘坐飞机到北京，立即被带往邓小平在西山的别墅，被告知将任命他为新的总书记。会后江泽民又飞回上海，将出访归来的万里截留在上海。5月29日江泽民再次被紧急召往北京。5月31日邓小平召见李鹏和姚依林，希望他们能以江泽民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工作。邓小平、江泽民和李鹏一伙用部队、用坦克、机枪镇压了天安门民主运动。在6月23日和24日举行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正式走马上任，李鹏则做《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虽然李鹏在镇压六四民主运动中出了大力，却没有能够如愿更进一步当上总书记。但是他亲手搬掉了阻碍三峡工程建设的赵紫阳，并获得了新的总书记江泽民在三峡工程的大力支持。

7月21日至7月24日，刚刚当上总书记不到一个月的江泽民便前往湖北省、前往三峡大坝坝址——三斗坪作为第一次国内视察的目的地。7月22日晚江泽民在湖北宜昌给在北京医院养病的李鹏打电话，报告行程计划和视察坝址的感想以及表示对三峡大坝工程的坚决支持。

7月25日江泽民返回北京便到医院去看望李鹏。江泽民对李鹏说，通过这次视察，他认为建设三峡大坝工程是必要的，并大肆赞扬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等人一番。三峡大坝工程是政治家手中的玩物。邓小平让江泽民当了总书记，用三峡大坝工程来安抚李鹏。江泽民用支持三峡大坝工程的建设，换取了李鹏对总书记工作的支持。有了江泽民的表态支持，李鹏也痊愈出院了。

王维洛认为，可以说，没有1989年对民主运动的暴力镇压，就没有三峡大坝工程。

全国人大是中共手中的橡皮图章。1992年3月18日，李鹏主持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江泽民主讲即将举行投票表决的三峡大坝工程，江泽民讲了整整两个小时，主要内容就是，党中央和总书记都投了赞成票，从而来影响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产党的投票。可惜，江泽民文选中并没有将这个两小时的讲话选入，可能是难以见阳光吧。李鹏主持“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江泽民去做投赞成票的动员，这是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上，江泽民自告奋勇地提出的。在会上江泽民表示，他将亲自到“两会”党员领导干部会上就三峡大坝工程去做动员，怕的就是人大代表会否决三峡工程提案。3月7日，江泽民又给李鹏打电话，让李鹏看一下他将在“两会”党员领导干部大会的讲话稿。可见当时江泽民和李鹏对三峡大坝工程的通过并不自信。用团结在党的核心领导周围、服从党中央决定的纪律，要求人大党员代表投赞成票，强势通过三峡大坝工程提案。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票未按表决器的结果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王维洛说，可以说，没有江泽民到“两会”党员领导干部会上就三峡大坝工程去做动员，没有江泽民说党中央和江泽民都投了赞成票，用党的纪律约束人大党员代表的投票，就不会有人大代表的多数赞成票。但1992年全国人大关于三峡工程的投票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最伟大的记录：三分之一的人大代表不同意中共三峡大坝工程的决策。王维洛还说，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江泽民为李鹏挡枪，为三峡工程压制反对派的意见。

1990年7月13日，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结束前一天，江泽民、李鹏邀请参加会议的民主人士吃饭。在餐桌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说：明天李鹏总理可能要对三峡工程表态，但是还有些问题研究得不透，特别是三峡工程的人防安全问题。是江泽民出面把周培源的问题挡了回去，说：三峡工程搞好了，将造福子孙后代。事实上，三峡工程的人防安全问题至今依然没有解决。1992年周培源离世。

1996年4月15日江泽民通过电话告诉李鹏，李锐上书要求停键三峡工程已经被他制止。江泽民要求李锐从大局出发。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7月22日李鹏去世，7月29日举行遗体告别时，前任中共高层中只有江泽民有现身，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等一众退休高层集体缺席。当时有分析认为，缺席李鹏遗体告别式，或显示除了江泽民，那些人有拒绝背“六四”镇压及三峡工程这两大黑锅的考量。

谢选骏指出：三峡大坝绝不是一座“愚蠢的纪念碑”那么简单，事实上，三峡大坝腰斩了共产党中国，使其身首异处了。在这种意义上，这愚蠢的纪念碑也是共产党的墓志铭了。

【089、三星就是韩国的象征（Note7爆炸门）】

2016年9月18日新闻报道指出：三星现在太惨烈，已炸飞数百亿美元市值：

Note7爆炸门事件使三星公司股价自9月2日召回声明后的两周内“跌跌不休”。9月12日更是开盘“闪崩”，收盘跌幅接近7%，创下2012年以来最大跌幅。

全球召回三星Note7事件无疑给当下正在挽回市场份额的三星电子一记重拳，也会给原本逐渐复苏的业绩造成冲击。

尽管三星是行业中罕见的“全能型”选手，在处理器芯片、图像传感器、屏幕等手机核心零部件布局上，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但多位分析人士仍对三星的未来表示担忧，因为智能手机等IT设备业务是三星盈利的主力军。他们认为，“爆炸门”事件给三星造成的影响远不止经济损失这么简单，三星的品牌价值同样遭受重创。而这个损害是长期的，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明年Galaxy S8的发售。

Note7让三星损失惨重

一直以来，三星就是韩国人眼中的“天下第一”，它撑起了韩国GDP的五分之一，寄托了5000万韩国人的科技大梦。路透社曾报道，三星董事长李健熙一“咳嗽”，整个韩国都会“感冒”。

然而，这个中秋节假期本应是韩国移动通信市场的旺季，但今年却相当萧条。据韩国通讯业界消息，从上个月31日停止供应Note7产品至9月10日，通讯公司受理的号码移动服务（韩国换新手机后，需有通讯公司进行号码设置转换）数量日均约为1.2万件，下降幅度达33%。

三星公司9月2日宣布，因电池缺陷问题，停售Note7手机；允许已经购买到这款手机的消费者两周后置换新手机；并且召回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共250万部Note 7手机在计算召回所需的开支后，一些分析师认为，三星公司可能因此损失近50亿美元收入。

而在资本市场，9日（周五）和12日（周一）两日三星电子股价已经累计下跌11%，市值蒸发220亿美元，创下了两个月以来的新低，13日股价有小幅回升。三星Note7电池供应商SDI股价也大跌6%，创下5个月来单日最大跌幅。

与之相对的是，苹果的股价结束了iPhone7发布会后的两连跌，9月12日上涨逾2%，创6周多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三星还因召回事件错过了发售的窗口期，狙击苹果新机的计划已然落空。

韩国舆论认为，三星电子可能因此次事件承受更大的损失，而真正的损失规模需要到第四季度或明年才能见分晓。

三星品牌将受打击

三星集团在韩国是无人能及的巨头，除了电子行业，还布局了汽车、购物、主题乐园、运动球队等业务。不仅如此，在韩国无论是传统的食品、化妆品、造船、化工行业，还是新兴的酒店、飞机租赁业，只要能想到的，几乎都有三星的烙印。

更重要的是，三星电子在处理器芯片、图像传感器、屏幕等手机核心零部件布局上，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数据显示，三星2015年在芯片市场占有率11.6%，全球半导体市场排名第二。在图片传感器方面，今年一季度，三星图片传感器出货量排名全球第三。

对于三星电子而言，智能手机等IT设备业务是其盈利的主力军。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4~6月三星的合并销售利润达8.14万亿韩元，智能手机等业务占其中一半以上。由于减少机型等降低成本的措施奏效，利润同比增长近六成。

虽然销售数量增长迟缓，但3月发售的Galaxy S7销售状况良好，使三星市场份额的下降维持在较小幅度。据研究机构IDC最新数据，2016年一季度三星手机出货量依旧在全球遥遥领先，高达8190万部，市场份额占比高达24.5%，超过苹果、华为市场份额的总和。

对于此次大规模召回，业内担忧会损伤其品牌影响力，甚至可能会导致三星手机整体低迷，还会影响到向三星供应零件的日本厂商。据悉，三星的半导体和显示器由内部生产，智能手机零件则由日本的村田制作所、TDK、阿尔卑斯电气等供应。

对此，韩国《每日经济》社论指出，三星需要全力以赴，才能消除消费者的不安。如果可以拿出更具创新性、高品质的产品，此次事态可能转危为机。

……

不过在我看来，三星的手机Note7爆炸燃烧，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韩国社会整个素质的象征。

我刚到日本的时候，发现日本的厨房水龙头和中国的不同：不仅很长，而且可以转动，十分灵便。当时还以为是日本的发明。到了美国以后，发现美国的厨房水龙头和日本的一样，这才知道原来“日美一体”了。

但是，韩国却和日美不同，而和中国一样，虽然韩国人自己以为他们和日本差不多。但是一叶知秋、滴水可以见世界——从水龙头来看，日美一体、中韩一体。所以不难理解，韩国为何与中国走得那么近。

而韩国人被日本人瞧不起，因为日本人认为，韩国是一个连纸箱子都造不好的国家。而韩国产品却在中国大行其道，连领导人都热衷于韩国电视剧。

“关键部位经常出错”，这是我以前对中国产品的评论。现在看来，“关键部位经常出错”用在韩国身上也十分贴切。

三星Note7爆炸门就是韩国的象征。

韩国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成员、共同民主党议员朴柱民9月19日公开法务部提交的资料显示，潜逃海外的罪犯逐年增加，最大潜逃目的地是中国。

据韩联社网站9月19日报道，资料显示，2012年到2016年6月被立案却未被批捕情况下潜逃海外的罪犯为2373人，具体来看，2012年为381人，2013年为440人，2014年为487人，2015年为675人，今年上半年为390人，逐年增加。从2015年起，中国成为最大潜逃目的地。去年有103人逃亡中国，今年上半年有56人逃至中国。涉及的犯罪类型主要包括诈骗、挪用公款、违反毒品类管理法、违反兵役法等。

这是因为，中国国内亲韩势力太大了。

【090、三星就是韩国的象征——中国国内亲韩势力太大了】

《三星现在太惨烈，已炸飞数百亿美元市值》（2016年9月18日综合新闻）报道：

Note7爆炸门事件使三星公司股价自9月2日召回声明后的两周内“跌跌不休”。9月12日更是开盘“闪崩”，收盘跌幅接近7%，创下2012年以来最大跌幅。

全球召回三星Note7事件无疑给当下正在挽回市场份额的三星电子一记重拳，也会给原本逐渐复苏的业绩造成冲击。尽管三星是行业中罕见的“全能型”选手，在处理器芯片、图像传感器、屏幕等手机核心零部件布局上，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但多位分析人士仍对三星的未来表示担忧，因为智能手机等IT设备业务是三星盈利的主力军。他们认为，“爆炸门”事件给三星造成的影响远不止经济损失这么简单，三星的品牌价值同样遭受重创。而这个损害是长期的，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明年Galaxy S8的发售。

Note7让三星损失惨重——一直以来，三星就是韩国人眼中的“天下第一”，它撑起了韩国GDP的五分之一，寄托了5000万韩国人的科技大梦。路透社曾报道，三星董事长李健熙一“咳嗽”，整个韩国都会“感冒”。然而，这个中秋节假期本应是韩国移动通信市场的旺季，但今年却相当萧条。据韩国通讯业界消息，从上个月31日停止供应Note7产品至9月10日，通讯公司受理的号码移动服务（韩国换新手机后，需有通讯公司进行号码设置转换）数量日均约为1.2万件，下降幅度达33%。

三星公司9月2日宣布，因电池缺陷问题，停售Note7手机；允许已经购买到这款手机的消费者两周后置换新手机；并且召回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共250万部Note 7手机在计算召回所需的开支后，一些分析师认为，三星公司可能因此损失近50亿美元收入。而在资本市场，9日（周五）和12日（周一）两日三星电子股价已经累计下跌11%，市值蒸发220亿美元，创下了两个月以来的新低，13日股价有小幅回升。三星Note7电池供应商SDI股价也大跌6%，创下5个月来单日最大跌幅。

与之相对的是，苹果的股价结束了iPhone7发布会后的两连跌，9月12日上涨逾2%，创6周多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三星还因召回事件错过了发售的窗口期，狙击苹果新机的计划已然落空。韩国舆论认为，三星电子可能因此次事件承受更大的损失，而真正的损失规模需要到第四季度或明年才能见分晓。

三星品牌将受打击——三星集团在韩国是无人能及的巨头，除了电子行业，还布局了汽车、购物、主题乐园、运动球队等业务。不仅如此，在韩国无论是传统的食品、化妆品、造船、化工行业，还是新兴的酒店、飞机租赁业，只要能想到的，几乎都有三星的烙印。更重要的是，三星电子在处理器芯片、图像传感器、屏幕等手机核心零部件布局上，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数据显示，三星2015年在芯片市场占有率11.6%，全球半导体市场排名第二。在图片传感器方面，今年一季度，三星图片传感器出货量排名全球第三。

对于三星电子而言，智能手机等IT设备业务是其盈利的主力军。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4~6月三星的合并销售利润达8.14万亿韩元，智能手机等业务占其中一半以上。由于减少机型等降低成本的措施奏效，利润同比增长近六成。虽然销售数量增长迟缓，但3月发售的Galaxy S7销售状况良好，使三星市场份额的下降维持在较小幅度。据研究机构IDC最新数据，2016年一季度三星手机出货量依旧在全球遥遥领先，高达8190万部，市场份额占比高达24.5%，超过苹果、华为市场份额的总和。

对于此次大规模召回，业内担忧会损伤其品牌影响力，甚至可能会导致三星手机整体低迷，还会影响到向三星供应零件的日本厂商。据悉，三星的半导体和显示器由内部生产，智能手机零件则由日本的村田制作所、TDK、阿尔卑斯电气等供应。对此，韩国《每日经济》社论指出，三星需要全力以赴，才能消除消费者的不安。如果可以拿出更具创新性、高品质的产品，此次事态可能转危为机。

谢选骏指出：不过在我看来，三星的手机Note7爆炸燃烧，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韩国社会整个素质的象征。我刚到日本的时候，发现日本的厨房水龙头和中国的不同：不仅很长，而且可以转动，十分灵便。当时还以为是日本的发明。到了美国以后，发现美国的厨房水龙头和日本的一样，这才知道原来“日美一体”了。但是，韩国却和日美不同，而和中国一样，虽然韩国人自己以为他们和日本差不多。但是一叶知秋、滴水可以见世界——从水龙头来看，日美一体、中韩一体。所以不难理解，韩国为何与中国走得那么近。而韩国人被日本人瞧不起，因为日本人认为，韩国是一个连纸箱子都造不好的国家。而韩国产品却在中国大行其道，连领导人都热衷于韩国电视剧。“关键部位经常出错”，这是我以前对中国产品的评论。现在看来，“关键部位经常出错”用在韩国身上也十分贴切。三星Note7爆炸门就是韩国的象征。

据韩联社网站9月19日报道，韩国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成员、共同民主党议员朴柱民2016年9月19日公开法务部提交的资料显示，潜逃海外的罪犯逐年增加，最大潜逃目的地是中国。资料显示，2012年到2016年6月被立案却未被批捕情况下潜逃海外的罪犯为2373人，具体来看，2012年为381人，2013年为440人，2014年为487人，2015年为675人，今年上半年为390人，逐年增加。从2015年起，中国成为最大潜逃目的地。去年有103人逃亡中国，今年上半年有56人逃至中国。涉及的犯罪类型主要包括诈骗、挪用公款、违反毒品类管理法、违反兵役法等。

谢选骏指出：看来不仅北朝鲜有“脱北者”逃亡大陆，南朝鲜也有“脱南者”逃亡大陆——这是否因为，中国国内亲韩势力太大了？秦灭六国的第一站就是灭韩——将来的中国是否也要如此呢？

【091、五毛创造愚人节笑话】

《洗钱利益输送高级五毛方舟子再陷丑闻》（2019-04-02 综合新闻）报道：

中共“高级五毛”方舟子近日被调查记者王志安实名举报涉嫌洗钱、利益输送。4月1日，调查记者王志安突然在微博中公布“王志安致新语丝中国文化社要求提供内部财务资料的信函”，指已掌握证据，新语丝中国文化社的主席方舟子（真实姓名方是民），通过新语丝中国文化社进行洗钱、内部交易和利益输送。

王志安要求新语丝中国文化社提供财务报表等一系列文件，配合调查。王志安在文末提醒新语丝中国文化社，根据美国有关非营利组织的法律规定，配合媒体和任何个人调查组织内部的财务状况，是非营利组织的法定义务。王志安要求新语丝中国文化社在两周内提供上述文件，否则将把新语丝拒绝提供上述资料的行为，提交给纽约州负责非营利组织监管的检察官。

对此，方舟子在推特回应说，收到了王志安的电子邮件，但他已将王的邮件当成愚人节笑话扔进垃圾箱。方舟子，本名方是民，中国福建人，是《新语丝》月刊和同名网站创办人。过去20多年来以批宗教、气功、中医成名，因攻击诺奖得主屠呦呦、学者于建嵘、IT人李开复、作家韩寒、作家李承鹏、呼吸道疾病专家钟南山等众多公众人物而活跃在网络上。

方舟子因“打假”抨击宗教为自己树敌无数，其人也备受争议。

在方舟子宣称将王志安的邮件删除后，不少网友在王志安的微博留言，表示“方舟子证实已经收到王志安关于要求获得新语丝财务信息等文件的邮件，并以此邮件为愚人节恶作剧的理由拒绝回复。现有众多网友可以证明王志安的邮件不是恶作剧，本人将向美国相关部门举报方舟子拒绝答复并公开非赢利组织新语丝财务信息的行为，特此告知。”也有网友呼吁，“在美华人都可以依据方舟子的这一回复直接给IRS和纽约州进行举报。来，走起来！”

事实上，王志安“打假”方舟子由来已久，还在微博上置顶了一篇文章，宣告“王局打假方舟子，终于进入收尾阶段。一场横跨中美，持续9年的骗局，即将在法庭上接受审判。”

该微博强调这是一场“世纪诉讼”，并宣告将会随时翻译和诉讼有关的法律文件，重要证据，供国内的媒体和公众了解诉讼进展。

在王志安推送的万言起诉书中，王等与众多捐款人作为原告，起诉了方舟子及其创办的“新语丝”合同违约，虚假陈述，不当得利等九项罪，还要求取得安保资金自成立以来全部的财务账目，并请求法庭对方舟子进行惩罚性赔偿。

谢选骏指出：看来方是民不甘一直当民，还想做官，哪怕是个五毛也行。而且五毛也是有用的，那就是可以创造性地转化出“愚人节笑话”。所以，千万不能把五毛当真，笑一笑就可以了。五毛创造了愚人节笑话，为他方是民送行吧，祝他宦途通达，“一路走好”。

【092、五毛就是“五个毛泽东”】

《中共“五毛之父”床上培养23个女干部》（2019-04-29 中国）报道：

作者马黑揭露中共官场黑幕的一篇文章爆红网络，文章披露前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本身涉权色交易，获其提拔的23个党政系统女下属均先要和他发生关系。仇和曾在江苏最早公开搞“五毛党”，被网友称为中共“五毛鼻祖”、“五毛之父”。

这篇网文开篇说，在美国看国内有关贪官贪腐新闻报导，有这样一句话说：女干部在床上培养，意思是说在贪腐的官场，很多女干部都是靠权色交易得到提拔，就这次回国所见所闻，发现这句话真不假。

其中有关前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文章说，在官方的贪腐报导中，看到的公开信息主要就是受贿2千多万的问题，仇的问题似乎没有权色交易，实际上他用权力交换下级女干部性服务的问题非常严重，这是从一个听了云南省纪委内部传达仇问题的老朋友处得知的，老朋友就在昆明市党政系统工作，曾经是仇的下级。

根据中共云南省纪委传达，仇在向中纪委交代问题时，亲笔写下他在昆明市委书记任上，与他睡觉得提拔的23个党政系统女下属的名字，这23个女干部现在有一个统一外号：仇宝宝。通常都是他在办公室找女干部谈话，谈完话后，就到办公室里间的卧室睡觉。睡过觉的女干部都得到提拔。

作者说，中国历代历朝都有个官制管着官员提拔的事，那个制度是很严格的，比如没有经过科举考试选拔的人，就算上级当官的怎么喜欢你想提拔你，都很难办到。可在共产党的干部制度下，第一把手说了算，第一把手权力极大，他可以随心所欲，想提拔谁就提拔谁，睡觉就提拔，没有限制，想不腐败都很难。比如前云南书记白恩培的老婆张慧清高中毕业文化水平，以前是青海省招待所服务员，到云南后居然被提拔为正厅级的云南电力集团党委书记，这在古代的官制下就很难做到。就这点而言，现在共产党那一套干部晋升制度，连古代官制都不如。

作者还举了许多女性靠与官员出卖肉体获升职的例子。最后慨叹了一句“不能不说，国内官场真是烂透了。”

2015年3月18日，中共官方通报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免职。同年8月25日，中共央视新闻客户端报导称，涉嫌受贿犯罪，前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在贵阳市出庭受审。检方指控：在2008年至2015年期间，仇和利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等职权便利，在项目、银行贷款、工作调整等，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受贿、索贿财物折合2433万元。

仇和当庭认罪。中共贵阳中级法院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大陆微博上不少网友提醒说：仇和是“五毛之父”、“五毛鼻祖”。

港媒《苹果日报》曾报导指，原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素有“五毛鼻祖”之称。2005年4月29日，宿迁市首批26个网络评论员正式上岗，五毛党公开亮相，让时任宿迁市委书记仇和成了“五毛鼻祖”。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一个人培养了四五个老婆，而这五毛鼻祖一个人却培养了二十三个，比毛泽东还能干，可以抵得上五个毛泽东，怪不得人称“五毛”呢——五毛就是“五个毛泽东”！这就叫做“皇帝不急太监急”，一个太监抵五个皇帝，五毛比老毛还革命。

【093、五四百年等于五四已死】

2019年5月4日，一位朋友写信给我说：“五四百年——赛先生巨进德先生暗泣”。我回答说：“‘百年’的意思就是已经‘死掉’了。”是的，五四早就是老黄历了，翻过好多次了，早就像腐尸一样臭不可闻了。

《陳明通：大陸不見德賽先生台灣引航五四》（2019-05-03 聯合報記者林庭瑤）报道：

今年五四運動一百周年，陸委會主委陳明通指出，中共箝制思想言論自由、控制青年「聽黨話、跟黨走」，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的失衡偏斜，背離五四精神，整個中國大陸遍尋不著「德先生與賽先生」身影。唯有兩岸都採行民主體制，才能對等溝通、和平共處、化解分歧。

陳明通3日出席「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反思」圓桌論壇時致詞指出，當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倡導「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如今中共將五四界定為共黨奮鬥史，中國大陸校園多元自主、自由開放的精神，已被中共箝制思想言論自由、控制青年「聽黨話、跟黨走」的反民主自由思潮。

他說，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就是五四學運領袖，他期勉學生不能獨善其身，更要為國家付出貢獻。五四運動的領導者是青年與知識分子，是社會向上提升的重要驅動力，更是過去台灣社會面對艱鉅挑戰、引領反思的重要枝幹。

陳明通指出，兩岸和平發展的關鍵在於中國大陸能否走上民主化，唯有兩岸都採行民主體制，才能對等溝通、和平共處、化解分歧；期待真正的五四精神能在中國大陸再起，而台灣這個亞洲民主燈塔，也將以民主永續的價值及旺盛的生命力繼續引航。

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錢永祥在座談會上表示，五四運動引發中國大陸自由民主思潮，這份精神隨著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派知識分子來到台灣落地生根。很多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對台灣有寄望，因此，保衛台灣民主不是消極、防禦性的，而應該是進取性的，「五四可以帶給我們很大的資源」。

台大歷史系教授陳弱水則認為，台灣民主轉型前，民主思潮並未進入學校教育體系，導致現今的中老年人，對自由民主意識薄弱，甚至認為沒有自由民主，也能「馬照跑、舞照跳」。台灣自由民主體制仍相當虛弱，若要自強，就必須省思與補強。

中華文化總會副會長江春男表示，兩岸最重要的還是制度差異，如果差異沒有接近融合，兩岸要合作是非常困難的，這是制度價值觀念的問題，也是自由的問題。台灣好不容易從戒嚴走到今天，是透過許多五四遺老所種下的民主、自由種子，希望將來中國大陸也能享受這個果實。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五四精神遭到背弃，那就说明五四本身脱离实际！在中文的习惯里，“百年”的意思就是“死掉”，例如说“某某百年以后”等于是说“某某死掉以后”——现在，五四已经百年了，等于五四已经死掉了！五四已经死掉了，“海峡两岸”你们这些不相信基督死而复活的异教徒或无神论者，却希望五四精神可以复活吗？事实上呢？五四百年等于五四已死，国民党百年等于国民党已死，共产党即将百年等于共产党即将已死——因为，百年等于已死。百年之后如果还在四处游走，那不就是一具僵尸或是丧尸吗。

【094、五四青年节是丧家犬的节日】

《大多数死在了18岁，你还过屁的青年节》（2020-05-04 综合新闻）报道：

昨天好几个电话约我今天相聚青年节，由于父母远游，我只能在家守着孩子，就一一拒绝了相约。当然，即便父母在我也不想出去过这节日。我认为，再也没有一个节日比青年节更羞辱青年人了。

富兰克林说：“大多数人死在了25岁，等到75岁才埋”。富兰克林时代已经过去了300年，也许正是因为富兰克林发现了大多数人被时代埋了，所以他才毅然决然走出实验室加入到反英殖民的独立运动中去。他们赢了，现在的美国青年人人都有一张阳光自信的脸，他们当然没有青年节，因为他们一辈子都活在青年时代。

25岁才死？只是富兰克林没有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他从地下爬起来到我们各个中学和大学走一走，他一定会修正为“大多数人死在了18岁，等到95岁才埋”。

那么，我说的是不是危言耸听？2020年3月5日，一位叫韩敬源的大学教师，他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叙事诗：“在一个将近100人的高校校长群中，从新冠病毒爆发一直到今天，既没有一个人退出群，也没有任何人发过一条信息，连一个字也没有，我好像进入一块墓地”。

别说100人的校长群，就是1000人的校长群，依然会是韩敬源先生所说的一样，不会有人发一条信息。即便把所有中小学校长拉进一个群，他们还是像韩敬源先生所说的一样，不会有人发一条信息。

校长都死了，他所治下的教师岂有不死之理？让一群僵尸去教学生，学生岂有不死之理？这些校长虽然都不在微信群里说一句话，但他们并不是哑巴，该轮到他们出来说话时，他们比谁都说得理直气壮。

当梁艳萍教授被扒出来有不荡言论时，湖北大学很快就成立了调查组并发布严肃调查的声明。当王小妮教授被扒出来有不荡言论时，海南大学很快就成立调查组并发布严肃调查的声明。任何一所大学，只要有学生举报老师不荡言论，根本不等老师走出教室，调查组就成立了。谁说校长不说话？哪个大学调查教师不荡言论的声明不是铿锵有力振振有词？

校长们死就死吧，那教师呢？然而，每每有不荡言论被调查时，你看见哪一所大学有教师站出来仗义执言？你看见有哪一所大学有学生站出来据理力争？没有，倒是有16岁的中学生给方方写信。昨天我还看见《海南大学大部分教师给校长鼠鸡的一封信》，同仇敌忾强烈谴责王小妮教授吃饭砸锅抹黑了海大。

过去的青年火烧肇家楼，现在的青年正在火攻方方、梁艳萍和王小妮，如果你叫他们去一趟校长办公室，他们会吓得连滚带爬。最不应该死的青年都死了，其他青年岂有不死之理？死了，全死了，根本等不到18岁就死了。还有脸过青年节？

青年已死，连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很鄙夷。

这是一个绝对真实的故事。某天，两个北大毕业工作在京城某部委的年轻人，上了一辆出租车后座，一上车两个人就是讨论“如何在北京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出租车司机听不下去了，就问他们毕业哪个学校，两个十分自豪地回答：北大。司机慢条斯理对他们说：“我家拆迁分了两套在西二环，我就一开出租的，如果我的生活就是你们的人生理想的话，那你们读北大究竟是为了什么？”两个小年轻哑了。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也曾经在文章中写过。有一次在孩子培训班上遇到一个家长，他是同济大学博士毕业生。我问他“读了博士你最大感受是什么”，他一秒也没犹豫就回答：“还不如一个拆迁户”。这次我哑了。

这你就知道了，北大哲学系王诚博士死死揪住方方别墅是怎么来的，一点也不奇怪。这锅的知识青年做梦都想做一个北上广深的拆迁户。小鲜肉，这个词非常精准，不能叫他们青年，只能叫他们是一堆嫩嫩的肉。

巴尔扎克说：“没有思想上的清白，就不可能有金钱上的廉洁”。

脑子里只有拆迁户的青年们，把他们放在任何一个岗位上，他们会研发芯片么？他们会探索真理么？他们会做一个好官么？他们会悲悯哀民之苦么？别开玩笑了，个个早就张牙舞爪张开血盆大口向着他们共同目标奋不顾身地前进。

你在大街上随手抓两个青年过来，打开他们的颅腔，你一定会发现，他们脑子里装的东西几乎全都是一模一样，并且一直到老死，他们都活得一模一样。他们别说从未年轻过，他们一辈子连人都没有认真活一回。

什么叫活一回人呢？

王尔德说：“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王，但大多数人却在放逐中死去”。

所谓生下来都是王，就是每个人都天生是独一无二的“我”；所谓在放逐中死去，就是还没到18岁就搞丢了“我”。所谓独一无二的“我”，就是要有独立思考的意志，要有独立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没有这些就没有独立的人格。不妨对比一下，这锅青年还有几人尚存“我”？搞丢了“我”，连人都不算，还谈什么青年不青年，也好意思过青年节？

然而，当我读到方方的日记时，当我读到梁艳萍教授的《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时，当我读到王小妮教授的《活着就是挣扎》时，我不但发现了她们仨各自迥异的“我”，我更闻到了她们青春的香味，尽管她们仨的皮囊早就不青春。因为在她们文章的字里行间，无一不涌流着对苦难的悲悯，对正义的渴求，对人性之美的无限向往。她们仨活着的每一天都是青年节，因为她们的灵魂从未老去。

青年节不是人人都配过的，但前不久刚刚被入刑四年的刘艳丽是绝对配得上过这个节日的。这位年轻的湖北人，仅仅因为呼吁官员公开收入而被判寻衅滋事罪入狱。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想把这节日的祝福送给她，像纪伯伦一样祝福她：“你今天所经受的苦难，将成为你来日的桂冠”。

谢选骏指出：上文痛惜现在的中国青年们自甘沉沦，却不知过去的中国青年们自甘堕落——他们充当俄国人的打手，愚公移山、祸乱中国，把中国人的家园彻底破坏，打土豪，分田地，自己也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丧家之犬。这些青年团，不论叫做三青团还是共青团，都是孙越宣言的走狗——所谓的“五四青年节”，就是这些丧家犬的节日。

网文《孙文越飞宣言》报道：

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从广东退居上海，绝境中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1923年1月，苏联特使越飞来沪，在香山路中山寓所内与孙中山会晤，商讨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以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问题。以此为精神，1月26日，双方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表明孙中山开始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寻求国际进步势力援助的愿望，使国共第一次合作有了基础。

宣言发布——苏俄代表越飞在北京，同上海的孙中山的代表，互相访问和交换书信。孙中山曾派张继去会见越飞。经过张继的联系，1923年1月17日，越飞从北京南下，来到上海，去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的住宅，首次同孙中山会面，倾谈颇久。此后，双方经过几次会谈，于1月26日联名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

1月27日，越飞即以疗养为名，乘轮渡日。随后，孙中山派廖仲恺前往日本，与越飞继续商讨实现宣言的具体办法。双方在日本热海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会谈，就苏俄援助中国革命、创设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以及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等问题，详细地交换了意见。

原文内容

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以下列数端尤著：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党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1920年9月27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新确认此项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夺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约中，包括关于中东铁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7条曾特别叙述之）。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始克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之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及特别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向孙逸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思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博士以最为亲挚与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中国南方访问，然后赴北京。

事件分析——孙中山与苏俄全权代表越飞的这一谈话纪要，前三点表明当时苏俄政府对中国的支持以及平等待我中华的态度，当然这些是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苏俄所采取的积极的对华政策。因为当时苏俄政府初建，国际上相当孤立，再加上反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苏俄很难在资本主义占主流的国际社会中寻求承认，因此只能把目光投向遭受外国资本主义蹂躏的中国来寻求支持。支持中国共产党是苏俄最大的心愿，但当时中共在中国还是非法，很难短期内取得中国的政权，只有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是合法政党，而且又带有明显的反封建反外国资本主义的特征，与孙中山的合作便成了当时苏俄最好的选择。作为中华民国精神领袖的孙中山先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争取苏俄对中华民族的平等对待是他能与苏俄合作的前提，当然苏俄对孙中山先生的支持也换来了孙中山先生对苏俄的承认，更重要的是换来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苏俄的真正盟友中国共产党有了合法合理的发展空间。

孙文越飞宣言的第四点是关于外蒙古问题，实际上也是民族问题，在宣言中苏俄表示了对外蒙古的态度：承认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立的一部分，但维持在外蒙古的驻军。从这一会谈纪要可以看出，当时苏俄是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的，孙中山先生之所以同意苏俄在外蒙古驻军，是因为当时中国北京政府根本没有能力统治这一地区，否则将造成该地区的混乱，甚至可能造成该地区的“独立”，这将对中国及苏俄都是不利的。

事件真相——这是孙中山与苏联大使签署的一份宣言，在宣言里，苏联承认“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中国则承认外蒙古独立…… 这是一份国民党人经常引用、共产党人很少引用的宣言。

后来出现的国共分裂及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干涉中国革命的倾向，都能从这份宣言的字里行间发现阴影。

苏联放弃吴佩孚——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估计判断，集中体现于1923年初的《孙文越飞宣言》。

越飞是老资格革命党人，1908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7年十月革命时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蒙古问题，维护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

结果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越飞在北京半年，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发展与南方政府的关系，实行以南压北的方针。

“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1923年1月17日，越飞以养病为名赴上海。在沪十天之内，几乎每天都同孙中山或孙中山的代表张继接触。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

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宣言第一条：“……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孙中山的不信，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出于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

越飞的不信，则全部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以实现以孙压吴、以南压北。

外蒙古的独立——所以又有了宣言的第三条、第四条：双方认为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解决现行铁路管理法；苏俄声明无意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立，孙中山表示苏俄红军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

孙中山的主要兴趣在第一条。这是越飞的让步。

越飞的主要兴趣在第三、第四条。这是孙中山的让步。

意义和影响——《孙文越飞宣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然后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

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新生的苏联将其斗争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

通过这份宣言，苏联在中国第一次完成了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交换。这个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苏联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结成联盟，从此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蒙在鼓里。当时没有任何人想到要拿这份宣言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谢选骏指出：上文为中共鸣冤叫屈，其实，中共才是“孙越勾结”的最大受益者——因为红色中国的祖国就是苏联。

【095、五四运动是凡尔赛阴谋的结果】

《五四运动是苏联阴谋吗？“五四”百年纪念初探》（2019年4月21日转载美国之音）报道：

1919年5月4日，在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学生示威抗议。

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日将至，中共高层已开始舆论定调和导向。与此同时，华人文化圈也出现对那场运动的不同解读。

现在距中国的五四青年节还有十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以集体学习的形式，制定了这场纪念活动的官方基调。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会上说，“一百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份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习近平还在会上提出“四个讲清楚”，以此坚定“四个自信”。

香港明报星期天报道这一动态时，突出了习近平讲话的要点：要引导青年听党话，跟党走。香港南华早报星期天说，习近平敦促要对青年进行政治导向。该报还说，青年人是中国执政党宣传重点。

在此之前，有媒体观察认为，中共五四百年纪念将降格，习近平不想看到热血青年。有舆论认为，2019年重大敏感纪念日很多，“五四”百年，“六四”三十周年，以青年人为主体这些历史事件，争议不断，“习总防有人借题作乱运动”。

五四百年的纪念，各界酝酿良久。独立中文笔会刚结束的香港年会，主题就是“五四百年文化研讨”。《香港会议场刊》对五四的说法是一场“新文化运动”，“知识阶层的思想启蒙与碰撞”，“五四运动标志着青年学子将爱国、独立思考的情操诉诸行动”，“为后世青年新生代走出象牙塔，投身社会运动，过问时政，竖立良好的榜样”。

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徐泽荣会上说，他研究了苏联人曾如何长期从资金和思想上控制中共：“我觉得五四是苏联人挑起的，……他们早于中共20年就在东北传播马克思主义了。前后大量马列著作，翻译好多……新文化运动其实与五四是无关的，不管后来有人怎么说，胡适怎么说，其实是无关的。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就开始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了嘛。另外，民主跟科学与五四也没有什么关系。后来把它们叠加在一起是一种有用心的做法，苏联人是想挑起反日的运动，让日本跟中国打，它保卫了它的东方（远东地区）。”

徐泽荣猜测说，后来的皇姑屯事件、田中奏折等，可能都是苏联人策划的。不过，这位笔会成员同时表示：“关于五四，我们要纪念它进步的意义。但是，我们希望也要弄清楚，背后苏联干了什么。对苏联我们也一分为二。不搞清这些，以后会再碰上厄运。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在这里讲这个事情，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五四这么神圣的事情，听着是个阴谋。”

针对徐荣泽的发言，笔会会长廖天琪说：“我发觉，我们作为中国人，不管你是在中国的大陆，在台湾，在香港生活和受教育，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一塌糊涂，一片空白，错误太多。你（徐荣泽）刚才讲的，我非常吃惊。但是我知道，如果没有苏联，我们中国今天，二十世纪后半叶受到的这些苦难，将不会是这个样子，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中共历史与前苏共的历史渊源，当年大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曾有一句朗诵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种说法源自毛泽东的表述。

纪念五四一百周年，香港理工大学近日也举行研讨会，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李宥霆，试图摆脱传统分析方式。他说，五四运动已经百年，至今对它的观察视角纷呈，诠释迭出。他提出了用所谓“跨文化的视野”进行观察。以五四为背景，分析并比较印度的泰戈尔、英国的罗素，以及日本的内藤湖南对中国以及五四的论述。

关于五四的研究现状，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学术）前辈们有一个共同的困扰。五四研究将近一百年了，可是好像同样的问题还在那边转。不能说研究不够，而是说，应该再有一些新的视角和方法。我没有反对五四即成研究（成果）的意思。我觉得，任何历史事件，思想事件，本来就应允许和欢迎多角度看待它。”

李宥霆认为，既然已经从中国国内的脉络、中华文化圈的脉络研究五四一百年了，开辟新的视角，或许会有新意。

李宥霆的研究表明，上述曾经在五四时期来过中国，对中国历史有研究素养，对五四有研究和重要影响的外国人，既有各自的学术贡献，也同时暴露出他们不同的局限。

谢选骏指出：我早就说过了，五四运动和纳粹主义相似，都是《凡尔赛和约》这一瓜分世界的巨大阴谋刺激出来的……甚至苏联也是凡尔赛和约的产物，没有凡尔赛和约，共产党怎么可能在俄国站稳呢——但是上面这些人士不好好学习，只会唱和应酬，倒把五四运动的成因归结于中共及其后台老板苏联，可谓“小骂大帮忙”，无形之中提高了苏联的历史地位，结果使得自己成为“替匪宣传”的大外宣了。要知道，没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共产党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列宁受到德国的津贴赞助，只是一个冰山一角。而协约国也没有闲着。罗斯福还承认了苏联的合法性。

网文《这才是五四运动的真相》（2015-05-09 煮酒君）报道：

191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这一年，诞生8年的北洋政府换了8任总统。这一年中国首次以胜利者的名义站在世界的舞台上。然而在这一场胜利中，中国却丝毫占不到点便宜，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发生了。这场改变中国社会走向的历史事件，已经成为一个被反复言说和不断阐释的主题。

作为一战的战胜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而签订了《凡尔赛和约》，西方列强准备将德国在中国的权益一次性转交给日本。消息一传入国内，全国一片哗然。刚接受民主思想熏陶的学生愤怒了，他们开始集会、游行。这场运动直至今天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大加颂扬。

国内素来不乏以爱国头衔其实做着劳民伤财的事，太平天国是如此，义和团也是如此。只因他们的旗号过于“高尚”，其暴虐的本质被长期掩盖，甚至被美化。在场运动亦是如此，虽然对于中国近代有积极的一面，但很多人似乎忽略了在这次运动中，各地的学生们在集会、游行时毫无理由地殴打当地的官员，与军警发生冲突。甚至有的学生闯入他人私宅，殴打官员、火烧民宅等暴力行为。

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后，被骂得最惨的是章宗祥，学生们将满腔怒火全部发泄在章宗祥的身上。据张国焘《我的回忆》，当时大队的游行示威学生涌到了曹汝霖的家门口。有一个愤怒的学生执起一块大石头，朝曹汝霖年迈、瘫痪的老父亲猛地砸过去。“卖国贼”家的丫鬟倒是很有良心，替老人挡下了石头。

有学生在车库中发现曹汝霖的一辆车，车旁有一桶汽油。失去了理智的学生临时起意：点火！烧掉卖国贼曹汝霖的家！这便是“火烧赵家楼”事件，当事人匡互生在《五四运动纪实》中亦承认自己放了火。章宗祥被熏的难受，没办法只好冒死逃出。学生们找不到曹汝霖，却见章宗祥，高喊道：大汉奸曹汝霖不见了！这是汉奸章宗祥，不要让他跑了。学生们激烈的对其围殴。

有一个学生拿起一根铁棍，一下子就朝章宗祥后脑抡过去，章宗祥立即晕倒了。被学生打得鼻青脸肿的章宗祥，在医院委屈地抱怨道：“中国从前清起就一直是借外债，借外债既不自我开始，更不是我一人经手，何况今日借债，自有总统总理负责，我不过奉命行事，首当其冲，现在竟因此指我卖国，真是太冤枉了。”

章宗祥诊断报告全文如下：

（病名：头部挫创，全身各部打伤兼脑震荡。现症：在头部颅顶部创伤一处，长约五厘米，深达骨膜，又有不整齐三处及小挫伤三处，在头部有横斜小裂伤二处及皮下出血肿瘤二个，又在左右耳翼有大小二处之破裂创伤，其他左右肩胛部、脊部、胸部、腹部、腰部及上下肢有大如手掌以至小如铜元之伤共二十一处，精神朦胧，应答不明，时发哼声，呼吸细微，稍切迫，脉稍频，数虽尚调整，然微弱也。胸、腹腔脏器不见变动，周身尚无骨折症状。豫后综观前记症状，现今伤势颇重，于近日非见其脑症状之经过如何，不能判定将来也。诊断如上。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任主治医学士平山远）

实际上，1914年7月爆发的一战，参战主体是欧洲列国，跟中国原无任何关系。中国是在1917 年，也就是一战结束的前一年，才加入到协约国的行列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对于加入协约国还是同盟国，中国内部意见不合。在当时段祺瑞要求对德（同盟国的代表）宣战，而黎元洪却要求加入同盟国。中国最终还是成为了协约国中的成员。1918 年11 月11 日，同盟国的代表德国在投降书中签字了。等此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欢腾。中方在这场赌博中总算押对了筹码。

大陆及台湾关于巴黎和会的研究，大多来源自当时依据总统府秘书厅归档的电报编纂成的《秘笈录存》，此书辑录了有关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大部分重要文件，但此书存在较多的资料遗漏。收藏在台北南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外交档案》中，增加了由台北当局转交的驻比利时使馆的诸多档案，其中包含许多与巴黎和会及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的机密档案。

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唐启华通过研究这份档案，完成了著作《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一书。书中指出，北洋政府并非是卖国、无能以消极态度妥协于列强的政府，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也不算失败。

不过，日本早在1915年就已经从德国人手中抢走了山东权益即青岛和胶济线铁路权。当时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将近五年时间，并非刚失去的。但北洋政府并没有直接妥协，在和会开始后，北洋政府代表团采取的对抗方针，坚定表达山东权益诉求。提出《山东问题说帖》、《德奥条件说帖》、《废除中日民四条约说帖》等四个要求，主张山东德国权益应直接交还中国、改正列强在华种种条约特权、中国对德、奥和约应列条件之意见以及废除所谓二十一条等四件事。

这让日本陷入被动。日方尽管经过了精心准备，又打出国际法和多国密约来反制中国，但最终达成的和会协定，仅仅保留了日方在山东、青岛的经济特权，重申了中国对山东的主权和治理权。

巴黎会议本身就是一场的弱肉强食的会议，国家被主力方分为三等，第一等是最强的五个国家，日本为五强之一。而第三等是弱国，中国被划在三等的弱国中。弱国分不到什么好处，这是必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中国没有失去什么，而且还得到了一些权益，我们的赔款不用支付了，全部免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租借地我们可以收回了，他们的很多在华企业我们可以接管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史学界、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中国外交失败并不完全正确。

从清朝戊戌变法后，大家都知道，社会要变革，国家要进步，就需要有流血牺牲，戊戌六君子就是铮铮好汉。但这些所谓的爱国学生们可没有这么伟大的情操。

据梁敬錞：《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5月10日，许德珩等32人，全体同到地检厅投案，检察官开讯，先问何人主使，许答‘良心趋使。’检察官问何人动手殴人，何人纵火焚屋，学生同答‘不知。’检厅未能指出动手行凶之人，只得退庭，未予拘押。13日，各校学生，以全体3000人名义，具状自行检举，承认公愤肇事，静候法庭处分，检厅无以应之。我经手之保释工作，乃告段落。

看似有社会责任感的他们，连敢于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勇气都没有。提倡科学民主的他们，却容不下不同的声音。据载，五四的那天，本欲让傅斯年当临时主席，有个浙江籍的学生，却因意见不同，打了傅斯年一拳，傅斯年先生因此不干了，拂袖而去。更有意思的是，到了抗战爆发的时候。五四运动中被爱国学生称为汉奸、卖国贼的曹汝霖，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绝不做汉奸。而爱国学生——梅思平，却堕落为大汉奸，任汪伪政权内政部长。历史一定会嘲笑那些自以为是的弄潮者，机会主义者并不会永远参得天机。英雄走过头了，就成了败类。

中国人为这种动乱事件感到头疼，日本人可不这么想，他们巴不得中国人就这么闹腾下去，最好多死几个人。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索在于日本将在德国战败后“继承”德国对青岛的殖民特权。由于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北洋军阀确实不敢在合约上签字了，但日本人可不管这么多，签不签字本来就只是一个形式，中国打不过日本，还需要顾虑中国人的态度吗？

五四爱国运动之所以声势浩大，和革命家们也不无关系，说起来，学生们虽说一腔热血上街头，打得狠跑得快，但至少还是上过街的，后来的镇压中，也有不少学生伤亡。而革命家却很知道如何利用人的情绪做文章，为自己的理想铺路。

比如伟人孙中山就为学生们想得很“周到”，他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对学生们说：“你们搞学生运动，慢吞吞，没用的。应该再大胆一些！不要怕这怕那的，要有牺牲的精神，要有突击的行动，要设法激起一股群众的怒潮。我已经帮你们请好了律师了，是一个很出名的法国律师。你们放胆地干去吧。”

学生们本着打人就是对的想法，连蔡元培先生都曾遭遇过毒打。在918后的学生运动，蔡元培随同陈铭枢出来接见学生，他还没说上两句话，就被学生拖下来打。后来蔡元培这样说他当时被殴打的情况：“予头部受棍击，似无伤害，惟右膀被暴徒扭拉，颇伤及筋络……”

蔡元培先生这样评价他们：尝到权力滋味后欲望恐难满足。查毓英在给胡适的书信中，证实了蔡元培先生的预言，书信中指出：五四运动后，有些学生以功臣自居，高谈阔论的人多，实地做事的人少。甚至将前什么会议代表、主任等字样印于名片。无心学术，考试舞弊的现象频出。

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而去烧毁他人房屋，损坏他们财产，侮辱他人人格都是不可取的。并非只要出发点正义的、正当的，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用尽手段来实现。五四运动学生的爱国精神不容否认，但是学生在五四中的暴力行为，也不该回避与遗忘。爱国固然好，但也应理性。

反思那段过去，并非为了否认五四学生的爱国精神，而是只有以史为鉴才能使得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与进步。

谢选骏指出：看看看，五四运动的暴力特征，与帝国主义侵略、共产主义革命、纳粹政权复仇，是不是一脉相承呢？没错！因为五四运动就是凡尔赛阴谋的一个结果。

【096、五星红旗的陨落】

《港警收起五星红旗避免被毁示威者展示“赤纳粹”旗》（旺报 2019-08-31）报道：

示威者模彷五星旗的大横额，但将黄星排列成纳粹标志。

港府修订《逃犯条例》示威风波持续，虽然香港警方反对民阵原定今日(31日)举办游行集会，但仍有大批人士按计划前往港岛「行街」。游行期间，有参加者手持一幅红底黄星、模彷五星旗的大横额，但将黄星排列成纳粹标志，横额角落写有「赤纳粹」（CHINAZI）的字眼。

而香港警方因应今日的公众活动，尖沙嘴天星码头对开「五支旗杆」上所挂旗帜，包括五星旗及香港区旗今早已被收起，旗杆范围亦拉起封锁线，避免再有五星旗被拆下。

谢选骏指出：“港警收起五星红旗”，比“降半旗”还要严重，表明“五星红旗陨落了”；“示威者展示‘赤纳粹’旗”，表明新的朝代开始了——

《香港8.31示威游行直击警方反对难阻民众上街》（中央社 2019-08-31）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延烧，示威者31日晚间转进至湾仔警察总部南面轩尼诗道、邻近修顿球场处，镇暴警察也整队到场强势驱离，气势惊人，与一旁商家内消费民众形成对比。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831」游行于30日因警方反对宣布取消。不过今日仍有网民发起「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大批香港市民上街抗议。傍晚爆发警民冲突，港警多次发射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并在添华道出动水炮车，更首次喷洒蓝色染剂水柱驱离群众。

面对警方强势清场，多名黑衣示威者到熘上行车陆桥，往下向防暴警察丢掷数枚汽油弹，顿时路面火花四起，浓烟瀰漫，警方则持续朝陆桥狂打催泪弹。

香港反送中运动31日傍晚上演暴力抗争场面，除警方发射催泪弹、出动水炮车外，示威者也频丢汽油弹等，双方对峙至入夜仍持续，湾仔一带街道燃起熊熊火光。

香港反送中运动31日傍晚上演暴力抗争场面，警民双方对峙至入夜仍在持续，湾仔一带街道更燃起熊熊火光。不过也有一般民众澹然以对，默默走离现场。

香港反送中持续延烧，31日再有网民号召上街游行，至夜间警民冲突持续升温，晚间示威者聚集湾仔一带，镇暴警察集结出动，强势驱离并逮捕抗议民众。

香港反送中运动延烧，示威者31日自发上街游行，警民冲突持续升温，晚间示威者聚集湾仔一带，镇暴警察出动驱离，针对路旁民众进行盘查，仔细搜索包包等随身物品。

香港反送中运动31日自傍晚起上演一连串暴力抗争场面，示威者晚间转进至湾仔警察总部南面轩尼诗道、邻近修顿球场处，镇暴警察集结整队后，开始朝示威者发射催泪弹展开驱离。

[港警发射催泪弹出动水炮车]香港31日再现大型反送中游行活动，警方傍晚开始发射催泪弹驱赶政府总部外的人群，周边有居民虽遭波及，但选择以毛巾掩面，继续留在原处并未离开。

香港网民31日发起「为香港罪人祈祷」反送中游行，随后大批群众聚集在当地政府总部外，警方约在傍晚开始发射催泪弹驱离，现场示威者撑起伞，在路障拒马旁蹲低身躯伺机应变。

由香港网民发起但未经警方同意的「831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31日登场。图为警方在政府总部和解放军驻地之间的添华道从水炮车发射蓝色水柱，现场採访记者纷纷走避。

香港反送中「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活动31日下午登场，傍晚示威民众聚集在政府总部外，警方除发射催泪弹，也出动水炮车喷洒蓝色液体，但群众并未真正撤退远离。

香港反送中「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活动31日下午登场，大批民众走上街头，警方傍晚出动水炮车欲驱离政府总部外的示威者，朝人群聚集方向大量喷洒蓝色液体。

香港反送中「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活动31日下午登场，傍晚群众聚集在当地政府总部外，约5时30分左右，警方开始发射催泪弹驱离，也出动水炮车喷洒蓝色液体，路面可见清晰的蓝色痕迹。

香港反送中延烧，31日下午发起主题为「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大批示威者响应参与，警方傍晚在政府总部外发射催泪弹，有示威者并未马上撤退，而是捡起催泪弹往回丢。

由香港网民发起但未经警方同意的「831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31日登场。图为警方在政府总部和解放军驻地之间的添华道从水炮车发射水柱。

由香港民众发起但未经警方同意的「831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31日登场，傍晚5时30分左右，警方在政府总部外发射催泪弹。

香港反送中持续延烧，网民31日发起「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傍晚群众聚集在当地政府总部外，面对警方陆续发射催泪弹，现场示威者也撑开伞、戴着眼罩面具及拿起自製盾牌等，做好应对准备。

香港31日再现大型反送中游行活动，示威群众并在政府总部外聚集，警方傍晚发射催泪弹、出动水炮车，周边镇暴警察也陆续集结，高举红色警告展开驱离行动。

香港反送中运动未歇，31日下午再有大型集会游行，不少人集结到政府总部外抗议，警方傍晚起陆续发射催泪弹等驱离，示威者也在路障旁撑起成排雨伞企图阻挡。

香港反送中持续延烧，网民31日发起「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有不少群众聚集到当地政府总部外，现场示威者全副武装，还有人更准备抛出燃烧弹。

香港31日下午再现大型反送中游行活动，示威群众并在政府总部外聚集，警方傍晚开始设法驱赶人群，但直至入夜仍有不少示威者留下与警方对峙，并未轻言撤退。

香港31日下午再现大型反送中游行活动，示威群众并在政府总部外聚集，警方傍晚起也在高处瞄准目标，陆续发射催泪弹、出动水炮车等，盼驱离抗议人群。

[游行登场]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831」游行被警方禁上，中午仍有网民发起在湾仔修顿球场集合，主题为「为香港罪人祈祷」，现场高喊「香港人加油」和「5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

香港反送中持续延烧，儘管警方并未批准，31日有网民仍发起游行活动，吸引大批市民响应参与，队伍行进至中环地区，主要道路上满是抗议民众。

儘管香港民阵宣布取消31日的游行，仍有网民发起「831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活动，且大批民众自发性现身参与，午后游行队伍前往遮打花园途中下起大雨，但并未浇熄民众热情。

反送中示威延烧，香港网民发起31日中午在湾仔修顿球场集合，并举行「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大批群众下午沿轩尼诗道前进。

由香港网民发起但未经警方同意的「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31日下午举行，有大批市民参加，中途下起雨，群众仍撑伞沿轩尼诗道继续前进。

香港网民发起31日中午在湾仔修顿球场集合并进行游行，主题为「为香港罪人祈祷」，现场民众手持标语表达诉求，声援日前眼部受伤的反送中示威者，要求「还眼」。

有香港网民发起31日中午12时半在湾仔修顿球场集合，1时游行到几个目的地，包括警察总部，主题是「为香港罪人祈祷」，现场约有数千人。他们高叫「香港人加油」和「5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

香港反送中持续延烧，民阵取消831集会游行后，31日仍有民众发起游行活动，大批市民集结参与，途中还下起大雨，队伍行进至中环地区后准备折返。

香港反送中持续延烧，儘管未获警方核准，有网民31日仍号召发起游行，吸引大批民众响应参与，游行过程平和。图为游行队伍行经香港警察总部。

香港反送中持续延烧，有网民31日仍号召发起游行，吸引大批民众参与；队伍行经闹区时一辆巴士开过，游行民众礼让巴士通过，也让巴士司机竖起大拇指比讚。

香港反送中持续延烧，民阵取消831集会游行后，仍有民众发起游行活动，吸引大批民众参与；队伍行经闹区时一辆巴士开过，随即有游行人士指引队伍让出道路。

香港反送中持续，儘管警方并未批准，31日有网民仍发起主题为「为香港罪人祈祷」的游行活动，吸引大批市民参与，陆桥上不少民众也停下脚步关注这场游行。

谢选骏指出：五星红旗的陨落在香港，但只要大陆的红旗不倒，香港还是不能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魔咒。

《香港警方承认便衣渗透示威者内部》（2019年9月2日南华早报等综合）报道：

在8月31日香港的反送中示威现场，有香港警察乔装成示威者向示威人群渗透。香港《南华早报》从警方线人处确认了这一消息。

另外，香港恒生大学学生会的脸书网页上公布的一个现场视频显示，有示威者发现了他们当中假扮的警察。其中有警察向示威人群施放了催泪弹，然后撤退，但遭到示威者的堵截。

据香港警方发布的信息，31日下午，大量示威者冲击政府总部及立法会，并投掷汽油弹。

一名香港警察31日向《南华早报》确认，有便衣渗透暴力示威者阵营。

31日晚，两名男子被目击打扮成示威者的样子，戴着防毒面具，将示威者拖到警方这边。其中有一个戴着荧光臂章。示威者怀疑这是警方确认便衣的方式。

《南华早报》指出，这不是香港警方第一次派出便衣渗透。据香港媒体此前报道，港警于11日利用“情报主导方式”在铜锣湾拘捕了15名核心暴徒，并查获相关证物。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在彼时的缉捕行动中，警方使出卧底战术，出动“便装速龙”打入对方阵营，重挫暴徒行动。有暴徒随后在网上自言行动惨败。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警方此前表示，警方以情报主导、乔装搜证的行动，只是为了更加精确打击极端核心暴徒，绝不会在此过程中作出任何违法行为。

香港警务处副处长邓炳强曾明确表示，警方在乔装搜证行动中，绝不会作出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包括故意挑起事端，煽动群众等。

31日晚9点45分左右，大多数示威者通过地铁站“天后站”离开。据《南华早报》报道，地铁站监控已被毁坏，示威者已更换服装。

谢选骏指出：表面上看，这些警犬混入革命队伍内部是为了破坏民众运动，但实际上，这些殖民当局遗留下来的鹰犬结构不会真与共产党同心同德，他们很有可能带头纵火，努力激化矛盾、推动时代革命。

【097、五眼联盟厉害还是独眼龙厉害】

《煤都卖不到中国？五眼联盟大麻烦来了》（2019-02-20 参考消息）报道：

对美国来说，“五眼联盟”这支队伍，可能越来越不太好带了。

“五眼联盟内部出现潜在裂痕。”19日的一篇报道中，美国CNN如是判断道。

而同一天，来自“五眼联盟”两个成员国的最新表态也提供了新的支撑——英国认为“使用华为技术及设备所带来的风险可控”，而新西兰则宣布自家“大门仍向华为打开”。

紧接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外媒已将讨论重点从“五眼联盟会不会出现下一个叛逃者？”迅速切换到“谁将成为下一个叛逃者？”

是啊，下一个到底是谁呢？

连煤炭都卖不到中国了？澳大利亚眼看要撑不住……

这几天，澳大利亚的心态，显然比较复杂。

“因为海关延迟，中国买家决定不再购买澳大利亚的煤炭产品。”

19日，路透社报道了中澳贸易之间遇到的最新“挫折”：中国的煤炭交易商正在大幅减少对澳大利亚煤炭的购买，原因在于中国海关延长了澳大利亚货物的通关时间。

报道指出，由于目前为止只有澳大利亚的煤炭受到影响，中国买家已纷纷放弃澳大利亚货源，改为购买印尼、俄罗斯等国的煤炭。

“目前尚不清楚具体原因，但最近几个月北京和堪培拉之间的紧张关系因网络安全等问题而增加。”澳大利亚新闻网在一篇报道中这样猜测澳煤炭对华出口变故背后的原因。

其中的“网络安全”，说的正是华为——在美国向盟友发出号召后，澳大利亚是第一个积极响应并宣布禁止华为参与其5G建设的国家。

正是这一紧跟美国的姿态，给中澳关系蒙上阴影，更在澳国内引发种种争议，而诸如煤炭销量受阻等负面消息更为反对禁止华为声音提供了助力。

如今，英国的表态再次给澳大利亚国内分裂的舆论带来新的冲击。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网用“惊喜”一词形容英国对华为的改口，并在报道中援引多名网络专家的话指出：在互联网时代，依靠禁止华为来控制网络技术边界“昂贵、不可能且毫无意义”，而相比之下，英国显然已经作出了明智的选择。

“我们的政府显然严重误解了网络安全的含义。”报道说。

与此同时，更有澳媒看到了华为无法在澳大利亚被全面禁止的现实。

《悉尼先驱晨报》网站近期一篇报道就指出，尽管澳大利亚已宣布禁止华为参与5G，但澳政府依然给一项华为参与的研究项目拨款100多万美元，此外，澳政府还出资支持派出本国学生前往中国（包括华为总部）参观学习的“未来种子计划”。

报道还进一步透露：目前为止，华为仍被澳政府列为未来5G工作咨询组的成员之一。

“至今为止，堪培拉对华为的立场都是矛盾的。”澳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亚历克斯·乔斯克这样指出。

加拿大欢呼：英国给了我们喘息的机会！

事实上，当澳大利亚陷入挣扎，“五眼联盟”另一个成员国也坐不住了。

“英国批准华为参与5G网络，将为加拿大提供喘息空间！”加拿大环球新闻网在19日的报道中忍不住这样感叹道。

报道采访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的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情报专家韦斯利·沃克，后者指出：在英国做出“华为风险可控”的决定之后，加拿大官员忍不住“从场边发出了欢呼”。

而让加拿大感到振奋的原因很简单——既然英国能给华为一个谨慎的绿灯，那么这当然意味着“它将给加拿大带来做出独立决定的空间”。

“如果英国称华为风险可控的观点被证明是对的，那么加拿大会获得喘息的机会和时间，以抵制美国的压力，并制定出类似的策略。”沃克说。

这一切，也让小锐想起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报道所作出的预测：英国的最新结论对欧洲各国领导人将“有很大分量”，这种表率作用无疑将给美国说服盟国把华为挡在高速电信系统门外的努力予以沉重打击。

目前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动摇，已经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亦有外媒认为，“五眼联盟”裂痕隐现的过程中，对中国反制措施的担心，也助推了各国的矛盾心态。

例如在分析新西兰态度转变的报道中，不少外媒都提到了新西兰国内对中新关系恶化所招致后果的忧虑，而近期中新间一系列合作活动的推迟更加剧了这种担忧，并进而倒逼新西兰政府作出转变。

对于这种将西方国家自身态度转变与“中国反制”做简单关联的说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王朔给出了不同意见。

“中国谈不上‘惩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如果你对我持有敌意，我跟你的合作当然要少一些。”王朔说。

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国家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五眼联盟”国家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应该也对此都心知肚明。

“现实会促使这些国家更深入地思考政治经济安全帐怎么算，并由此做出利益平衡，不要因小失大，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为合作对双方来说更重要，对彼此的利益更大。”王朔告诉小锐。

巧合的是，就在今天，《新西兰先驱报》报道了来自新西兰的最新消息：

总理阿德恩证实，经济发展部部长戴维·帕克已收到邀请，将于4月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有望同时率领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

专家：谁也不愿意为美国的政治操作而抛弃现实利益——值得一提的是，对华为态度松动的风潮，也正在进一步蔓延至“五眼联盟”之外——德国似乎也要不顾美国劝说，准备开门迎华为了。

据《华尔街日报》19日报道，一位德国官员透露，该国正考虑让华为参与高速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一个接一个的利好消息，也让此前始终支持中国的各国网友们感到振奋。

例如新西兰网友在纷纷表示支持本国最新决定的同时，也对美国开启“嘲讽模式”：

英国网友则大赞英国表态非常机智，因为“他们知道使用美国系统的风险可比华为大”。

而一位美国网友也不甘示弱地开始了“自黑”：“美国采取的态度是：如果我们发明不了它，那我们就不能相信它。”

针对美国对5G技术的焦灼心态，王朔这样向小锐分析：“现实情况是，谁先占领了5G市场，就可以引领下一次产业革命，这就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所以5G不仅是市场问题，而是战略博弈层面的问题。”

既是战略利益当前，那么“五眼联盟”国家的矛盾心态也就不难理解：它们都承担了美国的压力，但同时谁都不愿意冲在最前面充当打手。更何况这些国家均与中国有经济合作，也知道华为技术是最好的。

“归根结底，这些国家谁也不愿意为美国的政治操作而抛弃现实利益。”王朔说。

在王朔看来，近段时间里无论是“五眼联盟”还是非“五眼联盟”国家，其关于华为表态的种种混乱、前后不搭，所展现出的正是一种中美博弈背景下的矛盾心态。

但与此同时，如果从“五眼联盟”内部的裂痕，就推算出这个老牌情报共享组织“要崩”，在王朔看来也不能成立。

“美国现在发出了一些警告，但是各个国家各怀心思。但总体而言，这些国家还是会跟随美国更紧一些。两面性一定要看到，不能只看到一面。”王朔强调说。

谢选骏指出：英语世界的五眼联盟厉害还是中文世界的独眼龙厉害？按照“中国文明（全球中央）整合世界”的观点看，当然是独眼龙厉害，除非，五眼首先整合为独眼。如果那样，那就是大英帝国的超级复出了。五眼联盟如果能够组合为独眼鹰隼呢？独眼鹰厉害还是独眼龙厉害？那么，就且看下一回合的分解吧。

【098、五眼联盟没有行动能力】

《香港问题联合声明：英美澳加新“五眼联盟”指责北京“有预谋”禁绝反对声音》（2020年11月19日 BBC）报道：

五眼联盟成员国外长称“严重关切”北京授权撤销民主派议员资格的决定。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情报组织成员国外长要求中国撤回人大授权香港特区撤销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马上让四人复职。

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国外长于伦敦时间星期三（11月18日）深夜发表联合声明，质疑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1日通过的决定“似乎是有预谋行动的一部分”，旨在“让一切关键的批评声音噤声”。稍早前，英美两国警告不排除出台制裁中国与香港特区官员的措施。

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星期四（19日）“强烈谴责”五国“无端诋毁”人大常委会决定，并称任何国家企图胁迫中国让步，“都是痴心妄想、自不量力，注定失败”。人大常委会上周通过上述决议后，香港特区政府即时颁令撤销四名民主派议员资格，余下15名泛民主派议员随即集体辞职。目前香港议会内仅余一名激进民主派议员和一名中立议员，建制派取得压倒性优势。中国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晓明本周做强硬表态，称人大常委会决议代表着“反中乱港者出局已成为法律规范”。

“五眼联盟”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批评北京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即日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于有关国家对属于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引用中国俗语称：“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五眼联盟的声明还说了什么？五眼联盟的声明是在中国人大常委会决议通过一星期后发出。声明开首称，五国外长重申对人大常委有关决定的“严重关切”。声明称，人大决议“进一步削弱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利和自由”，“明显违反（中国）在具有法律效力，已于联合国登记的（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之下，确保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和言论自由权利的国际责任”。“撤销资格规定似乎是有预谋行动的一部分，在9月份立法会选举被推迟，多名民选立法议员被刑事起诉，以及旨在削弱香港蓬勃的媒体的自由的连串行动之际，让一切关键的批评声音噤声。”

五国外长促请中国为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履行其国际承诺及其对香港人民之责任，重新考虑对香港民选议员所采取之行动，并马上恢复相关议员职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港府撤销议员资格，民主派斥北京“放弃‘一国两制’”。

五眼联盟各国还采取了哪些行动？英国外交、联邦事务及发展部上周连续两天发声明批评中国人大常委会决议，并于12日传召传召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表达英方的深切关注。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英国驻港澳总领馆汉化名：蓝韬文）称，北京此举是“骚扰，窒息”香港民主派，损害中国国际形象与香港长期稳定，“明显违反具法律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

外交部亚洲事务国务大臣奈杰尔·亚当斯（Nigel Adams）12日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言说，这是自1997年以来，英国第三次认定中国违反《联合声明》，也是过去六个月内第二次作出此判断。英国将“继续考虑”对中国大陆和香港官员施加“马格尼茨基式”制裁。

加拿大则在批评中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之际，同步公布专项签证措施，对香港留学生和年轻人留学并定居加拿大提供便利，是继英国公布“香港BNO签证”政策，和澳大利亚放宽港人移民签证之后，又一个英联邦国家对港人提供移民优待。移民部长门蒂西诺（Marco Mendicino）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CBC）采访时又表示，加拿大不会因为政治庇护申请人被香港当局以《香港国安法》起诉，而拒绝其庇护申请。

澳大利亚外长佩恩（Marise Payne）上周要求中国让香港立法会继续成为法治与“一国两制”原则的关键支柱。针对北京其后批评澳大利亚在香港和新疆事务上“挑头或参与搞针对中国的共同行动”，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星期四称，澳大利亚将继续忠于自我，“我们永远是澳大利亚”。

新西兰这次参与五眼联盟联合声明则是其首次就中国人大常委会决议表态。但执政党与在野党最近一同促请刚强势连任不久的总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同意采纳“香港救生筏”计划，接济受到政治迫害的香港年轻人。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11日评论说，“一国两制”如今只是用来掩人耳目，为中共在香港实行一党专政护航的“遮羞叶”。华府不排除根据美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香港自治法》和《关于香港正常化的总统行政令》，进一步甄别参与窒碍香港自由人员，并施加制裁。

北京对五眼联盟各国批评采取什么态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上周批评“少数几个国家”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妄加指责”，外交部驻香港公署则质问《中英联合声明》未有赋权外国干涉香港事务，“反倒是他们自己肆无忌惮违反国际法，毫无底线干涉中国内政，在国际上倒行逆施，无视规则，践踏公义，毁约退群，欺诈霸凌，到处挥舞制裁大棒，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外交部驻港公署星期四（19日）进一步称：“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其他外国更没有资格和权利以《联合声明》为借口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

目前北京对澳大利亚的反应似乎最为激烈。《悉尼先驱晨报》星期四报道，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向该报所属之第九频道媒体集团送交一份文件，当中详列14项澳中关系争端，并称一位中国使馆职员在堪培拉举行的一场记者座谈会上说：“中国很愤怒。你要把中国打成敌人，中国就给你当敌人。”报道说，在这份文件中，中国指控澳大利亚在香港、台湾和新疆事务上，与国际场合“主导一场十字军圣战”针对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17日）也罗列澳大利亚对华三项“错误言论”，第一项便是“公然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屡屡在涉港、涉疆、涉台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采取错误言行，包括多次在人权理事会等场合就涉疆问题挑头或参与搞针对中国的共同行动，高调干涉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问题”。

而在此之前，北京曾不止一次批评英国“反复炒作英国国民（海外）（BNO）护照问题”，并警告中方将考虑不承认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北京目前尚未针对BNO护照采取行动，但预计这将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或废除其1996年5月对中国《国籍法》释法的决定。

谢选骏指出：其实，五眼联盟根本没有行动能力——因为政治抗议而受到追捕起诉逃入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美国公民都没有得到人道保护，何况其他呢？五眼联盟只会叫唤，不会伸手，犹如一个睁眼瞎。

《日本着意加入“五眼联盟”现实考量与中国因素》（2020年8月18日 BBC）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再提加入美国主导的“五眼联盟”，称日本可以使之扩大成为“六眼联盟”。河野太郎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Nikkei Asian Review）时表示，日本很愿意扩大与“五眼联盟”的情报共享合作。他说：“这些国家有相同的价值观”，“作为负责日本安全的防卫大臣，我不得不说，我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极为关注。”“很多国家认为中国正在单方面改变现状，有武力威胁作为背景，其中包括东海和南海，以及中印边界和香港。”他还说，国际社会的共识是，中国应该为这些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这并不是河野太郎第一次公开就日本加入“五眼联盟”表态。今年7月底，河野太郎在参加一个由英国执政保守党议员组成的“中国研究小组”（China Research Group）召开的视频会议上也曾表示，日本希望加入“五眼联盟”。

至于日本以何种方式加入“五眼联盟”，河野太郎说：“我们只要把椅子搬到他们桌边告诉他们把我们算进去就行了。”

什么是“五眼联盟”？

日本防务大臣河野太郎最近多次就日本加入“五眼联盟”表态。所谓“五眼联盟”（Five Eyes）是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这五个英语国家组成的军事、秘密情报共享联盟。联盟始于1940年代英国与美国之前的情报交流，主要是合作监听敌方的无线电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一合作继续，并在1946年3月5日达成了“英美通信情报协定”（UKUSA）。至1950年代晚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加入了这一联盟。

在“五眼联盟”基础之上，还有所谓“九眼联盟”和“十四眼联盟”，其中包括丹麦、荷兰、法国、挪威、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和瑞典。这些国家彼此分享国际情报，但是从彼此关系紧密地程度来看，仍然是“五眼联盟”国家之间情报合作最为密切。

“五眼联盟”成立之初，西方与苏联之间的冷战正酣，因此这一联盟被视为针对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的秘密联盟。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外界很多人以为西方的秘密监听也随着结束。

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特赦斯诺登的消息，让这位爆料美国和五眼联盟大规模监听计划的前特工再次成为新闻人物。201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CIA）、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技术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发披露大量绝密文件，其中一些文件曝光了“五眼联盟”在世界范围的监听活动。根据这些机密文件，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合作展开监视活动，参与的机构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英国政府通信总部、澳大利亚信号局和加拿大通信安全局。

观察人士都注意到在美国以及英国出现了支持日本加入“五眼联盟”的声音，但日本正式成为这一联盟的成员也并非没有障碍。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是其反情报能力，日本一旦获得了“五眼联盟”国家分享的情报，如何确保有能力抵抗来自敌对国家的情报间谍工作，守住所分享的绝密情报。

中国因素

随着中美之间贸易战的展开以及今年以来因疫情更加日趋紧张的对立关系，“五眼联盟”常常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矛盾相牵扯。上周（8月10日）在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五眼联盟”国家外长联合发表声明敦促香港尽快举行立法会选举表示不满。赵立坚批评“五眼联盟”国家对香港推迟选举“作政治解读是典型的双重标准”，而“五眼联盟”国家根本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6月底，赵立坚还批评“五眼联盟”情报合作“长期违法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针对“五眼联盟”国家宣布暂停与香港的引渡条约，中国在7月底也采取反制措施，要求香港暂停与这几个国家的刑事司法互助与引渡条约。中国官方虽然目前还没有对日本有意加入“五眼联盟”表态，但是在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最新提出希望加入“五眼联盟”后，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刊发评论文章认为，“2020年中美战略竞争继续加剧，迫使美国和英国再次向日本伸出手”，“联手对付中国成为这些国家的共同目标”。

由此来看，中国方面已经认为，如今“五眼联盟”的主要目标指向了中国。日本与中国之间最近几年来稍有和缓的关系，因为美中关系的对立而又出现紧张的趋势。

普遍预计，日本果真加入“五眼联盟”将使中国与日本关系再度恶化。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延迟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日计划也很有可能在双边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被取消。

谢选骏指出：日本也想加入五眼联盟，但为何没有了下文？不就是看透了五眼联盟光说不练，没有行动能力的可怜处境吗。

【099、五眼联盟血浓于水】

《政治核心遭中共渗透被美国踢出联盟》（2018-05-28 美国之音）报道：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召开记者会后回答问题——

据报道，美国一位前中情局分析员最近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透露，新西兰执政的工党高层接受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捐款人的重大捐赠，建议将新西兰踢出西方五个主要国家间分享情报的“五眼联盟”。

中情局前分析师马蒂斯在美国国会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表示，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领导的工党接受与中共关系密切捐款人的政治献金，而国家党的前任总理比尔·英格利希经常向国家党华裔议员杨健通报情况。但杨健去年卷入“中共间谍”丑闻, 被指曾为中共培训过间谍。

马蒂斯表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面临受到中共干预的严重问题，中共接近或已经进入两国的政治核心，只是两国的反应不同。

马蒂斯强调，与澳大利亚展开调查的做法不同，新西兰现任和前任总理都否认存在任何中共影响的问题。因此，由美加英澳新组成的在很大范围内共享情报的“五眼联盟”鉴于 “政治核心”问题，应当讨论新西兰是否留在联盟内。报道还表示，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表示，新西兰与盟友的关系非常坚实可靠，并称没有听说过这个问题。而工党一位高层官员坚称，工党一直遵循新西兰捐款法。

反对党国家党的领袖也否认国家党议员杨健从前总理处分享信息的说法，并表示国家党遵守政治捐赠法，并没有看到任何不正当影响的迹象。报道还表示，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安-玛瑞·布雷迪经常警告中国对新西兰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她表示，像新西兰这样的独立民主国家如果不能处理中国的政治干预活动，这确实是一个很糟糕的迹象。布雷迪教授的住家和办公室都被怀疑因为她在中国海外影响方面的研究而被盗窃。

此外，最近访问新西兰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警告新西兰需要严肃对待来自中国的渗透威胁。

谢选骏指出：你听过只为英语国家提供情报的组织“五眼联盟”吗？世界上有一个组织叫做“五眼联盟”，不是说长了五个眼睛，而是说五个国家的情报搜集系统建立一个联盟关系，这就是包含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五个国家的一个情报共享联盟，简称“五眼”联盟。……美国之音却好像蒙在鼓里不懂“五眼联盟血浓于水”，要想开除新西兰比登上月球还要难。

《斯诺登最新消息：爆料"五眼"情报联盟由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美国组成》（综合澳大利亚时代报）报道：

斯诺登最新消息：斯诺登通过澳大利亚《时代报》（The Age）发布最新爆料，揭露澳大利亚在美国全球监视行动中的重要角色。而加拿大、新西兰也是美国的帮手，英国甚至比美国的监控力度更大。这四国与美国构成了“五眼”情报联盟。此前曾报道说，在美国的盟友中，只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四国未被美国监视。斯诺登揭露说，澳大利亚至少有4个机构帮助美国进行情报收集。

美国国家安全局有一个代号为X-Keyscore的情报收集计划。位于Pine Gap的美澳联合防务基地（US Australian Joint Defence Facility），在此情报收集计划中起到重要作用。

斯诺登最新爆料：“五眼”联盟之一的澳大利亚深度参与美国监听计划。另外，隶属于澳大利亚信号局（Australian Signals Directorate）的三个接收站也参与了X-Keyscore情报收集计划。它们分别是达尔文市附近的Shoal Bay接收站，Geraldton的澳大利亚防务卫星通信站（Australian Defence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Facility），以及在堪培拉郊外的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哈曼通信站（communications station HMAS Harman）。

目前，澳大利亚正在哈曼通信站建设一个顶尖水平的数据存储设施，将支持澳大利亚信号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的活动。澳大利亚是全球监听的“五眼”联盟之一，新西兰政府安全通信局所辖的、位于Waihopai的设施也参与了该计划。

一般而言，收集到的信号会被送入“生产线”，针对特定议题，根据数据类型进行分析。而X-Keyscore的作用是，在分送前对信号进行处理。美国情报专家William Arkin将X-Keyscore形容为“国家情报收集任务系统”。

早前被美国媒体忽略、封杀的另一个国家安全局爆料人William Binney则说，澳大利亚还参与了一项早前由美国设计的情报实验。该计划名为“细线”（Thin Thread），旨在截获和分析互联网信息。

“细线”虽然最后被终止，但澳大利亚直接参与了后续的Trailblazer、Turbulence和Trafficthief项目。斯诺登说，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五眼”情报联盟（“Five Eyes” intelligence alliance）。网友评论称，不只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四小弟。

此前斯诺登就曾指出，在美国的盟友中，只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未被监视。斯诺登还揭露，“五眼”情报联盟中的其他国家，甚至有时比美国的监控程度还要深。

斯诺登以英国的政府通信总部（British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为例，他说：“政府通信总部有一个‘时代’（Tempora）监控计划，这是世界情报史上第一个‘我储存一切’的全面存储计划。‘时代’计划收集所有数据，不管内容，也不管侵犯了什么权利。”斯诺登说，“时代”目前可以储存三天内所有流经英国的信息量，但将得到进一步优化。斯诺登解释说，三天看上去不算什么，但这不仅仅是元数据，而是所有的信息。如果通过英国的服务器传输或下载任何东西，情报部门都能得到。

斯诺登此前通过巴西《环球报》（O Globo）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及其盟友的监听机构遍布全球，不仅在军事基地和设施中，还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内。

斯诺登通过德国《明镜》周刊爆料说，美国与其西方盟友进行密切的情报合作，而现在有些西方国家正在抱怨美国的监视计划。

斯诺登将德国与美国的合作形容为“穿一条裤子”。但两国合作小心翼翼，德国从不过问美国的情报来源，以防在秘密项目被曝光后惹上麻烦。斯诺登认为，“五眼”也是按此方式协调运作的，以免除政治人物的责任。

谢选骏指出：不过，事情总有不同的方面——五眼联盟虽然血浓于水，但弄得不好，政治核心遭到渗透，就会变成无眼联盟。

网文《五眼联盟》报道：

五眼联盟（Five Eyes）的前身是英美战后多项秘密协议催生的多国监听组织“UKUSA”（即United States Communications Intelligence Agreement）。

二战初期，通信情报合作在盟军之间几乎不存在。为了改变这种单打独斗的局面，英、美两国于1941年3月达成协议，考虑正式建立情报合作关系。“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是破解日本海军的通信密码。为此，美国军事情报局于1943年4月派人前往英国布莱彻庄园，向英国密码人员学习德国“超级”密码的破解经验和技术。一个月后，双方签订协议，建立情报共享和人员交流机制，以共同应对日本、德国海军的威胁。

战争结束后，成功破解日本和德国密码的英、美双方决定将合作延续下去。1946年3月5日，为了共同对抗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英美两国签订的“英美防卫协定”（UKUSA Agreement），确定共同搜集、分享苏联以及其他“华约”国家有关的通信情报，开启了两国的“铁杆盟友”之路。

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联合操作，将这一系统以英美两国的国名缩写定名”优库萨”（UKUSA），其高度机密的代号是“梯队”。

为了增加讨价还价的分量，英国于1948年开始拉来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参会。最终，为英国站脚助威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3个英联邦国家都被吸纳进英、美情报协定，“五眼”情报联盟正式成立。1948年，英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共同签署了电子间谍网络协议，旨在使这五个英语国家联盟间进行情报分享与联合拦截敌国情报。

每份联盟情报不仅标有秘密等级，还标明了哪个国家具备阅读权限。比如，一份加拿大人才能阅读的情报上会盖上“绝密——仅限加拿大眼睛”的红色印戳：而一份五国都能阅读的情报则会标上“秘密——澳、加、新、英、美眼睛均可”的字样。在这里，“眼睛”就是国家的代名词。一来二去，五国情报人员开始在私下交流时使用“五眼”这个简洁的名字，而不是又长又拗口的“澳加新英美情报联盟”。

谢选骏指出：“五眼联盟”虽然血浓于水，但是核心渗透、连蒙带骗，可以使之成为“无眼连蒙”。

【100、五一节就是“无一节”，信息社会没有无产阶级】

《美国人为何不过五一劳动节？》（美国之音2010年9月8日王南）报道：

美国人为什么会在9月份过“劳工节”，而不是像很多国家那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呢？其实，5月1日劳动节也跟美国劳工运动有关，然而，多数美国人并不纪念这个日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五一劳动节与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

一百多年前，美国处在迅速工业化的时代，同时，大批产业工人不断组织起来和资方抗争，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早期的劳工运动时常发生暴力冲突。资本家会动用严厉手段对付工会和工人罢工，而劳工领袖中也有很多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1886年5月1日，美国各地工人举行集会，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日，芝加哥工人也举行了总罢工。5月4日，工人们在芝加哥干草市场广场集会示威，期间有人向警察扔了一枚炸弹，警察随即开枪。混乱中，8名警察丧生，还有一些平民伤亡。这就是史称的“干草市场事件”(Haymarket Affair)。事件后，几名组织工人集会的无政府主义人士被处以死刑。工运支持者怒斥司法不公，并把他们尊为“烈士”。

美国劳工领袖龚帕斯

1888年，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领袖萨谬尔.龚帕斯(1850-1924)号召在5月1日举行罢工，继续推动8小时工作制。在大西洋彼岸的法国巴黎，包括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工会领袖组建的第二国际也宣布在这一天举行大罢工，以示声援。从那以后，第二国际决定每年5月1日都要举行活动。这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

*美国工运没按马克思指的路走*

恩格斯在1890年兴奋地写到：“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今天的情景将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

不过，假如马克思在世，他看到的将是：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渐行渐远，而“五一”活动在美国更是很快就失去了势头。

美国劳工领袖龚帕斯并不热衷把工运变成一场实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激进政治运动。他主张工会应该注重工人的实际物质问题。在政治上，他主张工人们通过参与民主选举，以支持或者反对某位候选人的方式来维护劳工权益。

*普尔曼罢工与美国劳工节*

1894年5月，芝加哥爆发了“普尔曼罢工”(Pullman Strike)事件，铁路交通陷入瘫痪。卷入罢工的是后来成为美国最著名社会主义者之一的尤金.德布斯领导的“美国铁路工会”(American Railway Union)。总统克利夫兰把联邦军队派入芝加哥，以平息罢工。

但是这一年是中期选举年，克利夫兰和他的民主党同仁不想得罪广大劳工。于是，国会迅速通过法律，宣布了一个全国假日“劳工节”(Labor Day)，向劳动者表达敬意。克利夫兰总统立即签署法案，签字的“御笔”赠送给了龚帕斯。他的劳联并没有卷入普尔曼罢工。

克利夫兰和龚帕斯都不想把“劳工节”定在已经跟社会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挂钩的5月1日。政府宣布的“劳工节”的日子是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

这个日期倒也不是空穴来风。早在1882年，纽约的“中央工会”(Central Labor Union)就在9月2日在纽约市组织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劳工节”活动，包括游行和野餐。后来，“中央工会”建议各地工会把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做为劳动者的节日，天下同庆。到1894年，很多州已经通过立法，把这一天定为劳工节。所以，1894年6月国会宣布劳工节为全国假日时，把日期定在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也算是水到渠成。

*龚帕斯对美国工运的影响*

伦敦出生的龚帕斯是美国劳工运动上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赢得了各界尊敬。他成为白宫的座上宾，还以劳工顾问身份参与“巴黎和会”等国际外交活动。

和龚帕斯的大力推动有关，美国工人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体制内发挥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工会积极参与产业界的决策并在国家政治中发挥影响。

1955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另一家工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为“劳联-产联”(AFL-CIO)。这是美国目前最大的工会联盟。

*劳工节成为美国人夏天最后假日*

随着时间推移，在办公室上班以及从事服务工作的美国人已经超出了工厂工人的人数，劳工节不再仅仅是产业工人的节日，而是全民共庆的假日。

对多数人来说，9月的劳工节这一天不用劳动、不用工作，它是夏天最后一个长周末大假的一部分。人们在假日期间和亲朋好友团聚，在户外烤肉，出门旅游，观看球赛。不过，劳工节和美国劳工之间的纽带并没有被切断，美国人把劳工节做为承认劳动者对美国经济和社会所做重要贡献的一种表示。

谢选骏指出：按照共产党矮鬼邓小平的说法，美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1989年的“反革命暴乱”就是企图把无产的中国也变成像美国一样的富裕国家，因此是十恶不赦的，需要消灭20万人来换取20年稳定的共产党专政。美国人既然都是资产阶级，当然不会过五一节了，因为五一节就是“无一节”，是一贫如洗的、一无所有的穷棒子的节日。随着无产阶级的消亡，五一节也应该消亡了，因为在信息社会，大家都有“生产资料”也就是“基本智能”了，因此也都已经成为国家必须供养的“民主股东”了，现代福利国家因此已经没有无产阶级了。

（另起一页）

书名

多个

MULTIPLE

《外星看地球》第59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59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最低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5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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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4日星期三

谢选骏全集第159卷：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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