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
SO CALLED
《外星看地球》第58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58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5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58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探索——本书所列的文章，标题皆由“所谓”构成，看看聚合一处，可以发生怎样的效果、触发怎样的思维。例如，所谓“人工智能”说到底还是一种“人类智能”——虽然，所谓“人工智能”是人创造的，而“人类智能”却是神创造的。我因此认为，人工智能战胜不了人类智能。
Synopsis
This is my ongo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language exploration-the titles of the articles listed in this book are all composed of "SO CALLED". Let's see what kind of effects can happen and what kind of thinking can be triggered when they are gathered together. For example, the so-call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in the final analysis, a kind of "human intelligence"-although the so-call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reated by man, while "human intelligence" is created by God. I therefore believe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not defeat human intelligence.
（另起一单页）
“外星看地球”，就是“超越地球观察地球”——从一个“对等的位置”而非“从属的位置”来看地球上发生的林林总总的现象。
（以上黑体）
上帝宗教 God Religion《外星看地球》第1卷
宗教战争 Religious Wars《外星看地球》第2卷
天子与人 The Son of Heaven and Human《外星看地球》第3卷
全球策 Global Strategy《外星看地球》第4卷
G2-中美联合体 G2-Chimerica《外星看地球》第5卷
两个世纪的内战 Two Centuries of Civil War《外星看地球》第6卷
病毒瘟疫 Virus Plague《外星看地球》第7卷
从暴民到暴君 From Mob to Tyrant《外星看地球》第8卷
党府论 On the Party Government 《外星看地球》第9卷
废垃论 On Human Waste《外星看地球》第10卷
历史人物 Historical Figure《外星看地球》第11卷
书面人物 Written Characters《外星看地球》第12卷
新闻人物 News People《外星看地球》第13卷
中共百年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外星看地球》第14卷
政权杀戮 Regime Killing《外星看地球》第15卷
国家妖孽 National Devil《外星看地球》第16卷
科学与文化战 Science and Culture War《外星看地球》第17卷
历史力学 Historical Mechanics《外星看地球》第18卷
六四余波 The Aftermath of June 4th Massacres《外星看地球》第19卷
蒙古后清黄俄黄犹 Yellow Russian Yellow Jewish《外星看地球》第20卷
民主攘扰 Democratic Disturbance《外星看地球》第21卷
民族交汇 Ethnic Intersection《外星看地球》第22卷
难民行为学 Refugee Behavior Science《外星看地球》第23卷
权力碰撞 Power Clash《外星看地球》第24卷
人民主权与种族主义 《外星看地球》第25卷
社会窃取 Social Steal《外星看地球》第26卷
猪义社会 Pig Right Society《外星看地球》第27卷
书评文论 Book Review《外星看地球》第28卷
台湾中国 Taiwan China《外星看地球》第29卷
网络主权不是主权网络 Internet sovereignty not a sovereign Internet《外星看地球》第30卷
（另起一单页）
文明杀手 Civilization Killer《外星看地球》第31卷
香港事变 Hong Kong Incident《外星看地球》第32卷
犹太渗透 Jewish Penetration《外星看地球》第33卷
战场经济 Battlefield Economy《外星看地球》第34卷
哲学辐射 Philosophy Radiation《外星看地球》第35卷
政治抢夺 Political Robbery《外星看地球》第36卷
联邦制就是更为彻底的封建制 The federal system is a more thorough feudal system《外星看地球》第37卷
美国会发生第二次内战吗 Will there be a second civil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外星看地球》第38卷
美国与中国 America and China《外星看地球》第39卷
美国和外国 United States and Foreign Countries《外星看地球》第40卷
中国论 On China《外星看地球》第41卷
中国社会超不稳定 The Extremely Unstable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ety《外星看地球》第42卷
中外关系 Sino-Foreign Relations《外星看地球》第43卷
自然自我自杀自由 From Nature to Freedom《外星看地球》第44卷
与人 WITH (HUMAN)《外星看地球》第45卷
与事 WITH (THINGS)《外星看地球》第46卷
和 HARMONY《外星看地球》第47卷
是 BE《外星看地球》第48卷
就是 SAME AS《外星看地球》第49卷
不是 NOT《外星看地球》第50卷
不 DO NOT《外星看地球》第51卷
不懂不了不如 NON《外星看地球》第52卷
不会不能不要不知不死 NOWAY《外星看地球》第53卷
十不 NEITHER《外星看地球》第54卷
为何 FOR WHAT《外星看地球》第55卷
什么为什么 WHY WHAT《外星看地球》第56卷
如何怎样怎么也 HOW TOO《外星看地球》第57卷
所谓 SO CALLED《外星看地球》第58卷
多个 MULTIPLE《外星看地球》第59卷
一个 ONE《外星看地球》第60卷
（另起一单页）
目录
001、所谓“人工智能”说到底还是一种“人类智能”
002、“元规则”就是“元朝的规则”
003、“60年道德抽筋”论的双重错误
004、“70年大限”不是“70年之痒”
005、“2018年危机”应验了“70年周期”理论
006、“北京排华”再次证明中共是外来政权
007、“北京之春”为何不能成活
008、“被署名”的人其实自己也有责任
009、“不署名的见证”“为敌基督工作”
010、“草菅人命”的生动注解
011、“禅院”和“佛教”一样都是语义矛盾的怪胎
012、“禅宗”和“佛教”同样可笑都是胡闹
013、“出云”号叫阵“辽宁”号
014、时代的烙印——大饥荒的后遗症
015、“大数据”显示的四大魔障
016、“第三中国”得到认同
017、“定于一尊” 是向上国尊严的回归吗
018、“东突厥斯坦”实在是一厢情愿
019、“反革命暴乱”万岁——迎接“六四”三十周年！
020、“反共不是反华”派与“反共就是反华”派
021、“风流人物”就是“今朝”
022、“封城”（Locktown）是全球化的最新产物
023、“封城”不该叫做Lockdown而应叫做Locktown
024、“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毛泽东骚扰妇女的黄段子
025、“复活泰坦尼克号”是超级烂尾楼
026、“国家”就是“谎言+官僚”
027、“恨党国”就是“恨国党”
028、“后蒙古”专制与后宫社会
029、“后清人民共和国”已经深入人心
030、“后真相”其实也不是真相——英国完了。脱欧也来不及了！
031、“华堂”还是“夷堂”
032、“会使全宇宙陷于紊乱”的歼灭回教战——蒙古人还不及阿拉伯人
033、“见好就收”是奴婢的哀鸣、“叛徒、内奸、工贼的理论”
034、“精日分子”就在中共党内
035、“净化”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036、“决不当头”与“高个子顶着”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037、“军委主席就是一把手”的山寨
038、“均富”的恶果就是伤口撒盐
039、“君临世界”的意义（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核心）
040、“客观”就是“他视”
041、“孔圣人”的称号是对孔子的强奸
042、“历史”是一个思想——“历史的终结”犹如“时间开始了”
043、“历史必然性”是蚂蚁国巫师的催眠暗示
044、“厉害了，我的锅”——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045、“利令智昏”的样板房
046、“梁启超说佛”之迷误
047、“两个一百年”全是空的
048、“灵机一动”的生物基础
049、“另类事实”并不“矛盾”
050、满清灭亡于“满汉全席”——盛宴不一定要被吃掉才算是好的
051、“矛盾”只是思想的死角——“矛盾”还是一种新式武器
052、“贸易战”救了刘霞一命
053、“美利坚合众囚”都带上“识别码”
054、“摩门教前主教”受审
055、“末位优化” 相当于“十一抽杀”
056、“内卷化”是现代文明的唯一活路
057、“诺贝尔和平奖”来自诺贝尔弟弟的血肉
058、“欧洲制造”=“超级赝品”
059、“苹果”（Apple）产品就是给人带来杀戮的金苹果
060、“弃国病”是“亡国奴”的病症
061、“清真”就是“纳粹”
062、“圈地”、“投充”、“逃人法”——满清的人民公社
063、“全国吸毒”和“全市吸毒”区别在此
064、“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的英明论断
065、“社会中的宗教”其实就是“迷信”
066、“生物进化”与创业成功、发家致富
067、“十九大党章修改”中的“包子馅儿”
068、“十四年抗战”论说承认了井冈山卖国的事实
069、“世界最高”的最低工资能救瑞士吗
070、“贪欲扩张”涵盖了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
071、“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伪证是怎样出笼的
072、“天下何思何虑”是虚无主义的极致
073、“天下人”不是老百姓而是控制了天下的人
074、“偷食禁果”——河南人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
075、“妄议中共”比“妄议中央”处罚更重
076、“我很忙”为何是个肮脏的词汇
077、“我思故我在”翻拍了《约翰福音》前三句话（完整版）
078、“我无法呼吸”为何席卷全球——“正义要靠病毒来实现！”
079、“毋宁死”与“没希望”
080、“物自体”的说法是一种语义矛盾
081、美洲属于“环太平洋世界”
082、“希腊伪史”之伪
083、“心因”不如“模因”
084、“新生个体”不知道妈妈的浮肿
085、“新时代”就是“监控一切的时代”
086、“新中国”还是“非中国”
087、“新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
088、“修齐治平”与制度性腐败
089、“一国两制”是豆腐渣工程
090、“伊斯兰国”油尽灯枯，欧洲变成太平间
091、“移民就是资本”的爱尔兰特性
092、“已死”的变局已到
093、“战斗民族”死路一条
094、“真正的人民领袖”都是由罪犯炼成的
095、“镇压反革命”就是“镇压继续革命”
096、“正能量”是骗子的幌子
097、“中国”不是“土著”的同义词
098、“中国”好像热锅上的蚂蚁窝
099、“中国化”必以“去马列”为前提
100、“中国梦”来自《红楼梦》的四大皆空
101、“中国梦”原来是军国主义思想
102、“中国人”就是中国人
103、“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地球上消失的日子
104、“中央军委”不懂“笑里藏刀”
105、“猪吃人”成为“主持人”——巴西毒贩发明了新的丧葬方式
106、“总设计师”就是“总摸石头”
107、“族秦者秦也”为何引起误解
108、“坐怀不乱”旨在批判蒙古人的淫乱
109、“党是领导一切的”砸了华为的锅
110、“天下围中”惨变“合纵抗秦”
111、“做人”先于“生意”
112、不是“锐透力”而是“文化战”
113、都是“高端”给“低端”惹的祸
114、谷歌再次证明“理想主义者”的卑劣可怕
115、每个人在“活着”的意义上平等
（另起一页）
所谓
SO CALLED
【001、所谓“人工智能”说到底还是一种“人类智能”】
“人工智能”说到底还是一种“人类智能”，也就是说，还是从自然智能里面派生出来的，就还是无法脱离生物圈而独立存在的。
《[柯洁战败解密]AlphaGo Master最新架构和算法，谷歌云与TPU拆解》（2017-05-24 新智元）报道：
那乌镇（乌何有之乡的镇）人工智能峰会进入第二天，哈萨比斯、David Silver和Jeff Dean等谷歌高管纷纷发表演讲。他们对AlphaGo 2.0的新技术进行了详细解读。几位“谷歌人”纷纷提到一个关键词——TPU。Jeff Dean 甚至直接放出了与GPU的性能对比图。从昨天的赛后采访到今天的主旨演讲，哈萨比斯等人一直在强调TPU对新版本的AlphaGo的巨大提升。看来，TPU将会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内谷歌的战略重点，GPU要小心了。本文带来哈萨比斯、David Silver现场演讲报道。
在升级版AlphaGo首战柯洁后的5月24日，中国乌镇人工智能高峰论坛（The future of AI in Wuzhen）如期召开。一上来就是DeepMind CEO Demis Hassabis和AlphaGo团队技术负责人 David Sliver 的演讲，介绍AlphaGo的研发以及AlphaGo意味着什么。新智元第一时间为你带来精彩内容。
Hassabis和Sliver演讲后，谷歌大脑资深研究员Jeff Dean和Google软件工程师陈智峰一起介绍了《什么是AI？AI是如何工作的？》。不仅如此，还有很多耳熟能详的谷歌、DeepMind大牛出席了本次乌镇人工智能高峰论坛：Alphabet董事长Eric Schmidt（对话AI的潜能）、下午还有TensorFlow软件工程师Rajat Monga（开发者如何使用AI）、谷歌Cloud & AI 研发主管李佳（行业如何应用AI），以及DeepMind联合创始人Mustafa Suleyman和谷歌健康研究产品经理Lily Peng（如何应用AI应对挑战：健康、能源、教育等）。
在论坛最后，乌镇智库秘书长李小鸣将在大会上发布报告《全球人工智能报告2017》。
柯洁与AlphaGo终极对决，谷歌或成最大赢家
“AlphaGo 外交”，谷歌向中国示好
彭博社对昨天的围棋大战进行报道时，形成“AlphaGo 和柯洁的围棋大战已经成了 Google 的‘AlphaGo 外交’”，算是 Google 改进和中国关系的最新努力。报道称， Google 专家和中国著名学者将展开交流讨论，议题是 DeepMind 的不可战胜的围棋 AI AlphaGo 和柯洁之间的对局。谷歌在中国缺席已久。它最初退出源自对审查制度和网络攻击的担忧，而今这种缺席成了其在全球搜索和视频方面霸主地位的最大短板。虽然 Android 是中国最受欢迎的手机软件，有一定的广告收入，但其他服务，比如搜索、Gmail、应用商店和地图都被中国大陆的防火墙所禁止。然而，关于其卷土重来、和 Android 应用商店或其可搜索的学术知识数据库 Google Scholar 建立伙伴关系的猜测，从未停止。
“很高兴回到中国，我对这个国家深表钦佩。” 施密特在峰会上向来宾和行业高管们表示，“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改变世界的非凡机会。”外媒普遍认为，此次围棋峰会是谷歌向中国示好的一个标志。
由施密特担任主席本次活动是在政府举办年度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同一地点举行的，选择这里是政府要进一步表达对互联网的认识。峰会标志着一系列 Google 重新融入中国的最新努力：2016年，Google 首席执行官Sundar Pichai 表示，该公司想要重新为中国本地用户服务。同时，Google 在中国各个城市定期举办活动，吸引开发者。
去年，AlphaGo赢得了与李世石的围棋比赛，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引发了AI系统是否可以击败中国顶尖棋手的讨论。谷歌希望本周在乌镇展示出机器智能的最新成就，Google DeepMind的联合创始人兼CEO哈萨比斯在最近一篇博文中写道：峰会的目的是讨论AlphaGo背后的机器学习方法如何帮助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如能源消耗。施密特则在会上表示：“Google和Alphabet呈现给大家的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AI。”
上周的I/O大会上，谷歌CEO Pichai 宣布推出的第二代 TPU，既能够加速推理，也能够加速训练。据介绍，第二代 TPU 设备单个的性能就能提供高达 180 teraflops 的浮点计算量。不仅如此，谷歌还将这些升级版的 TPU 集成在一起成为Cloud TPU。每个 TPU 都包含了一个定制的高速网络，构成了一个谷歌称之为“TPU pod”的机器学习超级计算机。一个TPU pod 包含 64 个第二代TPU，最高可提供多达 11.5 petaflops，加速对单个大型机器学习模型的培训。
昨天，在升级版的阿老师（AlphaGo）半目优势取胜柯洁之后，DeepMind CEO 哈萨比斯和AlphaGo项目总负责人David Silver 在新闻发布会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AlphaGo实际上是在谷歌云端的单一一台机器上运行的，建立于TPU上。这和去年使用的谷歌云端多台机器分布式结构有很大区别。因为现在有了一个运行起来更好、更简单的更加强大、高效的算法，它能够用十分之一的运算力来得到更强大甚至更好的结果。
5月24日的峰会论坛主旨演讲中，David Silver 再次提到，新版AlphaGo（DeepMind称之为 AlphaGo Master）是在单个TPU上进行游戏。他还提到了新版本的AlphaGo与去年对战李世石的旧版使用的计算资源的区别，由此看出TPU的强大。
David Sliver之后，谷歌大脑负责人Jeff Dean出现在舞台上，他的演讲话题也没离开TPU。从DeepMind和谷歌的几位负责人的演讲中可以看到的关键词有三个：AlphaGo、TPU和谷歌云。在提到TPU时，直接放出了与GPU的性能对比，形象生动。这个广告，可以打99分吧。
首战击败柯洁后，DeepMind在发布会上说了6件大事
5月23日，在AlphaGo 首战以四分之一子的优势战胜柯洁之后，双方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柯洁赛后感言：遇到了“围棋上帝”，比赛中早就预料到结果——柯洁在赛后发布会表示，自己印象最深的，是AlphaGo自己“断”的那手棋，在人类的对局中几乎不可能，但他后来思考发现那步棋“太出色”，“让人输得没脾气”。另外，这次的AlphaGo让他感觉像是遇到了围棋“上帝”，与之前的Master都不同。最后，他对自己“永远有信心”，会全力以赴去下接下来的两盘棋。
柯洁在数子时被媒体捕捉到“笑”了一下，在发布会上坦言那是“哭笑”。实际上他很早就知道结果了，主要是AlphaGo下棋是匀速的，因此在单关也花费比较多时间思考，所以柯洁在这个空档拼命数子，料到自己会输，最后果然输了1/4子。
DeepMind：算法比数据量更重要，AlphaGo 的架构细节稍后会全面公开——DeepMind的赛后感言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DeepMind对于“机机大战”没有兴趣——要衡量 AlphaGo 的实力，必须让它跟人类对弈。这次比赛的目的也是为了发现AlphaGo的更多弱点。李世石上次赢了AlphaGo，他们回去以后就对架构和系统做了升级，希望能弥补这种“knowledge gap”。当时的弱点或许被“Fix”了，但AlphaGo还有更多弱点，这是AlphaGo自己（通过自我对弈）和他们这些开发人员都不知道的。
2. AlphaGo不会控制输赢差距，它只想赢。AlphaGo总是尽量将赢棋的可能性最大化而不是将赢的目数最大化。它每次面临决策的时候，总是会选择它自己认为更稳妥、风险更小的路线。AlphaGo在争取赢棋时的一些行为，它可能会放弃一些目数以求降低它感知到的风险，即使这个风险非常小。
3. 没有完全弃用人类棋谱。当然在最初的版本中，AlphaGo从人类棋谱中学习，后来到现在它大部分的学习材料都来自于自我对弈的棋谱。新版本AlphaGo的一大创新就是它更多地依靠自我学习。在这个版本中，AlphaGo实际上成为了它自己的老师，从它自己的搜索中获得的下法中学习，和上一个版本相比大幅减少了对人类棋谱的依赖。
4. AlphaGo这次强大的地方在于算法。去年和李世石对战后，他们提出了更强大的算法，而且发现算法比数据量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Master的训练速度是初代AlphaGo的十分之一。这次AlphaGo的硬件支撑是统一通过谷歌云来的，跟上次对战李世石的时候不同。
5.AlphaGo实际上是在谷歌云端的单一一台机器上运行的，建立于TPU上。这和去年使用的谷歌云端多台机器分布式结构有很大区别。因为现在有了一个运行起来更好、更简单的更加强大、高效的算法，它能够用十分之一的运算力来得到更强大甚至更好的结果。
6.还会公布一些AlphaGo自我对弈的棋谱，这周稍后会正式宣布。
哈萨比斯：AlphaGo 研发介绍， AlphaGo 意味着什么？“希望这周的比赛能够激发中国的围棋棋手和世界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哈萨比斯介绍了DeepMind在做的事情，以及他们的目标——“发现智能的本质”（slove intelligence），他将最新版 AlphaGo 的技术细节留给了 David Sliver 具体阐释。哈萨比斯提到，在DeepMind，他们研究的不是一般的人工智能（AI），而是通用智能，或者说通用的学习机器。这种机器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可以执行多种任务，而其技术核心就是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哈萨比斯认为，只要创造出通用的学习机器，就能够解决很多现在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以载入史册的IBM深蓝对战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为例，深蓝当时获胜的根本原因是暴力计算。哈萨比斯认为，与围棋不同，国际象棋是一种盘面已知的游戏，也就是说，最开始所有的棋子都在棋盘上，当你判断局势时，所有的信息都已经有了。而围棋则是不断构筑的游戏，要判断在哪里落子，很多时候顶尖围棋手会告诉你，他们依靠的是直觉，“就感觉这样走是对的”。
刚开始的不经意一步，很可能对未来的形势造成巨大乃至根本性的影响。
Sliver首次揭露了AlphaGo Master版本的新架构和算法
Sliver还是先从最初的AlphaGo讲起，为什么DeepMind团队会选择围棋攻克呢？Sliver表示，围棋是人类最古老最有智慧的游戏，也是测试、构建并且理解人工智能最好的方式。实际上，游戏被用于测试人工智能由来已久，计算机科学家先从国际象棋入手，到了现在的围棋。。而且，这些游戏AI的很多算法后来也被应用于各种各样的AI程序和应用。最后，围棋为誉为AI的圣杯，就像Demis刚刚说的那样。
形象化的比较，国际象棋的选择是有限的，每一步都大约有30多种选择，然后再下一步又有30多种选择，以此类推。实际上，国际象棋的这种树形结构很适合用传统的计算机方法去搜索并解决。而围棋的选择则要多得多，每一步都有几万种走法（several hundreds），而下一步又有几万种……由此形成的排列组合，对于传统的计算机或人工智能而言是无解的。
DeepMind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初版AlphaGo，也就是战胜了李世石的那个版本，核心是两个深度神经网络。深度神经网络有很多参数，这些参数可以通过训练进行调整，从而很好地对知识进行表征，真正理解领域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希望AlphaGo能够真正理解围棋的基本概念，并且全部依靠自己学习这些概念。
具体说，AlphaGo用了卷积神经网络，可以从每一层的一小块当中，得出一些更高层的理解，你可以简单理解为表示棋子在这种局势下会赢还是会输的特征，然后每一层以此类推，最终得到高层表征，也就是AlphaGo学会的概念。初版AlphaGo使用了12层网络，而Master版本的使用了40层。
AlphaGo使用两种不同的深度神经网络，第一种是策略网络，目标是选择在哪里落子。第二种则是价值网络，价值网络的作用是衡量走这一步对最终输赢的影响：棋盘的局部（patches）经过很多层很多层的表征处理，最终得出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就是代表这步棋会赢的概率，概率越大（接近1），那么AlphaGo获胜的概率就越大。
AlphaGo训练的过程，实际上结合了两种机器学习，首先是监督学习，其中人类棋谱被用作训练数据，然后结合强化学习，在强化学习过程中，系统通过试错不断提升自己，弄清哪种策略最好。这张图显示了AlphaGo的训练过程，先从大量的人类专家下棋的训练数据集开始，我们让策略网络所做的，就是学习人类专家的走法，不断调整参数，最终在每个位置走出跟人类专家一样的走法。
这就是策略网络，我们用策略网络做强化学习，也就是让策略网络不断自我对弈，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什么是最好的下法。然后，我们用价值网络判断，每一步是黑棋赢还是白棋赢，就像人类专家通过直觉判断是否该这样走一样。
如果像往常一样，我们要去判断每一步赢的几率，那么计算力是不够的。在AlphaGo这里，我们结合策略网络和价值网络，大幅降低了搜索的难度。首先，我们用策略网络减少了搜索的宽度，然后用价值网络减少了搜索的深度。
这两种搜索算法的结合，也被称为蒙特卡洛树搜索方法，AlphaGo先使用策略网络选择怎么走，然后用价值网络判断这样走的赢率，最终得出一个数字。这个模拟过程会重复很多次，计算出每种不同走法的赢率。然后，这些数字会被传回一开始的部分，让系统决定走哪一步赢率最大。
上面说的这些就是跟李世石对战的AlphaGo的大致步骤。这张图显示了当时AlphaGo使用的硬件或者计算力支撑，使用了大约50块TPU，能够搜索（结合图中显示的数字）。看到这个数字你也许会认为AlphaGo做的计算量很大了，但实际上深蓝当时做的是AlphaGo的要做得多，每秒做上亿次计算。因此，可以说AlphaGo做的计算比深蓝要“更聪明”，更谨慎。
接下来我介绍新版AlphaGo，也被称为AlphaGo Master，这次对战柯洁的新版AlphaGo。AlphaGo Mater使用更加有效的算法，所需的计算量是AlphaGo的1/10。这张图显示了AlphaGo Mater使用的硬件，通过谷歌云提供的一块TPU，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台计算机。
而使Master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使用了最好的数据——AlphaGo自我对弈的数据。所以，AlphaGo实际上成了自己的“老师”，每一代生成的数据都成为下一代、更强一代的训练材料。我们使用这一过程，训练了更强大的策略网络和价值网络。
具体说，我们让AlphaGo自我对弈，也就是通过强化学习，生成大量数据，训练下一代的AlphaGo。这时，策略网络就使用它自己生成的数据，在不进行任何搜索的情况下，自己训练自己得出最强大的走法，由此得出了目前最强大的策略网络。
类似的，我们也这样训练价值网络，我们使用AlphaGo自我对弈后获胜的那些数据来作为训练样本，这些都是质量很高（最高）的样本，里面含有大量每局AlphaGo自我对弈中每一步走法赢率判断的信息。换句话说，新的价值网络会判断Master每一步的最终赢率是多少。
然后，我们将上述过程重复多次，不断得到新的价值网络和策略网络，AlphaGo也能不断做出更高效的搜索质量和更好地判断胜率。
那么，我们怎么衡量AlphaGo的能力呢？我们最初用Zen和进行对比，后来是樊麾，再到李世石，以及线上对战平台。但是，只通过自我对弈是无法找出AlphaGo的弱点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来乌镇对战柯洁的原因。当然，深度强化学习也不仅仅用在围棋上，还有游戏中。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了半天，无非说明了它自己不想说明甚至激励掩盖的一个道理——所谓“人工智能”其实还是一种“人类智能”，是无法脱离人的自然智能而存在的一种电子游戏；所谓“人机大战”其实不过是“一群人和一个人的战争”。这群外行的人通过操纵机器，来打败了内行的人。在这种意义上，人们不必担心什么“机器人有朝一日会主宰人类的命运”，就像瘫子霍金所渲染的恐怖故事那样。因为说到底，即使那样成真，那也不过是一群人对其他人的控制罢了。当然，任何问题都有不同的方面。从另外的方面来说，你也可以说，其实不用等到未来了，我们现在已经被机器控制了，再也无法摆脱机器而独自生存了。但是这种控制不是瘫子所渲染的恐怖主义的控制，而是我们自愿接受的一种奴役——你玩弄手机的时候，你就是手机的奴隶；你占有了什么，你就是什么的奴隶……这是一种自愿的奴役，不是机器强迫你的。所以说，人工智能还是人类智能，是从自然智能里面派生出来的，无法脱离生物圈而存在的。
最新的例证之一：
《英国航空公司发生电脑系统故障 致其全球航班几近瘫痪》：英国航空公司在2017年5月27日发生电脑系统故障，被迫取消大部份来往伦敦希斯罗和伦敦盖特威克机场的航班。公司发言人表示工程人员正在抢修电脑，希望尽快恢复服务。故障令大量乘客滞留在机场。有乘客表示他们得知航班受影响时都“尽量忍着不哭”。由此可见，人们对机器的依赖程度至深，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
据BBC消息，英航发言人表示，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电脑网路遭受了袭击。首席执行官克鲁兹表示，初步调查认为事故原因跟电脑的电力系统有关。英航来往多个城市的航班分别受故障影响，包括罗马、布拉格、希拉格、斯德哥尔摩和马拉加。其他航空公司来往希斯罗和盖特威克机场的航班并没有受到这次故障影响。英航向受影响乘客致歉，表示会向他们退款或安排他们乘坐其他航班。发言人也表示公司将会连夜调动一些飞机，尽量减少故障对周日（28日）的航班的影响。公司也呼吁旅客在出发前到官方网站 www.ba.com 查询最新的航班资讯后，才决定是否前往机场。
英航在亚洲主要的航点，包括香港国际机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新加坡樟宜机场、东京成田国际机场和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的资讯分别显示，由英航营运从伦敦到当地的航班已经取消。但是英航来往这些航点的航班并不多，没有报告显示这些机场受英航电脑系统故障影响而出现混乱。有受电脑故障影响的英航旅客表示航空公司柜位一片混乱。BBC报道说，据航空专家布雷表示，英航的问题似乎瘫痪了负责处理航班升降、处理行李和乘客资料的系统。他认为英航是一家大企业，公司应会有一套备用系统让他们的日常运作不受影响。
英国大型工会GMB批评英航若没有把讯息科技部外判，这次故障就不会发生。但是英航出声反驳，指公司绝对不会“置讯息系统安全不顾”。有报道指一些英航的旅客无法取回已经托运的行李，他们被迫把行李留下，离开机场等候进一步消息。公司发言人证实，受电脑故障影响，许多旅客的行李仍留在机场。他呼吁旅客不用急于拿回行李，公司将免费把行李送回。
谢选骏指出：英国确实没落到了可怜的地步，不遗余力地搜刮小钱；但是电脑故障问题，却是并非英国特有，而是说明了“人类依附于机器但机器也同时依附于人类”的交互纠缠的境况——“人工智能”说到底还是一种“人类智能”。
【002、“元规则”就是“元朝的规则”】
蒙古人不懂这一点，以为元规则只有一项，结果一味杀伐，不知与民同乐，结果“大元”就变成了“北元”，把“南元”留给了朱元璋。
“大明”其实只是南元，所以那么黑。
“大清”只是后元，虽然自称后金。
而现在，又可以称为“苏元”或“共元”，所以出现了“元规则就是暴力”论。
（一）
维基百科说元规则是指中国学者吴思提出的一条历史规律：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他以此“原始的规则”来描述何为“决定规则的规则”。
这条规律认为历史上的明文法规和人们私下的认可的规矩（如行规、家规、江湖规矩等等，吴思将其命名为“潜规则”和“横规矩”）都是由利害格局中具有最强伤害能力的一方制订的。例如平民面对土匪、官吏等等有枪有权（权力事实上还是从枪杆子里来的）势力的时候，所要遵循和认可的行为标准是由对方决定的。
吴思在《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一书中的自序对暴力最强者立法定规的历史现象进行过列举，引用如下：
我留心看过《大明律》的制订过程，也留意过明朝初年更高级别的法规《大诰》如何制订，如何实施，如何失而复行，又如何架空撤消。制订《大明律》的时候，几个大儒参照唐朝的法律，一条一条地修订，一条一条地草拟，朱元璋又一条一条地品评，修改，改了又改，最后立为天下法。但是皇帝本人并不遵行，另外编撰了一套个人色彩浓重的严刑苛法《大诰》。朱元璋死后，他的孙子即位，放弃了《大诰》，随后被自己的叔叔打败，夺了帝位。新皇帝上台，又恢复了《大诰》。在这些来回折腾中，决定和选择法规的规则变得十分清晰，那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在晚清的频繁变法中，这条元规则再次清晰地显露出来：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无论胜利者是洋人还是女人。
现代历史上，毛泽东的政治口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表达了相同的含义。
吴思在其后的文章中，把“元规则”所描述的内容加以拓展：当利害格局中某几方伤害能力彼此相差不多乃至相互制衡之时，他们之间就会出现“暴力均衡”这种状态，这种状态下的各方可以平等的相互交往，一旦这种均衡被打破，他们之间就会出现以伤害能力（即暴力）为依凭的称霸与称臣、奴役与进贡现象，在他之后的数次演讲中更把“暴力均衡”称作为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前提。
有些人认为在如今的民主宪政国家下，再讲“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不合时宜，吴思自己认为：作为生产阶级的首领、生产各个要素的组织者、市场需求的发现者，生产集团的首领当家作主了，立法立规了，他们成了暴力最强者，他们控制了军队、控制了国家机器，这时候生产集团控制了暴力集团，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愿立法；这个时候经济基础确实可以决定上层建筑了。
（二）
而吴思自己的《补说元规则》则承认：
“元规则”这个词，我在杰弗里·布伦南和詹姆斯·M·布坎南的《规则之理：宪政经济学》中初次看到，英文原文是“meta-rules”，用以称呼那些决定或选择规则的规则，位于更高和更抽象层次的规则。这种区分，让我感觉眼睛一亮。
我家最厚的英文工具书是《英汉辞海》，里边查不到这个词。大概杜撰不久，尚未流行。根据前缀meta-的通常译法，这个词可以译为“元规则”。元是初始、首要和根本的意思。
元规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规则之理》第七章中，布伦南和布坎南先生谈到了正义性，谈到了同意的广度和强度，还谈到了多数原则。作为生活在民主宪政国家的公民，他们这么说当然不错，但在我这个遥远的读者看来，却句句别扭，满心抵触，闹得几乎读不下去。中国历史清晰而强悍地告诉我：事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们不对。他们的说法，只有加上苛刻的限制条件之后才是对的。
我留心看过《大明律》的制订过程，也留意过明朝初年更高级别的法规《大诰》如何制订，如何实施，如何失而复行，又如何架空撤销。制订《大明律》的时候，几个大儒参照唐朝的法律，一条一条地修订，一条一条地草拟，朱元璋又一条一条地品评，修改，改了又改，最后立为天下法。但是皇帝本人并不遵行，另外编撰了一套个人色彩浓重的严刑苛法《大诰》。朱元璋死后，他的孙子即位，放弃了《大诰》，随后被自己的叔叔打败，夺了帝位。新皇帝上台，又恢复了《大诰》。在这些来回折腾中，决定和选择法规的规则变得十分清晰，那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在晚清的频繁变法中，这条元规则再次清晰地显露出来：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无论胜利者是洋人还是女人。
那么，正义在什么地方呢？多数同意又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可以说，正义就在草拟法规的大儒的心里，就在审定法规草案的皇帝的心里？皇帝得了天下，意味着他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而多数人所以拥护他，又因为他代表了正义？
这种回答拐了个弯，已经不是针对规则制订所遵循的规则和程序了。而且，拐弯后的答案依然成问题。成吉思汗的铁骑践踏了欧亚大陆，生杀予夺，随心所欲，只是因为他掌握了最强的暴力，与常规意义上的正义和同意并不搭界。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到处立法，充分体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元规则：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
更进一步说，什么叫正义？正义又是如何决定的？儒家教义被赋予宣示正义的正统地位，这本身也是暴力最强者的选择。
打下江山之后，朱元璋曾经审查儒家经典，他读到孟子的一句话：“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句话强调了社会关系中正义的交互性，并无不妥。但是，朱元璋正是一个“视臣如土芥”的君主，他怒道：“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朱元璋下令撤销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资格，同时下令，有为此而谏者，以大不敬论。后来，皇帝又命令儒臣重编《孟子》，删去85条，被删除的都是一些强调民比君更重要的文字。明朝科举考试，用的就是删改后的《孟子节文》。
再往远说，在中华帝国的源头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体现了暴力最强者对正义观念的选择权。细读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他劝皇帝独尊儒术的基本逻辑，就是强调儒术合乎皇家的根本利益，如此选择对皇帝有利，对天下有利，不如此将重蹈秦朝的覆辙，等等。
即使汉武帝做出了独尊儒术的决定，在实际操作中，他的孙子汉宣帝也非常明白地训诫自己的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依然把儒家的王道当作次要的统治手段和装饰，并不全心服从。
或许根本不必寻找历史证据。简单的逻辑可以告诉我们，在发生争执的时候，如果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很合算，那么，只要拔出刀来，问对手想死想活，任何争执都不难解决，任何意见都不难统一。暴力可以压倒所有规则，反之则不然。
这种逻辑所蕴涵的更一般的道理是：在挑选规则的时候，拥有让对手得不偿失的伤害能力的一方，拥有否决权。死亡是最彻底的损失，所以，暴力最强者拥有最高否决权。
总之，逻辑和历史经验共同告诉我们：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暴力最强者的选择，体现了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对正义的追求。暴力最强者甚至可以选择并修改正义观念本身。当然，平民并非不重要。在长时段上，平民的选择和对策，从热烈拥护到俯首帖耳到怠工偷懒到揭竿而起，可以决定暴力竞争胜利者的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决定选择者的兴亡荣辱，从而间接地影响统治者对法规的选择，间接地影响正义观念和统治者对正义观念的选择。
（三）
谢选骏指出：上面两家都是一面之词，其实在我看来，“元规则”就是“元朝的规则”，各种元规则表达不同，但实际也就是一个意思：主流意见。
不论“暴力原则”还是“多数原则”，“元规则”都必须是“主流意见”，也就是“元朝的规则”、“掌权者的看法”。它或遵循君主主权轮，或遵循人民主权论，但都是思想主权的体现。国家主权，都是思想的产物，但不一定都是暴力的产物，它也可以是智力的产物——但是说国家主权都是思想的产物，则大抵是不错的。因此说国家主权指定的元规则就是“元朝的规则”，较能便于理解。
杰弗里·布伦南和詹姆斯·M·布坎南虽是洋人，却在蒙古的黄祸侵袭欧洲、带入黑死病之后数百年出生，写作《规则之理：宪政经济学》时不会不知道元朝的规则吧。
那么元朝的“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从暴力吗？
非也。
从先秦哲学的《周易》之中来的：
[原文]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译文]伟大的乾天是根本，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依托你开始，你统率着天气。天气按规律变化，万物各自正常按其特点生存，护养适合太平无灾，人们将犁地的农耕活动意志坚定的进行。开始生产出众多物产，天下和睦安宁。
[原文]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
[译文]广茂的大地是根源，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依托你生长，你顺从并承托苍天，土地深厚充满物产，对人类有好处符合人类需要的东西没有止境。
大地容纳宽广还在继续发扬光大，众多物产都亨通顺利。寻找类似有溪谷适合放牧田马的地方，可以采用的地方很大没有边界。草木生长的稚嫩能顺应农耕活动的地方就定居下来。
……
由此可见，“元规则”本有两项：“乾坤”，或曰“阴阳变化”。这是二元论，不是一元论。
蒙古人不懂这一点，以为元规则只有一项，结果一味杀伐，不知与民同乐，结果“大元”就变成了“北元”，把“南元”留给了朱元璋。
“大明”其实只是南元，所以那么黑。
“大清”只是后元，虽然自称后金。
而现在，又可以称为“苏元”或“共元”，所以出现了“元规则就是暴力”论。
这是不行的。
还是要回到《周易》，要掌握二元论，要知道多数原则和暴力规则不可偏废也，这样才能长久生养万物的大德：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唐代鸿儒孔颖达曰：‘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列子》曰：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我们可以理解为“太极”就是一个事物的起点；“两仪”是指每一事物都分为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而言。
“两仪生四象”。“两仪”是指每一事物都分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那么阴仪和阳仪再各自分阴阳两个面，就形成了四象。四象名曰：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四象是对太极的细分。
“四象生八卦”。将四象的每一象再分成阴阳两份，就成八分。那么从两仪到八分将其阴阳组合贯穿起来就正好是八个卦象。这八个卦象的阴阳组合不同，代表的吉凶也不同，故曰：八卦定吉凶。
八卦可以指代万事万物，也可以判断万事万物的吉凶。既然运用八卦可以确定吉凶明了进退，那么大业可成矣。这就是“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多数原则和暴力规则不论其为阴阳，总要互补才行。所以说太极无极也。
【003、“60年道德抽筋”论的双重错误】
《美国正经历每隔60年发作一次的“道德抽筋”？》（HK012020-12-21）报道：
本月初，美国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Barr）接受媒体问时表示，未有发现大选出现大规模欺诈及舞弊。然而，总统特朗普随后再次指控大选舞弊，不承认落败。有民调指，七成共和党人不认为今次大选自由及公平。这表面上是一场选举之争，其实是美国社会存在一种不健康的「痉挛症状」（convulsion）的反映。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打击，继近年出现的「美国衰落论」和「美国过度衰落论」的辩论后，美国近月又开始出现「痉挛论」（convulsionism）论述。本文尝试梳理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的「道德痉挛」危机的历史轨迹和深层面向，进而探讨其文化根由，并研判未来发展。
10月初，美国《大西洋》（The Atlantic）杂志出版题为《美国正患有道德痉挛》（America Is Having a Moral Convulsion）的文章，剖析当前美国政治和制度信心危机的发展周期、不同面向和历史根由。作为结合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的跨科际理论，「道德痉挛论」指一个社会正经历着普遍性文化失序局面，导致社会撕裂、衝突，甚至内战。身处其中的民众因而对政府和各种现存制度极度不信任，使得国家和社会各领域陷于不断失控抽搐的状态。而且，由于国家和社会痉挛自我复原需时，要推断其复原时间长短，抑或痉挛是否为长期衰落的一个阶段，殊不容易。
每隔六十年「发作」一次
其实，美国历史已出现过多次痉挛「病发」，差不多每隔六十年便「发作」一次。首次痉挛出现于十八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并引致1775至1783年的「独立战争」。
第二次是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杰克逊式民主起义运动（Jacksonian democracy uprising）。当时，杰克逊式民主主义者受欧洲的「唯农论」（farmerism）政治社会思潮影响，批评以工业资本主义为组织核心的精英垄断制度只给予精英投票权，忽略平民百姓的政经权利和诉求。运动最终导致多州政府立法通过白人全民公投、政治任命和轮替制度，以及反对政府授权银行进行金融垄断等民本主义措施。
第三次痉挛是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化和发展，进步主义运动针对当时「臣僕派系政治」（patron-client factionalism）中的贪腐问题及其最大得益者。进步主义运动粉碎政经垄断，导致工会和工人组织的崛起。
第四次痉挛是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社会抗争运动，示威浪潮席捲全国。这几次运动的共同点是美国人民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不信任制度和鄙视建制，导致道德沦亡。
儘管特朗普已败选，美国社会的「抽筋」现象仍会继续。（路透社）
1981年，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便已预测第五次痉挛将于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出现。笔者认为，美国在过去这十年里已出现痉挛症状，而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政权只不过是美国正式抽筋的开始，新冠肺炎疫情便使美国全面陷入痉挛。即使特朗普败选，美国抽筋现象仍将持续。
痉挛的核心问题是美国民众已失去信心，美国也正在透过这动盪过程尝试重建社会共识、制度和秩序。但究竟美国是正在转型抑或衰落，现时仍很难判断，因为现在跟过去四次痉挛的内外部环境有很多差异。
America Is Having a Moral Convulsion
Levels of trust in this country—in our institutions, in our politics, and in one another—are in precipitous decline. And when social trust collapses, nations fail. Can we get it back before it’s too late?
Story by David Brooks OCTOBER 5, 2020
American history is driven by periodic moments of moral convulsion. The late Harvard political scientist Samuel P. Huntington noticed that these convulsions seem to hit the United States every 60 years or so: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of the 1760s and ’70s; the Jacksonian uprising of the 1820s and ’30s; the Progressive Era, which began in the 1890s; and the social-protest movements of the 1960s and early ’70s.
These moments share certain features. People feel disgusted by the state of society. Trust in institutions plummets. Moral indignation is widespread. Contempt for established power is intense.
A highly moralistic generation appears on the scene. It uses new modes of communication to seize control of the national conversation. Groups formerly outside of power rise up and take over the system. These are moments of agitation and excitement, frenzy and accusation, mobilization and passion.
In 1981, Huntington predicted that the next moral convulsion would hit America around the second or third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that is, right about now. And, of course, he was correct. Our moment of moral convulsion began somewhere around the mid-2010s, with the rise of a range of outsider groups: the white nationalists who helped bring Donald Trump to power; the young socialists who upended the neoliberal consensus and brought us Bernie Sanders and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activist students on campus; the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 which rose to prominence after the killings of Eric Garner, Michael Brown, and Tamir Rice. Systems lost legitimacy. The earthquake had begun.
The events of 2020—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killing of George Floyd; militias, social-media mobs, and urban unrest—were like hurricanes that hit in the middle of that earthquake. They did not cause the moral convulsion, but they accelerated every trend. They flooded the ravines that had opened up in American society and exposed every flaw.
Now, as we enter the final month of the election, this period of convulsion careens toward its climax. Donald Trump is in the process of shredding every norm of decent behavior and wrecking every institution he touches. Unable to behave responsibly, unable to protect himself from COVID-19, unable to even tell the country the truth about his own medical condition, he undermines the basic cred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and arouses the suspicion that every word and act that surrounds him is a lie and a fraud. Finally, he threatens to undermine the legitimacy of our democracy in November and incite a vicious national conflagration that would leave us a charred and shattered nation. Trump is the final instrument of this crisis, but the conditions that brought him to power and make him so dangerous at this moment were decades in the making, and those conditions will not disappear if he is defeated.
From the July/August 2020 issue: History will judge the complicit
This essay is an account of the convulsion that brought us to this fateful moment. Its central focus is social trust. Social trust is a measure of the moral quality of a society—of whether the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in it are trustworthy, whether they keep their promises and work for the common good. When people in a church lose faith or trust in God, the church collapses. When people in a society lose faith or trust in their institutions and in each other, the nation collapses.
This is an account of how,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America became a more untrustworthy society. It is an account of how, under the stresses of 2020, American institutions and the American social order crumbled and were revealed as more untrustworthy still. We had a chance, in crisis, to pull together as a nation and build trust. We did not. That has left us a broken, alienated society caught in a distrust doom loop.
Read: Trust is collapsing in America
When moral convulsions recede,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s transformed. New norms and beliefs, new values for what is admired and disdained, arise. Power within institutions gets renegotiated. Shifts in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re no merry ride; they come amid fury and chaos, when the social order turns liquid and nobody has any idea where things will end. Afterward, people sit blinking, battered, and shocked: What kind of nation have we become?
We can already glimpse pieces of the world after the current cataclysm. The most important changes are moral and cultural. The Baby Boomers grew up in the 1950s and ’60s, an era of family stability, widespread prosperity, and cultural cohesion. The mindset they embraced in the late ’60s and have embodied ever since was all about rebelling against authority, unshackling from institutions, and celebrating freedom, individualism, and liberation.
The emerging generations today enjoy none of that sense of security. They grew up in a world in which institutions failed, financial systems collapsed, and families were fragile. Children can now expect to have a lower quality of life than their parents, the pandemic rages, climate change looms, and social media is vicious. Their worldview is predicated on threat, not safety. Thus the values of the Millennial and Gen Z generations that will dominate in the years ahead are the opposite of Boomer values: not liberation, but security; not freedom, but equality; not individualism, but the safety of the collective; not sink-or-swim meritocracy, but promotion on the basis of social justice. Once a generation forms its general viewpoint during its young adulthood, it generally tends to carry that mentality with it to the grave 60 years later. A new culture is dawning. The Age of Precarity is here.
One question has haunted me while researching this essay: Are we living through a pivot or a decline? During past moral convulsions, Americans rose to the challenge. They built new cultures and institutions, initiated new reforms—and a renewed nation went on to its next stage of greatness. I’ve spent my career rebutting the idea that America is in decline, but the events of these past six years, and especially of 2020, have made clear that we live in a broken nation. The cancer of distrust has spread to every vital organ.
Renewal is hard to imagine. Destruction is everywhere, and construction difficult to see. The problem goes beyond Donald Trump. The stench of national decline is in the air. A political, social, and moral order is dissolving. America will only remain whole if we can build a new order in its place.
The Age of Disappointment
the story begins, at least for me, in August 1991, in Moscow, where I was reporting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n a last desperate bid to preserve their regime, a group of hard-liners attempted a coup against the president of the Soviet Union, Mikhail Gorbachev. As Soviet troops and tanks rolled into Moscow, democratic activists gathered outside the Russian parliament building to oppose them. Boris Yeltsin,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mounted a tank and stood the coup down.
In that square, I met a 94-year-old woman who was passing out sandwiches to support the democratic protesters. Her name was Valentina Kosieva. She came to embody for me the 20th century, and all the suffering and savagery we were leaving behind as we marched—giddily, in those days—into the Information Age. She was born in 1898 in Samara. In 1905, she said, the Cossacks launched pogroms in her town and shot her uncle and her cousin. She was nearly killed afte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She had innocently given shelter to some anti-Communist soldiers for “humanitarian reasons.” When the Reds came the next day, they decided to execute her. Only her mother’s pleadings saved her life.
In 1937, the Soviet secret police raided her apartment based on false suspicions, arrested her husband, and told her family they had 20 minutes to vacate. Her husband was sent to Siberia, where he died from either disease or execution—she never found out which. During World War II, she became a refugee, exchanging all her possessions for food. Her son was captured by the Nazis and beaten to death at the age of 17. After the Germans retreated, the Soviets ripped her people, the Kalmyks, from their homes and sent them into internal exile. For decades, she led a hidden life, trying to cover the fact that she was the widow of a supposed Enemy of the People.
Every trauma of Soviet history had happened to this woman. Amid the tumult of what we thought was the birth of a new, democratic Russia, she told me her story without bitterness or rancor. “If you get a letter completely free from self-pity,” Aleksandr Solzhenitsyn once wrote, it can only be from a victim of Soviet terror. “They are used to the worst the world can do, and nothing can depress them.” Kosieva had lived to see the death of this hated regime and the birth of a new world.
Those were the days of triumphant globalization. Communism was falling. Apartheid was ending. The Arab-Israeli dispute was calming down. Europe was unifying. China was prospe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oderate Republican president, George H. W. Bush, gave way to the first Baby Boomer president, a moderate Democrat, Bill Clinton. The American economy grew nicely. The racial wealth gap narrowed. All the great systems of society seemed to be working: capitalism, democracy, pluralism, diversity, globalization. It seemed, as Francis Fukuyama wrote in his famous “The End of History?” essay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 unabashed victory fo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beralism.”
We think of the 1960s as the classic Boomer decade, but the false summer of the 1990s was the high-water mark of that ethos. The first great theme of that era was convergence. Walls were coming down. Everybody was coming together. The second theme was the triumph of classical liberalism. Liberalism was not just a philosophy—it was a spirit and a zeitgeist, a faith that individual freedom would blossom in a loosely networked democratic capitalist world. Enterprise and creativity would be unleashed. America was the great embodiment and champion of this liberation. The third theme was individualism. Society flourished when individuals were liberated from the shackles of society and the state, when they had the freedom to be true to themselves.
For his 2001 book, Moral Freedom,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Alan Wolfe interviewed a wide array of Americans. The moral culture he described was no longer based on mainline Protestantism, as it had been for generations. Instead, Americans, from urban bobos to suburban evangelicals, were living in a state of what he called moral freedom: the belief that life is best when each individual finds his or her own morality—inevitable in a society that insists on individual freedom.
When you look back on it from the vantage of 2020, moral freedom, like the other dominant values of the time, contained within it a core assumption: If everybody does their own thing, then everything will work out for everybody. If everybody pursues their own economic self-interest, then the economy will thrive for all. If everybody chooses their own family style, then children will prosper. If each individual chooses his or her own moral code, then people will still feel solidarity with one another and be decent to one another. This was an ideology of maximum freedom and minimum sacrifice.
It all looks naive now. We were naive about what the globalized economy would do to the working class, naive to think the internet would bring us together, naive to think the global mixing of people would breed harmony, naive to think the privileged wouldn’t pull up the ladders of opportunity behind them. We didn’t predict that oligarchs would steal entire nations, or that demagogues from Turkey to the U.S. would ignite ethnic hatreds. We didn’t see that a hyper-competitive global meritocracy would effectively turn all of childhood into elite travel sports where a few privileged performers get to play and everyone else gets left behind.
Over the 20 years after I sat with Kosieva, it all began to unravel.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d hit, the Middle East was being ripped apart by fanatics. On May 15, 2011, street revolts broke out in Spain, led by the self-declared Indignados—“the outraged.” “They don’t represent us!” they railed as an insult to the Spanish establishment. It would turn out to be the cry of a decade.
We are living in the age of that disappointment. Millennials and members of Gen Z have grown up in the age of that disappointment, knowing nothing else. In the U.S. and elsewhere, this has produced a crisis of faith, across society but especially among the young. It has produced a crisis of trust.
The Trust Fall
social trust is the confidence that other people will do what they ought to do most of the time. In a restaurant I trust you to serve untainted fish and you trust me not to skip out on the bill. Social trust is a generalized faith in the people of your community. It consists of smaller faiths. It begins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we are interdependent, our destinies linked. It continues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we share the same moral values. We share a sense of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s Kevin Vallier of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argues in his forthcoming book, Trust in a Polarized Age, social trust also depends on a sense that we share the same norms. If two lanes of traffic are merging into one, the drivers in each lane are supposed to take turns. If you butt in line, I’ll honk indignantly. I’ll be angry, and I’ll want to enforce the small fairness rules that make our society function smoothly.
High-trust societies have what Fukuyama calls spontaneous sociability. People are able to organize more quickly, initiate action, and sacrifice for the common good. When you look at research on social trust, you find all sorts of virtuous feedback loops. Trust produces good outcomes, which then produce more trust. In high-trust societies, corruption is lower and entrepreneurship is catalyzed. Higher-trust nations have lower economic inequality, because people feel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and are willing to support a more generous welfare state. People in high-trust societies are more civically engaged. Nations that score high in social trust—like the Netherlands, Sweden, China, and Australia—have rapidly growing or developed economies. Nations with low social trust—like Brazil, Morocco, and Zimbabwe—have struggling economies. As the ethicist Sissela Bok once put it, “Whatever matters to human beings, trust is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it thrives.”
During most of the 20th century, through depression and wars, Americans expressed high faith in their institutions. In 1964, for example, 77 percent of Americans said they trust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most or all of the time. Then came the last two moral convulsions. In the late 1960s and ’70s, amid Vietnam and Watergate, trust in institutions collapsed. By 1994, only one in five Americans said they trusted governme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Then came the Iraq War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lection of Donald Trump. Institutional trust levels remained pathetically low. What changed was the rise of a large group of people who were actively and poisonously alienated—who were not only distrustful but explosively distrustful. Explosive distrust is not just an absence of trust or a sense of detached alienation—it is an aggressive animosity and an urge to destroy. Explosive distrust is the belief that those who disagree with you are not just wrong but illegitimate. In 1997, 64 percent of Americans had a great or good deal of trust in the political competence of their fellow citizens; today only a third of Americans feel that way.
Falling trust in institutions is bad enough; it’s when people lose faith in each other that societies really begin to fall apart. In most societies, interpersonal trust is stable over the decades. But for some—like Denmark, where about 75 percent say the people around them are trustworthy, and the Netherlands, where two-thirds say so—the numbers have actually risen.
In America, interpersonal trust is in catastrophic decline. In 2014,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onducted by NORC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only 30.3 percent of Americans agreed that “most people can be trusted,” the lowest number the survey has recorded since it started asking the question in 1972. Today,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say they don’t trust other people when they first meet them.
Is mistrust based on distorted perception or is it a reflection of reality? Are people increasingly mistrustful because they are watching a lot of negative media and get a falsely dark view of the world? Or are they mistrustful because the world is less trustworthy, because people lie, cheat, and betray each other more than they used to?
There’s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marital infidelity, academic cheating, and animal cruelty are all on the rise in America, but it’s hard to directly measure the overall moral condition of society—how honest people are, and how faithful.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rust is an imprint left by experience, not a distorted perception. Trust is the ratio between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betray you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remain faithful to you. It’s not clear that there is more betrayal in America than there used to be—but there are certainly fewer faithful supports around people than there used to be. Hundreds of books and studies on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and collapsing family structure demonstrate this. In the age of disappointment, people are less likely to be surrounded by faithful networks of people they can trust.
Thus the Harvard political scientist Robert Putnam argues that it’s a great mistake to separate the attitude (trust) from the behavior (morally right action). People become trusting when the world around them is trustworthy. When they are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live up to their commitments. When they experience their country as a fair place. As Vallier puts it, trust levels are a reflection of the moral condition of a nation at any given time. I’d add that high national trust is a collective moral achievement. High national distrust is a sign that people have earned the right to be suspicious. Trust isn’t a virtue—it’s a measure of other people’s virtue.
Unsurprisingly, the groups with the lowest social trust in America are among the most marginalized. Trust, like much else, is unequally distributed across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inequality is getting worse. Each of these marginalized groups has seen an additional and catastrophic decline in trust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Black Americans have been one of the most ill-treated groups in American history; their distrust is earned distrust. In 2018, 37.3 percent of white Americans felt that most people can be trusted,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but only 15.3 percent of Black Americans felt the same. This is not general misanthropy. Black Americans have high trust in other Black Americans; it’s the wider society they don’t trust, for good and obvious reasons. And Black perceptions of America’s fairness have tumbled further in the age of disappointment. In 2002, 43 percent of Black Americans were very or somewhat satisfied with the way Black people are treated in the U.S. By 2018, only 18 percent felt that way, according to Gallup.
The second disenfranchised low-trust group includes the lower-middle class and the working poor. According to Tim Dixon, an economist and the co-author of a 2018 study that examined polarization in America, this group makes up about 40 percent of the country. “They are driven by the insecurity of their place in society and in the economy,” he says. They are distrustful of technology and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buy into conspiracy theories. “They’re often convinced by stories that someone is trying to trick them, that the world is against them,” he says. Distrust motivated many in this group to vote for Donald Trump, to stick a thumb in the eye of the elites who had betrayed them.
This brings us to the third marginalized group that scores extremely high on social distrust: young adults. These are people who grew up in the age of disappointment. It’s the only world they know.
In 2012, 40 percent of Baby Boomers believed that most people can be trusted, as did 31 percent of members of Generation X. In contrast, only 19 percent of Millennials said most people can be trusted. Seventy-three percent of adults under 30 believe that “most of the time, people just look out for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a Pew survey from 2018. Seventy-one percent of those young adults say that most people “would try to take advantage of you if they got a chance.”
Many young people look out at a world they believe is screwed up and untrustworthy in fundamental ways. A mere 10 percent of Gen Zers trust politicians to do the right thing. Millennials are twice as likely as their grandparents to say that families should be able to opt out of vaccines. Only 35 percent of young people, versus 67 percent of old people, believe that Americans respect the rights of people who are not like them. Fewer than a third of Millennials say America is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compared to 64 percent of members of the Silent Generation.
Human beings need a basic sense of security in order to thrive; as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Ronald F. Inglehart puts it, their “values and behavior are shaped by the degree to which survival is secure.” In the age of disappointment, our sense of safety went away. Some of this is physical insecurity: school shootings, terrorist attacks, police brutality, and overprotective parenting at home that leaves young people incapable of handling real-world stress. But the true insecurity is financial, social, and emotional.
First, financial insecurity: By the time the Baby Boomers hit a median age of 35, their generation owned 21 percent of the nation’s wealth. As of last year, Millennials—who will hit an average age of 35 in three years—owned just 3.2 percent of the nation’s wealth.
Next, emotional insecurity: Americans today experience more instability than at any period in recent memory—fewer children growing up in married two-parent households, more single-parent households, more depression, and higher suicide rates.
Then, identity insecurity. People today live in what the late sociologist Zygmunt Bauman called liquid modernity. All the traits that were once assigned to you by your community, you must now determine on your own: your identity, your morality, your gender, your vocation, your purpose, and the place of your belonging. Self-creation becomes a major anxiety-inducing act of young adulthood.
Finally, social insecurit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our “sociometers”—the antennae we use to measure how other people are seeing us—are up and on high alert all the time. Am I liked? Am I affirmed? Why do I feel invisible? We see ourselves in how we think others see us. Their snarkiness turns into my self-doubt, their criticism into my shame, their obliviousness into my humiliation. Danger is ever present. “For many people, it is impossible to think without simultaneously thinking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would think about what you’re thinking,” the educator Fredrik deBoer has written. “This is exhausting and deeply unsatisfying. As long as your self-conception is tied up in your perception of other people’s conception of you, you will never be free to occupy a personality with confidence; you’re always at the mercy of the next person’s dim opinion of you and your whole deal.”
In this world, nothing seems safe; everything feels like chaos.
The Distrust Mindset
distrust sows distrust. It produces the spiritual state that Emile Durkheim called anomie, a feeling of being disconnected from society, a feeling that the whole game is illegitimate, that you are invisible and not valued, a feeling that the only person you can really trust is yourself.
Distrustful people try to make themselves invulnerable, armor themselves up in a sour attempt to feel safe. Distrust and spiritual isolation lead people to flee intimacy and try to replace it with stimulation. Distrust, anxiety, and anomie are at the root of the 73 percent increase in depression among Americans aged 18 to 25 from 2007 to 2018, and of the shocking rise in suicide. “When we have no one to trust, our brains can self-destruct,” Ulrich Boser writes in his book on the science of trust, The Leap.
People plagued by distrust can start to see threats that aren’t there; they become risk averse. Americans take fewer risks and are much less entrepreneurial than they used to be. In 2014, the rate of business start-ups hit a nearly 40-year low. Since the early 1970s, the rate at which people move across state lines each year has dropped by 56 percent. People lose faith in experts. They lose faith in truth, in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that is the basis of modern society. “A world of truth is a world of trust, and vice versa,” Rabbi Jonathan Sacks writes in his book Morality.
In periods of distrust, you get surges of populism; populism is the ideology of those who feel betrayed. Contempt for “insiders” rises, as does suspicion toward anybody who holds authority. People are drawn to leaders who use the language of menace and threat, who tell group-versus-group power narratives. You also get a lot more political extremism. People seek closed, rigid ideological systems that give them a sense of security. As Hannah Arendt once observed, fanaticism is a response to existential anxiety. When people feel naked and alone, they revert to tribe. Their radius of trust shrinks, and they only trust their own kind. Donald Trump is the great emblem of an age of distrust—a man unable to love, unable to trust. When many Americans see Trump’s distrust, they see a man who looks at the world as they do.
By February 2020, America was a land mired in distrust. Then the plague arrived.
The Failure of Institutions
from the start, the pandemic has hit the American mind with sledgehammer forc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have spiked. In April, Gallup recorded a record drop in self-reported well-being, as the share of Americans who said they were thriving fell to the same low point as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These kinds of drops tend to produce social upheavals. A similar drop was seen in Tunisian well-being just before the street protests that led to the Arab Spring.
The emotional crisis seems to have hit low-trust groups the hardest. Pew found that “low trusters” were more nervous during the early months of the pandemic, more likely to have trouble sleeping, more likely to feel depressed, less likely to say the public authorities were responding well to the pandemic. Eighty-one percent of Americans under 30 reported feeling anxious, depressed, lonely, or hopeless at least one day in the previous week, compared to 48 percent of adults 60 and over.
Americans looked to their governing institutions to keep them safe. And nearly every one of their institutions betrayed them. The president downplayed the crisis, and his administration was a daily disaster area.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produced faulty tests, failed to provide up-to-date data on infections and deaths, and didn’t provide a trustworthy voice for a scared public.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wouldn’t allow private labs to produce their own tests without a lengthy approval process.
The sense of betrayal was magnified when people looked abroad. In nations that ranked high on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measure of interpersonal trust—like China, Australia, and most of the Nordic states—leaders were able to mobilize quickly, come up with a plan, and count on citizens to comply with the new rules. In low-trust nations—like Mexico, Spain, and Brazil—there was less planning, less compliance, less collective action, and more death. Countries that fell somewhere in the middle—including the U.S., Germany, and Japan—had a mixed record depending on the quality of their leadership. South Korea, where more than 65 percent of people say they trust government when it comes to health care, was able to build a successful test-and-trace regime. In America, where only 31 percent of Republicans and 44 percent of Democrats say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able to use cellphone data to track compliance with experts’ coronavirus social-contact guidelines, such a system was never really implemented.
For decades, researchers have been warning about institutional decay. Institutions get caught up in one of those negative feedback loops that are so common in a world of mistrust. They become ineffective and lose legitimacy. People who lose faith in them tend not to fund them. Talented people don’t go to work for them. They become more ineffective still. In 1969,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made this core point in a memo to his boss-to-be, President-elect Richard Nixon: “In one form or another all of the major domestic problems facing you derive from the erosion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institutions of American society. This is a mysterious process of which the most that can be said is that once it starts it tends not to stop.”
On the right, this anti-institutional bias has manifested itself as hatred of government; an unwillingness to defer to expertise, authority, and basic science; and a reluctance to fund the civic infrastructure of society, such as a decent public health system. In state after state Republican governors sat inert, unwilling to organize or to exercise authority, believing that individuals should be free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On the left, distrust of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has manifested as a series of checks on power that have given many small actors the power to stop common plans, producing what Fukuyama calls a vetocracy. Power to the people has meant no power to do anything, and the result is a national NIMBYism that blocks social innovation in case after case.
In 2020, American institutions groaned and sputtered. Academics wrote up plan after plan and lobbed them onto the internet. Few of them went anywhere. America had lost the ability to build new civic structures to respond to ongoing crises like climate change, opioid addiction, and pandemics, or to reform existing ones.
From the October 2020 issue: Can American democracy be saved?
In high-trust eras, according to Yuval Levin, who is a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scholar and the author of A Time to Build: From Family and Community to Congress and the Campus, How Recommitting to Our Institutions Can Revive the American Dream, people have more of a “first-person-plural” instinct to ask, “What can we do?” In a lower-trust era like today, Levin told me, “there is a greater instinct to say, ‘They’re failing us.’ We see ourselves as outsiders to the systems—an outsider mentality that’s hard to get out of.”
Americans haven’t just lost faith in institutions; they’ve come to loathe them, even to think that they are evil. A Democracy Fund + UCLA Nationscape survey found that 55 percent of Americans believe that the corona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 was created in a lab and 59 percent believe that the U.S. government is concealing the true number of deaths. Half of all Fox News viewers believe that Bill Gates is plotting a mass-vaccination campaign so he can track people. This spring, nearly a third of Americans were convinced that it was probably or definitely true that a vaccine existed but was being withheld by the government. When Trump was hospitalized for COVID-19 on October 2, many people conspiratorially conclud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as lying about his positive diagnosis for political gain. When government officials briefed the nation about how sick he was, many people assumed they were obfuscating, which in fact they were.
The failure of and withdrawal from institutions decimated America’s pandemic response, but the damage goes beyond that. That’s because institutions like the law, the government, the police, and even the family don’t merely serve social functions, Levin said; they form the individuals who work and live within them. The institutions provide rules to live by, standards of excellence to live up to, social roles to fulfill.
By 2020, people had stopped seeing institutions as places they entered to be morally formed, Levin argued. Instead, they see institutions as stages on which they can perform, can display their splendid selves. People run for Congress not so they can legislate, but so they can get on TV. People work in companies so they can build their personal brand. The result is a world in which institutions not only fail to serve their social function and keep us safe, they also fail to form trustworthy people. The rot in our structures spreads to a rot in ourselves.
The Failure of Society
the coronavirus has confronted America with a social dilemma. A social dilemma,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cholar Cristina Bicchieri notes,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each group member gets a higher outcome if she pursues her individual self-interest, but everyone in the group is better off if all group members further the common interest.” Social distancing is a social dilemma. Many low-risk individuals have been asked to endure some large pain (unemployment, bankruptcy) and some small inconvenience (mask wearing) for the sake of the common good. If they could make and keep this moral commitment to each other in the short term, the curve would be crushed, and in the long run we’d all be better off. It is the ultimate test of American trustworthiness.
In March and April, vast majorities of Americans said they supported social distancing, and society seemed to be coming together. It didn’t last. Americans locked down a bit in early March, but never as much as people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By mid-April, they told themselves—and pollsters—that they were still socially distancing, but that was increasingly a self-deception. While pretending to be rigorous, people relaxed and started going out. It was like watching somebody gradually give up on a diet. There wasn’t a big moment of capitulation, just an extra chocolate bar here, a bagel there, a scoop of ice cream before bed. By May, most people had become less strict about quarantining. Many states officially opened up in June when infection rates were still much higher than in countries that had successfully contained the disease. On June 20, 500,000 people went to reopened bars and nightspots in Los Angeles County alone.
You can blame Trump or governors or whomever you like, but in reality this was a mass moral failure of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nd independents alike. This was a failure of social solidarity, a failure to look out for each other.
Alexis de Tocqueville discussed a concept called the social body. Americans were clearly individualistic, he observed, but they shared common ideas and common values, and could, when needed, produce common action. They could form a social body. Over time, those common values eroded, and were replaced by a value system that put personal freedom above every other value. When Americans were confronted with the extremely hard task of locking down for months without any of the collective resources that would have made it easier—habits of deference to group needs; a dense network of community bonds to help hold each other accountable; a history of trust that if you do the right thing, others will too; preexisting patterns of cooperation; a sense of shame if you deviate from the group—they couldn’t do it. America failed.
By August, most Americans understood the failure. Seventy-two percent of Danes said they felt more united after the COVID-19 outbreak. Only 18 percent of Americans felt the same.
The Crack-up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of 2020, six years of moral convulsion came to a climax. This wasn’t just a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sis, it was also an emotional trauma. The week before George Floyd was killed,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released data showing that a third of all Americans were showing signs of clinical anxiety or depression. By early June, after Floyd’s death, the percentage of Black Americans showing clinical sign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disorders had jumped from 36 to 41 percen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rates were three times those of the year before. At the end of June, one-quarter of young adults aged 18 to 24 said they had contemplated suicide during the previous 30 days.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his death, Floyd became the emblematic American—the symbol of a society in which no one, especially Black Americans, was safe. The protests, which took place in every state, were diverse. The young white people at those marches weren’t only marching as allies of Black people. They were marching for themselves, as people who grew up in a society they couldn’t fully trust. Two low-trust sectors of American society formed an alliance to demand change.
From the September 2020 issue: Is thi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American racism?
By late June, American national pride was low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Gallup started measuring, in 2001. American happiness rates were at their lowest level in nearly 50 years. In another poll, 71 percent of Americans said they were angry about the state of the country, and just 17 percent said they were proud. According to an NBC News/Wall Street Journal poll, 80 percent of American voters believe that “things in the country are out of control.” Gun sales in June were 145 percent higher than in the previous year. By late June, it was clear that America was enduring a full-bore crisis of legitimacy, an epidemic of alienation, and a loss of faith in the existing order.
Years of distrust burst into a torrent of rage. There were times when the entire social fabric seemed to be disintegrating. Violence rocked places like Portland, Kenosha, and beyond. The murder rates soared in city after city. The most alienated, anarchic actors in society—antifa, the Proud Boys, QAnon—seemed to be driving events. The distrust doom loop was now at hand.
From the June 2020 issue: The prophecies of Q
The Age of Precarity
cultures are collective responses to common problems. But when reality changes, culture takes a few years, and a moral convulsion, to completely shake off the old norms and values.
The culture that is emerging, and which will dominate American life over the next decades, is a response to a prevailing sense of threat. This new culture values security over liberation, equality over freedom, the collective over the individual. We’re seeing a few key shifts.
From risk to security. As Albena Azmanova, a political theor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Kent, has argued, we’ve entered an age of precarity in which every political or social movement has an opportunity pole and a risk pole. In the opportunity mentality, risk is embraced because of the upside possibilities. In the risk mindset, security is embraced because people need protection from downside dangers. In this period of convulsion, almost every party and movement has moved from its opportunity pole to its risk pole. Republicans have gone from Reaganesque free trade and open markets to Trumpesque closed borders. Democrats have gone from the neoliberalism of Kennedy and Clinton to security-based policies like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nd the protections offered by a vastly expanded welfare state. Campus culture has gone from soft moral relativism to strict moralism. Evangelicalism has gone from the open evangelism of Billy Graham to the siege mentality of Franklin Graham.
From achievement to equality. The culture that emerged from the 1960s upheavals put heavy emphasis on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 growth. The Boomers emerged from, and then purified, a competitive meritocracy that put career achievement at the center of life and boosted those who succeeded into ever more exclusive lifestyle enclaves.
In the new culture we are entering, that meritocratic system looks more and more like a ruthless sorting system that excludes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rendering their life precarious and second class, while pushing the “winners” into a relentless go-go lifestyle that leaves them exhausted and unhappy. In the emerging value system, “privilege” becomes a shameful sin. The status rules flip. The people who have won the game are suspect precisely because they’ve won. Too-brazen signs of “success” are scrutinized and shamed. Equality becomes the great social and political goal. Any disparity—racial, economic, meritocratic—comes to seem hateful.
From self to society. If we’ve lived through an age of the isolated self, people in the emerging culture see embedded selves. Socialists see individuals embedded in their class group. Right-wing populists see individuals as embedded pieces of a national identity group. Left-wing critical theorists see individuals embedded in their racial, ethnic, gender, or sexual-orientation identity group. Each person speaks from the shared group consciousness. (“Speaking as a progressive gay BIPOC man …”) In an individualistic culture, status goes to those who stand out; in collective moments, status goes to those who fit in. The cultural mantra shifts from “Don’t label me!” to “My label is who I am.”
From global to local. A community is a collection of people who trust each other. Government follows the rivers of trust. When there is massive distrust of central institutions, people shift power to local institutions, where trust is higher. Power flows away from Washington to cities and states.
Derek Thompson: Why America’s institutions are failing
From liberalism to activism. Baby Boomer political activism began with a free-speech movement. This was a generation embedded in enlightenment liberalism, which was a long effort to reduce the role of passions in politics and increase the role of reason. Politics was seen as a competition between partial truths.
Liberalism is ill-suited for an age of precarity. It demands that we live with a lot of ambiguity, which is hard when the atmosphere already feels unsafe. Furthermore, it is thin. It offers an open-ended process of discovery when what people hunger for is justice and moral certainty. Moreover, liberalism’s niceties come to seem like a cover that oppressors use to mask and maintain their systems of oppression. Public life isn’t an exchange of ideas; it’s a conflict of groups engaged in a vicious death struggle. Civility becomes a “code for capitulation to those who want to destroy us,” as the journalist Dahlia Lithwick puts it.
The cultural shifts we are witnessing offer more safety to the individual at the cost of clannishness within society. People are embedded more in communities and groups, but in an age of distrust, groups look at each other warily, angrily, viciously. The shift toward a more communal viewpoint is potentially a wonderful thing, but it leads to cold civil war unless there is a renaissance of trust. There’s no avoiding the core problem. Unless we can find a way to rebuild trust, the nation does not function.
How to Rebuild Trust
when you ask political scientists or psychologists how a culture can rebuild social trust, they aren’t much help. There just haven’t been that many recent cases they can study and analyze. Historians have more to offer, because they can cite examples of nations that have gone from pervasive social decay to relative social health. The two most germane to our situation are Great Britain between 1830 and 1848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1895 and 1914.
People in these eras lived through experiences parallel to ours today. They saw the massive economic transitions caused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y experienced great waves of migration, both within the nation and from abroad. They lived with horrific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state dysfunction. And they experienced all the emotions associated with moral convulsions—the sort of indignation, shame, guilt, and disgust we’re experiencing today. In both periods, a highly individualistic and amoral culture was replaced by a more communal and moralistic one.
But there was a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ose eras and our own, at least so far. In both cases, moral convulsion led to frenetic action. As Richard Hofstadter put it in The Age of Reform, the feeling of indignation sparked a fervent and widespread desire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to organize, to build. During these eras, people built organizations at a dazzling pace. In the 1830s, the Clapham Sect, a religious revival movement, campaigned for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and promoted what we now think of as Victorian values. The Chartists, a labor movement, gathered the working class and motivated them to march and strike. The Anti-Corn Law League worked to reduce the power of the landed gentry and make food cheaper for the workers. These movements agitated from both the bottom up and the top down.
As Robert Putnam and Shaylyn Romney Garrett note in their forthcoming book, The Upswing, the American civic revival that began in the 1870s produced a stunning array of new organizations: the United Way, the NAACP, the Boy Scouts, the Forest Service,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4-H clubs, the Sierra Club, the settlement-house movement, the compulsory-education movement,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the American Legion, the ACLU, and on and on. These were missional organizations, with clearly defined crusading purposes. They put tremendous emphasis on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and social duty—on honesty, reliability, vulnerability, and cooperativeness, and on shared values, rituals, and norms. They tended to place responsibility on people who had not been granted power before. “Few things help an individual more than to place responsibility upon him, and to let him know that you trust him,” Booker T. Washington wrote in his 1901 autobiography.
After the civic revivals, both nations witnessed frenetic political reform. During the 1830s, Britain passed the Reform Act, which widened the franchise; the Factory Act, which regulated workplaces; and the Municipal Corporations Act, which reformed local government. The Progressive Era in America saw an avalanche of reform: civil-service reform; food and drug regulation; the Sherman Act, which battled the trusts; the secret ballot; and so on. Civic life became profoundly moralistic, but political life became profoundly pragmatic and anti-ideological. Pragmatism and social-science expertise were valued.
Can America in the 2020s turn itself around the way the America of the 1890s, or the Britain of the 1830s, did? Can we create a civic renaissance and a legislative revolution? I’m not so sure. If you think we’re going back to the America that used to be—with a single cohesive mainstream culture; with an agile, trusted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a few mainstream media voices that police a coherent national conversation; with an interconnected, respected leadership class; with a set of dominant moral values based on mainline Protestantism or some other single ethic—then you’re not being realistic. I see no scenario in which we return to being the nation we were in 1965, with a cohesive national ethos, a clear national establishment, trusted central institutions, and a pop-culture landscape in which people overwhelmingly watch the same shows and talked about the same things. We’re too beaten up for that. The age of distrust has smashed the converging America and the converging globe—that great dream of the 1990s—and has left us with the reality that our only plausible future is decentralized pluralism.
A model for that can be found in, of all places, Houston, Texas, one of the most diverse cities in America. At least 145 languages are spoken in the metro area. It has no real central downtown district, but, rather, a wide diversity of scattered downtowns and scattered economic and cultural hubs. As you drive across town you feel like you’re successively in Lagos, Hanoi, Mumbai, White Plains, Beverly Hills, Des Moines, and Mexico City. In each of these cultural zones, these islands of trust, there is a sense of vibrant activity and experimentation—and across the whole city there is an atmosphere of openness, and goodwill, and the American tendency to act and organize that Hofstadter discussed in The Age of Reform.
Not every place can or would want to be Houston—its cityscape is ugly, and I’m not a fan of its too-libertarian zoning policies—but in that rambling, scattershot city I see an image of how a hyper-diverse, and more trusting, American future might work.
The key to making decentralized pluralism work still comes down to one question: Do we have the energy to build new organizations that address our problems, the way the Brits did in the 1830s and Americans did in the 1890s? Personal trust can exist informally between two friends who rely on each other, but social trust is built within organizations in which people are bound together to do joint work, in which they struggle together long enough for trust to gradually develop, in which they develop shared understandings of what is expected of each other, in which they are enmeshed in rules and standards of behavior that keep them trustworthy when their commitments might otherwise falter. Social trust is built within the nitty-gritty work of organizational life: going to meetings, driving people places, planning events, sitting with the ailing, rejoicing with the joyous, showing up for the unfortunate. Over the past 60 years, we have given up on the Rotary Club and the American Legion and other civic organizations and replaced them with Twitter and Instagram. Ultimately, our ability to rebuild trust depends on our ability to join and stick to organizations.
From the June 2020 issue: We are living in a failed state
The period between the deaths of Eric Garner and Michael Brown in the summer of 2014 and the election of November 2020 represents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great transitional mo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Whether we emerge from this transition stronger depends on our ability, from the bottom up and the top down, to build organizations targeted at our many problems. If history is any guide, this will be the work not of months, but of one or two decades.
For centuries, America was the greatest success story on earth, a nation of steady progress, dazzling achievement, and growing international power. That story threatens to end on our watch, crushed by the collapse of our institutions and the implosion of social trust. But trust can be rebuilt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small heroic acts—by the outrageous gesture of extending vulnerability in a world that is mean, by proffering faith in other people when that faith may not be returned. Sometimes trust blooms when somebody holds you against all logic, when you expected to be dropped. It ripples across society as multiplying moments of beauty in a storm.
DAVID BROOKS is a contributing writer at The Atlantic and a columnis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Road to Character and The Second Mountain: The Quest for a Moral Life.
谢选骏指出：上述“美国正经历每隔60年发作一次的‘道德抽筋’”论，具有双重错误——首先，它把谢选骏有关“四个美国”的七十年理论，每个周期都缩短了十年。其次呢，它把社会演变简化为道德抽筋，肤浅之至了。
【004、“70年大限”不是“70年之痒”】
《中国“70年之痒”：共产党政权还能生存多久？》（ABC News中文6 January 2020 ）报道：
一党专治的政权很少能存活超过70年。
数十年来，专家对于中国共产党将垮台的预测一再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减少政变和革命风险的方法，但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和社会老龄化问题；专家表示，该党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逐步开放政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举行了建国70周年庆典，这也是当代历史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党专治政权之一。但是一党专治很少能够存活超过70年时间的：只有苏联共产党在苏联1991年解体之前统治了74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在2000年大选被击败之前掌权71年。
能与中国相抗衡的当代国家就是朝鲜。该国1948年建国至今已被“金氏王朝”统治了71年。
分析人士称，尽管对威权政府的统治再时间上没有一个限，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治从长远看来可能不可持续，即便它过去具有韧性，且与其他制度有着区别。但是，要想了解中国最终何时以及如何进行政治改革，首先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长期掌控权力的。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生存如此之久的？
毛泽东去世后，国家主席任期受到了限制，但这些限制在习近平执政后又消失了。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和国际事务助理教授罗里·特鲁克斯(Rory Truex)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国共产党在削弱独裁政权面临的两大威胁——政变和革命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为了阻止前者，特鲁克斯先生说，中共有一套系统来确保从一位领导人过渡到另一位掌权的过程是“相对平静”的。
毛主席在1976年去世后，中国已故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将国家主席的任期条款写入中国宪法之中，承认了一人领导以及个人崇拜的危险。然而，2018年3月通过的一项有争议的宪法修正案取消了这个10年任期的限制，这样习近平主席就可以在两个五年任期结束后继续无限期地执政下去。与此同时，特鲁克斯表示，中共政权通过“相当好的治理以确保人民生活幸福，因此他们没有反抗的欲望”，同时通过控制信息和镇压来保护自己免遭革命。
《威权主义与民主的精英起源》（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Elite Origins）的合著作者迈克尔·阿尔伯特斯（Michael Albertus）说，中共将其合法性依托在国家发展之上，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兑现了这一承诺，近几十年来帮助5亿人摆脱了贫困。
随着中共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2020年的到来，习近平在新年讲话中表示，今年也被标榜为“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他在国家电视台表示。在过去的40年里，得益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政府运用审查制度来控制信息传播。与此同时，北京利用其权力审查并消除了那些被认为是对其合法性的威胁因素。特鲁克斯指出，就利用互联网、科技、审查和宣传打压、控制和扭曲信息而言，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最老练的政权”。“结果是，这是一个明智的威权政权。他们已经发现了对自己权力的威胁，并设法减少这些威胁，” 特鲁克斯先生说。“但有一些证据表明，在习近平执政下，这种情况可能有所改变，而在他的统治下，一些真正让中国共产党强大的东西可能正在遭到侵蚀。”
阿尔伯图斯表示，中共之所以强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击败了它的主要敌人”中国国民党。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多年，直到1949年内战结束时被共产党打败。国民党随后逃到台湾，2000年之前它一直是台湾唯一的执政党。之后在向民主过渡的一段时间中国民党被民进党击败。“可以肯定的是，[中共]确实有过软弱的时候，”他以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为例说。“但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连贯性和层级分明的组织，它的持久性和可预测性也与许多中共党员息息相关。”
什么导致一党专职政权的崩溃？
苏联前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古巴前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都领导过一党专治的政权。2013年，斯坦福大学著名民主政治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曾写道，中国正接近一个对于其他一党专治政权来说往往是致命的时间点。他称之为“70年之痒”。这是中国“在一段威权统治获得成功而不是失败之后”所面临的一种现象。
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政权继续存在，而其他政权却已崩溃。将当代中国与解体前的苏联作比较是再常见不过了。
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成为苏联领导人时，苏联经济已在衰退，他的目标是通过两项重大改革来振兴经济：改革和开放（经济改革和政治开放）。
昆士兰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萨拉·珀西（Sarah Percy）最近写道，经济改革招致了公众的批评，但“允许一些人提出批评所带来的问题是让形势变得无法控制”。“一旦人们被允许在某些领域畅所欲言，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开始在其他领域畅所欲言，挑战国家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控制，” 她写道。政治开放打开了言论自由的“潘多拉魔盒”，媒体审查制度的削弱允许[民众]批评政府官员。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的政治科学家玛丽亚·列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告诉ABC，苏联的解体把它变成了中国政权的“反面教材”。“这部分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休克疗法式的改革，这种改革导致了戏剧性的、无法控制的政治开放，”她告诉ABC。“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通过回应性和无处不在的控制两者的结合，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避免的事情。”
《中国媒体政治》（Media Politics in China）一书的作者雷普尼科娃（Repnikova）表示，北京一直沉迷于把控和引导公众舆论，通过传统和社交媒体的大规模曝光率来管控危机。
中国共产党政权与其他一党制政权有何不同？专家将中国共产党的长久执政归因于其学习与适应能力。伦敦国王学院刘鸣炜中国研究院（Lau China Institute at King's College London）主任，中国研究专业的教授克里·布朗（Kerry Brown）指出，中国共产党灵活多变，并不“过分受限于意识形态”。他说，举例来说，中国共产党在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低谷时，党的领导人通过关注经济“让自己涅槃重生”。
布朗教授表示，中国共产党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也是“绝对核心内容”，因为这个理念意味着这一制度有别于其他任何制度。尽管朝鲜的一党制也颇具特色，金氏王朝几乎就像君主制一样进行统治，但其臭名昭着的封闭政治体系严重制约了任何让经济增长的机会。“我一直认为，今天的朝鲜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特鲁克斯说。“可以称之为极权主义。共产党自身就完全控制着人民的生活，而且完全控制着信息传播。”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的格雷姆·史密斯（Graeme Smith）表示，中国共产党早就意识到，甚至在1949年上台前就意识到，搞定期清洗，以净化党组织不是一个有效的长期战略。他说在柬埔寨，党内清洗导致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Pol Pot）的下台。
威尔逊研究中心(Wilson Centre)的一份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共与红色高棉关系的论文称，邓小平就红色高棉的“过度激进主义”批评了波尔布特，并补充说该党的“左倾”，尤其是在内部清洗方面的“左倾”，已经“削弱了其击退越南军队进攻的能力”。
尽管中共过去也曾清洗过大批党员，但后来它把目光转向了党内整风战略。史密斯博士解释道：“如果你被发现在意识形态上有嫌疑，或者参与了共产党不允许的活动，那么[共产党]将会努力让你纠正错误”。“这个想法基于所有党员基本上讲都是好的，都可以通过思想工作予以改造。”但是史密斯博士却补充说，习近平在所谓针对“老虎和苍蝇”的标志性反腐败运动中让他在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四面树敌。他说这将包括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以后可能会对付习近平。
北京会成为一个例外吗？
专家称，政党和独裁政权的寿命取决于他们能否维持民众的支持。斯坦福大学的戴蒙德博士告诉ABC，虽然没有“铁律”规定一党专治政权必然会在70或80年后垮台，但他也不相信共产党的一党专治统治从长远来看是可持续的。“另一方面，共产党执政者热切期待中国共产党在2049年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届时中共政权将满100岁，我不认为这会发生，”他说。“尽管现代化对政治带来的影响因多种因素而放缓、推迟，但该政权面临着与其他独裁政权相同的长期矛盾。这些因素包括[中共]政权对信息的高度管理以及奥威尔式的打压和监控。”
戴蒙德博士说，当人们有更多的收入和更高的教育水平时，他们的价值观就会发生改变，最终“他们想要更多的自主权、更多的尊严、更多的自由和对自己生活的更多控制”。“许多人正在离开，或者已经离开，因为他们无法在中国获得这种自由和自治。当然，目前在共产党的严格控制下是得不到这些的，”他说。“的确，一些人回来参加千人计划或获得相关的机会……还有一个事实，最近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不过，假如我是中国共产党，我会担心[长期]趋势，以及该体制内的基本矛盾。”
专家称，中国社会是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社会之一。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中国政治学教授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说，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为中国人民带来经济利益。“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了]，他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社会，”她说。“中国的银行有坏账，实际失业率遭到审查，[而且]通胀率也非常高。”
戴蒙德博士认为，如果没有大量移民，由中国现已废除的独生子女政策推动的中国“人口塌陷”下滑趋势将很难逆转。“但中国如何才能在足够大的规模上做到这一点？”他说。“我认为其刺激更高人口增长率的努力将会失败，因为中国仍然存在严重的生活品质问题。“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将挑战‘中国梦’的方方面面。”
中国的政治制度将来会成什么样子？习近平说，中国的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戴蒙德博士认为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体制内上上下下的腐败”，但他表示，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存在着“根本矛盾”。“除了通过法治(而不是法制)之外，没有办法控制腐败，这需要将共产党与国家和司法机构分开，”他说。“但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国家和司法制度的最高统治者，它就有失控的风险。”“这是一个中共无法解决的难题，除非走向民主。”
虽然没有人确切知道中国是否会成为一个完全实行普选的民主国家，但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回避使用这个词。在去年11月份的上海之行中，习近平表示，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特鲁克斯说，共产党经常使用民主的语言，但这却不是西方所知的民主——“例如，如果你对中国公民进行民意调查，大多数人会说他们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尽管大多数人会把中国贴上独裁主义的标签，”他说。“所以‘民主’这个词在中国有些用烂了。”
他补充说，虽然西方国家倾向于将民主等同于选举，但中国正试图以多种不同方式增加公民参与政治。例如，他说许多地方政府有所谓的“市长信箱”，人们可以在网上投诉，在法律通过后公众也可以做出反馈。“还有许多其他的程序，基本上允许公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或对政策的看法，”他说。“[但是]还不清楚政府是否真的将这些纳入考虑范围……或者说他们是否只是在装点门面。”
但阿尔伯特斯表示，中国共产党可以走上与国民党相似的道路，国民党逐渐以自己的方式展开政治竞争。国民党在1949年逃往台湾后，在1996年台湾转向民主之前举行了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而该党则是当时唯一的执政党。
民进党于2000年首次当选。
“如果[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方面的遗产继续存在，它也有可能在民主制度下竞争并且获胜，”阿尔伯特斯说。然而，他表示，这么做必须要有一定的推动力，而且这很可能来自于一个不一定能控制，但又不断壮大的政治威胁。“预计五到十年后，其统治将面临重大挑战，这可能会促使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向民主过渡，”他说。“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这可能来自中产阶级的崛起，他们开始要求独立于经济安全之外的代表权和更大的自由。”“但此时，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也是正确地估计到了这一威胁还遥不可及，因此它今天不需要改革。”
谢选骏指出：2013年斯坦福大学著名民主政治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曾写道，中国正接近一个对于其他一党专治政权来说往往是致命的时间点。他称之为“70年之痒”。——这距离谢选骏1999年发表的“70年大限”（国破家亡者的最后晚餐——从巴比伦之囚看当代中国命运），已经过去了十四年！但即使如此，戴蒙德也还是不能明白，“70年大限”不是“70年之痒”，因为“大限”是不可避免的生死交关；而“之痒”不过是可有可无的寻欢作乐。
【005、“2018年危机”应验了“70年周期”理论】
《今年是个转折点？中国社会正孕育巨变》（2018-08-08 FT中文网）报道：
邓聿文：尽管“中国崩溃论”已近绝迹，但从长周期看，今年将会成为中国转折点，中国将面临内外交困的严重挑战。
“中国崩溃论”在10年前曾是国际社会流行的猜想。但随着中国在“唱衰”声中反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自此后，此类论调几乎绝迹。不过，笔者认为，从长周期看，2018年将会成为中国的转折点，中国将会面临内外交困的严重挑战，社会巨变正在形成。
说起“巨变”，一些人首先想到的是，会不会出现全局性的社会震荡，很可能。但鉴于中国政府的维稳能力还很强，巨变不一定是个激进过程，以剧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有可能是个“清水煮青蛙”式的转变，待大多数人发觉时，它已经完成了变化。从这个角度说，“巨变”的“巨”，表现为一种量的累积，而非形式突变。也就是说，当量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满足“巨变”的要求时，变化就发生了。
2018年已经过半，但从中国社会悄然发生的变化看，可以明显感觉到巨变正在孕育。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以前不久发生的长春长生公司的问题疫苗事件为代表，大众——无论左右——对当局的信任降到冰点。
疫苗问题关乎儿童的健康和安全。当一个政府连儿童的基本安全都无力保障时，再谈大众对政府的信任就是一件奢侈事情。
在中国，出现食品药品方面的安全事故过去也有。虽然这些事故也耗损了政府信用，但一来这些事情很少引起全国关注，二来本届政府前五年的强力反腐和治党，虽然并未给民众带来实质性的福利改善，但至少提升了部分民众对它保障生活安宁、少受各类骚扰的期望值，因为这是它的承诺。然而，长生疫苗事件让民众发现，五年多的最严厉的社会管制竟然管不住一个疫苗问题，大众特别是儿童的成长依然处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里，那么，为什么需要这种空前程度的社会管制呢？
所以，外界看到，在这次疫苗事件中，过去曾经在类似事件中无条件支持当局的“极左”（一个更熟悉的称呼是“毛左”）态度也出现了暧昧的转变，除极少数外，大部分“毛左”即使不批评政府，也表示罕见的沉默。这是因为问题疫苗也触到了他们的痛处，相对而言，一些低收入水平的家庭比起中产阶级更易受到假疫苗的侵害。
当大众不分立场齐声对当局进行指责，连最基本的信任都不再有时，这就很可怕。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它表明一个政府失去合法性。而这发生在当局开创“新时代”的时候，不能不说是个警讯。
第二，中国当局对社会的躁动情绪也失去了感知和回应能力。
我说的对社会躁动情绪的感知和回应，指的是体制，而非个人。从个人看，当局有许多人，包括层级很高的官员早知这个社会病得不轻，民众对政权有意见，需要刮骨疗毒才能拯救，但由个人组成的组织，却丧失了此种敏感性，对大众的不满变得非常迟钝，更别说有效回应了。
其实这可以用囚徒困境来解释。对个体最有利的选择往往会造成组织的非理性，因为组织中的个人的目标函数往往是冲突的，互相抵消，它表明组织系统中的机制已经失灵。
具体到中国当局，领导极化和权力的高度垄断，必然会使以往存在于体制中的“唯权是瞻”现象也跟着极化，信息传递被阻滞，从而导致普遍的“坐等上令”情况出现。以这次问题疫苗事件为例，在事情已引发巨大舆论漩涡后，相关地方政府依然无动于衷，必须要最高领导人亲自批示后，才开会研究，以示重视，并把这变成对领导的表忠。
改革40年来，中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矛盾，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早已公开化、显性化，连最迟钝的人也能感觉到，然而，体制却无法感知，或者即使有所感知也无所作为。因为体制中的官僚都不想承担责任，也承担不了责任，他们能做的就是把责任往上和往外推，让别人去承担。当官僚集团中大多数官员都抱着此种心态，按照这个原则行事时，普遍的不作为和无人负责的局面就会形成。
因此，在事情发生后，当局只能用老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解决，这会进一步强化体制弊端，导致官僚人身依附的加强，为下一次事故埋下祸根。如此不断的重复和循环，会把体制的活力抽干，变化也就悄然来临。
第三，贸易战通过经济的传导作用很可能引发中国社会的总体危机，产生裂变。
笔者之所以说2018年会成为中国社会的转折点，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就是中美贸易战。贸易战的后果随着时间推移，会陆续显现出来。
迄今为止，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惩罚仅仅涉及340亿美元的商品，但已经导致中国的股市和金融市场波动，民众悲观情绪蔓延。接下来还有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箭在弦上。虽然历经几个月的较量后，中国社会对贸易战的恐慌情绪已经释放了大半，未来2000亿乃至5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的开征对民众情绪的冲击未必会有这样大，但它们对中国就业、物价和金融的影响却可能是实实在在的，绝非目前的340亿美元商品关税可比，届时很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经济后果。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高有低，也遇到过国际社会集体制裁的情况，百姓苦日子也过过，可总体来说，经济是向前发展的，民众生活水平多少都有提高。虽然1989年后遭遇西方制裁，但那时民众从文革走出不久，对贫困的忍受力还很强，而且生活水平本来就不高。可现在不同，社会的主体是70、80、90后，他们不像其父辈那样对贫困有深刻体会，当贸易战的经济后果呈现，其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水平下滑，要过苦日子时，他们能否适应这种状况，会不会导致连锁反应发生，都是未知数。已有体制内学者警告，谨防贸易战引发社会裂变，出现总体性危机。
所以，2018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年份。它的变化在未来若干年将会看得更清楚。对当局而言，2018年是一个大考，好坏与否有赖当局采取的应对策略。但当局应对无论是否合格，有一点可以明确，社会人心已经起了根本变化，整体躁动已经出现，除非体制有大的改动，否则巨变必将发生。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将“有幸”看到或亲临这场历史巨变。
谢选骏指出：这个FT中文网，说了半天，不就是重复了我们20年前提出的“70年周期”（从圣经的巴比伦之囚到苏联的瓦解都是七十年左右）理论，今年2018年如果真是转折点，那么明年2019年不就正好是苏联的儿子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难怪“中国社会正孕育巨变”。还是圣经伟大，早就暗示了中国的命运。
【006、“北京排华”再次证明中共是外来政权】
《世界媒体看中国：排华辱华在北京》（2017年11月28日 美国之音）报道：
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手里提着有限的个人物品被连夜赶出他们在北京通州六环外的住所。（2017年11月23日）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政府以及中共政府的辩护者经常抱怨说，西方国家的人权组织动辄就拿北京政府歧视虐待少数民族说事，试图以此抹黑或妖魔化北京。
在过去的几天里，北京当局似乎正在以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向全世界证明，外界人权组织先前的批评是大错特错了，中国政府在虐待国民方面绝对不存在族裔歧视，在虐待中国的多数民族汉族方面也是一样坚决和果断。
穷人的孩子与富人的孩子
用中国网民的话说，当今世界正在发生骇人听闻的排华辱华事件，事件发生地在北京（以及汉族聚居的其他地方）。
还有一种说法眼下则在7亿多网民当中不胫而走——“穷人的孩子早搬家，富人的孩子被针扎”。
这里所谓的“穷人的孩子早搬家”是指北京当局在气温在冰点以下的隆冬季节一声令下，以整顿市容和加强安全措施为名将几十万的所谓的“低端人口”，即在北京打工的低收入民工家庭驱赶到大街上。
目前，一对年轻民工的一个大约两岁的女孩成为中国民间自发推举的“穷人的孩子”的形象大使——那个孩子一家被驱赶得如此之迅速，以至于她家里的玩具娃娃都没能带走，她抱着一个从垃圾堆捡来的玩具娃娃，一脸茫然地跟父母站在北京火车站外广场上。
火车站入口上悬挂着横幅标语，上面大字写的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无数的网民为那可怜的女孩和她的父母哭泣。与此同时，也有无数的网民为孩子身后的标语点赞，为当局可以肆意驱赶“低端人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点赞，赞扬那标语“亮了”。
北京的一个慈善组织试图为被突然遭驱赶的民工提供临时住所，北京当局立即予以喝止。
“富人的孩子被针扎”是指具有中国高官背景的北京高档和高收费的幼儿园红黄蓝幼儿园发生对幼童的虐待性侵丑闻——一些儿童被指受麻醉剂注射或被服用来源和作用不明的药物，然后被成年男子性侵；丑闻发生后，中共当局下令封锁消息，禁止中国媒体独立采访报道，禁止独立评论。
残暴的驱赶
英国《卫报》星期天（11月26日）发表该报记者从北京发出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残暴’驱赶北京民工的行动受到强烈谴责”。报道说：
“北京市官员宣布展开运动清除数百万民工栖身的‘非法建筑’。那些民工在北京经营餐馆和商店。
“100多位中国知识分子和学者强烈谴责将成千上万的民工从北京驱赶出去的‘残暴’运动。
“最新一轮的驱赶行动发生前，北京南郊一个工商区的居民区公寓发生火灾，造成18人死亡，其中17人是民工。北京市官员宣布展开一场为期40天的运动清除‘非法建筑’。多年来，成百万的民工就住在那些楼房里。他们经营北京的餐馆，快递公司，建筑施工，零售商店以及众多的小工厂。
“那些中国知识分子和学者对中国领导层发出公开信。该公开信目前正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传播。公开信称这种强行驱赶是‘严重践踏人权’。签署公开信的包括教授、研究者、诗人、艺术家。还有更多的人加入签名。
“批评强行驱赶民工的做法缺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给民工足够的时间搬家。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和照片显示，民工被驱赶的居民区街道上满是衣服和家用品。他们只是有数以分钟计的时间打包搬家。
“许多在北京居住多年的人只是可以拿走他们随手可以拿走的东西，然后警察就封锁了他们居住的楼房。据报道，当局在有些地方先切断了水电。
“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开信说，‘任何一个文明和守法的社会都不能容忍这种做法。我们必须明确地强烈谴责并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眼下的强行驱赶运动杂乱无章，使人们很难确定到底有多少人一夜之间无家可归。很多民工是在北京冬天到来的时候被驱赶出住所。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当地气温在冰点上下浮动。”
“低端人口”之说的版权
美国网刊《石英》星期一（11月27日）发表新闻背景报道，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北京目前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清除所谓的“低端人口”的运动。这篇报道的标题是，“北京清理‘低端人口’，诸位需要了解什么”。报道说：
“成千上万在北京的移民工正在被从他们住所驱赶出去。在本月早些时候一场火灾导致几十人死亡之后，北京正在展开一场全市范围的驱赶移民工的运动。
“北京这一轮的强行捣毁住房和强迫迁移的运动是过去1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这轮运动导致人们担心，来自贫困地区的人到拥挤的大城市居住，中国政府现在连温和的欢迎也没有了。‘低端人口’的说法眼下在中国网络上大为流行，用来指这次运动的目标。
“这一运动再度提醒人们，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在中国中国的大城市是一个持续发酵的问题。在那些大城市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富人和穷人。”
在冬季到来时将包括妇女而幼儿在内的几十万人驱赶到气温抵达甚至超过冰点的大街上，这种驱赶“低端人口”做法，以及“低端人口”这种显示确凿无疑的歧视的说法引起广泛的批评。
此时此刻，支持中国政府的一些人（许多人怀疑他们是政府雇佣的网络特工）声言政府只是为了整顿市容，强化安全措施，并没有以“低端人口”为打击目标；而且，他们还声言，“低端人口”本来就不是政府的说法，而是敌对势力的恶意捏造，目的是挑拨中共政府跟人民的关系。
然而，美国《石英》杂志和中国无数网民一样拿出确切无疑的考证，证明“低端人口”这一说法的原创版权属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以及官方媒体实际上从大约2010年开始就使用“低端人口”的说法。
在北京政府强行驱赶为北京的发展流血流汗做出贡献的民工的同时，也有网民再度指出，北京一度推出的官方口号是“北京欢迎你”。但也有网民随即评论道：“‘北京欢迎你’当中的‘你’是指外国人。”
富人的孩子挨针扎
在几十万“低端人口”一夜之间一下子从从住宅赶到冰冷的大街上（许多人家甚至来不及收拾被窝）之前的两天，并不属于“低端人口”的另一些北京居民遭遇另一种不幸。
北京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传出虐待并可能性侵儿童的丑闻，中国当局随即采取措施，禁止中国媒体进一步报道。纽约时报星期六（11月25日）报道说：
“中国媒体引用家长的话称，他们的孩子提到自己被喂食了白色药丸，使他们昏昏欲睡。另一些家长分享了一些照片，照片中孩子的身上有一些看上去像是小针孔的印记。还有一些家长表示，孩子说有裸体的成年人强迫他们脱掉自己的衣服。
“警方周五表示他们正在审查这些指控，至今仍未对指控的真实性做出公开评论。家长们却在继续采取行动。周四（11月23日），数十人聚集在幼儿园外面寻求答案。还有一些人把孩子接出了幼儿园并要求退还学费。
“‘现在我和妻子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相信这些指控，但我们不可能安心地把女儿留在这里，’张志强说。她两岁的女儿在这家幼儿园上早期教育课，每年的花费超过2700美元（约合人民币17834元）。
“这个幼儿园在我们小区很受欢迎。想得到一个名额的竞争很激烈，”他说，但补充道，“我看到昨天的新闻后决定，我们的女儿一刻都不能在这呆下去了。
“被调查的幼儿园由红黄蓝教育(RYB Education)运营，该公司已于今年9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在中国各地直接运营的幼儿园有80家，其名下还有175家有特许经营权的设施。上周五，该公司股价暴跌了近40%。”
丑闻发生 封口应对
发生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的时候，中共当局惯常的做法是封锁消息，对当事人实行封口。这一次红黄蓝幼儿园发生重大丑闻之后，中共当局再度启用这一应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法宝，从而激起中国网民的强烈义愤。
那所幼儿园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媒体目前整齐划一地奉命闪烁其词，回避调查报道。英国《独立报》星期天报道说，“北京一个幼儿园的幼教人员被指控给孩童服药，一些家长发现孩子身上有针眼。那所幼儿园的一个教师被逮捕。
“警方逮捕了那个22岁的女子，警方只是说她姓刘。警方正在调查和有关北京一个高档区的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发生虐待儿童的指控。
“在此之前，一些幼儿家庭声言他们小至3岁的孩子被服药，并被性虐待。那所幼儿园属于在美国华尔街上市的一个幼儿园系列。
“那所幼儿园的至少8个孩子的家长在互联网上公布了他们所说的孩子的皮肤被针头扎过的痕迹照片，该幼儿园孩童可能被虐待的消息由此传出。
“在北京朝阳区的那所幼儿园外，好几个孩子的家长在那里表示抗议，他们讲述了孩子被强行服药的事情。
“警方通过互联网表示，正在开展调查，已经逮捕了那个22岁的教师。警方说，那个教师来自北京周边的河北省。
“警方还通过互联网发表另一份声明说，星期四逮捕了一个31岁的女子，罪名是她扰乱社会秩序，散布幼儿园发生虐待孩童的虚假信息。”
中国当局这种采取双管齐下的大动作，积极取缔独立调查报道和对当事人实行封口同时进行，中国公众和网民纷纷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怀疑。但中国媒体奉命不得报道公众的这种不满和怀疑。
谢选骏指出：“北京排华”再次证明中共是外来政权，因为中共的“治国理政”方式，完全继承了苏联、日本、满清、辽、金、元的高压政策，再无唐宋时代的文雅宽容和讲究道理了。现在的中国依然处于第二期文明结束、第三期文明草创的“乱世之间”，离开盛世，还有百年。
“在21世纪北京式水晶夜大规模迫害事件发生后，无数的中国网民以及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立即将今日中国与纳粹德国联系起来。”
然而，共产党中国的打砸抢是针对本国本族的，不同于纳粹德国，那是针对外来的犹太人的。
北京还是无法和柏林相提并论。
【007、“北京之春”为何不能成活】
《“布拉格之春”与“北京之春”》（2020年5月2日 综合新闻）报道：
再过一个月就是“六四”三十一周年了，美國資深媒体人杰克·波索比克（Jack Posobiec日前在推特貼出一張捷克布拉格一處廣場展出六四事件看板的照片，可以说是今年六四纪念最早的热身。纵观今日之世界还有哪一个国家的市政府会放“六四”看版纪念“六四”，唯有有着光荣民主历史的布拉格。一个久违的名字“布拉格之春”又跳动在人们的面前。该照片虽是去年六四三十周年，同时又为捷克天鹅绒革命三十周年。他在这个时候推出，除了纪念六四与天鹅绒革命以外，更有另一个重要的意义。今年1月20捷克议长库贝尔猝死。库贝尔的遗孀与女儿2月26日接受捷克电视台采访爆料，库贝克在今年1月20日在办公室猝死，让他无法完成原订2月的访台计划。并指控两封由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及捷克总统发给库贝克的威胁信函，是导致他猝死的关键因素。
除了威胁信，他的妻女还透露，1月7日库贝尔参加中共使馆举办的新年宴会时，被大使张健敏叫到办公室，当面威胁让他不要去台湾，他回来后坐卧不安，三天后就在办公室猝死。这位“天鹅绒革命”的参与者曾经说过，“共党统治的时代我都达成目标了，民主时代没人能指使我”。然而他没有想到，自己没有倒在捷克的专制制度之下，却死在捷克已经民主三十年后的今天。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血案，世所罕见，震惊国际。
如果库贝尔仅仅遭受中共使馆威胁还能理解。最近几年中共外交部门威胁那些与台湾亲善的西方政治人物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像库贝尔这样级别的政治人物访问台湾，对欧洲对世界都会有示范效应，如果成功，对中共的所谓核心利益必然是当头一棒，中共必然要想尽一切办法，使出一切手段进行阻止。但是作为自己本国的总统，却与中共一起狼狈为奸，威胁自己的国民议会的议长，那就不同寻常了。这已不是什么政见不同，也不是滥用总统权力，这是里通外国，活活逼死一个民议代表的议长。
捷克总统泽曼是西方国家领导人中最亲中的，甚至一位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中国超级富商，叶简明成为他的私人顾问，他执政的7年中努力实现中国在捷克的各项投资，推动与中国的经贸合作。甚至捷克最大的媒体集团，中信公司参股占了57%为中共所掌控。而协助中信集团成功收购股权的两位主要关键人物之一竟是捷克前国防部长，目前担任中资拥有的斯拉法亚足球俱乐部主席的雅罗斯拉夫 泰福迪克（Jaroslav Tvrdik) 另一位是现任总统顾问马丁 纳什德里（Martin Nejedly）。泽曼的亲中得到习近平赞赏，称其在涉华问题上公开仗义执言。什么是涉华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台湾。
捷克是共产国家中最早开始民主化运动的国家，1968年1月5日开始到该年8月21日的民主浪潮，以苏联镇压告终，史称“布拉格之春”。当时很多中国青年都以“布拉格之春”为精神力量，走上反抗中共专制的道路。1979年的那场“民主墙”运动也称“北京之春”，《北京之春》杂志之名也源自那场运动，“北京之春”与“布拉格之春”有着精神上的血脉关系。二十年后中国89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又影响了捷克的“天鹅绒革命”，结束了共产专制成为民主国家。没想到三十年后民主的捷克又一头栽倒在中共专制的怀抱，逼死了坚持自由，毋使正义蒙尘的议长库贝尔。
历史是如此徘徊，现实是如此无情，长使英雄泪满襟。“布拉格之春”败，“北京之春”继，掀六四民运，“六四民运”败，“天鹅绒革命”继。“天鹅绒革命”又拜倒在专制中国之下。好在历史新的一页又开始了，泽曼曾经说要让捷克成为中共在欧洲“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但这艘航空母舰触礁了。去年11月新任布拉格市长贺端普中断了与北京的姐妹关系，当他把“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展版放上街头时，“布拉格之春”与“北京之春”又续上了血脉关系。
谢选骏指出：“北京之春”为何不能成活？因为“‘北京之春’与‘布拉格之春’有着精神上的血脉关系”——就像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着血脉关系、《零八宪章》与《七七宪章》有着血脉关系一样——但是，这样的嫁接却注定要死。因为这样的嫁接要想成活，只有依靠不断的运动；因为这样的自作自受违背了自然。而事实证明，只有从传统中生长的东西，才有持久的生命力。
《病毒危机证明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已失败》（2020-05-03 上报）报道：
大约50年前，尼克森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共政权的美国总统，他创造了历史。1972年2月，尼克森的访问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因为它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使中共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一环。尼克森说：“ 虽然我们拥有不同的价值观，但只要我们脚踏实地，中美关系就能取得突破。这样不仅对中国和美国有益，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利。”
当时的想法是，随着中国向美国开放，这两个国家不仅在经济上会繁荣，而且在与西方民主国家接触时，中国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也会得到改变。当然，我们知道经济方面发生了什么。在几十年的时间内，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主要军事强国。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繁荣对个人权利和民主改革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因为它帮助中共领导人加紧了对中国人民的控制。为了从中国获利，世界愿意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这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如今中共已成为世界上压制最严重的政权之一。在残酷对待其公民和少数族裔的同时，中国还限制了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等公民权利。即使武汉病毒大流行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也继续在“再教育”营地中被囚禁。
现在，全世界都在为中共侵犯人权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正是由于中共无视言论自由，武汉病毒大流行使数十亿人遭受了数十年的苦难。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的一个野生动物市场，甚至如某些报导所暗示的那样，在武汉的测试实验室中也曾出现过。
言论自由不仅仅是表达的权利，它也包括发出异议和公开对公民至关重要的资讯的权利。控制资讯或散佈虚假资讯的极权主义政权可能对数百万人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如果中共珍视新闻自由和资讯自由，那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在病毒爆发的第一时间（可能早在2019年11月），中共会根据武汉医务人员的报告，而不是试图掩盖该病毒的出现。中共也将早日采取积极措施，停止通过武汉进出中国大陆的旅行。此外，中共将欢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协助，调查该病毒的作用机制，启动寻找疫苗的程式，从而保护世界各地的公民。
现在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美国及其民主盟友应该扭转尼克森的接触政策，要么要求中共改变，要么与它脱钩。展望未来，任何主要的全球经济在继续侵犯其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同时，都不应与世界其他地区融合。替代方案不仅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死亡，而且是全世界数千万日常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谢选骏指出：“北京之春”是在美国的绥靖政策也就是“接触政策”的烤箱里烘培出来的，病毒危机既然证明了美国对中共的接触政策已经失败，那就更加揭示了“北京之春”为何不能成活的历史背景。
【008、“被署名”的人其实自己也有责任】
《"被署名"哈佛教授否认撰文吹捧毛泽东》（2019-02-25 中央社）报道：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近日发表声明，否认一篇盛赞毛泽东的文章是她写的。稍早之前，前纽西兰总理希普利"被署名"在中共党媒上发表亲中文章。
近期一篇名为"哈佛教授：不容置疑！历史在不断证明毛泽东的正确与伟大！"的文章在中国网路社群微博、微信上流传，挂名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 . Perry）。这篇文章主要从经济、政治体制、吏治、人民币、国防等5个面向强调毛泽东是伟大的人。对此，裴宜理近日发出署名声明，否认自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声明强调，对文章产生情况不知情，文章所衍生的讯息与她无关。
裴宜理1948年出生于上海，是研究中国政治和历史的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1845年后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与基层政治行为。她曾指中共在大陆击败国民党的理由包括"中共善于挑动民众的情绪"。
此前，前纽西兰总理希普利（Jenny Shipley）才遭逢"被署名"的窘境。
中共官媒"人民网"英文版网站18日刊登一篇"我们需学习倾听中国"的文章，作者署名希普利，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政策赞誉有加。
在希普利公开否认文章出自她之手后，"人民网"英文版修改了这篇文章的附带说明，由"作者是前纽西兰总理"改为"希普利女士是前纽西兰总理，本文根据2018年12月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内容撰写"。
学者、政治人物遭中共官媒署名的消息已非首次，纽约时报报导指出，一些学者和作者也有过类似于希普利的经历。
澳洲中国问题专家、澳洲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的负责人麦迪卡夫（Rory Medcalf）已不再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因为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于2012年发表过一篇署名他的观点文章，但文章并不是他写的。
报导引述麦迪卡夫说，与希普利的情况一样，他接受了一次采访，但采访却被作为观点文章发表了，而且他在采访中讲的关键细节也被改变了。
谢选骏指出：“被署名”的人好像很冤，其实也有他她们自己也有责任——选择与狼共舞，难免遭到狼吻，甚至狼咬，终于落入狼腹。岂有它哉，岂有它哉。所以我说，“被署名”的人其实也有责任。
【009、“不署名的见证”“为敌基督工作”】
不署名的“见证”可以被法庭接受吗？显然不能。
不署名的“见证”可以被法庭接受吗？大约也是不能的。
但是为何许多“宗教见证”却是匿名的呢？
相关词条是这样说的：
“见证”(witness或希腊文martyria)一词指现场的目击证人和他的证词；此说法从某一方面看，属于法庭上的用语。基督教的特点之一，就是把整个世界的局势当作法院开庭的情况来看。自从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末世的时代，也就是天主审判全人类的日子，已经开始了。罪人若能够接受耶稣为天主的国所作的见证而悔改，就可以免被定罪而得救；所以，跟随耶稣作见证使人悔改而得救，形成基督徒典型的人生观。宗教性的见证不只指信徒亲眼所看见的事实，而且指他们以信仰的眼光所体会到的事实。为了使见证更有力，作见证的方式就不限于语言的报告（以言作证），而包含以具体的行动（以身作证），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来证实信仰的真理。基督宗教的信仰内涵不是靠智慧或修练或悟觉等方式所能追求得到的，要靠天主的启示。
教友见证
在教会的历史中，教会的信仰生活是靠教友彼此之间有关天国临在的体验所作的见证而维持的；同时，教会对外界的影响也是靠教友以他们的生活方式，像修道团体、社会服务、为正义奋斗、殉道等作见证的。教宗保禄六世(Paul VI, 1963-1978)在《在新世界中传福音》(1975)文告中说「为教会宣传福音的首要方法是真正基督徒生活的见证」(41)，而不是直接宣讲道理。信仰的语言需要客观的信仰生活才显得真实可靠。
见证可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教会不怕为正义(参 93)、人权(参 16)、宗教本身等作见证；另一方面在与不同信仰的人交谈时，就可以直接用信仰经验的见证供他们参考。
总之，为天主和他的国作忠实的见证，是教会在这个世界的基本任务。
谢选骏指出：真实的见证必须是署名的，匿名的见证必然有假。但是由于匿名见证的泛滥，使得圣经见证都会让人产生“殃及池鱼”的怀疑了。
相关词条说：
旧约见证
旧约中梅瑟和先知为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的关系作见证；他们大部分替天主作责备以色列子民的见证(申卅一24—30；耶—4—19等)。有时作为以色列辩护的见证(出卅二)。在达尼尔先知书第七章的神视中，在天上的法庭里，人子代表圣民得到诉讼的胜利。
新约见证
在新约中，耶稣基督就是人子，也是天主忠实的见证(默一5；弟后二12—13)；而他所宣讲的福音是给万民作证(玛廿四14)，尤其是耶稣的受审是作见证的机会(谷十四61～62；若十八33—38)。他在十字架的牺牲是神爱世人的永久见证(若十二31—33)。所以耶稣的见证一方面是宣讲天国的临近，另一方面是以奇迹和爱的行动证实他所讲的；而若望说“论到那从起初就有的生命的圣言，就是我们听见过，我们亲眼看见过，以及我们亲手摸过的生命的圣言，这生命已显示出来，我们看见了，也为他作证。”(若壹一1)。他派门徒们直到地极去为他作证人(宗一8)；十二位宗徒是耶稣复活的特殊见证(宗一22；四33；若十五27)。斯德望(Stephen)是第一位为了作这种见证而牺牲性命的殉道者(宗七55—60；廿二20)。门徒的使命就是为耶稣的缘故“站在总督和君王面前对他们作证……，人把你们拉去解送到法庭时，你们不要预先思虑该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圣神”(谷十三9—11)。所以，面对这世界为耶稣作见证时，真正的推动者就是护慰者圣神(若十五26；十六5—15)。教会作见证或传教的开始是在圣神降临的时候(宗二)。
谢选骏指出：现在的华文读物中，许多匿名见证等于在为新旧约圣经做出伪证，这与其说是“为基督工作”，不如说是“为敌基督工作”——而往往，“敌基督”的力量，比“为基督”，还大。
不署名的“见证”可以被法庭接受吗？显然不能。
不署名的“见证”可以被法庭接受吗？大约也是不能的。
但是为何许多“宗教见证”却是匿名的呢？
所谓假新闻，不过是一种谎言；而不署名的见证，就是另一种谎言。这种谎言，连作者自己都不相信，因此不敢署名。这无异于自欺欺人的符水，无异于“为敌基督工作”。
【010、“草菅人命”的生动注解】
《齊家貞：我在澳洲經歷的八九六四——紀念天安門民主運動30週年》（2019年5月31日首发）报道：
一
一年一度的八九六四又到了，今年30週年。
89年6月4日上午九點半，北京長安街，軍人荷槍實彈崗哨林立，坦克車隊集結待命，兩側諸多小路的路口擠滿了人群。眾目睽睽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人民坦克兵在隆隆的坦克聲中，朝跪在他面前祖孫三人的身體碾過去；停頓一下，坦克倒退，再從祖孫三人的身上第二次碾過去；回到出發點，隆隆聲中，坦克再次前行，在祖孫三人的身上第三次碾過去；最後，坦克退回原地，第四次從祖孫三人的身上碾過去（註：過去我誤寫坦克往返四次，應為兩次，在祖孫身上來回碾壓四次）。祖孫三人壓成的肉泥嵌進了瀝青路裡，鏟子也鏟不乾淨。
8年半後，1998年1月，目擊者王強告訴我上面這個令人髮指的罪行，當時我們在離洛杉磯40多公里的Long Beach縣華人旅館裡。王強說，他回到重慶無線電廠向黨支部書記蔣為匯報了這一幕，書記指示，此事就停止在你我之間，不得擴散。那年秋，我請重慶朋友去無線電廠找蔣書記，得知該廠已垮，該人已壽終正寢。
如果，偉大社會主義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沒有下“要準備流點血”、“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命令；如果，這一個坦克兵與那一個坦克兵（拒絕壓人的那位），長著相同的肉心——而非狼心狗肺；如果，這個人為製造的災難壓根沒有生長的土壤：一黨專制，無論“暴徒”們如何“胡作非為”，如何沒有“見好就收”，“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們手上就斷無殺人的武器，比如機關槍坦克車裝甲車達姆子彈等。那麼，今天，30年過去，那個與婆婆手牽手當時約7歲的小男孩現在已經37，他將穿著夏裝與妻子在6月4日明媚的陽光下，牽著大約也是7歲的兒子或者女兒，歡天喜地走在北京長安街上；那麼，今天，30年過去，他當時大約五歲的妹妹現在35，多數已是五歲孩子的媽媽，也應該與丈夫一起，一家人興高采烈享受人生在世所可能有的幸福時光了；那麼，今天，也許他倆的婆婆，此時此刻已不在人間，她也該與蔣為書記一樣，壽終正寢。
而不是死於非命！
我們的人民共和國、人民解放軍、人民子弟兵、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為人民謀幸福······，無時不有無處不在的“人民”二字，它的實際含義原來是“敵人”，甚至連敵人也不如，是可以隨意虐殺的牲口！
“牲口”社會，領導人及其跟班，難道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牲口？！
二
1989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我在澳已一年半多，還處在自我禁閉之中：一，不懂英文，兩年內不看電視，不聽收音機；二，五年內不買中文報紙，浪費時間，影響我學習英語。
朋友告知，尋人啟事在找齊家貞。我這才破例買了份中文報，這才非同尋常地發現，在澳中國人對天安門民主運動有如此強烈的反響，對8964中共天安門屠殺有如此沖天的憤怒。
一頁一頁翻過去，整版整版全是墨爾本和維省邊遠地區在澳中國人登的廣告，尺寸巨大，顏色醒目，標題刺眼，有的是個人獨登，有的是數人聯名，都是護照上的真名實姓，不像平時交往了好一陣，你只知道他（她）的姓或者英文名字。現在，中共在天安門犯下的殺人罪行，他們個個義憤填膺，人人無情譴責，喊出了打倒希特勒政權、中共十惡不赦罪該萬死之類的口號，也有人嚴正聲明退出法西斯共產黨和共青團等。
勞改隊裡，我聽神經失常的王大芹罵過法西斯之類的瘋話，正常人誰敢！現在，這些“瘋話”全部出自正常人之口，心裡好解氣。
那段時間，關於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新聞我一律來自週末打工洗碗的餐館裡，哪怕別人已是二手舊聞，對我全是剛出爐的新新聞。這輩子，1949年10月共產建政毛澤杔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人從此跪著當奴隸，包括8歲的我。現在成千上萬的學生市民揚眉吐氣膽大包天，在中國的心臟地區北京天安門遊行示威，舉標語呼口號，懲治貪污、反對官倒、開放民主，已經好幾週了。
儘管我人在澳大利亞，仍為中國人有望站起來做人而心花怒放。
我打電話與在美國旅館當經理七十七歲的父親談六四。父親比我更激動，他天天看《世界日報》，天天大受鼓舞。
“家貞啊，準備捲起鋪蓋回中國慶祝吧！我們快要熬出頭了。我到處打電話，問地址，給那些民運組織捐錢，他們寄來一些有我名字地址郵票般的小東西表示感謝，很有趣。天安門民主運動需要我們每個人的支持，我手上的錢都寄走了。”
那，這個月給弟弟的生活費怎麼辦？
沒關係，我已經通知他們，下個月我寄雙份。
這樣吧，這個月我來。
不要，不要，我有辦法，馬上就會有的。家貞，你千萬別寄！
父親逝世後，遺物裡有一疊六四以來匯給民運組織的匯款單，總數接近一萬——這位在二手貨店花一兩塊美金買衣褲，垃圾桶裡撿麵包吃80歲左右的老人，23年牢獄之災不能改變他正直善良誠實的天性，是名副其實的英雄，悲劇英雄。
三
餐館裡，我跟老闆Tony爭論起來。
“不好啦，他們肯定要開槍鎮壓了。”老闆說。
“不會的，北京這麼多機關這麼多人都參加進來了，它眾怒難犯。”我答。
“你看，他們的標語從‘小平，你好’到‘小平，你好糊塗’到要‘小平下台’，那還不開槍鎮壓？”
“要鄧小平下台，因為他太老了，又不是要打倒共產黨。”
“要鄧小平下台，就是要共產黨下台，是一樣的。”
“五八年武漢有人領導九個工人罷工就給槍斃了，罷工的人全部判刑。現在，罷工罷學罷市，上街人數最多的時候兩百萬，它能判刑槍斃兩百萬人嗎？”我認為，時代不同了，民意不可侮，政府不得不讓步。
“不說這麼多，肯定是要開槍鎮壓地啦。”
“肯定不敢鎮壓地啦。”我學老闆的廣東腔回答。
“好，好，你不相信，我們打個賭，看你對還是我對，看他們到底敢不敢開槍？”
那天半夜，我從餐館下班回家，大家都關燈入睡了。摸黑中，剛來不久的小夏從房間裡傳出哭聲：“齊家貞，他們真的開槍殺人了！”
啊？
那個只在大陸生活了七年，七歲就逃到香港，後來又從香港逃到澳洲的資本家Tony，擊敗了坐過十年共產監獄的無產階級赤貧者齊家貞，資本家賭贏了。
涉及到政權命脈之時，老百姓的血只是水，鄧小平“殺二十萬，換二十年穩定”，世界上沒有第二個獨裁狂人敢說這樣的“豪言壯語”！
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我白天去工廠做工，銷售經理Collin來到我面前：“Helen，天安門殺人了。你需要幫助嗎？我們將盡力。”
Collin再次下樓，她遞給我一封信，大意是：本廠將樂意僱傭齊興國和齊大同先生——我的兩個弟弟。
四
我開始關心時事，具體說是關心天安門事件了。
每次走在路上，我眼睛就四處張望，只要商店的電視機正在News Update（最新消息插播），我就趕緊鑽進去，希圖補看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中國人在天安門廣場空前的壯舉。
我對自己開了禁，大大方方花二十元錢買了個二手電視機。當時的電視機碩大笨重，我費盡氣力搬回家，發現它接收不到澳洲國家民族電視台SBS，這個台主要播放國際新聞。我又嘿咗嘿咗搬回店，加五元錢換了台可以收看SBS的。
之後，我花十六元澳幣“巨資”（我每週伙食費10元）買了本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畫冊。太差勁，比起波瀾壯闊、氣吞山河的這場運動，沒有一本書、沒有一冊畫不是淡而無味，不是九牛一毛。
我天天打開電視看SBS，我天天失望地關掉，中國老百姓新聞開放三天站著活了三天人，又回到蒙住眼睛縫住嘴巴塞住耳朵的老套子裡去，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國倒退萬馬齊喑，中國人又開始跪著做人，世界各國的新聞工作者很難再獲得八九六四的後繼新聞了。
自我禁閉，讓我失去驚嘆禮讚活了四十九歲才一遇的使血液沸騰，使靈魂得救，使生命根基徹底翻轉，使人生之旅重新起航的史詩巨畫：四九年共產專制以來兩百萬中國人嚮往民主的大能量、大行動、大爆炸場面；我也沒看到使自己終生心驚肉跳，終生惡鬼纏身，終生盤問“怎麼能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開槍”，錯過與那些肝腦塗地血濺四方日夜遊走在天安門前的亡靈們相聚，並且心貼心活在一起的機會了。
事實上，我這個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共產黨的傢伙，儘管出了國，依然沒有享受到“Freedom From Fear”免於恐懼的自由——四個弟弟和他們的家屬都是人質，我恐懼因為自己言行不慎，把他們再次逼進苦難的深淵，我哪怕自殺十次，也無可挽救無濟於事了。
我依然不敢不沉默。
五
原來是餐館老闆Tony找我，當時我太累，辭了工。
Tony在電話裡焦急地問，齊家貞，你有沒有登報聲明譴責中共開槍屠殺天安門的學生居民？
沒有，我想都沒這樣想，我不敢。
那，我就放心了，千萬別登報，萬一在澳洲留不下回去，他們報復，首先就收拾你。
Tony約我在唐人街見面，一起去諮詢他的律師。
走進律師辦公室，我掃見桌上放了些填好的表格和一疊照片——最上面是個中國男人把李鵬的大畫像踩在腳下，猜想，加上他們登報譴責中共的聲明等，可以證明回中國就會像天安門的學生百姓那樣大難臨頭死路一條了。
律師用嘴嘟了嘟桌上的東西，他說，這些並非本來存在而是事後人為製造的證據，很難相信有足夠的說服力從移民局手上拿到定居。老闆向他提了一下我的情況，表示他想幫我辦居留。律師認為，我的過去與天安門事件毫不相關，他們既然放我出國，我回去就是安全的。他強調，這類案子，證據不足，申請起來非常棘手。
連律師自己都沒有信心，Tony幫我忙的好意胎死腹中。
這次關鍵時刻我一反常態，完成了從大愚若智到大智若愚的轉換，自己不聲不響去拿了一份強烈人道理由申請定居的表格（Strong Humanitarianism Status），我請人幫忙填好，交給澳洲移民局。
為了保住專制政權，中共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對和平請願的學生平民們使用機關槍掃射，開動坦克裝甲車碾壓，火光沖天血流成河，它使西方世界看到中共喪盡天良赤裸裸的殘酷野蠻，深深攪擾驚駭觸怒了他們善良的心，澳洲移民局伸出援手，免去慣例約談，很快就批准了我的定居，不久，女兒也移民來澳。後來了解到，在我之前，澳洲政府主動從大陸救援了好些身處險境的民主人士。
六
八九“六四”一周年，我參加過一些活動，簽到一律用假姓名假地址。
我抱着朋友的兒子到墨爾本城市廣場參加六·四紀念集會，許多中國人沒有忘記這一天，許多西人也沒有忘記這一天，大家神情肅穆握著發給的小白花，認真聆聽台上的發言。
我與中子，紀念六四血案一周年。
第二天，澳洲大報Herald Sun刊登了中子的特寫照片，孩子莊重悲哀的眼神感人至深。報紙的標題是，“世界不會忘記”。
世界不會忘記
我還悄悄去聽嚴家其、萬潤南、吾爾開希等人紀念六·四的演講會，遞了個條子問天安門究竟殺了多少人，他們說無法確定，幾百至一千——近年，英國美國解密資料顯示，應該是幾千到超過一萬。我們試試數數，從一數到一萬並不容易，何況這不是數字，而是一個個生龍活虎的生命。
回家當晚，分租房子的室友從她房間裡跑出來：“齊家貞，我剛剛在九台電視新聞上看見你了！”我這隻驚弓之鳥馬上驚弓，怎麼當時沒注意有記者錄相？轉念一想，室友是新加坡人，不會檢舉我，我停止驚弓；第二天早晨上班，西人同事說：“Helen，你當明星上電視了，昨晚我看見你的。”驚弓之鳥即刻驚弓，再一想，他是澳洲人，不怕不怕，齊家貞不要驚弓。
後來，我還參加過一些“反革命”活動，每次都膽戰心驚掩耳盜鈴，深怕中國駐墨爾本領事館發現我，深怕共產黨對我鞭長莫及加害我重慶的四個弟弟。
2005年1月，64歲的我走出陰影，下定決心拋棄恐懼，我不願意把自己想說的話想做的事帶進墳墓，爛在自己的肚子裡。那時，我居澳17年半，早已是澳洲公民。
從此，我一發不可收拾。
七
8964天安門大屠殺，全方位透視出專制體制對生命的極度蔑視和它的反人類本質；而西方民主國家大批收留中國人，充分展示他們重視生命價值和人道主義的立國精神。
六四屠殺之後的30年裡，中共不僅沒有放下屠刀認罪悔罪，它仍在千方百計否認殺人事實、竭力掩蓋歪曲六四真相，動用國家暴力機器全面封殺懲治民間自發的紀念活動：2007年6·4成都的陳雲飛，“煽顛罪”拘留、監視居住半年；2014年5月，劉荻、郝建、徐有漁等“五君子”，“尋釁滋事罪”被刑事拘留；2016年，成都銘記“八酒六四”四君子，以“煽顛罪”正式逮捕，今天，陳兵還在牢裡。
30年裡，中共洗腦的成效“卓著”：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到走進社會，被謊言餵養大的80後、90後、00後新生代，“放進南瓜裡度日，長成扁的；放進竹子裡度日，長成長的”，他們對“六四血案”一無所知，父母們對真相常常嚴格保密，這樣的“花朵”會是“祖國的明天”嗎？
更有甚者，今天的中共，利用現代人類社會極度發展的科技，極度地變異為反對人類本身的利器，除了與時俱進網絡防火牆屏蔽海外時事新聞不同的聲音外，他們的數據監控系統Digital Watching System，2020年全面覆蓋大陸。至此，每一個中國人，包括習近平皇帝，無論去到哪裡，也難逃“大數據”的監控。“中國安全啦”，沒有小偷，沒有殺人犯······，同時，也沒有了一星半點隱私的自由！
八九六四過去的30年裡，形勢大好的社會主義中國，“像蝦子一樣朝著黑暗後退”。
八
我們二十多萬受惠者，天然應該感謝澳洲政府收留我們的大恩大德。
可是，同時，我們千萬不能忘記，我們必須面對，沒有天安門成百上千甚至上萬學生平民遭受了人世間頂級的苦難——與親人的死別，就沒有我們今天的“活著”，就沒有我們今天與家人一起在民主自由人權法制的澳大利亞“活著”！
我們的“活著”，是天安門義士們犧牲的結果。
這個事實太逼真無疑了，這個事實太剔骨剮肉殘酷無情了，我們幾代人都難以消受，“不可承受之重”！
不要認為自己是精英範本，不要認為自己是領袖先驅，不要以為做了一點點事情自己就不得了啦，在任何一個天安門死者的面前，包括本文開篇提到的那位60多歲的老太婆面前，她大約7歲5歲孫兒孫女的面前，除了深感羞愧，除了滿心感激，我們不值一提——因為，正是那麼多死者汩汩奔湧的鮮血，正是那麼多母親無盡流淌的淚水，滲透浸染了本來蒼白的泥土，滋養出了我們這些，小草！
唯有，在為天安門死難者血洗沉冤伸張正義的事業裡；唯有，在安撫慰勉痛不欲生的天安門母親的努力中；唯有，在把北京屠夫們抓到末日審判被告席上，宣布他們有罪的行動裡；唯有，在為他人謀利為中國民主憲政奮鬥的征途上，有道義擔當，嘔心瀝血，無私奉獻——如此，我們才有資格喘息透氣，對自己的後代說，你們的爸媽，為生養我們的中華大地以及大地上苦難的同胞，竭盡忠誠，至死方休。
（寫於墨爾本）
谢选骏指出：这是“草菅人命”的生动注解——“89年6月4日上午九點半，北京長安街，軍人荷槍實彈崗哨林立，坦克車隊集結待命，兩側諸多小路的路口擠滿了人群。眾目睽睽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人民坦克兵在隆隆的坦克聲中，朝跪在他面前祖孫三人的身體碾過去；停頓一下，坦克倒退，再從祖孫三人的身上第二次碾過去；回到出發點，隆隆聲中，坦克再次前行，在祖孫三人的身上第三次碾過去；最後，坦克退回原地，第四次從祖孫三人的身上碾過去。祖孫三人壓成的肉泥嵌進了瀝青路裡，鏟子也鏟不乾淨。”
“我還悄悄去聽嚴家其、萬潤南、吾爾開希等人紀念六·四的演講會，遞了個條子問天安門究竟殺了多少人，他們說無法確定，幾百至一千——近年，英國美國解密資料顯示，應該是幾千到超過一萬。”——这是为什么？因为嚴家其、萬潤南、吾爾開希等人在开枪之后迅即逃离了中国大陆，没有经历随后开始的大逮捕、大清查，所以他们其实不明真相。现在我作证——在大清查运动中，有一位名叫萧兵的见证者对外国电视台说北京屠杀的人数是两万多，结果这段视频“出口转内销”，被放到中央电视台上，展开对于萧兵的全国通缉，最后萧兵在他的老家辽宁遭到举报，被捕，判刑十五年！从此以后，每当有人问我“天安门屠杀的死亡人数”时，我总是回答——“大约一万零一百五十人左右。”听者问我出处何在？我总是告诉他们——“中央电视台转播的国务院发言人说死亡人数三百多人，中央电视台转播的民间数字说是两万多人，我折其中约为，‘天安门屠杀的死亡人数大约一万零一百五十人左右。’”但正好与目前外交密电所揭示屠杀数字不谋而合。由此可见谢选骏先见之明真是不同凡响啊。虽然我的手上并没有一个个外交机构的秘密报告，却有着来自受害者群体的流血见证！——“天安门屠杀的死亡人数大约一万零一百五十人左右。”——让我们向勇敢作证的萧兵致敬！他的证词价值十五年牢狱！而且可能已经死于监狱方面的杀人灭口了！纪念六四屠杀三十周年，甚至连美国国务院也不顾“外交礼仪”，实事求是地改称六四为“大屠杀”了。
《罕见！美国务院以“大屠杀”一词谴责六四镇压》（美国之音 2019-05-30）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称30年前的六四事件是“大屠杀”(full-on massacre)，并表示美国政府今年仍将就六四事件发表声明。这位发言人还谴责中共系统性地践踏人权。
在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美国之音记者提到了中国政府在六四30周年临近之际封锁相关新闻并打压试图纪念六四的活动人士的问题。4月份新上任的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说：“我们当然看到那些报道，令人非常不安。”
她说：“我们不应当忘记那件事。那是对和平、和平抗议者的大屠杀。我们不会忘记无辜生命的惨痛损失，我们每年都对那些仍在哀痛中的家庭表达我们深深的遗憾和悲伤，今年还会这样做。但是我认为，与国际社会其它成员一样，美国已经呼吁，而且我们将会继续呼吁全面和公开交代那些被打死、被拘捕以及失踪的人的下落。我们希望释放那些因为努力维持天安门广场的记忆而被关入监牢的人，并停止骚扰示威参与者和他们的家人。”她说：“这是系统性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侵权、可怕的侵权。我认为，这是我们在当今世界看到的、正在发生的更为悲哀的事情之一。”
谢选骏指出：感谢上帝，美国终于脱离了腐败的布什家族的统治！那个绥靖邓小平六四屠杀的老布什，后来出了乱摸女人的屁股以外，什么都不会干了。其实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老布什他派遣特使到北京勾结邓小平，也是属于乱摸女人屁股一类的行为！
【011、“禅院”和“佛教”一样都是语义矛盾的怪胎】
《云南生命禅院的共产主义实验》（纽约时报 2014年3月14日）报道：
人们在生命禅院擀面条。生命禅院的许多成员为了寻求逃脱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雾霾、腐败和保守主义而来此。
人们在生命禅院擀面条。生命禅院的许多成员为了寻求逃脱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雾霾、腐败和保守主义而来此。
临沧——在中国西南部群山之间的这个乌托邦式田园社区，成员们一起过着农耕生活，这种生活可能会让毛主席颇感欣慰：他们每天在地里义务劳动六小时，为他们共同所有的鸡喂食，为社区的每个人准备充足的食物。他们的大量收成会平均分配，看起来没有引起任何纠纷，他们信奉着一种强调在金钱和物质上无私和平等的哲学。
生命禅院的创始人雪峰现年57岁，说话柔声细语。他说，“我们在这里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生命禅院拥有150名成员，包括不识字的农民，也包括逃离大都市职场生活的白领。“人们在这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在当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常常看起来不是这样的，而生命禅院让云南地方官员感到如坐针毡。云南是一个草木繁茂的亚热带省份，毗邻老挝、越南和缅甸。数月以来，由于政府的恐吓和破坏行动，生命禅院的水电供应被中断，许多居民被迫离开。该组织在云南省的三个社区中，有两个已经人去楼空。
不过，在临沧，还有几个人在继续坚守，他们决心要留下来。他们正鼓足勇气等待公安的最后突袭。公安威胁说，要把他们从这个无产阶级的伊甸园中赶走。目前，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周四进行的一场庭审，届时，他们将为自己的土地合同进行辩护。他们说，官员们正在试图证明这份合同无效。现年25岁的徐梦婷（音译）2011年加入生命禅院，此前曾在一家电信公司工作。她说，“很多年了都没有问题，现在政府说我们共产共妻，聚众淫乱。”徐梦婷现在的名字是“逸仙”。她说，这些指责是“无端臆测”。徐梦婷说，官员们告诉她，他们反对生命禅院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与中国的现状相抵触”。
这场正在发酵的风波突显出，中国人要试图自己解决国家的问题时，仍然面临重重险境。生命禅院推崇有机农业、自然朴实的精神状态，以及非传统的亲缘形式，是寻求逃脱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雾霾、腐败和保守主义的形形色色人群的一座灯塔。过去五年，许多人带着全家老小、村里的邻居，以及郁郁寡欢的城市年轻人搬到了云南，在60公顷的农田上建立了三处社区，这些社区里是一些外观相似的砖房，有着红色的金属制房顶。
不过，共产党从未对任何类型的独立组织有太多的容忍之心，无论是多么平和的组织。政府最近几十年放松了对宗教活动的限制，但与此同时，也开始采取行动镇压未经批准的基督教教会、拥有自己信徒的讲佛法的老师，以及法轮功的信徒。法轮功是一种准宗教组织，被中国政府定为“邪教”。
即使是生命禅院这样的小规模组织也触动了中共对独立运动的深度恐惧，尤其是当这些组织的领导者极富个人魅力的时候——这种不安根植于这个国家动荡和革命的历史。生命禅院的创始人雪峰面容慈祥，他坚持说，自己的目标与政治无关。但是他有着宏伟的目标，想要在全世界建立256个这样的社区。
雪峰今年2月份说，“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消耗更少的资源，更和谐地生存。”与此同时，他的信众纷纷点头称是。雪峰说，他是在2002年顿悟到自己想要通过不分阶级的生存方式创造“全球和谐”的，当时，他正在津巴布韦做生意。2009年，他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社区，拥有25名追随者。这些人被他提出的个人自由的观点所吸引。在一个认为孝道和顺从的重要性高于个人自我实现的社会，这是一个相当离经叛道的概念。
当然，这个团体的组织结构和做法在一些方面也的确很反传统。社区的成员称为“禅院草”，所有财产共同拥有，夫妻也要分开睡。在加入时，每个成员都要取一个新名字，最后再加上“草”字，以此表现与自然世界的联系以及对社区的忠心。婚姻、金钱、监督、惩罚都受到禁止，因为居民认为这些事会妨碍幸福。
由于警方封锁了公社，造访生命禅院需要费一些周章。今年2月春节期间，由于保安没那么严格，一群外来者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混进了公社。尽管太阳很毒，而且大敌当前，但是社区里生产生活的协调员孟立纯（音译）在沿着混凝土路大步走来时，还是笑容灿烂地夸耀着公社里的果园，里面是密密麻麻新种上的桃树。这些桃树都是在他的帮助下种植的。他还伸手展示了种满红薯、胡萝卜和卷心菜的梯田，所有作物的种植都没有使用农药和化肥。山下，数百只鸭子和鹅在一个新月形的池塘里嬉水。传统的圆月门后不远处，一个中药园里，草药刚刚冒出芽来。“我们不去伤害任何生物，”今年38岁的孟立纯说。“我们彼此也是这样的。”
但中国政府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善意。过去一年里，官员一直在施压要求生命禅院解散，宣称他们违反了涉及婚姻、森林和教育的法律。与此同时，他们还采取了无休无止的骚扰行动，显示出中国官方与法治有着纠结的关系。穿便衣的恶棍欺凌过公社的成员，还损毁过水管和发电机。公社曾经报警，但警方告诉他们没有线索，无法查出袭击是由谁主使的。不过，警方最近搭建了一座临时房，为那些数月来一直在社区门前监视的警官提供保护。
雪峰说，临沧公社所在土地的所有方是当地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受到压力，要撕毁30年的土地租赁协议。他说，去年12月林业局向他们开出了16.8万元人民币的罚单，并要求将土地恢复到公社建设之前的原状。1月，一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卡车停到公社上方的山坡上，用刺耳的音量不断播放着警告，称居民违反了法律法规。之后，教育部门的官员让所有儿童都离开了公社，并把他们送往公立学校。“政府找各种借口要赶走我们，”36岁的严丽（音译）说。她来自上海，曾是通讯项目经理，在加入生命禅院后取名“同心”。
佛教徒架起沟通科学与心灵的桥梁……用镜头捕捉佛教的真谛……公社成员表示，官方要求他们离开但并没有给予补偿。许多人都表示，他们怀疑官方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举动，是因为有政治关系的房地产开发商想夺取土地，这种情况在中国经常发生。今年67岁的崔文珍（音译）现在叫“善土”。她穿着蓝色的雨靴，坐下来撕着菜叶，准备喂公社的鸭、鹅。不识字的她厌倦了贫困，于是放弃在东部省份河南务农为生。四年前，她加入了从朋友那里听说的生命禅院。很快，她的丈夫也跟来了。如果被赶出了公社，他们要怎么办呢？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崔文珍摊开粗糙的双手，摆出了绝望的姿态。“我们来之前把所有东西都卖了，”她说。“没有家可回，没有办法活了。”
谢选骏指出：随着共产党放弃了共产主义，许多“民间组织”开始试图取而代之，缔结了许多人身依附关系的网络，试图网罗共产党遗弃的费拉。但是他们不能明白，“禅院”和“佛教”一样都是语义矛盾的怪胎——“禅”如何变成了“院”？“佛”怎么可能组织“教”？
网文《生命禅院是邪教么？雪峰又是哪号人物？》（2013-07-05）报道：
一、无意间打开生命禅院的网站，发现我国还有这么个乌托邦的东西，而且还是多神信仰，顿感好奇，他们竟然还建了第二家园，试图与世俗政府平起平坐。
二、生命禅院是精神和心灵的家园，是疲惫人生的栖息地，是普通平凡、善良诚实、勤劳智慧人们的沙漠绿洲，是了解生命涵义、人生意义的学院，是通向天国的中转站，是星际觉醒时代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必然，是当今的“挪亚方舟”。生命禅院走的是上帝的道，宗旨是敬畏上帝、敬畏生命、敬畏大自然、开创生命禅院时代。 生命禅院不是政治组织，不是宗教组织，而是一所人类精神和心灵的大学，主要学的是上帝的课程，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老子及所有人类贤哲是这所大学的导师，禅院草们既是这所大学的学生，也是这所大学的老师和教授。
三、生命禅院在我看来就是个大杂烩，几乎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都是掺杂套用其他几大宗教的教条或者分拆片段从新组合的教条。我不知道这种什么神都信的信仰是否能真的称为一种信仰。再说说这个雪峰吧，上截图一张。是否为邪教，这个就需要各位自己去思考了。在一个大山里修建各类小房子，称之为第二家园，唯独一男，众女环绕，让我想起了美国的“渴望天国”农场！
四、出于业余兴趣，本人自2011年4月起注意到“生命禅院”新兴意识形态团体，并一直通过网络持续关注其传播进展至今，但未与该组织发生任何实体接触。简单地说，这是一个以云南昆明郊市、楚雄为实体活动范围，采用网络传播、实体传播共同进行传播的，有首脑、有组织的新兴意识形态组织。其教义简陋粗糙，信众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据网络资料估算，截止2013年上半年，其发展程度已经达到组织约三百名信众营公社化生活。2011年4月，本人浏览到该组织在天涯社区的传播帖子，显示其在招揽信徒，本人遂开始网络调查。自始至终，其网络传播显示出以下特点：1,文稿粗糙，错别字多，显示教团中，中文人才不够；2,有足够技术力量突破中国的网络防护进行传播；3,活动较为谨慎，其“禅钓”活动在2011年曾受挫，发展教徒速度似有下降；4,文稿质量虽一般，但数量很大，且在诸多互联网社区活跃，显示有专职的传播团队，并非一人之力可完成。该组织的文稿初期大量以破除家庭组织为宣传突破口。其首脑“雪峰”也常以粗浅的“诗”宣传性自由。可见初期其发展目标是家庭生活不睦的妇女为主。从其网站公布的信徒活动照片来看，确有不少中年女士活跃其中。
2012年初，观察其网站，发现已经筹措到一定资金，开始组织信徒过公社生活。在一个深山里盖起了一个教徒聚居所。从疑似教堂的主墙装饰来看，该教的教标为八角星。当时我怀疑教主的营利模式将会是韩国“统一教”模式。
2012年4月，其网站上所载照片显示，已经开始兴建“三分院”。尽管网站上从未透露其实际地址，但从长期观察网站上的气候、日照等情况，并结合网上部份传言来看，其地址在云南。后来网帖相关话题越来越多，证实两个信徒公社一在楚雄，一在昆明市郊某县级市。2012年5月，天涯社区等网站已经出现关于亲人信仰该意识形态而逃离家庭生活加入公社生活的帖子。2012年10月，再次观察其动向。该教团似已引起官方警觉，部份该组织网站访问不畅。另有部份网民开始主动对其进行辩驳，以其它宗教在教者为甚。该组织的公告声称已吸纳180名教徒开始营公社化生活。网宣上建立了英文网站，内容丰富，境外力量支持这一推断基本可坐实。2012年从网站公布的中秋庆祝晚会视频上看，其人数确实已发展到约二百名，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从其服装等看，能置办到表演戏服，可见其公社地址离大中型城市不远。结合此前某照片依稀可见车门上“昆明”字样，并其公告中声称“云南省公安厅前来视察并赞许”等，可能在昆明附近。2013年6月，再次观察，其网站反映的情况是，信徒的公社生活似乎日趋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有印度人出现在了他们的活动中。另首领“雪峰”表示有葡萄牙团体与该团体接触。而在网络信息上，越来越多指称其为邪教的网帖出现。据观察新浪微博上有其宣传力量，但远没在百度知道和贴吧中的力量大。2013年7月初再次观察，在新浪微博发现：新浪微博ID“袭黛草xidaicelestial”（为免惊动，不打@,有兴趣的自己查来看）的内容，4月份，政府对“生命禅院”新兴意识形态组织已经开始采取手段了。该博文也反映，该组织近期与外国力量确实有很多合作项目。另发现有博文宣传其首脑“雪峰”竞选“Kozeny Communiatrian Award 柯兹尼（音译）共产主义践行者奖”。其中把COMMUNIATRIAN翻译成共产主义是个花招。实际为“社群主义”。也佐证了其营公社化生活的信徒生活形态。另据天涯网帖，教主雪峰是“华裔”“儿子在国外生活”。其本人是否外籍，大致可推断。这也似乎解释了为何文案中文水平不高。根据网络信息分析，在该组织的长期生活中，有几点特点：1、宣传性自由，要求放弃家庭生活；2、各种现存教义杂融；3、首脑极力避免被称为“教主”，只称“导游”；4、展示服从政府管理之柔顺姿态；5、教徒捐献所有资产，并投身营公社化生活；6、2012年始与境外人员互动频繁。2013年4月的其信徒ID的新浪微博、博客网络信息称因政府要收回公社地块，已对其某公社断路断电断电话线。个人猜测并非单纯如此，只是政府介入干涉的手段。
我所知的就这么多了。现在新兴意识形态组织太多了。如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国际奎师那知觉体系”“哈瑞奎师那”“克里希那穆提”等附印度教新兴意识形态组织，也可以关注一下“时照道德”等附国学、身心灵组织，或者“思八达”营销灌输组织，或者“武志红”附现代心理学组织。这些都尚未被官方紧盯。被官方紧盯的，大家都很明确了。
谢选骏指出：“禅院”和“佛教”虽然都是语义矛盾的怪胎，但是对于那些因为共产党瓦解过程而病急乱投医的人们，这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因为他们提供的“公社”或“功社”，比上帝的天国更为切近，更能满足肉体的需要。尤其是崇拜活人的新兴宗教，经常把七情六欲予以神化，终于难免鸡飞狗跳地乱转了。
【012、“禅宗”和“佛教”同样可笑都是胡闹】
《为什么季羡林说禅宗走到了佛教的对立面？》（季羡林说国学）报道：
印度禅法早就传入中国，后汉安世高，三国吴康僧会都译有这方面的经。到了南朝的宋代(420-479年)，菩提达磨来到中国，成为中国禅宗的一世祖。这时的禅宗，印度色彩当然极浓。以后继续发展下去，到了唐代，禅宗内部分成了不少小宗派，什么南宗、北宗、牛头宗、净众宗、荷泽宗、洪州宗等等。到了五代，禅宗清凉文益的弟子天台德韶(891-972年)接受了吴越忠懿王的召请，成为国师。在南唐，禅宗也最为兴旺。这时的禅宗更进一步分成五家：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这样的分宗，证明禅宗还有活力，而在分化的同时，印度色彩越来越淡，中国色彩越来越浓。自唐代至五代，逐渐出现了一批禅宗灯史。到了宋代，与禅宗的兴盛相适应，又出现了许多灯史，目的是为了明确禅宗传法灯的系谱。此时禅宗兴盛至极，借用日本学者镰田茂雄的一句话：“禅宗成了宋代佛教界的元雄。”但是，中国禅宗的发展还没有尽期，它乙直发展下去。到了元代，仍然借用镰田的话：“在元代佛教诸派中，禅宗最为繁荣。”在明代，“活跃于明代的僧侣，几乎都是禅宗系统的人。”一直到清代，甚至民国，禅宗依然颇有活力。
禅宗为什么流行逾千年而经久不衰呢？我认为，这就是同化的结果。再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归纳为两层意思。首先，一部分禅：宗大师，比如百丈怀海，规定和尚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认为“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印度佛教本来是不让和尚劳动的。这种做法脱离群众，引起非议。中国禅宗一改，与信徒群众的隔阂就除掉了。这也符合宗教发展的规律。因此，在众多的佛教宗派中，禅宗的寿命独长。别的宗派几乎都销声匿迹，而禅宗巍然犹在。其次——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禅宗越向前发展，越脱离印度的传统，以至完全为中国所同化，有的学者简直就说，禅宗是中国的创造，话虽过点分，却也不无道理。有的禅宗大师实际上是向印度佛教的对立面发展，他们呵佛骂祖，比如道鉴(慧能六世法孙，唐末865年死)教门徒不要求佛告祖(达摩等)，说：“我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摩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屎汉，等妙二觉(指佛)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架是系驴橛，十二分数(十二部大经)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初心十地(菩萨)是守古冢鬼，自救得也无。佛是老胡屎橛。”又说：“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杀人贼，赚多少人人淫魔坑。莫求文殊普贤，是田库奴。可惜一个堂堂丈夫儿，吃他毒药了。”这样咒骂还可以找到不少。这简直比佛教最狠毒的敌人咒骂还要狠毒，咬牙切齿之声，宛然可闻。说它是向佛教的对立面发展，难道有一丝一毫的歪曲吗？这哪里还有一点印度佛教的影子？说它已为中国思想所同化，不正是恰如其分吗？
谢选骏指出：季羡林不懂，“禅宗”和“佛教”同样可笑——因为既然是“禅”，那么何来的“宗”？正如，既然是“佛”，何来的“教”？因为“禅”就是随机，怎么可能束缚于“宗”的法呢？因为“佛”就是涅槃，怎么再去施“教”的人呢？由此看来，“禅宗”和“佛教”同样可笑，都是胡闹，甚至是欺诈，只有蠢驴才会信他。
【013、“出云”号叫阵“辽宁”号】
《画面罕见！日本准航母闯南海全程曝光》（2017-07-05 今日亚洲）报道：
7月2号，日本朝日电视台独家公布了记者跟随海上自卫队最大战舰“出云”号在南海巡航和训练的全过程。据记者介绍，这是“出云”号今年5月1号离开母港横须贺开始服役后最大规模部署行动以来，第一次允许媒体上舰。记者们乘坐小艇，前往“出云”号。
记者们登上“出云”号的具体地点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附近——当时，美军核动力航母“里根”号刚刚结束与“出云”号的联合演练，正在新加坡基地内休整。“出云”号全长248米，比两个足球场的长度还要多；舰体高50米，相当于14层的高楼。该舰采用全通式甲板，可同时起降5架直升机——但由于甲板上没有安装弹射器、不能起降固定翼战机，所以被外界称为“准航母”。
这是第一次有媒体公开证实“出云”号的甲板已经接受了耐热处理——服役至今，“出云”号搭载的航空装备以自卫队现役的SH-60系列直升机为主，执行反潜、搜救等任务；而接受耐热处理意味着，日本从美国引进即将装备自卫队的“鱼鹰”倾转旋翼机可以和“出云”号无缝对接。与传统直升机相比，“鱼鹰”的作战范围、航速和运输能力都超出一大截。
日媒介绍称，“出云”号的建造共花费1200亿日元（约合72亿元人民币）；舰艇内部除了舰员生活舱室外，还有专门的手术室和采用上下铺的集体宿舍——这个集体宿舍对自卫队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除了本舰450人的舰员外，“出云”号还能够额外搭载大约500人。“鱼鹰”加上可容纳500人的集体宿舍，自卫队向海外投送人员装备的能力显著提升。
本次探访中，“出云”号的“大脑”也就是作战指挥中心也被罕见曝光——日媒毫不讳言，设置这个指挥中心的目的就是瞄准了今后的所谓“联合作战”。
朝日电视台补充解释道，正是因为具备了这种协调指挥能力，“出云”号也被称作自卫队的“海上司令部”。日媒报道称，在海上作为枢纽为其他战舰提供补给也是自卫队准航母的一大功能——在这一过程中，“出云”号上放出一根黑色软管，向驱逐舰输送了15万升的燃料。补给时，两艘舰保持20公里以上的时速平行前进。
可以清楚地看到，向媒体公开看家宝贝这一举动本身，既是展示实力，也是安倍政府为自卫队走出去疯狂造势的重要一环——目前，“出云”号已经结束在南海的活动，前往印度洋，参与美国、日本和印度三国联合军演“马拉巴尔-2017”。早前，在白宫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明确表示，今年的美日印军演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一次。而日本派出现役最大战舰参与这样的演习，就是将准航母作为军事外交的一部分，把日本的军事力量由太平洋向印度洋海域投送。据日媒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计划在联合军演的两个月后，也就是今年9月访问印度。
谢选骏指出：日本王牌“出云号准航母”此刻出动南海，明显针对即将访问香港的中国王牌“辽宁号新航母”，叫阵意味相当浓厚。
“出云”者何也？
出云乃是日本神话中的海上霸权也。日本历史学者水野佑从出云神话中整理出古代出云的三大势力：在意宇川流域的意宇地方，起先为出云臣族所占领。可是这东出云的势力并不强。相对的，占领西出云的杵筑势力是个海洋部落国家，族民以航海、渔捞为生。约于一世纪左右，统一了意宇的出云臣族。约在同时，第三势力以须佐乡为根据地开始活动。他们利用当地的铁砂及朝鲜的铁器文化为背景，逐渐强大起来。约于二世纪，他们占据了意宇。在四世纪初，原大和国家趁初云国内各氏族对立抗争之际，大举西征，终于统一了出云地区。其实出云民族和大和民族在人种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可以说，“出云”要比“大和”矮了一截。
只是“大和”早已被美军击沉了：大和号战列舰（日文：やまと，英文：Yamato，中文：大和号战列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帝国海军建造的大和级战列舰的一号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列舰，曾号称“世界第一战列舰”、“日本帝国的救星”。1945年4月7日，大和号在冲绳岛战役中，被美军飞机击沉于日本九州西南50海里处，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特攻作战精神的炮灰。大和号的沉没，也宣告了大舰巨炮时代的彻底终结。在沉没超过半世纪后，该舰仍然作为不少电影及动画的题材，继续深深地影响着日本人。
现在，出云号不是和美军对抗了，而是在美军指挥下和中共对抗，成效如何呢？
“出云号”的对手是“辽宁号”，这个名字有意思。因为“辽宁”正是日清之间甲午海战的地方，该战清军一败涂地、丧权辱国，满清从此进入土崩瓦解的苟延残喘。
“辽宁”号的命名——如果是故意的，则其预兆比较还好，含有报仇雪恨的意义。
“辽宁”号的命名——如果是无意的，则其预兆比较不好，含有重蹈覆辙的意义。
那么，“辽宁”号的命名——到底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呢？
据比较权威的《百度知道》资料《中国航母为什么命名辽宁号》（2012-09-25 15:25）解释其“最佳答案”为：
1：因为其特殊性，就用了区别于其他种类舰艇的以省份直辖市命名的方式；2：大连是辽宁，也为了纪念这个诞生地；3：免得其他地方唧唧歪歪
“瓦良格”号是这艘航母在乌克兰时的名字，按照惯例，中国将其改建后将为其重新命名。从去年7月官方正式宣布我国拥有航母以来，外界对航母名字存在各种猜测，不少网友认为将使用“施琅”号、“毛泽东”号、“北京”号等名字。
依据《海军舰艇命名条例》，我国海军舰艇命名的具体规则为，巡洋舰以行政省(区)或词组命名，驱逐舰、护卫舰则以大、中城市命名，猎潜艇则以县命名，补给舰则以湖泊命名，船坞登陆舰、坦克登陆舰均以山命名，扫雷舰是以州命名，步兵登陆舰是以河命名。训练舰可以人名命名。因此，航母不以人名和其他概念词汇命名。
首先我要说辽宁是中国的一个省，水面舰艇具体命名规则为：航空母舰、巡洋舰以行政省(区)命名；驱逐舰、护卫舰以大、中城市命名；船坞登陆舰、坦克登陆舰均以“山”命名；训练舰以人名命名；辅助船艇均以表明所在海区和性质的名称(如东拖、北油、南标)再加序号命名。命名规定简要如下：巡洋舰以行政省(区)或词组命名，驱逐舰、护卫舰以大、中城市命名，核潜艇以“长征”加序号命名，猎潜艇以“县”命名，船坞登陆舰、坦克登陆舰均以“山”命名，步兵登陆舰以“河”命名，补给舰以湖泊命名。
舰艇编号
首先，每一艘军舰都是有正式名称的。这个名称在海军里就是它们的编号，很醒目地油漆在船舷上（因此又叫舷号），是数字的，不是中文。按照中国海军的有关规定：1字头为驱逐舰（其中105－116属北海舰队，131－139属东海舰队，160－171属南海舰队）；2字头、3字头为常规潜艇；4字头为核潜艇；5字头为护卫舰；6字头为反潜护卫艇（猎潜艇）；7字头为导弹护卫艇；8字头为补给舰、扫布雷舰；9字头为登陆舰。500吨以下的小艇以X字头开始，X1字头为导弹艇，X2……
谢选骏指出：看来“辽宁”号的命名以无意的居多，至少就公开资料看是这样的。这就是无知。这就是不尊重知识的结果。
唉，无论有意无意，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关联。
如果是无意，那就更加含有天意了——中日再度狭路相逢于“辽宁”！
【014、时代的烙印——大饥荒的后遗症】
《三成中国游客出国必带方便面是真爱》（2016年9月30日 澎湃新闻）报导：
2015年一张大群中国大妈蹲在义大利GUCCI店门口吃泡面的画面，曾引起不少讨论。一方面在名牌店一掷千金，出了名牌店却在路边猛嗑便宜的泡面，这种冲突感极强的画面，大概只有在陆客身上看得到。大陆《澎湃新闻》指出，“中国游客对泡面是真爱”，据调查，有近三成陆客出国玩一定要背上方便面。
中国游客究竟有多爱泡面？根据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旅行”和“挖财”联合发布的《出境旅游与泡面的逻辑考证报告》指出，大陆有高达31.29%的出境游客有过带泡面出国经历。而且即使出国不带泡面，也有58.24%的中国游客会在旅游目的地买泡面。
根据报告调查，中国人出国旅游的行程平均约5天，50.36%携带泡面出国的陆客，行李箱要装3到5包泡面。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的人一天都离不开泡面。对于出国扫货毫不手软的陆客而言，吃泡面的原因当然不是为了省钱这么简单。调查显示，出国一定要带泡面排名第一的原因是“吃不惯当地伙食”。报告称，不少中国游客吃不惯西餐，而泡面因为带着“熟悉的味道”，成为了这部分游客的“刚需”（刚性需求）。
对于这些陆客来说，他们热衷携带的就不仅仅是泡面，辣椒酱、火腿肠、牛肉干、榨菜丝、卤蛋等，也就成为与泡面一起带出国的“标配”（标准配备）。排名第二的原因是“节省旅途就餐时间”或“方便”；“便宜”则仅排名第三。还有一群“重度泡面爱好者”，不仅要带着泡面出国吃，还要在当地买泡面带回国吃。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成了大陆“重度泡面爱好者”最爱采购泡面的旅行目的地，其追求的无非是“口味好”和“口味新奇”。
谢选骏指出：真的是“口味好”还是“穷酸样”？且看这份报告进一步显示：中国游客对于泡面的热爱程度和年龄有关，但与收入却没有关系。年龄越大的陆客却越离不开泡面，“70后”（1970年至1979年出生者）游客携带泡面出境旅游的比例高达66.14%，“80后”、“90后”则逐步降低。这说明不是“口味好”而是“穷酸样”。此外，恋爱中的情侣对于泡面的依赖程度最低，而已婚且有孩子的游客对于泡面的依赖程度高达60.51%。这同样前者拒绝了“口味好”，而后者呈现了“穷酸样”。我猜测，《澎湃新闻》上的《中国游客对泡面是真爱》这篇文章，是位大饥荒残留下来的人写的怀旧八卦，因为这人身上已经打上“大饥荒时代”的烙印了。所以他她和中国的饥民游客心心相印。
【015、“大数据”显示的四大魔障】
网文《中国人为什么不信基督教？——大数据首度揭秘国人接受基督教的4大障碍》说2014年12月，在对经济学家赵晓新浪微博长达三个月的数据分析之后，中国第一份信仰类大数据报告诞生。爱筵透过对这份报告的仔细研读，结合个人的一些经验判断，归纳出当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不信基督教的四大障碍：拒洋教，讲“政治”，图现实，缺共鸣。面对这些障碍，我们又要如何关注社会话题，针对大把的未得之民，将福音的种子播撒到他们心里，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传讲神的话语？值得反思！
中国人为什么不信基督教？或者说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但在今天这个时代，除了上帝，人人都需要用数据说话。大数据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精准了解很多事情。2014年12月，在对经济学家赵晓新浪微博长达三个月的数据分析之后，中国第一份信仰类大数据报告诞生。笔者透过对这份报告的仔细研读，结合个人的一些经验判断，归纳出当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不信基督教的四大障碍：拒洋教，讲“政治”，图现实，缺共鸣。本文则援引报告的相关内容并作简要评论，同时介绍一些书籍文本以及网络上的超文本链接，供读者进一步研讨。
关于赵晓新浪微博大数据分析报告
所谓大数据，数据首先要大。关于国人对基督教信仰态度的大数据分析可以从何做起呢？2010-2014年是微博独大的日子，也是大V崛起的时代。经济学家赵晓于2010年4月9日在新浪开通了自己的微博。当天，他发布了21条微博，其中除了专业性和社会性内容外，另有5条涉及教堂与耶稣，这一特殊表达显明了他的特殊身份——基督徒经济学家，及其特殊的使命——通过新媒体来分享个人的专业见解以及信仰认知。
2011年12月，赵晓做客新浪微访谈时预判说：当中国进入2012年，将不仅是进入一个新的年份，而将进入经济下行、社会震荡、政治风险的一个新的年代。2012年2月王立军夜奔美领馆后，接下来各类大事件频频发生、中国经济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期，充分印证了其专业研判。而在中国的各类大事件发生时，赵晓则经常抓住热点，在微博发表观点与感悟，引发讨论与思考，并适时将关注引向灵魂、信仰和永恒。到2014年9月，赵晓新浪微博粉丝已达 880万，涵盖社会各阶层，其中更以精英、白领和学生居多；微博内容总量达到467页 ，每页50条左右，连带产生数以百万千万次的转发与评论，信息点过亿。大数据分析成为可能。
2012年9月，笔者所在机构委托专业团队对赵晓微博进行数据分析。同年12月完成初稿，2013年3月定稿。这份中国第一份信仰类大数据报告约4万字，共分5章，对赵晓2011-2014年间所发2万条微博、粉丝的180万条评论，以及与其经常互动的25个典型群体博主的微博、互动往来及其话语特征变化，总量过亿的数据点，做了全面详细的分析。这在过去以问卷调查为主要方式进行调查取证、统计分析的时代，单从成本上讲就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保持报告的独立性与客观性，研究团队在报告定稿之前，未与赵晓做任何相关讨论；并始终以研究者的角度来分析呈现，而不做太多解读。甚至也没有预设的研究方向，而只求从数据中发现奥秘。
这份报告认为: “作为基督徒公知，（赵晓）其微博覆盖从政治、经 济、历史、文化、 教会、国家、民主宪政、反腐败、 教育、教会、信仰等种类繁多的话题，这些微博帖子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思想、视野、兴趣、态度、 观察、所喜所忧，同时是一个公开的观点分享与思想交锋的平台。读者、评论者，评论内容，内容的关键词使用，词频统计都为观察一般公众对待基督教的态度，提供了一个真实、自然的大规模语言样本库。”
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四大文化和心理障碍
正因如此，这份大数据分析报告也就直观而具体地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认知和态度，以及背后的原因和障碍。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1.拒洋教：基督教是洋教、是外来势力，宣教士往往“别有用心”；2. 讲“政治”：要保持“政治正确”，就得与基督教保持距离；3. 图现实：国人对金钱和科学的崇拜远胜对于灵魂及生命的关注；4. 缺共鸣：基督教传播相对脱离社会，缺乏公共性，而社会对基督教信仰也缺乏深入了解。
障碍一：拒洋教：基督教是洋教、是外来势力，宣教士往往“别有用心”
报告援引1：“洋教”这个关键词一共出现了571次 。赵晓微博上关于 “基督教”的微博，均引起很大争议。反对的人以“洋教”发表自己的拒斥观点，支持的人说基督教是普世宗教，但碰撞既没有形成焦点，更没有达成一致，最终双方不欢而散。看得出来，“洋教”仍然是多数国人对待基督教的印象认识，甚至认为基督教是外来势力的一部分，会侵蚀中国文化甚至颠覆中国。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崛起，“平等”、“开放”成为社会主流理念，人们倾向于用更开放的全球视角看问题 ，基督教题材的文章、影视作品也越来越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许多中国人热烈拥抱基督信仰的同时 ，基督教也还会长久困扰着更多的中国人，中国人将在试着了解这个宗教的时候，也筑墙防范。
简要评论：在中国人早已不再把外来事务冠以洋这个洋那个，并以此区分好坏高下、决定亲疏远近的时代，传入中国至少已经1500年的基督教为什么还会被语带贬义地称为“洋教”呢？为什么同样源于中东的伊斯兰教、源于印度的佛教就不会被当作“洋教”？这是多方特别是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需要反思的问题，更足见当今社会对基督教的排斥仍然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基础，而对基督教一些显性的打压也并非只是出于某个人的宗教取向或政治投机，同样，也不要指望某领导人信主或若是政府宽容乃至背书基督教就会带来基督教在中国的生根与繁荣。从未来趋势看，一方面，中国老百姓离义和团有多远，基督教离“洋教”也就有多远；另一方面，中国基督徒尤其是精英基督徒离社会和民众有多远，基督教离“洋教”就有多近。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迫切需要中国式的保罗。
报告援引2：长期以来，中国的教会历史被政治、社会和学者涂上了厚厚的油彩。这些油彩自然而然地被带入到微博的公共讨论中来。非常遗憾，基督教（新教）入华的事实一直被片面和负面地书写，西方传教士的形象虽不再被完全妖魔化或刻意丑化，但其对中国现代文明的贡献仍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刻意缩小，社会大众对此缺乏全面公允的认识；另外，教会（罗马天主教会）黑暗时期的一些作为，如宗教裁判所等被强烈放大，留给人们基督教专制腐败、束缚人性、阻碍科学进步的刻板印象，成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的根深蒂固的心理、文化障碍。
简要评论：相比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从精英到普通百姓都充分肯定基督教传教士对当地的文明贡献。在中国，虽然大家对基督教的认识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传教士是其帮凶这样意识形态鲜明的程度，然而基督教是外来势力，传教士往往别有用心的观念仍占主流。新媒体带来了对所谓“主流偏见”的一定程度上的解构，但距离恢复真相和回归事实，依然任重道远。“历史虚无主义”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障碍。
推荐阅读《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阿尔文.施密特著，汪晓丹、赵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本书以社会学家的严谨，从生命尊严、性道德、妇女地位、慈善、医疗保健、教育、经济、科学、政治、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揭示了现代社会许多现行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基督教渊源，一定会让你脑洞大开。关于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则可点击阅读北京大学陈浩武教授所做的一个“关于“石门坎”的调查报告和相关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c26078410102uwvb.html）”，以管窥见豹。不知道石门坎在哪里的朋友一定要看！
障碍二：讲“政治”：要保持“政治正确”，就得与基督教保持距离
报告援引：中国的公知们不分左右，对于制度腐败，他们一概深恶痛绝，因此在制度设计对比，权利制衡设计，民主宪政司法独立等问题上都很敢于发言。然而，从南到北看，凡涉及宗教话题，越是北方的公知越谨小慎微，甚至不敢提及。除了个人对基督徒教的认识和好恶之外，意识形态上的禁忌和保持“政治正确”恐怕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
与此对比，北方的企业老总反倒更为大胆谈及信仰、上帝和基督。因为他们从经济发展中发现，有无教堂的市场经济的确有本质的不同，缺乏十字架的国家变革也就缺少了迈向现代的精神内核。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密不可分。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型官员，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倒很值得玩味。微博中甚至偶然会提到基督教和基督徒，有时会主动＠一些知名的基督徒，甚至也会分享基督教的诗歌。当然， 在与一些基督徒大Ｖ的往来互动中，他们会小心仔细地选择对象、回应内容和措辞。
简要评论：百度百科对“政治正确”有两个解释。解释一：在大部分语境中，“政治正确”一般是尊重、不侵犯弱势群体，因而要求(在公共场合)言辞要尽可能中立，以图不侵犯他人，保护弱势社群，但事实上其执行结果却一直富有争议。 在一些自由意志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及不少评论员的观点中，政治正确一词本身“政治不正确”，属贬义词，与假道学的意义相类；而支持者倾向采用中立语言、文明用语来形容政治正确的语句。解释二：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政治正确的情况。它的基本涵义是：“在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的事物中，要符合社会主义政治观念，即做到政治上的正确性。”在这里，“政治”其实是特指政治范畴中的“意识形态”。不过，与一般的“政治正确”相同，不同时期的“正确标准”也不尽相同，同样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
由此来看，这个原因其实也是第一个原因的作用体现，相信当历史进入不同时期，所谓的“正确标准”就会发生转换。从报告中看到随着商品经济在中国的高度发展，商人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发生置换，其实际话语权日增，商人的价值观、道德素养、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正在对社会整体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商人比社会其它阶层更关心、关注、关切制度的变化和改革。他们也更具灵活性和“妥协精神”，相较不受意识形态捆绑，更能凝聚社会共识。现行公务员制度则吸引了很多优秀人才成为各级官员，他们的地位优势使其某种程度上同时具有信息和知识上的优势，是既得利益者，同时对制度利弊有更为深刻的体会。尽管商人与官员的社会观感一直不佳，但商人公知化、官员学者化将会从更深意义上积极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信仰或将随之走出政治藩篱。
障碍三：图现实：国人对金钱和科学的崇拜远胜对于灵魂及生命的关注
报告援引1：从经济主题的 Top -100 的评论者的评论来看，大部分人是财经、产经、投资、金融方向的专业人 士。他们关注赵晓微博的经济评论、时事评论、 经济运行、发展预测，但是对于福音和信仰的信息，回应的程度非常低。 他们令人惊讶地自动过滤了他传讲的福音和天国的信息。即使那些微博的转发和评论有的达到万次以上，这不得不令人感叹。
一切为了人民币，一切为了为现实工作和生活的福利； 在偶像和上帝面前试图同时下注，代表了大部分的经济话题下关注赵晓的微博用户群体。
简要评论：在中国长期以来的大环境下，“灵魂”不是被政治化，就是被边缘化。特别当“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样的表述，从不强调意识形态斗争的初衷演变成为不分是非、不择手段，“闷声发大财”之惟利是图的代名词，金钱崇拜早已成了当今中国最大的信仰，社会则陷入了空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从这个角度上讲， “世俗化”不仅在西方，也成了在中国大陆基督信仰传播的主要障碍。但正如《圣经》所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太15：26）“生命”这个词不只代表寿命与健康，更是指人的灵魂的归宿，代表着人对终极意义和价值的关怀（即孔子说的“天命”），代表着人对至高幸福的追求。推荐追求“天命人生”的朋友阅读一本好书：《一生的呼召》（葛尼斯，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赵晓博士为此书所写的中文版序也很到位（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6bd3e0100ignd.html ）。
报告援引2：很多中国人会纠结于一个问题：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是什么？中国人倾向于从理性与科学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一切，难于进入超验及超理性的思维境界。中国人又深受进化论的影响，难于接受创造论的思想。然而，当今世界，互联网和科技创新以及最新的科学假设对于电影、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平行宇宙理论，比如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部曲 《三体》，其中包含的思维、世界观都已成为时下互联网圈子中流行的用语。在人工智慧、大数据、3D打印等当代科技快速发 展的今天，基督教需要专业而通俗地诠释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的著作。
简要评论：推荐阅读《审判达尔文》（詹腓力，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该书作者从各个方面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诘难，他所分析和引用的根据往往是既存的事实，指出了进化论所遇到的问题，本书因此支持和反对进化论两方面人士重要的参考工具。另再推荐一本中国人、生物学博士里程写的《游子吟》（网上点击阅读：http://cclw.net/gospel/explore/youziyin/main.htm ）。该书出版已经15年了，有人说里面的一些内容和观点已经落伍了，但此书仍然是这方面论述最完整的专著，而且其实这也正反映了科学与信仰的关系: 短暂与永恒。不是吗？ 所以这本书有个副标题：永恒在呼唤。
障碍四：缺共鸣：基督教传播相对脱离社会，缺乏公共性；而社会对基督教信仰则缺乏深入了解
报告援引1：从搜索引擎为特征的 Web 1.0 时代开始，借助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已经成为关键字的游戏。而关键字的选择和设计往往是需要换位思考。当人们寻求信仰的力量，思考人生意义的时候，当他们开始在网上搜寻的时候，他们使用的关键词是什么？哪些词会激起共鸣？哪些词又能吸引他们继续浏览？这些关键词会是下面基督徒最常使用、文章中最常出现的这些“专业术语”吗？ 圣经、耶稣、 上帝、 基督 、基督徒、 重生 、见证、 圣礼 、宝血 、救赎 、十字架 ……但这些词是不是普通人特别是当今中国人最常使用的关键词呢？未必。
简要评论：在这个一切都可以上网找到答案的时代，基督教的话语体系与公共话语体系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兼容现象，以致出现了寻找却寻不见的窘境。这固然有基督教传播手段相对落后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有些词汇非“专业术语”不能准确表达，而且“专业术语”也有其魅力所在。比如基督徒用“喜乐”这个词所表达的感受，就不是“喜悦”、“快乐”、或者是“喜悦”+“快乐”所能充分表达的。但如何让基督徒的关键词走向公众传播、让大众关键词被基督徒们所关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大问题。
报告援引2：和大多公知一样，赵晓的微博关注时政、关注社会热点。话题主要集中在：社会公平（比如收入分配、住房问题）、社会道德（比如普遍 的道德沦丧）、信仰状况。 由于社会话题的参与度高，社会话题往往是那些传播最广，被转发、评论最多的话题。另外，政府话题是今天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核心关注，无论是学界、商 界、科技界。有意思的是，对时政话题参与积极的人，则更多对基督教持有较强的好感态度（比例为23%）。从社会问题、时政评论、美国、经济四个关键词评估参与评论的人群对福音的态度，报告发现：超过50%的人对基督教的 态度是积极和正面的。
简要评论：那么，问题来了：百姓最关心的公共话题，基督徒、教会关心不关心？敢不敢关心，应不应该关心？在社会最为关注的公共议题上，基督徒们有没有可能提供足够的关怀、智慧的见解以及超越的出路？目前，基督徒明星等公众人物越来越多，但囿于多种原因不敢或不太懂得怎样在公共领域表达信仰。有些勇于表达的人士却又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教会的支援。结果就是，灯没有被点在灯台上，基督教的思想、理念和文化仍然被边缘化，没有发挥应有的、积极正面的影响力。
报告援引3：谈基督教头头是道，但一般中国人其实分不清什么天主教、东正教、圣公会、新教，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说到新教，又有改革宗、信义宗、福音派、自由派、灵恩派、宗派林立，就更令中国人眼花缭乱了。至于还有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安息日会、巴哈伊、 摩门教、耶稣青年会等等也在“传福音”，也很热情，也很有爱心，也说他们信的是基督……这些就更让不信的人感觉很混乱、很担心、很迷惑甚至很害怕。在崇尚宽容平等的后现代社会，基督教的排他性、与天主教、异端以及其他宗教的关系、各宗派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这需要有更为清楚全面、平衡而深入的阐述。
简要评论：正如判别假币固然需要认识了解假币，比对其与真币的差异，但最根本最有效方法首先就是认识熟悉真币。其实，历代基督教会都曾面对类似困扰，为帮助信徒进行分辨，教会对于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基督信仰，早已做出了清楚的表白，一般称为信经、信条。凡符合信经信条中基本要件的就是正信，违背的就是异端；有些枝节或传统上的差异的一般可以认为是宗派。教会公认的信经有最古老、最有影响的《使徒信经》（http://baike.baidu.com/view/50387.htm）、《尼西亚信经》等；所公认的重要信条有《比利时信条》、《威斯敏斯德信条》 （http://baike.baidu.com/view/8627254.htm ）；比较有影响的教理问答有《海德堡教理问答》（http://wenku.baidu.com/view/395041db50e2524de5187e4a.html）、《威斯敏斯德大教理问答》、《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等。这些在网上都很容易获得，不妨一搜。
结语：果然求真务实，何惧四大障碍？！
谈完中国人为什么不信基督教的四大原因或接受基督教的四大障碍，我想起了一个外国人麦道卫的故事。麦道卫曾是基督信仰的铁竿反对者，为免别人对他传福音，彻底推翻基督信仰而奔走世界各处，搜集资料及做研究，以图毕其功于一役，一举而致基督教于死地，从此耳根清净。但最后，面对基督信仰的铁证，热爱真理的他成了虔诚的基督徒，还写出巨著《铁证待判》，一经面世即震撼世界，后进一步修订为《新铁证待判》（麦道卫，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强烈推荐国人特别是知识精英阅读。
我还想起了已故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的故事。作为中国背景下的知识分子，前述四大障碍同样也是他曾经不信基督的原因所在。但杨小凯和麦道卫一样，也是一位热爱真理，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真正知识分子。杨小凯归信基督，既有理性思考层面的归信，他先是从经济学、社会学上看到了基督教对现代文明的独特贡献，逐渐开始克服对科学理性的迷信，更多客观地去理解基督教的本质；也有个人经历层面的确信，最终他凭信心接受了基督信仰。详细推荐阅读：杨小凯认识基督教的三个过程（网上点击阅读：http://wenku.baidu.com/view/a1655cabd1f34693daef3e88.html ）
信仰是一个人对人生终极意义，对真、善、美的探寻旅程，也是让一个人获得至高幸福的根本。什么是真、是善、是美？在我看来，真就是美，真理就是美好，否则不会引人苦苦追寻！ 真就是善，真理就是良善，所以他一定会主动向人启示，否则以人的有限又怎可能寻见？只有引人追寻却愿向人启示的真理，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真正的信仰。
孔子说，人最重要的敬畏上帝以及从上帝而来的天命（“君子畏天命”）。但人认识上帝的关键是经由耶稣这座桥梁，否则人不可能真正认识上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这个宣告看似“霸气”，实为坦诚。因为虚 幻的道路不可能通向真实，而不提供路径的目标不过是空中楼阁。耶稣的宣告则说明了他既是真理本身，也给予了人们得着真理的途径。好树才能结好果子，不能带来生命更新的改变只是换汤不换药。而也正因他就是真理本身，所以得着真理的人才能获得新的生命，才有可能脱胎换骨，活出美好！
所幸找到真理的旅程或许漫长，得到真理的方法却并不太难: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罗10：9-13）
谢选骏指出：“大数据”所显示的“四大障碍”，其实毫无新意，都是一些老问题，是一些借口，也可以说是各个民族都曾遇到过的四大魔障。克服这些魔障，靠什么？靠人的工作？那肯定会失败。一定要靠上帝的能力，靠奇迹，靠恩典。那样，四大魔障就会变成四通八达。
【016、“第三中国”得到认同】
《两岸未来第三条路 追寻一国良制》（2018年1月20日 转载亚洲周刊）报道：
中国大陆方面积极向台湾青年招手，具体的做法是提供优厚的资金条件，吸引台湾青年前往创业、就业和求学。
中国大陆採取哪些措施来吸引台湾的人心？
中国大陆方面积极向台湾青年招手，具体的做法是提供优厚的资金条件，吸引台湾青年前往创业、就业和求学。自二零一五年以来，中国大陆逐步设立两岸青年创业基地，主要集聚在江苏、福建、北京、广东等省市，配合寒暑假密集接待来自台湾各地的的大学生所进行的交流等，正点点滴滴在改变台湾年轻人对大陆的刻板印象。
中国大陆学者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有怎样的看法？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院长李鹏表示，两岸要恢复官方交流，取决于蔡英文有没有把两岸的关系讲清楚，「她讲清楚，就有可能，她不讲清楚，就没有可能」。他说，如果蔡英文继续去推动渐进台独，哪一天推到临界点，在两岸关系是很危险的，因为蔡英文有一个误判，认为这样推进渐进式台独，大陆抓不到把柄，这个误判很危险。
除了学者之外，对于两岸的未来还有哪些比较特殊的观点吗？
联华电子荣誉董事长曹兴诚建议，由台湾修改《公民投票法》，规定当大陆要求统一时，请大陆提出明确的统一条件，而台湾即依据此条件举办全民公投，问台湾选民同不同意？如果通过，当然即可进行统一，如果投票未过，可以下次再来，其次数不限。他说，由于大陆一直提条件，台湾帮你办公投，和平的可能性永远在那边，因此不会触犯《反分裂法》第八条。但两岸学者和政治人物普遍都不认为这是可行方式。
谢选骏指出：几十年来，我一贯主张“第三中国”和“第三期中国文明”，现在逐渐得到认同，将来如能认真实施，就能从“第三中国”过渡到“第三期中国文明”，幸甚至哉。
【017、“定于一尊” 是向上国尊严的回归吗】
《习近平强调“定于一尊” 是背离正统还是警告讯号》（2018年7月20日BBC）报道：
中共高层一个月内两次提到“定于一尊”，强调中共中央的权威地位，引发外界关注。
在这之前，“定于一尊”并不是中国领导人经常使用的词汇，在民间的应用频率也不高。一个普通的四字成语，放在政治语境下便染上了不一样的色彩。对于已经高度集权的中国，“定于一尊”是否带有另种意味？
既要“定于一尊”，也不要“定于一尊”
作为成语，“定于一尊”指的是具有最高权威的人，此前也指思想、学术、道德等，以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做唯一的标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曾写道，丞相李斯向秦始皇进言，“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中国地方党报《山西日报》2017年曾对此解释称，“定于一尊”意指“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并称“历史上正是这种‘定于一尊’的专制统治，加速了秦王朝的覆亡。”
近期这个词曾出现在７月４日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当天新华社发表习近平讲话称，中共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而在７月１７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上，中国第三号人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重申这八字表态，而且强调了“党中央”的概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观点：中共党内高层裂缝或现今年北戴河会议
在这之前，“定于一尊”也曾见诸习近平的讲话，不过是另外一种色彩。就在两个月前，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活动上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2017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表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而最早在2014年，习近平还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
曾经被用作负面表达的词汇，现在只在正面意义时出现。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对此表示，之前强调不可定于一尊是针对西方而言，在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上，不能定于一尊，但是在共产党内，“必须要定于一尊”。他认为，不能用一个词语的不同运用来解释政治学或社会学道理。
而中国独立学者吴强认为，“定于一尊”的态度是中国儒家文化一直批判的对象，“不可定于一尊”，“防止一言堂，防止领导干部终身制等”一直是中共比较正统的态度，也是儒家式的态度。“习对儒家这套东西有批判，表现在过去几年对儒家的官僚体制用反腐运动一直在镇压，对这个官僚体制是不信任的。他现在回归到秦始皇法家意义上的定于一尊，对自己说的话也有反复。”
共产党的政治语言
今年“两会”上，中国修改宪法，国家主席自此可无限期连任。
对于关心中国政治的人来说，中共一个月内两次高调强调同一个词，背后的深意耐人寻味。丁学良指出，“定于一尊”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种理想状态，是列宁主义的一贯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原则。“所谓定于一尊是指，一旦作出了决议，你不能有第二种方向，这是他的理想状况。”他认为，列宁主义的政党都会一直坚持这个理念，但在一些特殊时期会格外强调。现在如此强调，可能是因为“有些人在党内在许多政策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所有执政的共产党最怕的就是党分裂”，丁学良认为，这是一个警告，“你不能违反党的纪律，有不同意见在党内开会的时候小范围说一说是可以的了。但党如果做错了一个决定，你的意见就要保留，不能出去宣扬，更不能在行动上同已经做出来的决议之间不一样，这是列宁主义最反对的事情。”
吴强则认为，通过“定于一尊”的权威，习近平实际是“在背离共产党过去几十年的传统，包括对邓小平路线的背离，对韬光养晦的背离，对自己曾经说的话也是大量的背离”。“一方面他的权力是前所未有高度的集中，这种集中也造成他在中共党内前所未有的孤立的状态，”吴强说。
谢选骏指出：丁学良相当地无知。因为“定于一尊”是君主主义的原则，而不是列宁主义的原则，因为列宁主义的原则还是党的专政，不是君主的定于一尊。因此，不仅邓小平这个垂帘听政的老人，就是毛泽东包括斯大林最为独裁的时候，也不敢提出“定于一尊”这个明显来源于“李斯向秦始皇进言”的口号。甚至，连敢于称帝的袁世凯也不敢明确提出“定于一尊”，而要打出“洪宪元年”的宪政旗号。那么，为什么习近平敢于提出“定于一尊”呐？我认为，这是时势使然——是中国历史的水到渠成。早在1980年，我就预测到了这一点，并明确指出，当中国的国力恢复之后，势必走向复古主义的道路。为此，我在1988年还专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回归祖辈的文化》，回归祖辈的文化，就是回归儒家统治中国以前的王国时代，而不是儒家统治的帝国时代。毕竟，儒家只能守成，不能开创。我认为，习近平如果真有“定于一尊”的原则，就会为中国恢复上国尊严，彻底驱逐马列主义的羊骚——这就是唯我独尊、上国尊严的秦始皇与崇尚羊骚、马列跟班的毛泽东之间的根本区别。
[附录]谢选骏1980年旧文《定于一尊的天子》
第三中国论
The Idea of A Third China
第十二篇“第三中国”的世界命运
一、古代的成就导致现代的挫败
二、中国主义将影响世界进程
三、回到民族原点，重新出发
四、定于一尊的天子
五、中国的文化创造者
六、“王道”不是“神权国家”
七、中国的罗马法
……
三、回到民族原点，重新出发
对于历史的思索，使我们想到，历史不可能永远在我们一边，即使我们是历史运动的推助者，是天命的忠实仆人。历史超越善恶：不像恶人所说的那样是恶推动了历史，但也不像善人所说的那样是善推动了历史，历史只有“易化”，无形的易化，易化于无形。
在人类思想的原始时代，“万物有灵”论曾流行一时，这在今天看来多么可笑；在人类思想的未来时代，“历史善恶”论也会变得可笑：把历史人物视为“有灵魂的人”岂不也是一种“万物有灵论”的现代翻版？我们努力祛除这种可笑的迷信──可爱的人或可憎的人，并不能瓜分历史。
一个观世者。一个仅仅如此也甘于如此的观世者。他从世界观察中吸取灵气、酿成救世的良方。不论这良方能否“行得通”，反正它提供了一剂精神的补药！风水、利禄、宗教、裙带关系、审美情趣……作为人民生活的种种“不谐和状态”──经常会使精神形式感到侮辱。人民生活应该充满愚蠢的快乐和琐屑的平和；伟大的战争和痛苦的智慧──应由创造者们承担起来。可现在一切都颠乱了：人民在冒充精神，精神却遭到放逐。
其实事情应该反过来：“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沉沦命运的主宰者饿了──我们就毫不犹豫地献上我们的筋肉；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破落命运的主宰者渴了──我们责无旁贷地献上我们的鲜血”……只有这样，历史荒原中的“中国民族”才会突然醒来、并且“物质化”，虚空的虚空才会变得货真价实：
1、中国民族的定义：接受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礼制文化的居民。
2、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在东亚大陆上作凝聚状地扩散，自黄河中游地区向四面八方作大体等距离的扩散。扩张的“中原文化”，其最后表现形式即为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礼制文化。即使“专制皇帝”也是以这一文化秩序的最高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
3、中国民族近代以来的命运：在受尽耻辱（多少次的“唾面自干”）和丧尽边陲之后，勉强保住了地理意义上的部分遗产。但“文化遗产”则失去了。“现代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甚至不认为自己是这份产业的天生主人，但这却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一笔资产。
4、“改造中国”是迫于“适应现代世界”这一空前的压力。甚至是迫于“苏联的亡国奴”这一卑贱的身份。
5、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中国民族“自戕自害”、“自我改造”的历史。表面上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乱及革命的一切目标，全都落空了，而且还导致幻灭情绪的逐年深化；但事实上，中国革命的终极目标既非改变社会结构、亦非改造文化结构，而是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进而为中国人唤回全盛时期的那种精神；重塑一个新的生存目标、培植一个新的方向感。
6、中国全民的情趣所发生的这种革命性变化──将使中国人的精力拥有一个广大无边的宣泄空间，并为这一宣泄提供某种极富魅力的文化形式。历史终将证明：由于中国人的精力有了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去处，这就等于大大刺激了这一精力，从而使它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并铺张开去。如此，则中国民族的生命将因“精力的有效新陈代谢”，变得日益健康和饱满，一扫千余年来横遭压抑造成的萎靡不振、结束民族生活史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牛马状态。食草动物只会自相残杀而不会攻击肉食野兽，即使它体形巨大如牛也不会主动进攻。而食肉动物则全然不同，连杂食的小老鼠都敢于咬人。中国人要从“改造食谱”入手，去强化自己的生命力量。
7、黄河的不肖子孙们，已经丧失了祖辈的可贵品德，只在父辈的因循守旧中苟延残喘，并在西方真理所带来的毒害中、在马列主义的专政下奄奄一息了。“圣人出而黄河清”，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圣人能够保护自然环境，因为天生圣人、为民作则。中国文明的每一个进展，都体现为对于黄河的一个超越；中国的未来只有消除了黄河的弊害，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复兴、民族复兴。如果不能根除黄河之弊，我们就不能称为中国圣人的继承者。在这种意义上，南水北调之类的“工程”，只会火上浇油，加剧中国的衰落，而无助于中国的复兴。
8、古代中国并不比近代日本更少自我调节能力与对外应战能力，黄河并不比日本的小溪更为逊色。中国文明是在黄河流域的艰苦环境中，在抵抗严酷气候和糟糕地理的条件下诞生的！正是在困难的包围中，它产生了礼制文明。礼制文明照亮了黄河，也照亮了中国，也许还能照亮整个世界……但为了礼制文明的复兴，我们需要回到民族的原点、重新出发。如果我们不能回到黄河流域、解决那里的生态问题，我们就没有能力用礼制的秩序解决世界问题。
四、定于一尊的天子
（1）定于一尊
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愈来愈强烈地呼吁我们：中国唯有定于一尊方能得救。
不是汉武帝那样一元化的定于一尊，而是西周和盛唐那样多元化的定于一尊，多元与一尊的有机结合，能够开创新的中国文明。不是偶象崇拜；不是人体崇拜；不是权势崇拜；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折服与心理上的归顺。
中国唯有在精神上定于一尊；世界唯有在心理上定于一尊──才能走出它们在二十世纪共同囹圄其中的血腥杀戮与无边沙漠。当然，这个沙漠对于生态业已全面破坏的中国已是更为致命的陷阱，因此目前的中国比世界更为亟需救助者：中国需要首先得到自己的救助者，然后才能救助世界。
中国革命的一切空前破坏──实际上在为这个至宝来到扫清障碍。中国革命不分青红皂白的屠宰──剥尽人皮、烧光书籍、彻底掠夺生产资料与生活必需品的全面专政……把人们误解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皮毛”与“文化时装”也一同剥除了：从而为“一尊”的真相大白，无意之间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正是在一穷二白的现代中国，文明的创造者才来到了我们中间。
那些被不肖子孙误解为“文化”的东西──只是一些人民生活的风俗和知识阶层的习惯。这是些没有灵魂的浮游物，它们粘附于某个本体，并非具有自身的生命。可惜国人对此知道得太慢也太晚了。为这迟钝付出的代价是亿万人民的枉死！不肖子孙先是误解了祖辈的意图，然后遗忘了黄金时代的精神，最后失去了自己的创造能力。现在让我们反过来：活动一下自己的创造力，然后就会想起黄金时代的精神，最后就能理解“祖辈的意图”了。
“救世主受难的时代，就是他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这决非夸夸其谈，司马迁不是说过了吗：“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绝境中的创造”，这体现了“生生不已”的“周易原理”。能使中国文明死灰复燃、焕发史无前例的光芒、照亮世界人心的，就是“德音”。
（2）天子
两千年来的中国，皇帝及夷酋、土匪与流寇都自称为“天子”，他们完全篡改了“天子”这一“文化创造者”的“文化英雄品质”，而让政治控制取代了文化创造，正是中国文明趋于僵化硬化的关键所在。现代中国因此遭了报应与天谴，专制政治和异族奴役这个压倒一切的双头恐龙，使得中国社会丧失了抵抗欧洲文明的内在创造能力。
堕落的人们把小脚、辫子、八股、伪善及一切繁文缛节称作“中国文化”，不那么堕落的人们也把庙宇、宫殿、服饰、仪节以至诗文、书法、图画、生活用具、古董摆设、花苑台榭……称作“中国文化”；而最具智慧的人们也只把四书五经、百家诸子（包括宋明诸子）、文物典章、各类“国粹”，等同于“中国文化”。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外延、附庸、皮毛血肉而已，决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因为它们都是“文化创造的产物”，而不是“文化创造的源泉”。在我看来，所谓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文化创造的可能性，而决不是因此杜绝了文化创造的一切可能。
至于更为根本天子崇拜，就更是如此了。天子源出“文化创造的信念”，天子观念应该继续成为这一虔诚敬意的表达。有关天子的其余说法，不是“政治的滥用”、“科学的胡言”，就是“理性的亵渎”、“神秘的欺骗”！至于天子带来的“文物典章”及“汉官威仪”，不过是一些文化创造能力的一些外在证明罢了。
中国传统最重要的“历史”，也是我们一切思考系统的出发点和一切行为系统的核心。“历史”以及“对历史的感应”，曾被董仲舒神秘化地说成是“天人感应”，但这显然只是为了投合西汉人的风尚和口味。
在中国文化后来的定向发展中，基本方向被简化为“归本于治”，但在我们来看，这就造成了单调与贫瘠，造成了开发过度和板结的土壤！在溯本追源的探索中──我们才赫赫发见了“天子”本是“文化创造者”！例如赫赫有名的黄帝，一个著名的天子，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创造者。黄帝名为“轩辕氏”，顾名思义，他是造车的。他的妻子嫘祖则是蚕桑的发明者。黄帝还是医学的鼻祖，著名的《黄帝内经》说明了这一传统的纪念。黄帝手下有很多名臣和能人，他们每人都有发明创造。黄帝的阵营就是一个典型的天子集团。
在“创造者”的概念里，我们发见了中国文化的精魂，而非区区的方向。后来的方向，是从这创造的精魂中得出的……但我们不该让方向扼杀了创造，因此在必要的时刻不该拒绝调整自己的方向。为了生命的创造，不该拒绝调整自己的具体目标。
五、中国的文化创造者
“中国”的意识形态，后来形成了“国家宗教”的主要基础：
1、坚信中国是“天下”的“中心”。
2，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大自然生出了最为杰出的生灵，给中国带来了秩序与活力、从而也给世界带来了和平与福祉。
3、这个最为杰出的生灵就是“文化创造者──天子”，他和他领导的创新集团，必能起来主宰中国的命运。
4、中国人民的幸福终究要通过与替天行道的“大能者”的互动，来实现。
5、溯本追源，中国的一切：它的国土、它的人民、它的财富、它的资源、它的精神、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它的光荣……还是从这个“大能者”的圣德中派生出来；并受到这一圣德之消长的左右而不断运行于盛衰兴亡的大道。
6、上天给中国最大的惩罚就是令这“大能者”从中国隐退；上天给中国的最大恩赏，就是令这“大能者”重归于中国民族。
7、新的“文化创造者──天子”将从民族的原始土壤中兴起，而不是来自统治阶级衰弱猥琐的小圈子中。
8、“文化创造者──天子”是新文化的最高象征；天子的新文化及其创造过程，是人类生活得以忘我超我的出发点。
9、“文化创造者──天子”是“智慧海”，是智慧的活泉。“文化创造者──天子”应当成为新民族的凝聚剂！一切现在意义上的“中国人”或“非中国人”──都可以在同一标准的测度下重新确认：他们对“文化创造者──天子及其文化”的态度是朝向还是悖逆。
10、中国人民对“真命天子”也就是“真正的文化创造者”的永恒期待，是不会落空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从真挚的、孩童般的赤子之心中涌现出这种情感──能够改变天地！他是中国文化活的灵魂。只要这一期待继续存在──即使晦暗不明、柔弱无力、不绝如缕、奄奄一息──中国民族的生命力量还没有衰竭。
11、“真命天子”也就是“真正的文化创造者”！他是强有力的精神凝聚剂：一种不可毁损、难以抑制的生命引力。他凝聚五光十色、参差不齐的人类物质──他分泌一代振聋发聩的新文化，造就一个空前未有的新王国。
12、“文化创造者──天子”一旦从人间退隐，他的文化系统就趋衰退和分解。苦难深重的人民！他们等待什么？──“等待真命天子”也就是“等待真正的文化创造者”。他们希望什么？──希望这惊动世界的横空出世会创造超越理性的奇迹！人民永远在真诚等待，具有“真正中国”的百折不挠与耐心十足，永远都怀着最动人的希望，特别是在这暗无天日的无君世纪，这个让中国备尝屈辱、不幸、兵荒马乱、流离颠沛的世纪！中国人民的期待若不落空，真命天子就要降临──把真正的天命兑现出来给世界看！
天命的仆人兴起发光，天命之子只听天命的呼唤！效率至高的工具，摒弃一切囿于自我的错觉、幻想，只看天命的图腾！
六、论“王道”与“神权国家”
从欧洲本位的论点看问题：当代世界正处于战国时代，因为世界迄今为止仍被欧洲及其俄、美两翼的影响力所操纵，从而被迫卷入了欧洲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欧洲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是从拿破仑到希特勒，于是全世界各个角落逐次进入了“欧洲的战国时代”。冷战开始，尽管战事在欧洲已经大体平息，但全球范围的战国时代却是刚刚开幕。全球情况非常复杂，中国的社会发展还和欧洲相差一个阶段，相比之下，日本倒与欧洲比较接近，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甚至也比中国现代一些。
要使现代化之前的国家主动投入战国旋涡，真比登天还难。而只有等到这些国家全都自觉地投入了战国的怀抱，世界的统一才会开始。
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前景，还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统一帝国如秦汉、罗马、元明清、奥斯曼帝国那样；我们所面临的不过是一个“纽带”色彩更重的、西周或唐朝式的“世界共主联盟”。不错，这是一种真正的国际秩序，但它既不像统一帝国那么残暴，又不像真正的“世界文化”那么丰富多彩。是的，我们这个时代正在衰颓沉沦，但这只是风靡世界的欧洲文化的衰颓──世界文化还没有真正地诞生！既未诞生，又怎么谈得上衰颓与沉沦呢！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夏文化”（第一期中国文明）或盛唐时代的“中国文化”（第二期中国文明），作为当时的“世界文化”，具有“共主地位”。我希望未来的第三中国，也能形成这样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格局。
我用这种崭新的历史观，送给世界两百年的和平。像西汉或是元首制罗马那样，把世界从战国时代的恐怖中打救出来！
这个“中国本位”历史观也许使得现代世界的欧洲中心论者们觉得很不中听，可是它却可能是真实的，它可为世界带来一个黄金时代，就像奥古斯都或文景之治。但其前提，未来的世界要承认第三中国为共主，而不只是仅仅承认欧洲及其美俄。
新的“天下”将不再是黄河中游的“中原”，也不再是唐盛时代的“中国”，而是当今意义上的“地球”。
作为一个“现代人”来说，要实现“统一全球”的希望还渺茫得很。仁德的西周，耀眼的盛唐，会在中国重现；但在整个地球范围内，它不会重演一次，因为世界需要的是实质的统一。需要实现一个“等视天下万民的王道”。
“王道”是什么？尽管千百年来对于它的解释纷纭无比，层出不穷；但是集合了许多解释之晶，我在《王道论》中已经把它阐明了──“王道”就是“间接统治”。王道的一切良政、一切善举，都不是出于善意的“仁慈”，而是发自“间接统治”的内在逻辑。所以，要想达到“王道”的理想，必先施行间接统治；要想保持“王道”的光荣，必先保全间接统治。
“王道──间接统治”，这是一种绝顶的艺术，也是一种危险的艺术；既是巨大赌注的艺术，也是重大收获的艺术！一种“柏拉图式＋孔子”的艺术！
间接统治并非一付万灵仙方，间接统治时刻面临着直接统治的贪欲、威胁及挑战。在历史途程中，间接统治只是一站，是一条长链的一个片断，所以西周会没落，盛唐会瓦解，教会的统治终于结束。
“王道──间接统治”，也不能逃避万物的共同归宿：灭亡。“王道──间接统治”这种统治艺术乃是一种益寿延年的艺术，但无法永葆青春；“王道──间接统治”这种统治艺术乃是一种走钢丝的艺术，但不可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他们的手就伸得太长了。
但王道毕竟有其伟大的收获，那就是文明的涌现！王道的奇特艺术是“文化创造者──天子”的独家技艺，其艺术的结晶与表现形式就是“神权国家”，而不是“神职人员的国家”。
七、中国的罗马法
1、各个时代、各种国家的“国家宗教”──它们的形态及色彩；宗教仪式及艺术表现……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致力于创造一套关于这个国家及其必要性的种种神话，以便形成“具有活力的神权国家”。
2、尽管中国先秦的国家宗教具有“天地崇拜”的性质，但在汉朝以后却被儒家的“历史崇拜”等“非宗教的宗教”削弱了。对于“文化创造者──天子”的崇拜，却巧妙地把“天地崇拜”和“历史崇拜”组合了起来，从而糅合了神秘感与历史感，达到了人文主义与神灵崇拜的双重效果。
3、中国文化的这一精髓很可能为未来世纪──提供一种类似于“罗马法”的稳定要素和心理上的凝聚剂……中国色彩和中国样式的新型宿命论──很可能由一个“远东的斐罗（Philo，前20年—后50年）”传布于整个地球……
4、“中国文化的精髓”推崇“文化创造者──天子”；而不是“罗马法”框架内的“保民官”或“凯撒”。中国文化的精髓奉“历史教”为国家宗教，同时兼有保护自然的天地崇拜退居其次，这是因为，随着文明的进展，社会对人的影响已经日益超过了自然对人的影响。这是一种类似历史上儒教那样的双重教化；而不是罗马人的原始多神教或宗教无政府状态。相关的一个证据是：即使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东西，之所以能在中国猖獗一时，也是因为它投合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化的胃口。
5、考察一下历史：罗马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罗马法这一罗马权力的根基逐渐失去了高级宗教的精神支持，由于不能提供一种适当的神格，由于不能提供一个普遍的神。最后，这种空白只能由基督教来填补；而基督教的教理却是反对罗马这个杀害耶稣基督的帝国存在的。
6、中国新型宿命论──历史教──的精神内核，则将不会枯竭，因为那就是“文化创造者──天子”！它有能力逐渐脱掉古来宗教的残破时装；而使新的教义符合这个科学时代的特征：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将比其他民族的“神秘教”，较能与科学合拍。同时，历史教也有神秘教的部分功能，无论历史教与神秘教的形式和表象有多大差异，它们内心深处毕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多少都能满足人们超越自我的灵魂需要、在崇拜中获得自我意识的净化。人人都可以通过“对自己不能控制的事物的由衷崇拜，使自己在这一崇拜里分享超级权能，从而达到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秩序”。这一安宁和这一秩序有助于建立人的内、外平衡，即使人与环境的相对和解成为可能。
7、任何宗教的时装总会破旧雕敝、陈腐过时，因此需要产生新的宗教，用新的理性时装加以包装──为那颗不朽的灵魂提供一个新的居所，并得到新风俗的认可、新习惯的支持……在文化创造者──天子来到世界之后，中国的宿命论将这样逐渐麻醉全球文明。
8、以核武器的出现的标志，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它意味战争的政治化，有限战争成为主流，穷兵黩武的全面战争愈来愈成为不可能的了。而中国近千年来最擅长的正是这种游戏，所以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势必将进一步抵消中国文化的承受者们的“文弱”特点而使他们的“智谋”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具有高度机诈传统的文化集体，由它来主持“科学的世界秩序”也许不会窒息人类的创造精神。中国人具有协和自然的生物本能，而较为容易避免唯物主义的世界悲剧。
9、我多么欣慰于拯救了中国的两次世界大战！要不是有这两次“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同室操戈”，中国的前途将危殆矣。命运及时拯救了中国，尽管这种拯救现在看来只做了一半，还没有帮助中国从苏联的残余影响下完全解脱出来。但毕竟把中国从最危险的悬崖边挽救了过来……与此同时，也为“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甚至是“历史的需要”。这一发展对中国也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天下统治传统”及“适者生存文化”的社会，由这个民族前来“主持这种世界秩序”，是顺理成章的。众所周知，中国人在“斗力”方面是远不如“斗智”方面的。所以，科学技术的惊人进展将为中国这一老朽民族提供一股巨大的复兴动力。世界历史、全球政治的发展趋势，既给中国的复兴提出了动力，又给它登上世界舞台铺平了道路：让我们抓住这一机会，施展这一用武之地，发挥“自己的文化素质”和“传统的历史因素”。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但愿我们都不要违抗自己的主要价值。
10、我发现了这一至理，我创造了这一强大的心理武器：
中国的命运已被证明为不可选择的宿命，众多的尝试业已失败，但命运演变的线索却日益现出它的宿命轮廓──中国走向世界政治那个巨大的背影。这个背影必将笼罩全球，把世界历史驱入一片新的荒野，为人类文明开辟一块充满原始气氛的处女地。这个背影──乃是中国此前两三百年的牺牲、动乱、神经衰弱、精神崩溃……的历史报应。这个背影所笼罩的世界将是安宁的乐土，这是中国的牺牲所换来的千年至福。
（1980年6月19日）
谢选骏指出：“定于一尊” 是向上国尊严的回归吗？如果是的，那就首先禁止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横行霸道吧。
【018、“东突厥斯坦”实在是一厢情愿】
网文《伊斯兰教到来之前：新疆古典艺术的黄金时代》（林梅村）说：
新疆历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和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地区。从宗教演变来看，公元10世纪以前，尤以佛教为盛。一般认为，佛教传入新疆早于内地，当不晚于公元1-2世纪。从龟兹到于阗，从焉耆到疏勒，迄今发现的诸多早期遗址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个经济繁荣的、佛教昌盛的西域诸国，其艺术、文化不仅表现出强烈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而且还吸收了印度、希腊、犍陀罗、波斯等艺术的成分，成为研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形象资料。位于丝绸之路交通要冲上的龟兹，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位于古代丝绸之路交通要冲的龟兹国，是东西方文化孕育出的天之骄子，作为西域曾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汇中心，来自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印度、伊朗、希腊、古罗马等世界各大文明在此碰撞、融合，激荡出辉煌璀璨的龟兹文明，这样的际遇在中国甚至世界文明史上也极其罕见。从某种角度讲，龟兹文化也是一种大移民文化，外来民族的介入必不可少，早期迁徙至塔里木北部的龟兹先民，对西域文明乃至整个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龟兹古国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今库车一带），公元前2世纪进入历史舞台。其名始见于《汉书·西域传》，列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与精绝（今民丰县尼雅河下游）、东南与且末（今且末县北部）、西南与扞弥（今于田县克里雅河下游）、北与乌孙（今伊犁河上游）、西与姑墨（今温宿）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今轮台）三百五十里。”
汉代延城就在库车县的皮朗古城，又称“哈拉墩古城”。1958年黄文弼赴塔里木盆地实地考察，认为古城周长7公里，他发现的“喀拉墩下层文化”，将龟兹历史追溯到青铜时代，该文化与焉耆盆地分布的青铜文化——察吾呼沟文化接近，属半耕半牧的绿洲文化。这个现象与龟兹古代语言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
据体质人类学和比较语言学研究，龟兹人属于高加索人种，讲印欧语系西支吐火罗语方言。20世纪初以来，欧美、日本和中国考古队在塔里木盆地北道发现一种印度婆罗谜文书写的未名语言，主要流行于7—9世纪。语言学家惊奇地发现，这种未名语言与近邻印欧语系东支印度—伊朗语相差甚远，反而与分布于欧洲的印欧语系西支的赫梯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关系密切。换言之，早在印欧语系西支和东支分化前，龟兹人的祖先就告别印欧人的原始故乡里海——黑海北岸，向中亚草原迁徙了。
起初人们不知道这种语言是什么人留下的，直至德国考察队在新疆发现的回鹘文剧本《弥勒会见记》才终于道破鸿蒙。据卷前题记，该剧本是一位龟兹法师从“吐火罗语”翻译而来。德国突厥学家缪勒认为，所谓“吐火罗语”就是库车发现的未名语言。吐火罗语文书分A、B两种方言，A方言主要流行于焉耆和吐鲁番盆地，既有佛教典籍，也包括世俗文书，研究者称之为“焉耆语”；而B方言仅流行于库车绿洲，主要用来书写各种佛教典籍，研究者称之为“龟兹语”。
龟兹出土西汉李崇私印和东汉“归义羌长” 卧羊钮铜印，中国先秦时代，龟兹在中亚草原霸主月氏人统治之下。公元前3世纪大月氏西迁，龟兹又为匈奴羁縻。公元前60年，汉宣帝在龟兹东境乌垒城设西域都护府，塔里木盆地正式并入中国版图。1928年，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考察时候发现一枚桥钮汉印。他在报告中写道：“汉铜印，出沙雅裕勒都司巴克一带……底篆书阴文共六字，可识者‘李崇之印’四字，余二字不明。”李崇是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汉书·西域传》记载了公元16年，李崇率军迎战焉耆，苦守龟兹数年直至战死的经过，“崇遂没，西域因绝。”此印全文为“李崇之印信”，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汉使班超经营丝绸之路南道，北征匈奴，西域各国重与汉朝通好。和帝永元三年（91年），班超平定龟兹，西域都护府从乌垒城迁往龟兹国它乾城（今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于是，龟兹及其周边地区成了汉文化西传的一个重要窗口。拜城县东汉摩崖石刻《刘平国作关亭诵》就是桓帝永寿四年（158年）龟兹左将军修筑汉代烽隧时镌刻的。1953年，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还发现一枚“汉归义羌长”卧羊钮铜印，它的主人应该就是河西走廊或青海西迁龟兹的羌人部落的首领。
魏晋时期，龟兹不断遣使向中原王朝入贡。随着中原王朝政权更迭，龟兹先后归顺前凉、前秦、北凉，并向北魏遣使纳献。丝绸之路开通后，龟兹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之一。龟兹王子鸠摩罗什早年游学北印度及西域诸国，逐渐成长为一代佛法大师。据梁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记载，鸠摩罗什学成归国时，“龟兹王为造金师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令什升而说法”。“大秦”是中国史书对东罗马（拜占庭）的称谓，那么公元4世纪罗马人生产的大秦锦曾传入龟兹。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发现过大秦锦残片，上饰棱格纹八瓣花图案，现藏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
382年，前秦苻坚派遣骁骑将军吕光偕同鄯善王、车师王等，率领七万大军讨伐龟兹。384年，立故王白纯之弟白震为新王。吕光讨伐龟兹之役的最大收获，是俘获龟兹佛法大师鸠摩罗什并将其带回凉州（今武威）传授佛法。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姚兴派人迎鸠摩罗什至长安从事汉译佛经。中国最早的佛经译场，就是鸠摩罗什开创的。
20世纪初，德国考察队的勒柯克在克孜尔石窟还发现一批直体佉卢文书，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我们根据其中一件犍陀罗吐火罗双语文书，解读了这批文书。据文献记载，小乘佛教法藏部以犍陀罗语为经堂用语。大乘佛教在印度和中亚兴起后，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小乘佛教徒不得不流亡锡兰、东南亚和塔里木盆地。玄奘《大唐西域记》说龟兹佛教属于小乘教说一切有部，而龟兹直体佉卢文书的发现，说明龟兹亦为小乘教法藏部的避难地之一。
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之后，西域诸国本地居民逐渐放弃土葬的风俗，死后火化，所以我们很少见到魏晋以后的西域古墓。不过西域诸王或高僧例外，死后建塔立寺。北魏高僧人宋云西行求法途中访问了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国。《洛阳伽蓝记》引述他的游记说：于阗人“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苏巴什佛寺西侧发现一座塔式墓，上建佛塔，下建地宫，内置棺椁。从出土文物看，苏巴什塔式墓的年代在魏晋时期（公元3世纪左右）。这种形制的古墓对西域乃至中原葬仪式都产生巨大影响，如楼兰LE古城附近发现的魏晋壁画墓，也是上塔下墓。北魏文明太后冯氏在山西大同所建永固陵，在陵前200米建一座周绕回廊的方形塔基遗迹，显然受西域佛教文化的影响。
龟兹绿洲有苏巴什、克孜尔、库木吐喇等佛寺，其中苏巴什佛寺年代最早，始建于魏晋十六国时期。该佛寺坐落在铜厂河（库车河）两岸，总面积18万平方米，以佛塔建筑群为中心，四周建庙宇、洞窟、佛塔、殿堂等。中外考察队在苏巴什佛寺遗址发现大批珍贵遗物，如绘画舍利盒、犍陀罗风格的佛像模具、彩绘木棺、彩绘陶罐等。从时间看，鸠摩罗什当年就在苏巴什佛寺传教。
5世纪中叶，龟兹为蒙古高原的柔然汗国控制。5世纪末，龟兹一度隶属于中亚强国嚈哒。不过，龟兹先后遣使于北魏、北周和南朝的梁朝。为了和中国争夺市场，波斯、疏勒、高昌、龟兹等国相继开发出风格独特的丝绸产品，如吐鲁番文书提到钵斯锦（波斯锦）、疏勒锦、高昌锦和丘兹锦（龟兹锦）。关于龟兹流行的丝绸品种，《旧唐书·音乐志》记载：“《龟兹乐》工人皁（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袴。舞者四人，红抹额，绯袄，白袴帑，乌皮靴……”从龟兹舞蹈家的戏装看，龟兹国流行黑色丝头巾、深红色织锦长袍、袖子用彩锦。据吐鲁番文书《北凉承平五年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券》记载，龟兹锦采用“绵经绵纬”法织造，“长九（尺）五寸，广四尺五寸”。吐鲁番文书进而披露，公元5世纪龟兹人创造的“黄地丘兹中锦”在西域颇受欢迎。高昌织工大肆仿造，生产出“高昌所作黄地丘兹中锦”。
早在鸠摩罗什时代，龟兹就流行大秦锦，而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拜占庭风格的织锦往往采用菱格纹。公元6—7世纪，粟特艺术传入龟兹，拜城克孜尔石窟上就绘有粟特艺术风格的联珠纹含绶鸟壁画。因此库车出土的黄地菱格纹含绶鸟纹锦当是中国、粟特、拜占庭三种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养蚕技术来自中原文化，含绶鸟纹来自粟特文化，而菱格纹则来自拜占庭文化。这为我们了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又一实例。
隋代，龟兹臣属于西突厥汗国。大业十一年（615年），龟兹遣使入朝。唐代龟兹国都仍在延城，但改称“伊逻卢城”。唐初，龟兹与唐朝有交往，名义上附属于西突厥。7世纪初，玄奘西行印度途中访问过苏巴什佛寺，当时龟兹正在西突厥统治下。《大唐西域记》将铜厂河两岸的苏巴什佛寺称为东、西昭怙厘大寺，并描述说：“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照怙厘，而东西随称。佛像庄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东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八寸矣。或有斋日，照烛光明。”
唐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军攻焉耆，龟兹与焉耆联兵相拒。648年，郭孝恪率唐军击败龟兹，都护府从吐鲁番交河城迁至龟兹。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苏定方在碎叶水平定西突厥，将安西都护府治所迁回高昌故地。次年唐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都城，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龟兹开始成为唐王朝统治西域的中心。龟兹名刹库木吐喇千佛洞主要是这个时期开凿的，所以该石窟寺有大批汉文榜题。
唐军还在龟兹构筑了大批中原风格的古城。今新和、沙雅两县交界荒漠中的通古孜巴什古城周长960米，四角均有向外伸出的垛墙或角楼建筑，现呈圆角方形，墙垣外附有马面建筑，南北墙垣的中部各建瓮城门一座。城内泛碱，有多座红柳沙丘，地表散露出夹砂红陶、琉璃釉陶的缸、瓮、罐、钵、盆，铺地的方砖、残铜、铁、石等。历年出土的可供断代的遗物主要有陶器、钱币、织物和汉文文书等，以及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建中通宝、大历元宝等诸多唐代钱币。
公元7世纪，吐蕃南下西域，大食（阿拉伯帝国）又东进中亚。唐朝与吐蕃、大食激烈争夺西域，多次被迫放弃龟兹等四镇，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才恢复。此后百年之际，安西都护府得以稳定在龟兹，直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前后为吐蕃攻占。值得注意的是，通古孜巴什古城内东北隅曾发现窖藏钱币，一次出土约3000余枚，包括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以及少量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中”字钱、“元”字钱等。于阗最早是在贞元六年后被吐蕃攻占，西州是在贞元八年（792年）陷落，安西约在贞元八年之后陷蕃。据王永生考证，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其别品“中”字钱、“元”字钱等是唐朝安西都护府为坚守西域，于大历、建中年间（766~783年）在龟兹地区铸造的，并非私铸，流通范围仅限于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范围，即龟兹及其附近地区，主要是供当地驻军使用。
北宋伊始，高加索人种的龟兹人被蒙古人种突厥语系的回鹘人逐渐同化。回鹘人就是今天新疆维吾尔人的祖先，起源于蒙古高原北部娑陵水（今蒙古国北境色楞格河），汉魏史书称“丁零”、“铁勒”或“高车”。突厥鲁尼文碑铭称“九姓乌古斯”，相当于阿拉伯地理文献的“九姓古斯”以及汉文史籍的“九姓铁勒”或“九姓回鹘”。744年，回鹘可汗取代突厥汗国建立新王朝——回鹘汗国。安史之乱爆发后，回鹘可汗曾经出兵，入朝靖难。
唐开成五年（840年），回鹘国都哈剌巴剌哈逊为北方游牧人黠戛斯攻破，回鹘人被迫分三支西迁。其中，十五部落投奔中亚草原的葛逻禄，北宋初年与葛逻禄人共建黑韩王朝（或称喀喇汗王朝）；另一支投安西（今库车），史称“龟兹回鹘”，龟兹绿洲开始了突厥化的进程。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龟兹安西大都督、回鹘可汗禄胜派遣枢密使曹万通奉表至宋朝。据11世纪马哈木德·喀什噶里在巴格达所撰《突厥语大词典》，信仰佛教的西州回鹘与信仰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的分界在龟兹西境。
元代在龟兹设“曲先塔林元帅府”，元帝崇尚伊斯兰文化，元以后龟兹佛教文明渐被伊斯兰文化所取代。
谢选骏指出：如此看来，把新疆叫做“东突厥斯坦”实在是一厢情愿了，因为汉人到达那里的时间，还要早于突厥人。
【019、“反革命暴乱”万岁——迎接“六四”三十周年！】
《五万字记录改开40年 六四仍为“暴乱”》（2018年12月19日 转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新华社发表文章，以五万多字记录四十年来的大事。习近平主政六年来所发生的事占了四成篇幅。在改革开放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两位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却着墨不多。对六四事件，文章重新沿用以往的定性。
这篇名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事记”的文章长五万四千多字。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只有六年，但文章却以四成篇幅，记录他主政以来的事务。
但是，在那之前三十四年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以前的说法有出入，甚至只字不提。譬如1982年，人大颁布“八二宪法”，规定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到了近年中国政治发生翻天覆地改变，全国人大三月表决通过修宪案，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新华社这篇文章完全没有提及。
至于邓小平在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提出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崇拜，规定任何领导干部不能无限期任职。在新华社的文章中被浓缩为“必须改革现行领导和组织制度的弊端。
1986年12月，邓小平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大事记”没有提及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因此而下台，连胡耀邦在1989年4月去世也不提。
学者： 中共在修改历史
独立历史学者批评“大事记”实际上是改写历史： “现任领导人只在任6年，但是对他的宣传比例，超过以往的34年，这是不正常的。前两天在大会堂的文艺汇演，上篇是34年，下篇是6年，感觉上就是在修改历史，然后在造神。”他说两位原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改革开放初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官媒基于“政治正确” 低调处理2人的事迹。“像赵紫阳，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改革，以及对政治体制及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贡献。胡、赵都是属于不正常的下台。现在在党史上本就很难书写，都跟最忌讳的六四事件有关。所以你看，“大事记”对六四事件也是寥寥数笔带过。这个都是敏感话题，他们要极力回避。”
重提“反革命暴乱“只会令民众更反感——“大事记”提到六四事件时，指这是八九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国家政权和人民根本利益。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对当局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再度定性六四事件为“动乱”与“反革命暴乱”，他对此表示愤怒。蔡耀昌：“显示了中共极左意识形态和势力重新当道，发展下去的话，可能引发更大的民众反弹，这是对六四死难者家属更大的侮辱。对中国的发展肯定会有负面作用。”他促请中国政府还原六四真相和追究责任，否则会不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把六四屠杀称作“镇压反革命暴乱”，其实是历史的表扬！何以见得？因为，中国百年革命的先驱者谭嗣同早就说过——“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六四的死难者用他们的生命和青春，揭示了一个基本的真理——社会不流血，就无法取得真正的进步！现在中国的政治改革之所以无法突破，就是因为缺乏青春能量的无私爆发！
谭嗣同（1865.3.10—1898.9.28），男，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33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明明可以选择像康梁那样亡命天涯的“生”，谭嗣同为何要留下来慷慨赴死？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每每读起这首让人荡气回肠的诗句，眼前总会浮现出英雄义士谭嗣同那张瘦削的面容来。
早年生活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其父谭继洵时任湖北巡抚。
1870年（同治九年），谭嗣同五岁，时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迹般复活，故名“复生”。
1875年（光绪元年），谭嗣同10岁时，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求学经历
1877年（光绪三年），谭嗣同在浏阳与唐才常订交，他又师从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1884年（光绪十年），谭嗣同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
1888年（光绪十四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维新之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谭嗣同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
创作仁学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谭嗣同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在从北京去江苏任职的途中游历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候缺期间，开始创作著《仁学》。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月17日，谭嗣同写成其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维新志士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初，谭嗣同创建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同年8月，因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次日，光绪又召见他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谭嗣同密会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但龟儿子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二十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该死的西太后。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英勇就义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
参与变法
谭嗣同一生致力于维新变法，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是维新派中的最激进者。早年在湖南举办新政，利用时务学堂培养了大量的维新志士；后来参与领导了发生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变法，期间他力辅光绪推行变法，整顿官制，革除弊政，最后怀着“愿以颈血刷污政”的决心为变法而牺牲，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批判旧文化、旧思想。他用博爱、平等、自由来冲决满清罗网，有它突出的进步性。
思想体系
谭嗣同身处晚清新旧中西混杂的思想格局中，交往师友众多，强调兼收并蓄。 谭嗣同在《仁学》序言仁学界说二十七界说第二十五条中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来源中包括了经学、理学、佛学、诸子学和西学。经学提倡今文经学，理学提倡王阳明、陆九渊的心学；佛学提倡禅宗、华严宗、唯识宗；诸子学提倡庄子、墨子以及明末遗民王船山、黄宗羲等的思想；西学攻格致、算学、社会学。既有唯物主义也有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又有社会科学，既有宗教、哲学又有政治思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融中西古今之学于一体的庞杂体系。
仁学之论
谭嗣同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于南京“闲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仁学》是一部将哲学、宗教、科学冶为一炉，自成一体的学术著作，汇聚了谭嗣同短暂一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书五十篇，分为二卷，五万余字。谭嗣同在而立之年就因参加社会革命而慷慨就义，也使得《仁学》成为他的学术绝唱。
哲学
《仁学》作为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在书中谭嗣同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在《仁学》中，谭嗣同指出世界是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他的哲学为“仁学”。“仁”是万物之源；“以太”构成万物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的；宇宙间各种事物只有“变易”，没有“存亡”，只有“聚散”，没有“生灭”。
主要作品
谭嗣同代表著有：《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剑胆琴心
在中国的历史上，谭嗣同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剑胆琴心”的雅号。在才常路的“谭烈士专祠”里，曾经有一幅谭嗣同摄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岁，外穿月白色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俊目，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凛然正气。谭嗣同短暂的一生中，两剑三琴陪伴他度过了不少苍茫岁月。
谭嗣同即生于中华大地千百年来未尝经历之严峻时刻，外辱内乱，蹂躏着流离失所的黎民苍生，而此间此刻，悲悯的关怀，举目所望，诚令人大失所望，若只是一种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体用于社会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无差别，势必成为苍白的字眼。谭嗣同正是于此种现状下，劈荆斩棘、勇往无前地开拓出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路。
乡邻撰联
有湘人余德泉撰写对联：“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正是化用了那首《狱中题壁》的诗意。
“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留”可以作死生讲，嵇康的《琴赋》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有“曷不委心任去留”，无论生还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有人认为“去留”不是“去”和“留”两个对比的意思，而是要留下什么。
“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临刑之前抒发的绝唱。意谓是我生为变法而生，死为变法而死，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义胆，像昆仑那样高耸，谭公生如昆仑，死如昆仑。“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
亲属成员
父亲：谭继洵（1823—1901），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伪职。
生母：徐五缘（？—1876），为其父正室，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幼年谭嗣同刻苦学习。
夫人：李闰（1865——1925），清朝户部主事李篁仙之女，李闰在谭嗣同就义后取“忍死须臾待杜根”之意自号“臾生”。
浏阳故居
谭嗣同的浏阳故居，位于湖南省浏阳市区北正南路98号，始建于明末清初，主体原占地2100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762平方米，通高8米，大小房舍24间，南北朝向，全木结构，工艺精美，古朴庄重，系典型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筑风格。故居原为周姓房产，后由谭嗣同的祖父谭学琴买下。1859年（咸丰九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中进士，官至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因其官阶显赫，奉旨命名其宅为“大夫第官邸”，因此谭嗣同故居又简称“大夫第”。1996年11月，国务院公布谭嗣同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4月，故居被定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北京故居
谭嗣同的北京故居即浏阳会馆，又叫“莽苍苍斋”，位于北京半截胡同41号，是谭嗣同在朝为官时的故居，他也是在这里被清政府逮捕。浏阳会馆正房五间现仍存，北面两间为谭嗣同当年所居。
解读词条背后的知识
清末变法“六君子”，为救国捐躯，却在刑场被围观亡国奴百姓扔白菜帮子！
1898年9月28日下午四时，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烈日高照下的刑场上人山人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个日子之一，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等维新变法志士即将在这里被处斩，这六个人史称“戊戌六君子，”而谭嗣同则被称为“支那变法第一烈士”（梁启超语）。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通过新的总结表态，再次肯定了“六四”的不朽性质。六四牺牲的烈士们，其实个个都是谭嗣同那样的君子——但愿他们的流血牺牲，是中国结束百年革命的第一滴血！就像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流血牺牲，是百年革命的第一滴血！因此我说了——“反革命暴乱”就是好！所以“反革命暴乱”才能万岁！天安门屠杀的受难者们万万岁！“反革命暴乱”，就是要结束中国流血不断的百年革命！要创造一个文明的第三中国！要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那时，挑动内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被铲除，整合天下的“文明诞生纪念碑”将会矗立。
【020、“反共不是反华”派与“反共就是反华”派】
《北京最担心的来了 西方国家终于联手了》（2019-11-30 NTD）报道：
对香港警察的暴恶，西方国家终于看不下去了。继美国总统川普向香港人送出感恩节大礼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生效为法律后，其它西方国家也有了行动。正在或准备效仿美国，对侵犯人权的中港两地官员制裁举动，中共担心的蝴蝶效应正在显现。
川普使《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生效，极大的鼓舞了香港民众。昨晚，大约10万香港市民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向美国表示感谢。很多市民挥舞美国国旗，不时欢呼鼓掌。参与人士促请美国政府，尽快制裁相关决定的港警和港府官员。
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表示，川普签署法案，反映国际社会一直在留意并认同香港人抗争的努力。 "在国际社会，香港绝不孤单"。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认为，在美中贸易战下，川普签署法案，反映出美国相当重视香港人权状况。香港众志会继续加强游说，争取当局尽快启动制裁机制。他同时表示，仅在美国落实制裁并不够，还会争取在世界其它国家都设立这种制裁机制。
在香港危急时刻，川普的举动就像雪中送炭。既是顺应民意，也体现着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对普世价值的尊崇。
尽管新法现有内容不太"辣"，但根据美国国情，未来可以不断"加辣"，延伸条文。对北京而言，这是后患无穷的。
蝴蝶效应正在隐现
新法中有这么一条：与包括英国、澳洲、加拿大、日本、韩国等盟国共同协作，推广香港的民主与人权。
作为盟国，都有责任回应美国的呼声。其实就算没有这样的条款，美国挺身而出的感染力，对西方国家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目前不少西方国家在陆续跟进，美国制造的蝴蝶效应正在显现。
欧盟官员支持香港
昨天，正在访问香港的欧盟亚太司（EEAS）司长维冈（Gunnar Wiegand），与港府商务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沈凤君交谈后，对香港表达了支持。
维冈声明表示，"真朋友在困难时刻仍然在你左右 ，有鉴于此，香港能够依靠欧盟"。南华早报引述维冈的说法，香港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主权、法治社会与基本的人权自由，是欧盟与之合作的重要基石。
英国的杀伤力不次于美国
川普正式签署后，知名艺人何韵诗在脸书PO文说，"终于通过！下一步，英国！"
黄之锋认为，如果英国有所行动，会对不少香港官员及公务员有压力。
香港是英国前殖民地，不少香港公务员和英国都有密切关系。比如港首林郑，她的先生和孩子都是英国国籍。只是她当初为了竞选，主动放弃了英国籍。还有很多的香港精英家庭，他们的孩子都在英国读书。
如果英国也做出类似美国举动，像林郑这种脚踩两只船的官员，心里就不踏实了。弄不好，她的家人都会被她连累，被取消英国国籍，并冻结在英国的财产。
今年10月31日，英国政府发表了《英国半年报告书》，强调香港的局势需要用政治手法解决 ，各方必须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英国外相拉布（Dominic Raab）表示，英国"严重关切"香港局势。高度自治和法治，是香港未来繁荣和成功的保证，中方称《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不可接受。
英国什么时候正式出手，相当值得关注。不过这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加拿大在行动
昨天，英国民间组织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在社媒体发文，60名加拿大跨党派国会议员及职员出席了"香港关键时刻"研讨会。大部分国会议员接受香港监察受托人艾琳卡尔弗利（Aileen Calverley）的建议，同意启动《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Magnitsky law），制裁违反人权的香港官员和警员，并要求提供制裁名单。
这部法律是为了纪念俄罗斯会计师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而设立的。 2009年，他在揭发俄国官员贪腐后，遭到监禁和酷刑并死在狱中。
这部法律的制裁内容包括禁止入境、冻结财产、禁止在美国交易等等。英国、加拿大以及欧盟28国等等都有各自版本。
意国会议员下周提动议
昨天，黄之锋通过视频方式，参加了意大利国会外交及人权听证会。他在提到意大利公司应该停止向港警输出镇压装备时，获得了场内的鼓掌认可。
黄之锋表示，意大利国会议员已经承诺，下周要在国会提出动议，支持香港落实民主普选，同时也会就此展开国会辩论。
日本人要求国会讨论日版法案
日本人也正在连署，要求国会讨论日本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截止到当地时间昨天下午4:47，连署人数已经超过了11万。
连署人包括东京、大阪、静冈、福冈、北海道等多个不同级别的议会议员。仁木崇嗣等人发起连署，目的是呼吁日本朝野各党现任议员，讨论日本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荷兰已经颁令
而在川普签署之前，荷兰议会在22日就以95:54通过一项议案。要求政府必须在2020年1月31日前，实施荷兰版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禁止违反人权的中港人士入境荷兰，并冻结他们的资产。
近万人联署公开信
除了这些国家跟进美国的举动外，全球近万人也在近日发表联合公开信，批评香港警方的暴力执法。连署人中，有3700多位各国学者，还有多位左派学者。
从发表在香港监察网站的公开信看到 ，知名学者不乏其人。包括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实验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哲学家格雷林（AC Grayling）和当代语言学之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等等。
香港监察组织主席、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Benedict Rogers）表示，警察对众多的被拘捕抗议者实施殴打、虐待和强奸，示威者不得不采用"一些暴力行为"回应"警方暴力"。
西方联动围猎中共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表示，西方国家都看到了中共对自由世界的渗透蚕食，深感不安，也正在觉醒。很多西方国家都是看美国做什么，他们就跟着做，特别是面对中共，西方国家基本形成了共识。
唐靖远指出，中共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已经越来越明显，目前的反共声浪才只是初始阶段，未来会越来越高。如果各国结成包围网，那才是中共最怕的。中共的难题越多，香港人的希望越大，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光复香港的一天。
网民哀嚎：
L01_北美01 11分钟前
一个野蛮落后的政权想要统治一个文明现代的香港社会？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你以为像统治大陆人一样那么轻松容易吗？只靠杀杀杀的野蛮行径来统治就行了吗？呵呵，没开化的中共，滚回大陆去吧。
乡下老汉 30分钟前
system111， 你是愚民的吹嘘。
system111 51分钟前
骂中国的有的是，自从韩战以后二十几年中国一直被封锁不也照样活到了今天吗？而且还越活越好。中国不是被吓大的。老美要是有胆子就和中国在台海南海打一仗呀？问题是他不敢。
Chinaman 今天 06:50
世界终会有公理！中国人民不怕美国的恶意打压和诋毁。
ccpccp 今天 06:28
可怜共匪打手们以后只能够去委内瑞拉和北韩这样的国家了。
mks2014 今天 06:22
回一楼，此梦比习总的中国梦靠谱些。
河乡 今天 05:39
死到临头，鸭子的嘴还是硬的。
slyue2018 今天 05:28
我家都三个月没吃猪肉了，照样过的很好，我都习惯吃牛肉和羊肉了，上周在佳世客尝试买了2斤澳洲牛肉，79元一斤，真难吃，很硬，远不如本地科尔沁牛肉好吃，澳洲牛肉稍微便宜一点，估计澳大利亚人把垃圾牛肉出口到中国，黑心的西方人，据说美国的猪肉更难吃，以后再也不买进口肉吃了。
拳打太监狗奴才脚踢鹰犬保皇党 今天 03:24
妈的，台湾海峡河南海还没封，霍尔木兹海峡还顺畅，我们就已经要吃高价猪肉了，这些地方被封了，估计中国的屁民连草都吃不起了。
slyue2018 今天 03:18
中国政府如果真的不和西方玩了，这世界马上就崩溃，台湾被武统，全球半导体被中国控制，美国知识产权保护作废，台湾海峡和南海被中国卡死，再联合伊朗卡死霍尔姆斯海峡，在中国核武器及导弹的威胁下，谁敢动？美元废纸一张，美国国内也没货了，诈骗业进行不下去了。
中国卡住东南亚去美国的航线，美国自己过苦日子吧，不要把西方想的多强大，看看他们在中东和阿富汗的表现，现在西方就剩下嘴炮了。
只要把美元打垮，美国就再也没能力抢劫全世界了。
yzx702 今天 02:53
海外的反华们想共产党亡想疯了，自己没本事，天天幻想，真是无厘头搞笑之极。
Keviny2018 今天 02:38
中共在国际上，就是一坨狗屎。
反独裁 今天 02:03
外围围堵效果不好，还的靠国内有志之士搞暴动，学共产党当初发家之路，任何朝代的更换就是在暴乱中。封建王朝思想不去中国人永远在封建社会，没有言论自由
rnmtbz 今天 01:18
一派胡言，下贱的灵魂只会亵渎自己的祖国
g2j2 2019年11月30日 23:48
都和香港专制政府过不去，太过份了！
xuxuzxzx 2019年11月30日 23:48
大妓院在发梦！
小蒲公英 2019年11月30日 23:10
全世界民主国家联合起来！
DDTS 2019年11月30日 22:52
呵呵，做梦吧？
谢选骏指出：反共不是反华，看来不管是洋人还是华人，事实上都分为两派——一派是“反共不是反华”派，一派是“反共就是反华”派。但是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属于“苏联就是祖国”派了。看来共产党是真的不行了，已经无法用共产主义来消灭中华民族了。相反，现在的共产党不得不通过依靠中国民族主义来求得生存。而有些黑暗势力的任务，正在通过压制中国民族主义来帮助共产党维持政权。
【021、“风流人物”就是“今朝”】
《去邓抬习 移走邓小平雕像换上习的金句》（2018-08-22 苹果日报）报道：
深圳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本月重开，邓小平雕像被当局移走。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内地部份博物馆颳起"去邓抬习"窜改历史风潮。深圳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近日将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雕像移走，换上习近平的"金句墙"。美国哈佛大学中国通格维认为，此举显示习近平造神运动持续进行。
换上习近平金句墙
深圳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今年6月闭馆"升级"，本月10日重开对展品作出重大改变。原放在入口处的邓小平1984年第一次南巡群雕被移走，换上习近平"金句墙"和播放当地发展影片的视频萤幕。
其实中共这股去邓抬习风非蛇口独有，北京的国家美术馆近期举办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展，挂出一幅习近平之父习仲勛在地图前指点江山、"在南海边画圈"钦点深圳的巨幅油画，而中共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等政要，皆成配角，坐听其示。
另外一幅油画描述习近平与民众在一起，背景远处是邓小平铜像。画的是习参拜深圳邓小平雕像，有意无意放大习家父子在改革开放上的功劳。旅美学者吴祚来指，这些画家不考虑历史真实，只考虑怎样让上面高兴、怎样在习近平那里得到重视。
谢选骏指出：三十年河西，四十年河西，邓公公已经站岗太久了，好歹可以下岗休息一下了，否则阴魂不散，地下也累。
《窃取邓公遗产 改革开放从习家起步》（2018-08-22 美国之音）报道：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共表示要隆重纪念，然而在纪念活动中出现的一些令人不安和反感的迹象引发海外媒体和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关注。继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油画《早春》把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画成中國改革開放先驱，邓小平等成陪衬之后，陝西省又推出大型交响歌咏会《梦开始的地方：梁家河》，把40多年前习近平插队的梁家河形容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邓小平素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称，觊觎他的遗产，习近平个人崇拜将再上一个台阶？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独立作家、时评人朱欣欣；美国独立时评人吴祚来
吴祚来：美术成了“美化之术”
旅美作家，中国时事评论人吴祚来说，中共现在不仅仅是打扮历史，更是在重新建构和编造历史。其目的是把中共历史变为“东方红色史诗”，重建共产党的神话：共产党战无不胜，毛泽东战无不胜。现在对习近平歌功颂德的目的就是要重建一个共产党内的“神像”。也就是，习近平思想也将战无不胜，习近平创造新历史，开创了新时代。这是宏大的“造神运动”的一部分，这也是中共长期的一个习惯。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宣传，没有新神像，而是把历史真相还原给老百姓，那中共非常不堪与邪恶的面貌就会暴露。中共的历史是造恶和欺骗人民的历史。现在出现的这个事是中共党文化的一部分。美术成了“美化之术”，参与编造历史。
其实当年“特区”这个概念的提出与安徽小岗村农民提出分田到户基本是一个模式，是地方小干部在小会议上提出我们该在经济上与香港接轨，建立一个特区。然后习仲勋慢慢开始听取群众意见，到北京汇报，最后得到邓小平的“恩准”。所以共产党是跟在群众后面创造历史，而非共产党的领导人在那里画个圈，然后突然就出现一个伟大创造。历史并非如此。无论农村的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都是老百姓的创造发明。
吴祚来：文革中是盲目造神，当下则是无奈造神
吴祚来说，他本人是从体制内出来的，对于“造神”文化十分清楚。这种做法不一定是习近平本人或王沪宁的安排，它是底下部分官员的行为。他们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规避政治风险。如果地方领导人不做这些颂神活动，他们有可能会感觉不受上面的信任，会被上面理解为自己是在对抗或者不理睬新的当局。所以很多人是出于这种害怕而跟风。生怕自己哪天受处分倒霉。第二个目的更重要，就是为了得到好处。比如这次广东的宣传部门，它之所以这么做，也不一定是上面耳提面命的，其目的除了是想避开政治风险外，还想把它作为自己的成果，可以向上汇报。意思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改变，做了这么多事，所以我们是向习近平效忠的，我们和他一条心。从文革中沿袭下来的这种造神运动，其实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上下合力，形成互利。但当下的造神还是与文革时期有所不同。文革中很多人其实是盲目的，甚至是真诚地加入到对毛泽东的歌颂中，觉得毛泽东和共产党是非常了不得的符号。但现在的造神是迫于无奈。其实现在微博微信上有大量的人在嘲讽这第二次“文革”的出现，嘲讽习近平当政以来出现的重大失误和丑陋现象。
吴祚来：丁薛祥开启了“严谨”拍马屁的文风
吴祚来说，丁薛祥的这篇内部讲话其实是个示范。这看上去像是很务实地讲习近平的故事，并没用什么大词，但这其实是在开一个新的文风，也就是“务实”的，“低调”的，让别人感觉不出来的宣传。如果注意到丁薛祥这篇文章第一次发表的时间，就能发现他其实是6月28号做了这篇报告，但到现在才发表出来。另外，该文第一次发表的地点——通过我的检索——是在内蒙古。也就是，他先低调地在地方上发表出来，进行试探，看看后边的跟帖和党内的反应。因为在北戴河会议前夕，习近平确实得到了党内的批评，所以才有他一段时间内的相对沉寂以及媒体风向上的部分改变。而这种改变过后，现在又用了新的方式进行宣传，更严谨更低调。丁薛祥的文章过了这么久才出来，是因为要经过种种审核，比如经过王沪宁的审核，甚至是习近平本人的审核。等大家觉得可以发了，确定马屁不会拍到马蹄子上去了，文章才敢发表。
朱欣欣：文学艺术容易成为政治宣传工具
中国独立时政评论人朱欣欣说，这幅画确实容易让不了解历史的人产生误解。它过度抬高了习仲勋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地位与功劳。1949年之后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一直为政治权利所左右。文学艺术具有普及性和大众性，能在民众中产生广泛影响，所以容易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一副历史画，放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会产生不同影响。美术作品都是表现历史瞬间，若就事论事，《早春》这幅画记录了早年习仲勋向邓小平等领导人介绍特区情况的瞬间，这也没什么错。但由于这幅画的展出被放在目前的形势下，即正值习仲勋儿子习近平当朝，而且今年又是改革开放40周年，加之展出地点又是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所以这幅画就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特殊的政治信号产生特殊的政治效果，再加上“早春”这两个字，不了解历史的人真会以为习近平是继承了他父亲所开创的现代化事业呢。澄清历史是很重要的。我们回顾中外历史，每逢重要历史关口，人们都是从历史中寻找行动的源头以及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通过各种形式回顾和解读历史显得尤为重要。朱欣欣继续回顾了过去几十年中几位画家的故事，都可看出，画家的命运与政治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朱欣欣：专制者往往喜欢宏大叙事，国内则流行“表态政治”
朱欣欣说，习近平上台之后想创造一个新时代，想从头开始。专制者，尤其是习近平这样从文革中成长过来的专制者，都带有强烈的英雄情结，都是“绝对理性主义”者。他们往往喜欢宏大叙事，不够尊重历史和传统。他们不像真正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会从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改造开始，而不去搞什么“顶层设计”，要开创新时代。现在习近平想要切断历史，自己去创造新历史，但最终会越搞越黑，反而开历史倒车。
中国流行“表态政治”和“表态文化”。现在的造神作品跟文革时期的作品相比也有不同。当时还是有人对“乌托邦”充满幻想，还是有人真正相信毛泽东这样的偶像，多少有些真诚在里面。而现在成了把明明是假的东西也要做得跟真的一样，用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都是为了地方的或者个人的利益，是出于政治需要。
朱欣欣：习近平的“复兴梦”是要复兴中共
朱欣欣说，邓小平基本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尽管他也有他的局限性。他知道中国老百姓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所以在保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他在经济方面让出了一定空间。但习近平不同。他看到，如果按照邓小平的方向走下去，会逐渐培育起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承认私人产权，承认法律具有决定问题的定位。所以习近平觉得这样发展下去肯定会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所以为了保持红色江山，他就要否定邓小平这个路线，他想要挽救中共的颓势，通过采用毛泽东的那种“顶层设计”和计划经济来集中权力，挽救中共的溃败。他们所讲的“中国梦”或“复兴梦”，其实就是要复兴中共。但是朱欣欣觉得这可能也只是空有其梦，难以实现。因为无论是习近平的个人素质（他一直都是在共产党当政后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还是他那些助手们的素质，都没法和前几代领导集体相比。现在时代也不同了，国内外条件也不具备了。
谢选骏指出：“窃取邓公遗产 改革开放从习家起步？”这并不奇怪，因为邓小平也是这样窃取了胡耀邦赵紫阳的遗产；毛泽东也是这样窃取了汪精卫陈独秀的遗产。以前人们知道毛泽东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但不知道他讲的意思是什么；现在可以知道了什么叫做“风流人物”了吧？“风流人物”就是“今朝”。今朝有酒今朝醉——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出自晚唐罗隐的《自遣》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赏析
此诗作者一作权审。兹从《唐诗鉴赏辞典》（萧涤非、程千帆等撰写），定为罗隐作。
罗隐仕途坎坷，十举进士而不第，于是作《自遣》。这首诗表现了他在政治失意后的颓唐情绪，其中未必不含一点愤世嫉俗之意。这首诗历来为人传诵，除反映了旧时代知识分子一种典型的人生观外，尤其不容忽视的，是诗在艺术表现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首先表现在诗歌形象性的追求上。乍看来此诗无一景语而全属率直的抒情。但诗中所有情语都不是抽象的抒情，而能够给人一个具体完整的印象。如首句说不必患得患失，倘若直说便抽象化、概念化。而写成“得即高歌失即休”那种半是自白、半是劝世的口吻，尤其是仰面“高歌”的情态，则给人生动具体的感受。情而有“态”，便形象化。次句不说“多愁多恨”太无聊，而说“亦悠悠”。悠悠，不尽，意谓太难熬受。也就收到具体生动之效，不特是趁韵而已。同样，不说得过且过而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更将“得即高歌失即休”一语具体化，一个放歌纵酒的旷士形象呼之欲出。这，也就是此诗造成的总的形象了。仅指出这一点还不够，还要看到这一形象具有独特个性。只要将此诗与同含“及时行乐”意蕴的杜秋娘所歌《金缕曲》相比较，便不难看到。那里说的是花儿与少年，所以“莫待无花空折枝”，颇有不负青春、及时努力的意味；而这里取象于放歌纵酒，更带迟暮的颓丧，“今朝有酒今朝醉”总使人感到一种内在的凄凉、愤嫉之情。二诗彼此并不雷同。此诗的情感既有普遍性，其形象又个性化，所以具有典型意义。
此诗艺术表现上更其成功之处，则在于重叠中求变化，从而形成绝妙的咏叹调。一是情感上的重叠变化。首句先括尽题意，说得时诚可高兴失时亦不必悲伤；次句则是首句的补充，从反面说同一意思：倘不这样，“多愁多恨”，是有害无益的；三、四句则又回到正面立意上来，分别推进了首句的意思：“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得即高歌”的反复与推进，“明日愁来明日愁”则是“失即休”的进一步阐发。总之，从头至尾，诗情有一个回旋和升腾。二是音响即字词上的重叠变化。首句前四字与后三字意义相对，而二、六字（“即”）重叠；次句是紧缩式，意思是多愁悠悠，多恨亦悠悠，形成同意反复。三、四句句式相同，但三句中“今朝”两字重叠，四句中“明日愁”竟然三字重叠，但前“愁”字属名词，后“愁”字乃动词，词性亦有变化。可以说，每一句都是重叠与变化手牵手走，而每一句具体表现又各各不同。把重叠与变化统一的手法运用得尽情尽致，在小诗中似乎是最突出的。
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独到，宜乎千年以来一些穷愁潦倒的人沉饮“自遣”时，于古人偌多解愁诗句中，惟独最容易记起“今朝有酒今朝醉”来。
罗隐（833-909），字昭谏，新城（今浙江富阳市新登镇）人，唐代诗人。生于公元833年（太和七年），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底至京师，应进士试，历七年不第。咸通八年（公元867年）乃自编其文为《谗书》，益为统治阶级所憎恶，所以罗衮赠诗说：“谗书虽胜一名休”。后来又断断续续考了几年，总共考了十多次，自称“十二三年就试期”，最终还是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黄巢起义后，避乱隐居九华山，光启三年（公元887年），55岁时归乡依吴越王钱镠，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公元909年（五代后梁开平三年）去世，享年77岁。
谢选骏指出：什么叫做“风流人物”？就是“今朝”——而不仅仅是秦朝、隋朝、元朝，还是共产党朝。
【022、“封城”（Locktown）是全球化的最新产物】
《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比灭绝更糟糕”的残酷命运》（BBC 2020年11月16日）报道：
如果历史上的极权政府未被打败，如今它们会是什么样子？纳粹使用的是20世纪的技术，直到二战战败才终止发展。如果纳粹比美国更早制造出原子弹，他们会有多强大，能撑多久？纳粹如果掌握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可以巩固权力，改变历史进程。
当我们试想存在的风险时，像核战争或小行星撞击这样的惨剧经常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然而，未来还有一个威胁不太为人所知——虽然它不太可能会让人类灭绝，但同样糟糕。它就像“被锁链锁住的世界”，在这个场景中，就像曾经的思维实验一样，一个全球极权政府用新技术把世界上大多数人锁在永久的痛苦之中。如果这听起来很可怕，对，就是这样。但这有可能吗？研究人员和哲学家们开始思考它是如何产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有可能的风险都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们把人类困在单一命运中，比如文明永久崩溃或人类灭绝。这些灾难可能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如小行星撞击或超级火山爆发，也可能是核战争或气候变化等因素造成的。剑桥大学存在风险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xistential Risk）的学术项目经理海顿·贝尔菲尔德（Haydn Belfield）表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将是“人类命运的悲惨结局”，并将让我们愧对几百代祖先。
希特勒检查了当时德国的先进工程——如果纳粹拥有了不可战胜的优势呢？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托比·奥德（Toby Ord）认为，本世纪发生自然灾害的几率不到两千分之一，因为没有自然灾害，人类已经存活了2000个世纪。然而，如果计算人为灾难，奥德相信这种可能性会增加到惊人的六分之一。他把这个世纪称为“悬崖”，意思是人类失去未来的风险从未如此之高。
伦敦一家非营利性研究机构——长期风险中心（Center on Long-Term Risk）的研究人员对未知风险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提出了更令人不寒而栗的预测。这些“超级风险”被定义为“天文级的痛苦，远远超过迄今为止地球上存在的所有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数十亿人仍存活，但质量极端低劣，前景黯淡，死亡将是更好的选择。”简而言之：一个负价值的未来比一个没有价值的未来更糟糕。
这就是“被锁链锁住的世界”场景的由来。如果一个邪恶的组织或政府突然通过技术获得了统治世界的权力，并且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它可能会导致很长一段时间的人间苦难。2017年，全球优先项目（Global Priorities Project）与人类未来研究所和芬兰外交部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潜在风险的报告，警告称，“在漫长未来，人类如果由一个特别残忍的全球极权国家统治，可能比彻底灭绝更糟糕”。
单例模式的假设——尽管全球极权主义仍是一个小众研究主题，但潜在风险领域的研究人员正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向最有可能导致全球极权主义的原因：人工智能。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主任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在他的《单例假说》（singleton hypothesis）中，解释了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或其他强大技术形成一个全球政府，以及它可能无法被推翻的原因。他写道，如果该机构“利用人工智能或分子纳米技术的突破取得决定性领先地位”，那么就可能出现“最高级别单一决策机构”所掌控的世界。一旦掌权，它将全面利用防止内部挑战的技术进步，如监视或自主使用武器，并在这种技术垄断下保持永久稳定。
如果单一决策是极权主义的，人类文明将是暗淡的。曾经，即使是在制度最严格的国家，新闻也可以从其他国家流入，人们也可以选择流亡。全球性的极权主义统治会彻底消灭这些希望。比灭绝更糟糕的是，“这将意味着我们完全没有自由，没有隐私，没有逃脱的希望，完全没有能力来控制我们的生活，”塔克·戴维（Tucker Davey）说，他是马萨诸塞州未来生命研究所（Life Institute in Massachusetts）的一名作家，该研究所专注于潜在风险的研究。
“在过去的极权主义政权中，有太多的偏执和心理折磨，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因为说错话而被杀，”他继续说。“现在想象一下，甚至没有这种问题，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举报和分析。”奥德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我们可能目前还没有技术实现这一点，但正在开发的技术让这种状况越来越有可能。”“在未来100年的某个时候，这似乎有可能成为现实。”
人工智能和威权主义——尽管极权政府统治全球仍不太可能，但人工智能已经在一些国家促成了威权主义，在另一些国家，机会主义暴君攫取了越来越多的基本公共权力。“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的未来，已经从非常的乌托邦转变为反乌托邦，这发人深省。”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兼职高级研究员埃尔莎·堪尼亚（Elsa Kania）说，这是一个无党派非营利研究国家安全和国防政策的中心。
如果一个仁慈的政府在任何地方都安装监控摄像头，会让极权主义者在未来更容易统治国家。在过去，监视需要数十万人参与，例如东德每100个公民中就有一个人是线人。但现在，这可以通过技术实现。在2019年停止国内监控之前，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收集了数亿美国人的通话和短信记录。据估计，英国各地有400万到600万个闭路电视摄像头。全球最受监控的20个城市中，有18个在中国，但伦敦位居第三。它们之间使用的技术没有差别，而差别更多的在于使用技术的方式。
如果美国和英国将非法行为的定义扩大到批评政府或信仰某些宗教会怎样？利用信息技术监控的基础设施已经没有问题，而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进行试验，各机构搜集数据能够比以往更快。除了加强监控，人工智能还能制造网络虚假信息，这是威权政府可用的另一个工具。由人工智能制造的高级谣言工具，可以传播虚假的政治信息，并通过算法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微观定位，让宣传显得更有说服力。这破坏了民主制度的根基，即公民的认知安全。人们无法确定什么是事实，也无法据此采取行动。贝尔菲尔德说：“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到了过滤信息导致的社会思潮和行动，人们被各种各样的算法所误导，开始相信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即使这些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阴谋论，也只是部分真相。”“你可以想象，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糟，尤其是深度造假之类的事情，直到我们越来越难以作为社会群体，决定哪些是事实，是我们必须做的，然后采取集体行动。”
先发制人的措施——由贝尔菲尔德和来自14个机构的25位作者撰写的《恶意使用人工智能》（The Malicious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报告预测，这样的趋势将使政治安全受到更加严重的威胁，并在未来几年新的威胁不断出现。尽管如此，贝尔菲尔德说他的工作让他充满希望，而积极的方面，比如关于人工智能的民主的讨论和政策制定（例如，欧盟考虑在公共场所暂停面部识别），让我们对避免灾难性的命运仍然可以保持乐观。戴维也同意这个说法。“我们现在需要决定：使用人工智能，怎样是可接受？怎样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小心，不要让它控制我们的这么多基础设施。如果我们给警察配备了面部识别系统，而联邦政府因此可以收集我们的所有数据，那是个糟糕的开始。”
如果你对人工智能是否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仍持怀疑态度，不妨想想核武器即将被发明前的世界。在第一次核链式反应的三年前，即使是试图实现这一目标的科学家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人类也没有为核能突破做好准备，在各种条约和协定出台，限制这种致命武器在全球扩散之前，幸好没有发生巨大的灾难，而那时，人类是徘徊在"相互毁灭"的边缘。我们应将历史教训与远景结合起来，为发明某种强大的技术做好准备。我们可以在人工智能方面做同样的事情。世界或许无法阻止像纳粹那样的极权主义政权在未来再次崛起，但我们至少可以避免让他们拥有无限的权力。
谢选骏指出：“封城”（Locktown）是全球化的最新产物——它显示了，只有“无限的权力”才能阻止瘟疫的蔓延！和未来全球政府相比，纳粹不过是小菜一碟，因为那不过是欧洲小邦的产物，而且是在陈旧的技术力量的基础之上。但即使如此，最坏的结果也会过去的，因为极权主义也不能万古长青。
【023、“封城”不该叫做Lockdown而应叫做Locktown】
《新冠疫情笼罩2020 英语年度热词新鲜出炉》（BBC 2020年11月11日）报道：
世界著名的英语辞典——柯林斯辞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率先宣布，“封城”（Lockdown）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使用率飙升，成为2020年的年度热词。
柯林斯辞典，与牛津辞典和剑桥辞典，是英语世界三大最为权威的辞典。每年这三大辞典都会宣布年度热词，凸显该年度人们因最为关心的事件而使用最多的词汇。柯林斯辞典在宣布“封城”为本年度热词时表示，该词“概括浓缩了亿万人的共同体验”。
发表在柯林斯辞典官网上的博客解释说，“封城”是2020年我们最害怕的状态——全国陷入停顿，几乎所有正常公共生活被暂停。“我们几乎谁也不见，哪也不去，禁足在家。”
博客解释说，英文中的Lockdown一词，最初是监狱词汇的一部分，指囚犯被禁闭在牢房中。“2020年这个词的涵义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封城现在是一项公共卫生措施，自2019年以来其使用量成倍增加”。2020年3月，伦敦市中心平日里人头攒动的皮卡迪利广场如此安静。
每年，柯林斯辞典编辑部都会从其庞大的、数万计的词汇库中，挑选出十个值得关注的候选词，然后将候选名单中平均使用次数增加最多的一个词语评为年度热词。
在今年的十大候选词中，除了名列榜首的“封城”，还包括：
新冠病毒Coronavirus
黑人的命也是命 BLM（Black Lives Matter）
关键岗位员工 Keyworkers
停职留薪 Furlough
自我隔离 Self-isolate
保持距离 Distancing
梅根退出 MEGxit
抖音红人TicToker
吃播Mukbung
这十大候选词中，有六个都与新冠疫情有关。其他四个则反映了2020年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其中如美国黑人青年乔治·佛洛伊德死亡后，“黑人的命也是命BLM”一词的使用量增加了581%。
而由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开发的视频应用程式——抖音，则因全世界下载和使用人数之多成为2020年风靡社交网络平台的新现象。以抖音为平台发布内容的抖音红人，也成为今年的候选词之一。
柯林斯辞典的语言内容顾问海伦·纽斯特德（Helen Newstead）说：“语言是我们周围世界的体现，2020年已经被全球大疫情主宰。”“封城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学习、购物和社交方式。随着许多国家第二次封城抗疫，这当然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年度热词，但却算是能最好概括和总结今年的词。”
回首往事
随着年终临近，另外两大英语辞典——牛津和剑桥的年度热词也将很快公布。这两大辞典的年度热词会与柯林斯辞典不同吗？从过去几年三大辞典选出的年度热词来看，即便各辞典的最终结果不同，但考量的社会和文化大背景却极为相似。
柯林斯辞典往年热词
2019：气候罢课Climate strike
2018：一次性使用 Single-use
2017: 假消息Fake news
2016：脱欧Brexit
2015：煲剧Binge-watch
牛津英语辞典过去五年的年度热词是：
2019：气候刻不容缓climate emergency
2018：有毒 Toxic
2017：青年震荡 Youthquake
2016：后真相Post Truth
2015: 笑苦了表情 Emoji
谢选骏指出：“封城”（Lockdown）在英语中原本指的是监狱里的个人生活；但是在汉语里，“封城”指的却是战争时期的群体生活。而事实上，武汉肺炎导致的封城又是在中国首先出现的，因此我认为，Lockdown的说法是错误的，应该叫做“LockTown”才是正确的。
【024、“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毛泽东骚扰妇女的黄段子】
《中国几千年的难题！习近平都只能干瞪眼》（2018-03-07 转载VOA）报道：
“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口号，但中国政坛女性的稀少却与口号不甚符合。历届全国人大的数据告诉我们，女代表从未超过四分之一，而且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连任。
在连任5次及以上的男性代表中，中央、地方和军队的领导占到近二分之一，但连任5次及以上的女代表则大多是科教文卫专业人士，文艺界女性尤为突出。
一些研究认为，女性并非天生不善于从政，而是家庭的压力和社会对女性的轻视让她们难以在公共领域充分施展才华。
谁能当代表？男女大不同
一年一度的“两会”日前在北京开幕，这也是89岁的申纪兰第13次作为人大代表参与中国的立法进程。曾公开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的申纪兰是中国最广为人知的女性人大代表之一，也是唯一一位参与过每一届人大会议的代表。在今年的“两会”开幕前，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三家新媒体还联合推出了题为《人民代表申纪兰》的微电影，其中引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给申纪兰的题词“纪兰精神代代相传”。申纪兰是中国当局所树立的女性人大代表的形象，也影响着公众对女性人大代表的认知。
然而实际上，申纪兰无论从个人背景还是从政经历上而言，在中国的女性人大代表中都是非常特殊的。究竟什么样的女性容易当选人大代表？她们占总代表人数的比例如何？女性和男性谁更容易连选连任？我们分析了第一届到第十二届的人大代表数据，从中一探中国女性从政的状况和面临的困境。
首先，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连任。历史上除了第二届和第十届女性连任的比例超过男性之外（第二届有女性70%的女性和65%男性连任，另外就是第十届有36% 的女性和30%的男性连任），其余每届男性连任比例均超过女性。
在连选连任的人大代表中，男性和女性的职业也有很大不同。
获选人大代表5次及以上的男性中，有将近48%是国家干部，由中央领导、地方官员、解放军军官和少数民族领袖人物等组成。
其中典型的代表包括：内蒙古地区领导人乌兰夫曾7次当选人大代表，中国建国后首批授衔的上将王震也是7次当选，青海省的藏传佛教活佛夏茸尕布·洛桑隆仁丹贝嘉措6次当选。多次连任的还有人们更为熟悉的邓小平、胡锦涛、李长春等国家干部。此外，多次连任的男性群体还包括华侨和香港的名人。比如8次当选的蚁美厚和6次当选的郑耀棠分别是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泰国华侨和香港政治人物。
相比之下，获选人大代表5次及以上的女性中，国家干部的比例较低。除邓颖超、蔡畅、宋庆龄等中共建政元老在政府担任过正式职务外，40%的女性代表都是来自科教文卫界的专业人士，其中文艺界更是占到了一半。
典型代表包括杂技表演艺术家、9次当选的夏菊花，豫剧表演艺术家、6次当选的常香玉，川剧表演艺术家、6次当选的陈书舫，女高音歌唱家、5次当选的郭兰英，著名作家、5次当选的谢冰心等。
当选5次及以上男女代表职业分布对比：从12%到22%，然后陷入停滞。
共产主义革命主张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性别平等的进程。中共从30年代起就在苏区鼓励妇女识字和参加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的《婚姻法》就明确写入男女平等，废除包办婚姻。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一书中写道，中国建国两年以内，政府雇员（包括人大）中的女性比例就从9%跃升到17%。
全国人大的女性代表比例也反映了这种进步。第一届全国人大女性代表比例为12%，此后逐届上升，到第四届达到22.6%。
通常女性地位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呈正相关，而中国女性地位的提高在经历了一个较为良好的开端后却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从人大代表的比例上看，从第五届（1978年）到第十一届（2008年），女性代表比例一直保持在21%上下。今年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的24.9%，但仍没有更大突破。
与此同时，每届代表中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女性比例都处在20%上下，似乎成为约定俗成的规定。
在联合国2015年的世界女性参政统计报告中，中国人大女性比例在各国立法机关中排第54位，中国国务院各部首脑中女性比例为11.5%，列世界第65位。
中国女性参政的前进步伐似乎并没有追上半个世纪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这是什么原因呢？家庭事业双重压力，女性在政坛和职场难进步：
历史学家菲莉丝·安德思（Phyllis Andors）在她的著作《未完成的中国妇女解放》（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中写道，中国的性别平权运动在经历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后就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安德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给中国带来了男女平等的开端，但是这种平等是不彻底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没有改变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工。例如，古代中国女性的职责主要是照顾家庭，而共产主义革命后，女性被要求参与劳动的同时仍然被视为照顾家庭（包括赡养父母和照顾孩子）的主力，因此女性面临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而男性则没有被鼓励更多地承担家庭责任。安德思认为这种不彻底的妇女解放导致中国女性面临双重压力，难以在公共领域充分施展才华，获得真正的平等。
玻璃天花板：源于生理差异还是社会建构？
2010年到2015年，联合国妇女署性别平等基金会曾支持中国全国妇联“推动中国妇女参政项目”，鼓励农村女性参政，为她们提供领导力培训等。
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报告，在该项目的鼓励和帮助下，山西省村委会女性比例从2008年的8.61%上升到了2014年的25.52%，黑龙江的比例则从2011年的4.05%上升到2014年的25.35%。
数字说明，女性并非没有参政的意愿和能力，但能够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女性仍然少之又少。中共政治局七名常委均为男性，而二十五人的政治局中也仅有孙春兰一人是女性。此外，数据告诉我们政坛女性和其他行业的女性一样面临着“玻璃天花板”。从近年人大代表名单来看，大多省市自治区女性代表在20%以上，但在行使人大重要职能的常设机构人大常委会中，女性则少之又少。15位委员长、副委员长和秘书长中，只有严隽琪和沈跃跃2名女性。同样的，女性在行政机关中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根据中国妇联的统计，中国总共有1500多万女性干部，占干部总数的40%，而到了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等领导岗位，女性则只占到10%左右。
有人把女性的职场困境归咎于男女的生理差异，认为女性细腻、敏感，但决断力不足，所以适合初级的工作；而男性更有魄力，适合领导岗位。但许多研究表明，男女的差异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后天的培养和社会建构。比如，2014年美国儿科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的一篇论文显示，父母从新生儿刚刚降生起，与女儿进行的语言交流就比儿子要多。2017年美国艾默里大学的科学家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父母更多地对女儿哼唱和微笑，这些都影响着男孩和女孩的性格发展。而当人们认为“女性的性格”本身不利于在职场担任领导岗位时，往往忽略了这些社会建构的因素。
脸书公司的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她倡导职场性别平等的书《向前一步》(Lean In)中写道，有能力、有野心的女孩子常会受到周围的非议，而男生则被鼓励展示自己的领导力，这使得女孩子在职场上表现得胆怯，影响她们升职的脚步。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扬州市委书记王燕文在2008年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自信心不强是中国从政女性的普遍弱点。她说：“（女性）在仕途上遇到的挫折可能会比男性更多。”
中国知名招聘网站智聘发布的《2017中国职场女性现状调查报告》显示，中国职场感到自信心不足的女性比男性高出8个百分点。
曾代理性别歧视案的资深律师陆妙卿此前表示，这种自信心不足是社会对女性的轻视造成的。陆妙卿认为，对女性的刻板印象阻碍了女性在职场上的进步。她也强调，女性在家庭上的压力也是难以在职场充分施展才华的原因，她说：“职场成功的女性通常都会被问到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但是很少有男性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
中国女权行动人士郑楚然（绰号大兔）表示，在不公平的制度下，女性是难以自由选择的。郑楚然希望中国政府可以出台奖惩措施打破招聘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并且设立更多公共机构缓解育儿的压力。郑楚然表示，由于便宜的公立日托所较少，而男性又较少被要求分担育儿的责任，如果女性不去照顾家庭，可能会面临家人的责怪，自己也会内疚。这样的选择并非真正的“自由选择”。郑楚然说：“当一个女生选择放弃事业去结婚或带孩子，人们会说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但这种“自由选择论”忽略了在不公平的制度下，她其实并没有‘不做这种选择’的自由。”
谢选骏指出：上文逻辑混乱。因为议会里面“男多女少”并非“中国几千年的难题”。一是因为中国以前从无“人大”一类的议会制度，虽然这个人大不是正常的的议会；二是议会里面“男多女少”并非“中国特色”，各国议会都是如此。中国女性比例偏低，这是由于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较低所致。即使英美，女性获得充分投票权不过一百年而已。中国的难题其实在于，这个“人大”并非正常的议会，其代表也非人民选出，二是领导（大大、头人）选出的。人头及其比例如何，端看大大的意思。所以，情况并非上文所说的“习近平都只能干瞪眼”，除非“干瞪眼”另有特殊寓意。美国之音哪里懂得，“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毛泽东调戏妇女的时候说的一句黄色段子，“妇女能顶半边天”里面的“天”，指的就是毛泽东自己肥硕的僵尸。
【025、“复活泰坦尼克号”是超级烂尾楼】
《中国农村耗资10亿1:1“复活”泰坦尼克号》（2018-10-04 VCG）报道：
北京时间2018年10月2日，在中国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蓬莱镇郪江河畔，一艘按照1：1比例建造的“泰坦尼克号”雏形已现，轮船船体已经完工，建造工程如火如荼进行。
据了解，这艘庞然大物光是建造复制费用（不包括周围附属建筑）就达到10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6美元）。船体长269米，船宽28米，吃水深度超过10米。除了外形，内部装修也将完全复制泰坦尼克号，内设观景台、宴会厅、游泳池、演出剧场等等。
与其他大型船只所在的河流比起来，该船所停靠的郪江只能算是一个小山沟。郪江宽度只有20余米，水深2至3米。这艘“复活”的泰坦尼克号因为没有动力系统，所以只能用于静躺在河床上。
这艘庞然大物参照了泰坦尼克号原设计图纸以及实际尺寸1：1建造，已经修建了2年时间。
从宣布消息的那一刻，“复活”泰坦尼克号便一直受到外界质疑，如此巨大的船只为何放到四川农村一个小山沟，而不是放到大江大海。图为工人们正在工作。
面对这些问题，投资方此前曾表示，“因为考虑到土地成本问题，再加上沿海也无法找到合适的地方进行建造，所以才放到了这里。”
为了解决“泰坦尼克号”吃水深度的问题，当地还在郪江下游专门为它修建了拦河闸坝。竣工后，拦河闸坝将发挥蓄水作用，将巨轮所在水域深度和宽度都提高。
航拍建造中的“泰坦尼克号”，船体和内部钢结构清晰可见，巨大的甲板基本铺设完毕。几座塔吊平行排列，一起为它源源不断地运送钢材。
谢选骏指出：“复活泰坦尼克号”是超级烂尾楼，因为这个东西不能航行，只能就地游览，造价因此太高了——即使造成了，也是一个烂尾楼，游客也很难前往光顾，因此无法收回成本。这个东西的出现，说明中国大陆的造楼狂热，已经超过了1929年的美国，即将崩盘了。但是从积极方面看，这是内陆中国对于海洋中国的倾心向往，既已说明黄河心理、延安精神频临死亡，也说明长城精神还在海权时代顽强体现——就像中国最近铸造的海上长城、南海岛礁一样可悲可叹——第三期中国文明，举步其维艰乎！
【026、“国家”就是“谎言+官僚”】
《微信热文：痛斥国家官僚主义》（Philosophia哲学社 2020-02-06）报道：
[《对本次疫情的结构性反思：谣言、官僚和国家主义》作者 /PZH, 米泽, Yanagishita（陈雨桐、陈纯对本文亦有贡献）——作者提示：本文共三万字，写作耗时一个星期，强烈建议读者朋友们收藏后慢慢看。]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杜牧
既然是「结构性反思」，我们就首先必须解释何为「结构性」。于是在正式分析概念之前，我们不妨看一个和本次疫情并无直接关系、但非常典型的反例。
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看到：错误仅仅在于「部分」个体，只要将这几个特定的人找出来，我们就可以回归和谐。因此，劳资之间就并没有冲突，我们也不需要从制度的层面追问、为何一家私人企业能够运用警方力量随意关押劳动者：我们只需要知道，将这个别的「坏分子」揪出，问题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对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只需要做出这样简单的追问：「这些坏分子间的合谋，是如何可能的？」「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如何被制度所允许的？」以及，「为什么涉事企业会有关押劳动者的需求？」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也无意在文中赘述。不过上面的例子侧面展现的，便是本文中即将进行的「结构性批判」的必要性：所谓结构性问题，就是内生于我们当下政治、法律等制度的问题症结，就是我们不断重蹈覆辙的成因。正如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讲述古时「清君侧」「圣上被身边奸臣蒙蔽」的时候要区分那些被小说和评书浓墨重彩书写的大奸臣形象、和他们背后所代表的每个封建王朝皆有的腐朽不堪、压榨民脂民膏的内在本质，我们此时也应当进行类似的区分：对个人的清算和追责是必要的，但倘若因此便忽视了社会与政治结构中所存在的顽疾，便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面文章；甚至，这种针对个人的事后清算，只是「弃卒保帅」、化解公众不满的噱头罢了。因此，只有对上面提到的社会与政治结构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反思，只有处理了这些深层问题、对出现问题的机制与结构进行调整，才能使「天灾」不会成为「人祸」，才是构建更稳定社会的唯一办法，更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了在近二三十年以来每一次「天灾」中每个凄惨的个体和每个同天灾战斗者的付出和牺牲。
我们知道，根据公开消息，湖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1月17日闭幕；而各级政府部门对疫情进展的信息公开，也从17日、18日才逐渐开始。在这个日期之前，病毒的传播与感染情况都被隐瞒了，湖北省政府也并未采取措施应对。
当然，官方自有自己的说法，即试剂盒在这之前还未下发。但由于缺乏更有力的证据，这一时间上的「巧合」，还是不免使许多人将人大会议与疫情消息封锁的时间联系起来解读，理解为在会议期间维持舆情和社会稳定；即，问题不是他们究竟有没有这么做，而是他们有没有这么做的动机、能力和可能性：很遗憾，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若只是将这种消息封闭归因为主政官员的品性败坏、不胜其任、乃至懒政不作为，便是避开了对于更为机制性的深层问题的探讨：毕竟，武汉、湖北都不是什么小地方，官员水平就算不说是平均之上、也须具有一定普遍代表性。倘若严重程度相似的疫情发生在全国的任何地方，当地政府都很有可能采取同样的措施隐瞒疫情；2003 年 SARS 期间，北京市官方和卫健委的不负责任、乃至后续的主管官员被开除，亦能佐证这一点。
从这几天来已经把人压得不堪重负的消息本身暂时离开，让我们仔细审视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逻辑：如果我们所面对的只不过是一场天灾，那为什么在98年的抗洪、03年的非典、08年的地震等一次次举国动员、可歌可泣、付出了无数牺牲的同自然灾害的斗争后，我们平日引以为豪的举国体制仍然一败涂地？除了为灾害中个人的牺牲潸然泪下、为英勇无畏的领导歌功颂德之外，天灾还教会了我们什么？
如果天在之上的人祸只是那几位屈指可数的欺上瞒下、阳奉阴违、尸位素餐的腐败个人所引起的，正如今日不少人早上还在痛骂湖北的腐败官员、晚上便继续为「八方支援」所感动震撼那样，那为什么我们平日歌颂的政府机关却如此轻易便被这零星的几个蛀虫腐蚀到暂时瘫痪了呢？又是一种怎样的机制，亲手一步步考察、选拔、晋升了这些腐朽的坏分子，让他们手中掌握关乎群众生命的大权呢？
倘若问题只出在湖北一省乃至武汉一市，或是只出在红十字会这样体制的一隅，为何一切都如此恰巧、仿佛病毒拥有智能了一般精准地攻破了湖北武汉这最薄弱的一环？为什么在全国和谐稳定的大环境下，还能允许九省通衢之地的腐朽肆意发展、纵容先前早就被口诛笔伐的红十字会继续过着当「土财主」的好日子，并让这种局部溃烂存在直至今日？
以上所有拷问都指向一个核心判断：问题的关键并非个人或局部、而是在于整体，这一体制之中的每个部分、每个机关都并非无辜，而唯一找到解药的办法便是重新审视整个官僚体制的顽疾与弊病。倘若要以中立的论断总结我对这一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会说根本原因在于：在这一政治结构中，主政官员的政治生命承受着来自上方的压力和监督，却无须向位于他下方的更接近基层的官员、以及这一结构终点处的被治理者负责，而后者亦尤其缺乏对前者的问责渠道。
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官员「问责性 (Accountability)」的缺失。
在这一具体事件中，上述这种单向的负责制导致了他对于政治绩效的极度关切、也因而惧怕在受到瞩目的人大会议的同一时期面临群体性事件或激增的疫情数字，因为稳定与统计数字正是这种绩效的制度中至关重要的判别标准；相反地，他无需接受来自其下方的政府机关的监督，也无需为被这整个结构下的被治理者即湖北省的民众负责，因为后者除了参与群体性事件与制造社会不稳定本身、从而使他的上级感到不快之外，并没有对他的政治生命构成威胁的手段。因此，并非是官员的所谓「无能」导致了我们所见到的结果：因为在这一政治结构下，反而是越理性、越拥有注重绩效这一现代职业官员必备的素养的官员，才越会做出为维护舆情与社会稳定而封锁消息、瞒报实情的决策。因为倘若他需要应对的紧急事件最终可以被控制（像大多数群体性事件与自然灾害那样），对上级负责的行为便是唯一值得为之耗费资源的行为，而对民众负责的行为则不会收获任何绩效上的成果；固然，这一公式在对上级负责的行为与对民众负责的行为是一致的时候并不成立，但当他需要处理的事务涉及到民众的不满与社会不稳定时，这种一致在实践中很少存在。
历史地，在中国古代的基层治理中存在「非正式的问责性」，即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宗族、商帮、宗教组织或秘密结社等「团结组织 (Solidarity group)」的存在，在当代中国的一些农村社会中同样如此：比如，政治学家 Lily L. Tsai 指出，基层政府在做出决策时，倘若忽视了被治理者即民众的诉求，民众便可通过他们参与的这些非正式的问责渠道，对官员进行有组织的、和平却有力的施压：因为这些组织和结社本就是社会与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
而在西欧国家，基层的问责性通常由市政选举（Municipal election）或公民团体（Civil society）实现，民众可以通过支持相互竞争的政党与候选人、或参与公民团体来系统性、有组织地实现对主政官员的监督。比如，法国文学家加缪就描写过，在「奥兰瘟疫」、现实里于法属阿尔及尔爆发的瘟疫中，殖民政府同样因不需要对被统治者、即殖民地的被殖民者负责，而做出了许多不负责任、荒谬乃至反人道的决策，因为殖民地的官僚们只需要让身在巴黎宫殿中的殖民大臣对局势满意便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了；在英国统治下，1845年至1852年的爱尔兰大饥荒、1899年至1900年的印度大饥荒，在基层治理的层面上都是因同样的原因而起：地方官员们只要能给在伦敦或加尔各答打马球、喝下午茶的贵族老爷们呈上好看的报告，便能保住他们身为职业官僚的薪资了。当然，这种机制同样存在它独有的社会问题，例如选举中资源的浪费、「政党分肥」的腐败现象等，也需要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作为前提，因此并不一定适合于中国国情。
但问题的确存在。这种单向的负责制与自下而上的问责性的缺失，在地方政府的每一级官员那里，都是同样严重的：省政府一把手的副手只需对前者负责、市政府的官员只需对省政府负责、区政府的官员只需对市政府负责、街道和具体基层部门的官员只需对区政府负责...这个悬空的金字塔不断向下延伸着、直到民众举头三尺之处为止，而民众却无法触及到这个链条的末端，对每一层级的主政者合法地施加哪怕一点压力。因此我们看到，当主政者被迫在将消息公之于众而让医疗机构和民众去做好应对疫情的准备，和暂时压制消息并避免采取措施、以在瞩目的会议期间保障自身维稳政绩之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
而在这种最理性的渎职身后，还有一个神圣的联盟在无私地保护着做出令民众愤慨决策的基层官员：同样面临中央政府考核的位于基层与中央之间的广大的「中层机关」，通常而言即省和主要城市的领导班子，总是会倾向于和他们的下层形成利益联盟、采取一致的口径和行动、并在必要时动用手中更高的权力去保护基层官员，因为他们的绩效是共享的，更重要的是一旦基层官员因故落马，他们的顶头上司也免不了因用人不善、监管不力而接受更上级的彻查。
神圣联盟的另一部分则是来自中层机关更上级和检察机关的网开一面：这种对瞒报与谎报的「疏忽」有其维护繁荣稳定形象的考虑，更能激励下级官员贯彻落实上级的意志、并安心地在更重要的绩效指标上投入精力。这个联盟是基层主政官员在社会事件尚未扩大时的保护伞，但更是他们在做出不对再下层民众负责的「理性决策」时的定心丸。
我们当然应当谴责做出如此决定的官员们个人的品行，但更应清楚地意识到，倘若没有为抽象的「人民」二字而去拿自己政治生命冒险的崇高良知，任何层级的官员都会理性地倾向于选择向上、而不是向下负责，更何况他们深知，只要做出了正确理性的对上级负责的决策，他们的上级领导往往还会十分宽容而通情达理如此的理性与宽容的重担，最终完全落在了无人为其负责的无辜的民众身上。
不可否认，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主政官员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肩负起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责任，他们做出的决定倘若是错误而让民众承担后果的，也是在这种压力的逼迫下所做出的。然而，这种压力来源于政治结构，主政官员的理性抉择反而同时是不对民众负责、带来惨痛后果的决定，恰恰是证明我们所做的结构性批判重要且必要的最佳讽刺：稳定和绩效压倒知情权与风险防范在我们的体制下是正确而理性的，正如同资本家倾倒过度生产的牛奶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也是正确而理性的选择那样，恰恰体现了这种体制内在逻辑的荒谬之处。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放下那种潜藏在我们文化和话语深处的、对于青天大老爷式的、圣人般的官员的渴望；因为在这种结构性问题之下，哪怕真的诞生了青天大老爷式的人物，大概也只会落得海瑞罢官般的讽刺结尾。
时刻关心武汉疫情的各位，应该已经对于这段时间中出现了多少一开始被定为「谣言」、后来又被发现符合事实的传闻并不陌生：比如 2019年12月31日，武汉警方发文通告「处罚八名造谣者」、因为他们「散播虚假疫情」；然而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新冠病毒疫情散布到了全世界，且人们发现这八个人都是医生。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也无意在此复读这些大家已经无比熟悉的信息。我们想说明的是：这些情况并非个例。类似上文中记叙的对于「造谣者」的惩罚、乃至「辟谣」者后来反被真相「打脸」，并非只是局限于这一事件的情况。我们必须看到，「谣言」的命名之「错误」不只在于其执行（对于谣言的管控「过度」了、忘记了「初心」，我们应该保持「中庸」、不要「过当」等等）；对谣言的限制、消灭和对传谣者的惩罚，是内在于「谣言」这个指认中的。并非是「越轨」「忘记初心」导致了错误：错误正是内在于「初心」的。
01.谣言和辟谣的逻辑
事实上，早在去年3月，我们社就发表过有关「谣言」的文章。在当时我们提出，在一个信息受到垄断的环境中，「谣言」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指认：它并非关于什么信息是真实的，而是什么信息有资格被谁言说、乃至被谁言说的信息才能是真实的。或者用大白话说，不是「官方」发布的就都是谣言：
「传谣者」「辟谣者」的指认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权力属性，因为它从命名上就已经暗示了从哪些渠道得来的知识形态可以被认定为正确的。「辟谣者」的身份是刚性的，主导知识形态从「辟谣者」那里得到生产，也反过来为「辟谣者」进行奠基。「辟谣者」通过在话语场中将自己和「真理」和主导知识形态重复缝合，从而达到与「真相」的强制性联结。但更重要的是，「真理代言人」的身份给予了「辟谣者」判断哪些描述符合「真相」、哪些不符合的权力，从而控制着「正确」信息的判定传播、流通和合法化。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不妨考察一下我们之前对于「谣言」的常见定义。谣言从字面意义讲，便是虚假的信息。但这一定义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判断任何信息的正误，都需要证实的过程。谣言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有一些人相信这一消息是真实的、且十分重要，因而才会对其进行传播：正如上文所述，许多被称为「谣言」的信息并非是不符合事实的；信息的真伪只有在信息产生之后才可以被判断。(Kapferer 1987 p.14) 事实上，谣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正因为谣言经常最终被发现是「真实的」。(胡泳, 2009)
于是大家提出：谣言是「未经证实」的信息。然而只要我们稍微仔细思考，就会发现，信息的证实是极其主观的：因为当别人说「自己证实了某事」，这句话作为一条和被证实的信息一样的信息，还需要我们再找另一个人证实（别人说自己证实了你怎么知道他证没证实，别人给了「事实」依据你怎么能证实不是他编的），那新的一个人的证实、还需要一个人的证实，以此类推。因此，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信息、实则没有多少是经过我们本人「证明」的：我们的日常生活，恰恰是建立在信任和委托他人证实之上的。
法律领域对于证词，有这样一条规范 (Default Rule for Testimony, DR)：面对证词，我们的默认选择便是相信它(Bach 1984)。比如，
即使我们不知道地铁站是不是在前面路口的左边，路人的证言使我们能够正当地相信地铁站就是在前面路口的左边；即使我们不知道恋人明天是不是要和朋友聚会，恋人的证言使我们能够正当地相信恋人明天是要和朋友聚会；即使我们没有亲眼见过地球是不是围着太阳转的，科学家的证言使我们能正当地相信地球真是围着太阳转的。(Ding, 2018)
再比如，我们在报纸上读到什么信息时，往往认为它是真的，尽管我们并没有「证实」这一点：因为我们相信报纸已经替我们证实了。而「谣言」和其它任何媒介传播的信息一样，在表面上也得到了证实：当信息来到我们身边时，它们恰恰来自朋友、亲戚等等，且往往伴随着直接的目击证词乃至聊天记录：xx 亲眼看到哪里发生了什么事，谁所在的群里真的有人发了怎样的信息。还有什么比目击者更可靠的呢？还需要什么更好的证明呢？
而当人们提出「未经证实的消息就不要发」的时候，我们只需稍动脑筋就可以问出这样的问题：没有媒体报道，又怎么能有舆论压力，怎么能有之后的接近事实呢？
这样的思维，其实也就是我们之前常常看到的媒体「反转」现象的延续：即，正常信息传播中的反复查证、接近真相的机制，在这里反而是受到排斥的；信息之间的互相印证或矛盾不代表不同叙事文本的平等关系，反而是区分「真理」和「谬误」的方法；「真相」并不被视作某种需要通过不懈努力和试错逐步接近的事物，而是被视作某种一元、静止且可以被一次性「彻底」揭示的事物；最终，人们对事件的评价随信息的逐渐明朗而改变不被视作由舆论关注导致的积极现象，反而是对自身判断力的、莫大的「侮辱」。「反转」之前的信息若来自于自媒体则几乎完全不可信，个人也不能对已有的信息作出评价，而只能等待「最终」的结论。因此，面对这样一种标准，我们只需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叫证实，未经「谁」证实？从什么时候，相信「官方」成为一种义务了？
我们最终发现，无论我们采用何种定义、无论我们讨论的是「谣言」的诞生还是传播，都一定不会是在纯粹话语的层面进行的，而会转移到给出这条信息的具体来源，无论是个体还是机构。正如对于我们当下命名的「谣言」的批判最终会变成对于「造谣者」的惩罚，对于被设定为谣言的反面的「真相」的来源，也是写好了名字的。因此，仅仅指出下面这一点还不够：官方应「报道」什么是事实，而非宣判什么是「事实」。我们应当看到，这样的「宣判」在「谣言」的指认、在当下的知识 / 权力 (knowledge / power) 结构中，是「报道」的必然后果。我们甚至还可以做出下列推论：对于公权力而言，对「造谣」者进行惩罚、恰恰是符合他们的规范、对于他们而言理应「正确」的：能够命名「谣言」的机构从语义上必须符合两个条件：1. 他们不信这个流传的消息；2. 他们认为这条消息是假的。也就是说，凡是他们不承认的信息就是假消息、谣言；而当公共信息的来源只有唯一的合法渠道的时候，被这种机构认定为虚假的、且非合法来源的信息的发布者当然要受惩罚。
将以上的逻辑和之前论述的有关官僚体制的特点结合起来、我们就不难发现，主政官员越是具有职业官僚的素养，便越会动用他所能调动的一切手段去为了他的绩效服务，而对这种绩效有害的言论，无论其真实性是否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不论其是否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都会予以无情的打击。
一旦当我们审视判定「谣言」的过程，就会发现这个吊诡之处：当一个个体或机构声称自己要对某种说法进行「辟谣」，从语义上来讲，他便已经是正确了的。这是因为，「谣言」就其定义而言便是不符合事实的错误言论，而「辟谣者」作为其反面，就算无法提供充足的「辟谣」证据，从语义上也已经成为了某种「真理」的代言人。这即是在说，辟谣者一旦自称为「辟谣者」，便已经将自己划在了占据真理的一方：而对「真理」的判断标准、对「真理」的代言能力，则是权力关系的体现。因此在我国的语境中，任意信息在官方没有宣判之前都是造谣。因此：并非是造谣带来了辟谣，而是辟谣创造了造谣。并非是因为首先产生了谣言、随后辟谣才来到这个世界上。从传播上，信息的正误和信息本身指涉的内容没有任何联系，而只和官方的审判有联系。在这里，正常信息传播中的反复查证、接近真相的机制，反而是受到排斥的：一条消息要么全对，要么就是造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本次疫情中，看到这样「辟谣」「辟辟谣」反复无常的幽默场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最终会目睹这样的情景：面对任何信息，人们所应做的唯一正确的事情便是举报它造谣，直到官方确认或否认这一点。然而我们同样会发现，未经官方宣判就指定某信息为「谣言」，同样是在造谣！因此面对任何未经官方审判的信息，相信它和认定它为谣言都是错误的，但前者比后者更错：由于只有举报才能宣判，所以必须得有人冒着自己是造谣的风险去举报；也就是说，真相只能且必须来源于造谣。正是因为对真相和谣言的判定实则来源于同样的权力运作与真理生产机制这一点，我们才会目睹这样的传播学奇观。
遗憾的是，如果情况仅仅如此，我们也不必在此大费周章。在本次事件中，最令我们感到最恐惧的、是「谣言」这一奇特概念被公众接受之后，所引发的公共信任的崩溃、和来自普通网友的敌意。
只要联系我们上文关于「谣言」的论述、并结合我国有关言论方面的「国情」，这种仇恨的来源就昭然若揭了：首先，普遍的「辟谣」话语由于要求官方作为信息的唯一发布方、垄断信息的来源，而向个体施加不成比例的证实责任、导致公共信任缺失。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戏剧性回归：证明你的亲人确实死了。接着我们看到，由于受害者的不幸会破坏官方形象、而官方又被（宣传得）等同于国家，故让官方难堪就是让国家难堪、就是让我们难堪：因此，他们必须拒斥一切这种情况为真的可能性（只要对方表述的信息有半点错误，就要骂ta到底），来换取自己的意识形态一致性、维护「官方」形象。在这里，官方不再被视为一个由我们自主决定、为我们服务并可以犯错误的机构，而是被视为一个纯粹外在于群众的超越性力量：它设定着真实与虚假，并且要求着我们的无限认同。因此，对于「官方」的认同成为了对主人的认同：凡是威胁到这一情势的，我们必须将ta开除；凡是私自传播信息的，必无资格和我们享有同一个主人。
我们不难想象对于以上批评的一种常见回应，即「如果我们承认官方有错，就会导致境外势力的批评，从而威胁到祖国的事业」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境外势力」和「境内势力」的绝妙同构：官方一旦犯错就会被境外势力诋毁，因此我们要证明的恰恰是官方不会犯错，凡是能被视为错误的都已经是「不怀好意者」的蓄意抹黑造成的。在这里，我们便能重新理解这样一种陈词滥调了：「官方不完美，但我们还是信任它」。它并不真的承认官方有任何不完美之处，而只是在说：不存在我们不知道、「官方」不承认的不完美，不存在不能使我们更加信仰「官方」的不足之处。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随处可见这样一种对于动机的揣测：「谣言」的传播者都是「恶意」的，想通过私下编造虚假信息、破坏我们的国家。
但在此，我们又一次瞥见了「谣言」指认中的主观性：动机本身就是一种根本无法通过网络上的寥寥几句话确定、因此极其不利于公共讨论的事情。但我们不应该仅仅指出，揣测动机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而应看到在「谣言」-「造谣者」的结构中，他人的「恶劣动机」正是随着他的发言而被生产出来的。并非是作为信息来源的那个个体真的有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是任意的、未经官方首肯的信息传播，都可以被认定为「谣言」、进而认知为「有意传播错误信息」。并非是信息的发布者真的有怎样十恶不赦的特质；而是这些个体在信息和判定真相的能力被「官方」垄断的情况下，必然被从最为恶劣、最为极端的有罪推定的角度去理解。
那么，这样一种对「居心叵测」的「境外势力」的指认，又是从何处而来的呢？在这里，我们不得不直接复制另一位学者，胡泳先生在此问题上的分析：我们以为，没有比下一段话更精确的了。
凡是出现社会运动就必然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它们成为执政者处理公共危机时必不可少的话语策略，不是没有理由的。对于国家层面的执政者而言，这里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这一致命的问题。现存政治哲学的基础在于设定了一种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群体，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府也就顺理成章地具有了先验的正当性。然而，在实践中，这套正当性推理日益瓦解。政府既难以推行一个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国家赖以建立其合法性的价值观，又由于现存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仍然是绩效型的而非法律－选举型的，难以确立国家镇压的合法性，只有使用一套 冷战 的话语策略才能勉强维系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在这套话语策略之下，任何对于政府的抗议，都会被用一种敌对的思维作出解读。
在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何官方一定要、且能够将自己绑定于「中国」了：对于中国之国家主体性的追求，本身就是为了通过构造「中国例外论」的方式合法化当下政权的追求。因此，它强调所谓「实践」的目的，就是使得没有来自任何其它地区、其它时间的规范或理念能够构成对于官方的批评：毕竟，当它的理论核心就是「不断变化」的，那么就该体系而言它便永远是正确的，除非它自己愿意承认自己犯了错。因此，这样一种创造便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对于社会中其它主体性来源的压抑，比如文化（不仅是传统文化，而且是当下的流行文化）、社会结社和交往：这也是为什么它一定要迫使所有文化产品符合自身的意识形态。对于中国体制的自豪，是对于「除了体制便没有让我们能成为中国人的东西」的恐惧：除了官方之外，我们一无所有。这种压抑是宣传机器的有意选择，是在通过对文化产品进行严格审查、而使它们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有创造力的表达导致的。
回到谣言的问题。社会之所以产生了谣言传播的基础，要么是因为当局与官方媒体不愿就民众关心的事项及时发声，要么便是因为他们已经失信于民；而无节制地将不符合主政官员绩效的言论定义为谣言并进行打击，则会进一步损害这种公信力、让之后的谣言更有传播的土壤、并从长远上更不利于降低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官方」在疫情早期不负责任的隐瞒最终暴露后，先前被定性为「传播谣言」的八人已然接受了大众的欢呼，而湖北和武汉政府的公信力也一落千丈、被推上风口浪尖仔细想想，这真的有利于维持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吗？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7日所刊发的署名文章所说：
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为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的恶性事件，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的无端借口。因此，因无可选择、甚至强迫带来的「公信力」，并不会导向真正的信任。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这种时候，「辟谣」反而是最不容易接近事实的。即，我们不是在说不存在少数「真正的」境外势力，不存在「真的」想恶意通过散布错误信息、引发混乱的个体，更不是想宣扬什么「后真相时代」的相对主义：而恰恰是想说，在当下的「造谣」「辟谣」话语中，由于大面积的误伤、对「造谣者」而非「事实」本身的执着，对事实和真正的「不怀好意者」的辨认反而变得愈加困难了。
通过以上对谣言的来源和指认的分析，「谣言止于智者」的论调也就不难反驳了：这句话的发明者（前者更甚）其实并不明白谣言是从哪来的。谣言的传播和任何信息的传播都别无二致，完全遵照着构成社会生活的规则，依托着公共信任的基石。而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正是当「辟谣」走向极致、正是当公众质疑着当事人「你怎么证明你妈死了」的时候，公共信任也就彻底瓦解了。
02.新闻媒体和监督
当然，的确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更为开明的论调，即「谣言止于信息公开」、「谣言止于真相」；它们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我们还是要指出，它们仍然保留了我们所批判的那种逻辑的基本内核：信息的传播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还是需要寄托于官方在信息发布上的仁慈、而没有更成型的机制可以对其进行约束。如果我们改变不了这一信息传播的形态，那么我们只能说，未来仍然是悲观的。
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很简单，也的确令人遗憾：所谓信息公开已经远远不是第一次提了，而没有成型机制保障的「经验教训」只是一纸空文。我们不妨看一看 17 年前、非典疫情结束后，人民网的报道。信息公开，被认为是SARS最重要的「遗产」之一。疫情公开带来的社会情绪稳定，让政府改变观念。建立健全公民知情权基础上的信息公开制度，也成为了共识。SARS五年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公开」成为常态。
「之前的疫情，各地想办法捂着、堵着，信息被严格管制。那年4月20日之后，政府和媒体放开了。」3月21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回忆。」(人民网报道)必须强调，我们今天信息公开的情况就 17 年前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正如报道中所提到的，17 年前和 18 年前、乃至 28 年前也有了很大进步一样。
大家担忧信息公开，把其当做『洪水猛兽』，怕一公开就乱了。」周汉华回忆，2003年之前，信息公开还是很敏感的问题。「记得2002年，央视新闻调查做了期特别节目，取名『你有权知道』，结果审片人没看节目，光看这5个字，就给毙了。」周汉华说，上世纪90年代末，他刚接触「信息公开」课题时，名字都不叫「信息公开」，而是「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管理」。(人民网报道)然而本次疫情开始的时候，仍然有8名「造谣者」被警方通报批评并处罚：更为有意思的是，他们全都是医生。
我们在此看到了和十七年前极其相仿、但在关键之处又极为不同的情况：十年前，正是一名叫蒋彦永的医生绕开了卫生部，运用自己的关系找到了《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才使得关于非典的实际情况大白于天下。我们无意评价他找「西方媒体」的行为，而只是想要指出：如果我们在当时有真正能行使监督权、不被当成「传声筒」、不受如此高压监管的媒体，那么这位医生便不必找西方媒体表述事实情况了；相反，我们完全可以在媒体曝光之后，通过舆论向公权力施压、迫使其对疫情做出回应。对于今年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能有媒体敢于质疑，敢于问「凭什么说『不会人传人』？」、「八个造谣者都是谁、造了什么谣？」那么，疫情的防控，便不必像今天这么被动：毕竟即使是卫健委的「官方」声明，在短短的几天内也是出现了多次值得玩味的自相矛盾的。
只要当对于「真相」的判决权掌握在一个特定机构手中，只要该机构能够自主决定是否信息公开、公开多少，只要我们没有足够有效的机制对其可能的隐瞒进行追责；那么「信息公开」就只能是运动式的口号，无法获得机制性的保障。是的，我们就是要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政府的公开透明，需要的是能真正迫使这种公开透明持续存在的机制。我们需要保护调查记者，需要完善的新闻法，需要的是真正能行使监督权、与公权力抗衡的媒体，才能从结构上确保信息不受垄断。
「调查记者」这一职业在中国的衰亡
这也就是针对新闻立法、保障新闻媒体的独立性无比重要的原因：不同的政府机构不可能互相否定，但未经审查的媒体之间却可以通过利益互相不交叉的原创调查，通过互相出示证据、对彼此的信息来源进行查证和比较，使我们通过能够逐渐接近真相。而从反方向说，当「谣言」本身的判定和政府官方利益相关时，我们如何能保证官方不会偏向自己呢？毕竟，舆论的稳定性往往和官员的政绩息息相关：当媒体受到「官方」的管控，这不就是「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吗？当然，我们也在此回到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经典疑难。一部分人会发出这样的疑惑：这样的举措，难道不会更加导致混乱、乃至人们的不知所措吗？人们鉴别能力这么低，这样的机制不会影响「稳定」吗？
人们「鉴别能力」的低下，如果不是作为错误归因（即以「谣言止于智者」为前提、而大家相信谣言，推导出人们都不是智者）出现，那么在其使用中就只是一种自相矛盾而已鉴别能力的低下如果属实，那它恰恰是信息被垄断的症状：正是因为人们被迫相信唯一一个权威，正是因为那个权威将自己设定为信息和真相的唯一合法来源，人们才因不需要使用自己的判断力、导致自己失去鉴别信息的能力；而综合性的信息来源和视角可以打破这种垄断；就算无法使得广泛性的、盲目相信某一信源彻底成为不可能，也可以改善之前的情况。当然，我们不装外宾；我们很了解人们真正会厉声责问些什么：你这样的提议，不还是西方那一套「XX自由」文化霸权吗？
关于「西方xx」这套话术，我们会在后文详细解说；并且讽刺的是，「话语霸权」还恰恰就是一个来自西方（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概念。但在目前，我们发现的恰恰是这样一点：一些看似属于西方价值的东西其实并不那么具有地域性，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一些问题时，所必然面对的结构性诉求。比如我们在上文引用过的、上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 Jean-Nol Kapferer 的《谣言》一书中，就记述了美国在二战期间、为了对抗「谣言」的有趣案例：熟悉吗？这套手段在二战时期就已经系统化了——这一描述难道不似曾相识吗？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所做的选择，真的有那么独特吗？
回到新闻自由。即使是从务实的政策角度讲，自由的信息流通也不仅不会导致社会混乱，反而会增强社会的稳定性。因为信息越受严格审查，「不和谐」的声音就越不容易出现，人们对于「不和谐」声音的阈值就越高。随着对于「不和谐」这一标准的提高，刺耳的评论消失后、温和的批评就刺耳了，在温和的批评消失之后、保持沉默甚至不那么用力的夸赞都会变得可疑起来：因此「不和谐」的声音不可能被消除，但言论的阈值会越来越高，如同一根绷得越来越紧的弦一样，直到绷裂。
至于那些对于西方媒体「双标」的批评，其实根本不伤作为价值的「新闻自由」一丝一毫；相反，对于「双标」的批评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西方国家真的会把新闻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去追求。因此，所谓对其双标的批评，恰恰是在说他们的新闻自由仍然做得不够好、仍然有提升的空间、仍然没有做到真正的自由，因此便正是对其所追求的价值观的默认和肯定。此外，目前所有对于西方媒体的批评，几乎全都是针对他们对中国的态度、而非具体哪篇西方媒体针对自己国家（西方国家）的报道的。原因很简单：它们确实做得很好。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国每年发布的针对美国政府的「人权报告」，引用的全都是美国「西方媒体」的新闻源。此外，「西方媒体」领头人纽约时报，是会批判美国政府双标的。
进一步讲，对于「双标」的批评隐含的恰恰是一种真正的「崇洋媚外」：言论自由这一价值本身是否正确并不重要；因为只要我们能证明美国和我们实则是「一路货色」（甚至只要有半点不完美契合「新闻自由」之处），我们的行为就自动拥有了合理性：并不是言论自由因此就对或者错，而是言论自由本身的正义性不再重要。这便是一种纯粹的依赖，即美国做了什么，什么就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只要证明美国和自己一样、甚至还不如自己，那么自己便胜利了。
另一种常见的对于信息公开和媒体监督的反驳，便来自于对「引起人们恐慌」的恐慌；尽管我们明明知道在本次疫情一开始的时候，人们的问题不是「过于恐慌」，而是过于不恐慌了。因此我们会说：信息的充分并不直接导向恐慌；充分了解情况危急但又不知所措，才会导向恐慌。因此，最关心、了解本次疫情情况的志愿者们，并没有多么恐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而在图片这个特定的例子中，他们选择相信那个权威、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下文即将谈到的公民自治组织、市民社会的薄弱，才是使得他们必须相信的原因：否则，他们便确实没有任何可以做出其它选择的互助手段。但须强调的是，这样一种现状本身就是强大的国家机器对市民社会的压缩，导致的问题的一部分。
回到刚才的议题：我们当然不是在说，我们现在就应立即完全放开新闻和言论、甚至达到某某国家水平：我们还有太多问题需要处理。我们所要求的，正是在法律上完善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是要求这一条文不只是一纸空文、而是能起到实际的保护作用的法律律条。我们要做的，正是放弃对这一词语的恐惧，开展对其标准和边界的讨论；最基本的，我们应该意识到目前的模式有着极大的隐患。毕竟，新闻自由虽然不能「当饭吃」，但在关键时刻、是可以救命的。
武汉红十字会在1月30日自豪地公示，已经收到社会捐款近四亿元，「已拨付指挥部5391.46万元」，并「定向捐赠400万元」我们害怕哪日也获得被「辟谣」的荣幸，便不在此多加评论。但相信每个看清这些数字单位并能做做简单算术的人，都已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
一月中旬以来爆出的种种红十字会和慈善组织丑闻，哪怕只拿出一例，也足以让我们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些本职工作是传达同胞的人道主义关怀，且战斗在人类生命与健康一线的组织，为什么却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成为了笑柄？而又为什么，为湖北省防疫工作募集款物的重担却落在了那些仓促组建、其成员平均年龄甚至很可能不到18岁的民间自发志愿组织上了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绝非抓出又一个郭美美，因为问题远不止出在红十字会上。更关键的是那些本应分担责任、却悄然淡出公众视线的组织：为什么为缺乏防疫保护的环卫工人募集口罩的是一群学生自发形成的组织、而不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呢？为什么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志愿组织都是不得不自发形成的、而已经发布了所谓「行动令」的共青团却还在道德高地上用键盘指点江山呢？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武汉与湖北省的医院已经绝望到直接向社会各界募集款物、在全国四处行动起来之后还是发出了物资即将用尽的哀号曾让人引以为傲的「举国体制」，哪去了？
现代社会之中，在理论上拥有主权的民众和实际上行使权力的政府两者之间，存在着连接两者的「联系机关（Linkage institution）」例如学生参加共青团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通人阅读人民日报了解时事；这其中最普遍、与民众关系最紧密的则是民间团体（市民社会）。学生参加的学校社团、业余运动爱好者参加的体育协会都属于这一分类。
历史地，在古代和近代中国，这类民众自发形成的民间团体在同自然灾害斗争、推动社会进步两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古代每每黄河泛滥、官府治水，当地的商会都通常会为治水筑堤出钱出力；到了近代中国，正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反映的那样，以工会、农会为核心的民间团体更是让千百万工农觉醒并组织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在世界范围内，民间团体促进了民众参与到政治中去，并同样经常发挥救济和援助的作用：例如英国的工会大会（TUC）不仅组织了英国各行各业的工人集体发声、保障他们的话语权和对政治的参与，更承担了救助弱势工人的责任；而在不少国家，慈善救济甚至几乎全是由私人拥有的，归属于「民间团体」的慈善组织完成的。对于自然灾害而言，民间团体的作用如同海绵：西欧的不少慈善组织会在平常时期储备食物、药品等物资，而面临灾害时这些物资则可迅速用于救济。由于民间团体具有很强的本地属性，这种资源调度往往比国家机器要及时得多。
另一方面，民间团体在平时也起到了吸收社会不满、消化个体困难的作用，因为社会并非只有「动乱-稳定」的两极状态，哪怕在太平盛世也总有因种种原因产生的社会不满这时，工会、志愿服务组织、慈善组织等民间团体就起到了吸收来自个人的不满、解决个人的困境，并把那些普遍的个人的不满一起制度化地和平表达的作用：换言之，这些民间团体也是减震弹簧、降低了维持稳定的成本。但是在我国，出于长久以来的一些政治原因，民间团体的组织程度及规模远不足以实现以上所述的种种功能：出于「稳定」的需要，我们自己曾参加的一场三四百人不足的、毫无政治性质可言的学生活动便能被从校方到派出所的十八道金牌紧急叫停；我们也曾听说几十人规模的读书沙龙等学术活动也能被当地警方以不太充分的政治理由取缔。更不必说那些尝试服务更大群体的民间团体了。
上述提及的几个组织，都属于「非政府公共组织」、或者说「官方非政府组织（GONGO）」它们既不属于政府机关、也不属于民间团体，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以下为方便起见，简称其为「公共组织」，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使用的这一概念并不包含政府本身）。然而，本应同样起到服务社会、协助防疫作用的这些公共组织，却由于在其内部渐渐扩散开来的官僚逻辑下与官方组织同样失效了。
增强国家对公共组织的渗透和控制、并在社会上扩张国家控制的公共组织 (Corporatism)，以及将社会中那些较有影响力的精英和民间团体招募进体制 (Cooptation)这双管齐下的手段，为国家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也损害了民间团体赖以生存的环境；前一种手段把上文所述的「对上不对下」的单向问责制带入了公共组织，后者则压缩了民间团体发展的空间。
公共组织腐化的过程十分漫长、但逻辑却出奇地简单：以红十字会为例，它拥有一定动员民众的能力、又因其慈善组织的性质容易获得民心；它拥有独立的财务而不受国家财政的约束、又在国际上拥有较高的声望和支持；于是国家对其的忌惮就演化为神经质的敏感，生怕它垄断政治活动、生怕它成为那个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境外势力」挑战党的领导的马前卒。
出于这种敏感，国家理所当然地试图强化对公共组织的控制 (Corporatism)，也就是对红十字会不断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渗透入红十字会的方方面面，并最终使之官僚化、成为国家领导下的官僚秩序的一部分。而公共组织的职务也不过是这个官僚秩序中被量化为局级、部级的漫长上升阶梯的一部分。
但最终导致了腐败、并使红十字会的丑闻远比地方政府的劣迹严重的，是其问责机制比真正的官僚体制更加僵化而无效：红十字会不仅不用对其理应服务的民众负责，民众也无法对其工作提出制度性的监督；并且，由于其公共慈善组织的性质，甚至连对上级的政府领导机关也不必负多少责任了，来自纪检部门的监督也不如真正的政府机关那样严格。相反，若在地方层面上红十字会的表现过于引人注目、赢得了民众的好感乃至于发动了民众的自觉行动，还可能会因上述那对稳定的神经质敏感，而引起上级领导的猜疑和其与同级地方政府的冲突。如此一来，腐败和不作为无人监管、反而可能得到默许，但做多了好事却可能引起猜疑和矛盾，红十字会当然也就成为了收费的仓库管理员、贪污善心的貔貅、和安放那些因丑闻而无处可去的官员的停尸间。所以，谴责红十字会及其中某些臭名昭著的个人的罪恶和腐败是没有意义的。是怎样的制度逼迫红十字会腐化而变成了无比平庸的官僚机器？是怎样的动机使尸位素餐、道德沦丧者能坐到红十字会的主管位置上？这些问题才是值得拷问的否则，一个郭美美倒下了，这个机制还会生产出千千万万个郭美美去继续拼命蚕食人们的爱心。
比上述的控制手段和缓慢的腐化更为致命的，显然是无处不在的对政治的垄断和为了维护这一垄断的、神经过敏式的镇压。「就连鼓励大学生不用一次性筷子以保护环境那样无害的环保活动，也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涉及政治，以免这些组织起来的人被视为潜在的反对派。其领导者搞不好便会被开除甚至监禁。」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学生在国内高中、大学的亲身经历就完全能够证明这一论断。
在这种被称为「咨询性的威权政体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之下，被纳入官僚结构的红十字会与全国总工会为官僚精神同化；对民间团体自身发展甚至生存空间的压迫又让民间的力量在平常时期无法被组织起来；而等到自然灾害爆发时，这些原本能够动员起民间力量的作为中介的联系机构，全部保持了惊人的低效、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更失去了民众的信任。这种绝望，意味着舆论的话语中一种非理性的对「举国体制」的期待成为必然。
倘若维护稳定的需求能够为这种压制民间团体继而造成恶性后果的政策辩护，那么我们也许有理由接受这一现实；然而威权政体对民间团体的打压反倒提高了维护稳定的成本。这不仅仅是因为先前所说的民间团体「减震弹簧」的作用消失了，更意味着在社会危机的时候，缺乏日常政治参与的、同时缺乏对主政者基于良性沟通的信任、或普特曼所谓的「政治气氛」的民众，更容易产生极端激化的情绪。这种在社会危机时刻的民众迅速激进化，是一种「政治的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sation）」：我们看到，在短短几周之间，社交媒体上大众对地方政府和红十字会等官方组织的批评声音，几乎就超过了过去一年的总和；而也有比平日里多得多的人，开始积极地寻求以不同的形式参与政治生活：或是简单如在公共领域中发表观点；或是参与、组织那些旨在应对灾害的民间团体。
同样在短短几周之内，从深圳到北京、从北美到欧洲，民众自发形成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动员起成千上万的人为防疫工作出钱出力。这种临时形成的民间团体在支援防疫前线时的种种苦衷，例如因缺乏审查和监督供货方的经验而让大笔善款打了水漂的案例，恰恰证明了平日中民间团体的弱势所带来的副作用，是危急时匆忙动员的民众远无法弥补的三尺冰封。
但这仍然是一种幸运的现象：民众基于朴素人道主义和同胞情感的动员既证明了平常时期民间团体受打压而导致的危机时期政治社会化的激烈程度、以及同样激增的高维稳成本，但也同样反映了：哪怕时至今日，我们的意志仍然没有沉沦。我们仍然在屈服与觉醒的边缘抗争，我们仍然有动员并把自己组织起来的能力最珍贵的是，我们仍未忘记同理心和对更好社会的想象，也仍未丧失为了这种想象而斗争的决心，这是留给未来的人们最宝贵的财富。
这种政治社会化的现象，提醒我们必须展现出这样一种立场：我们需要恢复到一种不将自己视为局外人的「公共生活」观念中，不再冷漠或犬儒地对政治问题冷眼旁观，不蜷缩在感人肺腑、含情脉脉的「世外桃源」生活之中道理十分清晰：谁又能保证倘若疫情爆发在我生活的广东或是你生活的上海，我们又能恰巧遇上清明而全能的青天大老爷和父母官、遇上廉洁而高效的红十字会呢？我们试图拷问这一切，根本上只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办法逃避这一切，即逃避政治和社会。打开社交媒体、看看在这一两个星期之内组成的学生和校友会组织发布的募捐消息「回到政治中去！」，我们绝望但又满怀希望地呼喊着。
当目睹了官方组织与民间团体的集体失效时，寄希望于举国体制就成为了自然的现象，因为只能期待举国体制去调动起地方急需的社会资源；然而，举国体制和高屋建瓴的中央决策又怎能察觉到那些只有本地的官方或民间团体才能洞察的、十分本地性的信息呢？日理万机的中央又如何细致入微地考察每个市、县、街道乃至每个医院的需求呢？最终，举国体制在面临这种地方上微观却总体上急剧增加的压力时，不得不向他曾亲手镇压的民间求救。
遗憾的是，举国体制至今仍然没有发挥出那种在我们幻想中的举世瞩目的作用：即便各级政府主管部门都宣称口罩和医疗物资的生产已经被动员起来、物资供应正在紧锣密鼓地安排着，但在湖北省防疫一线的几个主要的医院，仍然绝望地在社交媒体上绕过政府和他们的上级卫健委、直接向公众求援。
在这个举国体制的动员过程中，各级政府机关也笑料频出，仿佛一台维护不善、处处生锈的比我们这代人的年龄还要老的机器。哪怕在我们这代人的生命中，这台机器在03年、08年等等的历史时刻已经一次次地动员过了。
国家并非一个如同人一般如臂使指的实体，正如举国体制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远不是「芝麻开门」那样的咒语；相反，若想要动员起举国体制以从国家层面调度资源、以帮助防疫抗灾一线，便要从北京的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卫健委，到湖北省的省委、省政府和省卫健委，到武汉市的市委、市政府和市卫健委，这样全数层层动员起来。而只要分析了这一层层动员的过程，就会发现为什么对举国体制抱有希望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了。
举例来说。在我们的中学教育体制之中，一位校长很难了解学校里每个班的状况，而每个班主任又很难完全了解自己班上四五十个学生每人的情况，因此班主任总是依赖于由学生组成的班干部、也就是课代表和纪律委员之类人等，去监督每个学生是否按时交了作业、是否上课开小差等等；在现代国家中，社会发展导致政府需要处理的信息量激增，因而也就形成了类似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结构。
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结构当然比学校复杂得多，但其主干与关键枝节仍是类似的伞状结构：每一级政府机关都像雨伞一样下辖了若干下属机关。无法对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都有所了解的主管机关又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其麾下的众多下属机关；除此之外，每一级的政府机关还有他们需要为之负责的平行的党的组织。例如市委领导市政府、校党委领导校长办公室，这种体制可以归纳为「党-国机器（Party-State apparatuses）」。在这个伞状结构之下，是理论上应被政府服务的民众、以及民众所生活的各个具体的地区。但是，每一级的主管机关都感到自己难以细致地考察其下一级政府机关所负责的地区和领域他们也确实缺乏做到这一点的手段而把相当大一部分处理具体事务的权力下放给了他们的下级。而下级机关又因同样的感受而将一部分具体的权力又下放给下级的下级直到这个大金字塔的底端，也就是中学之中的校长、教务处、科组长、年级级长之后的直接面对学生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一级。
然而，每一层下级机关在政治系统中的绩效、晋升前景乃至于政治生命，都是由上级决定的，而上级机关也同时拥有一套对下级机关的考察指标。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学生无法用制度性的手段迫使他们的班主任做出改变、只能寄希望于班主任善心大发而听进学生的诉求。直接对民众负责的金字塔末端的下级机关也是如此，他们只需要满足上级制定的那一套考核标准，便能够在这一系统中生存下去了。
认真负责的班主任尚有办法去处理学生的诉求、以最适合学生的方式开展教学，因为在班主任和学生之间还有学生的班干部，后者可以为班主任提供他所难以直接取得的关于学生具体需求的信息、也能将班主任的管理政策落实到每个学生身上；而在社会中，「班干部」的角色就是上文所述的「民间团体」，其制度化的诉求表达能够让政府机关听到民众的需求、又能将政府机关的意志向民众具体传达，使认真负责的主管官员也有办法真正为民众的诉求服务。但是正如我们先前讨论过的那样，民间团体连同公共组织在中国社会中被压制了太久，只剩下那些体育协会式的组织还在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而那些政府机关真正需要的能向上表达诉求、向下传达意志的民间团体，几乎已经消失不见了。主管官员们如同被戳瞎了一只眼睛之后又断掉了一条手臂。
如此一来，在这个高耸入云的金字塔中，每一层政府机关都希望下级去考察具体的情况、做些具体的事情。但每一级政府机关又都眼巴巴地向上级望去、试图揣测上级的旨意。最终到直接面对民众的金字塔底端，已经没有下级可以再给主管官员向下推诿了，他们也早已失去了真正考察民意、为社会服务的办法了，他们唯一剩下的延续政治生命的手段，就是保持平庸、并把过错都推到同僚或民众身上。
这种政策制定的庸俗化并非中国的专利，而是威权体制的普遍现象，但在一个人口规模如此巨大、地方的差异如此多元的泱泱大国中，它就显得更为致命。
舆论记住了汶川地震时的八方支援、非典肆虐时的可歌可泣，但却忘记了当年同样被爆出过的政府层层隐瞒、处置不力、贪污善款、豆腐渣工程，在自我感动之中把当年就已经处处生锈、吱吱作响的举国体制机器捧上了神坛，而让这个机器中的每一层机关都更难在这种潸然泪下的气氛里进行有效的自我反思。
如果举国体制是唯一的希望、还代表了所谓的民族精神，那我们就不应为它做出了什么成就而沾沾自喜，而更应当关注有哪些我们本希望它实现的它却没有实现：火神山医院的「在线监工」真是行之有效，把人们的目光都吸引向了这袭华美的袍子，而忽视了那些更讨人厌的、无处不在的虱子。
官僚结构和举国体制的大金字塔，设计的本意是让党的领导和中央的意志能层层贯彻下去、让权力和资源调度能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然而它今日却已经如同一个高位截瘫的病患那样，除了挥舞着双手、高喊着激动人心的口号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我们固然可以称赞「战地医院」建造之迅速，但我们不妨扪心自问：用因同样一种系统牺牲的成千上万无辜生命换来的「速度」，真的那么令人欣喜吗？
谢选骏指出：微信的热文痛斥了国家官僚主义，但它不懂，国家就是官僚，而官僚就是谎言加上了狗一样的忠诚。当然，只要没有了粮食，这些狗官照样会咬死主人，并且吃掉主人的孩子。这就叫作“国家官僚主义”。
【027、“恨党国”就是“恨国党”】
《郝海东放着中国球王不当 要当恨国党？》（多维 2020-06-04 ）报道：
对中国球迷而言，六月四日是告别的时刻，曾经的甲A联赛最佳射手，带领中国队杀入2002年世界杯的功臣——郝海东，选在这一天，在郭文贵主导的“新中国联邦”建国宣言仪式上，宣读中文宣言，身旁还有他的夫人，前中国羽毛球世界冠军叶钊颖。
郝海东直播中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宣言之后，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Steve Bannon）宣读英文宣言。
郝海东说，我们今天不代表任何人，我们只代表我们自己！今天是我们做出人生中最大最正确的选择！这是最大的荣耀！
对成千上万的中国球迷来说，郝董的大炮性格人尽皆知，他在2001年十强赛之前炮轰米卢，引爆中国足坛地震。他退役后不改其志，数度将炮口对准足协！
舆论对郝海东是宽容的，一方面因为中国足球成绩每况愈下早已成为众矢之的，另一方，郝在职业生涯取得的傲人成就也让他在挂靴后仍有不小的话语权。哪怕他说C罗火不过三年，多数人听后也不过莞尔一笑，人民习惯了郝董的吹牛，毕竟放眼国内足坛，谁还比他更有资本呢？
从八一队到大连万达再到国家队，郝海东的职业生涯可用“辉煌”二字形容，他参加过四届世界杯预选赛，拿到过亚洲杯亚军，在1997年的十强赛上，客战卡塔尔的唯一进球是他打进的，再战科威特，首开纪录的也是他，在倒数第二场客场对阵沙特队的比赛中，是他创造了点球，若不是范志毅最后射失，中国队已经提前四年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在2002韩日世界杯中国队参加的三场比赛中，赵俊哲和杨晨在分别对阵巴西与土耳其比赛中的两脚中柱，都是郝海东制造的机会。但事实证明，郝海东不满足做足坛的大哥大，体育领域的成功让他忘乎所以，除了怒怼体制将个人的经历无限放大，对于中国足球的未来，他从没系统说出过一二三四，现在竟要给中国的未来指点江山。
其实，和郝海东同时代的体育运动员对现行体制非议的不少，而唯金牌论的批评声音近些年也屡见不鲜，但能因此变成公知恨国党，甚至不惜投身郭文贵麾下的人实数不多。当中经历可怎样的心路历程，外人不得而知。但郝董终究还是入戏太深忘了自己到底是谁。笔者确信，至少他的足球经历所带来的知识储备不足以完成的跨界转型。离开了绿茵场，也就自然的褪去了光环，想要挥斥方遒，岂是闭门造车异想天开！
这次跟郝董一同出境的还有他的新婚妻子叶钊颖，叶曾经是中国羽坛一姐，长期称霸世界排名第一，叶钊颖发推文说，很庆幸我和老公政治观非常一致，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中国人能真正过上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幸福生活，也非常坚信这天很快就能来到。
这真应了那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好吧，既然郝董放着球王不当要当恨国党，当他将炮口从足坛移到政坛，如何实现他们说的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希望这二位不要光说不练，只有口嗨，毕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未来如何，大家拭目以待。
谢选骏：上面所说的“恨国党”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恨党国”了。因此，如果“恨党国”就是“恨国党”，那么“爱国党”就是“爱党国”了。在历史上，爱党国就恨民国，所以国民党提倡党国，就断送了辛亥革命开创的中华民国了。国民党把中华民国变成了中华党国；共产党把中华党国变成了苏联跨下的卫星国——“人民共和国”。呜呼哀哉。这是一部不忍卒读的“中华亡国的痛史”。
《郝海东疯了吗？他参加郭文贵的爆料革命》（六月 03, 2020 综合新闻）报道：
许多人可能对郝海东微博大骂“脑残、喷子、苍蝇和蛆”感到有点吃惊，他还晒出海外一万多平方米的豪宅，被许多网友痛骂。但是更加让人震惊的是，“六四”周年这一天，他通过网络视频宣读《新中华联邦宣言》，加入了郭文贵倡导的“爆料革命”。他花了十几分钟，不仅宣读了《新中国联邦宣言》，还一字不漏的宣读了附件。
郝海东现居西班牙，估计走出这一步前，已经成功的转移了财产和安排好一切，已经没有把柄可抓了。很明显，根据中国的法律，宣读《新中国联邦宣言》就等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郝海东的微博账号已经被删除，百度搜索似乎还没有被频闭。
下面是网络上找到的《宣言》文稿——
新中国联邦宣言
序言
我们因“爆料革命”凝聚在一起，为实现新中国法治、民主和自由而组成喜马拉雅监督机构。三年来，郭 文贵先生，斯蒂芬·班农先生和亿万战友发起的“爆料革命”运动向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揭露了中国共产党(中共）的非法、邪恶本质与欺骗行径。喜马拉雅监督机 构是战友们自愿组成的，没有政治实体的民间团体。它同法治基金、法治社会—样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受国际法保护；是新中国联邦(4)与国际社会合作，捍卫人民自由、保障财富安全，并与世界各国人士建立相互尊重 和共同发展之沟通桥梁。
消灭中共是正义的需要——中共是共产国际资助的颠覆中国合法政府的恐怖 组织，其在中国的极权统治已发展为彻底的反人类暴行：无视人权、摧毁人性、践踏民主、违背法治、撕毁合约、血 洗香港、杀害藏民、输出腐败、危害全球，更有甚者竟以中共病毒（新冠病毒）对全世界发动生化袭击战，严重 威胁人类健康与生存。其罪恶至极，天理难容！
消灭中共是打碎中国人民的奴隶枷锁和真正实现世 界和平之必需。没有中共的新中国联邦，是全体人民和世界繁荣之必需。
新中国联邦愿景——建议新中国联邦参照西方民主法治体系和相应国 际法，在国际机构和喜马拉雅监督机构的共同监督下， 制定宪法，建立三权分立政体，“一人一票”产生新政府 (5)。选举与弹劾制度并存，高效运行，避免巨大的社会动荡和人治灾难。
新宪法包含以下内容：
一，国家精神：人权、法治、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 私有财产神圣不容侵犯。
二，追求与世界人民永久和平相处、共同发展。
三，教育、养老、医疗是民生基本需求，必须立法予 以保障。教育是国之根本。扩大教育投资，西为中用；尊 师重教，有教无类。
四，保护大自然与动物生态，万物和谐共生。
五，对于香港、澳门、西藏等地区，应立即颁布特别 自治条例，并严格执行。对台湾则维持现状，扩大贸易，稳 健发展，共同繁荣。
六，没收并追缴中共盗国贼集团掠夺的财产 ' 还富 于民。
七，新政府成立后实施大赦，严重刑事罪犯和反人 类罪犯除外。
喜马拉雅监督机构的承诺
在新中国联邦宣布成立之际，喜马拉雅监督机构特 此庄严承诺：鉴于目前中共依然挟持国家政权对人民进 行各种极端控制，本机构将为新政府的建立做好一切准 备和外联工作。积极联络那些支持新政府筹备的各国 家、政党、社团及国际友人，并协调过渡政府与他们的关 系。指导和保障新政府筹备工作顺利、有效进行。
喜马拉雅监督机构将会一直同国际合法监督机 构一起监督新政府依法运行，同时遵守国际法和新政府 法律，接受国际相关合法机构的严格监督。
宣言发起和制定者
全球亿万爆料革命战友
喜马拉雅监督机构
法治基金主席：凯尔·巴斯先生
法治社会主席：斯蒂芬·班农先生
爆料革命、法治基金、法治社会发起人：郭文贵先生
2020年6月4日4
LABELS: 华社新闻
谢选骏指出：郝海东没有疯，他的后面有这么多的基金会呢。君不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呜呼痛哉。
网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报道：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出自西汉传记文学家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百二十九章“货殖列传”。 这句话意思是说天下人为了利益而蜂拥而至，为了利益各奔东西。指普天之下芸芸众生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奔波。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意思是说天下人为了利益而蜂拥而至，为了利益各奔东西。 即是指普天之下芸芸众生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劳累奔波乐此不疲。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後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於威、宣也。
国学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翻译：《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
虞：山泽资源。虞人：从事山林水泽资源的人。三宝：粮食、器物、财富。这句话没有重农抑商思想。相反的，是重主张农工商渔牧并重。在司马迁的心目中，纯自由市场经济以及民有民营是最佳的经济模式，而官有官营的经济制度是最劣等的。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文中强调农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阐发经济发展关乎国家盛衰等经济思想和物质观。司马迁以发展的观点观察社会经济活动，既肯定农业生产的首要地位，又十分强调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反映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就能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认识到生产交易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谢选骏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的本是商业，如果政治也要这样搞，就大事不妙了。因为这只是商业和宗教的合一，只靠“利”是不行的，还需要一点“义”。所以，政治家们都要“说一套做一套”的两手硬。所以我看，大凡有“基金会”参与的政治，都有问题多多矣。科学、艺术、宗教、学术，也是如此。
【028、“后蒙古”专制与后宫社会】
《“虚拟男友”游戏备受女性玩家追捧》（2018年1月17日 转载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中国出现了真正的女性游戏潮。利用在线游戏以及手机应用软件可以找到自己的虚拟男友。这不仅仅是以往的网上仿真约会。虚拟男友可以通过微信跟姑娘交流、给她打电话。女性玩家人数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而在现实生活中则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因性别失衡还在打着光棍。
大一女生周文（音）已经在“恋与制作人”游戏中为虚拟男友花掉100多元人民币。为了升级还需要购买数字金币和虚拟珠宝。她并不心痛钱。她告诉《南华早报》，她会接到虚拟男友电话并收到微信，进行虚拟约会。她没有男朋友，好在有一个虚拟的，她坦承道。不过这位大学生算过，为了玩通关，得花1.6万元人民币。所以她不敢保证自己的虚拟浪漫史不会被现实中有限的物质条件而中断。
中国的网络游戏市场一直是五花八门、利润丰厚。但以前该产品的消费者统统为男性。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对网络和在线游戏着了迷。根据北京艾瑞咨询公司（iResearch）的数据，2016年女性已占全部玩家的四分之一。最受欢迎的游戏正是那些所谓“仿真约会”——网落游戏的情节和目的就是为了能让虚拟恋爱结出果实。最新一款流行游戏就是“恋与制作人”。玩家可以同时同四个不同的男性建立关系。为了吸引更多的女性，他们都有中国著名演员的名字。该游戏的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长期以来稳居下载量最大的“王者荣耀”——一个幻想武打游戏。“恋与制作人”仅发布一周，就给设计者们带来30万元的利润。原来，游戏可以免费下载，但为了让人物升级，需要充值。当然离“王者荣耀”的资本积累暂时还相差甚远——它在3个月内就给游戏设计者腾讯公司带来60亿元的利润，打破该领域纪录。
由于以前大多数玩家都是男性，游戏也都是针对他们而设计的，但现在当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着迷后，游戏内容的设计也考虑到了她们的兴趣。这些众多游戏都有爱情内容。甚至还有诱人的减肥应用软件。例如，在Burn your fat with me应用软件中，虚拟男友“凯”（音）监督姑娘不要贪吃甜食。她瘦身越多，虚拟男友就变得越可爱，越有性感。该软件由日本研制而成，但在中国最受欢迎。
有趣的是，这发生在一个女性远比男性少的国家。根据统计资料，在中国每100名未婚女性对应116名未婚男性。而这意味着，有3000多万男性找不到对象。考虑到目前的人口状况，女性本应有选择对象的余地。但她们却选择虚拟男友。随着社交网络的普及，年轻人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网上。许多人都已经不习惯进行现实的交流，甚至都不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对对方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如是说。
她解释道，“此类软件能够受女性追捧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部分女性可能是真的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合适的人，所以就会去寻找一个替代性的虚拟角色来填补心理上的缺口。另一方面，可能是有些女性不具备在现实生活中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她们不知道该如何跟一个活生生的异性建立起关系，如何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情感，社交和人际关系方面对她们而言是一个短板。同时，这些女性也不知道如何去提升自己的社交能力，所以，就将情感需求转移到这样的软件上。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由于过度依赖网络，其人际交往的能力在下降，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取情感关系知识的能力也在下降。这样的软件太过于铺天盖地的出现，反而助长了一些人的‘社会退缩’，比如窝在家里，不愿在现实生活中通过与人交往来获得真实的情感支持，久而久之，这是非常不利的情况。”
不过这种局面倒有利于商人，在男性游戏市场饱和的条件下，女性游戏则具有广阔的前景。能抓住女人心的游戏产品越多，单身女性也就越多——她们更愿把钱塞进游戏市场经纪人的钱包。
谢选骏指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没有能力意识到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在日益严峻的专制制度之下，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后宫社会”……这个社会里似乎只有女的，没有男的，除了遭到阉割的太监和秘书等顺民之外……因此，中国“虚拟男友”的游戏才备受女性玩家追捧！其情况就像洪秀全、毛泽东等人的共产主义后宫一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为什么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俄罗斯基本上也是这样了。除了那位半男不女的特务普京之外，男人都被阉割了。所以，中俄两个“后蒙古社会”涌现出来大量的女性，外出寻求国际买家。这是“后宫社会”的必然现象。有人甚至正在欧美各国兴风作浪，要在全球范围逐步建立这种“中国模式”的后宫社会。到了那时，全世界资产者就真的联合起来了。
【029、“后清人民共和国”已经深入人心】
“后清人民共和国”就是僭称中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前身是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主流观点认为，“后清人民共和国”暴虐无道，最多像秦朝、隋朝、元朝等暴虐无道但强悍无比的外来政权那样，在中国混个几十年。这可是与“后清人民共和国”的自我期许大相径庭——“后清人民共和国”梦想长期统治中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后清人民共和国”可能长期统治中国？我认为万事皆有可能。因为从“后清”的名堂来看，既然是“后清”，就可能与“前清”的两百六十七年相对，混个一两百年的。也就是说，“后清人民共和国”确实可能长期统治中国。
那么，这是否只是我一人的独断呢？
不是的。而是确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作为“事实依据”：
第一案例——
后清国，1957年在河北承德成立，由收元门首领李俊刚为首成立的一个秘密结社政权。1957年春，承德地区兴隆县收元门道首李俊刚自称“紫微星下界，大龙缠身”，自封皇帝，并封有元帅、大臣和娘娘，立国号为“后清”，并制作刀剑、龙旗和官服，向道徒传授“刀枪不入护身咒”，图谋暴乱。共产党员张家奎，曾任合作社会计，其被拉入道后，其家成为收元门聚众练武的场所，张家奎本人被李俊刚封为“杨六郎”；其女儿是共青团员，被李俊刚封为娘娘，昼夜相伴。1957年11月7日，李俊刚率领新老道徒20多名，以张家奎家为集中地、出发点，扛着龙凤杏黄旗向北京进发，在途中被公安人员强行制止。
谢选骏指出：后清国不知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后清人民共和国，岂能容你后清帝国的复辟？前清后清之间，夹着一个短命的“中华民国”，呜呼哀哉！
案例之二——
后清大中国，2002年至2003年期间成立于山东淄博市，由圣贤道首领国洪铭（亦作国洪明）为首成立的一个秘密结社政权。
2001年11月29日，位于淄博市淄川区东坪镇河湾村的山东淄博玉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洪铭以“淄川区东坪镇”名义向淄博市、区、乡镇党委、政府以及各报社、广播电台等单位投寄22封匿名信，称：“淄博圣贤道重建10年时间，现发展道徒2.1万人，拥有现金100万元，8月份经上帝同意，进行公开营业，在世纪之交， 皇帝下令，再招1万人……”2002年10月14日（农历九月初九日），国洪铭正式成立“南蟾部洲后清大中国”，制作悬挂有“国旗”、“令旗”、“皇袍”等物品。2003年10月4日（农历九月初九日），正当圣贤道道徒在总坛点聚集举行建国一周年庆典时，淄博市公安机关捣毁其中心聚会点（总坛点），并当场抓获道首国洪铭及骨干、道徒58人，同时，缴获“圣贤道”成员花名册、敛财账簿、“皇袍”、“国旗”、“令旗”及活动道具等物品一大宗。2004年6月，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国洪铭有期徒刑6年。
谢选骏指出：鬼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上述两个案例来看，“后清”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后清人民共和国”完全可能长期统治中国，并且正在长期统治中国！这是因为，华人头上的辫子虽除，但华人心中的辫子已经根深蒂固，正如解放黑奴容易，不让黑人假辫很难。但其实，华人不必像黑人那样留着假辫子，因为华人是有头发的，而且相当茂密。
【030、“后真相”其实也不是真相——英国完了。脱欧也来不及了！】
《川普崛起 牛津年度代表字：后真相》（中央社 2016年11月16日）报道：
川普在美国崛起后，“后真相”（post-truth）这个字的使用激升。
牛津英语大辞典今天选出“后真相”（post-truth）为今年代表字，因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洲联盟，以及川普在美国崛起后，这个字的使用过去一年间激升。
牛津英语大辞典发布声明说：“后真相这个名词在政治评论中，从边缘跃为主流。”同时提及，这个用词使用次数自去年以来增加20倍。
该辞典定义这个词是“有关或意味着，客观事实对形塑舆论的影响力，不如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的情势。”
牛津辞典出版商负责人格拉斯沃尔（CasperGrathwohl）说：“我们的选择反映出充斥高张力政治和社会言论的一年，这不令人讶异。”
“受到社群媒体提升为新闻来源，及对体制提供的事实日益不信任的影响，都助长‘后真相’的概念在一段时间后确定其语言基础。”
年度字亚军包括Brexiteer，指“倡议英国脱欧人士”。
其它入围的字，如“另类右派”（Alt-right），指的是美国极端保守团体，“特征为抗拒主流政治，以及使用网络媒体刻意散布具争议内容”。
谢选骏指出：牛津也许是英国的象征之一，但其表现确实证实英国的牛皮已经爆裂了。因为它从贝克莱-休谟揭示的基本常识大大堕落了，竟然侈谈什么“客观事实”，而完全不懂任何“客观事实”都是人类感知（情感、信念……）的延伸。如此谁来，“后真相”其实也不是真相，只是自称为真相的“情感和个人信念”。
真的，作为血肉之躯的人，又怎么可能知道“客观事实”呢？除非，那只是某些人主观认定的“客观”。
看来，牛津提供了一个最新的示例，证明大英帝国的瓦解不仅毁灭了英国的霸权，也限制了英国人的学术视野，使其“精神青光眼”进入了晚期。
从长期来看，英国完了。脱欧也来不及了！
【031、“华堂”还是“夷堂”】
《被江泽民胡锦涛接见 天津首富皇宫被拆》（2019-04-23 多维）报道：
北京时间4月23日，中国天津一家神秘会所“华堂”被拆除，“华堂”是中国直销巨头之一天狮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狮集团）董事长李金元所建。里面供奉着唐太宗李世民像，天津首富李金元自称是李世民后裔。
中国澎湃新闻网4月23日报道，对华堂的大规模的拆除工作目前已经开始。华堂门口不断有施工车辆进入，大门口“华堂”的牌匾已经摘下。报道指出，在华堂外的新源道上，有多名挂有绿色胸牌的工作人员蹲守，一位身着保安制服、自称来自天津武清开发区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些人是天狮集团员工，只有佩戴胸牌才被允许进入华堂。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华堂将会全部拆除，属于违法建筑呗。”
澎湃新闻网报道，4月22日，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武清区分局规划土地监察科称，在华堂所处的泉和路东侧、高新路南侧、新源道北侧范围内，截至目前已经出让了两宗土地，受让人均为天津天狮生命科学有限公司，出让合同签订于2013年1月5日。这意味着，华堂涉嫌“未批先建”。
公开报道显示，华堂的整体设计参照唐朝皇宫风格建造，整个行宫以长寿殿为中心，分别由熙园、崇孝堂、老君殿等主题建筑组成，拥有总统套房以及餐饮、会议、休闲等设施，内设家具均采用海南黄花梨、金丝楠木、小叶紫檀、大叶紫檀等名贵木材，纯手工打造，价值近10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89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视频网站优酷上，一则长达21分钟，名为《天狮产业园2013年》的视频展现华堂内部还建有一座“祠堂”。视频显示，处于华堂西北角的崇孝堂门口竖立着题有“盛于李唐”四字的牌坊，大门处悬挂着“光祖门”牌匾，内部供奉着“李氏历代列祖列宗”牌位与若干座雕像。
对此，澎湃新闻网指出，李金元确实在华堂中设立了家族祠堂。从视频内容来看，牌位左侧雕像形象与《唐太宗画像立轴》中的李世民形象相似。
李金元出事与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原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华贪腐案有关。
4月10日，陈华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处执行有期徒刑9年。判决书认定，2004年至2010年间，陈华利用职务便利，为天狮集团有限公司等在互联网信息管控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同时，陈华还为天狮集团法定代表人李金元在互联网信息管控等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陈华于2006年至2013年间收受李某给予巨额金钱。
李金元曾屡次被中共最高领导人接见。1999年，李金元荣获中国国务院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受到江泽民等中共领导人接见。
6年后的2005年5月27日，在第四届中国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大会上，李金元被中国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受到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等中共领导人接见。
引发外界批评的是，李金元行事高调，2015年5月公司组织6,500名职工进行法国四日游，李金元订下了巴黎140间酒店和超过4,700间在戛纳和摩纳哥的房间，整个行程还包括卢浮宫和红磨坊的包场参观。其中在法国尼斯还创造了一项最大规模人体主题创意组字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谢选骏指出：“华堂”的主人自以为是李世民的后代就立了一个“华堂”，他大概不懂李世民的夷狄血统超过了华夏血统，因为他的母亲和祖母都是少数民族，他至少是四分之三的“夷”，所以依据他而来的堂口，与其叫做“华堂”，不如叫做“夷堂”。再说了，华堂竟然不在北京中南海里，这还了得吗，不拆行吗，“拆哪”就是CHINA的魂魄。每个新的朝代，都要把前朝的遗迹一扫而光，从新开始；只要野蛮的萨满教徒满洲人不懂这一点，在明朝的死人宫殿里窝藏了两百多年。毛泽东也学习满大人，一直在中南海里挺尸着，尽管他几乎拆光了北京——毕竟在十八岁以前，毛泽东头上都留着猪尾巴的，他的梦想从那时就定格了——做一回僵尸慈禧。
【032、“会使全宇宙陷于紊乱”的歼灭回教战——蒙古人还不及阿拉伯人】
（一）
阿拔斯王朝 （750—1258年），哈里发帝国的一个王朝，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个世袭王朝。因阿拔斯王朝旗帜尚黑，故中国史书称该王朝为“黑衣大食”。 阿拨斯王朝时期乃是阿拉伯的黄金时代，历时500余年。
747年，奴隶出身的波斯人阿布·穆斯林·呼罗珊尼（727—755年）领导呼罗珊人民举行起义，于750年推翻了倭马亚王朝的近90年统治，帮助建立了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定都库法。751年阿拉伯帝国军队在中亚怛罗斯战役中，击败中国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军队，控制了中亚的大部分地区。762年迁新都巴格达，直至1258年被旭烈兀率蒙古大军所灭。
旭烈兀（1217年—1265年2月8日），蒙古族人，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忽必烈、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兄弟，四人同为拖雷正妻唆鲁禾贴尼所生，旭烈兀是伊儿汗国的建立者，西南亚的征服者。伊儿汗国尽管延续时间不长，但它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西亚历史的走向。
1251年蒙哥在诸王公大会上夺得大汗之位，便积极筹划进一步扩张。忽必烈负责中国事务，旭烈兀则成为西征大军的统帅。1252年，以怯的不花为先锋，率1.2万人先行西征。阿拔斯王朝因擅长同各种侵略势力周旋，保全自己至少作为穆斯林宗教领袖的地位，到这时已传了36代，历经508年。
1258年，旭烈兀率蒙古西征军队攻陷巴格达抓住并处死了最后一任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对大大多数穆斯林法学家而言，哈里发制度在1258年就这样完结了。
历史学者们指出：旭烈兀（Hulagu，1217—1265年，1264—1265年作为“伊儿汗”在位），他以10万左右的西征军，在西亚大地上所向披靡、摧毁了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传统哈里发制度，这场歼灭战原先被认为会导致“会使全宇宙陷于紊乱”，但这种紊乱并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
哈里发意为继承者，指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在穆罕默德死后，其弟子以Khalifat Rasul Allah（安拉使者的继承者）为名号，继续领导伊斯兰教，随后被简化为哈里发。
哈里发为阿拉伯帝国最高的统治者称号，相当于一般所说的皇帝，但同时兼有统治所有逊尼派穆斯林的精神领袖的意味，故又可以同时起了类似天主教的教宗的作用。
在阿拉伯帝国鼎盛时期，哈里发拥有最高权威，管理着庞大的伊斯兰帝国。阿拉伯帝国灭亡之后，“哈里发”的头衔，仅作为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的名称，一直保存了下来。
原来，巴格达哈里发的权威会万世长存的观念在中东各族中本来在几百年间已经深入人心，只有远道而来的旭烈兀大军不受其影响，敢于致“会使全宇宙陷于紊乱”的警告而不顾，推翻巴格达哈里发的统治，使伊斯兰文明的中心西移非洲。改变历史的力量往往能发挥在原有区域内不可能发生的历史推动作用，这也是一个例证。
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有着身份血统上的天然优势，而他的一次次的辉煌战绩也证明了他无愧于杰出军事统帅的称号。他将“上帝之鞭”升向了西亚，在真主的土地上建立了蒙古人的国家，伊儿汗国尽管延续时间不长，但它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西亚历史的走向。
在草原上长大的旭烈兀，从小也练就了一身功夫，而在成吉思汗对子孙的“天下土地广阔河流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尽情去扩大自己的领地”的鼓舞下，他也获得了很多的实践机会。18岁那年，他随堂兄拔都远征，横贯东欧大草原，一直打到了今匈牙利境内。在与匈牙利马札尔人的战争中，他与速不台分兵五路，大败马札尔军队于都宁河。这次西征对年轻的旭烈兀意义重大，使他积累了实践经验和政治资本。
自窝阔台死后，蒙古诸王公就处在权力的激烈争夺中。1248年窝阔台之子贵由死，旭烈兀联合拔都等人积极拥戴其长兄蒙哥，挫败了海迷失等人的阴谋，使蒙哥在1251年诸王公大会上夺得大汗之位。在随后蒙哥打击窝阔台系势力中，旭烈兀受命察视失烈门等人，为蒙哥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蒙哥坐稳大汗之位后，便积极筹划进一步扩张。由于是同母兄弟，忽必烈、旭烈兀都得到积极的培植。忽必烈负责中国事务，旭烈兀则成为西征大军的统帅。1252年，怯的不花为先锋，率1.2万人先行西征。第二年，旭烈兀率主力军出发渡过阿姆河，带着蒙哥给他的“从阿姆河两岸到埃及尽头的土地都要遵循成吉思汗的习惯和法令。对于顺从你命令的人要赐予恩惠，对于顽抗的人要让他们遭受屈辱”的嘱托，从此离开了生他养他的蒙古大草原，也离开了蒙古贵族之间的勾心斗角，到一片全新的天地去开拓他的世界了。
首当其冲的，是里海以南的亦思马恩派穆斯林宗教国，这一派别是历史上有名的穆斯林“刺客派”，热衷于培养刺客刺杀敌对方的领导人。该派别曾因企图组织刺客刺杀蒙哥，而同蒙古人结下了深仇大恨。旭烈兀分三路大军进攻，自己亲率中路军，很快就攻陷了教主忽儿沙的城堡。亦思马恩派90多座城堡被毁，忽儿沙在押解途中被杀，这一伊斯兰教中颇有实力的派别从此就在历史上消失了。
接着遭殃的是巴格达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阿拔斯王朝因擅长同各种侵略势力周旋，保全自己至少作为穆斯林宗教领袖的地位，到这时已传了36代，历经508年。但这一次，哈里发穆斯塔辛对旭烈兀的态度十分傲慢，这使他成了末代哈里发。旭烈兀先用决堤放水淹没了哈里发的主力军和统帅，接着以一场精彩的围城战迫使哈里发弃城出降。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展开了，数十万居民死于非命，有着500年文化积累的巴格达城遭受了浩劫，末代哈里发本人则被纵马踏死。
巴格达的改旗易帜使伊斯兰世界陷入了恐慌状态。但旭烈兀仍没有停下他的脚步，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叙利亚。在攻打叙利亚之前，他已接受了亚美尼亚国王和安条克国王的归诚。当时的叙利亚名义上属于埃及的阿尤布王朝，实际由国君纳昔尔统治。旭烈兀没有接受纳昔尔的求和，从1259年到1260年，他先后攻下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这些城市的穆斯林遭受了巨大的侮辱。但就在此时，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中东诸民族和教派的命运。旭烈兀获悉长兄蒙哥在中国战死，诸兄弟陷入了汗位的争夺，决定率主力东归，只留下怯的不花率领5000人留守叙利亚。否则，伊斯兰世界可能会就此消失掉。
当旭烈兀回到波斯时，得知同母兄忽必烈已即大汗之位，便决定不再东归，留驻波斯。几年后，1264年，旭烈兀接受了忽必烈的册封，成为伊儿汗，他建立的国家也成为蒙古四大汗国中的伊儿汗国。但与此同时，旭烈兀也得到他在叙利亚留下的5000驻军全军覆没的消息。在埃及奴隶王朝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怯的不花终于不敌，在以少战多的情况下被俘而死，叙利亚全部落入埃及政权之手。
旭烈兀很想复仇，但新的威胁迫使他放弃了重新进军叙利亚的打算。新的威胁来自他的堂兄弟之国——金帐汗国。旭烈兀受他的母亲和妻子的影响（她们都属于基督教聂思托里安教派信徒），在西亚实行亲基督教，仇视穆斯林的政策（尽管他本人并非基督教徒，他信奉佛教，崇拜弥勒佛），引起了亲穆斯林的金帐汗别儿哥的仇视，别儿哥同埃及的苏丹拜伯尔斯结成同盟对付旭烈兀，双方还在高加索地区打了一仗。
晚年的旭烈兀致力于巩固在波斯的统治，他通过武力胁迫或联姻的手段，清除了波斯境内的割据势力，使波斯成为伊儿汗国统治的核心地区。到他的孙子合赞汗统治时期，伊儿汗国达到全盛，领土“东起阿姆河，西至地中海，北自高加索，南抵印度洋”，经济文化也欣欣向荣。伊儿汗国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388年，亡于同为成吉思汗后裔的帖木儿之手。
旭烈兀在西亚的征服活动，不但改变了该地区的政治版图，而且改变了该地区各宗教、教派的力量对比，牵连之广，遍及欧亚各地乃至非洲。伊儿汗国同元朝本部的联系，远比蒙古其他三大汗国密切，丝绸之路畅通，中国的四大发明加快了西传的速度，而回回炮、阿拉伯数字、阿拉伯历法、行省制度等也传入中国。旭烈兀显然应居世界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帝王之列。
旭烈兀在本排行榜中居其四哥忽必烈之后，并非因为他名义上是忽必烈的藩属，而是因为他只是一个征服者，国家各项制度的完善主要由他的子孙完成，而忽必烈不但是一个旧秩序的破坏者，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新秩序的建立者。
多数史学家们认为，阿拔斯王朝自穆阿泰索姆去世之后，开始走向衰退。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完全变成了唯利是图之辈争权夺利，欺压人民的中心。
自回历277年至656年，即公元838年至1235年，巴格达陷落的这656年时间里，共有29位哈里发执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一些专横跋扈、腐败无能之徒。蒙古人则是沙漠里的游牧民族，他们为了摆脱自己极为艰难的生活环境，而四处寻找新的肥沃富足的地方。他们在听说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宝库之后，就开始蠢蠢欲动。他们派人探知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们昏庸无能、骄奢淫逸、横征暴敛，使得人民怨声载道。因此阿拔斯王朝已在伊斯兰世界失去了支持。旭烈兀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带着七万名铁骑，向着两河流域挺进。在途中他首先派特使到巴格达劝哈里法向蒙古人投降。
哈里法穆斯塔索姆此时早已成了突厥人手中的工具。他听信谗言，于回历656年，公元1235年向蒙古人投降。并拱手将巴格达奉献给了旭烈兀。
哈里法穆斯塔索姆周围的人和一些大臣们劝告他说，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蒙古侵略者投降。就这样，野蛮的蒙古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巴格达占领。
当大臣们对哈里法说，“现在你已经没有可抵御外敌之兵”。分散于伊斯兰世界的诸侯们和王公大臣们因相互之间争权夺利，而出现严重分歧，早已将哈里法的安危抛之脑后，在这种情况下，哈里法终于做出了向蒙古人投降的决定。
旭烈兀许诺，在进入巴格达之后，一定保证学者、先知后裔以及平民的生命安全。但当他进入巴格达之后却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旭烈兀不但在城中烧杀抢夺，而且在哈里法投降十天之后，将哈里法杀死。
巴格达一词是波斯语，是由巴格和达德两个词组成，意为真主的礼物。巴格达位于伊朗萨珊王朝古都——泰西封附近，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根据该市的名称，巴格达城是伊朗人建立起来的。
阿拔斯王朝的缔造者在伊朗人的帮助下，推翻倭玛叶王朝之后，将伊斯兰世界的都城由大马士革迁移到了巴格达。而在此之前巴格达只是一个村镇。
据史学家们说，阿拔斯王朝哈里法艾布·加法尔·曼苏尔于教历145年，公元706年下令在巴格达修建一座与泰西封市相比美的城市，并下令将军政机关全部搬到这座城市。
哈里法曼苏尔在泰西封城附近修建的巴格达城除了经济和其它原因之外，其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以此来告诉伊朗人，他对伊朗的政治模式和文化传统也非常热衷，以使伊朗人帮助他管理辽阔的帝国。
巴格达在哈里法哈伦·拉希德（一千零一夜中的主人公）及其儿子马蒙时期达到了鼎盛。在那时，世界上任何城市都无法与巴格达相比美。尽管那时的建筑物和文物古迹丝毫没有保留下来，但是，那一时代在科学、文化、艺术、工业领域产生的影响在许多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在伊斯兰世界闪闪发光。
在那一时代，巴格达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贸易中心，市内来自东西南北的商贾云集，客栈宾馆鳞次栉比。高大的清真寺和楼房林立，工农业水平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水平。
巴格达市郊的织丝厂随处可见。由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实现了统一，因此东西南北商道畅通，来自东西南北的客商不但将他们各自带来的特产在巴格达交换，而且也将巴格达当地产的各种产品带了回去。因此，在当时的巴格达，中国商人、印度商人、威尼斯商人，大布里士商人随处可见。
在中世纪，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就是位于巴格达的尼扎米耶学院。其中有上千名来自不同地区的学子学习各科知识。与此同时，在巴格达还有一个名为知识宫的研究所。在该研究所将古伊朗、古希腊、古埃及及古印度的各种书籍翻译成了阿拉伯语。因此，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建立起了辉煌的伊斯兰文明。正是在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和推动之下，才驱除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在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
中世纪在巴格达有许多著名图书馆，其中珍藏有许许多多珍贵的书籍。在旭烈兀占领巴格达之后，蒙古人将图书馆中的书籍全部扔到了底格里斯河内，致使河内架起了一座用书架起的桥梁。同时，也使得河水被墨全部染成黑色，使得底格里斯河变成了“黑河”。
谢选骏指出：回教徒宣传说，伊斯兰教的毁灭将导致宇宙信誉紊乱——但是事实已经证明，歼灭回教的战役，并没有“使全宇宙陷于紊乱”。
（二）
歼灭回教的战役，激发了无穷的想象——小说家们说“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曰：
1258年1月16日，西边的蒙古拜住大军渡过底格里斯河，向巴格达进军。巴格达的军队统帅也率军出城迎着蒙古人，他们在离城九程的地方相遇。一程的距离大约是十里路左右。
蒙古人对巴格达周围的地形了如指掌，当哈里发的军队气势汹汹地来决战的时候，蒙古人躲起来了。阿拉伯军队据扎在一个地势低洼的地方，蒙古人知道了，就在底格里斯河上修坝拦水，然后掘开堤坝，汹涌的河水涌向低洼处的阿拉伯军队，他们一下子淹没在水中。蒙古军队就像捞鱼一样把泥泞中阿拉伯军队一个个砍死，砍下的首级就有12000个，淹死在水中和陷入泥泞中的人还不算。阿拉伯军队全军覆灭，只剩下少数几个统帅逃入城里，闭门不出。
蒙古人每次打胜仗都是因势利导，从不和敌人硬拼，基本上都是以少胜多。
这时候，怯的不花和旭烈兀也带着大军赶到，把巴格达团团围住。
1258年1月29日，围攻巴格达的总攻开始了，蒙古人威力巨大的石炮把巴格达城楼上的守军砸得血肉横飞，巴格达摇摇欲坠。
穆斯塔辛派人出城求和，他说：“君主您曾说只要我派出宰相就可以饶了我们，现在我派出宰相，请您撤军吧！”
旭烈兀冷笑说：“那是以前说的话，你以前为什么不这么做？现在我已经到了巴格达城下，不平静的大海已经翻腾起来了，怎么能够满足以前的条件呢？现在你必须派出宰相、书记和元帅三个人来！”
第二天，穆斯塔辛派出了这些人，但是旭烈兀不予接见，把他们送回去，继续攻城！
旭烈兀命人把自己的命令用箭射进城里，命令中说：“我们饶恕伊斯兰教的法官、学者、教士以及不抵抗我们的人！”想以此瓦解敌人的阵营！不过也说明，旭烈兀还是一个尊重知识分子的好国王，这点和拿破仑有点相似，拿破仑在战争中也让知识分子走在军队中间。
由于巴格达地处平原，没有石头，蒙古人从伊朗山区运来石头作为石炮攻城，石头没有了，他们就把棕榈树砍成一段一段作为炮弹。
由于巴格达横跨底格里斯河两岸，为了防备城中的人坐船沿河逃跑，旭烈兀命令人在城市的上下游架起两座浮桥，准备了船，船上安装了石炮和火焰喷射器，并在岸边部署了10000多人的军队，任何想坐船逃跑的人都无法逃出蒙古人的包围圈。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在混乱中，巴格达的书记官想坐船逃跑，他派出三只武装船，想冲破蒙古人河上的关卡，但是，在蒙古人的先进武器面前，他们失败了，三只船上的士兵被全部消灭，书记官只好又回到城里。当穆斯塔辛听到这个消息时，已经完全绝望了，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逃出蒙古人的手心了。
1258年2月4日，蒙古士兵登上了巴格达的城楼，巴格达开始陷落！
2月5日，穆斯塔辛派人对旭烈兀说：“我愿意归顺！”同时给旭烈兀送了一点点礼物，他说：“如果送太多礼物，就是害怕的证明，敌人就会大胆！”死到临头哈里发还是舍不得他的财宝。但是，旭烈兀对他们不予理睬！
看到旭烈兀不理睬自己，穆斯塔辛派出自己的二儿子和几个大臣前来求和，同样，旭烈兀没有理睬他们。穆斯塔辛急了，赶快又派出自己的长子。旭烈兀说：“如果哈里发愿意，就让他的书记官和元帅速来蛮沙出城，如果哈里发不愿意，就不要让他们出城！但是，在他们出城之前，蒙古军队会一直呆在城楼上的！”
1258年2月7日，这两个巴格达的文武核心出城拜见旭烈兀，旭烈兀让他们回去把自己的部属带出来，让他们去出征叙利亚。巴格达城里的其他军队也跟着他们一块出来，希望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
但是，要他们出征叙利亚只是一个幌子，旭烈兀的真实意图是要军队出城，好收拾他们。果然，这些军队出来之后，蒙古人把他们分散到蒙古军队当中，这些被分散的阿拉伯士兵被一批批完全屠杀掉了。
没有了军队，巴格达完全失去了武装，成了任人屠宰的羔羊，人们逃的逃，逃不掉的就躲进地窖和澡堂的炉子里，希望能够逃过一劫。
城里的大臣出来请求旭烈兀饶恕巴格达的人们，他们说：“人们已经完全俯首听命，请饶恕他们。哈里发也派出自己的儿子，他自己也要来请求大王饶恕！”
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件事情，使形势急转直下。一个隐藏起来的巴格达士兵用箭射中了旭烈兀手下一员大将的眼睛。旭烈兀大怒，决定报复出尔反尔的穆斯林！
1258年2月8日，旭烈兀开始清算巴格达人。首先带上来的是巴格达的书记官，旭烈兀没有多说什么就把他和他的部下杀掉，接着，巴格达的城防司令速来蛮沙和他的700个族人也被带上来。旭烈兀对他说：“你是个星象家，精通命运的吉凶，你为什么遇见不到自己的凶日，不劝你的君主通过和平道路归顺我们呢？”
速来蛮沙说：“哈里发刚愎自用，他不听好心人的劝告！”
旭烈兀把速来蛮沙及族人也全部杀掉了！
听到屠杀的消息，穆斯塔辛对宰相说：“我该怎么办？”
宰相说：“人们以为事情好办，其实就是一把磨快的剑。”
即使是磨快的剑，穆斯塔辛也只能接受了。
1258年2月10日，穆斯塔辛和三个儿子，带着巴格达的三千达官贵人出城来到旭烈兀那里，正式投降。
他害怕地看着旭烈兀，但是，狡诈的旭烈兀显得很亲切，问候了他的健康并和蔼地对他说：“请让城里的居民出来，好让我们对他们进行统计。”
穆斯塔辛于是派人告诉城里的百姓，于是百姓们放下武器，成群结队出城来了。出城的百姓被蒙古人全部杀掉了。穆斯塔辛看到这种情况，悔恨不已，他说：“我的敌人得以如愿，我像那伶俐的鸟儿落入了圈套！”
2月13日，蒙古人开始进城进行屠杀，所有的房屋全部被一把火杀掉。当旭烈兀来到穆斯塔辛的宫殿时，他命人把穆斯塔辛叫来，对他说：“你是主人，我们是客人，把你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告诉我！”
穆斯塔辛知道自己的一切都保不住了，他命人砸开库房的门，给旭烈兀送来了两千件长袍、一万个金币和无数的珍宝。
旭烈兀对这些东西毫不在意，当场就把它分给了身边的人，他对穆斯塔辛说：“你地上的珍宝是显而易见的，这都属于我的奴仆所有；请你说出埋葬的宝物在哪里，都有些什么东西？”
知道自己瞒不住精明的旭烈兀，穆斯塔辛只好承认宫里的水池下有一个藏金洞，旭烈兀把金子全部挖出来。
至此，阿拔斯王朝五百年的积蓄全落入蒙古人之手，旭烈兀指着金子问哈里发：“你认识这东西吗？”
哈里发说：“认识，这是金子。”
旭烈兀又问：“你喜欢吗？”
穆斯塔辛说：“当然喜欢。”
旭烈兀又问：“你饿不饿？”
穆斯塔辛说：“饿啊！”
旭烈兀说：“你为什么不吃你喜欢的金子呢？”
穆斯塔辛说：“这又不是肉，怎么能够吃呢？”
旭烈兀笑了：“金子既然不能吃，你为什么不把他们分给你的军队，让他们来保卫国家呢？你为什么不把你宫里的铁器熔化来造箭头呢？要是那样的话，你可以到阿姆河我的地盘来和我争雄啊！”
穆斯塔辛苦笑着说：“这是天意啊！”
旭烈兀又登记穆斯塔辛的后宫，后宫有700名妃子和1000名奴仆，看到这些美人都被没收，穆斯塔辛心痛不已，他哀求旭烈兀说：“把太阳照不到的后宫的女人赐给我吧！”
旭烈兀对他说：“你从700个女人中挑出100个归你，其余的留下!”穆斯塔辛高高兴兴地挑出100个美女走了。
当天夜里，旭烈兀出城来自己的营帐，从城里抢劫的各类财宝堆积在自己的营帐周围。600年来阿拉伯帝国积累起来的财物像山一样，这些都成了旭烈兀的财产了。
城里的头面人物请求停止抢劫和屠杀。旭烈兀听从了，他下旨说：“巴格达今后是我们的了，所有的人依旧住在原地，从事原来的职业！”剩下的巴格达人终于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蒙古人在巴格达的屠城，造成了巨大的伤亡，被屠杀的居民数量，有人说高达80万人。当时的历史学家伊本·赫里康（Ibn-Khalikān）写道：“疯狂的鞑靼人在希吉莱（回教历）650年攻入伊斯兰的首都巴格达，屠城、焚烧和抢劫四十日。一座历史上最美丽的城市被夷为平地，烧成焦土，大军过后，城内只能偶尔看到几个孤独的行人。街道上的尸体堆积得比桥还要高，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和倒塌的房屋，空气中充满腐臭的气味。瘟疫开始流传了，随风而去，远到叙利亚，一路上的村庄和城镇闻风而受到感染，居民成群地死去。整个大地都布满了饥荒、瘟疫和死亡。”
小说家们还说“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曰：
旭烈兀现在要来打发穆斯塔辛了。穆斯塔辛问宰相怎么办？宰相回答说：“我的胡子长！”
原来当年旭烈兀要穆斯塔辛投降时，宰相劝他送礼投降，但是，他身边的书记官却对他说：“宰相的胡子长！”胡子长的意思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一句俗语：头发长，见识短。阿拉伯俗语中也是这个意思。
看到连宰相也不理他了，穆斯塔辛绝望了，他对旭烈兀说，自己在死前要洗浴干净。
临死前，他吟诵了一首诗：
早晨我们有乐园般的家
晚上我们却没有了家
仿佛我们昨天没有如此富有
1258年2月20日傍晚，在巴格达附近的一个村子，穆斯塔辛和他的长子等人一块被处死。
关于穆斯塔辛的死法，历史上还有两种传说：
一是旭烈兀在穆斯塔辛的后宫里，见到了一座收藏众多金银珍玩的高塔，他十分惊异地对沦为阶下囚的哈里发穆斯塔辛说：“你有这么多金银财宝，为什么不分发给众人激励他们守城呢？现在你要它们还有什么用？”哈里发做声不得。旭烈兀说：“我现在把它们都还给你，你要吃就吃它们吧。”蒙古兵就把穆斯塔辛锁进高塔，让他守着金银财宝，穆斯塔辛就这样活活饿死在塔里。
又一说是旭烈兀把穆斯塔辛用毯子包起来后用马群踏死，哈里发全家被杀，只留下最小的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被送回蒙古给大汗蒙哥为奴。
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即中国人所说“黑衣大食”）在建国525年后宣告灭亡。哈里发不仅是世俗的国王，还是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所有穆斯林的精神领袖，而巴格达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城市之一、阿拉伯世界的文明中心。所以当巴格达陷落和哈里发遇害的消息传出后，整个穆斯林世界陷入恐惧之中。
谢选骏指出：歼灭回教的战役，使得整个穆斯林世界陷入恐惧之中，却并没有“使全宇宙陷于紊乱”。——人类的恐惧并不能使得“全宇宙陷于紊乱”。更加何况，这还只是某一部分人的恐惧呢？一切在历史上产生的东西，都会消亡于历史之中。尤其是军事征服的结果，最不能持久。这包括蒙古人的征服事业，也包括阿拉伯人的征服事业。
旭烈兀受他的母亲和妻子的影响（她们都属于基督教的景教分支[聂思托里安教派]的信徒），在西亚实行亲基督教、消灭伊斯兰的政策，尽管他本人并非基督教徒，他信奉佛教，崇拜弥勒佛。这就引起了亲穆斯林的金帐汗别儿哥的仇视，别儿哥同埃及的苏丹拜伯尔斯结成同盟对付旭烈兀，双方还在高加索地区打了一仗。这种宗教上的分裂，促使蒙古人自相残杀，导致其帝国霸业过早衰落。因为是军事征服的结果最不能持久。
只有耶稣基督的爱，不会止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试想，如果蒙古人全都归信了基督教，就像阿拉伯人全都归信了伊斯兰教那样，那么蒙古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七零八落地管辖着一百万人，而可能像阿拉伯人那样达到一两亿之多。可见，宗教的凝聚力对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命运，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三种方式可以判断一个人多大程度上是阿拉伯人。
政治上：生活在阿拉伯国家，也就是这个国家是阿拉伯联盟（或者更含糊一点，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成员。这个定义包括三亿多人。
语言上：母语是阿拉伯语，这个定义包括二亿多人。
遗传上：祖先曾经生活在阿拉伯半岛。
对于上述因素考虑的重要程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的人们，是考虑到政治和语言的因素，但是也有人虽然满足上面的两条，但是基于基因的考虑而认为自己不是阿拉伯人。]
谢选骏指出：可惜，蒙古人连阿拉伯人的影响力都不及了——虽然它们两者本来都是游牧民族。那么，为何蒙古人还不及阿拉伯人呢？因为他们的邻居是中国人，而不是波斯人或欧洲人。
【033、“见好就收”是奴婢的哀鸣、“叛徒、内奸、工贼的理论”】
《香港局势险恶，是否“见好就收”？》（法广 2019-07-29）报道：
香港局势或许处于一个关键点，一方面，港府内部开始有不同声音，公务员开始发声，特首林郑月娥似乎正在失去对政府的控制；另一方面，在周六周日接连爆发两场相当暴力的警民冲突后，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举行记者会，坚决支持林郑月娥和警方并宣示“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暴力”等三条底线，不少观察人士预感局势凶险。
星期天晚上，众多的示威者继续与警方对峙，警方大规模施放催泪弹，法新社报道，这可能是香港回归至今发生的最暴力的场面。但是，北京再次满足于表达对遭到港人强烈反对的特首林郑月娥的支持和对香港警方的支持，同时谴责示威者破坏了香港的繁荣。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称，目前最紧急的任务是惩罚暴力和非法行为尽快恢复秩序。另一位发言人则称，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不能容忍暴力。上周，中国国防部刻意透露，香港基本法允许在香港特区政府要求下，部署中国军队“恢复秩序”，记者今天就此追问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发言人支支吾吾，让记者去查询香港基本法。发言人还谴责“一小撮”人制造恐怖行为，触及了“一国两制”的底线。发言人同时指责“一些不负责任的西方人支持示威活动”，并要求外国不得干预内政。并且暗示有人制造阴谋。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划出了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三条底线”。他说：“这‘三条底线’就是：绝对不能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绝对不能允许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绝对不能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有分析则认为，恐怕三条中最重要让北京最担心的是第三条，“不允许香港对内地渗透破坏”。北京害怕香港人民对民主的诉求在中国大陆传播开来。
发起二百万大游行的香港民阵副召集人梁颖敏则认为：北京这一新闻会形同给警方施暴授权，尽管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已有足够证据说明警方针对公民滥用权力使用暴力武器的程度不成比例。她说，北京通过这一发布会，重申对香港当局和警方的完全支持，令人非常失望。因为中国国务院完全有办法让林郑月娥辞职，但是他们拒绝这样做，这意味着他们拒绝承认香港正在发生着什么，藐视港人因何愤怒而导致数周的运动的真正理由。
香港局势令人担心，事情是否正在向最坏的方向发展？已经有些观察家为出现的暴力化趋向担心。《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主张“见好就收”，他担心：“切忌把很少一部分人的激进口号当作整个运动。200万游行者中，有多大比例是认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想想看，如果北京也认定整个运动已经走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地步，他们会怎么做？”他还认为：“勇武抗争，在道义上固然有其正义性，但是我们不可高估其在政治上的有效性，也不可忽视其副作用，尤其是被当局利用、反过来打压港人自由空间的可能性。”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政治学者戴雅门教授在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探讨香港抗议策略：走向基金的风险》一文中建议香港抗争者应该宣布运动取得了一定胜利，进行着眼于更长期目标的谈判，并为之后的区议会选举以及立法会选举做积极准备。这样，有意义也更长久的民主转型成功实现的机会才最大。他担心这场运动的渐趋激进化以及少数人从之前的纯粹非暴力策略转向暴力。他认为，与大陆相比，北京对香港动用军队镇压的门槛会高得多，但是北京仍然是一个有能力使用强力镇压的政权。“一旦北京决定动用军队，或者一些与本地安全机器相结合的手段以掌控局势，很不幸，西方社会将没有人骑马来拯救这些香港民主人士，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法律地位进行干预。”
还有网民担心，中共的“出兵”的形式很可能是混入香港警队，这两天香港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的频率明显增高，应该引起国际舆论关注。北京学者荣剑则表示，中国国务院港澳办的这番言论，调门比他想的要低。“用‘激进示威者’取代‘暴徒’，趋于理性。提出抵制暴力、守护法治、走出纷争这三个诉求，应该可以获得大多数港人认可。问题在于，对于港人提出的五个诉求，没有回应，对于元朗白衣暴徒不作表态，难以取得港民谅解。所传不流血，不让步，看来难以行得通。”
香港警方则指责示威者投掷砖头、玻璃瓶，油漆罐，警方并且在示威地点找到了弓箭。香港警方的反击也非常暴力，大规模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
香港的示威活动有越来越暴力的趋向，但是，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占中三领袖之一戴耀庭在狱中以书面回答法新社采访时表示：为什么港人能够容忍示威中出现的暴力，这是因为特区政府多年来无视他们和平理性的请愿。戴耀庭本人因“雨伞运动”而被判刑16个月，那是一场整体上和平的持续了79天的民主运动，但最后遭致当局清算。
戴耀庭认为几周前发生的香港立法会被占领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一些示威者希望借助于更强有力的策略来动摇当局。在他看来，政府拒绝向示威者的和平要求做出明确而而直接的回答。
两个月来，因着反送中运动的兴起，当局拒绝回答示威者的要求，跟随着超大规模的示威行动，以及出现的示威者与警方双方激烈对峙的暴力行为，香港陷入混沌之中。港人最初要求当局彻底取消修订《逃犯条例》，因此他们的行动被称之为反送中行动。他们总共提出五项要求，包括特首林郑月娥辞职，对警方暴力进行独立调查，大赦被拘捕的示威者以及撤销修例。随着运动的进展，示威者重新提出2014年的改革诉求，建立直选制度。
雨伞运动时期大力传播公民不服从意识的戴耀庭认为，香港问题的核心是缺乏民主。港人支持的反送中运动是对中共干预的抵制。星期一，另一位入狱的香港反对派梁天琦在自己的脸书上撰文支持示威者时写到：“公正还没有到位，你们的内心可能还充满仇恨，但是我请求你们不要被仇恨主宰”。
谢选骏指出：“见好就收”是奴婢的哀鸣，“见好就收”是“叛徒、内奸、工贼的理论”——十八世纪北美殖民地的人民要是认同了这样的东西，就不会有现在的美国了！想不到两三百年后，竟然还有人在美国发出这样的哀鸣、售卖这样的理论！真是岂有此理！
【034、“精日分子”就在中共党内】
《中国公安一天抓九名“精日分子”》（2019年7月30日 自由亚洲）报道：
中国各地公安不约而同，一天内抓捕九名“精日分子”。他们被指控绘制“精日”漫画、窃取公民资讯和为反华“精日团体”提供服务等。有评论认为，中日关系近日解冻，中国采取这种措施十分古怪。
今年六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G20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达成发展两国关系的十条备忘录，中国官媒宣称未来两国将大力发展友好关系。
不过，澎湃新闻网报道说，7月28日，中国六个城市警方分别通报称，抓获了总共九名所谓“精日”分子，包括辽宁大连、江苏南京、湖北武汉和安徽的淮南市等。
“猪头人身”漫画作者被抓
据安徽淮南警方的通报，该市被批准逮捕的精日分子张某，喜爱日本漫画，极度崇拜日本文化，制作侮辱中国人形象的“猪头人身”系列漫画作品，还刻意歪曲中国历史事实，曲解国内外热点事件等等。
本台致电安徽省淮南公安局，值班人员称他不了解这一案情，也不清楚警方会依照什么法律抓捕精日分子。
淮南警官: “不知道。”
记者：“如果有人说日本好话，说中国坏话，是否触犯了法律？”
淮南警官：“这个请你向其它有关部门查询。”
所谓“精日分子”，是中国大陆对亲日本中国人的一种称呼，意为“精神上的日本人”。通常而言，“精日”分子对日本社会、经济和文化感到亲近。根据一些官媒的说法，这些人常常会发出日本右翼言论，有时为日本侵华辩护，甚至会有辱华言论。
澎湃新闻报道的另一起“精日”分子被抓案件发生在安徽宿松县。警方通报四名“精日”分子搜集两万多个人信息，“卖给不法机构和人员，为反华精日群体提供服务”。但通报中没有说明如何窃取信息，以及卖给了什么不法机构。
在美国的评论人士李洪宽表示，目前中国确实有一批极端亲日的年青人，但以此定罪却非常古怪：
“中国确实有些年青人觉得日本什么都好，喜欢日本的文化，有些说得很过分的。但因此 就抓人，这个有些过分，明显是以言治罪了。”
由于近日中日关系大幅度转暖，而且日本也未出现任何能够刺激中国的言论和行动，因此李洪宽怀疑事件是地方警方的行为：
“可能是一些地方上的国保要经费，没有什么案件，就找点奇怪的事情。”
居住在日本东京的华裔专栏作家刘彬表示，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官方和商界代表团赴日考察人数大幅度增加，大部分人对日本社会印象良好，所以他对中国大范围抓捕“精日分子”感到意外：
“这两年来得挺多。因为在国内受宣传影响，他们来看了日本的情况很吃惊吧，和国内宣传不一样。觉得日本很多好东西其实就是过去中国的文化，现在中国被破坏了，但在日本还保留了。”
最近两年，中国政府在宣传上大力批判“精日份子”，指责他们将自己等同于日本极右翼势力，弯曲历史和发出辱华的言论。不过刘彬表示，日本极右翼其实人数极少，他们往往持极端反共立场，但大部分却并不排斥中华文化。
谢选骏指出：“精日分子”的根源就在中共党内——毛泽东、胡耀邦，都是“精日分子”的首领人物。毛泽东感谢日本的侵略，胡耀邦推行亲日外交，邓小平的北京大屠杀就是日本军南京大屠杀的翻版，如此共军就是蝗军的学生了。中共学习日本之处还有许多，例如户口本就是良民证，毛泽东的粮票布票也是从日寇的粮食配给制度演化而来的。“精日分子”就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就是他她们的匪首。
【035、“净化”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记者来鸿：被迫与陌生男人性交的寡妇》（2017年11月23日BBC）报道：
肯尼亚洛族人部落还保留着一个古老风俗：丧夫的女人要和男人不采取保护措施、反复性交才能驱除附体邪魔、得到“净化”。不听话的寡妇，接下来可能境遇很惨，从命呢？
茂密的无花果树撒下一地阴凉。远处的维多利亚湖熠熠生辉。
50岁的母亲、祖母帕米拉坐在树荫下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我们这儿，凡事都由男人做决定。在我们这儿，男人说的话才算数。”
那是肯尼亚的尼扬扎省（Nyanza），帕米拉生于一个贫穷的洛族（Luo）部落人家，一辈子受过许多罪、吃过许多苦。她接着说，“在我们这儿，如果别人都说有哪些传统仪式必须坚持下去，你就不能拒绝。否则你就会被看作不顺从。”
在洛族社区，人们仍然保持一些古老的文化和风俗，其中包括“净化”寡妇：丧夫的女人必须和陌生人性交。人们相信，寡妇邪魔附体，必须要和被称为“清洁工”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才能被净化。
净化仪式持续三天。帕米拉告诉我，“最开始，他在地下和我性交，然后上床继续。第二天早上我把我所有的衣服、被子都烧掉。然后，清洁工剃光我的头发。”
和那个陌生的男人一起被锁在自己的家里三天之后，帕米拉回到父母家，给他做了烤鸡，然后在一旁看着他吃掉。这是净化仪式规定必须完成的程序。
净化风俗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虽然肯尼亚政府2015年已经明令取缔，但是，在尼扬扎这样偏远的地区，传统和法律较量，传统还是占上风。
如果拒绝接受净化，寡妇面临的风险不仅仅是被逐出家门、失去土地、住房，而且还可能失去孩子。
帕米拉第二任丈夫去世后曾经接受净化。现在，她在怀俄明村一家女人会所找到慰藉。
说是会所，其实更像是某种庇护所。创办人罗丝琳也是寡妇，她一直在争取彻底铲除净化这个陋习。
罗丝琳告诉我，“虽然我受过教育，自己也有钱，但是，我仍然被告知必须守传统、守规矩。那些人要剥夺我做女人的尊严、身份。我觉得那是大错、特错。”
罗丝琳开的会所就在河边。过去一年，来这里的女人越来越多。有时候她们坐在一起打谷，我无法不联想，使劲捶打也是在发泄内心的一些烦恼；有时候她们只是默默地坐在一起；有时候，她们会交流各自的经历、想法。
罗丝琳说，她希望这是女性争取权益的开始，“我们必须交流，询问彼此如何看待有关问题，你对这个问题怎么想？你有什么感觉？有没有改变的可能？”罗丝琳鼓励来会所的女人反思、质疑：
那种世代相传的“常态”真的必须保持下去吗？
BBC记者巴特勒2016年曾经前往马拉维调查：
阿尼瓦是这个村子里有名的“鬣狗”，这个传统的头衔来自马拉维南部几个边远地区的居民，他们雇用他提供被称作性“净化”的服务。如果一名男子去世了，按照传统他的妻子就要同阿尼瓦睡觉，之后才能为她的丈夫举行葬礼。如果一名妇女流产，她也要经过这种性净化程序。
但令人震惊的是，在恩桑杰这个地方，未成年少女初次来月经后就要在3天时间里发生性行为，作为她们由少女变成成熟女性的标志。如果女孩拒绝这么做，人们就会认为疾病或致命厄运会降临少女的家人或整个村落。
阿尼瓦对记者说“大部分同我睡过的是少女，学龄少女。”
十几个女人坐在一起聊着各自的经历，其中一位声音越来越大。她说，“那个来净化我的清洁工强迫我喝酒，但是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喝过酒，我坚决不喝，绝……对……不喝！”
和在场的其他一些女人一样，她也开始越来越坚强地抵抗男人提出的要求。
不过，她身边那位女人只是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她丈夫最近近刚刚去世，她还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命运是怎样。
帕米拉说，身为母亲，有时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净化压力太大，拒绝难度太大。
另外一个女人开始讲述，寡妇必须自己去找净化人，“如果丈夫去世了，你又不知道如何引诱别的男人，那么，村子的长老、乡亲会帮你找一个。你等于被捆绑在那儿，想逃也逃不掉，他们总会来找你的。就好像打你的伏击战一样。”
罗丝琳说，教育有可能改变现状，即使是在一切都是男人说了算的社会。
肯尼亚HIV病毒和艾滋病：
HIV病毒携带者（所有年龄段）：160万
HIV病毒携带者（0-14岁）：12万
死于艾滋病人数：36000
艾滋孤儿总数（0-17岁）：84万
来源：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 2016年数据
罗丝琳也试图帮助男人—那些所谓的清洁工。这些男人通常酗酒、吸毒，他们扮演的角色是，通过和寡妇性交“吸纳”她们体内的妖魔鬼怪。每提供一次服务，报酬是20000肯尼亚先令，相当于将近150美元。
在肯尼亚，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特别是对那些找不到工作的男人来说。他们更担心的是下顿饭、下杯酒从哪儿来，而不是艾滋病毒。
我问帕米拉，她的是否已经找到了些许内心的平静，她回答说，“应该是没有吧。”她说，净化之后去化验，结果显示她感染了HIV病毒。
帕米拉说，她希望年轻女人远离男人、懂得自己并不需要男人。
“现在有一点点进步，我们有了女人自己的圈子，或许我们可以带来一点改变。”
谢选骏指出：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没有知识，而是没有正确的知识，结果错误的引导下，就会比自然状态更为糟糕了。例如“净化”错误，就会适得其反。如果上述报道可信，那么这就不是肯尼亚一个国家的问题了，因为——卢奥族（Luo或Lwo）是一个地跨南苏丹、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北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肯尼亚西部，直到坦桑尼亚北部的民族方言连续体。卢奥族人使用的语言属于东苏丹语系（尼罗语系），是尼罗-撒哈拉语系的一支。
不过不要紧，2009年，肯尼亚人口为3861万，2014年竟然增至4500万。据说。实际情况天晓得，在这么荒唐的人类发祥地。
【036、“决不当头”与“高个子顶着”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习近平震怒：天塌下来 高个子必须顶着》（2018-04-16 多维）报道：
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本月让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升级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誓言将捍卫全球贸易规则时引用了一句中国老话。据了解他讲话内容的4名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在一次非公开会议上表示：“天塌下来，高个子必须顶着。”
据《金融时报》4月16日报道，习近平和他的高级顾问，包括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和副总理刘鹤，最初都对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弥合分歧有信心，这是最近接触过他们的人士透露的。
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前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3月底在与一个国际代表团进行的闭门交流会上说：“中美关系就像是夫妻，经常吵吵闹闹但日子还得一起过。”
但在特朗普（Donald Trump）威胁要对另外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后，中国对这位美国总统的看法开始发生转变。特朗普上月签署《台湾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已经激怒了中国官员。该法鼓励美国与这个中国政府主张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自治岛屿进行更多的交流。
北京方面此前对特朗普持乐观看法，部分是由于他在上任后的第一年，并没有兑现竞选时做出的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一些承诺。
尽管中国官员现在认识到，特朗普去年11月在北京讲的话——中美贸易关系不是“公平和互惠”的，必须予以解决——并非是说说而已，但他们也相信，他们能够相对毫发无损地从贸易战中走出来。
前欧盟贸易专员、上周访问中国的英国代表团成员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表示：“特朗普肯定引起了（中国）的关注。”该英国代表团在华访问期间会晤了王岐山。
“中国官员对自己的方向很笃定且充满信心。他们不想（和美国）打贸易战。但如果贸易战真的爆发，他们就会以牙还牙地予以还击。” 特朗普13日表示他将考虑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又一次让中国感到意外。特朗普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宣布退出不包括中国的TPP。中国官员曾将此举视为送给中国的一份“大礼”。
“我们与特朗普之间也存在问题，”一位驻北京的西方外交官表示，“但他教会了我们，当你狠狠地往回推中国一把时，就会让他们失去平衡。”
两名中国高级官员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台湾旅行法》和特朗普新的贸易威胁限制了习近平在上周发表的一项重要讲话中的回旋余地。这次讲话在之前的日子里曾被宣传为为大幅经济改革描绘蓝图。习近平不想给人留下他屈服于美国压力的印象。
4月10日，习近平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讲话时，只提到了之前公布的几项举措，并未提及任何实质性的新举措。他随后视察了一个海军基地，出席了中国海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接着，中国军方宣布将于4月18日在台湾海峡进行实弹演习。
此次军演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表明中国反对美国任何与台湾升级关系的企图，而后者正是美国外交政策鹰派人物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的。博尔顿最近被任命为特朗普的第三任国家安全顾问。
中国官员表示，习近平在博鳌提出的有限改革，并不是在回应美国的压力。他们还强调，中美双边贸易对话不可能在特朗普最新威胁的阴影下进行。
“中国明确表示，对他们而言，在贸易问题上，球现在踢回了特朗普的半场。”一位在博鳌亚洲论坛出席了习近平与外国政要会晤的人士表示。
私下里，中国官员表示，习近平对权力的牢牢掌控，将有助于他们应对与美国的任何贸易战，尤其是在特朗普国内政治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
就在楼继伟将中美比作一对夫妻的那次会议上，与会的其他中国官员认为特朗普不堪一击。 “他们说特朗普是送给中国的一份礼物，因为他是个有缺点的人，而且在政治上很弱势，”一位了解会议情况的人士表示，“如果中国不得不与一位广受拥戴又具有战略眼光的美国总统打交道，那就要困难多了。”
谢选骏指出：六四以后，邓小平念咒“决不当头”（“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现在变成了“高个子顶着”——显然，“决不当头”与“高个子顶着”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至于毛泽东，他临死的时候早就说过了，“至于未来，只有天晓得了。”呜呼哀哉。毛党现在。
【037、“军委主席就是一把手”的山寨】
《习近平之下 谁都不是二把手》（2018-03-24 转载自由亚洲/高新）报道：
所谓“习王体制”已经成了外部评论的主流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胡平先生的《谈谈王岐山这个国家副主席》一文。胡平先生说：在上周末的人大会议上，习近平与王岐山分别当选为国家主席与副主席。这意味着习王体制正式出台。
五年前，习近平和李克强双接班，人们按照先前的江朱体制和胡温体制的说法，称之为习李体制。但人们很快就发现，没有什么习李体制，李克强这个国务院总理的地位远远比不上先前的朱镕基和温家宝；倒是政治局常委名列第六的王岐山更重要，俨然习王体制。现在，王岐山当选国家副主席，而按照我们的评估，王岐山必将是中共建政以来权力最大的副主席。因此我们可以说，习王体制正式出台。王岐山当上国家副主席，这事很不寻常。在十九大，王岐山裸退，成为一介平民一名普通党员。这次却再度出山，当上国家副主席。像王岐山这样裸退后又被返聘，在改革开放这四十年间是没有先例的。
先在党内职务上“祼退”后来又被“返聘”的先例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里，至少在邓小平时代是出现过的，那就是先后从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及副主任位置上完全退出（当时叫“全退” ，和现在的“祼退”的说法是一回事）后，次年又“当选”为国家副主席的王震。
正应了所谓“一笔难写两个王”的说法，如今的王歧山被习近平“返聘”和当年的王震被邓小平犒赏还真可以用“异曲同工”形容。
当年邓小平的“核心”地位完全确立是中共党的十三大，而在此之前的近十年时间里，华国锋倒台之前党内真正说了算的首推叶剑英，倒华之后邓小平出任军委主席，从那之后到中共十三大召开的数年时间里，从日后披露出来的胡耀邦的内部谈话和赵紫阳的回忆录内容清楚证明当时的邓小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陈云及李先念等人制约的。 所以严格说来当时那几年中共决策层的“领导核心”是一个元老群，而不是具体的一个人。
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做出的“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的秘密决定标题着邓小平“第二代领导核心”地位的正式确立。而这一秘密决定产生的一个重大前提外界似乎从来没有报道过，那就是当年党内一份传达到省部级的文件中引述了陈云对胡启立的谈话内容，其中首次出现“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核心是毛主席，现在的领导核心是小平同志”的提法。
被党内的一纸正式决定，而且是台面上的“领导集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决定明确为“领导核心”后，邓小平所做的重大人事决策之一就是赶在十三大闭幕后的次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把国家副主席的职务赏给了王震。
而邓小平之所以要对王震施以特别恩典，一是邓小平三公主邓毛毛当时是以整版篇幅醒目剌眼地刊登在一九九三年四月四日的人民日报上《缅怀胡子叔叔》一文中披露的，文革时期王震有恩于邓家子女，二是王震为废黜胡耀邦立了头功，三是王震在十三大召开前的几年时间里一直都游走于陈云和邓小平之间，尽力缓解他们之间的矛盾。
现如今，王歧山与习近平之间的关系甚至胜过了当年王震与邓小平之间的关系。从关系深厚角度，无论是习近平委以组织重任的陈希还是委以北京市委书记重责的蔡奇，无论是中学时就曾在一起学习“毛选”的刘鹤还是从八十年代初即在他习近平身边工作的何立峰……， 都不能与习近平十六岁那年即与之“苟富贵毋相忘”的歧山大哥相提并论。
关注习近平执政风格的人士已经注意到，他在公开讲话里为“接地气”， “文革”时期的“工农兵语言”常常是信口拈来。所以他在日常生活中一定也常常会用“穿一条裤子还嫌肥”来形容两人之间的亲密无间。而他与王歧山的关系不是“穿一条裤子”，胜似“穿一条裤子”，艰苦年代里曾经是合盖一床被子，同一张土炕上滚虱子。
习近平当年下乡插队的陕西延安延川县早在习近平还是副省级干部时就开始为他作传。时任延安市延川县作协主席张思明曾为写作习近平延安插队经历而在延川县梁家河采访，并于2002年赴福建拜访时任省长的习近平，习近平告诉他，一九六九年下乡初期，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因路途遥远，先到了冯庄找王岐山借宿一夜，两人就合盖了一床被子。当时习近平带着一本经济方面的书，王岐山给留了下来。王歧山与福山谈话时曾说习近平和他王歧山一样酷爱读史，笔者有理由相信当年的习近平离开王歧山的窑洞时，习近平不一定会背诵一句“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但此情此情很可能会令他联想起史书上记载的陈胜和吴广：苟富贵，毋相忘!
四十年后，习近平一经“大福大贵”，王歧山果然成为他最为依重的人。笔者在一年多前的《习近平十六岁那年即已经和歧山大哥“苟富贵毋相忘”了》一文中介绍过，大明王朝宦官魏忠贤因为极其受万岁爷皇帝的宠信，所以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王歧山之于魏忠贤，除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一点相像，更相像的还有王歧山的中纪委在中共党内早就被人类比为当年魏忠贤把持的东厂和锦衣卫。
胡平先后在他的前述文章中还分析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十九大上王岐山之所以没有留任常委，就是因为“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定。至于说王岐山没有出掌国家监察委员会，原因之一是，国监委是与人大、政协、国务院、 最高法、最高检并列的机构，一把手理当在党内有高级职位， 而王岐山从常委退下后就不再有党内高级职位，所以不可能出掌国监委。只有国家副主席这个职位，既无年龄限制又无须党内高位， 所以让王岐山当副主席从体制上说更合理。
今后，王岐山将以两种方式发挥作用。一是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根据宪法，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既然习近平对王岐山很信赖，他会把很多主席的职权委托给王岐山，这样，王岐山就成了中共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国家副主席。另一种方式是列席党的高级会议，包括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尽管在党的高级会议上，王岐山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王岐山深受习近平信赖，他的意见就代表了习近平的意见，或者说他的意见会得到习近平的支持，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去附和他的意见，于是王岐山就变得比其他常委更有份量。这两种作用加在一起，未来的王岐山，不仅仅是第八个常委或党国第八号人物，而将是党国第二号人物。
笔者与胡平先生所持的不同看法是，所谓的政治局或者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出席者与列席者之间的区别，也就是所谓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的区别在如今“唯习近平独尊“”的中共决策里已经没有丝毫意义。
两天前中共政权刚刚发布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向习近平总书记述职的新闻。七项述职内容的前三项分别是：一是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二是带头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三是带头落实重大问题及时习近平报告，自觉向习近平总书记请示重大问题、重要事项、重大工作…
试想，如上前提之下，怎么可能会在习近平完全是一人说了算的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常委会上出现某项决策出现争议从而需要靠“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场面呢？
与之同理，在大树特树习近平的绝对权威，习近平每说一句话都只会引来喏喏连声的中共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里，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习近平需要一个王歧山以列席者的身份来附和自己意见的前提。
总之，如果说五年多前的习近平把一个原本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接班人选的王歧山安排一中纪委书记的岗位上是其于从权力的角度让王歧山为自己助威，壮胆，充当政治打手的考虑，那么习近平个人权力已经达到顶峰的今天，已经不再需一个王歧山在体制内帮助自己巩固权位和把持权力了。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来分析王歧山先出“局”又以“局外人”身份出任国家副主席一职，应该首先是基于政治犒赏的角度。
日后表面上的领导人排名顺序王歧山无论是“老八”，李克强依然是“老二”，但事实上在习近平已经完全实现了“唯我独尊”的十九大之后，中共党内已经再无“二把手”一说，就好比封建帝王体制下没有“副皇帝”之说。习近平尤如皇帝，政治局众常委和政治局众委员都是大臣。大臣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可以有远近亲疏之分，但没有哪个大臣会成为“副皇帝”。
谢选骏指出：“军委主席就是皇帝”的地方，肯定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革命根据地”，也就是“水浒寨”，所以毛泽东对《水浒传》很感兴趣，并且主动地对号入座。现在，习近平改革，要“把国家主席向军委主席看齐”，一起废除任期限制，可能是想把二者合而为一，从而使得水浒寨慢慢改造，变成一个国家。但是在此之前，国家元首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山寨寨主”也就是“XX主席”。难怪中国大陆的盗版和山寨横行，因为那里本来就是一个山寨！山寨不出山寨版，难道还出公司版、国家版吗？
【038、“均富”的恶果就是伤口撒盐】
在《“均富”的口号是一个政治骗局》里，谢选骏写到，以1973年至1995年美国为例﹐扣除通胀一般人实际收入上升36%﹐但蓝领阶级工人收入扣除通胀实际收入下降14%﹐即80%美国人收入上升了﹐20%美国人收入下降了﹔新增收入大部分集中在居于社会上层20%人口手中﹐其中64%更集中在5%人口上。换言之﹐社会愈富有﹐财富愈集中在20%人口手中﹐其中50%或以上的财富﹐集中在少数5%人口手中。经济愈繁荣，富者必然愈富﹑贫者生活水准亦提升﹐但所占社会资源比例反而下降﹐所以不可能产生“均富”现象。可见，“均富”的口号其实是一个政治上的骗局。
那么，在“均富”口号的祖国台湾呢？现在情况如何呢？
《贫富差距百倍 这地方最富家年均入471万》（2017-07-05 中央社）说：
不患寡而患不均。根据财政信息中心发布104年度综所税申报资料，所得在前5%的家庭，平均年所得为新台币471.5万元，最后5%的家庭，平均年所得仅4.7万元，差距仍达百倍，为历年次高。
进一步分析所得前5%家庭的年所得来源，其中每户的薪资所得平均为286.8万元，股利所得平均约123万元，分别是最穷5%家庭的198倍、97.5倍，显见最有钱的家庭成员不仅高薪，也有相当高的投资所得，进一步拉开贫富差距。
财政部统计，104年度综所税申报户数约613万户，申报综合所得总额约5.7兆元。然而，最有钱的前5%家庭，申报所得就占了综合所得总额的25.3%，等同囊括4分之一的全国所得。
贫富差距也体现在城乡落差上。台北市跨国企业聚集，高薪职缺多，因此每户平均所得达132.6万元，居全台之首。新竹县市则因新竹科学园区座落，平均薪资较高，因此新竹市每户平均所得为129.2万元、新竹县110.8万元，分居2、3名。
但农业为主的嘉义县、南投县、屏东县等，家庭平均年所得分别仅73.2万元、73.3万元、73.8万元，分居倒数前3名，凸显城乡资源分配不均。
不过，财政部强调，综所税申报所得资料未包含免税所得（如农、林、渔、牧所得）、分离课税所得、未达课税门槛免办结算申报所得，以及地下经济所得（如摊贩等）等及移转性收入，导致申报资料无法呈现完整所得状况，与实际所得有差距。因此，财政部指出，直接以课税用途的申报所得计算所得差距倍数显已失真，无法客观呈现所得差距的真实状况，相关数据应以主计总处公布资料为准。
谢选骏指出：从“均富”口号的祖国台湾之实际情况，可见“均富”的口号确实是一个政治骗局。但是，均富的口号还有有点用处的，那就是给伤口上撒盐，对穷人进行挖苦，要他们自强，否则他们就是不齿于人类了——因为，“国家社会已经均富了，你们为什么还是这样穷？”其潜台词无非就是——因为，“你们是人渣，不可救药了。”这不是伤口上撒盐吗。
【039、“君临世界”的意义（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核心）】
在希腊神话的世界里，地球呈现为扁圆形，而正中点就是天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Olympus〕，在稍后的版本中，大地的中心则是以发布神谕闻名的德尔斐〔Delphi〕。显然，天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和发布神谕的德尔斐就是希腊意义的“中国”，也就是文明的枢纽。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在其晚年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三十八章〕中指出，孔子宣称〔也可能确实相信〕他正在恢复中国传统制度的本质；但是，当他将“高贵”解释为一种道德品质，而不是世袭特权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发动了一场道德上的革命。和其他民族的预言家一样，孔子也摆脱了传统宗教的社会结构，并与自然现象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建立了直接的个人联系。公元前500前后的人们需要有某种宗教来帮助自己的心灵对付一个混乱的年代。这些处于精神饥渴状态的地区是两个彼此远离的地区，即希腊世界和中原世界。
在有些地区，当地宗教显然无法满足人们的这种普遍要求。外来宗教的传播、改变及其与当地现存宗教的融合就显得至为重要。新型宗教的传播可以满足当地的要求。一些新的交往手段的出现使得宗教传播更为便利。这是战争、灭绝政策、帝国主义和世界性贸易的积极后果。如此混乱时代的积极后果，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仅把旧大陆诸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区，也把彼此远离的各地相互结合起来。在此以前，各个区域文明彼此分离、单独生长，每种文明都养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教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什么我们倾向于认为，在世界现有的世俗文明资源中，相对来说中国文明可以更为有效地整合世界？
1、欧洲文明已经失效。这失效的欧洲文明不仅指通常叫做“西方文明”的西欧文明〔芬兰、波罗地海三国、波兰、捷克、奥地利、匈牙利、部分南斯拉夫一线以及以西〕，而且包括东欧文明，即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部分南斯拉夫、希腊、部分土耳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国，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后开始瓦解的苏联东欧集团，正是欧洲殖民主义文明的东线地带〔并延伸到中国大陆、北朝鲜、印度支那三国以及泰国、缅甸的北部山区〕。
2、回教文明没有和平。自古以来，武力传教的回教边界就是著名的“血线”，血线现在延伸在北非、塞普路斯、南斯拉夫、土耳其、车臣、中亚细亚、巴基斯坦、印度、中国新疆、中国云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通过移民和恐怖活动延伸到欧洲和北美洲内部。所谓“回教恐怖袭击”，其实就是这一血线的最新体现，而“九一一恐怖袭击”，就是血线的代表作品。
3、印度文明没有尊严。印度文明通常指印度教文明，不包括西部传来的回教和东部传来的佛教和耆那教。印度教文明是典型的种族主义体系，比欧洲殖民主义更加冥顽不化。这可能由于在欧洲文明中不断发挥作用的基督精神，是印度文明中较为缺乏和完全陌生的。仅仅这一点就足以驳斥不少神汉巫婆的牵强附会，他们把仅仅凭借字音，就把基督〔Christ〕和印度教的黑天〔Krishna〕混为一谈。
4、其它文明的规模不够，这很可能意味着它们在全球化过程的第一阶段就已经出局淘汰了，即，其它文明的影响力量大致都是小区域性的，不足以左右大局。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它们，毕竟它们之中很可能突然崛起某个类似波斯、马其顿、秦、罗马那样的半开化的君临世界者，从而彻底改观世界的格局和走向。但是从合理的常规看，中国文明整合世界才是成本最低和最可持久的。
从伦理学意义说，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正义的储存原则〔Just savings principle〕，然而这个原则难以用精确的储存率来确定储存什么、储存多少、如何储存等等，而必须通过另一个原则加以落实，那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使人的发展与环境互相协调。面对这项工作，中国文明显示出相当的有效性。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思想的基本主题，因为中国文明具有整体主义〔Holistic〕立场，视人与自然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即“天人合一”。老子说“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周易》对此表达得更明确，认为天地万物都是阴阳交感、八卦相荡而成，因而是一体的。《周易》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统摄六十四卦。天道、地道合为自然秩序，人道则构成人的社会准则。在《周易》看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实际上又是一个有机整体。汉代学者扬雄则用“通天地人之谓儒”来概括理想人格。
“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论与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学基础》曾经介绍说，大自然具有其自身的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尊重这种价值是“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得以确立的前提。然而，从欧洲文明的传统立场看，这个问题难以解决。在欧洲哲学中，一直存在着事实与价值分离的倾向。按照传统的知识论逻辑，事实判断所揭示的是“是”〔to be〕，这是对象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判断所确定的是“应该”〔Should〕，这是人以自身为尺度设定的。依据这个逻辑，自然的价值就仅限于对人的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 Value〕。相反，中国文明里则并不存在事实与价值的这一截然二分，因此，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明确肯定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
中国文明用“观”〔观物、观道〕这个字来表述人对自然的基本态度。“观”不只是认识活动，同时也是评价活动。有时又用“体”〔体物、体道〕字，“体”意味着将主体置于自然对象之中，来感受和领悟其内在意义。这种活动不是以主体为尺度，而是以对象自身为尺度进行的。老子讲“涤除玄览”，庄子讲“用心若镜”、“心斋”、“坐忘”，稷下道家讲“虚”、“静”，南朝宗炳讲“澄怀”等等，都是强调尽量排除任何主观性，自然的本质和价值才同时得以彰显。《周易》从这种逻辑出发，阐发自然的事实与其价值之间的关系。《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生之谓易”。“易”具有自然创化的性质，是自然的事实；而自然的创化又是自然生生之德的实现，这是自然的价值。同是一个自然，从事实的角度讲，其本质是永恒的变化；从价值的角度讲，其意义在于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对自然本身来说，这两者是二而一的。
《周易》的天人合德思想认为，人乃阴阳二气所化，故兼有刚柔两重禀性。阳刚之性要求人“自强不息”，即发挥主动的创造精神；阴柔之性则要求人“厚德载物”，即以宽大的胸怀接纳万物。在对自然的实践中，“自强不息”就是要积极地改造自然，参一自然的演进：而“厚德载物”则要求改造自然的活动不超出自然的限度，所谓“范围天地而不过”、“乐天知命故不忧”〔《系辞传》〕，如此才能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合一境界，这种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为最高目标的道德规范，可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核心。
西方文明是一种国际文明，从希腊的来两大源头（巴比伦、埃及），到基督教的两大源头（希腊、希伯来），再到现代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伊斯兰教与地理大发现），这些优势中国不能比。
但中国也有自己的长处。那就是自成为一个地理、人种、历史、文化的板块，而且其连续性是一流的，此外，“天子”观念主张天人合德、顺应自然，有利于保护被西方文明完全破坏的地球资源。
这也是我提出“三期中国文明观念”以及“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出发点。
——————————————
附录
我思第一期中国文明
I think the First Cyc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谢选骏
Xie Xuanjun
2014年
2016年第一版
谢选骏全集第五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VII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系统阐述其历史观念的三部曲之一：
1、我在第三期中国文明。
2、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
3、我思第一期中国文明。
Synopsis
This book is one of the trilogy of Mr. Xie Xuanjun's systematic exposition of his historical ideas:
1,I am in the Third Cyc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2,I see the Second Cyc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3,I think the First Cyc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目录
导论
黑暗时代的文明之光
Introduction
The Light of Civilization in the Dark Ages
第一卷
神话与历史
Volume One
Myth and History
一、郭店楚简与《太一生水》
1. Chu Tablets from Guodian and “The One that gave birth to water”
二、《太一生水》与海洋中国
2. “The One that gave birth to water” and Oceanic China
三、从《山海经》到《五经》
3. From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Shanhaijing) to Five Confucian Classics
四、五经是中国文明的结晶
4. The five classics are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五、哲学就是“怀疑感觉的真实性”
5. Philosophy is “questioning the reality of sense perceptions”
六、从宗教神话到历史神话
6. From religious mythology to historical mythology
七、中国历史神话的大背景
7. Background of Chinese historical mythology
第二卷
历史与政教
Volume Two
History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一、《酒诰》的佐证与提示
1. Evidence and prompt of “The Jiugao(The Announcement about Drunkenness)”
二、周天子的历史自觉
2. Historical awakening of Zhou Tianzi(son of Heaven)
三、世界政府的官方文件汇编
3. The official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by the global government
四、中国的三权分立与《逸周书》
4.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The Lost book of Zhou(Yizhoushu)
五、道统与治统
5. Moralistic rule vs. administrative rule
六、经礼与变礼
6. Classic rites and flexible rites
七、礼制的复兴
7. The revival of rule of etiquette
第三卷
政教与学术
Volume Three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cademic
一、孔子毫不掩饰地追求权力
1. Confucius openly pursued power
二、孔子背弃自己的祖先
2. Confucius betrays his ancestry
三、孔墨显学
3. Prominent scholarship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Mohist Canon
四、社会控制的机械方式与教化方式
4. The mechanical and instructive methods of social control
五、《礼记》《仪礼》《周礼》《大戴礼》
5. “Records of Rites” “Etiquette and Ceremonial” “Rites of the Zhou”“Records of Rites by Dai Senior(Dadai Liji)”
六、《礼三本》与中国宗教
6. “Three Roots of Rites”(Lisanben) and the Chinese religion
七、《周礼》的战略理解
7. “Rites of the Zhou〔Zhouli〕” and the strategic understanding
第四卷
历史教（作为宗教的历史）
Volume Four
History Religion (As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一、孔子与史官文化
1. Confucius and Historiographic Culture
二、史官文明超越种族本位
2. Historiographic civilization transcends racial divide
三、侯马盟书与史官精神
3. Houma Agreement and Historiographic spirit
四、历史教的经典《周易》
4. “Changes of the Zhou”,the classic of historicism
五、《新序》的历史教精神
5. The spirit of historicism in the “New Introductions(Xinxu)”
六、历史教的其他资源
6. Other resources of historicism
七、《正气歌》的历史教意识
7. “The Song of Righteousness” and its sense of historicism
第五卷
继绝世的思想者
Volume Five
Thinker of Inherited the end of the world
一、孔孟荀的见证
1. Testimony of Confucius,Mencius and Xun Zi
二、“述而不作”的启迪者
2. The initiator of “commenting without authoring”
三、礼乐思想二十一条
3. Twenty-One points of Rites and Music
四、塑造人类心灵的价值标准
4. Forging the value standard for human spirit
五、庄子的天籁
5. Zhuangzi’s music of nature
六、从庄子角度阐释的《老子》
6. “Laotz” interpreted by Zhuangzi
七、从韩非角度阐释的《老子》
7. “Laotz” interpreted by Hanfeizi
第六卷
文明教化的圣人
Volume Six
The Sage of Civilization
一、《韩非子》与主权国家的灭亡
1. “Hanfeizi” and the demise of sovereign states
二、董仲舒与中国精神
2. Dong Zhongshu and the Chinese Spirit
三、文明教化的典范《诗序》
3. Model for civilizational instruction:The Preface to the Book of Songs
四、文明是生命冲动的固化
4. Civilization is the solidification of life impulses
五、文明教化并非退回死去的传统
5. Civilizational instruction does not mean retreat to the dead tradition
六、圣人教化再造文明生机
6. Life of civilization renewed by instructions of sages
七、文明的处境及思考
7.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state of civilization
后记
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核心
postscript
The Ethical Cor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040、“客观”就是“他视”】
流俗认为：“客观”是一个抽象名词，指人们看事物的一种态度，不以特定人的角度去看待事物，也就是事物本身的属性。纵览多个角度揭示事情的本质，不参杂个人主观意识，称为“客观”。意思是：在意识之外，不依赖精神而存在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实时存在的，和主观相对立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十二：“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洪深《戏剧导演的初步知识》上篇二：“但运用表面事物，也为客观条件所限制。”
[英译][objective]
[基本解释]
①在意识之外，不依赖主观意识而存在的（跟‘主观’相对）：客观存在；客观事物；客观规律。
②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察，不加个人偏见的（跟‘主观’相对）：他看问题比较客观。
谢选骏指出：上述说法有一个矛盾，那就是人怎么可能知道“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他还是一个人，一旦他知道了，那个东西就不再是客观的了，而是主观的了。人怎么可能知道“在意识之外，不依赖主观意识而存在的（跟‘主观’相对）的客观存在、客观事物、客观规律”呢？除非那不是人类，而是马奴。在我这个人看来，所谓“客观”其实就是“他视”，也就是别人的看法——所谓“他看问题比较客观”，也就是说“他看问题比较能够照顾别人的看法”、“比较善于妥协调和中庸之道”而已。所谓“客观”就是“自他视之”；所谓“主观”就是“在我看来”。脱离了人的主观，也就没有客观了。
“大家的看法”就是“客观”——除此之外，没有客观。因为古语有之，“人是万物的尺度”。
【041、“孔圣人”的称号是对孔子的强奸】
（一）
谢选骏指出：“孔圣人”的说法不知源于何处，但不论源于何处何时，这一说法都是“对孔子的强奸”。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论语》《雍也》篇中，孔子明确说过，“圣人”的境界，是连尧舜都达不到的：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译文]
子贡说：“如有人能让百姓都得到实惠，又能扶贫济困，怎样？可算仁人吗？”孔子说：“岂止是仁人！必定是圣人！尧舜都做不到！所谓仁人，只要能做到自己想成功时先帮别人成功，自己想得到时先帮别人得到，就可以了。推己及人，可算实行仁的方法。”
连尧舜都达不到的“圣”，却被套在孔子的头上，那岂不等于说孔子是一个狂悖忤逆之人，是一个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自大狂了吗？
如此，岂非违背了孔子教化世人的本意，而对孔子进行了违背其本人意志的“强奸”了吗？
孔子的意思很清楚：这个世界上没有圣人。
后来的尊称孔子为圣人的帝王或儒家其实背叛了孔子，而使自己沦为拉大旗作虎皮、不择手段追求名利的小人。
至于自己，孔子更是明确说过：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译文]
孔子说：“如果说到圣与仁，那我怎么敢当！不过（向圣与仁的方向）努力而不感厌烦地做，教诲别人也从不感觉疲倦，则可以这样说的。”
（二）
《论语谢选骏翻升版》
雍也第六（简化字版）
翻升
『６·１』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为奴，不可以为自由人也。」
论语
『６·１』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翻升
『６·２』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不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吾可从尔后已。」
论语
『６·２』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不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翻升
『６·３』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死者为大，理想化也。」
论语
『６·３』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翻升
『６·４』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吾不知马太效应矣。」
论语
『６·４』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翻升
『６·５』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吾不知天国亦可存储矣。」
论语
『６·５』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翻升
『６·６』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论语
『６·６』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翻升
『６·７』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至于我也，则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
论语
『６·７』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翻升
『６·８』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盖二三子者，皆从吾受学者也已。」
论语
『６·８』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翻升
『６·９』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吾不能也；学而优则不仕，我之所能也。」
论语
『６·９』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翻升
『６·１０』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有斯疾也！斯人也有斯疾也！」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子舆入，曰：「子之歌诗，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论语
『６·１０』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有斯疾也！斯人也有斯疾也！」
翻升
『６·１１』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论语
『６·１１』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翻升
『６·１２』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汝不闻，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今汝取法乎下，吾知汝道在屎溺矣。」
论语
『６·１２』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翻升
『６·１３』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小人儒学而优则仕，君子儒学而优则不仕也！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论语
『６·１３』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翻升
『６·１４』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不走后门，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然入室可以得人，亦中庸之道也。」
论语
『６·１４』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翻升
『６·１５』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此亦巧言令色，非直也。」
论语
『６·１５』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翻升
『６·１６』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然行不由径、入室得人，可以补救已。」
论语
『６·１６』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翻升
『６·１７』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
论语
『６·１７』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翻升
『６·１８』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野蛮其体魄，文明其心志，然后小人得志。」
论语
『６·１８』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翻升
『６·１９』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论语
『６·１９』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翻升
『６·２０』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上瘾症也，内吗啡之充盈也已。」
论语
『６·２０』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翻升
『６·２１』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
论语
『６·２１』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翻升
『６·２２』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役。」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其非唯我乎。」
论语
『６·２２』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翻升
『６·２３』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山水动静，可以长寿矣。」
论语
『６·２３』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翻升
『６·２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周公既没，道不在我乎。」
论语
『６·２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翻升
『６·２５』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逝者如斯夫。」
论语
『６·２５』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翻升
『６·２６』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里有仁人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去井边看看，不可下去井里也；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不可背十字架追随真理也。」
论语
『６·２６』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翻升
『６·２７』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灵性之死灰矣夫，文明之化石矣夫。」
论语
『６·２７』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翻升
『６·２８』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论语
『６·２８』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翻升
『６·２９』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之为不德也，其至矣乎！百姓日用而不知矣。」
论语
『６·２９』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翻升
『６·３０』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尧舜非圣人也，圣人者非我其谁乎。」
论语
『６·３０』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论语雍也篇·注释和译文
[本篇引语]
本篇共包括30章。其中著名文句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敬鬼神而远之”；“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本篇里有数章谈到颜回，孔子对他的评价甚高。此外，本篇还涉及到“中庸之道”、“恕”的学说、“文质”思想，同时，还包括如何培养“仁德”的一些主张。
[原文]
6·1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译文]
孔子说：“冉雍这个人，可以让他去做官。”
[评析]
古代以面向南为尊位，天子、诸侯和官员听政都是面向南面而坐。所以这里孔子是说可以让冉雍去从政做官治理国家。在《先进》篇里，孔子将冉雍列在他的第一等学科“德行”之内，认为他已经具备为官的基本条件。这是孔子实行他的“学而优则仕”这一教育方针的典型事例。
[原文]
6·2仲弓问子桑伯子（1）。子曰：“可也，简（2）。”仲弓曰：“居敬（3）而行简（4），以临（5）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6）大（7）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注释]
（1）桑伯子：人名，此人生平不可考。
（2）简：简要，不烦琐。
（3）居敬：为人严肃认真，依礼严格要求自己。
（4）行简：指推行政事简而不繁。
（5）临：面临、面对。此处有“治理”的意思。
（6）无乃：岂不是。
（7）大：同“太”。
[译文]
仲弓问孔子：子桑伯子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此人还可以，办事简要而不烦琐。”仲弓说：“居心恭敬严肃而行事简要，像这样来治理百姓，不是也可以吗？（但是）自己马马虎虎，又以简要的方法办事，这岂不是太简单了吗？”孔子说：“冉雍，这话你说得对。”
[评析]
孔子方张办事简明扼要，不烦琐，不拖拉，果断利落。不过，任何事情都不可太过分。如果在办事时，一味追求简要，却马马虎虎，就有些不够妥当了。所以，孔子听完仲弓的话以后，认为仲弓说得很有道理。
[原文]
6·3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1），不贰过（2），不幸短命死矣（3）。今也则亡（4），未闻好学者也。”
[注释]
（1）不迁怒：不把对此人的怒气发泄到彼人身上。
（2）不贰过：“贰”是重复、一再的意思。这是说不犯同样的错误。
（3）短命死矣：颜回死时年仅31岁。
（4）亡：同“无”。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谁是最好学的呢？”孔子回答说：“有一个叫颜回的学生好学，他从不迁怒于别人，也从不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那样的人了，没有听说谁是好学的。”
[评析]
这里，孔子极为称赞他的得意门生颜回，认为他好学上进，自颜回死后，已经没有如此好学的人了。在孔子对颜回的评价中，他特别谈到不迁怒、不贰过这两点，也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教育学生，重在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操。这其中包含有深刻的哲理。
[原文]
6·4子华（1）使于齐，冉子（2）为其母请粟（3）。子曰：“与之釜（4）。”请益。曰：“与之庾（5）。”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6）急不济富。”
[注释]
（1）子华：姓公西名赤，字子华，孔子的学生，比孔子小42岁。
（2）冉子：冉有，在《论语》书中被孔子弟子称为“子”的只有四五个人，冉有即其中之一。
（3）粟：在古文中，粟与米连用时，粟指带壳的谷粒，去壳以后叫做米；粟字单用时，就是指米了。
（4）釜：音ｆǔ，古代量名，一釜约等于六斗四升。
（5）庾：音ｙǔ，古代量名，一庾等于二斗四升。
（6）周：周济、救济。
[译文]
子华出使齐国，冉求替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补助一些谷米。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冉求请求再增加一些。孔子说：“再给他二斗四升。”冉求却给他八十斛。孔子说：“公西赤到齐国去，乘坐着肥马驾的车子，穿着又暖和又轻便的皮袍。我听说过，君子只是周济急需救济的人，而不是周济富人的人。”
[评析]
孔子主张“君子周急不济富”，这是从儒家“仁爱”思想出发的。孔子的“爱人”学说，并不是狭隘的爱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而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他又认为，周济的只是穷人而不是富人，应当“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这种思想符合于人道主义。
[原文]
6·5原思（1）为之宰（2），与之粟九百（3），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4）乎！”
[注释]
（1）原思：姓原名宪，字子思，鲁国人。孔子的学生，生于公元前515年。孔子在鲁国任司法官的时候，原思曾做他家的总管。
（2）宰：家宰，管家。
（3）九百：没有说明单位是什么。
（4）邻里乡党：相传古代以五家为邻，25家为里，12500家为乡，500家为党。此处指原思的同乡，或家乡周围的百姓。
[译文]
原思给孔子家当总管，孔子给他俸米九百，原思推辞不要。孔子说：“不要推辞。（如果有多的，）给你的乡亲们吧。”
[评析]
以“仁爱”之心待人，这是儒家的传统。孔子提倡周济贫困者，是极富同情心的做法。这与上一章的内容可以联系起来思考。
[原文]
6·6子谓仲弓，曰：“犁牛（1）为之骍且角（2）。虽欲勿用（3），山川（4）其舍诸（5）？”
[注释]
（1）犁牛：即耕牛。古代祭祀用的牛不能以耕农代替，系红毛长角，单独饲养的。
（2）骍且角：骍：音ｘīｎ，红色。祭祀用的牛，毛色为红，角长得端正。
（3）用：用于祭祀。
（4）山川：山川之神。此喻上层统治者。
（5）其舍诸：其，有“怎么会”的意思。舍，舍弃。诸，“之于”二字的合音。
[译文]
孔子在评论仲弓的时候说：“耕牛产下的牛犊长着红色的毛，角也长得整齐端正，人们虽想不用它做祭品，但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
[评析]
孔子认为，人的出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自己应有高尚的道德和突出的才干。只要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就会受到重用。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统治者来讲，选拔重用人才，不能只看出身而抛弃贤才，反映了举贤才的思想和反对任人唯亲的主张。
[原文]
6·7子曰：“回也其心三月（1）不违仁，其余则日月（2）至焉而已矣。”
[注释]
（1）三月：指较长的时间。
（2）日月：指较短的时间。
[译文]
孔子说：“颜回这个人，他的心可以在长时间内不离开仁德，其余的学生则只能在短时间内做到仁而已。”
[评析]
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对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有深入的理解，而且将“仁”贯穿于自己的行动与言论当中。所以，孔子赞扬他“三月不违仁”，而别的学生“则日月至焉而已。”
[原文]
6·8季康子（1）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2），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财也达（3），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4），于从政乎何有？”
[注释]
（1）季康子：他在公元前492年继其父为鲁国正卿，此时孔子正在各地游说。8年以后，孔子返回鲁国，冉求正在帮助季康子推行革新措施。孔子于是对此三人做出了评价。
（2）果：果断、决断。
（3）达：通达、顺畅。
（4）艺：有才能技艺。
[译文]
季康子问孔子：“仲由这个人，可以让他管理国家政事吗？”孔子说：“仲由做事果断，对于管理国家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季康子又问：“端木赐这个人，可以让他管理国家政事吗？”孔子说：“端木赐通达事理，对于管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又问：“冉求这个人，可以让他管理国家政事吗？”孔子说：“冉求有才能，对于管理国家政事有什么困难呢？”
[评析]
端木赐、仲由和冉求都是孔子的学生，他们在从事国务活动和行政事务方面，都各有其特长。孔子所培养的人才，就是要能够辅佐君主或大臣从事政治活动。在本章里，孔子对他的三个学生都给予较高评价，认为他们已经具备了担任重要职务的能力。
[原文]
6·9季氏使闵子骞（1）为费（2）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3）者，则吾必在汶上（4）矣。”
[注释]
（1）闵子骞：姓闵名损，字子骞，鲁国人，孔子的学生，比孔子小15岁。
（2）费：音ｍì，季氏的封邑，在今山东费县西北一带。
（3）复我：再来召我。
（4）汶上：汶，音ｗèｎ，水名，即今山东大汶河，当时流经齐、鲁两国之间。在汶上，是说要离开鲁国到齐国去。
[译文]
季氏派人请闵子骞去做费邑的长官，闵子骞（对来请他的人）说：“请你好好替我推辞吧！如果再来召我，那我一定跑到汶水那边去了。”
[评析]
宋代人儒朱熹对闵子骞的这一做法极表赞赏，他说：处乱世，遇恶人当政，“刚则必取祸，柔则必取辱，”即硬碰或者屈从都要受害，又刚又柔，刚柔相济，才能应付自如，保存实力。这种态度才能处乱世而不惊，遇恶人而不辱，是极富智慧的处世哲学。
[原文]
6·10伯牛（1）有疾，子问之，自牖（2）执其手，曰：“亡之（3），命矣夫（4），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注释]
（1）伯牛：姓冉名耕，字伯牛，鲁国人，孔子的学生。孔子认为他的“德行”较好。
（2）牖：音ｙǒｕ，窗户。
（3）亡夫：一作丧夫解，一作死亡解。
（4）夫：音ｆú，语气词，相当于“吧”。
[译文]
伯牛病了，孔子前去探望他，从窗户外面握着他的手说：“丧失了这个人，这是命里注定的吧！这样的人竟会得这样的病啊，这样的人竟会得这样的病啊！”
[原文]
6·11子曰：“贤哉回也，一箪（1）食，一瓢饮，在陋巷（2），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3）。贤哉回也。”
[注释]
（1）箪：音ｄāｎ，古代盛饭用的竹器。
（2）巷：此处指颜回的住处。
（3）乐：乐于学。
[译文]
孔子说：“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啊！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穷困清苦，颜回却没有改变他好学的乐趣。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啊！”
[评析]
本章中，孔子又一次称赞颜回，对他作了高度评价。这里讲颜回“不改其乐”，这也就是贫贱不能移的精神，这里包含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即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为了自己的理想，就要不断追求，即使生活清苦困顿也自得其乐。
[原文]
6·12冉求曰：“非不说（1）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2）。”
[注释]
（1）说：音ｙｕè，同悦。
（2）画：划定界限，停止前进。
[译文]
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老师您所讲的道，而是我的能力不够呀。”孔子说：“能力不够是到半路才停下来，现在你是自己给自己划了界限不想前进。”
[评析]
从本章里孔子与冉求师生二人的对话来看，冉求对于学习孔子所讲授的理论产生了畏难情绪，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非常吃力。但孔子认为，冉求并非能力的问题，而是他思想上的畏难情绪做怪，所以对他提出批评。
[原文]
6·13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译文]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
[评析]
在本章中，孔子提出了“君子儒”和“小人儒”的区别，要求子夏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君子儒”是指地位高贵、通晓礼法，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小人儒”则指地位低贱，不通礼仪，品格平庸的人。
[原文]
6·14子游为武城（1）宰。子曰：“女得人焉尔（2）乎？”曰：“有澹台灭明（3）者，行不由径（4），非公事，未尝至于偃（5）之室也。”
[注释]
（1）武城：鲁国的小城邑，在今山东费县境内。
（2）焉尔乎：此三个字都是语助词。
（3）澹台灭明：姓澹台名灭明，字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
（4）径：小路，引申为邪路。
（5）偃：言偃，即子游，这是他自称其名。
[译文]
子游做了武城的长官。孔子说：“你在那里是到了人才没有？”。子游回答说：“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从来不走邪路，没有公事从不到我屋子里来。”
[评析]
孔子极为重视发现人才、使用人才。他问子游的这段话，反映出他对举贤才的重视。当时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各诸侯国都重视接纳人才，尤其是能够帮助他们治国安邦的有用之才，这是出于政治和国务活动的需要。
[原文]
6·15子曰：“孟之反（1）不伐（2），奔（3）而殿（4），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注释]
（1）孟之反：名侧，鲁国大夫。
（2）伐：夸耀。
（3）奔：败走。
（4）殿：殿后，在全军最后作掩护。
[译文]
孔子说：“孟之反不喜欢夸耀自己。败退的时候，他留在最后掩护全军。快进城门的时候，他鞭打着自己的马说，‘不是我敢于殿后，是马跑得不快。’”
[评析]
公元前484年，鲁国与齐国打仗。鲁国右翼军败退的时候，孟之反在最后掩护败退的鲁军。对此，孔子给予了高度评价，宣扬他提出的“功不独居，过不推诿”的学说，认为这是人的美德之一。
[原文]
6·16子曰：“不有祝鮀（1）之佞，而（2）有宋朝（3）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注释]
（1）祝鮀：鮀，音ｔｕó。字子鱼，卫国大夫，有口才，以能言善辩受到卫灵公重用。
（2）而：这里是“与”的意思。
（3）宋朝：宋国的公子朝，《左传》中曾记载他因美丽而惹起乱的事情。
[译文]
孔子说：“如果没有祝鮀那样的口才，也没有宋朝的美貌，那在今天的社会上处世立足就比较艰难了。”
[原文]
6·17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译文]
孔子说：“谁能不经过屋门而走出去呢？为什么没有人走（我所指出的）这条道路呢？”
[评析]
孔子这里所说的，其实仅是一个比喻。他所宣扬的“德治”、“礼制”，在当时有许多人不予重视，他内心感到很不理解。所以，他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原文]
6·18子曰：“质（1）胜文（2）则野（3），文胜质则史（4）。文质彬彬（5），然后君子。”
[注释]
（1）质：朴实、自然，无修饰的。
（2）文：文采，经过修饰的。
（3）野：此处指粗鲁、鄙野，缺乏文彩。
（4）史：言词华丽，这里有虚伪、浮夸的意思。
（5）彬彬：指文与质的配合很恰当。
[译文]
孔子说：“质朴多于文采，就像个乡下人，流于粗俗：文采多于质朴，就流于虚伪、浮夸。只有质朴和文采配合恰当，才是个君子。”
[评析]
这段话言简意赅，确切地说明了文与质的正确关系和君子的人格模式，高度概括了孔子的文质思想。文与质是对立的统一，互相依存，不可分离。质朴与文采是同样重要的。孔子的文质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文]
6·19子曰：“人之生也直，罔（1）之生也幸而免。”
[注释]
（1）罔：诬罔不直的人。
[译文]
孔子说：“一个人的生存是由于正直，而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那只他侥幸地避免了灾祸。”
[评析]
“直”，是儒家的道德规范。直即直心肠，意思是耿直、坦率、正直、正派，同虚伪、奸诈是对立的。直人没有那么多坏心眼。直，符合仁的品德。与此相对，在社会生活中也有一些不正直的人，他们也能生存，甚至活得更好，这只是他们侥幸地避免了灾祸，并不说明他们的不正直有什么值得效法的。
[原文]
6·20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译文]
孔子说：“懂得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
[评析]
孔子在这里没有具体指懂得什么，看来是泛指，包括学问、技艺等。有句话说：兴趣是最好的导师，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6·21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译文]
孔子说：“具有中等以上才智的人，可以给他讲授高深的学问，在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给他讲高深的学问。”
[评析]
孔子向来认为，人的智力从出生就有聪明和愚笨的差别，即上智、下愚与中人。既然人有这么多的差距，那么，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就提出“因才施教”的原则，这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根据学生智力水平的高低来决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这对我国教育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原文]
6·22樊迟问知（1），子曰：“务（2）民之义（3），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注释]
（1）知：音ｚｈì，同“智”。
（2）务：从事、致力于。
（3）义：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
[译文]
樊迟问孔子怎样才算是智，孔子说：“专心致力于（提倡）老百姓应该遵从的道德，尊敬鬼神但要远离它，就可以说是智了。”樊迟又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仁人对难做的事，做在人前面，有收获的结果，他得在人后，这可以说是仁了。”
[评析]
本章提出了“智、“仁”等重大问题。面对现实，以回答现实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为中心，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他还提出了“敬鬼神而远之”的主张，否定了宗法传统的神权观念，他不迷信鬼神，自然也不主张以卜筮向鬼神问吉凶。所以，孔子是力求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否定鬼神作用的。
[原文]
6·23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1）；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注释]
（1）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音ｚｈì，同“智”；乐，古音ｙàｏ，喜爱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聪明人喜爱水，有仁德者喜爱山；聪明人活动，仁德者沉静。聪明人快乐，有仁德者长寿。”
[评析]
孔子这里所说的“智者”和“仁者”不是一般人，而是那些有修养的“君子”。他希望人们都能做到“智”和“仁”，只要具备了这些品德，就能适应当时社会的要求。
[原文]
6·24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译文]
孔子说：“齐国一改变，可以达到鲁国这个样子，鲁国一改变，就可以达到先王之道了。”
[评析]
本章里，孔子提出了“道”的范畴。此处所讲的“道”是治国安邦的最高原则。在春秋时期，齐国的封建经济发展较早，而且实行了一些改革，成为当时最富强的诸侯国家。与齐国相比，鲁国封建经济的发展比较缓慢，但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保存得比较完备，所以孔子说，齐国改变就达到了鲁国的样子，而鲁国再一改变，就达到了先王之道。这反映了孔子对周礼的无限眷恋之情。
[原文]
6·25子曰：“觚（1）不觚，觚哉！觚哉！”
[注释]
（1）觚：音ｇū，古代盛酒的器具，上圆下方，有棱，容量约有二升。后来觚被改变了，所以孔子认为觚不像觚。
[译文]
孔子说：“觚不像个觚了，这也算是觚吗？这也算是觚吗？”
[评析]
孔子的思想中，周礼是根本不可更动的，从井田到刑罚；从音乐到酒具，周礼规定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里，孔子概叹当今事物名不符实，主张“正名”。尤其是孔子所讲，现今社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这种状况，是不能让人容忍的。
[原文]
6·26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1）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2）也，不可陷（3）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注释]
（1）仁：这里指有仁德的人。
（2）逝：往。这里指到井边去看并设法救之。
（3）陷：陷入。
[译文]
宰我问道：“对于有仁德的人，别人告诉他井里掉下去一位仁人啦，他会跟着下去吗？”孔子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君子可以到井边去救，却不可以陷入井中；君子可能被欺骗，但不可能被迷惑。”
[评析]
宰我所问的这个问题的确是比较尖锐的。“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对此，孔子的回答似乎不那么令人信服。他认为下井救人是不必要的，只要到井边寻找救人之法也就可以了。这就为君子不诚心救人找到这样一个借口。这恐怕与他一贯倡导的“见义不为非君子”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了。
[原文]
6·27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1）之以礼，亦可以弗畔（2）矣夫（3）。”
[注释]
（1）约：一种释为约束；一种释为简要。
（2）畔：同“叛”。
（3）矣夫：语气词，表示较强烈的感叹。
[译文]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古代的文化典籍，又以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
[评析]
本章清楚地说明了孔子的教育目的。他当然不主张离经叛道，那么怎么做呢？他认为应当广泛学习古代典籍，而且要用“礼”来约束自己。说到底，他是要培养懂得“礼”的君子。
[原文]
6·28子见南子（1），子路不说（2）。夫子矢（3）之曰：“予所否（4）者，天厌之！天厌之！”
[注释]
（1）南子：卫国灵公的夫人，当时实际上左右着卫国政权，有淫乱的行为。
（2）说：音ｙｕè，同“悦”。
（3）矢：同“誓”，此处讲发誓。
（4）否：不对，不是，指做了不正当的事。
[译文]
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如果我做什么不正当的事，让上天谴责我吧！让上天谴责我吧！”
[评析]
本章对孔子去见南子做什么，没有讲明。据后代儒家讲，孔子见南子是“欲行霸道”。所以，孔子在这里发誓赌咒，说如果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的话，就让上天去谴责他。此外，孔子在这里又提到了“天”这个概念，恐怕不能简单地说，孔子的观念上还有宗教意识，这只是他为了说服子路而发的誓。
[原文]
6·29子曰：“中庸（1）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注释]
（1）中庸：中，谓之无过无不及。庸，平常。
[译文]
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吧！人们缺少这种道德已经为时很久了。”
[评析]
中庸是孔子和儒家的重要思想，尤其作为一种道德观念，这是孔子和儒家尤为提倡的。《论语》中提及“中庸”一词，仅此一条。中庸属于道德行为的评价问题，也是一种德行，而且是最高的德行。宋儒说，不偏不倚谓之中，平常谓庸。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的道理。中庸又被理解为中道，中道就是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中庸又称为“中行”，中行是说，人的气质、作风、德行都不偏于一个方面，对立的双方互相牵制，互相补充。中庸是一种折衷调和的思想。调和与均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相对的、暂时的。孔子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这一状态，并概括为“中庸”，这在古代认识史上是有贡献的。但在任何情况下都讲中庸，讲调和，就否定了对立面的斗争与转化，这是应当明确指出的。
[原文]
6·30子贡曰：“如有博施（1）于民而能济众（2），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3）其犹病诸（4）。夫（5）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6），可谓仁之方也已。”
[注释]
（1）施：旧读ｓｈì，动词。
（2）众：指众人。
（3）尧舜：传说中上古时代的两位帝王，也是孔子心目中的榜样。儒家认为是“圣人”。
（4）病诸：病，担忧。诸，“之于”的合音。
（5）夫：句首发语词。
（6）能近取譬：能够就自身打比方。即推己及人的意思。
[译文]
子贡说：“假若有一个人，他能给老百姓很多好处又能周济大众，怎么样？可以算是仁人了吗？”孔子说：“岂止是仁人，简直是圣人了！就连尧、舜尚且难以做到呢。至于仁人，就是要想自己站得住，也要帮助人家一同站得住；要想自己过得好，也要帮助人家一同过得好。凡事能就近以自己作比，而推己及人，可以说就是实行仁的方法了。”
[评析]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实行“仁”的重要原则。“推己及人”就做到了“仁”。在后面的章节里，孔子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这些都说明了孔子关于“仁”的基本主张。对此，我们到后面还会提到。总之，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基本伦理准则，在今天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谢选骏指出：《论语》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产物，在第二期中国文明得到了重新阐释。现在第三期中国文明了，对《论语》翻新升级，乃是必要的历史任务。
【042、“历史”是一个思想——“历史的终结”犹如“时间开始了”】
网文《你回国吧，中国多复杂啊》说，在美国呆得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几乎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祥林嫂。
他们喋喋不休地反反复复地披星戴月地不断追问你追问自己：以后想不想回国去？以后想不想回国？以后想不想回国？一直问到自己已经老到问不动了为止……
前些年有本挺热闹的书，叫《历史的终结》，这个书的大致意思是说，冷战之后，苏联阵营败下阵来，西方的文明大获全胜，以后咱们跟历史就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了，顺着西方文明这条道一直走到黑就行了。
虽然这个说法看上去让人觉得很宿命，因而很省心，广大中外知识分子还是对这个提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怎么能说西方文明就是历史的尽头呢？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呢？从此以后，我们要站在什么旗帜下振臂高呼呢？知识分子们爱冒险的心啊，很不甘心。
“历史的终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理解过，所以也无意于去赞成或者批评。我能够理解某条公路的终结，或者某个聚会的终结，或者某个婚姻的终结，但是，“历史的终结”？它实在缺乏一个时间或者空间上的刻度。依我看，只要时间在流逝，历史就在行进，说“历史的终结”，就像说“圆的方”一样，让人不可理喻。
不过，前几天，站在美国康州的一个郊区，某一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眼前呈现的，就是历史的终结。
我看到的景象其实很简单。延绵不绝的草坪，随着大地的弧度起伏，路边有一些槐树，树干挺拔，树冠盛开，站在春天的阳光下，绿意盎然，标致得简直就是树中的西施。
在草坪和绿树的掩映下，露出一栋栋独立的小楼，如果仔细看，楼门口一般都有一块草坪，草坪周围，是一道道低矮的栅栏，白色的，或者原木色的，精致，平和，一点不象防范外人的样子，似乎建造它，只是为了让院子里的樱花桃花梨花有一种“探”出来的效果。
这样的祥和美好，简直令人心碎。但是，站在那里，莫名地，我想到了福山那本《历史的终结》。我想到“历史的终结”这个“圆的方”，在视觉上，就是这个样子。想到历史这个“老人”风尘仆仆地赶了成千上万年的路，就是为了赶到这里，打开铺盖卷，定居下来，从此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劈柴喂马。
这历史的终点处的风景，似乎就是一个海外中国人愿意留在美国的充分理由，奇妙的是，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海外中国人愿意离开美国的充分理由。
在美国呆得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几乎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祥林嫂。他们喋喋不休地反反复复地披星戴月地不断追问你追问自己：以后想不想回国去？以后想不想回国？以后想不想回国？……一直问到自己已经老到问不动了为止，问到自己住进了门外有草坪、草坪外有栅栏、栅栏里有花丛的房子之后突然发现生活这个秤砣已经把自己压在了美国梦的海底为止。
曾经，出国留学读学位，毕业留美找工作，娶妻生子买house，是一个水到渠成勿庸置疑的选择。但是，突然有一天，“市场经济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一直在美国的实验室、图书馆、公司小隔间里默默耕耘着的中国人猛地抬头，发现太平洋彼岸，祖国的大地上已经千树万树梨花开了。
紧接着，“坏消息”接踵而来。留学生开始听说以前住他隔壁的张三已经是国内某某大公司的经理了；还有那个不怎么地的李四，听说他小蜜已经换了半打了。
然后，在一次回国的旅途中，他发现自己在美国吃的、穿的、玩的、乐的，只能望国内朋友们的项背了；还发现自己在为一个小数据的打印错误而向自己的部门经理频频道歉点头哈腰的同时，他的老同学，那个以前远远不如他的王二，此刻正坐在KTV包间里打着手机，说“那个房地产的项目贷款，我们还可以再协商协商……”；
他也免不了察觉，自己的全部精神生活――如果他年少时候的“愤青”气息还没有被美国的阳光彻底晒化的话――就是窝在某个中文论坛，发两句明天就要被版主当作垃圾清理掉的牢骚而已，而与此同时，他的某某朋友已经成了国内媒体上的“专家学者”，在那些激动人心的关于“转型”的辩论中频频发言……
固然，也不是没有听说某些老同学，甚至大部分老同学，其实混得也不怎么地，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床前明月光里，他还是感到了那些个“如果……”的诱惑。
不错，他的确，或最终会，住上美丽的房子。在经过那么年辛辛苦苦地读书、胆战心惊地找工作之后，“美国梦”实现了。买了大房子，门外有草坪、草坪外有栅栏、栅栏里有花丛。
可是，说到底，有一天，他在院子里浇花的时候，突然沮丧地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不过是那曾经被他耻笑的农民理想“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美国版本而已。
那么，他到底还要些什么呢？生活里到底还有些什么比“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更伟大更性感更值得我们直挂云帆济沧海呢？
更大的房子？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大得可以闹鬼了。 更正宗的夫妻肺片？说实话，出国这么多年，他已经对辣的不那么感冒了。更多的工资？那是当然，不过他下次涨工资的日子其实也不远了……
说到底，他内心的隐隐作疼，与这一切“物质生活”都没有什么关系，他所不能忍受的，是“历史的终结”，是那种生活的“尽头感”，是曾经奔涌向前的时间突然慢下来、停下来、无处可去，在他家那美丽的院子里，渐渐化为一潭寂静的死水。
窗外的草坪，那么绿，绿得那么持之以恒，那么兢兢业业，那么克尽职守，那么几十年如一日，简直就象是……死亡。
而国内的生活呢？虽然据说有很多腐败，有很多贫富差距，小孩子有做不完的作业，农民有跑不完的上fǎng，工人在不停下岗，甚至据说还曾经有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给逮进去打死了。。
可是，对于有志青年，中国这个大漩涡，是一个多么大的“可能性”的矿藏。
愤青有那么多东西可战斗，资青有那么多钞票可以赚，文青有那么多感情可以抒发――历史还远远没有抵达它的尽头，未来还坐在红盖头里面激发他的想象力，他还可以那么全力以赴地向它奔跑，并且从这全力以赴中感受到“意义”凛冽的吹拂。
如果是这样？干嘛不回国算了？难言之痛，一回了之。
这时候，他又开始嗫嚅。他开始怀疑自己对国内的种种向往，也许只是“距离产生的美感”。他开始担心如果凑近了观察，会看到祖国脸上的麻子和粉刺。
“毕竟，在中国创业，是要靠关系的，我又没有什么关系，回去也白回去。”他说。“美国再怎么不好，基本上还是一个凭本事和能力吃饭的地方，至少还有公平可言，不用平白无故受很多气。”他又说。
接着，他想到国内走到哪里人们都是一拥而上没人排队人们随地吐痰环境污染严重，他感到头疼。又想到国内那些衣衫褴褛的民工一天工作12个小时到年底竟然可能拿不到工资，他感到齿冷。还想到那些个被假药假酒假奶粉毒害的人们，因此又不可避免地感到胃疼。
他越想越多，越想越疼，越想越害怕，最后不可避免地抵达了“文明”、“民主”、“法治”等光芒四射的高度。
于是，他陷入了僵局。一会儿想到国内张三李四王二的刺激生活，一会儿又想到了国外王二李四张三的安稳命运。
国内的生活，他看不到上限，因而充满希望，但也看不到底限，因而特别危险；国外的生活，他看得到底限，因而感到安全，但是也看得到上限，所以特别乏味。
国内的生活象是买股票，可能升得快，也可能跌得快；而国外得生活象是定期存款，你挣不到哪里去，却也亏不到哪里去。啊，海外的游子，一个个高学历、高收入、高素质的三高“白骨精”，就这样被逼成了成天喋喋不休唠唠叨叨自言自语的“祥林嫂”。
有一次回国，我和几个朋友吃饭，其中一个说“刘瑜，你回国吧，中国多复杂啊”。复杂，嗯，就是这个词，恰切，精确。对于一个有胃口的灵魂来说，“复杂”是多么基本的一种需要，而康州阳光下的郊区，美得那么纯粹，那么安静，对于习惯惹是生非的人来说，说到底是一种饥荒。
“我肯定会回国的”，我经常跟人这样说。这跟国内的灯红酒绿花好月圆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想从完成时回到进行时。我想我肯定是因为天地孤绝而对“国内”形成了种种幻觉，其实它没有那么热闹；其实它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它没有那么沸腾……
以我这样不给人打电话不给人发邮件不给人发短信的个性，到哪都会把生活过成一口暗井，但，请允许我想象一下吧，请允许我坐在这个已经曲终人散的历史的终点，想象一下舞台上的刀光剑影吧。
但是，又一个好朋友说了，他说：在今天的世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是一个世界主义者。那是6年前，在我甚至没有出国的时候，一封长长的email里面不起眼的一句，可是我一口气记了这么多年，可见这句话里面的确有令我心动的东西。什么是世界主义？6年之后，我渐渐意识到，它也就是一个大的、“比较的”、“融会贯通的”、“批评的”的眼光，以及一份对“坐井观天”的警觉而已。
对“复杂”的向往，以及对“世界主义”的留恋，让我暗暗希望，自己能过一辈子东跑西窜、颠沛流离的生活。
这个愿望，使我觉得，自己是多么贪婪的一个人。贪图安稳，又贪恋刺激，有了Mr. China，还要Mr. USA。不，回不回国，不仅仅是一个“创业”的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如果说这种贪婪是一种“犯贱”的话，我坚持要把它推卸到“娜拉的悲剧”这个哲学命题上去。
在历史的道路上，人们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可是到达了历史的终点之后，啊，站在美利坚五月的美丽风景里，我惊恐而又伤感地想，人们对那坎坷不平然而激荡人心的道路，又犯起了“思乡病”。
……
谢选骏指出：看完上面这篇文章，也许依然不能明了“历史”为何。这是因为它没有明确指出或其作者依然没有明白：“历史”并非一个“客观过程”，历史其实只是一个“客观思想”。历史说起来不同于主观感受，但也绝非客观事实，而只是某些人类对于外在事物的主观判断。就此而言，“历史”是一个思想；“历史的终结”是一个思想的终结。
“历史的终结”犹如“时间开始了”一样，是一条政治口号。
这么一说不就明白了吗？
（《欢乐颂》是胡风创作的大型交响乐式长诗《时间开始了》的第一乐章。胡风真聪明，他竟然把贝多芬的终曲拿来当自己的序曲，用来阿谀奉承“东风压倒西方”的政治需要。难怪他要被抓进监狱、精神错乱而死。）
（福山真聪明，他竟然逆向剽窃了胡风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是一个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不知，他的结局会是怎样。）
【043、“历史必然性”是蚂蚁国巫师的催眠暗示】
网文《百度知道》自问：
什么是历史的必然性？什么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历史的必然性是什么性？是不是无法解释的历史事件就是历史必然性的结果？
《百度知道》自答（2017-10-08）：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苦苦探求什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历史唯物主义就提出了“历史必然性”这样一个概念，而且在分析社会发展时，它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旧制度的灭亡及其被新制度的替代也是历史的必然，等等。显而易见，“历史必然性”其实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所提出的、用于解释社会发展直接决定因素的概念。正因如此，对这一概念的正确理解便显得非常重要了。我们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来分析问题的，所以，在进行后面的分析之前，就必须首先搞清“历史必然性”的精细含义，界定其边界条件。
应当明确，我们分析的是能动的人类社会而不是自然界，也不是人化自然世界。自然界的规律是纯粹客观必然的，它是自然万物自身相互作用的结果；人化自然世界就因人之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其中而不同于自然界，因而，虽然其规律仍然是建筑于自然规律之上、也具有客观性，但已经表现出与自然规律所不同的形式；人类社会则更不同于自然界，它是直接由人类及其能动实践构成的，是直接处理人类（行为和思想）之间、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正是因为三者内涵的这种不同，其规律的性质也就各不相同。
自然规律有着明显的客观性和严格性：人们只能认识或利用它却不能改变它，它与自然现象或人化自然现象也基本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如：自由落体在真空中必然下落，而且其加速度必然为9.8米/秒2，这根本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化自然世界就有人之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其中，因而，其规律虽不能脱离自然客观规律，但其表现形态与自然现象就有很大不同。如：人造的飞机就可向上飞行，因为它是人之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客观自然界的产物（当然，这种现象也是直接建筑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之上的）。相对地讲，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由社会三种矛盾、主要是第一矛盾的演化过程决定的，它直接建筑在人类的能动实践和人类的自我意识之上，不能脱离人类的实践和意识而独立发展。因而，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不可能离开对人类实践和人类思想意识的研究。由此可见，社会的能动性就必然地决定了社会规律不具有纯粹的客观性，而且，其严格性也远不如自然规律。若换一个角度，也就是说，社会发展规律并非人力所不可抗拒的，它与社会现象也并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由此，逻辑上必然地就可以得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可能精确地、超越历史地涵盖全部人类社会的所有现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所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7页）。就连马克思本人也否认他所揭示的理论和规律是“超历史的”，甚至是对他几乎穷毕生研究而得出的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运动的规律也是如此，他明确提出，“这一运动（指《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关规律——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见《马恩全集》第19卷，第269页）
有了上述认识，我们就可以发现，与社会发展规律之不同程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相对应，历史进程中有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作用机制。
一种是决定性机制，我们称之为决定律。凡是那种在正常历史条件下必然发生的历史现象，都由决定律所制约，这是社会深层发展规律，普遍地（而非精确地）适用于全人类社会的发展；它是历史发展的主线，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和主要节点。
另一种是因果性机制，我们称之为因果律。凡是那种由某些特定历史条件决定而必然发生的历史现象，都由因果律制约。尽管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由其必然性成分，但它所反映出的演进历程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并不适用于其他历史条件。也即，它所体现的顶多是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因果关系，不可能上升为必然性规律。对受这种作用机制制约的历史现象，我们可以在事后分析其发生的原因，却难以事先对其发展进行预测。
两种作用机制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因果律涵盖决定律，决定律只是因果律的一种特殊情况；凡是符合决定律的历史现象，也必然符合因果律，而符合因果律的历史现象，却不一定符合决定律；因果律可以较为精细地描述各种社会历史现象，而决定律则只能对社会发展趋势和历史演进节点做出宏观上的把握。
据此我们可以说：历史现象虽然变化纷繁，似乎杂乱无章，但若揭开复杂的历史表象就可发现，所有的历史现象都受上述两种机制的制约；认为历史发展全然无规律或全部符合决定律都是不全面的，只能说它们都受制于决定律或因果律这两种作用机制。
现在来看历史必然性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社会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3页），这大概是对历史必然性的经典描述。我们来分析这段话：首先，这每一“阶段”是只包括社会发展的某些关节点，还是包括了全部历史“现象”？其次，这里的“必然”的意义是只符合因果律（即“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呢，还是也符合决定律（即可以按照某种普遍定律必然发生）呢？根据对这两个方面的不同理解，可以产生四种完全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全部历史现象都符合决定律，二是认为只有历史发展的某些关节点（即阶段）才符合决定律，三是认为全部历史现象都只能用因果律来解释，四是认为只有历史发展的某些关节点符合因果律。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首先，第一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因为它其实就等同于认为所有历史现象全部符合决定性规律（决定律），而迄今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出的决定律（其基本精神即是人所周知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规律）显然只能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轮廓，其主要任务并不在于解释更为具体的特定社会历史现象；第四种认识的理论认定面太窄，几乎等同于认为历史发展全部无规律（无决定律，只有部分因果律）；第二种认识对历史关节点给出了精确解释，但对历史过程中的具体历史现象却没有给出应有的解释；第三种认识对所有历史现象的发生都给出了解释（符合因果律），但对关节点却没有给出更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说明。基于这种分析、结合对历史唯物主义者上述经典论述的理解，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历史必然性的真正含义应当是上述第二、第三种认识的综合，即，历史必然性断定：全部历史现象都符合因果律，而且，部分历史现象、至少是某些历史关节点（阶段）还符合决定律。所以，从实际意义和内容上讲，历史必然性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指部分历史现象符合决定律，我们称之为历史必然定律；二是指全部历史现象符合因果律，我们称之为历史必然因果。
有了上述界定，我们接下来就必须分析：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历史必然性？那种“时代和条件”到底有什么内涵？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入探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就必须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本部分，我们先探讨第一方面问题。第二个问题留待后面研究。
我们知道，社会是由无数个个人组成的；因之，社会现象是由无数个个人的行为实践构成的；因之，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由这无数个个人的实践和思想意识（即其主观能动性）在时间跨度内的累积形成的，是由在历史上活动的每个人在各方向上的力量所构成的那“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形成的一个总结果。表面看来，社会现象往往并不反映个人意志，而且还经常违背和强制地统治着这些意志，以致于对个人来讲，他往往感到社会力量是一种逼迫着他的异己的东西。其实，由于在一个“没有组织的社会”中，各个人的行动、意志在现实中往往会出现冲突和不协调，而社会发展却是这种现实的综合。因此，尽管社会发展不可能完全体现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意志和行为，但没有各单个力便没有各“力的平行四边形”，因而就更不会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就不会有社会行为，就不会有社会发展。因此，社会历史正是众多社会成员在各方向作用力的迭加；社会成员结成的整体就是社会行为的发出者，就是历史必然性是主体。恩格斯指出：“……各个人的意志……虽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8～479页）。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人类社会向何处发展，也即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恰恰就是社会成员各方向行为的综合作用，是成员意志、因而是成员精神素质外爆为其实践的结果。只不过，由于社会成员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不同、所具能力的不同及行为方向的不同，他们对社会发展所起作用的大小和方向也有所不同罢了。
进一步来分析，由成员精神素质所决定的人之意志虽然决定了其实践并进而影响到历史必然性，但它也不具有本原意义，它还是要受制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长河中分析，这一社会历史条件就是社会物质条件。然而，每一个人生历程、每一个社会时期、乃至每一个社会形态历程尽管都跨越一定的时间周期，但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看，都只能算作一个历史剖面。从方法论上讲，我们分析历史问题当然要站在这种宏观的和历史的角度；但要研究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仅有这种角度、这种方法论以及由此得出的那些观点，就欠精细了。所以，要细致地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就必须同时把握两个方面：一是那种分析角度和正确的方法论，一是对历史剖面的精细分析。
如果我们再用历史剖面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就可以看到，那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实际上应当包括三个方面，我们称之为“剖面因素”：社会物质条件、社会结构条件（包括社会组织结构条件、社会运行规则条件和成员精神素质条件）和国际环境交流。这三个剖面因素既决定了成员意志（因而决定了其实践）的性质和水平，又决定了它所作用的环境和场合。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此处的论述绝不同于多元论。在上述决定人类意志、行为的三个剖面因素中，后两者不过是早期社会物质条件在人类社会及思想领域中的现实折射而已。也即：前期人类社会发展中，在一定物质条件下所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精神思想和社会机制条件作为一种不可能一时消亡的遗产，与后期的社会物质条件一起决定人之意志和行为。若追根溯源，社会结构因素和国际环境交流还是受制于社会物质因素的，因此，社会生产力仍然在本原意义上决定着历史必然性。
那么，社会生产力在本原意义上决定着历史必然性是否就排除了我们此处论述的意义了呢？其实不然。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成员精神素质有着明显的相对独立性，而社会机制因素是否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成员精神素质直接决定的。我们在这里所分析的不是历史哲学，而是社会发展中的具体理论问题，主要是对社会历史的剖面（横断面）进行精细分析，因此，单纯一个社会生产力因素便因只有哲学上的意义而显得有些过于笼统了。恩格斯也曾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页）。
总之我们可以说，对个人来讲，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异己的；然而对社会成员整体来讲，历史却是他们的意志在一定社会物质条件下和一定社会机制框架内的作用产物，人民的意志是次本原意义上的历史创造者。
合上述分析我们得出：
1）历史必然性指出，社会在某一历史条件下发展到某种状态是必然的。但这种必然性却包括两种含义：一是断定部分历史现象、至少是某些历史关节点符合决定律，它属于历史必然定律；二断定全部历史现象都符合因果律，它属于历史必然因果。
2）就内容来讲，历史必然性其实就是人之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发展中的表现，是主体与客体、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成员精神素质作用于社会基础条件而外爆为其实践的产物。
3）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类自己的意志和实践等对社会发展有着直接的决定性影响，决定人之意志和实践的终极因素只有一个----社会物质条件，而剖面因素却有三个——社会物质条件、社会结构条件和国际环境交流。
4）对历史必然性的分析应以分析特定时期人之主观能动性及决定和制约它们的三个剖面因素作为基本出发点。
由此也可以看出，造就一个具有高度精神素质的民族对社会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谢选骏指出：人们把自己选择的东西叫作正确的，而把自己排挤的东西视为错误。以此种“选择—排挤”为轴心，许多理论说明应运而生，许多辩证逻辑飞速旋转。不错，有些人屈从于规范，作了语义的奴仆，听从“历史必然性”的摆布。但还是有人，即使在全面专政的威胁下，依然作了语义的主人，让全面专政从反面来严酷地训练自己——他不会服从“历史必然性”这个蚂蚁国巫师的催眠暗示！
【044、“厉害了，我的锅”——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砸向中国芯片研发的万亿经费去了哪儿？》（2018-04-21 新财富）报道：
在中国科技成果“井喷”的时代，民间从没有像这一刻这么清醒感知到“无芯之痛”，意识到国产自主化的道阻且艰，明白“赶英超美”言之过早，毫无疑问，这肯定是认知上一大进步。
不过，动员令是好事，抖机灵可就不是了。
在中兴事件的舆论狂潮中，最谜的是把矛头指向了茅台、外卖、共享单车等社会大资本集聚的行业，诸如——
“端一碗茅台反击英特尔”式的嘲讽；
“靠送外卖、共享单车我们赢不了中兴”式的尖锐；
“芯片工程师吐槽：共享单车烧钱几百个亿，尖端科技却鲜有投资”式的指责
……
此消彼长，浮躁的资本都去炒模式创新，不在技术创新领域沉淀，乍一听有道理，但仔细琢磨，归因太简单。
我们认为，与其争论外卖、单车和茅台们该不该为“缺芯少魂”背锅，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科技研发经费的低效和浪费。
芯片“业内人士”吐槽共享单车烧了几百亿，却“罕有机构”投资尖端科技，导致中国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做不好。
这里有必要纠正两个认知。
第一，实际上，中国在半导体领域早就砸下了血本，规模以万亿计。
十三五规划期间，政府第一次以市场化投资的形式推动半导体产业链的发展，成立投资基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大基金），以直接入股方式对国内半导体企业给予财政支持或协助购并国际大厂。
股东们实力强大，包括中央财政、国开金融、亦庄国投、华芯投资、武岳峰等资方，还包括中国移动、上海国盛、中国电子、中国电科等电子信息公司。
这支国家队财力有多雄厚呢？就大基金公布的最新投资情况显示，基金运作包含两部分：
一是大基金，2014年9月24日成立，初期规模 1200 亿元，截止 2017 年 6 月规模已达到 1387 亿元。现“二期”正在酝酿中，规模或达1500-2000亿元。
二是地方资本，大基金撬动了地方政府层面的产业基金，截止至2017年6月，规模达 5145 亿元。
大基金撬动的资金即将直逼一万亿元，且不论这还是10个月前的数据。截至2017年11月底，大基金已成为38家公司的主要股东，覆盖17家A股公司和两家港股公司。
“大基金”和国内另一个半导体投资驱动引擎“紫光集团”在这两年里砸钱建厂丝毫不手软，而且外企也将芯片制造投资瞄向中国，半导体产业投资骤增。
目前中国在建的22座晶圆厂中，有17条产线会在2017年年末至2018年量产，新增投资约6000亿元人民币以上。
目前国内在建的22座晶圆厂
早在2017上半年，本土半导体就迎来了投资热潮，有多家企业上市，AI芯片也爆出寒武纪科技这一独角兽，热闹事不断。
天价收购外卖的阿里，其实也没少参与半导体领域的事情。今天中午（4月20日），阿里巴巴宣布全资收购中国大陆唯一自主嵌入式CPU IP Core公司中天微，消息一出网民哗然。实际上，在过去两年BAT布局AI时，阿里对AI芯片一直情有独钟。
阿里巴巴在过去两年里投资的芯片公司
不管是政府、民间资本还是外资，半导体在这两年得到的投资绝不是“严重不足”。
第二，芯片是中美角力的目标，背后更多是国家意志，但资本流动却有一定的市场规律。
进口半导体支出超过石油进口支出，已足以让中国高层担忧；而半导体也是美国在信息产业时代保持优势地位的核心领域，所以小小芯片不可避免要承载这场中美角力。
但摆在中国面前的，是与美国芯片三十年的差距，就算短时间内有大量资本注入，还是没能改变半导体基础产业弱势的现状。
半导体产业链需要的是源源不断的资本、源源不断的技术投入。从美日韩的经历，起步少不了国家意志，发展少不了政府采购的支持。
舆论大可以指责资本投向“红黄蓝”是没有道德底线，但民间资本流向外卖等这些给人民群众生活锦上添花的领域，本身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挟“国家名义”怪资本不投半导体，未免太不讲道理。
首先，半导体产业的投资与和他产业差别甚大，投资周期长，投资以后基本不用指望在短期内退出或者获得高利润回报。
其次，半导体行业具有极高的集中度。
在美国，前十大半导体设计公司年收入占全行业比例超过90%，台湾超80%，但内地产业分布碎片化，这一比例只达到45.9%，而且2016年中国集成电路涉及企业从736家暴增至1362家，2017年增速回落，但总量也达到了1380家。
在这样凌乱的市场中，投资人更需要仔细甄别所关注的公司究竟是否具备核心技术，压根不能指望每一家公司都能得到资本青睐，高风险之下，也不是每一头独角兽都能被发现。
在2018集成电路产业与技术投资论坛上，盛世投资管理合伙人刘新玉还提到了政治风险：
有时好的企业需要一两年才能收回来，回来以后是否有政策的延续支持是不确定的，总会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去年是外汇储备，国内外政治、中美贸易情况等也难以预测。
有一个数据，令美国近年来非常警惕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中国R&D在2017年总投入达到1.75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总量比上年增长11.6%，增速较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2%。
全球顶尖的自然出版集团在2015年发布的《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白皮书中曾指出：
“中国现在的研发投入和科研产出均居于世界第二位”，“研发投入（投入强度）已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当”。
也就是说，科研投入不存在强度太弱的问题，也不存在资金缺少的问题，但是砸下巨额科研费用之后，技术创新却收效甚微。
我们发现，真正的挡路石其实是科研经费的分配问题，是花钱体系有问题，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率、浪费。
每年万亿的科研经费，都花到哪去了呢？
1．开不完的会，出去玩的差
在2016年，新京报、财新网甚至新华网(21.160, -0.70, -3.20%)都在关注一件事情：过去数年间，全国科研经费大概只有40%是真正用在科技研发，60%用于开会。
一开会，就可以报销差旅费、汽油费，甚至经常以因公出国、出差考察的名义，变相超预算，就算是清华、北大也不例外。
在中纪委高校巡视中，清华大学就对汽油费、差旅费和关联事项等重点核查，全部违规款项如数退回。
而安徽工程大学还发现，科研经费被用来报销歌舞娱乐、足浴、物业费等与项目无关的费用，而且出国（境）批次和人员膨胀迅猛。
有科研人员透露，所谓出国考察不过是走走看看就完事，其余大部分时间是用在旅游观光上。
2．买不完的设备
中国的科研机构最喜欢干的事情除了开会就是买设备。
每年拨一笔经费下来，第一件事就将团队里所有的笔记本、扫描仪、手机等等资源更新一遍，有时候一个导师手里有好几个课题，还能领到好几本最新的笔记本电脑。
但高校内部也存在二八法则，有钱的大学怕钱花不完，而有些实验室则穷得连仪器都不够用。
3．包装概念攒项目，套取课题经费
有些重大课题动辄上百上千万，资本的诱惑大过踏踏实实搞科研。
说到包装，谁都不如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
2002年8月，陈进从美国买来了10样摩托罗拉的56800芯片，然后找来几个民工将芯片表面的MOTO等字样全部用砂纸磨掉，再找浦东的一家公司将表面光滑的芯片打上“汉芯一号”字样，并加上汉芯的LOGO，接着通过层层关系，搞到了各种权威机构的证明材料，宣称是中国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DSP芯片。
这是中国人多少年的梦啊！举国轰动之际，陈进一口气申请了数十个科研项目，甚至蒙骗国家总装备部申报了“武器装备技术创新项目”，前前后后没有一个机构发现问题，骗取了高达上亿元的科研基金。
这个史上最大的科研假项目后来被纽约时报揭露，令中国科学界蒙羞。
经费被滥用的情况在科研体制内部非常严重， 种种套取科研经费的行为，对科技创新无疑是内部蚕食。
另一方面，因为现行课题制度对诸多费用比如科研人员劳务费严苛限制，造成有些科研人员套取经费用于提高生活待遇。
另外，容易得到优先资助的，往往是在过去研究成果基础上的项目，一些非常有原创性、新颖的东西反而很难拿到资助，因为投入产出比很难估算。
埋头写论文成为风气时，“学术不端”也成了风气。大量发表文章的压力导致不少人走捷径，抄袭、造假，造成中国论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时遭到很高的拒稿率。
好好问问，科研机构有没有足够的实验研究来投入这些经费。
谢选骏指出：记得1988年的时候，北京知识界的朋友和我说，老毛1927年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云云已经过时了，现在的情况是“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就是做文章”……后来果然有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现在倒好，三十年过去，“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就是做文章”，竟然变成了“科研就是请客吃饭，就是开会旅游，就是公费开销一切”。还说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其实那是“厉害了，我的锅”。
【045、“利令智昏”的样板房】
《国安顾问：误判中共本质 是美国数十年来最大错误》（2020-06-24 综合新闻）报道：
图为美国总统川普（左二）、副总统彭斯（左一）、国务卿蓬佩奥（右二）和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右一）出席白宫新闻会。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表示，美国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误判中共，之所以会犯错，是因为美国忽视了中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奥布莱恩周三（6月24日）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发表演讲，批评中共在中国的极权主义愿景及其全球影响力扩张计划。他说，中共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将自己视为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的继任者”，习近平的思想控制野心不仅限于中国人民，还有重塑世界。
“让我说得更清楚些——我们对中国人民深表敬意和钦佩。美国与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友好历史。”奥布莱恩说，“但是共产党并不等于中国或她的人民。”他表示，美国将与盟友和伙伴一道抵抗中国共产党操纵外国人民和政府，破坏外国经济和主权的努力。
美国对中共的幼稚认知已经结束——奥布莱恩说，“美国人对中国（中共）的被动和幼稚认知时代已经结束。”他说，川普对中共采取的强硬态度，将让美国最终认知中国共产党（CCP）完全控制中国所带来的危险。“几十年来，美国两党、工商界、学术界和媒体的传统观念都认为，中国变得更加自由只是个时间问题，首先在经济上，然后会在政治上。”奥布莱恩说。他表示，西方相信中国会变自由是一个“大胆的、典型的美国设想，源于我们与生俱来的乐观精神和我们战胜苏联共产主义的经验”，但结果证明这“很幼稚”。“我们再也不会犯错了。这种错估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失败。”奥布莱恩说。
美国不了解中共本质只因忽视其意识形态——他表示，过去美国不了解中共的本质，是因为没有关注中共的意识形态。“我们没有听中共领导人说了什么，也没有阅读他们在其核心文件中写了什么，我们闭耳不听、闭眼不看。”对何为中国共产主义，奥布莱恩说，中国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的结合；而过去的美国政策失误是对共产党的本质及其意识形态曲解的直接结果。“我们盲信了我们愿意相信的——（中共）党员只是名义上的共产主义者。”他说。
中共认为权力来自对军队和文化领域的掌控——奥布莱恩还引用澳大利亚前政府官员约翰·加瑙特（John Garnaut）的话说，“在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中，有两种方法可获得和维持对‘山川河流’的控制权：第一种是武，使用武器和暴力，第二种是文，即语言和文化。中国（中共）领导人一直认为，权力来自其对军队和文化领域的掌控。”奥布莱恩说：“按照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解释和实践，共产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
习近平将其视为斯大林的继任者——奥布莱恩说，中共是最后一个接受苏联独裁者的共产党团体之一，斯大林在中国仍然是受人尊敬的人物，他的雕像在北京的解放军博物馆中。而他认为，中共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将自己视为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的继任者”。“习近平的思想控制野心不仅限于他自己的人民。中共的既定目标是建立‘人类共同命运共同体’以及重塑世界。”他补充说。
奥布莱恩周三列举中共在操纵和胁迫美国人上采取的各种举措，其中包括：审查美国大学和NBA等组织的言论；在美国社交媒体和广播媒体上进行宣传；入侵美国人的个人数据库，以及影响和干涉国际组织。
川普政府将推出系列对华演讲 应对中共挑战——奥布莱恩的演讲是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就中国发表的最新系列演讲中的第一篇。接下来几周内，国务卿麦克·蓬佩奥（Mike Pompeo）、司法部长比尔·巴尔（Bill Barr）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内的白宫官员都将就中共提出的挑战发表公开讲话。
在线政治网站Axios报导说，这些对华演讲凸显美国政府将中国作为竞选议题的重视，以及源于两党对中国这个世界最大专制国家日益增强的实力担忧。
多家美国媒体报导说，预计寻求连任的川普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都将把对华政策作为主要竞选主题。
谢选骏指出：美国政府本来没有这么弱智的，但是因为利欲熏心而导致冲昏了头脑——这就是“利令智昏”的活样板了。这不仅是个纸牌屋，而且是个样板房。“利令智昏”的样板房。
《美著名记者：中国先对美使用“冷战思维” 关键拐点是1989年六四屠杀》（RFI 2020-06-25）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6月24日召开听证会，多位作证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认为，美中竞争，归根结底是双方全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之争。曾任《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分社社长的潘文（John Pomfret）认为：是中国政府自己的作为，开启和美国的'新冷战'，而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与镇压就是关键拐点。”
“脱钩”与“新冷战”，这两个关键词在这场线上视频听证会上频频出现。和当年的苏联不同，中国这些年来深入参与全球化，经济体量与实力也较当时的苏联强大。从经济、科技、政治外交到军事，美中全方位、多战线的竞争态势，这几年更白热化与台面化。
潘文（John Pomfret），是1980年代美国第一批到中国学习的交换生。他亲眼目睹中国从韬光养晦、到满世界宣传“中国方案”优越性的转变。他认为，美中之间的较量，归根结底还是意识形态斗争，从1989年就已开始。他说：“中国学者总爱指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看待中国的态度是'冷战思维'。然而，早在美国这些年来越来越担忧北京挑战之前，是中国政府自己的作为，开启和美国的'新冷战'。有些人会说，2012年（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是转折点，也有人认为，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触发中国的野心。但我个人认为，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与镇压，才是关键拐点。”
1989年时，潘文还是美联社驻中国记者。北京官方当时认定他报导天安门事件扭曲事实，而遭驱逐出境。可以说他是美中媒体战交锋最早的一批“前浪受害者”。潘文形容，当年赵紫阳失势，凸显中国共产党内反西方与反自由主义的强大力量，击垮了较为开明改革的一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针对所谓的“西方价值观”，挑明要求中国学术界“七不讲”，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对内与对外的斗争，核心思想多年来并没有改变。
潘文在听证会上建议国会，在两国媒体交流上，应考虑采取“对等互惠”的策略。如果中国不再允许美国记者在中国采访报道，美国政府须考虑要求所有中国的驻美记者离开； 如果中国继续建筑防火墙、封锁美国媒体网站，美国应认真考虑关闭中国政府资助的媒体在美国的营运。
谢选骏指出：美国政府官员不是不懂“对等互惠”的策略，而是把“对等互惠”的策略用在了自己的家族企业和共产党的交易上面了！这些白色蠹虫，坑害了美国，却养肥了自己。
【046、“梁启超说佛”之迷误】
（一）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二）
论者有谓：晚清佛学，于梁启超之前，已经蔚成时代风尚。或基于宗教的信仰，或出于经世的动机，或为学者的理性思考，或做哲人的哲学研究，用梁启超的话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清代学术概论》）。至于梁启超本人，更是推波助澜，使思想界这股伏流，奔涌而起，成为整个时代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沿着魏源所开创的，以经世为川、治世为本的佛学道路，在谭嗣同经世佛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并改造佛教教义，融同儒释，形成了以救世为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形式，以“无我”和“尽性主义”为核心的东方人生哲学，从伦理观念上考察佛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从理论上把佛学作为“修己安人”、“治国平天下”和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进而实现大同社会的思想武器；同时他还接龚自珍佛教文化研究之先路，对佛教哲学、佛教史和佛教典籍作了比较深入的学术研究，进一步启发了近现代学者探讨佛教源流和佛理之热情。他对佛学的利用和改造，既反映了近现代知识界在迷惘中广泛求索救国救民新的理论武器的倾向，也表现出近代佛学入世转向的鲜明特点。而他对于佛教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更是独占鳌头，绝非他人可以比拟的。因此可以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佛学研究的杰出代表。
据梁启超自述，他是在十九岁那年开始从康有为接受佛学启蒙教育的，自此之后，他便与佛典结下不解之缘。尽管他常说自己“夙根浅薄”，“信心不起”，但他对佛学的研究，始终不坠，并且和他的政治思想一致，达则以佛学兼善天下，穷则以佛学独善其身。前者是对佛学的利用和改造，使之成为经世致用的精神武器；后者则是佛教文化的潜心研究和对身心的陶冶。因而形成其佛学思想的两个阶段：
前期，自十九岁至辛亥革命。与其变法维新、鼓吹资产阶级民权的政治思想平衡发展，以改良社会政治为特征的经世佛学。此为“佛学注我”阶段。
后期，自民国建立时至其逝世。与其社会教育、学术研究相一致，以治本为基本出发点的佛教文化研究。此为“我注佛学”阶段。
（三）
学者多将梁启超与佛学接触的生涯分为四段：第一段为梁氏早年求学至戊戌变法失败的期间（1891—1898年）；第二段为梁氏逃亡日本期间（1898—1912年）；第三段是辛亥革命成功后梁氏回归国内参与政治活动（1912—1918年）；第四段是梁氏自欧游回国后一直到其去世为止（1918—1929年）。
其中前二段可谓梁启超早年佛学思想成型时期，而第一段则是他接触清末维新同志学佛思想最多亦最活跃的时期，第二段是他在日本流亡时对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同治思想的冷静反思与总结；至于后二段则是进入民国后他对佛教的兴趣和研究，尤以第四段基本上是他转入学界后在书斋所进行的学术研究。这前后几个时期中梁启超的佛学思想变化很大，难以笼统言之。
但是，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一个标杆式的人物，却体现了一股奇怪的历史潮流：
清末维新人士不愿“全盘西化”，又面临“学问饥荒”，试图找寻一个“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术理论。于是他们多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梁启超在其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把佛学作为晚清思想界的一条“伏流”，他从龚自珍、魏源谈到康有为、谭嗣同，乃至章炳麟，都喜好谈论并推奖佛教，包括他自己，“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此中列举的都是晚清思想界荦荦大者，其实，清末维新人士中因学佛而著名者尚有不少，诸如唐才常（字绂丞，1867—1900年）、汪康年（字穰卿，1860—1911年）、夏曾佑（字穗卿，1863-1924）、宋恕（字燕生）、孙宝瑄（字仲愚）等，他们也都与佛学有密切关系。诸君子既倡维新，又相与鼓吹、相互影响而促成一种学佛的风气以至思潮，基本上形成清末的一个思想共同体，尽管这只是一种“伏流”，但惟其如此已令人感到暗潮汹涌的澎拜。
（四）
最为怪异的是：京城佛学风气的形成大概缘起于1894年甲午战败的刺激，因思想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崛起中“佛教隐为助力”，又认为西学之流行与佛理“暗合”。谭嗣同对佛学最初发生兴趣可能就是1895年前后他在从事维新变法运动时接触到京城诸佛学名士，如其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书信中他就谈到，“在京晤诸讲佛学者，如吴雁舟，如夏穗卿，如吴小村父子，与语辄有微契矣。”
这真糊涂之极！
大家知道，佛教是吃素的、戒杀的，“佛教亡国”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事实。
中国自从东汉传入佛教以来，无力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秦汉遗风，何况夏商周的局面。即使盛唐，也要仰仗少数民族的武力，结果导致安史之乱。两宋就不必说了，即使驱逐了鞑虏的明朝，还不是被鞑虏更深地卷土重来，死死地遭到满洲奴役了二百多年，三倍于元朝。这都是由于佛教瓦解了汉人的斗志。
不独汉人如此，就是彪悍的西藏人和蒙古人，接受了佛教之后也是懦弱不堪，甚至比汉人尤甚。至于在萨满教之下横遭中国的满清，两百年后也变成了东亚病夫，因为它们的雌性首领竟然自称了“老佛爷”。
叶赫那拉氏的“西太后”扮演观音，不是巧合，而是清末的潮流！
她的政治反对派梁启超，却与佞佛的意义上与她同步：难怪有的学者指出，梁启超与佛教的相遇，很难从他的个人内发的精神史上明确其关联。但可以认为他是以师友交往及读书与佛教相遇的。师从康有为和结识谭嗣同，开始使梁启超与佛教进行了知识的交流。康有为的《大同书》固然与公羊学、“西学”关系密切，但和佛教的“众生平等”说似乎也不无关系。谭嗣同在《仁学·自叙》中提出“冲决网罗”的口号，就是从佛家的“无我”说中引申出来的。因此说梁启超在师友们的影响下，也日益热心于佛学。
这是一个多么怪诞的亡国交响曲：想用吃素的佛教去对抗外来侵略！
这怎么可能成功呢？
（五）
学习佛教文明，本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志业。清末，第二期中国文明已死，第三期中国文明开启。
第三期中国文明是以学习基督教文明为志业的。结果清末民初的人物不此之图，反而掉头佞佛，这怎能不是一桩倒行逆施呢？又怎么可能不让中国历史陷入重大挫折呢？
【047、“两个一百年”全是空的】
网文《两个一百年》报道：
“两个一百年”（Two Centenary Goals）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策目标。根据中共十九大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两个一百年”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即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即2049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内容
“两个一百年”分别指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在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上升一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第二个一百年从2020年开始，中国将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二个一百年分两个为期15年的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于2035年开始，中国将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两个一百年
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此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均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了强调和安排。2012年，中共十八大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向中国人民发出了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号召。“两个一百年”自此成为一个固定关键词，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擘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首次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强调“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二0一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提到“我们已经朝着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今后要继续努力奋斗，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再次强调“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谈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时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习近平提出，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具体内容
第一个一百年，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二个一百年，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指引方向
当下的中国，不仅坚持稳中求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亚投行开业，从打造中非合作升级版到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所有的宏大战略，都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奠定着坚实基础。
习近平曾这样详解：“中国人民要过上美好生活，还要继续付出艰苦努力。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此，我们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既定目标。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期限将近。在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即将开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得到树立，中国将以发展理念创新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012年11月29日，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表示：“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习近平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两个一百年”与中国梦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习近平指出：“为了实现中国梦，我们确立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两个一百年”将如何引领人民前行？习近平指出：“这是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一目标，既是中华民族的宏伟目标，也把每个人、每个家庭、各方面群众的愿望和利益结合起来了。”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我们坚定信念、真抓实干，不断把蓝图化为现实。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落实十九大报告作出的各项战略安排，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收官和开局并举，承前与启后交替，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归根到底靠实干苦干、靠开拓进取。只有撸起袖子加油干，瞄准目标不停干，才能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朝着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社会反响
在历次出访中，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两个一百年”，向世界详解中国的奋斗目标，激发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共鸣。
在对荷兰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之际，习近平在荷兰《新鹿特丹商业报》发表署名文章称：“当前，中国正在朝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前进，欧盟也在加紧推进‘欧洲2020’战略。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是中国人民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也是欧洲人民共同愿望。我们愿意同欧洲各国一道，深化互利共赢合作，共享机遇，共创繁荣。”
一次次出访、一场场交流，习近平总是与当地国情相结合，强调中国将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各国人民更好实现自己的梦想。这让中国在世界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就这样，与中国梦总是连在一起、相辅相成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迸发出强大吸引力。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每一次都会对中国产生新的体验。基辛格说，现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期。40多年前自己绝不相信中国能发展成现在的样子，而几十年之后，相信中国一定能实现这一目标。
网文《什么是两个一百年》报道：
两个一百年是“两个一百年”是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于十八大中提出的奋斗目标。分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梦的第一个宏伟目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梦的第二个宏伟目标。
两个一百年与中国梦的关系
“中国梦”与“两个一百年”，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确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前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绘制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这既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百年期盼，实际上也描绘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同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也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水平将登上两个新台阶，为“中国梦”的实现铺平道路。可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
“中国梦”是远景，“两个一百年”则是近景。远景“中国梦”是我们党90多年奋斗历程的现实接续，承载了我们美好的希冀和追求；而近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则为13亿中国人民勾勒出远景“中国梦”的美好蓝图，两者交相辉映，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其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近景是绽放远景“中国梦”的崭新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愿景，则是实现“中国梦”的梦圆时刻。
“中国梦”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表现形式，着重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目标、精神追求。“中国梦”是既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又融入个人和家庭元素的梦；是既蕴藏在每个人心中，又激励每个人孜孜追求的梦；是既宏大振奋，又温馨实际的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中国梦”的具体内容。
谢选骏指出：“两个一百年”的始作俑者似乎不知道“中国仍处内战状态”这一国情！我认为，这样中国的百年内战尚未，别说“两个一百年”全是空的，就是在多加几个一百年也是空的！1、从“国家”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就是祸国殃民的一百年；从民族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能够成立100年，那也是阶级斗争、民族相残的一百年——他们都是血腥的，这是他们唯一的“不空”？
【048、“灵机一动”的生物基础】
《前所未知：脑神经元之间竟可以无线通讯》（2020年05月20日 煎蛋网译自 sciencealert）报道：
科学家认为，他们发现了一种以前未知的神经通讯形式，可以在大脑组织中自我传播，并且是无线地从一个大脑组织部分的神经元跃迁到另一部分——即使已经通过外科手术将神经元之间的物理连接切断了。
这一发现始于2019年2月，是一种与传统认知的机制无关的神秘过程(如突触传递，轴突运输和间隙连接)。凯斯西储大学的神经和生物医学工程师多米尼克·杜兰德(Dominique Durand)解释说：“除了这是一种全新的神经通讯方式外，我们基本上一无所知。”在此之前，科学家们已经知道，除了已有大量研究的连接方式(如突触传递)外，神经通讯还涉及更多的内容。例如，研究人员数十年来一直知道，大脑表现出缓慢的神经振荡波，我们不清楚其目的，但是当我们睡觉时就会出现在大脑皮层和海马中，因此被认为在巩固记忆中发挥作用。
艾伯塔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克莱顿·迪金森(Clayton Dickinson)解释说：“这种输入和输出解耦的缓慢网络节奏在功能上的相关性仍然是一个谜。但是，首先要阐明引起它的细胞和细胞间机制，这可能更容易解决。”为此，杜兰德和团队研究了从断头小鼠身上提取的海马切片中的脑电波的慢周期活动。他们发现缓慢的周期性活动会产生电场，进而激活邻近的细胞，从而构成一种没有化学突触传递或间隙连接的神经通讯形式。杜兰德说：“我们很早就知道了这些波，但是没人知道它们的确切功能，也没人相信它们会自发地传播。我一直在研究海马体——它本身只是大脑的一小部分——已有40年了，这让我感到惊讶。”
这种神经活动实际上可以通过施加弱电场来调节(增强或阻止)，并且与另一种被称为“神经耦合”的细胞通讯方法类似。他们最激进的发现是，当这两部分保持紧密的物理距离时，这些电场可以越过被切断的大脑组织中的完整间隙激活另一部分的神经元。如果您认为这听起来十分怪异，那不用担心，你不是唯一的一个。《生理学期刊》的审查委员会坚持要求，在论文发表前，重现实验结果。杜兰德说：“令人瞠目结舌，对我们以及迄今为止我们所告知的每个科学家而言，他们都难以置信。但是自从实验开始以来，我们每轮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
要弄清楚这种怪异的神经通讯形式是否正在人脑中发生，还需要进行大量研究，更不用说解码它的确切功能了，但是目前，我们已经做出了令人震惊的科学发现。
谢选骏指出：这里似乎展示了“灵机一动”的生物基础，但是没有揭示“灵机一动”的灵性基础——因为它没有提出比人更高的存在或超存在。
【049、“另类事实”并不“矛盾”】
网文《美影院联映1984 反批川普另类事实》说：英国共产党叛徒乔治·奥韦尔的小说「1984」电影版2017年4月5日在美国各地近200间独立电影院上映，活动主办者表示，他们是基于对抗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的立场，放映这部描述反乌托邦未来的电影。
联邦影院（United State of Cinema）在美国44州安排这次1日限定的放映活动，他们表示，这次活动是为「对我们最基本的价值采取坚定立场：言论自由、对我们人类同伴的尊重，以及没有像是『另类事实』这种东西的单纯真理」。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NBC News）与路透社报导，这部电影也在加拿大的5个会场播放，英国、瑞典与克罗埃西亚也各有1个放映会场。
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在1949年出版的这本名著，1月重回美国畅销书榜上，书中描述「老大哥」政府监视自己的人民，强迫他们接受「双重思想」，或要他们同时接受相互矛盾的事实。
电影版「1984」在1984年首次上映，由已故英国影星约翰赫特（John Hurt）与李察波顿（Richard Burton）主演。
住在纽约的佛里格纳（Laura Fliegner）与丈夫前往曼哈顿林肯中心电影协会（Film Society of Lincoln Center）下午场次观影，她说：「我们认为这传递了1项讯息。再去看1次这部电影，提醒我们自己，当你顺应险坡（slippery slope）会发生的状况。」
电影结束后，佛里格纳在离场前表示：「这一切令人相当感到寒心。」协助安排林肯中心放映电影及之后座谈会的芮波德（Nicolas Rapold）表示，他预估在这个地点提供免费观影的3个场次，至少各有100人到场。
由于白宫资深顾问康威（Kellyanne Conway）使用「另类事实」一词，为川普就职典礼观礼人数争议辩白，这部英国小说1月再版贩卖，在出版数十年后又掀起风潮。
所谓“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是美国总统唐纳·川普的总统顾问凯莉安·康威在2017年1月22日接受Meet the press访问时为白宫新闻发言人辛·斯派塞对唐纳·川普总统就职典礼上参加人数的不实说法辩护所用的词语。当时她当她被主持人查克·托德追问解释为何斯派塞说出很容易证伪的谎言时，康威声称斯派塞是在给出“另类事实”。托德回应，“另类事实不是事实，而是虚假。”
康威使用“另类事实”一词来描述明显的谎言的行为，虽然她旨在表达亦有很多人观看总统川普的就职典礼，但她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嘲弄，并被记者和媒体组织尖锐批评。这一说法被广泛认为是“奥威尔式”的；由于她的卖力表演，仅仅四天以后，到2017年1月26日，《一九八四》一书的销量已经猛增了9, 500%， 成为了亚马逊上的第一畅销书。
2017年1月21日，美国总统唐纳·川普的发言人辛·斯派塞在川普上任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主流媒体对于2017年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人数报导不实，因媒体以较大篇幅报导突显巴拉克·欧巴马2009年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参加人数远大于2017年的就职典礼，史派瑟则称观众“史上最多”。
2017年1月22日，康威在NBC的查克·托德的节目 Meet the press 中当主持人询问史派瑟为何说谎时表示“不要对这件事过度戏剧化渲染”并称发言人只是“提供另类事实，典礼的人数无法被证实与计算”，之后更说“因为媒体不断针对因此他们才必须提供另类事实以净化整个新闻界的氛围”
而康威也在后来告诉CNN记者是川普指示史派瑟说的，总统川普则在中情局抱怨媒体的偏颇报道，且有消息指出川普对于两次就职典礼空拍图的对照感到非常愤怒。
谢选骏指出：其实，川普、康威、史宾塞都有道理，因为谎言一经说出，岂不也已成为一个事实？正如“思想就是行动”、“言论就是行动”的道理一样。
在这种意义上，“双重思想”也是思想，相互矛盾的事实其实并不矛盾——它们都在构成人类认知的世界。
这正如谢选骏《“矛盾”只是思想的死角——“矛盾”还是一种新式武器》所说的：
应该从“阴阳调和的角度来看到“矛盾”，而不是从“对立统一”的角度来看待“矛盾”，如此，便能发现：“矛盾”是一种新式武器，而不是夸夸其谈与“自我冲突”。
事物的“矛盾”是不存在的——千古矛盾死结仅仅出自《韩非子》的误导。因为那天下无敌的矛与盾，是联为一体的，而《韩非子》却把它们分开了。就谢选骏而言，矛头是盾牌之执手，矛头是盾牌之执手，故此天下无敌之矛盾可以无坚不摧、无锐可敌。
这对矛盾之所以能够天下无敌，恰恰在于它们是组合在一起的，因此成为举世无双的新武器。而《韩非子》并不懂得这一点，结果把它们拆分开来了，既然拆分开来了，就不再构成举世无双的新武器了。
具体说在《韩非子·难一》——
楚人有鬻①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②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注释]①鬻（yù）：卖；②陷：穿透。
自相矛盾，出自于《韩非子·难一》，一则成语故事。描述的是：在战国时期，楚国有个卖矛和盾的人，他先夸耀自己的盾很坚硬，说：“无论用什么东西都无法破坏它！”然后，他又夸耀自己的矛很锐利，说：“无论什么东西都能将其破坏！”市场上的人质问他：“如果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它们将怎么样？”那个人无法回答。众人嘲笑他。无法被刺穿的盾牌和没有刺不破盾的长矛，是不可能共同存在的。此人无以对答。后因以形容行事或言语前后不统一。也指不连贯的性格或心情。语出《韩非子·难一》：“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后来讽刺那些言行不一致，前后不协调的人。
谢选骏指出：鬻者之所以“弗能应也”，并非无以对答，而是不想对外行泄露新武器的秘密。
无法被刺穿的盾牌和没有刺不破盾的长矛，不仅不是“不可能共同存在的”，而是恰恰必须“共同存在”的。所以“行事或言语的前后不统一”，只对外行存在，对内行并不存在。
解开了矛盾死结，就是思想的秘密武器。
外行不懂这些，而大谈特谈所谓的“矛盾论”与“实践论”，结果只能用伪劣产品祸乱天下，在技术革新上莫衷一是。
“矛盾”只是思想的死角，而对于懂得思想主权的头脑来说，死角并不存在。
谢选骏就这样解开了矛盾的千古死结。
……
因为，这是思想的主权。
【050、满清灭亡于“满汉全席”——盛宴不一定要被吃掉才算是好的】
满汉全席，清朝时期宫廷盛宴。既有宫廷菜肴之特色，又有地方风味之精华；突出满与汉族菜点特殊风味，烧烤、火锅、涮涮锅几乎不可缺少的菜点，同时又展示了汉族烹调的特色，扒、炸、炒、熘、烧等兼备，实乃中华菜系文化的瑰宝和最高境界。满汉全席原是清代宫廷中举办宴会时满人和汉人合做的一种全席。满汉全席上菜一般至少一百零八种（南菜54道和北菜54道），分三天吃完。满汉全席菜式有咸有甜，有荤有素，取材广泛，用料精细，山珍海味无所不包。
满汉全席号称菜点精美，礼仪讲究，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独特风格。入席前，先上二对香，茶水和手碟；台面上有四鲜果、四干果、四看果和四蜜饯；入席后先上冷盘然后热炒菜、大菜，甜菜依次上桌。满汉全席，分为六宴，均以清宫著名大宴命名。汇集满汉众多名馔，择取时鲜海味，搜寻山珍异兽。全席计有冷荤热肴一百九十六品，点心茶食一百二十四品，计肴馔三百二十品。合用全套粉彩万寿餐具，配以银器，富贵华丽，用餐环境古雅庄重。席间专请名师奏古乐伴宴，沿典雅遗风，礼仪严谨庄重，承传统美德，侍膳奉敬校宫廷之周，令客人流连忘返。全席食毕，可使您领略中华烹饪之博精，饮食文化之渊源，尽享万物之灵之至尊。
起源简介
满汉全席起兴于清代，是集满族与汉族菜点之精华而形成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华大宴。乾隆甲申年间李斗所著《扬州画舫录》中记有一份满汉全席食单，是关于满汉全席的最早记载。
满汉全席以东北、山东、北京、江浙菜为主。世俗所谓“满汉全席”中的珍品，其大部分是黑龙江地区特产（或出产）：如犴鼻、鱼骨、鳇鱼子、猴头蘑、熊掌、哈什蟆、鹿尾（筋、脯、鞭等）、豹胎以及其他珍奇原料等。后来闽粤等地的菜肴也依次出现在巨型宴席之上。南菜54道：30道江浙菜，12道闽菜，12道广东菜。北菜54道：12道满族菜，12道北京菜，30道山东菜。
清入关以前，宫廷宴席非常简单。一般宴会，露天铺上兽皮，大家围拢一起，席地而餐。《满文老档》记：“贝勒们设宴时，尚不设桌案，都席地而坐。”菜肴，一般是火锅配以炖肉，猪肉、牛羊肉加以兽肉。皇帝出席的国宴，也不过设十几桌、几十桌，也是牛、羊、猪、兽肉，用解食刀割肉为食。清入关后，情景有了很大的变化。六部九卿中，专设光禄寺卿，专司大内筵席和国家大典时宴会事宜。满清刚入关时，饮食还不太讲究，但很快就在原来满族传统饮食方式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原南菜(主要是苏浙菜)和北菜(鲁菜)的特色，建立了较为丰富的宫廷饮食。
据《大清会典》和《光禄寺则例》记，康熙以后，光禄寺承办的满席分六等：一等满席，每桌价银八两，一般用于帝、后死后的随筵。二等席，每桌价银七两二钱三分四厘，一般用于皇贵妃死后的随筵。三等席，每桌价银五两四钱四分，一般用于贵妃、妃和嫔死后的随筵。四等席，每桌价银四两四钱三分，主要用于元旦、万寿、冬至三大节贺筵宴，皇帝大婚、大军凯旋、公主或郡主成婚等各种筵宴及贵人死后的随筵等。五等席，每桌价银三两三钱三分，主要用于筵宴朝鲜进贡的正、副使臣，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的贡使，除夕赐下嫁外藩之公主及蒙古王公、台吉等的馔宴。六等席，每桌价银二两二钱六分，主要用于赐宴经筵讲书，衍圣公来朝，越南、琉球、暹罗、缅甸、苏禄、南掌等国来使。光禄寺承办的汉席，则分一二三等及上席、中席五类，主要用于临雍宴文武会试考官出闱宴，实录、会典等书开馆编纂日及告成日赐宴等。其中，主考和知、贡举等官用一等席，每桌内馔鹅、鱼、鸡、鸭、猪等二十三碗，果食八碗，蒸食三碗，蔬食四碗。同考官、监试御史、提调官等用二等席，每桌内馔鱼、鸡、鸭、猪等二十碗，果食蔬食等均与一等席同。内帘、外帘、收掌四所及礼部、光禄寺、鸿胪寺、太医院等各执事官均用三等席，每桌内馔鱼、鸡、猪等十五碗，果食蔬食等与一等席同。文进士的恩荣宴、武进士的会武宴，主席大臣、读卷执事各官用上席，上席又分高、矮桌。高桌设宝装一座，用面二斤八两，宝装花一攒，内馔九碗，果食五盘，蒸食七盘，蔬菜四碟。矮桌陈设猪肉、羊肉各一方，鱼一尾。文武进士和鸣赞官等用中席，每桌陈设宝装一座，用面二斤，绢花三朵，其他与上席高桌同。
当初，宫廷内满汉席是分开的。康熙年间，曾两次举办几千人参加的“ 千叟宴” ，声势浩大，都是分满汉两次入宴。
满汉全席其实并非源于宫廷，而是江南的官场菜 。据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说：“ 上买卖街前后寺观，皆为大厨房，以备六司百官食次：第一份，头号五簋碗十件——燕窝鸡丝汤、海参烩猪筋、鲜蛏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鲍鱼烩珍珠菜、淡菜虾子汤、鱼翅螃蟹羹、蘑菇煨鸡、辘轳锤、鱼肚煨火腿、鲨鱼皮鸡汁羹、血粉汤、一品级汤饭碗。第二份，二号五簋碗十件—— 鲫鱼舌烩熊掌、米糟猩唇、猪脑、假豹胎、蒸驼峰、梨片拌蒸果子狸、蒸鹿尾、野鸡片汤、风猪片子、风羊片子、兔脯奶房签、一品级汤饭碗。第三份，细白羹碗十件—— 猪肚、假江瑶、鸭舌羹、鸡笋粥、猪脑羹、芙蓉蛋、鹅肫掌羹、糟蒸鲥鱼、假斑鱼肝、西施乳、文思豆腐羹、甲鱼肉肉片子汤、茧儿羹、一品级汤饭碗。第四份，毛血盘二十件—— 炙、哈尔巴、小猪子、油炸猪羊肉、挂炉走油鸡、鹅、鸭、鸽、猪杂什、羊杂什、燎毛猪羊肉、白煮猪羊肉、白蒸小猪子、小羊子、鸡、鸭、鹅、白面饽饽卷子、什锦火烧、梅花包子。第五份，洋碟二十件，热吃劝酒二十味，小菜碟二十件，枯果十彻桌，鲜果十彻桌。所谓满汉席也。”
这是扬州“大厨房”专为到扬州巡视的“六司百官”办的。从文字资料分析，满汉全席应源于扬州。此种满汉全席集宫廷满席与汉席之精华于一席，后来就成为大型豪华宴席之总称，菜点不断地予以增添与更新，又成为中华美食之缩影。
六种宴席
蒙古亲藩宴
此宴是清朝皇帝为招待与皇室联姻的蒙古亲族所设的御宴。一般设宴天正大光明殿，由满族一、二品大臣坐陪。历代皇帝均重视此宴，每年循例举行。而受宴的蒙古亲族更视此宴为大福，对皇帝在宴中所例赏的食物十分珍惜。《清稗类钞*蒙人宴会之带福还家》一文中说：“年班蒙古亲王等入京，值颁赏食物，必之去，曰带福还家。若无器皿，则以外褂兜之，平金绣蟒，往往汤汁所沾，淋漓尽，无所惜也。
廷臣宴
廷臣宴于每年上元后一日即正月十六日举行，是时由皇帝亲点大学士，九卿中有功勋者参加，固兴宴者荣殊。宴所设于奉三无私殿，宴时循宗室宴之礼。皆用高椅，赋诗饮酒，每岁循例举行。蒙古王公等皆也参加。皇帝籍此施恩来拢络属臣，而同时又是廷臣们功禄的一种像徵形式。
万寿宴
万寿宴是清朝帝王的寿诞宴，也是内廷的大宴之一。后妃王公，文武百官，无不以进寿献寿礼为荣。其间名食美馔不可胜数。如遇大寿，则庆典更为隆重盛大，系派专人专司。衣物首饰，装潢陈设，乐舞宴饮一应俱全。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慈禧六十大寿，于光绪十八年就颁布上谕，寿日前月余，筵宴即已开始。仅事前江西烧造的绘有万寿无疆字样和吉祥喜庆图案的各种釉彩碗、碟、盘等瓷器，就达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余件。整个庆典耗费白银近一千万两，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千叟宴
千叟宴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期，是清宫中的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康熙五十二年在阳春园第一次举行千人大宴，玄烨帝席赋《千叟宴》诗一首，固得宴名。乾隆五十年于乾清宫举行千叟宴，与宴者三千人，即席用柏梁体选百联句。嘉庆元年正月再举千叟宴于宁寿宫皇极殿，与宴者三千五十六人，即席赋诗三壬余首。后人称谓千叟宴是“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
九白宴
九白宴始于康熙年间。康熙初定蒙古外萨克等四部落时，这些部落为表示投诚忠心，每年以九白为贡，即：白骆驼一匹、白马八匹。以此为信。蒙古部落献贡后，皇帝高御宴招待使臣，谓之九白宴。每年循例而行。后来道光皇帝曾为此作诗云：四偶银花一玉驼，西羌岁献帝京罗。
节令宴
节令宴系指清宫内廷按固定的年节时令而设的筵宴。如：元日宴、元会宴、春耕宴、端午宴、乞巧宴、中秋宴、重阳宴、冬至宴、除夕宴等，皆按节次定规，循例而行。满族虽有其固有的食俗，但入主中原后，在满汉文化的交融中和统治的需要下，大量接受了汉族的食俗。又由于宫廷的特殊地位，逐使食俗定规详尽。其食风又与民俗和地区有着很大的联系，故，腊八粥、元宵、粽子、冰碗、雄黄酒、重阳糕、乞巧饼、月饼等食品在清宫中一应俱全。
全席菜谱
满汉全席一共有108道菜式：
(一)蒙古亲藩宴
茶台茗叙 ：古乐伴奏、满汉侍女、敬献白玉奶茶
到奉点心 ：茶食刀切、杏仁佛手、 香酥苹果、 合意饼
攒盒一品 ：龙凤描金攒盒龙盘柱 （随上干果蜜饯八品）
四喜乾果：虎皮花生 、怪味大扁、 奶白葡萄、 雪山梅
四甜蜜饯： 蜜饯苹果、 蜜饯桂圆 、蜜饯鲜桃、 蜜饯青梅
奉香上寿：古乐伴宴、焚香入宴
前菜五品：龙凤呈祥、洪字鸡丝黄瓜、 福字红烧里脊、 万字麻辣肚丝 、年字口蘑发菜
饽饽四品：御膳豆黄、芝麻卷、金糕、枣泥糕
酱菜四品： 宫廷小黄瓜 、酱黑菜、糖蒜、腌水芥皮
敬奉环浆： 音乐伴宴、满汉侍女敬奉、贵州茅台
膳汤一品：龙井竹荪
御菜三品： 凤尾鱼翅、红梅珠香、 宫保野兔
饽饽二品： 豆面饽饽、 奶汁角
御菜三品： 祥龙双飞、 爆炒田鸡、 芫爆仔鸽
御菜三品： 八宝野鸭、佛手金卷、炒墨鱼丝
饽饽二品： 金丝酥雀、如意卷
御菜三品： 绣球乾贝、 炒珍珠鸡、 奶汁鱼片
御菜三品： 干连福海参、 花菇鸭掌 、五彩牛柳
饽饽二品：肉末烧饼、龙须面
烧烤二品： 挂炉山鸡、 生烤狍肉、 随上荷叶卷、 葱段、甜面酱
御菜三品： 山珍刺龙芽、莲蓬豆腐、草菇西兰花
膳粥一品： 红豆膳粥
水果一品： 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信阳毛尖
(二)廷臣宴
丽人献茗：狮峰龙井
乾果四品：蜂蜜花生 、怪味腰果、 核桃粘、 苹果软糖
蜜饯四品：蜜饯银杏、 蜜饯樱桃 、蜜饯瓜条、 蜜饯金枣
饽饽四品：翠玉豆糕、栗子糕、双色豆糕、豆沙卷
酱菜四品：甜酱萝葡、 五香熟芥、甜酸乳瓜、甜合锦
前菜七品：喜鹊登梅、 蝴蝶暇卷、 姜汁鱼片、五香仔鸽、 糖醋荷藕、 泡绿菜花、 辣白菜卷
膳汤一品：一品官燕
御菜五品：砂锅煨鹿筋、 鸡丝银耳、 桂花鱼条 、八宝兔丁、 玉笋蕨菜
饽饽二品：慈禧小窝头、金丝烧麦
御菜五品：罗汉大虾、 串炸鲜贝、葱爆牛柳、蚝油仔鸡、 鲜蘑菜心
饽饽二品：喇嘛糕 、杏仁豆腐
御菜五品：白扒广肚 菊花里脊 山珍刺五加 清炸鹌鹑 红烧赤贝
饽饽二品：绒鸡待哺 、豆沙苹果
御菜三品：白扒鱼唇、红烧鱼骨、 葱烧鲨鱼皮
烧烤二品：片皮乳猪、 维族烤羊肉、 随上薄饼、 葱段 甜酱
膳粥一品：慧仁米粥
水果一品：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珠兰大方
(三)万寿宴
丽人献茗：庐山云雾
乾果四品：奶白枣宝、 双色软糖、 糖炒大扁、 可可桃仁
蜜饯四品：蜜饯菠萝 、蜜饯红果、蜜饯葡萄、 蜜饯马蹄
饽饽四品：金糕卷、小豆糕、莲子糕、 豌豆黄
酱菜四品：桂花辣酱芥 、紫香乾、 什香菜、 暇油黄瓜
攒盒一品：龙凤描金攒盒龙盘柱 随上
五香酱鸡盐水里脊、 红油鸭子、 麻辣口条
桂花酱鸡 蕃茄马蹄、 油焖草菇、 椒油银耳
前菜四品： 万字珊瑚白、 寿字油焖大虾、 无字盐水牛肉、 疆字红油百叶
膳汤一品： 长春鹿鞭汤
御菜四品：玉掌献寿、明珠豆腐、首乌鸡丁 、百花鸭舌
饽饽二品： 长寿龙须面 、百寿桃
御菜四品： 参芪炖白凤 、龙抱凤蛋、 父子同欢、 山珍大叶芹
饽饽二品： 长春卷 、菊花佛手酥
御菜四品： 金腿烧圆鱼、 巧手烧雁鸢、桃仁山鸡丁 、蟹肉双笋丝
饽饽二品： 人参果、核桃酪
御菜四品： 松树猴头蘑、墨鱼羹、荷叶鸡、 牛柳炒白蘑
烧烤二品： 挂炉沙板鸡 、麻仁鹿肉串
膳粥一品： 稀珍黑米粥
水果一品： 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 茉莉雀舌毫
(四)千叟宴
丽人献茗：君山银针
乾果四品：怪味核桃 、水晶软糖、 五香腰果、 花生粘
蜜饯四品：蜜饯桔子、 蜜饯海棠、 蜜饯香蕉、 蜜饯李子
饽饽四品：花盏龙眼、 艾窝窝、 果酱金糕、双色马蹄糕
酱菜四品：宫廷小萝葡、 蜜汁辣黄瓜、 桂花大头菜、酱桃仁
前菜七品：二龙戏珠、 陈皮兔肉、 怪味鸡条 、天香鲍鱼 、三丝瓜卷、虾籽冬笋、 椒油茭白
膳汤一品：罐焖鱼唇
御菜五品：沙舟踏翠、 琵琶大虾、龙凤柔情、 香油膳糊肉丁、黄瓜酱
饽饽二品：千层蒸糕 、什锦花篮
御菜五品：龙舟鳜鱼、 滑溜贝球、 酱焖鹌鹑、 蚝油牛柳、 川汁鸭掌
饽饽二品：凤尾烧麦 、五彩抄手
御菜五品：一品豆腐、 三仙丸子 、金菇掐菜、 溜鸡脯、 香麻鹿肉饼
饽饽二品：玉兔白菜 、四喜饺
烧烤二品：御膳烤鸡、 烤鱼扇
野味火锅：随上围碟十二品
一品 ： 鹿肉片 、飞龙脯 狍子脊、 山鸡片、
野猪肉、 野鸭脯、鱿鱼卷 、鲜鱼肉、
刺龙牙、 大叶芹、 刺五加、 鲜豆苗
膳粥一品：荷叶膳粥
水果一品：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杨河春绿
(五)九百宴
丽人献茗： 熬乳茶
乾果四品： 芝麻南糖 、冰糖核桃、 五香杏仁、 菠萝软糖
蜜饯四品： 蜜饯龙眼、 蜜饯莱阳梨 、蜜饯菱角 、蜜饯槟子
饽饽四品： 糯米凉糕 、芸豆卷、鸽子玻璃糕、奶油菠萝冻
酱菜四品： 北京辣菜 、香辣黄瓜条 、甜辣乾 、雪里蕻
前菜七品：松鹤延年、芥末鸭掌、 麻辣鹌鹑、 芝麻鱼、腰果芹心、油焖鲜蘑蜜汁蕃茄
膳汤一品：蛤什蟆汤
御菜一品：红烧麒麟面
热炒四品：鼓板龙蟹、麻辣蹄筋 、乌龙吐珠、三鲜龙凤球
饽饽二品： 木犀糕 、玉面葫芦
御菜一品： 金蟾玉鲍
热炒四品：山珍蕨菜、盐煎肉、香烹狍脊、 湖米茭白
饽饽二品：黄金角 、水晶梅花包
御菜一品：五彩炒驼峰
热炒四品： 野鸭桃仁丁、爆炒鱿鱼、箱子豆腐、酥炸金糕
饽饽二品：大救驾、 莲花卷
烧烤二品： 持炉珍珠鸡、 烤鹿脯
膳粥一品： 莲子膳粥
水果一品： 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 洞庭碧螺春
(六)节令宴
丽人献茗：福建乌龙
乾果四品：奶白杏仁、 柿霜软糖、 酥炸腰果、 糖炒花生
蜜饯四品：蜜饯鸭梨 、蜜饯小枣、 蜜饯荔枝、 蜜饯哈密杏
饽饽四品：鞭蓉糕 、豆沙糕、 椰子盏、鸳鸯卷
酱菜四品：麻辣乳瓜片、 酱小椒、 甜酱姜牙、 酱甘螺
前菜七品：凤凰展翅、 熊猫蟹肉虾、籽冬笋 、五丝洋粉、 五香鳜鱼 、酸辣黄瓜、 陈皮牛肉
膳汤一品：罐煨山鸡丝燕窝
御菜五品：原壳鲜鲍鱼、 烧鹧鸪 、芜爆散丹、 鸡丝豆苗、 珍珠鱼丸
饽饽二品：重阳花糕 、松子海罗干
御菜五品：猴头蘑扒鱼翅、 滑熘鸭脯、 素炒鳝丝、 腰果鹿丁、 扒鱼肚卷
饽饽二品：芙蓉香蕉卷 、月饼
御菜五品：清蒸时鲜 、炒时蔬、 酿冬菇盒、荷叶鸡、 山东海参
饽饽二品：时令点心 、高汤水饺
烧烤二品：挂炉烤鸭 、烤山鸡、
薄饼、 甜面酱、 葱段 、瓜条、
萝葡条、 白糖、 蒜泥
膳粥一品：腊八粥
水果一品：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杨河春绿
报菜名里面的满汉全席：
版本一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儿、晾肉、香肠儿、什锦苏盘、熏鸡白肚儿、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罐儿野鸡、罐儿鹌鹑、卤什件儿、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蚂、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儿、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鲇鱼、锅烧鲤鱼、烀烂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儿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儿、卤煮寒鸦儿、麻酥油卷儿、熘鲜蘑、熘鱼脯、熘鱼肚、熘鱼片儿、醋熘肉片儿、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鳗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炒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儿、烩虾仁儿、烩腰花儿、烩海参、炒蹄筋儿、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木耳、炒肝尖儿、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炸飞禽。炸汁儿、炸排骨、清蒸江瑶柱、糖熘芡仁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儿、糟鸭、糟熘鱼片儿、熘蟹肉、炒蟹肉、烩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酿倭瓜、炒丝瓜、酿冬瓜．烟鸭掌儿、焖鸭掌儿、焖笋、炝茭白、茄子晒炉肉、鸭羹、蟹肉羹、鸡血汤、三鲜木樨汤、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氽丸子、鲜虾丸子、鱼脯丸子、饹炸丸子、豆腐丸子、樱桃肉、马牙肉、米粉肉、一品肉、栗子肉、坛子肉、红焖肉、黄焖肉、酱豆腐肉、晒炉肉、炖肉、黏糊肉、烀肉、扣肉、松肉、罐儿肉、烧肉、大肉、烤肉、白肉、红肘子、白肘子、熏肘子、水晶肘子、蜜蜡肘子、锅烧肘子、扒肘条、炖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清羔羊肉、五香羊肉、氽三样儿、爆三样儿、炸卷果儿、烩散丹、烩酸燕儿、烩银丝、烩白杂碎、氽节子、烩节子、炸绣球、三鲜鱼翅、栗子鸡、氽鲤鱼、酱汁鲫鱼、活钻鲤鱼、板鸭、筒子鸡、烩脐肚、烩南荠、爆肚仁儿、盐水肘花儿、锅烧猪蹄儿、拌稂子、炖吊子、烧肝尖儿、烧肥肠儿、烧心、烧肺、烧紫盖儿、烧连帖、烧宝盖儿、油炸肺、酱瓜丝儿、山鸡丁儿、拌海蜇、龙须菜、炝冬笋、玉兰片、烧鸳鸯、烧鱼头、烧槟子、烧百合、炸豆腐、炸面筋、炸软巾、糖熘饹儿、拔丝山药、糖焖莲子、酿山药、杏仁儿酪、小炒螃蟹、氽大甲、炒荤素儿、什锦葛仙米、鳎目鱼、八代鱼、海鲫鱼、黄花鱼、鲥鱼、带鱼、扒海参、扒燕窝、扒鸡腿儿、扒鸡块儿、扒肉、扒面筋、扒三样儿、油泼肉、酱泼肉、炒虾黄、熘蟹黄、炒子蟹、炸子蟹、佛手海参、炸烹儿、炒芡子米、奶汤、翅子汤、三丝汤、熏斑鸠、卤斑鸠、海白米、烩腰丁儿、火烧茨菰、炸鹿尾儿、焖鱼头、拌皮渣儿、氽肥肠儿、炸紫盖儿、鸡丝豆苗、十二台菜、汤羊、鹿肉、驼峰、鹿大哈、插根儿、炸花件儿，清拌粉皮儿、炝莴笋、烹芽韭、木樨菜、烹丁香、烹大肉、烹白肉、麻辣野鸡、烩酸蕾、熘脊髓、咸肉丝儿、白肉丝儿、荸荠一品锅、素炝春不老、清焖莲子、酸黄菜、烧萝卜、脂油雪花儿菜、烩银耳、炒银枝儿、八宝榛子酱、黄鱼锅子、白菜锅子、什锦锅子、汤圆锅子、菊花锅子、杂烩锅子、煮饽饽锅子、肉丁辣酱、炒肉丝、炒肉片儿、烩酸菜、烩白菜、烩豌豆、焖扁豆、氽毛豆、炒豇豆，外加腌苤蓝丝儿。
版本二
上面的是汉民菜谱的报菜名。因为马三立是回民，所以不方便说这段相声，但是这是基本功又必须说，所以马三立自创了一套清真菜的报菜名。这个本子如今已传到马三立长子马志明手里。
名现录贯口如下：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儿、晾肉、香肠儿。什锦苏盘儿、熏鸡白肚儿、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罐儿野鸡、罐儿鹌鹑、卤什件儿、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蚂、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儿、黄心管儿、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鲮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儿、麻酥油卷儿、卤煮寒鸦儿、熘鱼脯、熘鱼肚、熘鱼骨、熘鱼片儿、醋熘肉片儿、烩三鲜儿、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鳗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炒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儿、烩虾仁儿、烩腰花儿、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耳、炒田鸡，还有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什件儿、炒排骨、清蒸江瑶柱、糖熘芡仁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儿，后面儿还有红丸子、白丸子、熘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脯丸子、饹炸丸子、豆腐丸子、氽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烀肉、扣肉、松肉、罐儿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蜡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煨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氽三样儿、爆三样儿、烩银丝儿、烩散丹、熘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氽活鲤鱼、板鸭、筒子鸡！
烩长脐肚、烩南荠、盐水肘花儿、锅烧猪蹄儿！拌稂子、炖吊子、烧肝尖儿、烧连帖、烧肥肠儿、烧宝盖儿、烧心、烧肺、油炸肺，酱蘑饤、龙须菜、拌海蜇、玉兰片、糖熘饹炸、糖腌饯莲子、拔丝山药、拔丝肉，鳎目鱼、八代鱼、黄花鱼、海鲫鱼、鲥鱼、鲑鱼，扒海参、扒燕窝、扒鸡腿儿、扒鸡块儿、扒鱼、扒肉、扒面筋、扒三样儿，红肉锅子、白肉锅子、什锦锅子、一品锅子、菊花锅子、还有杂烩锅子！
菜肴做法
·几道“满汉全席”典型菜肴的做法
◇御龙火锅
[原料]带皮五花猪肉1公斤。大海米150克，水发干贝150克，粉丝150克，酸菜400克，水发黄蘑菇150克，熟火腿150克，水发香菇150克。
[调料选用]料酒40克，精盐2.5克，清汤1.5公斤，酱豆腐两块，韭菜花50克，香菜50克麻油、辣椒油、卤虾油各适量。
[制作及食用过程]
1.用水将带皮五花肉洗净，刮去细毛。用水将香菜洗净，切去根，切成2分长的段。用刀将水发香菇、水发黄蘑菇切成长1寸5分、宽6分、厚1分的片。将粉丝放入盆中，注入开水，浸泡10分钟，涨发好后捞出，剪成长约4寸的丝。用水将酸菜洗净，切去根，切成长1寸5分、宽8分的片。将大海米放碗中，注入开水浸泡20分钟。
2.锅中注入清水，放入猪肉，上火烧开，撇去浮沫，在火上煮至六成烂时捞出，控净水，稍凉后切成长2寸、厚1分的大薄片。
3.火锅中先放入粉丝和酸菜片，然后将猪肉片、干贝、大海米、黄蘑菇片、火腿片、香菇片间隔顺序地码在酸菜粉丝上，注入清汤，加入料酒、精盐对好口味，用炭火烧开，烧10分钟。
4.将酱豆腐放入小碗内，用凉开水研成卤状。将香菜末放入小盘内。将韭菜花、卤虾油、芝麻油、辣椒油分别放入小碗中，同白肉火锅一起上桌。
◇火烤羊肉串
[菜名][满汉全席]--火烤羊肉串
[原料] 羊后腿肉。
[调料选用]酱油、辣椒粉、椒盐、味精、麻油。
[制作及食用过程]
1、羊后腿肉切成长方片，取十根银钎，一根穿七块羊肉。
2、酱油内加调料拌匀
3、把羊肉平排加在微火上烤，随烤随将酱油刷在肉上，并撒上椒盐，3分钟后，带内呈酱红色，用同样的方法烤背面，两面刷上麻油即成。
◇金钱吐丝
[制作原料]
鲜虾350克,面包100克，面包少许，水发菜50克，猪肥肉50克，马蹄50克，鸡黄清1个,料酒10克，精盐1.5克，干玉米粉15克，花生油1公斤(约耗40克)，花椒盐2克。
[制作过程]
1.将鲜虾去头尾及外壳，挑去沙线，用水洗净；将马蹄拍碎，用刀剁成末；将鲜虾肉及猪肥肉用刀背砸成茸；将面包切成直径1寸分、厚1分的圆形片，其余剁成面包粉。
2.将虾肉茸和猪肥肉茸放入碗中，加入精盐、料酒、玉米粉搅拌上劲，再放入马蹄末、鸡蛋清搅拌成糊，用手挤成直径1寸的丸子，放在面包片上，四周用小刀抹齐。将切好的发菜旋转式地码在虾丸子上。将面包粉过细罗，然后将细面包末撒在虾托上面，用手压实。
3.坐煸锅，注入1公斤花生油，烧至六成热时下入虾托，炸至金黄色时捞出，控净油，放在盘中即成，连同花椒盐一起上桌。
◇双龙戏珠
[ 制作原料]黄豆芽,蜜糖,鲜嫩肉末
[制作过程]本作品制作复杂,要有耐心
先将黄豆芽的豆去掉,接着用较粗的针将每根黄豆芽穿孔,将鲜嫩肉末(猪肉最嫩的地方),放进去,(要有耐心),将黄豆芽爆炒,放进盆里,组成两条龙的形状,龙的眼睛是最重要的,画龙点睛,用红色的圆形蜜糖放在头部,加入鸡精就行。营养:黄豆芽可治疗口唇糜烂、口角发炎的病症,等。
其他说法
说法一
“满汉全席”规模庞大，莱肴丰盛，制作程序复杂，工艺颇为考究。该席桌博采烧烤、燕菜、鲍鱼、海参、鱼翅等高级席之精华；襄括点心中油、烫、酥、仔、生、发等六种面性；施展立、飘、剖、片等二十余种刀法；汇聚蒸、炒、烧、炖、烤、煮等烹技；辅助以冷碟中桥形、扇面、梭子背、一顺风、一匹瓦、城墙垛等十数种镶法；衬垫以规格齐全、形状各异的碗、盏、盘、碟等餐具于一席，可谓集烹饪技艺之大成。
“满汉全席”这一名称来源于一段相声。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和天津献艺的著名相声演员万人迷编了一段“贯口”词，罗列大量菜名，名为“报菜名”，颇受听众欢迎。30年代在北京与张傻子。高德名，绪德贵，汤瞎子一同登台表演的著名相声演员戴少埔擅长这个段子（戴少埔于40年代初逝世于天津），当时仍称这段贯口为“报菜名”。
说法二
“满汉全席”系官场筵席，始于清代，然正史阙佚，仅一些笔记文集有录，名曰：“满汉席”、“满汉大菜）。最初，官场中宴请嘉宾，先吃满菜席，再上汉菜席，谓之“翻台”，盖宾客中有满族和汉族，以适应不同饮食习惯之故。而“翻台”的结果，致使制作满席和汉席的厨师间相互展开竞赛，并汲取对方所长，以求席桌更为精美，嗣后，人们遂将两席的馔肴去芜存精拼一席，故有“满汉全席”之名。
菜单由来
久负盛名的名宴“满汉全席”原来就是这位九省疆臣、三朝阁老、一代大儒阮元所创制的。
这些文人雅士除了帮助阮元翻古纸、究仓籀、勒金石外，亦有佳肴小乐。加之内有名师主厨，外有雅士品味，此时的阮元在饮馔上也就不断花样翻新。他在两广总督任内曾以府菜为基础发展出一道席面，虽不及府菜规模，但也远远超出一般市面上的水平。由于这种席面能兼顾满汉人员的习惯，因此人们便称之为“满汉全席”。孔小姐下嫁阮元时，随孔小姐陪嫁过来的，还有四名厨师。这些厨师个个身怀绝技，深谙孔府烹饪之奥秘。阮元后来仕途一帆风顺，做到如他自书的门联那样：“三朝阁老，九省疆臣”。由于历任重臣，俸禄充裕，阮元重用着一大批清客幕宾。
由此可见，而今流传的“满汉全席”，便始自阮元。
谢选骏指出：阮元何许人也？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1789年成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1790年授翰林院编修。从上述纪年可以得知，满汉全席出现的时候，是满清的晚期，换言之，“满汉全席”与“满清灭亡”已经相距不远了。从此可以看出，盛宴往往是最后的晚餐。因为，盛宴不一定要被吃掉才算是好的。“全齐了”也就“全完了”。
【051、“矛盾”只是思想的死角——“矛盾”还是一种新式武器】
应该从“阴阳调和的角度来看到“矛盾”，而不是从“对立统一”的角度来看待“矛盾”，如此，便能发现：“矛盾”是一种新式武器，而不是夸夸其谈与“自我冲突”。
事物的“矛盾”是不存在的——千古矛盾死结仅仅出自《韩非子》的误导。因为那天下无敌的矛与盾，是联为一体的，而《韩非子》却把它们分开了。就谢选骏而言，矛头是盾牌之执手，矛头是盾牌之执手，故此天下无敌之矛盾可以无坚不摧、无锐可敌。
这对矛盾之所以能够天下无敌，恰恰在于它们是组合在一起的，因此成为举世无双的新武器。而《韩非子》并不懂得这一点，结果把它们拆分开来了，既然拆分开来了，就不再构成举世无双的新武器了。
具体说在《韩非子·难一》——
楚人有鬻①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②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注释]①鬻（yù）：卖；②陷：穿透。
自相矛盾，出自于《韩非子·难一》，一则成语故事。描述的是：在战国时期，楚国有个卖矛和盾的人，他先夸耀自己的盾很坚硬，说：“无论用什么东西都无法破坏它！”然后，他又夸耀自己的矛很锐利，说：“无论什么东西都能将其破坏！”市场上的人质问他：“如果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它们将怎么样？”那个人无法回答。众人嘲笑他。无法被刺穿的盾牌和没有刺不破盾的长矛，是不可能共同存在的。此人无以对答。后因以形容行事或言语前后不统一。也指不连贯的性格或心情。语出《韩非子·难一》：“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后来讽刺那些言行不一致，前后不协调的人。
谢选骏指出：鬻者之所以“弗能应也”，并非无以对答，而是不想对外行泄露新武器的秘密。
无法被刺穿的盾牌和没有刺不破盾的长矛，不仅不是“不可能共同存在的”，而是恰恰必须“共同存在”的。所以“行事或言语的前后不统一”，只对外行存在，对内行并不存在。
解开了矛盾死结，就是思想的秘密武器。
外行不懂这些，而大谈特谈毛畜所谓的“矛盾论”与“实践论”，结果只能用伪劣产品祸乱天下，在技术革新上莫衷一是了。
而在我看来，“矛盾”只是思想的死角，而对于懂得思想主权的头脑来说，死角并不存在。
谢选骏就这样解开了矛盾的千古死结。
【052、“贸易战”救了刘霞一命】
《迟来的自由 揭中共释放刘霞的真实目的》（2018-07-10 综合媒体）报道：
北京时间7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已搭乘班机离开北京，前往德国柏林，她的弟弟刘晖在微博上发文证实。刘霞好友、中国大陆作家余杰曾撰文表示，刘霞出身于中共高干家庭，曾任公职，却因追求自由而辞职，成为一名自由奔放的诗人。
综合媒体7月10日消息，刘霞当年为了名正言顺探望被劳改监禁中的刘晓波，苦苦向大陆官方争取结婚，这段被外媒形容为“超越劳改营”的爱情，感动了无数人。余杰曾在香港(专题)“开放杂志”撰文，谈到令国际社会动容的刘霞与刘晓波的爱情。文章指出，两人早在1980年代便认识。“那时，他们各自有家庭，第一次的认识并没有一见钟情”。刘晓波当时名满天下，身边簇拥着不少年轻漂亮的女子，当时曾说：“要在千百个女人的身上发掘不同的美。”
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刘晓波被关押20个月，被释放后，没了教职，家庭破碎，一无所有。文坛上万人瞩目的“黑马”就像坐云霄飞车般，从此陷入人生谷底。重回单身的两人这次相遇，开启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刘晓波1995年再度坐牢时，两人还只是恋人关系，中共当局借此阻止两人会面。刘霞却坚持“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旷日持久的争取结婚。最终由中国大陆公安部一名副部长批示同意，他们在1996年在大连劳动教养院中领取结婚证书。
刘晓波2009年被大陆官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徒刑。他当时以《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为题作为自我辩护时，特别提到自己20年来最幸运的经历，那就是得到刘霞无私的爱。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不久，刘霞就被居家软禁。长期的监禁，让刘霞罹患忧郁症。她曾在2010年向英国广播公司（BBC）说，她不被允许告知刘晓波任何关于被软禁的细节，所以只能跟刘晓波说“我过的生活和你相似”。
令人难过的是，当刘晓波离开人世时，刘霞拥有关于他的东西将会很少。刘霞说，刘晓波1996年10月8日到1999年10月8日接受劳改的3年里，联系两人的数百封信件在他们家被突击几次后全部消失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北京时间7月10日，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孀刘霞启程前往德国。观察人事分析指，北京最终答应让刘霞离开中国，可能与中国在应对中美贸易战时试图获得德国的支持有关。
德国之声中文网7月10日引述刘霞的好友、中国诗人野渡说，跟刘晓波去世一周年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应该还是跟一直以来各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分不开。
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7月10日引述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表示，中国政府此前不让刘霞出国，是“害怕她将关于刘晓波的真相公之于众”。报道称，刘霞的朋友、北京电影学者郝建6月初曾与刘霞一起吃饭。他表示，当时感觉到刘霞因为不确定自己和弟弟能否离开中国而十分紧张、焦虑。郝建说：“她情绪有的时候波动比较大，有时候突然很高兴，然后突然又很沮丧，突然就哭了。”郝建认为，离开中国对刘霞来说肯定是好事，但即使离开中国，她也没有完全的自由。“她肯定不会说刘晓波逝世前后的事情……因为她弟弟还在（中国），人质还在。”刘霞是诗人、画家，现年57岁。1996年与刘晓波结婚。自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刘霞事实上一直被中国当局软禁在家中，近年罹患严重忧郁症。刘霞上次公开露面是在中国当局监视下为刘晓波举行的葬礼上。
7月13日是刘晓波逝世一周年，在刘晓波逝世周年前3天，刘霞终于获准搭机前往海外。中国当局曾多次表示，刘霞是自由的，享有中国法律保障的所有权利。不过，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表示，刘晓波去世后，刘霞受到中国当局严密监视，只有经过当局同意和安排，才能会见家人和朋友，接听电话。德国政府曾公开表示，如果刘霞选择德国，随时欢迎她来。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也一直在为刘霞前往德国或欧洲第三国斡旋。在刘霞抵达德国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正在德国访问，前一天还与德国签署价值200多亿美元的交易。中国官员表示，李克强访问德国意在发出中德两大出口国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讯号。
背景报道：
迟来的自由：刘霞离开中国前往欧洲
来自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多家媒体引述数名消息人士的透露内容显示，中国最出名的一位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刚刚乘坐芬兰航空的班机离开了中国大陆的首都城市北京，前往欧洲，另据悉，其胞弟刘晖未能同行。而据传言，刘霞获准离境中国的决定，来自与此同时正在德国与该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会面的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的一个外交表态。
在丈夫刘晓波病逝后的这一年中，刘霞在与友人的电话中始终说她准备随时离开中国，但在此之前，她要求尽快离开的手段似乎总是被切断——这个最新动态很难不让人们想起即将到来的7月13日，那是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一年之前，这位离经叛道的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主人士在一家离其长期被关押的监狱距离不远的医院中病逝，享年61岁。临死时仍然是囚徒身份的刘晓波，曾在1989年的北京学生运动中备受瞩目，后来，他因为起草并传播了一份呼唤民主的宣言，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并于2010年在狱中得知了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讯息。
刘晓波的离开也引起了他的朋友们、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以及国际团体将注意力转向其同样命运坎坷的妻子，而刘霞长期受到软禁对待的困境，也引发了广泛同情和强烈的关注，此前刘霞一直住在北京的家中，一直处于警方的监视之下。
自那以后，全球各界人士纷纷施压和发声，要求北京当局释放刘霞。而在断断续续被媒体刊登的，来自这位中国妇女一次次在与友人通话时嘶哑的抽泣所宣泄着的绝望中，人们渐渐理解了她那句“死比活容易”所表达的处境是多么令人窒息。
针对刘霞获得的可以摆脱软禁和无孔不入的警察监视，让损害其健康的抑郁或许可以得到缓解的离境行为，事实上本应该早已发生，即使如今的消息值得很多人庆贺和欣慰，但它来得还是太迟了。长期以来，刘霞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痛处只会变相伤害到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渐受到国际社会重视、尊重乃至对其崛起程度和速度有些畏惧的良好情势，事实上，这个政党正在愈发积极地努力帮助它的14亿民众实现生活富足和复兴东方文明，它不该为这些负面问题受到拖累。
而即便有一类看待问题的取态，可能会不利于刘晓波夫妻二人的政治形象和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他们的赞誉及光环，但对刘晓波夫妇在政治层面的功过评价，到今仍然存在着众说纷纭的辩论，以及还需要经受历史维度的检视，但即便如此，多维新闻一直以来所倡导的观点认为，刘晓波夫妇还是不该遭此厄运，不论他们的主张是否适合于中国，也无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看待中国异见人士时是否有着天然的“好感”，他们夫妻二人都应是受中国宪法保护的公民，并毫无疑义地需要享有中国宪法承诺的言论表达权利。刘霞迟到的自由所带给中共的公关危机，令后者如今被广泛视为得不偿失，这个失疏教训或许会让共产党更能体会包容和尊重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这也是它在摸索未来可以更成熟地完全遵照宪法，来治理其广阔领土全部事务的执政改良道路上，尤其不可或缺的一课。
谢选骏指出：大家看的很清楚，其实是“贸易战”救了刘霞一命——这样，历史又回到了原点——在2002年共产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几乎没变都会释放人质，换取美国的最惠国待遇。自从2002年共产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马上开始从越南绑架头号反对派王炳章回国，并且判处无期徒刑，连王炳章的绿卡国加拿大也只能装聋作哑。以后这一趋势日益加剧。刘晓波人等误判了这一局势，所以枉送了性命。由此可见，信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共产党，多么地依赖西方的胡萝卜甜蜜。2002年，确实像我在1991年预测的那样，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历史时刻。这就是小布什总统对于美国的致命贡献，其实是致命攻陷。对此，共产党中国实际上授予了小布什一个“共产主义杰出人才贡献奖”——奖金就是他的布什家族在中国大陆开办的各种企业和生意。小布什果然知恩图报，不顾美国朝野反对，下台之前还临门一脚，风风光光地捧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然，克林顿夫妇和奥巴马总统对于中国的崛起也是功不可没的，都应该立功受奖——他们的家族也有大量的“在华生意”。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如此说来，刘霞理当“知恩图报”，出国以后就不再发言，以便完成“联合的交易”……“贸易战”救了刘霞一命，因为她已然成了一件商品！
【053、“美利坚合众囚”都带上“识别码”】
《美国在这场新冠危机中的对与错》（BBC 2020年4月2日）报道：
距美国确诊首例新冠病毒患者已过去两个多月。期间，疫情已蔓延到全美各地，超过20万人感染，近4000人死亡。美国现在是这场全球大流行病的“震中”，报告病例数超过病毒最初爆发地中国，以及受影响最严重的欧洲国家意大利。尽管公共卫生官员称，美国爆发疫情的高峰还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到来，但美国应对措施的缺陷及优势，已经很明显。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些。
错误之处——医疗资源供应短缺——口罩、手套、防护服和呼吸机。美国全国各地的医生和医院，尤其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都在争抢必要的物品，以帮助受病毒感染的患者并保护专业医疗人员。由于缺乏足够供应，医护人员不得不重新使用现有的卫生服，或自己制作临时用品。由于呼吸器的短缺，州政府官员担心他们将很快被迫进行医疗分级，临时决定谁能得到维持生命的救助，谁不能。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周二抱怨说，各州和联邦政府都在争夺设备，导致每个人都需要支付更多费用。“这就像在eBay上和其他50个州一起竞拍一台呼吸机，”他说。在美国疫情最严重的纽约，一些冷藏设施被临时用作停尸房。
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卫生政策和管理学教授杰弗里·列维（Jeffrey Levi）说，情况本不必如此。美国政府未能充分维持必要的物资储备以应对这样一场流行病。当如今危机属性变得明显时，行动又太迟缓。“我们浪费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提高个人防护设备的生产能力，并且从来没有充分利用政府权力来确保生产进行，”列维说。
迟到的检测——列维教授说，如韩国和新加坡等国采取的措施一样，尽早加大检测力度是控制新冠病毒爆发的关键。美国政府未能做到这一点，是导致后续并发症层出不穷的关键失败因素。“所有的大流行应对措施都依赖于对形势的认知——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以及在哪里发生，”列维说。没有这些信息，公共卫生官员基本上在盲目行动，不知道下一个病毒爆发点在哪儿。全面检测意味着可以识别和隔离受感染的病人，从而减少需要全州实行就地避难令的需求。这种命令已冻结了美国经济，导致数百万工人失业。
韩国面对疫情，采用了大规模检测的方法，这被认为非常有效。利维说，这次失败的责任完全在于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政府无视早在十多年前布什（George W Bush）担任总统时便制定的应对流感大流行的计划，也没有为公共卫生部门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这届政府的领导人却真的不相信政府，”利维说。“这的确阻碍了他们对联邦政府在这样一个时刻必须作出利用资源的反应的意愿。”数据，尤其是检测数据，证实了这一点。今年2月，美国政府只向少数几个美国实验室发送了初步检测结果，这存在缺陷。到3月中旬，当局承诺到月底至少进行500万次检测。然而，3月30日对总数的独立分析表明，目前只进行了100万次。这虽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但美国人口有3.29亿。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最初检测不足后进行了大量的补充检测，分析结果的实验室已经不堪重负，导致被检测个人需要推迟一周或更久时间才能得知自己是否感染病毒。
被“打脸”的信息和政治口角——在周二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对国人坦诚了一个严峻的前景。“我希望每个美国人都为未来的艰难日子做好准备，”他说。他的公共卫生顾问紧随其后，绘制了图表，预测即使在目前的缓解措施下，至少仍将有10万美国人死于该病毒。特朗普的言论与一周前的说法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前他表示，希望美国能够在4月中旬的复活节假期前重启商业活动。
今年1月和2月，随着疫情爆发重创中国制造业，并开始在意大利造成巨大损失，特朗普一再淡化其对美国的威胁。在最初几起美国病例出现后，特朗普和其他政府官员表示，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并将在夏天“像奇迹一样”消散。利维教授说，高层不持续的信息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流行病预防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有时你的信息确实会发生变化。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会收到一些反复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一定反映了科学的变化或实地发生的事情，而是反映了政治上的考虑。”特朗普还与一些民主党州长不和，他在推特上批评纽约州州长库莫，并贬损密歇根州的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他说，州领导需要“感谢”联邦政府。
保持社交距离的失败——佛罗里达的海滩上挤满了放春假的大学生、纽约居民挤满了地铁车厢、路易斯安那州的一所教堂继续接待数千人，尽管牧师托尼·斯佩尔因违反限制集会规模的命令而被刑事传讯。“我们认为，这种病毒有着政治动机，”斯佩尔对当地一家电视台说。“我们珍视我们的宗教权利，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都要集会。”在全美各地，有无数的例子表明，美国人没有听从公共卫生专业人士的呼吁，避免密切的社会接触。有时，他们受到地方和州政府官员的怂恿，后者不愿意下令关闭企业，让公民就地避难。
无惧疫情，美国大学生春假继续开派对——“如果我得了新冠病毒，那就得了吧，”一位佛罗里达的海滩游客在3月中旬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说。“在一天结束时，我不会让它阻止我参加聚会。”即使是出于善意采取的措施也可能产生不利后果。例如，纽约地铁等公共交通服务的缩减，可能导致火车和公共汽车更加拥挤。将学生送回家与家人团聚的大学可能是导致病毒传播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受感染的人会被送回尚未完全封锁的城市、社区和家庭。
特朗普禁止欧洲旅客进入美国的命令也缺乏明确性，例如，最初似乎既适用于美国公民也适用于外国公民。这导致机场人满为患，未经过筛查的被感染乘客可以很容易地将疾病传染给其他人。像这样的决定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不利于控制疾病在全国蔓延的努力——这相当于向已经肆虐的大火投掷汽油。
成功之处——经济刺激巨人——上周，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2万亿美元的新冠肺炎救济法案，其中包括向许多美国人直接支付现金、扩大失业救助，向各州、医疗设施和其它公共服务提供援助、向受打击最严重的行业提供支持，以及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如果这些企业避免裁员，就可以免除这些贷款。这是一项规模庞大的、破纪录的立法，是由国会中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及财政部长姆努钦（Steve Mnuchin）和其副手们谈判的结果。
失业中的美国青年：泪水、恐惧与不安——“这应该被视为一项生存法案，而不是一项刺激法案，”哥伦比亚大学的格拉茨（Michael Graetz）说。他是《狼在门口：经济不安全威胁及如何应对》（The Wolf at the Door: The Menace of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How to Fight It）一书的作者。“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喜欢或希望更好的东西，没有人会完全感到满意，但我认为从开始来看，这应该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他说道。格拉茨说，立法者面临的部分挑战是，目前美国工人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已经严重过时，这是一套由政府运营的拼凑项目，其福利和资格要求各异，不适合现代经济。国会试图在新冠病毒的立法中解决这一问题，确保自由职业者和零工经济工作者得到保障，并暂时补充现有的福利。“对很多人来说，这太少了，但这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他表示。“国会在启动这一进程时，在社会保障或安全网的坚实体系方面表现得非常薄弱，它可以在此基础上推进。”特朗普和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已经讨论了另一项援助法案，可能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和额外的医疗福利，这表明最近两党之间的合作只是一个开始。
研发能力——如果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国医疗体系中的一些缺陷，例如高昂的成本、全民医保的缺乏和无法承受冲击的供应链等，但它也可能最终凸显美国在药物研发和基础设施的实力。制药商和医学研究人员正急于了解更多关于这种病毒的信息，试图制定新的策略来战胜这一流行病。一家公司开发了一种新的快速检测方式，它几乎可以立即识别携带病毒的人，从而结束了目前的检测积压，并允许公共卫生官员快速识别新的疫情热点，做出隔离决定。
“疫苗和治疗进展的长期前景更加令人鼓舞，”列维说。“科学正在解决这些。”他补充说，正在研究治疗和治愈方法的制药公司从政府得到保证，他们的产品将有市场，他们的投资也将得到充分补偿。他说，问题是，今天所做的努力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有结果。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预计，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才能获得广泛的疫苗。目前公共卫生政策的目标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限制病毒对人类造成的伤害。
各州的领导——事实证明，将广泛权力下放给各州的美国联邦政府体制既是福也是祸。在好的时候，它允许地方领导人单独试验各种公共政策解决方案，测试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的最佳做法。然而，在致命的大流行病的情况下，步调不同的应对措施可能是不够的，并导致一些本可避免的死亡和经济混乱。“每个州长都在自己做决定，”列维说。“有些人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有些人则没有。”他指出，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和华盛顿州州长杰伊·英斯利（Jay Inslee）等人采取了早期措施，关闭学校并发布避难所令，导致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速度放缓。俄亥俄州州长迈克·德温（Mike DeWine）早期果断的举动也得到了许多方面的赞扬，当时一些人认为这些举动过于激烈。卫生官员说，美国大部分都市本会受到与纽约一样严重的打击。但他们说，这可能最终不会成为现实。
一些州正努力避免遭受纽约的命运，但是列维警告说，他们的努力可能会受到其他地方做得不够的拖累。“我们在美国遇到的问题是，”他说，“由于投资公共卫生的意愿不同，各州的应对能力差别很大。”“我们的保护取决于最弱的州。”
谢选骏指出：和美国地方自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央集权的中国大陆——
《盖茨点赞中国检测和隔离：非常有效，美国还处于无组织阶段》（2020-03-19 观察者网）报道：
针对特朗普所谓的“中国病毒”论，昨天（3月18日），比尔·盖茨也发话了：“我们不该这么叫！他们的检测和隔离做得很好，很有效。”
当地时间18日，盖茨在Reddit论坛上针对新冠疫情的防范和治疗问题，与网友进行了互动。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在中国病毒恶化之前，就从公共董事会的职位上退下来了？”
盖茨先是解释，他的退休与疫情无关，但这确实加强了他专注基金会工作的决心，也包括疫情相关的基金会工作。随后，他特意补充了一句：“我们不应该把这叫做中国病毒。”一位自称是韩裔美国人的网友立马声援，“我看到了很多针对亚洲人的仇恨犯罪、暴力行为和种族主义攻击，我很欣赏他的话。也没有人将‘痘病毒’称为白人病毒。”
盖茨还就一些疫情相关问题做出了详细的回答，多次赞赏了中国为抗疫所做的工作。有网友提问，疫情将会持续多久。盖茨认为，中国在检测和隔离上做得很好，有效阻止了病毒传播，但美国的检测现在还是无组织状态。“如果一个国家在测试和‘闭关’方面做得很好，那么6-10周之内他们就会看到病例下降，并且能够重新开放。”
还有人想知道，首波疫情过后会不会出现多波疫情“反弹”。盖茨表示，这取决于你如何处置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流，以及病毒测试的力度。“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疫情反弹幅度非常低，他们正在非常严格的边检隔离控制。如果我们做得好，反弹的数量也应该相当少……看起来，病毒测试和社交隔离可以将病例数降到较低水平。大多数发达国家应该能够实现低水平的感染，但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
帝国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按目前的防疫态势，将有140万美国人死亡，但全面的封锁将把死亡人数限制在几千人。有网友提问，该如何评价这个研究？
盖茨回答称，该项研究中的模型参数似乎过于负面，而中国的经验是他们所能获得的最关键数据。“他们采取了‘封锁’措施，并有效减少了病例数量。他们正在进行广泛的检测，尽管看到了一些反弹，但到目前为止数量并不多，他们避免了大范围的感染。”
此外，盖茨也针对美国的处境，提出了一些建议。他提醒美国民众保持冷静，进行2-3个月的社交隔离，并希望美国更好地组织新冠病毒检测工作，以中国和韩国为例。“1月份中国刚开始紧张起来的时候，就公开了病例情况……美国需要把检测系统组织起来，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发生了什么。”
盖茨除了对中国表示肯定外，也提供了不少实质性帮助。1月27日，盖茨基金会宣布提供500万美元紧急赠款，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此后，他又承诺投入最高1亿美元赠款，其中一部分用于直接帮助中国加速在药物、疫苗及诊断方法研发等方面的工作。
2月，盖茨专门致信习近平主席，赞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抗击疫情中的表现，表示将坚定支持中国打赢这场关键战役。习近平也给他回了信，感谢他和盖茨基金会对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支持，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协调、共同抗击疫情。
美国疫情的防控形势愈加严峻。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肺炎数据实时查询系统，截至美国东部时间3月18日晚11点，全美共确诊新冠肺炎病例9345例，死亡150例，康复106例。18日单日新增至少2769例。目前，全美50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皆有确诊病例。
谢选骏指出：比尔盖茨在发表上述谈话的时候，亮出了自己的一张照片，手持一张纸片，上面写着“WOKING FOROM HOME”，还画着一个房子，里面站着一个动画人物！房子里面一个人——这不是中文的“囚”字吗！难道，盖茨“点赞中国的检测和隔离”，说是“非常有效”，还说“美国还处于无组织阶段”……难道这个家伙想把美国也变成一个极权国家，把“美利坚合众国”变成“美利坚合众囚”吗？
《6次提到中国经验，盖茨给美国支了哪些招？）报道：（2020年03月28日 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
26日，比尔·盖茨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参加了CNN《全球市政厅》节目的录制。这是10多天来比尔·盖茨第三次就新冠肺炎疫情接受采访，就美国疫情遇到的困境、未来疫情的发展走向、药物研发进展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 中国经验值得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长达34分钟的采访，比尔·盖茨6次提到中国，并一再强调美国需要借鉴并严格遵循中国曾经实施的封锁措施。
比尔·盖茨：这次我们发现，经历过SARS的国家在这一次传染病防控中做得最好，他们在感染人数很少的情况下就作出了反应。好消息是中国采取了隔离封锁措施，非常严格，在封锁措施实施了六周之后，他们的措施仍然很严格，比美国做的最好的州还要严格。在经过六周这个周期后，他们目前已经逐渐重新开放了，总体感染人数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小了。这是非常好的消息。人们以此为范例，看中国的数据，看韩国的数据，他们实现了很好的控制。中国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现在中国的商店开门了，而世界其他地方的商店却关门了。全美都需要采取中国部分地区曾实施的封锁措施。严厉的封锁措施是能够避免大比例人口感染的。中国和韩国的例子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事实了。中国疫情防控经验确实被很多国家借鉴。对于当今处于疫情中心的美国来说尤为重要。盖茨遗憾地表示，“但凡美国有一丁点儿像那些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我们现在的情况都会好一些。”但当下他应当感到欣慰的是：在27日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话中，中方明确表示愿继续毫无保留同美方分享信息和经验，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2 检测一直都是核心问题
盖茨认为目前美国的新冠疫情检测非常混乱，政府未能有效承担公共卫生的责任。这也被认为是美国错失防疫最佳时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比尔·盖茨：说起新冠检测，（美国）现在是很多公司决定谁能够接受测试、谁不能。这非常混乱。公共卫生应该是政府的责任，而非私人机构。在美国，一些人没有任何症状但有条件每天做测试，而一些医护人员却没有途径测试。可能是由于检测的问题，很多地方其实有很多病例。比如纽约已经采取了措施，能够避免医疗系统的过载。全美都应该采取和纽约一样的行动。并不是说单纯地不让人在州与州之间流动，而是说要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人感染，除了封锁，还需要有相应的检验能力，尽早为检测出阳性的人诊治，才能阻断进一步传播。检测至关重要，是绘制疫情趋势曲线的数据来源，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信号，提醒我们隔离措施做得是否到位，或是我们何时可以减少措施。所以检测一直都需要，非常核心。
盖茨还提到，未来6到9个月的时间，可能会研发出一种新型检测试纸，灵敏度较好的话在家就可以测试，通过试纸的变化直接出结果。不过远水解不了近渴，现在的美国仍需快马加鞭地提升检测能力，确保病人被及时收治隔离。
3 全美封锁刻不容缓
当主持人问道，美国有的州县只有两三百病例，也需要封锁吗？盖茨认为，目前全美都需要。
比尔·盖茨：即使只有100个病例，如果不进行封锁，每天的感染人数将会增长33%，100例到1000例到10000例，如果不去阻止的话，增长的速度会很快。越早阻断越早封锁，疫情就更容易到达峰值。目前已经有部分地区已经封锁了，病例数量仍在增长，也许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峰值。虽然一些州显示只有一两百例，但人们会到处流动。所以基本上，全美都需要采取类似中国部分地区实施的封锁措施。我们现在进入了困难时期，如果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措施，我们只需要坚持6到10周，但必须全国统一步调，大幅提高检测数量，优先进行检测，来确保我们一次封锁隔离就能解决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死亡人数升高前解决医疗上的问题。我们肯定会遇到经济的问题，因此才要速战速决。各州县之间各自为政是行不通的，不严格执行封锁隔离的地区感染人数会指数级增长。
在描述冠状病毒时，盖茨说，由于这是呼吸道系统的人传人流行病，可谓“噩梦般的场景”，但也无需恐慌，只要采取有效措施，就可以有效控制。他多次提到美国的反应和很多国家相比混乱、缓慢，因此当下封锁行动刻不容缓。
4 认清现实 复活节前没法恢复商业
采访中，主持人不止一次问比尔·盖茨：针对4月美国就能够恢复商业的说法，很多卫生领域专家说不太可能，但他们不懂经济，民众不买账。您既了解经济，又懂公共卫生，您的建议呢？盖茨非常坚定地说，4月中旬恢复“完全不现实”。
比尔·盖茨：回到工作岗位并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这种封锁确实很痛苦，但很难说一周之后就可以去剧院了。因为你有可能会被感染或者感染别人。我怀疑即使你告诉大家他们应该买房子、买车、去餐厅，大家可能也不想去做。人们想要保护身边所有的人，保护父母。
从主持人的提问中可以看出，美国民众对长时间的封锁、居家隔离是有怨言和怀疑的。对此，盖茨说，美国的峰值远未到来，现在的封锁是为了拯救上百万人的生命，封锁执行得越彻底，生产生活恢复得就越迅速！他认为这么做，6到10周就有可能把疫情控制住。
5 不要慌张，努力改变自己的行为
在节目的最后，盖茨说了一段话送给处于疫情中的人们：现在是充满挑战的时刻，我们都在为生命的改变作出巨大努力，这些都是我们未曾预料过的。人们现在努力待在家中并减少必要的联系，这很了不起。人们在学习如何通过可视设备进行授课和接受教育，还为慈善机构和社区捐款，帮助那些无家可归、食不果腹的人们，这很了不起。我相信（感染病例）数字终会下降。会有一个时间点，可能10周，也可能更早，我们的生活终会回归正轨。确实，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如果做得不好，很可能意味着这个时间还会更长，甚至会重来一次。虽然一些变化看起来有些可怕，但不要慌张。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做好，改变自己的行为，防患于未然。
目前美国疫情十万火急。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3月28日上午6时40分左右，全美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1657例，确诊数居全球首位，死亡1581例。不得不承认，美国政府因前期决策失误错过了防疫的最佳时间。时不我待，希望美国能够抓住全球合作抗疫的第二个窗口期，立即行动起来，尽快控制住疫情。
谢选骏指出：看来没错，比尔盖茨正是想把美国也变成一个极权国家，把“美利坚合众国”变成“美利坚合众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控制疫情。再发展下去，他是否会要求所有的人都带上“识别码”，像纳粹标识犹太人那样来标识病毒携带者？这不是科幻，这已经在中国大陆实施了！
【054、“摩门教前主教”受审】
《“摩门教前主教”受审》2017-7-24报道：
61岁的温斯顿·布莱克莫尔被指控有24名妻子，另外他的某位前姐夫，今年53岁的詹姆斯·奥勒据称也已娶了四名女性。
他们都是耶稣基督末世圣徒原教旨教会（FLDS）的前主教。
这项 “一夫多妻制”的审判备受关注，也许这将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审判，它将考验加拿大宗教自由的边界。
在加拿大刑法第293条中，一夫多妻制属于非法行为。而布莱克莫尔的律师认为，将一夫多妻制定为犯罪行为侵犯了其当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如果罪名成立，两人将面临最高刑期5年。
今年春天，对他们的审判已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地区法庭开庭，进行两个半星期的审讯。
这两人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东南部，一个大约1500人的宗教团体，该团体成立于1946年。其成员是摩门教分离教派的一部分，摩门教原教旨教会是耶稣基督末世圣徒(FLDS)的原教旨教会，他们实行一夫多妻制已有70多年了。
2002年，布莱克莫尔被逐出了FLDS，接替他的便是奥勒。
该教派在美国有分支机构，包括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城、犹他州的希尔达尔在内，成员总共约1万名。一个世纪前，在禁止一夫多妻制之后，部分摩门教徒从主流摩门教教会脱离出来。据悉，FLDS教派的成员认为一夫多妻制是在死后获得回报的必要条件。
2011年，FLDS组织的前领导人沃伦·杰夫斯因性侵两名未成年少女而被德克萨斯州法院判处终身监禁。今年6月，他的弟弟莱尔·杰夫斯因在2016年逃离软禁而在南达科塔被捕，当时他正在等待与其他10位教派领导人一起对所谓的食品券欺诈和洗钱进行审判。美国和加拿大的有关部门已就建立针对FLDS领导者的案件展开合作。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加拿大皇家骑警提出大量指控关于涉嫌虐待儿童、强迫婚姻，以及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贩卖未成年新娘等方面。然而，加拿大的反一夫多妻制法律缺乏明确的证据，将此类案件成功诉讼非常困难。2011年，加拿大最高法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明确提出，支持加拿大的反一夫多妻法。
根据335页的裁决，法律是对宗教自由的合理限制。法官罗伯特·鲍曼提出“禁令的益处远远大于害处”，一夫一妻制婚姻制度是在“力图保护那些在一夫多妻制中看作是合理的许多伤害”。“许多伤害”包括对女孩的身体性创伤或性虐待，以及年轻男性的偏见。
皇后区大学的法学教授尼克·巴拉说，围绕宪法合法性的问题，以及几乎无法从参与教派的女性那里获得证据收集的支持，使得一个案例很难建立起来。巴拉教授预计，7月24日的判决将不仅在加拿大受到密切关注，而且在美国和欧洲也会受到密切关注。在美国和欧洲，围绕一夫多妻制的争论是一个重大问题。一夫多妻制在整个西方世界是非法的。
他说:“这是一个事关国家和国际意义的问题，很可能最终会落到加拿大最高法院。”
《娶25妻生145子 加拿大多妻制领袖终被判刑》（大洋网2017-7-26）报道：
布莱克莫尔被称为加拿大最著名的“一夫多妻主义者”，20多年来娶了25个妻子，生下145个孩子。
布莱克莫尔被称为加拿大最著名的“一夫多妻主义者”，也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原教主义社区邦廷富的领袖，20多年来娶了25个妻子，生下145个孩子。
多年来，加拿大执法部门多次起诉布莱克莫尔，双方进行了多轮交锋，布莱克莫尔仍逍遥法外，我行我素。7月25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最终以“一夫多妻罪”判决布莱克莫尔入狱5年。
经过12天的庭审，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25日判决“一夫多妻主义者”、原教主义社区邦廷富领袖布莱克莫尔入狱5年，罪名是“一夫多妻罪”或“宗教婚姻”。
前妻作证
根据法庭文件，布莱克莫尔在1990年~2014年间与24名女子建立了“夫妻结合关系”，法庭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教会院落获取了布莱克莫尔的婚姻文件和个人记录，证明了这些关系。
在法庭提供了长长一串妻子名单中，布莱克莫尔甚至做出了2处修改。
据报道，布莱克莫尔的前妻简·布莱克莫尔是指证布莱克莫尔的关键人物，她在法庭上作证称，布莱克莫尔曾告诉她，自己娶多名妻子是“遵从上帝的指示”。
“她是一个仔细的观察者，她的证词和法庭问答自然，没有经过排练，不偏不倚。”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多尼根说。
多年交锋
尽管庭审仅持续12天，但加拿大执法部门与布莱克莫尔的交锋已持续20多年。
61岁的布莱克莫尔是公开的“一夫多妻主义者”，是基本教义派耶稣基督末日圣徒教会的信徒，曾任该教会加拿大分支的领袖，带领一批信徒生活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邦廷富社区。
20多年来，布莱克莫尔娶了25个妻子，生下145个孩子，曾被媒体广泛报道。除了宣称“遵从上帝的指示”，布莱克莫尔还曾说自己从来没有主动追求过妻子们，她们自己找上门来想做他的妻子。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当局就开始调查布莱克莫尔，但由于未厘清加拿大“一夫多妻制”的法律界定，当局未对布莱克莫尔提出起诉。
2007年，布莱克莫尔再因“一夫多妻罪”被捕，后因特别检控官的指派不合程序而撤诉。“他们没日没夜追着我不放，我们又得开始一轮较量了。我第一轮打败了他们。”布莱克莫尔说。这个判决也促使政府下决心向法院讨个说法，要求他们裁定禁止“一夫多妻制”的法律是否违反宗教自由权利。
2011年，法院裁定“禁止‘一夫多妻制’符合宪法精神，并不侵犯宗教信仰自由”后，执法部门再次开展对布莱克莫尔的调查。2014年，布莱克莫尔又一次被控“一夫多妻罪”，调查和庭审持续至今，布莱克莫尔终被判刑。
邦廷富社区
邦廷富社区的英语字面意思是“富足”，布莱克莫尔等人意指自己居住在一个“富足”的小天地。此前，曾有媒体探访过该社区，根据媒体2009年的描述，社区大约由50户人家组成，居民都是基本教义派耶稣基督末日圣徒教会的教徒，布莱克莫尔是创始人和“村长”。
社区有自己的学校，但大部分人在15岁就开始到农场或木材厂工作。许多女孩刚到15岁就被迫嫁人，而且往往要嫁给65岁的老头。为减少男性竞争者，大部分男孩长大之后会被强行驱赶出家族。
当时，布莱克莫尔与22个妻子和103个子女共同居住在一幢大民宅里，据报道，这些妇女表面上相处得其乐融融，但事实上，为了吸引丈夫的注意，她们经常会争风吃醋，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暴力冲突。
摩门教不等于“一夫多妻”
基本教义派耶稣基督末日圣徒教会是从摩门教分离出来的教会，一说到摩门教，人们可能就会联想到“一夫多妻制”，但实际上，早在19世纪末，主流的摩门教已经否定“一夫多妻制”。
布莱克莫尔等人以宗教信仰为名义实行“一夫多妻制”，甚至娶15岁的未成年少女为妻，实际上侵犯了儿童和妇女的权利，违反了法律。
此前，基本教义派耶稣基督末日圣徒教会领袖、美国的杰夫斯已以“性侵未成年少女”的罪名被美国得克萨斯州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但据信他还在监狱内领导教会活动。
另一名加拿大“一夫多妻主义者”奥勒尔此次也和布莱克莫尔一起被起诉。奥勒尔从2002年开始接替布莱克莫尔担任教会加拿大分支的负责人，他被控娶5名妻子，其子女数不详。
娶25个老婆生145个孩子，是在“执行上帝对他的命令”？
《男子娶25个妻子生145个娃：执行上帝对我的命令》（原标题：加拿大男子娶25妻生145娃 或因重婚罪被判刑5年，来源：国际在线2017年7月25日）报道：
据英国《每日邮报》7月24日报道，加拿大前宗教领袖温斯顿·布莱克摩尔（Winston Blackmore）近日因为在25年间与25位妻子结婚而被判处重婚罪，或将面临5年监禁。
布莱克摩尔今年61岁，住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邦蒂（Bountiful）。他原本是“基本教义派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FLDS）的首领，该组织主张一夫多妻。他在过去25年间与25人结婚，一共生下了超过145个孩子。
这次布莱克摩尔被判有罪与他其中一位前妻简（Jane Blackmore）有关。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简在法庭上表示，温斯顿告诉她，自己与这么多妻子结婚，只是在“执行上帝对他的命令。”
这次庭审过程持续了12天，不过温斯顿受到重婚罪指控却已有数十年了。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政府就开始调查布莱克摩尔以及另一位重婚嫌犯，53岁的詹姆斯·欧勒尔（James Oler）。这两人共同属于“基本教义派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目前，两人的重婚行为都是板上钉钉的。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由于加拿大有关重婚的法律一度非常混乱，布莱克摩尔和欧勒尔长期以来都没有被起诉。
直到2011年，加拿大法院做出裁定，禁止重婚符合加拿大宪法规定，并且不违背其公民受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保护的宗教自由权。这之后，布莱克摩尔才被判有罪。
谢选骏指出：加拿大的法律这几十年不知道在干什么，一直悬而未决，可能为了“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做出垂死的挣扎？为摩门教辩护的人可以说，伊斯兰教可以娶妻四人，摩门教为何不能娶妻多人？“各为其主”既然可以，“各效其主”有何不可？但是，不要忘记了，摩门教并不具备伊斯兰教那样的“武力传教”的“实力”（一切实力，说到底无非是暴力，或是“作为软暴力的金钱”）。既然能够通过杀人来扩大影响和控制力量，那么相对而言，违法多妻也就不算特别地邪恶了。……但是我认为，即使摩门教不恶，摩门教也不善，因为它的教主没有像耶稣基督那样为人赎罪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他所说的，缺乏来自其生命的见证。他的善又怎能不是一种伪善呢？他又有什么权利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向信徒收受“十一奉献”的宗教税呢？难道是效法教皇和主教等神职人员吗？至于其他教派，虽也收受什一税，毕竟他们没有另立一本经书啊。那么，摩门教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呢？
（摘自《百论摩门教》，谢选骏全集九十二卷）
【055、“末位优化” 相当于“十一抽杀”】
《“末位优化” 京东将裁百名高管》（2019年2月21日 转载RFA）报道：
拥有十多万名员工的京东商城，近期宣布裁减高级管理人员
中国大型购物网站京东商城确认将在今年之内实行针对公司高管的“末位优化”，比例为10%，涉及约100名高管。在中国，所谓末位淘汰在互联网公司属于“潜规则”，包括阿里、华为在内的多家公司一直实行“末位淘汰”的政策。京东此次裁员折射出中国互联网经济正在出现转折。
拥有十多万名员工的京东商城，近期宣布裁减高级管理人员。关注网络购物平台的独立评论人王爱忠，本周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一般情况下，网络购物在中国非常活跃，而且呈现逐年上升之势，但是今年的情况却让人担忧：“在中国来说，像京东这样的网络购物网站，都已经开始裁员，说明民众的消费肯定在下降。那么就更不用说实体经济了，下降可能更为剧烈。标志着中国的整体消费呈现快速下降趋势。”
据《北京青年报》周三报道，在上周末举行的京东集团开年大会上，京东宣布2019年将末位淘汰10%的副总裁级别以上的高管。作为一家拥有近16万人的企业，目前，京东这个级别的高管预估在几十到一百人左右。去年底，京东曾传出“大面积裁员”的消息，当时京东表示这是谣言，并表示这是正常的人员流动和“末位优化”。
京东当时表示，正常的人员流动是每家公司都会遇到的常规情况，年底根据员工绩效考核开展末位优化也是公司的常规动作。京东每年定期都会针对所有人员开展绩效评价和人才盘点，对优秀人员给予更大的激励和更好的发展空间；对于绩效表现不符合要求的予以岗位调整和优化。
至于京东有多少副总裁以上高管，根据推算，京东旗下的事业部包括京东商城、京东到家、京东智能等，每个事业部都有一个高级副总裁负责，其下属的具体事业部则由副总裁负责，按此计算，京东旗下共有数十位或上百位该级别员工。据报，此次裁员，京东可节省的人力成本达一千万元以上。
网购行业也裁员证明整体内需疲弱
在中国互联网行业，末位淘汰被视为一种“潜规则”。“科大讯飞”在去年底就公开表示，公司正在进行年末业绩考评及末位淘汰工作，也同步为被优化员工提供转岗等人性化选项。在阿里巴巴、华为、滴滴、顺丰等公司，也一直实行“末位淘汰”制度，实行绝对考核，约10％的员工会被末位。此前，阿里巴巴按照绩效考核原则，将员工划分为3个档次，符合期望低于10％的员工成为被淘汰的对象。
独立评论人潘露对本台表示，近期互联网及不少企业裁员表明，中国四十年的经济增长已告一段落：“因为京东作为一家有近18万人的企业，它也是中国当下网络销售型企业的明星企业，裁员这么多高管，说明京东对去年取得的效益非常不满，这也客观反映当下中国的内需是严重不足的，经济大环境是惨淡的，经济下行压力是非常大的。”
2月19日，经济评论人秦鹏在推特写道，京东和滴滴大规模裁员，应该是白领大规模失业或未来恐慌紧缩开支，使他们的高速扩张严重受挫。 接下去还会有一大批。有员工披露，京东实际裁员，应该不止这数目，公司方还会用“优化”等借口解雇员工。有律师认为，企业采用“末位淘汰”的方式裁员，实际是违反《劳动法》，被裁员的劳动者可依据《劳动合同法》八十七条要求支付赔偿金。
谢选骏指出：所谓的“末位优化”其实是“末位淘汰”，就是把成绩不好的干掉。这个规定非常不人道，因为它没有具体指标，所以，成绩再好也总是会有人被干掉。这就迫使员工进行自残，比毛泽东的“劳动竞赛”还要恶劣，简直相当于罗马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十一抽杀”。
《古罗马军团酷刑：十一抽杀律》（2017-05-14 每日头条）报道：
十一抽杀律(英文：Decimation，拉丁文：Decimatio，decem的意思是“十”)是罗马军团中对叛乱或者大规模临阵脱逃的部队施以集体惩罚的一种手段。
采用十一抽杀律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部队中的恐慌与怯战心理，坚定士兵们作战的决心。但是事实上，十一抽杀律往往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由于士兵们直面其战友被自己人而非敌人屠戮，因而士气低落或者对自己的指挥官失去了信任。由于属于集体惩罚措施，十一抽杀律并不常用。
1、适用范围执行十一抽杀律的情况可能包括（视情况而定，并不是每次都执行）且不限于：叛乱、哗变 大规模溃败或临阵脱逃丢失军旗、军徽。
2、执行方式要被处以十一抽杀律的部队将被分为每10人一组进行抽签，被抽中者将被处死，方法通常是用石头砸死或者用棍棒打死。幸存者将只能在罗马军队驻地外过夜而不能受到罗马军队的保护。同时其口粮也不再是小麦，而变为了通常是用以喂食牲口的大麦。
执行十一抽杀律时，被处罚部队的全体成员都需要参与抽签，因此无论当事人的军衔或者之前获得过何种荣誉，也无论他们是否参与了叛乱或者从战场上逃脱，都有可能被选中而处死。
使用案例：
发生在公元前471年的罗马共和国的早期战争之一——罗马人与沃尔斯齐人的战斗，是现存最早有关十一抽杀律的文献记载之一。
在公元前71年，克拉苏又在于斯巴达克斯起义的战争中恢复了这一制度。有学者将战争的胜利归因于十一抽杀律的使用。据说他总共杀了约4000兵士，以表示“他比敌人更可怕”（阿庇安语）。
在对帕提亚作战中，马克·安东尼也曾下令执行过十一抽杀律。此外，凯撒也曾被传闻在对庞培的作战过程中对第9军团处以十一抽杀律，但这被认为是讹传，恺撒只是将其全部解散。
美剧斯巴达克斯第三季里面表现过古罗马人曾经使用过这种刑罚。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是很残酷的，作战军队要直接手持武器进行肉搏，除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士气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了保证军队的士气和战斗意志，制定军法制裁那些逃跑，作战不积极的将士就是理所当然的。在古罗马采用十一抽杀律，是罗马军团中对叛乱或者大规模临阵脱逃的部队施以集体惩罚的一种手段。
谢选骏指出：“末位优化” 相当于“十一抽杀”，而且更加残忍，因为这把战争手法运用到和平生活中来了！如此说来，厉行贯彻血汗工厂原则的中国，还真的有可能比肩罗马，在全球范围内创造统一的世界秩序？不然。不信看看“京东”的老板刘强东自己，已经变成什么样子的强奸犯了。
【056、“内卷化”是现代文明的唯一活路】
《说说“内卷化”现象，这现象在中国已经十分严重了》（芒格学院 2020-07-20）报道：
“内卷化”是什么意思？
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
内卷化效应就是长期从事一项相同的工作，并且保持在一定的层面，没有任何变化和改观。这种行为通常是一种自我懈怠，自我消耗。是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被认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色联系密切且使用频率较高、影响较广泛的概念”。
很多人在青年时期自己的思维都是很活跃的，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容易被新的思想所影响。但是，在成家之后就会面临较多的生活琐事，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所以每天思考的事情也是逐渐变成生活里的柴米油盐，越来越不容易接受新的东西，生活也就变成了自己的围城。
这就是“内卷化效应”表现之一。内卷化是人类学的基本概念。
20世纪60年代末，一位名叫利福德·盖尔茨的美国人类文化学家，曾在爪哇岛生活过。这位学者，无心观赏岛上美景，只潜心研究当地的农耕生活。他眼中看到的都是犁耙收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原生态农业在维持着田园景色的同时，长期停留在一种简单重复、没有进步的轮回状态。这位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内卷化”。
此后，这一概念便被广泛应用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其他学术研究中。“内卷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意指一个社会或组织既无突变式的发展，也无渐进式的增长，长期以来，只是在一个简单层次上自我重复。
看到这里，你可能就豁然开朗了，这不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原地踏步、低水平循环往复吗？
确实，现实生活就能随处可见“内卷化现象”。我国农村一些地方，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农民兄弟过的仍然是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耕生活；职场中，同样在一个公司，有的人几年一个台阶，士别几日就当刮目相看，而另一些人却原地不动，多少年过去了却一切照旧。
职场中常见的”内卷化忙碌”，是一种长时间停留在没有成长的重复状态。好比一颗成熟了的卷心菜，始终在原地卷自己，既不会再长高了，也不会再变大了，从此停滞不前。
就像你明明知道问题在哪里，也知道如何才能解决问题，可是，当你想有所行动的时候，又仿佛置身于梦境中，缺乏改变的勇气和决心。
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就会觉得里面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顺应里面的运行规则。但从旁人看来，或者当自己跳了出来，才会发现诸多不合理的地方。
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这种内卷化现象尤其突出。一些民营企业内部实行家族化管理，重要岗位，都是七大姑八大姨分兵把口，管理哲学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用自己的人放心。
于是，在企业内耗严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外部的新鲜空气难以吹进来，真正优秀的人才也吸引不进来，措施和办法因循守旧。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各方面都没有多大变化。企业进入了一种典型的“内卷化状态”。
现今，主要发达国家也身陷“民主内卷化”漩涡中，由于社会资本尤其是社会共识的流失，导致民主越来越难达成妥协，民主效率越来越低。而全球化加剧了贫富悬殊产生了民粹主义。
特朗普利用民粹主义的社会情绪当选美国总统，就是民主内卷化的一个表征。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性紧张关系，决定了特朗普无力满足民粹主义的要求，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主的内卷化问题。
此外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中国漫长的两千多年封建史就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内卷化状态。从秦统一六国开始算起，到清朝灭亡为止，中国历史就是在经历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的轮回，虽然在文化、经济、艺术等方面有一些进步，但整体突破不大。
而到了现代，我们又在和我们同属东亚文化的日本和韩国身上看到了内卷化的倾向。已经高度发达的日本社会陷入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停滞阶段，韩国近年来也面临阶层折叠，发展乏力的问题。
诚然，一个国家增长变缓甚至停滞的原因有很多种，二三十年的短暂停滞也不代表一定是陷入了内卷化的状态。但这种停滞现象的出现，也应该得到关注，我们不希望看到中国又一次陷入到内卷化的宿命轮回中，这将是一种巨大的痛苦。
一、造成“内卷化”的原因：
内卷化是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内卷化（现象）发生的条件有两个：第一，劳动对象达到峰值，或者劳动对象（以前是土地）的增加速度小于劳动力增加速度。第二，人力过剩。根据内卷化的条件，可知内卷化具有广泛的实用性。人类所从事的诸多领域都可能内卷化。
1、资源有限。
就像封建农耕时代土地扩张到极限，四面八方再也没有可以拓殖的新土地之后，所谓的「内卷化」时代就会到来。这时，大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从有限的土地中榨取出更多的食物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而要在这样人口高度密集，资源相对不足的环境中生存，在单位面积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进行所谓的「精耕细作」就是唯一出路。
最后就会因陋就简，循规蹈矩，进入周而复始的轮回状态。两千年的小农意识，生产的只能是两千年的自然经济，不可能产生出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
2、思维陈旧，信息闭塞。
当前，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为什么有的农村贫困人口一直走不出“贫困再生产”的怪圈，会不会是农村贫困人口在观念上陷入了“内卷化”的困境。
由于长期处于封闭闭塞的环境中，思想观念落后与现代社会，短期内无法改变自身的“短视”，无法改变长期形成的不良的风俗习惯等等。所以，扶贫还需要从思维，信息更新等方面入手，只有逼迫自己形成认知上的革新，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内卷化”的可能。
二、那么人如何从“内卷化”忙碌中突围出来？
对国家来说，打破「内卷化」困境有两大出路，一是技术革新，二是对外开放。
前者提高社会生产力，后者提高资源和信息的流通效率，这样才能内外并举，扩展国家的发展潜力和边界。
对个人来说，人很容易进入一种故步自封的状态，这有可能是由于自己的生活环境过度安逸所导致的，有时候也可能是长期处于一种很稳定，周围环境变化没什么变化，也很有可能走入这种状态。因此多尝试新的事物，开启新的循环，制造机会让自己尝到甜头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生活中，我们困苦于自己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上都毫无进步，而且有时候和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也越来越不顺畅，自己要么变得越来越压抑，要么就是自暴自弃。这些状态都是“内卷化”的结果。它会让人在一个层面上无休止的内耗，既没有突破式的增长，也没有渐进式的积累，让人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你越是缺乏自信，你越难以成功，你越不能成功你越缺乏自信。此时要记住别让你做不到的事妨碍了你能做到的。
结语：内卷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历史，社会，企业以及自我的新视角，让我们不断审视环境和自我的状态，大到一个社会，小到一个组织，微观到一个人，一旦陷入这种状态，就如同车入泥潭，原地踏步，裹足不前，无谓地耗费着有限的资源，长期以来，只会在一个简单层次上自我重复，浪费着宝贵的人生。
希望国人能打破思维与认知里的墙，在固有的环境里，也能从容应对“内卷化”，更好地提升自我，为自己人生创造更多可能性。
谢选骏指出：上文喋喋不休，说了“内卷化”的许多坏处，这是因为它并不懂得——“内卷化”其实是现代文明的唯一活路！现代文明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地球环境的毁灭，它的唯一活路，就是“内卷化”式的停滞，这样才能勉强地进入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的化石状态。换言之，正因为“内卷化”式的停滞现象在中国十分严重，所以我才会说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荒谬期待——因为这是现代文明的唯一活路。
【057、“诺贝尔和平奖”来自诺贝尔弟弟的血肉】
诺贝尔（瑞典语：Alfred Bernhard Nobel，1833年10月21日－1896年12月10日）是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军工装备制造商和矽藻土炸药的发明者。他曾拥有Bofors军工厂，主要生产军火；还曾拥有一座钢铁厂。在他的遗嘱中，他利用他的巨大财富创立了诺贝尔奖，各种诺贝尔奖项均以他的名字命名。人造元素锘（Nobelium）就是以诺贝尔命名的。
1860年，诺贝尔开始从事硝化甘油炸药的研究。
1863年，诺贝尔返回瑞典，与父亲及弟弟共同研制炸药，因意外爆炸事故炸毁工场，炸死弟弟，政府禁止他们再进行试验。他因此一度把实验室设在了斯德哥尔摩市外马拉湖的一条驳船上。该年秋季，诺贝尔成功发明硝化甘油炸药用雷管；10月，获得硝化甘油炸药的专利。
1864年，因硝化甘油工厂爆炸，弟弟耶米尔惨死，关闭瑞典工厂，前往在德国建厂；10月，成立硝化甘油炸药公司。
1865年，在德国汉堡设立火药公司，并在克鲁伯建厂。
1866年，硝化甘油爆炸事件不断在世界各地发生，因此各地争相取缔，硝化甘油公司陷入困境，同时发明了甘油炸药。
1867年5月，获得英国的炸药专利，新的诺贝尔雷管发明成功。
1867年，在欧洲各地开设诺贝尔公司，炸药事业鼎盛，与父亲同时获得瑞典科学研究院的亚斯特奖。
1871年，在英国创办炸药公司，与保罗·鲍合作创业。
1873年，定居巴黎。
1876年，雇用斯陀夫人为秘书，之后逐渐热衷于和平运动。
1878年，完成发明可塑炸药；5月，加入石油业，成立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
1880年，获得瑞典国王创议颁发的科学勋章，又得到法国大勋章。
1884年，被推荐为伦敦皇家协会、巴黎技术协会、瑞典皇家科学协会的会员。
1887年，取得喷射炮弹火药的专利。
1890年，受法国人迫害，而离开居住十八年之久的巴黎，搬到意大利圣利摩，在当地创立研究所。在此后的六年间，他不断致力于各种各样的新发明，涉及到化工、机械、电气、医疗等领域。
1893年，成为瑞典芜普撒勒大学的荣誉教授，讲授哲学。
1895年11月27日，立下遗嘱，诺贝尔奖因此产生。
1896年12月10日晚上，在圣利摩的米欧尼德庄去世，终年63岁。
诺贝尔的父亲伊曼纽尔·诺贝尔是位发明家，他发明了家用取暖的锅炉系统、设计了一种制造木轮的机器、设计制造了大锻锤、改造了工厂设备。1853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表彰伊曼纽尔·诺贝尔的功绩，破例授予他勋章。伊曼纽尔·诺贝尔是个对发明兴趣极浓的人；同时，诺贝尔的母亲罗琳娜·安德丽塔·阿尔塞尔有着意志坚强、吃苦耐劳的性格，夫妇俩对诺贝尔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诺贝尔对文学有长期的爱好，在青年时代曾用英文写过一些诗。后人还在他的遗稿中发现他写的一部小说的开端。鲜为人知的是诺贝尔同时也是一位剧作家，但是一直到他垂危的时候，他唯一的一部剧作才得以复印。可惜的是，他的作品被认为是“诽谤滋事、亵渎神明”，诺贝尔过世就几乎全都被销毁了，只有区区三份得以幸存。一直到2003年，首部幸存版才在瑞典出版。除了世界语外，这部戏剧还没有被翻译成其它语言，包括英语。
晚年他开始创作小说，1861年写的《在最明亮的非洲》、1862年写的《姊妹们》，这两部作品抒发他对社会改革的观点，1895年写的喜剧《杆菌发明专利权》，则对现实持批评态度，作品充满了挖苦和讥讽。他唯一的一部正式出版的戏剧作品，是写于1895年的《复仇的女神》。
诺贝尔在少年时代深受英国诗人雪莱的影响，并因此做过想当诗人的“雪莱梦”。成年之后，尽管由于技术发明与商务发展两方面的事务极为繁忙，业余时间很少，但诺贝尔对文学的爱好与他对科学的爱好一样始终如一。可以说，文学与科学是诺贝尔的两大精神支柱。
诺贝尔不仅喜欢阅读文学作品，而且也曾尝试过进行文学创作。他写过诗，《一则谜语》就是他的一首自传体式的长诗。
诺贝尔也喜欢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哲学，对于当时著名的欧美哲学家，他比较喜欢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哲学方面，他曾列出过一些准备写的论文目录和提纲。
诺贝尔一生没有妻室儿女，他的爱情是悲剧性的。青年时代的欧美之旅中，诺贝尔曾在巴黎与一位法国姑娘有过短暂的恋情，但那位姑娘不久就病逝了。
1876年，奥地利大元帅弗兰兹·金斯基伯爵之女伯莎应聘做他的秘书，诺贝尔喜欢上了她，但是伯莎已经心有归属。同年秋，诺贝尔去奥地利进行商业旅行时，在维也纳的一家花店里结识了卖花女索菲。此后诺贝尔与索菲维持了近15年的关系（一说18年）。诺贝尔希望索菲成为他的伴侣，并为她在疗养地买了一幢别墅，还在巴黎富人区购置了一座华丽的公馆，但由于索菲没有文化且缺乏教养，不听诺贝尔的劝导，只知挥霍，诺贝尔感到忧伤与失望。1891年春天，索菲来信告诉诺贝尔说，她即将要生下一个孩子。诺贝尔看到这个消息后，彻底失望了，但还是写信去安慰和劝告她，并从此决定不再与她来往，通过一位律师为她提供了30万匈牙利克朗的养老费。
炸弹大王诺贝尔无疑是诺贝尔家族里最有名望的人，可在他还在世的时代，他却并不是最耀眼的一个。1895年，当这个富有的欧洲流浪汉在巴黎撰写遗嘱时，他的两位哥哥罗伯特（Robert）和路德维希（Ludvig）在高加索地区建立的石油公司，产量直逼世界第一。1896年，阿尔弗雷德去世。之后的几年里，围绕诺贝尔奖设立的争议不断，亲戚们意见也不统一。
当时掌管石油公司的伊曼努尔（Emanuel，路德维希的儿子）代表家族去面见瑞典国王，他将拳头“啪”一声敲在桌上，说没什么可讨论的，慷慨地同意无条件执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愿。那时，他们几乎是东欧地区最富有的人。可当时谁也无法预料，十几年后，他们就陷入了几乎一无所有的窘境。1918年，苏共将诺贝尔家族的石油产业全部国有化，所有家族成员以难民身份离开俄国。最后一个离开的伊曼努尔甚至不得不打扮成农夫。
诺贝尔一生未婚，没有子嗣，他的两个哥哥各自生育了不少子女。1918年的逃亡让家族逐渐分化，罗伯特的后人逃往芬兰，并居住至今。路德维希的后人们则回到祖国瑞典。
谢选骏指出：一切荣耀后面都有辛酸和流泪，一切和平后面都有炸药和流血，一切长存后面都有寂寞和孤独。“诺贝尔和平奖”来自诺贝尔弟弟的血肉。
【058、“欧洲制造”=“超级赝品”】
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流传着一个古老传说：古时候有13个水晶头骨（crystal skull），能说话，会唱歌。这些水晶头骨里隐藏了有关人类起源和死亡的资料，能帮助人类解开宇宙生命之谜。传说还认为，总有一天人们会找到所有的水晶头骨，把它们聚集在一起，集人类大智慧于一体，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这个传说在美洲流传了上千年。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它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或是天方夜谈而已，没有人知道传说中的水晶头骨到底是什么，从传说的内容来看，它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信息库，也像是一部无所不知的天书，但人们对它一无所知，甚至怀疑它的存在。
19世纪欧洲的探险家们却对这个传说深信不疑，尽管一直没人找到过那些传说中的水晶头骨。直到1927年，英国姑娘安娜在她生日那天，终于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安娜的养父米歇尔.黑吉斯是英国的探险家、大英博物馆玛雅文化委会员的成员，对玛雅文明痴迷而狂热。1924年，米歇尔组织了一支探险队从英国利物浦出发，沿水路到达中美洲，与他同行的还有他心爱的养女安娜。
探险队在当地玛雅人的帮助下，终于在今天中美洲的伯利兹荒无人烟的热带丛林中，发现了一处古代玛雅人的城市遗址。这是一座被藤蔓和大树淹没了的古城，探险队用了整整一年，才使得这座古城得以展现它昔日的风采。
这座古城废墟让米歇尔惊呆了，城堡的高度远远超过周围的村庄，它高150英尺，占地6平方英里，包括金字塔、宫殿、墓冢、城墙和地下室，城堡的每个地方都是用割好的白石头砌成，玛雅人竟然凭着原始的石斧创造出工艺如此精湛的作品，其劳动强度无法估量。
从小受养父的影响，17岁的安娜也对眼前的一切兴奋不已，她小心翼翼爬上了城堡最高点的金字塔顶，一览热带丛林的绚丽风光。正是因为她当初的好奇心，才使得玛雅人的一个旷世之谜重见天日。
安娜正在饱览风景时，她突然发现金字塔的裂缝深处有一个东西闪闪发亮。她立即告诉了养父，米歇尔带着探险队的全体成员登上了金字塔顶，把裂缝边松动的石头移开。经过了几周的努力，终于刨开了可容一个小个子进出的窟窿，安娜只身爬入这个窟窿的底部，她突然发现一个东西照亮了她的脸，仔细一看，是一个犹如人头骨的水晶，她非常兴奋，把它带回到了金字塔顶。
安娜发现的宝物是一块通体透明的水晶头骨的上半部分，米歇尔命令队员们继续挖掘。3个月后，他们在25英尺外的地方又找到了水晶头骨的下半部分，两块头骨合在一起，正好与真人头骨一般大小。
这个水晶头骨长17厘米，宽和高各是12厘米，重量是5公斤，它是用一大块完整的水晶，根据一个成年女人头颅的形状雕制而成的。它做工非常细致，鼻骨是用三块水晶拼成的，两个眼孔处是两块圆形的水晶，它的下颌部分可以跟头盖骨部分相连，也可以拆开，整个构成异常精巧。
按照惯例，米歇尔将水晶头骨献给了当地居民的首领。而当米歇尔的探险队将要返回英国时，当地的首领又将水晶头骨赠送给米歇尔，以回报探险队给他们提供药品和食物的帮助。后来人们就把这颗头骨称作”米歇尔.黑吉斯水晶头骨”。米歇尔去世后，这颗头骨就一直由安娜珍藏。
神秘之处
科学家们曾把水晶头骨和真正的人类头骨作了比较，发现除了眼部特征稍稍偏于人类的正常范围以外，其他参数都与真正的人类头骨相差无己。我们知道，近代光学产生于十七世纪，而人类准确地认识自己的骨骼结构更是十八世纪解剖学兴起以后的事。这个水晶头颅却是在非常了解人体骨骼构造和光学原理的基础上雕刻成的，一千多年前的玛雅人是怎样掌握这些高深的解剖学和光学知识的呢？据说水晶头骨有催眠功能，如果让一个紧盯着水晶头骨的眼睛处，不多时人便会感觉昏昏欲睡，传说头骨是玛催人为病人做手术时催眠病人用的。
另外，水晶是世界上硬度最高的材料之一，用铜、铁或石制工具都无法加工它，而1000多年前的玛雅人又是使用的什么工具呢？另外，这种纯净透明的水晶虽然硬度很高，但质地却脆而易碎，科学家们推断：要想在数千年前把它制作出来的话，只可能是用极细的沙子和水慢慢地从一块大水晶石上打磨下来，而且制作者要一天24小时不停地打磨300年，才能完成这样一件旷世杰作。
外形特点
虽然人们对玛雅文化中种种不可理解的成就早有所闻，但这个1927年在中美洲洪都拉斯玛雅神庙中发现的水晶头颅，却依然不能不令人震惊。这个头颅用水晶雕成，高12.7厘米，重5.2公斤，大小如同真人头，是依照一个女人的头颅雕成的。至今一千多年历史，专家们研究过头颅的表面及其内部结构后，肯定其历史非常悠久，确是玛雅时代遗留的文物。
比如大英博物馆藏有两个被鉴定为属于“古代墨西哥”的小头骨，小的一个是用滑石雕刻的，大的一个是用水晶雕刻的，高度也不过1.25英寸。两个都有穿孔，估计是当念珠或护身符用的。巴黎的一家博物馆也藏有一个水晶头骨，大约为真人头骨的一半大小，法国专家认为是阿兹台克人在14或15世纪时制作的。但是这并不是神秘现象或“新时代宗教”鼓吹者所说的水晶头骨。他们心目中的水晶头骨，与真人头骨差不多大小，风格写实，维妙维俏，据称是玛雅人的圣物，拥有神秘的力量。
悬疑
水晶头骨的横空出世，牵动了全世界考古学家们的神经。他们把水晶头骨和真正的人类头骨作了比较，发现除了眼部特征稍稍偏于人类的正常范围以外，其他参数都与真正的人类头骨相差无己……
一位玛雅老人告诉米歇尔这颗水晶头骨至少有10万年的历史，是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玛雅祭司而制作的。然而却没有多少人相信他这一说法。科学家们试图弄清楚它确切的制作时间，但是石英水晶的物理属性决定了它永远不会被知晓。
此外，头骨面部两侧的下方各有一个微小的圆形凹槽，使得下颌可以与头颅连结，还可以像人类头骨的下颌一样自由张合。雕刻精湛的牙齿，线条平滑的颧骨，无不显示出制作者对人体解剖学的透彻了解。
然而，水晶是世界上硬度最高的材料之一，用铜、铁或石制工具都无法加工它，而1000多年前的玛雅人又是使用的什么工具呢？另外，这种纯净透明的水晶虽然硬度很高，但质地却脆而易碎，科学家们推断：要想在数千年前把它制作出来的话，只可能是用极细的沙子和水慢慢地从一块大水晶石上打磨下来，而且制作者要一天24小时不停地打磨300年，才能完成这样一件旷世杰作。
根据传说的内容，水晶头骨里隐藏了人类起源和死亡的秘密资料，能帮助人类解开宇宙生命之谜，如果这是真的，那它会以什么方式来告诉人们这些秘密呢？难道有一天它真的会开口说话吗？科学家们当然不会相信。他们认为，如果传说是真的，那么水晶头骨就有可能是一个储存秘密资料的信息存储器，通俗地说，就是一块硬盘。
科学家们做过这样的实验，他们把水晶当作信息的存储介质，用激光把一些信息写进去，一段时间后又用指令将它恢复，里面的数据完好无损。实验证明，如果在数千年、数万年前有人把数据写进水晶头骨的话，它依然可以保存到今天。
如果水晶头骨真的是一个信息存储器，那么，数千年前的古代玛雅人是怎样将信息储存进去的呢，他们是不是已经掌握了现代人还没有掌握的科学技术呢？人们又该如何将信息提取出来呢？科学家们对此束手无策。
然而，古代玛雅人给我们的困惑还远不止于此。科学家们发现，当有光束照在这颗头骨上时，隐藏在基底的棱镜和眼窝里用手工琢磨的透镜片组合在一起，能产生一系列光学变化，它所发出的炫目光束，有一种催眠般的魔力，会让人出现幻觉、幻听等现象。曾经研究水晶头骨长达6年之久的水晶专家富兰克.多兰德先生说，他在与水晶头骨共处时，能听到一种”非常安静又引人注意，像是从高音大钟发出”的声音，还能从水晶头骨上看到”山峦、庙宇”等图像。更有人在抚摸过水晶头骨后，发现自己身上的疾病居然奇迹般地治愈了，种种神奇的现象实在让人无法理解。近代光学产生于17世纪，古代玛雅人不可能会运用。
所有集中在水晶头骨上的谜团都让人匪夷所思，于是一些崇尚神秘主义的人们干脆把它归之为是天外来客的杰作。而当他们即将离开之前，又把水晶头骨作为礼物送给了玛雅人，之后，玛雅人就把它一直保存在金字塔里直到被安娜所发现。对于这种说法，科学家们无从考证，但当科学不能对一些神秘现象做出合理解释时，这种推测反而更容易让人接受，或许它真是外星人的杰作呢。
赝品
调查者还发现，在印第安人中，只有古阿兹特克人有雕刻头骨的习惯，而古代玛雅人并没有这样的习惯，这就更使得笼罩在这颗头骨上的神秘光环显得越来越虚假了……
2005年1月，一起震惊考古界的事件发生了: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墨西哥古阿兹特克人的水晶头骨被科学家正式鉴定为是赝品，考古界为之哗然。
与此同时，人们对米歇尔.黑吉斯头骨也提出全面质疑。
这两颗头骨虽然来源不同，但总体形状却非常相似，而且都是以一具女性头骨为模型，不同的是，大英博物馆的头骨是一整块水晶，而米歇尔.黑吉斯头骨的下颌则是独立的，可以拆下，做工更为精致，但是两颗头骨的惊人相似，让人很难相信它们是独立制作的。
英国大英博物馆所珍藏的那块水晶头骨，最早据称是在墨西哥古阿兹特克人遗址上被发现的。而科学家发现这个水晶头骨是用轮式工具打磨并且切割的，而这种技术在当时的美洲大陆根本就不存在。毫无疑问，现在人们更有理由怀疑米歇尔.黑吉斯水晶头骨的真实性了。
有一部分科学家倾向于它不是玛雅人的遗物，而是19世纪现代人的产物。但是，这种百分之百纯净透明的水晶，就算它不是一件文物，其价值也无法估量。谁会用它来制作一件冒充文物呢？如今，安娜已经拒绝对水晶头骨再做任何科学鉴定，因此，它究竟是不是现代人制作的赝品，科学家们还不能论断。
但人们还是愿意相信，终有一天，现代科技会把水晶头骨上的神秘彻底揭去，让真相浮出水面，事实大白于天下。
骗局
在过去100多年中，“水晶头骨”之谜一直困扰着西方科学界，然而最近几年中，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科学家纷纷通过测试发现，“水晶头骨”可能并非是由古代南美人制造的，而是纯属“欧洲制造”！
巴黎凯布朗利博物馆收藏的水晶头骨高11厘米，重2.5公斤，由高纯度的整块透明水晶制作而成，但凯布朗利博物馆发表声明承认，专家们经过几个月的鉴定，通过粒子加速器对水晶头骨进行了一系列测试，结果终于发现水晶头骨上具有一些通过珠宝切割科技和其他现代工具所留下的切割痕迹。
2005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人类学家简·沃尔什（Jane Walsh）在大英博物馆使用电子扫描显微镜对史密森水晶头骨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头骨上并未发用前殖民地时期工具应当留下的不均匀刮痕，反倒是发现了应当是由现代机轮留下的干净利落的弧线。沃尔什认为：“所有水晶头骨都是由使用工业钻石的现代宝石加工机轮雕刻而成，并经过现代机械的抛光处理”。这一发现震惊世界。
更有私家侦探发现第一个水晶头骨——“米歇尔·黑吉斯水晶头骨”根本就是来历不明：米歇尔·黑吉斯的养女安娜曾经被人询问过3次得到水晶头骨的时间，她分别说是19世纪30年代、1928年、1924年，前三次她都说是她父亲发现的，最后她却说是自己挖掘出来的……
科学家更有理由怀疑，这些水晶头骨很可能都是由19世纪的德国珠宝商精心伪造的。沃什将怀疑的对象指向了19世纪的美洲大陆文物收藏家尤金·波班，因为他曾代理销售掉至少两个水晶头骨。至于他是否知道这些水晶头骨是赝品，尚无明确结论。
为什么会有人假造水晶头骨呢？19世纪被称为“博物馆的时代”，当时这种艺术品的需求量很高，而且能够带来高额回报。这些水晶头骨的起源目前尚无办法一一考证，有些人仍然愿意相信它们源于古代——水晶头骨是某种超级文明的产物，上面包含着人类的起源和命运信息。头骨符号在墨西哥和中美洲文明中十分常见，并且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所以有的水晶头骨有可能真是古代的艺术品。然而，那些最有名的头骨往往表面光滑，细节逼真，明显出自现代雕刻技术。但姑且不论它们源自何处，这些水晶头骨至少可以算是是美丽迷人的艺术品。
相关争端
曾经有两名身兼私家侦探的考古学家缜密的调查了两年，发现被安娜发现的头骨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的一本名为《人》的人类学图书，当时的持有者在1945年左右将这颗头骨以400英镑的价格卖给了米歇尔的父亲，在此之前曾经还有过一次拍卖，当时同样是在英国苏富比拍卖行拍卖，当时大英博物馆曾出价360英镑，但是当时的水晶头骨持有者认为价格太低，便自己又买了回去，现今，在大英博物馆依然留有当时拍卖时的文献，这更加确定了现今的水晶头骨持有者所讲述的事情完全就是凭空捏造，水晶头骨根本就不是玛雅文化的产物，更不是玛雅神庙出土，而它的来历，或许只有当年那个拍卖它的持有人才能说的清楚。
以下内容为现水晶头骨持有者米歇尔的说法延伸的，也就是那个提供者（即安娜），她曾经被人询问过3次得到水晶头骨的时间，她分别说是19世纪三十年代、1928年、1924年，在水晶头骨之迷中再次变为1927年，而且前三次她都是说是他父亲发现的，最后这本1995年出版的图书中却说是自己挖掘出来的.
相关猜想
它们已不是地外高等文明送给他们的礼物，也更不是古代玛雅人自己制造的。
古代玛雅人并非做不出在解剖学上很精确的头骨来，他们不是一群无知的人，而是数学、天文学和历法方面的专家。他们所拥有的技能可以与现代技术相匹敌，甚至还能超过它。但是我们却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表明古代玛雅人真的曾经拥有过水晶头骨。有一些证据倒是能表明古代玛雅人有可能制作过水晶头骨，但也有另外一些证据表明，是后来的阿兹特克人和墨西哥中部及高原上的印第安人制作了它们。这些古代人都善于在水晶上雕刻一些美丽的物品，也很频繁地使用过头骨这一意象。
真假反思
头骨被证明是用现代工艺伪造的。但反思，是先有了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传说之后，才有被伪造的头骨。而还无法证明是先有人在现代造出了头骨再返回古代去编造一段传说让它流传下来。
“头骨之旅”——经过了几次会议讨论后，Hunbatz Men，玛雅日期保管者和玛雅伊察委员会的长老祭司，玛雅长老会主席Pedro Pablo Chuc Pech，宣布计划进行一次朝圣之旅，一队玛雅长老带着13个水晶头骨横穿美国。旅程将在2011年10月27日从曼哈顿开始，2011年11月11日到达洛杉矶结束。
在11时11分11秒，另一队十三位长老从Mayaland抵达洛杉矶，一起举行玛雅水晶头骨的仪式。本来这种传统仪式一直保持在他们内部进行，这13个水晶头骨的仪式，也只在26000年前举行过，但将会向公众开放。
从纽约到洛杉矶的途中，长老会在特定的能量点停下来，履行唤醒北美大陆圣灵的诺言，在神圣的土地上播下为全人类带来启示的种子。在沿线能量点将举行各种仪式，打开地面并提升远古能量，注入到11时11分11秒在洛杉矶举行的仪式中。这些仪式将对所有人开放。
你可能不知道13个水晶头骨的意义，据说这些古代文物包含了我们这个星球的历史和人类未来的信息。它们是由纯石英晶体和翡翠雕琢而成，水晶头骨能产生出能源领域，激活人类意识，扩大我们对现实的感知。最终，他们以圣灵的形式帮助我们改变地球母亲的的磁场频率。当头骨的灵性被仪式激活后，在水晶矩阵中保存了亿万年之久的古老智慧，将会进入统一场，填补集体意识中的知识，包括这个星球上26000年来的历史，也许还有更多。
下面是来自Hunbatz Men 和玛雅长老会的信息
我们所有太阳系的兄弟姐妹：
我们很高兴通知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2011年10月27日，我们将要举行神圣水晶头骨朝圣之旅，从纽约曼哈顿出发，目的地是加州的洛杉矶。
在一路上，我们将祈求伟大的宇宙圣灵，启迪我们的神圣水晶头骨之旅。沿途我们将用水晶头骨激活宇宙圣灵所在的能量点。因此，我们将拜访俄亥俄州的巨蛇山，伊利诺州的圣地卡霍基亚;亚历桑那州的塞多纳;和许多其他需要被激活、与宇宙产生共鸣的圣地。Tamuanchán(原为美国的玛雅名称)将再次光临圣地，为全人类带来新的启示。
请帮助我们完成这次伟大的灵性之旅，神圣的水晶头骨将把我们引入永恒的、敬爱的Tamuanchán之地，在那里我们的父亲太阳和我们的母亲地球将永远照看我们的圣灵。
伟大圣灵将永远与你同在
玛雅伊察祭司Hunbatz Men和长老理事会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所谓“美洲印第安人中流传着一个古老传说：古时候有13个水晶头骨（crystal skull），能说话，会唱歌。”的说法，都可能是欧洲人编造出来的，就像许许多多的“玛雅预言”那样。其目的当然都是为了奸商牟取不法利益。由此看来，所谓“欧洲制造”和“超级赝品”也就画上了等号。而“大英博物馆”这个强盗博物馆里不仅充斥了赃物收藏，还多有赝品收藏。超级骗子安娜，是欧洲文明的回光返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人民丧心病狂的可悲写照，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并把中国拖入了深渊。与中国相比，欧洲的价值在于它的多元性粉碎了一言堂，提供了文明生长的空间，什么时候中国能够粉碎外行领导内行的一言堂，超英赶美就不成问题了。
【059、“苹果”（Apple）产品就是给人带来杀戮的金苹果】
《苹果所在地市长炮轰苹果：没有承担企业应该承担的义务》2016年5月6日报道：
苹果公司（Apple）因为避税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地遭到批评，被指将数千亿美元的海外现金藏匿在避税天堂国家，这已不是新闻。近日，苹果总部所在地加州库比蒂诺市市长，也出来炮轰苹果，他指责苹果滥用城市资源，实施避税，没有承担起一个企业应该承担的义务。
据美国媒体报道，库比蒂诺市市长Barry Chang近日接受了英国《卫报》的采访，他批评苹果逃避税负，把利润藏匿在避税天堂的离岸账户中，“苹果不愿意缴纳一毛钱的税。”库比蒂诺市是苹果总部所在地，苹果也在该市建设第二号总部园区，号称“太空船园区”。不过这位市长表示，苹果正在让库比蒂诺市更加拥挤和更加残破。他说道：“苹果正在赚取利润，他们应该为我们的城市承担起责任，但是他们不愿意。苹果在滥用这个城市。”
据称，苹果在库比蒂诺市利用了税收制度的漏洞，享受了2.3%的超低所得税率，从2012年到2013年，苹果给库比蒂诺市政府只缴纳了920万美元的税，但是在海外苹果却积攒了数千亿美元的现金。这位市长表示，苹果应该给库比蒂诺市支付更多税金，他曾经提出建议，要求苹果捐助一亿美元，支持库比蒂诺市的基础设施项目，但是这一提议遭到了市政厅的拒绝。他表示，在要求苹果提高税负方面，自己不会退缩，库比蒂诺市是科技行业的中心，但是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十分古老，令人尴尬，另外当地的政客面对苹果表现得“没有脊梁骨”，十分怯懦。
苹果几乎在全世界都遭到了逃避税负的批评。和谷歌(微博)等公司一样，苹果会在爱尔兰等低税率国家建立地区总部，然而再把海外业务的利润通过爱尔兰转移到全球知名的避税天堂（也就是“离岸公司”的大本营），比如百慕大和开曼群岛等。
如果将海外现金转移到美国使用，苹果将会面临巨额税负，为了避免这笔税收负担，苹果经常会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回购股票或是支付股息红利的资金。
面对外界的批评，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之前辩解称，苹果的做法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根据非营利研究机构“税负公平公民”（Citizens for Tax Justice）的研究，如果把苹果存放在避税天堂的现金考虑进去，苹果给各地政府欠下的税款高达5920亿美元。去年底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库克曾经将外界对苹果的避税批评称之为“政治狗屎”。库克表示，根据目前的法律，美国公司将海外利润转移回美国，面临35%到40%的巨额税负，美国应该对这样不合理的税收制度进行改革。
在各国的压力之下，爱尔兰之前已经承诺，将会对一些税收和公司注册的漏洞进行修改，避免跨国公司利用爱尔兰转移利润。不过媒体也指出，只要美国本土的税收制度不修改，包括苹果在内的美国跨国公司同样通过“另外一个爱尔兰”转移和藏匿利润现金。
在时下进行的美国总统竞选中，特朗普等竞选人也对苹果的避税行为进行了批评。
苹果产品执行高端高价位策略，利润率极高，这导致海外利润急速增长。另外和Facebook、谷歌等不同，苹果在外部大规模并购方面并不积极。在过去几年里，，由于苹果创新能力大滑坡，也有美国媒体认为苹果应该拿出更多的海外现金，用于并购新公司或者开发前瞻性的新技术。
谢选骏指出：“苹果”（Apple）不仅没有承担企业应该承担的义务，而且也给自身带来厄运，其灵魂人物乔布斯也因此死于非命。既然如此，“苹果”（Apple）又给别人带来什么？
《苹果或面临190亿美元天价偷税漏税罚单》2016年8月29日报道：
本周欧盟委员会将对苹果公司通过爱尔兰避税问题的调查进行“宣判”，如果“罪名成立”，苹果需要向欧盟补交190亿美元的“偷税漏税”。 欧盟认为，苹果公司通过建在爱尔兰的子公司逃过了数十亿美元的税务。除此之外，欧盟还指责爱尔兰政府的税收政策漏洞百出，最主要的就是对苹果这样的大型企业收税太少。不过，爱尔兰政府已经调整了该地区的税率。
美国政府一直在密切关注此案的进展，更曾警告欧盟委员会：如果判决结果不利于苹果和爱尔兰，那么将产生严重的后果。美国财务部此前公布的白皮书称，“如果欧盟委员会一意孤行，我们将会继续考虑我们的应对措施”。美国财政部认为，如果欧盟让苹果等美国公司“补税”，最终买单的将会是美国纳税人。因为美国允许其跨国公司在将境外收入调回境内之前，可以延迟报税。
其实，对苹果公司的税收调查案只是“冰山一角”。如果对苹果公司的避税惩罚成为先例，欧盟后续还将要求星巴克、亚马逊、麦当劳等几十家美国公司对过去数年在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家的部分避税进行补交。
谢选骏指出：如果苹果真的引起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战争，那么“苹果”（Apple）就真的成了希腊史诗中引起特洛伊战争的不祥之物“不和的金苹果”了。
不幸的是，现在64%美国人都拥有了不祥的苹果产品！每个家庭竟然平均超2部！！
2017年10月10日，美国CNBC今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64%的美国人拥有苹果公司的产品，每个家庭平均拥有2.6部苹果产品。
相比之下，5年前的该比例分别为50%和一部苹果产品。参与此项调查的调研员杰伊·坎贝尔(Jay Campbell)称：“我真的想不到还有哪些产品能像苹果产品这么普及。”
无论是按照年龄、种族、性别，还是地区划分，基本上超过50%的人都至少拥有一款苹果产品。只有个别群体，如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退休人员，以及年龄超过50岁的妇女，其拥有苹果产品的比例较低。
相比之下，对于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群，87%至少拥有一款苹果产品。每个家庭平均拥有2.6部苹果产品，其中最富裕家庭拥有4.7部，而最贫穷家庭平均拥有一部。
6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花费在智能手机上的时间是“有意义的”，27%表示“大部分是无意义的”。
至于用途，大部分人用来打电话、收发邮件和发短信，之后是访问社交网络。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表示，使用手机的主要用途是看视频、玩游戏和购物。
谢选骏指出：大家可以想想，五年以来，美国的情况是更好了还是更糟了？因此不难理解，“苹果产品确实给人带来了厄运”。
金苹果事件（英语：Golden Apple of Discord），是希腊神话中一场间接导致特洛伊战争的，发生在三女神之间的纠纷。
《金苹果事件》（1633、雅各布·乔登斯）的画中，描述在神宴上未受邀请的象征纠纷的女神厄里斯在一怒之下，将一个刻有“给最美女神”字样的金苹果摆在宴席上，从而引起三女神之间的一场不小的纷争。
具体事件如下：
希腊神话中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事件（金苹果事件→帕里斯的评判→特洛伊战争）。
事发人间英雄佩琉斯与海中女神忒提斯的婚宴。由于婚事直接由天神宙斯撮合，当时邀请了一批神级较高的神祇赴宴。据一些史诗记载是因为金制的名贵餐具有限——当然也不排除其本身不受欢迎的因素——管辖纠纷的女神厄里斯未被邀请。觉得受到冒犯的厄里斯不请自来，一言不发，在宴席上留下一个硕大华丽的黄金苹果，上面刻有“kallistē(i)/ Kallisti）的字样，意思是“献给最美丽的女神”。该物此后被称为“引致纠纷的金苹果”。
在场神级最高、同时也最为美艳的三位女神：雅典娜、阿佛罗狄忒和赫拉卷入了金苹果所引致的纠纷，她们要求宙斯评判谁可以获得金苹果。宙斯则认为，凡间一位潇洒俊朗、一表人才的王子帕里斯更适合成为这道难题的评判，其人当时正在特洛伊城附近的艾达山上牧羊。于是，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与爱神阿佛罗狄忒在神使赫耳墨斯的前导下，前往艾达山，请帕里斯王子作仲裁。帕里斯将象征“最美女神”的金苹果给了爱神阿佛罗狄忒，因为她承诺帕里斯将会得到人间最美丽女子海伦的爱情。
谢选骏指出：给人带来杀戮的金苹果，不仅对于“苹果”（Apple）产品就是如此，对于纽约这个大苹果也是如此——武汉肺炎带来的杀戮，重灾区在纽约。这都是因为，据说苹果就是《圣经》里的智慧果！
【060、“弃国病”是“亡国奴”的病症】
《中国人为什么患上世界上最可怕“弃国病”？》（即时快报2018-08-14）报道：
我们身边有许多人都以放弃自己这个国家作为荣耀。如今大到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子女，中至众多富人名星，就连许多不具备出国条件的人，也都在创造条件出国。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人患上了这种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弃国病”呢？
我认为主要有四个片面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造成的“弃国病”
以前我国历次运动，都有大批受害者。这些人不但自己心有余悸，而且还影响到他们子孙后代。他们有的人是在土改中被剥夺辛辛苦苦创造的财产，然后被戴上黑四类帽子接受专政的人，也有的是在反右运动中被引蛇出洞的阳谋害得九死一生的人，文革中被批斗被抄家被投入十八层地狱的人。其中最让人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为了新中国的繁荣强大，自愿放弃国外优厚待遇，不远万里来报效祖国的海外赤子。
这些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不计报酬，不辞艰苦，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祖国贡献出他们所有知识和赤胆忠心。可我们后来是怎么去对待这些海外赤子的？可耻的是我们不仅仅只对这些人造成极大伤害，就连他们的亲属、朋友、子女我们都不放过。
如果现在这些人对这个国家感到寒心甚至绝望患上“弃国病”，我们现在谁有权力去苛责他们？他们当初的失望，恐惧，创伤，不知道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们。只有理解他们这些人，才能理解今天许多中国人千万百计弃国而走的原因。这是历史积淀原因造成的“弃国病”，对此我只能觉得很遗憾和很无奈，我们本是手足，为什么非要自相相残呢？
二、是既得利益者在大肆传播“弃国病”病毒
如果政府想让广大民众去热爱这个国家，那你自己必须首先去热爱这个国家。特别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和社会上层人士，如果连你们这些人自己都不热爱这个国家，那还会有谁去爱护这个国家？
如果连你们这些靠纳税人血汗钱来养肥的高层政客都不爱国的话，那这个国家还有谁有义务，有责任去爱护这个国家呢？现在你们这些人不但不爱国，反而还在大肆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正是由于在你们这些人带领下，现在我们中国有钱人都要抛弃这个国家去移民，那些没钱去移民的人，正在千方百计地去拼命挣钱，然后再让自己去加入到移民大潮里去。
据称现在中国已有中高层裸官一百二十万，他们这些人，在国内高叫中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而背后，却将自己的二奶和妻子，以及资产全部转移至世界上“最差”制度的国家去。这些人为国民做出了极好的“榜样”，所以我们中国就产生了这种世界上独有的“弃国病”。
产生这种病毒滋生的源头，就是来自我们中高层的领导队伍。这些人选择“弃国病”的原因有二种：
1、是他们要丢弃中国这条破船，去另登新船。
2、是怕自己今后被国人清算。所以他们就此得了这种“弃国病”，“弃国病”的病毒就是这些人产生出来的。
三、“弃国病”滋生的另一个因素是我国的环境越来越恶化
通过这几十年所谓的“改革”，民众已越来越看清了它的真实面目。所谓的“发展”只不过是一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慢性自杀性方式中进行。改革前我国稀土总储藏占世界总量的 86%，可就在这短短的二十几年里，我们稀土就锐减了三分之二，如以此速度继续开采下去，我国将在十年后就要变成稀土进口国了。
由于环境恶化，我国的水资源有三分之二遭到了污染，有许多地方只得靠抽取地下水才得以维持生存，农田森林，矿产资源正在飞快地消失。砍光、挖光、卖光已成为现阶段的国策。所以那些有眼光，又有经济条件的人就跟着患上了“弃国病。
四、对内腐败，对外软弱以及特权之风盛行，使得“弃国病”在全国迅速蔓延
现在中国国内，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跟你讲道理的，特别是我们的政府行政部门，他们有的只是利益关系。法律对权力者来说，只是一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时脱掉的外衣。权力可以世袭，权力可以摆平一切，权力可以得到一切，权力可以在百姓身上作威作福，权力也可以让你失去一切。
在中国，只要你有了权力，你就可以拥有一切。公平、公正，阳光、透明对于百姓来说，只是奢侈的期望。我们的官员可以花天酒地去畅游世界各地，自己不但不用交养老金，但可以比那些要交养老金的百姓多拿好几倍退休金，他们有钱年“三公”万亿，但决不会拿出 1 600亿去为全民搞医保。
但作为中国普通的老百姓，要为自己的一日三餐去累死累活，他们除了累死累活外，一生所得到只有：子女上不起学，家人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老了还没有任何保障。对外我们又是另一番景象，当自己的孩子遭车祸尸骨未寒，我们就向马其顿捐献几十辆高级校车。当我国贫困山区孩子没有学校上课时，我们却为非洲捐赠了一千所希望小学。
救美国、救欧洲、救希腊成了我们政客最重要的任务。就在我们无穷无尽的外交付出后，我们这几年又得到了什么？在我们东海自己地盘上花费巨资建造起来的油井，只因为有日本人的“抗议”，我们只好让所有设备放在海上腐烂。泰国在接受我三千万援助后，才愿意调查军人杀人事件。从前我国在南沙区域捕捞的渔船有一千多条，现在我们在这一区域捕捞的渔船只有二十条。很难想象一个连自己渔民都保护不了政府。她还值得国人去爱吗？
所以这“弃国病”就在全国迅速蔓延了。近日一则香港的民调，显示只有百分之十七的香港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在七十年代后期，台湾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高达 80%左右，为什么现在台湾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会大幅超出承认者？难道是香港和台湾天性爱背叛自己的祖先？
当然不是，现在就连生活在这个家庭里的成员，他们自己都想尽快离开这个国家，这样的家庭，你还能有什理由和脸面指望生活在外的兄弟姐妹再回来？我请大家今后不要再去指责台、港、澳同胞了，因为现在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自己的同胞不爱国。一个连自己都想早日离弃这个家庭的人，你还有什么借口和大道理让生活在外的兄弟姐妹回家？
一个国家暂时落后、贫穷并不可怕，因为只要我们有决心和意志，这种状况是会改变的。但如果这个国家人人都患上这种“弃国病”，那这个国家就无药可救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喋喋不休地罗列了四点“弃国病”特征，却不敢明说“弃国病”是“亡国奴”的行为特征，弃国是亡国的后果！只是因为，上文作者自己就是一个身在庐山的亡国奴，有苦难言，“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就是“弃国病”与“亡国奴”之间的因果关系之所在。
【061、“清真”就是“纳粹”】
《新疆食品禁用“清真”两字 清真寺被封》（2017-12-12 自由亚洲）报道：
新疆地方政府在进一步限制穆斯林文化及宗教信仰。开始禁止带有“清真”字样的餐厅，出售“清真食品”等。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多所清真寺被关闭，阿訇被抓。新疆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局一位官员，周二否认将逐步关闭乡一级清真寺。另外，官方自上周起，展开“结亲周”活动，派人进驻少数民族家庭进行所谓的探访活动。
新疆自治区政府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限制，其范围扩大到清真食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一位哈萨克族妇女说，当地政府要求穆斯林清真餐厅的招牌，去掉“清真”两个字，就连屠宰牲畜，也不准穆斯林在场，甚至关闭清真寺：“关闭了清真寺，开餐厅的话，没有这个清真餐厅的概念。原来到防疫站去检查、审核完了以后，拿那个许可证，这是一个很严格的许可证。食品要是清真的，穆斯林的羊啊，牛啊，宰的时候是穆斯林宰了它，才能拿到清真牌子。可是现在没有这个清真概念了。汉族吃什么，你就吃什么”。
这位不愿具名的妇女对记者说，有一个警察在用电话订餐时，仅仅说了“清真”两个字，就被公安局辞退：“今年五月份，我有一个警察朋友。我们两个中午不回去，他在办公室办公，然后订饭要送过来（办公室），他跟他（食堂）说，你们食堂是不是清真的，对方说‘是是是，是清真的’，就叫送过来。过两天，就把这个警察辞退了，就是因为说了清真两个字”。
在新疆，作为穆斯林重要标志的清真寺，部分已经关闭。近期，巩留县阿尕尔森乡清真寺阿訇被捕，寺院被关闭。当地一位要求匿名的穆斯林对记者说：“清真寺上面的月亮（标志）都去掉了以后，现在好像是马圈。牛圈一样，现在基本上不让清真寺正常工作了。好多地方慢慢去掉了，搞民族同化嘛”。
另据新疆天山网12月9日报道，新疆自治区党委决定，12月集中开展民族团结“结亲周”活动。从11日开始到12月底，全区分三批干部职工，都要由领导带头，分批次到基层村和社区，自带行李住在结亲户家中，开展为期一周的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活动，打牢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阿勒泰地区一位少数民族对记者说，工作组称他们是亲戚：“现在就是一家一个汉族人，叫亲戚，一起住一起喝一起走，搞的是民族团结的一个运动。再一个是全新疆的清真寺的食堂牌子，全部取消，没有什么清真饭馆”。
记者致电和田地区皮山县乔达乡卫生院，向一名维吾尔族查询当地的情况，接听电话的一名维族人称“听不懂”，然后挂断电话。
报道称，12月8日下午，自治区政协机关召开干部职工大会，会议强调，要坚定坚决、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在全疆集中开展民族团结“结亲周”活动的重大决策部署，把开展好“结亲周”活动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第一时间启动、全力以赴开展好，把党的十九大精神传播到千家万户，把政协机关“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引向深入，为实现总目标进一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谢选骏指出：“禁用‘清真’两字、清真寺被封”，这等于说——“清真”就是“纳粹”！
我记得，“十字军西征_消灭伊斯兰全球联盟”（@China_Crusader）在2014年“伊斯兰哈里发国”成立之后不久就宣告了——
伊斯兰教就是法西斯、纳粹主义！
穆斯林就是纳粹分子、日本鬼子。
清真寺就是纳粹党部、靖国神社。
大家试想，如果日本鬼子、天皇分子可以在全世界到处建立靖国神社，每天都要朝向东京“皇居”的方向大声喧哗、聚众高声崇拜天皇老鬼五六次——全世界还会有和平吗？！
如果允许穆斯林每天都要朝向柏林（希特勒首都）或林茨（希特勒故乡）或狼穴（希特勒军营）的方向大声喧哗、聚众高声崇拜希特勒五六次——反法西斯战争怎么可能取得胜利？！
麦加、麦地那就是柏林、东京。
“伊斯兰”意为“顺从”，伊斯兰教鼓吹奴隶主义，伊斯兰法是一种奴役制度，穆斯林是一种卑贱的奴隶！穆斯林们是侵略战争的牺牲品，是被征服的人渣。世界需要一场新的废奴战争，解放穆斯林奴婢！
反恐战争要想取得根本胜利，一定要禁止印刷、传播、宣扬、祈祷、崇拜阿拉伯版本的《我的奋斗》，那就是要禁止印刷、传播、宣扬、祈祷、崇拜穆罕默德杜撰的《可兰经》！
否则，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战争怎么可能取得胜利？
只有正名了，反恐才顺利！
伊斯兰教不仅是世界人民的敌人，也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每一个中国人包括维吾尔人和回民部落，都要树立这样的思想：为消灭伊斯兰教而奋斗终生！
谢选骏指出：现在，仅仅过去三年，共产党中国真的开始采取类似的行动了——这说明，网络的力量真是巨大，可谓无远弗届了。蝴蝶翅膀的效应不可低估。这样发展下去，大量穆斯林就会持续涌入防卫虚弱的欧洲国家。西方基督教国家就会变成穆斯林国家，那时历史的主动权就会落入可能的基督教化了的中国手中了。
【062、“圈地”、“投充”、“逃人法”——满清的人民公社】
清初鞑虏实行的圈地、投充、逃人法、剃发、易服五大政策，给汉人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使他们失去了生存选择的自由：圈地使得汉民无处藏身；投充使得农奴制盛行……
考察满清之“圈地”、“投充”、“逃人法”，类似中共之“土改”、“集体化”、“户口制度”、“人民公社”，是“中国社会军事管制”的结果；剃发、易服，类似于小平头、人民装盛行。其中满清蒙古所扮演的角色，类似现代之苏联及社会主义大家庭，执行者则是作为“现代汉八旗”的“中共”（汉——中；八旗——共产党）。
（一）圈地
清初多尔衮率清军入关，满洲人口大量涌入北京附近，为安置满族诸王、勋臣、解决八旗官兵生计，列土分茅、豢养旗人，除了占有明代的皇庄及无主土地以外，顺治元年十二月在京畿地区大量圈占民有田地，压榨汉人，史称圈地令。
顺治二年九月，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
顺治四年正月第三次圈地，圈入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四十二府。
除前三次圈地令，在各地亦大量圈占旗田、皇室族田，现在遍及大陆甚至台湾均有以“旗田“为地名的历史痕迹。
三次共圈占土地约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七晌零九亩（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顷七十一亩，一晌约六亩），其中皇室庄田仅占五千七百多顷。“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八旗圈地称旗地，不准私自买卖，“八旗官兵所受之田，毋许越旗卖价及私售于民，”违者按律治罪。多尔衮凭借摄政便利，冀东肥沃之地多流入正白旗之手。圈地后，很多农民田地被占，流离失所，部份地主或农民投充到八旗庄园，或流亡他乡，造成大量流民、乞丐出现。
顺治四年（1647年），大规模的圈地已停止，但零星的圈地、换地仍时有所闻。清初战事频繁，所受地亩并未能悉心耕种，“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旷废。”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以镶黄旗地少贫瘠为由，提出要与正白旗换地。康熙八年（1668年）五月智捕鳌拜，再宣布停止圈地，准许壮丁“出旗为民”，自行谋生。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下令“嗣后永不许圈”，圈地正式告终。
清代进入中期，八旗子弟多困苦，开始私自典卖旗地。售地之举，雍正初年已有耳闻，至光绪三十一年载：“无粮黑地，各处尤多。即以直隶近畿八十余州县而论，八旗王公官员兵丁各项旗地，原额十五万余顷，除已归八项旗租三万九千余顷、又王公庄田一万余顷、未尽迷失外，此外现在旗人手内交租者，大抵十无二三。其年久月深，辗转典卖，变为无粮黑地者，约在七八万顷上下。”大量的圈地又回到地主和自耕农手上，江太新认为：“旗地私有化，为自耕农队伍稳定输送了新鲜血液。”
（二）投充
投充，是指清兵入关后，一度允许八旗官兵抢掠汉人百姓，并以之为奴隶的政令，学者们称之为清初六大弊政之一。
投充是圈地的后续，由于直隶畿辅地区大量土地被圈占，必须有大量的人力耕作；顺治二年（1645年）春，摄政王多尔衮颁布投充法，允许八旗官民招收贫民屯垦，成为近似佃农与欧洲农奴性质的农户。但许多圈地后的原有农民也因家产被夺占，只好“带地投充”，带地投充者仅需交租税，若无土地则负担较大。同时出现旗人士兵强逼汉人的“满洲威逼投充”的情况。
顺治二年四月，鞑虏朝廷发现此情形后上谕：“前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者，原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也。……今闻有满洲威逼投充者。又有愚民惑于土贼奸细分民屠民之言，辄尔轻信，妄行投充者。”并申斥违法的投充、强逼投充。投充造成逃人的问题，于是产生了逃人法。
投充政策造成了社会动乱，以致鞑虏上谕指出“以致民以不靖”，要求取缔违法旗人。康熙帝亲政后下诏禁止圈地和投充、裁撤督捕衙门。不过仍存在零星的投充，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再度严禁，规定“禁止汉人带地投充旗下为奴，违者治罪”。
（三）逃人法
清朝为严禁八旗奴仆逃亡和其它八旗人员逃旗而颁布的法令。天命十一年(1626) 始颁，中经多次更改。其内容有对逃亡者的处罚规定，还有关于惩罚窝主、奖励检举、奖惩有关官吏和办事人员等的规定。清入关前，为了制止农奴逃亡，就已陆续 制定惩处逃人的法令。入关后，清统治者又在所占领的部分地区大量圈占土地，强迫汉人投充。沦为农奴的汉人不但遭到残酷剥削，从事繁重劳动，而且没有人身自 由，更引起大量逃亡。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清廷进一步制定极其残酷的逃人法。
这些奴隶是清军历年入关掳掠的汉族人民 （犯罪被罚为奴或买卖为奴者只是少数），他们不甘忍受压榨，思家心切，随清军进关之后大批逃亡。这就是所谓 “逃人”问题。
清初逃人法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 一项法律制度。其制定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的，既努尔哈赤为并吞女真各部，与明朝开战，苦于兵源不足，粮饷不济，不得不将俘虏和降人收为奴仆，以养八旗作战。为制止奴仆逃亡，遂作逃人法。这是一项有着浓厚军事色彩的临时性措施。
因八旗制不易，故奴仆制不易，故逃人法一直沿袭。入关之后，战争已经不是满洲的 主要任务。福临未能及时转变策略，将关外为作战而设计行之有效的农奴生产制照搬到关内，取代故有的封建租佃制，是历史的倒退。引起大量奴仆逃亡，为此加重 逃人法的处罚力度，无异于火上浇油，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损失。玄烨鉴于此，渐次降低逃人法的处罚力度，逐渐缓解了社会矛盾和民族对立，更深层次的原 因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封建租佃制取代了农奴生产制，对逃人产生无异于釜底抽薪。到康熙中后期，逃人基本绝迹，逃人法虽未被废止，却失去了其存在价值和意义，成为一纸空文。
（四）总结
清初逃人法问题的切入点，以该制度制定所依据的宏观背景为入口，探析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玄烨四代鞑虏施行、修 改逃人法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满洲建治之后的宏观社会背景，并说明了与逃人法产生密切相关的两项制度——八旗制度和奴仆制度。满洲人口不多，努尔 哈赤四方征讨不得不采用全民皆兵的策略，八旗制度应运而生。将满洲人口编为八旗，每固山（旗）辖5甲喇，每甲喇辖5牛录，各置官管理。每牛录“三丁抽 一”，平时耕种，战时从军。八旗既是军事单位，又是行政单位，可见八旗制度是一项兵民合一、耕战合一、军政合一的制度，该制度保证了满洲鞑虏的纪律性和战斗力。
鞑虏奴仆制度由来已久，努尔哈赤为弥补兵源不足和粮饷匮乏，大力发展了奴仆制度，将战争俘获和招降纳叛所得的汉人分给王公大臣和八旗士兵为奴，以供满洲战 争机器役使。奴仆没有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政治自由，地位与财货相等，加之压迫甚重，纷纷逃亡，为制止奴仆逃亡，鞑虏头目努尔哈赤制定了一系列以处罚逃人、惩罚窝藏者和缉捕逃人相关的法令，为便于行文，统称为逃人法。 第二部分介绍了逃人法的具体内容和流变过程。以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玄烨四代的顺序依次讨论。努尔哈赤规定擅自离开部队或庄屯的奴仆即为逃人，拿获之 后即行处死，后期发展到仅有逃亡念头之人也认定为逃人，将逃人的范围扩大；部落内部收留逃人者以盗贼论处，部落外收容者则被征讨，以儆效尤；并沿边建垒以 防范逃亡，有效制止了奴仆的逃亡。其特点是重外逃而轻内逃，重惩逃人而轻惩窝隐逃人者。这为满洲并吞女真各部乃至最终入侵中原立下功劳。总起来看，这个时期的逃人法可说是一种战争状态下的临时政策。 皇太极时期，战争仍然是满洲的主题。皇太极在承袭前朝惩治逃人和窝逃者规定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适应当时状态的转变。惩治逃人方面，重满人而轻汉人、蒙古人，取消了有逃亡嫌疑即定为逃人的规定，并总结出来行之有效的缉捕逃人措施，这些使得汉人奴仆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叛逃者数量减少，满洲国力稳中有升。总 起来看，这一时期的逃人法较之前朝有所宽缓，尤其是对待汉人方面，缓和了一定的民族矛盾。在缉捕方面日臻成熟，技术上也保证了逃人数量的减少。
福临时期，清军进占北京，定鼎中原，整个社会环境与国策均较前两朝有了巨大的区别。这个时期的逃人数量是最多的。为制止前所未有的逃亡风暴，鞑虏福临出台了前所 未有的惩治逃人和窝主的严刑峻法，集中体现在《督捕则例》中，规定逃人逃亡前两次均处以“鞭一百”，第三次逃亡被拿获正法;窝逃者正法、家产籍没，家人流 徙关外给八旗穷兵为奴，并于兵部之下置督捕衙门专司其职。刑罚之重古所罕见，更使得满官与汉官因圈地逃人问题相互攻讦，造成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总起来说，福临加重逃人法的刑罚既是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公心，也存了偏袒满人的私心，从这一点讲，如许严酷之逃人法行之必不久远。
鞑虏玄烨时期，大幅修订《督捕则例》，将地方上逃人案件的审判权由满洲将军移至各省督抚(汉人始得参与地方逃人案件之审判)，并大大降低了逃人、窝主、邻佑、 十家长、百家长、地方官等人违犯逃人法的处罚力度。 第三部分为对逃人法的评价。逃人法作为一项军事时期的临时政策，对入关之前的满洲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对东北开发和巩固国防也起到巨大作用。但同时应当看 到，入关之后，强行推行农奴生产制造成全国性的奴仆逃亡，为此，福临出台了严厉的辑逃法令，结果却是火上浇油，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损失。总起来 看，逃人法是施行过程中，是负面影响大过正面影响的。
（五）比较
清初鞑虏实行的圈地、投充、逃人法、剃发、易服五大政策，给汉人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使他们失去了生存选择的自由：圈地使得汉民无处藏身；投充使得农奴制盛行……
考察满清之“圈地”、“投充”、“逃人法”，类似中共之“土改”、“集体化”、“户口制度”、“人民公社”，是“中国社会军事管制”的结果；剃发、易服，类似于小平头、人民装盛行。其中满清蒙古所扮演的角色，类似现代之苏联及社会主义大家庭，执行者则是作为“现代汉八旗”的“中共”（汉——中；八旗——共产党）。
【063、“全国吸毒”和“全市吸毒”区别在此】
《美国也曾雾霾爆表 花了半个世纪告别雾霾》（2016-12-22 14:14:43 FT中文网）报道：
2016年12月16日，大范围重污染天气正进入最严重时段，今日进一步扩散至17省区市。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橙色预警，专家表示，截至19日，全国重度霾影响面积达58万平方公里，这是今年来范围最广、时间最长、强度最强的霾过程。
然而你知道吗，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世界多国出现空气污染，美国也遭遇严重的雾霾天气，回想起来像一场恐怖的噩梦。
早在20世纪40年代，那一代的洛杉矶人一直有一个深植记忆的痛苦标签——曾经肆虐长达半个世纪的严重雾霾。他们如何治理成功的？小编这就带你来看看。
这几日雾霾无疑是让华人最刺痛的字眼，这一次雾霾爆表的中国中又一次占据了外媒头条：
悉尼先驱晨报：雾霾席卷城市，中国发出第二次红色预警！飞机停飞，封锁道路！
澳洲ABC：雾霾已侵袭中国诸多城市四天，飞机停飞，封锁道路！
澳洲新闻网：中国雾霾已达毒性水平！
BBC：中国十个城市发布雾霾红色预警！
英国卫报：中国首都及21个城市发布雾霾红色预警！
据中国媒体报道，从16日起，中国华北、黄淮等地遭遇了今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雾霾天气！
京津冀地区PM2.5指数更是频频爆表！
石家庄出现了连续超过50个小时的严重雾霾污染，PM2.5指数破千！
北京的PM2.5水平达到了500，比世卫组织建议值高出50倍！
当前的能见度已经降到50米！
华北24个城市发布了极端雾霾“红色预警”！
占到全国的九分之一！
据估计，红色预警会一直持续到12月24日。
截止至21日早7点，最新全国城市污染指数如下：
这样的天气来北京旅游也是惨，回家之后大概会发现拍出来的照片都是这样的可怕。河北石家庄的《燕赵晚报》发布消息：小学、幼儿园停课一天。但重污染天气已持续多天，这才通知停课，有人质疑相关部门反射弧太长。新华社昨天还专门发文表示：雾霾爆表还不停课是失职行为。
中国的雾霾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科学家们也坐不住了！
NASA科学家对比了北京，洛杉矶和亚特兰大三地的空气质量，从太空的角度告诉分析：什么是雾霾？为什么中国空气污染这么严重？以及美国空气污染的历史、现状和解决办法。
其实曾经的美国也经历过雾霾——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世界多国出现空气污染，美国也遭遇严重的雾霾天气，回想起来像一场恐怖的噩梦。那时候的纽约，有一个不堪忍受的名字叫“雾都”。当时纽约曾多次发生严重雾霾现象。1953年11月，一场雾霾使纽约200人死亡;1963年，“伦敦杀人雾”来到纽约，400多人失去了生命，数千人患上严重的呼吸道疾病；1966年，黑色的雾霾从11月24日感恩节开始，一直笼罩在纽约市上空，直到11月底还没有散去，至少169人因雾霾而死亡。美国花了50年治理。
近几年的中国重霾，也让人联想到曾经的霾都洛杉矶。在洛杉矶的治霾史中，好莱坞明星、家庭妇女、良心科学家、铁腕政府官员都做出各自的努力，无人置身事外。
2016年12月15日，北京发布今年第一个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周边六个省市共23个城市受到影响。在这次严重雾霾侵袭中，最低能见度降到了一公里以下。事实上，今年十月以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已出现五次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过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次。就连以往很少见到雾霾报道的成都地区，今年遭遇的雾霾也严重到了影响飞机起降造成大面积延误的情况。
看到环保部门专家建议儿童、老年人和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及其他慢性病患者尽量留在室内、一般人群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我不禁想起70年前，美国洛杉矶也曾经经历过几乎一模一样的伤痛。对于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来说，这座美丽繁华的“天使之城” 除了好莱坞、迪斯尼、圣莫妮卡海滩，除了科比、湖人队、1984奥运会，还有一个深植记忆的痛苦标签——曾经肆虐长达半个世纪的严重雾霾。
洛杉矶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雾霾难以消散
由于这里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独特地理状态，雾霾难以吹散、长期驻守。加州标志性的充足光照又导致强烈紫外线，光化学反应一触即发，把毒物向空气中持续释放。而令世人震惊的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折磨洛杉矶人的雾霾在50年后几乎完全消失。如今的游客和新移民已经难以想象，这里曾经“暗无天日”的过往。
这样的奇迹，是如何创造的？对于正在深受雾霾困扰的中国人，洛杉矶经验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生化危机”
时间闪回1943年7月26号，正值二战期间的一个佛晓。当洛杉矶居民从睡梦中醒来，眼前的景象让他们以为受到了日本人化学武器的袭击：空气中弥漫着浅蓝色的呛人浓雾，矗立的高楼与街边的汽车被全部吞噬，太阳也变得模糊难辨。走在路上的人们闻到了刺鼻的气味，他们看不清方向、认不出景物，很多人把汽车停在路旁擦拭不断流泪的眼睛。每个人都狼狈不堪：眼睛红肿、喉咙嘶哑，脸上灼烧一般的刺痛。
1940年代雾霾肆虐的洛杉矶
人们的恐慌触目惊心：视线不清的司机紧张地左右避让，母亲抓起受惊的孩子就近躲进路边的建筑。政府很快辟谣：这不是日本人的毒气，而是大气中生成了某种不明的有毒物质。人们不由想起不久前令人心悸的伦敦烟雾，无法相信，洛杉矶这样一个从来蓝天白云、阳光明媚的城市，也被无情淹没在了浓霾之中。
和如今很多深受雾霾折磨的国家和地区一样，污染“归功于”经济腾飞的时代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同盟国用于制造飞机武器的资金大量流入，成千上万的商人、游客和移民涌入加州，美国人迷上了西海岸。产业多样化带来了纺织业、轮胎、家具行业等等的迅猛发展。到了1949年，洛杉矶的渔业产出超过了波士顿，汽车产量更已仅次于底特律。
此刻的洛杉矶，情况越来越糟，雾霾天越来越频繁，居民开始出现恐慌。时任洛杉矶市长弗彻·布朗信誓旦旦地宣称4个月内一定永久消除雾霾。政府先是关闭了一家化工厂，他们认定丁二烯排放是污染源。但，雾霾并没有缓解。很快政府又宣布全市30万家庭垃圾焚烧炉是罪魁祸首，居民们被禁止在后院焚烧垃圾。然而，雾霾依然没有减少。政府公信力一降再降，终于失语了。在那些日子里，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人们蜂拥向医院接受治疗。
曾经“暗无天日”的洛杉矶有人不沉默
严重的雾霾之下，哮喘、气管炎、咽喉炎、心脏病和一些过敏性疾病开始爆发。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呼吸和心脏系统本就脆弱的人群成为了抵抗力最弱的受害者。到1950年代又一次严重光化学污染导致的严重雾霾侵袭时，两天内因为呼吸系统衰竭死亡的65岁以上老人就达到了400多名。仅仅1950年一年，就有超过71000居民用脚投票，逃离了洛杉矶。
面对前所未见的雾霾灾难，洛杉矶人并没有选择戴上口罩，躲回家里，欺骗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发出声音，表达不满。最具力量的，是幽默和讽刺。
1950年代，好莱坞演员们想出了“雾霾罐头”的点子：“你有敌人吗？有的话省下买刀的钱，把这个罐头送给他吧！”这种罐头标价35美分，在游客众多的商店里出售。五颜六色的漂亮罐头上贴着标签：“这可是好莱坞大明星们呼吸的正宗雾霾啊，里面有如假包换的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硫化物。如果你想要保持这瓶雾霾的新鲜度和纯净度，那你一定要把罐子封好哦。”
雾霾罐头
人们还印刷出了“雾霾明信片”嘲讽洛杉矶独特的城市形象。精美印刷出来的并非我们熟悉的城市明信片中那些绚丽夺目的标志性美景。航拍角度的镜头下，是60年代洛杉矶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和模糊不清的天际线。远处的山顶的白雪若隐若现，一切犹如被炖在一锅黏糊糊的毒物之中。
一张1970年代的“雾霾明信片”
谁也没有想到，首先挺身而出采取行动的，是一群家庭妇女。
这些平时并不关心时事、对于环保和科学也知之甚少的中产阶层女性唯一的动力来自一个质朴的信念——保护我的孩子。1950年代，她们自发组成了一个团体，给自己取名“驱除烟雾(Stamp Out Smog)”，英文首字母缩写巧妙地符合国际通用求救信号“SOS”。有男人轻蔑地嘲讽她们是“涂着睫毛膏的女斗士”。她们却很快证明自己绝不是做秀，而是积极的行动派：做调研、写报告、到政府请愿、向州长进言治理倡议。
起初，她们只有二三十个成员。很快，每个人再叫上二三十个朋友。二十乘以二十，不断壮大。就这样，每每有公开的环境污染情况听证会，总会有数以百计的母亲到场，她们常常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表达关切和不满。
很多人惊讶，抗击严重污染和政府失职，最有效的“武器”竟然是：愤怒的母亲。
良心科学家
一时间，每个人都在愤怒地追问：究竟谁才是罪魁祸首。出人意料，一名来自荷兰的科学家通过实验揭示了真相，并由此成为后来半个世纪对于洛杉矶这座城市最为重要的人。
阿里·哈根·施密特教授
1945年，当加州理工学院教授——荷兰化学家阿里·哈根·施密特从夏威夷把六千磅菠萝运到洛杉矶时，是为了研究菠萝的香味。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和菠萝一起闯入他生活的，会是洛杉矶的雾霾。
1949年一个炎热的清晨，斯密特像往常一样在他的香味实验室里忙着提取生菠萝的香味。被方程式和浓郁的香味弄得头晕眼花的他决定放松一下，走出大楼，沐浴在阳光里，希望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可是，吸进去的空气不但没能使他神清气爽，而且简直是粗糙浑浊、像漂白剂一样刺激难闻。彼时49岁的斯密特患有严重的咳嗽，他本能地感觉有哪里不对，决定转而研究大气污染。
经过多个月的实验研究，斯密特得出结论：雾霾来自于汽车尾气，与阳光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了臭氧以及其他剧毒的物质。这重大的发现一石激起千层浪。1951年，雾霾甚至有了以他命名的新外号“哈根烟雾(Haagen smog)”。
然而，他狠狠得罪了当时洛杉矶经济的支柱——汽车产业。福特、通用、克莱斯勒，所有汽车巨头都把洛杉矶看做全世界最大的市场。然而斯密特却蹦出来警告：“不，汽车产业会置人于死地”，后果可想而知。同时，一些民众也开始了对斯密特的恶意攻击。他们怨恨他将雾霾和汽车排气管联系起来，认为他在暗示开车的普通民众也负有责任。
斯密特迅速成为了一个极度不受欢迎的人。他遭受人身攻击和诋毁，加州理工校委会被施压给他穿小鞋，甚至连他的校园讲座也流产，所到之处会有观众质疑他的信誉。在加州理工的校园里，他被迅速孤立起来，同事们的闲言碎语和各种嘲笑扑面而来。
然而事实证明，斯密特是对的。上个世纪初开始，大洛杉矶就一直是美国机动车保有率最高的地区。从二战经济起飞之后，洛杉矶的版图在不断扩大。摊大饼的城市格局和跟不上需求的公共交通系统使得私家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生活必须品，“车轮上的城市”由此得名。
车轮上的洛杉矶
50年代初，斯密特已经顶着压力把雾霾的来源和聚集原因剖析得一清二楚，他写道：在城市的一边，分布着石油工厂，几个精炼厂每天处理成千上万吨石油。另一边，洛杉矶公路上行驶着的近50万辆汽车，每天大约累计消耗一万两千吨汽油。即使燃烧率高达99%，仍有120吨未燃烧的汽油被释放到大气之中。而洛杉矶东、南、北三面的环山阻止了空气污染物的扩散流通，高空的暖空气由于轻于密度更大的冷空气，又犹如锅盖使得污染物无法垂直扩散。
这是洛杉矶人第一次明确意识到，原来给他们带来威胁的雾霾就出自自己心爱的汽车。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早有预感，又不愿承认的事实：每个人自己就是污染源。
加州标准
当汽车尾气中的硫化物和氮氧化物被证实是雾霾的罪魁祸首之后，提升汽车发动机效率和油料品质就成为了科技界的当务之急。第一个最重要的突破是1970年投入应用的催化转换器(catalytic converter)。这是一个安装在汽车底架上的装置，通过引入化学催化剂，可以将尾气混合物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等无害的物质，以减少有毒尾气排放。
1970年，刚刚成立三年、羽翼未丰的加州空气资源局(CARB)设立了捆绑法规，强制汽车制造商给所有在加州出售的汽车安装催化转换器，并很快开始执行严厉的汽车排放标准。由此，加州成为了美国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发布自己的排放标准的州。也就是说，达到联邦标准，汽车产品将只能在全美其他49个州出售。而若想进入加州，你必须达到“加州标准”，从而拿到加州空气资源局的认证。
然而，安装这个新装置自然意味着成本的提升，自然不会让强大的美国汽车产业轻易接受。底特律的汽车贸易制造委员会立即开始抵制。
再次出乎所有人意料，来自海外同行的竞争使得难题迎刃而解。最先达到减排标准要求的是日本汽车企业，本田、丰田、尼桑等等公司投入成本研发并加装尾气转换装置。他们显示了从机械技术角度，生产一台优质高效并且不会排放有害气体的车辆完全可能。
于是，尽管起初有一万个不情愿，但为了不被逐出市场，美国的车企也不得不“屈服”了。神奇的是，四十余年过去，如今全球的汽车企业都已经以能生产加州标准的汽车为荣了。这其中的逻辑是，与其为加州和全世界其他地方费力气生产两套标准的汽车，还不如“一步到位”。而消费者们看到产品是“加州标准”，也会更加放心购买。双赢，就这么实现了。
如今，美国最新法规要求新车出厂时，公司必须提供实验数据，说明以何种技术保证新车在行驶15万英里后依然排放达标。也就是说，对于老旧的汽车和新车的排放“一视同仁”，并不会对于跑上几年之后的车辆就降低标准。
然而，每天几百万辆汽车在加州各大公路上迅疾奔驰，全部检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加州空气资源局采取的执法模式是：抽查车型模拟实验、一旦落网就重罚。2015年9月，德国大众集团柴油车使用作弊软件用以识别汽车是否处于检测状态，以调控尾气排放，导致车辆运行时真实排放的氮氧化物超标达到限值的40倍。这一给大众带来巨亏的惊天丑闻就是在这样的实验中被抽查现形的。
最终，大众向联邦环保局和加州空气资源局支付了高达27亿美元的天价罚金，另有20亿美元将用于一项清洁排放技术的新项目;美国消费者所获得的赔偿总额是100.3亿美元，包括车辆回购款以及现金赔偿。这由此成为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消费者集体诉讼和解案。
解决了尾气排放净化技术之后，人们进一步意识到，燃油品质也非常关键。于是，继汽车产业之后，石油工业也同样面临着“加州标准”的挑战。80年代初，加州空气资源局和联邦环保局决定要求炼油公司开发并销售更加清洁的汽油。新配方汽油严格限定了有机物的挥发率以及汽油中的苯、芳香烃和烯烃的相对含量。
相对于汽车引擎的提升，油品质量的控制被加州人称为“银子弹(silver bullet)”，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杀手锏”。原因很简单，汽车安装催化转换器提升引擎效率显现缓慢，要等待马路上奔驰着的老旧车辆报废被淘汰才能逐渐看到减排效果。而油品提升影响着每一辆车，效果立竿见影。
与引擎管理一样，加州制定政策，对于油品质量的要求也比其他各州更加严格。当然，油价也要更高。以尾气排放中以铅和硫为主的无机毒素为例，如今铅已从绝大多数国家的汽油里销声匿迹了，但硫燃烧形成的二氧化硫和硫酸盐仍是雾霾和城市酸雨的罪魁祸首。如今，洛杉矶和全加州成品油执行的硫标准为10ppm，是全世界最为苛刻的，美国全国将于2017年追上领跑的加州。
负责执法的加州空气资源局同样采取信任企业自查自报、定期抽查以及接到投诉彻查的方式。一旦查到油品不合格，那么该炼油企业整个一批次的油都要封存，对于胆敢铤而走险的炼油厂的处罚往往以千万美元计。
双管齐下的重拳治理带来巨大改变。在过去四十余年中，洛杉矶的汽车总量增加了三倍，而尾气污染却降低了70%。
法治的力量
在环保领域，加州一直以来在全美乃至全球一马当先，与完善有效的法治关系重大。1960年代末，随着美国民权和反战运动的高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关注环境问题。1970年4月22日，两千万民众在全美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空气污染、呼吁保护环境。这一草根行动最终直达国会山，立法机构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迫切性。后来这一天被美国政府定为“地球日”。
公民抗议空气污染
这些努力促成了1970年《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修正案的出台。这部新的法律将大气污染物分为基准空气污染物和有害空气污染物两类，并第一次界定了空气污染物的组成。在法律草拟过程中，洛杉矶在整治环境污染方面的众多经验被拿来参考。这条联邦法律赋予环保部门的使命是：不考虑经济成本，而以公众健康作为唯一目标来制定标准。《清洁空气法》还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原告可以是公民、地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也就是说，任何人均可对违反环保法律的行为提起诉讼，而不需要与诉讼标的有直接利害关系。
1970年末，国会授权联邦政府组建了联邦环保局EP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来负责监督法案的实施。46年来，联邦环保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再次提升空气质量标准，作为全美空气质量的“差等生”，加州治理空气污染的努力始终是进行时。
《清洁空气法》颁布时，要求加州达到空气健康标准的最后期限是1987年。在距其一年的1986年，加州似乎达标无望，很多人已经决定放弃。
这时，一位不能不提的铁腕人物开始执掌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SCAQMD)。他就是物理学家詹姆斯·伦茨，在随后的十多年里，他成功引导洛杉矶走上了清洁空气的有效道路。
伦茨在1986年之后的短短几年内成功地为诸如发电厂、炼油厂、玻璃制造厂、航空航天公司以及钢铁厂这些大产业制定了新规则。对汽车推行严格标准，要求炼油厂生产清洁燃料自不必说。甚至对于烧烤、气溶胶喷雾罐以及其他常见家用产品所产生的烟气都严格规定。不开玩笑地说，连指甲油也得符合清洁空气的标准。
伦茨全面而细致的策略产生了巨大的成效。洛杉矶空气质量得到了有史以来最显著、最快的改善。到1997年他卸任之时，洛杉矶空气每年超过联邦政府臭氧标准的天数已经从164天降到了68天。污染的峰值水平也降低了40%。
就这样，20世纪90年代，洛杉矶人朝思暮想的蓝天白云，终于回归了。
公民责任与科技魔力
加州成为今天全美环境保护、抵制气候变化的先锋，与这里的民众超群的环保意识乃至道德自律息息相关。然而，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人们的观念和生活习惯是在数十年与雾霾的对抗中潜移默化、慢慢转变的。
1976年3月15日，时任加州州长杰瑞·布朗希望加州居民改变生活方式，尽量拼车或乘公交车上班，从而减少一个人开私家车占用道路资源并增加排放的情况。拥堵不堪的圣莫妮卡高速公路上由此出现了第一条拼车专用的菱形专道(Carpool lane)。然而事与愿违，随时开车上路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生活方式的加州人怨声载道。这项政策造成其他车道愈发拥挤、混乱不堪。到了秋天，理想主义的短命政策就夭折了。
然而如今，洛杉矶的各条高速公路最里侧都专设有拼车车道，供乘坐两人以上的车辆快速通行。同时，为了鼓励人们选择新能源汽车，拼车车道也向零排放的机动车敞开。也就是说，只要你开的是新能源、混合动力、电动车，即使独自驾驶也可以使用。
现在，在洛杉矶大大小小的居民社区，NGO组织会在周末举行环保节活动，为居民免费进行车辆排放检测、介绍新能源汽车的特点、普及政府相关补贴知识并现场接受以旧换新登记。比如，在加州购买电动汽车，居民将可以获得2500美元州一级补贴以及来自联邦政府层面的7500美元退税。也就是说，如果你选择更为环保的电动车而非传统汽油车，你就可以拿到一万美元的激励。
而州政府补贴的钱并不占用教育、医疗等福利保障的普通财政收入，它来自碳排放限制和交易(cap and trade)项目。这是一项基于市场手段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机制。“限制(帽子cap)”是指由法律规定的企业排放上限，它逐年递减、日渐严格。而被限制所覆盖的行业内企业必须对排放负责，如果排放超标，那么要么得购买排放津贴，要么得赔偿补偿罚款。目前，仅仅加州一个州由此涵盖的排放规模在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欧盟。
在全方位的政策扶持下，加州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一马当先。著名的特斯拉就位于加州硅谷。2015年年末，全球第一款氢燃料电池车也在加州面世了。不需要加油，不产生尾气，所有排放物只有水，这一切以前在科幻中才会出现的大胆想象，如今都成为了现实。
目前，加州正在雄心勃勃地建设普及化的电动车充电设施，目标是未来有加油站的地方也会有充电桩。氢燃料电池车的出现无疑将会再次带来补充能源续航的新挑战。2015年年末，全世界第一座加氢站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投入使用，现在已经扩展到加州多座城市。加氢成本相当于3.5美元一加仑的油，续航里程能达到700英里，比传统汽油车还要实惠。
良好环境VS经济增长
尽管如今的洛杉矶，比起雾霾肆虐的上个世纪，空气质量已经好了太多。但它依然是全美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加州也依然是空气质量相对最差的州。如今，这里的主要污染物就是臭氧。与张牙舞爪的细颗粒物PM2.5、PM10相比，臭氧要“低调”得多。然而，它其实更加可怕。
臭氧几乎能与任何生物组织反应，对呼吸道的破坏性很强。会刺激损害鼻黏膜和呼吸道，轻则引发胸闷咳嗽、咽喉肿痛，重则引发哮喘，导致上呼吸道疾病恶化，还可能导致肺功能减弱、肺气肿和肺组织损伤，这些损伤往往不可修复。同样，臭氧也会刺激眼睛，使视觉敏感度和视力降低。它还会破坏皮肤中的维生素E，使皮肤长出皱纹和黑斑。
2015年10月1日，美国联邦环保局发布了未来十年更加严格的雾霾限制指数，把2008年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的75ppb，也即十亿分之75再度降到了十亿分之70，相当于每立方米0.07微克。
很多环保专家都认为，这越来越“严酷”的标准对加州考验最大，不仅因为加州依然是全美空气质量的“差等生”，也因为加州还有16个郡连目前75ppb的“宽松标准”也没有达到。联邦环保局给了加州最为宽容的时限——2037年，足足比其他州县多出了12年。
逐年递减的严格污染物标准，自然会使得工业集团不高兴。他们聘请游说掮客和广告公司发声反对环保局的相关规定，警告这会威胁经济发展，发电厂、制造业和其他产业都将为此买单。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似乎是永恒的两难选择。希望拥有清洁的空气，如果一定要牺牲GDP，值得吗？
加州人的答案是：YES。
曾写作《洛杉矶雾霾启示录》的环保记者雅各布这样计算：“那么治疗数以千计罹患癌症的患者的代价呢？照顾下半辈子被慢性病缠上的病人又要多少成本？治理雾霾、防患未然要比为公众健康受损买单便宜得多。为环保付出金钱，获得的是更好的公众健康。人们不再需要巨额的医疗资源，人们的工作能力也更强。这些对于经济增长好处更加长远”。
灰色的洛杉矶已经成为历史/治理雾霾，无人能置身事外
随着深入采访和了解洛杉矶这座城市70年来、时至今日仍在进行的与空气污染斗智斗勇的故事，我深深地感到，治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的成功首先需要一个有远见、有作为、对居民负责的政府;然而，它又绝不仅仅是那些行政官员的责任。在洛杉矶的实践中，立法机构、科学家、企业界乃至每一个普通人都参与其中。
对于洛杉矶公民而言，一方面，他们关注自己身处其中的环境，勇于向政府和污染企业问责;另一方面，他们从个体做起，自我约束，身体力行做出改变。
毋庸讳言，要牺牲自己已经习惯并甘之如饴的生活方式，很难。但在今天的洛杉矶，我见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在车行天下的城市里减少开车、尽量拼车、购买清洁汽车，或者干脆选择骑自行车和步行。他们相信，每个人都做一点小事，自己生活和热爱着的城市便会大大不同。
我想，洛杉矶被历史证明有效的决策、立法、科技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协调发展、共同努力可以成为中国治理雾霾的珍贵经验。2016年的今天，距离山西长治最早出现雾霾已经过去了10年。重现蓝天白云，我们应该不需要等待50年。
每个人都必须呼吸，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洋洋洒洒、头头是道，目的却在掩盖一个极为浅显的事实——任何国家的雾霾都是城市规模的问题，只有共产党中国把雾霾变成了国家规模的问题，中共的“全国一起吸毒”和西方的“全市一起吸毒”规模要大了上百倍！中国的受害者已经不是美国的几百万规模，而是十多亿人口的规模！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创造了人间奇迹。但是上述文章却要掩饰——“全市吸毒”和“全国吸毒”的区别！
【064、“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的英明论断】
《曝班农飞北京 秘会中共二号人物王岐山》（2017-9-21多维）报道：
班农曾在香港的演讲中大赞习近平。
白宫前首席顾问班农此前在香港进行的闭门演讲中大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英媒曝出，其还曾与王岐山在北京进行了秘密会晤。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9月22日报道称，美国前白宫首席顾问班农（Steve Bannon）上周飞抵北京与中共官方二号人物进行了秘密会议。 文章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班农飞往北京去会晤王岐山，后者是中共反腐运动的带头人。据称，二人此次在中南海进行了会晤。
另外，还有消息人士称，中国方面在班农的香港演讲之前就接触到了班农，因为他们试图向他咨询有关经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的有关议题。 文章称，在得知班农的演讲中要涉及上述议题之后，王岐山通过中间人安排了一次长约90分钟的会晤。消息人士还表示，这与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即将开始的中国行没有任何联系。文章指出，此次班农与王岐山的秘密会议也暗示这位中共反腐之星可能会继续在习的第二届任期内与他亲密合作。
美国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9月12日在香港一个闭门会议上指出，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工作角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尊重的外国领导人。
班农是在中信里昂（CLSA）投资者论坛上作出上述表述。文章指出，虽然王岐山没有官方的政府职位，但是他持续会见了一系列的国际政要。9月20日，王岐山在北京会见了来中国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王岐山由于他的去留问题，成为中共10月召开十九大的焦点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以及公开露面，都受到西媒的异常关注。
谢选骏指出：如果上述新闻不是故意放出的政治谣言，那么就再次证实了我有福安“全世界资产者联合了起来”的英明论断。如果这只是一个政治谣言呢？那么，也证明了“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是大势所趋，所以假新闻的批发商们都要趋之若鹜。
【065、“社会中的宗教”其实就是“迷信”】
《中华民族是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谢遐龄 2017-01-14 澎湃新闻）报道：
人们说，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中国的孩子们出国参加小组活动，往往自述“无信仰”；我们的户口簿上“宗教信仰”一栏登记着“无宗教信仰”。读了杨庆堃先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修订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范丽珠等译），就会明白，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中华民族是有宗教的。
杨先生创造性地把中国社会的主流宗教看作“弥漫性宗教”。关于这个说法，下文还要详述。他的学说，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国情，认清自身心灵，唤醒深藏于意识之中、久已晦暗的信仰。概言之，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实现文化自觉之书。这本书是极其严谨的社会学专著，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社会的各类社会结构、秩序与宗教的关系，从极其丰富、确实的资料中提取出解释模型。诚如当代宗教社会学的权威学者所评价的，这是本经典研究中国文化、社会、宗教的经典作品，甚至有些夸张地赞之为该领域的“圣经”，对于我国的相关学科的专业研究人员来说，是必读的基础教材。
书中精彩的、引人入胜的段落比比皆是。家庭生活涉及的各类宅神、祭祖活动；民间组织怎样由宗教实现其团结；各种行业怎样由宗教增进自信和自律（由此可以了解，旧社会，宗教保证经济活动有秩序，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传统节日的庆典是宗教活动……他用一些为人熟知的事实启迪读者：“即使是那些不相信灵魂的人，也往往希望百年之后子孙后代牢记他们的名字”（44页），让读者明白，这些“世俗的”心理，实质上是宗教的。他指出，在旧中国，政府运用宗教实施治理，列举了大量现象论证“以神道设教的基本观念通过民间信仰，成为传统政治制度中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116页）对民间崇拜的各种神祇，社稷、山神、河神、风雨雷电、城隍、阎罗、真武、关公等等，以敕封、嘉奖等方式肯定它们的正当性，推动其教化功能实现。也罗列、阐述了政治反抗与宗教的紧密关联。（170页以下）为读者清晰地勾勒了宗教与政治的生态关系。他揭示，在中国社会，宗教不仅有伦理教化功能，更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作品，我们不能不钦佩作者的洞察力和创造力。所以，我忍不住要在他的基础上稍作引申，讲些本该由他讲，但尚未讲出来的想法。
杨先生写作本书，原因之一是要解惑西方学界、受西方学界影响的中国学者对中国宗教的模糊看法。在努力从中国现象直接提取理论的同时，所依凭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来源于西方学界。征引了西方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最能显现他的西方视角的，就是多次出现的“超自然的”一词。（第1、196、205页等处）他把天命信仰、《周易》卜筮、风水都看作“超自然的”。然而，按照中国本土的思路，这些要素都属于本己的自然。天就是自然。只是按照中国人的理解，自然本身就是有意志的、有德性的，不是死的、冰冷的、无价值倾向的，西方科学家理解的自然。正是从这样的西方思想看过来，才会把中国人理解的活生生的自然看作“超自然”。卜筮依据的思路是天（自然）与人（自然之部分）之间的感应；精准的感应就能把握天道运行的未来情状。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一，天道运行是可以认识的；二，认识方式是感应，而这感应可以通过某些途径化为符号供专家辨识。可见卜筮依据的思路不是超自然的。风水就更自然了——依据的是山、水、建筑物的形状和相互位置。要点在于，须依中国思想把自然理解为活生生的，不可割裂自然与神意为两物，像西方思想那样。
更重要的，所谓“弥漫性宗教”概念似乎尚未把中国社会的宗教讲透、讲到位。大家知道，汤因比称西方文明为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内涵与组织基础。作者称之为“制度性宗教”。杨先生纠正学界流行的“中国社会无宗教信仰”观点，证明了中国社会有宗教、有信仰，是了不起的贡献。他对中国社会的宗教到底是什么也提供了自己的研究结论，这就是说，他的贡献相当实在、分量很重。我只是认为，还可以提炼一步，更为完满。
“弥漫性宗教”作为一种描述理论，即学者们说的“中层理论”，可以成立，也很精当。然而，制度性宗教是对西方文明整体而言的说法，杨先生在书中用于中国社会时，称佛教、道教为制度性宗教。（229页，特别233页：“自从宋朝开始，制度性宗教在中国社会扮演了一个相对弱势的角色。”）也就是说，制度性宗教不用来讲述中华文明整体。同时，弥漫性宗教也不是用来讲述中华文明整体的宗教性质；与制度性宗教成为并列的两种形态。
在这里我看到了杨先生使用的概念有待提纯。
问题在于，怎样确定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文明体在整体上的宗教性质，要找到一个术语确切地表达之。
这是两个题目。解答第一个题目，杨先生搜集的材料已经足够了，论述也进展得差不多了，只需稍稍推进一步。
对于这个题目，本书的第五章所述是出发点。该章标题就提示，这是个史学问题；研讨的是政治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显示杨先生的观察极其敏锐。他确立了一个普遍性的定律：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国家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世俗和功利的结构；政府的结构及其功能根本无法完全独立于宗教体系之外存在。（83—84页）
在根据中国早期历史论述宗教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结构性关联时，杨先生提到了原始宗教（包括四个关键部分——祖先崇拜、对天及其自然神的崇拜、占卜和祭祀）及其在商、周、两汉时期的发展和成熟。他接着讲到，政治国家整合众多地方社区为统一的整体，原始宗教把众多的地方神灵整合进统一的信仰，儒学（当指西汉董仲舒）在这进程中发挥的神学建设功能。这些叙述，让读者知道的是，原始宗教在发展中。这段历史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社会的宗教发展迥异于基督教堀起——那是一场宗教革命。
董仲舒所开启的，是否够得上宗教革命，须由怎样看待儒家确定。这个题目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恕不赘述。
重要的是，按杨先生的论述，商、周、两汉，及其后各朝各代，中国是个宗教国家。这个宗教覆盖整个中国社会；皇权同时是教权。皇帝俗称天子。这个称呼彰显其教主义。天是中华民族的信仰对象，相当于犹太民族信仰的耶和华。“祭天仪式被严格地限定为皇帝的特权”，皇帝是“天人之间唯一的中介”（145、146页）；“全体臣民是群体信众”（231页）。各级官员有相应的祭祀职能。所以说，整个中国社会构成一个宗教国家。这个宗教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来，只是不知道其名称。称作儒教显然不恰当。我把董仲舒的儒学看作对这个宗教的神学论述。但儒学本身不能等同这个宗教。
于是到了第二个题目：用个什么术语表达这个宗教？
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来，又无人给它命名。显见这是自然而然地生长而来的。不妨称之为自然宗教。杨先生称之为弥漫性宗教。但这个术语适合于描述特性，不适合于用作名称。
在第五章，杨先生讨论了道教、佛教兴起的意义。他称这两种宗教为自愿性宗教，指出这是汉朝以后宗教生活的显著特点。他写道：
“原始宗教（笔者按：应改写为自然宗教，更贴切）是从传统中诞生并发展起来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创始人，其公众特征是基于民众对共同信仰体系的普遍接受，这种共同信仰在原则上让民众别无选择。（笔者按：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是天命）但自愿性宗教却是基于一种个人对信仰的选择，然后皈依，完全可以和社群普遍接受的信仰没有关系。”（89—90页）
他以史学家的身分写道，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弥漫性宗教（笔者已经改称为自然宗教）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佛教、道教“自从宋朝开始在中国社会扮演了一个相对弱势的角色。到了19、20世纪，这种相对的弱势表现得更为明显。”（233页）这就是说，这些制度化的“自愿性宗教”始终不能居于主流地位。之所以弱势，杨先生作了分析。不过我以为，其为“自愿性”，意思就是异于民众的普遍信仰。反过来证明中华民族传统的天命信仰之强固。
书中对中华民族信仰为天命，多有论述。（集中的论述在第六、第七章，102页以下。）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在此指出两个要点。一是中华民族是个有信仰的民族，也是有宗教的民族。这个宗教，杨庆堃先生称之为弥漫性宗教；本人认为改称自然宗教较妥。二是中华民族的信仰是天命或天道、天理。杨先生把命解释为个人的命运，以凸显其宗教性，义似稍狭。本人认为当解释为历史命运。孔子“五十知天命”，天命当指历史发展阶段。自叹命穷，意思是他的思想适用于治世，却生在乱世——命运也是关乎历史的意义。《诗·周颂》“维天之命，於穆不已”，讲的是天道永恒运行，周文王之德之纯，在于完全合乎天道——内涵顺应历史要求的意思。天命，主要意义是历史运行。古人有成语“天理流行不息”。中华民族对天命的信仰，至今不衰。
由于本书最后一章未收到这个译本中，以上的“补足”性评论或许是多余的。如果被证明其多余，我将致歉。因为我们关心的是，当今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宗教性质。（
谢选骏指出：杨庆堃所谓的“社会中的宗教”其实不是现代人所说的宗教，而是现代人所说的民俗崇拜——按照这种“社会中的宗教”理解，文革的“忠字舞”、现在的“唱红歌”、正兴起的“毛泽东热——大大崇拜”也都算是一种“社会中的宗教”了。而所谓的制度性的宗教才是“宗教”，所谓的弥漫的、弥散性、分散性的宗教，其实就是“迷信”。而“马克思主义教区”的党组织，却算一种“制度性的宗教组织”了。也许，文革前夕出版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正是基于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因为作者毕竟参加过共产党主义运动。
网文《杨庆堃与南景村的尘封逸事》（孙庆忠）报道：
杨庆堃与名村的缘起——南景村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北缘，隶属于广州市海珠区管辖。其本名为鹭江村，是昔日河南岛七十二村之一，因传说中常有鹭鸟来此栖息而得名。五十年前，它是广州近郊一个普通的乡村聚落，却因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1911—1999)先生的著作（C.K.Yang，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ge，Mass: The M. I. T Press，1959）而在海外中国研究中，成了颇具影响的学术名村。
杨先生是广东南海人，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4年获该校硕士学位后赴美留学，1939年获密执安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48—1951年间，他曾担任私立岭南大学副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回到美国后先在夏威夷大学，嗣后任教于匹兹堡大学至退休。香港中文大学为表彰他对学术的贡献，于1974年授予其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杨先生一生致力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30年代对华北地方集市系统的调查，四、五十年代对乡村社区和家庭的研究，以及60年代对中国宗教结构与功能的阐释，至今仍然是认识和研究中国社会的经典之作。杨先生的著作，对南景村的微观研究在与中国大陆断绝联系长达三十年的西方世界里，一直享有较高的声望。在此之前，费孝通、林耀华和杨懋春先生对江村、金翼黄村和台头村的研究已经饮誉海外，被视为最出色的农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著作，为了解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提供了鲜活的蓝本。与之相比，杨著的重要价值在于，描述了共产主义运动前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模式和之后蜕变中的乡村生活。因此，时至今日他的著作仍然是社区研究的范例，是一部再现了共产党执政前后历史性变迁过程的精当的村庄民族志。
往事回眸：安营扎寨在南景——1948年8月，杨先生应邀从美国回到私立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所在地）任社会学系主任。为了延续该系“认识社会实际”这一教学传统，他力主建立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在对学校附近七个村子历时一个月的观察后，杨先生决意在鹭江村设立研究站，实行“社区研究”计划。当时，这个聚族而居、家族色彩浓厚的村庄共有1100人、耕地面积1200亩，230户家庭中75%以上以农业生产为主，而且生产的种类颇多，水稻、蔬菜、塘鱼、水果等农副产品都占相当的比重，因而能够代表华南城市郊区农村经济的类型。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渐趋扩散，郊区村庄的一些特征必将延伸到边远的乡村社区。这无疑增加了它变迁形貌的代表性，也是该村拥有学名“南景”（中国南方图景）的缘由。
对鹭江村的调查从1948年底正式开始。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村庄的情况，杨先生积极筹措为村民办实事：由教育系和社会学系同学为鹭江村农民夜校授课；请岭南大学医学院同学到鹭江来替村人种牛痘、防疫注射、医治皮肤病；为村民发放麦片、奶粉、罐头、旧衣服等救济物资；以社会学系名义买一些农具，如水车、打谷机等给村民使用。在村外的敦和圩茶楼，早上开工前及中午农民多在此饮茶休息，他便利用请茶的办法，与农民接触，从聊天而谈至调查的内容。凡此种种，都给与村人接触、了解情况提供了方便。此外，请熟知村史和内务的车族公尝的值理车堪为专门的报道人。同学们围绕着人口和生产两个基本要素，收集了土地利用与分配、经济阶级及流动、家族组织与拜祖制度、儿童教养、权力组织和家庭副业等多方面的材料。
1949年秋季开学前，广州即将解放。杨先生强调：“不管局势如何变化，调查必须设法坚持下去，农民夜校和医疗站也要继续办下去。”1950年夏天，岭南大学掀起了反帝反美运动的高潮。校园里的美籍教授和美籍华人都十分恐惧，杨夫人和两个出生在美国的孩子同样恐慌。在这种情况下，1951年春节前被调到北京翻译“毛选”工作的杨先生回到广州，并悄然前往香港。由他主持的鹭江村调查也因此宣告终结。因时局的原因，杨先生离开时许多调查资料没能带走，这也使他凭借记忆完成的著作留下了些许遗憾。幸运的是，杨先生零散的调查笔录和调查期间拍摄的照片还部分地收藏在广东省档案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这些弥足珍贵的史料见证了村庄的历史，也见证了学者认识和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心路历程。
卅载重访：新知旧雨故园情——一别三十载！在与大陆断绝联系的岁月里，杨先生始终牵挂着祖国。1979年，杨先生以他的声望和爱国热忱，在美国做了大量的筹措工作，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费孝通先生称其为中国社会学复办“真正的幕后英雄”的原因所在。1981年11月18日，他曾寄语何君肇发：“风雪君归去，云天万里征，壮游经久别，指日盼回旌。”表达了对故土的思念。
1982年夏，杨先生终于重返康乐园。在与何肇发先生旧地重游畅饮陶陶居时写下：“故园仓惶去，东西两杳茫，焉知三十载，煮酒话沧桑。故园今为客，苍茫访旧知，触景情堪醉，倾怀欲语迟。”对旧友对往事的复杂心境由是可观。而南园酒家中山大学校长欢宴他的一幕，更把这种感情推向了极至。杯酒交错之时，杨先生向校长举杯，满怀感激和致歉之情说：“三十年前，我不辞而别，真是愧对父母之邦。今天我已入了美国籍，已无祖国，一别三十年，我只能说愧对生我的父母之邦！希校长见谅！”言罢不胜感叹，两人一饮而尽。校长回应说：“好在你走了，不然，‘文革’时一定把你斗到死啊！”杨先生听了，不禁热泪盈眶，走过去紧紧握住校长的手说：“听你一句话，何止值万金，从此耿耿于怀、三十年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如今落下来了！校长的胸怀似海大，这次回来亲聆你的宽恕，我放心了！”
此次广州之行，杨先生还牵挂的事情就是要到鹭江村走走，看看昔日的朋友，看看这个社区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一次，村领导车耀煌和一些老一辈村民接待了他。他们追忆起了当年的夜校和医疗站，并告诉他乡镇企业已经兴起，农民的生活也大大改善了。梁志卿老人回忆说：“1982年杨先生来村里，在听说车堪1960年就死了后，对我说：‘真可惜，我又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堪嫂，你用心带好你的孩子吧。’他还说：‘堪嫂，你还穿这么破的衣裳，这么多年，我都没能帮你。’作为一个家庭妇女，虽杨先生未曾有何经济馈赠，但言语多有鼓励是让我不能忘记的。”
杨著身后事：南景村生命历程的续写——1982年杨先生重访南景，并寄希望于他竭尽全力支援复办的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以社区研究为方向，完成中国农村与家庭的续编。此时的南景正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之中。从家庭到村落，从生产到消费，都在经济的牵动下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是中国社会继1949年的政治革命后，以经济变革带动社会转型的又一个重要时期。从1984年到1992年，社会学者分别从农民家庭构成和家庭消费、城郊人口的社会流动、村庄的社会分化、郊区的城市化进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作等主题入手，描述和分析了向都市演进过程中的社区生活。1990年代，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都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人类学者又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研究时机，并以对南景村的深入调查阐释了乡村都市化的发展前景与社会问题。这些后续性研究，不仅呈现了城郊社区发展的动态图景，也使杨著拥有了跨越时空界限认识中国社会的解释性价值。正如葛迪斯（W.R.Geddes）评价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时所说：“这种书，作为知识界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地位只有当它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而今，昔日“田、园、庐、墓”的自然景观，早已变成了老人们坐在自家独楼里追忆乡村生活的图景。五十年的岁月倏忽而过，村落早已在都市街区中更换了容颜，但那个城郊的乡村聚落却在一辈辈对杨著的阅读中不断地重现。南景村往昔的故事已随着相继谢世的老人一个个地流失了，但今天的南景人，却因后来者的研究而更多地了解了杨庆堃，了解了属于他们父辈、祖辈的不太遥远的历史。正是这些珍贵的图片和不曾淡薄的往事，存留了历史的瞬间，也激活了我们对村落的记忆与想象。
谢选骏指出：上述回忆文章清楚说明了杨庆堃与共产党的历史渊源。而所谓的制度性的宗教才是“宗教”，所谓的弥漫的、弥散性、分散性的宗教，其实就是“迷信”。“中华民族是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这是就“社会中的宗教”其实就是“迷信”而言的。因为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不是人们可以为之献身的对象，而是人们利用其“谋幸福”的工具，就是用来祈福的迷信。这样的“宗教信仰”经不起成王败寇的考验，只能成为胜利者手里的玩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其毫无廉耻的总结。
【066、“生物进化”与创业成功、发家致富】
“生物进化”与“创业成功”、“发家致富”一样，只是一个祝福，而不是一个实况。因为“生物进化”的结果是生物灭绝，正如创业成功的最终结果是破产，发家致富的最终结果是归于无有。
下面的“生命演化历程”录自“维基百科”，展示的就是这个过程：
（……
看过下述当可明了：如果要说到祝福，那么生物灭绝也许就是更高意义的祝福吧。
现在许多人在鼓噪多少多少生物灭绝了，其实就是没有明白这个祝福的道理。
而人类灭亡的日子，也许就是得到真正祝福的日子了。
生命之水原来就是死亡之水。）
此表盘展示地质学时间及地球历史事件。冥古宙40亿前年部分为无生命时期，其馀部分体现了生命之演进。最后二百万年的第四纪为人类时间，在图中太短而看不到。
地球上出现了生物的演化历程。
生命演化历程纪录地球上生命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事件。本条目中的时间表，是以科学证据为基础所做的估算。
生物演化指生物的族群从一个世代到另一个世代之间，获得并传递新性状的过程。并解释长时段的生物演化过程中，新物种的生成与生物世界的多样性。经历数十亿年的演化与物种形成，现在的各物种之间皆由共同祖先互相连结。
以下的列表除非有写公元或西元，否则是从现在开始算，如6500万年前是指距离现在已有6500万年的时间了。
目录
1
冥古宙
2
太古宙
3
元古宙
4
显生宙
4.1
古生代
4.2
中生代
4.3
新生代
4.3.1
古近纪
4.3.2
新近纪
4.3.3
第四纪
4.3.3.1
更新世
4.3.3.2
全新世
5
冥古宙时代事件
45.7亿年前
地球从环绕早期太阳旋转的吸积盘之中形成。
45.33亿年前
依大碰撞假说，原始的地球与忒伊亚相撞，在原始地球周围产生一个环，这个环在数百万年之后形成月球。重力的拉扯使地球的自转轴倾斜，建立了地球生命的形成环境。[1]
41亿年前
地球表面温度降低使地壳得以凝固，大气与海洋形成。[2]
40亿年前
最早生命的出现，可能是源于能够自我复制的RNA分子。这些生命的繁殖所需要的资源有限，所以不久之后便开始竞争。由于天择青睐在复制上更有效率的分子，因此DNA逐渐成为最主要的复制物。之后它们开始在膜内发展，这些膜拥有更稳定的物理与化学环境，形成了原始的细胞。此时大气中尚未有自由的氧气存在。
39亿年前
后期重轰炸期（38~41亿年前）：地球、月球、火星及金星受到小行星及彗星（微行星）撞击的高峰期。连续的干扰可能诱发生命的演化（参胚种论），海洋被完全煮沸。[3]
细胞以及原核生物出现。这些都是化能生物：以二氧化碳为碳源及氧化无机物来抽取能量。后来原核生物演化了糖酵解，从如葡萄糖的有机物释出能量。糖酵解产生了现今所有生物都用到的三磷酸腺苷（ATP）分子来临时储存能量。
太古宙时代事件
35亿年前
最后共同祖先（原核生物）在古太古代出现，属于单细胞生物，分化出细菌及古细菌。细菌发展了光合作用的原始模式，但最初不会产生氧。这些生物透过电化学梯度产生三磷酸腺苷。
33亿年前
能进行光合作用的蓝菌出现，它们以水为还原剂，并排出氧。氧首先将海洋中的铁氧化，产生铁矿石。氧在大气层的浓度上升，对很多细菌都有毒（26亿年前的大氧化事件）。
元古宙时代事件
25亿年前
一些细菌演化到有能力去使用氧来有效的从有机物中抽取能量。差不多所有生物都用相同的三羧酸循环及氧化磷酸化来使用氧。"runaway icehouse"效应[4]造成休伦冰河时期（24~21亿年前）。[5]
21亿年前
更多复杂的细胞出现，包括有细胞器的真核生物。最接近的可能就是古细菌。大部份有细胞器的都可能是从共生细菌衍生而来：粒线体会用像现今立克次体般从有机物抽取能量，而叶绿体则从光及有机物合成能量。这是共同演化的例子。
12亿年前
出现有性生殖，引发更快的演化。[6]大部份的生命于海洋及湖中出现，一些蓝菌已经生活在湿润的泥土中。
10亿年前
多细胞生物出现，首先是生活在海洋中的藻及海苔。[7]
11-7.5亿年前
第一个超级大洲罗迪尼亚形成于11亿年前并于7.5亿年前分裂[8]。 斯图尔特冰期：这个时期是多重及接近全球性的冰期，反复的从雪球地球变为温室地球。每年共有481日，每天18小时。地球的自转及公转因潮汐力逐渐变慢。
7.5-5.8亿年前
根据雪球地球假说，前寒武纪成冰纪的冰河时期非常严重，连海洋亦完全结冰，只有在热带的海水仍保持是液态。
6亿年前
多孔动物、刺胞动物、扁形动物及其他多细胞动物在海洋出现。（但亦有研究显示最早的动物生活在湖泊的环境中[9]。）刺胞动物及栉水母是最早有神经元的生物，神经元只是一个简单的网，没有脑部或中央神经系统。
5.8-5.4亿年前
第二个超级大陆潘诺西亚形成于6亿年前并于5.4亿年前分裂[10]。在埃迪卡拉纪（6.35-5.41亿年前）有复杂的多细胞生物埃迪卡拉生物群出现，主要是腔肠动物（水母类和海鳃类），其次是环节动物、节肢动物等，可能生活于浅海近岸的水中。
5.42亿年前发生埃迪卡拉纪末期灭绝事件。氧气的累积使臭氧层可以形成；而臭氧层可阻挡太阳的有害辐射，使生命可以在陆地上发展[11]。
显生宙
显生宙是距今5.7亿年以来有大量生物化石出现的时期。显生宙表示在这个时期地球上有显著的生物出现。而那些看不到或者很难见到生物的时代被称做隐生宙。
古生代时代事件
5.65-5.25亿年前
寒武纪大爆发产生了所有现今动物的主要的门，其成因仍然存疑。以三叶虫为主的节肢动物是最主要的门。脊索动物的皮卡虫可能是人类的祖先。奇虾是达2米长的猎食者，它的后代可能是海蜘蛛[12][13][14]。5.30亿年前出现了一个在陆地上的脚印[15]。丰娇昆明鱼是已知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在5亿3千万年前寒武纪的地层被发现。
5.05亿年前
第一个脊椎动物甲胄鱼出现，与现今八目鳗及盲鳗纲有关。海口鱼属及昆明鱼都是没有颌的鱼类，或称无颔总纲。
4.88亿年前
在寒武纪至奥陶纪间发生第一次生物集群灭绝，是为寒武纪-奥陶纪灭绝事件。
4.8亿年前
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的考古学家，在萨拉戈萨南部的特鲁埃尔发现距今4.8亿年前的鱼类化石。这种新的物种鱼“葛氏刀刃棘鱼”大约生存在泥盆纪（4.2~3.6亿年前），也是属于已经绝种的早期鱼类[16]。
4.75亿年前
第一个原始植物从绿藻演化[17]并移至陆地上[18]，沿湖边生长。与它们一同的有真菌，可能植物与真菌是共生的，地衣就是共生的例证。
4.50亿年前
节肢动物的外骨骼可以支撑身体及阻止水份流失[19]，是第一类移至陆地的动物。[20]最早的有多足亚门（马陆及蜈蚣），及后有蜘蛛及蝎子。4.6亿年前的广翅鲎在志留纪很繁盛，部分物种已经有了在陆地上活动的能力。
4.5-4.4亿年前
奥陶纪-志留纪灭绝事件发生，这是第二次的生物集群灭绝。
4亿年前
首类没有翅膀的昆虫，即蠹鱼、跳虫及缨尾虫出现。第一类鲨鱼亦出现。[21]首条腔棘鱼出现，在1938年发现活标本前它们被误以为是已经灭绝了很久，并被认为是活化石。
3.7亿年前
裂口鲨是高速的猎食者。[22]
3.65亿年前
晚泥盆纪灭绝事件发生，是第三次生物集群灭绝。昆虫在地上及淡水中从多足纲演化。一些淡水的肉鳍鱼类发展了脚及成为四足总纲。四足总纲（鱼石螈、棘螈及Pederpes finneyae）利用它们的脚走上陆地，可能是为了猎食昆虫。肺部及鱼鳔演化出来。两栖类今天仍保有很多早期四足总纲的特征。
3.6亿年前
植物演化了能保护植物胚体及容易快速生长的种子结构，出现了树木和森林。伍德利坑及锡林扬环形坑出现。
3.6-2.86亿年前
鲨鱼的黄金时期。[23]
3.5-2.5亿年前
卡罗冰河时期在早石炭纪开始，于晚二叠纪完结。由于极移，大部份的冈瓦那大陆从亚洲及南美洲中心至印度及澳洲中心都冰封了。
3亿年前
盘古大陆形成及维持了1亿2千万年。这是地球上的大洲最后一次闭合在一起。羊膜卵的演化，产生了能在地上繁殖的羊膜动物与爬行动物。昆虫能够飞行，并出现了多个目（如古网翅目、Megasecoptera、透翅目及原直翅目），蜻蜓目代表了很多早期的昆虫。大部份石松纲、有节植物门及桫椤目的森林覆盖陆地，当它们衰化后变成了煤及原油。裸子植物开始广泛分化。苏铁门首次出现。
2.8亿年前
原蜻蜓目的巨脉蜻蜓是最大的昆虫，翅膀展开长达2呎。脊椎动物，包括两栖动物离片锥目、石炭蜥目及壳椎亚纲、早期的爬行动物无孔亚纲及下孔亚纲出现，例如基龙。
2.56亿年前
二硕齿兽、小头兽、二齿兽、雷塞兽、Dinogorgon及原犬鳄龙出现，它们是生存于南非及俄罗斯的众多兽孔目的一小群。锯齿龙科是大型的草食性动物。最初的初龙形动物出现。
2.5亿年前
二叠纪-三叠纪灭绝事件杀死约90%的所有动物，这是第四次及最严重的生物集群灭绝。灭绝过后，水龙兽是地表最常见的草食性动物。初龙类分开演化出其他的爬行动物。真骨总目从辐鳍鱼纲演化，最后成为主要的鱼类。大气层的氧含量下降至以往三分之一的10%，所有有气泡呼吸系统的动物生长理想。一些杆状菌菌株2-9-3的孢子被困在新墨西哥州的盐结晶中，于2000年重新活跃及分裂，现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24][25]
中生代时代事件
2.2亿年前
气候非常干燥，适合这种气候的初龙类及裸子植物得益。初龙类分化成为鳄鱼、恐龙及翼龙目。在合弓纲中，演化出哺乳动物的首个先躯兽孔目，特别是真犬齿兽下目。最初它们都是细小的。所有哺乳动物幼时都有乳腺及能保持恒常体温。常染色体对中的一个得到SRY基因（从X染色体的SOX3基因衍生而来）成为Y染色体，长度亦缩短了。裸子植物（松柏门及苏铁门占大部份）是陆地上的主要植物。草食性动物成长为巨大的体型以消化这些植物。
2.08-1.44亿年前
鲨鱼的第二次主要扩展。[26]
2亿年前
第五次生物集群灭绝的三叠纪-侏罗纪灭绝事件发生。海中的爬行动物包括鱼龙类及蛇颈龙类兴盛。恐龙从灭绝事件中存活过来，并成长为巨大的体型，但槽齿类全面死亡。现今的两栖类，滑体亚纲包括无尾目、有尾目及蚓螈开始出现。联体病毒科可追溯至这个或更早的时期。[27]
1.95亿年前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哺乳动物吴氏巨颅兽出现。
1.83亿年前
1.83亿年前[28]发生的托阿尔阶灭绝事件对于海生生物的影响最大，尤其是菊石等软体动物。[29]
1.8亿年前
盘古大陆开始分裂为几个大陆，最大的是冈瓦那大陆，由现今的南极洲、澳洲、南美洲、非洲及印度组成，南极洲当时还是一片森林。北美洲及欧亚大陆当时仍然连接，是为劳亚大陆。
1.7亿年前至1.6亿年前
阿普第阶灭绝事件发生。根据地层中的证据，此事件对海洋生物造成较大的影响，对陆地生物则较小。[30]
1.64亿年前
最古老能游泳的哺乳动物近亲獭形狸尾兽出现，是现今如鸭嘴兽及针鼹等哺乳动物的直系祖先。[来源请求]
1.6亿年前
3米长的五彩冠龙在中国西北的新疆出现，是最早的暴龙超科。
1.5亿年前
巨大的恐龙甚为普遍及多样化，有腕龙、迷惑龙、剑龙、异特龙、细小的嗜鸟龙及奥斯尼尔龙。鸟类从兽脚亚目演化出来。始祖鸟是鸟类的祖先[来源请求]，有爪及羽毛，但没有喙。
1.35亿年前
禽龙、林龙等新的恐龙在侏罗纪灭绝后出现。顾氏小盗龙在中国东北辽宁出现，身长77厘米，四翼上有类似鸟类的羽毛。
1.33亿年前
原始热河鸟在中国东北出现，它有大及强壮的翼，并保有像恐龙的长骨质尾巴。
1.30亿年前
被子植物演化出可以吸引昆虫及其他动物散播花粉的花朵。被子植物的革新引发动物的演化及共同演化；帝龙在中国满洲生活，有羽毛及体长1点6公尺[31]。
1.25亿年前
现今有胎盘哺乳动物的祖先攀援始祖兽出现，它像现今的睡鼠。鹦鹉嘴龙是后期有角恐龙的祖先。
1.23亿年前
千禧中国鸟龙有原始的羽毛但不是用作飞翔，其他有羽毛恐龙包括中华龙鸟及长城鸟，它们共同的祖先为始祖鸟。其他恐龙包括多刺甲龙及始暴龙出现。
1.20亿年前
只有25厘米阔的森林翼龙在中国辽宁出现。
1.10亿年前
8公吨重及12米长最大的鳄鱼帝鳄出现。肉食性恐龙包括驰龙科的恐爪龙及棘龙科，草食性恐龙包括波塞东龙、高吻龙及蜥结龙。
1.00亿年前
巨大兽脚亚目的鲨齿龙及南方巨兽龙出现。
8800万年前
印度及马达加斯加大陆分裂。
8000万年前
蜥脚下目、鸭嘴龙科、角龙科及兽脚亚目很多的恐龙种类出现，超过一半已知的恐龙都是在中生代的最后3千万年，被子植物生长后开始出现。印度开始移往欧亚大陆。
7500万年前
人类及老鼠的最后共同祖先出现。[32][33]
新生代古近纪时代事件
6600万年前
白垩纪-第三纪灭绝事件将差不多一半的动物物种（鸟类除外）消灭，可能是因小行星撞击扬起铱微尘覆盖整个地球，引起气候变冷所致。墨西哥的希克苏鲁伯陨石坑出现。没有了巨大及白天活动的恐龙，哺乳动物的多样性及体型得以增长。一些哺乳动物重回海洋，如鲸鱼、海牛目及鳍足亚目等，其他的亦开始演化成能飞行，如蝙蝠。一类细小、生活在夜间及栖息树上吃昆虫的统兽总目分支出灵长目、树鼩及蝙蝠。灵长目有双目视觉及抓东西的指，可以帮助从一颗树跳往另一颗。更猴就是一个例子，它于4500万年前灭绝。
6000万年前
古食肉目（可能是细齿兽类的祖先）在北半球出现，于520万年前灭绝。已知最大的蛇泰坦巨蟒生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
5500万年前
澳洲从南极洲中分裂出来。最早的真灵长类首次于北美洲、亚洲及欧洲出现，例如美国怀俄明州的辛普森氏果猴及中国云南的亚洲德氏猴。尖吻鲭鲨可能是大白鲨的祖先。[34][35][36]
5000万年前
马由始祖马开始进行演化。鲸鱼及海豚的祖先游走鲸可能像海狮般在陆地上行走及像水獭在海中游泳，它的脚有蹼，并且是以耳朵听声音。Pezosiren portelli是现今海牛的祖先，像河马般在陆地上行走及像水獭在海中游泳。细齿兽类包括小古猫属是所有狗、猫、熊、浣熊、狐狸、土狼、狐狼及麝猫的祖先，是肉食性及像鼬鼠般可以爬树。现代的银杏出现。
4850万年前
冠恐鸟是1.75米高的肉食性鸟类，是顶级掠食者。
4650万年前
游走鲸后代的罗德侯鲸是鲸鱼的祖先，开始不再饮用淡水。
4300万年前
始祖象出现，有长的鼻，但没有象鼻或象牙。
4000万年前
灵长目分支成原猴亚目及简鼻亚目，简鼻亚目是白天活动及草食性的。
3700万年前
龙王鲸的后肢开始缩少及发现完好，听觉开始经下颚传至中耳。在埃及的鲸鱼谷当时是在水中，龙王鲸未有呼吸孔，要把头部伸出水面呼吸。原猴亚目的早期祖先Biretia fayumensis及Biretia megalopsis在埃及沙漠出现。[37]
3500万年前
禾本科从被子植物中演化出来。
3000万年前
简鼻亚目分支成阔鼻小目及狭鼻小目。阔鼻小目有卷尾及迁移至南美洲，雄性是色盲的。狭鼻小目留在非洲，其中一种祖先可能是埃及猿。Bugtipithecus inexpectans、Phileosimias kamali及Phileosimias brahuiorum像现今的狐猴是生活在巴基斯坦中部布格蒂丘陵的雨林中。所有猫的祖先原小熊猫生活在欧洲的树上，在2000万年前灭绝。
2750万年前
巨犀生活在蒙古。
2700万年前
长腿恐鹤在美洲，于15000年前灭绝。
2500万年前
狭鼻小目雄性可以看见颜色及失去了费洛蒙。[38]狭鼻小目分支成两个总科：猴总科及人型总科。猴总科并没有卷尾，有些甚至原全没有尾巴。所有人型总科都没有尾巴。
新近纪时代事件
2200万年前
印度与亚洲碰撞，产生喜玛拉雅山及青藏高原。由于湿度被断绝，中亚洲成为了沙漠。恐象出现，于200万年前灭绝。部份像狗、熊及浣熊的Ursavus elmensis（所有熊的祖先）出现，其体型只有狐狸般大，以植物及昆虫来补足肉食。第一类猫熊亚科分支出来，当中只有大熊猫能生存至今。
2100万年前
像獴的生物乘坐植物造成的筏由马达加斯加漂浮至非洲，并成为所有当地肉食性哺乳动物的祖先。
2000万年前
非洲板块与亚洲碰撞。拟指犬是狗的祖先，第五爪缩短了，有现今狗的上爪的影子。它们的外表像现今的麝猫，脚及脚趾适合奔走。犬科及猫科开始分支。象的祖先嵌齿象出现。
1900万年前
大地懒出现，于8000年前灭绝。
1600万年前
鲛齿鲸显示鲸鱼的早期回声定位。巨牙鲨是巨大的鲨鱼，但突然于160万年前消失。[39]
1500万年前
猿从非洲迁徙至欧亚大陆，成为了长臂猿及猩猩。人类祖先从长臂猿形成。猩猩、大猩猩及黑猩猩都是属于人科，人类则属人族。
1300万年前
人类祖先从猩猩祖先形成。猩猩的亲属开远禄丰古猿出现。加泰罗尼亚皮尔劳尔猿可能是人科及人类的共同祖先。
1000万年前
气候开始变得干燥，大草原及草原代替了森林。猴的数量激增，猿则减少。人类祖先从大猩猩的祖先形成。马的全盛期并开始扩展整个北半球。1000万年前它们因面对偶蹄目的竞争而衰减。Tomarctus是极之像狗的动物。
700万年前
最大的灵长目巨猿在中国、越南及北印度生活，于30万年前灭绝。
560万年前
地中海干涸，是为米辛尼亚期盐危机。
500万年前
火山爆发及产生很多细小的陆地连结了南北美洲。哺乳动物由北美洲往南迁徙，并造成当地的哺乳动物灭绝。人类祖先从黑猩猩祖先形成。最后共同祖先是乍得人猿。最早的人类分支是千年人。黑猩猩及人类的DNA有98%相似，在血红素中只有一个胺基酸不同。黑猩猩的一类可以在基因上比现今所有60亿人更多样化，但后来人类分支出现瓶颈。黑猩猩及人类的喉头重新移位至咽及肺部中间，可见共同祖先都有这个语言前身的特质。
480万年前
人族出现黑猩猩的大小的地猿，并且站立行走。
370万年前
一些南方古猿在肯雅的火山灰中留下脚印。
350万年前
大白鲨出现。
300万年前
双足的南方古猿在非洲大草原演化，并被恐猫属所猎杀。非洲南方古猿及鲍氏南方古猿，并其他包括肯尼亚平脸人的属出现。大猩猩在刚果河南岸消失。南北美洲连接，发生南北美洲生物大迁徙。现今的马属首次出现。恐象的下颚有向下的象牙。
第四纪时代事件
250万年前
斯剑虎出现。
220万年前
大猩猩分裂成西部大猩猩及东部大猩猩。
200万年前
能人在坦桑尼亚使用原始石器工具，有可能与罗百氏傍人一同生活。布若卡氏区出现。人属的物种吃肉，而傍人则吃植物及白蚁。一些在刚果河南部的黑猩猩分支出倭黑猩猩，倭黑猩猩生活在雌性主导的社会。斯剑虎由北美洲前往南美洲。
180万年前
直立人在非洲演化，并迁徙至其他大洲，主要是南亚。
175万年前
格鲁及亚人有直立人及能人的特征。雕齿兽在秘鲁南部生活。
160万年前
巨型短面袋鼠在澳洲出现，于40000年前消失。像袋熊的丽纹双门齿兽在澳洲出现，于45000年前灭绝。
150万年前
猩猩分裂为婆罗洲猩猩及苏门达腊猩猩。袋狮在澳洲出现，于46000年前灭绝。
100万年前
犬属从Tomarctus分支出来。灰狐是现今最原始的犬属。
80万年前
灰狼迁移至北美洲极地。
78万年前
地球最后（最近一次）的地磁反转。
70万年前
人类与尼安德特人的共同遗传祖先出现。
50万年前
直立人使用木炭来控制火，但仍不懂如何生火。
40万年前
东部大猩猩分支为东部低地大猩猩及山地大猩猩。大角鹿出现，在9500年前灭绝。
35.5万年前
海德堡人在义大利南部的罗卡蒙菲纳火山留下脚印，是最早的人属脚印。
25万年前
北极熊从棕熊演化。
19.5万年前
衣索匹亚奥莫河的奥莫化石遗存是最早的人类。
16万年前
长者智人练习礼仪及宰杀河马。
15万年前
线粒体夏娃在非洲生活，她是所有现今人类的最后女性祖先。
13万年前
尼安德特人从海德堡人演化及住在欧洲及中东，开始埋葬尸体及照顾病人，有现今人类的舌骨及会使用矛。FOXP2基因出现。
10万年前
第一个人类从海德堡人演化及在非洲出现。人类生活在南非及以色列。人类经两个途径进入亚洲：经中东往北行，及从衣索匹亚往南走，经红海及阿拉伯南部（参单源论）。突变造成皮肤颜色的改变，以吸收最有效的紫外线。种族开始成立。非洲的人口基因仍然较为分化。
8.25万年前
人类在萨伊使用锋利的动物骨头捕鱼。
8万年前
人类在刚果制造鱼叉。
7.4万年前
多峇巨灾理论指多峇湖的超级火山爆发，人类人口只剩2000。6年没有夏天及紧接的1000年冰河时期。火山灰达5米深覆盖印度及巴基斯坦。
7万年前
最近的冰河时期，威斯康辛冰期开始。人类在南非布隆伯斯洞穴以骨头制造工具，及画壁画。他们亦收集贝壳及钻孔制作颈饰。巨水獭出现，在1万年前消失。
6万年前
Y染色体亚当在非洲生活，是人类男性Y染色体的最后祖先。
5万年前
人类由亚洲延伸至澳洲及欧洲。海岸线的延伸速度较内陆为快。披毛犀在不列颠群岛生活。
4万年前
克罗马侬人在法国绘画及捕猎猛犸象。他们有特别的认知能力，使他们成为食物链的顶端。澳洲巨大的有袋目灭绝。
3.2万年前
德国福格海德有第一个雕塑。法国有第一个用鸟骨制的笛。印尼有石器工具。
3万年前
人类从西伯利亚分几波进入北美洲，较后的经过白令陆桥进入，早期的可能是以跳岛战术经阿留申群岛进入。欧洲人越过大西洋到达北美洲。人类抵达所罗门群岛及前往日本。在撒哈拉使用弓箭，在摩拉维亚有首个陶瓷动物模型。
2.8万年前
在非洲那米比亚出现最古老的图画。[40]德国出现最古老的阴茎雕塑。[41]
2.7万年前
尼安德特人消失，人属只馀下人类及佛罗勒斯人。捷克出现纺织。
2.5万年前
从猛犸象牙发明了标枪。
西元前2.4万年前到西元前2.2万年前
维伦多夫的维纳斯属于此段时期。[42]
2万年前
人类在青藏高原留下脚印及手印。从动物脂肪制造油灯。山顶洞人以骨针来缝制动物饰物。猛犸象骨头在俄罗斯建造房屋。
1.8万年前
佛罗勒斯人在遥远的印尼出现。
1.5万年前
最后的冰河时期完结，海水漫过全球，造成多个近岸地区水浸，将以往的大陆分成岛屿。日本从亚洲分开，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分开，塔斯曼尼亚与澳洲分开，爪哇岛形成，砂拉越、马来西亚及印尼分隔。一些人类在中东的肥沃月弯开展农业，并且发展城市。因为生产食物及饲养动物，世界人口暴涨。拉斯考克山洞及加拉加斯出现石洞壁画。
1.4万年前
全新世灭绝事件开始，超过100种大型哺乳动物消失，可能是因世界人口暴涨所致。
全新世时代事件
1.15万年前
斯剑虎灭绝。
1.1万年前
佛罗勒斯人及猛犸象灭绝。人类首先畜养印度狼。所有现今的狗都是属于家犬。
1.04万年前
开始种植植物，在近东耕种。耶利哥人口有19000。
西元前8000年前
撒哈拉仍有河流、湖及季候风。日本绳文时代制造全世界最早的陶制容器。人类抵达南美洲的蓬塔阿雷纳斯。世界人口达500万[43]。
西元前6千年前
亚洲西南部、叙利亚、约旦、土耳其及伊拉克种植麦。
西元前4500年前
种植亚洲型稻及非洲型稻。
西元前1200年前
铁器出现在中东和东南欧，人类开始铁器时代。[44]
西元前1000年
世界人口达5000万。[45]
西元前500年
世界人口达1亿。[46]
西元1年
世界人口达2亿。[47]
公元1627年
最后一只原牛于1627年被波兰猎人射杀，宣告了原牛的灭绝。
公元1662年或1688年-1715年之间
渡渡鸟灭绝。
公元1815年
4月10日，印尼坦博拉火山喷发，它的火山灰几乎覆盖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全球温度下降了约5℃，引发了1816年著名的“无夏之年”。[48]
公元1835年
世界人口达10亿。
公元1952年
加勒比僧海豹灭绝——最后确定观察到加勒比僧海豹的纪录是于1952年的小塞拉纳岛。[49]西元2008年，美国政府宣布经过5年搜寻，认为它们已经灭绝。[50]
公元1969年
人类尼尔·阿姆斯壮在7月21日02:56 (世界时)正式在月球行走。[51]
公元2005年
亚马逊森林经历1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52]
公元2008年
白鱀豚功能性灭绝；世界人口约6706993000人。[53]
公元2016年
世界人口超过70亿。全新世灭绝事件仍然继续，最近50年更有上升趋势。[54]
参考书目
^ Gregg Herres and William K. Hartmann. The Origin of the Moon. Planetary Science Institute. [2005-12-27].
^ "一旦地球在它七十亿年的存在的早期某个时候冷却到足够的程度，云开始在大气层中形成，地球自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How the Oceans Formed. [2005-01-09].
^ Frances Cole. Geophysicist Sleep: Martian underground may have harbored early life. Standard Online Report. 1998.
^ Walker, Gabrielle. Snowball Earth: The Story of the Great Global Catastrophe that Spawned Life as we know it. Bloomsbury. 2003. ISBN 0747654337.
^ John, Brian. The Winters of the World: Earth under the Ice Ages. Jacaranda Press. 1979. ISBN 978-0-470-26844-5.
^ Stefan Lovgren. Sex Speeds Up Evolution, Study Finds. National Geographic News. 2005-03-30 [2005-01-09].
^ Bruce Alberts, Dennis Bray, Julian Lewis, Martin Raff, Keith Roberts, and James D. Watson. From Single Cells to Multicellular Organisms. From Single Cells to Multicellular Organisms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 请检查|url=值 (帮助) 3rd edi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1994.
^ Torsvik (2003)
^ 研究显示最早的动物生活在湖泊的环境中 加州大学河边分校领导的研究提出了关于早期动物生活在何处的问题。公开发布日期: 2009年07月31日。
^ Pannotia Palaeos [2006-03-12].
^ Formation of the Ozone Layer
^ PZ Myers. Pycnogonid tagmosis and echoes of the Cambrian. 2005-10-20 [2007-12-27].
^ PZ Myers. Haliestes dasos, a sea spider. 2004-11-11 [2007-12-27].
^ Sam Gon III. The Anomalocaris Homepage. 2005-11-21 [2007-12-27].
^ The oldest fossils of footprints ever found on land hint that animals may have beaten plants out of the primordial seas. Lobster-sized, centipede-like or slug like animals such as Protichnites and Climactichnites made the prints wading out of the ocean and scuttling over sand dunes about 530 million years ago. Previous fossils indicated that animals didn't take this step until 40 million years later." Oldest fossil footprints on land
^ 庄瑞萌. 4亿年前早期鱼化石 西班牙出土. 雅虎奇摩新闻. 台湾醒报. 2013年6月7日 [2016-09-09].
^ C. M. Sean Carrington. The first land plants. 1997 [2007-12-27].
^ Paul F. Ciesielski. Transition of plants to land. University of Florida. [2007-12-27].
^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Natural history collection: arthropoda. [2007-12-27].
^ Sea Studios Foundation. The shape of life. The conquerors. PBS. [2007-12-27].
^ R. Aidan Martin. Introduction to shark evolution, geologic time and age determination. [2007-12-27].
^ R. Aidan Martin. Ancient sharks. [2007-12-27].
^ R. Aidan Martin. A Golden Age of Sharks. [2007-12-27].
^ 2.5亿年前的细菌在美又复活 《畜牧兽医科技信息》 2000年11期 闫贵林
^ 赵剑. 美发现最古老的活细菌[J]. 科技文萃, 2001, (2).百度学术
^ R. Aidan Martin. The Origin of Modern Sharks. [2005-01-09].
^ Rybicki. Origins of Viruses. 2000 [2005-01-09].
^ Marti, Joan, and Gerald Ernst. Volcanoes and the Enviro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19.
^ Wignall, Paul B., and Anthony Hallam. Mass Extinc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64-5.
……
谢选骏指出：看过上述当可明了：如果要说到祝福，那么生物灭绝也许就是更高意义的祝福吧。
现在许多人在鼓噪多少多少生物灭绝了，其实就是没有明白这个祝福的道理。
而人类灭亡的日子，也许就是得到真正祝福的日子了。
生命之水原来就是死亡之水。
【067、“十九大党章修改”中的“包子馅儿”】
“十九大党章修改”中，不仅没有能够提出“习近平主义”，而且在“习近平思想”中还加了一个“包子馅儿”——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于是合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包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新华社电，2017-10-25）这样说的：
新华社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一致通过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大会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大会一致同意，在党章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大会要求全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和行动，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
大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大会同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道写入党章，这有利于全党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大会强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这个理论体系、这个制度、这个文化，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大会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大会同意在党章中明确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目标。
大会认为，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是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的重要依据。党章据此作出相应修改，为我们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征、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提供了重要指引。
大会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反映了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发展理念、战略布局、战略目标。把促进国民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等内容写入党章，有利于推动全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科学判断和战略部署上来，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不断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
大会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大会同意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等内容写入党章。作出这些充实，对全党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会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就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民族团结、“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为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进祖国统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大会同意，把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切实保证人民解放军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内容写入党章。充实这些内容，有利于加强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有利于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
大会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探索，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和重大成果，必须及时体现到党章中，使之转化为全党共同意志和共同遵循。大会同意，把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等要求写入党章，把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等内容写入党章，把坚持从严管党治党作为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基本要求之一写入党章。充实这些内容，使党的建设目标更加清晰、布局更加完善，有利于全党以更加科学的思路、更加有效的举措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大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大会同意把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写入党章，这有利于增强全党党的意识，实现全党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大会认为，总结吸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并同总纲部分修改相衔接，对党章部分条文作适当修改十分必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勇于揭露和纠正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行，带头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广大党员应尽的义务；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是发展党员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实现巡视全覆盖，开展中央单位巡视、市县巡察，是巡视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必须加以坚持和发展；明确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明确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反映了军队改革后的中央军委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现实需要；调整党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期限，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增写社会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定位和职责任务，明确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中党的基层组织的职责，明确党支部的地位和作用，充实干部选拔条件和要求，调整和充实党的纪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部分的相关内容，等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成果的集中反映。把这些内容写入党章，有利于全党把握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有利于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大会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
谢选骏指出：“十九大党章修改”中，不仅没有能够提出“习近平主义”，而且在“习近平思想”中还加了一个“包子馅儿”——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于是合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包子。——这样的“包子”结构，是对“习近平思想”的限制。这一限制，使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比邓小平（理论）还是矮了一截，比毛泽东（思想）则矮了两截，虽然比强调集体领导的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突出了习近平个人，但是依然强调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肯定了习近平在江泽民和胡锦涛面前的“晚辈”地位。
果不其然。
不论新华社还是人民日报报道，突出的都是“包子馅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包子皮儿”（习近平思想）：
《新华社社评：铸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辉煌——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突出的是“包子馅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包子皮儿”（习近平思想）。
《人民日报10月25日社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突出的也是“包子馅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包子皮儿”（习近平思想）。
看来，这次大会只是一个妥协的大会，未来的五年需要继续战斗。
【068、“十四年抗战”论说承认了井冈山卖国的事实】
网文《“八年抗战”为何改“十四年抗战”？》说据中国媒体报道，教育部下达文件，要求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对中小学教材进行修改，2017年春季全面落实。凡有“八年抗战”字样，改为“十四年抗战”。德国之声就此采访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教授。
德国之声：为什么之前一直说是“八年抗战”，现在改成了“十四年抗战”？
刘江永教授：我没有参与过这个事情，我不是很了解这个事情的过程。但是，在我来看，我认为八年抗战指的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进行的全面抗战，就是中国全面的抗战。那么，现在改成十四年，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九·一八事变实际上是一个局部的——就是中国东北地区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在这个部分已经掀起了抗日战争的局面。
现在八年改成十四年，我认为有它的合理性。从九·一八日本已经入侵中国了，虽然没有形成全面的抗战，日本也没有全面的侵华，但是，抗日战争应该说是从1931年日本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从那个时候，特别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那个抗日联军虽然不是全国性的抗战，但是一直在东北地区坚持抗击日本的侵略。而那个时候，国民党——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张作霖和蒋介石实际上是撤到关内来了。就是说，并不是全国的、包括蒋介石的共同抗日，而主要是东北抗日联军进行的抵抗运动。
现在八年改成十四年，就是说把东北抗联这一部分也纳入抗战史，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十四年和八年，我认为它的区别只是，从局部的东北的率先抗战、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卢沟桥事变以后全民的、全国的抗战，这样一种阶段性的变化。过去讲八年抗战主要是从全面抗战这个角度讲的。
当然，作为教科书来说，我认为，如果在讲授的时候，应该使学生更加地明白这个过程。同时，过去有八年抗战之说，也有学者认为是十四年抗战之说，如果说比较准确地讲，抗战的确是十四年，但是全面抗战是八年。总称起来叫什么？我个人有一个学术上的概念，叫做“全程抗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从国共合作前的东北抗日战争，整个的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略投降，这个应该说是十四年的全程抗战。全程抗日战争，就是抗日战争全过程。那么，1931年开始了抗战，到了1937年，由于日本军队全面侵华战争，所以导致也是全面抗战。“全程抗战”的名词概念现在大概还没有用，但是我认为要解释更清楚，全面抗战与全程抗战应该有区别。全程指的就是1931年-1945年，整个的这个历史过程。但是在地理上来讲，它有个全局和局部的区分。
德国之声：请问最早的时候把它确定为“八年抗战”，当时的考虑是什么？
刘江永教授：我认为主要是国共合作，全面地开展了抗日战争，并且对日宣战。我想主要是这么一个考虑吧。十四年抗战，实际上那时候国民党并没有抗战。那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地的东北抗日联军，还有当地的抗日武装，它并不是全民抗战。因为1931年的时候，当时中国共产党才刚上井冈山，重点是反围剿，反对国民党围剿、打内战。那时候五次反围剿以后，中共就率领着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1年-1934年，这么长时间是一个反围剿的过程，根本没有形成抗战。当时中共领导人是陈独秀和王明。所以没有中共在整个领导抗战，实际上是打内战的阶段。到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率领红军长征，1935年10月，长征胜利。1935年才在延安扎的根。那么，这个时候，1937年以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1936年“双十二”，这个时候国民党停止内战，搞了叫做国共合作。这个时候是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个时候才是一个全民抗战，是从1937年开始。所以那时候说八年抗战主要是这个意思。
德国之声：您支持“全程抗战”的概念······
刘江永教授：这是我第一次提出来的。但是要说清楚、就是一个老师要讲清楚，那必须说得很明白。就是整个抗日战争的全过程，那是十四年，全程抗战。这样能自圆其说。
……
谢选骏指出：“十四年抗战”的提法，实际上承认了“井冈山精神是卖国主义的精神”。
因为，就在九一八事变不久，中共就在江西成立了苏联的傀儡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配合日寇分裂中国。
详情请看以下文章：
謝選駿：“井岡山精神” 是賣國主義的精神
2011年6月14日，中共新華網頭條發表《胡錦濤總書記論井岡山精神》文章，要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奢侈浪費及各種腐敗現象；其目的在於促民生、促穩定、促增長。
其“閱讀提示”說胡錦濤總書記一直非常關注和重視井岡山精神。總書記多次在不同場合，從不同的層面、不同的角度論述井岡山精神的科學內涵、時代價值以及如何弘揚井岡山精神，弘揚井岡山精神與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關系與價值取向。總書記關於“井岡山精神”的重要論述值得我們很好地體味、認真地領會、切實地貫徹、全面地落實。今天我們仍要牢記井岡山精神，傳承井岡山精神，光大井岡山精神。
……
《胡錦濤總書記論井岡山精神》的出籠說明，中共幹部們十分缺乏歷史常識，從一開始就被他們自己編造的“中共黨史”給自欺了。
實際上，“井岡山精神”是一種典型的賣國主義的精神：“井岡山精神”用紅色割據製造國難，配合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並大舉侵華、炮製蘇聯殖民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一傀儡政權，為此後中國民族的多災多難，奠定了頑固的基礎。
正如我在2006年出版的《軍閥造國──現代南北朝的原理》所指出的：
“九一八事變”以後僅僅兩個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趁機在江西瑞金縣宣告成立，比日本控制的“滿洲國”更早誕生。這把插在中華民國後背的尖刀，使得中共政府陷入兩線作戰的絕境；幾千萬中國人民遭到屠殺。
1931年蘇聯在中國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2年日本在中國建立了“滿洲國”，1945年蘇聯迫使二戰的戰勝國之一中國，割讓外蒙古，使其成為蘇聯的衛星國。隨後，毛的土改、社會主義改造，其一場典型的蠻族入侵，十分類似的歷史上西戎、鮮卑、沙陀、女真、蒙古、滿州、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佔領和“國有化改造”。
將游擊戰術發展為游擊戰略的毛澤東，則是從江西井岡山附近的土匪身上總結發展游擊戰術的。毛澤東從對江西積弊幾百年的匪患進行深入的調查，發現利用復雜山林地形進行縱深的游擊戰術是土匪屢剿不清原因。游擊原則致勝的基礎在於，一是夠廣闊、復雜的地形縱深；二是靈活、出其不意的轉移、分散和集中有限兵力；三是小規模、深層次的擾襲、消耗攻擊。這三條基礎原則是游擊生存的基礎條件，缺一不可。
而毛澤東本人，就是蘇聯帝國主義一手扶植起來的漢奸走狗。
張雲初《沒有莫斯科就沒有毛澤東》一文指出：讀史可以明志，讀史可以糾偏，讀史可以解惑。近日讀楊奎松《毛澤東的崛起與共產國際》一文（實為《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的第一章《毛澤東的崛起與共產國際》——謝選駿注），又解除了我不少疑惑和偏頗。吾生得不早也不晚，整個青少年時期都生活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長期經常受到黨的教育，包括國內外形勢的教育，特別是關於蘇聯問題的教育。譬如五十年代，作為鄉村小學學生的我，就知道了斯大林是中國的“父親和導師”（毛澤東語），就知道了“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毛澤東語），就知道了蘇聯是我們的“老大哥”，就知道了右派分子“反蘇就是反共反革命”（如大右派龍雲三條大罪全是反蘇）……莫斯科似乎比北京更親近，克里姆林宮的紅星似乎比天安門的紅燈更明亮，而且暗暗地想：斯大林似乎也比毛主席更偉大更英明。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作為“參加工作”後的我，從前受的關於蘇聯的教育又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彎，我們認真聽廣播，學文章，什麼《關於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的建議》，什麼《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什麼“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我才知道，原來蘇聯在長期欺負我們。不說修正主義的赫魯曉夫和新沙皇的勃列日涅夫現在又撤專家又逼債，還在我們邊境外屯兵百萬；就是早在斯大林時代，甚至早在江西時期，我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就受到斯大林派來的李德之流，以及莫斯科支持的王明之輩（據說有二十八個半從莫斯科回來的馬馬維奇）的排擠打壓、無情打擊，而我們的毛委員堅持獨立自主，創造性地開辟了中國革命之路，終於在不受莫斯科控制的遵義會議上，才戰勝了莫斯科派來的李德、博古，確立了領導地位，從此才把中國革命引上了正確道路。雖然以後莫斯科還多次干涉中國革命，如派王明回來取代毛澤東，如什麼斯大林阻撓“宜將剩勇追窮寇”，主張國共“隔江而治”，然而我們偉大領袖“不可沽名學霸王”，不聽斯大林那一套，把革命進行到了底。等等，等等。
張雲初說：“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對中蘇關系問題也是一知半解。據說沈志華先生近年根據俄羅斯的解密檔案，澄清了中蘇兩黨關系的重重迷霧，有心人可從中去探尋真相。今天我提出這個話題，是從我個人說，原來在中蘇兩黨問題上，我們一直都在受着瞞和騙。在中蘇兩黨關系問題上，受瞞和騙最深的問題，就是毛澤東先生與莫斯科的關系問題——莫斯科支持王明、博古、張聞天……，長期排斥打壓建國前從未去過莫斯科的從山溝里出來的毛澤東，毛澤東長期抵制來自莫斯科的錯誤路線，堅持獨立自主路線，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成為了中共領袖，奪取了革命勝利。一句話：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
讀楊奎松《毛澤東的崛起與共產國際》才知道：沒有斯大林就沒有毛澤東，沒有莫斯科就沒有毛澤東！毛澤東是斯大林為主宰的共產國際精心挑選、精心培育、精心扶持、精心宣傳的中華蘇維埃領袖。
下面，僅摘編該文要點於下：
△1927年，莫斯科《共產國際》、《革命東方》等雜志廣為轉載介紹毛澤東為農民造反叫好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譯東是享受此殊榮的中國黨第一人。毛澤東隨即晉升為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
△1928年開始，毛澤東名字頻頻出現在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上，《真理報》贊揚毛澤東上井岡山當“山大王”的行動，稱“其史詩般的英雄行動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義的”，毛澤東是“極為出色的領袖的名字”。
△1931年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得到了莫斯科的認可，被推舉為主席，一躍成為蘇維埃中國的最高政治領袖。
△1932年，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搬來江西蘇區，博古等排擠毛澤東，妄圖送毛去蘇聯養病。然而俄國人對毛澤東情有獨鍾，蘇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指示中共中央：“……絕不同意將毛澤東送到蘇聯養病，因為這樣做不僅極端危險，而且也不利於蘇區內部的團結。”
△1933年以後，中共臨時中央繼續壓制毛澤東，擬把毛澤東蘇維埃主席連同政治局候補委員都取消掉，但蘇共中央領導人最後圈定的名單里，毛澤東從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提升為9人政治局正式委員。蘇共十七大代表大會上，當時在莫斯科的王明公開宣布：“在以毛澤東同志任主席的中央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的統一領導下……。
△1934年，莫斯科出版毛澤東關於蘇維埃的報告單行本。王明為此極為興奮地通知中共中央，稱該書中文版“綢制封面，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沒有這樣美觀的書。”
△1934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文件稱毛澤東為“年青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富有才乾和自我犧牲精神的戰士、偉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這在注重統一宣傳口徑的斯大林體制下無疑是具有特定含義的。
△1935年7月共產國際七大召開，毛澤東的名字破天荒地排在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名譽主席台爾曼的後面，成為享有如此殊榮的唯一中共領導人。大會後，蘇共喉舌《真理報》長文介紹這位“中國人民傳奇式的領袖”：“鋼鐵般的意志，布爾什維克的頑強，令人吃驚的大無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統帥和國務活動家的天才一一這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具有的高貴品質。”
△1935年1月遵義會議給予毛澤東的地位，傳統黨史認為是中共有幸同莫斯科失去聯絡、違反莫斯科意志的一種決定。楊文認為，恰恰相反，這正與莫斯科重視毛、肯定毛、宣傳毛是十分合拍的。如果是莫斯科此時來改組中共中央，無疑會選擇毛為中共領袖。
△1936年7月初，莫斯科與中共中央電訊聯系接通，莫斯科派王明等人回國，長期以來，黨史宣傳說莫斯科派王明是為了取代毛澤東。楊文以資料證明，王明回國，不僅沒有搞掉毛澤東的用意，而且是把毛澤東推上名副其實的中共領袖地位。在王明主持作出的為准備召開的中共七大而“改造黨的中央領導機關”的決議中，王明提議的主席既非一把手的張聞天，也非奉莫斯科之命的他本人，而是毛澤東，而且破天荒地要求全體政治局委員簽名贊成。這顯然並非王明本意，而是執行莫斯科的安排。毛與王的矛盾斗爭曲折復雜，非本文主題，從略。
△1938年7月，季米特洛夫接見即將回國的王稼祥，傳達斯大林的主張，“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造成親密團結的空氣”，要樹立領袖的權威。
△1938年9月，王稼祥回國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王稼祥傳達莫斯科指示後，毛澤東第一次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康生、陳雲等提議推舉毛澤東為總書記，就連王明也信誓旦旦宣稱：自已今後要像眾星拱月那樣拱衛在毛澤東同志周圍。
△1939年春，一把手總書記張聞天意識到自己應當讓位了，“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的住處開，我只當形式上的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澤東決定了。”進入1940年，張聞天實際上把“總書記”的各種權力統統交給毛澤東了。
△毛澤東終於成為了中共最高領袖了！
張雲初確信楊奎松文章有關史料的真實性。張雲初相信毛這個“蘇維埃領袖”確由斯大林、莫斯科、蘇共中央、共產國際精心物色、精心栽培、精心扶植、精心包裝出來。張雲初十分不解地是，這樣的真相為什麼長期被隱瞞？有關人士為什麼要篡改歷史，編造歷史？張雲初最後憤怒地叫道：“沒有斯大林，沒有莫斯科，就沒有‘偉大領袖毛澤東’！”張雲初不知道，毛澤東其實就是高歡、石敬瑭一類的漢奸兒皇帝。毛後來與蘇聯的沖突，就像吳三桂和滿清蠻族的沖突相似，是狗咬狗，不是民族解放。
我們注意到，人類學家托馬斯·巴菲德（Thomes Barfield）曾經指出，以匈奴為代表的內亞游牧國家的組織表現為“帝國聯盟（imperial confederacies）”的形式，處理外交事務時，它就是專制國家，而處理內部事務，則依靠協商和聯盟的機制。也就是說，北亞游牧國家的政治構造，是一種軍事專制政體與部落聯盟的復合體，部落聯盟的基礎，仍是其傳統的部族制度。而以塞維斯（Elman R. Service）的“酋邦理論”看，這正是一種酋邦（chiefdom）形態。
同時我們相當驚訝地發現，這種“處理內部事務，則依靠協商和聯盟的機制”的“酋邦”，正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概念的來源！
在歷史上，隨着這些“酋邦”的勢力一步步深入漢地，游牧國家便逐漸轉向全面而徹底的專制政體，在處理內部事務中曾經居於主導地位的部族傳統，逐漸讓位於漢式官僚機器。這就是從酋邦向國家的進化。在這個過程中，部族傳統的利用與揚棄，值得特別留心。北魏的直勤制度，是拓跋鮮卑代北集團部族傳統的一部分。從考察直勤制度出發，我們可以嘗試着探尋北魏國家制度的部族背景及其變化。
在現實中，而中共政治脫離蘇聯模式的發展，與北魏的漢化過程顯然具有某種相似性。那是迫於中華民族的生命力而被迫作出的讓步，是“摸着石頭過河”的北方蠻族和共產主義的逃亡，而不是“國家利益至上”的歷史自覺。
綜上所述，“井岡山精神”顯而易見是賣國主義的精神。
二十一世紀蘇聯已經滅亡，還有人要來倡導蘇聯扶植的“井岡山精神”，那才是緣木求魚的“最後斗爭”。
這是最後的斗爭，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會失敗！
2011年6月18日
【069、“世界最高”的最低工资能救瑞士吗】
《瑞士日内瓦引进“世界最高”的最低工资》（BBC 2020年11月2日）报道：
日内瓦生活水平高，但也有居民依赖食物救济维生——瑞士日内瓦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地方，也是有钱人才能负担的一个城市，这里有庞大的私人银行业务，还有联合国和多家国际组织与机构，专门拍卖高价艺术品和珠宝的苏富比（Sotheby's）佳士得（Christie's）拍卖行也在这里。
这个月，日内瓦引进了世界最高的最低工资规定，这是基于9月公投的结果而推出的规定。
日内瓦最新的最低工资规定为每小时23瑞士法郎，相当于19英镑，22欧元，或25美元，每个月最低工资为4000瑞士法郎（3350英镑）。虽然说日内瓦是有钱人才能负担的一个城市，但这里也有许多酒店工作人员，餐厅服务员，清洁工，理发师傅和美发美容师，这些职业类别人员生活相当艰苦。
瑞士今年3月实施封锁措施之后，许多人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顿，日内瓦街头排队领取生活救济品的画面登上新闻头条。事实上，在新冠病毒封锁措施之前，食物救济中心早已存在，封锁措施解除好几个月之后，仍然有许多人依赖救济品过日子。日内瓦一家慈善机构Colis du Coeur每个星期都送出成千上万包食物杂粮，排队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妇女，很多人还带着孩子。
每个月4000瑞士法郎是不是太高了？
最低月薪听起来好像很高，但是Colis du Coeur慈善工作人员查理（Charly）说，对住在日内瓦的人来说，这一点也不多。“一间房的月租金就要1000瑞士法郎，一个月伙食费最少最少也要500，医疗保险每人每月550，一家四口勉强糊口而已。”
在日内瓦担任护士，并在慈善机构志愿服务的劳拉（Laura）也感受到日内瓦生活成本带来的沉重负担，护士的薪水也不够她负担自己的住房。“我26岁了，还是住在父母家里，”她说。新的最低工资能帮助到许多人，领取食物救济的英格丽（Ingrid）说，每到月底她的口袋都空了，只能到救济中心领取食物。
谁付账单？
日内瓦生活成本昂贵，连食物救济中心的志愿工作者都感受压力——支付员工每小时低于23瑞士法郎的雇主现在必须给员工涨工资，瑞士日内瓦商会（Geneva's Chamber of Commerce）的苏比利亚（Vincent Subilia）担心，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增加这笔额外支出，对许多企业可能是弊大于利。“酒店和餐厅已经因为疫情而面临生存困境，调高最低工资无疑是雪上加霜。”法纳里（Stefano Fanari）是餐厅老板同时也是大厨，他说他每个月工资也就是5000多瑞士法郎，“如果要我支付洗碗工人那么多钱，我要如何经营下去？”“我不反对最低月薪4000瑞士法郎，但我实在是无法负担。”
下一步怎么走？
日内瓦最低工资不是政府制定的政策，而是依照 “人民创制” 精神由日内瓦公民提出的。他们收集足够的签名要求公民投票，9月27日投票58%赞成，42%反对。瑞士的直接民主制度意味着选民说了算，最低工资现在成为强制性的。
一般来说，瑞士公民对于涉及公共支出的公民投票案态度都非常谨慎，但是在同一天的公投中，选民也通过了全国性的父亲享有两周带薪陪产假的提案。查理认为，这是一个正面信息，显示在如此困难时局，在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瑞士，人们还是愿意彼此互相照顾。他说，瑞士有很棒的直接民主制度，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大多数的“人民创制”提案都在公投中被否决了。“父亲陪产假的提案在公投中获得通过，这是一大进步，虽然缓慢，但这是瑞士的速度。”
接下来瑞士人民将对“责任企业创制提案”进行公投。“责任企业提案”要求所有设在瑞士的公司企业为其遍布世界各地的供应链发生的违反人权和危害环境的行为负担法律和金融责任。如果这项提案在公投中获得通过，瑞士企业要负担的成本将远远高于日内瓦全球最高的最低工资。
谢选骏指出：“世界最高”的最低工资能救瑞士吗？不能。因为这是一个全球灾难的部分回响。
《新冠疫情反弹再次席卷欧洲》（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德国的新冠感染人数节节上升，捷克、比利时及荷兰更是成为感染重灾区。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新冠病毒再次在欧洲快速蔓延。德国总理默克尔刚刚呼吁民众减少与他人接触并放弃出行，联邦卫生部长施潘（Jens Spahn）就确诊新冠。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统计，德国的新冠死亡人数在周六突破1万大关，累计10003人死亡，比前一日多出49人。
RKI数据指出，德国各卫生单位通报的单日确诊人数高达14714人，创下德国疫情暴发以来的最高数字。而欧洲邻国的疫情也极为不乐观。
荷兰
捷克及比利时的感染人数居高不下，过去14天内，每10万居民中分别有1066人及932人感染。荷兰的感染数则位列第三达596人。根据荷兰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RIVM）的数据，10月14日至10月20日间，该国的感染总数高达5.5万例；此前一周的感染数字则为43000万例。鉴于新冠病毒快速扩散，荷兰政府自10月14日起实施部分封锁，酒吧、咖啡厅和餐厅被迫关闭，晚间8点后不得卖酒，每户人家每天只能接待不超过3名客人，并建议民众只在必要情况下搭乘公交车和铁路。荷兰当局将于10月27日讨论进一步抗疫措施。
瑞典
瑞典政府在该国第四大城、位于斯德哥尔摩北部的乌普萨拉首次实施严格限制措施。该地区民众在11月3日前不得筹办或参与庆祝活动，避免与非同住者接触，暂停使用公共交通。瑞典病毒学家提格内尔（Anders Tegnell）表示，若疫情加剧，不排除扩大限制措施至其他地区的可能性。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CDC）统计，瑞典每日新增感染人数超过5000人。
葡萄牙
葡萄牙的每日新增感染数呈现垂直上升的趋势。10月5日的单日新增人数仅为734起，10月22日则暴增至3270。自10月14日开始，葡萄牙进入国家紧急状态。10月23日，葡萄牙政府在该国北部三个地区实施进一步限制，民众有义务待在家中。此外，葡萄牙已将11月2日定为全国哀悼日，纪念逾2000名因新冠病毒丧生者。
比利时
比利时10月的感染人数暴增，14日内每10万人便有932人感染，成为欧洲“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10月1日至10月22日间，每日新增人数从1300人暴增超过10倍达13200万人。比利时卫生部长范登布鲁克（Frank Vandenbroucke）形容该国疫情“即将面临海啸”。根据预测，11月中旬前该国2000个重症病床将全部满员。疫情暴发至今，新冠病毒已在比利时夺走近1万条人命。
捷克
捷克的情况更为紧张。自10月5日起，人口数为1070万的捷克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据ECDC统计，截至10月22日，捷克过去14日每10万人就有1066人感染为全欧洲之冠。迄今捷克已累计20.8万感染病例。自本周四起，除了食品店及药房，所有店家都暂停营业。捷克政府还指示民众在当前“绝对必要的时期”减少与他人接触。
法国
法国的新增感染人数再次刷新纪录。本周五（10月23日）该国通报的感染案例为42000起。法国迄今累计超过100万人感染，34500人死亡，成为欧洲的新冠重灾区之一。面对严峻的疫情，法国从21时至6时实施宵禁，实施范围由原本的巴黎及其他八城扩大至法国多个地区，三分之二法国人（约4500万人）都受到宵禁影响。
西班牙
西班牙的新冠感染总数在本周突破百万大关。10月13日至10月22日间每日新增感染数从7100人暴增三倍至21000人。尽管如此，马德里地区还是在10月23日终止了中央政府原先颁布的为期两周的封锁令。马德里正考虑继续封闭疫情严重的城区并实施宵禁。不过德国游客仍能前往西班牙南部的加那利群岛。德国政府在10月24日已取消了对该地区的旅游警告。
波兰
波兰的疫情也不容乐观。10月19日至10月22日间，每日新增感染人数从7400人上升至超过12000人。波兰此前因快速实施封锁顺利渡过第一波疫情。如今因感染人数暴增以及医院超负荷，波兰将华沙国家体育场的一部分改建为新冠临时医院。直至本周末，临时医院中将设有500个床位，其中包括50张重症监护病床。自10月18日起，波兰实施严格的社交限制。
奥地利、瑞士、卢森堡和丹麦
德国其他邻国也通报了比德国更高的新增感染数字。丹麦的感染人数相对较少，14日内每10万人新增113例感染，略高于德国的感染率。卢森堡的感染率则为每10万人有507例感染。奥地利的单日新增人数也超过2000人，14天内感染率则为每10万人中有234例。
瑞士的情势则更为严峻。瑞士日报《瑞士东南报》（Südostschweiz）预测，“富裕且组织严密的瑞士已然成为国际新冠疫情的重灾区”。据瑞士联邦卫生局（BAG）统计，本周四共有6600起新增病例，平均每周感染人数增加112%。
谢选骏指出：这次武汉起疫的发展是——越是富裕的地区遭到的打击越是惨重，好像“西方文明的末日景观”……“世界最高”的最低工资，显然救不了瑞士。
【070、“贪欲扩张”涵盖了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
阶级论者宣传说：“种族斗争其实也是一种阶级斗争——统治种族就是统治阶级。”
种族论者宣传说：“阶级斗争其实也是一种种族斗争——强悍的种族役使孱弱的种族。”
而在谢选骏看来，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都是抽象出来得观念，不是具体存在的事态——其实“贪欲扩张”才涵盖了一切。简而言之，阶级地位也好，种族背景也好，都不过是“生存处境”之一，而实实在在的生存，是不断变动的“贪欲扩张”。
否则的话，如何解释穷人杀的更多的是穷人而不是富人？富人坑害的更多的也是富人而不是穷人呢？——阶级斗争学说缺乏真实的说服力。
同样，种族内部的斗争，其实要远远多于不同种族之间的斗争。——种族斗争的学说同样缺乏真实的说服力。
网文《元代的驱口》（韩春玲）这样说：
元代有明确的良民和贱民之分，“驱口”是贱民的一种，其称呼有多种：部曲户、奴隶、奴婢、家奴以及“驱口”，名不同而实则一。“驱口”的来源有三；一、蒙古贵族和色目地主在战争中掳掠来的中原人民以及战俘，甚至在“承平盛世”掳掠中原人民为“驱口”的事也时有发生。被掳掠人口有一部分被释放为编民（国家普通公民），但大部分赐给有功者为“驱口”。二、统治阶级内部，因贫富分化加剧，使得许多小生产者（包括蒙古平民）因偿还不了债务而沦为“驱口”。三、用货币购买而来，尤其在灾荒年代，被遇无奈卖身为“驱口”的现象十分严重。
“驱口”主要被用于家内服役，部分人从事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他们在元代社会地位最低，是所有者的私有财产，其子女仍归主人所有。元朝法律规定：“诸人‘驱口’，与财物同”，只要通过法律手续，就可随意买卖。“驱口”杀伤主人要被处死，故意杀伤主人要被凌迟处死，如果某一“驱口”想杀死主人，其他“驱口”知而不报，也要被处死；而主人故意杀死无罪的“驱口”，杖八十七，因醉而杀死减一等，如果打死一个“驱口”，只要能将全家放良，就可免罪。法律规定：“驱口”不得与良民通婚，但如有违法私自结婚，则：如良人女嫁与“驱口”为妻，此女即降为“驱口”；但如“驱口”女嫁与良人为妻，此女变为良人。这也反映出男性至上的封建思想。法律又规定：斗殴杀人者死，然而良人斗欧杀死他人“驱口”，只杖一百七，完全是针对“驱口”等贱民而设的。
但是“驱口”不同于奴隶，因为：一、主人可以随意买卖“驱口”，但把其像奴隶一样当作牲畜去屠杀是不被允许的。《元典章》卷四二记载至大元年一个官僚上书道：“访闻在都富室之家，奴隶（即“驱口”）有犯，并不经官言理，往往用铁枷钉项。凡奴隶之数，贵贱虽殊，亦皆人之子也，设有愆过，若本使不恕，理应送官惩戒，岂有法外凌虐伤残之理。什伤风俗，拟合禁止”。可以看出，虽然伤残“驱口”在实际生活中存在，但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这同被当做牲畜一样对待的奴隶是不一样的。二、从劳动产品上看，奴隶的劳动产品完全归主人所有而“驱口”的劳动产品则分为三部分：主人、国家和自己各占一部分。以农业为例，地主只要通过“岁责其租赋”的剥削形式占有一部分劳动产品，剩下除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租税外，其余归“驱口”所有，尽管数量很少。因此，元朝的“驱口”虽地位十分低下，但不是奴隶，而相当于封建经济关系中的农奴。
谢选骏指出：上述论说因为受到了“阶级论”的摆布，因而淡化了“驱口”的险恶处境。
而下述论说则干脆把“驱口”现代化了：
《论驱口》（李锡厚）这样说：
“驱口”亦简称为“驱”，是辽金元时期特有的对男女奴隶的称呼。不过我们考察这一概念的来源即可以发现，它并不是北方少数民族创造的，而是直接来源于唐朝的所谓“驱使人”。
一、“驱口”的产生及其与户籍制度的关系
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自上古时期起就不断南下俘虏中原的人口为他们充当奴隶。远的不说，自秦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强大的匈奴政权以来，就曾不断对中原发动大规模的掠夺战争，“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1）。近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各地发现了一批匈奴时期的墓葬，其中出土的青铜器表明，生活在塞外大草原上的匈奴人，很早以前就进入文明社会了。汉初，匈奴正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他们不断入塞掠夺汉人为奴隶。当伊稚斜单于即位的第一年（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夏，“匈奴数万骑入代郡，杀太守共友，略千余人。秋，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2）。匈奴统治者不仅大规模入塞掠夺汉族人口，同时也掠夺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口。西汉末年，匈奴曾发兵攻打乌桓。据《汉书·匈奴传》载：
匈奴颇杀人民，驱妇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乌桓曰：“持马畜皮布来赎之。”乌桓见掠者亲属二千余人持财畜往赎，匈奴受，留不遣。那些被掠夺去的成千成万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都成了匈奴统治阶段的奴隶。奴隶作为财产与牛马无异，因此匈奴统治者无论如何也不肯轻易将其放弃。但在当时，这些奴隶并无“驱口”之名。上引《汉书·匈奴传》这段文字中的“驱”字，是作为动词使用的，是驱赶的意思。“驱”字原作“殴”，许慎《说文解字》释此字云：“从殳，豕声。捶击物也。”段玉裁注云：“殴是马部驱之古文。”这表明，最初“殴”（驱）的基本含义只有一个，即表示一种击打的动作，引伸为“驱逐”、“驱赶”之意。
如果“驱口”这一概念是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那么其中的“驱”字就应当具有“驱掠”、“驱赶”之类的含义，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据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驱口”这个词很明显是与中原地区早就存在的“驱使人”有关。敦煌变文中有一篇《庐山远公话》。“远公”即东晋时期的著名僧人慧远。他是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从北方来到庐山的。不过这篇变文产生的时代却要晚得多，卷末属“开宝五年张长继书记”。宋太祖开宝五年为公元972年，张长继于这一年将这一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此之前，它必然已经在敦煌一带民间流传很久，其中所描写的“驱使人”的情况，反映的则是唐末五代时期敦煌以至整个北方的社会现实。《庐山远公话》记载，远公在庐山修行，被一个叫作白庄的贼人掳去：
白庄一见，乃语左右曰：“此个僧人，堪与我为一驱使之人。”白庄曰：“我要你作生手力，得之已否？”远公进步向前：“愿舍此身，与将军为奴，情愿马前驱使。”（3）
所谓“驱使之人”，也就是辽朝文献中的“驱使人”。《□奉殷墓志》（统和二十五年）记载：
维统和贰拾伍年岁次丁未，肆月丁卯朔，贰拾捌日甲午，乐安郡囗奉殷墓志。元是魏府大村固人，嗣圣皇帝打虏入国，亡父曾任下（夏）津县令。□奉殷身受郎主，补充左教练使。后次□（任）彰义军节度补充司马。后次任□（彰）义军节度著（署）补充摄节司空。计亲驱肆拾贰口，叁拾叁口并是□□，外有九口驱使人并是买到：伍口□□：忙儿、外儿、喜儿、六儿，官□（儿）（4）。
从这一记载我们可以知道，驱使人可以简称为“亲驱”，亦即后来金元时期的“驱”和“驱口”，其中的“驱”字只能是“驱使”之意。
“驱口”一词的出现与奴婢在户口登记中地位的变化是有直接关系的。户籍制度是中原统治者治理定居农业居民的办法。《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为户籍相伍”。这是目前所见中国有户籍制度的最早记载。依据中国古代严密的户籍制度，不仅自由民要进行户口登记，而且奴婢作为主人的财产，也要进行登记。汉简中有一简记载：
候长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三十
小奴二人直三万 用马五匹直二万 宅一区万 大婢一人二万 牛车二两直四千 田五顷五万 轺车二乘直万 服牛二六千 凡訾直十五万（5）
这个年龄三十岁的礼忠有小奴二人、大婢一人，与他所拥有的其他财产一道经候长登记在案。这虽然是边境地区的户籍资料，但也同样具有普遍意义。汉朝政府为了保证赋税的征收，必须对户口及居民的财产（包括奴婢）进行严格的登记。不论在何地，奴婢都要登记在册，这是毫无疑问的。
至唐代，奴婢则正式记入户口帐。近年吐鲁番出土的《唐西州某乡户口帐》中有“合当乡良贱总四百廿七”字样（6），户口帐中的所谓“贱口”，亦即奴婢口。这说明当时已将奴婢与其他财产相区别，在官方的户口帐中与主人家的其他人口并列在一起。《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西州高昌县李石柱等户手实》（六）载：
（前缺）
1 女墨婢年伍 小女
2 女端莫年壹 黄女
3 奴□富年叁 小奴
（中缺）
4 ——□婢
5 婢丰女年肆拾伍 丁婢
6 婢海香年叁 小婢
7 ——十亩未受
（后缺）（7）
其中所记“女黑婢”及“女端莫”都显然是户主的女儿，然而她们作为家庭成员与奴婢并列登记在户籍之上。在这种情况下，明确记载登记在户口帐上的每一个人的身分，就非常必要了。据手实可知，这一户有一奴三婢。奴婢既然记入户籍，因此放良亦须有严格手续。依唐《户令》：
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皆由家长给手书，长子以下连署，仍经本属申牒除附（8）。
唐末五代时期，北方的契丹族逐渐成为一支强大的势力，他们也和当年的匈奴人一样，不断入塞掠夺“生口”。所不同的是契丹统治者建立的辽王朝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汉化的政权出现在塞外草原上的。它基本上承袭唐制，但融合了契丹社会本身固有的某些制度。契丹人学习了中原王朝的户籍制度，用以管理其统治下的汉人。像唐朝一样，辽朝的奴婢也有“籍”。例如诸宫卫的奴婢——宫户就有“宫籍”。宫户如果被赐给臣下，则成为他们的驱口。驱口也有籍，称“驱籍”。辽道宗时期，检校大师知涿州军州事耶律昌允妻兰陵郡夫人萧氏曾在上京城北创建静安寺。现存《创建静安寺碑铭》（咸雍八年）载：“工徒之役，算日酬庸，驱籍一毫不取。”（9）意思是这一工程完全不使用具有“驱籍”的劳动力。依照唐制，“驱”作为私家的奴婢，应与主人一同记入国家的户籍。辽朝驱口有“籍”这一事实表明在辽朝的户籍制度中，正是将唐朝户籍制度中管理奴婢的办法接受下来，以作为管理“驱口”的制度。
“驱口”之所以要有籍，原因在于国家不仅要向一般民户的丁口征税，而且还要依据他们占有驱丁的数量征税。据《元史》卷九三《食货志》载：
丁税、地税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太宗每户科粟二石，后又以兵食不足，增为四石。至丙申年，乃定科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
丙申年为公元1236年。自那一年起，蒙古统治者在自己统治下的地区内实行按丁口征收赋税的办法，驱丁减半征收。驱口中的成丁者要计口征税，当然就要严格登记在国家的户籍之上。由于当时的奴婢与其主人需要登记在同一户籍之上，为将奴婢与其主人及主人的亲属相区别，于是才产生了“驱口”这一户口登记概念。
大量驱口存在于社会上，使得关于驱口身分的争议也增多了。有的被认为是“驱口”之人，诉讼其主是抑良为贱；也有的是指某人应是其驱口。蒙古统治者在解决这类纠纷时，便是以户籍状况作为判明某人是否确系驱口的依据。据《元典章·户部》卷之三《户计》载：
乙未年另籍驱户钦依合罕皇帝圣旨便是系官民户。如壬子年却不曾抄上，仰依漏籍户收系当差，主人不得识认。
本使户下附籍驱口，在外不曾另籍，今次虽称宅外另居及好投拜民户，依旧为驱。
乙未年即公元1235年，当时成吉思汗政权初创，尚无完备的户籍制度，因此必然导致后来此类问题争讼不绝。上引《元典章·户部》卷之三又载：
壬子年另籍蒙古牌甲驱户自抄数已后每年争告，虽经省部断定，终不绝词。照得甲午年钦奉合罕皇帝圣旨：不论达达、回回、契丹、女真、汉儿人等，如是军前虏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发，主人见更不得识认。如是主人识认者，断按打奚罪戾。
此外，《元史》卷一○三《刑法志·户婚》亦载：
诸蒙古、回回、契丹、女真、汉人军前所俘人口，留家者为奴婢，居外附籍者即为良民，已居外复认为奴婢者，没入家财。
以上所征引的都是元朝关于按实际居住状况、按照被俘人口是否“另籍”来确定其是不是驱口的法律规定。类似关于判别驱、良的规定，在《通志条格》卷二《户令·户例》中亦有记载：
乙未年附籍民户，壬子年于他人户下作驱，抄上或漏籍，仰改正为民，收系当差。如经赵小哥叛乱，被虏为驱，及为李佛儿断没之人，不在此限。若壬子年另户附籍，依例定夺。
乙未、壬子二年本使户下附籍驱口，因而在外若作驱户，或寄留种田人等附籍，依例收系科差，即于本使户下除豁重籍人丁差役。本使户下不曾附籍，其驱口在外抄过者，仰依例收系科差。本使户下附籍驱口，在外不曾另籍，今次虽称宅外另居及好投拜民户，依旧为驱。
前一条规定，一是明确乙未年（公元1235年）附籍为民户时的户籍状况具有法律效力，即使后来当壬子年（公元1252年）重新申报户口时已在他人户下作驱口，亦仍然可以依照乙未年的户籍恢复其民户的身分。二是规定如果乙未年以后参与“叛乱”并因此被断没为驱，虽不能依乙未年户籍改正为民，但如果壬子年申报户口时“另户附籍”，则仍可确定其为平民的身分。后一条则是规定乙未、壬子二年虽在本使户下附籍为驱口，但后来又在外另籍，则以后来的户籍为准，收系科差；如在外不曾另籍，即使事实上已经与主人分居，也仍然算作主人的驱口。《通制条格》是元英宗至治三年颁行的，上述法律规定反映了当时元朝统治者为解决元初以来所遗留的数量过大的驱口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作出的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就是依据户籍状况。
二、驱口的来源
我们考察辽金元时期驱口的来源即可以发现，辽朝有关驱口的制度是直接承袭了唐制，同时又完全被金无两朝承袭下来了。从上引《庐山远公话》中远公与白庄的对话可以知道，“驱使之人”、“手力”也就是奴隶。此外，这篇变文中还记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白庄要放远公走，而远公却不肯：
远公曰：“舍身与阿郎为奴，须尽阿郎一世，中路抛离，何名舍身。阿郎若且要伏事，万事绝言；若不要贱奴之时，但将贱奴诸处卖却，得钱与阿郎沽酒买肉，得之已否？”白庄闻语，呵呵大笑：“你也大错，我若之处，买得你来，即便将旧契券，即卖得你。况是掳得你来，交我如何卖你。”远公曰：“阿郎不卖，万事绝言；若要卖之，但作家生厮（儿），卖即无契券。”（10）这说明，“驱使人”可以是通过掳掠得来，同时也可以被买卖，只是需要有“契券”，但“家生厮儿”即自家家奴所生下的家奴，出卖时并不需要有契券。
像唐朝时期一样，辽朝的驱使人也有通过购买获得的。上引《□奉殷墓志》中记载此人有“亲驱”四十二人，其中有九口是买到的。另外叁拾叁口的来源，字迹不清。既然其父曾随“嗣圣皇帝”（即辽太宗）“打虏入国”，并曾任县令，因此可能受赐驱口。那叁拾叁个驱口可能就是其父受赐并留给他的。辽朝统治者用以赏赐臣下的大量驱口，主要则是通过掠夺战争即“打掳入国”掳获的中原平民。
金代的驱口，其来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原来契丹统治者占有的驱口。明昌间“时议以契丹户之驱奴尚众，乞尽鬻以散其党，襄以为非便，奏请量存口数，馀悉官赎为良，上纳之。”（11）此事表明，契丹人占有驱口，不仅金初依旧，而且明昌间发生契丹人大规模叛乱之后，金朝也只是准备剥夺他们原来占有的部分驱口，而且被剥夺的那部分也并不释放为良，而是将其尽行转卖，亦即仍然保持这部分人的驱口身分不变。这充分反映了辽金两朝驱口制度之间的继承关系。
金代驱口另一重要来源则是女真人自金初以来历次战争中所虏获的平民（即“良人”）。金太宗于天会七年（公元1129年）曾诏令“军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听其父母夫妻子赎之”（12）。女真统治者不仅在征服中原过程中掠良人为驱，在既占中原之后进行的镇压汉族人民反抗斗争的过程中仍然重复初占中原时的这种罪恶勾当。据《金史》卷一○九《陈规传》载：
（贞祐四年）三月上言：“臣因巡按至徐州。去岁河北红袄盗起，州遣节度副使纥石烈鹤寿将兵讨之，而乃大掠良民家属为驱，甚不可也。乞明敕有司，凡鹤寿所虏俱放免之，馀路军人有掠本国人为驱者，亦乞一体施行，庶几河朔有所系望，上恩无有极已。”事下尚书省，命徐州、归德行院拘括放之，有隐匿者坐掠人为奴婢法，仍许诸人告捕，依令给赏，被虏人自诉者亦赏之。贞祐四年（公元1216年）下距金亡只有二十多年，这足以说明自金初以来，女真统治者就一直未曾停止掠良为驱的罪恶勾当。
金朝统治者极力要保存大批的驱口，在镇压汉族人民起义过程中，即使有赦免的诏令，驱奴也不在赦免之列。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十一月戊辰，曲赦山东，除杨安儿、耿格及诸故官家作过驱奴不赦外，刘二祖、张汝楫、李思温及应协诱从贼，并在本路自为寇盗，罪无轻重，并与赦免”（13）。
在金朝，私人占有的驱口，与辽朝时期一样，还有很多是经购买或典雇而获得的。《金史》卷五八《百官志》载：
诸因灾伤或遭贼惊却饥荒去处，良民典雇、冒卖为驱，遇恩官赎为良分例，（若元价钱给）男子一十五贯文，妇人同，老幼各减半。（六岁已下即听出离，不在赎换之限。）
另据《金史》卷四六《良货志》载：
熙宗皇统四年诏陕西、蒲、解、汝、蔡等州岁饥，百姓流落典雇为驱者，官以绢赎为良，丁男三疋，妇人、幼小二疋。
这说明金朝统治时期，由于有诸多来源，驱口的数量是相当大的，以至这一受压迫最为深重的人群对金朝统治足以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统治者才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和减少驱口的数量。
元代的驱口，除了金代遗留下来的之外，还有自立国初期以来在历年征服战争中俘虏的。元代的“驱口”或“驱”，本来专指被驱掠来的奴隶及其所生后代。据陶宗仪云：
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妇，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14）。忽必烈在征服南宋过程中，曾将大量被俘者变为驱口，甚至读书人亦不能幸免。《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载：
时淮、蜀士遭俘虏者皆没为奴，智耀奏言：“以儒为驱，古无有也。陛下方以古道为治，宜除之以风厉天下。”帝然之，即拜翰林学士，命循行郡县区别之，得数千人。
经高智耀一个人予以改正的被掠为驱的读书人，就多达数千人，那些未获改正的还不知有多少，一般百姓被掠为驱而无从获得改正者当更不知要比这一数字多多少倍。
元朝统治时期，买卖和典雇奴婢、驱口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比金朝统治时期更为普遍，且尤以典雇女子的情况为多，以至政府不得不以法律加以禁止。《元史》卷一○三《刑法志·户婚》载：
诸以女子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若已典雇，愿以婚嫁之礼为妻妾者，听。诸受钱典雇妻妾者，禁。其夫妇同雇而不相离者，听。诸受财嫁卖妻妾及过房弟妹者，禁。
以上法律规定主要都是针对将妻女典卖于人之一方的，然而，凡是这样做的，绝大多数者是贫乏不能自存的穷人。他们既然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又如何能以一纸法律就禁止得了呢，至于出钱典雇他人妻女者，不仅仅是要典雇来供自己驱使，而且还有以转卖获利。对于他们，法律就更是禁止不了。《元典章·兵部》卷之一《正军》中就有这样的规定：“军官军人于新附州城不得挟持、强娶他人妻女。如有和娶者，或亲属从人或有典雇人等，不得婚赖为驱及不得典卖聘嫁。”这说明在当时，有权势者借婚姻关系骗取妇女为驱或强娶他人妻女然后又“婚赖为驱”及转卖获利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由于元朝明确规定：“诸良家女愿与人奴为婚者，即为奴婢，”（15）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断有不法之徒买来良家女子配与自己的驱口、家奴为妻，于是达到抑良为驱的目的。《元典章·户部》卷之四《婚姻·转卖》载：
按察司议得：邓嫌儿本是良人，有罪经官断迄，其夫周玲却将邓嫌儿一面立契卖与周二总管为驱，已犯义绝。周二总管此时明知本妇系是良人，私相买卖，将邓嫌儿配与本家驱口苏老为妻，显意欲图谋本妇求达为驱。争告到官。虽是邓嫌儿与苏老为妻至今一十余年，亦有所生男女，终是不应合行。听离，改正为良，别适他人。如不愿招嫁，合令伊男周秃当奉养以送终年。
以上记载说明，在大量良家妇女沦为驱口的情况下，元朝政府为维持社会的稳定及保证自己直接控制的人口不至于大量减少，才不得不加以制止。
三、驱口的身分
关于驱口的身分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发生的争论颇为热烈。如果只是从概念出发，先摆出外国教科书上关于什么是奴隶的定义，然后再以中国历史上关于驱口的记载与之对照，削中国历史之足，适外国定义之履，终究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我认为要弄清驱口是不是奴隶，首先应当弄清楚的则是驱口这一特殊的人群与当时相关阶层的关系。从文献记载来看，驱口并非自由人，这是确定无疑的。据《金史》卷一三三《移剌窝斡传》载：
（大定）二年正月，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率诸军北征窝斡。二月壬戌诏曰：“应诸人若能于契丹贼中自拔归者，更不不问元初首从及被威胁之由，奴婢、良人罪无轻重并行免放。曾有官职及纠率人众来归者，仍与官赏，依本品量材叙使。其同来人各从所愿处收系，有才能者亦与录用。内外官员郎君群牧直撒百姓人家驱奴、宫籍监人等，并放为良，亦从所愿处收系，与免三年差役。或能捕杀首领而归者，准上施行，仍验劳绩约量迁赏。如捕获窝斡者，猛安加三品官授节度使，谋克加四品官授防御使，庶人加五品官授刺使。”诏曰：“尚书省，如节度使防御使捉获窝斡者与世袭猛安，刺史捉获者与世袭谋克，驱奴、宫籍监人亦与庶人同。”
本文上面曾提及金朝统治者在镇压汉族人民反抗斗争的过程中即使遇有赦免诏令，也将驱口排除在外，然而，对契丹则不同。从上引这段《金史》的文字来看，金哀宗正大间为镇压契丹移刺窝斡起义则规定，只要是归降，驱口也在赦免和迁赏之列。这说明在契丹人当中，驱口所占的比例可能要比中原地区大得多，因此诱使驱口归降，必将严重瓦解起义者的阵线。此外以上这段文字将驱口与奴婢、宫籍监人并举，则足以说明驱口的身份与上述这两种人是一致的。宫籍监户的身分是奴隶（16），驱口与奴婢、宫籍监户并列在一起，毫无疑问也应是奴隶。
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完颜弼上书宣宗，建议选签驱丁和宫籍监户为军：“河南尝招战士，率皆游惰市人，不闲训练。若选签驱丁、监户数千别为一军，立功者全户为良，必将争先效命以取胜矣。”（17）这里之所以亦将驱丁与宫籍监户并列，正是因为二者在身分上是大致相同的。金末，哀宗正大二年（公元1225年）杨云翼曾在一份奏章中建议用驱口当兵，王涧在《玉堂嘉话》中曾有征引：
何谓括驱丁？盖天下之奴隶自幼及壮，备尝勤劳艰苦之事，其筋体气力之所服习，驰走负任之所惯狃，岂常人之所能及哉？如简其人材之胜甲胄者，免当房之贱籍之为兵，则所得皆能战之人（18）。
杨云翼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所谓“驱口”即是天下的奴隶，他们虽然身体条件更适合服兵役，但却并无资格当兵。要当兵，首先必须免除他们“当房之贱籍”，即免除他们的驱籍。在金朝历史上确实曾以驱口为军，称为“驱军”；所谓“驱军则国初所免辽人之奴婢使屯守于泰州者也”（19）。如果他们的驱籍（即“贱籍”）不能被免除，则他们在军队中就只能当军人的“副从”，即所谓“阿里喜”，从事杂役。“至（大定）三年，诏河北、山东等路所签军，有父兄俱已充充甲军，子弟又为阿里喜，恐其家更无丁男，有误农种，与免一丁，以驱丁充阿里喜，无驱丁者于本猛安谋克内验富强有驱丁者签充”（20）。
关于元朝驱口的身分，所当注意的则是驱口放良的规定。这方面的规定反映了自辽朝有驱口之制以来，经过三四百年，这种制度正在走向衰亡。元朝的驱口经主人放免为良，其手续与唐朝一样，须由原主出具“良书”。主人有权放免驱口，甚至驱口的直接主人如果系驱口，亦即所谓“重驱”，其直接主人也同样有权出具“良书”。《元典章·户部》卷之三《户计》载：
诸人驱口虽与财物同，若驱口宅外另居自行置到重驱，元买人出放为良者，并从为良，本主底使长不得争理。
这是一项不明确的法律规定。所谓“元买人”，亦即宅外另居并购置了“重驱”的驱口。即是“宅外另居”，依元朝法律，是有可能免除其驱籍的。何况连其放免“重驱”都认为是合法的，这就是说，国家承认这种驱口有权使自己名下的驱口获得自由，如果他自己不具有自由人的身分又怎能给予别人以这样的自由呢？这种情况表明，尽管元朝时期驱口的数量仍然很多，驱口在一般情况下仍然被视同主人的财物，但是，元朝统治者终究不能不使自己的统治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发展规律，他们逐渐认识到了，驱口这种奴隶制度的残馀是不应当令其无限制地发展下去的，于是才制订了这种使驱口与自由人的界限模糊不清的法律。
四、驱口与投下户
唐末五代时期，中原有大批汉人被俘掠或自行逃亡到契丹境内，辽朝建立后的遥辇九帐大常兖司及属于辽朝皇家的诸宫卫，主要都是由汉人组成的。这些汉人基本上被分成两类：自行逃亡到契丹境内的汉人，被安置在头下州县中，成为头下户，其身分虽然低于辽朝统治下的普通编户（即所谓“正户”），但同样也是自由人；另一类则是“宫户”，这些人最初是被俘掠来的生口，作为“宫户”，仍保留着奴隶身分。契丹统治者安置头下户的办法是“团集建州县以居之”（21），州县官府管理这些头下户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户籍制度。头下户都有正式户籍，因此在《辽史·兵卫志》中有“正丁”与“番汉转丁”及两者合计的统计数字。“转丁”就是头下户的户丁。关于这一问题，拙文《头下与辽金二税户》中有详细论证（22）。
关于辽朝的头下户，我们所能见到的史料甚少。最近笔者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博物馆见到一方辽重熙十八年（公元1049年）的重建庆州释迦舍利塔碑。碑文中将“孔目司”与“诸色工匠人等”并列。碑文中所谓“孔目司”是指负责施工的官员，那些得与官员并列的工匠们显然不会是奴婢。碑文中记载有“塔匠都作头□□□，副作头吕□□，副作头□□，三窑作头长行共一百二十三人；小作头长行二十五人”等等，这些称为“长行”的就是“头下”人户。作头的姓名表明他们都是汉人，其头下人户称为“长行”，正表明他们是来自遥远的中原地区的汉人工匠。辽朝统治者建塔、建寺“驱籍一毫不取”，使用的就是这类来自中原的、身为头下人户的工匠。头下人户隶属于都作头，而这些作头则隶属于官府或隶属于私家贵族。
元代也有大量的投下户，其制与辽朝的头下之制基本相同。《元史》卷九五《食货志·岁赐》载：
凡诸王及后妃公主，皆有食采分地。其路府州县得荐其私人以为监，秩禄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岁月通选调。其赋则五户出丝一斤，不得私征之，皆输诸有司之府，视所当得之数而给予之。
元朝的投下户如同辽朝的头下户一样，也具有良民的身分。据《元史》卷一○五《刑法志》记载：
诸奴婢背主而逃，杖七十七，诱引窝藏者六十七；邻人、社长、坊里正知不首捕者，笞三十七，关讥应捕人受脏脱放者，以枉法论；寺观、军营、势家影蔽及投下冒收为户者，依藏匿论，自首者免罪。
从以上记载就可以看到投下户与奴婢的明确界限：奴婢不是自由人，因此“背主而逃”是要受惩罚的。不仅如此，其他人“知不首捕”或协助其“影蔽”的，也要受罚，这其中特别提到“投下冒收为户”的问题。投下户是自由人身分，奴婢是非自由人，所以如果将奴婢收为投下户则为“冒收”，要依“藏匿”罪论处。
投下户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放良的驱口。驱口可以被放免为良，放免以后“收系当差”，但其身分仍然低于一般自由人，而是成为原主人的“投下户”，对原主人仍然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上引《元典章·户部》亦载：
诸投下放良户良书上该写“不得投属别管官司户数，仰作本投下人户，收系当差。”
诸壬子年附籍、漏籍户已经上司分拨与各投下并诸官员户计，如户下驱口本主放良者，凭良书依例归著。
前一条是明确规定放良户只能作为本主的投下户被官府收系当差；后一条则规定已经附籍、漏籍并被分拨在各投下者，如果这些投下户的“本主”追究时，还得将其“归著”，亦即重新归附原主作为其投下户。
放良户如果入军籍，也只能做为原主人的“帖户”。“帖户”对主人也有如同投下户对主人一样的依附关系。《元典章·兵部》卷之一《军户》：
军驱谓乙未、壬子二年本主户下漏籍驱口因而在外另籍或不曾附籍，在后本主部于军籍内攒报过人口为良作贴户。乙未、壬子二年本主户下附籍驱口，军籍内漏报姓名，除至元六年终已前有省断文凭者依已断为定，不经省断及至元七年已后收当差役，以未到官者为本主漏报上，为良作贴户。
元朝的所谓“军驱”虽是良人身分，但只能作为原来主人的“帖户”。另据《元典章·兵部》卷之一《正军》载：
至元二年六月初五日钦奉圣旨道与河南路统军司：枢密院奏，诸路出征汉军多令亲人及驱丁代替，可令亲身出征似为得力事。准奏，圣旨到日宣谕出征万户、千户、百户、牌子头，军人今后须要正身当役，无令驱口顶替、雇觅，如违治罪。
这说明，驱口有许多是顶替主人充当“正军”的，不过这是违法的。驱口只能在军队中充当“帖军”，“奴得纵自便者俾为其主帖军”（23）。所谓“帖军”，其地位相当于金朝军队中的“阿里喜”，也在军中充当杂役。军驱或“帖军”在军中充当杂役，其任务是供给“正军”的军需。其处境并不会比奴隶更好，所以他们往往大批逃亡。据《元典章·兵部》卷之一《军驱》载：
拘刷在逃军驱。中书省据枢密院呈：蒙古都万户府呈照得，蒙古、汉军分戍江南，全藉各家驱丁供给一切军需。今来往往逃匿寺观为道、为僧，或于局院庸工，或为客旅负贩，纵有贩获，鼓众夺去。如蒙闻奏，圣旨遍行诸路，排门粉壁，远年近日应有在逃驱下，拘刷得见取问根脚就发给属官司给主，不致消乏军户军力。
这里特别应予注意的是对于在逃驱丁“不问远年近日”都要“拘刷”并送还原主。由此可知，尽管元代的驱口可以获准放免为良，但放良以后，他们对原主人的人身依附关系却是永远也不能改变的。“投下户”、“帖户”的法律地位仍然与驱口相差无几。正因为投下户对主人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国家对这部分人口并无多少控制权，所以元朝政府对各投下私自扩大招收投下户是严格加以限制的。《元史》卷一○三《刑法志·户婚》载：
诸系官当差人户，非奉朝省文字，辄投充诸王及各投下者，论罪。诸僧道还俗、兄弟析居、奴放为良未入于籍者，应诸王、诸子、公主、驸马毋拘藏之。民有敢隐藏者，罪之。诸庶民妄以漏籍户及土田于诸王公主驸马呈献者，论罪；诸投下辄收者，亦罪之。
以上法律规定涉及了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系官当差人户”，第二部分是“未入于籍”者（其中包括僧道还俗、兄弟析居及奴放为良之人），第三部分“漏籍”的庶民。以上三部分人，皆不得私自投充为投下户；诸王、公主、驸马也不得自行招收以上这些人作为自己的投下户。辽金元时期的驱口与辽朝的头下户和元朝的投下户之间的关系表明，这两种人户虽然有联系，而且地位也相近，但毕竟有本质的差别：驱口不具有自由人的身分，而头下人户从法律上说来，则是自由人。
元朝由于蒙古统治者实行肆无忌惮地掠夺百姓为驱口的政策，驱口的数量远远超过金代，不过元朝关于驱口及放良而成为投下户、帖户的一系列规定仍表明了汉制的巨大影响。宋子贞在《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中这样记载道：
甲午诏括户口，以大臣忽堵虎领之。国初方事进取，所降下者因以与之，自—社—民各有所主，不相统属，至是始隶州县。朝臣共欲以丁为户，公独以为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诸国莫不以丁为户，岂可舍大朝之法而从亡国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若果行之，可输一年之赋，随即逃散矣。”卒从公议。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户，皆籍为编民（24）。
蒙古统治者既占中原之后，并不情愿实行汉制，然而从巩固其长期统治考虑，最终还是决定采纳汉制。依照蒙古统治者的本意，当然最好是能无限制地掠夺百姓为驱口，但最终还是不得不从法律上对这种野蛮行径加以限制，这是汉族人民反抗斗争的结果，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中原传统政治文化思想对蒙古统治者发挥的巨大影响力。许衡在《时务五事》中对元朝统治者指出：
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25）。蒙古族统治者作为元朝政权的主体，他们的确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某种政治优越感，但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们却不得不接受被他们征服的中原汉人的传统政治文化。
注释：
（1）《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及《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
（2）《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
（3）见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上册页一七二。
（4）《全辽文》卷五。
（5）谢桂华等：《汉简合校》上册页六一37·35简。
（6）《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
（7）《吐鲁番出土文书》卷四册页七六。
（8）《唐律疏议》卷一二《户婚·疏议》。
（9）《全辽文》卷八。
（10）《敦煌变文集》上册页一七五。
（11）《金史》卷九四《内族襄传》。
（12）《金史》卷三《太宗本纪》。
（13）《金史》卷一○二《仆散安贞传》。
（14）《辍耕录》卷一七《奴婢》。
（15）《元史》卷一○三《刑法志·户婚》。
（16）详见拙文《金朝的宫籍监户》，《北京师范学院学报》一九九○年第一期。
（17）《金史》卷一○二《完颜弼传》。
（18）《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二。
（19）（20）《金史》卷四四《兵志》。
（21）《辽史》卷三七《地理志》。
（22）《文史》第三八辑。
（23）《国朝文类》卷四一《杂著》，《经世大典·军制》。
（24）《国朝文类》卷五七。
（25）《国朝文类》卷一三《奏议》。
谢选骏指出：上文处心积虑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奴役行为开脱，把“驱口”的责任推到唐朝头上，但是却忘记了唐朝及其前辈隋朝的鲜卑来源——他们都是作为北魏的历史遗产存留下来的。鲜卑不依然是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吗？驱使人不也是从他们的人口掠夺经验中发展过来的吗？从涵盖了阶级斗争并超越了种族斗争的“处境论”来看，驱口的产生过程，既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种族斗争，而是一种“贪欲扩张”的结果，是人的原罪罢了。
【071、“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伪证是怎样出笼的】
《习近平重回原教旨主义和天安门事件的可能重演》（2019年6月04日 转载VOA）报道：
30年前的6月4日凌晨，北京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天安门大屠杀”，也称“六四事件”——人民子弟兵枪杀老百姓。30年后的今天，美国学者警告说，由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奉行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不是不可能重演。
“天安门事件”有可能在习近平的统治下重演
美国外交政策组织“应对中国当前危机委员会”(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星期一(6月3日)，也就是中国“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就天安门事件后共产党对中国的统治和世界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布拉得利·塞耶(Bradley A. Thayer)是哈佛大学科学及国际事务中心前研究员，也是应对中国当前危机委员会的成员。他在会上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奉行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一旦有任何危及共产党统治的事情发生，习近平是不吝对不同政见者使用暴力和武力的。
他说：“总而言之，一旦有火星爆发，作为列宁主义和毛主义的追随者，他的自然的倾向就是使用暴力和武力来维持党的统治，用机制来粉碎任何不同的政见。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天安门事件’重演的可能性比邓(小平)之后他的前任们在任时要大的多。”
塞耶说，作为原教旨主义者，习近平相信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必须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禁止言论自由，要求军队的绝对忠诚，以确保统治的稳定。他说，习近平上任后采取的很多措施也表明，他是不能容忍任何不同的政见。习近平对新疆数以百万计的维族人采取高科技监控， 已经把中国变成了警察国家。
塞耶说，“天安门事件“再一次发生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来说都是人道灾难。他还说，30年前，美国丢失了干预和阻止流血镇压，弱化共产党扼住中国咽喉力量的机会。
中国防长30年后称，屠杀天安门抗议者是正确决定
“应对中国当前危机委员会 ”的另一位成员韩连潮在研讨会上说，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称中共在“六四事件”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显示，在中共的统治受到威胁的时候， 共产党是不会有任何犹疑，再次将枪口对准老百姓的。
他说：“我相信你们已经听到了中国国防部长有关‘天安门大屠杀’的讲话。他坚持说，这是对的，镇压是正确的，是有理由的。当然这是假的。但是，这显示，……习近平政府是会坚定地再次使用暴力，对阻挡他们施行一党统治的人，他们是不会有任何犹豫的。 因此，‘天安门大屠杀’30年后，对我们来说依然是息息相关的。“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6月2日在新加坡亚洲安全会议期间在被问到天安门大屠杀时说，30年前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抗议者的血腥镇压是“正确的”决定，六四之后中国变得更加“稳定”……
魏凤和宣称，六四事件是“政治动乱”，“中国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并平息动乱，保持中国稳定”。他承认，30年后每个人都在关注天安门事件，但说中国在这30年来发生了他所谓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难道“我们对六四处理的不对吗？”
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伤(白宫的报告引述自戒严部队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内部文件)。2017年底，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文件显示，有中国国务院的成员称1989年天安门事件至少造成10000名平民死亡。不过，确切人数至今仍不明。
亲历者证明：亲眼看到中国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杀人
黄明珍(Jan Wong)是加拿大华裔，她1988年到1989年期间是加拿大《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1989年6月3日晚到6月4日凌晨，黄明珍住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北京饭店，她这个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她亲眼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场上杀人。
她说：“他们说广场上没有死人。这非常荒谬。就算他们纠缠细节，我也是看到他们在广场上杀人。……就在广场上，在我的眼皮底下。”
“六四”之后，中国共产党官员玩文字游戏辩解说，并无民众死于天安门广场。在1989年6月6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戒严部队发言人张工坚持说并无民众于天安门广场上遭到枪杀，军队也没有使用坦克辗压在广场的民众。戒严部队副指挥迟浩田在1996年访问美国时也说，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人死亡。
谢选骏指出：黄明珍(Jan Wong)是加拿大华裔，她1988年到1989年期间是加拿大《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1989年6月3日晚到6月4日凌晨，黄明珍住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北京饭店，她这个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她亲眼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场上杀人。她说：“他们说广场上没有死人。这非常荒谬。就算他们纠缠细节，我也是看到他们在广场上杀人。……就在广场上，在我的眼皮底下。”
但是，侯德健、刘晓波、周舵、高新这“天安门四君子”1989年却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公然伪证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
那么，“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伪证是怎样出笼的呢？
1990年周舵释放出来以后，我和几个人去探望他，问及此事。
他说，当初在监狱里，他们担心刘晓波会被枪毙，所以就和当局做了一个交易——出来作证天安门没有死人，换取当局的从轻发落。
我问周舵这是谁的主意？
周舵说，这是他们四个人互相商量以后决定的。
我说这不可能啊，你们四个人在监狱里一定是分开关押，如何可能互相商量呢？
周舵沉默了。
我一直想听听周舵的终极答案。
但是将近三十年过去了，始终没有得到他的答案。
希望他活着的时候有一个交待。
【072、“天下何思何虑”是虚无主义的极致】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周易·系辞下》
对此，文法学家们解释说：
要用白话文翻译，理解两个概念就行了，即“殊途同归”与“百虑一致”。
1、殊途同归，是说从不同的道路走到同一目的地，比喻采取不同的方法但最后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
2、百虑一致，即使有许多不同的打算与心思，但目的是一样的。《史记·淮阴侯列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其中的“虑”，即与这里的“虑”一样。
总的而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是说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法与考虑，但都可以达到一样的结果。
谢选骏指出：文法学家们略过了“天下何思何虑”一语，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领会其中的虚无主义。正如《圣经传道书》一头一尾所说的“一切都是捕风，一切都是虚空”以及“没有穷尽”：
一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一尾：“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戒。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
其言外之意，流出虚无主义的极致。
网文《其他回答》（飞鸟318）说：
南怀瑾的解释：“子曰：天下何思何虑？”思想是空的，没有一个思想是真实的。“天下何思何虑”，就是像佛学所讲的，人的思想都是妄想。佛经称思想为妄想，就是说思想是不会停留的，早上一个念头，到了晚上想想早上想的是什么，早已忘了。人们的思想是“憧憧往来”，但能够思想的那个“能”，并未动摇。思想的现状太多了，那个能思想的，是不属于思想的，我们能思想的那个东西，它是无思无想的。所谓修道啦！打坐修定啦！你能达到“何思何虑”的境界，就走到能够思想的根本上去了。在一般人看来，孔子不是一个宗教家，也没有修道，当然更谈不上得道了。这种说法是空话，孔子当然是有成就的人，不过他不愿意表现宗教的气氛与神的意识，而是向人道方而去走，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天下同归而殊涂”，“涂”就是“途”，不管你是哪一派宗教，哪一派哲学思想，这个能思想的是无思无虑的，是空的。但是思想本身那个东西，判断事物的那个，是靠你的思想来的。你思想本身对不对，靠不靠得住，知识逻辑，思想的方法，东方哲学，各家跟孔子说的一样，“同归而殊涂”。殊途，道路不同，每一个人的思想习惯，各有各的想法，最后归到什么？“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其理只有一个，没有两个。那个能够思想的，佛家叫做空，道家叫清静，中国儒家没有提出一个什么，也没有什么名称，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一致”。其理只有一个，那个能“一致而百虑”，它起作用的时候，每一个人的见解都不一样。
所以在教育上，我们今天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做父母的往往把自己的失败冀望在后代，希望我的儿女将来比我强，希望从孩子身上找回来。自己不懂科学，拼命让孩千去学科学，自己文章写得不好，为儿子好好给他写文章，自己倒楣也让儿子跟他倒楣，你将来要为家里争争气呀……所以孩一了们的负担很重，处境很可怜，其实做得到吗？做不到！每一个人的思想各有各的路子，但是能思想的那个东西只有一个，所起的作用就是“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了。
所以要想统一天下人的思想，这种想法错了，不可能！任何党派，任何宗教，都犯了同一个错误，都想全世界统一在一个思想之下。但宗教的教主们不是这样的，宗教的教主们是当傀儡的，他本身不希望当教主，是后人把他捧起来当教主的。宗教也可说是一个统治，懂了这个才可以做领袖。反对没有关系，“一致而百虑”，这是自然现象，“天下何思何虑”？
形而上的境界，那是没有思想的思想，能思想的那个东西是无思想的。有思想是人为的变化，那个靠不住，人思想是多途的。所以孔子的名言，我们读古书就常常遇到，“同归而殊涂”，这就是《系传》所说的，我们现在用“殊途同归”这句话，就是根据这个来的。
谢选骏指出：不知南怀瑾的解释错了还是佛教自身错了，如果“人的思想都是妄想”，那么佛教也是妄想了。否则，难道佛教不是人的思想，而是六畜的思想？换言之，佛难道不是人吗？
至于说到“天下的事物有什么可思念和忧虑的呢？天下万物从不同的道路走向同一个目标，千百种思虑终归于一种观念。”——这不显然是一种“思想取消主义”或曰“取消思虑”，显然是一种老态的精神疲惫。
其实，“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这句话就不是妄想，因为它是由所针对的，它是具有前提的：“《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是的，“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这句话只是注释形式的回答，它力图解决的问题就是《易经》上的那段爻辞：“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语出《周易·咸》九四爻辞：“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憧”意为不定（《说文》）；“往来”，反反复复；“朋”为朋党，指初六爻，“尔”犹说其。此句意为：反复思虑，以致朋党从其所思。九四爻已入上体，近于心（古人误以为心主思虑），有人始有感之义；其与初六相应，为与朋党相交之义；心始感而思不定，欲得友之应亦需反复思虑，故有此说。
《象》说：“憧憧往来，未光大也。”魏王弼说：“处上卦之初，应下卦之始，居体之中，在股之上，二体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始在于感，未尽感极，不得至于无思以得其党，故有憧憧往来，然后朋从其思也。”（《周易注》卷四）
一说，此为初与四欲相往来（因中途阻隔），初不得从阳而慕思四。（今人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卷九）或说：“憧憧往来”为有所动情、感情沟通，“朋”指少女（九四）,“尔”指少男（初六）。（今人徐志锐《周易大传今注》卷三）
由上可知，“天下何思何虑”，是用来破除“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的，指出党派思想或思想流派的毫无意义。
“天下何思何虑”是虚无主义的极致，“天下何思何虑”是文明晚期的挽歌，这肯定不是孔子说的，而像是庄子一派说的，因为孔子还是一个文明中期的、喜欢拉帮结派的思想家。
附录
《易经·系辞》
全文（上下）
《易经·系辞上传》第一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易简，而天下矣之理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易经·系辞上传》第二章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易经·系辞上传》第三章
彖者，言乎象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 也。无咎者，善补过也。
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也各指其所之。
《易经·系辞上传》第四章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仰以观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易经·系辞上传》第五章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易经·系辞上传》第六章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 矣！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易经·系辞上传》第七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易经·系辞上传》第八章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 而观其会通，以行其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席用白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也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易经·系辞上传》第九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 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於抟以象闰，故再抟而后挂。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易经·系辞上传》第十章
是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 占。
是以君主子将以有为也，将以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於此。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马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致变，其孰能与於此。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致神，其孰能与於此。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易经·系辞上传》第十一章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 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於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与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在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执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易经·系辞上传》第十二章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 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乾坤其易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易经·系辞下传》第一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
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 也。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聩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
象也者，像此者也。 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易经·系辞下传》第二章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 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易经·系辞下传》第三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是故，吉凶生， 而悔吝著也。
《易经·系辞下传》第四章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 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易经·系辞下传》第五章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 虑，天下何思何虑？」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 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 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不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而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履校灭耳，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易曰：『其亡其亡，系于包 桑。』」
「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 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易经·系辞下传》第六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 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於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子曰：「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易经·系辞下传》第七章
易之兴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於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
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易经·系辞下传》第八章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注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 可为曲要，唯变所适。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於忧患与故，无有帅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曲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易经·系辞下传》第九章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 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 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二与四位，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易经·系辞下传》第十章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 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易经·系辞下传》第十一章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 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易经·系辞下传》第十二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未来。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
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
将叛者，其辞渐，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天下何思何虑”是虚无主义的极致。由此可见，“自然主义”也是一种虚无主义。
【073、“天下人”不是老百姓而是控制了天下的人】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从美国总统选举想到〈琅琊榜〉的境界》（2016-02-28 燕语千言）报道：
最近是美国各州民主党和共和党选举党内总统候选人。站在投票机前，看着候选人名单，我居然想起了电视连续剧《琅琊榜》中梅长苏麒麟择主时对靖王萧景琰说的无奈的话，“你的条件确实不太好，只可惜我已经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了。”君权社会，除非乱世，大臣们只能在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中选一个不算太糟的。民主社会，选民可以在一筐梨和一筐苹果中选一个不算太烂的。当然，更糟的是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力。
能够让我在投票这样严肃的时候想起来的是部怎样的电视剧呢？我有很多年没有完整地看国产电视连续剧了，尝 试过一些热门的剧，结果总是不断快进跳集然后放弃。琅琊榜是我多年来完完整整看的第一部国剧。
最初被吸引的是中华古典文化之美。片头就不俗，是很美的写意水墨画，阴云惨淡的天幕下，一只蝴蝶挣扎着破茧而出，近于透明的薄翼脆弱地微微颤抖，最终振翅有力地飞往明朗的远方。不仅片头，全剧有很多拍得很维美的画面。剧中人物谈吐斯文儒雅，行礼如行云流水，服饰，道具，庭院。。等等无不用心，难怪被评为良心剧。当年拍87版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时，拍摄长达三年之久，演员先进学习班增强艺术修养。琅琊榜当然不能和红楼梦比，但是在现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已经很难能可贵了。
然而琅琊榜更可贵的是它的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上卷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不仅是词，其它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莫不如此。
优秀的影视作品都有一个不低俗的境界：或表现人性的真善美，或展现亲情友情爱情等人类美好的感情，或追求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或宣扬正义必胜的英雄主义。有的作品同时属于几个范畴。这些并不是空洞僵硬的说教，而是通过精彩的故事情节和演员精湛的演出，而产生的冲击观众心灵的力量。好的电影会给观众留有一定的思维空间，让你走出电影院依然回味无穷。
琅琊榜虽然是架空历史，但却表达出了贯穿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正统文化和价值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呕心沥血；“处江湖之远”，则位卑未敢忘忧国。而那个江湖不仅快意恩仇，而且最高理想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就象剧中梅长苏所说的，“世间万物，无不为道，隐于山林为道，彰于庙堂亦为道。”
不仅如此，在53集金殿呈冤，梅长苏质问梁帝时说，“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若无百姓，何来天子？若无社稷，何来主君？”这是全剧的点睛之笔。这也是这部剧不同于其它剧的最大区别，它讲的不是宫斗，不是权谋，不是复仇，更不是忠君，而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的理想。所以在九安山他们拼死护卫梁帝这个刻薄寡恩的皇帝，甚至言侯曾密谋炸死皇帝，被梅长苏揭穿时咬牙切齿地悲愤怒吼“他难道不该死吗！”，可此时他傲然地说, “就算攻破了殿门，还有我们的身体。只要一息尚存，就不算失守”。他们不仅是在保卫皇帝，更重要的是维护国家安定，天下不至于大乱。最后一集，当外敌入侵烽烟再起时，梅长苏以病弱之躯，重回属于林殊的北境疆场，他也不是为皇帝而战，而是为天下黎民而战。梅长苏从地域归来，他的思想境界也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而升华。所以他能无畏地质疑梁帝，“在你心里就只有巍巍皇权，又何曾有过天下！”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然而到了清朝，君权已经大到了除一人之外，其余人都只是奴才。有朋友对我说琅琊榜不是正剧，向我推荐一些热门的清宫剧。可是那满屏的奴性隔着屏幕都能熏到我让我恶心。无论他故事讲得再精彩，于境界上已沦为下乘。我喜欢琅琊榜中主要人物都自有风骨，就连蒙大统领也不是皇家豢养的鹰犬。就拿跪拜行礼来说，梅长苏重回金陵，以一介布衣被梁帝召见，行礼端庄优雅，言谈不卑不亢，只有君臣礼仪，没有丝毫奴颜卑膝。当靖王发誓一定要彻查梅岭冤案，他伏地而拜，拜的不是未来的主子，他也当得起靖王同样的大礼回拜，两人对拜如此隆重庄严，是君子一诺，生死相托。
然而在君权之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只能是理想主义的童话。祁王，林帅，言侯，还有景琰和林殊心目中的清明朝局要怎样实现呢？梁帝立了太子，又扶植鼓励誉王，使两股势力互相牵制，结果朝中乌烟瘴气，党争不断。可是政治势力互相制衡也可以抑制独裁专制。象美国，每一条法律的出台都经过民主党和共和党唇枪舌剑的斗争。每四年，一定不顾及稳定的大好局面，两党历经18个月的混战，选出新的总统。在这场混战和闹剧中，所有的候选人都被大众和媒体用放大镜检阅。共和党候选人著名的外科医生Ben Carson本来非常励志，是黑人青年的道德楷模，被在私德上客观公正地泼了一身污水，走下了神坛。Jeb Bush 出身名门世家，爸爸哥哥都当过总统，可惜美国人最忌讳的就是成立什么王朝，更何况Trump 对他的点评”low energy”, 形象而刻薄地讽刺了他迟钝而缺乏领导力和魄力，一举断送了他在辩论台上的前途。民主党社会主义者Barnie Sanders被人挖出七十多高龄还欠信用卡好几万美元，个人财务管理如此混乱而不负责任，他如果上台，美国的赤字要如何翻番呢？选举比任何解构主义都解构得彻底。这样上台的总统，没有人会把他当作奉天承运英明伟大的天子而顶礼膜拜，他只是个需要把本职工作做好的普通人。
梁帝说，谁坐上这张龙椅，人心都会变，景琰也一样。梅长苏不信，我相信。美国人民也相信。所以他们对任何一个总统和政府都持怀疑的态度，不断质疑批评监督，宁愿相信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不把希望寄托于脆弱的人性。他们拍电影，即使是拍George Washington ，也拍不出千古一帝的歌功颂德。反而是“纸牌屋”这样的电视剧刻画了集阴险狡诈虚伪狠毒各种邪恶于一身的政客，这才是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的政客形象。
太子和誉王都倒了，靖王会开创一个清明的朝局吗？靖王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性格中有很多缺陷。而梅长苏看重的是他的赤子之心。剧中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梁帝对他的评价都是有情有义。但是我觉得他的情义只是对小殊及其他在他还是天真孩童少年时认识结交的人，那时他的心性还比较纯真。成年以后，他时常表现得多疑，猜忌，偏执，其实和他的父亲是一脉相承的。在私炮坊爆炸的现场，他质问梅长苏是否出自他的手笔，这样毫无根据的猜疑只能出自一个非常阴暗的内心，所以看别人也一样阴暗。他得知梅岭真相时，悲愤地说父皇只要把人调入京一查问就可知真相，却轻率地屠杀了7万赤焰军。但是他在小宫女小新诬蔑梅长苏时，也轻易就信了，其实当面问一下梅长苏很容易就水落石出的。因为多疑，所以只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连莅阳长公主在被要求首告夏江时，都说，“于我何益？”皇族的血液里都流淌着一样自私，凉薄，多疑的基因。
靖王说朝廷自有朝廷的法度。那么他是一个律法的忠实拥护者吗？从天牢抢夺卫峥，是严重地违反了法律。而夏江入狱并不是因为他犯下的滔滔罪行，而是夏秋诬陷他的。如果要遵守正常的法律途径，应该是先给冤案平反，然后无罪释放卫峥。当然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从权机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可以一面如此行事，一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谴责谋士的心机和手段。如果不是虚伪，就是人格分裂。当他终于坐稳皇位开创萧景琰时代时，人们能够相信他会坚持朝廷的法度而不是乾刚独断吗？在缺少制衡一人独大的朝堂，就算他能够自律守法，守的又是谁家的法呢？
据说要拍琅琊榜第二部了。意义何在？是拍景琰终于创立了一个清明的朝局然而到老变得多疑昏聩一如他的父亲？还是拍庭生长大卷入了争夺皇位的血雨腥风？这宫墙里的风从来没有停过。有第一部的格局和境界在前，第二部如果这样表达中国在几千年里周而复始循环反复总也走不出封建君权的怪圈，其实很令人悲哀无望的。
这样的话题太沉重，还是讨论一下电视剧本身。通常改编的影视剧都会让人遗憾不如原著，因为文字的魅力有时很难被屏幕表现。但是琅琊榜这部电视剧比原著小说精彩太多。首先改编的好，加入的梅长苏与霓凰的感情线，景琰终于认出林殊，金殿呈冤后梁帝与梅长苏的单独会谈，都改得比小说好。其次，演员的出色表演为电视剧增色不少。胡歌把梅长苏塑造得可谓血肉饱满灵魂充盈。旧时梨园子弟苦练的基本功之一就是眼神，甚至有古老的方法紧盯着空中的飞鸟练习。他的眼睛很传神，时而深沉，时而忧郁，时而凌厉，时而温煦，偶尔调皮慧黠，有时貌似无波实则掩藏惊涛骇浪。但是无论怎样，都澄澈干净，永远有一层温暖的底色。当他厌弃地评价自己是“阴诡之人行阴诡之事”时，因为这干净和温暖的眼睛，没有人能够把他和阴诡之人划等号。啰嗦如我，可以继续写三大章，就此打住。
风起，云散。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天下人”不是老百姓而是控制了天下的人。上文的糊涂在于一个传统的误解，以为“天下是天下所有人的天下，国家是全国所有人的国家”。这个误解认定——[首尾两个“天下”可以理解为国家或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中间一个“天下”是指天下所有的人。古人认为，天下并不固定属于哪一个人、哪一个家族所有，而是属于天下所有的人；谁符合道义，谁有利于天下百姓，谁就有资格拥有天下、治理天下。其中隐含着天赋人权、政以道立的理念。在现代语境下，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世界是全世界所有人的世界——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权参与治理。]
[引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六韬·文韬·文师》） （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是天下所有人的天下。与天下人的利益一致的人，可以获得治理天下的权力；将天下人的利益占为己有的人，势必失去治理天下的权力。）
从上述误解出发，则把“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一语，篡改成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了！
而在我看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说的很清楚，“天下”并非“天下的人”，而是一种自然的态势，严格说来，就是天下的控制权！如果一定要把天下的控制权人格化，那也只能说“‘天下人’不是老百姓而是控制了天下的人”。
附录《六韬·文韬·文师第一》
文王将田，史编布卜，曰：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螭，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遗汝师。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编曰：编之太祖史畴，为禹占，得皋陶，兆比于此。文王乃斋三日，乘田车，驾田马，田于渭阳，卒见太公坐茅以渔。文王劳而问之曰：子乐渔耶？太公曰：君子乐得其志；少人乐得其事。今吾渔，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谓其有似也？太公曰：钓有三权，禄等以权，死等以权，官等以权。夫钓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观大矣。文王曰：愿闻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鱼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长，木长而实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亲合，亲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语应对者，情之饰也。言至情者，事之极也。今臣言至情不讳，君其恶之乎？文王曰：惟仁人能受正谏，不恶至情，何为其然？太公曰：缗微饵明，小鱼食之。缗绸饵香，中鱼食之。缗隆饵丰，大鱼食之。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呜呼！曼曼绵绵，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远。微哉圣人之德诱乎，独见乐哉。圣人之虑，各归其次，而立敛焉。文王曰：立敛若何，而天下归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散不受天之诏命乎！乃载与俱归，立为师。
【074、“偷食禁果”——河南人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
《中国人源自非洲？“许昌人”说不》（2018-02-28 科技日报）报道：
五千年中华文明，中华儿女被称为“炎黄子孙”。炎黄部落生活在距今约6000年至5500年之间，而“许昌人”生活在10.5万年至12.5万年之间。2月27日科技部公布的“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再次把世人的关注点、兴奋点引入“许昌人”这个神秘领域。
记者就此专访了“许昌人”发现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李占扬研究员，揭开“许昌人”的神秘面纱。1961年出生的李占扬，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
——中国古人类源自非洲吗？
2007年，“许昌人1号头骨”在李占扬主持发掘的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被首次发现，从此这项研究就受到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有学者称，这一发现挑战了学术界流行的“中国现代人源自非洲”的说法。
去年，以李占扬为第一作者的“许昌人”研究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展示了“许昌人”是中国古人类和尼安德特人交流并向现代人过渡的证据，为中国境内古人类连续演化的证据链又增添了非常关键的一环。
“‘许昌人’的出现，告诉我们东亚的人类进化可能比之前人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甚至可能存在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演化模式。”李占扬向记者解释，“许昌人”头骨化石同以往发现的其他人类化石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已经构成了一个新的人种的要素。“所以我们说，‘许昌人’是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不是外来的，并有与欧洲人种交流的证据，这就支持了现代人多地起源说，而排斥了非洲单一起源说。”
——“许昌人”与“炎黄子孙”有关系吗？
众所周知，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许昌人”的发现也因而引起了很多人的联想：“许昌人”与“炎黄子孙”概念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联系？
“虽然这个想法很吸引人们的兴趣，但是目前并没有证据支持这二者之间存在关联。”李占扬解释，“炎黄部落和‘许昌人’二者相距时间太远。”“而且，‘许昌人’之后，这一地区又进入了一个文化上的空白期，到距今1.35万年，才有新的人群到来，这就是灵井许昌人遗址第5层的细石器文化。”李占扬说，细石器文化是外来的，不排除从非洲经欧洲、西伯利亚，再从华北北部传过来。“大约距今1万年左右，随着全球气候转暖，这些使用细石器的猎人消失了。所以‘许昌人’和后来的人群例如传说中的炎黄部落连不上。我们还不能说‘许昌人’就是我们今天华北现代人的直接祖先，但有过渡迹象，我们在考古中也致力于寻找‘许昌人’与今天华北地区现代人之间的链条。”
——“许昌人”研究还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对于“许昌人”的研究已经产出了众多突破性成果，后续是否还会有更重要的发现？
“许昌人化石的研究结果发表，只是完成多项前沿课题的一小部分。”李占扬介绍说，河南省东亚现代人起源国际联合实验室已在河南省科技厅支持下设立，李占扬作为实验室负责人，本着“开门研究、合作共赢”的思路，已经组织了若干个国际团队进行联合攻关。
为了验证和解决许昌人遗址发掘中的一些疑惑，2017年，李占扬带领中国第一支现代人起源考古队赴肯尼亚考古发掘，正式加入了在非洲探索人类起源的“国际考古俱乐部”。“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开展考古工作，是整个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李占扬表示，这种以中国考古学者为主体，以长期课题为导向的出国考古工作，正逐渐成为中国考古的新常态。李占扬告诉记者，如果把“中国改写人类的演化历史”假设为一本书的题目，“许昌人”现在的成果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章节或片断。
谢选骏指出：按照“中国人源自非洲？‘许昌人’说不”的口气，好像河南人是尼安德特人的杂种了。
网文《如何看待 Science 文章〈河南许昌的晚更新世古人类头盖骨〉？》报道：
新华社报道考古大发现：“中国人是中、欧远古人类的后代！”新华社郑州3月3日电世界顶尖学术期刊美国《科学》杂志3日发表题为《中国许昌出土晚更新世古人类头骨研究》论文称，人类演化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10多万年前生活在河南省许昌市灵井遗址的“许昌人”，可能是中国境内古老人类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后代。
挑战“非洲起源说”－－许昌人可能是中国华北地区早期现代人的直接祖先——“许昌人上承周口店北京猿人，下连中国北方早期现代人，终结了中国北方现代人来自非洲的假说。”论文第一作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占扬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关于现代人起源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非洲起源说”，一种是“多地区起源说”，两种观点对峙多年，但以“非洲起源说”占上风。2005年至2016年，李占扬领导的考古队对灵井许昌人遗址进行了连续12年的考古发掘，发现45件距今12．5万年至10．5万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
两年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组建联合研究小组，对许昌人头骨化石开展研究。
尽管头骨化石出土时已经破裂成碎片，但其中1号年轻男性头骨和2号成年人头骨保存相对完整。
低矮的头骨穹隆、扁平的脑颅、最大颅宽的位置靠下、短小并向内侧倾斜的乳突，研究发现：许昌人具有周口店北京猿人、和县猿人等中国北方古老人类的原始及共同特征。同时，许昌人还呈现向早期现代人过渡的重要特征，如脑容量增大、头骨变薄、眉脊较为纤细、头骨结构呈现纤细化等。1号头骨的颅容量约为1800毫升，2号头骨虽然小于1号，但也位于晚更新世人类的变异范围平均值之上。“但科学家没有发现许昌人与非洲古人类之间的相似性。”李占扬说。
谢云大邀请。
很兴奋这篇文章的发布，是中国考古界在考古学上又一次重大贡献。本文分为以下几部分——
一、这篇文章讲了什么？——
首先，这篇文章是一篇相对正宗的古人类研究，很像北古所当年考证北京人时候的那种风格。首先是考古地点，河南许昌，汉末的许都（发现地质，河南许昌，三国演义里频繁露脸的地方），也算山清水秀，风景不错。
他们的做法是这样子的[发现头骨碎片→拼接→建模→分析]
[发掘][拼接]然后成像扫描到模型里拼接。
[建模部分过程]这里面涉及很多技术，附件就有几十页。最后形成了完整的许昌人头骨，然后3D建模后的结果是这样子，头颅全方位视角通过分析，发现如下结论
一，这个头骨与以往发现的古人类头骨不太一样，含有尼安德特成分。
纯粹的中国境内古老人类，裴文中到贾兰坡等大牛都有研究，现在是吴新智院士等对此深有研究。比如北京人头骨。这个头盖骨含有尼安德特人成分。
二，基本结论是
许昌人头骨具有中国境内古老人类、欧洲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现代人‘三位一体’的混合特征，可能是中国北方古老人类与欧洲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的结果。这个结论是特别新的，可以说是迎合了世界主流看法，又夹带了自己的看法，面面俱到。
什么是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又称为穴居人，因为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山洞而命名。尼安德特人是从40万年前（时间有争议哈）开始，他们统治着整个欧洲、亚洲西部以及非洲北部，但在两万四千年前，这些古人类却消失了。曾经一度，欧洲人把尼安德特人当成自己的祖先，这对于当时欧洲人的民族心有巨大的塑造意义。
不过在生物学家尤其是分子人类学家的努力下，我们重新塑造了人类起源，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于是，尼安德特人才走下了神坛。
不过，我们现代人曾经和尼安德特人进行过混血，使得我们现在体内含有1%-4%左右的尼安德特成分。ps：楼下有人怀疑这个事情， 我觉得有点多虑。
尼安德特人基因组都测完了，数据库都建起来了，作分析的几千篇文章，全世界就你最聪明这种其实挺不靠谱的。
三，还没有做DNA检测。
既然文章都发了，我想science肯定要求过检测DNA，但是没有检测。可能原因如下：
1，DNA不存在。这种情况非常常见，目前做古人类，大部分集中在5万到1万年间。再早一点，DNA不易保存，因此，很难检测。而这个许昌人是十万年尺度。
2，DNA结果不尽人意。这种情况就多了。比如DNA虽然测了，但是拼接困难。我有很多朋友做新物种基因组，由于没有参考序列，测完序了，拼接不起来，简直坑死。
其他可能性此处不讨论。
二、意义如何？——
意义挺深刻的，因为这是一次远古的碰撞，我们前面提到了尼安德特人的世界分布，请注意，尼安德特人主要分布在欧洲和西亚。时间大概是40-4万年左右。而智人走出非洲，大概是10万年之间。按照这个分布，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是有交集的，但是更古老古人类，应该没可能。而这篇文章首次发现，来自东亚的10万年前古人类，竟然和尼安德特人有交集。那么，如何发生交集呢？
是尼安德特人东扩吗？不是，既然尼安德特人的分布区域已经研究的比较明确了，最多到西亚，那么，他们就不会到东边。
那原因只有另一个：山不就我，我来就山！东亚人往西走了，然后和尼安德特人混合了。李占扬推断：许昌人之前，东亚大陆极度寒冷，许昌人先辈向气候温和的欧洲迁移，同早期尼安德特人相遇、杂交。距今12．8万年至7．4万年间，气候转暖，这批古人类重返家园。李占扬说，这种迁移可能因气候波动进行过多次。可以想象，在十万年前，古老的中国许昌人，因为气候原因，被迫背井离乡，一路西行，然后和尼安德特人相遇。
三、对走出非洲理论是否有冲击？——
没有。关于走出非洲理论，有两种说法，主要是在于时间和人（直立人，智人）的问题。一个是远古人类走出非洲和各地起源的问题——无争议！关于直立人来源，目前基本认定是来自非洲，由于这个时间较为久远，大概是百万年数量级，所以，主要是靠考古学考证。我们了解的大量古人类都属于这个范畴，比如著名的北京人。我们以2016年来自nature的一篇文章为例，这篇文章主要是介绍了中国在古人类，尤其是直立人方面对世界的贡献。
人类在第一次走出非洲以后（200万年附近）。接下来，他们是继续从非洲源源不断的走出呢？还是在那些更适宜的地方繁衍并迁徙到四方？非洲起源，认为在过去的200百万年里，多次走出非洲，然后人族在欧亚大陆扩散开来。
而多地起源认为，虽然第一批世界人类可能来自200万年前的非洲人，但是他们到达中东后建立了基地，然后以此来扩散到世界。比如世界各地发现的古人类，就像中国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之类等等。但是二者对于现代人的起源并没有核心冲突。
第二种现代智人走出非洲——这是目前学界争议的主流，包括今年年初央视播放的内容引起的争议，也是这种。
如何评价纪录片《中国通史 2016》关于中国人是本土古人进化而来的观点？
这个争议主要在于[近十万年来，现代智人的来自哪里？]
1，来自非洲的现代智人成为了当今世界的绝对主体。
这是目前走出非洲理论的核心，也是广为认知的，主要是依据分子人类学研究，用DNA考证的办法来证实。
进化论（演化论）为什么是正确的？ 有什么依据吗？
1987年美国遗传学家Rebecca Cann等于在《Nature》上发表了文章《Mitocondrial DNA and Human Evolution》，奠定了“非洲夏娃学说”， 怎么做的呢，就是用线粒体基因组——他们对来自全世界各地区共计147名妇女胎盘细胞的线粒体DNA全序列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所有个体的 mtDNA单倍型的系统发育均显示出非洲的根，即所有非洲个体均可划分到最古老的支 L 中，而 L 支所衍生的 L3 支系则囊括了部分的非洲个体以及其他各大洲所有群体的 mtDNA 单倍型类群。其中由L3支系所衍生出的所有非洲以外的 mtDNA 谱系可分为M 和N两大支系。N支系包括了所有西部欧亚特异的单倍型类群(H、I、J、K、T、U等)，东亚特异的(A、B、R9、N9 等)单倍型类群以及大洋洲特异的 P 单倍型类群。M 支系下游的谱系分布在东非(M1)、南亚(M1-M6)、大洋洲(Q/M12)和东亚(C、D、G、M7、M8、M9 等)的人群中。注意，这里的[绝对主体]是指，非洲成分占绝对主流，但是包含其他人成分，比如尼安德特人成分，丹尼索瓦人等。
2、[多地起源说]以及[多地独立起源附带连续杂交说]
比如中国古人类学奠基人之一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吴新智院士就是多地起源理论的著名支持者， 他从下颌骨化石的连续研究认为多地进化。不过目前这个问题里，非洲起源是主流成分，因为有DNA。感谢分子人类学家们的伟大发现，他们通过DNA的办法来追溯人类起源，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来加深这个理论，毕竟很多考古学的连续性，是客观存在的。
那这篇文章是否能够解决这个争议呢？不能，因为没有DNA证据，自然是两不帮，分子人类学家看不到DNA，自然不服，多地起源说的人看到你竟然搞了个杂交体，也不服。
但從人類學上，許昌人與其它人種的比較來看，我覺得文章中最重要的圖是附圖 19 的主成分分析圖，可以看到許昌人是和現代人離挺遠的了，而且並不和其它任何樣本聚在一起，而是在最邊上。要我僅從這個主成分分析圖來說，許昌人根本不是誰和誰的混合，說是個演化盲端也許更合適。
——后记——
感谢大神
@polyhedron
@乎药丸
等指导和帮助。
原文在写作过程中，对于 第三部分的起源介绍存在不少问题。
链接：Late Pleistocene archaic human crania from Xuchang, China
论文的背景是关于现代人起源问题的争论。一方是“多地区进化说”或者“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注意，不是“多地区起源说”），另一方是“非洲单一地区起源说”或者“出自非洲说”、“夏娃说”。一般认为，后者在国际学术界占主流甚至呈一边倒的趋势，不过还是有中国学者坚持前一种假说（对这一假说不熟悉的人可参考 高星：寻找我们的直系祖先――真相与谬误）。从一些新闻报道看，该文至少被部分作者认为是对多地区进化说的支持。
许昌灵井遗址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但当时仅报道有约处于旧新过渡时期的细石器材料（相当于现在划分的第5层）。从2005年起开始进行系统发掘（至今仍未结束），2007年和2008年发现的第11层的古人类化石可以拼成一较完整的头骨，当时就很轰动，被评为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从 东亚现代人类起源发现的重大突破 等新闻中可以看到那时学者们的评论。国内总体上还是很缺乏晚更新世早期的人类化石材料，现在发表的论文公布了化石的体质特征，基本符合当时人们的预期；另一方面据说付巧妹试图从灵井出土的3块骨骼化石中提取DNA，但是并没有成功。现在也只能就人化石及其相关的文化遗存来讨论。
现在研究的趋势是在形态对比研究中特别注意在化石标本上鉴别呈现的（早期）现代人特征和保留的原始特征。因此该论文最显著的意义是新发现一种不能归入任何已知类群的古老型人类，进一步揭示出晚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的复杂变异或者多样性。以往简单地按年代区分为“早期”智人VS“晚期”智人，或“古老型”智人（中更新世后期）VS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如10万年以来）的做法，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待材料充实之后，有可能拼凑出多个次级人类群体并存、且彼此间有不同程度的基因交流的图景。我们不能排除其中一些古老型人群对现代人有基因贡献的可能，但即便是类似弗洛勒斯人、隆林-马鹿洞人这样的发现，它和现代人起源没有直接关系，也同样丰富了我们对人类进化靠晚近阶段的理解，有时甚至是革命性和颠覆性的。
该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地区连续性，同时也对现有的东亚古人类连续进化框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地区连续性是仅在某些次一级人类群体的相互关系中成立，还是可以扩展到更大规模的时空范围内？比如金牛山、大荔、丁村、大洞、巢县等中更新世晚期的古人类，有多少向早期现代人演化的证据，比如黄龙洞、智人洞、福岩洞等早期现代人与华南晚更新世晚期的人类是何种关系，又比如原始的形态特征出现在较晚的时间的详细机制以及是否作用于现代人的形成，这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现在的形势是，华北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早期现代人还只是4万年的田园洞，相比于东非的Herto 约16万年、Omo约19.6万年，南非Klasies River Mouth和Border Cave、以色的Qafzeh 和 Skhul 等地点的10万年左右的早期现代人化石，仍然偏晚。在晚更新世早期的华北地区，许家窑人还保留大量原始特征，许昌人同样也不能归入早期现代人，在大致同时或稍晚，华南也有黄龙洞、智人洞和福岩洞的早期现代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搁置分子人类学证据，要说许昌人是田园洞人（或华北现代人）的直接祖先，恐怕还需要补充更多研究。
关于中国境内古人类可能与尼人存在基因交流，并不是什么新观点，之前在许家窑人化石研究中就发现了所谓“尼人内耳迷路模式”（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4/07/02/1410735111）。尼人分布的已知东缘已经达到中亚（乌兹别克斯坦Teshik-Tash）和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与尼人相关的典型莫斯特技术见于新疆吉木乃通天洞，即便在中国发现尼人化石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从古DNA证据上看，与尼人有基因交流的丹尼索瓦人和未知古老型人类，其解剖特征都有可能和华北发现的“早期智人”相同，即有可能是同物异名的情况。
在文化遗存方面，最普遍和可对比的材料还是石制品。与许昌人共存的石器“体现出本土旧石器文化的传统特征，主要一个特点还是盘状石核的交互剥片，没有西方典型的预制石核和勒瓦勒洼技术”，（详细研究待发表）。而且，在石叶技术出现之前，华北的石片石器工业如何划分更次一级的文化群体，还是一个难点，至少是缺乏可以划分人群的技术指征。另外，在华北某些地区，传统的石片石器技术延续到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出现以后，似乎也暗示了石器技术在辨识群体方面的局限。根据对动物化石的研究，灵井遗址（第11层）性质属于狩猎地点，当时人类已具备很强的狩猎原始牛和普通马的能力，也能够根据猎获对象的不同而采取相应的野外处理和搬运策略，这也是现代行为表现的一个方面。
编辑于 2017-03-06
《“许昌人”否定了北方中国人起源于非洲？》（腾讯网）报道：
近日，一则中国发现的古人类“许昌人”，已经“终结了中国北方现代人来自非洲的假说”的报道，令很多中国网友兴奋不已。有关古人类起源的话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么，“许昌人”真的足以推翻“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一全球学术界公认已久的结论吗？
现代人类起源，有“多地区起源说”和“非洲起源说”两种观点
人类的直接远祖被称为“南方古猿”，生活在大约420万—120万年前的非洲，已能直立行走，并利用简单的工具。200万年前，由“南方古猿”演化来的直立人第一次走出非洲，流散世界各地，这在今天已经是没有争议的事实。在距今大约80万年前，有了早期智人；到20万年前出现的晚期智人，已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如果让晚期智人穿越到21世纪，他们不会从外表上被分辨出来，且能学会所有现代技能。有关晚期智人的由来，学界存在很大分歧，主要有“多地区起源说”和“非洲起源说”两种观点。
1939年，德国古人类学家魏敦瑞率先提出“多地区起源说”，即不同地区人类有各自不一样的进化路线。在一些人看来，生活在亚洲、欧洲等地的现代人，都更像当地的古人类，而不是非洲古人类。现在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晚期智人是由各地直立人、早期智人独立演化而来，不存在单一发源地。中国古生物学家吴新智是持“多地区起源说”的代表人物。
现在作为主流观点的“非洲起源论”出现于1987年，当时3位美国生物学家选择了来自非洲、欧洲、亚洲等地的147名妇女，从她们生产后的婴儿胎盘中提取出线粒体DNA。分析发现，这些线粒体DNA都可以追溯至约20万年前一位非洲妇女（被称为“夏娃”）。此外从遗传学上看，各大洲人的基因差异极小，不可能是分别发展而来。
经过后来诸多相关研究，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晚期智人（下文中所说“智人”，特指晚期智人）在10万年前从非洲出走，取代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直立人及早期智人。中国学者金力是这一观点的坚定支持者。
DNA检测技术近年来对“非洲起源说”有所修正，但远不足以推翻此说
1、除晚期智人外，至少还存在过尼安德特人、弗洛勒斯人和丹尼索瓦人。无论晚期智人从何地发展而来，他们都不是唯一的古人类。除他们外，至少还应包括尼安德特人、弗洛勒斯人和丹尼索瓦人。有关现代人起源的观点，必须为这些“早期智人”的灭绝提供解释，否则即缺少说服力。下面是对以上几种已灭绝的“早期智人”的简介：
尼安德特人又被称为“穴居人”，1856年首先被发现于德国的尼安德河谷，后来证明，他们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各处。同现代人相比，他们是适应寒冷的环境，长得身体粗壮、四肢短小。尼安德特人使用火和工具，但很可能没有发展出自己的语言系统，维持着10~15人的小团体。尼安德特人灭绝于约2~3万年前。
2003年，科学家在印尼的弗洛勒斯岛上一个洞穴中的发现，即一具大约30岁成年女性的骨架——只有大约1米高，大脑相当于现代人的1/3。经过科学测算，这名被称为“弗洛勒斯人”的女性，生活在约1.8万年前，会使用火及工具。科学家普遍认为，岛上资源匮乏，弗洛勒斯人的直立人祖先到达这里后，为了适应生活，后代身体逐渐趋于变小。人们曾用托尔金小说中对矮人的称呼，把他们叫做“霍比特人”。目前仅在一个岛上发现有弗洛勒斯人，还未发现其参与现代人类基因形成的痕迹。
2008年，科学家在俄罗斯境内西伯利亚南部的丹尼索瓦洞穴中，先后发现了一个儿童指骨和两颗牙齿，和此前已知的古人类化石都不同。经过DNA监测，这个新人种被命名为“丹尼索瓦人”，他们同尼安德特人是近亲，都是海德堡人的后裔，在约43万年前分家。科学家推测，丹尼索瓦人的人数还要超过尼安德特人。
2、各个族群的现代人类中，都拥有一些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尼安德特人是我们发现最早的其他人种，现代人曾设想了种种祖先和他们相遇时的情景。大多数学者曾认为那是一场噩梦，如在斯坦福大学工作的古生物学家克莱因说：“你不会喜欢大屠杀这个想法的，但这个可能性很大”，他认为“智人在遇到尼安德特人时，心中只有仇恨和厌恶，对他们的困境漠不关心”。——晚期智人凭借自己在语言、工具上的优势，屠杀了全部大约7万名尼安德特人。
在很长时间里，科学家们相信，尼安德特人不可能和晚期智人进行杂交。1997年，德国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尼安德特人线粒体DNA序列中有12个片断和现代人完全不同，两者间不存在血缘传承关系。晚期智人灭绝尼安德特人的观点，符合“非洲起源论”，即从非洲出走的智人取代了其他地区原有的其他人类种族。
事情在2010年发生了变化，由于DNA检测技术的进步，科学家公布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草图，表明现代人基因中有1%—4%来源于尼安德特人——晚期智人曾和尼安德特人有过杂交。无论主动与否，尼安德特人和“这些新邻居结成的亲密纽带，让自己活在了现代人的DNA中”。正如国家博物馆讲解员袁硕在《古巨蜥好几吨重，但在我们智人祖先面前也是枉然》中说的那样“今天很多人像什么2型糖尿病、抑郁症、上瘾、血栓之类的，这些都是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有关系。他们那基因在石器时代是好基因，在那个时候挺好的，能给生活带来便利，但是今天就不行了，已经开始给我们添麻烦了”。
2012年，科学家们又完成对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测序。实验结果显示，部分现代人基因组中有多至5%来自丹尼索瓦人。如现代人体内名为EPAS-1的基因变种（可影响人类血液中的氧气）。研究者还对汉族、苗族、韩国人等全球120个现代人族群的257套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和对比，发现他们都同时拥有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这些发现让持“多地区起源说”的学者们兴奋不已。如中国学者吴新智说，“‘夏娃假说’主张非洲移民完全取代其他大陆原住民的论断是不符合事实的。原来相信‘夏娃假说’的学者正趋于改信‘同化假说’”。但“同化假说”的观点是：“以非洲移民取代当地原住民为主，当地古老型人类的基因只起附带的作用”，与吴新智等人所坚持的“多地区进化假说”——“认为不同地区的情况各不相同，东亚的情况是以当地古老型人群连续进化为主、吸收外来的基因未辅”——仍然区别极大。简而言之，晚期智人起源于非洲的观点，并未被动摇。
有关“许昌人”的研究还缺少DNA检测，贸然说其动摇了“非洲起源说”很不负责任
自从2005年，中国对许昌灵井旧时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有关“许昌人”独特性的报道即时常见诸报端。2008年，“许昌人”头盖骨化石测定为距今8万~10万年前，被认为填补了200万年前巫山人、115万年前蓝田人、50万年前北京人、10万~20万年间辽宁金牛人、1万~4万年间北京山顶洞人这一进化链条的关键部分。因为按照“非洲起源说”的解释，晚期智人是在5~6万年前来到的中国，恰恰和“许昌人”所处年代接近。
近日媒体报道，2017年3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中国许昌出土晚更新世古人类头骨研究》，称“许昌人”“可能是中国境内古老人类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后代”，论文第一作者李占扬甚至说，“许昌人上承周口店北京猿人，下连中国北方早期现代人，终结了中国北方现代人来自非洲的假说”，意即证明了中国现代人是在本土发展演化而来。
事实上，通过基因检测，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现代人，绝大部分基因都来自非洲，早已是学界共识。当初尼安德特人基因在现代人基因组中被检测出后，参与实验的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克劳泽说，“我们只在欧洲人和亚洲人身上发现了这小部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段，非洲人却没有。也就是说，基因混合只发生在欧亚大陆。”这实际“反驳了多地起源说”，“如果按百分比来算，96%是来自非洲，也就是说，欧亚人身上96%的基因来自智人，智人是我们当初从非洲走出来的祖先”。后来对丹尼索瓦人的基因检测，也是同样的道理。
中国相信“多地区起源说”，论证“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的学者，大都是通过从巫山人、蓝田人，乃至许昌人化石上外貌的相似性（即“形态学”），来推断化石间的关联，远不及基因检测的科学性。现在所说许昌人和尼安德特人有关系，也只是通过观察“枕骨上有结构性凹窝、颞骨内耳迷路模式”等实现的，并未被DNA检测所证实。
即使“许昌人”真的有尼安德特人或者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距离“终结”“非洲起源说”也依旧有很长一段路。媒体在报道时贸然下如此结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原题为《一个“中欧混血” 能终结“非洲起源说”吗》）
谢选骏指出：看来真能——
《10万年前“许昌人”已掌握较复杂的石器技术》（科技日报北京1月10日电）报道：
“许昌人”（距今10万—12.5万年，晚更新世早期）越来越引起考古学界的重视。中科院古脊椎所李浩、高星与山东大学及南非金山大学、美国德保罗大学同行合作，首次全面、系统地揭示了许昌人的石器制作技术及相关人类行为活动信息。研究显示，“许昌人”已具备较为复杂和进步的石器技术，发展出灵活、高效的原料和环境适应策略。相关成果于1月9日在线发表在国际考古学期刊《考古与人类学科学》上。
研究人员在对“许昌人”遗址2005—2016年发掘出土的14862件石制品进行了系统研究后认为，其石器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剥片与加工策略两方面：首先，石核（是打下石片后用作工具的砾石部分）剥片方式多样，并以单面单向剥片、不规则多向剥片和向心剥片为主；盘状石核所占比例较高，表现出剥片程序上的组织性和计划性。第二，工具类型多，包括刮削器、凹缺器、锯齿刃器、尖状器、石钻等；少量尖状器的底部经过修理，表明可能存在配合骨柄或木柄使用的复合型工具；工具加工更为精细，刃缘更加规整，出现软锤修理和压制修理技术。而软锤工具和压制工具的发现，表明古人类已有效地开发、利用骨质资源，具备了成熟、系统的狩猎技术和群体组织行为。
对比显示，“许昌人”遗址出现了与西方旧石器中期遗址相近的器物组合和修理技术，但缺乏西方遗址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石器制作技术——勒瓦娄哇技术，故尚难确定“许昌人”是否有意识地采用了这一标准化剥片方法。专家指出，上述比较研究为人们了解中—晚更新世过渡阶段东西方古人类交流和互动历史提供了宝贵材料。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真行，为了证明自己独裁有理的“特殊国情”，不惜和尼安德特人攀上了亲戚！即使河南人，也愿意沦为尼安德特人的杂种。这大概就是人类原罪的来源吧！夏娃的堕落，是否就开始在她和尼安德特人的交配？也许，“偷吃智慧果”就是这样被描述成了“偷食禁果”……
【075、“妄议中共”比“妄议中央”处罚更重】
《红二代高官被通报 妄议中央细节出炉》（2018-08-17 多维）报道：
内蒙古国土资源厅网站8月15日发布消息称，内蒙古测绘地理信息局党委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关于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资遥感中心原党委副书记、主任张晓山违反政治纪律问题的通报》等文件。而中国林业网8月1日的报道也提到，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会议传达了张晓山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在社交媒体发布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歪曲中共和中国历史等方面信息造成恶劣影响的事例。
据中国官媒不完全统计，包括安徽宣城市海事局、中国国家海洋局海洋减灾中心、中国林业出版社等中国全国多地、多个系统均在内部通报了张晓山的问题。
张晓山系被同学举报
张晓山出生革命家庭，属于“红二代”阶层。在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任主任长达十三年，于2005年12月退休。今年7月10日， 中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自然资源部纪检监察组发出通报称，“自2015年以来，张晓山在微信同学群中发布、转发多篇文章，帖子，内容多为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党史军史等。”
张晓山因妄议中央被中共多个系统内部通报，妄议中央细节引人关注（图源：@双夕舍丝佳）
其中，张晓山在2016年11月将撰写的《房价畸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发至微信群，文中质疑和嘲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被指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另外，在2015年至2018年间，张晓山转发的文章和帖子，有的诋毁现任中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污蔑老一辈领导人；有的丑化中共政治体制，抨击中国治理制度；有的歪曲中共地下工作史，抹黑中国军队。
有消息人士指，张是在微信同学群里发布相关言论，然后被同学举报的。
哪些官员的“金句”妄议了中央
妄议中央一词是在2015年10月16日随着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因“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言论”被双开而第一次出现的。同一天被双开的还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南宁市委原书记余远辉，他被指曾在2015年5月18日下午的南宁市“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上脱稿说：“有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被审查，两天啥都招了，没有点骨气和意志。”
此后，随着中纪委官网通报上妄议中央字样的增多，被查官员的“金句”也越来越多地被披露。如江苏省委原常委、 秘书长赵少麟在担任南京市委副书记时曾在赴美考察农业政策时对同行人员说：“像农委这种没有权，也没有利，大事定不下来，小事也办不了的单位就该撤掉。”
再如，云南原副省长沈培平在任普洱市委书记时曾对上访民众说：“你们追回国资还不是上交国家，跟你们有啥关系？你们就是告到联合国还是得转回到我这儿，中央还是得靠我们干活。”
还有当将军没多长时间就被查的“短命少将”、浙江省军区原副政委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之子郭正钢被爆聚会时聊起中共反腐，不以为然地说：“反腐嘛，搞一搞，是那么个意思就得了。”以及“有人想鼓捣我们家，白日做梦，全军干部一半以上是我家提拔的，都在要位上干着。”
“妄议中央”只限制中共党员
外界对于妄议中央的关心则主要集中在三点上，一是对于什么样的言论才可被定为成“妄议中央”；二是会不会出现乱扣“妄议中央”帽子而压制中共党内民主、从而进一步恶化中共官员“只唯上”的官僚风气；三是有关“妄议中央”的条条框框会不会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
对此，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谢春涛认为，正确认识这条新规，需要厘清《处分条例》中的原始表述。其一，“妄议”两字的关键是“妄”，发表的是“妄言妄语”。其二，新规针对的是“大政方针”，也就是“妄议”的是“大政方针”，并不是针对中国的所有政策。其三，新规是两句话，除了第一句话“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这8个字，还有第二句话“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两句话是一个整体，不能断章取义、不能分开。
谢春涛还表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只对中共党员起作用，“妄议中央”不会对非党员设限。
谢选骏指出：下一个完蛋的估计就是这位春涛了，因为他竟然说言论自由“只对中共党员起作用，不会对非党员设限”。他难道不知道，“妄议中共”比“妄议中央”处罚更重，那都不是党纪处分的问题，而是刑法伺候的问题，弄得不好，直接拉出去崩了，连尸体都找不到。就像那位敢于“妄议中央”列宁同志的妇女那样，扣上一顶“恐怖分子”、“暴乱分子”、“动乱分子”、“自由化分子”、“民运分子”的帽子，塞进克里姆林宫的汽油筒直接焚化了！
【076、“我很忙”为何是个肮脏的词汇】
《说“我很忙”其实是这个意思》认为，忙碌已经成为一种荣耀，但并非任何人都愿意听到这样的话。
不同的地方对"我很忙"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当人们问你最近怎么样时，回答的内容都大同小异，总结起来无非都是这样三个字。
人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证明自己很忙，有的在开会时查看手机或笔记本电脑，有的则会同时处理很多任务，但从不专心做一件事情。类似的做法已经司空见惯，似乎理应如此。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通过各种理由来强调自己很忙感觉像是一种荣誉勋章。但事实上，人们并不会为这种理由买账。更糟糕的是，专家表示，这种说辞给人留下的印象反而会影响你的职业发展和人际关系。
部分原因在于，你的这种超负荷感受并不独特。在2014年末和2015年初对8个国家的9,700名全职员工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约有半数管理者表示，他们的工作时间在过去5年大幅增加。三分之一的员工表示，要实现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变得越来越难。该研究来自专业服务公司EY，他们认为，造成其负荷过大的原因包括职业不安全感、工作时区不同以及随时在线。
并非想得那么忙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而背后的原因也不只是因为设备、应用和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充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工作的很多环境都把忙碌视作一种荣耀。"人力资源战略师兼顾问艾德·鲍德温（Ed Baldwin）说，他已经在这一领域工作了25年。"员工发现管理层很忙，所以，如果他们也渴望担任这些职位，就希望自己也看上去很忙。"
这似乎是一种明智之举。毕竟，各种经验都告诉我们，求职应聘时应该穿着得体，而如果想要从事某项工作，我们的行为方式就应该效仿那些正在从事这份工作的人。虽然这的确是一种经过时间验证的思维模式，但却并不适用于"忙碌"这件事。鲍德温表示，如果你总是跟人说"我很忙"，非但无法留下好印象，甚至有可能被人视作效率低下、举止粗鲁。
目前有一种普遍的误解，很多人认为，无论是对老板、同事还是家人、朋友，表现得忙碌表明你很有价值——即便你并非真的很忙。或许有一段时间，事实的确如此——直到"我很忙"变成了一种不假思索的默认回答。
但人们真正接收到的信息却与之差异巨大。鲍德温表示，这就好像你在要求别人根据你的忙碌程度评判你，而不要关注你实际创造的效益。他补充道，你传递出的实际信息是："我不太擅长安排自己的时间"，而此时此刻，你根本不是我的重点。
纽约哥伦比亚商学院市场营销助理教授、论文《炫耀性时间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Time）的联合作者西尔维娅·贝勒扎（Silvia Bellezza）表示，工作忙碌和缺乏业余时间已经成了身份的象征。
贝勒扎表示，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休闲的生活方式被视作财富和成功的象征，但现在却恰恰相反。在一个结构化的求职市场中——由猎头负责物色最优秀的职位候选人——人们普遍认为忙碌的人具备市场需要的技能和特点。"我们都在传达这样一个观念：人力资本十分稀缺。"她说。
社交媒体上的名人们也在发布各种明贬实褒的信息，宣称自己总是出差旅行，没有时间享受生活。贝勒扎表示，根据她的研究，钻戒和名表曾经是炫富的主要手段，但展示自己的忙碌生活却成为了新时代的身份标志。
当然，世界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但这种观念在美国的确非常流行。
"工作是美国人身份的核心元素。"她说，"但在欧洲，人们在生活中还会看重其他因素。例如，在意大利，人们到了6月都会谈论夏天要去干什么。如果你说自己整个夏天都要工作，别人会觉得你是个失败者，没有钱出去玩，而且是个很无趣的人。"
香港科技大学市场营销助理教授J·克里斯汀·金（J Christine Kim）的最新研究发现，这种举动也是为了自我安慰。"当人们说自己很忙时，可以让他们感觉自己的生活很重要，自己的存在对周围的人很有价值。"她说。
但这却掩饰了一个多数人都不愿思考，更不愿承认的问题。
"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受迫情结和坚韧精神。我们希望别人知道这一点。"商业心理学家克拉布（Tony Crabbe）说，他曾经为微软、迪士尼、汇丰银行等公司提供过咨询服务，还出版过《忙碌》（Busy）一书。"但从更深层的角度上看，这其实是承认无休止的忙碌状态让自己失望，或者让家人失望，承认这既没有效率，也没有帮助。"
表达方式
虽然"忙碌"是个如此肮脏的词汇，但如果你真的很忙，又应该如何表达呢？
美国风险和安全专家劳拉·西姆斯（Laura Simms）给了一些明智的建议："当我听到'忙'这个字时，就会很生气。"她补充道，"这毫无意义"。
"我更愿意听到有人说，'我正在输入一笔10万美元的订单，我下午4点会很愿意回复你。''我很忙'是在回绝他人，使之没有机会进入你的优先列表。"但实际上，我们在工作日有很多任务要完成，而且往往要受到老板的监督。所以关键是要展开明确的沟通，并安排好优先顺序。但你应该使用什么语言明确告诉别人，你不可能同时对所有人有求必应。西姆斯建议，"我会说，‘你更愿意让我先完成这件工作，还是帮你处理那件事情呢？’"
这样一来，就会把安排优先顺序的责任转嫁给那些增加你工作负担的人。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会让你先完成手头的工作，有空的时候再来聊聊新任务。克拉布表示，下次再有人问你最近怎么样时，先不要急着说"我很忙"，而应该借此机会说一些有趣的事情。
"应该多点创意，聊聊你正在干的事情，或者你热衷的事情；说说你最近在干什么，以及你周末都做了哪些事情。"他说，"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一味告诉别人自己有多忙不会促进你的职业发展，也不会令你们任何一方感受到快乐。"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我很忙”其实是个肮脏的词汇？因为随着机器人的流行，现代社会失业的人日益增多。说“我很忙”，只是在表白自己还没有失业，试想这样的人是不是挣扎在死亡线上？同时，在表白自己“我很忙”的时候，等于是说对方已经失业或接近失业了，结果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了别人的痛苦之上了。“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了别人的痛苦之上”，就成了公认的坏人，“我很忙”的说法因此也成为坏人的标志，成为一个肮脏的词汇了。
而按照柏拉图的看法和人类学的研究，其实闲暇才是文明的源头，是上等生活的标志。
在我看来，文明就是在研究“如何打发时间”，而绝不是在“一味追求忙碌”。
【077、“我思故我在”翻拍了《约翰福音》前三句话（完整版）】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翻拍了《约翰福音》前三句话“1.太初有道，2道与神同在，3道就是神。”，形成一句简练的格言：“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翻拍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虽然现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谢选骏指出：1“（我）思”翻拍了“太初有道”，2“（我）在”翻拍了“道就是神”：因为神是一切存在的源头。3“故”隐含“道与神同在”，作为“太初有道”与“道就是神”之间的过渡和连接。因为“道”见证了“神”的存在，正如“思”见证了“我”的存在。人本主义在笛卡尔的这个翻拍过程中悄然取代了神本主义，但即使如此偷梁换柱，脱胎而来的痕迹依然十分明显。在谢选骏看来，正因为“我思、故、我在”承袭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陈述，所以也就顺利切入了欧洲人习惯的思路，同时又因为推陈出新的表述而让不明就里的人们拍手叫绝。）
为什么盐能消毒且有营养？因为人类原先可能是在海水中长大的。为什么思想能使人活跃并富有能力？因为人是思想所创造的——不是我们创造了思想，而是思想创造了我们。
不是我们创造了思想，而是思想创造了我们——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思我故我在”：我们被思想主权驱动，所以便被创造产生了。
网文《关于人类的起源》说：
1、人类生命起源于何处
我们从哪里来？人类生命起源说一直是科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据最新出版的《新科学家》杂志报道，地球生命可能起源于淡水池塘，而不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深海热源附近。据报道，圣克鲁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淡水比咸水更有可能孕育生命。他们说：“尽管已知的最古老生物化石是海洋生物的，但生命实际上起源于淡水池塘。”
科学家们认为生命起源的第一步是：能自我复制的化学物质———后来发展为DNA———被一种叫作泡的薄膜围绕。查尔斯·阿佩尔与他的同事合作，已经能够使用早期地球的物质成分在淡水的条件下制造出这种泡，而在咸水的环境下却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报道说，研究结果对海洋起源学说提出了质疑，但与达尔文的理论有几分相似。一个世纪以前，达尔文在他的个人书信中曾经猜想，生命起源于“富含氨和磷的有机盐、光、热、电等相关物质的小池塘中。”人类生命形成后，多数科学家都同意人类祖先源于非洲的观点，但对人类第一次走出非洲之后的发展过程却持有不同意见。美国科学家最近提出了一种人类进化的新观点，认为人类曾经三次走出非洲。
科学界一般认为，大约200万年前，现代人类的祖先直立人就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开始从非洲向世界各地扩张。这就是人类第一次走出非洲。有一些人提出，直立人离开非洲后，现代人就在世界不同地区兴起。但也有人认为，约在5万年前又有一批人走出非洲，完全取代了欧亚大陆的早期居民。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科学家艾伦·坦普尔顿提出，也许上述两种意见都有一点道理，事实可能居于两者之间。后期的非洲移民对人类基因特征有很大影响，但他们是以通婚的形式实现的，而非以武力手段完全取代原来的居民。
坦普尔顿在最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研究了世界不同地区居民的DNA序列，将常染色体、性染色体和线粒体上的10个区域的信息相结合，比较多个基因的差别，研究其变异过程。他的结论是，直立人离开非洲之后，在40万至80万年前又有一次大规模非洲移民浪潮，第三次则发生在约10万年前。他还发现此后存在某种从亚洲回归非洲的趋向。一些科学家对坦普尔顿的意见表示支持。但也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他的染色体分析方法存在缺陷。有的考古学家说缺少与之相符的考古证据。但是，另一重大发现，为人类走出非洲作了更好的注释，因为科学家发现一名希腊裔妇女和美国原住民有着同样的祖先，追溯出人类共同的祖先“夏娃”可能是非洲黑人！
Discovery频道“真正的夏娃”特别节目追溯人类血缘的整个过程，犹如一个活生生的科学侦探故事。世界的顶尖科学家，藉由尖端科技研究，证明现今人类的部分粒线体DNA都和15万年前一位非洲妇女相同，这名被称作“夏娃”的非洲妇女，并非当时惟一的女人，但是却拥有惟一存活的最成功的粒线体DNA。粒线体DNA提供了化学能，是决定身高与瞳孔颜色所不可或缺的遗传基因，透过最先进的DNA研究，部分科学家更大胆颠覆了原先对人类全球迁徙的看法，认为全球人口的形成，是因为非洲祖先南进亚洲的结果。
2、祖先栖息在哪里
关于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看法有很多，在非洲发现了人类远古的足迹。因此，正统的理论认为人类的发源地在非洲。但是，通过对非洲狒狒所携带的一种标志基因的研究，可以断定人类不大可能发源于非洲，至少，不会是发源于非洲的大陆地带。
1976年，三位美国癌症专家在研究非洲狒狒身上携带的一种病毒时获得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们发现在很久远的年代，这种致命的、传染性极强的病毒曾在非洲的灵长目动物中引发了一种毁灭性的大瘟疫。在与瘟疫进行惨烈搏斗的过程中，非洲灵长目动物的体内逐渐培育出一种可以抵制该病毒的遗传基因。三位专家发现，尽管这种病毒后来逐渐失去了危险性，但曾起到抗病毒作用的那种遗传基因至今仍存留在所有非洲灵长目动物的体内，而起源于其他地区(如亚洲和南美洲）的灵长目动物则不携带这种基因。可以说，这种基因是所有非洲灵长目动物的一个“标记”。通过研究，一些科学家发现人类体内并不存在这种基因，他们从这个有力的依据中得出结论，人类最早的发源地并不在非洲，在亚洲的可能性更大。
然而，伊莱恩·摩根认为，仅仅根据在基因问题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并不能完全把非洲排除在外，她仍然认为后来进化成人类的那些古猿最初是生活在非洲丛林中的，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它们离开丛林来到了一个与大陆隔绝的水乡泽国。在那里，它们用了几百万年的时间完成了向人类的进化，后来又回到了大陆之上。为了给这一设想寻找依据，伊莱恩来到非洲进行考察。可以断定，如果古猿们真的作过伊莱恩所设想的那种迁移，它们肯定是出于被迫，而不是出于自愿。它们不可能主动来到有水的地方开始学着吃力地站起身子过日子。尽管在许多年后它们的后代最终习惯了这种直立姿势，但是当时的它们是不会情愿放弃自己已经很适应了的丛林生活的。同理，在完成第一次迁移之后的几百万年里，那些古猿的后代已经适应了水中生活，当然也不会情愿回到阳光灼人、猛兽横行的陆地上去。也就是说，它们迁回陆地的举动也是被迫作出的，尽管再过几百万年后，它们的后代又能过惯陆地生活了。
迫使古猿进行迁移的最大可能的原因就是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没有任何一片陆地的自然环境可以完全保持稳定不变，而在从坦桑尼亚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亚的东非大裂谷地区，自然环境的不稳定性更为明显。这种不稳定性的影响极为显著，它意味着生活在这里的任何物种要么去顽强地适应环境的变化，要么在环境变化时被无情地淘汰。在非洲大陆，恰恰有这样一个自然环境变化无常的地区，在这里，环境的变化完全有可能促使生活在此的古猿作出伊莱恩所设想的那种迁移。地质学家研究发现，在大约700万年以前，当时还被森林所覆盖的埃塞俄比亚北部阿法尔地区(在非洲大裂谷的北端）发生了地壳下陷，从而形成了一个内海。这个内海的北端连通红海，南端连通亚丁湾，它把一块陆地从大陆分割开来，变成了一个岛屿。后来，由于地质运动，阿法尔海的两个出口都被阻塞，它变成了一个内陆咸水湖。在以后的几百万年时间里，那个咸水湖逐渐干涸，最后成为一片盐碱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盐碱地层达几千英尺厚的达纳基勒沙漠。今天，这片广阔的盐碱地带的东西为达纳基勒高地，这就是当年被阿法尔海从大陆隔离出去的那个长满森林的岛屿。
根据地质学家的上述分析，伊莱恩·摩根作出了这样一个推测：在阿法尔海形成的时候，一群猿猴被隔离到了现在是达纳基勒高地的那个岛屿上，并在这种独特的环境下开始了向人类的进化。正因为这里与世隔绝，所以当那场瘟疫在非洲大陆的灵长目动物中肆虐时，它们才幸免于难，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没有产生那种标志基因的原因，也是它们的后代———人类———不具有这种基因的原因。在海岛上，当海水上升时，它们被迫过一种半水生的生活。后来，海水减退，达纳基勒岛重新与大陆连为一体时，它们又回到了陆地上。由此可见，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很可能会找到一些极具研究价值的化石。这些化石作为考古学上的发现，也能为生物学家研究人类某些特征的形成原因提供实物资料。事实上，近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将注意力投向这一地区。1995年12月，一群来自意大利和厄立特里亚的科学家在盐碱度极高的达纳基勒沙漠地区（以前为阿法尔海）进行了一次考察。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块头盖骨碎片化石，一块髋骨碎片化石和一块指骨化石。经确认，这些化石的产生时间大约在200万年以前，它们是在这一地区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一位科考队员、来自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的地理学家厄内斯托·阿贝特兴奋地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海湾和半岛：人类最早栖息的地方新西兰奥克兰半岛和普伦提海湾如果从地理概念上来加以描述是鲜为人知的，但其文化上的意义却非同小可，半岛和海湾创造了最早的生命，进而产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一片流动的水域就是一条连绵不绝的生命线，文明线。这三帧原始土著雕刻艺术作品仿佛确证着人类生命的文明进程。
3、他们生活在海里吗
目前在学界“经典的”现代人类起源理论就是人类进化论。根据这个理论及当代考古成果，一般学者将人类进化的时间表分为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为：古猿阶段：生活于1400～800万年前；南猿阶段：生活于400～190万年前；猿人阶段：生活于170～20万年前。我们在这三个阶段中发现有两个年代中断期：在“古猿”和“南猿”之间有400万年的中断期；在“南猿”与“猿人”之间也有20万年的中断期。这是因为，在这两个中断期内，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证明关于人类起源的中间过渡物种化石。
这个事实的存在，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同时也给达尔文的学说提出了疑问。化石显示———按照进化论的学说———人类进化的历史非常久远。为了学术研究上的方便，一般学者将1974年在东非大裂谷发现的遗骸视作人类化石的起始。这副名叫露西的遗骸化石大约生成于350～380万年前，属于身材十分矮小，用双足行走的原始人，而脑容量只有400毫升，尚不足现代人类脑量的1／3，从这个意义上说，露西还算不上人类。之后大约160～170万年前，“直立猿人”开始出现在地球上，直到40万年前左右，人类似乎毫无变化———至少没有化石显示不是这样。然后，“直立猿人”绝迹，接着被古人类家所称作的“智慧人”———即人类进化中的第四阶段———开始非常缓慢地出现在地球上。
然后，如何确定“智慧人”阶段时期，在学界争论最大，其原因之一：这个阶段的确定直接关系到现代人类的直属物种；另一个原因则与前三个阶段的“化石断档”现象一样，是因为得不到化石上的支持。正如罗杰·李文在《人类的进化》中所写道的那样：人类究竟何时开始过渡到比较有智慧的形式，实在很难确定。有些学者认为，这个过渡牵涉到脑容量的扩大和头盖骨的变薄，早在4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可惜的是，这个时期并未留下足够的化石，以致我们不能确定这期间究竟发生何事。
其实，这个问题在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时，他本人就注意到了，因为他发现化石资料还显示不出进化的脉络，因此便用“地质记录的不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如果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因为“地质记录的不完全”尚属有情可原，那么在经过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地质考古学家们的足迹早已踏遍了地球的每个角落，人们获得了无数古猿化石，而惟独这三个断档期的化石仍然一无所获，这显然不能再用“地质记录的不完全”或“巧合”这样的理由来搪塞了。于是，学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1960年，英国人类学家阿利斯特·哈代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令世人惊奇的“海猿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哈代认为化石断档期人类的祖先并没有在陆地上生活，而是生活在海洋之中。这意味着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有几百万年的水生历史。哈代说：地质史表明，800～400万年前，在非洲东部和北部曾有大片地区被海水淹没，所以迫使部分古猿到海洋中生存，并进化为海猿。几百万年后，地壳再次变动，海水退却，本已适应了海洋生活的海猿于是不得不重返大陆，这就是人类的祖先。为了说明这个观点，哈代收罗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所反映的特征在陆地的灵长目动物身上明显缺乏，而在海豚、海象等水生哺乳动物身上却十分明显。哈代的证据包括：
①除了人类之外，陆生灵长目动物均有浓密的皮毛，惟独人类与水兽一样，皮肤十分光滑，缺乏体毛；
②陆生灵长目动物均没有体下脂肪，而人类却有很完善的体下脂肪，这一点与水生海兽相似。这个特点明显是为适应水中生活而形成的；
③人类具有泪腺分泌泪液及排出盐分的生理功能，这种功能在其他陆生灵长目动物中找不到共同点，惟有水生哺乳动物独有；
④人类所具有的正面性行为，仰卧睡觉及出汗等生理现象，其他陆生灵长目动物身上没有，而与水生动物类似；
⑤所有的陆生动物都有极精细的盐分摄入和调节机能，一旦盐分缺乏，就会影响到它们的生存活动。而人类却和水生海兽一样，对体内盐的摄入没有调节机能，这说明人的进化基因的该项功能是在海水中定型的。因为在海水中，不需要调节盐分的摄入量；
⑥人在潜水时，体内会产生一种所谓“潜水反应”的生理机制：肌肉收缩、呼吸暂停、心跳变慢、全身脉血管血流量减少。此时，富含氧气的血液不再输入到皮肤组织、骨骼及其他器官，而是全部集中至维持生命最重要的机体———大脑和心脏，使它们的细胞得以在数分钟内不致死亡，这种现象与海豹等水生动物的潜水反应十分相似；
⑦人类女性在水中分娩没有痛苦，而人的初始阶段———婴儿，则喜欢水，并伴有游泳的本能，这说明人类与水的关系非同一般；
⑧人体含有70％左右的水分，大大超过所有陆生灵长目动物体内水分含量。
哈代的“海猿理论”问世后，得到了很多人类学家的支持，但也出现了反诘的声音，反诘的理由主要包括：
①海猿在海洋中生活了400万年，并获得了一些适合于水中生活的海洋生物特征，但重返陆地后，为了适应陆地的生活条件，也应该丢掉这些不适应于陆地生活的特征———如不能对体内盐分进行精确的控制等，为什么在重返陆地后的几百万年中这些特征没有丢失？这显然是违反进化规律的；
②对于造成的400万年的化石断档，“海猿理论”仍没有给予很好的解释。因为现在人们在大量发现海洋生物化石的同时，却从来没有找到过海猿的化石。显然这一理论又陷入了另一个方式的化石断档现象；
③根据分子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则得出，人与猿开始分化的时间距今500～400万年，这一点并不支持“海猿理论”。
鉴于二者难以调和的矛盾，于是一种折衷的“海陆双祖先复合理论”又诞生了。这种理论认为，人类祖先，一个是古猿，一个是海猿。对400万年的化石断档期他们提出的解释是，古猿与海猿在这期间发生了基因重组，于400万年前产生了“南方古猿”，而这种重组发生的时间极短，只用了几代到十几代的时间便完成，因而在较长的地质时期没有留下化石。这个理论看起来既可以说明人类化石进化的断档现象，又能说明人类为何有很多海洋生物的特点。然而，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及分子学上的支持，并没有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便被搁置一边。正当争论困扰着人类学家时，从中国传来的研究结果似乎又再次支持了“海猿理论”。
1999年3月，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的周民博士提出的理论认为：从鱼类到人类事实上是脊椎动物的进化史，而人类及所有陆地脊椎动物都应隶属于硬壳鱼类，在鱼类向人类进化的漫长历史中，每一个体的发育史都会重演整个进化历史。例如，婴儿在胚胎发育阶段会有腮裂现象，显示出鱼类的特征。再如，初生的婴儿在水中会充满了自信，他会睁着眼睛在水中潜游，然而一旦踏上陆地，并立刻充满了恐惧，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学会在陆地上行走。硬壳鱼是如何上岸的？周民博士对这一个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绘：由于受到了干旱的威胁，这些鱼类为了适应环境，不得不爬上陆地，开始可能还会得到水源，但由于水源的不断枯竭———我们在前面的内容中提到，地球存在过这样的时期———水中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劣，迫使它们发展成为两栖动物：一边适应全新的陆地环境，一边沿习着在水中产卵的老习惯。之后，羊膜被进化出来，硬壳鱼在繁殖上摆脱了对水的依赖，羊膜为胚胎提供了水的环境，蛋壳又保护着受精卵，这标志着陆地爬行动物的形成。以羊膜长到母体内为标志，爬行动物发展为哺乳动物。胚胎在母体中更减少了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同时恒温在哺乳动物上形成，进一步确立了在自然中的竞争优势。大约在1400～800万年前，最早的人类直系物种同时向三个方向进化，逐渐进化成大猩猩、黑猩猩和人。而人与大猩猩的生物基因上最接近。周民的理论备受学界的关注。因为在现代脊椎动物中，硬壳鱼类有5万多种，几乎占全部海洋物种的98％以上，而以鲨鱼为代表的软骨鱼类总计只有700多种，因而软骨鱼类进化的机率和选择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大英博物馆古脊椎动物学权威学家阿尔伯格博士对此评论说：周民所展示的原始硬骨鱼具有意想不到的特征组合，它将迫使人类重新思考脊椎动物的进化史。然而，尽管周民的理论再一次显示了人类与海洋的亲密关系，但它仍没能合理说明古猿在进化过程中的化石断档现象，而只是对“海猿理论”极为精细的发挥。
无论如何，“化石断档”现象，都是人类学家不可回避的问题。
4．难道从非洲走来
人类如何起源，起源何地，历来分歧颇多。目前，又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直接起源于非洲，然后走出非洲，在世界各地继续演进。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家阿兰·索恩领导的小组在美国《全国科学院学报》上介绍说，他们是对从一具标号为“蒙戈人”的遗骨中提取出的迄今最古老的人类遗传物质进行分析研究后，提出了现代人类起源的新看法。1974年，古人类学家在澳大利亚东南部新南威尔士州蒙戈湖附近发现了这具“蒙戈人”的遗骨。20多年来，古人类学家针对这具遗骨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并随着检测技术的更新，不断得到新发现。科学家发现“蒙戈人”时，研究的重点之一是测定他的生活年代。
最初，科学家推断他生活在距今2．8万年。此后，科学家根据C14年代测定法得出4万年的新数字———这个数字是碳测定法能够得到的最古老数字。近年来，科学家更多地将DNA(脱氧核糖核酸）测试技术用于考古。阿兰·索恩等人成功地从“蒙戈人”的骨骼中提取出DNA，并进行了分析测试，得出“蒙戈人”最新的“年龄”———死者生活在距今约5．6～6．8万年前。索恩称，这是迄今为止科学家们从古人类遗体中提取出的年代最为久远的DNA。
索恩研究小组在研究中还有更大的发现。他们在报告中提出，对从“蒙戈人”骨骼中提取的DNA进行测试后发现，它与早期现代人类的古老的DNA在遗传上没有联系。索恩小组宣布，这一结果表明，在澳大利亚出现的早期现代人，其演化路线独立于非洲古人类之外。这一新的发现对目前学术界流行的“出非洲说”直接形成挑战。当前的古人类学界对从猿到人的进化步骤存有多种理论，一种较为流行的理论将此进化过程分成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和智人四个阶段，其中智人被认为是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而得到众多科学家认可的“出非洲说”认为，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是起源于非洲的直立人。150～200万年前，这些直立人进化为智人，并于距今10～15万年前走出了非洲，分散到其他地区。他们及其后代逐渐取代了当地的直立人，最终进化为现代人类。这种观点的推崇者、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彼得·昂德希尔等人最近还在美国《自然遗传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他们对人的等位基因标记测试的结果，反映了人类数万年来从东非迁移到中东，然后到达南亚和东南亚，接着来到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最后进入欧洲和中亚的过程。
但索恩研究小组则认为，现代人类的起源可能要比想像中的复杂得多。索恩等提出的名为“地区连续性”的现代人类起源新理论认为，起源于非洲的直立人在过去150万年间不断地迁徙到非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并形成不同分支，这些分支通过混血繁衍，在10～15万年前分别在非洲、欧洲、东亚和西亚等地进化为现代人。但是，索恩认为，对“蒙戈人”的研究成果表明，澳大利亚很可能也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现代人究竟是源于非洲，还是像索恩等人提出的在非洲、欧洲、亚洲等地分别产生？在当前的科技条件下，线粒体DNA测试是古人类学家最为推崇的方法之一。
线粒体仅存在于生物的细胞质中，含有一定的遗传物质。在人的受精过程中，由于卵细胞中含大量线粒体而精子中含量极少，因而个体细胞中的线粒体可认为仅来自母亲，可用线粒体DNA来研究母系遗传。线粒体DNA在遗传给下一代时并不发生变化，除非产生随机变异。变异发生的几率相对稳定，因此可以作为研究人类进化史的“分子钟”。通过这种方法，众多科学家都坚持认为，现代人都源于非洲，并且不断提出新的论证。
最近，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科学家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们选取了53名来自不同地区、种族、文化的试验者，对他们的全部线粒体DNA进行研究比较，据此绘制出现代人的“家族树”。从“家族树”中可以发现，约12～22万年前，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群人是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大约在2～8万年前，大批人走出非洲迁徙到世界其他地区，取代了这些地区原有的人类。但这些研究的可靠性存在争议。存有异议的科学家指出，运用DNA技术的古人类学家通常只关注占线粒体DNA序列7％的“控制区”，其他区域的变异情况却被忽略了。
目前，索恩研究小组基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倾向于支持“地区连续说”这种完全不同于“出非洲说”的理论。索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无论从‘蒙戈人’的遗骨结构，还是DNA测试结果，都能证明‘蒙戈人’同非洲完全没有关系。”索恩小组通过对“蒙戈人”的研究，还对一度流行的生活在欧洲等地区的“尼安德特人”是人类祖先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提出“尼安德特人祖先说”的人类学家，通过对1856年以及此后在德国西部的尼安德特山谷发现的距今约4万年的尼安德特人遗骨的研究，得出有别于“出非洲说”的理论，认为欧洲等地也可能是人类起源之地。索恩小组的研究认为，“蒙戈人”和“尼安德特人”也不存在任何关联。因此，“蒙戈人”不是“尼安德特人”的“迁移后代”。对此，索恩表示：“‘蒙戈人’就是‘蒙戈人’，他起源于澳大利亚。”对于索恩小组的研究成果，目前考古及古人类学界还存有异议。1974年，最早在新南威尔士州蒙戈湖附近发现“蒙戈人”遗骨的古人类学家吉姆·鲍勒，在得知索恩的研究结论后表示，人类学关于人类起源的学说很多，索恩的新观点无论对澳大利亚还是世界古人类学研究“都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是，这个理论是否能最终成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这就是远古的人类祖先，据说，他们从非洲走来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据认为是源自非洲的“蒙戈人”小档案
出生地：澳大利亚东南部新南威尔士蒙戈湖附近
发现时间：1974年
年代：距今约5．6～6．8万年
5．中国发现的化石质疑进化论
进化论的理论认为，最早的脊椎动物代表是鱼类。鱼类进化为两栖类，两栖类进化为爬虫类，爬虫类进化为鸟类，哺乳类，以至今天的人类。按照这个进化顺序，地球上应先出现两栖类，然后才会出现爬虫类。可是事实是不是如进化论者所说的那样呢？
进化论是1859年达尔文提出的一个假说。他当时主要根据动植物的某些形态和器官功能相似而提出来的，并没有化石做根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把这归之于当时的“地质记录不全”，他这样说也是寄希望于后人能有更多的化石发现予以验证。140多年过去了，古生物学有了长足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化石发现，客观事实使人们对进化论提出质疑。化石向我们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现的某种有机体，没有逐步进化的任何痕迹。这些有机体一旦出现，基本上就不再变了，那怕过了几百万年，不管气候和环境如何变化。远的不说，就拿近年来在中国的几起化石发现来说吧，就给进化论以巨大的冲击。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地质部地质博物馆，地质学家胡承志先生在贵州兴义一带调查地质，采集到几块动物化石，带回北京经古生物专家杨锺建教授鉴定，认为是早期的爬虫类，定名为胡氏贵州龙。生活在距今约2．4亿年前的早三迭纪，是迄今已知最古老的爬虫类化石。另据1999年3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中国古生物家在辽宁省北票市发现亚洲最古老的蛙类化石，取名“三燕丽蟾”，生活在中生代的早白垩纪，距今约1．2亿年(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蛙类化石距今不超过1．6亿年）。又据最新报导，中国科学家又在北京以北400公里处发现蝾螈化石，距今约1．5亿年，化石保存很好，甚至连一些内脏都清晰可见。据研究人员说，现代蝾螈的头骨及腕骨的细节跟化石里蝾螈身体组织一模一样，说明1．5亿年来，它并未像进化论者所说发生进化。报导还说，这个蝾螈化石，比其他地区发现的类似蝾螈的化石早0．85亿年，也就是说，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古的蝾螈化石，那比贵州龙———爬虫类也要晚9000万年。若按进化论的理论，爬虫类是由两栖类进化来的，蛙类和蝾螈都是两栖类的代表，也就是说，它应该出现在爬虫类之前，而不应出现在爬虫类之后。但是在中国发现的化石事实却和进化论的理论相反。在2．4亿年前的早三迭纪就出现了爬虫类———贵州龙，直到1．2亿年后的白垩纪，才出现两栖类———三燕丽蟾，9000万年后才出现蝾螈，也就是说，爬虫类出现在前，两栖类出现在后，两栖类比爬早类晚出现9000万年到1．2亿年，爬虫类怎么会是由两栖类进化来的呢？那不等于说孙子比爷爷早出生1．2亿年吗？
再就80年代在云南发掘的“澄江化石群”来说，属古生代的寒武纪，距今约5．3亿年。已经包括海绵动物、腔肠动物、节肢动物、脊椎动物等在内的40多个类群的100多种动物，涉及当今动物界大多数门类，还有无法归在现有种群的6类灭绝类群，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因为在寒武纪以前，地球上只发现有简单的生物，如藻类等。这么多门类的生物，突然在寒武纪出现，而且在寒武纪以前的地层里找不到他们的祖先，对此又怎么解释呢？地质发展史，古生物发展史，一再证明地球上各个时期的不同生物出现往往是突发性的，而且一经出现就不再变化。如海百合、海豆芽，已经在地球上生活几亿年了，看不出它有什么演化的痕迹，而且突发性地出现也往往突发性地消失。如上古生代的蜓科(纺垂虫）化石，从石炭纪开始出现，到三迭纪就消亡了。地质学家用它来确定地质时代，称作标准化石。再如恐龙在中生代空前的繁荣，到白垩纪末就突然灭绝了。如果说，一种动物是由另一种动物进化来的，它应该是连续性的漫长过程。那么这种过渡型的中间型的化石应普遍存在，不难发现，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已经发现的所谓过渡型的化石，也多似是而非，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甚至牵强附会，所以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如曾经一度把文昌鱼说成是脊椎动物的祖先，后来又被否定了。
自1861年在欧洲发现始祖鸟化石以来，关于鸟类是不是由恐龙进化来的，就争论100多年。近来在中国辽宁省发现的鸟类化石，不仅没有结束这场争论，反而使争论更加激烈了。
6．苏皖地区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吗
人类真的起源于非洲吗？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李传夔、尤玉柱、徐钦琦和计宏祥4位人类学家经过多年研究后，最近提出：以江苏省双沟为中心的苏皖地区是世界人类起源中心之一。在2002年南京召开的有中外百位著名人类学家参加的双沟国际科学考察年会上，中科院向新闻界通报说，李传夔教授1977年在双沟松林村东南处化石地点发现一件至今在亚洲时代最早的长臂猿化石，这件长臂猿左侧上颌骨，在远古时代由于流水作用而造成了破损，上面仅保留三颗臼齿，但其完全不同于非洲、欧洲和亚洲已发现的其他长臂猿。第二年李传夔教授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上发表题为《江苏泗洪中新世长臂猿类化石》论文，并将其命名为双沟醉猿。
根据化石所处地层的多达65种伴生动物化石，判断双沟醉猿时代为中新世，距今约1000多万年前。在此还发现了江苏省境内最早的距今约4万年前双沟下草湾古人类化石，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十分相近。专家们结合新近又发现的古动物群化石作出了惊人的新的推测：下草湾人是北京猿人后裔，是现代中国人祖先之一，江苏省双沟是人类起源中心之一。专家们指出，双沟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早在1000多万年前就吸引四面八方动物，形成中新世最大的动物群落。在我国众多的中新世化石地点中，双沟地区动物种类名列前茅。古人类学家认为，从哺乳动物进化到人类，应经历5个阶段：灵长类———人猿超科———中新世古猿———南方古猿———人类。而这些阶段的“代表”全都在广义的双沟地区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灵长目动物———娇齿兽，世界上最早的人猿超科动物———曙猿，以及中新世的双沟醉猿和其他古猿，都是在双沟地区被发现的。所以古生物学家认为，双沟地区是新生代世界生物进化，或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专家们指出，近30年来，我国发现了一大批中新世古猿类。
除云南外，就是苏皖，即广义的双沟地区。在双沟至少发现了3种古猿类：双沟醉猿、江淮宽齿猿和人猿超科未定种。他们研究认为，我国双沟地区和云南是中新世古猿类的两个进化中心。直立行走是从猿到人的决定性一步。而从森林转化为草原环境是实现从猿到人转变的必要条件，双沟地区经历过的从森林转化为草原的环境变迁最有利于“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科院吴汝康院士和已故贾兰坡院士曾研究双沟下草湾人股骨化石，认为下草湾人是晚期智人，与现代人已非常接近了。
7．“扎赉诺尔人”是印第安人的祖先吗
扎赉诺尔位于中国东北满洲里市以东29公里和海拉尔市以西168公里的地方，它的东、南、北部是巍然矗立的呼伦贝尔高原，西部是气势磅礴的高尔真山丘陵，南与碧波荡漾的扎赉湖毗连。自1927年开始，在扎赉诺尔的地下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1933年，顾振权发现第一个人头骨，日本古人类学家远藤隆次把这个人头骨定名为“扎赉诺尔人”，从此以后，“扎赉诺尔人”就成了古人类学和考古学上的专用名称。1943年日本考古学家嘉纳金小郎发现第二个人头骨，1944年我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又发现第三个人头骨。从1973年至今的十多年内，又连续发现了12个人头骨和完整的猛犸象骨架等。在地下12．9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箭头、圆头刮削器、石叶、石片、石核、野牛、马、鹿、羚羊等化石。经科学测定，距今约11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类在这一带劳动、生息、繁衍。
有些学者认为，由于发掘时的地层混乱，年代尚待进一步研究，总之，“扎赉诺尔人”遗址约在5万年至1万年之间，属于中石器时代。从对“扎赉诺尔人”头像的复原，我们可以大略地窥见他们头部的形态：颧骨突出，门齿呈铲状，内侧成弧形，眉弓粗壮，是典型的原始黄种人的特征。古人类学认为，在晚期智人阶段即“新人”、“真人”阶段(出现于近5万年内），原始人的体质形态与现代人类已没有多大区别了，现代世界上三大人种，黄种(蒙古利亚人种）、黑种(赤道人种）、白种(欧罗巴人种）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三大人种相互间的区别只是外在的标志，至于智力和体力，则一切人种都是一样的。关于三大人种形成的问题，是很复杂而至今还没有得到最后彻底解决的大问题。
原始扎赉诺尔人对石器的制造和加工有了较大的进步，已具有较高的劳动技巧和活动能力。他们改善了打击、琢削、压削和修理石器的方法，因而制出的石器更加多样，更加精细美观，对称均匀，锋利适用。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已懂得制造复合工具和复合武器，在木棒上装上石矛头而制成的矛，装上木棒的鱼叉，在木柄上装上石斧的斧等等。他们尤其善于把精制的石片嵌入骨柄中，制成带骨柄的刀或锯，适于剥削兽皮或树皮，他们懂得利用骨针和骨锥，把兽皮缝制成衣服，不再完全赤身裸体了。制陶术的发明，是“扎赉诺尔人”处于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他们把一团粘土做成陶坯，然后再用火烧。陶器的出现便利于储存液体，并且使他们有了煮熟食物的器具，是他们生活发展中一大进步。
“扎赉诺尔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许多学者认为，扎赉诺尔很可能是原始黄种人迁徙的中转站，东往朝鲜、日本迁移，成为朝鲜人、日本人的祖先。有些学者认为，大约距今5万年前，“扎赉诺尔人”的祖先从亚洲的东北部经过现在的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古地质学的研究证明，当时白令海峡有一条把亚洲与美洲相连接的陆桥，“扎赉诺尔人”就是通过这条可以通行的陆桥到达美洲的，由北向南逐渐散居，分布于美洲各地，成为美洲印第安人的最早祖先，并且形成了具有各种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的部落和部族。由于印第安人自古有爱用红色染料涂抹脸部和身体的风俗习惯，因而过去欧洲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印第安人是红种人。事实上，印第安人根本不是红种人，而是属于黄种人。他们的皮肤呈棕黄色，头发色黑而硬直，宽面圆颅，两颧骨突出，眉弓粗壮，这些体格形态上的特征与“扎赉诺尔人”很相似。究竟“扎赉诺尔人”是不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最早祖先？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过去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细石器文化起源于贝加尔湖边，由于天气变冷而向南传播，因此“扎赉诺尔人”是从贝加尔湖边迁移来的。但不少学者对此种说法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扎赉诺尔人”是从我国南方迁移去的。究竟谁的说法准确？至今尚未定论。
总之，“扎赉诺尔人”的真相到底如何？他们究竟是怎样起源的？怎样向亚洲各地、向美洲迁徙的？这至今仍然是无法解开的谜。如果这些谜能够得到准确的答案，就有利于进一步去解开黄种人的起源和迁徙之谜，以及美洲印第安人最早祖先之谜。
8．血型是由进化决定的
最近，科学家经过研究，对人类血型的形成提出了新的看法：
我们的4种血型———O型、A型、B型和AB型———并不是在所有的人身上同时出现，而是由于不断进化和人们在不同气候地区定居下来后逐渐形成。
在寒冷的年代，由于草原上可供吃用的东西匮乏，游牧部落不得不去适应新地形所能提供的新食物。由于新的饮食结构出现，人的消化系统和免疫系统也会随之有所变化，紧接着血型也会有所变化。
O型血的历史最为悠久。它大约出现于公元前6万至4万年之间，当时的尼安德特人吃的是简单的饭食：野草、昆虫和从树上掉下来猛兽吃剩下的果实。而4万年前出现了克鲁马依人，他们以狩猎为生。在猎光了所有的大野兽后，他们从非洲向欧洲和亚洲转移。
A型血出现在公元前2．5万年至1．5万年之间。当时，我们以果实为生的祖先逐渐变成杂食。随着时间的推移，农耕成为住在现今欧洲土地上的人们的主要生产方式，野禽野兽开始接受驯养，人的饮食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就是现在，绝大多数A型血的人都居住在西欧和日本。
B型血出现在约公元前1．5万年至新纪元之间。当时东非的一部分人被迫从热带稀树干草原迁徙到寒冷而贫瘠的喜马拉雅山一带。气候的变化便成了催生B型血的主要因素。这种血型一开始出现在蒙古人种身上，随着他们后来不断向欧洲大陆迁徙，结果今天有很多东欧人都是这个血型。
人体的4种血型中最后出现的为AB型，它的出现还不到1000年的时间，是“携带”A型血的印欧语民族和“携带”B型血的蒙古人混杂在一起后的产物。AB血型的人继承了耐病的能力，他们的免疫系统更能抵抗细菌，但他们易患恶性肿瘤。
科学家估计很快会出现第5种血型。完全有可能出现一种新血型，比如说C型。只有这种有新血型的人才能在人口过于稠密、自然资源所剩无几的严重污染世界上生存下来，因为这时原先那4种血型，也就是说，有好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人将抵挡不住这种日益加剧的生态灾难，他们会很快消失。
9．人类祖先曾经和恐龙们共存
2002年，美国多位科学家公布了关于人类祖先的最新研究成果：大约在8000万年前，所有灵长类动物(包括人类）共同的祖先，曾经和恐龙们共存，一起生活在同一史前时代———白垩纪。
该研究结论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发表后，犹如在世界科学界投入了一颗炸弹。这项通过最新研究方法得出的惊人结论，或许将整个改写生物进化发展史。这项发现对生物发展史具有绝对重大的影响。
此前，科学家一直约定俗成地认为，灵长类动物的祖先大约起源于5500万年前，这是基于对年代最古老的灵长类生物化石进行碳分子研究得出的结论，依赖的是灵长类生物的古化石记录。
早先的研究认为，当灵长类生物的先祖诞生之时，恐龙早就已经灭绝了。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科学家们，利用一种全新的科学分析方法———“基因比较法”，得出的最新研究数据，将这个时间大大提前了3000多万年，灵长类动物的祖先竟然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项研究得到了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英国和瑞士等科学协会的众多研究机构和科学家的支持与合作，研究范围跨越古生物学、人类学、数学等多种领域，研究地点从加利福尼亚的研究中心到南美、北欧、甚至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
美国科学家塔瓦内和他的同事们通过一种精确的新方法，终于缝补上生物进化史上最大的一块碎片———在恐龙灭绝后和灵长类生物诞生前的巨大的空白。科学家们通过无数次的基因比较，弄清了现存灵长类生物DNA存在的每一个微妙差别。通过比较不同灵长类生物的DNA差别，科学家们发现，两种基因代码的差别越小，它们“分家”的年代也就越晚。通过反复比较、测算，科学家们得出了灵长类生物从拥有“共同祖先”到“分家”的准确年代：从出现最早的灵长类生物到如今，时间过去了8000多万年。
基于这项研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布赖尔·海基等进化生物学家进一步认为：人类的祖先———最早的灵长类生物，曾跟史前最大的爬虫———恐龙们生活在一起。在恐龙灭绝之前，灵长类动物和其他一些哺乳生物已经生存了几千万年，而恐龙灭绝大约发生在6500万年前。塔瓦内的研究小组还暗示，最早的灵长生物可能身材矮小，喜欢夜间活动，生活在热带丛林中。但是，如果灵长类祖先真的存在那么早，那么，在距今6500万年使恐龙灭绝的那次大灾难之前，众多的灵长类生物(包括人类）的祖先已经进化发展了3000万年，并且和恐龙一起经历了那次致命的大毁灭。
科学家们认为，那次灾难源于一次地外陨石与地球的相撞，几乎消灭了当时地球上所有的物种。但是，塔瓦内推论道，它们当中的一些灵长类生物也许劫后余生，逃过大难，并且其中的一支繁衍生息了下来，进化成后来的人类。当然，这些都只是科学推测，没有化石来证明。科学家们还没有发现哪怕一块属于那个年代的化石。
事实上，科学家们也许根本无法用事实证明：这些从来不为我们所知的人类“近亲”曾经那么早地存在过，跟恐龙决斗过，被陨石毁灭过。除非哪一天，古生物学家们终于发现了恐龙时代灵长类祖先的化石，事实才能大白于天下。
10．进化走到尽头了吗
将来的人类会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和我们现在有很大的区别？生物学家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由来已久。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家认为，我们现在的生命形式已经达到了进化发展的终极水平，进一步的大变化将不可能再发生了。
自然力量一直在起作用
有人认为，随着进化的继续，人类的智慧水平会逐渐下降，而神经系统则会越来越发达；另一些人则持相反意见，认为人类将越来越聪明，而体格则逐渐变弱；而以伦敦大学史蒂夫·琼斯教授为代表的科学家则认为，在目前西方社会的生活模式下，曾经对现代人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神秘进化力量已经失效了。人类的进化演变已经到了停止的时候。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一论调的。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斯特林格教授认为，人类仍然受着自然力量的影响和支配，正是这一力量，创造了30亿年来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的无数物种。“5万年前石器时代的弱小欧洲人在一夜之间被轻巧、高大、聪明的非洲人取代。这个进化故事告诉你，人类一直都在向着更大更强的方向发展，自然的力量一直在起着作用，你无法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自然选择力量正在消失
在这一场争论中，双方都把理论依据的核心放在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上。根据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最能适应环境的动物个体能够活得更长，从而繁衍更多的后代，使得这一物种得以延续下去。例如，一种有蹄动物，有些脖子长，有些则脖子短。随着时间的发展，在这种动物生活的地区，树叶逐渐被吃光。而长脖子的动物由于能够吃到更多高处的树叶，所以能活的更长，有更多的后代，最终进化成长颈鹿。而那些脖子短的，则逐渐走向了灭绝。琼斯教授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自然选择的作用却在逐渐地消失。“在以前，人们的寿命长短和繁殖能力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截止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伦敦的死亡率总是大大超过出生率。有一半的孩子还没有成年就已经夭折了，也许是因为他们缺乏抵抗疾病的基因。但是现在，孩子长大成人的概率却达到了98％。可见，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进化得足够好了。”另外，和过去相比，混血现象增多进一步阻碍了进化的发展。琼斯教授举例说：“在过去，两个不同城市的人很少有机会组建家庭一起生活。但现在，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进入大学学习，在那里遇到自己的伴侣。他们要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与自己的父母、祖父母越来越远。也许，这样可能产生一种棕色皮肤的人种，但除此以外，物种变化已经几乎不存在了。”
发展中国家还有自然选择
但是，这一论点成立的前提是，在西方发达社会中，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可以得到满足，医疗保健水平也已经相当发达，因此自然对人类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观点却不那么适用。对此，琼斯以爱滋病为例进行了阐述。在琼斯看来，“目前在非洲，几乎所有的猩猩都携带着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IV），但它们却不会感染爱滋病。就在几千年前，情况却大不相同。当第一批猩猩感染上爱滋病毒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猩猩死去，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免疫的才得以存活。而活下来的这些猩猩，就是现在这些有免疫功能的猩猩的祖先”。“由此可以推测，人类的情况也会大致相同的。只要进化的过程在继续，1000多年以后的非洲，人类将可以携带HIV，但他们却不会感染上爱滋病”。
人类进化要靠自己——琼斯的观点得到了部分科学家的支持。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的沃特教授认为，自然对人类进化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只有人类自己的生物工程学才能使进化演变产生巨大变化。“通过生物工程学，人类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体，从而延长自己的寿命。当人们可以活到150岁，而其中100多年都有生殖能力的时候，人类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人类会繁衍许多子孙，人类的进化将开始转变”。但对于他们的这一观点，生物学界还是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很多人始终认为，进化无时不在，而人类自己的干预是不协调的。明天我们会是什么样子？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答案。
谢选骏指出：“人类进化要靠自己”，但进化论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因为在人类自己的后面，绵延着永不止息的思想主权。不是我们创造了思想，而是思想创造了我们——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思我故我在”：我们被思想主权驱动，所以便被创造产生了。
【078、“我无法呼吸”为何席卷全球——“正义要靠病毒来实现！”】
《“我无法呼吸”抗议活动在美蔓延》（2020-05-31 新华网）报道：
针对一名白人警察粗暴执法涉嫌致死一名黑人的抗议在美国继续蔓延，一些示威演变为暴力活动，警方动用强力手段。
从首都华盛顿，到最大城市纽约；从西部洛杉矶，到南部休斯敦，再到北部底特律，美国民众走上街头，抗议黑人遭到粗暴和不公对待。
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25日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遭一名执法的白人警察按在地上、用膝盖紧紧压住颈部。他喊“我喘不上气”，但警察无动于衷。最终，弗洛伊德送医后死亡。
路人用手机拍摄视频并上传网络，引发众怒。明尼阿波利斯及周边爆发的抗议示威活动逐渐向外扩散。示威者举着“我无法呼吸”“黑人的命也是命”“为弗洛伊德讨还公道”“别国不会发生这种事”等标语。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29日的抗议活动中，27岁的示威者凯蒂·布拉克特告诉美联社记者，黑人青年艾哈迈德·阿贝尔今年2月慢跑时遭白人枪杀事件和弗洛伊德之死促使她认定，司法系统必须彻底改革，从警察部门开始。“我们（在新冠疫情中）冒着生命危险去商店、去加油站。这（上街抗议）比那些都重要。”
在疫情重灾区纽约市，抗议29日进入第二天。“我们的国家病了，”抗议者布里安娜·彼得里斯科说，“我们必须站出来。”
在弗洛伊德的老家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数千民众29日在市政厅前集会。“我想问：‘还会发生多少这样的事？’”19岁的吉米·奥哈兹说，“我只是希望今后大家能和谐共处，我们不再受到压迫。”
数百名示威者29日在白宫外集会，举着“停止杀害我们”等标语。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时在白宫内。示威者稍后向国会方向走去。
抗议活动总体平和，但其中一些演变为暴力。在亚特兰大，示威者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总部大楼外集会，在CNN台标上涂鸦并砸破大门玻璃。一些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瓶子，焚烧一辆警车和一面美国国旗。警方命令示威者离开，否则将执行逮捕。
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示威者与警察隔着路障对峙，前者投掷瓶子，后者还以催泪瓦斯。休斯敦市警察逮捕一名女性示威者，后者携带一支步枪并用它煽动其他示威者。
在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市，警方28日深夜宣布州议会前的抗议活动为非法集会，但示威者拒绝离开。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石块和瓶子、袭击警车，警方发射催泪弹和橡皮子弹。
丹佛市28日的抗议活动发生纵火和打砸汽车事件，一些示威者向警方扔石头。3名警察受伤，13人因抢劫、袭击等罪名遭逮捕。丹佛29日和30日可能有更大规模抗议活动。
明尼阿波利斯市29日晚开始宵禁，但数千名示威者仍走上街头，包围一座警察局，不过没有发生暴力事件。在城市其他地方，警方用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驱散抗议人群。
用膝盖压住弗洛伊德颈部的警察德雷克·肖万在事发次日被开除，29日因涉嫌犯3级谋杀和2级过失杀人罪遭逮捕。
谢选骏指出：警察暴力不是新事，为何这次席卷全美，甚至波及全球，一发不可收拾？我觉得，那人临死之前“我无法呼吸”的哀嚎，道出了世界人民在武汉病毒的逼迫之下窒息。
《华春莹发推：我无法呼吸》（2020年05月31日 国际金融报）报道：
全美33个城市已爆发街头抗议了，政客们仍不忘插手中国内政。5月30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尔塔古斯就香港国安立法一事，在推特称，“这是世界的关键时刻。它将载入史册。世界各地热爱自由的人们必须遵守法治，并追究中共的责任，因其公然违背了对香港人民的承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转发了这条推文，并附言“我无法呼吸。”之后，赵立坚又转发了华春莹的推文。
“我无法呼吸”这句话，正是惨遭白人警察膝盖锁喉的主人公弗洛伊德，求救时的话语。不少网友也跟帖回复华春莹，“我无法呼吸”，并贴出了弗洛伊德遭暴力执法时的照片。还有网友贴出了一张令人震撼的图片，并写道：“美国：我们不与我们的人民站在一起，我们跪在他们的脖子上。”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中国制定“港版国安法”已经把“一国两制”的承诺变成了“一国一制”，并表示美国“将采取行动，取消香港作为中国一个单独的海关和旅游地区所享有的优惠待遇”。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5月30日晚回应称，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任何人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权利保护自己国家免于分裂、受恐怖主义威胁及陷入混乱状态都是站不住脚的，也显然是持双重标准和伪善的表现。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说，特朗普总统指称香港现时是“一国一制”，完全错误，也无视事实。“我们认为对香港实施制裁或贸易限制并不合理，只会令建立多年、互惠互利的港美关系崩坏，和伤害在香港的本地和美国企业以及其雇员。”
谢选骏指出：有人挖苦华春莹：谁压得你无法呼吸？你又没有遭受警察暴力。
《狠酸华春莹 中国网民微博狂刷这句 场面极壮观》（
来源：倍可亲 2020年6月4日）报道：
明州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因为警暴去世，有共产背景的极左翼组织借机在全美煽动制造骚乱。中共喉舌也煽动反美言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留言“我无法呼吸”，大陆网友则涌入微博留言，“I can't tweet （我不能发推）”，场面壮观。被戏称“华大妈”的华春莹5月30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借明州事件挑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自己不能呼吸（I can't breathe），推文遭中外网民辣评打脸。华春莹发推被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中共官媒纷纷报导后，五毛跟帖配合，大肆抹黑美国，扭曲真相。但在五毛的一片“叫好”声中，更多网民的质疑涌出，讽刺中国人没有网络自由，“凭什么华春莹能上推特？”“我们为什么不能发推特看看外面的世界？”“我无法发推！”也有人留言：推是什么app？想去给华女士点赞！！怎么发现进不去啊，怎么给他打call？有人揶揄道：“请求开放推特一天，我也要声援！”“可以放开墙，让我们去声援一下吗？”
谢选骏指出：网民不懂，除了“上推”，华春莹那里也去不了；而她能够上推，也无非是因为有一个老汉在推着她。
《抗议 疫情 失业……“我无法呼吸”是美国的当下》（2020年05月31日 北京央视）报道：
连日来，美国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非洲裔男子死亡一事引发的示威活动持续升级，抗议活动已经蔓延至明尼阿波利斯、纽约、华盛顿、亚特兰大等30多个城市。目前已有16个州25座城市实施宵禁措施。
抗议持续升级 蔓延至美国30多个城市——当地时间5月30日，在事发地明尼阿波利斯，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当日凌晨，明尼阿波利斯第五警区又发生示威者和警方的冲突事件，现场建筑出现损毁。目前明尼苏达州已经“充分启动”国民警卫队力量，是过去160多年来最大规模。29日，有7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入驻明尼阿波利斯，30日又有1000名队员入驻。目前，明尼苏达州警力超过13000名。美国国防部应特朗普要求，将有可能向明尼阿波利斯派遣宪兵部队。
华盛顿：怒火烧向白宫——当地时间30日，华盛顿民众继续举行示威活动。当天下午，一些示威者来到白宫附近高喊口号，并与警察和特勤人员发生冲突。有示威者强行将安全栏移除。当天晚上，白宫外抗议人群与警方冲突升级，警察施放催泪瓦斯和胡椒子弹驱逐抗议人群。央视记者现场采访遭遇催泪瓦斯，泪流不止，声音沙哑。当地时间30日晚，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国民警卫队（D.C． National Guard，简称DCNG）在脸书(225.09, -0.37, -0.16%)上发表声明称，该部队已经在陆军部长的命令下动员起来，协助华盛顿警方应对白宫周围的抗议示威活动。
纽约：空中响起枪声——当地时间5月30日，纽约市抗议人群试图前往当地警察局继续示威。在行进过程中，警方多次朝空中施放警示的枪炮。一路上，示威人群与警方多次出现对峙。在前往警察局路口，抗议者前进道路被警察组成的人墙阻断，随后示威者开始高喊“我举双手别开枪”等口号，继续进行抗议活动。在布鲁克林，两辆警车被烧毁，布鲁克林大桥一侧车道、曼哈顿西区公路、沿河快速路（FDR）一度因抗议活动，交通被中断。纽约警方表示，截至当地时间晚上9时，已有至少70人被逮捕。
洛杉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时间5月30日中午，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在洛杉矶南部的泛太平洋公园继续示威，起初抗议者聚集在公园里以和平的方式表达对此次暴力事件的不满，并呼喊抗议口号，之后抗议者开始向附近商业区前行，并占据了大部分街道，造成交通瘫痪，部分抗议者开始损毁沿途商业设施。在洛杉矶警察局警员赶到现场试图维护秩序并阻止抗议者前行时，抗议者与现场的警员发生激烈冲突，并烧毁数量警车，随后警察开始向这些抗议者发射橡皮子弹，试图驱散抗议人群。连日来，洛杉矶警方于逮捕了近500名违法抗议者。美国加州州长纽森于当地时间5月30日晚间宣布，洛杉矶市和洛杉矶县进入紧急状态，同时也批准了国民警卫队对该地区的支援请求。
种族歧视这种致命“病毒”引发抗议潮的同时，另一种蔓延了近三个月的病毒依旧在美国肆虐，且造成的死亡人数高居不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10万——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美东时间5月30日16时32分，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764671例，累计死亡103605例。早在1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就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范围风险由中等改为高风险。然而美国政府直到3月15日才开始要求民众采取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限制措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早些采取积极的防疫措施，即便只提前一周，美国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和确诊病例数至少可以双双减少50%；而如果能提前两周采取措施，那么82.7%的死亡病例和84%的确诊病例都有可能避免。换言之，如今美国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原本可以减少数万例。调查显示，大量的美国民众还得不到应有的病毒检测，14%的成年人因承担不起医疗费用放弃治疗。
早在3月18日的白宫记者会上，曾有记者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为什么那些无症状的职业运动员能够得到检测，有关系的人就能排在队伍前面吗？”特朗普的回答是：“或许这就是人生吧。”“少数人有、少数人享、少数人治”——这是美国作家戴维·利特对当下美国的评价，他在《时代》周刊的文章中愤怒又无奈的承认，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是美国民主的失败。
失业率近15% 经济前景令人担忧——根据美国劳工部5月28日的最新数据，3月份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已有超过4000万人申请了首次失业救济，同时已经连续10周收到超百万人申请首次失业救济。而此前，美国从未有记录过单周收到百万以上失业申请的情况。美国多家主流媒体指出，自白宫年初发布预算以来，美国失业率已从当时的3.5%飙升至如今的近15%，这种情况下，尽管特朗普一再表示对经济复苏充满信心，但主流经济学家和华尔街已经预测，美国失业率可能到2021年仍会保持在10%以上。高失业率首当其冲带来的问题，就是失业救助方面会存在很多困难。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级共管的，一旦失业人数暴增，就意味着州政府的失业保险税和联邦政府的拨款是不够用的。那就可能需要由联邦政府来追加拨款，而联邦政府的追加拨款需要走法律程序，并且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必然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美国的失业救助会存在比较大的难点。失业率历来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变量，历来的美国政府都把失业率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这里面不光是真金白银的问题，还有就是事关社会的稳定与动荡。早在4月份，就有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希望政府解除封锁，尽快恢复生产。
美媒：美国就像一个火药桶 正以自由落体般衰落——大流行来袭，超1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国家经济冻结，失业率飙升；现在美国各地又开始爆发由于种族歧视造成骚乱，不知何时会停息。《纽约时报》29日发表文章称，现在有太多事情让美国变得易燃：大规模失业、暴露了健康和经济不平等的疫情、无所事事的青少年、警察暴力、渴望第二次内战的右翼分子以及急于火上浇油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现在感觉就像是一个火药桶，正在以自由落体般的速度衰落！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鸟人哪里懂得，“我无法呼吸”正是武汉病毒创造的奇迹！美国民主的失败不是武汉肺炎带来的，而是三十一年以来“姑息纵容合作共赢”六四屠杀所造成的！结果呢？写作“正义竟然要靠危害人类生存的病毒来实现！”真是多么荒谬的人生！如果说，这么荒谬的人生还不足以让人悔悟信主，那么还需要什么……
【079、“毋宁死”与“没希望”】
美国人相信“不自由毋宁死”，所以独立成功了；中国人相信“暴力更没希望”，所以无法民主。
这是因为，中国人缺乏福音真理，不相信“人有两个生命”：
1、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2、
Mat 16:24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Mat 16:25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Mat 16:26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纽约论坛”刘晓波病重与政治迫害、零八宪章的可行性、中国民主化走向》2017年6月28日说：
[博闻社]2017年6月27日下午4点到6点，《纽约论坛》第二期在法拉盛举行，本次演讲、讨论的主题是“刘晓波病重与中共政治迫害零八宪章的可行性中国民主化走向”，本次演讲会邀请了四位嘉宾：著名政治评论家、《北京之春》杂志社主编胡平、纽约新学院客座教授、文革专家（零八宪章第一批签署人）徐友渔、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博士、以及资深民主运动人士宁先华（曾在锦州监狱和刘晓波放风时碰面）。
以下是本次会议的全程视频报道：
宁先华：和刘晓波两次见面，一次是1989年学运期间在北京；后来在锦州监狱期间多次见面。宁先华透露，监狱中吃陈化粮，监狱有办法让晓波得病。姜立钧监狱患一种脑膜炎，出狱后才检查出来。宁先华本人也在该监狱大脑受损。
胡平：慢性政治谋杀，肝癌不应该一发现就是晚期，这应该是一个阴谋。认为当务之急是让晓波出国治疗。晓波被捕前一天，曾通话谈提名天安门母亲为诺贝尔和平奖。政府残酷迫害晓波本人和家人。中共一再冲击人们的想象力，胡平认为，在中国现实下，非暴力抗争仍然是唯一选项。
徐友渔：质疑对刘晓波判刑，赞同零八宪章的和平理性。刘晓波现在的结局，令人思考和平理性是否能行得通？
王军涛：谈了刘晓波病重后，当务之急需要做的。比较了80年代和现今的情况。1989年镇压后的社会分化。谈了零八宪章的重要意义。
刘晓波的肝癌是否因为饮食引起的？体检情况怎样？宁先华说，每年会带出去两次体检，但不会告诉你检查结果。他认为，刘晓波的状况是一种谋杀。宁先华透露，未经证实的消息，刘晓波在获得诺贝尔奖后，被关押在一个玻璃房内。同时分析了刘晓波“狱中种菜”传闻的真假。
王军涛和胡平分别比较了80年代时期和现在监狱对待政治犯的变化，胡平指出，本来以为刘晓波国际影响这么大，里面待遇会好些，没想到是这样。
刘晓波是否会被获准出国？徐友渔：刘晓波获准出国可能很大，因为刘晓波死在中共手中不如死在外面。王军涛：习近平过于小心翼翼，反应过度，显示习近平从政经验不足。刘晓波是一个巨大的象征符号，因此会格外谨慎，尤其是十九大前。刘晓波最新情况，是否意味着“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再行得通？
胡平：这些年主张暴力的，没有一人践行，没人打过一枪一炮，暴力革命成功可能性很小。和平理性是没选择的选择。
宁先华：政权和民间实力差距大，现在不具备条件时，没必要空喊暴力口号。
徐友渔：非暴力成功的前提是面对的政权要有一定的理性，中国统治者和以前印度甘地时期面对的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暴力更没希望，如同自杀。虽然这个结论很痛苦，但别无选择。
王军涛：最后的改革是和平的，但这个过程中，会伴随骚乱和暴力。局部（暴力）优势，例如杨佳事件，可能会震动朝野。当今，只要有大规模的抗议会有暴力。
最后，上海的企业家访民袁建斌就上海出现的大规模抗议事件，提问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几位嘉宾做了解答。
……
谢选骏指出：美国人相信“不自由毋宁死”，所以独立成功了；中国人相信“暴力更没希望”，所以无法民主。这是因为，中国人缺乏福音真理，不相信“人有两个生命”。至于中国传统中的“官逼民反”呢？那只能带来新的暴君和暴民，而无法实现有序民主。何以如此？因为造反派缺乏福音真理，不相信“人有两个生命”，他们争夺的还是一个肉体的生存，而不是尊严的生存——当人们基于“爱惜自己生命的”而不是“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无法“保守生命到永生”。这样，当只有一个短暂生命的人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定会不择手段，而不会讲究永生生命上的分寸，所以政治协商的道路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行得通”过。
Mat 10:1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Mat 10:2 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得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Mat 10:3 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
Mat 10:4 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Mat 10:5 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
Mat 10:6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Mat 10:7 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
Mat 10:8 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疯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
Mat 10:9 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
Mat 10:10 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Mat 10:11 你们无论进那一城，那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
Mat 10:12 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
Mat 10:13 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
Mat 10:14 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
Mat 10:15 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和蛾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Mat 10:16 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Mat 10:17 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
Mat 10:18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
Mat 10:19 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
Mat 10:20 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Mat 10:21 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
Mat 10:22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Mat 10:23 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Mat 10:24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Mat 10:25 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别西卜是鬼王的名）
Mat 10:26 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Mat 10:27 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
Mat 10:28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Mat 10:29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Mat 10:30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Mat 10:31 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Mat 10:32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Mat 10:33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Mat 10:34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Mat 10:35 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
Mat 10:36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Mat 10:37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Mat 10:38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
Mat 10:39 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Mat 10:40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Mat 10:41 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
Mat 10:42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080、“物自体”的说法是一种语义矛盾】
网文《对康德“物自体”的理解》说：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做了“物自体”与“现象”的划分。现象就是已经通过大脑加工过的意识表象；而物自体就是没有加工过的，是一种存在于人们感觉和认识之外的客观实体，是人们认识的最后界限。
“我们理解的事物永远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事物。”这句话是人类对自身认识能力的一个简洁的判断。无论你知道多么高深玄奥的事情，你都是在你的理解范围内去认识它们的，你永远不可能超越自己的理解力去理解事物。这就像一个人无法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
所以正因为大脑只能看到它自己理解的，也就是加工过的，而不能看到它没加工过的，所以“物自体”这种超越人们认识和感觉之外的实体本身就是不可认识的。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只能认识我们所理解的事物，那么对于那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事物，我们又怎样去认识呢？我们甚至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们无法认识物自体，我们又是怎样确定它的存在的呢？这种问题听起来很抽象，其实它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有句话叫做“如果人们不需要诗歌，他会察觉诗歌的消失吗？”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大脑中根本就没有对某种东西的概念，这种东西的灭亡于你是没有意义的，是不相干的。当我们对一个人解释一个问题，而他怎么也弄不懂的时候；或者某个人的行为超越了我们的道德或者理性界限时，我们会说，这个人对某某事情“根本就没有概念。”没有概念，就是他的字典里没有那个词，因此，无论这个词多么美妙，他都无法体会。这讲得其实都是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问题。
既然，我们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那些超越我们感官和理想的词语以及这些词语所代表的意义，也就是康德所说的“物自体”，那么，康德是怎么确认物自体的存在的呢？康德是这样论证的：虽然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但是我们人又可以知道，必定有一个外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从而引发我们的感性认识。也就是说，人类的认识活动不可能是空穴来风，认识必须针对一个原始的对象，认识活动才能产生。所以物自体必须有，但又不可知。康德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物自体定位不可知呢？为什么就不能提供一种乐观的判断，说人类是有能力去认识引发他认识活动的原始对象呢？我们可以认为康德是一位怀疑主义者，对人类的认识能力不抱太大希望。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康德是公正的，因为，人类的认识活动的确是一直处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这一点，在科学领域尤为明显。
网文《物自身》说：
物自身原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的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又译“物自体”或“自在之物”。它指认识之外的，又绝对不可认识的存在之物。它是现象的基础，人们承认可以认识现象，必然要承认作为现象的基础的物自体的存在。
自在之物作用人的感官，它是人的感觉的来源，感觉材料一经主体所具有的先天的时空形式的整理，就根本不可能是对自在之物的认识；先天的时空形式整理过的感觉材料再经认识主体所具有的先验范畴的加工而形成科学的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更不是对自在之物的认识，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性必然性是人的主体所能动地赋予的。这样，知识同自在之物之间就永远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康德看来，人们为了把自己的知识不断推向前进，最终是要在实践上日益趋向道德的目的，故人必须努力追求对自在之物或物自体的知识，这时，自在之物就是人们出于理性的本性而设定的“理念”，即灵魂、宇宙和上帝。它们虽然不能被认识，却可以被信仰。康德承认自在之物是客观存在，这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他把自在之物作为人的认识能力所不能认识的、但又是存在的东西，又表明他哲学的不可知论、二元论，以及对宗教的妥协色彩。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康德自在之物后提出的与之相应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是不存在的，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可能能动地从事物的现象进到事物的本质，实现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转化，人们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人们的社会实践不仅批驳了自在之物不可知的观点，而且证明了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转化，而为我之物是指被认识了的事物。
自身学说研究——“物自身学说”是康德批判哲学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康德研究的中心课题。本书通过对《纯粹理性批判》和《导论》的深入理论分析和文本考证，并在认真考虑西方相关研究的重要观点的基础上，作成了康德物自身学说的系统研究，其中就直观对象、感性认识的独立性、先验对象及物自身分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和论证，同时指出了某些传统观点的错误所在。本书还以物自身学说所揭示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分析和评价了康德以后一些主要认识论学派关于物自身问题的观点和理论。
谢选骏指出：“物自体”、“自在之物”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那是一种语义矛盾——那样的“物自体”、“自在之物”，只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人类可以感知的体和物；可以感知的是存在，不可感知的就不是存在，而只是思想。所以，物自体是对上帝观念的剽窃，而不是什么哲学发现！
【081、美洲属于“环太平洋世界”】
《“你从哪里来”：一个华裔美国家庭难以回答的问题》（纽约时报2020年10月23日）报道：
每次问起父亲的出生地，我从来没有得到过直接的回答。他说是武汉，有时候又说是武昌。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连一个简单的事实都说不清楚。我的臆测反映了我——一个只知旧金山东部郊区和平稳定生活的女孩的优越感。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的出生地已经并入武汉，一个由武昌、汉口和汉阳扩张而成的省会城市。
父亲如今已经去世，但我好奇他会如何看待新冠病毒。他肯定会更担心家人而不是他自己。他的祖国和入籍国的关系会让他感到痛苦，这种关系已经在美国引发反华潮。我们被告知，“从哪来的就滚回哪去！”
但我们到底从哪里来的，以及这为什么重要呢？在其他华裔当中，这个问题是对话的开始，通过这个问题，无论流散在海外哪一个遥远的角落，都可以定位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自己人。你的祖籍省份可能会给你的性格或特征留下印记——会决定你的身高、抱负和长相。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国，二战结束后逃到台湾岛。后来，他们来到美国攻读科学与工程研究生。我曾经觉得父母对他们的过去讳莫如深是为了放眼未来。也许，在共产主义的阴影下长大，或者在这个国家谋生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不要透露太多，因为谁知道这会不会对他们不利呢？所有这些可能都是真的，但我现在明白，我可能忽略了另一个原因。就像父亲说不清他的出生地一样，我的父母也不能确切地说出他们是哪里人，因为童年时期，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与日本军队的冲突中，他们经常搬家。
在旧金山华埠熙熙攘攘的小吃店里，我注意到父亲和推车叫卖的女士们聊天，点了肥美的虾饺和多汁的烧麦。我们在家里都说国语，我问他为什么能用粤语和工人交谈，这是一种在香港、中国东南部分地区和某些侨民聚居地使用的语言。“在学校学的，”父亲回答。他解释说，每到一个新地方，他就会有新同学。我现在明白了，那些家庭可能也是为了躲避战乱，学生们可能会互相学习对方的母语。
他的军人家庭每隔几个月、甚至几周就搬一次家，挤在小旅馆里，或者和亲戚住在一起，无论他对我说了多少，我都无法完全理解这一切都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们一定很害怕战斗机逼近的呼啸，这会迫使他们躲在洞穴或防空洞里。
我收集到的这些仅有的细节似乎都很奇幻：他们一家曾经坐着一辆因为汽油短缺只能靠烧柴获得动力的卡车逃生。这听起来像是童话故事——寒冷的黑夜里，一个小孩在森林里迷路了。我从未面对过这样的危险。上大学之前，我一直住在同一个地方，住在我父亲——一个结构工程师——设计的通风良好、采光充足的房子里。现在我的双胞胎儿子、我的丈夫和我的母亲也住在这栋房子里。
然而“你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同样复杂，难以回答。更确切地说，我最初的回答——“我来自加州”——似乎从来没有让陌生人满意过。他们的嘴角会微微一抽，双方陷入久久的沉默。
“我来自湾区，”我会澄清，尽管我知道自己是在拖延不可避免的事情。很明显他们想知道的是什么，这反而让我任性地不想让他们知道。“但是……”他们慢慢地说。
我看得出来，他们认为我在误导他们。有些人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怒，因为我没有透露他们觉得有权拥有的信息。
最后我会说，“我出生在美国，但我的父母来自中国。”
他们点头，很高兴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我的家人不是这里人，亚裔美国人永远都是外国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问一个连我父亲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当我为了写一部小说而问起他的童年时，父亲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题为“二战搬家日期及地点”，其中简明扼要地列出了武汉、南京、惠州、九江、芜湖、柳州、桂林、贵阳、重庆等地。一个典型的记录是：“1938年——在湖南省的攸州、沅陵、辰溪、仙池等县。”他的一些地名是用英国外交官和汉学家在19世纪使用的罗马字转写，还有一些是用中国在1950年代末开始采用的拼音。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Peking”成了Beijing，“Szechuan”成了Sichuan，“Mao Tse-Tung”成了Mao Zedong。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人，只是拼写不同。他的条目以“etc.”结尾，一个拉丁语缩写，意为“等等”。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内容与之前的内容相似到不值一提的程度。又或者父亲觉得这些信息对于他在美国出生的女儿来说太过琐碎，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地方，对它们也没有丝毫了解。
也可能是他不记得了。1938年，父亲还只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那时，和现在一样，一家人必须努力为孩子维持一个家，尽管每天都有动荡，但表面上还要维持正常。
在我父亲的出生地，乃至整个中国，新冠病毒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恢复了正常生活。而在旧金山湾区，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除了今年秋天的防疫和远程学习，我们还准备了一个急救包。在这个火灾季节，世界末日般的天空，落下的灰烬和遮住太阳的呛人烟雾令我们震惊。
我不知道要装多少东西，是把护照、重要文件、钱包和笔记本电脑装进背包，还是把备用衣服、急救箱、手电筒、便携式充电器和能量棒装进滚轮箱？我们可以带着露营装备开车逃走，还是只能穿着睡衣逃命？
当父亲和家人在中国旅行时，他能带多少东西？我怀疑是他们只有身上穿的衣服而已。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物质上的东西可以提醒他们自己是谁，从哪里来。
从1929年到1932年，我祖父在英国格林尼治的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受训。回程时他曾在斯里兰卡（当时叫做锡兰）停留，在那里买了一条月长石和蓝宝石项链。
为了在战争中活下来，祖父母耗尽了全部积蓄。
祖母为了凑盘缠卖掉了所有的珠宝——除了这条项链，后来被她作为订婚礼物送给了我的母亲。父母把它传给了我。戴上它，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天真少女，裸露着光洁的肩膀和蝴蝶般的锁骨。
发光的宝石挂在精致的金链上，纤细的链子如果被钮扣或一绺头发钩住就可能折断。然而，这条项链却保存了近一个世纪，我的家人带着它走遍了我们学会称之为家的所有地方。我的家乡就是它去过的所有地方。
我把这条项链放进一个黑色皮匣子，然后塞进我们的求生包里——以防万一，祈祷最后不会失去一切。
谢选骏指出：愚昧的纽约时报，竟然不懂“美洲属于‘环太平洋世界’”这点常识。“你从哪里来”——这不是一个华裔美国家庭难以回答的问题，而是一个欧裔美国家庭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这将揭开殖民主义的血腥一页。至于华裔，问题就很简单了——华裔和太平洋两岸的所有的黄种人一样，三万年前就在美洲生存发展了。他们在美洲被误称为“印第安人”，在太平洋岛屿上被称作波利尼西亚人，在亚洲被称为华裔。仅此而已，因为美洲属于“环太平洋世界”的一环；美洲人民的文化属于“中国——玛雅文明”。
【082、“希腊伪史”之伪】
《学术义和团赢了——评何新〈希腊伪史考〉》（中国国家历史2017-08-25）报道：
内容提要
在序言第一页，作者就激动地宣告，古希腊历史完全是西方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古希腊的一切典籍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伪高手一手炮制的。
《希腊伪史考》的作者豪气干云，虽缺乏专业知识，却准备赤手空拳，推翻西方古典学问的大厦，打一个学术上的翻身仗。
把西方古典传统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这就是《希腊伪史考》的主题；不拿证据，不讲道理，这就是这本书的方法。
何新先生坚定地认为，西方伪造希腊历史的幕后黑手是共济会，而且这个“境外势力”已早早干预了我国内政。……可惜我们的作者永远在指控，却永远不能举证。
新近出版的《希腊伪史考》是何新先生的博客文章汇编。博客是自家的后花园，栽花，种草，吊嗓子，发牢骚，总归是个直抒胸臆的地方。学术型、研究型的博客偶然能见到，但大多人是不会以严谨的态度来经之营之的。这部“博文”集也不例外。书中到处可见饱满的情绪和昂扬的斗志，所缺的是细密的分析和连贯的论证。标题中空悬一个“考”字，像一道障眼法，让人误以为作者下了考辨、考证的真功夫。但稍读几页，就会发现，作者的“研究”，大约不出上网、查维基百科、摘抄百科全书的范围。把道听途说来的零星资讯塑成令人骇怪的观点，把几十篇单薄的博文粘贴成一个超长的文档，然后再找人印出来，一本书就这样诞生了。
书的写成，是很轻易的，但书中所涉及的话题却极其重大。按市价估算，养活四五个社科重大项目，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在序言第一页，作者就激动地宣告，古希腊历史完全是西方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古希腊的一切典籍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伪高手一手炮制的。也就是说，西方文明的根基不仅是虚浮的，而且压根儿就不存在。这个惊人的发现，足以让义和团情结尚存的人们心驰神醉、血脉贲张。
按常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此大胆的假设，再小心的论证也不为过。很多擅长经营宏大叙事者，在抛出高见之时，多少也要忸怩作态，拼凑些材料，完成学界几套规定动作，好交差了事。但《希腊伪史考》的作者却十分的特立独行，他连面子工程都不做（其实也是无力做），只负责把耸人听闻的观点，怒吼给我们听。比如，作者说彼得拉克、薄伽丘等人“杜撰或再创作了荷马史诗”（第23页），而且背后的黑手是共济会。但是证据何在？杜撰就是生编硬造，彼得拉克可有这样大的本事？1354年，拜占庭帝国派驻天主教教廷的特使，将一部希腊文的《伊利亚特》赠给彼得拉克。得到渴慕已久的荷马史诗，本是天大的好事，可是诗人在欣喜之余，却又感觉无比沮丧——因为他不通希腊文。在当年的书信中，彼得拉克说，自己虽然热切盼望能听到荷马的原声，但可惜手中的荷马“喑哑不能言”（mutus）。宝藏近在咫尺，但是却没有解锁的钥匙，这一幕已然定格在古典学术史上。一个读不懂希腊文、手捧荷马史诗而望洋兴叹的人，如何能“杜撰”出两万多行的希腊文诗句？
再看所谓“再创作”。作者提到皮拉图（Leonzio Pilato，？-1366）接受彼得拉克的建议，将两部荷马史诗译成拉丁文，再由薄伽丘润色。作者说皮拉图和薄伽丘“不仅是重要的抄本发掘及收藏者，也是再创作者”（第23页）。但是“再创作”究竟指的是什么，始终不清楚。揣摩作者之意，似乎是说二人在翻译过程中对荷马的原文上下其手，夹带私货，用自编的新故事代替了荷马的旧传说。按说这算是一个重大指控，等于说，原本成型于周代的古书，一下子降格成了元明之际的伪作。可是证据何在呢？翻遍这本印得非常疏朗的书，也找不到一丝证据。但一无证据，二无分析，这些都不能阻止作者判定皮图拉和薄伽丘作伪。而他所能依据的，自然还是充沛的情感和超人的胆识。
没有受过专门学术训练，稍微一碰具体细节，就不免出错。比如，作者要证明皮拉图和薄伽丘篡改、伪造了荷马史诗，使得劣币驱逐了良币，于是便极力抬高这个拉丁译本的地位：“以后这个拉丁译本就被作为荷马史诗的基本文本，被西方大量转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本。至于现在中国人顶礼膜拜的荷马史诗则已经是经过第四道的中文翻译……”（第31页）这个相当粗糙的拉丁文翻译，竟被作者当成了一座独木桥，好像后世欧洲各国的译者舍此便没有其他出路一般。但如果我们看看西方近代几个著名的译本，比如查普曼和蒲柏的英译本，达西埃夫人（Madame Dacier，1654-1720）的法文本，哪一个译者还会捧着这个十四世纪的拉丁译本不放呢？至于说中译本是“第四道”，也不明何义，难道作者竟会以为罗念生、王焕生的译本是从英文本转译的？
这部三百多页的灌水书，仅凭个人好恶和臆测，便随意给彼得拉克、薄伽丘安上各种罪名。古人已死，不会从地底下爬上来，和活人对簿公堂。这时诬枉古人，毫无压力，也毫无风险。作者在书中像念咒一样，反复高喊这样的指控，把自己的心情和嗓子都喊痛快了。但是谬误重复一千次，并不自动蜕变成真理。作者处理问题的随意和轻慢，也并不说明他的观点不值一驳。看在书名中“考”字的分上，和作者较一较真儿，还是多少有些必要的。
荷马史诗是伪造的吗？
作者和荷马史诗最过不去，车轱辘话说了一大摞，反复说这两部口传史诗不是信史，还搬来十九世纪德国和英国史学家以为佐证。可问题是，谁说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信史”呢？谁会相信《伊利亚特》卷十四中，宙斯和赫拉真的在山顶上豪放地男欢女爱？谁又相信《奥德赛》卷十一中，奥德修斯真的沉入地下，作冥府一日游？不要说十八世纪之后，就是未受启蒙洗礼的古人，都你追我赶、忙不迭地质疑这些神话。前苏格拉底派的哲人和后来的柏拉图，虽都对荷马作道德鞭挞，但共同的前提是，均不以这些故事为实录。早期基督教就更不用提了，希腊教父对荷马的诅咒和詈骂还言犹在耳（试读一下Tatian）。作者先把无人相信的理论扣在所有人身上，说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把夸诞的史诗当作了上古史，然后再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这样的胜利也未免太过轻巧了吧。
荷马史诗是否伪造，只要读读版本流传、校勘的简史，就不难弄明白。如果嫌这些文献学的书太过专业，还有一种省事的办法，就是看看考古发现。作者忿然道：“有谁来给我说一说？”我倒是可以请出一位证人，那就是在埃及发现的古代纸草文献（papyri）。这些文物从十九世纪开始陆续出土，既有残篇断简，也有篇幅较长的纸草卷子。其中有平头百姓过日子需要写的借条、契约、往来书信，有学生的习字帖，也有识文断字的人抄录的高雅文学。单单在著名的奥克西林克斯（Oxyrhynchus）一地，纸草残片和卷子就出土了数千件之多。这些外观破烂不堪的历史遗物，足以给作者上一课了。
《阿喀琉斯的愤怒》
目前出土的古代典籍的纸草写本中（区别于公文、文书类），以荷马史诗的残片数量为最多。我们先用数字来说话。纸草学领域，过去有一部常用的工具书，是Roger A. Pack编辑的《希腊-罗马时代埃及的希腊文、拉丁文典籍写本编目》（The Greek and Latin Literary Texts from Greco-Roman Egypt，第二版，1965年，以下简称《编目》）。编者将誊抄有古代典籍的所有已知的纸草写本，按照古典作家的姓名和所抄写文本的章节数，全部罗列出来，并加以编号。所以学者提到某件纸草残篇，往往会注出Pack这部书中的序号。《编目》中著录的有名有姓的希腊作家，共占七十五页（16-90页），著录的写本共计一千五百六十六件。这其中，抄录有荷马史诗的写本就占了二十一页（49-69页），共计六百零五件（编号552-1156），占到写本总数的五分之二。这还只是截止到1965年的情况。英国古文书学专家特纳在《希腊纸草》一书中（E. G. Turner, Greek Papyri，第二版，牛津，1980年），说当时已经编辑过的荷马史诗古抄本和残篇已有六百五十件之多，这个数字肯定在持续增长。这些纸草写本的年代，最早的被学者定在公元二世纪，最晚的定在六七世纪。这可以说明在古代晚期，荷马史诗在埃及一地是广受欢迎的。
《朱庇特与西提斯》
这些古代写本，大多是残篇，只保留下几行、甚至几个字。但是古文献的专家凭借哪怕几个字母，都可以确定书手抄录的是荷马史诗哪几行。另外，也有保存相对完整、抄有大段诗行的写本。比如，英国人佩特里（William Flinders Petrie）于1888年在埃及哈瓦拉（Hawara）一处墓穴中，发现了荷马史诗的纸草残卷，现保存于牛津的“饱蠹楼”。在Pack《编目》中，残卷的编号为616，抄写的年代定在二世纪，学界有时简称为“Hawara Homer”。虽是残卷，但从保存较完好的部分，不难看出原本抄录在卷子上的，是《伊利亚特》第二卷全文。这个残卷的最后一页，止于史诗卷二最后一行（第877行），书手在卷末还写有“《伊利亚特》卷二”字样，甚至还有校对者校读过后所加的记号。
《慕尼黑的狄俄墨得斯》
另有几件保存相对完好的荷马史诗写本，值得介绍。我们只需翻翻一部出版于1891年的老书，就会有更详细的了解。之所以引这本老书，是因为如今网上下载非常容易，读者可自行查对。这本书标题是《大英博物馆藏古代典籍纸草写本》（Classical Texts from Papyri in the British Museum），编辑者是凯尼恩（Frederic G. Kenyon，1863-1952）。凯尼恩于1909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知名的英国古文字学家。所著《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一书，已有极好的中译本，译者苏杰对他的生平有详细的介绍。编辑这本书时，凯尼恩还是写本部的助理，他将当时尚未披露的几部馆藏纸草写本做了详细的介绍，其中就列出了四件荷马史诗写本。比如，当时所知最长的荷马史诗写本（大英博物馆编号为126，Pack编号为634），是由英国人A. C. Harris于1854年在埃及发现的。这个写本的形制不是卷子（roll），而是册子（codex），共九页，每页对折，左上角装订的穿孔仍在。书手誊抄的是《伊利亚特》，始于第二卷101行，终于第四卷第40行。虽然卷二中，希腊和特洛伊英雄登台亮相的部分（Catalogue）省略了三百行，但只看抄在纸草页面上的，也有多半部第二卷和整部第三卷，加起来超过一千行。肯尼恩将这个写本的年代定在公元四五世纪之间（详第81-92页），但后来也有学者定在更早的三世纪。肯尼恩讨论的最后一部写本（大英博物馆编号128， Pack《编目》中编号为 998）是《伊利亚特》最后两卷，共保留了第二十三卷中的五百六十多行，以及第二十四卷中五百二十余行。就是说，这个写本为我们提供了古代晚期在民间传抄的一千多行的荷马史诗。
《海伦与帕里斯》
《希腊伪史考》的作者不是高呼“荷马史诗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伪作”吗？在立说之前，最好能先做初步的调研。如果想脚踏实地，甚至可以到现今的大英图书馆访一访这些卷子。若不明纸草文献的贡献，便没有资格对荷马史诗的传抄说三道四。当然，作者还可以祭出“阴谋论”这件法宝，谁也无权阻止他作下面的推测：由共济会资助的造伪高手，先雇人、雇船远赴埃及，购得生产纸草的原材料；再依老普林尼《自然史》中给出的步骤，加工出从十一世纪以来就已不见于欧洲的纸草；然后，将编造出的史诗文本秘密抄录于其上，并制造文字漫漶的假象；此后，再花钱雇人、雇船，千里迢迢，重返埃及，觅得几处穷乡僻壤，选择月黑风高夜，将整批赝品深埋于地下，并巧设标记，以为诱饵，吸引四百年后一群头脑简单的英国人来发掘整理。这就如同当年康有为所论，刘歆为辅佐王莽篡汉，不仅于古书多所羼乱，还私铸钟鼎彝器，偷偷埋藏各地，以欺后世。作者若能以康南海为榜样，揪出共济会里的刘歆，以自圆其说，倒是一个更加新颖、更加刺激的假说。
亚里士多德也是伪造的？
《希腊伪史考》的作者豪气干云，虽缺乏专业知识，却准备赤手空拳，推翻西方古典学问的大厦，打一个学术上的翻身仗。他不是质疑某部古代典籍，而是想一窝端，将全部希腊古书斥为伪作。按说这样的全称判断最容易推翻，只要随便找出一个特例，作者惊悚的论断就不攻自破了。上一节中，我找来纸草写本这样一位哑巴证人，证明荷马史诗的传抄渊源有自。但作者除了荷马之后，对亚里士多德也是揪着不放，所以这里只好再费些唇舌，在纸草文献之外，说说亚氏著作的流传。
为证明亚里士多德“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传疑人物”（125页），作者引用了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主编苗力田的综述。苗力田撮述西方学者的论点，介绍了亚氏著作在早期的传抄和编辑。这个过程一波三折，很有些扑朔迷离，但苗教授并未遽然下判断，将亚氏所有撰述均斥为伪造（否则翻译中文版全集，意义何在？）。《希腊伪史考》的作者却拿着鸡毛当令箭，从苗教授存疑的口吻，一下子飞跃到取消亚里士多德的历史存在。为更好说明，我先简要追述一下这件事的原委。由于其中涉及的人物众多，所以无关紧要的人名我就先略去。这段故事的来源，是希腊地理学家斯特雷波（Strabo，约公元前63-21年）。在其《地理志》一书中（13. 1. 54），提到亚氏辞世时，将其藏书（应当包括自己的撰述和札记）和主持的学园托付给弟子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继承。此人死后，亚氏的藏书就被人带到小亚细亚的Troad。由于接手这批藏书的人不事学问，所以只胡乱散放在家中。后来，帕伽玛（Pergamum）国王为建图书馆，广搜天下图籍，这家的后人怕藏书被官家征走，就把这批书埋于地下。这样一来，书籍不免受潮，又被虫蛀，所以严重受损。再后来，这家后人将书高价卖给雅典的藏书家Apellion。此人试图修补，将稿本誊抄在新卷之上，但传写中间，文字上不免又增了更多的讹误。后来，罗马执政官苏拉（Sulla，就是平定斯巴达克斯起义的主将）于公元前86年攻克雅典，将这批藏书据为己有，并运至罗马。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苏拉列传》中又记，最后是逍遥派一位学者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 of Rhodes）得到抄本，编定目录，并公之于众。以上就是这段故事的梗概。
讨论如此专业的问题，需要求助于专业人士。专治亚里士多德的学者乔纳森·巴恩斯（Jonathan Barnes）曾撰一篇长文，题为“Roman Aristotle”（载于他主编的论文集Philosophia Togata II，牛津，1997年）。巴恩斯对于上面这一段古代记载，做了穷尽的考证。学界一般认为，最后在罗马编定亚氏著作的安德罗尼库斯，做了大量校勘、编辑的工作，在历史上首次推出亚氏著作的定本，并直接导致了逍遥派学说在罗马的全面复兴。巴恩斯却证明，这位亚里士多德的大功臣，其实远称不上亚氏著述校勘整理的鼻祖。他的工作很可能只是简单的修修补补（加标题、分章节、疏通文句），而不是对勘不同抄本，然后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校雠。和我们眼前这个话题相关的是，巴恩斯在文中梳理了西塞罗的全部作品，确定了西塞罗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究竟有何了解、熟悉到何种程度（46-59页），从而证明了在安德罗尼库斯开始着手整理亚氏著作之前，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著作已经通过其他渠道流传于学者中间，大家不必非要等到罗马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问世。
如果《希腊伪史考》的作者想证明亚氏作品全是伪造，那么他也需要同时证明，现存拉丁文一切典籍中对亚氏的引用、总结、撮述也全是被西方的“刘歆”们阴谋羼入的。希腊和罗马血肉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谁要想将希腊枭首，也必须要砍罗马的头。所以，我建议作者为证成己说，不妨采用更简单、更凶猛的做法，就是干脆宣布所有拉丁文献也是伪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斩尽杀绝，从而将西方古代所有载籍夷为平地，变成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到那时，再妄诞的理论都不愁没有立足的空间。
“学术义和团”的焦虑
这本书拉拉杂杂，啰里啰嗦，但其独到之处可归纳为两点：把西方古典传统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这就是《希腊伪史考》的主题；不拿证据，不讲道理，这就是这本书的方法。
书中有一篇一页半的博文，题为“疑古不要只疑中国”，可算是对作者的创作心理最好的诠释。作者以为，既然顾颉刚可以怀疑中国古史和古籍，那我们为何不能怀疑西洋古史和古籍呢？“无脑一族的不少中国精英只会怀疑中国古史的一切，对矛盾百出千奇百怪的希腊伪史则始终深信不疑”（79页）。因为不满国人对自家历史的怀疑，于是在缺少任何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就硬要去怀疑西人的古史，这多少有点像是小孩子赌气。作者仿佛说：你们自甘堕落，抬高西方，那我就要把西方毁给你们看！这样可爱的愤怒好像是作者主要的精神动力。所以，作者要“通过疑洋人之古而颠覆西化精英们创造的迷信，是老顽童闲暇之一乐”（97页）。作此书的目的，“不为其他，只为找寻真相，戏弄西化精英并博智者一笑。也让西人知道中国人还并非皆属无脑一族”（101页）。这“一笑”和“一乐”，说明作者很戏谑、很欢乐，但是要真想让西人知道国人并非“无脑”，这本书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对西方学术宣告胜利，有两法。一种是深入西方学术腹地，然后以严谨的学术、充足的证据、理性的语言，将人家批驳得体无完肤，哑口无言，让老外输得心服口服，不得再藐视我天朝上国。这件工作，若假以时日，不见得就没人能完成。这是笨办法，也是讲理的办法。还有一种巧胜法，便是作者的招式：不看书，不学习，不和人家真正过招，将臆造的理论如同符咒般念动上千次，然后直接宣布自己的胜利。这样的胜利来得太容易，自然也很廉价，它拼的不是学识和学力，而是胆量和张狂。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又没有练得硬功夫，便只有在新时代活学活用精神胜利法了。
何新先生坚定地认为，西方伪造希腊历史的幕后黑手是共济会，而且这个“境外势力”已早早干预了我国内政。可怜的胡适，被作者册封为“共济会的中国门徒”（96页）。据作者称，这位胡骨干发展了他的下线顾颉刚，策划并制造了“古史辨”运动，否定了中国的上古史，沉重打击了国人的自尊自信。如此精彩的故事，想必会引来小说家的注意。但是，我还是执拗地想再问一句：证据何在？如何证明胡适是共济会中国分舵的堂主呢？共济会给他的委任状也罢，派遣证也罢，密电码也罢，好歹也应举出一两样证据，以作为呈堂证供。可惜我们的作者永远在指控，却永远不能举证。
《希腊伪史考》的论点，因为没有任何论证，所以连荒谬都说不上。书中暴露出的，不仅仅是无知，还有更惊人的狂妄和虚矫。面对这样一部蛮不讲理的书，其中数不清的车轱辘话、专业知识的硬伤、西文拼写错误、逻辑不通、排印错误等等，都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有一处，最后还是想提出来说一说。从正文第一页开始，一直到最后一页，所有“印度”、“印欧”之“印”字，都被一神秘记号取代。这个字，字典中不收，连“字”都称不上，恐怕只能称为“符”。它是左右结构，左边是一小横，右边是偏旁“卩”。这个“符”反复出现，贯穿全书，赋予这部毫无结构可言的随感集一种独特的连贯性。连“印刷”的“印”字都印错了上百次的书，居然还能印行，这实在令人称奇。不知道这又是哪个秘密帮会在作怪。
谢选骏指出：作者忽略了了，何新“希腊伪史”的研究体现了王阳明哲学的博大精深——由于何新没有去过希腊，所以希腊就不存在；由于何新不识希腊文，所以希腊文献就是伪造的了！
附录1《给被灌水的伪希腊史放水》
《希腊伪史考》序
何新
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关于希腊历史的书上无不这样说：
“希腊文化是西方（欧美）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开始于爱琴文化，爱琴文化包括克里特文化和迈锡尼文化。希腊文化一产生，就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质……”云云。
殊不知，这些说法完全违背考古实证，也没有任何可资考证的可信史料作为支持。古代希腊文明至今并没有任何可信的文献学或者考古学的可信的系统历史作为证明。长期以来，西方历史，世界历史，仍然是中国人的一个巨大盲区。
例如希腊问题，这里必须指出多数国人、包括许多希腊史专家尚都不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公元5世纪）到文艺复兴（15世纪）的1000年所谓“黑暗世纪”（中世纪）里，多数的欧洲人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曾经存在什么希腊文明，也几乎没有人懂古希腊文。
史学家都知道，研究历史，讲述历史，首先应当考订和证信史料。而关于希腊史，令人震惊的事实就是，所有描述希腊历史的西方史料，既不是来自希腊，也不是第一手的直接史料，甚至也不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所谓的希腊史是一个完全没有原始史料的传说故事。希腊史只有神话，所谓的先史希腊，完全是一个无信史的幽灵国度。
有人说何新你何以敢妄论希腊史？——你读得懂古希腊文吗？
殊不知，研究古希腊问题并不需要懂得古希腊文！为什么？因为凡人们所知道的现存的所有“希腊名著和历史著作”——实际上没有一部是用古代希腊文字写成的！
实际上，那些所谓的古希腊原著现今也没有一部还存在！所谓的古希腊文，连同其全部著作，在1453年亚欧交界处那个“东罗马”帝国（西方诡异地将其改名为所谓“拜占庭帝国”，这是欧洲人捏造出来的假名字）灭亡后，就也随之一起消失了。现在西方流传的所谓希腊名著——包括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都早已不是古希腊文的原件。而且更为讽刺的是，事实上也没有人真正知道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种原件存在过。
其实西方人知道希腊很晚，而且是通过西部亚洲地区的东罗马人才知道希腊的。
伪造古希腊是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可以说所谓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再创造一个古希腊的文化运动。当时主要是意大利托斯卡纳——包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地区的银行家和共和国政客们为了反对教皇和天主教的独断统治，而需要寻找和建立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和传统来对抗。而古罗马文化与天主教文化结合太过紧密，所以不合需要。因此共济会的思想家们才重新发现和创作了一套关于美丽“古希腊理想城邦文明和艺术”的故事。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希腊艺术作品，其实也是文艺复兴那些大师们冒名顶替的作品。
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的名作：柏拉图和雅典学院
在文艺复兴前，欧洲文化界是通过十字军、东罗马人和阿拉伯学者的媒介，才知道古代似乎曾经有一个所谓的“希腊文明”存在，并且才有学者开始通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间接地学习希腊文（如诗人薄伽丘Giovanni Boccàccio），开始了解希腊，也开始利用和炒作希腊这个话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对于希腊文献和文化的大规模而且有意识地伪造活动。这种伪造的目的，就是要为意大利新兴的资本主义城邦文明制造一个冒牌的老祖宗。
17世纪以后发生的启蒙运动中出现了批判的学术思潮，有人开始发现和揭露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人的这种伪造。于是19世纪又发生了第二次的再度伪造运动，这次是考古学的伪造。伪造的方法，就是把荷马著作中的神话考古化和历史化，用荷马神话来解释考古挖掘的东西——例如出现在亚洲土耳其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数十个特洛伊遗址，就是这种神话历史化的产物。西方人甚至为此而不惜伪造一些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
20世纪以后西方学界继续进行这种伪造。这一方面是仍要给过去制造的希腊谎言圆谎，另一方面则是现实政治的需要，有必要论证“伟大的希腊民主传统”是近代西方民主的渊源，证明西方文明的源远流长，从而维护西方白色种族主义的“神圣”价值道统。
近代西方历史学在希腊问题上发展了一整套系统的作伪手法，包括：
（1）捏造一个希腊人的“海外大殖民运动“，从而制造了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岸建立”大希腊殖民地、大希腊帝国”的诡说。声称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希腊诸城邦因人口饱和而向外扩张建立海外殖民地。这种说法其实是把16世纪以后西方的大航海和海外殖民地开拓的历史复制到古希腊历史中，既没有任何可信史料为根据，更没有任何考古实证作为为支持，是典型的异想天开的胡说八道。但是竟然流传极广，闻者皆信。竟然无人考证这种说法在人力上、技术上和军事上是否具有任何可能性。
西方在希腊学中制造这一伪说的真正目的，是以伪造的地理和民族概念，模糊在古代历史上莫须有的希腊国家和希腊民族本身，以便把小亚细亚地区、埃及地区以及腓尼基人和早期意大利半岛南部的文明都笼统地包装到所谓的“泛希腊文明”中去。
（2）模糊本土希腊和希腊民族的概念。实际上，西方学术从来不敢对希腊人、希腊地理概念和古希腊文字语言作出概念明确的界定。
究竟希腊人是谁？是有色人种还是白色人种？古希腊人究竟讲什么语言？所谓的古希腊文与今天的希腊文是否一回事？二者有连续演变关系吗？历史上区区不过1——2万人口的小小雅典城邦人，难道是所谓的“大希腊”或者“泛希腊”范围中上亿复杂的种族、民族和人类的祖先吗？？？
（3）凭空制造一个“希腊化”或者“大希腊”的伪概念，从而把诸如马其顿人这种原不属于希腊人的种族与希腊民族混为一谈，等等。总之，全部可以搞成一锅粥，一勺杂烩，以便于掩饰各种学术谎言和伪造。
（4）凭空制造一个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拜占廷帝国”的伪概念，来模糊化或者直接抹掉建立于亚洲欧洲结合部主要领土在亚洲（包括土耳其和叙利亚）地区的东罗马帝国对于欧洲文明的重大影响。
我最近查阅了许多中国人翻译的希腊题材书籍——我惊讶地发现，这些书籍其实都是第三手货色——也就是说完全是转译自英文的。
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除了已故著名翻译家苗力田先生在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时客观诚实地告诉读者——他所翻译的所谓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目前还并不能证明它们确实是出自亚里士多德之手的原作，而是文艺复兴前后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从阿拉伯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著作转译而来，然后再转译成英文——再变成中文就已经是第三手的转译了。
至于其他那些什么希腊学的名著译作，基本都有故意隐瞒真身的冒牌货之嫌——因为多数译者并没有向读者表明货物的原产地并不是出自希腊的原作，也不是能够核查其身份和原文的直译，而只是来自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间接翻译。这些译者很少认真考证一下这些著作的真正出处（原产地）究竟是不是希腊。
其实，坊间所谓的希腊名著，基本上有一本算一本——全部都是出自文艺复兴以后，从各种复杂渠道来到意大利威尼斯或者佛罗伦萨的转手货，包括希罗多德、休昔底德、荷马、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等所有那些耳熟能详的希腊学名著。
所以，也许你已经翻译过、或者阅读过无数关于荷马、休昔底德、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书——但只要此前你并不知道这些书中的许多内容是靠不住的灌水货色，那你译了也是瞎译，读了也是白读。
希腊是一个问题！——就连古希腊人到底属于什么人种，究竟是亚非移民还是欧洲移民，是纯白种人还是地中海蒙古种（有色人种）目前都还难以弄清——那么侈谈什么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岂非扯淡？！
因此，对于希腊问题一切讨论的要点，首先就必须证明目前关于希腊所知的所有那些书籍文献——包括荷马、休昔底德、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的著作，确实是来自希腊人和作者本人的著作，也就是必须先为其验明正身。其次还需要证明这些作品在内容上，未曾被文艺复兴时期那些翻译者和编译者注水，证明它们不是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出笼而用来托古改制的赝品、冒牌货和伪造品。
事实上，关于希腊的许多历史文献的确存在被伪造或者后期加工的可疑性。希腊古代根本不成其为国家，希腊本身从来没有古代中国那种国家修史的传统，没有留存下任何真实可信一而贯之的古代文献和历史，能够像中国的二十四史等历史文献那样世世代代不中断地传世。
因之，这些二手、三手文献中关于古代希腊的种种记载描述都是高度不可信的——例如关于大希腊的殖民地问题，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大哲学体系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在本书中会有初步的揭示和讨论。
那么，任何人要反驳我，要证明那些关于古希腊的传说、神话和记载确实可信，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请先提供这些著作的原作和“出生证”，请审核查明这些文件的始末出处，从而证明这些文献本身确定没有被灌水。
而我却发现，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几百年来都未能做到这一点。西方人至今无法证明关于荷马、修昔底德、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原始可信性。连《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权威的集体著作也不能不承认确实存在一个“荷马问题”——荷马究竟是谁？是否真实存在过？这仍然是问题——那么，凭什么要我们相信关于希腊的那些历史和文化传说是可信的？
实际上本书中列举一系列连锁证据，足以证明西方近代关于希腊的史书甚至包括考古内容中，有大量的伪造、赝品和水分。这也就是我近期之所以敢于开博设论——对全部希腊伪史问题提出一系列重大质疑、否证和批判的根据。
有人问，你对希腊历史做这种质疑究竟是什么目的？
很简单，当我研究中国古史时发现，我们中国的历史在百年之间曾被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疑古派，用各种放大镜和显微镜吹毛求疵地审了一个遍，目的就是把曾经伟大辉煌的中华古文明论证成垃圾和虚无——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据实考证方法来考问一下他们西方的历史呢？
本书是一个尝试，就是要看看能否打破某些人长期以来不断鼓吹和灌输的对希腊文化的崇拜以及对西方史学意识形态的迷信！是否可以由这里开始，让中国人知道，我们在西方历史面前并不必那么自卑和鞠躬顶礼——过去一些年（包括早年的笔者本人）曾经做过的那些什么东、西方文化比较，现在看来多数是扯淡！以往人们心目中高不可攀、神奇无比的那个伟大古希腊确实只是一种“神话”而已。真正的希腊地区文化，其实不过是窃取或者说承袭了小亚细亚地区（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地区和腓尼基人）的文明成果的二手货，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类如雅典城邦文明的东西，多数则是假冒伪劣的灌水货。
近代西方史学及所谓希腊学的许多“考古”挖掘也是可疑的，不乏伪造、造假、吹牛、撒谎、诡辩，甚至包括著名的、被许多公知认为是无上“权威”的《剑桥希腊史》、《牛津希腊史》——其中许多东西也都是为某种宗教和神话需要服务的，是为政治需要服务的，有不少是为幕后财团或者利益集团的需要服务而订制或者编制的。总之，历史学的确不是一座纯净、透明、圣洁的什么象牙之塔。
英国诗人雪莱曾经讲过一句著名的名言：“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宗教。”（这个说法其实严格说是个错误，因为西方的宗教不是来自希腊人而是来自希伯来——犹太人。）
也许传说中的希腊的确很美好。可惜历史上真正的希腊并非其然。美丽的传说希腊并非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而只是文艺复兴以后出现的一个虚拟的海市蜃楼而已，如同那个断臂美人维纳斯——也是一位出身本末不明而被整容过的人造美女，是被包装出来甚或冒名顶替的。
这本书中的多数文论出自笔者的博客，有些文章是一时即兴的随笔之作，甚至未脱火气和土气。但我想就有意保持其原生态吧。这本书只是对于希腊伪史的一个初论，而只要精力允许，我以后还会陆续发表其续论和三论——这也是我对西方历史学的一次挑战。如同我过去的所有著作一样，本书的论证不可能没有某种失误——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多年思考也足以使我确信，我所挑战的主要方向是正确无误的。
那么，正如小亚细亚的寓言家伊索的名言——“这里就是罗德斯，就在这里跳吧！”
就让我们从希腊开始，来重新寻求世界历史幕后那些一直被掩盖了的真相吧！
何新
2012年10月5日记于北京
谢选骏指出：何新基本不懂，“古代希腊”是一个文化圈，不是一个国家政权，所以，除非他能证明希腊文并不存在，否则他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附录2《古希腊的历史到底是不是后人伪造的？》（2017-06-26 专栏作者 逝川）报道：
在谈到希腊的时候，各位读者的脑海中会出现什么？是荷马史诗中的美女海伦和特洛伊木马？是旅游胜地的圣托里尼和帕特农神庙？还是影视和动画中的斯巴达300勇士和圣斗士？
德国女演员黛安·克鲁格曾在电影《特洛伊》中饰演美艳的海伦（图片来源：德国《明镜周刊》）
这几年的中文互联网上，关于希腊，除了破产和难民外，正在渐渐形成这样一种氛围：古希腊的辉煌是人造的，是西方学者精心打造抢占文明制高点的一部伪史。
这样一种观点的源头，其实可以上溯到17世纪，法国人就已经这么干过了，阿尔杜安神父就带着彻底怀疑的态度假设大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章都是14世纪多明我派的伪作（《伯里克利：伟人考验下的雅典民主》）。
所以2013年出版的何新先生的著作——《希腊伪史考》也只能说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了。里面提到了一些有趣的观点，尤其是古希腊只是一个地名而非一个殖民帝国，亚里士多德著作太多范围太广更像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观点经过各种社交网络的传播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支持者认为何新先生分析有理有据，古希腊史不过是为了稳固西方中心论的工具；反对者也不少，认为此书只不过利用贬低他人来获得廉价的民族自豪感罢了。
去年习近平主席把过去的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扩展到了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个问题涉及到了“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于是笔者也想着来蹭蹭热点，聊一聊这有趣的古希腊。
希腊的历史
如同化学领域在谈论某种物质毒性的时候不说明剂量是在耍流氓，谈论希腊历史的时候不指明断代也是耍流氓，所以先来回顾一下希腊历史断代。由于希腊人的势力范围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变动，因此希腊历史所涉及的相关地域具有相当弹性，每一个时期的地域范围都不尽相同（这点其实同我国是相似的，只不过我国是随着历史发展，从黄河流域的一小块地方扩展到现今的大公鸡，可不要以为是充话费送的哦）。
希腊按已有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可以分为史前时代、黑暗时代、古风时代、泛希腊时代、罗马时代、中世纪、奥斯曼帝国时代、现代希腊。
史前时代
约公元前2000年，从巴尔干半岛来了一群人，自称Hellens（希伦人），进入了希腊半岛，并扩展到爱琴海一带。希伦人与爱琴海沿岸的原住民相互融合同化，形成了希腊人的祖先。这段时间，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表，华夏文明正处于夏朝时期。
这段时期是希腊的青铜时代，爱琴文明中的佼佼者，当首推名气最大的米诺斯文明（也是争议很大）和迈锡尼文明。
米诺斯文明，又因为发现以克里特岛而被命名为克里特文明，活跃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700年~约前1450年。由于该文明的文字线形文字A尚未被破译，所以就连米诺斯这个名字也是现代考古学家给起的，来源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作为一个海上商人的文明，曾经活跃于爱琴海各个岛屿之间，最终为迈锡尼人占领而结束。
荷马雕像
迈锡尼文明，因伯罗奔尼撒（Peloponissos）半岛上的迈锡尼城而得名。她继承和发扬了米诺斯文明，后于公元前1100年左右灭亡。这是古希腊史前时代重要的一个阶段，众多古希腊神话和文学的设定都在此时期，最有名的一部作品，当属《荷马史诗》。《荷马史诗》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组成，分别记录了特洛伊战争第十年的故事和伊萨卡国王奥德修斯在攻陷特洛伊后归国途中十年的漂泊故事。
黑暗时代
迈锡尼文明衰落于约公元前1100年，标志着希腊历史进入了黑暗时代（Greek Dark Ages又称荷马时代Homeric Age），这段时期持续了约300年，期间希腊的人口和文化都大幅度下降。直到约公元前800年，最早的古希腊城邦崛起才结束。
关于迈锡尼文明衰落的原因，至今尚无定论。有学者假设迈锡尼文明毁于巴尔干半岛北部的多利安人入侵，这些来自希腊北部和西北部的居民，受旱灾饥荒逼迫南迁。他们经陆路和海路，穿过希腊中部，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所过之处城市焚毁，居民惨遭屠戮，迈锡尼文明一度中断退回到了原始时代。
但也有学者凭借新发现的考古证据认为有可能是干旱和粮食歉收毁灭了迈锡尼文明，而并非多利安人入侵。
总之，在这一时代的末期，希腊的历史车轮终于继续前进，来自北方的多利安人入侵抑或是移民，也和希腊的原住民逐渐融合，开始建立大大小小的城邦，希腊的文明重新燃起了希望之光。进入了古风时代。
网民评论：
简单
《荷马史诗》啊？中国还有《封神榜》哦，你看开天辟地的盘古都是中国的。
2017-06-26 16:25查看回复 7 举报 分享 回复 踩12 赞473 收藏
走投无路的人思想的交流，是最难的。希腊绝对有历史，人家从新石器时代过来的，出土的许多东西都是真的。但是古希腊的发展没有那么辉煌，搞的好像是人类文明摇篮似的，只不过是西方最近几百年发达了，把希腊认作是自己的发源地，然后告诉大家人类最起先的文明就是靠殖民发达起来的，所以，我殖民是有着光荣传统的！让自己的殖民掠夺有了合法的光环。
2017-06-26 16:27查看回复 12 举报 分享 回复 踩10 赞466 收藏
知止如何。还真是属于蹭热度的。这文章，反驳不是反驳，考证不是考证。不知作者何意？
2017-06-26 16:34查看回复 7 举报 分享 回复 踩16 赞427 收藏
91608789
很好，开始讨论了：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希腊化埃及的第三大城市）出土文物在线扫描图库。这里出土了大量文献：欧里庇得斯传记，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以及众多政府及私人文件。仅牛津大学就收藏了10万篇以上，总量难以估计，全部翻译、出版、电子化更是遥遥无期。这些材料的考古出处在哪里？不要告诉是那个埃及郊区垃圾场？他们是如何承传下来的？
2017-06-26 16:36查看回复 20 举报 分享 回复 踩23 赞354 收藏
超级大坑。那些文物做过测年吗？
2017-06-26 16:31查看回复 3 举报 分享 回复 踩7 赞253 收藏
monohan
几何学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在埃及发展起来倒有可能，希腊那破碎贫瘠的地方有现实条件吗。
2017-06-26 16:33查看回复 8 举报 分享 回复 踩19 赞221 收藏
泳者的生活false
好像只是重新罗列一遍已有的&史实&
2017-06-26 16:23举报 分享 回复 踩5 赞174 收藏
龙威裂天横霸空闪绝影幻杀
作者给自己打的标签好像误会了自己。
谢选骏指出：何新的共产党主子喜欢伪造东西，结果让何新跟着伪造，最后变成一个怀疑狂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希腊伪史”之伪。按照“希腊伪史”的逻辑，任何历史都无法相信，因为我们都没有亲自见证。
附录3《希腊伪史论的关键六点》（何新 2016-9-28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报道：
[对何新的看法，我是同意的。看重的证据有三：1）西方至今没有相对应的希腊原始文本出现，哪怕是片段；2）据说是翻译自阿拉伯文，但也没有相应的阿拉伯原始文本存在，哪怕是片段；3）文字数量、结构和内容的描述完整性大大地超过了当时文化物质所能承担的水平。以此看来，早于西方文艺复兴1000年的中国诸子百家仍是世界一切知识和文明的开端，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所有已知文明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相应的文章。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全世界都将会承认，且证明全世界的文明开端于中华文明。假的终究是假的。]
何新：希腊伪史论的关键六点
北大高峰风的“学术义和团”一文，对我在《希腊伪史考》一书中所阐述而必须理清的一些基本概念问题刻意回避，却闲扯一些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琐碎细节，貌似颇有学问，其实屁也不是。其主要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诡辩之术！
最有趣的是，高文有意捏造一些我没有的愚蠢论点和错误——竖起一堆稻草人，然后引弓射箭，大加挞伐，标标命中，然后即得意满满地宣称老何很无知，缺少基本知识，获胜凯旋。
我掩鼻读完其臭文，不禁莞尔而笑——这傻玩意，留洋归来学会了用文字栽赃的本领。难怪对洋人的作伪术五体投地呢！北京大学现在竟然有手腕这么卑劣、水准这么下三烂的海归博士？
但是，他说我的《希腊伪史考》书中有排印以及某些方面的疏忽与错误。可能，难免。
我近年患病，精力有限，没办法亲自校书。也很高兴留点缺陷给假洋鬼子去挑刺批驳，让他们心理得到一点平衡，以抚慰一下他们内心的自卑、嫉妒、恨，这也不错。当然，出新版时一些细节问题会予以校正。
下面就谈谈希腊伪史问题的真正的要害所在。
希腊伪史论的关键六点
希腊文明真伪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下六个方面。这是一切狡猾的洋鬼子和假洋鬼子所一向精心回避，绝对不敢正面回应的要害之所在：
一、历史中从不存在什么“希腊国”、“希腊文化”
其实，我立论批判希腊伪文化和伪史的关键论点是基于以下4点：
1、有人以为希腊是一个国家。实际上，希腊在19世纪发生摆脱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希腊独立运动之前，历史上的希腊半岛上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独立、自主、名字叫“希腊”的主权国家，也从来不存在一个以雅典为中心的”辉煌“的古希腊文化！
2、由于古代的希腊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所以希腊也从来没有形成独立的主权，没有王权、王朝和希腊国王。
在历史的多数时期。希腊半岛的部分或全体，曾经隶属于波斯、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后来隶属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但是，历史上的希腊半岛及周边区域，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什么“大希腊殖民帝国”而存在过。
［请注意：这里强调的并不是一个叫”希腊“或别的名称的国家和文化是否存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国家和文化的”希腊“——在全部历史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希腊文化，是西方近代史学及考古所虚构造型出来的一个民主乌托邦。］
3、在亚历山大征服希腊半岛以前，希腊半岛仅仅存在一些经济和文化极其落后的小城邦，如雅典、斯巴达。雅典城邦的全盛时期也只有2—10万左右的总人口。实际上这一数字也是高估的。
［古典时代雅典城邦公民人口总数在2—3万左右，加上周边农村及奴隶，总人口在10万人左右。（此据希腊史学者王大庆及解光云的推算）］
希腊是个多山国，地理条件恶劣，至今极为贫困，各城邦之间交通不变，互相联系很少。由于历史中没有统一的希腊王国或帝国，也没有存在过什么统一的希腊军队。这个半岛上任何小城邦的统治者，其治权从来没有超越小城邦的狭窄区域。
4、因此，历来被传说和膜拜的所谓“伟大的史前希腊史”，只是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根据来历不明的“荷马史诗”，利用涵义模糊不清的“希腊”这个概念，所虚构、编造出来的一系列传说和神话故事。在历史中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
其实，任何人要驳倒我的希腊伪史论，只须首先反驳以上4点，从而证明在1832年以前世界上确实曾经有一个希腊王国或者希腊王朝，或者希腊殖民帝国，或者“希腊民主联邦国”存在过——证明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载体，希腊国家与希腊民族曾经在何年何地存在过，那么我的希腊伪史论自然就不能成立，人们就可以把所有的伟大和光荣都归于这个政治及文化的实体。
但是，如果历史上根本找不到这样一个希腊国作为希腊文明的历史实体和文明主体而存在——那么我们就不知道统一的希腊民族和文化究竟寄存在哪里。就不得不承认，迄今中外希腊粉丝所有关于“古希腊历史文明”如何辉煌伟大的神话，都是在扯淡！
二、荷马是亚洲人，荷马史诗不是希腊的史诗
荷马史诗出身可疑，来历不明。
荷马究竟是哪里人，是哪国人？如果世界上根本没有希腊国存在，那么荷马也就当然不是希腊人。难道荷马是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
荷马是希腊半岛本土的欧洲人吗？不是。其实，一向被称为希腊伟大诗人的荷马，并不是欧洲的希腊人而是亚洲人——小亚细亚人。
有意思的问题是，如果当时世界上根本没有希腊国的存在，那又凭什么说荷马的作品都是关于希腊的神话和史诗呢？？？
实际上，荷马到底是谁，什么时代的人，甚至是男人还是女人,一个人还是一群人？——这些问题至今西方学界也没有弄清楚，没有定论！可是，现今全部希腊史前史，却都是根据说不清、也道不白的荷马史诗和神话编造、杜撰出来的！
［号称曾经藏有荷马此书唯一原本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早在公元初年据说就被战乱毁灭了，据说片纸无存。而英国19世纪桑兹的《西方古典学术史》，被高某大肆吹捧。你吹个屁啊，那本书就是西人自己给伪造的西方历史堵窟窿的书，书中鬼话连篇，谎话连篇！譬如亚历山大图书馆，桑兹说没有被烧——这其实就是在抽英国希腊罗马祖师爷吉本的大嘴巴！
其实亚历山大图书馆，就连它到底存在不存在，可能不可能存在——在西方历史学中还有争议，至今也还是个问题。西方古代无信史！文艺复兴后在西方突然冒出来的那些希腊罗马著作——多数至今无法定论其文本真伪。］
高某文中详细地列举了某些英国人关于荷马史诗的说法，宣称在埃及纸草残片中得到了一系列发现。本人不是荷马版本学家，目前暂且无意讨论这些所谓的埃及纸草版荷马的真伪问题。我只想说，这些纸草帮助不了希腊伪史制造者什么忙。
荷马史诗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阿凯亚人”攻打伊利昂城的传说。但是，这一战争并不是发生在希腊半岛上，也不是什么“希腊人”的战争。既然希腊国本身是一个子虚乌有之邦，那么又哪里来的希腊人对外国人的战争呢？荷马说的“阿凯亚人”，其实是亚洲人（爱奥尼亚——小亚细亚）人，而不是希腊半岛或者雅典希腊的欧洲人。
从过去一世纪间的西方考古学看，都认为荷马史诗中描写的战争发生在地中海东岸的亚洲、小亚细亚。（如19世纪末，德国学者施里曼在小亚细亚西岸的希萨里克发掘一座古城的遗址，认为这个古城就是古代特洛伊人的都城伊利昂。）
总之荷马史诗与所谓的希腊半岛历史——特别是雅典希腊历史，并无关系。说荷马诗篇是关于希腊人的史诗，叫做驴唇不对马嘴。
三、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本不属于希腊
有人说，希腊考古有克里特和迈锡尼文化的发现。请问公元前3000年——1000年当时世界上有“希腊”这个国家存在吗？
如果没有，凭什么把这两个独立自生的岛屿古文化，归属于当时根本不存在的古希腊呢？有人说是根据荷马的神话故事——这不是放屁吗？！如果荷马神话可以用来证史，那么西游记、封神榜也都可以进中国历史作为教科书了！
所谓的克里特和麦锡尼考古，虽然出土物也许未必全是假的——但被西方学者揭露质疑的假古董确实也有不少。（例如那些画图精美的陶罐就大有可疑——因为当时全人类都还没有那种彩陶烧制和绘画的技术。）至于那个牛头人身的妖怪克里特国王米诺斯，则肯定100%是假货。那些什么泥版线性文字A/B——居然都是一个个那么类似古汉字的方块文字，我看也不像真货——我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猜想会不会是洋人仿照中国石器时代的陶文方块字而伪造的呢？泥版那东西，很容易伪造啊！
四、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文本可疑
至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确，就是全部流传不明，也没有保存下来的任何原始版本！（别说老何不懂古希腊文，所以没资格讨论这个——若我没资格，那世上也就没人有资格！因为那些所谓的希腊著作，几乎没有一本是古希腊文的原著，不是来自希伯来文就是来自阿拉伯文——从来就没有人见过存在什么古希腊原始文本）——谁若说有，那就请告诉大家，究竟中国的哪本希腊著作，是从古希腊文直接翻译的？！
至于那些浩如烟海的所谓“亚里士多德著作”，很可能是来自古代小亚细亚地区许多不同时期、不同作者之著作的冒名顶替的堆砌，所以连中文《亚氏全集》的译者苗先生对此都表示心存疑惑。
五、所谓的希腊哲学科学巨匠多数非欧洲希腊人，而是亚洲人
最讽刺的是，无数国人崇拜无比的那些所谓希腊哲人——除了一个柏拉图是正牌雅典人，大多数都不是希腊人而是亚洲——小亚细亚人，包括大名鼎鼎的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等。
这些都是鉄一般的事实——洋奴、假洋鬼子你们否定得了吗？！
西方学术制造希腊伪史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窃取小亚细亚（即爱奥尼亚）地区发达的古文明、古哲学，将其伪装、冒充为希腊本岛（雅典希腊）的欧洲文明。
六、古希腊罗马文明与蛮族日耳曼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没有承接关系
还有这一条打洋奴、洋鬼子的脸最狠！就是：希腊文明根本不是西方白种人的文化祖宗！从神圣罗马帝国时代起，西方白种人一直冒认希腊、罗马为自己的祖宗。而伏尔泰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名言——“这个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帝国！”
就算希腊的历史完全是真，没有什么伪史，也无关紧要。——因为希腊人和后来的罗马人，所谓希腊罗马文明——根本不是日耳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些来自北欧的白人）以及西方文明的祖宗！两者不是同一个人种，也完全没有文化方面一脉相承的传承关系。
相反，日耳曼人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直是希腊、罗马人的死敌。这些白种人被希腊罗马人称作讲鸟语的蛮族——野蛮人，是希腊罗马不共戴天的仇人。
那些白种洋人本身没有可以骄傲的古代历史、起源太野蛮，自己不好意思，所以就造了个希腊罗马的假历史作为自己的祖宗拜。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其实就是白种人（拉丁人、日耳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系统伪造西方文明的一场运动。
我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堆积如山的西方近代出现的希腊学文献和考古挑战，就是基于以上极其简明的六点。
揭露希腊罗马的伪史，就是在西方的文明神话上面捅出了一个大窟窿——相信中国人以后必有来者，会继续循此思路而继续思考、认真研究。那时他们就会发现，西方目前编写的整个世界历史，其实都是根据西方近代的价值观念伪造的——完全不是信史。我所揭露的希腊及罗马的伪史，不过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
中国文明在晚近的三百年间由于成为东胡满清的殖民地而衰败不已，但是汉唐宋明以来的大中华古代文明是极其辉煌的，中国人不需要伪造自己的历史和文明。中国人应当重新塑造自己的文化自信、自尊和自豪！
谢选骏指出：何新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假装中国民族主义，其实只是黄俄黄犹，因为他是个见风转舵的投机分子。可惜他甚至不懂，他最崇拜的马克思最喜欢背诵荷马史诗，他如此全盘否定希腊文化的存在，我倒是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却等于打碎了马克思的脑袋——那个犹太叛徒的脑袋里，可是装着不少的希腊文献呢！何新这厮如此鲁莽地拍马，可能又会拍在马脚上了！
附录4《何新伪人考》（永恒的自由与独立）报道：
何新者，根据真实可靠的数据库百度百科介绍，其人实在是成就了得，且著有《希腊伪史考》等权威学术书籍。但是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很遗憾，本文为您揭示一个真相——何新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人根本就是被编造出来的！
古亚特兰蒂斯人、为了和蜥蜴人共享世界，让现代人类相信自己的历史都是假的，因此使用种种暗示魔法宣称有一人名为“何新”，且完整的捏造了其个人经历。
而何新所谓的“成果”，也都是亚特兰蒂斯人与蜥蜴人写出来，用来迷惑大众的。这是亚特兰蒂斯人和蜥蜴人影响大众的最主要方式。但是假的就是假的，捏造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没有破绽？
1968年后他作为知识青年在北大荒生活过9年。在这9年中，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农民，铸造工人。1970年和1973年由于写信反对江青张春桥的理论而两次成为反革命，挨过斗、坐过牢。这个时期最戏剧化的一段经历是1970年秋，他逃亡北京流浪了一年。浪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当时重新开放的北京图书馆里阅读书籍。——何新（当代著名历史发明家）_百度百科
根据这捏造出来的经历，何新在北大荒生活了九年。然而在下文中，却又宣称1970年何新挨斗，坐了牢。然而再接下来，却又说何新1970-71在北京流浪了一年。
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有三个何新。一个在北大荒当知青，一个挨了批斗坐了牢，一个在北京流浪。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是因为亚特兰蒂斯人内部分裂为两派，而蜥蜴人对分裂的亚特兰蒂斯人失去了信任，因此此时的三方各自实施暗示魔法，然而三方的魔术并不一致，因此暗示影响出来了三个何新。在这之后一年——也就是1971年，这三方很快意识到这样会失控，于是经过谈判重新统一了。知道1971年苏联发射的人类史上第一个空间站“礼炮”空间站么？这就是苏联人感知到了这些邪恶势力的存在，想要用来探知他们开会地点的装置。X副主席就是得知了此消息，认为帮助苏联要紧才赶忙进行的叛逃。然而亚特兰蒂斯人与蜥蜴人太过狡猾，最终成功的通过阴谋把苏联这一大敌弄的解体了。真是可悲啊！
我们再看看这伪造出来的“个人经历”。百度百科指出何新1977年参加高考并且“被录取到黑龙江一所大学”，但是没有说考上了什么学校。在绝大多数其它介绍何新的地方，也对此避而不谈。为什么呢？因为关于何新考上了什么学校是一起暗示魔法失败的事故，为了隐瞒这个事故，亚特兰蒂斯人与蜥蜴人一起通过不透露具体情况的方式来避免现代人类发现此事故。
1977-1978黑龙江大庆师范学院中文系一年级肄业
——何新自述
看啊，马脚露出来了！
大庆师范学院坐落于有“绿色油化之都、天然百湖之城、北国温泉之乡”美誉的中国著名石油工业城市——大庆市。学校的前身是1965年创办的大庆师范学校。1980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大庆师范专科学校。1993年改建为大庆高等专科学校。
——学校简介-大庆师范学院
由此可见，1977年根本不存在什么“大庆师范学院”，只有一所中专而已。也就是说，何新上了不存在的一所学校！为什么会这样呢？
根本原因在于，亚特兰蒂斯人和蜥蜴人对现在社会的大学并非十分熟知，只知道一些知名大学。知名大学有很多那个年代的学生至今仍然在各个领域担任重任，如果宣称何新考上了知名大学，那么就需要通过暗示魔法来影响这些知名大学的那个年代的学生。如此大范围的暗示魔法太过于难以完成，因此需要宣称其考上了不知名的学校。
但是正如前文所说，他们并不清楚有什么不知名的学校。也正因此，他们只能挑一些他们熟悉的地方，比如说大庆。事实上，大庆是亚特兰蒂斯人先贤的埋骨地，大庆油田就是亚特兰蒂斯人先贤的尸骸。也正因此，他们选中了他们所熟知的大庆的一所不知名学校。
但是由于这地方是亚特兰蒂斯人先贤的埋骨地，如果由亚特兰蒂斯人来施展暗示魔法，是对他们祖先的不敬。因此此次暗示魔法主要由蜥蜴人来完成。但是蜥蜴人是外星人啊，他们对地球教育了解的实在是太少了，甚至分不清中专跟大学。于是最终产生了这么一个事故——他们让何新上了不存在的学校。也正因此，为了弥补这个过失，他们选择了秘而不宣。但是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过去的事故终究还是被少部分人有意无意的记录了下来，并且为“何新是伪人”这一真相提供了坚若磐石的证据！
不仅如此，关于何新的个人经历，还有更多的证据证明，何新根本是个“伪人”。
1982年以后何新开始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被聘为助理研究员（1985），副研究员（1987），研究员（1990）
——何新（当代著名历史发明家）_百度百科
这里提到“何新”在1987年被聘为副研究员，但是这却又出现了矛盾。
还有一件事，是与历史所王XX博士发生一场笔墨官司，此事之起因是在1988年春……
当时我正在由助研申报晋升副研。
何新：社科院往事忆旧_何新老家伙_新浪博客
在“何新”这个伪人的博客中，明确提及他在1988年才申报副研究员，怎么可能在1987年就当上了副研究员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亚特兰蒂斯人和蜥蜴人没有太多闲工夫去维护一个博客，在很多时候，博客都是交给了智能AI维护。但是智能AI在一些细节上因为没有植入数据，就会根据“智能AI逻辑”来生成时间。也正因此，其生成了一个“1988”的时间，从而与暗示魔法所暗示的1987相违背。
这更加证明了何新只不过是一个伪人，一个通过暗示魔法和智能AI所构建出来的，不存在的“人”！
事实上，从“何新”这一伪人的生活习性也看得出来，他并不真正存在。
我虽然编制归在政协，但是30年了我基本没有去过。特别是最近的20多年来，我没有从政协领过一张纸、一支笔，没有报销过1分钱的差旅费用，也没有使用过一次公车——尽管作为仍列在编制的“准官员（？）”，我并非没有这种权利。
——何新：老魔我是资深“自干五”（修订稿）
为什么何新“基本不去”政协？因为政协的人太多了，关注度也太高。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暗示魔法的话，所消耗的能量太过巨大，而且可能失败。
前文说过，亚特兰蒂斯人与蜥蜴人影响世人的主要方式是用他们捏造出来的“何新的成果”。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因为暗示魔法所需要的能量太大。也正因此，他们需要避免让“何新”太多的出现在世人面前，更要避免他出没于各种“大场面”。这一点，从其他方面也看得出来。
我年轻时（80—90年代），高层领导曾多次欲安排我担任重要职务。我皆回称：我脑有病（脑残）、心脏有病（心坏）、人懒，生活自由散漫，我担任不了任何公共职务。……我愈来愈倦于与杂人交往。尽管始终仍然不断有人邀请，但我基本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外出进行演讲、讲课，不给电视做节目，不参与各类公开活动。
——何新：老魔我是资深“自干五”（修订稿）
是啊，为什么不担任公共职务，为什么要避免出现在世人面前？
根本原因就是何新他是个伪人，如果做了这些事情，那么暗示魔法就有可能失败，何新是“伪人”的真相就会被大白于天下！
为什么要让“何新”这个伪人去考证“古希腊是伪史”呢？
正是因为古希腊人无意中发现了亚特兰蒂斯的存在，亚特兰蒂斯人要毁灭证据！
除此以外，“何新”这个伪人还要千方百计，去掩盖蜥蜴人存在的事实，请看：
例如说共济会是外星人（什么“蜥蜴人”）的组织。还有的说法把什么伏羲八卦也跟共济会挂上——的确很八卦。我认为，许多这类魔幻说法，可能是为了模糊真相和混淆视听而有意释放出来的。
——何新谈共济会_何新老家伙_新浪博客
借“反共济会”为表面，实际上正是为了掩盖蜥蜴人的存在！
综上，本文结合各种证据，得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何新根本就是伪人，是亚特兰蒂斯人与蜥蜴人的阴谋产物！
写作缘由：方才随友人去吃饭喝酒，饭局中刷知乎再次看到了某何新粉关于东罗马的激寒言论，随之聊起何新，并且很自然的扯到了“何新伪人考”这个梗。随后，友人建议我正式来写一写《何新伪人考》。这可以说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但是鉴于我胡说八道的本事并不很好，因此只能说是试试吧。
又另：鉴于本人饮酒后自知不太正常的精神状态，本人不对本文负责。（编辑于 2017-06-30何新）
谢选骏指出：以毒攻毒，玩世不恭——以此凸显“‘希腊伪史’之伪”乎！
【083、“心因”不如“模因”】
网文《“心因”造词者范岱年》（严家祺2013年）报道：
范岱年是一位科学史、科学哲学专家，他无意造词，但他造了一个词，叫“心因”，与“基因”相对，现在也未被人们普遍接受，我感觉“心因”一词会广泛流行，所以，我称范岱年是“造词者”。
道金斯《自私的基因》（《He Selfish Gene》）一书，造了一个词，英文是Memes，直到今天，中文译为“拟子”、“觅母”、“渳”。Memes的例子很多，有旋律、观念、宣传口号、服装店样式、制罐或建房的方式。
道金斯说，“基因”从一个身体跳到另一个身体进行传播，“拟子”将自己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如一个好的想法，通过写文章或演讲，如果这个想法是行得通的，它就在复制和传播自己，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
二00三年，范岱年在翻译出版的Holmes Rolston的《基因、创世纪和上帝》一书中，把Memes译为“心因”。别看这是小事，这在汉语中是一大创造。
……
范岱年也是《爱因斯坦文集》的重要译者，他不标榜自己。当我想到范岱年时，称他为“心因造词者”也许更有意义。在中文世界里，为中国人增加一个“心因”一词，这是了不得的事，是在人类社会中传播“心因”的大事，让“心因”这一新词、新概念从一个头脑跳到另一个头脑。
谢选骏指出：上文介绍了“心因”，很好。但是，把Meme译为“心因”，却不见得好。因为“心因”这个词不是新造的，而是旧有的；不仅是旧有的，而且是和疾病联系在一起的——心因性疾病、心因性休克、心因性猝死、心因性咳嗽、心因性呕吐、心因性腰痛、心因性多饮症……不一而足。
事实上，对于Meme有个更好的译法，那就是真正新造的词汇“模因”，而且涵盖了音译和意译（Meme，“模因”）：
一种说法认为：
模因（Meme）也称为米姆、弥、弥因、弥母、迷因、文化基因等等，是文化资讯传承时的单位。模因目前比较公认的定义是“一个想法，行为或风格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文化传播过程。 ”这个词是在1976年由理查·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所创造，将文化传承的过程，以生物学中的演化繁殖规则来作类比，有共同先祖、随著环境改变进化、优胜劣汰等等。模因包含甚广包括宗教、谣言、新闻、知识、观念、习惯、习俗甚至口号、谚语、用语、用字、笑话。
模因类似作为遗传因子的基因，为文化的遗传因子，也经由复制（模仿）、变异与选择的过程而演化。举例而言，某个人类大脑中的观念（模因），经由模仿或是学习复制到不同人的大脑中。而经过复制的观念并不会与原来观念完全相同，因此产生变异。这些相似但是有所不同的观念，则在散布时互相竞争，不同的内容影响其散播能力，因此出现类似天择的现象。
道金斯最初创造模因一词，是为了在基因之外，延伸演化的概念。这个概念后来被心理学与社会学等学门应用，被一些学者用来描述文化传递的机制。目前模因的概念并没有广为接受的定论，对于模因的定义或适用的物种，以及是否足以解释文化变迁过程，都有所争论。
一般对文化的了解是文化如何被人相信，但模因学则认为文化如何吸纳信徒。模因学指出多人相信的东西只代表是强的迷因，与真假并没有绝对关系。
生殖性
不同于基因只能在基因体内复制或是由父母遗传至子女，模因透过语言和文字等媒介在人脑间传播，包括阅读和学习都是模因的增殖方式。其中父母传播给子女时，因为小童吸收能力强、信任父母、且大部分时间皆接触父母，所以传播的资讯完整度较佳，但速度受限于生育的速度。
存续性
存续性即是令人信奉的能力或称说服能力，只有散播是不足够的，模因存在于信徒的信奉，模因必有一定的说服能力，能保有模因不被其他模因逼走和增加新的信徒。
散播性
散播性指散播的倾向，即是模因令信徒向他人散播能力。这跟模因内容的“重要性”和传播所得利益有关。
宗教
宗教是模因学能一个典形例子。
不少宗教主张教徒必须与教徒结婚，能令他们的儿女在一个全是同一宗教的环境下成长，长大后成教徒的机会增加。此为重质生殖形。
反对婚前性行为、自渎、避孕、堕胎，此令教徒必需结婚以解决性需要，逼使教徒早婚，反对自渎更会增加性行为的机会，反对避孕、堕胎更会增加后代。此为重量生殖形。
还有的说法认为：
模因论 (memetics) 是一种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它指文化领域内人与人之间相互模仿、散播开来的思想或主意，并一代一代地相传下来。模因（meme）用了与基因（gene）相近的发音，表示“出自相同基因而导致相似”的意思，故模因指文化基因。我国学者何自然他们将meme译成“模因”,是有意让人们联想它是一些模仿现象，是一种与基因相似的现象。基因是通过遗传而繁衍的，但模因却通过模仿而传播，是文化的基本单位。
模因（Memes）是文化资讯传承时的单位。这个词是在1976年，由理查·道金斯在《The Selfish Gene（ 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所创造。据说在中国，是何自然、何雪林于2003年将memes翻译为“模因”的。
理查·道金斯将文化传承的过程，以生物学中的演化规则来作类比。模因包含甚广，包括宗教、谣言、新闻、知识、观念、习惯、习俗甚至口号、谚语、用语、用字、笑话。
模因类似作为遗传因子的基因，为文化的遗传因子，也经由复制（模仿）、变异与选择的过程而演化。举例而言，某个人类大脑中的观念（模因），经由模仿或是学习复制到不同人的大脑中。而经过复制的观念并不会与原来观念完全相同，因此产生变异。这些相似但是有所不同的观念，则在散布时互相竞争，不同的内容影响其散播能力，因此出现类似天择的现象。
模因像病毒，能感染人类的大脑，改变他们的行为，令他们着力宣扬这种模式。对某种事物（如标语口号，时髦用语，音乐旋律，创造发明、流行时尚等）只要有人带个头，大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跟着模仿起来，传播出去，“炒作”起来，成为“人云亦云”、“人为我为”的模因现象。
道金斯最初创造模因一词，是为了在基因之外，延伸演化的概念。这个概念后来被心理学与社会学等学门应用，被一些学者用来描述文化传递的机制。目前模因的概念并没有广为接受的定论，对于模因的定义或适用的物种，以及是否足以解释文化变迁过程，都有所争论。
一般对文化的了解是文化如何被人相信，但模因学则认为文化如何吸纳信徒。模因学指出多人相信的东西只代表是强的迷因，与真假并没有绝对关系。
【084、“新生个体”不知道妈妈的浮肿】
《一个假说：浮肿病这个词从头到尾就是谣言》（2014-12-14）说：
其实我小时候听过的谣言就很多，许多人都特别相信。比如说，一个医学院里的太平间，有人晚上夜游去吃死人肉的故事，传遍全国。当时社会上有许多小道消息，一但社会不太安稳的时候，各种小道消息就四处疯传。
因此，我这里提出一个事情，就是浮肿病这个事情，是我小时候确实听说过的，但是呢？都是大人在传来传去，却并不落实，或者说这个人得了浮肿病那个人得了浮肿病，等等。因此我在这里要指出，这其实是一个历史上的谣言，只不过这个谣言是专门黑共产党的宣传，有可能是当时准备反攻大陆的国民党特务在大陆散布的，传得到处都是，但是却很虚假。
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记载的各种大饥荒的历史，都是说饿死了多少多少人，却不提什么浮肿病。而十几年前非洲大饥荒，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非洲难民的照片，那真饿和和人干似的，但是我国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就鲜见这种照片。但是听说过非洲难民有什么浮肿病吗？是没有的。
就说二战中的列宁格勒保卫战，那城里才是真正的大饥荒，是每天都有饿死的人被拉出城外。当时城里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是每一个人每天一两粮食！但是也没有听说过列宁格勒里的饥饿的人们得了什么浮肿病。
因此我就认为，其实一个人要么很饿，要么因为这个饿身体产生一些毛病，但是不应当有什么浮肿病。就是说从医学原理上讲，一个人饥饿是饿不出什么浮肿病的，这只不过是当年就开始流传的一个以讹传讹的谣言，被大家相信了而已。否则怎么解释历朝历代还有外国都没有什么浮肿病一说？
而且我说的这件事情如果你们不信，你们当然可以不信，但是，是可以通过科学试验的啊，是现在就可以试验。
就是说，如果有任何一个网友，任何一个人，他就想做这种试验，而且他现在需要节食，减肥，那肯定是要饿自己的。我还知道现在中国有人每年都要有一段时间来一个不吃东西，叫辟谷，说是这样对身体好。反正一个人如果光喝水不吃东西，可以撑上二十八天。那么到第十几天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个浮肿？如果你的试验是出现了，现在的媒体条件多好啊，立即来一个视频录像，上传到网站，就当众把自己这些天节食节出了浮肿病演示给大家看。
我看到有一些外国女郎为了节食，也真的把自己弄瘦成一个人干似的，她有没有得浮肿病？
听说浮肿病的特征就是身体肿起来了，然后一按一个坑，还半天起不来。那么我就觉得应当有人现身试法地试验一下，弄出浮肿病拍了视频之后你再吃东西嘛。这样点击率会很高的，单这个视频就可以挣大钱。你就对着摄像头表演一个一按一个坑起不来这件事情啊？
有的人会说做这种试验会影响健康。我认为不可能。因为我已经得出结论毛泽东时代是健康减肥长寿训练班，所有被平反的右派都争先恐后地活到八十多岁九十多岁一百岁。巴金就活了一百多岁。季羡林活了九十九岁。
当然，我这个假说有可能不对，那你也得有一些视频录像采访那些自称当年得过浮肿病的人问一问啊？具体是个什么症状，是多少天不吃东西开始的，你那个时候每天的粮食定量是多少？你用视频录像采访一个啊？上传到网络上我想点击率也会比较多的。
谢选骏指出：“人类是健忘的。”——其实，不是人类健忘，而是个体会死亡，所以“人类的记忆”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个体的记忆”。结果现在很多年轻人甚至不相信中国1959年到1962年期间发生过大饥荒，几千万人饿死。这些“个体”们甚至美化毛泽东时代，因为他们是新生的“个体”，不属于古老的“人类”。……“个体”这么说了，还有“五毛”出来呼应：
mikezc123：
有肾炎的人有浮肿。我妹妹小时得过肾炎，小腿以下浮肿。按下去之后，回弹很慢。去年，在医院看见同事的一位从前的同事，得了尿毒症，也是这个效果。只是更厉害。
2016/7/27 10:11:11
joysin：
浮肿病确实有巨大的逻辑问题.有浮肿.说明没有好营养。但是也同时说明有食物支撑肌肉，肌肉还在，没有没萎缩，不过就是浮肿了。这就很好的定义了饥饿的程度。那就是根本饿不死。要饿死，必须皮包骨。
2014/12/17 8:45:27
tonygu：
学点医学有好处。
2014/12/16 5:42:03
不过，还是有“人类”出来说话了：
xjlsyxr：
真是无知者无畏，楼主这种话也敢讲？怪不得有人要否定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和日本法西斯屠杀南京人，这个世界上敢于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真的不少。
假定楼主是无知，建议去访问当年在行医的医生，当时他们治疗浮肿病的药方是几斤米糠，米糠富有几种维生素，还有其他营养，据说很有效果。
年青人无知还挺自负的，也不怕人笑话？
2014/12/16 3:46:36
谢选骏指出：1961年的时候，我妈妈得了浮肿病了，饿的。我亲眼看见的，饥饿造成的浮肿，不同于肾病造成的浮肿，后者主要肿胀在下肢，而前者是脸部都会肿胀。她把口粮省给我们一点，结果自己体质虚弱，后来早早就去世了，所以我一生都觉得欠着她的。我还觉得，我至少应该把自己的生命分出一些来，让她存留。所以我会努力写作，把她没有来得及说的话，也说出来。
《“天下粮仓”大饥荒 面对浮肿病的真与假》（《中国经济时报》2011/8/26）报道：
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天下粮仓”和“天府之国”之美誉的四川，是传统的粮食生产基地，除去兵燹战乱外，很少发生大面积的饥馑。但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骇人听闻的浮夸风，强迫命令的高指标，主管臆断的高估产，杀鸡取卵的高征购，很快就给这块富庶的土地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读《远去的背影——李大章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当年四川省省长李大章的女儿李亚丹在长篇回忆文章中，详细叙述了她父亲（1900——1976）在这段狂热日子里的所经历的痛苦与无奈。回忆录说，自1959年春天开始，由于饥饿，四川当地就开始流行一种水肿病。现在看来，其实这不是病，而是因为人的极度营养不良造成的一种生理反应，医学上叫作“低蛋白血症引发的营养不良性水肿”。这种病症开始先从脚踝肿起，逐渐蔓延全身脏器，最后造成人的衰竭死亡。还有，这种病症是不需要吃药治疗的，只要吃饱饭，补充营养，很快就会康复。但当此之时，各级干部都被反右倾搞怕了，人人心有苦衷，面对着遍地水肿病人，一个个钳口结舌，没人敢说是饿肚子引起的。那时候的逻辑是，说营养不良，就是说缺粮；说缺粮就是说粮食没有大丰收；说没有大丰收就是污蔑大跃进，就是反党。有的领导干部居然还不顾事实，昧着良心说这种病是四川的地方病，历来就有，与缺粮无关。
当时作为省长的李大章对这种地方病的逻辑很不以为然，他去问医务人员这水肿病是什么原因，医生绕弯子说是“热量不够”，而热量来自食物，吃不上饭当然是热量不够了。这年7月，仁寿县的一个区有群众匿名反映，从5月起社员就没有见到一点粮食了，靠着干莲花白叶子、干红苕和野菜过活，有的浑身都肿了，床都起不来，群众问基层干部是什么原因，他们说是盐吃多了，冷水喝多了。问他们向政府反映过没有，他们说不敢反映，反映了就会被拿来“推磨子”（是当年常见的一种对“阶级敌人”的体罚方式，数人围成圈，把一个人弄在中间反复推打）。结果到县里一调查，全县一千多个食堂停火，水肿病患者五六万，去询问省防疫站下来的医疗队造成水肿的真正病因，却支支吾吾地不敢讲，等到对他们拍桌子发火后，才说只要有几斤米几两油，这病就能治好的。当年四川省委规定农村人口每天必须保证老秤六两（不足今天的新秤四两）粮食，下去一看，根本没有落实，许多地方还把农民种的菜折成粮食，六斤菜算一斤粮食，而有的地方甚至连吃菜都成问题。李大章把这种现象叫省委办公厅转发，并请示几位书记讨论，以期引起重视。然而这种理性声音的太微弱，根本压不过战车狂奔的大跃进“主旋律”。
事实很简单，当年谁都知道水肿病是饿出来的病，并噎在全省呈现爆发之势，可还是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敢公开这样讲，有的领导不仅自己死活不承认，也不许别人说“皇帝没穿衣服”。大批医务人员被派到乡下巡回医疗，还要对社员编造各种各样、离奇荒唐的病因，但就是不能说是饿的。一些稀奇古怪的“土疗法”也应运而生，被派上了用场。简阳县的一位“土专家”推出所谓“蒸汽疗法”，跟今天的桑拿差不多，被吹得神乎其神。省委有的负责人还认为找到了一个不吃粮就能治疗浮肿病的新疗法，组织现场会来演示，不仅派出大学和医院的专家们去考察，还让省里的一位领导去总结经验，推广先进，但谁也不敢体验。于是，这位省里领导就亲自去蒸，并在1960年6月的召开的万人大会上介绍经验，说这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简阳县的水肿病人，包括不来月经和子宫脱垂的妇女（其实也是饿出来的妇科病），蒸一蒸全好了。他说，现在有人反对蒸汽疗法，说不科学，要蒸死人，还有人说蒸了死得快，我蒸了三次，晚上睡觉很好，我就懂得科学，我看这法子治浮肿病是百分之百的行。
对这种蒸汽疗法，李大章曾就此事问过专家，专家说营养性浮肿的病人身体本来就虚，蒸的时候再消耗大量热能，是很危险的。所以李大章采取的办法是搞一个肿病医院，把浮肿病人集中起来，每天保证供应一斤粮食，其中有半斤细粮，有人煮饭照料。后来四川省的各个公社都成立了这样的肿病医院。到1960年冬季，各地浮肿病、妇女病、儿童病的报告连绵不断，李大章主持起草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抢治肿病的通知》，这不仅是四川省委第一份关于抢救肿病的通知，也是第一次明确地将肿病与营养不良联系起来作为正式文件下发的。后来，随着经济生活的好转，这种病因简单的“浮肿病”也就不治而愈、无影无踪了。
在讲述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作者用得小标题是“讲真话不易”，认为中央提倡讲老实话，可四川的干部上上下下都不敢讲实话。为什么不敢讲真话？因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大搞反右倾运动，下面的干部人人自危，也都普遍学会了看人说话。干部们通常的办法就是向上级汇报时，揣着几个本本，拿哪个本本出来，是要视领导的好恶和脸色而定的。回忆中记载，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曾在饥荒重灾区梁平县代理过一段时间的领导工作，当时的县委书记领他去看了一个饿死人最严重的村子，他说：“看了难过啊，和我们打完淮海战役，双堆集附近的那些村子情况相仿，屋门一个个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和灰尘，后面的山坡上是一堆堆坟，村里村外看不到一个活人。”这些惨状让这位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兵痛心疾首，怒不可遏，就在七千人大会上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斥责四川省委不对中央讲实话，讲真话。书中说，就连周恩来总理，当时就曾经批评向他汇报情况的干部说，你们在主席那里尽说好的，到我这里尽讲困难，这样口径不一致很难办。假话泛滥所酿成的恶果，就是如书中所描述的那些惨不忍睹的人为灾难。
据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所记载的大跃进期间死亡人数，与1959年相比，1960年中国人口净减少了1000万。而在此之前，自1950年后，中国人口每年都是增加的。一年内有1000万的人口锐减，噎足够让人惊心动魄了，在这里面，也包含着几多四川父老乡亲的生命啊！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人要读书？因为不读书的人，就像禽兽一样的“新生个体”啊，他她不属于“古老人类”。
【085、“新时代”就是“监控一切的时代”】
《助北京监控14亿人 中国摄像头今遍布全美》（2017年11月15日 华尔街见闻）报道：
美国孟菲斯警方通过一些中国产的监控摄像头巡视街头犯罪行为。美军用它们监视密苏里的一个基地。民用型号在美国家庭和企业里随处可见，就连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一度也安装了这些摄像头。
所有这些设备都是由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Hangzhou Hikvision Digital Technology, 简称：海康威视)生产的。中国政府持有该公司42%的股份。
海康威视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扶植，该公司则帮助政府对14亿民众进行监视，其国内监视设备由此实现了大规模扩张。在这个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海康威视成为全球最大的监控摄像头制造商。该公司的监视设备在法国机场、爱尔兰港口以及巴西和伊朗的场所均有使用。
不过，海康威视的迅速崛起、该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发出的网络安全漏洞警报，引起了美国和意大利官员对海康威视设备安全性的担忧。
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主席Carolyn Bartholomew表示，这些监控摄像头出现在美国军事设施以及一家高度敏感的美国大使馆令人震惊。这个委员会由美国国会设立，负责监督对华贸易相关的国家安全影响。Bartholomew称，不能假定使用这些由中国政府直接或间接资助的信息收集技术是出于好意。
由于担心这些设备可能被中国政府用于监视美国人，美国一些安全设备供应商或拒绝销售海康威视摄像头，或对采购加以限制。负责监督660亿美元政府采购交易的美国总务管理局(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将海康威视剔除出其自动批准供应商名单。今年5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网络安全警告，称海康威视部分摄像头存在安全漏洞，很容易被黑客所利用，并对这一漏洞给出最差安全评级。
对于海康威视的担忧让人想起了围绕由一位前中国军方工程师创办的科技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的争议，美国国会2012年的一份报告引发担忧，认为华为网络设备可能用于监视美国人，导致华为设备实际上在美国被禁用。华为已多次反驳这些担忧。
海康威视称，该公司的设备是安全可靠的，公司遵守其所有开展业务地区的法律，而且与美国国土安全部合作弥补了该部所指出的缺陷。海康威视称，该公司无法以任何方式获取或者控制摄像头的内容。该公司称，其大部分产品经由第三方供应商出售，这意味着该公司往往并不知晓所售产品的最终去向。该公司对Bartholomew的表态不予置评。
海康威视首席执行长胡扬忠称，海康威视是一家企业，不可能给自己生产的摄像头添加后门程序，因为这会损害公司自身业务。胡扬忠是几位因本文接受采访的海康威视高管之一。
海康威视脱胎于半个世纪前开发军事和工业技术的一个政府实验室。该公司最大股东是国有国防和军事电子产品生产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Chi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Group Corp., 简称：中国电科)。海康威视的最大自然人股东是龚虹嘉。龚虹嘉是香港亿万富豪，也是海康威视几名高管的大学同学。据提交给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的文件显示，海康威视的一些高管是同时受雇于中国电科子公司的共产党员。
龚虹嘉在接受采访时称，2001年他出资帮助成立了海康威视，上述有政府背景的实验室持有该公司51%的股份。虽然自那时以来这一持股比例已经下降，但政府最近几年开始更为积极地扶持该公司。龚虹嘉表示，政府不能帮公司在海外市场销售，那些成绩都归功于多年来公司为扩大业务而进行的投资。
中国电科相关人士未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海康威视的Darkfighter摄像头注重视频监控的夜晚效果，可将黑夜场景转换为白昼模式下的效果。
海康威视带有除雾效果的摄像头可使用算法技术来将诸如雾气和悬浮污染物这样的大气干扰过滤掉。
来自中国政府机构的合同推动了海康威视的崛起。该公司参与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安保工作。2011年，该公司称，其重庆“安全城市”监控项目合约的价值达到12亿美元。如今该公司的监控摄像头遍布重庆街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高科技安全视为重中之重，他于2015年视察了海康威视总部。那年之后，海康威视获得了中国三大政策性银行中的两家提供的大量贷款。政策性银行为国家发展项目融资。
海康威视副总裁郑一波表示，中国电科不参与海康威视的日常运营。他未透露有多少收入来自中国政府，但表示政府业务销售额占比不高。
海康威视研发负责人浦世亮在由中国公安部运作的一个杭州实验室中担任领导职务。该实验室网站的信息显示，其探索政府部门可对该公司摄像头及其它来源收集的数据加以利用以改进治安管理的各种方式。
今年，海康威视在硅谷和蒙特利尔开设了研发办事处。该公司表示，计划到今年底在北美雇用350名员工，到2022年雇用800名员工。
自2010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募股以来，海康威视股价已大幅上涨，今年累计上涨了一倍多，使该公司市值达到了560亿美元，接近索尼公司(Sony Co., SNE)市值。
谢选骏指出：早在八十多年前，小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就描写了一个“监控一切”的“福特时代”，其天才预见比后来那位拾人牙慧的英国共产党奥威尔杰出得多。可惜他是批判西方文明的，所以不像共产党叛徒的作品那样得到了充分利用。现在，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派——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专制已经联合起来了，由西方提供技术，帮助中国维稳，因为这两个纸牌屋其实都是由超级资产者控制的。他们分别扮演红脸和白脸，互相声援，共同分赃。但实际效果呢？监控是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大家都不拍监控，监控也就是无能为力的纸老虎了。所以，东厂再是凶恶，也不能阻止明朝的崩溃。八旗再是残暴，也不能阻止清朝的灭亡。
【086、“新中国”还是“非中国”】
《共产党还能在中国幸存多久？》2013年9月22日报道：
原中共重量级人物薄熙来被判终身监禁前夕，《金融时报》撰文研讨中共专政还能持续多久。
英国《金融时报》驻京记者吉密欧（Jamil Anderlini）最近采访了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共中央党校，探讨中共高层贪腐、执政合法性等问题。随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中产阶级不满情绪蔓延，不仅是境外学者，就连党校内部也开始有人思考过去无人敢想的问题：中共的终结。
采访党校
创建于1933年的中共中央党校，长期以来是中共培养干部，灌输马恩列斯毛，以及后来邓小平思想的基地。历任校长包括毛泽东，以及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和他的前任胡锦涛，可见受到重视的程度。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飞速变化，中央党校的课程也开始引入经济学、法学、宗教、军事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等内容。如今，与其说中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不如形容它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商协会，一个希望赢得大合同的商家必须加入的俱乐部。当被问到中共是否会崩溃的问题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央党校教授私下对《金融时报》记者说：“老实讲，这是个全中国人都在问的问题，但是却很难回答。”
天命已殆？
自从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和苏联及盟国分崩离析之后，毛泽东1949革命的继承人究竟能继续掌权多久一直是个大问题。其间曾有不少的悲观分析，不断预测中共政权垮台，结果却是中共政权非但没有垮掉，反而似乎自1990年代允许资本家入党后变得更强大了。如今，与其说中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不如形容它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商协会，一个希望赢得大合同的商家必须加入的俱乐部。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中共将超过苏共和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成为有史以来未间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现代化政治理论认为，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逐渐富裕，中产阶级人数增多，社会就更可能会开始向民主和法制阶段过渡，而严重的社会不公和高端贪腐也将成为制度转型的推动力。尽管上述可以推动转变的因素在当今中国都已经存在，但是包括中央党校人士在内的很多有影响的中国思想界人士都不认为中国可能发生类似“阿拉伯之春”式的革命浪潮。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中共高层相对自由派的人士和很多知名境外汉学家都认为，如果中共不尽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共产党家天下时代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千秋万代”
继续是毛泽东思想原教旨派的中央党校人士认为，“中国危机论”或“中国崩溃论”完全是“西方的理论”。而外部压力只能让中共变得更加团结，更有能力创造奇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共在中国的统治将延续“千秋万代”，而他们也预测中共2049年将能够庆祝执政100周年。不过，即使是原教旨的毛派学者也承认，党内贪腐现象严重，已经成为可能“亡党亡国”的重症。
民主vs专制
日裔美国作家法兰西斯·福山在1992年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中论述认为，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随着冷战结束，“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普世标准，象征着“资本主义阵营”的胜利。截止到21世纪初，全球192个国际承认的国家中，已经有120个拥有民选政府并实施定期选举制度；60%的地球人生活在民主国家。现任斯坦福大学资深研究员福山深信，中国也必将像世界其它国家一样，通过逐步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进程，最终演变为一个民主法制国家。 他也同时预测，如果中国实现不了渐进变革式转型，那最终必将导致又一次革命。福山说：“中国的现行政治模式难以维持，因为随着收入增加和中产阶级人数增加，新一代受到更好教育、更富有的人必然会有新的要求，比如要洁净的空气、清洁的水、安全的食品等等，而这些诉求并非依靠经济增长就能解决。另有专家估计，中国距离台湾、韩国当年民主转型时期的人均GDP还有一些差距，因此预测中国民主化转型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末代王朝
支持专制主义的理论家经常用中国作为论据，认为可以不断适应变化和挑战的专制体制与传统意义上的专制体制不同，有更强大的生命力。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系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就曾经一度持上述观点。不过，他现在已经改变了看法，认为今日中国与晚清时期以及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末代王朝无异。末代王朝的征兆包括：连共产党都不相信共产主义理论，贪腐深入政权骨髓，无力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民众普遍恐慌、不安、不满和无奈。末代征兆还表现在社会和民族矛盾日增，缺乏法制，统治阶级内部派系矛盾日增，税负日益沉重，贫富差距日益严重。沈大伟指出，只需看看有多少中共干部都已经把子女后代和财产送往国外 就可以了解中共高层对自己的制度有多少信心。他说：“这些人随时都可以出逃……他们还留在中国是为了在政权崩溃前榨取最后一元人民币。”
再创奇迹？
在过去30多年里，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使得中国取得了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率，使得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脱贫。 被称为“市场列宁主义”的中国模式是否真的将成为世界上的例外，可以避免民主法制变革呢？不少中间派中外学者则认为现在下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中国2012年的人均GDP在消费能力同比后达到约9,200美元水平，还远低于台湾与韩国民主化时期的13,000-15,000美元水平，也低于苏联和匈牙利变革时的17,000和12,000美元水平。依照这个水平看，中国的民主法制转型可能还需要数年时间。也有经济学者指出，中国以往依靠高投资、高出口的国家带动增长模式已经不可能维持，因此未来多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不可能维持两位数。与此同时，掌握权力的少数几大家族也同时控制着中国的绝大多数财富，而因此造成的贫富悬殊现象在今后几年中会进一步扩大。宏观经济学家茅于轼就预测认为，上述大背景必然会酝酿一次大规模经济危机。他表示：“经济危机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件好事情，因为它能迫使政府实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他同时也指出，如果和平变革不可能，那么在中国一旦发生革命，结果可能是类似埃及似的长期政治混乱和经济衰退。
奥运魔咒
研究现代历史的人士都会注意到专制政权的命运与奥运会之间的巧合联系。自1936年柏林奥运会以来，所有专制政府在举办奥运之后都逐渐转型或解体。纳粹德国1936年主办了奥运会，1945年垮台。 苏联1980年举办了奥运会，1991年解体。韩国1988年举办奥运会之后也逐渐走向民主化。很多人形容2008年北京奥运史中共政权的“成人礼派对”，有助于支持专制制度不一定会输给民主制度的理论。但是即使是中共党内主张专制优势的人也不能不面对民间日益高涨的对改善环境、改善民生、杜绝腐败等方面的呼声。即使是中共党内的很多有识之士也认为，习近平政府可能是中共从政府内部推动改革，缓解执政危机的最后机会，如果习近平继续采取“稳定压倒一切”的铁腕手段，最终迎来的可能是再一次大规模的“社会爆炸”。
（编译：晧宇 责编：路西）
谢选骏指出：现在有两个“新中国”，一个是中华民国，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这两个“新中国”都是“非中国”，一个以美国为蓝本，一个以苏联为蓝本——这两个“新中国”都是“非中国”。那么，哪里还有“新中国”呢？在我看来，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中国已死，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中国未生——中国处在生死之间，需要我们来创造。新中国在我心里。那是以中国为本位的，而不是向外国低头致敬甚至叩头屈服的中国。那是融合消化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非中国”、“伪中国”的第三中国、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巨大温床。“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087、“新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
《1949年，"新中国"为何那么坚决地清扫美国？》（2020-09-30 国家人文历史）报道：
1949年1月29日深夜，一名叫卜德的美国人，正在北平芳嘉园胡同的一间“覆盖着中国特色灰瓦”的小屋里辗转反侧，被中国旧历新年的爆竹声吵得无法安眠。
在这座物价疯涨的城市里，美元成了一种信仰，获取它成了一个人的最高目标。美国侨民的身份，就是一张最具震慑力的警告牌，足以让所有试图挑战友邦的无理行为戛然而止。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是明日黄花。
卜德，20世纪著名美国汉学家、中国历史学家，1948年的11月1日，北平的美国领事馆已经向侨民下达通知，要求其“在交通工具还允许的情况下，考虑安全及时的撤离”，但卜德决定留下，他相信自己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一个最重要时刻的见证人。
1月23日，傅作义宣布“起义”，卜德注意到，在傅作义发表的声明中，特别提到外国人及其财产将受到保护。8天后，卜德的妻子加利亚在骑车经过王府井大街时，看到了第一批进城的中共部队，马路两侧如约站满了夹道欢迎的群众，为从他们面前行军走过的“红光满面、身体健康、士气高昂”的共产党士兵热烈鼓掌。
这不过是序曲，真正的北平入城式是在2月3日。这次游行规模宏大壮观，在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卜德一共数了250多辆各种类型重型机械车辆——坦克、装甲车、运兵车，但令这名美国人印象最深的是，“这基本上是美国军备的一次展示，所有武器都是（共产党）两年半的时间里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
但卜德却在如此热烈的气氛中嗅出了一丝不安的气息，在那天晚些时候，这名美国人在这座“被解放了的城市”的角落里看到了一幅令他印象深刻的中共宣传画，画面上，蒋介石在一个向他伸出的巨大拳头面前缩成一团，在他的脚下横着一堆龇牙咧嘴的骷髅，骷髅的手里握着一把剑，上面是两个英文字母“U.S”。
朋友还是敌人？
对在华的美国人来说，热烈欢庆的气氛中却四处飘散着可疑的气息：在上海，4年前为庆祝抗战胜利而张贴的中美友谊的招贴画已逐渐色彩尽褪，很快被新的中共宣传画盖住。在“新贴上的湿漉漉的、皱皱的”宣传画上，蒋介石是一只乌龟，背上驮着他的美国主子。
即使是在一些小城市里，一些关于美国的滑稽闹剧也在上演，美国人是一个鹰钩鼻子的丑陋的大头娃娃，牵着他的跟班秃头的蒋介石，每当这个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时，就会受到被鼓动起来的民众一顿嬉笑和象征性的殴打。
从1949年1月到10月，《人民日报》上共刊登了126则谴责美国的新闻评论，从“美帝为其中国走狗打气，续援南京反动政府”，到“美帝指使国民党残余匪帮，阴谋‘中日合作’，向新中国捣乱”，美国在舆论轰炸下俨然成为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对象。
当中共官方的宣传炮弹接连落到美国身上时，双方的关系尚未变得完全不可调和。至少在1948年的下半年，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仍然介于若即若离之间。这一点从中共占领沈阳时对美国领事馆的态度就可以看出。
这天是11月2日，除了门口多了一队共产党的士兵来回巡视以外，领事馆的内部事务并没有被打扰。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回国内的报告中称：“共产党在最先攻下的沈阳给予外国领事馆的待遇是非常符合国际惯例的”。
美国国务院也一厢情愿地相信，共产党并非是一个那种真正顽固的“所谓共产党人”，他们不会简单遵循苏联提供的反美教条主义，而是一群现实主义者，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在私下谈话中表示，“中国北部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1949年5月，美军撤离中国上海
美国做出这一判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生在1948年6月的南斯拉夫事件。
在1948年初，由于当时国共内战的局势尚未明朗，所以美国一直以来担心的是中国可能会像南斯拉夫一样沦为苏联的又一个卫星国。但到了这一年的6月28日，南斯拉夫的铁托政权突然与苏联正式决裂，这个“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使美国相信，只要适当伸出手，将毛泽东培养成下一个铁托是大有希望的。
整个1948年下半年，美国都在热切地研究是否可以疏远中共与克里姆林宫的联系，或者更进一步，让他们与华盛顿之间建立起新的朋友关系。
此时，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了整个东北和华北，华南地区也岌岌可危，即使是基于政治现实主义的考虑，美国政府也应当寻找新的中国盟友，从而卸掉援助一个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政权的恶名，而与一个新的、名声更好、更稳固的政权确立起新的合作关系。
也许，美国最合适的盟友不是蒋介石，而是毛泽东？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平，地下党组织群众“欢迎”……
北平“邀请”：失去的机会？
共产党占领下沈阳领事馆受到的礼遇，曾使司徒雷登用这个事例来减轻其他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下的城市中美国侨民的恐惧感。
但好景不长，仅仅过了12天，一份致“前美国领事”的通知书就交到了沈阳总领事华德手中，通知以非常强硬的语气要求所有在沈阳的外国人必须在36个小时内交出他们的无线电台。华德要求会见共产党的军管会负责人，结果无人答复。
规定的最后期限刚到，早已守在门外的中共部队就迅速包围了领事馆，切断了所有水电，并把领事馆人员一律软禁起来。这些曾经满心希望成为中共控制区第一个建立领事馆的美国人，就这样成了第一批被中共拘押的美国领事官员。
这对司徒雷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沈阳的新政权就这样猝然单方面破灭了美国通过领事官员与其建立关系的希望。”但考虑到沈阳领事华德本人以偏激和反共著名，所以，这可能只是中共地方政权的个案。
然而司徒雷登不知道的是，毛泽东曾给东北局下达指示，要求其“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空间。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
1949年4月22日，中共大军已对南京形成隔岸包围之势，代理外交部部长叶公超前来拜访，劝司徒雷登及美国使馆随政府一起迁往广州，但在接下来的外交使团会议上，所有大使一致表示不迁，他们在观望美国的举动。唯一跟随国府南迁的只有苏联大使馆。接下来的时间，司徒雷登只是在等待中共最终的到来。
4月25日，司徒雷登终于真正见到了这群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讨论和揣测的共产党人。在中共进入南京的次日清晨，准确的时间是6点45分，12名中共士兵闯入了司徒雷登的寝室，把他从床上唤醒。
中共士兵擅闯美国大使寝室事件使美国感到“狂怒”，国务院电令在华北解放区的索尔将军向中共发出严重抗议，但抗议最终不了了之，因为将军一直无法接触到中共的高级官员，以致抗议书无从递达，当然也没有任何道歉。
但司徒雷登本人却和中共的一名高官取得了联系。6月28日，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黄华带给司徒雷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表示如果司徒雷登“希望回燕京大学看看的话，他们将会欢迎我到北平做客”。共产党似乎主动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
6月30日，司徒雷登在发回华盛顿的报告中轻描淡写称，“不管北平认为此项建议是我还是共产党人主动提出的，我只能把黄的口信看作是毛和周以邀请为借口，表面上让我去访问燕京大学，实际上与他们去会谈”，并且乐观地认为“接受邀请将肯定使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但中共方面十分介意这个邀请究竟是哪一方做出的。在周恩来给黄华的措辞强硬的电令中明确表示，去燕京大学并与中共会晤的请求，均是司徒雷登主动提出，“绝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藉口”。而中共之所以同意司徒雷登前来，也只是分化美蒋的策略，“我们对美帝亦绝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
华盛顿的回复在一天后回来，同样出乎司徒雷登的意料，国务卿艾奇逊电告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去北平”，以免使北平的共产党产生政治上的优越感。艾奇逊是当时美国政府中少数不相信中共会成为第二个南共的官员，他认为中共在现实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肯定会选择后者，投入“共产主义沙皇”斯大林的怀抱。
7月5日，司徒雷登在读到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后，只能沮丧地承认艾奇逊对中共的估计是对的。就在两周前，秘密访问苏联的刘少奇等人带回了斯大林对毛泽东明确支持的消息。
中共和苏联的联盟关系已然稳固，中共可以不再顾虑美国的态度。所以北平之行，实际上对中共与美国已经岌岌可危的关系来说，无足轻重，甚至谈不上是一个机会。无论是中共的“邀请”还是司徒雷登“申请”都毫无意义，只能是在日后的宣传战中作为一个修辞，用以表明一方曾经卑躬屈膝地哀求过对方。
1949年8月2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启程离华
别了，“帝国主义蛆虫”！
《别了，司徒雷登》于1949年8月18日发表，由毛泽东亲笔撰写。既作为对8月2日离开中国的司徒雷登的“最不友好”的道别，也作为对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文件》，也就是“美国白皮书”的嘲弄式回应。
出乎艾奇逊意料，这份本来针对美国国内的文件，却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国反美运动。
毛泽东对这份白皮书以罕见的方式连写了五篇评论文章，嘲笑白皮书中美国自诩对中国虚伪的友谊，将其定义为“公开表明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反革命文件”。
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对美国在华外交机构的清扫也同步进行， 6月30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指示东北局对扣押了一年的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一干人等进行公开审判。
华德先是以被控殴打领事馆一名中国职员，致使其脑震荡、神志不清，接着又被控犯有“间谍罪”。法庭在审判中暗示美国所有的在华机构都可能是间谍特务隐藏的据点。华德最终被判处数月徒刑，然后被驱逐出境。
发生在上海的“欧立夫事件”成了这场清扫运动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欧立夫是驻上海副领事，7月6日他驾驶吉普车外出时，被指控横闯“庆祝上海解放”的游行队伍而被拘留。根据中共的说法，欧立夫在受到警察劝阻时拒不下车，被带到拘留室后，摔坏桌椅，殴伤人民警察。报告特别提到欧立夫当时“嘴里还叼着一支雪茄”。
在欧立夫被拘禁三天并公开道歉后才将其放回。道歉书的措辞看起来不像出自一名西方外交官之手，倒是像1949年初随处可见的被逮捕的敌伪分子的悔过书。
在悔过书里，欧立夫承认“帝国主义行为是要不得的行为”。在道歉书的最后，是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典型的认罪书的结尾：“我感谢人民政府对我的事件所给予的考虑及给我的宽大及和善的待遇。”
1949年12月，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被驱逐
中共将欧立夫作为邪恶的美帝国主义典型，而对他的强硬处理则显示了新政权无所畏惧的强大形象。在《世界知识》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欧立夫胆敢在军民大游行中“以粪蛆臭虫的蠕动，去碰撞赛如铁甲列车的游行队伍”，这完全是“美帝”“泼皮无赖的奸谋”。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肃清帝国主义蛆虫”。
对美资企业的“缓刑”
另一个需要肃清的“帝国主义蛆虫”则是在华的美资企业。
到1949年时，西方在华外资企业共计1192个，占据了石油、煤矿、机器制造、发电、造船、食品、银行业等各个重要部门，总资产达到5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50亿美元），而美国在华企业的资产就高达1.6亿美元，其中像美孚石油公司、英美颐中烟草和上海电话局等等企业都在中国处于垄断地位。
直到1949年6月，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仅天津海关，美国进口货物占进口总额的38%。令人惊讶的是，进口首位的商品居然是新闻纸。这些新闻纸被大量订购，用来印刷反美帝国的报纸和传单。
1949年的上海街头，这一切在当年5月戛然而止
实际上，在中共进入各大城市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很多外商经理人之前就已经离开中国。留下的公司在观望，如果中共兑现他们在成立时做出的许诺，那么他们来到城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走所有的外国经理人，查封所有外国资产，并且接管所有外国企业。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
根据毛泽东1949年初的指示，对外资企业进行“监督和管制”，这意味这些美资企业仍然会在中国继续存在下去。但实际上，毛泽东也在另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有步骤的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所以，这些美资企业只是被判了缓刑而已。
即使是缓刑，也并非可以安然无恙。真正对美资企业造成重创的，是共产党在其内部成立的工会。这些工会由共产党派来监督企业运作的干部负责组织工人成立，最活跃的分子将成为工会主席，负责和帝国主义资方进行交涉。
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负责监管公司的联络员毛民贤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在他监管下成立的工会，则由一名早已在公司工作多年的地下党倪复生负责主持。在他的眼中，美商老板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与新的政权为难——
因电话费规定太低而停发工资是故意整垮工会的阴谋手段；提高职工福利，将棉大衣改为皮面大衣则体现了他们试图破坏公司财政的险恶用心。当资方要开除四名私装、私移电话收受贿赂的职工时，工会再一次出面交涉，令其复职。
尽管美商在华受到重重监管和束缚，但他们中很多人仍然愿意留下来等一等，毕竟这是一个有着四亿五千万人的庞大市场。一名外国商人告诉卜德：“如果能保证10%的利润，我还是愿意在这里做生意的。但是，形势不太乐观。请你祝我好运，我需要祝福。”
“打倒美帝国主义！”
但卜德美国人的身份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麻烦，在中共进入北平的几个月里，新政权的干部的确能做到对中国百姓和外国侨民一视同仁，甚至在中国人与美侨之间发生纠纷时，也能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秉公处理。
但就在毛泽东下达审判沈阳领事华德的那一天，正在书房里工作的卜德突然发现有“四个穿制服的人”“悄没声息”地站在院子里，就像两个月前突然闯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卧室的士兵一样。
这群人来的目的，是为了查看他居住的这幢房子是否可以征用作为市政当局的办公室。在长时间的商讨后，这群人才勉强同意离去。但这些人在离开时“神情都是阴沉沉的，特别是其中的一个人，他那双火辣辣的眼睛似乎在说他仇恨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富有的剥削者’”。
相比来说，另一位居住在北京毛家湾的美国人大卫·季德的经历则更为惊险。
季德是来燕京大学学习中国诗学的美国学者，娶了曾在国民政府任高等法院院长的余老先生的女儿。他的双重身份使他陷入了比卜德更麻烦的境地中。一天深夜，余家人突然被抵在脖颈上冷冰冰的枪口惊醒了。睁开眼后，季德发现警察已经无声无息地进了他们的卧室，要求每个人都出示户籍文件。
季德被带到附近的派出所进行审问，当警察得知他是美国人后，微笑着说：“中国也喜欢美国人民。他们被他们的政府带错了路，但是他们是好人。”
这是典型的对美国的官方态度。在取得全国决定性胜利后，新政权可以采取政治手段驱逐美国在华的外事机构，打击美资企业，限制美国侨民。但如何驱逐深深根植于民众头脑中的美国幽灵，绝非易事。
很多中国人都记得在四年前的中日战争中，美国作为中国的盟国，为抗击日本提供了空前的资金和人力支持。在飞机头上漆着微笑鲨鱼的飞虎队是当时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在日本人的刺刀下，美国人办的安全区曾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对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来说，抗战胜利的第一个标志不是青天白日旗和红旗，而是从港口登陆的一列列美国大兵，坐在敞篷的吉普车里，向外抛撒糖果。
还有“世界上最值钱的钱”美元，有那么一段时间，获得美援和美元就是中国人最高的生活目标。对这样一个国家，感情上也许会有羡慕和嫉妒，但是却很难“恨得起来”。
率先反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早在1949年中共取得全国性胜利之前，自由派知识分子及其组成的各民主党派联盟就在反美问题上与中共开始了合作，成为从1946年到1948年在各大城市举行的反美抗议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
无论是1946年因为美军士兵强暴北大女生沈崇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还是1948年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国对日本进行援助的“反美扶日”游行，他们都在其中充当鼓手和旗手。
1948年因拒领美援救济粮绝食饿死的朱自清（实际上朱是因为严重胃溃疡导致胃穿孔而死）是这些人树立的英雄斗士，更因为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对其点名的赞赏而被誉为“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恰恰也是在这篇著名的讨美檄文的最后，毛不点名地批评“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对美国存有幻想”的知识分子中很可能就包括当时著名的哲学家和报人张东荪。
张曾经因为是知识分子组成的亲共政治联盟——中国民主联盟的领导人而成为中共的座上宾，但随着1949年中共新政权的逐步建立，张却因为毛泽东公开宣布的“一面倒”与苏结盟政策而与中共渐行渐远。
同时，这位前燕大教授还犯下更严重的罪过——与他的前校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书信往来，甚至与北平总领事柯乐博面谈，试图劝服中共与美国解除对立状态，这毫无疑问与中共制定的反美政策相悖。
在毛泽东发表对“美国白皮书”的五篇评论和《别了，司徒雷登》后，张在政治上就被宣判死刑，之后的岁月只是漫长的缓刑而已。
对被知识分子称为“小市民”，又被共产党定义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通民众来说，新政权的反帝国主义的伟大战略并不容易理解。胡伯威回忆的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普通人对美国的真实感受。
胡在当时是一名14岁的少年。一家上海电影公司为赶政治时髦，拍摄了一部以批判“美国生活方式”为名的电影。在电影中，一对崇尚美国生活方式的“时髦男女”用铝合金板（显然是美国制造）盖起了一座“金屋”，过起奢侈浪漫的生活。结局是这座“金屋”最终坍塌毁灭了。导演的意图也许是想要借此象征美国生活方式的彻底坍塌，但真正招揽观众蜂拥而至的恰恰是片子里批判的“美国生活方式”。
实际上，电影也恰恰是民众对外界认知的一种重要方式。尽管新政权一再缩减美国电影的排片数量和放映时间，在上海，军管会从9月19日起宣布对进口电影进行审查，使美国电影在影院里的放映数量从1948年的89%下降到1949年的20%到15%，但全城200万影迷中的75%仍然至少会去上海50多家影院中的一家去看美国好莱坞大片。
在1949年10月，仅有12.5%的人选择去看苏联电影，看国产片的更是只有少得可怜的11%。
10月30日，主管全国文艺工作的茅盾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批评美国电影“题材不外乎酒、色、财、气”，是“用了美国式的低级趣味的技巧来掩饰它那反动的有毒的内容，并以此吸引辨别力不高的观众”，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对城市居民散播的“毒素”，“实在比鸦片还猛烈”。
《大公报》和《文汇报》也对美国电影大加挞伐，但仍然阻止不了一般市民白天高唱《国际歌》，晚上投入丽塔·海华斯和蓓蒂·赫顿香艳的怀抱中。
新政权不会对此忍耐太久，对美国最后的宽容也将在1949年过去的时候画上句号。对在华的美国人来说，离别的时候却已到来。
1949年8月28日，卜德离开中国，在临行前，他最后一次感受到了中国人对他的善意，他的仆人小陈在送别时“眼泪从红肿的眼睛里涌出来”，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一路平安”——这是一个中国人对一个美国友人私下的友谊，卜德在日记中写道：“但愿未来的中国能够善待他和像他一样的中国人！”
卜德走得恰当其时，在一年后，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国人，对美国人伸出的也绝不是友好的握手，而是愤怒的拳头。“一路平安”也变成了“滚回去，美国佬！”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中，反美浪潮席卷神州
“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
1950年3月，美国驻北京总领事柯乐博关闭领事馆，美国在新政权下的最后一个官方外交机构撤离中国大陆。
临行前，柯仍然徒劳地向张东荪求助，向张表示美国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中共提供帮助，希望能最后见一下中共最高领导人。但张的回答是，他自己现在也很难再见中共领导人了。他劝告美国不要再指望用美国的经济实力来吸引中共，因为对共产党来说：“经济永远服务于政治”。
几个月后，新政权加入朝鲜战争，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宣战。一场反美运动终于点燃。这场新的运动也被称为“三视运动”：“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堕落的帝国主义国家；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先前受到监督的美国在华外资企业也因抗美援朝之名被接管。随着美国宣布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和资产冻结，12月28日，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管制和清查美国在华资产，冻结美国政府、公司及个人在中国的存款。
市面上再也见不到美国产品，美国电影也被逐出了中国的银幕，曾经美国电影的大本营上海甚至编出了上海话的儿歌：“美国电影好唔好呀？教人做强盗呀！美国电影灵唔灵？大腿狐狸精呀！”
之后的岁月里，在中国人民的怒斥声中，美国完全从中国被驱逐出去，留下的只有“美国”这个词，和那些苏联风格的美国宣传画，不断提醒再没见过美国人的中国民众，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邪恶的帝国主义国家仍在不断觊觎和破坏日益强盛的新中国。
时间指向1972年初春，当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车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巨大的广场上空无一人”。
谢选骏指出：1949年，“新中国”为何那么坚决地清扫美国的影响？因为，这个所谓“新中国”其实是苏联牲口的卫星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扩充而来的，红军变身为解放军，苏区变身为解放区，仅此而已。而杜鲁门等人渣却不懂这一点，还想继续讨好毛泽东等二鬼子汉奸，难怪这些人渣被被苏联牲口的坐骑毛匪称为“蛆虫”。可惜的是，这些驱虫没有机会得到进化，二十多年后，尼克松、福特、卡特、布什父子、克林顿、奥巴马、特狼扑等，犹如灯蛾，前赴后继，继续美国梦了。
【088、“修齐治平”与制度性腐败】
网文《“修齐治平”是儒家文化的致命缺陷》说：
没有哪一种文化会像儒家文化一样，对它的评价能够引起巨大的分歧。崇儒的把儒家说得至高无上，反儒的把儒家说得一无是处，这不得不使人深思。近年来论坛上对儒家的否定不可谓少，但是的确很少有能说服我的。一方面是一些说辞带有明显的个人感情色彩，批儒反儒过程中有时还会带有谩骂性质的论调，其中有一些人为了反儒的需要，不惜拿人性中朴素的“趋善”情感进行攻击，而且不择手段，使得儒家不得人心的同时，反儒的同样也不得人心，从而论战的说服力便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儒家的经典著作是让人做一个好人，讲究仁义礼智信，也容易使普通人接受，从而大众对儒家文化有一种天然的好感。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那就是为什么儒家文化说得这么好听，但是这个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一个个社会却是贪污腐败横行，人性彻底堕落，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主流文化呢？儒家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经过本人对儒家思想深入细致的思考，本人认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的“修齐治平”便是儒家文化的致命缺陷，从而也决定了儒家文化不可能参与现代社会的主流思想构建，余英时先生所谓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重建”也仅仅是一个水中月镜中花。
一、 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修齐治平”
这几个字的出处来自于《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是用分析法论述了怎么样能明明德于天下，归根到底在于格物，可以反过来说，就是从格物开始，然后致知，然后诚意，然后正心，然后修身，然后齐家，然后治国，然后安天下。这一列叙述，都是由前面的前提就可以推断隐含后面的结论。简而言之，修身以前的那些都可以归入到修身里面去，因此这一段论述又可以简单的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可以更简洁的称作“修齐治平”。成了汉代以后知识分子世代的追求目标。从而，儒家文化通过貌似严格的论述，给我们构建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要人人都注重修身，便可以家庭和睦，于是又可以政治清明，于是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太平盛世。
果真如此吗？
二、 儒家的“修齐治平”不是逻辑判断，也不是经验判断
看“大学”里面这一段论述，貌似环环相扣逻辑缜密，然而这段论述却经不起稍稍的深思熟虑。这里不准备偏离主题大谈逻辑，但也要稍稍涉及一点。逻辑推理中，P作为前提能够推导Q成立，必须遵循推理的原则，这些原则基本上都是符合人的直观思维的，按照数理逻辑中最重要的8条原则，“附加，化简，假言，拒取，析取，假言三段论，等价三段论，构造性二难”，它哪条都不符合。那么“修齐治平”是不是经验性的总结呢？我看也不是。因为在论述这一部分的时候，论述者明显的用环环相扣的“逻辑”来阐述的，另外论述者根本没有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一个人修身了便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没有举出一个相应的反例，而归纳判断需要的应该是更多的支持的例子。
因此，“修齐治平”之说不能是科学的判断，属于先验的价值判断，既不需要论证也不需要实证。不过不能就此把这个论述说成一文不值，我宁愿把它看成是一个带有美好愿望的信念。
三、 万恶为首是“齐家”
“修身”不是儒家的专利，而是全世界各个文化各个民族中都有的，因此修身不该被批判，假如连个人加强修养都要骂，等同于反儒把自己反成傻子了。但是“齐家”却是儒家文化的独门秘笈，这也是导致儒家文化出现一系列问题的真正原因。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所谓“齐家”是指什么意思呢？当然啦，按照现代中国的三口之家为主导的社会而言，当然是指家庭和睦。但是对于以前的时代呢？一个大家族的人很可能很多，谁有资格“齐家”呢？谁有资格作为一族之真正的领袖呢？是不是个人修养好的人就可以胜任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一定是实力最强的，能够给家族带来好处的。这不需要举很多例子，在我们身边这类事情俯拾皆是。于是你会看到只有儒家文化下的中国才有的事情：一个人当了官，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借光，自然不必说为子女谋求更多的利益了，因为“齐家“嘛。比家大一点的是亲戚，再就是邻里，再就是同乡。于是儒家构建了一个以家庭为中心，按照血统和地理上的远近关爱逐渐减小的圈圈。难怪一个老外说：“中国人的笑脸只给熟人的。”我们还经常看到的这类事情：一个妇女或者儿童被抢走拐卖的一个鬼地方，那里面的人没有一个拿出儒家的“仁义”来谴责的；一些地方的人专门坑外地人，本地的警察都不管。可能有人说这不是儒家造成的，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的确和儒家的以“家”为中心的齐家文化有关。因此，到了“齐家”这一级，到了以家族为核心的文化圈，仁义礼仪其实就瓦解了，他们的仁义礼仪是给家人的，族人的，熟人的，对待非我族类那就不好说了。因此，贪污腐败横行，人性的沦落和道德底线的消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万恶的根源便是这个“齐家”。反观西方的文化，以美国为例，孩子到了成年离开家庭再正常不过了，父亲也不用处心积虑的给儿子“安排”好，贪腐自然就少了。
四、 “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奢谈
儒家文化下，有了“齐家”这根指挥棒，上至皇帝九品小知县，当官就是为了这个“家族”的私利，家族都满足了还要邻里借光，邻里完了还要乡里，所以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贪官，其贪婪的程度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皇帝也就一个生殖器，却可以独占几千个后妃，而且还要阉割为之服务的男性，没有一点仁义道德，这便是贪婪的铁证。治国平天下也就成了奢谈。历朝历代基本上是按照周期律进行的。而且看势头，还要一直进行下去。
在“齐家”的指挥下，人们读书不再为了追求自然界或者人类社会的普遍真理，就为了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也成了中国落后的原因。
五、 结论
儒家的东西，作为个人修身，提高修养，使自己仁者爱人，都是不可否定的。但是，这套东西仅仅做为个人修养之书而已，千万别“齐家”，遑论“治国平天下”了。要想社会进步，民族有前途，还得西方那一套。
谢选骏指出：“修齐治平”的基础是家族政治，这在古代的农耕社会是形势所迫；但在现代的工商社会（甚至古代的工商社会），这就是一种迂阔的不切实际了，甚至造成制度性腐败。“西方那一套”是什么？是犹如“西医”那样的社会治疗系统，例如三权分立。在这种意义上，正如不应该把西医叫做西医而应该叫做“现代医学”，也不应该把“西方那一套”叫做“西方那一套”而应该叫做“现代治理系统”。三权分立为代表的现代治理，其实是一套管理技术，是用来规范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的，就像红绿灯一样。没有这一套，领导人的车到处乱开……能不撞车吗。一个社会没有这一套，要么不能现代化，要么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撞车翻船。此理至明也。这和什么“民主自由人权”并无逻辑关系，后者不过是意识形态的伪装罢了。反过来看，任何独裁者死到临头都会用“西医”治病的，甚至毛泽东这样的土鳖也不例外，所以他们排斥“西方那一套”不是由于偏见，而是要垄断为非作歹的特权。再看看乔布斯（Steven Paul Jobs，1955年2月24日－2011年10月5日），虽然通过“高科技苹果产品”搜刮了大量钱币，但却和老毛一样不相信现代医学，结果枉送了自己的性命。乔布斯他尝试运用的替代疗法有素食、针灸、草药治疗、果汁排毒、清空肠道等，还求助过通灵师。在乔布斯他眼里，现代科技似乎在本性上和魔法具有相通之处。但即使如此，乔布斯他依然会利用现代医学来为自己益寿延年：2008年，乔布斯被确诊为癌细胞扩散。他一方面对外宣称自己“荷尔蒙失调”，一方面尝试各种“治疗”癌症的方法。缺席多次重要的公司展会后，乔布斯于2009年1月决定休假。在医生的劝说下，他决定尝试肝脏移植手术。利用排位机制他获得了一个车祸死者的肝脏。为的是继续其赚钱生意？乔布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内，已经虚弱得不能自行上楼梯，尽管这样，他仍然与风险基金经理人杜尔（John Doerr）、苹果公司董事康柏（Bill Campbell）和迪斯尼公司执行长伊戈（Robert Iger）等告别，与苹果公司的人商讨iPhone 4S发布会意见，与获得其授权的传记作者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对话，与好友奥尔尼希（Dean Ornish）医生到日本料理店吃寿司。由此看来，想要痊愈的人，对于“医学”的态度不能像乔布斯那样玩世不恭，否则无益于治疗自己。正如对于“人民”的态度不能像毛泽东那样玩世不恭，否则也就无益于自己的政治宣传了。
（美国政府调查记录显示：1991年，美国政府希望让他担任出口委员会顾问，并对其进行了背景调查，目前这些文件公开于世，乔布斯的一些污点也被公布。如在第55页，一位受访者称乔布斯的“品德有问题”（his moral character is suspect），并且自己“已经不再和乔布斯是朋友”。因为当时乔布斯并没有按约给他提供苹果的股权，而这可能会让他十分富有。同时他还指出乔布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疏远了许多人，以及他有私生女这个事实。但他仍然认为乔布斯适合在政府中任职。——政府官员不是圣人，因此不仅需要事后监督，而且必须受到分权制衡。由此可见，预防制度性腐败，需要脱离“修齐治平”的模式。）
【089、“一国两制”是豆腐渣工程】
《有人高呼“没有领袖不死、没有政权不倒”》（2018-04-08 转载 法广中文）报道：
在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民主阵线的号召下，大约2000人在7日晚上集会支持连日来饱受北京和港府攻奸的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戴本人发言对获得群众支持感到一股暖意，并在台上高呼“没有领袖不死，没有政权不倒，没有制度不变”。
戴耀廷上月底在台湾出席学术研讨会，其间发言时提出反专制成功后，中国大陆不同的族群，可以考虑成为独立的国家，引发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严厉抨击，香港建制组织及亲共传媒亦组织写作班子对戴发表文革式的批斗，港府亦紧跟北京中央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特首林郑月娥日前更表明，政府因此要认真思考何时落实基本法第23条。
集会在立法会大楼外举行的，戴耀廷上台发言指出，过去一星期的心情很沉重，眼见多人到场，心里感到暖意，对于最近多人问他为何“踩红线”，他反而质疑“红线”是收窄香港言论自由的借口，“以前香港讲港独没问题，有人说要自决、公投，港独可是选项之一，但红线一画就不让人参选，现在讨论可否再加其他选项都划红线，（政府）不断画红线去分化（社会）”。
戴耀廷又说，他的真正罪名不是林郑所说的鼓吹港独，而是启发港人思考未来，“在习近平修宪后的主旋律下，他（习）要的不只是不可以反对政权，还要支持中共统治永续，连思考未来有些什么样的可能性都不可以，这就是中共想做的”。
他估计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将会日趋严重，然后带领台下支持者大叫“顶住（撑住）！顶住！”又高呼“没有领袖不死、没有政权不倒、没有制度不变”。
与戴耀廷一齐发起占中运动争取真普选的其余两人学者陈健民和朱耀明牧师，都有上台发言，陈重申集会与港独无关，是声援言论自由。民主党元老、执业大律师吴霭仪表示，港人要提高戒备抗拒23条立法，呼吁政府不要再以“灰线”定义什么是“鼓吹”、“主张”或“发表”，强调香港只需知道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强调“煽动叛乱”入罪应该只涉及一个条件，就是鼓吹暴力及意图煽动暴力，而不是以言入罪。
港珠澳大桥怀疑因为豆腐渣工程而致人工岛防波堤崩坏事件，亦成为集会的“主角”。民主党创党人之一的李柱铭大律师就借用防波堤呼吁港人团结，“要大家手连手，我们未来都要手连手”。在他的呼吁下，群众都站起手挽手，高呼口号：“争取民主，永不放弃！”
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说：“看到港珠澳大桥的败像，林郑说不要因为一张相片而轻信，但戴耀廷讲了几分钟（有关港独选项），由林郑到中联办到左派分子全部都信了，不过是信他们自己那一套，好像中了降头一样。”
自称“港独组织”的香港民族阵线同一晚上亦在立法会外集会，架起“香港独立”、“捍卫言论自由 打倒港版红卫兵”横额，大约有50人出席，其间高叫“香港独立”、“打倒共产党”等口号。召集人“阿南”表示，不认同戴耀廷很多主张和做法，他们集会是展示“独派”捍卫港人言论和学术自由。中文大学、理工大学和树仁大学学生会，以及“学生动源”都有代表出席香港民族阵线集会。中大学生会会长区倬僖表示，戴耀廷因为是反对派而遭到“港共政权”文革式迫害，打压成港独派。
谢选骏指出：严重的问题不是“港珠澳大桥豆腐渣工程”，也不是“九江大桥豆腐工程”、“三峡豆腐工程”……而是一个牵涉国际关系的问题——“一国两制”是否豆腐渣工程？
“一国两制”是否豆腐渣工程？正在接受以下的压力测验：
《港珠澳豆腐渣工程19人涉贪被控 议员促续查是否涉高层》（2017-11-17 法广香港特约记者）报道：
造价1100亿港元的港珠澳大桥，早前爆出工程混凝土压力测试造假丑闻，香港打贪机构经过半年调查，起诉土木工程拓展署承判商十九名前实验室职员，17日提讯。不过，熟悉保安事务的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质疑，被起诉的都是技术人员，有关人士不会无端或自发造假，促署方继续调查是否有物料供货商、承建商或官员涉案。
由于压力造假报告涉及的混凝土散布在桥梁、隧道、地底和水底下的桩柱等，令人质疑大桥会否成为豆腐渣工程，当局事后再行测试，结果安全程度全部达标。到10月时，更为全长9.4公里的香港接线高架桥段进行负重荷载测试，当局昨表示，已测试的桥梁，强度全部符合设计要求。不过，负重荷载测试只容中央电视台摄制，惹起工程界人士忧虑。
负责打贪的廉政公署昨日公布，被控的18名技术员，全属负责建筑材料测试工作的嘉科公司旗下实验室前雇员，涉嫌在2013年至16年7月期间串谋诈骗土木署官员，不诚实更改试验所内与压力测试机连接的计算机数据，并以偷龙转凤的方式，制造测试的混凝土样本合格的假象，企图隐瞒未按当局规定而进行的混凝土压力测试。余下的第19名被告则被指伪造计算机报告，一名六十一岁嘉科前工地实验室技术员，被控两项使用虚假文书罪名。
港珠澳大桥是连接香港及珠海、澳门的跨海大桥，隧道段刚于7月贯通，即大桥大陆段全线贯通。一俟香港段完工，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长的6线行车沉管隧道及世界上跨海距离最长的桥隧组合公路，并令来往三地的交通时间缩短至约一小时。不过，大桥工程动工六年来，共酿成十人死亡、超过六百人受伤，被传媒形容为「血泪大桥」，政府监管力度备受质疑。
谢选骏指出：很快消息来了——
两会惊爆！中央竟然删掉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台湾旅行法生效 中美关系大震荡 美台准军事同盟巩固……
由此看来，邓小平从南非（种族主义隔离政权）和以色列（分隔犹太人区域和阿拉伯区域）那里捡来的破烂“一国两制”，确实是个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豆腐渣工程。香港人到现在还寄希望于这一骗局，岂能不谬哉！
【090、“伊斯兰国”油尽灯枯，欧洲变成太平间】
《“伊斯兰国”油尽灯枯 欧洲能否迎来太平》（2017-10-10 转载 VOA）报道：
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瓦解崩塌以及这一恐怖组织哈里发统治的行将就木，会对欧洲人被招募并被极端化的情况带来很大改变吗？会明显降低“独狼”袭击的数量吗？
随着由美国支持、库尔德人领导的武装部队即将全面消灭位于拉卡的“伊斯兰国”残余势力，这一问题正变得愈加现实。然而法国和比利时的官员们不认为这样的杀戮在欧洲会停止，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这样。
有分析人士表示，哈里发统治在“伊斯兰国”的营销推广、吸引外国人应征以及让该组织区别于对手“基地”组织的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基地”组织反对“伊斯兰国”建立，并嘲笑“伊斯兰国”领导者巴格达迪自封为哈里发的行为。分析人士认为，对“伊斯兰国”来讲，为数不多的能让该组织维持重要影响并试图让其圣战主义的对手“基地”组织相形见绌的方法之一就是尽可能频繁地在西方社会发动袭击。
巴格达迪上个月打破了在公开场合11个月的沉默，公开了一卷嘲笑美国的录音磁带，他号召圣战主义者反对叙利亚政权。尽管占领的土地迅速流失，但他仍坚称“伊斯兰国”“尚存”。巴格达迪还回应了“伊斯兰国”宣传主管阿德纳尼所发出的信息，阿德纳尼宣称控制土地没有战斗意志重要。
但巴格达迪尤为关注的焦点是庆祝在西方国家发生的袭击事件，他说：“美国、欧洲和俄罗斯都生活在恐怖的状态中。”
八月份，在“伊斯兰国”从伊拉克城市摩苏尔被赶走，库尔德人领导的部队开始向拉卡发动攻击后，法国总统马克隆说与伊斯兰恐怖主义进行的战斗是法国的“当务之急”，这一状态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法国和比利时官员们表示，“伊斯兰国”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尽管外界努力试图减少这一组织“虚拟的足迹”，但该组织仍然能够散播政治宣传。“伊斯兰国”精心地调整宣传内容以便更好地动员追随者，并且在为了战术考量塑造叙事时能够检验新的理念。
研究人员温特表示，对“伊斯兰国”来说，媒体战一直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取得实际的胜利同等重要。
在一篇为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学部国际激进化与政治暴力研究中心所作的论文中，温特指出对“伊斯兰国”组织来说，“宣传成果和传播有时甚至被认为比军事圣战都重要。”
温特补充道：“‘伊斯兰国’通过以一种任何萨拉菲-圣战主义行动者都无可比拟的方式推崇信息战，以此持续性地煽动激进主义，这种煽动不是来自操作者就是在线的志愿者。”
尽管丧失了绝大部分土地，“伊斯兰国”仍然能够发动信息战，招募成员，并进行煽动。温特说：“国际社会在考虑反传播的方法时必须要同等地具有创新性与战略思维。”
有官员和分析人士警告，与“伊斯兰国”在战场上败退前相比，当今极端化的总体问题仍然没有发生改变。法国前总理瓦尔斯将极端化形容为“一个致命的社会模式”。
法国不是唯一正在努力了解极端化问题并试图找到有效方法应对这一问题的国家。在“9/11”袭击事件发生16年后，西方国家的政府仍然不清楚极端化问题的构成以及为何有人会接受极端的圣战主义的观念并且参与残忍的袭击，将这些观念付诸实施。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教授、社会学家法尔哈德·霍斯罗哈瓦尔担忧极端化问题仍被政府过于单纯地视为国家安全的挑战。他说各国政府未能对污名化、社会排斥、违法行为的长期影响进行足够研究。人们刚刚开始了解互联网和紧密的社交媒体群组在形成圣战主义者的拥护以及创建他称为“反面英雄”的迷信对象等问题上所起到的作用。
心理因素同样关键。在去年于英国伦敦进行的一场会议上，霍斯罗哈瓦尔重点介绍说，在西方国家有相当数量的圣战袭击者被诊断患有抑郁症或是其它精神疾病。
然而深入了解极端化问题的努力通常都会遇到来自政治领导人们的阻力，特别是当他们面对公众要求停止恐怖袭击的呐喊声时。瓦尔斯曾说过一句广为人所知的话，他说他受够了“社会的、社会学的，还有文化的借口”来解释圣战。他说：“解释就是找借口。”
法国自2015年后遭遇一系列袭击事件，造成240多人死亡。有350多名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被关押在法国的监狱中，近6千名激进分子处于警方监控之下，另有1万7千人被归类为潜在威胁。在比利时，这些数字没有这么高，但这个面积上的小国在欧洲应对圣战主义的问题上却承担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比利时人均加入“伊斯兰国”或其它位于黎凡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圣战组织的人数高于其它任何欧洲国家。
两国都在努力制定能够行之有效的去极端化的行动方案。法国在两年前才开始试图阻止叛逆的年轻人走上极端化的道路，远远晚于其它几个欧洲国家。但法国的这一努力已经遇到难题，一项在法国本土13个大区每个区开设一个去极端化中心的计划在其首个实验中心于今年早些时候被关闭之后被搁置在一旁。当时这家中心去极端化的方法引起争论。
谢选骏指出：“伊斯兰国”好像油尽灯枯，欧洲却再也无法迎来太平了，而且还无奈地变成了太平间，被迫收容伊斯兰战争所造成的大量地夹杂着第五纵队的活死人。
【091、“移民就是资本”的爱尔兰特性】
《9000婴孩亡魂：爱尔兰教会横跨20世纪的悲剧》（2021-01-14 综合新闻）报道：
爱尔兰公开长达五年的调查报告，揭示该国多间天主教"母婴之家"收容所在1922至1998年间，数以万计的未婚妈妈与婴孩曾受到虐待，强迫骨肉分离，更有多达9000婴儿在院内死亡。
爱尔兰跟天主教关係密不可分，保守宗教文化长久以来滋养出扭曲的性观念与厌女文化，"母婴之家"历时长达八十年的恶行也只属冰山一角。爱尔兰为天主教最虔诚的国家之一，在整个二十世纪宗教风气保守，期间近50年，该国连避孕也属违法，女性未婚怀孕曾被视为社会禁忌。由于家庭认为未婚怀孕的女儿是羞耻，都会秘密地送往这类天主教母婴收容所，掩饰她们的"罪行"，当未婚妈妈诞子之后，就会强制让孩子被领养。在当地历史学家Catherine Corless追寻下，关于"母婴之家"的恐怖事迹逐渐揭开。
2014年，Catherine Corless首先发现西部城镇蒂厄姆（Tuam ）的母婴收容所，有多达800名死亡的孩子没有下葬记录。及后在2017年，母婴收容所旧址的污水池中被发现埋藏着20个地下洞穴，内里挖出大量人体遗骸，经验证后证实属于35周大胎儿到三岁的婴幼儿。过去几年，有关这些未婚妈妈及孩子在"母婴之家"受到不人道对待的情节陆续曝光，除了孕妇需要长时间劳动，由于这些收容所一般都环境恶劣，麻疹、脑膜炎、百日咳等疾病都令大量婴孩死亡，更有数以千计的婴儿死于虐待或疫苗试验，有部分婴儿遗体被用于医学研究；生还婴孩则多数被非法领养。
一名生还者在厄姆（Tuam ）母婴收容所遗址悼念。该收容所遗址污水池中早年被发现埋藏数百具婴儿遗体。受害者出席悼念仪式，包括当年的单亲妈妈或被强制领养的子女。
荡妇的惩罚：劳役、钳子接生、性侵——
而且，未婚怀孕的女性被视为"不洁身自爱"，被送到收容所后都饱受修女凌辱。有当年的未婚妈妈忆述遭遇：见过修女把婴儿当布娃娃般在地上拖来拖去，给婴儿打针，修女会强行以钳子为孕妇接生，甚至有人被牧师性侵。这些情节过去零零碎碎地从传媒报道报道出来，却从来未被爱尔兰官方或教会承认。
经过历时五年的调查，母婴之家调查委员会周二终于公开最终报告，交待有关天主教母婴收容所的事件。该份报告长达2865页指出，由1922至1998年间，一共大约56,000名年龄介乎12至40多岁的怀孕妇女被送进国内18间母婴收容所，期间在院内出生的婴儿约有57,000名。不过，竟有多达七分之一的婴儿未及领养已在院内夭折，虽然这夭折率显然高于正常水平，但这些受官方认可的母婴机构却一直未被当局揭发。
元首与教廷正式道歉 受害人未言接受——
调查报告指出，疏忽照顾、营养不良、维生资源短缺都是导致死亡的原因，可见母婴收容所不单只没有拯救这些孩童的性命，更是刻意削弱他们生存的机会。惟报告并没承认所有指控，譬如就着"强迫海外领养及非法领养"的指控，调查委员会认为证据不足，不予承认或否定。"报告里的（施虐）机构并非来自外国势力，而是我们社会自己造成的。我们对女性糟透了，对孩子也糟透了。"爱尔兰总理马丁（Micheál Martin）形容，昔日爱尔兰社会对于性与亲密关係有着严重扭曲的观念，让年轻的母亲与其孩子付上惨痛的代价。马丁于周三（1月13日）连同爱尔兰天主教廷，正式向所有"母婴之家"受害人公开道歉并启动国家赔偿方案。
不过，调查报告与国家正式道歉并不代表事情完满落幕。部分受害人表示，在未阅毕全份报告内容前，都拒绝接受政府道歉。另一方面，有受害人在过去数十年间苦苦寻亲，但却未获当局或教会积极配合。有人向儿童和家庭机构索取身世资料时，只取得片面不全的资讯，甚至遭到知情教会的修女恶言相向。对于这些受害者而言，折磨尚未止息。爱尔兰总理马丁于1月13日代表政府向所有"母婴之家"受害者道歉。
禁避孕50载 "生育自主权"的终极受压——
"母婴之家"只是爱尔兰宗教保守的产物之一。在文章开首提到，爱尔兰在1935年立法把所有避孕方式列入违法，所有避孕产品被禁止入口与销售。在1968年7月，教宗保禄六世发表的《人类生命》通谕，明确指出天主教会不接纳任何人工避孕方式，当时爱尔兰天主教廷亦"绝对谨遵"梵蒂冈设定的这条界线。
爱尔兰教廷在节育问题上採取绝对立场，全面不准信徒避孕，连夫妻关係正常维繫、妻子怀孕风险等因素都无法顾及，带来难以弥补的社会后果，也使现代爱尔兰教会渐渐丧失道德高地，性与道德方面的教诲亦权威不再。到1985年，爱尔兰才解禁使用安全套及杀精剂。
2018年5月26日，爱尔兰公投通过解禁堕胎。都柏林街上大批女性支持者欢呼庆祝。
由禁止女性避孕与堕胎的过去，可见昔日的爱尔兰女性对于生育可谓全无权利可言。长时间以来，女性既没法取得避孕工具，亦无堕胎的选择。而对于未婚女性来说下场更为可悲，她们正是往往被送到教会的母婴收容所，强迫劳役、强迫分娩、强迫骨肉分离，在分娩过程中更不获任何止痛工具，以示"赎罪"。更讽刺的是，调查报告中也证实这些未婚妈妈包括因姦成孕及乱伦的个案。
除了"母婴之家"的悲剧，跟不少欧洲天主教国家一样，爱尔兰教会亦发生多宗神职人员性侵案。关于有儿童在教会内遭受性侵的指控在1980年代末开始出现，90年代起爱尔兰政府开始立案调查，涉案神父多达数百名，受害儿童更数以千计，时间横跨数十年。除了揭发不少高级神职人员知情包庇，部分人还涉及不当异性恋关係、教会幼儿院虐儿事件等。儘管罗马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2018年8 月访问爱尔兰期间，曾为母婴之家及神职人员性侵等教会"罪行"道歉，惟至今被定罪的案例少之有少。
前路：保守与自由交缠？
正如爱尔兰政府就着这份报告所形容，社会存在着"残暴的厌女文化"（brutally misogynistic culture）。事实上，爱尔兰教会过去数十年发生的事，已远远超越现今天主教社会依旧争持的"拥护选择权"（pro-choice）与"拥护生命权"（pro-life）问题。也正因天主教会深受丑闻困扰，爱尔兰进入二十一世纪才慢慢踏上去宗教化之路。直至近数年，该国对于堕胎及同性恋等议题才开始鬆绑起来，先是2015年公投通过允许同性婚姻合法，再到2018年公投废除女性堕胎禁令。
在政治方面，2017年更选出首位同性恋总理瓦拉德卡（Leo Varadkar），现任儿童部长奥戈尔曼（Roderic O’Gorman）亦为男同志，外界近年都纷纷形容爱尔兰正进入"后天主教"年代。
女性争取生育自主权、要求放宽堕胎权的示威，近年在天主教国家此起彼落。2018年北爱尔兰，示威者以侍女装扮反讽宗教极权。不过，这并不代表整个爱尔兰社会自此以后决定"向左走"。根据该国人口普查，爱尔兰天主教人口比例由2011年的84%大幅下跌至2016年的约78%，比例仍然高于大多数西欧国家。虽然，围绕教会数十载的丑闻使如今爱尔兰教会的权威性大不如前，但拥抱天主教身份的国民仍佔大多数，在同性婚姻、堕胎权近年接连放宽之后，已触动到保守派人士的神经，质疑左派政策令社会风气变差，离婚率及轻罪案数目增加。
都柏林圣三一大学爱尔兰现代史讲师Carole Holohan解释，1990年开始，更多移民及外资进入爱尔兰，注入更多自由派思想，不论在宗教还是经济层面，爱尔兰社会在一两代之间经历了急遽的转变。对于老一辈而言，这转变倒是来很太快、太坏。
谢选骏指出：爱尔兰天主教会的上述行为，不仅和教会有关，也和爱尔兰有关——在这种意义上，是其民族性格的产物。对于这样的社会来说，“移民就是资本”一点也不奇怪，至少可以冲淡或是改善爱尔兰人的特性。所以，移居美国的爱尔兰人，竟然超过了爱尔兰本地的爱尔兰人。
【092、“已死”的变局已到】
《人民日报：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转载人民日报 2019-05-22）报道：
深刻认识大变局（思想纵横）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深刻认识这一大变局，抓住大变局为我国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需要深刻认识和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审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大变局中找准中国坐标。
从生产力发展来看，当今世界迎来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与传统产业融合的速度不断加快，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全球创新版图与经济结构正在重构，人类社会处于生产力大变革、大发展、大跃升的新阶段。
从生产力的国际分布结构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一个时期，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大幅提高。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贸易方式主要是加工贸易，出口的产品以初级产品和轻纺产品为主。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到2018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57.8%，机电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58.8%，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30.07%。这表明，生产力的国际分布结构已经发生变化，虽然发达经济体仍然占据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高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位置正快速提高。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突破和提升，生产力国际分布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国际生产关系的变革。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群体性崛起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促进国际政治经济力量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国际社会要求变革国际生产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其次，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使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位置不断提升，从而在一些产业上与发达国家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这也是导致国际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之一。再次，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升生产力和产业发展水平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给一些发达国家带来了紧迫感和危机感，个别发达国家因此涌动逆全球化思潮，企图通过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维护一己私利。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生产力变革、生产力国际分布结构变化和国际生产关系大变革大调整，我们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树立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促进我国产业发展加快迈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不断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激发各类微观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努力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生产关系。
谢选骏指出：我早就说过了，“五四百年”就是“五四已死”，因为“XX百年”就是“XX已死”——现在人民日报说要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岂不就是一种末日预言了？就是说，“百年”这一“已死”的变局已到了。大家想想，1919年的“五四”百年纪念过后，是什么玩意儿的百年纪念又快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百年！
【093、“战斗民族”死路一条】
《一个人得多贱，才会将俄罗斯称为“战斗民族”？》（2020-06-14 醒观天下）报道：
有记者做了调查发现，全世界称呼俄罗斯为“战斗民族”的只有中国人，而且这个称呼的本身，就包含着钦佩、羡慕甚至崇拜的色彩。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输入“战斗民族”四个字，看看搜索结果是不是如此。甚至，“普京大帝”也是中国人授予他的称号，把他神化为降龙伏虎的超级硬汉。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末，李鸿章就看出了俄国贪得无厌的本性。他反复发出警戒：“欧美列强都不足虑，它们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因此要尽量妥善处理好关系。中国真正的心腹之患只有两个，一个是沙俄，一个是日本。”随后发生的事实印证了李鸿章的远见。但遗憾的是，这个国家的数届掌权柄者，却丝毫没有采取应对措施，这不能不说是千秋之罪和奇耻大辱。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即使在领土问题上不是贪得无厌的人，也是占了谁领土就不愿归还的人。二战后，因北方四岛归属问题，俄日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北方四岛一直由俄方实际控制。俄方认为，日本要求归还北方四岛，就是要求重新定义二战战败结果。
如果有人问你俄罗斯对世界的贡献有多大，比如出口多少产品、贡献多少文明等等，你能说得出来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能给世界贡献多少好产品、好理念的国家，却总研究新武器，对抗其他国家或威胁其他国家。也毋庸讳言，在近代蹂躏中国的列强之中，对中国伤害最深，得益最大的莫过于沙俄。之后的苏联也是有过之而不及，中苏之间的关系及任何条约都没有完全平等过。
领土，对于任何国家，都是立国之本。不仅意味着国家大小，而且领土上还可能有很多宝贵资源，用于发展壮大实力。北方四岛归俄罗斯就是俄罗斯领土又多了，归日本就是日本的面积大了。固然，二战是一个历史分水岭，然而以二战结束划线，俄罗斯就不想归还北方四岛，显然是说不过的。因为，这样的占据，如果说法也能成立，那么不就等于说苏联当年不该撤出德国了吗？
从苏联到俄罗斯，不断武装自己，总想压别国一头，确实与这个民族的血性有关。他们不仅对外民族凶狠，而且对与自己关系好的民族也凶狠。像乌克兰，与俄罗斯国土相连，都是苏联的加盟国，即使在苏联解体各自独立后也保持了二十多年的睦邻友好关系，可却因一个克里米亚半岛问题闹僵闹翻。2014年，俄罗斯派部队进驻克里米亚，乌克兰表示永不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领土占领。2018年底，三艘乌克兰舰艇在黑海向刻赤海峡方向行驶中还被俄方扣留，船上二十四人被俄法院批准逮捕，由此导致了乌克兰宣布在东部可能遭俄罗斯军事打击的地区进入战争状态，险些爆发一场战争。
简单分析一下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历史。早在沙皇时代，俄国就侵占了唐努乌梁海、江东六十四屯、外兴安岭及外蒙古地区，其侵占时间比日本侵占中国台湾还要早很多。沙俄当年还并不满足一个符拉迪沃斯托克太平洋出海口，又一直想拥有一个天然不冻港，于是把目光瞄准了旅顺和大连。也正因一直觊觎这两个地方，早就垂涎三尺，所以才在“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辽东半岛时，俄国又联合法国、德国进行了干涉还辽。进而，随着日俄矛盾的加深，1904年爆发“日俄战争”，在中国土地上为争抢中国领土打了一场不义战争。到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了俄罗斯远东最重要的城市，也是俄罗斯海军第二大舰队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既名义上与美国在东方抗衡，又事实上虎视眈眈，牢牢地扼守住了东北亚。占了谁的领土就不归还给谁，按照这个逻辑，继续不想把北方四岛还给日本，也就不难理解了。
“排华”、“酒鬼多”，这是很多中国人选择不再去俄罗斯的两大理由，哪怕那里美女如云。也正因此，我一直想问问那些礼赞俄罗斯“战斗民族”的人们：一个人到底需要多贱，才会将凌辱、掠夺、戕害自己祖国的虎狼之邦称为“战斗民族”？与此同时，一个民族到底需要多么原始、野蛮、落后，才会礼赞历史上的暴力侵略者，才会崇拜甚至神化普京式的强权领导人？
谢选骏指出：上文揭露了黄俄汉奸的媚态可掬，但其实“战斗民族”是死路一条，例如苟延残喘的蒙古、回纥，已死的匈奴、鲜卑、女真——俄罗斯不过是他们的学徒和继承人。
《“特朗普堡”驻美军谈判搁浅？波兰斥“假新闻”》（东网 2020-06-13）报道：
美国特朗普去年与波兰总统杜达达成协议，计划向波兰派遣1000名美军，抵御俄罗斯潜在威胁。英媒日前报道，美波两国未能就驻军地点及波兰应付军费取得共识，“特朗普堡（Fort Trump）”的谈判恐搁浅。波兰总统幕僚上周五（12日）直指报道为“假新闻”，美国国务院上周六（13日）亦表示两国磋商仍在继续。
去年美波领袖会面时，杜达表示有意将美军驻当地的军事设施命名为“特朗普堡”，而特朗普则表示新的驻波部队或由德国调来。英媒上周三（10日）报道，波兰副外长雅布翁斯基（Pawel Jablonski）表示，两国尚未就经费、地点、法律权限、驻军宗旨等达成共识。但波兰国防部事后否认，称美波双方正确认最终细节，谈判气氛良好。杜达的高级幕僚什切尔斯基（Krzysztof Szczerski）批评上述报道为假新闻；美国驻波兰大使莫斯巴赫（Georgette Mosbacher）亦在社交网表明，美波磋商仍在轨道上。但英媒上周六报道仍指，相信上周三的报道准确；但未知此后数日间，美波谈判是否取得进展。
谢选骏指出：波兰人夹在俄罗斯和德意志这两个禽兽之间，几百年蹂躏下来竟然也学会了“战斗民族”的路数。不过要找川普这个妓院老板的孙子做保护伞，可能选错了交易的对象——因为它只能提供鸡鸭，不能提供战将。
《波兰军方坦承：5月曾侵入捷克 为阻疫情“意外占领”》（东森新闻 2020-06-13）报道：
欧洲各国5月都还在忙于防堵新冠肺炎（COVID-19）之际，竟然传出波兰“趁机并吞”了邻国捷克的领土。波兰军方坦承，确实有部队进入了捷克境内，不过这只是一个误会，而且只进入捷克领土一个很小的部分。
根据CNN报导，捷克外交部指出，波兰士兵5月下旬跨入捷克国境，并且重新建立了新的边境，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部队一直封锁两国边境部分地区，但是有捷克公民反映，要进入自己国境内的教堂，遭到波兰士兵拒于门外。捷克驻华沙大使馆立刻采取行动，同时也通时捷克境内的波兰对口单位，但是波兰政府至今还没有解释“为何入侵我国领土”。捷克外交部发言人还指出，波兰方面以非正式的管道表示，这次意外只是波兰军方无意间造成的意外的误会，“但我们仍在等待正式声明”，现在波兰军队已经不在当地，捷克公民也可以再度进入那一间教堂。
CNN追问捷克外交部，波兰军队占领了捷克领土多久的时间，捷克外交部只回答，“我们仍在等待正式声明”。波兰国防部在12日发出声明坦承，这是一个短暂的占领，这是在边境错误安置哨所发生的一起事件，这是一个误会不是有意的行为，这项问题立刻得到了纠正，也获得捷克方面的理解。
事件发生在波兰南部一个叫做Pielgrzymow的小村庄，该村庄的对面，是捷克一处人烟稀少的乡下地区，那里只有一条安静的小路，成为两国的分界线。
波兰国防部解释，为因应新冠病毒大流行封锁边境，波兰陆军才会前往该地区，支援边境警卫队的工作，这项行动是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直接领导边防部队进行。但是波兰官方还是没有证实，波兰陆军并吞捷克领土多久的时间。
欧盟国家之间的边界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欧盟公民基本上都享有跨越边境的自由，但是随着疫情的发生，各国封锁边境禁止外国人进入，使得这一项长期以来存在的默契变得复杂。
谢选骏指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波兰人也像韶山猴子一样浑身痒痒了。
《特朗普西点军校演讲：美国不是世界警察！》（VOA 2020-06-14）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西点军校向1100多名陆军毕业学员发表讲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军队的职责不是重建海外国家，而是保卫美国的国家安全。他说，“我们不是世界警察”。
特朗普总统星期六（6月13日）在美国西点军校对2020年毕业班1100多名陆军学员发表讲话时说，“你们每一位都是在美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开始你们的陆军生涯的。我们正在恢复根本原则，即美国军人的职责不是去重建海外的国家，而是强力保卫我们国家免受外敌的侵略。我们正在终止无休止战争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将重点明确放在保卫美国的关键利益上”。
特朗普强调说，“美国军队的职责不是去解决很多人甚至从未听说过的遥远土地上的历史冲突。我们不是世界警察，可要让我们的敌人知道：如果我们的人民受到威胁，我们将毫无迟疑地开始行动。从今往后，当我们投入战斗时，我们就只为胜利而战”。特朗普说，为了重新建设美国军队，他领导的政府已经投入超过两万亿美元的经费购置新型舰艇、轰炸机、数百架军用直升机、战斗机、新式坦克和导弹等，并研制超高音速的导弹，还成立了天军。其目的就是确保美国军队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装备与科技，继续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特朗普同时鼓励西点毕业生们要维护美国的核心价值，发扬团结、自由与平等的传统去保卫国家。他同时感谢美国军队在帮助美国对抗疫情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特朗普说，“我想借此机会向美国各军种的所有现役、后备役军人和国民警卫队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挺身而出去帮助抗击这个看不见的敌人，即从一个叫中国的遥远土地上传到我们海岸上的新型病毒。我们将消灭这个病毒。我们将根除这场瘟疫”。
谢选骏指出：特朗普这个窝囊废，面对俄罗斯的侵略节节败退，却想在美国选民头上动土，派出军队在街上耀武扬威。他哪里知道，他老婆所属的“战斗民族”奴隶集团已经死路一条了。
【094、“真正的人民领袖”都是由罪犯炼成的】
《真正的人民领袖遭迫害正在监狱里》（2020-01-03 林孟编译）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说，中共政治局授予习近平主席“人民领袖”的谄媚尊号，类似于曾经授予毛泽东的荣誉。这种个人崇拜的敬重，似乎只是凸显了他对自己人民的恐惧。政治局委员们在进一步赞美习近平的同时，也在加紧迫害一位真正的人民领袖——四川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牧师王怡。他被当局判处九年监禁，罪名是莫须有的“颠覆”和“非法营商”，目的是迫使他封口，并摧毁他的基督新教教会。
王先生创办了“秋雨之福教会”，还有一所神学院、一所小学和一个帮助政治犯家庭的团契。这些非官方的社团组织都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范围。“秋雨之福教会”和其它类似的教会颇受中国中产阶级欢迎。他们已经从隐蔽的，通常是在有百叶窗的房子里的地下聚会，扩展成为完全公开、兴兴向荣的教会。在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这些教会将被视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受到鼓励。但中共党国绝不容忍一切不受其操纵和威吓的东西。习近平领导了对所有自由思想机构、团体、组织，如教会、新闻和社交媒体、大学等的打压。
王先生是训练有素的律师和有经验的博客写手，2006年曾与人权活动人士一起，在白宫会见小布什总统。他曾就天安门广场事件等敏感问题发声。近些年来，他反对习近平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和其它独裁措施。这使他成为中国国家安全当局的眼中钉。2018年12月，国家安全当局逮捕了王怡牧师、他的妻子和100名教友。大部分人最终获释，但王先生始终没能走出拘留所。对他的指控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2017年在关押中死亡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异见人士刘晓波也受到同样的指控。后来又增加了非法营商指控，原因是教会未经登记出售圣经和其它书籍。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一家未注册的书店就是一种威胁，因为这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批评、知识甚至真相的来源。
对王先生的审判在12月26日秘密进行，没有家人或教会成员在场。虽然其他非官方教会领袖也受到骚扰和起诉，但对他的刑罚，是近年来最严厉的判决之一。中国的改革激发了人们对宗教信仰的兴趣，因为旧的价值观被抛弃，人们寻求道德及精神问题的忠告和安慰。中共对待拒绝接受国家控制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尤其严厉。它建立了集中营，企图消灭新疆维吾尔族的文化。王先生是允许人民自由思考、说话、崇拜、集会的崇高愿望的典范。中国应该对人民的信仰有更多的信心。
谢选骏指出：美国《华盛顿邮报》显然不懂“习近平曾经入狱并且坐牢”，所以惊讶于“真正的人民领袖遭迫害正在监狱里”——美国《华盛顿邮报》哪里知道，“真正的人民领袖”都是由罪犯炼成的！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作为领袖，其能耐也就远在没有入狱坐牢经历的江泽民胡锦涛之上了。至少，在中国是如此的；不仅现在和过去几十年间是这样，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一“罪犯——天子”的传统。
四十多年前开始书写的《天子七书》的序言里我就揭示了中国古史的这一密钥——
序一
空气已经凝固（一章）
空气已经凝固
星辰正在颤抖
神庙渐渐崩裂
大地纷纷陷落
立锥之地开始飘移……
对天子的深刻自觉，乃是基于中国文明实体（而不仅是“中国文化观念”）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所陷入的“一连串无以自拔的灾难”。以此为基点，才开始一场“对中国五千年命运的反思”，反思不足，才上溯天庭，深入生物圈，从而在粉碎了的废墟周边，发现了颠扑不破的文化精魂、宇宙本原──天子。如此，世界历史的影子，以及人的命运所包括的一切可能、一切因缘，始被囊入这横亘两百年、涉及十多亿人的思想运动。对“天子”的自觉，不仅是“个人的学说”，而且是“种族的体验”，是十亿人众在两百年苦难体验的浩渺烟尘中，注定要升起的一座旷世孤屿。
这体验的绵长，甚至不以两百年为限。它是五千年传统的自然延伸？所以，它的意义超越现代和现代的苦难。它的经历既非现代文明所涵盖，所以，它不能成为“民主政治”的符咒，也不能成为“专制制度”的辩护。两个阵营的宣传对它都是异质的，“解放”与“暴政”，在它视之如一。任何“主义”在它视之，皆为非理的宇宙冲动之矫饰。既然如此，曷不率直以“超理的表达”以诉说“超理的宇宙体验”？如此，则任何以矫饰为务的现代权势（或为商业的，或为政治的，或为两毒俱全的），欲攫取反权势的旗号，则必须明言和宇宙的精魂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对天子的五千年体验，在现代条件下，伸延为寻求天子的两百年运动。这运动表现为一系列渐进的学说，完成于天子崇拜的臣服。新的臣服，将是新的困境业以征服的社会性明证。
[注：从自觉到臣服，还有漫长的路。这路将赋予行者以绵长的生机和旺盛的信心。它超出暂时的纷争，给人永恒的诗意。宇宙的光在此借来，照亮世界史的黑暗；自我炫耀的技术发明所带来的文化黑暗时代，将被洞穿。代表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之诡诈世界观（例如，那些以“民族”、“阶级”、“共同体”甚至“联合国”相标榜的劣等物欲），将暴露其稻粱谋士的性质。健康的本能将起而反抗动物庄园里的闹剧，回归自然的呼吸，传遍天空、海洋、纯净的大地。
对天子的理解，得力于古代观念。在今日遭到尘封的古典中，记录了对天子深刻而生动的体验。现代的都市蚂蚁没有这种珍贵的体验，所以他们便极力否认这体验的真实性。在我们看来，理解天子则是实现了一切精神的总汇！天子并不绝对斥责什么，他是在包容中消灭旧时代的一切遗痕。他不是科学，也不是宗教；而是科学与宗教的综合。他或许以科学的培养基，借助理论的脚手架，达到宗教的穹隆。他以武士的利剑，大众的盾牌，成就“圈外的战略”：以少数人的精髓，开通多数人的茅塞；以多数人的投入，树立太阳的门。但他又不仅仅是这一切，因为这些形容说到底还是人对他的认知和分析。至于他本身，不妨再加上五千年历史和一亿卷注释，挂一漏万地窥视之……]
中国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天子文明，若欲复兴中国，必先迎谒天子。
序二
神不害自然（二章）
回顾其源头，早在三千年前，当人们首次意识到“天子”时，也正是中国历经史无前例大变局之际。昌平之囚！这里有多少隐微难显的宇宙之情？
昌平。这有深意的名字！昌，是周文王的名字。“昌平”即“文王平安”。谁能被囚禁在昌平，谁就有福了。“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不为那末代王者的消愁解闷，而是观象知天之作。他将以文王式的彝宪，震惊世界。
囚禁中，对死亡的体验、生命的意义，获得精妙。“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何况一个民族将死之际？是的，人届临死亡，思绪反倒不可思议地高涨起来……因为“善”并不是生命健旺的标记！但愿我们在弥留之际，再回归这样的孱弱！但愿我们死到临头还要嘲笑现世界，颂扬真天子。
是我们的言，化为天子的风？
是天子的风，化作我们的言？
这两者源于一？宇宙力量的循环。
[注：“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则神无所加；神无所加，则不知神之为神也。”（《老子注·六十章》，王弼，西元二二六至二四九年）乱世之物，摒弃自然之道，这悖逆必致“神的干预”。天子观念的沛然复苏，也许就是这种干预的第一道光。天子的发现是乱世之赐，明君政治时代，不知神之为神，“天子”并不彰明，作为仪式与封号被世俗的权力利用。全球主义的时代，“天子”必重振雄风，康复自然之道。所以，现代意义的“人”，是天子的出发点，却不是天子的归宿。天子唯有离开人，才能抵达天；唯有摒弃祸乱自然的现代，才能达到不害自然的未来。
反自然的物势，是思索天子的伟大明堂；反自然的困境，对重新发现天子，功莫大焉。人格的囚禁状态，作为反自然状态的极致，是天子的前奏。无怪剧烈的彻悟，并不来自巍峨的宫殿，而是由“商汤的夏台”、“周文的羑里”、“现代的秦城”而孕育。]
“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杀汤于夏台，使至此。’”（《史记·夏本纪》，司马迁，前一四五至前九〇年）
夏桀与商汤之间如此一张一弛的故事，岂是偶然！
商汤革命如此，周文的受命亦如此，这已是殷周勃兴的契机。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圣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无名氏：《易·系辞·下》）
由此可见，易道也是倾覆之道，是天子的颠覆轮替之道：易道也转危为安，以惧而兴，归于无咎。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蕴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司马迁《史记·殷本纪》）
[注：羑里，著名的国家监狱，也是“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孔子语）”的本地。据现代考古证明，其遗址在今河南汤阴县北八里的羑河之畔。羑里北距殷国都（今安阳小屯村）三十余里，南距行都朝歌（淇县县城）六七十里，地处两都之间要道。遗址南北长一〇八米，东西长一〇二米，高出地表五米，是龙山至殷周时期一千余年的历史见证。其文化层厚七米，有上、中、下三层，下层土质中的灰、红烧土掺杂，间有鼎、罐、鬲、盘、瓮的陶片及骨针、蚌片等遗物残核。中间是薄且夯齐的白灰房基，有如现代建筑中的地板。上、中两层，是殷商和西周时代的黑陶碎片。高台经历三千年的风雨剥蚀和人工挖掘，至今依然挺拔。
殷周开国之主，都经历了“囚徒──天子”的革命曲折。
相比之下，尚未获得考古遗址印证的夏，则有些模糊。但谁又会忘记，即使传说中夏的开国者禹，也是死刑犯鲧的儿子兼事业继承人！甚至连未逮其盛而心窃慕之焉的仲尼，也在落人陷阱的时刻，油然兴起文明之宰、种族代言人的感慨：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无名氏：《论语·子罕》）]
纵观夏、商、周三代先王的“罪人记录”，和秦以后两千年皇帝的“圣明履历”，形成特别鲜明的对比。被囚状态下悟出的天子，岂不已经成为庙堂之上的琉璃？中国历史的思想精华，岂不已经沦为欺压人民的领袖符咒？
为了天子，我们不再蔽于眼前的事物；为了精神，我们憔悴枯槁，甚至为世所弃……也许只有宇宙的主宰知道，这样的忧思不会白费。名、利、誉、位，酒、色、财、气，并不在这样超然的视野中。是天子的感召，使我们义无反顾，这体现为无法自拔的冲力。
[注：关于天子的思想，不是“天才的发现”，而是现代世界气压激发的中国思想精华，它再度揭示了“人的文化和人的历史所依据的最基本的事实”。正因为这个事实太重要、太带根本性，以致反而被现代的头脑拒绝思索，遭到了理性的省略。]
只是今天，当中国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统统惨遭败北，中国人被迫转入“种族和文明的反思”时，天子这一简单明了的事实再度受到认识：中国的一切失败都是由于未能变通“有关天子的思想”，中国的失序、疲弱，皆因在变通文化形式之际放弃了文化的精魂！现在，确已到了重新收拾残局的时候，为此，不仅需要在精神文化史和社会发展中，重新给天子以尊位，而且还需把这一事实投射到整个生命界，以作成强固的信仰，使衰颓的种族得以振奋、没落的文明得以更新。
[注：由此看来，能不能接受天子，以及能够接受天子到什么程度，已经成为中国作为一个活体能否苏醒的关键所在。]
序三
怎样度过今日危难？（三章）
怎样度过今日危难？怎样走向明天的艰辛？
小小的伎俩已不足恃。迷魂的妖术只能使得堕落者更加沉沦。唯有大处着眼的图画，方能成全小处着手的机敏。一场大战过后的历史，尽是蝇群乱舞的极境，但还是把宽容与谅解，奉送其人──因为他们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他们的敏捷，随着劫运，被上天降下的骤风暴雨，逐出世界的心脏地带。旭日东升，刷掉这一悲剧。
[注：物质贫困和精神苍白的互动，使得奇迹发生了，贫困使精神充血，苍白令物质生辉，所以，我们终能清醒地认识：
在这“创造万物就是为了更优雅毁灭万物”的时节中，在这“祝福一切就是为了更彻底谊咒一切”的时刻，任何神坛、任何艺术、任何思想、任何制度，都不能凭自身而得救，更不能普渡众生。这一切陈设都大多太多，过剩得可怕，成就了一种灾害。新的生命带来的惊喜，都被这些尘封的偶像所窒息。
为了回答这个季节的流行病，谁能要求从一切既有的神坛与制度下走出来，从思想与艺术的模式中脱开，以提供一份活的处方，他不以系统性而损害针对性，他不求全面的概括，也不以文害义，著作的形式、文章的结构，从此不能伤害表达的自由、闪光的锐利！因为那是宇宙的众星，投射给这荒凉世界的不均衡的希望。如果这些“历程的笔录”都以生命的精华写成，那么它本身就是“伟大生命的诉状”？不均衡的希望，是不以功名的价值为指数。
同代人的理会、处置、评断，和天子的脉搏无关，天子的力量是生命的冲动而非生命的利用，是消费而不是营利。他的闪光在幽闷致死的时代，击中一个腐朽的种族、一种没落的文明，他们的心脏因此重新起搏。多少次背叛的伏击所留下的创伤，因这新的光辉而愈合；多少次无赖的出卖所设下的陷阱，被这新的激励所荡平。]
“天子”！
这引起联想、唤醒亲切感的名字。
他给备受摧残的生命添入意义，他对亘古未有的劫难作出解释，他实现久遭背叛的诺言，他冷落苍蝇蜂拥的豪门。是天子，使业已飘逝的历史，在记忆中化为乌有；令一切眩惑人心的机关，还原为蝇营狗苟。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以及一切思想幻觉的昆仑神山，在他的麾下化为顺帝之则的原野：
存在都还原，目的都天演，斡旋一切的轴，颠倒臣服的神魂。万有如液体，万象似空气，渗进心灵的宝殿。毒害四海的腐败，靠什么消除？天子。制度的、人事的、意念的、生态系统的乱麻，靠什么斩除？天子。
[注：普遍的堕落像是无与伦比的丰产田，孕育生存样态。播扬新生命的花絮信风，其本身也许并不芬芳。
昏黄的灯光，摇曳的怪影，举出未来世界的遐想，他耻笑世界的无希望，把陆地的绝望送入海洋，在天空升起鲜明的图象。一千年，又是一千年，文明退化继之以种族堕落，世界越来越像是墓地，生活越来越像是死结……芸芸众生就像遗体上的霉菌，毒蛇怪兽一样荒诞的生存，黑云压顶的核风暴，将是他降生的前兆。]
是中国五千年的浑厚杀机，是贯穿全球的混乱气候，恰到好处的苦难经历，汇流为“天子的映像”。新颖而不失根基，奇异而充满活力，这样的天子，早己注入本能世界，且支配历史过程，所以套用文献上的范畴，岂足以表达他的观念？
只是在文献以外的田野上，在一个寂寥的时代，“天子的微笑”打破了最沉浊的腐朽，而听懂这微笑的消息，就成为下一时代的先驱。尽管他的谶语是癫狂的，以一堆不知所云的废话，怒气冲天。寻常事务尚须付出血汗，何况为了通天感应？如果死去，就是殉道。天道的寂寥，使殉道成为“以道殉身”，飘忽不定的尘世，把“身”这个种子种下，作为万物的尺度，作为新的道母……
[注：谁在挖掘一个永远无法穷尽的坑？这不是考古学的奇迹，而是未来学的现实。很简单，他找到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文化母腹。何曾见过如此的耐心！“始终如一”、“专心致志”亦不足以形容。这“无谓的举动”，以“挖到哪里算哪里”为行动的终极。地球的裂缝、宇宙的分裂，岂能依赖人的聪颖去消弭？
哪里是怀疑的阵痛？哪里是绝望的气氛？哪里是惊惧的黑洞？
书写天子观念，“语言之道”穷于应付。丰富的海洋，难以单线的笔来描绘；如要得其神似，需要某种“交叉式的表达”：相异思想的阐述只是铺垫，要义却在相异要素的交叉点上才显现出来。这交叉点，正是世人所说的“矛盾”与“抵牾”。只有如此相异方向的运动，才能形成经纬，完成思想的织锦。]
谢选骏指出：“真正的人民领袖”都是由罪犯炼成的，从夏商周三代就开始了！毛泽东不做流寇，可能登上天安门吗？江青、华国锋没有做过流寇头目，所以玩不过邓小平等流寇出身的老甲鱼。
【095、“镇压反革命”就是“镇压继续革命”】
网文《镇反》报道：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是19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对国民党残余分子和特工，以及土匪势力，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
关于这场政治运动的评价，在中国海内外存在较大争议。有部分异见人士认为，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共犯下的第一宗滔天罪行，目的是巩固新政权，不顾人民生死，自相残杀。”而中共官方研究者则认为，该运动“基本肃清了敌对势力分子，维护了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占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四二。又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
历史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动用军队开始全国大剿匪及镇反运动。从1951年底逐渐让位于三反五反运动，但是一直持续到1953年才逐渐结束。
其中，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于1950年10月10日通过《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双十指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镇反运动。在双十指示发布前后，在各地引发各种暴动。鉴于镇反运动开始时候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1年2月21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不论“已遂”、“未遂”，均可定为“反革命罪”。
使得“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更宽泛，处刑标准有更大的自由度。
罗瑞卿1950年10月26日在全国公安会议的报告表示，会门（以一贯道为主）是当时最大的反革命组织，中共在东北已从组织上打垮会门，华北已进行过若干重点取缔，但潜伏势力依然存在。接下来中共在老区要直接镇压会门，在新区则先针对会门领袖，为直接镇压制造条件。
虽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曾发出指示要求将镇压对象“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和法律审判程序，加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的杀人指标，这一指示某种程度上是一纸空文。镇反运动不可避免地，极其严重地扩大，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
许多国军投诚官兵和中共地下党员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杀”、“管”、“关”，如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追随中共，投身地下党推翻国民党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军，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期并策动桂北国民政府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80年代获平反。1949年抗日名将池峰城策动军统北平站长徐宗尧起义，率所部参加北平和平解放，4月因“历史遗留问题”被关押审查，1955年3月16日池峰城在北京狱中病逝，1983年5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予以池峰城平反。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也是在镇反期间被处死的（80年代平反）。
195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1951年10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1954年1月一份来自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又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
毛泽东对镇反的评价
毛泽东在1950年代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批示（1951年4月30日）：
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而后要怎样办都可以。
1951年5月8日，此意见在中共中央通过的决定中被正式表达。5月10日－16日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中宣布：“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就公安部等有关部委提交的第七次特赦在押国民党战犯的报告做长篇批示：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引注：指1975年仍在押的国民党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复兴党暴动案
云南省普洱县磨黑镇公安局刑讯逼供，无中生有发现了一个“复兴党暴动案”，查出“复兴党人”1300多人，包括80多名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地方武装的会员，当时的中共普洱县委书记和普洱县公安局副局长也被牵连。
“镇反运动”后期复查时，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宋任穷表示，“普洱地区的复兴案我不相信，我们进云南后（指中共军队的四兵团），我们是胜利者，在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下，在一个地区我们发展共产党都没有这么快，反革命组织复兴党一下就发展到千人以上，其中一定有假，我不相信，你们去好好查查。”
云南省公安厅一个副厅长为首的调查人员经过几次审查，发现这完全是刑讯逼供制造的假案。办案人员除了有一个据说是复兴党“暴动标记”的证据以外，没有其它任何证据，而这唯一的证据也是一个小学教师在办案人员威逼利诱下自己画出来的。结果，云南省公安厅提出给这个案子“平反”。
令人不解的是，当初对这个案子提出质疑，并且规定进行调查的宋任穷却改变想法了。他管理的中共云南省委尽管承认这是一个假案，却没有同意平反，仅同意“公安部门内部保密处理”。直到1981年，30年后，有关部门才正式决定“‘复兴党’纯属假案，应予彻底平反”。
影响
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与抗美援朝战争三者同时进行，彼此协调。在1950到1953年间，中国共产党总共谋杀了2-5百万人。中国共产党因此铲除了反对者，巩固了新生的政权。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许多在运动中被错误打倒的人士一直未获平反。
谢选骏指出：上述“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文字完全不提整个1950年代绵延到1990年代的“镇压反革命”，实际上是一种掩人耳目的“镇压继续革命”。因为共产党的刑法中一直都有关于“反革命罪”的惩治条例。但是，由政府来“镇压反革命”，是一种偷换概念和逻辑混乱。因为，革命是打破现状，反革命是维持现状；因此，革命的力量都是反政府力量，反革命的才是政府力量——由政府去“镇压反革命”，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由政府去镇压反革命”，其实就是“由反动政府去镇压继续革命”了。在我看来，一切“革命政权”从它掌权的那天开始，就开始沦为“反对继续革命的反革命政权”了。例如，在1949年10月1日以后，毛泽东就是“中国头号反革命分子”了；毛泽东的党团就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集团”了。
【096、“正能量”是骗子的幌子】
《世道的变坏，是从喜欢正能量开始的》（2020-02-12 困顿沉思）报道：
正能量真是个好东西，有了它，就好像许多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某地发生了啥啥事件，但不能报导，不能传阅，更不许议论，所有对此事件的评论都不是正能量，于是，尔后的不久，不久的将来，一件件类似的接踵而来。正能量真是个好东西，有了它，就好像什么事件也没发生过一样。
假如有人在一条路上被跌倒了，正常的、本能的反应当然是避免走这条路，或者将这条路修好，以免后面更多的人掉坑里跌倒。但热衷正能量的完全反过来，要么假装这条路不会让人跌倒，要么骗别人这条路很好走，可想而知，听信这种骗子的话，只会在前人跌过之路再跌一次，一个接一个。
都说只有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才会痛醒、惊醒。啊不，这话只适合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是无论跌得再惨，仍是热爱这条让千万人跌倒的路的，哪怕他的兄弟姐妹跌粉身碎骨，这一部分人还是会热爱这条路。无它，热爱让人跌倒的路是正能量（ZZ正确），反过来说，批评这条路有陷阱，提醒后来人小心有坑，或者对修路不负责的人提出反对意见，就成了负能量。
正能量是个好东西，只要我看你不顺眼，碍着我了，就可以给这种人赐一句“负能量”给踢开。经常看到有些学校家长群里，当有家长质疑收费不合理时，此家长就是负能量，被踢开毫无怨言。如果实话说“这个家长质疑收费不合理，所以踢开”就会惹起众怒，并且自己也显得蛮不讲理。但是一句“这个家长是负能量”就明显不一样了，毕竟经过这些年的萱传，人人对正能量趋之若鹜，对负能量听之逆耳、见之刺眼。
越来越发现，动不动就爱说正能量的都是伪君子。如很多知识人群体、教授名流、央视名人最爱将正能量挂在嘴上。社会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们会不知道么？哪怕是“躲在小楼成一统”专心学术，也不可能听不到一丝哀嚎，更何况这种哀嚎每天都有，但他们不仅假装没看见，并且还要告诉大家，不要去听哀嚎声。最高明的伪君子莫过于于丹大师，她的名句是：“当你遇到不公时，不要抱怨社会，要问自己的内心是否学会忍耐。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忍，又何尝不是柳暗花明？”
不是不知道存在着“不公”，不是不知道有“抱怨”之处。正能量的伪君子选择拉上窗帘，退一步忍一忍，并且哪怕没钱也能活出精致感来。
但正是这种伪君子深受广大民众的热爱，就因为能够标上“正能量”的标签。尤其是御用文人、时政侍从，正能量三个字就是他们的最佳法宝，随时亮出来，人见人爱。
伪君子的坏处就在这里。明明有不公，伪君子不但不指出来，反而劝大家拉上窗帘装瞎子，这样一来，没有了批评的声音，没有反对的意见，世界自然安静，可是“不公”还在，谁能躲得过？不解决问题，而是选择躲开装瞎子，纯粹就是掩耳盗铃的自欺欺人，并且还将进一步害了许多人。因为大家都走在同一条路上，前面有人掉坑里跌倒，伪君子们劝大家装瞎不要去修路，伪君子害人不浅矣。
当社会存在着“不公”的现象时，最大的悲哀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以及伪君子的正能量。
网文《比负能量更可怕的，是正能量狂魔》（2018-08-15）报道：
影片中，代表快乐的Joy作为“戏份”最多、最重要的角色，无疑是整部片子的焦点。说好听点叫乐天派，而实际上，他们是一群无法容忍任何消极情绪的“正能量狂魔”。比起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正能量狂魔更令人讨厌。此外，正能量狂魔认为所有情绪发泄都是无用的。
15年皮克斯造了一部大热的电影：《头脑特工队》。它讲述了小女孩Riley搬家到旧金山，整个过程中她的生活被脑中五个情绪小人所掌控，展开了一场脑内情绪的奇幻之旅。影片中，代表快乐的Joy作为“戏份”最多、最重要的角色，无疑是整部片子的焦点。
但我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却十分讨厌Joy。她总是霸道地占据着大脑控制台，把其他情绪都推开。
一定要让主人公的记忆必须全都是快乐的。还经常“欺负”其他情绪，每次出现快乐以外的记忆球时，她就很不爽，尤其是对代表悲伤的Sadness。
Joy总让我联想到生活中的一些把“正能量”挂在嘴边的人：他们总是努力呈现出乐观积极的样子；总是劝你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强迫你想点儿高兴的事；总是跟你说，新的一天阳光明媚，你也要加油！他们的座右铭是“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为什么不开心点呢？”（开心个球儿！）
说好听点叫乐天派，而实际上，他们是一群无法容忍任何消极情绪的“正能量狂魔”。比起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正能量狂魔更令人讨厌。
不幸的是，我的EX就是一个正能量狂魔。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她就会蹦到我面前，努力逗我开心。“你怎么又不开心？高兴点儿高兴点儿！”“你这样发愁能解决问题吗？不能吧。那你还愁什么？”“相信自己~只有你变得爱笑了，生活才会美好起来！”当她在我耳边像连珠炮一样给我灌输正能量的时候，我真的一点也笑不出来。所以我在看到电影里Bingbang因为失去了火箭车而伤心地大哭 ，但Joy还是用各种手段强行让他高兴的时候，这段剧情简直勾起我熟悉且痛苦的回忆。
人家已经很伤心了，你还强迫他笑！正能量狂魔最恐怖之处在于，不仅他们自己每天24小时都要表现得积极向上，而且如果他们看到别人有一丁点儿“丧”，就会立刻冲上去逼对方也要“阳光”起来。总丧固然是存在问题的，但比丧更可怕的是永远正能量。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全被掩盖了——其实仔细想想，生活中令人不开心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如果你问我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我可能很难回答。但你要问“最近发生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了吗？” 我能马上给你说出一堆。
这其中，可能有很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洗衣服洗到一半停电了；加班到十点正好错过末班车；公司中午的盒饭巨难吃；也可能有严重的丧失或痛苦，像是女友突然说分手；或是熬了几夜改出来的方案，被客户一句话否掉了；
我们以为只要能继续生活工作了，悲伤的事情就结束了。但事实上，是痛苦仍在继续，只是大脑在帮我们抵抗这些痛苦。
人类会本能地回避负性情绪带来的伤害。我们可能会跟自己说：
这件事也没有那么坏；我其实并不难过；……拒绝接受事实，或是认为痛苦的思想、感觉并不存在，这种处理不愉快的方式，被称为否认的防御机制（denial）。
它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比如当人们听到一个噩耗时，通常第一反应会问：“啊？不可能吧，我不信！”
很多人会用否认来抵御生活中的挫折和无法抗拒的压力。正能量狂魔对于否认的运用尤其熟练。
比如有些人总在朋友圈里转发正能量的鸡汤，每天都对着镜子跟自己说“相信自己！我能行！”然后鸡血满满地迎接新一天。
劝自己也就算了，他们还总是拿自己的积极理论去宽慰别人，想要告诉别人痛苦中还有一丝希望，这不仅是无效的，而且还让人很崩溃。
我曾经听到一个怀孕的妈妈很痛苦地说自己流产了，她的朋友却跟她说：“但至少你还能再怀孕啊”。
同理，有的人会跟家里遭了火灾，失去了一切的人说：“至少你还活着呀”。
遇到这种事，就算再怎么转变看法、改变观念，它还是一件客观的负性事件，并不是强行找“事情积极的一面”就能得到宽慰的。都遇到这样的事了，连让人难过一会儿都不允许了吗？
此外，正能量狂魔认为所有情绪发泄都是无用的。他们认为遇到挫折后，哭没有用，只有立即振作起来，想解决办法才是正事。
他们总想让事情立刻变好，但我们都明白，遇到的坏事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好起来。
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是需要人们先处理情绪，之后再去想解决办法的。
而狂魔们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处理负性情绪，所以只会一味地认为悲伤“没有用”，慌忙地掩盖掉，然后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长时间掩盖、转移痛苦之后，他们所表现出的也只是一种假性的快乐。
也许内心深处的痛苦情绪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了解，这也是正能量背后所付出的代价。
那些天天高兴的人，心里一定很苦吧——听起来有些奇怪，虽然正能量狂魔容不得自己或别人悲伤，但往往是悲伤和痛苦的经历造就了他们。
在正能量狂魔的生长环境中，表达负性情绪，可能是一件不被允许的事情。
父母或是主要照顾者对于情感、麻烦的容忍度很低。当他们哭闹、难过的时候，可能遭到了父母的恐吓和暴力制止；他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准哭！”
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他们不得不去隐藏悲伤、愤怒、恐惧……并逐渐学会了不表现出任何负性情绪，转而逼着自己去做一个24小时都开心的人。所以那些正能量狂魔并不是生来如此，而是不得不如此。
长大之后，他们就带着儿时习得的应对负性情绪的方式，来处理生活中的不快，父母的呵斥变成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他们在心里对自己说：“不准哭。”但不论是难过还是痛哭，其实都是情绪的正常释放。悲伤是人类最基本、最正常的情感之一，它应该被允许和接受。
快乐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东西——真正的情绪健康并不是“天天开心”。而是一个人有能力去感受到多种情绪。
研究认为，由某一种情绪所主导的（无论是快乐、悲伤、还是愤怒）情绪生态都是非常不健康的。情绪的多样性（emotional diversity）比单纯地追求某种情绪——比如快乐，要重要得多。
《康熙来了》中，艺人“蝴蝶姐姐”在宣传自己的写真书时，给自己封了一个“快乐冠军”的称号。
当她带着很勉强的笑容说自己不论何时都会很快乐，也希望大家都快乐的时候，小s和蔡康永说：
正如快乐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一样，悲痛、伤感，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装作看不见，不代表它就不存在。
比起掩盖和否认，也许我们还可以做的是，在悲伤来袭时，去感受它。如果感到消极的话，那就允许自己消极几天；想哭的话，就让自己哭一场。
生活中需要正能量，但不能充满正能量。只有当我们给予了负能量足够的空间之后，那些快乐才能更加真实地被感受。
谢选骏指出：“正能量”是骗子的幌子，就像大家遇到“活雷锋”的时候，一定要赶紧捂住钱包，否则就会碰上金光党甚至共产党了。因为他们的“正能量”，就是“把你们的钱拿进我的钱包里”，就是“乌鸦和狐狸的活报剧”。
【097、“中国”不是“土著”的同义词】
“中国”不是“土著”的同义词，因为“天下有德者居之”，“逐鹿中原”才是事情的真相。
逐鹿中原的典故出自《史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因此逐鹿中原有争夺天下的意思；问鼎中原的典故出自《左传》，春秋时楚庄王北伐，并向周天子的使者询问九鼎的重量，大有夺取周朝天下之势。
由此看来，逐鹿中原和问鼎中原中的「中原」大同小异，同，是指两者都有天下的意思；异，在于楚庄王当时居于荆楚之地，相对于春秋的晋、鲁、卫等国较为靠南，因此中原又有「居于中心之地的国家」的含义，只是后来引申为广义的天下而已。到了秦统一六国，中原的含义应该与春秋时的不同，更多的指代为天下。
逐：追赶；鹿：指所要围捕的对象，常比喻帝位、政权。指群雄并起，争夺天下。
逐鹿中原的典故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因此逐鹿中原有争夺天下的意思；
问鼎中原的典故出自《左传》，春秋时楚庄王北伐，并向周天子的使者询问九鼎的重量，大有夺取周朝天下之势。
由此看来，逐鹿中原和问鼎中原的「中原」大同小异，同，是指两者都有天下的意思；异，在于楚庄王当时居于荆楚之地，相对于春秋的晋、鲁、卫等国较为靠南，因此中原又有「居于中心之地的国家」的含义，只是后来引申为广义的天下而已。到了秦统一六国，中原的含义应该与春秋时的不同，更多的指代为天下。
谢选骏指出：“中原”和“中国”一样，都是“文明中心区域”的意思，这不是“土著”的同义词，而是“王者”的同义词。“十九世纪的基础是种族”，“二十世纪的基础是阶级”，二十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束了十九世纪的种族斗争，二十一世纪的天下一体运动（全球化），也将结束二十世纪的阶级斗争——马列主义的中国将结束，天子哲学的中国将胜出。
【098、“中国”好像热锅上的蚂蚁窝】
《重磅！百度推荐新浪匿名奇文：中国经济危机爆发！》（博讯2018年7月29日首发）报道：重磅：百度推荐新浪匿名奇文宣称：中国经济已无退路 经济危机爆发！
编者按：7月28日北京时间晚上8:20，百度网首页推荐新浪一篇匿名奇文《央行开闸放水4万亿，房地产又要起飞了？》。该文指出，中国债务违约严重，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都以垮掉，全国25个省财政巨额亏空。文章说：“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早已毫无退路了，房产价格严重泡沫、汇率摇摇欲坠、贸易战烽烟四起、全社会负债进入庞氏局面，企业、地方、金融雷声滚滚，居民囊中羞涩，整个社会都没有空间加杠杆了。经济危机到来。”中国官方严格控制的网络媒体百度推荐新浪的匿名文字，宣布中国经济危机爆发，令人震惊。莫非要变天了！下面，请欣赏该篇奇文。
央行开闸放水4万亿，房地产又要起飞了？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人民日报更是口风大变，向市场投放了一个重要消息：去杠杆初见成效，我国进入稳杠杆阶段。7月23日各种重磅炸弹纷纷投下。央行投放5020亿MLF，这是创造MLF后的最大规模的投放，结合近期，监管层齐齐发布了资管新规执行细则、理财新规，这都是给货币政策松绑。
哪家日子都不好过
今年来，债券违约事件达到27起，违约债券达27只，涉及债券余额283.87亿元，包括15个发行主体。P2P平台更是接连爆雷，7 月以来，已经有 151 家 P2P 公司跑路、清盘或者逾期，股市触及上一波救市的2850点。
除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企业也频频出现问题。过去靠借债为生的企业开始频频出现问题，无论是海航集团、万达、盾安都是典型的例子。企业不好过，欠债不还钱，因此银行业也是忧心忡忡。
麦肯锡公司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率在2019年将可能上升至15%，这将严重超过警戒线10%。这样的不良率，放在全世界，都是很惊人的。近期来，贵阳农商行、山西侯马农商行、修武农商行、山东邹平农商行、大连农商行等农商行都频频爆出资产不良率飙升，商业银行也面临不容小觑的危机。
再来看看拉动GDP发展的三辆马车的情况。
消费方面，今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低位引起重视，到了6月，消费增速也依然没有明显的改善。
投资方面，今年上半年社会融资增速降至9.8%，投资增速创下6%的历史新低，其中唯有地产投资增速相对较高，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增速增速均持续低迷。
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对美出口增长5.4%，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13.9%。其中，6月对美出口增长3.8%，增速下降23.8%。
可以说，三辆马车都已经垮掉了。甚至有人荒唐地提出将“医疗、教育、养老”当成提振内需的三辆马车。可想而知，中国经济差成什么样了。
最后来看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情况。
今年上半年，除了个别省份，其余25省财政都是巨额亏空，财政缺口达数万亿。虽然今年上半年卖地收入达到26941亿元，同比增长43%，但也弥补不了财政缺口，毕竟地方债务高达40万亿元。正因为财政收入缺口太大，所以我们就看到安徽的教师、湖南的公务员、河南的警察，还有黑龙江的广电都掀起了一阵讨薪的风。命悬一线，经济减速的压力已无争议。
债务逼死人杠杆难再加
2017年，包括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实体经济杠杆率由2016年的239.7%上升到242.1%，上升了2.3个百分点，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193.6%的平均水平，甚至超过很多发达经济体。
从政府债务来看，截至2017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16.47万亿元，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76.5%。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3.48万亿元，我国政府债务29.95万亿元。
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称，中国的地方债大概是40万亿，但地方政府没有一个想还债的，甚至许多地方连利息都还不起。
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来看，企业债务（主要是国企）明显偏高，已占GDP总量的167%，远远超过红色警戒线。虽然民企的杠杠率相对比较低，但央妈放水，水一般都流向了亲儿子那里，民企融资难问题一直存在。
在居民部门负债率方面，以居民债务/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测算，截至2017年年末，中国居民杠杆率高达110.9%，已经超越美国的108.1%。从上面可以看出，如今，无论是地方政府杠杠率、企业杠杆率，还是居民杠杠率，都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
于是通过连续降息5次、降准6次，以PSL贷款为资金来源的棚改货币化横空出世，为三四线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定向水源，开启了一场房地产的大牛市。
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早已毫无退路了，房产价格严重泡沫、汇率摇摇欲坠、贸易战烽烟四起、全社会负债进入庞氏局面，企业、地方、金融雷声滚滚，居民囊中羞涩，整个社会都没有空间加杠杆了。
经济危机到来
如今，放水的按钮，成了人们闻之色变的魔头。其实，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场债务危机。当借新还旧无法持续，撕口便会越来越大，债务违约面积会越来越大，便形成一次明显的经济危机。
无论是1994年墨西哥危机，还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再或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均是因为过度负债，再加上内外部套利者，形成羊群效应导致的。
中国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是集权经济。通过行政手段可以迅速限制产能，将企业、政府的杠杆转移到居民部门，同时政府给国企背书避免了信用违约。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出现严重背离。
欧美经济都处于强势复苏轨道，美联储加息缩表的步伐清晰。反观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在美联储的加息周期进行货币放水，必然带来资本外流的风险。在这不到半年时间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已从6.25上涨到今天最高位时触及6.84。
在内忧外患下，中国经济正在面临更严重的下行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央妈和财政部上周互怼了之后，又开始修复感情合好，共同放水。
继续放水，或许可以缓解当前的困境，但长期看破坏力更大。毕竟，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寅吃卯粮以债为生的模式，终有一天会以更大的破坏力出现。
今年3月份央妈MLF操作4325亿元，4月MLF操作3675亿元，5月MLF续操1560亿元，6月MLF操作6630亿元，7月13日MLF又续操了1885亿元，昨天MLF也操作了5020亿元。这么一算，今年以来，央行MLF操作至少有2.3万亿元。
同时，央妈今年以来还进行了三次定向降准，1月份释放4500亿元，4月份释放4000亿元，6月份释放7000亿元。三次定向降准，一共释放了1.55万亿元。
MLF加上央妈降准释放的资金，一共3.86万亿元！！！！我这还不算那些逆回购还有央妈其他短期投放的资金哦，加上去的话4万亿元绰绰有余！现在有一件事是可以完全确定的了：明年开始，全国人民共同喜迎物价全面上涨。
我们可以看到，央行货币政策宽松的意图十分明显。
回顾央行货币政策基调，发现上一次“合理充裕”，还是2014年四季度到2016年三季度的事：
2014年12月-2016年9月，基调为“合理充裕”或者“充裕”，货币政策宽松，房价加快上涨；
2016年9月-2017年9月，基调为“基本稳定”，货币政策紧缩，房价增速回落；
2017年9月-2018年6月，基调为“合理稳定”，货币政策边际放松，房价上涨放缓；
2018年6月，基调为“合理充裕”，房价？
近5年百城住宅价格涨幅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在中国货币政策语境中，没有出现过“宽松”这一说法，“充裕”这个用词其实就是“宽松”的替代，“合理充裕”介于“定向宽松”和“宽松”之间，实际上就是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而在货币政策放宽后，市场流动性资金瞬间暴增，房产作为目前优质投资品，不可避免的会成为热钱的第一去处，这也是前两轮楼市暴涨的基本逻辑。
再加上人民币加速贬值，现金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而为数不多的能抵御通胀的房产成为投资首选，一切像极了五年前楼市暴涨前的情况。
不过，现在和前两轮房地产暴涨之前，唯一的不同是，现在的限购政策和贷款条件十分严厉。
第三轮房地产暴涨是否会如期而至？我们只需要思考两个问题
严厉的限购政策和贷款条件能否把热钱挡在房地产外面？
如果热钱不涌向房地产又能够去哪呢？
谢选骏指出：大陆中国号称“大国蚁民”，因为“马克思主义”造就了“蚂蚁国教义”，蚂蚁国教义奉行““蚂可死主义”，人海战术，草菅人命，把十三亿人民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蚂蚁窝。这些蚂蚁一天到晚窥测方向，日日行为就是团团转悠。有钱都不知道藏到哪里。大家都说中国好像一片热土，从卫星上看，中国的植被都被吃光了，一片黄褐色的焦土——这分明是片热锅上的蚂蚁窝。呜呼哀哉。
【099、“中国化”必以“去马列”为前提】
《陆官媒：贯彻宗教信仰自由 但须中国化》（2018年6月19日 转载中央社）报道：
中国大陆官媒人民日报今天刊文称中国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即每个公民有信或不信教的自由。同时应朝「宗教中国化」方向，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说，中国政府坚持中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要引导宗教界更加「入乡随俗」，真正成为「中国宗教」，而不是「宗教在中国」。 文章表示，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是中国各宗教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即中国宗教的事情由中国宗教信徒自主来办，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支配和干预。「这是国家主权在宗教领域的具体体现」。
文章表示，中国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每个公民既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但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不等于对宗教撒手不管，也不是说宗教活动可以不受法律约束。要引导信众「增强法治观念，正确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既做好教徒，又做好公民」。文章声称，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共同为实现中共「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外媒报导，梵蒂冈与中国6月已就主教任命案展开新一轮会谈，当前还不清楚双方何时能够签署协议，但对话正持续进行。不过，由谁来任命主教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双方最大的争议点。
谢选骏指出：“宗教中国化”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不论佛教还是基督教，其经典从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就开始中国话了；其仪式也是如此——谁都能看出中国的天主教不同于西欧的。例如罗马基督教起源于“殉教”，中国基督教却起源于“吃教”——其间的区别多少有点像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但是，政治和宗教不同，宗教多多少少是跨国的，政治却不能如此跨国，否则就是卖国了，所以连美国这样国际化的社会，也不能容忍“通俄门”的存在，而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巨大通俄门”，是中华民族不断流血失利的伤口。所以中国先知说——“中国化”必以“去马列”为前提！
【100、“中国梦”来自《红楼梦》的四大皆空】
《“中国梦”之源：这部古典巨著是习近平的最爱？》（RFA 2019-10-14）报道：
有自由亚洲网站的读者为我们本专栏上周刊发的文章《习近平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党内不听话！》留言说：人类社会动力学的基本变量是人类财富。人类社会的形态取决于人类财富的所有性质和分布。共产党通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拿下天下，实际上是取得并拥有了天下所有人类财富。共产党成了红色家族经营的一统天下的生意。只要人类财富在手，共产党就是不倒翁。不仅如此，共产党的生意通过全球化，将会征服全球，一统天下，所谓人类共同体其实是共产党共同体。
其实共产党完蛋是早晚的事情，糌粑捏的再紧也会掉渣，共产党越来越严酷的高压政治，对官员几乎苛刻的政治防范，只会适得其反，高压的政治气氛，思想上的僵化和混乱，只会使得中共内部自乱阵脚，但中共即使倒台了，民众一时半会儿不会迎来好的民主生活。
也还有网友在转发如上文章的网站上留言道：庆丰帝毕竟不是开国皇帝，所以尚有一“怕”。而毛始皇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我们知道，“和尚打伞——无发无天”是一句中国民间的歇后语，因为“发”字和“法”字音同，也被称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众所周知，习近平上台以来效法他们中共政权 的“始皇”毛泽东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喜欢用“典”，区别只是毛泽东一般是张口就来，而习近平则是让御笔们为他在讲话稿中“尽量多引”，所以才会在“发表重要讲话”过程中常常弄错读音。“秀才识字读半边”也是中国“典故”之一，所以习近平也是堪称“秀才”。
声称是为专门落实习近平关于传承 红色基因教育而开办的井冈山红色文化教育学院官网曾刊登《习近平谈》一文，说是1983年，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时力排众议，说服有关部门和县里投入大笔资金建设《红楼梦》拍摄基地“荣国府”，并建设荣国府旅游景区，开创了旅游业“正定模式”。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和2013年访问印尼、2014年访问法国、2015年访问美国期间，习近平都提到了《红楼梦》。
201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重要演讲中提到《红楼梦》，他说几百年来，遥远浩瀚的大海没有成为两国人民交往的阻碍，反而成为连接两国人民的友好纽带。满载着两国商品和旅客的船队往来其间，互通有无，传递情谊。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对来自爪哇的奇珍异宝有着形象描述。
2014年3月，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特意看望了《红楼梦》法文版翻译者李治华。李治华和夫人雅歌历时27年翻译了120回《红楼梦》法文本，是向法国介绍《红楼梦》第一人。2015年10月，在访美期间，习近平刚一到林肯高中，就送了两款“国货”，乒乓球桌和球具以及《红楼梦》等中文古典图书。
中国古典名著之一《红楼梦》习近平读过几遍未见有过报道，但毛泽东生前确实是读过无数遍。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而其中最令他倾心的无疑就是《红楼梦》了。中共建政之初他即已经对内侍们说他至少已经读过五遍《红楼梦》。为毛泽东管理过图书的徐中远作过统计，从1958 年7 月1 日到1973 年5 月26 日， 15 年间，毛泽东共15 次索要《红楼梦》， 有时一次就索要好几种版本。他逝世时，在中南海丰泽园和游泳池两处故居放置的图书中，还有线装木刻本、石刻本、影印本及各种平装本的《红楼梦》达20 种。放在游泳池卧室和会客厅的好几种版本，如影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木刻本《增评补图石头记》等，都用铅笔作了圈画，有的打开放着， 有的折叠起一个角，有的还夹着一些纸条。看来，毛泽东晚年不仅多次阅读，还很可能把不同版本对照起来读。
毛泽东晚年还曾自谦道：“《红楼梦》我都读过十几遍了，有的地方也还是没看懂，这个不稀奇嘛！”
而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考证，毛泽东在“文革”中接见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过程中首次说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应该是对《红楼梦》的“引经据典”。
1942年5月毛泽东曾经发表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2年之后，习近平东施效颦，发表了《在北京举行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面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等人，习近平说道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曹雪芹如果没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做过全景式的观察和显微镜式的剖析，就不可能完成《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巨著的写作。”
《红楼梦》第五回中出现过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大意应该是：明白世事，掌握其规律，这些都是学问；恰当地处理事情，懂得道理，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文章。
2015年2月13日习近平带着妻女到其青年时代插队过的陕西延安地区梁家河村光宗耀祖，期间坐在已经被翻修一新的自己当年睡过的土炕上说了一句“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于是，整个中国上下掀起了一股“深入学习‘梁家河的大学问’”热潮。
有中共党刊上吹捧习近平“梁家河的大学问”的文章特别提醒了习近平这是和毛泽东一样从《红楼梦》中得出感悟。
想当初习近平登基之始，马上率领与他一起上台的一票新任众常委出京直奔河北西柏坡，以示“不忘初心”。期间向随行人员回顾了毛泽东在西柏坡筹备新中国之建的百忙之中还以再读《红楼梦》为消遣，对身边人士说了一句“人的一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已经很不错了”。
其实毛泽东一生中对《红楼梦》还有更极端的评价，1953年他首次巡幸杭州，过程中对身边的随侍说： “我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打麻将牌。”此后毛泽东还曾表示：《红楼梦》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为了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为习近平塑造出“才高八斗半，学富五车多”的形象，中国内地诸多媒体上都转载过《王德岩：跟着习主席学国学之》一文，文章从“习近平与《红楼梦》之缘”谈到习近平 的“中国梦”之源。说是2014年有一个法兰克福书展。在这次书展上，欧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英、德三个版本的“跨超本《红楼梦》法兰克福书展特刊”，在这个特刊的头版头条上发了一篇文章，叫《习近平与红楼梦、中国梦》。这篇文章就追溯了习近平同志与《红楼梦》的机缘以及《红楼梦》与中国梦的内在关联。
李锐先生生前专门撰文分析过：毛泽东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毛泽东历来强调‘斗争哲学’……既是宇宙观，也是人生观。”他认为，世界上无处不存在矛盾、对立，办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斗争，去克服其中的矛盾。“这样就把矛盾等同于对立，对立又等同于斗争，只有靠斗争才能最后解决问题。这样把斗争绝对化之后，就完全忽视和排斥了矛盾的同一性，以至最后实际否认同一性，只有斗争性了。”
李锐先生生前还回忆说，毛泽东家的床边甚至卫生间的凳子上都放着《红楼梦》。笔者多年前有幸在美国剑桥见到李锐先生，当面聆听他对毛泽东评价时，他也曾经说过一句，一生不离《红楼梦》，中“毒”太深，歪解太多（大意）。
毛泽东生前曾不止一次地称赞“中国小说，艺术性、思想性最高的，还是《红楼梦》”。“艺术性”是否为“最高”另论，但毛泽东既然夸赞了其“思想性”的“最高”，相信习近平还是读过不止一遍的，最迟也应该是因上台之后又读过，因为毛泽东是把它“当作写阶级斗争的作品来读”。如今张口闭口“斗争性”和“斗争精神”不离口的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一提中美关系，一提中美贸易战就会情不自禁引用一句“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教导我们说”，“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而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也是出自《红楼梦》中黛玉的一句：“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
然后，他习近平也还会不由自主地哼哼一段“文革”期间人人会唱，人人都必须唱的“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这首文革战歌的全部内容中还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一句，习近平在关于中美贸易战的内部讲话中除了引述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也还引用这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来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日渐孤立，在世界范围内四面受敌”。
关注中美国贸易战的读者和听众应该都知道香港《南华早报》曾经“披露”的习近平曾经面对内部妥协派的压力说过的“我会对所有可能的结果负责”，一度被广为报道，但事实上当时的习近平对“中美贸易僵局”的内部评判原话是“时间在我们这边，只要我们保证做到临阵不慌，谈判拖得越长，和一盘散沙似的美国统治集团相比，我们的制度优势就越明显”。就是在说完这段话后， 习近平又一次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来鼓舞内部士气。据说他还把文革战歌《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中的那句“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改成了“不是我们怕美国，而是美国怕我们”。
不过，毛泽东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也有过这样一段：“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我们如上引述 的《跟着习主席学国学之》一文还才声称“通过对《红楼梦》的学习……，也可以对中国梦有更深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梦的谱系” ，分析列举出了“周公梦”，孔夫子的“寻根梦”，“华胥梦”，“蝴蝶梦”，“黄粱梦”，南柯梦，还有“游园惊梦”与“草桥惊梦”等等。
无论作者的初始目的是什么，给笔者的一个强烈感觉就是要让读者相信，习近平的“中国梦”已经和“黄粱梦”，“南柯梦”，也还有“蝴蝶梦”，“草桥惊梦”什么的并列齐名，都是中国文化的“梦的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对毛泽东等人赞不绝口甚至垂涎三尺，其实他哪里懂得，毛泽东的“红楼梦”并不比“中国梦”高明多少，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并非什么现实主义的文学，而是讲述了一个四大皆空的故事，简单说《红楼梦》正是“黄粱梦”、“南柯梦”的扩大版，曹雪芹其实一点创意也没有，只有毛泽东这种土包子才会欣赏他，还把他的梦话作为现实的指南，真是太太太可笑了，驴唇不对马嘴就算毛泽东思想了！如果说“中国梦”也和《红楼梦》挂上了钩，那就只有自求多福了，因为《红楼梦》既然是“黄粱梦”、“南柯梦”的扩大版，就比“黄粱梦”、“南柯梦”更加四大皆空了。尽管“中国”比“红楼”大了许多，但是越大就越难办了，越大坍塌起来就越是剧烈壮观了！
【101、“中国梦”原来是军国主义思想】
《中国鹰派人士：中国30年内超美 习近平的世界新秩序 》（美国之音 2019-05-29）报道：
中国军方的一位鹰派人士表示，在2049年前超越美国是 “中国梦”的重要战略目标。这位在习近平提出 “中国梦” 概念之前就发表了有关著作的解放军退役大校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美中关系的继续恶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今后十年将是最为危险的时期。美国一位将军认为，中国已经拥有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
一提到 “中国梦” ，人们会把它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联系起来。《人民网》说，习近平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讲话时首次提出 “中国梦” 。
其实，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在2010年就出版了《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的畅销书。这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世界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美国，中国应该建立起全球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竞争“冠军国家”。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美国的中国观察人士的关注，刘明福也因此被认定为对美的鹰派人物。
刘明福：中国的目的是在30年内超越美国
刘明福日前在北京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资深记者峰村健司(Kenji Minemura)的独家专访时阐述了他提出的“中国梦”的战略。他说：“在我看来，这个战略有三个方面。中国梦的第一个方面是建立一个繁荣的国家。这意味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2049年前完成中国人民的伟大复兴，其目标是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的综合国力上超越美国。第二个方面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使中国拥有一支甚至超过美国的一流军队。美国的军队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国梦的最后一部分是统一。”
刘明福：不寻求夺取美国的霸主地位，寻求创造无霸权的新世界
在北京与华盛顿都做过驻外记者的峰村健司追问刘明福，你的意思是说中国共产党的终极目标是要夺取美国目前占据的全球霸主地位？
刘明福回答说：“超过美国并不是什么罪过。在田径比赛中，与对手竞争而取得更好成绩的运动员被宣布为获胜者。但中国并不寻求夺取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它正在寻求创造一个没有霸权存在的新世界。中国正在倡导的世界新秩序将更加文明，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
习近平设想的世界新秩序
那么，习近平所设想的世界新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什么呢？
刘明福回答说：“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有机会作出重大变革。中国的国家目标无非是实现‘中国梦’，即中国人民的伟大复兴。其核心战略是连接世界并通过合作带来幸福的‘一带一路’倡议。最终目标将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30年内统一台湾？
鉴于刘明福说中国梦战略中的最后一部分是实现国家统一，峰村健司问他，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打算在未来30年的时间里统一台湾？
刘明福说，解决台湾问题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目标。在他看来，如果中国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国家。他相信习近平在任期间将积极处理台湾问题，最终实现国家统一。在首先寻求和平统一之际，他相信习近平也会为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而做准备。
刘明福：不会为担心美国干预而放弃统一的目标
至于中国使用武力统一台湾会否导致美国军事干预的问题，刘明福说：“中国因为担心美国可能干预而放弃统一的目标，这是不可想象的。对美国来说，台湾只不过是用来遏制中国的一张牌，所以我认为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很低，不会导致全面战争。再说，当中国真正采取军事行动实现统一时，那将是中国拥有击败美国任何干预的军事能力的时候。”
刘明福：美中战略竞争几年前就开始了
在这次采访中，刘明福也对美国现在出现了日益高涨的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理查的呼声以及美中爆发新冷战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美中之间的“新冷战”在几年前就开始了。
刘明福说：“奥巴马政府将重点放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是美国与中国走向新冷战的第一步。特朗普政府关于‘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愿景可以被视为第二步。它现在已经启动了一场‘贸易战’和一场‘科技战’。华为只是一家中国公司，对它施加压力太过分了。”
这位退役上校说，美中之间的新冷战正变得更加严重，因为美国不仅在与中国打贸易战，而且在更大范围内施加压力，包括在台湾问题上。
刘明福：美中关系今后十年是最危险时期
刘明福还认为，在未来30年的时间里，中美战略竞争将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美中关系的继续恶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今后十年将是最危险的时期。这将是一个中国需要战略防御的时期，因此它必须准备和积累应对美国的能力。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与中国的国力差距将会缩小，美国将会发现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在国家实力差距较小的第二个十年里，两国将继续以严肃的态度相互注视。在第三个十年期间，美国将处于衰落之中，届时中国将最终获得主动权。
不过，刘明福2015年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为英文版的《中国梦》举行新书发布会上说，中国不会先打美国。他说：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美国不打中国，中国是永远不会打美国的。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就看美国如何选择。”
刘明福的《中国梦》被认为为习近平的“中国梦”奠定了理论基础。习近平上台后采取的更为强势的内政外交政策引发了美国的反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任内，他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
美将军：中国拥有取得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
尽管刘明福认为中国会在30年的时间里超越美国，而美国退役四星将军基恩(Jack Keane)则认为，中国的军力已经强大到能够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地步。
这位将军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的采访时说：“他们正在迅速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军队，而且在技术上可以与美国匹敌。”基恩说，中国已经赶上了美国拥有的优势，中国的军力开始主导太平洋地区，而这显然是北京的战略意图。他还认为，中国可能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而中国的军力和经济引擎将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
洛德大使：美国可以阻止中国威胁美国
在中国是否有意成为全球霸主的问题上，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德认为，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
这位参与了尼克松与基辛格秘密访华的美国资深外交官日前在华盛顿的一个讨论会上说：“坦率的说，我不排除中国主导亚洲甚至获得全球影响力的可能性。它们现在显然正在极力实现这个目标，甚至在长远的某个时候威胁到美国。但是基于我对美国的自信，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还有与中国相比我们所拥有的盟友，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我认为，他们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洛德大使也不排除一种相当糟糕的未来情景的出现，即在几十年后，当中国更为强大时，它会变得更加多咄咄逼人。但他认为，美国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谢选骏指出：闹了半天，这个“中国梦”原来是六四屠夫提出来的！所以说，“中国梦”原来是军国主义思想。这个中国梦既然是从天安门开始的，也就会结束在天安门！因为，你们花费三十年时间，都没有办法把天安门的血迹擦洗干净，又怎么可能整合全球呢？
【102、“中国人”就是中国人】
《中文西语使用者为主目标 脸书捣破最大假帐号网络》（2019年12月22日 综合新闻）报道：
脸书和推特20日公布，已捣破一个使用假身分宣扬支持美国总统川普讯息的全球网络。脸书表示，这个网络包括610个脸书帐号、89个粉丝专页、156个社团和72个Instagram帐号，已遭删除。
脸书还说，调查发现这个网络由总部在美国、但在越南有业务据点的媒体公司「美丽人生」经营，而「美丽人生」与「大纪元新唐人媒体集团」有关。华盛顿邮报报导，大纪元集团与大陆法轮功有关，集团对中共持批评态度，并力挺川普连任。
脸书委托美国网路分析公司Graphika和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旗下「数位取证研究实验室」调查这个网络。Graphika调查主管尼莫说，这是他们首度看到这么大规模地使用电脑合成大头照在社群媒体散布不实讯息。
脸书说，这个假帐号网络总共吸引5500多万名追随者，主要宣传对象是说中文和西班牙语的网友。尼莫说，以追随者数量来说，这个网络是目前为止发现最大的。
脸书指出，幕后阵营砸了900多万美元广告费宣传他们的立场，提及高度争议的敏感议题，包括「弹劾、保守意识型态、政治候选人、选举、贸易、家庭价值和宗教自由」。
这次广告花费金额是先前俄罗斯网军行动的近百倍，脸书曾说，恶名昭彰的俄罗斯酸民农场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砸下约10万美元广告费。
推特则表示，已将700个属于这一网络并违反平台操控规定的帐号永久停权，「具体而言就是使用假帐号和滥发电子讯息」。
英文版「大纪元时报」发行人格雷戈里发声明，否认美丽人生与大纪元集团有关，他说，美丽人生是由「大纪元一名前员工创办，并雇用大纪元一些前员工」，法轮功既没有大纪元的所有权，也没有经营权。
脸书发言人回应说，直到脸书20日上午删除美丽人生经营的假帐号之前，美丽人生的高阶主管都还是大纪元旗下粉丝专页的活跃管理员。
研究人员指出，他们利用畸形耳朵、失真背景等破绽，判定大头贴是假造，但「这方面科技正迅速朝向产生高可信度的照片发展」。
社群网站近期都加强针对政治宣传等资讯的监管。脸书20日公布，发现另一个与乔治亚有关的假帐号网络，共删除39个脸书帐号、344个专页、13个社团及22个Instagram帐号。推特也公布，已移除近6000个沙乌地阿拉伯当局用来滥发讯息的帐号。
谢选骏指出：看看看，“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什么意识形态的，什么政治背景的，什么财政资助的，都是有其共同之处。当然，类似的作弊绝非“中国人”特有独占，但是“中国人”确实名列第一，独占鳌头。可悲的是，现在，“中国人”变成了中国人——中国文明竟然以这样的方式整合世界了。
【103、“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地球上消失的日子】
《传习近平突然出手 中央军委“全军覆没”》（2017-09-01 法广）报道：
中共十九大会期确定之际，传出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大动作清洗中央军委，境外的中文网站明镜网创办人何频31日透露，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底突下令解除现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军中职务，重新任命。现任中央军委共11人，包括主席习近平、副主席范长龙、许其亮，以及8名分别任职军委重要部门和海军、空军及火箭军的主管。换言之除军委主席习自己外，其他10人全被免职。
何又指出，其中联合参谋长房峰辉、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更传因贪腐被拘查。此举创毛泽东后，中央军委任期未满即“全军覆没”，遭解散的先河，显示习大权在握后急不可待，要彻底清洗军中徐才厚、郭伯雄党羽。
中共军方和官媒除间接透露房峰辉去职、由“越战英雄”李作成接位，丁来杭任空军司令、苗华将进军委外，对此番中央军委遭免职均未证实或报道。但翻查过去一周军媒报道，未见原军委10名委员（除习近平外）的踪迹，确属罕见。这是中共自毛泽东之后，中央军委成员首次未到任期完结遭全部免职、重新任命。消息指由习主导的军队改革后军委及兵种组成、战区划分与原来不同，新的中央军委难容纳所有主管，故军委或不设委员，只设4名副主席。消息指1正4副架构下，除习主席，4名副主席分别是许其亮、张又侠、魏凤和和李作成，他们将分管中央军委15个部门、5大军种和5大战区。
不约而同，香港的星岛日报亦在头版引述消息人士称，中共十九大，中央军委有可能由原来的两名副主席增至4名副主席；不再设军委委员。以树立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习近平作为“军队最高统帅”的绝对权威。
中央军委副主席增至4人，似乎已得到两个不同消息来源的证实。星岛披露，新任的4名军委副主席分别是现任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装备发展部部长张又侠、火箭军司令员魏凤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名单亦与何频的消息来源吻合，他们将加大分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树立习近平作为“军队最高统帅”的绝对权威。报道引述消息透露，过去中共中央军委只有两名副主席，权力过于集中，吸取郭伯雄、徐才厚的教训，中央军委有望增至4名副主席，不让副主席坐大，同时可能不再设立军委委员。报道指出，十九大之后将进一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军委主席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负责，四名副主席必须向习近平负责，重大事项须请示汇报。
谢选骏指出：“中央军委”就是“解放军”——中央军委的“全军覆没”就是“解放军的全军覆没”！
《RFI：中央军委副主席有史以来就属高危职务》（2018年1月18日墙外仙）报道：
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现仍任职中国国家军委副主席范长龙据传自军委退休后仍被调查，一段时间已经平息了报道。今天却又因解放军报微妙提及其任上讲话，范长龙遭调查话题再引关注。中央社指倘若属实，将是4年来被查的第3名军委副主席。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环顾中共党史，军委副主席卸任或任内被斗下放甚至致死者不在少数，着实是高危职务。报道说，如果深究这些案例，在文化大革命前被调查、被斗垮的中共军委副主席们，全都源自于政治问题；至于中共18大后被查的卸任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官方公开的原因则都是贪腐问题。然而，政治问题导致两人被查的传言，至今未见消弭。
中共中央军委的历史，可追溯到1925年12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军事部。几经变革，1945年改称中共中央军委。但1949年中共建政时又改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并陆续选出刘少奇、彭德怀、高岗、林彪等多人为副主席。
其中，兼任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岗，由于在党内斗争中落败，并被毛泽东等党内高层接连不点名批判，在1954年自杀死亡，成为中共建政后第1名被斗垮、且死于任内的军委副主席。据报道说，高岗死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称又改回中共中央军委，并大幅改组，一度不设副主席，直到1959年才推选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1966年又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任副主席。
这当中，1945至1954年间任军委副主席的彭德怀，因公开批评毛泽东而被批斗，1959年被削去包括中央军委常委、中国国防部长等所有职务，文革期间更被残酷斗争致死。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共中央军委成员未变，但运作陷入停摆。除林彪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外，其余军委副主席都受到程度不等的斗争，且除刘伯承外都被下放劳动。其中，贺龙、陈毅先后因重病未获妥善治疗而亡，都死在军委副主席任上。
据中央社说，得势的林彪因夺权野心被毛泽东查觉，两人宣告决裂。1971年9月，林彪意图暗杀毛泽东却告失败，搭机外逃途中坠机而亡，也死在军委副主席任上。
林彪死后，毛泽东开始将先前被斗倒的老干部恢復职务，聂荣臻、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倖存的军委副主席陆续重返岗位，1975年1月并将邓小平延揽为军委副主席。
然而，1976年4月爆发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消军委副主席等党内一切职务，是他第3次下台，命运未卜。直到毛泽东同年9月死亡及四人帮随后倒台，才于1977年重任军委副主席等职，更在1981年接任军委主席。
据中央社说，此后中共官场斗争渐趋沉寂，接任的军委副主席未再出现任内或卸任后垮台的情事。直到2012年11月习近平接任总书记，把反腐行动导入一向被视为「反腐禁地」的解放军，才让徐才厚、郭伯雄先后在2014、2015年被查。最后，前者重病而终，后者锒铛入狱。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百年内战的工具——苏联缔造，日军勾结，内乱为主，外患为辅，军管人民，作恶多端——现在终于恶有恶报，全部首脑，一起报销。可见天理昭昭，天道好还。“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地球上消失的日子，将是中国人民坐上议会议席的日子、而不是站立起来充当奴仆的日子，将是第三期中国文明开始成熟的日子！
【104、“中央军委”不懂“笑里藏刀”】
《美媒：美给南海问题画红线 黄岩岛建设施就行动》（2016-06-07 环球网）报道：
美国世界新闻网借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上的发言，刊登题为《南海问题美对中画红线：建设施就行动》的文章。文章称卡特就南海问题画下一条红线，若中国黄岩岛上兴建设施，将促使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行动”，不仅会造成紧张关系升温，还会孤立中国。文章写道，卡特（Ashton Carter）在“香会”上声称，北京当局在具争议的水域进行“军事扩张”，是冒着构筑“自我孤立的长城”的风险。卡特提议双边建立更强而有力的安全合作，来减少发生闪失不测的风险。
针对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所谓“中国自我孤立”的指责，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在会上表示，“这次在会场，很多国防部长比去年还热情。中国过去没有被孤立成，现在、将来也不会被孤立。倒是担心有的国家在自己心中筑起一道孤立的墙。”
中国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中心主任姚云竹少将回应“自我孤立的长城”说法称，我希望美国在说中国不要建立自我孤立的长城时，美国政府不要修建一个关于排斥中国的城堡。现在，美国和五个亚太地区国家的双边军事同盟在很多问题上都有针对中国的一面。
美媒用“美在亚太伙伴：拉中、反中之间取得平衡”来形容美国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一同参加“香会”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Harry B。 Harris）称，美国必须从某一力量位置针对“所有结果”进行运作。底线是，我们希望在我们可以的地方进行合作，但若是必须的话，我们就得做好军事准备来面对。
孙建国在“香会”发表题为“加强亚太安全合作，推进地区安全治理”的大会演讲时提到，我作为一名老兵，和各国军人一样，谋打赢是我的天职，保和平是我的心愿。我始终坚信，握手比攥拳好，掏心比掏枪好。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以悲惨和沉痛的教训，我们要以史为鉴，珍惜当今的世界和平，珍惜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稳定。
对于媒体常炒作的中国在南海进行“岛礁建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表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是否在黄岩岛采取行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中方有信心，也有能力维护好自身的主权和正当权益不受到侵害。
谢选骏指出：看罢我不禁长叹：“很多国防部长比去年还热情”，这是什么意思？是所谓的“笑里藏刀”罢。但是中国大陆的“中央军委”似乎不懂“笑里藏刀”，还把笑里藏刀当作“友好的证据”——这说明共产党官员的文化素质太太太低了。何况“笑里藏刀”原为中国智慧，他们竟然都不懂得，那就更不希望他们能够懂得现代的西洋知识了。
“笑里藏刀”原为著名的三十六计之一，是兵法三十六计的第十计。 原文为：“信而安之，阴而图之；备而后动，勿使有变。刚中柔外也。”（使敌人相信我方的“友好诚意”而麻痹松懈；我则借机暗中谋划，积极准备，待机行动，切不要让它发生变化。这就是暗藏杀机、外示和好的谋略。）
按语——兵法上说：“敌人言辞谦逊，其实正在加紧备战；没有条约前来媾和的，定是不怀好意。”所以，凡是敌人的花言巧语，都是使用阴谋诡计的表现。 在军事谋略上一般指通过政治、外交的伪装手段，欺骗麻痹对方，以掩盖军事行动。运用这一谋略的人，“笑”的方法多种多样，有的区以求和有的，阿谀奉承，有的故作孱弱……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藏刀”。当然，在同一阵营内，也有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采取这一手段的，孰功孰过，难以概论。
典故——唐玄宗的宰相李林甫，在他的“老板”面前，赞不離口，笑不離容，进谗言、排异己、忌贤才、除政敌，可谓“笑”得精彩，“藏刀”藏得高明。为此，后人专门为他造了一个成语叫“口蜜腹剑”。不过他的下属也有人精通此道，一个“得意门生”杨国忠也对他如法炮制，最终使他落了个“劈棺惊尸”的下场。危哉！
【105、“猪吃人”成为“主持人”——巴西毒贩发明了新的丧葬方式】
《巴西毒贩把猪训练成“食人武器” 处理尸体》（每日邮报 2019-10-01）报道：
据英国《每日邮报》2019年10月1日报道，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毒贩遭曝光，他们饲养猪的目的是吃掉被他们杀死的敌对帮派成员的尸体。
巴西国家警察调查出，在里约热内卢的Vigario Geral街区，至少有9个人的尸体被毒贩子用来喂猪。里约热内卢的一家法院下令逮捕了11名歹徒。警方表示，这些猪被关在一名毒贩的房子后面，房子就位于两排贫民窟之间的红树林区域，他们甚至还给这些吃尸体的猪取了名字。
当局得到的消息称，这些尸体是被一只名叫“Chicao”的猪吃掉的，为了让它有足够的饥饿感来吃这些尸体，毒贩子定期地让它挨饿，训练它成为“食人武器”。据报道，负责饲养这些猪的毒贩子名叫Wilton Arjona da Silva，大家都叫他为“小猪”。在2019年5月，7名年轻人失踪后，警方才开始得知这帮毒贩子的“食人计划”。警方表示，在与敌对地区的地盘之争中，毒贩子带着武器来到现场，绑架并处决对手。一名目击者向警方作证说，那些尸体都是“扔给野猪吃的”。
据报道，2017年失踪的两名男子在受这帮毒贩子保护的一个地区里实施抢劫。两人因无视“不抢劫贫民窟”的命令，被Vigario Geral的毒贩子抓获，毒贩子将其处决。
有一名目击者称他们还将小猪（饲养猪的毒贩昵称）带到了处决现场。那两名失踪者的尸体被毒贩带到了小猪的家里，尸体被扔进了猪圈。毒贩子以为用这种方式就可以毁尸灭迹。
谢选骏指出：巴西毒贩发明了新的丧葬方式，让猪吃人，“猪吃人”成为他们所创造的史诗的“主持人”！巴西毒贩的主持人的这一成就，是因为成功地运用了毛泽东思想有关“穷则思变”的原理——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写道：“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美的画图。”——毛泽东不学无术，他的猪头歪曲了周易！此话怎讲？原来，“穷则思变”是一个汉语成语，意思是指事物到了尽头就要发生变化，出自《周易·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其近义词为物极必反，反义词为墨守成规。而毛泽东这个小富农却把“穷”理解成为“贫穷”了！结果就把“穷则思变”歪解为“走投无路、铤而走险”了。正是按照这种毛绑匪的精神原子弹，巴西毒贩发明了新的丧葬方式——“猪吃人”成为“主持人”了！
【106、“总设计师”就是“总摸石头”】
《中共不法治将亡党 总书记也不能凌驾法律》（2017-11-29 法广中文）报道：
在中国投资多年的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在他的自传中指出，中国仍处于人治，中共若要生存，必须建立法治，否则中共不能生存，被人民唾弃；而法治的要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中共总书记也不能凌驾法律。
郭鹤年在中国经商数十年，与中国领导人稔熟，其管控的嘉里集团曾买下有百年历史的英文《南华早报》。根据该报《郭鹤年自传》，郭氏综述了他在中国经商的经验和体会。他指出，中共左倾流毒对中国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不讲道德是其中一个坏处，那些人总觉得，别人应与他分享财产，他曾因此向中共官员坦言："这不是共产主义，这叫抢劫！而更不道德的是，你们对自己也不讲真话。"
他为此指出，中国两大挑战之一便是兴教来重建道德，因为道德是不可能透过政策来植根人民心中。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自2013年起进行一连串整风运动，并成立"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提倡扫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其后又有中共中央八项规定，大有以政策和法律建立道德标准之势。
郭鹤年口中另一中国挑战是建立法治，这比实行民主更重要；而法治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中国现时仍是人治，若落实法治，则中共总书记也不能凌驾法律。
他续称，很多人都认为，中共不可能接受法治，但他认为，若无法治，中国共产党将亡党，中共领导人必须作出改变以便适应，否则，中国人民会唾弃他们，让他们滚蛋。
郭期望，中共带头推行法治，这必须戮力而行，当中涉及移风易俗和建立法律基础，故此要培训法官和律师。他预计，有关工作可能需时二、三十年，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刻下便应开展工作，若能成功推动这艰巨的工作，不单中国有前景，亦将令全人类有所裨益。
郭鹤年补充，总书记习近平大力打贪，并逐步扫除官员的封建心态和爱管闲事的作风，成绩斐然，只是贪官仍在，不称职的官员亦须用更多方法摒弃，根据他的体会，越是只讲不做的官员，越是贪渎。
郭总结，习近平要在中国落实其鸿图伟业，尚须更多时间，但他相信，习近平将会是历史上一名伟大领袖。
不过，郭更推崇有中共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称的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形容他是伟人。而作为邓小平最后一位正式接见的嘉宾，郭鹤年形容，在1990年秋天的会晤中，邓小平都表现出仁慈、友善、无私，但在谈及台湾问题时，却是邓惟一流露饱受挫折之态。
谢选骏指出：人说邓小平不读书不看报，就喜欢打桥牌，输了就钻桌子，因为人矮，钻起来很是灵便，所以乐此不疲——看来还真有道理，因为，邓小平显然太欠缺历史知识了，不知中国正在处在南北朝周期的漩涡之中……深陷在其中的共产党，不要说统一台湾，就连统一大陆都很困难，不得不诉诸强力压服甚至武力清场的军事手段。强力压服甚至武力清场，不是统一的体现，恰恰是不能统一的体现。正因为不能统一，所以才诉诸暴力，这点小小的道理，邓小平都自己都不明白吗，你说他怎能治国？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它的“总设计师”就是“总摸石头”。这样一个鸟人还想统一台湾？好在他没有统一，因为统一了他也消化不了，只会让自己的帮派瓦解得更早。而郭鹤年其人竟然说这样一个邓小平是伟人，可见富商的话太肤浅了，只能倒过来看看，信了就会亡党亡国。
【107、“族秦者秦也”为何引起误解】
《秦始皇嫔妃遭肢解陪葬 疑似欧洲美女》（2018-07-22 转载联合报）报道：
秦始皇外游暴毙后，幼子胡亥串通太监赵高、丞相李斯，秘不发丧，矫诏令兄长扶苏自杀夺去皇位。随后胡亥下令所有未生育的嫔妃都不得离开皇宫，司马迁记载她们后来都被强迫殉葬，“死者甚众”。随后胡亥又残杀他的兄弟姊妹，有18位公子被公开处决，4名公子被迫自杀。连公主都不能倖免，司马迁记载有10位公主也死在这场风波中——共有30多名秦始皇的公子公主死在胡亥手中。
陕西省考古人员近日还原从秦始皇陵中发现的男子及女子面孔，男子很可能是秦始皇众多儿子中一人，女子则可能是嫔妃或小妾。专家透过脸部辨识系统复原两人长相，女子有双圆圆大眼和轮廓分明的挺鼻，男子则有橄榄形眼睛和高挺的鼻子。
秦始皇陵规模大相当78个北京故宫
秦始皇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奇特、内涵最丰富的帝王陵墓，充分表现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艺术才能。秦始皇陵面积达56.25平方公里，相当于78个北京故宫，举世震撼的一座地下宫殿，目前考古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秦始皇后妃的陪葬墓竟然高达99座
香港“文汇报”2012年曾报导，在秦始皇陵内城西北部大型建筑遗址的东侧，发现了99座墓葬。墓葬中，所有的尸体都是年轻的女性，考古专家当时根据墓葬的排列和位置，推断它们很可能就是秦始皇后妃的陪葬墓。墓中一些古尸散落在墓室的通道中，推断她们可能是在秦始皇死后惨遭杀害，作为殉葬。
史记记载“凡没有儿子的都要陪葬”
当时的殉葬并没有对不同年龄和品级的宫女嫔妃网开一面。这符合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也就是说，当年埋葬秦始皇时，他的后妃中，凡是没有儿子的都要陪葬，当时死的人非常多。
嫔妃有双圆圆大眼和轮廓分明的挺鼻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报导，考古人员在秦始皇陵内城99座墓冢的墓群中，发现这名被肢解的女子尸体，初判这名女子死时年约20岁。专家透过脸部辨识系统复原该名女子样貌，女子有双圆圆大眼和轮廓分明的挺鼻，可能有中亚或欧洲血统。这座墓中所有的死者都是女性，专家推测这些人很可能是秦始皇的嫔妃或小妾。
秦始皇死后子女死时可能有遭到酷刑
除了女子之外，考古人员也在东侧上焦村的墓群中发现一位男性的头骨，男子死时年约30岁。专家透过脸部辨识系统发现，男子拥有橄榄形眼睛和高挺的鼻子，还在右颞骨发现一枚青铜箭头，头和四肢及身体被分开摆放在多层棺材中的宝物盒上，墓中有大量陪葬品，推测死者很可能是皇室成员。研究人员认为，这表明秦始皇过世不久，他的子女死时可能还遭到酷刑。
该女性具西方血统？学者：太早定论
南华早报报导，这一复原结果在考古界引发争论。一些研究者推测该名女性可能具有西方血统，很可能来自波斯，甚至是欧洲。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考古工作部主任张卫星表示，他并不认为那名女性“看上去像欧洲人”，“在获得进一步更有力证据前，这么说还为时尚早。”帝陵博物院方面正计画对这两具遗骸进行DNA检测，希望能为其身世提供更多线索。
BBC：兵马俑可能从古希腊获得灵感
早在秦统一六国的100多年前，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就曾在西元前326年率军攻入印度河流域，整个中亚地区经历广泛希腊化的影响。英国广播公司（BBC）曾报导，考古学家研究指出，秦始皇陵墓里的兵马俑可能是从古希腊获得灵感；古希腊人可能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抵达秦国，培训当地工匠。
脸部科技复原为让民众直观感受历史
虽然最近研究指出当时东西方有一定的接触，但研究者大多对这种交流的广泛程度保持谨慎态度。张卫星表示，就目前而言，并不是所有研究者都认同这些死者生前是秦始皇的嫔妃或皇子。有一个观点认为，他们也有可能是当时秦朝的大臣。张卫星说，现阶段进行脸部复原主要还是让民众能直观感受历史。
秦始皇驾崩后腥风血雨幼子杀兄夺位
司马迁在秦亡大约一个世纪后，在“史记”中记载秦始皇驾崩后的腥风血雨。秦始皇在外游暴毙后，幼子胡亥串通赵高秘不发丧，矫诏令兄长扶苏自杀夺去皇位。随后胡亥下令所有未生育的嫔妃都不得离开皇宫，司马迁记载她们后来都被强迫殉葬，“死者甚众”。
18位公子公开处决4名公子被迫自杀
随后胡亥又残杀他的兄弟姊妹，有18位公子被公开处决，4名公子被迫自杀。连公主都不能倖免，司马迁记载有10位公主也死在这场风波中。共有30多名秦始皇的公子公主死在胡亥手中。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张中立指出，司马迁的记载“相当可靠”，近年来在陵墓遗址内发现愈来愈多的证据，都支持了司马迁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记载。作为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可能直接读到秦朝遗留下的官方资料。
尊崇龙脉风水“秦始皇陵不该打开”
据陆媒报导，秦始皇陵目前不允许扩大挖掘，一方面是中国大陆现在有些技术还不成熟，无法达到开采并很好保存的要求；另一方面无论从民族心理感情上，还是从尊崇先人的角度甚至从唯心主义的龙脉风水角度，都不应该打开秦始皇陵。
还有一原因无数珍宝接触空气后暗淡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代13陵中的“定陵”，是中共建政后第一座经大陆国务院授权，有计画、有组织发掘的帝王陵墓。但地下玄宫洞开后，无数奇珍异宝在接触空气瞬间暗淡成灰，三口金丝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红漆棺椁遭人遗弃而毁坏，万历皇帝及其两位皇后的尸骨在文革浪潮中被视为“封建余孽”付之一炬。考古学者们痛定思痛，上书当时总理周恩来，最终定下了“百年内不动帝王陵”的铁规。
谢选骏指出：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族秦者秦也”——秦始皇外游暴毙后，幼子胡亥串通太监赵高、丞相李斯，秘不发丧，矫诏令兄长扶苏自杀夺去皇位。随后胡亥下令所有未生育的嫔妃都不得离开皇宫，司马迁记载她们后来都被强迫殉葬，“死者甚众”。随后胡亥又残杀他的兄弟姊妹，有18位公子被公开处决，4名公子被迫自杀。连公主都不能倖免，司马迁记载有10位公主也死在这场风波中——共有30多名秦始皇的公子公主死在胡亥手中。而在传统上，“族秦者秦也”为何引起误解？因为杜牧的《阿房宫赋》错误地进行了这一排比——“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这个错误的排比一来，就把“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二世杀光了秦始皇的后代）这个简单的事实，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政治哲学（骄奢淫逸自取灭亡）。但在事实上，“灭六国”和“族秦”完全不是一回事情。这难道是杜牧全然不知的吗？和诗人杜牧相比，政论家苏洵的看法就精辟了，他的《六国论》具有深刻的现实感，提出并论证了六国灭亡“弊在赂秦”的论点，以此“借古讽今”抨击北宋对辽和西夏的退缩政策，告诫北宋统治者要吸取六国灭亡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苏洵用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来分析北宋局势的观点，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因为这正和谢选骏的历史模型——唐宋时代正是四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当然，苏洵不可能具有我们现在的历史穿透力，无法理解北宋的挣扎和齐鲁的挣扎类似，是命中注定要败在辽金元之下的——就像关东六国注定要败在秦国之下，希腊诸国注定要败在罗马之下，苏美尔城邦注定要败在巴比伦之下……文明注定要败在野蛮之下。这就是历史的“既济与未济”。
[附录之一]
阿房宫赋
杜牧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lí）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 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qūn）焉，蜂房水涡，矗（chù）不知其（广东版教材为“乎”）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jì）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也做“东西”）。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妃嫔(pín)媵（yìng）嫱(qiáng)，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niǎn）来于秦，朝歌夜弦（xián），为秦宫人。明星荧(yíng)荧(yíng)，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huán）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lù）辘（lù）远听，杳（yǎo）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广东版教材无“得”）见者，三十六年。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摽（piāo)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chēng）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lǐ）迤（yǐ），秦人视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zī）铢（zhū），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chuán），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yǔ）之粟(sù)粒；瓦缝参差（cēn cī ），多于周身之帛（bó）缕；直栏横槛（jiàn），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ōu）哑（yā），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shù）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译文
六国灭亡，秦始皇统一了天下。蜀山的树木被伐光了，阿房宫才盖起来。（从渭南到咸阳）阿房宫占地三百多里，楼阁高耸，遮天蔽日。（它）从骊山向北建构，再往西转，一直延伸到咸阳。渭水和樊水浩浩荡荡，水波荡漾地流入阿房宫的围墙。每隔五步（有）一栋楼，每隔十步（有）一座阁。走廊宽而曲折，(突起的)屋檐（像鸟嘴）向上噘起。楼阁各依地势的高下而建，像是互相环抱，各种建筑物都向中心区攒集，屋角互相对峙。盘旋地、曲折地，像蜂房，像水涡，矗立着不知有几千万座。长桥横卧在渭水上，（人们看了要惊讶：）天上没有云，怎么出现了龙？在楼阁之间架木筑成的通道横空而过，彩色斑斓，（人们看了要诧异：）不是雨过天晴，哪里来的彩虹？楼阁随着地势高高低低，使人迷糊，辨不清东西方向。人们在台上唱歌，歌乐声响起来，好像充满着暖意，如同春光那样融和。人们在殿中舞蹈，舞袖飘拂，好像带来寒气，如同风雨交加那样凄冷。一天之内，一宫之中，而天气竟会如此不同。
六国王侯的宫妃、女儿、孙女，辞别本国的楼阁宫殿，乘着辇车来到秦国。早晚弹唱,成为秦王朝的宫女。（光如）明星闪亮，是（宫女们）打开梳妆的镜子；乌云缭绕，原来是她们正在早晨梳理发髻；渭水河面上浮起一层垢腻，原来是她们泼掉的脂粉水；空中烟雾弥漫，是她们在焚烧椒兰香料。如雷霆般的声音响起使人骤然吃惊，是皇上的宫车驰过；听那车声渐远，也不知驶到哪儿去了。任何一部分肌肤，任何一种姿容，都娇媚极了，耐心地久立远视，盼望皇帝能亲自驾临。可是有许多宫女整整等了三十六年，还未见到皇帝。燕、赵、韩、魏、齐、楚收藏的财宝，聚敛的金玉，搜求的珍奇，这都是多少世代、多少年月以来，从人民那里掠夺来的，堆积得像山一样。旦夕之间国家灭亡，珠宝都被运进阿房宫。把宝鼎当作铁锅，把美玉当作石头，把黄金当作土块，把珍珠当作沙石，随意丢弃，秦人看见了也不觉得可惜。
唉！一个人的想法和千万人的想法是一样的（都想过好日子）。秦始皇喜爱奢侈，老百姓也顾念自己的家业。为什么搜刮老百姓的财物一分一厘都不放过，挥霍时却像泥沙一样毫不珍惜呢？让那（阿房宫中）负载大梁的柱子，比田里的农夫还多；架起侧梁的椽子，比织布机上的女工还多；显眼的钉子，比谷仓里的稻米还多；横直密布的屋瓦，比（老百姓）身上的衣服上的线还要多；纵横的栏杆，比天下的城郭还多；乐器的演奏声，比闹市的人说话声还多。秦统治者穷奢极侈，使天下的老百姓敢怒但是不敢言。秦始皇却越来越骄横顽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四方响应，函谷关被攻破，项羽放了一把火，可惜阿房宫变成了一片焦土。
唉！使六国灭亡的是六国自己，而不是秦国；使秦国灭亡的是秦国自己，而不是天下百姓。唉！如果六国统治者都能爱护本国老百姓，那么就有足够的力量抗拒秦国。如果秦国统治者同样能爱护六国的人民，那么秦就能从三世传下去，甚至可以传到万世都为君王，谁能够灭掉秦国呢？秦人来不及为自己的灭亡哀叹，只好让后世的人为他们哀叹；后世的人如果只是哀叹而不引以为鉴，那么又要再让后世的人为后世哀叹了。
注释
（1）[六王毕]六国灭亡了。六王，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的国王，即指六国。[ 毕 ] 完结，指为秦国所灭。
（2）[一]统一。
（3）[蜀山兀，阿房出]四川的山光秃了，阿房宫出现了。兀，山高而上平。这里形容山上树木已被砍伐净尽。出，出现，意思是建成。蜀，四川。
（4）[覆压三百余里]（从渭南到咸阳）覆盖了三百多里地（里是面积单位，不是长度单位。古代五户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三百余下里，约合7500户人家的面积。300里地，即150公里，现代人也无法做到，夸张过度，难以令人信服）。这是形容宫殿楼阁接连不断，占地极广。覆压，覆盖（覆压：应当是指“层层叠叠”）。
（5）[隔离天日]遮蔽了天日。这是形容宫殿楼阁的高大。
（6）[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阿房宫）从骊山北边建起，折而向西，一直通到咸阳（古咸阳在骊山西北）。走，趋向。
（7）[二川溶溶]二川，指渭水和樊川。溶溶，河水缓流的样子。
（8）[廊腰缦回]走廊宽而曲折。廊腰，连接高大建筑物的走廊，好像人的腰部，所以这样说。缦，萦绕。回，曲折。
（9）[檐牙高啄]（突起的）屋檐（像鸟嘴）向上噘起。檐牙，屋檐突起，犹如牙齿。
（10）[各抱地势]各随地形。这是写楼阁各随地势的高下向背而建筑的状态。
（11）[钩心斗角]指宫室结构的参差错落，精巧工致。钩心，指各种建筑物都向中心区攒聚。斗角，指屋角互相对峙。如今指各自用尽心机互相排挤。
（12）[盘盘焉，囷囷（qūn qūn）焉，蜂房水涡]盘旋，屈曲，像蜂房，像水涡。焉，相当于“凛然”“欣然”的“然”。楼阁依山而筑，所以说像蜂房，像水涡。盘盘，盘旋的样子。囷囷，屈曲的样子，曲折回旋的样子。
（13）[矗不知其几千万落]矗立着不知它们有几千万座。矗，形容建筑物高高耸立的样子。下文“杳不知其所之也”的“杳”，用法与此相同。落，相当于“座”或者“所”。
（14）[长桥卧波，未云何龙]长桥卧在水上，没有云怎么（出现了）龙？《易经》有“云从龙”的话，所以人们认为有龙就应该有云。这是用故作疑问的话，形容长桥似龙。
（15）[复道]在楼阁之间架木筑成的通道。因上下都有通道，叫做复道。
（16）[冥迷]分辨不清。
（17）[歌台暖响，春光融融]意思是说，人们在台上唱歌，歌乐声响起来，好像充满着暖意。如同春光那样融和。融融，和乐。
（18）[舞殿冷袖，风雨凄凄]意思是说，人们在殿中舞蹈，舞袖飘拂，好像带来寒气，如同风雨交加那样凄冷。
（19）[妃嫔（pín）媵（yìng）嫱（qiáng）]统指六国王侯的宫妃。她们各有等级（妃的等级比嫔、嫱高）。媵是陪嫁的侍女，也可成为嫔、嫱。下文的“王子皇孙”指六国王侯的女儿，孙女。
（20）[辞楼下殿，辇（niǎn）来于秦]辞别（六国的）楼搁宫殿，乘辇车来到秦国。
（21）[明星荧荧，开妆镜也]（光如）明星闪亮，是（宫人）打开梳妆的镜子。荧荧，明亮的样子。下文紧连的四句，句式相同。
（22）[涨腻]涨起了（一层）脂膏（含有胭脂、香粉的洗脸的“脂水”）。
（23）[椒兰]两种香料植物，焚烧以熏衣物。
（24）[辘辘远听]车声越听越远。辘辘，车行的声音。
（25）[杳]无影无声，形容声音的遥远。
（26）[一肌一容，尽态极妍]任何一部分肌肤，任何一种姿容，都娇媚极了。态，指姿态的美好。妍，美丽。
（27）[缦立]久立。缦，通“慢”
（28）[幸]封建时代皇帝到某处，叫“幸”。妃，嫔受皇帝宠爱，叫“得幸”。
（29）[三十六年]秦始皇在位共三十六年。按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中国，到三十七年（前209年）死，做了十二年皇帝，这里说三十六年，是举其在位年数，形容时间长。
（30）[收藏]指收藏的金玉珍宝等物。下文的“经营”“精英”也指金玉珠宝等物。
（31）[摽（piāo）掠其人]从人民那里抢来。摽 ，抢劫，掠夺。人，民。唐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民为人。下文“人亦念其家”“六国各爱其人”“秦复爱六国之人”的“人”，与此相同。
（32）[倚叠]积累。
（33）[鼎铛（chēng）玉石，金块珠砾]把宝鼎看作铁锅，把美玉看作石头，把黄金看作土块，把珍珠看作石子。铛，平底的浅锅。
（34）[逦迤（lǐ yǐ]连续不断。这里有“连接着”、“到处都是”的意思。
（35）[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心，心意，意愿。
（36）[奈何]怎么，为什么。
（37）[锱（zī）铢（zhū）]古代重量名，一锱等于六铢，一铢约等于后来的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锱、铢连用，极言其细微。
（38）[负栋之柱]承担栋梁的柱子。
（39）[磷磷]水中石头突立的样子。这里形容突出的钉头。
（40）[庾（yǔ）]露天的谷仓。
（41）[九土]九州。
（42）[独夫]失去人心而极端孤立的统治者。这里指秦始皇。
（43）[固]顽固。
（44）[戍卒叫]指陈胜、吴广起义。
（45）[函谷举]刘邦于公元前206年率军先入咸阳，推翻秦朝统治，并派兵守函谷关。举，被攻占。
（46）[楚人一炬]指项羽（楚将项燕的后代）也于公元前206年入咸阳，并焚烧秦的宫殿，大火三月不灭。
（47）[使]假使。
（48）[族灭]被灭族。
（49）[不暇]来不及。
（50）[族]名词作动词用，灭族，杀死全族的人。
（51）[使]假使
（52）[递]传递，这里指王位顺着次序传下去。
（53）[万世]《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诏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然而秦朝仅传二世便亡。
（54）[哀]哀叹。
（55）[举]攻占。
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诗人。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
[附录之二]
六国论
苏洵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 ，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①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②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③”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④继五国迁（31）灭，何哉？与⑤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⑥丧，齐亦不免⑦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⑧不赂秦。是故（32）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33）速⑨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⑩，李牧连却之⑾。洎⑿牧以谗⒀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⒁尽之际，可谓智力⒂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⒃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⒄，当（tǎng）（34）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⒅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⒆秦之心礼⒇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21)也。悲夫！有如此之势(22)，而(23)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24)。为(25)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26)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27)秦，而犹有可以(28)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29)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30)，是又在六国下矣。
注释
1.率：一律，一概。
2.判：确定，断定。
3.“以地事秦……火不灭”：语见《史记 魏世家》和《战国策 魏策》。
4.终：最后。
5.与：亲附、亲近。
6.既：已经。
7.免：幸免。
8.义：形容词作名词，坚持正义。
9.速：招致。
10.再：两次。
11.连却之：动词的使动用法。
12.洎：及，等到。
13.谗：小人的坏话。
14.殆：快要。
15.智力：智谋和力量。
16.使：假如。
17.胜负之数，存亡之理：胜负存亡的命运。数，天数。理，命运。
18.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用。
19.事：侍奉。
20.礼：礼待。名为动。
21.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下：吞下。名为动。咽：咽喉。
22.势：形势。
23. 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而，却。
24.日削月割，以趋于亡：日，每天，名为状。 月，每月，名为状。以，而。
25.为：治理
26.劫：胁迫，挟制。
27.势弱于秦。 于：比。
28.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 可以：可以凭借。
29.苟以天下之大 苟：如果 以：凭着。
30.故事：旧例。
31.迁:改变
32.是故：因此
33.始：才
34.当：如果
译文
六国的灭亡，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不锋利，仗打得不好，弊端在于用土地来贿赂秦国。拿土地贿赂秦国亏损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是灭亡的原因。有人问：“六国一个接一个的灭亡，难道全部是因为贿赂秦国吗？”（回答）说：“不贿赂秦国的国家因为有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原因是不贿赂秦国的国家失掉了强有力的外援，不能独自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贿赂秦国。”
秦国除了用战争夺取土地以外，（还受到诸侯的贿赂），小的就获得邑镇，大的就获得城池。比较秦国受贿赂所得到的土地与战胜别国所得到的土地，(前者)实际多百倍。六国诸侯（贿赂秦国）所丧失的土地与战败所丧失的土地相比，实际也要多百倍。那么秦国最想要的，与六国诸侯最担心的，本来就不在于战争。想到他们的祖辈和父辈，冒着寒霜雨露，披荆斩棘，才有了很少的一点土地。子孙对那些土地却不很爱惜，全都拿来送给别人，就像扔掉小草一样不珍惜。今天割掉五座城，明天割掉十座城，这才能睡一夜安稳觉。明天起床一看四周边境，秦国的军队又来了。既然这样，那么诸侯的土地有限，强暴的秦国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诸侯）送给他的越多，他侵犯得就越急迫。所以用不着战争，谁强谁弱，谁胜谁负就已经决定了。到了覆灭的地步,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古人说：“用土地侍奉秦国，就好像抱柴救火，柴不烧完，火就不会灭。”这话说的很正确。
齐国不曾贿赂秦国，（可是）最终也随着五国灭亡了，为什么呢？（是因为齐国）跟秦国交好而不帮助其他五国。五国已经灭亡了，齐国也就没法幸免了。燕国和赵国的国君，起初有长远的谋略，能够守住他们的国土，坚持正义，不贿赂秦国。因此燕虽然是个小国，却后来才灭亡，这就是用兵抗秦的效果。等到后来燕太子丹用派遣荆轲刺杀秦王作对付秦国的计策，这才招致了（灭亡的）祸患。赵国曾经与秦国交战五次，打了两次败仗，三次胜仗。后来秦国两次攻打赵国。（赵国大将）李牧接连打退秦国的进攻。等到李牧因受诬陷而被杀死，（赵国都城）邯郸变成（秦国的一个）郡，可惜赵国用武力抗秦而没能坚持到底。而且燕赵两国正处在秦国把其他国家快要消灭干净的时候，可以说是智谋穷竭，国势孤立危急，战败了而亡国，确实是不得已的事。假使韩、魏、楚三国都爱惜他们的国土，齐国不依附秦国。（燕国的）刺客不去（刺秦王）（赵国的）良将李牧还活着，那么胜败的命运，存亡的理数，倘若与秦国相比较，也许还不容易衡量（出高低来）呢。
唉！（如果六国诸侯）用贿赂秦国的土地来封给天下的谋臣，用侍奉秦国的心来礼遇天下的奇才，齐心合力地向西（对付秦国），那么，我恐怕秦国人饭也不能咽下去。真可悲啊！有这样的有利形势，却被秦国积久的威势所胁迫，天天割地，月月割地，以至于走向灭亡。治理国家的人不要被积久的威势所胁迫啊！
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之国，他们的势力比秦国弱，却还有可以不贿赂秦国而战胜它的优势。如果凭借偌大国家，却追随六国灭亡的前例，这就比不上六国了。
背景
本文的历史背景应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作者论述的六国灭亡那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借以了解作者立论的根据；二是作者所处的北宋时代的历史状况，借以明确作者撰写此文的针砭现实的意义及其写作上的特点。
在我国历史上，战国是七雄争霸的时代。《六国论》中的“六国”，就是指战国七雄中除秦国以外的齐、楚、燕、韩、赵、魏六个国家。秦国本来是个弱小落后的国家，经过商鞅变法的彻底改革，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强大起来；而原本强盛的六国却因宗法势力的强大，因循守旧，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衰落。秦强盛起来后，积极向东方发展，夺取六国的土地。六国也曾联合起来对抗秦国，这就是所谓“合纵”。但他们又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这种联合并不巩固。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韩、魏、楚三国都紧靠秦国，因此直接受到秦国的威胁和侵略，在秦国强大的军事和外交攻势下，纷纷割地求和，并最早被消灭，齐、燕、赵三国随之相继灭亡。六国灭亡，“非兵不利，战不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是因为割地赂秦。苏洵不从其他方面去论证，而抓住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一点来论证，是为其针砭现实服务的。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行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西夏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宋四周环伺，政策上求和，积贫积弱，而苏洵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撰写《六国论》的。
苏洵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单纯地评论古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借古讽今，警告北宋统治者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
赏析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之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之中，付之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之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之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传世。
【108、“坐怀不乱”旨在批判蒙古人的淫乱】
“坐怀不乱”提出了一个理想，为的是批判蒙古人造成的悲惨现实。
"坐怀不乱"的故事在中国历代广为人知，柳下惠也因此被认为是遵守传统道德的典范。当代，人们还用"柳下惠"或"坐怀不乱"来形容男子在两性问题上的作风正派。坐怀不乱(zuò huái bù luàn)：形容男子在两性道德方面情操高尚，作风正派。出自 《诗经·小雅·巷伯》。
出处：《诗经·小雅·巷伯》毛亨传：“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
解释：春秋时鲁国的柳下惠将受冻的女子裹于怀中，没有发生非礼行为。形容男子在两性关系方面作风正派。
“坐怀不乱”的说法出自《诗经·小雅·巷伯》毛亨传。毛亨注释《巷伯》这首诗时讲了一个故事：鲁国有一个独处一室的男子，邻居是一位独处一室的寡妇。一天夜里暴风雨大作，寡妇的房子被摧毁，妇人来到男子这里请求庇护。男子不让妇人进门。妇人从窗户里对他说：“你为何不让我进来呢？”男子说：“我听说男女不到六十岁不能同居。现在我还年轻，你也一样，所以不能让你进来。”妇人说：“你为何不像柳下惠那样，能够用身体温暖来不及入门避寒的女子，而别人也不认为他有非礼行为。”男子说：“柳下惠可以开门，我不能开门。所以我要以我的‘不开门’，来向柳下惠的‘开门’学习。”这个故事说明，最晚也在西汉初年的时候，就有了关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只是有些语焉不详。
释义：形容男子在两性关系方面作风正派。
示例：清·徐瑶《太恨生传》：“所以禁欲窒私，～，正始要终。”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人人都说他无行，其实水秀才原是～的。”
反义词：见色起意 见色忘义
成语故事/坐怀不乱
春秋时期，鲁国的贤士柳下惠夜里在城门借宿时，遇到一无家可归的女子，当夜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柳下惠怕她冻伤，让她坐在自己的怀中取暖，用衣服裹住她抱着她坐了一夜，没有发生不正当的淫乱行为。
坐怀不乱
著名词典学家王光汉在《词典问题研究—成语溯源规范浅议》中指出：“坐怀不乱”，《辞源》释文为：
传说春秋时鲁国柳下惠夜宿郭门，遇到一个没有住处的女子，怕她受冻，抱住她，用衣裹住，坐了一夜，没有发生非礼行为。见《荀子·大略》。
《汉语大词典》释文为：
春秋鲁国柳下惠夜宿城门，遇一无家女子，恐其冻伤，而使坐于己怀，以衣裹之，竟宿而无淫乱行为。见《荀子·大略》及《诗·小雅·巷伯》毛传。
王光汉先生考辨说：《荀子·大略》只有“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的记载。这“后门者”是不是“没有住处的女子”，“同衣”是不是指“抱住她，用衣裹住”，都是令人怀疑的。杨倞注曰：“后门者，君之守后门，至贱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敝恶与后门者同，时人尚无疑怪者。’言安于贫贱，浑迹而人不知也。”按杨注，《辞源》的说法则全然出自于想象。从《荀子》文前后看，杨注是不误的，因为其前是：“子夏贫，衣若悬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紧接着即言柳下惠此事，所以卢文 注以为“与后门者同衣”，“盖即《毛诗·巷伯篇》故训传所云‘妪不逮门之女，而国人不称其乱’也”的说法，郝懿行认为是“似失之”的，因为柳下惠妪不逮门之女事与荀文前后不接。
《汉语大词典》所说的《诗·小雅·巷伯》毛传只讲柳下惠“妪不逮门之女，而国人不称其乱”，实际也并没有讲“坐怀”。至于说“柳下惠夜宿城门，遇一无家女子，恐其冻伤”云云，只不过是据《辞源》增广想象之辞。
查“坐怀不乱”用例几乎都在明代以后，明以前没有发现一例言“坐怀不乱”的。所以笔者认为此成语的形成或与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有关。在该书卷四“不乱附妾”条载：“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坐之于怀，至晓不为乱。”陶宗仪此说，所本或为《诗·小雅·巷伯》毛传的“柳下惠妪不逮门之女”，但陶说已是小说，所以引源当引《诗·小雅·巷伯》毛传，再附以陶宗仪的构制，这样才较确当。
词语辨析/坐怀不乱
用法：作谓语、定语；用于男女之间
近义词：不近女色、冰清玉洁
反义词：见色起意
城市观察者：闹市一博
核心提示：到了元朝，胡炳文的《纯正蒙求》进一步丰富了“坐怀不乱”的细节：鲁国人柳下惠，姓展名禽，一次出远门的晚上住在都城门外。当时天气严寒，忽然有一位女子来投宿，柳下惠恐怕她冻死，就让她坐在他怀中，用衣服盖住她，一直到第二天天亮也没有发生越礼的事。后世流传关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与这个版本就大致相同了。
与美人相拥而眠5个月，神马事都木有发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再来一次，我也不会对下一个女朋友‘怎么样’！”这种“现代柳下惠”的故事，就发生在《非诚勿扰》男嘉宾孟祥辉身上。那么2700多年前的柳下惠又是许人也呢？
历史上确实有柳下惠其人。柳下惠（亦称柳下季），姓展，名获，字禽。为鲁国司空（掌管监狱的官)。因他居官清正，执法严谨，不合时宜，弃官归隐，居于柳下（今濮阳县柳屯），死后被谥为"惠"，故称柳下惠。也就是说柳下惠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大概比孔子早100多年。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在中国历代广为人知，他也因此被认为是遵守传统道德的典范。现在，人们还用“柳下惠”或“坐怀不乱”来形容男子在两性问题上的作风正派。
“坐怀不乱”的说法出自《诗经·小雅·巷伯》毛亨传。毛亨注释《巷伯》这首诗时讲了一个故事：鲁国有一个独处一室的男子，邻居是一位独处一室的寡妇。一天夜里暴风雨大作，寡妇的房子被摧毁，妇人来到男子这里请求庇护。男子不让妇人进门。妇人从窗户里对他说：“你为何不让我进来呢？”男子说：“我听说男女不到六十岁不能同居。现在我还年轻，你也一样，所以不能让你进来。”妇人说：“你为何不像柳下惠那样，能够用身体温暖来不及入门避寒的女子，而别人也不认为他有非礼行为。”男子说：“柳下惠可以开门，我不能开门。所以我要以我的‘不开门’，来向柳下惠的‘开门’学习。”这个故事说明，最晚也在西汉初年的时候，就有了关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只是有些语焉不详。
到了元朝，胡炳文的《纯正蒙求》进一步丰富了“坐怀不乱”的细节：鲁国人柳下惠，姓展名禽，一次出远门的晚上住在都城门外。当时天气严寒，忽然有一位女子来投宿，柳下惠恐怕她冻死，就让她坐在他怀中，用衣服盖住她，一直到第二天天亮也没有发生越礼的事。后世流传关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与这个版本就大致相同了。
柳下惠为何可以坐怀不乱，后人不得而知，这才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有人认为，他是否生理有问题？他是否是性取向异于常人？或者这个故事本身是个虚构？或者这个女人本身就长相丑陋？还有可能是柳先生和那位女子已经行了周公之礼，柳下惠为了怕惹麻烦，花了一些代价，堵了女子的嘴。也许是若干两银子，也许答应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帮她点什么忙也不好说。这样他可就是不折不扣的伪君子了。一般情况下，任何男人应该是很难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何况这种生理冲动根本无法遏制。
也有传说是：某年夏天，展获外出访友，途遇大雨，直奔郊外古庙暂避，但一踏进门槛，见一裸体女子正在里面拧衣，展获急忙退出，立于古槐之下，任其暴雨浇注。庙内妇女发觉，躲在门后，忙着湿衣。此事传为佳话，故有“柳下惠坐怀（槐）不乱”之美名。这个版本则更加荒诞和牵强附会，真要是那样，雷也早把这个柳下惠给劈死了。
其实两千七百多年来，许多人都对这个坐怀不乱的故事抱有怀疑态度。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本身就有点奇怪，如果说柳下惠真的是正人君子，又何必把她抱在怀里？在那个特定环境下柳下惠夜宿国门，在这个地方住宿，一个女子跑来投宿完全还有可能有其它的方式进行救助，比如说用被子或到其它地方借个火取暖。他为什么非得用这一个方式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可是这件事他们两个都不说，那谁说出来的？因此，此事故纯属虚构，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一个典故。儒家思想用这个典故，竖立起一个千古不灭的君子形象，成为历朝历代压制人性的男用牌坊。告诉我们：女人要守贞节，男人虽不必谈什么贞节，但要当那种正人君子，柳下惠是不学不行的。如果说“牛鬼蛇神比正人君子更可爱”的话，那么这也正是是中华男儿越来越没有阳刚之气，越来越虚伪的原因所在。
古人柳下惠一晚“坐怀不乱”颇受后人诟病，现代男孟祥辉与美人相拥而眠5个月，神马事都木有发生！你信吗？难怪该节目播出后，虽然有少数女性网友大赞其“柏拉图”、“唯美”，但众多男性网友却直呼“不可能”，甚至质疑其“正常性”。“坐怀不乱”，也许真的值得赞叹，值得去标榜，但是那些真正拥有“坐怀不乱”机会的当权者，在受到"美女"诱惑的时候，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像柳下惠一样呢？
谢选骏指出：坐怀不乱的神话为何出现在元代？很可能是出于对蒙古人在中国大肆奸淫掳掠胡作非为的反讽和抗议。也就是说，用坐怀不乱的理想来批判蒙古人的兽性兽行。
【109、“党是领导一切的”砸了华为的锅】
《美国安局曾入侵华为数年 监控服务器》（2018-12-10 观察者网）报道：
近来，“华为CFO孟晚舟被捕”一事不断发酵。在外界关注事件进展的同时，由于美、加两国政府高层均表示事先知情，舆论也纷纷聚焦对美国背后的用意。
众所周知，多年来，美国将华为视为安全威胁，千方百计阻止华为在美开展业务。事实上，美国一直指控华为利用后门入侵美国网络，但这正是美国对华为所做的。
早在4年前，美媒就曾报道，美国安局曾入侵华为，对总部服务器实施了长达7年的监控。
以下为《纽约时报》2014年3月23日的报道：
美国官员一直将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视为安全威胁，为此他们千方百计阻止华为的美国业务，以防其设备的“后门”会让中国军方或政府支持的黑客窃取公司和政府机密。但是，最近公布的机密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华为的网络上开了自己的“后门”，并对华为实施了长达7年的监控。
根据美中央情报局（CIA）前员工爱德华·斯诺登最新爆出的机密文件，NSA入侵了华为深圳总部的服务器，获取了华为路由器和交换机相关工作的信息，并监控着华为高管的通信。华为曾表示，其路由器和交换机产品连接了全球1/3的人口。
这份2010年的文件显示，这次行动的代号为“狙击巨人（Shotgiant）”，目的是调查华为和解放军之间的关系。但是NSA显然走得更远——利用华为技术中的漏洞，因此当华为在全球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和不购买美国产品的其他国家销售产品时，NSA可以通过入侵华为的设备来进行监控。此外，在获得总统许可的情况下，NSA还可以发起攻击性的活动。
文件显示，早在2007年，NSA就开始了一项针对华为的监控计划。到了2010年，NSA的“获取特定情报行动办公室”（TAO）找到了入侵华为总部网络的方法。NSA借此收集了任正非的大量通信记录。
美国一直指控华为利用后门入侵美国网络，但这正是美国对华为所做的。
NSA的文件显示：“我们的许多目标使用华为制造的产品来通信。我们希望确保了解如何利用这些产品的漏洞。”NSA希望能入侵全球范围内其感兴趣的网络。
《纽约时报》和德国《明镜》周刊曝光了这些文件，而这些文件也是《明镜》出版的新书《NSA综合体》的一部分。这些文件，以及对情报部门官员的采访，进一步展示了美国与中国之间升级的“数字冷战”。尽管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已开始探讨限制这样的数字冲突，但到目前为止这种冲突正在升级。
根据多名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的说法，NSA正追踪着20多个中国黑客组织，并认为其中超过一半隶属于中国军方。这些黑客组织入侵了美国政府、谷歌等大公司，以及无人机和核武器元件制造商的网络。而自去年美国媒体的一项报道以来，这样的攻击活动愈演愈烈。
对于中国对美国的黑客活动，以及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黑客活动，奥巴马政府给出了不同说法。美国官员多次表示，NSA入侵国外的网络仅仅是为了合法的国家安全目的。白宫一名发言人凯特琳·海登(Caitlin Hayden)表示：“我们不会将获取的情报交给美国公司，以加强它们的国际竞争力或帮助它们提升业绩。但许多国家并不是这样。”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不会因多种不同目的自行开展企业间谍活动。在2010年的文件中，情报部门描述了对华为进行攻击的理由。一名分析师表示：“如果我们能确认该公司的计划和意图，那么我们希望这将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政府的计划和意图。”NSA还看到了额外的机会：随着华为投资开发新技术，并部署海底光缆连接其年规模400亿美元的电信网络帝国，美国情报部门可以由此刺探华为客户中的关键目标，包括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肯尼亚和古巴的“高优先级目标”。
不过，这些文件并未解答美国眼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华为是否如其管理层所说是一家独立公司，还是与美国政府官员所说的一样与中国军方有关？
在“狙击巨人”行动全面开展两年之后，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华为和中兴的一份非加密报告。报告中称，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公司与中国政府有关。不过，这份2012年10月的报告仍认为，必须阻止这些公司在美国的收购和并购活动，同时“无法完全相信这些公司不会受到外国政府的影响”。
华为随后放弃了电信设备业务突破美国市场的努力，并表示该公司是贸易保护的受害者。华为高管坚称，该公司与中国军方没有任何关系。
华为对外事务副总裁威廉·普拉默（William Plummer）表示，华为并不清楚自己是否成为了NSA的目标。他同时表达了自己的个人看法：“讽刺的是，他们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他们指责的中国对美国的所作所为。如果真的存在这种间谍活动，那么他们可以知道，公司是独立的，与任何政府都没有关联。这样的信息应当被传达给公众，以解决这方面的误解和信息缺失。”
华为跟军方有联系吗？
但斯诺登曝光的这份机密文件并没有回答核心问题：华为到底独立的公司，还是解放军的前线部队？华为的领导说是前者，美国官员认为是后者，但从来没有证明过。
当“狙击巨人”项目实施两年之后，2012年10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开发表了一份针对华为和中兴的报告，在没有引用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指控这些公司与中国政府有关。该报告称必须禁止它们与美国公司从事“收购或兼并”业务，而且“不能相信它们不受外国影响”。
华为称自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受害者，公司高管称与解放军没有任何联系。
普拉默称，华为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NSA的目标，他说，“讽刺的是，他们对我们的做法正是他们指控我们的由头。”
“假如我们真实施了这样的间谍活动，”普拉默说， “那么他们应该知道我们是一家独立的公司，跟政府没有任何不寻常的往来。他们应当公开澄清，终结这种错误和虚假的消息。”
华为遭遇多次封杀
美国政府早在10年前就对华为的业务表示了担忧，当时美国智库机构兰德公司评估了中国对美国的潜在军事威胁。兰德公司认为，华为等中国民营公司是新的“数字三角”的一部分。在这一“数字三角”中，企业、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进行了秘密合作。
华为目前已是一家全球巨头。该公司开发了互联网骨干设备，铺设了连接亚洲和非洲的海底光缆，并成为位居三星和苹果公司之后的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厂商。
推动华为发展的是华为的唯一创始人任正非，70年代时他曾是中国军方的一名工程师。在中国，任正非有些类似于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80年代中期，他以3000美元的资金起步，发展起了一个数字帝国，并成功应对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竞争。不过在美国官员看来，任正非与中国军方存在关联。
随后，美国多次阻止华为进入美国市场。例如，Sprint与华为之间价值30亿美元的4G设备采购被叫停；华为收购3Com的交易由于可能对美国军方不利而被否决；而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也被呼吁不要让华为参与主要电信项目的建设。
文件显示，早在2007年，NSA就启动了针对华为的项目。到2010年，NSA下属“获取特定情报行动办公室”找到了一种入侵华为总部服务器的方式。一份文件显示，NSA收集了任正非的通信记录。不过分析师认为，仍有许多通信记录未能被记录。
NSA的分析师明确表示，他们所寻找的并不仅仅是华为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联系的“信号情报”。他们还希望了解如何入侵华为的系统，因此当其他国家采购华为的设备时，美国情报机构能入侵这些网络。（应美国政府国家安全方面的要求，《纽约时报》隐去了这一行动的技术细节。）
NSA对中国的情报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华为。根据2013年4月斯诺登曝光的文件，去年，NSA入侵了中国两家大型移动通信网络，从而得以追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中国军方部门。文件显示，其他主要目标包括中国领导人的办公场所。与其他人一样，中国领导人也在不断升级至更好、更快的WiFi网络，而NSA也在持续寻找新的入侵方式。
谢选骏指出：不论能否查证落实华为公司与军方或间谍机构的隶属关系，但是“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句话就砸了华为的锅。再加上那个一条“民营企业进驻党委”，就板上钉钉地死定了。这些不打自招的绝活儿，是谁想出来的——这无异于自己揭开了“伪民营经济”的大饭锅——因为军队、间谍、民营企业，都是党的下属，难怪无法获得国际市场经济的认证。
【110、“天下围中”惨变“合纵抗秦”】
《一家之言：“川普陷阱”能阻断拜登的“亲中路径”吗？》（Newtalk 2020-12-12）报道：
乖舛多变的2020年正在步入尾声，然而怪异的庚子年里所呈现的诸多纷乱现象，却并未随着渐次落幕的年尾里而稍有减缓迹象。
12月3日当天，美媒《华尔街日报》以重要版面刊出重头文章：《中国是国家安全威胁第一》(China Is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No. 1)，副标则明白提示：“抵制北京重塑和统治世界的企图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挑战。”该文作者直接署名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约翰·雷克里夫( John Ratcliffe)。开宗明义，作者直接陈述论旨：“作为国家情报局局长，我被赋予了比总统以外的美国政府任何其他成员更多的情报。我监督情报机构，我的办公室制作了总统日报，详细介绍了该国面临的威胁。如果我能从这一独特的角度向美国人民传达一件事，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当今的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全世界民主与自由的最大威胁。”
中国战狼终极目的：统治美国和地球
雷克里夫身为国家情报总监理应隐匿个人身份，藏在暗处观察世界局势并藉以制定合宜政策提供美国总统参考。然而，在川普总统仅剩的最后任期里，他却毫不避讳地让自己站到亮处，直接向世人昭告说：“情报很明确：北京打算在经济，军事和技术上统治美国和地球的其他地区。中国许多主要的公共事业和知名公司只是中国共产党对外渗透活动的伪装。我将其经济间谍活动的方法称为‘抢劫，复制和替代’。中国抢夺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复制技术，然后在全球市场上取代美国公司。”
尤其令人惊惧的，他还直接指控：“美国情报显示，中国甚至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员进行了人体测试，希望发展生物能力增强的士兵。北京对力量的追求没有道德伦理界限。”他特别强调：中国正在“从事基因编辑”，利用基因改造来改变其200万士兵的DNA使其变得更强大。雷克里夫表示，中国应是美国未来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华盛顿也应该做好准备，领导人必须跨越党派分歧，理解这一威胁，公开谈论它，并采取行动解决它。”
通阅雷克里夫的这篇投书，我们不免要想到上世纪的希特勒崛起的德意志纳粹所席卷的欧陆暴风情境，并因此而感到不寒而栗。
川普的连续挥棒，为美国竖立起“亲中防火墙”
无疑的，相对来看，这位美国情报头子的基本用心，乃在对美国人民提醒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已经到达无孔不入的严峻地步，也同时企图要为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之亲中高层团队竖立一道“防火墙”，藉以阻止拜登新政府与中共政权恢复既有的亲密关系，也期望能提供足够证据给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们，在拜登所将任命的亲中团队阁员的人事审查过程中所应注意到的听证内容。如此一来，基于舆论的监督力量，很自然地大大增加了国会议员和拜登新政府团队之间所可能形成的心理压力，也同时相当程度强化地阻断了拜登政府想要让美中重回谈判桌上的一种企图。这企图现在有一种新名词，川普抗中团队连年来的诸多制中作为都直接指向一种称之为“川普陷阱”的迷障。
雷克里夫在其投书的尾端还认真表示，中国近年努力主导5G建设，是为了方便北京政府收集情报、破坏通讯以及威胁全球用户隐私。除了网络攻击的威胁，中国甚至透过商业影响美国国会议员，雷克里夫表示，北京政府可以利用美国中资企业施压，以几千名美国工人选票威胁议员改变立场。雷克里夫称，据情报显示，中国针对美国国会议员发动这类影响的频率，“是俄罗斯的6倍，伊朗的12倍”。
参院两党领袖共同声明：中共是美国最大威胁
12月4日当天，美参院情报委员会两党领袖发表共同声明呼应了美国情报总监雷克里夫的媒体投书，声明称：“我们同意情报总监雷克里夫的观点，即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我们的情报清楚显示：中国共产党将不惜一切代价发挥其影响力取得全球主导地位。”该声明中还指出：“北京对美国社会的渗透是蓄意且阴险的，他们利用一切可用的影响力工具，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加速自身的崛起。”
台湾的众多川粉们因为川普连任的挫败而栖栖惶惶，其实，远比身处第一线的台湾还要更紧张更积极想要有所作为的，当属任期快要届满而即将离任的白宫抗中鹰派各等人物。且来看看川普政府在这岁末里，如何连续天天射出的几支利箭：
12月4日，美国大幅度限制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签证，有效期从10年缩短为1个月；美国国防部宣布正式将中国海洋石油、中芯国际、中国建设科技集团与中国国际工程咨询等4家中国企业列入制裁黑名单；其中，尤其对中心的制裁令，台湾晶圆多家制造公司在台北股市应声出现几个涨停板，印证了此举真真实实击中中国科技的锁喉软肋。
12月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终止假“文化交流”之名、行“政治宣传”之实的五项美中交流计划，并针对打压异见、从事“恶意影响力”行动的中国官员和参与统战活动人士实施签证限制；12月7日，美国财政部也紧随其后，宣布制裁14名中国官员，指他们涉嫌参与取消4名香港立法会反对派议员的资格。美国务院对这份最新制裁名单也做了有效宣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4名副委员长全都入列，受制裁的中方高官将面临金融制裁、资产冻结，他们及直系亲属未来也被禁止入境美国。其中涉及一位中共政治局委员，制裁层级已经又拉高了。
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将为受到政治压迫的香港人士提供庇护。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等待表决。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我们支持民主诉求。”
庞佩欧要证明：绝不能让中共为所欲为
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些签证限制措施和国会的声援香港法案，都意在将中共与中国人及港人区别开来，对付中共党国具有高度震慑力。中国问题专家章家敦（Gordon Chang）对此则表示：“中共肯定会感到极度愤怒，因为他们本来认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但是美国国务院证明他们是错的。”
这愤怒可以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天的记者会上之回应得到映证。她指责说，“美国一些政客肆意妖魔化中共，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华春莹还气急败坏地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美国“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在与14亿中国人民为敌。
12月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 FY21），重申支持台湾，协助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卫能力，并建立“太平洋威慑倡议”，强化美国在印太区域防御能力和结盟。台湾的国际声量再一次被拔高到更亮眼的层级。
可预期，类此的“川普陷阱”，将会持续摆弄到明年的新任总统就职日(1月20日)。若是站在台湾的观点去看，我们当然会将焦点集中在美中对抗的剧码上，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川普其实并未放过中东的火药库。
摆平伊朗嚣张气焰后，专心对付中共战狼
为了阻断拜登新政府跟伊朗重启谈判核协议的机会，川普也同样使出狠招。川普团队认为核协议的谈判极可能重振伊朗已陷入困境的经济，并且核协议谈判将更难遏制该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相反的，如果成功斩杀法克里萨德及革命卫队的领导将领，则必然会让恢复核协议谈判变得不可执行。所以，且让我们稍稍往前回溯一下这一段记忆。11月27日，伊朗“核武之父”科学家法克里萨德（Mohsen Fakhrizadeh）在伊朗近郊遭到狙杀身亡，但伊朗官媒梅尔通讯社却延至事隔10天之后的12月5日，才公开报导并引述革命卫队副指挥官法达维（Ali Fadavi）的官方说法指出，法克里萨德当天在德黑兰郊区惨遭卫星遥控机枪及汽车炸弹攻击而身亡。
报导还特别提到：当时他的汽车正行驶于高速公路上，刺杀武器乃透过“人工智能”(AI)“瞄准”而直接精准命中法克里萨德。报导也提及：尽管他的妻子坐在同一汽车内距离仅有25公分距离，妻子却没有受伤。
随后，在隔日的11月28日，伊朗革命卫队（IRGC）高级指挥官沙赫丹（Muslim Shahdan）乘坐车辆行经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附近的加伊姆地区时，遭到无人机袭击，沙赫丹和3名随行人员均在斩首袭击中身亡。
现在请伙伴们将思绪推向今年年初的1月3日，西方世界仍正沉浸于新年的欢乐假期中，伊朗革命卫队精锐的圣城部队(Quds Force)指挥官、伊朗最高将领苏雷曼尼(Qasem Soleimani)在伊拉克遭到美军无人机炸死。
当苏雷曼尼被证实遇刺后不久的1月9日，德媒《德国之声》发表专文〈欧洲人身处川普陷阱〉。所谓的“川普陷阱”因一场刺杀伊朗将领导致欧洲的震惊而首度公开出现。
8月7日，盖达组织二号领导人物阿布杜拉(Abdullah Ahmed Abdullah)在德黑兰遭到以色列特工击毙。这位被斩首的阿布杜拉曾涉及1998年美国在非洲坦桑尼亚及肯亚大使馆的炸弹攻击案而在美国被认定有罪，并被通缉，在这两处美国大使馆发生的爆炸案造成224人死亡、逾5000人受伤。以色列的此一军事斩杀行动都被指向获得美国川普所授意。
肺炎疫情爆发，打乱了川普的一盘好棋
随后，一月底开始爆发“武汉肺炎”全球大疫情，本来形势大好，正在春风得意的川普反而被这突如其来的“武汉病毒”拉进到中共所设下的更大的疫情陷阱中，不仅让川普发动的贸易战步调大乱，疫情的无限扩散，终而导致连任竞选不幸饮恨败下阵来。
拉回到眼前的时序，近期对伊朗进行连续的斩首事件后的11月29日，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即迅速以社评刊出《走出“特朗普陷阱”，拜登抗疫才会突破》；12月7日又再发出另一篇社评《包围中国， 一个华盛顿的美妙愿景》。此两篇文章都前后呼应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基础：全球围中角力场已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对抗。因此中共的社评才会在末段以夜间吹哨的自卫式结论自我壮胆。他写道：美国早已不是全盛时期的美国了，它拿不出钱和真金白银的利益来“养队伍”，只能靠“价值观同盟”这样的“思想工作”空手套白狼，诱骗各国上钩。但“市场经济”在美国与它的盟友之间也逐渐成为主导性规则，为意识形态而冲锋陷阵的“冤大头”必将越来越少。……其言下之意，也应该很清楚，在川普继续挥舞大刀砍向中共的此时，纵令亲中明显的拜登新政府团队也已难挽“天下围中”的新局势了。
无芯之国，已面临全国瘫痪的重大危机中
12月6日，美国海军胡蜂级两栖突击舰“马金岛号”（USS Makin Island,LHD-8)在下午通过鹅銮鼻正南方，而美军也出动8架次军机在台海周边协同侦测中共潜艇水下活动。据知，“马金岛号”是美军专门用来作为夺岛攻击用的两栖攻击舰，舰上运载着美国声名远播的15远征军的海军陆战队强大武装力量。
然后，12月7日，已经很久不见得的中共总理李克强终于再次登上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网站首页。他在主持国家科技领导小组会议公开承认说：“要清醒看到我国科技发展存在大而不强、基础研究及原始创新薄弱、一些关键技术亟需突破等问题”。
习近平在一个月内连续五次郑重要求解放军做好备战准备，李克强却在这风满楼的危机时刻主动对外做出“中国大而不强”的宣示，而且还放上第一党媒的网站头版上。基于中共媒体言论审查的标准惯例，这绝对是不同寻常的一则敏感消息。
值得注意的另一件讯息是：中共新浪网主动发布消息称，“受芯片供应不足影响，上汽大众从12月4日开始停产，一汽大众也从本月初进入停产状态。”如果汽车芯片会因供应不足而面临停产威胁，则军舰、军机、军车、导弹等所有军事设施岂不也都正面临停摆瘫痪的命运吗？（作者陈昭南/曾任第二届、第四届立委）
谢选骏指出：上文一心盼望“天下围中”，但它不懂，“天下围中”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需要上帝的帮助，否则，靠着一群自私自利的乌合之众去玩弄“天下围中”的坑蒙拐骗，“天下围中”很难不会惨变“合纵抗秦”的闹剧。而历史告诉我们，“合纵抗秦”的结果到头来是坑害了裂土称王的关东六国。最后便宜的是名不见经传的汉朝！
网民哀嚎：
dingding1973 发表评论于 2020-12-12 17:00:00
主导世界的只要是人，聪明的，勤劳的，人口众多的中国人一定会崛起！为成为中国人而自豪！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0-12-12 16:07:04
就这样的“情报”啊？难道美国的“情报”都是这样编出来的？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0-12-12 16:04:22
陈昭南语无伦次，不知所言。中国14亿人，第二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没有力量可以阻止中国的崛起，崛起只是时间的问题。美国以相对少量的人口主导世界的历史，是不正常的，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短暂过程。人口数量和质量，是决定一个国家最终力量的主要因素。从长远看，中国很快是世界的主导力量，这是不可阻挡的，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规律。台湾绿蛙井底看天，只能看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的一片天，每天意淫美国扼杀中国于崛起路上，倒不如好好想想当PLA上岛时，怎样逃离台湾。
StayStrong21 发表评论于 2020-12-12 16:02: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威胁美国世界第一是真，而对全世界民主与自由的最大威胁是假。看看美国自己的民主吧，还好意思自己标榜民主。
X723 发表评论于 2020-12-12 16:00:47
親中同賣國是兩回事！如果白等不拿中國大陸的台底黑錢，他要親中那又無妨。現在他的寶貝兒子幫他拿了成千上萬的黑錢，他是一個澈頭澈尾的賣國賊了，如果叫他上位他將是中國大陸的兒總統了。所以應該堅決反對這種賣國賊竊取高位！把他送到牢房去。
国色 发表评论于 2020-12-12 15:57:32
川普就是因为掉进了自己挖的陷阱中才使拜登赢得大选，并让中国不战而胜。那些川粉们就悲哀去吧！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0-12-12 15:50:57
楼下沙笔，凶手是土共，涂什么粉。
xdada 发表评论于 2020-12-12 15:49:08
川建国：是我，是我，是我让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超过二战！！ 其他总统谁能做到？超过二战，牛啊，特想鸣礼炮，对受难者致哀…家里没炮啊，算了，放挂鞭炮吧！连放两天！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0-12-12 15:47:00
川普走了，中國就是美國政界的主要敵人！左斷拜燈親中的，不是川普；而是整個美國政界，包括民主、共和兩黨，都是一致反中。
我不是愤青01 发表评论于 2020-12-12 15:42:30
如果美国国家情报总监都制造假消息呈献给美国总统，你们觉得美国政府可能有正确的决策吗？
非资式分子 发表评论于 2020-12-12 15:37:35
川普陷阱阻断的只能是美国自己的生路，川普之路是美国自杀的取死之道。
dwcaonune 发表评论于 2020-12-12 15:24:31
文学城里除了弯弯假媒体，就没有其他的了
北美平民2015 发表评论于 2020-12-12 15:21:12
呵呵，显然美国的优势在降低。看看这次对付疫情，美国真烂啊。政客们无比着急。晚了。中国会赶上的。
谢选骏指出：秦人不可轻狂——“天下围中”即使惨变“合纵抗秦”，“合纵抗秦”即使导致“秦灭六国”，最后天下也不是秦国（CHINA）的！秦朝的二世而亡与隋朝的二世而亡，并非偶然，用力过度和骄奢淫逸，并发症也。唯有取而代之、改弦更张的汉唐，才能改朝换代、持续发展。
【111、“做人”先于“生意”】
《疫情中美国华人商户的恐惧与困境：“一颗子弹就足以毁掉我们”》（BBC 2020年4月21日）报道：
美国纽约唐人街街头戴着口罩走过的华人居民显示，新冠病毒肆虐美国，被称为“大封锁”的经济寒潮席卷全国。2200万人在一个月内失业，暂时停业的中小商户损失惨重。其中，华裔商户遭遇种族歧视与经济停摆的双重打击。
3月初，一名醉汉闯进首都华盛顿市区的茗觉茶馆，问店主卖不卖“corona”（冠状），又高呼“噢，亚洲人！” 店主张韵晗只好与店内客人合力把醉汉赶了出去。几天后，一名客人入店，一看见店主夫妇的华人面孔，便转身离开，只留下惊讶的两人面面相觑。店主张韵晗对BBC说，无法深究这些骚扰事件与新冠病毒疫情有多大关联，但一个月内，类似事件频发，他被迫报警了4、5回。
“我们考虑过所有可能影响生意的因素，但绝对没想到这个。”
“一颗子弹就足以毁掉我们”
疫情笼罩下，针对亚裔的骚扰与攻击事件在美国频发。其中许多是口头挑衅、吐口水等骚扰，但亦有多宗几乎危及人命的极端案例。
在纽约布鲁克林，一名华裔女子在出门倒垃圾时被泼酸性液体，脸、颈大面积灼伤。在德克萨斯州，一名男子在超市用刀攻击3名亚裔美国人，其中包括两名幼童，因为他认为这家人感染了病毒。
人权观察组织（HWR）在4月17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引用美国亚裔社团的统计数据称，自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有超过1000例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事件报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也警告说，在Covid-19病毒疫情期间，针对亚裔的仇视犯罪可能持续上升。
A man wears a face mask as the city streets are empty due to the coronavirus in New York City on 24 March 2020图片版权 Getty Images
由于疫情最早在中国爆发，亚裔商铺在疫情初期的营收就已显著下降，甚至成为抢劫的目标。在随后而来的“大封锁”中，这些商铺更是血本无归。
茗觉茶馆专营高品质中国茶饮，在2月中旬刚刚开业。据店主介绍， 被《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报道后，茶馆生意一度飙升，谁知却在3月初插水式下跌了80%。当时，当地甚至还未出现首宗确诊病例。
华盛顿3月中旬关闭非必要商户，餐饮业店铺本可以暂停堂食、维持外卖，但张韵晗选择暂时关停茶馆。
特朗普总统当时发出的一则推文，让他深感不安。推文中，特朗普首次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外界批评其发言将病毒与种族挂钩，将亚裔置于危险境地。
“先不说赚多少钱，一颗子弹就可以毁掉我们，”张韵晗说，“特朗普的一些不经意的话，小则影响生意，大则威胁到我们的生命。”
如同鬼城的唐人街
在美国疫情“震央”纽约市，通常人潮涌动的曼哈顿唐人街如今一片萧条。
“负面影响最早从1月底就开始了，”在纽约生活的华裔演员张英华（Yin Chang）对BBC说。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美国多地唐人街中餐馆营业额最多下跌80%，其中又以小型夫妻店的损失最为惨重。
“唐人街如今如同鬼城，许多店铺都拉上了铁闸，人烟稀少。”华裔餐饮业者蔡孟伶（Moonlynn Tsai）在唐人街附近经营马来菜餐厅Kopitiam，她对BBC说，目前的日营业额只是以往的2%到5%。
“每个人都要去适应这个新常态。”她估计，纽约市可能最早在7月才能重开。
在加州长大的蔡孟伶还记得SARS病毒引起的种族偏见，见证当地华人商铺蒙受损失，自家的家族企业最终也不得不结业。如今类似的情景似乎又再度上演。
现在拨打许多美国中餐馆的电话时，都会听到这样的电话录音：“我们因为病毒而停业了。谢谢你的理解。愿主保佑你。”
困境中的团结
尽管生意停摆，一些亚裔餐饮业者没有让厨房白白空置，转而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备餐。
为了消除针对亚裔的歧视，张英华与蔡孟伶在纽约发起了Table to Table倡议。她们在网上募集捐款、征集志愿者，烹饪数百份的热食，还在饭盒上写上中文的鼓励词句，送到唐人街独居老人的手上。
跳过 Instagram 帖子 用户名 tabletotablenyc
结尾 Instagram 帖子 用户名 tabletotablenyc
“看到他们，我们想到了自己的公公婆婆、祖父祖母，”张英华说。
多家中餐馆也发起了类似的活动，免费送餐给疫情下的弱势群体、以及仍需在外奔波的前线工作者。
跳过 Instagram 帖子 2 用户名 tabletotablenyc
结尾 Instagram 帖子 2 用户名 tabletotablenyc
“这些是照顾我们的人，”蔡孟伶说，“华裔家庭教育从小的教育就强调责任，我们不可能在此时抛下他们。”
两人还计划在疫情退散后，主办唐人街餐饮旅行团，为中餐馆募集善款。
与此同时，大量华裔美国人利用在中美两国的人脉与微信等通讯平台，从中国采购医疗物资运至美国赈灾。
据介绍， 新冠病毒流行带来的亚裔污名现象与经济打击，从某种层面反而巩固了亚裔与社区的连结，这股团结的力量并不仅限于亚裔族群当中。
张韵晗说，发生在茶馆的骚扰事件在网上曝光后，许多街坊邻居赶在闭店前消费支持。“这场疫情，反而让我更确定，大家喜欢我们的茶和店。”
跳过 Twitter 帖子 用户名 @valleybrooktea
We'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who came to support us today. We're so touched by your kindness. We love this community. Together, we can get through anything. Thank you and good night #DC pic.twitter.com/9TW1PFVPYp
— Valley Brook Tea (@valleybrooktea) 2020年3月10日
结尾 Twitter 帖子 用户名 @valleybrooktea
美国主流媒体多次报道亚裔在疫情期间的遭遇，数之不尽的观点文章、公开信号召反对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
一封由数十名美国中生代外交政策专家共同签名的公开信写道：“这场危机在美国激起了傲慢和污名化。这应该是所有美国人加倍对抗这些势力的时候。”
纾困计划难解困
尽管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疫情已过最高点，许多亚裔商户仍未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
美国上月宣布史无前例的两万亿美元疫情纾困计划，其中拨款3490亿美元帮助小型企业度过危机。在短短两周内，项目的资金竟已耗尽。白宫与国会正商讨追加2500亿美元预算，但共和、民主两党就如何投放资金陷入了僵局。
“对于政府能否支持他们度过危机，小商户开始失去信心，”代表30万家小型企业的“美国主街”协会（Main Street America）会长费雷（Patrice Frey）对BBC说。
张韵晗的茗觉茶店因在今年2月中旬才开张，无法提供前一年的流水账，可能没有资格申请纾困贷款。“不能指望这个，”他说。目前，茶店带来些许营收，但仍是杯水车薪；房东则暂免去部分房租，共度时艰。
张韵晗说，他的茶店能撑到夏季。但即便届时经济能重开，他估计人流量不会立即恢复正常，经营前景依然困难重重。“我们的主要客群、学生夏季不在华盛顿，而老人家们也不会马上开始走动。”
“大封锁”下的民间反弹
特朗普近日宣布，将分3个阶段重开美国经济，并交由各州州长自行决定。他说：“我们创造了最棒的经济，而我们暂停了它，为了战胜疫情。”“我们将很快重开。”
在特朗普总统讲话的几乎同时， 美国多州近日爆发了多起反对“封锁”的抗议，示威者反对居家隔离，认为政策限制了公民自由，他们还要求尽快重开经济。
社交媒体流传的一段视频中，一名示威者挥舞着“自由之地”的标语，向站在其车前反对抗议的护士高呼：“如果你要共产主义，去中国！”
要平衡防治疫情与重开经济并不容易。科学家警告，重开经济如果操之过急，疫情可能卷土重来。而美国目前仍无法测试大批的复工者与追踪确诊人员的密切接触者。
尽管盼望生意早日恢复正常，张韵晗希望，政府不要仓促复工。“商户的成本压力会马上回归，仍担心被传染的客人却不会立即上门。还不如等到彻底安全再重开。”
谢选骏指出：这些落入疫情之中的美国华人商户之所以充满恐惧并且陷入困境，就是因为从来不懂“‘做人’先于‘生意’”的道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对待顾客的态度极为冷漠，“做生意”的时候就好像是在和钞票打交道，而不是在和人类打交道一样——这样的“做事”，让大家要死的心都有了，哪里谈得上什么“生意”呢？这些被称为“生意人”的小算盘不懂，“一颗子弹就足以毁掉”的，不仅是你们，而且是一切人，包括总统和皇帝；而且，绝不限于疫情爆发期间！疫情期间所发生的诸多“歧视事件”，与其说是“种族歧视”，毋宁说是“病毒歧视”——歧视者们是因为被歧视者们涉嫌带有病毒，而对他们产生了怀疑和恐惧！而不是因为他们原有的种族背景！这两者之间应该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最好的自我防卫，就是不要激起别人产生类似的联想。否则的话，鸣冤叫屈也是于事无补的；只会让人产生更多的联想，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乎。
【112、不是“锐透力”而是“文化战”】
《从软实力到“锐透力”——国家民主基金会重新定义专制国家的全球渗透》（2017年12月08日 转载自由亚洲）报道：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于12月6日在首都华盛顿召开研讨会，邀请各方专家讨论了由该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锐透力——专制国家日益突出的全球影响》。
这份报告指出，中俄两国在过去十年花费数十亿美元之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文化渗透。他们利用民主国家自由开放的环境，通过人员交流、文化活动、教育项目、媒体发展和信息项目等方式，来影响民主国家的公共舆论，装扮两国在这些国家的形象，以取得政治上的利益。
中俄两国采取的这些手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定义为“软实力”。参与研究的专家指出，这一名词本是用来形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但已经不适合用来描述中俄这两个专制国家的做法。因为这两个国家并不是经由文化自身的魅力来吸引和劝导，而是通过文化的手段来扭曲、扰乱和控制民主国家的信息和舆论。她们所传达的信息把国家权力置于个人权利之上，是表达自由、公开辩论和独立思想的敌人。
这份报告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锐透力”，来界定中俄两国在世界的文化渗透。报告认为，中俄对外高筑网络壁垒，但却极尽所能地利用民主国家的开放环境进行渗透。
这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秘鲁，和中欧的波兰、斯洛伐克这四个国家。这些新兴民主国家由于其民主制度根基尚浅，又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更容易成为中俄两国的渗透目标。但报告认为，中俄两国的“锐透力”已经是全球现象。
报告提出，为了应对中俄两国的文化渗透，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要更多的报道中俄两国真实的情况，揭露她们在全球的专制文化渗透。民主国家更要在国家内部主动地进行防御，坚定维护民主价值。而新闻界、智库和政策专家应该在概念上厘清专制国家的“锐透力”及其负面影响。
来自华盛顿智库自由之家的中国问题专家莎拉·库克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在海外的文化渗透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建立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一个是压制政治批评。他们虽然重视经济上的合作，但其目的也是以经济为基础，未来可以作为要挟的手段。”
谢选骏指出：民主基金会玩弄词汇修改的手法，以掩盖自己的失职。但是至今，它们还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因为他们“忘记了阶级斗争”，因此不知道文化战争的存在。他们以被经济利益蒙住了眼睛，吸毒上瘾，只知毒品的“锐透力”俘虏了自己，却不知“文化战”的渗透力则是无所不在的。至于何为“文化战”，我在2004年出版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书中，早就讨论过了。
【113、都是“高端”给“低端”惹的祸】
《中国官媒在美出版刊物激怒川普》（2018年9月29日 转载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
中国于周四坚决捍卫自己在美国报纸上出增刊的权利，特朗普总统攻击它是对美国选举的干扰，中国说，这份出版物是合法的，而且是普遍的。
但一些自由派的中国分析人士表示，这份由《中国日报》(China Daily)付款的四页增刊显得缺乏判断力，并且令中国受到特朗普总统的批评，《中国日报》是一份严格遵守共产党指令的英文报纸。
周日出现在《得梅因纪事报》上的这份增刊，设计成看起来像是在算特朗普与中国贸易战经济成本账的新闻报道。艾奥瓦州的许多农民特别依赖全球贸易。
特朗普在中国外交部长也出席的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表讲话时说：“遗憾的是，我们发现中国一直试图干涉即将于11月举行的2018年选举，反对我的政府。”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这种干扰。后来在一则推文中，他将该增刊描述为看似新闻的政治宣传。
中国外交部指出，美国法律允许外国出版物与美国媒体机构“合作”，强调许多国家出资出版增刊，以讨人喜欢的方式描绘一个国家。其中许多增刊的设计看起来像是促进旅游或外国投资的新闻报道。
艾奥瓦州报纸周日出现的增刊上标有“China Watch”（中国观察）字样，并在头版上说它是“《中国日报》赞助的一个版块”。《中国日报》在其网站上称，China Watch是一份月刊，通过《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和《华尔街日报》(TheWallStreetJournal)等媒体，向全球数百万“高端”读者发行。该增刊对中国在建设铁路、打造时尚服装和开发机器人方面的实力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描述。关于贸易战的叙述集中在北京的标准论点上：中美经济现在是相互依存的，应该保持下去。
其中一篇文章写道：“特朗普总是把美国就业岗位的流失归咎于中国，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造成美国失业的原因是自动化，而非中国或墨西哥。”
本周，美国开始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这是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最新生效的最大一轮征税，双方都认为贸易战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艾奥瓦州的共和党官员对针锋相对的关税造成的裁员和经济损失表示担忧。一些共和党人担心，贸易战可能会影响11月选举的投票率，届时该党有可能失去对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
中国官员试图找到应对关税的策略，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保持沉默，直到选举之后，并认为在民主党控制众议院后，特朗普在国会的支持会减少。
中国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在艾奥瓦州遇到的麻烦不足以成为《中国日报》发表这一增刊的好理由，它只会留下中国试图影响选举的印象。
“不管是精明的公关还是粗糙的政治宣传，都不应该由中国官方媒体来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说。“中国的官方媒体在太多西方读者当中的声誉普遍不佳。”他说，这份增刊强化了人们的普遍看法，即国有媒体是政府的宣传部门。也有人说，这份增刊是否能成功影响艾奥瓦州读者反对共和党，其效果是值得商榷的，而且惹怒总统的风险太大了。
“中国不应该这样做——这是合法的，但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不明智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说。“最重要的是稳定关系。这种影响非常有限，而且特朗普以此为借口来强调一件坏事。”
这份增刊在艾奥瓦州最大的报纸上出现，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曾担任艾奥瓦州州长达22年，并且是该州特朗普的早期支持者，在总统争夺战中，该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场。2012年现任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与习近平在得梅因，布兰斯塔德经常称习近平为“老朋友”。
2012年现任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与习近平在得梅因，布兰斯塔德经常称习近平为“老朋友”。布兰斯塔德先生也自豪地谈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友好关系，这段友谊是习近平在1985年首次访问美国并到访艾奥瓦州时发展起来的。大使经常说习近平是“老朋友”。今年春天，当中国领导人试图弄清楚特朗普贸易威胁的严重性时，布兰斯塔德与习近平及其妻女在北京一家国宾馆共进私人晚宴。
但在周四，特朗普指责《中国日报》的增刊后，一向谨慎的大使馆发表了对中国意图的严厉评论。“中国正在使用各种方法试图让我们改变政策，”美国大使馆一名官员在书面评论中表示，大使馆称，因为外交规定，该评论只能在不透露姓名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目标是对投票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州和地区的农民和工人征收关税和报复，他们正在利用其他政治、经济、商业、军事和媒体工具，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谢选骏指出：我本来以为，共产党中国是用这种“假批判”的苦肉计帮助川普总统打赢选战呢！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这么蠢——如果共产党是用这种办法正面反对川普，那就真的适得其反了！这真的可能激起美国人的爱国精神，使得反对川普的人也不得不支持他了！看来，共产党中国的大外宣搞砸了，因为他们企图走“高端路线”。为什么会这样？共产党本是低端出身，却要勉强来办高端的事情——结果只能是外行领导内行。哎，看来都是“高端”给“低端”惹的祸！
【114、谷歌再次证明“理想主义者”的卑劣可怕】
谷歌公司（GOOGLE）在创建之初，宣称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但是看看报道《希拉里刚刚掉链子 谷歌又来神补刀》（2016年9月14日 综合新闻）就明白了，这群“理想主义者”的卑劣可怕：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因在参加“９·１１”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时身体不适而提前退场，引发外界对她健康状况的猜测。然而，希拉里的头疼事似乎还没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9月12日以独家报道的形式刊文，直指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利用用户的搜索习惯，通过过滤甚至屏蔽与希拉里相关的负面自动关联词条来为其选战助阵，这种让人难以“察觉”的支持甚至可能影响多达３００万张选票的归属。
暗助希拉里——“卫星”通讯社报道，Sourcefed网站今年６月发布一段视频，讲述人马特·利伯曼出示了不少网页截屏图片，指称谷歌利用搜索框的自动关联词条功能来暗助希拉里。按他的说法，与必应、雅虎等其他搜索引擎相比，在谷歌搜索与希拉里相关的信息极少自动关联负面词条，而这一情况频频出现在其对手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身上。“（谷歌）的意图明显，”利伯曼说，“它在通过操控关联词条的手段，来屏蔽那些可能在选举预选阶段伤害到希拉里的信息。”
由于这段视频在视频和社交网站上大火，来自非营利组织“美国行为研究和技术研究所”的心理学家罗伯特·爱泼斯坦和同事开始对利伯曼的上述指认展开系统性研究，而结果基本证实了视频中的说法。爱泼斯坦说，研究期间，他们借助谷歌搜索了数以百计与选举相关的词条。为最大程度确保研究的可信度，他们甚至使用了代理服务器，以避免谷歌利用手中掌握的用户个人信息来提供“个性化”的搜索结果。研究结果表明，谷歌经常会自动在搜索框下给出有关希拉里的正面关联词条。换句话说，用户搜索到的可能只是谷歌想让他们搜索到的信息。
有利益交换？为此，爱泼斯坦给出不少例证。譬如，８月８日当天的研究显示，当你在谷歌的搜索框内键入“希拉里是……”的词条，谷歌只会自动关联出“希拉里正迈向胜利”和“希拉里了不起”两个词条。相比之下，在雅虎和必应上搜索相同词条，排在自动关联第一位的均为“希拉里是个骗子”。
相反，当你用谷歌搜索“唐纳德·特朗普是……”的词条时，自动关联第一位的词条是“唐纳德·特朗普死了”。再比如，８月２日当天的研究显示，当你在谷歌分别搜索“反希拉里”和“反特朗普”的词条时，前者没有出现任何自动关联词条，而后者则生成了“反特朗普漫画”“反特朗普歌曲”等４个词条。爱泼斯坦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按“卫星”通讯社的说法，谷歌近期还“主动”过滤了有关希拉里健康状况引发担忧的新闻。
其实，“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今年６月就爆料，称谷歌曾与美国政府进行利益交换，并直接为本届美国总统竞选人提供技术支持。阿桑奇透露，在本届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谷歌为希拉里团队提供网络及数字技术支持，直接参与希拉里竞选联盟的工作。
对于爱泼斯坦及其同事的研究，谷歌方面和希拉里团队均未作出回应。但在Sourcefed网站今年６月发布那段视频后，谷歌公司曾给《华盛顿邮报》发去电子邮件，对相关指认坚决不认账，声称“谷歌（搜索的）自动关联（功能）不偏向任何竞选人或竞选事项”。
谢选骏指出：谷歌公司的上述行径，不过再次证明了“理想主义者”的卑劣可怕。“理想主义者”，其实就是一些“极端的赢者通吃的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就是一种打着“理想主义”旗号招摇撞骗的、卑劣得可怕的现实主义者。
【115、 每个人在“活着”的意义上平等】
网文《为什么人人平等？》问答说：
问题：
1、人类几千年来就不是平等的，包括地位，人格，尊严，中国封建社会主流观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时的人都觉得这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那后来什么时候开始又凭什么认为人（包括人格、尊严）就应该是人人平等的呢？
2、提倡人人平等会不会阻碍社会进步？这样问是因为有人努力奋斗就是为了追求地位做人上人，并不想跟别人平等。提倡平等会不会妨碍他们奋斗？
3、我问过我朋友什么是人人平等。他想了想告诉我，人都会生出来，人都会死这点上人是平等的。我答那这不是废话么。想请教一下到底什么是人人平等，人人平等意义何在？
回答：
人人平等的意思是“人与人应该是平等的”，“应该”一词就揭示了，这句话是一个规范性的表达，而不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人与人事实上是否平等与“人与人应该是平等的”是两码事。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学生应该好好学习”和每一个学生事实上好好学习是两码事。题主的第一问某种程度上混淆了“是”和“应当”。
那么“人与人应该是平等的”中所指的平等是哪方面的平等呢。这个问题存在许多截然不同的解读，而且看来不会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如果考察主流的政治哲学观点，那么比较保守的说法是，人与人的平等是指人格/法律地位/权利能力的平等，也可以说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平等。
这种人格平等的观念坦白说是比较抽象的，和我们通常更关心的财产平等、生活发展机会平等其实关系不那么大，但这种人格平等是近现代政治法律体系的基石之一。不同的思想家可能对财产平等有不同的理解，但是都会承认人格的平等是不可动摇的原则。
那么人格平等这个原则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可以先简单回顾一下这个原则产生之前的世界。在西欧，一直到美国革命之前，主流的观点都认为人生来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生来就是贵族，有些人生来就是平民，有些人生来就是奴隶。贵族、平民、奴隶之间的界限在有些年代是非常森严的，在另一些年代相对模糊一些。但是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制度区分公民、外邦人和奴隶，中世纪直至近代区分贵族和平民都存在严格的人格地位上的区分。需要特别补充的是，人格上的不平等和财富上的不平等是两码事。在古罗马和古希腊，一个奴隶有可能是非常富裕的，甚至可能做到城邦的首富。但是再有钱的奴隶在法律上仍然可能低人一等，仍然可能缺少一些基本的权利，比如没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权签订合同，没权订立遗嘱等等。而这种不平等的情形在近代以前通常被视为理所应当的，大多数思想家的理论也捍卫了这种不平等的情况。（顺便说一句，中国古代社会在平等问题的情况不太一样，尽管各朝各代都有各种形式低等的贱民，但是至少上等人和平民之间的人格等级差异是不太明显的）
当然了，这里也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外，基督教继承了斯多葛学派的传统是主张人与人是平等的，在新约里有非常多打破人与人身份界限的话，基督教也广泛的向奴隶传教。但是古罗马的基督徒仍然普遍承认奴隶制，而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同样和等级社会融合在了一起。这在理论上是怎么做到的，我没研究，搞不大清楚。但是从结果上看，既要承认基督教没能够阻止古代欧洲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也要承认基督教的平等精神在近代为人人平等原则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而这种人格不平等的的情况在近代欧洲在理论上被彻底打破了。近代政治思想的主流理论大都默认了一个前提，人类社会是由无差别的个人组织起来的，人生来是无差异的自然而然的推导出社会规范应当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这种理论在政治领域和法学领域被不断的精炼和总结，最后得出了“人人应当平等”的原则，而这种原则做为近代政治理论的核心又成为每一个近代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石。
法律人格上的平等说到这里就完了，这种法律上的人人平等既可以说是对原本等级社会的巨大革新，也需要承认并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因为这种平等是抽象的平等，和物质财富没有关系，比如马克思就很犀利的吐槽说富人和穷人平等的拥有睡大街的权利。所以接下来要讨论的是物质财富上的平等。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法律人格上的平等和物质财富的平等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对法律人格平等的论证有无比多近代政治理论，康德以及其他德国人的论证比较偏形而上和哲学，霍布斯的论证强调每个人的能力差异不大，卢梭的论证非常文艺。也许这些论证都不令人满意，但是这些论证至少看上去理论性比较强，也比较有说服力，而且这些论证相互之间可以说是共通的。但是物质财富的平等相比之下远没有如此强大的理论基础，就我个人的观点，对于物质财富平等的追求很大程度来来源于每个人的道德直觉和对于极端困苦人群的恻隐之心。不嫌事大的吐槽一句，思想家的同情心受限于他们的理性思考可能还要更加薄弱也不一定。所以对于物质财富平等的追求向来是非常朴素和含混的，要在理论上论证这种平等并说明平等的标准大多不太成功。
更加要命的是，哪怕我们都承认极端的贫穷困苦是一种需要被改变的情形，但是在一个更加复杂的例子面前每个人的想法就会很不一样。比如假设政府本身是清廉的，是否应该征收累进税，如果应该征收，应该如何征收。有些人会认为极端的贫富差距是一种糟糕的需要被改变的状态，而另一些人则会认为合法的贫富差均无论如何都是应当被尊重的。这些人通常也会认为对于平等的强调会抑制个人的努力与奋斗，甚至侵害个人的自由。对于物质财富的平等有无穷无尽的争论，就我个人观点根本的原因是每个人的道德直觉本来就不同。所以从结果上看，在物质财富平等的问题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更加清晰准确并且能够得到普遍认可的抽象原则，只能找到一个大多数人都基本能接受的实践操作标准。
写着写着有点离题了，最后概括一下。人人平等最粗略的说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种是人格上的平等，一种是物质财富上的平等。第一种平等在现代社会被确立为不可动摇的规则，因为正是这种平等塑造了现代社会；而第二种平等则永远笼罩在争论之中。
谢选骏指出：上述答案说出了两种不可能的“平等”，也就是“人格上的平等”和“物质财富上的平等”，但是却忽略了或是不知道一种更为实际的平等，那就是生物学意义的同等，或说是“人被上帝创造的同等”。
在这种层面说，人活着就不会崩盘，所以就简单了：每个人在“活着”的意义上都是平等的，每个人也仅仅在“活着”的意义上才是平等的。这个平等，是上帝给的，或说是自然给的，不是人间能够随意改变的，尤其——权力可以让活人死，却不能让死人活。否则的话，我们现在还被秦始皇统治着。但愿基因技术不要让人可以长生不老，因为那样的话，人类就会永远沉沦在老不死的权力之下了。
（另起一页）
书名
所谓
SO CALLED
《外星看地球》第58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58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最低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5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58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