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制与反制：阴阳互动的思想时空（全集第56卷）

 压制与反制：阴阳互动的思想时空

Repression and Counteraction：Yin and Yang interaction of the universe

谢选骏

Xie Xuanjun

1979年至1983年

2016年第一版

谢选骏全集第五十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VI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1979年至1983年间写作的，其中指出“压制”和“反制”是宇宙的基本主题。其原理来自思想的宇宙：阴阳互动。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形态虽有很大的改观，但阴阳互动的思想宇宙依然故我，压制和反制的机制没有改变。

Synopsis

This book is written by Mr. Xie Xuanjun from 1979 to 1983, which states that "repression" and "counteraction" are the basic themes of the universe. The principle comes from the thought of the universe: Yin and Yang interaction. Although the social form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as greatly improved, bu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Yin and Yang of the universe is still the reason I am, suppression and counteraction mechanism has not changed.

（另起一单页）

浑沌太朴，就像无边的雾霾那样弥漫，令人窒息。（另起一单页）

（另起一单页）

目录

压制与反制：

阴阳互动的思想时空

（400条）

附录之一：解脱论

附录之二：空谷足音

附录之三：反太极图说——《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的主题思想之一

（另起一单页）

压制与反制：

阴阳互动的思想空间

（001）

早先，中国专制政治压制、窒息了中国精神文化的活性；后来西方文化又摧垮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形式。外祸是由内祸引入的，家贼比海盗更危险。从此，名实俱亡的悲剧，困扰着中国的心。不。中国简直没有了心！

但精神本身，是没有也不可能灭绝的，他最多只是暂且退避三舍而已。中华精神退避到自己的发祥地，收缩到原始的母腹之中……这母腹就是民族内心的声音──只要我们敢于重新起步，他就能重新呼唤我们前进。

他仿佛用无声的言语，向我们传达了最新的消息：

西方文明并不包含先天的“先进”。是活力和创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强制性，使西方超过了东方。中国人，应当拒绝用西方人的食谱，来评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着手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绝以前，首先恢复自己的味觉，即精神活力和创生功能，以便作为民族的人，获得文明意义的生存空间──精神的祖国。

如果我们既有力量拒绝礼拜客体文化（西方文明）的系统，也有力量将之为我所用：不是作为准则和偶像，而是作为工具和材料──我们就获得了精神的生存空间！因为说到底，“我们”和“他们”，尽管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里，但并不生活在一个精神世界里：历史文化不同，地缘政治不同，甚至经济与食谱的需求、种族气质的冲动，也各不相同──这一切预示了各自未来发展走向，亦必不同。

（002）

精神现象是互相沟通的。种种精神之花的形式，诸如民族精神、宗教、哲学、科学……在各时代各文明各气候之中都不断生发着。但是，它们各自的花期、色彩、状态、气味却受时间韵律的规范，而呈现参差不齐、五光十色的特异性。

比如在民族精神的极盛时代，哲学和科学以至宗教都不等地染上了民族精神的色与味。这是伯里克里斯的雅典，利奥十世的意大利，春秋和盛唐时代的中国。而在科学和规范至上的时代，连艺术和宗教也被染上了唯理主义的、工具主义的味与态。这是希腊化的亚历山大里亚时代、罗马的帝国时代、当前的希腊化即美国（相当于马其顿）化时代；以及中国的两汉经学时代以及明清理学时代……当今的世界与中国，并不同属一个文明周期，尽管，中国正在走向西方，但西方正在走向未明──两条来源与去向并不相同的轨迹，正在接近异体交叉的时刻……例如，民族主义在西方已经过时；但中国的民族主义时代还没有开始！因为民族主义乃是步入现代社会的必要途径！

a，当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开始酝酿时──它的心灵朝向纯民族精神的意境。它的道德、它的礼法，也首先作为执着的民族精神而表现。

b，当它的有机生命趋向萌动时──追求民族精神的意象与追求道德完善的倾向，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相反相成中，互相肯定着自己的──自己的对立面。

c，当它勃然兴起时──它的民族精神强烈剥蚀着道德的阵地：有如飞沙走石，有如新株挤破了板结的硬土。

d，当一种文明臻至鼎盛时──民族精神的世界与道德的世界二元并立、分庭抗礼。但同时，民族精神完美得如同道德；道德灵活得如同民族精神……他们独立自主，但并不厮斗。

e，当一种文明的内力衰竭了──它的民族精神变得放纵起来，目空一切地自我炫耀。他嘲弄道德，因而忘掉了克制，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f，当一种文明无力应付各种压力而僵硬了──那最后的道德热忱又会变态地炽烈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压制一切有独立倾向的民族精神表现。整个社会生活日趋内在的紧张与窒息。这里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是一个隐秘的文明圆周的表象绵延。

（003）

记忆，这是创造的大敌。记忆的负担越重，人就越难以向前迈进。不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都是这样。记忆，这是文化世界和历史世界的“遗传性”，它压制有益的“变异性”──而对文化和历史的世界而言──变异性（比对生物界）甚至更加难能可贵！这智慧带来的痛苦。

（004）

我们的研究显示，“文化史的定律”，并不来自外在的压力，更不是自然律在文化事象上的“被动反映”。恰恰相反，此定律首先是从人的灵魂中生出，而后扩及人的文化，最终扩及六合，泽被宇宙，成为人心中的“自然规律”。

“文化史定律”还昭示我们：随文明进化，罪恶亦进化。如，随人类集群的外在扩大，其内在的压力也会持续增长：社会约束增多，个人自由遭到压制。随社会物质的增产，心灵自由反而减少：灵魂中隐藏的虚无主义将表面化。随技术力量的强化，人的智能和体能反而退化。而与食品产量的膨胀同步出现的是：食品的味道淡化、质量下降。看来看去，种种新的事实反倒证明一个古老的智慧：“有一利，必有一弊。”医学的发展，诚然给人以健康、长寿，但是，它却使人陷入对技术、对“身外之物”的依附，人在医疗系统中日益难以自拔，保育了大量的白痴和遗传病。而那初衷意在追求健美与力量的体育锻炼，却通过激烈的竞赛，使人疲惫、畸形甚至残废。

（005）

当生命的附加层丧失其主要功能，并反过来压制人的生命素质时──文化史就进入了“阴”的、“文胜质”的“史”的时期。这时的主要思潮表现为，奉某种人造的文化附加层系统（或为某种意识形态，或为某种技术系统）为至高的偶像。而作为其创造者的生生之源的人类生命素质本身，反被贬到次要的、从属的甚至无足轻重的地位。

逐渐地，由于塞本绝源，文化趋于停滞，社会趋于僵化；大多数人的生命素质被凝固住了。但是，不要绝望，无论何时，总有一小撮反抗者（“反动派”）的生命素质，始终不能抹煞，他们顽强地冒出头来，抵制并削弱那些危害生命的人造系统──他们的努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运动的过程常常是矫枉过正的过程。这种抗议与抵制亦然。当其成为普遍的社会运动并发展到极端，文化史就进入了“阳”的、“质胜文”的“野”的时代，这时的主要思潮表现为，对一切人造系统或多或少采取厌恶与鄙弃的态度。人们崇尚人的生命本身、视身心的健康和幸福为高于一切的目标。

在可能的范围中，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利用人造系统，但目标不是发展这些人造系统本身；而是急功近利的为我效劳。这种实用主义态度，打破了旧有文化的垄断地位和旧时代的沉闷、压制，刺激了文化的继续生长──文化的生命附加层性质，这时被真正的理解和准确运用了。

（006）

人们是在追逐生活优势时，不自觉地投身于文化创造的运动：目标不是文化，而是生物的人。不是“文”的形式，而是“质”的功用，逐渐使得新的文化层出不穷，但旧的社会却趋于解体。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的绝对化，在这时对这种变化起了决定性影响。

用“善恶”观念来解释“阴阳”观念，是陈腐可笑的（如：阴为恶与黑暗；阳为善与光明），并将陷入拜火教徒的善恶崇拜的二神论祭坛。同样，用“高贵”与“卑贱”分别解释“阳”和“阴”，也过于狭隘，在古代黄河流域冬季的农村可以这样理解，但现代中国的都市则无从这样理解。说到底，阴与阳只是对宇宙力量的两个要素所进行的描述，本身并不带有也不可能带有价值评判或道德评判的意思。用人造的价值评判和道德评价加于它──是对社会危机的过激反应，必使我们失去明敏的目光和内在的清醒。

（007）

远古的神话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再具备道德的性质，它原先包含的压制精神、约束行为的功能，已经结束。

近古的宗教则以自我克制与道德异化的形态，垂范至今。因而，神话是失去仪礼的言语，类似童年的冲动。宗教则是固守仪礼的教义，有意无意的过年的规范。

突破仪礼拘束的神话，近乎天启。作为一切新文化的前兆，为蓬勃有力的生活，提供最持久的动力。高级宗教则相反，它的起源是为一个衰竭了的居民实体提供定心丸；为精神阳痿的民族，开出一帖内在充实的补药。

千万不要混淆清晨（原始宗教），与黄昏（高级宗教）：尽管二者都是朦朦胧胧、神秘动人。它们中间，毕竟还隔着一个热闹非凡的世俗主义时代，那也是主权国家横行无忌的日子，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启蒙轴心。

庄严而肃穆、寒冷消沉的夜！现在，我们陷入了衰竭与颓废的时代精神：当文明衰竭与颓废时：

A、讨论多于决策

B、清谈胜过行动

C、规律压制创造

D、优柔寡断的思想取代了敢打敢拼的行动

E、宣传代替了哲学

F、权力上的等级取代了赤子真情的力量

G、社会习惯强求一律、杀害忠良、鼓励背叛

H、社会舆论与创造历史的人们之间，形不成正面的反馈

（008）

“人民运动”，是历史改变其形态、文化转辙其方向的必要杠杆，但却不是所谓的“动力”。尽管历史的形态和文化方向的生成，诚然受制于杠杆的形态；但这一生成的动力，却永远都是那极少数不甘为奴者的反抗意志。

“少数人不顾死活的反抗意志”──这推动力若不能有效掀起一场规模足够的“人民运动”：就难以成功地搓揉历史、锻铸文化。从这个意义说，“人民运动”倒也不失为值得重视的开山斧钺。

历史说：那些莫测高深的“学术著作”，成功地用一套无聊的术语为自己的病弱之身做了护身的铠甲，所以看上去叮当作响，很是煌煌；那些闭门造车的“理论著作”，只有无情冒险家才极力运用它，只有乐于受骗者才愿意相信它──这些著作，对人民的运动历来殊少影响。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则几近于零：它们对历史进程的贡献，是装饰性的。

它们用烦琐的分析及其讨厌的枝蔓，压制玲珑透彻的直觉，并掩盖大彻大悟的大体。它们用喋喋不休休地说“理”和谈“天”，泯灭良知，杀害自然的人。这不可取的文明病，“老去不知花有态”。

这样的人民运动，需要那种透明但不失其神秘的“宗教”，以凝聚超凡的力──它要求简单、明快、直截了当、斩钉截铁，加上深刻的暗示、雄劲的风格。

（009）

历史舞：历史是这样奇特的“舞蹈”，如何描述、分析、留驻甚至如何“再来一次”？历史的舞蹈，是世俗意义的盲目舞蹈，尽管它的动力来自不可测度的宇宙深处，茫然而不知底细的深处。一种不衰的“阳”，莫名其妙地鼓动它。历史中前进不息的力量！驱逐渣滓，甚至面对渣滓出于自保而苦苦哀求历史停滞不前的惨状，它也无动于衷。

历史舞，既没有“主要因素”，也没有“次要因素”：因素就是因素。“主要”、“次要”，只是某些观众对它的观感。把这些飘忽不定的观念，粘到作为实存的因素上面去，就犯了逻辑上的根本错误。他们就这样把“客观”与“主观”语无伦次地结合了起来。既然是因素，就可以改变：增强或减弱，显扬或压制；但同样既然是因素，就难以真正消除。一切“被克服的因素”实际上只是不自觉地转入了地下状态，潜伏着，悄然等待重新萌动的机会。

对“历史”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历史的可塑性。而且，正在变。再僵化的头脑都无法否认这一现象。至于它怎样变，那只有天或正确领悟天意的心灵，才知道。历史的唯一含意（如果承认这含意的存在的话），就是“变”，不仅仅是变动，不仅仅是变法，而且是一切的一切的变质。“变质”，就构成“历史”：历史就是变质；反对“变质”的，就是反对历史，就是历史的敌人。消极于“变质”的，就是历史的渣滓。这就是历史的舞蹈，这就是历史的自我否定。

（010）

反省民族性的反省，逼迫我们思考：是否我们的历史太长，是否我们的习惯积层太厚，结果我们的惰性才这样强，使我们的刨造力遭到无情的扼杀：悲哀的现实，几乎迫使我们承认民族生命的尽头已经在望，但我们的良知却拼命反对。要知道，人的生命力和人的智慧有时是互相对立的：生命力以简单而明确的线条伸展；智慧则向公认的传统宣战。

为什么老人的思想易于“僵化”？除了生物性的因素如脑力衰退、感觉迟钝之外，心理上“历史纤维素”的严重沉积，是最大的成因。历史上还没有过、很可能将来也不会有，一种永葆自我调节能力、因而也永葆青春生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正因为如此，倡导一种不凝滞于物境、更不疑滞于教条的新哲学，从而恢复最宝贵的自我调节能力、自新其德并自强不息的青年精神──就成为哲学革命的第一环节。

（011）

黄金时代的答案，不能到所谓客观领域去寻求。因为说到底，“客观”仅仅是那些拥有强大影响之个体的狂妄虚拟，它的背景性质是“强大的主观”──这当然要比“小人物的思念”拥有决定性，但在性质上却依然不脱为主观之物。

这主观的特征是：当此个体面对存在的压力并进行最大抵抗时，体内的反压制和抗沉沦的力量，上升到最大限度，它的黄金时代就来临了。然后，它把这一内省体验，幻化成某灿烂的客体，“光荣归于造物主”──当然，这一幻化的能力始终只在极少数人身上。

极少数人的特性，只对产生出它们的某个体才是真正亲切并不可舍弃的。因为特性，既非浮面的装饰，更非赏心的玩物，它与某个体的内在生命的结构紧密相联。一个被迫取消特性的个体，其内在力量必遭同时的戕害、损毁。自由人与奴隶相比，之所以具有更大的战斗力，是因为他的内在力量还保持完好。而奴隶们为了适应征服者的要求，已被迫或自动（这是“改宗者”的嘴脸）放弃了自己的固有特性，从而将自己力量的基础，破坏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亡国之后，其军事力量也就在本质上遭到削弱，汉人已经沦为一打就垮的群众。

（012）

A，“教育”是驯化，教育是磨灭人的野性的系统方法。它不仅用来使人“文明化”，而且更多用来瓦解人的生命力，教育，对极少数人也许不失为兴奋剂，但对人多数人却具有十足的麻醉性。

B，由于人性，由于建立文化体系的需要，对人进行驯化是不可避免的。狗不驯化，则不能猎物；马不驯化，则不堪拉车；人不驯化，不能组成社会及其文化。然而，“教育──驯化”毕竟也如一切人间事物，是双刃剑。人间事物莫不打上悲剧性的烙印，因为人性的双刃剑，使许多人间事物，也成为双刃之剑：用得不当，对文化的作用将是害多于利：它好像人造的消毒剂，不仅杀死病毒，也杀死生命本身。“教育──驯化”这毒剑往往不仅杀死文化的灰尘，也要杀死文化的精魂，把它寄生的社会投在僵化而缺乏生气的阴影中……

C，人的能力多数不是通过教育得到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口号的荒谬性显而易见，因为它暗含的意思是，知识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而根本的知识与能力，并非后天习得，而是先天遗传。教育虽可加强能力．增进知识，但经常的，它加强多少也抵消了多少，增进多少也就瓦解了多少……人们所能做的，是以商业价值当作评判的唯一标准。于是教育也是被当作赢利和争夺权力的工具来使用的。

D，当“教育──驯化”被作为破坏工具来使用时，它反而具有更多的“历史进步性”。一旦“教育──驯化”为建设的工作效劳时，它反而成为阻滞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压制力量。我并不否认压制的重要及必要，而只是强调“教育──驯化”对文化的影响，这影响具有窒息创造性文化的危险！也许窒息本身是文化复兴的绝佳休息，但毕竟是窒息。相反，当“教育──驯化”作为破坏性工具而出现，倒能加速冻土地带的瓦解，推动新种子的萌芽扩张。所以，为建设目的而设置的“教育──驯化”反而是消极的；为破坏目的而设置的“教育──驯化”反而是积极的。

E，而这种意义的积极的“教育──驯化”过程，应该是“反教育”，“反教育”，是为了社会破坏的工作而施行的教育，这种破坏当然是为了建设新文化。“反教育”的核心，是“反动的教育”。反动的教育，是为解救这个世界的深刻病态而施行的……这种意义的反动，也就是“反对流行”。

F，在这种意义上，因受教育而致无能者，乃是得了正当的报应。因为越出了上天的划定的界限而招致惩罚，正像夏娃偷食智慧果而招致堕落一样。现代教育及其造成的大脑僵化和道德堕落，必将导致社会的僵化与堕落。这刺激新的社会力量，冲天而起的烈焰，震撼大地，照亮天庭。

而要想在历史的原野上，获取珍贵的自由，以作为上升天宇的不可缺少的氢气──就必须从“历史因素”的捆缚下解放。这解放的前提，是对“传统”和“流俗”保持距离。例如，我们不妨用“距离感”来理解有关“中庸”的思想！

（013）

人的第一重天是“动物”，第二重天是“人”，第三重天是“思想者”（而不是亵渎者所说的“神”）。第三重天，是从第一重天和第二重天的演进而来……因此，人甚至在思想上也喜爱使用官能的解脱手段。只有当官能不幸被阻甚且招致灾难时，人才会转而采取心理的解脱。

心理的解脱比官能的解脱较为空灵，因而较少招致物议或抵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仅仅“属于自我”的。有趣的是，这种“自我色彩”极浓厚的心理解脱，反而传布极广，其影响经常超过了官能的解脱。特别是当它采用宗教或艺术的表现形式，有时，它甚至很深地支配着官能的解脱，虽然它无法取代后者，但也可以改变后者的形式、色彩、方向等等。

心理上的解脱，受到社会压制的限制。生物上的解脱，受到物理压制的限制。社会上的解脱，受到生物压制的限制。即使有更高的解脱，就还有更根本意义的压制，在等着它！这就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14）

按照某种的解释，吃了禁果就犯了大罪：因为劫夺了上帝的财富。对强盗，命运肯予宽恕，对天才，反而毫不容情。所以命运借用罗马总督和犹太人民的手，放走了强盗巴巴拉，却活活钉死了人类的救主。在但丁的《神曲》中，古代的圣哲，会受到比耶稣更大的刑罚，和更难理解的事后审判。在我们看来，安贫乐道者并非和平的鸽子；安贫乐道者把战场移位了，通过变换自己的战争对象、战争方式：安贫乐道者们的欲望矛头，从空间的征服，转向时间的征服。

由此不难对权力感作出以下几个分析：

A，人的潜在精力之得以发挥强度，与他感受到的权力感的强度，有天然的正比例，所以越是自觉成功的人，就越有干劲。而激发权力感的那个实际诱惑，对不同的个体甚至对同一个体的不同时刻，却又是不尽一致的。例如，你要“检验”一个人的权力感（其大小多少与雅俗高低）吗？试看他的精力去向，试看他对自身精力去向的满意度。

B，责任感，是反抗压制的扩张形式。也就是说，是扩张的冲动，把被压迫者的反抗压制，变成提供社会保护的统治形式。这统治形式，就是责任感。

C，天意，是少数人感到的命运，所以天意只向这些负责推动历史的少数人，才显露出来。而这些少数人的精华又往往凝聚在一个人身上，天意选择他做中介，由他负责天意与少数人之间的联络工作。于是他知道了天意，但必须保持缄默，背负这令人激动的负荷。如果他过早泄露了，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在行动领域的失败。但有人却命中注定要付这个代价，以便为后来的行动家们提供指南。于是，历史之轮依靠他的润滑又缓缓前移了。

D，只有海浪之巅，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线。使高水浪向低水浪看齐，绝不可能拔高那低水浪。因为高者，只能是极少数，而低者却无数。所以，只有堕落的、趋向死亡的社会，才鼓吹平等。而伴随平等社会出现的，除了巨大的萧条，还能有什么！人造的平等，不过是强权的结果罢了。中国历史证明，皇权越是专断强大，万民在皇权下就越平等，社会也就越僵化，越充满死灰，文化创造力也就越趋于低潮。

（015）

人与人既然生活在一起，并在日益狭小的空间中求生存，就得互相妨害、互相构成压制（谁叫他们都以“自我为中心”呢）。这就是人间的一切仇恨故事的起源。仇恨未尝不是好事，强烈的仇恨造成强烈的力量，有多大仇恨就有多大力量，而人又是如此迫切地需要力量。唯一的问题是：仇恨所带来的力量，往往是破坏的力量；而迄今为止的人类也并没有形成“人类共同的仇恨”──结果，各种仇恨的结果，只是形形色色的人与人之间的个别的仇恨，所以分散的仇恨造成了的只是个人或是群落之间的残杀。

人们渴望和平，这正说明历史永远处于战乱中。如果“真正的和平”来临了，人们说不定会厌恶透了它，因为和平违反人们好斗的本性，而压制这好斗的本性，难免招致更大规模的报应，带来不可挽回的腐化堕落，以及一切健康力量釜底抽薪式的消灭。

这样的“和平”与全面专政下的“平等”一样，只有通过消灭人的创造精神、毁灭高等生物的个性，方能达到。元明清三朝的黑暗历史，就是“和平与平等”的历史……这样违反人性的政治杰作，是通过普遍的社会疲惫，通过严酷的极权压制，才实现的。

（016）

那时，在共同感到的紧张气氛中，也许有一个敏感者突然改变了自己惯常的行为方式，成为“首义者”。于是，一个群体性的运动突然随之兴起。反对者称此为“脆弱”，而支持者赞许为“坚强”（中立地说，“坚强”也可以做“迟钝”解）的首义者，其反常行为或许是突然发生的，或许是久已潜伏；但只是基于那共同感到的强大压力，他所处身的那个集体，才会普遍接受其“示范作用”（这往往出于无意识，并使群众自认为共同参与了那个创造，从而得到傻瓜般的自我满足）──因而，在这特定的时空里，也仅仅在这特定的时空里，它才可能具有集体解脱的功能。

由此凸现了人生的三境界──

1、道德情操，是作为强权意志的升华，而展现并扩张；

2、求权意志，又是作为生存欲望的升华，而存在并扩张的；

3、争取权力的冲动，可以在必要时压倒对生命的渴求，求权意志这样运行，不是背叛生命，反而是发扬生命；寻求道德的冲动，在必要时可以压倒对权力的渴求，道德情操这样运行，不是背叛权力，反而是发扬权力。

道德情操是“恶之尤”？是的。虽然从表面视之，强权意志有时会压制生存的欲望（反抗舒适、厌恶满足），道德情操有时也会压制求权的意志（反抗占有、厌恶荣华）。这样看来，生存欲望＋强权意志＋道德情操──只是一条线索上的不同环节！它们之间，有时也发生互相排斥的现象，但是出于某种“向上的力”之错综复杂的作用，这种“力”把人不断推向他的宿命，甚至令遥远的星空也横生波折！所以，道德情操也就是“生存欲望＋强权意志”的综合的更高的形态。

（017）

新道德论者不是古代的道学先生，对于任何类型的道德规范及其说教，他从根本上是当作神话来看待的。从语义学的角度说，他不欣赏一切道德，因为他从它们独断的绝对论中，除了偏执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现。但是，他愿意遵循一切道德，既不是因为道学家们的打动，也不是希望求得好名声；他对道德的喜爱，源于克己的要求，而他的克己要求，则濒于祝福：祝福自己保持强大、发扬强大。

他深信，恪守道德，可以使人克己（否则就很难做到克己），而克己，则使人强大（克己将节省许多精力──他只承认这种意义上的克己，对损害自己的克己他并不赞同）：所以，他的道德不是别的，乃是一种更高的“卫生”。

正是把道德作为心理的卫生的手段时，他才愿意恪守一切道德──只要它富于卫生性──并不辞辛苦地默守那清规戒律。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没有足够的压制（心理上的，或终于转化为生理上的），伟大事业所需耗费的庞大精力，是积攒不起来的。所以，即便不为了其它任何目的，“仅仅看在命运的份上”，就必须实行一整套严酷的自我压制！这是“个人意义的道德”，也是通向伟大胜利的崎岖小路，打下的第一夯……

（018）

一个人越伟大，他经历过的内心冲突也就越剧烈……伟大的天才都是些“自寻烦恼”的怪物，他们把许多莫名其妙和奇形怪状的压制，强加在自己身上，从而背负了过多的、似乎非份的东西。

这样，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便有了一场空前酷烈的消耗和折磨，在精神的意义上，这要比世界大战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心理革命及其酝酿的新道德原则，缔造了一副全新的表现形式。这表现形式，古人虔诚地称之为“其德配天的人”，甚至自吹“是命运在这尘世的代表”。

由此看来，世界帝国并不发自某个妄想狂或独裁者的奇怪意念，而是一个普遍的和长期的社会运动的结果……甜的，酸的，辣的，涩的，苦的，但必定要来的。

（019）

“权力”是什么？权力，应该是轮廓分明的反压制力。

有各种各样的权力：有宇宙的权力，有地球的权力，还有生命的权力和人类的权力、文化的权力等等。例如耶稣就把权力粗略地分为“上帝的”与“恺撒的”，尽管这种权力的划分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亵渎上帝，因为按照《旧约》的记载，天上地下的权柄无不归于上帝……

而中国人古来的偏见与现代的迷误，却在于把“权力”观念全盘政治化了，似乎权力只是政治活动的附庸。其实呢？政治不过是权力活动的特定社会形式。权力活动还有远为丰富多彩的精神形式，如宗教（埃及），艺术（两河），科学（希腊）等等……都是高度发达的。只是由于政治权力的轮廓分明、坦然赤裸，我们中国人便简约地称它为“权力”，仿佛其他的权力都是虚无。而面对其他轮廓较为模糊的权力，人们便也模糊地称为“生命力”。其实，影响力、同化力、再生力……尽管披上了乔饰，又如何是生命力而不是权力？从这意义言，甚至连情感也是一种权力，幻想也是一种权力，救助也是一种权力，献身也是一种权力。

人生的权力，产自其争取解脱的活动。有什么样的争取解脱的活动，就形成什么样的权力；多大程度的争取解脱的活动，便造就多大程度的权力。这里，有着最丝毫不爽的报应在；这里，闪耀着灿烂而孤独的精神力量。

（020）

强权意志的杠杆说，有其合理之处：追求权力的意志，也派生出寻求充当仆人的意志，也派生出寻求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食欲。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需要和地缘政治的野心，促成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因为它是反抗沉沦的向上的冲动。它和人的血肉之躯有密切联系，它也支配人和动物的感情。尽管夺权意志并非“本体”，尽管针对从它派生出的社会、文化、政治、爱情、经济结构、生产方式而言──它具有根本性，但它却是服从于更高的道德，这道德可以被命名为“天神”或“宇宙之主”。如此看来，“夺权意志”的学说，却是基于极大的误解，它把人的反制的力量给绝对化了，甚至予以“庸俗地客观化了”（这在叔本华那里尤其显著），从而极为荒谬地“使世界变成意志的表象”。因为说到底，夺权意志应该只是生物现象，用它解释整个宇宙生活，那是把“马尔萨斯──达尔文主义”推向极致的结果，和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异曲同工（难怪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成为绝对权力的并蒂莲）。因为，这强权意志的主人，毕竟不是那用语言创造万物的至上主宰。如果，“世界是命运意志的表象”，那么你又如何避免你所说的“命运”不是你自己的想法呢？有关这一点，《以西结书》说得十分明白。实际上，当叔本华和尼采等佛教徒把夺权意志本体化绝对化成为偶像的时候的，也正是他们宣称“上帝已死”的时候，然而，以“夺权意志”并不能填补“上帝”留下的真空。

（021）

世俗的权力，是一切简单的、直接的生物欲望的对象。在世俗的权力中，储藏着简单的生物欲望得以宣泄的可能性。精神的权力则反之。它与世俗的权力有共同的背景和渊源；也有不同形式和不同要求──它们驶向不同岛屿的航船，尽管出自“同个造船厂”。

权力意味占有，权力导致占有──这是由人性中的惰性和物欲肉欲决定的。劣根性驱使人类，仿佛不实行占有，权力就是未成的乐章、不完美的风景画。这样的权力，与“反压制力的不断增长”势同水火。如此堕落的权力，与反制的使命成为敌对势力。结果，原来反制的权力，现在却无谓消耗，直接导致权力的没落。

这就凸现了权力的罪恶性。

（022）

“权力”就这样，与“罪恶”结下不解之缘。罪恶，就是无谓消耗反制力量，向沉沦的趋势步步退让。

下面，也让我们略论“罪恶所拥有的价值”：

罪恶所拥有的价值，是终于激起了反抗，从而迫令“为罪恶付款”，包括“付出生命的和灵魂的款项”。这就是何以人的本性中有罪恶因子、但人又不甘心于罪恶的基本来由。一切罪恶，说到底无非是由于它们导致了或加剧了软弱状态因而才成为罪恶的……而“付款”是要从外部进一步加深其软弱状态。“报复”的理由是基于，人的本性不喜软弱而好刚劲，为了这个也仅仅为了这个，人开始学会，恨罪恶而慕圣洁。他从本能知道了，圣洁是刚健的前提，圣洁能“蒙神的宠爱”。

人性中这些深刻的矛盾，是基于“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于是“说尽天下漂亮话，干尽天下丑恶事”）的两面性，于是，圣洁与罪恶、反抗与顺服、解脱与压制、以及权力与创造──成为不可拆散的同体姊妹……

而所谓权威，又是权力的人格化。在没有权力的地方，决不会产生权威。因为权威是人格化的权力。权力的人格化，有时落实并体现在某个人（或某群人）的身上；有时则不然。在后类情况下，它可以是自然力量、社会力量、文化力量、甚至是军事机器或国家机器的力量的人格化。结果造成自然崇拜、社会崇拜、文化崇拜乃至、军事机器及国家机器的崇拜。这些崇拜也是基于对宇宙根本力量的忽视和背离，是“蔽于人而不知天”的偶像崇拜，也是会削弱人的内部力量的。

（023）

既然权威必不可少──他是一切生活的推动者而不仅仅是润滑油，他是一切生活的指导者而不仅仅是宣传家，有了各种各样的权威，才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权威，有什么生活，就有什么权威；有什么权威，就有什么世界。欲摧毁一种生活，先摧毁其权威；欲建立一种生活，先建立其权威。权威后于生活，权威先于生活：权威是两种生活之间的媒体！

权威是必不可少的──这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件事实。羊群有自己的首领，狼群也有自己的首领；凡有群体的地方，就有自然形式的权威。这不是灰色的理论家们可以一笔勾销的。

权威之所以经常流为僵硬而殊少活力的偶像，权威之所以经常成为扼杀新事物新人物的卑鄙杀手，是因为权威一旦形成，他的主要职能便是自保，拼命压制他认为对自己的权威性构成挑战的新权力。我毫不怀疑，如果耶稣今日重临世界，还是会被正统教会的权威宣布逐出教门，并被信仰基督教的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的各国政府争先恐后地宣布驱逐出境，最后依然还会遭到死刑判决。区别只在，这次不是钉十架，而是坐电椅！杀害的手段文明了，这就是历史所能达到的进步？这样不断宣布革命者死刑的权威，第一要义是维持自己的生存，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在事实上已经成熟到腐败的程度。成熟，并不像功利主义者们所断定的那么美妙。

（024）

权威感背后的“那力量”，反压制、抗沉沦，鼓舞我们，创造了有关“天神”的种种灵魂学说。人为了更有力地活下去，必须凝聚更大的力量，必须把自己与某种更大的势力（如“宇宙的主宰”），结合起来。

这一结合可以出之各种形态。它可以是“正”（投效形式），也可以是“负”（反抗形式）──还可以是其它形式（“合”）。但人却无法真正“中立”，他必须对此做出某些“抉择”。他必须以某种形式，与上述势力结合。否则，环境的压力将使他粉碎，便他不由自主地感到孤独、沮丧、颓唐、崩溃……这就是“权威感的妙用”！

（025）

为什么社会的新生力量常常来自底层？“压制”的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为什么佼佼者常常出身穷乡僻壤或远边小镇？因为那里的人们尚未彻底分化。那里的人们和他们的子孙，血液里还蕴藏着神秘、原始的蛮劲。

“无产阶级”之所以比“资产阶级”更有前途，不仅因为他们处于压制状态，因而得以凝聚内在力量；而且由于他们属于未经彻底分化、多少“浑浑噩噩”的一群。浑浑噩噩，也许是“蒙昧”的同义语；但现代人或许忘了或许不敢承认：这，才是远大前途的真正保证。随着现代产业革命的深入，无产阶级也要日益分化，那时，情况就会发生很多变化……

生活在“社会核心”的人们，在分化已到尽头的现行框架里，仿佛还能应付裕如、出人头地。但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些过度分化的灵与肉，就难以临机制变、起而创造了。那些没有负担的“乡下人”或“野蛮人”，情况则恰恰相反。他们的无知是他们的应变能力的真保证。

（026）

人的权力在三大领域中的体现：

A，对自然界争取平衡的也即对“非人势力”的权力，这种权力体现为：科学、技术以及各种各样平衡自然压力的防御手段，时常，这种防卫以进攻的架势装潢着……打卦占卜、命理八字、风水堪舆、星象学、骨相学、手相学，也属这种“权力”。这些，大体属于“生存欲望”的领域。

B，对人世间获得优势的也即对所谓“同类”的权力，这种权力体现为，军事征服、政治奴役、经济剥削，其比较现代化的、文雅虚伪的盎格鲁·萨克逊式的表达方式为“统帅”、“领导”、“企业管理”以及“公共关系”；“互助合作”、“献身赎罪”等等，也是相似的意思。这种权力的形式，更为复杂，即使恋爱、婚姻、家庭甚至偷情、通奸、私生子，也在它的控制下。人与人的关系，就意味着权力的运用。所以，性欲比其它欲望更危险，因其对象不是物而是人，是具有欲望和意志的另一个活物。这一方面使得性欲变得更有挑战性，另方面也使它更为捉摸不定：从而成为社会权力的焦点。而秦始皇式的“四个伟大”，则是社会权力的登峰造极。而所谓社会，是以权力为纽带，并进一步以谋求权力为目的。社会压制，反而膨胀了权力、权力感、权力欲，从而也产生了权力的腐蚀作用，即无情消耗了反制的升华力量。这些，大体属于“强权意志”的领域。

C，对自我进行限制的也即所谓“返身”或“修身”的权力，这种权力体现为：神话、哲学、宗教。我们今天已能确认：人仍然是动物，人这物种与其它动物的最大相似，是同样摆脱不了欲望的奴役。而欲望作为本能的反制力量，来是维护生命并持续扩张的工具；可是，人的权力过度加强，却适得其反。这是因为权力的增长，意味压制的减轻，结果，人不仅没有解放，反而用腾出来的手反对自己、作贱自己，用自杀的方式进行“高尚消费”。人间的所谓“权力”，原是改善人们生存状态的手段，这时却恶化了人的生存状态。其罪恶的黑色魅力在于，诱使人自己扰乱自己并瓦解“人向高处走的创造途径”。越是庞大的权力，就越给人生涂上虚假的色彩。这色彩可能是血腥的，也可能是桃、红的；可能灿烂，也可能阴惨──但总不免虚假之一途。以纵欲代替创造、以占有代替革新，就使得生命流为形式，使得生命得以兴起的根本要素，被严重削弱，甚至暂时消失了。生命的基础抽空，生命的灵魂蛀空。这时，神话、哲学、宗教等人对自己的权力，代替了人对自然和人对社会的权力，成为“唯一的救赎”。这时，人的良心开始拒绝把“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的启示──作为宣道和诈财的幌子。这些，大体属于“道德情操”的领域。

（027）

道德情操的载体说：“有一天，我将被人们庸俗化。”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即使十字架上的苦难也不过如此？除非，我们理解了上述过程的循环性，并把“压迫与反抗的哲学”视为道成肉身者的道路。

一种作为压迫结果而出现的反抗哲学，这哲学又将以新的压迫及新的反抗──激活世界史的阴沉……世界历史浩浩荡荡的挣扎，最后不过凝练为几个字样。

压迫是消极的，是阴的状态。但它引起的结果却积极，是阳的状态。

反抗是积极的，是阳的状态。但它引起的结果却消极，是阴的状态。

此谓阴阳调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反制对压制的抗争，造成生命状态的高涨。正如一个人如果处于完全被保护状态，日久天长必丧失生命的精华。这就是为什么当统治阶级或利益集团的特权地位一经巩固，其命运立即开始走向衰弱的原因。统治者凭借世俗权威而不可避免地自我放纵，可是他究竟是否知道：他维持权力及享受权力，在在都耗费其精力，直到他重新沦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酒囊饭袋。

尽管这对一个阶级或集团来说，不是几年的进程，而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进程，但是，这毕竟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同样，一个较和平、较幸福的时代，其人民的精力也较为衰弱；因为享受和平就意味着丧失精力，这其中“一进一出”的差距之大，触目惊心，崛起与没落之间的剪刀差！

（028）

在我看来，普遍的解放，即接近社会的普遍解体──这是与更严重的社会衰落为伍，从而为新的转机、新的压制准备了土壤。这过程对个人也许太漫长，但它的起伏线索在历史学的透视下十分清晰，没有某种形式的“奴役制度”，文明会因为营养不良而无法诞生也无法长大；所以在奴役现象削弱之后，文明会因为釜底抽薪而濒临覆灭。消灭奴役，就是颠覆文化，只能带来更严重的“社会变态反应”，因为差别待遇是任何结构的前提与基础，结构中这部分对那部分的奴役，合乎自然法则。尽管一切制度都必衰落，但制度的衰落毕竟是漫长的过程；黄金时代甚短，而且常常处于制度的半衰期：文化大炽，是制度这种社会监狱和社会压制的“半衰期所特有现象”……因为衰落是个完美的休息！

当然，从烧火到开水，需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历程，所以，文化鼎盛的时代（相当于水开的时代），不是最严酷的奴役时代（相当于烧火最旺的时代），所以文明的鼎盛时代要稍居于严酷的奴役时代，并体现为奴役状态的不断缓和；因为自由的创造，实际上是释放那严酷的奴役时代大量积蓄下来的社会能量！

（029）

哪怕是治世、盛世、黄金时代，其社会权力依然不是把人导向生命的积累，而是把人导向生命的消耗。本来作为生命的工具而出现的东西（如欲望、快乐等），现在篡位为生命的主人。乱臣贼子，统治天下，杀手成了大救星。

对人而言，大多数压制都是自己有意无意为自己寻找，并心甘情愿加诸自己身上的。其情其景，甚像是“自鞭教徒”的盛大游行。

人为什么自寻压制？

尽管这自寻压制的倾向，不容易被人察觉，也不容易自觉。但确是真实的。因为人类和一切动物相似，天生需要压力，没有压力，他就活不成。人比一切动物更甚，为了在压力的世界里活下去，并发展生而具有的强大反压制力，他必须沿着“生存欲望”──“强权意志”甚至“道德情操”前进。因此人与动物不同，动物的欲望受到环境的严酷限制，所以，内在的反压力（欲望、意志等）与外在压力之间，达成平衡，互相抵消。动物们，既不会因为内在压力过强，而焦虑、自杀；也不会因为外在压力过强而窒息。相反，人尤其是文明社会的居民，尤其是文明社会中的富人和闲人，其内外力量对比，就因内压过强而丧失平衡。为什么人们说“文明的发展使人的道德败坏”？不能不联系到这一点来看！“富贵思淫欲”，许多荒淫行为，就起源于丧失身心平衡及内外平衡，而这在动物世界中就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人的内在反压力，已经借助文明手段而远远超过了外在压力。所以人们要求过量发泄以致达到病态程度，且永无餍足的一天。这种失衡，构成人的“自我毁灭”。

但人控制环境的力量，又比动物更大，他学得“以夷制夷”的法术，来左右外界。所以，相对说来，外压对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内压难以驾驭：他的身体欲望、野心冲动等等，才是他的主要杀手；不像困扰野生动物的，主要是饥饿及不安全感。所以，人比其它动物更需要神话、哲学、宗教，以便在控制了环境以后，再度实现自我控制──免得因为控制环境之后而变得多余了的内在压力，反过来伤害人自身。

（030）

明智的人，也就是“不愿如此伤害人自身的人”看见了这一点，尽管他们也许还没有这么明确的意识，于是开始行动。可以采取的步骤有二：一是禁欲或至少节欲，以抵消控制环境后变得无拘无束的欲望、意志；二是自觉自愿寻求某些外在压力（如“自鞭教徒”那样行动）以求平衡，以求解脱，以便从内在的骄奢淫逸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下，挣扎出来……这就是外在压制的巨大功德！

禁欲主义，就是人类如此发明的、具有社会形式的外在压制。只是当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全社会已然失却这内外平衡（“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强制的压制降临，扑灭行将淹没社会的人欲滔天：“天国”（即完美的压制）近了！没有解脱、没有超渡的一劳永逸的可能！一切都注定了，一切都无从改变，一切只有“唯一可能性”即等于没有可能性。而唯一可称为“主观解脱”的方式，就是学会欣赏自己的苦难！同时学会欣赏自己的创造，来排遣苦难激发起来的抑郁。这也就是艺术的起源和精神的滥觞？与此相比，吃饭的“经济”需要，哪里会是文明的动机？

（031）

人在种族历史的演化中，主动性日强，选择的机会日多，命运反倒日益飘忽不定，对未来日益丧失把握的力量。因为人的智慧硕果，也就是人的智慧负担。没有智慧的物种，依其本能行事，却对命运放心，对环境似有把握。拥有智慧的人，反倒看穿这主观意象的虚幻性；而人的智慧又不足使他把握未来、洞察命运：从此，人陷于进退两难的人生之谷。正是在这关头，强权意志的黄金时代才来到了。

是争取权力的意志，使人在迷乱的世界中找到方向，并划出无形的生命路线：尽管它“非理性”，但往往“超理性”。强权意志，是压制的苦果，是在宇宙间普遍压制的无孔不入的重压之下，逐渐形成并不断易化：不但是普遍压制的一时结果，也是普遍压制的持久结果。这能证明，一旦压制消失，强权意志亦将随之削弱。所以人们说痛苦是巨大的资源，是因作为内外压制之间力量对比的失调，痛苦激起强烈的情愫，得以重建此项平衡。人们说磨难与阻遏，是升华的关键，因为升华乃是内压对外压的“棋高一筹”。

（032）

在强权意志与普遍压制的关系上，还有一个“零点”存在。正于此零点，则压力越大，强权意志越高涨，越旺盛；负于此零点，压力越大，强权意志越萎缩，越孱弱，以至消失殆尽──生命也就随之寂灭了。

这零点因人而异，并无统一标准，所以，没有人能够度量天下的强权意志。人所能做的，只是根据不同的人对各类问题的反应能力，来判断其强权意志。

强权意志与普遍压制“关系上的零点”──有如人类活动中的“最适点”，既是转折点、分水岭，也是事后的聪明与假定，对此，其实，没有人能够预知。

（033）

“强权意志”──是人的内在压力，亦即“反压力”的派生。反压力不仅分化为强权意志，还分化为各种意念及生理功能，用以抵御外来的压制。而“内在压制”又是普遍压制的分化，普遍压力作用于人，分化为“我的”和“世界的”。所以，“强权意志”作为普遍压制的影子，一个投石入井时的反响声──这就是强权意志的别名。

强权意志对个人，不失为定数。你的命运寓于你的强权意志中！从这意义看，强权意志说，是一种宗教。但恕我打破庸人们甜美的梦！强权意志的崇拜，是迷途，因为只有投影为强权意志的那实体，才是永恒的谜。

那永恒的谜，是我们的智力永远也无法解开的，我们只能凭借内在的体验、本能的直觉去感受一二！我们是被限于上天为动物划定的天牢中，最伟大的新发现，只能通向“天人合一”。而进入“神国”一切生命种类，也将继续承担那自然界残酷无情实验下的牺牲！人类又岂能独逃乎此？作为生命自体，由于上苍赋予的本能，它们觉得自己的生存是头等大事，甚至决定了世界的命运。但对可能的客观观察者，也就是与观察对象之间没有利害关系的中立观察家来说，“觉得自己的生存甚至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只是幻觉。

（034）

尼采“强权意志说”很糟糕：它唤起的不是超人，而是一群乱党；它预言超人及新秩序，掀起的却是社会渣滓连根拔起的大翻身……关键在于：虔诚者的宗教，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鸦片”！适度的麻痹，比过份的刺激更为重要！英雄不会被鸦片的麻痹所征服，而“宗教的精神鸦片”也可以镇定骚动的群众。显然，尼采没有机会读过《老子》，所以他不懂得“过份刺激”的危害性。世界上有那么一批人，适当的刺激可以使他们的野性苏醒过来，投入振奋的活动。这种苏醒、振奋的因素，不仅来自内心的天良，而且来自环境的遭遇。对那些受到天良感召的人们，这批人就成了“破坏力量”。“超人学说”，就这样成为“破坏者的工具”，从此堕落为“群众性的宣传”。

尼采的自我表现经常过度，结果直接侵害了他自己的学说。很显然，我们已经看到了能够医治尼采病的药方：那就是中国思想。从中国思想的角度看待“强权意志说”，当不难发现：

如果强权意志真是人与世界的本原，也就是说强权意志以自身为目的，那么这样的本原不就是“上帝”的另一种名称？否则请问，权力存在的依据为何？权力的占有又是为何？如果强权意志既不是上帝又不是被造物，那么就只是过度受到压制的心理变态者。

“权力”本身就能给人带来直接快感？如果说，一个人除了从“权力”得到纯精神的满足而一无所求，那他的“强权意志”岂不成了过度压制下的幻想？

（035）

当社会压制减弱到相当程度，多数人统治所开放的人欲横流、天理丧尽，就会成为时尚。原先的创造力，这时堕落为纵欲，果子开始熟透，文化开始腐化，有形式的创造成为无目标的发泄……这时所谓“天理”，就是全社会规模的精神压制。

A，“多数物质人”的纵欲，即构成对“少数精神人”的压制；B，“少数人”要成功地反抗这压制，必转向创造世界的活动。唯经由创造的途径所实行的反击，才具有持久的抵抗效果；C，此种创造性的反击，经过长期酝酿，终于形成对“多数人”的新压制；D，此种新压制，对“多数人”纵欲后的虚脱状态，是休息和补药；E，随着“少数人”的新压制而来的，是“多数人”的休耕及复原；F，新压制的创造性，在多数人的休耕和复原中一旦变成“人人都可从事的工作”，就逐渐转为多数人的纵欲；G，新压制在发挥其权力的过程中，从多数人的纵欲一开始还打着创造的旗号，逐渐走向多数人统治；这时就抛弃创造的旗号而以维持秩序的名义压制新的创造；同时也就走向衰落，这是由“权力的罪恶性质”决定的；H，新压制的这一衰落，导致“多数人”中的佼佼者起而创造，他们在使自己升为“少数人”的同时，也使新的压制沦为旧的压制。I，多数人的纵欲是与败德相连的，所谓败德，就是败坏了少数人的首创精神；所谓败德，也就是德败，即旧的压制开始崩溃；J，新的轮转就这样开始：多数人纵欲──少数人反抗──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创造──多数人堕落──少数人革命──多数人顺服──少数人骄傲并成为多数人的代表──新的多数人重新纵欲──新的少数人开始反抗。

（036）

可以说，所谓“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民主社会”，是商业主义横行无忌、肉体崇拜到处泛滥的时代：这历史的定数，不是几个精神豪杰就能驱散的……

“少数人创造的新压制”开始获得优势的时代，是所谓“贵族社会”，也就是神权主义笼罩世界、责任和克己开始获得优势的时代：这历史的气候，不是几个精神豪杰就能开创的……

（037）

一切历史潮流，都是各种可说或不可说、可见或不可见的力量，在互相搏击、抵消、妥协、融合中的“战史”。从根本说，历史的法则是力学的法则。社会的力学，文化的力学，心灵的力学，还有“超验与无言的力学奥秘”……在等待我们发现。

这样的“历史”，决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或摄在胶片上的图象，可以一目了然的。读这种历史的人，应有“力透纸背”的眼力，以穿透学术权威们所散布的自命为“真相”的谎言与自命为“真理”的迷雾。

（038）

我们不是在权力的框架下重新评骘优劣、再度颠倒历史的；我们只是点破人类命运中被权力垄断的上述黑幕，并揭示其循环过程。

这样的历史还有相对的黄金时代吗？当然。

历史的黄金时代，既不是“多数人的纵欲期”（民主时代），也不是“少数人建立新压制的时期”（君主时代）；真正的黄金时代乃是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时代：从奴役走向自由，或从自由走向奴役！因为多数人的纵欲，破坏创造力；而少数人的新压制则是文明的完成状态，完成了就开始没落了。正如果子，熟透了就开始烂了。

我们给予黄金时代的特征是：多数人尚未从旧压制的梦魇中解放出来，少数人已开始“发现新大陆”的进军。这种“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乃是一切社会革命、文化更新、生命创造的活泉。

（039）

问：历史是什么？答：少数人反对多数人的永恒战争。问：什么是“反历史”？答：多数人在无情压制少数人的创造活动。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反抗，就叫做升华、进步、兴盛；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镇压，就叫做颓废、堕落、衰亡。

文明的第一个火花，闪击在少数人求新的意志；蒙昧的最后一颗晨星，消失在多数人守旧的尸骨。

少数人的新意是怪物，它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它是命运赐予人类的生命契机；它出尔反尔，是难以捉摸、不可把握的永恒动态。

只有一点堪称定数：少数人的意志百折不挠，具有野草般的生长强度、扩张能量、改变世界的潜力。他们的创造模式和意志趋向，可以改变也经常改变，但其强度、能量、潜力，“永远如新”。

少数人的意志在其受挫、败北之后，也会转向，却不会减弱，更不会消失。他们的金言是：“可以消沉的意志，不是一个可靠的意志；除非它在酝酿一个新的转向，除非它本来就是死的或反借能源的月亮。月有圆缺，而太阳则在周流中圆满，在圆满中周流。”

（040）

“被压制者的美德”这个命题，立论在这一前提之上：只有在遭到压制的、不自由的心灵中，人的美德才可能产生。所以，“奴隶道德”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只有奴隶才有道德──“美德”，属于被压制者。压制有各种形式。许多压制既非来自社会关系、也非来自物质的缺乏；但只要它构成压力，形成遏制，造成强使，就产生了导致美德分泌的机制。

原来，美德是作为自卫武器而制造出来的，美德是反压制力已经凝集的表现形式。人类，由于“天性如此”，当他不再感到内外交困时，当他感到已经自由，已经获得主宰能力时，他的美德就会逐渐丧失。丧失的过程越迅速，其后果也就越是灾难性的：故“暴发户”对邻人最危险。暴发户的内外平衡改变得太迅速，谁知道他会在暴发之后，要干些什么“自由自在”的罪恶勾当？往往还是变本加厉的变态勾当！

一定要有相当程度的压制，美的、善良的、崇高的、纯洁的感受，才会油然兴起，作为对苦难生活的解毒剂，作为反抗不义、建立公平的动机。所以，“受压制的人们有福了”，决非妄语；“压制，乃是上天赐给你的至福”，也不是说给倒霉蛋听的镇静剂，而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041）

被压制者，身在重压下，如果放弃了升华的道路，就意味断绝了一切希望，这当然不行。于是，只有那些敢于面对压制、敢于嘲笑压制，同时还敢于忍受压制（以之作为锻炼自己身心强健的有力工具）的“威武不能屈的上等人”、“富贵不能淫的大贵族”、“贫贱不能移的真君子”，人生的圆满的至福，才呈现出来。

美德好像碧血，是从伤口中分泌出来的！一般说来，伤口越深重，分泌的血液也就越多；心理上的压制越残酷，则激发的美德也就越是光辉动人。我们应当用悲剧鉴赏家的眼光及口味，来欣赏悲惨世界中不断涌溢的美德。这悲惨世界，是命运对天才最高的赏赐，而悲剧鉴赏家的眼光及口味，体现了命运对注定朽灭之物的爱！

因此我们称“奴隶道德”为美德。因为我们看到：即将来临的世界，将是一个新的奴隶社会──它并不类似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而类似莫卧尔帝国、奥斯曼帝国、满洲帝国那样的蛮族入主的奴隶社会。它们其中的一个，结束了一千五百年的罗马帝国（拜占庭），一个再度结束了一千五百年的中华帝国（秦到明）。

（042）

我们同样看到：唯有美德即被压迫者的反抗形式、防卫方法，才能为新文化的发轫，积聚必要的能源、培育不知畏惧为何物的年轻一代。在这个议题方面，传道人的儿子尼采或因为无知或因为病态，或二者兼而有之，犯了一个绝顶的错误：基督教并不是单方面地使人驯化并弱化了人的健康本能，基督教岂不也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多少恶棍借用基督之名，犯下了比之异教世界远为血腥的暴行。这些超级恶棍往往就潜伏在教会之中，打着上帝的旗号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尽管与此同时，基督教也使弱者更加俯首帖耳。这两极分化的含义不是一目了然吗？所以，“奴隶道德”到底是强化了历史还是弱化了历史？到底还是推动了历史还是阻滞了历史？答案显然是强化了和推动了而不是弱化了和阻滞了历史──为此，也仅仅为此，让我们欢呼奴隶道德的胜利！奴隶道德，虽然助长了恶行，却从反面即纵容的意义上强化了历史的邪恶动力，并推动了历史“冲浪过程”。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被压制者的不幸处境，乃是源于自己（或其祖先）的某种“罪恶”。历史证明，今日之被压制者，乃是昨日之压制者，也是明日之可能的再度压制者。而今日的压制者之所以能肆行权力，乃是得力于其昨日之被压制。同样，也要在其明天为其今日之压制，付出再度受到压制的代价，从而再度转为“被压制者”。虽然历史的线索有时并不像我这里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但我们具有历史直觉的透视已经表明：也许个体可以逃出这一报应的循环，但种类却无论如何也逃不出：“你就是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里的尼姑小和尚。”

（043）

真正的被压制者，乃是历史哲学意义的“伤兵”──他们曾经惨败在人生的角斗场上。他们在前一回合的放肆活动，遭到挫折，于是沦为“伤兵”。然而，通过被压制状态而实现了休息的人，有福了；正如通过静静养伤而实现了自身复原的伤兵，重新有力了──他卷土重来，扬起烟尘。这样的人不因受伤而懊丧，或从精神上解除武装；他也不因养伤的寂寞而发狂。他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他知道报应的时刻即将来到，知道新的报应将回馈今日的无聊！

“伟大的伤兵”！──这决不是一个讽刺或亵渎的名号称呼，这是一个献给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者的颂辞……

（044）

为什么握有社会权力的人往往罪恶昭彰？因为占有权力，就意味着行使权力。权力，也如同一切工具一样，只有当它使用时，它才存在；搁置不用，怎能避免朽坏？争夺权力，则也必消耗反制的力。而行使权力所具有的消极性，要远远大于其积极性：这是由人贪得无厌的劣根性造成的。人的本性，逼迫人以权力来填充欲壑，这种本性远远大于人以权力来创造文化的可能，正所谓“水往低处流”。事实上，文化上的创造者，多数是出于对社会权力的反抗，而不是出于对社会权力的顺从……

“含而不露”、“为而不有”，只是一种永葆青春的希望。而人的不安份的本性迟早将打破这种死寂，并以狂欢节的方式奔向毁灭……

（045）

君子的“慎独”与小人的“无忌惮”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君子以强力的内在控制，填补了外在压制遭到削弱后所留下的真空。而小人，则由于这暂时的真空状态，而情不能自禁，下流地消耗了他的内在压力：于是当新的压制来临时，他就因为失去备战的抵抗力，而被内外交困活活绞死了。“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人可百般，唯不可下流。

（046）

理想的状态不是被压制（就更高意义说，被压制只是一种生命的准备状态），而是以被压制者之心，处压制者之势，即拥有压制力而拒不施行压制职能。理想的状态，像一张巨大的神弓，引而不发，长葆其盛。

我知道！这些只是年轻的梦想，仅仅现在，三十岁前夕，生命还有最后余辉在闪烁，我临照这变幻无定的世界，面对一切川流不息，心也升沉不已！我知道，一切力避衰落的希望，也许无益有害：它们只不过加速了衰落进程。老子倡言无为，因为他看到这世界背后的真情！伟大的心灵，追逐伟大的事业，他企图切割、役使、控制现实世界；以及探索、塑造、主宰精神世界等等，最终产生对他人身体和心理的支配并造成巨大压制，或帮助他人从压制下解放，以进入另一更为强力的压制状态──这无限优良的麻醉剂，达到一箭双雕的功能。

其一雕，使心灵摆脱日常生活的困扰和琐屑事物的纠缠，摈弃杂务充塞他生命空间的杂念──这些杂念以猥琐的希望、刻骨的嫉妒、无孔不入的欲念、自惭形秽的冲动以及羞耻怨艾、悔恨失意等等一切可以想见的形式，侵害他、腐蚀他、咬啮他，终于会蛀空了他！

其二雕，使心灵被空前博大精深、使人陶醉、令人神驰的精神高涨，紧紧攫住，开创有价值的也就是能令人振奋的活动──归根结蒂，追求伟大和不朽只是解脱的一种形式，是心理的平衡机能。这种形式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基于它被超乎寻常的痛苦所充满。他像基督走向十字架的光辉，本身就是深切苦痛的永恒象征，作为人生的“无从医治而只能麻醉”的伴随物。

（047）

“今天的被压制者，将是明天的世界主宰；本来的世界主宰，常在后天沦为仆役，往往是最卑贱的仆役。”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恒理。所谓“被压制者”，不是社会学术语，而是心理学概念。现代西方的荒淫哲学，把人视为物质，一笔勾销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视人与人之间的组合为机器的构造。这是源于十八世纪、风行十九世纪、统治或半统治着二十世纪的西欧海盗后裔的大众舆论。然而，这并不是什么真实的景况。真实的景况是：人是心理动物。他所谓被压制，不是一种外在客观的、齐一的标准可以度量出来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这种标准），而是基于不同人的主观感受。据此，所谓被压制者，就是强烈感受到压制感的人；被压制感越强烈，则其受压制程度也越深，其反应的度数也就越高。

所以我发现了这个现象：被压制者的感觉，远比缺乏受压制感的人们，敏锐得多。也可以说，感觉敏锐的人，较易成为心理上的被压制者。同时，被压制者的情感，要远比缺乏压制感的人们，纯洁得多。也可以说，情感纯洁的人，较易成为心理上的被压制者。综合起来，被压制者由于其敏感及纯洁，较之缺乏压制感的人，更容易为某种感情而献身。比如，一个处于逆境的人，必定是感受很大压力的被压制者，这种人很容易被别人的善意表示，所打动。请注意，“逆境”一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主观感受的表述：一个绝望的人，有时会变得异常轻信，他会把他在正常状态中决不会相信的东西，当作救命稻草一样全盘接受下来。甚至一个贵人在落难时，也很容易爱上一个贫贱的女人，这类贱货他在平时连看上一眼都不屑。凡此种种，又与“饥不择食”相关。因为饿汉比饱汉更机敏、更警觉，同时他们的情感也较单一，较能摈弃习惯看法，等等。

如果需要为这类现象提供理论的证明，则不妨说，被压制状态有助于排泄情感的杂质，犹如一定的压力会挤出脓疮中的液体。而在境况危险或面临死亡时，许多人便会拼命地交配，像昆虫那样完成最后的生存斗争。这样，为抵抗压制，使自己能在巨大的压力下继续存在或幻想可以继续存在，生存者必调动一切力量来反击，这种“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方式，使他在情感上变得纯一，在感觉上变得敏锐。与此配套，生存者除集中精力，还要排斥内在杂质，如果他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必会削弱信心、稳定、抵抗力等等；并丧失方向感。

压制是提升生命力的不二秘方。这样看来，压制虽被一切生命所厌恶并躲开，但压制却有助提高生命的各种能力。且不说“生命起源于压制”的原理，我们称压制为提升生命力的不二秘方，还因为压制具有提升被压制者的道德力量、情感力量和行动力量的功能。

终于，人们多少可以理解什么叫做“被压制者”了。

（048）

何以被压制者能负荷如此重大的使命？他来到这世界上，带来了一个空前的预言：世界将永远成为被压制者的世界；世界是命运为被压制者预备的一份礼物。

命运之所以把这礼物，赐给最深度的被压制者，不为报答或慰借他，不是要他放纵一番、发泄一场──而是要有秘密的事业在他手中完成：命运把这礼物交在他手里，是因为知道他是最负责任的保管者：命运让他用自己的性命，重塑这礼物，以完成愉悦命运、震惊世界的创造性工作。他是命运的棋子。

（049）

真的，这潜隐在最深度的被压制者，却是《福音书，登山宝训》中所说的“清心的人”，所以上帝才让他接管世界。诚如异教罗马的元首马克思·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年）在《沉思录》中所说：“只有当不想统治的人成为统治者的时候，他的统治才可能是善的。”可惜的是，罗马的多神宗教只能给人带来伪善。奥勒留元首装出一副对于权力清心寡欲的样子，其实却死抱住权力到另一个世界，还把权力传给自己的低能儿子。

［回归一下历史也许是必要的：公元161年，罗马元首安东尼逝世。奥勒留和维鲁斯两人共同继承元首职位。169年，维鲁斯病死。180年，奥勒留病逝。这两人执政时期，多瑙河的日耳曼部族多次南下，奥勒留去世时，边境形势更为紧张。但奥勒留却把继承权留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康茂德，康茂德是一位放荡轻浮、优柔寡断的人物，他即位后，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签订了不利于帝国的边境条约，躲在罗马过起了奢侈的生活，还大肆屠杀对立的贵族，引起了臣民的不满。禁卫军官发动政变，杀死康茂德，安东尼王朝结束。值得注意的是，奥勒留的前任们有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那些确有统治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继任。但是，奥勒留这个伪善的“哲学家帝王”却让亲生儿子康茂德作了继承人。其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依靠血缘法则而不是能力法则上台的康茂德，无视自己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康茂德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不称职，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禁卫军训练有素、报酬优厚，但这以后已经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得以权。另外一个说明奥勒留这位哲学家帝王真实面目的身教典范是：他死后仅仅两年，他的女儿魯琪拉竟然阴谋暗杀小她十岁康茂德，事情败露后遭到康茂德的监禁和杀害。这种家庭内讧不禁使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帝王、“虔诚的佛教皇帝”梁武帝。］

而“清心的人”则不同于伪善的哲学家帝王，他将接管的世界，既非彼岸，也不在天上；他不坐以待毙地等候主人，也不行法利赛人的祭祀，他拒绝售卖罗马的赎罪券，也不以布施的名义欺财诈色。如果命运悦纳的话，他就借力使力地接管，他也不推辞千古恶谥。他知道，今日的被压制者，可能被明天的权力所腐蚀，并淘空其内在精髓。这命运的路线是：久经压制──获得力量──反抗压制──掌握权力──实行压制──自我放纵──腐化堕落。

而天命之子是稀有的。且即便天子也难免一死，精神总会委顿，肉体总有糜烂的时候。于是上述的路线，成为人类的命运。牧师的儿子尼采所夸张的“主人道德”，其实反倒是贫弱无力的病态标志。那些作威作福的老爷和横着走路的暴发户，比年轻的强盗更加可恶。理想的人，应是命运的工具，而不是任何利益集团的代表和打手。因为一旦成为统治阶级，没有不腐化堕落到底的，他们握有的权力，使他们不再创造奇迹，而是在消费生命！而我们的被压制者，则不是劣质阶层，而是传达天意的被压制者。

（050）

勿忘权力是毒药。因为权力与“被压制”是相反的概念。所以我们看到，在尘世间，越有权力者，越容易堕落；越无耻的人，越容易发迹。卑鄙不一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无耻一定是无耻者的旅行证。人的罪恶程度，是与他获得成功并掌握权力的程度，成正比的。权力越大，罪恶越大；罪恶最大，权力最大。由于活着本身，就意味多少拥有一点权力，所以，基督教的人类原罪说，真正触及到了人性的要害。不仅人有原罪，万物都因其自保倾向──即使那位“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天子。

另方面，唯有权力能解除压制，没有权力就只能受到压制。然而遗忘了天子的现代人众，却无法运用权力的压制来增进自己的生长能量，反而附庸权力的压制来消费自己的生命能量，结果使得权力的病态日趋严重。

（051）

现代人只注意权力，而不注意德行；只注意外部物质，不注意内部精神，可谓舍本逐末之至矣。因为权力毕竟是毒药，权力不能医治现代人的病态，反将毒杀千万亿病人。

权力之成为毒药，因为它不提升生命，反退化生命。握世俗权力者，鲜有不堕落的。“权力的作用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只有一句话：浪费生命。”世俗权力都导向罪恶，导向放纵，导向反制的生命力量的消退。故一切伟人，莫不因压制感而奋起；一切大业，莫不起源于绝望中的反抗。

这绝望亦为主观感受。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有什么难过的？他们过得比我们好多了！”可见，绝望者，起自伟大心灵的天生不平，这不平注定要改变世界均势和历史定局，打出新天新地来。而世俗权力呢？使人的生命流为形式，徒具其表，蛀空性情；它只会带来舒适、享受一类的清福，这仅仅便利生命的消耗；很少人会“放着权力不用”──他们的贪婪，终于使权力成为一切毒药中最毒的。

（052）

一个有权力的人（即握有高于常人之权力的人），要想不因权力而自我毁灭，必有超强的道德情操，而不仅仅是消极的所谓“自制力”，这才是《老子》所谓的“自胜者强”。自胜者，必以道德情操来凌驾生存欲望、强权意志。所谓道德情操，当然不是被动状态的自限，而是主动状态的热忱。一个真有道德情操的人，其最高座右铭必非“我不应该……”，而是“我一定要……”。

是的，正是他那不可摧毁的“一定要……”的固执，为他树立起千百个“不应该……”的戒律。只有在这意义上，戒律才是必要的。戒律的压制，酝酿、激起的反作用力量，使得创造的甘泉勃发。甘泉的勃发与荒漠的压制之间的关系，可与飞奔者与影子的关系作比：奔跑者为摆脱无处不在的阴影，为实现“脱离阴影的那种解放、透明的自由感”，竭尽全力地飞奔！甚至当他颓然倒下时，也本能摆脱阴影，但他却在这运动中，跑出辉煌的成绩。像流星发出触目的光，他的格言是：宁可短点也要亮点！命运作证，如果他不是怀着如此美妙的希望，是决然拿不出如许的精力来的！这叫“夸父般的疲劳而死”。如果不是疲劳地死去，他也会老死在床上或“死于安乐”。牛栓在桩子上也不免一死！创造者与压迫力的关系也是如此。创造，是受思想的驱使，渴望摆脱压制的窒息。否则，即使死亡也不能帮助你摆脱那普遍压制的阴影！

（053）

在我看来，无论庄子的坐忘还是印度的瑜珈，都是渴望摆脱压力的努力，是以彻底的放松来对付无孔不入的压制。它们通过制造“内在的吗啡因”，通过做个“活死人”，把力量集中运到特定的方向。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端。这甚至可以使死，成为复活的中继站、再生的渡口：从一种被压迫状态转移到另种被压制状态；从一个地狱摆渡到另一个地狱。正如犯人在押解途中，不免设想新监狱的种种令人振奋。……并怀着期待的欣喜，来迎接可能是更坏的苦难……美哉！神啊！这就是你的救赎？这就是你对人类的最高的爱。

由于兼容了神性，那“道德情操的载体”天生就不属于这个“现存的世界”，这“可感的世界”，这“人类意义的宇宙”。所以他绝然超越这世界，他与这世界之间无牵无挂，可以一刀斩断似乎斩不断的流水，更何况离愁乱麻之类的干系！正因此，他无从滥用他的权力，即令这权力此刻体现为世俗的权力；唯有他可以免受“权力的毒害”？正如鲨鱼感染不了人类的许多疾病？这是由精神类型的异常，预先决定的！

（054）

成吉思汗的真正对手，不是他的故国，不是那横遭其军团蹂躏、毁灭的异文明；他的真正对手乃是以其部众为最典型代表的多数人动物性；那异文明的复杂份子，当然也属于这个范畴。

A，蒙古各部先后对成吉思的兴起所施加的压制、迫害，刺激了他的锐迸、崛起。

B，铁木真对文明各国的征服过程，实际上包含了对其部众的“隐蔽屠杀”即“借刀杀人”的含义。

C，成吉思汗如此一箭双雕，如果不是出自阳谋远虑，就显然出于无意识的引导，也就是所谓的“代表天意”了。

D，铁木真对被征服各国表现的蔑视及仇恨，是对那些从小就迫害其家族的众多恶邻、叛徒以及蒙古各部的是嗜血成性的敌对势力的“移情作用”。

E，由于这种移情作用，成吉思汗对恶邻、叛徒、蒙古各部的战争，成为隐蔽型的，而其公开的战争则成为国际范围的征服。

F，情绪的普遍化、齐一化和情绪的哲学化身之关系。

“决定历史命运的鞭子”如成吉思这样的屠夫，要感谢多数人对他的压制。故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陈词滥调是安慰“天意的仆役”，是“对自己也并不怀有善意的”那种。如此一意孤行者，方可以当得起“文明史的精子”，而把多数人所构成的社会列为被动的腹腔与子宫：精子突入，阴阳交感，历史生焉。

全世界的少数人联合起来（而不是全世界无产者无赖者联合起来），全世界各种族各文明各国家各阶层的少数创造者联合起来，种族、文明、国家、阶层的藩篱与隔绝，打破团结在天子旗下，联手创造全球的未来！排除你们之间的纷争，全面突击多数人惰性的腹腔：以此判决历史，也判决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你们不是代表自己实行终极审判：而是代表命运实行过程的判决。为此，也仅仅为此，你们才拒绝自相残杀，因为你们是党同伐异的世界精英。

（055）

“少数人”反抗“多数人”，也就是少数人反抗社会，出以不同的形式则生不同的命运。它若出以文化的创造这形式，就有一个文化繁荣时代的来到。它若出以军事斗争这形式，就有一个强权中心确立，它若出以宗教狂热这形式，就有一种新宗教的崛起。

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成功镇压、严酷统治，诚然造成“暴政”；但不会马上形成可怕的僵化。只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成功压制、严刻腐蚀，才会使得整个文化的活力趋于衰微……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并不是僵化的，王朝末年才风行腐败。通过系列观察和反省，我们终于认识到，“多数人意志的胜利，是文化的末日。”也就是王朝末日。末日经常不是“暴政”的别名，而是由伸张“正义”的行动导致的。如果这正义，意味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成功压制和有效腐蚀；如果那暴政，意味少数人驱使多数人奔向某个聚焦的目标……

（056）

“权力”倾向于“肯定”，哪怕是欺诈式的肯定。“权力”肯定了创造以外的一切东西，而这一切东西却终不免是归于否定的。其之所以是否定的，就在于它们并不像“权力”的占有者所昭示的那样积极，而是极为消极的腐蚀性存在。除创造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消极，都是“阴”。只有创造才积极，才是“阳”。

“权力与创造不共戴天。”应当广义地理解这句话。我不否认权力也有创造的潜能，但这只是巧合而已，是创造性导致了权力，而不是权力导致了创造性。成功的权力，只会削弱创造力，使创造力从非创造的孔道中发泄出去。有时，权力刺激也会促使创造力高涨，但权力刺激不可过大，过大反而磨灭了创造的冲动。尽管权力催化了创造潜能，但创造的高涨不是产自权力。人的本能总是千方百计用权力以求纵欲，所以权力对他们意味着灾难，“德行”与“权力”在他们身上是对立的。权力越重的人，道德越败坏，只有深受压制者，才成为“有德之士”。

（057）

如果暂时撇开这一点不谈，而有兴趣找一点更直捷、更切实的“原因”时，便不难发现：由于科学的进展，人们干预自然进程的权力也相应加强了；由于“群众时代”的到来，人们干预社会进程的权力也得以强化──但结果又如何呢？心的嗜欲越来越强，人间冲突越演越烈，上述两种权力的强化，到头来都灌注到野心中，使之无比膨胀起来。于是，运用权力来“享受人生”，而不是“追求人生后面的虚无”（如“彼岸”），就成为人生唯一的目标及内容。

（058）

有胜利者，也有胜利者的先驱。胜利者的先驱不是胜利者，但也并非失败者。革拉古兄弟的平民化宏愿，由恺撒和屋大维的独裁变相地完成了：平民和贵族在独裁统治下变得平等了。和近代西方世界和现代全球化的进程相反，罗马的贵族不是由平民革命消灭的，而是由僭主政治消灭的。古代中国也有相似之处：陈涉、吴广的平民野心，在项羽尤其是刘邦的身上得以兑现。

在宗教领域，情况更妙：施洗约翰的头颅，奠定了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并通往使徒保罗的死囚牢，最后在罗马阴暗的地下礼拜堂里，才升起了教牧系统的宝座。

A、多数人的放纵和解放，这态势本身，就构成对少数人的压制──这些少数人的心灵敏感，这可从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三者递进的）上得到说明……当多数人由于放纵和解放态势而在尽情释放能量时，受到压制的少数人却由于对这态势的极度反感，而在积累能量。

B、随时光流逝，多数人由于无拘束的放纵而空虚，并精疲力竭，少数人却由于压制，积累庞大的能量，进而铸成组织。于是力量的对比，至此完全颠倒过来：少数人储存的能量，已经远远超过多数人储存的总和，少数人于是构成“对于多数人的优势、吸引和不言而喻的权力”。──普遍的压制时代悄然来临，取代前此的普遍的放纵时代。

C、这普遍压制，是需要以“能量的释放为后盾”的。少数人尽管奉天承运地施行这压制，仍需付出他们在经久的压制状态下所悄悄积累的能量。而多数人却因被压制而敛迹，从而开始再度积蓄他们的能量。于是力量的对比，再次反转过来：经过一定的时间，渐渐的，少数人所体现的那种普遍压制已经镇不住多数人的能量勃发，于是普遍压制又开始出现裂隙……

D、这种被压制状态下的能量勃发，慢慢开始采取一定的途径，在薄弱环节进行渗透，随力量对比的进程及其“剪力差”（少数人因“控制局面”而消耗能力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力量，多数人因继续受压而不断增加力量。这样，“少数人”与“多数人”的角色又开始再度互换了……）──旧有压制的裂隙越来越多，从中流失掉的能量越来越大，逐渐导致旧有压制的全面崩溃。

E、这全面崩溃之势一旦形成，能量的释放（解放）就变成毫无目标的四处流溢（放纵）了！创造性于是变成破坏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追随，使得数量上的“少数人”日益得势而变成“多数人的统治者”，结果堕落成滥用权力的先锋。

F、随同新的多数人而四处流溢的放纵行为，使得新的压制效应又对新的少数人形成……于是，一个重新凝聚、重新压制、重新破裂、重新放纵……的进程，再度开始！

G、多数人的放纵和解放，这态势本身就构成对少数人（他们心灵敏感）的压制。这可从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这三者是递进的）上得到说明。当多数人因为放纵和解放态势，而释放能量时，少数人再度却由于对这态势的抵御而积累能量。

（059）

展读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世界近代史，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西方人作为整体而言（而不限指某阶级某区某国的西方人），已经日渐耗尽他们数百年来亢奋不已的精力，而陷入类似马其顿世界甚至罗马帝国晚期那样疲软不堪的境地。有一天，西方人将再度成为一群丧失意志、缺乏活力的木偶，仿佛希腊罗马文明的晚期。那时的人们会大声叫道：“他们一千年间的创造力哪里去了？”真的，他们五百年间的嚣张暴戾哪里去了？被他们得志猖狂的纵欲，给活活葬送了。

心的力量，是独特的历史现象。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任何巨大的文化创造力，没有几百年时间的涵养，是成长不起来的。而西方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极端“黑暗”的五百年间、以及随后五百年间（公元500─1000年的前文艺复兴的“灰色”时代），千锤百炼涵养起来的元气，已经被最近五百年间即1500年以来的地理大发现）的扩张，终有消耗殆尽的一天。压制时间越长、压制程度越严、压制的感受越痛苦，则报应来临的一天，反压制的创造力，开出的精神之花也就越是疯狂，醒目、馨香、经久不衰。

（060）

我们毫不怀疑，西方人在一千年间（公元476——1457年）的“黑暗时期”积蓄的心力，现在已经几乎涣散。所以在二十世纪继西方之绝世者，已经落在西方以外的重心上：作为西方世界的蛮荒边疆而出现在历史中的苏俄、美国及东亚。这些半西方化的（美国四分之一黑人化、四分之一犹太化、四分之一印第安化；苏俄半蒙古化、半回教化；日本、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欧洲化）族群，其衰落当然也会稍稍落后于西方的主体（即西欧，西罗马帝国的遗址）。不过，苏俄与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日本人由于他们岛国的偏狭（地理的、心理的以至于生理的），基本上只能处在配角的地位。我们兴高采烈地看着现代中国所受到的、来自全世界的严酷压制。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八国联军压制，有助于中国建成一个世界国家，有助于中国有一天返回去、挥发出，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球影响。

我们怀着更大的惊喜、更大的感恩，来预言中国也许要遭受的更大、更全面、也更符合奖惩原则的严酷压制。因为我们确信，这中国的涤罪祭，将使新的中国人获得更大、更全面、更符合奖惩原则的能力！现代中国的痛苦，上承祖宗的余孽，下启后世的生机：我们欢呼更大的危险、更大的机会！

到那一天来临，人们所看到的世界，将在许多方面与今天的世界正好相反。那时的人们会承认：罪恶感……自卑感，并不是“心理病态”，而是在不利的生存状态下，即身处“逆境”时保护机体免受过度损耗的某种自卫机制。自觉有罪与不洁、自觉软弱无力，尤其是自觉渺小卑劣，可使受害者们的采行类似“冬眠”的举步不前的方式，自我保护起来。如果没有低调形式的自我谴责，主体反会由于与自身能力不相乘的过度的支出与扩张，而陷入虚脱──正是由于这种生存的智慧，对不甘受害的受害者来说，意识天神、承认天神、依赖天神、崇拜天神，才成为生存平衡所必须，成为“人类得以保持其尊严”的前提。尤如持续的焦渴，是意识清泉、承认清泉、依赖清泉、崇拜清泉的生理前提。

（061）

关于“老公猩猩”，我们是这样看的：不能仅从年龄去判断谁是老公猩猩；而要综合以下指标去衡量：

A、他们的“生物文化”年龄，这在中国一般要到五十岁左右，而在美国到三十就差不多达标了。

B、他们对社会进步的抗拒。

C、他们对社会权利的掌握程度以及决心滥用这种权力以维护自己或隐藏或公开的个人欲望的程度。

D、通过镇压和虐待年轻一代的活动，他们积累新生命的尸体，以及他们运用这些尸体去进行祭祖等邪恶拜物教的广泛程度。

这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老公猩猩以及是“几星级”老公猩猩的重要参考数据。老公猩猩的特性越强，则他所应荣获的级别也就相应越高因此，研究者完全可以对他们授衔，像一位总统对他的将军们授衔一样。

一星级的老公猩猩：这是平凡的老公猩猩……五星级的老公猩猩，这是最显赫、最狂妄、最有权力、最专横跋眉、最富于残余的强烈本能的老公猩猩。

我们给予五星级的“老公猩猩”以最高的评价，他们用自己的反动性抵御自身生命的颓废，使年轻一代的精神很快像老东西一样荒废掉，正是这种被遏制的年轻的精力，像困兽的暴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青年”，这是某种要比“奴隶”和“人民”远为实际，且生生不已的力量。但在中国社会，这三者的地位是相似低下的。

我们正是在此“压制”的意义上，认可了老公猩猩们的“历史贡献”。所以我们用文字为他们堆砌了繁多的金字塔，如二十四史、革命传统等等。在这里，我们也就不须辩论或指责历史学家们的奴隶性或人民性，因为奴隶性就是人民性，人民性就是奴隶性。

（062）

以下说法也许刺耳，但大体上是真实的：制度的力量，不是通过它的合理性体现的；而是通过它的不合理性体现出来的！因为，某制度所据以产生的不合理性，恰恰赐予某些特定的人与集团以特殊的不合理的利益，从而激起他们的疯狂欲望。这些兽性及其兽行，才是林彪题词所谓的“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这等疯狂的实际需要，使得社会遭受了种种压制，说明制度先天的不合理性，正如某观念所据以流行的动物性需要，如何能说明那观念的真理性？

制度的最大的不合理性，还来自它的“齐一性”。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人物是极其矛盾的……总之，一切“生活”都是“活生生”的，但制度却以自己的无私面孔“一视同仁”之，试想，这是仁还是不仁？这“合理”吗？合理？除非你承认，最大的无私，起源于最深刻、最隐蔽、最被人所讳言的私心！个人的，集团的，民族的，乃至人类的──私心。

（063）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而制度却强求一致。制度，要对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物，进行相同的处置。“去人化”，是一切制度的共同特征。但历史的新潮，却是由少数的、特殊的、罕见的甚至是怪异的人格，触发、指明、表彰并夸张的。脱离了新潮，历史就将沦为一潭死水、臭水、污泥浊水。脱离了少数的佼佼者，新潮既无，历史成为腐尸。而非人化的制度，所具有的天然使命，就是拼命压制少数人，让他们胎死腹中。在这种扼杀功能上，各种制度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们压制创造的不同形式，至于它们的压制性，则无不同。

掀动新潮少数人，不但与多数人处于深刻的对立中，且与“保护多数人的权益”的制度，处于全面的紧张关系中。他们要突破制度，制度则“把他列在罪犯之中”。没有理想的处方，因为情况千差万别，因为个性层出不穷，这使一切条件变动不居。理想的处方即使有，最后也只能堕落成为某种“制度”，即僵硬死板、强求一律的桎梏。

（064）

中国传统中的“风水”观念，也可解为反制观念的古老表述。“风水”好的地方，也就是压制得恰到好处的地方。所以，任何“开放状念”，也都是对好风水的釜底抽薪和致命一击。

一定要有所压制，而后才有所兴起。开放诚然是兴起之果，但又何尝不是兴起过程的终结呢。一切世俗的伟大及繁荣，都是对开放过程消费，没有不终得其报的。

（065）

原始的巫术曾是当时的科学；现代的科学也总有一天会成为后人凭吊的对象。各个时代的科学，都有过它的功能，又都是不完善的。各种形态的科学（现代科学只是它的发展得比较充分的一部分），都只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不是人类智慧本身。

而许多流行的见解，却把这二者随意混同起来了。这一混同，是“科学迷信”的核心。但事实上，一种科学体系可能寿终正寝，但人的智慧之源却不会随着一种科学、一种文化的蠹败而枯竭。科学（它的派生物是技术）对人的生活的物质价值──相当于宗教对人的生活的精神价值：本质上都是启示性（科学术语则是“启发性”）的。

这一事实还决定了“科学”具有先天的两重性：一方面，它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奇异光芒；另方面，对这一光芒的崇奉，又可能压制人类智慧本身。有一种很大的危险常常出现在历史之中科学的光辉遮蔽了人类智慧的视野，使智慧的视线因之扰乱了，这是可悲的本末倒置。而不适当的“教育”──往往扮演着这类悲剧促成者的角色。

（066）

科学万能的信念、科学本位的理想正在发挥着类似于古代宗教教义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规范的社会功能，这使它成了不折不扣的现代迷信。它根本不顾这一情理：人，不是机器，也不是长着“大脑”、带着“精神”的物质。人是人，人是活生生的、有着广泛要求而又爱好新奇事物的智能动物。人，是被好奇心支配的动物。人，爱好矛盾的东西──所以，历史不断“重演”、不断划着巨型的“圆”。是人性而不是培根所谓的“宇宙的量尺”──给文明之流如此之美的活泉，激起五色交映的层层涟漪。

不打碎这些压制生命的现代迷信及其标准化的枷锁，寓于人性中的创造力，就无法自由展开它雄奇的“十面之翼”。不驱除这些碎片残骸，中国的精神之化，就无法开在历史的原野上。中国人，就闻不见它的奇异。

固有的精神规范的僵硬，使寻获新力量的努力一再受挫。结构之内无法容纳的力量，只有到结构以外去发展自己。用理性的语言无法表达的思想，只有借助超理性的意象。宗教就是一种意象。诚然，宗教的冲动，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这种简单化发白人心那要求超越已死规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原始呼声。它并不是真正恶意的反文化力量，因此，在吸收了新科学思想之后，它也可能长成灿烂的智慧之树。它毕竟还没有僵硬、定形。它毕竟还充满好奇心，还不拒绝接受新事物。它尚未形成一些固定不变的框框和“原则”。它还怀抱着热烈的憧憬，它还希望着新的太阳。

当活宗教变成一些死迷信和死信条之后，它本身也就失去往日的青春活力了。这时，它也像过时的科学系统（如托勒密的天文学、邹衍的阴阳五行说，等等）一样，没落成为一套套固定、繁琐、滑稽可笑的“教义问答”。它的仪式充满压制人的气氛。它的规矩顽冥得可怕。只有到了此刻，文化之轮才反转过来：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科学思索开始起来，力欲摆脱宗教规范的束缚。这，曾是文化复兴运动的使命。

哲学的理论，当然不等同于自然科学、社会学、尤其是心理学研发现的事实。但是，有哪一代的哲学前进，有哪一代的前进中的哲学，拒绝从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吸取自己的养料甚至灵感呢？它要以此冲破传统的层层壁垒；它注定要劈开当代迷信的云山雾障。

“拔本塞源”──只能导致腐化颓废。

（067）

文化的本体论对科学常识全面开放，它在科学之岛上起飞，进入寥廓的文化天穹，并不把自己的生命消融在科学岛上的荆棘丛中。因为它的使命不同于科学。现在流行着一种学术的时尚，是用系统论或工程学的方法去分割、解释人的文化活动，将人的有机活动与无机世界的运动等量齐观。由此引伸开来，竟产生了以“科学的方案”去构建人类意志行为的冲动。

在古代的拜物教徒那里，我们曾看到类似的表演，即，为了使人服从宿命论的压力，而使大众相信，他们的行为是受到一种机械原理的支配的。他们因而匍匐在此，不敢创制新奇、“越轨”之事。现在，这种重新流行起来的宿命论，却以现代科学的名义和“方法”，畅销一时。这种科学宿命论，有窒息人类创造力量的危险把人当作无机物来对待的含义，不仅是一种亵渎（亵渎了创造之主），而且会招来新的蒙昧主义浪潮。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分属两个界域。

文化的创造当然可以取法自然的启示；但文化的研究却不可与自然的科学混为一谈。自然科学与文化研究之间有分寸的外交关系，应是“礼让三先”的互相宽容，以克制越俎代庖的原始冲动，避免由此造成的甘泉塞堵、荒漠蔓延。科学，不应充当杀死人的性灵的凶残表演者！

评判一种理论，须进入到它的文化土壤中，体察其根部状况。因为理论的得失，原不在其自身而系于它的文化功能。具体说，对待流行的理论尤应慎重：随着地位的上升，它的压制性增强了，它的弊端开始显露。种种文化的假象，开始成为对世界进行评判的依据。

“还有一类假象是从哲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条以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移植到人们心中的。我称这些为剧场的假象（也叫剧幕的假象）；因为在我看来，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只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表现着人们自己依照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造出来的一些世界。我所说的还不仅限于现在时兴的一些体系，亦不限于古代的各种哲学和宗派；有见于许多大不相同的错误却往往出于大部分相同的原因，我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同类的剧本编制出来并以同样人工造作的方式排演出来。我所指的又还不限于那些完整的体系，科学当中许多由于传统、轻信和疏忽而被公认的原则和原理也是一样的。”（《新工具》第1卷44节）

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培根的话，则发现，“公认的学说”由于受到了无条件的认同，而免受怀疑的检验和运用的限制，因而为害愈烈。因此，健全的头脑对于流行性见解必须加以格外的反思。

（068）

我们无意于评判十九世纪欧洲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禅宗以外的佛学不计在内）的优劣高低。我们只是指出这两种哲学的根本不同，难以准切类比，更难以互相附会。它们各有各的道路；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存在价值。哲学与文化上的异化时代结束了。中国哲学，应在哲学世界占有它理应占有的地位。中国人，不应自行放弃这一地位。

中国人，要是放弃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哲学地位，就等于变相放弃了自己在世界竞争中的现实地位。哲学是生活的第一步，而确立自己的哲学本位，则是民族生活全面振兴的开端。偏重认识的哲学，只知道唯物与唯心的分际。但懂得伦理并尊重伦理的哲学，却用“压制”和“反制”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去体验宇宙的潮汐、文化的升沉。这，就是中国的心灵之光。这，就是中国的精神之眼。任何外来的强力都不可能长久压制它。你看它跃跃欲试，好像在告诉世界，总有一天，它会发出那旷世的呐喊。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压制的哲学和哲学家”、“反击的哲学和哲学家”这样两组新范畴来为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呢？

新路也许是危险的，它遍布无人问津的荆棘。新路又是有趣的，只在新路上才有着新的天地、新的星光……新的艰辛，新的泪水……以及新的绝望和新的希望……我们用互相渗透的方法去看待这两组范畴。但没有纯乎其纯的“压制性哲学”，正如没有绝对的“反击性哲学”。

（069）

压制──反击：人类的心灵永远在寻觅着相反的东西，和自己缺乏的东西……所以，任何涨潮之后，都有退潮；任何退潮之后，都有重新涨起的惊涛。精神的太阳也有着它的明暗圆缺。

这，就是历史音乐的基本主题。

所谓反击性的哲学，像王充的哲学、王艮、李卓吾、何心隐的哲学，多少带有这种色彩。早期的王阳明哲学，也有反抗压制的意味。魏晋玄学比两汉经学显然有着更多的反抗性，更大的活力和更新颖的眼光。因此，它在哲学史上的价值，要远远高过后者。“新颖”，这不仅是艺术的准则，也应成为思想的光。越是隐秘着反对流行见解等内涵的哲学，就具有越大的反压制力。而反制的冲力十分旺盛的思想或学说，也往往采取迂回甚至晦涩的表述方式。这是因为，它还在“方成”之中，还有着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还在探索自己前进的方向。但就哲学史而言，正是反制的哲学，赋予哲学界以思想上的活力。它是精神天地的催化者。

（070）

哲学和生活相似──力量比规范更重要。力量创造了规范，规范约束着力量，但规范本身却无法创造力量。因此，哲学的力量比哲学的规范更可贵。哲学，与其变为死板板的认识的结晶，还不如化为活脱脱的“想象源泉”。哲学，与其是一种固定的信条，不如是一片变动不居的精神表达出来的精神。但哲学本身却并不是一种表述，不是一种媒人耳目、套人心智的形式或巧夺天工、瞒天过海的方法；哲学是精神的倾向，哲学有着自己的文化功能。它以“精神上的抵抗”弥补文化过程中的缺失。它用新颖的形式和奇妙的变形记，反对“压制”。

要学会用自己民族的范畴说话。用别人的旧范畴，表达不出自己的新思想。因为范畴本身原就是一种限制。不同的念头，要用不同的范畴来焙制。否则，范畴就会阉割了念头。前人的范畴再能传神，也只是传了他们的“神”；对于我们新精神的阐发可谓障害大于裨益。“务去陈言”──不仅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且应该是哲学前进的主要特征。

（071）

二十世纪的综合哲学尚未诞生。

这不是二十世纪的人们过于缺乏创造力，以致被死魂灵们缠住了。这是因为，二十世纪的人们相比之下太富于创造力了，以致他们的世界观迄今难以定形。它，几乎是液态的、交融的。它充满摇曳不定的自相矛盾、富于活力的彷徨企望，它还怀着“超越理性范式”的冲天梦想。这梦想如此巨大飘渺，以致很难系统而确定地阐述它。“诗”与“哲学”就这样结下了难解难分的缘份。

二十世纪的科学太富于活力了！二十世纪的思想富于锐进精神；二十世纪的社会太动荡了；二十世纪的政治太远离“传统的美德”了……而二十世纪的诗与艺术，更被系列交错的空前压力所激动，冲破各层藩篱，逾越多重禁忌。这佯，就使得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学理性的总结”一再被淘汰掉。但是更换学说的内容，经常变改学说的招牌，其要质无非在汲取精神的冲力。

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已经脑满肠肥，他们已经无力适应这空前的剧变，更别说用自己的学说去指导变革了。二十世纪是科学与文化发达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哲学的式微世纪。取代了哲学的宁静的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非理性的艺术骚动”。

只要一种哲学能够提供一种暂时性的力量即使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马上就有人大规模地利用它。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基本属于一种心理方面的权术。尼采，和形形色色的尼采主义者集团突出地象征着这一“精神毒化”的深度。

而“真哲学”是什么？用“压制”与“反制”的观点来看，哲学无非就是：反抗那“普遍压制”的“精神之化”。一切前进的哲学，一切活着的哲学，都是反抗的哲学。尽管，有时像耶稣那样号召非暴力和不反抗，但骨子里却充满了对暴虐统治的憎恶。这表明，它们是些不反抗的反抗，非暴力的暴力。这，就是“哲学力量”的根本所在。

（072）

年轻的哲学是有力量的哲学。正如新颖的知识是有力量的知识。有力量的哲学是要前进的，它永远在生成着，它永远不固定。它向压制它的那个既定的、已成的实存世界，不断抗议，它只是在追求自己的运动和自身的归宿。

从骨子里说，作为“精神之花”的前进哲学，都不见容于它们处身其中的时代和社会。只有规范到僵死程度的哲学，作为“精神墓碑”──才受到无原则地普遍崇奉。哲学的发展和功利原则与市场价值是格格不入的。

“精神之化”要冲破习俗的重重阴霾，因为它们看到了阴霾背后的点点星光。精神之花，要么成为精神的太阳！要么无可挽回地枯萎凋零。

前进的哲学家往往因此而备尝流放之苦──他们反对习俗的谬误和思想界的陈腐，因此，孔子有周游列国、绝粮陈蔡的悲叹，斯宾诺莎则宣布自己是没有祖国的人，苏格拉底被他的父母之邦灌进了一盅毒酒，耶稣基督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钉上了十字架。

在这里，支配着这一命运的，仍然是那永恒的基调：压制与反击。反制的力量一旦露出要摆脱它的压制者的强烈倾向，专横的压制力量就立即排斥它。这几乎养成了一种机械式的反应。

“放逐精神之花”──这就是世界权力中心得以自我炫耀的唯一理由？

权力中心已经习惯这样了。这些放逐，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近乎条件反射的举动。一发现异己倾向，就立即扑灭它。根本不顾及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是“值得”还是“不值得”……还有什么比这机械的冲动更严重的浪费和更惊人的破坏呢？还有什么比杀害耶稣基督更为令人发指的罪行呢？

历史一再重复叙述着这些阴郁的放逐故事。人们，一面激动地谴责着过去时代的这类放逐，一面在庄重地执行着自己时代的这类放逐。谴责与模仿，并行不悖地骈进着，其实并不滑稽。因为我们毕竟看到了庄严的流血与肃穆的火刑，即使我们当代，虽然没有十字架和火刑柱，可是为思想而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

（073）

“鲍吉亚（鲍吉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理想王子的原型）关于法军征意一役曾经这样说过，他们只是手执粉笔前来画出自己的寓所，并不是使用武器来打开自己的进路。我也愿意使我的学说同样平平静静地进入那适于接受它和能够接受它的人心之中。因为，凡分歧是发生在第一性原则和概念自身、以及甚至是在论证的形式的时候，驳辩总是应用不上的。”（《新工具》第1卷35节）我们如此重视培根思想的最大理由，是因为他与我们在“文化大时代”上，不乏相似性。培根是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史的，而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人也是如此！（“文革”就是我们的“中世纪”。）虽然从培根到现代，西方文化已由弱小而臻于强盛；但在西方已经过时的培根，却正适合中国当前的需要！例如，培根所倡导的近代学术方法，在西方世界已经由反击性的角色，变成了统治性压制性的角色。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它还没有获得统治地位。

全方位地看，西方文化的步伐，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画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实现了它的历程。如果说，培根的时代是西方文化系统的“起点”，那么，现代西方已到了接近“终点”的文化阶段。尽管，培根立足于他那时代的种种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化的环境中，只要稍稍变换一下角度，就获得了格外深刻的启发性。

（074）

雾霭中冉冉升起……在这种深沉而激动的企望中，有着多少真纯、多少幻丽。我们没有权利、没有力量，去寻觅我们自己梦寐以求的精神故乡？

不。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是比康有为的佛教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更有活力的民族家园。而新的综合哲学，真正的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只能是“动力的综合哲学”。只能建立在对动态世界和动荡社会的观照上──因为它力图应付（即所谓“解释”）的当代的全球化世界，乃是一个信奉动力的世界，乃是一个被各色各样的暴力驱迫着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了比浮士德博士还要狂热好动的没有心肝的世界。

然而，崇拜各种暴力的当前世界，本与追求宁静的哲学静观，

（075）

千百年来的迷误使人确信，命运是“线型”的。它被描述成一根红线或黑线，贯穿于生活的发展的过程之中，并有形无形地支配着进程。

命运不是线型的，而是一面罗网。它不是一面罗网，而是一泓汪洋……且是沸腾着的无限珍异和无穷苦恼的迥深汪洋……

鼎沸，既意味着“上升”，也意味着“下降”。

命运，既包容着“沉沦”，也包容着“反沉沦”。

命运，是“压制”，但又表现为“反击”。

“反击”──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个作为表象和存在的现象世界……这个“无穷动”而不可言传的宇宙……就是我们的命运。

沸腾的命运不同于特定条件下（比如地球的海平面）的沸腾之水，它不一正必须1O0℃；它可以是O℃的，也可以是任何温度的。

水，其实也是这样的。在它“鼎沸”之前很久很久，悄悄的“沸腾”就已开始，而且逐步加剧，直到我们的肉眼可以看到它，直到我们的心眼能够判定它！

（076）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

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

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内篇·应帝王》）

“浑沌之死”，在庄子的笔下是被作为一个悲剧予以描写的。

但就世界、人与文化而言，“浑沌之死”却是新纪元的一道曙光。

“浑沌”要是不死，将没有宇宙，没有世界，没有人类，没有中华精神之美，没有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正因为“浑沌死了”，天地才得以开辟，万象才得以化出。

中国的“浑沌之死”，其实也就是《圣经·创世记》里的第一天故事。

牧师的儿子、身患梅毒的叛教者尼采盗用民谣说，“上帝死了。”（无独有偶，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某位神汉，则盗用陕北民谣展开造神运动，自称是“中国大救星”，仿佛要填补信仰真空）──不幸，这成了现代西方社会卑贱化和文化粗鄙化的堕落借口。除此之外，它哪里具有什么更普遍的内涵呢。

在很大程度上，“上帝死了”本来是描述耶稣基督为罪人死的无上业绩；结果成了现代西方人堕落的信仰状态的隐喻。

不幸，“上帝”，在光头党的精神领袖尼采那儿，是作为社会意义上和文化意义上的“浑沌状态”而借用的。浑沌状态，也就是“极阴状态”、“死寂状态”，是语言中的“完成时态”。反过来说，也是新社会、新文化开辟之前的原始态。光头党尼采所想象的上帝，是静态的、阴柔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个路德派的宗教蠹虫。而希伯莱先知书里的上帝耶和华，却是动态的、阳刚的。就这一点，尼采并没有从《先知书》上学到他本来应该学到的东西。可见，信仰和吃饭经常是对立的，吃教者常常叛教，牧师的儿子光头党尼采，就是这样讲述了他的疯狂故事！

而中国思想的觉醒却告诉我们：

文化，社会，是在彻底破除了浑沌的魔法之后，才卓然生发的灵性之花。灵性，是在克服了，至少是成功地抵制了物质的惰性、人欲的阻力、权力的压制之后，才诞生、存在、发展的。

在与那阴沉浑沌的对比之中，它们是多么娇柔而脆弱！

但它们毕竟存在了，它们的存在，就是破除了浑浊势力、蒙昧意识的“禁忌”和“诅咒”的结果（“启蒙”），它们的发展，也必须仰赖对禁忌的不断破除和对咒语的不断废弃。禁忌，这是文化的死敌。

（077）

人、文化、社会、灵性之花，这是从浑沌的沉沦趋势中升起的革命之象。但作为对抗压制的反击形式，它们本身却又是极不稳定的。

它们各自都有一篇悲哀的故事，各自都有一大厚本──满载浮沉、兴替、荣辱、休咎、忧戚、悲喜的“珍藏的浪漫史”。

社会，有“社会的浑沌期”。

文化，有“文化的浑沌期”。

人，有“人的浑沌期”──甚至伟人和天才，也不能尽尽免于此运。区别仅仅在于，“浑沌期”与“开化期”的比例及其深度有所不同。

而“精神之化”，也有它浑沌蒙尘的难言时分。

“自由的象征”，也不能与浑沌一刀两断，不复往来──何况其它呢！自由，永远都是奴役的派生物……

（078）

“自由”，这是普遍压制与永远沉沦的“反击之子”。它，像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却又称为“人子”一样，也是被决定者。“自由意志”，这是由自己作出选择的“它者的无言规定”。

在古代中国人的灵性思想中，常用“道”来描述他们对浑沌的逆向感受和认知。而他们也深深知道，“道”是讲不清、说不明的。它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正如浑沌之只可间接感受而不可直接目睹一样；“道”，也是人们试图分析浑沌的哲学努力。尽管经常是徒劳无效的。

（079）

我们的“太朴”，不是《老子》式的阴谋家之朴。正如我们的思想，全然不类《老子》的雌性的玄牝思想。我们的太朴，不是来自侯王的殿堂，而是来自宇宙的底层。太朴是阴性的、坠落的、永远下行的……它广大无边，哪里是阴谋论的理论家、“哲学家”们“守”得住的。

作为主宰，太朴是沉默的。正因如此，人们对它视而不见，反而把它当作无谓的浑浊、无用的“渣滓”、驱散不掉的“阴霾”。这种评价，与《老子》的思想可谓两个极端，尽管两种评价，都不足确切的描述。太朴潜伏在现象背面，比康德的物自体更为隐蔽。它是不主宰的主宰者。《老子》称它为“长而不宰”……关于这一点，他倒是说对了。

作为本原的太朴，映在中国灵性之眼中的基本属性，在是普遍的压制与永远的沉沦。中国的灵性决不像《老子》那样推崇它、赞颂它，相反，我们只是把它看做一个不可逃避的宿命和挣脱不了的本原，一个不得不接受和不得不认可的“无名之朴”，用一个象征性的符号──〇──可以说出我们对它的感受。

（080）

雌性的恐怖大王“浑沌太朴”──是高于阳性创造者的文明本原、人类本原、宇宙本原！

“雌性的恐怖大王”──用以表述、象征我们对“本体”的感受。

“浑沌”的形象色彩更浓。它使人想起一片窒人呼吸的阴霾。

“浑沌未开”──这是多么可怕地粘滞着雄性想象之翅的雌性之泥沼啊。

“太朴”的哲理意味更浓。“太”使人感到它是“唯一的”；“朴”则给人以无形体、无色彩、甚至无性质的感觉。“太朴”，引起人们某种简单但重大的联想。这联想难以名状。

两者混同起来，形成一个朦胧无匹、绵延无稽、不可言传、难以想象的本原；同时，又是无所不在的本体。

“浑沌太朴”──这是用极度的压制迫使中国的灵性之花起而反击的阴性本原。

她，是中国灵性的迫害者与激励者。中国的灵性之花，则是她的反抗者与衬托者、映现者。尽管，作为一个观念说，它并不是无限度的。

浑沌太朴──不是“始动者”，不是“第一动因”。因此，她不是上帝、造物主；而是原始母神。她这貌不惊人的“最初者”，像是生育的陶俑，大腹便便，无形往来的根本之象……怎能与威力无匹、目标明确的“造物主”相提并论？！

而作为造物主的创造者，始动者、第一动因──在中国哲学中用“阳”和“乾元”来表达。

而浑沌太朴，则被形容为“阴”与“坤元”。浑沌太朴是完满的，她因而无须乎创造。可是阳性的“乾元”却感到自己的脆弱性，它看见了自己是反击者，是派生物这一事实。正如在人看来，宇宙是完满的，而人自己作为一个派生物却很脆弱。

（081）

人类活动和一切文化的反压制、抗沉沦性质，决定了它们的散朴性质。用一个拟人化的说法，到底是情人杀死了情妇？丈夫杀死了妻子？还是儿子杀死了母亲？使之不再是原来的她？也许还是《庄子·应帝王》篇末的浑沌之死，最为象征性地描述了文化和生物的命运──怎样一步步致朴于死地的。当然，这仅是人的视野所及范围之内的补，是文化洞天的朴。

人的活动、人的自由、人的文化，注定了要在浑沌太朴的无限阴霾里，开创出一条条的幽径或大道。而对浑沌太朴来说，如此后果无疑分解了她自身，有如情人使情妇开窍，丈夫使妻子成熟，儿子使母亲衰老──这些杀手，都割裂了太朴的圆融。对“浑沌太朴”，这意味着“罪恶”；但对“人”，这是“进步”，是“反抗罪恶”……

对于人类来说，“返朴归真”从其本义而言，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人的存在、以及万物的存在、甚至星系的存在，宇宙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朴与真的抗议和反击，是对浑沌与原始状态的破坏。“返朴归真”，只是当某种文明系统已经深陷于它的病态泥沼中，作为一个振奋人心、刷新历史的口号，才是可取的。《老子》的哲学错误，是以文化史的暂时波澜，充当了宇宙本原的永恒秘境。

（082）

浑沌太朴的基本属性是压制与沉沦。它是沉浊的、惰性十足的。只有作为她最高的对立者和分化形式的人类幻想，才是空灵的、充满活力的。

作为压制的分化形式，反击兴起了；作为沉沦的分化形式，升华展开了。他们，一直要升腾到很高很远的未知之境，被一种压制不住甚至自制不了（自我压制）的冲动驱使着，不能自已！

沉沦与压制结下了不解之缘。压制的本性是迫使你沉沦。但沉沦又不同于压制。沉沦，是就浑沌太朴的自我运行而言；而压制则是就它与表象世界的关系而言。此外，沉沦也是每一存在体的自身宿命，而压制则表现为存在体与它存在之间的关系。

压制导向沉沦……沉沦显示压制。对于人而言，浑沌太朴既是至善又是极恶。人的矛盾心理，在任何地方也不及这儿如此突出而醒目。不通过压制与反制的奇妙机缘，不通过沉沦和升华的神秘际会，作为生物的我们，是根本感受不到浑沌太朴，那个不可描述的“〇”，那个麻木不仁的阴黯暴君。

（083）

作为生物的我们，是在压制与沉沦所激发起来的反压制也就是反击的升华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些高级形式（人们自认如此），一片光彩夺目的浪花……我们因此认识了我们的“父亲”──反击过程与升华过程。并通过我们的父亲，察觉到我们的母亲──普遍压制与永恒沉沦。

对普遍压制与永恒沉沦的思想，我们推测了作为宇宙第一者（不是宇宙创造者，而是前于创造者的原始质地）的“〇”──浑沌太朴。

（084）

普遍压制无所不在。

普遍的压制是我们感觉到的宇宙本原。反倒近似斯宾诺莎泛神论中的所谓“上帝”。斯宾诺莎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神学的上帝，而是聪明的流浪的犹太人所进行的报复──对上帝本质的极端歪曲。

普遍的压制也不等同于斯宾诺莎的上帝，同样，她也远离今日的人们和过去的人们对宇宙本原的一切理解。她，是首先侵入智慧视野的阴郁罗网。她无所不在。她不是存在，存在也不是她的“属性”──但没有任何存在能逃离她的控制和压榨。

（085）

普遍的压制是宇宙的基调和永恒的主题。她不是存在，但也不退出存在。她决定存在，正如在宫廷阴谋中，女人决定男人。不论人们是否察觉她，是否承认她──她都无微不至地支配我们，照顾我们，并赋予我们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以各种性质和形式。

她，几乎是“惰性”的别名。但她不仅仅是惰性；宇宙间的活性和精力也由她而来。这一“来”在人们心中现形为“激发”。

中国的灵性早就发见了这一点。他们早在《周易》时代就曾透露：普遍压制近乎阴。而阳正是从阴的压制中发动、衍生而来的。所以《乾卦》说：“初九，潜龙勿用”──阳还需要集聚反抗力。而“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时──阳已足够强大，能够开始反击压制的搏战了。

中国的灵性还表现在：他们认为“乾”与“阳”是世界的肇始。

这，就默认了在“天地开辟”之前，还有一片浑沌，一片阴沉无声的“惰性”、“压制”、“原始物质”甚至“劫灰”……而《圣经》中的“耶和华”，实际上是古代希伯莱人（不同于现代犹太人）给予“乾元”的别号。所以，耶和华不是第一者，而只是世界的起初，只是本体与现象之间的一个媒介，是宇宙的创造者……中国传统理解中的可怕错误，在于将“阴”、“阳”并列起来，混淆了二者的主从关系。这是用“人”来解释“天”的又一失误。两千年前的这一错误可以谅解；今天的这一错误就不可原宥了。

（086）

普遍压制是一切宇宙的本质及根源。

如果说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宇宙，真的有什么“本质”的话，那这本质就是：普遍压制。如果说，我们所看到、听到、闻到、摸到、尝到、想到、甚至梦到的万事万物，真的有什么可以想象并可以体验的“本原”，那这本原就是：

充斥于、支配着一切存在与非存在、超存在的浑沌及其沉沦的属性：普遍的压制，无所不在的杀害。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包括我们自身在内，都是无孔不入的普遍压制下的变形和影子，文明则是浑沌的偶然现形。

（087）

普遍压制的解放者是“太极”──有些类似于“上帝”。但不能将一切解放者统统理解为太极──因为这将引起无尽的误解。有些解放者本身是类似雌性的，像那位没有胡子的阴谋家，他怎么能是太极的化身呢？“极”与“普遍”，是难以调和的。受到普遍拥戴的家伙，不可能是极。尽管他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极、救星，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普遍压制，具有太极的本体性。但她不具有太极的阳性。她是无极的太极，是阴柔的太极……她像观世音一样由男变女，但不具备观世音的生育功能，而是以杀戮为己任。

现代意识的迷误使人们幻想着只有一个宇宙，这是古老神话和灿烂童年的遗物。其实，宇宙不是一个，而是无数。它们不断地生、灭，不断地兴、衰，不停地交、替──于是构成了人类难以洞悉而无限纷繁、无限复杂的神秘“超级太空”。永远流动、永远无常、永远在发出无声咆哮和无音交响的超级太空。

阴性的主宰是沉默的。不像阳性的上帝那样会发出人声的启示；并向不割包皮的摩西口授经典戒律。阴性的支配者永远坠落、永远向下运行。不像印度人想象的那样不断向上超升；那样渴望摆脱轮回之苦──她宁静地驱使一切宇宙的兴替浮沉、新陈代谢……但愿这不要被斥为“将无机界生命化”。因为她就是笼罩一切、扭曲一切、消磨一切的普遍压制；她，就是酝酿一切、塑造一切、激励一切的普遍压制。

（088）

压制与反击的机缘是这样的：

在普遍压制的不断作用下，浑沌自身开始分化。这种分化，对普遍压制而言，是自我分化。反击力量，就在这分化过程中不断产生、突起。

在永远沉沦的惨淡光景中，一个个世界，作为满怀朝气和活力的转折，宣告诞生了。他们是沉沦趋势的派生物，用自己的诞生去反击沉沦，否定沉沦无上威权。

分化的过程就是反压制力的不断转易、增强的过程。反制力量，出自对压制力量的抵抗，不是机械的、固定的，而是伸缩的、弹击的。这抵抗不是有意识的、有计划的；而是盲目的、随机的、见缝插针的。他热切地向沉沦趋势宣战，对他而言，固定的战场是没有的──无数个宇宙就是超巨型的、漩涡般的战场。

（089）

普遍压制分化为特殊的压制，特殊压制又激起独特的反击。具体的（特化的）反压制力的增长，是随着某一存在实体的壮大齐头并进的。虽然有不平衡，并充满不可思议的神秘气氛，但凭着灵性之眼，还是可以朦胧地看到。凭着灵性的耳朵，还是可以依稀地听到……

一个东西一旦被创造出来，立刻产生自己的独立倾向。奴仆是主人买来的，但他却怀着抗命的意图。儿女是父母生育的，但却背离父母的意愿。……这种永恒的趋向，构成了世界的丰富性和独创性。

在历史中这类情况比比皆是。诗人写出了诗篇。但这东西却立即有了自己的命运，脱离了创作者的原先设想的轨道。上层建筑是依附于经济基础的吗？历史表明，上层建筑一旦成立，马上就有了自己的主体要求。他要求从经济基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还反转过去要求左右甚至支配经济基础的命运。他斥责经济基础的庸庸碌碌，他蔑视经济基础的鄙俗，他抵制经济基础对它的制约，他是经济基础的主人。……由此可见经济决定论者多么缺乏人性。学术就更是这样了。一个学科一旦分离出来，马上或不久就显露出它对故主即原先从属的学科的“反抗力”，它要靠损毁自己的恩主，来壮大自己。

科学的发展，正是以牺牲恩主的恩将仇报为前提的。

科学的分化过程，实际上是一连串的背叛行为与忤逆行径。

虔诚的教徒们指责科学是“魔鬼的玩艺儿”，从上述意义而言，还真是不错。但是，难道每一种新宗教本身的诞生，不也是这类背叛行径的结果吗？每一个新兴的宗教组织，不都对哺育过他的固有组织的背叛和敲骨吸髓吗？

不犯下深刻的分裂罪和遗弃罪甚至乱伦罪和弑亲罪，就不会有÷新的圣殿和组织。犯罪，这是升华的前提。犯罪倾向，成为实现圣洁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090）

一种新的反压制力，一旦体现为新的存在而出现在宇宙的角力场上──立即受到双重压制：

A，普遍压制力（它表现为“问题”、“危机”、“挑战”、“困难”等等）的压制；

B，衰朽的反压制力（它表现为陈腐过时的“认识”、“路线”、“方针”、“价值感”等等）的压制。

这样就迫使一切发展，只能建立在背离的基础上。

背叛与谋财害命于是称为至上的美德！世界，从一片沉沦着的浑沌状态中，就这样不清不白地分化而来、脱颖而出，世界上有多少伟人和天才，是被强暴而生的啊！

谁能热烈希望地否定这“天地之始”的无名浑沌呢？

世界上有多少伟大的领袖是通过最卑鄙的手段称为伟大的？例如那位杀害哥哥弟弟、逼死父亲、僭称唐太宗的李世民同志。伟大的领袖将自己的恩人贬为“丑陋陪衬人”，他还狡辩说，宇宙的诞生本身，就是背叛浑沌的结果。

压制力量和沉沦趋势占统治地位的时空中，逐步形成了相应的反击力量。但它不一定立即脱颖而出，施展反攻。他也许潜伏着，仍然处于貌似驯顺的半阴状态里。他也许飘流着，转移到另一个压力薄弱的时、空之中。但是迟早，一个辉煌灿烂的反抗，会形成的。

古人不理解这一“机缘”，他们称这种现象为“欺软怕硬”、“恃强凌弱”……但是，宇宙是不讲道德的。道德，只是人间的“游戏规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对宇宙来说，力量和节能是至高的；规矩与范式，只是力量运化的轨迹。

（091）

在“种瓜”与“得瓜”之间，在“种豆”与“得豆”之间，有一个漫长而曲折、混乱而莫名其妙得以致不可理喻的过程。结果，种瓜的不是得瓜的；种豆的不是得豆的。由于生长过程太长，窃贼也太多就是了。于是人们觉得称之为“命运”更令人舒心。因为“命运”一来，大家都不必对此承担责任。浅薄的理智与科学，尚不足以理解它；僵硬的语辞、狭窄的范畴，实在不足以概括它。

种瓜者并非得瓜者，种豆者不是得豆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是就瓜、豆生成过程而言的；至于作俑者和得报者，究竟是谁，那就无关紧要，也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

这是历史中的最大未知数。一切历史研究的法则和所谓的历史预测，都无从解答这无限之谜：到底谁是种瓜者？而最终的得瓜者又将是谁？像庭院里的松鼠一样忙忙碌碌的人们，真能参透此中奥妙吗？结果似乎是，谁也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照此看来，怎样“理解”反制力量的突起，就成了一个头等的难题。“突起”是否就成了一个不可捉摸的虚无之物？不能理解的东西、难以释义的奥秘，就一定是假的吗？反过来说，难道能够解释、能予合理化的东西，就一定是真的？这样时兴的推理很难令人信服。人类的毛病，就是“不知──知”。这种“打肿了脸充胖子”的虚荣心，毒害着我们的家园，使整个高级文化毁灭。普遍患有的社会浮肿病（庄子称之为“伪”），使得“知──不知”式的合理怀疑，变成反社会的代号。而要做到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却是最难的。因为哪里有个对裁判，去断定什么是“知”，什么又是“不知”。例如，孔子本人的“知”，就多次受到他者与后人的怀疑、嘲笑和否定。

（092）

在压制力与反击力、在沉沦趋势与升华作用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比例。这里既没有“正比”，也没有“反比”；有的只是冲决了思维的框架、混淆了语言界限的比例失调。但无论如何，却有一条看不见的神秘线，沟通了压制与反击。就像月下老人用他的“红线”，沟通了一对痴男怨女的野心。他们也许早已熟知，也许未曾谋面，也许曾经分属于死敌世家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也许几度悲欢离合如破镜重圆……但只在这时，才融和到一起。

（093）

这里的机缘，无法用语言去破译、更无法用感官去看清。这是新陈代谢。而新陈代谢是无声的革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篡党夺权”。

新陈代谢，是年轻一代替代没落一代的和平革命。新陈代谢体现了宇宙最高的道德（如果说，宇宙中真有所谓“秩序”的话）……新陈代谢，意味着更强大的反压制力，突破并粉碎了业已衰朽的压制力对自己的压制，取而代之，行使天命。这是新生事物将自己的“独立宣言”付诸实践的行为，是类似美国独立战争的那种分裂社会与背弃祖国的造反运动。所不同的，在于它的普遍性──小至细胞和量子，大至星球和星云，都在无休无止地重演令人作呕的节目……

“反压制的反击力”就是这样诞生的：每一项存在，都包含一项反压制力，否则它就不再存在。

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他的反压制力就随着生命的壮大而日益增强。终于，他成了一个好战者，一个不安分的人，一个勇于革新者，一个满怀创造热情的人……随着生命的日渐衰落，他渐趋平缓、稳定；他的反击性日益薄弱。最后，“第二童年”来临了，他平安了。

但反击还存在。他感到自己的羸弱，于是尽力维护自己，采取越来越坚硬的自我防护措施。于是，他就显得越来越顽冥不灵、泥古不化。

最后，生物水平上的反压制力终于消歇。──死亡来临了。

（094）

什么是“崩溃”？什么是“解体”？

崩溃，是无机结构反击力量的消散状态。

解体，是有机结构反击力量的消散状态。

对普遍的宇宙而言，压制的力量是根本的要素。所以，崩溃与解体是万物最终的宿命。

只是对特殊的个体存在而言，反击力量才是他自己命运的标尺和水平线。

反击力量的状态，决定个体的一切形态。反击力量的水平──物理水平、生物水平、社会水平、心灵水平──是各种存在形态的直接决定者。有怎样的“水平”，就有怎样的存在。这是一点儿都不含糊的。

疯狂吸食可卡因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原欲（力比多）”学说，还不应当寿终正寝？这样的思想毒品正是蔓延世界的药物毒品的前驱。

原欲并不“原始”，它，只是生物或心理反击力量的别名。还有比它更根本的欲望在！这个源泉不仅是生命的创造者，而且是整个宇宙的化育者。──是那“众妙之门”。

众妙之门是什么？是雌性的太朴。是“玄牝”。是那迫使一切派生物永远沉沦的女暴君。

人们，曾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迷茫了无数世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一切好古的理想家的灵感源泉。这，很能说明我们当代的问题。因为共产主义声称是一个“尚朴”的社会，是个崇拜女性的“母系社会”。社会制度和经济问题方面的原因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原因正在于──那是一个依附心理占了上风的社会，那是一个听天由命、不思进取、企图不劳而获的等级社会。因为，它在精神上崇尚“阴”，在行为上表现出十足的“惰性”（这很合乎太朴的沉沦趋势，很能与压制机理协调无间！）；如果它也有什么“文化”的话，那也是反文化的文化，用别人的真诚创造来点缀自己无聊假面的“玄牝文化”……

（095）

尖锐而勇敢出击的反搏力量，是现存世界之外的破坏性因素和创造性因素。他因此雄踞宇宙之巅，他永远改换着这个世界的面貌、性格、以及广度和深度等等。

如果说，这个世界及其一切附庸属性是“存在”，那么普遍而不可测度的反制力量就是“反存在”。它比存在更有力。它是“存在之父”，犹如普遍压制是“存在之母”。

我们的生命力，以及植物界的、动物界的，以乃至于整个生命界的内在力量，尽管光怪陆离，但都是普遍的反制力量的分化形态。

这里面有多少矛盾、冲突、争夺、纷扰；有多少在那至上的永恒者看来，是如此可怜的互相抵触、琐屑的此起彼伏啊……但是，伟大而明彻的心眼，却在其中窥见了“壮阔的和谐”。它是如此庄严神秘，高临万有之上。

只有在漩涡中，才有对立和互相追逐，只有在分化中，才有自我及其千奇百怪。

在那伟大而普遍的反制力量“看来”，“天下何思何虑！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天下何思何虑！”

但作为思想者的我们，却要用思虑的扁舟，试图抵达无思无虑、超脱万有的空明之境……用痛苦而反抗的航程，创造幸福的皈依！

（096）

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存在，对别的存在，必构成一种压制。也许，是微妙而无形的压制，但只要我们留心体察，就会发现那压制是无所不在的。人们称呼它为“刺激”“羡慕”“嫉妒”“鄙视”“怜悯”等等。

此外，一切存在的压制都受制于“〇”的普遍压制。压制的程度，与压制体的“质”（各自的“朴”）成正比；与受压制体的“质”成反比。两个存在（或“〇”对某一存在）之间的特定压制程度（反过来说，就是“反制程度”），与两者之“质”间的对比相等。

压制程度，随着空间的和时间的绵延而递减。时空相距越远，则压制与反制的作用相形越弱。当然，起支配作用的毕竟不是空间或时间的距离，而且主体与客体的各自质量。距离，只是一个从次的因素。强大的压制与反制，足以抵消距离的作用。这样说，也许染上了一些辨证唯物论的气味。但对于阐明我们的观念，还是必要的。

（097）

人类的“感觉网络”上面布满的无数缺漏，致使人们感到有无数个“压制点”存在。人们各感官的分层感受，把同一的压制分解为无数个“压制点”。与此相对应，人，就生出了形形色色、互相分离的“反压制点”……以保卫自己的生存。

反制点针对压制点而发，它力求使主体与环境达成一项更有利的平衡。不论在他者看来，这一平衡显得多么奇怪而不近情理，他自己却很清楚反制的潜在功利性。当这奇妙的平衡一且失去，紊乱感与危机感就即行弥漫世界。为此，人就必须重新出发去反抗方成的压制……

说穿了，人的一生不是都在寻求这“点”之间的平衡吗？人的一切活动，都可归诸这一永无止境的努力。“止于至善”，只能是一种幻丽的遐想。因为，人那染满了悲剧色彩和崇高风格的生命流程，总也寻不到这平衡枢机之所在。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

（098）

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程度与他们互相需要的迫切程度成正比。当然，还要加上前此的需要程度所遗留下的“历史影响”。人对外物的爱慕程度，也以那一外物对此时此地的此在者的具体价值而变化。这，已是老生常谈了。但有一点依然被人忽略：种种需要，起源于压制与反制的互相作用；这种需要对人构成新的压制，并势必引发人们新的反制表现。

人心，甚至人的身体，有一种奇妙的“反动性质”。平日里相好甚笃的两人，一旦反目时，仇恨也越深。他们说：“不是爱就是恨……”爱和恨，实际上都是一种“心力”，压制力或反制力。对一物的爱好与依赖越深切，一旦摒弃时，也就越是深恶痛绝。“上当了，上当了！”──强大的惰性，需要强大的反惰性才能予以克服。所以俗话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099）

任何“吸引力”都是一种变相的压制力。外来的吸引力，对一个人的自我，往往意味着无情而苦痛的离心力，它诱使人，使他脱离他的本然状态和天生轨道，尽管带给些“甜头”与“补偿”，作为诱饵和“交换条件”。这样，就更使他在这美好的“吸引力”下魂飞魄散、六神无主了。这时，压制作用发挥到最佳程度。为了保持自身的平衡和物我的平衡，他不得不抗拒那戴着吸引力或诱惑力之面具的压制力，免得被它消融掉。这种抗拒是苦涩的，因为它必须先和“自己对魅力的需要”展开战斗。所以《老子》推崇“自胜者强”。征服者，必须首先完成自我征服！否则，这就构成了“罪恶感”的起源。人，察觉了自己的软弱。可是他又不得不向自己的软弱一再屈服。他厌恶这周而复始，无休无止的妥协，于是便痛感自己是有“罪”的。为了涤除这罪恶感，他使乞灵于灵性宗教的秘仪，甚至乞灵于拜物宗教所崇拜的残暴神祇。

（100）

必须要有所排斥，才能汲取到什么。

有所毁损者，才有所创造。

以学习为例，一个人要是无论什么知识什么技能都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下来，那他至多是个庸才，注定没有独创性。才能，也必须有所偏废，有所集中，然后闪闪的光辉方能透出。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决不是创造性人物的心理特征。

接受力与创造力，大体是互相排斥的。

接受，这是屈服、适应；创造，这是反抗、升华。而内驱力，是盲目的反对力量。它不择手段、不择目标地要求外扩。

一切创造性人物，一切“精神之花”的栽培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总在希求着什么“非分之物”……他们的内驱力不是无谓的，而是微妙的反压制力。不自觉的心理反压制力，这就是内驱力。这就是使他们不同凡俗的根本魔力。

即使绝情弃智的佛陀与庄生，超凡入圣的耶稣与心思缜密的柏拉图，不也在希求着什么朦胧之象、空明之境？尽管他们追逐的客体，是某种远远出人意表之外的本原，是某种不生不灭、超越善恶、不拘形迹的虚无之君……但那追逐，毕竟是一种希求、一场执劫、一个至死不渝的定向努力。精神之花的主人！有着独特的“心理场”：他们的创造因而举世无匹，始终占据其生命活动的支配地位……这是精神之花的前提。他们对人类的生活给予强力的指导与启示，唯独如此，他们成为人类渴求的精神甘泉。

他不寻觅追随者，却有参差不齐的大量信徒蜂拥而至。他的内在力量，构成了强大的人格力──这是反制力异化成为压制力的显著例证。

（101）

欲求的力量，在于它不仅仅是欲求。欲求总与憎恶相伴而行。一方面的欲求有多大，另一面的憎恶就有多大。追求，同时意味着拒绝。追求与拒绝，这是内驱力的两个侧面。它们奇妙交融着。

单纯的欲求，充其量只能达到“贪婪”的境界：而憎恶却是创造之母。因为“憎恶”造成了心理上的真空状态，才为“欲求”提供了真正创造的可能地盘。憎恶比欲求更有力……

“憎恶”的动用，正在于杜绝了孔道的多元性，从而为“一个欲求”提出了强有力的保证。这样的一个欲求，在俗人眼中是可怕的欲求。《书经·咸有一德》篇却把这叫做“始终惟一，时乃日新”，并认为是“克享天心，受天明命”的必要前提。

与其说“希望”是人类文化的灿烂火炬，不如说“绝望”是这一火炬的黑色燃料。绝望过后产生出来的希望是充满内在爆发力的希望。它已成为反压制力的唯一突破口与宣泄孔道。所以，富兰克林说过，正因为没有希望，我们才充满希望……

（102）

富于启示性的一个事实，创造者往往扮演着毁灭者的角色。你在一个真正的创造者的生活中，根本就分不出哪些是创制而哪些又是破毁……因为大创造本身就意味着大毁灭。大毁灭，往往是大创造之果，同时又是大创造的前兆。经济学上的概念，在这儿根本无能为力。创造一物必须毁灭多物；生，只能建立在无数倍的死亡基础上。正如，动物要靠植物之死或它种动物之死来维系生命；人，更是如此：他甚至需要牺牲同类以使自己长得壮大。这往往不是“有意识的行为”。

创造者的思想力——这是宇宙间最细赋、最巧妙、最热烈的反压制力。它，是非凡的箭。满蘸着精神麻药，被击中者不觉苦痛，反觉快意地解脱并升华。一种空前末有的彻悟，攫取了慈光普照的人们。

对于伟大天才及其事业而言，压制与迫害实质上不失为一种可爱的“成全”。精神之花，灿然于一片死寂的精神奴役之后！天才，不惧压制，不怕迫害。真天才不会毁于压迫之下，只会消磨于幸福之中。因为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激发起来”的。

孟子对此有真知灼见。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天是什么？不是现代人所误解的“人格神”，而是“无言”又“阴沉”的普遍压制。

“大任”是什么？

“反压制力”的社会化说法。你反抗了压制，你就实现了大任！

什么都可以装进去的脑袋，决不是创造者的灵田。那，只是一个承受器。一个无谓的信息仓库罢了。创造性的头脑，必须有所排斥、有所不顾、有所贬损，然后才显露出耀眼的灵性之光；给人以通电般的强烈震荡。这，既是历史转折的契机；又是精神变革的第一道光……

（103）

世界是压制又是反制。

对人，对创造者来说，世界是压制，是必须予以反抗的一片阴云。

对普遍的压制而言──世界又是反制，是为了抵抗那个永恒的、沉默的女暴君而崛起并不断波动的。

世界的本质是压制；人生的本质是反抗。人生有多种反抗的形式，所以有各种生活方式；人生有多条反抗途径，所以各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结局。但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一个形式、一条命运，确然握有成功的利剑。它的意义贯穿新的历史，连接历史的残章断简；这价值就是新文化衡量一切的尺度。

（104）

《老子》对“水”德的赞美，其实是种精神疲惫的可靠标记。是一种“老年的智慧”。

水，是下行的。作为一种战争的谋略，不能不说“水德”达到了深刻的见地。但作为一种人生哲学，那就大错特错了。水德，就是向压制的妥协，向沉沦的屈从。这，是与生命的根本精神完全反对的。是应当加以驱逐的真理！不是“我们发现了真理”，而是“我们具有形态特异的反压制力”。正因为他形态特异，所以才照见了别的心境不能照见的秘密。就语言的本性说，这秘密只能独享而不可传递。它被这特异的反压制力彻底独占了，如其分享，势必走样。因为，这一个心镜和那一个心镜，不可能映出同一个镜象。所以《老子》也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理解了，就完成了；说出了，就完结了。最好的意象，是那尚未宣布、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意象。

作为有限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并圆满阐述无限而普遍的压制，和近乎无限而近乎普遍的反制。但作为一个人，他还是力图理解这些，他很想统一阐述，以便卸去自己心上的一块负累。以便获得驱逐了漫天雾霾和迷惘情绪的自豪感，把握了行动准则的确定感，从而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合理化的根据。人，就是这样一种渴望“正名”的心理怪物。在这里，《老子》开宗明义的那句话义用得上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说出来的东西，被定了名的存在，就与它的承受压制的真如之性，相去越远了。尽管人的存在本身，就注定了他还是要说，还是要定名──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105）

人的“认识”是什么？是反抗沉沦。

沉沦的趋势，要求或强迫人们和光同尘。“混同”，是其最高的理想。认识，则反其道而行之，它要求自别于物，强行分析异己的世界。最后，当它自认为已经将世界分解完毕，它就渴求剖析自我/分解自己……从而把宏观世界里的对外斗争，化为微观世界里的对内克服。如此看来，认识只是升华的一个步骤：认识是升华的启始。升华是认识的完成。认识这是横亘于沉沦与升华之间的一道彩虹。认识起源于人的自我意识，起源于自我与世间之间的诸层对立。从这点而言，婴孩与动物是“没有认识”的或很少认识的。

认识的这一起源决定了：在任何条件下，认识都不会是客观的、公正的、无我的；认识，永远都服从于人的生活需要。服从反制这个理解和精神的核心要质。

真正的人，不甘心于“一般”。他，要从齐一化的中庸水平上奋不顾身地“大国”般的崛起。他要出头拔尖，反抗惰性为他预定了的轨道。他有他自己的轨道！他的轨道隐藏在他的心底深处……闪烁着超语言的意象之辉。这是他的至宝，是他存在的特点和价值。他对抗非人的、沉沦中的客观规律，用自己的幻丽气质涂抹整个宇宙的无边灰暗。

（106）

人，是力的产物。所以，人只能通过力去认识世界。人，不是原生力，只是派生力的一种形式，是较为娇柔、较为灵巧、较有弹性、较有智慧的形式。于是，人只能从派生力的立场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原生力。所以，“从上帝的立场”也就是从人自己假定的上帝立场──这要比丧失了上帝的立场更加危险！这种局限，构成各种哲学的先天不足。所以人生的最大幸福和最大恐怖，就是真的回到原生力那里去（而不是假装以便行骗）。宗教家，称这一回到为“皈依”；生物学家，称这一回到为“死亡”；哲学家力图调和这两种极端，他称这回到为“涅槃”──庄子则用“心死”和“坐忘”，模糊地表述了它。

一切体育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增进抵抗“地球引力”（普遍压制的分化形式）的反应（反制）能力。人和一切生命，都用自己的鲜血和节奏，反抗着沉沦的趋势。

一切精神活动的最终用意，在于使人增进抵抗“宇宙惰性”（永远沉沦的分化形式）的反应（升华）能力。伟人和庸人，天才和常人──都用尽他们的心力和意志，亟欲挣脱命运的奴役。

（107）

对于压制的认识，对于沉沦的认识，对于无限阴霾的浑沌的认识，是发自对阴郁冷酷的压迫者的恐惧。从这恐惧中油然升起了一股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一片绚丽的幻想──要求从这无形铁蹄的踩蹿下解放出来，至少是暂时挣脱出来…“要挣脱就必须反抗”。尽管事实上的挣脱何尝容易！于是人们便去认识，以求得心理上的抵抗，并在这一抵抗中弘扬寓于自己天赋中的“宇宙玄德”（思想时空）。他告诉自己：这玄德是天赐的，不是你追求你。但事实恰恰相反：人创造了玄德，以此和宇宙分庭抗礼。

自由，因此不是“人的本质”。人的自由，只是人的反制呼声。它既不是本原，复不是归宿，它只是本原和归宿之间的一道希望。

绝对自由之所以不切实际，是因为这意味取消了自由的前提──普遍的压制。如果没有普遍压制，作为反制的特定冲动的自由或绝对自由根本就无从生发。

人生的价值在于：人，生为一个受制于冷酷现实的奴隶，却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反抗，争取那空明灿烂、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在这永远徒劳而永远不息的争取中，人的反制本性，得到了光辉的表现。

破坏，这只是反制力量的初级活动。反制力量的高级活动是“建立”。

只有当有效的建立已经初具规模，聚集起来的反压制力，才能有效地对抗压制。

而建立，就意味着对自由做出限制，甚至预示着“自由的背面”。

（108）

这是一元破碎的时代。

哲学上的一元论为社会上的集权和文化上的萧条铺垫着道路。一元的大地是荒漠：甘泉则会促成分化。

一元，既不是人类文化的伊始状态（如犹太人或穆斯林们所诡秘想象的伪一神论……），也不是某种文化历史的终结状态（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董仲舒、朱熹等象征性人物所设想的……）。它只是哲学观念上周而复始的一个意象，一个反复出现的变奏。对一种文化的发展史而言，对一元的崇奉与祀拜，属于中晚期现象。文化和历史的初生时代，不是一元时代，而是充斥着不确定的神秘感的“多元时代”。否则，初生的文化便会因为营养缺乏而软骨、夭折。文化和历史的末路时代，一元也被摈弃；代之而起的是十分明晰的虚无情调和纷乱不定的无归宿感。这是对独尊一元的报应：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反动。

普遍的压制并非一元。

它不体现为一元。一元是太极，却不是无极。在普遍压制的无极状态和无定命运中，有反制的身影不断闪现。普遍压制得以分化为各色各样的反制。因此，一元是哲学的假定而非宇宙的事实，它是一个神经衰弱者，内心充满了恐慌和自我的怀疑，但却强打起精神去冒充一个坚信者。在这里，一元成了一副镇静剂。然而，这只是迷信罢了。

（109）

我们时代的重要哲学课题之一，就是破除对程式化的一元迷信。有活力的一元不是程式化的一元。而对一元的迷信，使现代人不是患上了苍白的软骨症，就是得了四海横流、千篇一律的妄想狂。只有废弃了一元的魔法，才能还生命以积极，赋活人以精气，给文化开辟广泛的创造空间──文化场。

（110）

我们需要一种适度的不可知论与合理的怀疑主义：以免我们的生活过于僵化，以免我们沦为神经迟钝的螺帽儿。否则，我们的心智乃至于我们的生活，都会顺着永远沉沦的惰性法则滑落下去。怀疑，因而成为升华与建立的前提；提问者，因而是解答者的真正先驱。

那么，可以替换一元模式的，是什么呢？

是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绝对值”的怀抱信念。这样有助于我们从绝对论和决定论的宿命下挣脱开，更健康地直面自己时代的文化气候。

绝对值的原理是：

反压制力是压制力的虔诚儿子和忠实跟班。反压制力的能量，取决于压制力的消长。压制力的突然减弱或突然转移，有助于反压制力的急剧增长或加倍崛起。长期稳定或逐步加强的压制力量，有助于反压制力的坚定凝聚或稳步增强……

另方面，反压制力的能量越大，则其所承受的压制虽相应越大。枪打出头鸟──这不仅是腐朽社会的顽冥规矩；也是自然界域，尤其是生命界域的一个平均律原则。

没有善恶问题，只有绝对值问题；一种绝对值决定另一种绝对值；不多也不少，完全像是“回报”：“正”值成为“负”值，“负”值又化为“正”值。正负恶善，那是特定的文化环境的一项项评判价值的临时性标尺。而压制力与反压制力不断比试着力量与压强的世界，却无视这些道德风俗气味过于浓重的“诫命”。

现代世界的真正悲剧在于，漠视了“绝对值法则”。漠视的结果，致使社会的反差变小，因而一切活力都趋于萎缩了。我们应该恢复充满阳刚之气的古人对绝对值的崇拜，使社会趋于消沉的反绝对值的清规戒律，受到实践和反思的检验，有些民间宗教就很懂得绝对值观念的价值，它们崇拜那些为害人间的“恶魔”。因为这些恶魔有力量，祀拜他们，可以为人带来安宁。恶神因而具有了绝对值意义上的“善德”。龚自珍也崇敬绝对值观念，他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不拘一格，就是打破了清规戒律的──“绝对值法则”的──胜利。那些“人材”，是绝对值意义上的人材。他们，不是世俗法庭所能宣判的历史之子。

追求绝对值，这是宇宙力量所遵循的法则。绝对值至高无上，其余都是它的陪衬。必须受到刺激，而后才有反应，必定感到了压制，而后才会兴起。而那宇宙力量的汹涌潮汐，却以超人的言语告诉我们的心：刺激、反应、压制、兴起──这都从属于绝对值的运动形态。力量的绝对值──这才是默默的主宰。

（111）

生命界的普遍“规律”是什么？生命界的普遍规律就是“压制”。没有“压制”就没有生命、就没有生命的进化（甚至无从继续生存）！没有“压制”就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甚至没有沙漠、没有真空状态。反言之，不论生命、进化、历史、文化……甚至于我们今天阐发这一新观念（而并不自奉为“真理”），都无非是“压制”的结果，都是严酷“压制”下绽开出的强笑之花。

对于生命而言，有两种之压制：内在的压制与外来的压制。人的一生，无非也就是在这两种压制的缝隙之间讨生活：谁要是屈从于内在的压制，他就必须去对抗外在的压制，从而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谁要是屈从于外在的压制，他就必须贬损自己的人格，从而冒着“丧失灵魂”的危险。诚然，这只是两个极端；而在“生活中”，人则是摇摆在各个级别的中间状态里。

“生活”是什么？生活无非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犹疑、彷徨”，试图调和。要想逃避压制是不可能的。即使“逃避”的念头，也是压制的苦果……我们只能见到这一事实：凡是愈多地摆脱了第一种压制者，就必定愈深地陷入了第二种压制的陷阱中（反之亦然）。所以，从一方面说是“减轻”，从另一方面说则是“加重”，其“总量”永远不变。压制之总量改变的唯一条件，取决于生命高涨的程度。而生命力的高涨，乃是反压制力高涨的表征。

（112）

压制是没有“选择”功能的。“自然选择”只是生物学者的假定。压制是盲目、随机的，因而更使人们无法预先设防……它到处袭击猎物和“受害者”。它对万有一视同“仁”──凡是经不起压制的，无一幸免于难。压制不知道“善听恶”，它既不会扶助辞者，也不会惩戒恶者。所以，佛教“因功报果”的断言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学说同样值得怀疑。唯一的“原则”（假定它是存在的），就是要拼命地反抗压制。必须凝聚足够的“反压制力”。其余的说法，都是安慰性的自我暗示。

所谓“摆脱了……的压制”，那实际上意味着彻底屈从了这种压制，因而也就不再感到这种压制了。对一种压制越善于屈从、驯服；对另一种压制就愈是敏感，就容易引发另一些烦恼和另一些不安。这无可讳言。因为压制是永恒的“在者”。只有形式的移易，并无功能的质变。在压制力与反制力永远摇摆不定的天平上，涌现出这样的“正成反比”……这，就是世界的真实样态，就是世界的秘密底蕴。

说穿了，这两种压制都来源于那个“宇宙间普遍压制”的分化。只是关于自我的意识，能够（或说“喜好”）区分“内”、“外”、“物”、“我”，就将一种压制（即普遍的压制）分为“两端”了。试看，“内在压制”源于什么？源于对“外来压制”的抵御、抗衡。若没有“内在压制”作为一种事实上的“反制”，人恐怕早就被“外来压制”碾为齑粉了。如果“真是那样”，连诞生都很成问题。人的诞生（其他生命形式也莫不如此）只是“内在压制”惊人崛起的一种形式。人，何尝不是自体压制的产物，和奴隶。

（113）

老子所谓“自胜者强”，实际上说明了这个道理，要克制“内在压制”并不容易（只有借助于某种形式的“外来压制”）。谁能克制盲目的内在冲动，谁就是强者与好汉。可悲的是，内在压制是作为人的伴生物与先导者出现的，帮助人在宇宙间的普遍压制的迫害之下维护自己的生存状态，但到头来，却化成一个凶神恶煞的新暴君。

人和其它的生命形式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样的，为了活下去，为了在普遍压制下寻求生存的空隙，就必须接受这双重的压制。人，活在世上，就是来忍受、应付这内外夹攻的局面。人及一切生命，真像一只可怜的壁虎，为了逃避那迎面打来的一拳，只好躲到墙缝里去找一个安身的所在……

传统的中国人算是深刻地参透了这一背景。他们把“安身立命”看作人生的第一大业。

（114）

什么是“斗争”？斗争无非就是对宇宙间普遍压制的反击。所以斗争哲学是变数的哲学……“零点哲学”是斗争哲学的升华。宇宙的“大圆”泯灭了斗争、超越了斗争，也是在最高的意义上体现了斗争的精义。斗争的精义就是反抗压制，“大圆”的精义就是成功地抵御着压制的围剿。谁能有效地抵御压制，就是昂然不屈的强有力者。圆承受了最大的压力，它抵抗最严峻的压制。

我们敢于承认基本的事实，连幸福、快乐、美满也无不源于压制。若是没有压制，也就没有压制松动、转移时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美满和快乐、幸福。快感，无非是压制的解除感。

欲望起源于“压制”。作为人及一切动物的本能（需求是它的具体化），欲望本身针对压制而发。天地自然把这“不学而能”的本能授予人及一切动物──因为生存只是对压制的抵抗。人及一切动物都需要强固的本能，作为生存斗争的“武器”；人及一切动物是非常功利化的。幸福及快感（幸福偏重于精神，快乐偏重于身体），只是给予欲望的一种报酬。它们的存在是一种“诱饵”：用来引发欲望，而且用来犒劳欲望──使生命在茫茫苦海中得到些许的安慰、片刻的宁静。

（115）

压制是无孔不入的。它渗透进宇宙的每个毛孔。比如，被诗人们称为“爱情”，被生物学者称为“情欲”的那种冲力──不仅是反抗压制的产物；也对人构成一种新压制。人和其余生命类型同样，为了保证种族的延续（他之存在，多亏这种本能），就得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不“自私”就不能保证个体的成活）。大自然为了使动物甘于这一重负给了它们巨大的快感──诱惑它们生育后代，以作为部分抵偿……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压制！万物为维护自己的存在，就须采取抵抗平等趋向、沉沦趋势的自卫行动。正如植物伸向空明的天窝。万物为了扩张自己的存在，就须精心设计自己的抵抗，不遗余力地执行它……这，就是那些花色繁多的“需要”藉以产生的寥廓背景。即使连最细腻、最纯洁、最无“物欲”、最不关乎“技术细节”的精神需要，也是如此产生的。

（116）

“文化”的崇山大岳来自哪里？“文化出于需要”──这原是不错的。可“需要”又是什么呢？需要，不是空洞的口号或无谓的欲望。需要──永远，而且到处（时空皆一）都是对压制进行抵抗的需要。一物要维持自己的存在，势在必发地要抵抗压制的摧迫。因为普遍压制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大平等”（即“毁灭”）。要取消物与物间的一切差异，实现在压制面前人人（也是物物）的彻底平等。平等的真正含义，无非是化为尘埃，同等地接近地表……

文化，就发自人的生物需要。卫道士们之所以常持相反的见解，是因为文化一旦产生出来、构成一种独立的存在系统，它也就具备了自体的“需要”，一种间接的有时是朦胧的、模糊的需要。不同的文化源于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需要源于对抵抗压制的不同条件，不同的条件源于压制的形式、性格、时间罗网……

文化，是作为一种人造的“心理反制”和“心理抗体”而诞生的。文化的内在变化固然循其内在的途径、依其固有的命运而展开，但也是压制的伸缩流易造成的。一种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系统存在，就难免白行其是、与外在压制相对脱离。这只能解释为：有形无形的内在压力暂时赢得了支配作用。这表明外来压制的不足、内在压力（反压力）的过剩。而这过剩，同样会使文化丧失原有的功能、陷入内部危机，步于式微之境。

如此看来，文化的兴盛状态，由于成功地抵抗了外来压抑。文化的衰退，则由于它对抵抗压制的过程中派生出来的“自己高尚目的”的关切程度，胜过了抵御外来压制的兴趣。从而为了本来的工具而牺牲了文化的目的，那目的是维护生命的存在，使之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地抵抗压制、投入战斗。

失落了这一目的的文化，就跌入了某种迷失状态。它自认为有着明确的方向感，实则失去了有前途的航向。到头来，它会发见自己的方向原是虚妄！文化的巨轮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各色各样的冥顽者和卫道士，一再重复了上述错误。古来，他们还将继续下去，直到某一文化气候的终结。他们沾沾自喜，自视清高──用以满足他们自别于人的文化虚荣心理……他们用动人或吓人的手段、强劲或娓娓的理由，维护他们关于“文化”的绝对观念；却遗忘了，文化的根本命脉在于发扬人的本能，犹如武器的功能在于延长人的手臂。……数典忘祖的历史悲剧，正被人们如此这般不厌其烦地上演着。

他们，想要和生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他们，想从天然的压制中找到人为的自由。

他们，想在文明的大厦上建立平等的沙滩与瓦砾场。

（117）

二十一世纪的新思潮，应该摒弃这种奉文化为神圣偶像的古老错误。应从“人的生活”的全价值上去考察文化；从一个文化对压制的抵抗强度和抵抗效率，来判断它的盛衰和它的价值。由此，可以从一个文化圈的现行状态，去追溯文化圈内的居民过去遭受压制的种种情状──这里透出了一道新历史学的曙光！

历史是什么？历史无非就是──文化人类在压制下不断挣扎……并拟构出各方式和各办法来逃避压制的连续运动。可悲的是，逃避不可能，压制像影子一样追逐着逃避者：逃得愈快，影子飞奔得也愈快。最后，奔跑者倒地而死，影子才悻悻离去，黯然消失。从这里，我们悟出了：最强有力者所承受的压制必最大；愈坚忍愈旺盛的生命，他所承受的压制也就愈为长久。

反之，一个生命衰落了、腐朽了，他所承受的压制指数就会自然地降落下来。一个生命如果死亡，他承受的生物压制就会消失。一个物体若被消灭，它承受的物理压制也就不复存在。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只要生命存在，压制就不会消失，生命愈来愈旺盛，压制对他就愈来愈沉重。衰弱者为什么容易心平气和呢？因为他的内在生命力衰退了，他承受的压制反而减轻了。

（118）

新的历史学，既不是为了现实政治而剽剥历史，也不是“为历史而历史”。新的历史学，是通过文化的现状去透视生活的过去，并在这一透视中窥见历史的节律。历史的密码音乐因此得而破译。历史，是一首雄奇壮阔的交响乐，它在本质上十分和谐，但这和谐是用剧烈的冲突构成的。没有对立和发展的主题，就没有动人心弦的乐章。人类的耳朵，有着追逐振频的听觉本能！卫道士们对此大惑不解：他们只要和谐、不要构成大和谐的冲突纷扰。他们只要安静而无生气的蛋，而不想要咯咯追逐的鸡群……殊不知这是一个欺人之念。

骚乱者们走向了另一极端。他们否定和谐而将冲突本身偶像化了。在他们的无稽狂想中，“不谐和音程”成为历史交响乐的唯一内容。这哪里是什么音乐，这是噪音的合成。

本来，文化的形态取决于各种压制的综合。文化在根本上不是主动的，它是应战的因而是被动的东西。它最多只是“主动的适应”。而适应，从根本上说则是被动的。

“创造新文化”──这是（对压制）较为敏感并较有反抗性的灵魂“特权”；他们的“精神之花”，是对那无孔不入的压制进行应战。

不可能凭空杜撰一个“新文明”。

精神之花的反力，满合着主动和进取但也只是后于压制而生。压制先于反制，反制仿照压制而形成。尽管这里没有一条固定不变的正确路线。

文化，不管它显得多么辉煌灿烂，都是一种被迫行为的苦果。也许这苦果散发着动人的芳香、沁人的甘甜，但创造者却付出了很苦很苦的代价。他们各有难言的苦衷！

必须撇开文化上、道德上、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是是非非！以便深入一层地考察人类生活的得失利弊。

文化，不是目的。任何文化范畴，都只是反力的精神化形式，恰当的评论，应从精神来评价形式，从功能来评价工具。

（119）

生命的伟大程度，取决于它能够承受的压制总量。承受的压制量愈大，这个生命也就愈伟大。一个人，若能经得起别人经不起的波折磨难，无疑就是一个最坚强的人。一个人，若能干出别人无论怎样也干不出的事情。无疑就是最伟大的人。先我而出的人们，凭着他们本能的直觉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错误地抹煞了力量的绝对值指数，而拘泥于道德习俗的框架去评断历史人物。

在生物圈的丰饶天地中，“下降过程”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各种生命的劫数与归宿。生命蓬勃向上的锐进奋发，只能通过不同角度的沉沦而实现。不在某些方面先行衰落甚至萎缩，就难以在另些方面取得扩张。同样，生命本身在衰落之中，却也伴随着某种范围的“上升进程”。在这里，扩张反成衰落的先导生命的力虽是复杂的：它富于弹性、善于转化。它时而收缩，时而伸张；时而顺从，时而反抗……但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付力图压倒它的外部世界。对于生命的某些类型（例如“人”或“伟人”）而言，尤其如此。

一切生命的上升进程，无非就是把“压制”化成“反制”，从“抗原”得出“抗体”──从而发挥自己的生命力量。一切生命现象的下降进程（或曰“衰落”）无非是：由于种种情状，反制不断转成新的压制。有益的抗体成为新的抗原。这使生命受到摧残。

（120）

“水”，最形象地体现了存在的特征。质最越大、体积越大，它的“浮力”也就越大。它因此承受的内外压力也越大。这里，有着一个充满悲剧气氛的“循环之链”。

生命的真道也凿凿显示：

越伟大，压制越大。

越伟大，承受的压制和施加的压制就越大。

《老子》有言：“上善若水”。生命界整个趋向于“中庸性格”。

“寻求伟大者”，若无相应的内力，就会因超常的压强而天折。真正的伟大者。像一只孤独觅食的鹰──他必须攫取猎物以充实自己，以便飞得更高、更远。而对猎物，这一循环便意味着牺牲。所以伟大者，必带来伟大的压力；甚至具有自杀自残自毁的力量。于是力量的转换成为生命的巨大艺术：“节能”成为生命的第一原则。

（121）

这就是生命世界和人类文化的潜在价值观。什么“美”，什么“善”，什么“真”，什么“伟大”，什么“永恒”，什么“至高无上”说穿了，无非就是对“反制能力”的赞美颂扬。这些颂词，发自人对自己本能的激励。为自己活得更有生气、感觉更好，能够成功地抵御、排斥各种压制，就对我们视为“美”、“善”、“真”、“伟大”、“永恒”、“至高无上”的生命力本身，进行了充溢着敬畏之情的咏叹！人的精力，在这儿得到升华与净化。

什么是“美”？抵抗了被目为“丑”的压制势力的，就是美！

“美物”是什么？就是那抵抗住了（使之变丑的）压制力量的存在！余可类推？……

有一天，这些“美”、“善”、“真”、“伟大”、“永恒”、“至高无上”的存在，再也抵抗不住那压制的渗透、摧残，就会沦丧成为“丑”、“恶”、“伪”、“渺小”、“暂时”、“卑琐无聊”，一文不值。余可类推。

（122）

脆弱、稚嫩的生命之花，要取得“兴盛”、逃避“衰落”，就必须取得一个暴君的欢心（至少是默许）。这个暴君就是，内在压制（反压制）与外来压制（正压制）之间的平衡。平衡一旦破裂甚至仅仅“歪斜”，暴君就不禁雷霆大作、胡乱破坏了。盛衰兴亡，荣辱休咎，说到底无非在于，这个平衡是否还在稳健的状态中。──别的解释即使再妙，也是这一解释的区区翻版……平衡了，就“好”了；平衡了，就“无事”了；平衡了，苦难就消解了。然而，“保持平衡”──却是生活中最困难的艺术；它需要极大的才赋与技巧，很少有人具备它。而“保衡”的功力，并不在于消极的维持。积极地开创新平衡，让那些古老的神话随同它们的神灵们一同死去吧！这，才是“保衡”的天赋流露。

古老的神话中充斥着“守成”的说教，还有所谓“永葆青春”的妙术……但这一切都是可疑的夸口、事后的吹嘘。因为世界太活跃；生活，被变动不居的意图支配着……没有什么能有效地阻止这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断然崛起、无情蔓延。同时，我们现代人和远古的猿人有何区别──面对整片需要开发的天地发呆。

宇宙间的处女太多了！她们吸引我们，使我们心神不宁……更何况，在今日人们的眼前，还有什么“成”呢！还有什么“盈”、什么“泰”之可保呢？有的只不过是一片片广漠无垠、有待绿化的荒漠。这引起我们的沉思。锐利的反省揭破了这个大千世界的薄薄面纱，将其最实在的底蕴暴露在我们眼前。这个底蕴可以给我们震荡；也可以引起我们发自内心的虔敬。

虔敬，起源于震惊和恐怖；起源于圣洁的解脱欲。

（123）

压制之存在，并不仅限于生命界。“压制”不是生命的属性（如“痛苦”之类然）“压制”作用是遍及全宇宙每一角落的铁律。“压制”不仅作为“铁棒”存在，“压制”就是世界的本质，是世界一切费解秘密的源泉……在没有生命的地方，同样有着压制！存在，因此成为“卑贱的”。向往永恒的宗教心灵，因此充满了自罪之感。

我们需要创造──创造“反制”、创造新“抗体”：以此保持我们内在世界与外来压制间的脆弱平衡。这个平衡一旦破裂，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整个文化、我们的全部宇宙，便会破产、瓦解。生命的根底即在于发展自我以抗压制发展有效的精神军备（“自我”），而不是夸大自在之物──自然、上帝、物质、世界精神等等。

（124）

按照古代中国人的哲学理解，“阴”、“阳”是平行、混生、互补的。这使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性格。古代中国人的创造性表现在：阴不是恶，阳也非善，阴阳是互补的而非相克的，是双赢的而非零和的。这样，整个宇宙和人生的根本趋势就不是“斗争”，而是“协调”。用《周易》的术语说，是“保合太和”。太和，就是阴阳协调的至善之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因而成为中庸的，而非极端的；从此，中国人视极端为“淫”与不祥。

既然阴阳是互补的，那它们的起源就是伴生的，没有先后之分。这与我们对“阴阳”关系的理解很不一致。在我们的理解中，阴是普遍的、绝对的力量；阳是针对阴而发的相对存在。这两种理解，分别基于两个不同的文化时代。

传统上对“阴阳”关系的理解，无疑以“地球现象”为根据。地球自转带来的昼夜现象，以及生物的两性现象，给这种理解以最强有力的支持。偏巧地球又有一个恒星、一个卫星──日、月，在《易经》中分别变形为“──”与“──”：因为太阳始终圆满而月亮却有圆缺。

我们对“阴阳”关系的解释，则超出了“地球现象”的视域，而以更广大的宇宙现象为根据。宇宙既不是一无的，也不是二元的。从根本上说，它是“无极”的。“建中建极”──那只是人类文明企图自我延续的永久性理想：并非一个宇宙事实。正因为如此，用传统的“阴阳”观念，已很难说清我们的新思想。尽管“压制与反制”的观念，也非完美，在找不到更合适的术语前，我们暂且借用它。

（125）

混乱的时代，也就是“阳盛的时代”。这时的人们在内心深处推崇“阴”，把它奉为本原。内在的压制是“阳”性的；外来的压制是“阴”性的。

平安无事的时代，也就是“阴盛的时代”。这时的人们从心底里企盼着“阳的巨灵”来到。因为奉“阳”为第一动因，他们的内在之阳骚动不安了。

常常，这两种态度交织在一起。在同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这两种态度作为主导态度，也是交替出现的。

人心渴望与现实相反的东西，因此，当人们渴望什么、推崇它为第一者的时候，就是它的重要性迅速升起的前奏。这时的现实，必定极其缺乏它又极其需要它。

例如“太极”就是如此──在混乱时代，要求秩序的意识，对自身的哲学描述。

太极的“两仪”，既包含压力（阴）又包含反压力（阳）。因此，太极只是一个哲学观念。它侧重地指向压制力。因为反压力，本来就是从压力中分化出来的。尽管古代意识并未确认这一要在中国文化史上，对太极与两仪关系的论述，首见于《易经·系辞上传·十一章》：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因语焉不详，遂起多重阐释。朱熹《周易序》这样理解上述关系：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氤氲交感，变化无穷。形一受共生，神一发其智：情伪出焉，万绪起焉。”

“负阴抱阳”的断定，显以阴阳平行、混生、互补的观念为内核。所以朱熹的理解最富于二元论的气质，以致他在一元的“太极”之上，放置了一个象征空无的“无极”。“太极无极”的观念，原是周敦颐首创的，但那寥寥数百言的《太极图说》，虽道出了第一个“新观念”，却是不甚明白：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周氏肯定“无极”先于“太极”，在此，朱熹显然向《系辞传》的经典论述后退了半步。而在比周敦颐（1017─1073年）早生六年、晚卒四年的邵雍（1011─lO77年）那里，则有一段更值得现代人思索的话：

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自见，故明以阳为唱。……阳能知而阴不能知，阳能见而阴不能见也。能知能见者为有，故阳性有而阴性无也；阳有所不遍而阴无所不遍也。阳有去而阴常居也。（邵雍：《观物外篇》）

此间所言，大大突破了阴阳平行、混生、互补的传统模式，而传达了一种新的阴阳观。它的要义在于“阳以阴为基”。可惜的是，邵雍没有将此历史性的发现予以完成；紧接着，他又退缩到“阳生阴，故水先成；阴生阳，故火后成。阴阳相生也，体性相须也……”的陈套中去了。邵雍在九百年前半途而废的发现，看来得由我们予以完成──

派生出阴阳两仪的“太极”，是浑沌，是普遍的压制，是沉沦的趋势。对此，古人已有本能地察觉，只是尚未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东汉著名学者郑玄在《周易注》中把“太极”定义为：“淳和未分之气。”唐代孔颖达则在《周易正义》中进一步解释说：“太极谓天地末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可见，周敦颐对“无极而太极”的理解，并非由《老子》“有生于无”的空想演化而来，而确有其易学学理上的渊源与依据。既然“淳和未分”（郑玄），既然“混而为一”（孔颖达，这正是“混沌”的本质、本相）──那“极”又在何处？

无极之极，才是太极。从这种观念，去看待类似明清皇宫中的“太极殿”名号，实在展示了一种对哲学的嘲弄。在世俗的皇宫中，“太极”成了集权的象征；而在哲学的洞天里，“太极”却是一片混沌──是宇宙的气质，而非金字塔的尖端。

“太极而无极”──说破了，太极本是极端的压制。“阳能知而阴不能知”、“能知能见为有”──暗示了，阳（反制）是后于阴（压制）而生；但又充满了，阴性压制所无的阳性活力。

中国人，经过两千年五百年，才彻悟了这个宇宙的真相？！

这是因为，人从内心深处畏惧压制。但人生的每个角落和每种侧影却须臾离不了压制。所以，人对压制的感受是又恨又爱。压制太少使人无聊得要死！压制太多使人紧张得发疯！人的一生，从一切意义说，都是在寻求某种与“压制”的平衡关系，进而力图在整个流动着的世界中，发展并维持这一脆弱的平衡。

（126）

压制，不仅是这个世界的助产者，而且是这个世界的生身母亲；压制，不但是这个世界的母亲，而且是这个世界的父亲（反压制的阳）！压制，不但是这个世界的父亲，且是这个世界的教化者。他教训一切存在去抵抗他！否则，你便不配存在。

（127）

压制，有时现形为“需要”，这时它成为“发明之母”和人类文明的不朽源泉。压制，有时现形为“苦难”，这时它成为人生一切美好事物的起点和崇高气节的基础。因为“压制”本身就暗藏着“反制”的种子！只要时节和气候一旦合适，它就有力地萌发了。它使世界震动，它改变世界的形态。它迫使“压制”却步，流向“反制”较弱的其它空间；可是它本身却是“压制”的变形变相！多么“奇妙的新世界”……

（128）

普遍压制的“力”，你，在古代意识中曾被抽象为“道”与“无”。

普遍压制是“力”。一切“力”都从它来。甚至“反制力”与“抵抗力”也从它而来。这里的机缘瞬息万变，难以测度，无路问津、无言描述。“精神上的再现”，只是美好而空灵的希望。

（129）

“普遍压制”，既不是作为一种观念的“物质”（如十九──二十世纪的各色唯物主义杀手所断言的……），也不是作为一种实体的“精神”（如柏拉图或朱熹、黑格尔们所幻想的）。它既是“物质之母”，又是“精神之母”。它，实际上永远超越于物理学的考察之外；它永远超越于生物学的、心理学的以及社会学、文化学的考察之外。我们只能从各个界域捕捉到它的一些形迹、影响，一些现象，至于本体，却只可感应而无法证明。《老子》所谓“可以为天下母”的“道”，只是试图理解它，并试图表达这一理解的语言努力。人的语言、人的理解，只能接近它的外延，而无法接近它本身。

它，不被人类窥见，也不被它的各种衍生物或衍生现象所照见。人，只能发现“普遍压制”投影在自己身上的影子或“存在”，并试图根据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去“分析”它。万物（甚至那万古照耀的日本鬼话“天照大神”──太阳）只是照见了他自身包容的那些影响，普遍压制的特殊投射……除此而外，他们茫无所知。只有“它”所造就生成，并且不断流易出的“现象”，才可能被我们这些作为“现象”的“意识”所发见。人难道不是只能发现自己拥有的吗。

（130）

对抓不住的大意象的哲学表述就是“道”（《圣经》上的《传道书》就是一篇典型的“虚无主义宣言”），就是“规律”，就是“自然法则”，就是“天理”──可惜这些枯燥乏味的观念，在其流传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人格化了。徒然增添了许多的混乱与迷惘。我们这些瞬息既逝的、泡沫般的“现象”发见不了，尤其捕捉不到──那永恒超神的“大自在天”。于是，便徒然神伤地称它为“无”，称它为“虚无之君”。不因为它等于“没有”，而因为我们无法和它相始终……无法和它相表里……伟大的悲哀使我们幻灭：“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

（131）

从此幻灭出发，形形色色的“反压制力”被赋予特定的形式：

反压制──正如普遍压制──也是一种不可触摸、不可描述的“力”。我们只有藉着它们引发的“物质现象”或“精神现象”，才能间接感觉它们之“有”。这因为人类是“有”，若不藉着“它有”，便不可能有所感受。这，就是传统哲学所谓的“观照说”。

然而，反制与压制不一样，它，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它具有特定的、具体的形式。每一种反压制力、每一种抵抗力，都有其特定形式。至于“普遍的压制力”──说到底，除了是我们精神升华的反相，还能是什么呢？

反制的冲力，所塑造的特定的形式，被现代人依据时间的压力，而分成三大类型：

a：过去的、记忆的、文化遗留意义上的世界；

b：现在的、实体的、物质存在意义上的世界；

c：未来的、想象的、精神运动（或精神观照：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意义上的世界。

每一世界又可分出无数的较小洞天，每一较小洞天又可再分出无数的更小洞窟（如培根意义上的……），无有尽期。对三大时间世界的理解，就分别构成玄学与历史学的模型；科学与哲学的模型；艺术与宗教的模型。

他们一一诉说：压力是绝对自在的，反压力只相对存在，并不断转换其存在形式。藉以逃避（不带感情色彩地说，是“绕过”，是“避免更大阻力”……）普遍压力的默默钳制。它是在逃避中，才得以形成自己奇奇怪怪的式样和特点，所以，决定形式的不是形式自身，而是形式以外的力。

（132）

反压制力的某一特定形式，就被人们理解为“某一存在”或“某一范畴”。没有反压制力，就没有各色形式；没有不可胜数的形式，就没有“存在”、没有“世界”，没有我们所有或所知的一切──甚至，连“我们自己”也踪迹全无了。所以，文化，是反压制力的文化；现实，是反压制力的现实；想象，是反压制力的想象；科学，是反压制力的科学……。一切“存在”，都是反压制力的存在。尽管，我们在经验上只承认特定的、具体的反压制力的形式；但在情感上，却希望有一个普遍的反压制源的存在。并衷心祈求赞美它的永恒胜利，切望它给我们这些反制形式，以不朽的化育和强大的根本动力。

──上帝，其实就是人格化了的“普遍的反压制源”。因此，各个文明民族的上帝都是雄性的；只有原始民族及其原始宗教，才崇奉女神（普遍压制的偶像）。

（133）

压制力与反制力的搏斗，体现为压制力的非人格性，而反压制力却多少带上了人格性的色彩。人本身作为反压制力的一种形式，他就有意无意地把各种反压制力量统统人格化了；甚至连压制力也被他正确地冠上“恶魔”或错误地冠以“上帝”的称号，从而多少予以半人格化了。

压制力虽然不带人格色彩，但在人的心日中却天生有着“报复”的本能。这是因为，它具有无机的反作用力。任何针对压制力的挑战与反抗（这包含强烈的反压制力），都会转换成某种形式的压制力，最终都会激发起针对压制力的反作用力。这有时候也就是所谓“大自然的报复”。其实，叫做人格色彩相应少些的“报应”更合适。人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史，足以表明这一点。你向自然索取多少，自然就向你讨还多少。你在这儿进了一步，在那儿却不得不后退一步；你怎样糟蹋自然，自然就怎样凌辱你：这里只有永恒的你争我夺和互相勒索，转换、运化、变易──决没有不付代价的得到。

（134）

压制力量诚然压制着反制力量；反制力又何尝不在压制着压制力？

到处都是压制，到处都是反制。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就是反压制力的世界；我们窥见的宇宙本体，就是压制力的宇宙本体。没有休战，更没有和平！没有停滞，更没有尽头。只有一个无边界的“圆”粘连着又一个无形迹的“圆”……

压制力与反击力之间的关系？一言蔽之：互为压制，互为反击。

反击力作为压制力的分化形式，是压制的产物，而反击力对压制的反抗，又对压制力构成小小的挑战和小小的压制。压制力以新形式、新性质前来压制它……它又重新形成令人惊奇的反作用力……

在压制力与反制力之间，还有着神奇的、肩负沟通使命的“天使”。试以炸弹为例：弹壳，象征着压制；弹药，象征潜在的反击力：雷管，是反制力的精华，也是沟通压制力与反制力的“善良天使”。

（135）

在人类之中，有些奇特的天才，就扮演着“雷管”或“沟通者”的角色。在古代中国文化的术语中，关于这种角色的观念是用“王”来表述的。“王”是什么？“王”，就是沟通“天”（压制力）、“地”、“人”三层次的善良天使、天命的载体。“地”（生物圈）和“人”（文化圈）──在这里都作为反压制力而存在的。

大地，是茂密着无边丛林和萋萋芳草的大地！植物都向上生长向弥漫宇宙（并制造了宇宙，的压制力发出无声的抗议──所以，大地负载着反压制力。在植物的生长和生物圈的喧嚣中，超俗的耳朵，听到了超过一切人造水平的宇宙交响乐。

（136）

“普遍的压制”──在古中国哲学中，这一观念是用“阴”来作模糊表述的。《周易》所论的“阴”，至今仍给我们关于“普遍压制”的观念以变相启发。“阴”先于“阳”，“反制”（阳）是“压制”（阴）的派生力量。“反制”由于压制作用而产生，而且随着情势的演易，一切“反击”将成为“压制”。于是，“阳”终将寂灭，归于“阴”──能量终于耗散，达到死一般的平衡。所以哲人说，“万物归根、归根曰静。”（王弼《老子注》）

“万物归根、归根曰静”──这，就是普遍压制的最终胜利。也就是生命世界的最终灭绝，以及宇宙在普遍压制下的最终热寂。

她无情而默默地摧毁着，又强塑着。她不吭一声，坚决执行她的既定方针……尽管，作为一种生命现象的我们，很难对此吓出彻底而“科学”地证明，但凭着大自然赋予的本能，我们还是明白无误地发见了她！发见了她的威力和她的“仁爱”。“增熵趋势”，成为难以抗拒的宿命。而在佛教徒的脑海里，“增熵”的结局似乎就是“大劫”。

（137）

唉！我们对“压制”的这些表述，是那样鸡毛蒜皮、残缺不全！“压制”普遍存在的广度，它的深刻影响、它那“无情决定”的深度，是人类难以设想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它的产物又怎能看清它的全部面目？人类一切成员的想象力理解力加到一起，仍不能印证那个“普遍压制”的广延度（存在的及其影响力所塑造的存在）的百分之一，尽管生物学已表明，人类的智力有可能认识百分之一的宇宙……就当我们枯坐于此，默然书写与阅读时，那压制并未隐退，她像魔影一样不断挤迫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精神。

看着茫茫的宇宙，凝视着茫茫的历史，听着令人茫茫然的无情风吼，听到了一个“神灵”向我们倾诉的秘密……她诉说这个世界的阴郁秘密，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压制”。这个世界的一切“现象”、一切“本质”、一切“意义”、一切天翻地覆的易化，莫不是压制的结果，是那无所不在的阴性本体所留下的一些“痕迹”、一些“影响”罢了。

尽管，我们的希望是反抗“增熵”、渡过“大劫”──我们的心眼望到了劫灰之后展翅而起的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的颂歌说──

“罪恶”，就是“增熵趋势”。

“罪恶”，就是能量的耗散。

“罪恶”，就是向压制势力屈服了。

《福音书》中的耶稣几乎这么说了……

一切自强不息的圣人，都用他们的生命这样说了。

（138）

埃及的《金字塔文》和《亡灵书》、巴比伦的诸史诗，希伯莱的《旧约》，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大史诗，印度的《吠陀》，波斯的《阿维斯塔》，中国的“五经”以及马雅人那些尚未完全被破译的“铭文”──诉说了一部部心理压制的史事。早在文明诞生以前，心灵界域的暗礁与潜流就有了。文明的分层分化，也许加剧了心灵的骚动（同时又提供了若干类型、若干剂量的止痛剂），但并不是文明创造了这些骚动。相反，骚动乃是文明之源。

往昔灰飞烟火。时间的巨斧把生活之流、文化之流、心灵之流、幻梦之流切为片段零章，时间的巨磨又把它们碾得模糊变形。恢复原貌，是历史科学（尤其是考古科学）的一个理想，但现在看来，我们离这理想还十分十分遥远。

（139）

《韩非子，大体》篇有段名言，道出了历史的本质：“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筹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这就是说，至安之世的幸福，是建立在没有历史的前提上的。历史越丰富的社会和民族，就越背离了法家关于社会幸福的认识（尽管有人认为《大体》不出于韩非之手，但总观全篇，依然代表法家思想）。因为法家的幸福，在气质上极近道家的幸福（无怪传统上认为法家出于道家）──那是一种消解压制与反压制的无力无为之境界。一种以顺乎自然为手段，而力图长葆自然力的神秘境地。

但对生活中（而非理念中）的人类而言，这理想也许是太高了。我们看到，对卷入了历史涡流的文化人类，一切幸福都来源于并体现为，对压制力量进行消解；而不是听任压制力量自行消退。而压制力量的各形态，都以心理的压制为枢纽。对过于敏感的心灵，无论是无机界域的压制、有机界域的压制、社会界域的压制──都只是心理界域各种反击力量的外射与假定，只是心理压制所借用的一些“影子”。惠能就是如此。当众僧争论说到底风吹幡动，还是幡动显出风吹时；他站出来指点说：“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举座闻之，无不惊服。因为这是在一个“明心见性”的宗旨统治人们的时代，爆出的新电光。

（140）

是心理上的压力驱使着人，对前人、他人及其文化作出理解；同时，又是心理上的反压制力，阻隔着人真正接近他人及其文化的核心部分。客观的理解，要求把心理上的逆反力量降低到近乎零度，而这，是与人的理解功能互相矛盾的。

精神分析学派的一大功绩，就是教人如何去摆脱心理上的压力，以此补缀那因承受不住压力而破碎的心。但心理治疗是有限度的。碰到社会壁垒的压力时，一切分析与医治，都只有缓解、麻痹、转移的作用，而无根本的疗效。我对精神分析学派首先兴起于天主教国家（法国和奥地利），一点不感到奇怪──那里有的是神父给人听忏悔的传统！巫与医，在原始民族那里共通，在现代文明中也存在这种归一现象。“精神分析医生”正在扮演着世俗社会里的科学神父的角色！罪人的忏悔与病人的述说，都在喃喃低语中减轻了自己的压力感──这就是近代至现代的忏悔仪式的历史价值之所在？

（141）

科学家们说，人类的远祖，是某种在宇宙的汪洋中遭遥自在的浮游生物。迄今在我们身上还保留着它的残余特征。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禀赋，使人的高度文明，建立在一个韧性极强、难予摧毁的基础上。你可以推倒文明的大厦，但堵塞不住重建它的要求。人所拥有的潜能难以捉摸，这使他变得“复杂”：人，可能十分渺小，但正是这渺小促成了他的伟大；人可能十分卑劣，但崇高恰恰来自卑劣。有的人身上的反压制力，甚至达不到理性水平，仅止停留在一般的生物水平上。他们的心理世界，只是他们生理需要随唤随到的仆役──并不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而有的人身上的反击力量，却超过一般的理性水平，达到了令人眩惑的灵魂水平。所谓灵魂水平即使有，也是很难保持的，有时，它下降为理性，甚至为生物……崇高的气象，毕竟是短暂而脆弱的。

把其他世界的压力形态转换为心理世界的压力不仅人类有这天赋，许多具有高级神经活动的动物也有。尤其在人类亲缘的灵长目动物身上，人类学专家们，很容易就找到了确凿的证据。某些虽非灵长目但具有高级智力的哺乳动物（如海豚、鲸、象、狗等等）身上也被认为具有明显的情绪压力。

（142）

心理上的压力，用其他界域的力量标准难以衡量。这就是测谎仪常常失灵的要害所在。社会、生物、无机世界诸压力，并不等量转换为心理压力；就像心理的承受力是因人而异一样，每个心灵所能感受的压力以及就此而发的内驱力，也各不相同。外部处境相似的人，所感的压力的形态和内驱力的形态，也有天壤之别。

心理压力除了来自其他世界的压力转换外，还来自此种心理动向对彼种心理动向构成的压力及其冲突。即人的或生物的内心冲突。人的内在动力，既是人格发展的结果，又构成文化发展的杠杆。自找的分裂，延伸为心理的自我压制。在许多心理场中，自我压制（即一种心理动向的挤压）要比外来压力更为严峻。它性心境陷于内乱，它使“主体”失去“主体性”──无法对外压进行有效抵抗。这是处于“失恋”和“幻灭”中的心灵常有的心态。这是一切心理压制和心理征服中最厉害的压制和征服。许多顽冥的宗教，都通过“灵魂内部爆发革命”的方法，去完成它们的心理征服。它通过施加压力去成功地“说服”人心，使人们接受了它的禁忌与诫命。然后，又把这人间的禁忌与诫命，升格为自然的法则与规律，以此迫使受到文明压力而骚动不安的人们，把斗争场所从外部世界引入内部世界，从而为文明的定式，排除了一个个障碍。民间传说中晋代的豪强周处改恶从善的故事，堪称这种心理征服的范例之一；而罗马帝国的希波主教奥古斯丁，也是如此。

（143）

“具备创造性个性的人，会在行为中表现出各种相对立的特征。”奥地利犹太人荣格这样说。这些人因为内心的反差过于强烈，以致无法协调得大圆大满，从而在外部的行为上留下了内心冲动的踪迹。创造性的个性，显然违背了“中庸”的原则。甚至可以说中道与创造二者完全相反。中庸反对极端，信奉“过犹不及”的理念──之所以称之为理念，是因为“中”永远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但这不等于说凡反极端即是中庸。创造性的个性则爱好在主体的能动中，找到了一种发泄的类，一种表演的美，一种自我愉悦的美。他的第一要义，就是击破现有的平衡，并以此来缓解他的压制感。而中庸的第一要义就是力求调和各种冲突，避免恶性的行为循环，以便达成一项合理的社会方案。

未经社会予以规范、选择的创造力，是光怪陆离而自相矛盾的。这不足怪。创造的本质与源泉，是一种实验甚至是一种游戏。是一种把幻想付诸实施（不偏不倚地说是一种“验证”，的行为冲动。功利主义者只承认“有影响的”和“成功了的”创造行为，而把“看不出成效的创造”贬为“想入非非”和“胡闹”。他们就这样给“创造性”、“创造力”、“创造行为”涂上了一层人造的神秘色彩。

原始的创造力，则是一种不计成败结局如何的自我显现力。他的目的只是显现某种广大的映象。假文化市场上忙忙碌碌的买主和卖主却无力对此层含义作出理解。在他们眼中，创造行为似乎是经过了仔细演算的数理方程式。有篇讽刺小说（西德作家约·洛德曼的《成功之路》）真是一针见血，它说一个作品的社会成功，“与什么都有关系，就是与作品本身毫无关系。”这说法也许极端了，但对今天迷信于“接受美学”、“阐释学”的人们却不失为一副心与理之际的清醒剂。

（144）

人的认识能力是通过“好奇心”的诱发喷涌而出的。创造性的秘密就在于无拘无束地试探：它被好奇驱动，被想象烧旺，被意志鞭策──这试探所包含的功利性，是不确定的。只是在其以后，它才经由社会的功利目的所拣选，成了一种“有用之材”。以不同的心理动向为视线，去交叉地观测同一个世界，将获得全然不一的映像。于此世界成了费解的，因而是矛盾的。但“我”所具有的统一力量，却容忍不了无法自圆其说，容忍不了两个视象的重叠（眼科学上的所谓“复视”）

思想必须有力，且有助于人的生活──世俗的或神圣的生活。苍白贫血的思想无人问津，甚至激不起要把它记录下来的冲动──“思想力”，归根结蒂也是一种“力”。没有力量的思想，因其不能被寻求力量的人心所捕捉，因而没有价值因而也就不是“思想”。

思想力，有时发挥着压制的功能；有时发挥着反击压制的冲力。而“力”的性格，从根本上注定了它是动态的。思想力的倾向因而主要是反制的，是革命性的。维持与保守的压制功能，只是它在文明衰退情境中的暂时表现。

思想力推动人们去远征。他们的身体或许已经形容枯槁，但心却在燃烧：心灵界域的精英，牺牲别的界域的精华。对于他自己来说，他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令人羡慕。相反，他带来的多半是“不必要的痛苦”。而对他周围的人们来说，他的出现则意味着骚扰和惊吓，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要打破生命的寂寥。而生命之花的重启，又以“牺牲种种现存之象”为代价，以推动历史的轮转。

（145）

渴望创造历史的人，须得打破社会的成规，这就会遭到舆论的压力。因为舆论毕竟是“现在”而不是“未来”的代言人。

创造者既然摆脱不掉异己势力和他人日光的注视，则只好取法于儒家的社会心理方法，对之作出，“一屈一信”的反应。屈与伸的方法是自如的、可创造的。但效果则限定了它，有些方式更起作用，因此，选择的自由、创作的自由，到头来总是以社会的承受度为尺度的。即便是“金钱社会”、“西方民主社会”也无从例外。

关键在于：不要被这一压力吓阻住，从而放弃创造的意向，退入庸庸碌碌的生活圈子里去。生活是容易的，创造则很难；人的本能大多是舍难而就易。只有很少很少的机会提供给敢于破常规的人。创造性的生命是，利用社会舆论与他人注视的压制，在承受中将之默默化为一种变态的动力──以此逼使自己的反制的创造力，乘势集中到特选的突破口上。

完成这种转化，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世界观、价值系列表作为杠杆。一种全新的方向感，一种对自身的全新意识，一种对世界和他人的特殊感受，一种善于折射他人眼光的天赋──这就是我们的创造者。

（146）

在以人为主体（表象意义上）的文化力量的消长势力中，心理的力量往往胜过物质的力量，决定着各种物质材料的取舍及命运。通俗地说，“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沙利·路易·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1689—1755年）对此颇有深刻的认识，他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写道：“迦太基凭借自己的财富向罗马宣战，但正因为如此，却有它不利的一面：金银有一天是会用完的，至于德行、坚忍、力量和贫困却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第二章）这真是对“犹太人性格”一针见血的批判。

而后来的罗马人为什么先盛而后衰竭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说是没有止境的，是个谜底永远在变化中的谜。但我们注意到，罗马的衰落是与少数优秀人物对社会影响力的下降及其公共事务的冷漠，成正比的。他们终于疲惫了，肩负不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他们终于屈服于正在沉沦的大众文化的压制下；而一切上升的文明，却要求少数英勇无畏的精英，在孤独和贫困中反其道而行之。

（147）

善于折射、转化他人目光中的普遍压力，才可能从生物群体准则的支配下和沉沦中解放出来。进而再从社会习惯准则的钳制中，解放创造的精灵。人类文明的各代先行者们，不论其动机、动力是什么，都是这么表现的。以此为先决条件，然后根据精神潜能的雄厚度，才可能升到众生的生命之海上他们如是摆脱了（或叫忘却了）旧有的纠葛而面对一个新境。他们把原先射向他们的社会注视的目光聚集起来，经过独出心裁的重新酿制，反射到他人、成规、历史等茫茫夜海的深处去、投向天宇的无穷黑洞中……

在震惊与迷惘造成的一片沉寂过后，群体的阻力突然变成热情；“他人”变成了崇仰者。热情与诅咒同样盲目，但却给新的光提供了迅速传播的机会。新的崇仰把该诅咒的异端，变成了必须皈依的新巅极。这巅极早先受到众目睽睽的压力，现在却像磁石一样吸引他们的眼光，并对他们的眼睛构成一个强烈的刺激。我们把这种怪现象叫做“历史力量的对流”。峨眉山的金顶上不时隐耀在人们眼中的“佛光”，就是自然力量之间的这种“对流折射”。而所有的圣者、大师、先驱，所有为世界历史的航道树立航标的人们，就是那折射并对流在文化心理界域的“佛光”。

（148）

情感，是反制世界的心理表现：不论它的形式如何变幻。

恨，这是以互相排斥的形式兴起的心理抵抗运动。

爱，这是以互相吸引的形式兴起的抵抗运动。

爱，并不像惯常的看法那样只是一种顺从。相反，它比“恨”包含着更多的反抗性、容纳了更多的反抗力。它以进取的热忱，去要求控制环境和他人，只有当积极的爱已经宣告失败的地方，人们才去转而恨──退缩到用“憎恶”的名义筑起的心理竹篱下。

只有感到了一种压迫，人们才会发生一种爱。只有极度渴望摆脱一种压力，人们才会疯狂地进行一种爱。不论对人的爱，抑或是对事业和权力的爱，还是对上帝和理念的爱──都是如此。爱他人，爱外物，爱理想，都是从自己需要出发。如果不是从自己的直接功利需要出发，那就是从“爱好”出发，即从一种间接的、尚不确切的需要出发。

作为理想家的庄子，对世俗的爱是蔑视的，他在《大宗师》中写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他以深入浅出的寓言活画出了，人是如何以“爱”来减缓自己压力的。基督教的“爱邻人、爱仇敌”也许并不是一种虚伪的态度，而是发自深深的无奈──力图在充满敌意的异教世界中，先为自己找到一个立锥之地。这一论断是否得当，人们只要看一眼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够了。他如此谦卑，竟也难以避免世界对他的审判。

（149）

各种心理的动向，就其作为一种欲望而言，被形形色色、交插错乱的生理压力驱迫着。当一个人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存要求时，无疑会激起心理上的“求索”。许多现代的社会理论都认为：人生来有满足自己基本生理需要的权利（大自然赋予的权利）。但在实际上，相当一批人却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理需要。试问，他们的心里能不感到压制吗？拿撒勒的耶稣似乎到了消除内心的压制，因为他背向着他那现实的虚伪的世界。他继续走下去──但这次社会不再容忍他（以前容忍了他的贫困），给他扣上狂热宣扬异端邪说的罪名，最后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上，受了最残酷的报复。从心理的动态要求看，他的狂热具有充分理由：作为被征服社会中的非正统派，他的尊严遭到双倍的拒绝和蔑视。他怎能不为之动容、因之升华？在更高、更寥廓、更纯净的天地中，有他的圣父和归宿。那里可以满足他“内心的渴望”（这些欲望一度并不焦渴，也不纯然属于“内心的”），怪异的心理力量崛起了。君王之怒，流血千里；英雄之怒，天昏地暗；而当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发怒的时候（据《福音书》说，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的宗教开始显现了──“那时，人间就要发生很多变化”……

（150）

不利的心理状态，会使生理机能产生严重的障碍和紊乱。这是生理力量对情绪和意志活动的无声抗议。

意志经常无偿地掠夺肉体。它强迫躯干肢体劳累过度，逼使身心负荷力不胜任的事。因为意志最关心抽象的、被热情和幻想鼓动的“胜利”。许多神经病症，就是超常的心理压力对生理需要的过度干涉的恶果。失眠是最经常的例子。许多消化系统的疾病，也与心理力量的失去平衡有关。心力的滥用，会削弱心力的生理基础。这里，同样在上演着一出循环悲剧。

要说精神病主要起源于习俗的限制，及其对生理与心理所造成的压制，不免有些本末倒置。先有过头的欲望存在，然后才会感到特别的压制，以致精神失去常态。欲望本无所谓过度，所谓过度，是就其或难以实现，或得不偿失，或根本不可能等等。

生命的欲望本有护卫有机体的天生功能，它所以会“过度”，是因为欲望原先针对的那些压力源突然转移或消失了。例如，为某人所钟爱的一个友人或情人突然病故或不辞而别；某人所献身的事业突然失败、破产等等。这样一来，原先的强烈欲望，突然之间成了一支流矢在充满幻灭和百无聊赖的漫漫岁月中，他使开始渐渐流于自我戕害的病态。

进一步的压制当然是不行的，而与其用“疏导”之法无谓地耗费失去目的感欲为，勿宁用寻求新压制即新的欲求对象的方法，去重新取得内外之间的平衡。历史上的许多宗教、艺术大师，莫不精通此种转换之道。他们在生活的祭坛上重新找到了一个归宿──献身于某种理念的归宿。死亡触发了再生。对他们而言，苦行真是不苦，因为那里充满了内外平衡所含蕴的宁静。各个时代的托钵僧、自鞭教徒，并不是“迷信”的产儿，他们所以那样做，各有其深刻而隐蔽的生理需要。

（151）

轻微的自卑感。也许是激人奋发的要素；但强烈的自卑，却使人难以振作；严重的自卑，则使人变态到“草木皆兵”的程度在他眼中，别人对他的笑容里，含有蔑视的意味！别人对他的安慰中，都含有怜悯他者与自我优越。他人的任何言语、表情，都可能引起他的烦恼与怨恨。另方面，凡能激发心灵的抗争精神的臼卑感，则是有益的。它充满了锐进精神，要用“前无古人”的壮举，去掩盖并弥补自己的缺憾。觉得自己连一个平庸之徒都不如的感受，深深刺进他那深闭的自尊心里，撕心裂肺……使他焦躁不安，愤怒得几乎发狂。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中有段绝妙的文字，生动不过地写出了这一体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伟大的史学家只因直言而被暴君施以宫刑，莫大的侮辱，演为终生的自卑感。也许我们不该称汉武帝刘彻为无耻暴君，因为他的宫刑比领袖对人民实行的“斗私批修”要仁慈多了。

并不是人人都会因为自卑而奋发自强的。在同一个挑战面前，不向的人，反应的差异之大令人惊奇。事实上，必须有内心世界的巨大反差，才使受到打击的心灵更易于走向“疯狂的”奋发。他的疯狂不是病理的，只是心性上的。是心的发狂而不是智的癫乱──这是一切充满过强烈灵感的心灵都体验过的。没有这点“狂气”，各种创举又从何谈起！没有这点“想象力”，人类可能现在还停留在“幸福的原始社会里”。那是压制激情、遏止创造的一片荒漠。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禁忌视为，利用外在压力给人的贪婪设置一隅禁地。所以禁忌的形态，是随着贪婪的变化而改变的。禁忌，还是人心对外在压力的不明晰的恐惧，以及在这恐惧之下产生的阿谀逢迎的脾性。在特定的心理土壤中，禁忌往往事出有因。大智的贫弱，使之难以穷尽神秘、以理性判断究其所以然，于是，他就用神秘来回答神秘──用奉行某种禁忌，去避免某种后果。

奉行禁忌，是自我克制力量的表现。它用得失利害，去迫使人们就范。用神秘的恐怖，去控制人的行为。没有禁忌的人生，将是一事无成的人生。人必须有所不为，而后可能有所为。禁忌固然压制了人的冲动，却也是人类经常运用的一项节能措施。各种禁忌的共通功能是禁止“人欲横流”，而仅给人的精力留下有限的发泄孔道。只有这样，精力的外在溢现才变得更集中、更动人、更加耐人寻味。

（152）

理性，一个狡猾的两面神。

在人生千奇百怪的纠葛中，理性扮演着一个调和者的角色。它奉持着类似于“中庸”、批判的神牌，到处充当至高的裁判。它说它调和“爱”与“恨”；它说它消弭极端倾向；它说它的最高宗旨是那不可言喻的“仁”之圣境。

理性的两面性在于：它既压制又反抗。它对心灵内部的情感与意志，以及各种向往冒险的冲动，实施压制。对外部的环境、异己者、一切隐隐威胁的暧昧之物，实施反抗它们。人类的理性，就是这样的集“压制功能”与“反抗压制”于一身的法官或律师。无怪理性自命“智慧”，在身心之间做仲裁。

即使在充斥神经气氛的宗教团体生活中，“说理”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压力手段。至于各种世俗的社会生活，仰仗“说理”武器的地方就更多了。

（153）

嗜好可卡因的犹太人弗洛伊德在《关于文明、文化与现代人的问题》一文中宣称：“我想人生的目的主要还是由享乐原则所决定。”但是由于“神在创造天地并没有设计‘幸福’这个字，一般人所谓的‘幸福’并不是真正的幸福，它只不过意指着一种‘暂时的’、‘过渡的’比以前较好的状态而已。因此，所谓‘现实幸福’，实是属于一种乌托邦心态。”这位动物主义者（以动物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思想”，在这里显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即享乐原则与幸福乌托邦之间巨大的裂壑与空档。怎么填补这个深渊呢？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药方：“恋爱──我想这是一个比其他方式更好的（追求幸福的）方法。严格地讲，去爱人的行为本身亦是一种防卫机制，因这可以避免被爱的失败。恋爱除了给人在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外，还可因男女双方间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关怀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疏离感。因此，我始终认为恋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较合理的方法。”

这是种人生观？但许多人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充分指出过，这种追求幸福的方法并无成效。如龚自珍，在《京师乐籍说》一文中，以剖析北京的官妓历史为引子，指出统治者设官妓以引诱天下英雄去追求弗洛伊德式的、动物主义者的幸福，结果却不能吸收并泯灭人的全部精力：“人生有此苦心奇术，足以牢笼千百中材，而不尽售于一二豪杰，此亦霸者之恨也！”这些代代出现的“一二豪杰”，显然是超越了弗洛伊德的动物行为学（犹太人称为“精神分析学”）的视野。其实，按照这位开脱一切恶行因而鼓励一切恶行的犹太人的说法，他自己的观点也说不上是什么思想，而不过是某种动物行为的引子罢了。

我们所注意的“感情纠葛”，不同于弗洛伊德基于心理的分析而使用的“情结”观念。我们的“感情纠葛”（以下简称“情结”），是指具体个人“心态”而言──每人各有特殊的纠葛。而如“俄狄浦斯情结”、“拿破仑情结”等等范畴，却企图达到更大的概括性，它自认为是普遍的、超个体的。犹太人计划的集中论、决定论倾向，抹煞了人的个体独特性；而我们则更倾向于肯定个体的独特性。个体心理的体验完全可以告诉人们，人的具体行为是很难以类别来分析清楚的，你只能在宏观上、哲学上去“悟”它。同样，要想把具体个人的感情之结解析清楚，又不流于生搬硬套，不是犹太人的计划可以办到的。

“情纠”产生于对“综合的心理压制”的综合反应。它是在心理防卫体制的不断作用下不断生成着的。情纠，是无从纳入一些既有模式予以解剖，因为其样态决非固定不变，而随压制形态不断蜕变，这种变化即便是科学的分析也难以把握。情绪的变化，再加上情结的个体化，使实验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对之只能猜谜，却无法确切解谜，因为那是在不断改变自己谜底的系列之谜。

（154）

在那些创造历史的天才身上，时间像梦一样地流逝掉……心中荡漾开淡淡的雾……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哀伤？他是为自己的内心力量而满怀悲怆？一个谜团开始扣击他的心扉──世上还有哪一出悲剧，会比英雄无用武之地更为凄婉的呢？

他，也许不是什么英雄，但却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不断酝酿着、不断生产着反制力量的人。他并不要求大规模战争的用武之地，但却梦想在自己的天地里试行着对抗压制。一个声音告诉他，心的力量若不能坚定地指向某个外在的目标，就会运转过来反对自己、障碍主体的有机生成。唐·吉诃德向风车开战而被人耻笑，但谁曾想过，这并非出自愚蠢，而是需要一个外在的敌对目标，以便保持自己的存在。他并不期待从这对抗中得到可见的利益，他是希望以此摆脱一种致命的窒息感，那种不能用其他方法加以驱逐的悲哀和绝望。

他并非无病呻吟。他的呻吟来自那隐蔽的灵魂疼痛。他秘密的苦难，源于他那边强的意志力量。这层压制要比外在的压制更善于咬啮人心……只是别人看不见罢了。

（155）

在他的暗礁从中，闪耀着一朵冷艳的热情……他渴望走到很远很远的异地永不回头。

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早已厌烦透了。他已然沦为这一大片木头手下的木头。他坐在一间豪华的房子里，但是却成了这间房子的摆设，人们把这间房子叫作“主人”，而把他当作一幅风景画中的淡淡一笔油彩，尽管人们酒后茶余时而说起这一笔油彩十分传神……但毕竟是一笔无足轻重的摆设。

他要启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他不知道那地方究竟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去。他只知道，他必须去，而且，即刻就要登程。

他并不期待奇迹。他没有幻想他能抵达理念的彼岸。他知道，即使在其具的宇宙中确有那一个美丽的地方，但在他抵达那里以前很久很久，他就精疲力竭，虚脱而死了。更可能的是，也许在他启程之前很久很久，那个美妙的地方早已毁灭了，只是消息走得太慢。他需要孤身一人，死在很苦很苦的汪洋中央，没有一个心灵知道，没有一面镜子照见此事。

啊，他的遗体将是鲨鱼的佳肴，他的骨骼会变成某一类化石。到底将属于哪一类，永远也不会有一个来者告诉他。他的命运无人知晓，他的意志不如一颗鹅卵石。

为什么远离已经熟悉的一切，迈入未知的茫茫夜雾？是哥伦布式的幻想在激励他？不是。哥伦布是为了钱财，为了虚荣，为了满足那因一再延误而焦灼起来的野心……是亚历山大式的梦想在鞭策他？不是。他并不渴望统治世界。他怀里没有揣着建立一个建国大纲、宇宙帝国的蓝图，没有那种要为之死去的狂热荣誉感（谁说荣誉感仅是条顿骑士特有的呢？亚历山大和项羽才是更高的典范）……

一种热情，这是冷艳的热情，仅仅不想回来，并无“义无反顾”的雄壮。他的厌弃之感，是无人劝阻的热情。──他只追寻自己所依恋的。他宣布：即使对方是虚无，即使对方并无同感！

在他的爱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厌倦。唯其厌倦，所以去爱。他想用爱的热情，忘却厌倦之苦。他宣布了他的受，他收起了他的厌倦，于是他走了。他悄悄地不辞而别，也没有送行的人。他真的忘掉了曾经那么熟悉、那么眷恋的地土？

他知道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收容他的爱情。他知道一切地方都只能误会他的度诚。他的命运将是要么受到真诚的冷遇，要么遭到热烈的歪曲。各方的人们都涌来，阉割他，人们多么需要他啊！

尽管预知这些冷漠和不幸，他还是要去。他要证实他的不幸，他要体验他的苦难，他要让预感的东西成为已然的事物──因为他太热爱生命了。

当他熟悉了新的不幸，他的生命又撕掉了一页；他又厌倦了：世界太相似，不同的人类之间也是太相似了。正如他在一部讲述“超人”的书里看到的，却是到处充溢着“人”、“人”、“人”！这样的人、那样的人，老人和少年，老妇和姑娘，走绳索的人和宣讲真理的人，半兽的人和擒兽的人……只是没有一个超人！哎！新新人类的嘴是超人族的，骨头却依然属于原始人类！

超人书里的超人还没有出生就死掉了了。被令人作呕的试管婴儿和残缺不全的复制人体取代、腌制。

这样的人、那样的人，老人和少年，老妇和姑娘，走绳索的人和宣讲真理的人，半兽的人和擒兽的人……区别只在衣饰和相貌；而心地和气质却永远齐一。区别只在群体的风俗和个人的爱好，但到处都飘扬着各种样式的阴郁和压制。

以后他到哪里去？还有什么可选择的？于是，他想起了很古很古的书上有一句话，说是人生在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他悄然涕下。

（156）

与梦幻世界相对立的实体世界，是限制人的心灵自由感受的世界：它的限制之深刻，已经到了使人认为它就是“美的源泉”的程度！

为什么人们都说，处于热恋中的人常常表现得最好？为什么爱情能使个坚强的恶棍，化为温柔的登徒子？原来，是爱情的规范力量起了作用，爱情是“他人目光”的最敏感处，人人都关切自己或他人的爱情；人人都重视“有情之人”（甚至那单恋对象）对自己的看法（对这看法的反应则形形色色，另当别论）。这种无形的压力，促使各种正在恋爱或想去恋爱的人们，特别注重改进自己的形象，他们耗费极大的精力在自我的“造型艺术”上。当你看见一个人（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正一反常态地在进行美容活动，你能想象他正打算从事什么别的勾当？同时，爱的甜蜜与痴情，可以软化一颗很硬的心（如果他还会恋爱的话），有助于改善一个人的心境，提高他的心理承受力。自控力加强的结果，是形象的改进。

另方面，失去所爱（失恋）则会促使人们暴露出自身最坏的弱点。有时，不只是暴露，而是由于自我管制的松弛而扩大了自身的弱点，是由于极度的失望、羞愧和愤怒，而趋于另一极端。由于失恋，“他人目光”的管制作用不仅被大大削弱，而且成为一种反作用力。“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这两句雅俗之语，即用来描绘这种失去顾忌的心态。

再举一个例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成了时装业的老板们用以赚取利润、推售商品的一条口号。其言外之意似乎是：人不爱美，何以为人？那么，你是人吗？是人。好。你爱美吗？当然爱美？那就请君购买我的时装吧！我的时装可以使你具有最美的风姿，使你成为真正的人！否则，你还算人？

时装表演的功能，则是通过煽动人类的两性嫉妒的情绪而实现的。在一个仍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里，模特儿大都由女性充任。其意义在于向男子的女友或妻子施加压力：“你们能显示出我这般的风姿俏丽吗？看看您那身寒伦的衣衫！要想和我比美，就请先买件衣服，打扮一下；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就请趁早退出比美、选美的较量吧！”──时装表演的音响几乎总是拌有这样的低语。时装商巧妙地利用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两性竞争心理，用美的压力，榨取人们口袋里的金钱。

而当人们的心理反作用力，一时没有找到对应的外在目标（反制的对象）时，他就会产生莫名其妙的“烦恼”。

（157）

实体的世界通过各种心理的渠道，渗透同化的压力，迫人就范。例如，人在面对广漠无垠的时空时，就会产生深刻的孤独感。有时有人会帮助他，有时则没有。有时别人可以帮助他，有时则爱莫能助。也许只有极少极少的人从未体尝过全然无人援助的滋味。而当他真正孤独、无人救助时，梦幻的力量就可以发挥“及时雨”的超渡功能。梦幻助人渡过无法在实体世界中即刻渡过的难关。而当梦幻消逝时，实体中的困难也许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复存在了；也许因心灵的迟钝而变得不那么沉重了。──梦幻就如是完成了救助；虽然它并不能直接改变实体本身，却可以改善人对实体的感受。

“梦话和呓语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愿望的流露即所谓“梦是心头想”。同时，通过语言的流动，内在的反制的焦虑，得以缓解。一个真正的孤独者，只有通过梦呓去和虚无进行对话，与心灵中的另一个“我”进行交谈。这个对话者，在实体世界中无从寻觅……这种对话尽管无法使在者获得解脱，但可以赐给他刹那间的解放与片刻的宁静。阿们！

（158）

其他世界的压力，必须通过心灵或是灵魂的转换，才能化为心理上的压制感？心理上的压制感，必须通过并不常见的转化，才能在少数心灵中激起那种被称作“灵魂之火”的动力。对于这两种转换过程，尤其是对于后者，现代心理学作了许多研究，但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确切的结论。因此，有关这两种转化过程的诸多讨论，大体还停留在猜测的领域中。各种各样的立论与反驳总在交叉不断地进行之中，要想清楚地讨论它们是困难的。但从这两种转化过程的结果来看，情况还是清晰的，几乎人类的各种高级精神活动、各个浪潮的文化创造活动，没有一样离得开心理上的压制感和灵魂之火的动力作用──而闭目不论灵魂之有无！

如果承认“灵魂”的定义是某种可以相对脱离肉体状态而存

在的意识活动，则通常可见的病弱得奄奄一息的肉体，而能发生强大意志力量的现象，确使人极易产生关于“灵魂”可能存在的想法：肉体与意识的关系并不是绝对臣服的关系！从肉体状况并不能直接判断一个人的意识状况。所以，即便最低限度地讲，也还是可以认为有灵魂的存在。这灵魂从肉体产生，但却能相对独立地活动──他，不必事事征得肉体的同意，他有独立的意志与独立的活动领域。

（159）

柏拉图（他常常盗用恩师苏格拉底的名义说话）认为，灵魂可以脱离身体而存在。生前，身体是灵魂的牢狱；而灵魂只有脱离身体的羁绊，方有完全的自由；死亡便是这两个互相依存的实体相互告别的仪式；因此，对哲学家来说，死亡并不可怕──柏拉图的这种观念是被动物主义所支配的现代心灵很难认同的。再者，柏拉图更认为灵魂有两个部分：一是理性的或不灭的部分，是灵魂的本体；一是非理性的或将灭的部分，是和身体发生联系后“沾染”的。如意志、情感等等。这种二分法显然从属于灵魂独立的原始观念，更难被现代心灵所接受。因为现代的各行知识告诉我们的，是恰恰相反的东西。即，理性是对非理性进行约束的结果。而决非心灵的本体。况且，意志和情感既然比灵魂低级，又如何能认识灵魂呢？

与柏拉图相比，还是所谓新柏拉图主义的普罗提诺关于灵魂的观念，更近于现代人对“灵魂”一词的抽象理解，虽然二者的文化内涵气质迥然有异。普罗提诺这样阐述心与物、万有与本体的关系：

当灵魂突然之间被照亮了的时候，我们便具有了这种所见。这种光亮是从至高无上者那里来的，这种光亮就是至高无上者。当他像另一个神那样，受到某一个人的呼吁而带着光亮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他在面前；光亮就是他来临的证据。这样，没有被照亮的灵魂，就始终没有那种所见；但是一旦被照亮之后，灵魂便具有了它所追求的东西。而这就是摆在灵魂之前的真正的目的：把握住哪种光明，以至高无上者（而不是以任何其他原则的光明）来窥见那个其自身同时也就是获得这种所见的方法的至高无上者；因为照亮了灵魂的正是灵魂所要窥见的，正犹如唯有凭借着太阳自身的光明，我们才能看到太阳一样。

然而这要怎样才能实现呢？

要摒弃万事万物。

（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五卷第三篇第十七章）

在普罗提诺那里，灵魂之火是外来的，而非自发的。而且，外来的方式是直接的灌注（“被照亮”），而非间接的激发（反击压制）。这表明，罗马时代的哲学家，比现代人更为悲观，他们已经丧失了对人的命运的信任，而把目光移到了永恒的天庭之上。

（160）

在我们看来，“灵魂之火”是这样一种普遍性的动力，它起于压制的底层，但却不同于反抗原先的压制源。它被某种压制触发；但一经出现，却不因为原先压制源的消失或压力的他移，而自行减弱甚至消失。它这时所照见的，并不限于先前它意欲反抗的那一物；它这时所要焚烧的，也不仅限于先前逼迫它兴起的那种势力。它充满了要给整个世界带来光明的热望。它变得想要为整个人生驱除严寒。从百接的实用立场看，灵魂之火也许是一种“病态的反应”，它业已超越了“合理的范围”。它的目标是那不再受到世俗性和物欲性束缚的宇宙之象。它因此被常人目为变态。

灵魂之火可以由各式各样心理的折磨而触发。它既可以冲天而起、蔚为壮观；也可以悄然蛰伏，不动声色。其情形有如火热的熔岩在顽冥的岩层下──或喷薄而出、杀气腾腾；或汩汩潜流，寻找突破口。它有时击碎了岩层，漫无目的地寻找着归宿。有时则孤芳自赏，孕育着重大的思想。灵魂之火没有预定的去处，不怀功利主义的企图，它只知道它必须爆发或向外（行动），或向内（思想），否则它自己就承受不了这巨大的膨胀力，那无法由自身力量予以控制或消解的膨胀力。

他注视那茫茫世界，以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他只知道他必须向前、向前──至于究竟哪里是“前”，他却无从知道。至于如何向前，他自己更无权决定。──这是一个权力狂热开始冷却的时代。他清醒地看到，牺牲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他从未渴望得到报偿。最好的报偿，就是千年一度的喷发。除去万世罕见的“自由”瞬间，他根本不再奢望其他。

世人之见，对于从功利主义的桎梏下解脱出来的单纯意志，一概称之为“盲目的”、“非理性的”。这仅仅是因为，用合理主义的逻辑，已然难以解释它！这已是一个根深蒂固、难以更改的思想习惯了……他并不奢求改变世人的习惯，他被目为“非理性”冲动的象征，这将是一种非正确的表述；因为将来会有许多理性起来解释他，将来会有一大群理性主义者起来，为他热诚辩护，因为那时求职的方式，已经转变。──那时，人间就会发生很多的变化。

（161）

灵魂之火，以那些陷于不幸而臻至伟大之境的灵魂，作为自己的燃料。伟大的灵魂在自己的牺牲中，射入一道闪闪发光的力量──成为历史的超渡者和灵魂的打捞者，这样的牺牲、射入、发光、超渡、打捞，是孤独的。

灵魂之火，燃尽了灵魂本身。它一经发出，就不再属于这个界魂。他扬起无数张翅翼，向整个被压迫的世界纵情跃下……他给其余的灵魂，送去星星点点的激活；他激起他们死区已久的热情，他擦亮他们久已暗淡的智慧和铠甲，他鼓荡无数的灵魂，发泄最大的精神动力，向心域的规范展开攻击，他是一个绝对自我中心的利他主义者。

灵魂的力量，冲破了心理规范的禁锢──这就是灵魂之火兴起的预兆。

当心理上的规范禁锢突然发生地震式的根本动摇，反制之心也就突然照见了禁锢以外的广袤天地。那时，“豁然开朗”的感受，对规范的残余约束力而言，是最后的扫荡。当人在蛇的引诱下偷吃了智慧果，从而看见了以往熟视无睹的新视象，新一轮的文明，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类似于“河伯望洋兴叹”时的狂喜，席卷心界。这种心境，是各个灵魂曾以层进式的方式不断地体验着的：一个接一个的豁然开朗，一个接一个的河伯兴叹……王国维曾借用辛弃疾的几句词，点破过“一个接着一个”之间的过渡情态：“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62）

在外观相同的情境中，在气质相似的压制网络中，样态不同的心灵，感受到根本异样的宇宙洞天。以此可以区别三种心灵：

1，天才；

2，疯子；

3，常人。

这是心理生物的三个品种，彼此相视如同陌生的异类。也许在深处，彼此怀有比对异类更多的困惑与隔阂、蔑视与厌恶。

通俗的看法常认定受到承认的天才无所不知。如认为天才能够恰当理解地疯子与常人；而疯子不能理解常人，更不能理解天才；常人则能理解疯子但不能理解天才；因此，天才是最孤独的──就是一种流行的看法。我认为，这种等次的分类，是一种科学迷信的遗绪。因为在这三种心理生物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就其本来状态而言的“理解”。天才之不能理解常人，尤如疯子之不能理解常人。常人之不能理解天才，尤如疯子之不能理解天才。常人不能理解天才，有如教徒不能理解教主。

天才有特殊的情绪和禀赋，疯子有特殊的情结与禀赋，常人亦备有自己的情绪与禀赋──如果不从功利的角度去辨别，那就无法划出其间的分际。人们隔着天河相望──无形而又无限的鸿沟比王母娘娘的“天河”还要难以逾越。没有七夕的鹊桥盛会去一年一度沟通这些寂寞而彼此隔绝的心灵，徒使隔河相望的两造常怀迷惘。他看见了对方，但无法走上去，拥抱在一起。于是，社会分裂了，历史断烂了。巴比伦通天塔的失败，不仅仅是语言隔阂造成的──更深刻的心理隔阂（上帝分裂人类、使之不能成就通天之塔的计划）是语言隔阂的动因。

心理的铁幕，使操“一种语言”的人们，尽管热切地交谈，却不能理会对方的意思；甚至导向反目、操戈，走上各异的命运之途。

（163）

中国人通过“王”的字符，早就建立了精神的“四维空间论”──无机界域的一维（天），有机界域的一维（地），社会界域的一维（人），心灵界域的一维（灵）：

这是不怕洪水之神红色共工予以撞击的宇宙四维。

任何异族的铁蹄，都无法踏碎他，更无法消解它。千奇百怪、形态不一的反压制力，在各文化、各时代的“王”的精神气质中，得到了示范与显现──最隆盛的会演，最激切的再生……集于一身。神奇的沟通者。凝缩着有弹性的反抗力量。他，是作为那“永恒的阴霾”、那“普遍的压制”、那“沉沦的网络”、那“冷酷的女暴君”──热忱而灼目的对应者：在贯通宇宙诸层的洋流中，崭露头角。他反击不断趋于耗散的命运与沉沦，并不像海德格尔等生番所论述的，多半只是文明现象或心理现象；相反，他早在比神话还要古老的时代，就已是宇宙的根本宿命了。

有各式各样的沉沦。但最根本的沉沦是宇宙的沉沦。我们的热切希望在于，一息尚存、正在活动的人们，能够反抗投影在“我”身上的沉沦动向。我们的活力，使得腐败趋势的蔓延，得以抑制！

（164）

对于沟通各界的奇才来说，对于那些最终以自己的人格去左右文化潮流的奇特人物来说，气质比才具，更重要；才具是从气质的充分发育中，产生的；才具顺应气质；而压制气质，则从根本上阻碍了才具的成熟。天才，懂得并获有足够的好机运，去弘扬自己的气质，以改变文化圈内外的大小气候。这是天才世界中的“以战养战”。

行动比意志更重要。叔本华说，意志不能支配意志。但这位研究意志问题的德国人却似乎忘了，行动的后果，常能改变意志的环境，因此，行动及其招致的事件，含有推移意志形态、改变意志发展的特效。我们据此作出的判断是，意志是可以改变意志的！只是，那不是通过直接的口令，而是通过行动──一种间接的口令──去迫使已然的意志，改弦更张。

（165）

病造成的无能为力及其遗憾，要求想象去展开翅翼寻求慰藉、补偿、解脱……想象的泛滥源自深刻的失望乃至绝望。在百无聊赖的苦闷中，在无计可施的气恼中，在找不见解救之路的昏暗中，想象之火突然勃发，以其在实体世界中无法体现的特异光彩，穿透并嘲笑实体世界的困惑。天才的想象与特化的病态，结下不解之缘。

天才若不将自己典当给“病”，那个阴森的权威──沉沦与压制──就不会对他慷慨解囊、有所赐予。他有过坚强的体质，健康协调、充满活力，随着想象力的漫天邀游，天才的锋芒显露。

可他们的体质却迅速孱弱，以致于病。另一面，他也许生而孱弱，为了弥补这种病态，为了争取“同等的权利”，而沉浸于“只此一道”的梦幻之中，终于迸发出灼人眼目的火──天才。因此，幸福的天才，多是已经熄灭了的天才。

（166）

绝望出天才。或，空幻的超级希望产生天才。

绝望阻塞了精力的“正常渠道”，而大希望则抑制了精力的“平常分散”。它们的共通作用，迫使心力收缩在某几点甚至某一点上。难以药效的大病态，有器质性的，也有功能性的；有神经性的，也有心态（“变态心理”）性的。这些痛苦的异常“姻缘”、灾难深重的“婚配”……需要心灵的解脱去救助──无可救药的大病，需要新颖的文化去抚慰。抚慰了伤痛者自己，也抚慰了受到伤害的时代。

天才所以能够特立独行而又价值连城、不去求同却被奉为圭臬──因为他是苦海中腾越而起的一道光亮；芸芸众生都在此苦海中浮沉。他对于群体的含义，决不仅是一件可爱的纪念品、一幅赏心悦目的装饰画……他是生活方向的暗示者；是智慧的启迪者。他是文化反制集团的海上堡垒──在流动中见力量，赐给动荡的洋面以超越的平衡感。

（167）

最有力的状态是“含苞待放”的时刻。这时，生命的内在活力那含蕴的反制力量──已经完成了他的空前凝炼。初期的开放也是值得赞慕的。“放而不肆”、“含而不露”，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这难道仅仅是“想象力”的作用吗？不。这是生命力。

历经磨难而得以集结的力量，肩负着使命来到世界上。不完成彻底地自我宣泄（这意味着相对的胜利和相对的毁灭）他飞会消声匿迹的。一个成熟的生命──又不因熟透了而趋于朽败，这是多么美好的事物！一个因其美好而格外短暂，一个因其短暂而格外美好的事物！他保持着高昂的欲望，却又不让这些欲望得到弗洛伊德式动物主义的充分满足，从而削弱其力量的势头，以此久久保持一股静悄悄的冲力。在事实即在生活的层次中，获得一种主动的饱满。这饱满，这饱满状态，不是人为的紧张，而是长期的压制集聚起来的宇宙之精，是大自然的丰盈赐予（虽然在世俗标准下，它不乏“苦难”的意味），是特殊灵魂“无为”本性的天然流露。他由此升腾到震慑亿兆而令万人景仰的高度。他，也许采取了冲宁淡泊的形式，但内含的力量则是波潮浩荡。

（168）

释放多余的内应力的消解行为，作为处置过剩精力的本能活动，有积极意义。过剩的内应力（反压制力）需要消解，否则将从内部危及生命。生命本能中自保性反应的功能虽然一致，但因条件各异而创造了形形色色的消解方式。

消解行为可依其对象而分为两大类：

1，发泄；

2，解脱。

发泄是侧重于生理层次的、有对象的消解方式。解脱则是侧重于心理层次的、无对象的消解方式。或者说，解脱行为的对象是行动者自己。众所周知，发泄欲望的行为必须有一个外在的对象，通过对此对象的追逐与占有，依据生理、心理的过程实现发泄。解脱则不然，它不仰赖外物，它可在行为者自身的生理心理场内，通过心理活动及与此相关的生理变化来实现。对有意识的动物而言，发泄行为常由生理因素直接开启，并在生理的天地中求得归宿和满足。而解脱行为，虽也原始于某种生理压力，但却诉诸心理方式的解决。

正如生理天地与心理天地本来相通，发泄模式与解脱模式本来也彼此渗透，互为表里、因果。在心灵的海上礁石丛中，摇曳着一艘谋求安全与平衡的人生之舟。这舟上有两杆巨桅，这就是“发泄”与“解脱”它们为人生之舟摄取了动力；在许多情况下，还决定了这动力的方向。所以雄伟的创造者和优越的精神人物藉以兴起的环境，一般并无特别的引人注目之处。和他们“共同享有”那一环境的人，岂止成千成万。但结果如何呢？在一大片池塘之中，只有一株青莲出污泥而不染。一枝独秀，所藉者并非油泥与气候，也不仅是可见的遗传特质，而是科学至今分解不出的某些恰到好处的要素。许多出身微贱或生活贫寒的奇士、圣人、英雄、企业家等等他们久经周折的生活史足以说明，科学尚不足以预先指导人们去怎样做，才能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这种神秘性，使人类的行为迄今还停留在全面的机遇性和具体的盲动上。

如此看来，患难兄弟的对垒、亲密战友间的火并，并非历史的罕有现象。事实上，曾有多少神话、史诗、戏剧、传奇，以及市井小说，将此选作“永恒的题材”！思想的历史和精神角逐的记录更不用说了。军事、政治、经济、爱情、荣誉、社会地位等方面更为实际的活动，也无不充满了这类戏剧性的冲突……同样，生理系统和心理系统之间，发泄行为和解脱行为之间，也不断上演着这类时而激烈、时而和缓的剧目。

（169）

生命是这样一头怪兽：具有自我平衡、相互平衡、与环境相平衡的杰出能力。不论是发泄及其标尺下的纵欲和禁欲，还是解脱及其标尺下的转移和净化，都以根本上的平衡为目标。有些极端行为乍看起来是违背了一时一地的平衡，但那是对长期压制的反动；是“以夷制夷”──以惰性去报复惰性。从久远而观，起作用的仍是追求根本平衡的倾向。否则，有机体又将何以立足？

（170）

禁欲和纵欲，是同一行为天平上的两个秤盘。它们都是用以描述过度行为的形容词。禁欲的深居含义，是强化反制力量的冲动；纵欲则以减轻内在压制（即过剩了的反压制力）为至上需要。唯一的准则，是创造并维系作为生命基点的双边平衡。二者汇合于内外平衡、身心平衡的生命海。由于深刻的平衡需要，一旦外在力有所缓和，人们马上转去释放内在压力，体现发泄和追逐欢乐，成为一种更高级的自保形式。所以诗人们常感叹说，“富贵思淫欲。”实现了欲望，意味着内在力的紧张获得了缓解。

其机制在于，消除了饥饿、安全、温暖等方面的外在威胁后，原先聚集起来以图对抗的内应力，就成为相等多余的过剩之物。消耗它，就成为生命努力追求的首要目标。这时，“享乐主义”便会抬头。所以，一个成功地完成了外在扩张的民族，往往立即面对着内在的腐化。而逆境较之顺境，较易避免内应力的流失。

（171）

“太阳底下很少有新的东西”，因此，新的东西就近乎好的东西。即使新东西本身并不等于好东西，也因其新鲜而不失为好东西的象征或预兆。一切好的东西，都只能是从新东西包括新挖掘的旧物之中来。有价值的古代文物，有价值的往昔精神，其价值在于，新人们从古老的尘埃下，发现了新价值、掘出了新意义，并对新生活的生成，起了“资助”的作用……

如此可见，“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说──都是精神的迷误。

任何学问，都只是人生的工具（“用”），怎能成为人的本体与主宰（“体”）呢。

各种传统文化名义下的本来价值、固有属性也许是有的，但因为人的认识能力受到自己感官的无情限制，因而很难认识它。因此，这些遥远的价值、隐秘的属性，对当代人的生活和思想来说，是近乎不存在的。正是基于此种前提，认识的价值和功用的价值，几乎是同一的。这样，被人评定为“新”的事物。意即人们在其中找到了新的功用的事物。而意义和价值，说到底，也只能是作用于当前的──或当前预测即体验着的。

“新”，有时是创造，有时却是循环。前所未有的创造固然是“新”；光复旧物的循环，就其动用层面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新”！至少，它给人们免除了生活上单调延续的劳役，和文化上刻板重复的苦楚。循环中的新事物，比人创造的纯新之物或许具有更大的生命力。若是没有昼夜的轮回与四季的更迭，我们的生活与文化中的节律和美，将是难以想象的。

《圣经·传道书》说：“太阳之下，没有新东西。”但我们说，“每天清晨劈开黑暗的太阳，都给人以一次清新之感。”作为新民族的缔造者，我们前来反抗犹太人衰老智慧的压制：太阳不但使漫漫黑夜为之驱散，还是宇宙节律在地球上的步履声！它不断启动我们的心扉，使之充满喜悦与激动，并迎合着宇宙周期的颤栗──感受比实存更重要，因为实存是通过感受起作用的。

（172）

“净土”的观念起源于一个奇特的错误。全方位地看，净土观念是意欲摆脱生活苦难的超验性宣言。

净土观念，原作为各种教徒的一个纯粹梦想（以来调剂他们不那么纯粹的生活）。这只有从各种宗教是对乱世的回答这一前提出发，“超凡入圣的净土”，才会引起人们的同感和向往（而不是世俗的所谓“理解”）。除去这种严格意义的“净土”，一切净土观念都只会导向更深重的沉沦！因为从本性上说，它们是敌视生命的。它们蔑视并排斥了生命所必需的种种血腥气。在他们迂阔的眼光（严格地说，是伪善的舌头）看来，压制力量是宇宙的罪恶（“相”与“魔”）；而反击力量则是个体的罪恶（“欲”与“业”）。如此推论下去，只有“涅槃”，才近乎真如，才算得真正高贵。可是，那涅槃又是何等的境界？对此，也许只有入了涅槃的圣者才能做出确切的回答。然而，入了涅槃的人还会说话吗？还屑于说话吗？因此，涅槃除被世俗化为谋财害命的勾当，别无出路。

流俗的涅槃是懒散的借口，是半醒午睡之间的睡眼惺松。它是被不懂得涅槃、从未接近过涅槃的手，捏造出来的梦呓。那些泥、石、金、木的佛像，都长着一双老也睁不开、老也睁不大的迷茫睡眼，他们的最高理想，是把世界变成一个梦，一个作为净土之反像的世俗之梦。正是这种历史的破产，使得佛教式微了。

（173）

一艘陈旧的巨轮，飘流在似知未知的洋面上。它的乘客疲惫到了麻木的程度，麻木到了聪明的地步，聪明到了互相算计、准备自相戕害的程度。这使他们更加疲惫、紧张、焦虑、恐惧，以致极度厌倦的思潮兴起了。谁都希望那黑沉沉的海上驶过来一只救生艇，管它来自地狱还是来自天堂！谁都想弃船而走，连船上的老鼠、阿猫、阿狗也都纷纷跃入似知未知的汪洋──“晚走不如早走”，他们奔走相告……

但是在大潮流的涌荡中，逆流毫无例外地产生了。这就是反作用力，或曰反压制力（潮流构成压制）的“玄妙”之所在。对巨轮的爱，朦朦胧胧地产生了──这是在普遍厌倦的压力下，逆行而兴起的。轮上乘客群体中开始了剧烈的分化，分化引起了争吵的喧嚣。但争吵，却也带来了活力，引起了对轮上状况的关切与注意。于是，一股新的精神意向开始萌动。最后，一批最绝望的人，还是弃船而逃。一批最激进的人为了回答他们，开始确立自己的新希望，并动手修补巨轮，重新确定它的方位。大多数人员，则在观望着，犹豫不定……他们似乎在等着，听凭摆布。

出走者，去追寻他们未知的命运。留下来的人，则就地创造自己的命运。意志的不同，把人引导到命运的不同沉浮中去。在富于戏剧性的大规模分化中，命运女神的身影逐渐显露出来，不同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文化模式逐渐清晰了起来。分化过程，迸发出形形色色的力量。

（174）

“在上帝、真理、人格……面前人人平等”，从可能的角度讲，从反抗僵化、反对固定模式、反对为既得权益而牺牲社会进步等角度讲，无疑有其可取之处。它不失为一个激活横遭压制者生命潜能的生动口号。但是，要把它真的贯彻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则是不可能的。我是说，任何一个社会迄今为止都没有成功地实现这一伟大的诺言。这一“食言”的原因初看起来很“玄妙”，说透了十分简单：各种形式的社会正义，都不是一种单一的社会势力所能保证的，更非一项抽象的原则可以担保：不论它们一时之间看起来多么纯净并富于效率。因此合理的期待是：只有在多种原则的相互对峙所造成的势力均衡中，社会正义和法治状态才可能实现。

人性中追求着支配世界和把握权力的倾向，使其一旦失去压力状态就有趋于沉沦、腐败的危险。人在物理的失重状态下，如不被保护，将迅即死亡；人性在生理方面、文化在心理方面的失重状态，亦复如此。所以，生理的压力使人性变得可爱；心理的危机则创造了令人眩目的文化。多重的社会组织产生出来错综的压力，可以归结为两大功能：

1，它提供了社会正义的保证力量；

2，又不致于因压力的单一化而使格局富于爆炸性。当然，社会组织的存在又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等级化，尽管是尚未僵硬的等级化。

（175）

一般地说，处于上升的、方成中的、反制的社会，是相应建立在善取个性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制度、唐宋明清帝国的科举制度，甚至埃及马木图克时代的奴隶集团制度，都以各自的形态完成了对我们上述论点的证实。

社会制度的伟大艺术，在于如何善用个性的力，以合成社会的力；在于将个性的原始冲动转换成文明的光束。为此，各种社会制度都设置了各种（显形或隐形的）等级存在，以节制个性与个性之间的冲突，并控制个性向社会的挑战。各种层次的、各种装饰的、各种颜色的等级秩序，成为社会结构的“本质”，即“支撑”的力量。有理由认为，创造了社会结构的内在空间的，是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反时间式努力。不是僵化的等级差别（社会反差力量的制度化形式），是社会效率和文化活性的坚定保证。

（176）

群体，曾是人的反制的重要方式。正如群体所产生的文化，也是反压制的分泌物。《圣经》中的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始祖亚伯拉罕许下金口玉言，让他的子孙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像海边的沙子一样多”。古代的原始群落是生殖机能十分健旺的群体，他们以极高的繁殖率，去代偿极高的死亡率：那是由艰辛的生活和缺医少药带来的必须。人口众多在远古之梦和现代的不景气中，为什么会成为一种财富，甚至升格为一个理想：而不是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累赘、一种无可回避的恶梦？很简单，繁衍众多的人口，曾是人类群体反抗压制、自我延续的重要途径。环绕这一传统有效的方式而建立的种种理想，都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追逐着人体的热气，渴望从中收集抵抗环境压力的能量。尽管在一个现代的心灵看来，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是如此微不足道，而它的成本却未免太高现代人对外在压力已经获得了被称为“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反应方式，而这是比人口的增殖选为节能的反击方式。

（177）

人口的密度具有典型的含义：一方面，密度大，则抵抗力相对而强。这条规律在越古老的时代越有效。在现代，并不是这条规律的内在含义失效，只是外在效果变了：机器的力量取代了原始的人力。故多余的人力、失业的人口，反而成为负担，造成社会的拥挤与不安。另方面，密度大，则比重大而内压增强。所以我们只须稍稍翻阅一下历史与地理的经纬相织出来的人类群体之图，就看到一个大体相应的现象：密度越大的社会：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的互相牵制与挤压的程度就越强。在古代，人口稀松的游牧民族比人口密集的农耕民族，从来就享有更广泛的内部自由。尽管那不是现代社会在法治状态下的公民自由，但毕竟不失为一种原始的、直接的自由。根据同样的道理，在人迹罕见之地，当然也就很少社会界域中的诸多压制。这时，人们更多面临的乃是来源于自然界的压制。如，无机世界的风雷雨雪、山水距离，以及有机世界的毒虫猛兽。为了抵抗这种不利，人需要结成团体、加速繁衍──社会压制是作为自然压制的反抗者，而诞生的。

（178）

文化之过失，非文化之罪愆。并不是文化破坏了原始的和谐；文化，只是原始和谐被击破之后，产生的一个替代品而已，它多少带有无可奈何的味道。

从各个文化圈反复兴亡的事件看，几乎可以得出一条“规律”；无视创造性的社会迟早会遭到合乎其无视程度的恶报。一种体制如果靠着毁损自己赖以发达兴旺的根基为生，只能逐渐衰微。如果社会的效率只能建立在压制创造精神的基础上，这种效率的恒定值是递减而不是递增的。

（179）

对黄金时代的各种期待，牵引着人类的梦魂。每代骄子，都对黄金时代倾泻着自己的倾慕与热忱。社会的黄金时代是这样的；它建立在激励、保护主动精神的基础上，用革新生活去使社会避免这一危险：因囿于有形而丧失活力。次一等的社会，已经不再注意无形的个性，而只注目于有形的效率；它习惯于通过压制主动精神，维持着社会的固有效率。斯巴达的军事纪律和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范例。但这未能阻止斯巴达社会的没落。

（180）

正在上升的社会，珍惜每一分力量，它近乎本能地知道创造性的价值。它仔细保护他们、精心培植他们，倾其养料、促其生长以此间接的方式，大大促进了社会的生长。生长势头较差的社会也还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无力付诸实践。因此，它更经常地对此保持无奈的缄默。糟糕的一种情况，则是以悲剧中特有的矛盾态度面对这一道理，但无法接受创造性的挑战与“滋补”，恐怕脆弱的平衡因之崩溃瓦解。然而，社会的转机因此会来临。社会的反压制力会凝聚并上升，与社会的沉沦过程交错而过。社会压制的结晶（五四时代和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所攻击并反对的封建礼教和官方说教即其一种典型），原是文明的象征；这时，却成了文明的死敌。

上述情况，就其文化活力而言，分属三个年龄阶段。即，各个文明史──经历过的初起、中盛、末衰之运。从这特殊角度去测度一个社会的文化力量──即考察此一社会与生活在此一社会的创造性间的关系已经发现，创造性透过社会以对文化施加影响，利用“社会效益”促进文化变迁。从各个文明史的发展轨迹看，杰出个性才是文化的“体”，而各种社会效率加在一起也不过只是文化的“用”。唯有体用结合，方能汇成气象万千的生活之流，结成生机勃勃的社会之构，呈现浓淡相宜的文化图篆。

（181）

诗人们常常咏叹当人走出了自己的窝巢家屋，无所依恃地直面大自然时的神秘感受。他站在山颠或海角，俯仰于天地之间，将不免倍觉自身的微渺；同时，又生起一种轻松欣快的感兴情绪，顿觉心旷神怡。这双重的心性来源于：

1、在自然的威压前，人的屈服与自卑；

2、自然的压制，反而助人从社会的压制下解脱出来。所以，在社会间失意的人们，常乐于流连山水之间。自然的风光有令人陶醉忘忧的奇效，且赐给人们这样一种心境，结果更为恒定的自然诸相面前，倏忽不定的社会诸相露出了转瞬即逝的特性。而这，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失败者，岂不是一个最大的安慰？轻松欣快的情绪，是暂时脱却了社会压制后的心理反应。“自然比社会更强大”，这种想法反能劝说失意者回到生活中再：度挣扎。这种心境或类似的达观，令人更宽慰地看待尘世间的是非；同时，也由于它带有“虚无主义”（即真实得使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感，到了受不了的程度）的倾向。而对现有文明“看破红尘”，甚至是从根本上的蔑视。其中既汩动着转向的创造精神，但对现有文明也意味着破坏的冲力。这冲力也许受到多重抑制而未曾显露（如胡人石勒年轻时的遭遇，他在城门口啸傲，却差一点被汉人恶霸杀掉），但社会气候一旦成熟，它却不难转向一种反抗文明的“野蛮”。

我们常看到，许多准备投身于重大斗争的历史人物，在投入决定性的行动之前，都曾脱离文明的环境而到蛮荒之野，去孤自思索着什么。隐居为什么能赐人以力量？因为，那是从自然的永恒中吸取到了原始的“气”，这气一旦鼓入社会，是不可避免要对旧文明的构架造成浩劫的。

在威严的自然和无垠的汪洋面前，人会顾影自怜；就是在人海之中，亦当升起如是的感触。人海像其它“多余的反制”一样，对“我”构成了沉重的压制。少数的人对“我”是不乏助益，而多余的则构成妨害。人人都想摆脱太多的人，但人人都摆脱不掉这群体生活的影子──除非他自己率先死去。现代文明甚至把“遁入空门”的狭窄道路都杜绝了。现代文明的这一特点，并不像五个孤儿的父亲卢梭宣传的那样，是由文明的恶质所注定的；而是由持续增高的人口压力（并不简单体现为人口的密度）造成的。事实上，表现得越邪恶的文明（它常体现为“极端的野蛮”，但这是比自然状态远为残酷的文明史现象，如大规模的屠杀并不见于“自然状态”），常常是困于更大的人海压制的文明。而诸多的反自然但又反文化的野蛮（实为一种变态的文明现象）行为、野蛮化，实际上是在以非理性的方式，在努力摆脱这全社会、文化圈已经难以脱略的超常困扰。

（182）

通常被称作“野蛮行为”的现象是反文明的；但同时它又是反自然的。因此，需要区分“野蛮”与“原始”。野蛮不是一种由文明到原始的倒退，而是由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过渡时，常常经历的一个节奏。不论你依据自身的处境与感受，认为它是沉重的压制还是轻松的解放，它实际上都是过渡、转换、再生时代的一个牺牲（奉献与收获的中介）。有谁在自然状态（如动物世界或许多发展极低的原始文化）中，见过文明大毁灭时刻特有的那种大规模的恐怖、集体参与的破坏？

更确切地说，所谓“野蛮”意味着文明的蜕化。如果不带褒贬地说，野蛮则是文明的特化；一种文明向另一种可能的文明转换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非理性”的痉挛或尝试。

在这里，我们确实触摸到了文明与野蛮交际之处的脉搏。这脉搏是清晰而有力的：经过了非理性的、再度野蛮化的冲击式洗礼后，旧的文明才可能被彻底抛弃，穿上寿衣，送进坟莹。经过了间歇、断裂、“黑暗时代”中的喘息、休耕、梦幻之后，新的文明才得以从“野蛮而肥沃的土壤”（它是在“文明的废墟”上做成的）中，长出自己的新株。文明与野蛮彼此对立，但却互为因果。

（183）

繁荣的商业区，灯红酒绿的场景，对不想在其中牟利取乐的人，不啻为一种压制。这是文明对原始的压制。这种或是激成诱惑，或是引发逃避。漂亮的姑娘，触发人欲幻想之翼，但对准备恪守道德规范的已婚男子来说，这是一种压制，这是文明对野性的压力。推而厂之，对于那些可以放胆追逐她的男子，她又何尝不是一个强烈的、亟欲“抹去”她而后快的压制之源？这是文明的诱惑对浑沌情感的挑战。抹去，可以有许多的样式：或忘却，或旁骛，或占有。占有了，也就从心上抹去了。没有了压制，也就丧失了存在。

（184）

生活充满生动的、互相矛盾而活灵活现的魔力，但这是一种飘逸着的、抓不住的魔力。“执者失之，为者败之”是试图概括它的一句古老箴言。用现代的说法，对生活的希望愈高，则落空的概率也愈高。要求愈强烈，失望的机会也就愈多。说生活是一个谜，也就是说，是个无法仅用语言抓住的对象。所以，人们创造了整套整套的文化，力图解答这个谜。正因为抓不住它，所以无法预测它，甚至难以道出我们对它的真实感受──人们才因此变得格外热爱它。没有什么比行将失去的东西更可爱的了。人们常说，生活是不断地自我超越、自我否决。在我看来。生活的这一性格是它的主人──人──的性格特征造就的。人们厌弃已然的东西，视之为压制；人们追逐未然的东西，以之为解脱。人们对现有的语言已经抓住了的东西，失去了神秘感。而以最大的虔敬，去探求语言之外的本原。人性的这一特征，促使相反的东西互相追逐，演出文化史上的大悲大喜。

（185）

平等精神与真正的平民精神又完全是两回事情：前者是一种暴民的无序精神的情绪化表现，而后者的主流，则是不甘自卑、强调奋斗、尊重同等的机会等等。总之，那是一种反压制升华。相反，平等精神则以深刻的自卑感作为自己顽强的劣根性。它以攻击他人的成就，去安慰自己的嫉妒心。以贪欲与懒惰替代了奋斗精神。析其成因，这是一种文明业已丧失了“同等机会”许久许久之后，方才兴起的社会心理上的痼疾。这痼疾反对有序的社会积累，足以把和平竞争的过程打得七零八落。现代国人简单地把平等精神称之为“东方式的嫉妒”，而把平民精神称之为“西方式的嫉妒”──从表面上看，这种称谓倒也无可厚非；但骨子里这却是大谬不然的。用地域的东与西，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固属皮相，用文化的形态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又何尝不然。

历史告诉我们，罗马帝国末期的“西方世界”也曾大大流行过上面所说的“东方式的嫉妒”──卑贱者的平等精神。早期宗教组织恰恰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乘势崛起。因为“平等精神”是“苛政猛于虎”的伴生物。相反，在中国古代的“东方文明”最富原创力的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着的恰恰是“西方式的嫉妒”──平民精神。许多平民士人乘机起来，布满了文化的星空。后来，大一统长城时代（从秦到清的基本大一统时代，少数分裂期应是例外），中国文明的内在力量衰颓，故而兴起了阿Q式的破坏力十足的平等精神。对此，若要作个简约的社会学分析，则平等精神主要流行于阶级分野殊不鲜明的专制社会（如中国大一统长城社会）中，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已经不自觉地揭示了中国式平等精神主导的社会文化土壤──费拉社会。但平民精神则主要流行于阶级分野比较清楚的贵族社会（如封建时代的欧洲或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以及随着贵族的没落而逐渐到来的初期平民时代。尽管这与他晚年对毛主义的屈服，似乎是矛盾的。

（186）

各种现代社会，在不同形式下面临一个共同危机，个性与社会间的紧张关系。总的趋势则是个性的发展、公民在法治下的自由权利，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社会在体积上的日益膨胀，它留给个体的空隙也就越小。所以我们看到小国或中等国家的居民才相对富于自治的能力和自主进取的精神。国家越大，留给自治、自主的余地反倒愈小。这是横亘于无机与有机之间的大阴影。越大，对个性也就愈苛刻，居民的个性也就磨灭得愈甚。体积的惰性与迟钝。带来了文化上的恐龙时代。

生命世界也是这样，在同一种类的生物中，体积大的一般不如体积小的反应灵活。小的生命所消耗的能量按比例说也相对较小。这是被宇宙的普遍压制本能所决定了的。体积越大，所承受、所需应付的各种无形压力也就越大；因此，它的内在压力，作为反压制力，也就越大，各部分自由回旋即余地也就越小。这种因盛（体积大则生长、盛大的结果）而衰（丧失或降低了生命的回旋余地、创造空间）的事例，像反复不尽的变奏一般，一再出现在各种西方文明形式的生命旋律中。

（187）

当历史气候发生大变化时，统治力量会因无力实现相应的转换而受到削弱。逆反的再生的力量开始上升。经过千百次的试探、冲突、失败之后，它终于胜利从而化为压制的力量。原先的压制力被粉碎或被遂入“地下”（即被压制状态）；但它虽散犹聚、虽死犹存──历史气候的“循环往复”与重行演变，终将赐它以复出的机会。这样周而复始的运动，构成宇宙生活的古怪节律。正是在这“反复其道”（《周易·复卦辞》）的节律中，宇宙一次又一次地诞生了，又破灭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确立了，又解体了。这种运动因其宇宙性，被佛教徒叫做“轮回”。艺术家们，则本能地体察这一宿命，他们以充满苦痛的本能、极为细腻的感受、出神入化的手法，总之，是以各种艺术的回声，表现这令人敬畏的宿命。尽管艺术家们看不见这一宿命的完全线索，只抓住它的断断续续。大宿命的往复运动则暗示着，社会不断地生成、毁灭，以及一成一毁之间的膨胀与收缩，裹胁了、支配了所有个人的小命运。这种大张大弛是不以人的喜怒哀乐而易其节律的，人充其量只在自己的小圈子内触及了它。人人都渴望幸福，但有几人真的获得幸福？

历史的气候是微妙难明的，它常常“欺骗”许多人。但它瞒不过明敏者，反而它会将自己最细腻的端倪和最神奇的预兆，显露给人类命运的预知者，让他们尽自己天性地看到为的是让他们尽自己天性地说出。正如自然气候中的大季节，大冰期：的存在，会被天文家、地质家所“探明”；生物史、文明史上大气候及其转折，也被渐渐“认定”。尽管这都是学理上的“事后聪明”的追认，并非“先见之明”的预知。“验诸以往而征诸未来”的体验，却对历史气候不会改变的成见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事实上，不但历史的气候、潮流会变，人们对历史的观念、对历史的理解、对历史的希望也会因之而易图像不断，扭曲、破碎、重组，以致新的显像……这边的可能性是无限的，那边的确然性只能有一个，居中的可行性则有几种到底怎样，大智难穷，而变易本身却无可置疑。

历史也像人和社会一样，有其“需要”吗？其实，通俗意义的“历史需要”取决于历史家对历史趋向的理解与评价。而为历史创造需要并满足这一需要的人们，则对其趋向有趣俗的感知。

这一感知，超出许多人察觉和明了的范围，告诉他们，他们也不能去理解、不愿去接受。回过头看，历史的需要是唯一的，清晰的，不可能纷歧无定。它超越于个人的需要、阶级的需要、甚至全民社会的需要和民族文化的需要之外……只是藉着这些需要之力的“和”显现出来。但在当时当地的生活着心目中，情形恰好相反“凡是遥远的，都是虚幻的。”这一流行性见解抱定了盲人摸象式的经验论宗旨。

对历史需要的明晰判断，难免会忤逆许多人的奢望并打击了他们的幻想。因为感情受到了伤害而断然拒绝事实，曾经造成了悲剧中风格的崇高。

（188）

文化有永生之路吗？也许有。也许没有。我们不必对此强行作答，以给来者的意志、智能、天赋使命，划定一个不准逾越的囚牢这种反反复复的悲剧本是充斥了人的文化史的。另方面，迄今为止，从众如云的睿智之士，尚未发现一种能够永生并具有不可征服之禀复的现行文化。退一万步说，文化的永生之路即使可能出现，也要验之于“未来”，而不是立足于对“过去”的神化，并迷失于对“现在”的偏执。

今日获得的各种视界显示，文化的“长生之道”，在于它的自我约束力量。这包括两个方面：

1、接受了这种文化的人民，有着自我约束的内在力量；

2、这种文化范型本身有着自我约束的传统。

在很多场景中，内在的约束与节制（而不是外来的压制与禁锢），更合乎生命的节能原则，这就是道德规范可能具有的积极的使命。因此一般说来，各种道德招致的“不满”，总是比不上它所获得的“赞扬”。这也是它得以存在下去的理由。相形之下，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富于自我约束的倾向。在把中国视为“远东”的世界地理的座标系上，这一倾向似乎由西而东地强化着，或由东而西地弱化着。这是仅就文化的表现形态言。在根本上，各种文化都是为满足欲望（感官的或想象的；肉体的或心理的；升华形式或沉沦形式的）而设，它们在内心都是好表现而厌约束的。如果东方的相对拘谨不是慑于外力的恐吓而是源于内向的清静──是否说明东方文化更强大？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189）

反击力量越强，感受到的压制也相应越强。生命力越弱，生命对外界的要求反而越低。社会压制是社会存在之母，但儿子只有与母体分离，才能实现诞生。好的儿子，就是那最终超越了他的父母的人。

对压力的抵抗力，是衡量反压制力的唯一尺度。对“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古老格言的新理解表明，人的反压制存在，作为宇宙无限大与无限小的中介，是宇宙间两极化万物的审视者。审视的结果发现，有两把尺子：一是超验于人的（即人们信念中的“客观”）；另一是体验于人的（即所谓“属于主体的”）。尽管人类“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但人又是一种不甘于不知、充满好奇与自信的生灵，于是他便拼命发掘“其一”，即属于主体的可以体验的那部分；像觅宝者搜寻看不见的宝物那样，以便从中分离出“其二”（即超验的那部分）。这就是三千年来传统哲学观念中“一分为二”的心理渊薮？

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年）在他的《狱中札记》中也醒悟到了，“普遍的主观”就这样创造了一个“客观世界”，虽然这有点姗姗来迟了。这种极富慰藉性和实用性的统一界定，构成了好奇心的界限，殷切地探询，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嘎然中止。这一中止，对人的世俗生活诚然是有用的，完全合乎节能的生命原则；但对人的精神历程来说，是否是个缺憾甚至不幸呢？说起来，哲学意义上的怀疑主义的价值、证系于上述的统一界定的反面──它打破了又一个心安理得的静态满足，开辟了一个个动态的搜索。怀疑主义的局限，在于“不生育”。如果怀疑主义不导向某个以“树立”为中心的变奏，那么，它的南音响终将消逝在人类理解力的神殿外。怀疑主义看透了的“空寂的神殿”只是一个过渡，它最终会重新充满一些异态的神灵，有力的神灵。

（190）

社会等级间的反差，互相造成的压制力，从各层面、各渠道激起有生气的反压制力，压制──反制──压制。这无可逆转、无可切断的永恒之流（希腊人称之为“命运”），注定了，和谐只是源于不和谐的一个反应。不幸乃是幸福之母。看得更远，则不幸、不和谐也是幸福、和谐的归宿．正如死亡是生命的归宿，万物都将归回浑沌之母的阴郁怀抱。对发生在社会群体中的文明（而非个人心中的灵性），反差萎缩，压制与反制的力量也就趋弱。社会生活的活力、内驱力、外扩力等等也就低落。

要测度一个社会的外在力量并不困难，只要看看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就可以了。但是要测定一个社会的内在力量却殊非易事。谁想准确地测度，只有到此社会内的各种反差中去寻找答案。如是，凡渴望赋予一个社会以特殊的力量，必先力求赐给它以特殊的反差。要给一个社会以多大的力量，就需给它以多大的反差。应该协调这些反差所造成的冲突，以便把它们汇合为一股更强大的总体反压制力。可悲的是，大多数文明社会在创造反差、协调反差方面，不是做得不够，就是干得太过分了。过犹不及。

（191）

为了更有效地抗拒外来压制以保护自己，人必须团结成集团，组成各种形式的社会，以增强抗拒压制的内在力量。但社会的外壳一旦成形并开始运转。本身就悄悄化为对其它自己成员的压制。存在就是压制，存在就是反制。一个存在的诞生，就开启一场新的压制与反制的角逐。存在，从此成为一项自行其是、享有自己特殊要求的压制之源。

一个社会的存在也和宇宙间的万般存在一样，一方面扮演着反制的先天角色；另方面行使着压制的后天职能。这双重的脸谱、双重的力，激起了无机世界的浪潮、生命世界的喧嚣，以及引起了社会的多重困扰。

压制与反压制随时随地、时空交错地互置、移位、转换与升沉，构成了各种折磨．痛苦、悲剧、荒诞，以及宁静、再生、和谐、庄重……构成了被我们称之为“生活”的社会本相。这也使缺乏理解力的人们，对正义与非正义的分际感到迷惘。

（192）

社会、文化也像人自体一样，无法“战胜”更不能消除自己承爱的压力。它的最佳状态，是创造相应的内力，抵抗这些压力。至于这些压力本身，在根本上是超验的、无法干预的。这也许是不幸中的大幸？是局限，创造了各种美与善？甚至创造了被人目为“真”的可畏之象？人和社会干预不了、无法消除自己面对的神秘（因其不属感知及语言的此岸，因而在根本上是超验的）压力，他才在此岸创作了反制的众多品种与花色，以迎接强加给他的命运。

（193）

社会的压制，有助于维系作为结构的社会存在，保护文化的土壤不致流失，并通过剥夺个体的自由而实现文化的使命。区别仅仅系于，置身于这一宿命中的每个个体得到的世俗性报偿及其感受都各不相似。有的人因所获报偿而踌躇满志，有的人则会愤愤不平，更多的人则以忧喜参半的情绪变幻去看待自己的生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层在实际上都无自由可言，从压制与反制的视界出发去观察他们的生活，则无不同样受制于那种超乎人类一时一地意志之上的力量。

社会的压制力，是维系社会结构的主力，尽管它酌归宿是反抗更大的压制。古代中国人曾用“三纲五常”之类的概念概括过这些压制力量，并在各种经典中详细记载了这些压制的具体形式，他们称之为“礼”。与“礼”并称的“法”，也是社会的压制力。礼、法的本意，都在于制约人的行为，以避免社会冲突并把社会总体的力量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为在理论上促进这一点，古人通过大量的著述，详尽地阐述了他们为这些社会压制力所作的辩解。他们给这压制力披上了神圣而光彩夺目的道袍，并把它升格为不变之道与天地之极。这曾经是中国文化自我证明的装饰，它给了中国民族过去的生活以有力的启示与巨大的鼓舞。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他名篇《正气歌》中，就以肯定的口吻谈古论今，并以极大的热忱推崇了这些压制性的社会规范。因为文天祥的不幸遭遇已经把这些压制性的规范，变成了反击性的楷模！“正气”已经不再是人的生物本能，不再是升华了的文化情绪，不再是带有特殊社会含义的特定文化圈内的生活指南，不再趋向某种形态的社会压力。所以，文天祥的正气称为文明世界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和无上纪纲。

素以思想激越著称于世的反满志士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却也给予这些压制性的规范以极高的正面评价，他们宣布丧失这些范畴比丧失个人的人格还要可怕。因为个人的人格被认为只能附属于这些规范。压制的规范、生活的守则，被目的化了，被升格为客观存在的“天理”。天理不再是人性的投射与运动对象，而成了人的绝对本原。严格说，这是由唐宋文化的衰落导致的哲学大迷误。应消除这千年误解，把主体放在一个相对的位置上进行反省。

（194）

社会的压制，激起并促进了社会的反压制力。不愿盲信、屈从的个性，不思自弃、自损的个体，总是在寻求一个突破口，以求改变文化的流向。这是多元文化的内在基础。他们对压制势力进行的冲击，开始时并无明晰的方向，也无固定的方式。此时，他们只求摆脱压制，心智还处于困惑状态。只是随着反复的较量与试探，一条更合乎节能原则的道路被发现了！新大陆洞然开启，新的眼光射入了它。这时，可能性变为可行性，神秘之象变为神奇之事一个新的文化运动开始了。

他们的心充满明净而豪爽的艺术冲动。这种冲动的本质是渴望新颖、渴望创造。而来不及顾虑这新颖与创造是否合乎已成的规范、既定的逻辑。作为社会的反思脱颖而出的新潮，是使各种世俗的历史得以再生，各种文化得以免除腐朽的神奇之事。

（195）

潮水上蒸为云雾，云层下落为雨雪。天地之间，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分割，甚至没有一线固定的、公认的界限。近视如坠十里雾中，远视则漾溢着朦胧迷茫的美。有时候，正在上升的水汽与正在下降的水汽看起来竟是十分相似，不分彼此；尽管他们正在奔赴不同的宿命。唯独慧眼的人，方才有幸（或不幸）窥破此中的玄机。

社会的沉沦与反沉沦之间，也是如此纠缠不休、混做一团。没有截然两断的鸿沟，反有随时随地的逆转。种种形势，被超乎世俗善恶之外的大力量左右着。局部力量的分合、升降，受着生成趋势与死亡趋势的牵扯，受着主仆关系的制约，受着爱与恨的交错。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反制力成为新压制力，被驱于地下状态的沉沦力量，再度化作新生的来源或盟友……

（196）

社会压制与社会存在，原出于一。只是从不可见与可见的区别上，我们才能区分它。压制，对社会意味着维系力；反制则意味着解体和再生的力量。维系力不一定具备生长的功能如果它只维系腐朽了的秩序；解体力也不都是毁灭性的如果它瓦解的对象是那阻碍生长、破坏再生的秩序。在这里，促进生长的功能应是无条件的高于维持和平的评价。我们应当根据功能去重新调整我们的精神生活。

社会的压制，本来只是无意识的规范，当它被明确无误地意识到，就化为心理的压制。它比通常的心灵压制更深。人可以通过想象去解脱心灵的压制，但无法依赖想象去搬走生活中的铜墙铁壁，甚至其残垣碎瓦。

社会的压力手段，本来是为了应付另一些更严重的压力（如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等等），而发明出来的抵制物。为了维系群体的存在，这些压力手段曾是不可少的。因此人们并不觉察它的压制性，也未探询它的真面。但当它的使命完成、功能衰退之后，只能作为累赘而被人认识。对于渴望创新的心灵，这是不能无休止忍受的一项苛捐杂税。

（197）

对存在的认识，是透过对其投射出来的反压制力的判断而实现的。没有判断便没有认识。一种存在不断走向自我实现的历史，就是由反制的“无形”演化为有形的压制形式的漫漫飞光。强盛的反制，是不拘于形迹的，不为人所察觉的。这时，它是“无”。当“无中生有”之后，人们才逐渐看见并承认了业已分化了的有形。形式的结构呈现出来，反压制力就更多体现为压制，“阳”息而“阴”盛。正因为内在的力量已经衰微了它才外散并凝为一个有形的“存在”。

“存在先于本质”一类的说法，是远远无法满足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的。就其矫正经院哲学的弊端而言，无疑具有相当的价值，但此命题并不完整。存在以外，还有先于存在的力量（如上帝），上帝不是本质，而是非存在，是无──无形的存在。这种非存在的存在与经验世界中的存在，是完全不同的。先知可以说上帝但不可能说尽上帝；上帝终会再度显现出来。

（198）

社会世界之内的压制源，分层、分化为各个文化圈、民族、国家、社会机构、社会组织、家族以至家庭、朋友圈子、势力团伙等繁多形式。中国传统上的所谓“五伦”（夫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尽在此无所不包的社会压制源内。这些功能各异的压力集团，通过对生命的原始反压制力（个体存在）的多重限制、整肃，去形成一种公共的秩序，以维持社会作为有机系统的存在与运转。

这种社会存在，对性喜追求自由、具有独立倾向的个体，就成为压力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成为剥夺生命的原始自由、侵袭个体独立的同义语。“人是比一般动物更为高明的社会动物”这样一句充满自信的自我估价，在社会意义上等于是在说：个体的人失去了较个体的动物更多的独立性。

卡尔马克思的偶像、普鲁士王国专制政治的拥戴者、德国柏林大学的教授格奥尔格·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曾经写道：“政府，作为民族精神的单一的灵魂或自我（即主体），不能容许个体性有这样一种二重性。而自然呢？作为众多的所体现的偶然性，却与这种单一所要求的伦理必然性对立着。”（《精神现象学6─A─b》）这个“半斯拉夫人”把专制政府当作民族精神的主体，当然是可笑的；但在要求集中的群体与渴望独立的个体之间，确有对立。调解这一对立，以便为伦理必然性的局限找到更宽阔、更合乎自然天性的空间；同时，以牺牲自然性（即众多的个性）去促进社会性社会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199）

国家的第一要务原是保护内部居民免受外来的征服、役使、控制、主宰。它是一个种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共同利益上的反压制的“力量的凝结”。

制约内部的分离与敌人，以维持这一“力凝结”的继续生存，只是国家随后产生的职能。随着国家的成长，它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把自己这个手段当成目的自身（例如，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就是试图把国家目的化）。因此，早期的、野蛮的国家较之晚期的、文明的国家，更为外向。它对外部压力更勇于抵抗；但对内部的异已的力量，反倒较为宽容。它的力量矛头主要是外向的而非内向的。当然，西方世界在近代的、晚期的发展中，完善了它的代议制度，使它有别于其它社会的历程，但代议制对自己敌人（即结构外的敌人、反对代议制的敌人）的实质性宽容也是有限的，否则，它的根基同样也会遭到剥离。它们一再召集反对各种“集权势力”的社会力量，推行政治正确主义，禁止反对宪法的言论。

（200）

历史一再证实，国家也正如各种人类发明的其他有机组织一样，一旦产生出来，就有了自身的本位要求和独立意志；它要求从原先的从属状态里挣脱出来，以便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一意志并不等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历史还表明，国家的超人格意志倾向，有时甚至迫使统治者个人做出违背其个人意志或家族利益的事，甚至会作出背离整个群体利益的反常举措。此种似乎悖于常理的情形使人陷入了反思；宇宙的宿命，也毫无例外地把阴影投在国家这尊偶像之上。

这时，作为“契约”也好，作为“让渡”也好，作为群体反压制的凝聚式也好──国家终于开始了僭越的历程，从保护内部居民日益退化为，要求各阶层人民为国家的本位利益去无谓地牺牲。每当这种离奇的时刻，尽管并无外来压力及其威胁，但统治阶层却以国家的名义高喊着保护民众利益的虚假口号，以便更顺利地对人民实行严密的监视和彻底的役使。罗伯斯庇尔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误入了这一歧途。每到此时，内部的阶级统治甚至变得比外来的侵略更为严酷。中国历史上王莽代汉时，就曾充分使用过这一破坏性的策略，以致天下大乱。

国家功能的这种蜕化变质，是如此频繁地发生，以致形成了某种社会规律：它向人民显示了，国家不可能是人民的全能保护者。面对国家的过去历史和现有功能，职业革命家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他们在犀利的分析中寄寓着最激烈的对策──“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他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特权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宜言》）这种宣传后面，隐藏了无权阶层（尤其是各种政治流亡者）对国家变质的深刻敌视。

（20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先作为受保护对象的个人，在阶级社会中受到本国国家机器的压迫程度，反较受到原先首要抵抗对象──“异族的威胁与压迫”──远为深重。各阶层的人民，直接受到统治者的诺言、口号的愚弄。但再往更深处探查，当会发现，所有的人都被卷入了文明社会惰性沉沦的一个旋涡。在充满奴隶的社会里，再强悍的奴隶主当然也不会是自由的。他们迟早会因长期的力量消耗而变得孱弱；统治者由于腐败，不仅失去统治的权柄，也会失去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统治的罪恶，最清楚地表现在，它必使强变弱，化神奇为腐朽；并通过压制力的消耗，促进了反压制力的集结。这是双重的不利。面对这种旋涡般的力量变化，历史上一些反动统治者采取了本能的防卫：他们挑起、夸大、甚至制造一些假想的外敌，通过激化对外斗争来缓和。转移内部压力，以便延缓自己因统治造成的衰落之运。这些被利用的外部敌人，有国境之外的“蛮族”、“故国”，也有国境之内的“异己分子”，如蒙古统治者把中国民族划分成几类等第，以华治华、分而治之；希特勒煽动反犹情绪以强化、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即是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两个案例。

这就是国家命运所含悲剧性的突出表现。它的创立，本为保护多数人的权益，但在长期的私有制历史进程中，却沦为少数人巧取豪夺多数人生命的“一部机器”。而且，这是一部对外毫无用处，对内掠取有水的超经济的榨油机……

国家为什么有兴有亡？文化为什么有升有降？──力量的中心转移了，原先的结构与功能，随着原先力量的分散而趋于松懈、解体。新的结构，则在新一轮的力量集结中渐露雏形：它势必创造新的功能，以此说服久已深感失望的人民。

（202）

国家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有复杂的性格。如以任何一个国家的整个历史作综合观察，则国家不仅严酷地对待它那些无能为力的臣民，到最后也总是凶狠地报复了那些敢于玩弄它的权势者们。这些权势者曾经以为国家是属于他们的无意志者。宝座的下面，往往就是暗藏的火山口。当一个国家的机器已经成为纯粹用来施行压制功能之时，它也就身不由已地承受日渐集结的反制力的冲击。压制力愈大、愈残酷，反制力也愈激列、愈浓厚。对冲击的防范与权力的腐蚀相加，国家付出了可观的力量，作为延续其生存的代价。因而日趋衰弱是其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中国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历史上，压制性酷烈的半开化的秦、隋、元诸朝，衰竭与崩溃来得也特别快，因为它们的消耗性运动进行得太猛烈了，终于招致了反抗力量的拼死抵制。快速而压倒性胜利的得意之余，使他们忘却了大禹式的统治风范。备受限制的人们却酝酿着能动力量及其冲击，这远比没有情绪力量的自然洪水更有破坏力。它轻易之间，就能击碎一度近乎万能的封建国家，尽管那些权力实体一度那么强大，曾经有效抵御过像匈奴、突厥那样凶猛的外部敌人，并有力地整顿过整个中国的文化秩序。

（203）

一个新兴的小国或凝炼着新文化之精的“国中之国”（如自治的社会组织、独立的文化中心、廉洁有效率的割据区域、纪律严明的造反组织等等）──这是准国家水平上的分压制的“力凝结”。一个积弱不振的大国、自命为世界帝国或霸权中心的“万王之国”──这是国家水平上的压制。前者，往往通过对后者的挤压、冲击、蚕食、扫荡、取而代之──去推动历史、更新文化。就力量的会演、比武以及就检验生命力的意义说，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论采取了或兴或亡的变化形式，都是值得庆贺的！其兴也，象征生命力的升腾；其亡也，象征死亡力的沉沦。其兴其亡，都意味着生成力量的移动。

各种水平、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国家，在理论上都拥有维护自己生存、抵御外来侵略、实现自己意志的主权。但这意志决不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天赋特权。国家的意志，应以调和诸多阶级相互冲突的利益为前提。其功能，以调和为手段，团结尽可能多的内部力量，去应付外部世界的诸多挑战，以完成保护自己的民族生活的文化使命。完成了这一使命，即实现了国家意义上的自我。因此，上升中的国家的意志，无不与民族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联。

（204）

国家起源于保卫一种文化形态免遭外力挤压的系统要求。在这一富于历史感的对外保卫战中，国家赢得了不断增长的内在力量。而它相反地把矛头指向同胞、指向本文化系统自身，乃是衰败之征。

与扩展一种文化、深化一种文化的角逐同时同步，去设计自己的构造、完善自己的设计，并精心运作它这是被一切新兴国家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通衢，是“从国家到文化”的天然大道。

从国家到文化的大道，揭示了一个文化的真谛，政治的艺术，是刺激各种有生力量互相竞争，以竞争去求平衡。总之，政治是以升华去回答沉沦的艺术，是以文化去超越生活的艺术，也是使“暂时的现在”获得历史永恒性的艺术。这是任何门类的本位艺术所无法取代的大艺术。故执此术以临天下者，将担负起《老子》的预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205）

要使一个国家的命运从反制的生命力向压制的死亡力沉沦这个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就必须完成一个运动，从切切渴望物质利益转向汲汲追求文化精神。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第四章中对此曾有一个对比：“罗马人由于骄傲而野心勃勃，迦太基人则由于贪欲而野心勃勃。罗马人是想统治别人，迦太基人则企图获致利益。不断计算收益和支出的迦太基人在作战的时候，心里照例是不喜爱战争的。但罗马在行动时是不考虑得失的，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的荣誉感。”结果如何呢？迦太基屡战屡败，转强为弱，直至亡国。罗马则蒸蒸日上，不但实现了征服的荣誉，还把他们的文化模式推展到整个地中海区，建立了一个空前巨大的文化圈，改动了人类的文明历史地图。

想做到这一点，统治的贵族阶级必须先使自己廉洁化，与平民阶级达成深刻的谅解，这有助于激发平民的热情与集体精神。他们齐声高唱新文化之歌，怀着对不可知世界的神秘憧憬，自然而然地向新文化的天地急急推进。这一吸引着整个群体的文化天地，不是知识分子的书斋文化，不是市井之辈的消闲文化，更不是统治阶级的庙堂文化而是体现了民族意志的“民族文化”，一种总体的文化。

“民族文化”，是一多层面的有机复合体。它并不一定是此民族独力营造的，但却是此一民族所独立运作的。只有此民族方能品出其中的韵味，并充分利用其功能。在“民族文化”中，洋溢着整个民族发自灵魂深处的共通热情。它集约地体现了全民族全方位生活的综合脉息。它实现了此民族与其生存处境之间的高度协调……它接近于孟德斯鸠笔下罗马人的“野心勃勃”，也是当代人爱说的“历史使命感”，或是我们在本书中一再指出的“宇宙节律”。“民族文化”所提供的范式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归宿与生活上的依托。促其实现，是一切国家的最高使命。

（206）

与梦幻世界相对立的实体世界，是限制人的心灵自由感受的世界：它的限制之深刻，已经到了使人认为它就是“美的源泉”的程度！

为什么人们都说，处于热恋中的人常常表现得最好？为什么爱情能使个坚强的恶棍，化为温柔的登徒子？原来，是爱情的规范力量起了作用，爱情是“他人目光”的最敏感处，人人都关切自己或他人的爱情；人人都重视“有情之人”（甚至那单恋对象）对自己的看法（对这看法的反应则形形色色，另当别论）。这种无形的压力，促使各种正在恋爱或想去恋爱的人们，特别注重改进自己的形象，他们耗费极大的精力在自我的“造型艺术”上。当你看见一个人（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正一反常态地在进行美容活动，你能想象他正打算从事什么别的勾当？同时，爱的甜蜜与痴情，可以软化一颗很硬的心（如果他还会恋爱的话），有助于改善一个人的心境，提高他的心理承受力。自控力加强的结果，是形象的改进。

另方面，失去所爱（失恋）则会促使人们暴露出自身最坏的弱点。有时，不只是暴露，而是由于自我管制的松弛而扩大了自身的弱点，是由于极度的失望、羞愧和愤怒，而趋于另一极端。由于失恋，“他人目光”的管制作用不仅被大大削弱，而且成为一种反作用力。“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这两句雅俗之语，即用来描绘这种失去顾忌的心态。

再举一个例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成了时装业的老板们用以赚取利润、推售商品的一条口号。其言外之意似乎是：人不爱美，何以为人？那么，你是人吗？是人。好。你爱美吗？当然爱美？那就请君购买我的时装吧！我的时装可以使你具有最美的风姿，使你成为真正的人！否则，你还算人？

时装表演的功能，则是通过煽动人类的两性嫉妒的情绪而实现的。在一个仍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里，模特儿大都由女性充任。其意义在于向男子的女友或妻子施加压力：“你们能显示出我这般的风姿俏丽吗？看看您那身寒伦的衣衫！要想和我比美，就请先买件衣服，打扮一下；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就请趁早退出比美、选美的较量吧！”──时装表演的音响几乎总是拌有这样的低语。时装商巧妙地利用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两性竞争心理，用美的压力，榨取人们口袋里的金钱。

而当人们的心理反作用力，一时没有找到对应的外在目标（反制的对象）时，他就会产生莫名其妙的“烦恼”。

（207）

国家是民族文化的传播载体和生长温床。压制民族文化的国家是自杀式的。国家，因此成为一种文化范式和另一些文化范式之间和平共处、有限竞争或互相对峙、展开“总体战”的巨大实体。它展示了社会界城中力量集结、活动、转换、变形的大规模运动。国家因此成为“我们的文化”向“他们的文化”进行交流、斗争、互补、融汇、并重新开始分化、生长、崭露新颖的巨大旗帜……

文化高于国家。“文化比国家更具永恒性。国家历来只是充当了文化的武士。文化太娇嫩了，要是失去了国家的直接保护，它即便能勉强维持下去（像是犹太区文化或海外华人社区文化那样），也很难获得总体发育的机会。缺乏生存空间的文化是很容易窒息的，即令幸运，也只是变作一堆活化石而已（像是犹太教文化或埃及科普持教文化）。因此，国家的历史归宿，在于它所保护并弘扬了的文化。若缺失了文化精神的激素，若不是为了文化的缘故，国家就会沦为商贩囊中的货物，军阀蹄下的战场，或是狱吏手中的鞭子。而这种局面，是生活在文化有机共同体内的人们，不论如何都无法长期忍受的。

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就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国魂与意志。一个国家若是屈从于别国的文化，则无异变成了精神上的亡国奴。国家的形式犹存，国家的灵魂业已失落。没有灵魂的身体岂能长存？岂能逃避过速朽的厄运？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犹如行尸走肉。当一个国家把自己赖以奠基的文化从目的贬为工具，并把自己由工具升格为目的（这是最大规模上的主仆易位，时，它就会为了物质的利润而抛弃了精神的准则，于是，这个国家便沉沦。

（208）

判断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进而预卜它的发展前景──请从它的文化形态入手。

（209）

社会集团这一大角力者，作为一个自成系统的压制源，它的显著特征充分体现在它的对内关系上：它对本集团的成员既保护又压制，使之趋于人为的规范化。它要求成员服从内部制订的纪律与游戏规则，以便有效率地去迎击外在压力，甚至连首领本人也受制于此种集团自身发出的压力。历史上，某个集团的领袖与本集团的习惯势力展开斗争的事例很多，如埃及法老阿赫那顿，就以悲剧式的诀绝回答本集团的挑战，以改革者的英姿和失败者的灰暗而载人史册。他死之后，新事业就付诸东流了。一个社会集团对自己的成员、对其它社会集团，发挥着可见或不见的压制之力，但在大社会之中，它更多地还是肩负着抗压的使命。当它处于相对弱小或遭受排挤的在野（即在民众之中）状况中，更是如此。但没落中的社会集团对外一筹莫展，又亟需维持已然的存在，被一种内在的规律和无法拒绝的宿命支配着，滑向不可控制的远方，化反制为压制，变对外的矛头为对内的刺刀。整个集团，从此退化为一个自给自足还需“抽税上贡”的封闭系统。没落衰颓的封建制度，就建立在许多个这样的小系统上。

（210）

释放与收缩、防卫、反运动之间，进行着一种宇宙力量的转换、交流等大规模“贸易”。这也是压制与反抗压制的一个样式。压制好比支出，受压制好比收入，反制好比对支出者进行偿付：某种自愿的、加倍的偿付。

例如，婚姻就不失为这种意义上的一种贸易：人们互相之间出让自由，然后得到某种承诺或支持。通过以身相许的契约，达到互相之间最大限度的信任与依靠。不仅异性之间如此，同性之间亦然。在原始部落的生活中，同性通过交换异性，取得加入氏族联盟的权利（互换姊妹），以壮大自己的实力。在现代文明的较新时髦中，同性之间甚而直接同居，这被叫做“同性恋”。

婚姻是社会的规范，是对个人的自由的一种束缚。这并不限于性自由的领域，而是涉及可能与性有关的一切事务和行为领域的自由，以至包括思想的自由或对某事物进行评价的自由的领域。人从婚姻中可能得到许多的欢乐；但婚姻既不是无价之宝，也不是无偿之爱。相反，它要求把人的精力圈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里；以爱、和谐、自然的循环等高尚名义，去画地为牢。因此，婚姻中渗透的“爱的阴霾（这是从爱的光明、温馨转化而来的），对人的阳动创造力是无形的、甚至甜甜的窒息。

（211）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一种可怕的束缚。它的可怕在于，使人痛苦献身的同时，却不给人提供一个哪怕是虚幻的归宿感。牢狱般的生活日复一日，令人不知如何去承受，每个富于勇气的人都希望摆脱它。有爱情的婚姻当然较为幸福，它的幸福也和一切幸福相似，最大的价值乃是心理上的：一种甜蜜的兴奋与宁谧，充实的陶醉与永恒般的归属之感。感觉到的束缚，是痛苦的；感觉不到的束缚，则是幸福的。因此，在人的内心中，痛苦与不自由相连，幸福与自由感相连尽管二者都陷在摆脱不掉的束缚之中。自由的终极价值，是心理上、感觉上的镇定价值。人的心性，总是倾向于挣脱自觉的束缚、而去追求幸福即不自觉的束缚；因此，幸福的婚姻比不幸福的婚姻，更善于发挥它对个人的社会规范力也就是束缚的力量。所以，幸福的婚姻本身，也就更经常地受到社会的推崇与赞扬，因为它的社会功能，本来就发挥得较好；受到赞扬后就发挥得更好了。

家庭（哪怕是采取了最现代化的组合形式），就是透过最亲密的关系，进行社会教育、社会规范、社会压制的一个有效机构。家庭既是人生在世受到种种压制的第一站，又给人以温情脉脉的感受（这是就幸福的、完好的家庭而言）。它的规范力因而变得无孔不入。透过各种细微的言语、眼神、动作的“言传身教”，家庭忠实甚或夸大地（这是由于“爱”的缘故）传达了社会力量的信息。它以最易于接受的形式，输送着人们在本能上最不愿予以接受的内容。这也许正是所谓天伦之乐使人油然升起亲切之感的关键？在人生的第一站中，人渡过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值得回味的时刻；同时，也近乎无保留地承受了大社会通过家庭这个小社会所施加的力量规范。只不过是，它把强力的规范，化为细语绵绵（这最“幸福”的形式）。无怪人们常说，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更为有效也更为重要。

甚至对浪迹天涯的孤儿来说，家庭的影子也是摆脱不掉的。先天的孤儿天生地游离于家庭之外，而后天的孤儿很早就脱离了家庭。他们既没有享受到家庭特有的温暖，似乎也没有遭受到家庭特有的限制。家庭的温暖，也和一切形式的温暖一样，总要索取某些自由作为它的代价。……其实呢，孤儿的命运里包含着更大的约束。孤儿离开了家庭，但紧接着，社会便向他提供了一个个发挥着家庭功能的替代品。如寄养地、孤儿院等等。等而下之者，更有一些不健康的社会团伙和帮会组织在等着他。孤儿的命运之所以被人同情，是因为他双重的不幸：得不到家庭的温暖，还要受到比一般的家庭关系更为严格的代替性的管教关系的束缚。这好像是一种没有爱情的婚姻。

（212）

在还能容忍多元并存、纵横（而不限于横向）竞争的“浊流（即激流）时代”（它因此而道人诟病），还存在着创造历史（而不是被动地受造于历史定式）的机会。这时，社团还有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独立力量。高级的社团生活，是健全的国家生活的准备或缩影。它对刷新文化、增进国力负有使命。认识这一使命并倾力促成它，则同时可以增进社团的活力。反之，社团的偏安收缩不但使国家受损（因多元竞争受到抑制而抑制了民族的活力），也令社团本身日渐凋弊。社团的活力不是天赋的，而来自它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来自参与社团生活的广大成员的活力。

什么是好的社团？那吸引着最有活力的成员的社团，就是好社团。它因此才可能握有推动历史、更新文化的力量。它以最大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去兼容并蓄大量精力充沛的生力军。这样的社团，谁能遏制它勃发的生机？它身不由已地向前挺进，代表着整个文化有机体的主流内驱力。除非体育能力阉割整个文化有机体，否则，便压制不住这样的集体活力。

真正富于创造力的个体，从现代社团那里得到的并不都是自治的愉悦。个人从团体一再地感受到的压力，并不比他们从封闭的阶梯式一元秩序那里感受到的，缓和多少。

他可以选择团体，这是“进步”。但却无法摆脱团体，这是“仍旧”。

（213）

到处都是压制与反抗的力量起伏，它们交互相长。在爱的界限中如此，在最亲密的朋友圈子里也是如此。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猛烈地攻击了一元的封闭社会奉为神圣的“五伦”，唯独对“朋友”一伦笔下留情，认为朋友之伦合乎近代精神，即对中国重新适应现代战国争强的世界挑战，颇为有用。说穿了，这是因为，“朋友”一伦是社会横向联合的产物，而不同于金字塔阶梯上的其他四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圈子的进一步扩大与紧密，即可构成社团的起源。可惜此公年轻有为却才疏学浅，并不知道“十伦”的存在，否则就不会对佛教推崇备至了。

朋友圈子，是自觉孤独或不自觉孤独的人们，为求得心灵上或实体上的互相声援，自然而然结成的一个自愿的联盟。因此自愿结盟与非自愿结盟，可以用来衡量横向联合与金字塔层垒结构的区别所在。例如，你可以和一个朋友断绝往来，却无法轻易摆脱上下级间的隶属关系。除非体育能力与整个社会生活脱钩，隐迟到旷野山间，据弃文明，成为山野之人。嵇康可以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而不受友人惩罚；但皇权的压力却使他粉身碎骨，追悔莫及。朋友圈子较金字塔远为自由；但是那些最微妙因而也最有效的压力，也正是由此透出的。对于过度倚重者，尤其深受其累：它用亲密和友爱迫你就范，自愿接受社会的压力，甚且不得不带着愉快和感激的心情。这些压力若是通过其他渠道，也许是很难被接受、认可的。

（214）

要抵制明显敌对的压力只需要匹夫之勇就可以了。但要抗拒来自朋友的良言忠告，却需要更坚韧的勇气，更明晰的分辨力，更浩大的决心。

信任和友谊赋予朋友的语言和行为以超常的影响。最最困难的选择，莫过于此：为违拗许多良朋益友的殷切期望而作出的决定。仅仅是“莫做亲者痛、仇者快之事”这一句箴言，已可使无数勇士望之却步。尽管有时情况恰恰需要反其道而行之。抗拒来自“内圈”的社会压力，需要更强的力量和一颗更明敏清湖的心。因为，来自朋友圈子的社会压力，早已通过友谊的交往，渗透到主体的血液中去了。朋友的期望和父母的嘱托一样，具有扭曲钢铁意志的奇力。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扑灭多少创造性的火花！──那本来兴许可以照亮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的。

（215）

一个民族的风俗或一个社团的内部习惯，并不像是小说家、猎奇者那花哨的笔锋下所托出的那么赏心悦目。任何貌似别有奇趣、令人轻松愉快的风俗、习惯，背后总有沉重迫切的现实需要。正如无端端的游戏不会被人发明出来一样，也没有无端产生出的风俗习惯。即使纯乎其纯的“游戏”，也本为解除困乏、追求消遣而发！即使最使人莫明其妙的风俗习惯，也起源于某些古老的需要。不过因其年代久远，它的缘起已被遗忘。所谓“陋俗”，只是就其限于特殊的时空而言。当此“陋俗”起源时，必有其具体的实用价值。但时势的推移，使此风俗的元功能尽都流失，副作用却加倍显露出来。在此历史的迁化之下，再好的风俗也会因此沦为陋俗。陋俗之陋，在其现时已然得不偿失，不在其过去的“无缘”而起。

各种风俗习惯在其原初，虽对社会秩序超过稳定作用，但对富于创造力的个性，它是相当利害的约束。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对此曾生感慨：“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实际情况和他的断言，相去不远。抚今、追昔，禁不住要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因为，在社会压制的层层加码下，即便是道德上的完人、才智上的能者，也是不堪困扰的。而善人和天才，由于他们更多地依据自己的良心而非社会的积习去生活，其后果与下场尤为不测。对业已定式的社会来说，风俗与积习已被奉为目的，而不再是一个可以损之并应该益之的道路。因此，凡不随俗者，注定灭亡，或在斗争中，与社会两败俱伤。

（216）

社会的风俗与积习，像是生物的遗传性那么深地限制着个体的冲力与奋斗。任何个人以至新的文化运动，都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格局。到头来，是风俗与积习吞食了个性之光，消解了文化新潮的势头，把他们吞没在自己高深莫测的巨腹中。有时，它借用出众的个性为自己点缀，如端午节奉屈原之名，其实是古老的龙舟赛；圣诞节托耶稣之号，实际上却是罗马的农神节。是“无情义”的历史考证学者们揭穿了这层飘渺的纱巾；就是据他们精细的考证，早在屈原诞生前，已有了端午时节的竞舟祀神（投粽的原始含义即祭水神而非祀屈原）等风俗！而风行今日世界的圣诞节（12月25日）原来也是异教的节庆，是12月22日冬至（一年中白天最短因而最黑暗的一天，象征农神或是太阳神之死亡）之后三天，也就是太阳神死亡之后，三天复活。后来为了让这异教节日继续流行于基督教时代，才借用了基督之名。古老的积习，就这么顽强：先是压制，后又渗透到了新事物的内部，成为内在的压制源！

据说，原始氏族社会奉行过某种公有制度，但这公有制并不像是人们幻想得那样美好，它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生成！那是一个风俗与积习占绝对统治的社会，没有生气，气压很低。是个性的崛起逐步驱逐了古老的阴霾，人类从无知的天堂跌落到智慧的地狱──开始了文明。文明是受到好奇心、求知欲、竞争性等内在力量驱动的历史！

也许有人会说，“看，这就是人类苦难的开始：阶级社会兴起了。”但谁不知道，这新兴的苦难比起没落的幸福来，无疑是一大进步！新的文明，是和真理式的旧风俗、古积习决裂之后，才得以诞生的。人类的文明历史一步一步地证明：任何新文明的问世，都像婴儿的诞生一样，伴有撕裂的阵痛与痉挛。它从母体分裂、自行生长，它从社会规范、风俗习惯的保护下，求得自身的解放。独立、自治、自力更生，像伊甸园理的智慧果一般：总是伴有痛苦的，总是伴有风险的，甚至总是伴有“堕落”──因为那是一条新生的路呀。

（217）

作为社会风俗强健一翼的行为规范，也具有两面相。一方面，它的模式化、一律化要求中隐藏着能量节约、减少社会磨擦力的良好意图。经验证明为有效的行为规范，社会就予认可并相沿用。但另方面个性又是歧异的，即便同一个性，在不同时空、甚至同一时空中也要求着并不相同的乃至恰恰相反的东西。因此，要不同的个性遵循一种规范，是痛苦的、荒谬的、充满了冲突与不和的。

个性的抵触与逆反，不时改变着各种规范。使它不断趋向．于新形态下的新合理，使它永远与生命世界的“节能原则”保持、一致。生命与环境、个性与社会、心灵与文化之间的反馈过程，就是这般永无止境。它不会像《礼记·中庸》篇所说的“止于至善”──因为并不存在终极的善。具体范畴中的至善，就是不断地反击压制，就是在反制中遵循节能的原则。这就是生命界域中反抗至善的“超然至善”。反制的节能原则，就是社会界域和文化洞天藉以进化（就其最不受进化论约束的意义言）的“无终极的终极善”。这至善是空灵的、不拘一格的，需要智慧者的不竭灵泉，时常浇灌。

历史上各个文明系统遗留的社会规范，正是作为也仅仅作为以往个性的创造活动的残迹而遗留的。对它们顶礼膜拜、视同神圣，与原始时代的拜物教何其相似。充满活力的人，诚如但丁在《神曲》中曾经为这等新人所作的疯狂预告那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吧！”充满活力的人，这是渴望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的一种人。他们像是暴躁不安的海潮一样，不断冲击着各种千年已然的腐败堤坊。

（218）

反压制力量的活动，是不分古今、到处喧腾不已的。这构成了一个个生命的界域、一个个文化的界域、一个个要求变化并正在追逐变化的社会界域，以及大大小小的不愿凝固于一点（“极”）的宇宙……

一股股新的社会力量膨胀起来，一个个新的文化浪潮席卷而至。它们怀着半是留恋半是厌倦、半是喜悦半是愤怒的“忘恩负义”之情，力求挣脱自己受保护；受限制的养子地位。古老的保护者老迈衰朽了，新的势力就起来要求实行自我伸张，以便获得更确定的安全感。新的精神，在与传统阴魂的反复较量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互相妥协。这里没有绝对的胜利，只有新的平衡、新的秩序……以使万民万物重新习于新的格局。反制的力量，再度化为压制的。

当传统的阴魂已被新文化的唤魂大师捏在手中时，就从压制人的创新精神的“符咒”，一变为“点化”人的求新本能的有力“魔杖”。

文艺复兴时代济济云天的非犹太化的唤魂大师们！就这样默默召唤着古代异教文明的“阴魂”。宋元明时代理学大师们辛勤的耕耘，就这样重新切开了先秦三代业已板结的文化土壤。死的阴魂，一变为活人的旗帜；传统的惰性，一变为复古革新的活泉。传统的阴魂消散，云开雨霁；凄厉之声化为雷霆万钧，动人心魂。良性的反馈、活性的循环，开始了。

（219）

宗教与信仰──这是比心理水平高出一筹的“灵魂水平”上的反压力结晶。结晶的具体颗粒状态是在变易着的，结晶体的色泽也常在幻化之中，但结晶本身作为人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的一大桥梁，却始终恒在，以其可见或不可见的沟通力鼓舞绝望的人。可以借助人为之力消灭一种结晶，但很快又有另一形式的结晶应运而生，填补它的消失所留下的一片空虚。这已为无数宗教兴替、信仰浮沉的历史一再证明。正如统治的意志可以改定币值却无法随意改变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一样，统治的意志也无法消灭各种信仰所追求所表象的那些价值核。凭借暴力可以破坏价值细胞核之外的细胞质（即信仰所采取的外观形态），但再寻找一种新质，并非难事。

当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作为一种抗议的形式渗入社会生活：（而不仅仅是心理的、灵魂的生活）时，它的反制基于这一功能的现实性，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在另一些时空之中，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则扮演着全然相反的角色──如宗教裁判所的党委书记们，借用了基督的名义，肆虐历史、暴殄文化、杀戮天才。这时它，的压制性和基于这一功能的现实性，同样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但不要把这两种根本相异的（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功能混淆甚至等同起来即便它们使用同一个神名与“教名”，采用着同一种“教规”、“教仪”、奉行同一套“教义读本”──服装并不等于肉体，更不等于灵魂。

（220）

现代的批判意识常将传统的宗教的精神与迷信的态度等同起来，造成这倾向的缘由，盖有两种因素：一是传统宗教的退化，使对它的仪式和附属信念的虔诚为“迷信”。热情衰退后，留下的只是习惯。宗教僵死之后，留下的才是迷信。精神的习惯失去了博大精深的象征意味，因而变成可笑的迷信。二是现代唯理主义的精神领主，不惜曲解宗教的全方位性质，以便为自己的唯权力论扫清心理上和逻辑上的各种障碍。从马基雅维里到尼采，西方精神的整个世俗化过程，把权力崇拜推上了人类思想和社会心理的巅极。人们开始梦想着，去到诸神的精神尸骨上，建立人间的共产主义天堂。结果是创建了一大批地上的巴比伦，这些权力中心──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到纳粹社会主义再到操纵南京大屠杀的倭蟥（“天皇”）社会主义──把世界投入了全球战国时代的血腥漩涡。所幸世界和文明没有因此而毁灭，相反，反为被压迫的民族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夺回了自己的独立与解放。权力至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在它自己毫无预见的情况下，遭到了“历史机制”（压制与反击）的报复与嘲弄。

在战国时代滚滚的烟云中，在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浪中，已经透现出这样一个启示：单调的权力至上论和枯燥的拜物教，满足不了人类精神需要的丰富性。如果承认宗教包含着高级的精神活动而不仅仅是种低级的骗术；如果承认宗教的情感并非有意识的权谋的工具（如像周武王那样对待殷周之际的宗教），即能清醒地发现，它与权力至上和拜物教观念实属两个截然相别的精神层次，这就是耶酥曾以“上帝”与“凯撤”分别表象过的两个世界。作为人类精神的极度升华（有时“过份”了）的表现，宗教更深地扎根在人类情感需要（而非“物质”）的土壤里。更忘我地游漾在人类潜意识之梦的汪洋中──因此，有其难以简单替代（如以权能崇拜或拜物主义）的特殊功能。

（221）

宗教信仰像一切存在过的和存在着的事物一样，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命运的先后支配：抗者的命运与压制者的命运。形象地说，或是饥饿之极的青年，或是消化不良的老年。

具体看，行使着镇压功能的宗教信仰，迟早会使它控制的那些社会（如中世纪欧洲和明清时代的中国）趋于窒息状态：由精神文化力的窒息到社会生产力的窒息。只有当信仰作为解放者来到人民中间，挥发着自下而上的团结功能与自外而内的同化功能时，它才从正面推动了历史。我们赞扬作为反制者来到世间的信仰，因为它透出了新生活的希望。这是一道强劲的曙光。它刺破积习的厚厚壁垒，将千万颗散乱但灼热的人心，重行催化成一簇瑰丽的生命之花。

（222）

宗教与信仰的社会化的凝固式，即为道德与礼仪。在日常生活中，它的影响比纯粹的信念更强大。道德与礼仪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一个社会的安宁与秩序。例如国家，虽说是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但要使其运转，也离不开道德与礼仪的辅助。许多史实表明，国家的起源尽管牵涉在暴力开创的嫌疑中，但维持它、发展它，却是和平生长力量的一大成就。故一个国家若不能完成由暴力向和平、混乱向有序、战争向法治等系统转换，是根本无法持久的。中国古代贤明的政治家们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因此对“创业”与“守成”的不同方法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结论至今启人深思。而欧洲人甚至直到十九世纪对此还尚未吃透。他们的理论以普鲁士杰出的战略家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为代表，过于推崇绝对的暴力，忘了人类的暴行是会受到心理承受力、社会承受力、文化传统承受力等多方限制的，并将招致暴力的反击。

例如，监狱和官僚机器，本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恐吓性的。与其说国家凭藉直接的暴力进行治理，勿宁说它更多作用于求安避祸的心理和习惯的惰性。国家存在的基础，是其居民自愿格守道德、自觉遵循礼仪。礼崩乐坏，将直接瓦解国家的存在；斯文扫地，则国之大难将至。一旦心性上的软件堤坊趋于溃决，那些硬件堤坊将是不堪一击的。法兰西巴士底狱的坍毁，即其一例。这时，监狱、衙门的硬度，脆弱得像是纸张一样。纵有千百万武装部队作为暴力压制的工具，最终也只是一大画饼而已，不能充饥。所以，渡过了危机、富于自信的国家都不致吹暴力（具体操作上是另一回事），而是奖励道德、倡导礼仪，它重视对社会软件的建设甚于对硬件的信赖。

但道德的压制功能一般大于它的反制功能，因此，对文化本身的扩展说，它的消极意味过浓。只在特殊的压力状态下，反制的势力才以纯化道德的神圣名义聚集起来，向业已软化的压制力量展开反击。道德的理想境界，常常远离它的实存功能。人只在少数有情有信的受压迫者的无声幻想中，道德的理想才会闪闪发光。虚伪的道德是纯然消极的，它只追求“防范”的功能，它实际上只是一颗“压制之果”。它不仅麻痹人的心智，还钳制、绑缚着先知者。

（223）

礼仪则比道德更具束缚力。它的束缚力表现在，哪怕它是在为反抗与创造效劳时，也是以其规范的功能，而非以释放的功能去从事开拓的。它帮助一度分散的反压制力凝聚在一个构架中，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反过来，礼仪又为群体成员行为作出了细致的硬性规定。因为，它是为应付群体生活的压力而设计发明的。群众心理，是其基本的考虑对象。因此，对于负有过剩精力的杰出者，礼仪就不免是一种讨厌的限制。原始宗教或秘密帮会的入门者，须经种种图腾考验或宗教宣誓（如红旗与渴血之类）的礼仪。这对意向不坚者。确有强化其意志、固定其选择的效果；但对意志特坚者，则无异于画蛇添足。对于存心不良的投机份子，任何宣誓也起不了约束作用。尽管如此，礼仪仍不可废，人群怎样，它的礼仪就怎样。

压制若不肆其淫威，从反面促进生命与文化的代谢，世界将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说，礼仪的积极性质除了在其促进、协调群体生活外，即在于此。在各种强制或半强制（通过主体的“内心认可”）的规范覆盖下，新的力，得以壮大──世界万物，无不因反差，而变得生机勃勃。

（224）

生命的内力拓开并幻化了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些眼花缭乱的表象世界。生命的内力。把自己的动人色彩镀在事物上，透入存在里，然后再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它、发现它、爱恋它。生命的力量，是对表象进行规定与不停推翻的主宰。生命力的形态，则隐在行为之海的底层，对表象的世界发布命令。就像圣经的上帝，用他的“信息”开创了世界的各个层面，输送了各项光谱，塑造了各种生灵。

生命的内驱为是与生俱来的？囿于与生俱来的本能意识，我们也许只能如是设想。这一假定的形成，是遗传获得的反压制力在起作用。即，生命在长期进化中集聚并传递着的逆境中的“美德”。仰赖这些物质化了的美德（“基因”），生命得以参与自然的有机循环，并在宇宙中找到适合于自己的一个位置。这是“上帝”为之安排的伊甸园，尽管不像《圣经·创世记》上描述得那么完美。环境若是真的完美了，反压制力反倒多余，世界反倒变得不平衡了。人，作为反压制力的一种载体的这一事实，使古代民族本能地体察到人与伊甸园之间矛盾，于是，他们创造了耶和华驱逐亚当、夏娃的神话，以原始的智慧，试图去解释上述矛盾。

（225）

生命界中反压制力的基点与仓库，是遗传基因。基因是这样一种存在：它制约、规定并繁衍出形形色色的生命属性。生命间断而有限，但基因却具有某种永续性。它比《圣经》的和巴斯卡思想中的弥赛亚更富永续性，也更普遍、更有活力。它也许成为未来的文化及宇宙的超渡者？生命世界的救助者，何必拘于人形？它将不仅是人的模仿者，而且是高于（并先于）人的。不仅在传统的宗教心理上，更在新兴的生命科学与哲学研究所发现的永恒性上──因为基因比一切类型的传统救世主，更接近“生命的原质”。

生命从基因来；基因又从何处来？是从“进化”的机制中来的？这种达尔文式的理解太简单了。进化论已不能胜任生命的网络现象对其单线理论所提出的挑战。进化最多只能使生命稍稍完善而已，它并不是生命之源，它并未创造生命。生命之源这是现代科学还无力解开的谜。我们敢于向迄今遵循的心理习惯与科学定论挑战并置疑吗？我们如何应付诸多新发现的事实对智性提出的挑战？──科学解决不了的难题，就得求诸于智慧？

（226）

四维空间观念的发生与流行，再次证明了人这种富于抽象能力、联想能力的生物，推重空间观念远胜于时间观念，以致到了把时间贬作空间的一维的地步！而在前此的历史上，人们则视空间为理所当然，而对时间却大惑不解，故而多有伤感生命短促的悲歌。这一心理倾向的根源是，人作为反压制力量的产物，更倾向于对世界进行压制化与反制化，即在不自觉的狂迷中，把时间也尽情空间化了。从压制的感觉看，空间比时间更直接、更表象化。人可以改变许多的空间结构，但对时间的流动却无能为力。

生命的有机世界，是一个跨越了众多层面的跳跃者和扩张者。也许，这只是某类有机生物（如我等）的一个偏见，但更可能近乎真实。在我们的视野间，大是跨越了无机；生命、社会文化和心灵诸界的巨大怪物。如果允许我们对“怪”字作出新解，我们将说，“怪”即智慧（心）与神圣（圣）的结合。人就是这么一大怪物。他是异常中的异常，故而自目为“精华”。人类的悲哀与宇宙的存在是两个极端，人的意识大于他的存在；宇宙的存在则大于它的意识。人的意识及幻想（广义的），使之成为泛艺术的生灵。巴斯卡犯下了可怕的错误：他说宇宙“无意识”，忘了人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他又说，人只是两个无限之间的中间状态，忘了所谓“无限”正是从人延伸并投射出去的纪念。没有人，则无所谓无限。也许，巴罗克时代的智者是讲求中庸和人类中心的？不过现今的世界战国时代，已开始趋向全球化了──人们已经习惯用焦虑与痉挛，去崇尚极端与虚无了。

（227）

多方的被限制，对生命是系列的压制。抵御无形的压力，成为生命的日课。没有胜利，只有更高一级的平衡。“胜利”只是“得意”（满足）的别名，它怎能不是昙花一现？众多个体同时“得意”，就是群体舆论、群体意识中的“胜利”。这里没有超然的客观标准。所以，一些人的胜利，就是另一些人的失败。对一种限制的成功突破，就意味着在其它方面限制得更深。依附与独立是个无情无义的两面之神。区别仅仅在于：力量的溅落点转移了！

（228）

自觉不自由，较之对自由的麻木不仁痛苦千万倍。生命越高级、自我意识（并不排除它采取群体意识的表象）越强，也就越是自觉到生存的不自由……生命越高级，就越敏锐，就越多地含茹着痛之因子──杰出者往往濒临比常人更多的悲苦之境。于是，不满（渴望那得不到的“自由”、“解放”……）和压制交织成更自觉因而更巨大的压力，煎熬那些只能“解释”而不能“解脱”的心灵。这是不是智性的悲哀？

这是普普通通的人子之心，这又是形形色色的动物之心，这还是随风婆娑的植物之心，是随遇而安的微生物之心……而不仅仅是什么“明彻的哲人之心”或全方位的“艺术家之心”。心，就是这样的普遍，因为它源于普遍的压力。佛教徒们在他们阴郁而明白的轮回观念中，确实道出了一点不经意的真谛。让我们为此而感谢他们！“众生平等”，那只是心的平等，是在受限制、被压制这一共同遭遇中的平等，而不是事实上的即反击力量上的平等。生存状态（生活）的不平等，恰恰是生命界域的丰富性赖以存在的基础。

这不是“泛神论”，不是机械论，不是神秘主义，不是沉沦式的物欲崇拜。这是宇宙的“力”；是像义务那样又像权力那样，牢牢属于我们的压制力和反击压制的力量，是我们永远在其中嬉戏、角逐、变幻、受苦的海洋！既古老又新奇的海洋──没有水，只有力的蒸腾与霰落！这力，就是生命的秘密武器。

（229）

生命是环境“逼出来”的，因而生为环境的奴隶。它最多只是“主动地适应于环境”。谁要考察一种生命形式，不妨先去考察它寄身的环境，否则就不免会对生命的。怪异。感到诧异。动物主义者弗洛伊德剥离了人的环境去指摘人的“变态”。把人的适应性（主动地附属）诊断为心理的病。而在更接近全方位的观察家看来，“病”，也许不失为一个解脱，一种必须的反应。环境的压力迫使各种生命最后走上了“病”途，并从病中获得了可能的逃避与解放。对生命来说。环境的因素包括：气候、水土、食物链中的具体地位，生命群体的关系模式，个体的“内在环境”（即其遗传构成方面的特点），以及这一切综合成的行为特征等等。

巴斯卡清醒地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称人类是“脆弱的芦苇”。是根本不堪宇宙压制力量一击的生命。人类并不像乐观者假想的那样，正在“征服”宇宙（除非你把这“征服”界说为“屈服与适应”）；相反，人类只是在宇宙的缝隙中默讨着生活的偶然幸运者。他获得的缝隙，较之其他生物稍为宽广；为此，他则必须承受在更广泛领域内的屈服与适应。有趣的是，八把自己从其它生物那里夺得的生存空间与“征服宇宙”之间划上了等号。显然，这里发生了一个人人都乐于接受的假定：把八对同类（其他生物，的优势与人对宇宙的优势，进行了偷换。这假设者甚至想都不愿想：休说面对宇宙，即便面对其它生物，今天的人类也并非把握了全面的优势。虎豹也许不再为善，但老鼠与瘟疫还在嘲笑人类，而鲨鱼就不会染上致人死命的癌症。

（230）

强烈的欲望，焦渴的欲念，表明了压制的过强，与反制的急躁。当某一惯有的压力转移或消失，本为抵御这压力而产生的“欲望”就一下子变成无的之“矢”了。它茫然地射向虚无的远方……日益焦虑、日益狂躁、日益非理性：它失去了针对性与方向感。失去了天经地义的目标后，一下子跌到惶惑的深渊。现在，它会发出怪诞无律的信息，节奏感离开了它，人们说它“方寸乱矣”。没有身临其境者，无法理解此情此景。内在的精力既然“过剩”（并非真的多了），就要求刻不容缓地打出去，以免生命的护卫者成为生命的迫害者。抒发不掉的欲望、倾吐不出的思想，会转而消蚀产生它们的机体。而这，是比外敌更危险的内乱。

（231）

欲望，正是如此这般地抗拒着外在压力的生命卫士。宣泄──则是它应付内在压力的手段。

当内外两种压力平衡时，生命系统处于良性循环中，逐步臻至健旺之境。当不平衡发生时，会产生两种结果：

第一，内压高于外压，构成内压对外压的优势。欲望得不到满足或宣泄，生命处于焦虑状态。它有自我窒息的危险。这时，它倾向于采取扩张的行动。

第二，当宣泄过度、生命力趋弱时，外压高于内压，形成外压对内压的优势。生命处于衰歇状态。它有天折的危险。这时，它倾向于内缩。……生命因此成为两力相较（相克与相成）的疆场。生活，则成为一个钟摆，摇曳在扩张与退缩之间。日常的内缩是睡眠，日常的外扩则是行动与思想。

（232）

欲望的度数超过了抵御外压的程度，会转为生命的灾害。它将把生命推向一条理智控制不了的冒险之路。人类许多疯狂的生活场景，为此提供了生动的注释。时候一到，将有许多人会因“一时冲动”而后悔终身，“一失足成千古恨”。这表明，过度的欲念，已冲决了生命的河床，无益地泛滥。“逞一时之快”，这是欲望的本性。而当欲望的压力（冲动）大大超过反外压的需要时，它就表现为盲目的、疯狂的发泄内压的行动。而“健康的欲望”，则忠于“应付外在压力”这一天然的职守，它并不寻求实现自己──实现自己，即为欲望而欲望！

（233）

对外在压制，可以用人为的反应去抵抗，但对内在压制，却难用人为的反应去抵消。叔本华说过，只有支配行动的意志，却无可以支配意志的意志。就是指此而言。内在力量的分裂，激发了“说服自己的心”，“克制自己的情”等人格的自相冲突。在许多情况下，这要么徒劳无益，要么导致身心俱伤。因此，内在冲突的记录虽然组构成文化史的交响诗，并给高级文化（而非生活的文化，如民间文化）提供了丰盛的能源，但其内核却是悲剧性的，内在力量是消灭不了内在力量的。它最多只是巧借外力去临时说服、暂时压制对立中的同伴。许多宗教、哲理、艺术，恰恰是肩负这一使命的。

（234）

求生欲的冲动，是生物结构及其存在下去的支撑者。它追逐养料，养料则趋顺于它……一为主人，一为宾客，养料服从于欲望。但是，作为主宰的求生欲，不也迫害有机体吗？为了屈从于暴戾的秩序，许多戕害之举就是在“保护”有机体的仁爱名义下横行无忌的。它的无边权力和贪婪要求，迫使有机体常要背弃自己的天性、远离更高级的存在方式。以实存为至高的务实精神；由于看不见世界之海的另一边而沦为虚伪的福音。许多人为求生的蝇营狗苟，所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了。

（235）

现代热衷的话题──“异化”这一人生的病态，却是近代文明的骄傲。这是在机器时代巨大的求生压力下形成的癌肿。为了活命，人不得不沦为零件，定价售卖！为了生存，人不得不被编成号码、纳入程序；不得不在其它力量的驱赶下被迫活动。那是人去适应文明环境的结局。因而反压制势力（“适应”），又一次变成了内在的压制。

（236）

不朽欲向生存者极力索取多方代价：可以想象的和难于明察的代价。人们为了“不朽”，支付的是自己实在的生活。往往，是预支了生活。对理想家来说，最大的悲哀无过于在不朽落空的时候，生活本身也已被蛀蚀得空空如也。生活本身沦为不朽的附庸。现在许多人，为自己的需要而不肯稍稍涉足的事，为子女的要求却一干再干了。一些人，年轻有为，中年精进，晚年却堕落腐朽──被绝望的自我延续欲望，给彻底征服了。他们在“为了后代儿孙”的名义下，交付出自己残缺不全的躯体和灵魂。

在高级宗教的各种形式中，在哲学的各种理论中，甚至连一般道德的教诲中，我们都可拾掇得不朽欲的各种惊人之举。不朽和“天国”（它作为“不朽的国度”而被人理解）；来世的梦想和最后审判的恐惧，逼迫人们献出尘世生活（即动物主义者意义的全部生活：肉体与心理）中的一切，而且还是心甘情愿的，谁见过比这更富于喜剧性的牺牲呢？这些自愿的压制表明，人曾受到某些更大的威胁；以便用宗教、哲学、道德的沉重殿堂，来庇护自己。

生理上的证明是：苦行僧比囚犯们更能吃苦耐劳。

心理上的证明是，修道者比奴隶更具有服从精神。

而且，是在不失人格和尊严的前提下，人做了超级的囚犯与奴隶，即自觉的囚犯与奴隶──这是不朽的力量所致。

（237）

求安欲，是有机体躲避压力，把反压制活动降低到一个合理水平的聪明本能。因此，生命都趋向寻求自己托庇的一个角落，一个可以控制的生存空间，为的是以更少的精力从事更多的业务，享受更多的乐趣。对以求安去减少消耗的战略，慷慨的大自然报以安静的、食草兽式的清福。从相异角度说，年轻的有机体并不热爱“安逸”剩余精力捉使他积极寻求行动的机会。衷心求静、不思变迁──这是垂暮者的倾向。不多的精力节制了他的行为，使生命活动水平渐趋低落。这也算得是发自本能的自保战术。

从相同角度对生命现象作一鸟瞰，将会发现各种性情、各种年龄阶段、甚至各种竞技状态的动物，或多或少都带有求安性。它们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运动。同等功利效果之下的节约原则，庶几成为一个“规律”。这是在本能指导下“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综合说，一时的求安是再度运动的起点，正如狮子在出击前先睡足了“懒觉”。耶稣在审判式的传道前，先在旷野隐居多时。而主流的求安倾向则是生命开始没落的标志。“生命在于运动”。与运动相背的思安甚至苟活，是不会带给生命以真正福音的。

我们所以采纳了上述说法，也许还是出自精神上的无奈：如果说宇宙的本性是运动（压制与反制），那么，人的本性就是相应的“无常”，是境遇上、心理上“交相错落的不安”；要想在不安的人生之海上，求得一块实在的安全之岛，是困难的。

（238）

在文明取得外部胜利的节节扩张的喜悦中，有个恒定的、复仇式的隐忧，在各种文明的进程里产生并日渐扩大了，许多占有欲在文明的狭窄轨道上迎面相撞。它们相互挤压、相互抑制。各形式、各个体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都自觉“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一种普遍的怨恨以令人惊诧的理由和速度迅速传遍人间。对不曾身临其境的人们，这些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但其被接受的速度却是吓人的。压力的作用（且不谈文明外部的险恶环境，仍在向文明和文明圈内的居民不断施压），使有机体再不能轻易遂其占有空间的欲望；这受挫的欲为反弹回来，落在他自己和文明体系其他成员的头上，转换为一层新的压制！因此，节制个体的欲为，并从宏观上调和它们，以便使社会降低内在的紧张状态，就成为伦理学的一项永远不得安宁的任务。

（239）

为什么有许多世俗生活的失败者，以悲惨的自杀来了却一生？是因为他们再也承受不住那种投射出去而后加倍反弹回来的欲望之力。有机体被自己身上产生出来的反制力量以十分悲惨的方式给压碎了。这是不愿意接受失败厄运（即屈服于失败的局势）的意志，所能采取的一种较原始、较果决的出路。即以死去摆脱永无止境的压制感──如果战胜不了它。除了遁向另一个遥远世界的自杀，在无以挽回的失败以后，还有一条出路，升华与变态，如流浪与自我放逐。一开始的流浪，往往是被迫的，是失去自己固定的生存基地的结果。但后来，流浪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特殊的嗜好。然而即使在最无所牵挂的流浪中，也仍遗有对故土（或想象中的“故乡”、“祖国”，精神归宿等）的深刻依恋，有着对“属于我的生存空间”的空灵追逐，有着对无意识的占有欲念的神往，尽管这种种意念被寄托在了漫漫的行程之中。

（240）

现代悲剧是这种意义上的迷失，“人为财死，马为食亡”。即被手段迷住而丧失了目的，忘却了功能本身。如果说，这仅仅是不幸由于压力的过度而不是出于主体的愚蠢；那么，由于放纵食欲而危及生命的事件则无可辩解地属于愚蠢。或者，如许多变态心理的研究所表明了的，是属于为了摆脱别的压制（如焦虑），而过分使用了一种有限的反制方法。过度食欲会变成戕害生命的食欲。这种食欲在生活中并不鲜见。它逼迫它的宿主（即人）去忘情地大吃大喝甚至“狂嫖滥赌”，以减缓焦灼之感。但到头来，这些吃喝行为不仅无益于生命，反而断送了食欲者的生命。在转换而无休止的交叉逼迫中，在这条走向快乐（即减缓压力）的行刑之路上──食欲同时也扮演着一个刽子手的角色。生命之泉变为死亡之渊。

（241）

在旁观的人类看来是凶恶的丑陋的或是阴险的诡秘的各种动物们，也都在竭尽全力地炫耀雄伟的躯体、娇媚的舞姿、优雅的气味，以及婉转而清脆的嗓音、绚丽而光泽的羽毛。它们用自己同类中的异性看来是优美而眩目的身段、矫健而白如的动作，互相迷醉的气味，娓娓动听的缠绵絮语，竭力想游抵爱河的彼岸。但对同类中的同性，它们的面目则不免有些狰狞了。同性作为对手，更多是用裂人肺腑的吼叫和张牙舞爪的怒姿相向，以显示自己的力量，展示自己追逐胜利的欲望和意志……以求压倒竞争者。流露出来的求胜欲，就不仅是内在的诱惑力或抵抗力，也是外在的强制力。求胜与炫耀的目的，不是“虚荣”，而是为攫取实利或传布基因所作的“暖身运动”。

人类是万物之灵、世界之长，在追求“实利”与担取了虚荣“的求胜意志方面，也不愧于上述身份：他兼取了动物与植物之长，加以融会贯通。生命故事中的双方角色他都拥有，镇慑群伦的权力，曲意逢迎的趋附者。人类竞争所使用的方术，其起源大都可以追溯到生物界的老祖宗那里去；但技术与文明系统的发育，则赋予方技以人性特有的风格。

这一切穷智殚虑的狂肆究竟是为了什么？疲于奔命的设计，心力交瘁的竞争，其代价是否太昂贵了一点？然而，为了更有效地争夺作为配偶的“生产合作者”为了更广泛地传布自己所代表种族集团的“基因”（就像不少宗教社团的精神传道和商业机构的物资推销），生命集中了自己的精华，为了保证精华的有效性（不被无端地浪费），投入了自保以外的全部赌注。而求胜欲，恰恰从本能上替人生的博弈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动力。它悄悄地但决定性地打开了通向种族延续的众神之门。啊，生物界与文明界之间的巴比伦（“众神之门”之意）！这是令千百年来的历史家、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们感到亢奋的、有声有色的“反击压制的力量”。但同时，某些个体求胜欲的空前满足，岂不恰恰建立在他对其他个体的空前压制之上吗？一阴一阳、一弛一张的世界！超神之神的世界！

（242）

“排斥”是压制，“吸引”也是压制，也许是更难以分析、更难以描述的压制。

所谓有机物质，首先是一种无机物质，然后才可能成为有机物质。所谓动物，首先是一种植物，然后才能成为动物。所谓人，首先是一种动物，然后才可能成为人。所谓天才，首先是一个普通的人，然后才可能成为天才。……参悟了这层意思，也就理解了“精神”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可限性。“精神”首先是生命驱动的反击力量。“反映”是一种“反应”；“镜子”原是“心灵”。而被枯燥乏味的人们尊为“理性”的东西，又岂能“脱水”于人的本能、情感、直觉？

说生命“起源于宇宙的异常态”这并不确切。应该说，“生命起源于宇宙的反压制力”。压制或顺从压制，被目为“常态”；而特强的反制，却被贬为“异态”、“变态”。变态起源于抗压的特别（而非“一般”或“正常”）的需要。推而广之，灵魂与生命的关系也是如此。即，灵魂来自生命世界特别的抗压需要；灵魂──是抵抗运动的激进战士。

（243）

生命需要压力，它甚至追求压力。缺乏压力或压力不足，会使生命陷于休克。一如过强过猛的压力，常会使之昏厥过去。人，尤其如此。我们看到颇费解释的“自讨苦吃”：古代和现代的苦行僧们，残酷地折磨自己的肉体，并非为了现代市民唯一理会的功利目的。于是现代的市井学者，就冠之以“变态”与“自虐狂”的恶名。但只要用人性的透镜审视一下，就不难发现，这类自戕行为的功能其实在于，向（由于缺乏压力而陷于衰靡的）存在体，施加“无意义”（即缺乏世俗功利价值）的压力，使之振作起来以避免生命因外压过小、内压过大而造成的失控及“内出血”。所以，许多自戕行为并不是虐待，更不是自杀。这是生命在特殊情况下特定追求的“保养方式”！

（244）

生命的绝对值，并不取决于他所应付的压力本身的消失或转移；进而，也不取决于他对压力形态的成功抵御。这些外在的记录，并不是纯然的“主观努力”所致，许多结果是偶然的机遇造成的。庄子因此在一种最深刻的理性精神的驱使下反问宇宙：“命矣夫？”他等于说，以成败论英雄，只是世俗权力崇拜的遗留标准。衡量生命的成就，应该采取另一种尺度──即，以生命所包容的反制的度数，为至高的标尺。

纯用科学的方法，很难测度反击压制的度量，更难去破解压制力与反制力之间相互移植的有机渠道。生动的体验和直觉的静观相加，庶几能把握这充满动态感的消长盈虚。以有机体的器官为例，它既是有机体抵抗环境压力的有效手段，又构成有机体的讨厌负担。它帮助有机体应战之后，又向有机体提出索求甚至挑战。手段，这是反压制力的功能表现；负担，这是力量转化的结果。这里充满了令人目眩的矛盾？也许我们并不能知晓哲学上的“矛盾”一词，但我们知道，这里确是横亘难以理喻的道道阻隔、距离；只有极为优秀的直觉，可以勉强穿透它！

（245）

身体的各个器官，是发挥着各自功能的“机关”，它为此而活动着、存在着。不活动了，便不存在了。每个身体器官，就像每个社会组织，其实根本没有能力独自展开针对外在敌对势力的“反击战”，它们于是只得协同一致共同作战：共同缓解压制力量的专横倾注。就此层次而言，机体是个共存共荣的“攻守同盟”。“结盟”，本是生命从古以来也许直到永远的伴生现象，并非战国时代的独有智谋。在当今这个全球范围内的大战国格局下──结盟可能意味着主权国家的垂死挣扎。

同一个器官，同一种功能，有时是反制的天骄；有时则为压制的暴君。关键在于：它冲力的矛头是指向外部压制，还是指向“同盟体系”内部？前一种指向是天骄的模式；后一种指向是暴君的模式。其实，一个社会有机体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分为二”、“好事变坏事”的辩论──经由上述注解则获得了更严肃、更深刻的含义：功能高于一切，正如皮相地说，“关系”决定了形态，也决定了事物的命运。

有机结构的每一部分，都间接承担了普遍压制的一份力。

但阴性的暴君是如此强大、柔韧而无孔不入它透入各种反制的形式、力量、行动之中，并变相支配了它们。我们知道，有压制（因），有反击（果）；却很难从具象上分辨哪是压制力（因），哪是反击力（果），除非依据各人自体的反应和感受。这，已近乎穷尽人的智慧的边缘永远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宇宙能被人的智能活动所“穷尽”吗？历史上常见的倒是，人的智能被宇宙运动（包括狭义的历史运动）所穷尽、所扭曲。这就是所谓“文明的衰落”。往往是在“衰落”中，人才更清醒地发现自己及自己在宇宙中、在生活里的真实处境。所以，认识的客观性便增加了。

（246）

生物总是无法去彻底地“适应环境”。即使古老的“活化石”，也难以做到与环境协调得“十全十美”。只不过是它们太老了，无力再行改变，就此维持下去，直到自己的“世界末日”。要改变自己，比重新选择环境还要困难。它牵涉到基因群落、行为组合的遗传变异。人类好几万年没有这方面的进步记录了。

不能完全适应环境的压力，就多少带上了生存的包袱。负累给人的缺陷感。对人类心智的挑战，构成了文化起源、发展的基本动力。人与环境之间的不平衡态，就托付给文化去平衡。人的生物缺陷（《旧约·创世记》对此已有启示），使文化成为必要的、“美”的。

生命的特点是：既然消除不了自己的缺陷、治愈不了自己的“疾病”；他使求诸心理的自卫：扬长避短，或以长护短。结果是所长日以长，所短日以短。这在人类文化史上的表现尤为突出。反压制力的不平衡态并未消除，反而加剧了。正如文化，本来用以调节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环境间的冲突。但步步深入，在许多方面，反使冲突激化了。这是生物的悲剧，还是文化的悲剧？消除不了悲剧，人们只能以悲剧为美。战国时代（这次叫做“全球化时代”）的风格是追求“崇高”的，因为人们已经无法平静地生活下去了。

（247）

心理的自卫鼓励人，以“过”弥补“不足”，这并非一个孤立的心理现象。它是延伸到、支配着各条生命旋律的普遍主题。它渗透各种生命现象。在不接受遗传法则的拉马克学派看来，弥补的努力甚至构成生物进化的杠杆！有一个悠久的事实为他们的固执作出了强有力的支持。用发展优势的策略去抵消劣势这并非人类及其文化特有的战争智慧；而是生物界最基本的本能之一。

有机体是个异常精明的投资者。它凭着本能的直觉，就知道去哪里进行博弈更可能一本万利。它并不用刻苦的专业训练，就知道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在最能发挥总体优势的角落，集中投注宝贵的精力。它善于对压力的网络作“重点打击”，以求在一个最有效的时空焦点，取得击倒一个就是击倒全部多米诺骨牌的“战略胜利”。

这就是“弥补本能”的大部分奥秘之所在：

生命各形式，恰如《庄子·天下》篇对先秦各学派的历史总结，“各引一端，从其所善”。各引一端，是占领自己的位置时所取的表演形式；从其所善，即是在生物链上有效地谋求自身的延续。生命被简化为对空间的占领；而对时间的抵抗即为“善”。例如所谓的“事业”──只是生命的洪流藉以决堤的一个出口。反压制力，孵化出人的生命，孵化出精神的活力，孵化出天国的静谧。强大的压制激起强大的反击，强大的反击力造成了空前的内在紧张……为了缓解这内外交迫的歇斯底里状态，就需要说服人的判断力，使它同意发放通行证。“事业”，因此成为全球化竞争时代最有普遍说服力的投资对象。而实际上呢，大自然的目的，并不系乎人类的“事业”，而是寓于以发泄为诱导的“力量循环”。

（248）

排它性，带有破坏、减少的含义，它的“图腾”应是一个减号（“—”）。它带有排斥力、压制力，但这破坏力量的根子，却深植在创造的反制过程中。这使排它性成为反制力量的特殊表现。

为全面维护自己的存在价值，为全面确保自己的生存优势，仅仅“自保”还嫌不够。生命，更经常地把自己的内力投射出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形地带，为自己提供一条足以游人有余的安全边界。这对任何种类生活者来说，都可说是一个不很奢侈的愿望，假若这愿望得不到相当的满足，生活就会陷入被动的境地受“奴役”的感觉产生了。求助的希望，在于排它性的功能，在于创造一条标明势力范围的界限。排它性（以及支持排它要求的实际力量）越强，则势力范围越容易扩大。没有排它性的世界，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实在的情况是，较软弱的排它性被较坚强的排它性克服了。以无可奈何的态度接受同化。

（249）

因旷日持久的压制状态而日益凝聚喧涌的反制力量，如果寄寓在某个个性身上，则使他的宿主具有某种“侵略性”：威胁那些因反压制的流失而日渐孱弱的个体，这已成为宇宙力量藉以流变的一种模式。如果不带感情色彩，可以认为，这种“力的流动”，正如水趋向于下而火趋向于上一样。力量强的，填补力量弱的；实在状态的涌向半真空状态的。但对具体存在的个体，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不带感情色彩”，是超越生命现象的！活生生的个体，是无法“客观”也不可能理解“客观”的。对力量过剩的一方，力的流动意味着“扩张”、“胜利”；对力量贫弱的一方，新的平衡过程则是“被侵略”、“遭征服”的连续记录。从发展和转换的角度着眼，胜利的喜悦与失败的悲怆一样，何尝不是同样的力的消耗？感情处于其间，成为生命力量发展、推移的杠杆。

（250）

谁要是参透了语言的性质和文字的界限，谁就“能对这里所描述的种种光景，产生恰当的理解”：既不拘于词义和字面，又不至于完全撇开它。没有实在的中庸。中庸是理想，因此它有用，其用在规范。

关于“压制”，应是这样思想：我们注意、认识压制的过程，是微观──而宏观的。而实在地说，压制则是心灵向外的投射。因而，认识压制的过程，是从体验逐步推向宏观。最终，找到其本原。但压制在宇宙诸史中起作用的过程，则毋宁说是恰恰相反的──

如果采用古典式的溯本追源的倒推法（它是由语言艺术中的倒叙法发展过来的），则会发现一个更富于哲学（而不是心理学）气质的景观。第一压制是物理层次的压制。它主宰着无机过程，但也是有机过程的基础和出发点。从茫无涯际的因果链上说，第一压制是宇宙间诸压制的原始状态，是“诸压制之母”。但第一压制又是宇宙诸压制本身，是诸种压制与反制的本体。

第一压制──第二压制──第三压制──第四压制……是永远从宏观世界不断向微观世界移位、跃进、飞腾的过程。简洁地说，是某种过程在心灵中的投影，是第四压制反射了“第一压制”及其它诸层。

（251）

心灵界域的压力即便得到表层的缓解，也还会到社会界城中重获支持。而社会界域的压力之根，又深藏在生命界域周而复始的锁链中。没有人能够超脱生物之链。正如没有一种动物能摆脱它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唯独死亡给予一次“机会”，从生物链的紧紧约束、环抱下脱离开──但并不是自由，而是立即面临一个新的压力世界：无机界域的压制。“涅槃”，只能使人从生命形式的轮回中解脱，却没有教人如何从生命寂灭之后的无机压制下挣开。可见，“人”在人的精神活动中是个排除不掉的因素。

（252）

我们感到、看见并用科学方法测出了“场的作用”（吸引与压制）和与此相反的力──“挣脱”。“场的作用”无所不在，然后“挣脱”应运而生。这种关系，是难以描述的。“场的作用”，类似于“压制”与“沉伦”；“挣脱”，类似于“反制”与“升华”。

“运动物体的初始运动方向，是它原有的，而非‘场’给的”──这个观念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它的含义仅仅在于这一修辞上的需要：“在场的作用下，运动方向一般要发生变化。”对不可描述之事的强行描述，导致了割裂、孤立、误解、与“科学”。“系统论”的努力，阐释学的灵感，只是企图亡羊补牢。

按照我们的理解，各个物体的初始运动方向，又何“原有的”之可言！物体自身的“原有”是一种断裂式的虚拟。直观地说，它们也是前此各种“场的作用”的产物。场的作用，类似《老子》所说的“万物之母”。它宛如连续不断的命运之链。片断的、忽生忽灭的人类，又岂能把握它？于是，只有用分析之刀割截它，以便自己的悟性“吃透它”，以便用自信心控御它。

（253）

事物的“挣脱”，是对浑沌的反应。浑沌像无底洞，吸引万物、诱惑万物，消磨世界、吞没世界。具象之为具象，在于它的原始状态极力从浑沌中挣脱出来，独立为力体。尽管“挣脱”之一如“反制─升华”，不是真正的“主动”，但毕竟近乎“自由意志”是一种貌似主动的被动态，一种迫于压力的应战。在世俗的见地里，凡是应战，就是主动行为；凡是意志，都是本性自由的。人们哪里知道──应战都是有所针对，它抵御明里或暗地的挑战。而“意志”与“自由”，在语义上则是全然相反的：“意志”导致了“自由”的固滞与完结（选择某一而排除其它），因此“意志”是取消自由（即其余选择）的行为。“自由意志”这一词组，像当代意识中的许多概念，是个十分真切的“矛与盾”的组合。把“挣脱”仅仅理解成运动的趋向或方式，那不过是乡曲之学的陋见。如果我们有能力“挣脱”科学（这也是一个“场”，一种压制，一条无底洞）加诸我们的程式，就发现“挣脱”不是实体的运动，而是实体的肇因。是支配着现象世界的“冥冥者”。比如，当我们受到某种更深刻的神秘力的驱使，从诸多世俗文明的规范的压制下解脱出来，我们就不仅完成了一种运动，而且缔造了一个新我。这其中的力量，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与“神灵”。科学则称之为“始动者”。用哲学话说，则是“乾元”，是“阳”，是“自强之力”。是普遍的反压制力。他常化身为人，或又悄悄注入我们的生命。

（254）

只有“这种角度的挣脱”或“那种角度的挣脱”……没有全方位的挣脱。正如没有自由的意志。生活与宇宙对我们就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撇开了特定的“场的作用”──“挣脱”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可能？要知道，对一个场的挣脱，就是对另个场的趋附啊。“挣脱”只能就其从普遍的“场的作用”之“此形态”向“异形态”的游移、转换而言。故《庄子》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挣脱”作为反制的“升华力量”的物理形式，其心理上的启示是“自由”，其行动上的收益是“创造”，而其“终极价值”在于，全方位的挣脱（自由的意志、独立的反制、自在的升华等等）虽是一个极端而无稽的幻想，但挣脱一分就表明了力量存在的一分；故挣脱了十分，就含有十分的价值。绝对的价值正孕于挣脱本身，它是“无量的”，而无视数的正与负。

问题不在于“是否挣脱了”也不在于“挣脱了多少”，“挣脱了多久”……等等，而在于是否“正在挣脱”。人，是一种相对的动物；尽管他因此渴望绝对，但绝对是虚无的，是高级而细腻的幻念。我们生活者，也许正在无意识中“走向绝对”即走向自己无法把握的归宿。怀着热情，走在冷漠的宇宙中。

我们挣脱到什么地步──正如反制和升华的水平和力度，达到了何种高度和强度──就算把握着终极性的“胜利”已经抵达了那一地步，因为真正的、不消失的胜利，纯属子虚。暂时的胜利与终极性胜利的区别，仅在于后来的“影响如何”，而这一点，几乎无法预测。

（255）

万物和宇宙一样，面对着摆脱不掉的“压制”，挽回不了的“沉沦”，以及无所不在的“场的作用”的驱迫撕裂。而人类看见、听见、感到的各种“反制”、“升华”、“挣脱”运动……并不是空虚的。这是真正的实在。诗人们说：“人生如泡影。”但还有什么存在比泡影更为实在呢？实在，并不因其转瞬即逝而失去实在性。否则，还有什么实存？即便是人类视为“天地万物”的星球，在大时间的跨度中也会转瞬即逝，它的实在又岂能不是“空虚”的！宇宙爆炸的假说告诉人们，大爆炸中心的一分钟，迅速膨胀为各星系上的亿万年。因此，奇怪的事发生了：宇宙的核心部分比它的边缘还要空虚！

在这一点上，我们较之古人只有极小的进步。面对古希腊人和欧洲人称之为“宿命”与“命运”，佛教徒称为“大劫”的那个不可描述者，绝望终于使人看见了一线生机──泡影式的胜利虽然可怜，但毕竟是可以展示我们生命力的唯一物证！仅此而已！无方向的挣脱、消解了压制的反制、逆转了沉沦的升华……都不可能。但生命却找到了他有限（如方向、反应、需要等等）的形式！这就是终极的美。

（256）

是“反制”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不断再创着明天的世界。是物理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生物学上的逆反力量、社会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心理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以及最终的、我们本能和生存意义上的逆反力量，催化了我们感知着的各层各面各体各相的大千世界。

把反压制力视为空间结构、有机结构、或文化结构、心理结构的破坏者，那是颠倒的理解。耶稣是破坏者还是再生者？释迦牟尼呢？秦始皇或恺撒呢？他们是社会意义或世俗意义上的破坏者，但又是历史意义或神圣意义上的再生者？不错，他们是侵伐了“过去”，但他们又何尝未曾开启“未来”？反击压制的创造能量正在支持着空间，反击力量因此是“空间之父”。正如压制力量是为“时间之母”。

时间，是压制的使者。

宇宙间四处泛滥的压制与逆反、沉沦与升华、吸引与排斥无疑是真实的。我们凭借自己的体验，每天都在验证这一事实。但如若要在现代科学的实验范畴内检验它并解开它对我们生活的启示，则不免陷入曲士的乐观。这种乐观混淆了两个世界的界线，借用耶稣的话说，它们──分别是“上帝”与“恺撒”。但我们的上帝与恺撒也许不同于耶稣所说的上帝与恺撒。如果说，现代科学已被虔诚的博士们（其世俗作用相当于古代的修士们？）奉为新的可以证明的上帝，那么，用本能和生活（而不是理性与科学）一再证明的原理（压制与逆反），就是新的正在行动的恺撒，当然，这是一个像一切恺撒一样的、只知追求胜利的恺撒。

（257）

把反制视同为“暴乱力量”或宇宙无政府（出人意外的混乱）状态的普遍肇因，是曲士的偏执之见。混乱与无序状态，本是不可描述者“……”的庐山真面目。真正的暴乱者不是反制和升华势力的具象、实体，而是那一片看不见摸不着松散弥漫混一宇内的阴性暴君。她沉着、发粘，具有古神话中的“弱水”式的奇能，在她的诱惑下，鹅毛、灰尘也沉入黑色的水底，永劫不复……

排斥力、舍弃力、毁灭为──是反抗她的压制力量的异化形式。排斥、舍弃、毁灭并不等于“增熵”，假如它们继之以吸取、获得、创造。

反压制力，要是最终不升华为创造性的冲动，就等于半途而废。破坏的反抗，始终属于很低水平的运动；高级的反抗，必出之以创造形式。继之以毁灭的，不是那荒芜，而是再生。文化的命运、民族的历史、个人的体验，无不如此。极多的具象与实体，都不会半途夭折，它缺乏完成这一过程所需的能与力──并非无此趋向。这就是反压制力的宿命！正如，“沉沦”是浑沌的基本趋向。

“充满义愤的反抗者”，实际上是创造者。根据经验，即使要逃避（哪怕是暂时的远离）那阴性暴君的无底洞，也需要超常的智慧。而逃避的途径，则为十分艰辛、形态万状的生命之路、自由之路、原创之路。

（258）

“顺引力场方向”和“逆引力场方向”，都不是挣脱的捷径。只有既非零度又非一百八十度的离心倾向──无规则地选取乱七八糟的途径，才能收取挣脱的最为灿灿之硕果。以哲学的套语做个比喻：直道的“继承”（顺向）与“批判”（逆向）都不会生下壮实的孩子。唯有在离心运动中独辟新径者，才别开生面，得为天下法。精神上的挣脱，哲学上的逆反，文化上的升华，都是非程式化的结果。但它开辟的新程式，渐渐地也会以此压人。程式与规则，是死者的遗迹与活人的祭仪，是人的头脑对外在强权的攀附、谄媚、合理化。人类的文明越是进步，就是越深地卷入精神上的奴隶社会？（仿佛自主的国民，其实是精神上的亡国奴！）

还是换一个角度吧！

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一个遥远的星系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经验的判断告诉我们，若干光年之前，一次重大的毁灭降落在这气数已尽的宇宙身上。但对更大的宇宙而言，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转换。当此局部的毁灭之际，一个甚或几个新的星系从宇宙的其它角落里走出来，以其涓涓再生为大宇宙的代谢注入生机。你能说这个过程的开场处，仅仅是个毁灭？或是个“悲剧”？陋哉！

（259）

时间观念，起源于人对压制力的感受。人，总想为自己的存在及延续建立点什么依托。他甚至渴望树立某种历久不衰以至永恒的东西……以此巩固或纪念自己的存在或曾经存在，悼念自己的前辈与同济的已经没灭……可是经验警告说：时间正在毁灭一切。它对有形迹的东西都不容情。甚至“精神”也逃不过它的狠狠剥蚀和默默劫夺。它无情、执拗、始终如一。它的禀性与人的禀性有趣地相反：凡是人所建立的，时间无不极力侵蚀。而时间最倾心剥夺的，就是人的精力与青春。

时间是恶魔。因此，古代的天神无不企图超越时间井否定时间。

时间，不断毁灭着过去的空间──世界。有多少光辉景物，经它那无形影“巨手”的抹煞，早已形消迹灭。时间是空间的敌人，又是盟友。它以自己的固执，抵消空间的固执；空间则以自己的变化，显示时间的刻度。

时间，是正在毁灭“现在”的时间。它，改变万有容颜：使之苍老、憔悴；或使之欣欣向荣，神采奕奕……它，易化着万般存在的灵魂，赋予它们各不相同的“内容”、“方向”；灌注截然相反的“冲力”、“灵感”……它用无形压迫，激起生命的活力。过甚的压迫，使活力趋于狂热。“死亡”的阴影“唤醒”了（死亡──唤醒！）许多无机世界的奇观，正是在流水的无情点滴下，科斯特地貌的绮丽怪俏，才呈现出来。它用亘古常在的压制与反击，创造了独特的空间，创造了令人惊讶的美！

（260）

时间的最高使命就是破坏现在。印度教徒深为透彻地参悟了这一真谛。他们把这一参透凝聚在“湿婆”大神的身上。他是宇宙力量的最强信息，是宇宙运动的最鲜明象征。湿婆，既是“时间之神”，又是“破坏之神”。

（261）

时间的最高使命就是破坏现在。印度教徒深为透彻地参悟了这一真谛。他们把这一参透凝聚在“湿婆”大神的身上。他是宇宙力量的最强信息，是宇宙运动的最鲜明象征。湿婆，既是“时间之神”，又是“破坏之神”。

但是，印度教徒的不彻底、爱调和的混杂论倾向，使他们又予湿婆以“创造之神”与丰产之神的神格。于是，“湿婆天”变成一个集一切矛盾之大成的三头六臂者。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陷于一种极度兴奋的狂舞之中。显然，印度教徒看到了时间的生产功能，还看到了，破坏现在意味着开创未来。时间，作为独立运行的审判者，既区别于世俗又不同于神圣，它不断给予存在以新的意义、新的形体。

高级宗教，总是满蘸着慈悲仁爱的色彩。活跃在高级宗教中的凶神、恶煞，是为衬托仁慈的主宰，故意设计出来的一个个具有超度功能的陷阱。而一个专司死亡与破坏的时间之神，它只使人“畏”，不令人“敬”，他还缺乏圆满的精神偶像所具备的另一层要素。为了获得景仰，印度的智慧赐给邪神以双重的吉祥金箔：创造与丰产。于是，一个以其夺人心魄的矛盾，而愈益称雄于世的大神，就此诞生。

各种宗教（不论看起来多么柔弱、顺从）的本性在于追求力量，以其上升或下降分头体现为反抗的形式；或统治的、压制的形式。原始宗教与高级宗教，在此并无分歧；各种宗教自身都经历了由反抗到统治的沉沦过程：除非它半途夭折！因此，没有一种宗教能免于衰亡。

在现代人看来，原始宗教是粗犷、血腥的，高级宗教则仁爱、圣洁。然则，此种区别不过是习俗使然：原始的习俗与“文明的”习俗。习俗，给予唤醒力量的活动以不同的假象。而不同的习俗，需要不同的力量，因此召唤着不同的力量。宗教的召唤，采取了把主体客体化的路线，即对无机世界进行十足有机化的处理。把自己的灵性投放到宇宙的存在中。

（262）

全方位地看，“破坏”与“创造”是齐头并进的怪兽。有时，你很难分清哪是创造行为，而哪些则为破坏行为。尤其，当所持之标尺及所怀之目的各不相同时。

如果一种破坏行为替创造的运动扫清了障碍：它是破坏还是创造？一种创造行为如果是在替长期的破坏运动效劳，它是创造还是破坏？凡此，向我们可敬的传统价值观，提出了不无讽刺意味的挑战。湿婆天的矛盾性格，毕竟充溢着古代睿智的“宇宙之光”……他的性格与使命，被那宗教的说法巧妙润色过了。但仍然流露着对时间的深刻洞识：对宇宙生成、毁灭的直觉印象。

时间的压制性力量，令星斗崩颓、山岳瓦解；它激起的逆反力量，又命地震频起、火山喷发重新涌出新的山岭新的海壑……新的众星、新的地狱。时间这双刃的神剑，有时光芒万丈（这时，既定的“空间”就解体了）；有时晦暗不明（这时，已成的空间变得相对稳定）……它是令人费解的、不可捉摸的。所以希腊人称之为“命运女神”──肯定了时间的阴性（即压制性）和神秘性──不可言说的三个女人啊！三女成了什么？命运。

（263）

我们理解并把握着“我们的时间”──只是在本能上，而不是像原始人那样同时在理念中。人和一切有机生命，都是从反制的活动中，获得活力并认识自己的。他们生来就有着对抗时间侵蚀的本能与命运。有趣的是，只有在时间的压制、保护、折损、磨毁中，他才得以益寿延年……所以保健师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也就是在于压制、保护、折损、磨毁中！这些古老的智慧，都在诉说生命的起源与壮大，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幸福”和舒适，是全然相背的。人和各种生命形式的存在，在在说明了这一点。吃食是为了维持，繁殖是为了延续自己。举凡争斗、游戏、遐想、设计──无一不是为了维持与延续；而延续和维持，无非是对抗时间的“抹煞”。

（264）

我们所体验的空间，起源于人对“反压制力”的感受。空间的形成，依赖有形及无形的“支撑”。大厦，没有栋梁就须有拱顶，要不然，就借助某种支架……否则，倾覆只在须臾间。人，没有生理的支撑力就无法站立、行走。没有心理的支撑力，人的精神就会枯死：星球要是失去了无形的力，就会坠于宇宙的“黑洞”。所谓“心理的世界”或“精神的空间”──若是失了“想象力”、“假设力”等“支撑”，也将崩解无遗。有个诗人说的好：多亏了梦与幻想，我们的世界、生活才连成一片。否则，只有支离破碎、摇曳不定的画面。

反压制的力（逆反的功能）的支撑作用，使人获得他的生存空间；各种生命也是据此诞生并成长的。

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的故事，生动地记录了原始民族对“支撑”的理解。他们还用这一理解，附带解释了中国地理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特征。“精神之柱的崩溃”之所以可怕，就是在于它使心灵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支撑点。宇宙的支撑点、精神的支撑力、生理生活的网络──对人都是重要的。

“食物”，作为人和动物迫切需要的内在“支撑”，随时决定它们的生存状态，如精力、情绪、意志、行动等等。一旦失去这一力量，作为空间形式的人和生命便会死亡、解体……

古代神话中的“天柱”、“地维”，是一种想象中的物体支撑。但丁《神圣喜剧》里面层垒式的宇宙模式，是另种支撑。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时空变形，则是更为奇怪的支撑形式。所有这些模式的功能是一样的，对空间形态作出智性的解释，差别在于：知识的形态变了，故方法、观念、术语随之而易。“天柱”、“地维”是建筑学式的；《神曲》层垒，是神学式的；万有引力来自天文学的经验；时空变形则源于物理学的灵感（据说还是爱因斯坦从他的前妻那里剽窃来的，所以他离婚另娶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创见了）。

（265）

支撑，赋予我们存在，人们终于理解到支撑是“力的表现”（严格说，是“力的结果”）。它是力，是反抗压制的力。它反抗那浑沌之雾弥漫的压制。它追求独立与生长，它天然地寻求对立的形式，并在对立的支撑中创造了空间、生命、文化，创造了结构。

人，不仅在物理上、社会上、肉体上需要他的“支撑”，也在心理上需要支撑造就的“空间”。缺乏空间感（俗称“自由”）的心，是要破碎的。于是伏尔泰以他特有的玩世不恭态度，赤裸裸地宣布，“要是没有上帝，我们就要造一个出来……”这表明了他也懂得心理支撑的重要价值。上帝不仅对人奴役，还给人以自由──他是一个支撑：空间的创造者。虔诚的信徒、《创世记》的作者，早就这么断言过了。

要是失却了这些有形无形的“支撑”，就只会剩下无形无窍的“浑沌”，不会有形迹清晰的“空间”。对支撑物形形色色的解释可能不乏虚构的成份，但那也是出于对支撑力的悟解。“浑沌之死”的古老故事，正是以浑沌之死隐喻了“形迹”世界即全部空间的诞生。而“日凿一窍”的七凿，正是建立支撑点的活动。没有“支撑”哪有世界？哪有宇宙？哪有我们所看到、听到、闻到、吃到、触摸到、感应到（六种感觉！）的一切？甚至，哪有我们本身？但支撑既是反压制、逆沉沦的，又是压制与沉沦的──它双向而无是无非。“这是一张矛盾的命运之网”，古老而常新的智慧这样说。

《圣经》中的上帝，正是这样的两面之神。他创造了宇宙与人类；但反对进一步的变易。由此，从反制势力，沉沦为压制势力。从阳性之神退化为阴性之神。这时，新神或以撒旦之名崛起或以基督之号，响彻云霄。“上帝死了”的现象──早在《新约》时代就已发生了。所以新约前面几百年，被基督徒称为“沉默时代”！

（266）

“空间”，被人们理解为，反压制力活动的“形迹”与“产物”。若无压制力的压制，若无反压制力的逆反，既不会有“空间”更不会有“空间观念”。可见，我们承受着双重的压制与反制：它使我们生存。

“空间”，这是物理观念中反压制力的伸张态（它的收缩态即“解体”）。它也是生命界、社会界、心理界中反压制力的伸张态（收缩态是“死亡”）。离开了生命，就不再有“时间”和“空间”。

法国人巴斯卡对这一点有进精微的论述。“毁灭”是人的想象。他用“毁灭”这个词对某一类解体状态（即失去支撑力的状态），表达了自己不乏恐怖感的观感，缺失了空间，则沦为最可怕的寂灭。

没有支撑力的空间是荒谬的。正如没有想象力的思想是荒谬的。

反制支撑的普遍存在。它“不拘一格”、“不定于尊”。庄子对此采取了一个极端化的表达方式──隐喻。他说：“道在屎溺。”而《旧约·以赛亚书》则认为，上帝所拣选的救世主，是被世人藐视、受到社会摒弃的孤独者。

（267）

山岳的高耸，显示了岩石的逆向的压制力量。这力不是自在的，而是储存了干百万年的神秘：我们并不真的理解它。古人面对巨石下跪崇拜，正体现了这种神秘感。可借本能在我们身上退化了，所以我们便自作聪明起来，火焰熊熊，显示了燃料的反压制力，我们把这叫做“热能”。穹空的寥廓，表明天体相斥的逆反倾向，它浩荡无涯。而人类灵田之间的辽远想象，显示了精神上争夺自由的逆反之力……“我们的”与“他们的”之间的“文化积层”，是压制力的变形层垒又是反压制力的累累结晶。它，还鼓动着未来的心灵新的反压制库，去争取“属于”他们的“自由”！那心灵深处的永恒呼唤。

这些侧影，在在闪现着“空间”的千奇百态。如果淘汰了习用给心灵蒙上的尘埃，则具体化以至到了确定的刻度的空间是“没有”的。对人而言，彻底摈弃人的因素，人又怎能做到呢？人类的语言和思想又怎能企及？只有持续变形的感知、综合，以及我们对这“综合”的片断体验，对那些交错感受的──幻想与梦。

这一意识流的特性使片断的感知凝成一个幻想意识的整体，成为无所不包然又甚为飘渺的“主体”。这就是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主体性”？某种本末及因果倒置过来的夸张？

（268）

“不可逆过程”的哲学意味在于：它是对宇宙命运的物理学表述。压制也是不可逆的。沉沦也是不可逆的。万物命定于趋向“中庸”、“非存在”。场的作用也是不可逆的（逆，最终也只能构成一个圆的回归，然后导向进一步的异化）。增熵趋势──同样是不可逆反。

不可逆？不可逆。若说确有宿命，不可逆才是最根本的宿命。

但我们（以及其他各种实体）终究还是要趋向于“逆”，否则，又怎能维持存在呢？逆，就是反压制。逆来顺受，则压碎、沉沦、吸住、热寂的“待遇”，将会一把抱住我们，那死神的手臂！而逆，才是存在、生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仅是生活的真谛，也是物理世界的实情；不仅是感情哲学，也是“自然哲学”。

“不可逆过程”的哲学意味在于：反制、升华、挣脱（自由）、减熵──归根结蒂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但是，作为一种无机、有机、社会、心理的混和存在，难道肯让虚无主义攫住翅翼，肯让阴沉的浑沌扑灭最后一线希望──灵魂的火？

在此矛盾的山谷中，一个启示应运而生，正是“不可逆过程”提供了“壮丽的机会”，它给各种存在以显示力量的不可推辞的使命。肃穆阴沉的“回归运动”──也抹煞不掉这一使命的曾经存在。这一启示对我们有两层价值：

1、它赞许并鼓励跟从命运、抓住机会的雄心。

2、它不被雄心所限，以至沦为“人为财死”的事业家。

它清醒地看到努力后面的无限虚无，从而调节了过度的行为。

牧师的儿子、吃里爬外的病人弗里德里希·尼采，（曾经被俄国人普列汉诺夫［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1856-1918年］称为“列宁周围的那批尼采主义者”的大宗师）在被他妹妹阉割过的《强权意志》一书中写道：“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可怜的人啊，既然什么都是“假的”，为什么还要去“做”？

答案也许仅仅在于：“内驱力”！那是一个内力过剩者的呼声。他在最后的内战中毁灭了自己。

有人认为，拜火教的“末日审判”观念，与文革时代的“人人过关”、“个个受审”，获得了惊人的异时、异地、异文化的历史相似性。古来的拜火教徒和近来的机会主义者，都热衷于鼓吹“审判”与“过关”的涤罪性质。其实呢，在“审判”观念与“过关”现实中，统治着的是一个标准化的、充满了号码的“簿册”。这个标本被美化为活力的源泉，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它是塞堵活力的“息壤”，势必引发洪水滔天。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把这样的息壤理解为：无生命的癌肿，浑沌态的局部降临。用它来对付分化、生长中的危机，是南辕北辙，徒令混乱弥甚。它要的是取消分化、生长，退回浑沌；而决不是疏导分化，让生命顺其自然。

息壤的散布，被物理学家表述为“增熵”。而绝对的审判，则是与分化、生长对立的。它是用熵的性格来歼灭“减墒者”，尤其是要消除他的行为方式。要说罪恶，这才是最大的罪恶。要说堕落，这才是终极的堕落。他们的潜意识中，也许是通过让他人涤罪，来为自己赎罪？不过我很怀疑他们会有对于罪恶感的自省力。

（269）

人这种敏感而勤于探索的动物，本能地察觉到类似“增熵趋势”的那种阴影、那种沉默、那种不可描述……察觉到它定命所含的大部份危险。

生活多么艰辛，每走一步都得付出绝大的代价。为什么？因为必须与增熵趋势作斗争。诗人们说，“悲哉！这就是生活。”武士们说，“生活就是战斗。”他们言下之意是说，“生活”等于反抗增熵的趋势。诗人与武士，一个悲悼生活的不幸，一个颂扬生活的不幸：但都一致肯定了生活的价值（管它正负）。还是把不幸当作幸福吧！这样你会好受些。甚至，号召走向另一世界的救世主，也只是在更高的层次，更纯粹的形式上，肯定了生活的不幸（“这个世界在撒旦的掌管中。”）。他们的愤激之情，是指向“世俗生活”的──因为这种生活在他们看来太容易了，他们想要活得更艰难、更有力量；否则，便自觉是在无谓地耗费珍贵的生命的精华力量。这些力量的本来用途在于──抵抗沉沦逆境。

“背弃此世”与“隐居出世”的态度，是在对“彼岸”之追求的乔饰中，去实现一项有待完成的反压制、抗增熵的“升华”。发泄和满足──这种动物世界的普遍理想，在他们心目中，业已沦为应予谴责的“增熵行为”。一如杀生、毁物同样应该受到唾弃那样。

（270）

人必须时刻抗拒增熵趋势的过程。他往往是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这样做。

“人的本质”、“自由思想”、“强权意志”、“原欲（力比多）”、“反压制力”、“逆反倾向”……或者用更古老的称谓，叫做“上帝”、“始动者”、“宇宙的最高主宰”（假如它是阳性的、能动的）──都是为了抗拒增熵压力而“设计”出来的。它们奉天承运，作为压制之子、沉沦之子，作为增熵过程的逆向影子和久久回声……而生成着。

增熵过程对永恒者──对于人和人所看见的宇宙、星系、生命、文化的价值在于，它是“局部减熵”之母，儿子使母亲变得伟大。尽管，没有儿子的母亲只是虚无。对于人来说，各种层次的宇宙、星系、生命、文化，都只是“局部减熵”的副产品。宇宙、星系、生命、文化，都只是某种偶然的结果。必然性只存于深刻的需要之中──需要把生存予以神化，以便活得更有力量。所以，失去了扩张力量的必然论，是敌对生命的，是最糟糕不过的精神堕落。

（271）

“局部减熵过程”，在人类业经升华的想象中，成为对“黄金时代”的回忆。其象征，则成为《圣经》中的“上帝”、《易经》中“元”，以及宇宙间到处活动着的逆反力量。作为这种诞生、成长、光荣、梦想的产儿，我们直接感知着它波澜壮阔的活力。它的潮汐变化，尤其是它不可挽回的退落，使我们产生了对增熵趋势的认识。这并不是什么“悲观主义”。我们不能直接把握，但能间接体察它的本原和敌人、我们的本原和敌人──增熵趋势。

如果把犹太教《旧约》和基督教的《新约》（及其对《旧约》的解释）看作同个体系，其最大的逻辑矛盾即在于对“上帝”作了完全相反的描述。一开始，上帝是作为逆反力量而扮演着创世的角色。而后，他则由反制的力转成了压制的力──对作为新的逆反力量的文明之父、心理之父（而非宇宙及生命之父）的撒旦的大肆压制。所以，《圣经》的上帝是失败的，因为它太切近生活的真实，从而背离了宗教的、哲学的真实（弥补的理想）。在宇宙和人的真实过程里，压制力和反制力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所以在宗教、哲学中，情形经常是恰好倒置过来。

“增熵”──这就是混同与“平等”？

“减熵”──则是分化与等差的前提。

“促进平等的努力”，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平等，且是心理、文化、生命、宇宙诸意义上的“平等”──这是“增熵”的行为。是反制的力开始出现间歇的重大征兆。

加速分化、创造等差的努力，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一切结构都以合理的分化、分层、“不平等”甚至“等差”为基础），且是心理、文化、生命、宇宙诸意义上的“等差”这是“减熵”的行为。是反制的力重新走向复兴的重大征兆。在古代的观念中，前两项（心理、文化，属于圣人的事业，后两项（生命与宇宙）则属于上帝的事业……尽管在我们看来，二者是同一的。

（272）

“平等”，这是对朽败的等级结构的报应，同时，也是无秩序状态、混乱状态的前奏。“等级”，这是破开元序的浑沌之雾，是秩序状态、生长状态的前奏。

关键在于“活力”──有活力的追求平等的努力，比少活力的维持等级的努力包含着更丰富的反压制的力……因为，这是新分化、新等级、新秩序的诞生，所经历的一个节奏。在这“貌合神离”的追求中，新的、更强有力的“等级”力量正在酝酿兴起。有时，混乱状态比有序状态更可羡慕，因为那是为新的生长准备土壤，主动有力的无秩序状态比腐败无力的秩序状态更得礼赞，因为那是导向更有效的秩序状态的崎岖之路……

“争取永恒的平等和公正”，这是人的一种高贵、圣洁的创造？还是恰恰相反，是“增熵趋势”对人类行为的牵制？一种沉沦？为什么“争取平等和公正的呼声”常会响彻历史的云霄，使得血性的志士为之涕泗滂沱、不借杀身成仁？光用“强权意志”的解释并不尽意。因为“强权意志”只是心理力量和生物力量，而不是宇宙力量。实在的原因无非是，人和历史，文化和社会，都是“局部减熵过程”的产物；这一过程，在抵抗普遍增熵过程的矛盾中，分泌出种种的“罪恶”和“痛苦”。处在生物线索和社会线索交合之际（天人之际？）的人，首先感知的是“来自同一过程（减熵）内的不和谐”，而不是那作为本原和永久敌对势力的黑色增熵。但平等派不幸奋起反抗的，却恰恰是这（作为反抗者）创造万有的“减熵过程”。

真的罪魁是谁？是那隐藏在幕后的浑浊沉沦力。它如此这般驱使着反压制、抗沉沦的力量，并挑唆局部减熵过程中的不同产物互相残杀。它静默地坐享其阴霾的成功。它永远面带冰冷的微笑：等待着儿子们──由她分化而出的万物──复归于她的死亡怀抱。

（273）

人类的肉体和心理的适应能力都堪称杰出。只是在此前提下，他才可能步入创造的苍穹。但谁曾注意到，在人逐渐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也逐渐习惯于失去自由。人变得越来越依赖他所创造的文明。这真是一个讽刺！──人的“自由意志”越来越少地从把握环境入手，而更热衷于倾向在新的奴役与依附状态中，找寻出新的“自由元素”……即心理上的慰藉。

看看古往今来历史的车水马龙就不难明了：个人，已经失去了多少“自由权”！而群体，对个性越是压制、抹煞，也越就日趋僵硬。向浑沌妥协的“传统”，已经缚住人类创造意志的“黄龙”。

人那善于自我解嘲的本能，使他们找回了“安全保障”的旧礼服，作为丧失自由思想权力的心理补偿，以便更和谐地“顺应着”新的奴役状态。当早期的文明的太阳衰落之后，伴随着重心西移，东方日益沙漠化了。但我们相信，历史在形式上是会走回头路的，世界文化的精神太阳也会在大地上到处周流，它也许会给东方文明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东方人将竭诚欢迎它，而不计这力量之源位于何方。

人的适应力，原是作为对抗增熵与死亡的节能战略而发育起来的。采用阻力较弱的途径到达自己的目标，是克制与智慧的一个标志。在适应中创造行为发生了──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之间的机缘闪闪发光。这机缘仅仅是人类“自由灵魂”的幻念？还是来自更深远处的宇宙之力的作用？──对此，我们可以立意、争论，但从根本上说，孔子“存而不论”的意向也许是最明智、最稳妥的。他以“谦逊”为百试不爽的保护色（这条古老、顽强的变色龙！──并非贬辞）。但要我们强作论说的话，应该说，这二者在根本上是趋向同一的。

（274）

卦主载有生命力，也载有命运本身。不断的压制、沉沦、增熵，必使“载有者”面临的挑战与日俱增。严峻而敌意的包围，隐藏着陷落的危险。载有者，其生成力与敌对者的瓦解，一同增长着。对立与分化，潜伏着广泛的危险和丰富的机会。救助只在他身上，除此之外，别无星光……

“载有者”的精魄、力度，使之具有“超一切理”的本能力量。这种与沉沦趋势对应的本能力量，在有限的特定过程中，可以是代代递增。此刻，这过程被目为“上升”。在极宽广的领域中，他超出我们的理性力量，因而是不可解的，是语言及思想捕捉不住的。他的增长有无极限？比他远为有限的我们，对此并不真的知道。但他也有间歇，会遭遇定数内的休止。休止跳跃到人的观念之海里，便化为这样一个象征符号：“〇”。

“〇”是完满的永恒者。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此？”（《周易·系辞上·第十章》）

（275）

“〇”不是无，而是“有”——他赋予世界（无机的、有机的、社会的、心理的，以新的光类似“宇宙之光”的希望之精、灵魂之火。他是力量的解放者，摧荡陈腐的压制性结构。他用一毁灭一生成的节律，促成历史之弛与张、易运的阴与阳……酿出精神的酒浆。他创其始而毕其功……既成的“定局”，因之倾覆；无形的“命运”，因之出动。所以《周易·乾卦·九五爻辞》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在中国的智慧海里，“载有者”变形为飞腾张舞、潜易无形的天龙。“龙”就是在古代中国圣哲的宇宙之光（观照宇宙的灵性之光）中，被形象化了的“载有者”？自然秩序与文明形态的“卦主”！神秘的“龙德”──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说，就是“载有者的天赋”。

他超越生命，但他包容了生命。

一缕灵魂升起，穿越无限的沉郁……

多群的沉郁，爆出一颗宇宙的心……

他，不凝疑滞于物的使者。

（276）

星云和星系的形成过程，是现代人类知识视野所望见的最大减熵过程。就其哲学意义言，支配这一过程的核心，是凝结着高度反压制的力和抗沉沦的力的“星云中心”。现代人的集团中心意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其大规模的形式，家族主义是小规模的形式，帮会团伙至上的党性原则是中等规模的形式），对此不乏推波助澜。

生命的发展过程，是人赖以生存的生物圈中的减熵过程。这也许是宇宙意义上的微不足道，是一偶然而短暂的“变态”。但对生物圈的依赖者──如人类──而论，生物圈的发展，却与星系、天体的发展具同等价值。没有生命的宇宙，不仅是荒凉的、窒息的宇宙，还是虚无的、不可能的宇宙。

对人而言，生命过程的漂亮象征和高能结晶乃是热血的动物。它蕴涵着较之微生物、植物、冷血动物远为巨大的能量和运为灵巧的反应力。热血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与人类的亲缘关系，使人把它们叫做高级生命。因此，称某人为“冷血动物”，就意味着把他的生存价值贬低到了不齿于人的地步；称某人为“植物人”，就意味着他的生命意识业已终止；而称某人为“浮游生物”，就是说他还不如死掉。

（277）

以上四大时间历史的象征（星云与星系，生物圈，热血动物，异常份子），各各具备“卦主”的性格。他们决定了各自的表象体系、各自的“卦象”。而这些大象征──作为反压制、抗沉沦的挣脱者，充分表现他们各自的“抵抗时间的性格”。

性格的历史……就是反抗时间的进程；它注定失败，但注定光荣。

（278）

当我们看着各种“无限美好”的减熵结晶，就像古代希腊人在看着那些摧人肠断的大悲剧。这是注定被毁灭者的大会演！沉沦和热寂（增熵的结局）是对无情的孪生姐妹，她们哼着无声之歌……漠然咏叹无穷之力。压制、沉沦、增熵过程，犹如希腊神话中蛇发盘错的复仇三姐妹，她们，以其永不衰竭的“正义感”，不断毁弃着各种出类拔萃的尖子。哪儿有能量的高度集结，哪里就有了要求铲平万物、而去伸张所谓“正义复仇”的天然借口──她们的正义就是增熵、沉沦、压制。

悲哉！生活。悲哉！宇宙。悲哉！渴望不朽的反抗者……你们是只能“得逞”而不会“成功”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奋斗是力图违背并抗拒宇宙主潮的活动。而这，正是它的价值所系？

（279）

没有全然封闭的系统。相对的封闭；有限度的隔离，是一个世界得以区别于它世界的必要前提。但过度的封闭与隔离，则是死亡的前奏曲。心理的世界也是这样，它可能达到涅槃的无人圣境，但又怎能与这个可以感知的、可以向我们施加压力并反馈压力的世俗社会诀绝？万万千千的悲剧，并不发生在社会世界的自系统中，而是萌发在心理世界与社会世界两个系统的接壤处。

1、唯有心理世界能体察并判断社会世界的诸多不幸；能通过心理力量去捕捉社会力量的潮汐。

2、通过心理的力量推动社会悲剧向高潮涌现；使生活具有浓郁的宿命性。因此，抽掉、减弱了心理力量的悲剧，是不存在的。即便在学理上强行假定它确实存在，那也只是一具失了生气的概念的尸骸。

反制的能量仅仅滞留在无机层次上──这就是“物体”，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物理世界。

反制的能量上涨到有机层次上──这就是“生命”，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生命世界。

反制的能量一旦上升到心理的层次──就成为“灵长目”、成为“人”，成为“有智慧的动物”。

反制的能量达到灵魂的层次就成为“文化”，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互相往还的高级媒介。

而反压制力一旦飞腾到更高的水平──就爆出了灼烁千古、震动苍穹的英雄和圣哲──超级的宇宙立法者与洞天创造者。

有朝一日。人工智能所能达到的层次，则不是我们今天所能限量的。

（280）

“上帝”，在他的灵性中包藏着“人的自由”的极端力量。上帝，是“人的反抗”的崇高形式。尽管他常被阴性的（甚至是“母性”的）、道德化的、半凝固态的人造形式包裹起来，从而流于刻板的教义与习俗。这在“育子观音等生殖女神”的崇拜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但是，“上帝”怎么可能是阴性的呢？作为“乾元”反压制力的蝉壳、心灵世界的太阳、我们希望所聚的“宇宙力”……他应该是最为雄性化的。他不是那作为“坤元”出现在宇宙与历史间的普遍压制，不是那不可名状的“浑沌太朴”，而是对浑沌态的反抗、破坏、再生。

（281）

有“两个上帝”，反抗的神与统治的神。所以，就有了两个宇宙、两套法则、两条真理、两种生活。对于习于文化的人而言，则有两种文化：压制的文化与反击压制的文化。

上述两条线索交叉，相遇于“创造”。创造原出被迫的反抗，就此说，它是被动的；创造又造成能动的压力，就此说，它是主动的。反抗的神与统治的神，汇合于创造之地。就像南海之帝与北海之帝相遇于中央，凿开了中央之帝──浑沌的七窍……这一大会聚，使得创造性事业不仅成为上帝──反压制力的象征，也成了上帝造物的契机；他并不来自虚无，而来自浑沌；来自对浑沌的沉沦力量的回应。

以“上帝”和“客观规律”（这不失为人心内应力的投射）的名义，来限制人的自由，这是反压制的力量重新沉沦为一种压制形式的显例。这并不像哲学教授们所武断的那样，是由什么客观来决定的主观。

因而，“上帝”和“客观规律”作为新式的压制，比原始的压制对人的自由有着更大的慑服力。上帝及其他，已成为攻入人类灵魂“堡垒内部的第五纵队”：主客体于此，就这样混一了。

（282）

“我的心中、人类的灵魂中有宇宙”──这是对浮光掠影的捕捉。他道出了“有”，却望不见“有”之深层的“无”。“无”就是“压制”。压制之“无”使宇宙成为“有”。事实上，是压制的力量（以及反击压制的力量）使我有了“心”，使人类有了“社会”；并使心和社会在无奈之中包容了宇宙之“有”──于此，“无中生有”。

以“存在”、“自我”、“主体”的名义，去独尊反击压制潮汐的泡沫，是病态的虚弱中产生的一种僭妄？──这是把派生物从原生物中剥离出来，予以极端夸张的努力，其后果，是原创性生命的浪费、脱水、及枯竭（《圣经先知书》斥之为“偶像崇拜”）。

（283）

现代物理学已经否定了“上帝”、“物质”、“始动者”、“第一性”等传统的本原价值。它注入了“反物质”观念，并把反物质与“物质”对等起来了。

“上帝死了”？

“物质也死了”！

这是说，作为本原被供奉了千百年的“上帝”、“物质”业已消亡。科学杀死了我们的神，也铲除了它自己的基础──物质。理由仅仅是，它们不是“第一者”。可以认识的实体，也许只是不可言传的神秘？又一个二律背反。我们，只能通过它的“压制”与“沉沦”，依稀感受到它的影响，却无法把握它，更无法描述它……

因为它不露端倪，无有形迹。这是人的大悲哀吗？

使人悲哀的，不仅是对象的神秘，更是自己的“精神漏洞”。

对象，就这样从我们的精神之网里溜掉了。我们还在赞美造物主、赞美这网的编织工艺有多么高超呢！但有少数人看到了这一滑稽剧，并且哭泣──对着文明的高墙、铁丝网及其圈定的心灵荒漠！

（284）

“自由”，这是普遍压制与永远沉沦的“即兴儿子”。它，是被决定者。“自由意志”──这是由自己作出选择的“它者的无言规定”。绝对自由的观念只是对普遍压制的极端抗议。

悲哉！这是挣扎不掉的挣脱。这是宁死而不沉沦。它象征着宇宙间最惨烈的牺牲……看不见的殉葬……

（285）

压制──反制，反制──压制；沉沦──升华，升华──沉沦……就是这个世界的无情“铁律”和圆融“宿命”。这，就是世界永恒秘密的底蕴。它生发万物，激励万物，也磨毁万物，消解万物。人，对于压制的反应奇特而难以测度。除开旷世的天才而外──预言，只是一种不甚牢靠的猜谜。

事物的“挣脱”，是对浑沌的反应。但把“挣脱”仅仅理解成运动的趋向或方式──那不过是乡曲之学的陋见。它不是实体的运动，而是实体的肇因，是支配着现象世界的“冥冥者”。比如，当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受到某种更为效率的并且更为神圣的力量的激励，从历史的余烬和文明的尘埃之窒息中超越而出，那就不仅实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运动，而且是从根本上培育了一个新的民族。这冥冥中的力量，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与“神灵”。科学则称之为“始动者”。用哲学话说，则是“乾元”，是“阳”，是“自强之力”。是普遍的反压制力。它常常化身为人，或又悄悄注入我们的生命。

（286）

克服限制──这是激励着生命奋发向前的最大诱惑。“绝对自由”，即克服一切限制、令生命的洪水得以滔天的梦想──成了心理的主动力。成为各种生命形式自觉不自觉的用力方向。尽管绝对自由在真实的意义上是虚幻的，但却是灵魂祈求的忠实伴侣。

现代人热衷的话题──异化，这一人生的病态，却是文明的骄傲，是在机器时代巨大的求生压力下形成的癌肿。为了活命，人不得不沦为零件，定价售卖；为了生存，人不得不被编成号码、纳入程序，不得不在其它力量的驱赶下被迫活动。这一切，不正是求生的压力本身造成的？项羽在兵败垓下，退居乌江时，曾叹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然后他以极为娴熟的艺术消灭了一堆汉兵。

我想说，人的异化亦非机器之罪也，那是人去适应文明环境的结局，这是很难从根本上转折的。反压制势力（“适应”），又一次变成了内在的压制。

如果说宇宙的本性是运动（压制与反制），那么，人的本性就是相应的“无常”，是境遇上、心理上交相错落的“不安”。要想在不安的人生之海上求得一块小小的安全之岛何其难哉！要在无边的荒漠中找到一眼潺潺不断的甘泉还是可能的；欲在茫茫人生里觅得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就比骆驼过针眼还要难。

（287）

怀着求安的欲望但却四处碰壁不得安生──这是加倍的苦难。求安欲的巨大失落，与深深的挫折感交加而下。流离颠沛，加上无归宿感，对于有机体，变成日渐沉重的包袱，愈益紧迫的新压力。它所引起的焦虑，常常触发潜伏已入的全面危机。对生活的无望加深了，心理的生态平衡瓦解掉了。从这里，我们受到启发：生命的助力，在特定的空中常能转成生命的阻力；在这无常的世界上，“朋友”与“敌人”之间，常有一大片难以辨认的、随时转移的模糊地带！

从较广阔的视野看，若不能有效地保持对某片空间的控制权（不论这片地盘多么狭小），就谈不上安全问题。占有空间的欲望，实际上只是追求安全的派生欲望。这样看来，现代城市中日趋严重的住房紧张，就不仅是个单纯的居住条件问题，而且具有人权缺乏的含义。就此意义言，现代工业文明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比之原始部落的生活并无根本的改善。而在一个未能初步解决住房问题的社会里，是谈不上人类的其他权利的。没有立锥之地的人们，是不属于任何社会，缺乏归属意识的精神流浪者。心理压力导致的流浪感，则会变得更危险、更难以平息或控制。同时，流浪者本身也很难获得哪怕是最宽容、最文明的法律世界的尊重。而住在仅仅两平方的“房子”里的人，他的精神世界无疑受着较之远古洞穴时代更甚的压制！

（288）

现代市民阶层的最高理想，是要求保障“人身和私人住宅的不受侵犯”。这点起码的安全感，在绝大多数自视已脱离野蛮状态的社会中，仍然遭到不同程度的漠视与蹂躏。人，离开动物界而步入自成体系的“文明”，毕竟还为时不长。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不对个人的私有财产和生存空间，作出切实的、立法意义上的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就会流于前途未卜。没有财产的人，对社会的现存秩序只会漠视、痛恨而不会真正关切的。无产者对有产者社会秩序的敌视态度，即最雄辩的例证。

文明社会的蜂窝状况，也是现代特别流行的精神病和暴力行为的压力源。拥挤的生存，以及因为摆脱不了这一困扰而产生的烦恼、沮丧，从根本上造成了对他人的厌恶与嫉视。更深地剖析一下，减少人口压力的要求，不仅有理性的规划意识在起作用；还有非理性的嗜杀性作为动力。从长远看（比如一代人以上），后者或许比前者更有力。

没有自己空间的人，是谈不上自尊的。没有自尊，则人性中的可贵成份，将被无形地抑制掉；而破坏性成份则势必急剧增长，导致社会内部的压力变得愈来愈富于爆炸性。因此，治安之策与其集中在压制的力量上，不如分散到开阔居住的空间、保障居住的权利等方向上去。

（289）

看看古往今来历史的车水马龙就不难明了：个人，已经失去了多少“自由权”！而群体，也在对个性的压制、抹煞中日趋僵硬。向浑沌妥协的“传统”，已经缚住人类创造意志的“黄龙”。人那善于自我解嘲的本能──使他们找回了“安全保障”的旧礼服，作为丧失自由思想权力的心理补偿。以便更和谐地“顺应着”新的奴役状态。这一心理特性，在世界文化中由西向东表现出层进式的增长。当早期的文明的太阳衰落之后，伴随着重心西移，东方日益沙漠化了。但我们相信，历史在形势上是会走回头路的，世界文化的精神太阳也会在大地上到处周流，它也许会给东方文明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东方人将竭诚欢迎它，而不计这力量之源位于何方。

（290）

有机世界对无机世界的过度依附，意味着生命的“老化”。正如艺术向科学、思想向技术的过分让步，是一种文明趋于老化的表现。难道整个宇宙也会存在“老化”？……加速地走向它的归宿？否则，人们得到过的自由与力量，为什么又会失去？人类的精华，正被吸入一道又黑又深的巨壑。人类小命运会被不可逆转的大命运引入：

1、社会对个人、文化对心灵的不断强化的压制；构成日益严密的网络。

2、个人的自由、心灵的自如日渐缩小。个体的灵性被迫屈从于群体凝聚的一体化要求。

3、程式化、庸俗化、老人化，成为文明社会悲剧行程的一个个充满不祥意味的路标。而这一切的根源，也许恰恰潜伏在无机世界的深层里；浑沌，终于会把它的阴影投射到文明的废墟上。尽管，这个废墟一度辉煌，是亿万人民景仰的对象。那时，回头来看，这种对可见之物的热情仅仅是个误会？是对泡影的崇拜？

哲学上追求“统一”的热情，孵化出“物自体”、“客观世界”、“天理”、“绝对精神”、“强权意志”、“必然规律”、“存在”、“超我”、“原欲”、“本能”、“集团意识”以及“结构”……追求大一统，是现代世界规模的战国形势的特强压力使然。哲学上的战争与肉体的战争错落交汇──除此而外，这里并无普遍的、超时代的精神规律之可寻。

“体系”有什么用？无心灵的体系犹如僵尸。

我们的哲学心灵，生当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旧的综合哲学已经败落，新的综合哲学出现的历史时机则尚未成熟。但有一种伟大的喜悦在鼓舞着焦渴的心：说穿了，“综合”乃是没落之果。

（291）

新路也是危险的，它遍布无人问津的荆棘，新路又是有趣的，只在新路上──才有着新的天地、新的星光……新的艰辛、新的泪水……以及新颖的绝望和新颖的希望……

没有纯乎其纯的“压制哲学”，正如没有绝对的“反制哲学”。压迫，有时是一种反抗的形式；而反抗的力量本身也会意味着一种新的压迫。在社会领域如此，在哲学与文化的领域又何尝不然？互相渗透与“辩证的”，分属于两个哲学天地──它们不会走到一起，更不用说“融洽相处”了。──“正名”，这是中国精神革命的启始。

（292）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压制的哲学和哲学家”、“反制的哲学和哲学家”这样两组新范畴来为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呢？它，必能呈现一个全新的文化洞天于我们面前。

用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来分割并研究整个哲学史──不失为一条道路或一条线索。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线索。如果认定这是唯一的分割方式，那么，这种态度本身就接近“唯心主义”。

“唯心”（理想）主义、“唯物”（求实）主义──在哲学教师的心目中，是固定不变、泾渭分明的。但生活，包括文化精神的生命之流──却不如此。它们全都带有相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新的哲学，必须适应生活的这些特性。

“压制与反制”的范畴──终究比“唯心与唯物”的概念，更能切合二十一世纪的科学常识和心理状态。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越来越临近二十一世纪了。这正如对十九世纪的科学常识和精神状态来说，唯物与唯心的分类法曾经显得更为切合。

所谓压制的哲学，就是官方哲学，就是统治阶级藉以维护既得权益的精神武器。它压制活的东西，迫害新的思想。它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使现存秩序永远存下去。秦始皇曾用“万世一系”的口号宣布过狮王的理想，并在他那几块歌功颂德的破石头中阐述了野兽的哲学。所以这一理想却是历史发展的障碍。活的历史和死的理想是互不相容的。二者之间的妥协，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最后，死理想的被遗弃、活历史再次流向神奇的远方──一个历史性的“大圆”再次告成。

董仲舒、朱熹之辈的哲学，也是压制的哲学。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of Stagira，前384—前332年）、托马斯·阿奎那、黑格尔之流的哲学，从其文化功能上说来，也是如此。相形之下，周敦颐的哲学和奥古斯丁的哲学──还带有更多的活力。也就是说，内含着更多的反抗当时统治意识（“普遍信仰”）的精神。它们还没有上升到官方地位，它们还有着极大的包容力和极强的弹性（不确定性）；因此，还没有对人的精神发展构成压制。

未来的新天新地在它的阵阵潮涌中，浮现出岛屿和大陆。

（293）

社会界域与心灵界域的区别在于，它更多依赖物化的结构（如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取代了个人心中的矛盾力量的冲突；社会交往取代了精神活动）。因此，它的发展比心灵的升化需要更多的、更可见的痛苦。国家的出现，大规模的迫害与有组织有领导的压制，构成了文明赖以生存的家常便饭。而否认了这些“坏处”，无异于同时否定了那些使我们引以自豪的“成就”。

如果一个社会的内层、上层不严于律己，只对自己的表层、底层的腐败现象，滥施心血来潮的“防腐措施”，以推卸责任，其后果会禁锢整体的活力、搅乱社会的秩序；而由于滥用权力，会使社会的内层、上层日益丧失理智。中国每一个封建王朝覆灭的日子里，都无休止地上演着这类循环往复的悲喜剧。但尤为可悲的还是，人们的学习能力，好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魔圈给限定住了──人们不断重复着历史的错误，不断进行着贻害无穷的误解：在兴高采烈的撕扯中，断绝了文化的永生之路。

（294）

文明衰颓的强烈表征之一，是个体特征的日趋模糊。原来，鲜明的个性反差及其造成的互补、斗争、均衡乃至重新组合──是社会活力的本源。可见，任何一个压制个性的社会，是在走向悄然自杀。而无视个性的文化，则肩负着自我弱化的沉重轭架。明清帝国以来，打击个性发展的“政治艺术”，是对文化熔炉施行釜底抽薪的一项流行病。如果齿轮的齿，日益磨平；螺丝钉的纹路，日益浅滑；肉食动物的利齿，日渐秃落；食草动物的刍胃盲肠，不断退化……它们因此将丧尽原有的功能。如果社会被卷入了这一厄运，则社会的零件，将沦为各种游离状态中的“多余的人”。多余人本不多余──否则就没有产生他们的社会动力。只因现在社会的形态太“扭曲”了，因而迫使他们一变而沦为“多余”的。这对社会和对他们，都是痛苦而烦恼的。这恶性的循环、低沉的反馈──加快了现有社会模式解体的节奏。

（295）

社会的成就，是靠着吸取、集中、吞食每一个人的天生丽质而取得的。这是就社会本位的观点而言。就个人本位的角度来说，谁又能说这不意味着一种“损失”以致“牺牲”？个人，不管他最终获得了多么可观的社会性报酬──却总是失去了他天性和生命中的珍贵东西。不错，在为社会结构、文化积累作出贡献（就这词的深层原始义而言）的同时，个人的社会才能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但思想者却注意到：人的社会才能和人的天生丽质并不等同。后者是活源之水，前者仅是后者一种流向或流态而已。是社会压制迫使天生的丽质流向习俗的堤坝，使之成为社会才能。脱开了具体的社会文化背影，这种才能往往流于无用之功、屠龙之术。

从各个文化圈反复兴亡的事件，几乎可以得出一条“规律”：无视个性的社会迟早会遭到合乎其无视程度的恶报。一种文化靠着毁损自己赖以发达兴旺的根基为生──它能长此以往吗？如果效率只能建立在压制创造精神和摧残个性的基础上，这种效率的前景是不难预测的：这并不需要“未来学”的种种术语和分析、推论就能一目了然：此社会、此效率、实际上依赖过度的“预支”勉强度日，总有一天，它会无以为继的！那时，就有众多债主找上门来，其混乱情状可想而知。

（296）

最糟糕的社会，则既失去的效率，又还保持着压制个性的积习。效率和个性先是被对立起来，后则进一步受到同等的排斥。个性有害，效率也有害──因为它们都不利于“稳定”。但把稳定作为价值的坐标，是个违反人类创生命运的虚假理想。只有原始社会的长老，才把稳定作为偶像，强令群体予以崇拜。个性与效率都被弄得气息奄奄──其功能是迎合了文化停滞时代的惰怠习气。在这种糟糕的社会时，个性成了万恶之源，成了揪打撕咬的活靶子。而效率也被定性为不安定的因素；被视为动乱的震源，成了一个破坏者！效率与个性的活力同遭厄运。这种厄运，伴随畏惧个性、敌视效率的社会一同结束。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例如，两百年前还称雄一时的“大清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

（297）

任何类型、任何形态的社会，只要它还处于上升的、方成中的（而不是已经长成、趋于衰微的）反压制态，其制度就相应建立在尊重个性、善取个性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如果无偏见地承认这一共同利益可能存在的话）的基础之上。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制度、唐宋明清帝国的科举制度，甚到埃及马木留克时代的奴隶集团制度，都以各自的形态完成了对我们上述论点的证实。西方近代社会，更以其有序的多元化模式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文明衰落了，它才会重视祖传的制度胜过重视活生生的有探索才能的个性；它才会不惜牺牲发展中的个性，去抱住不断沉沦的习惯性规定。

（298）

正在上升的社会，珍惜每一分力量，它近乎本能地知道杰出个性的价值。糟糕的社会，则以悲剧中特有的矛盾态度面对这一道理，然后在绝望的病态与混乱中，最终反其道而行之。并以大声疾呼理念的纯净去反对这一浅显的道理。像一个虚脱的病人那样，只能“静养”，不能“大补”。

衰退的社会，失去活力而无法接受个性的挑战与“滋补”，恐怕脆弱的平衡因之崩溃瓦解。个性与效率终于发现，这个社会对于人类生活的健全发展，构成了毒害。社会的转机，会随着这个发现而来临。社会的反压制力会凝聚并上升，与社会的沉沦过程交错而过。

这时，理性的解决方式，已因失败而陷于瘫痪了。而暴力方式的转换，对于统治阶级，则尤为痛苦。

因此，文化的再生，有待于兼容并蓄的社会心理。而作为春秋战国文化结束者的秦和作为唐宋文化开启的隋代──在此方面堪称刻薄的典范。它的高压的结果，是触发了大规模的暴力转换，给整个社会留下几十年不愈的创伤。

（299）

贪婪，是个形容词，泛泛指代过分因而有害的心理动向，人们常用贪婪来指责那些对财物贪得无厌的、过度强烈的占有欲。在实际运用中，贪婪有两层含义：

1、人们把可能威胁和正在威胁自己的占有愿望的人，叫做贪婪的。

2、占有欲表现得特别强烈，以致超出常态的人，被叫做贪婪的。

在很多场合下，贪婪并不实指某种行为，而是指一种态度。例如，人们可能认为一个抢劫金库的大盗是侠义的，不贪婪的；但同时却认定某个聚敛小小财富的守财奴是贪婪的。守财奴不舍得吃喝，哪怕这会导致过早的衰亡；而权力欲极大的人则疯狂地揽权，哪怕这会造成众叛亲离──就是贪婪的显例。

贪婪是心理力量的一种滥用，它不仅会恶化人的生存处境，也破坏了占有欲那原始的积极功能。在中外各国的史书上，满记载着暴戾之君横征暴敛而招致的亡国事例。“多行不义必自毙”是每个统治者都通晓的道理，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很少有人能避免滥用权威。因为贪婪的惰性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把治国的手段变成了治国的目的；把实现欲望的方法当作欲望本身，以致严重地压制了他人的基本欲望。贪婪的可怕，就在于它将招致可怕的报复。所以聪明而有活力的统治者，都严格地身体力行、实施廉洁的政治。

（300）

各种心理的动向，就其作为一种欲望而言，被形形色色、交陈错乱的生理压力驱迫着。当一个人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存要求时，无疑会激起心理上的“求索”。许多现代的社会理论都认为：人生来有满足自己基本生理需要的权利（大自然赋予的权利，任何人不得无理剥夺）。但在实际上，相当一批人却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理需要──试问，他们的心里能不感到压制吗？但“理”是很灵巧的。当有人要剥夺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时，他就可以把公民说成是“无理的”。这样，无理的剥夺，就根据否定之否定的神圣定律而堂而皇之地成为有理的剥夺了。

苏格拉底如果活在当今世界，恐怕也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吧！

风暴，已经临近。

……

如此看来，只有感到了一种压迫，人们才会发生一种爱。只有极度渴望摆脱一种压力──人们才会疯狂地进行一种爱。不论对人的爱，抑或是对事业和权力的爱，还是对上帝和理念的爱──都是如此。爱他人，爱外物，爱理想──都是从自己需要出发。如果不是从自己的直接功利需要出发，那就是从“爱好”出发，即从一种间接的、尚不确切的需要出发。这就是使理想家有可能比市侩更危险的地方：他的要求是含糊的，很可能大到无边无境、全世界都无法满足的程度。

（301）

是到了剥掉各种圣人强加给文化心灵的压制的时候了。对我们而言，“圣人”不是处在的，而是内在的。“圣人”，不是一具遗体或他的遗教，而是活跃在我们每一个人血液中的力量。“圣人”是无形迹的，但又无所不在。他与我们共生。天生“圣人”，是为了超渡人类，而不是让活人做“圣人”遗体、遗教的殉葬品。

就此而言，基督教的“圣灵”观念比儒道两家关于“圣人”的观念更优越：

1、它反对具象的崇拜；

2、抽象的“灵”比实体的“人”更少错误；

3、“灵”能激起更广泛的心理共鸣力。

（302）

社会等级间的反差，互相造成的压制力，从各层面、各渠道激起有生气的反压制力。可悲的是，大多数文明社会在创造反差、协调反差方面，不是做得不够，就是干得太过分了。或压制了民气，或解发了动乱，使整个民族面临左右摇摆的深渊。走钢丝的艺术，成为一项危险的艺术。

社会的压制，有助于维系作为结构的社会存在，并保护文化的土壤不致流失，并通过剥夺个体的自由而实现文化的使命。区别仅仅系于，置身于这一宿命中的每个个体得到的世俗性报偿及其感受却各不相似。有的人因所获报偿而踌躇满志，有的人则会愤愤不平，更多的人则以忧喜参半的情绪变幻去看待自己的生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层在实际上都无自由可言。尽管细说起来，前者牺牲了自由却换得了特权与富贵；后者牺牲自由的结果却是遭到了奴役并陷入了贫贱。但从压制与反制的视界出发去观察他们的生活，则无不同样受制于一种超乎人类一时一地意志之上的力量，同为社会压制中的被压迫者。──尽管在被压制的领域内，统治阶层直接压制被统治者，而被统治者则以不满、防御、反抗而间接压制了统治阶层。

（303）

压制不是一个存在，而体现为一切存在：是存在的源泉与归宿。

现代社团网络，作为封建家族阶梯的代兴者──免不了遭到后者的阴影笼罩。根据以往的经验（如罗马共和国的经历那样），在很大程度上，这甚至是在为新的转换（向新型式的家族政治）作准备。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随着当今战国时代隆隆炮声的终归沉寂，和新的统一世界（“世界和平”）的来临，多元竞争再度让渡给一元秩序，于是，新的金字塔的轮廓，又逐渐清晰起来，压在大大放慢了发展步伐的世界身上。这正如激流之下，水色诚然混浊；但静止之水却酝酿着严重的腐坏。这是反对浊流者事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

（304）

统治的形式、名称可以大大改观，但统治的性质与功能却永世长存。权力存在的样态变幻无常，但追求权力的意志依然如故。

人的承受力，是随着压力的变化而不断增减的。没有人会对即使很少很少的压力也毫无反应。也没有人能在压力消失很久以后依然保持着反压制力。对于历史潮汐中浮沉不已的人类承受力，只有“新兴的而富于魅力的权力”和“没落而招人厌弃的权力”之分；而没有“这个权力”和“那个权力”之分。没落到同等程度的权力，也就变得同等可憎──不论它的支柱、口号曾经多么动人。奴隶主的、封建主的、剥削者的、压榨者的节节统治就是这样节节衰败下去的。压力增大到同等程度的权力，就变得同等地可怖──不论它先前的自我意识曾经多么良好、仁慈。故封闭的、一元的（即封建的）仁政，到最后无一不是退化成目空一切的暴政。“苛政猛于虎”的解释之一是：残暴的老虎还是可以避开的，但封闭且一元的苛政却垄断一切生民的命脉，任意鱼肉那些丧失了自治力的庶民。

（305）

没落中的权力，常常招致更多的憎恶，尽管由于衰弱，它显得慈悲与宽大。但到了这种没落时候，慈悲宽大反被目为软弱无能的同义语──例如拿破仑就是这样评价法王路易十六没有用大炮镇压起义。人心的奇特之处在于，他热爱力量、趋向力量。这意味着人们宁愿在一个新兴而有效率的权力之下吃苦受难，也不愿屈居在没落权力的夕照中享受清平。所以，社会形式的转换与代谢一旦开始，往往难以半途中止。重新学会了好动本能的人们，被一种难以言说的希望鼓动了起来。长期受到催眠的热情突然苏醒，找到一个合理化的突破口。就此，他投身于那个──因未知而变得格外神秘、因富于震荡感而格外令人兴奋的──社会运动中。

社会的压制，本来只是无意识的规范，当它被明确无误地意识到，就化为心理的压制。它比通常的心灵压制更深。人可以通过想象去解脱心灵的压制，但无法依赖想象去搬走生活中的铜墙铁壁，甚至仅仅是残垣碎瓦。意识到压制的时候，也就是社会的规范性力量已丧失其原有的积极功能的时候：人们开始要求抛弃它。

（306）

对存在的认识，是透过对其投射出来的反压制力的判断而实现的。没有判断便没有认识。一种存在不断走向自我实现的历史，就是由反制的“无形”演化为有形的压制形式的漫漫飞光。强盛的反制，是不拘于形迹的，不为人所察觉的。这时，它是“无”。当“无生有”之后，人们才逐渐看见并承认了业已分化了的有形。形式的结构呈现出来──反压制力就更多体现为压制，“阳息而阴盛”。我们不妨借用黑格尔的陈腐套语反其意而说之：“凡是已然存在的，都是走向腐朽的，因而才会显现其存在。”固定的存在透过各种线路压迫新生的无形力量。而无形之力，终究会打破这些已被奉为天经地义的僵硬形式。它们过去也曾生气勃勃，现在则沦为新生活的障碍。

（307）

国家源于抵抗外来势力及其社会压力的持续需要。它的第一要务原是保护内部居民免受外来的征服、役使、控制、主宰。它是一个种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共同利益上的反压制的“力凝结”。

历史一再证实，国家（也正如各种人类发明出来的有机组织一样）一旦产生出来，就有了自身的本位要求和独立意志，它要求从原先的从属状态里挣脱出来，以便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一意志并不等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

历史还表明，国家的超人格意志倾向，有时甚至迫使统治者个人做出违背其个人意志或家族利益的事。甚至会做出背离整个群体利益的反常举措。此种似乎悖于常理的情形使人陷入了反思，宇宙的宿命，也毫无例外地把阴影投在国家之上。反制的功能，迅速转换为压制之源。

从国家到文化的大道，揭示了一个文化的真谛：政治的艺术，不是枪打出头鸟的漂亮枪法，不是歼灭各种有生力量以维持一种无人烟的和平，不是成吉思汗式的天骄风格。艺术的艺术，是刺激各种有生力量互相竞争，以竞争去求取平衡。总之，政治是以升华去回答沉沦的艺术，是以文化去超越生活的艺术，也是使“暂时的现在”获得历史永恒性的艺术。这是任何门类的本位艺术所无法取代的大艺术。故执此术以临天下者，将担负起《老子》的预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308）

文化宿命论时时刻刻占据着程式化的头脑。它以当时而无视历史，以多曲而否定通衢，以人造之物（如经济生产力）去论断人性与人格。文化宿命论，还认定文化受着人所能认识并把握的必然性力量（除了在神话的语言中，这个命题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二律背反）的指使，这样或那样，不这样或不那样地……只能按照单线条地发展着。文化宿命论还以特定的独断的断言：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与特定的人格、个性，根本无缘。它荒谬地断言，人格、个性虽是文化的创造者，却是冷酷的经济力量手中的傀儡。这种非人的异化力量据说有着无限的审能，它能随意地泡制个性、造作文化奇迹、生产“精神产品”──就像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成批成量地生产货物一样。文化宿命论还出奇地假定：如果某个文化天才、精神巨人不幸夭折；那么定会另有一个类似的天才、巨人横空出世，填补他所遗留的文化真空、精神空白，创造出与夭折者可能创造的极为相似的文化业迹──因为，那决定一切文化特征、精神风格的经济力量，要求这样！

文化宿命论是机器时代的人类卑琐心理的一种分泌物。人在机器的压力下，感到了自己的卑微。所以，他便像原始人崇拜控制着自己命脉的恶魔（拜物教）那样，崇拜起机器和机器的力量来。在哲学上，他学会了把对神能的依附心理，转移到了对机器能力（生产力）的依附上。进而把人的精神活力贬低到了机器能力的附庸位置。研究机器之力的科学，取代了研究恶魔之力的神学。现代人和原始人在这一点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共同意见：忘了恶魔之力与机器之力仅是人的智慧之力的派生物。贬低了智慧之力的机器文明，等于堵塞了自己的活泉，从此走上了僵化与衰竭的自戕之途。

文化宿命论，是文化的桎梏。它为文化的动态发展预先划定了一条条“不可逾越”的静态鸿沟。敢于逾越这些钦定界限的探险者，会因此获罪，被打成大逆不道的文化歹徒。因为这些“犯罪分子”的精神跋涉，都是“未经批准”的！──哥伦布的远航美洲之所以合法，是因为事先得到了西班牙与卡斯提尔国王“经济力量”的赞助和批准！但这并不等于那个“经济力量”后来会因此而轻轻放过他。没有哥伦布其人，也会有同一个人在同一天（至少是同一个时期）去美洲探险！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力量这样要求。──文化宿命论者们几乎这样宣说。他们这样说了，真正有活力的文化也就完结了。这一完结，说明了人格对历史的巨大作用力。

并不需要很高的智能，就能察觉这类理论的虚幻性。因为它把人的历史幻化成一条条由机器的科学、传送带的逻辑、电脑的语言等系列的锁链的组构成的规律了。一切都是被安排好了的──不过唱主角的变了，由上帝变成了“生产”。由于经济力量成了压制文化最方便的藉口，因此，经济力量便需要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以便从根本上遏止文化创造可能造成的社会变革。──这种观念本身才是需要加以变革的！

这种狭隘、瘦削、以致到了刻板干瘪程度的假定，使因果律在无形中被倒置了过来：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势必出现的文化天才与精神巨匠，已从实际上的创造者，变成了假想中的“谋杀者”。既然天才与巨人的出现成了经济力量的被动结果，因此，创造源不再是新颖的人格、奇特的个性；而是那个没有人格、抹煞个性的非人力量。这样一来，一些天才、巨人的出现，反倒在理论上阻遏了另一些天才、巨人的崭露头角。甚至从根本上堵死了这些潜在的创造源的出现。因为一定度数的经济力量只能允许一定数额的创造者出现。所以，这些创造者就夺走了那些创造者的机遇和地盘。以致从根本上“谋杀”了后者。

（309）

在权力遮羞的意义上，神圣的或世俗的“信念”，只是利益交换的媒介，正如物质商品的交换媒介就是“钞票”。把共同的宗教信仰或是世俗主义和钞票联到一起，初看之下不免突兀，但其实确有其事：

一种信仰之所以成为“生命共同体”中的精神纽带，其前提必然意味着“它被信赖”。换言之，接受它指导的人，到头来不会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被“枪杆子里面造出来的政权”给愚弄了。例如，人们先是被“公有制”没收财产，接着被“私有化”开除公职，这种窘境是否属于“上当受骗”，人心自有公论。社会行为者们自身的感受在这里没有价值，这种时代体验，无疑破坏了“马克思宗教”信仰在中国的信誉。因为如前所述，“信仰”这种心理机制，其实和一个共同体内部在物质交换上使用的“钞票”极为相似。钞票所以被共同体接受为流通手段，说明它受到信任，使持有它的人不会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

尽管掌握钞票发行权的人（如政府）经常坑害那些被迫接受钞票使用权的人（如居民），是因为自身牟利的欲望，但是“钞票”本身正如“信仰”一样，依然是社会交往所不可缺少的。钞票与贵金属（如金、银、宝石甚至某些原始部落使用的石块、铁块等等）相比，更需要“信仰”的支持。否则，即使最正统、最庄严、最声势浩大的信仰和仪式体系，也都无法起到哪怕一点点“促进社会协作”的纽带作用。否则，社会协作就成了“政府进行的社会诈骗”了。礼仪系统，常常作为信仰语言系统的辅助工具而出现，无论多么完备，一旦失去社会信任，不管这种信仰系统经历了多少年代的发展和充实，变得多么神圣，都无法稳定社会秩序。所以我们看到，文明史上各种信仰系统无一不是终趋衰落，就像是各国货币一样。而这经常是伴随着它们礼仪系统和言语系统的迅速完备而同步进行的。其原由是，越缺乏社会信任，就越需要仪式的庄严、宣传的巧辩，予以弥补，尽管到头来就像是大骗子自道那样“伪装终将剥去”，尽管“隐瞒不能持久”，但隐瞒一时总是屡试不爽，在过程中不断伪装就可以了，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如此一来，伪装一时就成功了一时，隐瞒了一时就是一时的胜利。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相信什么社会信任，他们只是利用礼仪系统和语言系统，来拖延信仰的死亡，而从来不指望信仰的真实性，所以也就绝对不会为了维持信仰而花费一分钱的投资。

这样的“操作”，当然无法稳定秩序、推进社会协作，因为正是“社会信任”投射到人的意识中，才构成了“共同信仰”，并再度升华为“天命”观念的来源。没有天命（宇宙客观性的）、共同信仰（群体主观性的）、社会信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所有的人到头来只能彼此戒备、虚与委蛇甚至互动刀兵，而断然不会走在一起进行长期合作，而一切富于成效的协作都只能是长期的、不间断的。

从直观的角度说，要完成重大社会事业，当然需要集结大量的人力资源，这正如一位纯粹的精神创造者如宗教家、艺术家、建筑家、诗人、王者等等，也需要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才能取得精神活动上的重大突破。当然反过来，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并不足以构成精神的根源，否则世界就是雄狮称王而不是人类称王了。正如大量的剩余价值并不能转化出创造性的工作，所以奴隶创造不了历史，尽管创造历史的那个人常常被暴君赶到奴隶之中进行“全面专政”。在这种意义上，“全面专政”并不仅仅是毛泽东文革术语的发明，而且是古来一切野蛮制度的实况，是老的垂死的公猩猩对新兴生命的恐惧和压制。

（310）

有的观察者认为，医生道德水平的降低是与国有化的医疗制度相关联的。根据这种观点，国有化的医疗制度使人丧失了主动精神。因此，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亦随之失落，职业道德也就随之失落了。此外，国有制度还在无形中鼓励了懒惰和平庸，它吸收并保举了一大批凭着私人关系而不是技术能力的庸医进入医疗岗位。这些“职业杀手”败坏了医疗空气，并压制了和排挤了优秀的医护人员。整个医德就被这些白衣魔鬼给腐蚀瓦解了。

然而，对比一下国有化制度之外的英国和日本的医疗事业，同样也存在深刻的弊端，这意味医德日下的势头，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堕落的现象”。因此仅仅从医疗制度上探究医疗弊端的根源远远不够。因为科学精神和技术科学过于细致的分工，促发和助长了人性的盲点，看不见躺在病床上的人是一个人，而只看见一个肉体，一个物质，和实验动物没有本质区别。实际上，这一“看见”正是科学方法论必定会得出的魔鬼结论。既然科学的基础，就是非人格化；那么医学沦为魔鬼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医学和魔鬼学都是主张尽量少用人的感情需要去左右科学的推论和技术的运作。而如果遂行如此逻辑到底，其后果必定就是把人还原为一种有机物质，人的特殊性在科学之光的辐射下，将几近于零。

（311）

人类社会的基础是两性关系。即使在以天下为己任在儒家学说中，仍列“夫妇之道”为社会关系的起点。没有一种哲学不关心两性关系问题，或为直接的讨论，或为间接的在意。这是因为讨论哲学的人首先就是一种两性繁殖所创造出来的动物。另一方面，讨论哲学的人们又愿意把两性基础对于哲学的影响，给悄悄隐藏起来，或予以文饰，或予以压制。一个建筑越是高耸入云，它的地基就越是深入黑暗的地下，尽管人们尽量不去联想黑暗的洞府，仅只仰望灿烂的云天。

人们关心两性问题，不只是从理性上把握社会关系的结果，主要还是从自身的天然兴趣出发。伯特兰·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分析人们的爱情现时指出，一个人对两性关系的看法，实际上是与他自己的爱情经历紧密相关的。由此推导不难发现，讨论类似的议题不仅是哲学的逻辑，也是在展示哲学家的履历和性格。所以，这位离婚好多次的“前卫派哲学家”自己在两性问题上的哲学，就显得十分开放，而连带的在其它不少议题的讨论中也经常有点玩世不恭。

（312）

如果某种绝对观念本来的包容量就很小，例如马列主义的包容就远远比不上同样是无神论的佛教，人们就很快能够认清这个绝对主义确是一种可怕的东西，所以马列主义无法像佛教那样两千年来绵延不绝，而仅仅只有几十年的寿命。

佛教和马列主义的共性，在于使得生命“不幸文弱化”，其途径是“禁欲主义”，在类似的在绝对的观念的压制下，即便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迷误。

例如，与同性恋相比，少男少女之间的爱慕亲近苟且以及混乱的关系，其罪恶性毕竟属于“自然”的范畴。在许多未受文明束缚的原始民族那里，流行着早婚习俗，那些刚刚发育成熟的少男少女就可以未婚先孕，等到生了孩子之后再举行结婚仪式，甚至，他们与她们在举行仪式之前，还进行过充分的试验性同居，以彼此测验性生活的能力，以致进一步测验彼此的生育能力，看对方能否胜任未来的夫妻生活……

甚至生了孩子之后也有因为索然无味，不再结婚而彼此分手。那并不被习俗视为罪恶。也许当代西方社会正在经历这样的再度野蛮化也未可知。也许未来的世界不再算这是一种罪恶？因为判断罪恶与否的主体，毕竟只是风俗而非哲学。所有这些被现代世界最后的良心看作是早婚早恋甚至是乱伦乱爱的堕落习俗，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并非绝无仅有，它所绵延的时间亦非很短而是很长。

但愿从这里面产生出来的新婚俗，不要剥夺少男少女之间相互爱恋的机会，不要因噎废食。

（313）

当然，直接的、名实相符的自杀，是稍微成熟的宗教教义所禁止的，否则这种教义就等于在有计划地削弱自己的组织力量。因为“上帝的意志”就被解说成“让你去忍受苦难，且无法与邪恶势力的斗争表明自己是上帝的信徒”。而直接的自杀则被解说成因此阻碍了神明的意志和计划，反而妨碍离弃尘世的人顺利走向永生。相形之下，唯一能够同时兼顾尘世与永生这两个方面的，就只有通过上帝之敌的手去死，这就促成了传奇式殉教热潮风行一时。其神圣性，正如前面所说，是由现实苦难造成的。其超现实的风格，正是根植在自然的根基中。

看看佛教，并无明确的禁令以禁止自杀。但大乘佛教也没有直接赞同自杀的理论。但从自然的生命观去看，涅槃难道全然与“社会意义的自杀”毫无关联吗？涅槃要压制动物生命，只是允许植物型的生存，是瑜珈术的哲学化。

（314）

在文革之后，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例如一九八三年开始的那次，乃是针对大范围社会解体的现象而发，而大范围社会解体的现象，又是所谓“改革开放”带来的，用共产党的老祖宗卡尔马克思有关中国的说法，那是木乃伊遇到新鲜空气后加速产生的腐败。为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在资本主义法治社会不会产生如此大量的腐败，一到无产阶级的人治社会就会？因为专政和腐败本来就是互为表里的。只是在毛泽东时代，腐败行为是毛本人的专利，或是他亲自赐予某人的，而改革开放却导致腐败行为的普及化、规范化，导致社会解体现象发生。

不论封闭时代的小范围的深度腐败还是开发时代的大规模腐败扩散，表明马克思主义完全丧失了创造文明的能力，社会和个人相似，一旦丧失了创造能力，必然迅速趋于腐败。到了这种危急之秋，不对天然的创造力本身进行压制，那么，已经过于拥挤的空间将难免因为创造力的无处发泄而变得更加拥挤，以致发生爆炸性的社会动乱周期。这正是中国西汉继战国兼并后，推行“抑商政策”的背景，同时也是罗马帝国时代商业凋敝、经济衰退的一幅缩影。这是毛式的封闭时代的缩影，到了后毛的开放时代，为了解决商业凋敝、经济衰退造成的严重问题，不得不缩小大规模“帝政”为文明所穿上的寿衣的尺寸，但由于官员在主导经济活动，“党内资产阶级”也就迅速膨胀为“党外资产阶级”，进行官商勾结，使得禁锢性力量（“党”），变成腐烂性力量（“贪官污吏”）。党既然成为贪官污吏的集合体，改革开放自然也就成为暴君的同路人，成了不受监督地运用社会主义专政和资本主义盘剥来竞相掠夺社会资源的超级蠹虫，比罗马的元首制、秦汉的皇帝制，还要贪婪。

因为毕竟古典文明时代还是以一种比较稳定的人际关系为其特征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却脱离了社会关系而存在，实际上是党对整个社会的专政，全由某个人通过内省甚至心血来潮的自我感受来决断国家大事，利用现代技术所造成的实际破坏，当然大于古典时代原始技术提供给暴君的破坏能力。

（315）

普罗提那在希腊文明的绝望时代说过的话，孟轲在先秦文明落入深渊时刻说过的话，是殊途同归的：普罗提那把希腊文明的出路寄托在精神上的救世主身上，孟子则劝导战国时代的君王们“行仁政”。仁政在他心目中不再是一项权宜之计，不是一个为了扩大霸权而推行的口号或策略性的“解放手段”，而成为神圣的目标本身。政治行为的这一理想境界，是孟轲试图用新精神去指导战国现实的证据，与乌托邦明显类似，渴望通过精神变革去改造社会。这种意向不仅表现在他的言论里，如劝说梁惠王施行王道，同样表现在这位理想家不辞辛劳地游说诸侯，宣传精神革命的方案。但不幸的是，不论是普罗提那还是孟子，其“伟大理想”都落了空。

解决了希腊文明历史危机的不是普罗提那的哲学之神，而是蛮族世界的嗜血酋长们。而把中国从战国大屠杀中解救出来的，也不是孟于心中的明王，而是更加贪残狡猾、握有虎狼之师的嬴政。是基因而不是精神决定了：促成历史变革和世界秩序诞生的，不是“仁政”与“王道”，而是苛刻的秦律、严密的组织、喋血的精神。归根结底，变革和统一的力量是来自一种比社会发展更古老的原始动力，它不是依靠任何人为的倡导流行起来的，而是扎根在一批乡民的历史中。它不是希腊的斯多噶主义、犬儒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等等精神变革的产物，也不是中国的儒、墨、道，甚至不是法术势诸家的宣传辞令。

重要的是有了一批人，这批像是秦始皇陵的地宫中出土的兵马俑群那样的战士，他们被身上的基因而非心中的教条所激励，这批半饥饿状态的人面兽心的家伙，在没落的文明社会中，发出可怕的爆炸力。扎根在古老土壤里的基因，面对变化不已的妖冶世界时，有时会体现出某种高贵的肃穆来，这种肃穆被我们视同野蛮，而不是发自什么有意识的精神革命的规范，而是无意识的、来自生活本能的“基因规范”。

这是人的遗传资源，对自己创造的业已走入迷津的文明派生物的历史大反击！不是精神革命，而是扬弃精神！它通过自己的超级嗅觉探查到所谓精神革命，还是要用文明的派生物，反过去压制和“改造”那作为本体的遗传资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密谋，必将失败；以夷变夏的卖国方案，必遭谴责。

（316）

有些问题是需要澄清的。

第一，区别一下良心与道义。

第二，区别一下宗教精神与宗教组织。

第三，区别一下好的宗教与坏的宗教。

我记得，有学者曾经指出，十七世纪西欧基督教世界中的宗教宽容，是一种反抗的结果。反抗的对象则是那种“拼命压制个人良心的社会的非道义性”。就这样，他把个人的良心和社会的非道义性对立了起来，换言之，也就把个人的良心和社会的道义性等同了起来。然而，这种等同与事实不符。本来，这很可能出于学者在表达上的不严谨，但我仔细推敲，却发现不仅是表达上的问题，还涉及到如何看待信仰和宗教宽容的根本含义。

（317）

个人的良心与所谓的道义性不仅不同，在很多场合下还是对立的。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的父亲触犯了法律，这个人如果不去检举，显然违背了社会的道义性，但他和父亲的感情很好，如去检举而导致父亲的被捕入狱，他则又面临个人良心上的谴责……这是个孔子式的问题。在《论语》中，孔子涉及过这一话题，他认为，检举自己父亲的人是很难再令人信任的，因为他连父亲都可以出卖。显然孔子是把社会道义性和个人良心看作两元的。又如在战争中，出于需要，有义务去消灭敌方的普通士兵，这就是人们负有的社会道义性。但是杀死一个和我们素不相识的普通人，会可能构成个人良心上的某种压力。

战争把士兵培养成杀人犯、爆炸犯、纵火犯、强奸犯、抢劫犯用二十一世纪的流行术语说，培养成“恐怖份子”，这样才好让他们去危害敌人，但是战争归来的军人，没有几个是精神正常的。如果没有心理医生和香烟、毒品、药剂，他们就无法活下去。

我记得在苏共模范党员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胆小鬼斯大林手下的那位“钢铁战士”保尔·柯察金，曾经面对过类似的困境。

有段时候，他充当行刑队员，专门杀害政治反对派。他在“道义性”上觉得自己没有犯罪，但是还是对此感到了心理上甚至生理上的痛苦，显然他个人良心中还潜藏着人性，和喜欢杀人的斯大林完全不同，因此与他的“党的驯服工具”的政治角色，并不合拍。

这就是说，道义性是属于社会掌权者的，不论他是老沙皇还是新沙皇；良心却是属于个人的，不论他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因此，在个人的良心和社会的道义之间，有一个距离，这距离时时会使还有些个人良心的人们，感到痛苦。同时也会因此反过来削弱了甚至“损害了”社会的道义性，是不是？ 

我要谈的正是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信仰宽容本身，恰恰是一项“不合乎社会道义性的良心发现”！

（318）

每一个信仰都强制半强制地确立了它自己的道义性，每一个社会体系都不择手段地建立了自己的道义准则和规范。因此每个政权都直接或是间接地强制驱使个人，去身体力行为这道义服务，而不完全不在乎这种所谓道义性与个人的良心是否合拍；而且不管它们的冲突有多剧烈，都必须执行当局的命令，不论这个政治局挂着什么招牌。

在实际过程中，每个人的良心状态依据其性格、经历、习惯、所受的教育而各不相同，结果，有的良心和社会道义性合拍，有的良心则与之抵触。反过来看，在所谓信仰宽容的局面里，也包含着丑陋的动机。

从当局的角度看，宽容是对道义性的出卖，其动机是出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或是害怕陷入无休无止的争端等等利益考虑，而不是出自任何一种纯粹高尚的理念。道义性本来具有相对普遍的社会含义，是用来约束个人行为的，信仰不过是体现了这种社会性，个人的良心对此进行反抗是毫不奇怪的。而当这种反抗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道义性崩溃了，宗教的宽容就实现了。所以，像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样“诲淫诲盗”的作品都能被社会接受，“仁义道德吃人”这种反社会的观念都可以流行，礼教，就是社会的道义性，吃人，就是个人的良心对社会道义性的批判。

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社会道义性迟早会反扑的，例如号称“文革疯狗”的鲁迅，他的反社会思想在“造反有理派”掌握了政权的文革中，被当作新的社会道义性给供奉了起来，从而开始其迫害新的良心的血腥使命。这个事实说明，个人的良心与社会的道义最终是在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交叉轨道上不断发展变化以形成新的关系，这两种东西在经常互相牵制的同时，更加经常起着互补的作用。

（319）

个人的良心首先以社会道义作为出发点，开始生长，由于个人的遗传与经历不同，对事物的不同感受就决定了良心的不同，因此他是在此社会道义性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良知良能。

一方面，良心与它的基础即社会道义性之间发生了冲突，另一方面，众多的个人良心之间的共性，又构成社会的现行道义性，社会道义性排斥个人良心中与己不合的特性，维持自身的规范功能……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里，双方都在彼此消长变化之中。

（320）

实在说来，文化混杂的现象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单一文化已经无法满足该社会在心理方面的需求，它种文化也就十分自然地楔入这心灵的半真空态。 

显然，从单一文化观点来看的“异端成份”，实际上就是文化杂交的历史成果。否则，任其“异端倾向”多么严重，也无法跃出本土文化的樊篱。例如，佛教的“法”无论如何也是不同于法家的“法”的──佛法只能是精神范畴而不是社会范畴，所以，受到中国文明影响的佛法如“大乘佛教的法的精神”，最后变成了中国式的尤其是北中国式的社会秩序，而不再是印度的隐遁者们所倾心的那种个人解脱。值得注意，中国尤其是北中国，正是儒家和法家学说的故乡，在这里，儒家和法家由于本土性质，因此比汉字文化圈内的任何其他地方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地都纯粹得多，根深蒂固得多。察觉了这一点，也就能悟出大乘佛教的“法”的精神和儒学的“礼”的规范之间，具有一种正式婚姻以外的血缘关系。当然，我并不是说佛教的法等于儒学的礼，或是佛教的法的精神等于儒学的礼的精神──不能这样简单的等同。我指的仅是一种倾向：大乘佛教关于法和法的精神等思想，乃是印度佛学和中国儒学之间的碰撞和交融而成的混生物。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所谓“以法为本”而达到涅槃之境的大乘教精神，和以礼为本而达到“仁”之境界的儒学精神，是否近似？尤其是考虑到二者都不以“人格” 或“神格”为核心，只是把自己托付给了一项抽象而普遍的原则。 

尽管佛教化了的“法”的观念比纯粹儒学中的“礼”的思想，含有更多的哲学意韵，也因为印度背景而拥有更细致的思辨性。

这种融会贯通显然是一个革命，“一个被人遗忘了的精神革命”──儒家的礼注入并融汇为佛教的法。在中国文化后来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逆转──大乘数的法，通过北宋诸子的创造性的转化，再度演化为新儒学的“道”与“理”。这条曲折的精神线索，向我们展示了“礼（本土儒学）──法（大乘佛法） ──理（新儒学）”这么一个三段发展的过程。它说明儒家精神的顽强性始终存在于中国，尽管它遭到佛教的数百年冲击，却能再度崛起于中国，并扩展到整个东亚文化圈。正如日耳曼异教精神尽管被罗马宗教压制了一千多年，在十六世纪还是再度崛起，以“宗教改革”的名义向天主教发起反击，并成功地混合为“新教”。

作为中国文化主要象征之一的儒学精神，与佛教之间的上述复杂关系，标志着文化关系的典型模式，尽管像新教的日耳曼异教背景一样，迄今被人忽视。它提示我们，中国文化在近代所遭到的西方冲击，比佛教和西域文明曾经造成的冲击还要大而且复杂，很可能会促进一种新的文化融和──但愿它不至于丧失自我本质。这样，一种新的“理”或许将诞生，这理不再是宋明的“天理”，而可能是“仁”与“礼”的精神，在新的全球背景下的综合。它将是某种超自然主义风格（如基督教）熏陶出来的现世精神（礼制）？这种超自然风格的动力，不仅来源于中国的国家宗教或庙堂文化中的信仰如祭祀天地的仪礼，更主要来源于西方基督教及其科学文化，来源于已经主宰世界数百年之久的航海文明。

（321）

在中国，整体上缺乏宗教信仰的状态，导致缺乏社会信任、缺乏政治信用。中国的国家宗教已经随着皇权的瓦解一去不返，而传统的佛教也缺乏可以担保信用、领导社会的要素，所以几百年以来沦于极度衰落境地。

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中国佛教的消解并非近几十年来共产党无神论灌输的结果。比如苏联、波兰等东欧国家也都坚持无神论的宣传，但他们的宗教势力却比中国要强盛得多。这是指高级宗教而言，而不包括民间那种巫婆神汉跳大神之类的“迷信”。而在东欧内部，波兰的教会力量又比苏联强大得多，还出了一个教皇保罗二世，尽管这两个国家无神论的宣传均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宗教的势力和独裁政府的镇压措施并无因果关系。政府的压制或奖励只有治标之效，不会导致宗教真正的衰亡或复兴。

反观中国，佛教衰弱已有几百年之久，其实从宋代以后就气息奄奄了。唐代后期和整个宋代，禅宗较为兴盛。然而禅宗的兴盛对佛教并非一件很好的事，反而推动佛教进一步衰落。

禅宗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的哲学玄理意味较浓，但规范性的教义却所剩无几了。这导致严格的布道活动日趋式微。禅宗也不重师承，而注重内省与顿悟，再加上中国文人的那种散漫气质也渐入佛门。

第二，禅宗的流行和宗教寺庙制度的衰落也有关系。比如寺庙的经济状况，中唐以后一落千丈。它占有的土地与劳动力减少，直接削弱了社会影响力。在明清的话本里，可以看到大量嘲笑佛教僧侣的故事。说他们淫乱、卑贱、无知、不守戒律等等。这在气质上与《十日谈》中对天主教士的嘲笑十分接近。这也中国人的传统有关，因为中国人向来难得献身给宗教，而仅是把宗教视为祈福的工具来使用。同样一个中国人，他可以既信佛，又信道，还可以同时娶几个老婆，扮演一个儒生的角色，例如孔子的父亲，至少娶过三个老婆，一妻，一妾，一个最小的就是孔子的母亲颜征在，比孔子他爹小了四十多岁。中国人喜欢热闹，几教并行不悖，多多益善，只要能达到一个“综合治理”的实用目的就好。这样的“合理主义”倾向既然压倒了一切，宗教的组织也就很难特立独行。

（322）

思想和信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把自己最重要的愿望寓藏在信仰形式中了，信仰形式具有原始愿望所缺乏的一种形式美感，因此被认为自成体系并可以安然受到本位式的尊崇。不论世俗形式的还是神圣形式的信仰，逐渐从人的愿望分离自立，以主宰自居，开始进行压制个人愿望的战争。这种“圣战”，实际上是一部分人的愿望对另部分人的愿望的斗争……尽管是装在信仰形式里。

（323）

原始基督教当然不同于中世纪的国教，更不同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和现代基督教。

再者，即便同时代的同一教义，在每一个教区和教派那里，所发挥的功能也不尽相同。例如，基督教掌权的社会和基督教在野的社会，不仅基督教的内涵不同，参与教会的人色也完全不同，甚至是正好相反。例如中国共产党属下的居民，在移居西方“基督教国家”尤其是美国之后，改宗基督教的人尤其是“传道人”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比例偏高，这可能因为，这些人的个性最迫切地需要与环境同化，所以同一个人，在中国就加入共产党，到欧美就加入教会，毫无“角色过渡”的困难，因为“适应环境”最为重要。不同的教义没有关系，达到目的皆大欢喜。

反之，则同一教义起的作用也可以常常相反。如果一位十九世纪的欧洲旅行者，到了埃及、埃塞俄比亚，他一定会对科普特教派的基督教的形态很感兴趣，但却难以从感性上承认，这种缺乏欧洲色彩的宗教竟然也是一种基督教。相反，人们却可以从佛教的念珠、焚香、袈裟、吟诵，看到天主教的某些影子。

（324）

天才之慧，在常人梦想不到的时刻，熟落在常人梦想不到的地点：开出常人梦想不到的花，生出常人梦想不到的果实。

请不要用“现在”去否定“未来”及其一切可能性吧。在这点上，欧洲人在两百年前已经很有效地教训了“满大人”的野蛮朝代──那些当时看来无用甚至有害的“宗教”、“科学”、思想自由──终于化作“坚船利炮”，一举轰开了沉重压制的清廷大门……

（325）

对于“现代”来说，“中世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正如对于“中世纪的压制”来说，“罗马的颓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发达国家正面对的“后现代化时期”，肯定也将临到一百年之后的中国的头上，那时，“现代化”就是陈旧落伍的了，那时中国将面对自己的后现代发展。那时，“现代化”对中国将是依旧落伍的见证！又一种“罗马式的和平”及其颓废，要降临并覆盖地球，又一个“中世纪”的必要性又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显露在那时最有预见性的人们的心理地平线上！

“否定之否定”只是一种概念游戏，这种概念游戏是在不乏生硬地描述着“大圆规运动”的事实。在这一事实下，我们今日的无谓痛苦，恰恰就成了明天盛业至德的准备；我们今日的煌煌“事业”反倒会成为明天的障碍！我们不是要否定，而是要向前滑行──顺其自然（这“自然”必是圆规运动），因为圆规运动是最自然、即阻力最小的运动方式！无为而治（这“治”必定呈现为一个立体的圆形，因为圆形是凝聚力最强、生成力最旺的状态）；是崇高的肯定和确认，而不是卑怯的回辟，使我们变得高大。我们热爱的运动形式，是向前的回归，而非向后的叛离。它的轨迹是顺时并圆满的，而非逆向并蛇行的！

（326）

什么是“至善”？圆就是宇宙的至善，在圆形中变化，就是人的至善。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对“至善”的看法可谓“纷坛无尽”，他们各谈各的理，各家摆上了各色的谱。但是，他们那些互相矛盾、光怪陆离的思想也并不都是徒劳的。他们的精神活动，单个看来无足轻重；连续起来，则呈现了一个重要的暗示：一切存在与思想，彼此在冲突中相衔相全，构成一个周流的大圆。

哲学家们互相龃龉着，他们的对垒与他们的和解更有意义。他们因为他们的偏执证明了比他们更大更圆的存在。他们的观念表述法形形色色，合成了总的色谱光谱与“世界的结构”。许多人在谈论“宇宙本质”时悄悄渗入了至善观念；许多人在争议“人的本质”时投入了至善观念。前者倾向“性恶论”，后者倾向“性善论”。因为宇宙之性若是至善的，人就不免太邪恶了；宇宙之性若是至恶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间就成了至善的储秀宫了。

哲学家们交相辩驳，闹得天无宁日。天理与人欲的对立，“社会压制”与“人性要求”等观念，成了他们厮杀时相互投掷的一些匕首。这些哲学上的交锋、推委、转移、迁化，以至回到相反的立场……使我们醒悟了一个道理：“至善”不是可靠的磐石（如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时赋予上帝的功能那样），而是优美的行云流水（至善，像易化一样）永不停息、永不腐臭地奔驰着；至善既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也不是一种天生的秩序──至善只是一股随时而易、毫不固着的“流”，要不然，关于至善的观念，为什么具有如此流变、永趋新颖的命运呢。在这里，也仅仅在这里，“艺术技巧标准”和“思想道德标准”，终于合璧！

（327）

近代中国的杀戮，是否表明文化的更新必以民族的衰亡作为代价？至少，得列为一个前提性条件？

在一切古国，能保持文化连续性的唯有印度和半个中国，而能在保持文化连续性的同时，又保留民族独立与政治统一方面的连续记录的，则一个也没有。巴比伦、埃及、希腊、印加，不是亡国火种，就是文化异化、种族混杂了。阿拉伯、日本、俄罗斯、欧洲诸小邦，都是在西元后五、六世纪新兴的，要察看他们的这两种能力又还为时过早……而中国凭借汉字，确实维持了意识上的一贯性，在这样一个外表下，文化异化、种族混杂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难怪中国的稳定是立足于压制个性和文化大发育之上！且是政治性的连锁压制！

（328）

面对这样一个残花败柳的中国，力欲民族复兴者，其唯一保留的条件、唯一保持的方同、唯一保证的冲动，就是复活一千年来遭到外来奴役和钳制的中国精神，复兴一千年来遭到内部压制和奴化的中国本能！──为此，我们愿为任何一个能满足这一历史性要求和宗教般渴望的力量效劳！愿我们乐此不疲。

必须反对宗主外来文化的殖民地恶习，必须抵抗民族价值感的堕落趋势，必须祛除“学虎不像反类犬”的邯郸风尚！这是我们唯一的呼声！中国民族需要聆听思想领域的“救亡进行曲”！再也不能就此沉沦做洋奴，遥步埃及人、印加人的后尘了。在这个鼓动种族本能的时刻，一切良知未泯的中国人准备好了没有──为了自主地位而驱逐外来的多毛偶像！一切可以想象的奋斗与牺牲，也许是必不可免的！

至于上述历史方向可能选择的路线、所配置的色彩、所寻求的形式、所运用的口实──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不拘一格的，它怎样搜索其燃料、劫取其材料，就更是信手拈来了，批评家们不该抱有过多的挑剔和事后的聪明。一切既成的方法或是“文化产品”（请宽恕这个产业时代的病态词语谓语！）的崇拜，是压制创造精神的，是压迫人性的天然流露。一切权威的文化产品，或多或少都是消极的！它们在依循自己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并不真正切合人性的实际；但它们却根据自己的惰性强迫人性服从这一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无形结盟的暴虐统治──直到新的革命突发，以同样的暴虐，强迫法律作出剧烈的改变。诚然，光荣传统以其“中央的权威”，威胁利诱着一切软骨头与依附鼓动狂，逼使他们服从死亡的规范。活人，怎么能崇拜人的理论呢？因此，中国若非决心灭亡，就一定会出击，讨伐那些供奉外来政治文化的尸位集团者！

尸位集团一度号召革新精神并以“个性解放”自我标榜，但由于他们心存不良，最终掌权后即以各种规范和传统结构，去限制、钳制以及控制了个性，他们的理由仅仅是“不合规定”！谁的规定可以一笔勾销中国民族的生命？何况一切习惯不过是清流之下终年积累的淤泥而已！只有人性的真情流露才是潺潺汩动的清流本身！习惯多不合理，不漂亮，也不仁慈──习惯本身作为一种基本消极的遗留物，是被历史之流给冲刷下来的游离物，现在却反过来压迫本应是它主人的创造天才，岂不谬哉！──这一谬哉，才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行径。

（329）

意欲“用哲学改造世界”，是很富于挑逗性的说法，可惜是劣等的。因为这种煽惑性极强的辞令很像是街头演说，甚至是街头小贩的吆喝，而不像是正经的哲学。

哲学，并不能改造世界。它甚至不足以“说明世界”。它不厌其烦絮叨着的，不过是理论家们对自己设身处地的环境所发出的感想、浩叹，或是形成的“体验性表象”而已……这样的哲学，哪里能改造世界？世界的改变、潮流的演替，也许是透过超人一等的新哲学之光得以预示，但那哲学并不是“改造”之前的动因，只不过是改变之后的表象。世界已经开始变了，哲学才随之而变。如此而已！哲学虽有洗人灵明的功能，但却不足与沉浊者语。哲学有启示，但却打不开幽闲的心扉。哲学是闪电，但哪里可能“普天同照”呢。

再是精妙、有力的哲学，也都达不到“改造人”的终极目的。人可教之，但不可变之。这是人在千万年的进化中形成的生物基因决定了的。可教的是皮相，不可变的是骨相。皮相，是人的社会性；骨相则是他的生物性。社会性只能凸现或隐藏生物性，但却克服不了生物性，社会性即便有力量彻底扭曲了生物性，也无法使这一变态的成果遗传下去，这就是社会性最根本的局限！而生物性都终究会起来反抗的。其激烈的方式足以摧毁整个文明系统的根基。事实上，有许多灭亡了的文明模式，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免疫系统的障碍而死去的。这是文化的艾滋病。所以，“改造”的实际功能只是虐待人的苦役，最好不过是“压制”、“规范”而已，哪里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它没有生物性的后果，但有社会性的效应──有助于制造一种动力，使新的文明崭露头角，也使之逐渐病入膏肓。“改造人”的结果，实际上不过是改造了文化和社会状祝；人的本性却依旧巍然不动。但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者们想过没有？──说到底，一切经济基础、文化社会的形态，又是从人的本性和由之造成的“处境”中派生出来的！故经济基础、文化社会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这宗，就是人的天性与生物性。

（330）

哲学，当该关心人的生活，但它不该指教人如何如何去生活！尤其不该由一只血迹斑斑的、拿枪杆子的黑手，在那里发号施令。因为生活从来就没有也不该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如果将来有一天这模式竟然确定不移了，那一定是人类末日的临近！我们已经经历了文化的末日（“文革”），不想经历其他的末日了。不论这个末日被叫做什么“社会”。哪怕那个社会披上了天国的盛装，都无济于事。

不关心人的生活（就这句话的最切肤之痛的意义而言）的哲学，当然是无聊的、没用的。但是强加予人以某种生活模式的哲学却更糟糕。因为它不只无用，而且有害；不仅无聊，而且有毒。往后，应该从我们民族的生活中，清除这类有毒有害的舶来品。

生活与哲学的环形关系向人宣示：不要试图为了人之外的某个观念，而放弃人的生活。──这是最最深刻的人道之声。它反对一切欺世盗名的人本主义，它反对虚假的、伪善的经济决定论和唯物享乐主义，它反对在一切主义的名义下──矫形人的天然生活，因为它知道，矫形人的天然生活，所得者只能是人的畸形生活。这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充满磨难的思想殖民地生活！而我们期待的天然生活，却是那民族天性、民族情趣的生活。它既不让天性干扰物理（如浪漫主义），也不让物理控制天性（如现实主义）。而所谓“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则被他视为门外汉的梦呓。

（331）

虚无主义是一种“真理”，也就是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所谓“根深蒂固、不可缺少的错误”。像一切文化现象一样，它是人的智慧的产物，终究也以大生（或曰“人的本能天性”）为归宿。它们只能一时压制人性，却从未能根本“改造”人的本能。──这道理很简单，人的本能属生物领域，用文化手段改造它是本末倒置，纯属徒劳。

这使得理想家们为之泪下、肠断以致疯癫、寻求短见。“寻短见”这一中国式的短语，包含了多么“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韧性！自杀是一种“短见”即忘了生命的蒂本是苦的！急于自杀的人们仿佛感到自己毕生的事，白费了，感到“上帝”、“命运”欺骗了自己（其实，只是其自我暗示失败了），感到人类是不堪教诲的，而“世界和生活突然之间失去了光彩，变得毫无意义”（这一觉悟实在是过分迟到了一点）。总之，感到末日临头了。于是，与其坐毙，不如自杀！

（332）

任何一个严谨的观察家都无法否认，很可能正是这种“找倒帐”的能力，使人获得了“必然性”的观念，并在这观念的引导下，发现了“世界的普遍必然性”的线索！于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仿佛是在偶然间被神丢弃在宇宙里的乱麻堆中似的。于是我们生为垃圾，并把“神的垃圾”当作自己环境与资源之至宝。我们珍爱垃圾与乱麻，并试图在垃圾堆中理出个头绪，但从来也没有成功过。因为我们的前提是错误的，把偶然的垃圾当成了必然的珍宝！沿着这个错误，我们试图揭示世界是怎样一个环节扣着一个环节，相循严密无间地发展……可是我们徒劳无功，白费力气。证明的希望永远在跳动，这只是因为我们还有生机，但是我们的努力从未得到终极证实──如何下手去“抓住世界的锁钥”呢？

偶然……偶然……还是偶然！无论我们怎样力图发掘那个必然也还是枉然！必然，只是人的心智在徒劳追溯时的追认！所以一切必然只能永远变化无己，不能自制。因此人们也无力掌握稳定的必然观念，哪怕仅仅是观念！结果人的必然只能流于人们必然在生活中发现，世界和生活本身这纯粹的偶然，将作为无法清理的乱麻和无法依赖的垃圾、而埋葬人的短暂一生。

世界和生活，并未按照一个轨道前进过。世界和生活，从来没有按任何人所揭示的“必然规律”发展过！哪怕是在一个极短暂的瞬息里，也是如此！除非那不是预先揭示的而是事后追认附合的，除非那只是孤证的巧合而不是连续的线索！

必然性观念的价值，在于它代表了一种“意志的嚎叫”，而恰恰不在于它是什么“客观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必然性，也恰恰并不存在于世界及宇宙现象的运动中，而只是人的心灵渴望冲破世界和反抗压制的一种定向反应。只有作为这样一种“心理的变数”，而非“客观的定数”──必然性才是可以被理解的，也才是可以被高尚而不自欺的心灵所接受的！从此，必然性的眼睛在乱麻中诞生了，并开始用“目光”来提炼垃圾，它开始对宇宙的不可捉摸性进行抵抗、补救和综合，从而把握了那原本把握不了的偶然之乱麻与垃圾。

（333）

应当学会逆境中的笑与自嘲。这是助你摆脱困境的一大良方。灾祸之所以被称为“悲剧”，是因为当事人在情感上过份陷入，过深地“入乎其中”了；如能适当地“出乎其外”──则令悲剧也带有一种喜剧色彩。以喜剧方式战胜悲剧，就是以神的方式战胜人的苦杯。巴尔扎克命名悲惨世界为《人间喜剧》，何尝没有这种立意在内？尽管但丁的神圣喜剧是一个上升，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却是一个坠落。王国维所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如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视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人间词语·六〇》），说的是词语，却与哲学通。“能入不能出”，成不了诗人，成不了哲学家，甚至成不了一位身处乱世而不失风度与尊严的凡夫俗子。

以宿命的精神为生活导航仪的战士，则知道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条件所提供给自己的可能性、甚至“其自身”，或多或少都是“前定的”。但他停止抵抗吗？不。他知道此生必死无疑，却仍拼死抵抗，这种逻辑上的悖谬到底源于什么？原来这是出自“其生之需要”。生之途，决不是逻各斯，而是一种反抗逻各斯的、更大规模的宿命皈依！正是这种宿命的感觉，使他拥抱了“历史的力量”即“神的力量”，于是他“与神合一”，现在，他感到自己在沸腾，要压制这种旺盛的生命将不再是可能的了。为了活得更自在一些，他这才听任这力量的驱策，而放弃与这力量的对峙与较量。他放弃了小命运，而皈依大使命。他称这大使命为“天命”。在天命的照耀下，“前定”的信仰反而成了他的超级镇定剂，成了他无毒的可卡因。即便面对一百次失败，一千次死亡，一万次浩劫，他也毫不气馁，“前定”的信仰替他解除了心理上的枷锁。他的宿命，他的随遇而安，赐他以最辽阔的自由。

（334）

真正的宿命论，是双向的宿命论──它相信“世界”对“我”的支配与摆布，也相信“我”对“世界”的反抗与征服，并相信人的行为与思想最终影响自然的进程。这庶几近于古代中国的天人感应说。单向的宿命论只知道外在压制的严酷无情、难以违拗；双向的宿命论还知道内在压制的热烈汹涌、难以阻遏……“只要活着，就要反抗”。“我的命运是，来到──看见──征服。”──正是“内在宿命”那充满喜悦之情的呼喊……

内在的宿命，就是自然在你身上布下的天性！

（335）

面对这陌生的丛林，人，所能探查、理解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人，甚至看不清这丛林场景，至于全貌，就更为渺茫。首先发现问题的人，会遭到多人的白眼和排斥。第一张道破危机的嘴，常被悄悄地堵死。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想知道不愉快的事，所以人们乐意接受谎言和粉饰的坟墓。与多数人一道心安理得地去死，似乎比独自冒险去求生，更有吸引力。

但终究，还是有人睁眼看了，还是有人开口说了，还是有人率先行动起来了──这不正是群落本能在更高等级上的顽强的表现吗？

这种意义的所谓“种族特征”──决不是“肤色”二字所能概括、象征的。而体形特征也只算得种族特征的不太重要的侧面。心理特征、精神倾向、人格素质，这是些更有意义的种族特征。而最重的种族特征，当为反压制的抵抗能力所显现出来的强度，以及它们朝向的方向。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所说的种族，不是精神特征意义的种族，精神意义的种族特征，跨越体质和文化的线形遗传，而是一个网状系统。聪明人可以生出白痴，而蠢猪也可能成为天才的父母，因为聪明人和愚蠢者同属一个广大的遗传网络，他们的遗传有时体现出强烈的交叉性。正因为理解了这一点，当我们看到伟人常常生出“跳蚤”，而贫贱窝里倒窜出了一匹真龙──也就不奇怪了。

（336）

宇宙力量的动荡，对人的生存意味着价值与功能的流变。流变，使得枯木逢春，又使得春花凋零，死者复活，生者已矣。宇宙诸力的无情推移，宇宙诸态陷于无止息的“周流”之中，种种基本势力的对垒与平衡──爆发出令人晕眩的阵阵革命。有些压制耗尽了，有些压制飘移了，反制也逐渐相应衰落，凝聚在特定的形式中，孕育多少危机，潜伏多少爆炸……尽管我们不认识它。有时，认识了却不又愿意承认它、接受它。有机世界内的革命运动，仿佛调整对立力量及其僵化模式的外科手术，因此，失败了的革命就像失败了的外科手术，反会招致并加深内科的病患。就某一生命物种的命运来看，当它面临生态环境的大变迁，而试图自我更新的主动努力如果失败了，等待它的就只有死亡。这是永恒者的步伐：腐朽与再生──旧种族的毁灭与新种族的试验，不断轮回。当轮回的局限已经圆满时，大劫──即现有形态而不仅仅是结构的全部瓦解──也就降临了。

（337）

“事业”──这只是生命的洪流藉以决堤的一个口实。

是压制的力量孵化出了人的生命，孵化出了精神的活力，孵化出了天国的静谧。强大的压制激起强大的反制。强大的反压制力造成了空前的内在紧张……为了缓解这内外交迫的谷底状态──就需要一个有吸引力的口号，以说服人的判断力，使它同意发放通行证。──“事业”，因此成为大规模竞争时代最有普遍说服力的投资对象，精力就此把“事业”当作发泄的出口纵情使用。大自然的目的，并不系乎人类的“事业”，而是寓于，以发泄为诱导的“力循环”。如此看来，事业岂不只是促人奋斗的一个诱饵、一个中间环节，而决非目的本身？

（338）

有机体越强大，表层的、赤裸裸的排他性，反而越是退居次要位置。而病弱的有机体，则格外需要迫切的排他性来保护自己免遭侵害。越孱弱，防范性的自保措施反倒越强──直到强大的新兴势力终于冲垮了只知道退缩于自我的壁垒：入侵的潮流滚而来，为达到新的宇宙平衡而运作起来的仁者之师，像大洪水一样扫荡了旧有的阀阅。

反抗的冲击力过于强大，超出一己的实际需要──过剩的力就化为发号施令和支配他者的要求。所以，没有学会反抗的人，是无法学会统治的。优秀的统治者，必先是一群优秀的而非低劣的、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反抗者。尚未表现出统治欲望的有机体，不是富于“平等精神”，而是其内在的反压制力，尚未达到足以超越自我的强度。这时，它采用“服务”、“献身”、“爱邻居”甚至爱“仇敌”等更富于同化性质的形式，这是征服开始之前的“保护色”。

（339）

在现代中国历史的漩涡里，有着名词和范畴的改变，但都同样缺乏生气，缺乏真正的科学赖以发展的活力。它们是多么相似啊！尽管他们曾经敌对、厮杀；现在它们却出人意外地和解了──后者批判地继承了前者和前者的永恒夙愿！这一永恒夙愿的真正内容、实际意图，就是对新事物、新理解、新创造的扼杀。对人性智慧的压制、遮蔽、讨伐……

这种悲喜轮回演出，不纯是人类理解力的贫弱所致。在更多情境中，它更与个人的、集团的既得利益和所谓党性原则纠缠到一起了。人们为了眼前的利害所蔽，而忘了自己的初衷（庄子所谓“蔽于人而不知天”）。对此劣行进行的掩饰与辩解，反倒加深了混乱。语言文字也因此从人类交往的工具，变成“另有一类假象是由人们相互间的交接和联系所形成，我称之为市场的假象，取人们在市场中有往来交接之意。人们是靠谈话来联系的；而所利用的文字则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因此，选用文字之失当，就会害意，就障碍了理解的力。有学问的人们在某些某物中所惯用以防护自己的定义或注解，也丝毫不能把事情纠正。而文字仍公然强制和统辖着理解力，弄得一切混乱，并把人们岔引到无数空洞的争论和无谓的幻想上去。”（《新工具》第一卷43节）

正是在思想混乱的漩涡中，科学的名号下已充入日益增多的非科学之物。例如，科学的世界观，就与实验科学风马牛不相及。因为整合的世界观是无法在分解的实验中得到验证的。但人类意识的统一压力，需要一种整合的力量与之应对──科学无法做到的事，应让文化去完成。

（340）

有的官方学者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科学至上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在现代精神文化急剧没落的背景下，恢复文化生机的最好途径是回归到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大道”上。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真是个莫大的误会，甚至是有意用鱼目来混珠。要知道，科学至上的迷信心理，根本上是信奉人本主义的。科学主义者申说，是为了人的幸福，才去叩开科学的城门，深入科学的洞府……我们并不怀疑说话者的诚意。但是，科学至上了，人的幸福与自由怎能不完结呢？因为手段成了目的，所以“保卫者”必定再次成为“胁迫者”。

“弑父”的悲剧又在上演……其关键无非在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不足以完全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要知道人的内心需要，是很难用电脑计算出来的，也难以用物质手段彻底满足他。在很大程度上──人，并不确知自己“是什么”并“到底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又如何能着手满足他？而我们一再发现的事实，却与人本主义的幸福观大不吻合。──人，是需要压制的。当物质意义上的压制解除了，他便本能地感到精神上的压制。当精神上的压制也解除了（尽管这是很难的，比前一种解除尤其难）──他便感到空虚、绝望，甚至不惜去寻觅压制、寻觅苦难。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苦行僧团，就是这么形成的。

科学，无非是遂行人本主义的一个手段。要害不是科学至上，而是那投身于“魔鬼怀抱”的浮士德式的狂热，和把自己典当给“有奶之娘”的人本主义尤其是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像日耳曼神话中的皮尔·金特和浮士德，就是这类人本主义的典范。正如一次大战后在俄国、意大利、德国迅速冒头的独裁者，也是以“现世幸福”如四个五个现代化之类的糖衣炮弹去蛊惑群众心理的。

（341）

富于启示性的一个事实：创造者往往扮演着毁灭者的角色。你在一个真正的创造者的生活中，根本就分不出哪是创制而哪些又是破毁……因为大创造本身──就意味着大毁灭。大毁灭，往往是大创造之果，同时又是大创造的前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条──在这儿根本无能为力，因为创造一物必须毁灭多物；生，只是建立在无数倍的死亡的基础上。正如，动物要靠植物之死或它种动物之死──来维系生命。人，更是如此。他甚至需要牺牲同类──以使自己长得壮大。这往往不是有意识的行为。所以古人说：“一将成名万骨枯。”

而创造者的思想力，这才是宇宙间最细腻、最巧妙、最热烈的反压制力。它，是非凡的箭。满蘸着精神麻药──被击中者不觉苦痛，反觉快意地解脱并升华。一种空前未有的彻悟──攫取了慈光普照的人们；一种青春再来广泛思潮──迅速传遍了人间……

为了提高自己而献身的人们：你们知道，什么都可以装进去的脑袋，决不是创造者的灵田。那，只是一个承受器，一个无谓的信息仓库罢了。创造性的头脑，必须有所排斥、有所不顾、有所贬损──然后才显露出耀眼的灵性之光；给人以通电般的强烈震荡。这，既是历史转折的契机；又是精神变革的第一道光……来吧，唯物主义的末日。

（342）

平均主义、中庸之道、中国式的“做人”──是生活波澜之敌，它力图使河水变为井水；再使井水变成淤泥。使流动于两端的生命之水变成寂然不动、不偏不倚的样板，它是老化者的理想之石？但却压得青年透不过气来。青年还有着很强很强的反压制活力：这是生物的年龄特性决定的：个体在早期的发展，有助于整个物种的自保、适应与发展──他们还没有衰落到甘于“持平”的地步。因为丧失了冲力的“持平之‘平’”，不利于他们的长期发展，只对行将就木的朽败者有利。精神上的青年，渴望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天平和法码，也渴望那种能够保障自己生长的和平，从速降临。为了新的平衡，他们也许首先需要攘扰和骚动；为了新的和平，他们也许先要诉诸战争。这战争之无法回避──尤如新陈代谢之轮的不可逆转，尤如长江后浪之击碎前浪……

诚然，未经社会予以规范、选择的创造力，是光怪陆离而自相矛盾的。这不足怪。创造的本质与源泉，是一种实验甚至是一种游戏。是一种把幻想付诸实施（不偏不倚地说一种“验证”）的行为冲动──功利主义者只承认“有影响的”和“成功了的”创造行为。而把“看不出成效的创造”贬为“想入非非”和“胡闹”。他们就这样给“创造性”、“创造力”、“创造行为”──穿上了小鞋，甚至不惜为此涂上一层人造的神秘色彩，从而用一种类似原始宗教的方式，把科学和人道主义推到了“对人进行异化”的深渊边缘。而在小心翼翼的仰视者看来，这深渊却是一座神圣的悬崖──灿灿夺目、高不可攀。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就是如此仰视悬崖的庸俗透顶的功利者──以便吸取创造力的一部分结果（同时排出“多余”的即“超出一时之需以外”的），以养活自己的“系统”。

（343）

作为对宇宙有机活动的根本认识，有活力的、开放的宗教（如当代的天主教、新教就不是如此。而正统的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就更不用说了），始终吸取当时的经验科学的结果，因此，新一代的宗教体系，大都形成于科学之后，而不像人们现在认为的那样，是在此之前。

欧洲中世纪教会对科学的压制，本是两种文化（希腊罗马希伯莱等古典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间的斗争，而不是一个文化传统内部科学与宗教的斗争。压制哥白尼学说的并非教会（哥白尼本人就是一个教士），而是托勒密的科学。宗教从科学所获良多的例子，早在石器时代的原始宗教由原始科学（巫术）汲取养料时，就发生了。众所周知，基督教神学得益于新旧柏拉图主义和托勒密天文学；而基督教会的教阶制，则得益于罗马文官制度；至于它的宗教会议与宗教立法传统，全不见于其他文化圈中的宗教活动。

（344）

从无神论的角度看，在人生千奇百怪的纠葛中，理性扮演着一个调和者的角色，它奉持着类似于“中庸”、批判的神牌──到处充当至高的裁判。它说它调和“爱”与“恨”；它说它消弭极端倾向；它说它的最高宗旨那不可言喻的“仁”之圣境……其实，它不过是取长补短──牺牲智慧去为愚蠢镀金。在轮到对理性作出理性评判的时候了。

理性的两面性在于：一方面它道貌岸然地俯视着某一类情感与意志；另方面它却无微不至地为另一类情感与意志作辩解、找开脱。它是在充当一个自命清高但却无所不为的心理掮客。它忙忙碌碌，把一些心理力量（如感情）卖出，又买入另一些心理力量（如意志），并为之乔装打扮。理性的这种天性，曾使许多古代思想家感到骇然。庄子在他极为渊博的著作中，就曾反复指出过这一点。

理性好像经常谴责情感与意志的极端状态，因为，它的偶像毕竟树在“中庸”与批判的神位上。但它的谴责越激烈，它的辩护士也就越热忱──谴责情感与意志的这种极端状态，等于为那种极端状态作粉饰。绝对的持平是不起作用的（无助于消弭极端倾向），因此，理性只有陷在“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困境中。

理性的两面性还在于：它既压制又反抗。例如，对心灵内部的情感与意志，以及各种向往冒险的冲动──它压制它们；而对外部的环境、异已者、一切隐隐威胁的暧昧之物──它反抗它们。人类的理性──是集压制功能与反抗压制于一身的法官与律师，无怪它自命“智慧”，是为身心之间的大仲裁。

（345）

平民精神无用了，退藏于秘，只要杰出的个性不肯就范于一套又一套压制性规范，社会的或文化的，硬件的或软件的陈规，他就无法发挥能力，遑论出人头地、显现自我？而当他甘心就范、恭顺驯服之后，自己已经成为结构的奴隶。人性终于消隐于结构之中，“出人头地”的代价是预先自我阉割，表率式的淹没。

群众则被迫徘徊在两条路上──做奴隶或做暴民，有勇气的选择了后者，无勇气的选择了前者，区别仅此而已。但两种反应都无法改变业已成为化石的结构本身，因为有序的竞争之路淤塞不通了，秩序成了僵化的代词；“东方式的嫉妒”即平等精神，成了唯一的通道。

（346）

用凝固的、人造的意识形态，去抵挡流动的生活、变易的精神，会使民族的生机在不知不觉中横遭腌制。这一深重的“革命化”灾难，是民族浩劫的祸根。而外来的侵略与压迫，也是基于这一前提──反压制力量的板结与衰落──才得以发生作用。所以，不能把一个民族或一批民族如今日之“不发达世界”所遭遇到的不幸，全部推卸到那些更强大更有活力的民族如所谓发达国家的头上。这种推卸，并无振兴民族之效，反使民族更深地陷入虚假的道德“是非”的谬想之中，从而使这一民族在“偶像崇拜”和没落之途上滑得更远、陷得更深。

崇拜外在事物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奴性群落。惟有反躬自省、准备以赎罪行动实行自我更新，才是一条接近“本质力量”和大地母亲的出路。

（347）

“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耶稣说。“以暴易暴兮，曷有其极？”伯夷悲歌。但宇宙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被卷入了一场以暴易暴的革命（压制──反制──再压制）。对此感到震惊的人们称之为“恶性循环”，但对更为坦荡宁静的灵魂，那恶性循环就是塑造了我们心灵中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万般存在的“永恒者”。

人就生活在自己的井中！人们追求井，而后又厌弃它；人们梦想井，而后又惧拍它；人们跳进去，而后又跳出来……

有时候，爱是一个陷阱；有时候，恨是一个陷阱；人们辗转在爱与恨之际。不入这井，就入那井；不做井蛙，就批评井蛙。再没有一个其他地方，人性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在井边表达得那么充分、流露得那么浅显……

（348）

用道德程式去分解历史，当然应该指斥这些害虫。但同时，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巧取豪夺，才使创造性的文化得以流通，成为文化市场上的硬通货。若是失去了他们的挤压作用，创造者的内在动力，也许还难以恰到好处地发挥到那些令人愉悦的外在层面上，难以取得如此纯净的形式，尽管其内里包含着过多的辛酸……压制和剥削，把创造者的坦荡灵魂──劈、剁、雕琢成了可以实用的佩饰，它们变得小巧玲珑，散入寻常人家。原先巨大刺耳的天才之声，弱化为精细悦耳叮咚声。“过度活跃”的创新精神──被纳入习惯、传统的轨道……这岂不令人扫兴？但舍此途径，白痴又如何得以滋润，得以进化？

和白痴相映成趣的，有一种能量更大的啄食文化创造者及其产品的令人作呕的动物──那些黑翅足以蔽日的“超级兀鹰”。他们酷爱把文化的精品当作果腹的美味佳肴去吞食、销毁。在苍凉的原野上，你可以见到兀鹰在高高的天空上悄悄盘桓，它们在搜寻自己的猎物──动物的遗体。看，兀鹰在向一个地点汇集──那里肯定有生命奄奄待毙。兀鹰，令人憎厌，因其贪残，以其不洁。在人类文化纵横交错的原野上，也有一类兀鹰：身披人皮，却行使着兀鹰的职能。他们运用各种原始方法──更经常的是不自觉地──为业已僵死的文明世界，清理陈迹。同时，为萌芽状态的新文明辟开空间。

（349）

在各个“信仰破灭时代”如我们这个时代，“神圣的偶像”和“世俗的偶像”全都死且破碎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本能的偶像”──人们竞相把生活的信念，寄托在自己的官能上。在上述三个偶像中，人不可能一个也不要，但又只能选取一种。

由上述三个偶像可以区分两种宗教与信仰：

一，行使压制功能的宗教与信仰，这是精神世界已经成熟透顶并且趋向没落的东西。

二，行使反压制功能的宗教与信仰，这才代表了一个精神世界的巨大复苏。

上述两者即使同寓在一个名号的蝉壳如“儒教”、“基督教”之下，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实。再举一个例子说明：马克思主义有其发挥反制功能的历史，而列宁主义有其发挥反制功能和压制功能的两段历史，斯大林主义则只有行使压制功能的历史。

（350）

关键不在于“是什么宗教”或“是什么信仰”；而在于这宗教这信仰是否堕落到了掌握政权的地步？在于这宗教这信仰是强健得足以反抗压抑，还是衰老到了必须压制他者以维持自己的地步？

把握这一分际，我们就找到了启开蒙昧之门、通向历史之路、登上精神堂奥的金钥匙。

上述所言，当然是严肃的历史研究的一个使命。不是掌权者们豢养的那些哗众取宠、淆乱名实的理论分析家们，可以明白的。被豢养者们，只习惯于服从权势，所以只能从一个宗教的自我意识、一个信仰的自我宣言去解说它──而全然不能顾及其文化功能，不能顾及其功能不断转换着这一文化实体的内质这一事实。

其实，学说、理论，不过是一层皮，要害不在皮，甚至不在骨骼不在内脏，而在隐于皮层与骨骼之间的“腺体”，在其具体的“内分泌功能”──这就是“压制与反制”。

（351）

尽天性！这是大自然的指令，是“神的要求”。

尽天性，并不是精神流域中所谓的“充分实现自我”。因为也许，这被尽的天性恰恰是“充分压制自我”的。尽天性，也不是欲望之王所谓的“你想赶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也许，你现在想干的恰恰是违背你的天性的，尤其是在如此深沉的压制扭曲窒息之后，“尽天性”决不是如此廉价的一面纵欲之帜。尽天性，只是“发掘你的潜能”，探求那“埋在你的本能深处的人性矿床”！

尽你的天性，将使你升入你的天堂！这天堂不属于他人，也不与他人共享，而仅属于你。

（352）

亡国时代的“历史因素”如异体蛋白，宛如植物生命中的纤维素，对未来的发展而言，确非福音，而是老化、僵化的表现，它确实大大压制并弱化了国人的天性。结果，前人的生活和往日的遗迹不再作为灵感与智慧的激励，而作为“样板”和“主义”被供奉在广场和岗楼（也叫“城楼”）上，作为军阀统治的点缀，从此，我们被迫陷入泯灭自己天性的险恶泥沼！

在这种意义上，“无为”的思想当然有助于削弱“已成的历史因素对人自然天性的压制”！在这种意义上，“无为”与“尽其天性”也就有了深层的沟通。

“无为”与“尽其天性”的生活，应当是无动于衷的，恬静的，可无不可的──因为这就是“听从自然的号令”。随遇而安、听天由命，同时又积极进取、锱铢必较──就是最好的应战的形态。也就是说，“尽人事、听天命”。也就是说，“在战略上听天由命、随遇而安；在战术上锱铢必较、积极进取。”也就是说，“听天由命”仅仅是作为失败时的慰藉而被使用的！在这点上，有许多“低级动物”都是人的楷模──它们比人接近自然，因而更顽强也更灵巧。

（353）

一个好的复性论者，是一个知天命、尽天性的人。他摈弃一切虚荣、一切浮华，抵制“他人目光”的诱惑与压迫，他有能力冲淡和松动习俗与传统的板结，展开自己的本性，去生活，去思想，去实现天性中蕴藏的宝物。现在，这种可贵的生活已被压制摧残到这种地步，以致我们的天性已被矫形、已被污染、已被窒息了……因此简单地“复性”只能激起扭曲之性、浊恶之性、死亡之性……要真的恢复人的天良，只有借助于“中华精神复国运动”，借助于一个“新的英雄时代”，借助于“生命与自由的还原”！这就要求人们从修身养性的斋室中走出来，走到旷野中，走到荒漠中。为此，需要一个心理支点，需要一股前进的勇气来复性！需要对一切污染我们天性的外国思想进行反击。以便为尽性创造一种社会的、文化的条件。

（354）

本能的欲望冲动，甚至更高级的美感要求，所隐藏的“实体”只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生命力！在这里，生命力是作为反制力量的闪电，破雾而出、照亮万有的。于是，有多强的下生命力便有多强的权欲和多亮的理念；于是，最优雅的诗情画意和最粗暴的欲望冲动，就获得了同一！

可见，人及其文明真正前途，并非取决于如何发达、如何分化的“智慧的头脑”；而是取决于本能深处本经分化的“适应能力”，这种尚未充分开发的“良知良能”，有一天会把人带入“超越头脑的智慧”的发展阶段……那时，人终于渡过“文明的灾厄”和“野蛮的灾厄”以及夹在这两种灾厄之间的鸿沟。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学会尊重这无法代替的资源吧！

（355）

痛苦中的幻灭、流血中的受难、罪孽中的堕落、遗憾中的悔恨──这些人为的历史常备军，仿佛是在嘲弄人的命运与人的努力，然而，只要你是在遵循自己天性的引导，这一切又有什么要紧？压制与反制、沉沦与升华的洞彻……正是如此击打着也抚慰着我们民族良心中的良知良能：一切杂交的混乱与异种的罪恶，都将在某个命定的日子里枯萎，中国会再度开出期望已久的花……从最终的善果反观回来──亡国时代的痛苦与悔恨，不过是历史节律的又一回声而已，局部看来的不幸，何尝不是宇宙整体之福的要素？

民族的花季，当然不同于舶来的乌托邦，那烩不可能的美好事物于一锅的“幻想波尔卡”，是建立在恐惧与逃避的沙滩上，舶来的乌托邦，其基础并非信用的磐石，而是谎言的集大成，它的使命是粉碎良好的天性，它捏造的“理想世界”是粉饰的坟墓，是保守的、令人窒息的、流淌着虚伪的死水，其“繁琐的善意”，则如最为炽热的红太阳，是人类皮肤病变的根源。

（356）

人的来世──不是“我的来世”，不是“灵魂的来世”，而是“基因的来世”。基因不毁于时间之磨，基因在宇宙中螺旋形式地轮回，在重组与拼接中易化自己，更新生命！因此，它摈弃了印度动物杂种式的灵魂转世的异种轮回，它摈弃了埃及灵界鬼物式的灵魂回归的同体复活，而是中国式的乾元移位？

“我”，作为一个“感觉体”，一个“反压制力的有限容器”──随着机体的衰竭、死亡，而破碎、飘零了。

“我”，像落花败叶似地逝去了……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时间带走了一切，像山溪卷走了一切凋残的碎片。“我”的碎片四散迸裂，不知去向。但创造了我的那些“基因”并未消失，而生龙活虎地参与另一些“崭新的组合”，他扩张，他膨胀，他攻入各个堡垒内部，化敌为友──渗透到我们今日还不能知晓的事事物物之中去，造就新天新地新文化运动……

基因，因此成为“来世之主”。

（357）

当“我”重新来临──古话叫做“转世轮回”──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曾经存在过，他在忘川中，“失落了自己的前身”！作为同样的或相似的生物主体，他这时触碰的是一些不同的个体，他面对不同的形态的外在压制，他便生出了迥然相异的内在反抗形式……他甚至不知道这就是过去的那个“我”──他自以为是一个“全新的人”！

如此基因，是矫健的豪迈的忘怀者，他因而得以用全副热情投入并不新鲜的生活之流中去。“每天的太阳都不是新的，但对于他，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这些生涯已被人不知重复过多少万遍了，但对此时此地的他，却依然新润无比……是遗忘的能力，造就了趣味横生的观瞻！

啊，来世！

（358）

精神，是像无字天书一样无人能解的奥秘……甚至天才的顿悟者，也得透过物象去感受天启。难道不是吗？是，这才是天性的呼声！我们必须奋斗？只有通过奋斗，方能解开自己身上的压制力！也许我们的奋斗并不自然，得来殊艰，然而，这正是自然力量的曲折表现。甚至连我的丑陋，也是宇宙的壮丽所发出的一个隐喻！这就是天性的呼声。

世事沧桑……当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自己不愿意看到的结局时，尽管心有悸痛，也会倾向于日渐认可并且接受它，甚至为它费劲找出了“可取之处”。对结局的理解，其实决定或说是体现了自己的斗志。例如，你认为战斗已告结束，而我却认为一个新的会合正在开始……你和我，被各自的道理驱使着。你的观点注重阶段，我的观点则着眼于连续感。客观地说，结局是没有的。所以，许多历史性的人物尽管濒临灭亡，仍然拒不承认失败──他们对继起者的胜利怀有坚韧不拔的信念，这使他们的失败成为胜利的先驱。而这种信念，无一例外会在未来得到世事验证的，因为历史这场连绵不断“否定的运动”最终将推翻一切胜利者的王位，并斩断诸神的头颅！否定的否定，近乎肯定。

（359）

我们看到，天命是强磁，天性是弱磁，强的吸引弱的，弱的皈依强的。天命吸引天性，宛如磁铁吸附铁屑，又如磁场把磁性传递给铁屑……天命证实天性的合理，天性印合天命的存在。天性对天命的“认识”，不失为“天性自身的创造”；但天性受到天命的吸附，却也是不由天性自主的，是天命本身的辐射。──天命堪称天性之“体”，天性堪称天命之“用”。

如此看来，天命就不仅是古经上告诉我们的那般堂而皇之的。天命实际上有其非常残忍、暴戾、可怕可厌、使人恶心甚至敬而远之的本质，然而你虽恨之却又不能须臾离之的！

天命，不仅是抽象而普遍的，天命，也是具体而独特的，它注入个体，化为他的癖好……一切个性无论善恶，都是某种天命的产物。不论我们欢迎它还是厌恶它，我们都无法改变它──因为它产生于一种远比我们强大的力量，某种我们迄今不能把握、甚至尚未“认识”的力量！……

天性的顽固存在，使人不可能受到任意的改造，除非这种改造仅仅是虐待狂的变态行为的借口。我们不妨认为，一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肯定是一位还没有子嗣的人或是抛弃了自己孩子的人。如果他（或她）真的有了孩子而没有改变对于人性的基本判断，那么他（或她）一定是没有亲手抚养过孩子，因而仍然不具有对于原始人性（未经社会化压制的人之天性）的直接经验。否则，他还怎能相信人生来宛如一张白纸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机械人性论呢？否则，他还怎样坚持对人的无限改造和“思想教育万灵论”的超自然信仰呢！

共产主义者们，亲手抚养自己的孩子吧！

（360）

任何人都脱却不了轮回的阴影和乾元移位的光明！即便最伟大的天才，也是这一循环的仆人！我只不过是寻到了一个必要的尺度：越高级的生灵，他的轮回周期也就越短促；突破轮回之圆的努力、成全另一个轮回的努力，也就越频繁，成功的概率也就越高。他善于为生活捕获新的内容，他难于稳定在陈旧的平衡木上。新的反压制呼声，在他内心深处涌起。

我们的轮回一如我们的创造，何尝不是对于局促的命运所作出的一项最富建设性的反抗？轮回，是对“轮回之苦”所作出的“最富于艺术性”的击破！创造性天才的秘密在于：他渴望尽快地摆脱现有的状态，他希冀尽早变化的生涯。这种捕风捉影虽如逃避自己的影子一样徒劳无益，但在紧张的奋斗中，他却以超音速、超光速完成了每一个轮回，从而望见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宇宙奇观。

如果他不把大自然寓藏在自己身上的潜能、原始存在和一切最高贵最粗鄙最冷最热的东西一概发泄完毕，他能不觉得愧对自然与自己？他真的不觉得白活了一辈子？所谓“虚度年华”的现代含义就是，你虽有你的形，却没有你的神，你的形骸结果是为他人的神气而奔忙！你的天性，终于像废弃了的材料一样，被丢弃在文明的废墟中。这是多么彻底的出卖，多么彻底的自杀啊！

（361）

自我封闭也许是痛苦的，但却是人的本能之深化，我们不妨碍称之为“文化的本能”。相对的隔离、相对的寂静──这是各种精神文化得以产生、滋长的大地之母。就个体来说，“自我放逐”相对于群体的文化孤独，是识破了群体生存的幻相之后，转去寻求“永恒”的心理动向所造就的。有一次我与一个友人谈起，人为什么会趋于某种形式的自我放逐，如隐居、旁观、不参与等等。他认为，人的自我放逐形同动物个体的被驱逐──是因为在性格上与“群体的意志”格格不入，导致某种“行为不端”，而后遭到冷落、排挤，只得离去。我反问道，人难道不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来适应社会吗？比如屈膝、投降、变色、出卖良心。

事实上，大多数人正是这么兢兢业业地苟且偷生。他们接受了社会压制规范的，奉之如金科玉律，然后又把社会压制投向他者──人们自我压制，又彼此压制，甚至具有天生犯罪倾向而行为极端不轨的“变态人格者”，也并不都是心理上的自我放逐者。有的人，越是遭到身体上的放逐甚而禁锢，越是不甘寂寞，渴望回到群体中去──哪怕不是为了忏悔，而是为了继续犯罪，他们怎能算作真正的自我放逐者呢？

名实相符的自我放逐者，必有某个强烈信念支撑他，鼓励他背离熟悉、走向陌生，背离迷人的暂时、走向虚静的永久。这正是被放逐与自我放逐、动物的离群索居和人的离群索居之间的分际。心灵的隐居，也许因其幽闭了肉体而令人痛苦……然而，若有痛苦，何生未来？

孤独的索居，我向你致意！你的父亲，是我的命运；我的思想，是你的儿子，索居是命运与思想之间纽带，使得这三位一体不分彼此，你成全了命运与思想，它们也赐你以纯净。

（362）

文化的不可解，由于第二世界的歧异；文化的可解，基于第一世界的生物性及第二世界所受之训练；但第四世界的基础却在于第三世界。这就使第四世界的形态变得特别捉摸不定。

1、第一个世界的表达：神话和其它集体表象的意识流变，其象征是客观（第一世界）与主观（第二世界）的交融，尤如儿童纯真，不辨物我，这是一个万物有灵、物我一体的时代。

第一世界的表达，认为原始的创造万物的“物”既创造一切，也因自身的命运和力量而毁灭一切。而这一切又都是同时发生在人本身的。

2、第二世界的表达：哲学和理性批判的系统，它开始学会区别两个世界，并把第二世界置于高于第一世界的位置上，所谓“理论先于实践、指导实践”。理性、文化被目为源于世界又高于世界的东西，如在柏拉图那里，已开始认为存在一个比现象世界（即第一世界）更高的本体世界，其实，哲学家的本体无非是文化观念的投射，而高级宗教更是明确自觉到第二世界的存在，所以产生了乐园与天堂观念，这也是高级宗教与万物有灵、物我一体的原始宗教的主要区别。

第二世界的表达，追求真理与力量、完满与正义。它是意志至上论者，试图“改造世界”、“愚公移山”。

3、第三个世界的表达，实验科学和逻辑分析的系统。在传统的二分法上，发现了文化的积累这一“隐蔽的经验世界”。它对一切神话和意识形态持怀疑态度，要否证它们和要证明它们同样困难，而“批判”那立于神话的意识形态又太严肃，太方枘圆凿了，除非对一切哲学分析和理性批判本身，再度分析和批判。

第三个世界的表达，进入了反表达的新阶段。它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它取决于人们对它的“理解”，取决于隐于理解背后的“功能”──接受者从自己的需要和条件出发，去接触第三世界的表达。如果不是人们积极参与了各种理解与交流活动──第三世界将不再存在。

4、第四个世界，是革新与创造的体系，而不仅仅是“生活”或实践的体系。前面三个世界荟萃于此，汇归于此，仿佛核聚变式的连锁反应

第四世界形成了：

外部条件（自然、社会等“客观世界”）空间条件内部条件（种族、个体的“主观世界”

时间性条件文化（传统即影响我们环境和思想的历史因素）

据此可知，文化传统对第四世界的形成以及对新文明成长过程的渗透，是“无法回避的条件”。这种渗透，即使以反对的形式体现出来，也是一种更深意义的赞同，甚至是更深刻的赞同！

第四个世界的表达，是预言，是先知书，是一切使人神魂颠倒的启示录。它来自这种生存要求：反抗上述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综合而成的压制。

它将把这种要求作成某种“简单的感情”，这种感情在预言、先知书、启示录中获得了最充分的体现。简单的感情不是智性活动中的化约主义，因为它不是方法论的，而是本体论的！

第四个世界的存在原则：

a，世界：我们的生存体系。未来的第一世界。b，文化：我们的理解系统。未来的第二世界。c，科学：我们的需要体系。同上。d，精神：我们的生存触鬃。未来的第三世界。e，真理：就在我们的脚下。同上。f，所以，我们的追求，即正义。g，所以，凡属第四世界的，即善。即将到来的一切，都应受到热诚的欢迎。多么深刻宿命论。h，新的，即好的；青年，就是真理的载体。

（363）

肯定性的答复形式是为宗教，否定性的答复形式是为怀疑论（或曰虚无主义），折衷的答复形式是为“科学和理性的批判”。如果说，世界的混乱构成了对人的一种“压制”，而人又生而无力消除这一压力──那么我们能怎么办呢？

前面所说的“简单的感情”，正是在此不得解脱的困境中，升起的一颗心星：一种是“并非答复的答复”，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对策。于是，人的全部文化与观念系统从中派生，智能复杂的“百巧拼图”，竟然源于如此“原始的动机”。简单的感情，不是简单的头脑──头脑要复杂，心却要简单，这就可以治愈现代的病。现代的病症在于，人的头脑越来越机械化，但感情却充满冲突，疤痕累累或曰“矛盾重重”。难怪现代社会的“问题越来越多”，因为现代的最大难题，正是“难题在自我繁殖中”这一怪胎！

简单的感情，不仅仅是“力求简化的意志”，也非这意志的演化，它比这意志更原始，因而更坚执、更广泛──也就是说，更为“无意识”，更接近人的生理性而非所谓理性！是从简单的感情中，派生出力求简化的意志的。

（364）

而“零”，不再是一个观念，而是一把倚天而立的标尺或“无形之剑”……零已经构成了超越神明的实有之源！它从此成为先于“物质”、先于“精神”、先于“反物质”、先于“力”──压制力与反制力──的超生命实有。正因为他等同整个生态，所以他终于超然于生物的可能性，而作为生物的人便消失了──形成一个非此非彼的“零”。爱和恨抵消了，欲求与忏悔抵消了，进取与隐遁抵消了，“发现”与“反省”抵消了，创造与毁灭抵消了，“这一切”和“那一切”抵消了──得出灿然硕果，不是古代哲人津津乐道的“太一”，而是一个圆圆的“零”。

德国乐师贝多芬，凭其天才的直觉就发现了这一实存之母。在《第九交响乐》中，通过受难、净扎、彷徨、反思、斗争、升华等一大堆“忙乱而可笑”的生物性活动及其仪式，最后迸发出了自我否定的“欢乐之颂”！

RIGHT！

（365）

增熵趋势的加强……伴随每一轮混乱的间歇时期而来临的，只是更大的压制，个体自由度或许进一步萎缩。混乱、偶然与自由，仿佛是为新的奴役状态作准备，甚至，大能者对于增熵趋势的反制，也不过是开启了新形式增熵运动的又一个源头？他伟大到什么地步，就只能把历史折磨到什么地步。

新的潮汐，情绪的高涨与低落，智慧的丰满与亏损，意志的坚挺与疲软──这一切都中和在一条若隐若现、飘移无定的水平线上。

心智以外的“中和之纪”也并非超自然的、神秘的，“中和之纪”生成于“万象澄明”间，是在万物的消息盈亏里，被认识的。中和，就是零。中和了，“〇”就形成了。

（366）

文明的悖论也许难免，哲学与生态的悖论亦然？因为人生的基本旋律“生──死”，岂不就是一切心智都无法消解、难以回避的悖论？

一，归宿感仿佛是心的陷阱，它在你虚弱之际悄然滑到你的足下，等待你自动投入：

1、归宿感是这样一种“欲望”：满足它，使人安详、麻木、幸福；不满足它，则令人空虚得几乎飘离起来，身心分裂了一般。

2、满足归宿感的努力，可以令人奋不顾身，而不计代价地行动，就构成了归宿感的首要价值。

二，归宿感的功能是：

1、获得归宿感的心灵，可以容忍最难耐的困境。

2、未获归宿感的心灵，对哪怕“有魅力”的生活也会失去热情。

三，归宿感是创造力的休止符：

1、它对未达目标的人是有害的。晋国公子重耳尚未返国称霸，是不该陷入归宿感的。

2、它对已达目标的人是镇静剂，免得他徒劳无益地奔波。对毫无创造力的人，归宿感并无害处，甚至有其必要的，他们若无归宿感，反倒缺乏良好的工作状态。

四，归宿感的使命指出了归宿本身的虚幻性，因为归宿感的意义仅仅在于提供了心的庇护，和继续行动的支持力量，因此它对疲倦者有益。

五，在疲倦者看来──归宿即天堂，无归宿即炼狱；但精力充沛者则反之而视，他不知责任为何物，“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〇”──压制与反制的平衡。

“〇”──濒于虚无，终于实体世界之间的平衡。不是虎头蛇尾，而是善始善终：是以蛇尾始，是以虎头终，他显示风暴式的巨大涵养，他预示宁静中的无边生机。

“〇”──是心力与物力的平衡，是物力与心力的消解。

（367）

零是心灵的宁静，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出发与归宿，也许它产生过风暴，也许它正在积累岩浆、酝酿地震，但就此时此地的它而言，确是被那称之为各种力量之均势的“〇”，包揽无遗了。

存在，并非可以被那空空如也的“有”字，一举概括的。存在，是压制力与反制力的交媾之果。因此，存在就是“〇”，“〇”因此是存在的终极象征：

首先有了存在（生），然后才有了负存在（死），最后，“〇”作为二者的一个中介面产生。

生活就是〇的进程，作为存在与负存在的中介，生活并不是存在与负存在的逆向对冲，而只是存在和负存在的向心延伸，亦是其观念之光环。这环及其向心运动，这向心运动及其环，恰是“中段的象征”。人，正是宇宙的中段──无限大与无限小的中介，宇宙之环的生命焦点。

这样的“〇”──不是禅宗的神秘的果子。这样的“〇”──是晚期工业时代的垂死之光，是后期现代化的文化陷阱，人们走了一圈……疲惫了，厌倦了，但还是走回来了。除了一些印象与体验──这是无法被他者拿来“客观地验证”的──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带来，然则，人们也并没有失去什么，他毕竟“完整地归来了”，也许还带回来一些断残的印象、感受和一个新的心境？有幅题为《浪子回头》的油画，就恰到好处地再现了这一场景？

“〇”──没有那种肤浅而固定的方向性，零点哲学，没有那种充满了青春时代之盲动、鲁莽与转瞬即逝的方向感。

“〇”与“零点哲学”──因此是全方位的，它们被来自宇宙深处的旋风鼓舞着，宛如生命之帆饱满在现象之海上。

它们，是晚期文明的标志，它们，是暮秋的宁静的风暴之轮。

（368）

“〇”──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界限，又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超限。

在零里面，有一个世界；在零外面，有一个世界──尽管零也像一切界限那样是可以渗透的，他向外输送光辉刺目的反压制力，他默默承受了滞重阴郁的压制力量……他因此象征拒绝，作为“不承认主义者”，他拒绝“正有”，从而为“负有”的来临奠定基始，他不承认“正有世界”的模式与风俗，向“有之世界”宣战。

他又象征肯定，在适当的时刻适当地固执某种东西，即使这东西是一片虚空也罢，依傍空灵而陶醉，就像踩踏着实在的世界，他以毫无保留的热忱，悄悄祝福尚未来临的世界。

（369）

人生是具体的，具体到了无法解脱的地步，于是“宇宙的永恒压制”被发现出来。用来对抗“宇宙的永恒压制”的，是“零点式的态度”： 

真正的坚忍，彻底的无所谓，十分的麻木，以及勇敢的出击，亡命的冲锋等等，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日程生活。难怪现代人对毒品的需要如此强烈！ 

（370）

在各种题材中，最难描写的大约就是梦了。而在一切描写梦的艺术形式中，电影这种“综合艺术”大约最为得心应手。但是，再杰出的电影高手也只能表现梦的心境所涌现的情节，却难于表达些情节、景观所据以生成的那个精髓：梦者的心境。这种极度欢快的眼泪，极度压制的沮丧，极度开朗的傻气，极度睿智的雄思，都是电影艺术永远无法问津的。导演先生，你只善写作，何能传神？ 

（371）

运用“对于一种欲望的极力渴求”──来冲淡“另一种欲望对于我的压迫”，这是意志力的辉煌业绩之一。但这并不构成“解脱”，这，只是反压制力形式的转换。 

这种转换心理学称之为“移情”，但它并不能总是成功。因为欲望既然存在，就不可能毫无表现。即使欲望的大部分能量被转移了，但它的残余却仍然发挥着与它的“量”不成比例的巨大甚至剧烈作用。

反压制力的这种形式向那种形式的过渡与转换──需要一门精深高妙的“艺术”来予以完成。只有大艺术家甚至天生的大艺术家而不是那些具体的艺人──“文艺工作者”──才能成全它。 

（372）

在革命中，好多原先互不相识、飘零四方的游民走到一起来了。在这聚合过程中，他们开始了净化并完成了结构，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又一座人体的金字塔诞生了。接着他们堕落了，露出了饿蚊子的疯狂来……这帮风花雪月之徒！这伙“随欲主义者”！他们玩玩这个，逛逛那个，一切神秘感都破毁了。他们谈谈这个，说说那个，一切价值感都尽行涂炭。他们的力量，在于成帮结伙，但这也注定是他们的致命伤，所以他们永远不能长久地共事，稍有起色，就内讧开来。 

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压制源及其发出的无孔不入之压制力──作用于“历史气候的调整者”身上，就会化为巨大的反压制力。这些反作用力，及其夺人心魄、乱人眼目的表现形式──正是发自他们特有的心理海洋。这些海洋，映现着、改造着无机世界、有机世界、乃至社会世界的洋洋大观。这一“打破”这一肃清，就意味着更加深入的革命。 

（373）

革命，是反压制力量最激烈的表现。革命，是反压制力量喷发的最高巅极。革命，不仅要打破有形的既定压制，也要打破心理上的悟性压制。 

革命是壮烈的。它是悲剧的最高潮，它作为悲剧的结束者和句号来到世间。 

革命，决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政治运动的术语。也不仅是描述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经济运动、军事运动，以及人间可能出现的剧烈运动的区区术语。 

（374）

有文明的类型这一意义上的革命。有人类学意义上的革命。 

还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革命──现代人喜欢用达尔文主义来理解这种革命，说它是“生物物种进化的一个个里程碑”…至于真实与否，只有他们晓得了。 

就“现代科学”的视野而言：还有生命起源意义上的革命。而不是“物种起源”──“生命起源”必将成为生物学倾注最大关心的最大谜底……地质变动的革命。陆海升沉的冲天骚动……地球起源、形成；是星系诞生、澌灭──这又是何等壮观的革命！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的伟大交替更迭！──那里有着最新艳、最刺目的朝阳冉冉升起…… 

这些，就是我们这些现代智人的视野所窥见的“革命”……他确实不同于“猿人社会”！

即以“人民革命”为例。人民革命其实就是“人海战术”，是强大的反压制力量。但它一旦爆发出来，马上就成为压制性力量。反制要求某种形式的压制来补充自己！革命的历程越长，革命所容纳的杂质越多──它的压制倾向就越明显，它的惰性就越重，它的污秽就越是沉浊。朝气蓬勃的时候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新公式化、模型化、老公猩猩化……年轻的弹性消失殆尽。反制力变成压制力。

新的转机又开始酝酿；新的力量又开始消长。新的努力骚动了。革命，又是普遍的。《周易》曾赞叹说：“革而信之，文明以悦。”明确指出革命是文明的刷新者。“革而当，其悔乃亡”，明确指出恰当的革命乃是涤除不祥的有力手段。革命，不仅是一个西洋输入的概念，中国人，对它有最古老而又最深刻的论述。《周易》集中表述了这一理解：“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因为革命，乃是来自宇宙的某种节奏。在它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的运动中──流露出宇宙的最高情感。 

不只是社会界，不只是心理界，不只是生物界──而是遍及宇宙每一个物理角落：都闪烁着革命的奇辉。没有革命，便没有明天的生活；没有革命，“存在”，就成为不可理喻又难以摆脱的超级暴君了。革命，都是好的。变化，都是可喜的。不论革命与变化给我们带来多少痛苦：它毕竟在荆棘丛生的“存在”中，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新路。没有革命，宇宙将沦为永久的黑暗。在这种意义上，创世的上帝，乃是最大和最初的革命者！ 

（375） 

一种新哲学，席卷着它的新表述方式而来。它忽地鼓起内外如一的新风格，也许吹起一阵世界性风潮。 

“理性的井水”和“智慧的河水”，虽然彼此不相侵犯，但在意识表面的底下极深处，还是经常互相沟通的。可惜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纪，由于过度工业化的压力，文化环境也被连串地震如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等兽行给彻底毁坏了，于是，有理性的人丧失了智慧，而有智慧的人则丧失了理性。这是社会的真正危兆。 

如果“理性”靠着压制生命的活力、损害生活的冲动，便从根子上诋毁生命才得以“实现”──就让它见祖先去吧！生命的意义无论如何不该抹煞。“理性”这层菲薄的纸无论如何包不住生命的火！连街头群众都知道的这一道理，而欧美的大师家们却不知道？现代世界──已被工业文明及其唯物主义压榨得疮痍满目、令人不忍卒读！新世界的诞生有待于向过度工业化的恶势力挑战，有待于外科手术：向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的陈腐风习。虽然我们眼前还是看不到一点曙光；即便是以“反理性”自诩的西方新思潮──骨子里仍然是以理性主义为标尺。它们还是用精镂雕虫的“分析方法”和不厌其烦的逻辑推论为武器，其实，这些过去文化的末日象征，早就该扫出未来文明的堂奥之外了。 

（376） 

当代的国际语言英语，则分化为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此外，每个区域性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都流行着各具特点的“英语”。这些耐人寻味的事实，都说明文化发展的“双轨”性质的普遍性，文化圈每向“扩大”前进一步，内部也就“分化”了一步；外在的扩张与内部的分裂，同步而行。这是人性使然，他既受到规范，又极力追求自主。文化的多元化，不是应予追求的理想，而是回避不了的事实。 

一元化的文化，多是靠人为的强制维持的。这强制酝酿在文化的衰落中，诞生在衰落过程的文化解体中：内在的引力被外在的压力代替了。但正因如此，一旦危机逝去，一元化的异常终将还原为多元化的常规发展。人性中虽有寻求确定性的倾向（这是一元化的心理基础），但求新、求导、求变化的倾向却也一刻不得安宁。这是促成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精神运动的基本动力。这就注定了：在各个表面一律的一元文化假象下，必定隐藏着多元的文化潜流──它自人的丹田涌出，闪烁着超出功利目的的至上情欲。不错，它们会受到压制的，但它们决不会消失。它们在宁静中消解一元文化的人为结构，为文化重心的转移开辟通道。 

（377） 

古老的延续欲，并未因现代化的冲动而断绝。 

传统文化圈根深入磐石的势力，已被现代世界文化的总体风暴扫荡得面日全非。但这只是“文化地表以上”的事件；在文化地表之下，各传统文化依然顽强。这几年来中国传统的气功术与社会预测学的综合复兴，很可能被历史证明为是民族文化复苏的前兆。时候一到，各种本土文化的因子就会沛然而起，重新占领中国人的心。形象地说，茂密的枝叶虽已零落，但文化之根尚未断绝，它还意欲“重获青春”──长出新的枝干与嫩芽，一种适应了现代文化气候的新芽……因此，人们正以“科学”的系统去解释气功与八卦学…… 

正是基于文化内力与文化表现的不一致，从表层的颓败去推断传统基础的衰弱程度，也许是危险的。伊朗革命的前夜，“西方化”运动顺利发展，传统文化的反抗似乎受到了成功的压制。但表层之下蕴藏的巨大反作用力终于冲破了最科学的社会预测、最精密的文化分析──推倒了巴列维王朝“现代化的西方化事业”。伊朗革命借用了传统文化的吸引力，以重新调整本社会的文化形态。这表明，传统文化圈在现代生活中仍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无怪在各个非西方的文化圈中，存在国粹派与西化派之争；而在西方文化圈中，也存在保守派与自由派之争。而这两组势力还要分别应对激进派的挑战……这些不同倾向间的冲突表明，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隔离，给现代人灵魂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分裂与混乱！ 

国粹派的痛苦，源于隔离状态破裂后的新文化格局。它表现了一个生活在颓势的文化圈中的有志者，所应有忧虑。他们认为，濒于西方的现代文化，本质上不适于本民族生活的需要。相反，西方派则对这一新格局表示欢迎，他们认为，这是变革、振兴自己民族业已衰落的传统文化的时机，它千载难逢。若不借用现代文化观念的强力冲击，很难消除传统文化中不适于现代生活的多种腐败。 

主张维持传统的国粹派对现代文化的飞速前进感到担心，害怕这会瓦解传统的美德。现代派则认为这一担心纯属本末倒置──如果“传统的美德”应该消失，就让它消失好了。因为这本来就是工具性的文化。从事实上说，任何人为的努力都无法挽救那些应该消失的事物；从理论上说，不适于现代生活和人类发展的传统文化，就不宜再视之为“美德”──更不该用这些过时的美德观念，去阻碍人的重新适应过程。 

其实，这两种抽象谈文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决定命运的关键是你的行为反应，而不是你持有的文化观念！ 

（378） 

知识，作为人类经验的绵延，作为跨越时空的系统，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不稳定的。简明地说，知识可算得一种沉淀了的艺术；艺术则是探索中的知识。知识比艺术更稳定，得到更广泛的承认，阻也较少留给主体的活力以施展的余地。遗留并被后人继承的艺术品，成为文化史中的“知识”；而处于创造过程之中的艺术品，因其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故其知识性也末确立。奇妙的转折在于，一种固定的知识，一旦能够重新激起接受者创造冲动，其本身又化为艺术的因子。社会规范、道德风俗（礼俗）的质地及其与艺术的关系，近乎知识。规范与风俗的生长，是由艺术创造力所推动的。而失去了内力的规范，并对创造活动实行压制的道德规范，是根本消极的。道德规范的双重面目应该受到认真的注意。一方面它确有维系群体生活之功，另方面，又有限制出类拔萃之罪──“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它以“合群”、“合俗”、“合乎惯例”，为最高的行为评判的参照系列。它在骨子里，是嫉视创新的，唯恐“新”将带来不测的风云。 

已然的道德规范，是丧失了活力的艺术陈迹它过去是创造力的产物，现在则抑制创新的动向。在这里，有必要指出，道德规范不同于道德准则。道德规范是社会的压制，道德准则往往具有更多的个体化性质。人类的大多数群体中，难以兼容并蓄多种规范，但常常并存若干类型的道德准则。康德的墓志铭说：“在我的头上有众星的天空，在我的心中有道德的法则。”其实这位隐蔽的破坏者和他拙劣的效颦者黑格尔一样，全部活动的目的，就是恩将仇报哺育了他们的基督教会。他们和牧师的儿子尼采先生，可谓同谋。 

康德和尼采的所谓这个“道德法则”，显然是属于这些思想家个人的，其内涵近乎王阳明的“良知”；与社会规范意义上的道德训诫，当不可同语。因此它更像是艺术而不像道德：创造新生活、新文化的大艺术，这可能是一项属于个体的道德准则，但却很难是一个普遍的道德规范──群体追求的是安稳的生活，而非惊人的艺术。 

（379） 

伟大的艺术品被目为“不朽的”、纪念碑式的。但伟大的艺术自身却是反纪念碑的。它不崇拜墓志铭，它追逐活人的生活。为此，它需要的是活力、活力、活力。它拒绝崇仰属于死人的往昔；为此，它要摧毁──至少是忘却、视而不见──古代的纪念碑，以便拓出新的创造空间，以便自己的意象出类拔萃。普希金是个俄国人、鞑靼人与黑人混血的诗人，他的《纪念碑》一诗曾经风行世界。他在该诗中颂扬自己，说自己的作品是个心灵上的纪念碑。其实，他的混血作品这对活人的心灵是个比混血沙皇（欧洲各国的混血）亚历山大一世的纪念碑，还要沉重的负担！如果世界上遍布着各种混血人士纪念碑，那纯种的活人应该住到哪里去？难怪犹太人把地皮炒得那么贵！它们甚至盘剥死人的墓地来盈利！ 

有一天，也许由于地产商的暴行，全世界会因此成为埃及式的死人国度──金字塔、国王谷，到处都是压制活人的堂皇墓地；到处都是供奉亡灵的巍峨庙宇……至今，开罗郊区的穷人，除了托庇于死者的屋宇，竟然无处可去。多么沉重的传统！如果说，大树底下小树难活；那么，纪念碑下，也是很难诞生伟大的灵魂的。 

人的艺术本不是玩物。不是赏心悦目之事。艺术，是生命在世界上找到并确立自己位置的一种活动。个体化的艺术，起源于寻求力量的本能活动；群体化的艺术，则款款说服个人去适应生活的规范。其本义，都在助人找到一个合适的座位──或在性灵那里，或在群体之中。原本的艺术是一种演习，它的模式是追求并超越现有的、实存的生活之流。 

与原本艺术相对立的，是文明的艺术。文明的艺术是变态的或特化的艺术，它疏离了生活，或屈服于生活。它所谓的提高生活，充满了乌托邦色彩和替代生活的雄心。文艺评论家们喜欢把这种气质叫做“批判”。而原本的艺术则不希求改变生活本身，它只提供生活中所缺乏的要素，以其药性滋养贫困的人生。它的这一基调，在原始诗歌的礼赞和宗教颂辞、民族起源的史诗中表现得异常鲜明。那是值得久久回味的真品。 

（380） 

我们不以“人类”、“社会”的空名自相标榜。我们驱逐了不属于我们的，也不容忍我们的陌生者。我们把这叫做“独立”、“自由”，并认定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可宝贵的”。这对我们与陌生者也许都是福音？ 

强求的亲近与一致，既戕害别人也损伤自己──而适度的对垒与角逐、竞争与厮杀，反倒激发双方的活力。消灭差别的理想，正是源于差别正日渐扩大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它虽美妙动听，却不是真的！ 

初分之际是生长的乐土。“已分”则构成陷阱，它以“自我”为宇宙的归宿；“不分”则构成顽石，它以“人类”为宇宙的归宿。“自我本位”将瓦解一切秩序；“人类本位”或“社会本位”、“国家本位”……，将压制有价值的心灵。最佳的竞技状态，是以“我们”为宇宙的归宿。它不追求特立独行，也不使生活支离破碎。 

随着自己生活的改变，我们便会坚信宇宙也在改变；为应对生活的挑战和求新的压力，人必须日新其德……所以，就连宇宙秩序的深处，我们也看到了“新陈代谢”……我们难道不是宇宙的心吗？ 

我们的膨胀，伙同着宇宙的膨胀；我们的衰颓，伴随着生活的沉沦！我们便是宇宙的心──这未经承认却被遵循的真道告诉我们：易化没有目的，归宿仅仅属于人意的范畴！人生的理想，是追踪永久流动的易化，而非恪守凝固的乌托邦！ 

《周易》的作者毫不踌躇地宣布了这“变动不居”的真理。他看到的神秘，毕竟是真实的；他悟出的离奇，毕竟是存在的。 

（381） 

人的神格化过程，不仅能迫使那神化了的人，那出不可思议的（似乎本来是非其所能的）力量；而且会使信赖这神化的人，表现出同样不可思议的向心力量，从而使全社会鼓着前所未有的青春气息。人的神格化过程因此是一个释放出奇特能量的过程。这些久遭压制的能量释放现象，由于和那神化者的神化同时出现的，因而被目为那神化者的一种“魔力”。这魔力和神化的携带者，便被世人看作天命悠久的大能者。仿佛他具有无限的力量。其实呢，他的力量仅仅在于，他唤醒了某种力量。 

“天人合一”的鼓吹者，其实是在追求某种独占性的“人而神化”的圣秘之境？也就是说，他在谋求着人向天合的同时，也在迫使天的力量为人的利益效劳。在他看来，人的生存也许太微不足道、飘忽不定了；所以他便需要一种更强有力的保证，一种更宏大远景的感召，来使人生陡然生色；他要使得现代的矮种人，被希望引导得更为高大一些。他感到，人只有通过向天向神的看齐，才能获得慰籍，才能超拔于祖先，超拔于寻常的苦难。 

人自然的神格化（神──神），则是继人的神格化而后兴起的一种精神运动。如果说人的神格化之本意在于提高人类，那么人自然的神格化则几近于净化自然。它实际上是把人的最高精神状态（神），投影于自然；是以人的灵性观照自然，其必定结果是对自然的净化。把不合于这情境的自然因素剔除了出去。芜杂的自然变成了纯净的乃至神圣的自然，甚至连对人有害的自然物也可以当作偶像被供奉起来！ 

自然界的神化，给人生活的影响至深。其结果，不是人退回自然的原始，返真旧朴；而是人作为理想自然的一个有机部分的自觉生活的实现。人们不再尽量放开自己的情欲去生活；而是尽量克制自己的非自然邪念，以充分体验在宇宙生活中优哉游哉的意境。就这样，在神灵的名义下，“宇宙生活”这个幻想的观念，成为一个令人赞叹的和谐。 

在一个全面神化的世界里（人的神化、自然界的神化、生活的神化以及个人生活之作为“神的宇宙秩序”的一个有机部分而被控制），人性必不可免会受到抑制；但也正是在这种“退化环境”（相对于进化）中，世俗化的因素会日益渐滋长、抬头。这时，神本主义作为一种表象与“工具”，也许还不失为有益的；但作为一种本质和目的，已渐无意义了。这时，神开始人化。神──人的进程，就如西方基督教文化五百年来的世俗化一般显现出来！在第一阶段，神变得有人情味，如文艺复兴所示；在第二阶段，神开始理性化，如启蒙运动；在第三阶段，神趋于解体并让位给超人，如二十世纪的偶像破坏运动即死神运动。在第四阶段，死神导致怀疑论泛滥，玩世不恭的态度流行。这将是二十一世纪的前景。那时，人会再度感到，没有神的引导，人的生活就会失去目的感；没有最高精神状态的导航，人的日常生活就成为无聊的沙礁。 

那时，人们将重新开始理解，在人的社会和文化中，从来就没有彻底的神本主义统治过。神本主义往往只是人本主义在特殊情势下的一种掩护。有时是人欲的升华形式，有时则仅仅是人欲的遮羞布。神道也是如此。“神道设教”的风筝，不还是回落于大地的温情与腐败之中吗？天道，终于只是人道的一种变形？在这里，也正如所有场所一样──“需要”决定了产物。当神道比人道更有效地起着保护人、庇护人的生活和文化的作用时，你能说这样的神道是“非人道”的吗？初生的中世纪，因此比走投无路的古典文明，体现了更多的人情味。试问，你能给这样的中世纪扣上一顶“黑暗”的帽子就算完事？ 

（382） 

向善与终极之善── 

一切运动都是向着某个终点运动。 

一切运动因此都不失为“向善的运动”。属于终点的，最终就是属于神的，因此不能不就是善的。 

而勇于迎接死亡的，就是真且美的。 

一切运动都趋向于“善终”。迫于生存和（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认识的压力，才割裂并区别了它们！ 

“救世”，不过是太极的这一属性对那一属性的攻击、压制。

（383）

奇怪吗？踌躇满志者的两眼，往往空洞、毫无内容。只有受到适度压制而后，人们方能以充满生命欲望的眼，打量来者，观察世界……并视有限为无穷！

思想家的可贵，并不在他写下了几本书，提出了几个新观念；思想家的可贵在于，这些书和观念里，体现了无所不在的创造性！从最微细的日常事务，到中层的过渡性的事件分析，直至终极的、反复其道的洞察一切……都只是他的流，而非他的源！

（384）

人，不是“主体”；而是“客体”的一部分。这客体由于具备了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就把自己上升到“主体”的地位，并用虚幻的主体意识评判一切，把其余的“客体部分”和“真正主体”（永生的造物主）──归到被人这虚妄主体给虚妄规定了的“客观世界”名下。但我们终于明白了：造物主不是客体，而是主体。

叔本华之类的谬误，是把“人”升为世界的主体，并把除人以外的世界（“人所感知的一切”），一概沦为“人的表象”。即便是承认“人是客体世界一部分”的“唯物主义者”，也在实际上遵循这条路线，把“人”、“自我”和“自我意识”，独立于“客体世界”之外……因为叔本华们开创了平民时代风行的“贫民哲学”！

人的自由，是普遍压制的微弱反响（人自诩为主体，是基于独立的意向）。比如万物有灵论者就坚持认为：每个具象的存在（即“客观世界的每部分”），都有一个灵魂。也就是说，每个被人命名的存在，都可以自诩为一个主体。因此，万物有灵论，实际上揭露了人们有关主体观念的荒唐性，它在无意中也把这拟人化的“错误”，推向了极致。

（385）

在人生崎岖不平的谷底，横亘许多自然的或是人为把守的“关口”。它们有的险峻，有的平缓，有的危机四伏，有的固若金汤。但无关的地方，还真的没有。到处都是人，但到处都没有独立的人。例如到处都有“女人”，但却没有一个“无主的女人”。世界已经瓜分殆尽。

这是反制，是压制的变态表现。它反过来对每个人构成严峻的挑战。人的需要，本是服从反制的本能，但到头来，又对每个意欲生活的人，构成有形无形的限制、奴役。《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之天”，和《庄子·大宗师》中的子桑的破落小屋──实际上正是人生之谷的写照。天再大，也有尽；屋再小，也有思想自由的一席之地。没有任何一种严酷的专制制度，可以禁止人的思想自由，它所能禁止的，只是交流而已。

遭到“霖雨十日”（或是“革命过后的黑暗”）的压力，穷庐可能要倒塌了，而万里无云的鲲鹏之天，却以自由的希望召唤新的生命力量……这现象上的差别，给人以多多激励，生命的潜能说：“一致了，生命就完结了。”

（386）

伟大的生命，透过肤浅的表层，进入事物的内部，直抵它的背面。月亮的背面永不被地球上的眼睛窥见，但宇航员却能发现。于是，他从谷底的幽晦与狭窄中走出来，犹如得到清心的解脱。“解脱”之难以获得，犹如“洁净”对有机生命，尤其对杂食动物的“人”，更难上加难。生命的本义，“化腐朽为神奇”，不在规避腐朽与保持洁净，而是发挥反压制的力并拒绝逃离。

他面对两类解脱。第一种解脱方式，仅仅造就“生活者”，这是多数人。第二种解脱方式，造就“梦幻者”，这是少数人。以梦想为生活的少数人，不是闭门者，而是以梦幻来创造生命，以无畏的态度去改造生活。这些少数人与那些以生活为终极的多数人之间，当然横亘着永久的鸿沟，但这鸿沟岂不也是组成了历史的节奏吗？少数人用梦幻，打破多数人赖以生存的惰性，逼使他们步上自新之路。事实证明，勇敢者不是幸存者；幸存者往往是些被榨去精华的药渣。他们名存实亡，行尸走肉有如人类的碎片。而勇敢者，是用自己的灵魂去填充历史的空洞；使历史盎然生色的，是他们的苍白病弱，而不是他们的脑满肠肥。

（387）

“压制与反制的永恒消长”──并不是一个“哲学模式”。

它，只描述这样一个现象，世界，就我们得以窥见的侧面而言──只是一个力的海洋。用人们形容《庄子》的话说，是“汪洋恣肆”的。它反复无常（就这词的自然流变意义，而非其社会道德意义而言），难用人间的范畴和观念来规矩。它不可“条理化”。欲将其条理化即欲使其合乎人造的逻辑──必先使其固定，失去光泽……

（388）

作为解脱努力的个人活动──

一切个人活动，是为使自己从各种环境压力下解脱出来。

衣，是为从寒冷与丑陋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从而增进生存的力。

食，是为从饥饿与无力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从而增进生存的力。

住，是为从不安与无屏障的威胁下解脱出来，从而增进生存的力。

行，是为从局促和受限制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从而增进生存的力。

所以，你即使给一个人以衣、食、住、性等方面的充足供应；只要不给他行动（或仅仅是“行走”上的自由）──他仍会难受得发疯。但这仅仅是个有关“自由”的问题吗？

举一个例子：反抗俄罗斯“白鞑靼统治”（如“野蛮的哥萨克人”所示）的匈牙利战士（而不是“诗人”）裴多菲写道：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在现代社会（即商业社会）中，这话应该修正为：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二者皆可抛。

这不是讽刺，而是描述，因为在商业社会中，金钱代表了最大的自由：“有了金钱就有了一切，丧失金钱就丧失一切。”这一切当中，包括用金钱可以曲线获得的爱情与生命。

正如在极权社会中，这话的实际含义已经被改变为：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政权故，二者皆可抛。

这同样不是讽刺，而是描述。因为在极权社会中，获得政权代表拥有最大的自由：“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用权力可以直接掠取的爱情与生命。

（389）

文化的创造，根本上是个如何满足心理需求的问题。而社会需求甚至经济需求，根本上也是一个心理需求。不同文明状态的人具有不同的心理需求，心理需要总是求新，总是在变，所以社会需求甚至经济需求，也在不断演绎，推出形形色色的历史剧目。不是经济决定心理，而是心理决定经济：现代的广告艺术，就在于刺激新的心理需求，然后创造新的经济需求。

因了创造性而带来的权力，只有继续用该项权力来为创造性去服役，才不会导致权能本身的衰竭、被毒化及最终毁灭──因为这类创造活动，无非是在创造更高的权力罢了！

而一切创造活动的起码的定义就是：它所消耗的反制力量，要小于它所制造的反制力量。低能耗，高聚能：这是创造。高能耗，低聚能，这是颓废。若不是为了创造的缘故，颓废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390）

一切活动，如果不能蕴育新的权力，不能加强反制力量，则其本质只能是消极的；而创造的本质，乃着落于生命的积极抵抗……世俗的、政治意义的“解放”，则是着落于生命的消极消费──除非它以新的奴役创造了更大的权力、更大的能量！真正的解放而非名为解放实为奴役的文革主义，只能带来松懈、放纵、无序、堕落……而在文革这种群众专政过后，也会由于专制力量的过度消耗而逐渐的松懈、放纵、无序、堕落……因为解放的本质，就是使得一切反压制力遭到纵情的消耗。“解放”的颓废，还缓阻了新的反制力量健康生长；于是反制的力量不得不在克服了解放的颓废之后再行生长起来。

人为的解放状态，只能使反制的力量趋于变态，不再对社会负有切实的责任，从而化为巨大的破坏行动。这与我们对历史的观察结果是不谋而合的：一切解放，作为对暴政的过激反应，必将导致新的也许更恶劣但更加生气勃勃的“暴政”。这就是“解放的价值”！

（391）

暴政作为一种强大的压制力量，一方面是对过度放纵及腐败的膺惩（并非人为的有意，而是属于“历史报应”的范畴）；一方面也在为的新的反制力量即凝聚新的权力，准备必要的条件。例如，一种“解放”，若不带来新的压制与奴役，必定招致无穷的腐败与堕落。一种“好的解放”，本身就意味着“新的奴役”：有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而普遍的腐败与堕落，又只配招来更严酷的压制和奴役，作为报应──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归根结蒂，解放是奴役的前奏，奴役是解放的预演，“如此循环不已”。

“解放”是什么？是反制活动取得暂时成功的状态。而断言“权力是天下的首恶”，并非出于心理变态的嫉妒与诅咒，而是基于人的心理正常（“罪性”）的事实，即，忠实于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获得权力、保持权力、发展权力，要需要消耗大量的反压制力量；而权力作为这样消极的活动，怎么能够使得创造的梦想，不化为泡影呢？

如此看来，权力的运用，不能不导致人的软弱、优柔及精神的败坏。一切世俗权力的罪恶，概出于此。甚至精神的权力，也无不导致最终的腐败与丧德。

掌权者为什么不能长葆“权力的青春状态”？因为运用权力，就意味进入颓废、衰竭、毁灭的过程。哪怕这个权力是“受到监督”的！更何况，监督权力的权力本身，也存在极大的腐败机会，如法庭、媒体等等，都是寄生虫最为理想的去处。

（392）

权力的罪恶本质在于它给欲望的满足提供了条件和方便；从而使得生命本身下流而不是上游。生命形式，沦为权力和欲望的附庸。

传说中魏朝的太祖曹操曾说（其实是东晋的逆臣桓温的语录）：“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这也许为后代小说家们提供一个解剖天下英雄内心世界的口实。但翻开历史书一看，几乎所有的一切豪杰都是这么干的。作家李宗吾将此总结为“厚黑学”，其实很多豪杰们也都是吃足了苦头然后才被锻炼得如此凶恶的，并非天性如此邪恶。而不遵循厚黑学原则的英雄，即使流芳百世，也被碎尸万段。如伟大的项羽，其流芳百世不过是对碎尸万段的安慰罢了。而凡是遵循厚黑学原则的人物，如厚颜无耻的刘邦，在他们的早期生涯中，大多是社会下层的社会渣滓。如那位喜欢自比模仿秦皇但却毫无帝王风度的苗汉混血的“湖南乡下知识青年”──后来为了让所有人和他一样无知，就封闭大学、涣散中学，让一两亿城市知识青年沦为“胡男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原本或许不失为仁慈的天性由于敏感的自卑心，而不再能忍受欺侮（“天下人负我”），终于反抗，导致“我负天下人”。

当然，这种人物常常嫉恶如仇，表现出更多的生命力─扩张欲。他们的善恶标准是与贪图蝇头小利的人民全然不同的：不是窃贼般的维持现状，而是强盗般的进取未来。他们的道德观，也不像黔首乞活们的道德观那样知足常乐，他们拒绝统治阶级的灌输培育──他们的道德超自他们的贪得无餍，穷凶极恶。他们甚至有本事把这种贪得无餍、穷凶极恶描写成良知良能，其强烈程度，足以使得任何习惯势力都无法扼杀它，于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契机，就从这活泼的良知中，发动了。

由于他们的自信及反省，他们的价值与常人无法相提并论。──一杆天平如何衡量两种性质的质地呢？

（393）

从压制与反制的观点看，惟独未经解放的妇女，才能养育伟大的儿子。

只因支配当代世界的风头人物们，多是出自“社会与文化意义的野鸡家庭”，所以，我们只能说，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不得不流为商女文化，它理应受到的是咒诅而不是祝福，它实际得到的是火的消毒而不是水的滋养……

尽管如此，我们在内心深处还是承认高贵事物的存在，还是愿意保卫高贵的东西。哪怕这在目前看来几乎是注定要失败的战斗。但是我们拒绝把一切都视为筹码。因为钱币不能购买良好的感觉。我们的这种态度，是对万恶的二十世纪末的商业风气的最好回答，但愿我们的回答，也是商业主义没落长卷中的一道晨曦！

（394）

过度的商业主义泛滥，最后会招致神权政治的报应。作为报复这类颓废而出现的“神权国家”，也许不事生产。它本身，除了繁殖一个有效的祭司阶级外，仿佛无所事事。它的国在天上，在彼岸。而在现世，它仅仅剩下充分的寄生性。它的寄生性，像哈里发的宫廷和教皇的教廷，不足以刺激经济过程，反足以麻痹经济过程。但这种麻痹恰恰是过度泛滥的商业社会所需要的某种镇静剂──即世俗意义的涤罪剂。

道理简单：神权国家是文明之冬季的产物；它是继春季的嚣腾、夏季的繁盛、秋季的硕果累累而来的“收藏者”。它不需要繁殖、升华、收获──它仅仅需要贮存、冷冻，彻底的贮存和彻底的冷冻。就像几万年以前被巨大的意外天灾击杀的象群，其遗体迄今保留在新西伯利亚群岛的庞大冰原中。据说其肉的新鲜可以用来喂养拉雪橇的狗。死去的永恒。

也许有一天，基因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可以从解冻的遗体中提取其细胞，并复制已经绝种的古象。……这就是人类可以理解的永恒。

为了达到这一永恒，当然有必要提前──对曾经有效并且还将继续有效的因而势必继续生长和衰败腐烂的各种社会机能，提前实施必要的冻结，作为一个疗法或是一个“政策”。如此一来，保守将取代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将弥漫整个神权社会……

不管怎么说，一切人的生存状态，在人类学意义上是性质相似的，尽管，在体验意义、能量意义和社会意义方面又有截然不同的方面。不同的人，对生存状态的自信，也是远远不同的。尽管任何一位哲学家，在本性上可能与奴隶主或独裁者相去无几（尽管他们的专业表达是如此异样）──伟大哲学家的气质多是武断的、概括的、不容置疑的。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观念，多是产自人们现在称之为“奴隶社会”的那些个主人集团时代。

现代人，奉行个体主义观念，只希望享受自己的一生，不想为更壮烈的生命作出贡献（就这词的最古老血腥祭祀的意义而言），人们不再理解“种族的真理”，不再考虑“生命的精髓在于受苦”。而原来，人的高贵天性中事先就潜伏在这些“先验知识”中──只是现在，已经被现代人丧失了“廉耻”（就这词的中性意义而言）的“理智”，给压制了下去！

（395）

受苦──这是形成“结构”的前提。陶冶、锻炼、琢磨，都要经过此类受苦的过程。“怪物”并非“不成器”，而是成了别的器物（结构），别的就是“怪”的。

许多陶冶、锻炼、琢磨，并非人为的，更非预谋的。它们往往是自然的、偶发的。但对借以形成的那器、那结构、那存在来说，这种偶发的自然却是命运，或命运的见证。从这意义说，教育当然是巨大的压制。它有意识、有系统、有步骤地向人施加压力，以陶冶、锻炼、琢磨的形式，造就新人，也就是造就受压扭曲后重新定型甚至重新定义的人。

（396）

“社会生物学”的兴起，表明人们已对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关系，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这使他与蚂蚁、蜜蜂等社会性昆虫，与狼群与羊群等社会性哺乳类，具有文化上的不同。人优于动物的，不仅在于他的社会性，而且在于他的个性，在于其个性中存有的“高级社会性”。

社会性，作为压制力量，要求个人克制他的“小生物性”，以服从社会的“大生物性”。于是，个人的生物就作为一种反制力量而开始崭露头角了──他要求社会对他这一个体，作出适度的让步，并在法律上保障他某种程度的“自由”。他多么珍爱这种权利！为了保护这种个性的权利，他有时不惜死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397）

尽性，是尽真实的天性，而不是追求畸形变态的欲望。欲望本不炽烈，是过度的压制，使欲望变得激越而疯狂。欲望并不与天性等同，是社会，为了那颇可置疑的冷酷需要，将人性的天然需要一笔勾销──至少也强迫其改变形态、改变方向……于是，“天性”被无情扭曲，套上层层马辔，任凭别人的意志纵横驰骋。

这种“纵横驰骋那横遭扭曲的天性”虽然司空见惯，但却根本不是尽性，而只是“尽其非我之性”，是“尽他人之兴”。而真正的尽性，却是走向“尽我天性”的历程。在这天路历程上，有动人的瑰宝和无常的幸运。它一反人为的僵硬习惯；它破除千年的阴森戒律。

（398）

尽性，不是矫情的造作，而是纯朴的流露。要珍视这流露，要存养这流露，要为这真实的流露而拼命，并以这流露为生活的航标。让天性来陪伴你度过暗淡的岁月！

无论是宋明先生、汉唐佛徒，还是魏晋名士、先秦诸子──都把“尽性”狭隘化甚至道德化了。例如，他们假定有某种普遍而共同的“天性”存在，而且分布在每个人的身上、心中，区别只在强烈程度和自觉程度。但其实这是误解，因为人们的天性，实在不同。我们因此要从对“性”、对“性命”、对“尽性”的传统误解中，解放出来。我们要掸去它们不幸沾上的各个时代的道德积尘，以复原它的力学面目。

──“性”，是反压制力的人性形态。“性”，超乎善恶之际与正负之分，而仅仅是力学形态。纯朴未凿的天性之光，是睥睨善恶之区分的。光，自然照亮他所面临的大千世界，没有虚伪矫情，没有善意强制，没有一切促其暗淡甚或泯灭的盟邦。

（399）

最彻底的压制，是精神上的压制，而不是权力的诱惑，不是性的吸引，甚至不是对各种次等快乐的饥渴……例如，恐怖而残酷的处罚，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激发对于死亡的畏惧。这种心理自古以来就一直袭击心灵，甚至渗透一切，以变形的方式，在其它领域逼使人们日渐疯狂。所以人的充实，只能靠战斗的紧张与麻痹来实现。结果，只有在战斗、征服、胜利的狂欢中，才能减轻死亡阴影的压迫……

（400）

即使没有“无不善论”的揭示，各色人等其实也是在按着各自的天性去生活的。须知通常的道德教诲、合理设计，罕见改变一个人的道路。除非他的心思，已预先埋下改变的种子。如果一个人的天性注定他要犯罪，并成为死刑的囚徒，甚或成为一个窃国大盗，那么仍旧允许他按照自己的可耻天性去勇往直前吧──历史可能恰恰需要这一“绝对值”！甚至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力量，也需要区区死刑犯所制造的骚乱，来打破急需打破的压制……

嗨！“无不善论”哪会导致额外的不幸？无不善论，岂不正如一切理论（包括影响最大的理论），不能凭藉自身力量改变什么现实──除非它恰如其分地预示了易化的走势，从而引导人们误把易化的力量，认为是理论的“精神力量”。

无不善论所能做的一切，亦不过还万物以较少蒙蔽的原型；并告诉我们一个较为可靠的准则：按照你自己的精神去渴求去生活，而不必屈从于任何外在的权威。一切外在权威，都远远不及──那造成你天性如此这般的超级权威，来得伟大，来得至高，那一切权威之母。

完成。

（另起一单页）

附录之一

解脱论（1983年）

世界，无往不是压制。人生，无处得以规避。“反制”，结果成为“压制”的新形式。既对外物构成新型压制，且对内心也如此：反抗，首先使反抗的主体，承受这新压制。所以说，“要反抗世界，必先反抗自己；因为这‘自己’是被‘世界’造出来的；要战胜人，必先战胜自己。”

“反制”不是“解脱”。

全然解脱，以为从压制与反制的永恒斗争中，超脱出来，飘然而去……但是，这并非人可企望的目标。不论庄子的“坐忘”、印度的“瑜珈”、禅宗的“顿悟”、苏菲派的“冥想”、基督教徒的“祷告”以及神汉巫婆们的“通神”……都不能达到它，而只是向它的无边迈出的小小一步，最多两步而已……

解脱很难。即使可能，也更难抓住，要想生活在解脱中，是多么渺茫啊。有人说，“信心可以使我们坚定起来。”确实，“坚定”可以说是解脱的前提。但在更多时候，“坚定”被用做奴役状态的帮凶。奴隶主坚定地统治，奴隶坚定地服从。信心，在许多时候是与解脱之路背道而驰的！

生理意义或是心理意义的发泄，并不是解脱，甚至不是达到解脱的可行途径。发泄使人松弛，免于紧张之苦，但不足以达到“解脱”。因为“紧张”作为生命的伴生现象，会周期性出现，而且变本加厉。尤其高级动物更是如此，越高级就越敏感，就敏感就越紧张。解脱的朦胧前景，被我们的实际经历全面否决了！也被一切人的血泪、各种生命的彻骨体验，彻底淹没了！

我们的精神视野说：“解脱，纯属子虚，仅仅是安慰生命痛苦的呓语。”它是各种不得不死去的生命存在物，为自己的“存在悖论”（“我存在”，这是一个可怕的悖论），设想出来的一个“解释”，一个对立面，一个和一切对立面同样空洞、同样具有欺骗性、安慰性的“对立面”。

解脱，是虚妄的，对越优秀人物，就越是如此。

解脱无非是希望。局限在政治层面（如社会处境和阶级地位）意义上的解脱，被叫做“解放”。但即使这局限的解脱，也被证明是虚妄的、不可能的。历史已经表明，还将继续表明：一重解放所带来的，不过是多重的奴役和新的受苦。这次解放得越彻底，下一步的奴役就越深重……因为人性具有压制与反制的总量，是不变的。透支得越多，积欠的债务就越大。所以，头脑清楚的人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解脱的先例，甚至无法构思一幅关于解脱的画面。

解脱，这超出人生的可能性。解脱，违背世界和宇宙的一切规律。我们假定规律的存在，假定它支配我们，假定它支配和我们相关的一切，是因为我们不敢面对“无法解脱”的现实！它的永恒统治及其诡诈的变形，令我们心碎！

但我们是多么需要“解脱”的远景啊！尽管它虚无飘渺、难以捕获；惟其如此，它才具备了“永恒的价值”──以宽慰我们毫无解脱之可能的、猥琐的、瞬息即逝的生存状态。我们是一种怎样的动物！出尔反尔，追求互相矛盾的目标！

死亡，不是解脱，更不是实现解脱的前提，死亡无法帮助人们上升到解脱的空灵之境。求死以图解脱，只是低等智人的简陋智慧？所以在鼠、猪、海豚等较高智力的哺乳动物行为中，就有“自杀的智慧”。

这样的死，对意识而言并不仅仅是虚无。因为解脱并不仅仅是意识的寂灭，解脱应该是“力的消亡”，是最高意义的“失重状态”。而死，并不能在“力的消亡”意义上实现“失重状态”：生物虽死，作为“力”却依然存在，只是生命的力转化为无生命的力，进入肉体腐烂、物质重组的过程；压制力，使尸体分解，分解成“本来形态”，分解出真面目。虽然在这时，意识已经不复存在即已经停止活动，但哲学意义的解脱，并未实现。

人，能从“死”得到解脱吗？

不。但人可以由于死而变成非人，从而因为“死”而获得体面逃避和彻底休息。但这并不是解脱。正如单纯的绝食，并不能使人成为仙人。因为仅仅绝食，是消除不了食欲和求食需要的！除非那导致有机体的死亡。而某个有机体的死亡，也并不能消除甚至不能减弱其它有机体的食欲与求食需要：所以，绝食非关仙人。正如人体，即使在死后仍然承受普遍压制的无休止逼迫，只不过人自己的感觉和意识，这时已经觉察不出了。而“不感到”并不等于“不存在”；所以说“宇宙与此心同归于寂”（王阳明语）──诸如陆象山、王阳明还有英国人贝克莱之辈的说教，没有人在感觉上会真正接受。这种说教，过份求助于高级理性的推论，因此背离人的活生生本能（否则整个宇宙都会和人类作对的）。

文化，无助于人的解脱。这是横遭古今一切智者哲人忽略的要点。文化上的东西（艺术、宗教、修炼甚至酒和山水……），甚至帮助不了心的解脱；它们最多只是暂缓一些紧张感而已。以临时麻痹为形式的内在压力，可以抵消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外在压力吗？这些抵消的企图，永远都只获得微不足道的成功。

苦行僧们，用肉体上的折磨，来转移精神上的压制。可他们最终全都失败了。他们所得到的，只是慢性自杀或急性疯狂，而不是什么最终的解脱。事实是：皮开肉绽与饥饿困苦，虽然有助精神和情绪的平稳，但并不能达到解脱的彼岸。

一切宗教，包括最富超度功能的神秘信仰，都只能暂且给予个体以精神解脱，而无法给予全面的解脱；又怎么能给全体人类带来长久的解脱？灵魂意义的宗教，因此永远是种“个人事业”，作为孤芳自赏、吊影自怜的高级玩物，它不属于群众，更不属于“社会生活”……它因此不试图回答“上帝创造了全世界，那么是谁创造了上帝”这样的问题，更不试图以真理的掌门人自居。如果有人宣称，拯救灵魂的宗教可以像企业那样采办，可以征收十一税，可以发售赎罪券，可以通过气功催眠式的集体布道来完成灵魂工程，他一定在骗人，哪怕这是所谓“善意的欺骗”、“白色的巫术”！

作为解脱努力的文化运动──

一切文化形态的生成，正如生命一样：并无定型或“形成”的一天。否则，我们岂不是堕入可悲的文化宿命论？文化形态的生成，是各种文化运动的结果。没有文化运动，就没有我们所看见的一切文化形态，不论它现在显得多么平常或多么奇特。文化运动的兴起，决非一般的骚动，它总是有针对的，总是源于某种非常实际的需要。当然，实际需要这时采取了文化运动的形式，披上了曲线救国的文化性。新的文学流派，新的艺术潮汐，新的宗教运动，新的思想革命，都有其社会历史方面的深刻来由，关乎人的生存与人的命运。但愿，不要把社会历史错综复杂的背景，一概简化为“经济基础”或“吃饭本能”才好。因为这类基于犹太民族性的“学术”简化，对真正透彻理解人类的活动，总是弊多于利。

当一些外来的挑战、威胁、压力等等，终于转化成（更确切地说，是激起了）某种内在的需要与欲望，当这些充满反抗精神的需要与欲望，诉诸高级观念形态的时候，就萌发了某种“文化的精魂”。这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文化精魂”（它被《周易》表述为“乾元”），一旦激起广泛的社会共鸣，某种文化运动的剧烈涛声，就将澎湃不已了。

一个社会，遭受的压力越大、压制的时间越长，它尔后为解除这压力而兴起的文化运动，就越富活力。同时，一个社会越是遭遇到某种它难以忍耐的攻击，它获得的复兴也就越是持久，甚至粗暴的外力干预，也不足以阻断它。也就是说，苦难越剧烈、越深刻，它招致的“反动力量”一般也就是越是强烈，越是高昂。对历史上各种文化运动和民族扩张的现象，我们都可以从上述角度去观察理解。

文化运动，缘起于个人的解脱努力，骤兴于集体的解脱努力，如果它获得了所谓的“普世性”的话，就在整个世界得到了共鸣。这样的文化运动不同于一般社会运动，它是兼任个人解脱与集体解脱于一身的；作为双向运动，在个人心理与集体意志间，它可以进行重复反馈，以造就一个有活力的集体──把个人的首创性，灌注到集体的容器里去，并发扬光大。同时以集体的保护伞，为个性的完善发育，提供一个适度温床。许多改变历史进程的宗教运动，正是最深刻意义的文化运动。

解脱论之一：

少数人的自杀，有时为人格的完美，有时为事业的荣耀。多数人的自杀，有时为进入梦想的天国乐土（这是对有神论或彼岸论者而言），有时仅仅是寻求一种最简便、最彻底的“解脱”（这是对无神论或现世论者而言）──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了百了”，是从尘世苦难中的彻底解放。尽管死后是一片虚空和无边寂寞（“死后原知万事空”──没有天国乐土），也没有天国的另一极端（“马克思奇迹”）可以朝拜；但他们还要去寻求这虚无寂寞，因为实实在在的苦难和严峻冷酷的生活，太折磨人，哪里让人受得了？宁愿追寻空无一物的死亡！他们多么明澈，清楚知道：任何悠久的事业，都和他们短暂的生命一样有其尽头，“长此以往的光荣”只是骗人的理论，甚至烈士的死亡也无助任何事业的兴旺发达，因为烈士的血，总是白流的，只能达到始料不及的可悲目标。“歪打正着”很少成为世界的真实，正打，倒是往往歪着。

生活的逃避者们还是想死。死对他们并不沉重，几乎是轻松的旅行。重如泰山的死亡，反而经常使人堕入地狱；轻如鸿毛的死亡，才能更加容易使人升入天堂？并不是任何死亡都能走向真的解脱，哪怕仅仅是“走向解脱的里程碑”。

人死之后，诚然可以摆脱心理上的压制、社会上的压制甚至生物上的压制……但是，物理上的压制却是任何死亡也摆脱不了的！哪怕是无神论者的死亡！那里，永恒的“力之压迫与力之反抗”，并不能使死者安息──轻松自如，空灵失重，有如解脱。而空灵失重的解脱状态，其实只在活人的思想中。

认定死亡（甚至包括了自杀），必定可获解脱，其实是十足的迷信。其愚蠢程度，正如流俗认为“涅槃”是“死”的别名。其实，“涅槃”并非“圆寂”，“涅槃”是活着但又彻底摆脱了生之负累的那个境界。“终极的解脱”也是如此，要么不可能，要么是心境，并非物理手段、生物手段可以获得。社会手段，更无奈其何，只能望洋兴叹。

心的解脱，是一个解放了的心灵面对沉浊混乱的世界时，油然升起的大喜悦。这喜悦的前提，是无我至少是“超然时无我”的，否则人如何能够获得“不招致痛苦的喜悦”？

解脱论之二：

犯罪，有时为谋财害命，攫得“不义的身外之物”；有时却为求得一个“可望不可即的解脱”……然而越追求解脱，就陷得越深。这样，犯罪动因就有两种，一种偏重社会的功利性，一种偏重心理的功利性。对付偏重于社会性的罪犯，可以通过改变其环境来改变他；对付偏重于心理性的罪犯，则难以救药。但现在中国的法律制度，却倾向于宽赦社会性的（刑事）罪犯，而严惩心理性的（思想）罪犯，真是不可思议的南辕北辙。这种惩罚的理论依据，是认为心理要素比社会要素更深一层，所以思想犯比刑事犯更加难以改造，因此必须给与更为严的打击，要防止“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虽然不同的人、不同的心态，对同样或近似的挑战，具有不同的感受及差别的反应，但是心理要素，怎能不通过社会心理发挥作用？对罪犯区别对待，本是社会理解上的一个致命错误。而根据“犯罪性质”来施加刑罚，则是法律构想上的一个致命错误。二者同样陷入简单化、程序化。这错误起源于如此原始和古老的判断：根据表象来推断性质，根据行为来推断动机。这幼稚的判断，深深支配人的历史，甚至影响今天的思想和行动，直到每个人头上，这不能不说是“最深刻的生物性悲剧”──因为谁能洞察人心呢？最多是以己度人。

这悲剧重复演出永远雷同的曲目：“近似的现象，必有近似的性质；近似的行为，必有近似的动最深刻意义的罪犯，为解脱其生存的根本苦恼而进行犯罪。”这是不可能改造的罪犯，即使他们的罪行不大。而那些为一时冲动所感，或仅为摆脱外在的生存困难而犯罪的罪犯，则是可以改造的小罪犯，即使他们的罪行看起来很大。因为这些“大罪行”的发生，带有相当偶然的社会性；而那些“小罪行”的发生，却由于必然的心理性。在生活中，我们就会碰上一些其实并不愁衣食的小偷小摸，他们的劣迹，纯属其天性的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会碰上某些铤而走险的善良人，他们的罪行迫于无奈。

耶稣说，心里动了淫念的人，和实际上犯了奸淫的人，相去无几。──这话似乎出自一个过分的宗教狂热份子之口，很难被法学家们认真接受，即使是宗教裁判所里的法学家，要以这话来鉴别罪犯也是十分困难的，要以这话给人定罪，在任何社会都行不通。

但这句话，却包含很大的智慧。其智慧在于它的“中介性”。在心理学家看来，根本的东西并非“淫行”，而是“淫念”。在心理学意义上可以认为，一个人即使未犯“奸淫”，口中也没有邪恶；但若他心存淫念，那么他就是一个未露声色的淫邪之徒。相反，一个人即使行为不轨，到处伤风败俗；但如果他并不带有“淫念”，而是根据社会习俗和赤诚童心去这么干的，那他就可以得到宽恕，甚至鼓励。特别是当他因此为社会做出特殊贡献之后。所以，人们不会批判动物行淫，甚至不会描述动物淫荡，因为动物的性行为无法用“淫”这个心理学概念去说。

上述分析，不仅对澄清“哲学问题”至关重要；也对认识生活、处理生活（其中当然也包括法理学问题），必不可少。

有的人之所以犯罪，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实物，而是爱好犯罪活动本身。犯罪感夹杂着富于刺激性的冒险情趣，使他们的心变得生趣盎然，他们以犯罪活动所固有的神秘色彩，为人生寻求解脱的道路。他们梦想，冒险中可以带来解脱。因此历史上许多汪洋大盗，探险家、征服者、政权创立者──都在这心理机制的驱遣下，投入他们的疯狂生涯。

然而，犯罪其实无助于实现解脱。许多成王败寇，在其过度行为所招来的报应中，越陷越深，最后是毁灭，而非解脱。即使他没有遭到“恶报”，也并不等于“解脱”了。因为他既然迷恋于某种刺激、陶醉于某种状态并依赖于某种“成就”──那就是尚未解脱的标志。

解脱论之三：

有意识的“解脱”都失败了。现在，无意识的“尽性”将被奉为唯一的解脱、至高的德音。

“各人偏行己路”──有什么不好？

各种极端行为、各类偏颇思想──总会在宇宙的无限运化中，奇妙中和，并成全社会意义的大和谐。和谐不是单调的同一，而是不同存在的共和！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不合世俗对“和谐”的误解，即以为和谐就是沆瀣一气。但沆瀣一气是“同”，而不是“和”。

和谐，是难得的瑰宝。世俗不知怎样寻觅它──和谐其实不在别处，正在“尽性”的天机中。

（另起一单页）

附录之二

空谷足音（1989年）

一、生命之谷 

01

生命之谷的尽头，矗立着一座祭坛，每个人各用不同的名号，去称呼它，每个人沿着不同的幽径，去逼近它。现代中国的名号是是：只有豪门而没有贵族的荒场，只有装潢而没有气质的祭坛，只有知识而没有文化的人们。 

02

对他者来说，你永远都只是你在他那里的价值、功能、用途、吸引力而已。当然，这也包括相反的函数。在他者那里，你的整体、本体，全都消解了，更不用说你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了。他尊重你的极限程度，一如尊重他自己的某一个器官；他仇恨你的极限程度，一如仇恨一个谋财害命的鬼魅。他爱你，是因为他自己的某种感觉，而你恰巧来到这里并激醒了他的这一感觉！这个生命的世界，垂涎三尺的现象遮蔽了一切。 

03

生命的世界，发出三种震波：音乐、语言、动物的吼声。人在最情急的时候，是以动物的嘶鸣来表达；人在最优雅的时候，是以音乐──“天上的声音”──来絮叨；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才说话。所以，最好的书籍（指文字写成的）是音乐式的，最差的书籍是标语口号式的，只有一般化的书籍，才以语言的方式在认真说话。如果真有天堂、地府的话，我想，天庭一定是以音乐说话，而地府肯定充满了撕心裂肺的嚎叫？──就像是现代音乐那样。 

04

电影是有音乐的，生活却没有乐曲的伴奏。音乐堪称“生命的本质”，因为它是直捷提供感觉的一种艺术；而生命在性质上只是一种感觉体、甚且只是一种感觉而已。音乐把生命的神韵给抽象出来了，电影则把生命的神韵镀抹在生活那枯燥的骨骸上，使无聊的过程本身成了一种娱悦。要是人们将音乐射入生活，从而以一种观赏电影的心情来品味自己的“日子”，该有多好啊！──那么平庸刻板，那么毫无新意地重复了亿万次的灰烬，也能生出光辉来。 

05

性格决定反应的模式，关系决定反应的强度，而环境因素则限制反应或鼓励反应，除此之外，大约人人都太相似了！真不愧为是在千万年的进化中陶冶并淘汰下来同一个物种！“不要苛求并谴责别人，先看看你自己的样子吧！” 

观念、信仰，习惯、琐事，伴侣、打岔，以及熟悉的环境等等，冲淡了人的孤独感，替人的深壑搭上了条条彩虹……“多美丽神奇”，诗人说。“这是通向天堂的路”，武士说。庸众则认为那是雌雄蛇神在交配。可是谁要是真地“实践”上去了，他跌下来的时候一定更是晚景凄凉。 

06

幸福，就是一种被麻痹状态，那时，你暂时遗忘了生命的重负，甚至忘记了自己！一心朝向太阳，是向日葵的陶醉，这既给了我烧灼痛苦，又给了我流淌的灵感，我是该远离你，还是该亲近你？该敌视，还是该仰慕？生活在主流还是生活在支流更能麻醉自己？这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唯有理想主义的激励，才能拯救我们不断下坠的灵魂。如果我们扼杀了自己的灵魂，就能活得轻松愉快一些，那么，会有百分之几的人愿意以幸福的名义，让灵魂死去？什么？百分之百！ 

二、论本体 

08

“本能”与“我们论述的本体”，是一回事？我们作为生命形式，论述的本体只能是“我们的感想”。这感想的唯一真实性，仅在于它发自我们的真诚，对自然的归化。这就落入庄子与禅宗的窠臼中了，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尼采的那些思想，庄子、禅宗、陆象山──曾以中国方式表述过。这算是一个危机吗？社会性的哲学表述，如果离开了自然科学发现的常识，则变为难解的天书。尤其对于“可能的新哲学”而言，从哲学到哲学的论证，只会使人莫名其妙？ 

我想采取这样一种构造：先用各种常识来说明“我们对本体的感想”。然后，再推翻这些说明，公开宣布就连“我们的本体”、“我们对本体的感想”也是不可能完善起来的表述……从而，使所有的“论证”和“说明”──统统变在一种象征性的东西。 

我想，对于处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夹缝之中苟延残喘的现代中国人──上述的做法是否更为可取的路？我们尤其需要知道：文化是生成中的、因而是“反逻辑”的；只有文献才是相对静止的、“合乎逻辑”的。 

09

历史是无善恶的。 

善恶是人生之谷里的一种选择。在狭窄的人生之谷里，只有进与退的抉择，没有旁鹜的自由。一些人把前进视为罪恶而称颂后退或停留；一些人把前进视为善德而攻击后退与停留的企图。但在那寥廓无际、圆融一体的历名之天上，却不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则。历史之天，那是被没有法则的法则、被创造法则的动态，所鼓荡着的“更大宇宙”。 

10

对世界难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们可以根据宇宙的阴阳关系做出解答了：当然是先有鸡后有蛋的！因为蛋的“鸡”蛋性质（这应不言而喻），已决定了蛋只能由鸡生出。否则，那就不是鸡的蛋，而是别的蛋，是那些尚非是鸡的禽类所生之蛋。根据进化论的假设也可以得出别的结论：鸡类是从别的鸟类的蛋中突变、孵化出来的怪胎发展过来的。而宇宙之易也恰恰是：阴生阳，阳生于阴。 

11

人真是孤独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为了掩饰这灾份尴尬，为了慰抚这份酸楚，他发明了友谊（不同于互相利用的经济关系）与爱情（不同于专门交配的性欲关系），以资排遗寂寞。他是多么迫切地渴望幻觉，为此，他常认真地炮制假象。“观念的奴隶”──这就是“人”的别名？ 

三、论圣人 

12

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无奈，人生最大的骄傲亦莫过于无奈。历史上一切具有震撼力的圣人（中国模式）、先知（希伯莱模式）、哲学家（希腊模式）──都是如此悲哀和这般骄傲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精神人物”简称为“无奈者”。 

人之至境，既不是来自悲哀，也不是来自骄傲；而是得自悲哀与骄傲的交合：悲哀中的骄傲；骄傲中的悲哀！这就是“无为”的古意？ 

13

支持文天祥的肯定是一种童年时代被植入的道义性，所谓“深刻”，不妨理解为“生命早期的刻入”。以文天祥的聪颖、明智及其生存状态上的放达，本该明了“死去原知万事空”，既然如此又何必执著，以生命代价去博得一点死后的虚名呢？何不学习百万汉奸、亿万顺民，一起走下首阳山，用“皇军万岁”的夹道欢迎，热烈迎接忽必烈的人民军队呢？那么，该如何解释“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呢？

我以为，那种道义性与牺牲精神，是文天祥之“晚年的理性”为“早年的非理性”所作的诠释，是“早期深刻的道义性”在为自己没落的黄昏所寻求的一种支援意识；而不是类似“大无畏的唯物主义者”们为自己计算好的“故名钓誉的行为”。 

14

亚当·斯密说：“科学是对狂言最好的解毒剂”。但他没有说，科学的狂热和科学的狂言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被评价为恶德的那些玩艺儿，诸如忘恩负义、得寸进尺、喜新厌旧、投机背叛、不择手段、贪得无厌……实际上在人的文明甚至人类本身诞生之前就存在了。这种生物世界的奥秘，看来不是人和文明所能消灭的。正如枝叶对根部是无能为力的，根部对土壤也是如此。 

人越老，体验到的恐怖和绝望乃致濒死的感觉也就越多。人因而变得更胆怯、更明智、更富于自制力。除非，这位老人是怀有某种深刻信念的人，如文天祥或基督教的使徒保罗，他们不再回顾失败，而是一心仰望迟早的胜利，所以变得一往无前。 

15

民主主义的领袖们并不具有民主主义的暴民所具有的那种蛮勇，而更多自保性与散漫性。所以当危机来临时，就作鸟兽散了。他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责任感，这种牺牲精神原是尼采所谓“主人道德”、“贵族性征”的标志。 

16

人是一种经常会“心痛”或是“心痒”的生灵。所以，各色人等、各位个性的人实际上都在不约而同地追求“自己的麻醉剂”，以便止疼，以便在“过度的醒觉”面前后退。对饥饿的人来说，食物是一种麻醉剂。对情种或色狼而言，性伴侣就是麻醉剂；而贫贱之人则视金钱、权位为人生最大的慰藉（还是麻药！）。对复杂的头脑，穷凶极恶的高智能活动是何等快乐呀。而诗人的痛苦，则须写作来镇定。 

有不同的人，所以便需要不同的麻醉剂，传教士追求上帝与天国，嬉皮士追求流浪与海洛因。而在不同的空气（“文化”）中，同一种麻药的效力也会发生变化的！不同的文化选择不同的麻药。信仰是救治“心痛”或是“心痒” 的良药。

17

绝大多数的欲望，都附属于一个器官。如食欲附属于胃，性欲附属于生殖系统。温暖欲附属于皮肤，安全欲附属于眼睛和耳朵。追求声誉的欲望附属于脑部。只有占有欲是不属于肉体的，它完全是一种心性之欲。占有欲的这一抽象特性，决定了它既是最高贵的，也注定了它是最为自我折磨的──因为它的走向是没有边界的；这种不断破坏领地现状的领地意志，不是一种自我折磨又是什么？它的最大愿望，就是攫取那攫取不到的对象，从而陷入超脱不了的“魔道”。 

18

不论是《旧约》中的先知还是《新约》中的使徒，为了信守他们与上帝达成的协约，为了在精神世界中采取主动的攻势，就不期而同地在世俗生活中采取了被动的守势。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真是“不像一个男子”！仿佛是些第三性的、无性的人物。这正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中所分析的那种“僧侣型人格”。他们与顶天立地男子汉式的“贵族型人格”的差别，就在于后者恰是世俗生活的宠儿和征服者……贵族是女性世界的征服者，僧侣是女性世界所拒绝的。所以，管理世界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贵族型人格的身上，但指导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任务，却得由僧侣型人格来负荷。

先知啊，你的含义是孤独，所以你必须学会孤独。为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为了一次百年不遇的奇迹，为了一个民族的生死，你必须安贫乐道，信守你早已立下的誓言。

19

女性世界，这是与精神世界对立的世俗生活世界，尽管女子中也不乏颇富才具的“才女”，但任何才女都不可能像男子那样，懂得“摒绝爱情”这一至要性。多数女子从未有过这一经历：为了信念而拒绝世俗生活的诱惑。因为信念乃是“领地意识”的产物；而领地意识则是雄性的特点。

四、真的作者 

20

没有受到“诱惑”或被震撼得失去常态，就不必硬作文章。因为无诱惑无震撼的境界，同样令人羡慕！甚至是更加令人羡慕。无诱惑无震撼而硬作文章，不仅拙劣，而且过程痛苦。惟有诱惑和震撼，才是美妙的，听从诱惑，才是大手笔。这样的诱惑，当然包括宗教的诱惑、得救的诱惑、天国乐土的诱惑。 

真的作者，意即受到诱惑的作者──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是些变相的心理自述。因此，这些作品实际上构成一种回忆和自我安慰。若说他们作品的客观效果“可以欺人”的话──那么它们首先是一种“成功的自欺”？自欺方能更好地欺人。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研究“真的作家”们的作品──对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等：才能获得一种准确无误的透视感，一种月色澄明般的普照感。 

一个真的作者也就是以写作为乐而不是为生的人，他的作品首先是写给自己心理历程的一束鲜花、写给自己生命征途的一块碑记。因此，他在作品中着力表现的，往往是自觉缺乏的，他用此法来实现心灵的自我克服。 

“和为贵”的宣扬者往往在流离颠沛的倾轧中渡过了一生。而“无为”的鼓吹者如老子最后却“不知所终”。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当然，我们必须把那些为了市场需要而写作的“伪作家”、“以写作为生的爬虫”排除于此列之外……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写心情而是写肠胃。 

真的作者渴望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对人世无所留恋的心理状态，一只看破红尘的智慧眼。一种“不顾后果”的亡命精神，赌徒般最后一搏的热忱。 

21

“海明威式的人物”和“海明威式的精神”，实在是神经衰弱的症状。人生的诸多磨难，无法通过“海明威式”的疯狂与痉挛来解决，除非那是把猎枪塞入自己的口腔，然后──扣动扳机！

22

一个“人类学家”而不是一个“人学专家”，那么他的工作领域似乎应该包括： 

（1）研究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与人的处境； 

（2）当代世界文明的景观以及中国的命运； 

（3）我们在这一片乱麻之中最好扮演什么角色。 

五、当代游魂 

23

谁只配做一个隐士？谁受不了世俗的刺激，结果对世俗生活种种罪恶的“反击”，反倒形成了“特殊的罪恶”。难道这种作为“罪恶之果”的“超级新罪”可以当作一种荣耀？或是一个高贵的标志？

归隐乎！归隐乎！！我终于在现代做成了一个古代的隐士。这是我十七岁时的梦想。那时我还想出家做一个小和尚，在撞钟健身之余，可以猛啃经书。这样就可以逃避世俗生活，可以逃避猫头鹰（毛泽东）的政治学习。

24

谁确实感到自己的脆弱？谁希望自己变得更坚强一些，更麻木一些，更亡命一些：那么，就请变成一只书虫，而不要变成一个自作多情的诗人。 

25

旅游的最大收获并非游乐，而是在与陌生环境的接触中，“体味自由精神”。这时，你特别能感受到“人”是一种多么高贵的生灵，因为在旅行中你仿佛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所以，最能收效的旅行当然只能是“孤游”！谢朓就很懂此中的真味，他在《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一诗中写道：“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鹜。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 

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 

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 

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这说明他是真正领会了旅游的神髓。

但当代人却完全误用了旅行。他们把旅行变成了一种购物消费甚至娱乐炫耀。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感到的精神负担甚至比日常的闭锁生涯中更为沉重了！在炫耀中，自由的、独与天地往来的精神，终被窒息！ 

26

在房间里散步，是完全起不到散步作用的。因为散步的功能本不在那周而复始的腿部机械动作，而在于消除焦虑。而室内散步，却充满讽刺意味地向你宣示：这房间是根本走不出去的，你的焦虑是无法消除而只能加剧的。 

文明就是一间房。它是人走不出去的一间房。人只能在房间这头走到房间那头，靠那头的希望来在想象中消除这头的焦虑。但这只对笨人有用。对聪明的人而言，他还没有走到那头，就知道那头本和这头一样，代替焦虑的还是焦虑！所以，他只有尝试用“分析焦虑”来消解焦虑，也就是说，用思想的散步代替行动的进取，用脑的奔驰代替腿的散步。这种尴尬的“进化”很能说明，为什么随着文明（而不是“文化”）的发展，“分析”之风日炽。因为此时此刻的“分析”，已经成了天资聪颖的人们唯一能进行的挣扎了。而等待着愚笨的人们的，这时就只剩下沉沦。

沉沦就是大众化，就是放弃判断和人性。像团体旅行那样，以异乎寻常的步调一致奔赴沟壑，仿佛沟壑里有着永生！这是产生“救世主态度”的时代，正是在这精神的感召下，旅客们以快乐的心情走向车毁人亡。你能说他们可怜吗！ 

27

啊，体育！你的目的就是把人变成做一架超级机器？如果灵巧只是用于用作观赏的目的，你说这到底是灵巧，还是呆板？

“散仙”是中国体育的精髓性观念。它是与欧洲体育的群体性、机械性、训练性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它注重的是个体性、灵异性、气质性。仿佛它知道他人的目光，使你的灵巧变成带着镣铐的舞蹈。 

28

人生是具体的，具体到了无法解脱的地步，于是“宇宙的永恒压制”被发现出来。用来对抗“宇宙的永恒压制”的，是“零点式的态度”： 

真正的坚忍，彻底的无所谓，十分的麻木，以及勇敢的出击，亡命的冲锋等等，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日程生活。难怪现代人对毒品的需要如此强烈！ 

六、论梦想

29

在各种题材中，最难描写的大约就是梦了。而在一切描写梦的艺术形式中，电影这种“综合艺术”大约最为得心应手。但是，再杰出的电影高手也只能表现梦的心境所涌现的情节，却难于表达些情节、景观所据以生成的那个精髓：梦者的心境。这种极度欢快的眼泪，极度压制的沮丧，极度开朗的傻气，极度睿智的雄思，都是电影艺术永远无法问津的。导演先生，你只善写作，何能传神？ 

30

“我不是喜欢你写的东西，而是喜欢看你写东西时的神态；我不是喜欢你的谈话，而是喜欢听你说话时的声音”。 

“难道真是如此吗？如果那些东西和谈话真的对你一点吸引力没有甚至招你反感的话，你会喜欢炮制它的神态与传达它的声音吗？” 

“当然不会的。但我更喜欢那神态与声音。” 

“哦，我明白了。你是害怕那些东西和谈话了，害怕自己的浅陋与不解被它们给揭露出来，像小溪害怕进入湍流因而完全淹没自己，你也对真正进入这些东西与谈话的主题怀有一种被淹没的恐惧，一种歇斯底里。所以，你便十分狡猾地把有关智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有关爱情的问题……这就是女性的知智慧？” 

上面是我假设的“萧伯纳和女演员的通信”。而真实的通信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女演员给萧伯纳写信求婚，说如果能生出“一个头脑像你而面容像我的孩子”将多么好。萧伯纳回信说，但是如果不幸生出一个面容像我而头脑像你的孩子，那该怎么办呢？

31

“别人”是作为“外物”而被认识的。尽管，这是些会说话的、甚至可以“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外物。──正如古希腊人把奴隶看作“会说话的工具”，现代人批判了奴隶制度，从此出发，他把“会说话的工具”升格为“会说话的股份”。 

32

人在悲剧中，方能体味悲剧的真韵。否则，人就只能欣赏悲剧而成为观众；而无法体验悲剧而进入角色。 

33

运用“对于一种欲望的极力渴求”──来冲淡“另一种欲望对于我的压迫”，这是意志力的辉煌业绩之一。但这并不构成“解脱”，这，只是反压制力形式的转换。 

这种转换心理学称之为“移情”，但它并不能总是成功。因为欲望既然存在，就不可能毫无表现。即使欲望的大部分能量被转移了，但它的残余却仍然发挥着与它的“量”不成比例的巨大甚至剧烈作用。

反压制力的这种形式向那种形式的过渡与转换──需要一门精深高妙的“艺术”来予以完成。只有大艺术家甚至天生的大艺术家而不是那些具体的艺人──“文艺工作者”──才能成全它。 

七、论爱情

34

互置一下：当你对某人在某事上所扮演的角色深感不满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的处境与他的处境互置之后，你是否依然对那一角色不满？如果是的，那一角色就是不可原谅的；否则，就是可以原谅的。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考虑到，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实际上是无法直接进行比较的。例如，有人拿丈夫（或妻子）和情夫（或情妇）作比，就会发生人性剖析判断上的严重失误。补救的办法是，你把这两个人格所处的角色互置一下，然后再进行比较。于是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事：有人费尽心机和原配仳离而与情人情妇结成婚约，结果发现，后任比前任更加难缠；这并不是“有意的欺骗”，而是“处境的改变”使之然也。 

35

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最脆弱的，人在脆弱的时候最容易落入情网。而“原发性的恋爱”与“原发性的脆弱”相加，是最为灾难性的。

男子可以在任何年龄爱上一个有过任何经历的女人，并达到迷狂的程度。女人则不然，她只在内心深处委身给她偶然碰上的第一个男子。不论是爱与恨，或是淡然，这男子便成了她终身的创伤、终身的偶像。 

36

有的尚不能保持，失去的又怎能追而复得？从这种意义说，“失恋”是不可弥补的永久性创伤。失恋不仅指男女恋性的中断，且可以泛指一切“无奈的失去”之情。真正的失恋之后，人只能在新的情境下，寻求代偿性的麻痹，以求忘却旧情罢了。

“与妓女交往没意思，与贞女交往太沉重，与半贞半假的良家妇女交往又觉得太是繁琐。”一位来自香港的商人在1989年的广州监狱中对我如是说。然而要是反过来，妓女、贞女、良家妇女，又会怎样看待他呢？ 

37

那种固执，那般专注，那种对死亡的迷恋和震惧，那般无遮无拦的联想，那般无以名状的淡淡哀愁，还有那刻骨铭心的神往──“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每个人的躯体内部都藏有大剂量的人性秘密。这些“内涵”生带来，死带去，很少有幸运的人能将自己的秘密实现出来，更少有人能在实现之后再开掘出来，来一番“自我发现”，并通过符号垂诸未来。因为这些潜能是紧紧闭锁着的，是需要另一个人用他的潜能为钥匙，来激活并打开的。没有那样的一个人，没有那样一串复杂得如同密码的钥匙，你的秘密只能永锁胸间。

不同的人，打开不同的潜能，有如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而你的一生能碰上一些怎样的人以及在什么时候碰上什么样的人，这可真是偶然中的偶然、巧得不能再巧的“缘份”了啊！所以，你的有些潜能是永远无从发掘、显现的，而有些呢，却由于过度的诱惑而被夸张得变了形。 

38

人类的明智和坚忍的一个证据，就是他终于确立了婚姻制度。可卡因的沉迷者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压抑”，是不可避免的代价，正如为了安全，人类的集团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如果人的性禁忌真的像犹太人渴望在异族社会里推行的性解放那样完全解除了一切顾忌，甚至一如小赫胥黎在他的《奇妙的新世界》中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彻底的共产共妻，那么，“新世界”就是文明遭到肢解、彻底颓废僵化的样板戏。不信，我们就看一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怎样停滞与黑暗的吧！ 

39

《蝴蝶梦》（利百加，Rebekah）的主题是在说：纯洁而没有堕落之“烙印”的女子，才能拯救一个男子的灵魂？ 

40

选择强健富有的配种，是生物择偶的第一准则。而人类的爱情有时却睽离这一法则，追求弱种甚至追求病态，这是为什么？这可能出于以下原因：

（1）受到社会的规约，守着自己的份； 

（2）人的心气易受摧折，从而背离自己的原始之爱； 

（3）人的自尊使他产生了自欺倾向，“葡萄是酸的！” 

这说明人完全是个“活在感觉中的生命”，只有“当感觉凝滞的时候”，才能“感觉到永恒的存在”，只有在这样的瞬间，才会诞生思想、理性、哲学甚至诗、音乐！ 

41

从一个老人的嘴里吐出来的“爱情”，是令人恶心的；一个垂死的专制暴政所施行出来的仁政，亦然。

八、论翻译

42

任何评价都不是“客观的”，都不是独立于评价者的。相反，任何评价都或多或少地表明了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关系；它都着着实实地反映了评价者是如何估价自己与被评价者之间的种种关系，这不一定是直接的关系，但这起码体现为一种力量对比。

43

五段日常批语的翻译：

“他是个恶棍”──（他比我厉害，我又拿他毫无办法。）

“她是个荡妇”（──她已和（或许可能和许多人乱来，但却没和我乱来过。） 

“他是个小人、十分庸俗”──（他办得到许多不无益处的小事，可我却办不到。） 

“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能做到此事，不过……（“这有什么了不起”一语后面，往往紧跟着“不过”） 

“我年轻时也有过理想”──（我并不一直都是个毫无念头的低级动物；更非生来如此的贱货！虽然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头彻底的牲口。） 

当人们说“他有野心”，也就是说“他”对现有处境并不满意并亟欲改变。也就是说“他”尚未彻底承认自己的臣属地位并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不幸遭遇…… 

44

中国人的崇德思想与日本人的效忠思想不可同日而语。崇德是抽象的，效忠是具体的。效忠的对象可以是错误的，但是那效忠还是对的。崇德则不然，它否定错误的效忠，使得一个错误的民族无所适从。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是商人的效忠，而不同于武士的效忠。中国人的理想与其说是秦始皇还不如说是吕不韦，那位商人政治家。他不仅是“著作等身”，而且还是“造王者”，不仅精神造王，还肉体造王，虽然按照太史公的说法他是用了偷梁换柱的窃贼手段，但后来两千年间却成为所有“中华英才”的师法对象！如此个人至上的做法，最后很难不演变为互相出卖的民情风俗。老实的人对此叹惜说“人生来就是要被出卖的？为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和各种各样的理由”……于是逃兵在中国成为“机灵”的代词，汉奸成为“识时务”的冠冕，而“荣誉感”则成了一种挖苦！ 

45

书，是载体──超越了时空与自我。一本好的书，采纳中外、贯通古今，它的风度诱使人的精神日新不已，步出一己的封闭，通往无垠世界的讯息库──读书，从此成了进入智慧海的不二法门。

在古代圣典中，上帝对虔诚的信徒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再过七天，我要在地上降雨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

洪水，是人类面对的多重挑战；方舟，是人类超越洪水的载体。人生旅途上的书籍，尤如洪水中的方舟，──它与世浮沉、与时推移，但却矢志不渝地指认着自己文化的、超渡的使命。 

在经验的世界中，令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正是凭藉了书舟的超渡力。 

一本书，堪称一座小小的方舟，一个助人跋涉于艰难时世的精神飞行器；它又沟连多人的心思，作成群体的纽带。 

一套丛书，就是一连串精神方舟的系列；它透视现心灵的漩涡，脱开紧闭的茅塞，是个无形的共济场。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认为，读书者对书的态度应该是：“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其“深思”的目的，在书籍本文的意蕴；“慎取”则在于求索主体的需要。二者不可偏废。弗兰西斯·培根则更在《新工具》中，以近代化的思索点破了人与书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人类智慧所构成的“洞窟作用”。即，当人们失慎于书时，它就难免对人构成可能的危害。史称梁元帝“读书误国”，是为如此这般史鉴，是为迷于书海无穷而忘却书舟颠覆的超越者鉴。

书的功用，不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善的模式，而在展示了幅幅动态的流图。一本书的论证方式可以因时间的流易而变得陌生，其结论也可以渐渐化为陈腐，但它所呈现的精神活性及其流线，却同样可以是常新的：活力比结晶更长久。 

动态化的书籍观，以强健的时代感获得了明晰的方向，它无意去退藏于密、膜拜坚硬不变的真理，而是前来与读者们同解生机盎然的文化之谜。 

就我们的“文化哲学丛书”而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际上朝向同一的方位。这，就是通过精神领域的运动、转形与升化，去实现复兴中国的梦想。这三个“面向”的主体，并非他人的文化结晶，而是我们自己的社会需要。这需要召唤已被大一统体制抑制已久的民族活力，催促坚韧的中国民族再度觉醒，抵达世界文化的前沿地带。一百五十年以来，那些在苟活中担荷苦难与再生的“中国的脊梁们”，不正是如此努力的？通过对现代知识和民族精神的双向性认同，通过把握开放与自强间的最佳交叉点──中国民族正在逼近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抚今追昔，不难发现，在古代中国的灵性洞天中，就曾以易形无穷而永葆其神的鲲鹏，去象征中国的心，去象征中国精神那勤于探索、不知疲倦的活力：“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正是这主体的活力，才使我们在面对浩瀚无已的新潮文化时，不知惶惑、不知退缩。中国的心，在东亚舞台上曾经“水激三千里”，取得过“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煌煌成就，可惜一统的沉寂窒息了百年激荡，惟有奇迹可使鲲鹏再度复活，把巨大无匹脉息，投射到我们的丛书中──“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46

真神只有一位，所以德国妖人音乐家瓦格纳的“女武神之骑”中的女声独唱与合唱──就宛如女妖之声，毫无我们理解之中的“神”的气息…… 

九、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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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革命事件毁了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全部生活，扭捩了我的全部命运。”老人说。“那怎么可能呢！毁掉了的再建起来不就得了吗！”少年说。“毁掉的心境是再也建立不起来的。那革命事件的冲击波揭开了被遮覆的真相，宣告了你苦心经营的生活是多么脆弱、无聊且虚幻啊！从此，你的命运不得不改道而行──你怎么能走在一座已经跨掉的桥上呢！而世界上任何桥梁又都是‘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垮掉的”老人说。

要是没有其他时空中传来的乐音，我们这个时代就会像月亮上那样荒凉了，根本找不到一个像样的人可以谈话，没有同路人，没有引导者，没有一个可以寄托相思的对象……然而幸哉！这种荒凉状态也是人类文明史以来不常有的“异象”。如果说物以稀为贵的话，那么，这种“贵相”又将播下什么样的龙种呢？

荒凉的时代，荒芜的人群，荒废的情思。在这些大荒之中，会生出反抗荒凉的生命？就像沙漠植物，出于干旱，反抗干旱。 

48

人的“中期目标”常常是以牺牲短期目标并改变长期目标为代价。结果会发生两种情况： 

（1）中期目标支配了人的日常生活，从而使人异化为目标的奴隶； 

（2）中期目标偷偷被提升为长期目标（特别当你力量所限，一再推延中期目标的达成），结果使人“玩物丧志”，把手段变成了目的。 

人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生灵，所以，他不仅能为自己的处境镀金，而且总是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人生来注定就是要流血的：红的或黑的，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以这种藉口或以那种藉口。

49

在革命中，好多原先互不相识、飘零四方的游民走到一起来了。在这聚合过程中，他们开始了净化并完成了结构，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又一座人体的金字塔诞生了。接着他们堕落了，露出了饿蚊子的疯狂来……这帮风花雪月之徒！这伙“随欲主义者”！他们玩玩这个，逛逛那个，一切神秘感都破毁了。他们谈谈这个，说说那个，一切价值感都尽行涂炭。他们的力量，在于成帮结伙，但这也注定是他们的致命伤，所以他们永远不能长久地共事，稍有起色，就内讧开来。 

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压制源及其发出的无孔不入之压制力──作用于“历史气候的调整者”身上，就会化为巨大的反压制力。这些反作用力，及其夺人心魄、乱人眼目的表现形式──正是发自他们特有的心理海洋。这些海洋，映现着、改造着无机世界、有机世界、乃至社会世界的洋洋大观。这一“打破”这一肃清，就意味着更加深入的革命。 

50

革命，是反压制力量最激烈的表现。革命，是反压制力量喷发的最高巅极。革命，不仅要打破有形的既定压制，也要打破心理上的悟性压制。 

革命是壮烈的。它是悲剧的最高潮，它作为悲剧的结束者和句号来到世间。 

革命，决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政治运动的术语。也不仅是描述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经济运动、军事运动，以及人间可能出现的剧烈运动的区区术语。 

51

有文明的类型这一意义上的革命。有人类学意义上的革命。 

还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革命──现代人喜欢用达尔文主义来理解这种革命，说它是“生物物种进化的一个个里程碑”···至于真实与否，只有他们晓得了。 

就“现代科学”的视野而言：还有生命起源意义上的革命。而不是“物种起源”──“生命起源”必将成为生物学倾注最大关心的最大谜底……地质变动的革命。陆海升沉的冲天骚动……地球起源、形成；是星系诞生、澌灭──这又是何等壮观的革命！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的伟大交替更迭！──那里有着新艳刺目的朝阳冉冉升起…… 

这些，就是我们这些现代智人的视野所窥见的“革命”……他确实不同于“猿人社会”！

即以“人民革命”为例。人民革命其实就是“人海战术”，是强大的反制力量。但它一旦爆发出来，马上就成为压制性力量。反压制要求某种形式的压制来补充自己！革命的历程越长，革命所容纳的杂质越多──它的压制倾向就越明显，它的惰性就越重，它的污秽就越是沉浊。朝气蓬勃的时候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新公式化、模型化、老公猩猩化……年轻的弹性消失殆尽。反制力变成压制力。

新的转机又开始酝酿；新的力量又开始消长。新的努力骚动了。革命，又是普遍的。《周易》曾赞叹说：“革而信之，文明以悦。”明确指出革命是文明的刷新者。“革而当，其悔乃亡”，明确指出恰当的革命乃是涤除不祥的有力手段。革命，不仅是一个西洋输入的概念，中国人，对它有最古老而又最深刻的论述。《周易》集中表述了这一理解：“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因为革命，乃是来自宇宙的某种节奏。在它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的运动中──流露出宇宙的最高情感。 

不只是社会界，不只是心理界，不只是生物界──而是遍及宇宙每一个物理角落：都闪烁着革命的奇辉。没有革命，便没有明天的生活；没有革命，“存在”，就成为不可理喻又难以摆脱的超级暴君了。革命，都是好的。变化，都是可喜的。不论革命与变化给我们带来多少痛苦：它毕竟在荆棘丛生的“存在”中，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新路。没有革命，宇宙将沦为永久的黑暗。在这种意义上，创世的上帝，乃是最大和最初的革命者！ 

52

革命，还是沟通并转换有形的社会压制和心理的社会压制的唯一手段。 

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的“净化”与“正义”，都应受到解咒，因为它们不同于革命，而是对于生命本身的诅咒。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应该有形诸笔墨的“规律”、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束缚生命力的“原则”、“理想”。“束缚生命力”，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对生命力量的伸张。在我看来，只有生命力量的伸张才是正义，只有生命力量的扩张才是净化。除此之外的“净化”与“正义”，都意味着对生命的病态限制，都意味着这些年轻时代恶棍，到了晚年却要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阻止年轻人像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他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一样鬼混。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的精神衰落，已经成为社会的梦魇。 

53

正确的东西，只能诉之于正确的人格。高贵的东西，只能诉诸高贵的人格。而“规律”、“原则”、“理想”……若想成为有价值的──势必依附于某一有价值的、有具体生动内容的人格。否则，它们就流于空洞面虚妄了。

没有“客观上的净化”；正如没有客观的正义一样。们都是某种伟大人格或超群神格的鸡毛蒜皮！ 

54

在模仿西方生活和引进西方文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俄国人比日本人显得从容不迫，他们因而造出了一大批文化上的副产品：什么普希金、莱蒙托夫，格林卡和穆索尔斯基，陀斯陀也夫斯基以及托尔斯泰…… 

日本人，则显得匆匆忙忙。因而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造就值得“炫耀”。他们的文化副产品，就其创意而言最多只是二、三流的，甚至是三、四流的。即使其始作俑者也是意不在此的。 

至于中国人，则是惊惶失措、乱做一团……因此，在中国变革的中国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没有文化上的创造可以言得；反倒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真正的民间艺术。“民族的”的一词，在中国已经堕落为权势者们的梨园儿女了！ 　　　　

（另起一单页）

附录之三

反太极图说——《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的主题思想之一

   

1983年4月6日初稿

2009年11月2日修订

一、周敦颐的老成

我最为推崇的中国哲学家是庄子〔前369─前286年〕，其次则为周濂溪〔1017─1073年〕。可惜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再具备庄学和周学的简约力量。

与庄周的少白头不同，周敦颐真是一个白了头的老寿星，这不是指他的生理年龄，而是指他的哲学年龄而言：周敦颐代表了典型的老年意识，是第二期中国文明即唐宋文明也已老化的哲学表达。在他以后，“老成”是对少年的赞扬。

二、“阴阳”是交替者的命运

“无极而太极”原是不错的。

无极，是阴。是普通压抑。

太极，是阳。是乾元。是反压抑。

“太极动而生阳”也对；太极本来就是阳。

“动极而静，静而生阴……”这就错了。阴，不是阳动之后的静止状态；相反，阳动倒是阴静之后的活跃状态——因为阴是母，阳是子，而把阴阳理解为“夫妻”，则是农牧民的见解。

用我的术语说，“阴”与“阳”的关系，是一“代沟”的象征；而不是什么和谐的两性关系的象征。“阴”与“阳”的关系，是交替者的命运，而非调和者的体制。不仅是我，就是古人也对这一观念有着直觉式的了然，所以他们说“阴阳”而不说“阳阴”，这一“阴阳”的排序在所谓的“父系社会”的出现，很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与思考的。就是《易经》也说了：“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这个壮观场景，展现了《坤卦》的“上六”不是偶然的，它指示出“阴”即将打破、“阳”即将崛起的玄妙时分……

三、文明的内部完成状态

《太极图说》的根本思想是“主静”。这是过度成熟的表现。每当一种文明已经或已近于达到它的内部完成状态时，这种追求宁静的精神便会油然而生。

这和现代中国不断趋于野蛮化的精神要求，可谓截然相反。所以我们特别看得清楚：《太极图说》的最大迷误，在于把宇宙秩序化了，而且这还是一个老化了的宇宙，一个老态龙钟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安定团结”的宇宙。这是一个僵化的宇宙。这是一个不复流动的宇宙。尽管这一宇宙图景的作者在理论上还是有点矛盾的。

宋儒对“阴阳”的理解既然有失老成，甚至有所颠乱，那么宋儒对“生活”的理解也就不得不失于“主静”：“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周莲溪先生，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要为这一偏颇负些责任呢。

四、宇宙的道德秩序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这一处可以说是《太极图说》的真正精髓。

“各一其性”的五行，必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历史的春、夏、秋、冬以及那恒久不变、难以睹见的历史之魂。历史之魂，不仅是历史的支配者和主宰者；也是历史的一大要素，历史之一“行”。

宇宙即使有“秩序”，也不是“道德的秩序”。更不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人们假定炮制的道德秩序。这一点《老子》也许理解得更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相形之下，宋儒倒是彻底退化了。他们退化为一些文绉绉的“先生”，用现代术语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果只能遭到下人的清算。

“宇宙的道德秩序”在通常情况下，是作为一种心理战的工具得以创造、遭到使用的。

五、虚无主义的战略

周氏的老成哲学也许不是真的虚无主义，而是一种心理战略？这种战略先说服自己，再同化、腐蚀、征服别人。

《通书·治十》：提出了一个老成的政治原则：“纯心要矣，用贤急矣。”所谓“纯心”，就是教化。“心纯”，则是宗教的硕果。所以说，“心纯则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

老成的、失去宗教活力的理学指向——势将吸引整整一个世代甚至几个世代的“贤才”们的心。把社会上最有能量的人们，召聚在一起，使他们的创造才华进入文明的内部完成状态，酿出人造的甘泉。《乐中十八》颂扬人的精神说：“……天地之气大和焉。天地和则万物顺：故神祗格、鸟兽驯。”这里，作为老成的宋儒，周敦颐视“神祗”与“鸟兽”为一路，而其连接点正是以人为本的老成精神。

《通书·精蕴三十》颂扬人文精神说：“《易》何止《五经》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这似乎指认《易经》乃是宇宙的律法。据此是否可以说，宋代的理学，确以无神论的人文思想为基调，尽管其中不乏神秘主义的倾向，例如也说，“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

六、人的神化与专制暴政

《通书·孔子下三十九》可谓用心良苦矣！对孔子进行了偶像化：“道德高厚、教化无穷”等等，还不失对其人格的溢美之辞。至于“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则对人予以充分的神格化，似乎开始游离了人文主义的精神。

神化不是绝对不好，而是不可太多。否则，多神教、泛神论的危险就逼近了；否则，琐屑无聊和细节倒置就令人生厌了。孔子，充其量只是文化的象征，他也从不自认为帝王或神，即使他可以成为整个社会的“师”。

从宋明理学的事例看，人的神化确实与专制暴政的流行，具有一种微妙的关系。从秦始皇到满洲人，都主张人的神化、领袖崇拜，而孙中山也没有脱离这个窠臼，毛泽东则无忌惮矣。

中国民族也许需要上帝，但孔子这位师尊却不适合扮演上帝。人类的社会，需要一个比人更为抽象、因而也更为普遍的创造源泉，这不是人本主义可以提供的。

人本主义的极端表达，也许就是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的那句话：“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但这决不等于说，人有支配世界的道德权力；更不等于说，人有扮演上帝的现实可能。

人，作为假定自己“最灵”的生物，毕竟还是生物，而非永恒者；是肉体存在，而非精神形式。人还是脱离不了生物链，他还不得不在生物的局限中喘息。

七、宋明理学与现代中国

宋明理学可谓中国学术之集大成者：既包含史官文明的政治传统；又融冶先秦诸子的思想内省；还有佛教诸派的精神觉解——从而构成了宋儒自己的道德自明，奉易学为宇宙哲理、用历史作社会裁判……但是如此美好的学说，并不能挽救两宋灭亡于蛮族的铁蹄，这让我悲哀地想起了拜占庭帝国，虽然经过英勇抵抗，终于不免生灵涂炭。所以我们理解宋明理学时，不须为其哲学的盛装所炫惑，而要透过其皮相的仙风道骨，洞悉其内在骨质的疏松孱弱。

我希望如此之后，再加上对西方文明及其开始消退的野蛮精神的全面吸收，经过适当的调整而 继承发扬之，我们或能创造中国的新一轮文化，于下一个世纪。而在当前的这个“革命世纪”，“八夷乱华”、“三霸角逐”，似乎没有精神的出路。惟有在此劫难之后，中国在二十世纪付出的惨痛代价才会渐渐回笼……

那时，我们或许能够“以历史的态度”重新想起宋明理学之所以能对中国文化作出新的理解与觉悟，其原因之一即在于全面吸收了佛教与禅宗。按照同样道理，新一代的中国人在全面吸收了西方文明及其野蛮精神之后，想必亦能如是对中国文化作出新的理解与觉悟，并且以此应用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及其天下：全地都因这样的发展而受惠。这样一种新的综合，虽然创意不多，依然可能聚集全球人类的智慧，形成前无古人的超级剧场，演出我们的祖辈不曾梦想过的事业。它发扬“天地和则万物顺”的精神，同时落实天下一体的生态措施，就此凸显“中国文明的历史线索”。

（全文结束）

（另起一单页）

压制与反制：阴阳互动的思想时空

Repression and Counteraction：Yin and Yang interaction of the un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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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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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全集第五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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