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全集第45卷）

 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

The Boundary Between Man and Heaven——On the Unreasonable Sense of Mistique

（中心黄色──思想太极）

（Yellow at the Center·Taiji of the Mind）

1986年—1991年

2016年第三版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五）

Part 5 of  Sea of Five Colors：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五卷）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

《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中心黄色──思想太极）是《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五部，内容涉及“文化现象和宇宙命运”方面的问题，由此展现了作者谢选骏32岁至37岁时对于有关问题的看法和表达。

Synopsis: 

The Boundary Between Man and Heaven——On the Unreasonable Sense of Mystery (Yellow at the Center——Taiji of the Mind) is Part 5 of (以下为斜体）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以上为斜体）The book touches upon issues related to cultural phenomena and destiny of universe, and reflects the views of Xie Xuanjun the author from age 32 to age 37.

（另起一单页）

我听见你吹着一支神笛走过来，在你的笛声中，涌出五色循回的历史，流出自新不朽的海。你是五色的海。

（另起一单页）

目录

第一章 思想的性格

第二章 英雄时代

第三章 文化运动

第四章 理解与对话

第五章 拷问《传道书》

第六章 生命与自由的还原

第七章 梦想与现实的妥协

第八章 天人之际的气韵

第九章 太极之神

结语

一、三个“人”

二、解脱论

三、两种解脱

四、婴孩的力量

五、出殡的生命

六、再论解脱

七、文明也要排泄

八、和平之死

九、年轻的命运

《五色海》总后记：原谅在此写下的一切

（另起一单页）

第一章

思想的性格

001 

一个新的思想洞天、一个艰难的世界景观（德国人恰如其分地称为 “世界观”）──就要诞生了。 

002 

“只要有十二个人理解我的作品，我这一生就不算白活。”我的词语激发他们身上的魔力。他们是这思想洞天和那生活世界的中介。他们人数稀少，却力量惊人。他们能把思想的力注入生活的田。 

他们在生活之流上筑起新的民族家园。他们的家园反对一切形式的乌托邦。家园！多么亲切、多么温馨，流连缱绻。 

生活的家园！精神的国家！没有精神的依恋，生活将是浮沙，家园将是废墟！ 

家园！家园！！家园！！！为了寻求你，我们才满怀忧患，背井离乡。家园！家园！ 

你出生在我们的希望之野上，是任何外来力量也摧毁不了的！家园！我们建造一座心碑，一座超神的即超越一切信仰系统的神殿──庙宇，把全部的虔诚与祝福，寄托在这里。 

003 

有精神而后才有行动；有行动而后才有事业；有事业而后才有成功。成功的日子当然是“黄金时刻”（尤其对具有神秘意识的创新者而言）。最后的成功，早在行动之先，甚至在那精神开始萌动之前就注定了。对那些有能力感悟到定数的心灵来说，精神之所以能降临世界本身就是一项无与伦比的成就，是至关重要的业绩。它若能掳获世俗的青睐（社会承认），当更切入急功近利者的脾性，如若不然，则“金泥泰山顶”亦可垂范万世之功。──这也许才是更为持久的。为了行动，先创造你的精神！为了成功，先铸下你的失败！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只是一种精巧的形式。除了象征性的、“挑逗想象力的”作用之外──它几乎什么也不是。这些记录思想的符号，除了激发那些善于倾听它的心灵秘笈之外，并不表述什么。视思想具有某某实在的内容──只是出于以下的谬误： 

1、认为思想藉以建立的那些背景性构件是实体。 

2、认为思想本身和思想符号具有某种独立于人的理解之外的客观性。 

3、认为思想的基本价值不在于它的“挑逗”（启发与激发）作用；而在于它表述了某种“普遍的真理”。其实，在历史中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普遍的灵丹──除非它只是某种差强人意与自以为是。 

思想的性质在于：它是实体（人）与实体（他人或外物）之间关系的中介。有了思想，才有了关系转变的可能；故欲变革实体关系，必先变革思想。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思想是什么。 

对变革的受者（即思想的接受者）而言，一种思想的表述比一种“思想的实质”更为重要。因为，传播中的思想本身只是一个“形式”。除此之外，它并无先验的、确定不变的“内涵”。它是以其新颖、活泼、独特、玲珑剔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而激起深深感动的！除此之外，它并未永久性地、超时空地“说明”什么。 

当然，对创作者来说，过程可能是相反的：先有冲动及观念，然后才有漂亮妥当的表达。但是，即便在思想的产生中，思想也是依循某些先前的形式而运动的，例如语言、类型、观念的联络等等。以前，我也试图以寻常的、规范化的时代风格，来阐述我的所思，但在付诸实践时，我终于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怎样的运思，决定了怎样的形式。否则将把文思拧成乱麻，不伦不类。 

004

一个思想冲动，也就是“一种不可祛除的欲望”、“一种急迫的向往”、“深深的期待”、甚至是“日益逼近的魔影”──它能越来越紧地攫住了其宿主，反客为主，使主人为它服务！这是何等的奇能！ 

我的思想，你终于悄悄告诉我了：不仅要否定西方的思想、废弃西方的标准：不论是其古典形态的还是其现代主义牌号的；不论是天主教新教的西欧，还是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东欧──我都看到了它们的一贯之处，那就是和中亚细亚和新疆的共同的民间音乐，以及骑马和握手的礼节。这是和黄种人的亚洲绝不相同的一种生活类型，如果不说是绝不相容的，因为其背后是绝不相同的生命类型。因此，为了自己生命的健康，我们不仅要摆脱印欧精神奴役──而且要反抗它们的方法信仰、“道路宗教”！尽管纳粹称之为“高贵的雅利安”，其实只是充满贱人的烦琐和沉闷。西方宗教的特点是不负责的许诺与荒诞的科学说教的混合！西方的政治压迫者经常以救星身分来到中国，其实连西方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由来自东方的三个博士预言的。我们更要从西方世俗主义的拜物教之下，解放中国的良心。

005 

艺术化的点染法比之科学化的描述法，更适合中国人的脾性。一切理解和醒悟都必须藉助于特定个体的特定想象力、记忆力、理解力等等──点染与描述相比，更精神、更能促进思想的发展，它不禁闭你的想象，也可使听者所听获得比言者所言更多更深的东西……我们需要来自本能的启示，而不要紧紧归纳经验的推理与灌输。经验的基础，不过是经验者的特定癖性；作为其“上层建筑”和“某种感应”的经验（更何况先验的和超验的感应），较之本能即刻板又菲薄──宛如随季脱落的蛇皮、衣服。初生时也鲜艳无比、光泽鉴人；转瞬则豁然失色、悄然龟裂。经验只是人生的皮相；癖性才是人生的本体。所以许多改宗者语言系统换了，但价值标准不换──依然追逐酒色财气！ 

要保持某项经验的优越地位，只要禁闭癖性的自然发泄就行了。犹如要维护与逆转蛇皮的蜕落、时装的更替──只有制止蛇体和人体的发育生成。……老人就比较不喜欢更换新衣。 

鉴于经验的这种主观性质，严重依赖受教育者个体感受性的理性灌输，就陷入了深刻的二律背反。理性的灌输是方程的、线型的，而感受的体验却是圆形的、渗透的。以理性格去说感受，以灌输而传达体验，无异于方枘圆凿，不能取得优异的效果。尽管圣哲的体验，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作用于群众！

另一方面，由感受和体验不仅可以生出理性来（由圆而成方），还能生出异于理性的“启示”。启示的神秘性和它的再生是一致的：它是现成的语言不可尽说的，因而能够不断突破语言的樊篱，从而更新语言。神秘的启示不必局限于宗教领域。它可以设计人生，于文化的所有领域。它的传播媒介不是文字的定义，而是一种符咒式的力量。只有获得某种机缘，才看得懂、理会得明白，这不是通过“教育”能够达到的。启示和足以激发启示的那种领导品质和教父能量，可以激活具有不同“癖性倾向”和“本能结构”的各色人等，给以完全异样的暗示，发生普遍疯狂的共鸣。 

这还是仅就刻板的传播过程而言。若以更难分析的创造过程为例，则不难发现“理性判断”在其中所起的“元推动作用”，几乎等于零。 

据文化和哲学的全部创造和大部分传播过程，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文化的感悟式的心灵直觉，而不要文明的铁石式的心肠分析。文明的心肠及其被食物主义（经济决定论）、性欲哲学（精神分析学派），是被两位变种的、不再信教的犹太人给系统化理论化了的“经济决定论”、精神分析学派以及“逻辑实证论”的种种“分析手段”──只适于人在技术领域的生存、发展，却完全不适于人在人的领域中的健康存在。在更大程度上它该是只属于日益衰竭的西方世界的；而神秘的、正在步上复兴之途的东方并不真的需要它，即不需要以它为生计！ 

最值得令人回味的是，这一由技术领域进入人文领域的蛮族入侵，尽管冠以“科学”之冕，毕竟还是先从精神领域和“哲学理论”甚至“宗教系统”等高级文化开始的，而不是像通常设想的那样，是从现代式的物质生产的领域开始的。因此我们看到，早在工业文明开始之前许久，西方人的分析精神和工具论就兴起了！──这就突出说明，是文化的模式决定了技术的形态、社会的结构，而不是相反。 

006 

不要鸿篇巨制及其头头是道；而要一针见血与精辟独到。与其要山积的语法教科书；不如是一首诗的残章断简。是好诗创造了层出不穷的“语法规律”；而砸破一千部语法汇编也无法挤出一个新颖的佳句！与其样样万言然则空洞无物的“学习材料”或平庸枯燥的“通史”、老套迂腐的“某某研究”、充彻陈词滥调的“精神文明”，或穿新鞋走老路的“某某文库”；毋宁一篇简洁得足以照耀百代的奇言。与其要堆满仓库的“通俗读物”，不如要菲薄几页“通灵文字”……这就是我们对这个“知识爆炸”、“信息爆炸”时代的回答！

“信息爆炸”的虚幻性在于：它讲述了太多的雷同之梦！这些梦，相似背景、相似欲求、相似的矫揉造作。所有的“增殖”都是完全一样（简直达到了机械般精确程度）地炮制出来，只是文化系统内部琐屑的喋喋不休！换了些术语，变了些形式，施了点儿障眼法而已。总之，演变了，但角色如一。 

上面都是狂言？但却发自肺腑。──凝练着一颗心灵仅有的几滴鲜血，它指向通往未来的幽径。

请相信“少”的启迪力和陶铸力，胜于“多”。

007 

一种新哲学，席卷着它的新表述方式而来。它忽地鼓起内外如一的新风格，也许吹起一阵世界性风潮。 

“理性的井水”和“智慧的河水”，虽然彼此不相侵犯，但在意识表面的底下极深处，还是经常互相沟通的。可惜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纪，由于过度工业化的压力，文化环境也被连串地震如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等兽行给彻底毁坏了，于是，有理性的人丧失了智慧，而有智慧的人则丧失了理性。这是社会的真正危兆。 

如果“理性”靠着压制生命的活力、损害生活的冲动，便从根子上诋毁生命才得以“实现”──就让它见祖先去吧！生命的意义无论如何不该抹煞。“理性”这层菲薄的纸无论如何包不住生命的火！连街头群众都知道的这一道理，而欧美的大师家们却不知道？现代世界──已被工业文明及其唯物主义压榨得疮痍满目、令人不忍卒读！新世界的诞生有待于向过度工业化的恶势力挑战，有待于外科手术：向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的陈腐风习。虽然我们眼前还是看不到一点曙光；即便是以“反理性”自诩的西方新思潮──骨子里仍然是以理性主义为标尺。它们还是用精镂雕虫的“分析方法”和不厌其烦的逻辑推论为武器，其实，这些过去文化的末日象征，早就该扫出未来文明的堂奥之外了。 

008 

一言足以丧邦。 

一言足以兴邦。 

语言的暗示作用与默化力量，无与伦比。能扭转历史方向的人，记取“慎言”的至理吧。 

慎言不是“理性”的代词。时人常以“理性”与“克制”、“和平主义”、“要文斗不要武斗”划上等号。这不仅是对“理性”的糟蹋，而且是对“慎言”的根本误会。仿佛“理性”只是赌场上的筹码、博弈时的技巧！慎言的依据恰恰在于，“言”的暗示作用完全是基于非理性的动物本能，而决非基于莫须有的理性分析。

009 

有两种知识：符号知识与感官知识。思想的使命就是要把这两种知识整合为一。符号知识，就是“学问”；感官知识，就是“体验”；二者缺一，无以完成思想的使命。 

思想家不同于学者。他不是研讨世界曾经是什么样子，以及它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等等。──那是学者们的事。相反，思想家是着重思考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以及他希望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再加上如何促进这一世界变革的实现，等等。简单说，学问家的思考方向是指向过去的，思想家的思考更像是指向未来的。以此而言，现代的思想家，其实也就相当于是古代的先知和预言者。还有一种以学者面目出现的思想家──他藉着“对过去的理解”以寄托他对未来的希望。他在历史研究中注入了未来学的期盼。一旦剥去了他们论证严谨的学者面具──原来那还是个内心激动的思想家。 

老实的学者、奇异的思想家以及学者面目的思想家都有各自的用途。他们分头作用于治世、乱世和过渡时期；而真正的思想家──显然是激烈的革命时代的珍品！他是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年）的卢梭，是鞑靼人乌里扬诺夫的犹太人卡尔·马克思。 

有独创力的思想家将其个人的印记深深打在他的时代和他的人民中。他的思想和言论形成新的风潮。他的风格又是时代与人民紧紧地互为表里、相与生成。这风格是个人的，而且仅仅属于他人。所以，任何一个色彩浓厚的思想家必定有其不可磨灭、一望即知的个性，这个性亦即时代性。 

他的风格“落实”在其著述中，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是思想家与其他一切人类的分水岭；风格，可谓“思想家的试金石”：庸众甚至杰出的学者都可以没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但思想家却不可缺如。没有风格，便没有独创的思想。万年之久的文明史，难道还有无人说过的语句？ 

学者们则反之，要求把个人色彩降至最低限度。它追求一种无人格性的“科学性”──即使仅仅是一层欺世盗名（就这词的最无贬义的意义而言）的伪装也罢。思想家则不然──他的出现预示着强烈的方向性。这方向性必定要求一股带有相应动力的风格。他不以客观性与科学性自诩，激动他的，似乎是那超乎主客观分野之上的“使命感”：“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论语）至于司马迁引为同调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不也是对这“动力风格”的传神点染？要求从商纣帝辛的“宗教暴政”下解放出来的大方向，决定了中国此后哲学历程的“人文性质”。 

010 

学问与思想，也和战争、爱情一样，是人类力量的一种较量。正确与错误，并不在它的樊篱之内，而是在它视界之外。 

011 

静，也是一种动。因为在这动荡喧腾不已的尘世中，要保持相对稳定的“静”态，也必须出之以动态中的平衡。这意味着必须以“动”去抗衡“动”、以便达到以动制动从而抵消动、平衡动──相对稳定。然后才能得到“X-X=0”的至高静态。这是唯一可行的尘世之“静”。在一切“静”的底里，无不蕴藏着深而激烈的“动”。它是“势力均衡”的动，它是所谓“相对的静”──若不从此着眼，将使人误解为“绝对的静”。变化的可能及潜力──决不等同于“动”。佐证了“静”的相对性，说明它只是“动”的别一种形态。 

无论自然界、社会界以及心理界的伟大风暴兴起前夕，总有一种同等量伟大的宁静乃至于“沉寂”，统治、弥漫着……这是因为脆弱的平衡，以其死期将近，而变得格外执拗，格外冥顽不灵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均衡的进一步倾斜，终致破裂，形式急转直下……“X-X=0”一变为“X-X=X”。就这样，寻常之数的金科玉律突然失效；代之而起的将是“革命的定律”，即大动干戈的定律。在这里面，有多少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事态啊！ 

012 

不能（或是“难以”）被语言表述的思想，即成为“神秘的”。所以，神秘的不是存在，神秘的只是观念。它，只能知觉，难以解释。有关“顿悟结果”的信息，是不能用语言的线索，清晰传递的。它只能保留在心灵里──直到像是自生那样自灭。这就是神秘！神秘感，永远只属于一个人。 

能够传达的，即使可以被夸耀地叫做“神秘”，那也是一种退化了的神秘形式。 

013 

董仲舒的唯理主义是神秘的，它是先秦理智主义（“诸子百家”）向东汉神秘主义（“谶纬之学”）的过渡，因而充满了内在的紧张，给人留下痛苦的印象。另方面，先秦的世俗化多元思想，到了董仲舒手中，已经整合为宇宙秩序的系统一元论。“罢黜百家”实即“融汇百家”，“独尊儒术”实即“剽剥儒学”──思想运动就以此双向交叉，而成独一圣果。在内在的不调，则使此圣果产生了裂痕。董仲舒之学，与罗马帝国的万神殿运动相似，而与基督教运动相远，所以，它不能导致一个新文化模型的诞生，而只是走向旧文化的整合。这一事例表明，用世俗多元化的唯理主义的方法，去阐明宇宙一元论的神秘主义指归──这从来都不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再生之路。 

要拜物主义还是要人本主义？唯理之路和唯情之路孰更通达？这一抉择也许是解决未来世界难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注重思想应当让给注重行动；重视分析应当让位给重视直觉；科学将让位给技术；理论将让位给宗教；商业主义要让位给神权政治；势力均衡要让位给宇宙秩序。 

014 

对于本书而言，西方式的论证要让位给东方的断言。细细论证，必须在相近似的文化圈子和共同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功效。宛如咀嚼只在食物与肠胃配套时才有功效。对于精神革命的发难者来说，他面临的巨大困难是必须创造新的食谱以适合新的胃口。细细咀嚼还提不上议事日程呢。因为这时即使有了论证也无人能够领略它，更无人愿意接受它。论证的说服力远远不及胜利造成的新适应力来得有效……精神革命的发难者没有必要的闲暇来安排自己的论证程序，好在今后的千年历史将产生足够的学者来为他完成论证并为他制作论据。 

论证和论据具有这样一种独占性和排他性： 

只有在排斥了异己分子的圈子里，在广泛同意的基础上立起的“沙龙”中──论证才具有压倒一切的份量。因为在这里，对“论证”已不再需要做出进一步、进两步的深入论证了！因为被文化所隔阂的人群之间，人们是既不会去听也断然听不懂一个“异己分子”所运用新的象征及其种种论证的。现在，只因全球文化界已经日益成为“一个沙龙”，所以也就越来越不能接收新的信息──局限于旧方法的论证，对新事物几乎是多余的。只有新的文化所培养的新的感觉，才能发见新论证之合理？ 

015 

当此青黄不接之际，应当说陈述比论证更实在也更迫在眉睫。对于能够理解将来未来之际的巨大风潮的人们而言──现在陈述一个新思想本身就是雄辩与论证了！而旧文化模型所谓的“论证”──却往往是建立在一些拙劣的、根本经不起推敲的迷信之上的？ 

何必要力求“自圆其说”──以博得更大的欺世盗名之功呢？！这也许是出自日常需要的考虑吧！尽管世界并不是绝对圆的；地球也不是绝对圆的，但有些理论体系却很圆很圆，以至到了“天衣无缝”的绝对程度？老天，这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啊！ 

在我看来，一种好的理论并不自诩为真实表述了甚至“再现了客观世界的实况”，从而抵达了足以宣布一种“客观真理”的圣地。相反，它只谦逊地承认自己表现了人的心理气候的一种变迁，如此而已。而这心理气候是注定了要改变未来世界的全貌的。 

思想和学说应该是社会行动的前兆。它本身不应是孤立的，到此为止的。孤立的思想若不化为连续性的行动──就只能悄然退化、默然枯死、被人遗忘……思想本身就应该是一次特殊的行动！一种有待深化并且具体化的行动。这变化即使不由思想者自己来促成；也应该由别的受到感召的人们来完成！

思想不仅判断世界，更是投入生活的态度，甚至一个行动的前提。 

赵括的悲剧是理论兵家一旦执刀兵时经常遭遇的。政治理论家韩非不也是这样死在秦王和李斯这对狼狈为奸的政治双簧的政治阴谋中的吗？柏拉图为试验他的贤人政治梦想，虽未丧命丢脑袋，但也被贩卖为奴，甚为酸楚！这种悲剧大多发生在文化周期的末了，这往往是一个思想与行动全然脱节的时节！就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环境言，各种哲学及其语言概念逻辑所表达的思想，其实是相近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处境，在有关永恒的问题上，实际是相近的。无论是痛苦、是骄傲，是神秘、是明晰，是感情、是逻辑，是时间的迷惑还是空间盘旋……我们都是“太子”，都在神与兽之间流浪。等到人类统统成了超人，超人也就沦落为凡胎了。你无法把最伟大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类别上！ 

从这种意义说，哲学不过是一种呼吁，不是真理；只是生命力的演绎，不是本真。当然，呼吁又何尝不是真理？生命力又何尝不是本真。──但只有哲学家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说得究竟对不对时，他的哲学才是可爱的。 

016 

这是“思想家的哀歌”： 

人的行为是哺乳动物的本能，也深刻地支配着人，支配着人的思想和命运。 

人若试图脱离甚或减弱这些本能──就难以生活下去。所谓“动物性”──对于人的健康生存来讲，不仅必需而且有益。没有刺激，生活成赘疣，思想成为无益的装饰。 

人的机体功能被创造出来──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目标”，而只是为了复制自己、发展本能、延续生命。总而言之，是为了活而活。所谓“高级生活”不也是一种生活吗？尽管采取了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即升华的方式。思想是要用的：“伟大的思想不同凡响”，但并不在于它的装饰性，仿佛工艺美术商店里的玩具；而在于它的辅助性，仿佛锅碗瓢勺。 

即便是“对世界的发现”，归根结蒂不还是对人本身的一种自我发现？这不是功利之徒的花言巧语，而是历史的基本事实：不作用于社会，思想，难以成为伟大的导师。而对于社会思想的统治权，则可以使一个湖南乞丐贱步登上了天安门。否则──即使一个奇异的头脑可以酿造伟大导师的思想，却也因为不能流传理解，也就缺失了存留发扬的条件。 

思想也不是避难所。勇敢的人们，应从思想的潜伏中断然挣脱，出袭世界，驶入历史的蔚蓝色的甚至是污黑色的汪洋。 

017 

他不沉湎于思想中，以至于死。 

思想应成为这样一种优美的祭品，它是献在王者足下的一朵鲜花，新鲜、清香、湿润、色泽沁人、含苞初放……它不是储藏遗体的一段梓木，哪怕它储藏的是秦始皇的尸体。 

生活本身是错综复杂的、充满了使人困惑的矛盾和令人诧异的混乱──所以，某种理论、学说如果十分成功地排斥了生活本身的这一特性，从而变得非常圆满、谐调，不再有任何自相矛盾或略带模糊的中间地带，它倒流为虚伪浅薄的矫情了。它的魔力随着圆满而消失了。 

历史仿佛说，只有包涵某种矛盾与混乱，并勇敢而公开地承认这些矛盾与混乱才是生命的特性，才不失为博大。 

解决了一切矛盾的理论，除了修葺其自身之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决。 

消除了一切混乱的、“不规则的”、“意外的”等现象的学说，除了润滑了自身之外，什么也没消除。──这是多少大学者都该重温的小学课程啊！ 

对于此起彼伏的大千世界来说──关键处不在某个头脑和灵魂中酝酿了什么不同凡响的尤物；而在于这些个人思绪何以推演而成惊天动地的时代思潮。 

018 

“写上一万字的得意文章──其快感相当于寻常生活中的一年！” 

真正的书写者即以写作本身为使命而不是以写作为名利工具的写作者，如旧约时代的先知们就是这样一些怪物。他之所以勤于笔耕──是因为他必需倾吐块垒，否则便会抑郁而死！ 

请原谅他写得不甚妥当的一切吧，因为那是他生存状态的一种折射！ 

如果谁能理解“历史力学”话，也就能体味到，即令在一切“疯狂”后面，都有着它的一切理由。著作、笔记、书信……这些都是最深刻意义上的“死亡的记录”。尽管它们被崇拜者誉为或被作者誉为“生命的路标”，但路标的箭头指向哪里，却是不言而喻的。写了，也就死了。 

（A）活生生的东西是写不出来的； 

（B）一旦写出了什么──产出它的本源也就迅即枯涸了，即从意识中被排挤出去了。所以，一个安慰人的想法是：还是慢点写吧。这等于是慢跑着接近死亡。 

019 

有些对象（“存在”、“客体”……）是不能加以客观性的研究的：或因其神圣，或因其猥亵。──这就是“崇拜”与“唾弃”的功能。有些事物（“关系”、“过程”……）是不能谈论的：或因其邪恶，或因其恐怖──避邪和忌讳就这样产生了！历史上的禁忌多是由于特定的需要而产生的，一如现当代的“法律”一样。这都是迷信、非理甚至崇拜暴力、崇拜“恶势力”的结果。 

如果任何对象都被等同对待，不分档次地拿来观赏、研究、分析、摆弄──那无异使人生丧失了一切秩序与准则──神圣与卑贱一同倒在尘埃之中……比如“爱情”（这也是准宗教情感，它要求西方式的献身──“为了基督”；而不是中国式的占有──“我佛保佑”。）我总觉不宜以理性态度、功利心肠去追索、分析。艺术的表达与夸张也许是免不了的通病，但是，盘根究底的讨论却万万要不得！讨论爱情、研究灵性的人，多是冷血动物、利禄之徒。人生许多的事，都是如此“不便说明的”。不少标签自己通晓一切神秘真理的传道人，因此沦为“售卖上帝的人”，甚至沦为“出卖基督的人”。 

020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是“战败者的学问”，而诗则是“战败者的歌”。亡了国的波兰诗人密支凯维茨写道：“不。我要和暴风比一比力量，把最后的力量交给战斗，我不愿爬上荒凉的海岸，悲哀地计算着身上的伤口。”但是，他若不爬上海岸，又如何成为一位大诗人呢？如果柏拉图的叙拉古革命竟然成功了的话，那也就不会有什么《理想国》与《法律》诸篇了。马基雅维利也是如此。这正为司马迁《报任安书》的主旨所破：“文王拘而演《周易》……”。这似乎已构成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关系的一种“模式”。 

当然，也有大量的哲学和诗是为胜利者写的。如被尊为官方思想的一论和供在庙堂里的颂诗。其中也不乏伟大的作品，如《颂》和《伊尼特》，托马斯·阿奎那和董仲舒之类。但这种东西大多是“集大成式”的，而非首创性的。首例的狂喜，多是来自被放逐的苦难。而陷于顺境的人，更多是朝泄欲的方向去用力。（就这词的最深刻的、陷入本能之网的意义而言。） 

现代的“学术”已沦落为什么？──斟酌各种说法而已。现今的“文章”已被蹂躏倒何等田地？斟酌词句段落而已。这是没落时期下学术、枯死时节的文章。 

让我们在现代文明所造就的如此这般的无名荒漠中痛哭吧！ 

这时真理的亮光也许才透露出来： 

纷繁生动的时节万象，一旦被条理化，就成了一挂整齐然而干巴的拖把布了。这就是“分析”的苦果？而人的“理智”，除了“分析”、“判断”以便“归类”、“收藏”之外，还能干些什么呢？它怀着满腔的“科学热情”（这本身就是一矛盾的连体），利用观念的裂变性，把世界撕成一条条的“理”“念”。然后再大言不惭地称此为“事实”、“因子”、“存在”……这就是我们“文明人的骄傲”？ 

以语言为基础进行的交往是皮相的。语言不能沟通两个隔绝的心灵。最传神的倒是那无言之境，某种基于生物场“电”──“磁”的感应！这默契包含的微妙信息，可以在神奇的“一瞥”中接通了、传递了！批判的分析能力是可怕的！像是福尔马林窒息了一切生命活动似地杀死并肢解了一切“美好的东西”！美好的感受的意义，在批判之光的高强辐射下，人生一切价值赖以存在的神秘感与可靠性，荡然无存了，一切魅力也在根子上被窒息了。社会生活的过强压力，使得批判能力恶性膨胀起来……而这一压力本身，又源于社会的危机状态。危机产生了批判，正如醒觉产生了意识。但社会的繁荣，却需要某种坚实的、不经过理性批判的信念为基石的。这种“迷惘”──一旦被澄清了，理解的批判之光一旦升起，社会的固有秩序也就土崩瓦解了。 

具有经久价值的思想无一不是“发展中的思想”。因为思想作为人生的一种分泌物也像人生一样，扩张感的价值是高于一切的！唯有扩张的事物，才真的可贵。这样看来，思想价值的前提并非思想的条理性；条理与“逻辑”只是思想用以说服听众的有效形式罢了。圆满的思想无懈可击，像是一件可爱的、把玩的艺术品，雕琢它的功夫远比做成它的功夫多得多，决不是新文化的前兆。作为新文化前兆，深思熟虑并不需要“条理”、“逻辑”来规矩自己。因为他的深处已有自我怀疑、自我证伪、自我更新的因子。有一天这因子发育了，自然铸成一个死亡与一个新生。

021 

说来奇怪，在许多情形下，一种思想的值，是与这种思想的“内在矛盾”成正比的！思想越深刻、越有独创性，矛盾也就越丰富、越不屑以巧辩来弥合它。因为，世界本身就是这样充满矛盾的啊。 

思想的社会值当然还得取决于它的表达方式。表达得越精巧，越可以流行一时。表达得越朴拙，越可以垂诸长久。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同一形式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啊。于是，表达精巧的表达对当世固说服力，但对文化隔阂了的后世，却是障碍。“晦涩的表达”以其朦胧有时反倒更有生命力：这是因为，它的“模棱两可”增大了它得到理解的范围，更有力唤醒了后世文化的想象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要求：用艺术创作的方式来从事思想的研究。 

认为论证一种思想比产生一种思想更为重要，认为思想的重要性仅仅系于它的表达──就等于说一个人的服饰比这个人本身还重要。这种看法验证于社会值上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个人的服饰标志着他的社会地位、文化背景，因此服饰对于他人来说确实比这人的肉身还要重要──还可以得到异性的利用……但却不是“普遍有效”的。

思想著作──极像高级艺术品：主要着眼于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以便读者可据以独立构造一个预计的“精神世界”，并体现强烈的方向感；而不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些百科全书式的东西。追求知识，并不是思想著作的主要任务，一如那也不是艺术作品的主要内容。当然，思想与艺术也并不排斥知识及知识的传授，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则是用一团“无名之火”──照亮每个人心底里的黑暗角落，唤醒他对生活、对一切值得为之献身的对象的“投注热情”：投注，从此成了他的座右铭。

022 

为什么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家们当其年轻时，精进勇为、爱慕西方事物；当其耄老时，日趋保守甚至越超保守、重新回味国粹？ 

（A）是受限于生命的潜力──故青春时代充满扩张精神；衰落时代则退缩畏避，回恋故旧。 

（B）是震慑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剧变和文化革命的深化，转求一种较稳定的压舱石。 

（C）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神奇的勉力──像陈年老酒般对老人充满强烈的引力。 

（D）是中国的土地具有阴险的魔力──使人们的心灵在“狐死必首丘”之际，拜倒在祖宗们的阴影下？ 

我的研究表明，这四种因素同样并存，或多或少、参差不齐地支配着人们的“世界观转变” ──以致七十年历史悠久的共产教徒，竟十分奇特地转变成了孔门弟子和基督传人！ 

这也许并不由于“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而只是一种“对历史尘埃的痴迷”？ 

我们知道，任何文化模式，只有当它成功地解决了当时代的主要问题时，──它真正的力才会透现出来。在受到多方尊荣之后，它情不自禁地意欲成为一把打开一切未来之门的万能钥匙！──这是一种文化模式，如果在其黄金时代也仅能解决社会问题、仅能减缓危机的次要方面，则不足以形成支配的影响力。 

这些思想家们在其老年时倾心于传统文化──确实由于中国文化曾在历史上取得过 “解决了当时代主要问题”的成就。但是，何以他们在年轻时却并不如此痴迷呢？──这只能解释为，老年人特有的衰退与保守。老了，风烛残年、奄奄待灭。这时，“谨小慎微”成为人们的金玉良言。人们更多关心的是保住已有的，而非开拓未知的。人们更多注目于已逝的往昔，而非展望未来的可能。 

这时，一种奇异的现象发生了，正像植物的枝叶，年轻时充满热情地向上伸展，带着无穷的好奇心探索新的领域……而一旦衰年将至，就无力地垂下了一度骄傲的枝头、收敛了凝视的心灵──他准备“落叶归根”。于是他就归返“传统文化之根”，以便为自己觅得一个已知的、可靠的、安全系数较大的“心理墓穴”。 

原来这种“文化现象”是种“生理现象”！尽管这生理现象披上了一层文化的甚至卫道士的菲薄面纱──但仍然是“生理现象”。只是“经过无意的乔饰抑或有意的伪装的生理现象”。──这就是对老祖宗的思想、艺术、玩物以及泛泛的精神的爱？这样看来，“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不是别的，只是屈原的意象“狐死必首丘”中的那个“丘”。这丘是“落叶之狐”渴望回归的根穴！但愿它不仅仅是所谓“垂死者的永恒同在”！ 

思想家们的思想，常是“为自己和类似自己的存在辩护”。他们的创造性思想，就是“为自己和类似自己的创造性存在进行的独特的辩护”。所以，我们看到先有创造性的生活，而后才有独创的思想。 

谢谢命运──这“存在”决非那僵硬的、非人的“社会存在”；它是一种难以动摇，多变而又终其一生保持着内在一致性的“生理存在”！──人的自然本来就如此丰富多彩地矛盾着的。因此，体现其节律的思想，实际上并不有待人们去“创造”──而是一种真实的“天性的流露”。这是我们最根本意义“自然主义”！ 

023 

班·莱特在《哲学天才──维特根斯坦》中写道，“世界各地对他的思想与作品的讨论，他并没有参加。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常被误解，甚至被那些自认为是他的弟子的人所曲解。他怀疑将来是否更易于被人了解。他有次说，他觉得仿佛是为那些愿意用一种与现今的人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思想、来呼吸不同生命空气的人而著作。仿佛为一种不同文化的人而写。所以，他拒不印行他的后期著作。由于他的思想深度和原创力，要了解他的观念是很难的。若要把他的思想融合为一个自己的思想则更为困难。同时，他的个性与风度，又是最有诱惑力和引导力的。学维特根斯坦而不接受他的表达方式与用字甚至不模仿他的声调、他的风采与表情，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伟人在历史上的意义，并不表现在他们的子弟身上，而是经过一种更间接、微妙、通常是料想不到的某种影响表现出来。”

不过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这位银行家的孙子似乎有点故弄玄虚。他具有极其杰出投资天赋，十分懂得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金融帝国之外再征服一个哲学帝国自我解嘲！——谢选骏）（逃避检验！——谢选骏）

024 

上述的括弧里的话──故弄玄虚！自我解嘲！逃避检验！──都是我要加上的评论。要知道，我并不神化伟人，在我看来，伟人不过是些纪念品，一些标本，一些历史的遗物。为什么这样说呢？ 

要知道，并不是真理塑造了人的心灵，而是人的心灵创造了真理。公平、正义，只不过是人的理想，决非宇宙的法则。人与人的宇宙是共生的，在这种意义上，人并非宇宙的被动产儿。在这种意义上，人的理想（往往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理想，被伪装成宇宙的法则）。没有了人，便没有我们看见的这个宇宙（决不仅仅是“地球”或地球上的文明区域），便没有了我们生息繁衍于其间的“世界”、“气候”、“文化”、“时令”……只是在这种意义上，伟人才是人类历史持久的和值得骄傲的遗产。这就像是历史的一些纪念品，一些标本，一些玩具。 

我们要想学习一个伟人的思想？那么，请先要学习他的生活。不了解一个人的生活，当然明白不了他的思想。如果一个圣洁的人竟然过着淫乱的生活，他的圣洁令人作呕。当然，人评判事物要以自己的生活和经验为准的。这是生物的本性。思想家作为一头活生生的动物，也是这样。所以，离开了“处境”即具体的背景，无所谓“思想”。剥离了思想家们所思的时之背景，思想就沦为教条。人们想劫获思想家的精华，才把具体的时空之血肉剥离开来，把他们的生活与思想割裂开， 使之升格为普遍有效的东西，如此，“普遍的真理”被建立起来。但这样处置之后，普遍的真理是否真的建立起来了呢？当然没有，只有被伪造的历史。 

出现这种始料不及的怪剧之关键，在于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有其不容忽视的代表性，因为他们的天性本身就有强烈的代表性！ 

天性产生奇特的生活，奇特的生活产生奇特的思想，奇特的天性于是一跃而为“时代的脉搏”……其实，所有这些全是骗人的意象，是想象出来的梦。 

025 

人生最大的悲剧在于：生活与真理的冲突。 

有人为生活牺牲真理。有人为真理牺牲生活。既有人过于执地在生活和真理之间划上等号，又有人过于执地视二者为不可调和的死敌。各种极端主义份子就是这样，其或为纵欲者，或为禁欲者，或为经验论者，或为教条论者。 

026 

“老老实实”享受生活快乐的人是不需要思想的，所以他们是线条的人，而不是圆满的人。圆满的人，是经历圆周并懂得圆周的人，是那种从生活的轨道上被剥离开的人。但他们并不止于被剥离状态，于是便经历了英雄觅宝式的自我膨胀，把整个地球沦为一个不成规矩的跑道。唯独那失去了线条式的感官快乐的人，才可能拥戴甜酸苦辣的思想之圆。 

历史上那些身后令人惊羡的伟大思想家与伟大艺术家，生前却怀着这样的苦恼：“我能干些什么呢？什么都不行，我被人群排挤，显得笨拙而贫穷。人们都厌弃我，仿佛我的相貌丑陋，仿佛我居心险恶…… 一切社会都对我砰然关上漂亮的人门，连狗行旁门也冷眼看我。”

于是我知道了，根本就没有“开放社会”，因为社会就是封闭的同一语！“开放社会”是个矛盾的虚妄！是丧家犬的哀鸣。是犹太人流浪世界时刻的谵语。我踽踽街头，独行荒原……于是我向另一个世界寻觅知音与对话者，历史的世界或是属灵的世界……耗尽了如许年华，煞白了如许青丝──可是就连我的精神结晶，我唯一的儿子，也拒绝走红。没有一个行尸走肉知道它，我好像活在真空中。

他们告诉我，“文如其人……”可是我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人死去了，书却留下；人遭辱没，而后思想崛起。 

027 

我是文化，他们是文明；文化创造了“核”，文明创造了“质”。核是“非系统化”，一个核就是一系统；质是“系统化”的，一套质才是一系统。 

028 

文化的核，要在中国复兴“语录体的时代”！这是春秋与北宋；这也是诸子与禅机的“死灰复燃”。本来的人类，将以自己的全部知识来诠释这些谶语式的神机；将以自己平庸祥和的质，来充溢这异峰突起的核。 

029 

以前他在阅读古书时灌注了自己的幻想。是他的生机，使古书生气盎然，使之展现一个妙不可言的新天地。这是他的新的生命体验，他使古书复活，让绝路在陡然间活了。是他，使业已逝去的古昔重又归来。他，于此施展了高超的唤魂之术。 

可是他现在失望了。也许他再也不会满怀生命的充沛希望了。褪色的古书再也激不起他的感应了，甚至反应也没有了。 

他终于确切地知道，那是一堆并无生命的符号，不过是些往日生活的残迹而已。那里没有神灵？甚至没有心灵！！真的神灵和心灵，只是在他自己身上──时而潜伏，时而出击，时而哀愁，时而高亢——而且，永远如此。 

030 

书，只是载体与象征，文明的或是文化的。但是却没有一部书真能够“指导”人类去怎样生活。透过想象力的望远镜──也许有一部书在无限遥远的未来能够荣获这一精神垄断企业的神位，并被永久地供奉在祭坛之上…… 但也许，这部奇书迄今尚未笔诸文字…… 

有的书适于这些人，有的书又适于那些人，但是却没有一本适于所有人的书。不同的生活需要阅读不同的书。如果所有的人被迫都读同一本书──像过去的欧洲蛮子和现在阿拉伯蛮子读他们的牧羊犬强加给他们的什么《经》──那么，不同的生活者，所读出的也将是不同的段落、不同的神启。 

──要知道，是人的内力，把书同化为自己生命电流的导体！尽管这导体要诉诸“非人格化的灵媒”，但是其本质依然是生命的电流！！ 

031 

在我们这个时代，读书大概是一种最廉价的消遣了。这种由于印刷和造纸术带来的“文化革命”，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含义，上层社会（有权人）和中层社会（有钱人）因其娱乐所需耗费的时间，而使自己所握有的知识日少；而下层社会（穷苦人）反因无聊和生活压力的双重魔力而越多跻身于文化之原。 

这种逆流而上的状态，使现代文明的内部的不稳定性日益剧增。“不满”越来越成为符号知识领域内的一个普遍特征。因为，“不满”是由那些被迫钻在书本里的无权者们创造并传播的。 

这样，在我们看来，不消除这种“结构性的紧张因素”──现代文明一手制造的这种背逆与不满，终将毁掉社会的精神支柱。因为观念的世界是与实存的世界共生但又骈拇的，仿佛渗透又独立的一个领地。它既可帮助实存世界的放逐者免除孤寂之苦，又可弥合生活世界的非连续性──把一大堆茫无头绪的琐事，凝成一座充满意义甚至价值连城的堡垒。 

当大师们说，“甲是甲又不是甲；乙是乙又不是乙，好事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坏事既是坏事也是好事”时，我们应该从古老的迷梦中，醒来了！从压制了我们几十年的浓雾中挣脱出来；向谎言与诡辩的文明宣战！ 

──我们禁不住泪流满面：“大师们啊，在你的伪善中包含了对我们的多少轻蔑？”仿佛我们是些可以被信口雌黄的语言游戏给牢牢锁住的狒狒。 

当大师们这样振振有辞的念经时，他们的咒语是显然不同于日常语言的：这两甲两乙、两好两坏并不表达同一概念！他们用词的偷梁换柱，粉饰了人世间的沟壑！以期达到愚民之效。他们就是如此“明明德”的吗？ 

他们的把戏是这样进行的：第一组的甲、乙、好事、坏事，指代的是一种存在；而第二组的甲、乙、好事、坏事，却指代关于存在的某种评价或称谓。显然，正因为有关的存在也可以获得其它的评价或称谓，所以“甲（存在）是甲（称谓）又不是（称谓）”便也算经得起经验的验证。“好事（存在）是好事 （称谓）又不是好事（称谓）”，也显得通情达理──但谁曾想到这里埋藏着智性的诡诈呢？这不仅是偷漏概念的诡辩，还有搅混听众心中之水的榨取！在这种榨取中，利用存在与称谓之间必定有的那间距，取得了辩证逻辑！这辩证是一个超级的攻击武器，可以毁灭任何有价值的筑造，只是它本身却经不起思想者的检验与攻击？ 

在这座大师臆造的虚妄堡垒中，是非没有，黑白颠倒，阴阳混淆，人的思绪仿佛在太空中游荡、飘渺。于是，各种精神病毒，便乘虚以入。 

揭示这命题的虚妄性，是奠定当代精神病学的基础。还原其病态，我们发现，它要说的不过是，“甲不是甲又不是甲，乙不是乙又不是乙，好事不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坏事不是坏事又不是坏事……”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有效的语言表达和“智力训练”吗？ 

这群号称“大师”的思辨之驴、理论之马，所转嫁给我们的历史重负，该是到了被清除的时候了？ 

032 

任何一位真正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的出发点与最后抵达的思想目标之间的距离是无比遥远的。把他们精神上的初衷与其实际发生的历史影响作一对比是有趣的、也是惊人的。这一现象在艺术家那里更得到了体现：作者的灵感与其成品之间，有很深的鸿沟；其成品与接受者收到的意象之间则更有突变的、革命式的差距。但这一切，似乎又遵循着某种规划或“节律”，而不是“无缘无故的”。例如，原始出发点和最后抵达的思想目标之间，距离再远，仍有其内在一致性可寻。同样，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尽管有一条沟壑，但毕竟可以有所沟通。其间的缘由很难缕清，但确有一连串微妙的心理现象，贯连之。在交流的神韵中，一切虽不是按人们日用的逻辑来进行，而是以迄今无法明确解释的身心机制来互渗、推助的；但实际上正应了某位疯子的一句话，“伟大思想， 要靠其被误解的程度成其伟大。”也许这正道出了人的正常命运。但误解毕竟不仅仅是一种错误，它还是一种深化。即，按照思想本身（而不是思想家本人的原始意图）的道路继续前进，以致达到与其原来的结论完全不同的思想星座结论，甚至是方向背反的星座！ 

类似现象在大思想家之间更是彼此彼此的，从而形成了思想发展的奇特史：例如，伟大的精神常以反对来继承，以否定来拓展；而固守教旨却意味着背弃先行者们的精髓。 

我相信，一切伟大思想家若是转生再世，都定会成为自己先前形象的背叛者、反抗者。因为处境变了，易化方能通达。而转世轮回若干次之后，处境才又变得再度相似，思想也就再度不谋而合了。 

这与《周易》最本质的观念是十分吻合的？一切伟大的成功，不过是“适时”而已。 

是随着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六十年风水轮流转”──思想的相似性才又回转过来。所以最好的处世之法无非是“审时度势”、“安时处顺”而已。 

033 

对伟大思想家最好的崇拜仪式，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其美丽的人格，剔除他过时的装束，以新的表达，更新其思想。思想家（“教主”也是这样）本人活着时，可以“自新”；但他死后就只有出类拔萃的、以反对者面目出现的继承者，得以用《周易》所说的“反复其道”来为之“刷新”了……这种永久性的易化（“反复其道”），构成了人类思想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史！激起我们的生命力“力比多”。 

034 

是我们的生命力“力比多” ，“幻化了”生活、世界。否则，生活就再无整体感，变得支离破碎。世界也是如此。对于一个热爱自己（他们把这叫做“生命”）的人，缺乏整体感是难以忍受的……所以，他使创造了有关生活和世界的完整图像，以便安慰自己的思念！因此，他使赋予这完整图像以确定的意义，以便安慰自己的思念！剥开了这层面纱，便不难发现：生活与世界，哪里有意义？ 只是我们的生命力不甘心失败，于是渴望一个肯定性的答案。因此，哪怕可能的答案是如此荒谬与虚假，我们还是不断追寻、甚至满怀自信地接受它，甚至置它于一种不容攻击甚至不准察看（这被时髦的术语叫做“检验真理”）的“至圣所”。这就是“世界观”的真象！ 

中国的寺院和祠堂里，因此供奉了太多的生气索然、毫无个性的偶像……而且重重复重重，新旧交杂。有谁将生命的清泉，注入他们死寂的躯壳？ 

也许，当中国寺庙里的偶像都活动了起来，中国群众惯于宁静的神经系统，会发生病变？ 

035 

没有一种理论能圆满地解释世界，更没有一种理论能把世界的实况纳入自己的胴体。有些理论长于解释这些现象，有些理论乐于说明那些问题──但没有一种理论面面俱到、样样擅长。 

理论家要把自己的学说目为“真理”──就陷入了最深切的二律背反？ 

就我们所知，没有一种学说能够解释所有的现象，一如没有一种办法（理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没有真理，只有因情设施的文化现象！这犹如作为自然现象的春夏秋冬──各有其时，各显其能。 

036 

没有一种学说是“没有道理”的。但也没有一种学说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如果从心眼里把各色哲学、理论、思想、学说──都看成“应时而发”的大脑痉挛与精神之花甚至是艺术品的话，而不再拘泥它们的概念之网罩，也不再从终极性的、固定不变的定义去“僵化它们”──我们的认识功能，方才解脱了死一样的枷锁。 

037 

但愿真理不再是枷锁，但愿是人去创造（而不再是卑躬屈膝地“发现”）真理；而非真理 （上帝、物质、自然规律、三纲五常……）来造人！ 

038 

古老的神话，在我们手里破产。 

未来的牧师，不再谴责我们的破坏性。 

我们的扫荡，是为了你们的新生。 

（另起一单页）

第二章

英雄时代

039 

“失乐园”的主题，对人的灵魂具有极大的“引力”。你看它，从古代巴比伦世界的神话，一直变奏到现代世界的文学、艺术、哲学、科学──不绝如缕。它如泣如诉、似怨似慕──歌咏某个盛世的一去不返，悲悼人的永劫不复。真的有过一个天上的“乐园”或地上的“黄金时代”吗？ 

确实，在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里，都有过“乐园”。希伯莱人说，他们的祖先住在一个名叫“伊甸”的乐园里，在上帝的保护下，无忧无虑，过着幸福的生活。希腊人说，他们的祖先住在“黄金时代”里，那时“没有压迫、没有法律，却自动地保持着信义和正道”。没有战争和武士，人民生活在和平之中。四季常春，土地不需耕耘就有丰饶的收获。溪中流着乳汁，树上滴淌蜂蜜……中国人说，曾有一个美满和谐的“五帝时代”。人们“鼓腹而歌”，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由生活…… 

但幸福的幻影破灭了，只留下残破的记忆碎片。人与大自然（在《旧约》中被描绘为“上帝”）的和谐关系，被一种不和谐的、摆脱单调状态的力量一举击破。《旧约．创世纪》，把这力量描绘为“蛇”、“恶魔”、“撒旦”。上帝创造的女人夏娃（原义为“生命”）受了好奇心的驱使，偷偷采摘了“智慧之果”，与男人亚当（原义为“人类”）一同食用。违反了上帝的禁忌，被逐出乐园。开始了艰辛的、自己创造文化的历程。人的文化出现在历史的晨曦之中。 

神话的寓意，透露了这一古老的信息：人的苦难，来自他（与她。尤其是“她”，这一点对以后的历程至关重要）的好奇心。来自人的知识。人的知识和文化，是从对上帝的离弃中，是从对原始禁忌的破坏中产生的。这是否意味着：要结束人的苦难，也要从他“吐出”智慧之果、重新学会“泯灭善恶”、摒弃知识与文化而着手？这并非奇想，要知道，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理想国”、“乌托邦”──正以此种动机为其内核，企图以人为的力量，来重新返回浑浑噩噩的“乐园”！不错，那里没有苦难了，但也没有文明，没有不断变化的生活。这正是一切乌托邦的要害。 

040 

犹太人认为，以色列位处世界的中心，耶路撒冷神庙的基石代表世界的创立。该基石深深扎根达到地下水体（Tehom），这泓地下水与巴比伦神话中的“apsu”同义，为“创世之前的水”，是最初的宇宙。可笑吗？ 

密教著作家因陀罗菩提说，“同样的行为可以使有的人在地狱中被业火焚数千年，而有的修瑜伽者则可得永久的解脱。”（《智成就经》[jnanasiddhi]第15页） 

至于伟大的菩萨，在世俗面前却如此矛盾：“已达涅槃，但仍示现世间；已知无生，但仍求渡众生；确住清静，仍不弃欲乐。菩萨虽乐法喜，身边常有妇人，歌舞嬉戏。”（实叉难陀[siksananda]汉译本《华严经》） 

在《吠陀》中，火神阿耆尼（Agni）存于水中，而苏摩汁尽管源于天界，却被宣布为生命的“种子”、不朽的“关键”。人与动物的种子因而是“火一样的和水一样的”。 

在古代波斯宗教中，使琐罗亚斯德和他的母亲通体光明、烛照村舍的“斯瓦列纳”，正是类似的“神圣而富于生殖力的、火一样的明亮的液体”。 

在后起的摩尼教义中，性交特别是生殖被目为邪恶，因为它助长了“被俘获的光在子孙们肉体中的囚禁时间”。完美的生命在于不断净化行为，使光（灵魂与种子）与物质分离──这就是“救赎”的根本意义，救赎与世界本身的终结是一致的。 

在琐罗亚斯教义中，牺牲献祭（yasna）的根本目的即在于结束生命的“混合状态”而促进救世的上述“分离”。如仪礼正当，行祭者可以收获“玛伽”──一种“积极的出神”，行祭者因此得到魔力和超常的视觉，以达肉眼不可企及的直觉。 

玛伽状态还是“纯洁状态”，它赐人以“支配权”。通过“变身”，从受命运支配的肉体状态，进入灵魂状态。 

这是一种多么不同于西方式自由意志说的自由意志啊！ 

041 

英国学者塞利格曼（C.G.Seligman）在《非洲的种族》一书（伦敦1930年版）中曾讨论过类似“玛伽”的“巴拉卡”现象。巴拉卡一词源于阿拉伯语，字义为“赐福”，但在北非的含米特人那里引伸为“从神那里得来的美德”。因此，用该词指一个高浓度的巴拉卡的人时，可译为“圣人”。按照回教定义，没有任何人比先知穆罕默德具有更多的巴拉卡，可惜他只能将一部分巴拉卡传给了舒赖法（shurifa，单数形式是sherif[舍里夫]），即他的女儿法蒂玛所生的按男系计算的后裔。除了舒赖法以外，具有巴拉卡的人大都是为伊斯兰教作战而牺牲的英雄和地方上的圣人。可见具有巴拉卡的人，或是由于他们的血统，或是他们在生前做出了奇迹而出了名。摩洛哥当时苏丹的巴拉卡据说同时具备了这两种神圣的因素；他不但属于舍里夫家族并是其族长因而是神圣的，而且还因为他是苏丹，即“神在地上的代理人”，因而又是神圣的。根据回教神话，每天早晨有四十名圣人从他头上越过，因此他的神圣性质可以不断得到更新。

国家的幸福有赖于苏丹的巴拉卡；他的巴拉卡若强，谷物就丰收，妇女就生产健壮的婴儿，国家就繁荣昌盛；1908年沙丁鱼获得大丰收，就归功于一位巴拉卡特别旺盛的苏丹在不久之前继承了王位。其他具有较多巴拉卡的人，地位虽然比舍里夫低，却形成了一种宗教贵族，称为马拉布廷（马拉比特或姆拉比特），法语将它误为马拉博特，因此马拉博特一词在北非各地便是用来指一位圣人。

巴拉卡基本上是一种可以传递的法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圣人往任何一个愿意受惠的人的嘴里吐一口唾液，或这两个人在分别之前一起吃东西也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圣人必须作一次传统的祷告。 

关于巴拉卡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最令人惊愕的莫过于圣人的神龛所具有的庇护力。有一种说法是，不但在神龛周围的院墙之内，而且在附近许多用作路标的圆锥形石堆的地方，只要在石堆上能看见神龛，这一整块地区也都具有庇护力。任何人到达能见到一个圣人的清真寺塔的距离之内，就受到他的保护，不会遭到任何形式的迫害。这些神龛常有墓地因而更加神圣，在其上所发的誓言约束力特别大，那是由于其圣人的巴拉卡的缘故。（这个巴拉卡，与中国某些新兴宗教所谓积德标志的“白色物质”，是多么相象。2001年附注。）

在圣人的神龛里发生的奇迹多得不胜枚举。圣人们大多强烈反对基督教徒或犹太人。例如韦斯特马克教授──本章有关巴拉卡的叙述系摘自他的著作──曾被禁止走近一所特别著名的神龛。还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是北摩洛哥的大西洋岸边有一个小镇，由于它的圣人加以反对，早已没有基督教徒居住了，因为凡是企图在那里居住的人都病倒了，不得不离开。特别要加以强调的是，巴拉卡对外界的影响极为敏感，它会因此被玷污，效力降低。人们深有自信地说，穆莱·阿卜迪阿齐兹苏丹之所以失去了他的巴拉卡，原因之一是基督教徒经常出入他的宫廷；还有，某些偏僻地区的理发师说，他们在丹吉尔的同行们的剃刀上没有巴拉卡，因为那是基督教徒磨的剃刀。在犹太人或基督教徒的房屋里做的祷告是无效的。此外，犹太人不可在打谷场上走，不可进入粮仓，也不可走近蜂窝，否则蜜蜂将不能自制地乱飞开去。

在“半含米特人”（如下面将涉及的希卢克人国王）那里，类似的神力则具有一种较不普遍的即“特定的”形式及其神话。希卢克人的国王把自己的家宅建在一座引人注目的人工砌造的土墩上面，这就是关于他的权力的最雄辩的证明。要了解国王的这种“神一般的性质”就必须说到希卢克王国的起源。这起源可回溯到一个名叫尼阿坎的人，尼阿坎同他的随从们脱离了祖先的群体，后来住在东加扎勒的部分地区，他们继续流浪，一面走一面进行征服，后来变得很强大以至建立起王朝和国家。

尼阿坎是希卢克人真正的文化英雄，应当被看成是历史上的人物，大概生活在十七世纪初期。但是他和许多伟人一样，不是死去的，而是消失在一阵大风之中。自从他消失以后，人们就对他产生了那种对待半神的乃至对待真神的崇拜：人们认为他的灵魂存在于每个国王身上，这种内在性就是国王特权的起因和原因。因为体现了尼阿坎的灵魂，所以国王被认为最终应为其国家和人民的繁荣负责；而为使尼阿坎的灵魂能栖存于一个十分健康的躯体之中，希卢克人的习惯做法是，在国王表现出健康不佳，或因无法满足他的众多妻子的性要求而被证明为逐渐衰老时，就立即被人杀死。因为人们认为，如果神的灵魂栖存于一个精力不是很旺盛的躯体中的话，那么精力的缺乏就会影响到灵魂本身的存在，而由于国王的生命力衰退，牲畜就会生病，不会繁殖，庄稼会烂在地里，人们会生疾病，会有愈来愈多的人死亡。我们在讨论国王的死和新国王就位之前必须指出：尼阿坎的灵魂在新王就位时，才进入他的身躯，不存在什么天生的国王。 

042 

人类学家发现，智人出现之前的古猿，就已经具有私有财产。争夺原始财产，是各种野兽的目标。雌虎和她的窝穴、狼群与它们的领地、老公猩猩与它的众多“妻妾”和“子女”之间──都有牢固的占有权关系。原始人类也同样如此。阿连金森在他的《原始法律》一书中指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家族部落中的“长老”们，毫无例外地“占有他的妻子们和女儿们”，牢牢控制他的原始工具和领地。谁要不慎闯入他的“禁脔”，他就与之战斗──只要可能就杀死他！ 

在这种原始部落的生活中，年轻人毫无权利。甚至被逐出部落群体──如果他们想分享长老的一点权利的话。因此部落及其文化的发展极为迟缓。渐渐地，长老们开始“容忍年轻人的存在”：允许他们拥有从其他部落掠夺来的女子，承认他们对自己制作的工具和装饰品，并对他们自己猎获的动物拥有所有权。这种“让步”的动因是，在对抗其他部落的战争中，有必要加强自己部落内部的团结与实力。奴隶制度，实际上是对原始所有权的扩大。它承认同一部落（或部落联盟）内部的成员（“自由民”），有同等的权利去占有自己的战利品。 

封建制的所有权，又是对奴隶制所有权的扩大──它承认在原先通行部落内部的权利，扩大到整个国家内部。只是，这一扩大还是受到等级制的人为限制。 

尽管迂回曲折，但历史的线条显示：人类集体的成长，是和领袖人物的个人独占的程度成反比的。 

043 

耶稣意欲革新犹太人的宗教观念，结果被大祭司交到罗马总督彼拉多手里，判处死刑。他被带到“髑髅地”，钉在十字架上。……“中午的时候，黑暗笼罩大地，约有三个小时之久。到了下午三点左右，耶稣大声呼喊：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意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章） 

伟大的基督，人类的救主（基督意为救主，不同于犹太人的弥赛亚），自视为上帝的儿子──他不畏艰险、力斥群言，为完成救赎人类的使命，甘心奔赴耶路撒冷，为上帝而殉难……但他弥留之际，为什么却开始了对上帝的怀疑？耶稣临死的呼喊，激起了一系列巨大而持久的谜团──它绕在人们的记忆中，困扰着两千年来基督徒的心。人们问道：“耶稣为什么这么说？”于是，许多神学理论缘此而发。但滔滔的雄辩，并不能使人释然。

在基督徒式的正统疑问后面，有一个历史学式的疑问：《新约》的编纂几经周折，大量的经书遭到裁汰，为什么这段充满怀疑主义精神的呼喊，竟能奇迹般地流传下来，回荡千古？ 

在我们看来，其原因不是“疏漏”所致，而在于人对上帝的深刻怀疑。以致，最虔诚的基督徒也缺乏抹去这段宝贵记录的真正勇气。在宗教活动中举足轻重的幻觉作用，直接导致对感性世界的怀疑，但不直接导致对上帝的信仰。“上帝是人创造的”──这是说，人类对上帝的信念，经历了漫长而充满痛苦探索的发展。这，就是虔诚者所说的“天路历程”。 

天路历程上，充满了“魔鬼的诱惑”：其根本魔因恰恰深植在人性之中：人对上帝的态度充满矛盾：他本能地怀疑上帝；但为了克服这一本能，获得生活的确定性，又不得不信从上帝。以致，用严格的教议和硬性的教条，规定出种种违反本能的信仰。 

这一矛盾，存在于各种宗教、信仰的灵魂深处──而在耶稣基督的旷野呼喊，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谁能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本能，去删除它呢？人类在本能上相信上帝，但在经验上却怀疑上帝，是因为上帝确实经常“离弃”人类。也许，在原始人类受到幻觉（而非“幻想”）支配的感性世界里，确实有过上帝、“众神”的存在。但他们随着人类对于环境的控制能力的加强，众神终于消隐在人的视野之外──人们看不见他们了，只能“凭着心眼”去体验。当人从自然状态里初次分离出来，他就与上帝分手告别了。是文明人驱逐了上帝（然后再在信仰中接他回来，使之“复活”），还是上帝驱逐了文明人？不论如何，人神之间就这样彼此离弃了！

按照自然主义的创世观念，上帝和人，原从同一片“混沌”中分化出来──“山有多高，海有多深”；上帝的崇高，反衬着人的卑下…… 

044 

对于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因，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流行的社会学观点，把人看成一种经济动物，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吃饭”二字。因此，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应该归结到求食的活动。历此，人类文化的内核，与鸟兽生活的内核，几近一致。决定人的命运的要素，是同于其它动物的食物生存的经济环境。 

有一种一度流行的心理学观点，则认定人的各种社会动机，都受到性行为或性表现的制约。这当然是种极端的观念。但是，把饥饿、干渴、求暖、性欲等生物学上的内驱力，以及回避痛苦、追求快乐等条件的内驱力──视作人类行为的至上动力，则是片面的。认为人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只是以上述生物性和条件的内驱力为基础的……这种结论，事实上把人降到了一般动物的水平。即，抹杀了人之作为人的最根本的特质。那么，人的最根本的特质是什么呢？首先，是他超动物水平的能力，如语言的思维能力和操作的劳动能力，以及精细的记忆力（这有赖语言能力的发展）和杰出的想象力、创造力（这两者有赖操作能力的发展）。但仅有能力而无动机，是产生不了任何行动的。正如只有燃料而无火星，是生发不了熊熊大火的──不论燃料如何充足。 

人类最强烈的、最能区别于一般动物的行为动机，是他广泛的好奇。 

儿童很早就开始探查他们周围的世界，他们被新颖的视象和奇异的声音所激动。他们不停地摆弄玩具，并考察一切可以接触的感觉对象。儿童对环境中的新奇事物特别敏感，如把环境中的刺激作用予以剥夺，则将阻碍儿童的发展。剥夺的程度，决定阻碍的程度。实验表明，儿童的这种行为表现，用生物性的（如求食求性）、回避痛苦的内驱力，难以完全解释。更合理的原因，在于他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理。 

好奇，不仅决定着儿童的许多行为，还影响着不少灵长类动物的行为方式。如猴子相当一部分的日常行为，显由好奇心的推动。美国心理学家R.A.巴特勒在其《猴子的好奇心》一文中，对此作了详尽的报告和分析。他发现，猴子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坚持不懈工作的时间，竟远远超过它们为了获得食物奖赏而进行的工作。他的结论认为，探索一切事物与情景的强烈倾向，为熟悉生存环境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有用的机理。幼童和幼猴，比之成人和成熟的猴子，具有更强的探索未知事物的热情，这表明，早期的、大量的学习，多半得自这种好奇的动机。而生命早期的大量学习，是灵长类动物（包括人类）生存发展的主因。可见，好奇心对人类文化的继承、发展，比之各种动物共有的基本内驱力，有更大的价值。 

现在，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被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称为“性欲”的那种内驱力，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种变相的好奇心。弗洛伊德认为，随着文明社会约束力的强化，人的爱欲对象，受到两层限制：一、必须在成年异性中寻找爱的对象；二、这种选择还需受到风俗道德和法律的限制，被婚姻关系固定下来。因此，人的爱欲，受到了沉重的压抑。 

但这种理论是经不起推敲的。作为生理现象的爱欲、性欲，从性生理满足的角度看，并不需要广泛的、毫无限制的“对象”。从生理满足的角度看，只需要“一个”、至多“若干对象”，他（和她）就不再会产生“压抑”之感。因为，受到文明社会压抑的，并不是性欲本身，而是一种特殊的好奇──性好奇。这种性好奇猜测每个性对象都不相同，都值得一一探索；从生理上推断，这一好奇是从性欲派生的，但从心理上考察，则是人的广泛好奇的一个分支。 

性的好奇，有两种形式： 

A、性的窥探与想象。 

B、性的涉猎与犯罪。 

这两者都不是生理机制的产物。而是心理机制的产物。即，好奇心在性的方面的活跃。 

同理，人的经济活动，并不局限在“吃饭”，或仅仅占有保障生存所需要的物资等方面。经济活动大多以占有欲为最终目的，但其基本动机，也与好奇心理有关。这里，想象力起着决定作用。 

牧师的儿子、叛教者尼采有句名言： 

想象着获得财富，比真的获得了财富，更使人陶醉、激动，因而想象更能激发更大的行动力量。想象着荣誉、地位、及美好的一切，比真的拥有了这一切，更能激发起的那种力量是好奇的力量──是猎人的本能。行动者渴望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去体验一下“成功后的快乐”。但真的一旦“达到了目的”，往往反倒顿觉空虚了，因为，最本质、最隐秘的动机──好奇与探索──已经实现，到达目的就感到厌倦了。 

即以最生物性的活动──吃饭而言。人要求经常变化“口味”。这固有营养学上的需要，也有摆脱单调的食品环境的冲动；但人还常常“尝新”，常去采食不曾食用过的动植物。其结果，是人类的食谱不断扩充──有着生命界最广泛的食品范围。但其原动力，却并不是“饥饿”，而是对食物品种的求新好奇，所以人们把同一种质地的食物，做成不同色、香、味、式的品类，以满足食用心理而非生理上的需要。尤其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许多民族喜欢吃腐臭的东西，甚至达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

为了去满足好奇心这一心理需要，才外化出种种有关食物、居室、性活动等层面的文化需求。然后，人的各种文化样式应运而生，以满足这些变相变色了的好奇需求。

045 

宇宙是冷酷的。即使它炙热，也使人感到它冷峻，因为这是缺乏生命的温度。真正不冷酷的只是人的某种热情。但热情也终会熄灭的；无论谁都不应寄希望于一种永恒的、不衰变的热情。而热情，往往也包含着冷酷的决心，并会开出一片意想不到的冷酷之花。 

人生像一枝忽忽的蜡烛，但是它仅仅燃烧自己。它照亮什么了？它仅仅照亮自己，和自己周围十分有限的一点点空间。它照亮的时间是短促的。只有它自己才觉得自己有其漫长的一面，因为这是它的世界图象的自我反照和自我想象，尤其是后者，使它觉得自己断非一般，而是空前绝后──不仅聊以自慰，也是一种真心诚意的“认识”。直到它的火快熄灭了、光快暗了、热情逐渐冷却凝固──那无边的黑暗又悄悄逼近并默默包围时：它对着自己再也振作不起来的残火，无奈地发现了这一点、悲哀地承认了这一点。 

这一枝蜡烛烧净了。因为它照不见自己了。至于照见宇宙──那是从来没有的事，也永远不会有的。尽管整个宇宙的黑暗也无法消灭一支蜡烛的光辉！（All the darkness of the world cannot extinguish the light of a single candle.──Francis of Assissi）问题只是，被照见的那个自己常常不同罢了。进化论肯定了这一点，至于宇宙问题、至于能否照见宇宙的问题──那是进化论无力解答的。

古来的“神秘主义”号召“到内心去寻求上帝”──正是出自对人生这种状况的深刻直觉。而所谓“上帝”正如“宇宙”的通常用意──那是“我化”了的东西，正如自我往往在事实上而非在想象中要“被异化”一样。 

要是没有了饥饿、恐惧、寒冷、失意、危险、耻辱、敌视、困苦──“生活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要是人的一切愿望都得到了不言而喻的满足──生命就会莫名其妙地变得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空壳……成了最简单的能量的循环式。所以人们为了“充实生活”，经常发动“无谓的冒险”。 

046 

“祸水”的观念，在各民族古老的神话传说到现代的民俗心理中，都强弱不等地存在。它的内核是“女人祸世”，即人类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幸，是由某些坏女人的作用所致。这些人怀着恶毒的阴谋，施展种种手段，终于毁掉了人的幸福与平静。 

“祸水”观念，有时甚至影响了社会政治的进程，在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二十世纪俄国革命（“二月革命”）的前夕，群众对奥地利籍的法国王后和德国籍的俄国皇后，都充满不信任的情绪。人们认为“罪恶”主要来自这些坏女人及其阴谋。中国的例子更有名：传说中的夏代亡国之君夏桀的宠妃妹喜，她喜欢听撕裂绢缎的响声，因而君王为她毁去无数的财富。商代的亡国之君商纣的宠妃是妲己，暴君为了满足她的好奇竟命人把冬日渡河的群众抓来，砍断胫骨、察看骨髓是否充实，她的科学精神真是用的不是地方。至于毛泽东的“宠妃”江青同志，也是众所周知地祸国殃民。“坏女人”通过害人来获得快乐故事，似乎证明了“祸水”的实在性。西周末王（幽王）的王后褒姒，也是个怪异的女子。她生来从未笑过一次，厉王深感遗憾。为博得“美人一笑”，他竟举起烽火，诱骗诸侯“救援”。结果瓦解了自己的统治基础。……而且，这些女人的姓，都像西方人一样放在名字的后面。

周武王对“祸水”的评价，三千年来一直统治着中国人的心。他认为，商的灭亡是妲己的罪恶所致。所以，他斩下妲己的头颅，悬在“小白旗”上，以儆尤天下人心。（见《列女传》） 

这种态度，与罗马独裁者屋大维对待著名的埃及女王克娄奥佩特拉处置，在政治用心上有其一贯之处。埃及女王先是迷惑了伟大的恺撒，后又控制了一代名将安东尼。从而在罗马的舆论中名声狼籍。屋大维认识到“祸水”对他的危险，毅然拒绝了她的诱惑，而终成王霸之业。 

有一种普通的看法，认为“祸水”观念的本质，是父权意识。即，在男子中心的文明社会里，常把危机的发生责任，推诿到“弱者”──妇女──身上，以摆脱男子自己应负的主要责任。……这个看法，有部分的正确：“祸水”这一评价，确实含有推卸责任、转嫁危机的倾向。但是，许多“女人祸世”的故事，却在评价之外提示了一个事实：在历史转折的某些关头，妇女确曾起过先驱式的作用。而这作用，是由她们较为敏感的精神倾向，更富好奇的心理特点促成的。 

人类是如何从自然状态“堕落”的？是从女人的好奇与尝试开始的──夏娃偷吃禁果，破坏了神圣的自然律。文明社会，为什么充满了动荡和不安？是从女人的好奇与尝试开始的──潘多拉打开了天神所赐的匣子，放出了瘟疫、罪恶和欲望。只保留了一点可怜的“希望”…… 

女子比男子更聪慧。她的心灵飘逸着不可名状的好奇。任何高级文化，尽管在表面上都逼使女性退居次要地位，但却离不开女性的才智（或为视线之下的“基础”，或为对既成的文化发出疑问的新“出发点”）。法国贵族妇女的“沙龙”，就曾在欧洲文化史上起过温床般的催化作用。根由在于：女子有更强的直觉力，更敏锐的感受力、更迅即的模仿力。 

谁都知道，女子的语言能力远远超过男子。人们常常发现，同时移居它地的成年男女，女的学会新语言，比男子较易。女子对事物的理解，比男子有更近乎本能的洞察，男子则更多依赖推理等抽象智力活动。另方面，女性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摆布。比起男子来，她坚持自己意志的力量显得薄弱一些。这些特点使她面对新生事物的态度变得矛盾：既爱新奇，但受到压力时又易于退避以至根本放弃。 

各种“祸水”故事，讲述的实际上是个好奇心的问题。妹喜特别爱听撕裂绢缎的声音，是因为这声音在生活中太稀罕了。她的“罪恶”，只是不受节制的好奇。妲己的“罪恶”亦属此类。她的直觉断定：年长者在冬日涉过溪流时之所以惧寒，是因为骨髓空虚的结果；而青年人的骨髓充实，故祛寒力强。为了“验证”这一猜想，她唆使商纣王当场断下涉川者的胫骨，进行“活体解剖”──造成常识不能接受的惨剧。但却是历史上最早的活体解剖。

人的许多“罪恶”，都是过度使用好奇心的结果。 

基督教说人类的苦难和文化来自“原罪”。细细考察一下，不难发现苦难和文化这二者本来就是同源并同步发展的。一则韵味无穷的寓言说，“原罪”就是女人经不起“诱惑”，背弃了神的诫命。剥去其神学外衣，发现原罪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神的诫命”，只是那必然要被人的探索精神摧垮的自然奥秘。而所谓“诱惑”，也并不仅仅来自“狡猾的蛇”与“恶魔”，或任何外在的“客体”──诱惑，只是人类无穷无尽的好奇心理、求新意志的外化投影。

047 

伏尔泰说：“要是没有上帝，我们也会制造一个上帝。”反过来说──“要是没有诱惑，人的求新意志、好奇倾向，也会生出自己的诱惑！”这，就是“原罪”在文化学上的真实含义。文明是“原罪”的产物！原罪，则在文明之光的催化下分化为形形色色的“罪恶”。尚未心力交瘁、疲惫厌倦的文明人类，将闪射着兴奋、激动的眼光，投注在“原罪”上。只是等到人们在文明的崎岖之路上劳累不堪时，才会回首企盼没有原罪但也没有文明的“黄金时代”，产生种种关于乌托邦的幻想。看一看各种乌托邦图景创作、流传的日志──便不难发见：它们都涌现汹涌于社会衰落、文明停滞、精神疲惫、信仰崩溃的时代。 

凡是“有活力的”东西──就是“好的”。愈富于活力的东西，就愈生动、愈新颖；它的形式极其不固定，的“性质”也日日更新。它不断地涌聚起来、增长起来、在广袤的大地上四下里扩张、骚动──任什么也挡不住它的热情之奔放。它也不断地消散、心灰意懒、穷极无聊、独蹙于阴郁的一角──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悲天悯人、沉思泪彻了它的洞天…… 

人们说它是“恶之花”。是世界罪恶的私生子。它没有足够的道德掩护去继承世界罪恶的王位──因为它不太投合俗人的胃口、不太有着伪善的面目和卑劣的决心。但它却像一个孤独的隐士──永远创造着世界文化的天地。不论这天这地是绿的，是红的，还是黑的，或蓝的…… 

它弥漫着自身。所以它需要扩展、要“伸个懒腰”、要创造某种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某个“精神上的儿子”。是“第三世界”的源头。“第三世界”被一种神奇的魔力和怪诞的倾向一旦创造了出来就狠狠支配着──要向它的“精神之父”、它的源头，进行敲诈勒索：直到他们穷精竭虑、半死不活而后已。要延续自己的愿望支配着第三世界；要完成自己的愿望催促着第三世界…… 

除了“第三世界”──还有一个“第四世界”，一个人类行为的“第四世界”。当然只能是某一部分人类。一切“有活力的东西”总要超出自己去实现某种不同种属的表现──溢出自体，第三世界就这样支配着第四世界。 

048 

文明与原罪，是可喜可叹的孪生之子。 

如果人类不曾受到强烈的诱惑，如果人类不曾对上帝的自然法则犯下“破戒”的罪行──他诚然不失动物式的“幸福”，但却产生不了人类特有的“光荣”。这光荣，体现在这一曲折的形式上：“受了诱惑──认识诱惑──再用理性的力量去净化诱惑，以创造更高的文明”。 

“克己复礼”，是文明衰落、社会危机时的理想。它有弥合社会分裂的心理效果。但它的出现，并非向上精神的征兆。只是希望向下滑动的速度放慢一些，藉以减轻社会冲突的危险度。它的具体消极性表现在：如若人人果真成功地克制了自己，文明的持续增长所需要的“燃料”──“诱惑”、“欲望”、“罪恶”──也就无形消失了。“克已复礼”的抽象价值在于，正因为它实现不了，反倒有助于缓和文明的紧张程度。正如“和谐”的理想，也与文明的本质相冲突，但却能为过于炽热的文明进程，提供一帖爽人的清凉剂。犹如绿色和平运动在地区暖化的危机中，异军突起。 

049 

文明，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具体的文化发展，可能甚或必然趋于衰落、消亡──以便为新的文化、新的星辰提供空间──但却不可能逆转。“复辟”现象，只能是局部的、形式的。因为“全面复辟”的设想，违背大宇宙也违背小宇宙（文化世界）的定律。文明意味着：我们被一种自己正在参与、但却是自己控制不了的进程主宰着。我们身在其中、心摇其间，能动、能变，却不能不动、不变。 

050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一百二十年。' 那时侯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旧约·创世记·第六章》） 

世界是广大的，又是狭小的。世界，并不是独立于“人”这一主体之外的某个纯粹客体。恰恰相反，人们历来所谓的“世界”仅仅是：受到人的精神之光辐射、被宇宙的神秘所透视的某个低下的空间及其显示的时间变化──世界，是被人的心灵之眼洞察到的宇宙之角；进一步说，作为人的身体属性的生存空间即是“世界”！在“人”这一主体的身心整合作用之下，物我成为同一的。 

对不同的身体，“世界”因此是不同的。正如对不同的心灵，“宇宙”是不同的。古代中国人认为，“世界”就是“四海之内”──而中原的“诸夏”国家，位于世界的中心。古代希腊人认为，“世界”的中心是他们海上活动的基地──爱琴海。爱琴海的西部陆地据此被命名为“欧罗巴”，东部则命名为“亚细亚”。 

著名的世界征服者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从希腊一直掳掠到印度河流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以及他那时代的一切希腊、波斯的有识之士）认为，印度已是世界的东方尽头。他们不知有中国，更不知中国之东的万里之遥，还横卧着一片比当时已知的全部世界还大的“美洲”！同时代的中国人，好不到哪里去，也正忙于自己的“战国争雄”，对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 

人心目中的“世界”，是如此逐渐广延、深化的；但人对世界的认识，就构成人心目中的“世界本身”。这是多么富于戏剧性啊。 

人类越原始，他的光所能照亮的世界就越狭小。而没有从宇宙的神秘折射而来的心灵之光──人是看不见世界的。他无从形成关于世界的任何观念，哪怕最粗浅、最狭小的观念。原始人类的活动空间局促，他们的生存之角十分狭小──因此，“狭小的世界”对他们便成了“广大的世界”。每个群落，都被自己的圈所囿，他们只能以类似神话的形式去设想自己圈子外的事态；再以此回过来解释自己圈子内的种种现象。 

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知疲倦、满足的拓展，其“扩张精神”达到无限贪婪的地步。他总渴望获得新的质料（物质生活的光与热）、新的信息（精神生活光与热）。他总是渴望到现有的生存之角、宇宙之角外，寻求更新更神秘的实体。这实体被想象的魔力挑逗，又以确定性使人神往。于是，矛盾的双重（想象性与确定性）凝成巨大的引力──把人牵出那因熟悉而变得温暖，但又因熟悉而变得乏味的窝。这时，他面对更广大的、更让他激动的“新世界”。 

世界并不新，但它超出了旧心灵的观测范围，故有新奇之感。 

051 

一切英雄，都是扩张精神高涨的时代。英雄时代，并不是一去不返的考古学上的遗物，而是永远潜伏在人类生活中的一种机遇，因此英雄时代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把人的命运重行推向更心的奇峰，即便在最平庸最压抑最堕落最灰心的年代（如当今这个时代），也是如此。 

每一个正从旧文化的模式、旧眼光的局促、旧生存空间的牢笼中挣脱出来的时代，都是一个英雄时代。我们就身处一个英雄时代。每一种文化、每一种人民都曾有过自己的英雄时代： 

十字军东证，是中世纪欧洲的英雄时代； 

地理大发现，是近代欧洲人的英雄时代。 

特罗伊战争是古希腊人的英雄时代。 

十八到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是现代产业体制的英雄时代。 

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长征，是共产国际的英雄时代。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就是二十一世纪某种进程的英雄时代？ 

──正如青铜的出现标志着旧大陆人类文明的英雄时代；国家的起源则标志着人类面对秩序与良心的巨人冲突而做出痛苦抉择的英雄时代…… 

052 

英雄时代伴随着文明的生长而循环反复地有节律出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因此可能成为一个英雄。每一个英雄时代，都伴随着一个事实上的文化革命运动。后人正是透过这一运动的若干文化沉淀（“结晶”），去体察这些英雄时代的存在。真正的英雄时代，是有生育力和繁殖力的，它是新文化的被裸。英雄并不是一个溢美的封号，不是力士与忠仆，而是文化的教父──“绝后的英雄时代”即等于虚无。 

053 

各个英雄时代有个共同的业绩：突破隔离。 

军事征服是突破隔离的一种方式；文化革命则是突破隔离的另一方式。 

它们面临着的共同挑战就是：如何突破隔离？至于它们的应战方式则各各不同。 

有的文化机体如犹太社会的英雄时代，是从宗教信仰下手去突破它的局促状态，从而完成了一神教革命。 

有的则从军事征服下手，如亚述人的英雄时代，从而完成了世界帝国的建立。 

有的从经济贸易下手，如古典希腊和近代欧洲的英雄时代，从而完成了产业革命和技术革新。 

有的则把政治地理、文化表象生活领域整合为一，如秦汉中国的英雄时代（殷末周初）；从而形成世界史上最庞大、绵延最长的政治文化的共同体。 

在世纪生成过程中，各文化共同体又面临能走多远、能克服隔离多久的问题。英雄时代终会逝去，扩张的精神趋于衰退。它的突破隔离的效率，总会慢下来，它的“新边疆”形成新的隔离之势。 

这时，英雄时代无上自信的热情。会让渡给审慎、冷静的务实态度；以信仰为基础的勇往直前，会让渡给策略性地试探发展。同时，英雄时代最宝贵的品质、它的原创性，则被“后英雄时代”模式与走势取而代之。 

054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圈中。生活圈、文化圈以及精神注意力的圈。如，汉字的发明者们是多么智慧啊，他们把圈子的圈和猪圈的圈作了同样的文字处理。人的圈子，又何尝不是一个“人圈”，仿佛无形的、联系密切的牢狱。 不是“烟火圈”的圈，大约只是人生的一瞬之间。

人圈不仅使居住其中的你我他具有排他性，而且遮蔽了你我他本应具有的丰富感觉。人为兽做圈，是要取其奶、肉与劳力；人我自己做圈，为的是相通以息。这似乎体用不同，但“信息时代”的真理不是在说，“信息是财富”、“信息是粮食”吗？灵与肉，因此合一。每个人都仿佛在自己的梦中，每一种生活都类似于井蛙的生涯。一只笼，就是一个圈（生活圈、文化圈）；一口井，就是一个零（“〇”──自我封闭，自相抵消的体系）。它的性质上是很少依赖外界供养的，尽管它像细胞那样与外部进行微循环式的交易。 

055 

原始时代，入被严酷的自然环境制约着。文明时代，入从自然状态中相对独立出来，但又被自己的文化环境进一步隔离起来，成了人造系统的奴隶。 

“野蛮”的猎人所居住的环境，在许多方面与其它动物的环境并无任何不同。虽然人的环境己被语言及文化中一大套其它人工器物的使用所扩大（相对于动物的环境），而文明人，则居住在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环境之中。文明，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环境。他制作了这个环境，以把自己与那原始的自然环境隔离开来。”（柯林·伦福儒［Andrew Colin Renfrew，1937］：《文明的起源》，1972年伦敦版） 

其实，早期的文明居民把自己与自然状态相隔离的“创建”，也同时在人的群落之间造起了一道无形的黑幕。而造成这些壁垒黑幕的诸种要素中，人的分群愿望和地缘的因素，首先起了作用。 

地缘因素是造成早期文明相互隔离的主要因素。它限制了人际交往，使各种人文现象只能“依山傍水”、仰赖环境地分道发展。正是基于这一点，构成各种文明的人文要素获得了鲜明的区域特性。隔离人类的地缘因素，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来自陆地的障碍：

陆地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同时，它拥有对人类活动最使人感觉不便的障碍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 

A，山脉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崇峻的山脉曾给人的心灵留下深刻严峻的印象。许多山岭被原始的心灵被原始精神认为是“众神所居”。如古代中国人心目里的昆仑山脉、引渡人心目中的喜马拉雅山、欧洲人的阿尔卑斯山．印加人的安第斯山、日本的富士山、古希腊人的奥林匹斯山等等。而这类“神居”受到神化、人格化崇拜的根本原因，是它们有力地阻碍了人类的交往，严格限制了人类的活动半径。这激起他们渴求见到“大山那边的土地”的欲望和想象。但跨越这些山岭，往往使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不去跨越它，似乎又不甘心。 

《愚公移山》的故事，正是以幻想的乐观主义，表达了一种在大山压顶下无可奈何的心绪。 

山脉，古今往来都是作为大的文化圈和民族文化、地区文化单元的分水岭──屹立世间。它是自然现象（山脉）与人文现象之间关系的一个活的、但沉默的象征。喜马拉雅山山脉，是印度文化圈与“远东文化圈”──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高加索种系和蒙古神系的隔离者。高加索山脉、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则是切割欧洲文化内部区域的巨刃。 

就中国境内的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区域而言，山脉的切割作用依然显见，昆仑山脉隔开了西藏民族文化单位与新疆的中亚文化圈；横断山脉隔开了西藏与云贵文化区域；南岭山脉的存在给岭南地区文化特异色彩的形成打上难以磨灭的印记。而长白山脉和十万大山的存在，使中原文化的传播起了某种质的改变，促成了至少两种新的民族文化的定型。山脉，既是一种文化势向前跨越的障碍，也是它免遭外来文化过度压力的屏障。 

B，沙漠 

沙漠和它那变幻无情的生态构成了吞噬一切“翰海”。它是前进中的人类必须渡超的陷阱。不但在古代而且在现代，它都是人类的畏途，诱惑、威胁着环居在它周围的人民。绕过它是太遥远、也太渺茫了，穿过它则是神秘而危险的。累累白骨，是大沙漠特有的点缀之一。大沙漠因而成为各个民族文化的边界。更令人侧目的，它作为大文化圈的起点和终点──矗立于世界文化潮夕的消长之中。它的隔离作用，迄今未衰。即便现代科学技术的“魔法”和力量，也只能部分地达其超越的功能。非洲著名的撒哈拉大沙漠，从史前直到今日都是北非文化圈与中非文化圈之间明明白白的界线。这种歧异甚至体现在人种方面，沙漠以北“北非”居住着高加索种族的含族分支，沙漠以南的“中非”，则为尼格罗族和尼格罗种与含族这两个种族的混血类型。 

大沙漠如此，中等规模的沙漠亦然。在古代埃及史上，西奈沙漠的存在，是埃及文化圈与近东（巴比伦、叙利亚、希伯莱等）文化圈之间有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天然边界”。两种文化势力，及其军事、政治、经济的力量你争我夺，但没有一方能够获得永久性的推进。同样，印度河流域旁遮普地区的沙漠，曾长期受来自中亚分直接统治，至少，曾弱化过这一统治。使之终于本地化。 

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沙漠，其东缘已渐入中原文化圈的势力范围。而其本身及其以西，由于人文历史原因和自然地理原因，受中亚游牧生活的影响，强于受中原农耕生活分熏陶，表现出显著的中亚文化特征文化的划分法，一般将之归于中亚文化圈。与此相应，沙漠两边，在人种方面也有差异，属于伊斯兰教中亚文化的民族，多属于中亚种族（高加素与蒙古种的混血），属于大乘佛教（汉族和喇嘛教藏、蒙等族）东亚文化的民族，多属于比较纯粹的蒙古人种。 

蒙古大沙漠，也起了这种分离作用。自从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它就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圈，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圈之间的分界线。由于它便于游牧族骑兵的突袭，而难以被农耕居民所防守，自从史记载以来，它一再被大沙漠以北、以东、以西的游牧集群利用──成为南下侵夺中原农耕地带的军事“跳板”。但这块军事上的“跳板”，在文化上依然发挥着普遍的隔离作用──它对长城内外的两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模式的分化、定型和发展，是个决定性的因素。 

2，水域的障碍：

水，是人的生命、生活所仰赖的必须品。但广袤的水域，却不利于原始人的交通。中国古代神奇、深刻的“天书”──《易经》中有不少的爻辞，上面布满了“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一类象征性的文句……它表明“涉川”这种古老的渡河交通，给古人的生活造成多大的不便，以及这种不便对他们心理的压力有多么巨大。这些，很自然地体现到他们卜算问卦、预测未来的观念系统中来了。 

其实，迄今古代，即便现代，大片水域的存在，都对文化势力的流布发挥微妙的作用。对善于利用者，它是“通道”，对不善利用者，它是“天堑”。水域，含有巨大的能量。因此，古今的民间信仰，无一例外地认为“水中有巨怪”。这些巨怪对人并不友好。 

水域阻碍作用可分两类，一是“陆地水域”。如海峡、湖伯、河流；一是“海上水域”，如大洋。湖泊江河的阻碍作用，体现在两岸人民的文化差别上。例如中国长江南北，历史上（尤其是唐代以前）曾分属文化上相隔、相异的两个系统。欧洲的多瑙河、莱茵河、伏尔加河同具这种作用。美洲的密西西比河、格兰德河、五大湖在北美历史上，也发挥过关功能。 

江河因其漫长之故，对地域的切割作用比湖泊更大，因此，隔离作用也就更大。海峡、海湾在地质上属于海洋水域，但在文化上，它们与湖泊、河流的功能却十分近似。 

对于创建了伟大文明系统的人群来说，必须把湖泊江河等内陆水域变为交通的要道、文化的纽带。如尼罗河、两河、印度河、恒河、黄河、长江，在历史上都发挥了“善用”的功能。湖泊亦然，如“五大湖”现已成为北美大陆内地水路交通的枢纽。黑海、里海、以至地中海，中国的洞庭湖等内陆大片水域，这种勾联的功能十分显见。 

但内陆水域的这种益处，是文明手段不断强化的结果。它不是自然而然来到人类手中的。对水域的双重作用，必须“历史地看待”──技术力量越低下、文化圈就越狭窄──这时，内陆水域的隔离作用就会人于沟通作用。只有当一个文化共同体已成功地跨越水域两岸时，“天堑”才一变而成为“通途”。如长江，已从过去的“天堑”因素为主的状况，变为今天“通途”因素更多的格局。也许到了未来的某个日子，它又会再度成为天堑？而且是更可怕的天堑？事实上，内陆水域的这两种功能，是交织的、而非依照“阻隔──沟通”的模式直线发展。如长江中下游的巨大水域，在先秦时代有效地隔离了中国的南、北文化。但秦汉统一运动的高涨中，这一自然的鸿沟被克服了。但随着文化统一力量的衰弱，它到三国、南北朝时代，再次发挥了有效的隔离功能。到了隋唐时代，随着分裂的弥合，经济的恢复甚至发展、文化圈也趋于“复原”和扩张。再加上大运河的贯通，使长江的沟通作用突然增长，它一变而为南北水路交通的要冲。 

历史的潮涌就是这样。它有进，也有退；有退，也有进。再次有效显示了阻隔的能力。北宋末年、南宋一代，它的分离作用依然“一如既往”……甚至在中国现代史上，长江仍是南北势力对峙的标志，甚至是分庭抗礼的界线。 

可见，地缘因素的隔离作用，可能弱化。但不会消失。 

“海上水域”在扮演阻隔和沟通这种双重角色的方面，可以说是内陆湖泊河流的扩大，往往还可以说是一种由水构成的“草原”。船，在海上的用途，相当于马在草原上、骆驼在沙漠里的作用。古代中国人把戈壁滩和蒙古草原叫做“瀚海”，正是基于对沙漠、草原与海洋之间的这一相似性而做出的称谓、理解：缺乏适当技术手段，它们就是绝境；而对善于驾驭它们的人，则是无所不达、胜人一筹的通途。 

对擅长骑术的游牧民族，草原是独往独来的广阔天地；对娴熟舟楫的航海民族，大海是他人难以问津的势力范围。蒙古人曾广泛活动于大戈壁四周；贝督因人终于占据了阿拉伯沙漠外围的所有区域，并侵吞了北非、中东；希腊人、罗马人把爱琴海、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与文化纽带；俄国哥萨克把欧亚大草原变成了向东亚扩张的长长跳板，侵吞了鲜卑利亚（西伯利亚）和部分蒙古、黑龙江流域；近代西方文明则利用海上优势，在大西洋两岸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文化圈。 

海洋对种族、文化的隔离作用，小于巨型的山脉。如喜马拉雅山几千公里的浩瀚水面。但与平原相比（即便平面上遍布着山岗与河流），海洋的间隔，无疑会导致分离倾向──对照一下跨海（大西洋）西进的英格兰人和越陆（鲜卑利亚）东进的俄罗斯人，就不难发现，历史上的北美殖民者不但获得了社会政治上的独立，而且文化上也显示出巨大的变异；而即使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现实中的鲜卑利亚殖民者两方面对其宗主国俄国的依附程度都远过于当年北美人对其宗主国英格兰的依附程度。 

我们看到，今天，“欧洲列强”的一切“海外领地”都独立了。但被陆地联成一体的殖民领地（如苏联的亚洲部分、美国的中西部），则无此幸运。这表明，陆地的隔离作用实际上较海洋为小。 

3，其它因素：

封闭人类活动的范围是多种多样的。茫茫的林海、静静的沼泽、甚至普通的荒野和草原──都横亘在人类群落之间。许多威胁人类生命的生物群落──如猛兽、毒蛇、甚至是昆虫群和微生物的侵袭如传染病等──也曾履行它们隔离古代人类的“天职”。人们无法超越它。 

这些复杂而有机地交织一体的生态系统，构成了犬牙交错的生命界内部的“鸿沟”──它在无机世界的切割之外，又加上有机世界的阻碍。人类，面对着如此重重的隔离。 

然而，不论是来自无机世界的阻隔，还是来自有机世界的阻隔──其核心都是个“距离”问题。换言之，使这些阻碍因素充分发挥了隔离人类的作用的，是默默支持它们的“距离”。 

除去山脉、沙漠、水域的障碍，陆地哪怕是平坦安全的陆地本身──也是一种障碍。平原，作为人类活动的主演场所，也就拥有最不易为人察觉的一个障碍──距离。 

距离貌似普普通通，其实是个“神秘的要素”。它既以无形的阻隔──绵延不已──分离人类，却又激起他们要求克服这一阻隔的想象力与实干精神。许多物质文明，都是为了“克服距离”而设置的，舟、车等交通工具；以及投石、弓箭等武器。物质文明，实为克服空间距离而设。 

许多精神文化，则为克服时间距离而设。如神话、传说、文字、书籍，以及其中包含的一切观念、价值与“精神”。 

距离，沉默的空间，近乎无限的绵延……是可怕的。当瑞典国王、拿破仑一世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将士们，踏上入侵俄国的不祥之途时，使他们沮丧以至最后绝望，不是俄罗斯人的抵抗，而是东欧人平原那无边无际的“距离”。即使阿道夫是狼也无济于事。这平原以千篇一律无变化的自然和文化背景，使这“距离”变得难以忍受。于是，单单俄国人的“撤退”就足以瓦解侵略者的力量，最终，摧毁了他们的士气。距离，除非有更卓越的工具加以缩短，否则，任何进攻都会被距离淹没。尤其俄国，是只能从东面予以征服而无法从西部予以征服的！ 

更深入一层，诸如山脉、沙漠、水域等障碍，其要质也是个“距离”问题。如果山脉很短，即便再高再险──像富士山宛如一座天然的纪念碑──又有何妨？如果沙漠、水域面积很小，即便再枯燥、再深沉──又岂能断绝人类的跋涉？一切地缘上的交通问题，都可归结为──“如何克服距离”。 

056 

就近代以前的记述能力，即便没有山脉、沙漠一类的“天险”，仅仅是遥远的距离这一项，已足以使文化圈的形成受到根本局限。现代技术，能较有力地解决距离问题。但即使它也无法消除距离问题。飞速的交通工具和迅捷的通讯设备──减轻了距离因素，减轻了人类及其文化的沉重负担。但它又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如极频繁的交通事故、通讯设施常遭窃听与破坏等等。 

所以，距离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个人类必须永远面对的问题。今天，人类已能飞往太空。于是，“距离”这一古老的问题，又有了全新的含义……对这一切，人和人的文化是不能置之不理的。而在我们的文化史上，面对遥远的距离所造成的难题，任何不断扩大着的文化圈，无一例外地经历着两种变异： 

A，分裂； B，寻求更集中的权力以克服分裂。 

分裂，这是生命世界自我延续、自我扩充的基本途径。从最原始简单的真菌到最复杂精巧的人类──离开了“分裂”就无以为生。人的种族演化，伴随着分裂现象；人的语言演化，同样是分裂之果。作为人的属性与表象的文化，不也遵循这生命界最顽强的分化定律么？ 

文化的诞生，或从“自然状态”或从它种文化分裂而出，在发展中，有的分支淘汰了，有的幸运，长得蔚为壮观，不经历充满撕裂感的分化（其中既有痛苦，又有欣喜）──文化不可能长成参天之势。 

但文化不同于一般生命现象。它是超越体能的，因而更自由、更富于自主性。各个文化有机体，一路按“分裂的必然”顺势发展；一路则抵抗分裂，以内在凝聚向“自决”前进。它势必在“分裂”和“统一”之间选择一个“中庸”：太统一了，缺乏活力、缺乏生命。分裂过甚，则危及有机体的内在平衡。 

057 

对特定的文化圈而言，它在地缘意义上的分裂与统一，也是与“距离”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活在东欧大平原上的古代斯拉夫人，并无峻高的山脉、浩瀚的沙漠以及难以逾越的水域等自然阻隔的作用，最后却也分裂为三大群落：南斯拉夫、东斯拉夫、西斯拉夫。每个群落还包括若干个民族集团。从文化发展看，斯拉夫人缺乏自己的统一性，它们分属罗马天主教（以西斯拉夫的波兰、捷克、克罗地亚为主）、希腊正教（以东斯拉夫的大、小、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等为主）、伊斯兰教（南斯拉夫若干民族）。 

这种分化，和东欧广袤的空间、漫无边际的“距离”不无关系。相形之下，欧洲另外两大语言集团──拉丁人与条顿人，则大体分属罗马天主教（拉丁）与宗教背离运动后的新教（条顿）。因为西欧、中欧的空间比东欧紧凑得多──它面临的“距离”的挑战，也就相对不那么严重。 

生活在印度平原上的古代雅利安人集群，曾以古梵语为其共同语。并留下大量梵文经典。但他们终于同样未能克服遥远的距离所造成的离心作用。最后，分裂为若干不同的民族。仅粗略的统计，就有以下十三种民族语言，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马拉蒂语、信德语、古吉拉特语、奥里亚语、阿萨姆语、克什米尔语、尼泊尔语、以及著名的吉普赛语──原来纳粹德国所歧视的贱民吉普赛人，倒真是地地道道的“雅利安人”！ 

文化分裂较语言更甚。操雅利安语的居民分属五花十色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他们的观念体系的分歧委实惊人。大宗教有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佛教等区别，小的宗教不计其数。 

与“分裂”的趋向相抗衡，是寻求更集中的权力以克服“距离”──发展、扩张内在的文化实力。为了克服距离的阻隔（离心）作用而追求更大的能量，是一切文化的实际倾向。各种文化的不同，只是它们成功的程度、采取的形态（形式、“手段”）、以及被它们克服了的“距离”（空间距离与时间距离）──不同。权能的形态，有军事、宗教、政治、经济、艺术、哲学等等。在多数场景中，它们是兼容并蓄、广采博纳的──每一种统治文化都动员了自己可以动员的各种力量遏止分裂、谋求统一。只是，不同场景（时代、社会等时空形式）的文化条件，其主导力量不断移易、有所不同而已。 

058 

在寻求统一、遏制分裂方面最成功的文化事例，是近代以前的“郡县制的中国”。 

现代流行的理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广义的文化结构当然包括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是封建主义的。但是，这却是一种大大不同于欧洲中世纪或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日本的分封型封建制度（类似中国西周时代盛行一时的分封制度）的大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封建主义”。它的特点是依靠乡绅阶层“间接统治”农民大众的前提下，不断强化官僚统治的中央集权。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生产力下，这个主要依靠收取地租和征发劳力而存在的文化结构，却取得了当时（在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整个历史时期）世界上最集中的文化统一、最持久的政治统一。 

作为远东文化圈的主体，“传统中国”文化的丰富性──无论在人文学术还是在科学技术方面、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宗教上，都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中不少要素远未退化为“遗产”，至今仍是活的，仍有功用价值。与此同时，它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合一性，甚至体现为某种“政治的艺术”（权谋诈术），比较引人注目。其实际功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的方面： 

（A）阶级统治的方面。即皇室贵戚、官僚名士等超经济的政治特权阶级，对经济阶级（农民、商人、工业劳动者）的一整套统治系统。它发展得相当完备、成熟。在世界文化史上都堪称一绝，它具有体制意义上的极大稳定性，但对文化的多元发展──“分裂式的生长”，却极为不利。 

（B）稳定文化圈、凝聚文化共同体、扩大民族文化势力的方面。它表现为：成功地克服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与巨幅版图之间离心倾向。成功地沟通了地方文化之间的隔离状态，使之不致发展、分裂到有害于文化──政治的实体统一的地步。对中国民族文化和远东文明的发展而言，这却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当然也不会忘记，公元三世至六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内乱，和文化──政治实体的分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头发展，也起过推动作用。南北朝短短两百多年间文化──政治的世纪分裂状态（地域上的相互隔离），对造就南朝、北朝文化的各自特色，并最终融为一个更有活力的隋唐新文化──有根本性的贡献。 

059

中国特有的文化──政治实体，是一个保全民族文化和发展远东文明的必要。 

浏览世界历史，还没有其它一个文化有机体在克服空间和时间等距离的压力方面，取得过同等份量的成就。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大致稳定了两千年的版图，在工业时代之前，只有蒙古人帝国可与此相作，但蒙古帝国是昙花一现，缺乏内在的统一，根本不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至于早期的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主要是商业匪徒四处流窜的“势力范围”，并未形成文化──政治的有机实体。由此可见传统中国的成就，是对空间距离的胜利。三千年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只有印度可以与之相比，但印度却经常陷于社会政治的分裂状态，最终使文化圈内部形成严重的相互隔离状态。不但种姓隔离，而且教派林立、民族对立成为日常生活的有机构成。这表明，作为一个文化圈和文化实体，印度次大陆在克服时间距离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远逊于中国。 

中国的特殊性，使它成为孤独的。它的命运，既不同于日本、印度、伊斯兰，又不同于西欧、东欧，美国的文化也不适于它。 

060 

人的孤独在于幽闭：他既脱离了动物的伙伴，普遍水平，但又不见容于“上帝”，从而始终企及不了新的确定性。他上不接天、下不着地，游移着。文化既是人的屏障又是人的牢狱。 

061 

昆虫和鱼类通过传播化学物质以传递信息。蜜蜂和鸟类则运用精巧的身体语言如“求偶舞”等等来表达愿望。而各种高级的灵长目动物，能发出复杂的声音甚至能够做出“挥手欢迎”的动物！但只有人类，能够掌握有复杂结构的语言，并滔滔不绝地说，甚至记录下来。 

人的思维因此和语言密不可分。小说家常常描写过那种“四目相交”，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式的交往方式。但这种情形在高级生活中却太少太少了，且误会的成份更多更多。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人们彼此用极其复杂的话言，尚且难以清楚地说明自己的想法。“四目相交”式传递信息的方式，如果没有大量预先的默契、约定为基础，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它更多可能发生在两性之间，即“爱情的王国”里。或者，发生在其它动物色彩十分浓厚的行动中，如争食、自卫、乞求、交易、哀悼、骄傲……因为这是些“本能的活动”而不是文化。 

062 

外因论者把火的发现、使用，看作人类文化的第一道闪光。但考古学已能证明，前石器时代的猿人已经用火。因此，火的发现是前文化阶段产物。火只是自然力与文化力的中介，而非文化力本身。同样，“手”的作用也被夸大了。手工操作，并不是人的创举。不少灵长目动物，完全有能力折断树枝、指手划脚，从铁笼的缝隙拨弄笼外的物体。但它们并不是人，也没有指望“进化为人”。由此可见，人比较独特的是语言的系统能力。人的语言，已不再像鸟兽的鸣叫那样，仅仅表达情绪和本能。它已能表现推理与判断，表现出对于事物的归纳能力，对“类”甄别、认识。 

使人从他的动物界同行的根基中，分离而出的第一要素，是他的语言能力。语言密切了人际关系，强化了人的群体合作。更重要的，语言的发展从根本上提升了人的思维、细腻了人的心理。记忆力、理解力、想象力的发展，都是语言的结果。在语言的刺激下，人自身的蒙昧状态首先瓦解。在语言的冲击下，宇宙的混沌状态接着破裂。从蒙昧、混沌的“弹壳”中，迸裂出一个活脱脱的精灵，这就是“英雄时代的精神”。是挣脱了各种习惯之“神”的超神的神秘。超神之神的第一个“神”，是静态，是观念、偶像、习惯；超神之神的第二个“神”，是动态，是思想、启示、宇宙的神秘。 

063 

身处英雄时代的人类，是充满动态的，因此也是神奇的。 

“那时，有些超人（神子）看见人类下女子美丽，就随自己的喜好娶她们为妻。从那以后，地上有巨人出现。他们是，超人，跟人类的女子所传下的后代；他们是古代的英雄和名人。”（《旧约·创世纪·第6章》） 

这样的“巨人”，没有留下他们的“化石”。因此，地质学、考古学不能证明他们的存在。他们是当时的心灵与环境的产物，他们曾经生成在人的文化（而非自然环境）中。在人文主义看来，“巨人”就是掌握了语言的奥秘，从而能结成强有力的、相对巨大的群体的人。巨人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英雄时代开始的标志。 

064 

“死亡谷”对人的命运充满象征意味。 

世界上有著名的“四大死亡谷”。它们错落分布在即度尼西亚、苏联、意人利、英国。印尼爪哇岛上的死亡谷，共有六大山洞。它们像神话中的“妖魔洞府”，贪婪地吸吮世界的精华。每当人或动物行经洞口。就会身不由己，被一股神奇的引力吸入洞内。幽深的洞里，因此布满了人与兽的白骨……这些大自然的牺牲品，是死于中毒还是饥寒交迫？现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还不能对此交出明确的、齐一的答案。 

在苏联勘察加半岛的克罗诺基山区里，有个更大的陷阱。它宽有二、三百米，长达两公里！那里的地势崎岖不平，天然硫磺狰狞嶙峋地露出地表，到处可见动物的尸体。据新近统计，又有三十余人误入这死亡的国度，做了冥府之宾。科学家们曾多次来此探险，试图破谜底，但迄今为止，他们的意见仍是支离破碎的。 

意大利的那布不勒斯城和瓦维诺尔湖附近，有一个对人类特别优惠的死亡谷。它只歼灭入侵的飞禽走兽，但却丝毫不妨碍人的行动自由。人可以在这宁静的“动物坟墓”里逍遥漫步，思考宇宙的广大与玄秘，赞叹造化的不可测度。但这无言的墓地，却活在人的身边，每年悄然吞噬掉三千六百余头茫然无知的动物。 

和意大利死亡谷交相辉映的是美国的死亡大峡谷。它潜伏在加利福尼亚与内华达州相邻的群山之中。这是地球最大的“死神之口”。它的宽度在六至二十六公里之间，长度竟达一千四百多平方公里。峡谷两侧悬崖高耸。1949年，一支寻找金矿的探险队，因迷路而误入其中的一段，全部队员除数人侥幸爬出，其余统统葬身其中。最难解的是，幸存者不久也一一不明原因地死去……此后，多批探险队员前去调查，但大多也一去不回。 

大概是什么“有毒无知”侵害了人的机体？可是，这个死亡大峡谷却并不伤害动物：那里繁衍着二百多种鸟类、一千五百头野驴、以及无数的蛇与蜥蜴……邻近地区的人把这个“人类的坟墓──动物的乐园”成为“鬼谷”。当地的白种人只能据以推论说，是印第安人的大巫师在此施下了“魔法”，以报复色目人对他们的侵略……因为，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还是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个“鬼谷”独独对人如此凶狠，而对动物却仁慈宽容？ 

从地质学上看，各个死亡之合可算“例外”。但从人类的命运上深思一下，死亡谷却是自然严酷的一个缩影。人类的文化，正是从类似严酷实为星幸运的些微“裂缝”中顽强滋生出来的…… 

死亡谷，象征那惯于“以万物为刍狗”的宇宙（《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即宇宙与政治的牺牲品、祭祀）的无限冷漠。宇宙有自己的意志而不顾念于万物的存在。有时，二者碰巧相合，于是人们便很幸福；但更多的相背处境却使他陷入“悲剧”，并且命中注定不能消除“悲剧”：因此，他比动物更不幸。唯独在死亡面前，不仅人人平等，而且“众生平等”。 

065 

“人，是会死的！”这是一个令人震骇的事实。 

当人的灵魂意识到自己亲人、朋友、情侣甚至自己（！）以及周围熟悉的、令人留恋的一切──都是终将破灭的泡影时，英雄行为就获得了持续的动力，于是个人英雄的人生阶段就开始了！英雄时代，是人寻求自己的精神故乡和精神归宿的时代，不论是民族的、小集团的、还是家族的与个人的；因此英雄时代的前提就是一个缺乏归宿感的时代。 

066 

人们出于生物的经验，造就知道有“死”这一现象。原始人类以“死”为灵魂的转化。当人们的推理能力已理解“死”是全然的毁灭、彻底的“永劫不复”时，“死”，能激起一阵阴霾似的观念，这阵阴霾式的观念的潮涌，使人窒息，激起尘世的绝望、挣扎、英雄行为等等系列反应。 

它引起生理──心理的强烈冲突。人称这种反应为焦虑、恐慌。有什么巨臂能超拔人类于死亡的境地呢？ 

没有。任何人。任何可见的力量、一切给人生命和维持生命、发展生命的外物与精神──都不能让人摆脱死的魔爪和梦魇。于是，人便乞灵于自己的思路，乞灵于超自然的力量。 

乞求的结果却无一例外地只能满足于一时不能满足于长久，是绝望，使得英雄精神得以崛起。它用狂热的奔跑，甩掉死的阴影。用奋斗的光，驱散弥漫宇宙的彻底的冷漠暗淡！ 

067 

死后有“灵魂”吗？──这是无数人问了无数遍的古老疑问。在“有”或“无”的答案后面，人们用自己的希望织就形形色色的“新解”。它们有长长的论证以支撑自己，以免仆倒──因为宇宙的压制、生存的艰辛，激起了痛苦绝望的“灵魂问题”。人渴望用自己的答案或是无答案，来平衡内心的不安、抵制那只若隐若现的、日益逼近的黑手。 

生与死──以及作为二者中介的性爱、生育──的“问题集丛”，由此成为：梦幻和艺术的永恒沃土、宗教和哲学的不朽活泉；以及，一切“精神文化”的隐秘核心。它凝聚着多少“问题”？它闭锁了多少问题！ 

068 

世界上有两种胜利，老虎的胜利与老鼠的胜利。老虎的胜利是强者的胜利，老鼠的胜利是弱者的胜利。 

世界上老虎的胜利少而珍贵，老鼠的胜利多而泛滥。现代文明破坏了老虎的生存处境，珍贵的虎丘临灭绝的边缘！同样是这个受人美誉的现代文明却大大拓展了鼠类的生存空间、悄悄杀害屠戮了鼠辈的天敌──四处钻营的鼠辈，正迎来繁荣昌盛的新世纪！这是一个以耗子的品德为美的时代，他们称这品德为“企业家精神”、“自我推销”，他们称这种鼠辈之美为“庶民的胜利”。被人藐视的鼠辈还以廉价劳工的形式漫游世界，号称“世界大盲流”。受人白眼的鼠辈正在登堂入室，成为一代代著名宗师。老鼠的胜利，正在淹没老虎的胜利，成为世界性商业文明的特征。然而，在鼠辈的狂欢中，却流露出最大的残忍和贪婪。许多人宁愿死于虎之爪，而不愿死于鼠之齿。谁曾见过，还有比这更令人恶心和震惊的事：一个人被一群鼠活活咬死！ 

069 

如果在动物世界进行普选的话，老鼠获得的选票肯定大大于老虎。投票结果： 

A，或是老虎被放逐、监禁、酷刑、改造思想（比“洗脑”更彻底）、肉体消灭； 

B，或是老虎被拔去爪牙，以便被差遣去“为鼠群服务”。 

因为鼠辈的数量是如此众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为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理应这么消灭老虎，为鼠辈服务。如果普选突破哺类的范围而扩大到整个动物圈，那么，毫无疑问的仅仅是，虫子的选票将大大超过老鼠，蚊子、苍蝇和各种寄生虫甚至微生物将通过选举而获得它们的“动物权利”，进而获得统治的权柄。 

我的这种描述不是简单的讽刺，而是指出了现代文明处境下的“自由民主制度”的远景。越是民主社会，其文化就越是低俗恶劣；而大民主的社会，就大大低俗恶劣。 

070 

以人的数量来决定输赢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高唱“人的因素是决定一切的”之滥调，忽略并有意抹煞人的质量，因此决非真正的“科学政治”。民主政治并不像有些幼稚的附庸自由的宣传家所描述的那样，具有什么“科学性”。恰恰相反，“选票下的自由”，是种混淆类别的混沌。是在同一辞藻下，掩埋不同含义的语言游戏。这种变相的暴君统治掩盖了，在貌似的行为形式下，所具有的动机差别。 

071 

当嬴政诞生的时候，只是一个普通的王子。那时，在今日被称为“中国”的这块地方，这样的王子何止千百？在世界的其它更不开化的角落，其数目可能更多。后来，嬴政长大了，继承了大统，然后得以亲政。再后来，他四出征伐了，平灭了六国，征服了世界（而不是像今人误会的那样，是理顺成章地“统一中国”）。最后，他老了，并且死去，他完成了自身的还原之后，王业崩夷，新雄代立。 

秦皇啊，你终于走完了自己的圆。你走得何其雄劲，你伟大；你何其壮观，你光荣；何其耐人寻味，你正确。在长河中似乎很少存在过你这样一块顽石，所以人们用称颂神灵的话语来赞美你。然而，你还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你忘了自己是谁，你被自己的宣传给淹没了。 

“德兼三皇，功盖五帝”，是出于宇宙的神灵，追求万世一系、永不变色……这样，他就等于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位置上了。如果这青年的英雄、晚年的狂人退而求其次呢？仅仅把自己看作一个注定要朽灭的过客？那样，他反倒是位值得钦佩的“创造历史的艺术家”了。不幸的是，历史的主人于此沦为历史的奴隶。这是再现了一个英雄过早的心灵死亡。 

072 

在不同命运里，英雄的兴起、来临，根本不存在统一的时刻表。不存在齐一的节律。 

不同民族的英雄文化，从原始精神的中破雾而出的时间各异。催发了这一文化革命英雄精神，“苏醒”自有先后之分。比如同年进入生理青春的少男少女，其初恋萌动的年岁，也是各各不同。英雄时代的节律，难以用考古学上的“证据”予以推定。英雄精神，是民族内心的最大秘密，尤如个人生活中的“初恋”一样，它有时外露，以其灿烂的光华照临人间，有时则内含，以其深沉的冲动波荡灵魂……它有时和经济活动的高涨、军事力量的推进，一同兴起，有时则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凋敝、亡国灭种的不幸遭遇而悄悄降临…… 

因此，无法用物的遗迹来判断它。尤如仅仅依据“情简”这一物的遗迹，匆匆判断某人情爱的深度、纯度、内在强度，是过于冒险的。 

073 

英雄精神的形态，针对自身的生存处境而发。它要“控制自己的命运”，充满“把握命运”的最大野心，──这宏图总以悲剧式的巨大声响崛起、落空、再度崛起、再度落空……在这无止境的“轮回”中，人改造了他的文化，改造了他自己以前设计的世界。 

英雄精神源于不满与反沉，所以任何处境中兴起的英雄精神，都是独特的、不可复现的；后人追寻不到它，只能凭吊它的遗迹。英雄时代披荆斩棘。英雄精神的种子、英雄活动的耕耘、英雄史诗的灌溉──为我们留下了两份重大的遗产： 

A、抽象、信息化的“精神遗产”。它包恬，从神话中派生出来的各种世界观，体现民族的精神、情趣、历史、想象等特质的各种传说，以及信息化（通过语言或图像、尤其是通过文字而传递）了的种种知识、观念、学说。这是复古主义的真实基础。 

B、具体的、实体化的“物质遗产”。它包括，从神、家屋到生产工具、经济作物在内的整个“人工的自然”。以及从民俗礼仪到面部表情（“表达感情的方式”等等）在内的整个外部生活方式。 

信息化的遗产和实体化的遗产，融合成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但它们对我们的实际含义却大为不同，对前者，可以“抽象继承法”处理。即，用当代人全新的理解去注释它、分解它、吸收它。事实上，历史上的文化创造者们，也正是以这种微妙的态度去对待“前人的遗产”的。但对后者，对实体化的遗产，对那些至今深刻制约着我们一举一动、牢牢固定着我们的处境、弥漫在我们思维、言论的“社会圈”，却无法“抽象继承”。这是社会革命的真实基础。 

074 

英雄时代常是“野蛮的”。但它又质朴得惊人。它常以儿童般的敏感，迅即抓住了未来方向；以惊人的执著，全部身心投入梦想。英雄时代，包含着未来整个文化大厦的各色萌芽，它的精神足以孵化所有的文化分支；但在“文明时代”即“后英雄时代”里，我们却失去了英雄时代的意志，行动的意志。那些尚未被人造物所渗透、规范、僵硬的心灵，死了。这心灵，原是像未被纳入河床的山洪，那样充满力量的。 

075 

可以说，集团化乃是异化之源。 

我们可以拿文身为例，做一个深入的剖析。 

文身，可以说是人类原始精神世界的一种突出现象，它已成为现代文化人类学日益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正像人类原始精神世界中的其它现象一样，文身起源于原始文化，但并未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而销声匿迹。相反，它源远流长的存在，向人们显示了一部活史，一部活在人类肉体上的造型史，一部镌刻着痛苦与意志的精神现象学。文身的世界，还显示了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间奇异的不平衡性──文化常能超越产生了它的社会母胎，而获得程度不等、形态各异的“永恒性”它像一个载体，超渡精神于物质的引力场。 

具象地说，文身还是什么呢？ 

07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释文身为：“在人体上绘成或刺成带颜色的花纹或图形”──这仅及文身的现象层次而未人其功能层次，可谓粗浮不精；但却也在不经意间反映了社会上对文身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了解状况。 

从文明人的立场看，文身带有某种自戕的意味。这种有计划地刺伤皮肤以至使之发炎、变色的原始艺术和原始巫术的混合体，展现了人类精神现象学和人类精神史中的复杂内涵。 

现象与功能不同，前者是一种存在，后者则是对存在的解释。在读者就要接触的这本小书中，作者除去向人们展示了文身世界的种种现象之外，还介绍了对文县功能的五种解释：美饰说、尊荣说、吸引说、巫术说、标志说。标志说是较为后起的一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前面的几种解释。本书作者也是人体赞同此种解释的。泛泛地说标志，则标志仍是现象层次中的存在物；只有揭示了（即解释了）文身标志可能具有的普遍意义，才能进而确认它的社会和心理功能。因此，关键不在于文身是一种标志，而在于文具是什么标志？──通过对各种文身现象的综合分析，我们将看到，文身是生活信念的标志。 

在原始民族物我浑一的图腾制中，在文化民族区别等级身份和社会集团（如许秘密会社）的智性努力中，以及在费拉民族亚文化的职业群体和个人爱好中──无不贯穿着一根谱线：它向人倾诉着文身者形形色色的生活信念。倾诉了文身者为体现这种信念而忍受的巨大痛苦──这种忍受痛苦的能力本身也就是一种信念使然。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信念，民族英雄岳飞的母亲，曾在岳飞的背部刺下了“精忠报国”四字，勉励他从事以身许国的卫国战争。这是一项典型的中国式文身。岳母采取刺字的方式而不是文化人惯用的题赠方式，当然和岳飞母子出身于社会下层有关；但也表明，直接刺刻在人体上的符号比之印在身外之物上的符号（如写在纸上的墨迹），对当事人具有远为深刻的心理暗示力。岳飞母子的文身活动，揭示了文身现象确实具有的普遍功能：社会的与心理的“言志”功能。以此，文身成为生活信念的自白。 

通过文身，人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个符号。通过约定的含义，他被附加了一种象征性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象征力量是通过其内在力量的节流而获得的。而内在力量的节流，是通过英雄考验式的磨难而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文身活动在古代往往也是和成年仪式联系在一起，甚至是以之为轴心的。它从童年开始，在青年时代达到高潮，贯穿人的整个前半生，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奇异的人体符合系统。应该说，在任何一种文县样式及其具体解释下（美饰的、尊荣的、吸引的、巫术的……），都展开了同一个现实：作为文身者的当事人，受到了某种外来力量的干涉，并在此力量的控制下心甘情愿地、身不由已地驯服于归化的精神。对归化精神的不同类型，人们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做出多重的、甚至是相互交叉的解释。 

我个人的解释是，即便是那些显得毫无生活信念，完全以娱乐为目的的现代文身者，也还是通过文身活动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信念，尽管你不妨把这种信念叫做“追求感官刺激的”。否则，你就很难设想他会忍受巨大的痛苦以换得文身之美，更难设想他仅仅是为了单纯的自虐而施行文身。为了“好玩”而进行文身，则他的生活信念则是追求“好玩”；这也许可以被斥为玩世不恭，但你却不能否定这也是一种生活信念。作为一种直接铭刻在身体上的符号，文身沟通了人的灵与肉。通过文身，人们不仅表达了自己的生活信念，还显示了社会归属的趋向。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1901—1976年）曾经指出，在世界历史上缺乏任何联系的不同地区和民族中，在他们各自文刺身体时所运用的纯粹的装饰画和线条画之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形成。（《艺术心理学》第二卷）对此，可以提出两类解释： 

A，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即人类文化是由一个源头散布开的，所以即使在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民族文化（文身是其一种表现）之间，也必有相似。人类学家索勒斯（William Johnson Sollas，1849—1936年）在《古代的猎手及其现代的代表》（1924年）一书中早就这么主张了。 

B，人类生理心理的相似性，即认为基本的装饰图案在感觉原理上是以本能为基础的。艺术理论家巴恩斯（Albert Barnes，1798； died in Philadelphia, 1798—1870年）在《绘画的艺术》中就此写道：“这种装饰美之所以有感染力，大概因为它能满足我们自由而愉快的感知活动的一般要求。我们的感官需要适当的刺激，什么刺激都无妨，……装饰就能迎合并满足运用官能以寻愉悦的需要。”（第29页） 

无疑，这两种穷本追源的解释，都不失为十分深刻并且富于哲理意味的。我们希望，人类知识有一天能进展到足以验证上述两项假设的程度。但如果我们后退一步，也许现在对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晰一点。这就是，暂且搁置一下虚无飘渺的发生学或起源的问题，就可以发现，即便是纯粹装饰性的线条画，其相似性的基础，依然是社会集团的划分！艺术史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们尽可以找到看起来互无交通的地区间的“相似形式”，但常识却告诉人：这些“相似形式”毕竟只是问题的一面，不足以抹煞区域与民族间精神表象相异的另面。相异，就是集团化的直接结果；而文身的一大功能，恰恰是区别人类集团──就像是现代人的制服和标志一样：而这一区分的功能，也正是支持人们去施行文身的强烈动机之一。集团化的生活，构成了人类意志的一项动力。至少是为人的意志，提供了一个有形的规范。 

人体，尽管对自我而言高于一切，对他者而言则不过是一个符号的体系。所以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可以在《存在与虚无》中断言，“他人”只不过是“我的地狱”。人体不仅是创造符号的物理媒介，而且本身就是一个符号。身体语言，如发情，手势，舞蹈，自古以来就渗透了人们的生活，影响人际关系，迄今不衰。这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人际关系的物化程度已经多么深刻。美国学者苏珊·朗格（Susan Knauth Langer，1895—1985年）在《情感与形式》中写道，“现实生活中，姿势是表达我们各种愿望、意图、期待、要求和情感的信号和征兆。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意地控制因此可以像声音那样被精心编入一套确定的和紧密相联的符合体系中，这是一种真正的推论式语言。语言互不相通的人们，往往凭借这种简捷的交流方式，表达他们的主张，问题和判断。因为，姿势（即身体语言）已构成生活行为的一部分，对他者而言，“它是一种可见的运动，但不是一种物体的运动，不是周围的滑动、波动、旋转，而是被当作生命运动看到和了解的。”（以上见该书第11章：《虚幻的力》） 

身体语言比起声音语言来，在阐述理性方面虽有不及，但在传达意志上，却有过之。因为人的视觉比所学更发达，诉诸视觉的形象语言当然就更接近本能的层次。 

也许由于职业眼光的定格作用，符号学家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人是符号的生物”，因为很显然，人的思想（这体现为人的语言，包括直观的、造型的语言），是通过符号即对世界进行符号化，去认识世界（包括自思和自我观照中的自我）的。于是，人的创造物在这里获得了较人为高的本体性。人反而沦为此等本体的附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通过人在说它自己。”透现在文身活动中，人称施行了文身术的人们为“文身者”即“文身的人”，于是，“文身”也就成了他的本质。 

人到底是不是“符号的生物”？ 

我们说，不是；因为其他生物也有自己的符号。从直接意义上，人仅只握有符号而已，但他并未变成符号。但从间接意义上，握有符号本身，也使人自身多少有些符号化了。这就是“异化”，是人的符号化，是在使用工具的同时自身的工具化。而文身，则是符号化、工具化的具象体现，一种不乏美感的体现。 

人原非隶属于符号的生物，但由于文明，由于集团化，由于经济的压力──他所行、所思甚至所欲、所惧的一切，都与符号结了缘。这比文身运动更为广泛，但又不乏有趣的相似性。当人们看见一个妇人长得很顺眼，就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她具有某种美好的性格；而当嫫母被纳入符号化了的视觉模式，人们就会想到这是资质平庸的形象化。其实，这两项判断或解释，常被经验证明是错误的。因为生活是无法遵循任何一种形式逻辑的。符号化的视觉模式，近乎“成见”。在这里，姣好的或丑陋的面容，不同的身体与风度，都被理解成了一种符号，成了推理程序中的数据，成了类似文身图样的那种据以判断入的外在依据。 

身体语言是一项形象语言，而如文身或服饰之类则是附着于人体的另一类形象语言，是固定于活动着的人体而本身却相对稳定的形象语言。但文身的、服饰的语言，毕竟以其不断更迭的丰富性，构成了一套无所不包的符号系统。 

一千年之后，当人们回顾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将会为服饰时尚的迅速变幻而感到眼花缭乱。时装变化双轨交错：一是不同文化集团的服饰在空间上呈现的变化；一是同一文化集团在时间上呈现的变化；最后则是两种变化的大规模交汇。这些变化是如此迅速，结果，撇开质地与裁剪的水平不谈，现代服饰在样式与颜色上已超越一切阶级与集团甚至民族与国家的分野。嬉皮士、雅皮士、牛仔裤，代表的只是一种文化的倾向，却不仅仅是集团化的社会势力。这就是现代文化的奇特性，这就是现代文化语言的结构化。 

服饰本无意义，但习俗给服饰以意义，这意义对人生做出了规定。人通过服饰使自身的意义明显起来。服饰因此获得了实质性。《礼记·王制》篇说，天子的使命之一是“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给服饰以国家典礼、历法、法律、礼乐制度同等的位置，可见重视程度。《王制》篇还把改革制度和服饰的尝试，看作叛逆一种行为。（“革制度、衣服为畔，畔者君讨。”）《礼记·月令》篇记载，天子的服色还必须与季节的变化相一致：春季着青衣，夏季着朱衣，秋季着白衣，冬季着黑衣，而黄衣则是常服。显然，天子服色的规定，已不再局限于社会示范的功能上，而是扩及与宇宙节律的终极协调。这种神秘观念，赋予服饰以宇宙法则的言语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天子用服饰的语言，对自然说话。

与文身相比，文明社会中服饰的社会规范性更强，因为它在公众生活中更为可见，意义遂更明显。随着文明化，文身越来越成为一项私人的“言志”象征或小集团的归化标志。原始社会（图腾制）中的文身功能，让渡给了封建社会（等级制）中的服饰功能。“正服色”成了社会意识形态规范的重要方面。这也正是改朝换代社会政治变动，必与“易服色”的文化改革相联系的心理基础。 

例如，随着大一统长城时代的衰落、解体，中国服饰的意义也起了变化：审美内容被突出了，并被逐步推向首位。我们不再因为不肯穿满人的服装就被杀头了，这就是“时装运动”兴起的历史大背景，也是以“好玩”为动机去实行文身活动的历史大背景。例如，我们注意到，在西欧社会的传统时装中心巴黎，时装大潮的争奇斗妍，是在反等级制的人权大革命之后开始高涨的；而法国革命前流行于贵族小圈子以内的时装竞赛，也对封建制度的瓦解给予了一臂之力。当然，这是封建贵族们始料不及的，他们是身不由已地加入这一历史的行列的。 

人权社会是建立在经济分权的基础而非政治专利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大变革不可能不影响人的服饰观。所以，现代社会的来到，也就表现为服饰制度的解体，表现为时装热潮滚滚而来。 

两个社会两种服饰观，表明服饰确如文身一样，是人的语言。可以脱下的服饰表达了各种的文化精神，正如不可脱下的文身图式同样表达了多重的文化精神。文身世界，悄然广延在身体与服饰的语言之间。与身体符号和服饰符号所拥有的功能相比，文身这个符号体系及其功能在现代文明中多少有些秘而不宣的味道。这是因为，这是一个退化中的世界，是一个逐渐被服饰取代了的世界。但即便如此，文身活动毕竟还是凝缩着人的生活信念，这使文身世界从时间的意义说构成了一部“信念的活史”。不同时代不同人的文身活动，诉说着各自的生活信念，飘载着各自的生活形态。只要你深入到文身世界中去，就会发现那些图样和装饰决不是缺乏意义的。最起码，这体现了一种原始的勇毅和悠久的传统。而经过恰当的转化（解释），它就能变为另一种动力。 

文身活动不是突发的或一蹴而就的心血来潮。尤其是全身型的文身，它必须经年累月才能完成。仅从毅力的角度看，它毕竟不失为惊人之举。它不仅是艺术，不仅需要技术，而且还需要稳定的信念作为支撑，去完成这一工作。不论你怎样评价文身这一现象本身，你都不得不承认，这种有计划刺伤人体的原始艺术，对人的意志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没有信念，谁能忍受一种长期的、周而复始的痛苦？像是文身那样？ 

这是从积极方面去看待文身。 

若从消极方面分析方向的功能，则发现“异化”的悲喜剧，早在史前时代就开始了。文身，不就是人的非人化象征吗？刺上龙纹，不就是祈求人为龙子吗？刻上凤凰，不就是念祷己为禽王吗？文身所造就的，正是一种原始文化意义上的“符号人”。 

“符号人”可以有两解，一是“对人进行符号化”，一是“符号化了的人”──这分头体现了“符号”一词的动词性和名词性。前者具体落实为文明的进程、节律；后者则为文明的结果。因为这种因果联系，这两种状况都可以构成理性批判的对象。因为主要产生于文明社会的理性批判的锋芒，向来都是指向文明社会所产生的种种恶果（它并不是简单指向原始的淳朴或“野蛮”），仿佛一种自体免疫系统，以此抵消或平衡自体的弊端。 

但现在发现，“符号化”的意向早在文明社会诞生之前就有了。这将为现代思想家们提供一些什么启发？ 

分析一下文身现象和造成它的心理基础吧，“把人变成符号”、“符号化了人”的根源，并不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压力下，不在文明社会分工的细密化进程中；而在原始人类的集团化的压力下，在神话与巫术意识的古老躁动中。神话与巫术的意识，渴望无止境地提升入，最后把人提升为超人即非人。这就是原始文化中的异化冲动，是古代一切宗教的基本冲动。 

现代文明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外表，与神话、巫术和宗教是大不相同的；但在要求无止境地提升人并把人集团化即把人类区别为分割为对立的集团方面，则有着精神上的一致，它同样在不顾一切地渴望提升人的活动中，把人改造（而不再仅仅是“幻想”）为超人即非人。 

这就是现代文明中的异化冲动，是各种冒充科学的非理性狂热，各种披上了学理外衣的妖术。──它的历史性进化，是从观念的幻想世界跃变到了实存的改造涡流。道路与方法变了，目标与真理则一。 

对文身这个奇特的世界，你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视角去看。它就展现在那里，说着无声的故事。这些故事，对现代人类的求知欲是既感遥远又很切近的。在古代神话里，有一种灵活的人可以懂得鸟语兽言；而现在，通过努力，你即将通晓文身的图案与形象所包含的讯息，并理解它。 

077 

为了报──即使不为了更多的报，也为了同等的、或自甘于心的接近同等的报。这不恰恰近似一个心理上的“储存”吗？一旦提取不到──就会大骂“银行”（即以前的受施者）失信、形同盗贼了……可是当时──他却自称是“给予”，而非“借贷”，更非“高利贷”的！ 

只有征服者的“施”不是为着“报”──因为他得来全不费功夫，取走的更多如牛毛：些微的回报对他又算什么呢？他感觉匮乏时只需伸手掠取，何必希求些许“报答”呢？于是他唱起一首凯旋的圣歌，这圣歌闪耀着惊人的道德光辉！它的歌辞自称是个天下的施主而死不希求回报……（完） 

单枪匹马干掉了林肯的那个人，也许比发动南北战争、指挥千军万马的林肯，需要更大的决心、勇气和力量。当一个人面对着永恒的时候，比面对着暂时需要的时候，需要更大的支持。冷漠、孤独，给人以沉沦之感。 

（另起一单页）

第三章

文化运动

078

挪亚的方舟也是隐喻了人与文明的载体（方舟）。 

集团化的压力在文明与野蛮交界之际就造成了人的异化，从此，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求助于某种异己的力量。这是就人与自身的关系而言。若就人与自己的创造物的关系来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合构而成的生存工具（也是“依据”）越发达，人的本能力量就不免越是弱化，人对自己创造物的依赖就越深；人不再是独立的而是和他所创造的文明环境融为一体，正如没有马，牧马人就寸步难行。这也是一种异化──人被自己的创造活动给对象化了。 

在工业文明中，人的这一宿命越来越显明起来；但这一宿命绝不是自现代文明始，而是在最古老的神话就得到了最深刻的隐喻。《旧约·创世记》：“上帝对挪亚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大地……灭绝地上的一切。……你，要选用上好材料为自己造一条船。” 

──这船就是“方舟”，这方舟救助了人类，随后又禁锢了人类。 

人们的身体虽然离开了方舟，但他们在文化上、心理上再也离不开方舟，离不开这个避难所而兼囚牢的奇妙圣地。于是，他便发明了各种替代物以弥补挪亚的方舟遗留下的真空，这就是被称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部人类创造物。在这种意义上，人已“异化”为“方舟中的旅客”。 

挪亚和方舟──人类和他的文化。 

“上帝对挪亚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大地……灭绝地上的一切。……你，选用上好木材，为自己造一条船……”──《旧约全书·创世记》 

挪亚的神话表明，人类文化有两种功能，一是用来应付自然，改善物质生存的环境；一是用来联络人类，通过提高人的精神素质增强人的能力。前一种功能被人叫做“自然科学”；后一种功能被称为“人文科学”，或“艺术”、“宗教”、“哲学”…… 

这个古老的事实，早在《圣经》时代（公元前十至前七世纪）就被发现了。著名的洪水神话挪亚的故事，就用神话的语言，概述了人类对文化双重功能的朦胧理解。 

挪亚是个神话形象，是人类文化之创造者的象征。《创世记》上写道，他是古代地中海东区三大种族──闪族、含族和雅利安族──的共祖。 

这个神话有历史的影子：三个种族在古代和现代都有密切交往，埃及科普特人、北非柏柏尔人同为含族后裔，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为闪族后裔，而欧洲人、波斯人、印度人，则被视为古雅利安族的分支。而他们之间不论友好往来，还是互见兵戎──都促进了地中海区文化的发展。当然这一切，只是“高加索人种的故事”，言不及义（不及其他人种）…… 

传说，“上帝”对人类违背他的意志（神话语言称之为“罪恶”）感到震怒，下决心发动大洪水以毁灭整个人类。但挪亚是个好人，于是心情矛盾的上帝启示挪亚造一条巨船（方舟）以自救。获准与挪亚一起登舟的还有他的整个家族（他的儿子闪、含、雅利安等族的祖先）。挪亚在“上帝”的启示下，为逃避大洪水的灾顶之灾，造了一只133公尺长、22公尺宽、13公尺高的“方舟”，装载着他的一家人以及世界上的各种生命。持续一年的大洪水，毁灭了方舟以外的一切生灵……在希伯莱话中，“挪亚”的意思是“安慰”。他是文化的创始者（亚当则是人类种族的始祖），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创造者群像的缩影和代表。文化助人抵御自然，故团结众志并创造文化的人，即为人类的“安慰者”。 

洪水，是凶暴无情的自然力的化身，它恣意侵吞缺乏文化准备的原始人类。“方舟”是文化的象征，人类除非获得文化，否则只有毁灭。在“方舟”里渡过了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的各种生灵，无一例外都受到了人类文化的洗礼，它们不再是大自然的纯粹产儿。大洪水退后，上帝与人类和万物“订立契约”……从此不再毁灭人类，而世上的万物都要“惧怕人类”，“归人类管理”。人类文化史的晨曦就这样出现了。 

079 

洪水与方舟──文化的第一功能。 

现代学术界在研究文化现象时，常以“文明”与“文化”两词并举。前者多指物质文明、社会制度或应用性的科学技术知识；后者多指精神文化、社会心理或价值性的世界与艺术活动。前者重在满足人的身体、物质需要；后者重在满足人的心理、精神向往。二者的功用有所不同。 

我们发现，“方舟”的第一功能接近“文明”：它标志着人类与自然界关键的成就。它旨在保障人的物质存在，增进人的身体幸福。这种成就的结晶，即为科学、技术、知识以及一切可见的、实在的人造事物。 

“方舟”在挪亚故事里的作用，也充分说明了文化的第一功能是帮助人类抵御自然力的侵袭，人们需要方舟。人们制作方舟的原始动机，既不是艺术的冲动和宗教的热情，也非来自科学的研究和哲学的思索。方舟对于人们，首先是一个身体的（而非心理的）避难所，一个抵达物理彼岸的载体。 

在根本意义上，火也就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原始的方舟。使用火，即人类最原始的物质文明。火，被原始人理解为某种生灵，是令人敬畏的人类之友……人类用它烧烤食物、驱赶野兽。人，靠着篝火渡过洪水般黑漫漫的长夜，靠着火围在一起，形成最原始的群体。 

渐渐地，石制的用器出现了。人们靠它缩短狩猎的距离，弥补爪牙的不足，撕裂坚韧的皮革……这何尝不是飞越空间的原始“方舟”？ 

早期人类居住在洞穴里，至今世界各地都有楚楚动人的洞穴壁画的发现。它是人的见证，它诉说沉默的远古，那时人们以洞穴为陆上的方舟，以躲避风雨雷雪、猛兽龙蛇。 

每个国家也是一个方舟，人们同舟共济，以实现共同的理想目标。 

每个学派，机构、社会团体，都像是方舟上的各个房间，以组建有序的国家生活。 

现代被称为“物质文明”的一切，哪一样不在人的生活中发挥着方舟作用？航天飞机、火箭导弹──这是飞向未来的方舟。 

摩天的大楼，深遂的钻井，甚至电报、电话、电视、电影技术……它们都是人类再造自然的方舟。 

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它们改善人在自然界中的境遇，强化人在自然中的地位。 

它们是“物质文明”的智慧之光，它们的功能，是制作方舟的功能，也是方舟本身的第一种功能。 

080 

方舟与共济者们──文化的第二功能。 

在挪亚的方舟里，汇集着各种身份的乘客，还有各类生命物种。因而方舟既是对抗洪水等外部自然力的“避难所”，也构成一个万物俱备的生态社会。在神话中，“上帝”要求挪亚将方舟内部“一间一间的分开”，并“要分成上、中、下三层”，这固然反映了传说时代造船工艺水平之高，但也同时表现了“同舟共济者”内部的秩序关系已经形成。 

对这些身份复杂的共济者而言，方舟虽是共有、共享的，但每个人在方舟中的位置却不同。方舟，因而成了共济者之间互相、共存关系的纽带。 

“方舟”的第二功能近乎“文化”：作为人际关系的纽带，为人际交往提供了场所。它能激发共济者们的优越感，打破可怕的孤寂，增进他们的精神幸福。文化的这一功能，广布在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爱情……之中。 

文化的事象，为人际交往、心灵沟通，提供了一个个无形的场所和切不断的纽带。它常常具有“遥感”的性能，即构成一个个超越时空限定、交流思想、联络感情的媒介场所。试以艺术为例，超越时间的艺术有绘画、雕塑、建筑、摄影、文字、文学等“空间艺术”（也叫“视觉艺术”），超越空间的有音乐、朗诵、讲述等“时间艺术”（也叫“听觉艺术”）而舞蹈、戏剧、电影则兼具双重特点，介乎二者之间。 

上述三类艺术的任何一种，都起源、发展于人际交往的内在需要，它们联络着人们思想感情的交流。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使艺术有横向的流变（跨空间），也有纵向的传播（跨时间）；因而造就一个无形的、但无所不在的“场所”。此外，对这些艺术门类的各种欣赏活动，还可以起到把各种欣赏者吸引到同一个空间的效果，为人际直接交往（不仅是思想感情的交流）准备了条件。每个剧场或音乐厅，都是一个有形的方舟。它上演的剧目或音乐，则是一些可以相对超越时空牢笼的文化方舟。它们聚合人类，使各色观众、听众心心相印、充满情谊……尽管各人的“理解”并不相同，但相处在共同的方舟中这一事实已表明，他们都需要它。因此，急需的不是力求理解一致，而是对“理解”活动本身做出恰当的理解：理解是一种满足精神需要的活动，是带有主体色彩的外向精神活动；因此，不同形式的理解，却可以达到同一的功能（即满足）。 

为什么同一民族的人民有一种亲近感？这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同一语言的方舟里”；他们是这语言方舟里的共济群体。他们可以有分歧，他们的生活不乏彼此冲突，但是他们都有生活在这个共同体内的需要，这需要是同一的。这共同点，使他们拒绝外来势力的过度干涉。“乡音”使人着迷的根本缘由，在于它打破了孤独感！ 

每一本著作也都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方舟”。它可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被不同的人们传诵。它既是作者向读者表达思想感情的场；也把各个读者的心理在无形中聚合的场，它在无形中打破了各个读者的心理隔阂。最后，它还可以把读者的反应反馈到作者那里去。对已经逝去的作者，读者还可以单向地“反馈”──即创造性的理解。因此，好书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因为所谓好书，就是那能够让不同的人读，就能够读出不同的结果的书。 

每种本体论、价值观、审美情趣、生活方式──也是方舟。它把散居在各种时空中的人类份子，聚合在共同的渡过人生之海的安全岛上──不仅提供安定感和方向感，还能凝聚真正的实力。这无形的方舟，不论我们对其本身价值如何评判，它们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发挥着沟通心灵、密切人类关系、摆脱孤独感等实际功效。 

方舟的第二功能，不同于第一功能。试以人类的婚姻为例来区别二者，爱情属于心理的、交感的文化产物（联络彼此情感的纽带），家庭则为物质的、实在的文明产物（抵御自然的生产单位）；单纯的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则不涉及文化或文明，而属于人类的自然生物性质。 

081 

共济者群体与诺亚、上帝──古老的文化哲学。 

在挪亚与方舟神话里，“上帝”的性质复杂而矛盾。通常，人们只当他是自然力的抽象化身，是直接自然力──洪水的发动者。但这不全面。事实上，正是“上帝”指示挪亚建造方舟，逃过大洪水，从而再度延续了人类的命脉。他甚至还与人类及受人管制的万物“订立契约”……在这些扑朔迷离的神话语言中，包含着怎样的哲理？ 

挪亚神话里上帝性格的两重性表明： 

A，他不是如机械唯物论者认为的直接自然力──洪水的化身。 

B，他不是如神学家或唯心论者认为的直接创造力──“造物主”或“英雄”的化身。 

C，他是两种力量的结合或中介，是可以造福人类的抽象自然力或宇宙定律；又是启迪人类的神秘创造力或文化动力。 

上帝的性格，既含有人类的原始恐惧，又含有人类的文化希望。他，是一个“两面的神”是原始人类孤立无援地面对茫茫宇宙时困惑心情的产物。 

创造方舟的思想、行为，发轫于挪亚的个性因素。他借助于自然质料（“上好的木料”）、文化积存（选用木料和造船工艺），完成了自救救人的伟业。这，是他与“上帝”之间不断反馈的结果。上帝并非自然的实有，而是挪亚的个性（“义”）感受到的神秘力量。它既是自然力──发动洪水；又是文化力──建造方舟；双重的力，合成一种“神秘的启示力量”。 

082 

西亚《创世纪》中的“挪亚─上帝”关系，与东亚的《庄子》所阐述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异语同义：他们讲述的都是“天人合一”式的启示活动，这是古人对高级精神反馈过程的一种概括即神秘的概括，它是个性所捕捉到的“自然之音”与自然所培育的个性之间的高级反馈──构成古今文化创造活动的普遍原型。 

方舟里的共济者身份复杂：有“挪亚”（文化创造者的象征）；有他的“家族”（享有文化的人类社会的象征），有“万物”（受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界，即“第二自然”的象征）……但作为“方舟”即人类文化的乘客，却是同一的。 

共济者群体，与“上帝”无缘，也没有参与方舟的设计；但若没有它，“方舟”再雄伟壮观、坚实耐用，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挪亚一人渡过洪灾，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挪亚一人渡过洪灾，也无法摆脱孤寂、获取衣食、繁衍后代……在洪荒一片中，他如何避免毁灭的厄运？ 

在我们看来，方舟上的共济者群体，是一个自成系统的“生物圈”，它是“上帝”获得祭品的来源、实现意志的质料，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土壤，还是挪亚施展自己才能的对象，是创造性文化的最终归宿。 

挪亚──以及他的上帝：“上帝”只对他一人说话──预感洪水即将滔天，他建造了功能卓著的方舟；他的方舟是自救的，也是普渡众生的。他与共济者群体之间的这一关系，即各种文化发生、传播机制，没有个体如挪亚的创造性文化──方舟，共济者们如何渡过洪灾？但没有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压力，没有其他共济者的社会文化需要，挪亚辛辛苦苦造出的方舟，则无用武之地，没人来看它一眼，它将遗弃在渺无人烟的荒郊…… 

正如毁人的上帝是自然力的抽象，救人的上帝实为挪亚的神化──至少中国思想会这样理解的。──“挪亚是神的代言人”，被我们理解为，圣人神道设教；是人类向自然学习、从自然获得灵感。 

其实挪亚的故事，却展示了一幅更为古老的文化哲学景观，其中已具备各种要素： 

A、客体和自然力的象征──洪水； 

B、主体和创造力的象征──挪亚； 

C、主客体的统一、自然力和创造力的中介、洪水与诺亚之间的纽带──“上帝”； 

D、主体的文化结晶──方舟； 

E、受主体（人类）文化影响的客体──共济于方舟中的“万物”（神话“物活意识”下的生物世界，也同时隐喻了全部物理世界）即“第二自然”。 

上述五个要素，已按神话特有的表达方式（“传说故事”），安排在一个完整的体系之中（从而在原始神话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高级的体系神话）。 

这些要素的联结，采用了典型的“神话式倒叙”。即推认上帝是第一动因，挪亚为第二动因，共济的群体则全然被动。而实际的机制呢，可能恰恰相反：共济的群体才是第一性的。从群体生活的需要中，才产生了对这一需要的认识（“上帝的启示”）。尔后才有人（“挪亚”）出来创制文化（方舟）以满足群体的需要（躲避洪水）。最后，创造者把自己的灵感神化为“上帝”，并宣布“上帝与人类订立了永恒的契约”。──“神的契约”，也许不过是人的自我意识、文化的特殊模式。 

083 

群体生活是文化的本质。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方舟”。它帮助人类渡过大洪水的灾厄，是人类利用自然力的见证，也是抵御自然力的工具。 

文化与人类的关系怎样？文化，是人造体。方舟的目的在于抵御洪水，渡过灾厄，保存与发展人类的群体。因此，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不是主供娱乐和审美；而是沟通心灵，联络人类工具。 

文化的“功”与“过”何在？ 

当大洪水临近，方舟（文化的象征）应运而生，大洪水退后，生命“成群的下了船”──方舟即被弃置。 

文化的方舟，是人造的，而非神启的。是人为了应付自然环境的压力，为联络、调整彼此关系而发明的。但这一结论却又包含着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个无奇不有的生物世界里，独独是人创造文化的方舟，而不是其他生命形式？如果只从纯生物学角度予以解答，人要比其他生物更具智慧。但这样的解释并不完满。 

据研究，人类的体质结构五万年来没有发生革命性的突变，但人类文明突飞猛晋，却并不发生在五万年前，而只是近几千年间的事。 

纯生物学的观点，不能解释人类的文明。甚至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人依然可能退化得十分原始，乃至丧失语言的能力。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落在南洋丛林中的日本十兵，十几年后连母语都忘却了，心理也退化到自然的、生物人的水平。可见，智慧的潜力并不直接产生文明，文明的进化，方舟的建造，自有更要紧的条件。 

那么，人类文化的发生、滋长、日新月异的更为关键的条件又是什么？事实表明，是群居的生活。 

人在自然状态里，比一切其他动物更为软弱：他没有毛皮御寒，没有利爪自卫──因此，他们只有组织起来，形成原始的群落，保护自己，以求生存。 

不论是物质文明（“第一功能”），还是精神文化（“第二功能”）都是自我保护第一的群体生活的产物，都为巩固、发展群体生活应运而生。 

可见，群居的社团生活，这是自然的生物人，转化成社会的文化人的一个关键： 

A、物质文明的积累与发展，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没有众多个体的齐心协力和前赴后继，工具的改迸、机器的发明是不可想象的。而技术经验的传播和科学系统的建立，更有赖于群体的、互助的生活。 

B、精神文化，可以娱悦或陶冶人的心灵。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推进群体化的生活。诸如社会、组织、制度、风俗、道德、法律，当然完全是为群体生活而设计的。 

即令艺术、宗教、哲学也是群体生活的产物──没有频繁的人际交往，心灵的沟通，艺术、宗教、哲学将无从产生或全然枯死。反过来，它们为群体生活注入彻人肺腑的兴奋剂、沁人心脾的凝聚剂。 

即使“单纯的娱乐”，也是在悄悄巩固群体的意识。孤立的娱乐是不存在的。有的娱乐（如孤游山水）表现为全然避世？但那只是对群体生活的现有形式表示不满，而非对群体生活本身的彻底厌弃。一切孤独者和“隐士”，迟早都会重返人间（“复出”），否则，在文化史上就不能形成意义。庄周、陶渊明等人也并未“弃世”──而是以自己的“精神”重返人间、激起深入的反响。 

同样，普通的娱乐具有克服疲劳的奇效，其机制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谊，造成刺激，以转移兴奋点，借以消解单调工作引起的紧张、焦虑。因此，越能打破孤独感的娱乐，消除疲劳的效果就越好。而冷漠地旁观娱乐或与他人保持距离感的娱乐，既然不能“融洽”，就往往难以达到忘我和放松的目的。 

因此，各种群体都重视教育工作。教育的形式和准则可以各异，但教育的目的则一：为群体培训各种“构件”。广义的教育不限于学校，是群体生活的基础。它传递知识，这被称为“智育”；但更重要的，是强化群体意识，这被称为“德育”。任何社会，都有它的“德育”准则，都把“德育”看得更重要。目的都在于加强个人行为的规范化程度，以适应群体生活的整体需要。 

只有互助共存的群体生活，是否足以产生文化？不。否则，蜜蜂、蚂蚁、狼群、马群何以产生不了创造性的文化？文化发生与传播、变异及创新的秘密在于：它并蓄了个性因素与“集群作用”的双向原则，激发了小我、大我之间的良性反馈。 

084 

从宏观俯瞰，文化是人类群体共同创造的。从微观探察，构成文化星空的点点具象，却由个人率先创制。为什么大家都看见苹果落地，而只有牛顿举一反三，发现万有引力？在文化创造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个性因素。 

文化史上的事例很多。耐久的艺术作品，如屈原的《离骚》、曹雪芹的《红楼梦》，尽管体现了深刻的社会性，但若脱离了作者的个性，那是不可想象的。 

音乐绘画等等艺术，也离不开个性的滋养。而哲学论著、科学发现，也与个性的努力有关。当某一时代总的文化条件业已成熟，总有某些杰出个人首先“跳出来”，不仅形成，而且不断地拓展星空──他们是耶稣、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 

文化发生的机制是这样的： 

A、遗传基因的先天差异和生活环境的后天区别，构成不同的生存状态。它所培植的不同个性，在同一时代对类似的事物却有不同的视点，不同的感应，进而得出迥异的结论。 

B、个人的世界观──观点、感应、结论等等，行为方式──反应、抉择的总汇等等，大相径庭。这样，当不同的个性面临相同的挑战时，会有不同的心理反应，产生各自的行为方式。 

C、这样，各人根据自身生存状态所创造的不同文化，一齐投放到社会需要的市场上、论坛上、议政厅里，有的被忘却了，有些被驱除掉，有些被容忍，有些被接受或申发、变异、弘扬…… 

上述机制表明，文化得以发生的关键，首先在于那些富于鲜明特征的个性。任何人都无法超越自身生存状态，去观察、体验、总结、对付他所属时代和环境中的问题。因而，他的文化带有不乏争议的个性印记是不足为奇的，它好像初生的牛犊，有生气，也有不周。因为它还没有退化到彻底社会化、习惯化的程度；还没有成为机械化生活的一环。 

它是一个新的破晓，其价值即在于此。 

有人会说，个人如果离开了集体，就难以有所创造。这话当然不错。因为，文明发展到今天，如果创造者脱离了丰厚的文化积层，当然难以超越前人的成就。因此，社会的习惯性文化，是个人的创造性文化的基础、养料。不过，群体在个人创作中的作用，只是文化传播对文化发生的反作用：即，已有的文化积累，对文化创造的渗透。 

文化传播的集群性质，否定不了一个浅显的事实：新的创造首先发自特异的个性，然后才传播开来（“先知觉后知”）。即使社会性、习惯性的大众文化，也是个性与群体不断反馈的遗物，而且它也在反馈过程中不断变异。 

在现在的价值判断中，常有忽视文化发生过程中个性因素的倾向，这使走向未来的步伐受到了羁绊。 

没有必要害怕不合陈规和典范的新动向。 

事实上，不合乎社会需要和历史趋势的存在创造物，最终是不会被“集群作用”所接受的。传播不了的文化无论怎样伟大，实际作用应该等于零。而被“人民的意志”和集群作用所认可、容纳甚至发扬光大的粪土，也即将是“文化新事象”──即构成价值，构成一个新的方舟，一个新的洞天。 

085 

文化传播的机制：

在文化的传播中，“集群作用”，即社会群体的需要对众多个性的文化创造所进行的理解、选择、淘汰、规范、发展──占有主导地位。艺术、哲学、宗教乃至科学的历史表明，个人的大量创作，只有为数不多者存留下来；而发挥重大影响者，更是寥若晨星。这，显然是“集群作用”，对个性因素的粪土进行了制约、裁汰、规范，以便根据需要来重新理解、甚至重新塑造…… 

超越了个人创作原意的重新理解活动，往往发展为脱离其固有范畴体系，而重新塑造──这并不是文化传播过程的罕见现象。相反，它大量存在，以至构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机制。这种基于“误解”的运作，是文化史发展的天才杠杆。不同个体理解同一文化，得到的体验与结论却不尽一致。事实上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由主体（读者）来重新塑造（“理解”）文化客体（作品）！这样种精神再创作，造成对象同一而理解各异的奇观。这表明，历史上同一的自然、社会、文化现象的理解之所以多样，是因为各人的生存状态（生物状态和文化状态）互有不同，因而发展出各自的理解模式；理解的过程，实为创造行为发生的过程。对既有文化的理解，不乏主观性的塑造，是隐藏的、间接的创造──理解即创造。文化传播机制如此，决定了个人创造的文化不可能被全社会忠实地、原封不动地、按其固有范畴及体系来理解──而只能根据当代社会的文化需要来取舍、损益、或熟视无睹或申发弘扬。总之，是“着眼、理解、吸收与自己有用的一点，而忽视、省略、排斥与已无用的九十九”…… 

集群作用对文化创造的规范极严，没有多少“商榷”的余地。社会性、习惯性的文化，有自己的模式，它变化极慢，十分稳定。它分解、吸收个性的、创造性文化，纳入自己的框架，对脱出本系统的新要素，往往感觉迟钝而态度顽冥。一切都照群体的清单按步就班地循环，最终不能导入习惯性的流行文化的，即无价值可言。 

而时过境迁、已失效用的文化，即应弃置──如共济者们登陆之后，方舟就遭到遗弃…… 

一时性的社会需要，施加在创造性文化者身上的各类规范，未必合乎社会的久远需要和根本利益。但许多可贵的萌芽，毕竟萌芽状态就被鼠目与利齿在啃噬一光了。披阅文化史，人们会不胜感慨，许多闪光的真理竟要过几十年乃至几百年才被重新发现和社会承认；而横遭彻底埋没之厄运的，就为数更多。 

迄今为止，人类文化进展的路线，并不是按照“最合理的路线”发展的，它像长江大河一样曲曲折折，周流往复，不知走了多少弯路。许多深远的预见、合理的建议、高效的措施、创造性的思想，总不能沿着较佳的路线前进以缩短方舟上的孤苦时日，而被僵化定势的习惯思维白白牺牲了。于是，文明被一再延迟，文化以爬行速度积累。 

这样看来，大众的口味、社会的需要，也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坐标；如果这个坐标锈蚀而不能随文化发展而变更，则文化的创造之源，就有被壅堵而枯竭的危险。所以，改变大众的口味，提高文化的层次，更新社会的需要，就是经常的挑战。 

086 

文化的“功”与“过”：

人的生物弱点，即他的文化优点：他只有互助，结为群体，才能共存。但历史上的互助现象极为复杂。仅把它理解为“互相帮助”、“平等互惠”，不合乎史实。艾明史显示，除这最“常态”即较中庸层次的“互助”，还有其他层次的“互助”，不，正确的说法也许应该叫做“对立统一”、“矛盾的相互依存”。例如，在等级社会中，群体的“互助”关系还体现为奴役和被奴役（奴隶社会）、统治被统治（封建社会）、剥削和被剥削（资本主义社会）、决定于被决定（社会主义）甚至于占领与被占领（战争期间）、侵略和被侵略（殖民主义行动）等一系列的具体形式。这些，可以说是“变态的即极端层次的相互关系”，如果简单叫做“互助”，人们似乎是难于接受的。另方面，互助关系还有更崇高的表现形式，如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地为人民服务等等。 

正因为互助形式不断变异，因此，理解和评价也随之而异。 

文化，常根据不同社会的群体需要，相应分解为“精华”或“糟粕”。对文化“功”与“过”的这类评价，严格地讲，只是传播过程、理解过程中的选择活动。只代表接触者、理解者、评价者自身的态度，与文化现象本身不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实际上，每个人、每一个社会、每一群体都以自己的方式和观点不断地注视着、选择着、理解着，即评价着。 

每个时代、每一社会都有自己对既有文化的“功”与“过”的看法，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其结论虽则各异，但原则都是：根据被评价的文化能否有效发挥它的纽带作用，即“集体的各成员”（“方舟上的共济者”）提供一个无形的、遥感的心灵交际的场所。而且，这个场所还是超越时限的──我读了新人的著作，看到古人的书画，听古曲或站在古代的遗址面前时……我就与已经死去的他们，发生了一种文化的“互助关系”──我从他们那儿获得了知识、灵感和力量；他们则从我这儿获得了一个欣赏他们、理解他们、吸收他们思想、弘扬他们精神的后继者。 

精神！──不就是人身上的神，不就是化为人精的神？ 

每个人都需要理解别人和被别人理解，通过无形的、心理的“互助”以获得“精──神──力──量”。 

而文化，既是方舟式的纽带，也是获得启示力的渠道。 

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是普遍存在的、人人都经历过的；但又是特殊的，各人的理解结果全不尽一致。每个参与理解活动的主体，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被理解的“客体”中，寻找自己需要的成份。这些需要有生理性的，也有心理上的；有公开直接的，也有隐蔽曲折的。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形态，不同角度的需要；故有层次不同，形态各异，角度新颖的“理解”…… 

理解了，就意味着“满足”了。 

各类互助形式，有相应的精神文化（包括艺术、宗教以至科学观念等）为之做出理论说明或综合表现，以便强化它。互相理解，即互相联系，互相吸取力量。 

人渴望理解，渴望理解他人，也渴望被人理解。不被理解的感觉，会导致精神的苦闷，严重时会发展到对世界、对社会、对生活、对他人的极端不信任。因为，从本质上说，人的社会，人的文化以至人类共同的心理特征──都是哺乳动物的群居生活的产物。群居生活，既是互助的生活，又是激励文化的生活。文化是互助关系的纽带，也是互助关系的产物，是我们渡过大洪水抵达新大陆的方舟。──如手势、舞蹈、语言、歌唱、仪式、风俗等等，从远古就是人际交往的媒介。一方面，文化的纽带能提高互助行为的效率；另方面，互助行为又是各种文化发生的契机和传播的基础。 

但每代人的理解是不同的，因为需要变了。即使同时代的不同人等之间的理解也互有出入，因为各自的需要南辕北辙，不尽一致。这样，如何沟通各种理解，如何求大同，存小异──就是一项艰难的艺术了。 

远古方舟，虽然不再能够帮助我们远渡重洋，探险新地，但可以置放在博物馆里供人观赏、研究、思考……以获得创造新文化的灵感。自十九世纪蒸汽机问世以来，帆船地位日益衰微。但近来的“石油危机”使一种新式帆船创制而出：它既有内燃机，又可以在顺风时借助现代化的风帆──破浪前进。在号称“风车之乡”的荷兰，陈旧的风车却启迪了一种利用风力发电的新灵感，它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什么宝贵的能源吗。谁能说古代的帆船、风车，已是纯粹遗物而毫无活的价值呢？ 

挪亚的“方舟”──其形制和效率当然不再适应现代的需要，但关于它的神秘语话，不是至今还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 

087

有各种各样的“场”：有物理的无机场，有生命的有机场，有社会的文化场，有心理的灵魂场。 

088 

每个场，都是一个特殊的圈，是个相对的封闭体系，一个囿于己而不知他的宇宙；只有超越者能在各个支离破碎的场之间，一以贯之。 

089 

世界历史上曾经生生灭灭过多少文化场？没有人知道。当然，由一个强力中心（古代的成邦和现代的大都会），把文化的内核辐射开去，形成一团“沸腾着文化热能的文化圈”。 

文化运动所创造的文化圈，大都经历过“隔离──扩张──统一──解体”这样一个“文明三部曲”。文明实体因此也像人的生命一样，跋涉在宇宙中，时而喜悦，时而焦虑，时而傲慢，时而自卑──走完自己的行程。 

090 

吸引我们此时此地的注意力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在各文化场趋于统一的节律中，直接的杠杆并非文化的内在向心力，而是政治军事的处在强制力。五千年前古代埃及文化场的统一，两千年前的中国、希腊、印度诸文化场的大统一（分别形成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孔雀王朝帝国等三大政治实体）──无不伴随着剧烈的兼并战争、空前浩大的文化毁荡。如果说，统一确有利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有其建设意义；那么，为什么这些当时最文明的人类没有坐到谈判桌上，去商讨一个更富于合理性的统一呢？ 

其实，类似的“共商国是”或是“讨论人类前途”的创举，不是没有进行过，而是先后都宣告失败了！ 

在山西侯马大量出土的诸侯“盟书”，和鼓噪一时的六国连横，都表明了这种通过谈判以促进政治联合的诚意。但为什么都失败了？（但愿欧盟可以获得前无古人的成功！） 

诚意不足以消除人间的隔阂；由此陈旧的历史赫然可见。 

联合国靠论坛形式协调人类政治行为的状态，眼见得破碎飘零了。“欧洲共同体”有幸靠关税同盟而改变历史的宿命吗？我很怀疑。欧洲议会与美国议会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缺乏强制力量；因为美国的强制力量是通过血流成河的南北战争建立的，而欧盟甚至连独立战争都还不具备！有一天，历史将证明，人类还是得“穿新鞋走老路”──仰仗强秦和罗马的“赐福”，要依靠“全球范围的南北战争”来实现世界国家的和平共处。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统治，是需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需要必要的斧钺以为支持。 

091 

仅用“追求权能的意志”（权能意志）去解释文化场不得不仰仗“必要的恶──暴力”来统一的事实，似乎有欠完善。与权能意志（它表现为独立意识、自由意志、不思合并、不愿屈服）同等起作用的，还有各个地方亚文化势力所传播的排他性。各种亚文化的传统必定会抗拒新的统一，因此，不使用大规模的暴力，很难击溃它们的顽强抵抗。不论那些即使是十分文明的人类是否意识到了文化的这一特性，他们的行为恰恰证明了文化的这一特性。 

各区域亚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甚至在表层的政治大统一实现后，仍然顽强发挥它的离心影响，并一再左右整个社会文化格局的变迁。这表明，“文化孤独”的倾向，对文化的宏观发展和微观分化，握有极大的发言权。文化孤独的倾向，是文化主体（人）的一项本能，它拒绝向文化实行全面的、平等的开放；它仅仅愿意把开放作为强化自己、弱化对手的一个战略来使用。所以，强磁的文化往往呈开放的形态，弱磁的文化往往取封闭的形态──这里仅有“攻势”与“守势”之别，并不是相反的因果关系，所谓“开放导致强大，封闭导致衰落”…… 

092 

文化的发展有缓进期与急进期。 

急进期文化构成“文化运动”。 

文化运动，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本来走向。 

文化运动中的个性因素，被目为“偶然性”。 

文化运动中的集体神话，被目为“必然性”。 

集体神话是经不起“科学分析”的，但作为“不言而喻”的意识形态认同，却对文化运动提供了前提。 

093 

一切文化运动，都是藉助于个性因素对意识形态神话进行的攻击。 

社会的变化，文明进展──是靠文化运动来实现的。可是，现代人对文化运动的理解却过于狭隘和静态了。运动，不同于“移动”，它不是蜗牛前进或行星旋转式的恒定运动，而是热情和冲力的突发性运动，甚至是痉挛。 

094 

突发运动并不是没有节奏，而是夹杂着动荡的痛苦和跃进的喜悦的大变革周期。 

人类的精神和个人的心理发展，都这样被各自形式的文化运动所支配。“进步”也许经历了亿万年的酝酿，但它的来到却总是突然的、出乎意料之外的。“进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幸福字眼。相反，它的来到总伴随着苦涩甚至血泪。它意味着大量的新生和大量的毁灭。许多陈腐的美好事物毁灭了，一些刺眼的、楞头楞脑的“怪物”崛起了。 

095 

文化衰退的机制： 

a，时过境迁，人们的需要、心境变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b，前人的文化（作品、形式）因此不再为后人“理解”。即已难以继续激起人们的兴趣和感应。（“歧路亡羊”的例子就表明了这种不解与隔膜，早在两千年前已如何强烈了。） 

c，文化潮流的转向，还会使人们对这些已然的文化形式采取批判态度。这时，“非理性的态度”跃居主导。（“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 

d，否定到极点之后，才可能反过来重取比较“客观”即比较宽容的态度。中和、以致“复兴”的假象才发生了。（“七日来复，天之道也。”） 

096 

文化再生的机制。 

a，文化从高潮转向90度时，文化“衰退”。 

转向180度时，文化变迁、否定、“革命”。 

转向270度时，文化趋于“重新理解”，即萌芽状态的独立创造。 

转向360度时，（对于已故文化形态而言）──文化“再生”。 

b，再生了的文化，“精神”即方同感根本变异。但仍能再度感受到若干“前期”文化的要质。 

c，新文化结构已变，但重取许多要素（前提：“重新理解时代”的再吸收）。 

097 

就社会或是种族而言，“人的创造力”在生理上是永远不会衰退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表现这种创造力的形式本身的转换。形式的剧变，即构成“文化运动”。而创造的内力即便在文化缓进期也同剂量地存在着。文化急进期，不过是纵任内力去改变形式罢了。把这种表现形式奉为创造力的高贵结晶，而把那种表现形式定为低劣的渣滓──这是可爱的偏见，有趣的误解……是难以维持长久的迷雾。形式之臧否，只有时效的区别，没有千古定规。一种形式之为进化还是退化，只有放在宇宙背景的川流中，才能看清。 

有春天的创造力。于是就有了春天的“芽”。 

有夏天的创造力。于是就有了夏天的“花”。 

有秋天的创造力。于是就有了秋天的“果”。 

有冬天的创造力。于是就有了冬天的“实”。 

“芽”，就是经；“花”，就是史，就是传；“果”，就是子，就是疏；“实”，就是集，就是笺。 

098 

人，不是寻常的动物。更不是落叶纷纷的植物。 

人的身体不需冬眠。甚至人的创造力也不会在文化的冬天里冬眠。归根到底，即便文化上的秋冬剧变──也还是通过人的形式化的努力去促成实现的。 

人，这时为创造所需的精神气氛和生活形态，自行规范创造力，形成文化的死结！而此文化的死结，恰为下一轮文化运动的风气之蜂起，提出了一个必要的对象和“参照系”。 

099 

每一个文化运动，就是解开一个文化的死结，其或通过超级智巧（这很少很少），或通过暴力冲突（这很多很多）。亚历山大之宝剑，不是例外，而是通义。 

100 

文化的形式是重要的、决定命运的。尤其，对于特定的文化体系的自身命运和应用价值来说，它的形式力量往往比它的“价值内涵”更有决定性。灵魂尽管是相通的，有时也还得以反对者的面日出现──因为形式不同，因为所受到的“压制形态”不同；因此，兴起的反应形态（文化形式），也就不可能相同。 

慎重地选用你们的文化形式吧！扬弃旧的，开掘新的，有时，还得为了它而献身！命运是需要祭祀的。在此，文化的象征性大于它的应用性，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更是如此，历史──正如常人──是被文化形式所拥有的那种性格极其新颖的能量（而不是其“文化”本身），震撼得变了形…… 

为什么“精神”的强度与烈度，似乎能感人至深？有时，你并不同意某种“精神”的内涵或其方向；但仍被它的表现形式深深打动了──这又是为什么？ 

很显然，这里的“精神”无非是一道生命之光。它的强度与烈度是代表了那个把它投射出来的生命本体的强度与烈度。而不论这生命本体“究竟是什么”。人凭着自己的本能力量，便很容易感受并捕捉到他人的生命之光，并誉之为“精神”。这精神虽不为哲学的逻辑程序所限，但确有其渗透力。透过它，人们终于靠着直觉──掌握了比“科学”所能给予更多的消息。这消息是“感官的知识”！而不仅仅是“符号的知识”。 

101 

你出席一位演说家的现场讲演会，他的观点你并不同意，他援引的事例你闻所未闻、不予置信。可是你却欣赏他的气度、赞叹他的威仪、羡慕他的词锋、投入他的热情……于是不知不觉地同情他、以至到了可以容忍他的胡说八道并沉迷于他所讲述的弥天大谎的地步──尽管你的理性知道他在巧言令色鲜矣仁。试问，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的周遭乃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难道少见吗？ 

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谎言重复二十遍就是真理？” 

102 

无疑，生命之光是互相吸引的，正如生命互相吸引。有时，这种吸引表现为排斥、拒绝、甚至厮杀。人们厮杀，是因为他们彼此需要。因为爱是厮杀的前奏曲；而厮杀又是更高的爱即征服并同化之的前奏曲。 

由排斥而接纳，由接纳而同化。 

103 

在这寂寞暗淡的宇宙里，“生命之光”在根本上是互相吸引的。它们都要求扩充自己的队伍、壮大自己的声势、满足自己的虚荣──因而到处寻求着同类、并因着同类而光大自己（所以“传导”和“敛财”是同等重要的本能活动）。 

我们的“精神”并不与动物本能相拒斥；相反是其最高表现！ 

“生命之光”的原始使命，本不是洞彻黑穹（那怎么可能呢）；而是“照亮捕食之路”、并把光明投射到自己的猎获对象上……这就是“精神”的妙用。所以，形式比内涵，更直接、更有效用。 

104 

在各种文化媒介（即各种符号知识）的传播过程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及定义一直引人注目也引人争议。简要探讨一下，确实不无裨益。 

何为“形式”？接受者的感觉所及的表象，即为形式。 

何为“内容”？接受者的理解所及的想象，即为内容。 

从输送者（作者）方面看，意欲倾吐、表现的，即为内容。 

而内容对接受者（读者）所呈现的表象，即为形式。 

因此，从一个超出接受者立场（视角）也同样超出输送者立场（视角）的中立者看：接受者和输送者双方共伺有（因而发挥媒介作用）的那一“形式”──是接受者的感觉所及的表象；也是输送、倾吐、表现出来的想象。 

“形式”只对输送者有意义： 

“内容”只对输送者有意义： 

接受者方面的“内容”实为（接受过程中产生的）想象： 

输送者方面的“形式”实为（表现过程中发生的）“内容”本身。 

对于表现者，与理解者共有的“形式”并不存在。 

对于理解者，与表现者共亨通的“内容”亦不存在。 

不借用物质手段或“文明成就”，精神文化就因缺乏媒介而无法传播内容。……因为在接受者心中，“形式先于内容”！ 

105 

从“史”的即发展的角度看，文化──或作为高级的思维形式和结晶，或作为一般的生活方式和民俗，或作为制度与战争──都是生成之中的活体，而非已成定形的标本。这就赋予文化运动以特殊的、枢纽般的位置。 

文化本身的新陈代谢及自我净化，促成文化表象世界波澜万状的运动奇观，而各种文化现象均在这宏大背景下“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它们的永恒动荡，交织成“人间天文”的洪流，可以至今使我们惊叹不已。以致我们甚至崇拜死人，把灰飞烟灭的行尸走肉，置为偶像！ 

即便我们能够把文化的活体抓住而后杀死（用静态的眼光把握它的某个瞬间，并以此“概括”整个流变过程），阉割而后解剖（用概念之刀“分析”它），搅拌而后烹调（根据自己的生存需要，“归纳”、“综合”的处理之后，重新构筑起来的历史观念）一番，自以为实现了一个战功赫赫的“元凶之梦”？但文化乃是活生生的。它活在我们每个有幸窥探其隐秘的观者的心中。 

不同的观众，对同一文化事象的反应千差万别，而纯粹认知意义上的“反映”也悬殊之至。生理层次的“感觉”、心理层次的“体验”和意志层次的“反应”是如此不同，足以使“同一事象”在不同的心境里分化出超越“恒定值”的千奇百怪来。人们谈起古埃及肃穆沉寂的金字塔，或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中狂热阴惨的种族厮杀……但所有这一切，“反应”在各个独立思考者的心境中，并不构成统一型号的固定图景，而是不断生成变异着。在生成中变异，在变异中生成。业已消逝的文化现象，就这样“活”着。业已解体、遗弃、孤立甚至腐烂的文化，就这样与整个可见的宇宙文化，亦即与观者思者创造者的整个心灵，浑然一体共振着……构成无边无底的喧闹，多彩、周流的动态…… 

你能说这不是最广义的文化运动吗。 

106 

文化，或在生、成、坏、毁中，或在流、变、创、新中自我净化。或在形形色色“反映”与“反应”的图解中或在委曲求全的意志发展中自我净化──这都是“流”。既是浑然一体与宇宙同其呼吸的流，又是千差万别与人类共命运的流。急流是一种运动，缓流则是另一种？ 

（关于“净化”，我们也应在道学局限之外去理解：文化与时俱化。使文化不失效用的唯一出路，即淘汰、损失不必要的成份，增益、创制有必要的成份。文化有机体这一新陈代谢，即文化作为“人类之友”的自我净化。） 

107 

就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也可用“适应”与“征服”（即“改造”）这“双轨交叉”的描述。即人一面“适应环境”，另面又“征服或改造环境”…… 

但是，以上这流俗的见解，是未能深入体察中华天朝语言文字的精奥所致？ 

中文之“适应”原有两重含义： 

“适”为相合、顺从，“应”是相对、反应，因此，“适应”中已含有“征服”、“改造”等主动反应。 

消极适应，是屈从；积极适应，是斗争。妥协，只是斗争过程中的策略；放弃斗争的妥协才是投降。而适应，则是宇宙的最高指示。 

108 

不论是文化的自身发展（这首先表现为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而非符号体系──的省察），还是对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构图（体察──描述──体察，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都受到某种趋向的制约，如个人的思想受到“社会的思潮”的制约。而这些方向，又大多是在事后的“总结”中被找出来的，因此“预测”往往失灵。这些方向又是多元的、互相牵制的，因而是“临时的”、随机的、难以规范的──要么意识的丰富程度比不上自然，要么二者的特点不尽相同。而迄今为止的一切乐天派或悲天派的预言家，却是忽略了文化方向（如“思潮”）在不断移位这一简单的事实！“刻舟求剑”讽刺的就是这个。而我们设身处地的方向的移位，使一切依既定方向进行的预测，成为徒劳的。 

文化越是在其生命高峰期，就越是充满敏感的颤动、奇妙的弹性，就越是富于自行抉择的新方向……和潜力。当此青春良辰，她也就越多变，越富于神秘感。忽略此“生命根性”的预言家们，却把文化发展的现有方向、现有速度、现有特征、现有冲突方式──当作不变的前提；并从这武断的定格出发，去判断其前程──这能不犯下致命的错误吗？ 

109 

人口预测家断言，二十一世纪末，世界人口将突破二百亿大关；其实，还等不到那个宏伟的时刻，潮流早就移位了。“人口爆炸”也就在无须强制节育的状态下，自行消除了——因为没有一个潮流，是不会改道的！ 

110 

文化潮流的方向发生巨大转折的运动期，是其新陈代谢、自我净化的再生时代。它不以复兴者自命，而以再生者自居。它为此后的渐进期设计轨道、提供典范，为再后的停滞期孕育基本的模式并分泌出有效的精神凝聚剂。生为死，作准备。研究再生时代的文化，因此有助于破解整个文化系统的内核。而再生时代的文化诞生与滋长的杠杆，则是文化运动，是运动！研究文化运动，也就是理解决定人类命运的方向性事件。 

111 

各种文化运动，当有其特殊的作为心理出发点的神话意识。它从这意识出发，去观察世界，并以这意识为隐蔽的心灵归宿。在通俗著作中，人们常把这类意识叫做“信仰”。其实，信仰有明确的信条甚至教义，而神话的意识则是不自觉的：它有丰美的内质，但无明晰的外形。 

112 

文化运动的兴起，不仅有类似社会运动的心理近因，还有文化系统自身的远因。它不仅要满足社会心理上的需要，还要解答文化史上的疑难。这些疑难症结，生死攸关的问题，是社会心理需要未能及时满足而欠下的长期债务。因此，仅仅实现了社会使命的奥古斯都文化，未能解决希腊文化的疑难，这就为基督的文化运动，准备了生辰所需的墟围──废墟是生长的前提。 

文化运动因此多有下述三个特征： 

a，对传统的反叛，对前人文化的批判。这种反叛与批判有时采取了追怀远古（或为唐宋八大家的“文必三代”，或为文艺复兴时代对古稀腊的仰慕，或为十九世纪的德国对原始文化的缅怀）的形式，但骨子里这是再生。这被我们称作：以反叛父辈文化为道路，回归祖辈的文化！反叛和回归，是新文化的必备阶段。它以此自立，而后兴旺发达。 

b，形成一种超越功利目的的世界观。其意识目的，在于寻求永恒的、理想的秩序，即“真善美”的绝境，即是绝顶之境界，也是绝路。其执着程度，几乎达到了目的论（相对于“意识形态的工具论”）的喜马拉雅山（群神岭）。c，文化运动的所望见的社会和自然蓝图，不是依据冷静客观的科学研究制定的，也不是理性观照的纯粹产物（尽管它用科学结论来自我证明，或诉诸理性的解释表明自己天经地义……）。它只是在社会需要的压力下奔涌而出的直觉，是由于满足了社会的饥渴、解答了文明的疑难，而风行天下。 

综上三点，文化的发生虽是“合理”的，但其发展却多“非理”、“超理”的因素。 

113 

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史考虑一番就不难得知，“进步”固是其主要轴线，但历史中也常会发生某种“倒退”现象。尽管这只是一些“支流”，但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却是严重的。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倒退”现象的发生，过不了几百年时间，在文化的废墟上，又会重新结出新文明之果，也许还更美丽、灿烂。（起码就我们眼界所及仿佛是这样的。） 

“倒退”现象的原因极为复杂。有的由于“蛮族入侵”（如周人入侵殷地、鲜卑─蒙古─满清─日本入侵中原；亚该亚人入侵迈锡尼、日尔曼人入侵罗马帝国以及回教徒占领东罗马帝国等等）；有的由于社会内部的动乱（如秦初、汉魏之际和南朝梁代末年的动乱使文化遗存遭到浩劫），有的则是内忧外患齐下。 

值得庆幸的是：经历过文明浸润而后陷入“倒退”的人民，与从未经受过文明的人民是不同的。 

《老子》八十一章所描写的“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属于后者；而陶潜在著名的《桃花源记》中描绘的，则是一幅前者生活的画卷，当然是理想化了的画卷。 

“倒退”出文明的社会生活，事实上不可能像《桃花源记》那么优美。它是以压迫为基调的，如日本、满洲、蒙古、鲜卑对中国的征服。对这种生活，我们称之为“野蛮”，而对于未经文明熏染的生活，我们称之为“原始”。 

114 

原始生活与野蛮生活不同。原始生活特指物质生活和生活水平的低下与落后，而野蛮生活除了物质生活方面倒退于相对原始的状态外，还在精神生活的空虚贫乏中，弥漫着崇尚迷信气氛。“野蛮”是“原始”对“文明”的反攻倒算，所以“原始”更多复仇性和残忍性。“反文化”是一种后文明的野蛮，而不是前文明的原始。

野蛮生活的本质是一种充满恐惧、耽于乌托邦幻想、用迷信的黑暗代替生活光明的全社会的蒙昧。

如果有人认为，“野蛮生活”仅仅是“原始生活”代名词，那就过于乐观了。野蛮之所以野蛮，是因为它用人类的现实生活作为牺牲品，来向古的或新的偶像献祭，以求博得这些虚无之物的假想欢心。它把巫术误作万能的灵丹，把神学教义当作解脱苦难的坦途。这就是“黑暗时代”的特征。野蛮是一种文化上的巨大运动，它把精力投于繁琐的观念丛中和幻想田（“试验田”）里，其必然结果是闭锁了生命的精华于伪造的金字塔中。它在社会表现方面的倒行逆施，堪称超级的守旧派，它纵任人的本能去歼灭文化的库存。 

115 

我们把曾经创造文明社会而后倒退于野蛮状态的民族叫做“野蛮民族”； 把从未创造过文明社会的民族叫做“原始民族”。 

原始民族是初生的现象，野蛮民族是倒退现象。野蛮民族所开出的文明系统，属于“复兴式”的“第二代（或第三、四代）文明”，如古代巴比伦文明、近代西方文明、五胡乱华以后中国文明等。 

由原始民族创造的文明系统，属于“自发式”（并不排除种种来自外部的“诱因”）的“第一代文明”。如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先秦文明、古印度文明等等。 

在倒退现象造成的文化废墟上“复兴”起来的、由野蛮民族创造的“第二（三、四）代文明”，往往会结出较之“第一代文明”更美丽、更灿烂的文化硕果。道理显然，不论“野蛮状态”（文明状态的“再度原始化”）多么猖獗、盛行一时，毕竟不可能把已然的文明影响一笔勾销。说穿了，文明不是一件偶发的、断裂的事故，文明是人类历史的连锁反应。所以它可能一时衰竭、甚至中断，但不会不留形迹地消失掉。它的结构可能被“蛮族入侵”或社会动乱毁掉，但它的“建筑材料”作为“文化遗产”会流传下去（通过口头传习、文字记载的形式或经由建筑遗迹、生产工具等多种符号），并被后人（同族的甚至异族的）从新的角度予以消化，再度放出光彩。成为在新结构中重获生命的古建筑材料…… 

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区分“第一代文明”或“非第一代文明”是重要的。前者较后者具有更多的原始性和自发性；而后者较前者显得更成熟并包含较多的继承性。第一代文明可能借鉴并嫁接了一些外来文化的因素，但是它的基本文化是出于自己的创造，这在中国文化的历史特点中十分明显。有的学者怀疑六十进位制的干支记数来自巴比伦，有的学者认为早期中国文字与巴比伦文字有些瓜葛，并在中原铜器与北部中国或西部中国铜器的特点之间寻寻觅觅。有人认为甲骨文、金文和殷商青铜器是得自对某个先进文化的仿效。而这种语言文字方面与器物制作上的继承性特点，在希腊文化与更早的米诺斯──迈锡尼文化之间，则是更为鲜明的。正因为希腊文化和周的文化都不是第一代文明，所以它们的继承性特点较强。希腊不但有米诺斯──迈锡尼的渊源，而且广泛吸取了埃及、两河流域的文化因素。希腊雇佣兵在埃及的活动是著名的，他们把埃及丰富的神话传统和古老的宗教观念“顺便”带回自己的祖国；就像后来的十字军把近东的物产与文化带回了西欧。而人们总还记得，希腊的诗史与相当一部分神话传说，如觅取“金羊毛”的故事等──正是发源于小亚细亚，而公元前八、九世纪的小亚细亚，正是由于亚述帝国的大扩张，才使得两河流域文化（“巴比伦文化”）也成了它的统治文化。 

116 

所谓“世界文化”，从来都不可能起源于“世界主义的文化”，而只是来自“世界帝国的文化”。马其顿帝国造就了“希腊时期文化”。秦汉帝国造就了“中国文化”、孔雀帝国造就了“印度文化”。哈里发帝国造就了“阿拉伯文化”。相较之下，基督与佛的“工人无祖国”文化，最后形成的只是观念与教派的分裂，而不是卓有成效的民族文化体系。 

每一种世界文化，都是一次剧烈而残忍的文化兼并运动的果实；而不是单纯的宽容态度一蹴而就的！ 

117 

海洋──大陆──苍穹：各种文化体系或各文化圈的历史，大都经历着三种阶段：“海洋时期”、“大陆时期”、“苍穹时期”。这正如生命：起源于海洋，发迹于陆地，翱翔于苍穹。 

a，海洋时期是一个充满动态、活力和神秘感的时代。大地上只有日落日出，海洋还有潮汐的壮观和永久的黑暗。海洋时期文化，受两种对立原则的交织影响，强大的外在压力以及为抵抗这压力而产生的内在力量的稳步（因而是定向的）增长。在各种文化和各个文化圈的生命伊始，都充满了内在的好奇（它能更有兴趣地抵抗外在压力）和热切的无目的感：这推动它去创造目的。它自以为全部的运动正导致一个终极目标的来临（或接近）。全部精力，被设想为正在奠定某种永恒的东西。这是“航程上的文化”。它陷在险恶（因而充满机会）的、无依无靠（因而也更自由）的原始海洋里，但向往着“彼岸”。海洋时期文化犹如挪亚的方舟──它包含一切种子，洋溢在原始水中，驶向遥远的、也许是“命定的”星座。为什么古老的天文学，总把人的命运和星相联结起来？很可能它被目的论的热忱鼓励着？自以为正在接近永恒的实体。 

b，大陆时期是一个趋于稳定、功利和形式化的时代。当遥远无期的折腾，似乎得到一个明确结果（“世俗成就”），人们以为抵达新界。盲目的乐观成为各种流行思潮的基调。这时，动态让位给静态，在大陆文化中，自身性质已占上风，传统变得日益重要，人们越来越务实，成为经济动物。从海洋时期的“本能的人”（或曰“意志的人”）演化为纵情享乐的“感官的人”──确定性成了大陆时期的重要标志。文化的相对性被忽视，一切色彩都要被调和在一个盘子里。它的热情衰退，它把好奇变为贪婪的占有。它不再寻求永恒的星座，而是埋头于即刻的气氛。大陆文化把海洋文化的种子发育成株，但它自己却无所创制，它成了固定的育儿器。 

c，苍穹时期是一个空灵的、超脱得近似乎透明的时代。这是宗教衰颓和怀疑情绪、虚无主义盛行的文化季节。海洋时期有宗教情感，大陆时期有宗教组织，苍穹时期的宗教流于仪式。但这又是一个以金碧辉煌来掩饰其内在贫弱虚脱的时代，万神之殿精心树立起来，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苍穹时代没有生殖力，人口出生率下降。它的哲学理性得近乎残忍，它的诗歌充满铜臭，它的人民以玩世不恭来自相标榜。 

海洋文化是基因库。大陆文化是育儿器。苍穹文化是金字塔。

我们播种，你们耕耘，他们收获。这就是公平。 

118 

我们生活在一个息息相关的世界里。我们只能在社会关系和文化框架以内跳跃、飞翔。有时，偶尔能突破这些限制，但难以摆脱这些限制。这使人们能够集中力量，又使人们难以尽情施展。它使人强大，又使人软弱。社会文化背景的休戚与共，使人们产生了“共同的语言”，但共同的语言是否等于真的理解？共同的语言，既能沟通人类，但又以其特有的“误解”性质，隔离了人类。人与人之间，可以达到最深刻的感情交流，但真能求得感情的一致，却比“登天”还难。──它的“难”，使它变得神妙。要是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感应一致的情境，那就是人间的天堂──它对现代日趋孤独、冷漠的文明人类，兴许要比物质利益的一致，具有更为神奇的吸引力。 

在社会文化的表层上求得一致并不难，难的是使深入的分化趋于一致。在表层的一致下面，实际隐藏的正是越来越精细的分歧。这决定了文化运动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节律。表层越是人为地强求一致，内在的分歧越趋深刻的对立；因为文化的命脉在于它的分歧，而不在它的一致！“求异”，是文化生长的可靠标志，也是一切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奏。 

“我们曾经是朋友，但彼此成了陌生；对此无需隐瞒、掩饰，因为这不会使我们羞耻。我们是两条海船，每条船有其目的、与其航程。我们现在海上相遇，共同庆祝我们的会见。──于是，猛健的船都停泊在同一港口，淋浴在同一的阳光中，好像它们已达到目的，好像它们确实以此为最终的目的。然而，我们命运中的巨大力量，却又将我们驱散开来，使我们分驶于不同的洋面与地域……也许我们永不相逢，也许我们仍然重逢，但彼此已不相识了！不同的海洋和日照，把我们改变了！”（弗·尼采《快乐的智慧》279条）尼采这位被顽冥的德国人整疯了的波兰混血儿，说的多么“深有感触”啊！难道，尼采这位牧师的儿子说的真是文化人类的命运？ 

119 

文化的机体也是个“两面之神”： 

一，作为社会组织结构的静态一面，它的最高理想是“善”。即对“秩序”和“稳定”的高度抽象。它的支柱是“习惯”。它的特点是克制，外在的强制与内在的克己。它的基础是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即最基本的生物生存的需要。 

二，作为文化精力释放的动态一面，它的最高理想是“美”，即对“新颖”和“变化”的神秘（而非“科学”）的概括。它的支柱是“欲望”，它的特点是冲动：创造新事物的冲动、接触新对象的欣喜。 

它的基础是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要，即从生存的需要派生出来的追求自我意识和自我肯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最极端的表现，是对“永存”和“不朽”的渴望。满足这种渴望，就成了各种宗教、哲学、艺术的内在出发点。不错，它都在“解释世界”并全力以赴地描绘自我意识观照之下的“世界”──但它们实际上是在“改造世界”：改变“客观世界”以塑造一个“主观世界”，从而填充那些满布在灵魂中的疑窦，以获得确定性和方向感！ 

120 

各种文化有机体都被迫直面的一个永恒之谜── 

社会结构对其内部文化的多元分化这个生长的标志，到底具有多大的耐受力？ 

如果文化的发展势头所带来的冲击力，超过了现有社会结构的承受力，则整个文化有机体面临两种选择： 

a，牺牲发展以维持已有结构。 

b，调整社会结构以适应新的发展。 

第二条道路更痛苦，但接近生命；第一条道路更简单，但接近死亡。 

如果社会结构的压力大于文化发展的冲力，则整个文化有机体也面临两种选择： 

a，继续高压使有机体日趋僵化。 

b，为刺激有机体的活力而减弱压力。 

第二条道路多动荡，但前程远大；第一条道路很稳定，但日益狭窄。 

事实表明，“存在”与“生长”之间、结构的“秩序”与释放的“冲力”之间（也可以说在“善”与“美”之间），具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文化运动依赖于“不平衡”，而不平衡则违背“善”。 

人们常说，年轻人理解不了老人——因其经历稀薄，体验肤浅，所阅不深，心理过于稚嫩……这固然不错。但反过来，健忘的老人又何尝理解年轻人呢？仅仅靠着回亿自己年轻时的体验和阅历、思想与感受？且不说记忆是多不可靠，随着岁月的沉淀而来的附加层足以扭曲记忆中的体验，加上当年的处境与现今面对问题如此迥异──他又何从理解分属不同时空的年轻一代？ 

成人与儿童的关系，程度不同地也存在这一问题：儿童固然理解不了成人；可成人又怎样理解孩子？于是，新文化的发展难免被代沟所切断，文化运动的非理性质日益增长，语言的对话被拳脚棍棒刀枪的教训取代了。 

121 

一个声音对他说：“千百万人都是这样生活的！千百万年都是这样熬过来的！”另一个声音对他说，“正因为千百万人都这样生活，正因为千百万年都这样熬过，所以我们决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 

传统没有死。尤其是中国的传统还活着：既没有像巴比伦那样溃灭，没有像埃及那样成为活化石；也没有像希腊那样不可逆转的异族化，没有像印度那样四分五裂，甚至没有像犹太那样全民族流离失所。尽管，中国已在较小的深度和规模开始了上述综合症，但毕竟还没有陷入不可挽回的死亡。中国或许还将长久地作为一个巨大的共同体，苟活下去。只要这个前提不改变，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就注定要发生“震动全球的伟大事件”。让我们为此祈祷，但愿它不要充溢过度邪恶的性质。 

122 

“人之异于禽兽几希。”这个“希”，正是被古典文化所褒扬、崇仰；被现代文化所轻蔑、鄙夷的。当然，现代文化所谓“唤起本能力量”的倾向，也并非是向禽兽的简单回归，而可以看作是在新的文化动机之下动员禽兽般动力的努力。这努力甚至能够奇妙地转为文化运动的冲力。这就是无数好事之徒所渴望的“现代化”。 

　　　　　　　　

（另起一单页）

第四章

理解与对话

123 

“失乐园”的主题，从古代巴比伦文明的神话、宗教一直变奏现代世界的艺术与哲学。不绝如缕的旋律与和声，诉说了人惶惑也倾吐了人的向往。在各个原始民族的神话里，都有一个普遍的主题──讲到人类本有一个“黄金时代”（中国古史传说认为那是美满和谐的“三皇五帝时代”），与大自然浑然一体，过着“鼓腹而歌”的幸福生活： 

舟张辟雍，鸧鸧相从； 

大风回回，凤皇喈喈。 

（《大唐歌》） 

卿云烂今，虬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卿云歌》 

但幸福并不长久。后来，人与自然（或“上帝”）的关系宣告破裂了。失去了“乐园”，不复依赖自然状态或“上帝”，开始了自己创造文化的艰辛生活。“文化”现象，就在失乐园的压力下，逐渐发生了。 

124 

“文化”是什么？ 

本来，凡属人类创造的一切，都可算做文化。从哲学、艺术到衣、食、住、行，可以无所不包，这是广义的。狭义的文化只包括世界观（哲学的、宗教的、科学假设的；总之是“思想”而非“知识”）与艺术。这也正是本书想说明的。为什么这样区分呢？ 

广义的文化可初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前者的功能是满足人的身体需要，后者的功能是满足人的心理需要。前者是可见的；后者本身是不可见的，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比如，书籍这一物体是物质文明的产物，但其内容属于精神文化：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有亲缘关系，二者往往互补。在物质文明的荒原上，难以冒出精神之花。而无精神的先导，一切物质文明的构造，也不可能诞生。至于精神文化本身，还包含两个层次：〇科学、技术等应用性的知识；〇世界观、艺术等价值性的判断。二者之间常有互渗关系，但并不同质。这可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A，科学、技术等应用性知识，可以用实验的方法验证，并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求得公认的完善。评价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自有公论”。但世界观、艺术等价值性的判断，却无法在实验室中验证。即便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也很难取得众口一辞的评价。这表明，前者的可沟通性远远大于后者；而后者，除了一般的理智作用，还有许多主观色彩和情感成份混杂在一起。 

B，科学、技术的知识，目的在于应用，在于转化成物质文明，因此，这些知识的产生与传播，要求克服或降低人的主观色彩，尽量接近客观规律，否则，只有失败。但艺术与世界观却不是这样，它允许并要求着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支配着文化两个层次的，并不是同一个规律。两个层次的精神，外化为“科学与艺术”。自古以来，智者们就已体察到二者的区分。艺术与世界观意义上的（狭义）文化，正是本书探讨的着眼点。 

世界观、艺术的价值判断，不是直接应用于人的身体需要。而人的心理需要则是多方面的、形形色色的、难以预测的。因此，这种文化的孕育、产生与传播，不仅不要求克服、降低人的主观色彩，反依赖于弘扬人的主观因素，使之达到创造的意境。主观因素越丰富，产生这种文化的潜力也就越大。 

正如王国维所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人间词话·六十》）入乎其内，是体验；出乎其外，是创造。二者都离不开作为“诗人”的艺术、世界观创造者的主观因素。根据对文化史的综合考察，可以这样说：在这文化孕育、产生、传播的过程中，非物质的、非应用的、以及非理性的心理因素，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文化的这种心理背景，深深植根于人类本能生活的土壤里。 

125 

人类并不是一面机械反映外在世界的镜子，不是一部按照逻辑程序去生活的机器。电脑比人脑按照程序工作的效率更高，但它却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它能诊断疾病，但创作不了有个性的艺术，它擅长管理，却产生不了价值判断。总之，人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电脑却只有知识的积累，没有文化的生成。文化的内核是价值标准，它是一系列情结的错综复杂的产物，表现为对某种特定价值的认可。这种价值观念能够满足人类心理生活的需要。从各种特定的价值坐标系中，产生出各民族文化的系统。而当特定的文化系统不能继续有效地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和行为需要时，这一文化就趋于衰落，它的传统价值准则（文化的核）就会受到怀疑与批判。文化的这些特性，使它既不同于可见的物质文明手段，也不同于应用性的科学、技术层次而自成一体。借用传统术语我们不妨说，文化是“体”；物质文明与科学技艺等应用性知识，则是“用”。 

一种体用相违的文化，无疑是患上了病症。但文化的体用相违所孕含的危机与失衡，却也不失为一股意外的动力。它冲击心灵，迫使心灵对文化的体用形态及其关系，做出反思。这反思也许有些苦涩，但对调整过时的文化行为，则有裨益。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年）曾写过两个史诗《失乐园》与《复乐园》。文学史家公认《失乐园》的成就远在《复乐园》之上。为什么？因为“失乐园”是实存的折射，而“复乐园”却因纯属幻念而贫血失色。 

──失乐园的主题比复乐园更有力，它激起了对于生命的神秘感；而真正的失而复得，相形之下却反倒显得平庸无奇。 

126 

人类在大地上的一切奋斗，人类飞升寰宇的超级冲动，以及人类的一切牺牲与悲戚、快乐与沉思，都是缘此永恒的文化主题而发：失乐园。啊，失乐园！你给人类带来的孤独，像梦魇一样缠绕着从天庭被逐出的男男女女。啊，失乐园！你又像熄灭了的明灯、破碎了的明镜那样，吸引着人、并照见了他的文化形态的本原。你似乎启示着，人类尽管有其生而软弱与不幸的一面，但毕竟能够凭藉坚忍的跋涉去超越自然的局限。尽管人类已失去了“神”所允诺的乐土，但从他曾经企及过幸福的彼岸这一事实去揣测，他也许终能再获超度。 

啊，失乐园！ 

127 

人类在宇宙中的孤独──人们常常引证的格言中，有一段出自法国著名数学家兼思想家布雷兹·巴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年）之手： 

人类只是一棵芦苇，原是世间最脆弱的东西；但那是一棵有思想的芦苇。用不着全宇宙武装起来把人类轧碎；一股气流，一滴流水，足以灭亡他。然而，即使宇宙轧碎他，他也比灭亡他的宇宙更其高贵：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死亡，知道宇宙的优势，而宇宙却什么也不知道。（巴斯卡《思想录》第1卷264条。） 

作者称人类的思想为“人类伟大的标志”，历来的引证者也藉此说明“人”在宇宙中值得骄傲的存在。但是，这从另一方面也正生动地道出了人类的孤独：宇宙“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人的存在和人的活动；人却“知道自己的灭亡”，知道这个并不知道他的宇宙。 

人类，因而与整个宇宙处于某种对等的地位。宇宙是一边，人类的自我意识是另一边。宇宙产生人类，并迫使人类服从自己；人类知道这一点，但宇宙却是“麻木”的。人类在宇宙的包围中，没有朋友，没有可以互相观照的对象，没有能够对等地理解他甚至“知道”他的“对话者”。 

人类明确意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孤独，是文化状态的结果，是自我意识高度发达的标志。进入了文化状态的民族，充分发展了的个性，才意识到自己的孤独。 

128 

原始时代的人类，尚未自觉意识到“孤独”。他们在本能的漩涡中，在生活和意识的发展历程中，无疑感受到了日益深切的困惑与孤独。但未达到意识的、反省的高度。 

原始的恐怖，正是这种不自觉的孤独感的表现。为了平衡这种恐怖感，他需要一个“活的宇宙”（柏格森称之为“生命之流”），作为自己的旅伴和想象中的“对话者”。 

在“万物有灵”观念的透视之下，整个宇宙都与活着的人类同呼吸、共命运。古代的泛神论、星相学、“天人感应”思想都从这原始观念汲取了养料。“万物有灵”观的影响力，在于它悄悄满足了人类切望摆脱孤独、在新的水平上和自然重新协调无间的原始愿望。因此，人类为自己塑造了许多理想的“对话者”。在远古的神话里，他凭借自己的潜意识和梦境体验，造出了一批批巨人、天神或英雄来陪伴自己，打破人类在宇宙中的孤独。古代神话的秘密引力在于，它是人类渴望摆脱双重孤独（事实的与心理的）状态的原始精神，是一种最早说出的诗化哲学的纯粹语言神秘而炽热的超渡人类被隔离状态的希望。在现代的科学实践中，他意识明确地活动着：不惜破费重金，上天入海去寻觅“智能动物”，即现代人类理解的“对话者”。他要靠科学力量的奇迹去实现那古昔的神话之梦……但永恒的对话者在哪里呢？这正是文化的“斯芬克斯之谜”。 

人类在每个历史时代，都渴望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打破自己在宇宙中的孤独处境。巴斯卡说，人类“知道自己的死亡”是“高贵”的表现。然而，这也正是“人类孤独”的文化源泉。在生命行进的路上，只有人类意识到“死亡”。只有人类把“死亡”纳入了自己的反思领域。这种高级思维，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深了他的孤独状态。没有人情愿毫无意义地死去，但每个人都不免一死。死亡，因此震撼人心；它激发人类去思想、去奋斗、去极力粉碎包围着自己的宇宙和孤独感。一切宗教和许多哲学、艺术──都在探讨“生命的意义”，这正是对死亡这一悲郁归宿的思考和反应：人们渴望寻找生命的意义，并对死亡做出合理化的说明。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也许创造了比自己的生命更“高贵”的东西（生命毕竟不免一死），但仍然不免一死，仍然找不到自己的对话者。 

人类，尚未打破自己在失去梦境乐园、落入宇宙激流之后的孤独状态。 

129 

人类自身的孤独所造成的多重隔离，是个他自己未必意识到的事实。 

人类的孤独既来自他在宇宙中的处境，也来自彼此之间的隔离状态。这使得人类的孤独具有双重内容： 

A，来自宇宙的孤独，使他成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人类”； 

B，来自彼此隔离状态的孤独，使他成为各个特定的集群（氏族、部落、行业、阶层、民族等“社会业力”）。 

在沉默的宇宙面前，人类是一个观念类别上的整体。但在人类内部，彼此又各自为政，在隔离状态里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生息繁衍。人类的隔离造成历史、文化发展的种种样式。迄今，人类在文化上远非统一的。那么，隔离的状态及其肇因有些什么含义呢？ 

130 

隔离中的生长：人是一个有机系统：

从这意义说，一个人就是一个完备的小宇宙。他与同类交往、从外界吸取各种能量（从“物质”到“精神”），增强自己的内力，发展自己的存在。 

人的群体也是一个有机体。它以协调内部成员为起点，与其他群体发生联系。但在本能上，它却是自立的。群体之间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只是“互利”。利他行为，在个体之间尚可见到，在群体之间较为鲜见，因此可见，群体的自我封闭倾向，较个体尤甚。 

在动物世界中，人的圈子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人与其他生物的“交流”，只是为了把它们贬作自己的养料或观赏对象，而不是为了和它们对话。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侵略”、“奴役”行为中，也体现了这一倾向。对人的这种行为倾向，是无法取缔的。尽管佛教徒的一大创造就是对此进行了有限度的谴责。如禁食动物等，因为在生命世界，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的理解，是以自己的爱好、需要、“胃口”为前提的。 

对宇宙而言，生命的世界本身，又是一大封闭系统。它利用世界、适应环境，又变换环境去促进自己的兴旺发达。变换有两层：动物式的选择，和人类特别发展了的“改造”。而对于植物而言，选择的余地更狭小，改造的希望更渺茫。 

131 

有机的封闭系统，普遍具有排它性。但是，这种封闭，是种族存在、延续的前提；也是个体发展、转化的条件。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个排它的大小宇宙，一个个自成体系的圈子，一个个你要么被同化（以便换取一张入场券）、要么被排斥（自由的代价是孤独，的“场”。生物圈、文化圈在功能上都是一个“场”，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杠杆，是近乎力学原则的那种“吸引”、“排斥”；近乎生物学的“同化”、“异化”；近乎文化学的“融和”、“消解”…… 

本能上的封闭和行为上的开放；原则上的利己和策略上的利他──是生命在茫茫宇宙中安身立命、寻求前途的两面相。为了促进本位的壮大，不仅需要移动和交流，以便和宇宙能源进行交换；还需要适度的群体隔离、自我孤立——这是被人类升入反思领域的大智慧。移动、交流，被叫做“自由”；群体隔离、自我孤立，被视为“独立”。人们把自由和独立并列，并不是出于逻辑上的混乱，而是由于人在本能上需要这双面的本能。 

追求自由的冲动和热爱独立的意向，在生命的总体运动中交互地推向高潮。生物场和文化场的开放与封闭，因此构成人在宇宙中的行为交响乐的两个基本的主题变奏。而自由的基础则是独立，是自己存在。死亡者固然与自由绝缘，依附者也只能仰望自由的星空，尽管有人谬把死亡与解脱、自由等同了起来。生命，是在隔离中生长起来的，文化亦然。──“隔离中的生长”这一命运，是与“有机系统”这一存在始终伴随着的。隔离中的生长，具有多种形式：如地理性的，超地理性的，时间意义上的。“人类”受到多层的分割，彼此孤独。但是这却在不意之间为文化的多元发展，为文化的丰富性，提供了最大的保证。

132 

地理性的隔离： 

早在史前期的野蛮生活中，人类就彼此隔绝。其遗产种族与语言不仅深刻左右了人类的文化史，并存留至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文化在今后的发展历程。 

种族── 

世界的种族至少可以分成三大类：黄肤的蒙古种，白肤的高加索种，黑肤的尼格罗种。每大类又可以初步分成几个类： 

蒙古种：北方型，南方型（马来型），印第安型。 

高加索种：北欧型，南欧（地中海）型，虾夷型。 

尼格罗种：非洲型，达罗毗荼型，塔斯马尼亚型，皮格迈型（矮黑人）等。 

再往下还可不断细分。 

人类多种族的显著存在，表明从人种形成的时代，直至现代，人类还被强有力地隔离着。遗传学的研究表明，各种族的生理状况，既有其共性也有其显著的特性。这些特性在文化发生、发展过程中并非毫无意义。频繁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也未能根本打破、消除各种族之间的珍域。 

语言── 

语言作为人类隔离生活的产物，它比种族分化得更细致，比种族的品类更多、更复杂。据不完全统计，世界的语言，大的语系（如印欧语系、汉藏语系等）二十来种，外加几十种小语系和“独立的”（即难以归入语系）语种。其中“美洲印第安”这个大语系，下分近一千五百种语言，仅北美印第安语，就包括五十多个小语系。世界各民族语言还包括若干方言，例如，汉语粗分之下就有北方方言、西南官话、湘方言、吴越方言、赣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等几大类。 

人类语言的这种现状，暗示了人类互相隔离的历史。有时，他们突破了这种隔离，造成语言的融合：旧语言的消失和新语言的形成。但语种的存在，表明语言所象征人类的隔离（类似种族的存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要“如实地”翻译不同的语言，十分困难。语法结构和语义之间的深刻差别，难以逾越。这些差别，对塑造不同的思维方式、观念形态和文化系统起了直接的作用。 

种族和语言的多样化现实，证明人类过去与现在彼此之间隔离的广度、深度；这一现实还在发挥着隔离人类的作用。这一现实对文化圈的形成一直是很重要的。 

种族气质和语言形态的差异，不仅对文化的发生、发展有影响；也使分属不同种族集团的语言集团的人类，互相之间的精神沟通，变得格外困难起来。《左传》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就是对这一困难的原始总结。 

此外，同一种语言本身还具有隔离作用，《庄子》对此已有发现。所以他大声疾呼：“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他想找到一个打破了语言的隔离的对话者，向往不用语言就能沟通思想的理想境界，尽管他知道这一理想是很难实现的。 

133 

种族、语言、文化诸层次隔离的促成因素，首先是地理上的障碍。在人类活动的早期，还无力克服诸如山脉、江河、沙漠、海洋、以及遥远的距离等因素，或克服不力这些障碍便隔绝了各地的人类。使之形成不同的族类、语言、文化传统。等到种族、语言、文化传统形成之后，又反过来加深了人类彼此间的隔离，致使人们虽有机会接触，却无力打破已然的隔离。 

地理性的空间隔离，在文化上的产物是地理文化圈。其或为地方文化，或为民族文化，或为大的区域性文化（如远东、欧美等等）。这是形态较为原始的文化圈。 

134 

考古学确认：世界各大区域的原始文化具有不同的起源；它们是在彼此隔离（有交流，因而不是“隔绝”）的状态里各自发展起来的。 

原始人是孤独的，他们生活在氏族的狭小圈子内。原始的群落是孤独的，它们彼此通过原始的交换与战争，也有接触，但那并不能打破横亘于它们之间基本的隔离状态。《老子》八十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谈的虽是他的“理想国”（“小国寡民”），但描绘的却是古代生活的隔离情景。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多取材埃及、斯巴达的现实生活。考古学还确认，古代世界的文明社会，同样在彼此不相知的状况里发展起来，后来通过帝国时代的军事扩张，才开始互相接触。原先具有不同的起源。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的《考古学简史》认为，独立兴起的文明社会计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米诺斯、中国、印度、南俄、玛雅、奥尔密克、查文等九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则认为有二十二个“文明”，包括若干个“子文明”。现代世界，仍然划分为若干个大的地理文化圈，如远东世界、欧美世界、伊斯兰世界、东欧、印度次大陆、拉丁美洲、非洲（北非除外）等等。当今现代文化风靡全球，但传统的文化圈并未消失，而是在各自的基础上趋向现代化。即：建立有自己特色的现代文化。忽视这一点将是危险的，当代西亚和南亚的军事纠纷事例充分表明了传统文化圈在现代世界的含义。 这展示了文化隔离状态的广度和力度。 

135 

超地理的隔离── 

地理文化圈的疆域，和种族的尤其是和语言的疆域相一致，其最显见的形式，是民族文化。但是，在深入考察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之后，就会发现，还有一种文化圈超越了地理因素，它同样起着隔离人类的作用（可以称之为“超地理的空间隔离”）。这种隔离大多采取了宗教的或世俗信仰的形式。 

先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例。它主要分布在北非、西亚一带，似乎连成一片。但到了东南欧、南亚和远东，情况则骤变：伊斯兰文化在这些地区与基督教文化，印度教文化，佛教和儒家文化并存着，即生活在同一地域之中，但却彼此隔离着。各教人士可以同处一地，甚至共居一室，说着同一种“民族语言”，但缺乏共同的文化语言，因为他们各自的信仰背景各自不同。 

再以基督教文化为例。在现代欧洲（除东南一角）和整个美洲，它都拥有大势力。但在菲律宾、非洲、中东地区则同样与其它文化杂处，具有典型的超地理色彩。 

至于这一文化特征最为鲜明的犹太教，其教徒散居世界各地，在许多地区与周围同地域的文化相隔离（“犹太区”），发展了特殊的生活方式和心理模式。超地理的隔离同样是超民族的。 

中东地区最为明显。在中东的现实生活中，各个教派生活与组织既超越民族又超越现代国家。毋宁说，教派才是中东地区真正的权力中心。如果一国家由一个主要教派和许多次要教派组成，次要教派诚然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排挤，但国家的安定还有保障：那个主要教派即等于国家。

136 

在中国长城时代的集权国家中，儒、佛、道诸教之间，佛教诸宗派之间，道教各门派之间，也都受到各自文化背景的相对隔离，特别在它们的鼎盛时期。基于互不理解的彼此攻击，充斥一部文化史。宋元以降，诸教趋于衰落，故有混同之势。 

超地理的文化隔离还采取了学派的形式──不同的学派与不同的行业、阶层一样，具有一套特殊的言语系统（“行话”、“术语”）。表面看，它属于某种民族语言，但学派却赋予它细微而重要的差别。因此，在不同学派间，往往因“缺乏共同的语言”而无法“对话”。更普遍的，是虽有对话却“各执一端”，无法达到沟通思想、融汇精神的目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价值标准即文化的内核不同，从而，使得思想交流或成为“多余的”，或成为“误解的”。其结果，只有论战，而缺乏彼此的理解（彼此隔离）。对话流为一种斗争形式。 

学派与教派的差别在于，它只是一个思想或世界观的圈子，一般没有仪礼或行为的禁忌。 

当一个学派不仅是一个思想圈子，而且构成一个生活圈子，它就是一个教派了。但，当一个团体只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作为价值体系的世界观），而没有共同的生活规范和固定的行为准则，它就只是一个学派。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是最古老的例子，它甚至还是一个信仰团体。中国先秦时代的墨家学派，也既是学派又是宗教团体（教派）：它约束成员的生活方式。上述两个文化圈子兼有学派和教派的特点，而终于成为教派，因为它们除了思想基础，还有生活规范与行为准则作为联系纽带。 

当共同的思想基础与生活规范、行为准则一起模糊之后，超地理的“高级文化圈”的约束力也就随之消失了。例如，某个教徒既不信奉教义，又退出教区生活，甚至还食用教义所禁止的食品，与异教徒通婚──他就不属于该教文化圈了。类似的例子文化史上多有。 

而在此之外，还有帮会的存在，他们之间流行的是“黑话”与“暗语”。

137 

绝对的和相对的时间隔离──人类被死亡隔成无数个世代，不得往来，这是绝对的时间隔离造成的一种孤独状态。 

每个时代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化的创造者，内心深处都激荡着类似初唐诗人陈子昂登上“古幽州台”时的心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人类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了解身不由己的时间隔离；更可贵的，在于他具有历史感，知道自己尽管处境孤独却并不精神孤立他可以仰慕古人、想象来者。他受到生命的局限，打不破时间隔离的桎梏，只能“独怆然而涕下”。但在他的凄楚中，却涌起了用精神上的创造去打破隔离、消解孤独的意念。 

沟通不同时代人类的，于是只有想象的翅翼；或者，借助于想象之翼的“理解”。陈子昂“理解了古人”了吗？没有，他只是想象了他们──用自己的情绪和经验。“恨不相见”的惆怅，发自自己内心的孤独和寻求对话者（古人称为“知音”）的需要，其条件是需要者自己的想象。“古人”仅仅作了他的抒情对象；“古代”就是他的想象力驰骋所及的地方。 

138 

人类不仅被死亡隔断，还被生辰隔离。这是相对的时间隔离造成的又一种孤独状态。幸而能够“相见”的人们，却因为生年的早晚而彼此陌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代沟”。对于人类，尤其对于有文化的人类，时间并不抽象，时间由社会和文化演变的节奏体现出来。生年不同，经历的社会与文化状态不同；心理随之不同，语言和行为也就不同。 

他们见面了，但却常常跨越不了横亘其间的时间隔离。他们熟悉对方的生活与音容笑貌，但在心理上却是陌生的。同时代人之间“应有的”互相理解、沟通，却往往被彼此间的隔阂、误解、争吵代替了。 

139 

不同的民族文化系统之间，也有“代沟”横亘着──这同样是相对的时间隔离的文化投影。 

公元1492年，西班牙航海家们登上西印度群岛，他们逐渐“发现”了与自己的种族、语言、文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类。他们与这些人类，分属不同的社会（包括文化与心理）发展阶段；因而，在身体上同属“公元十五世纪”，在文化心理上却相隔许多世代……这种民族文化的代沟，使他们互不理解。印第安人看到技术先进的“白人”从“东方的大海”飘然而至。竟视之为“天神”；而西班牙殖民者因自己的发展阶段较高，竟把“土著”视同禽兽──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人与印第安人，可以在身体上互相接触，甚至生儿育女，但在心灵上、文化上却不在一起，难以沟通。 

印第安人的文化隔离，被欧洲人的技术优势打破了。其结果，是土著文化作为一种有机系统的全面崩溃。今天，你可以在美洲文化和美洲种族上，找到印第安文化与种族的诸多因子，但作为有机系统，它早已不复存在。其主因，在于美洲的土著文化，未能在欧洲的冲击面前，有效地维护自己文化的系统封闭性（不排除对文化因子的开放、拿来、吸收）。而在维持本文化系统的存在方面，旧大陆上的诸文化场，如远东（中国文化）、南亚（印度文化）、中东（阿拉伯、穆斯林文化）──都比印第安人成功得多。 

140 

文化孤独的主因── 

世界历史上曾经生生灭灭过众多的文化场。由一个强力中心（古代的城邦和现代的大都会）把文化核辐射开去，形成一团沸腾着文化热能的“文化圈”。它们都经历过隔离──统一──解体这样一个“文明三部曲”，像人的生命一样，跋涉在宇宙中，时而喜悦，时而焦虑，时而傲慢，时而自卑──走完自己的行程。吸引我们此时此地注意力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在各文化场趋于统一的节律中，直接的杠杆并非文化的内在向心力，而是政治军事的外在强制力。 

五千年前古代埃及文化场的统一，四千年前两河文明的统一，两千年前的中国、希腊、印度诸文化场的分别大一统（分别形成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孔雀王朝帝国等三大政治实体）──无不伴随着剧烈的兼并战争、空前浩大的文化毁荡。如果说，统一确有利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有其建设意义；那么，为什么这些当时最文明的人类没有坐到谈判桌上，去商讨较为合乎理性的统一大业呢？其实，类似的“共商国事”的创举不是没有进行过，但先后都因为尔虞我诈而宣告失败了。在山西侯马大量出土的春秋诸侯的“盟书”，和鼓噪一时的战国合纵连横，都表明了通过谈判促进政治联合的诚意。但为什么都失败了？诚意不足以消除人间的隔阂；由此陈旧的历史也还是赫然可见。 

141 

仅用“追求权力的意志”（“强权意志”）去解释文化场须靠暴力统一的事实，是欠完善的。与求权意志（它表现为独立意识、不思合并）同等起作用的，还有各个地方亚文化势力的传统排他性。传统抗拒新事象，因此，不使用大规模的暴力，则很难击溃它的顽强抵抗。不论那些当时十分文明的人类是否意识到了文化的这一特性，但他们的行为却恰恰证明了文化的这一特性。各区域亚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甚至在表层的政治大一统实现后，仍然顽强发挥它的离心影响，并一再左右整个社会文化格局的变迁。这表明，“文化孤独”的倾向，对文化的宏观发展和微观分化，握有极大的发言权。文化孤独的倾向，是文化主体的一项本能：它拒绝向导文化实行全面的、平等的开放；它只把开放作为强化自己、弱化对手的一个方略。 

142 

是人在宇宙中的孤独处境使他的文化产生了孤独感？还是人这一有机系统的自我孤立倾向创造了文化孤独？抑或，是人的孤独感令人觉察到宇宙的冷漠，从而加深了他的自我孤立与文化孤独？人是复杂多面的──比任何机器都更复杂、比任何物质都更多面。因此，他才可能意识到“永恒”，即意识到与自己的全部存在截然相反的东西。 

自我封闭也许是痛苦的，但却是人的本能深化，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化的本能”。相对的隔离、相对的寂静──这是各种精神文化得以产生、滋长的大地。就个体育，“自我放逐”（相对于群体的文化孤独，是识破了群体生存的诸幻相而后，转去寻求“永恒”的心理动向。有一次，我与一个友人谈起人为什么会趋于某种形式的自我放逐，如隐居、旁观、不参与等等，他认为，人的自我放逐形同动物个体的被驱逐──是因为在性格上与“群体的意志”格格不入，导致某种“行为不端”，而后遭到冷落、排挤，只得离去。我反问道，人难道不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吗？ 

事实上，大多数人正是这么“适应”、兢兢业业地生活着，他们接受了社会压制的规范，奉之为金科玉律，然后又把社会压制投向他者──人们自我压抑，又彼此压抑。甚至具有天生犯罪倾向而行为极端不轨的“变态人格”，也并不都是心理上的自我放逐者。有的人，越是遭到身体上的放逐甚而禁锢，越是不甘寂寞，渴望回到群体中去──哪怕不是为了忏悔，而是为了继续犯罪。他们怎能算做真正的自我放逐者呢？ 

名实相符的自我放逐者，必有某个强烈的信念在支撑着他，鼓励他背离熟悉、走向陌生，背离迷人的暂时、走向虚静的永久。这正是被放逐与自我放逐、动物的离群索居与人的离群索居的分际。 

143 

“先知不被家乡悦纳”──有个著名的《圣经》故事：起初天下只有一种语言，人们使用一种话。他们在东方一带流浪的时候来到巴比伦平原，在那里定居。他们彼此商量：“来吧！我们来做砖头，把砖头烧硬。”于是他们用砖头来建造，又用柏油砌砖。他们说：“来吧！我们来建造一座城，城里有塔，高入云霄，好显我们自己的名，避免分散到各地去。” 于是上帝下来，要看看这群人建造的城和塔。他说：“他们联合成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话；但这不过是他们计划做事的开始。以后他们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来吧！我们下去打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无法彼此传达意思。”于是上帝把他们分散到全世界；他们就停止造城的工程。 （《旧约·创世记》十一章）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奉行愚民政策”的上帝，他打乱人们的语言，以防止他们互相理解，联合起来。他注意到不同的语言可以隔离人类，却忘记了“同一种话”同样也可以隔离，因此他干了一件多余的事。历史证明，“一个民族”或一个教派、学派内部的心理隔阂，并不少于民族、教派、学派之间的心理隔阂。 

基督教的创始者、拿撒勒的耶稣，在传教活动中，一度回到家乡弘扬己道，但并不能获得同乡的理解。他叹息说：“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耶稣不仅在家乡遭到冷落，而且经由犹太正统人士的胁迫，被罗马总督彼拉多在首都耶路撒冷的郊区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不仅死于本地人之手，他的教义最后也在本地人中淹没无闻。基督教后来传遍了欧洲、北非、西亚，今天更传遍了世界，但只有犹太人死不悔改，拒不接受福音。 

相似的事件还发生在印度。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虽未惨遭耶稣基督横死、苏格拉底的暴卒，且他的教义还广布整个东亚，但佛教却在发祥地印度次大陆趋于衰亡，佛教信徒迄今还不到印度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 

伊斯兰教创始者，阿拉伯商人穆罕默德似乎是个例外，他的本族人接受了他的思想与教义，并用阿拉伯语将之远播到西北非和东南亚。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会忘记，他也是被他的“祖国”——他所在的城邦麦加拒斥、迫害的，而被敌对国家麦地那“发现”和拥戴的。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孔子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叹；老聃终于“西出函谷关”去了；苏格拉底在故乡雅典被杀；摩尼在祖国波斯遇害。耶稣基督的《登山训众》，在犹太的旷野里激不起持久的回响；释迦牟尼的甘泉，终于消失在印度干旱的土地中…… 

144 

《旧约》的上帝，为了适应《旧约》时代的人们，说了他们的智能可以理解的话，这并非他的智慧比不上“后来居上”的耶稣。这就像幼儿园老师和小孩子说小孩子话，并非因为幼儿园老师都是小孩子。耶稣时代（公元一世纪）的人类智慧已经看到：“讲同一种话”的“一个民族”，也并不能“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古今有过多少强盛的民族。它们的实力比起《旧约》上“大洪水”刚刚退去时开始筑塔的原始人类，不知强过几倍；但是，没有一个能凭借“同一种话”建造一座通天之塔。 

文化的孤独，遍布了整个文化场。文化的隔离与文化的孤独如此普遍，其原因是什么？ 

“自我”是文化隔离与文化孤独的主因同属一个种族、一个语言（或方言）集团（地理性的原始文化圈）甚至一个教派或学派圈子（超地理的高级文化圈）的人们，彼此之间也不能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从而打破文化、心理上的隔离。这表明隔离与孤独的主因，无所不在。 

有一句古希腊的格言揭示了这个谜底：“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格言的字面意义是，“人类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衡量世界万物”，除了这个通常理解外，还有一层更隐蔽的含义：“‘自我’是衡量、理解‘他人’的尺度。”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人们很难全然脱离自身状况去理解他人的文化。“客观地理解”是一种追求真实的愿望，但在理解过程中要洗净主观色彩，却“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来自互不理解的孤独，使人类的成员真正意识到自己作为孤零零个体的存在，使他开始成为单个的人，即“自我”。黑格尔弥留之际曾说过：“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他很快又说：“就连这个人也不理解我！”是临死者的暗淡心情使然吗？非也。只要看看他的哲学后来分裂成多少流派，就明白这并非虚言。 

如果基督教徒都“正确理解”了耶稣的教义，那怎会产生如许的教派呢？佛教的情形更典型：释迦一死，门徒立时分成若干“部派”。后来，“部派佛教”又被“小乘佛教”取代了。再往后，“大乘佛教”青出于蓝，势压“小乘”。中国特色的禅宗更是异军突起，以鲜明的民族性格独树一帜……最后，喇嘛教兴起，占据了蒙藏等广大区域，至今声势浩大。 

“哪一宗派对‘佛祖’的理解，更加接近其原意呢？ ”

中国先秦“显学”的命运亦复如此。儒学到了秦汉之际，已形成孟学和荀学两大宗。“孔学”早已非复昔日。以致谭嗣同在《仁学》中攻击秦汉以降的孔学实为“荀学”，为“乡愿”的乔装。“孔学”的分裂，早自“孔子获麟”就已开始；仅据《韩非子·显学》篇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已有子张、子思、颜氏、孟氏、孙氏、漆雕氏、仲良氏、乐正氏等八大宗派。墨学自墨子死后，分为三大宗：相里氏，相夫氏，邓里氏。据《庄子·天下》篇，还有“苦获”、“己齿”诸宗，俱以正宗自居，互以“别墨”相贬。 

这诸多的宗派代表诸多的“理解”，但谁是“正解”，谁又是“误解”？根据客观论，“正解”最多只有一种，而“误解”显然居多。故《庄子·天下》篇惊呼“道术将为天下裂”，而杨朱则因为“歧路亡羊”（比喻“理解”多歧，而终失本义）“戚然变容”，陷入迷惘的心境。（见《列子·说符》） 

貌似理解的并不理解，不仅发生在异时代的“继承”上，也发生在同时代的同路人之间：“人或传其（韩非）书至秦，秦王（始皇）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等这个“雄才大略”见到韩非，却不肯“信用”；后来，竟听信谗言，“下吏治（韩）非”，使之冤死狱中。不过我这始终怀疑，秦始皇不会如此如此忍气吞声、受到李斯摆布；实际情况更可能是他主谋杀害了韩非，却要李斯这个庙堂里的伙计替他背上黑锅。 

西方文化名人的例子亦复不少。英国的休谟与法国的卢梭彼此仰慕，自以为理解对方；但接触以后却性格不合，意见分歧，关系终于破裂。这是异邦思想家之间的“理解”。歌德与贝多芬，同为德国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文化巨星”，互相钦佩已久，但相见之下，却各自感到格格不入，十分失望。思想家柏拉图颇想一试他的“理想国”方案，三次应当时的“无产阶级领袖”、叙拉古僭主之邀，前往叙拉古城邦从事“改革社会”；三次的结果都很富于戏剧性──或驱逐或下狱或赎卖为奴。 

虽然，他们都突破了横亘其间多种形态的空间隔离与时间隔离，但却终末消除彼此之间的不理解，反倒暴露出更多的隔阂，以致终于分道扬镳。──文化的孤独多么深刻！ 

关键在于，人只能从自身状态出发，去理解他人的心理及其文化。当其未曾谋面之际，还可以“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用自己的想象去弥合实存的歧异、填平实存的沟壑；但亲身接触之后，创造性想象的余地被堵塞了，以前披挂的“理解”外衣悄然滑落，“自我”与“自我”之间固有的差异，由于失去了一个缓冲地带，于是“互相倾慕”一变为“互相冲突”、“互相厌恶”甚至“互相仇杀厮杀”。 

本来，突破文化孤独的希望就已十分渺茫；现在，由于再次失去想象的“对话者”，就更渺茫了。 至于“知音”，就更加谈不上了。

145 

在文化创造过程中，“价值判断”的作用举足轻重。价值判断的结果（价值标准），是各种文化的核。价值标准是可以用逻辑论证的形式（“充足理由律”）加以说明的，但它的诞生却不经由这些逻辑的、推理的程序：它更多是根据利害抉择，根据“体验”、“感情”、“意志”、“希望”或“恐惧”创造出范型，而后形成内核。这些文化核或寄寓在世界观（宗教、哲学、科学假设等等）的形式中，或寄寓在艺术的躯体里──但本质上却是复杂情绪的文化装束。 

世界观（宗教、哲学、科学假设……）和艺术的创造构成。当然包含着人类文明社会普遍承认的理智规范，但更大程度上却与个人或群体的知觉、体验、情绪、感情、利害抉择、价值判断，以至意志、“理想”等等结伴而行。这些复杂的心理因素并不根据冷静、客观的观察、分析、归纳、推理、反思、总结等“科学程序”制作出来。因此严格说来，属于非理性范畴，但它们在文化尤其是世界观和艺术形成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远远大于纯粹的理性。 

平心静气地观察，无偏见地搜集资料，逻辑的推理，审慎的反思，勇敢的自我检验等重要的活动，更多是作为论证结论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创造文化的工具使用的……。这正是文化与科学技术等应用性的知识范畴和实体的“物质文明”最大的区别。 

146 

文化的非理性性质，除在产生过程中，还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作用。正如柏拉图在《饮宴》篇中所说，要是诗人听见评论家们正头头是道地分析他的作品，一定会感到忍俊不已，甚至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评论家的理解，远离了作者的原意，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创造。这种“强作解人”的现象，真是屡见不鲜。 

非理性的因素在文化传播（“被理解”）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总是无意的误解，还有故意的运用。正如一位欧洲基督教的著名信徒在谈到基督教教义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段话道破了非理性因素（“荒谬”）对文化发展的另一面相。

人的社会处境、阶级地位、性格特征、个人遭遇……也不可能对他所参与的文化活动影响不大。那个基督徒为什么去“相信荒谬”？显然，这有助他的心理平衡，有助于他摆脱深刻的孤独状态。而他，之所以需要这种违背自己理性意识的文化法码，去维持平衡，正表明他在社会处境、阶级地位、性格特征、精神遭遇诸方面的平衡，业已遭到严重破坏。求诸理性（或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有求诸“荒谬的文化”（宗教信仰或是文学艺术）。 

147 

文化的出发点，并非理性的或智性的理解，同样，文化的目的也不在于追求客观与“真实的认识”。这些理解或认识的意向也许是有的，但往往只是文化的形式或一纸“使用说明书”。正如人生在世的第一要务并非追求“客观的知识”、“理性的觉醒”，而是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基于这一需要的欲望冲动。正如科学，只是人生的手段，而非目的；“发现”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真理”，也就是创造了一种能够满足心理需要的方法。其结晶，或宗教，或艺术，或哲学，或科学假设；或为幻梦，或为爱情。人类以此──突破然后陷入──陷入然后突破：文化的孤独！ 

人类是孤独的，但并不孤立。他有智慧，他努力使自己与环境协调起来，协调的结果即为文化的创造。文化的创造，令物我古今交融于己，交融的结果即为“我们时代的理解与继承”。尽管这些继承有时体现为撕裂与革命。 

文化，因此成为人类在孤独中适应环境（同时又改变环境）的产物。 

148 

“林中路”的抉择： “理解”是一种创造行为！ 

“诗无达诂”这个成语意在说明，对诗歌作品很难形成公认的一致理解。其实，不仅诗无达诂，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也没有精确的“达诂”。是人的语言还不够复杂吗？不是。是因为“诗”（文化现象）和“诂”（理解活动的产物），分属不同的领域。以诂解诗，无异方枘圆凿，自然格格不入。 

面对这个理智所不能解开的文化之谜，怎么办呢？唯一可能的出路，似在动员自己的心理体验去印合它。但是，当理解者运用自己已然的意志、情感、生理因素构成的复杂情结，试图接近其原意时，差别往往更大了。因为各人的体验是如此的不同，再加上自己社会环境和文化素养等特殊条件，企图理解得“更深”时，这种差别，就会变成深渊，其相去不啻天壤。 

客观的、还原式的理解，是认识意义上的“足赤之金”，但却极其稀有。因为实现它，就先得消灭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它，就得先行破坏理解者的主观世界：使之与对象在生理、语言、文化、心理、时间、环境、利益、情感、意志、偶然机遇诸方面完全一致起来。而这种巧合，千万年也未必能碰上一次。 

这样，人类益发“孤独”起来。人类是被多重障碍隔离着的，人与人之间想要达成客观的、还原式的理解，实在是太难太难了。难道说，人生因此就只是一片孤独、隔离、互不理解的“荒漠”？ 

是的。从理性、客观、科学等绝对语言去说，人生是一片荒漠。但是，这片荒漠里有甘泉。这甘泉，就是作为生活者、行动者的人所具有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有个动人的神话说到，神能用金杖在酷热的沙漠里点出一道清冽的甘泉。其实，文化的“甘泉”不在人生的“沙漠”之中，而在“神的金杖”里面——这神，就是人的想象力；这金杖，就是人的创造力。它，能点化出新的文化甘泉──变隔离的荒漠为丰产的绿洲。 

149 

无法弄清理解对象本来样态的各个方面，有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理解”吗？我们认为，完全可能。 

历史上对同一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对同一个历史人物的理解之所以多种多样，是因为人类想象力和理解力的类型多种多样，因而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创造结晶：理解的过程，实际上是创造行为发生的过程。对既有文化的新的理解，是一种隐蔽的创造，理解即创造。 

为什么基督教与佛教在本地、本族中或连根拔除，或奄奄一息──缺乏足够的理解者与继承人？而在辽远的异邦，却赢得了教派群多的信徒，拥有浩大持久的声势？显然，不是由于异邦人对这两个宗教的教义和文化，有更忠实、更地道、更透彻的理解；而是由于，他们成功地进行了不断的再创造。是丰富的想象而不是刻板的理解，是活跃的创造而不是忠实的继承──使文化得以更新，避免沉沦的厄运。总之，是从金杖点出了甘泉；而荒漠不过是甘泉藉以喷薄而出的一个背景、一个反作用力罢了。 

龚自珍的理想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甘泉也是这样，它不拘一格。甘泉的性质，使不同的理解“殊途而同归”。 

150 

“误解”的价值在于── 

理解不同于“描述”。我们可以描述历史，得到一套又一套的知识。但，这并不等于按其本来样态地“理解”了历史。对同一事物有许多不同的描述，这些描述视角不同、视距不等、视点各异──但都可以是合理的。但对同一个事物，却很难并存多种按其本来样态的理解。客观、科学的“正确理解”，只能基于对事物本来样态客观、准确、历史地把握，而不是含有主观因素的猜测、推论。 

对各文化圈及其文化发展的宏观，作一鸟瞰，就不难发现，在对许多重要对象的理解、认识方面，历史上不少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总之，是“理解者”）——都“各执一端，从其所善”，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他们只是有魅力地描述了世界，但并未真正理解这个世界。 

在对同一现象的多种理解中，主观因素支配、指导下的误解的数量，远在正解也就是所谓的足赤之金之上──这是否说明了人类智慧的低下？并不。 

认识上的正解，既针对自然现象和“客观事物”，也针对主体创造的思想、文化——这只是可想象、但却提炼不出的“足赤之金”。而实践意义上可能产生的误解，却经常作为“有效的创造之举”，凸现出巨大的力量。它后来变成“正确”，是因为它能满足社会心理的普遍需要。 

反而观之，误解具有并不低于一时公认的正牌的价值。在艺术作品的欣赏与理解活动中，经常存在一种“共鸣”现象，即同一作品同时打动了不同的人物。细细分析下来，各人对同一作品的理解及其感动的原因并不一致。而一部作品的魅力，正取决于它同时打动不同人物的广泛程度。越能激发人们各式理解，越能击中人们各种共鸣，即被视为越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人类生活”的作品；越能有效激发各理解者的想象力与共鸣作用的作品──也就获得了越为持久的生命力，因为它有启发后人灵感的力。这种种的理解，和基于这些理解的种种感动并不一定“准确”但它们有其独立的价值。一切甘泉式的文化作品，或为世界观的，或为艺术的甚至是科学的，都有其内在的生命力量。这来自其巧夺天工、击中人心的形式，所透露的某种新“精神”，以及，这新精神带来的清新、高爽的信息──有力地刺激起他者的创造热情。 

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巴赫的音乐作品，惠能的宗教观念，屈原的断魂之章，都是甘泉式的、具有启示力量的文化作品。它们的价值，不在于本身的“真理性”或结构优越，而在于激起后人“误解”的广度与深度。 

南唐后主李煜那些动人的词作，曾打动过不同阶层人们的种种感情。但感动者未必具有亡国之君的生活经历和心理体验。受他“亡国之哀”感动的平民百姓，在科学的认识上无疑犯了“误解”之病，但“受感动”这一事件，却是自己想象力广泛活跃的结果。作品本身只起了启发、暗示的作用。 

151 

在“读书”即理解他人文化的方面，“误解”的后果异常鲜明。 

许多情况下，读者自以为透彻理解了书中的含义，其实不然。对同一著作，甚至对其中的同一片断、同一语句，往往并存迥异的“理解”，这些理解可以并存而无法取代。这些闪烁着理解者智慧之光的不同思想，最多只有一种接近原作者的思想，但所有的理解者，都能为自己的“阐释”找到充足的论据，从逻辑上予以严密的论证。在这里，理性、科学、逻辑化的论证，是为非理性、非科学、非逻辑化的理解服务的。这些理解、论据、验证、逻辑、论证──尽管背离了“真实”的束缚，但却开辟了文化发展的新洞天。 

一切在文化史上留下重要足迹的人，都不是按本来样态去善解人意的诠释家，而是独树一帜的创造者。有时，他们也以继承者的身份出现，但那只是自我意识或社会习惯方面的“裁定”。 

他们对前人文化的“创造”行为与当代生活的关系，较之与前人文化的继承关系，选为密切、直接；正因如此，才能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过程中发生重大作用。如孟子者，正因为他的独创性，一变而为孔子的“私淑弟子”，成为中国儒学的第二祖师。 

在文化世界的群星之中，不乏许多“误解的天才”。这些甘泉之花有鲜明的风格、充沛的创造力；但其基础却是某种主观性、片面性，是基于对社会、历史、人性和他人文化的“误解”。对于他们，误解与创新常是一对孪生子。而他们的误解，对点化人类的文化甘泉，开拓后人的精神视野，有金杖的奇效。我们至今还感谢他们。 

152 

“林中路”的启示是这样的── 

继承，也存在人性范围之内的无限丰富的多样性。 

理解与继承，是参与者的想象与创造。拘于形迹的理解、生搬硬套的继承，即从学理上讲，也不可能透彻而心心相印，忠实而不走样。对于文化所归的人类生活，更是无所裨益。人类文化中的理解与继承，事实上永无一定之规。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不也模仿《庄子》的歧路亡羊，鹦鹉学舌地说： 

“林，是树林的古名。林中有许多路，这些路多半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这些路叫林中路。每个人各奔前路，但都在此林中。看来他们彼此的情形仿佛相似，但只仿佛如此而已。从事林业者与森林管理员认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误入歧途。”（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 

当然，马丁·海德格尔的原创性大大低于庄子，所以他自以为是，或是欺骗性地鼓吹“从事林业者与森林管理员认得这些路”。其实呢，这些专家和我们一样不懂；有时比我们更加无知和僭妄──因为灵性的理解之路，并不是物性的公路小路康庄大道。所以，这位德国学舌者的话仅仅讲对了一半：“林”（文化）中有许多“路”（理解、继承的方式──想象、创造的途径），每个行动者都各奔自己的前路（进行自己的想象、创造）。他们的命运是不同的……然而，在人生创造甘泉与寻觅“林中路”的史诗场景中，却没有一个超然无我的“森林管理者”（类似管理宇宙的“上帝”），也没有能够超越时间、空间、语言、文化的绝对预测者（他“懂得什么叫做误入歧途”）。人类，是反复用荒漠里的痛苦，换来甘泉阵阵的喜悦。──喜悦不在抵达终极目标（这是不可能的）时的欣然；喜悦只在想着终极的幻丽，只在路途上的艰辛、休息及其刻骨铭心的节奏感！ 

路，也是一个目的，也许是一个更实在、更有趣的目的！在不同的路上，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观、体验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景观与生活本身，各有无法代替的本然价值。 

马丁·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还有一段话是说得比较好的：“技术的本质只是慢慢地进入白昼。这个白昼就是变成了只是技术的白昼的世界黑夜。这个白昼是最短的白昼。一个唯一的没有尽头的冬天，就用这个白昼来进行着威胁。现在不仅人失却保护，而且整个在者处在黑暗中。美妙事物脱身而去。世界变为不美妙了。这样一来，不仅神圣的东西作为通向神性的足迹仍隐蔽着；而且甚至连通向神圣的东西的足迹，即美妙事物；也似乎灭绝了。除非芸芸众生中还有些人能够看到不妙事物作为不妙事物正进行威胁。他们极需看清是什么样的危险正落到人身上。这个危险就是此种威胁：是在人对在本身的关系中威胁着人的本质，而不是在偶然的危难中威胁着人的本质。这种危险才确是危险。这种危险对一切在者都是危险而隐藏在深渊中。” 

这是海德格尔的这位历经了战败之苦的德国佬，出于对原子阴影迅速降临的猝不及防以及由此产生的困窘。作为对那个发疯时代的哲学反思，也许有些特别的纪念价值。但对产在广义文化转换关头的这一变态思想所进行的理解，不宜拘泥于字面。 

人类经历过无数的危险，经历过比原子弹更大的危险。 

人类进行过无数的冒险，经历过比现代的机器文明更大的冒险。 

但人的文明没有在危险中仆地不起，人的文明没有在冒险生涯中失去什么，也不可能再失去什么。人所失去的，最多也只是人所创造的；至于人自身，因为并非来源于人自己，所以也不是人自己得以毁灭的。 

153 

文明演化的每一个关键性节奏，也许都充满了它所特有的危机气氛。但那只是当代人的感受、体验而已。如果升得略高一点，对当代生活保持一个适度的距离，以便更清晰地去遥观它、俯视它──则发现危机本身恰是生存之本、发展之道。 

按照习惯的看法，“误入歧途”缺乏正面价值，它最多只为后人提供某一时代文化、思想、认识发展的轨迹。然而从人类思维的创造性所包含的实践价值（“甘泉作用”）着眼，误解的价值不亚于“正解”。正解是一种得到公认的见解或行为方式，但正解的获得与固定，却意味着精神节奏的停顿、精神运动的板滞。而主观性特强的误解，却以多方的热情，和并不“中肯”、“客观”的方向感──这是文化细腻分化必需的动力──为文化中风格与流派的形成，提供了多种选择的余地。 

人类思想中的“上帝”，只知道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互相理解，可能对他的神权构成挑战；却不知道，人的想象与创造的力量同样对静态的平衡构成破坏。这种人自己杜撰出来的“上帝”，只看见人类对外部世界显示的反抗力，却未看到人类内在的凝聚力。荒漠是单调的，但人类的甘泉却丰美而各显神通。荒漠因而成为可爱的。──它激发了甘泉的奔涌……要是人类生活在一片郁郁葱葱、肥沃温馨的绿洲里（如“伊甸园”之类），将反而不见一滴文明的甘泉！那是动物世界的浑浑噩噩。虽然“和谐”，却缺乏高度分化的力量。缺乏波澜壮阔的雄浑动态，缺乏创造“林中路”的能力及乐趣。 

《圣经》时代“上帝”的精神迷误或者类似的精神迷误，在强调绝对目的论的时候十分轻蔑地把道路本身的价值泯灭了。正如“上帝”为人类规定了目的，然后就堵塞了人类的建塔之路。而世俗政治的绝对目的论崇拜，则比“上帝的暴戾”更为可怕： 

到最后竟会十分奇怪地把某条近乎偶然的道路本身目的化了，以致达到崇奉某一道路而排斥其他道路的偏执地步。可以医治这一偏执的，还是那句古老的箴言──“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意味着“路必定被人自己杜绝”；退一步说，也是“条条大道通罗马”的。 

154 

复兴与传统──一种文化系统衰落、消解之后，有无复兴、重建的可能？中国政治家历来喜欢鼓吹“中兴”；英国学者阿诺尔德·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也研究了文化史上的种种“复兴”现象，以说明“母文化”与“子文化”间的继承关系。 

然而，文化史显示，任何文化系统的“复兴”，都是程度不同的假象。意大利十五──十六世纪的文化，并非古希腊文化的复活；就像中古波斯萨珊王朝的文化，并非古波斯帝国文化的翻版；中国盛唐的文化，并非两汉文化的再现：“复兴”背后隐藏的是“再生”。它远离埃及神话中木乃伊的复活，也不同于印度神话中的“灵魂转世”。 

文化的再生，并非简单的“新瓶装旧酒”，即新内容直接寄托于某个旧形式。所谓新酒，是纳入了许多新产生的、非“母体”的、或外来的文化要素，否则，就不能适应业已改变了的社会心理需要，也就无从立足、广为传布……从系统上看，它更是新颖的、独创的。 

我们只要看看，在融汇了印度文化和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后，新形成的隋唐文化，与旧有的秦汉文化之间的差异，就不难发现：“复兴”即“再生”。唐宋哲学家（佛学、道教与理学的），和先秦诸子的思想距离显示：唐宋时代的灿灿文化，其实质本非春秋战国文化的“复兴”，而是根据旧有材料进行的新型创造。十五世纪意大利文化和中古波斯的萨珊文化，甚至古希腊文明对克里特岛屿文明的关系，也莫不如此。 

描述文化的再生，用“复兴”的概念极不确切。 

再生了的文化，不论看来与旧的“母体文化”有多少相似，都是新一代人的活力与创造精神的产物，而不再是老祖宗的遗物。 

155 

“理解”，始终只是基于自身状况的推想，即所谓“以己度人”。这种社会交往中的现象，也同样出现在不同文化系统间的交流、沟通或理解中。纯粹的、脱离了当代自身（或为个人或为文化体）状况呐理解，不可能产生，即便产生了也毫无当代的社会用途，难免被“历史的承认”淘汰掉。 

在不同文化的交锋与合流过程中，情况也大体相似：客观的、不偏颇的融会贯通并不存在。对社会，融会贯通出自普遍的心理需要；对个体创造者，则源于他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状态。一切“借鉴”、“吸收”都极其有限──它们的前提，不是对方的文化这一客体，而是自身的文化需要这一主体。 

有些住在欧美的犹太人（如卡尔·波普）常常夸耀现代主义体系是一种“开放系统”。这表明，他们要么尚未理解，要么有意隐瞒了文化本身的隔离与孤独。无祖国的犹太人是需要鼓吹开放与撤防的；以便与其他民族共同实现“亡国的平等”。但在我们看来，文化本身的隔离与孤独，使任何文化的有机系统都深深烙下了它的印记。没有一种文化，能够脱却已然的色彩、视角，去客观、全面地与其它文化展开“交流”。吸收、融汇，除了源于对异文化的我方社会心理的需要，还能源于什么？文化的重组与再生，除了来自创造者已然的生理状态（先天）和文化状态（后天），还能源于什么呢？ 

156 

文化的隔离性质，与文化有机体本身结下了不解之缘。任何文化系统，都不是一些偶然的文化成份的堆积，而具有内在一致性。各文化系统的结构各异、形态特殊，对它文化的吸收、消化，必须合乎自己结构、形态的特点。 

因此，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虽能互相渗透，交流种种文化因素，却不能做到全然的心心相印。表面近似的文化成份，在不同的系统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文化开放，作为吸收者与被吸收者的文化人类，分别扮演着“胃”的角色和“食物”的角色。被吸收、同化了的文化因素，往往就这样“变质”了。 

任何有文化的民族，因此都面临着文化的传统与现实的抉择之间的冲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传统和现实彼此挑战应战，或斗争或妥协，而后消融入文化史的洪流。任何过去之象，都是“传统的”。如果一千年以前的文化是“传统文化”，那么，十年前的文化为什么不是一种“传统文化”呢？ 例如，延安传统就是一种很顽固的传统。

157 

传统的问题，是一个如何立足于现在的投影式问题。 

对那意欲在世界文化史的苍茫天地中一显身手的民族，“传统”不是一个“有利无弊”的因素。跃跃欲试的创造者们，先得正视有关“传统”的一系列问题。 

“传统”的因素，不论被有志者们判断为“积极的精华”或“消极的糟粕”，其背景都是旧的经验，其渊源皆为历史的陈川，有着我们并不理解的性质、并不了解的侧影。“恪守传统”的倾向，说到底只是当代生活的产物；而并非真正理解或“遵循传统”的结果。此外，被尊崇、恪守的文化传统，与当初创造出来的文化尽管相似，但社会功能却并不相同，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因为人与文化的关系已经变了，当年活生生的、审时度势的创造精神，已被而今墨守思想、文化之成规的心理所取代。就这种意义言，先秦儒学和清末的儒学，具有本质上的差别：孔家店并不是孔庙文章。因为先秦孔子周游列国的进取精神，已被清末官僚死守书屋、古训的僵化态度取代了。把二者相提并论，是“五四运动”六十年来的一个巨大的文化误解。更深一层看，是一个现代文化的投影现象。 

文化传统坚固而影响持久，表明它取得过相应的成功，曾被相应地证明为有效。它凭这建立起优势，博得了信任和顺从。中国“大一统长城时代”（秦至清代）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典型：它在过去两千年中历经外族入侵、佛教文化的冲击，几经浮沉，被证明为卓有成效。因此，近代史上对它进行变革的呼声尽管很高，但阻力也大。传统的价值，正如它的形成史一样，证明这些传统在过去（两千年也罢，二十年也罢），有过相当的价值与功能；却不能凭此推论它们在现在及未来的价值不减当年。 

传统，既是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又有稳定群体，增进集体自信心的凝聚作用，这使它受到人们的敬重或尊崇。但是，沉缅于传统主义的自我陶醉却是危险的。它会扰乱人们真切注视当代生活的目光，会分散我们应付现代生活种种挑战的精力。 

158 

苏东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名句，对于陷在传统泥沼中的怀旧者，别具一番意味。怀旧者，会对某些“畸形”的传统即失去现实价值的文化遗存（甚至是有害的“糟粕”），习以为常、不以为怪；而对突破这种传统的努力，反会感到惊讶、困惑。这种习惯势力，往往不自觉地成为文化上创造的阻碍。 

在各民族的文化史上，一再可以发现，传统一经形成，就好像有了独立的生命和不受控制的意志。它们逐渐变成一种“非人”的力量，不再听命于人类发展自己生活的要求，反要摆布人类的生活…… 

好些民族直到灾难临头，都不肯放弃或改变自己珍爱但已失效的传统。他们不是把传统当作“灵感的源泉”，而是作为“效法的样板”，终致悲剧上演。古希腊城邦在波斯与马其顿的威胁面前，终究未能团结起来；只因古老的城邦制度和狭隘的城邦意识，缚住了他们创造新格局的手脚。尤其严重的，是限制了追求全民族统一的热情。他们终于屈服在外来暴力的干涉下，先是马其顿，后来是罗马。 

这并不神秘。这表明，作为偶像受到崇拜、恪守的传统，离开当年创造者们的初衷已很遥远，原创者的文化是以经世致用为归宿的。效颦者仅仅是习惯的延续，是精神的板滞。至于“泥古不化”，这是文化的末路。 

159 

传统的价值究竟何在？我们认为，传统本身无所谓好与坏，精华与糟粕，关键在于它对当代的意义。即在于，继承者与传统的关系。同一个传统，可因继承者“态度”的不同而不同：好的继承者可使坏的传统变为精华；坏的继承者常令好的传统流弊无穷……客观的、超时空的标尺是没有的。对盼望解决当代新问题、建立自己新生活的民族，只能把传统的文化因素当作一些激。发自己创造性思维的未然（尚未定型）材料，而不能奉之为已然（已经定型）的圭臬（理想化的结构）。 

“传统”这一客体的价值，全然系乎“当代生活”这一主体。只要当代人富于想象力和创造精神（正确即有效地重新理解传统文化的能力），在他们的面前，就没有坏的、消极的文化传统，就无所谓糟粕──他们的智慧，能化糟粕为“精华”，变天堑为通衢：古老的荒漠里已经奔涌出清新的甘泉…… 

160 

各民族文化的精神状态（狭义文化的核心：世界观与艺术所体现的价值标准），深刻影响了他们各自知识结构的状态，影响了他们科学技术与哲学思辨等方面的创造活动，也对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物质文明造成持久而微妙的逆作用（反向渗透）。对狭义文化的性质作实事求是地了解，对它产生与传布的特征作审慎地思考，有助于一个古老的文化民族轻装上阵。 

文化及其传统，说到底并非外在的，外于人的。它产生于文化有机系统在历史上摆脱孤独景况的努力。文化力图塑造的根本对象（理想中的“偶像”），是一个当时人类的“对话者”和超渡者。“他”有时采取了人格形式，成为古代的神与英雄；有时采取了半人格或非人格的形式，成为各式理想。各时代的对话者，是那时代人类想象中的朋友，因而既闪烁着那时代的光芒，又带上了那时代的阴霾。只有当我们成功地、创造性地理解了它，它才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 

“打碎偶像”，曾是一个文化革新的口号。问题在于，打碎之后怎么办？是将偶像的碎片“置之若敝屣”，还是拿来充作一种新的建筑材料或是精神路标？ 

在不远的将来，这个问题即将引起国人广泛的关切。两种态度之间，将会展开争论，甚至是角逐与厮杀……争论、角逐、厮杀的结论和结局──对新一代中国文明的形成，将有重大影响。 

（另起一单页）

第五章

拷问《传道书》

（另起一单页）

161 

传道，就是用“道”去征服比自己更优越更年轻更美丽更聪明更富有的人。在这一点上，只有耶稣基督是个例外。 

《传道书》是《旧约全书》中一部特殊的经典。《传道书》给这部以虔诚著称的“人与上帝的契约”，注入了一股怀疑论和“虚无主义”的世俗性智慧。若是没有了它，《旧约全书》反而会失去许多有智和爱智的读者。 

《传道书》可以使《旧约》升格。从大众的粗鄙的信仰，变为少数精华的哲学。与《诗篇》、《箴言》、《雅歌》一起，《传道书》构成了《旧约》中的“智慧文学”。是“史记”（从《摩西五经》到《历代志》）到“先知书”（从《以赛亚书》到《玛拉基书》之间的桥梁。这四部经典所代表的，是一个过渡时代的彷徨无定。 

如果说，《诗篇》（大卫向上帝的祈祷）；是神圣庄严的《雅歌》（相传是所罗门的情诗）；而《雅歌》则是世俗快乐的《诗篇》的话，那么也可以说，《箴言》是一篇充满了道德肯定的《传道书》；而《传道书》则是怀疑成癖的睿智《箴言》。《箴言》是写给大众看的，《传道书》则是精神奢侈品。《箴言》中的布道能使人驾驶生活的骇浪，而多吃了《传道书》中的箴言，则会败坏你的生活欲念。 

162 

《传道书》的作者起来，宣布他所体验的真理时，以色列人的命运已呈衰兆了。一个机能旺盛的民族，是体会不出《传道书》那么透辟的周流中旋还不已的人生奥义的。精妙的思想涡流，永在键全的生活磐石之外。繁荣昌盛的社会，或是忙碌的，或是快乐的，或是兼而有之，但偏偏不会是善思的、自制的。《传道书》的犹太，正如柏拉图的雅典、孔墨的中国、《奥义书》的印度、阿赫那顿的埃及、泥版图书馆时代的巴比伦──亚述、琐罗亚斯德的波斯、《可兰经》定版时期的阿拉伯、金字塔铭文时代的玛雅……那样一个“过了临界线而趋向分水岭另边”的半瘫痪者。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成熟的思想消解了有力的行动，雅致的装潢窒息了原始的活力──神秘的宇宙被抽象进而被肢解成串串观念和篇篇言辞，然后悄悄纳入凡人的絮语中。这是多么残酷的屠杀啊。但它却不能像创世神话中的大屠戮大肢解那样，化生一个新的宇宙。因为它虽勇于思虑，毕竟是怯于行动的？ 

正如“〇”对世界的不可理喻性进行了空前成功的免疫性处理（这正解答了《传道书》第八章中提出的那个问题：“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它解释了世界的不可解释，以此，它既保持了世界的荒诞性使其免遭人类理解活动的攻击和破坏；又保护了人的理智，使其免于在荒诞的存在压力下趋于崩溃。 

──“〇”是调解世界与人间致命关系（一如在当代世界文化中所示）的一大救方。归顺“〇”，可以获得心灵的宁静，反叛“〇”，难免进退失据的困境。“〇”，从此成了解脱灵魂的“超神之神”！ 

超神之神，超神的上帝，也就是超越了一切现有宗教和可能信仰的终极奥秘！超神的奥秘，也许是现形为“〇”的上帝，这并不是对每一个入都可以显现的。 

163 

所谓“读书多，容易疲倦；著书多，没有穷尽”的《传道书》名言，是出自一位饱读诗书的人？因为对人而言，最可怕的处境就是精力过剩而无从宣泄。在现代，最廉价的宣泄方式就是“读与写”，它比饮酒、吸毒、赌博、游乐，都要便宜百倍。所以，被生活抛弃的人，回到你的内心世界中去！回到读与写之中！这既可使你的存在状态断然有别于一只动物，同时，又消解了你在重压下的愤懑与无奈。 

让我们来拷问《传道书》吧！不是出于鄙视，而是出于尊敬──尊敬可使暴行变得温和、节制，甚至成了侠义之举。 

让我们来拷问《传道书》吧！清理它最后的功利主义残余，透视它反世俗的偏颇之辞，乃是超神之神的启示。它的反世俗，是立足于功利主义残余之上的，所以它称人生是无益的、徒劳的，它说日光下的一切都是“捕风”，但它并未赋予“捕风”以积极的意义。“捕风”在功利上虽是徒劳，却有锻炼人体的功效。“捕风”虽不指向任何目标，却包含着丰富的过程意义！这就是“捕风”的可嘉之处？ 

谁能认识这一点，谁就算参透了终极之圆──这虚无的却又无所不包的捕风之神，用以狩猎宇宙万物的巨型围场！ 

让我们拷问《传道书》！拷问它的一切真诚和一切虚伪，拷问它隐伏在冰冷智慧后面的生命之爱。 

164 

《传道书》的作者不知是否意识到，他的道是可传而不可受的，是多数人无力消化的？ 

他的道，是一种内心智慧的袒露，而不是用来欺世盗名的。所以，他的书只能私人收藏而难以成为公众的教条。但《传道书》竟也列在《旧约》之中，真令人惊叹不已：超神之神确实是不可规范的。在中国的经典中，也有一部类似的智者书，《庄子》。 

这表明不同文明的内心，其实相差不多──都悄悄地渴望某种怀疑论。同时也显示了中国人的正统思想（四书五经）比犹太人的诫命（旧约全书），似乎更少兼容性！传道者，这是你的幸运呢还是你的不幸？ 

165 

人人都畏空虚，不顾一切地追求实在。生命的本质在于感觉，“空虚”之所以可怕，即在于它是“丧失了感觉”。世界的真理是：唯有实在，方能激发感觉。……但是我要告诉人们：是最大的虚空，生成了最大的实在；是最大的实在，生成了最大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固是不错，但虚空又何尝不是凡事（之一）呢？其他的虚空还有忙碌、混事、欺世盗名…… 

没有不散的宴席？然而，散了不要紧，“曾经有过”也许更加使人动心。 

在一切最激烈的否定中，首先包含的恰恰是无意识的肯定与最诚挚祝福。 

人的一切劳碌，他在日光下的所有作为和“事业”，到底有没有“益处”？若有，这益处究竟何在？ 

西方来的福音教士说：没有，因为一切都不过在循环、重复而已。但中国的新的德音已经鸣响：这益处是自足的而不是寄生的；它就在劳碌之中，而不在劳碌之后的报酬；它就在行为和事业本身，而不在目标和彼岸。外来的和尚也许会念经，但那是建立在我们的无知上面的；其实呢，比念经更重要的是目标与彼岸！也就是我们的劳碌！ 

获得的报酬终究会落空；任什么也是“金玉满堂，莫能葆之”，谁能抵挡时间的流失、生命的流失呢。 

而目标与彼岸，却成为一副引导你生命热情的诱饵，激励你生气勃勃。但谁又能说诱饵比生命更贵重呢？ 

166 

零点哲学，是反对虚无主义的零点哲学。虚无主义说，什么也没有了，世界是一片虚空，人生是一片荒漠……“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这日光下的劳作，有什么意义呢？”虚无主义，像《传道书》上犹太晚期文明的智者一样，向我们喋喋不休地传“道”。 

零点哲学起而反驳：“与其说‘什么也没有了’，不如说'什么都已经完满'。”贪心，这是现代危机的全部症结。而自以为“什么都有”的精神症状，倒是十分类似于“什么也没有了”的处境。例如，最具“现代无产者心理”的人们，往往反倒是那些令人侧目的豪富──常人不理解这一点，才说这些豪富“精神空虚”。其实，精神空虚正是物质充实引起的！ 

167 

世界不是一片虚空，而是过于庞杂，过于自相矛盾了。这已不是荒漠，而是荆棘丛生。过犹不及……因为过分的东西已经相互抵消了；正值变成负值，幸运化为灾难。于是“冲突”才成了规定当代世界生活日常运转的“规律”。 

日光下的劳作，意义在于维系我们的生机。是我们使这世界生辉，是我们使生活充满情趣、充满意义。说劳作毫无意义，无异于自我否定。而即便最彻底的自我否定论者，也该是为自己的存在留下一席价值与辩护之地。所以，还是趁早收起你言不由衷的“无意义”论吧。 

虚无主义说：“到处都是阴沉沉的天。没有希望之火。没有确定的明天。我们创造不了什么──正如我们也毁灭不了什么。我们保留不了什么──正如我们也开辟不了什么。” 

零点哲学说，“历史之天正如自然之天，有晴有阴，有暗有明。问题不在于天空和海洋是什么色彩、有多大亮度等等──而在于我们如何感受它。问题不在于大地和山岳有多少曲折和多少险阻──而在于我们怎样行走，怎样飞驰。” 

希望之火永远潜伏在人的生命力之中。即使我们真的创造不了什么，我们也还是创造了自己。创造了我们独特的天地。更何况，不创造，也许正是大创造的流程。 

日常的营生，是迫于无奈。而在自然的骚乱和自然的和谐面前──尤如爝火之于日月。为什么要刻意制作？刻意制作的小家子气，岂不是贫乏的标志？以“零点”为象征的“历史之圆”，并不需要这小贵族的家徽！ 

我们看到含而不露的“天然之流露”，在“未经乔饰的素朴”中，在其自在中…… 

168 

人类思想终究还是重复的，因为人们的生物基础相似： 

认识到“一切都在循环”，是人类思想最沉重的精神遗产。“安分守己地过一辈子，这是令人绝望的”──这种厌恶循环的思想，不是产生于物性的倦怠，而是产生于心性的疑惧。 

这种恐惧源于人类命运的“反思”，源于深刻的记忆，所以，治疗厌世症的最佳方案，就是让患者“健忘”。 

失去了记忆力，也就重获了新奇感！──最玩世不恭的人，都是记忆力天生贫弱的人。而安眠药的镇定作用，不仅在化解了焦急，且在模糊了往日印象的清晰度。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历史意识异常清晰的西方，麻醉毒品的泛滥已变得不可收拾：人们需要从往事的重压下解放出来！ 

169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记住了，便想说。记得太深，便有满腹的心思意欲倾诉。如果不记也不说，万事就无从厌烦，如果忘掉了你在循环（你被掀入一个自己控制不了的进程，且是这进程的儿子与祭品），你的厌烦就会突变为创造的喜悦。如女人与孩子的关系，就是这样。被强暴的女人如果保留了她的孩子，也就饶恕甚至爱上了施暴者──这就是人心！ 

“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人也不纪念。”──这正是被精神遗产之重负给压垮了的精神，发出的吱哑声。人活在世界上是为了要别人来纪念么？这样，就太沉重太异化了。人活着仅仅是因为他活着，所以才变着法子活下去，于是活得不那么难受，成了生活的第一要义。而纪念，则是那种很少有人能从容消费的奢侈品；所以它不该也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准则。 

170 

创业之主并不用“智慧”来考究一切世事，他只不过依其天赋高贵的本能去行事罢了。盛世之王也不承认世人之所经历的，不过是了无意义“极重的劳苦”。他还有余力去玩味人生的风波，并在其中发明乐趣；他还没有被末世之轮给磨毁──他在整人的意义中殖入了一颗喜悦的心。 

耶路撒冷的王啊，你祖先的粗犷，在你手中已过于柔弱、细腻了；你祖先的本能，已由你淘空、断送。所以，你才从贵族退化成僧侣，从武士退化成诗人，从征服者退化成思想者！你难道没有看见，还有多少土地等待你去探险、征服？还有多少强敌正环伺在旁，静候你的疏忽？你不明白？“彼岸”是为了“此世”的更舒坦更自然而被发现的？你不明白，“目标”是为了“过程”而创设的？你还不明白，一切外物，都是为激活你的潜能和欲念而存在？ 

弯曲的为什么要变直？缺少的为什么要足数？自然有它的本性，甚至“〇”也有它的价值！弯曲的，自有弯曲之美，弯曲之用以及弯曲的必要和它的不得不弯曲。如果世界的弧度都变直了，那世界成了什么？如果万物的曲线都变直了，那生命和多样性又何在呢！尽直，不如无直。尽直，就是死亡，是坍毁，是沙漠。可是，甚至连沙漠也有它的弯曲度呢！而沙漠之美很大程度上正来自它的曲线，它的反复无常所显示的神秘。 

正因为世界的秘密在于弯曲，人心才产生了“直”的概念。所以，完美的直，不论在自然、在文化、还是在人性中都不存在。“直”的价值仅仅在于，它表达了一种非存在，一种虚无，一种对现象世界的反叛。而《传道书》却据“直”以谴责“弯曲”，这无异于，据虚无以谴责世界的本性、生命的特征、人文世界的中庸之道。这谴责道出了多么沉重而无奈的精神晚景啊！ 

171 

什么叫“缺少”？什么叫“足数”？人心没有餍足的时候，哪怕他得了消化不良症，也还是意欲着摄取；只要他还剩有一丝可以从事意欲的力量（哪怕早已没有付诸实行的能力了）！所以连八十岁的老太太也想娶一个年方二八的小伙子！老太太觉得自己还和年轻时相差无几，所以她渴望小伙子，来唤醒她沉睡的本能。因此追求足数的、制造更多的缺少。正如知识越多，发现的无知就越多。如果人心足数了，就会生出新的不满；如果世界足数了，就会走向衰颓、崩解。──足数之后，将是浩劫。 

世界与人心，正在这永不止息的运动中，日新不已。犹太人也许不解此中智慧，他们不能理解，甚至连“风”也是一种实在！“捕风”有什么滑稽呢？有什么徒劳呢？捕风为何该予谴责呢？人生本来不就是一场捕风运动？世界本来不就是一阵风吗──美的，丑的，善的，恶的，年轻的，衰老的，上升的，沉沦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它没有意义。因为人生正如宇宙，是一个“〇”。 

而“〇”的意义就在于：它除了自身之外，什么也没有表达。 

〇不求全责备，也不追寻完满；因为〇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完满的封闭的超然的系统！ 

〇，超神之神。 

172 

难道你的骄傲一定要在于你的智慧之声远播天涯，超过你同时代的全部噪音？不是这样的。要知智慧是不可比的。正如生命不可比。世界、时代、社会、文化也不可比（个性就更是如此不可比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幸运的个性”和“不幸的个性”，而无法说“好的个性”与“坏的个性”）──区别只是状态不同。状态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因为不同的状态本不在一条轴线上！ 

一切智慧的价值可以相互补充，却实无必要相互否定（除非是从否定形式出现的补充）。事实上，也无从真的否定，人的文化与智慧注定要由单一走向繁多，由片面整合全面。一切智慧，正像酝酿了它的那些生命一样，是独特的，是在独特中互为显映的。让我们祈求“更多的智慧”，而不是“更高的智慧”！ 

“多有智慧的，就多有烦恼；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此中智慧与知识，是中智、中知，而非大智、大知，所以俗话有云“深刻如同面临深渊”。大智大知则常出以破坏增期的形式，所谓“人智若愚”、“大知闷闷”是已。这是一个零点，一个“难得糊涂”，一个相克相生。而中智中期招来的愁烦与忧伤，不也与它所携来的颖悟透彻得失相抵、互相平衡吗？ 

为什么怕见烦愁？烦愁实生于莫大的智慧！为什么要惧闻忧伤？忧伤实是一种透辟的知识！没有心乱如麻的烦愁，智慧之门，从何启迪？而五内烦愁，知识与忧伤──这也合成了一个零，一个意味深长的循环，一个自始至终而周而复始的圆。这圆，包含了心路和履历的酸甜苦辣辛。 

173

世俗快乐的另一种功能：全力以赴的喜乐、嬉笑，用酒使肉体舒畅，既是一种享福、狂妄，也是一种沉沦。但它并不品无意义的。沉沦，可以陷身心于必要的麻痹与彻底的休息，尤如动物的冬眠；而狂妄则强化自信、美化感觉：饮酒以致酗酒，不仅是某类人物的生理所需，甚至还有娱神献祭的动用！只要全力以赴的事，就值得嘉奖！ 

这一点道理，《列子·杨朱篇》在有关郑子产兄弟分别勤政、纵酒、缅色的寓言中说得再透辟不过了。在人生的某些时刻，肆无忌惮地纵欲不失为良方，它为下一步英雄行为提供了义无反顾的动力。要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少年时代放荡不羁的文文山，到了壮年竟有那般壮烈坚忍的牺牲。 

大兴土木、修造园林、奴婢成群，牛马满山、积蓄财宝、女乐嫔妃──这不仅为古代人喜爱，同样也是现代人汲汲求索的。不仅“喜爱”、“求索”，而且达到执迷、疯狂之境、“鸟为食亡，人为财死”，此之谓乎。《传道书》以其犹太式的智慧扫荡了这些心上的红尘，诚然廓清了这一成见，所有犹太人都是吝啬到了财迷心窍的程度。犹太的智慧当然要比没有智慧好上百倍。这些原始人和文明人共同欲求的目标，在经历过、体验过、占有过的人看来，当然是“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但对未曾“尝过”的人，却是比生命还贵重，似乎很值得以生命为代价去进行一番拼搏、交易。所以，世界上便有了那么多的骚动和叛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尽管持有各种堂皇的藉口以为烟幕弹，目的无非是进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或为重新分配，准备道路。 

174 

基督徒式的唾弃尘世，虚无党人的天翻地覆，似乎与此世俗的期盼毫无瓜葛，然而那又何尝不是以此为基础、出发点？人啊人，你几曾“超越过”？不是在内心的分秒顿悟，而是在你一生的行事中！庄子超越了吗？超越了，他又何必写书。写书这一行为本身，就违背了他的哲学！佛陀超越了吗？超越了，他怎会再干普度众生的无聊之举。普度这一行为本身，难道没有反叛涅槃的理想？ 

但这些毕竟不是“虚空”。这是人在尘世中的挣扎。尽管这挣扎并不能带来挣扎以外的更多收益，但毕竟可让人多喘一口气，多体味点生命的韵，多一点希望的温暖──这世界毕竟太荒凉了。当一个溺水者死死抓住手边最后一根稻草时，你是谴责他，还是怜悯他？无论如何，你这时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讥笑他，除非你自己先跃入水中救起了他！当然，我也知道智慧者的难处：可以救人脱离深渊，却无法救人脱离人生；甚至“救”得了别人，救不了自己。──因为人类命运中生与死这一对死扣，早已注定人生的根本荒谬，这个奇异得百思不解的“矛盾”！所以，还是去尽力抓住那抓不住的、四下里飞扬着的红尘吧。抓住“〇”，总比两手空空要差强人意？ 

175 

“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下所行的事我都认为烦恼。”海德格尔等战败者们大肆鼓噪的“烦”，在“圣经”时代就已死死缠住犹太人的死魂灵了。但细细想来，你的烦恼又何尝不是一个“〇”？ 

智者和愚公的差别，是作为“人”的差别。等他们一死，就都被永远踢出人境之外，成为没有归宿的野鬼（原先负有收容审查他们使命的上帝与诸神，已被现代科学精“神”给肢解了）。这时，作为人的差别，自然消亡。智慧者的智慧只在生命之内，不在生命之外。生命完了，智慧也就完了。如果此一智慧想超越此一生命，也必得借助另一生命以为媒体。智慧并不能无限延伸探求，它不是线型的，而是圆形的，是自足的。它的传播与启迪也只能借助另一图形，另一自足。在这里，《庄子·养生主》上关于“以薪传火”的隐喻，当比基督教关于灵魂脱离肉体之说，更易为现代的肠胃所消解。智慧者以此而珍重生命，哪怕不是为了生命，而仅为了智慧。──“〇”框架一切烦恼，消解一切烦恼，因为在它透视之下，烦恼本不存在，本来就是杞人之忧。 

“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工作，心便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为分。”──看来，生物世界的“食物链”，在人的社会文化中也同样有力地绵延、活跃着。有创业者，就有败家子；有劳动者，就有剥削者；正如有宿主，就会有寄生虫一样。谁好谁坏呢？谁是必要的谁又是多余的呢？纳粹领导人希姆莱曾经指着犹太人说：“这些人只配死！”但要是犹太人都死光了，你们希姆莱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革命事业又何所依托了呢？唉，日尔曼的智慧看来并不高于犹太的智慧。 

176 

社会由系列庞大复杂的食物链组合：“仁义道德吃人”固是不错，但不要忘了，人也偷偷咬食仁义道德以便活得更洒脱呢。有权者剥吃无权者的血肉固是不错，但无权者也变着法子反击他们呢。创业者的辛苦，到了末代子孙那里成了催腐的培养基，这仿佛是“可悲的”，但不要忘了，即便是狮子口中的食物，也常常被食腐动物所掠！笨蛋多有继承遗产、承接关系网的福气，而其先辈的勤勉，就成了这等低能者的乐土。老前辈们殚精竭虑所获得的掳物就被这样“糟蹋”了吗？不。且听我说，这也是“一绝”：疯狂的积攒、搜刮，和疯狂的挥霍、浪费：相加！这种鲜明的反差，比温吞吞的日子显然更多浓情密意的生活气息。 

说起“浪费”，则人生何往而不是浪费？“浪费”这以功利目的为准则的概念，在生活之流的苍茫无涯中业已丧失了应有的方向。谈恋爱、生孩子不是一种浪费？那爱情总会颓败的、那孩子终会死去的。建功立德不是浪费？那功德迟早荒芜如尘土，哪怕秦汉帝国的辉煌到头来也不过荒冢累累！至于“金玉满堂”更是“莫之能葆”了。所以商纣临死，以那么完满的哲学家分风度焚毁了他的鹿台！他的金玉被“浪费”了，还是被“超级消费”了？他的“俱焚”是私欲的恶性膨胀，还是一个庞大野心的最后一次搏动？ 

当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的解说者声称，公羊、公牛、公鹿之间的性决斗“既热火朝天又荒唐可笑”时，他想到过自己吗？他想到过人间盛行类似的动机和略为矫饰的举措吗？这种迟早落空的种族还债，真是一阵可笑的痉挛吗？据说，德国蠢材康德这样向学生谈起自己的初夜：“一大堆忙乱而可笑的动作。”其实，这些“可笑行为”的意义，正在它本身体现了生命可能的力量，并宣泄了生命曾经拥有的热情。舍此而求他，才是奢侈的希望。 

177 

美国小说家弗·斯各特·菲茨基拉德（F. Scott Fitzgerald，1896—1940年）在其《崩溃》中写道，“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看他的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其处世行事。” 

你能吗？ 

178 

生孩子的报应：生孩子的目的，其实并不在于这孩子将来能成为一座价值连城的伟人，就像比维多利亚女王的印度更有价值的莎士比亚那样。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以对自己孩子毫无根据的期盼甚至“肯定”，来安慰自己扶养孩子的辛苦罢了。越辛苦，期盼就越高。所以我们看到，寡妇（和现代特多的“单身母亲”）对孩子也就特别苛求（特别是对男孩，这还与“性感”有关呢！）。而多年不孕的妇女，一旦怀胎之后就忘乎所以，她的狂热把她的孩子夸张为一个神童──即使这神童是个侏儒。好多父母，其实是想在孩子身上兑现自己的末了之梦。所以他们向孩子施加了与自己的能力并不相称的压力。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这简直荒唐！如果“种”不行，那孩子再努力又焉能创造奇迹？更何况，他有没有后劲去“努力”不也是一个种属特征吗！ 

生孩子的目的，仅仅在于生孩子，完成一桩（作为有生殖力的人最容易、最自然能完成的）自我实现。正如，养育孩子的正当（即永远不会落空的）目的，在于体验养育孩子这一过程中的种种趣味和新奇──而决不在于希求“回报”。因为回报是无从把握的，而要求回报则得付出新的辛劳、争执、别扭；只有现在的乐趣，才是无从剥夺的！你的努力的意义，只在于你，而不在于“他”。 

聪明的创业者的遗产和愚笨的继承人的挥霍，其中的奥妙也是如此。 

179 

功利主义者不仅仅是“追求功利的人”，而且“把功利价值当作唯一的标准”。他是功利目的之信仰者，是商人，他可以出卖一切。特别像犹太人这样精于计算的民族，当他反问人生的劳心以致“夜间也不能安眠”到底“得着什么”时，就冒出了冲天的傻气。若问人生究竟得到了什么，那是复杂得难以回答的。人生劳碌累心只是得到劳碌累心，有人评断这为苦，有人在其中发现乐。其实，你的劳累只是得到了疲累之后的歇息！以及你在过程中获得了打岔、宣泄、运动，获得了“给人生充气”的途径。正如英国小说家毛姆所说，如果作者把稿酬当作写作目的，他一定得不偿失，世间挣钱（意同于“获得快乐”）的办法有的是，何必出此下策？──在毛姆看来，写作的最大报酬，就是作者从写作过程本身所获得的那份快乐。那种无奈的（因为它只能是间接的！）宣泄，那种煞有介事的打岔（仿佛它自身已成了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目的似的）、那份充溢和那份狂喜──都是无以复加的！ 

这确是接近基督教在“宗教改革后的新思维”（“新教”其实是“基督教向犹太教的退却”！）中，确立起来的那种“神赐的犒赏”！──除了在过程中获得的舒畅和发泄之外，这个世界是很少向你提供终极报偿的。否则，你就难免沦入叔本华式的佛教：在人生炽热烫足的环形跑道上拼命奔跑，想找个清凉的乐土，但可惜那片片凉点（这对普遍冷感症的当代人──因而倾心“热点”──正有异曲同工之妙）太狭小，还不容惯性前冲的人生竞技者收脚，已被逾越……而为了捕捉下一个歇息之地，竞争者们又得以加速度继续狂奔……好一幅荒诞之图，可悲可叹的顾此失彼，或是为了竞争而牺牲休息，或有为了休息而被击败。而人，总是要休息的；而心，总是想竞争。要摆脱叔本华式的魔道（同时也就摒弃了他所张扬的涅盘之帜）只有在过程的劳累中找到上帝。 

180 

“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而这运动，到头来只是环形的、是自相否定的、是只为自身颤栗与快乐而不需任何其他理由的，是一个永远高悬的明镜、一个零。 

这个世界所行的报应，超出了人的理解力。一切哲学、道德和宗教，都那么勉强吃力地论证着它的报应观；但他们繁锁的宝库在生命的湍流中很快就被冲走了。诺斯替派所发现的那位终极之神，是以践踏人间律法、善恶之界为最大乐事的？他当也蔑视以神的名义所营建的法老巨陵。科隆大教堂，圣彼得的广场，在他看来与林中的蚁冢和蚁穴间的空地，差别是有限的。 

181 

《传道书》以它的宿命论指出了二十八种“定时”、“定期”：仿佛天地是为人生而设，世界在为神的宠儿效劳。其实，这种充实感正是大自然在引诱人们进行“种族还债行为”的诱饵！它是人的罗网，是心的机关，是生命的陷阱。我们在它面前完全无能为力，犹如一滩稀泥。瘫软的人们啊，但你们是否就因此灰心绝望？“进一步，世界很窄很窄；退一步，世界很宽、很宽。”“出门即有碍”──那是因为你的心气太高，不肯俯就万物啊。高贵者解不开的难题，谦卑者却应付自如；因为他无耻，而世界喜欢卑下之物。正是顺从、瘫软和无能为，才孕育了持久的生机。生命正遵循此道而渡过天涯冰期，一睹艳阳的风采……为此，世界需要一种“爱的哲学”，在你真心相爱的人面前，你不常常顺从、常常瘫软、常常无能为力吗？！这种无能，恰为接续另一种能力，一种抗拒时间之磨的韧性，人们在异性的隐秘处发现的，正是这种力量的交合。人们在孩子身上倾注的，正是这种顺从。 

无奈中的从命，比无奈中的抗命，更能赢得时间之神的青睐。 

182 

以下这神思想有助于人开脱他为自己设置困境：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理。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天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在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好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好恶。……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一样。……都是出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否入地呢？ 

自视高贵的人，为自己设置了一座搬不动的道义之债台！ 

如果人敢于退一步，而把自己与万物等量齐观，确认“自己”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零（就像自己眼中的“万物”那样），那么，他过于膨胀沉甸的忧患之驮，就会悠然轻松了。难道因为我们的生活已被前人和禽兽重复过亿万次了，我们就放弃生活吗？难道我们的语言毫无创新之处，我们就缄默不语吗？这也许聪明，但这份聪明我们却无福消受得起……如果这样，婴孩无从出生，少男少女的造爱尤如腐尸亲吻，而成年人也失却了渡过余生的勇气。 

183 

孤明征兆！ 

既无古人！亦无来者！只有你独自在荒原中跋涉。所以你大可不必怆然涕下。泪，本是希望之水。人们以泪宣泄、送走绝望之情，每一滴泪，都埋伏着一个新生。既无古人亦无来者的孤客！你的哭涕是多余的，你的泪是一种浪费。你既已丧失一切希望，你的绝望也无所依附了。 

既无古人，亦无来者，旷无回响，何必怆然？ 

184 

欺压和被欺压，只是“恶事”么？它难道不也是一种力的交流、势的回环么？未曾出生的，真是至福者么？难道天日与大海就那等邪恶么？有幸目睹罪孽的，总比盲目不见的要好；有幸经受苦难的，总比麻木无知要好──因为人降生在世，总不能自走一遭；最终总会安息的一日，何必不在有生之年饱经忧患与喜悦呢？北极光的神秘，热带雨林的危险，会令陌路人感受恐怖，但充满恐怖地活着还是强如早已死去的人。无力承载磨难的人啊，你总有一天会死而安息的，何必现在就这样急于归西呢？ 

欺压者和被欺者，都有平起平坐的一天，这一天且不会十分遥远──那时，力的交流、势的回环趋于了结，万种风情终归于寂。 

185 

优越感和嫉妒心，一个折磨人，一个被折磨。每个人都有优越感，每个人都有嫉妒心。每个人都有折磨人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被人折磨的时候。可是，恰恰极少有人终其一生都能保持心境平安，既不折磨人也不受人折磨。──如此唾手可得的幸福，竟被人们轻易地甚至嫌恶地遗弃了。这真是天下第一大怪事。人们都不满足。嫉妒者不满。优越者更不满──因为，“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还有强中手。”优越感一旦碰上更优越的对象，马上就粉碎了，而且化为嫉妒的青烟！而人的优越又实在没有固定的准则，有时还会相互冲突的：如财富与智慧，爱情与权利，青春和知识，高贵与大能──都如此抵触、不合。要寻觅一种完满的优越，比九星会聚还难。所以，平衡优越与嫉妒，将之持平为一种罕见的“零度”，是心境艺术的最难技巧。 

186 

孤独的处境，被现代哲学目为完美人性的出发点；但在古代的犹太智慧看来，却是“极重的劳苦”，是使人“容易折断”的祸根。无疑，两者所指不尽相同：前者说心路历程，后者言社会关系；二者亦相沟连。在社会关系上一帆风顺的人，很难认识生活的真面（如晋惠帝、李后主、路易十六、尼古拉二世等“亡国昏君”，皆属此类），更别说问鼎思想圣殿了。而一位圣人若无“苦其心智，劳其筋骨”的祸患，又从何涉其伟业呢。 

即便在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成帮结伙也不比独往独来更占绝对上风。谁会忘掉“祸起萧墙”的往事？谁不曾读过《庄子》关于“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大宗师》）的教训？然而，成群结队有成群结队的好处，拉帮结派有拉帮结派的难处，那就是“一根绳栓着两只蚂蚱”。“党锢之祸”在中国史上几乎成了一个令人悲哀的传统，一个心气的死结，一切清浊都被一锅端掉的大倾覆。波兰杂种尼采说得真是不对，他竟认为“波斯人曾是最早对历史有广泛深入之理解的民族。”他不会想到一个中国思想家读到这席高论将会泛起多么洒脱的嘻笑！早在居鲁士大帝之先五百年（这年限正是中国意识中的“王者纪”[《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有别于西方世界[从波斯到基督教世界的]“千福年”。），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就盖过了宗教意识，而铸成了国家哲学之冕（如《周易》与《洪范》所示）。正是如此觉醒的中国思想，指出了事物的两重性，不是波斯式的善恶之战，而是中国式的阴阳化合、吉凶相倚。所以，孤独的处境，既不如现代哲学颂扬的那样美，也不如犹太智慧拒斥的那么苦。 

孤独，使人得以成为个人，无助然而却清醒的个人。 

187 

“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谅下愚昧王。……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然而）在他（指少年人──引者）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 

犹太人的智慧已触及现代人称之为“代沟”的那种社会现象，但他的“取消主义结论”却是风牛马不相及的。 

为什么行动者大都跟从少年，尽管他贫穷卑微？显然，这些是他的同龄人，同龄人之间有种自然的默契。而王之所以愚昧，是因为他过于耄老，业已脱离时代的主流，与大多数社会成员格格不入了。他的同龄人、当年的随从，业已凋亡殆尽了。这就在金字塔尖与广大的基座间，造成了深深的裂痕，这足以分崩社会，粉碎一切信赖之心。 

时过境迁，代代轮转。当新兴的少年人也不被后来者喜悦时，并不说明虚空真是笼罩了万国，而仅表明少年人已老了。权力腐蚀了他，高位眩惑他，奉承的言语使他迷失了方向，忘了自己的真实份量。于是，他变得和昏庸年迈的老王一样，成就又一代历史祭坛的大年。这怎是虚空可以概括的呢？怎是捕风呢！如果他不再昏庸，他的事业就不是捕风。如果他不再年迈，他的心就不是虚空。但代沟之势却长存，不仅是代文化的底蕴，而且深植在整个动物世界的命运中。在猿类的群体中，不也有着老一代公猿与年轻一代的较量吗？在狮群和许多动物社会中，这样的戏目也被一代又一代地上演着。这不是无聊，这是生命的节律！ 

188 

新文化、新意识的徽号是，〇！ 

这孤明之徽的含义，已由不断激励二十世纪中国人的那句谶语点破了：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从宇宙学、生物学、人类学的观点看，这句谶语好像具有梦魇般的永久魔力。它预示中国的运祚将以出人意外的异蜂，迭起。实际上，此语的源渊或可追溯到《易经》的行列中：“既济”之后仍是“未济”。宇宙之运如是展开，生物之命如是绵延，人类之性如是生生不息。这与《传道书》所表达的，原始宗教衰微而高级宗教未立之际的矛盾心境，都是过渡时代青黄不接的彷徨呻吟。你看它，还是对神殿施行原始的虔诚注目礼，要人们蹑手蹑脚地前往参拜；它又在敬神的语言上（如许愿与祈祷）比在祭神的贡品上，投入更大的价值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耶和华喜爱虔诚胜于喜爱贡品……）所以，喜爱《传道书》的人，就需要拷问《传道书》，以便把其中的沉渣挤压出来！ 

189 

“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语言要寡少。”──这种典型的原始宗教把势位看得高于一切，而高级宗教却总是申明，“神在你心里”。既然神在你心里，可以支配你的意志，那为什么就不能支配你的语言？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有的天才（这是希腊的观念。用犹太人的观念说是“先知”。中国人则称之为“圣人”。）确是灵媒，神借他的口，向人间传递消息。这样的语言岂能寡少？果不其然，《传道书》结束了整整一个文化时代：在它之前，是《史记》时代；在它之后，是《先知书》时代。继寡言少语的传道书而起的，是滔滔不绝的先知以赛亚。明智与审慎，让位给狂热地宣示神谕。 

空虚的澄明让位给大地的丰盛。事务多，就会令人作梦；言语多，就显示出愚昧。……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历史表明在两种宗教转型之间的文化缝隙中，常常生长着一种理智主义、实证主义、分析精神。战国时代、希腊化时代以及《传道书》时代，都是如此。这种精神把梦幻简化为一种谵妄，对诗的语言进行无情地审讯和拷打，迫其理性化。战国时的惠施、公孙龙们，干的就是这个行当。但是，神却不会因为人传达了他的声音而发怒。神以先知为赎罪祭；貌似残忍（《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其实是一种眷顾。先知的语言像瀑布般倾泻，不是愚昧，而是扫荡。显现在先知梦中的异象，扭转世界历史的航向。 

“人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的日光下有什么事呢？ 

让我来回答这切近终极性的问题吧！其实，对你来说，你身后日光之下的事，远远不及你身后在黑暗中可能遇到的事，也不及后者更能吸引你的心！因它更难测度，无从想象；因它关系到你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或是毁尸灭迹永归于无。这样它揪你心的程度要胜过一切世间的灾祸苦难……至于你死后的世事，那倒不难测知，人性不变，世界犹在，世事又能变到哪里去呢？人人都在代代循环中过活──“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下并无新事。”《传道书》开篇处已经说得如此明白。 

190 

“影儿”一词真生动！想不到犹太的斯多噶还颇得柏拉图理念观的神韵呢！“影儿”刻出了人在世间的真实景况，甚至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之盛况，到头来也与一枕黄粱何异！时间会飘走一切的，旧貌换新颜，新颜旋又沦为尘土。“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卧春风”。──其实桃花也要凋零，甚至比人面更易摧颓！只是人不知道，人只觉得自己重要。一切都是影子。看得见，摸不着，摸得着，抓不住。即使连最实在的东西，也会像水一样从指缝中流走。一切都是“写在水上的”。英国诗人济慈真真写出了人之眼目中流淌着的世界。 

犹太的斯多噶啊！你既然通晓了“影儿”就是这世界的本性，知道人生无论如何打发，终究只能是一种“虚度”，你又何以令人不解地叩问“益处”？益处，不也是一个影子？饱揽益处难道就能逃脱终将虚度的命运？犹太的斯多噶呀，你的思虑到底还是缺了一块！缺了一点庄周式的通达。庄子笔下的智者，甚至放弃哲学的洞天，去回家为老婆煮饭抱孩子──因为他悟通了伟大和渺小这两者的同质性！ 

191 

“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到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必将这事放在心上。”──这对中人、下愚不失为教益，但对上智、通人，却只是累赘。这是《传道书》因过于执着而不及《庄子》通达的证据。“齐生死，等万物”的哲理，方是为上智与通人所准备的。甚至，仅仅齐生死还不够，不足以说服在本能上恋生惧死的思考者──把常识颠倒，把“生”看作太虚幻境，而把“死”看作幻境的破灭，看作人又复归于“实在”（即“万物之母”、现象之母）这样才能免除惧怕。生为梦，死为醒，梦虽美，不足为凭；醒虽平淡，却是反归于本真。──这当高于《传道书》刻板的“丧礼哲学”？ 

这话说得多好啊：“忧愁强如嬉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听智慧人的责备，强于听愚昧人的歌唱。”因为智者的责备，可以锤炼人的智性；愚昧人的歌声，可以娱悦人的感官，各有其用，无从定优劣。正如忧愁与喜悦各有其时，无从偏废。线型哲学只执一端，偏从其善；以其是，是其所是；以其非，非其所非；终未领悟世界之圆，终未参透宇宙是零──正数与负数相抵。 

《传道书》又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这种不可知论，明智，是对世界的流动本相的参悟，是从偏执中解脱的征兆。说穿了，“先前的日子”不过是对先前日子的“记忆与想象”而已。它怎可与如今的“日子”作比呢？ 

192 

“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吗？不尽然。终局与起头各有其时，各有其用。两者相周衔，才构成事情之圆。还是以下这些话流露了更多的宇宙意识：“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是什么事。……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你持守这个，那个也不要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人心里知道，你自己也屡次咒诅别人。……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 

万事之理在哪里？就在你心理！它不在万物之中，更不在万物之上。“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这秤，就是他的万事之理。那秤砣，就是他的“良心”，那秤杆，就是他自幻收受的教化。每个人都是杆秤，随时准备与世衡量；每个人都是一个秤砣，随时准备砸在别人头上。所以，要知道万事怎样，就先知道自己怎样吧；要探查万物，就先探查自己吧。有人采取另一种途径：从万事之象入手去探查万事之理，这也未尝不可。只是须牢记，不可过于执。不可误以为你在从事客观的发现与研究。因你在探查万象以先，心里已有衡量；否则，探查会变得盲目，成为听凭感觉摆布的灾难。这也是从自己的秆，去建立万事之理的体系。人的秤，是物理世界、生命世界、社会与心里世界诸层压制综合而成，预先植入你的身心之圆。 

193 

从邪恶到屈从── 

为什么古代的圣人、先知都那么起劲地诅咒女人呢？从中国的“祸水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到犹太的“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有等妇人，比死还苦；她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她；有罪的人，却被她缠住了。”甚至连哲学家柏拉图，也把女人逐出了他的精神之恋的圣殿！这是为什么？难道仅仅因为这些圣人、先知、哲学家都是男子，而且是受到佛洛伊德意义上“压抑”的男子？看来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女人头发长、见识但不幸的是世事常常被女人不幸而言中了”──女人与男子的生活目标却有差异，这无可讳言。这差异源自生理上的“种族分工”。尽管现代涌现了许多以模仿男性世界为务的“男性化了的女人”，但她们的模仿还很不到家，更别说有所创造了。她们的进退维谷，正是源自这种的处境。她们的身心分裂，造成的痛苦比男子更深。 

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古代精神对妇女的谴责就正确无误了。实际上，他们还是站在男子的立场上谴责妇女，而不是站在女子的立场上谴责因而成为方形的、线型的，它不能把心智引导到种族之圆内部的分工上，而把人导向遥远无尽的生命之外、枯燥的理念方程式上去。──男子不应该盲目地谴责妇女，以自己的标准去苛求她们。男子应该重新学会像自己的“老祖宗”（如某类业已灭绝的古生物、“海猿”）那样去保护妇女！使之免于脱离种族之圆的优雅曲线，沦为生硬而干瘪的现代股份！ 

对女性的憎恶、对祸水的疑惧，是发自阳刚之气对阴柔的沉沦力量的反抗。“女人的罪恶”和“女人的顺从”实为同体。不顺从，则没有沉沦，不沉沦，便没有罪恶。所谓“正直人”，就是敢于抗恶的人，敢于逆溯沉沦大势的人，敢于说“不”的人。而此阳刚之性，在男子中尚不多见（依《传道书》的说法，一千人中仅一人而已），何况阴柔的女子呢！在这种意义上，女于当然不能像长出“胡须之德”（反抗的、自立的意志）那样，生出正直来。胡子三德是内在的特性，一个男子哪怕胡须稀少也敢于显示胡子，一个女子哪怕汗毛浓重也要极力掩饰──其区分在于胡须之德的有与无！ 

“邪恶”乃是“屈从”的笔名！ 

在原始劫夺中，战胜的一方杀死战败一方的成年男子，而把女人和孩童沦为自己的掳物。在这种“蹂躏”之下，屈从保全了生命，但也创造了“卑贱”和“邪恶”的观念！古代中国妇女之自称“贱人”，大约就起源于此。 

对权力的顺从，对强大的邪恶势力是丧服，仅仅出于怯懦呢，还是更高意义的“顺乎自然”？这个疑难，这正是困扰《传道书》第八章的核心问题。他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相反，是在这“事情的解释”面前彷徨、夷犹了。第八章展现的是思索的过程，如欲握其精髓，那么，在读它的时候，该像阅读展示思索过程的书那样，从后往前读；而不能像一书预谋好了的、先做好结论而后用“伪思索过程”（实际上只是设计巧妙的论证过程）那样，去蒙骗多数“软耳朵者”的人，哄骗他们由前往后去读。 

194 

“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下所作的一切事，……就是智慧者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享长久的年日。义人所遭遇的，反照罪人所行的，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 

“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战争，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邢行邪恶的。” 

“王的话本有权利，谁敢问他说，'你作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辩明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吗？”这个世界充满了报应。世界的报应和人据以破译它的那些逻辑，却断然不同。非理性的报应之环，不过是由偶然的“机遇”和必然的“力的转换”临时决定又随时更改的，所以《老子》说“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它对理性的报应意识，是多么地陌生啊！人要查考天下之事，不仅在智力上做不到，且在精力上不可能。不仅个体受到无情的局限，作为总体的“人类”又何尝不然。人只能知道他所能知道和需要知道的那个“碟大的天”。除此之外，他仿佛“睁眼瞎”，更何况要去目击在他视野之外的事事物物呢？──世界对人的报应，只被那“人是人的存在（或观念）──神”所掌握，这是对人的存在（或观念？）的多大讽刺啊！ 

世人最喜欢絮絮叨叨一句话：“人比人，气死人。”这是说心理感受上（而非社会发展上！）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疾，给人以最大限度的苦与气。然而，可以安慰气死者的是，一旦你死了，你也就跟一切最荣耀、最富足、最傲慢的人平等了。人与人，只有在死亡面前才有同等的机遇、同等的归宿。正是出于对这一点过分深刻的洞察于理解，古代的贵人与帝王才热衷营造巨伟的陵墓，企图掩盖在他们的极欲蹂躏下残存的最后一点真理。因为生死之战，尽管也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肯定没有一个“最后的胜利者”！ 

正是这个前提，使人变得怯懦即“顺乎自然”。王的邪恶，可以毁灭抗拒邪恶的人，但并不能拯救王自己！这就是一切世俗权利的极限，不可逾越的极限。──即便一切大都听凭邪恶，那邪恶也将不可逆转地消亡的！而你的抗命，除了自毁以外。有时并不能抗阻恶的膨胀。这便是传道者的困惑。 

这时，我们是多么需要倾听天命的声音啊。 

这是一个顺世之道： 

“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死去的人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的（！）。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洁净人与不洁净的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俗语，还有比“苟且偷生”更深一层的含义，随着时间的逝川，“好死”中的“好”迟早总会流失的，而留下的无非是那不可挽回的、铁证如山的“死”。而根据同样的原理，“赖活”中的“赖”也是可以被洗磨掉的，留下来的“活”甚至可以转败为胜，变赖为好──即便退一万步讲，“赖活”毕竟还是留下了一条余地，“好死”的机会也还是存在的。最终一次的好死，不就可以勾销掉以往的一切的赖活吗──斯巴达那一位温泉关残余的勇士，不就是这样做而赎罪的吗？ 

这段颇类自省的言辞，出自大卫王之子、犹太的哲王之王，是令人惊叹的：“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 

这仅仅是等级意识强烈的“反革命观念”呢，还是领悟了人间权力的消长节律？仆人骑马而王子步行，仿佛《楚辞·怀沙》所谓“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的犹太版，实际上却不尽相同。《楚辞》之比，在与阐扬“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的世道混浊。而《传道书》之喻，却在指摘掌权者的错。权力腐蚀人，权力的性质就在于吸引愚昧人，并把愚昧人推上高位；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的性质就在于排斥内心富足的人，并迫使他沦入低位。所以说，“死苍蝇使作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这种微渐中显现的真理，是由权力的性质决定的。远离权力（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甚至“科学”与“艺术”的权力），能增进人的智慧、美德与内应力；亲近权力，则反之。就此而论，所谓“祸患”正是权力的苦涩果与恶之花。 

“贫穷的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所罗门王，作为奸情与谋杀的产儿，心中似有一种广大无垠的悲哀四下弥漫开来，在孤独中，另一种声音轰击了他的耳鼓。使他看到有所依托的人们无从睹见的异象。最深刻意义的贫穷者，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与家园的人。而那种无法救济的贫困，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感觉。” 

每个人都依偶在自己的洞穴中，仿佛依托着世界之最。每个人都对生活的细节充满感觉，精神饱满地蝇营狗苟。 

只有他，永远无法固定下来，他是这个世界的弃子，是文明社会里的浪人。他生活在都市中就像生活在丛林中，就像在牢狱间。不。他不是隐士。他厌倦隐居的虚假宁静。他不像本华那样，把世界看作自己的表象（所以才产生了论证这一意见的需要并产生了有关的煌煌巨作），世界就是他的表象！他只感觉自己，尤如人们只感觉环境；他就是自己的感觉，尤如人们就是社会的角色。所以他常萎顿有如庄生笔下的思想帝王、秘境贵人。他的感觉浮出他的价值，他的价值感却反过来抑制了他的感觉，使他成为一个失去家园的圣人。他的智慧，正是他贫穷的根源；他的贫穷，正是他智慧的标志──这一切都是无法以常理衡断的！ 

195 

亲爱的传道者呀，你看到了人的局限和世界的不可知，你说得那么中肯，多能安慰尘世间的失意者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于当时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既然人智如此，又怎么预知“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呢？真是的，《传道书》中最多诸如此类的逻辑谬误，我们姑且称之为“线型的交叉”、“智性的错误”；这可以是理性的分析的线条批判所最为中意的靶子。但我此刻思考的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我在它矛盾百出的说教中发现了一种“圈型的整合”、“灵性的逾越”。这种超越逻辑的表达（仿佛“超一切理”），实可说是《传道书》的最深刻处。 

人王的儿子啊，你不该拥有这般丰盈的智慧！难道，柏拉图的“哲学家帝王”的梦想真是取范于你？统治的权柄固有的滞重原会磨毁思想的锐利，你又是怎样使它们免除对垒，反而相得益彰的呢？这是圆形的一半： 

“早晨要撒你的神，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狂，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它倡导辛勤与劳作。 

这是圆形的另一半： 

“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它倡导享乐与纵情。 

这是对人生之圆的总体消解： 

“为这一切的事，上帝必审问你。”所以，一切世事说到底“都是虚空”。 

“圆”本身，别无一物。 

以致除了过程之外，别无一物。 

这是世界的末日： 

“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悼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 

这是思想的末日： “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 

196 

从世界的诞生到思想的朽灭，巨灵划出了硕大无朋的圆。 

世界从虚空中诞生！无形的思想像永恒的神一样，也会朽灭。众神来往憧憧，各有其时。 

多么令人惊叹的奇迹！有那在生生灭火的故事中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圆，将轮转不己。 

《零点哲学》──一部反映《传道书》的书。它说，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一切都是意义…… 

因为这一切就是你的生命本身。你别无选择。 

（另起一单页）

第六章

生命与自由的还原

197 

生命与自由是一对可爱的孪生子。凡是生命的地方，必有寻求自由的意志；而自由，必是生命的鼎沸使之然也！热爱生命的人们，才不惜冒着失落生命的危险去寻求自由；而热爱自由者，必是精力过人。民主政治，是只能行之于精力旺盛的人们之间的！而衰颓的民族只能奉行专制政治。 

“学医可以造福人类。”──这是一句多么苍白多么无奈的慨叹呀。医学是门事后聪明的学问，它亡羊补牢，它为饱经忧患，常受痛苦的人们减轻负担，它医治人们的躯体而不救赎人们的良心，它治末而不治本。 

人类真的需要造福么？人的福气还不够大吗？或者，人如果有不更大的福气，他还能保持高昂的士气、创造力与“无私的热情”吗？真的人类，是无法被造福的，他从一方面得到多少福气，也就从另方面失去多少福气──这两造似乎是永远相抵、永无增益的。谁能说现代人比古代人更为幸福？尽管技术的外观与“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但人的感觉世界中，真的增益了相应人的福气吗？这太值得怀疑了。医学可以造福人，但它常常并不造福人类，不过使人忍受痛苦的时间更长，经历的磨难更曲折罢了。医学的颂歌，不啻是对人的命运的一个杰出讽刺？ 

人生、社会、世界、宇宙……无往而非“功利”。无功利的价值不被目为价值，“无功利”的存在却被目为非存在，无功利的思想被评所为荒谬却总是存在着的，尽管被列为“无意义的地下事物”。“功利”是常态，非功利是变态；但常态并不是“大自在天”，不是圆满的本体──它常须变态予以救济，尤其是在它的命途转折的时刻。就这样，无价值的、被牺牲的祭品，获得了特殊的功利价值。而它的本身，却了无价值。 

耶稣就是这样。 

198 

生命有什么？生命就是对宇宙的怀疑！ 

这个“事实”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 

A、生命是和与宇宙采取对抗姿态的特定形式。生命越“高级”（谨按现代人给定的排列表）──它对宇宙的怀疑就越充分，这种怀疑甚至扩展到作为宇宙部分的自身来了。例如宗教就是这种怀疑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 

B、生命存在的本身就是对“非生命宇宙”的否定。“我们对你极不满意：我们的存在如此宣告。”生命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这岂不是“以奴仆命风月”吗？岂不是对宇宙的贬损和嘲弄吗？ 

人生的最高理想，不是任何理想状态的建立，而是不理想状态的破坏：破坏优于建设！纵贯世界历史，破坏者比建树者更显赫。不但权势者与征服者如此。“文化人”亦然。苏格拉底比亚历士多德伟大，因为他摧毁了形而上学。一切创造者，首先是一个破坏者。 

199 

一想到曾经达到了如此辉煌的水平的“意识”，将萎缩、进而将趋于消灭──心中掠过一些悲凉、迷惘……“我们曾经创造了美好的东西”──但这美好之物是要破碎的。正如，我曾活着，但将死去！ 

建立在如此脆弱（基础）之上的人生，面临双重的苦难（在神创论者的心目中，这不失为“上帝的考验”）： 

A、来自“超存在”的毁灭； 

B、来自“存在”的压制。 

在“超存在”的毁击前，各种“存在”是“平等”的：他们面临同样的结局。但他们彼此之间又互相吞没。使生活本身成为苦难的，并非“超存在”的力量。 

超生存的力量，使各种最好的最认真的生活，也变成值得同情的无可奈何的游戏。 

200 

我的经验是：在任何“最糟糕的生活”之下，也不要自杀。而对于我来说，逃避痛苦的最佳方法，无过于写作。写作，是一种最可怕的自我麻醉，因而最能抵消痛苦、达到解脱，就像咬紧牙关以止疼痛那样。如果我不能写了，那就祷告，不能祷告了，就沉默，默默地活下去──并把生活视为一个慢性的自杀。 

急性自杀的总体效果和杀人一样：它使人“向下”怜悯；而不是“向上”恐惧。它使亲者痛而仇者快，所以并不可取。在最为绝望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我们是为别人而活着的。如果所有我们为之活着的人都不在了，那么我们应该想到 ：可以为上帝而活。所以一般来说，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能量。

201 

如能恰当地领悟生物学的知识，就能进入人类学的堂奥。如是，则哲学上的“矛盾（二律背反）”、宗教上的“罪恶”，将得以消解。 

法国人雷内·古安农在1924年出版的《东方与西方》及1927年出版的《现代世界的危机》中，表达了西方世界不可救药的颓败并宣告了它们的结束。借用印度传统中的说法，他指出西方正迅速滑入伽利瑜伽（kali-yuga）的最后阶段，即宇宙循环的终极。没有办法能改变甚或减缓这个阶段，因而，不存在任何宇宙或社会更新的希望。新的循环只有在现存这个循环彻底完结之后才能开始。因此，在这一真实面前，现代人类及其所拥有的一切“所代表的仅是真实存在的一种暂时的偶然的现象。……人类的个体……也不应当在总体存在的无限等级地位”系列之上外“具有一种特权地位；在这总的存在等级中，人的存在所占据的等级位置绝不该比其它存在所占据的地位更重要”。（R．古安农《东方的形而上学》第12页，巴黎，1937年） 

预言和思想的力量，并不仅仅是“精神的”，事实上，精神力量往往也是宇宙的物质的力量之预示：“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曾论过，当代艺术家努力去取消形式与数量，似乎要深入到物质内部揭示其秘密或原生状态这一做法的宗教意义。这种对物质的基本形态的迷恋，表现了从死形式下自我解放的欲望，自我沉浸在一种极光世界一般的怀旧之中。……艺术家通过他的创造物，预言社会文化其它方面的新生事物，有时是一两个世代之后才出现的事物。（米尔希．埃利亚德《文化风尚与宗教》） 

202 

“心理结构”的前定性：所谓心理解构的结果表明，所谓结构，无非是种族的基因与文明的环境相乘之后所得那个“积”。离开基因，环境不可能变得文明；离开环境，基因不可能形成种族。故，种族与文明，实为命运的载体。这样看来，任何个体的心理结构作为命运的产物和见证，只能是前定的。所谓“决定历史的人”其心理结构无非与未来历史的结构遥相呼应而已──当然，“与命运永远结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却能使这一联盟持之以久。 

203 

生命对于看透生命的人，是一场可有可无的自由旅行。他热爱它，仅仅因为它的翱翔与奔驰，是命运之帆的涨满：一切存在的功能都因之改观。 

204 

天才的自由，在于发挥了创造性的潜能，众人的自由，在于实现了跟潮式的本性“两种不同的自由，指向不同的命运。“违拗本性”，即“丧失了自由”；但坠入欲火，也是丧失了自由。前一种人，负荷奴隶的命运；后一种人，依附于外力，没有控制局面的能力，更无反省以获得“自救”的途径。 

205 

对于与新哲学相与为友的行动者而言，任何“目的”本身都是可有可无的，一切“目的”都只是一种手段、一个标志、一个可怜的纪念物。它的作用是来行使追求“运动”、规范“追求运动”与纪念“追求运动”。若无“目的”，则一切“追求运动”将丧失其特有的意味和刺激感、“单元性”（即追求过程的完整性）。若无“目的”，则“追求运动”好似少了一条中枢神经。然而中枢神经只是工具，只是用来行使活动的一条杆罢了。“目的”只能成为“工具”（比“手段”、“方法”、“道”等更为高远的“工具”）；真正的“目的”是没有的，追求的运动就是一切。我不怀藏着“目的”或诸如此类的动机来到世上，但是我肯定“追求之运动”就是生命的第一属性；我则是生命的肯定者。 

206 

什么成败利钝，都是就目的至上主义者而言的；对于运动至上者而言，一切成败利钝根本不存在，或根本不重要。成败利钝的唯一作用，实乃对下一周期、新一回合的运动，具有刺激功能。 

在上述的新哲学面前，只有化为虚无，一片茫茫的神烟秘雾中只有一条游龙穿梭其间，以编组关于“目的”的神话……这条游龙就是“追求运动”。用欧洲人的话来说，是“浮士德精神”。 

207 

古今文化大师，以柏拉图对文化的理解堪称一绝。他不仅洞识文化创造的一面，也深察文化破坏的一面。他具有两面之神的透视型眼光：他因此说该尽烧德漠克利特的全部著作以谢世人；据说他还身体力行，搜求各种版本的“德著”，予以销毁。 这是嫉妒呢？还是秦始皇？

破坏文化，似以焚毁典籍为最。始皇帝被认为是始作俑者──这个超级暴君的焚书之举，不仅是中国史上的第一个人，也是世界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君王。在他之后的中国，董卓、侯景、梁元帝、形形色色的军阀（“农民起义”）和新式的“伟大领袖”──都扮演过效颦者。在他之后的地中海区，查士丁尼、伊斯兰圣战和蒙古、突厥的蛮族，以及“雅利安主义”的大使徒（阿道夫·希特勒）也实行过类似的暴行。但秦始皇并不先进。在他之前一百多年的一万公里之外，柏拉图已在其静谧的书斋里（而非血肉横下的战场上或庄严压制的祭仪中）悄悄构思并以行动宣布了！而柏拉图其人却是被两千年来的欧洲学术界公认为开山大师的，可见文化破坏的重要性，决不亚于文化的创造。 

实施“焚书──文化破坏”工作的人士，要可分为两类，一是由于纯粹的破坏欲，如董卓、侯景、以及文明社会面对的各种内外蛮族；一是由于某种新精神的鼓励，如始皇帝、大领袖；查士丁尼、穆斯林、希特勒等。唯有柏拉图不同寻常。作为新社会的立法者和新时代的预言家──他至少与韩非同样激进、比马基雅维里更富于实践的勇气。形式上，柏拉图的贵族共和国（“理想国”）比韩非的皇帝专制国（“至治之世”）更完整，但要求内封闭式的历史变革的倾向却又同样鲜明。……人类，也许是世间唯一爱好“火”的哺乳类动物。越热爱“火”的人，越富于人性，就越富于破坏性和创造性。没有革命，便无以革新。 

208 

创造一个东西（或是事物或是观念），比重复、师承一百个东西还难。创造的事业不仅需要殚精竭虑、难见成效；而且还得冒天下之大不韪，甚至不得好死，且死后蒙受轻蔑与恶名。 

聪明的现代人已把“学习”简化成一种“培训”了。学习的原初目的是造就一种人格，而培训的目的则是造就一件工具。在急速膨胀的城市机器文明（“现代化”，“工业”）中，人格似乎反倒成了一个累赘；机器需要的是“非人格化的工作人员”即一个机械化的、规范操作者。为了满足这一市场需要，新的制造业（目的是“造就人材”）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不断的培训与“学习”。在这种现代压力下，我们诚然不能说培训式的学习有什么不对，但我们能说它的唯一正确和最大必要的吗？它真能成为一个检验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 

209 

生命，总是会为自己非理性的存在找到理性的借口。充足理由律说到头不过是个较有效的辩护手段罢了。只有在门外汉的心目中，手段的地位才被异常突出了。行家里手却总能一眼看穿要害部分的难以辩护性。 

对门外汉来说，“不良的”手段会损害乃至于毁灭了良好的目标。而“不妥的”表述竟会使真知灼见变得毫无用处。这实际上是把“借口”凌驾于生命之上；并因一匹劣马而否定了御者王良。流俗的这一见解对伟大的心灵是多么有害呀！实际上，里手行家能使“坏的手段”来促进自己的“好目标”，也能用“不妥的表述”来阐明“好的思想”──他像王良那样是个伟大的艺术家：越是用“劣马”，越是显示了自己的“好御术”。 

仅仅是“美”的、“伟大”的、“崇高”的、“不同凡响”的──才需要付出代价吗？不。一切生命的属性和生命的存在都要付出它的代价。区别只在“价码”有别而已。为了一个无尚的目标，难道还怕所谓“牺牲”？人生无非是以不同的形式在消耗或浪费掉（叫“消费”也许更“科学”些？）。尽管有着不同的形式，但也有着相同的内容！这就是欲望的产生──满足──重新产生这三部曲。 

人生的基本倾向是发展人本身。至于怎样发展，那就要看条件和机遇了。而要发展自己，必先维持自己的存在。维持生计──也是任何发展的前提。从终局来看，维持和发展之间存有根本的冲突。维持要求平衡、妥当，而发展则要求冲劲和活力，总之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这两种态度可以“并存”；却难以“兼顾”（同时发生作用）。 

210 

两种扩张的基本形式： 

a，时间上的纵向发展， 

b，空间上的横向发展。 

前者体现为“延续”，其途径是动物型的自我复制（繁殖）。这相对缺乏个性。而有个性的自我发展则构成文化史的动力。它把生物的繁殖变成了文化的传承、创新，求得永生。它是文化绚烂的百花园得以形成的前提。没有对个性的兼容，没有对新倾向的并蓄──文化的诞生壮大是一句空话。黄金时代的许诺之所以破产，此其要害也。 

对“文化人类”而言──横的（空间）扩张比纵的（时间）发展，尤为重要。即扩张自己优先于发展后裔。保卫理想（这是生命现象的高度结晶）似乎不及维持生计来得重要。 

“文化人类”是“人类的意识”；而“一般人民”则是“人类的潜意识”。但说来奇怪的是，“文化人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却是反文化！从这个意义说，侯景、帖木儿、铁木真之流也不失为“文化人类”的一员，且是一种典型现象。“文化人类”是作为“舞台上的巨灵”而活动的；一般人民则作为“幕后的观众”默默存在。而喧嚣折腾也就自然构成了前者的宿命。 

一切人生的理想状态，一切目的论的假定，一切艺术的光辉，一切思想的睿智──都可以归结为对社会习惯的发挥和对生物习性的推演。 

a，遵循社会的习惯，可以表现出更多的文化传承性； 

b，直接诉诸生物的习性，则富于文化的创造性……然而，不论“继承”还是“创造”，其实质都是被规定了的。社会的后天的习惯，来自种族的规定； 

c，生物的、先天的习惯，来自自然的规定。而种族规定又不过是对自然规定的一种适应。 

财富是目的吗？不错，“人为财死”。但却少有人肯为那些空灵的数字或阔气的排场而死去──除非在大限到来之前能纵欲一番，就像荆轲刺秦王之前那样悲歌饮酒、踌躇再三。可见财富是一种“身外之物”，明达者看它比生命要轻。 

211 

人生是没有实际“目的”的！ 

形形色色的“目的论”无非是用来说服自己或别人信奉那个虚无飘渺的“目的”，以抚慰自己或别人心中的惶惑之情。抛弃了目的论，也就获得了人的最大自由，尽管这自由会使不善驾驭它的骑手感到无所措手足。 

212 

集体主义，不过是世俗化了的宗教观念。它们的目的，在于强化个体的被统治程度。以便让种族的本能、他人的控制，来成功地压制个人的自由。“集体”并不比“上帝”高明。事实上，集体性再强的集体，也还是要由一些个体来做“代表”甚至主宰。从代表到主宰，只有一步之遥，其变化的轨迹在于：把集体重新沦为特定个体的财产！为人民服务，不过是统治人民、奴役人民的说辞。 

民族的图腾、部落的神、氏族的主神──以及全人类的上帝……不过是些递增着、累加着种族本能的投射。“上帝”和“爱情”一样──是人的种族本能的抽象化或“异化”！ 

213 

种族之链的联接是性与生殖行为──关“爱情”什么事呢？ 

“爱情”本来只是选种活动。我们所喜悦的异性，多数是富于生殖潜力的，并符合我们生儿育女之标准梦想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但爱情的独断状态却要垄断性与生殖行为，正如“上帝”要垄断人的精神生活领域。 

214 

爱情是种族习惯的“超文化”。人把爱情以外的文化财富搬来，堆在求偶对象的面前，作为一种被奉献的彩礼，去赢得对方的欢心，也文饰自己企图诱骗、攫夺、霸占性资源的原始动机。如果转化得美好，可算一种“结晶”；转化得极恶当然也是另一种结晶。上帝则是人的自恋情结的“对象化”。人把对自己的赞美和热爱积攒下来，喷射出去，异化为一个偶像或观念之柬，仿佛由此而攀登上了永生的天柱。 

人的意识总是把自己看得较为高尚和极为重要。这本是一切生命形态的内在基础。这种“迷误”本意是要促进人的种种活动并有效地保障其最低限度的存在──否则，人就会因“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而过于自卑，并伤心地死去了。 

自我感觉的这一虚境不仅强烈表现在个人感觉中，也强烈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意识中。不这样，似乎社会的活力就会削弱。所以一切初生的社会都盲目地相信自己，而对自己的存在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一切，进行反省、分析、怀疑、批判的社会，是已步入其晚景了，即处于深刻的衰落中。在这种意义上，当今的西方世界却是陷入深刻的衰落之中。所以，自信不仅是生命的必要，而且是生命的必然。它带来安定感、安全感；有效节约能量并引来圆满的光。 

但自信和自我中心、盲目的自尊，也会反过来危害人的生存。过度的自我意识带来致命的压抑感，消耗了本应用以更灵巧地维持人生的能量。它本身这时却变得不再生育。 

渴望不死的焦灼感就是一例。面临死亡时的惊恐本是动物的本能；但将之升格为一种意识甚至理论，并企图找到妙方以使生命永存──就是人所特有的了。在埃及人那儿，我们看到了极端的情况──人活在世上的主要目的好像是为了找到一条通向死亡的康庄大道。这样，生人只是死人的培衬，那里因此迷惑着压制的神秘。而到头来，这种气氛只能抑制生命的真正冲动──使整个社会的高级神经活动趋于麻木不仁。 

215 

生活──就是紧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放松”，而在于“节奏感”。紧张仿佛是与自由相对立，但实际上，紧张体现了最大幅度的自由。 

人人都叫唤着“我要自由”，可是，又有几个人真正懂得“自由”就意味着危险？ 

自由，不应该成为浪子的奢侈品；它应是勇士肩负的刀剑。 

关在动物园里的野兽是最安全的──不论对己还是对人。它既不愁饥饿，又不怕天敌的袭击。而自由的野生动物却必须尽力与命运抗争！它要时时提防着陷阱！它要时时寻觅食物！它要天天警惕着敌意！它的自由是用生命换来的。 

当它因自由而死去的时候，它不会说，“唉！要是我一直在动物园里关着就好了！” 

这样的野兽本能，实高于庸庸碌碌的现代人，现代人除了天天像机器一样“上班”以外，还会什么呢。 

基于这样的野兽本能而兴起的“野兽派”，实高于伟大中世纪崩塌之后的废墟所挤压出来的令人作呕的“人道主义”。 

“自由”并非人生的真正目标。尽管诗人们这样讴歌。 

216 

只有循环、生命的循环、动物机能的循环以及个体心理之流和精神之波的循环往复──才是真实的、令人扫兴的“目标”。这目标应被理解为一个绵延的消解了具体目标的过程，凡是有助于推进循环并消除阻滞的力量，才被主体确认为“自由”；而有害于循环过程的自由，不但会被主体拒绝，还会被轻蔑地称作“劳苦”。事实上的自由，意味主体的不得安宁；而唯有自由的感觉，才是恰到好处的人生酬劳！ 

217 

人的生命的许多特点，例如对阳光与空气的需求，对空间与水分的渴望，对食物资源的追寻和对安全的依赖，在文化中也同样有深刻的体现。显然，这些因素比起裴多菲所咏叹的“自由”与“爱情”，更是些前提性需要。而从广义看，自由不再是政治自由或社会自由了，而成了需求、渴望、追寻、依赖上述资源的自由！爱情就不再仅是性的悦慕或性的期盼了，而成了迷恋，基于把握上述资源的深刻权力的迷恋！因为，在一个没有阳光与空气、空间与水分、食物与安全的地方，是绝对产生不了爱情这一奢侈品的！ 

所谓强权意志说的“本质”，却是在为最深刻的“生物习性”作宣传。不错，心理学的分析很深刻，如同其分析对象一样，因为把人的生活和文明的生物基础尽情发掘起来了。而这一切，以前一直被仔细地、巧妙地、有时是庄严地隐藏了起来。而心理学家的功绩，则在于把人类文明口是心非、外强中干的乔饰，统统剥落下来。具有启发人智的作用。 

但是把追求强力的意志作为世界的本原，看似高明，实仍不脱推崇人的生物习惯之套数。生物习惯，呈种族习惯之而的另面。自己的生命与种族的生命，是人类日常活动的根本动机，人生的一切内容，仿佛由此全部可以归之于：食也性也。难道，人生真的没有更高的状态？ 

不利于自我保存、不利于促进某种丰盈、有力、奋发的人生竞技状态的神秘主义，必须一扫而光。神秘家不是要用他的精神来害己或“克己”，克己，是要以之降伏妖魔，克服内外差距──从而达到一种天赐的生命平衡。 

218 

把心中的恶水吐出来！免得被它所害！这也是克服内外差距。这时，不必顾及雅致的虚文、高明的乔饰……这是急迫的内在需要，而非外力的幻构。这么看，“令人作呕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罪恶的”，要是心中没有败德的恶水──谁又能呕出什么东西呢？ 

人若不以某种形式发泄掉他从这世界所饱尝的苦味（从而达到转嫁危机的效果）──就会积“劳”成疾、郁郁死去。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何以历史上有那么多难以“解释”、不可“理喻”的怪癖行为！因为一切怪诞都是有其促进生命的实用功能的！ 

219 

人生是短暂的匆匆而过的。即便如此，它还充满了许多痛苦和不快，所谓“幸福”多是短暂得让人心碎的片刻，而痛苦的极致莫过于被剥夺人身的自由。无怪卢梭要高呼“人生来是自由的”，无怪他宣称，人的一切不幸都来自奴役。这虽是谎言而非学理，却不失为人生的闪光──特别是在这日益越机械化、物理化、理性化、功利化的全球战国时代。人为什么生而不平等？而只是在当初被造的时候才是同等的？？为什么多数人，生来就被剥夺了许多权利与机会？是“恶人”想取消我们生之资格！还是“上帝”要锤炼我们的坚忍不拔？ 

人，为什么一定要对别人有所欺压、至少是占上风──才能觉得自己是快乐、高尚而纯净的呢？人，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阻止别人、甚至在心理上谋杀别人──才会感到一种由衷的自我完善呢？人，为什么想破坏一切他自己得不到的美好之物甚至情感、理念、艺术──才感到是在进行一个崇高的自我表现呢？“恶人”为什么要作“恶”？是因为他生来就“坏”？人们所传颂的“好人”──就真地那么“好”？ 

这是一种优良的天性所致？还是出于艰苦的克己功夫？是因为“无私”精神的感化？还是来自一个机灵的权谋？人性“恶”？人性“善”？还是一块皎洁的白板？还是五花八门地“先验”？为什么会有太阳？是为了照见我们的苦难？还是为了便于罪恶之花进行它的“光合过程”？是为了显示它的伟大和全能？还是为了“提高”我们、为我们驱逐黑暗、带来新的一天、一天、一天？…… 

220 

人，为什么不能过上自己所向往的生活？ 

很简单，正因为他过不上，所以他才向往。一旦过上了，就平淡了。一旦过够了，就厌倦了。一切伟大的东西，都从某种长期的渴望生长出来。而渴望，又来自长期的匮乏。匮乏──渴望──变得伟大，这就是一切神话也是一切科学与理性的温床。 

自由也是这类神话。一旦取得了某种自由，这自由就贬值了，且还带来相应的坠落与涣散。自由越多，涣散越多，也就越坠落。只有某种被奴役状态──才产生高尚的情操和坚忍不拔。只有苦难──才能催发动人的花朵。所以发展文明，就是追求苦难和受罪。越文明就越痛苦；越痛苦就越崇高。文明需要痛苦，所以痛苦需要崇高。所以在崇高的金字塔上──我们看到了埃及的文明！它那古远的呻吟，包含了多少人的苦难和幸福！ 

221 

命运给一切人以青春！它把青春赐给每一个残废者、畸形儿、先天的弱种和病病歪歪的人们……使人们脸上焕发着活力（有时是苍白的、蜡黄的或其它颜色的活力）、心中燃烧着希望（有时是仇恨人类的希望）。青春给每个人带来潜在的美；也向每个人展示了他的新天新地。 

命运给每个人以衰老和死亡！不论他在他人面前多么出众；不论他对自己的小圈子显得多么重要和“必不可少”。尽管，从来没有一个对“人类”可能有用的人；也没有对“大多数人”可能有用的人──除非他久死之后的误解与牵强迷住了后人的视听。才使他们觉得他是救世主。 

命运把这两道永恒的程序打印在每个人的骨髓里和胚胎上──使之成为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于是人们称自然是“公正的”。这种意义上的“人人平等”；也仅在这种意义上人人才有了平等，是被造当初的平等，而不是晚近被生时的平等。别的平等都是基于这一自然平等的人造平等、臆想平等！真的，我们看到了臆想的存在：有人用平等的幻想来望梅止渴。 

222 

人生在根本意义上是“不可比较”的。人生是寂寞的、孤独无告的。撇开互相给予的那点温暖，没什么有使我们得以解脱的“道”或仙方。也没有什么能够安慰我们的坚如磐石的存在。放达的人可以用忙碌和感官的刺激以麻痹良知、深刻的悲哀，忘掉这世界的本质所包含的一切苦恼。以自我压抑、自我折磨、自我放逐为本质的“宗教”、“信仰”、“理想”──可以告诉你，人是可怜的、软弱的、微不足道的（这正是二十世纪一切集权主义和专制势力动员了一切宣传手段力图使人们接受的）！这样，便减缓了可怜虫们裂人肺腑的被牺牲感，从而更有效地攻击了你的过于旺盛的生命力。人，只在这种意义上才在片刻免除孤独；不论你逃往何方，到处都张着那面无形的罗网、埋伏着那只无形的手掌──以便利用你、剥削你、吃掉你。它们悄悄地，以十足的中国式耐心在等着你，等着用它们全部的热情来“爱”你、“培养”你、“提拔”你、“资助”你、“发现”你、“为你好”……或者不那么热情地，“渴望与你交友”、“大家做一笔公道而有利的买卖”、“互相利用和彼此需要”……冠冕堂皇地“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祖国”、“为了爱情”、“为了友谊”、“为了一切高贵的东西”、或者“以……的名义起誓”…… 

这些热情滑稽的无私是作为闹剧的道具而上场的。老中国人很懂得其中的奥妙和底细，他们性喜“热闹”，爱好群居的一切味精和污秽──尤如一群趋光避暗、嗡拥作响的昆虫。这就是人生并不孤独的特例！一些到头来反而只能强化并加深孤独感的特例。无怪庄子感叹说“不若相忘于江湖”。那样，倒也给世界保留了一席清静之地。 

223 

没有什么超然能够解脱我们。唯一可能的只是用些振奋感觉的伎俩来转移你过于紧张的注意力，达成一种医学上称之为“麻醉”的效果。这种振奋，得靠行为和感觉的协调一致来实现，哪怕是虚假的、专为自欺而设的协调一致。不得解脱的解脱，得靠无穷无尽的琐事把你搞得精疲力竭，于是厌倦了，于是也就和谐了。 

人生多么飘忽不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靠的。时间之流比什么都无情──它不仅自身无情，还具有使一切存在都趋于麻木不仁的超级功能。人们常说“回顾往事，恍若隔世”；于是理论家前来指陈人生的虚无性质；诗人也来悲悼“人生如梦”……其实，人生比梦还要飘忽，比梦也更悲苦。人有时还能支配自己的梦境，努力用意识去变幻着其中的镜头；但他却不能支配自己的生活，更无法干预“自己的命运”。“我们的命运”一语代表了一种根本的误解，也犯有严重的语法错误，因为“我们的命运”并不是“我”所有的，它并不归属于“我”；“我”根本无力支配它。他必须二者择一：要么全盘接受，最多只能捞一点“回扣”；要么被逐步窒息，以至走向灭亡。他必须过一种自己深恶痛绝的日子，他没有抵抗的力量，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和谈判的资本，甚至一个呻吟的处所和抹泪的角落都找不到…… 

224 

“人生如梦”这一格言的真实性──尤其对我们这一代“孤儿”和“断子绝孙者”，潜伏着比梦更多的危机和陷阱，充斥了比梦更难捉摸，更费解，更难控制，更无所作为……人为什么不能决定自己的前程？甚至无从设计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时仅仅是一点无伤大雅的嗜好与选择！历史业已表明，文明的发展，是以牺牲自由和毁灭天真为代价的！尤其当一种社会结构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它就要转嫁危机、推卸责任，把高贵的个人、灵性的存在贬为一颗丧尽良知、甚至丧失了独立的感觉系统的“螺丝钉”，以便用这不可能之事来障眼，来传播一种瞒天过海的神话！ 

225 

出卖（推销、售卖）基督的传教士教导我们说：“人世间一切都不可靠；唯有上帝可以依靠。”《国际歌》则告诉人们，“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按，那个“自己”也就是《国际歌》作者的自己）。为什么真理越来越多而我们却越来越贫困？为什么真理的颜色很不相同，但它们的药性却永远“不二”？为什么真理给人的地位越高，而陷之于人身依附关系的罗网里越深？ 

我想起了教皇的赎罪券。那是以俗人的金钱来增进天国的财富。而现代的神汉却更聪明，讲求更大的实惠──他们是用不幸者的眼泪来填充自己的护城河，用细民的软弱和愚昧来打下新型金字塔的基座……然而，这就是历史的正义论，也就是历史的无私与仁慈──分配给不同人等的不同角色……要顽强地发展自己。要做一个有人性、有健康感受能力、有野兽般的独立精神的人！他全然不怕被孤立，因此拒绝牺牲价值，拒绝牺牲优越的想象力──以换取甚至“乞求换取”（即“受施”）一种可怜的、虚伪的、哭哭啼啼的附庸地位。 

不做螺丝钉。不做一架现代机器（无怪有神教徒们称之为“魔鬼的玩意儿”，而无神的进化教徒则称之为“反动的东西”）的部件。不论从虚荣的角度看那会是多可羡慕。人的高贵天性（不论它有时表现得多么“不道德”但却决不是“势利的”），与其做一颗黄金制成的螺丝钉，还不如做一只到处流浪、饱经忧患的荒原狼。为了和自然亲近，为了对得起自己的一生，总得付出饿狼应该付出的代价吧。螺丝钉虽然免于残酷的勒索，但它毕竟是为趋炎附势而活着。 

226 

黄山上的怪松能给人以深切的启示。它们是如何在石缝中落下脚来的？又是如何在山阴崖凹的无阳光中，倔强生长的？它们的怪诞身姿，是坎坷经历的见证人。没有这种怵目惊心的怪诞，它们早就死去了。实际上，艺术、人格、优越的天性甚至虔诚愚拙的宗教信仰──都是作为生存的助力而出现并被使用的。怪松的怪诞，是怪诞其形、中庸其心；而中庸之道，就是常胜之道（庸，常也。中，胜之本也）。 

怪松，是强有力的品种在面对逆境时的必然结果！如果某颗种子不够强劲，就会沦为岩石的一部分，慢慢地沙土化了。如果他不愿成为那个“大集体”缄默而无活力的一员，他就必须冒险独立，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体验意志的搏动。 

“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Henry Patrick），是二百年来被喊得很响的口号。但真实的情况却是，不自由就已经是死亡的别名。黄山的怪松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自由与不自由不是一项意志的选择，而是生存状态的区别。自由意味着存在，一切存在都意味着程度不同的自由。不自由意味着非存在，一切非存在都意味着程度不同的奴役。死不是生命的存在，所以才无自由可言。 

我们“新自由观”的闪电说：动物比植物更“自由”而人则比动物较为“自由”！尽管一个奴隶的自由还比不上一头野兽，所以政治煽动家们的谰辞“生物的进化，就是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征途。进化，就是以争取更大的自由为指归的……”其实是胡说八道。与进化同时发生的是退化？一种自由是靠牺牲别的自由而获得，一种进化是要以许多物种的灭绝来维持…… 

进化啊进化，世间还有比你最可怕的杀手吗？ 

227 

人生的最大价值感，来自天性尤其是个性的胜利。 

“好的社会”因此就是那些能够宽恕幻想家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善于“逢凶化吉”，把一些本具危险性的潜在反对派和独特到了爆炸性程度的个体──转化为增进社会利益的助力。这样的社会太少了，因为伟大的个性又反过来打破社会的内在平衡，堵塞其他个性发展的坦途。而在一个充满仇恨、压迫和虐待狂的社会里──文化的一切表现都会被抹煞干净并弃之如弊屣，甚至带上反文化的面具。 

保护有价值的个性表现！鼓励对文化异教的容忍！──这是自信的流露。只有强大健康的社会机体，才会显得如此“满不在乎”。 

228 

世界上最大的“不忠”──就是背弃自己的天性。把个性埋葬在无人知晓的荒郊，以换取浮生一梦──这真是天大的浪费，也是万人羡慕的世情。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天性都背弃了，还会忠于什么呢？他还可能忠于什么呢？ 

一个人连同自己的个性都可以出卖──他还会顾惜什么呢？官僚机构的最大愚蠢，就是漠视人性、漠视活力的个性；从而毁灭了自新机制和自己真正的力量之所在。各种机构的官僚们都是些丧失个性、为了口腹之欲而禁闭了自己天性的人，他们心目中已无希望之火，谁又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不信试验一下，作这种博弈的人一定会把自己输得精光的，因为他们押错了宝或是其宝预先已经落了空。 

对一个人而言，最大的价值就是发展自己的个性，而不必事先用别人为你做好的套子来衡量其善其恶，因为善恶之套是为抹煞个性、压迫常人、控制局面，预做伏笔的！ 

229 

只要是有其人格并珍惜其人格的人──就会不遗余力地强化自己的个性、发展自己的“人格本体”。

人格，不仰赖于外的独立珍品；人生在世，最高贵的事业莫过于培育天性、锻造人格。若是自觉自动的“培育”，则已是这种天性的表现和高级形式！这是值得赞慕的超级艺术。试想，还有什么比创造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人格，更富于价值感的呢。 

若非发展一个足以打动千百年历史的人格，并将它带来的冲力和生气注入社会──就太对不起自己的一生了，那简直就是枉为人身了。“高尚的个人主义”、“气象万千的自我中心”，他反对惰性；谁要拷打文化、禁锢历史、铲除人性、谴责生的本能──谁就是他的敌人。他的敌人在根本上是极其伪善的，毒化了生命、玷污了生命的表现，这种毒化作用犹如一个八十三的老翁执意要把千百万的妙龄女子关在他猥亵的后宫中……这不仅是道德伦理的腐败，且是生物学的堕落！老年人、颓废派，更倾向于“道德”；而没落的生命，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开拓一试：因为未来不属于他们；他们也不属于未来。这些绝望的人、“看破红尘”的人，是淹死在过去之中的人。庸劣的统治者却喜欢这样的人。他误以为这些人将给他的统治带来稳定和安宁，而忽略其消极和腐蚀的传染性，结果它不仅要使健康者染病，还要毒死社会本身。这些败坏了的细胞和蠹虫，注定要蛀空秩序的宝座。宝座总是先被蛀空，然后再被推翻！一个被蛀空的宝座，是套在民族颈上的一具枷锁，不再是胜利的象征、力量的源泉。这时，要保持它是何其艰辛──至少比再造一个要难得多！活力一旦衰歇，蠹虫即应运而生，而活力的衰歇莫不由于压力的消失甚至减弱──无怪人们说：“人是苦虫、贱骨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230 

自由，首先是追求新奇之境的自由。 

人生的全部力量即在于尚有新的生活可供开掘。生活的未知性一旦让位给已知性──生活的引力也就被击溃了，生活的趣味也就丧失殆尽了。 

新生活吗？ 

世界上没有全新的生活。有的只是一点点新的酵母。何况，对个体而言的“新生活”，就整体而言，早已重复百万遍之多，陈旧不堪了；新，太难了。 

世界上任何一种生活，就其本身而言，都不失单调、乏味甚至令人生厌，特别当你长此以往的时候……避免这苦刑的关键在于，要使各种生活互相“调剂”。什么是“休息”？休息就是在各种生活形态之间转换。调剂因此成了最好的休息、最佳的刺激。 

“对个体而言的新生活；但对整体而言却是永远重复……就形式而言的不断翻新；就内容而言却千篇一律…… 

这，只是对生活业已心灰意冷者的省力的假设。他们断言的所谓“整体”和“内容”本不存在！我们所看见的只是活生生的“个体”和独特精微的“形式”。整体和内容──作为有意义的幻构,曾经（并还将）催发人的思想兰舟，但它们并不因此就获得了思想的神位！ 

我们应该学会这样的语言：“没有一种生活能够久久的地吸引我，除非它含有全部的要素。没有一种事业能够使我为之倾倒终生，除非它是包罗万象星空。” 

任何一种生活都不是“好的生活”。任何一个事业都不是“好事业”！──我们需要一种穿梭众星之天的周流！这夜行足以激起无限的遐想，但又不至于使宇宙的精粹僵死在我们的天台。重要的不在于“应该如何如何”；而在于“行将出现的局面是如何”。人，无法抗天。人，无法替未来的世界立规矩。我们能做的，至多只是说出自己的希望和忧虑。让我们宣布这希望！让我们斥责这忧虑！──因我们还没有脆弱和伪善到这种地步，必须自我暗示说这忧虑和希望是什么“客观事实”和“世界规律”…… 

231 

道学家把“克己”列为一种理想，仿佛只有在克己的基础上才能“复礼”，这是十足的迷误。除非我们以“斗私批修”去注解“克己”，从而把克己理解为一种政治性压迫，否则就无法解释克己的扼杀天性之路如何能导问伟大光明的复礼事业──复礼，就是文化创造的前提，而非简单的政治秩序！不错，“礼”是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层面的限制，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心理压抑和行为局限。但是，如若失去了这些节制──难道人的精力不会顺着容易下滑的渠道悄悄流失吗？这样，一切漂亮堂皇、精妙绝伦的创造，就会成为可思而不可得之虚幻了。但是为了创造，不须克己而须纵欲！这欲，是精神之欲，精气之欲，唯有不加障碍地纵任之，自然之礼方得呈现，它的善恶，是我们自己无力判断的！ 

人的不幸感，起源于“蔽于人而不知天”，人的不幸感，深受生物本能的钳制。 

这本能不知疲倦地蝇营狗苟──使可怜的人们（蔽于人而不知天，故可怜）陷于人生之谷的幽深底部，再也走不出来了。 

这样狭隘局促的生活能便有思考能力的人舒心吗？这样“踏踏实实”的日子能给有思考能力的人透彻玲珑、可以玩味的幸福吗？于是，不幸感深入占领了人的内心──再也驱除不掉了。 

什么是幸福？ 

幸福是：a，精神的宁静、均衡状态。 b，动态的弱化、停滞，因此满足于当下。 

所以在一切民间故事的结尾处都写着：“从此，他们就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仅仅是因为，故事到此已结束了！ 

幸福是一个宁静、均衡的结束。因此，有内容尤其有变化的动态历史，就无法获得目的论的“幸福”《韩非子·大体》篇云：“至安之世，发如期露，纯朴不敬；心无结怨，口无烦恼。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族旗不摇乱于大译，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业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圣王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此社会幸福之征？但这样的幸福，恰恰是让一切现代的、战国旋涡中的灵魂所深感伤心的！ 

我们喜爱韩非的社会批评，但却无法接受他的价值观；我们推崇他的“势”与分析，却不赞同他的“法”尤其不欣赏他的“术”与综合！说来也许奇怪，想象力的丰富程度常是与一个人的幸福程度成反比的！幸福是中庸平稳的。而大起大落、暴兴暴灭的折腾，则被目为“命运多舛”的不幸。幸福与饥渴,都是与康定的境界相去甚远的！ 

232 

一个人要想得幸福──就必须先使自己的想象力贫弱到如此地步： 

a，他不觉得想象的即“精神的”事物比现实的即“物质的”事物更为生动。他也不觉得后者只有在与前者相合拍时才真正有趣。 

b，他不会在久已寻觅且久已幻想得到的对象一旦到手之际，突然感到刻骨铭心的空虚和幻灭。 

这就是“幸福生活”的前提！ 

233 

社会思潮中的混乱多歧──不可能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来消除。欲统一思想，必先致力于消灭产生这思想歧乱的社会无政府状态。──你们不足被告知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吗？单对思潮本身实行“净化”（严格地讲是“阉割”），实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结果反会造成双重人格、口是心非。混乱时代的思想界最自然的状态，就是“混乱”，岂有他哉！如贯穿于我们这个混乱时代的基调，就最真实地体现了“混乱解体时代的精神”──唯其混乱，所以真挚。于是妄图强力消除其混乱而硬性规定一致的努力，就成为可怕的专制压迫，成为暴君暴民的恶性循环……而我们所获得者，也不再是思想，而是语言的混凝士，是无人能解的“原则”！ 

真挚的思想之花，在这个时代是会使人本身趋于枯萎的！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因为思想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而生长起来的。反过来看，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又有哪一个不是从“思想的伟大火炬”中获得灵感，并从对黄金时代的深刻怀念中获得动力的呢？一方面，人的自由的代价大得惊人。另方面，得之不易的自由思想，又在为取消自由、以真诚去反对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极端独裁政治，准备着道路……人的历史就如此一圆圈跟着一方步。它反对自己之所赞同，赞同自己之所反对的！ 

任何“罪恶”因此只存在于宗教、法律、习俗、哲学中。对那波浩渺、彼此相对的“易化”而言；对人的历史的无善恶而言，对易化在人间的现形（圣人的智慧海）而言：罪恶并不存在。宇宙是无不善的：历史是无不善的；文化是无不善的──它们都是对普遍压制的反抗形式。只有在宗教、法律、习俗、哲学的派系之争中，才有罪的存在──“以其之所是，非其之所非，以其之所非，是其之所是”，善与不善，说道底是个有关评价的问题，而不是个有关存在与现象的问题。人的精神，试图对他所面临的问题做出估量，以便更妥当地应付它──这就是善恶的创世记。 

合乎易化真谛的大学问，并不是去针砭各种现象，而是去理清历史的脉络、估量各事各物各人在历史旋流中的份量、影响（而份量与影响又往往是不成正比的）。它考察的只是“绝对值”标尺意义上的历史力量。这才叫做“正义”，它不用人（即活着的利害攸关者）为的畸形观念去进一步混乱本已模糊的历史图案。它不为假冒“正义”的理论扩张欲，去抹煞可惊可叹的绝对值。绝对值的标尺只衡量“是怎样”，而不衡量“是善恶”。 

人为的善恶界限和正义观念有其社会习惯上的继承性。这继承住在变动小而且缓的社会里，不失为一种资财；但当面临危机亟欲变革的时代，它就成为前进的负累了。古人的、权威人士的见解，捆住了人们扑向新生活的翅翼，捆住了人攫取新文化的利爪。导师变成毒虫，朋友反目成仇。这不正是现代人所陷入的深刻悲剧吗？ 

全然不顾这些几乎是古生代遗留下来的阴魂是不行的。他们仍有极大的潜在权力。力士们可以打碎旧秩序、旧国家，但彻底抛弃旧文化、旧道德却是做不到的；所以锐意进取的文革，最后堕落成为流氓运动。强大的惰性弥漫于社会结构和行为方式中。况且作为这二者基本依据的生态环境，变化又是极为缓慢的。我们所能做的，是在文化和道德遗存中，选取一种主干，并融汇几种支流，从而获得较有力的一个新综合系统──以充作谋求新道路的心理之阶。从表面上说，这是“复古之道”，其实却是真正的革新。 

革命是休克、是中断，是推倒重来；革新却是呼吸，是延续，是启上承下。 

我们活着，所以我们才需要分辨善恶。如果我们死了，善恶又何所依存呢！在这里，善恶确实与生命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历史却不是这样。历史不断生生灭火，所以它从不计较善恶，它泯灭一切，它是睁眼瞎。 

有人说，历史只视成功者为善。其实，即是这个，也只是人们的流俗之见，并非历史本身。历史只有生成与消磨、创造与毁灭、存在与不存在── 

尽情运动的人，哪需善恶的累赘呢？ 

创造善恶，体现了人的自由； 

消解善恶，则是生命的还原。 

234 

当今世界上，过度的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能源浪费，已被大家认识到品一个深刻的全球问题，尽管绿色和平组织和各种公益团体大声疾呼，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这一过度工业化造成的世界性紧张。其理由就在于，各个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亟欲工业化的不发达国家，彼此之间都在争夺以此为基础的各种事业的主导权，这种竞争机制若不受到恰当的控制，则过度工业化的后果是无法缓和的。我们呼吸着越来越浊恶的空气，咀嚼着毒素日增的食粮，我们厌恶和诅咒这一切，但却丝毫不能脱出这一进程，反以我们的厌恶和诅咒在加速这一进程。这就是现代人祈求的“自由”、“富裕”？ 

有许多“文化巨人”临死前烧毁了自己的作品（例如，果戈里）或意欲烧毁自己的作品（如维吉尔）。这些作品曾是他们毕生精力的凝练。这种“毫无道理的破坏行为”，证明他们算是真正参透了生命的本义：过程高于结果。作品的最大价值，不是留给读者的，而是留给作者自己；其首要使命，不是变作社会的流通商品，而是安慰书写着的孤寂。人死了，书还有何用？生命已到终点，烧掉生命的安慰品已无妨害了。 

235 

“大海与航线”的启示是这样的： 

“真理”是什么？是大海。是那永远神秘、难以窥测，隐藏着无尽宝藏的茫茫汪洋。而智者们的理论、发现、哲学、思虑……充其量只是那些浮游海上、觅其归者所依循的“航线”而已。 

大海互通为一，航线却有万条。每条航线都各有其目的、命运、航线方式、以及可以阅览的图景；每条航线都各有胜迹，故执己一端。航线有起点与终点；大海却无起点与终点。真理就是存在，就是事实，就是自在之物；其余都是冒险家、航行者、流浪汉、有所求者的信念与谬见而已！以航线去指代大海，以意见去指代事实──是我们这时代最荒诞的偏见之一。 

智慧之光的锋芒总会迟钝……那永恒的原始状态和按部就班的生存程序终将统治一切。 

盛代的跃跃欲试总会消逝。不论你曾否充分“利用”过它！无可挽回的衰颓和腐败，尤如极地的奄奄“黄昏”笼罩一切。真的，极地比赤道和热带、温带和寒带更接近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长久的清晨、长久的日午、长久的黄昏和长久的黑暗时代……以及超乎一切的寒冷、寒冷、寒冷。 

最强有力的并非最兴盛的。 

最根深蒂固的并非最嚣张乖戾的。 

最“富于历史”的并不是人──除非给这“历史”打上鲜明的人之印记！ 

除非说，“历史”就等于“国际罪恶和不断屠杀史”……？人们所讲述的一切，都可以是“真理”；同时，也可以是“谬误”──关键在于怎样理解它！（通俗地说，是怎样用它？） 

这，就是我们思想的出发点。 

236 

把“春天的思想”放在秋天的背景下去理解、发挥，自然是陈腐、谬误。然而，若是在冬日里鼓动夏天的理想，岂非亦是不合时宜或是过于超前？预见是艰难的，预言的价值连城──但预知的智慧仅仅在于，为那即将来临的历史气候做好心理（或物质的）准备……而不在于“超现代化”地幻想什么宇宙珍奇……这就是“生命与自由的还原”，达到了空前纯度的表征。 

237 

隔离是一种命运！ 

文化使人与人之间获得了同一性，但也分裂了他们。文化使人变得孤独，文化程度越深的人就越孤独。 

238 

人类的孤独，来自彼此之间的文化隔离状态。此非文化之罪，人性使之然也。文化的分化作用，使他分别隶属于各个特定的群落（氏族、部落、行业、阶层、社团、民族等“社会”）。 

在沉默的宇宙面前，人类是一个整体。他们可以互相婚配、杂交，以发生生物学上的交往，并通过遗传机制来沟通彼此，共同创造新的生命。他们也可以通过文化学上的交往，彼此联络，创建新的群落和新的群落生活纽带──文化，但可能性不等于确然性。事实上，在被称为“人类”的这个生物物种内部，彼此又各自为政，在隔离状态里年复一年地生息，代复一代地繁衍。人类的隔离，造成历史、文化发展的多种样式；甚至塑造并特化了不同的人种。不同的人种与不同的文化之间，从此形成微妙而清晰的一致性。文化，作为人群面对自然和社会压力时，必定发生的一种现象，品系种族特征与环境要素复杂相乘的“积”。它的复杂性在于，许多偶然因素在“乘”与“积”之间起了桥梁殷的决定影响：如领导群落生活的个体性格及其心理特质，以及群落历史所遭遇的偶然事变激起的文化运动──都促成文化形态的变异、生成…… 

这些必然的“相乘”和遇然的“相遇”，非但未能缩减人的隔离态，反倒不断加深了它。差别无所不在，而差别恰恰导致分化与隔离。人为的消解的隔离、加强交流的努力之所以受到重视，只不过说明了隔离的形式此时业已发展到不利于群落的程度，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如扩大交流之类）。但人们却无法通过自然而然的进程去冲破无形的围栏，这样才诉诸有意识的拆围努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史表明，细节的“交流”是可能的，但主构的隔离却牢不可破。而“交流”的基础，恰恰就是隔离状态这一前提。于此，人成了文化努力的奴隶。 

239 

迄今，人类在文化上远非统一的。 

从理论上看，这种“不一统”是正常的。因为，“人类”与“文化”属于两个相关但又绝不相等的领域，生物与社会。流行的定义认为，唯独人类拥有文化；文化是人的独创性所系。这里生物与社人的交接点。作为一个生物学范畴，“人类”概括了一类特殊的自然现象──生命的一个物种。就此而言，“人”的定义不必包括文化的属性。一个白痴、甚至一个“植物人”，也都可以归入“人”的范畴。“文化”作为人文范畴，则概括了“人”的后天属性。 

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分离是方向性的。即，文化的隔离将续存于人的总体生活中，自启蒙运动以来，世界主义者对“人类的统一”、对“世界文化”取代各个区域文化与民族文化而成为人类统一的标志──充满了欧洲中心论式的热切希望。谢天谢地，这种希望已被两百年来真正世界性（而非欧洲性或犹太性）的文化发展，证明为纯属空想。因为在世界化潮流的冲击下，民族的意识不是更模糊了，而是更明晰了。况且，从发展的动力上着眼，“统一的文化”只会给富于创造精神的灵魂，带来沙漠式的感觉单调和心理压抑，最终，还将导致人的变态和（由于渴望摆脱“死寂”的文化环境而激发的）破坏行为。多元文化才更合人的求新欲望、选择能力。 

240 

由于人性中的求新意志，文化的发展采取了“双轨制”： 

一轨是，它有突破已然隔离的倾向（或主动扩张，或被动同化）。 

另一轨是，它有自别于人、特化自己的倾向。 

这里仅举一例，随着国际性交流的深入，“国际性的语言开始流行。希腊化时代地中海区的希腊语、罗马帝国时代西部的拉丁语与东部的希腊语、欧洲中世纪的拉丁语、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方言，以及十七、十八世纪广泛通用于欧洲上层社会的法语、十九、二十世纪逐渐流行于世界各地的英语──都是这样的国际性语言。它们的发展显示，随着它们向外的扩散、传播，内部却酝酿着特化、分裂。拉丁语的命运最为典型，它分化、隔离为不同的民族语言广大的有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等五种，小的方言不计其数。 

241 

当代的国际语言英语，则分化为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此外，每个区域性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都流行着各具特点的“英语”。这些耐人寻味的事实，都说明文化发展的“双轨”性质的普遍性，文化圈每向“扩大”前进一步，内部也就“分化”了一步；外在的扩张与内部的分裂，同步而行。这是人性使然，他既受到规范，又极力追求自主。文化的多元化，不是应予追求的理想，而是回避不了的事实。 

一元化的文化，多是靠人为的强制维持的。这强制酝酿在文化的衰落中，诞生在衰落过程的文化解体中：内在的引力被外在的压力代替了。但正因如此，一旦危机逝去，一元化的异常终将还原为多元化的常规发展。人性中虽有寻求确定性的倾向（这是一元化的心理基础），但求新、求导、求变化的倾向却也一刻不得安宁。这是促成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精神运动的基本动力。这就注定了：在各个表面一律的一元文化假象下，必定隐藏着多元的文化潜流──它自人的丹田涌出，闪烁着超出功利目的的至上情欲。不错，它们会受到压制的，但它们决不会消失。它们在宁静中消解一元文化的人为结构，为文化重心的转移开辟通道。 

242 

种族和语言在早在史前期的原始生活中，是唯一要素。 

那时，人类彼此隔绝。其两大遗产──种族与语言与分立──深刻左右了人类的文化发展史，形成了各个文化圈和星罗棋布、错落有致的文化有机体。它们存留至今，通过复杂的渠道，对现代生活继续施加影响。对现代人的意识，起着制约作用与驱使作用。这种情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文化在今后的“分合之势”。 

人类多种族存在的显著事实，表明从人种形成的远古时代，直至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人类都被强有力地隔离着，以致形成生物特性上的若干重大差异。反过来，这些差异又会阻隔人们之间的实际交往，增强隔离的效果。到了现代，种族主义的实践家们（如纳粹和南非白人政权），甚至用立法和制度的形式，人为地强制执行种族的、文化的隔离措施。其根据，恰恰是不同的人类群落在历史上的长期隔绝所形成的种族差异及其文化差别。种族主义的宣传和立法制度，遭到全世界主张种族平等和文化自由的势力的反对；但种族意识实际上却广泛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在生活中，没有人会对诸如肤色、骨椎、体貌、气质、性格这些种族特征（和从种族特征中派生出来的个人特征），视而不见。这些自然因素，会强有力地渗透到人的文化意识中去，构成其情感、观念、思想的有机成份。 

243 

遗传学的研究表明，各种族的生理状况，既有其共性，但更有其特性。种族的融合是一个进程；但同时存在一个相反的进程：人种的分化，新种族的出现。因此，在一个大种族内部，迟早会出现若干自相遗传的种族群落；再往下，则有家族集团的存在。最后，直到个体所表现的独特的“遗传特征”。于是，频繁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也未能消除各种族间的畛域。 

语言作为人类豆古以来隔离生活的特殊产物，最鲜明地透露了隔离生活的信息，有多少种类语言上的差异，就有多少度数生活和文化上的隔离，语言形态相距越远，则表明在语言形成时代的不同的人群间互相隔离的程度越深。语言是入文现象，它的变化规则，与自然现象变化的规律全不相同。这首先表现为，它的可塑性远在作为自然现象的人种之上。语言的分化，受到人类活动的制约、促进──它比种族分化得更细致。因而，语言的品类比种族的品类更多、更复杂。据不完全统计，世界的语言，大的语系（如印欧语系、汉藏语系、闪含语系等）二十来种，外加几百个小语系和“独立”的（即难以归入语系）语种，如日本语、朝鲜语即是。其中，“美洲印第安”这个松散复杂而形态多样的大语系，下分竟达一千五百多种语言，仅北美印第安诸语言，就包括五十多个小语系。世界各个民族语言的内部，还包含若干大的方言，例如，汉语粗分之下就有北方方言、西南官话、湘方言、吴越方言、赣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等几大类。 

大方言之下，还有小方言，小方言内部，又有地区特点的不同。由近及证，由此及彼，构成一幅既有层次又相交错的构图。我们乐观地看到，在文明深入的地方，语言的分歧就越少。在历史悠久的中东地区，诸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就相对越高。但语种的存在，表明语言所象征人类的隔离，类似于种族的存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要“如实地”翻译不同的语言，十分困难。在交往不甚密切的诸语言之间，常常缺乏比较贴切的对应词汇。即便简单的名词和动词，也有区别巨大的引伸义和难以款通一词多义。语法结构所表现的思维方式之间的深刻差别和语义之间的微妙区分，在事实上难以逾越。这对塑造不同的心理模式、观念形态和文化系统，起了作用。 

244 

种族和语言的多样化现实，证明人类过去与现在彼此之间隔离的广度与深度。这一文化现实结合种族与地域等自然现实──仍在不断发挥着隔离人类、继续分化人类文明的作用。这一现实对世界主义的乐天希望，是个有力的挑战；它对世界各文化圈之间的关系、对文化圈内部的文化运动，都意味深长。 

种族气质和语言形态的差异，不仅对一种文化本身的发生、发展有影响；也使分属不同种族集团和语言集团的人类，互相之间的实际交往和精神沟通，变得格外困难起来。《左传》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它认为，人的种族特征和语言习惯的差别，足以使他们在互相理解的困难之外，又产生不信任的情绪。不论这种心理是否“正确”，它的普遍存在，对人类文化的演变却是至关重要。这种互不信任和基于猜忌的竞争，对各种文化势力的消长，推波助澜。具体到文化有机体的命运，文化隔离状态造成的磨擦、撞击，既能产生创造性的火花，导致新文化的诞生、繁殖；也会构成大量破坏性行为，导致旧文化的崩溃与消亡。 

245 

人的文化，相同之处是相对的，不同则近乎绝对，不同的语言固然隔离人类，但同一种语言本身也具有罕为人见的隔离作用，中国古代最深刻，最富于天才气质的哲学智慧书目《庄子》，对此机制已有发现。它以独特的透辟性深入浅出反复阐述了这样一个思想：人际交往所依赖的信息手段，只适用于沟通较为表层的简单思想；意念越丰富、越深遂，越难以仰仗信息手段。因为，任何通讯工具（如手势、语言、文字等）的容量都很有限，限于自己的形式，它势必会遗漏许多重要的信息成份，从而使意念本身在传递过程中，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 

《庄子·外物》篇极为生动地指出，捕鱼工具的价值，在于它能使人得到鱼类；捕兔工具的价值，在于它能使人猎获兔子；语言的价值，在于它能沟通人们之间的意念之波。因此，为了更好地传达意念，必要时要善于摆脱语言这一工具形式的束缚。不幸的是，许多人却受到了这一工具在形式上的迷惑，而忘了它的原始出发点──传达意念之波。所以庄子大声疾呼，“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他的理想是，找到一个打破了（同一种）语言无形迹的隔离作用的对话者。但历史却告诉我们：这种理想实属渺茫。 

奥地利犹太人、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凡是懂得我的意思的人，当他通过这些命题──根据这些命题──抛开这些命题之后（可以说爬上楼之后把楼梯抛掉）；终于会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他必须克服这些命题的作梗，然后才能明确地见到世界。凡是不可以说的，就必须对它沉默。”维特根斯坦的“命题”与庄子的“言”十分相似；他所谓“克服命题的作梗”即庄子的“忘言”。 

246 

乌托邦是文化的公敌！ 

世界各大区域的原始文化具有不同的起源：日后高度分化的高级文明，则大多依此有其独特的原始文化渊源。如北部中国文明源于仰韶、龙山文化，南部中国文明则以河姆渡文化为早期代表。与高级文明相比，原始文化是在典型的彼此隔离（有交流、因而不是“隔绝”）的状态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们无不具有鲜明、单纯的地方特色。高级文明，在综合若干原始文化的基础上演化而来，成份复杂了，风格也趋于多样化。 

《老子》八十章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对古代生活隔离情景的“回忆”，表达了一种对“文明母胎”（原始代族）的憧憬。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有类似的倾向。他与中国的老聃同样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各自的文化圈，为了争取一个统一的、共享的秩序，正在“战国角逐”的浴血奋斗中，梦想一个理念的世界。 

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多取材于对埃及和斯巴达等集权国家的神话式传说、“回忆”、憧憬。它比《老子》的理想国具体得多──因为埃及、斯巴达的历史生活，要比模糊的山海经似的原始生活具体得多、生动得多。但我们注意的则是，柏拉图的理想王国却在“隔离崇拜”上达到了与《老子》异曲同工之妙！ 

理想国就是隔离生活的制度化。理想国，是一个“美好的集中营”──它用美好的文化遗迹装饰起来，但本质上却是一个“不准思想”，严禁创新的集中营。在那里，恰恰是文明的遗迹装饰起来，但本质的本质──不断生成智慧之果，以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精神饥渴──被消解了。 

乌托邦，是文化的公敌。 

247 

古往今来的各种乌托邦与“理想社会”虽有形态上的差异，但在以下一点却殊途同归地一致： 

它们都想为人的群落生活寻求一种最终的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又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枯燥的、静态的形式。为确保这些形式，只有乞灵于人为的隔离措施。陶渊明的桃花源位于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柏拉图的“大西岛”孤立在汪洋的包围里……都表明了乌托邦的与世隔绝而非仅仅是隔离！而破除隔绝，则招致腐败。尽管理论家喧说，“腐败是必要的，若无腐败，世界将充满垃圾”──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毕竟是令人厌恶的。 

正是在这心理下，人类早期遭遇过的自然险阻，在厌恶腐败、追求确定性的意志之下，被尽情理想化了，古代之“害”变为现代之“利”──自然的刁难变为上帝的赐福。但乌托邦毕竟是脆弱的，因为它的未来主义梦想恰是建在复古主义的假定沙滩上。而比未来主义的乌托邦远为强大的是，几万年的文化隔离所造就的多样化文化传统。 

248 

现代化具有传统之根！ 现代化需要传统之根！ 

当今世界文化风靡全球，但传统的文化圈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各自的基础上，企图通过“现代化”，而使自己再度强大。即，用现代化的手段，来实现至少是促进那古老传统一贯寻求的文化梦想。它们把这种潘朵拉式的希望叫做：建立一个富于（甚至是“强化”）自己传统文化特性的现代文化。它们的文化，虽然共生在现代“世界文化”的大圈中，但无不具有各自的风将与形态。在“现代”的表层下，各种古老传统发挥着难以捉摸的支配作用。不同文明的古老传统，是以看待一个工具的眼光来打量现代文化的。它们的共同心愿，是将现代文化的因子迅速地、因而是简单地、无机地“拿来”──嵌入自己传统的文化模式、心理模式，以完成了一个超形态、超人的“飞跃”。 

249 

古老的延续欲，并未因现代化的冲动而断绝。 

传统文化圈根深入磐石的势力，已被现代世界文化的总体风暴扫荡得面日全非。但这只是“文化地表以上”的事件；在文化地表之下，各传统文化依然顽强。这几年来中国传统的气功术与社会预测学的综合复兴，很可能被历史证明为是民族文化复苏的前兆。时候一到，各种本土文化的因子就会沛然而起，重新占领中国人的心。形象地说，茂密的枝叶虽已零落，但文化之根尚未断绝，它还意欲“重获青春”──长出新的枝干与嫩芽，一种适应了现代文化气候的新芽……因此，人们正以“科学”的系统去解释气功与八卦学…… 

正是基于文化内力与文化表现的不一致，从表层的颓败去推断传统基础的衰弱程度，也许是危险的。伊朗革命的前夜，“西方化”运动顺利发展，传统文化的反抗似乎受到了成功的压制。但表层之下蕴藏的巨大反作用力终于冲破了最科学的社会预测、最精密的文化分析──推倒了巴列维王朝“现代化的西方化事业”。伊朗革命借用了传统文化的吸引力，以重新调整本社会的文化形态。这表明，传统文化圈在现代生活中仍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无怪在各个非西方的文化圈中，存在国粹派与西化派之争；而在西方文化圈中，也存在保守派与自由派之争。而这两组势力还要分别应对激进派的挑战……这些不同倾向间的冲突表明，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隔离，给现代人灵魂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分裂与混乱！ 

国粹派的痛苦，源于隔离状态破裂后的新文化格局。它表现了一个生活在颓势的文化圈中的有志者，所应有忧虑。他们认为，濒于西方的现代文化，本质上不适于本民族生活的需要。相反，西方派则对这一新格局表示欢迎，他们认为，这是变革、振兴自己民族业已衰落的传统文化的时机，它千载难逢。若不借用现代文化观念的强力冲击，很难消除传统文化中不适于现代生活的多种腐败。 

主张维持传统的国粹派对现代文化的飞速前进感到担心，害怕这会瓦解传统的美德。现代派则认为这一担心纯属本末倒置──如果“传统的美德”应该消失，就让它消失好了。因为这本来就是工具性的文化。从事实上说，任何人为的努力都无法挽救那些应该消失的事物；从理论上说，不适于现代生活和人类发展的传统文化，就不宜再视之为“美德”──更不该用这些过时的美德观念，去阻碍人的重新适应过程。 

其实，这两种抽象谈文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决定命运的关键是你的行为反应，而不是你持有的文化观念！ 

250 

不存在抽象的“人类文化”： 

人的文化，是被空间的隔离分成具体的文化有机体即文化圈的。这里，不仅星罗棋布着“大区域文化”，如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南亚（印度）文化、东亚（中国）文化等等；还生成着各个小区域文化，如西欧、东欧文化，中东、中亚文化，等等。还有具体的民族文化和地区文化，如在中国内部，有汉族及少数民族文化的隔离；而汉族内部，还有地区文化封闭。这些文化的色调，随其与各中心点的距离，而发生色谱式的层次变化。各中心点，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和创造力向四处幅射，在各个边界地区相交融，再形成各种特殊的边区文化。 

边区文化糅和诸多中心要素，但在文化主导上仍有区别。因此，即使边区文化，也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大区。如中国新疆地区的文化，就是典型的边区文化。它以伊斯兰文化为主，而大量吸收了内地和印度的文化。 

这些大区域文化、小区域文化、民族文化、地方文化，是相对的概念。用它们来指认具体的、尤其是变化中的文化现象，是一种探险，它有失误也有不确切；但其实用价值不可泯灭。正如，哥伦布错误地认为他所发现的美洲新大陆就是印度，但他的错误，却导致了一个改变历史的“地理大发现”。 

251 

“文化史”的要害在于，各文化有机体（大小文化圈）已被不断行进中的时间隔离给分解成无数个片断。这些片断，各以独特的形态彪炳于世，其间既有相承、相似，更有相生、相异。以中国汉族文化有机体为例，先秦文化不同于秦汉以后的文化；秦汉文化不同于隋唐文化；唐、宋、元、明、清──代代文化不同；鸦片战争以来，更是文化新潮迭生不已。民主主义文化不同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不同于民主主义文化。例如，最近三十余年来，每隔五年左右，文化上就会发生一次影响久远的大转折…… 

从文化形态（而非从历史意识、民族意识）上着眼，很难说现代中国文化与先秦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大，还是现代中国文化与现代民办文化间的差别大。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文化不仅仅是书面的记载，而括有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面面──例如，从服装、发型、到意识形态等一切文化领域，现代世界各民族之间，比他们与各自的祖先之间，肯定要更为接近因为，第三世界的服装、发型、意识形态都已经“西方化”了。 

如此繁复的文化现象昭示我们，形形色色的文化史流程，都只能是独特的。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难以归类的。而文化的流传，即意味着走样、变质。所以，被第三世界指责的大量西方文化因素，在西方社会的表现，并不像在不发达国家那样坏。而在各类典范之间，还有大量的“中间形态”。每一个中间形态，也都只能是独特的。它的生命，将比无耻的审判官更长。 

252 

文化是隔离的产物。 

地理性的隔离，其产物是文化圈。或为地方文化，或为民族文化，或为大的区域性文化（如远东文化、欧美文化等等）。这是古老的文化圈。“古老的东西”，就是“顽强东西”的代称。“古老”不等于“化石”，它们的区别在于，古老的东西至今控制着我们的呼吸！地理文化圈，至今主宰着我们的生活，乃至支配着我们自认为最真实的感觉。 

风俗正像意见、舆论一样──决定了“真理”的具体流程；决定了被现代人奉为圭臬的“科学”形式；决定了我们的好恶与视角。甚至塑造了我们的全部知觉世界。风俗的隔离意味着：群落的风俗是创造性文化的原始出发点；而个性与对个性的选择，则为动力。 

不同风俗的隔离作用，迄今深刻地统治着我们。风俗的不同，既是社会文化得以互相交流、悟解、促进、生发的契机，也是终使人类永远不能形成一体的天堑。我们希望风俗不一统，否则，生活就太单调也太一律化了。这终究会把生活本身变为一道机械的程序。但风俗的不一统，又使人与人之间的确定性理解变得更为渺茫。 

有四类风俗。每类风俗又包含两项实践活动： 

a、道德风俗──对人的生活的规定、对宇宙律的推理； 

b、审美风俗──广义的性审美、性以外的“纯粹审美”； 

c、认知风俗──对人文事象的认识系统、对自然事物的科学研究； 

d、思维──语言模型──群体的、个体的。 

再是特立独行的人，也超离不了风俗之圈。风俗之圈，是比任何典籍与政治更有韧性的基层文化圈──它决定典籍（决定了它的产生与解释），决定了政治（决定了它的形式与精神）。 

253 

长期的空间隔离造成了时间隔离。比如，几个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及其子代文化圈，在彼此接触、影响以先，实际上生活在不同的时间流程中，他们的“历史时代”不同、“文化阶段”也不同。他们因此获得了各自对时间的观念。 

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印弟安人自有历法，拥有对时间单位的独特理解。西方文化侵入以前，中国人也不以“西元”纪年，而是卓有成效地沿用了两千年的年号制度。因为历法是与各个民族各自的世界观紧密相联的。 

如有两个文化圈在空间上完全隔绝──就像哥伦布之前的新、旧大陆或库克船长与塔斯曼发见之前的澳洲与世界其他地方──那么，即使他们历史发展在地球时间上是完全平行的；但在文化时间上却彼此不同。他们并不共同生活在公元某某年，或公元前某某年间，而是分别生活在各自的时间坐标中。正是以此为基准，它们获得并把握了各自的文化脉息。 

254 

随着文化圈之间空间隔离状态的打破，科学技术方面占优势的一方得以征服并同化他方的世界观，迫使他者融化到它的文化发展的时间中──并接受它对时间的规定。 

──文化圈因此成为是万物之母，是决定感觉与存在的君王。 

文化圈是复杂的现象：它倚赖于你的定义。什么是文化圈？──这可以有各种解答。不同的定义可以找到并揭示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圈。 

但在实际上，人们却可以通过自己的感觉来甄别各种不同的文化。这比定义更可靠；正是这感觉产生了追求定义的需要。 

感觉及其经验告诉人们，文化圈是这样的：其内部成员在生活习惯、心理意识上，具有默契的认同感和排他性。 

255 

人类被两种文化圈所分割： 

a、民族内部各社团、各阶层的隔离状态所构成的阶级或区域性的文化圈，即“亚文化圈”。 

b、各民族之间在自然地理上和社会传统上的隔离状态所形成的“通常文化圈”。 

文化圈不是全封闭的，但它是作为一个封闭系统而存在的。国际交流，正如圈内活动一样，是这封闭系统赖以生存的循环与代谢。但，文化圈的功能是帮助它的居民抵御多重压制，这种自我一体的格局，从根源上就决定了它的封闭性质。彻底废除封闭，正像美国废除黑奴的民间运动一样，在宣传上是可行的；但废奴派即使利用内战获得了胜利，却消除不了种族的歧视与隔离。 

每个文化圈的生成史都被两个时期分别瓜分： 

a、相对开放期。 

b、相对的封闭期。 

这两个时期你来我往，互相轮回。这与一个有机体的生命运动获得了出奇的相似：它不能不开放，以便吸纳新的养料、排泄无用的垃圾或传播自己的基因；它不能不封闭，以维持自己的精力、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把开放状态或封闭状态作为一种哲学是不可取的。如果这样做了，仅只说明针对以前弊病而的“反弹”幅度有多么大，社会的迷误程度有多么深与假设的希望和有意的宣传相反： 

256 

对特定的文化圈而言，大规模的开放只能是被迫的，只有总体的封闭才是文化圈更为经常出现的状态。因为，文化圈本来产自对不受人控制的自然势力的反抗，后来转而针对（为自然敌意的代兴者的）其他人类社团与文化圈。这就预先注定了，文化圈决不是一个自然生成的和平产物（这只是它的晚期景象）；相反，它在本质上是一个“阵营”，即最广义的战略存在。这个阵营从事抵抗或施加压力的手段，不是武器与军力，而是文化与人性──后一类战略存在（文化与人性），较之前一类（武器与军力），更为无所不在，也更持久。 

从心理意愿而非从交换的需要上看，文化圈的开放状态，其导因是内外压力的对比度过大或过小，从而逼使或诱使这一文化圈对它以外的世界，采取相对的开放姿态。 

文化圈的全面开放，意味着固有文化圈开始两种形式的消蚀： 

a、因过度输出而造成的亏损，如那些承担了过多的世界使命的圈子，十九世纪的英国、二十世纪的美国等等。 

b、因过度输入而混乱，如那些急切模仿他者的圈子，二十世纪的非洲与远东等等。 

文化圈的全面封闭，意味着新的文化圈业已定型。这是明清时代的中国，罗马帝国的欧洲，孔雀王朝和莫卧儿时代的印度，新王朝时代的埃及，巴比伦时代的两河文明。 

对文化圈际的关系哲学来说，“全面”是个不祥的字。全面与“一致”相加则肯定导向偏瘫与灾难。健康状态是，局部与局部相歧异、互为犄角之势──互为补充、牵制、均衡。各局部按其功能的各行其是，比强行的号令一致，更有生机。 

错误的不是决策，而是生命的衰败。罗马帝国时期大批兢兢业业的改革家的失败史，向后人垂示了这一真谛。他们是智慧的、勇毅的，但扭转不了滑坡之势。 

新文化的诞生，曾是文化圈开放的结果──文化圈的稳定性，往往与文化的活力，成反比。活力不一定就好，稳定不一定就糟。关键是，要保持一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并从中创造一个清醒的评价准则。在根本上说，这不是一个认识能力的问题，而一个生命能力的问题。──太幼稚或太衰老，都不足以负此重任。 

257 

对于在文化史的风尘中仆仆跋涉的“人类”而言，圈的存在和霸权既是基本的又是至高无上的事实。文化模式就是我们的裁判官；价值准则的发展史，就是尘世的最后审判（尽管这审判经常是自我否定的）。人们的生活，与圈际势力范围的勾心斗角难舍难分地勾连着：若不是出自情感上的依恋，就是迫于功利上的无奈。而这两者在功能上都是人生的大战略。 

圈据以诞生并反过来加强了圈的那种文化特性，无所不在地散布于人的群落中。困难的只是，它得寻求自身的凝聚式；它还得寻求各种人的集群为其蝉壳，为其宿主。“人以群分”──不同的文化抓住不同的集群，不同的集群发扬不同的传统。传统之根，可能扎在那浩渺的海洋中，在人类（生物学层次的）的形成之初…… 

家族帮会，以及那些什为社会生产或政治权力的机器性集团──不等同于文化圈。只有躯壳没有心灵是不行的，文化圈必须同时具有肉（组织）与灵（精神）。一旦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心，以上这些群落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势力范围构成一个文化圈，如那些过着自给自足、与世隔离生活的教派，就是如此。这正如一个国家可以包容许多重叠着的文化圈或亚文化圈；一个大规模的文化圈也可以容纳许多国家。一个现代企业可以横跨过许多文化圈；一个文化圈也可以囊括多种互相冲突的企业。 

258 

一个学派是一个亚文化圈，它有自己的语言习惯、思考条理。它排斥“不宁师承者”。 

一个艺术流派是一个亚文化圈，它有自己的传承、法式、艺术风格。它排斥“不懂艺术的人”。 

一个教派也是一个有弹性的亚文化圈，它有自己的戒律、法规、理想、甚至风俗；它审判“异端”。 

古代的文化以“族”为基本单位。在国家的霸权建立以先，一个原始氏族既是独立的政治实体、经济实体，也自成一个文化实体。随着原始文化的衰落和解体，文化圈扩大了或消灭了。它趋向两个极端均衡发展，文化内容也随之分化了。一方面出现了以国家为代表的超级文化实体──它以暴力维持自身的系统，严防活的思想。另方面也产生了学派与教派式的亚文化圈。 

259 

古代文化圈的典型发展形式是民族。在近代，则只有欧洲人才正值他们文化史发展的“民族阶段”，新大陆和中南非洲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民族体系，而广大的东方（从埃及到远东），则早已超过了“民族阶段”，而进入世界主义的、万王之王文化型态的晚期发展。比如，从巴尔干、摩洛哥到印度、菲律宾的广大区域，由于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由于其核心地带的早熟（西元前三千年），业已在一千年以前脱离以民族文化为单位的阶段而进入以教派文化为单位的阶段──而这，很可能就是全球文化在未来几百年发展的基本模式！尤其考虑到“中东”（包括埃及）在世界文化表中的时间领先，这一可能性就更大了。与此不同，儒教文化圈则进入官本位即以官阶区分人及其价值的文明晚期时代，一切生活样态或多或少都公式化了。 

我们希望这样的中国经历，具有世界意义。因为欧洲在最近千年间的发展表明，它的文化模式是处于中东的教权至上模式与远东的政权至上模式之间。所以，它近来才可能采取政教分离的二元模式；并从中派生出来寓于盎格鲁·撤克逊地方色彩浓厚的三权分立构架。 

260 

综合世界史的压力趋向来看，把“族”定为测量现代文化圈的基本范畴，已是一种落伍的方法。“族”曾是文化生成的基本温床，但随着各族文化的交错与兼并，它的作用也就与生生不已的文化实况相距日远了。特别是在那些具有文化领先地位的地区（如中东地区。而非那些技术领先，如近代的欧美）。 

就中国的经验说，文化圈既向族外扩张，又在族内分化；这双向离心使“族”的概念更多与政治压力的事实契合起来；而与种族与文化的事实日见疏远。所以到了当代，“华族”一词已不够概括；就发明了“中华民族”一词去指代“五十六个民族的集合体”。这突出表明了，“民族”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单位而非文化单位。与此相应，阶级斗争意识在中国的兴起，可能恰是教派化的先兆。 

261 

现代的文化圈以“派”为单位。 

其纽带不是基于共同的血统与外部环境，而是基于共同的志趣与追求。最现代化的文化圈，并不囿于地域；而是超空间的，甚至跨过时间的限制。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所掀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跨过了地中海与阿尔卑斯山，还跨过了一千年的漫漫时光，进入“第三世界”、“不发达地区”的现代意识之中…… 

26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正是基于十九世纪的超前主义，一种激进的精神前兆。这实际上是在呼唤超越民族（即古代的文化单位，的党派文化，一种不同于教派文化的世俗文化。 

一个族际的、国际性的文化实体（如“基督教教会”或“社会民主党”），实际上不可能是包容一切民族的，而只是把各民族中的某些分子给卷了进来，并通过他们，在族内、国内发展关系网络。当然，是当时最幸运、最有活力的、因而最“先进”的分子。他们拥有感召力，他们的事业富于魅力，他们的心灵与时代的脉息款款相通……这样从视觉上说，他们所归属的文化也就具有了世界意义。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幻觉──他们对群众的影响是极为表层的。许多暗潮不过是以旧的能量进入新的形式罢了。 

没有人能逃避文化圈的引力场摆布。每个人都或疏或密地依附于它。这构成了命运。文明人（许多被现代民族学或社会学定义为野蛮人或文盲的人们，只是较低层次的文明人），并不能摆脱文明的影响，他们在本质上只是文化圈的产物；而所有的个体与文化圈之间的关系，又有互相创造的不确定性。 

263 

一切文化圈内的艺术、信仰、乃至于与活的思想、生活方式、道德伦理……说到底是历史的生成物，激动人心的革命时代是极为短暂的。常规的沉闷笼罩了文化的天地。在很大程度上，连科学与技术的产生与发育成熟，也是与文化圈内的气候与水土密不可分的。欧洲的科学与技术只能诞生在欧洲，且在其本土发育得最好。流传，也许可以产生变异与再生，但结果已非往昔之物的后裔了。任何特定的产物，是只能属于特定的文化圈的；它在根本上是无法移植的。即使品种有了，但气质却变了，神韵则全无……其中有些永远只生活在自己的故土；有些却能远涉重洋、在各文化圈间广为播散──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也是无法相互攀比的。 

文化物，发自并立足于它的故土。当它脱离母胎时，就开始生变。当它传入新地时，开始相应的杂种过程。 

场所的转移与气质的变化是同步的。转移与再生是必要的相关，要在原有的地域、原有的条件上实现一个再生，是文化史上从未实现过的奇迹！ 

对于渴望再生的人们来说，应首先完成自身的转移。场所的转移、注视的转移，以及献身对象的转移！实现了转移，生命力自会找到新的目的，看见新的世界。 

264 

文化物，先天地受限于文化圈的广延度，受限于它的内在层次间的交换频率。对内封闭的文化圈，要对外开放是不可能的。 

没有一个文化圈能够独立开创经久不息的文化事物。越富生命力的精神之花──就意味着越能以打入并影响其他文化圈这一精神履历而雄视寰宇。这一幸运，得力于这一文化心态之乐于承认天才。 

天才要实现的创造过程，其天敌不在文化之外，而在文化以内；不在母文化以外，而在母文化以内。最先的压制，不可能来自“其他民族”：而是发自“我的民族”！ 

祖国，是创造力之源──这是就一切意义而言的，其中包括迫害的意义。

265 

文化圈的出现，也并不是某个伟大的、超绝的灵魂运动一手造就的。它的起点要远为低下，这是以生物圈的有机体系以及生物圈赖以形成的元机世界（“水土”）的基础，为条件的。从更接近的关系看，它受到人的群落（而非个性与灵魂）生存活动的直接影响；反过来，也是为这一活动服务的。 

灵魂并不能超越肉体，个人也无法超脱群落──这就注定了，文化圈是一种甚至多种群落活动的产物，并根据群落的重新选择而易。这就注定了，“文化圈”概念只能概括常规层次文化现象。至于超常的、不可思议的即革命层次的文化现象，是基于人类（生物意义的）神经的大震撼──它的因果链，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宇宙天体的星相变异中去！──尽管这是迄今的经验科学还无法证明的。 

（另起一单页）

第七章

梦想与现实的妥协

266 

普遍信仰与启蒙运动── 

所谓“普遍信仰”，是指一个封闭社会长期所奉行的价值坐标系及其普遍认可的精神规范。它为此社会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总和）提供了一套意识形态的服饰。普遍信仰与创造意识之间，进行着限制与突破、规范与挣脱、压制与反制的不断角逐。 

这一斗争有时潜入地下状态（这时，普遍信仰取得世俗性的压倒优势）；有时冲突变得表面化了（这时，普遍信仰与创造意识势均力敌的）；有时则飞升到九天之上，成为万民瞩目的“天象”。这时，天地玄黄、风云突变的精神革命来到了。它的特点是：道变，天亦变。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真理，此刻变得锈蚀斑驳。 

这一文化史中无所不在的角逐，是持久的、往复不已甚至永不歇息的。活生生的创造意识与硬化的普遍信仰，在历史之流中不停地移位、变奏……所有的普遍信仰都曾广度从创造的意识，变形、发展而来；但所有生动的思想、创造的意识，也都可能摆渡到普遍信仰的彼岸。 

竞争潜力最强的创造性思想，就构成了普遍信仰的前身。这里演播着物我相间、兴衰相杂的悲喜剧。 

267 

相对固定的艺术程式和不断从个性灵田中涌溢的原创性，也进行着旧规范与新力量之间的斗争与消长。灵感，总力图突破既定的模式；为此，它尽情地运动着、奔驰着。不惜拼命奋争。可是到头来呢？如果其中的一种大灵感胜利、膨胀了，成为新的主流，它又凭借自己的优势，严格树立起自己的统治程式。新的限制再次形成，于是，新的个性、新的灵田，又有新的灵感袭来：冲击统治的程式。 

既定的艺术模式，只是前人灵感的凝固式。以前激烈的突破力，这时化做顽固的限制力。它阻滞进步、反对革新──仅仅因为这将暴露它自身的不合时宜。为了维护它的“尊严”和“传统”、“家法”、“师承”，它不惜戕害艺术的活性。为了形式，它可以杀死精神。为了纪念自己的曾经存在，它不惜把整个世界都作成一个巨型的陵墓。 

在这儿，也许尤其如此。在那儿，也相差不多。因为压制与反制是普遍的宇宙潮汐。 

艺术的典范之作，是艺术创造力的凝固式。正如礼仪是宗教热忱的凝固式，科学技术是猜测与设想的凝固式一样。凝固了，就完成了；完成了，就结束了。礼仪本不反对热忱，科学也不反对猜测；但它们一经树立，就产生了难以回归的自身压力，开始对自己的源泉采取回避态度，与之日渐疏远。对其新的流露，采取严格的排斥与无动于衷的“宽容”──派生出来的东西，成了统治的东西！反把原生者贬作了奴隶。 

268 

有活力的派生物则紧紧依靠自己的原生物，像希腊神话中的利比亚巨人安泰俄斯紧紧依靠神秘的大地母亲。离开了大地，便离开了生命。有活力的礼仪紧紧依靠宗教情感，有活力的典范时时汲取艺术的灵感。它从原生物的压力下升起，但并不断绝与母亲的联系。热忱销歇的时候，便是礼仪的末日；灵感流亡的时代，典范便形同僵尸。 

牧师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是希腊人的意志，把神话中的日神阿波罗的静态精神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动态精神，综合成了不朽的悲剧。这种看法是牧师论道式的“塞入”，而非实事求是的“找出”。 

在我们看来，不但古希腊的悲剧作者们并未有意于这一综合，即便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也并未体现出这种综合的具体证据。希腊悲剧不是“综合”的产儿，而是某种“破产”──希腊宗教破产──之后意想不到的回光返照。前古典时期希腊世界的普遍信仰──古希腊宗教及其神话传说──的衰微所引起的痉挛剧痛，恰好成为悲剧精神兴起的温床。不信你看，悲剧作家对诸神是多么地不敬！以致后来主张重振希腊文明颓势的柏拉图，竟提倡要把剧作家和诗人们，逐出他的理想国去。 

衰落，破坏与再生式创造之间的戏剧性关系，决不仅限于希腊一隅。任何时代艺术的勃兴，和文化的突破，都是略前于那个时代的“普遍信仰崩溃”、“精神习惯解体”的结果。普遍信仰的压制力量所要求的一致性，对人的主体力量造成了扭曲和变向。规范的力量迫使主体的力量寻求出口。于是，一旦普遍信仰出现裂壑，长期积压的心理能量，就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奔涌而出，形成艺术的文化新潮。 

269 

在各个文化的时空中，一个普遍信仰露出其特定裂痕的地方，即其原先最薄弱的地方，这时，反倒成了活力之源！在这裂隙中涌溢的能量，不论其原来的形态、风格、性质如何，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就构成了文化史节律意义上的大合理。裂隙本身，由此成为一条充溢着新力量的再生渠道，一个无与伦比的文化大母腹。各种心理能量顺应着它所提供的天然途径去流行、汇合，结果原先最脆弱的地方，现在成了最顺畅的通衢。“裂隙时代”精神能量的大流动，是具有强烈的方向性的猛烈生成，这是被裂隙的顽固势力和曲折有限决定了的。 

而在无所限制的“崩溃时代”，能量的流动，则近乎失去了方向感。但历史却告诉我们，没有方向感，则难以形成大的潮流；难以完成对文化新型的塑造运动。于是，在对新方向的探测及肯定中，新的普遍信念又逐渐抬头直到形成新的信仰。《老子》关于“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的论断，正是悟到了这个历史的往复运动。 

270 

历史上各个浪潮的启蒙运动，其实质是什么？ 

启蒙运动就是普遍信仰解体、崩溃的讯号。启蒙运动宣传的各种新潮意识，是从普遍信仰的裂隙中流溢出来的灵感。所以，启蒙运动的历史功能，就是毁弃普遍信仰。但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并不扮演旧文化毁灭者的单纯角色；他同时也还是新文化的拓荒者。他们从普遍信仰的盐碱地里走了出来，对板结了的旧文化，做出根本性的损益，但并不全盘遗弃。例如，就西周时代的普遍信仰而言，孔子是个伟大的启蒙者；但对两汉经学说，他又是个拓荒者。就两汉经学言，王充、王弼是两大启蒙家，但他们又是南北朝思想文化的拓荒者。 

“开物而成务”（《周易序》）──这是创造者的双重面相。启蒙是普遍信仰的结束，又是其新的端倪。 

象征性的说法可以是，孔子的启蒙终于招致了秦皇的暴行，而二王的启蒙，又为五胡乱华的灾难埋了了伏笔──前者的合理主义，威胁了无上君主的专制权威；后者的怀疑主义，则摧垮了中原精神秩序的最后支柱。两个运动，异形而同质，殊途而同归。 

271 

各个系统的文化都是内在有机的。文化，不是一层皮相或一套衣装。真正的文化，没有固定的衣装，甚至没有不变的“骨相”──只有一种“风格”、一个趋向，从它底里略略透现出来……它有时采用了普遍信仰的外壳，有时又将之毁除。只有慧眼和超级的鼻子，才能在纷纭的万象中，捕捉住文化那流眄着的神韵。 

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本不过是一介小民的传记，结果被政治家利用了，成为一座“阿Q社会”的写照。于是，事情反了过来：没有阿Q社会的土壤，哪有阿Q的根株与生涯？阿Q虽死，阿Q社会犹存！ 

赵老爷、假洋鬼子、官府，这是阿Q社会的一个缩影；吴妈、小D、地保等等，则是另一些缩影。没有他们的共同努力，是产生不了阿Q的悲喜剧的。鲁迅个人的病态（肺痨病）心株，被政治野心家硬是粘连到了阿Q社会的肮脏土壤，故能把各种阿Q的脉搏尽情把玩…… 

272 

曹孟德，可以算得中国史上最有特点的诗人。因为，他不是“空头文学家”。他把生活的斗争与艺术的斗争结合到一处，完成了一个立体式的文化综合。他的诗，是杀手之诗；他的战争，则被赋予了某种诗味。在戎马中从事笔耕──这是多么奇特的艺术象征。在最蛮野的生涯中，却孕育着最动情的文化之果。 

这是否有些偶然呢？ 

从建安文学的浪潮，以及从魏晋玄学和南北朝文化的广泛发育，去俯视并回顾曹孟德其人其诗，当使人明白，这并非偶然。恰恰相反，一切有活力的新文化，都是在这类矛盾的夹缝中，倾吐出来的颗颗苦果。 

与自己两个作为诗人的儿子相比，孟德的诗比曹丕的，更有气魄、更富意境的变化，笔力也更雄健。而曹植，则与寻常文人无大分别，称之为“空头文学家”，当不没杀了他：他没有给出一种比人生更经久的东西，没有预言一种比儿女之情更深湛的意象。 

和曹孟德在诗界的地位相仿佛，王阳明可以算得中国更上最有特点的哲学家。他的思想王国，并非造作于病梅馆阁（“象牙之塔”？）的温室中；而是在贵州的穷山恶水和流放的大绝望里，情不能自禁而涌现出来的一脉真如。 

像古代的神灵在中国文化的浑沌态中，浮起了《河图》、《洛书》那样，精神的压力也为王阳明头脑与胸臆浮起了他的哲学。不体验类似王阳明的绝境，又怎能论断他的学说？这不禁使人想到，那些深居简出的哲学教授们，是以怎样的穿凿，在劈剁着历史上的哲人，把他们的体验割裂为课桌上的“圣体”──圣体原是教徒们领用的圣餐，这里喻指单调的课本。 

这等诗与文学，这些哲学之思──是发自艺术之真的真文学、真哲学。透过曹孟德与王阳明多层面、有活力的生涯，我们进一步领悟到所谓“艺术之真”到底是什么。 

艺术之真，是对人生困境的一个发自本能的应战。它是超乎前人或他人规范的：它只是借用这些规范（作为点出甘泉的金手杖之类），但并不拘泥于它们。它，只倾心于师法自然而已。人间的规范，可以是它的基地，但决非顶礼的偶像。艺术之真，是一间无法穿凿、横空出世的大学问，它真地体验并体现了人生斯世的清湛之义。从它的洞天中，涌出的艺术与哲学，是追觅健康而不凝滞于物的生命之力。 

273 

用诗化哲学的眼光去打量艺术，可以发现三种艺术的“性别”：喜剧的；悲剧的；宗教的。前两种以世俗的气质取胜；后一种则以神圣性激动人心。三种艺术的开场之处，并无特定的范式，歧异多在尾声部分。喜剧结束于──“他们从此过着美满而幸福的生活”（许多神话和民间故事都是如此）。悲剧结束于“已矣哉！国无人而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宗教艺术则结束于──“要达到那崇高的幻象，我力不胜任；但是我的欲望和意志已像──均匀地转动的轮子般被爱推动；爱也推动着太阳和其他的星辰。”（《神曲·天堂篇》第33章） 

喜剧轻松、优雅（有人把这叫做“庸俗”）；它有助消化并松弛神经（尽管有人不喜欢它的昏昏欲沉）；它是植物式的艺术。它赐给人以安稳、舒适、生活的节奏感，等等。 

悲剧则以崇高的风格，和惊人的故事，用可怕的事物和光荣的毁灭，去推动人们学得如何感觉世界、体会生活、理解命运。它是动物式的艺术。它以深刻而尖锐的矛盾、剧烈的内心冲突、疯狂的宇宙痉挛（各种“结构”的摇荡），形成自己的风格──作为动物世界永恒不安的象征，它启人深思。 

最奇特的算是宗教艺术。它从悲剧艺术中挣扎而起，但反对沉缅于悲剧：同时，它又不能像喜剧艺术那样，以静态的眼光故意不看人生动态中体验到的诸多毁灭。怎么办？它只有到悲喜交加的人生景观之外、之上，去寻找足以消解苦难的要素──此要素就是各种宗教中潜含的来世感和永恒感。但丁的《神曲》以悲剧式的“地狱篇”开始；以喜剧式的“炼狱篇”居中；最后超越二者，达到宗教艺术的明彻天穹。寻找天庭与上帝，是以对卑德丽采（“永恒的女性”）的爱，为动力和向导的！相形之下，实体化的卑德丽采反倒显得那么贫乏与空洞。这说明，爱的盲目冲动只是在寻找一个告慰心灵的归宿而已。但归宿本身并不是决定的要素。为了实现超越苦难的悲剧与迟钝的喜剧艺术，任何归宿都可以是“神圣的”。不见永恒而寻找“永恒”的运动，就成了宗教艺术的天路历程。因此，宗教艺术变成宗教教义的原始母腹。基督教的《启示录》，就是这种艺术。 

在宗教艺术中，人通过了动物式极度骚动的考验仪式，而重获一种大宁静。这历尽地狱、炼狱之苦而得到的“归根之静”的意境，不是轻松的、优雅的世俗喜剧，而是凝重的、肃穆的“神圣喜剧”！但丁不就以“神圣喜剧”，来总名他的天路历程吗？地狱──炼狱──天堂的三节律。宗教的艺术无法回避人生的动态毁灭；因此，只有从根本上藐视了它，把它融化到了从“上帝”和“天庭”命名的永恒中去，像把那因沸腾而苦恼的蒸汽，凝结到北极的雪冠上。 

在现代世界汲汲逐利的挤压之下，又产生了两种新型的“广告艺术”：商业化的艺术和政治化的艺术。它们不是自为的．利己的；而是为它的、“利他”的。它们的前身是古代的装饰艺术。因此，它们与现代的工艺美术有气质上的相通，但又有所不同。工艺美术还不失有自己的独立价值，而对于广告艺术──你只有从它的宣传效果却无法从它自身去判断它的价值。 

喜剧艺术的功能，是通过笑与诙谐，去消除身体的疲劳；分享他者的快乐。悲剧艺术的功能，是通过极度的绷紧，去缓解精神的焦虑：以他者的大惨痛，忘却自己的小不愉快。宗教的艺术则把人引向一个没有疲劳（而不是为你消除疲劳）、没有焦虑（而不是为你缓解焦虑），甚至没有节奏、没有骚动的心灵秘境中去。 

起源于劳动的艺术是喜剧艺术（人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起源于爱情的艺术是悲剧艺术（人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反复无常）；宗教艺术刚来源于恐惧──面对漫漫无尽的长夜、看不见边际的永恒、以及神秘的变形（死亡）时，产生的一个希望：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希望。 

274 

艺术和艺术的理念── 

艺术，这是一个把人类从精神困顿中解脱出来的奇方。也是唯一可以填补信仰解体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精神真空的文化品种。鳖脚的艺术聊胜于无，它只不过是美化了生活，却无力去引导精神发展的方向。大艺术却能替代消逝了的信仰，为精神的再生，创造心灵的土壤。生活的压力，因之而降低或分散。为了重建生活的节奏感，让我们给艺术以高度评价！“为艺术而艺术”──是一个刚从信仰的外壳中迸裂开来的精灵，能使那批不适于在世俗的泥淖中跌打滚爬的灵魂，免于崩溃。 

这是就艺术的本位功能而言。 

此外，人和人是如此的不同，以致很难仅凭语义全然沟通。沟通他们，在一个直觉的基础上，使他们的心灵交相撞击：这是艺术的社会功能。 

275 

以最广泛的暗示，去表现并宣泄最深刻的本能；以最新颖的形式，寄语最奇特的心灵；以最传神的言辞去刺激最迟钝的神经从而触发飞腾的联想、激起悠久的共鸣；这是大艺术（即艺术的灵魂）夺占历史鳌头的秘诀所在。 

艺术的不朽力量是，它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性。多变的形式，新颖而可人；对它的感受和理会，因而可以因时因人而异。伟大的作品，就是唤醒了多方理念的作品；但反过来，理念却不等于作品。作品可以抽绎出各种理念，理念无法自然转换成作品。 

艺术的本能就在于善将寻常之物表现得栩栩如生，把人人习见的浅显之事叙说得启人深思，而这恰恰是再深刻的理念也做不到的。大艺术甚至能赋予习见的庸俗之象，以特别打动人心的力量……音乐、绘画、诗歌；都是这样叙说着普通故事的特异形式。所以，形式和风格，对于艺术的生命来说，是命运攸关的。 

理念则不然，它的表述以清晰为上，而清晰的前提则是逻辑性。这与对艺术品的要求完全相反。一件艺术品的理念、题材可以毫无新义；但要有新的风格和新的形式才立于不败。因为理念与艺术，本来分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精神世界。 

浮浅的艺术要比深刻的理念，更易于打动一般的观众──因为它诉诸人人皆有的官能性想象。而深刻的理念充其量只对少数智者起作用。故“曲高和寡”成为一句众所周知、众莫能改的俚语。 

用艺术去宣扬抽象理念──如专利阶级的商业和政治等方面的广告用途──是根本不足取法的。因为那样做的后果，是既糟蹋了理念又毁坏了艺术。 

276 

很美很美的东西并不是可爱的东西。它高不可攀、令人崇仰，因而可望而不可即。而可爱的东西，却总件有某些“缺点”。它显得弱不禁风，使你不禁想去保护它。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显得比不上你，因而使你产生亲近感，渴望占有它。──爱就这样产生了出来！ 

很美很美的东西，还带有一种标准化倾向，它因缺乏生动的个性而使人感到某种索然无味。“完美无缺”所激起的更多的是赞叹和敬畏，而不是爱慕与亲近。而实实在在的、具体的美，却充盈着个性。它也许并不“崇高”，但压抑感却也因之而消。因此，可爱的东西终能激起较它自体更巨大的力量。──艺术就这样产生了出来！ 

如果说，某项艺术理论真是对艺术规律所进行的一种无偏见（或少偏见）的总结，那它的第一要素就是尊重所有已经出现的艺术事实。也许你在内心实在不喜欢它；但千万记住，最重要的不是去批判它，而是指出它何以产生。找出原因，比一置褒贬要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有趣得多。 

277 

对艺术之真的最大威胁，不是以宗教教义（或其他世俗教义──商业的或政治的）挂帅的原教旨主义者或蒙昧主义者（因为这在目前已经不受信仰了）；而是以形形色色的科学的名义对艺术进行伪科学分析的艺术理论家。他们用“文艺的理论”去代替“艺术的规律”；又用“艺术的规律”去顶替“创作中的艺术”；再用“创作实践的销路”去掩蔽“艺术的性灵”──从而为活生生的艺术划了一些使人望而却步的圈子。 

这些圈子，除了理论家自己似是而非的解释外，本是令人莫名其妙的。这种虚假的科学，比以往直截了当的迷信更有害，因为在当代，迷信已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可是许多人又还不具备独立思考的意识，于是，伪科学就乘虚而入，夺占了旧有迷信的崩解所留下的思想真空。 

折衷主义的艺术理论，是对艺术生活（“艺术实践”所透现出的艺术性灵）进行压制和毁灭的有效途径之一。它不是去探索并用理论之光去再拓艺术的形迹世界，而是去褒贬并用理论之刀去切割艺术的心灵世界。艺术与理论，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好的理论富于艺术的、探索的精神；好的艺术暗合着哲理的思索与观照：这原是不错的。艺术和理论应该各行其是，互相独立；这样，它们才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及必要。 

艺术的冲动和理论的意志，性格各异。二者的方向不同，形态亦不同。要求它们合一，是困难的，也是荒诞的。 

278 

人之所以“爱美”，决不是因为他的心灵落入了某项艺术理论的模式或美学思辨的套子里（理论是后于感觉产生的：是事后总结而非事前指导）。而是因为“美”之为物，具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功能，激发了人们充满主动性的“爱之欲”。从这“爱之欲”出发，人们才看见了那令人倾倒的美之洞天与美之奥秘。这种投射，什么时候变成了“客观的美”的不朽论据？ 

但“爱之欲”是独特的，而“美物”却得到相对普遍的接受──此中秘密在于“美物”内容复杂但又单纯得恰到好处：既以复杂的内涵与暗示激起了多种爱欲，又单纯得不至于使它们感到纷乱和迷惘。正是由于爱欲本身具有的这种能动作用，对任何事物，你只要正视它，就不难发现它具有某种美的要素（至少是潜在的）。 

对艺术来说，理念是个难以捉摸的虚无。它也许是有的，因为不论创作者还是接受者，在整个审美过程中，都能感受到某种热浪的袭击，以此“热浪”作为理念的原型，似乎可谓理念存在。但是，这种因人而异的热浪，谁能确切把握之？ 

当有人问米开朗基罗，他何以能雕出如是完美的造型杰作时，这位大师机警地回答：“石头中原有一尊完全的圣像，我不过去掉了多余的部分。”此等机智，不愧为意大利式的狡黠与文艺复兴式的辩才，但却是一个唬人的虚构。石头中并没有艺术的原型！既没有一个，也同样没有潜在的一万个。但米开朗基罗的俏皮话，为什么能使一些糊涂的听众和艺术理论家信以为真？原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还真的存在一个艺术观念上的“原型说”──艺术的石块中预先埋藏着一个理念的维纳斯圣像！他们认为，随着艺术过程的展现，圣像迟早必会显现出来。更有甚者，还会进而推断，正是这纯属子虚的圣像原型，成为石块存在的原因和理由──“上帝创造花岗岩，是为了让人们制作圣像！” 

这种先验而超验的理念主宰艺术说，对艺术创作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它只为评论家们的推诿与懒散，提供了烟幕，但却把艺术的真相搞得格外糊涂了。 

279 

文学流派的门户森严，不失为分割良田的道道石埂；文学批评分门别类的连篇喋喋，不失为文学领地开始全面谢幕时代的不祥定音鼓。社会生活中繁文缛节的不断滋长，构成了历史上各大帝国及其保护下的文化圈的一个致死的宿命。其兴也，无需乎此；其衰也，必由乎此。这岂是偶然呢！我以是知之，因为形式而被迫牺牲内容，这是各种人间事物的末日标记。 

文学衰落的重大特征之一，是文学放弃去为自己的目的活动，反而屈从它种势力如商业或是政治的要求。正如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已无法贯彻自己的意志，而只能去“为他人做嫁衣裳”了。也就是说，这时的繁文缛节战胜了精神本身。文学的目的可有万端，一如人类生活千头万绪、生生不已、莫衷一是。这是就全体而言。但就作者个人而言，情形恰恰相反。每一个人有一个独特的目的（以及他的特色与独创性），每一个人有一个所谓心灵，“文学自己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作者的风格本身。任何一个文学的使者（而非匠人），他的风格就构成了人类意义的“文学自己的目的”。 

文学的兴衰是整个社会状况的晴雨表之一。但其兴其衰，又与一个社会本身的兴衰不成正比。这正如个人的灵感虽由身体发出，却与体质的具体良否，并无直接关系。身体衰疲、神思恍惚之际，有时也倒是文思泉涌。所以，当我看到文学评论家们大笔一挥，就对自己并不懂得的艺术，下了批语，真不禁为之寒心。 

这既耽误了艺术品，又耽误了评论家自己。 

280 

为什么文学评论盛而反倒文学衰？ 

是因为文学的理念扼杀了文学的心灵！评论的化肥，板结了艺术的土壤。从此，分析开来的东西，替代了纯朴未散的东西。业经割裂的概念，代替了浑然一体的意象。 

腐蚀性的怀疑和火光四起的批判，淹没了纯真的信赖和热切的憧憬。有两种趋向：图腾与禁忌。 

图腾是一往情深的向往；禁忌是危机四伏的回避。对爱图腾之美的心来说，受到诱惑可以死而无恨；但对信奉禁忌的头脑而言，哪怕受到一种“塔布”（禁忌）的污染也会惊俱万状，生而不快、抱撼终生。小小的禁忌可给浩浩荡荡的生活打上一个抹不掉的大问号，蒙上一块无边无际的大阴影。 

这是两种多么相反的趋向啊！艺术的心灵，年轻时崇拜图腾；年老时畏惧禁忌。文化的命运也是如此。 

青春时期的文化，在大朴式的神秘气氛中憧憬着图腾，去无所顾忌地毁弃旧的、创建新的。 

衰落时期的文化，则在井井有条的冷峻气氛中恪守着禁忌。并以巨大的恐惧力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地去守着旧的、规避新的。选择的余地并不很多。但我们起码应该知道，自己正在干些什么；最好明了，自己正处在文化史上的哪一段流程。 

281 

自人类高级文化在不到一万年以前诞生以来，科学技术有了长足而稳定的发展；可是宗教、哲学、诗、艺术的发展，却极不稳定。经常还有奇幻的扭曲变异和宏伟的折流回归一再发生。 

这是为什么？ 

显然，前者不需要依赖发明者与仿效、利用者们的人格特征，就可以进行纯粹的积累；后者却严重地依照创造者和接受者们的人格特征，而且不断地螺旋上升和轮回。人格的形成，离不开生物节律的限定：人类若不求得生物界域的人格突变──要想在宗教、哲学、诗、艺术等界域取得根本的突破（即一种全新的感觉和一颗高能的心），实在飘渺。结果，有的只是表现技巧上的改良与观念呈现上的更新而已……因此，当我们读到、看到古代的艺术作品时，至今仍能产生深刻的感动，就好像它们是昨天才被刚刚创造出来一样。因为，扎根在生存土壤中的人格之根，真是大同小异的。 

282 

伟大的艺术比伟大的理念，更需要追求新颖与别致：至少从风格上或“结构”上看。它们以各自的独立价值在各自的独立王国中，鹤立鸡群。一定要有所不同，才可能获得一点价值。和其光而同其尘──从处世保身的功效上着眼，固然不失为超级良技，但却是艺术与理念的摧毁力。能够刺透千古的壁垒者，才是辉映千古的智慧……历史表明，形式比内容更令艺术的创造者们殚精竭虑，而好的形式比好的内容，也更能打动接受者的感觉！要说“使之心醉”也可以，虽然共鸣的心毕竟不多，因为感官人各一套。而接受者毕竟是通过形式才能体味内容的，也就是说，是通过艺术去发现理念的！艺术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但艺术的理念，却无法脱离艺术去直面人类的感觉世界。 

283 

艺术的诞生，意味着吸掉生命的精髓，从而把自己升格为生命的精髓。它热爱生命但又嘲弄生命，它超渡生灵但又淹没生灵。“嗜血”会使艺术生气勃勃，而“忍让”却令艺术萎弱不振。好的艺术不仅是供人娱乐的艺术，也是要人牺牲的艺术。宇宙间最大的艺术，就是转换生命的力量──它是历史的罗盘，它引导心灵史、文明史，以至创造生物史。 

人们爱艺术，是因为它吞食了生命，又把生命力的遗骸作成壮观的纪念品──高贵的人在这儿安息，低劣的人找到勇气。生命逝去了，艺术留下来──这是使生命通往永恒的唯一道路。人们爱艺术，是因为必须面对死亡。因此，能使人更勇敢地面对死亡的艺术，是至高的艺术。一个以生命的代价去“博得”（它的原始含义是博弈）大艺术的中彩者，必须是个神圣意义的“艺术至上者”，或一个世俗意义的“艺术亡命徒”（如温森特·凡·高，李贺等人）。没有生命的燃料，艺术就会停滞不前；换言之，艺术的成品耗费许多生命的原料。装饰的艺术是这样，心灵的艺术更是这样。 

在人类充满死亡与再生的生命转换的历史上，“牺牲”成了一个神圣的字眼。牺牲是这样一种大艺术：它用死亡换取再生。战争的艺术、政治的艺术，都是牺牲的艺术。令人敬畏的东西往往是毁灭人的东西，“历史的裁决”之可敬畏也正在此：它能毁掉一度被奉为神圣的东西，它也能使牺牲成为徒然之举。 

284 

人在艺术中灌注了生命的力量。甚至连本不具有有机生命的日月星辰、山川海谷，也被人涂上了生命色彩，一变而为含情脉脉、栩栩如生。这说明艺术不是别的，而是生命转换的重要途径。从此，在人类抵抗时间侵蚀的奋斗史上，艺术创造获得了决不亚于生物复制（肉体繁殖）的重要性。艺术的“卫生性”亦系于此：对创作者，它意味着宣泄；对接受者，它意味着沟连。通过宣泄，释掉多余的内力；通过沟连，获得心理的代偿。对于一个全面的艺术家，艺术则有双重的功能： 

a，它宣泄； 

b，它代偿； 

即完成艺术家主体内部的生命力转换。这就是“升华作用”？艺术的功能，几近于精神医学的功能。因此，在艺术日趋萎缩的“世纪末”（即一个文化共同体内的文化衰落时代），精神病的发病率，远高于其他时代。 

285 

有许多杰出的艺术家是，对“存在”的怀疑主义者。这是一批直觉强于理性的人──他发问，但并不直接提供解决的方案。思想家则有所不同──他也从艺术家的直觉、怀疑、发问开始，但却必须更上一层，以展示某种解决的途径。尼采说过：“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可以做！”从宏观整合上看，这也许是思想世界的现实；但落实到具体的思想及其人，则恰恰相反：你必须“做一个”。你又只能“做一个”。否则，思想的功能、思想家的本质，去哪里体现出来？ 

艺术具有安魂曲与祭歌的气质。它以歌咏去吹送，已然逝去或正在消失的种种光景。而憧憬未来的艺术，则是对迅速消逝中的世界与生活所做出的一个变态反应。艺术道路的尽头，是大思想应运而生的会际：思想的锋芒对未来的可能性，做出试探与设想。 

艺术在特例中展示普遍；思想则寓普遍于特例。艺术推崇天性；思想崇尚理性。艺术提供感觉中的世界，思想则抽绎对世界的感觉。但是，艺术的世界与思想（近于柏拉图的“理念”）的世界，终于不能分离：思想失去艺术，则僵滞；艺术失去思想，则浮浅。 

伟大的艺术家，往往只是“表现得”有理念，但不是真地把握了理念。艺术的冲动与直觉（先激动而后有直觉），倘若预先受到理念范式的约束，其内在活泉也就消解于无形了。因为艺术先于理念。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柏拉图关于艺术只是理念世界影子的影子的说法，是截然相反的。 

286 

艺术的性格及其药性── 

人在自然暴力和社会暴力面前的软弱，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卑感，使艺术承担起了“救世主”的使命：“不是拯救社会的表层构架或文化的外在秩序，而是超渡所有个人的灵魂。” 

艺术是： 

a，心智的想象力与幻接力对外在世界的主体式把握。这种把握，更多地是以特殊的感受为前提，不以普遍的知识为前提。这一把握的目的，在于摆脱心理上的困境或宣泄郁积的内力，此内力被称作“情感”。 

b，人的想象与幻接力将这艺术性的把握，通过某种直观的、可感的中介形式传达给他者。这被叫做“艺术活动”，即传布艺术感受的社会交际。 

社会只承认那些成功地交易了艺术活动、创造了特殊风格的人为“艺术家”。但就艺术的本义而言，它却不一定非得诉诸某个中介形式不可。这就是广义的“艺术活动”与特定的“制作艺术品”的区别。一个“只有上帝知道”的大艺术家也许没有任何传世的作品，仅以他的性灵“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一个普普通通的工匠，都可能制作大量不乏商业价值、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品”。这种艺术品，并不基于独特精湛的艺术感受，而只以技巧甚至是娴熟的技巧，敷衍成篇。但因其投合俗好，而畅销一时，并被评论家们目为至善至美。 

287 

艺术的原始功能，并不落实到社会规范、道德驯化的强调上。没有艺术，这类规范、驯化也许推行得更为无碍。柏拉图就深明此理，所以他主张，把诗人和浪人一同逐出“理想国”，以免他们玷污理想国民的高尚道德。艺术，发自人类性灵需求的深部；而社会规范、道德驯化，只是为了协调人际关系而制做出来的风俗。风俗的改变比人性的改变迅速得多；而以永恒的艺术去为暂时的风俗服务，犹如以黄金去镀青铜。青铜虽然金光闪烁，仿佛万古长存；但黄金本身却悄悄消失了。 

艺术的最大功能也不在于娱乐或消遣。不带娱乐和消遣性质的艺术品，虽说很难一下子流布开去，迅即成为一种“畅销的时髦”；但绝妙的娱乐和消遣，也并不能构成艺术。娱乐的目的在于刺激官能的兴奋度，给人松弛与满足。这项万古不变的招数，多少带有精神前进意义上的消极性。且乎松弛与满足，常与厌倦同来。人的娱乐要求，与儿童对待玩具的态度相似，喜新厌旧、随时迁化、靡有止境；但其本能却单调一致──以新刺激来激发官能的新兴奋。 

艺术的最大功能甚至也不在于“培养雅致的趣味并陶冶性情”。附庸风雅者心目中的这种最高价值域，其实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因为，这类培养与陶冶，一般只能作用于人的行为方式的表层。因而流于一层浅浅的“粉饰”。况且，在大多数场景中，它使被培养和被陶冶的人们，陷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而不自知，久而久之，难免压制了他们可能具有的天生灵性；现代的许多电视节目，就是这样的玩艺儿。 

艺术的最大功能，在于它击碎了灵的蒙昧、生存的浑沌。赐人以心境的豁然开朗，使创造的冲动得以涌起。也就是说，艺术可以使人从心理压抑、社会压制乃至生存压制的诸层缠裹中，获得解脱。人们常说，成为一个大艺术家，是需要天才的（机遇也是天才的一部分）。而天才，则意味着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这个从生活经验中得出的道理，生动地阐明了：“艺术是力量的表现。” 

无力者，不可能有艺术；既不能拥有艺术、创出艺术，甚至也难去领略他人创作的艺术，哪怕仅仅是从外观的形式上去把握艺术的语言。所以，阿道夫·希特勒的力量，他的艺术和天才，不在绘画、建筑，而在战争鼓动、设计谋略！所以，他的前二十五年（1920年以前）的和平艺术平凡，后二十五年（1920──1945年）的战争艺术非凡。在后面的这个值得谈论的25年中，前十二年他的艺术是潜龙，后十二年他的艺术成了飞龙。在这个称为历史事变的后十二年中，其前六年他的艺术达到德国统一史的巅峰，收回莱因兰主权、统一奥地利、合并苏台德与捷克、进占德国在波兰的失地；其后六年他的艺术达到欧洲统一史的巅峰，超过拿破仑和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不过，就世界范围看，希特勒的艺术，比起英国人还略逊一筹，不仅败于英国人（及其变种美国人）之手；而且他的霸权思想主要还是局限在欧洲，主要还是民族国家形态的。不比英语民族的霸权，乃是全球形态的，甚至连英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也都国际化了！ 

从创造力的角度去理解艺术，可以看到两个大项。一是广义的艺术（如希特勒的战争艺术和英语国家的国际霸权），一是本位的艺术（如希特勒的绘画、建筑和英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产品：从它们大而好莱坞到它们的布道）。广义的艺术力量，推进着这些门类的创造活动： 

a，梦与幻想， 

b，制作的技巧， 

c，宗教的意象， 

d，哲学的观念， 

e，科学的设想， 

而作为艺术活动、制作艺术品等属于“本位艺术”的门类，则是大家更习惯的艺术。它包括音乐、绘画、诗歌、文学、戏剧、建筑、电影等等，等等。 

288 

流俗喜用“艺术性的”一词，去形容“美得动人的”或“恰到好处的”东西。这实属是一种误解的范例。事实上，“艺术性的”是“创造性的”等义语。一切文化领域的创造，都是在艺术冲动和艺术因子的撞击下化合、诞生、成熟起来的。 

吃饭是很重要（中国最著名流亡者也是中国二十世纪命运的最大象征者孙中山就曾说过，相比之下呼吸也许比吃饭更重要），求偶也很重要（相比之下占领空间争夺有利地形也许更重要），但无论吃饭还是求偶这些“食色性也”，都不至于把人类推上如此遥远的创造之路的。否则你看那非洲林莽中的黑猩猩，它们的吃饭、求偶冲动，为什么未将他们推上艺术创造的、世界征服者的道路呢？因为猩猩缺乏英语民族那样的谋略，缺乏持之以恒的思想力量。 

反证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儿童，并不为饥饿或求偶所驱，但却极喜独自摆弄各种玩具。从最原始的沙土、植物，到最现代化的电子游戏，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探索──探索新的可能性。驱使他们的下意识活动的，也正是今日驱使人类的意识活动的那股“无名”力量。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艺术即创造，即重新幻接并组构意象世界和实体世界的再生式活动。艺术的作品、美的载体，只是创造力的具体寄托对象。故没有一件艺术品、一个美丽的事物，能够激起永恒不移的受、普遍不衰的热情。美和爱的源泉，只在创造力本身。独有创造活动，能把人带入刺激与忘我的情境。固定不变的美之躯壳，并不能赐人以这等奇幻的情境。 

“美”是会死亡的。不仅具象的美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磨损而变得丑陋不堪，令人不忍再看，即便是抽象的、范畴的类，也会随着风俗与趣味的变化而枯萎、凋零。但是，创造了美的那种艺术内力，却不会死亡，甚至也不会衰竭。它是一个连绵不绝的脉搏：以往的创造不断赐福给以后的创造不是以其模式，而是以其创造行为本身（反抗以往模式，的“示范”。美的躯壳，如若不能容纳创造的心，它本身又算是什么呢？ 

289 

知识，作为人类经验的绵延，作为跨越时空的系统，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不稳定的。简明地说，知识可算得一种沉淀了的艺术；艺术则是探索中的知识。知识比艺术更稳定，得到更广泛的承认，阻也较少留给主体的活力以施展的余地。遗留并被后人继承的艺术品，成为文化史中的“知识”；而处于创造过程之中的艺术品，因其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故其知识性也末确立。奇妙的转机在于，一种固定的知识，一旦能够重新激起接受者创造冲动，其本身又化为艺术的因子。社会规范、道德风俗（礼俗）的质地及其与艺术的关系，近乎知识。规范与风俗的生长，是由艺术创造力所推动的。而失去了内力的规范，并对创造活动实行压制的道德规范，是根本消极的。道德规范的双重面目应该受到认真的注意。一方面它确有维系群体生活之功，另方面，又有限制出类拔萃之罪──“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它以“合群”、“合俗”、“合乎惯例”，为最高的行为评判的参照系列。它在骨子里，是嫉视创新的，唯恐“新”将带来不测的风云。 

已然的道德规范，是丧失了活力的艺术陈迹它过去是创造力的产物，现在则抑制创新的动向。在这里，有必要指出，道德规范不同于道德准则。道德规范是社会的压制，道德准则往往具有更多的个体化性质。人类的大多数群体中，难以兼容并蓄多种规范，但常常并存若干类型的道德准则。康德的墓志铭说：“在我的头上有众星的天空，在我的心中有道德的法则。”其实这位隐蔽的破坏者和他拙劣的效颦者黑格尔一样，全部活动的目的，就是恩将仇报哺育了他们的基督教会。他们和牧师的儿子尼采先生，可谓同谋。 

康德和尼采的所谓这个“道德法则”，显然是属于这些思想家个人的，其内涵近乎王阳明的“良知”；与社会规范意义上的道德训诫，当不可同语。因此它更像是艺术而不像道德：创造新生活、新文化的大艺术。这可能是一项属于个体的道德准则，但却很难是一个普遍的道德规范──群体追求的是安稳的生活，而非惊人的艺术。 

290 

各种广义的艺术精神的创造活动，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对现实世界的突破和对生存状态的变革，其形式或揶揄或嘲讽或抗议或诅咒，其功能在于，让心灵从困境中挣扎出来。其背景是环境给生命冲动带来的窒息感。人通过实存方式得不到解脱，就寄厚望于艺术，用精神的创造拓开物质的阴霾。 

生活之流，是人与环境交融而成的一条锁链。它是有机的、韧性十足的；你不可能取其一点而摒弃其余。于是，取其一点（真善美）而摒弃其余（假恶丑）的梦、思想、艺术创造，就代之而兴。就此言，天才艺术家所展现的那些艺术梦境，当然不可能杨行于实体的世界。因其不可物化，精神得以长存；基于主体幻觉的艺术意境；是纯净的表象，因其纯净，而受到并非净土的实体世界的热诚欢迎。这正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矛盾与生气的双重所在。 

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时代，常会发生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依据源于艺术意境的纯净观念，去驱策历史、再创社会的纯洁化运动。许多密谋暴动的组织，正以此不乏艺术或宗教意味的纽带，而互相联络。但到头来，这类运动无不在实体世界中归于失败：或因内乱而被镇压；或得胜而放弃初衷。这几乎已构成无一例外的“宿命”。纯洁化运动的这一失败，是因为以艺术的激情代替了实体的铁律；以幻念或是骗术指导了社会行为。而本来，这只是弥补之药而非奠基之石。纯洁化运动、原教旨主义的切实运行，只能在大地上留下“光荣的废墟”。巴比伦（世俗的大帝国）建不成，伊甸园（精神的大乐土）也上不了，浮在半空，宛如吊在历史的脚手架上左右摇荡。 

对实体的、世俗的社会来说，弥补之药而非奠基之石的艺术，是无害的。它相反还有益：提供了一个心理安全阀，一个宣泄精力的场所。人因此可以过上双重的生活，公开的、物质的、社会的生活；隐秘的、艺术的、个人的生活；以此减缓文明实体对人的机能的过度压力。艺术作为“精神的麻醉剂”，不会致人于死地；相反，通过麻醉的安息，有助于人们康复，更加精力饱满地去忍受社会规范的压力。所以，聪明的社会，会全面鼓励艺术的，不仅把它当作教化的工具，还让它作为自在之物自行生长，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它那缓解社会紧张状态的心理安全阀功能。这是艺术的最显要的社会职能。 

291 

随着社会的分层，个人的生活狭隘化了，人们被圈定在各自的圈子里。或相隔，如雾中看花；或老死，不相往来。这样，文明的艺术应运而来。艺术渐具新一层功能，为被迫过着单调乏味的“文明生活”的受圈定者（从奴仆、庶民，到贵族、君王都在各自的方城被圈住了，所以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卡尔·马克思说，无产者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提供一种多彩多姿的补偿。艺术所描绘（披上了“再现”的外衣）的丰富场景，及其呈现的复杂活动，是各种生活者们在自己的特定圈子里可望而不可即的。多样化的艺术，是鼓励各种奴隶（从仆役到君王的各种受圈定者们）生活下去的慰藉。 

最有价值的艺术品，是最富于心理超渡力的艺术品。艺术的活动是人类用以抵抗宇宙压力、灵魂用以平衡社会压力的重要方式。有的大艺术品，等到问世数十百年之后，才得到举世公认。有些重大的科学成果，也历尽漫长的埋没，才重见天日，被人理解、推广、应用。此中的奥妙是，一个作品、一个发现所包含的力量（“信息”）越大，人们“吃透它”所要付出的精力及时光也就越多。 

而常常，这是一项横亘整个文化史的大任务：不断地猜谜、解谜甚至制造谜语……力量寻常的作品，反倒容易当下走红、当世时髦。因为吃透它，相当轻而易举；使人很快品到它的滋味，故能乐在其中。好在人的本性却又是贱易贵难的，所以时髦的作品往往过时则亡。时过境迁情移，人们把眼光转向他们感到费解的作品──想要“征服它”。因而，一个缘此而发的热潮涌起来了。最后，可以达到使众人以非懂而懂、以不知而知的热切程度。理解它，就等于是展现了一个新的洞天。 

292 

用创造力的尺度去衡量艺术品（表象）用创造力的眼光去透视艺术的本体，则发现──人的生活无非是大艺术的小应用；人的认识无非是艺术力的客体化；人的征服，则成为艺术活动的对象化。《老子》对此作过画龙点睛的“说破”：“治大国，若烹小鲜。”在哲学家看来，治国与烹调同为生活的艺术。因此，艺术无非是那等同于人的生命（与动物生命相区别）的特异质地。它，并不抽象、并不玄秘。 

我们所感受到的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美，实际上都得自人类情感的投射和人类精神的饥饿。人，在把大自然悄悄予以人格化的时候，才极深地领略到、占有着自然之美。生活的艺术就在于，对世界进行各种各样的人格化。同样，人只有在把艺术的洞天悄悄给以自我化的时候，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触摸到艺术的脉搏。社会的形成与巩固，依赖于人际交往，但不论同性或异性间交际，其最大前提之一，都依赖于“把他者自我化”。再从此出发去观察、处理、评价种种事象。“把他者自我化”、以己度人，不仅是友谊与爱情的理性前提，也是误解与冲突的根源，深刻而隐蔽的鸿沟。人类社会甚至生物世界，都受这一走向（“走向”，是生命活动最原始的也是最终极的表现）的牢牢制约。你可以有意识地反其道而行之，但到头来却发现，你不过绕了一个大圆圈，回到原地了！“反”又成为“正”；你还是在这宿命的可恶轨迹上！ 

艺术也是这样：不把自我投入其中，艺术不可能打动人心；而不把自我逐出艺术，艺术如何超凡入圣？不对世界进行人格化（这是“美化”的第一前提），艺术的洞天就失却支撑。所以，我们创造的，多半是自己看到的；我们看到的，多半是自己已经拥有的。 

宏观显示：创造力的度数，是文化史在衡量价值时的实际尺度。“美”，只是作为创造力的外延而被承认并接受的。“美感”，只是对生命力的感应、体验、爱恋而已。审美的体验，即体验到了“捕捉到力量的那一瞬间”的充分快乐。 

什么是“人间的美”？创造得恰逢其时，就是美。 

什么是“文化的善”？创造精神的“日新其德”，就是善。 

什么是“生命的真”？创造行为的成功并使成功举世公认， 

就是真。真，也是被人的行为制造出来的！ 

宇宙之真、生命之真，是以“上帝”的名义造的；文化之真、心理之真，是以“人”的名义造的。 

293 

伟大的艺术品被目为“不朽的”、纪念碑式的。但伟大的艺术自身却是反纪念碑的。它不崇拜墓志铭，它追逐活人的生活。为此，它需要的是活力、活力、活力。它拒绝崇仰属于死人的往昔；为此，它要摧毁──至少是忘却、视而不见──古代的纪念碑，以便拓出新的创造空间，以便自己的意象出类拔萃。普希金是个俄国人、鞑靼人与黑人混血的诗人，他的《纪念碑》一诗曾经风行世界。他在该诗中颂扬自己，说自己的作品是个心灵上的纪念碑。其实，他的混血作品对活人的心灵，是个比混血沙皇（欧洲各国的混血）亚历山大一世的纪念碑，还要沉重的负担！如果世界上遍布着各种混血人士纪念碑，那纯种的活人应该住到哪里去？难怪犹太人把地皮炒得那么贵！它们甚至盘剥死人的墓地来盈利！ 

有一天，也许由于地产商的暴行，全世界会因此成为埃及式的死人国度──金字塔、国王谷，到处都是压制活人的堂皇墓地；到处都是供奉亡灵的巍峨庙宇……至今，开罗郊区的穷人，除了托庇于死者的屋宇，竟然无处可去。多么沉重的传统！如果说，大树底下小树难活；那么，纪念碑下，也是很难诞生伟大的灵魂的。 

人的艺术本不是玩物。不是赏心悦目之事。艺术，是生命在世界上找到并确立自己位置的一种活动。个体化的艺术，起源于寻求力量的本能活动；群体化的艺术，则款款说服个人去适应生活的规范。其本义，都在助人找到一个合适的座位──或在性灵那里，或在群体之中。原本的艺术是一种演习，它的模式是追求并超越现有的、实存的生活之流。 

与原本艺术相对立的，是文明的艺术。文明的艺术是变态的或特化的艺术，它疏离了生活，或屈服于生活。它所谓的提高生活，充满了乌托邦色彩和替代生活的雄心。文艺评论家们喜欢把这种气质叫做“批判”。而原本的艺术则不希求改变生活本身，它只提供生活中所缺乏的要素，以其药性滋养贫困的人生。它的这一基调，在原始诗歌的礼赞和宗教颂辞、民族起源的史诗中，表现得异常鲜明。那是值得久久回味的真品。 

294 

艺术与道德的战争── 

在每个人的身上，在他的血脉中、细胞里和心灵的深处悄悄隐伏着两大精灵：艺术与道德。艺术与道德的比值、比例、力量对比，决定了心灵和人的模式。如果这两个精灵处于不同深度的睡梦中、陷在各式各样的自我迷失状态里，两个精灵的具体宿主（即某位人士），就表现出“庸人”或“良民”的种种特征。 

如果这两个精灵已然苏醒并跃跃欲试，但却势均力敌、平分秋色，它们的宿主就常在行为上心理上表现出矛盾彷徨、苦痛疑虑的交错特征。常有酷烈的内战；爆发于他的生命场与心理场中。只有当这两大精灵业已崛起，充分焕发出各自的潜能与魔性，展开了决战，使一个败北屈服，另个戴上王冠，并开始行使支配的权力，牢牢把握着宿主的活动方向时，只有到了此时此刻，它们的宿主，才得以荣膺艺术家或道德学家的美质！败北的一个精灵并未死去，它只悄然隐退，等候着复兴的时机。它潜入冬眠或偷渡到另个精灵的血液中。 

295 

我们由此知道，大艺术家与大道学家都是某种精灵的化身。他们若不献身给“上帝”或“撒旦”（这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分别来自波斯的善神与恶神，因此，当同属一个更高的本原，是一个更大的宇宙之神的两面相），就不可能拥有他们已经拥有和可能拥有的各种业绩。而且，只有当一个觉醒的精灵已经扼住另一个觉醒精灵的脖子，并彻底征服了它、占有了它．支配了它的时候，大艺术家与大道德家才会诞生。 

当被扼制的精灵拼命反抗的时候，胜利的精灵就会爆发出宇宙的笑声，这声音迸发着创造的光芒或消灭创造的死光。人类所做出的每一项成就──不论是艺术的创造还是道德的克制──都是这种意义的自我征服的结果！这正是《老子》所说的“自胜者强”？ 

一片郁郁苍苍的汪洋，里面有多少精灵分成两造在隐隐晃晃！它们厮杀着，它们角逐着──在决定人的未来。对人生悲观的人们，说什么孤独、虚无；叹什么幻灭、无常！请看这幻丽的精灵世界，以其磅礴万千的气度，喷出斩不断的欲念──哪怕是道德的胜利，也是一种欲念的胜利！是一种欲力克服了另种欲力的结果；而不是，没有欲力或欲力的贫乏。所以，它虽满是疼痛，但也充溢欢欣；在奔流曲回的运动中，有着如诗的思想。当它暂时平息，好像失去了力，落下一片无上的宁静。这空寂之美，宛如悠长深遂的哲学之歌，汇集着历史的烟雨。 

296 

艺术与道德，是心灵的两极、欲力的两极。它颇似希特勒的同乡、恶魔心理医生所说的“生命本能”（善神）与“死亡本能”（恶神）……在人的文明中，艺术抱有“阳”的恶的要素，道德负有“阴”的善的功能。艺术是文明之父，道德是文明之母。人的文化，就在这两个精灵的追逐、交合、婚配、离异中，超渡漫漫飞光，完成生之旅程。艺术，“非道德”。一切奔涌着性灵之真的艺术，总是通过对道德规范、既定秩序、各种常识的谋逆、反叛甚至篡位、杀害，来展开自己喧嚣的流程。那些除了自己的艺术之外，不愿正视一切的大艺术家，人们完全可以送给他们一个绰号：“那个时代传统道德的砍伐者”。 

“初创的道德也曾是一种艺术！”

这生动说明了，艺术与道德的“对流关系”。要是失落了这层关系，大艺术家（特别是像是画家凡·高和音乐家穆索尔斯基（Modest Petrovich Mussorgsky，1839—1881年）那样精神变态的天才）一定有理由去指斥传统道德的卑劣虚伪、商业功用。但道德的原始真诚也是极为感人的──哪怕这意味着它的渊头与虚构的神话甚为相近。 

“伟大的艺术总有一天会转换成普遍的道德（价值准则）”── 

这句话若被恰当地理解，可以使聪明的道学家更容易谅解狂放的艺术家，也可以使有灵性的艺术家，为新道德（价值洞天）的创立，自觉工作。在艺术与道德之间的天河上，架起一座周期性的鹊桥；在“文化的大年”中，一年一度超渡那些企盼历史会师的心灵。 

297 

道德曾经是一种创造，艺术也终会成为一种规范。但驱使道德和艺术分别形成的力量，则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暂时撇开发生学方面的问题，而从文明时代道德与艺术的并立（这对我们和我们祖先的生活，都曾发挥重大影响），去看待形成二者的推动力，将发现，人的社会生活（以至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体生活）过于依赖道德的力，则易僵化；过于依赖艺术的力，则易动荡。只有两种力量的恰当中和、富于生机地此起彼伏，才推动了文化的再生。 

在一个作为独立系统而运转的社会模式中，道德与艺术两大要素的交叉点与汇合处，是广义的政治。如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即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促成了各个区域性社会，如诸侯国本身的开放。可见，大一统与自我封闭，社会自治与社会开放都是同一个文化命运在不同生长阶段的两个面相。 

广义的政治被先秦哲学家们微缩到了“天命”的观念中。广义的政治，是人类立足于宇宙天地之间，着手创造自己的社会文化时所表现的群体行为方式。这方式是在不断的创造生成中，就此言，它是一种超级艺术。但此种群体行为方式又是相对稳定的，就此言，它又是一种超级道德。个人的创造行为，被采纳、融汇、注入、作用于这群体行为的构架内，不断促成后者变易，可以说是艺术渗入道德、道德吸收艺术的典型事例。 

298 

人类文化界域中的道德精灵，它的本质是禁忌；而艺术精灵的本质则是图腾。例如，宗教，它就萌动起始于艺术的冲动，完成、确立为道德的规范。宗教与信仰的行程，因而构成了这佯一条道路，从图腾走向禁忌，由冲动凝为规范。是图腾激起了热忱，是禁忌窒息了生命。一种文化越是趋于没落，它的规范性就越强，它的冲击力就越弱。门户之见、清规戒律，就越是牢不可破……那是牺牲了动力的秩序。有意味的是，秩序的内力也随着这一牺牲而窒息。 

禁忌、门户、清规戒律，虽不乏巩固文化实体的功效，但却使文化的路子越走越窄：不亦悲夫！这是艺术死于道德之手的一个典型事例。封建文明、大一统帝国所留下的最沉重的艺术遗产，就是塑造了一大群沉默的政治动物。这是一些被剥夺了内在的、独立的美感的道德牺牲品。顺民，亡国奴，无产阶级。 

封建大一统（尽管这个词组的前后两部分即“封建”与“大一统”之间在语义上互相矛盾，但放在一起却格外能说明它的特性：一种不同力量互相抵消的“中庸性格”）社会，曾经创造了当时最杰出的大艺术品──不是诗辞歌赋，而是道德教化的系统和宗法政治的系统。 

这类“大艺术品”，曾经统治过各个民族的少年时代，并对后来的艺术发展，具有深刻的规范力量。而当它的生成力量衰落之后，它的“艺术性”也就随之模糊了。因为，这种艺术性不是立足于直接地抒发人性，而是通过作用于非艺术的范式，去获得力量。今天，人们从“封建大一统社会”这个矛盾的遗址中发掘出来的最动人的艺术品，已不复是在当时占据着显赫位置的“卫道艺术”，而是非道德和逾规范的艺术，即充斥着艺术冲动和性灵之真的反礼教（当时的道德）的名士艺术、狂狷艺术。 

299 

中国传统文化最强烈的特征之一，就是相当成功地（又不引人注目地）把艺术与道德调和无迹，使之中庸一体。中国传统的艺术是颇为道德的艺术：在总体上看，它相当规范化。中国传统的道德又巧妙得仿佛富于艺术的灵气！它不像希伯莱式的宗教那么压抑人。它是以有限的宽容和无限的麻木，从根本上限制了人的创造。那是一个幸福而停滞的时代。在西方势力尚未东渐的传统生活中，中国文化宽容得决不为了一种信仰而战；但又把迟钝无形的干预触须伸入精神领域的每一角落。所以就其压制功能来说，它甚至比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禁锢更为完善。它奉中庸调和为万妙灵丹，不仅混同了历史上的艺术与道德，而且在我们这些子子孙孙的意识深处，也极其成功地抹煞了艺术与道德的先天对立！ 

这种成功的混淆，致使我们在从正面谈论一件艺术品时，必先盛赞其道德的功能。而在贬抑一件艺术品时，必首称其道德功能的贫弱或欠缺。这种传统的并且流行着的痼疾，使我们甚至对于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艺术和道德在人的心灵与文化中的对立统一关系，竟也需要重新发现！ 

调和无迹，中庸一体的结果，是文化上的浑沌态──你不妨试行一下，如果把五种基本色混合一处，中庸的色彩就显出了：那是灰蒙蒙的阴郁色！这就是“中国特色”？ 

300 

如果承认，道德建筑是一种非个人的东西；而道德的规范作为社会生活的准则，与个人内心深处的所谓“良心”（等等的道德准则）必不等同；进而，如果承认道德规范是控制人的社会行为的意识系统，那么，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 

各种富于革新力量的大艺术品，多是“不道德”的！ 

各种创新不已的大艺术家，都是“反道德”的！ 

这就是根据我们对艺术史的缜密观察与彻底反思，得出的可怕结论。 

301 

艺术家的“良心”，是纯粹地属于个人的。良心，诚然是在社会规范的框架、压力下生成起来的，但良心与规范却并不等质，更不等同。相反，内在的良心与外在的规范之间常有剧烈的冲突发生，故规范得以更新不腐。个体的牺牲，促成群体的进步。不错，可以认为各种大艺术品，就其气质而言，大体上都有劝善的意向。它是引人升华的，而不是诱人沉沦的。它们没有挑唆读者去杀人放火、偷鸡摸狗。没有教导人们去干残忍卑劣的事。但这说明它“有道德”吗？说明它“恪守道德规范”吗？ 

我们要说，不。 

要问理由，是因为上述的劣迹在根本上是违背艺术家的良心的。大艺术家，是以自己的良知良能主动地否决了这些坏事，而不是迫于社会规范而被动表态。 

后汉历史学家班固，在他著名的《离骚序》中，如此评价了楚国诗人屈原的人格及其艺术：“今若屈原，扬才露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以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固：《离骚序》） 

班固是著名的《汉书》作者、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代枭雄泰斗，其历史眼光不可谓不深不远。但为什么，这个伟大历史家碰上那个伟大艺术家时，却发出了如此之深的非议？在他的评论之下，被我们目为艺术典范的屈原竟是一个不合法度、背离道义的狂人！这是使人震惊的。也是令人深思的。如果说，《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最后仅仅作了个离经叛道、放弃社会责任（出家）的隐逸者（和尚）；那么，屈原则走得更远，不仅自绝于社会人民，而且自绝于宇宙的正常秩序──以人为的造次，放弃了天设地造的生命。他用死来表达了最深刻的怀疑精神（屈原在精神文化世界中的“死亡”意向，在其《天问》的无所不疑中，已有明显的流露）。如果放在基督教世界里，这种以自杀体现出的怀疑精神，是大罪与极恶的象征，以至死者连安葬仪式都不能“荣膺”！ 

很明显，在班固与屈原之间，有世界观上的深刻分歧。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应该说，恐怕没有一个简单到“这是”或“那是”程度的答案。 

如果承认相对静态的群体道德（就其纽带功能言）与相对动态的个体艺术（就其创新意志言），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两种基本要素，那么，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眼光就能变得犀利、敏锐一些。我们就能从文化史的潮汐中，去把握两个精灵的不同脉搏。 

这一分歧的关键在于，二者的范式不同。班固，是从历史家的、道德评判者的范式去框架屈原的艺术的。道德自然容不下（这还不是主观好恶上的“容不得”）艺术。艺术是个人的，道德却是群体的。道德的声音说：“君子道穷，命矣。”（《离骚序》）。 

其潜台词是让作为君子的个人，服从群体的沉沦之运：“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式的自我放逐与和光同生，被奉为格守道德的表率。但艺术的冲动，却反其道而行之，偏爱“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以至走上了“忿怨不容，沈江以死”的绝路──这有什么办法呢！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正是注意到了有必要去区别不同的范式，但班固的道德热情，却使他跨越了自己的范式，莽撞地冲大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洞天艺术。其后果可想而知。 

道德家的理想动机，也并不是纯净无暇、浩然无私的，他奉为至贵的“既明且哲，以保真身”（《诗经·大雅·烝民》）为的是“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离骚序》）。 

也就是说，服从社会规范限制的大多数，其初衷并不出自对道德宣传的真信仰，不过是为逃避规范压力的集中打击而已。为此，特别需要去表白自己多么合乎道德。 

还有一点不可不察，屈原是战国时代“礼崩乐坏”文化环境的艺术见证者。班固则是生在秦汉大一统帝国中兴之世（东汉初年）的道德代言人。这种历史处境的不同，不可能不左右他们各自的精神表现。《离骚》与《离骚序》的差别也基于此。以道德批评艺术，用庸人（这是大一统帝国大量生产出来的“体力与脑力劳动者”）的处世准则去规范天下（天才盛产于“文化的乱世”）的心灵活动（这活动注定要超越各种已然的规范），表明班固虽是个杰出的历史记载家，但却是个糟糕的艺术哲学家。 

302 

大一统社会中的“好艺术”、“具有深刻人民性”等等的艺术，在不同的程度与方向上，都是反礼教的：《诗经》中《国风》、《小雅》的若干篇；《楚辞》中的若干篇章；《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都是如此。换言之，它们在不同程度与方向上都是反道德的。伟大的艺术品，所表现的无非是“道德与艺术之战”──《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都是如此。有时，则表现为二者奇特费解的混生，如《金瓶梅》就是这样。 

303 

辞藻华丽到“害意”地步的诗文、形式璀璨得淹没了内容的艺术品──是根本没有的。那种诗文，就需要那么华丽；那种艺术，就需要那么璀璨。莫札特是这样吹嘘他自己的作品的“在我的乐谱上，一个音符不多，一个音符不少。”真有道理？ 

再多一个音符、再少一个音符，那就不是莫札特了，而成了别的什么心灵的写照了。其实，如果让他自愿修改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直到改得“比莫札特更加莫札特”！ 

304 

要学会使用中性词。要学会不用大红大紫、大悲大喜去反应（而不仅是“反映”）生活。从此意义出发，“压制与反制”并不是一个定性，它只是描述而不是评价，它只是文化的体验而不是科学的规程，它只是智慧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艺术追觅的动力是激情。引导但丁的灵魂登上七重天的力量是什么？是对卑德丽采的爱之激情。引导浮士德乱啃生活的力量又是什么？是追逐力量的激情。是屈原的绝望，谱写了《离骚》，是曹雪芹的幻灭创造了《石头记》。对此，并不需要太多的论说去折服众人的耳朵。哪怕是欧洲的“古典主义”或中国的“文以载道”之类规范性颇强的艺术，其动力仍是某种隐蔽的激情；它只是被克制在严格的形式之内，但绝对没有被消除。不论是拉辛的悲剧还是白居易的诗，说到底都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情动人的。 

而激情的根源，则在于心理上的失去平衡，以至某种病态。如果用小赫肯黎的名著《奇妙的新世界》中“未来的福特世纪”的机械化、程式化、彻底道德化的眼光，来打量现代人的爱情，则有充分的理由称之为“过去世纪的心理性流感”──它是传染的、交互的，而有害于精神平衡的。但这种观点，却是我们现代人的感情无法接受的要是“矫正了”这种不平衡，不也就等于抽去了生活中一项重要的美感之源吗？ 

道德的使命之一就是，用“正义”、“合理”、“应该”，去强行矫正或说服教正心理上的不平衡力量，以限制这些力量之间的频频冲突。“大家都这样，你也应该这样，你也必须这样”──各种道德教程从孩提时代，就如此灌进每一只弱不禁风的耳朵，以便对社会成员的心理，进行定式。 

道德的优势力量亦在于此，它有助人去克制自我的内部冲突，有助于人与环境（社会及他人）进行妥协（这并非一个贬义词），有助于社会的整合──以便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而非一群有机体），进行生活。这种优势力量，使它获得了广泛的归顺。尽管它限制并毁掉了许多个性的惊人创造。这些创造，有的早在几千年前就诞生，但迄今未被理解；更有甚者，沉埋在荒郊，任凭风化…… 

激情创造了美。 

而创造了激情的生活悲剧，则是美之精灵。断肠的哀思，可以不必再为自己悲切是你，创造了绝顶，美妙、不可替代的幻境。要是缺失了你，生活将是淡而无味的。 

305 

我们把人类的文化分成两大界域：一是相对静态的知识、道德、制度，自我肯定型的。一是相对动态的艺术的、创造的，自我否定型的。 

人的文化，就在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中不断摆动，给出道道无尽的乐谱…… 

对艺术的创造激情来说，道德的规范是使人迟钝、疲软、销衰乃至窒息的“砒霜”──它把人的精力揿入一个特制的匣子中。 

对道德的规范功能来说，艺术的冲动则类似于导致危险的“春药”──它把人的精力导向一个失去平衡的方向。 

（另起一单页）

第八章

天人之际的气韵

306 

易化之流的鳞鳞波光……易化之洋的浩瀚涟漪……易化之潮的洪波涌起，易化之秘的莫测微笑……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佛像的微笑，非人格化的宇宙之笑意！ 

这一切都是无言喻的神奇。这一切在我们本已涩的心间──投入无限的灵性。它不绝如缕、此伏彼起，跳出美之精灵，射出善之准的。 

它是那么真切，那么自如；它是那么物我一体，使我们产生了灵魂的观念、发出了灵魂不灭的慨叹。 

307 

人有灵魂吗？抑或世界拥有广大绵延的“灵魂”？我们所看见并我们生活其间的这个世界，是受到某种更高级的意识和欲念以及更纯粹的道德法则和更坚定的目的论的支配的？──这就是一切宗教和许多哲学所一再告诉人们的“真理”？ 

人们认定世界的心，是因为人有心；人不能忍受一个没有心、没有热情的世界。所以诗人唱道：“我的中国心……”但，世界的灵魂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取决于“世界”本身又是什么呢，这两个提问其实表达了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永远纠缠人，于是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答案，却没有一个定论。人们既为统一答案的否然而惶惑，也因此时而迸发出寻觅的狂喜。 

308 

陆象山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今人诟病他的论断，却不知他错在哪里。数量最多的浮游生物被称作“大众”，没有心灵感应能力，他把象山所悟的真谛斥为荒唐，却把象山沾染的错误奉为圭臬。 

象山的错误，在于他把“吾心”与“宇宙”等同起来，而不在于他把“心”与“宇宙”划上了等号。个人的心并不是宇宙；但所有人的“心之集合”便构成了“人的宇宙”亦即“宇宙的心”。我们的心，就是“宇宙的心”，就是“世界的灵魂”。“我们”是人类的集合称谓，当“我们”瓦解时，一个宇宙便告解体，我们的心，是一个人类力量的结晶，当“我们的心”消融之后。留下只是作为分散的肉体而零乱不堪的现代浮游者。如果说，我们的心始于某个伟大心灵的冥想，那么，它也决不止于个人的所思──它必凝聚起零乱的行尸走肉，奔赴某个有魅力的诱饵。 

“我们的心不仅是世界的灵魂而且是世界本身。”──这不是激进的思想，而是一切人类的认识和人类行事在不知不觉中必定遵循的轨道！有谁，在谈论世界的心或世界本身时，不是在谈论他自己的感受、处境和他周围那群人自己的心理状态呢？这不是个人的心绪，否则，这清谈又岂能被人收受并迅即传布开来？实际上，在人们追求“统一答案”的背后，是一个竞争和压倒对手的动机。所以关于世界的灵魂、本质以及世界本身的永恒之谜──人们并不真的需要一个统一的答案！假如那样，心的竞争消失了，人的生活就僵化了，文化也就完结了。当哲学家揭露说“语言的本质与其说是表达思想还不如说是掩饰思想”时，他肯定是指日常语言帷幕之后的高级语言。这语言是为了显示区别并促进竞争的，而不像日常语言只是为了显示同一并促进交流……世界的生机来自它的分化和“分裂状态”……为了保持世界的生气和文化的活力──让我们思想明确地摆脱强求统一的假斯文，而面向大自然的多彩多姿！ 

“我们的心不仅是世界的灵魂而且是世界本身。”──这不是激进的思想，而是一切人类的认识和人类行事在不知不觉中必定遵循的轨道！有谁，在谈论世界的心或世界本身时，不是在谈论他自己的感受、处境和他周围那群人自己的心理状态呢？这不是个人的心绪，否则，这清谈又岂能被人收受并迅即传布开来？实际上，在人们追求“统一答案”的背后，是一个竞争和压倒对手的动机。所以关于世界的灵魂、本质以及世界本身的永恒之谜──人们并不真的需要一个统一的答案！假如那样，心的竞争消失了，人的生活就僵化了，文化也就完结了。当哲学家揭露说“语言的本质与其说是表达思想还不如说是掩饰思想”时，他肯定是指日常语言帷幕之后的高级语言。这语言是为了显示区别并促进竞争的，而不像日常语言只是为了显示同一并促进交流……世界的生机来自它的分化和“分裂状态”……为了保持世界的生气和文化的活力──让我们思想明确地摆脱强求统一的假斯文，而面向大自然的多彩多姿！ 

309 

我们不以“人类”、“社会”的空名自相标榜。我们驱逐了不属于我们的，也不容忍我们的陌生者。我们把这叫做“独立”、“自由”，并认定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可宝贵的”。这对我们与陌生者也许都是福音？ 

强求的亲近与一致，既戕害别人也损伤自己──而适度的对垒与角逐、竞争与厮杀，反倒激发双方的活力。消灭差别的理想，正是源于差别正日渐扩大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它虽美妙动听，却不是真的！ 

初分之际是生长的乐土。“已分”则构成陷阱，它以“自我”为宇宙的归宿；“不分”则构成顽石，它以“人类”为宇宙的归宿。“自我本位”将瓦解一切秩序；“人类本位”或“社会本位”、“国家本位”……，将压制有价值的心灵。最佳的竞技状态，是以“我们”为宇宙的归宿。它不追求特立独行，也不使生活支离破碎。 

随着自己生活的改变，我们便会坚信宇宙也在改变；为应对生活的挑战和求新的压力，人必须日新其德……所以，就连宇宙秩序的深处，我们也看到了“新陈代谢”……我们难道不是宇宙的心吗？ 

我们的膨胀，伙同着宇宙的膨胀；我们的衰颓，伴随着生活的沉沦！我们便是宇宙的心──这未经承认却被遵循的真道告诉我们：易化没有目的，归宿仅仅属于人意的范畴！人生的理想，是追踪永久流动的易化，而非恪守凝固的乌托邦！ 

《周易》的作者毫不踌躇地宣布了这“变动不居”的真理。他看到的神秘，毕竟是真实的；他悟出的离奇，毕竟是存在的。 

310 

“我们”，这是掷地作响、铿锵悦耳的唯一实存！除了“我们”，一切都是对象与虚空！我们的生活、文化，我们的民族、国家，……我们的历史、英雄……我们的诗、音乐……宗教……信念……爱慕与恨恶……我们的哲学与科学……我们的血与地土……我们的真、善、美与希望、恐惧以及宇宙本身……都是我们的附属！唯有“我们”，腾入历史之天，体味天人之际的雄浑气韵。 

个人不能凭着自己的力量跃入历史。不由于他“微不足道”（个人的力量有时可以超过整个群体的力量；而群体力量若无个人意志凝聚，也难发生显著的作用）；而由于它难以直接被人接受。可以被群体理解并宏扬起来的“个人力量”是不存在的──除非当它冲破历史的阴云，作为“集体力量”的变形出现在英雄史诗之中。

“吾心”必须融入“我们的心”──否则便非可解意义的“心”。庄周与佛陀的力量，不在他们的独特性，而在其“吾心”可与世人通…… 

311 

天，是压迫者。 

人，是反抗者。 

天对人说：你忘恩负义。我是你的本原，又是你的养育者。你的一切，莫不从我而来，你的一切，莫不由我而兴──而你却要反抗我，抗争我无情的压力！请记住，它是无情的！ 

人回答说：是的。我的一切都由你而来，我的一切都因你而兴，甚至连我的反抗也是如此！是你教会我去反抗，是你教会我如何反抗……默默地服从，我天生就会，否则，生命将离我而去。但拼死的抵抗，却是你的伟大赐福。你的压力，使我起而抗争，若不是你的广义的命令，我并不会这样生活与斗争。你的压力诚然无情，但我的反抗力却充满感情。这感情其实是你的无情之子，并在根本意义上是你的力量的最高表现！ 

天听了人的宣言之后勃然大怒：“反了！反了？你造反了！”它咆哮着，“我要立即毁灭你！谁叫你如此傲慢！” 

人平静地回答说：毁掉我十分容易，你只须抬抬手就行了，……但毁了我，你不觉得可惜吗？你不觉得空虚吗？要知道，我是你的创造物，我的傲慢足以反证并衬托出你的伟大。我并不能威胁你──我的反抗，作为有限的自卫，却丰富了你！是我的反抗，显出你的崇高；是我的努力，显出你的能量！你竟能产生我这样的造物！你竟能容忍我这样的逆子！应该骄傲的是你而不是我！ 

天说：“你的辩才确实打动了我。其实，是你的存在首先感动了我。你言辞有理，存在有方，不愧为我的产物。”人说：“让我们达成精神上的彻底谅解，以此走向一个历史性的妥协！其实，我们的平等联盟并不真的存在，我也并不真的存在──只有你才是真实的。我只是你的反响，我们的联盟也只是你的影子！现在，让我们暂时借用“我们”这个辞汇以表达以下意义： 

我的一切都来自你！我的所作所为发自无言的命令，是对你无情压力的答应！你赋予我丰富的天性，我以我的天性丰富你。这天性促使我反抗你，一如这天性促使我赞美你、显示你！这天性使我显得忘恩负义，一如这天性便我显得微不足道、恭顺无比！这天性使得许多个“我”之间发生了残忍的屠杀。这天性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奇特怪诞，互相矛盾，彼此争流……但归根结蒂它们都是你颁赐的！所以，这一系列的“背叛”正是最高意义上的忠诚。忠诚你的典范，正如忠于你的启示一样，是以背离你，我行我素为前提的！ 

我的主宰！我岂敢背叛你？我真能反抗你？要知道，我的反抗只是一种更积极的归顺而已。对于你，我的至高主宰！我是在大问题上服从，在小枝节上反抗的！我是以反抗来归顺你！我在反抗的形式中灌注了更主动、更彻底地服从精神……我以及一切生命形态──都只是你的超生精神的变态而已！在你里面，没有个别的历史，既没有个体的历史，也没有民族的历史……只有一篇漫长的首尾相衔的、呈现了伟大圆形的宇宙故事！这篇绵延横亘了亿万年的整套故事，是汪洋无际的情结之海。这海里闪耀着人的意识的小小波光……是印度人的“轮回转生故事”、“佛生故事”，是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故事”…… 

个别的历史──本是人类天才的虚构，岂在你的视野中？ 

你的变态，是你的属性！你的变态，是你的一些小小的，可爱的弯流与文曲。他们属于你，并终究会回到你的无限怀抱中去！他们以此为最高的安慰。 

312 

天人合一不仅是“和谐”与“放弃抗争”，天人合一也是“不相谐”与“斗争”！让我们把以斗争为宗的乱世哲学，升华为以和谐为宗的天人合一！ 

新的归返自然的态度，作为一道中国精神曙光已经初透？它清新旷达、激励人心。它要照透文明这青黄不接的春荒时代，推动枯萎了的良知，去发现真正的自我，正是真正的天命。 

新的归返自然的运动，不是身体上的回归──如简朴、乡野的生活，而是灵魂上的回归（使自我与天命为一体；使斗争与和谐共生；宽容一切；等等）──它必使春荒时节的现代螺丝钉们，处污泥而不染，完成人的意义上的解放。 

古代奴隶制已经崩溃。近东的奴隶贩卖被迫中止，美洲的黑奴隶业已解放，远东的家奴似乎消失……但奴隶根性并未绝除，这是一切现代奴役形式得以存在下去的真正根源！经济上的需要，那不过是一个借口，一个用以说服“社会舆论”的幌子。心性的原因才是经济压力的内在基础。 

奴隶根性，顽固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甚至连“无政府主义者”身上，也有很深很深的奴隶性，而奴隶主的身上就有更深的奴性。力图影响别人、驱遣别人乃至主宰别人，乃是奴性的反射。人们尽管畏强但还是乐于欺弱。奴隶主的根性与奴隶的根性，盘根错节地交织在同一个人的内心深处。这是奴隶制度的基石。 

人性的这种特点与现代工业社会的特点结合起来──就演化为现代奴役制度。苏联是这种制度的典范，美国则是另一个典范。在它们光辉灿烂的军事装备、技术文明与商业喧嚣后面──例卧着无数具丧失了人性、失落了天命的躯壳。在它们巍然屹立的国家大厦后面，颓唐着无数个横遭腌制的个人。人已不是人。人甚至不再是会说话的工具，人已经从古代奴隶制下的一件完整的工具，沦为一个小小的配件。一个可以随时更换、随时丢弃又随时被流水线生产出来的零件。领导者们把这种成批量地生产叫做“培训”，并为之加冕为“高等教育”……只要发起一场“X年计划”，就可以要多少有多少！相反的，只要发起一场群众运动，也可以成批地把他们消灭掉！ 

313 

个人，无法摆脱这一宿命的，要命的趋势。个人被身不由己的漩涡卷来卷去，完全丧失了起码的“自主能力”，他有时是一个号码，有时是一个职位（古人以其天才的直观，把这分别叫做“阶下囚”与“座上宾”）。但不论他是“什么”，他因此必须在“服从”或“淘汰”之间做出“抉择”。这就是现代社会给人的“自由”！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萨特的那套说教纯是泡制希望、蛊惑人心的宣传。人的面前其实只有一条“选择”──逃避死亡。所以，法国抵抗运动成员所“选择”的也并非死亡，而是服从：“服从”他们那个疲软不堪的“法兰西祖国”。无疑的，他们觉得在抵抗行动里有着解放的可能，有重做刚劲之人的希望。如果“抵抗等于死亡”的话──他们就会放弃那毫无胜利指望的“运动”。这就是法国人的自由！萨特却把他狭隘的被征服经验给普遍化了。他骗人，教人去做出“抉择”。他要人们身处奴役之中，还以为这差强人意的可怕处境是合乎自己需要的“自我抉择”的结果！这多么荒唐。事实是，不论人们怎样“抉择”──他只能面对就他的唯一可能。“内环境”指他现存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外环境”指他所面对的世界。谁能摆脱自己“内外环境”的双重压力，而做出“自由的选择”？ 

314 

人，被命运拖着走。──在晚期罗马共和国的塞涅卡口中是这样。在后工业文明时期的劳作者心目中，也还是这样。尽管“历史已经进步”了！ 

即便是那些握有人命的庞然大物，不也是要服从“一些更有力的”规律吗？他们有其下属们想象不到弱点与难处。这些可怜的老东西的处境说明：只要世界上有奴役现象，就没有一个自由人。 

据说，人的细胞可以分裂五十余次，而后衰竭、死亡。人的生命就在这五十余次的分裂中──走完了它全部的兴衰史。那么，人类本身可以经过多少次的分裂呢？一种文化系统有能经历几次这样的“分裂──生长”呢？ 

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史，经历过几次分裂？支配着我们生活的这种文化模式，又已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分裂？──它还有几多寿限呢？ 

一个全新的问题突然从上述疑问中奔涌出来了：人的文化不能违背人的生命的宿命，而沿着“分裂”的相反向走向“整合”？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能不能逆着“生长”的方向完成一次新的生长与回归呢！ 

就我们并不开阔的文化史视野（我们的人类史视野就更狭窄，错误更多了）而言，人的文化状态最低限度经历过三次重大的分裂： 

a，人类与自然的分裂。它在《旧约》中的神话表现是，亚当和夏娃这一对纯朴的傻瓜从天上被放逐到大地的“历史开端”。 

b，人类与人类之间的分裂。它在《旧约》中的神话表现是，修筑巴比伦通天塔时发生的语言分裂构成的人际障碍。 

c，人的自我的分裂。它在《旧约》中的表现是《先知书》的出现。尤其是《以赛亚》书中，充满了作为先知的个人身分与先知的上帝代言人身份之间的分裂与冲突。 

每一次分裂都是一次生成过程。 

每一次分裂，都在痛苦中孕含着希望。 

315 

每一次分裂──都离真实的自然进了一步，但离人自己构筑的伟大巢穴又远了一步。 

不从自然分裂出来，人就体察不到自然的宏伟、森严。 

不从人际分裂出来，我们就不理解人的真正特性，我们就发现不了“人的价值”。 

不从自我分裂出来，我们就不知天命为何物，我们就无法建立起自己的使命感。 

每一次分裂，都是一个成熟的标志！ 

316 

现代人对自然的理解也许过于狭隘了。 

要知道，无往而不是自然！“自然”包罗万象。与社会对立着的自然。只是“小自然”。“大自然”包容着社会相、包容着社会人……包容着与自然对立的一切。 

人生无往而不是自然。 

陈腐的斗室也是人自然的一部分。窒息人的监狱，也是大自然的一角！并且，并非最严酪、最危险的一角。人生还有多少可怕的暗礁！社会这个庞大的囚所，不是带给人们带来比自然更多的微笑吗！ 

有人认为，唯独风和日丽、慈生恩育──才是大自然的本来样子。这是理想症患者的理想、骗子手们的骗辞！真正的大自然，无奇不有，无险不备。呲牙咧嘴、时刻跃跃欲试地吞灭人──也不失为大自然的本相。这吞噬是仁慈的。达吞噬使人类得以“归返自然”、“重回大地母亲的怀抱”──了结一个轮回又一个轮回之结…… 

317 

天地至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至仁，以百姓为刍狗──反《老子》之意而用之。 

唯有在这吞灭面前，人方得以格外感到了人的珍贵；只有在这凶险面前，人看到了自然的恩德一统天！ 

318 

过去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也失去之于狭隘。 

要知道，人生无往而不是幸福！如意是幸祸，不如意又何尝不是“构成幸福的必要心境”！如意是幸之币的正面，不如意则是幸福之币的背后，一个不可缺失的背面。任何存在包含概念、观念不仅有正面，也必有背面。 

人生无往而不是幸福！顺境有顺境的幸福，逆境又何尝没有逆境的幸福？一点小小的安慰，就足以使逆境的心灵变得满意，而要使得顺境的心变得满意，却困难得多多了。 

人生无往而不是幸福！活着，不就是从千百万次的死亡危险中挣脱而出的最大幸运？也是大自然赐予人的最高福译！一次生命，洗却了无数的死亡与屈辱。每个活着的人，和他们的事业，都用他们的继续存在，为这个思想做出了有力的旁证。 

要是人的生活不真幸福──那他们怎么还能活得下去呢。总是吸引他的幸福的力量在发挥的强大的作用。否则。生命就是妄谈。幸福不是“称心如意”的别名。称心如意不可能是常态。它即使有过，也不可能长葆。不仅从“客观条件的永远变化”上来说它不可能长葆；从自我感觉和内在心境上来说，尤其不可能持之以恒。人性渴望“发展中的真理”，所以称心如意的对象只能带来一时的满足；随后而来的，将是新的渴望和新的不如意……如果你不把“悲哀”列为幸福的前提，人生将被不幸所填充！ 

这就是新的天人合一之境！这就是新一轮天人之际的气韵！ 

319 

人类，早已生活在他们可能生活的乐园里了。…… 

一切告诉人们有关“本来幸福”的豫言，都仅仅是一种豫言者的自己的希望，和对他人的许诺。除此之外，这种不能自负盈亏的希望，这种完全不需要兑现能力的许诺──真是空洞无物。这些给人以妙不可言的神话诺言，其唯一的实在作用，不啻是一支强心针剂，它灌输给受害者们的，是吃更多苦并忍耐更多无谓的劳累！畜牲般的忍耐力──肉体上的忍耐力像黄牛，心理上的忍耐力像木头……除此之外，它们并不包含任何真理性和客观性！ 

人类，早已生活在他们可能生活的乐园里了： 

只要人的生物遗传基础不变，只要地球环境不发生根本改观──人的生存状态，既不会发生性质上的“好起来”也不会发生性质上的“坏下去”──这一切都已由人的天性决定了。人的本性是一个奇妙无比的平衡器：它既能淡化幸福，又能淡化痛苦。所以有一句谚语告诉我们说：“习惯成自然；而自然的，就是好的……”这最能说明人性的平衡本能注定了他的命运：他既能习于痛苦，也能习于幸福。只要这一人性不变──外在的天堂或地狱，都不会使人的处境在根本上“好起来”或“坏下去”。 

320 

如果有天堂，我们现在就生活在天堂里。 

如果有地狱，我们早就生活在地狱里了。 

然而一切宗教的或半宗教的信条，一切空想的科学的乌托邦──都那么令人惊愕地忽略了这一人性。它们的最大假定就是：人类幸福的真正基础，不是人性的内在需要，而是某些“外无物”的硬标准的达到，仿佛人类藉以“生活”的某些物质天地一经美化，人就顷刻间步入了天堂。 

这类假定尽管形成了种种庞大的体系，尽管为数众多的徒众深信不疑──但仍然令人满生疑窦，因为它根本就与人性完全冲突。要知道，外在的条件的硬件──只有通过人的内在需要这一软件：才有功能意义，才能发挥实际作用。人不需要的东西，无论多么美好，都无一例外沦为废物。谁不需要的东西，对谁而言就无异于废物──不论“他者”对它拥有多么急迫的需要！ 

让一切宗教的或世俗的信条，让一切空想的或科学的乌托邦，及其假定的所有外部幸福：都付诸人的智慧和哲学自觉的东流！它们太陈旧，也太虚幻了。它们，已是一些再也捕捉不到新鲜食物的残破而敝旧的蛛网，尽管这蛛网一度是强大而有弹力的！ 

321 

人不需要别人来“拯救”，更不需要“解放”。人类，已经生活并将继续生活在“已然的乐土”或“既定的苦海”之中（乐土与苦海的分际，全在人自身的心境和感受中）──他已有的心性，决定了那是苦海，还是乐土。人性在生物学的基本保持的，就决定了一切“拯救”、“解放”之举的终极限度！ 

322 

人需要的不过是“超渡”而已。空间的尤其是时间的超渡，是人的唯一指望。不是从现世向来世的“梦式”超渡，而是一个历史进程向另一个历史进程的──“苦海无边”或“苦尽甜来”──“超渡”。 

人之需要超渡，因为他是时间的奴隶。而如果他仅仅生活在“现在”，他便永远地得救了，不再需要有关未来的神话了。但人患得患失，他老在计虑未来──所以背上了关于无限性的重负，来完成转折性的运动。在人类文明史上，人格化的超渡者因此比起任何信条或乌托邦，都更有力、更实际地打动人心。 

323 

信条和乌托邦，只是伟大人格的遗迹！是他的空前创造活动所排泄的“心理渣滓”！这些奇妙的心理魔法师，为生民创造了顺应历史气候的内在幸福。在生活中碰壁的人们就靠这“光”──去充实他们面对的宇宙虚空！但这充实毕竟立于心性，而非物质。而这心性，是恒在的。所以说，“天国就在你心里。”指望未来，真是多此一举，因为乐土就在你的脚下！ 

324 

为什么人格化的超渡者──能够掀开历史清新而刚健的一页？ 

为什么非人格化的信条和物化的乌托邦──只配做做暗淡无望的旧时代的殡葬工？ 

因为前者广泛动员了生物性的力量。并把生物力量与文化力量有机地交织为一（这些也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天人合一”）──鼓起澎湃的社会性灵潮。而后者却把生物力量与文化力量对立起来，并企图以日渐贫瘠（这是把大量分裂、对立的必定结果）的文化力量，去阻遏越来越焦躁不安、引弓待发的生物力量。这愚蠢的对抗，徒使生物力量与文化力量两败俱伤。正是在这伤残遍地、破碎不堪的世界战场上──人格化的超渡者昂然出现了。他精心培育生物力量，他小心收拾文化力量──凝成动人心魄的煌煌建树。他的成功，是立于人心的渴望，而不是立于理想的社会千福年。 

于是，历史的新页悠悠掀起。 

325 

人格化的感召，更能激发人的灵性。这就是艺术之所以比说教更有力的原因的根本力量之所在。文化力量说到底是来自生物的力量。作为只是生物力的升华，文化力一旦离其宗主，则即枯萎。这，也是人格化超渡者的基本人能的奥妙之源。这等于说，“人”是基于“天”的，天人合一是人心必得遵循的出路──而它，就在我们脚下，看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自信踏上它。 

326 

天是压迫者。 

人是反抗者。 

天人合一，就是以反抗为最根本的服从；化压迫为最独特的护育。它的关键，在于人的“尽天性”，人尽天性，则反抗的形式带入了服从的真质；而压迫的面具则掩藏着慈悲的天性。天心化做人的天性，同一个天心，化作无数天性。 

天人从此合一为“我们所窥见的全部秩序”，宇宙的秩序，人间的秩序，现实的秩序，想象的秩序：一切无非是秩序，一切无非是天人的合一！ 

327 

“天人合一”并不是一个伟大超凡的理想，而是一个寻常的、日用的原则。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不同程度地运用这一宇宙法则。 

主观论者从本心出发去说明他所看见的世界，即属于他和他的同类的特殊经验。客观论者从他所看见的世界（视象）来阐述他的普遍自我、发掘他的物我一体。于是“主客观统一论者”宣布：主观和客观并不孤立地存在。存在的只是某种“天人合一”的状态；它是“普遍的主观”，也是“独特的客观”，于是一切思想学术的终极目标，就是探究这奇妙的天人之际！一切艺术体验的最高宗旨，就是把握那转瞬即逝的关于天人之际的消息。 

就现代人的耳朵而言，不论他有否喜欢“天人关系”、“天人之际”以及“天人合一”这些术语；他总规避不了事实上的天人关系，他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探索着自己的天人之际；而他与世界整合的方式，也就决定了他的天人合一的图式。 

如果他安定下来，就不难在他与世界的关系格局中发现一种驱赶不掉、击打不碎的和谐，尽管在不适应的人看来，这里充满混乱与不公。 

328 

当人诅咒天的时候，他实际上在为天，提供一种新的理解；当人对抗天的时候，他实际上在加大天的能量！ 

当人无视天的时候，他是以某种方式夸大了天的特别方面的存在。天，无所不渗透。 

人，固然离不开“天”（有意志的或无意志的、有规律的或无规律的。“自然”或“神”）而独立存在（一切“科学”都无法反对独立这命题）。但“天”呢？作为我们谈论、认知并所与之交流的“客体”──天，又何能须臾离人而块然独在？不依人的认识而独在的“天”，既不为人们所知、也就无法进入我们的意识与言谈，无法左右我们的行为，因而对人毫无意义与价值。 

329 

康德的“物自体”，尚且有点背景与参考系数的价值，因为它毕竟还是可与言谈讨论的，毕竟进入了人的意识、毕竟影响了人的生活和行为……所以，即使“物自体”也并不是绝对隔离于人的“天”──人所谈论的“天”，是与人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天”，因而，都在不同程度上是“人化了的天”。 

天与人，人与天，永远是互相渗透、彼此粘连着的。 

天人关系与天人之际，一直是中国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但这决不等于说，天人关系与天人之际只是中国哲学的问题。它们其实是人的意识中普遍思考的问题。这不论中外古今都是如此的。人力图通过这个坐标（天与人的经纬，发现自己在宇宙中真实位置。正如“反馈”的理论与观察所示），把对自己在宇宙中地位的认识──反过来深深影响人自身的行为！因为哲学所探讨的问题，说到底不只是个哲学问题，而是关于人的生存方式的战略。这个战略帮助人学会确立自己的生存战术。自我意识，这是生存方式的决定性要素。 

天人关系的形态多种多样，它正像与之辉映的人生活本身，既多样化，又有不变的走向：人与环境的协调适应。 

天人关系的多样化首先表现在：“天”的变化性。天，既可以是自然之天，也可以是神格之天。天道因此既可以是随机的巧合，又可以是必然的规律；既可以是普遍的、泛神式的，也可以是独特的、救主式的。既可以是无形体的，又可以是人形的或神形的……其区别只是功能性的入口，泛神论多为上升的、处顺境的人们所信仰；救主论多为遇到危机的、处逆境的人们所信仰。 

而天人关系的不变要素则是：人对天的要求是恒常如一的。他总是企图依据天来自己建立起生存的尺度。思想家们称这尺度为“哲学”──而各类哲学的核心，不论看起来多么相左、悬殊，其大体上都或明或暗地围绕着这样一个“永恒的主题”──天是什么样的？天人关系又是什么样的？ 

从天人关系的演变图，可以窥见人的生活与意识的化生轨迹。天人关系，是对人自己的生活进行估价的玄学形式，他参照这种估价不断做出的创造性的设计和必要的修改。这种努力在哲学家笔下被固定为“哲学体系”。所以，任何哲学体系都有演变兴废；但它们探究天人关系这一努力的本身，却永远不会消失。思想家可以不要这个“名”，但离不开这个“实”。 

330 

为了研究时的便利，我们不妨把将天人关系分成四大形式： 

a、人──神（人的神格化）； 

b、神──神（大自然的神格化）； 

c、神──人（神的人性、人格化）； 

d、人──人（人的自然化、大自然的人化）； 

人的神格化（人─神），是天人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一页。人的“造神”能力是无庸置疑的。而历史上一切重要的文化运动，其内核、其端始，莫不是某种含意上的“造神运动”，甚至连以“启蒙”著称的“五四”运动，“火热的八十年代”，也以“民主之神”、“科学之神”的雕塑家为务。诚然，有的文化运动破坏性强于建设性，就此而言，其“造神”性质不及“废神”性质那么鲜明。但是，废弃不也含有一种创造的潜在因素？如“五四运动”废弃了礼教与纲常的神话，却“拿来”了在西方世界已露衰兆的科学与民主的神话。再如“文革”，破了四旧却立了四新，比四旧更有害的偶像…… 

二十世纪非神论的现代主义文化，因此也还是崇拜死神的！虽然它标榜创造了超人；从而把二十世纪的人本主义运动，推向了恶之极。众多牛头马面纷纷登场，聊以超人自诩，以革命和战争为务，搅乱天下，致使生灵涂炭、种族灭绝。人而神化，不仅是神话、宗教、巫术诞生的契机；也是艺术与科学的运动得以迅猛发展的动力，它还是人类的社会颠覆和道德颠覆的有力杠杆。 

尽管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是有意利用了这令人达到了原先梦想不到的力量高度和精神韧度。这就是“想象力”的作用：当一个人坚信自己在为大众、民族或“人类”的事业效力时，他的力量比他仅仅为了自己时，可以增长若干倍数。甚至，当一个人仅仅为了自己的家庭或家族荣誉而拼命时，也能拿出令自己独自孤处时会感到吃惊的力度。这表明了人作为一个生物个体的复杂性和潜力。从表面看，他完全有理由遵循个人主义的原则；但在底里，集体的本能透出了不可思议的幽光，并支配了这个自以为是的个体！这足以说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为什么是同样不可偏废的。因为集体主义的催眠术常能唤起一种沉眠着的生物力量。个人主义则把这股活力导入精微的建设之轨！ 

当一个人坚信自己正在为“上帝或宇宙命运的永恒事业”而效力时，他的各种生物性力量，就会增长到最大限度。胆略的强化与精力的炽热，仅仅是些表面的为兆。实际上，他仿佛在刹那间拥抱了宇宙的命根。因为作为人的力量的重要源泉的“精神要素”，这时得到了几何数的加强。 

集体感，抵抗了空间的压力，使人获得了横向的反压制量。 

永恒感，则抵御了时间的压力，使人获取到纵向的反制力量。 

集体感使人的力量得到算术级数的增长，永恒感则给人以几何级数的增长。因为永恒感包括着集体感，而且是更广延、更神秘的集体感！一个获得了永恒感的个人，即便孤零零地走在旷野，也会宛如出身在英雄、半神和上帝组构的家庭中，顿时变得生机勃勃、神采奕奕。 

当某人相信他的自我解放就是天命之光，甚至相信他就是“现人神”（现身为人的神）时──他的力量会增长多少倍？历史上，我们见到许多空前的创造者和不可一世的征服者──都深陷在这种“积极奋发的宿命论”中。所以，他能把人（自己和受他激励的他人）身上的神性、魔性以致兽性，发挥到宇宙爆炸般的水平。 

331 

人的神格化过程，不仅能迫使那神化了的人，那出不可思议的（似乎本来是非其所能的）力量；而且会使信赖这神化的人，表现出同样不可思议的向心力量，从而使全社会鼓着前所未有的青春气息。人的神格化过程因此是一个释放出奇特能量的过程。这些久遭压制的能量释放现象，由于和那神化者的神化同时出现的，因而被目为那神化者的一种“魔力”。这魔力和神化的携带者，便被世人看作天命悠久的大能者。仿佛他具有无限的力量。其实呢，他的力量仅仅在于，他唤醒了某种力量。 

“天人合一”的鼓吹者，其实是在追求某种独占性的“人而神化”的圣秘之境？也就是说，他在谋求着人向天合的同时，也在迫使天的力量为人的利益效劳。在他看来，人的生存也许太微不足道、飘忽不定了；所以他便需要一种更强有力的保证，一种更宏大远景的感召，来使人生陡然生色；他要使得现代的矮种人，被希望引导得更为高大一些。他感到，人只有通过向天向神的看齐，才能获得慰籍，才能超拔于祖先，超拔于寻常的苦难。 

大自然的神格化（神──神），则是继人的神格化而后兴起的一种精神运动。如果说人的神格化之本意在于提高人类，那么人自然的神格化则几近于净化自然。它实际上是把人的最高精神状态（神），投影于自然；是以人的灵性观照自然，其必定结果是对自然的净化。把不合于这情境的自然因素剔除了出去。芜杂的自然变成了纯净的乃至神圣的自然，甚至连对人有害的自然物也可以当作偶像被供奉起来！ 

自然界的神化，给人生活的影响至深。其结果，不是人退回自然的原始，返真旧朴；而是人作为理想自然的一个有机部分的自觉生活的实现。人们不再尽量放开自己的情欲去生活；而是尽量克制自己的非自然邪念，以充分体验在宇宙生活中优哉游哉的意境。就这样，在神灵的名义下，“宇宙生活”这个幻想的观念，成为一个令人赞叹的和谐。 

在一个全面神化的世界里（人的神化、自然界的神化、生活的神化以及个人生活之作为“神的宇宙秩序”的一个有机部分而被控制），人性必不可免会受到抑制；但也正是在这种“退化环境”（相对于进化）中，世俗化的因素会日益渐滋长、抬头。这时，神本主义作为一种表象与“工具”，也许还不失为有益的；但作为一种本质和目的，已渐无意义了。这时，神开始人化。神──人的进程，就如西方基督教文化五百年来的世俗化一般显现出来！在第一阶段，神变得有人情味，如文艺复兴所示；在第二阶段，神开始理性化，如启蒙运动；在第三阶段，神趋于解体并让位给超人，如二十世纪的偶像破坏运动即死神运动。在第四阶段，死神导致怀疑论泛滥，玩世不恭的态度流行。这将是二十一世纪的前景。那时，人会再度感到，没有神的引导，人的生活就会失去目的感；没有最高精神状态的导航，人的日常生活就成为无聊的沙礁。 

那时，人们将重新开始理解，在人的社会和文化中，从来就没有彻底的神本主义统治过。神本主义往往只是人本主义在特殊情势下的一种掩护。有时是人欲的升华形式，有时则仅仅是人欲的遮羞布。神道也是如此。“神道设教”的风筝，不还是回落于大地的温情与腐败之中吗？天道，终于只是人道的一种变形？在这里，也正如所有场所一样──“需要”决定了产物。当神道比人道更有效地起着保护人、庇护人的生活和文化的作用时，你能说这样的神道是“非人道”的吗？初生的中世纪，因此比走头无路的古典文明，体现了更多的人情味。试问，你能给这样的中世纪扣上一顶“黑暗”的帽子就算完事？ 

332 

人们习惯常从一个事物的后身和结局去评价这个事物的开端和全过程。由于现代人所看到的，更多的是中世纪的晚期而非它的初期，于是，中世纪没落时刻的“黑暗”也就成了一个永久不衰的话题，“残忍的非人性”也就（与文艺复兴初期的“光辉”相比而言），便理所当然地笼罩了“漫长的中世纪”的全过程！然而，这里包含着多少肤浅的附会啊。 

历史的预测显示：人本主义的下一轮形式，也正是某种“不折不扣的神本主义”。 

333 

人的自然化（人──人），意味着来自人间的约束力的已经弱化。其最初表现是“启蒙运动”、“思想自由”；然后继之以仅仅为了人自己的幸福而生活，于是干戈兴矣、兵祸漫矣。从此人为了生活，即便仅仅为了更合乎自然法则的生活──不得不忍受竞争之苦与非人、超人的努力。但这样长期加剧的无神论环境，对人的存在却过于紧张、严酷了。人从神解放的同时，却从人身（包括他人）受到日益沉重的役使。这使他有机会反思并清理“背离神”的真实后果。人的开放智性这时并不容他重视神的信仰，于是。信仰便以假托的人性即理想化的“天性”作为归依对象！其最后结果是“返真归朴”思潮的兴起。 

人的自然化，首先要求把大自然适当地人化。然后，人的欲念才得以借着“自然”的名义而畅行无阻。而自然的人化，又是首先从神的人化入手的。神一旦人化，曾经作为“神的世界”而被认识的自然，也就水到渠成地人性化了。人的自然化，当然包含“反文明”的倾向。事实上，这也是对自然界的过于文明化的一种反应。其结果是趋向于中庸：在自然的纯朴业已溃散的同时，复兴人性中的自然，以求得新的内外平衡。 

334 

人类中心、人类至上的思想，并不是文明的人类永远有能耐予以维持的思想。因为它很容易滑到“人的神化”的轨道中，事实上，这种滑动是经常发生的。人的力量，来自巴斯卡批评过的那种无谓的好奇心与神秘感。没有未知勾引的神秘心理，生活就索然无趣了。如果人以外的神灵被消灭了，那么人就被逼上了自封为神灵的道路。如果整个人类自觉还当不起这种尊崇（“人类”是很难唤起必要的神秘感并激发足够的好奇心，因为否证的实例太多了！）那么，个别功绩卓著、才思敏捷的人，就会不可阻遏地遭到神化，毫不迟疑地被人推上神坛，逼良为娼式地受到社会的神化。如悉达多就是如此违背其本人意愿地成了普渡众生的佛，即便他本人不愿如此。例如他本不吃素，却被信徒描写成为一个挑嘴的素食主义者。从这种意义说，天人关系不仅刻入人的意识，而且左右人的生活，甚至市井之辈也不能对之全然免疫。 

它一方面是人的生存与意识状态的流露；另方面，这流露本身又造成意识和生存的重大改观。比如海中的浮标，有时也许闲置无用，但当航海船迷失了方向之际，它却能改变航程，成为决定命运的力量。 

335 

天人关系，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用以说明英雄与历史（或“趋势”）的关系──到底是天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天？ 

到底是历史（或“趋势”）造就了英雄，还是英雄创造了历史？抑或这些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 

没有历史，英雄不能凭空产生；但历史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离开了英雄则完全是无从解释的。 

上述四种形式的交替，决定了文化史的节奏。 

336 

研究狭义神话的学术活动被称作“神话学”，但迄今还没有一种学术敢于问津广义的神话。广义神话，也就是被我们叫做“意识形态”的东西！因为它过于庞杂、难于捕捉，很难纳入某一学科的专题研究。它像是庞大的蛛网，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宗教神学以及哲学等多种“学科”，它横断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涵盖人的整体命运。成为人的处境的结晶体。例如，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这就非常合乎原始文化的惯例，因为在新石器时代那里，文学（如史诗等），艺术（如仪仗等），恰恰与政治同属于“神话──意识形态”的体系，因而要求分离艺术于政治，也就成了氏族的大罪，成了酋长与祭司们必欲诛之的首逆！ 

337 

广义神话──意识形态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举足轻重。意识形态神话作为一切精神现象的集中体现，是人的创造精神的永恒见证。所以，它快不是什么“客观规律”的反映，不是什么不可动摇的真理。明智者不会蔑视它的稚弱、飘忽与矛盾百出，因为这些特征恰恰是人的精神缺乏自立性的特征；是其相对的盲目性和非目的性的证据──正是这种非自主性，才造就了人类文明今日的伟人。其伟大程度已到了古代最天才的设计家都不敢望其项背的地步！这一事实说明，目的性过强的东西，反倒沦为极其限量的东西。但是，明智者也不会神化这人造的货色，并置之于自己的生存状态之上，顶礼膜拜。因为他知道：人造物是不可与“天”等量齐观的。 

天人合一之境，作为人的生存事实是一回事，作为一种精神型式则是另一回事。作为事实，它是人的生物生存和社会生存，人的自在（自我感觉和对自己的价值）和人的他在（在他者心目中的地位），所共通的一个基本的、普遍的特征。作为精神，它则是一个自觉、自信的心理运动。它无异于指出，人的存在不是孤立无援的。人和人文人欲及其逆天悖理的表现形式──终究还是大自然无所不包秩序的组成部分。对人的世界而言，大自然的和生命的所划定限度的，实际上是不可能超越的。幻想和神话，曾经一再突破人的自然和生命限度；但这些限度并非真实的，只是古人订下的一些规矩方圆而已。人的真实限度到底是什么，谁也不能预先知道。 

338 

而在世界史的此时此地，天人合一已经成为人的心灵间一种新型自然的回响。它反对欧美文化那种无限制的空间扩张倾问……在它看来，甚至连无限制的时间绵延观念（“烈火中的永生”），也都显得幼稚可笑，是徒劳心身的迷信举动。它已然意识到，人这种井蛙，所从事的扩张与绵廷，除了是一种利弊参半的自身运动而外，并不能抵达任何理想的彼岸或者“客观存在的目的物”──上帝！用某些人的话说，人的生活是和蛆虫的运动，异曲同工。从这种意义说，体育锻炼中的慢跑，要比快跑，更多体现了宇宙与人生哲学的精微处。 

339 

我们曾经被自己的非道德状态的生存苦苦折磨过。所以我们渴求一种能够镇定世界的超级道德。 

动物比植物需要更多有道德的生活？因为植物天生地依附土地的道德（否则它便会趋于枯萎），土地就是植物的道德！动物却没有如此的幸运，它是流浪者，它不依附土地之德，所以它便需要谋求一些更为抽象的“道德”，编织一些行为规范来维持自己与环境的关系。这是一个颇为痛苦且须经常调整的过程。调整得好，它的族类就兴旺发达，调整得不好，它的族类就衰弱凋弊。 

人类更是如此。 

就此而言，人之中既有“植物型的人”也有“动物型的人”。后者的冲动比前者为强。他们的行为较少规矩；生活较少框框。他们以掠食为自己的“生活来源”。对植物型的人来说──遵循道德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与生俱来的。这就是社会从襁褓时代就套在他头上的那些被称作习惯、风俗以致内化为“良知良能”的枷锁；这就是他们所依凭的“土壤”！对动物型的人来说──情况则颇为不稳。他们既不能随波逐流（即追随土壤的道德）；又需要维护一个景观清晰的世界（以便在这个世界中更有效地“捕食”）──于是他们只得自己为自己创造行为和心的规范，他们把心的规范叫做“宗教”、“哲学”、“艺术”、“世界观”。 

当然，不论植物型的人还是动物型的人，都是比动物更为动物化的生灵，所以他们能把动物的特性推向了极致。区分人为“植物学”与“动物学”，只是就人这一极端的生灵类型自己的领域以内而言。 

340 

庄子意义的荒芜之美……庄子意象的残缺而全、支离圆融……庄子意境的高旷惊耸……这一切映现天人之境的苍茫背景。 

缺陷自有缺陷之美，缺陷自有缺陷之功用，因为它是天然的！我们的天人合一，与其说接近邹衍式的和董仲舒式的，不如说接近道家式的！我们摒弃了两千年来的儒学政治论，而倾心于类似道家的生命论： 

──这是一把打开历史奥妙的金钥匙（例如“天子论”）。让我们审慎地使用它，凭着我们的直觉！ 

341 

新的天人合一的基础，不是来自政治道德（号称“伦理”）上的强制，不是“天降瑞祥灾异”式的天人感应学理（尽管对专制君主的独断专行，这种“迷信”具有制衡的效力），不是神秘教派身体力行的人神杂交…… 

新的天人合一，基于这样一种对世界的理解： 

在人间的混乱无序之外，确实存在有一座更高的秩序之城，尽管它不可见，无形且不固定，但它毕竟是万民的终极护者。而在人间的善恶之外，也还有更根本的善恶一体的圣境……那超出人欲的旋涡，宇宙的正义，正在深沉宁静中，向我们悄然展开…… 

342 

这宁静的秩序仿佛圣地──来自普遍的心灵交感。现代心理学，也许不能证明这心灵交感的存在，但也无法否认它的存在，况且，在它对“群众心理”的认读中，微露有关的端倪。 

这宁静的秩序仿佛圣地，早已暗暗潜入每个人的天性，它使人的天性之间，得以圆满的平衡。不是对立信念之间的制衡，而是物我归一的修行之神。修行之神，原来深植在一片骚乱的人类之中。 

343 

结尾应比起始更重要。一个好的终场足以掩饰甚至遮蔽诸多不良的开幕！比如倾听音乐磁带，当我们半道插入，无头的茫然很快就能忘却，但无尾之曲却令人耿耿于怀，仿佛不能弥补的缺憾。 

让我们来谱制终曲吧。 

344 

永恒者是反对永恒象的──永恒物、永恒性、永恒观念……都是永恒者的敌人！ 

“永恒的东西”如果可能──也就不可能摆脱越旋越深的“死亡”漩涡！因为生命就是变化！ 

345 

长，令人生厌；极长，极其令人生厌；最长，最令人生厌。 

长，产生腐朽。永恒，就是死亡。希望永恒，就是希望死亡。追求永恒。就是追求死亡。 

346 

如果从“追求死亡的神性”来说永恒是极善；那么，从“追求生命的人性”来说永恒就只能是极恶世界。而任何固定的东西，都是人为的；而不可能是属于神的…… 

就人为之外的自然状态说，永恒反对“永恒”！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宇宙的不确定状熊！ 

我们，只是通过自己永恒不停息的奋斗与挣扎──来窥探那“永恒的沉沦”之冰山的一角；我们，只是用那投胎表现在自己身上的反制力量──来间接感受“普遍的压制”。 

正是凭藉自己艰辛的减熵──我们才有幸去估量，不可逆转的增熵过程…… 

生命，是在有所失之中，才窝藏着有所得──这就是塞翁告诉人们的有关“失马”的故事。 

零点时分的钟声响了：“大厦已倾，尔复何言？” 

“没有颠覆，哪有建树；建树是积攒，颠覆是消费；建树是道路，颠覆才是标杆！”──零点的游子回答说。 

（另起一单页）

第九章 太极之神

347 

终点上的选择── 

我们来到了一个没有终点的终点。这里没有任何标志。仿佛一片空虚。 

348 

“天下事，了犹末了，何妨以不了了之”？──这是多么无奈又多么深刻的中国式智慧啊。它消除掉遗憾与焦虑的顽石。而这智慧恰巧产生于“深陷在无奈”的处境，所以又岂是“偶然的”？ 

这时，我们把目光投向遥远的边际，一片广漠无垠的模糊地带。那里或许潜伏着巨大的生机。如果，我们不能在现象世界中获救，那观念之舟能载着灵，超渡到另一个星球？ 

349 

这是一个真正的时代悲剧：既扰乱了国人固有的良知，溃决了精心筑造的堤坊，又无能习得现代文化。 

邯郸学步，失其故履。 

这是一个两难之境：既艳羡东欧与西欧的文化，又无法获得东欧、西欧的种族与环境；而正是东欧、西欧的种族与环境这两者，才产生并适应了它们的文化！我们既然不能在体质上变得金发碧眼，并成群结队开进他们的空间，如何拥有他们的文化？“卑贱的混血儿”或许还是一个较好的结果，就像王明的二十八个半那样。而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精神上的破产，比之文化和种族上的混杂，更富世纪末的灭绝特征。 

350 

世界性的物欲泛滥，表明现代文明已达到它的临界线。这不是由什么经济力量或生产方式造成的局势，这是战国末期的特有文化。荀子所谓“乱世之征，其服组（华丽），其容妇（模仿妇人装扮），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内容乖而文采飞扬），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贫，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乐论》）──虽是两千年前针对中国社会而发，却也正切中当今“发达世界”之弊；甚至追赶发达世界的不发达世界，也在这种“消费文化”上，大有“西方化”之风尚！ 

人与人之间不健全的关系，在当今世界不论东西（政治之分野）、南北（经济之分野）都有充分的体现。解除其弊，中国的历史经验曾是有效的，然而，它还将继续有效吗？如果，它自身不先经历一场深刻的革命，尤其，是民族心理上的革命。 

351 

心理──文化革命的世界性路线： 

a，自西而东，已经站在这两大历史阶段的分水岭上。欧亚文化的河流，正在我们脚下展开；自西而东的运动尚未停止；自东而西的运动业已开始，这双向运动激起重重波涛，形势壮观极了。 

b，当前面的路仿佛断绝之际，有一个巨声忽然起来宣说：“每一个世界都有一个极！一个极就是一个命运，命运与命运是无法比较的！每一个世界都有一个极。我们的极不与他们的极沟通。我们的幸福与哀愁，我们的生存与认识──只是我们之极的产物。而没有极，就没有世界。欲复兴一个世界，必先复活它的极。 

352 

Ａ：世界之极── 

每个世界都有一个极。故宇宙的极就是太极。对于无法经验全宇宙的人类来说，太极只能是“精神性的”。太极因此受到“我”的框架。 

“无我”是“太极学”（相对于玄学）的一个基本前提。 

《太极图》是不足以“太极之”的；《太极图》是不足以说太极的。太极是个永恒的话题；有关太极的图与说，只是永恒的一个碎片。 

在日月之上不为高，在黄泉之下不为深──此即太极之神。超神之神。 

灾难与巨变，幸运与平和，都能显现太极的神韵，超神之神。 

353 

Ｂ：太极与“无”── 

太极的本质是什么？由于万物（一切存在、不论其为“物质”或“精神”以及二者的混合体），都只是太极的属性，并不直接构成太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太极的本质之一就是“无”。在这里，“无”并不等于虚无或虚空，而是一个特殊的神秘概念。它代表一个不可知的存在。 

354 

“无”意味着什么？“无”意味着这是永远不可能被人们所捕捉、所追踪、所描述（甚至不能被人们所想象）的一种神秘，因而它（“无”）才是宇宙中最高（也最根本）的源泉。“无”决不等于虚空、乌有。 

355 

太极是可以被人感到的（不过人们认识不了它罢了）！这就是古来一切宗教与哲学起源的来由。“我思故我在，我在故太极存焉”。这句至理名言足以证明太极的存在。 

然而，太极的本质：“无”，却是不能被人们感到的。证明“无”确实存在的唯一证据即是：太极的存在以及太极的不可知性。由于这两种性质，“无”的存在是勿庸置疑的。 

356 

“无”是宇宙中万有之源，也是万神的宗主。 

显然，魏晋玄学中的“无”以及老子的“无”与这里讲的“无”决不是同一个概念。那个“无”是个玄学概念，在科学的批判面前早已破碎，而我这里的“无”，却是不仅经得起现代科学的考察，而且，这一概念的确立，其本身就是从现代科学的盲点上来的。现代科学不仅体现了人类的低能，而且还证明了人类的低能。这就是伟大的“无”的言说在现代复兴的现实基础。 故说“太极本无极也”。 

357 

无极──无常，就是这个世界的终极真理。 

无极──无常，就是易。 

易道，无极也；易化，无常也。 

358 

Ｃ：太极与无我── 

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圣人、先知也不可能认识太极，他最多只能对“易”（即太极的一种属性、一种“赜”、一种运化、一个轮回、一个节奏……）有所直觉。从而可能随易而化，从而成为天命的仆人，太极“最有希望”的属性。无数的易化，将导致“终极善”；而这在哪天到来，则我们永远不会知晓。 

359 

易有二义：一为“赜”、一为“动”。 

系辞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道，以行其典礼。 

只有具备首生情操的君子才会爱太极。徒有生存欲望的愚民不能真爱太极的：他（或她）发现太极处处不使他（或她）的欲求满意。──除非他成了一个盲人的信徒。只有强权意志的首领也不会真爱太极：他发现太极不使他的强权冲动处处得遂其愿──除非他主动放弃了强权意志！唯有具备上述二者（生存欲望、强权意志）并得以升华的道德情操的持有者──君子，才能真爱太极！因为他即使无能为力与太极合而为一，也已与太极的一个循环──易化过程合而为一并契合莫逆了。他以太极为意志，以易化为欲望；以顺遂它们、做它的奴仆，为它服务而为快乐与幸福，并使“人类”认识它们，使“人类生活”遵循它们的道路。所以，道德情操的君子，不会因为任何态势而对太极有所怀疑，从而动摇对太极真挚的智爱，他深信终极必然美善：因为终极就是唯一的“善”。 

人类的所谓善恶都会在终极的关头，被彻底消融，化为一片云雾与光环…… 

360 

即如自杀，意味着生存欲望的毁灭？有些自杀是被强权意志毁灭的，有些则被道德情操毁灭的。但更多的还是被恐惧和绝望毁灭的。自杀并不意味着对生命的反抗，相反，它意味着向生命投降。 

在易化──轮回中体现的太极，不是永恒的、完全真实的太极，而是一个特殊易化轮回中的、暂时的、欠缺的、幻变的（或流动的）太极。历史上一切天才所直觉的太极只是后者。真、永、完的太极是不变的，静的；幻、暂、缺的太极是流易的，动的。由于人类只能对后者有直接的觉悟（限于天才人物），故对前者只能通过后者来直觉。可是谁因此而怀疑、甚且否定前者，这只能说他缺乏灵感觉悟和道德情操，尽管他仍不失为一个人。在我看来，后者的存在（是由赜、动二易化来体现的）恰恰显示了前者的超然。当然，越是伟大的目标要达到它也就越困难──太极也是这样。 

361 

太极学的核心与基础是什么？是“无我”！不论太极学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还是伦理学，其核心与基础都是“无我”；而无我的前提是无极和无常。唯有无我才能达成一种不为私蔽的洞天，唯有无极才能对人类的智力有正当的估价，唯有无常才能成功一种永不腐朽的中庸伦常。 

无我，就能洞悉“太极”──本体 

无我，就能把握“随易”──方法 

无我，就能知道“局限”──认识 

无我，就能觉悟“天命”。所以我们说，无我乃是太极学的核心。无我方能问太极之津，无我方能陶醉，陶醉方能沉潜，沉潜方能反思，反思方知太极。 

其实，何只太极学，要言之，人间一切知识、艺术、宗教都是在一种无我乃至无常的前提下，缔造的；否则就无从抵达如此广阔的普遍性，无从企及超凡入圣的境界。 

362 

“无我”，决不是消极的结果，相反，是积极的结果。无机都是“无我”的、惰性的，因而是被动的；有机界都是自保的，“有我”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有机体是主动的、乾性的！何以呢？因为有机体的自保及“有我”等等，不也正是太极赋予它们的品性吗？ 

只有“无我”的天才，在这里才完成了一个复卦式的循环：它用“无我”成为主动的、乾元性质的存在！所以“无我”是道德情操的主要标志之一。当然，无我者离道德情操的完美，相去尚远。但无我，毕竟体现了道德情操的可能：无我是指脱离了私欲至上，并不是指背离自我意识及自我行为的意思，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363 

人类以什么作为“与太极合一”的“道”呢？以“无我”。这决不是道学先生的陈腐的道德说教，可以注释的。真正的无我，基于强烈的有我：生存欲望之强，达于权能的意志，权能的意志之强以至于“无我”，而不是空洞的、苍白的，虚伪的“无我”。所以我们再三告诫：只有脱离私欲的无我境界，才能达到太极学的意境。区区尘世得失，不足以扰乱我们的神经，不足以使我们揆离于神圣的、眩目的太极。 

（相对的观念之一为：必须区分哲学与伦理学的不同性质及功用。千百年来人们常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并把这种伦理化了的伪哲学，加以神化、客观化，从而为人类新发展──不论是哲学方面还是伦理学方面──置下了一道障碍。伦理化了的哲学，绝对主义的；哲学化了的伦理，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为了新情势，后人不得不花极大的能力来摧毁它们。在适应了新情势后又令人失望地继续建立一种新的他们曾视为死敌的“哲学体系”。） 

364 

人类现有的文明，不能再这样盲目逍遥下去了。一种转折历史的声音，正在呼唤！ 

（我的意思是，既然有人知道自己的学说，只是为了自己的私有目的，来改造世界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又何必驱使人民群众奉之以神圣化、“客观化”的偶像地位呢？否则，即使能收取一时之效，但逃避不了知识进步给它带来的必然没落的历史命运。） 

365 

伦理学及社会治理的需要，在人类历史上，作为秘密杠杆，长期支配人类精神活动；使不知多少哲学家为了物质的、生存的利益而丧失了精神的升华。难怪这种可悲的状况，必须永世长存、不准改变。难怪人类永不能走出这一段迷途。 

但相对主义者否定这一点。他们认为人类不但可能、而且应该超越于物质的、生存的需要；特别是某一时代的狭隘需要。如果我们不超越之，以后物质的基础、生存的需要又何以顺利得逞──除非再来一次流血的革命。 

相对主义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人类免于：建立绝对统治──新发展受阻──革命与破坏──建立新绝对……这样可悲的轮回，既不能保证物质的基础、生存的需要，又不能发展精神的冲高。 

366 

Ｄ：“太极”就是“终极善”。用一个明白而无修饰的词儿来说，就是“结局”──我们应该使自己接受这样一个新思想：“结局”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我们那些不合于“结局”的那些希望；有毒的并非“结局”的气氛，而是我们自己那些有悖于“结局”的口味…… 

我们应该指着项羽说：这就是圣人！因为他作为强秦的结束者，来到世间。 

他代表了一个终结，一个意味深长的休止符，一个体现了“终极善”的惊叹号。 

我们应该指着董卓说：这就是圣人！因为他一举结束了两汉皇族的赖皮统治。 

我们应该指着忽必烈说：这就是圣人！因为他用铁骑荡平了唐宋六百五十年的糜烂了的灿烂文化。 

我们应该指着张角、刘聪、侯景、李密、黄巢、洪秀全、孙中山以及毛泽东说：看哪，这才是圣人！因为他们都作为果决的结束者，跃入世界历史；而不是被人当作富丽堂皇的“开国皇帝”来顶礼膜拜。 

367 

结束比开创更难。结束比开创更不可缺少。一部史诗、一本哲学、一套交响乐、甚至一本儿小说──没有开头只令人感到有些突兀；没有结尾却令人难过、甚至愤怒。 

但历史的结束者往往并不讨好。人们把破坏和罪恶判归给他；却把荣耀和功绩留给那些“创造者”。 

368 

中国的皇帝们，因此僭越僭妄，把仅仅盘踞人间的朝廷，命名为“太极殿”── 

其实《中庸》早就给我们以伟大的启迪了，它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可见，人的天性是大自然的无言诰命；而尽性去做，便接近太极，便是人生的真道。 

369 

对女人来说，能使她怀孕的男人就是一个极？对男人来说，能激励他的女人就是一个极？ 

370 

在先秦世界观体系中，原始质地的符号是“--”（阴），原始动力的符号为“─”（阳），二者相交，化生宇宙系统。这一世界观浓缩于《易经》的卦象变化中；复杂的“象”系统，因此象征许多宇宙时空。 

但它由于两个基原构成：“——”与“- -”，分别象征着“阳”与“阴”。阳、阴相交，化生万物。原始动力乃是“无”，原始物质并非不是“有”（因为它超出人的直接经验领域），二者相交，才构成最初的“有”（原始存在）。我们所感觉的世界，被认为是从原始存在中渐渐派生出来的。其间，经历了一系列人格化但又是神化的创造：“化生”。中国的“化生”观念全然不同于西方式的“创造”观念。它不是在无中生有，而是自太极孵化世界……原始动力与原始物质相加相荡，才使宇宙进入了“生殖圈”。这“相加相荡”的契机，便是太极。 

371 

“太极而无极”的命题，并不是中国式的滑头，而是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所谓“太极”决不是一个存在着的极点或极顶；而是一项非存在状态。又是一个无形的“契机”。在“是──非”这个悖论中，隐藏着最锐利且最不易卷刃的思想之剑。 

372 

“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这个表达，实际上是倒置的表达。它的意思是说，八卦这一符号系统（也是人的一切文化之总象征），是由四象（日、月、星、辰）垂范的。而四象（也是一切自然现象的总象征）则由二仪（阴、阳）鼓荡相激而显现。至于二仪，则人莫能究其竟，于是，“太极”作为文化宇宙的总根，就被明哲的人感觉到了。 

373 

“太极”曾是易学的核心概念。正如“神”是宗教的核心经验。但是，并不只有易学才能开展太极，正如宗教以外的文化（如艺术与科学）同样可以揭示神、亲近神。可怜人们只能感到二仪之后的太极，却无法把握普遍的全息的太极；正如人们只能感到的宇宙的振动，却永远不能追随宇宙的运动。所以人们便需要“易”的观念和它那些多达数千部之巨的阐释系统，以便领略太极之韵。 

有了“太极”，易学固而可以是无穷无尽的；（不一定是通向永恒的阶梯，“虔诚的人不一定非得信教不可”。史官闻名的创建者们，在三千年而立下的如此功德，令人迄今感奋不已，有绝对的神与相对的神。人们迄今为止所谈论、所感应的只是相应的神。 

374 

有主观的神与客观的神。即，神已被人分裂为“观念的神”与“力量的神”。古今哲人所论述的，仅为观念的神；而力量的神是存在于他们的身体之中。观念的神是思想之神，力量的神是血液之神。 

如果说，神是“人的最高精神状态”，即某种神圣的高峰体验（所以说，既有“战神”也有“爱神”），那么，人的最佳的生存状态应体现为有神论的向神运动。如果说，神是对“人的最高精神状态”的压制、磨损，那末，人的最佳生活方式应体现为无神论的背离上帝。前一个神是主观之神与客观之神的结合；后一个神是客观之神与主观之神的结合。 

375 

神与道并不是两平行的观念。“神”的概念外延要人于“道”。道只是神的一种属性，一种运行的轨迹罢了。道，不可能是神的替身，无论这替身多么抽象，又因抽象而多么玄妙；这不仅由于神是太极，还由于道本身并不包容有关实体的观念。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近乎“规则”的观念，而神却兼容了实体与规则。而为了清晰起见，就得给这种意义的神一个新的王冕──太极之神！ 

太极之神则是不偏颇、无局限的。它是一切。它是超一切理。它容纳一切神的象而生生不息。所以，它的表现并不绝对。它摒弃关于“它不是一切”的神秘王冠。太极之神不仅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它不仅是观念，也是力量。不仅是人类（与个人）的最高的精神状态（观念、感觉、想象、情感、神秘冲动）之总和，也是人类一切存在形式的交融与复合，它还是被人称为世界、精神形式之总和。 

376 

“物质的总和”并不构成神！因为“所有物质的总和”只构成神的一些属性，仅为人类感知属性的一部分，人的感知属性还有被称为“性”──“精神”的另一部分。更何况人类感知世界之外还有更广义的神。那是人受限于自己而永远无法洞悉的。 

作为人类最高精神状态的客观化而出现的神──往往是伪的、主观的、非客观的、有限度的神，则不在超神之列。也就是说，因为超神是无法进入语言和思辨的世界的；超神甚至不是康德意义的“物自体”，因为后者仍是一种对全能之伪的描述──所谓“不可知论”还是隐藏了对“知”的伪托！ 

377 

智慧与自知，使人学会避免谈论、客观、真实、无限的绝对之神。太极之神是相对之神，所以它需要变化，需要适时，需要生生。太极之神是在否定中肯定自己的。它的客观性，仅就“普遍的主观”而言。这普遍的主观不是思想统一运动的苦果，而是人的本能一致的甘泉，也就是说，它是作为深刻的遗传资源来到我们中间的。 

主观的神具有道德上的权威与纯洁；它的权力来自它的纯正性。客观的神则不受人的道德（这只能是一时一地的道德形式）的框架。它的无比道德或无法被那些受切割为的一时一地的人类碎片所认识。人类一切的道德都不是独立的，而只是那客观的相对之神的各种属性的射线。甚至那否认或反对这射线本源的各种射线（“无神论”）也只是它的一种属性，而且并非“最低贱的属性”。因为神的各种属性就其运动万向而言是并无贵贱之分的。在我看来，客观之神能包容那些否认它、反对它的属性存在──那才证明了它之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雄浑。 

378 

Ｅ：本能与真理── 

本能和气质比理性和智慧对人生更有决定性意义。正如“神”比“通”对哲学的思索更富于启示力一样。知识的模型是按照本能走向塑造的，塑造也是为本能的要求与目的而服务的。人的理性很大程度上是一件装饰品，一种本能满足之后的奢侈。所以，本能的冲动不能或本能的冲动可以自然抵达目的的人们，显得更富于理智。尽管理性的逻辑在为本能的走向进行辩护并提供咨询时，起了主要作用，但在人生的许多时刻，人们是被本能驱使向前而不自觉的。这本能并不神秘，它是宇宙脉息的“回应”。是更广大的生命绵延的点滴“露水”，它是浓缩、锻炼而成的“潜力”。而知识不过是它的延长，犹如武器是胳膊的延长。知识──方法──态度。 

知识是“过去的人”的文化遗产，方法则足“活着的人”在运用沉淀下来的知识时，所运用的某种技巧。这两者同样重要。好的方法，可以使坏的知识发挥意料之外的力量，新的知识，可以突破旧的方法的局限性。方法并非万妙灵丹。运用什么方法、如何运用方法、方法运用得精妙与否──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我们的智能和机遇，而且还取决于我们的“态度”。而态度之为物，却近乎与生俱来的“先验知识”，是不习而能、不教而会的。例如，在新生儿的身上，就能观察到态度的深刻差异：发育过程，不过是把此项本能上的差异日渐扩大而已。 

379 

本能比理性显得更可靠、更真实、更亲切；当然人的生存事业虽和人的认识事业格格不入，但它们对于本能的依赖，却是同一的。有人说，本能消亡的一天就是超人的理想实现的一天。但这很值得怀疑。除非，超人不再是一种生命形式。只要超人仍是一种生命形式，那么，那就意味本能的增强与成熟而不意味着本能的消亡──“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之类乎！ 

就生物的人而言（不论是否超人），本能的重要性在于：人的首要任务是“生存”，“认识”仅仅是通向生存。人时刻生活于“认识”、“思维”等意识状态之外（而且，这毕竟占据了人生的人部分时间），但只要他活着──就没有一分一秒不在“生存”状态中。这是严峻的事实。这说明人的理性和意识不仅脆弱、不稳，而且无法独立。 

真理就其本意而言必然是自明的、独立的、不依赖于任何实体性的绵延而自成一体的。这种意义的真理当然是绝对的。可憎，这种真理却也是相对的人无从领受更无以用语言和思辨去把握的。 

生命体之不同于无机体，就在于它们不仅受“物理规则”的支配，还受“生理规则”的支配。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受“真理”的支配，还受“本能”的支配：而常常，他们是从本能去反思真理的！生命体不只是被动地受支配，而是生动地（尽管也是一种适应）求生存。不存在种族之分，也不存在文化之分、阶级之分、智愚之分。相反，支配这里一切的是全人类通用的功利准则。 

人与其它生物的差别仅仅在于形式：他不仅求生序，而且还求计华。即人的存在形式不仅是实体性的，还是观念性的。天才与凡人的区别也不过就是观念性的抽象与否。例如，天才作为精神上的妖怪，可以为了某种精神上、观念上的冲力，而舍去物欲，甚至舍去肉体的生存。于是，天才的特性就显示了更高一层的生物进化，成为“生命物质”存在的稀有品种。但这决不等于说，人的真理化身──天才──是一种丧失了本能的精怪！相反，天才的本能总量却要较凡人更强，只是形态和方向发生了突变而已，本能与真理，从来都是互为表里的。 

这个惊心动魄的进程，这个“无机”──“有机”、“生命”──“死亡”、“植物──动物”、“人──天才”的变奏。难道你到头来只是一个零吗？ 

难道这些满注着天意的戏剧性磨难，只是“正负值相抵”？ 

难道在这进程之中的人与天才竟是和草木鱼虫等值的吗？ 

难道因其起源与归宿的相似性，就认定他们与它们之间的“过程意义”也全然一致吗？ 

不。尽管我们的头脑承认了这无可奈何的事实，我们的良心却还在激烈地反对着、抗辩着，我们的本能并开始反抗我们的真理了。 

380 

Ｆ：善与向善的运动── 

善恶问题是困扰的良心的永久性难题。正如利害问题是困扰人的头脑的永久性难题？这是一个永远在游漾的目标，有时你仿佛捉住了它，但突然间它又躲开了。 

善与恶是相对的。有时善可视为恶；有时恶又可视为善。多数人的意见和历史上的评定，常被当作善恶的准则。然而，多数人的意见是一种风潮，是天下最为变换无定的洞悉。而历史上的评定，常常不过是掌权者的利刃给书写的符篆。──这能不是相对的吗？ 

存在者的苦难对存在者而言诚然是一种“恶”。但谁又能断言它不可能是善的独特形式呢！也许由于神意──即终极善──我们必须吃苦，必得蒙尘。若果这样，我们的苦难岂不成了一种广大无边的幸福──这献给天地之主的最纯净、最有内涵的祭品！由于遭受苦难而发出的悲号，却会玷污祭品，使它失去纯洁之美。而以耻为荣、以苦为乐，也未免过于矫情了；这也会使祭品失去美质。最好的祭品是安于自己的命运，安于终极之前的广大无边的磨难。

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上，一个冰封的洞窟中，有位九岁的男孩静静躺着，他在两千年被献给山神。迄今，他那美而纯净的身体，还是优雅地静卧在那天地之宁。 

在神（即人的最为神圣的高峰体验）看来，善与恶实际上并不对立──因为恶的范畴外延比善要大得多。除非那善是终极的善。“只有一点是善的，却有九十九点是恶的”──这是适用了各种状态的评语。善是不变的绝对，恶只是那应被消除的不稳的相对。善为“是”，恶为“不是”；世界上“是”少而“不是”多，故恶满溢而善难得。

381 

有两种必然性： 

a，神的存在的必然（“我思故神在”）。 

b，神的运动必然向善（“神在故我向善”。）因为神与善是同一的。世界上有多少位神便有多少种善；善的极致即是神，神的运动即是善。 

382 

太极在运动中。太极的运动具有必然向善的性质，这使历史运动中（这也是的一种属性）出现的某些“恶”消融于终极善的海涵之中。于是。恶不仅对善而言最终是相对的，而且本身也只是促进相对的道路。善则不然，善是绝对的。因为善虽然可能被另一些人们重新评价为恶，但由于它是被当作目的而供养、遵循的，所以它终非枝蔓，而是根本。根本的就是善的；被恪守的，就是善的；有创造力的，就是善的。所以，善的子孙可以沦落恶的风尘，但善本身不能沦为恶。 

383 

善是绝对的。恶是相对的。 

一切恶，将被太极的不言而喻的善的意图所，消融，而归于那无所不包的内涵与终极。 

人生的意义不在别地，就在于达到某种高峰状态，攫取某种高峰体验：这就是“向善运动”。而“听从神的意旨”，这就是认识太极并与之合一。 

人最高的精神状态就是这种意义的天人合一之境。 

高峰状态，就是体认了太极并与太极合一，这就是超越了永生。 

384 

对于基督徒来说，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耶稣的福音所指明了的。但对多神教徒来说，得救的道路却有无数。有多少位神，就有多少种善；就有多少条得救之路。所以一神教的道路稀少，多神教的道路繁多。 

我们这个时代，是所谓的多元时代；不论在国际间，还是在一国内。而多元，实际上就是多神。例如今天的西方社会，因此也由一神教向多神教倒退。结果，博取形形色色之神的恩宠和爱，也就成了各种宗教仪式，甚至许多哲学活动的努力之所在。 

385 

Ｇ：太极之爱与对太极之爱── 

太极之爱不同于人的爱，因为这种爱不以人的感情好恶为基础；也不以人式的爱抚和爱欲为其表现形式。用日常语言可以称之为“亲和”，“向心”，“融化”等等……太极的爱是唯一的，却又是普施的：太极之爱的本质是平等的，但表现形式又形成等差，它“因材施教”──这是真合易道的自然。 

太极不仅爱人类、爱动物、植物以至于无机物，也爱虚空、爱精神世界，爱人的优雅的文化。这爱的传达并不遵循神秘途径，而是诉诸最普通的日常形式──它让你各得其所而已。“见仁见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这是对太极之爱的最有趣最生动的描述。 

人对太极的爱，则一如人希望太极对人的爱一样，是“多歧路”的。人的不平等和歧异性，人的无恒心和对太极的态度的暧昧，使人如此。这就不免使人在太极面前永远是狭小的、愚昧的、变节的以及罪恶污秽的。 

386 

回眸历史，每个个人对神的爱，也是如此的不稳定、多歧路，而且还彼此冲突。人永远在神的面前控诉甚至诅咒自己的同类，以便劫夺更多的神爱及恩宠。每个个人对神的“爱”，实际上也是体现了他对同类的态度。对神的存在缺乏感受与认同，实际上也就是缺乏对神和人的爱。 

有些被称为无神论者的思想者，实际并非真的无神论者，只是他们往往崇拜神的一些属性：诸如力量、德行、荣耀或人际关系和某种观念等等。科学主义者，是崇拜科学（神的一种属性）犹如崇拜上帝的人。不懂得神的整体性的庄严美丽，就会产生这一危险：使人沦为科学主义那样的恋物癖患者。 

彻底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是比怀疑论者走得更远的无信仰者，是道德堤防完全溃决了的世纪末之子、黑暗之子。在这一点上，有些信徒也并不比他们高明──大多数教徒是躲在信仰壁垒后面的死人，是因胆怯或贪婪而伪装起来的“承认上帝的无神论者”。 

387 

“努力学习用神的眼来观看世界”──这对人而言，验充其量只能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梦，对此凿凿而言的人，不过是神汉或骗子罢了。说到底，人只能用自己思想中的“神之眼”来看世界，即用自己的思想所能达到的那个最崇高最无私的精神境地来设想神是怎样看世界的，而不可能真的像神一样来看世界。否则，神岂不太差劲了吗？岂不和神汉等同了吗？ 

神不是神汉！因为人与人是那样不同，哪里有一位经过全体人类认同的神？于是，神汉神棍嘴里的“神的眼”，仍旧不过是人的眼──而且，往往还是一双更差劲的眼，更贪婪的眼，更胆怯的眼：神汉神棍们的贼眼。 

中国人的“敬神”之心，也因此需要受到重新掂量。 

神，不是民间崇拜中“鬼神”、“巫鬼”甚至“神明”的同义语；敬神，不是为了乞福（常人或教徒）或乞食（神汉或巫婆）。 

388 

谁爱神、敬神，却又是因为希求什么，那他必定不是真爱神、真敬神；因为他还不曾对神产生任何稳定的知识，他还不知道神的能力就在自己身上。而敬神，就会体现为自重，体现为尊重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滥用自己，等等。同样，希求回报的爱，最终只是一种尘世的爱欲，一种自爱罢了。对神的真实的爱，呼唤一种“当作自己已经死去的爱”，“因此只能是无偏无袒的爱”、“某种类似王道使命的爱”──它将建立在吞食并消解个人情爱和世俗爱欲的基础上！ 

389 

生物的本能告诉人类。有关神的那些神圣而雄浑、美好而无限的观念，不可能是平白无故的。 

然而，只要人还带有生物性的遗留（甚至连受到令人赞美的那个“个性”，也是肉欲的遗留），人就无法全然与神合一。“客观的神”的超然价值就在于：为不同的人提供了可能一致的标尺。 

390 

向善与终极之善── 

一切运动都是向着某个终点运动。 

一切运动因此都不失为“向善的运动”。属于终点的，最终就是属于神的，因此不能不就是善的。 

而勇于迎接死亡的，就是证明为合乎真且美的。 

一切运动都趋向于“善终”。迫于生存和（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认识的压力，才割裂并区别了它们！ 

“救世”，不过是太极的这一属性对那一属性的攻击、压制。 

391 

由于人的生物性局限，不大可能直接观照太极。但人通过坚忍、劳役和虔修，满怀希望与热忱，还是能够不断接近太极、力求与太极合一：这就构成了人类不可自抑的向善运动。这确实值得我们为之喜悦。 

人虽然不能直接观照太极，却能间接了悟太极──这与科学的认识并不矛盾，而且互为促进。 

接近太极的“返本向善的运动”，可以使人破除偏执、变得完善。 

392 

人所知觉、意识、想象的一切，包括人自身的一切流异变形。每一个瞬间和每一次闪光──都是太极的属性，人透过自身，透过对自身的认识，也即透过对太极属性的认识，得以间接地结识太极！ 

“太极的属性”不同于“太极的一部分”。消灭太极属性，却无损于太极的完满性。佛教徒“不可杀生”的诫命，是建立在一种与此相反的因果报应之上，因此也是建立在隘见与自私之上，因而不足取法。 

如果太极的属性之总和，即是太极本身，那么，世界末日岂不也成了太极的忌日？这太荒唐了。 

393 

──太极派生了世界，但太极并不是世界。 

太极是唯一的、完满的、自在的。对太极而言，时间与空间都是不存在的。只是对太极的各种属性而言（如，对人而言）时空才有了意义。太极无始无终，故时间归于虚无，消解于太极；太极无边无际，故空间归于虚无、溶化于太极。对太极进行阐释的易道，以时空观念为经纬（卦是时空的综合：是空间显示了时间），溶时空于卦象，所以《系辞》又称易道为“神道”：“圣人以神道设教。” 

394 

太极之神，非人格之神。人格神是“存在的象征”；相反，太极之神是“非存在的象征”。它是来审判存在之神、人格之神的。它是超神之神。 

非人格化的太极之神，出人意料地并不缺乏亲和之力。这是因为，它虽然激起寻常的宗教感情，但却基于人性中趋前的本能，而发生了巨大的引导作用：引导人向前即向终极眺望；这就自然形成了亲近太极（同时也敬畏太极）的倾向。 

395 

“太极的无始无终”与“太极的终极善”并无冲突。无始无终，是指太极自身的特性。终极善，是就太极与属性间的关系而言；而善，主要是指宇宙（时空）循环的终结，这循环是漫长的，类似“永恒”的过程…… 

396 

合乎太极的生存方式要求一种“哲学上的纯粹运动”。它所意识的“纯粹”，是回溯的结果，而不是分化的源头。这与一切世俗的偏见正好相反。以往的偏见总是说“先有纯粹，后有分化”……。这是复古主义的邪说，是祖先崇拜孵化出来的认识论与本体论，是应消除的思想软骨症。 

397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纯粹的中国民族精神”并不像蒙古巢穴北京的大白菜那样，储存于某个过去的地窑里；而是宛如向日葵，紧紧追随未来的阳光。 

只有通过我们的创造，中国精神才得以纯净？ 

只有通过为牺牲而牺牲的宗教性游乐，独立不羁的、富有尊荣的、活生生而又完满的精神中国──才会生长起来？ 

398 

终极之善，位于世俗之善的彼岸，也位于神圣之善的彼岸。终极之善，既是否决黑暗的，也是否决光明的，还是否决这明暗二神对垒的波斯玩艺儿的。超然之善，是对善恶两造的批判与消解，是取消了正值与负值之差的终极性圆融！它把善神的生命，掀入世界之水中，杀死了善神却改良了生命之水，谁能说这样不近情理的过程，不合乎创世的原始教义呢？ 

终极之善的降临这一前景，会被大多数人视为可怕，甚至视为万恶之尤。人们视之为阴惨，而超神之神可以视之为终极之美、终极之善。因为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不散的宴席超乎苦役，而不再是筵席了。事物的结局，比事物的开端，更显庄严之美；甚至比事物的过程，更多哲学之韵。句号是一切文法中最重要的，也是最让爱书者欣慰的符号。 

399 

大多数人受限于生物性，难以领悟神意，亦难以接近终极美善的启示。人们往往以自己的作为──其极致状态是“类”的生存与繁荣──区别善恶。除此而外，人们只是虚空。 

而且，即使在“终极善”上，也可能沾染了流俗的不洁：最可怕的误解之一，就是以人意冒充神意。神汉神棍的人意，不论是多少钱权交易的集合，也不论是什么唬人意念的拼盘──都与“终极善”有质的不同。因为后者恰恰是对前者的消解，是精神世界的倒叙法则：它从结局出发，来判断过程并审理开端的合理性：它是以“死”来思考并策划“生”的。 

400 

Ｉ：太极与太极的属性 

我们可以把太极之神的属性比做太阳的光芒，古埃及的至上“拉”神（太阳神）有十数个不同的名字，清晨、日午、黄昏的太阳神，各有不同的名号。太极具有无限可能的属性。 

太极超于太阳又宛如太阳，太极的属性宛如阳光的射线；有了太阳就必有射线，但遮蔽射线却不能遮蔽太阳。太极是唯一的、完满的、自在的。太阳会衰灭，太极却恒久；太极的属性因此生生不息。 

401 

人作为存在的太极属性，领域之广，形式之繁、绵延之长，兴灭之壮观瞻──超乎人类全体的最大最野的想象之外，更难以全体人类的理解力穷其究竟。在这纷繁的世界上，人因此成了最大意义的被动。 

人又是一种不甘于被动的生物。他要在大被动中寻求并创造自己的小小的主动。世界之瓜，于是被强扭下来了。但强扭的瓜，总是不甜的，人于是变得格外饥渴，要自行去造作一种甘甜。人的甘甜，就是他的文化、他的哲学。人虽不能想象和理解世界，但他却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如观念的世界，人用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把世界之瓜做成了一种蜜饯，一枚只有他自己乐意品尝的庞大禁果。这禁果产自背离太极的运动；它将在最后审判中被消解。消解这世界之毒的救世主，自己也将在这之后遭到审判，归于无形。 

402 

走极端“之”字形地前进。一种弯路上的祝福与怀念。不知疲倦地试验。属性之间的交流与丰产。所有这一切都将使向善的终极运动获得动力。过程（这个“就是一切”的真主？），变得更活跃，更丰富，更有弹性，更富于突破力。 

403 

人是太极的一种属性，人感觉到太极的其它属性，无论在实体意义还是观念意义上，都与人互渗。否则我们便不能感知它们，而且它们（一些属性）对我们（另一些属性）而言根本就无法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这样：去此无彼，去彼无此；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互相交织一起。那么，除了人之外的世界其它属性之间是否也有这种互渗呢？答案是肯定的。仿佛万物有灵。 

第一，实体意义的。各种属性间的“联系”早已被知觉和生活的经验所证实。例如，我们知道木柴达到一定的温度就会燃烧，糖可以溶解于水，等等。 

第二，观念意义的。各种属性被人的理解力纽结成一个巨大无匹的网络。它们之作为太极的属性，是经由人的思想能力而确认的。甚至毫无改变。可是人的“自保──区分对象物”的本能却在此陷入了矛盾状态，它既瓜分了世界之瓜（这有利于它的消化过程），又得在瓜的碎片之间寻找关系（这有利于贮存活动，实用的或思辨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整合出一个伪托的世界之瓜──号称“世界观”或“文化模式”。 

由此我们知道，世界观决不是世界。 

人对属性的认识决不是属性本身。 

404 

太极的道路与其说是智慧，还不如说是虔诚。“智性无力把握的，就得求助于天启。” 

人与人之间正如人与太极的其它属性之间亦有互渗。不仅人的遗传资源互渗，人的文化也互渗。而科学或学科的使命，正在于区分这些互渗，分解其一体性，从而提示类的特性，研究有意义的个案。在哲学看来，人与人何其相似；但在科学看来，人与人的差别才是社会和人本身进化的杠杆。没有差别，便没有动力；没有差别，便没有流向。在空气与液体的运动中百试不爽这一现象，在人世间也同样可以看到。 

人与人在生理、心理、社会形态诸如层次的差别越大，社会与文化的动力也就越强，向善运动的朝气也就越盛。 

405 

在哲学上，我们爱太极也爱太极的属性──一切人。 

但在社会上，滥用泛爱众的平等观念，却是十足的假冒为善。 

“爱的原则”（而不是“爱的实践”！）将阻滞向善运动，因为消解了动力之源。为了接近与太极合一的境界，应以最优秀的效率、最美观的坚韧去推进任何一种运动。推动就是善。只有各种力量的自由发展，各种精神的自由会演，方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人的生物限制，从而达到人所未曾设想的高度。 

406 

太极的各种属性其命定的运动中日益远离其宗主，在走向无穷时空的途中易化，经历形式的转换而达到本质的消亡。与此同时，它又在本质的消亡中，实现形式的再生，以致回归于太极。于是，新的属性又从太极重新出发。这是一个永不停歇的穿梭运动，一个双向的周而复始，一个无与伦比的浩大循环。太极不仅是其一切属性的源泉，也是其易化的契机。这是不能用日常语言中的“出发”、“回到”来加以设想的；只是在隐喻意义上才可以这样说。 

407 

属性在太极中穿巡不已。属性的总量在太极中既不会增添，也不会减少。太极的“本质”因而在化中不易，在万物的沉沦、衰变中，长葆秀气。属性远离太极而丝毫无损于人的完满；属性回归太极，而太极亦无滞胀。它就像大海，不会因水气蒸发而浅落，不会因百川灌注而盈余，不会因潮汐起伏而改变自己的本相。 

408 

太极的一切属性在易化的契机中，必定重新回到太极。犹如古代神话中死去的灵魂，在其再度投胎之前，必定涉过忘川，回归阴曹地府，以便重新登记，以便重获生机。所以，富于生机的灵魂并不是畏惧死亡，他以死亡为赎罪祭；他的赎罪方式就是回归宗主，汲取力量，洗涤生存的污染。对他来说，“视死如归”当然不是一个戏剧性的姿态（如临刑前高呼“XXX万岁！”──“XXXXX万岁！”──“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云云，以壮观瞻），也不仅仅是一个单项的返家休息，如庄子所谓的“南面王之乐”……而是为卷土重来，开辟一个新的流程！他祝福死亡，一如祝福诞生，他祭祀亡灵，胜过养育生人，因为死比生，更亲近生之源泉！ 

这就是中国式智慧（“慎终追远”、“风水崇拜”）的谜底？ 

409 

作为太极之属性的世界，欲长葆不生不灭、无始无终，性固长存的状态，是不可能的。但它们的生生灭灭、来来往往，周而复始却变不离宗的存在方式，显示了非在却超然的太极。 （宗即是“道”、“规律”、“法则”、“命运之网”……）

410 

如果承认人及与人相关的一切，都是太极的属性，那么，随着时空易化所显示的人的“太极感”，就不是本末倒置的幻觉，而是一种灵异之先觉了。如此，则人类“创造”的一切，实在是人在自然律这一太极属性支配下，盲目地即“不自由主”地做出的一些业绩，即神所派生的另一些属性…… 

另方面，太极的属性从太极出发，不免距离太极日益遥远，这趋势导致存在物（如人与人的相关的一切）像恐龙和众多古生物那样，消失在渺杳的时空中。谁对此感到灰心，就应与之力争──变离心运动为向心运动。 （注意，上面这样表达只是一个比喻。）

向心运动是一项难得的特权，因其艰辛而不易为凡夫俗子所喜爱。向心运动，面对“自我中心”的生物局限逆流而上，因此不能给人带来益处，不会令人羡慕。 

──“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旧约·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然而，对向心者而言，牺牲就是福祉。 

411 

Ｊ：审判上帝和救主？── 

人生的智慧就是在各种属性间自行取舍。 

属性之作为“属性”，是同等的。但除此之外，则毫无共同之处。 

把因远离太极而归于沉沦的“属性”，和亲近太极而得升腾的“属性”，等量齐观，是颓废的。但把这二者截然对立起来，也是偏执。 

太极无所不在。那亲近它的，并不能与之全然合一（否则“有”就复归于“无”了）；那远离它的，也不能与之脱离干系（否则“存在”就沦入“黑洞”了）。也许，那远离它的比那亲近它的，更能现实太极的引力？这种引力，是注定要来审判有形的上帝和偶像化的教主的。 

412 

太极，是对“最后审判”进行审判的审判者！ 

413 

审判上帝与教主？这不仅是对救世观念的消解，且是中国思想从欧洲阴影下获得解放的标志！ 

──基督教的审判，是大团圆式的许诺，只有重点、有标志的重点；而对救主进行的审判，则是悲剧式的“众神的末日”，是无终点、无标志的终点。──“太极本无极也”。 

414 

世界末日是最后审判？然而，与《启示录》（关于最后审判只是一幕简短、痛快的活报剧）的假设相反，最后审判是一个漫长得如同世界过程本身那样漫长的过程。其使命是以审判的过程清算并反对这个世界的过程！但最后审判也有其末日，只有等到其末日之后，终极美善才会降临。 

415 

终极的美善位于人的想象与理想的彼岸，甚至位于神启（“启示录”）的彼岸，是超神之神。 

终极的美善不仅清算世界，也要清算“最后审判”。所以，有关终极美善的故事，不是人的笔所能记录的。有关终极美善的曲折，不是人的口舌所能宣说的，谁还有启示录可以彪炳史策呢。 

416 

终极的美善，不是人的终极，而是包括世界过程的终极，和最后审判过程的终极，这两大阶段…… 

终极的美善，则只在终极显现，即在世界和审判的终结之后显现。因此，终极善不再可能许诺任何世俗的福利或神圣的荣耀。终极的美善虽然因此不合世俗的口味或神圣的诛求，但也因此不再会褪色、永无陈腐。 

终极的美善，是太极自身运动的句号。所以，它必然包括、消解前此的（世界），和此后的（上帝、教主，最后的审判）──审判上帝和救世主的，不是力量，更不是道义，而是过程。 

417 

我们的《超启示录》将指向，审判世界之后的那个过程。以前的救药所消弭的世界之毒，被制服之后，庄严圣洁，淡化为过眼烟云。 

“审判上帝和救世主”这一隐喻的含义，是指对欧美世界的最核心价值，进行审判。中国人还没有成为教徒，但现代中国人却中了教徒（如神学生黑格尔、斯大林）脱胎而来的世俗教义的世纪之毒。 

“审判”的命题也就自然涵盖了有关的变种，如各种乌托邦理论，虚无主义和拜物教。这不关传统中国人的事，而是欧美人的事，也是深受欧美观念之害的现代中国人的凄惨故事。尽管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欧美”曾经分化为“东欧蒙古集团”和“北大西洋联盟”两半。 

由此，冒充为世界主流的欧美，将还其为区域性文化支流的本来面目。 

418 

仅仅宣布“上帝死了”是远远不够的。死去的人尚且都可能复活，何况死去的上帝？谁能保证上帝死不复生？ 

审判死去的上帝？以便做出法定的结论？ 

谁是亵渎神灵者？谁拿上帝寻开心？ 

我们只是预见而不是宣扬“审判上帝与救世主”──这不仅仅是戏剧性的表演，而是一项全球范围的刻不容缓的“新的文化之战”的需要？ 

419 

“救世”的行动和口号有无必要？这个世界是可以拯救的还是不堪拯救的？ 

救世的活动，是使人生存的世界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坏了？ 

我们的答案是后者（变坏）而不是前者（变好）。 

救世党之供奉上帝（如阿富汗的塔利班──神学生之信仰安拉──作者2001年注），以最后审判的大恐怖（这决不是斯大林的发明──如城市游击队2001年9月11日炸毁纽约世界贸易大楼双塔──作者补注）和千福年的大许愿（这决不仅仅以托洛茨基为始作俑者），眩惑人心。试想，对这样的“上帝和救主”，如果不审判之，法国人预言的恐怖大王是不难征服世界的。 

（如果“恐怖份子的安拉”不划上一个句号，整个世界岂不沦为一个屠场？──如穆斯林城市游击队西元2001年9月11日炸毁纽约世界贸易大楼双塔行动的千倍花样万倍规模。──作者补注） 

420 

一个不断流血、不断折磨甚至不断受骗的大祭坛，并不是天国。 

不与托洛茨基们划清界线，中国就永无宁日？ 

421 

Ｋ：太极的皈依者── 

“世界的本质”，就是“神秘”的别名。 

人们探讨着、穷追着“世界的本质”──为的是它不可理解，甚至并不“存在”。 

一切“本质论”趋向的目标──一面是论者的希望，一面是论者的自白。若有人宣告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等于宣布他希望世界仅仅是物质，此外他也供认出了自己就是一块物质。若有人说“世界的本质是追求权力的意志”，等于宣布他希望世界仅仅是强权意志，他还以此把自己定性为一个强权意志。 

若有人说，“世界没有本质”。这除了说他认为世界无可救药之外，还说他对自己也很惶惑、充满怀疑情绪。 

我们的思考者和阅读者群，你认为世界的本质又是如何？ 

422 

我们遥遥相对的那个神秘，永远如一的磐石般坚固。而人，不过像光电气流似的瞬息而过，变动不居。以此（人）解彼（神秘），岂非痴人说梦？ 

谁也看不见太极的存在？但众多属性的历历在目，如太阳的高悬，向人们昭示了本原的存在。 

个别的、纷扰的、抵牾的现象，与那纯一的、宁静的、谐和的本体──不仅共生，而且合一。太极像一面巨镜般的湖。万物万象都像小舟，星罗棋布在太极之海上。太极波起，万物鼓荡；太极波息、万象宁寂。 

还有什么疑问？ 

423 

谁能产生认识太极、亲近太极、与太极合一的动力，谁就是命运的宠儿。即便你拥抱的只是主观的神，也仍然可以获得一种奇妙的神力，从此获得再生之能。 

“永生是人可以设想的长生不老之类肉体生命的无限绵延？”其实，永生不过是极为疲塌的旅程，是加满了淡水的琼浆罢了，如果没有节奏与变化，那么永生岂非被死气笼罩？ 

但是，再生却是生命本生的不断更新，是又一行路的开始，是一杯琼浆接着一杯琼浆……永生是理想，再生则是事实，一个被新颖节奏，区分成优雅章回的一千零一夜…… 

424 

伟大灵魂的撕裂感，来自宇宙深处分化出来奔涌而至的形形色色的外力。他能平衡它们吗？生命能抵御死亡的压力？空间能战胜时间的折磨？他想回到母体中去。然而，母体已把他抛弃了。他必须靠自己支撑下去。否则他只有沦落为宇宙湍流下的浪子，飘零为世界冰雹中的游客。 

425 

太极的皈依者！ 

你的命运，却是回不到太极的荫庇之中去！如果回去了，你就消亡了，也就“不再是苏格拉底了，而是一具毫无生气的尸体”。如果你存在，也就始终保持着，远离太极的走向；始终徘徊在，太极之外。于是，你只能实现，一种精神上的皈依！这皈依，仿佛是镇静剂，安慰了你的游离，使你的心境，在乱世之迷雾中，重归澄明。 

现象世界的磨难、打击与毁灭诚然是令人难堪的。但太极的信徒，却可以不为所动。他虽然是一个人，一个永远也摆脱不了生物性光电气流的承载体──可是他的希望却不寄托在个别的现象与属性上，而是寄托在那整体的雄浑上。所以，他的寄托是不会跌落的，他不受幻灭之感的蹂躏与摧残。 

426 

太极的皈依者！ 

对死亡的恐惧，不失为一件有益的事。没有一桩哲学及事业不是源于死亡的恐惧？ 

死亡恐惧创造了通向太极的精神甬道？ 

死亡恐惧触发了朝向太极的挚爱？“恐惧”因此成了“勇毅”的先导。正如佛教可以为屠夫洗去良心的不安。基督的博爱鼓起十字军将士攻城略地的热情。 

佛教以其精妙的慈悲平衡了生命的恶；太极之神以其死亡的恐怖传播了终极的善──这是一对富于戏剧性的哲学故事。 

427 

太极的皈依者！ 

气概或是力──冲决灵与肉诸多奴役的力；展开一条通向太极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也行走着形形色色的恶人，但这毕竟是匆匆的过客，是瞬息而逝的泡沫。这条路的尽头是终极之美善；目标的诱惑，使过程充满了关于意义的想象之境──终极的美善，使路上的辛劳，成为福禄。罪恶，在终极之美善的无限仁慈中淡出、化为乌有；犹如苦痛，在追求新的生命的狂欢中，消融。 

太极的皈依者！ 

新的生命，当然比死亡的麻木，更多痛苦。因为他需要做出新的适应，而弥漫在过程中的痛苦，显然是死亡的寂静所没有的。但死与生相比，谁更好呢？ 

428 

太极的皈依者！ 

人生的“爱”、“美感”、“快乐”……对太极的庄严构成了挑战？不。 

不论如何，它们也使太极的庄严获得了印证。一个事物越是深入人心，那么，能够消解它的力量，也就越惊心动魄。作为动物的世俗人，是极易受到生活之乐的引诱的。他的眩迷，他的蛊惑，创造了他的爱──美感──快乐……但若不经历这一切，我们又怎能领会太极的庄严，并让这种庄严浸满我们的全部心身呢？ 

429 

太极的皈依者！ 

最真的知识、最透彻的人生体验──是亲近太极。 

太极的皈依者！ 

接受太极。以太极为前提，而不是以动物性自体为前提──我们便能轻而易举地抗拒生活中的风霜雨雪。 

太极的皈依者！ 

理解了自体的短暂、不定和无谓，我们会变得坦荡，不那么患得患失。 

什么可以使沉重的生活变得轻松？什么可以给悲剧注入笑谑与幽默？哪怕这幽默是黑色的！ 

最真的因而最不易动摇的爱──来自太极之神的相通； 

最真的因而最不易变质的美感──是内心深处对太极无形色、无光暗之圣容的瞻仰……也许，这也就是太极之神本身？ 

最真的因而无法驱散的欢乐，是获取太极圣品时分的悄然独喜。 

不可分割的善！无法分享的美！难以分化的快乐！只有太极之神，方能“予与此秘”。 

太极的皈依者！ 

（另起一单页）

结语

一、三个“人”

000

茫茫的荒野中，天色微微发亮了。一切都仍不清晰，懵懵懂懂。

从山那边，跌跌撞撞走过来三个人。

他们结伴而行，并非始终如一。他们来历不同，去向各异。但他们现在却一起行走。

──“自由了！”他们激动地欢呼。

他们刚刚从一座巍峨的哥特式大教堂里逃了出来。那座圣殿久已衰颓，几乎倾倒。漫长的居留也使他们厌烦，继续呆下去，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于是他们决计出逃。

他们不愿被人看作忘恩负义之徒，那教堂在他们走投无路时收留了他们。他们也不愿被当作逃兵，因为他们毕竟在那儿生活过、希望过。于是，他们便在出逃时分，炸掉那座摇摇晃晃的庞然大物。看庞大的教堂隆然倒下，他们心里有些懊丧，但旋即又被疯狂充满。从冒烟的废墟旁走掉，心中洋溢着未来的懂惯：这场冒险，是多大的人生乐事！

阴郁的往日，往日的罪恶，随这庞然大物的倾倒而烟消云散了。

现在，他们坐下来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们热烈争论，有时强辩，甚至互相咆哮，龇牙咧嘴，但最后达成了一顶协议：

“我们犯了破坏罪，炸掉千万群众心中的偶像。我们成了世界的罪人，十恶不赦。现在，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成为世界法庭甚至群众私刑的猎物！

为了自救，因此，我们必须：

A、宣传我们的主义；

B、说服群众并鼓动群众效仿我们；

C、唤醒人民的兽性，让他们在陶醉中忘掉我们的罪恶。这样，我们就将从破坏的罪人，变为创造历史的圣人。

听说，在大地的另头，有许多无首的龙群。我们要去征服它、统领它、催促它们开辟一个新世界、新纪元。时间紧急，我们不能再等待！只争朝夕，现在就出发！”

他们三人在晨曦迷茫中，消失远方……

这三个人是谁？他们叫什么名字？

他们，没有姓氏，谁也不清楚他们的来历。但热爱他们的后人，为他们编了一大段传奇，为他们取了名字，一个叫“人本主义”，一个叫“启蒙主义”，一个叫“科学主义”。

“人本主义”性情和顺，面色腼腆，常有不忍之心，对一切人和人造物，都怀有怜悯、同情。他认为，他的职责就是给人带来“幸福”。

“启蒙主义”，性情沉静，但急功近利。他尊崇人类，在他眼中，人是次神；甚至简直就是神！“一切神不都是人造的吗？”他想，“人在实际上，还高于一切神呢！”他认为，宇宙应以人为中心，万物应为人民服务，人是一切的标尺──而人本主义的职责，就是给人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福利。

“科学主义”温文儒雅，好古博今，常有奇思异想，对一切都怀抱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他视人类为万物之灵，相信天造地设之钟秀。他认为，他的最高职责就是赋予人生以“光荣”。

天色大亮了。现在他们都能彼此看清楚了。他们贪婪地彼此打量着，带着好奇、仰慕，夹杂着疑虑和信心……他们互相估量，静默无言地盘算……

科学主义第一个开口：“我们应当结成一个团体，这样才有力量。”“是的，我们应当结成一个团体，这样多么荣耀。”启蒙主义应道。“我们结成了一个团体！这样幸福！”人本主义说。

他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成为一个新人，一个三头六臂的新人，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

“我们平等，我们互爱，我们自由。”

他们急切兴奋地发誓。

一个新的三位一体诞生了。不是印度教的三位一体（梵天、毗纽、湿婆），

而是新人的三位一体。

“我是圣父。”人本主义说。

“我是圣灵。”启蒙主义说。

“我是圣子。”科学主义说。

“我是梵天。”人本主义说。

“我是毗纽。”启蒙主义说。

“我是湿婆。”科学主义说。

“我们一同前进，死不分离。”他们赌咒发誓。

彼此彼此的命运便他们齐头并进。他们之间不再有龇牙咧嘴地咆哮。

他们共同感到互相依存的急迫。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是荣誉的保障。”

“团结永远指示幸福的方向。”

“团结！团结！！团结！！！”他们说。

他们经过了许多险阻。其中有胜利，也有失败。有勇往直前，也有怯阵规避。他们横越整片整片的大陆。他们从一个星球奔向另一个星球……但他们始终没有找到龙的大地，只找到一些蟒蛇。

渐渐，他们疲累了，而征程似乎无休无止，险阻越来越多。困难、劳累，使他们暴躁，于是他们干了许多残忍的事。他们想用残忍来克服自己、击败世界、征服宇宙。

有一天，人本主义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他说，“我们没有找到幸福。我们肯定找不到‘幸福’了。我们离‘幸福’越来越远。为了找到它，我们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现在还不行，我受不了！这样下去，我们只能找到越来越多的痛苦，无穷无尽的苦痛。”

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急切地说服他：“我们还可以找到权力！我们还可以找到光荣！”

“那有什么用？要是没有‘人的幸福’──一切权力和光荣都是空洞的！”人本主义反驳道。

于是他们坐下来，商量怎么办。最后，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议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开除人本主义在“三位一体”里的平等权利，并立即驱逐。过后，他们觉得这样还不安全，于是，他们宣布判处人本主义以死刑──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

这样，人本主义被赶了出去，杀死了，遗弃在路旁。

剩下来的两个人又前进了，

谁知，他们遇到的阻力却越来越大；或是他们越来越衰弱了！尽管他们又干了许多残忍的勾当，犯下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但都无济于事。于是，他们干出更多更卑鄙的事来，卑鄙得令人作呕，连他们自己也暗皱眉头。

有一天，启蒙主义终于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他说，“我们没有找到‘光荣’。我们找不到‘光荣’了。我们离‘光荣’越来越远。现在我受不了了！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创造更多的卑劣、无穷的下贱！”

“你怕什么，我们还可以找到‘权力’呢！难道‘权力’不比‘光荣’好吗？没有权力，就没有光荣，有了权力，就能俘虏一切光荣！”科学主义宽慰他。

“有了‘权力’就有了‘光荣’？牺牲人格的‘权力’我不要！”

启蒙主义激烈地抗辩。

“那我就要开除你！”科学主义说。

“你无权！我和你都平等。一对一不能开除。”

“一对一怎么不能开除呢？还能判决呢！真理只有一个，科学有终审的权力。”科学主义说完，再也等不及对方同意，就把他一枪打死，扔在荒野里了。他觉得这十分过瘾开心，尤其合乎“科学至上”的精神。

现在，科学主义一个人勇敢地前进。他坚信自己就是神的继承人。他坚信这个世界有一张为他铺好的红色地毯，等待他兴高采烈地跳跃、践踏……

他不怕残忍，他不惜卑鄙，他只要权力。

他带着已有的权力，向新的权力驰骋。他运用自如，一度有希望扭转乾坤。然而渐渐地，他感到中气不足，慢慢不支了。在朦胧中他似乎感到，“幸福”和“光荣”也是一种“权力”啊……如果没有幸福与光荣，现实的权力显得那么空洞，那么不充实。

他好像有点后悔自己杀死了两个同伙的暴行。尽管那经过了“合法的、必要的审判程序”。然而，死者怎能复生？所以他不能再同情那位向往幸福的人本主义，也不能再怜悯那争取光荣的启蒙主义，他仅仅是为自己的权力而犹疑……

他精疲力竭地爬着，爬着……

天色渐渐沉暗下来……

他还在下意识地向前爬着。靠着习惯和惯性，机械地爬着。靠着对于权力的无限信念，他继续前进。

四下里一点声息都没有。他满意了。“我的权力征服了一切。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属于我也仅仅属于我的人类服务的，因为承认我的至上权威的人类，才是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主宰。”

……那是什么？

他大吃一惊！

困惑中到处张望，怀疑自己是否看花了眼。眼花缭乱吗？不是，分明不是！

──在他前面静静躺卧着，他和同志们曾经齐心协力炸掉的那个旧教堂的废墟……原来，远征了多年，他又转回来了，围绕地球一圈──他被卷入全球化的时代，好像一个被诱骗而回头的浪子。他骇然了。他痴呆了。他麻木了。──这就是英雄远征的结果？

渐渐他苏醒过来。开始嘤嘤哭泣，就像一只绝望的小鸟。权力感消失殆尽，哎，那些永劫不复的回忆。空虚。太空虚了。

“人类在哪里？我又在哪里？同志们在哪里？宇宙在哪里？……”他嚎叫者。一百个天问，百问不得其解。

他暗暗察觉出，那片废墟对他已有全然不同的意义。教堂，不再是死一般的奴役，在那寂灭无声中，似乎隐藏一丝捕捉不到的生机……这样，他的情绪由蔑视转成畏惧，在嫌恶中化出虔诚。

“我就这样没落了？”他如是自问，并暗自承认。但他死死不愿丢弃权力，不愿放弃“人类中心的科学思想”。

他明白，这是他的本能，是人的力量源泉。

但现在，他对自己实现这一本能的方式，确实产生了怀疑，很深很强的怀疑。他觉得，那教堂也许是对的。他觉得，即使在那教堂深处的祭坛上，也渗透着很强很强的人本主义的灵魂。

他还有一点点力量。他多想重建那亲手炸掉了的建筑。但不要旧的，而要一个新的。一个散发着活力的教堂，一个拒绝远征，只要肃穆的新圣殿。这圣殿洋溢独特的风格，蕴藏无理的魅力──它以肃穆为远征。

但科学主义已经没有能力来行动了。他剩下一点心力，仅够思虑。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已悄然逼近。新圣殿，要留待新一代了。他们，是真正的建筑师。他们，是创造者，不是跋涉者。他们，有余暇回味自己丰功伟绩，并把这余暇作为最美的幸福，最高的荣耀，最大的权力。

新内容，要留待新形式了。旧形式已经式微、破裂。旧的精神也已死去，伴随着它的骨骸……

他停止了哀哭和希冀，归复到那似乎古老的宁静、似乎无边的肃穆中……

茫茫的荒野中，天色有些微微发亮了。一切仍不清晰，懵懵懂懂的……

“天啊！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二十一世纪！”科学主义的遗嘱如此说。

然而，他呼唤的是哪个“天”呢？

（另起一页）

二、解脱论

001

世界，无往不是压制。人生，无处得以规避。“反制”，结果成为“压制”的新形式。既对外物构成新型压制，且对内心也如此：反抗，首先使反抗的主体，承受这新压制。所以说，“要反抗世界，必先反抗自己；因为这‘自己’是被‘世界’造出来的；要战胜人，必先战胜自己。”

“反制”不是“解脱”。

全然解脱，以为从压制与反制的永恒斗争中，超脱出来，飘然而去……但是，这并非人可企望的目标。不论庄子的“坐忘”、印度的“瑜伽”、禅宗的“顿悟”、苏菲派的“冥想”、基督教徒的“祷告”以及神汉巫婆们的“通神”……都不能达到它，而只是向它的无边迈出的小小一步，最多两步而已……

解脱很难。即使可能，也更难抓住，要想生活在解脱中，是多么渺茫啊。有人说，“信心可以使我们坚定起来。”确实，“坚定”可以说是解脱的前提。但在更多时候，“坚定”被用做奴役状态的帮凶。奴隶主坚定地统治，奴隶坚定地服从。信心，在许多时候是与解脱之路背道而驰的！

002

生理意义或是心理意义的发泄，并不是解脱，甚至不是达到解脱的可行途径。发泄使人松弛，免于紧张之苦，但不足以达到“解脱”。因为“紧张”作为生命的伴生现象，会周期性出现，而且变本加厉。尤其高级动物更是如此，越高级就越敏感，就敏感就越紧张。解脱的朦胧前景，被我们的实际经历全面否决了！也被一切人的血泪、各种生命的彻骨体验，彻底淹没了！

我们的精神视野说：“解脱，纯属子虚，仅仅是安慰生命痛苦的呓语。”它是各种不得不死去的生命存在物，为自己的“存在悖论”（“我存在”，这是一个可怕的悖论），设想出来的一个“解释”，一个对立面，一个和一切对立面同样空洞、同样具有欺骗性、安慰性的“对立面”。

解脱，是虚妄的，对越优秀人物，就越是如此。

解脱无非是希望。局限在政治层面（如社会处境和阶级地位）意义上的解脱，被叫做“解放”。但即使这局限的解脱，也被证明是虚妄的、不可能的。历史已经表明，还将继续表明：一重解放所带来的，不过是多重的奴役和新的受苦。这次解放得越彻底，下一步的奴役就越深重……因为人性具有压制与反制的总量，是不变的。透支得越多，积欠的债务就越大。所以，头脑清楚的人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解脱的先例，甚至无法构思一幅关于解脱的画面。

解脱，这超出人生的可能性。解脱，违背世界和宇宙的一切规律。我们假定规律的存在，假定它支配我们，假定它支配和我们相关的一切，是因为我们不敢面对“无法解脱”的现实！它的永恒统治及其诡诈的变形，令我们心碎！

但我们是多么需要“解脱”的远景啊！尽管它虚无飘渺、难以捕获；惟其如此，它才具备了“永恒的价值”──以宽慰我们毫无解脱之可能的、猥琐的、瞬息即逝的生存状态。我们是一种怎样的动物！出尔反尔，追求互相矛盾的目标！

003

种种关于个人自由、民族解放、社会平等、人类幸福的代议制神话──只是为促进、保卫某些权势集团的脾胃，而被系统地制造出来的。它们因此与解脱无缘。它们适足强化社会动员，强化心理压力甚至通向社会奴役，并为某种特殊残暴的奴隶制度，铺平心理和实际上的道路。这是现代唯物主义对人性所做出的最伟大的扼杀之一。

而单就古代而言，施洗者约翰提出生动有力的《解放宣言》（“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与宗教裁判所那刻板严谨的官样文章之间，在精神上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没有暗道互相沟通。但在人性的腐蚀作用下，即使“最具超越性的基督教”，其活动的历史也表明“解放”也不过是“奴役”的前奏演习，这和“解脱”没有丝毫共同点？从殉教者的十字架到卫道者的火刑柱，具有人性意义上的逻辑关系。

004

死亡，不是解脱，更不是实现解脱的前提，死亡无法帮助人们上升到解脱的空灵之境。求死以图解脱，只是低等智人的简陋智慧？所以在鼠、猪、海豚等较高智力的哺乳动物行为中，就有“自杀的智慧”。

这样的死，对意识而言并不仅仅是虚无。因为解脱并不仅仅是意识的寂灭，解脱应该是“力的消亡”，是最高意义的“失重状态”。而死，并不能在“力的消亡”意义上实现“失重状态”：生物虽死，作为“力”却依然存在，只是生命的力转化为无生命的力，进入肉体腐烂、物质重组的过程；压制力，使尸体分解，分解成“本来形态”，分解出真面目。虽然在这时，意识已经不复存在即已经停止活动，但哲学意义的解脱，并未实现。

005

人，能从“死”得到解脱吗？

不。但人可以由于死而变成非人，从而因为“死”而获得体面逃避和彻底休息。但这并不是解脱。正如单纯的绝食，并不能使人成为仙人。因为仅仅绝食，是消除不了食欲和求食需要的！除非那导致有机体的死亡。而某个有机体的死亡，也并不能消除甚至不能减弱其它有机体的食欲与求食需要：所以，绝食非关仙人。正如人体，即使在死后仍然承受普遍压制的无休止逼迫，只不过人自己的感觉和意识，这时已经觉察不出了。而“不感到”并不等于“不存在”；所以说“宇宙与此心同归于寂”（王阳明语）──诸如陆象山、王阳明还有英国人贝克莱之辈的说教，没有人在感觉上会真正接受。这种说教，过分求助于高级理性的推论，因此背离人的活生生本能（否则整个宇宙都会和人类作对的）。

006

人的崇高来自于：向整个宇宙进行挑战。

增熵趋势，据说是不可逆转。但人的存在，以及人类的全部卓绝努力──归根结蒂就是反抗这不可逆转的趋势。

抵抗了多少，就成功了多少。若放弃抵抗，就根绝了成功。因为没有“最终的成功”。因为“增熵”这破坏成性的“撒旦”与“湿婆”（印度教），居于不可抗拒的王座。这盖世王者走向全面胜利的步伐，剩下宇宙的逐步荒芜与全面死寂。反抗，也是压迫，也许是一种更深刻更内在的压迫。“解放全人类”可能吗？以暴易暴能最终消除暴虐吗？还是仅仅萌发、促进、强化了某种超型暴虐？正如解放全人类就是空前奴役了全人类。

不能解放自己的东西，哪能解放别人？说无产阶级要通过解放全部人类，才能实现自我解放……这要不是诡辩，就是悖论；再不然就是自欺欺人。尚未自我解脱的灵魂，哪能赐解脱予世界呢！

007

从无从解脱的宇宙中，断乎产生不了真解脱。人的思想与行为所能分娩的，不过是，对于最终解脱的希望、想象。

作为人，生命的沉沦是免不了的。在被最终的沉沦所既定的生命趋势中，可歌可泣的，仅仅是沉沦中的升华、堕落中的反思。一切人生成果，都将付出东流：这是一切命运、种种神秘的唯一谜底而值得引为自豪、使人崇拜的，不是那些成果，而是那些成果所包容的决心、所显示的力量。

008

文化，无助于人的解脱。这是横遭古今一切智者哲人忽略的要点。文化上的东西（艺术、宗教、修炼甚至酒和山水……），甚至帮助不了心的解脱；它们最多只是暂缓一些紧张感而已。以临时麻痹为形式的内在压力，可以抵消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外在压力吗？这些抵消的企图，永远都只获得微不足道的成功。

苦行僧们，用肉体上的折磨，来转移精神上的压制。可他们最终全都失败了。他们所得到的，只是慢性自杀或急性疯狂，而不是什么最终的解脱。事实是：皮开肉绽与饥饿困苦，虽然有助精神和情绪的平稳，但并不能达到解脱的彼岸。

一切宗教，包括最富超度功能的神秘信仰，都只能暂且给予个体以精神解脱，而无法给予全面的解脱；又怎么能给全体人类带来长久的解脱？灵魂意义的宗教，因此永远是种“个人事业”，作为孤芳自赏、吊影自怜的高级玩物，它不属于群众，更不属于“社会生活”……它因此不试图回答“上帝创造了全世界，那么是谁创造了上帝”这样的问题，更不试图以真理的掌门人自居。如果有人宣称，拯救灵魂的宗教可以像企业那样采办，可以征收十一税，可以发售赎罪券，可以通过气功催眠式的集体布道来完成灵魂工程，他一定在骗人，哪怕这是所谓“善意的欺骗”、“白色的巫术”！

009

解脱，既然如此不可能；那么生民就只能陷于“解脱的反面”，即永久的奴隶状态，不仅是社会意义的奴役，且是生物意义的奴役、物理意义的奴役……永无穷尽，绝对黑暗，彻底麻木……将成为生命的基色和基调！到了这样的地步，生命还有什么色彩和旋律呢？

我们面前的出路好像只有一条了：

那就是东正教圣象文化式的崇敬苦难、热爱规定的宿命。也许只有这样，才可使绝望的生活变得真正快活些？农民的智慧，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良好影响。他们办丧事尤如办喜事。红白喜事的自然辩证法。在许多信仰中，他们甚至用转世投胎的说法，来安慰自己的寂寞心情，以排解“最终不得不沦为受害者”的恶劣感觉。

010

在痛苦中找到欢乐的源泉！──这是一种比之“精神鸦片”更高级的无鸦片状态的镇静剂。因为它在无意中指出：欢乐的基础是苦痛──健康的仙人掌，是从贫瘠痛苦的沙漠中悄悄萌发的！惟独不避痛苦、在苦海中汲取甘泉的灵魂，欢乐才属于他们！

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面对着一些可怕的、威胁性十足的压力，而要活下去，就得认真对付这些压力。而对付，首先必须“认识对手”。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是因为我们自己遇到了某种难以无视的挑战（而每当可以无视的时候，人们就不惜采取“鸵鸟政策”，假装看不见），而我们所“发现”的“事物本质”，实际上不过是我们自己预先准备好了的应战方向，甚至具体到应战方案。

011

认识，是对压力的一种“反压力”──有各种各样的“反压力”，因而有各种各样的“认识”。有各种各样的“认识”，是因为先有了形形色色的不同“反应”：是反应造就了认识，而不是认识造就了反应！

例如拿“鱼”这个概念来说。实际上，不同种的鱼，生活在不同水域、水层，并拥有不同习性和遗传资源，它们是被水层、水域、水质、水的附着物，给分割、隔阂着的。如果要那些生活在深水层的鱼换到浅水层生活，正如要浅水层的鱼生活在深水层──一样痛苦与不适。同理，淡水与咸水的互换，也足以使有关的鱼类绝种。

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人”虽然是一个集合称谓，但不同个体、不同品种的人，却各有自己的限制。要强迫不同的人互换其角色，无异迫其自杀。强求惯于素食的民族大嚼高蛋白，与强求惯于肉食的民族清心寡欲，同样困难；要求“惯于被统治的品种”去执行统治的使命，与要求“惯于统治的品种”接受被统治的地位，一样困难。再如，如果我们把游牧民族和航海民族叫做“咸水人”的话，那么定居的农业民族就是“淡水人”（就像咸水鱼和淡水鱼的区别那样），这两种居民的脾性当然大不一样。前者推崇桀骜不逊，后者推崇温良恭俭让。在这种意义上，古典时代的中国人十分清楚地把人群区分为“国人”（即城市人）和“野人”（即城外的农村人），以区别两种生存状态下的不同生民。在古典意义上，“中国人”的意思显然是指城里人而不是指农民，而且是指京城的人。这种意义的“中国”就是“中央城市”──类似于计算机的中央控制系统──也就是“京畿”、“王畿”的意思。

012

驴在拉磨时，被蒙上双眼，为的是减少它意识的痛苦，增进工作的效率。人在生活与事业的挣扎中，亦复如：如果人一开始就了然痛苦的圈回是如此漫长而无益，人在精神和肉体上岂不也就一蹶不振了？但命运不让人这样消沉，它要“诱敌深入”，榨干人全部的潜力。为了让人坚强，残酷的命运也蒙上人预见的能力，就像主人蒙上驴子的双眼。

013

生活本身是抓不住的。而人凭感觉、联想与记忆，试图抓住那流水。结果呢，那水总是从人的严丝合缝的掌心中游走……并不再回来。如果，你不用手抓，而以容器去盛，那又怎样呢？你将发现，生活退化为死水，而且，是社会盆景中最不起眼的死水。

014

记忆是弯曲的。当你“回顾”最近的往事，你只不过是以“回头望身后”的姿态，在观察它留给你的残余印象罢了。

A、当日子久些，你便发现那些场景已不紧贴你的项背之后，而到了更远距离的左后或右后方。　

B、当日子更久，往日的景象便与你侧平而行了……像是在一个圆周的两极。你这时甚至可以最“客观”地观察它。

C、再久些，它已位于你的左前方或右前方，而且，不是你背对着它，而是它背对着你！这时，你无须回顾便能看清它的背面，但却要“努力”才能看清它的当面。

D、最后，它不知不觉滑到了你的正前方，你发现自己正不由自主飞速接近它，它越来越清晰的背影，变得越来越庞大，倏然间模糊的映象，仿佛空气的弥漫，可触而不可握……刹那间，你与它溶而一！于是，“第二童年”来临了。

015

只有把“生”视为荒诞，“死”才是可以理解的。

死是万古常态，生是百年变态；人们对常态惊恐悲啼，却对变态却锣鼓相庆！因为，人是变态之子，常态之敌。生是变态，死是常态，只有变态才会紧盯着常态，而常态对变态却是视而不见的。所以，永生的天神岂会（以变态的方式，例如，按照人的想法、依据人的祈祷）来关心人类？如此看来，只有那些由于自觉无能为力而期盼全能者关怀的人们，才关心上帝。尽管在人的逻辑上说，天神是不会对人类显现，除非到了世界毁灭的那一天，才可能“真相大白”。所以人们便需要奇迹，改变既定的自然律。

016

按照真诚的即不自相矛盾的理想主义的看法，世界是荒诞的，而不仅仅是邪恶的。对邪恶，你可以斗争、改造、征服甚至粉碎它；对荒诞，你能如何？因此，再伟大的革命都只不过“提供了一次行动的机会”，或毋宁说是“一次逃避和拖延的机会”；而不太可能是提供了什么终极得救的道路！

──安德烈·马尔罗的上述看法，说尽二十世纪的幻灭。但是，亲爱的马尔罗先生，有机会难道不比无机会好吗？革命难道不比堕落好吗？因为抽象而普遍的得救道路，始终就是不存在的！

017

奇怪吗？踌躇满志者的两眼，往往空洞、毫无内容。只有受到适度压制而后，人们方能以充满生命欲望的眼，打量来者，观察世界……并视有限为无穷！

思想家的可贵，并不在他写下了几本书，提出了几个新观念；思想家的可贵在于，这些书和观念里，体现了无所不在的创造性！从最微细的日常事务，到中层的过渡性的事件分析，直至终极的、反复其道的洞察一切……都只是他的流，而非他的源！

018

人，不是“主体”；而是“客体”的一部分。这客体由于具备了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就把自己上升到“主体”的地位，并用虚幻的主体意识评判一切，把其余的“客体部分”和“真正主体”（永生的造物主）──归到被人这虚妄主体给虚妄规定了的“客观世界”名下。但我们终于明白了：造物主不是客体，而是主体。

叔本华之类的谬误，是把“人”升为世界的主体，并把除人以外的世界（“人所感知的一切”），一概沦为“人的表象”。即便是承认“人是客体世界一部分”的“唯物主义者”，也在实际上遵循这条路线，把“人”、“自我”和“自我意识”，独立于“客体世界”之外……因为叔本华们开创了平民时代风行的“贫民哲学”！

人的自由，是普遍压制的微弱反响（人自诩为主体，是基于独立的意向）。比如万物有灵论者就坚持认为：每个具象的存在（即“客观世界的每部分”），都有一个灵魂。也就是说，每个被人命名的存在，都可以自诩为一个主体。因此，万物有灵论，实际上揭露了人们有关主体观念的荒唐性，它在无意中也把这拟人化的“错误”，推向了极致。

019

一个讨厌的事实是：许多事物的“背面”，是不能看的。看到了，就可怕了。孔子号召，“非礼勿视”，基督徒则把背面形容为“魔鬼的诱惑、圈套或是勒索”：“自由”的背面是惨重的牺牲；“爱情”的背面是轮转的骚动；“生命”的背面是骇人的髑髅；“财富”的背面是恶浊的血污；“智慧”的背面是疾病的折磨；“鱼”的背面是所谓“熊掌”？人也为食亡。

（另起一页）

三、两种解脱

020

终极的解脱既然无望，受逼迫的人生之谷就是这样的：

人生是狭窄的，且越来越窄……就某个人的生活史而言这样，就某民族、某文化系统的发展史而言也这样，就人类的前途及命运而言，仿佛还是这样。

我们或漫步在人生，或狂走在人生，或是悲鸣在人生，或喧笑在人生……但我们都是在各自的谷底，踽踽而行！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因为这是不进即退的时刻，而“退”比“进”，更难。因为那“退”比“进”是更加违反人性的！

021

人生是被崇山大岳层层圈定的夹缝，《九章·涉江》所谓“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就是人生的传神写照。

“哀吾生之不乐兮，幽独处乎山中”──这是心灵的悲切呼声……但实际上，“乐者”又何尝不是“幽独处乎山中”呢？

“吾方高驰而不顾”──“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这是夹缝中的人，生出的伟大幻想。

而“玉英”，不就是精神之花吗？

022

在人生崎岖不平的谷底，横亘许多自然的或是人为把守的“关口”。它们有的险峻，有的平缓，有的危机四伏，有的固若金汤。但无关的地方，还真的没有。到处都是人，但到处都没有独立的人。例如到处都有“女人”，但却没有一个“无主的女人”。世界已经瓜分殆尽。

这是反制，是压制的变态表现。它反过来对每个人构成严峻的挑战。人的需要，本是服从反制的本能，但到头来，又对每个意欲生活的人，构成有形无形的限制、奴役。《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之天”，和《庄子·大宗师》中的子桑的破落小屋──实际上正是人生之谷的写照。天再大，也有尽；屋再小，也有思想自由的一席之地。没有任何一种严酷的专制制度，可以禁止人的思想自由，它所能禁止的，只是交流而已。

遭到“霖雨十日”（或是“革命过后的黑暗”）的压力，穹庐可能要倒塌了，而万里无云的鲲鹏之天，却以自由的希望召唤新的生命力量……这现象上的差别，给人以多多激励，生命的潜能说：“一致了，生命就完结了。”

023

伟大的生命，透过肤浅的表层，进入事物的内部，直抵它的背面。月亮的背面永不被地球上的眼睛窥见，但宇航员却能发现。于是，他从谷底的幽晦与狭窄中走出来，犹如得到清心的解脱。“解脱”之难以获得，犹如“洁净”对有机生命，尤其对杂食动物的“人”，更难上加难。生命的本义，“化腐朽为神奇”，不在规避腐朽与保持洁净，而是发挥反压制的力并拒绝逃离。

他面对两类解脱。第一种解脱方式，仅仅造就“生活者”，这是多数人。第二种解脱方式，造就“梦幻者”，这是少数人。以梦想为生活的少数人，不是闭门者，而是以梦幻来创造生命，以无畏的态度去改造生活。这些少数人与那些以生活为终极的多数人之间，当然横亘着永久的鸿沟，但这鸿沟岂不也是组成了历史的节奏吗？少数人用梦幻，打破多数人赖以生存的惰性，逼使他们步上自新之路。事实证明，勇敢者不是幸存者；幸存者往往是些被榨去精华的药渣。他们名存实亡，行尸走肉有如人类的碎片。而勇敢者，是用自己的灵魂去填充历史的空洞；使历史盎然生色的，是他们的苍白病弱，而不是他们的脑满肠肥。

024

要知道，真的生命力，并不分布社会间，而只弥漫在历史中。生命是在虚无飘渺的原野里，徘徊、游吟……于是，为了更勇敢地走向未来，只有“无视”，才易“解脱”。为了解脱，需要牺牲全部的生活以及生活中的全部乐趣，值得吗？

哲学、宗教、艺术、道德、战争……在根本上，是生理现象，而不是解脱。虽然群众面对这些高级的生理现象，不免自惭形秽，就如去势的太监面对公主，表现出自卑与猥亵……然而再是高级的生理现象，又怎能等于终极的解脱呢？

哲学的本能、宗教的本能、艺术的本能、道德的本能、战争的本能……没有这些，他还能算人吗？但仅有这些，虽能获得解脱的感觉，却不能达到解脱。

025

凡被“传为佳话”或“可能传为佳话”的东西，不可能件件真有价值。因为它得到了太多的同情、理解以至于共鸣、赞颂等等，反而沦为多数人的玩物。真正的价值，也许只能埋在历史荒郊，无人得识。而少数得以看破此中奥秘的慧眼，却被多数人目为疯子。

难怪当今世界上，真的出现了这么多疯子！而且不是别人，正是这些疯子，也仅仅是这些疯子或是半疯，才执掌了大地的裁判权，犹如上帝执掌天上的惩戒力。

026

主导世界的疯子，使得艺术与战争，成为人生的两个极致。

艺术是爱情的形式，战争是权力的结果。

而爱情与权力，又分别通向诞生与死亡，故人生的两个极致（艺术与战争），实隐藏人生终归的两个目的（诞生与死亡）。而爱情与权力，无非是上述两个极致与上述两个目的之间的纽带，除此而外的万般，不过是形形色色的“理解”而已。

027

现代音乐之所以激动人心，是因为它有一股强烈的催眠力量。它的催眠犹如低沉的鼓声，它的鼓声是对人心脏跳动的模仿、夸张，所以置身其中，尤如置身母腹中。现代文明的紧张，使人渴望回到母腹的宁静。

028

太阳西沉的时候，我却转向东方，看见一轮新月升起，二十岁的我竟坐终夜，目睹新月圆满、周流中天……

当新月衰老，沉没于西，我又转向东方，看见古之星辰，以新的朝气突破那扼杀了日月的现代阴云。古之星辰，中原的星辰，仿佛帝廷的宝座。

啊，技术文明的太阳，伊斯兰的新月，以及更东更东的、中原的星辰？──你们就如是角逐，嬉戏。

029

我预言奇迹，但奇迹总是与我肩而过。──这才是一切先知者的世俗命运。为什么奇迹从不惠顾那能遥感奇迹的心？因为，实体的触碰，反而使得思想的搜索中止了。而上天为了成全先知者的思索，必须剥夺先知者的幸运。

预言的力量总会衰竭的。因为人有一种欲望，即，以自己的行为去打破预言的宿命，从而扮演“历史创造者”的角色。于是，在预言流传的初期，预言有推动之效（通过告诉人们这是“必然要来临的”，而实现了行为者的思想转轨），但在预言流传的晚期（等预言已经实现之后），一切便又逆转过来。人们对已经实现的预言，先不以为然，继之以充满怨恨，最后不遗余力地反对。苏维埃主义的神话，所遭遇的正是这样。

030

不妨这么看待“人生与解脱”的母题：

求解脱，是未解脱的标志。

而完整的心理解脱，则可用“无为，无不为”一语，来概括。

不着意去“求”解脱，而是生活在本然的自在中──这才算得到了解脱。但这本然自在的解脱不是人力可以抓住的，人所能达到的，只是思考本然，想象自在，凭天性去活动，而不以意志为先导──以达到解脱。因为人为的抓住，无论如何也敌不过自然的安排。“巧夺天工”也许可能，但它的代价却是穷思竭虑，使人生变成廉价的抵押！希特勒曾经说过，“为了胜利，而牺牲我们的宝贵理想，这样的胜利，未免太昂贵了。”在他看来，这样的胜利，是最大的失败。因为叫花子式的“稳坐江山”，其实比光荣的亡党亡国还要糟糕；因为叫花子的伟大统帅，无异于贼首。

031

“压制与反制的永恒消长”──并不是一个“哲学模式”。

它，只描述这样一个现象，世界，就我们得以窥见的侧面而言──只是一个力的海洋。用人们形容《庄子》的话说，是“汪洋恣肆”的。它反复无常（就这词的自然流变意义，而非其社会道德意义而言），难用人间的范畴和观念来规矩。它不可“条理化”。欲将其条理化即欲使其合乎人造的逻辑──必先使其固定，失去光泽……

032

作为解脱努力的个人活动──

一切个人活动，是为使自己从各种环境压力下解脱出来。

衣，是为从寒冷与丑陋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从而增进生存的力。

食，是为从饥饿与无力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从而增进生存的力。

住，是为从不安与无屏障的威胁下解脱出来，从而增进生存的力。

行，是为从局促和受限制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从而增进生存的力。

所以，你即使给一个人以衣、食、住、性等方面的充足供应；只要不给他行动（或仅仅是“行走”上的自由）──他仍会难受得发疯。但这仅仅是个有关“自由”的问题吗？

举一个例子：反抗俄罗斯“白鞑靼统治”（如“野蛮的哥萨克人”所示）的匈牙利战士（而不是“诗人”）裴多菲写道：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在现代社会（即商业社会）中，这话应该修正为：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二者皆可抛。

这不是讽刺，而是描述，因为在商业社会中，金钱代表了最大的自由：“有了金钱就有了一切，丧失金钱就丧失一切。”这一切当中，包括用金钱可以曲线获得的爱情与生命。

正如在极权社会中，这话的实际含义已经被改变为：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政权故，二者皆可抛。

这同样不是讽刺，而是描述。因为在极权社会中，获得政权代表拥有最大的自由：“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用权力可以直接掠取的爱情与生命。

033

为什么爱情的价值高于生命？或是爱情与生命同等重要？是因为爱情代表了生命的延续，代表了“按照自己条件来传宗接代”？

人，作为一个有机体，需要展开他的各种生理心理机能；展开得越多，人就越健康；展开得越彻底，人也就越有活力。大多数人的机能需要，现在已被公认，但是还有一些仍遭漠视，并被认为无足轻重。因为我们还缺乏反身看透它们的眼力。这可以部分解释，人为什么常会有些“莫名其妙的行为”。不是人们的行为莫名其妙，而是我们还不知道产生这些行为的“生理心理机制”。任何难以理解的行为，都有其明明白白的根源，以生理需要应付环境压力的根源。如果离开对“环境压力”的确切理解，“生理需要”就是一句空话。

即便“精神需要”，仍有其生理基础，有其应付环境压力的特殊功效。比如，“骄傲”与“游戏”──这是“精神需要”的基本内容。“骄傲”可以使得并不重要的自我变得重要、从而更有效地活下去。“游戏”，则减缓紧张甚至增进求生技能、以便创造更有利的生存条件。在这里，“知识”是作为“游戏”的变形而出现的。谋求增强生存手段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离开了骄傲、游戏与知识──还有什么“精神活动”，“精神需要”呢？没有。

作为人生的终极精神需要之一的宗教，也是如此。首先，宗教通过一种自证的或假定的知识，带给人一种空前的确定感，其次，宗教用它的特殊仪式和游戏方式，使人放弃紧张状态，迎来“归依主宰”的和谐归属感。

……这种看法才揭开了人生终极的空虚、终极的寂寞、终极的不确定、终极的无归宿！

034

从宇宙压力下彻底挣脱（心理上），至少要找一个压力较小的缝隙躲起来（生理上），以“安身立命”来度过短暂的“现在”──这就是一切个人活动、一切总和的生命现象之可能拥有的终极目标！

035

不同的人，所看到的世界、人生，其实是大大不同的。

而他（或她）们，所看到的我，是一个多么卑贱的我啊！而我却把他（或她）们高贵化了：这就是使我百思不解的根源，是我一生不幸的根源。

036

作为解脱努力的集体活动──

家族、氏族与民族，以及团体、党派与国家：这是“纵向”与“横向”的两组对应概念。总之，一切狭义或广义的“社会组织”──都是某种压力的产物。若是没有那些特殊的压力，人至今还像“荒原上孤独的狼”一样，踽踽独行。英国人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中，曾朦胧认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的论证和结论，很值得怀疑。作为个体来说，人往往难于抗拒更大的挑战。所以，他使成群结队，把群居时的烦恼与罗嗦，暂且搁置一边。这不是由于“国家的功德”，反而是出自人性中的“恶”！

战争与政治，这是集体生活的粘合剂。若不是为了广义上的备战（包括经济战、文化战层次上的备战）──各种社会组织就会成为无用的赘疣。但战争备战和政治角逐的需要加在一起（它们本来就是互通的）──使有害的疽痈变成“不可须臾离之”的强力工具。

英国人，由于其岛国的相对安全，对强权怀有某种近乎本能的厌恶。这是因为当外来压力相对微弱时，内部压力就成为不可忍受的虐政了。而为了抵御外敌的威逼，人们常常甘愿忍受几倍于此的内部胁迫。所以，大陆国家的人民，对暴政具有天然的承受力。越大的国家，人民的承受力就越弱，因为越大的国家，人民在这国家生活中所占有的份额就越小，而国家的内部压力也就越大（否则不足以凝聚这个国家）。显然，作为解脱努力的集体活动，必定某种程度乖离它原来的目标，这使得解脱失败了。为追求这种解脱而付出的代价，是那种形式的奴役：以前追求的那种解脱的幅度越大，现在陷入的这种奴役的程度反而越深。

037

“解脱”与“自由”一样，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思想，尽管它动人，充满魅力。然而其不可到手就在于，此地的进步，必以彼地之退步为代价；一“弛”，伴随一“张”。集体活动，虽然有助成员从共同的压力下摆脱，但其代价却是成员们必须分担集体压力。而不同成员的所分担的压力，还不一样。这不一样，很难用多、少或强、弱来概括。因为它们的形态和性质，并不相似。这就是所谓“阶级观念”的缘起？

“阶级利益”，就是挑动人们前去分担这些压力的诱饵。“民族利益”就是转嫁这些压力的不同要求。“阶级斗争”，是为促使重新分配这些压力，而作的努力和宣传。这些努力有时表现激烈，有时不那么声嘶力竭──尤其当一个社会正顺利向外扩张时，它的内斗就是相当缓和的。外扩的势头一旦遏止，阶级斗争就将加剧并日益恶质化。罗马共和国末年的形势，就是显例。秦末和隋末和文革末期的形势，也是如此。

这里的“外扩”不必是军事扩张。比如二次大战后，西方殖民体系虽然崩解，但其经济扩张的势头却未消衰；因此，西方社会的内部形势，迄今为止还是比较缓和的，他们把动乱争夺的因素，成功转嫁到不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头上了。古代马其顿国王腓力一世和他的杰出继承人亚历山大“大帝”，都深知此中奥秘。他们明白：欲统一希腊，必先讨伐波斯。对中东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经略，以及尔后历时两百年之久的席卷黄种人世界以外的文明世界的所谓希腊化运动──使希腊诸城邦的骚骚然精力，得以“建设性地宣泄”，直到在亚洲建立了一系列希腊化国家。“罗马的和平”，实际上是马其顿人早在两百年前就奠定好了基础的。而罗马人还比马其顿人大大缩短了行程。

隋炀帝则滥用了这种智慧。他对高丽的讨伐，不但未能团结起中国社会，反而加速了崩溃。王莽也是如此，他对南匈奴的无故寻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里的区别在于，希腊人普遍惧恨波斯人，而中国人对高丽人、南匈奴人，则没有这种对等的感情（有的只是蔑视和不愿与之交往）。历史表明，亚历山大是个高明的战略家，而王莽、隋炀帝，只是想入非非的家伙。

“民族斗争”，则是“戴着不同面具的相似努力”。民族斗争的对外目标，结果是在一个社会内部，人为划分了新的主人阶级和隶属阶级。“民族上层分子的互相勾结”──只是阶级斗争论者的解释；或是民族斗争中暂时运用的策略与统战诡计。被征服民族，实质上只能整个沦陷为隶属阶级，且有文化传统与心理差别，作为这巩固这种实质征服的长期手段。

038

作为解脱努力的文化运动──

一切文化形态的生成，正如生命一样：并无定型或“形成”的一天。否则，我们岂不是堕入可悲的文化宿命论？文化形态的生成，是各种文化运动的结果。没有文化运动，就没有我们所看见的一切文化形态，不论它现在显得多么平常或多么奇特。文化运动的兴起，决非一般的骚动，它总是有针对的，总是源于某种非常实际的需要。当然，“实际需要”这时采取了“文化运动”的形式，披上了曲线救国的文化外衣。新的文学流派，新的艺术潮汐，新的宗教运动，新的思想革命，都有其社会历史方面的深刻来由，关乎人的生存与人的命运。但愿，不要把社会历史错综复杂的背景，一概简化为“经济基础”或“吃饭本能”才好。因为这类基于犹太民族性的“学术”简化，对真正透彻理解人类的活动，总是弊多于利。

当一些外来的挑战、威胁、压力等等，终于转化成（更确切地说，是激起了）某种内在的需要与欲望，当这些充满反抗精神的需要与欲望，诉诸高级观念形态的时候，就萌发了某种“文化的精魂”。这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文化精魂”（它被《周易》表述为“乾元”），一旦激起广泛的社会共鸣，某种文化运动的剧烈涛声，就将澎湃不已了。

一个社会，遭受的压力越大、压制的时间越长，它尔后为解除这压力而兴起的文化运动，就越富活力。同时，一个社会越是遭遇到某种它难以忍耐的攻击，它获得的复兴也就越是持久，甚至粗暴的外力干预，也不足以阻断它。也就是说，苦难越剧烈、越深刻，它招致的“反动力量”一般也就是越是强烈，越是高昂。对历史上各种文化运动和民族扩张的现象，我们都可以从上述角度去观察理解。

文化运动，缘起于个人的解脱努力，骤兴于集体的解脱努力，如果它获得了所谓的“普世性”的话，就在整个世界得到了共鸣。这样的文化运动不同于一般社会运动，它是兼任个人解脱与集体解脱于一身的；作为双向运动，在个人心理与集体意志间，它可以进行重复反馈，以造就一个有活力的集体──把个人的首创性，灌注到集体的容器里去，并发扬光大。同时以集体的保护伞，为个性的完善发育，提供一个适度温床。许多改变历史进程的宗教运动，正是最深刻意义的文化运动。

（另起一页）

四、婴孩的力量

039

《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老子》则生动揭示了“婴孩”的异能。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为什么古今许多思想者，给予幼童如此之高的评价？无疑，他们悟出一个道理：在尚未被社会成例所凝固、尚未被文化习俗所毒化的心灵中，活跃着更健康、更有弹性的生命力量。

与三十岁以上的成年人相比，三十岁以下的青年更富于婴孩的气质。他们还没有陷入定式的套中。因此，“对待青年的态度”，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的自身命运。当然，我们不能机械地看待“青年”问题，例如有些人还没有长大，已经世故，已经老了；有些人仿佛垂暮，却依然童贞，如婴孩，如赤子。

040

文化的创造，根本上是个如何满足心理需求的问题。而社会需求甚至经济需求，根本上也是一个心理需求。不同文明状态的人具有不同的心理需求，心理需要总是求新，总是在变，所以社会需求甚至经济需求，也在不断演绎，推出形形色色的历史剧目。不是经济决定心理，而是心理决定经济：现代的广告艺术，就在于刺激新的心理需求，然后创造新的经济需求。

因了创造性而带来的权力，只有继续用该项权力来为创造性去服役，才不会导致权能本身的衰竭、被毒化及最终毁灭──因为这类创造活动，无非是在创造更高的权力罢了！

而一切创造活动的起码的定义就是：它所消耗的反压制力量，要小于它所制造的反压制力量。低能耗，高聚能：这是创造。高能耗，低聚能，这是颓废。若不是为了创造的缘故，颓废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041

一切活动，如果不能孕育新的权力，不能加强反制力量，则其本质只能是消极的；而创造的本质，乃着落于生命的积极抵抗……世俗的、政治意义的“解放”，则是着落于生命的消极消费──除非它以新的奴役创造了更大的权力、更大的能量！真正的解放而非名为解放实为奴役的文革主义，只能带来松懈、放纵、无序、堕落……而在文革这种群众专政过后，也会由于专制力量的过度消耗而逐渐的松懈、放纵、无序、堕落……因为解放的本质，就是使得一切反压制的能力，遭到无谓的纵情的消耗。“解放”的颓废，还缓阻了新的反压制力量的健康生长；于是反制的力量不得不在克服了解放的颓废之后，再行生长起来。

人为的解放状态，只能使反制的力量趋于变态，不再对社会负有切实的责任，从而化为巨大的破坏行动。这与我们对历史的观察结果是不谋而合的：一切解放，作为对暴政的过激反应，必将导致新的也许更恶劣但更加生气勃勃的“暴政”。这就是“解放的价值”！

042

暴政作为一种强大的压制力量，一方面是对过度放纵及腐败的膺惩（并非人为的有意，而是属于“历史报应”的范畴）；一方面也在为的新的反制力量凝聚新的权力、准备必要的条件。例如，一种“解放”，若不带来新的压制与奴役，必定招致无穷的腐败与堕落。一种“好的解放”，本身就意味着“新的奴役”：有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而普遍的腐败与堕落，又只配招来更严酷的压制和奴役，作为报应──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归根结蒂，解放是奴役的前奏，奴役是解放的预演，“如此循环不已”。

“解放”是什么？是反制活动取得暂时成功的状态。而断言“权力是天下的首恶”，并非出于心理变态的嫉妒与诅咒，而是基于人的心理正常（“罪性”）的事实，即，忠实于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获得权力、保持权力、发展权力，要需要消耗大量的反制力量；而权力作为这样消极的活动，怎么能够使得创造的梦想，不化为泡影呢？

如此看来，权力的运用，不能不导致人的软弱、优柔及精神的败坏。一切世俗权力的罪恶，概出于此。甚至精神的权力，也会导致最终的腐败与丧德。

掌权者为什么不能“长葆权力的青春状态”？因为运用权力，就意味进入颓废、衰竭、毁灭的过程。哪怕这个权力是“受到监督”的！更何况，监督权力的权力本身，也存在极大的腐败机会，如法庭、媒体等等，都是寄生虫最为理想的去处。

043

权力的罪恶本质在于它给欲望的满足提供了条件和方便；从而使得生命本身下流而不是上游。生命形式，沦为权力和欲望的附庸。

传说中魏朝的太祖曹操曾说（其实是东晋的逆臣桓温的语录）：“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这也许为后代小说家们提供一个解剖天下英雄内心世界的口实。但翻开历史书一看，几乎所有的一切豪杰都是这么干的。作家李宗吾（1879－1943年）将此总结为“厚黑学”，他是读了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年）的《群体心理学》一书，总结了中国的历史。其实很多豪杰们也都是吃足了苦头然后才被锻炼得如此凶恶的，并非天性如此邪恶。而不遵循厚黑学原则的英雄，即使流芳百世，也被碎尸万段。如伟大的项羽，其流芳百世不过是对碎尸万段的安慰罢了。而凡是遵循厚黑学原则的人物，如厚颜无耻的刘邦，在他们的早期生涯中，大多是社会下层的社会渣滓。如那位喜欢自比模仿秦皇但却毫无帝王风度的苗汉混血的“湖南乡下知识青年”──后来为了让所有人和他一样无知，就封闭大学、涣散中学，让一两亿城市知识青年沦为“胡男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原本或许不失为仁慈的天性由于敏感的自卑心，而不再能忍受欺侮（“天下人负我”），终于反抗，导致“我负天下人”。

当然，这种人物常常嫉恶如仇，表现出更多的生命力─扩张欲。他们的善恶标准是与贪图蝇头小利的人民全然不同的：不是窃贼般的维持现状，而是强盗般的进取未来。他们的道德观，也不像黔首乞活们的道德观那样知足常乐，他们拒绝统治阶级的灌输培育──他们的道德超过统治阶级的贪得无厌、穷凶极恶。他们甚至有本事把这种贪得无厌、穷凶极恶，转化为良知良能，其强烈程度，足以使得任何习惯势力都无法扼杀它，于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契机，就从这活泼的良知中，发动了。

由于他们的自信及反省，他们的价值与常人无法相提并论。──一杆天平如何衡量两种性质的质地呢？

044

这些领袖的内心，完全不关心“人民的生活”，他像人民一样自私、冷酷，但由于压力更大而更加自私更加冷酷──正如人类并不关心其他哺乳类的生活，甚至并不真的关心他自己作为哺乳动物和黔首那一面的生活。除非，他的贪婪的创造性的活动要求如此！他只关心如何满足创造性的贪婪冲动。就像一个淫棍仅仅关心如何渔色。

孔子的经验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如果有一位罕见的好德胜过好色的人，就将成为转变历史的创造者。如那位其“德”有争议，但确实好德胜过好色的奥地利人，后来成为德国元首的阿道夫希特勒──他不仅清除了六百万犹太人，而且瓦解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促成了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做成了类似一百四十年前的拿破仑在欧洲做成的。

好德者其实是人行的高度扭曲：当他自己的生活和“人民生活”成为创造活动的材料和玩物时，他才真正感觉兴趣。别以为“这样的说法多么残忍、罪过”，须知，一切前进的历史，都是这么书写的！──并仅仅为此作证。

他终其一生都坚定行进在走向那个目标的征途上？他终其一生都是在这动人目标的阴影下活动、阳光中蛊惑……尽管，他仍然进行各色各样的游戏，来优哉游哉……最后却无一例外地为这目标而死去……这样的生活，“此中有真味，欲辩已忘言”。许多英雄，都如是了结掉自己的一生。

045

从压制与反制的观点看，惟独未经解放的妇女，才能养育伟大的儿子。

只因支配当代世界的风头人物们，多是出自“社会与文化意义的野鸡家庭”，所以，我们只能说，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不得不流为商女文化，它理应受到的是咒诅而不是祝福，它实际得到的是火的消毒而不是水的滋养……

尽管如此，我们在内心深处还是承认高贵事物的存在，还是愿意保卫高贵的东西。哪怕这在目前看来几乎是注定要失败的战斗。但是我们拒绝把一切都视为筹码。因为钱币不能购买良好的感觉。我们的这种态度，是对万恶的二十世纪末的商业风气的最好回答，但愿我们的回答，也是这商业主义没落长卷中的一道晨曦！

046

过度的商业主义泛滥，最后会招致神权政治的报应。作为报复这类颓废而出现的“神权国家”，也许不事生产。它本身，除了繁殖一个有效的祭司阶级外，仿佛无所事事。它的国在天上，在彼岸。而在现世，它仅仅剩下充分的寄生性。它的寄生性，像哈里发的宫廷和教皇的教廷，不足以刺激经济过程，反足以麻痹经济过程。但这种麻痹恰恰是过度泛滥的商业社会所需要的某种镇静剂──即世俗意义的涤罪剂。

道理简单：神权国家是文明之冬季的产物；它是继春季的嚣腾、夏季的繁盛、秋季的硕果累累而来的“收藏者”。它不需要繁殖、升华、收获──它仅仅需要贮存、冷冻，彻底的贮存和彻底的冷冻。就像几万年以前被巨大的意外天灾击杀的象群，其遗体迄今保留在新西伯利亚群岛的庞大冰原中。据说其肉的新鲜可以用来喂养拉雪橇的狗。死去的永恒。

也许有一天，基因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可以从解冻的遗体中提取其细胞，并复制已经绝种的古象。……这就是人类可以理解的永恒。

为了达到这一永恒，当然有必要提前──对曾经有效并且还将继续有效的因而势必继续生长和衰败腐烂的各种社会机能，提前实施必要的冻结，作为一个疗法或是一个“政策”。如此一来，保守将取代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将弥漫整个神权社会……

047

不管怎么说，一切人的生存状态，在人类学意义上是性质相似的，尽管，在体验意义、能量意义和社会意义方面又有截然不同的方面。不同的人，对生存状态的自信，也是远远不同的。尽管任何一位哲学家，在本性上可能与奴隶主或独裁者相去无几（尽管他们的专业表达是如此异样）──伟大哲学家的气质多是武断的、概括的、不容置疑的。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观念，多是产自人们现在称之为“奴隶社会”的那些个主人集团时代。

现代人，奉行个体主义观念，只希望享受自己的一生，不想为更壮烈的生命做出贡献（就这词的最古老血腥祭祀的意义而言），人们不再理解“种族的真理”，不再考虑“生命的精髓在于受苦”。而原来，人的高贵天性中事先就潜伏在这些“先验知识”中──只是现在，已经被现代人丧失了“廉耻”（就这词的中性意义而言）的“理智”，给压制了下去！

048

受苦──这是形成“结构”的前提。陶冶、锻炼、琢磨，都要经过此类受苦的过程。“怪物”并非“不成器”，而是成了别的器物（结构），别的就是“怪”的。

许多陶冶、锻炼、琢磨，并非人为的，更非预谋的。它们往往是自然的、偶发的。但对借以形成的那器、那结构、那存在来说，这种偶发的自然却是命运，或命运的见证。从这意义说，教育当然是巨大的压制。它有意识、有系统、有步骤地向人施加压力，以陶冶、锻炼、琢磨的形式，造就新人，也就是造就受压扭曲后重新定型甚至重新定义的人。

049

如果一种文明处于上升阶段，则它的教育必是“善”的；如果一种文明处于没落阶段，它的教育必为“恶”的。因为所谓的教育，就是消灭自然人而造就文化人。好的文化使人健康，坏的文化使人软弱；好的教育强化人的本能，坏的教育削弱人的本能，或者反过来说，使人健康的文化就是好的，使人软弱的教育就是坏的──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悲惨世界”！

050

极端的苦难，只是想象中的事：只要你还拥有对于苦难的感受性，你就还没有经历极端的苦难。因为极端的苦难是要让人失魂落魄、麻木不仁的。正如一部电影的台词中所说，当灭顶之灾来临时，当事人只觉得荒唐、奇怪，而不觉得悲伤、恐惧──因为真正的苦难好像是“不可思议”的。

051

真正的苦难也必须是新的，并因其新而令人震撼！旧瓶不能装新酒，甚明矣。所谓新酒，不是旧瓶中产生的余孽，而只能是新的瓶中的新的酒。旧瓶装新酒，仿佛异体蛋白效应：一方面，使旧瓶破裂，一方面，使新酒变质。旧瓶装新酒，人们还以旧瓶的成见看待新酒，新酒如何难逃旧瓶的污染？新的不再新，旧的不再旧，清浊一浑然，不知为何物。

旧瓶装新酒，被叫做“改革”。改革使得邪恶体制下的土地沦为一个死人统治的国度，一切要按照“祖宗的成法”、“光荣的传统”──办事，如此“你办事，我放心”──活人办事，死人放心。结果死的死不了，活的活不成。活人仿佛是为死人活，活人用自己的生存，祭奠久已朽烂的亡灵，全部生命，成为血腥涎滑的牺牲过程──甚至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样的“诗句”粉饰起来。

就这样，不仅活人为死人，而且壮年人为垂暮者──活着。前者的思想和行为，言谈和微笑，以及幸福和痛苦──是由“孝道”（在昏乱的“现代汉语”中，孝道是由“四个坚持”来表述的）来，紧紧环绕在尸体的灵床边。青年人则被精心泡制成壮年人的鱼肉酒菜。因庞大而变得伟大的死人国度，发出响亮的教诲说：“青年时代，是打基础的时代……”──对了，青年，必须甘当任人践踏的“基础”（甚至“孺子牛”）：直等老死去，才有出头望。如此一来，青年们，不得不为别人的意志、别人的目标，而“学会生活”、“学会做人”……如此阴暗的死人国度。它以婴儿为食，以胎盘进补。然而，扼杀一个婴孩，岂不就等于扼杀了一段历史？甚至取消了一个世界？这要比诞生之后的谋杀，也许来得更为阴暗。这样意义的社会堕胎，因此成为现代世界罪大恶极的见证。现代人的自我中心、破坏生态平衡、对自然的亵渎和犯罪，在个体堕胎和社会堕胎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这死人的国度！它用孩子们的心，编成悼念亡灵的美丽花环。在这美好生活的背面，屹立着如此泣鬼惊神的“壮丽的事业”──许多党都像黑手党那样，喜欢这样称呼自己杀人越货的勾当为“壮丽的事业”。统治这奇特国度的，是地地道道的反生命规律。它，漠视、践踏、踩踏一切尚未死绝尚未凉透的存在。

052

“反生命的铁律”警告人们说，“生命力的度数，就是受迫害的度数。你梦想获得幸福？必先扼杀自己的生命！我们这里，死一般的幸福至高无上。因此好事多磨，凡事忍耐是最终的美德。”

确实，这里只有死一般的幸福──因为这里是死人统治的国度。田园渐渐荒芜，变为广漠的坟场。人烟虽然稠密，但流行的新锐却是死人的欢喜。真正的活人，以及活人的欢喜，在这里“决无立锥之地”，决无。到处都是坟墓，粉饰的坟墓。到处布满了死人的遗物甚至尸骨──从建筑到观念，从日常用品到教育系统，到处散发着死人的气味。从宏观到微观，无不点缀着往日的灰色遗骨。留给活人的空间太小了，越来越多的死人，挤踏活人，阴魂不散，无孔不入毒化阳光下的生活──他们运筹帷幄在那阴暗的地下指挥部。

然而，他们竟然胜利了。他们得意地笑了。阴郁的笑声，是他们功成名就、左右摇摆的法宝。他们的放肆，甚至把许多胎儿列为“不准出生的人”……将之“扼杀在萌芽状态”。

他们的亡灵富于蛊惑的魅力。他们曾经宣称，要把地狱变成天堂，起码也把人间变成天堂……“食言自肥”的家伙有福了！人间没有变成天堂，而摇篮却变成了凶残的墓地。不幸的女人啊，你们的子宫已经成为“地下宫殿”。

到处都遍布坟墓！现代的最大秘密──母腹变成了坟墓，祖国变成了敌占区，万人尊仰的殿堂就是绝育的坟场，那里的许多活人，作为亡灵的殉葬品被活活饿死，他们的希望与欢喜，只是短暂的幕间休息，为的是，在殉葬的典礼上，有点愉快的色彩。以便引诱更多自觉自愿的牺牲品，形形色色的心理炮灰，慷慨赴死。

053

如果有一天，某个清醒的活人突然来到这死人国度，他会多么孤独，多么恐怖──他面前是粉饰的废墟，红里透黑、生里透死的无限虚伪。

他眺望这绿色的沙漠，这生命的化石，他犹豫了，是进去呢？还是逃开？

死之霉气，朝他袭来，逼迫他内外霉透，“表里如一”。

该深入呢？还是退出？拒绝后撤？是的，这死气沉沉的笼罩、这刻毒成性的奔袭──对他的心，已经成为一种召唤，刺激他的反抗精神，充满罪恶的魅力。

054

一个活人，要起来对抗这整个的死人世界。他即将冒险赌博，展开针对整个世界会战。但愿他能成功。他说，“理解是世界的钥匙。”他揭开了基本的历史事实。有了一种理解，就获得一把打开世界的钥匙；不同的理解所打开的，将是不同的世界。

是的，一个探险家，冒着不可预测的危险，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这岂不等于是创造了这个世界？尤其是，如果他不复存在，这世界也将与他同时埋葬！或者消亡。如果不是他前来打开，则就永远无人能够打开……他等于凭空创造这个世界！即使然后又把它毁掉，也好像一个顽皮的儿童，正恣意游戏。在他之后，无人能够再发现，这世界的瑰宝正像古老童话中的刺眼财富般，会悄悄消蚀掉了。

055

对“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智慧而言，怎样解除“死”这毒刺的暗暗威胁？对寻求富贵和尘世欲望的民众，生活应该是顺从习惯的、麻木并有效到机械程度的惰性运动──他们对死亡毒刺的威胁，不再会有痛切的感受。然而，对帝乡天国怀有深切希望的心灵，却不再看重此世的现实。因为他们寄望于彼岸，深信个体的死亡不是毁灭，而是新生，且是不朽生命的开端。他们的彼世并非“柏拉图式的理念”，而是“但丁式的真实”。他们因此不在受到死亡的威胁，死亡并不意味毁灭，而仅是依依不舍：生命像是一座住惯了的房子，要和它分手总是依依不舍的。最切感死亡痛苦的，其实还是智者，因为他们不忍离弃自己的智慧，庄子与释迦因此大力讨论自己的死亡。对他们，物理上的天国是虚无的；所以，他们用“物理上的现世也同为虚无”来平衡自己的心，从而破除一个偌大的幻念，一个偌大的世界。

婴孩般的永生，并非生命无聊平凡的延续，而是将小己溶于大我。大我就是无我。大我就是他人，就是动物植物，换言之，“神”就是“最高的大我”。过去的人们和现代的群众，多把永生设想为肉体的复活。稍为高级的，则把永生设想为精神的永存、灵魂的不灭。那不是婴孩般的永生，而是囿于成人的定想，所以也不脱渺小与渺茫。这定想的永生观念，使人们的善行与慈悲，蒙上了一层投机的、可疑的色彩，使人们的善行与慈悲，不是出于爱，不是出于义举，而是希图加倍的回捞与报酬，希图以此世的有限牺牲，换取来世的无限储蓄──天上的灵粮。

这是什么？难道不是超级的罪恶？至少它是与恶行同出一源，却比恶行走得更远。因为它把人的罪恶，延伸到了神的国度。

056

神的道路，使婴孩降生世界，但不能使得人人都成完人。神不用母爱来爱人类，而是运用神秘的爱。而文艺复兴的匠人门则用母爱来表达甚至替代了神的爱。至于如何使得众生脱离苦海，日臻光明世界，抵达完美和谐：那依然是没有开启的奥秘。神已经启示了春天的美妙，还将启示冬天的严寒。只是我们“有眼却看不见，有耳却听不见”。天国就在身边，可是人们却得不到。天国得来，也许毫不费力，也许只要退一步而不是进一步，不必克己也不必救人──就能得到平安与满足？当野心消失的时候，洁净即刻实现？

人类有爱，必有痛苦追随。光明世界的亮度之后爱，就有黑暗跟随。命运用痛苦激励人，奋斗日臻完善。在光明世界里，痛苦会有另层意义：它使人不再畏惧，而是欣喜。只要退一步，哪怕你割舍不了自己的爱，你就不再畏惧痛苦，而是欢迎痛苦：痛苦赐给生命的意义。而“永生的光明世界”，反倒使生命失去意义──那时，一个人死亡，使他的善行与爱，化及宇宙──他与人同在，与神同在，不是毁灭，而是溶进无我，在永生的不朽的行进中，丧失自身的意义。

（另起一页）

五、出殡的生命

057

我看过中国传统的大出殡！在呜呜咽咽的喧闹中──我听见无边的寂寥。他或她远去了：无人能够陪伴，即便再隆重的追悼、再奢华的殉葬，也不能。她或他永远去了：无论红颜芳龄还是龙钟老态；无论恶棍还是善人；无论是毁誉还是贵贱。无论、无论……一切都结束，甚至连黄土也不再陪伴的孤寂。

我们都会死去！谁也不能幸免！古往今来那么多风云人物，都到哪里去了？我们所思所行的一切，真有意义吗？真有归宿吗？

我们曾经迷念的一切，多么空虚。我们爱行云流水，是因为它转瞬即逝吗？我们爱朝阳夕日，是因为它永远重复吗？我们爱一切使人快乐的事物，是因为我们真的饥渴吗？还是仅仅因为那是最终不可捉摸的影子、注定消亡的现象？

058

死后有灵魂吗？

──这是无数人们询问过无数遍的老题目。人们不断做出新解。在“有”或“无”的后面，习惯成自然，还要加上一连串枯燥无味的“但是”、“所以”、“如果”、“一定”之类的论证，但所有这一切，只不过表达了人自己的内心苍白甚至精神的贫血。

旧题其实不旧，新解倒也不新──人们总是面对死亡，万古如新；人们总想摆脱死亡，所以不断追问，所以永远的解，直到身临死境，亲身品尝灭顶之灾的时候，才刚刚露面。

059

为什么要做这自问自解的重复游戏？为排遣内心的疑惑？为鼓动生之余勇？或是无聊的“青春病”．从而为哲学、宗教开源？它凝聚多少问题？它又闭锁多少问题？仿佛只有“艺术与政治的活壤”，才能写出它的悲情于万分之一。

人们急急忙忙去“生活”，岂不等于急急忙忙地“赴死”？为什么不过得悠闲一点呢？为什么要用许多杂务，来自相困扰呢？因为死到临头，谁也无法因为尘世的“成功”而“心满意足地死去”。

有人说，“深刻如同面临深渊。”──这对吗？难道仅仅因为看不见深渊，悬崖就成为坦途？难道就因为瞎眼，荒野就成为乐园？闭目不看这世界，就等于救了世也救了己？

──人应当怎样生活？

每个人都正在按照自己觉得可能并有利的方式，痛快地或痛苦地活着。所以，教导别人应该怎样生活，非愚即诬（不是无知，就是存心欺骗）。而接受别人的教导，非愚即病（不是无知，就是六神无主）。如果你的天性要你服从别人，那你不妨做一个高贵的服从者！如果你的天性号召你反抗、不顾死活自行其是，那你不妨舍生取义。关键是要听从──“内心的呼唤”！如果你没有内心──那就随波逐流，做一个快乐的冷血王八。

060

人死后，化成另一种存在。他所经历的时间空间，必与生前不同。时间的扭曲，使得生者的一天，死者可能就是百年？弥留之际的孤独、恐怖，可能是巨大的。特别是，当死亡缓慢而不太痛苦地降临时。而当这样的孤独和恐怖，和“时间扭曲”、一天等于百年结伴而来时：这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地狱”吗？

生活本身仿佛是一种解脱。但是，只有最愚蠢的哲学、最邪道的宗教，才会把生活本身当作最普遍、最有力的解脱方式。因为即使“最有生活意义的”纵欲状，也只能为思想提供麻醉剂，为本能提供宣泄法：而无法提供人生的终极解脱！

061

从解脱者的角度看，解脱感的获得，可以有个体的解脱与群体的解脱两种。但从观察者的角度看，却是：

A、最强大的个体解脱方式，是为群体的解脱提供道路；这是英雄。

B、次一级的个体解脱方式，是假借群体名义，以强奸群体来实现个人的解脱感；这是奸雄。

C、最差的个体解脱方式，是独善其身；这是“狗熊”。

而那些和现实社会几乎绝缘的天才（所以看起来好像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家伙），由于他们的思想、艺术和人格，为群体的解脱提供了道路，就依然是英雄而不是狗熊。天才人物的生活轨迹，因此成为人类解脱的道路：“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说。“耶稣的永恒性”在于：他不断以另一副面具再临人世，例如，不是作为犹太人，而是作为一个目前还不知名的民族成员；不是在公元前三年，而是在二十二世纪或是二十三世纪的某个时刻？

062

羚羊的秀美，是为了激发狮子的食欲。

天才的写作，是为了消解自己的思想。

语言系统，因此成为“吞吃天才”的猛兽。

文化，这也是生命的大出殡。最能打动人心的思想，也许不是最有逻辑的理论，但必是最有体验的思想。

清水是养不了活鱼的，也是出不了芙蓉的；芙蓉都根植在烂泥中，活鱼需要臭鱼烂虾。解脱人生苦恼的方式──是烂泥、臭鱼烂虾和“救世主们”共同关心的命运问题。人生总归是解脱，人生的活动无非是求解脱。但怎样解脱，采取什么途径解脱──却可以区分出臭鱼烂虾和救世真主。人啊，你所面对的选择，是一生拥有的最大“赌博”。

063

法国人巴斯卡认为，信仰是人生的最大赌博。其实，那并不全面。信仰，只是解脱的一种方式，并非一切解脱方式。有许多人，并不以信仰来作赌，而是诉诸其它赌注──如身体，钱财，名誉，地位，等等，不一而足。行动，尤其在失去信仰的时代或失去信仰的社会里（没有信仰的行动），往往主宰社会生活的主流。哪怕这时代和社会依然宣称它具有某种宗教或是某种信仰。例如，我们当前的这个时代就是如此。

巴斯卡产生在法国并不奇怪，因为法国人是世界上最缺乏信仰、最热衷于现实的甚至猥琐行动的民族之一。而我们已经知道，凭借什么去获得解脱感、遵循什么样的解脱方式──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报还一报”──正是就这种性质而言的。当然，如果把报应观念庸俗道德化，也构成流俗的偏见。说到底，解脱方式很难用道德的“善”、“恶”来划分。但“报应”确实“丝毫不爽”！于是，怎样解脱，就成为怎样的人，就得到怎样的命运和结局。

064

除了“解脱的感觉”，人如何使自己达到“实况的解脱”呢？答案是惊悚的：不惮肮脏。

人生是肮脏的。而且，我们正以肮脏为生──而无法如盲信的自欺者那样窃窃私语的那样是以纯洁为生的。例如，宗教意义上的“罪恶”，虽被一切“良知”谴责，但正是这种不折不扣的罪恶，才是一切生命现象的前提。真要消灭罪恶吗？那么，请先消灭生命本身！

在人文主义的尺度下，罪恶使人强壮，圣洁令人孱弱。──这是由人的“罪恶本性”所决定的。例如，所谓“神经性厌食症”的流行，表明心理上的压力，足以导致病理上的结果。因为面对“标准化”所表现出来的屈服态度，本是“社会人”的一大美德（再如，对于社会标准的趋奉，是社会得以形成集团的凝聚力所在）。但对生气勃勃的个体，它却足以构成病原体。

065

“社会生物学”的兴起，表明人们已对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关系，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这使他与蚂蚁、蜜蜂等社会性昆虫，与狼群与羊群等社会性哺乳类，具有文化上的不同。人优于动物的，不仅在于他的社会性，而且在于他的个性，在于其个性中存有的“高级社会性”。

社会性，作为压制力量，要求个人克制他的“小生物性”，以服从社会的“大生物性”。于是，个人的生物就作为一种反制力量而开始崭露头角了──他要求社会对他这一个体，做出适度的让步，并在法律上保障他某种程度的“自由”。他多么珍爱这种权利！为了保护这种个性的权利，他有时不惜死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066

是社会性与个性的双重背景，使人性具有了双重性质。任何个人，或多或少，或是这样或是那样，都是一个上述意义的“两面派”、伪君子。

只有高贵的两面派与卑劣的两面派之分；只有公开的两面派与隐蔽的两面派之分──而没有两面派和一面派、伪君子与真君子之分！差别仅仅在于：有人成功克服了不利于自己目标的那一面──成为自己的主人；而其他人则被两面要求的冲突牵着鼻子走──沦为自己的奴仆，甚至招致毁灭。

067

一切文化和社会上的种种建树（包括充实经济力量的要求和精神文化上的定向努力）──其渊源都在于人性的两重构造。人是如此迫切地需要，在社会与个人、文明程序与生物本性上──求得某种切实可行的妥协及其平衡。

两种基本力量，体现为社会性与个体性；或是文明秩序与生物本性──它们的本质是压制力与反压力──它们互相消长，彼此渗透。它们的力量对比，永远不固定：它们之间地关系，有时一致，有时歧异。

而“社会生物学”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勉强的一元论倾向。它企图把上述两股力量混为一谈，人为将它们拧成一股。这样，反倒使自己的努力，陷于矛盾的纠葛中。而把人的一切社会行为的渊源，都归结到他的生物性上去，有使生物本性横遭文明化的危险。这一倾向，使人的生物本性冒着被曲解、被伪造的危险，使得人自己身上本来已经虚伪不堪的生物本性，进一步异化掉了。

反过来，鼓吹人的生物本性，来为他的社会行为做出“最深刻解释”，结果不免流于“最硬性的规定”──这无异给形形色色、互相抵牾的社会行为，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上“生物”（尤如古代的“神圣”）的外衣。这样，有混同人的“兽性”和“神性”之嫌。毕竟，人的万年文明史已经证明：人的“神性”比人的“兽性”，更稀罕，因而更珍贵。而“社会生物学”却步精神分析学的后尘，把它们等同起来，结果是单独取消了神性，使现代人沦为不折不扣的一群畜生。

这也是生命的大出殡。

（另起一页）

六、再论解脱

068

解脱论之一：

少数人的自杀，有时为人格的完美，有时为事业的荣耀。多数人的自杀，有时为进入梦想的天国乐土（这是对有神论或彼岸论者而言），有时仅仅是寻求一种最简便、最彻底的“解脱”（这是对无神论或现世论者而言）──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了百了”，是从尘世苦难中的彻底解放。尽管死后是一片虚空和无边寂寞（“死后原知万事空”──没有天国乐土），也没有天国的另一极端（“马克思奇迹”）可以朝拜；但他们还要去寻求这虚无寂寞，因为实实在在的苦难和严峻冷酷的生活，太折磨人，哪里让人受得了？宁愿追寻空无一物的死亡！他们多么明澈，清楚知道：任何悠久的事业，都和他们短暂的生命一样有其尽头，“长此以往的光荣”只是骗人的理论，甚至烈士的死亡也无助任何事业的兴旺发达，因为烈士的血，总是白流的，只能达到始料不及的可悲目标。“歪打正着”很少成为世界的真实，正打，倒是往往歪着。

生活的逃避者们还是想死。死对他们并不沉重，几乎是轻松的旅行。重如泰山的死亡，反而经常使人堕入地狱；轻如鸿毛的死亡，才能更加容易使人升入天堂？并不是任何死亡都能走向真的解脱，哪怕仅仅是“走向解脱的里程碑”。

人死之后，诚然可以摆脱心理上的压制、社会上的压制甚至生物上的压制……但是，物理上的压制却是任何死亡也摆脱不了的！哪怕是无神论者的死亡！那里，永恒的“力之压迫与力之反抗”，并不能使死者安息──轻松自如，空灵失重，有如解脱。而空灵失重的解脱状态，其实只在活人的思想中。

认定死亡（甚至包括了自杀），必定可获解脱，其实是十足的迷信。其愚蠢程度，正如流俗认为“涅槃”是“死”的别名。其实，“涅槃”并非“圆寂”，“涅槃”是活着但又彻底摆脱了生之负累的那个境界。“终极的解脱”也是如此，要么不可能，要么是心境，并非物理手段、生物手段可以获得。社会手段，更无奈其何，只能望洋兴叹。

心的解脱，是一个解放了的心灵面对沉浊混乱的世界时，油然升起的大喜悦。这喜悦的前提，是无我至少是“超然时无我”的，否则人如何能够获得“不招致痛苦的喜悦”？

069

解脱论之二：

犯罪，有时为谋财害命，攫得“不义的身外之物”；有时却为求得一个“可望不可即的解脱”……然而越追求解脱，就陷得越深。这样，犯罪动因就有两种，一种偏重社会的功利性，一种偏重心理的功利性。对付偏重于社会性的罪犯，可以通过改变其环境来改变他；对付偏重于心理性的罪犯，则难以救药。但现在中国的法律制度，却倾向于宽赦社会性的（刑事）罪犯，而严惩心理性的（思想）罪犯，真是不可思议的南辕北辙。这种惩罚的理论依据，是认为心理要素比社会要素更深一层，所以思想犯比刑事犯更加难以改造，因此必须给予更为严厉的打击，要防止“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要“把动乱消灭于萌芽状态”。

虽然不同的人、不同的心态，对同样或近似的挑战，具有不同的感受及差别的反应，但是心理要素，怎能不通过社会心理发挥作用？对罪犯区别对待，本是社会理解上的一个致命错误。而根据“犯罪性质”来施加刑罚，则是法律构想上的一个致命错误。二者同样陷入简单化、程序化。这错误起源于如此原始和古老的判断：根据表象来推断性质，根据行为来推断动机。这幼稚的判断，深深支配人的历史，甚至影响今天的思想和行动，直到每个人头上，这不能不说是“最深刻的生物性悲剧”──因为谁能洞察人心呢？最多是以己度人。

这悲剧重复演出永远雷同的曲目：“近似的现象，必有近似的性质；近似的行为，必有近似的动最深刻意义的罪犯，为解脱其生存的根本苦恼而进行犯罪。”这是不可能改造的罪犯，即使他们的罪行不大。而那些为一时冲动所感，或仅为摆脱外在的生存困难而犯罪的罪犯，则是可以改造的小罪犯，即使他们的罪行看起来很大。因为这些“大罪行”的发生，带有相当偶然的社会性；而那些“小罪行”的发生，却由于必然的心理性。在生活中，我们就会碰上一些其实并不愁衣食的小偷小摸，他们的劣迹，纯属其天性的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会碰上某些铤而走险的善良人，他们的罪行迫于无奈。

耶稣说，心里动了淫念的人，和实际上犯了奸淫的人，相去无几。──这话似乎出自一个过分的宗教狂热份子之口，很难被法学家们认真接受，即使是宗教裁判所里的法学家，要以这话来鉴别罪犯也是十分困难的，要以这话给人定罪，在任何社会都行不通。

但这句话，却包含很大的智慧。其智慧在于它的“中介性”。在心理学家看来，根本的东西并非“淫行”，而是“淫念”。在心理学意义上可以认为，一个人即使未犯“奸淫”，口中也没有邪恶；但若他心存淫念，那么他就是一个未露声色的淫邪之徒。相反，一个人即使行为不轨，到处伤风败俗；但如果他并不带有“淫念”，而是根据社会习俗和赤诚童心去这么干的，那他就可以得到宽恕，甚至鼓励。特别是当他因此为社会做出特殊贡献之后。所以，人们不会批判动物行淫，甚至不会描述动物淫荡，因为动物的性行为无法用“淫”这个心理学概念去说。

上述分析，不仅对澄清“哲学问题”至关重要；也对认识生活、处理生活（其中当然也包括法理学问题），必不可少。

有的人之所以犯罪，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实物，而是爱好犯罪活动本身。犯罪感夹杂着富于刺激性的冒险情趣，使他们的心变得生趣盎然，他们以犯罪活动所固有的神秘色彩，为人生寻求解脱的道路。他们梦想，冒险中可以带来解脱。因此历史上许多汪洋大盗，探险家、征服者、政权创立者──都在这心理机制的驱遣下，投入他们的疯狂生涯。

然而，犯罪其实无助于实现解脱。许多成王败寇，在其过度行为所招来的报应中，越陷越深，最后是毁灭，而非解脱。即使他没有遭到“恶报”，也并不等于“解脱”了。因为他既然迷恋于某种刺激、陶醉于某种状态并依赖于某种“成就”──那就是尚未解脱的标志。

070

解脱论之三：

有意识的“解脱”都失败了。现在，无意识的“尽性”将被奉为唯一的解脱、至高的德音。

“各人偏行己路”──有什么不好？

各种极端行为、各类偏颇思想──总会在宇宙的无限运化中，奇妙中和，并成全社会意义的大和谐。和谐不是单调的同一，而是不同存在的共和！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不合世俗对“和谐”的误解，即以为和谐就是沆瀣一气。但沆瀣一气是“同”，而不是“和”。

和谐，是难得的瑰宝。世俗不知怎样寻觅它──和谐其实不在别处，正在“尽性”的天机中。

071

人人尽性，免不了大开冲突，大动干戈？──但这是尽性、和谐的必要前提，这是超越道德原则的“力学定理”。这起伏不定、升沉万状的力学现象，是全部历史的解毒剂，它使历史日新、宇宙的生命波澜壮阔、避免令人厌恶的腐朽。

有一天，一种彻底摆脱标准化的现代奴役、在形式上脱颖而出的新人，将尽性，出现在历史的晨雾中。他们从传统习俗的死缚中飞出，完成了“凤凰涅槃”。对历史，散布优良的基因；他们完成蛹体时代的蜕变、冬眠。他们长成悦目的彩蝶，翻飞在新的文化沃壤，那原始的芳甸。他们天性的总和，凝集成魅力的天命。

072

没有什么“普遍有效的解脱方法”──尽性了，就解脱了。

如果人人尽性，可以个个解脱。

除此以外，如果谁告诉我们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又不拘时间条件）的解脱方法，我们就知道他在骗人。如果他自己深信不疑，那就是自欺欺人。没有“普遍有效的方法”，更没有“普遍有效的解脱方法”──除非，那是“无方法”。面对蛊惑人心的谣言，我们已经听腻了，我们需要新鲜空气，尽性，就是获得新鲜空气的保证。大自然的安排，胜过人问的矫饰。尽自然赋予我们的天性，就能获得自然清纯的新气息。因为在天性中，有永不衰败、永不腐朽的活源；因为在天性中，有宇宙全体的奥秘和宝藏；因为在天性中，有未来历史和人类命运的缩影。

073

尽性，还是归返自然。古人对此理解极深，他们说：“小隐隐于林薮，大隐隐于朝市。”重返自然怀抱、弥合自然分裂、放弃对立自然──宇宙和谐就会降临。这是新世纪呼唤的“天人合一”，这是人类可能拥有的解脱。

如果要说什么“普遍解脱”，那么可能就是“人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各尽其性”。但这并非一个途径的示范，而是无数途径的总汇──无数方法，无数形式，无数个案……这是真正的自由，一切自由战士都梦想不到的。因为一切自由战士，或多或少都是企图把自己认定的“自由”和“解放”强加于人，他们这样强做解人的疯狂，终使自己成为奴役势力的走卒。

074

“天国在你身上”，可以注解“天国在你心中”──因为天国，既非实存的乐土，亦非观念的净土，“天国，就是天性”。一个人要寻求自己的天国？就要到“尽性”的天福中，恣肆游戏。

纵欲是某些人的天国。禁欲则是另些人的天国。而清心淡泊，寡欲中庸，是又一些人的天国。有些人在肉体上纵欲，有些人在精神上纵欲，有些人在事业上纵欲。精力总须有个去处──于是病弱者与残废人，便以皎洁的圣徒（如颜回或是子张）面目，君临了人世。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天国？所以“普遍的天国”，从来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

除非在暴力的强逼和欺骗的宣传中。而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就曾经扮演了这类角色。

075

不必“顿悟”就能“成佛”──世界无常，佛无一定。能尽性者，便得解脱；得解脱者，便是“佛”。

上述精言妙语，岂不比之禅宗更得禅机？因为禅宗毕竟还受诸多“世祖”阴影的笼罩。世祖的阴魂，时时凌辱活人的天性，逼使潺潺的活泉，受固于陈腐的河道。这些河道其实早该崩溃、废弃了。

076

人生在世，最根本的，其实不是“得到”，而是“尽性”！

“得到”，只是通向“尽性”的途径、达到“尽性”的方法，而且往往是更偏重于形式或物质方面的手段，为“得到”而牺牲“尽性”，舍本逐末，缘木求鱼。

很清楚，除了守财奴之外，任何人想“得到”钱财，无非是为了“尽性”：钱财是通向“尽性”的途径，发财则是达到“尽性”的方法……即使守财奴，他要“得到”钱财的目的，也不仅止于占用钱财这一事实，也是为满足占用钱财的那一欲望。例如，守财权的发财也是为了“尽性”，为了尽其“顽强保守钱财”的天性。聚敛钱财，只是这顽固天性的表达。欲望、追逐与满足，并不是“尽性”只是尽性的表达。尽管世人常将二者混为一谈。欲望、追逐与满足，只是“尽性”的皮相步骤。

其实在相似的欲望下，掩藏着差别极大的天性。而相似的天性，也可能由于环境压力，表现出很不相同的欲望形式。生活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尽“我之性”，勿尽“非我之性”；尽自然之性，勿尽他人之兴。──这是“尽性”的真谛。

077

尽性，是尽真实的天性，而不是追求畸形变态的欲望。欲望本不炽烈，是过度的压制，使欲望变得激越而疯狂。欲望并不与天性等同，是社会，为了那颇可置疑的冷酷需要，将人性的天然需要一笔勾销──至少也强迫其改变形态、改变方向……于是，“天性”被无情扭曲，套上层层马辔，任凭别人的意志纵横驰骋。

这种“纵横驰骋那横遭扭曲的天性”虽然司空见惯，但却根本不是尽性，而只是“尽其非我之性”，是“尽他人之兴”。而真正的尽性，却是走向“尽我天性”的历程。在这天路历程上，有动人的瑰宝和无常的幸运。它一反人为的僵硬习惯；它破除千年的阴森戒律。

078

尽性，不是矫情的造作，而是纯朴的流露。要珍视这流露，要存养这流露，要为这真实的流露而拼命，并以这流露为生活的航标。让天性来陪伴你度过暗淡的岁月！

无论是宋明先生、汉唐佛徒，还是魏晋名士、先秦诸子──都把“尽性”狭隘化甚至道德化了。例如，他们假定有某种普遍而共同的“天性”存在，而且分布在每个人的身上、心中，区别只在强烈程度和自觉程度。但其实这是误解，因为人们的天性，实在不同。我们因此要从对“性”、对“性命”、对“尽性”的传统误解中，解放出来。我们要掸去它们不幸沾上的各个时代的道德积尘，以复原它的力学面目。

──“性”，是反压制力的人性形态。“性”，超乎善恶之际与正负之分，而仅仅是力学形态。纯朴未凿的天性之光，是睥睨善恶之区分的。光，自然照亮他所面临的大千世界，没有虚伪矫情，没有善意强制，没有一切促其暗淡甚或泯灭的盟邦。

079

惠能对“菩提──佛性”的洞察，显然比神秀对“佛性──菩提”的认识，更接近虚无主义。他否定“菩提──佛性”的实体化、道德化倾向，一举改变了修行的路标，但他难道真的达到了真如之境？

惠能承认人心深处都有佛性，不幸这并未摆脱对佛性的旧解。这旧解是基于误解：“佛性”虽非客观，但竟是同一的，然后由不同的主体骤然捕捉到手（这捕捉被叫做“顿悟”）！

客观而同一的佛性，其实并不存在。

主观而同一的佛性，其实也不存在。

真正的佛性，就是尽一切性，尽不同的天性。尽善的天性，是佛性，尽恶的天性，也是佛性。佛性无分善恶，故能圆融，能超一切理。惠能称之为“不二之法”，这是他高超之处，但他仍然念念于“性迷”，将“性迷”与“佛”对立起来，然后打入心理地狱、观念囚牢──他终于未能承认尽性之性，就是佛性！

080

何来性迷？性迷原是对天性的抑制。若天性位于无抑制状态下，则性各平等，何迷之有？！在我们看来，但凡尽了性，性即平等，只有天性的绝对值，而无天性的正负值。至于正负之分，正是惠能自己批判过的“二法”之迷误。

对“佛性”的最高理解，应是“尽性”。除了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尽性，没有什么固定的菩提、明镜。不仅求佛之路，永远仅仅属于个性；佛性本身也仅仅属于个体。集体只能礼佛，而不能成佛。尽性者，就是佛。有各种各样的天性，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佛。有温柔慈悲之佛；也有惊世骇俗之佛──这并不“矛盾”，它统一在尽性的天光中……佛犹如此，遑论其他？

（另起一页）

七、文明也要排泄

081

一切有活力的社会，无疑都不是封闭社会，甚至不是半封闭社会。

那么，封闭社会或半封闭社会是否毫无益处？如果不是，那么它的历史使命究竟何在？一言以蔽之曰：为那充满活力的开放社会作准备。

082

封闭不是罪恶，开放不是德行；封闭是势衰的结果（以前人们说，中国和日本的“锁国”，是它们近代落伍的“原因”，显然倒果为因了。我们看到，即便当代奉行自由贸易政策、极其开放的欧美各国，每当它们经济萧条、贸易逆差时，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也甚嚣尘上），开放是势强的结果。强大的社会不得不寻求向外的扩张，衰落的社会不得不收敛蜷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封闭社会的功能，可以为势衰的文明提供某种人造的政治保护，甚至为它再度走向强势，累积并提供火热的社会能源──经过休耕、复苏，而蠢蠢欲动的反击力量。

不是虐待狂，也不是受虐狂，而是满携自我牺牲和牺牲他人的新文化的载体？这，源于封闭时代的严酷压制？

083

任何文明的诞生，像任何生命的诞生一样──是可嘉可庆的胜利纪念碑。它不仅是一个新程序的开始，也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它们的诞生，无不需要卓越努力和艰苦奋斗，但更需要绝妙的运气，甚至需要“创造者的启示”。

文明也和生命一样，在它沉着扩张的路途上，要牺牲许多就其本身而言是“完全无辜”的动力、对象和材料。在这一点上，文明更像是动物而不是像植物，尤其像“肉食动物”──文明，张开血盆大口，毫无顾忌、毫无廉耻地吞食一切可以吞食的营养物质，直到自己的心身发育成熟。过分的成熟会导致精神的肥胖症：如人道主义、兽道主义、鸟道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等；而在文明的初年，它的表现更像肉食动物，和屠夫──而后依次蜕化成杂食动物、草食动物（素食主义者）甚或植物（纯粹被他人所食者）──这是一个不断衰落、不断退化的“自然过程”，甚至容不得咬文嚼字的道德评价置喙之。

我们的眼睛，总不该如此短视吧！我们应该有能力设想，与自己的生存现状根本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我们应该不被区区人间善恶遮蔽住。人间的善恶，在“终极善”的朦胧天景中，逐渐消散、隐退，成为伟大异象的陪衬，琐屑无聊陪衬物。“终极善”的思想，就是归化自然的精神。终极的，就是真的，善的，美的。而那些宿命的、必定来临的，就应该受到欢迎，成为毫无争议的主宰。即便从本能上说，我们这是在举行被迫的、甚至是心惊胆战的欢迎仪式。只有这样于无声处的革命，才能使混乱时代的生灵们，受到洗礼，变得镇定。

084

虚无主义只可作为一种认识，一面观世的明镜；而不可作为行动的指南，权衡得失的尺度。在这观世的明镜中，自我否定比自我肯定更珍贵，是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肯定，开始了人的精神征旅。自我否定的圣光，使人亲近超我的至高，从而开创自身状态的最高潮。新的自我肯定，应是继其（自我否定）后而非踞其先，其功能是，把自我否定的革命持续扩大。它指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观念，是对根深蒂固的动物习性的反抗，而非赞助。

正如生命实体要产生并排泄许多废物，文明实体也会制造并传播许多罪恶──这也是无可避免的自然过程。与罪恶斗争，结果是产生了更多更可怕的罪恶。除非你乐意看到这世界更堕落、更残酷、更野蛮，否则就千万不要“对罪恶宣战”。在文明史中，良善的意图，经常遭致了相反的报应，而不是好报。

而一个文明体系越伟大，它所吞食的无辜者就越多、它所排泄的罪恶量也就越大（而不是相反）！一个文明体系越崇高，它的基础就越卑下──深深没入阴暗的地底，难见光明世界。一个文明体系越具独特价值，也就越是充满了人们梦想不到的痛苦。

085

我们不应以一个文明所包含的罪恶性，来贬抑或抨击这一文明（如现代人对希腊奴隶制度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奴隶制度之辩护者的态度）。美国开国元勋、后来的总统、《独立宣言》的名义起草人杰弗逊，屡屡交媾女黑奴，结果生下许多来路不明的人，但他的头像依然印在美国的钞票上。据说，有些黑奴的白种主人，甚至让自己与女黑奴生出的黑白杂种拿到奴隶市场上公开拍卖，但他们仍然被称为人类权利的捍卫者。如果依据这样成者王侯败者寇的逻辑，人们倒可以根据一种文明所产生的“罪恶量”，来作为衡量这个文明曾经达到的高度的一把标尺！

相反，如果我们愚昧到这般田地：竟然去动手阉割文明所产生的罪恶，并力图堵塞这罪恶的根源，我们难免不最终毁掉这文明。因为，被所谓的消毒过程所消灭的，首先不是根深蒂固的罪恶（它深植在人的天性中，如果不消灭天性，也就杀不死天性所创造的罪恶）；而是那脆弱的文明（因为它只是偶然培养起来的习惯罢了）。

例如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暗示下──我们所看到的，难道不是逐渐枯竭的文明机体及其终于干瘪的死尸吗？

086

最彻底的压制，是精神上的压制，而不是权力的诱惑，不是性的吸引，甚至不是对各种次等快乐的饥渴……例如，恐怖而残酷的处罚，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激发对于死亡的畏惧。这种心理自古以来就一直袭击心灵，甚至渗透一切，以变形的方式，在其它领域逼使人们日渐疯狂。所以人的充实，只能靠战斗的紧张与麻痹来实现。结果，只有在战斗、征服、胜利的狂欢中，才能减轻死亡阴影的压迫……

087

初生的文明，像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那样被死亡的恐怖，击倒了，但也在恐怖感的支持下，重新站立起来了。你还记得一九六八年春节心酸的回忆？还记得母亲平平淡淡的一句话，怎样引起了你长达几个月的郁郁不乐？她说，“如此一别，不知何年。”这仿佛谶语，如此一别，竟是永诀。

这就构成了一个心灵历程的开端？要是没有这个开端该有多好啊！氓之蚩蚩，我们不也可以像大街上的那些失学儿童一样麻木不仁甚至作奸犯科，也可以从这种泯灭式的混迹中，得到同化的安乐。那样，我们也可以和开天辟地的苦难握别，不必冒着创造的巨大危险，并向军事管制者乞讨畜生一般的幸福。

088

创造和破坏，刻毒和诗意，权变与忠诚等等，都属本能的范畴。所谓“后天的教养”何有于它们呢！借口社会问题和缺乏教养而推卸天性的责任，最多是一些大众时代的无聊宣传罢了。《中庸》说得对：“天命之谓性。”确实，在人的天性中，不正深刻地隐藏着他的命运吗？在天才的天性中，不正深藏着世界的天命吗？

不要害怕“预兆”！──即使“凶兆”又算得了什么？一切都会变为陈迹、过去时态，纵然“预兆”也会变成“过去时态”。而人的最大恐惧和最大安慰，都不是来自非人的客观事实，而是来自人感受的预兆和对预兆的主观盼望！

例如，在生命的神话已经破灭的地方，只有工作的劳累可以慰藉。……神话从来就未曾完成过，除非是在“极端个性化的幻想”里……那么，灵魂的归宿，我试问你：为什么人们都倾心于自欺，而会对上述的顿悟，反而惊惧不宁？

灵魂的主人如此答称：人是生来就迎着强大的压力（如气压）而活着的，所以人需要神话，以便解释自己的苦难，挣回自己的脸面。

089

神话及其分支如宗教、哲学、科学的世界观，以及艺术和爱情的想象等等，都是心灵的工作；而工作及其分支如宗教、哲学、科学的世界观，以及艺术和爱情的想象等等，都是身体的神话。热爱悲剧，是因为热爱悲剧所包含的“壮烈的生活”。因为没有一种堪称壮怀激烈的生活，不是起源于悲剧或不进一步通向悲剧的。热爱悲剧，并不是喜爱那悲惨的结局；而是对那壮烈的暗示，怀有一种向往甚至崇拜；并通过向往和崇拜来实现征服、克服恐惧。因为“没有归宿”便是我们的宿命。所以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的心灵，才能坦然面对如此冷酷的终局，并毫无怨恨地承受如此的打击。

对群众来说，如果不能使之确立“庸俗化了的终极善的信念”，就不能帮助其生活走向正轨，如果生活的节奏由于无信仰状态，而被解构，“垂死挣扎”的风暴将如狂风卷落叶一样，横扫一切高于地表的东西。用文革术语说，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见人之所以能心安理得活着，或多或少仰赖着对于“来世”至少是对将来的信仰。于是，便有了各式各样的来世：有宗教的来世，有非宗教的来世；有猛攻事业的来世，也有追逐生物的来世……但人心里总须有一个来世，哪怕是模糊的、暗示性的“指向来世”。否则现世生活就将紊乱，这种“因果倒装”也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

090

因为人，爱寻求，喜欢探究明白，爱好打破砂锅璺到底，梦想知道自己身后的事──在人的潜意识中，以为自己是不朽的。……

（另起一页）

八、和平之死

091

人生的最高理想之一，是和平。但若真正实现了和平、让你全然生活在“长治久安”里，试想，那将是多么深刻的灾难！人生将因无所事事，而空虚贫乏。人的生命力借以高涨的一切前提条件，从此都被抽空了！

“真”是人生的理想之一。但当人稍稍接近“真”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什么？看见了他力求规避并企图永远忘却的许多东西。每个人都依存于他的骨架，但人的骨架却是“可怕”的。如果把人的骨骼暴露出来，会使任何人的心理失去常态：这就是“真”的结局。

人们都追求“善”。但“善”本身又是什么呢？给它一个简单的定义吧，求“善”，就是寻求人们力图从别人那儿获取、但却并不希望自己能够给予别人的那种意向；人们把那种企图欲求却不肯施舍的意向所追求的目标，称为“善”。例如我们喜欢从别人那里获得酒色财气却不肯给与他人酒色财气的满足，所以人们便把酒色财气称做“善”。如此看来，要是社会上充满了“善”，那便是充满了虚伪。当一种“善”被普遍接受为某种规范，它即刻化为一道伪善的铁幕或等而下之的竹篱。

“美”又是什么？是人自己缺乏的某种素质。美人，只是在丑女的目光中、好色者的垂涎、急于娶妻生子者的欲望里，才看到自己的“美”。风花雪月，寥廓星空；都是人类自己平庸状态的反衬物──它们因此受到最为蹩脚的诗人们的歌咏。

“美是均衡”──那是因为审美者自己失去了均衡感。

“美是升华”──那是因为审美者自己未能取得“不依赖外物的升华状态”。

“美是快乐”──那是因为审美者经常感到自己并不快乐。

“美是痛苦”──那是因为审美者被虚无感包围住了。

092

“真”、“善”、“美”、“和平”、“正义”、“自由”、“富足”、“安全感”──这都是些理论范畴、感觉范畴。它们都不是实践范畴、生活范畴──所以，请问万能的理论家先生，这怎么可能“加以实现”呢？

要是它们真的“实现”了，人的活生生的存在，便被剥夺了。人的生活，从此落入既定的、不可更改的模式之中，并因为它们“太好了”，而使得自身趋向灭亡！这种模式对人类来说，可悲、可怕，又不可能……但更为不幸的是，这才是人的万幸！

每个集体最终都是“阴暗”的。光明与希望，不时发生着，但这只是暂时拒斥了阴暗的围困与压制。“阴暗”的来源又是什么呢？是撕裂集体的个人意志。是个人意志与个人意志之间的冲突、压制、不和平。甚至家庭也是如此，总的说来，它并不光明，但要是没有阴暗的常态，光明的变态又有了不起的意义呢？所以，当人们讴歌家庭价值时，不要忘记他们如此讴歌的深层背景！

093

生在黑暗里的人，是感觉不到黑暗的。只有在黑暗与白昼的分际，人们对黑暗的体会，才会更深。那或是黎明，或是黄昏；或是太阳周期的某个时刻，例如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光明的消长，使得人们对于黑暗的体会更深。

所以，离别得不长，感到的是“亲切”；离别得较长，感到的是“怀念”；离别得太长，感到的是“诧异”；离别得最长，感到的是“陌生”；而没有离别，感到的则是“厌烦”。──这就是人类的感情！

094

生活意义的“我”，是无甚价值的，因为它太多了，到处泛滥、比比皆是。灵魂意义的“自我”其价值却很高级，仿佛它是万物起源、文化成长的出发点。

文化的出发点，当然不会是抽象的理论，因为任何理论多少都是剽剥生命的结果，因而都是晚期现象。文化的出发点，只能是“自我”，是这个自我与那个自我的交锋，也是这个自我与那个自我之间的汇合与妥协──真正的“极端”，在文化世界的万山从中，其实并不存在。只有不极端的状态，才能观照出“实际”；所以“理论联系实际”实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幻想。

095

人生是荒谬的。这就是说，人生是难以用任何理念或范畴加以把握、制约的。但说穿了，荒谬的与其说是人生，不如说是那些还不够荒谬的思想和理论。人生为什么荒谬：人生无往而不是真理，存在就是真理。“真理”一词在翻译为汉语时早到了毒化。因为在西方语言中，真理（Truth）其实是真相与事实，而不是说词与理论。基于这种毒化的误解，西方真理的翻译就成了“而非议存在的理论”，结结实实地瓦解了中国的生活。现在，为使中国从精神麻痹状态苏醒过来，我们必须驱逐思想的买办，迎谒存在的王者！

我们认识到：真理的实践体系（存在），不是真理的认识体系（理论）。前者是政治，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无耻分赃；后者是信仰，是相对超越于集团利益的超然洞察──二者是不能兼容并蓄的，因为政治并不是精神的皈依，而是实际利益的妥协。照此看来，“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包含着隐蔽而深刻的逻辑矛盾。社会主义只是利益分配，与科学何干？另一种玩世不恭的说法是“民主政治是科学的政治，专制政治是神秘的政治”，因为在我们看来，所有的政治都是神秘的，都是基于人性的弱点。

096

从减轻人间痛苦与拯救悲剧命运言，佛教教义不失为高德。佛教的理想，不是死亡，不是寂灭；而是和平、协调、宁静、无纷扰……而一个和平、协调、宁静、无纷扰的新世界，对生活在痛苦不安的现实世界中的生物人而言，是何等安慰、何等辉煌的意境啊！我深深同情佛教教义，把它视为一种超度苦难，大慈大悲的普世佳音……

可是，如果我们还有片刻的时光可以反思一下，在不受外来干扰的情形下由一个透彻的灵明独自反思，就会发现，这样一种“涅槃”状态如果永远持续下去，那也将是多么可怕！而这种永远持续的涅槃或曰脱离轮回，其实不是极端的轮回？而这种极端的轮回其实也正是佛教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其结果，涅槃者陷入与睡眠甚或与死亡相似乃尔的“生活”：除了和平、协调、宁静、无纷扰之外，一无所有，这对于人这种活生生的生物来讲，尤其如果是年纪轻轻的生物，那将是多么可怕，多么空虚！如果我们不是饱经苦难的煎熬，渴望休息，“歇了地上的劳苦”，又哪里会产生并坚持这种怪诞的涅槃念头呢？如果涅槃的根源真的如此，那就难免喜新厌旧的人性，在久静之后必然思动，甚至成仙之后还想重新下凡！所以人们说，佛教的理想是一种绝对消极的理想，而且是停留在疲劳状态的理想。基督教还允许人们犯罪过后进行悔改，而佛教却不允许人们破戒，所以数十年修行可以“毁于一旦”。结果佛教真的无法为人的精力过剩，寻找一条必要的出路。结果它只能吸引消极的人，无法抓住积极的人。

如果把消灭痛苦与灾难，列为人生的最高目的，那么显然，佛教的教义不失为最高的、圆满的德，但是显然我们知道，持有这种生活观点的人，无非是被生活的苦难给击倒在地的人。如果你还有余力，还有勇气，还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那么你一定承认：人生的最高目的并不是消极地祛除痛苦、祛除灾难，而是积极地寻求赏心悦目的事。例如，对“太极”的真挚向往、寻求、探索、合一，就是一种赏心悦目。这种向往、寻求、探索、合一，有时不仅不能祛除痛苦、消弭灾难，还会带来痛苦、增加灾难；但作为生活的长远目的，却不能用虚幻无常的得失标准来定夺的！

097

对于我们来说，理想的生活，不是无痛苦地生活，而是寻求新的生活！不以动物性的感官生活为依据，也不以“涅槃”为满足。“涅槃”只是貌似超脱、实为“安全第一”的生活理想。

从“寻求新的生活”的角度说，我们的痛苦、灾难、绝望、死亡……不过是易化──宇宙运动中，微不足道的渣滓，沧海一粟的无聊故事……即使全体人类的如此故事加在一起，也很平庸，不足令太极增减甚至波动……恐龙灭亡时的悲剧，那无言的灭绝苦难，在人类看来几乎等于零，或只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我们的一切生活波折在更高者视之，也许比恐龙的命运还要渺小一万倍。

098

更高的德，不以自己的苦难为苦难，不以自己的欢乐为欢乐；甚至，不以人类的苦难为苦难，不以人类的欢乐为欢乐。因为他反对“蔽于人而不知天”，他愿意突破人生形式，以寻太极、以爱太极。最高的德，则能保守终极的善，因为凡是终极的，必然是善的、绝对的，是不同于人间分歧的唯一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自己是否准备好了，接纳这一善。

分歧之善犹如歪曲的眼睛，往往把善恶看颠倒了。只有唯一之善，超过人的分歧以寻太极、以观永恒……它的否定因此不是消极的否定，而是积极的教化。“德化”，是个体化原则过渡到集体化原则的桥梁。个人之“德”，成为集体之“化”的先声。

（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当然可能由杀人放火的英雄来创造，或者，像我们当代似的，由巧言令色的伪君子来创造；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由那些俯首帖耳的奴隶来创造。退一步讲，敢于创造历史的奴隶、痞子、贱民，就不再是奴隶、痞子、贱民了，而成为英雄或伪君子。）

（另起一页）

九、年轻的命运

099

年轻的命运！你是尚未老化的象征？你没有长长的胡子，也没有堪足炫耀的厚厚档案。你永远闪动着火一般的活力，火一般的希望，不知疲倦。

年轻的命运！你的温柔是咄咄逼人的！你不是青春偶像，不是老耄的金字塔。现在残存的人类就要拒绝你，他们宁愿瞻仰舞台也不看你的光……你是属于未来的，你仅仅属于未来──你在热血的思想中，凝聚宇宙的全能。

一切未来的迹象，都首先涌现在你的脉搏中，你是青年的异象之海！

100

有三个世界：

一是过去的、历史的世界；它存留在众多的废墟和遗迹中，存留在厚厚的档案、史簿和纪念册之中，存留在老妇人残花败柳的絮絮叨叨……

二是现在的、物理的世界；它被人们称为“客观”，并支配我们的生活与命运，它受机遇原则的支配……

三是未来的、梦幻的世界；它翻腾在青年的胸襟中，它盘踞着创造者的灵魂，它绽露在命运的微笑上……

命运的微笑就是你！

第一世界是老人的世界，是学究和整理者的世界；第二世界是成年人的世界，是贪欲和占有者的世界；第三世界是未成年者的世界，是激情和创造者的世界……第一世界则拘谨于它的科学与实证……第二世界奉强权为至高领袖……第三世界奉“天子”为主宰。

101

在大战之前，必有若干小战首先发生，作为演习与准备……大战的成败，实际取决于小战的兴亡。

年青的命运说：我们虽然看不见大战，也可以在小战中为你而死。因为灵魂的力量呼吁我们：一切大决战都只是这样作为“过场”──胜败早在小战那里决定了。历史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分娩、诞生的。是的。由于视觉的省略作用，这类小战通常都被忽略。谁能透过这层雾暮，去洞察命运的征兆，谁就能成为替命运流血的预言师。

也许我们是夸大了事情的真相？但我们绝对不是“妄想狂”。我们确实看见，目前正在进行一场“大战前的较量”。我们的敌人，就是现行社会的多重影响，现在还盘踞在我们身上；而我们的战果，将是一个新的精神世界的诞生。我们的武器是观念，我们的动力是情感，我们的战斗并不轻率──我们现已负伤累累、几乎精疲力竭。但我们要求的是全面胜利！如果这孤独搏斗被打折扣，如果它仅仅停在“纸上谈兵”的阶段……未来的历史就得重写。因为它毕竟是一场大决战的备战演习。

102

迫使我们一再战胜疲惫、无聊、孤独的──是什么？正是这种“对大决战即将来临的预感”。愿我们的灵魂，永远都不怀疑这预感的真实。即使我们最终看不见它席卷物理的世界！即使我们的眼睛瞎了，我们的灵魂已经遥感它神奇的音响！愿后继者们，知初战之不易！即使初次的较量看起来微不足道。

103

请开示我们的“无不善论”吧──

好。

任何“罪恶”其实都只是在宗教、哲学、法律、习俗……中才存在。严格说，任何罪恶，都只是观念，是心理状态。就易化，就世界本身，就易化在人间的展现──历史而言，无所谓罪恶，无所谓圣洁，因为世界无不善。

对历史而言，只有绝对值的大小，而没有正与负──善与恶。正负、善恶是评价，是宗教、哲学、法律、习俗以及历史学家们的观念，与历史本身何干？绝对值的大小，不以某物在社会习惯中的正面价值、正面位置而定，而是以其在历史发展中的绝对影响而定。不是历史学家的褒贬，而是清理历史发展线索，可以估算各人各事的历史绝对值。……真正的历史学，不是资治通鉴，应是计算出历史流量的绝对值。在现场视之，一只蚂蚁并不比一个人来得卑贱。因为蚂蚁与人同为易化的一部分，缺一，则易化就不完全。易化善视万物，均布天下，各得其分，圆融周流、无一偏废，无不在且无偏爱。

既然善恶仅是评价的观念，议论的界说，且这评价与界说也在永不停息的变化中，那我们何措？甘受别人强加的清规戒律之奴役；还是肆无忌惮地反抗？或是求取二者之间的平衡？

我们主张，在两极之间，行中庸之道。所谓中而久（庸，久也）的道路，在这里特指“致良知”。

104

致良知，即按照你的自己的本性去做，而不顾其他。致良知，意味着既不为清规戒律而损毁本性，也不越过本性而故意放肆──只有恰到好处的反抗，才能持久地发扬生命。这就是我们的“致良知”。

每个拥有独立人格的家伙！你应该依据自己与众不同的良知及需要，去，“致良知”，而不论你的良知为何，更不论这良知是否已经受到社会的公认。──凡是你的良知要求你做的，你就毫不犹豫地去做：这就是来自最高者的命令！

由此也仅仅由此，我们理解了：人们“观察历史”，总是“透过现在的成见”去进行反思的。所以对“历史”的阐释永远不停变化，结果使得“历史”本身变成了一句空话，变成“人们对历史的观感”甚至是“故意作伪”、“掩盖真相”。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知道有“真正历史”之存在呢？“真正历史”其实也只是我们自己的观念罢了，是用以衬托历史观感的更不可靠。“历史”之所以遭遇到目前这样的命运（是好是坏其实我们并不真的知道），也是因了观察者的眼光、行动者的角度，而改变了形态。

105

人们被意识流左右。

人的意识，包括个人意识与群体意识，不是一个体，而是一条流──永远在流易转形、不断变换方位：今天我们回忆往事，仿佛身处一条长河的末端，当我们从这末端去回望上游时，其观感与身处上游而向下展望时的观感，何其不同！而我们却只能这么观察与感想。因为我们是被意识流淹没了的生物。也许我们聊以自慰，说，“谁知道上游的展望真切，还是下游的回望真切！”然而你却改变不了这个现实：意识流的生存。

106

人们被欲望链左右。

历史，作为人对往事的观感，其所以有“意义”，全在它多少能满足人们的欲望，而这满足归根结蒂是生物需要或是生物需要的延伸──即便是最为光辉灿烂、“纯真无邪”的延伸……人为了满足这类需要，才对所谓历史发生了某些兴趣。就像一位精神病患者被强烈的自我满足欲控制了，不得不需要创造幻想，再用这幻想来应付自我满足的需要。

进一步推论，可以发现，意识流、欲望链，其实也在辅佐人的生存需要。对人类的生存而言，只有“当下”才重要。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了。“历史”这种过去并不存在的东西，现在被人捏造出来，以自我满足隐蔽的欲望。

如果明了以上根源，我们就能对“历史”获得全新的理解……腐儒说，“历史的要义在于描写了过去”；弄臣说，“历史的要义在于为现实政治服务”；但我们说，“历史的要义其实隐蔽地指出了未来”！（过去的）历史，是一种（将来的）动向。

没有这样的历史感，就等于没有良知；而没有良知和历史感，必无冲撞未来世界的力量，因而变得毫无价值。对待毫无价值的这种人，就像对待物质那样随意。

为什么？

因为一切都命定，故独立的人格亦必是最高者的默许。

这默许不以世人洞悉的形态而实现，是以幽渺难测的“偶然”所注定。尽管幽渺难测，毕竟被注定了的。一切在历史上出现的东西，谁知不是历史的需要？也许它是我们所厌恶的，也许它是我们所喜爱的──但历史的需要及目的，只有历史自己懂得，人自己只能是莫名其妙的。

107

人要历史服从自己的愿望吗？但这努力注定要破产。所以我们终于理解了──凡在历史上出现的，都是善的，甚至都是易化所不可或缺。你在尽力发展你固有的人格并服从它的召唤吗？很好！这就对了！这正是在“为命运服务”，“为人类服务”，“为历史服务”！──这正是在发挥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力量。在这样的运动中，你的人格怎能不是体现了至高无上的力量？不论是从什么角度，并在什么层面上，你这样做。

权衡自己的天份，“应该怎样的人，自然会怎样”──你的决定、你的选择，塑造了你的天性、你的命运。

以此视之，所谓“最好的道路”，就是“顺从自己的天性”。而“顺从自己的天性”，也就是“遵循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力量为我们安排的道路”。

这种顺从，并非如芸芸众生那样湮灭天性、麻痹感觉，顺从自己的动物性；而是在良知、历史感、精神的渴求等驱使下，顺从“更高的天性”──天命，实现那“向上的冲动与走势”。这冲动这走势，难道不就是“我们所能接受的宇宙间至高无上力量的体现”吗？

正是他！他是绝对值的评价，一切世俗的清规戒律，在他面前都瘫痪。顺从天性，顺应向上的冲动与走势，就“无不善”。

108

即使没有“无不善论”的揭示，各色人等其实也是在按着各自的天性去生活的。须知通常的道德教诲、合理设计，罕见改变一个人的道路。除非他的心思，已预先埋下改变的种子。如果一个人的天性注定他要犯罪，并成为死刑的囚徒，甚或成为一个窃国大盗，那么仍旧允许他按照自己的可耻天性去勇往直前吧──历史可能恰恰需要这一“绝对值”！甚至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力量，也需要区区死刑犯所制造的骚乱，来打破急需打破的压制……

嗨！“无不善论”哪会导致额外的不幸？无不善论，岂不正如一切理论（包括影响最大的理论），不能凭藉自身力量改变什么现实──除非它恰如其分地预示了易化的走势，从而引导人们误把易化的力量，认为是理论的“精神力量”。

无不善论所能做的一切，亦不过还万物以较少蒙蔽的原型；并告诉我们一个较为可靠的准则：按照你自己的精神去渴求去生活，而不必屈从于任何外在的权威。一切外在权威，都远远不及──那造成你天性如此这般的超级权威，来得伟大，来得至高，那一切权威之母。

109

对于年轻人和年轻的社会、年轻的政权来说，人，生来是要行动而不是来滔滔不绝地说话的。说话原是为行动作铺垫的，或是行动的宣言，或是为行动的说明。一个好的说话人，不是一个靠说话为生的人。一个文明也是如此，到了靠语言和文辞去奠定生存基础的时候，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了。

我们为什么不做易化的辉煌骄子？只能用怯懦及懒惰来解释──满怀怯懦与惰性的生命，是不配继续生存的。或被淘汰，让位给充满无上力量的新的种群。

听从良知的吁求，冲击更大的绝对值──人生哪里还会有失败之可言？无论如何，你已尽心尽力，最大限度体现了至高无上者的力量！你的天性与易化合一，这就是可能的不朽，一切世俗的成败，都在你灵魂的运动中，尽尽消融了。

110

“天亡我，非战之罪也！”──项羽。

“我就当我自己已经死了，现在说话的已经不是我，而是一个不死的灵魂。”──谢选骏。

愿“无不善论”的哲学，满怀恬淡的勇气，走入生命的激流。

111

“我思故我在。” 

“我在故太极在。 

[一九七九年六月九日。] 

A：“太极”是绝对的。（ ？） 

B：相对的、瞬息即逝的人们，怎样谈论绝对的、永恒的秩序呢？ 

A：正因为人脆弱，所以他才思考比自己坚固和不朽的秩序。此外，“太极”即“非秩序”、“非存在”，而只是不可洞悉的神秘。在这里，“神秘”一词是作为名字使用的。 

这世上的千奇百怪，以及人们自己，都是从“太极”派生的微弱反响。有不可洞悉的神秘，有“太极”的名。人和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在此都是相对的，并使太极这不可知的神秘，绝对。 

人，是渣滓。人，是精华。人，是渣滓与精华的参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他们身上渣滓与精华的比例不等”，而不在于“谁是纯粹的精华，谁是完全的渣滓”。 

作为一位动物，人可谓得心应手、优裕自如。但作为一杆射入历史之天的箭，人却力不从心。这时，他须剔尽渣滓之掣肘、放纵精华之激越。这与动物生活的基本要求相径庭，焦虑的灼人、进退维谷的沉重，夹击这样的灵魂之箭！但他必须穿越生命之合、突破历史之天的夹击，在他看来，动物生活的基本要求，如感官需求、意志满足、虚荣心、优越感¨…已是必须裁汰的渣滓。 

112

哲学家理解这一点： 

“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老的解决，新的又丛生……因此，明澈的思想家、坚定的行动者，并不试图去解决这个或那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渴望用“向前逃避”的方法，“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向前，以逃避那普遍的压制，乃是文明历史得以完成向纵深的运动之主要动力。向前逃避，为我们开创了新的意境、新的体验、新的猎物园地…… 

哲学的最大功德在于，它把人的灵魂导人这样圆融妙悟的圣境：有一天，当死神悄悄来到你的身边，对你说，“跟我去吧，年轻人”……你将毫无遗憾、毫无眷顾随他前往，永恒的黑暗。 

如果在同一瞬息，爱神飞到你的头上，对你说，“年轻人，我已从死神手里把你借回，请跟我一起享受快乐的日子”……你将同样怀抱热情、充满希望随他奔向短暂的光明。 

113

──唯女子与小人不宜阅读── 

114

每个人都能在这茫茫宇宙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式？ 

在这种意义上，“方式”比“场合”更重要。庄子曾用“藏舟难固”的寓言，说明要在宇宙中觅得一个稳定可靠的“场所”，是多么愚蠢的痴心妄想；然而，他并不拒绝为人们甚至为精神上的两脚畜生，提供某种渡过此生的“方法”。他的全部学说，实际上也正是在宣传他度世的方法。 

形形色色的人们，用形形色色的方式完成自己的超度。有的“为人民服务”，有的“对人民犯罪”；有的混世，有的避俗。形形色色的方式就是没有统一的方式，形形色色的真理就是没有最后的真理。 

真理和方法一起消亡，这就是乱世的衰音。 

（另起一单页）

《五色海》（五卷）总后记

原谅在此写下的一切

人生大概有六种状态： 

１，真善；这是基督，佛陀，文天祥，为了他者，甘愿舍己。 

２，真恶；这是恺撒，嬴政，铁木真，为了自己，杀尽苍生。 

３，真实；这是大善大恶以外的放浪形骸，如名士不在物议。 

４，伪善；这是议员，慈善家，“传道人”思想政治工作者们。 

５，伪恶；这是花花公子，强盗，流氓，起义者，独立分子。 

６，伪装；这是黎民百姓，工商管理，蝇营狗苟向上爬的人。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法之。” （《周易·系辞》） 

年轻时代的视域通体了然，少受框子的约束、定见的宰割。 

那是一种流动的感受、液态的思想……它用直觉捕捉宇宙的本相。它，观照世界的动静。仿佛，没有边界的圆融。 

“成熟”──我是这样看待它的：被定见束缚住、习于惯例而自如。 

于是，世界被分割得一块一块，裂变为僵硬而明晰的范畴。视野一天天细密了，但也破碎支离了──有的画面横遭突出、放大；有的声响受到抑制、抹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篇）成为各种理论模式实际操作中的一个座右铭。反之，如果是“合礼”（这是“合理”的同义语。人们可以颂扬“非礼”，但竟以“合理”自诩：“合理”比“合礼”更合礼）的，则似应给予超常的视、听、言、动，并将之“例举”出来。哪怕是在各种标榜着“科学”的学科理论中，也惯用此种方法论，去应付各种事实对学理框架的压力。就此言，孔子真不愧是人类理性的至圣先师。他，道出了一个人性中的永恒秘密。 

原谅我在此写下的一切。这都是瞬息即逝的光影。有人害怕自己“言多必有失”，但我却告诉他们：“作者之失乃读者之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何惧哉。”

我喜欢这样一句格言：“‘论证’是可以的，但‘论断’却过分了。”笔者无意在本书中论断什么，只希望为进一步的思考提供启发。 

真正的感受、深层的体验，我没有此等笔力写出它！就此生存情境出发，得出一个结论：语言与体验是无法彼此划上等号的。语言是单线的，登峰造极的语言艺术大师（许多哲人都跻身此列，并非仅仅文人诗客而已），也只是编织了一面巧妙的网，最多是“立体的网络”？甚至是超时间的？？但体验却是动荡不息的海洋。《庄子·齐物论》说：“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欤？’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网（即便是恢恢的“天网”），又怎能捞起一座海洋？ 

总有一天，即便连最是汹涌奔放的思想之流，也会平缓迟滞起来，进入下游。好像获得了“博大”，然却失落了精深，不过敷衍一番上游的残留气韵而已。 

──原谅在此写下的一切，这只是囿于我自己的见识；至于大方之家，不论你怎样评判它，我都是愿意洗耳恭听的。 

（1982年9月第一次在北京油印部分章节的时候。）

【全书结束于一九九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另起一单页）

版权页

书名

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

The Boundary Between Man and Heaven——On the Unreasonable Sense of Mistique

（中心黄色──思想太极）

（Yellow at the Center·Taiji of the Mind）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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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2016年6月第三版

June 2016 Thied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