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一体——全球人类的往与来
（以下用斜体）The World as a Whole-- Mankind, Its Past and Present（以上用斜体）
2004年在线版
2006年排印版
2015年电子版
2016年印刷版
谢选骏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之一
Part One of Theory of Global Government --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by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VI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
《全球一体》是《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第一部分。内容包括1、历史的鸟瞰，2、文明的形态，3、总结二十世纪，4、种族特质，5、性别问题，6、 教族：种姓制度还是礼制？7、蒙古人与罗马人，8、大改组，9、地外文明。
Synopsis
（以下用斜体）The World as A Whole-- Mankind, Its Past and Present（以上用斜体）is part one of （以下用斜体）Theory of Global Government --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by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以上用斜体）; Its contents are: 1) Historical Overview; 2) Morphology of Civilizations; 3)Summing Up the 20th Century; 4) Characteristics of Races; 5) Gender Issues; 6) Religious Issues: Cast System vs. System of Rites; 7)The Mongols and the Romans; 8)Great Reorganization; 9)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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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类的历史， 一万年来的趋势就是由分散走向统一。而在此之前的若干万年间，全球人类则是逐渐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的。这就构成了“全球人类的往与来”，并逐渐形成了现今人类的全球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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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Forewords
第一章 历史的鸟瞰
Chapter One Historical Overview
一，“走出非洲”与“r－K理论”
1.“Out of Africa”and the“r-K Theorem”
二，飞跃的“K策略”导致农业出现
2. The Leap of the “K─Strategy”paving the way for agriculture
三，文明·城邦·聚合作用
3. Civilization and Polis,The Effect of Aggregation
四，两类“聚合”，三个结果
4. Two Types of Aggregation and the Three
Consequencies
五，轴心时代的启蒙造就世界国家
5. "Enlightenment" of the Axis Period giving rise to World State
六，帝国与传播
6.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第二章 文明的形态
Chapter Two The Forms of Civilization
〔航海文明与内陆文明〕
（Oceanic Civilization and Inland Civilization）
一，航海文明是人类自由的导体
1. Navigation as Path to Liberty
二，开放社会与长城社会
2. Open Society and Society of the Great Wall
三，城邦与王国
3 City-State vs. Monarchy
四，崇拜技术与崇拜人力
4. Worship of Technology vs. Worship of Human Labor
五，伦理社会爱好喜剧、粉饰太平
5. Preference of Comedy in Ethical Society as Facade of Peace
六，海权与法治的关系
6. Connection between Sea Rights and Rule of Law
七，个人主义是海权的意识形态
7. Individualism as Ideology of Sea Rights
八，海权的重要在“经济发达”之上
8. Sea Rights as Priority o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九，旧传统的顽固和新文明诞生之艰难
9. The Strong Resistance of Tradition against Birth of New Civilization
第三章 总结二十世纪
Chapter Three Review of the 20th Century
一，二十世纪的观察
1. Observation of the 20th Century
二，二十世纪的思考
2. Contemplation of the 20th Century
三，历史的代价
3. The Price of History
四，非欧洲力量登上舞台
4. Emergence of Non-European Forces
五，中国的角色还不清晰
5. Ambiguity of Chinese Role
第四章 种族特质
Chapter Four Racial Characteristics
一，德国人与印度人的种族主义
1. German and Indian racism
二，新的种族区分基于生命科学
2. New racial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life sciences
三，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的社会后果
3.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three-way pattern of race differences
四，种族意识的错位需要矫正
4. The confusion of racial identity must be rectified
五，双重道德的曙光已经出现
5. The light of dualistic morality has already
appeared
第五章 性别问题
Chapter Five The Issue of Gender
一，席卷全球的“精子危机”
1. The semen crisis that swept across the world
二，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下的性
2. Sex in the three-way pattern of race differences
三，溱洧之风〔婚前断想〕
3. Movement of Sexual freedom
四，“性解放”并非新生事物
4. Sexual liberation is nothing new
五，两性关系与夫妇之道
5. Sexual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六，婚姻与家庭
6. Marriage and family
七，略论一夫一妻制
7. A brief discussion of Monogamy
八，反对纵欲主义
8. Sexual Indulgence opposed
第六章 教族：种姓制度还是礼制？
Chapter Six Religious grouping: Caste vs. Etiquette
一，假晶现象
1. The pseudomorph
二，斯宾格勒论“文化间的关系”
2. "Cross-cultural relations" by Oswald Spengler
三，有关全球化的几种理论
3. Theories on globalization
四，族裔特性是全球化的钉子户
4. Ethnic distinction is the last ditch resistance to globalization
五，“教族”与社会的分合
5. "Religious Grouping" in social division and unity
六，“教派”可以刺激民族活力
6. "religious factionalism" can stimulate national vitality
第七章 蒙古人与罗马人
Chapter Seven The Romans and Mongols
一，蒙古与金帐汗国的兴衰
1.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ongol Empire
二，世界军阀轮流坐庄
2. Warlords took turns in world domination
三，军阀、革命者、国王
3. Warlords,revolutionaries and kings
四，时代、社会、文化、军阀
4. era,society,culture,warlords
五，一切权力归统帅部
5. All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highest command
六，论宽容精神的全球含义
6. The spirit of tolerance in global context
七，罗马史的例证
7. Cases in Roman history
八，多难兴邦
8. National revival out of adversity
九，人民运动
9. Popular movement
第八章 大改组
Chapter Eight Great Reconfiguration
一，全球居民的多元特质
1. The pluralistic nature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二，无产者、种姓、教族、教会
2.Proletarian,Caste,Religious Grouping,Church
三，民族整合的文明历史经验
3.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四，走向全球政府的几步震荡
4. Turbulent path toward global government
a，“平暴”的必要性
a.The necessity of "pacification"
b，铲除主权国家的哲学
b.The philosophy to eliminate nation-states
c，全局的和平取决于融合集团
c.Overall peace depends on the integrating groups
d，文明的节奏出自反动的思想
d. The rhythm of civilization grows out of reactionary thought
e，全球文明的精神形式
e.The spiritual form of global civilization
第九章 地外文明
Chapter Nine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
一，阿波罗计划的争论
1. The argument of Apollo Project
二，为什么要探测地外文明？
2. Why explore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
三，全球政府需要宇宙基础
3. Global government needs a cosmological base
四，生存空间与人类命运
4. Living space and human destiny
五，星际探险与人类命运
5. Space adventure and human destiny
六，勘察宇宙的生命前景
6. Exploring the prospect of life in the universe
七，为宇宙秩序立法
7. Legislate for the cosmos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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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公民”认同感
2016年4月28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国际台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而非某个国家的公民。其中，有71%的中国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这验证了一向的观感：由于长期的帝国统治，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印度人等费拉民族一样，世界主义强于民族主义。
新兴的经济体中，这项趋势尤为明显，有56%的人认为自己先是世界公民，其次再是自己国家的公民。发展中国家持相同观点的比例如下：尼日利亚为73%，中国为71％，秘鲁为70%以及印度为67%。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似乎有着相反的认同。与2001年相比，德国民众的“世界公民”认同感有下降。调查机构Globe Scan对18个国家的2万多人进行了调查。
本次调查的一个难题是“世界公民”实在难以定义，所以调查就让参与者自己解读。一些人认为，它是全球经济影响力的结果。还有一些人认为，它是解决例如全球气候变暖和国家发展不平衡等全球性问题的集体动力。
“世界公民”也许还意味着信息时代的沟通便利和社交媒体上的发声。对于很多人来说，它还意味着移民和移动自由。毕竟我们正在见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徙活动。 这次移动不只因为战争或者冲突而起还因世界经济的繁荣和中产阶级能负担的机票。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一些发达国家的“世界公民”认同感出现了倒退。比如德国现在只有3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其实，这和经济问题毫无关系，这是一个文化问题。
Globe Scan的法利耶（Lionel Bellier）评论称，这是近15年来的最低。他还说：“造成这个结果的政治和情感背景复杂多变，尤其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向上百万难民打开了大门之后。”他这是狡辩，试图掩盖德国人的自我优越感。因为本次调查也问及德国民众认为未来的德国应该有多开放。有54%的德国受访者对叙利亚人表示欢迎，在英国，这个数字达到了72%。很大一部分德国人在移民和社会问题上选择了中立。例如，当被问及跨国婚姻是否受欢迎时，有46%的德国受访者表示不知怎么回答或视情况而定，其实就是不太赞同。这与其它的欧洲国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法国民众对跨种族或者跨宗教的婚姻就表示欢迎，这是因为拉丁人一向喜欢杂交。他们在美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的杂交和日耳曼人拒绝杂交的不同态度，导致了不同的殖民后果。
可以参考的数据还显示，俄罗斯有43%的受访者表示强烈反对跨种族和跨族群婚姻。但西班牙只有5%的受访者表示强烈反对跨种族和跨族群婚姻，西班牙也在本次调查中显现出了最多的“世界公民”。这是因为，西班牙在殖民过程中已经脱胎换骨，变成欧洲的费拉民族了。
德国受访民众不确定自己国家是否在接收难民方面向世界做出了表率。俄罗斯也是对移民持最保守观点的国家。只有11%的受访者表示欢迎叙利亚难民。但西班牙在接收移民方面最为开放：84%的受访者认为西班牙应该收容更多的叙利亚内战难民。北美大陆对难民的态度也不同。比如有77%的加拿大受访者同意接收叙利亚难民，但这个数字在美国下降到了55%。
印度尼西亚只有4%的比例认为自己是印尼人，这意味着印尼迟早会走向分裂，这个人造国家是荷兰人像捏泥人一样捏出来的。“印尼人”只有本地意识，没有“国家意识”，有超过半数的印尼受访者认为社区是他们定义自己的重要因素。另外一个人造国家巴基斯坦也是如此，受访者认为国籍比宗教更能定义自己，有43%的巴基斯坦人以宗教为重。
在美国，15%的受访者先以宗教定义自己，但只有5%的欧洲受访者这么认为。
上述情况是在阅读本书时应该考虑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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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历史的鸟瞰
Chapter One Historical Overview
人类起源的最新研究显示，非洲是“现代人类的摇篮”，灵长动物的“伊甸园”。非洲虽比北方大陆温暖，但却缺乏安稳的住所，干旱、暴雨以及病毒、细菌与寄生虫传染的疾病，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因此，那里的人类谋求种族生存的方式，就是尽可能生产许多后代，这可以叫做“r策略”。而在欧洲与亚洲，各种生存危险与机会是并存的，于是，生存之道是需要更好地照顾后代，哪怕少生一些，这被叫做“K策略”。
一，“走出非洲”和“r─K理论”
1. “Out of Africa”and the“r─K Theorem”
人类起源的最新研究显示，非洲是“现代人类的摇篮”，灵长动物的“伊甸园”。基因研究、化石记载与考古学的证据，都追溯人源于非洲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虽然南方古猿早已绝灭，但却是直立人〔Homo erectus〕与现代人〔Homo sapiens〕的祖先。
现代人〔Homo sapiens〕被叫做“完全的人”〔fully human〕，大约十六万年前，他们在非洲留下了痕迹，约十万年前他们中的一部分移居到中东，然后散布亚洲、欧洲和美洲。有迹象显示，他们可能部分混种并最终灭绝了尼安德特人〔the Neanderthal〕，排挤了并最终灭绝了当时已经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直立人〔Homo erectus〕，有时甚至把对方当作食物对待。
在现代人〔Homo sapiens〕内部，分化也没有停止过。除了十万年前留在非洲而成为现代黑人〔Blacks〕祖先的那群人，离开非洲的人类经过六万年左右的演化，约在四万年前再次分裂，形成今天的高加索人〔Caucasians，主要分为印欧雅利安人[Aryan]、闪米特人[Shemite]、含米特人[hamite]族等“挪亚的后裔”[the Descendant of Noah]〕，东方人〔Orientals，以中国人、印第安人等黄种人为主流〕等两大分支。
澳大利亚史家罗·华德〔Russel Ward〕根据人类学资料指出：“澳大利亚的原始居民，即土著，其皮肤虽为棕色偏黑，近黑色，但从体格外貌上看，他们像高加索人种，而不像尼格罗人种或蒙古人种。例如，他们的头发一般长得浓密，但是既不像蒙古人的头发那样细长垂直，也不像尼格罗人那样卷曲，而像欧洲人的波状发型；婴儿的头发为金黄色。”阿比教授根据考古资料认为，“原始高加索人种”是澳洲黑人的早期祖先。他指出，“原始高加索人种”在两万年以前居住在中亚一带，后来向外扩散，向西扩散便成为“雅利安人”，向南扩散便成为印度人、锡兰人和吠陀人，向东北扩散便成为日本的阿伊努人〔又译为“虾夷人”〕。而日本学者梅原猛在《诸神流窜──论日本古事记》〔论日本古事记》（神々の流竄，集英社，1981年）〕一书里则指出：他把《古事记》译成现代日语时，首次利用北海道原住民阿伊努人的语言来尝试翻译，对比一些意义不明的地方，结果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阿伊努语也就是虾夷人的语言与日本古代语言有密切关系！因此他认为：要真正理解日本历史，必须先对阿伊努语进行彻底研究，要重新编写阿伊努语辞典。
尼安德特人是这样发现的：1856年几个矿工在德国的尼安德山洞〔Neander Valley cave〕里面发现了一个头骨和其它骨头。这些骸骨被描述为一个残忍的部落或一个因疾病而变得丑陋的人。三年后，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年〕发表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逐渐被人们认为人类进化的一环。尼安德特人是否与早期欧洲人的祖先克罗马农人〔Cro-Magnons〕杂交过，这是耐人寻味的。由于尼安德特人与克罗马农人在欧洲共存了一万几千年，他们有充裕的时间混血交配。现代人的祖先智人〔Homo sapiens〕与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历史上既然共存过，就不能毫无影响：尼安德特人距今十五万年到约三万年之前，生活在欧洲和中东。
较新的人类学研究显示，现代人的历史先是从非洲与中东，到了欧洲，然后再从欧洲到了东亚，所以高加索人〔Caucasians，主要分为印欧雅利安人和闪族、含族等“挪亚的后裔”〕在生命历史变动过程中，总是介于东方人与黑人之间。如上所述，现代三大人种的形成，得力于两次分裂：第一次经历了“非洲人与异非洲人之间”〔between Africans and non─Africans〕的分裂，第二次经历了“东方人与高加索人之间”〔between Orientals and Caucasians〕分裂。
上述“走出非洲”的理论，是陆基·卡瓦利─史华兹〔Luigi Cavalli─Sforza，1922－〕及其同事曼诺尼〔Paolo Menozzi〕、皮亚兹〔Alberto Piazza〕在1994年出版的《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里，研究了各种族的基因〔Genes〕和脱氧核糖核酸〔DNA〕的比较结果之后，提出来的。为测量哪些族群最相近、哪些族群在何时分离，基因学家们计算每个族群的基因突变量，这种方法支持了“远离非洲”的理论。
考古学也支持这一理论。直立人〔Homo erectus〕如北京猿人、爪哇猿人等创造的“早期石器时代”〔Early Stone Age，也可以叫做“低旧石器时代”[Lower Paleolithic]〕文化，比现代人〔Homo sapiens〕早一百万年。直立人的早期石器时代的器具，有斧头、刀、大砍刀，和一些形状类似的东西，但大多缺乏设计构想和批量生产能力，是随机的作品。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根据直立人的头部化石推测，这可能是缺乏语言协调能力所致。然后，在中石器时代（Middle Stone Age，也可以叫做“中旧石器时代”[Middle Paleolithic]），尼安德特人开始制作先进的石器与骨器。直到现代人在十万年前进入亚欧之后，局面开始巨大变化。
语言发展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举足轻重。2008年5月，奥地利曝光了一件禁锢女儿并强迫她乱伦长达二十四年“禽兽父亲”案件，震惊国际。该案罪犯约瑟夫·弗莱茨勒还和女儿伊丽莎白生下了几个孩子。据悉，伊丽莎白十六岁那年，她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并且可以在公司的宿舍留宿。有好心的邻居担心伊丽莎白和父亲乱伦的丑事传开对她不利，因此安排她“人间蒸发”。该名女邻居还协助伊丽莎白离家出走，逃往维也纳。但警方随后追查到“失踪”的伊丽莎白的下落，并在约瑟夫的要求下，把伊丽莎白送回到阿姆施泰滕镇的家中。伊丽莎白被带回家后遭毒打。约瑟夫将女儿伊丽莎白囚禁在地下室二十四年，作为他的性奴隶，并和他生下七个孩子。警方发现，由于长年不见天日，伊丽莎白的头发、皮肤都变成惨白色，刚离开受囚的地下室时非常畏光，必须将双眼遮住。和母亲伊丽莎白一起被囚禁在地下室的子女，彼此谈话时，是以类似动物发出的吼叫声沟通，不能说人话。由此可见语言是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起来的，而丧失了语言能力的人，与禽兽无异。
四万年前的东北亚需要暖和的衣物，考古学家已经找到针、画在洞穴里的有头罩的皮外衣与坟墓装饰物上刻画的衬衫与裤子。那时中国北方的人取下狐狸和狼的骨骼与爪子，用来剥开这些动物的皮，制成毛衣。为与他人隔离，房子挖在地底，用柱子稳固大的住宅，巨大骨头用来做墙壁，火炉与石灯用来点亮漫长严寒的冬夜。
三万多年前在新几内亚〔New Guinea〕，狩猎者和采集者们开始懂得修剪野生植物，助其生长。人们发现粮食可以种植，于是开始经营菜园，定居的渴望鼓励了更多的种植，人们不再依赖移居的生活方式，于是建造更多的住所，开始蓄养动物，而不必像从前那样不断追逐猎物。
到公元前一万年前后，人类已经扩张到地球上所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十六世纪欧洲人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其实没有发现任何一块无人居住或无人到达过的土地，只有一些极小的岛屿例外。而远古的、前欧洲的、有色人种主导的“地理大发现”，是在何等原始的技术条件下〔例如利用独木舟穿越大海〕实现的！
公元前一万年到八千年间，北半球最后一个大陆冰川期消退，农业开始逐步取代狩猎，最先在美索布达米亚肥沃的新月地带，狩猎者和采集者在野生的大麦、小麦和谷类田地旁边，以种地作为狩猎的补充，到公元前七千年，粮食种植已是主要的食物来源。农业扩展到世界各地，希腊是公元前六千年左右，北部中国是公元前五千五百年左右，到中欧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尼日尔〔Nigeria〕盆地，是公元前四千五百年左右。当时的撒哈拉草地森林丰富，河流湖泊密布，鱼类和其它水中生命活跃，那里的人们种植农作物，放牧牛羊。而在墨西哥南部，狩猎者和采集者独立发展了农业。
世界各地培植不同的品种，在北非的尼罗河沿岸，人们种植高粱、小麦和小米。亚洲人培植大米，美洲人则培植玉米。农业生产出了更多的食物，而更多的食物制造了更多的人口，但更多的人口却使得农业社会处在营养不良的边缘，因为农民比狩猎者和采集者更依赖自然，狩猎者和采集者可以从贫瘠地方自由迁徙到猎物和野生植物更丰富的地方，而且驯化的植物比野生植物更容易遭受虫灾侵袭。
考古学家们在早期农业社会的儿童骨骼化石上，发现了比狩猎者和采集者更多的营养不良的迹象，例如早期农业民族的平均身高，低于他们狩猎和采集的祖先。人口密集的农业社会，还生活在一种严重缺乏卫生设施的环境中。人们对自己的垃圾、下水道和供水毫不在意。他们对细菌一无所知，而他们的无知所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他们遭受了狩猎者和采集者所罕见的传染病：农业社会的儿童大概不到半数能够活过十岁。
相比之下，非洲虽比北方大陆温暖，但却缺乏安稳的住所，乾旱、暴雨以及病毒、细菌与寄生虫传染的疾病，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因此，那里的人类谋求种族生存的方式，就是尽可能生产许多后代，这可以叫做“r策略”〔rate〕。而在欧洲与亚洲，各种生存危险与机会是并存的，于是，生存之道是需要更好地照顾后代，哪怕少生一些，这被叫做“K策略”〔Keep〕。
具体说，以“生命历史理论”为基础的基因问题来进行讨论，解释脑部大小、智力及其他特征的“种族模式”──演化论的生物学家称这为生殖策略的r到K范围〔r-K scale of reproductive strategies〕，范围的一端是r策略，代表高生殖率；范围的另一端是K策略，代表的是花较多精力照顾小孩。这常用来比较不同动物的生命历史；加拿大西欧达里欧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的腓力普·洛旭庭教授〔Professor J. Philippe Rushton，1943－〕用它来解释人类之间的不同与微妙关系。他指出，这范围表显示，东方人的K值比白人多，而白人的K值比黑人多。与倾向r值的女人比较，高K值的女人产生的卵子比较少，同时有较大的头脑。高K值的男人花较多时间与精力在他们的小孩身上，而不一味追求性的刺激，所以他们是“有责任感的爸爸”〔dads〕，不是“拈花惹草的风流人物”〔cads〕。
欧亚大陆的多样化环境还使得身体产生不同的变化。在北欧，阳光少，维他命D减少，皮肤与头发的颜色变得较淡以便吸收更多阳光，于是北部欧洲人的皮肤和头发的色素较少，这里的小孩生存与生殖的机会比较大。东亚甚至比北欧更冷，但有较少的云与较多的阳光，人体产生了对抗寒冷天气所需要的厚脂肪，这把靠近皮肤的红血管隐藏起来，因此东方人的皮肤多是“黄色”的。在非洲内陆，黑色素使皮肤变成黑色，这是为保护肌体免遭阳光暴晒所致。所以，色素减少并不是进化的结果，而是日晒减少的结果，智商才是进化的结果。
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1857－1911年〕是智力测验的发明者。1905年与西蒙〔Theodore Simon〕合作制定世界上第一个智力测验“比奈—西蒙智力量表”，这些测验每个共三十题，由浅入深，测试人的判断理解及逻辑等能力。这套测验，被当时的法国政府采用，用来测试学童的智力，以找出那些智力较低者，为其提供特殊教育服务。比奈于1908年到1911年修订他的智力量表，在他意外死亡之前得到最后结果。1916年 史丹福大学的推孟〔Lewis Madison Terman，1877—1956年〕修订了这个量表，采纳了德国心理学家施太伦〔Louis William Stern，1871—1938年〕的建议，将测量出的个人智力水准称为智力商数，简称为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缩写为I.Q.〕。推孟的测验命名为“史丹福—比奈智力量表”，是今天智力测验的基础。IQ是用智龄〔心理年龄〕除以实际年龄所得的商，乘以100，即比率智商。其计算公式为：
计算方法:IQ＝MA〔智力年龄〕/CA〔实际年龄〕×100
它建立的前提是假定智龄随实际年龄而增长，实际上，智力并非随年龄增长而呈直线上升，十六岁后，智力就基本停止发展了。比率智商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后来美国医学心理学家韦克斯勒〔David Wechsler，1896—1981年〕在编制儿童智力量表时，测验结果采用了离差智商的计算方法。这种计算方法既克服了心理年龄只能进行同年龄组间的横向比较，又克服了比率智商只能进行不同年龄组间的比较。现在多采用离差智商这种智商计算方法。
有人曾做过人群中各个IQ分数段所占的比例的统计：人群中只有1％的人智商在140分以上；有11％的智商属于120分～139分；18％属于110分～119分；46％属于90分～109分；15％属于80分～89分；6％属于70分～79分；另外，有3％的人智商低于70分，属于智能不足者。
气候不同还影响智力。在非洲，暖和的气候与自然的食物全年不缺。然而越是往北移居的人，为了在寒冬生存下来，就越是需要独创性，以便发掘新的食物来源与发展储存食物的方法，也需要织衣与造屋保护自己。同时双亲需要对孩童提供更多的照顾，帮助后代在寒冷的环境与气候下生存下来。在这方面，黄种人需要应付的挑战比白种人更为尖锐，尽管白种人起源于更为阴郁的环境，但气候却比黄种人居住的西伯利亚、北美洲和北极圈〔包括北欧北部〕较为温暖一些。
上述“r─K理论”可以部分说明不同种族在身体、脑部及行为方面差异的形成原因。“走出非洲”的种族演化过程表明，离开非洲越远，人类就越是远离r型，越是偏向K型：其脑部大小与智商程度越是增加，其生殖力、攻击性及性活动也就相对降低。〔参见斯全尔[Christopher Stringer，1947－]与麦克凯[Robin McKie]合写的《走出非洲》（African Exodus），1996年伦敦开普出版社[Cape]出版。〕
人类学家们承认，“r─K理论”解释了生命与种族命运的关系。“r策略”代表在自然状态下多子多孙，缺乏双亲照料，也意味父母亲很少将文化传递给小孩，这降低了文化功能和智力需求。但移民欧亚的人，面对新问题的挑战，发展更完善的双亲照顾与社会组织，这需要较大的脑与较高的智商，艰巨工作需要更多的智力、较低的人口出生率，迫使性荷尔蒙以及性能力与攻击性有所降低，善于制定长远计划和自我控制，比较遵守规律，家庭比较稳定，寿命也比较长。离开热带地区，前往北方大陆，就是这样日益偏离“r策略”，日益偏向“K策略”。
在生物世界的其它领域，“r─K理论”也是如此适用的，例如，植物比昆虫更接近r策略，昆虫比鱼类更接近r策略，鱼类比两栖类更接近r策略，两栖类比爬行类更接近 r策略；如果反过来就可以这样说：哺乳类比爬行类更接近K策略，哺乳类内部最接近K策略的是灵长类，灵长类内部最接近K策略的是人类，人类内部最接近K策略的是黄种人。所以黄种人集团意识更强，更有耐力，可以为了一个长期目标而努力克制自己的短期欲望。〔以上参见腓力普·洛旭庭[J.Philippe Rushton]：《种族、演化及行为》[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
相对于上述的“r─K策略”的区别，人类的肤色区别其实就是相当次要的了。2007年6月11日新华社专稿：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家希瑟·诺顿牵头的一个课题组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六千到一万两千年前，欧洲人的肤色并非像现在这样白皙，即使是北欧人也不那么白。德国《星期日世界报》6月3日以《不久前我们还是黑人》为题，报道了诺顿课题组不久前在费城举行的一次人类学年会上公布的这一研究成果。以前人们一直以为，欧洲人的肤色肯定很早就完成了由黑变白的过程，时间大约在四万年前。而诺顿的课题组从决定肤色是黑是白的唯一基因入手，他们发现，这一基因变异过程的完成比人们以前所认识的要晚很多。经过巴尔干以及此前从比较遥远的东方抵达北欧的人肤色都是黑的。欧洲人肤色发生变化的时间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极有可能直到公元前四千年左右，欧洲人的肤色才变浅”，诺顿在费城人类学年会上强调。诺顿的课题组对人类肤色基因的演变进行了追溯，并且重新确定了这一演变进程的年代。诺顿课题组此前还对一种肤色比同类浅的斑马鱼进行了研究。在这种斑马鱼体内，课题组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仅在欧洲人身上能够找到的SLC24基因序列。他们得出以下结论：在这里所有欧洲人的遗传基因“字母”都相同，就好像双胞胎似的。因此可以断定，这里没有发生任何突变。这也给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证据：随着SLC24基因序列的发现，科学家们掌握了一个纯正的、相对年轻的基因。诺顿解释说，“白色皮肤是在人们迁移到欧洲很久之后才形成的。”在欧洲所处的纬度地区，浅肤色的人比深肤色的人能够更好地适应昏暗的照明条件，因为他们的皮肤能更好地吸收阳光和产生生命所需的维生素D。
尽管人类的种族有上述区别，但是从“起源非洲”的共同命运看，确实，“全球一体”并非当今全球化时代的理想，而是具有十万年历史的人类命运所预先规定的。
二，飞跃的“K策略”导致农业出现
2. The Leap of the “K─Strategy”paving the way for agriculture
“K策略”的发展，必然导致农业的出现，因为农业需要集体合作，可以保障食物来源。所以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以及澳洲，近代之前还是以游猎而不是农业为主的原始经济占有主流地位。而这一现象又是带有全球性质的，即互相传播的，决非局促封闭的：
公元前约9000年黄种人的猎人群体经过北美洲散布到南美洲。
自从公元前约9000──8000年以来，动物驯养和谷类种植〔小麦、大麦〕，在近东地区首开“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促成人类永久性定居的开始，已经一万一千年左右了。在这一万一千年左右的时光中，没有哪一个世纪拥有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那样惊人的记录：让人数最多的居民从他们祖祖辈辈定居的家园中逃亡，不是奔向既定的应许之乡，而是毫无目的地流散。
自从公元前8350─7350年前后，目前考古发现，中东地区最早拥有城墙的是耶利哥城〔Jericho〕，建立以来已经万年上下了。该城面积约0.04平方公里，位于现今以色列──巴勒斯坦境内，但其居民与现今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祖先，均无关系。耶利哥城的建立标志人类文明的新阶段。但在这迄今万年的时光中，没有哪个世纪拥有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那样惊人的罪恶记录：让火焰和屠杀毁灭了最多的城市，让人数最多的城市居民被埋在废墟之中。
自从公元前约7000年位于现今土耳其境内的安纳托利亚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铜矿砂试验以来，九千年过去了，没有哪一个世纪拥有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那样惊人的记录：让青铜弹头，夺取了数千万人口的生命。其方式包括战争与处决。
公元前6250──5400年，当时最大的城市沙塔尔休于，在安纳托利亚达到兴盛，该城的文明，创造了最早的陶器和毛纺织品，面积0.128平方公里。
公元前约5000年已经利用灌溉的部族向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殖民。
公元前约4000年近东开始应用青铜铸件，是最早应用犁的地区。
公元前约6500年在希腊和爱琴海开始出现农业。
公元前约6000年在泰国出现了水稻种植。公元前约6000年埃及出现农业定居，约前5500年传到多瑙河和匈牙利，约前5000年沿地中海岸传到法国，约前4500年传到荷兰与德国，约4000年农民渡海到不列颠。
〔以上参见《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The Times Atlas of World,1979]〕
公元前6000至前5000之间，中国形成两大农业传统，即南方的稻作农业和北方的粟作农业。与当时的农业传统相适应，家畜饲养北方以猪、狗、鸡为主，南方以猪、狗、水牛为主。
从中国前6500─前2000年这段时间的新石器时代陶器考古看，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及北方地区，黄河、长江中上游地区以彩陶闻名。大约前45O0─前3000年这段时间里，中国黄土地带兴起一种红陶上画黑彩的彩陶文化，统称为仰韶文化。其居民表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彩陶既体现了当时的工艺水平，也体现了当时的宗教信仰。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安徽蒙城尉迟寺等村落遗址以及陕西华县元君庙、山东泰安大汶口等墓地的发现，引起了考古学家对中国史前聚落和社会形态问题的关注。前5000至前4O00年之间，中国社会由氏族集团向早期文明〔城市国家〕过渡，形成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考古发现得知当时已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权贵阶层不仅掌握财富，也掌握政治、军事和宗教权力；这一时期的城堡、铜器、文字、祭坛、礼器等标志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已经闪烁出曙光。公元前3500年，中国最早的城市出现：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
考古学家早已发现古代中东地区酿造啤酒和果酒的遗迹。而河南贾湖搜集到了九千年前遗留下来的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陶器碎片，通过对其中残余物质分析发现，与现代米、米酒、葡萄酒、葡萄丹宁酸、古代和现代香草残余物相同的化学物质。他们也发现山楂迹象。研究小组认为这些数据直接的解释是，贾湖容器包含用米、蜂蜜和水果持续加工制造的饮料。考古学家以前在这个地方发现最早的乐器遗迹，包含一批精致骨笛。
这些陶片已存在约九千年，科学研究小组也对河南安阳一些密封铜器里三千年前的液体分析发现，包含掺了香草和香花的米酒和小米酒。它们类似上海西南一带现在酿造的带有花香的绍兴酒。科学小组1990年在伊朗西部山区发现大约5500年前的酒的化学迹象，1994年又在伊朗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挖出的古瓮，发现大约7400年前的酒的痕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近代最先进的英国，在古代是最落后的。可见，文明的传播自古以来就是全球性的，但过程又是此起彼伏的，落后与先进常常彼此交错。
三，文明·城邦·聚合作用
3. Civilization and Polis,The Effect of Aggregation
考古学表明，农业的定居是形成城市的必要条件；而早期文明起源于城市，古代国家多为城邦〔城市国家〕。在西方语言中，文明〔Civilization〕的词根就是城市〔Civil〕。像苏美尔诸城邦后来统一于帝国，埃及诸城邦统一于“古王国”，殷代诸城邦〔“X方”〕统一为周朝封建等等。而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西北印度前雅利安的哈拉帕文明，则发源地更是一个同名的城邦。因此，了解城市起源的特点和早期城邦的性质，有助于探索它们所哺育的精神和物质的文明史。
经过对古代城市生活的系统梳理，就会发现城市都具有两种聚合作用：一为伦理意义上〔道德〕的聚合，一为力量意义上〔技术〕的聚合，中国偏向于前者，欧洲偏向于后者。当然这两种聚合方式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文明实体内部，但在不同的时空中，具体到某个城市上，则各有强弱的不同。
用现代术语说，前种作用偏重于“精神文明”，其功能对社会群体有保持连续的稳定作用，后者以“物质文明”取胜，其功能是更积极地推动文明的进步。
依据城邦面临的内、外问题的不同性质和曲线变化，上述两种作用并不是均等的，时而前者占上风，时而是后者。同理，在不同的城邦中，特点和需要也不尽相同。不同的古代城邦，对上述两种作用的需要，有时可能恰恰相反。
如在中国古代城邦和其他亚洲的内陆城邦，是宗教与道德作用更强，而古希腊和后来西欧的航海城邦，则技术作用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
我们注意到，古希腊城邦制度及其“古典文化”兴起的前提条件，是希腊人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而意大利城邦及其 “文艺复兴”的运动，也与威尼斯、热内亚等商业共和国频繁的海外活动缔结了很深的缘份。至于近代欧洲文化及其社会制度的形成，更与“地理大发现”之后，航海事业的空前发展息息相关，是地理大发现这一经济行为的文化反响。
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度，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实就是城市市民即商人的革命，是海上活动中迫切需要的“力量─技术的聚合”对传统的“伦理─道德的聚合”的反抗。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反封建的、反土地贵族的、反专制统治的、反内陆文明的。
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年〕在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海行为，不偶然也不孤立。早在九至十世纪之交，北欧海盗也就是失势贵族与武装浪人〔颇似五百年后出现在东亚的“倭寇”〕，就通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相继征服了冰岛并发现了格陵兰、北美诸地。
在南欧，希腊人的航海贸易传统被威尼斯人与热内亚人继承下来。后来，不论是发现东向航路〔好望角〕的葡萄牙人，还是发现西向航路〔美洲〕的西班牙人，其海上主力与骨干大都是受到雇佣的意大利人，如哥伦布就是热内亚人。甚至在1497年为英国发现北美纽芬兰〔New Foundland，意为“新发现的土地”〕的卡波特〔John Cabot，1450─1499年〕，也是出生于热内亚而后来获得威尼斯公民身份的，他的原名叫“Giovanni Caboto”。
航海经商─殖民，这是从公元前3000年爱琴文明创始，尔后为克里特人、迈锡尼人、腓尼基人、希腊人、近代西欧人 一直承袭的传统，是“地中海生活”特有的产物。它具有东方海上民族马来人的航海文明比较缺乏的“定期贸易”的特点。马来人航行的海域过于宽阔〔中国海，太平洋，后来发展到印度洋〕，而比较原始的航海技术工具如独木舟等，不足以聚合为一个交往密切的殖民主义文明的体系。
四，两类“聚合”──三种结果
4. Two Types of Aggregation and the Three Consequencies
西方城市包括希腊城邦和欧洲各主要港口〔包括海港与内河港〕上兴起的著名城市，其起源的典型形态是：先出现一个军事性的要塞，然后围绕要塞渐渐出现并形成了市场，最后二者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城市。这种聚合形式，决定了希腊和西方的城市首先是一个军事重镇和经济中心，里面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形形色色谋求实利的人们。例如鸦片战争前夕的清代华人，认为欧洲人都是粗鄙的，因为他们能接触到的欧洲人，都是粗鄙的、贪图实利的冒险家式的海盗商人。
不论军事战略性的还是商业经济性的中心，其目标都在于追求物质力量。而作为物质的力量，只有通过技术才能有效地获取，因此，知识就是力量。
独居远东内陆的古代中国文明，却是另一番景观：工商业在社会生活中不起主导作用。由于缺乏相应的行业组织，构不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政治上也软散无力。与此相应，中国古代的主要城郭，并不都位于交通要道、战略重镇或商业经济中心，而是据于某块肥沃农耕地带的中心。它不是扼守军事战略的咽喉，或商业经济的动脉；而是盘踞、“寄生”在农业区域的心脏。这是中国都市与欧洲都市的基本差异。因此中国农民革命家常认为“人多势众”、“人多力量大” ，用看待畜力的眼光去看待“人力资源”。而农业领袖的筑长城、做宫殿、修陵墓、挖运河，皆此类也。
从亚洲各国早期城市起源的情况看，城市是强大的“礼仪中心”。在礼仪中心城邦里，巫师、祭司的地位至高无上，他们或与王权抗衡如巴比伦; 或与王权合一如中国。礼仪中心，既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力量的凝聚点，又在人们心目中象征着宇宙模式和道德秩序。
如在两河流域，一度盛行模仿星座形态而规划建造城市的风尚，就是这种礼仪功能和宇宙观念的表现。在古代中国的城市建筑上，则采取了预测风水、轴向对称以及正方向等表现形式，直到明清时代的皇宫建筑都始终顽强保持着这些特征。这表明，“象征性”是内陆纵深地带里古代城市的一大特点，它构成另一类型的聚合形式。
在这一类型内，中国文化属于注重人伦关系的伦理政治，而巴比伦文化则属注重神人关系的神权政治。在巴比伦历史上，王权和僧侣教权的斗争绵延不绝，僧侣们甚至欢迎那些愿意承认他们宗教权威的外来征服者，从而促使本地王权覆灭，最后导致国家的分裂与文明的衰亡。但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的，王权与教权，从来都是合一不分的。王即“天子”亦即天的代表与化身。
同为亚洲，但中国与巴比伦的文化形态不同，也与亡国之后的犹太人只以教权控制社会不同。中国古代教权的日趋松弛且合并于政权，尤其在帝国时代的皇帝成为任意解释教义的元首，与欧洲中世纪由教皇来主控政局的发展，可谓两个极端。
先秦中国即王国时代的封建诸侯大多居于都市中心，欧洲尤其是日耳曼中部的封建诸侯大多盘踞在偏僻的山野，这种区别可能基于地形差异的偶然因素，但却对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崇尚黩武的，偶尔出现了军事色彩较浓的强权政治中心，如秦朝、隋朝、元朝等，不仅大都兴起于边疆各民族杂居地带，且都寿命不长。总之，“德化”和“文治”在中国传统上受到了较之“征服”和“武功”更大的重视。
在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极少有可以凭借的高山险阻。因此，只能依靠“人”，依靠政治伦理。在古代道德训诫中，充满了有关依恃险要地形胡作非为而不恤民情，终致亡国的长串例子。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这些事例可能是真假参半的，但它突出说明了古人的信念：群体的力量胜过自然的天赋，所谓“人定胜天”，意为“人定则胜于天赋”，定即“稳定”。所以，欧洲的海上诸文明如希腊、迦太基、西欧诸国的聚合力量，是“知识”，亚洲的内陆诸文明包括巴比伦、希伯莱与古代中国的聚合力量是“道德”。中国比巴比伦、希伯莱更为注重人伦道德和社会治理；后两者则信赖神人之间的“立约”可以决定一切。《旧约·箴言》明确宣布“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1:7；以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9:10]〕类似的宗教知识在古代中国则十分罕见，且不占主流地位，从而，在非雅利安的亚洲类型的聚合形式中，中国与中东构成不同的两个种属。
古代文明中心城市的这“两种聚合”作用，对神话的影响深刻而微妙。中国文明注重政治伦理和希腊文明的注重科学哲理，即是这两种聚合作用分别催化的模式。
在一个文明中心，伦理意义上的道德聚合和力量意义上的技术聚合，不同程度地共生着，两种基本倾向彼此依存，尽管有主次之分。
科学哲理，往往产生于客观性，它不具有伦理教化那种使“人定胜天”的作用，却有激发智慧、砥砺意志的魔力。古希腊社会在这方面发育得比古代中国社会更充分，对现代主流文化发生的影响更大。中国在秦汉进入帝国时代以后，“百家争鸣”的多元性选择道路被堵塞了，统一秩序对新思想的实际需求量下降，新的哲理之光始终不脱伦理政治的框架。“祖宗的成法”和“先王的典范”，束缚了民族的想象和创新，但对保存业已凋零的文明，却有裨益，所以中国得以成为全球唯一保持最长的连贯政治传统的社会。不同的文明模式及其精神动向，对不同民族及其命运，对不同文明及其历史，发挥的主导作用各各不同，但是作为不可重复的文化类型，则具有类似生物物种和社会语种那样的资源价值。
五，轴心时代的启蒙造就世界国家
5. "Enlightenment" of the Axis Period giving rise to World State
“启蒙”，顾名思义，是打破某种蒙昧状态。听到这个语词，人们常会首先想到法国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的启蒙运动”。但谁想到在古代神话〔尤其是集大成的体系神话〕中，竟也会包含着丰富的启蒙意识呢。人类的历史显示出：蒙昧状态，是相对的、层进的；启蒙，则是文明发展的节奏。蒙昧和启蒙既是相对的，又是相依相关、未曾间断的不断历程。人类就是在不断克服、打破自身蒙昧状态的历程中，开发新的精神天地。
文明史所提供的思想标本表明，各民族最初的意识形态是宗教和神话，而所谓哲学〔Philosophy〕则脱胎于宗教神话世界观。任何民族都有宗教和神话，但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在诸多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印度和希腊创造了专门意义的哲学，即拥有或曰创造过本体论〔Ontology〕的思想。而这三个民族的哲学虽然具有不同的倾向，即希腊哲学倾向于科学哲学，印度哲学倾向于思辨哲学，中国哲学倾向于政治哲学。奇妙的是，这些不同的哲学又是在同一历史时期诞生的，即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之间，其核心时代约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德国哲学史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年〕根据这一现象把人类意识形态的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the Axial Period〕。而在我们看来，轴心时代的哲学其实是来源于宗教神话，这一点在波斯的查拉图斯特拉所创立的拜火教〔Zoroastrianism〕对其东部的印度和中国以及对其西部的犹太和欧洲的思想影响，可以得到印证。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欧洲人称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在世的时间并不确定，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各种说法都有。相传他住在波斯东北部，其教义保存在十七首名叫《迦泰》〔Gathas〕的赞美诗中，这些诗歌收录于《耶斯那》〔Yasna〕，构成《阿维斯塔》〔Avesta〕经文的一部分。他深信至上善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亲自面授这些经典给他，并命他依此开导世人。其最早版本在公元前六至四世纪编成，大约与《圣经旧约》时代相近。有的学者认为，琐罗亚德斯及其教义与神话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后世学者称此书的语言为“阿维斯塔语”，此书的巴列维语〔Pahlavi〕的注释称为《赞德》〔Zent〕，因此《阿维斯塔》也被称为《赞德─阿维斯塔》〔Zent─Avesta〕。但毕竟拜火教不是哲学而是宗教。
中世纪欧洲的神学体系，则是一种特殊的哲学，而并不单单来源于《新旧约全书》〔the Bible〕的宗教训诲，相反是融汇了希腊、罗马古典世界诸多文明与宗教的复合结构。比如，新柏拉图主义者〔如Plotinu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322年〕的体系，以及希腊化东方的诸多宗教观念如摩尼教〔Manichean〕──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希腊神话与宗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无从忽略的。科学知识的系统化、哲学思考的系统化，对于人的文明即使物质文明的建设，无疑重要，但如果将之绝对化，奉为目的本身，反倒把人的生活变成了验证这些知识系统的实验材料，则是物极必反。近代欧洲人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被认为“带来某种哲学气质的变化”，这就是从希腊哲学的知识论传统，转向纯粹的印度式的思辨和内省。
在公元前八至二世纪左右，各个古代文化民族发生的那次大规模的古典启蒙运动，号称“轴心时代”〔the Axial Period〕，产生了像中国的老聃、孔丘、墨翟；希腊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泰勒斯〔Thales〕、苏格拉底〔Socrates〕；希伯莱的以赛亚〔Isaiah〕、耶利米〔Jeremiah〕、以西结〔Ezekiel〕；印度的悉达多〔佛教创始人，姓瞿昙[Gautama]，名悉达多[Siddhartha]，前565年─483年，死后被弟子尊称为“释迦牟尼”[Sakyamuni]，即“释迦族[Sakya]的智者”，他的父亲是印度和尼泊尔边境的一个国王[King of Suddhodhana of Kapilavastu]，属于属刹帝利种姓[Kshatria]〕、筏驮摩那〔Vardhamana，前599─527年或540─467年，耆那教[Jainism ]始祖，死后被弟子尊称为“Mahavira”，意思是“伟大的英雄”，中文简称“大雄”〕；波斯的琐罗亚斯特〔Zoroaster，前522年─前486年〕等……而且这些“轴心人物”无一不在当时的“轴心地点”活动，也可以认为，正是“轴心时代”的“轴心地点”产生了“轴心人物”。例如，悉达多主要传教地点鹿野苑〔Sarmath〕所在的王舍城〔Rajagrha，音译为“罗阅揭梨”〕，就属于当时印度最强大的摩揭陀〔Magadha〕王国。而中国、希腊、波斯、以色列的智者，也都生活在当时的文化中心。
同时，这些“轴心人物”又都是一些极不安分的漫游者，故能广采博纳天地英气。以耆那教〔Jainism〕始祖大雄〔Mahavira〕为例，他于公元前599年生在印度东北地区比哈尔北部〔north Bihar〕距离吠舍离〔Vaishali〕四十五公里的一个村落“Kundagrama”，与瞿昙〔Gautama〕·释迦牟尼〔Sakyamuni〕同生在一个地区，其父母也是属刹帝利种姓〔Kshatria〕，是个小王国的君主。大雄婚后生有一女，父亲死后，他大约三十岁时便出家苦行〔tapas〕，裸体行乞，寻找解脱。他曾多次被当作密探、盗贼，他每年除四个月的雨季外，其余时间都到各地漫游，苦行修炼长达十二年之久，当他苦修到十三年时，终于在一棵树下觉悟成道，时年四十二岁。成道后组织教团，宣传教义，三十多年后，于公元前527年死于巴瓦〔Pavapuri〕，享年七十二岁。而中国、希腊、波斯、以色列的智者，也都是行云流水的人物，是类似的“国际浪人”。这些世界性的精神群星不是突然出现的，在有关他们的历史记录产生之前，各有关民族都经历了一次迄今被人忽略的启蒙过程──其结晶就是形态各异的“体系神话”。各个古代民族的“圣典”，在古典精神大师们手中或受扬弃或被完善，它表明，各个古代文化民族的精神创造，是以神话为出发点的，然后才循着自己的道路──摆脱了精神桎梏、视野局限、习俗非议，踏上了世界性的、超越部落主义的征途。
这些世界主义而非部落主义的人，带动了古老的启蒙运动即所谓轴心时代，他们虽然未能完全脱离神话意识，但却如一切初生的文明那样，利用并革新了旧的观念意识，而开发出新的内涵。落实在神界故事上，是序列性、内在一致性〔The One〕的增长，表现在神话造型和神祇性格方面，则为人形、人性要素的不断增强。神话形象造型中“人的要素”的增长，无疑意味着古代神祇的逐步人性化，文明的内容注入神话。其实，轴心时代的启蒙，不是抽象的精神玩物，而是为即将来到的世界国家做准备的。例如，查拉图斯特拉是为波斯帝国做准备的；释迦牟尼和佛教是为印度孔雀王朝做准备的，孔子和儒教是为中国汉朝做准备的，希伯莱先知和苏格拉底则是为罗马帝国做准备的。
世界国家无一例外地打破了部落界限和民族界限，当然需要某种类似《圣经旧约·以赛亚书》和《新约·路加福音》所说的“外邦人的光”，来照亮重新结成一体的人类：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希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马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路加福音第二章〕
六，帝国与传播
6.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新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如此集中的群星闪烁，令人激起无限的思想，种种解释应运而生。从“外星人降临说”到“先知布道说”〔“老子西行化胡”、“耶稣学习佛教”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在我看来，促成轴心时代的比较有把握有证据的因素，则是文字运用的普及化。
正如加拿大人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年〕的《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1950年〕一书中所说的，一个庞大的帝国如果没有书写技术是很难维持大一统体制的。在当代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势下，“技术的‘智慧’开始引领一切：人类被要求扮演配角！”而现代大众媒介的高科技性质也使媒介成为塑造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帝国与传播》问世五十余年来，仅仅被奉为传播学之圭臬，实在小看了它，因为其主题已经切入了全球文明的核心问题。
《帝国与传播》是一部讲稿，共六章，成书出版时补写了一篇绪论。那时伊尼斯在多伦多大学教“帝国经济史”，经济史是他的本行。所以他在书中写道：“我这些讲稿有一个总的题目叫‘帝国与传播’，说的是帝国经济史。从这个题目一望而知，在我们的文明中，我们不仅关怀各种文明而且还关怀各种帝国。”不过他在书里并没有讲解经济史，而是转向了传播史。
《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比《帝国与传播》晚一年，在1951年出版，可以看作后者的姊妹篇。《帝国与传播》一书以希腊文明和罗马历史为个案，提出了“倚重空间的媒介”和“倚重时间的媒介”，而作为《传播的偏向》一书主轴的“传播偏向论”，可以看作“空间、时间”问题的详解。伊尼斯认为，传播及其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和书面传播的偏向，或曰时间的偏向和空间的偏向。媒介可以分为以上两大类──“倚重空间的媒介”和“倚重时间的媒介”。如石刻文字这种媒介耐久，能长时间保存，倚重于时间，但是它们不容易运输；而莎草纸轻巧，容易运输，能远距离传播，但是保存时间短，属于倚重于空间的媒体。他在书中再次表示对于希腊文明的推崇，提出希腊基于“口头传统”的传播方式，达到了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的平衡，是一种理想的传播方式，也对西方文明影响至深。
可惜伊尼斯笔下的帝国，并无确切定义；它至少有两个互相排斥的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在《帝国与传播》中，伊尼斯提到的帝国共三十多个，内涵比较混乱，在分类上也不严谨。从时间跨度来看，有五六千年；从空间上来看，分布在欧亚非三大洲；从规模上看，既有跨几大洲的庞然大物，也有袖珍的小国；有广为人知的帝国，如埃及、苏美尔，如埃及、苏美尔，也有读者未必熟悉的远古帝国，如阿卡德、亚述、巴比伦、赫梯、叙利亚、安息、萨珊、波斯、希克索斯。既有大家比较熟悉但并非常规意义上的帝国，比如米诺斯、迈锡尼、雅典、斯巴达，亦有世人意见一致的庞大帝国，比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还有昙花一现或名存实亡的帝国。如马其顿的希腊化帝国、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此外，还有不太为人熟知的庞大帝国，如塞尔柱突厥帝国。甚至还有近代的殖民帝国如不列颠帝国、法兰西帝国、德意志帝国、沙俄帝国等等。
此外，伊尼斯还把帝国分为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两大类。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攻城掠地。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改朝换代的折磨和帝王更替的沧桑。当然，和前一种分类是基于地理作出的划分不同，后一种分类伊尼斯显然是出于“传播”层面〔无论是文明影响还是势力扩张〕考察的需要。“我要集中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同时与东方帝国参照，以期抽离出可资比较的重要因素。”喜欢用宏大叙事来研究历史的伊尼斯比较研究后发现，他心目中理想帝国的雏形应当是希腊那样，既是政治帝国，也是宗教帝国，既能解决空间问题，也能解决时间问题。在与《帝国与传播》同为传播学经典著作的《传播的偏向》里，伊尼斯写道：“我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把握其神韵。”
当然，对他的理论稍作思考就不难发现，许多地方其实经不起推敲，甚至有点语无伦次，这在他晚期著作《传播的偏向》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当伊尼斯说“我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把握其神韵……我们就应该弄懂，希腊文明有什么贡献”，以及“希腊口头传统中产生的荷马史诗，表现出对空间问题的强调……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似乎还没有脱离常识。但是当他说到“十五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明，意味着一个回归的开始。我们又回归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传播的偏向》〕，就令人相当困惑了。为什么要等到十五世纪印刷术的发明，欧洲人才又回归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在我看来，自从希腊文字风行世界之后，不仅希腊人，而且文明的欧洲人和中东人，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眼睛占支配地位的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但是那时间却不是十五世纪而是公元前五世纪，是城邦制度及其文明开始成熟的年代。
在我看来，“眼睛占支配地位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正是“轴心时代”的基础。我们注意到，所谓轴心时代的先知和圣人，正是在先前几百年的文字积累的基础上，获得了某种比较文化学的知识，结果造成良心的反省和理性的启蒙，造成部落宗教的破裂和世界宗教的孵化。
在我看来，伊尼斯之所以强调口头传播比黏土、羊皮纸、纸张等媒介的书面传播，更能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取得中和，是受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1894－1952年〕的影响，是受到无线电广播无远弗届的辐射之覆盖影响，因此产生了对于“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的偏爱和不恰当的抬高。正是为了掩盖这一偏爱及其带来的不恰当的抬高，伊尼斯极力掩盖文字的普及化已经创造了“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这一事实，而要硬把这一文明的诞生推算到两千年以后，从公元前五百年推迟到公元一千五百年。伊尼斯用以描述印刷术的发明所说的，“这意味一个回归的开始。我们又回归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其实应该用于描述文字的发明。而在中国这种“象形文字”或“视觉文字”〔不同于拼音的“听觉文字”〕的国度，“眼睛占支配地位”的传统其实从来没有中断。
十分明显，伊尼斯用传播媒介来鉴别大的历史阶段，具有突出的缺点。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把分数为不同的横向文明的历史，归结为统一的纵向行列，例如他把文明分为九个时期，就相当勉强：埃及文明〔莎草纸和圣书文字〕、希腊－罗马文明〔拼音字母〕、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中国纸笔时期、印刷术时期、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电影时期、广播时期。
正是基于这种混淆，伊尼斯认为，“西方文明从拼音文字开始到广播媒介为止，走了一段弯路。这段弯路，就是专门化，就是‘太过’。”他推崇希腊文明的“不过”：“‘万事不过’〔Nothing over-much〕是希腊人的至理箴言，其暗示意义是不要信赖专门化的技艺，在一切文化生活领域都是如此。到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由于文字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希腊文化被毁了。”〔《传播的偏向》〕不言而喻，这里所谓“希腊文化被毁了”正是轴心时代的特征。如此看来，作为伊尼斯的理想帝国的“希腊”，其实并不真正是在“标志着文明进步的印刷术出现之后”才逐渐衰落的，而是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由于文字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就开始解体了。只是在这以后，而不是在这以前，希腊文明的高峰期才来到世人面前。这个世人公认的高峰期就是伊尼斯所说的“被毁”。
据说《帝国与传播》开启了一个新的传播学派，即“媒介决定论”学派，但是伊尼斯意义的媒介并不是通常意义的传播媒介，因为伊尼斯认为，帝国其实是一种权力的媒介，帝国作为媒介，它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帝国作为媒介，亦是如此。
说实话，这种半个世纪以前的论述与我们现在的认知可说相反。我们认为，与其说帝国创造了文明，还不如说文明创造了帝国；与其说帝国是一种媒介，还不如说媒介是一个帝国。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不是帝国造就了轴心时代的广泛传播，而是轴心时代的广泛传播造就了帝国。
伊尼斯相当夸张地提出：“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为什么理想的帝国会衰落乃至夭折呢？也许就是因为既倚重时间媒介〔如文字〕又倚重空间媒介〔如金字塔、雕塑〕口头传统衰落了。
而在我看来，十九世纪的电报电话和二十世纪无线电广播，对于促成瓜分世界的殖民主义狂潮和瓜分欧洲的世界大战，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给生逢其时伊尼斯，留下的深刻印象，无疑促成了他的上述高论──对口头传统的偏爱和并不恰当的抬高。也许，列宁〔Lenin，Vladimir Ilich Ulyanov，1870-1924年〕的精彩蛊惑尤其是希特勒的疯狂演说，通过无线电的夸大作用，直接导致现代极权主义和世界大战的终局。但这是二十世纪的欧洲事件，不是纪元前的希腊事件。
在我看来：孔子、墨子之后两三百年，秦汉帝国就一统六合；查拉图斯特拉之后两三百年，波斯帝国就一统中东世界；苏格拉底之后两三百年，罗马帝国就一统地中海区；悉檀多、大雄之后两三百年，孔雀王朝就一统印度雅利安人；轴心时代的支柱基本上也就是当时的书写技术空前发达，使得各种“私学”和“异端”，以“哲学家”、“先知”、“诸子”、“宗教家”的面目，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
应该指出，伊尼斯的种种理论尽管有相当偏差，但有些看法是相当精辟的。例如通过对帝国的分析，伊尼斯得到了结论：文明是社会组织的文字结构和口头结构的脆弱的平衡〔在传播的偏向上则是空间和时间的平衡〕。这种观察用于分析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时，就可发现：尽管有严格的出版限制，马列主义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的文字结构”，还是在民间的“口头结构”的侵蚀下，日渐瓦解了。
从石头到莎草纸是一个飞跃，它产生了文明与国家，并通过文字的孵化开辟了轴心时代的良心发现。那么，从纸张到网络的这另外一个飞跃，将综合所有的媒体于一处：文字、声音、印刷、无线电以及电视的绵延；如此这般的网络时代所开辟将是一个怎样的新轴心时代？毫无疑问，新轴心时代与全球一体化，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
（另起一单页）
第二章 文明的形态
Chapter Two The Forms of Civilization
〔航海文明与内陆文明〕
〔Oceanic Civilization and Inland Civilization〕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在其晚年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中写道：“人类的迁移以及不同人种之间的繁衍，并不是人类文明世界的联结对生物圈的动物群体和植物群体所产生的唯一影响。毫无顾忌地把人工驯育的动植物，从以前曾经互相隔绝的两半球的一边移到另一边，会得到很多有益的收获。但也会造成细菌和病毒的有害传播。天花病毒尾随哥伦布的航波，通过人的载体西行到了美洲。如果说天花就是夺取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生命的疾病的话，那么，这些病毒就是皮萨罗率领入侵南美洲的为数不多的侵略者的肉眼看不见的先锋。反过来说，性病在西欧首次为人所知是1495年，即在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的三年之内。这大概是‘新大陆’惩罚‘旧大陆’入侵它的错误的回报。十六世纪期间，西欧出现的始于1519年的大灾难所造成的代价，无疑是对西班牙人掠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金银，以及后来他们雇佣美洲土著劳动力开来美洲矿藏并把它们运回欧洲的报应。这样，人类文明世界连为一体的结果之一便是：天花、性病和通货膨胀。这三位可怕的来客，每一位都拥有一个帝国，它曾使查理五世那幅员辽阔的帝国相形见绌。也就是在这些新的帝国中，太阳从未在那里升起过。〔参见第七十五章《人类文明世界的联接［1405—1652年］〕
不论全球文明带来了多少灾难，它总是人类进步不可回避的一环；而全球文明又是由航海活动促进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航海文明是人类自由的导体。
拿欧亚大陆的“泰西”即西欧的开放社会与欧亚大陆的“远东”即长城社会的差别，看来观察其对文化的影响：开放型的海洋文明流动性强，它能在数百年之间暴兴暴灭，它运用技术、科学、思想尖端来“征服自然”的倾向较为明显，文化呈多元性：艺术、科学、宗教、伦理等门类的独立性强。其特征是追求绝对的、客观存在的真〔哲学与科学〕善〔宗教的伦理〕美〔艺术的真实〕，这些都是由“追求技术的传统”派生出来的。因为可以说，技术的优劣有其“客观标准”，而检验的程序并不混乱，这种“程序精神”促进了“绝对真理”的信念。反之，长城社会凝聚性强，故扩张不力但消亡也慢，追求社会的和谐而非“征服自然”，注重维持伦理道德和政治均势。
内陆的封闭社会，其文化多呈一元性，或以宗教立国〔如埃及、印度、希伯莱〕或以伦理立国〔如中国〕，或尽力维系国际间的政治均势〔两河流域〕。其文化特征较为倾向实用主义，不以绝对理念〔宗教的、科学的、或政治的〕为追求对象，而以相对的现实生活为目标，这是由“聚集人力”的倾向发展起来的。
一，航海文明是人类自由的导体
1. Navigation as Path to Liberty
所谓航海文明，不是指“渔民作业”，而是指“基于航海贸易的商业文明”，它也包括“海外殖民”、“海盗战争”。
所谓内陆文明，指古老的依赖陆地生活的文明，以区别于后起的依赖海洋的商业─殖民模式，内陆文明比较航海文明，是人类更为古老的生活方式，从原始的采集─游猎方式，渐次发展为游牧─农耕的方式。
可以说，人的文明程度是依序展开的：
1，采集─游猎方式；
2，游牧─农耕方式；
3，商业─殖民模式。
而海路贸易，比陆路贸易具有更大的优势，即使在航海技术还不甚发达的古代，这种优势就已经显露。比如，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大厅内陈列的一艘宋代木船残骸，残长二十五米，残宽十米，据推算，其运输量已经足与一支七百头骆驼组成的商队相匹敌。〔《中国青年报》1984年4月29日第6版《泉州览古》报道〕
一个强大的海上船队无异于一个独立王国，它可以不受封建割据势力的阻隔或盘剥，获取更多的利润和更大的自由。明清的中央帝国，之所以不惜工本和人力全力发展陆上漕运，而不愿发展南北海运，其目的正在于有效地控制水路贸易、扼制商人势力的独立发展。
正因为海上贸易具有这种优势，大凡海上贸易势力可以达到的地区，陆上贸易就相对衰落了。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发现并开拓了绕过好望角直通印度的海上贸易路线之后，中东地区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直到十九世纪打通了苏彝士地峡之后，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才重新提高。二十世纪初，德国人拟议中的“柏林─巴格达”铁路，正是为了部分抵消英国人手中苏彝士运河的重要性。
知识的自然状态即实用状态所形成的应用技术，可以自发产生于内陆社会相对隔离的文化圈中。而接触面较广的航海社会，则富于吸纳性和继承性，它造就的商业社会经常暴兴暴灭，不同于较为稳定的农业社会；它所创造的知识系统更具理论状态，其基础科学用以综合、协调它所接触的复杂而异质的各种文化遗产……海洋性的开放型社会善于吸取，只是当它自身的文化已经发达，并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它先前的老师时，它才转向给予，呈现出文化意义上的“放射状态”。比如，希腊人只是到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的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Age〕，才进入这一放射状态。
从商业活动的角度看，海洋比陆地更安全，因为它只需克服自然条件方面的困难〔如风暴、礁石等等〕，而较少受到来自陆上的暴力威胁。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海上商队比陆上商队更容易发展，它的单一关注对象是如何发展技术，而不是如何组织部落联盟，以保障通商活动的安全。所以海洋文明的政治意识，不及内陆文明那么强烈而且集中，例如，以众海岛〔如克里特、推罗、西顿、爱琴海诸小岛屿，以及一些半岛，如阿提刻、迦太基、小亚细亚沿岸等等〕为基地的海上文明，不易遭受来自陆上强国的压力，而能较为自由地吸取他人之长，以发展自己的商业、技术、文明。
同为古代地中海区的“海权国家”，希腊文明与腓尼基文明的差别就很大。两者对技术的共同关切技术发展无疑是一致的，希腊字母还是从腓尼基书写系统借鉴改造得来的，但在技术崇拜的意义上着眼，腓尼基远远不及希腊那样深入。这可以从两点得以说明：
1、希腊人据有爱琴海沿岸的众多岛屿和半岛，因而具有更根本的海上文明性质。相反，腓尼基人世居埃及与两河流域之间的通道，故经常遭到两大强权的袭扰甚至鲸吞。他们后来迫于内陆纵深地带更为野蛮残暴的强权如亚述的毁灭性压力，才逐渐转向海洋发展。不像希腊并非陆上交通的要道，因而不容易成为内陆强权意在必得的垂涎目标。
2、作为希腊文明的前身和渊源的迈锡尼〔Mycenae〕文明就是一个海上强国，据它渡海远征特洛伊人并进行了十年持久的围困战，可以判断它控制着当时爱琴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一带的制海权。再从它征战胜利后满载俘虏与战利品归去的传说，可以想见其海运之盛况。
而作为迈锡尼文明渊源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海上强国，公元前二十世纪以前的数百年中，它几乎垄断了整个东地中海的海上贸易。现代参观米诺斯遗址的人们，往往惊叹其生活的“现代化”──有着各种近乎现代世界的生活设施：从自来水系统、抽水马桶到地下水道，以及舒适的桌椅、非宗教的装饰品、现实主义风格的绘画等等。米诺斯文明的这种特点与其他古代文明截然不同，甚至不同于半岛上的希腊文明。这个“谜”的形成当然有诸多因素，但显然它是一个比希腊半岛更为纯粹的海上文明，可以更加少受陆上强权的干扰而独自发展自己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与近代的英国和亚洲的日本相似〕。再加上它地处古代几大内陆文明的中心之间，独占了海上贸易的巨额利润，这就为它奢华而优雅的文明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在十六世纪曾昌盛一时，当时，从新大陆到欧洲之间的海上贸易也大都揽在他们手里。但西班牙人作为一个民族，却始终没有取得“海上民族”的资格。所以，西班牙也就未能产生一种堪与中世纪早期的北欧、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近代早期的英国──相媲美的海上文明。关键在于：西班牙的社会重心依然立足于比利牛斯半岛的内陆，始终没有成为一个以商业立国的民族。而斯堪的那维亚人、汉萨同盟的德国人、威尼斯人、荷兰人、英格兰人以及古代的米诺斯文明及其后继者希腊殖民者──却是以商业立国的民族，就像是二战后的日本。
二，开放社会与长城社会
2. Open Society and Society of the Great Wall
这种差别对文化的影响：
开放型的海洋文明流动性强〔故能在数百年间暴兴暴灭〕，追求用以“征服自然”技术、科学、思想尖端的倾向较为明显，文化呈多元性：艺术、科学、宗教、伦理等门类的独立性强。其特征是追求绝对的、客观存在的真〔哲学与科学〕善〔宗教与伦理〕美〔艺术的真实与完满〕，由追求技术的传统派生出来。因为：技术的优劣有“客观标准”，而检验的尺度甚为简单。这种情形促进了对“绝对真理”的信念。
反之，防范型的内陆社会凝聚性强，故扩张不力但消亡也慢，追求社会的和谐而非“征服自然”，注重维持伦理道德和政治均势。其文化多呈一元性，或以宗教立国〔如埃及、印度、希伯莱〕或以伦理立国〔如中国〕，或尽力维系国际间的政治均势〔两河流域〕。其文化特征较为倾向实用主义，不以绝对理念〔宗教的、科学的、或政治的〕为追求对象，而以相对的现实生活为目标，这是由聚集人力的倾向发展起来的。
总的说，海洋性开放型社会的文化，呈现“辐凑状”，属“综合型”，像蜜蜂酿蜜似地从各个更早的文明中心采集有益于自己的文化因素，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使其国际关系像木轮上的众多辐条与轮轴那样形成“辐凑”。大陆性防范型社会文化，呈“放射状”，属“凝聚型”。历来史家，因此盛称中国民族的强大“凝聚能力”，能够集形形色色的种族于自己的文化熔炉之中，陶冶之。它的国际关系宛如一盏灯塔在原始空间中四处散播着光热。当然，它不纯然给予，还从那些原始的但富有潜力的社会中提取自己的文化所需要的养份，并在这“给予──提取；提取─重新给予”的交流中，发挥凝聚力，把本来分散的环境，凝炼为具有内在统一力量的文明。对海上文明而言，只要掌握了制海权的技术，就不虞遭到武力征服。“大陆封锁”对它也往往无计可施，因为海上交通线可以延伸得很长很长，除非所有大陆都被敌对势力控制，内陆文明拿海上文明是毫无办法的。内陆国家或部落联盟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没有天险可以凭籍。他们最关心自己的安全，但最没有安全。因为他们远比海岛或狭颈的半岛更难于防守，容易受到包围和攻击，“安全边界”于是成了他们注意的焦点。在古代世界里，人民主权思想尚未觉醒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获得这种“安全边界”，要么筑起人造的险峻〔如万里长城或大规模的要塞系列〕，要么采取积极的对外扩张政策。无论是建造大规模的人造工事，还是推行扩张政策，“人口”都是内陆国家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古代条件下，人口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实力。这样，内陆性的防范型社会，对获得更多的人口和居民，远比获得更高级的技术更加感到兴趣。
在以商业立国的某些内陆国家〔如巴勒斯坦、丝绸之路、南德意志、阿拉伯沙漠等〕的生活中，我们则发现了某种混合形态：它们身居内陆，不得不顾忌来自腹地对手的人力压力，而海上航行的缺如，使他们对技术发展的关心也不能专注。我们知道，所有这些“内陆商道”都一度有过相当发达的手工业，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却没有条件发育成熟。这是因为，这些内陆文明首先关心自己的国家安全能否较易逃避来自腹地的攻击，因此在它们的活动中，人力的作用决不低于技术的作用：人力既有助于保护商道〔古代结队而行的商队自然是人数越多越好〕，又能“扩大生产规模”，所以，在内陆商业社会里技术发展的作用，较之海上商业社会就大大降低了。
以商业立国的海上文明注重技术，以农业立国的内陆文明注重人力。其道理并不复杂：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对于冒险远航者来说，第一，船上装载不了很多的人员；第二，装载了再多的人，遇到海难时也于事无补。其实，即使在航海技术相当发达的现代，情形依然如此；人力，不是航海活动及海上贸易的决定性因素，而先进的尖端技术才决定了能否获得海上优势。而想要保持海上优势，一定程度的人力支援作为后勤力量固属必要，但更紧要的却是保证优先发展新技术，以便在海上的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近代英国和法国的技术差距与其海上角逐的关系，也说明了先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是获得海上优势的关键，而发展海权的努力，反过来促进了技术发展。
航海史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在公元前就创造了帆船，而当时的地中海航海民族如迦太基人还在靠桨摇船，可是近代以来中国的航海技术却日益落后，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政治重心过于侧重内陆，结果南北运输即使在沿海地区也不走海路，而通过运河漕运。海外活动仅在东南一隅受到关注，而且多为内陆的中央政府所压制，经常被目为海盗者流，这样一来，航海生活不得不退出社会主流，其技术发展就逐渐落后了。
古代的内陆文明大都立基于农业经济，不论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中国，就总体而言都属此类，尽管不排除其社会内部包含某些以工商业为生的并特种工商业集团。对于古代的农耕社会而言，人力以及人力支配下的辅助性畜力──是生产力的主要成份。人力的多寡，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生产规模的大小和综合国力的强度。
在古代世界的战争中，人数的多寡远比现代战争中更为重要。古代固有一些以少胜多的战例，但就总的情况来看，人力的作用举足轻重。而在陆战中，人数的作用远比在海战中更有决定性。陆战的胜利，固然与高昂的士气、精良的组织、完备的武装、和优秀的战略不可分离，但人数的作用经常可以转危为安。相形之下，海战则不然，它主要凭借战舰的质量和战斗者的技术，参战的人数在海战中所起的直接作用大大低于陆战。而战舰的建造固然需要一定的人力，但根本需要的还是技术。三个手持石斧的战士也许能战胜一个青铜武士，但三百倍的人员也不能保证造出高质量的海战武器，在先进战舰面前，落伍的海船数量再多也无济于事，不过充当了前者的靶子。
翻看多数内陆国家的历史，不难发现，它们活动的主要目标一直是“获取更多的人力”。而战争、扩充版图、掳获人口、建立附庸的藩国──无一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人口”。为什么要获取更多的人口？因为在以农业为本的内陆文明中，“人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技术。在那里人口就意味着实力，正如在以商业为本的海上文明中，技术和武器才是实力。这一影响十分深远。经常性的影响就会造成某种“传统”，以至内陆文明对人力的攫取形成一种传统，海上文明对技术的热衷形成另一传统。人力与技术，成为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各自努力的首要目标。例如，一个海岛社会〔如台湾〕经常声称自己拥有“某千某百万人口”，就说明它本质上还是被它原先从属的内陆文明所控制着。而为了保持人力并扩充人力，单凭武力征服是不够的，这时，作为“人力凝聚剂”的伦理观念就起作用了，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旁边的这个海岛社会〔台湾〕，其本质还是一个内陆型的伦理社会而不是一个海洋型的法治社会。而“教化”和意识形态，还是作为注射人力凝聚剂的惯用手段，在其日常生活中举足轻重。
作为部落宗教和“国家宗教”的内陆“异教”，相对于后来诸大“世界宗教”而言，也起着类似的凝聚人力的作用，因此其诸神形象完全是其人性的写照。苏联科学院编辑的《世界通史》第一卷这样描述亚述宗教：“诸神的本性被理解为易怒的，所以表现为狂暴、心怀嫉妒和威严的，而人在神的面前，只是用自己的牺牲来供养诸神的奴隶。”同时，即使在部落宗教时代，航海文明的国际交流也十分盛行。例如毕达哥拉斯，萨摩斯〔Samos〕人，生约公元前571─公元前497年间，曾到埃及旅行，并向埃及祭司们学习了数学知识。其父曼尼撒库〔Mnesarchus〕就是一个来自推罗的外国商人，后来才得到萨摩斯的公民权。
关于“数”的巫术幻想和科学研究，在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祭司们那里，是杂糅在一起的。在希腊，这种神秘论由毕达哥拉斯的宗教会团继承并发展起来。和陆上文明比起来，海上文明扩张性较强但稳定性较差，流动性大但凝聚力少。它们大多呈现出一种暴兴暴灭的状态。海外扩张的成果很容易一扫而光，而陆上的扩张则较易巩固。这是因为，海上交通线是一片无人居住的水面，它们只属于技术上的强者；而陆上交通线必须基于当地的民众，所以开拓陆上交通十分艰难，但保持它相对反而容易些。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英国的殖民地丧失殆尽，而俄国却迄今控制着大部分殖民地，如远东、西伯利亚、乌拉尔山区等等。
三，城邦与王国
3 City─State vs. Monarchy
为什么希腊城邦未能步互相统一之途，而非得等到各方打得精疲力竭之后，由马其顿和罗马分别扮演了仲裁者和统一者的角色？欧洲史学家归因于“城邦崇拜”的心理，这种心理还由城邦宗教予以巩固培植，对城邦主权的过度依恋造成了并延续了希腊的分裂状况。城邦制度以及城邦崇拜都是一种现象，作为心理现象的后者当然来自作为客观存在的前者，但城邦制度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
它产生于高度发展的初期商业活动，作为贸易据点的希腊城邦，基本上是初期商业活动充分发展的特定产物。随着当时国际商业规模的日益扩大，越来越要求有一种相应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以结束国际无政府状态。这种广泛的国际秩序的建立，自然意味着城邦制度的结束。尽管城邦制度的遗存还残留了相当时期，甚至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还得到了相当的程度的“复活”〔威尼斯、热内亚、佛洛伦萨的出现正是古典“文艺复兴”的前奏〕，但毕竟无法和大规模的王国、帝国长期抗衡。
前面说过，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城邦为基础，佛洛伦萨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布鲁诺被教会处死，是文艺复兴衰落的标志，结果科学复兴与宗教改革继之而起，同时，这也是意大利城邦衰落的标志。后来，在法国国王的武装干涉下，意大利尤其是其北部城邦自由的日子结束了，威尼斯已经满足于商人的地位。难怪意大利的有识之士蔑称法国国王为“马其顿王”，因为在古代希腊人看来，从北部入主希腊的马其顿人，就是一群野蛮人，正如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人看待北方来的法国人一样。
四，崇拜技术与崇拜人力
4. Worship of Technology v. Worship of Human Labor
在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极少有可以凭借的高山险阻。因此，只能依靠“人”，依靠群体。在古代中国的道德训诫中，充满了有关依恃险要地形胡作非为、不恤民情而终致亡国的长串例子。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这些事例是真假参半的，但它突出说明了古代中国人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人类群体的力量胜过自然天赋的优势〔“人定胜天”，意为“人定则胜于天赋”，定即“稳定”〕。所以，西方的海上诸文明〔希腊、迦太基、西欧诸国〕 的聚合力量是“知识”，东方的内陆诸文明〔包括巴比伦、希伯莱与古代中国〕的聚合力量是“道德”。
尽管在一个文明中心，伦理意义的道德聚合和力量意义的技术聚合，在其内部不同程度地共生着，但主次之分还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对“技术”和“人力”不可作过于狭隘的解释。否则，难以理解为什么在“追求人力”的内陆防范型社会中，尤其是农业社会，经常发生杀殉即活人牺牲的习俗。其实，杀殉与活人牺牲也是一种对人力的追逐。甚至是一种更深刻、更急切、更无孔不入的追逐。正是在重视人力的古代社会中才特别容易发生这类血腥仪式。杀殉是因为死去的统治者想把人力带到他们将去的冥界，而活人牺牲习俗的假设前提，是认为神祇也像人们一样重视人力，于是以活人牺牲来取悦于神灵。所以，杀殉也好，活人牺牲也好，实际上是一种以人力进行的变相投资，想以这种方式换得祖先神灵和自然神祇们的欢心，让神灵来赞助献祭者们获取更多的人力。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改变，对人力的随求改取不那么富于宗教色彩的投资方式──干脆把人力派作唯物主义的现实用途，于是，奴隶的使用开始普及。
尊崇技术的社会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英国工人由于惧怕失业而一再发动捣毁机器的暴动。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他们对技术的尊崇以至畏惧，他们并不认为失业是人为的事件，也不因此归咎他人，反而认为这是机器造成的。他们清楚知道技术的力量，并意识到这种力量不一定造福于人。过分着力于维持既定的人际关系〔伦理〕，会阻碍技术的发展，因为技术除了能增加人对自然的支配力，同时也不断改变人际关系，从而打乱统治集团的权力分配方式。任何新技术的普遍应用，都不可避免地影响、改变着人际关系的形态。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要义说，“生产力的发展会改变生产关系”。其实生产力并不是人际关系的基点，生产关系是从属于权力关系的。即使在西欧一角的法治社会，也是由于法制的权力构架的保护，才使得生产力貌似独立。过度重视维持既定的人际关系〔及其生产关系〕，其副作用很可能会限制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因此不难发现，在伦理秩序程度深入的社会系统中，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备受桎梏。每当一种新技术或仅仅是新技术的因素刚刚萌芽，人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它使生活丰富多样的积极方面，而是它对现存人际关系和伦理观念的潜在的不稳定影响。过于敏感地“预见”这些消极面并夸大之，然后就把新技术或仅仅是新技术的因素，连同这些潜在的消极面一起抛弃了。
追求人力的社会生活特点，造成了以重视〔保持并全力扩大〕人力为特征的“人际关系──伦理”型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倾向是追求“持平”〔“不患寡而患不均”〕与照顾面上的平衡，因此，它对可能加剧不平等状况而导致社会分裂、激化阶级矛盾的技术发展，持怀疑、否定的态度；而对力图发展这种新技术的创造性的个性，则采取压抑与分化瓦解的策略。这种态度常常并不体现为有意敌视，而是体现为漠视，任其无声无息地自行消失。对于新技术和创造性的个性而言，奉行这种扼杀策略的“伦理社会”并不存在可见的竞争者与敌手，但却到处都是无形的阻力与障碍。因为各种势力都预感到：新技术和创造性，对于权力结构的维持既定方针，是一个持续的威胁。
五，伦理社会爱好喜剧、粉饰太平
5. Preference of Comedy in Ethical Society as Facade of Peace
从艺术上看，崇尚伦理的社会爱好喜剧，尤其是那种盛行大团圆结尾的，这不仅因为喜剧气氛轻松、投合市民的胃口；还由于喜剧能使人认识到现有的伦理社会是“公平”的，能够和谐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相形之下，悲剧不好，因为冲突的各方尽管表现出惊人的活力和独到的技术策略，但却使人看到了人生的真相。
当然，中国社会的戏剧大多以“大团圆”的结尾结束全剧，还因为当时社会现实的特别黑暗。比如，“清官戏”之所以在中国形成一个传统，不是由于清官很多，而是由于清官太少，值得纪念，而贪官污吏却遍地都是，人民的生命财产处于毫无保障的状况中，所以人们才去戏场寻找清官喜剧的安慰。在外国也有类似的例子，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影坛上风行的就是一些粉饰现实和制造美好生活幻想的影片，因为这类东西能使观众暂时逃避现实，寻求片刻的解脱。〔参见《世界电影》杂志1984年第1期150页〕在社会福利最少而弱肉强食最盛的美国，电影表现得最为缺乏社会批判精神。我们知道，在中国甚至连《窦娥冤》这样“高度现实主义的杰出悲剧作品”，最后也加上了一个清官的伸张正义的尾巴──让窦娥那位做成了官的父亲替她报了仇。这无疑削弱了作品的悲剧性，但也是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人在“北方来的革命政权”〔蒙古人〕的统治下走投无路、只得寄渺茫的希望于“传统清官”的悲惨处境。
依据相近的理由，当希腊文明日益衰落、社会冲突不断激化并因此遭到外来统治〔马其顿〕的“希腊化时期”，新喜剧也取代了古典悲剧在剧坛上的地位。当然，像希腊人这样崇尚技术的社会，向来还是具有爱好悲剧的能力的，兴盛时期的希腊人认为悲剧表现了巨大而不可弥合的冲突，从中展示出某种伟大的力量和超凡的风格。而这种悲剧的美感在伦理社会的人看来则是费解的、野蛮的、不道德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在残存着古典心灵的现代人看来，喜剧的大团圆的收场是庸俗的，因为它掩饰了生活中的矛盾与苦难，用一道人造的帷幕在观众的心上施行遮眼法，因此它只能宽慰愚公的平庸，不能激荡的智者的意念。而哲理的思想，往往产于悲剧，产于对悲剧的思考，它蔑视伦理图解所拥有的心理麻醉作用，却有激发智慧、砥砺意志的魔力。航海的古希腊社会在这方面发育得比内陆的古中国社会更充分，因而对现代航海起家的世界文化所发生的影响更大。中国在秦汉以后，随着帝国统一社会的定式发展，“百家争鸣”的多元性选择道路被堵塞了。由于定式发展的统一社会对新思想的实际需求量大大下降，新的哲理之光，不被许可脱出伦理的框架和习惯的模式，免得打断社会在稳定中走向死亡的酣梦。即便少数佼佼者敢于创新，也未能激起持久的社会反应；“祖宗的成法” 和“先王的典范”，严重地缚住了中国的想象力、创新意志和行动能力。
六，海权与法治的关系
6. Connection between Sea Rights and Rule of Law
试比较一下航海的技术社会与内陆的伦理社会的各自特性。
在近代产业革命以前，技术社会在多种人类文明间堪称一种特殊的、罕见的形态，其原因在于航海文明在近代以前的世界史上不占主导地位，而东方的航海商人〔如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以及东南沿海的中国人以及日本人〕并不属于那种一心一意追求技术进步的民族。
进一步研究还会发现，在古代，技术社会常会退化成神权社会和伦理社会，如希腊城邦在马其顿王国、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先后蹂躏和统治下，最后终于完成了其神权化的“社会工程”。到了中世纪，海权与技术不论在拉丁欧洲还是在希腊欧洲的生活中，都明显退居次要地位。像民主、自由、科学、技术这些海权社会的产物，也都销声匿迹。直到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 and war in Palestine，1096─1271年〕之前，欧洲社会的伦理化倾向日益加重。以十字军为标志的航海运动重新兴盛后，欧洲社会再次转向开放型。只是当新的海权如北欧、意大利、英国先后兴起，新的技术社会才又重新产生。
神权社会和伦理社会转化成技术社会的例子也有，比如在亚历山大东侵之后，波斯帝国属下的神权社会如西亚北非各地，在很大程度上都“希腊化”了，即技术社会化了。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层现象，中东地区基层人民依然生活在内陆型的社会环境中，何况紧接其后的罗马、拜占廷统治渐次削弱了技术社会的要素，因此，当阿拉伯内陆的神权文明在七世纪时崛起，便轻而易举地就掀掉了拜占庭文明的外壳。阿拉伯人在享有了航海文明的成果之后，曾经辉煌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以最为典型的内陆封闭的贝督因社会的原始手段，让中东地区永归黑暗。所谓回教的扩张，到头来不过是亚历山大东征的逆向翻版，只不过，是神权社会战胜了技术社会。因此回教扩张也可以被视为是对亚历山大东征的反动，因为内陆地区更加适应神权─伦理社会而不是技术─法治社会的生长。
用法律手段和成文宪章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绳，也可以说是航海文明、技术社会的一大特征，例如从米诺斯、腓尼基、巴比伦、希腊、意大利城邦、北德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到荷兰、英国及其殖民地〔包括美国〕无不如此，这也是把社会治理方面的契约“技术”，直接运用到文明体系管理范围去的具体表现。其中汉萨同盟在欧洲大西洋海权时代尚未开拓之前，以吕贝克、汉堡、布来梅组成联盟；现今易北河〔Elbe River〕重要的出口港汉堡，一度是吕贝克的外港。因此汉撒同盟握有欧洲海权，后来大西洋航线开通，波罗地海沦为内湖，汉撒同盟城邦各国失去生意、财富和霸权，遭遇和意大利城邦〔热内亚、威尼斯〕一样。另外巴比伦虽然地处内陆要道，但同样是海上航线的要冲，如红海和印度五河的交易，向来在波斯湾中转，而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等两河更可直接入海。所以《汉谟拉比王法典》〔Code of Hammurabi〕的编纂，确实有其商业方面的实用价值。
法律是有系统的，但不同的法律系统与“技术发展”的关系并不一致。某种法律系统执行得越是一板一眼、法律条文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越大，那么，对法律的技术性要求就必定越强，否则就越是容易引起社会生活的振幅扩大以致全面紊乱。越具有技术控制而不是人为干预特征的法律系统，越可能是技术社会的产物。具有“技术特征”的法律系统，本身既是一种技术系统的集成，同时，也具有保障其它门类技术的独立发展的实效。这种法律系统不能“随机应变”，不能给法官以过大的权力，以免他们侵害其它技术系统的独立性。总之，这种法律系统的非人格化色彩比较浓厚，它的主要职能在于“判决是非”，而非“调解关系”；它追求的目标不是现实中“权力的和谐”，而是抽象的“正义”。
与欧洲黑暗时代同期，阿拉伯文明却大放异彩。当时的阿拉伯帝国，不仅横行欧亚非大陆，而且控制了大部分海上交通，在地中海与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分庭抗礼而犹有胜之。在阿拉伯海和印度洋，他们的势力比印度人更大，因此回教社会一时呈现开放型特征，对有异端色彩的科学、艺术颇持宽容态度，但由于阿拉伯文明渊源于内陆，终不具有海上文明执意追求技术的特性，如《可兰经》〔Al─Qur'an 〕十分注重调解人际关系，却极少涉及社会组织与学科技术的问题，这无疑使得它统治的区域在许多方面退化到原始状态，最终导致阿拉伯──回教世界渐渐丧失海上霸权。继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Osmanli Empire〕，也一度握有庞大舰队，甚至击败了欧洲海权，但终因缺乏开放社会的系统支持而走向衰落，海权最终还是离开封闭社会而去，这几乎是宿命的。
七，个人主义是海权的意识形态
7. Individualism as Ideology of Sea Rights
国家主义基本上是内陆社会的产物，是其注重人际关系的神权意识或伦理意识在政治思想上的表现。而个人主义则与航海社会注重技术因而崇尚能够推动技术发展的“个性”倾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种意义上，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虽然流行生鱼片，其文明形态依然是内陆型的：这包括从韩国转口的佛教、从中原进口的文明甚至其基层文化都和云南相似。例如日本的民居和相隔整个中国的广西云南等地少数民族的双层民居十分相似；不同的只是，如傣族民居的一楼没有墙壁，是用来饲养动物的，而日本人却拿来住人。西双版纳傣族的这种干栏式建筑，至今仍散见于日本部分地区，而早在大和的佐咪田古坟中出土的一件房屋纹饰镜，画面上亦有干栏式住宅。在亚热带地区，干栏式建筑南起菲律宾巴拉干人，泰国泰族，中国云南的傣、哈尼族，以及海南黎族，多有干栏式高架住房。此外，日本神社前面的“鸟居”〔类似牌坊的建筑〕也和云南玉龙雪山下的纳西族东巴教圣地玉水寨的牌坊，外形十分相似，原料都是用无漆无色的原木制作的。还有，云南人和日本人历史上都有“黑齿”的习俗。而云南石林等地撒尼人的“火把节”，也类似日本的“盂兰盆节”，甚至日本的纪伊半岛同一天也举行“火把节”。
云南哈尼族与日本和族的信仰可以比较：日本最有权威的“天照日神”和哈尼族的“阿匹梅烟日神”都为女性；日本崇拜“谷神”并奉樱花为国花，哈尼族也崇拜“谷神”，并视樱桃树、樱桃花为神花。日本神道与哈尼宗教都崇拜自然现象如太阳、山脉、树木、水、岩石以及生殖的整个过程。其定义表现为“视自然界的万物都是神灵的化身”。一般来讲，中国北方部族的灵魂意识，总是和天上有所联系，中国南方部族的灵魂意识又总是和地下相联系。这种种情况使得有些日本学者认为，云南是日本民族的起源地。1979年，日本教授鸟越宪三郎发表新说“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中国云南省”。1982年，鸟越宪三郎、佐佐木高明、渡部忠世等又奔云南，踏入滇南西双版纳，进行实地考察。1984年2月23日，致力于社会人类文化研究的鸟越宪教授又宣布：“对被认为是从云南南下的泰北山岳地带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所有婴儿的臀部有胎斑”。鸟越宪教授就这一发现又强调：“日本人在体质上所具有的胎斑渊源是云南，这是一个旁证，证实这地区是日本人的发源地。” 1988年9月，日本电视工作者同盟抵达云南，其任务就是拍摄《日本人的起源》，日本列岛的“云南热”随之卷到顶峰。
可以认为，希腊城邦自由观念的衰落，是陆权国家马其顿胜利的附带结果；而海权国家雅典“提洛同盟”〔the Delos League〕的个人主义，政治上表现为极端民主主义，其最后熄灭，则是由陆权强国罗马的统一政策促成的。恺撒的朋友布鲁图斯出于真诚的共和主义信念而刺杀了这个“模仿东方帝王举止”的独裁官，也无法阻止统一局面所带来的专制。事实上，有些理工科大学生臆想出来的“超稳定结构”并不是中国文明的特点，而是一切统一帝国的共同宿命。
一个社会之形成神权性文化、伦理性文化或技术性文化，其原因并不在文化的思考方面，而在其文化的应用方面：神权性伦理性的文化系统只能从注重人际关系的神权─伦理社会内部产生、发展，技术社会出于自己的内在原因，虽然也能接受这种异型文化，并在相当时期内借用它、改造它，但终究不会完全成为神权─伦理社会，所以“文艺复兴”会在欧洲发生，不会在中国和阿拉伯、印度发生。反之亦然，技术性的文化系统也只能从尊崇知识系统〔例如神谱系统、哲学系统、科学系统等等〕的技术社会内部产生、发展，神权─伦理社会出于自己的内在原因虽然也能在相当时期内借用它、改造它，但终究不会因此变成技术社会。所以世界内陆各国抵制欧洲文明的内在压力其实不小。
有些欧洲史家如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曾估量过，假如北欧人对基督教欧洲的征服成功了，并以他们的“异教”文化取代了基督教文化，使之成为欧洲的流行文化……将会对欧洲的命运产生何种影响。其实，这种事后的假设纯属多余。北欧人的文化征服是失败了，假使它成功了，也不会给欧洲的生活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即使北欧文化失败了，基督教会秩序下的欧洲也未能阻止希腊罗马异教的文化复兴。
实际上，异教早就进入基督教了，不论是圣诞节，还是天使形象，都是来源于异教。尽管不断用火刑来对付“异教”的信仰和传布者〔“女巫”〕，异教还是顽强地渗透进来了，并逐步瓦解了基督教的基础。这次，欧洲主流社会改换了装束，不再用异端宗教或异教神话的形式来镇压基督的福音；而是借用了基督教来推动异教的“文艺复兴”，并顺便镇压基层的新兴宗教。所谓新兴宗教，不仅是指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而且也指民间的巫教。
八，海权的重要在“经济发达”之上
8. Sea Rights as Priority o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宿命论通常认为，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发源于意大利，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意大利是中世纪欧洲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但是，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例如，当时联系着当时欧洲两大海上势力即南欧的意大利和北德的汉萨同盟的南德意志地区，作为交通贸易要道其经济与手工业也十分发达，甚至还是印刷术商业首先普及的地区，例如美因兹〔Mainz〕人约翰·古登堡〔Johann Gutenberg〕1456年根据欧洲拼音文字的特点，以字母为活字，发明印刷机，开创了印刷机械化。但是南德意志为什么没有成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
主因恐怕是意大利诸城邦通过海上贸易与战争控制了更长的海上交通线，因而能比较自由地接触到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文化。例如，激发文艺复兴的许多古代文献的抄本，就是由拜占廷帝国灭亡时的逃亡者带来意大利的。这些人无法不经过意大利而直接到达欧洲其它地区因为当时整个巴尔干半岛的纵深地带都被土尔其侵略军占领了。
另一个例子也可以参考。公元二世纪初，罗马帝国征服了英格兰和今天的荷兰、比利时一带。在不列颠岛上先后筑起了有名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或曰罗马长城〔Roman Wall〕。公元四十三年，罗马并吞不列颠岛，建立帝国第四十五个省份。哈德良〔76─138年，117─138年在位〕，为抵御北部凯尔特人对不列颠岛南部的入侵，哈德良到大不列颠视察并下令修建长城，由三个罗马军团用五年时间，分段筑成，东起泰恩河口，横贯英格兰，至西海岸的索尔韦湾〔Solway Firth〕，全长一百多公里。哈德良长城最初由泥土筑成，后来又砌石块。城墙南北两侧挖有壕沟，约十英尺深三十英尺宽。长城与南沟之间有一条军用道路，是连接东西的要道。长城沿途建有十六座城堡每隔一英里建有一座碉堡，称作里程堡〔mile─castle〕。 在碉堡之间有两座小角楼，供士兵休息隐蔽使用。在豪斯戴德〔Housesteads〕有最著名的城堡，在此可看到当年罗马人的军部、粮仓、兵营、医院、塔楼等。“安东尼长城 〔Antonine Wall〕”，东起福斯河湾〔the Firth of Forth〕，西至克莱德河湾〔the firth of Clyde〕，全长五十九公里，高三米多，建于140─142年间，为纪念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86─161年〕而命名，他是哈德良皇帝的义子 〔adopted son〕和继承人。后来罗马人放弃此墙而退到哈德良长城，安东尼墙现存遗迹不多。 长城的修筑，是罗马帝国的重心从海权转向陆权的重要指标。正如在中国，长城的修筑是文明从扩张转向防御的重要指标。
在欧洲大陆上，罗马把边界推到了今天的西德名城科隆〔Cologne〕至美因兹〔Mainz〕一线，维也纳〔Vienna〕也在其掌握之中。只要看一眼欧洲地图就知道，这对日耳曼人意味着什么：罗马的政治控制范围无论从海洋上〔经北海〕还是从陆地上〔经丹麦〕离日耳曼心脏地带不过数百公里之遥。而以希腊文化为基础的罗马拉丁文化早就越过这些地界而深入日耳曼腹地和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了。〔以上可参阅《钱伯斯世界历史地图》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9页〕由于受到日耳曼人的抵制，此后几百年间这一分界在外观上相对静止，实质上不断变动。这些政治压力和文化影响的结果不久就会表现出来：从公元八世纪开始，在罗马帝国的解体造成的民族迁徙潮流下，北欧人突然活跃起来，军事抵抗演变为疯狂的四处反击。
一百年之内北欧的日耳曼人就占领了北海诸岛，他们甚至登上了北美洲。经过历时大约两百年的大规模武装袭击和海盗式掠夺，这相当于希腊早期殖民活动，十世纪后半，不列颠岛上的丹麦人逐渐同化当地居民，十世纪末，本土丹麦人重新侵入英格兰，卡纽特王〔King Cnut，1014─1035年〕在公元1028年至1035年，建立包括今天的丹麦、挪威、瑞典、英格兰在内的“卡纽特王国”〔the Kingdom of Cnut〕，他死后，1042年帝国崩溃，英格兰恢复独立。著名的哈姆雷特〔Hamlet〕故事，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之中。与此同时，北欧人〔the Vikings，Norseman〕还占领并殖民于法国的诺曼底〔Normandy，意为“北欧人之地”〕半岛，于911年建立公爵领地，然后以此为跳板于1066年渡海入侵英国。北欧人的殖民活动东至伏尔加河〔Volga River〕并建立了基辅国家〔Kiev，866年〕，南至西西里岛〔Sicily〕，并建立了“诺曼王国”〔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941年〕。〔以上可参阅《钱伯斯世界地图》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7、38、39页。〕这种广泛的扩张活动表明，北欧文明这时已经开始跨入它的“古典时期”。正是这个时代，北欧神话传说史诗广为传布，并在一百多年后得以记载下来。
可以说，与北欧人的殖民活动同时迸发出来的，正是北欧那冰花般的奇异文化，这种文化表现不是突然形成的，就其相当完美的形态看，业已经过了几百年的酝酿和发展。而这个“潜伏期”正与古希腊罗马“古典世界”由昌盛衰亡走向分崩离析的进程同一时期，因此可以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向北方纵深地带辐射的结果。也就是说，希腊罗马野蛮化了，但是日耳曼的最偏僻地区也开始文明化了。海权并没有死亡，只是不断转移。而这个野蛮的海权，仅仅过了不到五百年，就演化为哥伦布等人的“地理大发现”。纵观历史可以说：不是经济发达造就了海权，而是海权造就了经济发达。
九，旧传统的顽固和新文明的难产
9. The Strong Resistance of Tradition against Birth of New Civilization
在近代欧洲文明的旅程中，为什么是比较落后的拉丁区〔Latin，如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兰西人、罗马尼亚人〕而不是更有传统教养的拜占庭〔Byzantium〕，掀开了文艺复兴运动、殖民扩张、科学发现的帷幕？还有，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版图中，为什么实验科学首先萌芽在一个偏僻的海岛：不列颠？为什么古典科学在英伦三岛结出了最初一批硕果？为什么欧洲的海外殖民地──美洲──是当代科技的汇集之处，而欧洲本土反倒相形见绌？
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倾向，与其有效地卷入海上角逐的程度，对其知识系统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公元前的希腊人，公元后的北欧人，中世纪的意大利人 〔威尼斯、热内亚人〕，近代的英国人，现代的美国人──都是当时最有活力的“海上霸主”。其民族生活的重心，系于海洋较之系于土地者为多，故其民族精神，亦呈现出海洋性的开放特征。
相比之下，中国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大海那面却无相称的文明以供反馈、交流。汹涌辽阔的太平洋，在技术力量薄弱的古代，并不是理想的商路；从中国到日本的航路，比从欧洲到美洲的航路，更为艰险，所以鉴真和尚多次航度日本失败，九死一生；而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却一举成功。这样一来，在东亚海域发展起各个内陆社会之间不定期的交流是可能的，但不足以提供海上文明统一而牢固的基地，即使在汉字文化圈内部也是如此。 至于中国文化圈内部海洋文明因素与内陆文明因素之间的斗争，更是从社会政治角度，说明旧传统的顽固和新文明诞生之艰难。
南朝〔公元四世纪开始〕以后，随着中国文化经济中心的不断南移，东南沿海一带的海外贸易日趋繁荣。唐宋以后，这种趋势稳定下来，成为地方特点。当时的福建泉州甚至一时雄踞世界之冠，是最大、最繁盛的商业口岸。这种形势到明清执行“闭关”政策之前，经久不衰，例如明末思想家李贽，就出生于福建一个中亚移民的家庭，他反叛中国传统的活动近乎疯狂，体现了航海文明因素所哺育的商业阶级意识的成长。 但是就中国社会重心的南移进程看，却是政治势力的转移先于经济势力的延伸，而文化转移的根本动因，又是中原地区社会政治的动荡与变乱，这就不得不给南部中国带来某种逃难的气质。东南沿海地区历史上几个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浪潮，都与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动乱有直接的关系：
A、吴越的兴起是春秋时代中原各国争霸战争的副产品。
B、秦灭六国之举促使大批“关东人”南逃，刺激了吴楚地区的发展。
C、汉末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的割据局面，使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得以更快地提高，以致到了“三足据其一”〔三分天下，有其一分〕的程度。
D、西晋灭亡和“五胡乱华”，又使中原人民大规模南迁。此后，东南沿海区域经济、文化力量强于黄河流域，已成迄今为止的定局。
照理说，如此发达的海洋文明因素，有助于催化一个独立的海上文明，但实际情况，中国仍是一个内陆文明的一统天下。 中国东南沿海地带海上文明因素，未能得到充分发育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可归结为两点：
A、东南沿海地区始终没有机会较长久地摆脱来自大陆腹地的文化心理影响，经常处于来自内陆腹地的实际控制之下，其直接结果是，难以独立地发展出一种新的海洋性文明。再加上汉字及其传统文化对新的思想方式的抑制，新文明的诞生就更渺茫了。
B、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只是中原内陆伦理文化的延伸，缺乏性格上真正的独立性，它在情感上是回过身去面向大陆的纵深腹地，而不是以开拓的、义无反顾的精神去面对海洋。海外贸易，始终没有支配它的生活，更没有支配它的精神。它在内心深处是矛盾的，既看到海上贸易带来的经济繁荣，又对此怀着内陆文明的罪恶感和歉疚心情。
（另起一单页）
第三章 总结二十世纪
Chapter Three Review of the 20th Century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基本上还不是一个政治的世纪。更不是一个“大政治”或曰“具有全球概念的政治世纪”。人们更多是是凭借暴力和军事手段，在主权国家之间进行利益谈判。二十世纪是走向全球政治时代的中继站，它相当于欧洲古代的“希腊化时期”和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就相当于马其顿和波斯、齐和楚。在二十世纪的血腥里，只能朦胧望见世界统一秩序的遥遥灯火，而提供不了一条走出这历史荒野的直接道路，尽管有迹象显示，这道路已经被思考过了。
一，二十世纪的观察
1. Observation
为什么会发生“九一一”这样的惨剧呢？“九一一”到底是正剧、悲剧，还是喜剧、闹剧？大约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观感。
但不论如何它都说明，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基本上还不是一个政治的世纪。更不是一个“大政治”或曰“具有全球概念的政治世纪”。人们更多是凭借暴力和军事手段，在主权国家之间进行利益谈判。
二十世纪是走向全球政治时代的中继站，它相当于欧洲古代的“希腊化时期”和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就相当于马其顿和波斯、齐和楚。在二十世纪的血腥里，只能朦胧望见世界统一秩序的遥遥灯火，而提供不了一条走出这历史荒野的直接道路，尽管有迹象显示，这道路已经被思考过了。
二十世纪充满了革命和战争的暴乱，这为全球政治的出现扫平了坚固的小国堡垒如欧洲诸国，及其赖以生存的种种旧藩篱──五百年来的人本主义传统。但这并不是全球政治本身。
全球政治不是“各民族各文明的时代”，而是统一文明与统一民族的时代。小民族正在消亡，正如成百万横遭欧洲文明灭绝的不幸物种一样；但是大民族也要消解──新的“全球民族”才有可能出现。全球民族就好像古代的“埃及人”、“巴比伦人”、“罗马人”、“汉人”等大一统帝国民族。这不是十九二十世纪狭小的“欧洲海外殖民帝国”那样的租界和势力范围，而是真正全球融合性的。
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活动，造成所谓“东西方文化的历史性碰撞”，说穿了，这不是对等运动中的“碰撞”，而是单方面的、由西方文明扩张到东方而引起的入侵，并非东西方文明等距离、等冲力地各自前进的结果。
观察一下近代欧洲的扩张及其衰退的历史，可以发现了一个“比利牛斯现象”，即欧洲比利牛斯半岛上的两个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命运，戏剧性地代表了五百年来欧洲文明的扩张史与收缩史：这两个弹丸国家，既开其绪，又告其终；它们的盛衰兴亡充满文明史的象征性。作为两个早期殖民强国，它们虽在十六世纪末就衰落了，但葡萄牙殖民帝国的最终崩溃，却还在大英帝国之后，足足又在没落中苟延三百多年。
最有意味的是，欧洲人的大规模殖民，是首先指向非洲，而又是最后结束于非洲的。这是由于北非与欧洲在地中海两岸遥遥相望，而中部和南部非洲根本缺乏国家保护。
请看如下表：
公元1000年维金人开拓格陵兰殖民地并发现美洲〔“文兰”〕
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法兰克人侵入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建立十字军国家。
1415年 葡萄牙占领休达，葡属非洲帝国开始。
1434年 葡萄牙发现博贾多角南部。
1492年 格拉纳达陷落：西班牙驱逐阿拉伯人和犹大人。西班牙人开始征服非洲北岸。哥伦布到达美洲，发现新大陆。
1493年 西班牙首先殖民新大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将美洲划分为葡萄牙属和西班牙属。
1497年卡博特到达纽芬兰。
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远航印度并返回的第一个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发现南美洲。
1511年葡萄牙占领了马六甲。非洲黑奴运到美洲。
1519年科特斯开始征服阿兹蒂克帝国。麦哲伦横渡太平洋。
1532年皮萨罗为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国。
1556俄国伊凡四世征服伏尔加盆地。
1557年 葡萄牙经营中国的澳门中国。
1571年葡萄牙在安哥拉建立殖民地。西班牙征服菲律宾。
1581年叶尔马克开始了俄国人对西伯利亚的征服。
1607年英国在美洲建立第一个永久性拓殖地，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法国殖民者建魁北克。
1619年荷兰建巴达维亚〔雅加达〕，荷兰在东印度的殖民帝国开始。
1625年荷兰人建立新阿姆斯特丹〔纽约〕。
1628年葡萄牙灭非洲的姆韦内穆塔帕帝国。
1638年俄罗斯人到达太平洋。
1645年塔斯曼围绕澳洲航行，发现新西兰。
1652年荷兰开普殖民地建立。
1659年法国在非洲塞内加尔海岸建立通商点。
1662年阿姆布拉依战争：刚果王国被葡萄牙灭亡。
1684年拉萨尔勘探密西西比，并宣布路易斯安那归属法国。
1690年 英国建加尔各答。
1728年俄国开始勘察阿拉斯加。
1751年法国获得对印度德干和卡纳蒂克的统治。
1768年库克开始对太平洋的探险。
1788年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建立。
1796年英国征服锡兰〔斯里兰卡〕。
1818年英国战败马拉塔人成为印度最有力的统治者。
1819年英国建新加坡作为自由贸易港。
1824年英国开始征服阿萨姆和缅甸。
1830年俄国开始征服哈萨克。法国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
1835年好望角的布尔殖民者大迁移，导致建立纳塔尔共和国〔1839〕、奥兰治自由邦〔1848〕、德兰士瓦〔1849〕。
1840年英国兼并新西兰。
184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兼并香港。
1843年英国征服信德。
1845─1849年英国征服旁遮普和克什米尔。
1854年佩里强迫日本与美国通商。
1860年北京条约：中国割让黑龙江和乌苏里地区给俄国。法国从塞内加尔扩展到西非。
1863年法国对柬埔寨〔1865〕、交趾支那〔1865〕、安南〔1874〕、东京〔1885〕、老挝〔1893〕建立保护关系。
1879年第二次阿富汗战争使英国控制阿富汗。
1881年法国占领突尼斯。
1882年埃及骚乱导致英国占领。
1884年德国获得西南非、多哥、喀麦隆。
1885年比利时王国获得刚果。
1886年英国兼并缅甸。德英两国瓜分东非。
1887年法国建立印度支那联邦。
1911年意大利征服利比亚。〔以上参见《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The Times Atlas of World,1979]〕
以上是欧洲殖民扩张的史略，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欧洲的扩张势头。
从中可以看出，年表上居首的维金人扩张与位居第二的十字军东征，是欧洲扩张的“小试锋芒”阶段，且性质与后来的殖民浪潮不尽雷同。从1415年葡萄牙人占领休达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意大利占领利比亚──一个长达五百年之久的马拉松式扩张，席卷全球。其中，除中国、日本、土耳其、伊朗、泰国、埃塞俄比亚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夹心国”由于处在列强的势均力敌之下而勉强保持独立，没有一块土地能逃过欧洲的殖民统治。然而，世界上哪有不散的宴席？“下降”总会紧随着“上升”降临到任何事物的头上。欧洲的扩张史岂能例外？
下面就是扩张中的收缩：
公元1578年卡斯尔卡比尔战役：摩洛哥人摧毁葡萄牙人在西北非的势力。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
1783年巴黎条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1803年美国从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美国面积几增一倍。
1808年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造反遍及中美和南美，在1828年建立了十三个独立国家。
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购买佛罗里达。
1822年利比里亚建立，成为获得自由的殖民地。
1825─1830年爪哇战争：印度尼西亚人对荷兰人造反。
1867年加拿大建立自治领。
1896年阿多瓦战役：意大利人被埃塞俄比亚人打败。
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获胜。
1907年新西兰取得自治领地位。
1919年 “五四”运动，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1921年安努阿勒之战：西班牙军被摩洛哥战败。
1947年 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
1949年印度尼西亚独立。
1954年日内瓦会议，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成为独立国家。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开始造反。
195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非殖民化过程开始：黄金海岸加纳独立。
1960年 “非洲年”：许多国家独立。
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
1975年 葡萄牙允许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独立。
1976年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分割西班牙属撒哈拉。
〔以上参见《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The Times Atlas of World,1979]〕
以上是欧洲殖民浪潮消退的史略。
人们注意到，首先打击欧洲的，也是欧洲最早侵入的地区：北非。接下来，直到二百年以后，欧洲的宗主国才开始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功反抗。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到1976年比利牛斯国家在非洲失去最后的“海外领地”，整整两百年间的历史，就是大扩张与反扩张的斗争史，这场斗争，最后演化为全球规模的战国时代的降临。
第一次世界大战，挫伤了欧洲扩张的锐气；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把欧洲的殖民帝国体系给消解掉了。“帝国主义为自己掘下了坟墓”，穷凶极恶的德国和日本，反倒成了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战败自杀的希特勒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贡献，可能反倒大于美英苏的赢家三巨头。
二，二十世纪的思考
2· Contemplation
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1934-1961，also known as "History of the World"〕认为，对不同社会及其文明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甚至连差异巨大的“文明社会”和“原始社会”也被他纳入研究视野。通过系统地比较研究了二十一个不同的社会及其创造的文明，他证明“文明统一”的理论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而近代西方的历史学家们正是受了这一错误理论的影响而误入歧途。他们之所以会犯下这一错误，是由于近代的西方文明用自己的经济制度之网笼罩了全世界。而且在这种以西方为基础的经济统一之后又来了一个以西方为基础的政治统一；西方的军队和政府所取得的胜利虽然没有西方的厂主商人和技术人员所取得的胜利那样广泛而彻底，但是现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都在不同程度上源自西方。
这个事实虽然惊人，但尚非“全球已经统一”的证据。虽然非西方各国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面貌是西方化了，但是它们的文化面貌和心理面貌却大体上维持在西方开始经济的和政治的征服事业以前的老套里。因此西方文明还在其通用语言〔英语〕里使用了一个字，“土著”〔natives〕，来称呼他们。其他西方语言里也有类似这样的字。当西方人把别人唤作“土著”的时候，就等于在自己的观念里把他们的文化特色暗中抹杀了。并把他们看成是充斥当地的野兽或是植物，并不是同样的人。对于“土著”，文明人有理由消灭他们，更有义务驯化他们，而且还认真地相信自己是在“改良品种”，但就是拒绝认真地理解他们。
这种自认为文明高尚、而把对方看作低人一等的土著，不仅是西方人的毛病，中国人也是如此。甚至连入侵中国的野蛮人在受到汉化以后，也会用这样的偏见来看待世界。
在1793年交给英国使节转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里，乾隆体现了这方面的突出病例：他先是表扬了英王本人一顿说：“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遗使恭齑表章……朕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然后又拒绝了英国的通商要求说，“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若云仰慕天明，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至于乾隆的理由更是典型的夜郎自大：“天朝〔中国〕拥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法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齑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请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物换星移到了二十世纪，对历史命运的观察和对文明命运的思考，使人们不禁发问：为什么在欧洲那些遍及全球的殖民帝国瓦解的同时，自我中心的欧洲思想界也患上了日甚一日的贫血症？为什么欧洲的艺术扩张力量，也和欧洲的军事扩张力量一同陷入枯竭状态而不能自拔？
答案可以十分简单：
作为欧洲文明灵魂的那个心理动力──先是“天国”后是反抗回教等异教的压迫，已因为欧洲的扩张而满足并因为满足而世俗化又因为世俗化而趋于消解。
这种“因为满足而消解”的过程是一切文明系统最终都无从逃避的劫数。
一个文明的灵魂一旦成功兴起，会由于它在匮乏状态下提供的希望和动力，而形成魅力和引力──并很快凝聚一批人类物质和文化皮毛，如作为兵员和炮灰的人民以及知识阶层的传承习惯──依时间、背景而逐渐形成一个文化系统。这些人类物质和文化皮毛从文明灵魂获得生命之后，俨然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倾向。于是它们开始逐渐脱离灵魂，忘却了这一脱离的最终结局乃是文明系统本身死亡。于是文明系统自顾自地扩张开始了，这一扩张由于人欲的侵蚀作用很难避免世俗化，并因为初期的世俗化而达到文明系统本身的鼎盛状态。这是东周、盛唐、罗马、哈里发帝国、欧洲殖民体系……然而这种繁荣不仅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文明的灵魂，且使得灵魂处于不断退化的过程，整个文明系统陷入失去方向而慢性死亡的过程。这个充满内在矛盾的分裂过程，终于招致系统的解体。
顺便说一句，至于美、苏、日本──只能算做欧洲精神上的附庸，不能算做独立的单位；虽然美国文化由于吸收了印第安和黑人的文化要素，而显得十分“牛崽”，并因为拉丁美洲更为彻底的混血文化的入侵，而日益放荡。
三，历史的代价
3. The Price of History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将文明的灵魂定义为“天命”，其人格化的象征则是“天子”。“对天命的感应”，指的则是文明起源的动力，所谓“天垂象，圣人则之”。
一个文明的灵魂一旦开始形成，就同时开始了它对文明系统的完成过程，当它从一个精瘦的灵魂发育成一个羽毛丰满、顾盼自雄的系统机体之后，灵魂的内在发育就被系统的外在扩张完全取代了。这时候，它已不再对外来压力那么敏感，原先有所“为”而发的那个“为”已被逐渐遗忘和淘汰，成为不必要的甚至多余的过时的 累赘了。
在这漫长发育过程中，文明的灵魂由于长期地定向反应，已获得十分坚定的反应方向，甚至形成十分坚硬的反应方式；也由于长期成功和顺利生长，而变得对自己十分自信和对异己势力十分盲目，结果逐渐丧失了自我调节的弹性。当文明系统的整个发育过程启动之后，文明的灵魂无法转折，无法发起另一个发育过程，无法选择另一个角度，无法朝向另一个方向。因为既定的发育过程是源于文明的灵魂在发育文明系统之先的几百年间所积累起来并逐渐强化了的反应力量：除非它消耗殆尽，致使文明系统苍白失血、分崩破碎，否则不会轻易改轨。
任何文明的灵魂因此都有一定的方向感〔主观的〕和方向性〔事实上的〕──这既是它的先天生机也是它的先天局限，生命就意味着有限，它既然有所“为”而发，也就因所“为”而死。
从上述观察和思考不难得出结论说，欧洲思想和艺术的贫血衰竭不是什么怪事与特例；而是一切文明由生到死的成长道路。
我写下这段文字，也不是出于对欧洲的诋毁，也不是出于对欧洲的推崇，而是发自文明历史的洞察。
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欧洲化，被二十世纪美苏等“边疆国家”的反作用力给终止了，欧洲的高级艺术走向全面的没落和衰颓，美苏等边疆国家的科学技术却实现了迅猛的立体膨胀和时空跨越。欧洲甚至无法养活自己的科学人物，而让美国甚至苏联这些半野蛮的地方接管了他们，从这种角度看看二十世纪，作为“艺术时代与科学时代的交替期”──可以预测，在二十世纪之后，还会有一百多年的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正如艺术曾经过巴罗克〔Baroque〕、罗可可〔Rococo〕以及十九世纪等三百年的繁华一样──科学技术也会经过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这么三个百年繁荣。艺术时代与科学时代的“交割期”是十九世纪。
正如在艺术时代之前十五、十六、十七这三个世纪，为希腊和希伯莱宗教的复兴时代；二十一世纪的科学末日之后，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世纪──将成为“政治时代”，即全球一体的大政治时代。如此，宗教──艺术──科学──政治等文明过程的四个周期，将得以完全。
从文明史发展的角度看，新三十年战争〔1914年[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45年[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弥漫全球的开放性气候〔“自由化民主化”〕，不仅不是“违背全球化进程”的反动气候，反而是“深入普及全球化到各个偏僻角落里”所必须的一课。它在一个意义上是可取的：为欧洲及其两翼〔美苏两霸〕以外的新权力中心的兴起，提供了助燃剂。
美国人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在1980年代著有《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言西方工业文明将结束，“后工业时期”将临，电子技术、遗传工程是其动因……这将导致进一步民主化和世界多中心。我同意他的分析，不同意他的结论。我觉得技术的发展从长期说，是为一个超级的世界权力的逐渐凝成，在准备条件。用技术发展来对抗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是扬汤止沸、南辕北辙的一厢情愿。首先，现代技术系统是否可以无限发展，至少是像它的对立面“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那样无止境地扩展？这是大有疑问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它的科学前提和社会前提的先天制约。其次，现代技术和原始技术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它们都不是独立自在的，而是受人操作的。它们的发展同样取决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随着技术堤坝的日渐高筑，可以预期人的承受力将日渐不支，一旦溃决，其后患将是一个新的洪水时代的降临。这种变局的预兆已在哲学有所体现：理性主义的乐观哲学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其致命的影响将导致精神让位给“科学”。而非理性主义哲学则是某种宗教的先导：从柏罗丁（Plotino）到奥古斯丁仅有一步之差；而魏晋名士到佛门高僧也是顺理成章……
在这种意义上，世界不得不走向统一，但不是在德国日本那些蕞尔小国的种族主义战略的基础上，而是在全球化的文明史的基础上──但决不像现在这样分崩离析、暴力和恐怖活动支配了生活的一切方面。当今这种“四海纷乱无宁裔”的骚乱，只是显示了地球不得不趋于统一的强烈征兆。
文明史表明，社会愈发展，其中每一分子的自由必相减少，权力中心亦愈为凸显，否则就不能凝聚足够的力量来维持整个社会的有机联系。这样一来，人类愈发展则愈丧失“自然性”，而愈来愈变成“文明机器”。在此趋势下，败类有时反倒容易取胜，凭借他们数量优势就更是如此，所以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可是聪明的贱人却向来缺乏创造力，没有能力开辟未来，好像不能耕种的土地，不能生育的母牛。
人自己在旋涡中，却觉得天旋地转，同样，欧洲的颓废主义以及美国的嬉皮士、苏联集团的光头党，所体现的狂妄、骄横、无聊、欺瞒，就是这样的天旋地转。不是上帝死了，而是颓废主义、嬉皮士、光头党心目中的上帝观念荡然无存──欧洲的文明系统已经随着欧洲文明的灵魂，一起葬送了，现在，就连大欧洲〔包括欧洲两翼的美、俄〕的机体本身也遭到非欧文化的侵袭感染而惶惶不可终日，佛教、回教，已经随着殖民地居民的“反向殖民”进入宗主国的心脏地带，伦敦、巴黎、柏林、罗马、莫斯科、纽约、洛杉矶，到处如此。殖民地外来文化的感染，对原先的宗主国已是不可逃避的定数，这当然意味着欧洲文化的有机体从根部异化甚至被腐蚀并烂掉。
四，非欧洲力量登上舞台
4. Emergence of Non─European Forces
二十世纪下半叶，异教文化不仅随着反向殖民而侵入欧美的心脏，也在其本土地区重获主流地位。例如1979年在伊朗发生的“回教革命”，就具有这样的“非欧化”含义，作为普遍预兆──表明欧洲文化对人类心灵的普遍吸引力，已经衰退。因此，欧洲国家对此忧心忡忡，并非无病呻吟，因为不同的历史力量正在登上全球舞台。从“文明更迭”的层次去看待有关回教“圣战”口号，别有一番滋味。这确是不同的“神”即文明的灵魂之间，所进行的殊死搏斗。
美国《华盛顿邮报》新闻分析记者洛伦·詹金斯1987年8月10日发自科威特的报道《霍梅尼想让什叶派占支配地位》称：
在最近进行的一年一度的朝圣期间，由伊朗人引起了席卷麦加的暴力活动，使得波斯湾西南岸的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深为震惊，惶惶不安。这次暴力事件动摇了这些国家所抱的希望：它们能够保持中立，避免由于海湾北端打了近七年的两伊战争而出现国内不稳定局面。但是，麦加的暴力活动比其他国家在海湾的军事力量不断加强的情况更能提醒它们注意，它们面临的危险不一定会随着两伊战争的停火而消失，因为，回教圣地的这次骚乱的真实意义在于：两伊冲突不仅仅是海湾两个邻邦之间的领土争夺战，也是伊朗的革命神职人员即毛拉们正在进行的一场历史性斗争，这场斗争的目的是扭转十二个世纪的回教历史。
科威特大学一位匿名的巴勒斯坦人说，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伊战争上，每个人都很容易忘记，这只是阿亚图拉霍梅尼实现他把所有的穆斯林教友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从摩洛哥一直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革命国家的宏伟梦想的第一步。伊朗牌号的革命回教，正是被设想为霍梅尼想建立的那个更大的回教联合国家的模式。霍梅尼是一个空想家，一个负有某种使命的宗教狂，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政治家。他感兴趣的并不是伊朗本身，他想成为复兴、团结和传播回教的先知。
这篇新闻分析所说的“先知”正是来宣传某种新的“神道”的。如此周流，历史上不知重现过多少次了，只要有人类继续存在下去，它就不会断了香火。
“回教革命”并非一个短命的社会变态反应，因此对欧美文明模式中的各个类型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而言，都含有一股不祥的火药味。难怪美国和苏联都支持伊拉克入侵伊朗，借刀杀人，但不知这把刀反弹过来，会产生“基地组织”那样的城市游击队，某种比共产主义者格瓦拉、意大利“红色旅”、日本“红军”更有献身精神的“恐怖分子”。
对于欧洲文明体系几百年来在全球各地区布下的殖民网络来说，一种全球规模的、颠覆性风暴的阴影，已经明明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将来不只回教，还会有许多深受欧洲压制的文化样式，意欲一吐五百年间的屈服所郁积起来的晦气。在这场浩大的历史文化巨变中，中国将居于什么时、位、所？中国人的心灵又将唱出什么样的雅歌？
回首前尘，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远东的欧洲殖民地进行的“解放战争”，其意义与俄罗斯帝国的苏维埃继承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宣布放弃在华特权的“解放宣传”，实质上很接近──他们都是为了夺得自己物质上或宣传上的好处而宣扬对亚洲人进行“解放”，但却在事实上加速了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虽然这两个后起之秀自己也是西欧殖民强盗的同案犯。
这些发生在中国身上的历史，深刻划出了欧洲文明的上升和下降的整个抛物线──殖民地体系就是近代欧洲文明的一个象征物，它的最终崩溃，不是正义的抽象胜利，而是欧洲扩张势力衰竭的结果。这一衰竭体现在文化上，就是欧洲文化及其观念哲学日益失去它一度拥有的说服力，多元文化论流行世界。1975、1976年间西欧殖民体系完全中断，在这一历史分水岭之后，1979年就在伊朗爆发了所谓“回教革命”。1980年代苏联在阿富汗扩张受阻，不到十年苏联在东欧的殖民体系也宣告结束，1991年苏联自身解体，其亚洲殖民地也独立了一半：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独立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还被侵占；虽然“地理大发现”五百年以来俄国控制的殖民地尤其是西伯利亚和远东部分还没有获得独立，但是很多加盟共和国已经自由了。
在政治上，苏联的瓦解被目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胜利，但在文明史的意义上，这是欧洲殖民体系东线环节的溃灭。俄罗斯从来没有被西方势力征服过，无论瑞典国王查理十二，还是拿破仑、希特勒，但是俄罗斯却是狐假虎威，依托西方势力向东方扩张，建立了仅次于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
在这种意义上，苏联集团的解体和回教势力的膨胀，对西方都是不祥之兆。我们不打算评论回教原教旨主义所号召的社会运动，只是想就其文明史的含义提请注意：这个运动，是几百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以非欧洲的思想为灵感来源的社会文化的综合反应，远比中国的义和团意义深远。以往的反西方的政治运动，除了像义和团那样暂短而无效的例外，借用的思想形式和灵感来源，大多数恰恰来源于西方。如太平天国就是如此，再如文革，本质上其实是一次“苏化运动”，具有充分的斯大林主义的内涵，是拙劣的模仿而不是坦然的创新，毛泽东思想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而不是中国文明的复苏，所以毛泽东思想的最后挣扎就是拆毁孔府、发掘孔林。
五，中国的角色还不清晰
5. Ambiguity of Chinese Role
古希腊的城邦文明都是在狭小的盆地或分散的小岛上发展起来的，这是“适度的隔离状态”恰到好处地刺激了文明发展的事例。同样，旧大陆最早的苏美尔城邦群和新大陆最棒的马雅城邦群也都是在互相角逐中竞相发展的。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媒介的禁锢，使得中国居民处于事实上的心理隔离状态，造成交谈时皆以妄语互相欺诈的社会隔离状态，这种文明上的返祖现象何其怵目惊心！然而，这也许是某种伟大事物即将兴起的前兆？
这里包含了一种多么动人的乐观主义？这可是一种绝境下的自我安慰！但它或许就是真的。
现代中国处于深刻的分裂状态中。这不仅是地域的分裂，不仅是社会的分裂〔分裂为“不同的阶级”、“对立的国家”，互相残杀〕、文化的分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中国沦为文化沙漠〕、不仅是人格分裂〔以至于国人的心理充满病态的谵妄〕、观念的分裂〔以至产生了无穷的“主义”及其残忍的“思想斗争”〕，而且一些分裂出来的碎片还要挖空心思地压制并力图毁灭其他的碎片，只想独尊自己、发作文革。无奈这些片断都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误导下，早已先天不足。于是文化的、心理的、观念的、风格的大屠杀，就成为现代中国生活的日课。似乎非杀尽民族生机、斩断文明精华而不止。中国革命运动于是摇摆在两极间：要么极度僵化，要么极度散乱，都是隔离的命运所赐。
在现代中国，实行的不是种族隔离而是阶级隔离！不是种族灭绝而是阶级灭绝！在阶级灭绝运动的现实和阶级隔离制度的绝望下，最大的而又略有苦涩的希望就是：这种隔离造成的分裂状态，将促进中国精神的再生。也许，少受点侵蚀或混同的孤独气氛，有助于真正的自由变化起来。不是自由主义的自由，而是生命成长的自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自由。于是一个文明灵魂的诞生过程又开始了，中国文明从灰烬里再度生长。
如果文明可以复活，那么“亡国”不算什么，“亡天下”也不算什么。如果能发展一种更富活力的文明，尽管会有许多不适者遭到淘汰，会“亡”掉许多珍贵的东西，但千万年的动物生活史与十万年的人类生命史，不是经常上演这些残忍的“亡”之剧目？血腥早已不足为奇。
“亡”的原因各不相同：犹太之亡是由于国土狭小且又过于排他；印度之亡是因为漠视政治，宗教过于出世；埃及之亡是由于文明丧失了动力，未能由僧侣封建制向法老帝国制成功转化，结果沦为悲惨化石〔“超稳定结构”〕。……
中国要获得文明的动力和方向，不仅要恢复民族精神，而且要刷新民族精神：文明的动力和方向是无法通过模仿和引进来实现的。自身的固有精神，至关重要，否则即所谓“从精神上解除了武装”。
中国的命运奇特：
当中国拜倒在西方价值面前，西方的泥足已经崩裂了。当西方的没落已经表面化，中国人才开始醉心于西方事物。可怜的中国人！一再模仿西方过时事物的努力，总是半途夭折的。这是命运使然？
这也许是由于中国的综合危机过于深刻了，像一团无法填补的裂罅、难以逾越的鸿沟──横亘在人们面前，阴险地挑衅着。深切的沦丧感和彻底的空虚感，侵袭着中国人的心灵，并蛀空它，于是人们只能用疯狂的物欲来填补它──这不仅产生了“精神危机”，更不像共产党所说仅仅是“信仰危机”，而是民族的生存危机、生态危机、生命危机。
（另起一单页）
第四章 种族特质
Chapter Four Racial Characteristics
现代科学所显示的“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three─way pattern of race differences〕的平均值显示，东亚人身体的成熟度较慢、繁殖力较弱、性行为较不频繁、个性较温和、脑部较大、智商也较高；黑人刚好相反；白人介于中间但较接近东亚人。白人不善于跳，亚洲人也不善于。其成因是，人类族群为适应不同环境，演化不同的生殖策略，这些策略与脑部大小及智力高低是息息相关的。……有一件事情，我越想越觉得奇妙，那就是“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中的智商三级别，好像与三个种族〔黑─白─黄〕所组成的社会的规模，有一种内在的关联。简单说，就是智商最低的黑人所组成的社会，规模最小，基本上属于“前国家阶段”的“氏族公社制”。智商中等的白人所组成的社会，规模中等，大部分属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阶段”的“军事民主制”。智商最高的黄种人或与黄种人混血的亚洲社会〔如印度、中亚、中东〕所组成的社会，规模最大，许多属于高度集权的“大面积国家阶段”的“神化领袖制”。
一，德国人与印度人的种族主义
1. German and Indian racism
德国《明星周刊》驻北京记者舍普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上帝、洋鬼子与猴子》〔德国记者体验中国〕：“在北京搭乘出租汽车时，我有时颇受司机尊敬：‘哦，您是德国人。德国啤酒、奔驰车、贝肯鲍尔，好！’有时，司机想，大鼻子肯定很笨，学不会中文。他们不时地抻一下我手臂上的汗毛，哈哈大笑。也难怪，外国人是猴子嘛！中国人的手臂和腿上不长毛。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上帝造人的故事。为造人，上帝试验了三次。他把面人放在炉子里，第一次烤的时间太长，面人烤焦了，黑种人也就出炉了。第二次，他把我们大鼻子的白种人拿出炉太早，也不满意。最后上帝造出了地道的人，这就是中国人，颜色既不太深，也不太浅，而是黄澄澄的中间色，他们成了中心之国当之无愧的居民，是世界的中心。有时，沙文主义会一下子转变为对外国人的仇恨。一年前北约轰炸机炸毁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炸死四名中国人时就是这样。出租汽车司机拒载外国人，我谎称自己是俄罗斯人。美国大使馆遭到石块投掷，我的同事马斯遭到殴打。开始时政府鼓励暴民的行为，因为信仰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人越来越少，北京的一些政界人士把民族主义看作是使这个泱泱大国重新结合起来的新式粘合剂。
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与明星周刊摄影师沃尔夫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有数千人诚惶诚恐参加的升国旗仪式。那时正是政府严厉打击法轮功的时候，后来在景山公园，沃尔夫的助手问人，这里是否有法轮功的人在练功。一下子，数百名怒气冲冲的中国人围住了我们，其中一部分是国家安全局的人员。他们喊叫：‘这是中国的地方。’我说：‘知道。’接着，警察把我们扣押了几个小时。在飞机上，我那姓詹的中国女朋友被骂为外国人的贱货、帝国主义的走狗。当时，我们刚从四川省旅游归来。中国人从小就从媒体中学会了这些词，对他们来说，媒体是一种学习用语言开战的业余学校。宣传部的官员每天都在为人民公敌创造新颖奇特的语汇：台湾的副总统被称为‘渣滓’，把性事作为小说题材的女作家是‘外国腐朽文化的奴才’。当年在毛泽东治下，大鼻子都是‘洋鬼子’，是饥荒和瘟疫的罪魁祸首。今天，一切复杂多了，中国需要‘鬼子’来投资。在殖民时代，主要是外国人自己造成了中国人不喜欢他们的局面。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派遣士兵去中国镇压义和团起义时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不要收容俘虏。德国人这个词应该流传千年，要使中国人再也不敢对德国人斜视一眼。’
尽管如此，中国人有时把外国人看成一切都能做到的半个上帝：能造更好的汽车，能把人送上月球，发明软饮料。我们的中国熟人中，富裕的人都吹嘘说，他们只买外国产品。精英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大学读书，国家主席也不例外。中国梦想成为超级大国，但却背负着过去五百年从世界大国收缩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沉重耻辱。中国人波动于自大狂和自卑感之间，这是一种富有爆炸性的混合物。西方可以扩军或者通过更多的投资、更多的国事访问、更多人旅游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当然，中国应该尽快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交换大学生也有很大的收益，他们回国后可以向同胞广为介绍国外情况，比如说，大鼻子是从猿变成人的，但中国人也一样。”〔以上见2004年2月22日“德国之声”网站头条文章〕
这篇文章涉及面很宽，但是，这个造人故事毕竟是我们在中国从未听过的，过去我曾从事数年之久的中国神话研究，知道没有文献资料可以支持这位德国人讲的“中国造人神话故事”。看来，这位德国记者凭空杜撰了中国人的故事，用来表达他自己的种族主义观点。事实上，这种观点从来不是文化主义而非种族主义的中国文明所持有，反而是早在《摩奴法典》时代印度社会〔约前600─前200年〕就产生了的“雅利安文明”的特质，德国人则是近代欧洲最著名的种族主义者，而且不论在南非还是在北美，德国后裔都比英国与法国后裔，更为热衷于种族隔离。
摩奴是印度神话传说人物，但摩奴法典却是印度社会的真实资料，其第一部分就明确表达了雅利安人的种族主义：
“为了在应有的次序上确定种姓成员的义务，自在神梵天之子，贤明的摩奴，在法典中充分阐明四种姓生活的永恒规则。梵天为了世界的繁荣，用自己的口、双手、双腿、双脚相应地创造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与首陀罗，规定了特定的义务与职业。
他规定婆罗门教授与学习吠陀〔veda〕，为自己为他人祭祀，以及布施与接受布施。他规定刹帝利保护人民，施与施舍物，祭祀，学习吠陀以及节制现世享乐。吠舍则牧畜、施舍、祭祀，学习吠陀、商业以及高利贷业、农业。给首陀罗指定了唯一的职务──温顺地为这些再生的种姓服务。
婆罗门，出于从梵天身体的最高尚部分出生，由于最先出生且掌握吠陀知识，因而理应为一切创造物的主宰。一切生物中最优秀的是动物，在动物中最优秀的是有理性的，在有理性的之中最优秀的是人，在人之中最优秀的是婆罗门。
低级种姓的人用肢体的那一部分伤害了高级种姓的人，就须将他的那一部分割断，摩奴的指示就是这样。”
印度另一部著名的《那罗陀法典》〔最后编成约在四、五世纪，时间较《摩奴法典》为晚〕则规定：“为求给养而作奴隶的，如果谢绝给养，即时可得释免。因与女奴隶婚配而为奴的，如果离开女奴隶，便得释免。那种曾享自由而自卖的可耻的人，是奴隶中最下贱的，他不得释免奴籍。奴隶制关系不得违反四种姓的秩序而成立，除非一个人玷污了他的种姓固有的职责。”〔V.36─39〕……
《那罗陀法典》序言写道：“摩奴写成梵天法论十万节，共二十四卷一千章，以授那罗陀。那罗陀是诸神中的智者，把它紧缩为一万二千诗句，供人类使用，授于跋梨求之子苏摩底。苏摩底为了人类的最大便利，又把它紧缩为四千诗句。凡人读到的不过是苏摩底的再缩本……”
《那罗陀法典》把职业分为两类：即“洁净的工作”和“不洁净的工作”。“不洁净的工作”包括打扫门口、道路、厕所和垃圾堆，收拾残饭和粪便，给主人摩擦肢体等等。“洁净的工作”才是“劳动者”的职业，劳动者包括学生、学徒、雇仆和职员。〔Ⅴ·3－7〕在种姓制强化的同时，奴隶解放的机会却日益增多。《那罗陀法典》曾列举出十五种奴隶，并详细说明各类奴隶解放所需要的条件。例如由饥荒受人扶养而沦为奴隶的人，在给予一对公牛后即可获得解放；债奴和抵押为奴的，在偿付债务后也可获得解放。
现代的德国记者与古代印度人，同样是以肤色作为人种标志，这好像比纳粹的观点还要陈旧，纳粹虽然把同为高加索人种的犹太人列为劣等民族，但是却与黄种的东亚日本人结盟，希特勒听到日本向美国宣战，充满信心地赞扬日本“这个国家一千年来没有战败过”。
二，新的种族区分基于生命科学
2. New racial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life sciences
从医学上看，人对药物的反应确实是具有种族差异的：包括“心血管药物”、“中枢神经系统药物代谢和反应”、“其他类药物的代谢和反应的种族差异”等等，不过这与肤色关系不大。而在其它方面，“甲胎蛋白诊断HCV相关性肝癌具有种族差异性”，“艾滋病传播种族差异明显”〔200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大城市百分之三十的黑人同性恋男青年感染了艾滋病毒，该数字令人吃惊，这是艾滋病在不同种族间的传播差异日益明显的一个例子〕、“哮喘诊疗中存在的种族差异”〔发表在《内科医学档案》上的一项新的研究，解释了黑人更多出现严重的哮喘症的原因〕，此外，“动脉血栓的发生率存在种族差异”〔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发生心源性胸前区疼痛的患者中，与其他种族相比，黑人和西班牙裔发生完全冠状动脉堵塞的可能性较低〕。
此外美国基因研究者华勒斯〔Doug Wallace〕的研究团队还观察研究了全世界1125名受试者体内的特定脱氧核糖核酸〔DNA〕序列，得出结论认为，寒冷的天气有利于某些人体基因的突变。这使得一些人能在六万五千年前，从非洲移民到气候严寒的北欧及北亚继续生存。“那些没有突变基因的非洲人，冻死了。”而具有突变遗传基因的人也就意味着更能抗寒的移民后裔，就比较不容易得糖尿病、心脏病、老年痴呆及器官衰弱。他们的研究是通过线粒体〔mitochondria〕内的DNA进行的。
而腓力普·洛旭庭教授〔Professor J. Philippe Rushton〕的《种族·演化·及行为：生命历史的远景》〔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A Life History Perspective〕则认为，“现代科学所显示的‘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three─way pattern of race differences〕的平均值显示， 东亚人身体的成熟度较慢、繁殖力较弱、性行为较不频繁、个性较温和、脑部较大、智商也较高；黑人刚好相反；白人介于中间但较接近东亚人。白人不善于跳，亚洲人也不善于。其成因是，人类族群为适应不同环境，演化不同的生殖策略，这些策略与脑部大小及智力高低是息息相关的。……全世界有无数的研究显示：特性上的不同，像智力、脑部大小、生殖器大小、性能力、生殖能力、勤奋与否、社交性、是否遵守规则等等，都与族群不同产生关联。若排成一列的话，族群之间的变化依次是东亚人〔Orientals〕、高加索人〔Caucasians〕、黑人〔blacks〕……
运动迷也都知道黑人专长拳击、篮球及赛跑。与白人相较，黑人的臀部较窄，他们坐下来的高度也较矮，因此他们重心较高，较好的平衡感；较宽的肩膀，身体上的赘肉不多，有更多产生能量的快速抽动肌肉，这些先天优厚条件带给他们很大利益。另外，比较白人及东方人，黑人多出百分之三至十九的荷尔蒙睾丸素，睾丸素可以转换成爆发性能量。但黑人无法在游泳项目中出类拔萃，原因是较重的骨骼及较小的胸腔限制了他们。种族的差异在早期就看得出来，黑婴儿比白婴儿早一周出生，黑婴儿在骨骼发展上也较成熟，五六岁之前的黑小孩在短距离赛跑、远距离跳跃及跳高等方面就超越别族群的小孩。
东亚人跑得比白人慢，因为白人有较窄的臀部、较长的腿、较多的肌肉、及睾丸素，正如在运动场上黑人比白人得利，白人也比东亚人得利。荷尔蒙赐予黑人成为运动健将，但也使他们在学校难以静下来，因此容易犯罪。黑婴儿比白婴儿发育更快，东方婴儿比白婴儿发育更慢。非洲婴儿出生没多久，坐下时他们的头比较能往上仰，背部也挺得较直；白人婴儿经常需要六到八星期的时间。黑人小孩待在妈妈子宫时间最短，美国百分之五十一的黑人小孩不到三十九周就出生了，这种情形只占白人小孩的百分之三十三。在欧洲，学有所长的女黑人的后代也比白人后代出生更早，因为基因决定怀孕期的长短。从孩童时代开始，黑人成长速度较快，黑人小孩有强壮的肌肉，也较能伸手拿到他们要的东西；他们颈部肌肉发展如此好，因此在他们在出生后九小时就能把头抬高，只需要几天他们就可以转身，白人婴孩则需花上六星期。专业测量显示，黑人小孩无论是坐、爬、走或穿衣服能力比白人或东亚人都发育得快；而东亚小孩比其他种族小孩发育都慢，常常长到十三个月大才能走，白人小孩是十二个月，黑人小孩是十一个月。X光显示黑人小孩的骨头比白人小孩发展得更快，白人小孩的骨头比东亚小孩长得更快。牙齿也是如此。黑人平均大约5.8岁长第一颗永久齿，7.6岁结束长牙；白人开始在6.1岁，7.7岁结束；东亚人开始在6.1岁，结束在7.8岁。除此之外，黑人的颚和牙齿比较大，牙齿也较多，常有第三和第四颗臼齿。比起东方人，白人的颚和牙齿较大，牙齿也较多。黑人达到完全性发育〔像初次月经、性经验和怀孕〕比白人早，东亚人的性发育比白人晚些。1997年出版的小儿科〔Pediatrics〕一书针对一万七千多位美国女孩作的调查发现，黑人青春期开始比白人早一年，而白人比东亚人早一年。八岁之前，百分之四十八的黑人女孩胸部与腋毛已开始发育〔白人仅有百分之十五〕，白人女孩普通要等到十岁左右。黑人女孩的月经大都开始在十一岁与十二岁之间，白人女孩则晚一岁。
2011年6月19日父亲节前夕，美国的丕优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公布调查报告指出，美国不满四十五岁的父亲，几有一半表示至少有一个私生子；有不满十八岁子女的父亲，也有27%没有与至少一个孩子同住，比率较1960年代高出一倍以上。丕优调查发现，父亲的角色因种族和教育有极大差异。非裔和西班牙语裔最可能有私生子，比率分别高达72%和59%，白人为37%。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父亲，只有13%有私生子，只有高中文凭的父亲这种比率高达51%，没有念完高中的父亲比率更达到65%。年龄也有关系。二十岁到二十四岁的父亲有四分之三有私生子，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的父亲这种比率为36%。这显示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在逐步走向瓦解，至少在“西方世界的中心”是如此。
而政府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婴儿，有72%是未婚妈妈生下的！这远高于其它族群：例2008年亚裔私生子女的比率为17%，白人私生子女为29%，西班牙语裔私生子女为53%，美国印第安人私生子女为66%。统计数字显示，任何种族的未婚母亲生下的孩子，学习成绩可能较差，较可能进监狱和使用毒品，长大后较可能生活贫穷，也较可能未婚生子。未婚生子的问题在1965年开始成为公共议题，后来成为国会参议员的莫乃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当时提出一份政府报告，描述各种原因导致黑人私生子比率达到24%。当时白人此种比率只有4%。身为白人的莫乃汉宣称非裔私生子比率这么高，主要是黑人本身的行为所致，与种族歧视无关，导致许多人指责他“把责任推给受害人”。这种争议一直持续到现在。保守派认为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由派则坚持非裔的问题真正根源在于缺乏平等教育和机会。原来对这种问题避而不提的黑人社区，面对情况日益严重，现在也开始出现讨论和争辩了。
三，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的社会后果
3.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three─way pattern of race differences
目前，许多人仍然不知道东亚人智商要高于白人这一事实。而英国心理学家理查·林恩〔Richard Lynn〕花费二十年时间所作全球性智商调查，也证实太平洋边缘国家的黄种人智商范围从101到111不等，比白人的智商100到103之间、非洲黑人的智商70左右〔混血黑人如美国黑人为85左右〕，都要高出不少。
林恩教授1977年开始进入人种智商这一领域的研究。他在1970年代注意到日本的飞速发展，作为智商研究专家他马上想到，日本人能有如此快的发展是否因为他们有较高的智商？于是，他开始对日本人的智商进行测试调查。他发现，日本人的人均智商达到了105。得出这个结论后，他又猜想，中国人是否也应该拥有同样高的智商？调查测试的结果显示，他的想法是对的，中国人的平均智商也达到了105。中国、日本都属于蒙古人种，地域又很接近，为了寻求更广泛的结论，林恩教授开始对人种智商差异的研究。在收集研究了一百三十个国家的智商测试后，林恩教授总结出了不同地区人种智商的差异排位以及原因。
东亚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智商，平均值为105。而之后排位是欧洲人〔100〕，爱斯基摩人〔91〕，东南亚人〔87〕，美洲本土印第安人〔87〕，太平洋诸岛土著居民〔85〕，南亚及北非人〔84〕，撒哈拉非洲人〔67〕，澳大利亚原著民〔62〕。而人种智商最低地区是南非沙漠高原的丛林人和刚果雨林地区的俾格米人，平均智商为54。
林恩的这一研究遭到了西方社会的批评。因为西方的政治正确主义必须坚持认为“所有人种的智商都是一样的”，研究人种智商差异会被认为是种族歧视。
当林恩教授提出他的研究后，很多人还从学术上提出了质疑：既然东亚人的智商最高，为什么西方人在科学技术上要比东亚人更胜一筹、发明也更多？
林恩教授认为这是由于东亚人在性格上比欧洲人更循规蹈矩，所以在发明创造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能证明东亚人的智商低于欧洲人。东亚人现在遍布世界各地，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夏威夷、北美地区，他们在各个科学领域的参与和成绩也越来越突出。
欧洲学者对林恩教授的另一个假设所进行的质疑是：既然寒冷的气候可以让人类进化出最大的脑容量，并获得高智商，为什么生活在冰天雪地中的爱斯基摩人却是个例外？
林恩教授用基因突变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说，在早期非洲直立人向世界各地移民进化的过程中，他们带着能够进化出高智商和低智商的不同基因。而这种基因在人口发展快、人口多的地区得到进化的机会就更多。在寒冷地带，低智商人类逐渐被淘汰，而高智商的幸存者得到进化。然而另一方面，爱斯基摩人的人口稀少，控制智商的基因突变成高智商的机会也就小于东亚人。直到今天，爱斯基摩人的总人口也不到十万人。相比之下，拥有十多亿人口而且人口密度相当大的中国，社会竞争极其残酷剧烈，当然也就在无形中拥有了一个基因筛选的强大机制，尽管这个机制经常发生“逆向淘汰”的副作用。
而这些测量所依靠的方法是“雷文渐进性模型”〔The 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是测量推理能力的，不是测量文化知识的。凯尼斯·欧文〔Kenneth Owen〕利用这种方法，发现就读南非学校的十三岁非洲黑人小孩的智商是70。而津巴布韦〔Zimbabwean〕共和国一位名叫佛瑞德·林迪〔Fred Zindi〕的黑人，为本国的十二至十四岁孩子做一项研究，结果同样如此。南非混血学生的智商是85，美国、英国及加勒比海的黑人也是同样情况。基因方法显示上述混种黑人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白人血统，他们的智商则呈现为黑人智商〔70〕与白人智商〔100〕的平均值。
种族与智商摆在一起考察，其结果公正可靠吗？腓力普·洛旭庭教授〔Professor J. Philippe Rushton〕的《种族·演化·及行为：生命历史的远景》〔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A Life History Perspective〕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美国，从一到十二年级，黑人在学校的表现远远落在白人后面，与智商测验结果是完全一致。此外，未受特别待遇的族群，例如美国印第安人，他们在学校表现也比黑人好，这再次说明文化理论预测是错误的。推理与逻辑是黑人与白人最大的差异：简单记忆方面黑人表现不错，例如重复背诵所听到的一连串数字的能力，在“向前数字距离测验”〔Forward Digit Span test〕方面，黑人与白人的能力几乎相当。然而在测验倒背能力即“向后数字距离测验”〔Backward Digit Span test〕方面，黑人就大为逊色了。“文化偏见”难以解释这些差异。针对九到十二岁的小孩做反应时间〔reaction time〕的实验，即“三人中选出一人”〔“odd─man─out”〕，游戏规则非常简单，哪个灯泡亮，就得必须按最近的钮，所有小孩几乎能在一秒内做到，智商高的小孩比智商低的小孩动作快。结果，黄种小孩最快，白人小孩次之，黑人小孩最慢。
“退化到平均值的定律”告诉我们，所有种族特征将退回到他们种族的平均值，这定律预测智商115的美国黑人父母的小孩将退回到黑人的平均分数〔85〕；同样，智商115的白人父母，他们的小孩也会退回到白人的平均智商〔100〕。这定律也适用于另一极端：智商70的混血黑人父母的小孩智商，攀升到混血黑人平均智商〔85〕；而智商70的白人父母，他们的小孩智商也会攀升到白人平均智商〔100〕。预测小孩特征回归到种族的平均值的定律，被证明是无误的，和著名的豌豆试验几乎一样准确。 退化到平均定律也适用于兄弟姊妹之间。若某个黑人或白人小孩的智商是120，他们的亲兄弟姊妹通常也有退化现象，天才黑人的兄弟姊妹，其智商同样回归到85，天才白人的兄弟姊妹也回归到100，黄种人也是如此：这说明不同种族之间的智商水平是十分稳定的，轻易不会改变。
“退化到平均”这一定律还解释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生在聪明有钱家庭的黑人小孩，比出生在愚笨贫穷家庭的白人小孩，智商要低二到四分。智商高的黑人父母能够给予孩子丰富的营养、完善的医疗照顾及良好的学校教育，但仍无法传递他们高智商的优点给小孩，因此，只有基因加上环境才能完整解释所有现象。
社会学方面，美国的老师们知道种族差异导致学习成效不一，警察们知道种族相异造成犯罪率不同，社工人员也知道种族影响到对社会福利的依赖性及染上艾滋病的程度。同时，“美国司法部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国，黑人进监狱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人种。”美国黑人占美国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三，但以伤害罪与谋杀罪嫌而被捕的黑人却达犯罪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之多，而因为抢劫被捕的黑人占其中的百分之六十七，全美百分之五十的受害者声明称攻击者是黑人。黑人同样在白领阶级的犯罪圈被逮捕：约百分之三十三的欺诈犯罪，百分之二十五因为伪造文书及接受来路不明的赃物而被捕的，都是黑人。但黑人却很少犯下类似高级主管的不诚实缴税或违反安全性的罪行，可能因为那是些“高智商犯罪”。
美国的女性杀人犯也是如此。研究显示，被捕的女性有百分之七十五是黑人，有百分之十三是白人，而很少亚洲女性被捕。在英国伦敦，黑人人口只占百分之十三，却同样占犯罪率的百分之五十。在个性、侵犯性及自负状态方面的研究发现，黑人的性格比白人更加外向，更具侵犯性；东方人则较白人内向而温和。比起白人来，黑人的精神欠稳定，吸毒及酗酒的比率较高，东亚人的精神则比白人更加稳定健康。一项针对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作的研究，五十位老师对来自世界六十六个不同国家的八百二十五位四到六岁小孩作鉴定，发现东亚小孩比白人小孩更能适应环境，也比较没有敌意，但黑人小孩比白人小孩更难以适应环境，也比较富于敌意。同样，散居世界各地的东亚黄种人比起白人〔或白人比起黑人〕较无侵略性、较无控制野心、情绪较不容易冲动，处事的态度更小心，则是相当普遍的。
是否具有远见也与种族不同有关。研究显示：在“现在就得小糖果棒或一星期后得大糖果棒”的试验中，绝大多数黑人小孩选择眼前的小糖果棒，明显注意眼前的小利，不关心未来的利益，这是研究黑人心态的重要发现。
在遵守纪律与否、离婚率、婚外生子、虐待小孩及青少年种种问题上，不同种族也不相同。东亚人的这些问题比白人更比黑人少得多，而大多数黑人缺乏稳定的家庭生活，大约百分之七十五未婚的黑人青少年已有小孩，而白人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在非洲黑人国家大部份地区有许多单亲妈妈，因此不能认为这是美洲奴隶制度或城市腐败生活造成的，在非洲，单亲妈妈家庭一直是社会模式的一部分。
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白人平均比黑人多活两年，东亚人比白人多活两年。美国黑人婴儿的死亡率比白人多两倍。单亲、贫穷或缺乏教育不是造成死亡率的原因。成年人也如此，美国海军的一项研究显示，黑人的失事与暴力死亡率比其他种族都高，车祸肇事死亡率也高。而相比起来，欧洲〔白人〕国家和东亚国家〔如日本和新加坡〕的死亡率则较低。但自杀率刚好相反，东亚国家自杀率高，每十万人之中有十五位，欧洲有十二位，非洲与加勒比海国家只有四位。 补充说一句，上述研究主要都是白人科学家做出的实验成果，不是黄种人意识形态理论家所炮制的宣传；相反，许多时髦的黄种人意识形态理论家们迄今还是对白人优越论亦步亦趋，匍匐在“西方的真理”面前摇尾乞怜。
四，种族意识的错位需要矫正
4. The confusion of racial identity must be rectified
有一件事情，我越想越觉得奇妙，那就是“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中的智商三级别，好像与三个种族〔黑─白─黄〕所组成的社会的规模，有一种内在的关联。
简单说，就是智商最低的黑人所组成的社会，规模最小，基本上属于“前国家阶段”的“氏族公社制”。
智商中等的白人所组成的社会，规模中等，大部分属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阶段”的“军事民主制”。
智商最高的黄种人或与黄种人混血的亚洲社会〔如印度、中亚、中东〕所组成的社会，规模最大，许多属于高度集权的“大面积国家阶段”的“神化领袖制”。
也就是说，根据种族差异的研究，可以认为智商越高的人群，其构成的国家规模可以越大。相反，如果用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来看中国，则后者的国家形态不过属于“早熟”，如马克思主义者、对白人优越论和“西方真理论”摇尾乞怜的侯外庐等人，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就持有这一奴性观点。
当然，在考虑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差异时，我们不得不顾及“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在所谓“情感智能”〔EQ，也译作“情商”〕方面的表现。
当心理学家开始研究人的智商的时候，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人的认知能力，如记忆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然而，有一些研究人员很早就意识到非认知能力的重要性：
Robert Thorndike早在1937就撰文阐述“社会智能”。David Wechsler将智力定义为在一定环境下的自觉的行为、理性的思考、高效的行动的能力的总和〔Wechsler，1958，p.7〕。 其实，早在1940年，Wechsler就已经提到了“非智力因素”〔Wechsler 1940〕，即“情感的、人际的以及社会的因素”。 此外，1943年Wechsler又提出非智力因素对一个人的成功非常重要。
Howard Gardner从1983年开始研究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他认为自我认识智能和人际关系智能与传统的通过IQ及相关测试来衡量的智能同样重要。
Salovey和Mayer在1990年，正式提出了“情感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EI〕和“情商”〔Emotional Quotient，EQ〕的概念。 他们将EI定义为一种社会智能，它包括监督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能力、区分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能力，以及运用情绪信息去指导思维和行动的能力〔Salovey & Mayer 1990〕。Salovey和Mayer还着手研究EI的测量方法，以深入探索其重要性。
1990年代初期，Daniel Goleman在他的第一部研究著作撰写过程中，就接触到了Salovey和Mayers的研究工作，随后，在他的那本脍炙人口的《情感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书中，他首次为情感智能和社会智能的重要性提出了切实的证据。Daniel Goleman曾在哈佛接受心理学训练，并与著名的心理学家David McClelland在一起工作过。
〔一〕情感智能的五个功能范畴
在1995年的时候，Goleman同意Salovey提出的EI的五个功能范畴〔p.43〕。
1、了解自我。内省、辨识自己的情绪。
2、管理自我。把握自己情绪的能力。
3、自我激励。将情绪体验运用于目标追求。
4、识别他人情绪。同情心与社会意识。
5、处理人际关系。管理自己情绪的技巧。
〔二〕情感智能的四个功能范畴
后来，Goleman更倾向于四个功能范畴的提法。 这四个功能范畴包括19个类别，Goleman在他的《打造新领导人》〔Primal Leadership〕一书中对19个类别一一做了描述， 后来海氏公司〔Hay Group〕在此基础上又添加了两个类别：
1、自我意识〔情绪自我觉察、 准确自我评估、自信〕
2、自我管理〔情绪自我调控、 透明度/可信度、 适应性、 成就导向性、 主动性、 乐观性、 严谨性〕
3、社会意识〔同理心、 组织意识、 服务导向性〕
4、关系管理〔感召式领导力、影响力、发展他人、变革触媒、冲突管理、建立联结、团队与合作、沟通〕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根据Goleman，所有上述提到的这些EI都不是天生的， 而是通过后天学习培育而成。
〔三〕IQ挑战EI？
根据一些科学家的研究，IQ[智商]作为工作绩效的预测器，效果并不理想。Hunter和Hunter〔1984〕估计，对于一个人的绩效表现，IQ的贡献份额至多只能占到25%，sternberg〔1996〕更指出，据他的研究，10%的比例可能更为准确。在另一些研究中，IQ的贡献份额更是少得可怜，只占4%左右。在Van Rooy和Viswesvaran于2004年所做的一项整合研究中，他们通过将EI和IQ进行对比，来检验EI与绩效表现的关联性以及预测有效性，最终他们发现在一般工作及学术成绩方面，IQ较之EI是一个更好的预测指标。然而，当考察一个人能否成为其职位上的“明星”的时候〔绩效表现在其所属组织中排在前10%〕，或者当考察一个人能否成为杰出领导者的时候，比起EI来，IQ就显得不是那么强有力了。
〔四〕IQ与EI：纯粹类型
Goleman认为，不应该将IQ与EI视作互为对立的竞争体，它们各有其用武之地。尽管可以简单地将人归类以高IQ/低EI，或者高EI/低IQ，但这些情形毕竟相对少见。在IQ和EI之间存有一定的关联性。以下是几个典型〔纯粹类型〕：
〔纯粹的〕高智商男性。这种人无疑非常典型，他聪明能干、雄心勃勃、工作富有成效。他富有预见性，并执著于既定目标。他无忧无虑，能够控制自己的烦恼。他还兼具批评议论与谦逊俯就的特点、吹毛求疵与羞涩内向的特点。他对性感到不自在、兴趣不足。他表现力差、往往疏离于他人，他的情感异常冷淡。
〔纯粹的〕高情商男性。他是典型的社会型人士，外向，愉悦，不会担惊受怕、杞人忧天、闷闷不乐。他有非常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并具有道德观念。 他富有同情心，注意人际关系。他的情感生活丰富多彩，但有节有度。他善待自己、他人以及他周遭的社会世界。
〔纯粹的〕高智商女性。她对于自己的智商很有信心，她能够流利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她看重智力因素，具有广泛的智力及审美情趣。她趋向于内省，经常忧虑、内疚、沉思，不善公开表达自己的愤怒。
〔纯粹的〕高情商女性。她是那种过于自信、敞开情感的人，对自己总是采取一种积极的认识态度，生活对她而言，充满了趣味。她是外向型、社交型的人士，能够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她善于调节压力。她的处世态度使她很容易结交陌生人。她非常善待自己，享乐生活、不受约束，对于性比较开放。她很少有负罪感，或深思自省。
评估和测量EI的工具有：
EQ-I模块〔Bar-On，1997〕：一种EI的自我测量和评估工具，且能帮助测试人们训练培养高人一筹的情商。
多元情商标尺〔Mayer、Caruso、Salovey， 1998〕：一种能力测试，通过当事人执行一系列的预设任务来评估其情商，这些任务与感知情绪、辨别情绪、理解情绪、把握情绪的能力密切相关。
情绪能力问卷〔Goleman 1998〕：一种360度全方位情商评估方法，用以对组织成员进行情商评估，它不仅向当事人，而且向他的上司、下属和同事来了解情况，从而评估其情商〔形式是个人反馈报告〕。ECI的另一种形式是以集体为单位进行情商评估〔形式是内部稽核〕。评估对象是组织内部任何层次规模的集体，内部稽核的结果是给出这些集体的组织轮廓和特征。ECI将从上面提到的19个〔或21个〕情商类别入手，进行情商评估。
〔以上参见：丹尼尔·戈德曼[Daniel Goleman]：《EQ：情感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中译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前面说过，目前许多人仍然不知道东亚人智商高于白人这一事实。因此欧风美雨就显得很有诱惑力，奇风异俗流行亚洲，黄种人甚至把自己的黑发染成黄色，把头发也烫成卷曲的，仿佛这样一来就可以分享白人的成就，隐蔽自己很不争气的文化尴尬。现代黄种人的文明退化现象，不仅辱没了祖先的成就，也辜负了自己的种族特性。
生为中国人而爱好黄色的毛、趋尚卷式的发，这其实是种族自信极度衰竭的表现，也是情商低下的表现；而不仅仅是一文化问题和趣味问题。“不幸”，黑而直的发，这是与生俱来的黄帝后裔所无法改变的。任何染色也罢，卷烫也罢，都只是治标不治本，除非改变染色体，否则无济于事。因此，对于极端西化的“自由主义改良家”来说，根本性的出路只有与白人甚至黑人杂交，交换基因，以便在自己的下代身上实现“欧美梦想”，仅仅“再做三百年殖民地”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在我们看来，这不仅是严重的文明危机，且是严重的种族危机，比百年之前的缠足危害更大，这不仅导致“种族退化”，而且导致“种族异化”。如果说缠足是文明的颓废，辫子是政治的奴化，那么染色卷发之属就是前所未有的种族堕落行为。毕竟，缠足是自戕而还不是自辱，佩带辫子是谄媚异族还不是谄媚异种，而染色卷发在骨子里却是崇拜异种的行为：这类“欧风美雨”不是时髦，而是亡国败种的伴生现象。烫发染色比缠足辫子更加致命，还因为这意味着高智商向低智商看齐，高情商向低情商靠拢。
一个人会因为精力无处发泄、抱负无所施展而怏怏得病。一个种族也会这样。如果强迫黄种人去过白种人喜闻乐见的生活，难免有削足适履的感觉，事实上，这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削足适履、东施效颦的过程。“效颦改革”虽然给中国引进不少外资，但毒品和艾滋病的涌入比外资更加迅猛，西方人的随机经验成了中国人“来自西方的真理”。
统计数字表明，黑人平均一周性交五次，白人是四次，黄种人是两次半。如果按照“西方真理论”一定要中国人平均每周性交五次，“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其结果不是十分可笑吗？这样的“中国人”要不“肾亏”才奇怪呢。也许不仅仅可笑，而是可悲可怕。可以说，现在中国黄色泛滥、性病流行〔艾滋病、梅毒、疱疹、乙性肝炎〕，正是上述西方真理的“黑白两道”入侵中国和黄种人自己配合默契之“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就是对“共同富裕”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绝妙讽刺。
中国祸乱的直接导引，是因为屡战屡败。战败导致心理压抑，因此被迫“寻求西方的真理”，也加剧了生理上的不同所带来的模仿者的危机。例如，黑人的特性注定它是一个青年主导的社会，而白人社会则居中，黄种人的社会则常是老人统治的，这就是“东方家长制”在种族特性父母的基础。结果黄种人社会的青年人经常遭到压制，他们过剩的精力变成了一种致命的毒素：“你若不排除过剩精力，它就要使你变态。”中国的青年，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中，感到最深的压抑，品味着雄图不能施展的苦恼，他们被自己的精力深深刺伤，他们的希望和祝福，仅仅是让后来的人可以免去这样的折磨。
个人如此，民族亦然：民族不仅由于无所事事而得病，也会因为错误地模仿别人而陷入绝境。一个文明如果因为受到别的文明的挤压逼迫而无处宣泄多余的精力，这些郁积着的精力也会反过来窒息自己，原来的建设性就可能转为破坏性。武力是历史的仲裁者，但武力的残酷后面还存在某种更深刻的东西。无论暴力给受害者们的印象怎样恶劣，它还是另一种更高更隐秘事物借以表现自己的形式。暴力造成了破坏，其中包括了那些阻碍生长的东西。谁透过了这层玄机去观察历史呢？
任何个人精力、民族精力甚至文化精力──都是一柄双刃利剑，若不能克敌制胜，就将有气无力地杀死自己。例如，近代中国的种种恶状，是其精力被阻塞于世界主流之外所形成的恶果。这个恶果像是人体的肿瘤一样使中国感到窒息，这个内在的“恶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在的“俄国”引起的，它提示我们：只有推翻中国民族精力外向道路上的俄国障碍，才能减轻乃至消除中国的病态；只有彻底解除套在中国身上的精神枷锁〔西方真理论〕和心理奴役〔白人优越论〕，才是脱离俄国魔咒的出路。
五，双重道德的曙光已经出现
5. The light of dualistic morality has already appeared
以“种族”来区分种族特性毕竟是粗放的，而以“个人”来区分种族特性才可能比较细致。
以“种族”来区分种族特性，其结果是“黑白黄”；而以“个人”来区分种族特性其结果是“你我他” 。全球文明所要求的“人类一体”，将在理解的基础上，超越“以种族来区分种族特性”的粗放阶段，而进入“以个人来区分种族特性”的细致阶段。从而形成统一的世界秩序。
理解了“以种族来区分种族特性”的合理性，才可能超越它，进入“以个人来区分种族特性”的现实性。人与人如此不同，所以许多黑人完全可能比许多黄种人聪明，同样，许多黄种人也完全可能比许多黑人矫健凶猛。以个人来区分种族特性，在文明意义上就是区分了创造者和模仿者、领袖和群众、同化者和被同化。是的。无论怎样同化，都无法使群众变得和领袖一样，由于这根本不可能，若勉强推广为之，不仅使得创造者自取灭亡，使他的创造虚伪不真，且因群众受到强制的精神麻醉，反而远离原先预期的目的。即使同化成功，时间一久也会变质，犹如酒里渗进了水，不仅被稀释了，还会因此重新发酵，变成了醋。把酒倒进水中，也同样不能阻止水中生霉。
文明创造者是孤独的，命运体现在：
1，他的事业不可继承；
2，他的精义不可传播。
表面的继承及传播其实虚伪不真，且导致历史的报应：新的创造者起来捣毁旧的遗留物，结束虚伪变质的僵化腐败。
群众永远追随潮流，充满惰性，因此比创造者善于谋生，在世上到处繁衍滋生。不要苛责群众，他们不可能像创造者一样，但同为命运的产物，在这命运的意义上，追随者与创造者是“平等的”，虽然这根本谈不上“权利”问题。“权利”是一种生物要求，我这里谈的却是文明轨迹。让群众去过自己的生活，而创造者应该遵循另外的安排。这都是命运的正数与奇数，这两种生活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其结果即为历史。而所谓的历史文献者，其实就是这两种生活之间冲突的记录。创造者把追随者作为实现自己意图的工具，而自视为上天实现密旨的工具，仿佛他所属意和畏惧的仅有天意，其余不过是他本人的显象而已。但是智慧告诉他：不要越过雷池一步，不要用自己的道德去规范追随者，追随者的惰性，可以成为创造者的浮力，水能载舟；创造者的高洁，可以遮盖追随者的劣迹。
“升华的冲动”或曰“创造的野心”，真是一柄双刃的利器，不但扫灭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斩将过关，开辟新文明的道路，且在同时也消除行者的俗气，使他脱胎换骨。他的时辰尚未来临，还不得不过着世俗的日子，像动物一样无所事事。这时，他像一个失魂落魄的道具，毫无目的地徜徉，什么东西也激发不了他的兴趣，什么东西都不屑一顾。是的，仅仅除了那个尚未物质化的梦幻！多么乏味、空虚、阴郁、暗淡的生活！日常生活中颠簸痛苦，相形之下不那么骇人听闻了。创造者的感觉在他的创造物面前似乎麻木不仁了，那个神秘事业触动的特别灵感已经淹没了他，透彻的麻醉让他忍受了世俗生活的一切磨难。一切创造者，起初都是被当作追随者来对待的，后来被当作不合格的追随者来对待，最后其创造者身份才可能受到承认。
创造者的最高教言是：按照你自己的本性去生活。对任何人来说，最善的生活，就是彻彻底底发挥了自己本性的生活。正如黑人无法按照黄种人的本性来生活、黄种人无法按照白种人的本性来生活，创造者也不应怒责“有罪的群众”。追随者的麻木不仁乃是天经地义，否则还要创造者来干什么？
如此看来，在文明史的意义上，需要确立两种道德：创造者的道德和追随者的道德，以便成全自然生生之德的美意。创造者的使命是建立规范，追随者的功能是遵循规范。当然还有一种犯罪者存在，他只是破坏而不建立，他借口“不破不立”而先破后立，其实最终毫无建树，文明史要摈除这样的罪犯。有时，这样的罪犯还借口拯救群众而率性胡为，运动群众和群众运动相似，只能达到混淆是非和颠倒黑白的后果，从而在实际上是破坏了文明。天意不是要创造者迫使群众变得和他们一样，而只是要创造者为群众提供示范，就像蜡烛不能太多，否则会引起火灾，盐巴不能太多，否则会引起疾病。天意是要使创造者来把宇宙消息传达给人群，而不是要创造者自己宣泄自己的动物本能。这意旨的底牌是什么，甚至连创造者都不知道。“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马太福音》24:36，《马可福音》12:22〕。
不要希望模仿者会自动行“善”，正如不要指望一只猴子会说话一样。时间会改变一切，但永远无法使得马戏团里人兽合一的剧目美梦成真。
追随者的惰性及贪欲使得善良成为投资行为，“活雷锋”的目的既然是为了“领导表彰”和“英模报告”，他的言行就比入室抢劫然后宣称劫富济贫的土匪更加虚伪。试图“提高群众”的任何勾当，无异是对人们的刑罚，就像民间的赤脚医生〔或叫“蒙古大夫”〕用两块门板的夹击来“治疗驼背”，结果“驼背是治好了”，可是驼背患者却死掉了。中国的文革就是这种治疗驼背的“蒙古行径”：“破四旧”有了，“立四新”则阙如，“斗批改”里的“斗”“批”实现了，“改”却无法实现，因为驼背死掉了。
再说一遍，追随者需要适当的位置，没有他们的惰性，创造者的乾乾之德是无从体现的，没有人类作为“类”的生活，也就是“类人水平的维持”，就不会有创造者的意象及创造……因此，对前者的否定与解构，也是对后者的威胁和毁灭。追随者的惰性和类人生活的模仿性质既然不能消除，也不能改造提高，所以惟有当它们陷入混乱的时候，天才的开创性事业才应运而生，起来发挥过渡和护育的作用。对群众生活的横加干涉，本质上不过是帮助它们恢复其原有之功能，恢复到种族能力应有的水平上。如果自不量力，而希望它改“善”，就陷入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事实证明，改善的努力不是徒劳无益，就是顾此失彼，总量不变，甚至适得其反。因为真正的善、最高意义上的善，就是创造。
表面上看，决定历史命运的裁决仪式由武力作出，但在历史转折的关头，起作用的还是追求生存的基本人性。虽然灵机一动的天才常在本能的支配下挥洒出惊人之笔，但超越理性的暴力其实还是乖乖服从常规的理智。正如一句美国谚语所说：“枪口可以使任何一个醉汉清醒过来。”而我们同样知道，最终判断了是非曲直的，不是枪口，而是醉汉自己的理性。若有一种理论，不论其表现形态为宗教、哲学、政治……是违背你本性的，就毫不犹豫地抛开它，而去发掘你自己本性里的观念与思想！只有你自己的本性，才是大自然赐予你的最可靠的生活指南。根据同样的道理，种族特性也是命运赐予一群人的最好礼物。尽管人的本性具有先天及后天的不同要素，但同样来自命运的意旨。命运的偶然顺序，不但是一切的创造之母，也是其父，还是其师，即保存者和评价者。众人的万般本性，皆有其不可言喻之妙用，尽管凭借人的薄弱智力我无法理解这一点并把它一一证明出来。但我知道不同的个性在命运的永恒面前，都是殊途同归的；贵贱高下，都是人的标准。众人的本性都是一条线索，自然的神秘电流就从上面通过，历史力量由它体现、提供、决定。人的评论为善为恶，但自然的领域中没有善恶的评价，只有川流不息的绵延。世俗的善恶只是思想的流动，并随着流动而消失。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就是听从自然的垂象和启示。如果你的本性使你服从他人更为舒服，那么这也是天意。如果你的本性教你反抗他人更为舒服，那么这也是天意的晓喻。“各守其性”就是“听从生物密码的号令”，把“最后审判”的特权留待至高者吧。
（另起一单页）
第五章 性别问题
Chapter Five The Issue of Gender
现代思想家认为“性的问题是人与文明的首要问题”，其实这类看法自古以来未曾间断过。不懂得性的人，要么是圣徒，要么是白痴。文明也是这样。回避有关性的诸问题的文明模型，不是已经成熟到对之熟视无睹的圆融之境，就是已经孱弱到不敢讨论的畏缩地步。“性解放”并非新生事物，在现代流行的“溱洧之风”衰退之后，将出现一个“礼制的天下统治”，这就是全球时代的秘密。新文明不受科学主义的压制，也拒绝纵欲主义的诱惑，以此填补“溱洧之风”留下的精神空虚。它告别那种雅利安人肉体崇拜的野风。
一，席卷全球的“精子危机”
1. The semen crisis that swept across the world
据2002年3月英国医学研究会的一份科研报告，英国男子的精子数量在过去五十年中减少了一半多，其他发达国家也出现同样现象。报告说，1970年以后出生的苏格兰男子，生育能力较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男子降低25%，精子数量正以每年2%的速度下降。
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一些美国研究人员劝说人们不要顾虑男子精子数量问题。但今天科学界已经把它作一个严重问题。一位化学教授预言到2040年，美国将有一半男人没有生育能力。
最早关于全球成人精子品质下降的报道来自丹麦。1992年,丹麦科学家卡尔森等人在综合了世界二十多个国家的六十一份研究报告，发现从1940年到1990年，成年人每毫升精液所含精子数量从1.13亿下降到六千六百万，精液量从3.40毫升下降到2.75毫升。与1940年相比，世界男子的精子密度下降了一半，平均每年下降1%。
1994年，爱丁堡苏格兰生物生殖中心的研究发现，生于六十年代后期的男性供精者，精子平均数较40年代的男性供精者少40%。法国巴黎精子银行的消息也不乐观：捐精者的平均精子数大约每年下降2%，从1973年到1992年，总共下降32%。日本科学家发现，三十至五十岁的日本男子平均一毫升的精液中有八千四百万个精子，而二十岁上下的男子只有四千六百万个，几乎少了一半，这造成男性不孕症大大增加。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除了精子数量下降，活动精子的比例和正常形态精子的比例也逐年下降，分别为每年下降0.6%和0.5%。据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森田昌敏介绍，在全国范围内对精液性状包括数量、精子活动力、精巢重量及功能等进行的调查表明，精子的活动力较过去显著降低，对交通事故死亡者的解剖结果表明，近二十年来精巢重量也有明显变化。相比之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精巢最重，以后有所减轻，这有可能是精液量下降的原因之一。这似乎暗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类的生命状态最好。
一位教授研究了台湾成年男子精液品质，则发现在过去五十年内同样直线下降，人均精子数目减少一半。该教授在公开刊物上提醒后人，将来有一天可能会出现“无精危机”。
相似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大陆：
1，成都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主治医师李刚及其同事，通过对成都地区十四所高校五百四十九名志愿学生的精子状况进行检查，并将此检查结果与国内文献报道的结果进行对比，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成都地区的未婚男性大学生“将来不育症的发生率可能高于目前文献报道的12%～16%，甚至超过三分之一”。
2，广州市第二医院生殖助孕中心的统计，广州男性每毫升精液所含精子数量从五十年前的一亿至二亿个，减少到了目前的六千万至一亿个。
3，上海精子库在接受捐献精子时发现，只有20%的精子能通过严格检验。在最早有意向上海市人类精子库捐献精子的七百多名志愿者中，85%以上都是在校大学生，多数人精子不合格，主要表现为精子少、存活率低、活跃性差。
4，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相比，北京从未性交的青年其每毫升精液含精子数目下降了一半以上，精液量下降了20%以上，精子活动力下降了25%以上，正常形态精子的百分率下降20%以上。
与此同时，精子的品质也在衰退。畸形、劣质精子增多，其活力、穿透力、致孕率在下降，这也导致男性不育的比例逐年增加。有统计表明，1960年因为不育而寻求咨询的男性只占8%，如今则高达40%以上。上世纪70年代男女不育症患者的比例为3比7，九十年代这一比例已上升到1比1。
很多证据表明，文化程度高的男性，其精子密度要低于文化程度低的人群。而城镇的、使用电器多的、脑力劳动的男性，其精子数量与精子正常率都会较低。显然，这些因素是随着“社会进步”而出现的，这意味着，社会进步以男性的退化为代价？这不得不使人怀疑，以往历史上高度发达的文明无一能长期保持其优势，甚至直接步入出生率萎缩、综合国力下降、人口减少的厄运，是否和男性“精子危机”相关？如果是这样，现代文明显然在步入急剧的衰退中。
二，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下的性
2. Sex in the three─way pattern of race differences
腓力普·洛旭庭教授〔Professor J. Philippe Rushton〕在《种族·演化·及行为：生命历史的远景》〔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A Life History Perspective〕一书里指出，男女两性分泌的荷尔蒙都是黑人最多，东方人最少，白人介于中间，而荷尔蒙不仅影响人们的身体，还影响人们做事及思考方式，最终影响社会发展和文明形态。所以不同人种主导的文明，其特性必然有异。
具体说，黑人的性活动最频繁，性的态度放纵，产下最多的多胞胎；黄种人的性活动和性幻想最少，性的愧疚感却最大；白人则介于两者中间。同样，性的病毒在黑人圈最普遍，黄种人最少，白人还是介于中间。例如，女黑人月经前的徵候〔premenstrual syndrome[MPS]〕最多，黄种女人则最少。种族也影响睾丸酮的多寡，睾丸酮的多寡则有助于理解男人的行为。一项近期在大学生中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黑人的睾丸酮比白人多百分之十至二十，而在美国退伍军人的老旧资料里，黑人的睾丸酮比白人仅仅高出百分之三。睾丸酮在自我观念、侵略性、利他与否、犯罪倾向及性活动中，都扮演者主要闸门的角色；也同时控制了肌肉粗犷与否以及青少年的声音变化。
在相应的性行为与性态度方面，黑人的性活动比白人更早，而黄种人的性活动则比白人更晚：白人同样居中。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的结果显示，“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在性别领域同样真确无误。在北美的调查结果也是同样。如洛杉矶发现高中学生初次发生性行为的年纪是：东方人16.4岁，黑人14.4岁，白人居中。高中学生里32%的黄种人有性经验，黑人则是81%，白人居中。加拿大发现本地出生的黄种人与亚洲移民对性幻想和手淫是同样克制的。
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也适用全世界各地已婚夫妇的性活动。“性的频率”调查显示，太平洋岛国与美国印第安人一星期有一至四次的性关系，美国白人一星期二至四次，非洲后裔则每星期三至十次。之后有一些调查确实也有相同结果。至于二十多岁已婚夫妇每星期性交的平均次数，亚洲的日本人与中国人是二点五次，美国白人四次，美国黑人五次。排卵率与双胞胎机率也与种族有关。黑人女性排卵周期短，她们经常一周期排两个卵，这增强了繁殖力。黄种人生双胞胎频率是每一千次只有四对或更少，白人是八对，黑人有十六对或更多。三胞胎和四胞胎相当罕见，但也呈现种族三特性模式：黑人最多，白人次之，黄种人最少。
从公元八世纪到十六世纪，阿拉伯回教文学述说非洲黑人男女的性能力较强，性器官也较大。十九世纪的欧洲人类学家谈论女性生殖器位置与男性勃起角度，黄种女性生殖器的位置最高，黑人女性的则是最低，白人女性同样介于两者之间。另方面，黄种男性勃起的角度与身体几乎平行，黑人则是九十度。这些人类学家也指出黄种人的第二性徵最不明显，黑人则最明显。一些其他早期的人类学家也报导混血人种的各种特征介于他们的双亲之间。艾滋病，蔓延，卫生组织机构在发送保险套的时候也记载了阴茎大小。如黄种人阴茎的大小是4.9公分宽〔中国人制作保险套也是4.9公分宽〕；白人是5.2公分宽；黑人则是5.3公分宽。种族不同也影响睾丸大小，亚洲人是九克，欧洲人是二十一克，相差之悬殊，不是单单说“欧洲人身体大”就可以搪塞的。1989年，英国影响很大的科学杂志《自然》〔Nature〕里一篇文章讲到睾丸大小引申另一个事实，那就是白人每天射精量比黄种人多两倍，可惜到目前为止没有黑人睾丸大小的资料。
种族也影响对性行为的态度，这包括性的放纵程度、性的想法以及性的愧疚感。一项研究指出，与欧洲学生相比，第三代的日裔美国人及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对性的态度都不太感兴趣；而每一代的日裔美国人比美国白人都更有性的愧疚感。另一项研究也指出，英国男女的性幻想比日本人多三倍。东亚人普遍认为性交使得身体衰弱，而黑人则承认他们经常性交，而对性所引申的更深层面的文化意义则没有概念。
美国政府的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出生的婴儿，2008年有41%是未婚妈妈生下的，其中非裔婴儿拥有未婚妈妈的比率高达72%，远高于其他族群，使非裔未婚生子成为公共讨论议题。其他族裔方面，2008年亚裔婴儿拥有未婚妈妈的比率为17%，白人为29%，西班牙语裔为53%，美国印第安人为66%。
统计数字显示，任何种族的未婚母亲生下的孩子，学习成绩可能较差，较可能进监狱和使用毒品，长大后较可能生活贫穷，也较可能未婚生子。未婚生子的问题在1965年开始成为公共议题，后来成为国会参议员的莫乃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当时提出一份政府报告，描述各种原因导致非裔“私生子”比率达到24%。当时白人此种比率只有4%。身为白人的莫乃汉宣称非裔私生子比率这么高，主要是非裔本身的行为所致，与种族歧视无关，导致许多黑人指责他“把责任推给受害人”。这种争议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大家似乎都认为未婚先孕就是一种“受害”，这是不是一种歧视呢？为什么不能把未婚先孕看作一种行为方式，甚至是一种“回归自然”，甚至是更加强有力的种族特征呢。但是保守派却认为“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由派则坚持非裔的问题真正根源在于缺乏平等教育和机会。其实在我这个既不是白也不是黑的“中国人”看来，这个问题在先秦时代就有过争议，并且一直能够争论不休。
现在，时间过了两千多年，原来对这种问题避而不提的非裔社区，面对情况日益严重，现在也出现讨论和争辩。为什么这么多黑色的非裔妇女未婚生子？一种简单理论认为种族隔离残余影响，使他们上的学校大多较差，导致很多人无法应付就业竞争。毒品也让许多非裔男性进入监狱，出狱后更难找到工作。这种理论似乎故意忽视了黑人社会的母系社会特点。在我看来，正是母系社会的特点，使得男人缺乏主人的心态，不值得为不属于自己的家庭和社区作出重大的牺牲。这些情况使得“非裔社区值得嫁的好男人太少”，而身处男性社会非裔女性，自己虽然是母系性质的，却也不愿嫁给无力养家的男人，加上社会福利为贫穷母亲提供一些财务保障，更鼓励她们保持单身。一些社会主义分子忽略所有这些复杂条件，宣称“只要消除这些不平等现象”，非裔妇女未婚生育的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但是我们注意到，上述未婚先孕的种族比例，与种族三特性其他方面的指标却是完全吻合匹配的，可见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三，溱洧之风〔婚前断想〕
3. Movement of Sexual freedon
现代思想家认为“性的问题是人与文明的首要问题”，其实这类看法自古以来未曾间断过。不同文明的不同性格，在性问题上显示得十分清楚。不懂得性的人，要么是圣徒，要么是白痴。文明也是这样。回避有关性的诸问题的文明模型，不是已经成熟到对之熟视无睹的圆融之境，就是已经孱弱到不敢讨论的畏缩地步。
在先秦，以“郑风淫”著称的地方，诗人这样吟咏：“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诗经·郑风·溱洧》〕
溱与洧，是古代郑国的两条河流，每年春天，男女在此自由性交。《诗经国风》的《溱洧》一诗描写的古代郑俗的这一淫奔风习，与现代中国的“花儿”流行的地区盛行淫乱，有些神似，可能花儿也是此类古代遗俗。当溱洧之风鼓荡起来的时候，没有道德说教能够阻止它，甚至法律惩戒也不足以减弱它的势头。可是，最后致命的杀机以“自然惩罚”的方式来了，或是瘟疫流行，或是社会解体，结果无一不对性解放的热潮泼上了彻骨的凉水。因此在上述这首以“淫奔”的激情而著称的情诗中，一切都获得出奇的象征性。于此，“溱洧”已不只是溱水洧水的地理简称，不只是一首小诗的篇名，也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了；“溱洧”，已经成为特定的文明季节的隐喻和象征。这种文化季节周而复始地降临在历史的宴席上──它过去来到〔如此诗所示，在春秋时代就已出现〕，并还将来到。而现代的全球社会，也已经开始了一代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程度更深、花色也更繁复的“溱洧风潮”。
这种季节，在社会政治上显现出多元特点，古人称之为“政出多门”，思想文化上显现出松动乃至放纵的特点。“溱洧之风”的孪生之子是道德崩溃、经济繁荣、社会精力特别旺盛，政治活动量达到空前未见的程度。人们因此视“溱洧之风”流传盛行的时代为繁荣娼盛的创造时代。正是在这里，“溱洧之风”与“解放”、“繁荣”划上了等号。“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在仅仅二十四句的短歌中，竟有十六句用于完全的重复给予八个重句以突出的位置。道学家们可以满怀义愤地去斥责这首“淫奔之辞”〔南宋朱熹语〕。其实，倒是应该感谢古代的淫奔诗人──为后人画出了一幅如此清晰、逼真、充满生活情调的往昔之景。听听最后一节的三句诗，那是一道由衷的呻吟，抒情的呻吟，还没有完，就被打断了……真的，你面对这样一首小诗，不仅用一个艺术家的眼光，也用一个哲学的心灵去观照和注视它，见它凝集着有关人性的一丛哲理。同样，如以历史研究的头脑去观照它，则在贯通了古今之后，摸到了现代生活的节奏，并照见未来生活的基色。
“未来”如何？未来的和现在的人性一样，正如现在的和过去的一样；区别只在文明的潮汐、历史的季节不同。在现代流行的“溱洧之风”衰退之后，将出现一个“礼制的天下统治”，以一种新的科学精神指导的世界秩序，这就是全球时代的秘密。应运而起的新文明不受非人的科学主义的压制，也拒绝纵欲主义的诱惑，以此填补“溱洧之风”留下的精神空虚。它是虔诚的，它是端庄的，它的具体形态，将出乎我们今日的想象之外。它告别那种雅利安人肉体崇拜的野风。反观现在，吾哀乎溱洧之风沛然未有衰竭之象也，又挟其黠慧以扫寰宇而侵中国。吾人切望易运革旧布新，以出人意表再现礼魂！“溱洧之风”正在席卷世界，虽然它的发源地是美国，但现在不论“发达国家”与否，溱洧之风的弥漫是无远弗届的。家庭日趋瓦解，社会日趋解体，道德日趋松懈，行为日趋暴戾，中国和非洲这世界的两个极端同样陷在文明解体的漩涡中。
在西方，家庭瓦解已经发展为民族性、世界性危机，好像西方的社会中坚已经断绝，而且不再有产生强力社会中坚的希望了，更不会有英雄或圣人出而统率任何潜在的社会中坚。但是我们知道，只要奉行“K战略”的人群还存在，家庭就还有救，人和文明就不会断绝生路，社会就不会重蹈罗马和西晋衰亡的覆辙。但对未来的欧美社会及其殖民地，由于家庭瓦解得如此彻底，甚至采取了“同性婚姻”这样的“绝后模式”，因此要逃避人口剧减、社会凋敝等末日劫数似乎十分困难，例如，美国最高法院的领地似乎也在被“同性恋婚姻”逐渐攻克。而如果不能挽回家庭的覆灭，美国充其量是个迦太基，不可能形成罗马。正如苏联充其量是个马其顿，德国充其量是个斯巴达。
我们知道，艾滋病是六七十年代美国反战运动的间接产物：反战运动作为嬉皮士和性解放的直接产物，而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和性解放正是传播艾滋病的针筒。毒品和卖淫造成了性解放的杂乱无章，正如汽车和堕胎的普及化造成了亲密接触的泛滥，结果“赐予”艾滋病空前的机会。在人们的性欲获得普遍解放的同时，人们的生命却受到了彻底的禁锢，医学革命的成就激励了现代的“溱洧之风”，它秉承了古代巴比伦─罗马─西晋的末日淫乱之风。现代的末日淫乱之风，从欧美出发，逐渐遍布全球。与此同时，在印度，古老而纯朴的“沙地”风俗业已开始复炽，它的寡妇殉葬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东方文明”对于“西方文明”的历史性反动，似乎要在这里揭开序幕。这不是西方哲人崇尚东方文化，而是东方民众开始鄙弃西方？东方人开始从西方的精神魔力下苏醒过来的例子，还有回教的复兴。问题不是因为东方的复原，而是由于西方的衰竭；现在东西方的实力对比还是悬殊，但是二者的心力对比正在接近。
今天的西方人过敏异常以致神经衰弱，几乎被政治正确主义捆绑住了，这些人追求的是如何迅速耗尽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点正在迅速实现，对个人权利的极度偏好，使得社会责任遭到忽略，女权主义正在演变为同性恋婚姻。感官享乐的浅显形式和市民时尚的压倒性胜利，对世界历史造成巨大转折，把一切高尚的东西都置诸无人问津的地方。这个时候的人们不会因为灵魂的死亡而惊奇，而只会对灵魂的存在感到莫大惊奇！
西方的语言是一种分析的语言，西方的思想是一种对立的思想，西方的科学是一种非人性的科学。西方的分析──对立──非人性，最后把人分析为“猿”、为“兽”、为“物质”。这个分析狂自称为“雅利安”，自视高人一等，其实所谓“雅利安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裸体，号称“裸猿”，这也是“分析哲学”的一大应用：把人的文化性与人的生物性分开。从希腊到印度以致近代欧美人，竟和热带丛林里的猴子一样“以裸为美”，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他们甚至有雅兴把这发展成为一种“艺术”：据说，还是“唯美的”，是人类精神的顶峰。然而，中国文明却是各种文化中最少表现裸体的，它似乎特别忌讳这玩意儿。那位在公元1792年出使中国的英国使臣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年〕，其使团报告《英国使团来华记》〔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或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embassy to the emperor of China，1797年，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1737─1801年]著〕中写道，中国的服饰有意识把人体线条给遮蔽起来。
他的观察不错。但是为什么呢？这种行为表现的后面所隐藏的动机是什么？他并不清楚。在我们看来，这是由“政治动物的本能”决定的！故《老子》曰，“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三章〕这就是所谓政治动物的本色！孔、墨、道、法，各派风流，均与此“反裸体的精神”相通。而各种“蛮夷”呢？却是很自然地从原始本能出发，渴慕裸体的风光！甚至在裸体的表现中得到“美的感受”。美成了“性感”的代词。
这是两种世界观截然不同的显影。但中国人在晋末和明末的极端腐化中，也在生活领域放松了“反裸体”的管制，招致旋踵而至的蛮族入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一部《金瓶梅》的代价，是二百六十七年的满洲“统治”！两种显影，在全球文明中互相交错。不要忘记，欧洲人和印度人也曾厌恶过裸体文化，例如欧洲的基督徒和印度的穆斯林都是如此。而中国人也有过放纵亡国的时刻。不同的文化倾向，使人们变成不同类型的动物！如果说中国人是种政治动物，那么雅利安人则接近于艺术动物或科学动物，至于说到现在日本人成了一种经济动物，我总不太相信，倭人善变，很难对他们下定义。日本现在的状态，是种“被阉割状态”，广岛原子弹是其麻醉剂，《和平宪法》是其手术刀；我尤其不相信，日本受自中国的两千年塑形会被仅仅一百多年的欧化完全铲除。科学与艺术的交合点，是“冒险精神”，这与中国长城时代梦想的“长治久安”，完全相反。
有一天，政治动物与艺术动物将和解，联手创造统一的世界，那一天，道德的贤明与科学的锐利将混同，新的黄金时代可以降临了。西方播下的种子，也许是在东方获得最大的丰收，正如，东方播下的种子〔四大发明〕，已经在西方开辟了空前的奇迹〔科技文明〕。艺术动物的拓植，将由政治动物来圆场；正如艺术动物一再咀嚼过政治动物的腐尸。
在今天世界潮流的大背运中，我们何必为中国不可救药的政治性而气馁？既然中国不善于纯粹的审美和纯粹的理性，那么，就不要过分“改造”以致伤害了它的元气！还是让中国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以保有余力，以便有一天能够稳定并管理这个由艺术动物开创的文明系统。既然中国人的原始冲动已被弱化，那么，就让他来充任这个飘泊不安的世界的压舱石吧！艺术动物和科学动物们！你们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过分。如果你们真把这个被“政治挂帅”催眠了两千年的中国给激活了，那么世界将会陷入“后现代的灾难”而不是“后现代的福利”中！尤其考虑到，“性解放”并非新生事物，而是严重的社会混乱和文明颓废的周期性结果，是失去了生活目标和精神焦点的人们，已经登上文明顶点并即将结束文明之旅的准确信号，而不仅仅是政治危机或改朝换代的预兆──人们正以末日疯狂来庆贺文明的胜利与结束。文明的结束也就是“亡天下”即推翻传统，就是逆转文明的方向，向着感官的深渊坠落。
请记取夏桀的“肉林酒池”如何导致巨变，而晋末的“个性解放”和明末的“坐而论道”又如何致使中国灭亡。新的殷文明来了，新的佛教文明来了，新的萨满文明来了；它们的主人是殷顽、五胡和旗人……新秩序的曙光，是以小市民们的惨酷洗劫为代价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悲喜剧，对汉人是悲，对满人是喜……南京大屠杀也是如此。但文明的履带并没有停滞不前。
这似乎意味着，不是“在文明的过程中，人们形成了性的禁忌”，而是“性的禁忌造就了文明”。历史表明，各个文明都有其性禁忌的松弛时期，其特征一如现代性解放开始泛滥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显示的，是典型的“知识普及·理性发达”所致。这与中国历史上性禁忌松动的春秋战国时代、魏晋时代、明代晚期，与西方历史上的巴比伦统治时代和罗马统治时代，十分相似。可见“知识普及·理性发达”往往导致了淫乱和道德败坏。更严重的是，现代的人们还掌握了淫乱的补台技术，如避孕、堕胎等手段。于是使得性禁忌的传统理由不再能够成立了，人们既然看到自己可以不为性的放纵付出代价，就益发放肆起来，以越来越大的幅度破坏禁忌。既然没有报应，禁忌无异于自虐？结果直到艾滋病的兴起，人们的头脑才开始冷静下来。艾滋病击溃了现代医学神话，也就缓和了破坏禁忌的集体冲动，艾滋病不是人间力量，不是天意又是什么？而在那些接受神能者的心目中，也许就是超自然者前来人间恢复道德秩序的天使，仿佛杀手才能建立禁忌和纪律。
反过来，如果现代人不能从技术上克服艾滋病以及更强大的病毒对人类放肆行为的惩罚，那么就必须保存某些道德。否则现代的艾滋病及其后继者就会像中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疑为鼠疫〕一样，摧毁社会发展。如此看来，如果说性自由、性解放是一种“借债”的话，那么艾滋病及其继任病毒的流行，就成了“还债”过程。人们对那种由别人或后人去代劳的“还债行为的后果”可以漫不经心，但是对自己必须“亲身还债”的行为，却本能地慎重起来。所以艾滋病的流行比任何神道设教的道德规范，都是更为有效的禁忌来源。因此，“黑暗势力”成了比之“光明理论”更为强大的道德禁令：“事实并不试图说服什么，它甚至并不直接命令，但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艾滋病毒是外来的？但是它必须通过人体发生作用，如果人体不像现今这样快速堕落，艾滋病其奈人何？击溃了人的抵抗意志甚至改变了人的文明观念并重新创造一个个价值标准的，其实是人自己的本能力量。所以，无神论者说人自己就是神，有神论者说人是神造的或是受神支配的：体现了高度的“代词差异”。而代词差异，其实是文明的唯一理由。
四，“性解放”并非新生事物
4. Sexual liberation is nothing new
“性解放”并非新生事物，更非“先进的东西”。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古代，就发生了好几轮性解放的浪潮，每一次都以亡国告终。宋朝刚重新夺回大权，就又开始淫乱，北宋末年单是汴梁，就有上万男妓，妓女就几十万，人种智商再次下降了，才会被女真人污辱，失去半壁河山。南宋不思悔改，继续淫乱，才会被蒙古人消灭，沦入元朝的毒手。元朝统治下的汉人开始反思，于是“人种智商”再次上升，才有朱元璋、刘伯温这样的人杰出世，再次夺回大权，这就是明朝。但是汉人好了伤疤忘了痛，在明朝中后期又开始淫乱……为什么明朝末年三十几个倭寇竟然横扫了十几个州县？九十万人口的满清为什么能在五千万人口的汉人中建立王朝？因为明朝的性解放！明朝的性解放情形，比现在的欧洲不遑多让。明朝中后期，中国色情小说的数量、春宫图的数量，多得数不清。淫风遍布全国，人民的智商水平严重下降，再也没有了高级人才，才会被满清消灭。接下来清朝整理四库全书，烧掉的色情小说，春宫图等淫秽作品不可胜数。而满清对汉人的空前压力，却使得中国人的智商又一次回升，到了清末，虽然满人腐败无比，但是汉人却有所不同，八国联军都不能够令中国人屈服，因为中国人种又恢复了元气，变成了高智商人种。……
依此逻辑推演下去，亡国似乎是一件好事，是恢复民族活力的有效途径。所以清末民初，虽然中国四分五裂，但是中国人始终掌握着整个国家的命脉与权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正是因为受制于苏联，所以中国开始了崛起？因此可以说，“自古以来，从来都没有先进民族会被野蛮民族消灭的情况发生。所谓的先进民族会被野蛮民族消灭，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先进民族堕落了，变得比野蛮民族更落后，更野蛮，才会被消灭。”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人只会指责他们现在的年轻人萎靡不振，无法传承他们的技术优势。是日本对教育重视不够，教育事业被漠视了吗？日本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可是世界第一。网上的朋友们没有人不知道日本A片，也没有人不知道“援助交际”。日本人的淫乱程度举世闻名，并因纵容黑社会从世界各国贩卖女性到日本从事卖淫业〔日本称之为风俗业〕而在全球享有“佳誉”。但肯定没人会想到，日本会因自己的淫乱而导致人种退化。日本的性解放浪潮已经进行了五十一年，进入非常淫乱状态也有三十多年了，差不多两代人的时间。身体发育还远没有完成，就进入了性放纵之中，大脑根本就得不到发育的资源。也就是说，从性放纵之日起，大脑发育就终止了。在十一、二岁时就开始纵欲，则这些日本人的智力水平也就相当于智商61.11到66.67，不能进行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所以日本会出现那么多的“都市隐者”，他们不学习、不工作、不接受培训，变成了一群废物。〔《处女情结的作用──维系民族智商》，刘盛开原作，网民重编〕
另外，还可以从性交的自由度，观测一个社会及其人种的智商，四婚媾发现某种因果规律：
任意性交〔即成年、自愿、隐秘即可性交〕的南非沙漠高原的丛林人与非洲刚果雨林地区的俾格米人，智商54
母系氏族〔女权主义〕的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智商62
不穿衣服的非洲乌干达东北山区的卡拉莫贾人，智商67
试婚〔同居〕的赤道几内亚部族，智商67
共用女性伴侣〔多边恋〕的非洲肯尼亚人，智商67
开放式婚姻〔一夜情〕的印度〔夫妻双方都有寻花问柳的完全自由〕，智商84
高度处女情结的中国人〔86.7%的人有处女情结〕，智商105
低度处女情结的英国人，智商100
而迎娶处女，则能让男性基因在生存竞争中占极大优势。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指的是初夜的强烈情感，而不是指一夜情的滥交。在一个空白的记忆区域第一次写入的情感记忆总是最强烈的，经过替换的情感记忆就差得多了。只有处女对丈夫的感情才会深刻，更容易对丈夫保持的爱情忠诚。由于爱情的规范，出轨的几率才变得很低。所以俗话说，“只有一个男人的女人，没有两个男人的女人”，就是指女人一旦有了第二个，就会像是野马脱缰，再也收不住了。这就足以说明处女情结得以进化的生存优势。
自然界还有一条铁的定律：爱情只存在于那些需要双亲共同抚养子女的动物中，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单亲抚养子女的动物具有爱情性状。因此，真正的爱情也只有等到个体成熟、可以生育的时候，才会出现。如果少不更事、轻率献身，尝到的只会是苦果而不是爱情。频繁更换性伴侣的女性，不会有深刻的爱情。所以西谚说“多年的妓女比修女更加安静”，放荡生活已经让她们的感情麻木。
同样，男人也更愿意对处女负责。我曾经向一个日本人请教，日本人如此乱性，是否会影响夫妻感情？他说当然会的。我又问，日本人婚前性行为极其普遍，好像并不计较妻子是否处女，但是如果娶了一个处女，感情是否深些？他的答案是当然的。那么我又反过来问：日本人广泛的婚前性行为，是否影响了以后的家庭稳定性？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无疑的，婚前性行为会破坏家庭的稳定，并使得家庭生育率大大下降。所以在美国，私生子的数目已经和婚生子十分接近了。在更加性放纵的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和冰岛，非婚生子的数目早已超过了婚生子的数目。感情冷漠，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才是生育意愿的致命杀手。
整个欧洲都在老去，等着吃福利饭的老人越来越多。
有一种观点认为性解放会削弱人的能力。性解放主义者振振有辞地宣扬这样的观点：性爱是一种普通的娱乐活动，只要做好安全措施，确保不会怀孕和感染性病，性交与踢足球、打羽毛球、唱歌跳舞等活动的性质完全一样。但事实并不这么简单。一个常与滥交女性混在一起的男人，他生成精子的速度比普通人快。因为他的身体认定他需要更多的精子，所以他的脑袋就因为缺乏养分而不那么灵光了。大量包工头因为喜欢寻花问柳而破产，许多贪官因为包养女人而落马，说“女人是祸水”多半就是这个原因。对男人来说，不止滥交有害，就算跟滥交的女人睡在一起都会降低生命活力。
事实上，滥交不仅损害了大脑，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教授沃里斯〔Wayne Van Voorhies〕的动物实验表明，生产过多的精子还会缩短寿命。频繁更换性伴侣不仅会伤害爱情本能，还会引起极大的健康风险。这种风险不仅仅是感染性病，它的复杂超出想象。根据医学研究报告，多性伴侣的女性特别容易得宫颈癌。一个同时拥有八个性伴侣的女性得宫颈癌的几率高达30%。
一般苍蝇都是在完成变形后两三天就交配，之后马上死亡。我们以控制苍蝇们的蛋白质〔鲜鱼〕的摄入量，即不喂鲜鱼来观察它们，发现苍蝇在没有充足的蛋白质的情况下，不发生交配行为，从而在十五天的时间里，仍然没有雄性苍蝇死亡。之后我们给它们喂食鲜鱼后，不到二十四小时，苍蝇即发生交配行为，之后雄性苍蝇马上死亡。
性交后雄性异常疲劳的动物都是高等动物──哺乳类、昆虫类。特别是昆虫类，雄性在交配后往往死亡〔如苍蝇、蜂类、蟑螂等〕。而这两种动物恰好分别是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在进化树上的最后一枝，也就都是在进化竞争中的最后胜利者。
资料显示，杂交动物中的雄性，其生殖器官占体重的比例远远大于婚姻稳定的同属动物，而其大脑占体重的比例则远远小于婚姻稳定的同属动物。例如夫妻制的蝙蝠的雄性大脑占体重的比例平均为行杂交制的雄性蝙蝠的1.368倍，但生殖器官占体重的比例平均为后者的1/6。在人类各种族中，历史上淫乱程度越高的种族，其男性生殖器官越大，大脑容积越小，智商越低。在淫乱种族中，男性基因必须在精子战争中胜出才有可能遗传下来，因而其基因倾向于分配更多资源给生殖系统，因而他们的生殖器官大，大脑容积小，智商低；在稳定婚姻制的人种中，拥有高智商的男性更易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更容易传播其基因，因而他们的男性的生殖器官小，大脑容积大，智商高。根据最前沿的遗传学理论，这种调整的速度非常快，两三代人的时间足以令智商上升或下降十几个点。
研究人员称，造物主事实上非常公平：智力较弱的生物种群由于无法靠智慧获得生存优势，它们便只有靠发达的生育能力来争取生存空间。所以，在滥交的群体中，雄性产生的精子越多，就越容易传下后代，产生精子少的雄性很可能颗粒无收。如果一个在滥交群体中的雄性竟以为凭着多找点食物就能把后代抚养得好点儿，以取得竞争优势，那他只好当冤大头，给别人养孩子，自己绝子绝孙了。
低等生物都以自然选择的方式对后代进行淘汰。淘汰的方式十分残酷，淘汰比例非常高。生物到了像哺乳类这样的阶段，像鱼类一样极高淘汰比例是它们无法承受的，因为它们每个后代的诞生，都要消耗极其巨大的资源，高比例的淘汰是极大的资源浪费，不堪忍受。同时，天伦之乐是人类最大的快乐之一，是极大的幸福。这就使人们在已经有了非常先进的避孕技术的情况下，还不断地生育子女。高等动物特别是人类也比较有感情，这样的高淘汰比例也使他们在感情上无法承受。对人类而言，后代的死亡是一种十分强烈的痛苦。在人类的成长路上，子女成活率一直受到关注低，父亲的投资深刻影响后代的繁衍。任何一套男性基因要想在竞争中存在下去，就必须确保自己的投资都用到自己的亲生子女身上。在严酷的竞争中，只有那些具有严密防范机制的男性基因才保存了下来。处女情结是男性保卫自己亲代投资的第一道防线，它的重要性远远超出那些强调快感的性学家们所能了解的范围。“处女情结”其实是男人的一种防御，以保证所选择的异性是安全可靠的。
处女膜的作用说穿了也就是处女情结的作用，它的最大作用是维系先进民族的平均智商，保卫文明、保持先进。道德是人类的基本规则，规则不好可以修订，但绝对不能推翻，道德也是这样。
2008年9月13日《星岛日报》有一篇社论，认为，“佩林的女儿”未婚怀孕，已经对现代文明提出了警示。号称“传统、保守”的阿拉斯加女州长佩林，被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因挑中后，突然宣布自己十七岁的女儿未婚怀孕，震惊整个美国社会。不过美国媒体和奥巴马阵营并未大幅炒作此事，原因之一是奥巴马本人也是其母十八岁时未婚先孕所生，难就此事攻击佩林。然而这个事件却凸现了世界性的少女未婚怀孕、青少年性病泛滥、以及“奉子结婚”的现象。
经过多年下跌后，美国少女怀孕率在2006年又掉头回升；而在十四至十九岁美国少女中，高达每四人就有一人患性行为传染疾病。几百年前，早婚非常普遍。那时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低至十四、五岁。此后，青少年初婚年龄不断提高。最近三十五年来，美国人初婚年龄中位数，更从1970年时男性的二十三岁，女性二十一岁，大幅提高到2006年时的男性二十七点五岁，女性二十五点五岁。多项研究证明，二十岁前结婚，十年内有近一半的人，以离婚收场。这主要是因为十多岁青少年心智未熟，面临早婚早孕等重大的人生拐点时，不易做出理智的决定。科学研究发现，青少年思考判断时，用的是人脑中最先成熟的那部分即杏仁体〔amygdale〕，这部分大脑最情绪化；而成年人思考判断用的则是后来成熟的前额叶脑皮层〔prefrontalcortex〕。这部分大脑考虑更多的是理智的长期结果。
此外，现代社会个人发展机会远多于以前，早婚早孕的男女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逐渐与一度相爱的对方分道扬镳。现代社会中，像佩林的十七岁女儿及其十八岁的“未婚夫”，本来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因为自食其力已经勉为其难，哺乳育婴更是力有不逮。麦凯因、佩林和共和党人力倡“婚前禁欲”教育〔abstinence-only〕，甚至反对在学校中教授安全性行为和避孕等相关性知识；而奥巴马等民主党人则认为应该在学校中根据学生不同年龄，进行不同内容的综合性的性知识教育，传授避孕、安全性行为等知识，以防学生一旦有性行为时染病和致孕。在青少年性行为不普遍的情况下，要求学生避免婚前性行为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法，但目前美国女性在二十岁生日前，超过80％都已有过性行为，超过30％已经当了母亲。在这样的人群中再来空谈“婚前禁欲”，看看佩林自己的女儿就知道成效如何了。
从中国〔以及希腊罗马世界〕的经验看世界，可知“性解放”并非新生事物 ，而是亡国灭种的前兆。
五，两性关系与夫妇之道
5. Sexual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人类社会的基础是两性关系。即使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学说，仍列“夫妇之道”为社会关系的起点。没有一种哲学不关心两性关系问题，或为直接的讨论，或为间接的在意。这是因为讨论哲学的人首先就是一种两性繁殖所创造出来的动物。另一方面，讨论哲学的人们又愿意把两性基础对于哲学的影响，给悄悄隐藏起来，或予以文饰，或予以压制。一个建筑越是高耸入云，它的地基就越是深入黑暗的地下，尽管人们尽量不去联想黑暗的洞府，仅只仰望灿烂的云天。人们关心两性问题，不只是从理性上把握社会关系的结果，主要还是从自身的天然兴趣出发。生命既然诞生了，就有它的局限，有了局限，就有了自己的命运。生命无法抗拒命运，因为命运不是外在的，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那样前来敲门，命运就在生物自己身上，像基因一样深刻。
许多社会学的调查数据和研究结论显示，现代的青少年是一种正在变得越来越早熟和玩世不恭的青少年，其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甚至在婴儿期，现代的婴儿较之几十年前的婴儿就更多显出早熟早慧的特征，这也许是营养过剩导致的，但是从进化的角度看，可能反而是某种倒退，因为人类孕育的时间是越来越长，初生之际是越来越不成熟。但无论如何早熟现在确实是青少年的一个特征和发展趋势。在此趋势下，要求自立的年龄必定有所提前，这一提前容易削弱文化的传承从而容易造成文明的中断。这种提前在性早熟问题上也表现了出来，这当然会引起广泛的注意，特别是因为注意者自己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一冲击。针对这些现象，各种解释性的假说被发明了出来。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说，历史上各个动荡时代都注重人的能力而不是注重人的地位，注重人的智慧而不是注重人的资历，这也刺激了青少年的早熟。例如战国时期秦国已故宰相甘茂的孙子甘罗，年仅十二岁就充当吕不韦的外交策士，出使赵国，挑拨离间赵燕关系，为秦国赢得巨大利益。结果“甘罗还报秦，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太史公评论说：“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
现代的早期教育，目的是尽快把儿童变为成人，甚至变成智能超人。早期教育的不利结果，是把儿童过早变成了失去童贞的小大人，使他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像侏儒一样被赶进了专业化的圈子。在很多实验中，早期教育一再被证明相当有效地提高了受训者的智力即IQ，但它对人的意志能力和行动力量即EQ能否产生积极影响，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意志的厚黑被证明比智能的敏锐更为重要；而在人群中混迹，智能中等就可长驱直入，但意志的厚颜无耻却必不可少。而早期教育的一个突出的效果，就是培养青少年的无耻心理，使他适应残酷的现代社会的生活磨难，并获得对抗现代文明的免疫力，以习惯现代竞争求生的斗争。糟糕的是，教室和父母常教育小孩一些过时的伦理和失败的价值观，使得他们在失败之后，没有勇气去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能用相当低能的方式，大谈自己只是缺乏幸运，以此来减轻内疚。难道这样就能把希望之火传给下一代？其实这是把自己的失败感，化成一把指向下一代的更为锋利的刀剑，结果迫使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去加倍投入激烈的竞争。失败者们往往把孩子的失败归之于懒惰，以便从心理上证明说，自己的儿女之所以未能“出人头地”，并不是由于承袭的基因太差，而是由于所受教育不够，似乎只要“加强开发”，就可以改变品种、扭转乾坤。现代社会这种消灭诗情画意的功利性，把每个人包括失去童贞的孩子都变成了市场竞争的商品与电脑程序的编码，其结果是抑制了儿童的想象天地，堵塞了青少年的自行选择。
青少年的早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男女同校造成了“混养”的后果。记得小时候饲养兔子，就发现雌雄混养到青春期前后一定要分开饲养，否则兔子就不再成长。初看之下，男女性青少年的同校与否，与性早熟趋向没有联系，但作为现代社会的两个并蒂莲，二者的关系值得观察，有无深入联系。首先，不论男女同校还是男女分校，都表明有大量男子和女子进入学校接受齐一化教育。而这种商品生产式的大众教育，体现为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尤其是寄宿学校尤其是所谓“小留学生”的培养方式，采取的完全是圈养动物的唯物主义方法，它以工厂式的技术来出产人才，使得人的早熟日益偏离正轨。在这种方式的笼罩下，学生们失去了原来就不充分的“社会钙质”，甚至失去了必要的家庭联系，因此各种心理病态孳生，各种生理病态爆发，杀人的，自杀的，层出不穷。
青少年时代，一个人处在全面发展阶段，智能敏锐，感情丰富，精力旺盛，他们要使自己的生命有所寄托，实在需要那种“能够与青春的短暂相匹配的永恒感”，作为稳定器。那种“能够与青春的飘忽和冲动相匹配的超级稳定”，可以帮助青年们渡过生命发育的激流所造成的险滩，抵达新的天地。这时，如果不能给予他们某种关爱的温情，反去剥夺他们的社会接触面，岂不毁掉了他们一生的情感寄托？如果他们把剩余的、无法奇托的感情转移到不适当的方面即社会无法接受的方向上去，岂不“酿成一生的苦酒”？这也许可从社会学而不仅从医学解释同性恋现象。
在价值多元论的幌子下，科学主义正在侵蚀一切意识，严重腐蚀人类灵魂的智慧。结果使得生命不幸文弱化了，即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迷误。例如，与同性恋相比，少男少女之间的苟且及混乱的性关系，毕竟还属于“繁衍”的范畴：在现代城市竟然和原始民族相似，刚刚发育成熟的少男少女就可未婚先孕，生了孩子再说，而不再被习俗视为罪恶，仿佛文明社会由于腐败而正在经历“再度野蛮化”。
六，婚姻与家庭
6. Marriage and family
文明的兴起和衰落，其实就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本身的兴旺和衰落的结果。而人本身的兴旺与否，与其性及婚姻和家庭息息相关。
保障、规范和调整人的性行为、性关系以及其他相关活动，关系到文明盛衰。法律产生后，性行为与性关系及其他相关活动也纳入法律轨道。性问题关系到每个人，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前二世纪，印度《摩奴法典》〔The Laws of Manu〕 就规定：
“丈夫，即使行为恶劣，背叛妻子，或失去了好的品质，但贞节之妻应始终像对待神那样的尊敬之。〔5:154〕
女子幼时由父监护，壮时由夫监护，老年时由监护。女子在任何时候也不适宜于独立。〔9:3〕
无论被出卖，或被离弃，妻都不能从自己的丈夫那里解脱。我们知道这是圣主〔Prajapati〕昔时所制定的法。〔9:46〕
假若再生从自己和其他种姓娶妻，则她们的年纪、尊敬的程度和房屋，应按种姓的秩序。〔9:85〕”
古时人口较少，早婚早育十分普遍。《摩奴法典》规定女子的最低婚龄只有八岁。
上诸特点在古代东方国家尤为显著，越是东方，黄种人的比重就越高。相对而言，越是西方即白种人血液浓度越高的地方如欧洲，其两性关系越为平等，如古罗马法律主张一夫一妻，并出现过无夫权婚姻，此种婚姻的成立须经男女双方本人同意。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白人社会实际上也还以男子为中心的，在结婚、离婚、性犯罪处罚等方面都是男尊女卑的。至于黑人，基本上都是母系社会，很难建立稳定的父系家庭制度。即使现代西方社会的黑人族群，家庭制度依然具有类似的特点，单亲比例极高。
而上层社会具有性特权，下层社会的性权利受到限制，则是各国性法制的共同特点。印度《摩奴法典》规定不得与下列人结亲：“其家庭成员身上多毛的、患痔疮的、患肺病的、患胃病的、患癫痫病的、患白麻风和黑麻风的”〔《摩奴法典》第三章第七条〕。古代法律限制近亲通婚也是为了保障后代的健康，而禁止非婚关系的原因之一是其一方或双方都可能患有合法婚姻所不能接受的某种疾病，从而祸延后代。《圣经旧约》规定奸夫淫妇一并处死，不仅因为其行为有伤风化，也因为其孽种可能有病。
西欧中世纪的法律制度主要由教会法构成，教会法所体现的性观念以及性关系、性行为准则有：“勿乱骨肉之亲”、“禁淫他人之妻”、“不可离婚”、“禁止手淫”、“禁止流产”等，其中不准离异的规定在其他宗教的法律中相当罕见，这与基督教义有关。《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她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惟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上帝配的人不可分开，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有人娶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马可福音》第十章也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拿破仑法典》曾规定：“丈夫得以妻子通奸为由诉请离婚”〔第229条〕、“妻子得以丈夫通奸且于夫妻同居处实行姘居为由诉请离婚”〔第230条〕。现代各国离婚制度多规定夫妻可以同样的理由诉请离婚。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苏格兰法律就规定：无论夫妻何方，只要有兽奸、通奸行为，对方都可以提出离婚，可见在现代世界，兽奸行为相当普遍。其对象可能多是家养的宠物，以狗居多。
《清稗类钞》宗教类下的“欢喜佛”一条，明指欢喜佛具有人兽交媾的内容：“欢喜佛，作人兽交媾状，种类甚多。有男与雌兽交者，有女与雄兽交者。相传出自蒙古。……后盛行于满洲，而流弊所及，遂至淫风大甚，男女无别。大内交泰殿，即供奉欢喜佛之所也。”
《西藏新志》载：“四月十五日，龙王塘大食，庙在水中，周匝水环，须以舟渡，而正殿旁特塑一大秘戏像，即俗所谓‘欢喜佛’。喇嘛云：‘是佛公佛母。’”雅利安思想并不像《圣经》传统那样，认为“兽交”是可耻的犯罪。例如对“兽交”施行严刑峻法，在欧洲就是中古以后的事。而在印度还把“兽交”神化，据《大圣欢喜形像品仪轨》：夫妇二天，令相抱立，二天俱象头人身，白肉身，着赤色裙，各以二手互抱腰正写出“观音之化身”是表现在“象头人身”的造型上。所谓“与一巨牛交”，所谓“数人伏于牛身”，所谓“多人与兽合”，所谓“作人兽交媾状”，所谓“有男与雌兽交者”，所谓“有女与雄兽交者”，都是对“兽交”的描述。
非洲和大洋洲有些部落允许四岁以上儿童模仿成人性行为，甚至让他们自由性交。这些部落认为压抑儿童性欲会导致他们成人之后的性功能障碍，结果导致儿童艾滋病泛滥成灾。高度性自由环境下的南太平洋岛民，绝大多数妇女都能达到性高潮，男子很少阳痿。但是很明显，性自由的环境容易致使军事力量的衰退，而严格的性伦理甚至某种程度的性压抑，显然有助于提升一个社会的战斗力。例如中国历史上最为性自由的西晋、明末，最后都以异族入侵化上句号，所以限制性欲可能主要不是基于老人的嫉妒，而是由于部落战争和社会竞争的需要。即使在当代发达社会，早婚女人和未婚妈妈也是明显处于社会劣势地位，她们的孩子也连带受害。而为了维护性道德，有些国家还允许对性犯罪者处以“阉割”。丹麦的赫斯特瓦斯医院即受命对强奸犯和其他性罪犯用X光手术“去势”。
很明显，婚姻与家庭得形态是随着社会形态一起变化的。《今日美国报》（USA Today）2011年8月10日报道，美国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亚裔人口大增，自2000年起人口增长超过非洲裔。纽约市法拉盛街头，望去多为亚裔行人。2010年人口普查的大量数据和结果归纳整理，显示美国的面貌在过去二十年有了惊人改变，速度之快令人口学者和社会观察家们啧啧称奇。
简言之，与1990年相比，美国人口更多、人口更加老化、西语裔和亚裔暴增、传统婚姻和传统家庭式微、生儿育女意愿降低、更多家庭数代同堂、对同性伴侣更加包容、更加认同“多元文化”、市郊社区增多、乡村人口减少、更多人倾向居住南部和西部。专文指出，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结束，是美国社会、文化、地理、种族和族裔组成的转捩点。此种改变影响深远，今后数年，美国人将选举何人治理国家、各州和城市；将建造何种房屋及在何处兴建，都可能受到影响。人口学家雪瑞儿·罗素（Cheryl Russell）惊叹道：“大家都预测美国族裔将更加多元化，但没有人想到变化会这么快。”
美国历史大部分被黑白种族互动主宰，但西语裔爆炸性的成长，把这个局面打乱。最新数据显示，西语裔现有五千万人，占美国人口将近六分之一，比1990年增加一倍多。他们不仅在传统的移民落脚地（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出现，更向其地区迁徙，连堪萨斯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风貌都为之改变。亚裔以类似速度成长，但在美国人口所占的比率仍比较小，约占4.7%。自2000年以来，亚裔增加了四百三十余万人，多于非洲裔的成长（三百七十万人）。
家庭面貌的改变更加惊人。1990年，人们心目中的典型家庭仍是父母和两个孩子，但这种传统家庭不断式微，代之以各式各样其他的家庭形态，包括三代同堂家庭；成年子女回来与父母同住的家庭，有时还带着自己的配偶和孩子；有继父、继子女同住的“混合家庭”；还有父母、表兄弟或表姐妹或其他亲戚甚至不相关者共同居住的“扩大家庭”。
各种年龄者用各种方式安排的同居也日益盛行，包容同性或异性的不结婚伴侣，有时还有各自的孩子或成年室友同住。一人家庭也在继续成长，从1990年的25%，增加到目前的27%。此外，目前只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有孩子，拥有十八岁以下孩子的家庭持续减少。这显示美国也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逐步陷入人口减少的“文明漩涡”。
男女角色的演变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最大的改变是婚姻延后和式微。将近半数女性等到二十六岁以后才结婚，1990年的平均年龄则是二十四岁。男性则把结婚推迟到二十八岁以后，早先的结婚平均年龄为二十六岁。专家指出，女性延后结婚可能与教育程度提高、经济能力有关，许多女性认为，结婚对她们不利，将来可能“沦落”到必须“抚养”男人。
从居住地的选择来看，美国的乡村继续衰落，二十年来人口没有成长，人口增加最快的地区则是大都会外围的市郊地区。
七，略论一夫一妻制
7. A brief discussion of Monogamy
新的研究表明，一夫一妻并非人类的本能。相反，与黑猩猩一样，人类的祖先不会和异性伴侣厮守终生。在人类社会的演化史上，一夫一妻制并非主流。男人为了社会的稳定做出牺牲，彼此约定每人只能拥有一位妻子，但这不能保证婚姻的纯洁。
对大脑和血液的分析表明，他们逐渐揭开了爱和性神秘的面纱。在人体内的遗传物质的作用下，人们产生了“爱”：性爱时人体内产生的一系列生物和化学变化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恋爱时人血液中的复合胺含量明显减少，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患上强迫性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身上，难怪常言道：恋爱是疯狂的。恋爱时人体内的睾丸酮含量也发生了变化。一般男性血液中的睾丸酮含量比女性多。一旦坠入了爱河，男性的睾丸酮含量骤减而女性的则剧增，因此，男性在一定程度上女性化，而女性则男性化；这时的男人表现得友好并善解人意，而女人则容易冲动。这样，男女之间的差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这更有利于双方建立一种持久的关系。爱的力量可以持续数月乃至几十年。人类学家猜测，荷尔蒙的作用让男女厮守，一直到共同的孩子出世。
繁殖后代的欲望影响了人们的思维举止。所有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改进下一代的基因。人们相爱并不是为了与伴侣白头偕老，日益增加的离婚率反倒表明了人类的本性。早在三十年前我就指出：一夫一妻制并非人类普遍的同居方式，而是日耳曼人的一个特殊习惯。如今，甚至连妇女们也喜欢更加频繁地更换伴侣，因为她们经济上已经不再依附男人了。但人类同猴子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懂得对后代“投资”，而不仅在于人类能够直立行走、或制造和使用工具。尤其女性，需要一位可靠的伴侣来协助她们养育后代。
性行为对妇女而言，可能意味着九个月的孕期。九个月后，妇女还要养育孩子，因此需要男人的支持和帮助，一位能干的男性对母亲和孩子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学者们曾经对六大洲分属于三十七种不同文化的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妇女们并非在寻觅最帅最酷的男性，她们需要的是强壮、有作为而且给人良好感觉的伴侣。
据2005年10月2日出版的《世界博览》杂志相关主题介绍，现代生物学界将男性的侵略性视为“不忠”的主要原因。不忠现象在动物中也很普遍：雄性为了争夺雌性而争斗。结果是雄性努力将更多雌性占为己有，并采取种种预防措施以排斥其他雄性的染指。这种行为也可以称作“嫉妒”。按科学家的解释，人类女性的孕期不定，如果她们可以自由选择交配对象，就让男人无法确定“妻子生下的孩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在现代欧洲和美国社会，10%的孩子是偷情的产物，也就是中国人过去所说的“野种”。这种歧视性称呼所指代的人群，在当代中国也不会是一个小数目。这样一来，男人“对孩子和家庭的投入”也就成了受骗上当。无怪男人担心，一旦对女人放松控制，他的辛苦付出就是“帮别人养孩子”。当然这对欺骗丈夫的妇女却是有益的：她可以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更加“优秀”的基因。她同一个忠实可靠的“家长”生活在一起，却同野汉生下孩子，科学家们将这种行为称作“基因交易”。
2008年8月，美国纽约召开的“国际行为生态学协会年度会议”上，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生态学家瓦尔皮·拉马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他提出：将社会经济学的差异计算在内，来自一百四十个国家的六十岁以上一夫多妻男性比来自四十九个国家一夫一妻男性的寿命高12%。这项研究并不是对男性多配偶现象的质问，研究人员是通过该研究洞察一项长期以来令人困扰的人类生物学现象：为什么有些男性能够寿命更长一些？之前研究人员关注到一项关于女性长寿的现象，他们称此为“祖母效应”。拉马指出，对于经过更年期的老年女性，每隔十年，她们就会增加两个孙子。由于后代的出现使她们沉浸入对孙子的溺爱之中，从而使她们的寿命得到延伸。
与之对比，男性进入六十岁，甚至到七十或八十岁仍有生育能力，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这能够解释他们长寿的原因。但是拉马和同事安德鲁·拉塞尔想知道是否其他因素能够揭示男性长寿之谜，比如“祖父效应”。为了测试其可能性，研究小组分析了教堂记录的十八到十九世纪以来两万五千对芬兰夫妻，这些夫妻很少移居至其他地区，没有人采取避孕措施，同时路德教会强制执行一夫一妻制。仅有鳏居的男性才能再婚，如果他所结婚的女方也有多个子女，那么这位男子将有更多的子女需要抚养。拉马说，“但最终再婚男性并没有因更多的儿孙后代而拖累，统计表明这些一夫多妻男性的寿命要高于一夫一妻制男性。”如果将祖父效应不予考虑，拉马和拉塞尔思考是否人类生理学能够解释男性长寿现象。男性长寿可能是长寿女性生物性选择的推理性结果。如果女性配偶的幸存，是男性长寿的主要解释，那么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的男性寿命将是相同的。
从人体生理学角度来看，更多的儿女和妻子的存在将增加男性的寿命，老年男性生殖能力健康也是他们长寿的其中一个原因。兼具群居性和遗传学特征是老年男性长寿的最佳解释，当他们进入六十、七十岁仍需要抚养子女时，他们意识到必须首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样才能有能力抚养后代。此外，从遗传因素来看，许多一夫多妻制国家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一夫多妻沿袭制度，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遗传下来的基因应当对男性的长寿十分有益。科内尔大学进化人类学家克里斯·威尔逊说，“这是一项有效性假设和很好的预测。”同时，年迈男子有配偶的关心和照顾，其身体健康得到了保证。
反观一夫一妻制，并非自然形成的。日耳曼人将婚姻视作两个族群间的协约，婚姻同其他法律协定没有质的区别。一夫一妻制是男人间达成的一项协议。他们以此来保证自己的利益和防止因为女人而彼此争斗带来损失。这一协议要求社会上所有男人或多或少地享有平等的权利，“好让最无能的家伙也有理由讨个老婆”。一夫一妻制是男人间平等的产物。即使是权贵们也遵守这一规则。他们放弃了一夫多妻制来换取社会的稳定和团结，对男性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妥协和牺牲。男人只要支付一定金额，就能娶到一位女子，而她便成为了他的财产。对于妇女而言，她们因婚姻获得了家庭地位、法律保障以及稳定的社会地位。
许多民族实行过一夫多妻制，其起源可以归结为“猿类的本性”或是“统治的需要”，因为多妻制度可以保证男性统治者子孙繁衍，造成政治权力的屏障。这种制度在农业和游牧社会那种仰仗人口和人力来扩张势力的文明中，是极为有效的，它不但保持了有效的社会秩序，还对人种的进化、文明的淘汰，提供了一种必要的机制，优胜者的基因也可以借此传播得更加迅速、更加遥远。
然而一切事物都会变质的，事物的作用及后果亦随之而变。随着技术文明的兴起，一夫多妻制终于从“善”的成为“恶”的了，成了社会混乱和社会退化的根源，成了寄生虫的巢穴而不是优秀人物的温床。在某些商业发达的农业社会，一夫多妻制成了纵欲与纠纷的根源，这些社会人口已经过剩，对人力的需求下降，一夫多妻制结果加剧了这些社会的危机而不是解决了这些社会的问题。禁止一夫多妻制，也许是基于这方面的压力。
最早记载日耳曼人历史的罗马史学家塔西陀〔Cornelius Tacitus，约55─约117年〕认为，一夫一妻制乃是日耳曼人的特征。塔西陀在《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中的这一看法影响了后代人，但我认为实情并不像他说的那样简单。盖一夫一妻制实为游猎民族之常态，据考证，为了动员尽可能多的猎人出征，在制度上需要保证他们的妻小不受侵犯，这就是懂得使用武器的人群和猿群不同的地方，因为武器的运用使得人的体力变得相对不重要了，人与人的地位因而比较平等，这也就是后来“更文明的专制社会”要大力收缴民间武器的原因，这种严密控制武器的文明社会，则是伴随着一夫多妻制出现的，更进一步，则集中武器以建立统一国家。从“婚姻与家庭”的角度看，根据文明之扩张与收缩的节律，社会常常摇摆在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之间，不论盛行一妻的日耳曼人还是盛行多妻的中国人，都会在各自的基础上浮动摇摆：一妻制的会趋向多妻制，多妻制的也会趋向一妻制。
相比而言，在一个种族差异不大因而不需要优生学的社会〔如日耳曼〕中，一夫一妻制是合适的，但在一个种族差异较大因而既需要优生学又需要保持相当幅度的人口增长率的社会〔如中国和回教社会〕中，一夫一妻制将会顾此失彼。由于使病弱者和强健者拥有同等的生殖机会，将不再能落实优生学原则，这样的结果将导致社会的种族退化。所以在这些种族差异比较大的、由文化来统合的社会中，多妻制度成为文明扩张的重要方式。
总的来说，一夫一妻制比较适合一族殖民社会，一夫多妻制比较适合多族融合社会，欧洲的航海文明〔从古代希腊、中世纪意大利到现代西欧〕多属种族差异不大的殖民社会，亚洲的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多属种族差异较大的融合社会。根据“物以稀为贵”的人性特点，一夫一妻制容易使得富有创造才能的人，陷于儿女之情的泥沼，并为小家庭不是大家族服务，从而削弱了他们的创造能力。它一面使劳工们有组成家庭的可能，这样就削弱了社会廉价劳工的供应能力，对技术社会的兴起具有意想不到的刺激作用。在种族差异较大的社会，一夫一妻制削弱了社会的融合过程甚至加剧了分裂倾向。也就是说，社会不再按照强势家族主导的方向前进，同化作用削弱，制度的蓝图由小家庭为基础来拼接，最后结果是社会走向分离主义。
不论在种族差异不大的社会还是在种族差异较大的社会，一夫一妻制都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增加了妇女的社会活动能力，结果使社会变革加速，“人心不古”、“风俗败坏”就是它的严重副作用。根据历史经验，比较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是与种族较为单一的社会所实行的殖民扩张模式，较为合拍的，这也是游猎部落的婚姻习俗。大多数文明由于采取了种族融合式的发展路线，所以并不按照一夫一妻制的习惯来建立自己的婚姻制度。可是，由于近代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的影响，一夫一妻制显然已经在多数人类社会中，取得了主流地位，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这样。与此同时，分离主义倾向正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稳步的增长。这也表现为：主权国家的数量在最近的六十年内增加了四五倍，而且还在增加中，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渴望获得独立，甚至许多人口较少的地区也被政治独立的梦想所激动。因为现代社会奉行的一夫一妻制，原来主要是适应于种族差异不大的游猎型和商业型的殖民社会的。
严格讲来，一夫一妻制是一种相当原始的婚姻形态，所以一些脱离了游猎状态而进入游牧状态的民族，如贝督因人、蒙古人、突厥人、柏柏尔人那里，一夫一妻制就已经瓦解了。一夫一妻制可说是刚从群婚制蜕化而来的婚姻制度，它并不像现代殖民主义者异想天开的那样是一种“最高形态的婚姻”形态。尽管日耳曼人〔包括北欧海盗〕对欧洲的殖民以及此后千年欧洲对其他世界的殖民，使得这种原始部落的婚姻制度在全世界成为主流。可是，大多数融合民族的生活习惯毕竟与原始日耳曼人的大不相同，所以与一夫一妻制同时出现的，就是婚姻状态的极不稳定，和普遍的卖淫和道德败坏。这种道德败坏是为了维持表面上的一夫一妻制和实际上的多妻制而付出的代价。难怪犹太人卡尔马克思之类要痛斥一夫一妻制为“独占的卖淫”，而犹太人弗洛伊德则悲叹一夫一妻制造成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可见原始日耳曼人中的一夫一妻制一旦移植到世界其它地方，尤其移植到像犹太人这样古老的民族中，就完全变质了。因为犹太人像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社会那样，是文化主导的、融合式的，不是种族主导的、殖民式的，其生活习惯自然并不适于实行一夫一妻制。如果法律强制执行一夫一妻制度，只能造成风俗的伪善败坏和道德的紊乱失调。当代中国的淫风四起、娼妓拦路，就是因为这个假晶现象所致。
我并非在此指斥一夫一妻制不好，也不是揭示它的强制普及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而是想说明，全球政府的指导纲领，在于顺应历史沿革的方法而不用“愚公移山”的斧凿。我们指出一夫一妻制度的客观效果以及它的由来演变；这样它们未来的走向，也就会一目了然。在我看来，一夫一妻制的最终结局要么造成社会分离主义，要么造成家庭制度的瓦解和文明社会的崩溃。例如，例如，一夫一妻制实施于全球社会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导致男女混同〔女性男化、男性女化以及随之兴起的同性恋时尚〕。女性男化导致男性丧失创造能力，男性女化则使女性成为贫瘠的盐碱地，同性关系则加剧人类生殖能力的衰退，直接促使文明的滑坡。
如果人说，鉴于当今世界的人口爆炸的危机，还是降低一些生育率为好……但请问这是一种怎样的降低呢？这是一种“负债的经营”。之所以称之为负债的，是基于下述事实：生育是基于自然本能，逃避生育却是基于文明，逃避生育的习惯一旦养成，就难以改变，直到这一文明毁灭，其他文明兴起。新的文明化腐朽为神奇，用本能的力量消除男女混合的世界潮流，大家意识到男性女化与女性男化是“文明败血症”，足以导致种族灭绝。在这样警醒意识下，一夫一妻制怎能不走向历史性的衰落？因为一夫一妻制作为游猎时代和殖民主义的婚姻形式，不能解决全球范围的人种危机。它在种族差异不大的小范围内的有效性，一旦扩张到种族差异太大的“全球范围的统一秩序及其政治实体”，难免造成社会惰怠和文化虚脱。更无从配合优生学的需要，振兴种族、再造文明。
这种制度包括婚姻制度会宣判自己的死刑：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精华日渐消耗殆尽，社会渣滓却日益泛滥；结果创造力不足，犯罪率却过剩……在我们看来，一夫一妻制正如其它人造的事物一样，并非生来如此并将永远如此的。细细考察一下，它们其实都是受到一个发展过程的支配，支配它们的发展过程其形态都和一个抛物线相似：其兴起时也曾生气勃勃，向上挺进，其衰落时也将腐朽不堪，向下坠落。我不愿意断言当今的时代就是一夫一妻制走向彻底没落的时代，但显然这种制度正在遭受严峻的挑战，除了大量的离婚、未婚生育、婚外通奸，其中最新的挑战就是来自“同性婚姻合法化”。有的报道宣称，已经有人提出：如果同性恋一旦合法化，那么其他人是否也该拥有和自己的血亲甚至宠物结婚的权利？这意味，如果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大门打开，那就意味着另一种毫无禁忌的婚姻制度已经露出地表，任何可以想象的“婚姻”都可能取代一夫一妻制的地位。即使它不能完全取代，也无异于指出一夫一妻制的最大荒谬就是它已经通过殖民主义法律把自己强行推广到了全球范围。“物极必衰”一语，难道不适用于如此专断的一夫一妻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要么是诱惑，要么是奴役。
在新的文明看来，一夫一妻制的不适用性在于：
1，它是殖民主义的社会基础；
2，基于殖民扩张模式的是个人主义，基于种族融合模式的是家族主义，前者适用于种族差异不大的社会，后者适用于种族差异较大的社会；而强行推广个人主义于种族差异较大的家族主义社会，只能造成社会分裂却无法提高社会的创造力，结果“人人平等”造成了向下的流动，而非向上的竞赛。
3，欧洲历史中的个人主义及其平等意识，适用于殖民社会而不适用于融合社会；因此在所谓“后殖民主义时代”，必定因为上述原因而无法操作广大的融合社会，从而加速自身衰落的同时也加速文明的衰落过程。
4，欧洲个人主义作为殖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由于扩张无门，而变成负数。在无法对外殖民的窘境下，它只能走向内部消化的恶性发展，走向物质主义、纵欲主义、恐怖主义的极端“现世精神”。
5，家庭作为社会细胞，其瓦解是文明实体〔社会〕趋于崩溃的前奏，下一步也许就是“现世精神的反转”、出世精神的历史性复兴。事实上，并不是各种出世精神导致社会衰落，而是社会衰落尤其是家庭制度的衰落造成的家庭瓦解，刺激出世精神的兴起。唯心主义造就了唯物主义，但唯物主义造就的不是唯心主义，而是新的宗教……
6，一夫一妻制正在一步步毁灭自己的基础。取代溃败中的一夫一妻制的，有两种可能：a，独身制；b，多妻制。前者以出世精神的感召来弥合支离破碎的文明；后者以家族主义取代个人主义，以种族融合取代殖民模式。
7，至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已经被证明只是欧洲殖民模式的变种，作为民族主义的新形式，社会主义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社会主义包括俾斯麦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墨索里尼的工团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战后兴起的各种独裁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创造的“社会正义”，远远不及它们带来的革命与战争多，因此社会主义可以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贩子”，其黩武性和残暴性远远超过奴隶制度。
按照上述事实，欧洲殖民模式下的“个人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以及集大成的“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整体过程。它们基于种族殖民模式，不同于种族融合模式的是：在殖民模式下，对一个社会的效忠只能是基于对别的社会的削弱而不是互补。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社会主义〕并不能解决殖民模式的内在问题，而只能使这一问题模糊化，并且导致社会的内在集权、腐化、惰怠、漠不关心及超经济的巧取豪夺的专制制度的形成。
关键在于：人性像是腐蚀性强的液体，四处流动以寻求制度的漏洞，它见缝插针，利用制度的局限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正如其他各种社会制度一样，任何一种婚姻制度都会造成一些问题，这毫不奇怪，人性是丰富的、多面的，而任何规划好了的制度却是建立在单面的刻板之上，它要求不同的人遵循同样的规定，它要求丰富的人性适应单调的齐一化。从集体行动的角度看，制度当然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却损害了个体的特性，扭曲了人的心灵。有趣的事情终于发生：当人性的一些方面被迫去适应一种制度时，他却在另些方面表现出相应的顽固与破坏性。而为了有效管束这种新的不适，制度本身就需要被迫作出重大调整。因此，某种制度的兴衰，取决于它与人性的角力关系，等到它无力调整这种防范与钻漏洞之间的关系时，制度本身也就面临了被废除的命运。一切制度都迟早会面对这一危机的，因为制度与人之间的互动与协调，是受到时间和空间的严格制约的。二者之间的平顺是暂时的，冲突却是经常性的腹痛，常常导致社会规模的腹泻和虚脱。
我常想，若以绝对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制度与人性的冲突，并把制度奉为不言而喻的标尺，是否属于某种精神缺陷？环顾当今世界，一夫一妻制的瓦解和多妻制的不合法状态，所带来的懒散、惰怠、腐化、绝望等等，正在导致新的野蛮主义。在这野蛮主义的狼烟后面，才闪烁着新婚姻制度、新家庭制度，以及由此兴起的新文明曙光……
而就最近而言，“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之类的“文明大戏”，可能正为新野蛮主义的狼烟准备燃料。时候一到，玉石俱焚的节目不无可能。这是因为，人生的焦点毕竟是“生存”而非“文明”，如果一种文明已经威胁到了人的生存，它就必须退位，让位给野蛮，所有妨碍生存的文明成果，都将遭到无情的扬弃。
八，反对纵欲主义
8. Sexual Indulgence opposed
性欲是生命界的普遍现象，但把性欲哲学化，甚至作为“准宗教”来供奉，结果妓女成为影视明星，影视明星成为大众偶像，大众偶像成为女神：这个四部曲，却是现代欧美文明的特色之一。野蛮民族也曾崇拜性功能，但那是以种族延续为指归的；但在欧美文明的现代意识中，性欲和商业文明结合，成了不加掩饰的纵欲主义，人们甚至懒得掩饰，以便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疯狂的、预感末日的纵欲之中。这个历史现象的工作，是由奥地利犹太人弗洛伊德和他的后学所完成的。犹太人可能由于他们的教义，很小就对性欲特别敏感，因为依据对律法的歪曲性理解，奸淫同一信仰的女子算是犯罪，需要用石头砸死，但是奸淫异族和异教女子的劣行，却可以逃避惩罚，所以不肖之徒专以淫虐异族异教女子为乐。这样看来，由一个欧化的、吸食可卡因上瘾的犹太背景的“心理医生”来完成精神分析这个“理论”，似乎并不足怪。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后学即所谓“新弗洛伊德主义”那里，这种理论赤裸裸地发展成了一种要求毁灭整个社会和文明体系的纵欲主义叫嚣，结果“逃避自由”成为自由社会的可耻标记。一种酷似《列子·杨朱篇》上的郑国宰相子产的两个哥哥所嗜好的那种“酒色”风尚，席卷全球：
“子产相郑，专国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恶者畏其禁，郑国以治。诸侯惮之。而有兄曰公孙朝，有弟曰公孙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钟，积麴成封，望门百步，糟浆之气逆于人鼻。方其荒于酒也，不知世道之争危，人理之悔吝，室内之有亡，九族之亲疏，存亡之哀乐也。虽水火兵刃交于前，弗知也。穆之后庭，比房数十也。穆之后庭，比房数十，皆择稚齿婑嫷者以盈之。方其耽于色也，屏亲昵，绝交游，逃于后庭，以昼足夜；三月一出，意犹未惬。乡有处子之娥姣者，必贿而招之，媒而挑之，弗获而后已。子产日夜以为戚，密造邓析而谋之，曰：‘侨闻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国，此言自于近至于远也。侨为国则治矣，而家则乱矣。其道逆邪？将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诏之！’邓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时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诱以礼义之尊乎？’子产用邓析之言，因间以谒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智虑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若触情而动，耽于嗜欲，则性命危矣。子纳侨之言，则朝自悔而夕食禄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择之亦久矣，岂待若言而后识之哉？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吾以此为弗若死矣。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 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国之能夸物，欲以说辞乱我之心，荣禄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怜哉！我又欲与若别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苦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术而喻之，若反以彼术而教我哉？’子产忙然无以应之。他日以告邓析。邓析曰：‘子与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谓子智者乎？郑国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列子·杨朱》〕
而对抗自由主义的逃避自由或反对性欲主义的明星崇拜，也并不是压制健康的欲望，而是抵制精神现象的纵欲、抵制颓废的文明状态。大家都知道，许多人到了中年甚至过了中年进入老年时，才会刻意寻欢作乐，如罗马的老伽图〔Cato the Elder，前234─前149年，全名“Marcus Porcius Cato”，又称“Cato the censor”〕和二十世纪的革命暴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就堕落为人面兽心的唯物主义色情强盗。老伽图早年勇猛精进，力主消灭敌国迦太基，每次在元老院演说，不论主题为何，最后的结束语总是：“一定要消灭迦太基！”结果到了晚年却彻底丧失了身份感，像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一样，和自己的女奴私通。二十世纪的许多革命领袖又何尝不是如此，早年作为职业革命者居无定所，晚年入住王宫〔克里姆林宫〕和宰相府邸〔中南海〕，纵情声色──表明他们自己往日的革命理想不过是个斗牛的红布幌子。在他们肚皮下面的悲惨世界充满了世纪末的强颜欢笑和绝望情绪，决非由衷的欢乐。
若要抵御这种颓废的蔓延趋势，仅仅铲除专制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抵制性欲至上主义及其渊源即“雅利安人的裸体文化”，明白世上美好的东西不必源于性欲。为了拯救文明、抵制性欲主义，须有新的神道来吸引人们的“性趣”并施以强大的催眠……例如，即使允许妓业开张，也需要在男女社交方面实行某种程度的张力：以便造就文明的动力！这不是苍白的“禁忌哲学”，不是迁就伪装的集体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言行不一，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和中国的实践那样蒙古式的军事管制。和社会主义军事管制的全面专政相比，小国寡民的“中世纪”倒是有其独特魅力的，为此，中世纪值得留恋，即使它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禁锢、闭塞、愚昧、黑暗和群众运动如蛮族入侵造成的封建割据和十字军东征等。那小国寡民的恬淡无为、日光悠悠……充满闲散气氛的自然状态，人和天地万物亲近，哪怕这是“野蛮”的近义词；因为这毕竟是人的一种原型，不像血红的社会主义那样只是斗牛屠戮的幌子。
本来，各种原型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这“战略价值”可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它象征着一个生命状态。中世纪的魅力，不是渴求它或诅咒它的人们凭借心情可以改变的，因为它构成了文明过程中一个不可替代的环节。这时，黑暗比人工照明还要好，这时人们宁愿熄灯，或是使用月光。自然的疲乏比人造的兴奋要好，无为胜似有为。人造的兴奋虽然不错，却难持久：“强弩之末，难以穿鲁缟。”中世纪的魅力，用中国的概念表达，则是“黄老─老庄─佛老”：一个精神系统中三个片断，这个精神系统开启了中国两千年的帝政时代，也就是“中国的中世纪”；相似的精神前兆，披上了不同的袈裟。荒草又覆盖在精神的废墟间，作为土地恢复活力的无奈条件；人们的智慧和心力也像土地一样需要这类休耕，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系统，也是如此。
虽然对于陷入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种族灭绝、同归于尽的自杀爆炸的战国人民，休耕和安眠，既无理性的说服力，又无感情的诱惑力。现今全球化的战国时代，片面追求利润和效率，以便在激烈的经济战争中获得上风、压倒群伦。谁还顾及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不良后果？即刻获利的“追求”才是重要的。这种狂躁的“破坏禁忌的态度”，与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有“科学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不同变种〕，是一脉相承的。这激发了普遍的精神病症，加剧了“席卷全球的精子危机”。有一天，为了逃避种族灭绝的危机、为了抓住自己最后的生机，全球人类将迫不得已走向黑暗，走向新的中世纪？
（另起一单页）
第六章 教族：种姓制度还是礼制？
Chapter Six Religious grouping: Caste vs. Etiquette
所谓族裔特性〔Ethnicity〕是指不同种族所具有的不同性格。这是美国人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所倡导的研究项目，它认为，当代世界政治里的“新的社会分层”〔the new stratification〕现象，是族裔特性的后果。马克思主义式的对财产关系的偏见妨碍了人们认识族际关系，或把族际关系看作是财产关系的衍生物和“史前时代的残留物”。其实这是不对的，看来财产关系才是衍生物。在一个共同社会环境里，是族群所具有的不同规范，造成了它们之间不同的成功水平，也就是说，是族裔特性导致社会地位差别。这一现象既可以广泛地存在于财产关系减弱中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也同样存在于废除了财产关系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
一，假晶现象
1. The pseudomorph
所谓假晶现象也叫“换质矿物”或“假象矿物”〔即“pseudomorph”〕，指岩石经由换质作用形成的矿物。其特征是A种矿物的晶体被B种矿物所取代，此次生矿物〔B〕仍保有原生矿物〔A〕之结晶外形，形成一个由B取代 A之假晶。例如，玄武岩受到蚀变作用，其所含的橄榄石被绿泥石所取代，形成一个绿泥石取代橄榄石的假晶〔a pseudomorph of chlorite after olivine〕。 假象矿物形成过程即是一种换质作用，而换质作用是变质作用〔Metamorphism〕的一种，因流体的作用，使发生变质的岩石和外界有成分元素上的交换。
简单说，假晶现象作为地质学概念，原指一种岩石的成分注入它种岩石的缝隙和空洞中，以致造成了一种混生的“假晶”，即貌似甲种的岩石，实际包裹的却是乙岩石；引申到人文领域，文明上的假晶现象是指渊源于不同民族的精神及其文化样式之间的杂交变形，一种形式掩盖了另一种内容。一个社会的精神活动，会诉诸特适其自我表现的形式，从而在历史中创生了一种“文明的样式”：艺术的样式、哲学的样式、宗教的或科学的样式，从此呈现出各种世俗生活或神圣生活的波澜壮阔但内在一致的苍茫景观。一种文明的精神生活，借助于他种文明的表现形式而展示开来──这，就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假晶现象”。例如，中国历史上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就是借助外来文化的模式、语言、服装，来寄托了本民族的精神生活。伊期为主的什叶派回教文化，也借用了阿拉伯文化即逊尼派回教的外观，注入本民族的精神。
假晶现象可谓是功过参半。在特定的历史气候下，历史上极富活力的文化，常和假晶现象结下了缘份。而一种文化的光辉，常受益于他种文化的前来“交汇”。“交汇”与“交流”不同，它不是表层的、枝节上的交通互补，而是两种文化在精神气质和内在结构上的交媾，是一种全身心的汇合。而常常，如果外来文化过于强大，本地文化就被迫一时接受外来文化的外观，形成假晶现象。
二，斯宾格勒论“文化间的关系”
2. "Cross─cultural relations" by Oswald Spengler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中，多从文化移植过程中产生的“走形”、“变质”，从而形成人文世界的“假晶现象”的角度，探讨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的传播所造成的后果。例如他认为，“没有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运动，而只有印度佛教徒的丰富的表象中的一部分为具有某种宗教倾向的中国人所接受，形成了一种对中国佛教徒且仅对中国佛教徒有意义的新的宗教表现形式。”
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认为，没有人类的共同历史，只有文化的自身历史。这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但是人却不能过于武断地决定什么是“文化”。在我看来，有所接触的人类集团，在某种程度上都构成了一种文化势力。例如，轮子的发明，马镫的发明，各种作物和工具的发明，都传播得很远，都决定性地影响了所及地区的人类──他们虽然并不同属一个“文化”，但都被包括在了一种“命运”之中。
从时间上看，旧大陆上的古典文明及其后续发展，都强烈的同步性，这暗示它们的彼此关联及其互相渗透。1492年以后，美洲人也被这一旧大陆的“命运”给包围、包抄了，结果不就落入了同一个“文化”了吗？斯宾格勒如果没有细究这些，就把不同的文化一刀切开，就割断了许多复杂微妙的联系了。其实在我看来，在彼此有所接触的人类集团之间，还是形成了某种“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的。例如蒙古人就曾影响了旧大陆上的几乎所有人类，而哥伦布、麦哲伦则影响了所有的人类──他们真的创造了“人类的历史”。
斯宾格勒用一种类似进化论的观念，把居住在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人民称为“原始民族”、“文化民族”、“费拉居民”〔fellah-peoples，即“后文化民族”〕。这被认为是他的一大创见，其中的“费拉”是指一种社会人类类型〔Fellah type〕，很接近现在人们所说的“后现代社会”。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下卷《对世界历史的透视》中，“费拉”的原意指“阿拉伯世界的农民”，衍生意义则是指所有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包括晚近的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臣民、以及从帝国时代延续下来的印度和中国的居民。例如，汉人就是一种典型的费拉类型的人〔Fellah -peoples〕，而且也是形成于汉代帝国的。而最典型的费拉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费拉的典型特点，在我理解之下就是“农民式的狡猾、无原则”。这样的费拉居民不仅最适应专制制度，而且本身就是大一统帝国的专制制度千百般蹂躏出来的“人渣”。当然，用“钢铁是怎样炼出来的”的观点说，也可以是“用特殊材料做出来的”。
其实在中国文献中，类似的分类早就出现了。例如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生女真”与“熟女真”的区别，就是依据女真人的汉化程度来划分的，汉化程度深的，就是“熟番”；汉化程度浅的，就是“生番”。宋、辽、金人把漠北的蒙古等部称为“黑鞑靼”或“生鞑靼”，漠南的汪古部称为“白鞑靼”或“熟鞑靼”。那些能够入主中国的“番人”，是熟番程度开始超过生番程度的，如鲜卑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清人、日本人、苏联人。而彻底汉化了的，就不再是番，而是汉了。这也就是韩愈在《原道》中所说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在我看来，生番就是原始人，熟番就是文化民族，而彻底汉化的或是汉人本身，总是费拉居民。这在台湾历史上也是显而易见的：明代称台湾土著为“东番”，清代称“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称“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清代书中指那些处于生番和熟番之间的半开化民族为“化番”。文明的进展使得生番渐成熟番。熟番被称为“平埔番”，主要分布于台湾西部平原及宜兰平原。平埔族原为南岛语系民族，和中国人种悬殊很大,但正是由于汉化的作用，早在明清时期就被称为熟番与化番。生番归化、生番的区划与隔离、从消极隔离到积极利用熟番的结盟政策，都是统治者以番制汉、以熟制生的策略运用。
对历史过程稍加观察就不难发现：生番相当于原始人，熟番相当于文化民族，汉人相当于费拉居民〔fellah-peoples，即“后文化民族”〕。生番火候未到，没有力量扩张；汉人火候已过，没有意志扩张；唯有熟番兼具力量和意志，火候正好。熟番往往具有活力十足的奴隶制度，如中国文明圈内部的秦国、鲜卑、元朝、日本，以及欧洲文明圈内部的近代殖民国家，包括废奴运动之前的俄国和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农奴制度的俄国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
李零认为，“宋元明清，中国挨打，教训很深刻，有些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对华夏优越论持批判态度。如明人谢肇淛说，‘夷狄之不及中国者，惟礼乐文物稍朴陋耳。至于赋役之简，形法之宽，虚文之省，礼意之真，俗淳而不诈，官要而不繁，民质而不偷，事少而易办，仕宦者无朋党烦嚣之风，无讦害挤陷之巧，农商者无追呼科派之扰，无征榷诈骗之困。盖当中国之盛时，其繁文多而实意少，已自不及其宁静，而况衰乱战争之日，暴君虐政之朝乎？故老聃之入流沙，管宁之居辽东，皆其时势使然。夫子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者，其浮海居夷，非浪言也。’〔《五杂俎》卷四〕。”
身为熟番而比较接近“生番”的德国人斯宾格勒，在评判古代文明时也许更具客观性和中立性，而且更能体会原始民族内心世界；所以他如果读书够多，肯定不会同意谢肇淛的看法。因为他明确指出：内涵是不能转移的，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的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例如印度人和中国人在那些日子里双方都自觉是佛教徒，他们在精神上依旧离得很远。相同的经文，相同的教仪，相同的信条──但是两种不同的心灵，各走自己的路。
在这里起作用的已经不是各种形式的“原始意义”，而是各种形式本身：它们把观察者自己的创造力，灌注到对象之中。斯宾格勒进一步追问道，那么，哲学和科学方面的“永久征服”结果又会怎样呢？他解释说，人们三番五次地听到“希腊哲学如何到今天还继续存在着”，但是他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没有实际内容的夸张而已，“希腊哲学的各种概念本可以构成一个长长的目录，它被采取得愈多，则被确定的残存部分的比例也消失得越来越小”。他举例指出，现代人的习惯仅是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柏拉图的理念说、以及亚里斯多德的宇宙五十二个凹型的天球等概念作为偶然的“错误”忽略过去，好像自己真的能比已经消逝的希腊人自己更好地理解了它们的意义！其实呢，“我们实际上而不仅是表面上所掌握的希腊哲学的总体，实质上等于零。”
斯宾格勒再举例说：“据说，文艺复兴完全受了古典艺术的‘影响’。但是多里亚式庙宇的形式、爱奥尼亚式的圆柱、关于肖像配置、瓶画、剪嵌细工、蜡画法的种种原理、雕像的构造因素等等都怎样了呢？为什么这一切都未曾发挥‘影响’呢？……某个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意欲表现的东西，其实是他身上先天具有的东西，从他所面临的一系列过去的形式中，他真正看到的只是少数他想要看到的形式，并且当他需要它们的时候才去看它们──换句话说，与他自己的意图一致，而不与原始创造人的意图一致，因为从来没有现存的艺术认真地考虑过那种意图。你可以试着一个因素接着一个因素地去了解埃及雕刻术对初期希腊的‘影响’，那么结果你将发现：除了希腊人的追求形式的意志从较古的艺术储藏中吸取了一些它无论如何都会在某种型式中为它自己发现的特征以外，并没有什么‘影响’存在。在古典的景观的周围，有埃及人、克里特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赫梯人、波斯人、腓尼基人正在工作，或已经工作，而且这些民族的工作──他们的建筑物、装饰品、艺术品、祭仪、国家形式、字体、和科学──希腊人了解得很多。但是从所有这许多工作中，古典的心灵又选用了多少东西作为它自己的表现方法呢？”
斯宾格勒认为，不仅艺术上如此，法律上亦然：“我们可以把罗马法当作一种体系的例证，这种体系显然历两千年而未改变。”其实这是假象即假晶现象，例如，在希腊罗马世界中，“本国”和“外国”之间的界限位于两座市镇之间，而在闪族世界这一区别则位于两个宗教社团之间。“异教徒”一词在中东地区，就正如“敌人”和“侨民”在罗马人和希腊人中间的含义。恺撒时期取得罗马公民权对于高卢人和犹太人的意义，就像加入回教对于一个被征服的部落那样重要──他们可以因此进入主流文化和领袖民族〔就像后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那样〕的行列中，而不必再承受额外的压迫和苛捐杂税。所以，“同样的”罗马法其实在三种不同的文化〔希腊罗马古典文明、阿拉伯─回教文明、近代欧洲文明〕中，实际上经历了三个完整的演变过程，而在每一文化中又各有其完全不同意义。……罗马法之所以变为卓越超群的，只是因为罗马作为一个单位城市获得了──如同在其他条件下亚历山大里亚也会获得的──支配古典世界的最高权力，而是首先通过罗马的政治胜利，随后又因为罗马独占了大规模的实际经验。
相比之下，“希腊文化从未用希腊语形成一种法学，结果人们就忽略了希腊法和罗马法在时间上不是平行的而是相继的这一事实。罗马法是较年轻者，并以较古者的长期经验为前提条件；事实上，罗马法创制得很晚，而和它以前的希腊范例相比，却创制得很快。深刻影响法律观念的斯多噶哲学的全盛时代，继希腊法的全盛时代而起，先于罗马法时代。”
在斯宾格勒看来，文明的浪潮显然像自然界的浪潮一样旋生旋灭，具有极大的偶然性，无法重复完整地继承理解。在文化的这种特性之下所合成的更大范围的世界〔如“全球”〕，会有怎样的特性呢？
三，有关全球化的几种理论
3. Theories on globalization
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是英国阿伯丁大学社会学教授，研究全球化、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的未来等问题的专家。他曾经区分五个全球化阶段：
1，萌芽阶段，1400年到1750年，基督教的统一局面瓦解，民族国家、全球地图、日心说、殖民主义出现。
2，初期阶段，1750年到1875年，民族国家普及化，各国间建立正式外交。公民观念、护照、国际博览会、国际法协议、国际主义和世界大同思想出现。
3，发展阶段，1875年到1925年，体育和文化的国际联系得到加强，世界通用公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规模国际移民，非欧国家加入民族国家俱乐部。
4，争霸阶段，1925年到1969年，国联和联合国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开始以“侵害人类”的罪名起诉战争犯。足以毁灭全球的核战阴影，三个世界的划分出现。
5，不确定阶段，1969年到1992年，人类进行宇宙探索，增强普遍人权和公民权意识，出现性别、种族身份缔结的世界群体，根据关系更为复杂不稳。全球环境保护意识高涨，全球性大众媒体突破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疆域。
我们可能并不同意他的具体区分和论述，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现代人的全球意识理解了世界各部分的相互联系，人们意识到全体人类的一体性与每个人的种族、传统、文化身份并不矛盾。
罗伯逊从四个参照点来说明全球化的人类整体意识，即，人有四种存在方式：
1，人是特殊的个体存在。
2，人是民族国家的社会成员。
3，人是国际社会的成员。
4，人是普遍意义的人类。尽管每个人因种族、阶级、性别等等有别于他人。
上述四种存在方式，使每个人得以个人化、社会化、国际化和全球化，获得不同的自我意识。但意识到人类活在一个星球上而不得不合作共存，并不等于人类会自动地融为一体，国际关系并不会自动化为和谐的全球关系。主权国家总是以某种同质性的民族文化作为身份辨认，来强制同化成员，以便控制。
在全球化成为潮流之前，传统的主权国家观念有四个特征：
1，国家对境内事务及与它国的关系拥有绝对权威。
2，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如货币、军事、语言、科技、体育、教育、社会价值规范等，拥有全面统治权。
3，国家的政策和行为，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
4，国家不与任何它者分享对其所辖内的管制权。
传统主权观至今仍是约定俗成的“国际准则”，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任何国家都很难再继续严守疆域。例如电讯和电子媒体在国际间流通，汇率决定货币的实际价值，贸易依赖多边联系，科技不受国界限制，国家行为不能继续无视国际舆论，尤其在涉及全球生态、环保、和平的问题上，大权独揽的主权国家已经丧失了意义。
美国社会学家列维〔M.Levy〕特别关心现代性如何在不同社会之间形成一致关系。他强调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性要看其工业化能力，而现代性社会也必须具备某些现代社会结构特征，如专业分工，社会各部分相互依赖，以人的能力而非出身或地位为价值考量，集中决策，理性而非感情性的人际关系等等。
在其它领域，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强调，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体现为传媒方式而不是内容。传媒指帮助扩散文化的任何方式或技术，因此既包括交际技术也包括交通手段，因为流动的人也就是一种交际工具。不断发展的技术条件决定了人不断改变交际方式、扩展交往范围。人类早先依靠口耳相传的话语，面对面直接交际，后来有了文字和印刷，但书写和阅读却是孤立的个体行为，现代电子传媒却恢复了直接的群体交际，并具有超越时空的功能。
徐贲《中国语境中的全球化、现代性和民族国家》认为，尽管“全球”〔globe〕这个词英语中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但“全球化”成为西方学界描述和分析世界宏观秩序的概念，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全球化表达的不仅是人类社会经历的实际变化，也是对这一变化的意识。例如，八十年代以前的现代化理论对全球化也有涉及，但还没有明确将之放在全球化的思考框架中系统分析。
“全球化”这一术语在九十年代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话语，主要出现于中国的后现代如“后殖民”表述的理论中。中国的后现代话语，首先不是表现在它的话语内容上，而是表现在它取消现代性在中国的相关性这一基本立场上。在这一话语中，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现代化问题联在一起了。
刘康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中认为，全球化是指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统，同时也指通讯技术革命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传播。全球化过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文化生产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日益紧密。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潮等各个领域中，文化与商品的密切结合，渐渐形成了充满著内在矛盾与悖论的“全球化文化想象”。
以张颐武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后学论者，对当代西方后学理论的关注，是出于对全球化问题的考虑。他们并不套用西方的流行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而是力图以理论的普遍性话语来透视中国文化转型期的问题，并且反过来再以中国的实践诘问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和合理性。例如，张颐武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一文中说，他要驳斥的是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两种倾向，一是把西方现代性用作普遍标准，二是把全球化用来对中国进行西方化。
徐贲则认为，刘康对全球化的看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论和自由主义工业技术论的混合版本”，而张颐武所说的全球化则更是“在直接搬用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论对全球化的说法”。
四，族裔特性是全球化的钉子户
4. Ethnic distinction is the last ditch resistance to globalization
所谓族裔特性〔Ethnicity〕是指不同种族所具有的不同性格。这是美国人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所倡导的研究项目，原先研究美国不同族裔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进而考察全球背景下的族裔政治动态。它认为，当代世界政治里的“新的社会分层〔the new stratification〕现象，是族裔特性的后果。
马克思主义式的对财产关系的偏见，妨碍了人们认识族际关系，或把族际关系看作是财产关系的衍生物和“史前时代的残留物”。其实这是不对的，看来财产关系才是衍生物：在一个共同社会环境里，是族群具有的不同规范，造成了它们之间不同的成功水平，也就是说，是族裔特性导致社会地位差别。这一现象既可以广泛地存在于财产关系减弱中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也同样存在于废除了财产关系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
在这种理论看来，国际政治中的族际斗争并非“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种族归属感与种族自决梦想之间的冲突。种族归属感客观存在，而民族自决原则鼓励这种归属感发展成为建立独立国家的意识，而在主权国家的主宰下，要实现自决原则，可能导致无休止的族际冲突。民族主义与民族自决的梦想，暗藏杀机。
联合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6月17日发表的《和平议程》〔Agenda for Peace〕的报告中，阐述了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不会限制各族裔建立国家的要求，但是人类的和平、安全和经济福利将可能因此更难获得。……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各族人民的自决原则，同俱重要性和伟大的价值，绝不允许在未来时期内相互冲突。”这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符合联合国什么也做不了的现实。
在主权国家的瓜分主宰下，族群只有三个前途：
1，作为某一国家内的族群保持其族裔特性。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这种由多族群组成的国家，像韩国日本这类真正的民族国家实在寥寥无几。
2，融合于另一个族群从而失去自己的特性，如美国社会中的德意志人和中国社会中的满族。
3，对所在国家的统治不满而发展为一种新的民族，并最终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像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主要民族做的那样。加拿大魁北克人和其他要求独立的民族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其实，类似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种族冲突〔ethnic conflicts〕，早在五十年前就出现在印度次大陆了。1947年4月30日，流血的宗教战争在印度所有的城市蔓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间的冲突在加尔各答最为激烈，五天的巷战夺去了一百二十人的生命。英国驻印度总督蒙巴顿，命令军队在各骚乱城市建立隔离防线。7月10日，英国首次任命一名非白种人为英国自治领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出任英联邦巴基斯坦自治领总督。一个月后印度分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
旁遮普地区被一分为二，分属印度和巴基斯坦，城镇和农村，对立的教派都在作战，仅在旁遮普就有十五万人死于宗教冲突。印、巴分治立即造成了一百万难民，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如果不幸在旁遮普印巴分界上站错了地方，就成为被虐杀的对象。印度发生的悲剧不仅对现代世界是个不祥之兆，而且印度的宗教和神话已经预示了这一悲剧。例如主持宗教事务的婆罗门种姓〔Brahman，僧侣〕，在印度是第一等级。早在公元前1500年以前《梨俱吠陀》时代，婆罗门教的雏形就和种姓制度〔Caste system〕开始形成。它把印度人分成四个等级，即婆罗门〔Brahman，僧侣〕、刹帝利〔Kshatria，武士〕、吠舍〔Vaisia，庶民〕、和首陀罗〔Sudra，奴隶〕等四个瓦尔那，至今印度还有六千万“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类似印度种姓制度〔Caste system〕的等级制度，在古代埃及、希腊和其它许多国家，甚至在现代社会如纳粹德国都曾有过。中国文革期间，把人区分为“黑五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和“红五类”份子〔工人、贫农、解放军、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阶级制度，除了时间短暂，也很类似印欧的种姓制度〔Caste system〕，显然是从欧洲人和苏联人那里移植过来的。种姓制度多数是某种外来种族征服的结果，经常是白种人对黑人进行种族压迫的工具，不论在古代印度还是在近代非洲和美洲，都是如此。
由于历史的复杂，四个瓦尔那在雅利安人和印度土著之间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一些土著部落的领袖曾经通过与雅利安人的联姻融入婆罗门或刹帝利种姓，而有些下层的雅利安人也曾沦为首陀罗和不可接触者。“十九世纪末，人类学家李斯累在孟加拉对种姓进行形体人类学调查，发现种姓高低与鼻型指数之间有种奇妙的一致性：地位高的婆罗门鼻子细长，地位最低的‘贱民’鼻型扁平，其他介于二者之间的种姓，其社会地位的高低也与鼻型指数一致。由此，他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印度人的社会地位与鼻子的宽度成反比。’他把种姓的起源归于白肤高鼻的雅利安人与黑肤宽鼻的土著达罗毗荼人的混血，尤其是雅利安人为了维持血统纯正而规定的族内婚。他假设，约在公元前3000—1500年，白皮肤的雅利安人征服了次大陆的土著人──黑皮肤的达罗毗荼人。最初到来的雅利安人主要是青年男子，他们从被征服者中娶妻，而把女儿再嫁给雅利安人。这样虽然发生了混血，但雅利安人中仍尽力维持自己的血统。当到了他们自己集团内的女性已足以供结婚之用时，为了阻止进一步混血，他们便停止了从土著人中娶妻纳妾，只在自己集团内通婚，于是种姓制度便产生了。”
与欧洲人不同的是，尽管古代印度人也有法律，但却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摩奴法典》规定，如果一个婆罗门分别娶了四个种姓的妻子，对于其财产的继承权，各个妻子所生的孩子应占有不同的比例，其中“婆罗门妇女之子得四份；刹帝利妇女之子得三份；吠舍妇女之子占两份；首陀罗妇女之子占一份。” 《摩奴法典》还规定，“刹帝利辱骂婆罗门则应仅处一百帕那罚金；吠舍处一百五十或二百。”然而，“最低种姓的人以骇人听闻的坏话，辱骂再生族，应割其舌。” 因此，与“十二铜表法”等欧洲法典不同，印度法典不是同族的平民与贵族之间通过较量妥协而成的社会契约，而是婆罗门、刹帝利等异族的高种姓集团借助军事征服强加给低种姓阶层的产物。
有人认为，与中国不同，早期印度的尊卑贵贱，不是归结为宗法群体的血缘关系，而是归结为个人的业报轮回与世代因果。对任何一个信奉婆罗门教的印度“再生族”来说，其肉体的生命和精神的生命一分为二：肉体的生命是父母给的，精神的生命则是宗教给的。在精神生命的获得中，由于老师常常比父母对其更有帮助，因而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印度人的师生关系比家庭关系还要重要。正像《吠陀》中所说的那样，“父母因爱结合赋予儿子以生命，因为婴儿形成于母胎，所以这种出生只应被看作是纯人世的。但阅读过圣典的教师，根据法律，通过娑毗陀利赞歌赋予他的生命才是真正而不会死的。”在这种不同于宗法文化的宗教文化中，不仅不同种姓的人之间因害怕沾染污秽而互不来往、严重隔绝，就连家庭内部的父子、兄弟之间，也缺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感情沟通。〔陈炎：《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人类早期文明的三种形式》〕
但问题是，如此解释中国的“宗法文化”，似乎只能对先秦有效，对秦汉以后则完全失灵了。中国汉代以后的类书里虽然有记载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给，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绗人也。”〔《太平御览》七十八，引《风俗通》〕，但如此解释阶级区分，似乎带有印度种姓制度的特点，并不符合中国文明在秦汉以后尤其是唐宋以后形成的平民社会的惯例。因为中国基本上是单一种族即黄种人的社会，正如欧洲基本上也是单一种族即白种人的社会，所以无法形成尼采等人呼吁的种姓制度。古代的种姓制度只能形成于印度这样黑人、白人、黄种人杂居的社会，那里是近代欧洲殖民全球之前，世界上种族混杂最为严重的地方〔有如今天的美洲〕。所以我发现，把种姓制度移植到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印度教，最后都失败了，被儒教〔越南〕、佛教〔缅甸、泰国、柬埔寨〕和回教〔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一一取代，只能残存在“与世隔绝的巴厘岛”。这表明，适于黑白杂居的印度的种姓制度，无法扎根在单一种族即主要由黄种人居住的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而佛教、回教以及基督教那样的“世界宗教”才能超越种族界线也团结同一种族。
当然，不能说种族混杂为种姓制度提供了合理性，否则这岂不等于是像新大陆这样种族混杂的地区，有朝一日注定要把黄种人〔印第安人和亚洲后裔〕变成婆罗门种姓〔僧侣〕、把白种人变成刹帝利〔武士〕、把混血人变成吠舍〔庶民〕、把黑人变成首陀罗〔奴隶〕？显然，这种原始的文化不应复活，僵化的种姓制度需要让位给种族自治的礼制。〔在第二十六章《礼的精神》我们会谈到，礼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地方自治”和“种族自治”。〕《书经》〔尚书〕所谓的“百兽率舞”〔《尧典》〕，可能是指“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周书·武成》〕，它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分，而不是种族的区分。这显然要比印欧文明的种姓制度，更为优越，更适合全球文明的现实。
五，“教族”与社会的分合
5. "Religious Grouping" in social division and unity
所谓教族，在宗教社区米列特（millet）的基础上形成，但是具有自治权利。米列特（millet）是一个阿拉伯词汇，兼有“民族”和“教派”两个含义。虽然占统治地位的穆斯林社会不被称为米列特，但是其构成和地位其实是与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米列特一样的。在这种意义上，教族米列特其实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实体。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奥斯曼—土耳其的知识分子那里，“土耳其民族”被叫做Türk milleti”），是历史、传统、习俗、文化与民族意识的共同体，等同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nation”。
奥斯曼实行宗教自治的米利特（millet）制度，即中央政府将家庭、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的问题留给宗教性的少数民族群体自己处理，同时要求它们遵守法律、纳税并向苏丹效忠。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是，对欧洲而言，奥斯曼帝国是异族异教国家，土耳其人不能构成庞大帝国的主体民族。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政策在帝国扩张期效果良好，当时，奥斯曼从巴尔干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来土耳其兵员的制度，造就了一支虔诚的、统一的军队。对其他种族的宽容使许多天才的希腊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可以为苏丹效命。但是，到帝国衰落期，民族问题还是集中爆发了。哈布斯堡王朝和俄国势力的渗透，使奥斯曼帝国南欧省份的形势空前复杂和紧张。为缓解民族矛盾以维护国家安全，1856年，奥斯曼颁布哈特—艾·于马云法令，给基督教米利特更多自治权。可是，这并不能改变帝国解体的命运。最后，奥斯曼家族即使在土耳其也失去了认同支持。不过，这与其说是奥斯曼帝国的异族身份或民族政策造成的，倒不如说是其帝国结构决定的。在欧洲，奥斯曼帝国是通过武力征服既有国家建立起来的，那么当其暴力控制能力减弱的时候，这些国家重新独立也就不可避免了。
教族与教派的区别是：
教派是以信仰为纽带的社会团体，具有组织系统并要求成员恪守某些思想规范和行为准则，但是没有自治权力。教族则在教派基础上，增加了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的要求，因为教族具有自治权力。典型的教族甚至以婚姻形式作为巩固自己生活方式和信仰核心的手段，这样的教族自成一国，不假外求，拥有强大的内部凝聚力，不仅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团体，也是一种独特的种族团体。与一般的种族团体不同，教族的种族基础不仅基于生物性，而且基于文化的归属与信仰的拣选。教派与教族的基本差异在于，教派不是独立的种族团体，比较开放，也比较松散；教族则是独立的种族集团，要求成员全盘接受它规定的教义及整套生活方式，甚至它的“民族语言”。
很明显，教族不是平地而起的怪物，而是融合了信仰和种族等双重要素的生命共同体，并以血缘纽带维系宗教信仰。这样的“教族”只能来自民间，而不是官方教育的工具，其根须扎在信念坚实的普通人之中，不是自上而下吸收成员得来。教族从民间兴起，而后才渐渐蔓延到上层。这和欧式政党的形态相去甚远，和苏式政党的形态更相异样。欧式的政党，甚至比普通教派更为开放、松散，本质上只是一个竞选的工具。苏式政党虽为统治工具，但多是浮在社会的上层，最底层的工人贵族，缺乏“草根性”也并无特殊的生活方式予以维系，结果十分容易遭到政权变易的侵蚀。
教族的独立性首先来自生活方式，而不必居于统治地位；如果仅仅为了炮制一个更封闭更僵硬的统治工具，自上而下地“封赐”出一个教族如太平天国那样，不仅有害整个社会，也难以长治久安，到头来只是为一小撮低能的政治特权分子满足自己的私欲，开了方便之门。
教族的出现，不是以垄断社会和政治权力为目的，更不是为将垄断权力推向家族政治的深渊。作为教族社会的副产品，权力的封闭性甚至家族性即使在所难免，也是作为需要反对的恶现象，而不是值得表扬的“孝治天下”，借教义信仰的名义而偷渡家族权益的黑帮，需要铲除。
在一个教族社会尤其是回教边区的教族社会中〔如印度和巴尔干半岛〕，占统治地位的教族，和被统治的各种教族，其关系经常变动，统治与被统治的轮流更替，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社会的活性。
统治的教族，有义务履行统治的职责，因为它此时拥有必要的保护力量，而这种力量往往是它以前的在野地位所赐予的。统治的教族越少迫害其他教族，就越容易维持更持久的统治。过度迫害与压榨其他教族，只会打乱社会平衡，其首要后果就是削弱自身统治。
教族之间的兴替，有助于整个地区的生气勃勃。社会统一固然重要，但文明的活力更有益处，没有活力的统一其实是不堪一击的。比如庞大的中国，为什么常被蕞尔小邦如蒙古、满洲、日本、欧洲诸国轻易征服呢？关键就在于，中国的统一往往名存实亡：外表的统一下面，掩藏着内里的分层，外来的小小武装集团，凭其精诚锐进的作风，往往不难各个击破硕大的“天朝”。
相反，如果中国处于外观上的分裂状态，反倒不易为外来的武力所屈服。因为，这些从分层的“统一”之轭下解放出来的地方势力，自然会倾其全力抵抗外来的压力与侵伐，而不会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甚至互相抵消的动作，因为这是为自身的权力而战，而不是为统一的外壳而牺牲自己。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两次中日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时的中国是在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清朝〕领导下，结果战败求和；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战争〕时的中国四分五裂、甚至内乱不已，但是却拒绝求和、抵抗到底。这多少有些像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在国家统治下较好征服，而北美印第安人则因为散漫的部落状态而更难征服。
历史的直觉告诉我们，“假如”欧洲入侵中国的时间是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或是南北朝时期，而不是发生在高度统一的“大清”，入侵者们遇到的抵抗一定会猛烈得多，就像他们在日本所遭遇的那样。而就中国自身而言，如在那些“分裂时代”就与西方的入侵遭遇了的话，中国的应变能力就会远为灵巧。所以中国在满清1900年解体后，进入了迄今为止已经一百多年的分裂时代，才又逐渐恢复了一点活性。而1949年以前的活性，又远远大于1949年以后。事实证明，中国长期的“统一” ，破坏了民族的元气和创造力。在帝国政府千年不断的高压下，臣民们失却了廉耻、忠义、互助等道德热情。而表面的“统一”，以漂亮的旗帜掩盖着放纵的私欲，迫使现代中国社会在名实错乱的手足无措中一再丧失了采取行动的良机。由此可见，“统一”并不是绝对的好事，如果“统一”的结果就是压制新的生命和文明力量，那未免索价太高了。
就中国文明的创造力来看，春秋战国时代的分裂状态确实胜过明清两朝的统一状态，“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就是先秦精神的写照。这不仅适用于那时的个人，也适用于那时的社会。但后来中国文明衰落了，不得不诉诸大一统的全面整合，正如今日全球社会所面临的。
六，“教派”可以刺激民族活力
6. "religious factionalism" can stimulate national vitality
斯宾格勒认为，在衰老的后文化民族的精神死海中将兴起一些“教族”，而他的推陈出新者汤因比更加强调“教会”的作用，更能触及普遍的意义。因为教会是普世的，而教族却限于回教地区。中国近千年来的历史受到蒙古帝国回教习惯（例如抬高色目人也就是中东人的地位）的影响，埋下了“教族”时代的祸乱：白莲教、天理教、回教、太平天国诸教派以及近世中国之青洪帮、国民党、共产党的党争党国一党专政，无非是把“教派”的分裂性发挥到了“教族”的自治阶段罢了。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教族”，而不仅仅像“八旗”那样主要是个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当然，教族也是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但它首先是个信仰组织和生活组织，就像经典的教族──穆斯林那样。教族和它寄生的“文明世界”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它先是分裂了文明，然后又改造了文明，最后形成了混合文明。
显然，汤因比的“教会”是从斯宾格勒的“教族”转化过来的，恕我直言，这一转化并不高明，反而有些弄巧成拙了。汤因比为了独出心裁，与他的先辈斯宾格勒区别开来，有时反而故意把问题模糊化了。应该说“教族”是中东地区的特有现象，而“教会”却经常是普世的。中东的教族（基督教会）传到欧洲，形成的却是民族国家；中东的教族（伊斯兰教会）传到中国，形成的只是一个回族。
文明的内核是秩序，教族的内核是信仰，而人生的运行始终要依靠秩序和信仰这两条腿走路。秩序维持人际关系，信仰维持自我定位。人必须相信自己的生存具有这样那样的意义──即使“没有意义”也是作为“一项意义”被提出来的！
这就是新教族的真理观：一群来源各异的人们，在新信仰的纽带下结成一个民族，被热切的希望动员起来，以恒定的自信从事着“不朽事业”。教族的内核是信仰但文化的出发点却不是信仰，而是疑惑：有怀疑而后有不满，有不满而后有欠缺，有欠缺而后有需要，有需要而后有创造──路上的星光和奇异的恩典。创造来自贫乏，光来自寒冷。新的力量是从母体的死亡中出来的，痛苦的出发，指向奇妙的新世界。如果比喻文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信仰就是他所由蹦出的那块千年顽石。文化最后发现了自己的派生性质，重新回到母亲崇拜的陶醉中。
当一个教族式微了，它的信仰本质才暴露出来，到了末路的教族，除了自我尊崇已经别无选择。我曾经研究神话，不是为了学术和饭碗，而是因为神话研究本身的迷人──神话研究并非“找出来”的勾当，而是“塞进去”的事情，它运用充分的联想方式所从事的研究，可以给暮气已深的民族，注入生命的兴致。在进行神话研究时，需要进行田野调查，而相关的民族学考察却显示：欲恢复一个长期专制社会的活力，就需要对其民间文化开禁。开禁初期当然免不了某些混乱，但可以发挥教派的力量予以引导，教派的基础来自人民，相反，中国的特殊党派政治倒是从俄国引进的，而这个俄国却是欧洲国家的倒数第一，只是由于俄国离亚洲最近，又霸占了大量蒙古和中国故土，所以对中国的渗透性反而更强。欧洲的东西，并不太适于中国家族形式的社会，所以中国要西方化就需要首先摧毁自己的家族系统，并以教派统治的不断兴替，给中国地区带来生气。结果，“中国党派”这些中国特色的教族作为中国居民的“先锋队”和精英人物，就自然凌驾在百姓之上。
如果这些想法有道理，那么人们就需要为这些“教族”提供教义，这些教义需要立足中国的土壤及传统，如果照搬欧洲的教义，显而易见是难以持久的，我们的研究将综合，并使“找出来”成为“塞进去”的结晶。
汤因比的理论来自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历史观念，在斯宾格勒的德国哲学式的灵感原创的基础上，汤因比用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来把文化形态予以学理化，对文明发展的具体过程，做出了更为精细的分析。
总的看起来，如果说斯宾格勒是“先知”，那么汤因比就是“后觉”；而且是斯宾格勒所预言的那种二十世纪“工程学”式的人物，虽然汤因比的工程学位于历史研究的领域。当然，斯宾格勒的思想如上所述还是有其“中国背景”。也许正是由于这一渊源，汤因比晚年才会醉心于中国文明的传统资源，希望未来中国能够再度扮演它最能胜任的角色、负起整合全球的使命。
汤因比也有其俗气的一面：他觉得自己活得越长，就越觉得自己得了不劳而获的好处。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名战士，那么他可能已经像他的许多同学，像交战的另一方的许多人那样已经被打死了。他总是想，那些二十五六岁时就被杀死的人的同龄人会取得什么成就。他不乏俗气地指出，每年他失去的同龄人越来越多，而他的年龄却越来越长，他就体会到自己的命运和他人命运的不同，体会到他们的早逝是多么不合理和野蛮。汤因比还说，他收到过一些信件，这些寄信人说他们撰写了论述历史的书稿，可是却没有一个出版商愿意接受它们。汤因比说通常他能够理解为什么出版商不愿意接受出版这些书稿，因为没有多少人会被历史选择上从而获得成功——这就是人生的悲剧。而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杀死的他的同龄人，那些活着并做过努力却没有成功的人要更加悲惨。
这种俗气多少也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上留下了印记。比较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理论，我觉得斯宾格勒的理论像是“植物型的”，而汤因比的理论则像是“动物型的”，机敏有余，沉稳不足。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是以宿命观念看待文明命运的，它的第二卷开宗明义就是一段植物式的宣告：
黄昏时分，你看到花朵一朵接一朵在落日中闭合，此时，你不由得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即面对着茫茫大地上这盲目而梦幻般的生存而产生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惧感。那沉默的森林，寂静的田野，这里的一丛矮树，那里的一条细枝，它们自身并不摆动，戏弄它们的乃是那习习的微风。
而汤因比的理论则像是“动物型的”，是从人类行为的机会主义角度分析文明过程的，强调了人类文明的相对可控：
在“少数有创造力的精英”领导下可以成功地回应挑战，文明从而兴起；文明在领导阶层停止创造性回应时趋向于衰微，然后因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过失及少数专制的暴政而沦亡。其主要机制如下：由“挑战——应战”机制产生文明，经历“混乱时期”达到“统一国家”、“统一和平”，由“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引导文明成长，而形成“统一教会”与“高级宗教”，但“有创造性的少数”在此过程中也蜕变成“统治者少数”，导致文明衰落，最后在“无产阶级革命”与“蛮族军事集团入侵”的冲击下内外危机并发，文明解体、灭亡。
汤因比虽像斯宾格勒一样认为人类各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基本的一般规律：犹如一个有机体，每个文明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不过他自己还提出新的见解，认为文明的这种周期性变化并不表示文明具有必死的宿命，端赖其能不能对接连的挑战持续产生回应而定。所以我把汤因比对斯宾格勒的这一修正叫做“动物型”的。
这种“动物型”当然比“植物型”更为机会主义，注重人的“自觉能力”，所以说“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是对一种特别困难的环境进行成功的应战的结果。而并不是所有文明都是能顺利成长壮大的，事实上，有些文明流产了，有些文明则在它们生长的早期就停止了，这显然是因为挑战过量而致。文明生长的恰当尺度应当是：在一系列挑战和应战的过程中，场所发生了转移，即从文明的外部环境移入文明的内部，在这种“逐渐升华”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决能力，才是文明成长的标志。文明生成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这个社会内“自决能力”的不断增长，而这正是由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所促成的。结果，文明衰落的原因就是“自决能力”的丧失。
动物与植物的比喻也使我想到：身材小的动植物在与身材大的动植物竞争的时候，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但是，身材小的动植物在与大自然适应的时候，却比身材大的动植物处于有利地位。这就是上帝的公平。
那么，有没有一种“人类型”或“灵魂型”的理论可以解读文明过程呢？
我认为是没有的。因为文明乃是系统工程，而灵魂仅仅属于个人。在这种意义上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古斯丁建立地上天国的企图，只是留下了扭曲的身影。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十八章36节）“灵魂型”的文明理论也是如此，它是无法在地上施展的。所以汤因比反对斯宾格勒有关西方文明的发展前途的悲观预测，而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西方文明就可以避免解体的命运而且可以保持活力、继续发展……不过我认为，汤因比的乐观主义是毫无道理的。
为什么伟大的思想家汤因比会在这里变得毫无道理了呢？
因为：既然所有的文明都像生命一样必须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生老病死）的命运，为什么汤因比自己所在的西方文明可以独外呢？
答案是：汤因比不仅是个“聪明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智囊”：智慧的智，酒囊饭袋的囊。汤因比的研究结论因此同时要照顾自己的这两个身份：他既对得起自己的想法，又要对得起发给自己薪水的老板。所有的“智囊”都有这样“智+囊”的双重性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汤因比就供职于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厅，并于1919年以英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巴黎和会。1936年，纳粹头子阿道夫·希特勒还授予他德国的“帝国总理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却再次为英国外交部工作，并参与了战后和谈。他还当过《曼彻斯特卫报》的战地记者，还担任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研究部主任与外交部研究司司长。这些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借用以塞亚．柏林的话说——“刺猬”与“狐狸”兼于一身的人物。汤因比的一生，可谓风生水起、左右逢源、名利双收。
汤因比自己也对此有一段自述是说他自己在社会活动和学术研究两个领域，相得益彰。如果只有学术研究，他的学术研究将无法深入；如果只有社会活动，他的社会活动将难以展开。
这种生存状态当然是其性格的结果，但也构成其成果的体现：汤因比的社会活动以学术研究为依托；汤因比的学术研究以社会活动为归宿。
这样反复观察，就比较接近并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汤因比的所思所行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供职于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厅，并于1919年以英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巴黎和会。1936年，阿道夫·希特勒授予他帝国总理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再次为英国外交部工作，并参与了战后和谈。
难怪有人指出：汤因比从事如此巨大篇幅的《历史研究》的写作，没有“国家”的人力财力支持是难以完成和出版的，和斯宾格勒孤身奋战相去甚远。而要得到“国家”的支持，那就不可能不服务于英国外交的“特别文化使命”。所以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汤因比的思想比起斯宾格勒来，不得不低了一个层次，这不仅由于他身为智囊，还由于他分散了精力，肩负了普及的工作，不断用各种“通俗简本”来进行布道。
说一个可能是过分的比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就好像大英帝国资助的一项“夏商周断代工程”，用来从德国人那里夺取不被纳粹政权抬举的“斯宾格勒主义”，并将之改头换面、豪华装修，结果做成了大英帝国的墓志铭，记载了夕阳帝国的最后光荣。这多少和纳粹政权把大英帝国抛弃的地缘政治学说（geopolitics）的陆权论拿来广为宣传，做成了《我的奋斗》一书的事情，有些相似。陆权理论本是英国人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年）的拿手好戏：
麦金德指出：
谁统治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
麦氏分析认为，最有可能控制心脏地带的是俄国和德国，因此警告西方防止俄国的扩张和俄德联盟。麦金德提出陆权论的本意是想提醒作为海权国的英国，它正面临着陆权国家兴起的严重挑战，需要修改战略和外交政策。然而由于德国所处的大陆位置，它比麦金德的祖国更能从该理论中获益。麦金德晚年时根据世界战略地理形势的变化，意识到“企图支配世界的威胁，与其说来自东欧，不如说来自心脏地带本身，即来自苏联” ，而单凭西欧国家的力量远不足以遏制苏联，因此提出了以北大西洋及其领海和与之相连的江河流域为区域范围，以英国为海岛航空港，法国为桥头堡，美国和加拿大为强大基地的“地中洋” 概念，认为“地中洋” 地区可以同心脏地带分庭抗礼。从其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1949年）不难看出他的这一新思想的影响：该组织的成员国基本都是“地中洋”地区的国家。
至于说到不争气的德国地缘政治学，那是来自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 1869—1946年），被认为是希特勒背后的人。他的生存空间理论指导了二战的德国战略选择。豪斯霍费尔大概没有读过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所以还固执地认为“国家是个可生长和灭亡的有机体”，而不懂国家只是文明的碎片。德苏1941年6月开战以后，豪斯霍费尔没有退路了，他常常引用一句中国古话“骑虎难下”。他极度迷茫，他认为对一个空间广阔的国家的攻击，不是在于占领了多少领土，向前推进了多少公里，而是在于迅速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是这一点在莫斯科战役之后就不复存在了。此后，已经没有什么地缘政治可以讨论了。1944年因其子卷入暗杀希特勒事件而遭逮捕，德国垮台后，于1946年在监狱中自杀。
我认为豪斯霍费尔有些食洋不化，对英国人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年）的理论过于生搬硬套了。
事实证明，麦金德比豪斯霍费尔更有眼光，因为他的学术和“政治服务”保持了必要的距离。这一评论也适用于汤因比与斯宾格勒的差异。
不过，根据我对世界历史的了解，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征服者如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拿破仑、希特勒，都违背了麦金德的理论。
例如，麦金德宣称，他能引证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来自大陆腹地的征服者对边缘地带向着三个方向扩张和侵略：向东南方向季风边缘区和澳大利亚；向东北方向经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到美洲；向西到欧洲边缘地带和南部腹地。世界历史总的来说是按着这些方向发展的。
但是，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拿破仑、希特勒的征服活动，都是违逆了麦金德上述所说的方向。难道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拿破仑、希特勒所从事的，仅仅都是“自卫反击战”？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最新事实就是美国的称霸而非苏联的称霸。
究其原因，麦金德作为一个英国议员虽然不像豪斯霍费尔那样靠近权力中心，不过有其“被油蒙了心”的一面：
麦金德担心的是大英国帝国的终结：他还担心如果德国和俄国结盟或者德国征服俄国，那么就奠定了征服世界舞台的基础。他的思想在西方实际政治生活中影响很深，它一度成为地缘政治学者们鼓吹纳粹征服世界的信念，有些西方政治学家曾一直担心地注视着中苏关系的发展也与麦金德的腹地说有关。麦金德当过英国下议院议员、英国地理协会主席，荣获美国、英国地理学会的奖章。他对地理学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地理学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科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历史科学与现实政治学之间的桥梁。
如此看来，麦金德的陆权说不过是对“蒙古入侵”这一幽灵恐惧的遥远回声罢了，就像威廉二世对八国联军发出的“黄祸论”，不过是对“匈奴入侵”这一幽灵恐惧的遥远回声罢了。
为什么麦金德的陆权论只是幽灵恐惧的遥远回声而非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呢？
第一，匈奴入侵、蒙古入侵，还有夹在中间但等而下之的突厥入侵，其原因并不只是由于它们身处“心脏地带”，而更多是由于它们是具有军事机动性的游牧集团。而且它们大举发动入侵的时候，往往都是在遭到了连年灾荒、生存无以为继的时候。
第二，匈奴入侵、蒙古入侵，还有夹在中间但等而下之的突厥入侵，只是单方面的祸害，实际上，这些游牧民族的攻击也遭到过同等强度的反击，就拿中国来说，周天子（对匈奴）、秦始皇（对匈奴）、汉武帝（对匈奴）、唐太宗（对突厥）、明成祖（对蒙古），都对戎狄有所“犁庭扫穴”之举。姑且不说满清这把既对农耕又对游牧的双刃剑。
第三，随着火器时代的来临，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军事优势永远结束了；而随着蒸汽时代的到来，游牧民族本身的存在都成了问题。俄国、满清、英国，三个帝国基本上瓜分了欧洲大陆的游牧民族：俄国、满清瓜分了蒙古遗产；俄国、英国（还有法国）瓜分了回教世界。
这样看来，麦金德作为英国议员，他的思考出发点还是英国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一个自由思想家的智慧。所以他的研究结论还是经不起时间的检验。
（另起一单页）
第七章 蒙古人与罗马人
Chapter Seven The Romans and Mongols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十三世纪的“蒙古汗国联盟”之间的版图大体一致：从易北河到朝鲜半岛，从西伯利亚到越南。这些经过洗脑训练的战士不择手段，其所作所为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恶”，他们留下的遗产污染至今几百年，它们践踏并摧残了的文明社会藉以继续生存的那些规范与信念，使其难以复原。结果被他们统治过的〔或说是蹂躏和糟蹋过的〕民族，无一不在行为上变成了野兽、在精神上变成了家畜，变成某种丧失人格尊严的两足怪物。这种烙印甚至在二十世纪的人民的身上，依然深重。另一方面，在宗教宽容的意义上，野蛮的蒙古人却是比文明的苏联人更为现代化的，因此可以受到表彰。
一，蒙古与金帐汗国的兴衰
1.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ongol Empire
《金帐汗国兴衰史》〔格列科夫等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对该国即南俄罗斯草原上的蒙古帝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所作出的叙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秘密。
蒙古人曾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者。以版图计，其扩张幅度大约仅次于英国维多利亚的全盛时代，以技术条件的对比看，其艰辛与强度远在后者之上，而且其攻陷的大多是文明的核心地带。以扩张的速度论，蒙古人更在英格兰人之上，且比阿拉伯回教帝国的迅速膨胀还要迅猛。
前人论蒙古征服之成因，首推其周遭各定居民族如俄罗斯、东欧，汉字各国〔西夏、金、宋、南诏、朝鲜、越南〕、印度各国、阿拉伯回教各国的孱弱腐败、分裂内讧，盖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观《金帐汗国兴衰史》亦足以验证此论。
蒙古征服的次因，当推其心理力量的残暴、战争机器的锋利及情报机构的高效，而其中关键因素，则是蒙古社会“全民皆兵”的原则所致，在全民皆兵的原则下，不仅男女老少娴习弓马，且以武装劫掠为人生荣耀，把征服视同国家甚至个人生存的第一使命。
全民皆兵就像几百年后苏联首领赫鲁晓夫提倡的“全民党”概念，造就了一个无孔不渗的“军事─情报系统”，由此可知毛泽东“人民战争”的人海战术并非独创，乃是“蒙古化”的表徵之一。共产主义的人民战争要比纳粹主义的总体战还要彻底，这个事实不仅可以解释苏维埃俄国对纳粹德国的胜利，也可以解释蒙古军的闪电战何以具有极高的成功率，可以解释蒙古军事打击的准确性。据载〔该书169─170页〕，在他们彻底征服某一地区的过程中，在几次战役之间往往相间十几年之久，这除了利用游击铁骑的突袭性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在其试探性：不到条件成熟时决不倾巢出动、给受害者施行致命的最后一击。显然，没有高度发达的情报组织为后盾，在交通落后的古代，要想进行如此极大规模的时空迂回，是极其困难的。
蒙古征服的成功还得力于它“厚颜无耻的外交策略”：空口许诺、挑拨离间、背信弃义和欺诈成性等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的心理战。娴熟地使用这些战略战术，显然需要一种它周围那些腐朽的、保守成性的文明所没有的新世界观。这种很少用文字予以记载的新哲学基础的要点是：
1，人生是一场无休止的战斗，人生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征服的野心。
2，作为征服对象的其他人类集团只能被当作物质或最多当作牲口看待，他们或可以收为帮凶有如犬马，或可以食其肉而寝其皮有如牛羊，或只能屠戮之有如豺狼；而平等待人不仅是丧失原则的，且是不可思议的愚蠢行为。这使我们想到，满清让中国人在他们面前自称“奴才”，而某人把人民列为“改造对象”，就是这种蒙古遗风的体现，就是先秦民族时刻警惕的“以夷变夏”。
3，既然人生是斗争，而对象又都是“非我族类”，那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就是必要的生存方式。无意识的无耻是缺乏教养的表现，有意识的无耻则须经过长期的训练，蒙古人和他们的继承人满清人、苏联人、日本人〔尤其在日寇开始推行“大陆政策”后〕一样，显然有意识地运用他们的无耻风格，以推进其横扫中国的残暴征服。与他们破坏一切文明准则的“外交策略”相适应，这些高明的统一战线专家，纵横捭阖，拉进来，打出去，技巧纯熟，各个击破敌对势力，稳步扩大仆从队伍，然后过河拆桥，翻脸歼灭同路人。这一点只要看看满清怎样对待三藩、俄国怎样对待蒙古国、日本怎样对待满洲国、苏联怎样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一目了然了。
我们的这一比较不是盲目的，事实上，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十三世纪的“蒙古汗国联盟”之间的版图大体一致：从易北河到朝鲜半岛，从西伯利亚到越南。很明显，从文明史的角度看，苏联帝国是蒙古帝国的遗产，其公有制之动员作用相当于蒙古的奴隶制，其马列主义的动员能力相当于蒙古的萨满教。这些经过洗脑训练的战士不择手段，其所作所为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恶”，他们留下的遗产极为可怕，污染至今几百年，那仿佛死亡的胎记、毁灭的道路，这条道路造成的物资损失并非不可弥补的，但他们践踏并摧残了的文明社会藉以继续生存的那些规范与信念，则是很难复原的。结果被他们统治过的〔或说是蹂躏和糟蹋过的〕民族，无一不在行为上变成了野兽、在精神上变成了家畜，变成某种丧失人格尊严的两足怪物。这种烙印甚至在二十世纪的俄国、中国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国的人民的身上，依然深重。易北河以西的欧洲人多么幸运！他们和阿拉伯沙漠是少数几个欧亚大陆上未被蒙古人糟蹋过的国度。至于日本和南洋群岛则因为海洋的屏障而逃过一劫。
另一方面，在宗教宽容的意义上，野蛮的蒙古人却是比稍微文明的苏联人更为现代化的，因此可以受到表彰。在这一对比下，蒙古的后继者“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差得多了。例如苏联共产党的语汇中，“书记”这个致命的词汇虽然具有蒙古起源〔户口调查人员〕，但苏联及其附属国的“书记”可不仅仅调查户口，而且管制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可见后来居下的、黑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俄罗斯─苏联，是比黄祸蒙古威胁更大的“白种蒙古”。
中国人向来只把元代看作一个不幸的年代，一个因为蒙受民族耻辱而必须予以忘怀的世纪。但结合二十世纪来看，实在有必要重新审视“蒙古事变”，并撕掉意识形态的伪装、深入到地缘政治的核心，以全球眼光来探讨民族悲剧的地缘政治背景。
二，世界军阀轮流坐庄
2. Warlords took turns in world domination
谁像一群优秀而高雅的狼狗？一群恬不知耻的征服者。他们以无比的镇定安详,掩饰着内心的兴高采烈。高擎一个图腾、披挂一套教理、携带锐进精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崇高的精神和最卑鄙的欲望，融合一起。
一群目空一切的军阀及其追随者，周期性的来到这个世界，像旱灾或水灾创造了各种繁复的生物一样，对他们来说国界是虚无的，国法将被打破，丢弃在地、无人追忆。而新的国界对他们又何尝不是桎梏？他们不想作茧自缚，不要瓜分掳物，他们不是焦渴的无产阶级，而是游戏人生的无业者。霸占战利品和掳获物，只是无产阶级的欲望，而无业者却想在杂乱无章淹没生命的物欲中催发精神的光。
罗马的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1─44年〕写过《高卢战记》〔The Conquest Of Gaul〕，但他却看不大起梦想发财的无产阶级文化人，而只是利用他们杰出的才智，如同驾驭一群矫健的骡子。
恺撒是无业者，正如无法无天的纨绔子弟霍去病将军一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惟有一群谙熟文墨却又鄙弃文墨的军阀，方能整修人类的残余文明成为自己的射猎场地？还有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1536─1598年〕那样名不副实的草莽人物，席卷小小的日本，进窥朝鲜跳板，要以北京作为日本首都，重温蒙古人的旧梦……也许所有这些无业者的业绩，都是他们不再囿于民族或国家的专利，而是挣破旧有的牢笼，就像丰臣秀吉的进攻，不过是对三百年前蒙古舰队进攻日本的反应，迟到的反应。不信请看，正是与丰臣秀吉同时，俄国人开始占领伏尔加盆地、侵入西伯利亚，要不是日本和中国一样退出了角逐，西伯利亚无论如何也落不到俄国人手里。历史的偶然在于，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篡夺了权位，只顾自保，无力外图。
打破国界的军阀〔俄国沙皇也是这种军阀意义的“恺撒”〕，驰骋在“天下一家”的无私境界里：“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但历史的判决则是：“你的最终也是别人的，你死之后，洪水滔天。”他们结为一伙、自成一体，在他们充斥了血肉横飞的厮杀里也充斥了令人厌恶的暗算。他们互相斗争过招，但与广大的居民却老死不相往来，人民在他们心里只是提供物资和兵源的物质材料，而他们则是人民的命运，是高于生活的象征。军阀们和党阀们需要一个理性的、冷酷的宗教〔如e 马列主义或XXX思想〕作为心理战略的工具；正如他们治下的人民需要一个感性的、温暖的宗教，以便迎接一个又一个死亡与苦役……
在心理战略的工具所具有的凝聚力量下，他们召集徒众，犹如阳光召集微生物，他们的集结充满恐惧，要驱散无名的阴霾，要消灭自己的病态，要刷新腐烂的文明。“民族”不复是文化的蛹体，“国家”不复是力量的源泉，因为文化要靠军阀和党阀来炮制，文明力量要靠暴虐的力量来增添。他们的文化不同于人民的文化，他们的力量不同于人民的力量。对于人民来说，他们有如异族，尽管他们和人民说着同样一种语言，甚至自认具有同样一个渊源，但他们的态度却有如异族，他们的目标完全是从异族主子那样领受的，他们像异族入侵者一样热衷于蹂躏父母之邦，甚至直接接受来自外国的指令：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三，军阀、革命者、国王
3. Warlords,revolutionaries and kings
《贝希斯敦铭文》是古代波斯帝国最重要的铭文，刻在米底的贝希斯敦地方的高岩上，记述了国王冈比西死后波斯帝国境内王权争夺战。大流士一世〔前550─前486年〕登上王位，镇压各地起义，连续作战十九次，擒获九个暴动首领。
“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众王之王，波斯之王，诸省之王，维什塔斯帕之子，阿尔沙马之孙，阿黑明尼德。
……自古以来我们就享有荣誉，自古以来我们的氏族就是王族，在我之前我们的氏族中有八个国王。我们九个相继为王，按神的意旨。
下列诸省：波斯、依蓝、巴比伦、亚述、阿拉伯、埃及、沿海诸省、吕底亚、爱奥尼亚、米底、阿尔明尼亚、卡帕多细亚、帕提亚、德拉吉安那、阿列亚、花剌子模、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干达拉、斯基泰、沙塔吉提亚、阿拉霍吉亚、马卡，共二十三省，归属于我，按神的意旨，我成为国王。
……大流士国王说：冈比西，居鲁士之子，出自我们的氏族，曾是这里的国王。冈比西有个兄弟，名巴尔提亚，与冈比西同母同父，冈比西杀死了巴尔提亚，人民还不知道巴尔提亚已被杀害的时候，冈比西向埃及出发了。这时人民在各个省份骚动起来，后来出现一个僧侣名高墨达，他领导暴动的时候是维亚赫那月十四日〔公元前522年3月〕，他欺骗人民说：‘我是巴尔提亚，居鲁士之子，冈比西之弟。’于是所有的人民，波斯、米底以及其他诸省都骚动起来，从冈比西转向他。高墨达夺取了王国，随后冈比西以自死而告终。僧侣高墨达从冈比西手里夺去的王国，自古以来属于我们氏族。
人民非常怕他，他杀死许多以前认识巴尔提亚的人，为的是不让人们认出他不是居鲁士之子巴尔提亚。在我没有来到以前，任何人都不敢提及反对僧侣高墨达之事。以后我向神祈求，神帮助了我。我和少数人在米底省一个堡垒里杀死了僧侣高墨达和他的主要信徒，夺回了王国，我把我们氏族所失去的王国收回来了，并恢复了它从前的状态。僧侣高墨达所摧毁的圣堂，我予以修复。我把僧侣高墨达从人民夺去的牧场、财产、住所归还人民。我把国家无论是波斯、米底或其他诸省，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以后我从巴比伦出发前往米堤。……我粉碎了普拉瓦尔……普拉瓦尔提什被擒获了，并带到我这里来，我割去了他的鼻子、双耳、舌头，并刺瞎了他的两只眼睛。我们的大门旁边给他带上了镣铐，所有的人民都看见了他。我把他和他的一些最主要的党徒刺在木桩上，把他们吊死在堡垒里。”
〔译文据《古代世界史资料选读》第一卷《古代东方》第255─265页。〕
大流士一世出身于波斯王族〔阿契美尼德家族〕旁支，前525年任“万人不死军”总指挥，随国王冈比西二世出征埃及。登上王位后，继续向外扩张。前518年远征印度西北地区，建立波斯帝国第二十个行省。前513年率军西征，占领色雷斯，北渡多瑙河进入西徐亚。前492年入侵希腊，大部分舰船毁于飓风，被迫折返。前490年再次从海上进攻希腊，在马拉松被雅典军击败。大流士一世大力修筑道路并形成驿道网，还勘察了从印度河到埃及的航路，开凿了尼罗河支流到红海的运河。
从上述史实看，军阀、革命者、国王，常常是一体三面，成王败寇的历史经常“颠倒历史”，而历史理所当然是“倒着写的”，即由后面往前面写的，结果历史的记载权经常落入了野蛮的征服者之手。大流士赢得了帝国，所以他得以编造自己版本的“历史”、销毁其他版本的历史。但大流士和他一类的暴徒们最好不要忘了：任何政策都有其深远而难测的影响，从政者需慎之！不要急于作出如此残酷的反应，除非这些反应会被人们迅速忘记，否则残酷必然会引起新的残酷，不信就看看蒙古人，迄今仍然处在他们的前任奴隶〔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奴役下；而曾长期统治阿拉伯人的波斯人也终于屈服在阿拉伯人的精神控制下迄今已经一千四百年，不能翻身。
四，时代、社会、文化、军阀
4. era,society,culture,warlords
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我想起埃及，就不寒而栗，因为在全球历史的对比中，埃及可能是中国命运的预演，正如雅典像是英国，斯巴达像是德国，苏联像是马其顿，美国像是迦太基。中国像是埃及之处，除了独特的文字，还有相对孤立的地理处境。但埃及灭亡了，先是马其顿化，接着就是罗马化，而马其顿之前的波斯统治多么像是满清对中国稳稳当当的将近三百年的占领：尊重当地原先的文明，而没有进行强迫改造。但接下来的马其顿就不同了，它像苏联人强制改造中国一样，改造了埃及文明，埃及文明终于被历史的风浪打得支离破碎、随风而弃了！
当一个中国人潜心思索埃及何以会这样沦亡时，一种似曾相识的茫然感觉，就会袭占我们的意识。因为我们发现的“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甚至为当代中国思潮所不解。但是我们毕竟看到：罗马虽然建立了世界秩序〔Pax Romana，“罗马的和平”〕，但是它只能通过军事手段、建立政治秩序、实现法律统一，而并不能解决文明的整合问题。因此与罗马的和平同时到来的，就是不断的精神危机导致文明的急剧空洞化。罗马自己的传统价值不仅解决不了这一危机，而且泥菩萨过江，土崩瓦解，最后不得不引进“东方宗教”，来填补这一“文明的黑洞”。基督教其实具有埃及渊源，不仅旧约的摩西来自埃及，新约的耶稣也是在埃及长大成人的。当然东方宗教──埃及文明需要和罗马的既有秩序结合，才能形成新的文明，这一过程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两百年。这种整合现象可能使人迷惑不解，但却是真实的：统治民族的精神〔古代罗马和现代欧洲〕，何以会颓废到这样的地步，以致需要从“弱磁文明”〔埃及和中国〕那里输入新的概念？
回到埃及问题上来，埃及特别值得中国借鉴的是，其灭亡的原因无非是政教合一的神权结构过于顽硬、官僚制度过于僵化，社会等级分化严重，以致人民的意识及心理、社会的风俗及社会，逐渐遭到麻痹。文明的催眠具有化石作用，埃及人永远也不曾从这种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无论是亚述人、波斯人、亚历山大〔马其顿人〕、恺撒〔罗马人〕，或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法国人、英国人……都未能真正有效地打破这一熟睡状态，科普特人至今还是昏睡着〔近代中国人也有类似的病症〕。
为什么会这样呢？仅仅由于神权结构或是教会组织的强大僵硬和官僚制度甚至世袭制度的毫无生气？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常为人们熟视无睹，也是现代思潮左右下的芸芸众生所不敢正视的：
军阀！埃及的死亡是因为没有军阀；故没落的文化无以振拔……严格说来，不是埃及没有军阀，而是他们的军阀被党阀〔也就是僧侣、神棍、书记〕管住了，这种精神的深层麻痹使得军阀的野心无从实现，不能激动社会，残废的社会失去了最后一线刷新的希望：野蛮的军事贵族。要知道，埃及历史上的“新王国”的开创者们，原来是一批不折不扣的军阀，正是他们一度给埃及带来新的气象、新的色彩，他们将黑克索斯人这种雅利安野蛮人，从尼罗河三角洲最后驱逐出去，并在乘胜追击中完成了向巴勒斯坦及近东的扩张，要不是他们的努力，埃及的灭亡将提早千年。
我们可以设想，若是这批军阀的后裔们仍像他们一样尚武刚健，充满宁折不弯的战斗意志，科普特人何至于如今仍处于阿拉伯异族的统治下？若是底比斯来的军阀们的原始风貌仅有一点遗存，亚述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欧洲人，怎么能在埃及站稳脚跟？可惜埃及没有了“伟大的军阀”，“伟大的导师”的资格也就被从此取消了。尽管埃及人曾是希腊人的导师和犹太人的主人，但缺乏尚武精神却使得这个国家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只能在强敌面前惴惴不安、等待吩咐；它的文明因之趋于衰竭，无从振作。以敌人的文化为文化，其结果，就是以敌人的意志为意志，以敌人的命令为命令了……
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吧，每次社会解体之后，都是那些割据自雄的军阀集团把腐朽了的社会和发霉了的文化连同走到尽头了的时代，一起投入刑场和血泊，直到送入棺木之中。每次又有一个万恶的军阀集团，在割据自雄中蚕食并最后聚歼了其他军阀集团之后，开始扮演党阀、神棍的角色，终于“打下了天下”，开创了一个皇朝。军阀成为皇帝──这当然会给社会注入一股尚武精神，使它的文化为之一新、眼界为之一阔、身心为之一健、性格为之一变。所以中国的文化，从来都是以断代来区分的，甚至文学也是“汉赋”、“南北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戏剧”、“民国白话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文学”。军阀们不仅开创皇朝，身兼武夫和神汉的双重角色，而且自己还扮演学者和诗人：曹操是诗人，梁武帝是诗人，陈后主是诗人，隋炀帝是诗人，唐太宗是诗人，宋徽宗是诗人，当然最“伟大”的诗人是满人玄烨，这位爱新觉罗家的乾隆一生写作了四五万首诗歌，差不多是毛泽东的一千倍。
五，一切权力归统帅部
5. All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highest command
“一切权力归统帅部”──这句口号出自一次大战中被两线作战夹击得焦头烂额的德国。不过这种极端的动员所挖掘的潜力毕竟有限，只要美国一参战，德国统帅部立即投降，因为美国是现代世界的迦太基，而德国不过算个斯巴达，连马其顿〔苏联〕都算不上。到了二战，除了“一切权力归统帅部”之外，德国又加上了“消灭离心离德的犹太人”一个最后手段，可谓黔驴技穷，但还是不管用，因为德国面对的英法美俄同盟，综合国力少说也要比它大上五倍。这次德国只能捞到无条件投降，不仅再度割地赔款， 残余的国土还被四国瓜分占领了将近五十年。
“一切权力归统帅部”──对于各霸一方的分封建土的贵族时代也许是个好消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对科学和艺术蓬勃发展的国家主义时代却无疑是个坏消息，所谓“舔痔得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庄子·列御寇》]〕；而对行王道即实行间接统治的天下国家、全球政府，它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噩耗。当前这个暴虐横行、理性丧失的白热化极端的战国时刻，是所谓“政治统帅一切的时代”，不仅共产主义国家如此，连资本主义国家也奉行“政治正确主义”〔Politically Correct或political correctness〕──“一切权力归统帅部”的纲领，不仅是纳粹的，也是英美在战时奉行的极端措施。它是一切灾难的导火索，是拘留营、集中营、劳改营、屯垦地、难民营的设计师。英国据此逮捕亲德派，美国据此逮捕日裔公民，苏联据此流放少数民族；相形之下，只有战败的法国和软弱的中华民国比较人道一点。德国的“一切权力归统帅部”，到了俄国就变成了“一切权力归政治局”。当然，俄国人在统帅部和政治局之上加了一个“书记处”，即实现了军阀与神汉的结合。
参考一下罗马的历史也许不无教益：马略和苏拉在罗马城的拉锯战、前三头〔公元前60年，由庞培［Pompey］、恺撒［Caesar］、克拉苏［Crassus］三人结成政治同盟，实行集体独裁，史称“前三头政治同盟”，实为罗马共和国灭亡的先声〕、后三头〔公元前43年，又出现屋大维［Octavius］、安东尼［Antonius］、雷必达［Lepidus］三人结成的“后三头政治同盟”。公元前30年，屋大维铲除其他二人而成为独裁者，至此独裁制政权建立，罗马共和国名存实亡〕──形形色色的军阀先后登场。对外征服的战绩在他们的对内征服的暴行面前真是“相形见绌”，文化的熏陶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为了孵化阴谋诡计，文明的传统对于他们而言只是眩惑群众的戏剧时装。如果全球时代也有这样的军阀登场那就太令人厌恶了，为了避免支配历史的军阀们以整个地球作为他们纵横驰骋的战场，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为了克制他们的贪欲〔他们甚至要霸占人类的灵魂，装神弄鬼地扮演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为了保护文化人不必成为他们的玩物，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为了宗教的自由，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否则即使连真理也难免沦为他们暴行的乔饰与战略的伪装……因为，在他们“肃清一切堕落的东西”、“挽回颓废的倾向”、“取消虚无的哲学”的说辞后面，其实意味着文化的末日，甚至文明的末日：因为一切文明的终结阶段都会发生堕落、颓废、虚无的现象。
正如庞培威胁他的老丈人苏拉时所说：“崇拜旭日的人要多于崇拜落日的人。”公元前80年代后期，马略和苏拉为争夺罗马最高权力展开的内战，这一局势诱使青年野心家庞培前来投靠，苏拉对庞培非常赏识，当他作为得力助手，苏拉夺得政权实行独裁后，庞培抛弃妻子和苏拉的女儿结婚。婚后不久，庞培征服了非洲。非洲之役提高了庞培的威望，苏拉感到紧张，便命令庞培解散军队，但庞培拒绝接受命令，并率领大军进逼罗马，要求苏拉为他举行凯旋式。苏拉警告庞培不要违背法律，庞培却嘲讽苏拉说：“崇拜初升太阳的人要多于崇拜落日的人。”苏拉迫不得已，破例为庞培举行了非洲之战的凯旋式，并授予他“伟大”的称号。原来“伟大”这一称号如此廉价，即使军阀与恶霸也可以轻易获得！在“伟大的恶霸”看来，和平的居民岂不都沦为井底之蛙？要是没有了“伟大的恶霸”，繁荣的社会何异于古井的死水？要是没了“伟大的恶霸”，历史就真的成为不可想象的贫乏荒野。
伟大的恶霸：
1，他们的恶性就好像射猎行为，使生命的紧张在达到极端后反而得以缓解和转移。
2，鱼肉良民的做法在局部看来当然不好，但从全局看去却是无甚大害：“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
3，伟大的恶霸及其党徒对于社会气氛的毒化作用，反而对整个社会意识起了不可思议的净化作用，这虽然令人费解，却经常发生，大概是恶霸压制了恶人，正如惟有专制体制可以彻底消灭黑社会势力，因为专制体制就是最大的黑社会。
4，恶霸行为对文化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刺激作用，并贡献出江山如此多娇的风流故事系列。
5，恶霸思想激发了变相的英雄行为、英雄业绩和英雄传说，如韩信，既是恶霸的受害者，也是恶霸思想的传人和行者，最后还为最大的恶霸刘邦的“统一中国”的革命伟业，贡献了力量。
白起〔？─前257，秦国后期名将，又称公孙起〕可谓是跛足帖木尔〔Tamerlane，1336─1405年，帖木尔帝国创建人〕的先行者。白起在赵国的长平活埋了四十万人赵国俘虏，从而用实际行动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降临：“投降是最为愚蠢的行为，降卒是不齿于人类的。白起的暴行使跛子帖木尔那几座用数万人头堆砌起来的胜利纪念碑，黯然失色、相形见绌。但为什么白起的恐怖名声反不及帖木尔显赫呢？因为白起不是自己的主人，只是秦王的工具，这与帖木儿独立军阀的身份相去远矣。此外，白起也没有渲染屠杀的残暴，他屠杀降卒的目的是由于安全考虑，而非出乎残忍的报复心理。如果说白起的暴行出于迫不得已，那帖木尔就完全是在施行一种恐怖战术了。他用这一恐怖教导了被征服的民众应该如何尊重并服从“新生的革命政权”：“用泥和砖把近两千名俘虏一个压在另一个人身上，活活地堆起来，砌成塔。”“我们的兵士堆了一座尸体山，用他们的头垒了几座人头塔。”帖木尔“不分男女老幼，从百岁老人到襁褓中的婴儿一律处死。”他还毁坏农村的灌溉系统，使得该地区永久变成了荒芜之地。“当他们来到赫尔曼德河岸，他们毁掉大坝，这一古建筑的遗迹没有留下来”。甚至今天到这儿的游人，也对帖木尔王朝的首领们如此完成成吉思汗所开创的事业，感到震惊。通过他们祖先的游牧主义和他们自己有系统的破坏手段，使自己成了“社会沙漠化”进程的代理人：帖木尔是一位有教养的突厥人，他酷爱诗歌，但却摧毁波斯文化；他是虔诚的穆斯林，却洗劫穆斯林世界各地的首府。因为对他来说，诗歌和信仰都是装潢，如何敉平自己的自卑感才是最重要的。这不是孤立现象，甚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也看到相似的矛盾人格：诗人牌绞肉机。同样有意思的是，帖木尔终身敬畏成吉思汗家族，就像二十世纪中国发动文革的那位湖南师范生终身敬畏斯大林。
其实，对成吉思汗稍有研究的人都会同意：成吉思汗来历不明，是个野种。自称“某某名人的后代”是容易的，也是可笑的，因为历史研究显示：名人尤其是那些权高位重的家伙，多是没有来历的野种，而他们的后人亦籍籍无名。“历史创造野种，野种创造历史。”如此看来，“英雄创造历史”与“奴隶创造历史”，皆可以休矣。
不同于毛泽东这个奉行阶级斗争的湖南野种的是，野种帖木尔掳掠的对象虽是同教的人民，但并非本国百姓而是异国居民；而且战时他往往身先士卒、亲冒锋矢，并不躲在后方和深宫里策划阶级屠杀的阴谋。这仿佛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结论：“好的天性获得好的信仰。好的习惯胜似好的智慧。好的本能驾御好的训练。领袖人物尤其如此。”
六，论宽容精神的全球含义
6. The spirit of tolerance in global context
只有奉持着宽容精神的半开化民族，方能成为整合世界的人。帖木尔和文革的始作俑者都是既不够宽容，也过于矫情，虽然他们都怀有征服世界的企图，但世界总是一再从他们的指缝里溜走。同样，秦人崇拜法家思想到了革命般的狂热地步，与苏联集团崇拜马克思学说的社会主义倾向，具有相似的偏执性──这使他们缺乏政治家的远见与气度。他们过于偏狭地以为自己的极端努力可以“传之万世”、“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结果犯下了自我孤立甚至自我封闭的错误，其代价是整个统治民族的结构化为灰烬。
相形之下，罗马人的成功除了得自他们的兵团战术和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意志，同样得自他们严明的法律和富于人性的宽容精神。其实，这宽容精神隐藏着更为强烈的同化作用。“宽容”结果成为心理征服的有效手法。秦人拥有罗马人的严刻但缺乏罗马人的变通，故不免于“滞”，滞则朽，朽则败。
英格兰人之善于构筑帝国结构使得蒙古人都不免相形见绌了，其主因也在于他们相当宽容。这种新型宽容甚至达到了地方自治和代议制的形式，否则，一千几百万英格兰人，怎能胜任世界帝国殖民事业？怎能在北美独立战争和印度土兵暴动那样的叛乱之后幸存下来？
在楚汉之争中，尤可见到宽容态度的决定作用。汉人至少在表面上或暂时的较楚人为宽容，因此得尽宣传上的便宜就像英国人比德国人、美国人比苏联人，在战略上争取了更多的主动。这种宽容态度更能成功地愚弄一批唯利是图的冒险家，他们原以为刘邦比项羽更好说话，到头来却上了大当；国民党的许多叛将到头来也因为这样的误判而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可见，宽容精神至少是宽容态度，并不是一种富于诗意的古风或雍容华贵的仪态，而是一种机敏的政治本领，《老子》第七十八章所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正是政治宽容策略的最好注解。
为什么要宽容呢？“半开化的蛮人”本来最少宽容的精神，他们保持宽容的态度，主要是迫于某种需要，所以他们的宽容当然不会过度，从而走向疲弱，不像“文明民族”久受毒化，早已失去健朴之质。其宽容也只是无力的表现，不见得发自政治自觉。例如秦人，处于中国的边区，号称虎狼之国，是地道的半开化民族。本来楚人也具有这一野蛮优势，所以对败于秦人之手实不甘心，声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罗马人，处于希腊文化圈的边缘，也属半开化民族，他们因此能兼收文质史野，开创世界格局。英格兰人，处于西欧的边缘，和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兰西人、荷兰人、西德人相比之下，无疑也具有更多的野蛮气质，这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因此能独排欧陆诸“史”，使半开化的岛国从“野蛮的海盗”一变为“文质彬彬的痞子”。希特勒临死前喟然长叹：“未来是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的！”他不具备斯宾格勒那样的历史直觉，没有预见到俄国“胜利解体”的命运。无疑，他已在东方的俄罗斯那里看到了一个半开化民族；他原本误将俄罗斯视为一个未开化民族的，他为这个错误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
相比之下，还是东方矮人斯大林比较懂得“六十年风水轮流转”的道理。据《蒋经国自述》，1945年苏联对中国进行割让外蒙古的谈判时，斯大林很正经地对蒋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他所以坚持占领外蒙古，是因为以下顾虑：“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美中不足的是斯大林好像忘了，他这位新沙皇竟然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在他的高跟鞋底下，俄国其实已经完了。
从上述观察不难看出，作为世界统治者的候选者，未开化民族甚至也比已开化民族更有希望，俄罗斯这样的半开化民族或许还有机会，而已开化民族如德国反而永远失去了这一优势。历史昭示我们：从未开化向半开化〔如蒙古人〕以及从半开化向已开化〔如罗马人〕的征途中，一个民族会释放出它的最大能量。至于那些过早释放了精力的民族，也许是不幸的，尽管他们也创造了文化硕果，却只能留给后起之秀前往摘取了。这个“后起之秀”，正是以世界统治为其天职的半开化民族，他们恰逢其会，像罗马人和秦人一样，不以文明的修养和艺术的能力见长，而是善于安排一种储藏文明的新秩序，而所谓“宽容精神”，正是他们安慰已开化民族和怀柔未开化民族的“弱水”。仿佛古代神话中的“弱水”，会使鸿毛都沉溺其下的。在宽容精神方面，秦国由于嬴政的私生子情结而大打折扣，结果旋即覆灭，汉人吸取了秦国的教训，在吕氏专政之后恢复了中原国家的宽容传统，终于建立了卓有成效的东亚世界的秩序。
七，罗马史的例证
7. Cases in Roman history
罗马的根据地意大利半岛虽然山脉纵横，却易于通行。意大利北部的波河与中部的台伯河均为通航河流，可以沟通各个地区。这是意大利容易统一而希腊难于统一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意大利三面环海，北面则是阿尔卑斯高山，海洋因此构成意大利与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并且成为罗马人建立地中海帝国的一个重要条件。
罗马人兴起之前，意大利不在拉丁人控制之下。其中埃特鲁里亚人控制半岛的中部和北部，希腊人控制半岛的南部和西西里岛。埃特鲁里亚人不属印欧语系，文字尚未解读，来源不详，可能是小亚细亚的移民，或皮拉斯基人的分支，或意大利土著居民。维兰诺瓦文化时期，拉丁人移入罗马，公元前八世纪，罗马地处埃特鲁里亚人、萨宾人与拉丁人的交界点。萨宾人则属于印欧语系。如此一来，罗马城其实源于上述部落的联合，最后形成所谓“七丘同盟”。
罗马城建立于公元前八世纪。在罗马人生活的埃特鲁里亚以南、台伯河以西地区，拉丁式的朱庇特庆典祭祀节日的设立，不迟于公元前七世纪。受埃特鲁里亚文明的影响，包括罗马人在内的拉丁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乡土文化。历史表明，罗马并无纯一的种族起源。构成其渊源的三大成分是：萨宾人、拉丁人、埃特鲁里亚人。而所谓“王政时代”〔Period of Rex in Rome〕其实就是三族轮流执政的。例如罗马七王统治中的第一王、第三王是拉丁人；第二王、第四王是萨宾人；第五、第六、第七王是埃特鲁里亚人。
“纯粹的罗马文化”从来没有存在过，罗马人只是像日本人那种适当消化了各种外来的种族和文化成分，然后综合为一种特殊的秩序。例如异族的埃特鲁里亚人、希腊人、迦太基人，都是作为罗马的敌人和“良师”，而进入罗马的历史命运的；最后则作为罗马的俘虏和奴隶，蒸发消失在罗马历史洪流里。
王政时代的罗马人，过着简朴的农牧生活；同时，对罗马的命运具有重大影响的埃特鲁里亚人却过着奢华的商业生活，但埃特鲁里亚人后来怎样了？他们从历史中“消失”了。罗马人在日后，却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古罗马的历史，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关命运的选择：是生活舒适而沦为仆役呢，还是勤政不息去争取整合世界的霸权？
王政时代的罗马人，无疑选择了后者，因此使自己的生命具有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为并被后人评价为，“罗马人的美德”，如坚定、简朴、感情迟钝、行事简单。这可以被评价为某种“原始性”，因为世间的美德往往与原始性一体两面。那时的罗马王〔Rex〕，是军事首领、最高审判官和最高祭司，却没有行政方面的权力。历史在在表明，原始的美德要比文明的才智更有征服的力量，因为，无才智的但有原始美德的社会，还可以获得才智〔或自己学习，或聘请或掳掠才智之士以充实自己的智慧〕；但无美德而仅有才智的社会，却难以再从文明重返原始：熟透的果子再也开不出鲜花来了。结果只能烂掉，除非把种子埋入泥土，在下一个季节重获机会。
罗马人没有被埃特鲁里亚人的物质文明腐蚀掉，却被希腊人的精神文化软化掉了。这不仅由于希腊文明的创造者们要比埃特鲁里亚那些只会经商的手艺工匠更有吸引力，更重要的因素还是罗马人自己已经从未开化民族变成了半开化民族……三百年的岁月没有白白流逝，罗马人终于一步步成熟起来，开了花，并结了果。那果子就是他们的地中海帝国，尽管他们的花有些苍白无力，是从希腊移花接木而来的文化与技艺。这当然也使他们的果子有些先天不足，给罗马世界的崩溃埋下精神的裂壑。
罗马人的成功，不仅得自他们的野蛮、廉洁、质朴、迟钝等“高贵的统治者性格”，且与他们的“正义感”和战略精明，结下不解之缘。例如，罗马人先后与埃特鲁里亚人、其它拉丁城市、两西西里的希腊人、北非的迦太基人、爱琴海周围的希腊人一一结盟，又逐个反目：结果其前任盟友无不沦为其奴役的对象，美其名曰“罗马和平的享有者”或被统治的“同盟者”。这多少有点像是美国人对待欧洲人的态度，更不用说对待日本那样的战败国了。
这当然要归功于罗马据有意大利半岛天然的战略地位，处南北的交通要冲，周围各个主要部落，在罗马都有种族与文化的成分混合，甚至有自己的代表。罗马“七丘联盟”的建立，表明其国家形态在早期已经具有“联邦”性质，这与近代英国的形成颇为相似。可见罗马并不起源于“拉丁人的骄傲”，相反它长期蛰伏于埃特鲁里亚人的统治压力下。浮华、夸张、艳丽、过于市场化的埃特鲁里亚城市的商业文明，也曾一度支配过罗马的灵魂。罗马人甚至祀奉过埃特鲁里亚人的神明！只是到了公元前480年左右，在罗马建城和获得霸权的时间缝隙，罗马人才联合其他拉丁语城市，并与意大利的希腊殖民者结盟，驱逐了其文化先行者埃特鲁里亚人的所传播的“真理”，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简朴生活中去。正是商业文化的失势，为罗马保持了美德，并为其政治能力奠定了基础。
文化混同、外国统治、五方杂处，常被认为是对民族特性的瓦解，或是对民族生命的不利因素，但罗马史却证明了，这种看法并不确切。相反可以认为，过于顽固的文化传统，反而阻碍国家强大、文化昌盛。适当的混同与杂处，作为更新传统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而文明老化、国脉僵硬，常常表现为故步自封。由于民族自尊心发自某种古老的动物本能即排它性的作用，一个民族集团总是不会自动而心甘情愿地接受外来文化及其价值准则，对于历史悠久的国土尤其如此。因此，“适时”的和“恰当”的外来统治，对于一个衰败民族达到复兴的境界，也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痛苦。
中国能达到这种意义的复兴吗？中国的复兴也许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因为中国规模巨大，不是埃及可以同日而语。但是自古至今其他的古代文明，除了印度之外的居民数量一概稀少，而印度也是分成许多民族，不像汉人如此集中。但是自古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古老的民族能从自己貌似光荣实则有毒的梦魇中，挣脱出来以轻装前进，再度进入创造历史而不是被人创造的激流中。
为了再度创造历史而不是被人创造，中国人是否准备好了？中国人是否具有勇气埋藏而不是埋葬“永恒的中国”以及对它“不朽的回忆”？富于创造性的个人应该变得“健忘”起来，否则将陷于固步自封的泥潭，一个民族何尝不是如此，它若不与过去保持必要的距离，在未来的天地中，将趑趄不前。
八，多难兴邦
8. National revival out of adversity
中国的情况可以证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或近似的情形下，社会与文化的繁盛，会阻碍思想与政治的统一。反过来说，思想与政治的统一，也会阻碍社会与文化的繁盛。尤其当“统一”与“专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悲惨的2008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后，有一篇《慎言“多难兴邦”》〔许斌〕写得好，指出“巨灾之后，相关报道与评论中常常使用有‘多难兴邦’一词，人以为不妥，因为词意中，着实包含了对于亡灵的不敬。”考“多难兴邦”一词，源出自《左传·昭公四年》，说的是在春秋乱世，晋、楚、齐等诸侯国争雄天下时，楚王约晋王会盟于宋，准备强行确立自己的盟主地位，但晋王很是不服气，不准备与楚王会盟，发狠说：我们晋国地势险峻，又能养育很多高头大马装备军队，加上齐、楚二国还常常遭遇灾难，我用不着怕他们。于是有大臣劝谏晋王道：非但险峻的地势与高头大马不足持，而且，“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就是说：灾难对其它国家的影响难以预料，有些国家，因为常常遭受灾害、面临麻烦，反而能上下一心，变得更加强大；另一些国家，长期没有遭受灾害、面临麻烦，却亡了国。但多难与兴邦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就是这位大臣，同时还劝谏晋王说：楚国现在势力强大，大王您自己先“修德”以观其变，如果楚王也将自己强大的国力落实在“修德”上，连我们晋国也不能不暂时服从其号令，不要说其它小诸侯国了。反而，如果楚王持国力强盛而骄奢淫逸、残暴不仁，楚国会遭到天遣，国力将持续衰退，不再有与晋国争夺盟主地位的实力。就是说，真正与兴邦有必然联系的，是“修德”，而不是多难。所谓“修德”，在中国古代是君王要善于纳谏，要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要整饬吏治、爱惜民力，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好一点。
历史上，如果国家遭受了大的天灾，或者当一些特殊的自然现象被认定为凶兆，君王就要下“罪己诏”，意义类似于现在降旗，全面检讨自己的错误，向上天，向所有百姓承诺一定会改正错误，并要求天下人务必要劝谏、监督自己，以此来获得上天原谅，免得上天降罪、百姓受苦。自然，这样的“罪己诏”基本会沦于形式，但偶尔也能起到一些作用，使得国家暂时能渡过难关，老百姓能生活得好一些。强调“多难兴邦”，是因为在专制时代，能否“修德”，决定权在于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基本都脱离底层民众，非经大灾大难，不肯对自己丑恶的行为有丝毫反省。用多难，用老百姓无边的痛苦来感动统治者稍微发一下善心，中国的老百姓，真苦！何况，不要说感动的希望渺茫，便是感动的愿望能偶尔实现，也不具有丝毫的持续性保障。同一个君王统治时期，“修德”在先，淫虐在后，这样的伤痛填满了中国史书的一页又一页。
但现代社会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核心就是民主，《宪法》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身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需要跪求谁将“修德”恩赐给我们，而是要主动地争取、勇敢地说不，争取使个人的意志、群体的意志上升为法律意志、国家的意志，要尽一切力量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神圣不可侵犯，无论在任何时候。
……
这篇文章好就好在，指出了兴邦是由“修德”促成的，而不是由多难促成的。多难──修德──克难──兴邦，才是正确道路。
那么，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克己复礼、不得不修德节欲的外在环境又是如何的呢？
1，文化中心地带多为小国林立，如先秦时代的齐、鲁、韩等国，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诸小邦；且此等小国文化，常较边缘的大国为优。即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分成数百方国，与中国帝国时代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完全不同。
2，伟大强国如马其顿〔对希腊世界而言〕、罗马〔对希腊化地中海世界而言〕、不列颠帝国〔对欧洲大陆而言〕、美国〔对欧洲化的全球世界而言〕等，都兴起于文化边缘地带。
3，文明的扩张激励个性的发展，文明的扩张也有赖于个性卓著的人格；但同时文明的扩张却带来社会的离心倾向，离心力往往就是文化上的创造力，这时，文化的创造者与社会的叛逆者同一。社会的秩序抑制文化的发展，或玩弄文化于股掌、或买卖文化于店堂。
4，历史一再揭示：一统天下的强权中心，常对精雕细刻的文化怀有深深的轻视，它们随手扔掉抢来的文物，或仅仅拿来充当玩物和摆设，以增添“可汗大帐”里的优雅气氛。而征服者眼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却是那些被征服民族珍视的成就与偶像！有一个故事说，回教早期扩张时，一个阿拉伯人抢到了一名波斯贵妇，仅仅标价卖了一千块钱，事后人们问他为什么卖得这么便宜，他说自己不知道还有比一千更大的数目。──这戏剧化地说明，惟有这些强权中心的粗野主人，才是精致文化的收获者，尽管他们并不播种、耕耘、栽培……他们当然不会像是当前的美国和不列颠联合王国，也不会像是古代的迦太基、科林斯这样由市侩统治的重商主义实体。重商主义仅仅把国家活动视为商业扩张的手段，例如，不列颠帝国及其继承者美国，就与古代的迦太基有诸多相似之处，先后与法、德对峙而终必亡于某个大陆强权，即那个比德国和俄国更具有全球能力的“未来罗马”。毕竟海上霸权与大陆诸国属于不同的体系，从文学到法律、从科学到宗教意识，都是如此，因此海权国家最终无法整合世界。
5，大陆强权既然拒绝重商，那么重视什么呢？还是《左传》上的那两句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成公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师。宣伯欲赐，请先使，王以行人之礼礼焉。孟献子従。王以为介，而重贿之。公及诸侯朝王，遂従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以祀为先的典型是阿拉伯人，以戎为先的典型是蒙古人，而秦人和罗马人则兼而有之。他们对文明进行收获，以“处理”、“围剿”、“聚歼”等程序，多少矫正了文明的病态。国家秩序最终无法忍耐高级文化对它的考究、疑问、挑衅、攻击，而压制高级文化也不是豪情使然，而是冷酷的需要。但冷酷的魄力与手腕，往往并不属于那些曾经辛苦创造了这些文化的民族：拆房子的人常常不是造房子的人。历史的沉默定律展示：世界秩序的缔造者，不是那个文明的创造者；“收获者不是拓荒者、贮藏者不是酿造者”──这就是公平与正义。
6，当文明成熟、世界逼近统一的时刻，两个强国如果在人口、资源、生产能力诸方面势均力敌──谁的文化创造力强，谁的军政力量就弱；谁的文化嗅觉迟钝；谁的军政眼光就敏锐。这种现象甚至可以从生物学的“器官均衡论”方面找到解释，更能在历史中找到许多证据。反驳者可能以现代的美国与苏联的较量来说话，因为美国与苏联在人口、资源、生产能力诸方面几乎可算势均力敌〔虽然苏联的人均产值不到美国的一半〕，而美国的文化创造力显然强于苏联，结果何以苏联的军政力量不仅没有击败美国，反而被美国所挤垮了呢？据我们考察，这种“反常”现象，主要是因为核子武器的发明和使用，使得苏联无法从东欧发起进攻，兼并西欧；否则，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会在二战结束后爆发，使得欧洲在苏联的铁蹄下完全统一。核子武器造成的“共同毁灭”的前景，大大遏制了苏联武力称霸世界的企图，然后根本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迫使“军事兼并”让位给“经济竞赛”，使得“文化征服”成为全球政府得以形成的基础。
为什么我们认为中国文明即礼制文明可以胜任整合世界？因为礼制文明是唯一可以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征服的文化征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当然，天子是依据人民的意愿行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周书·泰誓》〕”
九，人民运动
9. Popular movement
“人民运动”，是历史改变其形态、文化转辙其方向的必要杠杆，但却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动力”。尽管历史的形态和文化方向的生成，受制于杠杆即人民意志的形态；但这一生成的动力，却永远都是那极少数不甘为奴者〔如周王和孔子〕的反抗意志。
“少数人不顾死活的反抗意志”如周王征服殷朝──这推动力若不能有效掀起一场规模足够的“人民运动”：就难以成功地搓揉历史、锻铸文化。从这个意义说，被王道动员起来的而非自发的“人民运动”，才是文明的开山斧钺。
“多难兴邦”的要领在于，唯有切实的灭顶之灾，能使人的心灵从成见和幻想中解脱，从而有效把握生活的脉动。相反，若是离开现实压力，任何灵魂包括个人灵魂、民族灵魂或文明的灵魂，都难免蜕化、浮泛、空洞和奢华，这些蜕化、浮泛、空洞和奢华，在审美上也许有些价值，但那只是纪念物的价值，是木乃伊的价值，是博物院里的死亡价值。
全球性的统治民族，需要一个基础广泛的融合集团，如“罗马公民”，但是，现代世界不可能提供一个罗马人那样的“自然状态”。因为第一，现代已少有古罗马人那种具有内在活力的原始民族；第二，现代人类面临的文明化压力如欧洲化，远较古代世界所面临的文明压力如希腊化，为大。尽管欧洲化在许多方面都与希腊化相似，但实际上前者的殖民化过程更为残酷。在全球化的空前压力下，未来的融合集团〔不论是罗马式的还是秦汉式的〕所仰赖的精神形式的力量，不得不大于古罗马型的无意识形式〔即所谓“罗马人的美德”〕。有意识的精神形式及其内在力量，不是集团的、原始传统中的自然产物；而是个人的、具有革命性质的人造产物。它的训练和灌输，要强于自然产物。
回顾一下过去的进程，也许对预测未来的局势具有帮助：公元前125年，执政官弗拉库斯提出扩大罗马公民权授予范围的议案；前123年，盖约·格拉古再次提出类似的议案；前91年，保民官德鲁苏第三次提出扩大罗马公民权的议案。上述议案的提出，体现出意大利半岛内部“非罗马公民”要求获得“罗马公民权”；而上述议案的无疾而终最后激化了“非罗马公民”与“罗马共和国”之间的矛盾。
前91－88年，非罗马公民与罗马共和国之间爆发战争即“同盟战争”。前90年，罗马元老院迫于压力，通过法案宣布：将罗马公民权授予那些没有对罗马采取敌对行为的非罗马公民，奖励他们忠于罗马共和国的立场。这多少有点像美国在“南北战争”中“解放黑奴”。前89年，罗马元老院再次通过法案，规定在六十天内放下武器的所有非罗马公民，皆可获得罗马公民权。
“同盟战争”的意义在于，罗马公民丧失了原有的特权；在意大利半岛上，罗马公民与非公民得以融合，罗马国家的政治基础逐渐扩大，为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过渡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事实很清楚，罗马共和国的实质是罗马公民的征服、特权和统治，是罗马公民集团广泛征服的逻辑结果和历史产物，罗马的“公民/土地/战士”的三位一体，构成罗马共和国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过渡的实质，是政治基础的扩大与统治权力的集中，罗马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垄断，从此让位给更为广泛的权力分享，尽管它先后借助于元首政治甚至君主政治的形式。
从进程考虑，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过渡，包括以下环节：1、苏拉的个人独裁；2、前三头同盟即庞培、恺撒、克拉苏的权力分享；3、恺撒的个人独裁；4、后三头同盟即安东尼、雷必达、屋大维的权力分享；5、屋大维的个人独裁和元首政治的建立。
所谓“元首”即“首席元老”或较“第一公民”。元首政治的历史地位是“共和政体向君主政体的过渡”，其实质是“共和形式的君主专制”。因此罗马帝国的权力继承，主要采用指定接班人的原则，而不是父死子继或兄终弟继的原则。元首政治时期，元老院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形同虚设，实际权力由元首操纵。将近三百年以后，到公元三世纪后期开始，元老院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元首政治过渡为君主政治。
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它对超越性人格的期待，对哲学家帝王的需要，将不同于希腊城邦没落中的心情或罗马帝政时代的崇拜；相反它倒可能类似于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民主运动”，是一种在信仰自由的现代气氛下培养起来的精神产物。类似的人民运动，其实不是那些装作高深的“学术著作”可以指导的，正如并非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而是这两块蒙古殖民地成功地利用了马克思主义那套毫无趣味的术语来为自己的病弱之身做了护身的铠甲，所以看上去叮当作响，很是煌煌。闭门造车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著作”，只给那些并不认真研读的冒险家运用了之后，才变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只有乐于上当受骗的弱智者才愿意相信这些著作，对人民运动真的发挥了创造性影响。其实，任何理论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几乎都是装饰性而不是创造性的。烦琐的分析及讨厌的枝蔓，压制了玲珑透彻的直觉并掩盖了彻悟的大体，喋喋不休地说“理”、谈“天”，泯灭了良知，坑害了许多自然而然的人。
人民运动，其实需要某种“神秘的宗教”而不是理论的分析，以发挥凝聚力的作用，它要求简单、明快、直截了当、斩钉截铁，加上深刻的暗示、雄劲的风格，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后不得不变成类似宗教的意识形态，用来为特权阶层服务；而不是什么科学，更不是他们自己宣扬的科学社会主义。
还有一种规模更大的人民运动，则是在完全没有理论装饰的情势下成就的。如民族大迁徙：黄种人的北支〔如匈奴〕在公元前后扩张欧洲草原，驱赶了日耳曼人、奴役了斯拉夫人、挤垮了罗马帝国；而南支向太平洋、印度洋进发直到非洲〔如持续移民印度尼西亚、大洋洲和美洲和马达加斯加〕──这些迁徙背后不乏“中国统一”对周边地区所形成的地缘压力。
进一步观察不难发现：华人一千七百年来的移植南方甚至远走海外，也是中原被异族入侵甚至入主的后遗症，如五胡乱华导致华南汉化，蒙古入侵导致云南贵州海南岛汉化，满清入侵导致台湾、东北、南洋汉化。这些无意识的民族流动在全球文明史上的意义，可能要远远大于有意识的“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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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大改组
Chapter Eight Great Reconfiguration
现代主权国家，控制一切，垄断一切，主宰国民的全部生活，形成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强大机器，因此变得残暴不仁。要铲除残暴不仁的主权国家，必先铲除其哲学意识形态。如果排除了主权国家，那么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有什么实体可以造就全球秩序？我们认为，是“融合集团”。马克思的“无产者”、尼采的“种姓”、斯宾格勒的“教族”、汤因比的“教会”以及当代的“跨国公司”、“国际财团”，都是融合集团的雏形。而对未来威胁最大的“恐怖组织”，也有可能演变成全球性的融合集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由少数几个国家中的少数派，来主导破坏行动。
一，全球居民的多元特质
1. The pluralistic nature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欧洲文明曾在十八世纪经历了“中国化”〔理性主义、启蒙运动〕，十九世纪经历了“印度化”〔神话和语言学、佛教的引进〕，二十世纪终于迎来了“多元化”〔欧洲中心论的废除〕。现在转眼到了二十一世纪，西方人终于明白了，“学习古代中国的最好理由也许最简单，因为中国不是欧洲，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没有传承关系，然而它们完全对等。”〔艾兰［Sarah Allan，1945─］《西方人为什么要学古代中国？》〕
显然，仅仅学习自己的文化，对于一个全球时代的居民来说，是不够的，而像美国大众那样把美国等同于世界，更是闭目塞聪〔美国的新闻很少国际内容〕。语言决定了思维结构，观念具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在中国，至少从商代开始，也可能是从新石器时代或更早开始，人们相信人死后还有吃饭的需求；子孙如果不供奉先祖食物，他们会给子孙带来坏运气。这个观念与中国人‘孝’和‘礼’等伦理概念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基督教传统假定，和个人的世俗生活相对，世上有一个永存的终极实体。它还设想，上帝也存在，他不仅创造了人，而且在人将死时，他将根据《圣经》所记的道德标准来审判每个人。这一宗教背景对西方的个人责任观念极为重要。时至今日，中国学者不再相信祖先需要供奉食物的那种祭祀，西方学者也不相信死后在天堂或地狱会有永久生活。但是，这些观念在我们的文化价值和理解的成形过程中如此强大，我们难以摆脱它们。”因此对西方人来说，研究古代中国可以使他们发现另一种思维和组织生活，进而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例如研究中国哲学已经帮助西方学者醒悟到，自己的哲学体系立足于关于终极实体的超越性前提，其基础在于自己的宗教传统。这个前提在逻辑的发展方面特别有用，可是它最终并不比中国人的‘感应’宇宙观正确多少。”〔同上〕当然在我看来，欧洲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这一差异，还与“种族三特性”有关，即中国文明更加接近“K战略”，相形之下，更为松散的欧洲白人社会则较为接近“r战略”。
学者们还发现，汉朝之前的中国“神话”文献，几乎没有其他民族那样的神话。这是因为，在中国，祖先取代了神灵的地位，祖先崇拜就是宗教。再如中国的青铜用于农业工具的极少，尽管出土了不少青铜兵器，但除铜箭头外多数只是礼器和祭器，而不是商周国家进行军事扩张的作战工具。因此，中国虽然也呈现由石器到铜器再至铁器的进程，但严格地讲中国并没有所谓“青铜时代”。
随着欧洲殖民体系的最终结束，这一天已经不远：欧洲将变得很像中古时代的花剌子模：日益工匠化、商业化，完全忘掉了往日的军事传统和政治衣钵，成为专门替人提供“生产力”而不是战斗力的区域。花剌子模位于咸海南方、阿姆河下游，是中亚的一个古国。十一世纪末，塞尔柱突厥王任命其大臣忽都不丁为花剌子模地区都督。忽都不丁四世孙摩诃末继位后，进一步扩张领土，建立了一个包括前苏联中亚地区以及阿富汗、伊朗等地的回教帝国。都城玉龙杰赤在今土库曼国乌尔根奇。
1219年秋，成吉思汗亲率十几万军人出征花剌子模。1220年春，成吉思汗攻占不花剌城，守城三万多军民被杀害。接着围攻花剌子模新都撒马尔罕，成吉思汗下令杀害投降将卒三万余人，又掳获三万工匠分赐诸子和亲属。据丘处机记载，“城中常十余万户，国破以来，存者四之一。”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欧洲殖民扩张看作是“蒙古反应”，这在俄罗斯帝国〔及其后继者“新沙皇”苏联〕即“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尤其明显。但随着八百年前开始“非和平崛起”的蒙古风暴去日已多，欧洲早已丧失了前进的反作用力，那动力本是基于“反侵略”的双重含义：反抗侵略与反向侵略。于是，旧的欧洲沦为一片散沙，新的欧洲要么不存在，要么是作为一个世界霸权〔如以前的苏联和现在的美国或是以后的某个新罗马和新秦汉〕的经济附庸和物资基地而存在。至于“创造性文化”的时代，对欧洲已成过去，即使是“欧洲联盟”，在未来的年代中也只能提供经济技术的润滑油，而无从贡献精神与政治的活力了。因为欧洲文明的夏天已经结束，正如中国的战国末年或是南宋末年，正在期待一个野蛮的强盗前来收割。可以预测，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二十世纪的国际经济体系和技术系统，将伴随其政治体系和伦理观念一同解体，作为“形成一个更大整合”的必要前提。连锁反应的一个个环节，推动新的甚至“充满野蛮精神”的强权〔即“强盗权力”〕将迅速升起；揭开全球历史的真正序幕。我们最好不要孤立看待那席卷回教世界的自杀爆炸浪潮，如果这还不算“充满野蛮精神”，那么还有什么可以算作“野蛮的”？无可讳言，这种野蛮也算是文明的祖师，是一切文明得以发生的内部动力，正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惟有野蛮可以替颓废的文明，提供方向。
什么是强权？强盗权力。什么是国家？抽税机器。在强征保护费的意义上，国家与黑社会强盗的权力是完全一致的。我看见世界各地的工匠云集而来，蔽满大地、天空、海洋，他们无法携妻带子，孤零散漫，没有家庭、宗族、根底，也将没有后嗣、遗迹。他们作为一些“肉做的机器人”而来，先是钱币的奴隶，然后是可汗的奴隶。有一种疲惫的个人主义、变形的民主主义、残余的纵欲主义在折磨他们，绝境的希望鼓动他们的夕阳生命，死亡威胁迫使他们献出最后的技能、夕阳的工业。全球时代的“电脑技术人员”和花剌子模可汗大帐里的能工巧匠们，即将获得大历史意义的内在一致性。负载着五百年的报应，疲沓的欧洲心灵，将是初冬气候下即将泯灭的谢幕者，来者不再记念他们，就像欧洲殖民者不再记念新大陆的印第安文明。但新的全球政府确实需要成千上万这样的机器人，像是古代的亚述人和近代的蒙古人需要聪明的奴隶一样，全球政府也需要四处搜括这些能工巧匠，当作宝贝一样安置他们，极力榨取他们的智能，驱使他们的身心机能。欧洲终于荒凉，即使大量的穆斯林移民也拯救不了它，欧洲好像在呕吐殖民时代所吞咽的精力，它不断向外输血，现在终于因为失血贫血而衰竭。欧洲不被战争毁掉就被移民榨干，历史的巨轮又徐徐转到相反的一边，不过这一回可不是偏爱欧洲的力量主导一切了。
日本，这个欧洲的成功模仿者，它的命运也大抵如此，日本正在并将进一步向广袤的东亚输送大量工匠，也就是所谓“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这再不是主动的“侵略”，而是被动的“割爱”，被吸走的不是当年来自底层的兽性大兵，而是日本列岛的精华，就是当年从大陆移居过去的金童玉女的后代。刻入骨髓的吸取将使这个岛屿地区、这个人口日益萎缩的混合民族从心底感到寒冷和不寒而栗甚至心灰意懒，剩余的日本人变得和过去的虾夷人一样，给那块一度充满了魔力的土地好好“退退功”，使其脱却天皇魔法的咒语。要知道，日本是小小的，为了图存，它不得不诉诸高度的集约，使其内部压力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对抵抗外部压力大有好处，且有利于新事物的产生。
中国则不然，因为太大，所以自然的、内在的统一固然很好，但人为的、强制的统一，对这个庞大的东亚大陆的健康发展，并不见得有利。如果中国变得和日本一样紧凑、富于效率和整体性协调与活力，那将会是一幅怎样的景象？那将形成一部威胁自己和世界的超级机器，摆布人类的未来。中国历史一再表明，文明的黄金时代往往不是政治专横、社会黑暗的统一时代〔如秦两汉和元明清〕，相反，文化的创举常常出自社会动荡、政治分裂的“乱世”，如春秋战国、魏晋六朝、五代两宋。唐代的案例相当引人注目，唐朝并不是常人误解的那种“强盛、统一”的稳定帝国，恰恰相反，它先乱于世家争权、牝鸡司晨，后为藩镇割据所苦，夹在中间的所谓开元天宝的“太平盛世”超不过五十个年头，但正是这样的分裂，促成了多元社会的形成，创造了惊人的文明硕果。
二，无产者、种姓、教族、教会
2.Proletarian,Caste,Religious rouping,Church
以前的迷信告诉我们：同操一种语言的、有着相似文化背景和历史起源的居民，才可以被视为一种“民族”。它的补充规定是：民族成员还要在自然地理或政治地理上的互相接近和精神生活方面的互相凝集。可是，全球化的发展迟早会将这种陈旧的观念远远甩到自己的身后，现在的人们，用手机和远在天边的伙伴喋喋不休，对周遭的肉体却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人群和民族已经明显地分裂为小块、再小块，主权国家的旧瓶已经不能再装全球时代的新酒了。
种族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只从或主要从人的外部特征或生物特征区别人们，即使种族主义还包括了一般意义的心理特征，但从种族角度去寻求人类命运或文明秘密的努力，也正如从阶级角度和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去寻求人类命运或文明秘密的努力一样，也注定一再落空。
民族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只从或主要从人的行为特征或社会特征区分人们，即使民族主义包括了一般意义的社会特征，从社会角度去建立某种持久架构，也是转瞬即逝的；即便民族主义者自称找出了长生不老的要素也是枉然。
国家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把“国家”这个人造形式视为某种本质，圣经的《撒母耳记》早就斥责过这一谬误了。把国家这个工具视为堂而皇之的偶像，其危险性在于，把非本质的东西本质化了，从而毒害了人的命运。事实表明，在现代人类十几万年的生活历程中，国家的存在还不到一万年。而这个一万年的价值到底何在还是众说纷纭的事。
就宇宙的即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的发展而言，一个高级的国家形式，远远不及一个低级的灵魂来得重要，因为国家无非是肉体的集合，而且是拙劣的、经常是伤天害理的集合。同理，任何国家的生活，也无法超越天文、地理、生命的法则，正如任何文明的规律无非灵魂的或是“基因”的派生物。
社会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把不同质的存在例如形形色色的个人和形形色色的生活，拔到或贬到同等的高度，这样，人为的平衡是达到了，但社会发展却被阻止了，生命因此死掉了。生命发展的前提就是竞争以及不平衡，哪里实现了社会主义，哪里的发展潜力就没有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死亡与丧失发展的主义”。有人说，以前的苏联集团并未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对的；因为那个集团还在发展，没有丧尽一切活力。就此而言，还是应该为这些虚假的社会主义制度鸣锣开道。若是它们真的成了“社会主义”的，那就真的没有活力了，如北欧国家那样。而丧失活力就是腐化的开始、万恶的渊薮。
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的共同毛病，就在于它们的狭隘性，它们不合时宜，请看今日的世界：种族已经混杂，种族特征消失，种族主义即使再度抬头，但不复具有世界历史的积极功能。民族呢？也越来越失去自己的传统及特性，不论发达或不发达国家，民族的意义日益模糊不清，民族主义成为一小撮别有用心者的宣传口号，因为作为单元的民族，早已被阶级、宗教所分裂，国家主义的花花理想，迫不得已让位给“党天下”和“政治正确主义”“平权法案”的单调现实。这是一个地球范围的世界，这是一个国际融汇的时代，在新的动力不断驱策下，现有的种族、国家、民族、社团的界限将进一步打破，固守它们既不可能，也无意义。社会主义只是注意到一个社会内部的自治自足，社会主义者们对于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对其怎样才能既保持有益的竞争、又避免有害的战争等问题，完全缺乏看法和解决办法，甚至未能集中必要的注意力。而历史的经验则说，某社会一旦解决了它的主要社会难题，马上就会感到身轻如燕，情不自禁地要向外伸手、汲汲于扩张政策。亚述、马其顿、秦国、罗马、蒙古、英国、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它们的历史都充分表明了这一共同点。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若不从其它社会那里获取某种形式的可观“剥削”，就无法真正维持它内部的福利政策。有如对一群没有觉醒也不想得救的人民强行“解放”，是注定会演变成更深的奴役状态的，仿佛“揠苗助长”。“人不自救则无药可救”，对暮气沉沉的病夫而言，“安逸”才是最宝贵的。为了“安居乐业”他们可以忍受任何牺牲，可以接受任何苛刻条件。除了安居乐业，他们唯一的奢求就是“希望工程”，只求不在他人面前丢脸，最好还能稍稍出人头地。对这些安静吃草的羊群来说，差强人意的救助不啻外加的酷刑。他们本无获救的愿望，也不觉活在罪恶和受苦中。如此一来，多余的干涉反而提示了他们的苦难。为什么要去打破这些安居者的迷梦呢？为什么要把光与热浪费在拒绝者的身上？为什么要把另外的属性强行粘给他们？
马克思的“无产者”、尼采的“种姓”、斯宾格勒的“教族”、汤因比的“教会”，这四者具有实际的相似性，作为一种新的“选民”，不仅是犹太式的部落宗教的“选民”，而且是回教式的世界信仰的“选民”，尽管犹太教徒和回教徒这二者都是“闪族的”。
尼采的思想被希特勒在混淆下夸张了，结果“一个新的种姓”被解释为“一个新的种族”，优秀人物被等同于德意志民族，这种误解的荒谬贯穿在所有政治领域。例如，“新的统治种姓”在社会学上可行，在生物学上也成立，可是“新的统治种族”〔如特殊的德意志民族〕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学上是没有功能的。举一个例子：两河流域种族统治的典型是亚述帝国，其强劲崛起和迅速覆灭无疑给西亚各族留下极度震惊，甚至在《旧约》也留下了印记。突出一神论的《先知书》并非偶然出现，而是强调因信称义：“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亚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创世记》15:18─21〕经过一千多年的混乱的外部入主，闪族人再度崛起，但亚述的种族统治终于让位给了阿拉伯的信仰统治；而种族统治和信仰统治之间的过渡形态有迦勒底型、波斯型、马其顿型、萨珊型等等。
对于教族来说，信仰是一切文化的核心和种子，离却了信仰的文化，只是“知识”，充其量只是“学问”，对信仰者来说，单纯的知识与学问，犹如是脱离了生命的碎片。文明不是静态存在，“文明”甚至不是纯粹的名词，而暗示某种萌动或影响，具有相对的动态性。任何一种文明，不论其建筑如何雄伟、基石多么广大，其最初前提总是建立在这样或那样的“信念”之上，它并不能无止境地回答“为什么”，尤其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或“实证”的材料确切无疑地回答这些“为什么”。无产者、种姓、教族、教会，都是如此。
三，民族整合的文明历史经验
3.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民族”是什么？文明创造者们手中的蜡团。即便从“民俗”学意义上着眼，也常常如此。今日的民俗，不正是昨日天才的遗迹？“民族意识”经常透过创造者们的“无意识过程”，形成了对民族生活的陶铸。
1、民族不知民族意识为自己的工具，反而相信它就是自己的目的，且是最高的目的。这说明民族意识对于民族自己的深刻支配。
2、民族意识从根本上确保和促进了民族生活的节律和形态。
3，民族意识的载体是“文化阶层”，它不是握有一门技艺或专业知识的人，而是具有历史精神并能以此影响民族感情、指导民族生活的特殊“种姓”，文化阶层人数不多但能量极大，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酵母般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文化作用，正如中东地区〔或受中东影响的欧洲〕的教士阶层，这个教士阶层，在近代欧洲演变为“知识分子”或“民族良心”。而现代中国的灾难就是由于士大夫阶层未能实现转型，结果造成中国上层社会的全部毁灭，整个社会沦为文化废墟。其最典型最怵目惊心的事件发生在“文革”期间，而毁灭的机器就是“革命运动”。
有一种观点认为“汉族基本上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多民族的集合体，南方人和北方人，东部人和西部人，甚至相邻的两个县，翻过一座山头，人民的习惯就完全不同”，因此汉族也可以被称作“汉字族”。所谓“中华文化”也就是多民族多文化的集合体，其长处在于对不同文化和民族拥有整合能力，善于使各种风俗文化习惯的人民在一起相处。正是由于这种“整合技术”曾经是先进的，所以中华民族的实体世界第一庞大。而这种混同性质的整合，正是欧洲文明所欠缺的。如果全球人类能够成为统一国家，那么起决定作用的将是中国文明，因为中国的统治术能够推动不同民族之间逐渐融合。……
这种观点是一面之词，其最大的缺陷是反省的方向有误。中国文明，若不先行灭亡，成为游魂，经过现代化的改造和全球化的洗礼，则与现代世界无法兼容，谈何领导全球化？若然，自以为是，且愚昧地随声附和，岂不成为中国大地的痼疾？这里面似乎有一种趋近死亡的魔力，而不仅仅是“推动不同民族之间逐渐融合”，仿佛彻底的融合就是死亡。若然，谁只要踏上了这片土地，就不可救药地丧失了正义感：昨天他是绿的，今天他是红的，明天他成了黑的，但他永远是“正义”的，他不仅欺人，而且自欺。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伪善的东西了，甚至大大超过德国人嘴里常常提到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式的虚伪”……毕竟这些欧洲小邦的几百年经历，怎能同中国式的驯化相提并论呢？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仍然服事于殷”，大概真是全球第一。与如此庄严的政治承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民的缺心少肺”；与中国政治的包罗万象形成奇异反差的是中国生活的断烂不全……不幸或幸运地活在这片人海中的个性，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反问：“我是谁？”
一个民族，只有当他与其他民族处于激烈竞争中，在共同对外的压力下，才真是一个民族，才具备了民族的要素。每当一个民族与他族和平共处、与世无争，民族特性就会消失。“语言学的共同语言”基于“心理学的共同语言”，“社会生活的共同语言”基于“精神生活的共同语言”，而没有精神上的共同语言，肉体上的共同语言无异于动物的吼叫。忏悔永远发自个人的灵魂，民族是不会进行反省的。“民族性的反省”，那只是少数以民族为己任的狂妄心灵，所进行的越俎代庖，是侵略性的“自我反省”。所谓“全民族共忏悔”的说法，是语无伦次的矫情，宛如杀人凶手要受害者和他一起悔改。故意混淆“Sin”和“Crime”正常界限，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看家本领？
在把个人意志强加给民族的意义上，有两类天才，一类是当民族充满团结精神时兴起的天才，一类是当民族发生内在分裂时崛起的天才。前者被目为政治家和挽救者，后者被叫做精神创造者〔思想、艺术、宗教等方面〕和民族灾难的标记。奇妙的是，前者常会出现在民族形势并不有利的时刻，后者反倒在民族的盛世开始发生时崭露头角。“盛世”露出衰落的征兆并不希奇，由盛趋衰的转折点就会出现“文化巨人”，这些人的活动一方面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另方面加剧了民族的内在分化。而民族处境并不有利的时刻，常常也是否极而泰的枢纽，结果无意激活了团队精神。所以一个民族的力量，是无法用唯物主义的标准加以测定的。正如现有的生产能力，并不是一个国家内在力量的主要标志，否则就无法解释富国何以变穷或是穷国何以变富。民族的力量，来自团结合作的精神可以获利；而民族衰弱的主要表徵即在于内斗分裂可以获利。因为分裂而获利，是对乱党的奖赏，如此引来的社会动乱是无法用强制手段加以消除的，而滥用暴力手段医治内乱，只能进一步恶化危机。崇尚暴力解决的独夫之所以得势，是因为戕害民族肌体的恶行成了他登基的前提。社会分裂状态是文明分化的恶果，而不是由于掌权主事者的暴力程度不够；所以适时的“分而治之”，远比“强迫统一”来得高明。秦始皇所以失败就是过度依赖暴力，而汉朝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提升了社会自治的程度，在政治领域运用了“顺势疗法”。可见社会分化只要不导致暴力行为，对于文明的生长、力量的凝聚，不仅可以接受，甚至完全有益。
四，走向全球政府的几步震荡
4. Turbulent path toward global government
千百年来区域国家时代所形成的关于“民族”的概念，必须刷新。因为，新的全球文明的事实正无情地嵌入我们的视野：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苏联已经瓦解，欧洲殖民体系的西线美国，是否也会步上欧洲和日本“空心化”的后尘呢？
a，“平暴”的必要性
a. The necessity of "pacification"
现代主权国家，控制一切，垄断一切，主宰国民的全部生活，形成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强大机器，因此变得残暴不仁。
全球政府，是作为这些残暴不仁的主权国家所造成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平定者出现的，因此全球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铲除现代最大的暴力机构：主权国家。
太平，只是主权国家造成的乱世里的苍白希望。在普鲁士王国的豢养下，哲学家康德提出了他的“永久和平”，当然这只能是军国主义的烟幕弹，所以普鲁士王国孵化了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又孵化了纳粹第三帝国，希特勒的鹰巢、狼穴、柏林地下室散尽的硝烟，成为康德永久和平的最生动注解。
希望是动荡社会的一枝幻想花朵？不。它并不像媚俗的对象〔愚人们〕或媚雅的对象〔智者们〕想象的那么可人。如果“永久和平”真的来临，真的统治了这个被主权国家分裂成两百多块的“国际社会”，人们尤其是精力充沛和渴望活动的人们，将如何耗费精力、消磨意志呢？仅仅依靠体育运动和娱乐活动？这样虚幻的“太平盛世”岂不成了天大的牢房、养鸡场和动物园？成为无尽头的瘟疫策源地：疯牛病、禽流感、“非典型性的肺炎”。
b，铲除主权国家的哲学
b.The philosophy to eliminate nation─states
要铲除残暴不仁的主权国家，必先铲除其哲学意识形态。
“要简单的感情！”──这就是全球时代的内在呼声，是渴望全球共同体新生的呼声。这满怀着返真归朴的希望，可以挽回文明衰颓的趋势，可以消弭日趋复杂的情绪，并缓解越演越烈的国际冲突。飘浮无定的效忠、泛滥失节的爱心，因为无所归属而流于虚伪不真。感情的泛滥有如感情的枯渴，泛滥的外表掩盖了实际的枯竭，是同一事体的不同表现。
文明的朽败，来自对文化积尘的尊崇。把文化的服饰偶像化，例如对主权国家及其偶像的“无限忠于”，是人性的堕落，可谓其患无穷。对社会习惯和文化成规的恪守或墨守──这是灾祸之因。道学先生们喋喋而言的“天理”和“人欲”──恰以颠倒的方程解释了衰亡之机。新儒家认为“人欲泛滥导致文明衰亡”。其实简单的人欲并非衰落之因，文明衰落的肇因是那种不断追求新奇怪巧的复杂感情，例如托洛茨基和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其实也是这样一种感情。这配上政治口号与偏颇的嗜好，就会酿成自相冲突的体制，以致社会险象环生。
新儒家的“天理”太空洞，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新儒家的“人欲”太具体，不是生命所能除灭的；看来惟有新儒家意义的“天理”和“人欲”的折衷，即我们这里所说的“简单的感情”，方能成就统一全球的使命。简单的感情向着一个目标，简单的感情泯灭了国家冲突的病灶。普遍的压抑会分化为“引力”及“斥力”，唯有“简单的感情”创造历史。
c，全局的和平取决于融合集团
c. Overall peace depends on the integrating groups
如果排除了主权国家，那么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有什么实体可以造就全球秩序？我们认为，是“融合集团”。马克思的“无产者”、尼采的“种姓”、斯宾格勒的“教族”、汤因比的“教会”以及当代的“跨国公司”、“国际财团”，都是融合集团的雏形。可惜马克思的无产者并没有联合起来，而是被民族所分裂，进而被主权国家消化掉了，成为“旧势力的复辟”。而对未来威胁最大的“恐怖组织”，却有可能演变成全球性的融合集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由少数几个国家中的少数派，来主导破坏行动。
融合集团是全球范围的“选民”，而不是种族的附属品，不是文明的附属品，不是政治的附属品，不是经济的附属品。
有两种性质的斗争可以测度融合集团：一种是谋利的战争，那是主权国家的特点；一种是文化的战争，那是融合集团的特点。前者把文明贬为吃饭手段，后者把吃饭变成文明手段。
当然，融合集团要进驻某个主权国家而且是庞大的主权国家，还要通过“借尸还魂”的战略，质变之，形成“融合集团其实─主权国家其表”的特殊实体，从而完成对于主权国家的最后利用，然后消除之。在这个意义上，秦国的“客卿”制度，值得借鉴，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说法，甚至连秦王本人都是作为“客卿”、用“暗度陈仓”的战略〔借腹怀胎〕，从赵国引进的。在某种意义上，古老的秦国其实是被新兴的战国客卿──融合集团，当作攻陷世界各国历史城池所借用的一把云梯罢了。
和罗马帝国比较一下，罗马帝国虽然也通过授予罗马公民权的方式吸纳了不少“客卿”，但这些外来公民大多没有进入权力核心，相反受制于罗马的旧贵族势力。因为前期罗马帝国奉行的是元首制〔Princeps，前30─后192年〕，保留元老院等“本土权力机构”〔称为“民主制遗迹”或是“贵族制遗迹”都不准确〕，极大妨碍了国家一体化进程。直到212年，罗马帝国才授予境内所有自由民以公民权，而这是在117年帝国扩张到极限以后将近一百年之后才实现的。284─476年间，后期罗马帝国的君主制〔Dominus〕才形成，罗马本地人〔相当于“秦人”〕的政治垄断才彻底结束。313年《米兰敕令》才给予基督徒信仰自由，即真正实现了机会均等。相比之下，在中国，秦国并吞六国后虽然带来空前苛政，但对六国人只有政治歧视并无种族歧视，不仅因为中原“同文同种”，而且因为客卿即古代的融合集团主导了秦国政治，废除了本土〔秦国当地，相当于罗马〕贵族的特权。客卿集团的许多要员甚至国王本人〔嬴政〕都来自六国地区。这样一来，秦末起义虽然导致六国的复国，但国际融合集团势力已成，各个诸侯国在争霸战争中不得不纷纷败北。楚汉争霸的结果证明，汉王集团最富国际融合集团的特质，因此得以重演秦国故事，短短五年迅速平定天下。汉王集团后来虽然制定了“非刘氏不得称王”的规则，但融合集团气候已成，该集团后来策划剿灭吕氏，进而在“七王之乱”后协助削藩。这样，在罗马帝国花费了两百多年才得以完成的居民一体化工作，在中国二十年就完成了〔前221年秦灭六国─前202年汉灭西楚霸王及各路诸侯〕。
秦国与罗马的上述差别，不仅得自不同的政治条件，而且得自不同的政治传统：例如，帮助商汤夺取天下的伊尹， 商王武丁的宰相傅说， 帮助周王夺取天下的吕尚〔姜太公〕，都是秦国以前的著名客卿。“以客卿取天下”，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而身为客卿同时又透彻表达了客卿理论的，当属秦始皇的宰相李斯〔？─前208年〕。他的作品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
斯乃上书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而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抉提〖“抉提”二字俱应为“马”旁〗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
秦王因为收回“驱逐客卿”的成命，得以各个击破中原各国，征服所有的主权国家。透彻地说，为平定主权国家的统一事业而斗争，不仅是文明过度发展以后产生的变态行为，更应被理解为文明高度整合后必然产生的秩序需要。只有以文化为目的战争，才能整合不同的利益和味觉，形成全球通用的尺度，并造就“后主权国家时代”的全球实体。
其表现当然需要这样一个前提或背景：由于文化的发展，各种工具和机器使人们节省了大量的精力。在生存已获牢靠保证的情况下，许多过剩的精力需要合理安置……但是在主权国家的广泛扩张后，各个主权国家之间已经严丝合缝，再无任何缓冲余地可以游刃有余。这时，“需要摩擦和斗争”的人类好斗性，就不得不发展为“平定主权国家”的统一天下的运动，“书同文、车同轨”，就不仅作为一项基本的文化方式而且作为一项基本的生活方式被提上议事日程，不是“别出心裁的好大喜功”，而是“同呼吸共命运的需要”。
d，文明的节奏出自反动的思想
d. The rhythm of civilization grows out of reactionary though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没有“反动的思想家”。以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除非这个潜在的反动思想家，是个官方思想家〔“理论家”〕，因为只有替现存制度辩护、为政府行为寻找理由的思想，才是阻碍新生事物昂然兴起的毒剂，其目的无非为了说服那些“饱读诗书的群氓”。而非官方的、反权势的思想，即使主张“复辟倒退”，那也是一种创造的新意识重新抬头的曙光，是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它既然否定现行之物，就意味着重新启动生命的潜能：“倒退回过去”和“前进到未来”是一样的。新一代人会为历史上一切非官方的“反动思想”即“逆行的革命思想”昭雪平反，只要它的主旨不是为流行的权势辩护。因为新人们知道，这是推动历史的思想精华，不是为了谄媚权贵而酿造的鸩酒。
新的一代骄子，他们将陶醉于这样的“反动思想”：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亡，逆之者昌；惟有抵挡现在的才能开辟未来，惟有扫荡现象的才能确认思想，惟有驱逐诱惑的才能消解苦难。而不管这些“现货”东西来自何方神圣的主权国家，出自哪位经传的大师。文明成于期待之中，精神现象永远是一种“期货”，正如各大银行和交易所这些魍魉场所虽然充斥鬼魅伎俩，但它们对于社会经济的流通和催化用，还是显而易见、不容抹杀的。
e，全球文明的精神形式
e. The spiritual form of global civilization
世界国家的最高形式是“世界宗教”，例如在中国，先后采纳了阴阳五行的儒教和灾异谶纬的儒教〔民间则盛行道教和佛教〕。罗马帝国先后采纳了太阳神教和基督教〔274年“不可征服的太阳”被宣布为罗马帝国的神，比授予基督教平等地位的《米兰敕令》仅仅早了四十年〕。印度则是佛教和耆那教。阿拉伯人则是回教。具体考察下来，世界宗教几乎无一不是“融合宗教”〔当然真诚的信徒一再抵制这一“混合主义”的倾向〕。既然如此，那么未来的全球政府在国际融合集团的管制下，产生融合宗教也不仅不是不可思议的，而且还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文明的出发点〔同样也是文明的终结点〕即宗教的角度观察，人生的根本目标不是斗争而是和平，斗争甚至连手段都算不上，只算误入歧途。为什么？正如高级宗教所示，险恶的坏手段会败坏良善的好目的。人的动物性告诉我们：“需要斗争”，结果是“目的达不到固然汲汲于斗争，目的达到了依然还是会热衷于斗争”。在无耻的斗争中，理性判断甚至道德准则一概沦为斗争的仆从，拜倒在权势的声威面前、淹没在血腥的呐喊之中。但是人的神明性〔中文意义的“神明之德”的神明，而非高级宗教意义的“神”〕却提醒我们：“学会斗争”首先必须“理解斗争的全部性质”：人性的斗争决不仅仅是动物谋求生存和舒适的单纯本能。道德经得起唯理精神分析的唯一理由，就是它必须来自神的启示。启示的道德〔而不是人为的道德〕才不至于偏袒某些势力而压制其他人类成员。唯物主义的分析则只能使道德分裂为“阶级道德”或“种族道德”或某些文化及亚文化集团的道德。例如所谓的“党性原则”，就要求其成员独立于公认的道德原则及道德实践之外。无神的道德难以使所有的人“均等获利”，因为惟独迷信〔而非理性〕才能满足人类道德需要，实现《书经》“平章百姓”的大业，为全体人类提供同一的行为基础。
书经开篇的《虞书·尧典》如此宣告：“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里讲的就是礼制的天下统治。这种格局来自不可解释的“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神秘和某种性质的“迷信”。它表明道德的坚实基础即使不是宗教，也是某种接近宗教的信条。这些信条往往并不“科学”，它们依靠打动人类身心需要来起作用，用巴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年〕的说法，那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内心为上帝自己预留的一个空间，如果人们把上帝放入这个人心的空间，就会觉得充实，反之就会觉得空虚。正是这种“空虚的感觉”使人自觉抑制一些过分的要求，并依靠一些精神压力来保持自己的充实感……从上述的内心秘密来看人性，只有宗教才能较长久较有效地保持某种文明的动力，不致衰竭。
宗教意义的服从，因此成为一种“真的自由”，〔“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8:34─36〕作为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国恩典。相反，一个人若是在纵欲的意义上自以为自由了，反而可能深陷更大的奴役中。当人感到自己受到奴役并起而反抗的时候，他才能走向自由。
（另起一单页）
第九章 地外文明
Chapter Nine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
进入全球时代，已有先虑者开始着手“为宇宙立法”的问题了。如，人类怎样拥有火星？谁可以购买月球土地？未来的月球城市如何采用废物回收法？这都是些“太空法学”方面研究讨论的课题。不同的科学技术也许可以互补兼容，但不同的道德价值却只能互相拆台。全球政府所需要的道德基础是什么？全球政府认识到：惟有对立面的存在，才能有效团结内部，共同目标的激励，可以动员内部的活力。外患能缓和内忧──一个清晰可见的地外目标、太空任务，以及宇宙空间的召唤，可使全球文明不再重蹈历史上统一帝国迅速腐败的覆辙。所以我们说，不仅全球政府需要一个宇宙基础，同时全球政府也具有协调整个地球资源的能力，可以帮助人类进行地外探索、太空扩张。
一、阿波罗计划的争论
1. The argument of Apollo Project
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不仅为了知道其他星球上有无生命存在，更重要的是想解答生命的来龙去脉，同时探索地外空间也是人类争取扩大生存空间的努力，而在很多场合下它还可以扩大某个人类群体在地球内部的生存空间里所占有的份额。例如美国的“阿波罗计划”就是如此。据知情人卡尔·萨根〔Carl Sagan〕披露，“阿波罗计划”〔Apollo Project，又译为“阿波罗工程”〕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推进太空事业，而是美国政府在遭受政治压力的时刻构想出来的一个解脱行动。
有些历史学家推测，肯尼迪总统当初组织阿波罗计划的主要动机是扭转公众对入侵古巴猪湾失败这一事件的注意。虽然阿波罗计划花费了数百亿美元，但它和四十多年后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打法一样，是个不必要的浪费。因为目标如果只是考察月球，用无人驾驶的飞行器似乎更为有效，花费也少。但那不够耸人听闻，难以震慑对手。由于被地球上的政治需要左右了宇宙探险，头几次阿波罗登月飞行的科学价值微乎其微。而更有说服力的是，当第一个科学家登上月球，阿波罗计划就宣告结束了，因为政治目的已经达到。美国从此没有继续派遣载人飞船前往月球，即使无人驾驶的飞船也懒得再派了。难怪有人怀疑，整个登月行动完全是个摄影棚里拍摄出来的惊耸故事。
其中一个著名疑点就是，当年宇航员登月后在月球插下的美国国旗，照片显示它在“飘扬”，可是月球上近乎真空状态，没有大气也没有风，旗帜无法飘扬，即使是永远不落的星条旗。其他登月照片也有问题：航天员影子长短不一，显示现场不止一个光源，而月球表面只有太阳一个光源，而且不是那样近距离的照射，所以照片中的另一光源必是拍景用的射灯。此外还有的疑点就是：两名登陆月球的宇航员都在照片中，但当时登月的一共只有两人，而拍摄的角度很难使用自动相机，况且当时登月飞船根本没带自动相机。
“登月骗局之父”比尔·凯恩〔Bill Kaysing〕曾是登月舱制造商Rocketdyne公司的设计员，自称熟知登月骗局的底细，他与英国一位摄影师〔David Percy〕合作撰写了《我们从未曾登陆月球》〔We Never Went to the Moon〕并正式出版。他有理有据地指出，阿波罗计划欺骗了全世界，所有的影像资料只不过是在南极大陆上的模拟月球试验场上拍摄的，美国宇航员从未登上月球。此言一出，可为惊世骇俗，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公众对阿波罗计划的质疑也达到了数十年来的顶点，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近两千五百万美国人表示不相信阿波罗行动是真实的。更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竟然对此风波始终缄默不语，越发使人迷惑不解。
回顾一下当初的说法：1960年代之初美国航空航天局就提出了“阿波罗登月计划”，随后经过八年努力，阿波罗1号到10号先后进行了多次近地轨道飞行试验和登月预演。1969年7月16日，“阿波罗－11号”飞船进入月球轨道，成功登陆后，船长阿姆斯特朗首先走上舱门平台，爬下了五米高的九级台阶，随后，他的左脚小心翼翼地触及月面，从而那张震撼世界的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类脚印的照片便诞生了。阿姆斯特朗感慨万千：“对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但对人类来说却是一个飞跃！”十八分钟后，另一位宇航员奥尔德林也踏上月面。他俩拍摄月面景色、收集月岩和月壤、进行实验并向地面控制中心发回探测信息。结束后，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乘登月舱飞离月面，升入月球轨道，与由科林斯驾驶的、在月球轨道上等候的指挥舱会合对接。三名宇航员共乘指挥舱返回地球，在太平洋溅落。整个飞行历时八天三小时十八分钟，在月面停留二十一小时十八分钟，成就了一次历史性的壮举。
但是数十年来，人们对阿波罗计划的真实性一直怀疑失过，1980年代的美国电影《摩羯星一号》就影射阿波罗计划可能是场骗局。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比尔·凯恩在其著作中对登月照片提出的几个疑问：
1、月球没有大气层，因而也就没有空气折射的问题，那么应该清晰地看到月空中群星闪耀的图景，可是NASA提供的照片上却看不到一颗星星；在阿波罗17号的电视传送画面中，两个航天员同时入镜，但两个影子长短不一，且向着不同方向，证明现场有不同光源。 在阿波罗14号和17号的传送画面中，航天员遮光面罩反射了很大的强光，那是射灯的反射，证明现场只是一个布景。
2、登月飞船降落在月球表面时，应该有巨大的粉尘被推进器吹起，可是在照片上和纪录片中显示的月球陆地表面却平静如常。一些天文爱好者也指出，即使是在地球上，喷气式飞机的引擎也可以将鸡蛋大的石头吹出几十米远，可是在引力弱得多的月球上，登月舱在登陆时至少会吹动极其壮观的烟尘，定然飞沙走石才对，可是在提供的录像上却恰恰相反。
3、阿波罗16号的一位宇航员John Young站在月球上向国旗敬礼时，背景拍摄中没有星辰，也没有他的影子。宇航员放手后，国旗杆仍摆动多时；照片中近景一块石头上面似乎有一个C字，分明是电影道具。一些登月照片上的穿凿痕迹明显，在远景和近景之间有一道十分隐蔽的线，使人怀疑是否是采用了电影特技中的“褪光扫描法”，即先画出远景再用光影予以掩饰。
“阿波罗工程骗局说”的支持者还提出以下观点和证据：
第一，阿波罗工程的登月照片是伪造的。根据月面所摄照片上的阴影计算的太阳入射角和NASA所公布的宇航员在月面活动时间、坐标点与月相周期比较，发现有十分明显的相悖之处。反对者指出：以阿波罗11为例，登月点是在月球上的静海，东经23.5度，北纬0.6度，从地球发射时间是1969年7月16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3点32分，在月球上的舱外活动时间约两个半小时，是从第109小时7分33秒到第111小时39分13秒。据计算，阳光与月面间的入射角只有6度到7度，几乎紧贴地平线。但是阿波罗11那张美国国旗插上月球的照片显示，阳光入射角大约有近30度，显然不合逻辑。
第二，登月录像也是伪造的。经过对阿波罗登月录像进行分析，有人提出录像带中的宇航员在月面上的跳跃动作、高度与在地面上的跳跃动作、高度相同。而月球上重力是地球的六分之一，应该轻易地比地球上跳得高六倍，远六倍。可是从录像上看，宇航员跳离地面还不到一米高。
第三，登月计划的工程进度有悖常理。1967年1月，阿波罗1号才刚刚研制出来，技术可谓极不成熟。在进行登月舱充纯氧试验时，电线碰擦引起大火，导致三名宇航员被熏死。随后便进行了诸多重大的改进，登月计划的硬件技术研制被迫推迟了一年多，可到1969年7月，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一次登月成功，从技术层面看，令人难以信服。
第四，用来运载阿波罗登月飞船的火箭土星五号为何被弃而不用？土星五运载火箭功率巨大，其技术成就超过时下的各类型火箭和航天飞机，但是却被废弃，甚至连图纸也没有保存下来。更令人诧异的是，美国直到今天都没有合适的运载工具把空间站送上地球轨道，就是因为没有功率强大的运载飞行器，现代航天飞机也只不过一次把不超过二十吨小载荷送入地球低轨道，而六十年代就研制出来的土星五，传说可以轻而易举的把一百吨以上载荷送至地球轨道，把几十吨物体推出地球重力圈，用于发射空间站应该轻而易举。登月前后的五年间，美国共发射了十七个土星五用于运载阿波罗宇宙飞船，成功率达100％！土星五以如此优秀的表演记录，竟然“退出江湖”，着实令人费解。而NASA的解释竟然是土星五“制造成本太高”！
第五，如何解释宇宙空间的辐射对宇航员的影响？今天人们都知道，外太空有各式各样的宇宙辐射，有些可能致命。一般的核电站都是用几米厚的铅块加混凝土层阻挡可能的核辐射泄漏，让宇宙飞船采用几米厚的金属层来抵挡辐射显然不现实，而宇航员穿的那十几毫米厚的宇航服对阻挡高能射线根本没有作用，当年登月的时候这个致命的问题又是如何估算和解决的呢？
第六，阿姆斯特朗的脚印可能吗？正如凯恩指出的那样，登月舱降落月面时，必然会吹起巨大的粉尘，那么照片上阿姆斯特朗的第一个脚印又如何来得那么清晰？而且出于避开巨大的沙尘的考虑，降落在月球岩石平面才是最佳选择，如果确实如此，那脚印又从何而来？对此美国政府一直没有明确回答。
质疑者们还提出了许多其它问题，比如，温度对摄像器材的影响：月面白天温度高达250华氏度，照片显示，宇航员所用相机是裸露在宇航服之外的，没有任何保温设施。胶卷在150度即受热卷曲而失效，怎么可能拍出照片呢？
捍卫阿波罗登月真实性的人则回击说，在夜间拍摄晴朗的月亮时，大概的曝光组合为F5．6／1／2－1秒／ISO100℃〔视大气能见度而定〕，这时夜空中的星星在底片上是不会留下痕迹的。即使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星，如猎户座的天狼星也需曝光在2－3秒以上，而且留下的也只不过是该星的运动轨迹。月面的摄影环境其实就是把地球的白天和黑夜一起置于相机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对立的选择，根本不可能拍出常规意义上的效果，二者只能居其一，因此登月照片造假说不能成立。对于照片中呈现的光亮程度和明暗对比不协调的问题，他们认为，不可能是由于造假时使用人工光源所致，最直接的理由就是登月舱的表面本身就是巨型的反射光源，把太阳光反射到月面导致明暗对比度不均匀。
他们还推理说：首先，美国政府造假所冒的风险太大了。当年的登月过程曾经对全球进行实况转播，造假一旦暴露，信誉损失不堪设想；况且阿波罗计划涉及到数万名工程技术人员，想要堵住他们的嘴谈何容易？如此之多的科学家不会拿自己的人格开玩笑。其次，美国新闻界是讲信誉的，其强大的舆论监督能力也绝不会容许这样的弥天大谎上演。再者，造假说的支持者们所提供的证据仅仅是对一些照片和录像资料的技术分析，并不必然推导出阿波罗计划是虚张声势的骗局的结论。
有人从常识的角度说，星条旗的飘扬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旗杆原先是收拢的，到了月球上把杆子一撑开，美国国旗就像雨伞那样张开了，把旗杆插在月壤里，一松手杆子就晃动了，而月球上基本上是高真空状态。在地球上一个晃动的东西，由于空气的阻力作用，会逐渐停止下来，而在真空状态中，就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停止晃动。所以，所有的录像片看起来这个旗帜在迎风飘扬，实际上恰好证明是在真空状态下。阿波罗工程是当时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工程，由于阿波罗的出现，导致了1960到1970年代一大批高科技工业群体的诞生和发展，包括液体燃料火箭、微波雷达、无线电指导等，也带动了整个工业的繁荣。阿波罗工程产生了三千多种技术成果，人们至今仍在应用阿波罗工程的很多成果。
阿波罗计划真假之争至今未平，对类似的与科技工程有关的政府行为，需要进行重新评价。美苏冷战是主权国家主宰世界的极端状态，其留给世人的辉煌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基于霸权政府的炫耀，美国航空航天局迫于压力已经承认，登月计划的部分照片中确有矫饰和伪造的成分。同时，阿波罗计划的真实性之争论直接带来的是政府信用问题。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詹姆斯·哈德博士提出证据认为，NASA有意对公众隐瞒了对所谓宇宙飞碟〔UFO〕的观察和研究，在他的抗议和要求之下，美国航空航天局辩解说，之所以隐瞒了宇航员们目击UFO的证据，是担心公布这些事实会引起“公众恐慌”。如此看来，美国政府实施阿波罗计划的初衷，确实是要在声势上压倒苏联，以获得争霸竞赛的心理优势，结果把苏联拖入太空军备竞赛的罗网，让大量的金钱挥霍在太空，最终拖垮苏联的经济。不论阿波罗登月行动真假如何，美国的目的似乎达到了，苏联在经济军事化的轨道上越走越远，直至社会崩溃。
2006年8月14日，美国航空和航天局宣布阿波罗登月原始录像带全部遗失！并表示，即使找到录像带，它们也可能无法放映了。在这批丢失的原始录像中，包括登月时宇航员身体状况和飞船情况的数据，还有阿姆斯特朗在登月成功后说出那句著名的“这是个人迈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时的画面。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发言人格雷·霍特洛马说，“我们很长时间没见到那些录像带了。我们找了一年多，但没能找到。”遗失前，录像带存放在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戈达德航天中心。
登月录像带1970年被移至美国国家档案馆。但不知何故，录像带和七百份副本在1984年又回到戈达德航天中心。现在那七百份副本也只剩下两份。萨尔基西安曾于1997年着手调查帕克斯天文台在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中的作用。当时他向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索要登月录像带，但被告知录像带已经找不到了。又不知什么原因，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过了八年到2005年前才开始寻找。
这已不是首次登月任务资料第一次遗失。英国广播公司2001年就曾报道说，就在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不久后，一盘记录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指挥员和阿波罗11号宇航员对话的录音带丢失，直到三十二年后才在得克萨斯州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找到。
二，为什么要探测地外文明？
2. Why explore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
相关研究指出，未来八十年内，人类有可能会面临多次全球性的灾难。在这些可能来临的灾难中，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将出现在2008年6月21日。届时，一颗编号为HZ51、直径达八百米的小行星将有可能与地球发生碰撞。如果这一灾难真的来临，人类将极有可能重蹈六千五百万年前恐龙灭亡的覆辙。据测算，这一灾难发生的几率虽然不大，只有六百万分之一，但由于该小行星的运行轨道只是在不久之前才被精确计算出来，因此其与地球相撞的几率还有可能发生变化。
而到2011年底，太阳活动将达到峰值。这期间，电气设备和导航仪器的工作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人们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同时，强烈的太阳辐射还会导致人们皮肤癌的发病率显著上升。据预测，太阳活动的两个高峰期将分别出现在2011年10月和2012年8月。此后太阳还有更为猛烈的爆发现象。欧洲空间局指出，在最近的十一年中，太阳中心的温度已提高了将近一倍。恒星在发生超新星爆发前常常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太阳可能会在2013年发生非常猛烈的爆发并造成人类史上一场空前的灾难。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地球的温度将会急剧上升，最终导致可怕的生态灾难。
到2020年，全球气候将会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此时，欧洲将会遭遇频繁的猛烈降雨和洪水袭击，这将重创当地的农业。而世界其他地区将会遭遇广泛的干旱威胁。对于2020年全球总人口将达到七十六亿的人类来说，一场空前的粮食危机将会来临。
到2029年4月13日，人类将再度遭遇来自太空的威胁。此次，直径达四百米的99942 Apophis小行星将从距离地球三万五千公里处飞过。科学家们认为，届时人们仅凭肉眼便可看到这颗小行星。估算它与地球碰撞的几率将达到六千分之一，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几率。因此，一些人甚至提议建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以便制定和实施拦截该小行星的计划。
到本世纪末，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将达到临界值，而整个生物圈也将因此发生变化。因环境变化而消失的动植物种类将达百万之多，同时还会有大约50％的陆地变为沙漠。英国气候预测和分析中心的专家们认为，气候剧变将导致数百万人丧命，一系列国家也将会走向消亡。
……
美国《纽约时报》2004年7月13日报道，近一百五十年来，地球磁场的强度急剧减弱了10%─15%，这使得来自太阳的高能粒子能够轻而易举地穿透地磁保护层“袭击”某些人造卫星。更厉害的是，根据巴黎地理学会一位博士的研究，这可能是地球磁场发生大翻转、南北极互换的前兆。科学家们通过对海底熔岩的研究发现，存在于地核周围的铁流体〔熔融体〕好像一部“发动机”，不停地将巨大的机械能转化成为电磁能，从而形成了地磁场。而铁流体有时会形成巨大的漩涡，迫使自己的流向发生变化，这就引起了地球磁场的改变。 地球的磁场曾经发生过多次翻转，炽热的岩浆中含有数以万计的矿物质，好像一个个“小指南针”。当岩浆冷却下来，这些“指南针”也被固定，不再发生变化。这样，其“南北极”的指向就记录了当时地球磁场的方向。研究表明，地球磁场平均每五十万年翻转一次，而最近一次的翻转发生在七十八万年前。由于一百多年来磁场不断减弱，人们不禁担心，地球磁场的又一次“大变脸”是否即将来临？
当然，地磁场的两极倒转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大约需要五千到七千年才能完成，在此过程中保护人类免受强烈紫外线辐射的地球磁场将会消失，许多依靠地球南北极迁徙的动物将乱了方寸。而对人类最致命的打击是直接暴露在紫外线辐射下，皮肤癌等灾难将降临。欧洲航天局计划在2009年往两极上空发射三颗卫星监测地球磁场的变化。这样不仅可以帮助人们预测磁场变化的情况，更可以避免短期内可能发生的事故，如保护那些低轨道人造卫星免受太阳粒子的侵袭。
事实证明，不仅地球本身的奥秘与人类前途汲汲相关，就是遥远的太空─地外空间也关系人的命运，看来古代的星相学并不完全无的放矢。所以生命起源、进化研究、寻找地外理性生命、地外文明和太空移居等课题，已经列在“二十一世纪一百个科学难题”中。如果能够理解人类在宇宙中的孤独，理解其它星球上即使拥有智能生物却肯定与人类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人类就会用新的观念去看待人类之间存在的分歧。难道在结束了主权国家的盘踞分裂和横行霸道之后，人类不该携手合作开发宇宙？
偌大的宇宙空间，除地球上具有生命和人类的文明，是否还有“外星智能生物”和地外文明？随着航天科技的发展，人类拓展了探索的领域，“外星智能生物”或“宇宙人”已经开始成为地球人类寻觅的重要目标，结果形成“SETI”〔地外文明搜寻〕计划。据天文学估算，以每个星系平均三百亿颗恒星作基数，像太阳这样具有行星系统的恒星约占25％，即有七十五亿颗星。如果这些恒星拥有的行星只有1.7％才有可能发展成某些“生物圈”，那么银河系内就可能有十三亿颗与地球类似的行星。再考虑到生命进化、文明进化中的其他因素，估计银河系中也应有3.25万个与地球生命形态相当的星球。1995年以来，已陆续找到太阳系以外的行星，并发现四十种以上的星际分子，其中有不少可成为生命的素材。许多科学家因此认为，宇宙深处存在智能生命不足为奇，地外文明的存在可以预期。因此，智能生物和地外文明的问题，日益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等国就试图监听地外传来的无线电波，寻觅宇宙智能生物踪迹。1974年11月16日，在波多黎各落成了一座巨大的射电望远镜：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科学家用它向武仙座球状星团M13发出了一封“地球电报”。尽管这个地球漂流瓶需要两万四千年才能到达M13附近，但这是人类第一次有意识向宇宙其它部分表明自己的存在。既然我们能对外发送这样的电报，为什么不来收听一下对方可能给我们发来的广播呢？事实上，早在1960年，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就领导了这样的一个计划。称之为“奥兹玛”计划〔Project Ozma，名字源于鲍姆的童话《绿野仙踪》〕。虽然这个计划使用了一架二十六米的射电望远镜，进行了几个月的观测，最终却一无所获，尽管科学家们还是认为用无线电追踪地外文明是可行的。经过计算，把一个英文单词用波长三厘米的微波发射到一千光年外的地方，并用地球现有的技术把它接收到，只需不到一美元的花费。科学家们主要把追踪频率放在1.42GHz、1.667GHz、22GHz附近的微波波段上。第一个频率是氢原子发出的无线电波的频率、第二个是羟基〔─OH〕的频率、第三个则是水分子的。这些频率被形象地称为宇宙“水坑”〔water hole〕：不是草原上动物喝水的地方，而是最有可能进行星际通讯的波段。选择这些波段的理由是，氢是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羟基和水在生命活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现在最大的无线电SETI是“凤凰”计划〔Project Phoenix〕。
1985年美国使用八百四十个无线电频道对宇宙天体进行扫描，其规模相当于一分钟完成一百万个1960年的监测行动。而1992年实施寻找太空智慧生物的计划，利用当时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和射电望远镜，搜索宇宙中各类天体传来的不同波长的无线电信号，但至今毫无音讯。而借助空间探测器对太阳系各大行星及其卫星的探测表明，除地球之外目前没有发现其他智慧生物存在，但发现火星、木卫二和土卫六具有低级生命的存在条件。上述这些活动的假定前提是：如果智能生物掌握了高级文明，就能够识别电波信号甚至电脑语言，而且能够回信，只是电波信号在不同星系之间的往返至少需要五千年时间。
为了加快探寻太阳系外有无智慧生物和地外文明，美国还在1972年3月2日和1973年4月5日，相继发射了先驱者十号和十一号探测器，这对孪生探测器各携带一张地球人的名片，即一块镀金的铝牌，上面的辐射线代表十四颗脉冲星，标示地球在银河系中的方位；下边是太阳和它的九大行星，表示太阳系在银河系的位置和太阳系的主要构成；左上方两个用横线连接的圆圈，表示地球上第一号元素氢的分子结构；右边是先驱者号探测器的简图和男女地球人。探测器和男女地球人按比例绘制，男人招手，表示地球人类向地外智能生物致意；行星之间的曲线表示探测器的飞行轨迹，它的出发点是太阳系的第三颗行星：地球。如果银河系中的智能生物获得这张名片，并能够破译名片上的内容，就可能和地球取得联系。
1977年8月20日和9月5日，美国再发射旅行者一号和二号这一孪生探测器。它们携带了一张直径30.5厘米的镀金铜质唱片。该唱片密封在一个铝盒内，可以保存十亿年。在这张镀金唱片上，一面录制有一百一十六张照片，一面录有美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的贺辞、一百多种语言的问候语、二十七首世界古今名曲如中国古乐《高山流水》及贝多芬的《欢乐颂》。还有三十五种地球自然界的声响。唱片上录制的可视图像标示了太阳系的方位、地球人的细胞组成、男女性别、家庭组成和风土人情如中国人全家聚餐家宴，还有中国的长城和美国大峡谷等。在多种语言的问候语中，包括汉语的普通话、广东话、厦门语和江浙一带的吴语。
在汉语中一位小姐用广东话向外星人问候：“各位都好吗？祝各位平安、健康、快乐！”接着是一位厦门妇女的口音：“太空朋友，你们好，你们吃过饭吗？有空请来这儿坐坐。”吴语的问候话是：“祝你们大家好！”最后是一位男子用普通话说：“各位都好吧！我们很想念你们，有空请到这儿来玩！” 这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开始“改革开放”，完全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此时空错落，令人叹为观止。三十五种地球上自然界中的声响，包括火山爆发、滂沱大雨、海浪波涛；以及火车、飞机、汽车、火箭发射的轰鸣，婴儿第一次啼哭、鸟啼虫鸣，显示地球的四十五亿年历史。而先驱者十号和十一号、旅行者一号和二号，则先后探测了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分别于1988年11月、1989年6月、1989年10月、1990年2月越过冥王星轨道，开始冲出太阳系，到银河系去造访智能生物和地外文明。
2004年，人类首次记录到来自外星的无线电信号。这一消息是九月初由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天文学与电离层研究中心宣布的，该中心正在实施“SETI〔地外文明搜寻计划〕全球合作项目”。这一信号由位于波多黎各的阿雷希伯射电望远镜记录到，已被正式命名为SHGb02+14a〔频率约为1420兆赫〕。这一微弱的信号总共被接收到三次，但得到成功确认的仅有一次。据介绍，这种频率的信号是由中性氢原子释放出的基本辐射线的一种。许多天文学家认为这极可能是某种地外文明为了向我们表示它的存在，而使用了这一通讯方式和1420频率的信号。尽管SHGb02+14a信号非常微弱，但科学家们依然测算出它来自双鱼座和白羊座的交汇点附近──其周围遍布着众多陌生的恒星。科学家们相信，发射该信号的仪器如果真的存在，就可能是安放在一个自转速度超过地球四十倍的行星上。
在我们看来，这些宇宙空间的探险活动具有深刻的象征性，不仅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之然也，也是全球化的副产品，甚至具有驱动全球化的作用。尤其是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抑制了超级大国的扩张，迫使它们把精力更多转向宇宙竞争方面。明显的是，随着冷战结束，太空竞争反而缓慢了下来。这生动说明人们的文明动机经常受到动物欲望的支配，理性受到本能的驱动。因此全球政府建立以后如何保持人们在太空开发方面的动力，值得考虑。
三，全球政府需要宇宙基础
3. Global government needs a cosmological base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27－〕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结束部分所反问的，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提高了文明的物质水平，但是否也提高了文明的道德和文化水平呢？事实上，当代世界里的奴役和酷刑以及对个人的恶意侮辱，并不像亨廷顿老先生告诉我们的那样“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相反，以前从来没有今天这么频繁的极端行为如自杀攻击和官方暗杀等灭绝措施。这到底是西方文明对其它文明的影响所致，还是西方文明的衰落所致？非欧世界觉得前者居多，欧洲世界则认为后者居多，亨廷顿的看法当然只能属于欧洲式的。
但正如亨廷顿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在当代西方文明主控的全球事务中，存在“大混乱”现象的大量证据：世界许多地方法律和秩序崩溃了，国家管理不力，无政府状态日益蔓延；全球性犯罪浪潮此起彼伏，跨国犯罪集团和贩毒集团猖獗，吸毒现象泛滥；许多国家的家庭制度开始瓦解，社会信任感和社会凝聚力已经解体；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盛行民族、宗教和文化势力之间的暴力活动以及武力统治和武装入侵。在一座又一座城市里，如莫斯科、里约热内卢、曼谷、上海、伦敦、罗马、华沙、东京、约翰内斯堡、德里、卡拉奇、开罗、波哥大和华盛顿，犯罪现象几乎直线上升，跨国犯罪组织、贩毒集团以及暴力打击文明的恐怖组织兴起，越来越与跨国公司的经济产品的增长率接近。难怪亨廷顿惊呼：“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正在消失。人们在谈论全球性的政府危机。”显然，单个的主权国家已经日益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更别说全球问题了。全球问题因此日益恶化，日益成为一个“铲除主权国家、创立全球政府”的问题。在我们看来，除非全球政府组织起来，进行全球范围的统筹安排，否则全球问题已是无解的了。
法律和秩序是文明首要条件，而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区〔如非洲、拉丁美洲、前苏联、南亚和中东〕，法律和秩序似乎正在消失，而在中国、日本和西方，法律和秩序也遭到严重破坏。亨廷顿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文明正在让位给野蛮状态，导致一个全球的“黑暗时代”降临人类头上。
我在纽约经常看到一些年老的白人，他们十分厌烦地看着周围日益增长的少数民族却无能为力。我觉得亨廷顿多少有些像这样的老白人，我同情他们，因为他们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北京，北京人在北京已经沦为少数民族，几乎被外来人口淹没。像我这样出生在北京的人，也不得不在1990年代离开北京，来到美国。世纪之交的北京，大街上和公共汽车上，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外地的农民，“老北京”已经快要成为“周口店人”了，他们的不满、忧虑甚至愤怒，和亨廷顿一样，是我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这其实也是当初印第安人被白人殖民者排挤时刻的处境和心情，而欧洲人很快也将面对回教徒这样的入侵和压力。俄国人也正在面对来自回教徒的这一压力，尤其是，俄国人在最近的四百多年中，还从黄种人手里掠夺了现今的“俄罗斯联邦”的绝大部分领土，包括远东、西伯利亚、乌拉尔山和伏尔加流域……
诚然，这种老白人的心情和处境，使得亨廷顿的论述相当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多元文化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他的“全球帝国”显然不同于我们所说的全球政府；因为那只是欧洲殖民帝国的扩大，是旧世界的旧家具，而 我们的全球政府则需要建立在主权国家包括殖民帝国的废墟上。另方面，他认为“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因为“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它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这种把美国当成欧洲禁脔的想法相当落伍，基本上属于殖民地心态，说明亨廷顿等老白人的内心至今仍然停留在两百多年前的美国独立以前的状态下，自视为欧洲的仆从，很像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俄罗斯殖民者；因此完全没有能力梦想美国作为一个新大陆、具有文化独立的资格。这种人应该回到欧洲去，不该留在美洲；就像俄罗斯人应该回到欧洲，不该留在西伯利亚和远东。
在我们看来，西方普世主义者早已不是幻想家，他们已经造就了全球文明一体化的现实。尽管全球的文化现在还有一些垂死的多样性，但全球的文明系统却不可避免地合一了。文化是相对的，文明却是绝对的：看看新加坡城邦这块弹丸般的前英国殖民地就知道，其国民构成76％是华人，15％是马来人和穆斯林，6％是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三个种族的“新加坡人”虽然奉行不同的文化，但却不得不在同一的即英国人提供的文明体系里，按照同样的即英国人的规矩办事，这时也就不得不把自己原本的文化习惯抛在一边。在美国，印第安人、黑人、欧洲人、亚洲人也不得不如此混同，混出一个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美国文化骡子”来。
新加坡政府在人民中倡导“儒教价值观”，只是为了暂时照顾多数华人的情绪，以便加速同化或是异化他们，使之放弃中国文化。特别考虑到其领袖李光耀并不是华人，而是华人与马来人和其他种族复杂混血的结果。混血的种族必将导致混杂的文化，不仅新加坡如此，美国人、印度人也是一样。正如在新加坡的儒家文化徒有其表，在美国的欧洲文化也是一样徒有其表──美国文化是欧洲殖民者与印第安人尤其是和黑人多重混血的结果〔美国已经很少纯种的黑人，一般黑人都有四分之一左右的白人血统，所以其智商也不是七十，而是八十五〕，以后可能还要加上亚洲后裔的人及其文化。新加坡坚持所有人必须接受英语教育并能讲流利的英语，正如美国实际上把西班牙语列为第二官方语言、加拿大已经把法语列为第二官方语言一样，是迫于现实压力，与理性毫无关系。而在新加坡，其人文地理状态迫使它采取新的国家战略：
“尽管我们讲英语、穿西装，但新加坡人不是美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如果在更长的时间里新加坡人变得与美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难以区别，或者更坏，成为他们可怜的仿制品，即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那我们就丧失了与西方社会的区别，而正是这些区别使我们能够在国际上保持自我。”这是新加坡1989年1月的总统黄金辉在其议会的开场演讲中说的。他认为二百七十万新加坡人对西方来的影响极为开放，这使得“以往支撑我们发展的传统的亚洲道德、责任和社会观念，正让位于更为西方化的、个人主义的和自我中心的生活观”，他认为有必要确立新加坡各民族和宗教群体所“共有的核心价值观”，以体现作为一个新加坡人的最基本点。其实，他提出的四个“基本价值观”，基本上都属于寡头政治的范畴：“将社会置于个人之上，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石，通过共识而不是斗争来解决重大争议问题，强调种族和宗教的相互容忍与和谐。”难怪他的讲话引起了关于“新加坡价值观”的广泛争议。两年后，一本白皮书对此作出了理论总结，在赞同四个价值观的同时，又补充了一条“个人应受到重视和得到群体的支持”，以抗衡“可能导致裙带关系的儒教等级观念和家庭观念”。
许多迹象显示，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提高了文明的物质和生活水平，但却降低了文明的道德和文化水平。这主要不是由于缺乏教育，而是由于政出多门导致莫衷一是，人民变得无所适从，结果禽兽般的欲望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价值多元化的结果就是丧失价值，正如“有许多真理就等于没有真理”。不同的科学技术也许可以互补兼容，但不同的道德价值却只能互相拆台。
全球政府所需要的道德基础是什么？全球政府认识到：惟有对立面的存在，才能有效团结内部，共同目标的激励，可以动员内部的活力。外患能缓和内忧──一个清晰可见的地外目标、太空任务，以及宇宙空间的召唤，可使全球文明不再重蹈历史上统一帝国迅速腐败的覆辙。所以我们说，不仅全球政府需要一个宇宙基础，同时全球政府也具有协调整个地球资源的能力，可以帮助人类进行地外探索、太空扩张。
四，生存空间与人类命运
4. Living space and human destiny
探索环绕其他恒星的那些行星，也就是太阳系以外的众多行星，一直是天文学家研究的热点。这份热情源于人类心底一个最吸引人的疑问：茫茫宇宙中是否存在和我们一样的生命？而与地球类似的行星则是最可能孕育地外生命的温床。
人类已经对太阳系内的三颗类地行星──金星、地球、火星进行了广泛考察，仅仅发现只在地球表面存在生命：金星太热了，火星太冷了；也许金星和火星都存在过生命，但其严酷的气候条件使得生命存在的证据都无法保留下来，人们迄今为止只能发现一些久已消逝的水的印痕。那么，如果将目光投向宇宙中围绕其他恒星旋转的行星，期待从中找到类地行星，结果又会如何呢？
1995年至今，已经有超过一百二十颗太阳系以外的行星被发现，它们大多属于巨大的气态行星，质量与木星类似，不可能存在生命。美国太空总署计划2012年前后开始类地行星的探测，依靠编队飞行的空间红外干涉卫星，对太阳系以外的类地行星展开大规模搜索，并分析生命存在的光谱特征。
从1958年10月到1973年4月，美国航宇局为了探测月球、行星际空间和外行星，共发射了十一颗“先驱者”探测器，其中1972和1973年发射的先驱者10号和11号对木星和土星进行了探测，是最早探测这两颗行星的太空飞行器。先驱者10号是1972年3月2日发射的，它于1973年12月3日从距木星十三万公里的地方飞过，进行了所谓的飞越式探测。由于只是路过，而不是进入木星轨道，所以先驱者10号此后一直不停向前飞行，离开太阳一百二十亿公里，超过日地之间的距离近百倍。
2003年1月22日，先驱者10号最后一次信号到达地球，但其中已无任何遥测数据。2月7日，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的巨型天线“深空网络”与该探测器的联络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专家们认为，由于放射性同位素动力源已衰变殆尽，探测器估计已无力再向地球发送信号。美国宇航局于是决定放弃继续联系的努力。
先驱者10号是人类所发射的第一艘星际飞船，也是1970年代最快的飞船，但飞到太阳系以外最近的恒星，还需要八万年！太空如此空旷，所以人类探索新的生存空间的努力将有条件永远持续下去。例如，等到人在太阳系中又开始像在地球上一样感到无处可去了〔不是指实际上而是心理上〕，人们终将准备进行恒星航行，这个远景可以永无止境，能够不断满足人的探险要求。因为根据较新的推测，宇宙的直径大约有一千五百亿光年那么大。
先驱者10号携带了地球名片，承载着人类这个矛盾的物种所怀抱的狂野而渺茫的梦想，奔行于人类知识还不能测度的漫漫旅途中，好像在告诫人们能够学会更加善待同类、善待文明、善待自己所栖居的这脆弱的暗淡蓝点。但愿地球文明能够存续到那梦想实现的一天：倾听另一种智慧生物，从宇宙的另一角落里发来感慨万千的回应。
人生悲苦意识的起源，也许可以追溯到数百万年、数千万年之前；甚至追溯到“生命在茫茫古海中神秘萌动的一刹那”。研究表明，人的一生从三岁开始，就受到焦虑的支配。焦虑推动人们走上扩张的道路，只有在紧紧关注猎获物的“凝视”中，人们才能得到灵魂的安宁。人的这种命运并不像唯物主义市侩、经济学的侏儒、戴着反商业主义假面头饰的政治赌徒们所断言的那样，仅仅才有几千年的历史〔“阶级斗争史”〕。当代的血腥救世军，和他们的先辈一样肤浅，竟然宣称上帝“造世界”不过几千年──竟然和所谓“阶级斗争创造文明”的几千年刻度，是一致的！这一雷同，说明两种喋喋不休的都是谎言，只是前者披上了“神学”的光彩，后者披上了“科学”的皮毛。左派分子谴责人类的不平等和社会的剥削现象。殊不知人生来就要受到剥削，不仅受到同类的剥削，还要受到异类的剥削，甚至死后还要受到细菌和微生物的剥削蚕食，直到化为虫子的粪土。实际上，生命过程就是一个互相利用和互相转化的过程：剥削是生命运动的基本方式，这被生态学者们美化为“生物链”或是“食物链”，说穿了就是“你吃我，我吃他，他吃你”。想要消除剥削？结果造成了更大的剥削，资本主义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剥削加上了政治剥夺：这就是左派运动的结果。右派呢？颂扬自由也就是颂扬剥削的机会，其实自由不值得颂扬，因为自由是生命的本质，尤其是动物的本质，“越是高级的动物就越是自由”，直到情不自禁地成为暴民、暴君，因为“以不侵害他人为特征的自由”，说穿了根本没有──一个人的成就和势力膨胀，不可能不威胁其他人的自由。如此看来，左派与右派都很虚伪，只有中庸之道和自我克制，值得称道。
历史的流动过程本身，与人们对历史的观感是大不一样的。历史之流本身超越于人的感知和认识之外，虽然人对历史的观感是表现出了某种强烈的节奏、明晰的趋势，仿佛把握了这些节奏和趋势，就把握了自己、掐住了命运的喉咙。其实不然。就算把握了历史世界里的智慧，谁又能直接下手探测历史本身的流动呢？不仅历史世界中的智慧，即便哲学世界中的智慧，又何尝不是人在历史过程中一再捕捞的水镜月花呢？人在历史场中，他的智慧当然只能是历史场中的回光返照，谁能自绝于历史观念而直接触及历史过程甚至超越历史过程呢？因此《周易》所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说辞，道出了宗教的社会功能：灵魂的救赎从来都是个人的机会而不是社会的福利。所谓“全民族共忏悔”的口号是个无耻的骗局，它的欺骗性就在于，仿佛说民族是一个“集体意识”，并懂得如何进行忏悔；其要害是暗示“错误人人有份”、“各打五十大板最为公平”，从而模糊了施害者和受害者的界限。
事实上，民族不懂得忏悔，只懂得接受愚弄：“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一方面人民渴望欺骗、乐于受骗或曰“得到安慰”；另方面，个人远比民族伟大：因为个人是上帝的创造物，而民族不过是个人的组合与创造物。《周易》的明白之处就在于，道破了“神道设教”乃是一项战略，而宗教和灵魂得救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周易》的说辞，是现存最早的文化战的战略描述，而不是灵魂得救的道路。在《周易》的卜筮和现象学的后面，我们发觉它通过描述“世界秩序的蓝图”，指出不同文明阶段具有各自的功能，从而表达出深刻的“历史哲学”。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的四十八章《<周易>的历史哲学》中予以陈述。
中国文明可能是所有古典文明中最早开明和最富现世性格的，其日新精神较神学教义更能与科学兼容。未来世界命运的缩影在中国文明的历史上已有投影，是不足奇怪的，因为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自身就是一个规模较小的独立世界。而在《周易》这本指导中国文明发展的经典面前，在这部“顺天应人”的宇宙地图面前，我们可以体会，人其实创造不了什么，例如我们的学说并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而是从中国文明七八千年的深仁厚泽里化育而来脱胎而出的，历史教、天子学说、间接统治、文明周期、宗教是战略的终极形态……都不过是中国文明的遗粹，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魂在其自新过程中，所焕发出来的一些光彩而已。“中国”意义的精魂，汩汩不息，生生不已，终能抖落覆压的时间积尘──尘蒙之光穿越历史的沉淀，绽射新的锋芒。
五，星际探险与人类命运
5. Space adventure and human destiny
由瑞士日内瓦天文台的麦克梅耶博士领导的研究小组报告说，在太阳系外发现了迄今为止最轻最小的行星。这颗行星的质量是地球的十四倍，绕一颗与太阳非常相似的恒星旋转。这颗恒星位于离地球五十光年的天坛星座，夜幕降临时，我们可以从南半球看到这颗恒星。新发现行星的公转时间只有九天半，研究人员称这可能是一颗多岩石的行星，拥有很稀薄的大气，就如同一颗“超级地球”。但与地球不同的是，这颗行星白天表面温度非常高，达到摄氏六百多度，因此几乎不可能存在生命。尽管如此，这一发现仍旧是科学技术的一大进步，因为在此前，科学家们从未在太阳系以外的恒星旁边发现过如此之小的行星。在今后的十多年，人类很可能发现类似地球大小的行星，那里可能比太阳系的行星更接近地球环境。
在宗教上，“基督再来”提供了生命的焦点与盼望；在政治上，“集中全球精力，开发宇宙空间”则提供了生命扩张的动力……如果人类要克服自己的命运局限，那么在科学上走入宇宙，就具有了在神学上归入基督的类似心理效果──真正超越性效果。全球政府建立以后，要使文明免于统一之后的停滞、独裁、堕落、腐朽，惟有向太空进发。如此调集全球精力，凝聚全球的焦点，免得自身堕入懒散自大的腐化状态。
回顾一下历史也许是有好处的。在二十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不论内行的科学家还是一般的群众都认为“飞机是不可能造成的”。而在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人类已经准备降落在其它行星上了。二十世纪虽然充满了最多的血腥，但人类某些古老的科学梦想也变成了现实。人类长出了翅膀，载人装置可在大气层以上掠过，九十分钟以内环绕地球一周。二十世纪初年，行星还是一些远得无法想象的光点，而月亮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但二十世纪中叶人们却看到自己的同类在月球上面行走！尽管这被有些人说成可能是个科学骗局，但科学仪器降落在火星却是有目共睹的真实。而未来则有机会看到人类在布满撞击坑和尘土的火星表面漫步行走。在人类一千万年的演化历史上“只有我们这个时代经历了这样的变迁”。而这个时代也正是全球化展开的日子。
在人类历史的这一瞬间，第一次对整个地球进行了考察。部落制度正在消失，主权国家即将作废。而超越国界的国家联盟集团，也开始过时。
通讯技术和交通技术，日新月异发展，正在消除人类集团之间的文化差异。深刻的危机感让我们不敢回头：以往的历史教导我们，只有文化的多元性才使得文明得以推陈出新，就像只有生命的多元性才使得生命绵延不绝，而全球化正在无情地消灭这些多元性。但是我们看到，欧洲文明正是在无情消灭了其它文明之后，才十分矛盾地开始鼓吹“文化多元性”和“种族多元性”的，在“多元论”成为欧洲思想主流之前，大部分文明和种族已经遭到欧洲的灭绝。无论多么不道德，但欧洲文明的这一屠夫作用却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为了从欧洲文明所造成的文明单一化之下挽救文明和人类，除了恢复中国文明的积极作用，人类还必须向“地外”发展，不是为了掠夺新的生存空间，而是为了保存和发展不同的生活方式！
有学者十分正确地指出，“地球上人口过多”，并不是从字面意义上说的，因为未来的技术发展足够养活超过一百亿的人口，并使得大家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但是从心理的角度来看，人口早就过剩了！对于永不满足的探险家和创造者来说，已经没有新的领域可供驰骋了。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人们的行为正在变得日益极端、乖张甚至变态、残暴，因为英雄无用武之地，就会变成枭雄和奸雄。然而正是在人类的扩张使得自身环境日蹙的今天，才可能对地外也就是地球在太空中的相邻天体，进行探索和移民。人们期待着，就像“新大陆”的开发对欧洲文明起过不可逆转的影响，全球人类对太阳系即将进行的开发，也将引起人类文明的永久性变化。
据专家论证，首次航海美洲的，是西班牙宫廷里的意大利人哥伦布；而美国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阿波罗号的飞行，则是由希特勒的工程师凡尔纳·冯·勃劳恩〔Wernher von Braun，1912─1977年〕为首的一组德国战俘促成的。而有趣的对比还有：从地球到火星的航程所花费的时间，相当于十八世纪从英国航行到北美洲的时间；从地球到木星卫星的旅程所需的时间，约相当于十八世纪从法国航行到泰国。而美国和前苏联在载人太空飞行计划上的花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恰巧相当于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帆船探险事业在当时它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
在不远的将来，无人驾驶航天器将探测整个太阳系，小型宇宙飞船将穿过彗星，在木星和土星的大卫星上着陆，甚至坚固的宇宙飞行器可以撞入太阳，在高热烧毁和熔化之前把无线电数据发回地球。当然在邻近的行星上正常着陆并不容易，金星的温度像火一样高，气体有毒，大气的压力足以让人体破碎。然而，金星的云层则比较温和，因此进行浮在云中的载人探测是可以考虑的，这有点像十九世纪的气球吊篮。火星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行星，具有地质、气象和生物学多方面的意义。对火星的载人探险飞行看来是必要的。木星的几个大卫星和土星最大的卫星土卫六也是较大的天体，土卫六的大气比火星的大气还要稠密。这些卫星的表面有大量的冰，要使这些星球变得适于居住，可用这些冰充当燃料，生产食物和大气。已经有人提出了改造火星和金星的计划，且有付诸实施的潜力，包括在小行星或短周期彗星的表面或内部建立基地。
据专家们介绍，再过一个世纪左右将会研制出一些在太阳系内部飞行的推进方式，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太阳帆”，即利用太阳光和太阳风的质子和电子的压力，在太阳系内部旅行。这种飞行器需要巨大而极薄的帆，例如在宇宙飞船四周围着长达数十英里、薄如蝉翼的帆，卷得精巧细致以便兜住太阳风，遥控的科学站将监视太阳耀斑所引起的阵风。据说从太阳往外飞行要容易些，逆风朝着太阳飞行则困难得多，而利用太阳能发电以及利用核聚变的宇宙飞船，很可能会在二十一世纪研制成功。
据卡尔·萨根〔Carl Sagan，1934─1996年〕《外星球文明的探索》〔Cosmic Connection：an Extraterrestrial Perspective〕等书推测，大约再过两三百年，即使谨慎估计人类技术能力的增长，那时对整个太阳系的探测至少也达到今天对地球的探测程度。而现今距早期欧洲帆船大规模探测和殖民活动恰好也是两三百年。那以后，可能开始对太阳系进行规模更大的重新安置，并进行一系列的天体工程，例如改变行星的位置、重新安排它们的质量，使它们更能适合人类的需要。到那时，人们可能已和银河系中的先进文明取得了联系。如果它们存在的话。
六，勘察宇宙的生命前景
6. Exploring the prospect of life in the universe
在英国汉普郡的“Chilbolton”天文台附近的麦田里，发现过两个图案，其中之一是一个脸形，很多人都说很像电影电视里外星人的形象。另一个则是1974年11月16日向M13球状星云发射的信息图案！信息包含了地外文明可能对人类感兴趣的所有要素，尽管汉普郡麦田怪圈图案中没有天文望远镜的素描图，取而代之的是一幅看来像太阳能的人造太空卫星。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是怎样一回事，但从事“SETI”研究的科学家们越来越相信自己能够找到宇宙发来的信号，以证明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并不孤独。同时天文学家们认为，说某个地外文明曾经造访并且现今还在地球附近监视人类，是不可信的。
有人曾经计算过，假如银河系内有一百万个文明，而每年只有一艘飞船到达地球，那么整个银河系中也需要每年发射大约一百亿艘的飞船， 而制造这些飞船所需的金属大约是银河系中所有金属储量的百分之一！换言之，那意味着那些文明只有倾其所有方能造访我们，而像“旅行者号”飞船被另一个文明发现的可能性，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常识告诉我们，有机体不能忍受高温，所以人们只能生活在条件适宜的行星上。如果地外文明也是有机体创造的，那么他们也需要一个适宜的行星。银河系有一千亿颗恒星，没有理由认为适合生命产生的行星只有我们地球一个。但寻找行星要比寻找恒星困难得多。行星不发光，体积相对来说很小，即使最大的望远镜也不能直接看到行星。天文学家们不得不使用一种间接的方法去寻找。例如某颗恒星要是拥有行星，那么在观察者看来它们的相绕行就像跳舞一样，这个过程使得恒星到观察者的距离忽近忽远，光谱也不时地“偏蓝”、“偏红”，类似汽笛迅速靠近人们时就会变调。借助这种观察，已经辨认出大约八十颗类似的行星，它们大多类似于木星，是气体行星，质量是地球的数百倍，并不适宜生命的存在。
氧气也能帮助寻找地外生命迹象。氧气的性质活泼，和别的物质能很快结合，因光合作用导致地球大气中氧气浓度较高，例如在十亿年前，地球氧气的浓度还不到现在的一半，天文学家因此借助光谱分析测量行星大气层的氧气含量，如果某颗行星的氧含量异常高，那里就可能存在生命。而二氧化碳和水，也具有类似作用。
当然，地外生物对地球也存在危险，这就是所谓“返回污染”的危险。地外星体上可能有病原体，而这种有机体如果进入地球环境，可能引起巨大的生物破坏。因为数十亿年以来地球的有机体和外星之间未有生物学上的接触，因此并未发展出抵抗外星病原体的能力。潜伏期是个更麻烦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地球上的有机体暴露在外星的病原体之下，要等多久才能确认病原体及其宿主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理论上说，既然地球上的生命能够从无机物质中产生，那么在宇宙的其它地方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故事。美国射电天文学家德雷克〔Frank Donald Drake〕1961年提出过一个计算银河系中文明数量的著名公式，即德雷克公式。这个公式包含一个重要的因子，即一个文明能够维持的时间。作为一个物种，能否安全度过掌握危险技术的最初阶段，而变得理性，这至关重要。例如人类能否逃避自身创造的核武器毁灭？由于文明具有如此明显的自杀倾向，不同的人对于文明延续的时间有不同的解读，乐观的人认为银河系可以容纳一千万个文明，而悲观者则认为延续至今的不会超过一个。其实，在我们当代的文明中不就具有明显的自杀事件吗？不仅是层出不穷的自杀攻击和绝望自尽，而且我们“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科学研究”、“复制人类”的举动，很可能就是走向整体的自杀。
《圣经》上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创世记6:5─6》〕人类的可恶甚至让上帝都无可奈何，感到后悔造了人。其实人的所有恶，都可归结为“破坏生物圈”。而我们现在知道，人类文明的最大危险不在“发育不足”，而在“发育过度”；发育不足还可继续发育，发育过度、破坏了生物圈，则很难回头。而避免发育过度的唯一方法就是自我克制，防止人类走向整体的自杀。而本书所阐述的“间接战略”、“礼制的天下统治”等中庸之道，就是防止文明自杀的有效方式──人类需要降低自己的狂热，重温“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生命之道，以便把自己从欧洲文明带来的过激行为中解救出来。
七，为宇宙秩序立法
7. Legislate for the cosmos order
进入全球时代，已有先虑者开始着手“为宇宙立法”的问题了。如，人类怎样拥有火星？谁可以购买月球土地？未来的月球城市如何采用废物回收法？这都是些“太空法学”方面研究讨论的课题。
自太空探索数十年以来，一批律师开始关注外太空。美国甚至有家名叫“月球使馆”的公司宣称自己拥有出卖月球及其他宇宙所有物的知识产权和合法依据，通过公司网站，有兴趣的购买者可以用每英亩49.99美元的价格买到月球上的土地。
2001年，数十位德国人“购买”了月球上的不动产，其中一些人正在抗议美国“在我们的所有物上”建造月球基地的计划。但大多数太空律师说，类似的主张并无意义。为证明这一点，太空律师维基鲁·波普宣布自己拥有太阳，并在2001年4月28日注册了所有权，但他却同时声明不对自己拥有的太阳给人类造成的可能伤害和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在接受“太空日报.com”的采访时，波普先生说，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显示：如果可以在没有实际拥有的证据下，单凭一纸权利主张，而建立太空资源的所有权，那么事情将变得多么荒谬。
与此同时，法国一个律师组织“UNIDRIOIT”正在围绕一项协议进行谈判：保障那些参与卫星投资业务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进行交易。这项协议如果得到国际公认，将为私人瓜分太空所有权开创一个恶劣的先例，这等于是把主权国家瓜分地球资源的犯罪行为扩展到宇宙中。
按照这些妄图对宇宙进行私有化的太空殖民强盗们的概念，在所有“太空法律”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对太空如何界定”。这些穷凶极恶的太空强盗，效法他们的先驱即瓜分美洲、非洲、澳洲和大部分亚洲的欧洲殖民强盗的贪婪，主张外太空从大气层边缘即航空领域结束的地方开始算起。另外一些比较隐蔽的太空强盗指出，只有远离地球一千三百万英里之外的地方才能摆脱地球重力的束缚，因此建议“外太空从那里开始算起”。
在欧洲浮士德文明的贪欲推动下，全球已有数十家有关太空法律的协会，十几个大学开设了有关这一前沿专业的课程，以各种理由吸引学生来选修。从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太空船1号”，“太空律师”一直站在宇航员身旁，谨慎地研究着太空探索的法律问题。当星际旅行尚处于幻想成分多于现实成分之时，人们会问：月球真的需要回收废物的法律吗？然而太空律师们坚持说，他们的动机很简单，为太空制定法律可以避免太空探索像五百年前的地球探索和殖民活动那样陷于无法无天的强盗状态。
在这些所谓的太空律师们看来，“外太空是所有人的疆域，外太空不允许，也不应该出现任何私有化。它应该是属于所有人的公共资源”， 实际上这已经相当自私了，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那些力图瓜分太空的欧洲强盗们也不想想：自己真能吞下宇宙外太空吗？而实际上，任何法律也不能限制强盗行为，最多不过是为强盗行为划出了一些界限。
而为确保太空成为“公共资源”，太空律师们在联合国的指导下已经草拟了五个国际条约。1967年的《外太空公约》明确指出，任何国家都不能将太空的任何部分占为己有，同时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同意太空的和平利用。这一公约为所有的太空法律提供了基础。世界上主要几个拥有太空探索能力的国家都签署了这一公约，它至今指引着太空探索的方向。科学家、工程师、各国政府以及联合国官员等各种势力的代表，应该坐到一起草拟太空法律，为确保太空用于和平开发和全人类共同利益而努力。但是当奉行单边主义的美国总统布什2004年宣布打算增加太空工业的私有化程度、派遣宇航员登陆火星，太空法律再次成为公众担忧的话题。
几十年来，所有权问题可能是太空法学中最重要的课题，也一直是太空律师们关注的焦点。1979年，他们试图通过《月球公约》解决这一问题。《月球公约》明确禁止任何个人对地外空间中不动产的所有权，并认定太空资源作为“人类共同的遗产”。但是与其他外太空公约相比，《月球公约》没得到多少国家的支持：仅仅五个国家签署了这一公约，即法国、危地马拉、印度、秘鲁和罗马尼亚，而它们都不是当今世界主要的太空势力。美国和其他太空开发的主要国家没有签署《月球公约》，它们的法律既然没有禁止私人占有地外空间，因此就留下了漏洞，可能被不法的大公司财团钻了空子，利用月球大发不义之财。
有人认为，太空法学的未来取决于人类如何继续探索外太空。法学者们不得不承认：“法律是社会需要的产物，当太空没有价值时，就没有太空法律”。这揭示了法律的本质：法律乃是人们之间利益的折中化产物。然而由主权国家和主权国家俱乐部〔“联合国”〕所签署的法律，如何能保护外太空不被地球上掌握了权力的主权国家分割、破坏？
（另起一单页）
（另起一单页）
第二版（排印版）书后漫记
Afterwords of Second Edition
一、最后的书评
1987年到1989年间，我在北京的《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处辟有书评专栏，通过书评方式，借用他人的著作，传播自己的想法，效果不错，影响深远，有力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转型。1989年4月26日，刚刚陷入民主运动激荡的中国大陆，《人民日报》刊登了我最后的书评《我们要不要现代化？》，那是借用一本名为《中国文明与世界──汤因比的中国观》的书，所发挥的社会评论。同一天，杀机四伏的《四二六社论》发表了。这很有讽刺意味，但不完全是一个巧合，而是历史力量的对决。
《我们要不要现代化？》指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大清国门，中国逐渐走进了现代世界。从洋务运动直到邓小平改革，中国民族追求现代化的意愿一脉相承，更把工业化看作一件有利无弊的壮举。新权威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虽有争议，但在追求高度现代化即“过量工业化”的目标上，却完全一致。
《中国文明与世界──汤因比的中国观》是日本人山本新与秀村欣二合作编辑的，原名《トインビーの中国観》，氷川書房昭和53年〔1978年〕“現代教養文庫”初版。此书中的汤因比却提出了另一番见解，他认为工业文明破坏生态平衡并污染环境的根本缺陷，已经暴露。而这一世界性的危机是否能由工业文明自身以技术方式来解决，也越来越成疑问。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竞相追求的过量工业化，造成了难以代偿的资源和环境的破坏，绿色和平运动因此风起云涌。人们发现，过量工业化的代价，正在瓦解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汤因比正是基于这一点而作出了预言，“先进工业国将因首先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而进入脱工业化的阶段。”
无庸讳言，中国进入工业文明的步履蹒跚，已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名落世界末流；但是，中国的这种迟滞性是否有百弊而无一利呢？汤因比认为，在迟滞发展的反面，还得天独厚地享有着不可能走向过量工业化的优越性。就在世界即将进入脱工业化时代之际，这给了中国一种特殊的机遇。
当然，这种先知式的高论是很难被急于挤进现代化竞争的当代中国人接受的。但它确实也提出了一个需要思索的问题。
可以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迟滞性有三个原因：
〔一〕清朝是外来力量建立的军事征服王朝；
〔二〕中国的管理阶层不是拥有军事权力的贵族或军人，而是通过科学选拔上来的文官；
〔三〕统率众多“卫星文明”的大文明所特有的中华思想和藩国朝贡体制。
当然，清朝以其创造性的能量，完成了对汉民族的收买和对游牧民族的怀柔，巧妙地解决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性难题。但当它打遍天下无敌手而沉浸在如汤因比所说的“胜利陶醉中”，始料未及的新挑战逼近了：工业文明的压力使大清国趋于崩溃。明治维新之所以比辛亥革命早五十年爆发，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日本统治者是和被统治者同一个民族和同一种文化。而满清和苏联那样的异族统治或信奉异教的统治集团则“很难表现出考虑整体利益的自觉”， 因而无法完成先导性的社会文化转型。确实，在中国的现代甚至当代史上，有过多少次这样的“始料未及”。
但中国文明毕竟发轫于本土。自从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吸收了佛教而形成魏晋以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就背上了两层历史包袱。很明显，中国进入第三期即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步履，要比它进入第二期即接受佛教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还要迟缓。但这是否能证明中国的死不争气？
美国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1910─1990年〕在其《日本人》〔The Japanese，1977年出版〕中写道，尽管日本的现代化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但和中国的精神革命的份量相比，其根基却不免浅显、浮面。几十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在现代化上的表现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在文化革命上写的篇章却又惊人地丰富，其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俄国革命。正是赖肖尔率先提出中国应该走一条不依赖外国的自力更生道路。这位先知断言，中国若能完成政治特别是文化精神上的独立，就意味着区别于近代西方物质文明的新文明可以形成，“中国将在最短的瞬间向全人类展现其全新的希望，中国就能占据第一级的地位。”
汤因比指出了一个困境和一条出路：在中国，推进现代化与努力守卫传统之间产生了矛盾，而调和这两种方向悖反的目标则极端困难。他认为出路在于，全面工业化的自我控制节度，即拒绝猛烈地推进过量工业化。体现在避免以机械化排斥其他社会生产手段，从而形成一种既非西方式爆炸型的生活方式，又非前工业化农业社会化石型的生活方式，以便在西方文明的流动性与中国文明的稳定性合二而一的基础上，走出第三条道路。
正是在这种分析下，晚年的汤因比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概念：“中国是世界政府的核心。”他认为中国文明强大的统一性和同质性，可以为脱工业化以后的世界，提供一种共同生存的凝聚力。这凝聚力不仅是儒学的、政治型的，也是老庄的、宗教式的。“顺从自然而生活，倾听自然的安排，万事都会有始有终。这是一种宗教。”宗教的自然观，对人来说是必要的。当然我想，思想的力量恰恰因为它是国民素质的体现，而非游离于典籍上的浮尘。儒释道的根本力量也在于此。而晚年汤因比的意思显然是说，可以胜任全球整合工作的，并非儒家，而是中国文明的模式，包括其“天子图式”。
二、回归祖辈的文化
在这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的八个月，1988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访问记：《回归祖辈的文化──访谢选骏》。这是我为了消除对于《河殇》的普遍误解而专门发表的一篇预告宣言式的文字。
问：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意识形态中也有一些陈腐观念，它们阻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很多人把这些腐败现象和陈腐观念说成反封建不彻底的结果。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答：我对这种看法持保留态度。在中国传统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而我们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却是实际做法和意识形态相矛盾的表现。比如，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高度民主，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搞官僚主义和家长制；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制度中却又给以权谋私留下不少可乘之机；传统中国社会搞乡绅自治，追求稳定，而我们是运动接连不断。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人人斗争，人人自危，父子分裂，夫妻反目。西方有的学者把我国建国以来的许多极左做法，归结为清教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我则认为这是人欲的恶性膨胀和“反文化综合症”，它们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并不密切。
问：在改革开放中兴起的这场传统文化反思运动，其主流是批判传统文化，而批判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反封建。您说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并不导源于封建主义，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总体态度也应有所改革？
答：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其实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批判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是无法存在的。因此，目前对传统文化反思，得出的结论只是功能性的，而非真理性的。当然，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化传统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用西式的经济和技术拯救中国，到康有为、孙中山企图用西式的政治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图以西式的文化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九世纪末叶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话，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是“吸收西方文化” ，第二阶段则应是“回归祖辈的文化”！
问：传统文化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内容上可以分若干部分，时间上也可分为几段。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能不能具体化？
答：我说回归祖辈的文化，就是回归到秦以前的中国文化。那时中国的社会心态是年轻的、文化精神是朝气蓬勃的。这种文化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日新其德”。战国时七雄并列，社会是多元化的，机会是均等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大家都想统一中国，谁能招揽人材，谁能给新的文化因子以丰润的土壤，谁就有强大的竞争力；人们的主体意识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义务与权力之间，都是双向交换的，“士为知己者死”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此地无法施展的才能，可以发挥到别处去；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强烈，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相伴生的就是“献身精神”。先秦文化的这种特征与秦至清“长城一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祖辈文化。而秦至清的长城一统文化则相当于“父辈的文化”，近代反传统主义的矛头所向即是父辈文化的僵化。代表先秦文化精神的《周易》上的那些精粹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奋不已，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问：长期以来，“民族主义”似乎已成了贬义词。您说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秦以后的“天下意识”以及现在人们常挂在口头上的“世界公民意识、球籍意识”有何区别和联系。
答：“天下意识”是秦实行长城大一统的产物。做“天下之民”，在国家强盛时唯我独尊，不思进取；而在国家衰弱时，便流于“阿Q心理”，它的核心是荣辱不惊、反应迟钝，缺乏日新精神。而民族主义和做“国家之民”，则是锱铢必计，争强好胜。当前，我们要当好世界公民，保持球籍，要在国际交往和国家事务中有地位，必须先具备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通过竞争和献身，使国家富强起来。不错，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但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起飞时，这种狂热和非理性却常常是需要的。鸦片战争惊破了中国人作为“天下之民”的好梦，现在我们要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课。举个很小的例子，如果每个人都有“国家—民族意识” 那么目前在和外商谈判时的许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就可以杜绝了。
问：那么，回归先秦文化后，对秦以后的传统文化又要采取什么态度？
答：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在反传统的七十年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截流”，它实际批判的是清末的那种社会风尚与制度。这样，就为新一轮的“回归”提供了必要的过滤机制。这过滤机制就体现为反父辈的文化；而回归祖辈的文化则是对这一反叛的升华。实际上，文化继承上这种“远交近攻”的曲线战略，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欧洲人的文艺复兴运动即是。另方面，即便对秦以后的整个父辈文化，也不能采取绝对化态度。天皇是封建制度吧？但日本人却利用天皇使传统为现代服务； 家族忠诚是典型的封建意识吧？但日本人稍加转化，使家族忠诚变成企业忠诚，促进了经济的高度发展。可见传统和现代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去激活传统。中国这几十年“变风”大盛，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演变之后，我倒醉心于传统哲学中的“化”。化也是一种变，但它是个时间概念，是不割断并大力弘扬和传统的内在联系。它既有所依托，又有所损益，所以能事半功倍、扬长避短，这样看来，从截流到回归，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一次内部升华。
问：中国人是个好“正名”的民族，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大概和这种好“正名”不无联系吧？
答：有关系，但并不是主要的。一个民族如果老是以外国为宗，难免有不自主和不自然的感觉。我们谈海德格尔，弗洛依德，外国人常不以为然，但我们谈孔子、老子，他们却只能洗耳恭听。这一点从理论上讲也许并不重要，但对重建健康自尊的民族心理以便有效发扬我们的生命潜能却极重要。西方文化给我们的养份只是物，不经过“祖辈文化”的胎盘，我们就无法消化西方文化，甚至会得消化不良症。事实上，中国近百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归祖辈传统，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是对以西方为宗的一种补充、矫正和发展。
问：显然，作为一个现代人，您说的回归祖辈传统绝对不是抽象意义的复古主义，而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召；同样，回归祖辈传统也不等于排斥西方文化。那么，在当前，如何把回归传统文化和吸入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呢？
答：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我们都是作材料性的吸入，而不是作结构性的模仿。我们回归祖辈文化，是作为“现代人”的回归；我们吸入西方文化，是作为“中国人”在吸入。材料可以利用，但结构却要我们自己创造。我们既独立于西方文化，又独立于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有极大的自由。我提出回归祖辈的文化，只是想为重建现代中国文化找一个“胎盘”，一个自由度和依托力结合得较适中的文化洞窟；至于“婴儿”的成长，各种养份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回归传统只是一种工具和形式，目的和内容是让中国一百五十年以来的复兴之梦成为现实，其结果是传统文化这株老树在现代长出新枝、开出新花！以向世界其他社会提供某种他们所需要的但又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
显然，上面这篇1988年发表的《回归祖辈的文化》，可以说是十六年后的今天所完成的本书──《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一个预告。
三、望文生义的误解
本书此次平面出版前，曾在国际电子传媒上连载，自2004年4月至2006年6月间，历时两年有余，因此也有机会受到许多读者的关心和鼓励。此次出版时又经过两千余处的校改，篇幅超过全书的百分之一，因此与电子版已经大有不同。本书原名为《全球政府论》〔On Global Government〕。2004年4月11日开始在网络上连载，为便于中文读者的理解尤其是网站管理人员的放行，取名《中国文明整合全球》〔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Chinese Civilization〕。
好笑的是，刚刚开始连载十一天，发表总量仅仅五十分之一的时候，“大纪元”电子报2004年4月22日就发表了批判文章，质疑“‘中国文明’能‘整合全球’吗？”。〔1〕
这篇文章虽然蛮横却完全基于望文生义的误解。因为它不懂本书所说的“中国文明”是有其丰富含义的：
本书第三十四章《全球中枢》第五节《“中国”的内在意义》指出：
“新的中央国度，可能由任何种族与文明构成。如此‘中国’的要义是‘CENTRAL STATE’或是‘CENTRAL CITY’──全球的种族中心、文明中枢、信息总机。”因为“‘国’的古义是城邦，是‘囗’中之‘或’，即‘城墙中的疆域’。文明中心是城市。所有具有规模的文明，都是起源于城市的权力中枢。在这样的意义上，未来意义的‘中国’，就是‘全球规模的文明中心与权力中枢’。中国的原意既然是文明的中心，文明的中心就是其自身意义的中国──未来的中国不在今日中国的版图内，是十分正常的；正如今天中国并不在夏商周三代的版图内。”其第六节《反恐战争的逻辑结论》进一步指出：“文明意义的‘中国’，就是‘中央平台’，相当于电脑系统的‘中央伺服器’与信息中心。文明意义的中国之不同于现在意义的中国〔CHINA〕，其义至明，正如古代的专制主义不等于现代的个人独裁，如世界历史上最富于专制传统的中国，就不是随心所欲的个人独裁，而是群策群力的宫廷政治。全球政府的创立，不可能基于现在意义的中国，而是基于新文化战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基于兵不血刃的胜利者。……在未来的全球政府时代，‘国’的意义将是‘信息中心’，‘中国’的意义将是功能优越的‘全球工作平台’。‘未来中国的概念’，就是建立一个全球平台的概念。世界权能中心，不是靠武力建立的，而是靠‘建立平台’、‘提供平台’来造就的；尽管它要靠必要的武力来维修和防卫。例如，由于提供了一个法治的容量宽阔的平台，‘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与奉行十二铜表法〔‘罗马法’〕的罗马得以容纳各种国际力量成功汇入，以其优质平台，诱引‘百夷来宾’，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浅薄的历史学家们，认定‘虎狼之师秦’和‘罗马军团方阵’征服了世界，其实，在此之前很久，秦和罗马就通过它们各自的‘法’，建立了当时自己区域内功率最大的‘中枢平台’。
就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欧陆各国言，其作为‘世界工作平台’的性质，不如英国；尤其就法治、工具理性及所谓种族容忍与文明宽容的公正性而言，不如英国。──故英国得以建立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体系。但英国本土毕竟不是移民国家，又是岛国，故不能建立足可平衡全球均势的工作平台；于是，全球工作平台这个角色由美国来扮演了。
有朝一日，不论现在的中国〔CHIHA〕或是印度、阿拉伯世界，若能建立一个较美国更稳定、更具包容性、更能容纳创造力的工作平台，则世界中枢就会自然而然转移到那里。那个拥有世界中枢的国度，就是‘中国’。古人所谓‘议礼，制度、考文’，可以被我们理解为‘建设一个合理、公正、文明的全球平台’。而所谓‘秩序’不过就是‘社会生活的平台’。如此，礼要合理，度要公正，文要光明。礼制就是合理公正光明的社会秩序。礼制的天下统治，就是合理公正光明的全球秩序，而我们现在就是为此作证。
古人所谓‘修德以来之’，在我们的理解下，就是‘建立好的平台’。如《论语·季氏》所说：‘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亲之。’朱熹《论语集注》：‘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德以来之。’刘宝楠注：‘修文德者，修谓加治之。文德谓文治之德，所以别征伐为武事也。’〔《论语正义》〕‘修文德’，用现代概念就是‘通过文化战、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文明的工作平台’，让各种力量得以汇入。这不是‘道德治国’的‘仁政’，而是‘效率治国’的‘德政’。”
其四十章《历史教的命运 》更明确指出“死亡了的文明整合全球”。
堕落的人们把小脚、辫子、八股、伪善及一切繁文缛节称作“中国文化”；寻常的人们则把庙宇、宫殿、服饰、仪节、以至诗文、书法、图画、生活用具，小摆设、花苑台榭……称作“中国文化”；而最有教养的人们也只是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文物典章、各类国粹，等同于“中国文化”。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中国文化的外延和皮毛血肉而已，并不等于全部的“中国文化”，尤其不等于“中国文化的内核”。
四、新儒家是不必要的
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不赞同清末民初的“国粹派”论点。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性灵上难以沟通、质地上不可互换，而“中国精神文明”要优于“西方物质文明”。我们当然知道，西方的精神文明并不亚于中国，尽管形态不同、趋向各异。中国文明的历史与西方文明的历史因此可以互补和继起，例如现在就是这样的时机。但二者之间不必也无法互相抹煞，例如一百多年来在“中国现代化”中翻覆试验的社会节目那样。事实表明，使中国独特的，非其“精神文明的优越”，而是它“政治特性的强烈”。国粹派抬出难以捉摸的“精神价值”，企图逃避西方文明带来的“野蛮主义”和“海盗精神”的训练。结果可想而知是一败涂地。其实这些野蛮的浮士德、原始的法兰克，所拥有殖民进取精神，在先秦王国时代的中国相对并不缺乏，只是被秦以后的帝国时代的防御战略及其“长城精神”给压抑住了。这说明，国粹派们并不真的理解中国文明的精神及其独特的命运，本来就基于扩张的功能。而本书第五部《尘蒙之光》第四十五章《王国时代诸子》的“从宗教神话到历史神话”、“中国历史神话的大背景”，对此则有所揭示。在我们看来，决定中国命运的是其“地缘政治的条件”，而不是从其中派生出来的“精神文明”。正因为中国文明的地理规模在古代文明中空前广大，因此它最为契合于全球时代的需要，也就十分自然了。
根据上述理解，新儒家理论反而是过于狭隘的，甚至是不必要的了。尤其考虑到，把地缘政治和某种种族特性〔如黄种人在“种族三特性”里所扮演的角色〕，误解为精神文明，就难免形成肤浅而庸俗的阐释方法，在沦落到执政团手下，就会演变为“建设精神文明”的“社会工程系列”等闹剧，其效果是给整个社会甚至整个文明的进展戴上了枷锁。
强调中国文明的特性及其使命，并不是为了拒绝外来事物，而是为在接受外来事物的过程中不失自己的正常判断力；是为在客观化的同时，保持本位：并用后者来约束并平衡前者。
中国的地缘政治特点，决定了它不能不是“天下统一”，甚至决定了它的“政治动物性格”。近代中国的错乱，是由于中国地缘政治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在近代化的挑战与压力下，中国由“世界国家”沦为“区域国家”，并成为各个强权国家〔列强〕竞相瓜分的对象。“天朝”沦为“病夫”，“中华”成了“落伍”的代词。只是我们还记得，先秦文明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曾有过今日中国罕见的“人格独立与英雄精神”，而不是“奴隶主义与雷锋精神”。不少日本人询问：“为什么古代的中国人这么伟大？”这些岛民的潜台词其实是：“为什么现代的中国人这么可悲？”他们的提问富于启发。是因为全球文明使得中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变化了，而数百年的严酷演变使得古今中国人几乎变成了两个品种的中国人。例如一千五百年来，中国遭到野蛮民族的强行混血，更重要的是还失落了西晋以前的中国人所拥有的自信能力与献身精神。这两个品种的冰冷事实，不仅使得现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徒呼奈何、困惑不解，日本人也莫名其妙。这些中国边缘的岛民们因此采取一种分离式态度：崇敬古代中国，蹂躏现代中国，并以断然的侵略行动来争取做现代中国的主人、古代中国的继子。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实不过是企图重圆秦两汉帝国之梦、元明清之梦罢了。
中国与日本的分歧，并不起源于现代化过程。陈涉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此语一出，“封建时代”终矣。反观日本，直至明治维新之前，“种”的因素都是社会结构的“第一原理”，所以，日本吸收了秦以后中国的无数文化，惟独没有吸取其最重要的一项：科举制度。偏偏巧合的是，现代文明所源自的西欧，也是类似于日本的“世袭贵族社会”，而不是中国式的“选拔官僚社会”，难怪日本进入现代化过程顺理成章，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则举步维艰。由此看来，毛泽东早年的“粪土当年万户侯”，和它晚年的反现代化倾向殊为一致，就不足为奇了。陈胜吴广毛泽东只能造就平民的集权政治，不能造就精英的分权政治，而所谓民主，显然是基于分权而不是集权。
在选拔官僚社会中进不了北大校门的那位湖南民工，所发出的陈胜吴广式的怨言固然值得同情，但作为治国理论显然大谬不然。果然，现代陈胜毛泽东一旦大权在握，封闭所有大学、复制亿万下乡知青：他虽然不能改变知青的城市出身，但毕竟把这些城里人赶到乡下去，让他们重新野蛮化。这是多么伟大的成就啊，无怪他自封“四个伟大”，一个还嫌不够。与此同时，他自己则在中南海里，尽量实践如何做一个“没有种的王侯”美梦。这说明现代中国的痞化程度多么深入，深入到制度层面，深入到价值观中了。
中国在二十世纪，归根结底只做了一件事：由“天朝型的统一帝国”〔元明清〕向“民族型的区域国家”〔中华民国、中华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艰难转型。而一百多年过去，现在就连这么一件事也都还没有做完。所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继续努力、继续付出代价，去完成中国的转型。这转型是不自然的，甚至是逆向的，是社会形态的年轻化，是老大帝国的走向共和。所以，革命的中国人要么成为“反传统主义者”，要么成为“复古主义”者，否则就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现代主义者”，因为中国两千年以来的历史走向，是与西欧甚至是与日本的贵族社会完全背反的官僚社会，不反掉这样的父辈传统，我们就只能停留在陈胜思想的层次，只知造反有理，无法成长为宪政社会。也就是说，中国必须首先高贵化，然后才谈得上现代化！其建设性表现是“复古”，不是复元明清官僚社会的假古董，而是复先秦贵族精神的古道热肠。否则中国迟早还会重落袁世凯式的陷阱、重落文革的个人独裁、重落某种秘密会社的掌握。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与全球文明无异：在贵族社会的基础上，建立公民社会。而官僚社会的基础，只能长出臣民社会，无从达到独立自主精神的现代化。生存的权利并不是天赋的，而是通过不断进步赢得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断调整自己与环境尤其是自己民族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民族的希望在于：清除两千年官僚社会的腐败历史、克服其造成的社会藩篱、召唤先秦文明的精神活力、投入当代世界锱铢必较的战国时代。否则只能继续二十世纪的混乱试验，坐等外国力量进来收拾残局……例如1949年前后坐等外国军事力量与政治力量进来收拾，然后内乱不已；现在则坐待外国经济力量与文化力量进来收拾，很可能导致中国落入“泥牛入海无消息”的命运。
五、“整合全球”并非“上帝之城”
综观全球文明，人在未来世界所能成全的最大功业，无非是神权力量对于文明的最后清算；科学－技术、宗教－艺术，也不能逃避其风卷残云。
人在自己身上所能成就的最深事情，是信靠永生的上帝从而获得自己的灵魂；而不是“获得灵魂的平安和拯救”。因为就根本而言，不信靠神就意味着只有意识而没有灵魂，正如不通过假设就无法确认公理一样。当然这种信靠并不等于设计并实施奥古斯丁〔St.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年〕所谓的“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City of God〕，因为奥古斯丁版的“双城记”虽然区分了“地上的城”〔earthly city〕与“上帝的城”〔city of God〕，但他的上帝的城，毕竟还是从地上看到的，并在地上建立的；而不是从天上看到的，更不可能是从上帝那里看到的。因此从根本来说，“上帝的城”还是某种政治论，尽管是“神学政治论”；“上帝的城”所说的，还是某种历史哲学，尽管是“基督教历史哲学”。
难怪有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欧洲历史上首次完全自觉地创立历史哲学的努力，就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上帝之城》的直接导因是西哥特人410年洗劫罗马的巨大胜利，蛮族士兵对罗马妇女的施暴，比较苏联士兵对德国妇女的施暴、日本士兵对中国妇女的施暴，其程度毫无逊色，惊醒了奥古斯丁这样的神学家，使他不得不关注悲惨的尘世历史。《上帝之城》的写作，从412年开始到426年结束，历时十四年，完成时离奥古斯丁逝世只有四年。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八章里明确说过：“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但奥古斯丁却反其道而行之，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上帝之城”，这是为什么呢？显然，奥古斯丁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的“上帝之城”，不论如何都不会属于耶稣基督的国。
奥古斯丁当时思考的焦点完全是异教式的：罗马这个欧洲人心目中的“永恒城市”，究竟出了什么岔子，遭受如此残酷的报应？作为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可能并不清楚类似的命运其实也是其它文明无一例外的归宿：埃及的底比斯、两河的巴比伦、中国的长安，更不用说印度那些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了。所有这些“中国”的逐一覆灭，不仅造就惨绝人寰的黍离之歌，也激发了对于文明命运的持久沉思。奥古斯丁虽然并不了解其它文明下场，但对罗马的衰亡毕竟是有切肤之痛的。
我们时代的历史意识，认识到个人命运同他隶属的群体历史，密切相联。理解历史，也就是理解支配历史的原理、理解历史隐含的意义并把历史综合为人类的实存。这种努力的白痴表现，在黑格尔身上体现得最为清楚：1806年耶拿战役前夕，黑格尔看到了拿破仑，于是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写信说：“我看见皇帝──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穿过城市，看到这个人具有一种高尚的感情。这个人目标始终如一，他骑在马背上，向全世界扩张并统治世界。”这就是黑格尔的头脑所能理解的“历史的终结”？我嘲笑黑格尔，是因为拿破仑连乌拉尔山都没有越过，还不如新老沙皇们呢，何来“达到全世界、统治全世界”？看来黑格尔的 “世界精神”真是一个廉价的封条。
但黑格尔这个廉价的封条，后来却不幸成了一句传世名言。当然，在我看来，这比起项羽、刘邦看见秦始皇的仪仗队时，所发出的那两句传世名言，就相差太多了：
项羽：“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
刘邦：“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
而这个两千年后的黑格尔呢？却把拿破仑看作上帝的化身。这个拿破仑还没有把欧洲各国“搞定”，远远不及两千年前就已经搞定了中原各国的秦始皇嬴政。可见黑格尔这个普鲁士哲学家的胸襟和思维，还不如秦末的动乱和暴乱分子。
反观奥古斯丁，其“上帝的城”意指过着精神生活的教会；而“地上的城”则是沉溺在肉欲之乐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这双城同存一个肉眼可见的世界中，两城的市民们也是彼此混居共处、难以区别划分的。“由两种爱造成了两座城：由爱己之爱而轻视上帝，造成了世上的城；由爱神之爱而厌弃自己，造成了天上的城。”〔《上帝的城》第十四部二十八章〕这两座城以该隐和亚伯为代表。所有在世间自认是客旅、是朝圣之途的人，都是上帝城的居民。这“地上的城”以巴比伦和罗马为首席代表，其余一切世上邦国都是这城的化身。它的精神是蔑视上帝、但它也是一种相对的善，治安由它维持。这罪恶尘世，虽以爱己为当然之理，还知道制止扰乱，人各顾安全。但这“地上城”必随上帝之城的日见扩张而归于消失。“上帝城”的居民，就是那些被上帝拣选、蒙恩得救的人。虽说教会成员并不都是被拣选的，但被拣选的人却都在这有形的教会中。“所以连现世教会也是基督的国，也就是天国。照样，连现世圣徒也与基督一同掌权，不过与来世掌权有些情形不同；虽然稗子在教会中与麦子一同生长，可是稗子不与基督一同掌权。”〔《上帝的城》第二十部第二章〕显而易见，上帝的城就是那有形的、奥古斯丁本人所在的神职人员所组成的教会，这个教会迟早会统治罗马帝国这个地上的城瓦解之后的世界。在奥古斯丁看来，政府的目的不仅是维持和平，也是做人民的“敬虔的父”，所以必须倡导敬拜上帝；教会和理想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彼此依赖、互尽义务，中世纪神权国家的观念，就建造在奥古斯丁这种理论上。
尽管两城有这一对立性的区别，但上帝的城毕竟建在人世里面，而与灵魂所住的彼岸之地有所不同；结果奥古斯丁最后建立的，并不是耶稣的天国，而是教会的世界统治。耶稣的天国是无法描述的，因此即使耶稣本人也只是用隐喻的方式加以暗示。奥古斯丁所做的比耶稣多出的部分，不过首开类似于列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先河，结果是创造了另一种“天国”。奥古斯丁的这一过失〔如果算是过失，而不算是人类受到“两个律”支配的宿命的话，即神的律和肢体中犯罪的律。参见保罗《罗马书》第七章。其中的“脱离”，是指“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而不是指脱离“肢体中犯罪的律”；换言之，只要身体存在，肢体中犯罪的律就控制他。〕，是有其深刻的灵性根源的，正如他自己坦白的：“假如我不为大公教会的权威所驱使，我就不会相信福音。”〔《答摩尼的书信》［Against the Epistle of Manichaeus］，第五章〕这可能与我们内心的声音相反：“假如受到任何权威的压迫，我就不会相信福音。”因为耶稣的福音是真自由，而不是任何意义的“驱使”。像奥古斯丁这样以身体而不是以灵魂去建立“上帝的城”，其结果却是得到了另一种地上的城，尽管它很特别，是教会而不是国家，是神权政治而不是世俗政治。
六、立此为社会福音派鉴
有研究者〔如Krishan Kumar在“Utopianism”里面〕曾经提出，上帝之城与乌托邦恰好相反：乌托邦是人的理想社会，不是关于灵魂与天国的幻想。“宗教典型地具有来世的关怀，而乌托邦的兴趣则在现世。”但事实上，乌托邦这个概念所来自的《乌托邦》［Utopia］一书，并不缺少“来世的关怀”：乌托邦是个奴隶社会，为了获得食品而宰杀牲畜的事，全归奴隶做，以防自由民学会残忍。乌托邦里的“贱活”都由奴隶干，就像毛泽东时代多数下贱活计都由杀关管人员及其家属来做。乌托邦人中间虽然流行多种宗教，一切宗教受到宽容对待。但同时几乎人人信仰神和永生；少数没有信仰的人不算公民，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当外来的人告诉乌托邦人说基督反对私有财产，许多乌托邦人就改信了基督教。
《乌托邦》是摩尔〔Sir Thomas More，1478－1535年〕1516年发表的，内容是关于理想社会的对话。摩尔本人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因为坚持拒绝宣誓承认英国国王干预教会事务的权力等信仰或政治问题，而被力图夺取教会财产和权利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斩首，死后他的头颅还被挂在伦敦桥上示众。这种“中世纪的野蛮”不仅不能说明乌托邦与上帝的城全然无关；相反，显示了乌托邦具有通向上帝之城的强大力量。
再者，摩尔的《乌托邦》1516年发表之后不过一年，1517年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就把挑战罗马教会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了威腾堡大教堂的门上，西方教会的分裂正式开始。由此可见亨利八世其实是路德的先行者，他们的叛教多少都和自己的婚姻问题有关。尽管路德是叛教以后才结婚的。与路德相反，因为《乌托邦》的作者摩尔是因为反对教会分裂而殉道的，1886年，在摩尔死难三百五十年之际，天主教会追封他为圣徒。
回溯高级宗教的历史，其出发点虽是为了满足文明人类的灵魂诉求，但最终却归结为对于野蛮民族的文明教化。所以相应的，高级宗教在野蛮人中间扎根深，在文明人中间扎根浅。例如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只有回教在其初创社会依然茂盛，因为前回教的阿拉伯人是不可不扣的原始民族。相反，佛教和基督教并不能见容于它们的“原产地”印度和以色列，而最终只能在外国流传。其中传播到文明地区的，相对都比较肤浅，如佛教在中国〔包括中国化了的“熟番”如朝鲜、越南、日本、鲜卑、西夏、辽、金、元、满洲〕，基督教在希腊〔包括希腊化的马其顿、罗马、迦太基[天主教的奠基人奥古斯丁就是迦太基地方的人]、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都不如在它们周遍的生番和蛮族地区，扎根得那么深。例如，佛教在拒绝汉化的“生番”蒙古和西藏所取得的成功，和在汉化不深的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以及古代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取得的成功，显然更为深入，它们都拥有了稳固的国教地位。同样，基督教在凯尔特、日耳曼、斯拉夫、匈牙利、芬兰等蛮族地区所取得的成功，和这些蛮族在欧洲海外开拓殖民地时征服的〔无文字的〕美洲人〔印第安人〕、澳洲人、非洲人中间取得的成功，显然更加稳固。而在有文字的亚洲各国，基督教的传播其实十分有限：因为这里的基督教更多是作为灵性的载体而非文明教化的载体来发挥作用。更多渗透下层社会和边缘人群；因此十分自然的，无法征服文明社会的上层，即使在印度那样的“三百年殖民地”，传道的成就也十分有限。
在希腊文明圈和在中国文明圈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基督教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内彻底地排除了本地文明，而佛教在中国远远没有达到这种控制，中国社会还几度发起排佛运动；但也因此文明的本土性质，中国得以避免了罗马遭受的解体和希腊遭受的外来宗教的二度征服，后一次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带来的回教……
修道院也有类似现象。
以往人们看到修道院起源于东方〔如埃及〕，多为冥想团契，只是传到了西方，才变成生产基地，其中也包括文化生产，尽管缺乏创造。当人们谈论何以显示如此区别时，多从民族性着眼，而忽略了“懒惰的东方人”在创造金字塔、亚述兵团和空中花园时，其实并不懒惰。在我们看来，修道院制度的区别，其实是东方的文明人与西方的野蛮人在宗教追求之上的性质差异所造成的：文明人追求的是脱离世界，野蛮人追求的是改造世界，对于后者，高级宗教其实就是文明开化，是与字母、文学、生产技能、社会组织、哲学观念一同输入的。所以作为生产基地而不是退隐基地的西方修道院也并不设立在城市里，而是设立在荒野，也就是设立在接近蛮族的地区。表面上是脱离城市，其实在开化危险的蛮族。
在文明社会，外来的高级宗教是作为要素被吸收的；而在原始社会，外来的高级宗教则被全盘接受，如罗斯人接受东正教、波兰人、匈牙利人、日耳曼人接受天主教、蒙藏人接受大乘佛教、阿拉伯人接受一神教，都是连同字母一同接受的。因此在野蛮人那里，宗教和文明教化是一体的，宗教等于文明的生活方式，离开宗教的生活就是一种堕落。但对文明人则不尽然，宗教与文明是可以分离的，宗教是文明之上的或说文明之后的那种灵性的生活，离开宗教的人只是生活在世俗的文化里，并没有脱离教化。
如此看来，社会救济和福利传教可以帮助野蛮人确立信仰和信仰基础上的文明教化，但这对已有教化的文明人却较难发挥改宗的效果，徒然培植了吃教者〔Rice christian〕。因为文明社会具有复杂的文化传统，无法全盘移植外来宗教，只能做有限度地吸收。除非社会的巨变造成了文明过程的中断，如罗马帝国后期和秦汉帝国之后〔西晋〕所发生的事件那样。
立此为社会福音派鉴。
历史意义的“上帝的国”不同于耶稣的天国，正如文明意义的千福年〔Millennium，也译“千禧年”〕不是文明彼岸的时刻表。而本书论述的文明的黄金时代，与千福年学说〔Millenarianism〕的宗教盼望也不相同。整合所有的种族与文明，诚然是地球的盛事，但在上帝和天国的奥秘里这不算什么。我们知道，确实有着较比一切种族与文明的总和还要广大无垠的……其奥秘超然物象，远在人们能见的世界之外，近在咫尺，远在天边，无法分析、预测和企及，所以无从污染并摇撼。那是真理的园地，是我们满心企望而无法企及的。
七、本书开始起草于1975年
本书开始起草于1975年，出于对1974年开始席卷中国大陆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反思、反抗和反动。1975年是划时代的。葡萄牙革命引起西方殖民帝国体系最后残余的崩溃，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非洲殖民地解放，同时葡萄牙军政府主动归还澳门殖民地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却遭到了风烛残年的毛泽东的拒绝。
那年我二十一岁，这个“卖国”事件对我刺激很大，并使我感到深深的耻辱，我意识到中国并未脱离殖民地时代，其实直到1999年澳门回归。同时我也预感到，在哥伦布缔造的西方殖民体系创立五百年左右的1992年前后，必定还会发生更加戏剧性的全球事件，使得葡萄牙革命相形见绌。当然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事件竟然就是苏联帝国这个最后的欧洲帝国的初步解体。
1978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步脱离苏联经济制度，社会逐渐解冻，但其社会的基本结构迄今未变，于是批林批孔运动和毛泽东拒绝收回澳门这两个事件的相加所造成的耻辱感，就构成了持续的压力，对一个年轻的心灵所形成的打击也就引起了长期的慢性的精神反应，其结果就是这本书的形成。
本书的第一部写于八十年代后半期，其中论及人类学、“九一一”〔反恐战争〕的章节，则在2002年写于纽约；第二部、第三部的主要部分写于1980年至1982年间，第四部和第五部的主要部分写于1975年至1978年间。全书合成于2004年。网络发表于2004至2006年间。2006年作了全盘的修订。
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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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篇批判文章名叫“‘中国文明’能‘整合全球’吗？”〔署名“傅国涌”〕。其出笼的原因可能是诗人黄翔2004年2月3日在一篇题为《城市在她的身后矮下去──荒野和大峡谷的女儿引小路》文章中，无意叙述的这一事情所引起的：
今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六日〔2004年1月下旬〕，我的生日前夕，秋潇雨兰给我安排了一次小聚，约了两女一男，女的是两个才女，其中一个是年轻的文学女博士五月，另一个就是引小路。男的是学者、《河殇》的主要执笔者之一的谢选骏。……晚上刚好有四张别人赠送的票，我、雨兰、朱迪、谢选骏一起去看了一场“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人家送我们的是贵宾票，每张美元一百零五元，再大的雪也得去，丢了太可惜，愧对人家一番心意。这场晚会规模盛大，演员来自全球许多国家，既有老中也有老外，五湖四海皆兄弟。午台正中悬着个特大的篆体“唐”字，演出中也不时打出标有特大“唐”字的旗幡。谢选骏是学者，博古通今，联想丰富，而且也特别敏锐，他突然忽发奇想，贴着我的耳朵说：“你知道这个‘唐’字是什么意思吗？”我连想都没有去想，天生糊涂人一个。他说：“这个‘唐’字背后是个‘李’字。唐一般指盛唐，李当然是李世民。而他们是‘新唐人’，英文又翻译成‘新唐朝’［New Tang Dynasty］，所以，这个新的唐人背后，也仍然是个‘李’字，一个潜在的毛泽东……”真是又奇又妙，奇谈妙论，却颇有一点怪，我心里暗暗发现谢选骏和一般“昏昏”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学品还不错，人品也不赖。我对他轻声说：“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我倒有不同的感受，一会再说。”散场后我对他高声阐述说：“对我来说，‘唐’字背后主要是个‘汉’字，‘汉’字背后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存的中国，中国背后是整个博大精深的精神的东方。对此，我有一种文化意义或文化层面上的精神认同。但对我而言，无论从政治、还是宗教或人生理念的角度，无论是对古人还是今人，对当下还在活着的生者还是已经消逝的死者，都没有任何意义和任何角度的个人迷信和偶像崇拜！比如说你谈到毛泽东，不管他是一个公开的还是一个隐形的毛泽东，把他神化或是视为偶像都是我所不能认同的。”
黄翔的上述这段文字在发表前并没有预先送我过目，所以我无法为这文字承担责任；况且《大纪元时报》对我展开大批判前，也并没有核实任何情况。如果他们找我核对，我会补充告诉他们：“‘新唐人’的本义是‘新唐朝’。这一点其英译〔New Tang Dynasty〕是再清楚不过了。‘新唐王朝’正是在‘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电视节目上──而且那天晚会上，我已经看见皇帝和皇后已经出厂。黄翔对此视而不见、见而不明，说明他确实缺乏了一点诗人的性情或者是缺乏了一点诗人的敏感──真是他自况的‘天生糊涂人一个’。”
（另起一页）
第三版（电子版）后记
（一）
当我在2004年2月开始推出本书《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时，许多人都说我疯了。“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他们纷纷质问。
然而现在仅仅过了十一年，“当中国统治世界”就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梦魇了。
这说明，人们的目光多么短浅。
然而，问题并未到此结束。
目光的短浅仍然以误解的方式继续着。
《〈当中国统治世界〉与〈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文解释了这些误解的一些侧面：
【编者按：马丁·雅克，一个之前默默无闻，突然因为一本名为《当中国统治世界》（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的书2010年出版，而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2010年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晚于谢选骏《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2004年电子版，传播迅速）六年、晚于《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小国时代，2007年）三年，可是却基本上却误解了“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与“中国统治世界”之间的根本区别。】
1930年代，埃德加·斯诺长途跋涉去延安，并在那里采访了毛泽东，后来写了《西行漫记》，改变了西方对中国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斯诺当时算不算名人我们不知道，就算是名人，也仅仅是海外有名了，因为当时的中国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没有他为中共大唱赞歌的自由。
1971年，斯诺上了天安门，站在毛泽东身边。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他是谁了。当然，毛泽东那个时候是要向华盛顿示好，而尼克松和基辛格马上就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于是，有了1972年尼克松到中国的破冰之旅。再后来，中国成立了所谓“三S研究会”，专门研究三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美国人，他们分别为斯诺（Edgar Snow）、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今天的中国好像又有了一个新的来自海外的“三剑客”，与之前的“三S”一样，将来对他们的评价可能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的外国人。他们分别是《江泽民传》的作者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中国大趋势》的作者纳斯比特（John Naisbitt）和《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雅克（Martin Jacques）。
那么，马丁在他的书里究竟写了写什么呢？《马丁·雅克眼中的中国》向读者展示了海外和海内对此书的评价。】
1949年之前，中共忙于打天下，无暇顾及海外对中共的认知。期间有三个美国人来到延安，通过跟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他们对为什么中共是中国的未来更加了然于胸。这三位美国人分别是斯诺（Edgar Snow）、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和斯特朗与毛泽东的谈话（毛在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说法）使得外部世界对中国有了更好地了解。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中国曾经成立了一个“三S研究会”。
建国之后，还没有哪位西方作家关于中国或中国领导人的著作获得三“S”那样的地位。2008年，另一位美国人被中国媒体誉为“当代斯诺”，他就是曾在华尔街打拼的罗伯特·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他的《江泽民传》在中国与美国同时出版，名噪一时。2009年，另一位美国著名未来学学者约翰·纳斯比特（John Naisbitt）经过长期“调研”和“深度访谈”，写出了《中国大趋势》，并在法兰克福书展同时以中文版和英文版展出。
2010年以中国为主题并赢得中国人赞赏的，则是英国作家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和他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文明的终结》（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2009）。它一经面世，即在海外引起广泛争论，在国内更是赞誉不断，中文版发行后迅即成为畅销书。
中共建国时马丁·雅克才四岁，不知道是在曼彻斯特大学读本科时还是在剑桥的国王学院读博士时，雅克皈依了马克思主义。雅克是自1977年面世到1991年停刊的英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编辑。之后，雅克成了《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再后来，他成为《独立人报》的副总编。20世纪80年代，雅克写了几本关于英国政治的书，似乎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自从2009年他的《当中国统治世界》问世之后，雅克名声鹊起，先后在日本爱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做访问教授或高级研究员，并成为英国《卫报》和《新政治家》的专栏作家。
本文旨在介绍马丁·雅克的观点及海外和国内的专家和学者对他的著作解读，并试图确定雅克的观点在“中国模式”的走向和未来这场辩论中的位置。
马丁·雅克的观点
雅克认为全球化就等同于西方化是一种谬论。“9·11”恐怖分子对世贸大厦的袭击凸显了西方文明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而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意味着西方文明的衰落和中国文明的崛起。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是会越来越像西方，还是会走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并“最终以其特有的方式改变这个世界”？1 雅克认为，中国之所以会走一条不同的路，主要是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国家。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有不同的发展逻辑。由于历史的久远和国家的庞大，中国有一种其他民族国家所欠缺的对多样性的容忍。作为一种文明的守护者，它既可以与西方国家搞好关系，也可以和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其他国家成为朋友。因此，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文明接轨。“这个世界原本就是由异彩纷呈的历史和文化所组成。欧洲（和它的主要旁支——美国）也只是在近两百年时间里掌握着世界的领导权，那样一个时代现如今正在终结。这世界远远不是西方普世主义的盛行，而是一个不同的现代性角逐的时代。”2 在雅克看来，中国是继英、美之后第三个可以改天换地的国家，“如果说英国曾经是海上霸权，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权，那么中国将是一个文化霸权。”3
也许雅克不仅仅是在标新立异，而是通过这本书宣泄自己对西方制度的不满。2010年6月，他曾对《南都周刊》的一位记者说：“我实在对自己的国家以及整个西方文明厌倦了。”4 对中国的政治走向，雅克也有大胆的预测：“我不认为中国政治将来会变得像我们一样，有一天他们可能也会有投票，有多党制，政府可能会更有代表性，必须更负责任，但中国永远不会跟我们一样，因为他们国家的结构历史上就是不一样的。”5 尽管雅克在书中对中国的赞美呼之欲出，但他并不是对中国没有任何批评。他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大中华帝国的心态（Middle Kingdom Mentality），有这种心态的人不太愿意接受外来者进入自己的社会。这种反移民或者瞧不起弱小民族的心理也许会成为阻挠中国成为大国的绊脚石。6
西方人如何评价雅克的作品
雅克的同事、《卫报》的专栏作家维尔·赫顿（Will Hutton）坚决反对他的观点。《卫报》曾经发表了他们二位就此书观点所开展的通信对话。赫顿在其中一封信里说：“我个人认为，通过一个国家的过去预测它的未来的观念在经验和哲学上都是错误的。'文明国家'是个空洞的构造：所有国家都有文明，文明中都包含着一些张力，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自由和权威。假如你说中国民族成分比较单纯，你的读者将会如何理解你这爆炸性的论断？”他还说，“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是存在功能障碍的。它不仅仅是贪污腐败和环境危机。（中国）的发展严重失衡且缺少创新。它急需可以容纳商业和创新的机制与未来敢于进行物质消费的信心。”7
美国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副院长杜克雷（Clayton Dube）认为，雅克给自己的书安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书名不过是为了卖书赚钱，他忽略了许多中国面临的挑战和现行制度的缺陷。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执行主编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不同意雅克关于中国飞速的经济发展势不可挡的论断，并提出中国的奇迹也可能是一时的泡沫。曾任美国副助理国务卿、现为剑桥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史蒂芬·哈尔珀（Stephen Halper）最近出版了与雅克的书大唱反调的《北京共识》，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看不到北京会统治美国的情景”。一篇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网站的文章认为，看《当中国统治世界》一类的书，你很容易以为未来属于亚洲，亚洲今天或许拥有最具活力的经济，但在思想领袖方面却不可能扮演与美国同样鼓舞人心的角色，别相信关于美国衰落的夸张宣传，美国政治经济体系的自我修复机制十有八九将使它从当前的挫折中恢复过来，从新德里到东京，亚洲的精英们继续指望山姆大叔对北京保持戒备。8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杰佛理·瓦斯特罗姆（Jeffrey Wasserstrom）在《时代周刊》的一篇书评中，把《当中国统治世界》划入所谓“大话中国”一类的书。他说，这类书煽情，书名耸人听闻，还有两个令人讨厌的毛病：第一，声称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第二，用简单的方法解读复杂的问题。
“软实力”概念的发明人、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没有直接评论雅克的书，但他多次著文指出中国还远远没有到统治世界的时候。2010年5月，他在《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时评中指出：“相比之下，今天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并且其政策重心乃是侧重在国内事务以及经济发展上。虽然在威权国家中，中国的这种'市场列宁主义'的经济模式（即所谓的'北京共识'）能够增强其软实力，但在民主国家中却适得其反。”9
曾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负责人、现为该报外电副总编的约瑟夫·康（Joseph Kahn），在其2010年1月3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书评中指出，雅克的书的观点的确发人深省，但是他对雅克对中国的具体国情的了解不敢恭维。康说，雅克虽然到过中国，但是他的书主要取材于书籍和报章杂志，因此，读者在他的书里看不到“城市沸腾的文化、农民的抗议、最高领导层人的换代、环境污染、城市交通堵塞、楼市及股市泡沫、腐败及官僚作风等等。这些问题无疑也是人类未来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10
赛斯·费森（Seth Faison）是约瑟夫·康在北京的前任，返回美国后专门报道与中国相关的新闻并为讨论中国问题的著述撰写书评。2009年12月20日，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书评。在书评中，费森指出雅克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范式。传统观念认为要实现现代化，一国必须推行民主、财政透明和问责制。在雅克看来，中国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不是采用西方模式的结果。尽管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选举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和自由的汇率制度，但它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因此，雅克预测中国日后将成为引领世界的超级大国，到那时，中国将根据自己的核心利益制定世界游戏规则。费森认为雅克出色地解释了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经济原因，但他并未对未来中国引领的新的国际秩序加以定义及描述。费森对雅克关于世界将回到从前中国君临世界并接受小国朝贡的制度（tributary system ）心存疑惑。他还认为雅克关于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的解释缺乏理论依据，雅克的书缺少学术著作应有的实证主义的方法，书中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的描述虽然读起来很有趣，但是没有什么证据。最让费森失望的是，雅克的书没有对“中国模式”是不是可以持之以恒地发展下去做出充分的论述。11
查理·霍尔（Charlie Hore）在英国的《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对《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书评。他不仅认为雅克的书从头至尾渗透着一种对权力的崇拜，让人不寒而栗，还指出雅克的书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与事实相左。不仅如此，中国目前的外向型经济并不能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霍尔还指出，如果雅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的描述含糊不清，那么他对文化和民族主义的论述就更成问题。霍尔在书评的结尾还揭了雅克的“短”，作为《今日马克思主义》的主笔，雅克曾为英国工党的急剧右转提供了理论支持。撒切尔是雅克心目中的英雄。中国今天的领导人跟大搞资本主义的撒切尔可谓异曲同工。12
艾德瑞安·米科尔斯（Adrain Michaels）于2009年七月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发表了一篇评价《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文章。他认为雅克的书刚好与威尔·赫顿所著的《墙书》（Writings on the Wall）的观点相反。赫顿认为中国所谓的崛起不过是向西方看齐，真正的崛起必须在将一直由西方倡导的市场竞争、选举政府、权力制衡、尊重民意、信息公开、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制度化后才能大功告成。赫顿看到的是中国发展的矛盾和困境，雅克看到的是西方霸权的终结。米科尔斯认为雅克对中国只有通过学习西方才能繁荣昌盛的观点的批判是正确的，因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印度除外）都没有实行普选。英国是在崛起之后才给予其公民平等的投票权。不过，米科尔斯认为雅克书中的事实错误俯拾即是，并举出不少例子。13
裴敏欣既算是中国人，也算是美国人，他对雅克的书可谓嗤之以鼻。在一篇发表在美国《新闻周刊》上题为“为什么中国不会统治世界”的文章中，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中国还没有统治世界的资格、心态和技术。他在文章中写道：“如果中国如此强大，为什么它没有在解决全球问题上充当更多的领导角色？中国官员出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世界会议上，其观点和获得的支持也颇受关注，但他们始终保持低调，只专注于捍卫本国国家利益，忽略了可借以展示软实力的机会。”裴敏欣还说，其实，也只有这些隔岸看热闹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所谓“崛起”不亦乐乎，中国领导人自身对中国的现实有极为清醒的认识：“诚然，危机让中国缩小了与对手（尤其是美、日）之间的经济差距。大众对中国全新力量的肯定让中国领导人沐浴在全球聚光灯下，并可向国内公众炫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但中国领导人并不糊涂，他们十分清楚所面临的挑战有多严峻，也十分清楚时运可能说变就变。如果外国人也能意识到这一点就好了。”14
中国学者如何评价马丁·雅克的书
中国媒体对马丁·雅克可谓青睐有加，因为他说出了如果是中国自己说就有狂妄和自大嫌疑的话，迎合了中国官方提倡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组织翻译出版此书的中信出版社对此书畅销的可能性没有任何疑虑，目标是销售30万册。该书出版四个月后，中信出版社请作者来中国促销。15 尽管此书的中文版封面上标注有吴建民、胡鞍钢、阎学通等文化名人对此书的倾力推荐，但中国学者对此书的反应却基本趋于冷淡。媒体工作者安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书的批评毫不留情。他认为马丁·雅克的论调与很多西方学者大相径庭。“他们最大的分歧在于中国的发展是否具有延续性，是否会因为特殊情况而被打断。如果仅仅基于短期数据来投射到长期，企图对未来进行预测，这种研究方法和跳大神没什么区别。不管是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崛起论，这两者的方法论在这一点上是共通的。我们既然能批判中国崩溃论一塌糊涂，那么也一样可以批判马丁·雅克的中国统治论是错误的。”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对于像雅克这样对中国的发展大唱赞歌的作者一律嗤之以鼻。他说：“这些人在中国最有问题的时候忽悠你，让一大帮人觉得中国都特别好，研究什么中国崛起的模式，说什么这个模式很牛之类，真是特别恶心。我们身在其中的人都觉得现在中国有大问题，结果却来这么一帮人忽悠得你沾沾自喜。”
曾为出版人的莫之许认为此书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读者不必去读。“我们都已经关注中国问题长达数十年了，如果是知名经济学家的意见，我们还会严肃对待一下，这样的流行写作就算了，和《中国不高兴》没什么区别。” 不过，莫之许认为雅克的书所以畅销是因为国内有需求。“中国这十几年发展了，大家就想确认位置，寻找自己的地位。这是人的基本的、不可避免的心理需求。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我们需要在他人的眼光中看到自己，找到自己国家的位置，也找到自己的位置。”16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郑永年对雅克的书的分析相对客观。他认为雅克的书有两个致命的误区：第一，即使中国崛起了，她也不会“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中国的体系始终是开放的，讲究包容性，这与西方体系的排他性完全不同”；第二，朝贡体系的复活是不可能的，“雅克犯了一个经验错误。在朝贡体系中，中国是赔本的，总是贸易赤字的，而现代体系是以市场为原则来建立的，中国不可能退回到以前的体制”。17 本书译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博士张莉也认为：“中国在复兴朝贡体系方面根本不具备环境或者说根本不具备能力。”18 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对外援助”其实就是变相的朝贡体制。
在解释马丁·雅克的书为何在国内和国外畅销的现象时，媒体人士潘启雯说：“这本书之所以引起关注以及受到某些人的谩骂和赞扬，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它为世界认识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新视角，与'中国崩溃论'等不同，它在相当程度上更'积极'地看待中国，与'中国模式论'相比，它也表现得更为'乐观'；其二，对于国内某些群体，特别是痴迷于'大国崛起'的人，无疑提供了一个最新而有力的外来证据。”19
“中国模式”果真可以纵横四海吗
马丁·雅克的书显然把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深入了一层。他的书告诉读者，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模式，这种模式从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文明中不断汲取取之不竭的养分，随着以“中国模式”为主导的经济改革的成功，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面临的不可转嫁和扭转的经济危机的到来，中国将鲲鹏展翅，扶摇直上，并“统治世界”。其实，这是误解了“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与“中国统治世界”之间的根本区别。
雅克的这种观点不仅受到西方学者的批驳，更为相当一部分中国国内的学者所反对。随着批评的甚嚣尘上，雅克本人也开始修正自己的观点了。2010年7月5日，《经济参考》的记者采访雅克，开门见山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书名？”雅克似乎失去了他在书中的流畅和铿锵，他说：“坦白讲，我自己低估了这个问题。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可能源自于自己的无知。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跟中国的朋友讨论一下这个题目是否合适，就不会自己做决定。今天来看这个题目对或不对，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不能责备任何人，毕竟是自己的错误，是自己忽视了这个问题。”20 这就是一个“老外”对中文著作和中国事务“望文生义”和“不求甚解”的结果。
更早一些时候，当《南都周刊》的记者问他这个问题时，马丁·雅克变得十分激动，竖着指头对记者说：“你听我说，不要打断我——这是因为中国永远不可能真正统治整个世界。美国没有，英国没有，中国也无法统治世界。”21 在之后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雅克显然冷静了许多。他说：“这部书的书名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它指的是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22
雅克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似乎对自己的论点就越没有信心，他自己勾勒的“中国模式”纵横四海的远景和愿景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经济参考》2010年7月5日发表的采访雅克的题目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当被问到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时，雅克说：“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会对中国经济改革造成影响，如果这种不均等加剧的话，一定会激化不满的情绪，最终会影响到社会稳定。”23
《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7月12日发表的采访雅克的题目是“政改要及时，一旦落后于时代就可能造成动荡”。在采访的最后，《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问：“你认为政府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一环，现在中国舆论界一个很强大的声音是呼吁中国要更快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你对此有何看法？”雅克说：“随着社会变革越来越快，我们的确要进行政治改革，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意味着社会变革的速度也会很快，如果不能及时改革政治体制，就很难适应需求。现在许多西方国家，政府也是落后于时代的。一旦这样，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到时候处理起来就会更加困难。西方有句谚语，‘早缝一针比最后多缝九针要好’，政治体系也是如此。”24
话说成这样，雅克已经对自己最重要的观点——中国的发展可以对所谓的普世价值（西方价值）置之不理——釜底抽薪了。显而易见，越来越担心未来中国的不稳定和可能出现动乱的雅克，已经开始反思自己“当中国统治世界”的命题了。当然，这只是一个中短期的问题，从中长期的观点看，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不仅可能，而且正在发生。
参考文献
[1] Martin Jacques, Will Hutton. 两位西方人关于中国崛起的对话. 卫报，2009-06-23.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printnews.asp·newsid=152191.
[2] 同上.
[3] 杨英. 马丁·雅克的新书《当中国统治世界》. 国际先驱导报, 2009-08-25.
[4] 王晶. 当中国统治世界？Sorry，这只是一个标题. 南都周刊，2010-06-02.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8636.
[5] 容易.《当中国统治世界》快出中文版了. VOA.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1747.
[6] 关于马丁·雅克的观点的详细描述，参见: 潘启雯. 评《当中国统治世界》：被重塑的中国概念. 文汇报，2010-06-08.
[7] Martin Jacques, Will Hutton. 两位西方人关于中国崛起的对话. 卫报，2009-06-23.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printnews.asp·newsid=152191.
[8] 容易. 《当中国统治世界》快出中文版了. VOA.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1747.
[9] Joseph Nye. China's Century Is Yet upon Us. Financial Times, May 18, 2010.
[10] Joseph Kahn. Waking Drago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 2010.
[11] Seth Faison. Book Review: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by Martin Jacques.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0, 2009.
[12] Charlie Hore. Book Review: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by Martin Jacques. Socialist Review, July 2009.
[13] Adrian Michaels. China Ruling. Telegraph, July 11, 2009.
[14] Minxin Pei. Why China Cannot Rule the World. Newsweek, December 8, 2009.
[15] 王晶. 当中国统治世界？Sorry，这只是一个标题. 南都周刊，2010-06-02.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8636.
[16] 同上.
[17] 容易.《当中国统治世界》快出中文版了. VOA.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1747.
[18] 世界需要中国,中国无需统治世界. 经济参考，2010-03-23.
[19] 潘启雯. 评《当中国统治世界》：被重塑的中国概念. 文汇报，2010-06-08.
[20]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平. 经济参考，2010-07-05.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1274. 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雅克似乎是在说他的书的中文译名不妥，但是目前的书名与英文书名是一致的。
[21] 王晶. 当中国统治世界？Sorry，这只是一个标题. 南都周刊，2010-06-02.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8636.
[22] 舒泰峰, 张静. 政改要及时,一旦落后于时代就可能造成动荡. 瞭望东方周刊，2010-07-12.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2782.
[23]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平，经济参考，2010-07-05.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1274.
[24] 舒泰峰, 张静. 政改要及时,一旦落后于时代就可能造成动荡. 瞭望东方周刊，2010-07-12.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2782.
……
从上述的引文和讨论都可以看出，相关的概念都是在《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出现好几年以后，才开始在全球范围流行的。
不仅如此，谢选骏2007年发表的《小国时代》一书，也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全球社会，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显然，一个新的时代，会随着一个新的思想一起诞生的。
这还表明了一个传播轨迹：在网络时代，思想是怎样以其“一意孤行”的方式影响世界的。
（二）
另有《为什么22世纪中国才能统治世界》一文，写得要比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更加得体：
温特（Alexander Wendt）参照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将国家利益区分为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和集体自尊。
如果按照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和集体自尊这四个阶段看，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处在“生存”阶段；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处在“独立”阶段；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依然处在“经济财富”阶段，二十一世纪下半叶，中国才能进入“集体自尊”阶段。
那么显然，只有超越了“集体自尊”的阶段，中国才能以博大的胸襟统治世界。
如果将国家看作是“人”的话，国家也有“等级需求”倾向。国家只有在低一级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高一级需求。沿用温特的国家利益区分，生存、独立、经济财富是国家低层次的需求，本文称之为国家的低端需求；集体自尊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国家荣誉，是国家高层次的需求，称为高端需求。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Munk辩论的开篇语和结束语里，和犹太人亨利·基辛格一起反驳了21世纪将属于中国的观点。
他们认为：中国不会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导力量有以下三个原因：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
在经济方面，他们认识到一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永远保持直线上升。中国看起来正要接管世界，但是日本当年也有过这样一段时期。当时的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也被告知，世界将被日本统治。但结果并不是这样。
在连续20-25年保持每年9%的增长率后，大多数亚洲四小龙国家的增长速度减慢到了6%或5%。我并不是在预测什么中国的崩溃。我只是在说，中国同样要遵守大数法则，它会在某个时候降低到一个慢一些的增长率——也许会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得多的国家，而比其他国家稍晚一些。
但是同样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经济体系中存在大量的低效能。他们有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他们增长的效率极低。就外国直接投资而言，中国每月获得的量相当于印度一年的总量。但中国的增长速度仅比印度快两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如果考虑下中国增长的质量，它其实并没有看上去的那样让人惊叹。他们进行着大量的投资——许多机场、八车道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但是如果你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不那么引人赞叹了。
中国还有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联合国刚刚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在接下来25年内会出现人口统计上的“雪崩”。它的人口将会减少4亿。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正在人口减少的国家同时拥有主导世界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如果你想知道人口减少的国家是什么样子，你可以看看日本。
在政治方面，假设中国真的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体：它有执行你所需要的那种领导力的政治能力吗？别忘了，虽然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数十年，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种宏大的、支配性的设计。你需要拥有某种政治能力才能够执行那样的领导力。
统治中国的政治体制现在正处在危机中。还不清楚，它接下来要经历的阶段是不是跟现在的保持一致。中国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当它创造出中产阶级时，它会做什么，以及如何回应这些中产阶级的期望。
台湾在经历类似的过程时，你看到的是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南韩在经历这个过程时，你看到的也是向民主政体的转型。但是这些转型并不容易。它们都相当的血腥和混乱。
在地缘政治方面，他们认为大家虽然喜欢谈论亚洲的崛起，但是根本没有亚洲这个东西。有的是中国、日本、印度。而且这些国家彼此都不太喜欢对方。
你将会看到，随着中国崛起，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越南、南韩和其他国家都会产生情绪高涨的回应。你已经开始看到这样事情的出现。中国并不是在真空中崛起。在它崛起的大陆上有很多很多的竞争者。
我们西方世界正在经历一场自信危机。当我们面对这类新型的与以往不同的挑战，同时又面对正在崛起和前进的国家时，这种危机就会经常发生。
美国“著名的”政治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过去常常写作关于他如何认为由于我们的软弱和易变，而苏联有远见并且有战略性，所以美国永远都不能经受住苏联的挑战。那时的我们短视而且愚蠢。但是不管怎样，最终的结果却还不错。（译注：乔治·凯南是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遏制政策始创人。）
我认为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待中国是一种趋势——他们有这样非凡的长远目光，而我们是笨拙的傻瓜。有一个美妙的故事概括了这一点：
当被人问到，“你怎么看待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据说‘中国总理’周恩来回答道：“现在评论为时尚早。”
每个人都在想，“噢，天哪，他真是个天才；他思考是那样长远——达到了几百年。”
事实是，在故事发生的1973年，周恩来说的是1968年的法国革命——一场学生革命。在那时说“现在说来为时尚早”是非常理性的。（但决不是什么“天才”，除非傻瓜。）所以不要认为中国人是有战略眼光的策划者，而我们是笨蛋。经历过来自德意志帝国、苏联和纳粹德国的挑战，我们想法设法笨拙地走到了一个领先位置。
事实上，我认为你会发现的是，美国和北美正在为这新世界创造一个卓越的模范。
我们正在成为第一个全球性的国家，一个吸引来自全世界各地区有着不同肤色、信条和宗教信仰的人民，并且找到方法来利用他们的才能，建立一个共同的梦想的国家。它就发生在这里，它吸引来全世界的人。
不要对自由和开放社会失去信心。
……
法里德·扎卡里亚在Munk辩论的开篇语和结束语里，和犹太人亨利·基辛格上面的分析对不对呢？
当然不对。
因为，他们只是知道“根本没有亚洲这个东西”，却还不知道“根本没有中国这个东西”——除非你用发展的、未来时态的观点看问题，否则，中国还没有诞生呢！
现在的所谓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鸟蛋，是分裂国家，不是真正的中国。
法里德·扎卡里亚在Munk辩论的开篇语和结束语里，伙同犹太人亨利·基辛格这同样是两个鸟蛋的鸟蛋大概不知道：大陆和台湾这个现代南北朝并不等于中国，南北朝统一起来以后才是“中央国家”。
发展的、未来时态的中国，能不能在二十一世纪统领世界，那就像它能不能在二十一世纪出现一样，还是一个未来的谜，现在谁能断言它呢？
除非是上帝，不过上帝的秘密，是永远不会向人类敞开的。尤其是向法里德·扎卡里亚和犹太人亨利·基辛格这样的“人”。
为什么二十一世纪不会属于中国？
如果中国能够统一起来，能够收复蒙古和西伯利亚并把日韩东南亚变成了自己的后院，就像美国征服了墨西哥并把南美洲变成了自己的后院那样，二十一世纪就会属于中国！
同样。从《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的角度看，《为什么22世纪中国才能统治世界》一文，写得虽然比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更加得体，但是还是不得要领的：因为《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开宗明义地宣告过了：
这里的“中国”不是指“China”（“支那”），而是指“the Central Kingdom”，即“中央王国”。“中国文明”（“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是一个思想主权的概念，不是一个国家主权的概念，“中国文明”可以由任何一个民族来代表和推行，而不必拘泥于现在的中国人。这就好像是闪米特人发展了苏美尔文明，拉丁人发展了希腊文明，秦人发展了华夏文明。
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并不等于“支那（秦）文明”，虽然它也不一定会排除支那（秦）文明。
“中国文明”，就是能够支配全球的那个中心地带的文明。
这在古代中国的“王城”得到了最为精彩的体现。
那就是“天下四方之王的文明”、天子文明。
（三）
2011年1月2日谢选骏曾在《世界不必担心中国统治》一文中写道：
（1）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其实，世界不必担心中国统治。
虽然我一贯主张“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但那指的是一种文明的模式整合世界，而不是指一个国家统治其他国家，这是第一。第二呢，“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中的“中国文明”指的是“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即“中央国家的文明”；而不是“Chinese Civilization”即“华人的文明”。因此，领导这一整合运动的，可以是任何一个民族，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可以是任何一个国际组织。
这样看来“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与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不必担心中国统治”并不冲突，不仅不冲突，还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中国威胁论”所担心的“中国统治”，只是一种华人的统治，甚至只是一种苏联前殖民地、社会主义大家庭前卫星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
此外，我还要提请大家注意：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中看，华人尤其是华人大众，其实都是一个相对缺乏政治能力的群体，其受他人统治的时间，远远多于统治他人的时间。例如近代以来，华人就受到西方列强、日本军阀、苏联党阀的轮番统治，直到现在也没有走出苏联统治的阴影。而历史著名且具决定作用的秦朝、隋朝、元朝、清朝，都是华人受他人统治的典型事例。
虽然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有几分相似，虽然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有几分相似，但是中国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接近罗马人，还不如说接近希腊人。接近罗马人的是函谷关以西的秦人，而不是函谷关以东的中原人，关东的中原人，更像东欧的希腊人而不是西欧的罗马人。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楚汉之争”是一种变相的“楚秦之争”，也就是说，是仇恨秦朝的项羽，败给了亲近秦朝的刘邦。尽管击败秦朝的是项羽，但是刘邦通过招降纳叛的方式收揽了秦朝的残余势力，造成了统一战线，然后各个击破项羽的反秦武装，终于继承了秦始皇的衣钵，当上了“皇帝”。而“皇帝”这个臭名昭著的称号，原来并不是反秦英雄“西楚霸王”项羽想要的。
（2）
看一看“罗马征服地中海大事记”，在想想秦朝的征服史，也许颇具启发。
布匿战争的起源：
前288年，一群意大利来的雇佣军Mamertines占领了西西里岛东北角的墨西拿（Messina）。Mamertines翻译为玛尔美提，意思是战神之子，他们原本是叙拉古僭主jiàn zhu阿加托克利斯的雇佣兵，玛尔美提是他们的自称（所谓僭主就是那些完全无视过去的任何政体及其传承、而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的独裁者），阿加托克利斯死后，这些号称玛尔美提的强盗劫掠西西里各城，是反面人物。
玛尔美提们杀了墨西拿所有的男人，占有女人为妻，以这个城市为基地，骚扰附近的乡村和城市，包括独立的城市叙拉古（Syracuse）。前265年，叙拉古的喜厄隆二世（Hiero II）即位僭主，决定清除这批人，出军围攻墨西拿。玛尔美提们同时向罗马和迦太基求救。开始时候，罗马并不想帮助他们。一来他们是占领别人领土的侵掠者，二来罗马在前271年刚刚打败一批造反的职业军人，也不想帮这种人。但是狡猾的迦太基立刻同意，很快派军队来到墨西拿。罗马也因此不得不参战了，因为他们怕迦太基占领西西里岛，离意大利太近。罗马和玛尔美提们联盟，前264年派兵到西西里岛，逼迫叙拉古加入他们的联盟。这是罗马军队第一次在意大利半岛以外的活动。三方联盟稳定之后，只有罗马和迦太基继续冲突，争抢西西里岛。
公元前264年—前241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前264年罗马军队开进西西里，揭开战幕。罗马先后占领墨西拿和阿格里琴托，迫使叙拉古与之结盟。但在海上迦太基却占优势。罗马人迅速建立一支舰队。在公元前260年的米列海战中，装有接舷吊桥的战舰组成的罗马舰队获胜。公元前256年罗马海军又在埃克诺穆斯海角大胜。同年罗马远征军在非洲登陆，但以失败告终。此后主要战场移到西西里，罗马在陆战中略占上风。公元前241年，罗马海军以新建的两百艘战船组成的舰队大败迦太基舰队于埃加迪群岛附近。迦太基被迫求和，将西西里及其附近利帕里群岛让给罗马，赔款三千两百塔兰特（十年内偿清）。罗马遂在西西里建立第一个行省。公元前 238年罗马乘迦太基雇佣军暴动之机，又出兵强占了撒丁和科西嘉，于公元前227年将两岛置为一行省。第一次布匿战争长达二十三年，罗马胜利之后，取代迦太基成为地中海中最强国。战争结束之后，两国经济和人口都大伤元气，之后多年才恢复。
公元前218年—前201年，第二次布匿战争（汉尼拔之战）：迦太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失败之后，因失去地中海里的西西里岛，开始向欧洲西部的伊比利亚半岛发展，主要推动者是迦太基将军哈米尔卡，他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后，镇压了国内暴乱，然后出兵西班牙，并在西班牙发展了九年，这个哈米尔卡是汉尼拔的父亲，汉尼拔在二十五岁继成了父亲和姐夫传下的使命。公元前219年，汉尼拔率迦太基军队包围与罗马结盟的西班牙城市萨贡托（Saguntum），围困八个月，占领该城。罗马警告汉尼拔：不可穿过埃布罗河。汉尼拔无视这一警告，继续领军向东北进军。罗马令迦太基交出汉尼拔受审，被拒绝之后宣战。这便是公元前218年春天开始的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元老院决定派遣执政官格奈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率军前往伊比利亚。但汉尼拔先发制敌，于公元前218年秋，以前所未有的行动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抵到陶拉西亚一带的帕杜斯河（波河）谷地。迦太基军队在五个半月的时间内行军一千六百余公里，沿途克服了险恶的天然障碍和许多部落的抵抗。出敌不意，在提契诺河和特雷比亚河（意大利北部）战役中击溃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的罗马军队。公元前217年春，迦太基军队侵入意大利中部，在特拉西梅诺湖畔的狭窄隘口巧妙设伏，歼灭盖约·弗拉米尼统率的罗马军队。公元前216年，在坎尼会战中罗马军队（约七万人）被汉尼拔军队（五万人）包围、全歼。这次胜利后，意大利的很多部落和城市臣服迦太基。坎尼战役的胜利是汉尼拔的重大战绩。
于是坎尼战役之后，闻风丧胆的罗马人不敢和汉尼拔发生任何正面交锋，只敢派出小部队骚扰敌军，耗尽汉尼拔的精力，动摇其军心。其后几年内，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行动，与罗马打了几场显著的胜仗，于公元前212年彻底摧毁两支罗马军队，并在公元前208年的一场战役中杀死了两名罗马执政官，但他至终无法取得任何关键性的胜利。汉尼拔的胜利只是限于在南部意大利，并没有根本上摧毁罗马的军事力量。相反他孤悬敌境，给养和兵源都得不到补充，战斗力逐渐下降。从公元前212年起，主动权转到罗马人手中。他们采取积极的行动夺回原在意大利、西西里、伊利里亚和马其顿的失地。公元前209年，罗马人攻占了迦太基人在伊比利亚的主要基地之一，新迦太基城。哈斯德鲁巴企图从伊比利亚驰援汉尼拔，但因在梅塔夫尔战役公元前207年中被击溃，而告失败。反罗马同盟因罗马人屡屡获胜而日趋瓦解。公元前204年，罗马人在大西庇阿的率领下入侵迦太基本土，迫使汉尼拔回到非洲。公元前202年，大西庇阿于扎马战役击败汉尼拔。迦太基人战败。
公元前149年—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摧毁了迦太基城。前149年，罗马出兵八万四千，围攻迦太基城，两年不克。前147年，新任执政官小西庇阿亲自指挥，断绝迦太基与外界的联系，消耗城中粮食。次年春发动总攻，终于将其攻克。迦太基五万残存居民沦为奴隶，城市也被付之一炬。罗马完全吞并了迦太基，将其地设为阿非利加省。
马其顿战争
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于公元前338年大败希腊联军，进而控制了全希腊。腓力二世死后，其子亚历山大即位。 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4年开始东征，进入小亚细亚、叙利亚、巴比伦和埃及，征服了波斯帝国，又挥兵东进伊朗和中亚，直达印度河流域。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死，他的部将争夺地盘，将其帝国一分为三，即马其顿王国、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
第一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17年，罗马人在特拉西梅诺湖惨败的消息传到马其顿王宫，这是汉尼拔的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一次重要胜利，历史上最激烈的歼灭战之一。马其顿王腓力五世大喜过望，他梦想着征服世界的伟业，匆忙草草地与埃陀利亚人缔结和约，腾出手来全力西进。他迅速组建了一支轻型快艇舰队，于公元前216年春开进亚得里亚海。罗马舰队迫使腓力五世迅即撤退，但他的目标已经明确。腓力五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与汉尼拔结盟。公元前215年夏，罗马人截获了腓力的使者和秘密文件，得知了马其顿欲与迦太基结盟的情报。元老院立即命令正在塔兰托的行政长官拉维努斯加强对腓力的监视。并配给他五十艘战船，以便在必要时越海去伊利里亚。
拉维努斯于公元前211年与埃陀利亚人结盟，相约埃陀利亚人立即与腓力展开陆战，所获领土归己，罗马人提供海军支持，并分得部分浮财和人、畜等战利品。不久，许多希腊城邦纷纷加入这个联盟。腓力非但不能在意大利帮助汉尼拔，反而把战火引到了希腊，使自己陷入重围。 公元前207年，汉尼拔的弟弟哈斯德鲁巴率军南下入意大利，罗马人忙于本土战争在希腊也无所作为。埃陀利亚人已无力单独与马其顿对抗。公元前206年，埃陀利亚人与马其顿签约议和。公元前205年，罗马人决定放弃战争，罗马与腓力议和。第一次马其顿战争结束。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05年，埃及托勒密四世死去，宫中惑乱。埃及的衰弱，勾起其他两方的贪欲。公元前203—202年冬，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和叙利亚的安条克三世缔结密约，瓜分埃及在欧洲和亚洲的势力范围。安条克在这场交易中获利更大些。 公元前202年春，安条克扑向叙利亚南部。腓力攻下了与埃陀利亚有盟约的奇乌斯，激怒了埃陀利亚人，也使安条克大为不满，进而导致罗德斯人决定与腓力对着干。几经胜负，罗德斯人决定向罗马求援。罗马元老院决定参战。战争的头两年，双方都无大的建树。不久，埃陀利亚放弃观望态度，站到罗马人一边。阿卡亚联盟却不肯在此时伸手拉腓力一把。罗马人没费多大力气便占了马其顿西部地区，并劫掠了爱琴海岸和马其顿沿海的财物。公元前197年，腓力在费里的基诺斯开发里山与罗马人决战，使腓力的军队损失过半。腓力至此除了无条件接受罗马的要求，别无选择。根据条约，马其顿退出希腊，交出几乎所有的战船，交回俘虏和逃亡者，同时赔款1000塔兰特。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前179年，腓力的儿子帕休斯继承马其顿王位，企图重振马其顿雄风，到前168年，帕休斯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罗马执政官保罗斯始终注意马其顿的动向，马其顿的势力渐次恢复，再次成为罗马的心病。公元前168年，罗马和马其顿双方巡逻队在马其顿皮达附近相遇发生冲突并越演越烈，最后衍变为战争。罗马人在皮达战役中大败马其顿军。狼狈逃回首都的马其顿王帕休斯，连烧毁文件的功夫都没有，又继续出逃，最后被迫投降。马其顿战争结束。
叙利亚战争
又称安条克战争。罗马与塞琉古王国国王安条克三世的战争。安条克三世（“大王”）素有领土野心，当罗马与马其顿进行战争之际，他于公元前197年-公元前196年从小亚细亚越过赫勒斯滂，谋取马其顿领有的色雷斯地区。罗马向东方扩张后要求安条克三世退出所占地盘，遭到拒绝。公元前192年，安条克进军希腊，与罗马发生正面冲突，叙利亚战争爆发。次年在温泉关，安条克被罗马人打败，退回亚洲。公元前190年，在小亚细亚的马格尼西业附近再次与罗马军队交战，败于西庇阿兄弟。公元前188年和约规定：安条克三世放弃所占色雷斯和小亚细亚土地，12年内赔偿罗马1.5万塔兰特（攸卑亚币值），并交出战象和大部分舰船，结果，希腊化大国叙利亚（中国史籍中称“条支”）渐失重要地位。
科林斯之战
科林斯位于连接大陆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科林斯地峡上，西面是科林斯湾，东面是萨罗尼科斯（Saronikos Kolpos）。位于雅典西南方78公里。科林斯地峡两侧是山脉。在古代，船只要穿过地峡的话，需要动用拉车把船从地峡的一边拉到另一边的海岸；公元前3000—前2000年古希腊人即已定居科林斯。公元前6世纪后期，科林斯加入了伯罗奔尼撒同盟。在希波战争的早期阶段，科林斯积极参加了温泉关、普拉蒂亚 、萨拉米斯和米卡列战役。公元前395—前387年 ，科林斯与阿尔戈斯、忒拜、雅典等城邦结盟，在波斯支持下进行了反对斯巴达的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38年以后 ，基本上从属于马其顿。公元前196年罗马打败马其顿，宣布科林斯“独立”。公元前146年，科林斯为罗马所灭，居民大批沦为奴隶，城市被彻底摧毁。公元前46年恺撒重建科林斯，成为罗马治下的亚该亚行省的中心。
罗马打败马其顿王帕休斯后，曾支持帕休斯的希腊城邦也受到打击。甚至仅仅是没有及时表态支持罗马的亚细亚联盟也受到追究。罗马人表面上慷慨给予希腊人自由，但许多对罗马怀有不满情绪的希腊贵族被判处死刑。当罗马人打败马其顿王腓力五世，希腊人视之为解放者，而二十年后，整个希腊世界对罗马积怨甚深。前148年，马其顿出现一个自称是帕休斯儿子的人，建立反罗马政权，消息传到罗马，罗马大军立即南下镇压，在皮达这个打败帕休斯的同一地点，轻易打败了这个反罗马政权。更大的反抗已经酝酿，前146年以科林斯为首的希腊十个城邦重建亚细亚同盟，对抗罗马。这个亚细亚同盟在前198年罗马和腓力五世的战争中曾经站在罗马一方，现在他们对抗的是罗马。前146年，罗马派使者到科林斯要求科林斯退出亚细亚同盟，科林斯妇女将垃圾投掷到他们身上，罗马人极其愤怒，派大将穆米奥率军前往希腊。罗马军队好不费力的攻占了科林斯城。罗马元老院决定给希腊人一个永远的教训，命令穆米奥焚毁科林斯城。战后，希腊失去独立的地位，成为罗马一个行省，穆米奥留下当总督。他虽然文化不高，但是一个坦诚好学的人，在希腊任职十年，走了许多地方，深为博大精深的希腊文折服，非常悔恨当初对科林斯城的焚毁、劫掠和破坏。岂止一个穆米奥，当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后，整个罗马都醉心于希腊文化，科林斯式柱头的廊柱成为罗马最流行的建筑式样！一句话，希腊成为罗马的时尚。单从军事上看，罗马攻克科林斯微不足道，但从世界历史和文化上看，它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宣告了古希腊城邦时代的终结，也宣告了罗马对希腊文化的接受。罗马大诗人贺拉斯说“罗马征服了希腊，但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从而形成了以希腊－罗马文化为核心的西方古代文化，这一文化构成了后来西方世俗文化的渊源和基础。
布匿战争、马其顿战争、叙利亚战争、科林斯之战……很像秦灭六国的战争。秦灭六国，并不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而是忽必烈、满洲人、日本人、斯大林那样的征服和侵略。
（3）
再来看看促使罗马接受希腊文化所造就的“东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的主宰文化是希腊文化。希腊语不但是日常用语，而且是教会、文学和商业的共同语言。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今天对“西部的拉丁帝国”和“东部的希腊帝国”的区分，以及今天所强调的东部的帝国并不是“真正”的罗马帝国，并不重要。罗马帝国是一个多语言的帝国，东罗马并不例外。在这个国家里有希腊人、弗拉赫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埃及人、叙利亚人、依利里亚人和斯拉夫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但希腊文化从帝国的都市如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以弗所、塞萨洛尼基和亚历山大传向全国。
尽管拜占庭的文化和语言大多数是希腊的，但拜占庭人已经将自己视为罗马人了，就像汉人自视为秦人的继承者，而不是六国的继承者自居。对东罗马的罗马人来说，这并不自相矛盾。他们的语言是希腊语，他们的文化在许多世纪中是希腊文化，但到7世纪为止他们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他们周围的国家（东方的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西方的欧洲国家，北方的俄罗斯）都将他们称为罗马人。假如有人将他们称为“希腊人”，那么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侮辱，因为“希腊人”在这时已经被认为是“原始人”了。
拜占庭帝国（或写作拜占廷帝国；又称东罗马帝国），位于欧洲东部，领土曾包括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是古代和中世纪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君主制国家。
拜占庭帝国共历经12个朝代；93位皇帝。帝国的首都为新罗马（即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在11个世纪中不断变动。色雷斯、希腊和小亚细亚西部是帝国的核心地区；今日的土耳其、希腊、保加利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从4世纪至13世纪是帝国领土的主要组成部分；意大利和原南斯拉夫的大部、西班牙南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也曾经是帝国的国土。
关于拜占庭帝国的起始纪年，历史学界仍存有争议。主流观点认为，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建立新罗马、罗马帝国政治中心东移，是拜占庭帝国成立的标志。德国拜占廷学者斯坦因以戴克里先皇帝即位（284年；这位皇帝首次将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半）为拜占廷帝国的起始纪年。还有观点认为拜占庭帝国开始自公元395年，即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时起。其他观点分别以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帝国皇权统一归于东罗马皇帝）、527年（查士丁尼一世登基）、7世纪（希腊化开始）和8世纪（希腊化完成）为拜占庭帝国起始的标志。
拜占庭帝国本为罗马帝国的东半部，以拉丁语和拉丁文化为基础，但与西罗马帝国分裂后，逐渐发展为以希腊文化、希腊语和东正教为立国基础，不同于古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新国家。在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前，这个帝国被外人称为“东罗马帝国”。但是，在其上千年的存在期内，它一般被其本国民简单地称为“罗马帝国”，直到16世纪德国历史学者为了区分而引入了“拜占廷帝国”作为称呼，并被现代史学上所使用。
拜占廷帝国的文化和宗教对于今日的东欧国家有很大的影响。此外，拜占廷帝国在其十一个世纪的悠久历史中所保存下来的古典希腊和罗马史料、著作，以及理性的哲学思想，也为中世纪欧洲突破天主教神权束缚提供了最直接的动力，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并深远地影响了人类历史。
1204年，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曾被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克，直到1261年收复。1453年，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攻陷了首都君士坦丁堡，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战死，历时一千余年的东罗马帝国就此灭亡。
在我看来，东罗马帝国之灭亡于奥斯曼帝国与明帝国之灭亡于满洲帝国有些相似。尽管在文化上，清朝继承了明朝，而奥斯曼的回教文化却取代了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文化。
一直到17世纪，“东罗马帝国”都是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个帝国的正式称呼。1557年，德意志历史学家赫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在其整理编纂的《历代拜占廷历史学家手稿》（Corpus Historiae Byzantinae）中，为了区分罗马时代以前的古典希腊文献与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希腊文献，引入了“拜占廷帝国”（Imperium Byzantinum）这个叫法。这个称呼来源于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前身——古希腊的殖民地拜占庭城。17世纪之后，经过孟德斯鸠等人的使用，这个称呼逐渐被西欧历史学家广泛应用，来区分（实际上相当不同的）古代罗马帝国东半部与中世纪的、希腊化的东罗马帝国。
（5）
希腊人缺乏政治能力，但是在马其顿人、罗马人的统治下，希腊人竟然也能造就一个“千年帝国拜占庭”。
中国人也缺乏政治能力，但是在秦人、鲜卑人、蒙古人、满洲人、日本人、苏联人的统治下，中国人竟然也能造就一个“两千年绵延不绝的专制传统”。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与其说是体现了一个“中华帝国”，不如说是“中华遭到帝国占领”。袁世凯也许是一个最生动的例子，这个名副其实的“中华帝国”首领，就是靠着和日本商讨缔结“二十一条”才得以实现其春秋大梦的。毛泽东不也是如此，通过《中苏同盟条约》才得以窃据中国的？
所以我说：世界不必担心中国统治。那即使有，也绝对不会是现在，不会是二十一世纪。
实际上，中国自己现在（2011年）还正在遭受别人的统治呢。
这样一个被人统治的中国，又怎么可能统治世界呢？
……
现在，在2015年6月的第三版的本书中，这一点似乎还没有过时。
谢选骏
2015年6月
（另起一单页）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援引及参考书目
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On Global Government
List of Citations & Reference Books
001、孔颖达等《尚书正义》
002、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
003、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004、惠栋《古文尚书考》
005、戴震《尚书义考》
006、杨筠如《尚书核诂》
007、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
008、《帛书易传》
009、焦延寿/崔篆《焦氏易林》
010、王弼等注《周易正义》〔孔颖达疏〕
011、李鼎祚《周易集解》
012、来集之《易图亲见》
013、朱熹《诗经集传》
014、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015、郑玄《礼记正义》〔孔颖达等疏〕
016、孙希旦《礼记集解》
017、胡培翚《仪礼正义》
018、孙诒让《周礼正义》
019、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
020、郭璞注《山海经》
021、郝懿行《山海经笺疏》
022、袁珂《山海经校注》
023、朱熹《论语集注》
024、刘宝楠《论语正义》
025、孙诒让《墨子闲诂》
026、吴毓江《墨子校注》
027、王弼《老子道德经注》
028、马叙伦《老子校诂》
029、朱谦之《老子校释》
030、向秀、郭象的《庄子注》
031、王先谦《庄子集解》
032、郭庆藩《庄子集释》
033、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
034、朱熹《孟子集注》
035、焦循《孟子正义》
036、王先谦《荀子集解》
037、梁启雄《荀子简释》
038、屈志清《公孙龙子新注》
039、栾星《公孙龙子长笺》
04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041、韦昭《国语注》
042、徐元洁《国语集解》
043、鲍彪校注《战国策》
044、刘向集录、高诱注《战国策》
045、王逸《楚辞章句疏证》〔洪兴祖补注〕
046、朱熹《楚辞集注》
047、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048、《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049、曹操《孙子略解》
050、《十一家注孙子》
051、《武经七书》〔孙星衍校定考辩〕
052、《孙膑兵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05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
054、陈奇猷《韩非子集释》
055、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
056、高诱注《吕氏春秋》
057、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
058、陆贾《新语》
059、贾谊《新书》
060、刘安《淮南子》〔高诱注〕
061、董仲舒《春秋繁露》
062、司马迁《史记》〔裴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
063、杨伯峻《列子集释》
064、王贻梁等《穆天子传汇校集释》
065、王先谦辑佚《诗三家义集疏》
066、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
067、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
068、班固《汉书》〔颜师古注〕
069、班固等整理编撰《白虎通义》
070、王充《论衡》〔刘盼遂集解〕
071、仲长统《昌言》
072、范晔 《后汉书》
073、陈寿 《三国志》
074、赵晔《吴越春秋》〔徐天音注〕
075、赵守正《管子通解》
076、《曹操集》
077、诸葛亮《将苑》、《诸葛亮集》
078、郦道元《水经注》
079、《水经注》〔王国维校〕
080、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
081、《文心雕龙校证》〔王利器校笺〕
082、萧统《昭明文选》
083、王通《中说》
084、房玄龄《晋书》
085、沈约《宋书》
086、郝懿行《尔雅义疏》
087、张揖《广雅》
088、胡吉宣《玉篇校释》
089、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090、《陈子昂集》〔徐鹏点校〕
091、玄奘《大唐西域记》
092、《韩愈集》
093、僧肇《金刚经注》
094、吉藏《金刚经义疏》
095、王骧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分段贯释》
096、清凉书屋点校《杂阿含经》
097、魏徵等《隋书》
098、刘昫等《旧唐书》
099、董诰等人《全唐文》
100、杜佑《通典》
101、《武经总要》〔曾公亮等撰〕
102、李昉等人《太平御览》
103、司马光《资治通鉴》
104、王溥 《唐会要》
105、《张载集》
106、《周敦颐集》
107、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
108、邵雍《皇极经世》
109、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
110、朱熹的《朱子语类》、《四书集注》
111、叶适《水心文集》、《水心别集》
112、李觏《周礼致太平论》
113、文天祥《文文山集》
114、王桢《农书》
115、宋濂《元史》
116、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卷二
117、江永《近思录集注》卷二
118、关汉卿《窦娥冤》
119、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120、吴承恩《西游记》王阳明《传习录》
121、李贽《焚书》、《续焚书》
123、吕坤《救命书》
124、王夫之《读通鉴论》、《姜斋诗文集》
125、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梨洲诗文集》、《宋元学案》、《明儒学案》
126、顾炎武《日知录》、《亭林诗文集》
127、阮元《研经室续集》
128、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
129、章学诚《文史通义》
130、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131、俞樾《群经平议》
132、严复《天演论》
133、谭嗣同《仁学》
134、康有为《大同书》
135、王国维《人间词话》
136、章太炎《国学讲演录》
137、鲁迅《狂人日记》
138、《李大钊文集》
139、顾颉刚等《古史辨》
140、李卓吾《厚黑学》
14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142、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
143、牟宗三《政道与治道》
144、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
145、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
146、许倬云《西周史》
147、陆侃如《中国文学史简编》
148、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149、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天子》、《零点哲学》、《向东方》
150、刘大钧、林忠军《周易古经白话解》
151、庄万寿《中国论》
152、林大雄《玛雅的智慧》
153、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154、任不寐《灾变论──寻找另外一个中国》
155、《辞海》
156、《现代汉语词典》
157、《圣经新旧约全书》和合本
158、《吠陀》〔veda〕
159、《摩奴法典》〔The Laws of Manu〕
160、《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
161、《五卷书》〔Panchatantra〕
162、《佛本生故事》〔The Jataka or Stories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
163、《奥义书》〔Upanishad〕
164、《汉谟拉比王法典》〔Code of Hammurabi〕
165、《阿维斯塔经》〔Avesta〕
166、希腊史诗《伊利亚特》〔Iliad〕、《奥德赛》〔Odyssey〕
167、赫西俄德〔Hesiod，公元前8-7世纪〕《农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神谱》〔Theogony〕
168、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年〕《理想国》〔the Republic〕
169、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322年〕《政治学》〔Politics〕
170、波里比乌斯〔Polybius，约前200─前118年〕《罗马帝国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
171、恺撒〔 Gaius Julius Caesar，前101─44年〕《高卢战记》〔The Conquest Of Gaul〕
172、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70─19年〕《伊尼特》〔Aeneid〕
173、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前43─后18年〕《变形记》〔Metamorphosis〕
174、塔西陀〔Cornelius Tacitus，约55─约117年〕《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
175、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年〕的《忏悔录》〔the Confessions〕、《上帝的城》〔De Civitate Dei，City of God〕
176、穆罕默德〔Mohammed，570─632年〕《可兰》〔Al─Qur'an〕
177、日本《古事记》〔Kojiki即“Records of Ancient Matters”〕
178、犹太教〔Judaism〕经典《塔木德》〔Talmud〕
179、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年〕的《神圣喜剧》〔the Divine Comedy，又译为《神曲》〕
180、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年〕《君主论》〔Il Principe/The Prince，1513年〕
181、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年〕《十日谈》〔Decameron〕
182、爱斯拉谟斯〔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年〕《愚神颂》〔In Praise of Folly，1511年〕
183、摩尔〔Sir Thomas More，1478－1535年〕《乌托邦》〔Utopia，1516年〕
184、克里斯多夫·马娄〔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年〕《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故事》〔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
185、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年〕 《暴风雪》〔The Tempest〕
186、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忏悔录》〔the Confessions〕
187、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l749─1832年〕长篇叙事诗《浮士德》〔Faust〕
188、乔治·斯当东〔Sir George Staunton，1737─1801年〕《英国使团来华记》〔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或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embassy to the emperor of China，1797年〕
189、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 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1788年〕、《判断力批判》〔The Critique of Judgment，1790年〕、《论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1795年〕
190、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在《宗教哲学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哲学史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1、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年〕《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92、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年〕发表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193、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年〕《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1871年〕
194、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年〕《金枝：巫术与宗教研究》〔The Golden Bough:a Study in Magi and Religion，1890年〕
195、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年〕《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年〕
196、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年〕《反杜林论》〔Anti-Duhring，1878年〕
197、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年〕《尼采著作选集》〔The Portable Nietzsche〕
198、赫恩〔Lafcadio Hearn，1850─1904年〕《远东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Far East〕
199、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年〕《精神分析引论》〔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超越唯乐原则以外》〔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200、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年〕《总体战》〔Total War〕
201、伯纳德·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202、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
203、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年〕在1942年问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及民主政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
204、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人类与大地母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1934-1961，also known as "History of the World"〕
205、托尔金〔Tolkien，John Ronald Reuel，1892─1973年〕《魔戒》〔 Lord Of The Rings〕
206、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年〕《奇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年〕
207、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年〕《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1950年〕、《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1951年〕
208、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 Hart，1895─1970年〕《战略：间接路线》〔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简称《战略论》[strategy]〕
209、约翰·柯林斯〔John M. Collins〕《大战略：原则与实践》〔Grand strate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strategy；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3年〕
210、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1910─1990年〕《日本人》〔The Japanese，1977年〕
211、山本新、秀村欣二《中国文明与世界──汤因比的中国观》〔《トインビーの中国観》，1978年〕
212、陆基·卡瓦利─史华兹〔Luigi Cavalli─Sforza，1922－〕、曼诺尼〔Paolo Menozzi〕、皮亚兹〔Alberto Piazza〕《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1994年〕
213、斯全尔〔Christopher Stringer，1947－〕、麦克凯〔Robin McKie〕《走出非洲》〔African Exodus，1996年〕
214、腓力普·洛旭庭〔J.Philippe Rushton，1943－〕：《种族、演化及行为》〔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
215、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61年
216、《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The Times Atlas of World，1979年〕
217、《世界史便览──公元前9000年─公元1975年的世界》，《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翻译组，1983年。
218、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年〕《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
219、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年〕《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 of Man，1964年〕
220、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年〕《1999：不战而胜》〔1999：Victory Without War〕
221、贝克尔〔Ernest Becker，1924－1974年〕《反抗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
222、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再造》〔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223、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28─〕《两代人之间的美国》〔Between Two Ages：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1970年〕
224、莫利斯〔Desmond Morris，1928─〕《裸猿》〔The Naked Ape〕、《人类动物园》〔The Human Zoo〕
225、卡尔·萨根〔Carl Edward Sagan，1934－1996年〕《外星球文明的探索》〔Cosmic Connection：an Extraterrestrial Perspective〕、《神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The Demon Haunted World：Science as a candle in the dark〕
226、戴维·沃克〔David M. Walker，1944－〕《牛津法律大辞典》〔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227、霍埃〔David Couzens Hoy〕《批评的循环》〔The Critical Circle:Literature,History,and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1978年〕
228、卡勒〔Jonathan Culler，1944－〕《结构主义诗学》〔Structuralist Poetics:Structuralism,Linguistics,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229、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230、梅原猛《诸神流窜──论日本古事记》〔神々の流竄，集英社，1981年〕
231、罗蒂〔Richard Rorty，1931－〕《哲学和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1979年〕
232、本杰明·巴伯〔Benjamin R.Barber，1939—〕《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1984年〕、《惊恐的帝国：战争、恐怖主义和民主主义》〔Fear’s Empire:War,Terrorism,and Democracy，2002年〕
233、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1940－〕《美国神权：21世纪的极端宗教、石油和债务政治及危险》〔American Theocracy，the Peril and Politics of Radical Religion，Oil and Borrowed Money in the 21st Century〕
234、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235、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53－〕《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The Great Unraveling: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2003年〕
236、汉斯─彼得·马丁〔Hans-Peter Martin，1957－〕、哈拉尔特·舒曼〔Harald Schumann〕《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Die Globalisierungsfalle/The Global Trap:Globalization and the Assault on Prosperity and Democracy〕
237、《一个受到挑战的国家──“九一一”事件及其后续的可视历史》〔纽约时报出版社〕，〔“A Nation hallenged Avisual History of 9/11 and its Aftermath”，NY.Times，2002年〕
238、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1957－〕：《创造型人才的流失：全球争夺人才的新浪潮》〔The Flight of the Creative Class:The New Global Competition for Talent，“Harper Business”2005年出版〕
239、丹尼尔·戈德曼〔Daniel Goleman〕：《EQ：情感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中译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援引文献及参考论文索引见内文。】
（另起一页）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2004年在线版总目录
谢选骏
1975年起草
1988年初稿
2004年初版
（2012年修订）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从人类历史和政治发展等不同角度，结合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报告，指出全球人类组织一个共同的全球政府的需要，已经迫在眉睫、不容回避。否则现代文明将很快灭亡于主权国家之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战争。主权国家已经从世界的开发者变为世界的毁灭者，因此，“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已经刻不容缓。
按照《全球政府论》的这一看法，五百年来的欧洲殖民主义文明并非“基督教文明”，而是反基督教的世俗文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主义甚至连“宗教改革”，也是基督教文明分裂为世俗文明的标志，其结果是加剧了宗教精神的内在衰落过程。
五百年来的欧洲文明，具有开拓世界的能力，但现在已经缺乏整合世界的能力。欧洲文明在开发世界的同时却使得全球陷入了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破毁、道德败坏、瘟疫流行、战争恐怖的险境。欧洲文明积极的历史作用因此已经日益减少，其消极面正在全球范围日益扩大。现在，人类需要思考：是否必要借鉴其它的文明如中国文明的经验和模式，来解决全球化过程中日益严重的倾斜失衡问题？
各种国际组织和金融活动，已经把全球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网络。在这个网络内部，各种宗教文化的冲突其实只是表面的，目的是在争夺同一文明系统内部的资源，就像以前冷战中的东西方以及二战中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的斗争，其实只是欧洲殖民体系内部的西线〔西方阵营〕和东线〔东方阵营〕之间的竞争罢了。作者并不忧虑回教原教旨主义对全球秩序的挑战，因为这一挑战说到底还是可控的、在现有文明体系内部的，就像冷战期间的苏联阵营和二战中的法西斯阵营，而且规模和力量都还要小得多。
《全球政府论》认为致命的威胁来自于：欧洲文明创造的主权国家体系及其“国家利益至上”的信仰，已经使得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危机。现有的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欧洲文明系统本身已经失控，无法解决当今人类面对的重大问题，从而使得全球秩序因为开发过度而陷入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破毁、道德败坏、瘟疫流行、战争恐怖的险境。
环顾世界，在全球已有的主要文明中，作为“古代东亚地区的世界文明”，中国文明最为讲究平衡发展和中庸之道，因此适宜解决当代世界日益突出的主权国家的互相冲突。中国文明的核心，就是用“礼制”即“中心城市和方国自治互相平衡”的机制，来整合人类，停止战争。
《全球政府论》是中国当代思想家谢选骏先生的最新著作。谢选骏先生著有《神话与民族精神》〔1986〕、《文化本体论》〔1987〕、《中国文化之源》〔1987〕、《秦人与楚魂的对话》〔1988〕、《天子》〔1994〕《被囚禁的思想》〔1994〕《零点哲学》〔1996〕、《联想与印证》〔1996〕等书。《全球政府论》是他多年来在中国、日本、美国、欧洲等处，体验生活、接触人类、观察世界、反思文明的结晶。
作者以一个特殊历史的见证者身份，并根据各个文明的发展历程，从全球化的现况分析了人类文明的来历、走向和前景。他说：“我们的思想发展史，不仅是中国思想的绵延缩影，且是世界思想的起伏跌宕……这毫不足怪。因为首先，我们生活在现代中国的白手起家里；然后其次，我们在无人知晓的情形下偷偷思索；这样，从最原始的思维到最精深的学理，我们都不得不一一亲自涉足过。我们先后亲历了石器时代〔1965─1970年〕、铜器时代〔1971─1975年〕、铁器时代〔1976─1980年〕、蒸汽时代〔1981─1989年〕、电子时代〔1990─〕。如此，不但中国的而且世界的精神之流，在我们独自思考的神奇生涯中，实际上整体重演了一遍，这就为我们整合世界的思想努力，提供了现实基础：在精神重演的基础上奠定了物质整合的新概念。”
根据这些经历和思考，作者指出一九九一年苏联的解体，其实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崩溃”。苏联集团的崩溃在政治上当然是“西风压倒东风”，仿佛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但在文明史的角度看，这却是欧洲殖民体系和这一体系下的现代欧洲文明在总体上的进一步衰落。从此，世界初步结束了非殖民化过程，全球化过程由此全面展开。这一过程最后将导致主权国家大权旁落，被历史过程所扬弃。《全球政府论》还提出：“铲除主权国家、整合濒危世界”的方式，只能通过“全球融合集团”来建立全球政府。凡此种种，发人深思，当代中国人尤其不可不读。
（扉页）
这里的“中国”不是指“China”（“秦国”），而是指“the Central Kingdom”，即“中央王国”。在这种意义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其实是“秦的民国”和“秦的人民共和国”。其本质依然是个朝代，而不是真正的“中国”。在我看来，秦国虽然平定了先秦六大主权国家，却没有能够成功建立一个融合六国民族的“秦族”。虽然秦的征服威名远扬，使得欧洲人至今称呼中国为“秦国”〔CHINA〕，但我们不希望“中国文明整合世界”被误解为“秦国文明整合全球”。况且最后整合六国民族为一个民族的，不是秦的二十年，而是汉的四百年。从集权的汉朝政府创造了集权的汉民族、拉丁语的罗马帝国创造了拉丁民族、四分五裂的印度帝国创造了四分五裂的印度民族、回教征服者创造了今天五方杂烩的阿拉伯民族，我们可以相信，未来的全球政府一定能够创造出相应的“全球民族”，和全球通用的语文，就像古代的拉丁语、汉语、阿拉伯语和现代的西班牙语和英语那样。
而我们理解的“中国文明”（“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则是一个思想主权的概念，不是一个国家主权的概念，它可以由任何一个符合资格的国家来代表，并推行其主权与全球范围。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题记
inscription
前言
Forewords
泰坦尼克号沉没
the Titanic sank
第一部 全球一体
Part I Global Integration
第一章 历史的鸟瞰
Chapter One Historical Overview
一，“走出非洲”与“r－K理论”
1.“Out of Africa”and the“r-K Theorem”
二，飞跃的“K策略”导致农业出现
2. The Leap of the “K─Strategy”paving the way for agriculture
三，文明·城邦·聚合作用
3. Civilization and Polis,The Effect of Aggregation
四，两类“聚合”，三个结果
4. Two Types of Aggregation and the Three
Consequencies
五，轴心时代的启蒙造就世界国家
5. "Enlightenment" of the Axis Period giving rise to World State
六，帝国与传播
6.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第二章 文明的形态
Chapter Two The Forms of Civilization
〔航海文明与内陆文明〕
(Oceanic Civilization and Inland Civilization)
一，航海文明是人类自由的导体
1. Navigation as Path to Liberty
二，开放社会与长城社会
2. Open Society and Society of the Great Wall
三，城邦与王国
3 City-State vs. Monarchy
四，崇拜技术与崇拜人力
4. Worship of Technology vs. Worship of Human Labor
五，伦理社会爱好喜剧、粉饰太平
5. Preference of Comedy in Ethical Society as Facade of Peace
六，海权与法治的关系
6. Connection between Sea Rights and Rule of Law
七，个人主义是海权的意识形态
7. Individualism as Ideology of Sea Rights
八，海权的重要在“经济发达”之上
8. Sea Rights as Priority o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九，旧传统的顽固和新文明诞生之艰难
9. The Strong Resistance of Tradition against Birth of
New Civilization
第三章 时代的沉沦
Chapter Three The Fall of Age
一，从天地翻覆到阴阳错位
1. From Turmoil to Misplacement of Yin and Yang
二，文化的多动症
2. Hyper-activity of Culture
三，中国青年的两刃剑
3.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the Chinese Youth
四，跟着感觉走
4. Following the Instincts
第四章 精神的坠落
Chapter Four Fall of the Spirit
一，法与痞
1. Law and Vulgarity
二，“战国时代”的语境
2. The Discourse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三，有各种真理便无真理
3. A Multitude of Truths Equals No Truth
四，一个老派美国人的回顾与展望
4.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an American Old Guard
五，自由的悲喜剧和英雄主义
5. Heroism and the Drama of Freedom
第五章 戏剧性转折
Chapter Five The Dramatic Turn
一，对话
1. Dialogue
二，当代世界急需“精神全球化”
2. The Urgent Need for “Spiritual Globalization” in Today World
三，反恐战争的主导，美国还是联合国？
3. Who is the Leader of War against Terrorism:The US
or the UN·
四，美国战略和反恐战争所显示的全球秩序
4. The World Order in Light of American Strategy and
War on Terror
五，美国再次面对独立运动
5. The U.S. is Agaist Independent Movement again
第六章 总结二十世纪
Chapter Six Review of the 20th Century
一，二十世纪的观察
1. Observation of the 20th Century
二，二十世纪的思考
2. Contemplation of the 20th Century
三，历史的代价
3. The Price of History
四，非欧洲力量登上舞台
4. Emergence of Non-European Forces
五，中国的角色还不清晰
5. Ambiguity of Chinese Role
第二部 欧洲失控
Part II European Loss of Control
第七章 欧洲的退潮
Chapter Seven Decline of Europe
一，“欧洲化时代”的终结
1. End to Europeanization
二，新时代的图解
2. Illustration of the New Era
三，对“欧洲文化”的分析
3. Analysis of European Culture
四，对欧洲文明的诘难
4. Critiqu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五，欧洲将被回教世界吞没？
Europe to be buried by Islamic world？
六，两线作战的勇士
6. The Hero who fights on Two Fronts
第八章 审问浮士德
Chapter Eight Trial of Faust
一，浮士德的来历
1. Background of Faust
二，浮士德的分化
2. Bifurcation of Faust
三，浮士德入侵中国
3. Faust Invasion of China
四，透视浮士德十四条
4. Interpretation of Faust’s 14 Points
第九章 质疑人本主义
Chapter Nine Questioning Humanism
一，人本主义五百年
1. Five Hundred Years of Humanism
二，人本主义是文明的季节
2.Humanism is a season of Civilization
三，人类中心思想
3. Human Centered Ideology
四，人性的第三次堕落
4. Third Fall of Human Nature
四，神话的还原十六条
4. Sixteen Points to Reconstruct Mythology
五，二十一世纪的寓言
5. A Parable of the 21st Century
第十章 超人的破相
Chapter Ten Bankruptcy of the Superman
一，双重道德的历史性曙光
1. Historical Dawn of Dualistic Morality
二，疯狂的天才不能指导人类的命运
2. Inability of Crazy Genius in Guiding Human Fate
三，病人的精神分析
3. Psycho-analysis of a Patient
四，对极端人本主义学说的反诘
4. Rebuttal of Ultra-humanism
五，超人的生死
5. Life and Death of the Superman
六，《查拉图斯特拉》的摘录与评论
6. Excerpts and Commentary of Zarathustra
七，超人的没落与轮回思想
7. The Fading Away of the Superman and the Thought of Reincarnation
八，全球意识的发展线索
8.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Global
Consciousness
第十一章 个人主义
Chapter Eleven Individualism
一，个人权利观念的兴起
1. Rise of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Rights
二，权利观念的危机
2. Crisis of the Concept of Rights
三，权利观念的变化
3. Changes to the Concept of Rights
四，极端的个人主义
4. Ultra─Individualism
五，走向全球化的权利和权力
5. Rights and Power in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
Chapter Twelve Socialism
一，蓦然回首的时刻
1. Time for a Retrospective View
二，马克思主义之废物利用
2. Recycling of Marxism
三，使天降到地的社会主义
3. Socialism that Brings Heaven down to Earth
四，从社会主义的迷误中回转
4. Turning around from the Dead End of Socialism
五，几种可能的民主制度
5 A Few Alternative Democratic Systems
六，启蒙运动导致恐怖主义
6. Enlightenment as the Origin of Terrorism
七，社会主义与天下意识
7. Socialism and the Universal Consciousness
第十三章 战国的沉思
Chapter Thirteen Warring States Contemplation
一，以中国战国与日本战国为例
1. Cases of warring states in China and Japan
二，嗜血成性的战国时代合乎“社会发展阶段”这一咒语
2. The Mantra:Bloody Warring States are Conducive to "Social Development"
三，全球战国局势面临史无前例的危险
3. The unprecedented danger of global warring states
四，主权国家之间国际条约的脆弱性
4. The fragil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mong sovereign states
五，欧洲为何不能建设全球秩序
5. Why is Europe not able to establish a world order
六，历史有方向但过程充满偶然
6. History may be moving in certain direction,but its course is full of surprises
第十四章 欧洲殖民体系的终结
Chapter Fourteen End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一，苏联解体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崩溃
1. The Soviet dissolution was the collapse of the eastern front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二，东方阵营的瓦解并非西方阵营的收获
2. The disarray of the East was not necessarily a gain for the West
三，残存的东方阵营如何看待这一变局？
3. How does the surviving eastern block perceive this historical change
四，唯一的地球不能再忍受破坏性的分割
4. Planet earth can no longer endure destructive divisions
五，全球化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中枢与地方的关系
5. The key for globalization is how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
六，各种政治制度对全球政府的资源价值
6. The Resource value of various political systems to global government
第十五章 种族特质
Chapter Fifteen Racial Characteristics
一，德国人与印度人的种族主义
1. German and Indian racism
二，新的种族区分基于生命科学
2. New racial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life sciences
三，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的社会后果
3.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three-way pattern of race differences
四，种族意识的错位需要矫正
4. The confusion of racial identity must be rectified
五，双重道德的曙光已经出现
5. The light of dualistic morality has already
appeared
第十六章 性别问题
Chapter Sixteen The Issue of Gender
一，席卷全球的“精子危机”
1. The semen crisis that swept across the world
二，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下的性
2. Sex in the three-way pattern of race differences
三，溱洧之风〔婚前断想〕
3. Movement of Sexual freedom
四，“性解放”并非新生事物
4. Sexual liberation is nothing new
五，两性关系与夫妇之道
5. Sexual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六，婚姻与家庭
6. Marriage and family
七，略论一夫一妻制
7. A brief discussion of Monogamy
八，反对纵欲主义
8. Sexual Indulgence opposed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十七章 全球危机
Chapter Seventeen Global Crisis
一，全球文明的轴承现象
1. The axle center of global civilization
二，全球化与非全球化的碰撞
2. The clash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三，爱国主义，一个神话的覆灭
3. Patriotism,the demise of a myth
四，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同一性
4. The global inte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五，跨国文明的统一网络已经成型
5. The unified network of trans-national civilization already in place
六，无业者创造的历史
6. History created by the jobless
七，无业者有哲学吗？
7. Do the unemployed have a philosophy·
第十八章 教族：种姓制度还是礼制？
Chapter Eighteen Religious grouping：Caste vs. Etiquette
一，假晶现象
1. The pseudomorph
二，斯宾格勒论“文化间的关系”
2. "Cross-cultural relations" by Oswald Spengler
三，有关全球化的几种理论
3. Theories on globalization
四，族裔特性是全球化的钉子户
4. Ethnic distinction is the last ditch resistance to globalization
五，“教族”与社会的分合
5. "Religious Grouping" in social division and unity
六，“教派”可以刺激民族活力
6. "religious factionalism" can stimulate national vitality
第十九章 蒙古人与罗马人
Chapter Nineteen The Romans and Mongols
一，蒙古与金帐汗国的兴衰
1.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ongol Empire
二，世界军阀轮流坐庄
2. Warlords took turns in world domination
三，军阀、革命者、国王
3. Warlords，revolutionaries and kings
四，时代、社会、文化、军阀
4. era,society,culture,warlords
五，一切权力归统帅部
5. All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highest command
六，论宽容精神的全球含义
6. The spirit of tolerance in global context
七，罗马史的例证
7. Cases in Roman history
八，多难兴邦
8. National revival out of adversity
九，人民运动
9. Popular movement
第二十章 宗教的声音
Chapter Twenty The Voice of Religion
一，从康德看宗教的必要性
1. Necessity of Religion from a Kantian perspective
二，宗教的精神
2. The spirit of religion
三，宗教的事业
3. The cause of religion
四，宗教是伟大的哀哭
4. Religion is a great lament of man
五，虚无主义与宗教
5. Nihilism and religion
六，神秘朦胧的光辉
6. An emerging esoteric light
七，宗教与战略的关系
7.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strategy
第二十一章 宗教的战略
Chapter Twenty-one The Religious Strategy
一，历史上的各类宗教之作为战略
1. Strategy of various religions in human history
二，巴比伦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2. Religious strategy of Babylon
三，埃及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3. Religious strategy of Ancient Egypt
四，印度东方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4. Religious strategy of Eastern India
五，欧洲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5. Religious strategy of Europe
六，回教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6. Religious strategy of Islam
七，战略是“生命的适应能力”
7. Strategy is "adaptability of life"
八，战略的原则
8. Strategic principles
第二十二章 哲学王者
Chapter Twenty-two The Philosopher King
一，天人三策
1. Conversa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二，过河拆桥的哲学
2. The philosophy of burning the bridge after crossing
三，真理就是生命与道路
3. Truth is life and the way
四，哲学之轮
4. The wheel of philosophy
第二十三章 胜利者
Chapter Twenty-three The Victor
一，反马基雅维利的命题
1. Against the Machiavellian thesis
二，领袖是无法培养的
2. Leaders are not made
三，胜利的天才无中生有
3. The victorious genius creates out of nothing
四，少数人创造的历史
4. History created by the few
五，苦难是少数派战士的伴侣
5. Suffering is the companion of minority fighters
六，悲剧的主轴推动历史
6. History driven by the power of tragedy
七，胜利者的书如何写就
7. How is the book of the victor written
第二十四章 天子
Chapter Twenty-four Son of Heaven
一，现代文明的整合者
1. The one who integrates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二，秘而不宣的“第三十七计”
2. The secret of the 37th tactics
三，天子〔整合者〕的四个面相
3. Four faces of the son of heaven
四，天子的义务与权力
4. The obligation and power of the son of heaven
五，整合就是未来世界的方向
5. Integration represents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六，人是不可两全的怪物
6. Humans are monsters who cannot have it both ways
七，心性修炼的至境
7. The ultimate state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
第二十五章 大改组
Chapter Twenty-five Great Reconfiguration
一，全球居民的多元特质
1. The pluralistic nature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二，无产者、种姓、教族、教会
2.Proletarian,Caste,Religious Grouping,Church
三，民族整合的文明历史经验
3.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四，走向全球政府的几步震荡
4. Turbulent path toward global government
a，“平暴”的必要性
a.The necessity of "pacification"
b，铲除主权国家的哲学
b.The philosophy to eliminate nation-states
c，全局的和平取决于融合集团
c.Overall peace depends on the integrating groups
d，文明的节奏出自反动的思想
d. The rhythm of civilization grows out of reactionary thought
e，全球文明的精神形式
e.The spiritual form of global civilization
第二十六章 礼的精神
Chapter Twenty-six Spirit of Etiquette
一，礼的本原，秩序精神
1. Origin of Etiquette:spirit of order
二，二十世纪是礼崩乐坏的谷底
2. 20th century was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of global disorder
三，圣人是礼的人格化
3. Sage is the personification of etiquette
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4. The righteous conquest by the son of heaven
五，“礼表法里”的两道分离
5. The dualism of etiquette without and legality within
六，秩序与理性互为表里
6. Order and rationality as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七，礼与控制论
7. Etiquette and cybernetics
八，黄金时代
8. The golden age
第二十七章 礼的形式
Chapter Twenty-seven The Form of Etiquette
一，礼制的原始意义
1.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二，中国礼制的起点
2.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in China
三，中国礼制的特点
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in
China
四，印度礼制的特点
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in
India
五，礼制是权力中枢的辐射
5. Etiquette system as radiation from the power center
六，礼制不同造成征服的效果
6. Different systems of etiquette resulting in conquest
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7. Legal penalty not applied to officials,etiquette not applied to commoners
八，礼制不同于极权主义
8. The etiquette system differs from tyranny totalitarianism
第二十八章 新文化战
Chapter Twenty-eight The New Cultural War
文化战的定义
1.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al war
二，文化战的最古范本和最新动向
2. The oldest model and newest change of cultural war
三，文化战与军事战的区别
3.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al and military warfare
四，超越国际主义的天下文明
4. Global civilization beyond internationalism
五，防止大规模侵战的锁钥
5. The key to prevention of large scale invasions
六，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
6. Alien civilization as a leverage of integration
七，文明的圈回之“圆”
7. The returning cycle of civilization
八，摆脱血气，获得文明
8. Giving up militancy for the sake of civilization
第二十九章 文化战的战略
Chapter Twenty-nine Strategy of Cultural War
一，战略的定义
1. Definition of strategy
二，战略的失败与成功
2.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strategy
三，中国文明的战略观念
3.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四，新文化战的战略观念
4.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new cultural war
五，破坏现存的平衡结构
5. The break down of existent structure of balance
六，中国政略的集成〔《书经》〕
6. “Book of Documents,”(Shujing) the ultima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rategy
七，“王略”论
7. On strategy of rulers
八，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略
8. Strategie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九，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术
9. Tactic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第三十章 王道与霸道
Chapter Thirty the Kingly Way vs. Hegemony
一，二十一世纪的秩序
1. The order of the 21st century
二，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涵义
2. The first meaning of kingship and hegemony
三，求义与求利是不同的轨道
3.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seeking righteousness vs.
seeking interest
四，怎样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
4. How to overcome international anarchy
五，新的政治原则已经出现
5. The already emerging new political principles
六，王道的代言人
6. The spokesman for kingship
第三十一章 间接统治
Chapter Thirty-one Indirect Rule
一，王道与霸道的第二层涵义
1. The second meaning of kingship and hegemony
二，王霸战略的光谱层次
2. The strategic spectrum between kingship and hegemony
三，国家制度与间接统治
3. National polity and indirect rule
四，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
4. The global government under indirect rule
五，全球政府要奉行王道
5. The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hold kingship
六，王道的保衡者
6. The guardian of kingship
七，王者的要素“德日新”
7. Key elements of rulers:Ever increasing charisma
八，人类动物园如何推行“递进民主”？
8. How to practice "progressive democracy" in the human zoo
第三十二章 中庸之道
Chapter Thirty-two The Golden Mean
一，间接统治所奉行的方式
1. The Way of Indirect Rule
二，希腊的中庸与中国的中庸
2. The golden mean of Greece and China
三，《金滕》所阐释的中庸之道
3. The golden mean as expounded by “The Golden Coffer”(Jinteng)
四，中庸的政治要超越理想层面
4. The golden mean politics must transcend idealism
五，人格化的政治违背中庸之道
5. Personal politics violates the golden mean
六，《吕氏春秋》与融合集团
6. “Spring and Autumn of Master Lü”(Lüshi Chunqiu) and the integrating group
七，中庸之道与虎狼精神
7. The golden mean and the mean spiritedness
第三十三章 全球政府的临近
Chapter Thirty-three The looming global government
一，反恐战争的两面说辞
1. Double talk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二，从美国的911到西班牙的311
2. From 911 in the US to 311 in Spain
三，民主国家如何胜任反恐战争？
3. How can democracies prevail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四，民主国家互不交战？
4. Do democracies never go to war against each other·
五，核武恐怖的幽灵意味
5. Specter of nuclear holocaust
六，商业主义和政治精神
6. Commercialism and spirit of politics
七，整合全球的力量将告别欧洲
7. Power of global integration will escape Europe
第三十四章 全球中枢
Chapter Thirty-four Global Center
一，现代文明的定位
1. Orienta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二，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
2. Core issue of world politics
三，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
3. 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Kingdom that transcends China
四，“中国”的“保民官”
“ombudsman”of the “Central Kingdom”
五，“中国”的内在意义
5. Underlying meaning of the “Central Kingdom”
六，反恐战争的逻辑结论
6. The logical conclusion of war against terror
七，世界和平仅需有限战争
7. World peace requires no more than limited war
第三十五章 天下与国家
Chapter Thirty-five Universality and the State
一，种族的界限
1. Racial divisions
二，氏族宗族民族的主权国家
2. Sovereign state of clans,kinships and nations
三，天下意识与帝国主义的区别
3. Distinctions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imperialism
四，秦汉是天下而不是国家
4.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re universe rather than nation-state
五，蒙古首开元明清的天下
5. Universal empires of Yuan,Ming and Qing initiated by the Mongols
六，全球政府需要刷新统治原则
6.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date its governing principles
七，天下秩序是人类命运保育者
7. Universal order serves to protect and save humanity
八，平定主权国家，有益于天下
8. Pacification of sovereign states benefits us all
第三十六章 地外文明
Chapter Thirty-six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
一，阿波罗计划的争论
1. The argument of Apollo Project
二，为什么要探测地外文明？
2. Why explore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
三，全球政府需要宇宙基础
3. Global government needs a cosmological base
四，生存空间与人类命运
4. Living space and human destiny
五，星际探险与人类命运
5. Space adventure and human destiny
六，勘察宇宙的生命前景
6. Exploring the prospect of life in the universe
七，为宇宙秩序立法
7. Legislate for the cosmos order
第四部 中国模式
Part IV The Chinese Model
第三十七章 全球秩序的教化基础
Chapter Thirty-seven Instructional base for global order
一，孔子与史官文化
1. Confucius and Historiographic Culture
二，孔子背弃自己的祖先
2. Confucius betrays his ancestry
三，周天子的历史自觉
3. Historical awakening of Zhou Tianzi(son of Heaven)
四，《酒诰》的佐证与提示
4. Evidence and prompt of “The Jiugao(The Announcement about Drunkenness)”
五，文物、文化、文明教化学
5. Instruction for historical relic,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六，文明教化能够缓解颓废性
6. Civilizational instruction can relieve spiritual decadence
七，比利时国王残忍超过希特勒？
7. Belgium King more ruthless than Hitler·
八，文明教化并非退回死去的传统
8. Civilizational instruction does not mean retreat to the dead tradition
九，文明教化的典范《诗序》
9. Model for civilizational instruction:The Preface to the Book of Songs
十，创造者足下的废墟
10. The ruins left behind by the creator
十一，文明教化是生命冲动的固化
11. Civilization is the solidification of life impulses
第三十八章 史官文明与历史教
Chapter Thirty-eight Historiographic Civilization and Historicism
一，《独立宣言》的诡异之处
1. Puzzle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二，《宣言》的起草人相信它吗？
2. Did the authors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elieve it themselves·
三，史官文明超越种族本位
3. Historiographic civilization transcends racial divide
四，侯马盟书与史官精神
4. Houma Agreement and Historiographic spirit
五，《正气歌》的历史教意识
5. “The Song of Righteousness” and its sense of historicism
六，文明的处境及思考
6.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state of civilization
七，历史教的经典《周易》
7. “Changes of the Zhou”,the classic of historicism
八，历史教的其他资源
8. Other resources of historicism
第三十九章 历史教的医治功能
Chapter Thirty-nine Healing Power of Historicism
一，病菌伴随着文明
1. Germs that come with civilization
二，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2.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三，历史教可以医治人类
3. How does historicism heal humanity
四，危机创造了历史文明
4. Historical civilizations as product of crisis
五，历史教与听众的悟性
5. Historicism and the resptivity of the audience
六，逃避神权政治的最后机会
6. The last chance to escape from theocracy
七，“教化哲学”向历史教的移动
7. The mutation of instructive philosophy toward historicism
第四十章 历史教的命运
Chapter Forty Fate of Historicism
一，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1.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 is unpredictable
二，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异同
2.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istory,eth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三，用历史教的眼光审视当代
3. Assessment of the modern era in light of historicism
四，罗马帝国如何运用历史教
4. How did the Roman Empire utilize historicism
五，死亡了的文明整合全球
5. The dead civilization integrates the world
六，历史教的战略核心
6. The strategic core of historicism
第四十一章 孔孟荀的见证
Chapter Forty-one Testimony of Confucius,Mencius and Xun Zi
一，谁是儒家三剑客
1. Who were the Three Musketeers of Confucianism
二，“述而不作”的启迪者
2. The initiator of “commenting without authoring”
三，礼乐思想二十一条
3. Twenty-One points of Rites and Music
四，塑造人类心灵的价值标准
4. Forging the value standard for human spirit
第四十二章 尚书经典整合全球
Chapter Forty-two Global Integration by “Documents of the Elder(Shangshu)”
一，孔子毫不掩饰地追求权力
1. Confucius openly pursued power
二，世界政府的官方文件汇编
2. The official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by the global government
三，中国的三权分立与《逸周书》
3.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The Lost book of Zhou(Yinzhoushu)”
四，道统与治统
4. Moralistic rule vs. administrative rule
五，“全球民族”
5. “Global race”
六，“存祀主义”
6. “Kinship Protectionism”
第四十三章 礼教的纪年
Chapter Forty-three The Chronology of Etiquette
一，从《山海经》到《五经》
1. From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Shanhaijing) to Five Confucian Classics
二，社会控制的机械方式与教化方式
2. The mechanical and instructive methods of social control
三，《礼记》《仪礼》《周礼》《大戴礼》
3. “Records of Rites” “Etiquette and Ceremonial” “Rites of the Zhou”“Records of Rites by Dai Senior(Dadai Liji)”
四，秩序与仁爱
4. Order and compassion
五，阿育王、汉武帝、君士坦丁一世
5.Asoka,Emperor Hanwu,and Constantine I
六，礼制的复兴
6. The revival of rule of etiquette
七，礼制的毁灭
7. The demise of rule of etiquette
八，暴君具有异族背景
8. Tyrants with alien ethnic background
第四十四章 中国文明的普世功能
Chapter Forty-four The Universal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一，割礼的梦魇如何结束？
1. When would the nightmare of circumcision come to an end·
二，种族三特性同归一路
2. Three racial characteristics converging into one
三，全球融合集团的整合功能
3. The integral function of the global integrating groups
四，科举与全球文官制度
4.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global system of civil servants
五，书院与全球大学制度
5. Academy of classic leaning and global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第五部 尘蒙之光
Part V Covered Light
第四十五章 王国时代诸子
Chapter Forty-five Various schools of scholars in times of kingdoms
一，五经是中国文明的结晶
1. The five classics are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二，中国五经与两河圣经
2.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 Bible
三，哲学就是“怀疑感觉的真实性”
3. Philosophy is “questioning the reality of sense perceptions”
四，孔墨显学
4. Prominent scholarship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Mohist Canon
五，庄子的天籁
5. Zhuangzi’s music of nature
六，从庄子角度阐释的《老子》
6. “Laotz” interpreted by Zhuangzi
七，从韩非角度阐释的《老子》
7. “Laotz” interpreted by Hanfeizi
八，《韩非子》与主权国家的灭亡
8. “Hanfeizi” and the demise of sovereign states
九，郭店楚简与《太一生水》
9. Chu Tablets from Guodian and “The One that gave birth to water”
十，《太一生水》与海洋中国
10. “The One that gave birth to water” and Oceanic China
十一，从宗教神话到历史神话
11. From religious mythology to historical mythology
十二，中国历史神话的大背景
12. Background of Chinese historical mythology
第四十六章 帝国时代诸子
Chapter Forty-six Scholars of Imperial Times
一，董仲舒与中国精神
1. Dong Zhongshu and the Chinese Spirit
二，《新序》的历史教精神
2. The spirit of historicism in the “New Introductions(Xinxu)”
三，帝国精神的四次变形
3. Four times of mutation of imperial spirit
四，《文心雕龙》的文明论
4. Theory of civilization in “Mind of Literving Dragons(Wenxin Diaolung)”
五，禅宗祖师的绝处逢生
5. Reemergence of Zen masters
六，新儒学的准备阶段
6. Preparatory period of Neo-Confucianism
七，宋明理学与帝国精神
7. Neo-Confucianism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nd the spirit of imperialism
八，理学的开山者周敦实
8. The Pioneer of NeoConfucianism,Zhou Dunshi
九，诚与天理决非论古必恕
9. Integrity and the way of heaven do not mean forgiveness in historical studies
第四十七章 圣人教化刺破了黑暗时代
Chapter Forty-seven Instruction of Sages piercing through the dark ages
一，宗教圣战与政治原则
1. Religious holy war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二，经礼与变礼
2. Classic rites and flexible rites
三，《礼三本》与中国宗教
3. “Three Roots of Rites”(Lisanben) and the Chinese religion
四，《周礼》的战略理解
4. “Rites of the Zhou〔Zhouli〕” and the strategic understanding
五，怎样看待中国现有景况
5. How to asse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六，以法代礼是文明的危机
6. Replacement of rites with law is a crisis of civilization
七，圣人教化再造文明生机
7. Life of civilization renewed by instructions of sages
八，礼的节制及生命的绵延
8. Constraints on Rites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life
（另起一页）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题记
1
如果某种爱的思想像是公元前后的基督精神那样拥抱了人类，血腥的杀戮就会停止。仇恨、歧视、暴力、恐怖、虐待、变态的宣传品，将不再作为“思想多元化”的旗帜受到崇拜。“精神全球化”，是某种席卷全球的爱的思想。这种爱的思想可以被全球各种传统的意识形态所接受。这种爱的思想能够化掉弥漫当代世界的仇恨与疏离，再度把文明人类团结起来。人类学研究证明，各色人等本是源于同一女性始祖。
2
全球政府必须铲除欧洲文明造成的灾难，审判其无法逃避的罪责。生命固有的惰性，使得文明作为生命形态的延伸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惰性，文明的惰性使得各种文明只能被外力所“矫正”，而无法自我更新。这一矫正或体现为自然力的毁灭或体现为其他文明的征服。一种文明的弊端只能由另一种文明的特性来矫正和补救，这是一种全局意义的新陈代谢，是易化的后浪推前浪。在过去，非欧世界的陈腐通过欧洲扩张的锐进予以革除；未来，欧洲的堕落要由非欧的冲击予以克服……
3
我们所展望的中国文明，不以二十世纪的中国为蓝本，而以二十世纪的中国为殷鉴，惟有殷鉴，可以促使周天子的勃兴。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并不是基于现有的中国“文明”的整合，因为现有的中国文明其实并不文明；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不是现存的欧洲文明的毁灭，而是一种更高形态的合成。全球整合，不可出自占有性的征服，而是出自慈悲性的施舍，尽管文明的整合不得不以某种征服为形式，甚至精神形式也不得不如此服从人性的规则，不得不以某种“掠夺性”刺激人性的坚实基础。
4
“中国”本不是国家名，而是指中央城市、世界首都；“中国文明整合全球”，也可以被视作“恺撒主义整合全球”。《圣经》上说，“上帝的东西归上帝，恺撒的东西归恺撒。”《马太福音》记载说：
“魔鬼又带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另起一页）
前言
Forewords
泰坦尼克号沉没
the Titanic sank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在《历史研究插图版》第四十九章《同时代文明互相接触的心理后果》里写道：
“在过去五百年间，西方表明自己有能力震撼世界上其他地区，使之从昏昏然中惊醒过来。……西方能够激发活力或造成破坏，但是它不能造成稳定的统一。……从西罗马帝国崩溃之日起，到今天已经长达十五个世纪的时间，西方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就我们所知，任何其他文明都没有这么长久地陷入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另外，西方的政治分裂还因为宗教分裂而加剧；自工业革命以来，阶级冲突比前工业社会中农民与“权力机制”之间的冲突更激烈，从而加剧了政治分裂。
我们可以推断，人类的政治和精神统一将不会通过任何西方力量来完成。但是，很显然，世界将来〔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或通过某种力量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因为西方的技术已经制造出核武器，并且造成了不可替代性资源的消耗、人类自然环境的污染以及人口爆炸，所以政治上的统一是避免人类自我毁灭的唯一选择。
……
如果要使被西方搅乱的人类生活重新稳定下来，如果要使西方的活力变得柔和一些，成为人类生活中依然活跃但不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我们就必须在西方以外寻求这种新运动的发起者。如果将来在中国产生出这些发起者，并不出乎意料之外。”
2006年10月9日，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NEF〕发布报告称，“今年的生态债务日落在10月9日，全年才过四分之三，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超过我们的环境所能负荷。这导致资源的净耗损。从10月9日至今年底，人类都是在透支生态资源，累积更大的生态债务。”NEF透过计算人类消耗资源速度与地球资源回复能力的比率，发现人类在1987年12月19日首次进入生态负债状态。
八年之后的1995年，此一日期已提前二十八天至11月21日，到了2006年，更提前七十天至10月9日，表明生态环境的崩溃进入倒计时。至于英国，则在2006年4月16日就进入自己的生态负债状态；这也意味，如果全球的消耗幅度都像英国，就需要三个地球的资源，才能养活现今人类。地球资源的过度消耗，以气候变迁最为严重，但森林滥垦滥伐、农业产量减少与滥捕鱼类等，同样威胁人类的前途。
二十一世纪的地球，有点像二十世纪的巨轮“泰坦尼克号”〔Titanic，中文正体翻译为“鐵達尼號”〕。
1912年4月15日，泰坦尼克号载1316名乘客和891名船员，从英国的南安普顿至美国纽约的处女航中，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而沉没。由于缺少足够的救生艇，将近一千五百人葬身冰海，造成“和平时期最严重的一次海难”。
泰坦尼克号有260米长，28米宽，重约46,000吨，是百年前二十世纪初的世界最大豪华客轮，在当时被称为“永不沉没者”。它建造于英国殖民地北爱尔兰首都贝尔法斯特的哈南德·沃尔夫造船厂。船体于1911年5月31日下水。她也是白星航运〔White Star Line〕公司在同一造船厂建造的奥林匹克级汽船的第二艘船，可以运载3300名乘客。
泰坦尼克号相当奢华，甲板游泳池、健身房、浴室和升降电、前从未见过的服务周到。作为当时技术成就的典范，它拥有16个无法进水的水密舱防止沉没。船上将乘客分为三个等级，三等舱位在船舱下层也最便宜，其乘客多为前往美洲殖民的穷人。即使二等舱也与当时其他船只头等舱的装潢摆设具有同等水平。一等舱是全船最为昂贵奢华的部分，当时世界“最富有的几位名人”也在这趟死亡旅程上。泰坦尼克号于1912年4月10日从英国英格兰南部港口城市南安普敦出发，开往美国纽约。船长叫爱德华·史密斯。当她即将启航时，另一艘定期航船“纽约号”因为水中移动的体积庞大，造成水流大量回填的吸引力几乎撞上了她的船体，导致了一小时的误点。启程后，泰坦尼克号先穿过英吉利海峡停泊在法国瑟堡，接纳了更多旅客，之后又停泊在了爱尔兰的昆士敦〔Queenstown，皇后城〕，最终载着1324乘客和892名工作人员驶向纽约。
4月14日晚，泰坦尼克号撞上一座冰山。由于判断失误，在高速航行下进行紧急转弯，结果变成转弯加上前进的同时，冰山在船底划下长长的一道裂缝，不但右舷水线下的铆丁因撞击而松脱，六个水密舱也进了水。最后由于进水量太多，造成船身倾斜达到接近船身铅垂〔垂直于水平面〕的惊人状况，又因为倾斜使得水可以继续灌入。最后船身支撑不住重量，当时在水面上的一半船身便折断并且落下，随后沉没。
在船的左舷，救生船只装载妇女和儿童。在右舷，则是妇女优先逃生之后允许男性登艇。所以，在右舷获救的人数比在左舷获救的多。泰坦尼克号折断成为三截后，沉没了。
这场灾难震惊了国际社会。它向无神论者证明了：人们的技术成就无法和大自然的力量相提并论。它向有神论者显示了：崇拜异教的现代欧洲文明正在重蹈古代大西洲的覆辙。一个船员在航行中对一个二等舱女乘客西尔维亚·考德威尔说：“就是上帝亲自来，他也弄不沉这艘船。”这句话触犯了上帝。正如人们当时命名“泰坦尼克号”这艘巨轮时，只是切中它“庞然大物”的含义，谁知一语成谶，这艘以希腊神话泰坦巨人〔Titans〕命名的巨轮，也遭遇到泰坦巨人一样的覆灭厄运。而泰坦尼克号的遭遇就是欧洲乃至欧化的世界在二十世纪的命运预示。它注定要遭遇野心勃勃、狂妄自大、殖民帝国、世界大战、布尔什维主义、军国主义、冷战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撕裂，像泰坦尼克号那样折断，成为三截后，沉没。
希腊人相信，火是泰坦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从天上偷来赐予下界人类的；人类也是普罗米修斯用粘土捏成的。但主神宙斯却因为普罗米修斯交的傲慢把他交付给“强力”和“暴力”来惩罚。“强力”和“暴力”把普罗米修斯拖到荒野，用牢固的铁链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岩绝壁上，下临可怕的深渊，直挺挺吊着，无法入睡甚至弯曲一下疲惫的双膝。这一折磨至少也得三万年，而且宙斯每天派一只恶鹰去啄食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肝脏，肝脏被吃掉很快又恢复原状，直到将来有人自愿为他赎身为止。
泰坦诸神比奥林匹斯诸神〔Olimpus gods〕更为原始。而奥林匹斯诸神又比一神教的上帝更加原始。研究者们常把希腊诸神分成“老神”与“新神”。所谓老神，即指宙斯以前的泰坦诸神──天神乌拉诺斯〔Uranus〕和地母盖娅〔Gaea〕以及由他们结合所生的六男和六女巨神，总名为“泰坦”〔Titans〕。传说这些巨神受母亲唆使，推翻了父亲乌拉诺斯〔Uranus〕的统治，最小的兄弟克洛诺斯〔Crenos〕，获得了最大的权力，并把除瑞亚〔Rhea〕以外的哥哥姐姐统统打入地狱〔Tartarus〕，自立为新型的主神。地母盖娅赐给小儿子克洛诺斯一把镶嵌着钻石的镰刀，克洛诺斯因此就成为最早的农神。
开俄斯〔Chaos〕后来生了尼克斯〔Nyx，夜女神〕和埃瑞波斯〔Erebus，黑暗女神〕，尼克斯〔Nyx〕和埃瑞波斯〔Erebus〕混合后又生下了太空和白昼。盖娅则生了乌拉诺斯〔Uranus，天空〕和大海、高山。乌拉诺斯成为世界的主宰，“与母亲盖娅结合”后，生下了六男六女十二位提坦巨神〔Titans〕。他们的母子结合，还生了三个独眼巨怪〔Cyclops〕和三个百手巨怪〔Hecatoncheires〕，这六位成了怪物的始祖。乌拉诺斯讨厌子女，把他们藏在盖娅体内，不见天日。盖娅怂恿子女造反，子女中的克洛诺斯用盖娅造的大镰刀阉割了乌拉诺斯，称雄世界，但从乌拉诺斯的血液中生出了巨人吉伽斯〔the Giants〕和复仇三女神〔总称the Furies，也叫Erinyes〕。乌拉诺斯和克洛诺斯这两代就是希腊神话中的老神。天神乌拉诺斯成为众神之父这一事实表明，最早的“神居”被认为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山上”。乌拉诺斯〔Uranus〕在欧洲语言中也指天王星。接下来，克洛诺斯与自己的妹妹瑞亚〔Rhea〕结合，他们也生了六儿六女，是为“奥林匹斯神系”〔Olimpus Theogony〕。宙斯是他们最小的一个儿子。由于克洛诺斯害怕像父亲乌拉诺斯一样被儿子推翻，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吞食自己的所有子女，瑞亚生一个，他就吞吃一个。但当宙斯出生时，瑞亚得到“婆婆”地神盖娅的帮助，骗过丈夫，逃到克里特岛〔Crete，就是米诺斯文明的发祥地〕上，生下了宙斯。宙斯长大后，联合其余共同受压的天神，推翻父亲克洛诺斯的统治，迫使他吐出那些已被吞吃的儿女，宙斯既然救出了兄姊，就自立为神界的无上主宰。直到现在，克里特岛上还有传说中的宙斯遗迹呢。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Minoan〕文明，发生在六千年以前，是世界最古老的海洋文明之一，上述宙斯神话可能暗示克里特岛为希腊文明发祥地。〔以上参见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
1985年“泰坦尼克号”的沉船遗骸被冷战末期的世界发现。它的故事乃是现代欧洲文明的缩影。1912年冰海沉船仅仅两年之后，两次世界大战就先后爆发，彻底摧毁了欧洲对于全球的霸权地位。而此前的欧洲列强正如异教的魔鬼“泰坦尼克号”一样“永不沉没”，其不可一世地宣告上帝其奈我何，终于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象征预示了西方的没落：百年之后的本书，主要内容就是像打捞冰海沉船那样，总结欧洲文明的得失，同时探索另外一种更为健全的生活方式。
（另起一单页）
书名
全球一体——全球人类的往与来
（以下用斜体）The World as a Whole-- Mankind, Its Past and Present,（以上用斜体）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978-1-329-16472-7
2016年第四版
June 2016 Fourth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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