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论说（全集第60卷）

 谢选骏论说

Xie Xuanjun Also Sprach

1975年—1987年

2016年第一版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早期言论选辑，主要写作于1980年代。分别论说了创新、异化、英雄、思想、至善、伪善、宗教、国家、灵魂、组织、终极之善、自由意志论。

Synopsis

This book is an early selection of Mr. Xie Xuanjun's speech, mainly written in the 1980s. Theories of innovation, alienation, heroism, ideology, perfection, hypocrisy, religion, nation, soul, organization, ultimate goodness and free will are discussed respectively.

（另起一单页）

我听见你吹着一支神笛走过来，在你的笛声中，涌出五色循回的历史，流出自新不朽的水。

你是五色的海。

（另起一单页）

目录

第一论说：创新论说

第二论说：异化论说

第三论说：英雄论说

第四论说：思想论说

第五论说：至善论说

第六论说：伪善论说

第七论说：宗教论说

第八论说：国家论说

第九论说：灵魂论说

第十论说：组织论说

第十一论说：终极之善论

第十二论说：自由意志论

（另起一单页）

第一论说 

创新论

谢选骏在1975年开始写作的《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原名《王者之言——中国的四季书》）中，就已指出：

“创新”、“创造新生活”，“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意义”。“任何新文明的问世，都像婴儿的诞生一样，伴有撕裂的阵痛与痉挛。”

（01）

对文明命运的上述观察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文化类型都发端于：与之相应的一种民族精神气质及创新冲动。没有长久的饥渴和灼热的好奇，是根本酿不出文化蜂蜜的。同时，任何一种文明体系，都终结于对形式、技术、细节的崇拜与恪守。初起的文明倾力于民族精神、宗教、哲学等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式，而成熟没落的文明则更关注道德、教义、科学、技术、规章制度等外在方面。

（02）

在互为因果的意义上，人类可以被区分为“幻想的人”与“生活的人”。而这两组人物之间的对立，则是永恒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

幻想者，是阳的化身；生活者，是阴的形骸。所以，在他们之间永久的对垒与战争中，也有着永久的交媾与调和！幻想者，多是处在主动的、攻击性的、支配性的地方；生活者，多是被动的、接受挑战的、最终要遭到支配的……

幻想者是精神人物，是创造世界的工匠；生活着是两足动物，是创造世界的材料。工匠，并不是耽于梦想而拒绝行动的懒蛋，他的幻想是在求得生命的更高值。

幻想者，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观念的制造者”，一是“运动的推动者”。前者是哲学家、思想家、诗人、音乐家，不是讨好观众的要饭坯，不是欺世盗名的大祭司；而是驱使生活者投入运动的精神奴隶主。后者是政治、军事、世界战略上的征服者。他们的征服，服从于更高的目的：将生活者淹没在新精神、新天命的役使。所以，他们的肉体征服是实现精神征服的步骤。

幻想者的两大类型，统一为拓荒者与收获者的兼容并蓄于一身。幻想者并不是生活者所臆想的那样，是苍白无力的、缺乏生活能力的。恰恰相反，幻想者比生活着更重视力度，更珍爱力量，更懂得施展力度、力量于世界的要害，更注重提升生命的能力。

生活者，是生命的消费者，他们的根性把生命本身，当作寻欢作乐的工具。他们对生命的功能，是纯然消极的。幻想者，是生命的培植者，他们的根性把生命的再生，置于首位；他们恶狠狠地对待自己和他者，仿佛乐于践踏生命，并以生命的敌视者与毁坏者而自豪……但实际上，他们才算理解了生命，并把生命的火焰刺激得发狂。生活者，在物质上延续种族。

幻想者，在精神上发育种族。生活者，在物质上繁荣社会。幻想者，在文化上支配社会。二者都是不可偏废的。幻想者不事生产，因为他们是文化的灵魂、社会的中枢；“劳心者”、“劳力者”──这也是古人对幻想者与生活者的某种阶级化的因而是不太确切的称呼。我们的幻想者还包括柏拉图所谓的“卫国者”，哲学王则是他们的天然首领。无疑，精神上的创制，要比肉体的寻欢作乐，更能满足幻想者。因为他容易受到观念的激励；不易感到官能的诱惑。他们的想象力太丰富、感受力过强，官能的快乐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只是徒然使他们感到人生的空虚。于是，他们便起来创造，起来征服，起来创造性地征服，起来征服性地创造……

这样的天才，必然会创造新生活；如此天才的活动，就是向善的运动。所谓天才，也就是那些在其基因中即已蕴藏了逼使他创新的人。能否表现为成功的天才？当然需要得力于他与环境的互动，但先天的因素却是第一位的。如其命运不佳，失败必矣，默默死去而不为后人后世所知，尽管如此，天才的基因也无法因环境不利而改变，因为“天才”的含义与“变色龙”是正好相反的。他的本能冲动，就是对环境的厌恶，并自己创造新环境；他的本能冲动追求崇高、不朽，无法满足于平凡的生存，对超越物质形式的生活，才感兴趣。这种本能冲动及其意向如此强烈，它的极端形式就是抵抗生命本身！他的全部生存史，可以归结为，“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就是不断的向善？

（03）

一切都变易，没有长久不变的心与物。只有人类以外的神，没有客观的善恶。新的生命仅仅注重──“保持自我调节能力并抗拒历史因素的腐蚀。”

“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守旧，是衰退的表征，是死亡的印记，在不断变化的挑战前，不开创新的道路，与死何异？所以，彻底的破坏要比彻底的僵化好，盲目的革命甚至要比理性的反动好。认清天命，顺服天命，以创造新生活新文明。

（04）

所谓创造，本是个性的主动行为；但就整体视之，这主动都是“被迫”的。单向的创造，一旦脱离历史之母、天命之水，即不能成活。困死英雄的悲剧之所以一再重复，即在于个体性的英雄没有遭遇天命，所以不能升格为群众性的天子。从美学的观点看，英雄之死很有悲剧价值；但就历史格局说却是无济于事的。

任何形式的创造行为，皆肇始于创造者的自我满足，但不同的行为，归宿则必异。个体的创造者不引起社会的反响与历史的共振，则其归宿仅限于个体而已。相反，有反响、有共振的创造，则宛如一股强劲的孤风，他的产生完全发乎特异的天性，个体化的原则在此高于一切。“集体智慧”也许有，但那只能起到普及与延续的作用，若将之套用在创造者头上，则大祸至矣。创造活动的“有特性”与“集体智慧”的“无特性”，生来矛盾，尽管离开了基础性的“集体智慧”，个体的创造与创造的特性既不会被发现，也不会被弘扬，从而丧失普天同照的机遇。但毕竟，“集体智慧”不可能是原发性的智慧，只有个体的灵感才是。孤风若不飞沙走石，如何显出他闪电王的生命？一个个原本自我封闭的“圆”，突然间被闪电沟连、打通，宇宙间的脉息贯穿如一，皆得道于风雷之运。

一个创造者不被另一个创造者取代并更新，集体就无法前进；因为创造的特性，就是“适时性的应变”。创造的表象，于是应因了世界之动。

他，首先是对过去的否定，然后是对未来的肯定，最后则是其自身之被否定。创造者的命运，不在于“永世的荣名”，而是简单的运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的运动，依循“生理──心理──天命”。为此，他备受预期的迫害（来自过去的势力），又受到莫测的褒贬（来自未来的势力）。尤其是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这个即将逝去的空前惨烈的时代祭坛面前，只允许“本国特色”、不允许本国品种的货色依然名噪一时，以致“西学为体”竟然成为时髦。谁想异议“外来宗主”，谁就是想在漫长的死亡名册上再添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名字或“号码”。站在晦暗无光的墓碑前，心砰砰跳出这样的言语：“我们不要这样的窒息！我们要在这些东施效颦的人造粉末之上，瞧见一座天然的民族精神的顽石！”

天然的民族精神的顽石不是站在人民背景的掩护下，对着或是顺着流俗的好恶说话，他既不是运动群众也不是群众运动，他是站在上天的苍茫面前，对着历史大声祈祷！他的祈祷，顺乎自然，合乎天性，配乎天命；他的祈祷，激起不可逆转的历史风潮。

（05）

人的创造，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自然之物的“重新排列”。世界的基本元素就是那样，万物之所以分歧，仅仅在于构造及元素的比例不同。──这种“结构主义”的观点，认定“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用来解释既成的世界十分省力，但却过分缺乏热情了。这似乎是思想的衰兆，一种精神没落的标记。

创造本身到底是什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我们对它的看法。这项规定同样可以用于世间万物：它们本身的性质是一回事，我们对它的看法是另回事，且是更关键、更影响我们生活的另一回事。

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是生存的标识，这种标记预示我们正在兴起，还是趋于没落。因此，并不是“世界观”或“知识”决定我们的命运；而是命运决定了我们将选择并获得怎样的世界观和怎样的知识……“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

（06）

脆弱、稚嫩的生命之花，要取得“兴盛”、逃避“衰落”，就必须取得一个暴君的欢心（至少是默许）。这个暴君就是，内在压制（反压制）与外来压制（正压制）之间的平衡。平衡一旦破裂甚至仅仅“歪斜”，暴君就不禁雷霆大作、胡乱破坏了。盛衰兴亡，荣辱休咎，说到底无非在于，这个平衡是否还在稳健的状态中。──别的解释即使再妙，也是这一解释的区区翻版……平衡了，就“好”了；平衡了，就“无事”了；平衡了，苦难就消解了。然而，“保持平衡”──却是生活中最困难的艺术；它需要极大的才赋与技巧，很少有人具备它。而“保衡”的功力，并不在于消极的维持。积极地开创新平衡，让那些古老的神话随同它们的神灵们一同死去吧！这，才是“保衡”的天赋流露。

古老的神话中充斥着“守成”的说教，还有所谓“永葆青春”的妙术……但这一切都是可疑的夸口、事后的吹嘘。因为世界太活跃；生活，被变动不居的意图支配着……没有什么能有效地阻止这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断然崛起、无情蔓延。同时，我们现代人和远古的猿人有何区别──面对整片需要开发的天地发呆。

（07）

社会压制与社会存在，原出于一。只是从不可见与可见的区别上，我们才能区分它。压制，对社会意味着维系力；反压制则意味着解体和再生的力量。维系力不一定具备生长的功能如果它只维系腐朽了的秩序；解体力也不都是毁灭性的如果它瓦解的对象是那阻碍生长、破坏再生的秩序。在这里，促进生长的功能应是无条件的高于维持和平的评价。我们应当根据功能去重新调整我们的精神生活。

社会的压制，本来只是无意识的规范，当它被明确无误地意识到，就化为心理的压制。它比通常的心灵压制更深。人可以通过想象去解脱心灵的压制，但无法依赖想象去搬走生活中的铜墙铁壁，甚至其残垣碎瓦。

社会的压力手段，本来是为了应付另一些更严重的压力（如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等等），而发明出来的抵制物。为了维系群体的存在，这些压力手段曾是不可少的。因此人们并不觉察它的压制性，也未探询它的真面。但当它的使命完成、功能衰退之后，只能作为累赘而被人认识。对于渴望创新的心灵，这是不能无休止忍受的一项苛捐杂税。

对存在的认识，是透过对其投射出来的反压制力的判断而实现的。没有判断便没有认识。一种存在不断走向自我实现的历史，就是由反压制的“无形”演化为有形的压制形式的漫漫飞光。强盛的反压制，是不拘于形迹的，不为人所察觉的。这时，它是“无”。当“无中生有”之后，人们才逐渐看见并承认了业已分化了的有形。形式的结构呈现出来，反压制力就更多体现为压制，“阳”息而“阴”盛。正因为内在的力量已经衰微了它才外散并凝为一个有形的“存在”。

（08）

反压制力量的活动，是不分古今、到处喧腾不已的。这构成了一个个生命的界域、一个个文化的界域、一个个要求变化并正在追逐变化的社会界域，以及大大小小的不愿凝固于一点（“极”）的宇宙……

一股股新的社会力量膨胀起来，一个个新的文化浪潮席卷而至。它们怀着半是留恋半是厌倦、半是喜悦半是愤怒的“忘恩负义”之情，力求挣脱自己受保护；受限制的养子地位。古老的保护者老迈衰朽了，新的势力就起来要求实行自我伸张，以便获得更确定的安全感。新的精神，在与传统阴魂的反复较量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互相妥协。这里没有绝对的胜利，只有新的平衡、新的秩序……以使万民万物重新习于新的格局。反压制的力量，再度化为压制的。

当传统的阴魂已被新文化的唤魂大师捏在手中时，就从压制人的创新精神的“符咒”，一变为“点化”人的求新本能的有力“魔杖”。

文艺复兴时代济济云天的非犹太化的唤魂大师们！就这样默默召唤着古代异教文明的“阴魂”。宋元明时代理学大师们辛勤的耕耘，就这样重新切开了先秦三代业已板结的文化土壤。死的阴魂，一变为活人的旗帜；传统的惰性，一变为复古革新的活泉。传统的阴魂消散，云开雨霁；凄厉之声化为雷霆万钧，动人心魂。良性的反馈、活性的循环，开始了。

（09）

一个民族意欲创造本土文化、实现有机自生的文化使命，这是无法委托给狭义的买办知识分子的。一个意欲自创新文化的民族，首先需要发展出广义的知识分子群体，作为民族的基础，这就是文化阶层，即一个民族本位的创造者集团，例如美国，在二十世纪才实现了这一点，十九世纪的美国，显然是狭义的买办知识分子占据主流地位的。可见，狭义的知识分子若不让位给广义的知识分子，那么，这个民族就无法创造出本土精神的、内在有机的文化。而等到另个民族终于创造出这样一种文化，狭义的知识分子不是消失掉了，就是已经退出文化的主流地位。所以，“翻译家”的地位在西方世界远较不发达国家为低，尽管作为过渡时代的拓荒者，他们功不可没。但一个辛勤的耕耘者，却不一定是播种者和培育者。

关键在于，文化的种子只能来自本土，即以本土精神为种。而培育这种子的运动也只能立足于本土社会。狭义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至多是从外来文化“基因库”中输入新的因子，以供本土社会选择。

就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属于本土的广义的知识分子，即在本土文化培育下成长活动，他们虽然创造性已经衰颓，但毕竟和本地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和行动的力量，例如，他们在所谓“反洋教”运动就曾经掀起轩然大波，他们之间也具有较密切的内部交往和组织形式。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士人集团的瓦解，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打击和歼灭，他们的最后残余是在“土改”的屠杀中被扫荡的。狭义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就随之而兴，他们接受的是外来的新学，即舶来之学。他们的思维方式甚至连语言模式也是西式的，但是他们的生活行为和生活圈子归根结底还是基于本土的。这种买办式的知识分子既有理论家也有实干家，前者如胡适，后者如毛泽东，虽然他们彼此攻击，但那是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外国来源，如美国和苏联。尽管他们在各自的主人那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如胡适连美国博士学位都没有得到，毛泽东则被苏联目为异端，于是他们陷入内在矛盾的尴尬境地。当理想主义的热情暗淡以后，他们猛然发现，自己的处境并不理想。

（10）

任何哲学上的“表述”，不论它如何“遭到修饰”、“经过雕琢”──要想尽如人意地再现哲学家的所思所想，都是太难太难了！因此，“贵言”成了一个可贵的原则：“贵言”的精义，在于用适当的言辞，有效激发起接受暗示者的“灵感”。面对有关“易化”的如此庞大的思想，尤应如此处置。在易化面前，我们贫乏的语言和疲软的表现手段，只能是令人难堪地沉默着的！

具有内在生命力的哲学（而不仅仅是拥有强硬的外在躯壳和完美的理论体系之作），应象充满灵性（而非徒具仪式与“禁忌”）的宗教──“超一切理”是更好的描述：它不是不及理性，而是超过理性，例如，它的语言是象征性的、恣肆无稽的。从逻辑学家的中庸镜片后面看起来，它的“荒谬”、“自相矛盾”、它的“诗的气质”是“过犹不及”，并不足取。但它自问自答，它不必是“科学的”、“出世的”。相反，它推崇行动、热爱“否定性的生活”。否定性的生活，就是意欲创造的生活，它的初级阶段就是“有所建树”的生活。“科学，已经成为现代人逃遁生活、反驳生活的碉堡”！科学实验室则成了工业文明中的“隐士们的修道院”。但时代的战士则不是背弃生活，而是渴望进击生活。他把哲学作为一个神话，他的哲学因此有了血肉与灵性。他也把生活列为哲学本身，他的生活因此超越了生命本身的形式。

一定要有所行动（即便是“否定性的行动”），否则便没有希望……正如，必须要有所变化，“世界”才是世界。仅仅“观照”，是构不成“哲学”的……所有腐败的人、衰弱的人、堕落者、自甘失败者……一切仇视生命表现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无视生命内质（生命的内质就是“反抗”）的人，都渴望这个世界永远不变。他们都在日以继夜地处心积虑，要为现存秩序的万寿无疆而祈祷。他们不想行动、不要行动、也不必行动；因为他们的希望之火已被欲水的横流所熄灭。他们的内在生命就这样枯竭了！对他们流着口水的家伙而言，世界已是不变的游艇、床榻、酒桌、吸毒室、或是写字间了，世界已经这样美好地固定下来了，而且还将固定下去。“还需要什么改变吗？”他们嗫嚅着。所以，最使他们颤栗不安的就是那充满创新精神的“否定性行动”……

（11）

用道德程式去分解历史，当然应该指斥这些害虫。但同时，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巧取豪夺，才使创造性的文化得以流通，成为文化市场上的硬通货。若是失去了他们的挤压作用，创造者的内在动力，也许还难以恰到好处地发挥到那些令人愉悦的外在层面上，难以取得如此纯净的形式，尽管其内里包含着过多的辛酸……压制和剥削，把创造者的坦荡灵魂──劈、剁、雕琢成了可以实用的佩饰，它们变得小巧玲珑，散入寻常人家。原先巨大刺耳的天才之声，弱化为精细悦耳叮咚声。“过度活跃”的创新精神──被纳入习惯、传统的轨道……这岂不令人扫兴？但舍此途径，白痴又如何得以滋润，得以进化？

和白痴相映成趣的，有一种能量更大的啄食文化创造者及其产品的令人作呕的动物──那些黑翅足以蔽日的“超级兀鹰”。他们酷爱把文化的精品当作果腹的美味佳肴去吞食、销毁。在苍凉的原野上，你可以见到兀鹰在高高的天空上悄悄盘桓，它们在搜寻自己的猎物──动物的遗体。看，兀鹰在向一个地点汇集──那里肯定有生命奄奄待毙。兀鹰，令人憎厌，因其贪残，以其不洁。在人类文化纵横交错的原野上，也有一类兀鹰：身披人皮，却行使着兀鹰的职能。他们运用各种原始方法──更经常的是不自觉地──为业已僵死的文明世界，清理陈迹。同时，为萌芽状态的新文明辟开空间。

（12）

“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同样值得反对！同样可以受到新的批判之光的透视，以便我们更健康、更自主，更顺利地走上民族的创业路，实现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千年大计！

我们不是来“复兴东方文明”的。我们生来是要开创一条新的道路并为之搜寻一串新的目标！我们并不把道路贬作工具，我们也不把目标升格为目的──恰恰相反，新的目标只是作为新的道路的里程碑，而使用的，是为我们欣赏新路上的风光，而制定的标识。

如果我们举起了“复兴”的旗帜，那么请原谅我们──那只是为了创新的气象而开展的一项便民措施罢了！志士仁人，谁会为了传统的阴魂而牺牲新人的未来？他们的降生，是要把历史推向前去，而不是把当下拉回到古昔。“复兴的形式”下，必定有一颗炽热的创新之心！它发自对当下的不满，而非对远古的“祖辈文化”的原始依恋……否则，它岂能赢得新人的心？

即便新的全球文明，从形式、色彩和技术上说，也必定是多方融汇的。但它需要一个新颖的灵魂，这个灵魂现在就在我们的梦中。……我用灵眼看见它了，它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不是欧洲、美洲、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更不是“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的──而是需要趁热打铁、重新锻铸的。

全球文明发自我们的丹田，而非取材于尘封的历史符号和博物馆里的展品，历史、传统，是一些象征，是一些被精华人物有意识运用的障眼法，被群众无意识接受的唤魂术。

东方的文明已被西方的体制给冲毁了，复原它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西方的精神已因西方的扩张而衰颓了，它因此越来越容忍、越来越热情地吸纳东方的精神……如此看来，对西方期待过高，也是注定要落空的。新的全球居民，将凭借自身的天性，在东方树立一种新体制，在西方树立一种精神，然后融会贯通，济渡苍生。

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东方和西方的需要因而是完全不同，甚至是恰恰相反的！这“相反”，决定了两股潮流最终可以在世界史的洪水中，合一。

（13）

有精神而后才有行动；有行动而后才有事业；有事业而后才有成功。成功的日子当然是“黄金时刻”（尤其对具有神秘意识的创新者而言）。最后的成功，早在行动之先，甚至在那精神开始萌动之前就注定了。对那些有能力感悟到定数的心灵来说，精神之所以能降临世界本身就是一项无与伦比的成就，是至关重要的业绩。它若能掳获世俗的青睐（社会承认），当更切入急功近利者的脾性，如若不然，则“金泥泰山顶”亦可垂范万世之功。──这也许才是更为持久的。为了行动，先创造你的精神！为了成功，先铸下你的失败！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只是一种精巧的形式。除了象征性的、“挑逗想象力的”作用之外──它几乎什么也不是。这些记录思想的符号，除了激发那些善于倾听它的心灵秘笈之外，并不表述什么。视思想具有某某实在的内容──只是出于以下的谬误： 

1、认为思想藉以建立的那些背景性构件是实体。 

2、认为思想本身和思想符号具有某种独立于人的理解之外的客观性。 

3、认为思想的基本价值不在于它的“挑逗”（启发与激发）作用；而在于它表述了某种“普遍的真理”。其实，在历史中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普遍的灵丹──除非它只是某种差强人意与自以为是。 

思想的性质在于：它是实体（人）与实体（他人或外物）之间关系的中介。有了思想，才有了关系转变的可能；故欲变革实体关系，必先变革思想。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思想是什么。 

对变革的受者（即思想的接受者）而言，一种思想的表述比一种“思想的实质”更为重要。因为，传播中的思想本身只是一个“形式”。除此之外，它并无先验的、确定不变的“内涵”。它是以其新颖、活泼、独特、玲珑剔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而激起深深感动的！除此之外，它并未永久性地、超时空地“说明”什么。 

当然，对创作者来说，过程可能是相反的：先有冲动及观念，然后才有漂亮妥当的表达。但是，即便在思想的产生中，思想也是依循某些先前的形式而运动的，例如语言、类型、观念的联络等等。以前，我也试图以寻常的、规范化的时代风格，来阐述我的所思，但在付诸实践时，我终于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怎样的运思，决定了怎样的形式。否则将把文思拧成乱麻，不伦不类。 

（14）

群体生活是文化的本质。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方舟”。它帮助人类渡过大洪水的灾厄，是人类利用自然力的见证，也是抵御自然力的工具。 

文化与人类的关系怎样？文化，是人造体。方舟的目的在于抵御洪水，渡过灾厄，保存与发展人类的群体。因此，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不是主供娱乐和审美；而是沟通心灵，联络人类工具。 

文化的“功”与“过”何在？ 

当大洪水临近，方舟（文化的象征）应运而生，大洪水退后，生命“成群的下了船”──方舟即被弃置。 

文化的方舟，是人造的，而非神启的。是人为了应付自然环境的压力，为联络、调整彼此关系而发明的。但这一结论却又包含着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个无奇不有的生物世界里，独独是人创造文化的方舟，而不是其他生命形式？如果只从纯生物学角度予以解答，人要比其他生物更具智慧。但这样的解释并不完满。 

据研究，人类的体质结构五万年来没有发生革命性的突变，但人类文明突飞猛晋，却并不发生在五万年前，而只是近几千年间的事。 

纯生物学的观点，不能解释人类的文明。甚至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人依然可能退化得十分原始，乃至丧失语言的能力。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落在南洋丛林中的日本十兵，十几年后连母语都忘却了，心理也退化到自然的、生物人的水平。可见，智慧的潜力并不直接产生文明，文明的进化，方舟的建造，自有更要紧的条件。 

那么，人类文化的发生、滋长、日新月异的更为关键的条件又是什么？事实表明，是群居的生活。 

人在自然状态里，比一切其他动物更为软弱：他没有毛皮御寒，没有利爪自卫──因此，他们只有组织起来，形成原始的群落，保护自己，以求生存。 

不论是物质文明（“第一功能”），还是精神文化（“第二功能”）都是自我保护第一的群体生活的产物，都为巩固、发展群体生活应运而生。 

可见，群居的社团生活，这是自然的生物人，转化成社会的文化人的一个关键： 

一、物质文明的积累与发展，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没有众多个体的齐心协力和前赴后继，工具的改迸、机器的发明是不可想象的。而技术经验的传播和科学系统的建立，更有赖于群体的、互助的生活。 

二、精神文化，可以娱悦或陶冶人的心灵。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推进群体化的生活。诸如社会、组织、制度、风俗、道德、法律，当然完全是为群体生活而设计的。 

即令艺术、宗教、哲学也是群体生活的产物──没有频繁的人际交往，心灵的沟通，艺术、宗教、哲学将无从产生或全然枯死。反过来，它们为群体生活注入彻人肺腑的兴奋剂、沁人心脾的凝聚剂。 

即使“单纯的娱乐”，也是在悄悄巩固群体的意识。孤立的娱乐是不存在的。有的娱乐（如孤游山水）表现为全然避世？但那只是对群体生活的现有形式表示不满，而非对群体生活本身的彻底厌弃。一切孤独者和“隐士”，迟早都会重返人间（“复出”），否则，在文化史上就不能形成意义。庄周、陶渊明等人也并未“弃世”──而是以自己的“精神”重返人间、激起深入的反响。 

同样，普通的娱乐具有克服疲劳的奇效，其机制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谊，造成刺激，以转移兴奋点，借以消解单调工作引起的紧张、焦虑。因此，越能打破孤独感的娱乐，消除疲劳的效果就越好。而冷漠地旁观娱乐或与他人保持距离感的娱乐，既然不能“融洽”，就往往难以达到忘我和放松的目的。 

因此，各种群体都重视教育工作。教育的形式和准则可以各异，但教育的目的则一：为群体培训各种“构件”。广义的教育不限于学校，是群体生活的基础。它传递知识，这被称为“智育”；但更重要的，是强化群体意识，这被称为“德育”。任何社会，都有它的“德育”准则，都把“德育”看得更重要。目的都在于加强个人行为的规范化程度，以适应群体生活的整体需要。 

只有互助共存的群体生活，是否足以产生文化？不。否则，蜜蜂、蚂蚁、狼群、马群何以产生不了创造性的文化？文化发生与传播、变异及创新的秘密在于：它并蓄了个性因素与“集群作用”的双向原则，激发了小我、大我之间的良性反馈。 

（15）

以下这神思想有助于人开脱他为自己设置困境：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理。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在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好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好恶。……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一样。……都是出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否入地呢？ 

自视高贵的人，为自己设置了一座搬不动的道义之债台！ 

如果人敢于退一步，而把自己与万物等量齐观，确认“自己”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零（就像自己眼中的“万物”那样），那么，他过于膨胀沉甸的忧患之驮，就会悠然轻松了。难道因为我们的生活已被前人和禽兽重复过亿万次了，我们就放弃生活吗？难道我们的语言毫无创新之处，我们就缄默不语吗？这也许聪明，但这份聪明我们却无福消受得起……如果这样，婴孩无从出生，少男少女的造爱尤如腐尸亲吻，而成年人也失却了渡过余生的勇气。 

孤明之征！ 

既无古人！亦无来者！只有你独自在荒原中跋涉。所以你大可不必怆然涕下。泪，本是希望之水。人们以泪宣泄、送走绝望之情，每一滴泪，都埋伏着一个新生。既无古人亦无来者的孤客！你的哭涕是多余的，你的泪是一种浪费。你既已丧失一切希望，你的绝望也无所依附了。 

既无古人，亦无来者，旷无回响，何必怆然？ 

（16）

两种扩张的基本形式： 

a，时间上的纵向发展， 

b，空间上的横向发展。 

前者体现为“延续”，其途径是动物型的自我复制（繁殖）。这相对缺乏个性。而有个性的自我发展则构成文化史的动力。它把生物的繁殖变成了文化的传承、创新，求得永生。它是文化绚烂的百花园得以形成的前提。没有对个性的兼容，没有对新倾向的并蓄──文化的诞生壮大是一句空话。黄金时代的许诺之所以破产，此其要害也。 

对“文化人类”而言──横的发展（空间）比纵的发展（时间，尤为重要。即发展自己优先于保持后裔。保卫理想（这是生命现象的高度结晶，比维持生计更重要。 

“文化人类”是“人类的意识”；而“一般人民”则是“人类的潜意识”。但说来奇怪的是，“文化人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却是反文化！从这个意义说，侯景、帖木儿、铁木真之流也不失为“文化人类”的一员，且是一种典型现象。“文化人类”是作为“舞台上的巨灵”而活动的；一般人民则作为“幕后的观众”默默存在。而喧嚣折腾也就自然构成了前者的宿命。 

（17）

乌托邦是文化的公敌！ 

世界各大区域的原始文化具有不同的起源：日后高度分化的高级文明，则大多依此有其独特的原始文化渊源。如北部中国文明源于仰韶、龙山文化，南部中国文明则以河姆渡文化为早期代表。与高级文明相比，原始文化是在典型的彼此隔离（有交流、因而不是“隔绝”）的状态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们无不具有鲜明、单纯的地方特色。高级文明，在综合若干原始文化的基础上演化而来，成份复杂了，风格也趋于多样化。 

《老子》八十章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对古代生活隔离情景的“回忆”，表达了一种对“文明母胎”（原始代族）的憧憬。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有类似的倾向。他与中国的老聃同样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各自的文化圈，为了争取一个统一的、共享的秩序，正在“战国角逐”的浴血奋斗中，梦想一个理念的世界。 

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多取材于对埃及和斯巴达等集权国家的神话式传说、“回忆”、憧憬。它比《老子》的理想国具体得多──因为埃及、斯巴达的历史生活，要比模糊的山海经似的原始生活具体得多、生动得多。但我们注意的则是，柏拉图的理想王国却在“隔离崇拜”上达到了与《老子》异曲同工之妙！ 

理想国就是隔离生活的制度化。理想国，是一个“美好的集中营”──它用美好的文化遗迹装饰起来，但本质上却是一个“不准思想”，严禁创新的集中营。在那里，恰恰是文明的遗迹装饰起来，但本质的本质──不断生成智慧之果，以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精神饥渴──被消解了。 

乌托邦，是文化的公敌。 

古往今来的各种乌托邦与“理想社会”虽有形态上的差异，但在以下一点却殊途同归地一致： 

它们都想为人的群落生活寻求一种最终的确定。而这种确定性又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枯燥的、静态的形式。为确保这些形式，只有乞灵于人为的隔离措施。陶渊明的桃花源位于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柏拉图的“大西岛”孤立在汪洋的包围里……都表明了乌托邦的与世隔绝而非仅仅是隔离！而破除隔绝，则招致腐败。尽管理论家喧说，“腐败是必要的，若无腐败，世界将充满垃圾”──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毕竟是令人厌恶的。 

正是在这心理下，人类早期遭遇过的自然险阻，在厌恶腐败、追求确定性的意志之下，被尽情理想化了，古代之“害”变为现代之“利”──自然的刁难变为上帝的赐福。但乌托邦毕竟是脆弱的，因为它的未来主义梦想恰是建在复古主义的假定沙滩上。而比未来主义的乌托邦远为强大的是，几万年的文化隔离所造就的多样化文化传统。 

（18）

知识，作为人类经验的绵延，作为跨越时空的系统，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不稳定的。简明地说，知识可算得一种沉淀了的艺术；艺术则是探索中的知识。知识比艺术更稳定，得到更广泛的承认，阻也较少留给主体的活力以施展的余地。遗留并被后人继承的艺术品，成为文化史中的“知识”；而处于创造过程之中的艺术品，因其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故其知识性也末确立。奇妙的在于，一种固定的知识，一旦能够重新激起接受者的创造冲动，其本身又化为艺术的因子。社会规范、道德风俗（礼俗）的质地及其与艺术的关系，近乎知识。规范与风俗的生长，是由艺术创造力所推动的。而失去了内力的规范，并对创造活动实行压制的道德规范，是根本消极的。道德规范的双重面目应该受到认真的注意。一方面它确有维系群体生活之功，另方面，又有限制出类拔萃之罪──“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它以“合群”、“合俗”、“合乎惯例”，为最高的行为评判的参照系列。它在骨子里，是嫉视创新的，唯恐“新”将带来不测的风云。 

已然的道德规范，是丧失了活力的艺术陈迹它过去是创造力的产物，现在则抑制创新的动向。在这里，有必要指出，道德规范不同于道德准则。道德规范是社会的压抑，道德准则往往具有更多的个体化性质。人类的大多数群体中，难以兼容并蓄多种规范，但常常并存若干类型的道德准则。康德的墓志铭说：“在我的头上有众星的天空，在我的心中有道德的法则。”其实这位隐蔽的破坏者和他拙劣的效颦者黑格尔一样，全部活动的目的，就是恩将仇报哺育了他们的基督教会。他们和牧师的儿子尼采先生，可谓同谋。 

康德和尼采的所谓这个“道德法则”，显然是属于这些思想家个人的，其内涵近乎王阳明的“良知”；与社会规范意义上的道德训诫，当不可同语。因此它更像是艺术而不像道德：创造新生活、新文化的大艺术，这可能是一项属于个体的道德准则，但却很难是一个普遍的道德规范──群体追求的是安稳的生活，而非惊人的艺术。 

（19）

如果承认，道德建筑是一种非个人的东西；而道德的规范作为社会生活的准则，与个人内心深处的所谓“良心”（等等的道德准则）必不等同；进而，如果承认道德规范是控制人的社会行为的意识系统，那么，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 

各种富于革新力量的大艺术品，多是“不道德”的！ 

各种创新不已的大艺术家，都是“反道德”的！ 

这就是根据我们对艺术史的缜密观察与彻底反思，得出的可怕结论。 

（20）

艺术家的“良心”，是纯粹地属于个人的。良心，诚然是在社会规范的框架、压力下生成起来的，但良心与规范却并不等质，更不等同。相反，内在的良心与外在的规范之间常有剧烈的冲突发生，故规范得以更新不腐。个体的牺牲，促成群体的进步。不错，可以认为各种大艺术品，就其气质而言，大体上都有劝善的意向。它是引人升华的，而不是诱人沉沦的。它们没有挑唆读者去杀人放火、偷鸡摸狗。没有教导人们去干残忍卑劣的事。但这说明它“有道德”吗？说明它“恪守道德规范”吗？ 

我们要说，不。 

要问理由，是因为上述的劣迹在根本上是违背艺术家的良心的。大艺术家，是以自己的良知良能主动地否决了这些坏事，而不是迫于社会规范而被动表态。 

后汉历史学家班固，在他著名的《离骚序》中，如此评价了楚国诗人屈原的人格及其艺术：“今若屈原，扬才露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以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固：《离骚序》） 

班固是著名的《汉书》作者、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代枭雄泰斗，其历史眼光不可谓不深不远。但为什么，这个伟大历史家碰上那个伟大艺术家时，却发出了如此之深的非议？在他的评论之下，被我们目为艺术典范的屈原竟是一个不合法度、背离道义的狂人！这是使人震惊的。也是令人深思的。如果说，《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最后仅仅作了个离经叛道、放弃社会责任（出家）的隐逸者（和尚）；那么，屈原则走得更远，不仅自绝于社会人民，而且自绝于宇宙的正常秩序──以人为的造次，放弃了天设地造的生命。他用死来表达了最深刻的怀疑精神（屈原在精神文化世界中的“死亡”意向，在其《天问》的无所不疑中，已有明显的流露）。如果放在基督教世界里，这种以自杀体现出的怀疑精神，是大罪与极恶的象征，以至死者连安葬仪式都不能“荣膺”！ 

很明显，在班固与屈原之间，有世界观上的深刻分歧。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应该说，恐怕没有一个简单到“这是”或“那是”程度的答案。 

如果承认相对静态的群体道德（就其纽带功能言）与相对动态的个体艺术（就其创新意志言），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两种基本要素，那么，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眼光就能变得犀利、敏锐一些。我们就能从文化史的潮汐中，去把握两个精灵的不同脉搏。 

这一分歧的关键在于，二者的范式不同。班固，是从历史家的、道德评判者的范式去框架屈原的艺术的。道德自然容不下（这还不是主观好恶上的“容不得”）艺术。艺术是个人的，道德却是群体的。道德的声音说：“君子道穷，命矣。”（《离骚序》）。 

其潜台词是让作为君子的个人，服从群体的沉沦之运：“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式的自我放逐与和光同生，被奉为格守道德的表率。但艺术的冲动，却反其道而行之，偏爱“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以至走上了“忿怨不容，沈江以死”的绝路──这有什么办法呢！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正是注意到了有必要去区别不同的范式，但班固的道德热情，却使他跨越了自己的范式，莽撞地冲大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洞天艺术。其后果可想而知。 

道德家的理想动机，也并不是纯净无暇、浩然无私的，他奉为至贵的“既明且哲，以保真身”（《诗经·大雅·烝民》）为的是“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离骚序》）。 

也就是说，服从社会规范限制的大多数，其初衷并不出自对道德宣传的真信仰，不过是为逃避规范压力的集中打击而已。为此，特别需要去表白自己多么合乎道德。 

还有一点不可不察，屈原是战国时代“礼崩乐坏”文化环境的艺术见证者。班固则是生在秦汉大一统帝国中兴之世（东汉初年）的道德代言人。这种历史处境的不同，不能不左右他们各自的精神表现。《离骚》与《离骚序》的差别也基于此。以道德批评艺术，用庸人（这是大一统帝国大量生产出来的“体力与脑力劳动者”）的处世准则去规范天下（天才盛产于“文化的乱世”）的心灵活动（这活动注定要超越各种已然的规范），表明班固虽是个杰出的历史记载家，但却是个糟糕的艺术哲学家。 

（21） 

大一统社会中的“好艺术”、“具有深刻人民性”等等的艺术，在不同的程度与方向上，都是反礼教的：《诗经》中《国风》、《小雅》的若干篇；《楚辞》中的若干篇章；《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都是如此。换言之，它们在不同程度与方向上都是反道德的。伟大的艺术品，所表现的无非是“道德与艺术之战”──《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都是如此。有时，则表现为二者奇特费解的混生，如《金瓶梅》就是这样。 

（22）

“不断创造新的意境，而不满足于寻求新的题材。”

（23）

没有文明创新的生活，是无望的；缺乏生活创新的文明，是垂死的。没有创新意识的欲望，是无望的；缺乏创新欲望的意识，是垂死的。只想创造新生活而不想创造新文明的人，必定是个盲目的破坏者；只想创造新意识而不想创造新欲望的人，必定是个迂阔的理论家！

（24）

行动哲学：创造新生活，创造新生命。

（25）

相对主义的功能在于，说明生存──激励升华──创造新生活新生命。

（26）

社会生活的超社会目的之目的、超社会价值之价值，即在于创造新的社会、创造新的价值，而不再固执现有。新的文化，是新生活之结果？换言之，只有导致新文化的新生活，才是可取的。即使是间接地、甚至是从“反动的方向”来导致的！故，创造新生活──创造新文化，才是社会生活的实际趋向，而不仅仅是时代精神或理想中的自以为是。其余一切“有价值的目的”都应从属它！即便是间接地、反动地从属也罢。

（27）

某种文化形态内在生长的最佳时辰，就是它那个过度的紧张与过度的放弛；生命力寓藏在过度的原始淳朴与过度的文明罪恶之间的“临界期”──这时，文明中的罪恶还可以令人忍受，而文明的成就则使人倾倒。当一种文化形态还没有达到它内在的生长的“临界期”，罪恶不够，但成就也少。它的形式单调、它的内容简单。这时，创造新的成就，成为人的灵魂面临的主要挑战。随着成就的升高，罪恶也升高了。

（28）

而某种文化形态内在生长的最佳时辰，就是它那个过度的紧张与过度的放弛；生命力寓藏在过度的原始淳朴与过度的文明罪恶之间的“临界期”──这时，文明中的罪恶还可以令人忍受，而文明的成就则使人倾倒。当一种文化形态还没有达到它内在的生长的“临界期”，罪恶不够，但成就也少。它的形式单调、它的内容简单。这时，创造新的成就，成为人的灵魂面临的主要挑战。随着成就的升高，罪恶也升高了。

（29）

是的！心头的创伤，还有什么比时间这万能医师更善医治？没有！时间的医治没有后遗症，创伤愈多，在它面前愈坚强。即使短暂的幸福，也比永恒的苦难动人。“永生”本身并不可贵，除非，它含有为所欲为的快乐。人之追求新事物、创造新生活，出于对旧事物、旧生活的厌倦不满。世俗所谓“幸福美满的日子”，是新生活可怕的腐蚀剂，是幸福的迷障……一个意志薄弱的人，陷入此中，便难以自拔，世俗心目中的“苦难”总是比“幸福”，更接近生命的活泉。苦难深，则开辟新生活的雄厚资本。

（30）

谁能把群众改造成为“受启示者”呢？群众只能适应受启示者，并成为其追随者……人的最高的德，就是创造新生活也就是受到启示。除此之外的伊甸园和乌托邦，是乱世或无政府状态的梦想，因此只能是僵死不变的──作为乱世之弊的病态反应。创造新生活者则完全相反，他的存在是动态的，是对僵化的社会作出反击。永恒的青年精神也就是永恒的生命精神，也就是永恒者的流露。而不变的伊甸园和乌托邦，则是衰老民族渴望休息的心理产物。

（31）

这样的天才，必然会创造新生活；如此天才的活动，就是向善的运动。所谓天才，也就是那些在其基因中即已蕴藏了逼使他创新的人。能否表现为成功的天才？当然需要得力于他与环境的互动，但先天的因素却是第一位的。如其命运不佳，失败必矣，默默死去而不为后人后世所知，尽管如此，天才的基因也无法因环境不利而改变，因为“天才”的含义与“变色龙”是正好相反的。

（32）

人格哲学认为，培养新人格是重要的，但新人格不是目的，而是工具──以新人格达到新创造。没有新人格，所谓创造只能是因袭前人、剽窃他者而无进取。为创造，为新生活，为在这艰难世界上活下去，且要充满进取精神以创造新我，就必先铸造一个活生生的人格。因为世间最大的创造，即在创造新我。这也是世间最难的创造，且是一切外在创造的前提。新人格的最大特点，是自强不息、日新其德。只要有这个两特点，新的人格就能逐渐胜任创造的艰难。人格是出自天生有德的心灵，再通过艰难的自我铸造，而逐渐完满的。

（33）

“存在──意识──欢喜”，不过是被动的自我陶醉，它导致生活热情的由衷减退，因为创造新生活的冲动淡化了。除非人能从“欢喜”的陶醉下复苏过来，用暂时的沉溺所积聚的超常能量，更为疯狂地前进。

（34）

弄懂了文化史的节律，就可以看到，“冬天”比起“夏天”，并非一个倒退；同样，“秋天”也不是“春天”的耻辱。用肤浅而近视的功利主义观点，分解不清文化流变的复杂色彩；而用生物学简明刀子必能剖析出，所谓“文化史”，不过是文明人在求生存、谋协调时的一些轨迹。对其中纷纭歧异的线索，哪里能用具体的“黑暗与光明”、“倒退与进步”、“恶与善”、“邪恶与正义”等奴隶语言来形容，甚至强行解释？而自由人的生命生长，才是至高无上的。它悄悄支配各种人间现象当然包括人的文化，犹如无言的君主。当人通过艰苦的协调，再次适应了新的人造系统和生活环境，“返真归朴”之类的野蛮之声，会相对低沉下去，创造新的人造系统、新的文明的热情，再次高涨起来，普遍的“文艺复兴”来临了。

（35）

“创造新生活”、“接近终极的善”，因此成为优秀人物活动的唯一朝向。在这“万川朝宗的运动”中，我们又怎能宽容自己的动物性，怎能只为解脱一己的苦难与灾殃而寻求出路，并不择手段地苟活呢？

（36）

“创造新文化”──这是（对压制）较为敏感并较有反抗性的灵魂“特权”；他们的“精神之花”，是对那无孔不入的压制进行应战。

（37）

不可能凭空杜撰一个“新文明”。

精神之花的反力，满含着主动和进取但也只是后于压制而生。压制先于反压制，反压制对照压制而成。尽管这里没有一条固定不变的正确路线。

（38）

作一个对比是有趣的：长城时代的清国，对内弱化民族活力，对外“以夷制夷”，以求内外力量对比的一时平衡。他们把这叫做“和谐”？这样的和谐，给中国文明带来的是稍稍延迟的死亡，但却给中国民族带来更大的灾祸。我们的文明已经死亡，但我们的民族没有死亡，我们的精神没有死亡！精神要激活民族，民族要创造新的文明！

外部压力高一丈，内部的力量反差却消一尺，文化系统的有机调节力横遭毁损，它的崩溃岂能幸免？

出路不在于责詈对方，而在强化自身。放松对自然反差力的人工管制，必要时甚至默许它在文明环境中的自然扩大；同时，用新的反差力量与之形成多维互助（而非互相抵消）之势：这可以帮助中华精神复国。

（39）

国家为什么有兴有亡？文化为什么有升有降？──力量的中心转移了，原先的结构与功能，随着原先力量的分散而趋于松懈、解体。新的结构，则在新一轮的力量集结中渐露雏形：它势必创造新的功能，以此说服久已深感失望的人民。

（40）

越年轻就越富于自我调节力以适应环境，越年轻生命的可塑性就越大。所以，创造新我的，不是买办走狗的国际支部，而是像马其顿人、罗马人、秦人、汉化了的鲜单人这些半野蛮民族，才能执那些衰颓了的文明世界之牛耳。但是，这些半生番，只是用文明传统中那些被粉碎了的碎片来武装自己，以便更顺利地走向他们自己的劫掠目标。生番可以吃人毁域，来一个天地翻覆，颠倒历史，但却无力创建新文化、缔造有机的文化新秩序。所以成吉思汗们的帝国尽管奄有四海，终于一朝而灭，不留痕迹。因为他们缺乏“遂行中庸”的“另一半能力”。

这另一半能力就是对文化“生吞活剥的恭敬”！结果，他们“质胜文”，和文明体系中过度陷溺的“文胜质”的人们相似──统统缺乏“君子气度”。而马其顿人、罗马人、秦人、鲜卑人却对他们攻占了的文明心向往之，于是，他们开辟了“希腊化时代”、“罗马的和平”、“秦汉帝国”、“孔雀王朝”、“北魏风骨”与“隋唐盛世”！

这无异告诉欲创造历史的人们：只在你们的意念和欲望里──“历史”才存在！当你们任性驰骋时，“历史”才存在！这时，“历史”作为一个有机而能动的画卷展开在你们脚下并活跃起来。因为只有在你们的思想天地中，世界才变得如此这般，世界才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多多少少人格化了的对象投射到宇宙背景上！

（41）

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片荒漠，在我们的后面，是一片废墟，在我们的周围，只有鲜血、脑浆、泪水和精液混成的生命遗物……血是身体的泪，是人体的精华。脑浆是思想的血、泪是信息的精髓。泪是心灵的血，是表达爱与恨的精液，而精液则是种族之血，爱情之泪，是创造新思想的精髓！唉，爱哭的孩子！孤独的心灵！种族命运的承载者！你完全无依无靠，只能靠你的孤独，或是，上帝。

“〇”，这是一个大圈的结束，又是一个大圈的启始。

（42）

远古方舟，虽然不再能够帮助我们远渡重洋，探险新地，但可以置放在博物馆里供人观赏、研究、思考……以获得创造新文化的灵感。自十九世纪蒸汽机问世以来，帆船地位日益衰微。但近来的“石油危机”使一种新式帆船创制而出：它既有内燃机，又可以在顺风时借助现代化的风帆──破浪前进。在号称“风车之乡”的荷兰，陈旧的风车却启迪了一种利用风力发电的新灵感，它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什么宝贵的能源吗。谁能说古代的帆船、风车，已是纯粹遗物而毫无活的价值呢？ 

（43）

文化的机体也是个“两面之神”： 

一，作为社会组织结构的静态一面，它的最高理想是“善”。即对“秩序”和“稳定”的高度抽象。它的支柱是“习惯”。它的特点是克制，外在的强制与内在的克己。它的基础是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即最基本的生物生存的需要。 

二，作为文化精力释放的动态一面，它的最高理想是“美”，即对“新颖”和“变化”的神秘（而非“科学”）的概括。它的支柱是“欲望”，它的特点是冲动：创造新事物的冲动、接触新对象的欣喜。 

它的基础是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要，即从生存的需要派生出来的追求自我意识和自我肯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最极端的表现，是对“永存”和“不朽”的渴望。满足这种渴望，就成了各种宗教、哲学、艺术的内在出发点。不错，它都在“解释世界”并全力以赴地描绘自我意识观照之下的“世界”──但它们实际上是在“改造世界”：改变“客观世界”以塑造一个“主观世界”，从而填充那些满布在灵魂中的疑窦，以获得确定性和方向感！ 

（44）

好些民族直到灾难临头，都不肯放弃或改变自己珍爱但已失效的传统。他们不是把传统当作“灵感的源泉”，而是作为“效法的样板”，终致悲剧上演。古希腊城邦在波斯与马其顿的威胁面前，终究未能团结起来；只因古老的城邦制度和狭隘的城邦意识，缚住了他们创造新格局的手脚。尤其严重的，是限制了追求全民族统一的热情。他们终于屈服在外来暴力的干涉下，先是马其顿，后来是罗马。 

这并不神秘。这表明，作为偶像受到崇拜、恪守的传统，离开当年创造者们的初衷已很遥远，原创者的文化是以经世致用为归宿的。效颦者仅仅是习惯的延续，是精神的板滞。至于“泥古不化”，这是文化的末路。 

（45）

在沉默的宇宙面前，人类是一个整体。他们可以互相婚配、杂交，以发生生物学上的交往，并通过遗传机制来沟通彼此，共同创造新的生命。他们也可以通过文化学上的交往，彼此联络，创建新的群落和新的群落生活纽带──文化，但可能性不等于确然性。事实上，在被称为“人类”的这个生物物种内部，彼此又各自为政，在隔离状态里年复一年地生息，代复一代地繁衍。人类的隔离，造成历史、文化发展的多种样式；甚至塑造并特化了不同的人种。不同的人种与不同的文化之间，从此形成微妙而清晰的一致性。文化，作为人群面对自然和社会压力时，必定发生的一种现象，品系种族特征与环境要素复杂相乘的“积”。它的复杂在于，许多偶然因素在“乘”与“积”之间起了桥梁殷的决定影响：如领导群落生活的个体性格及其心理特质，以及群落历史所遭遇的偶然事变激起的文化运动──都促成文化形态的变异、生成…… 

（46）

知识，作为人类经验的绵延，作为跨越时空的系统，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不稳定的。简明地说，知识可算得一种沉淀了的艺术；艺术则是探索中的知识。知识比艺术更稳定，得到更广泛的承认，也较少留给主体的活力以施展的余地。

（47）

文化的创造，根本上是个如何满足心理需求的问题。而社会需求甚至经济需求，根本上也是一个心理需求。不同文明状态的人具有不同的心理需求，心理需要总是求新，总是在变，所以社会需求甚至经济需求，也在不断演绎，推出形形色色的历史剧目。不是经济决定心理，而是心理决定经济：现代的广告艺术，就在于刺激新的心理需求，然后创造新的经济需求。

因了创造性而带来的权力，只有继续用该项权力来为创造性去服役，才不会导致权能本身的衰竭、被毒化及最终毁灭──因为这类创造活动，无非是在创造更高的权力罢了！

而一切创造活动的起码的定义就是：它所消耗的反压制力量，要小于它所制造的反压制力量。低能耗，高聚能：这是创造。高能耗，低聚能，这是颓废。若不是为了创造的缘故，颓废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48）

对于本书而言，西方式的论证要让位给东方的断言。细细论证，必须在相近似的文化圈子和共同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功效。宛如咀嚼只在食物与肠胃配套时才有功效。对于精神革命的发难者来说，他面临的巨大困难是必须创造新的食谱以适合新的胃口。细细咀嚼还提不上议事日程呢。因为这时即使有了论证也无人能够领略它，更无人愿意接受它。论证的说服力远远不及胜利造成的新适应力来得有效……精神革命的发难者没有必要的闲暇来安排自己的论证程序，好在今后的千年历史将产生足够的学者来为他完成论证并为他制作论据。 

（另起一单页）

第二论说 

异化论说

谢选骏于1975年开始写作的《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原名《王者之言——中国的四季书》）中，这样讨论了“异化”问题，兹援引如下：

（01）

异化是指人的创造物同创造者相脱离，不仅摆脱了人的控制，而且反过来变成奴役和支配人的、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例如专制政治就是一种高度异化的力量，专制政治不仅奴役和支配被压迫者，最终也将奴役和支配压迫者。

“他人的凝视”，反过来又使“自我”成为“他者”，这就是“异化”的开始——这种“心理异化”，比“社会经济的异化”开始更早。

存在主义攻击本质、规则，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他们自己的“存在”，就是一种本质和规则的延伸；当“存在主义”出现的时候，“存在”就变成了“主义”，“存在”就被“主义”异化了甚至消融了。

（02）

现代热衷的话题──“异化”这一人生的病态，却是近代文明的骄傲。这是在机器时代巨大的求生压力下形成的癌肿。为了活命，人不得不沦为零件，定价售卖！为了生存，人不得不被编成号码、纳入程序；不得不在其它力量的驱赶下被迫活动。那是人去适应文明环境的结局。因而反压制势力（“适应”），又一次变成了内在的压制。

我想说，人的异化亦非机器之罪也，那是人去适应文明环境的结局，这是很难从根本上转折的。

（03）

社会的健康，难道要以个体的病态为代价？它在现代社会的表现，主要是要求个体实现所谓的“部件化”。即，把本来“五脏俱全”的人，强行阉割为执行某种单调任务的工具。这在所有“自由世界”、“民主社会”，表现得也相当彻底，且比所谓“极权社会”还要无孔不入……因为它动员的是“经济细胞”，并动员社会部件们主动参与，以“自我实现”？即，为了异化者的利益而“自我实现”！这也就傅斯年在《中国狗与中国人》一文中所赞扬的西方人和西方狗。

在极权社会，这一“强行”经常以“威胁”的形式出现，有时辅之“感化、诱导”──但性质上都要求其工作对象的最后屈服！否则，就将其作为“反社会份子”立即逮捕法办，予以消灭。在民主社会，这一“强行”更经常地是以“利诱”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辅助手段则以“失业、流落街头”──极权社会残忍（“热情得可怕”），民主社会冷酷（“自由得恐慌”），这是它们生存的必需。在这些地方，社会的健康，甚至要以牺牲个体价值、毁灭个体存在，来维持。也许有些不错的折，也许有些调和的努力，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完全协同，说到底是个梦；社会利益的借口，流于极小一部份人的变相利益，大多数人总是被轻蔑地抛在一旁。至于说到“社会需要”与“个人兴趣”的正好一致，那真是偶然中的偶然、理想国中的理想国，即使可能出现，也只昙花一现，岂能长驻不变？

如果牺牲实实在在的个体健康，去饲养空洞不真的“社会需要”（如前所述，它始终只是某些个人意志的变形），也许说不上是“罪恶的”，但又岂能名之为“神圣的”？除非，各人根据自己的处境（“阶级地位”），分别称之为罪恶的或神圣的！以贯彻社会的分裂。贯彻这一切“蔽于现实的渐进而不知历史的绝情”的荒唐闹剧。

如此看来，个人的兴趣与社会的需要，尽管并不协调，却同样重要。如无个人的广泛兴趣，只有社会的刻板需要，历史会停滞不前，人就会沦为一堆无生气的活化石。而过度追求个人兴趣，不顾社会需要（即胜利者的意志）──人间秩序也会解体，陷于无序的骚乱，成为可怕的屠场。

更深入一层来看问题，对富有集体感的个体来说，独善其身，难。因为他怀有的作为个体的解脱，是需要到集体解脱的洪流中方能获得的。他的这个倾向实际包含两个极端：“奴隶性格”和“英雄精神”。

所谓“奴隶性格”，是把自己解脱的希望，寄托在集体的解脱（由自己领导或由他者所代表的集体解脱）上；所谓“英雄精神”，则是在促使集体解放的奋斗中，加剧实现自己的解脱。英雄，也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因为“独善其身”是与“英雄”的定义互相矛盾的。

有感宫的解脱手段，也有心理的解脱手段……

上藤架抢摘葡萄──这便是感官的解脱手段。

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这便是心理的解脱手段。

而后者在现代心理学中，被“科学地”表述为“心理卫生”！

（04）

“动物庄园”的寓言可以这样理解：“福利国家”虽是“理性精神”的有意识产品，却与人性并不切合。因为所有的人性都企图在福利国家的大饼中，切出一块比较大的留给自己：这就是民主政治的真谛。它的最佳缩影无非是──现代化的养鸡场、畜牧地。当然，在更让现代人自豪的“自然保护公园”中，也有更多的“自由”和“新鲜食物”。谁说以上看法是对现代文明的诬蔑？

当然，上述看法有一项重大的遗漏：养鸡场与畜牧国的目标，是杀鸡宰羊获取其肉和其皮毛。福利国家的目标则为保证政治上的稳定，也就是保证选票按计划落入那些权力集团的囊中。至于美学方面的趣味，养鸡场和福利国家颇为相近。养鸡场的缺点在于，还缺乏动物保护主义之类的装饰品。

你要抱怨生活的贫困？但如果生活并不贫困，你又哪里会去创造什么呢？哲学家们，尤其是希腊意义或中国意义的理想（而非现代的哲学教授们的生计），一言以蔽之曰，“抵抗‘人为财死’这一生物世界的定律。”哲学家想抵抗这本末倒置、矫枉过正的反常，但现代文明和福利国家却把这反常推到了极致……现代的哲学教授正是为这反常进行辩护的进行不遗余力的文化奸商。他们拒绝从那些非人的、异化的市场中解放，拒绝挣脱“过度的文明”；相反却卖身为奴，无论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甚至教会学校都在拒绝性灵之真……因为他们只是教书的，不是思想的。

庄子所说的“外物”，本为促进人的健全生态而利用的手段，但现代社会却把这东西升为目标而日趋把人贬为手段，这是人本主义伦理上的破产。到处都有生活。到处都有生命的活动和表现。所不同的，只是它们的附加物（或是它们的表现形式）……从这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在上帝的创造面前人人平等──一切平等。”但这决不是“人本主义”或“人类至上”的可怜附注。人并不是万物的尺度，万物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人的创造，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自然之物的“重新排列”。世界的基本元素就是那样，万物之所以分歧，仅仅在于构造及元素的比例不同。──这种“结构主义”的观点，认定“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用来解释既成的世界十分省力，但却过份缺乏热情了。这似乎是思想的衰兆，一种精神没落的标记。

创造本身到底是什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我们对它的看法。这项规定同样可以用于世间万物：它们本身的性质是一回事，我们对它的看法是另回事，且是更关键、更影响我们生活的另一回事。

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是生存的标识，这种标记预示我们正在兴起，还是趋于没落。因此，并不是“世界观”或“知识”决定我们的命运；而是命运决定了我们将选择并获得怎样的世界观和怎样的知识……“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

人对人造系统是具有敌意的。这样的敌意导致文明的分裂和再生。有时，这一再生也体现为，人对人造系统的抵制、损坏甚至全面破坏。

每当人感到人造的系统正在威胁“自己的真正幸福”时，就会毫无不踌躇地这么“再生”。这时的社会与文化，多是“停滞”、“退化”的，实际上，这仅是假象。因为文化的真谛乃在于“协调”：协调人际社会关系（这甚至是大多数社会革命的目标），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甚至是大多数科学革命、技术革新、观念进化的目标），协调人对人造系统（这甚至是文化积累、生活传统、社会习惯、知识结构的目标）的关系。协调的努力，艰难而痛苦。协调之后有大长进，大长进又会带来更大的大不协调……协调时期，往往被目为繁荣时代，但这是旧事物衰亡与新事物酝酿的“无定河边”。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

（05）

要想使中国回复到它历史上的伟大与隆盛，必先使中国按照自己的文化性格和自己的民族精神来生活。无用的乔饰必须抛弃；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误解，以及基于误解的自卑心理，必须驱散。马克思主义和它的湖南变种毛泽东思想必须扬弃。否则民族文化的自卑感，只能扼制民族的内在活力。而中国精神的智慧，原在于小心地维持着科学、哲学、宗教、艺术这“四大文化天柱”之间的微妙平衡，拒绝全面专政的偏执。而那“平衡器”，就是政治化的道德；或道德化的政治。用古人的术语，是“德化”。

我们无意于评判十九世纪欧洲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禅宗以外的佛学不计在内）的优劣高低。我们只是指出这两种哲学的根本不同，难以准切类比，更难以互相附会。它们各有各的道路；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存在价值。哲学与文化上的异化时代结束了。中国哲学，应在哲学世界占有它理应占有的地位。中国人，不应自行放弃这一地位。

中国人，要是放弃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哲学地位，就等于变相放弃了自己在世界竞争中的现实地位。哲学是生活的第一步，而确立自己的哲学本位，则是民族生活全面振兴的开端。偏重认识的哲学，只知道唯物与唯心的分际。但懂得伦理并尊重伦理的哲学，却用“压制”和“反压制”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去体验宇宙的潮汐、文化的升沉。这，就是中国的心灵之光。这，就是中国的精神之眼。任何外来的强力都不可能长久压制它。你看它跃跃欲试，好像在告诉世界，总有一天它会发出旷世的呐喊。

（06）

一切创造性人物，一切“精神之花”的栽培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总在希求着什么“非分之物”……他们的内驱力不是无谓的，而是微妙的反压制力。不自觉的心理反压制力，这就是内驱力。这就是使他们不同凡俗的根本魔力。

即使绝情弃智的佛陀与庄生，超凡入圣的耶稣与心思缜密的柏拉图，不也在希求着什么朦胧之象、空明之境？尽管他们追逐的客体，是某种远远出人意表之外的本原，是某种不生不灭、超越善恶、不拘形迹的虚无之君……但那追逐，毕竟是一种希求、一场执劫、一个至死不渝的定向努力。精神之花的主人！有着独特的“心理场”：他们的创造因而举世无匹，始终占据其生命活动的支配地位……这是精神之花的前提。他们对人类的生活给予强力的指导与启示，唯独如此，他们成为人类渴求的精神甘泉。

（07）

各种唯心主义者（尤其是被称为“主观唯心主义者”的纯洁派人士）都是这样一群“一元论者”──他们把不同的界域混为一谈了。心理的界域升格为主宰的界域。其实，它本是诸界中的一界而已。究察一元论的主因，在于他们的心过于敏感。敏感了，就过于推崇感觉；就过于认定某一元素的主宰性。但一无的绝对观念，又使他们的智慧，洞察到感觉世界的虚幻性，发现了人的感觉在大千（即诸多）世界的冲突挤压下，是飘忽不定的……出自幻灭的深刻悲怆，出自安慰心灵的无能为力，他们起来宣传，其余的世界才是飘浮无定的，因而形同子虚；只有把得救之道，寄托在心理界域的构筑上……

诸如此类的一元论，其基础是有关“唯界域”的大胆假设；此等假设，以繁多的名目、自相标榜的对立，流行于世。公平地说，这可算是文化人类一大通病。表现为唯心主义的那种一元论，并不是糊涂或蒙昧的结果！而是过于自我中心、又过于明敏的心理产物。唯心主义看到心理世界对哲学和生活的某种重要意义，于是便将之绝对化了。力图用心理世界，去代替并主宰其他世界，从而陷入新一轮的迷误。这在根本上无助于文化人类直接增进自己在其余世界的生活优势。唯心主义的理想精神和功利主义的狭隘精神，就这样构成了生活态度上的缺陷。这一缺陷，来自生存上的病态反应。

实际上，人对其他生物的优势，不仅在于他有“一颗心”；而且在于，这颗心又是人的社会性需要的曲线投影和生物性需要的隐蔽所。

心是切实有用的。它不是观赏品或供奉之物；它是人在面对（与自我对立的）诸个世界（社会、生物、无机等世界）时，千锤百炼出来的一点灵犀。这灵犀起着判断环境、指导生活的功利．作用；同时，也通过宣泄情感来实现自我平衡。心的这种有机能力很难分析。电脑发展的前景，在今天看起来几乎是无限的。但很难设想电脑时程序，能顶代人心的变化而替人设计生活的目的。

没有必要把“心”和“理”混同起来。心是理的原生态，理不过是心的一时一地的表现。用理去研究心，是现代学术界的一项时尚；它用科学的方法和语言，去捕获科学语言以外的东西，以便在各个精神领域，确立科学的绝对秩序。用这种方法（“心理学”）固可弱化心与理之间的不和谐音程，但也潜伏着一个隐患：用一时之理去框架万世之心，用文化的素养代替了本能的素质；用社会性去平衡生命性。

任何决定，包括科学的判断在内，都难以尽除感情的作用。感情的深化与异化，导致意志的改变和观点的转移，以及行为上的重新抉择。人的心理场本身，被迫在各种条件下，成为《老子》所说的“为道日损”的实验场地。

（08）

在文明史中，往往是随着社会反差的萎缩和社会活力的日益低落，作为各种社会器官的社会组织也不免日渐退化，它们的功能趋于衰竭。每到此时，以往的高级文化无一幸免地遭受平庸的理解，动人心魄的精义只引起平淡甚至近乎麻木的反应。随之而来的是，活跃着的精神文化被偶像化了──化作或恶或善的泥塑。

就中国历史而言，这一进程在秦汉帝国、元明清帝国，各自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此，紧随其后，魏晋南北朝与二十世纪初的文化混杂、价值错乱的精神状态继之而起。在这两个社会系统崩溃的过程中，决定性因素是自体的没落，而非他山之石的敲打、撞击。甚至个体的心理性征也会随着文明结构的衰落与解体而被夷平！男不男，女不女，两性的异化成为文明败血症的日常表现。极度的专制，诚然有把君王之外的男子都变成太监的危险，但雅典的民主也同样培养了大批的男妓和同性恋者。文明的困境同样困扰着置身其中的人民。对个体而言，这近乎一个宿命，但对思考的人来说，这却是和社会细胞（个体）的职能消解同步出现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已经到了父亲暴戾、儿子叛逆的地步，那么，整个社会机体的有机过程，就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

我们听到过“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历史叹息声。历史的反思打开了有关“散沙”的秘密：国民性中的“一盘散沙”，是来自个体特征的日渐磨灭。大家在恶霸皇帝面前都一样地丧失了人格，那社会的结构也就夷平了，社会的职能也就瓦解了。大家都“平等”了，反文化的风潮也就涌起了。文化史的废墟时代，也就在毁灭个性、倒置构架、颠倒历史的运动中降临了。

当文明的锐气衰颓了，社会内部正常的反差、活性及其创造力，会突然间急剧下降。如果观察家来到这个时刻、这个季节的文明社会中，他将发现，此社会因其弊病太深，再也经不起活力的冲击了。充足的创造力，给它带来的不再是以往的福音，而是突如其来的灾祸。社会自卫的第一个冲动当然是“遏止它”。作为心理防卫机制的一个本能表现，文明社会及其芸芸众生，会十分省力地转嫁危机与责任，转而诬告创造力不洁净、诬告创造者破坏了社会平衡。制造动乱──这已成为大海沉船时刻的普遍真理。走投无路、动辄获罪的生灵们开会学习，尽其一切卑劣的、暗示的、拙劣的手段与言辞，向创造力宣战。这是一个日趋封闭日趋猥琐的时代。

当文明衰颓了，社会内部的反差趋于弱化，反差激起的力量对比日渐萎缩。岩石的棱角日益磨平，个性流失于无形的群体。有活力的等级差别，被社会的无秩序腐败取代了。而为了抵消无序的破坏，不分青红皂白的全面暴政就会应运而生。所以，法国大革命带来了罗伯斯庇尔与拿破仑──他们的长处仅仅是比法王路易十六更野蛮，也更善于激发群众的歇斯底里。新的专制，成为对旧的等级模糊的一种报复，一个令人吃惊的回答。就这样，历史等于说：“平等”与“暴虐”、“无视权威”与“专横无忌”，是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的，交织为一头反文化的怪兽。它不仅蚕食文化之果，也吞食人性之真。它赞美新的原始状态、新的浑浊。它吞吐的雾气，成为新野蛮冲动的预兆。这野蛮，并非真能退回淳厚静止的原始时代；其结果，只不过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法王路易十五的名言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他死不久，洪水真的来了。──祖宗欠下的债，要出子孙来偿还：路易十四的光辉与暴戾、路易十五的奢侈与放荡，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所幸的是，洪水退后，留下的不仅有荒芜的败草，还有一个重新分化、重新生长着的饿狼充斥的新世界。

陷入了此种轮回宿命的文明社会，并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危险之所在。反会担心合理的反差，将招致社会的分裂。他用这盲目而可怕的临时陶醉，戕害着自己的生机，迸一步打击了业已憔悴的神经系统，从而进入更深的病态。当一个衰弱的文明社会已抱定成见，认为任何休生养息只会加剧自身的危机，那么，它的病灶深层只会加速溃烂。

（09）

把反压制视同为“暴乱力量”或宇宙无政府（出人意外的混乱）状态的普遍肇因，是曲士的偏执之见。混乱与无序状态，本是不可描述者“……”的庐山真面目。真正的暴乱者不是反压制和升华势力的具象、实体，而是那一片看不见摸不着松散弥漫混一宇内的阴性暴君。她沉着、发粘，具有古神话中的“弱水”式的奇能，在她的诱惑下，鹅毛、灰尘也沉入黑色的水底，永劫不复……

排斥力、舍弃力、毁灭为──是反抗她的压制力量的异化形式。排斥、舍弃、毁灭并不等于“增熵”，假如它们继之以吸取、获得、创造。

反压制力，要是最终不升华为创造性的冲动，就等于半途而废。破坏的反抗，始终属于很低水平的运动；高级的反抗，必出之以创造形式。继之以毁灭的，不是那荒芜，而是再生。文化的命运、民族的历史、个人的体验，无不如此。极多的具象与实体，都不会半途夭折，它缺乏完成这一过程所需的能与力──并非无此趋向。这就是反压制力的宿命！正如，“沉沦”是浑沌的基本趋向。

“充满义愤的反抗者”，实际上是创造者。根据经验，即使要逃避（哪怕是暂时的远离）那阴性暴君的无底洞，也需要超常的智慧。而逃避的途径，则为十分艰辛、形态万状的生命之路、自由之路、原创之路。

“顺引力场方向”和“逆引力场方向”，都不是挣脱的捷径。只有既非零度又非一百八十度的离心倾向──无规则地选取乱七八糟的途径，才能收取挣脱的最为灿灿之硕果。以哲学的套语做个比喻：直道的“继承”（顺向）与“批判”（逆向）都不会生下壮实的孩子。唯有在离心运动中独辟新径者，才别开生面，得为天下法。精神上的挣脱，哲学上的逆反，文化上的升华，都是非程式化的结果。但它开辟的新程式，渐渐地也会以此压人。程式与规则，是死者的遗迹与活人的祭仪，是人的头脑对外在强权的攀附、谄媚、合理化。人类的文明越是进步，就是越深地卷入精神上的奴隶社会？（仿佛自主的国民，其实是精神上的亡国奴！）

还是换一个角度吧！

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一个遥远的星系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经验的判断告诉我们，若干光年之前，一次重大的毁灭降落在这气数已尽的宇宙身上。但对更大的宇宙而言，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转换。当此局部的毁灭之际，一个甚或几个新的星系从宇宙的其它角落里走出来，以其涓涓再生为宇宙的代谢注入生机。你能说这个过程的开场处，仅仅是个毁灭？或是个“悲剧”？陋哉！

（10）

“不可逆过程”的哲学意味在于：它是对宇宙命运的物理学表述。压制也是不可逆的。沉沦也是不可逆的。万物命定于趋向“中庸”、“非存在”。场的作用也是不可逆的（逆，最终也只能构成一个圆的回归，然后导向进一步的异化）。不可逆？不可逆。若说确有宿命，不可逆才是最根本的宿命。

但我们（以及其他各种实体）终究还是要趋向于“逆”，否则，又怎能维持存在呢？逆，就是反压制。逆来顺受，则压碎、沉沦、吸住、热寂的“待遇”，将会一把抱住我们，那死神的手臂！而逆，才是存在、生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仅是生活的真谛，也是物理世界的实情；不仅是感情哲学，也是“自然哲学”。

“不可逆过程”的哲学意味在于：反压制、升华、挣脱（自由）、减熵──归根结蒂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但是，作为一种无机、有机、社会、心理的混和存在，难道肯让虚无主义攫住翅翼，肯让阴沉的浑沌扑灭最后一线希望──灵魂的火？

在此矛盾的山谷中，一个启示应运而生，正是“不可逆过程”提供了“壮丽的机会”，它给各种存在以显示力量的不可推辞的使命。肃穆阴沉的“回归运动”──也抹煞不掉这一使命的曾经存在。这一启示对我们有两层价值：

1，它赞许并鼓励跟从命运、抓住机会的雄心。

2，它不被雄心所限，以至沦为“人为财死”的事业家。

它清醒地看到努力后面的无限虚无，从而调节了过度的行为。

（11）

虚无主义只可作为一种认识，一面观世的明镜；而不可作为行动的指南，权衡得失的尺度。在这观世的明镜中，自我否定比自我肯定更珍贵，是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肯定，开始了人的精神征旅。自我否定的圣光，使人亲近超我的至高，从而开创自身状态的最高潮。新的自我肯定，应是继其（自我否定）后而非踞其先，其功能是，把自我否定的革命持续扩大。它指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观念，是对根深蒂固的动物习性的反抗，而非赞助。

文化宿命论时时刻刻占据着程式化的头脑。它以当时而无视历史，以多曲而否定通衢，以人造之物（如经济生产力）去论断人性与人格。文化宿命论，还认定文化受着人所能认识并把握的必然性力量（除了在神话的语言中，这个命题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二律背反）的指使，这样或那样，不这样或不那样地……只能按照单线条地发展着。文化宿命论还以特定的独断的断言：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与特定的人格、个性，根本无缘。它荒谬地断言，人格、个性虽是文化的创造者，却是冷酷的经济力量手中的傀儡。这种非人的异化力量据说有着无限的审能，它能随意地泡制个性、造作文化奇迹、生产“精神产品”──就像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成批成量地生产货物一样。文化宿命论还出奇地假定：如果某个文化天才、精神巨人不幸夭折；那么定会另有一个类似的天才、巨人横空出世，填补他所遗留的文化真空、精神空白，创造出与夭折者可能创造的极为相似的文化业迹──因为，那决定一切文化特征、精神风格的经济力量，要求这样！

文化宿命论是机器时代的人类卑琐心理的一种分泌物。人在机器的压力下，感到了自己的卑微。在哲学上，他学会了把对神能的依附心理，转移到了对机器能力（生产力）的依附上。进而把人的精神活力贬低到了机器能力的附庸位置。研究机器之力的科学，取代了研究恶魔之力的神学。现代人和原始人在这一点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共同意见：忘了恶魔之力与机器之力仅是人的智慧之力的派生物。贬低了智慧之力的机器文明，等于堵塞了自己的活泉，从此走上了僵化与衰竭的自戕之途。

文化宿命论，是文化的桎梏。它为文化的动态发展预先划定了一条条“不可逾越”的静态鸿沟。敢于逾越这些钦定界限的探险者，会因此获罪，被打成大逆不道的文化歹徒。因为这些“犯罪分子”的精神跋涉，都是“未经批准”的！──哥伦布的远航美洲之所以合法，是因为事先得到了西班牙与卡斯提尔国王“经济力量”的赞助和批准！但这并不等于那个“经济力量”后来会因此而轻轻放过他。没有哥伦布其人，也会有同一个人在同一天（至少是同一个时期）去美洲探险！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力量这样要求。──文化宿命论者们几乎这样宣说。他们这样说了，真正有活力的文化也就完结了。这一完结，说明了人格对历史的巨大作用力。

并不需要很高的智能，就能察觉这类理论的虚幻性。因为它把人的历史幻化成一条条由机器的科学、传送带的逻辑、电脑的语言等系列的锁链的组构成的规律了。一切都是被安排好了的──不过唱主角的变了，由上帝变成了“生产”。由于经济力量成了压制文化最方便的藉口，因此，经济力量便需要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以便从根本上遏止文化创造可能造成的社会变革。──这种观念本身才是需要加以变革的！

这种狭隘、瘦削、以致到了刻板干瘪程度的假定，使因果律在无形中被倒置了过来：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势必出现的文化天才与精神巨匠，已从实际上的创造者，变成了假想中的“谋杀者”。既然天才与巨人的出现成了经济力量的被动结果，因此，创造源不再是新颖的人格、奇特的个性；而是那个没有人格、抹煞个性的非人力量。这样一来，一些天才、巨人的出现，反倒在理论上阻遏了另一些天才、巨人的崭露头角。甚至从根本上堵死了这些潜在的创造源的出现。因为一定度数的经济力量只能允许一定数额的创造者出现。所以，这些创造者就夺走了那些创造者的机遇和地盘。以致从根本上“谋杀”了后者。

（12）

自从文明社会开始前后，人类已经在扮演着“理性动物”的角色，推算下来，少说也有几千年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又有一门学术开始冒尖：“符号学”。据符号学的追溯，甚至在史前时代，人们就开始产生了符号意识，因此，符号学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文字产生之前的数万年。

但是我想，这种科学式的追认，和现代兴起的“各种学科史”一样，都还是以现代意识为基础的，其图景去古之远是必定的。符号学兴起的大背景也是如此。十九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和竞争的白热化，致使人们狂热地追求效率，而抽象化以及定性定量的方法，则更能保障效率的实现。在现代生活中，对事物即研究对象的分类能力，几乎被看成是一个人的智能标志，例如某位学者对分类和转述的技术掌握得越娴熟，就越被认为是学识渊博的。这是因为人们面对的现象太纷繁了，简直没有精力去思考它们，急切需要的倒是首先把它们“档案化”，于是全球化的世界首先是一个被档案分类的法则给窒息着的世界。

通常人们评价一个人“是一个符号”的时候，就含有轻蔑的意思，但在实际生活中，情形恰恰相反。人们把某人评价成一个符号是在极度尊敬他。不仅嘴上说，而是从心底里把他看作一个象征，还不够，在把他彻底当作一个符号以后，他的价值才会成倍上涨。犯人畏惧警察，不是畏惧其个人，而是畏惧他的符号力量，即他的“警察身份”。而在身份面前，人的本身价值也就默然失色了。例如一个富国的护照可以使乞丐成为穷国的贵客（许多来华的欧美人士就是如此），而一个穷国的护照则能让任何天才人物被各国驱逐甚至押入移民监狱。

与其说是“科学将人符号化”，勿宁说是社会的集约压力和生产管理上的效率需要，对人进行了符号化。管理一个越复杂的机构，就越需要对机构的各部分加以符号化，尽量排除人性的因素，尽量抹掉其本来具有的特性，将之顺利按入模式、以便推动“更有效的管理”。

在人们批评这种不幸时，谁又曾考虑过，为什么这种倾向得以流行并跃居为一个时代（例如我们这个时代）的统治倾向呢？仅仅是一种“迷误”吗？其实，符号化的潮流并不是源于对科学的盲目崇拜，而是基于竞争的压力。不是冷酷的科学把人变成了符号，而是贪婪的人们把同类变成了符号。更严谨的说法应该是：人自己把他者变成了符号，以便更简单、更有效地去对付他者。

和“外向的”态度相反，人们在内心却尽量避免将自己符号化。这从人们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对“异化”的议论和恐惧，可见一斑。强调保存自己的精神特性和非符号存在的价值，似乎构成了人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内心世界。只是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对外对内采用的是两种标准。

这个符号化的时代，当然不像考古学和恋尸癖学者们所想象的那样，业已由来上万年，而是近两百年内才开始逐步强化起来的。甚至即便在这个最近两百年内，符号的标签也并不是始终都在统治一切的。符号无法杀死、固定人的精神，符号无法削弱人对人的占有欲。相反，符号不过是人类行使自己的贪欲时所运用的工具而已。符号化的表现，仅限于推动群众对他人施行异化或诱惑强者异化整个社会的野心。但符号化不可能是彻底控制人性，其表征之一就是心情的冷漠会像传染病一样扩散开来，它使人孤独、窒息、厌恶生活，而这，则会反过去破坏对符号化的极权统治的基本信赖。

符号化与工业化、都市化的压力一起来临，形成一种人际沙漠，导致现代人在内心深处的孤独，无法缓解的绝望症，使得每个人都渴望自己非符号的那一面，得到他者的承认、尊重和同情，这甚至构成了各种卖淫行业的勃兴，从影视明星到发廊小姐，都在从事所谓“理解万岁”的活动。这一口号的社会背景和心理根源，就是都市化带来的极端冷漠。然而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希望尽量少花费力气去对别人作出“理解”（其实是谅解）。于是，人人都在叫喊孤独，但人人又都不肯去为别人解除孤独。

结果能在符号化、概念化的操纵以外去认识社会，只是极少数智者的专业。与此种心理倾向相合，每个人都梦想获得自由，同时又情不自禁地想要限制他人的自由。现代中国人所理解“自由”就是喧宾夺主；现代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就是造反有力。例如毛泽东主义者一心一意要限制整个社会的活力，以便把垄断的权力留给自己。同时，他却强求整个社会容忍并支持他“限制社会自由的自由”。

这听起来矛盾极了，近乎不可思议，但却是自我中心这一生命本能在工业污染时代的特定体现。其实正如前面所说，对人进行符号化，决非科学之过，而是人本身的贪欲所致，这一贪欲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就体现为滥用符号，这一贪欲就像原始人对待神灵与自然那样，来对待科学与社会，在将外物绝对化的同时，外物却显出了它的虚幻性。但这种科学的偶像崇拜，并非神灵与科学之过，而是人自身的态度所致。例如“杀死了上帝”的，其实不是科学。

（13）

一个事物的“精神价值”，是与这一事物“未被认识的程度”，密切相关的。在各种以往的宗教与哲学中，无不给予过生命尤其人的生命以颇高的评价。但那是出自古老的神秘感，出自对生命诞生的不解和幻想。可是在现代科技活动中，人们不但解释了生命的形成，且能透过实验方法做出来给你看，如试管婴儿的诞生，不就和牛马的配种完全一样吗？甚至更不自然，更可以操纵。你说，面对如此具体可见、可以重复制造的生命，还有什么神秘感可言呢！还有什么和“东西”不一样的地方呢！

在这种背景下，人的神秘感只能寄托到另外一些不可见的因而是超越生命的观念上去。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实存的生命的意思。相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在现代当然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要恢复对生命这尊古老偶像的原始崇拜哪怕再多给它几顶文明的桂冠，恐怕已经绝了路。即便求助于类似柏格森所谓“生命之流”式的玄虚狂想，恐怕也是枉然。因为生命的神话被生命的科学取代了（而不是杀死了）。已经破灭了的神秘的大生命，却没有途径下凡来，超渡身处异化绝境的具体生命。

“伦理观”到底意味什么？用一句老套的话，它是一个“目的”呢还是一个“手段”？它是一个促进人生幸福的杠杆呢还是一个应该无条件为之献身的偶像？即使独裁者能在新的时代恢复旧的伦理，他能使复活的旧伦理再度复活其原有的功能吗？如果能够，独裁者就不需要集中营与劳改农场来强制推行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反动运动了。

在新的多国条件下，旧的一国规范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说，这种名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国规范还有一点什么价值的话，那也只是心理意义上的，为研究旧人类缅怀旧事物的反动能力，提供了活生生的当然也是血腥味十足的素材。孔子式“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情绪兴许是高尚的，因为那只是思想家自己的高兴，对社会却说不上有害。但是专政者就不同了，他手中的刀枪使他的喜怒哀乐可以变成“十年浩劫”和“百年孤独”。而让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并不是一种正在消亡的东西，而是一种反扑回来的东西，例如，袁世凯没有做成的“窃国大盗的事业”，毛泽东却做成了，而且规模更大，程度更深。

（14）

“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其实来源于“组织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某人受到某组织的压迫并感到痛苦时，他才会投靠其它组织或自行建立一个组织，以图对策。他于此寻求抵抗力量并取得保护。正是这种“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某组织内部的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越是残酷，一个组织的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也越是残酷。因此，要探讨个人与某组织的关系问题，就要先到该组织以外的社会关联中去考察。换言之，组织与个人关系的形成史，不能局限于组织内部，因为这一关系的起源与动机，都是来自组织以外。

任何“神圣的组织”，都是起源于个人自保的动机，然后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日益增强的、来自其他组织的挑战。这时，组织成员要么退出组织，使自己处于更无防御的处境，要么使自己日益异化，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而人身依附关系的日渐加深，是与组织之间斗争的白热化程度成正比的。除非组织之间的竞争受到法律约束或合理限制，否则个人对组织的人身依附关系既无法缓解也无法改善，最后只有沦为雷锋那样的奴隶主义标兵。文革的红卫兵其实就是发扬了“雷锋精神”：“对待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而对于一个战壕里的同伙，这个冷酷无情的家伙也要“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当某个组织自己感觉受到其他组织威胁时，会加强对本组织成员的人身控制，黑社会、地下组织尤其如此，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行走在法律之外。它们用恐怖手段先从组织内部加强抵抗力量，以便强化抗衡其他组织的外部压力。如果组织之间的对立与竞争达到竞相兼并的程度，并成为组织关系的流行模式，那么也就迎来了该组织与其内部成员关系史的悲剧时代。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共战争之后，连退居台湾的国民政府都“搞起了白色恐怖”，因为不如此，就抵挡不了已经进行了二三十年并且吞没了整个大陆的“红色恐怖”继续前进，吞没台湾蕞尔小岛。而主导白色恐怖的蒋经国其人，原来就是苏联共产党员，是斯大林亲手训练过的，他后来选择同样共产党出身的李登辉担任继承人，也不是偶然的“失误”。这仿佛说明，只有被“红色恐怖”训练出来的干将，才能领导吓得发抖的人们，通过“白色恐怖”去自我保护。

若把这样的关系叫做“异化”，还是好的，正如承认“白色恐怖”确实存在，说明此人还有良知。如果把恐怖活动看作正当，甚至奉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则说明此人异化程度之深，已经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完全成了组织的附庸和奴隶。

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异化与大规模的机械生产联系起来，看作近代世界的一大特点，因此是正常的。按照这样的逻辑，个人异化为组织的杀人齿轮，异化为雷锋式的奴隶主义份子，作为“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以后的精神现象，作为“文革”的预演，作为社会被异化为黑五类与红五类的奴化过程，是情有可原的。

这个看法是过于孤立了。它忘记了放肆的“理想主义”故意不看这样的悲剧发生，其实是有重大的个人因素，那就是“战场效应”，那就是从战场上提刀还乡的屠夫，如果没有更高权力的监督，肯定会把刚刚用在敌人身上的“手段”，重新用在百姓身上。如秦嬴政杀伐六国殆尽并不满足，接着杀伐百姓，贪得无厌，残暴寡恩，没有能力进行追本溯源地反思，终于陷入异化的悲剧而不可逆转。毛泽东不如秦嬴政但模仿秦嬴政，他在“内战”、“镇反”之后，并不放下屠刀，而是“继续革命”，镇压同路人（反右）、整肃全民（文革的全面专政），结果血洗整个中国大地。他好像忘记了，秦嬴政就是由于这样“继续革命”而成为全民公敌，最终灭亡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并不是毛的发明，而是所有草头王的通病，例如洪秀全对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李秀成的杀害、驱逐、疏远，结果毛泽东一死，他的家奴反戈一击，使其家族成员被彻底清算，自相残杀的结果，使得继承人后来也沦为俘虏。

个人的异化是组织硬化的结果，而组织的硬化则是组织之间残暴行为的结果。如果忽略时代的嗜血倾向，一味局限在某组织内部着手改善组织与个人的关系，甚至提倡组织内的个人独立性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那是枉然的，所以党内改革从来只能被“镇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封条，奉命闭嘴。

这是因为，“组织对他组织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个人的独立性。组织的意志既是个人意志的俘虏，也使个人的判断受到组织行动的扭曲。长此以往，构成了一种病态的关系：组织的决定具有充分的盲目性，但却受到了偶像崇拜式的服从。

本来，组织是由个人组成，当然可以说个人存在比组织构架更为宝贵，更何况组织的智慧归根结蒂还不是个人的智慧？病态的关系来源于：组织与组织之间展开白热化斗争的现代，个人如果不是依附甚至寄生在某组织内部，也就永远无法出头，即使商人，也要依附商业系统、寄生在金融系统内部，方能财源滚滚，实现自己的贪欲。除非你一心想当个流浪汉，否则不论党政军学商工农，无一不为五斗米折腰。况且现代人不怕折腰，就怕折了腰还得不到五斗米。这不用害臊，因为第一个折腰者，而且是“竞折腰者”，就是自称“人民大救星”的人。

这种严峻的现实，彻底粉碎了个人的灵性比整个组织还要宝贵的良心判断。因为这个崇尚暴力行动和物质利益的时代，是个灵魂意义的睁眼瞎，这个时代看不见五米以外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个人价值的降低，还是组织扩张的结果。即某个组织内部人口越多，则每口人的价值越低。给个人以较高地位的，多是些小规模的城市国家，或是高度自治的联邦国家。古希腊的城郊，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城邦，以及近代以来欧美的联邦，都是如此。中国先秦时代的区域性国家，由于其规模较小、版图不过今天的一两个县，人口还不到今天的一个小城市，所以还能给予个人较高的地位。当然，随着秦汉建立了长城，监禁了整个社会，放下了铁幕，个人就被淹没了。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上第一个建立铁幕的，不是格鲁吉亚的斯大林，而是陕西的秦始皇，其铁幕就是长城。而坚持“四大伟大手”的人，自己承认不过是斯大林的学生。

（随着铁幕长城的矗立，个人的独立地位消解掉了。所以谢选骏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中提出的长城批判，其实就是铁幕批判、义勇军进行曲批判。而1988年写作的《河殇第一稿》所批判的“黄河心理”，指的就是“延安精神”，正如“舞龙”指的就是扭秧歌。）

人数的增多，尤其是随着“统一”而来的剩余人口的大量涌现，使个人的价值受到了蔑视。独裁者既然没有了敌人，他也就自然不再把人民视为人。因此无论是自封秦始皇还是被谥汉高祖的家伙，都有足够的理由和机会表达了他们对个性的厌烦和对独立人格的羞辱。

（15）

未来的人们当比今天的未来学家们，更清楚地看到他们自己的问题，因而能更准确地创造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案。如果说今天的未来学家们还多少能够预见到未来，那也只能是在今天已显露端倪的问题上而不是在全部问题上。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和解决未来的问题。今人不必替他们操心。 

人们需要规划未来，仅仅是因为人们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这就是渴望把握现在，而现在又是在流变之中。因此，探索未来的秘密就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说到底，现代人无法包办人类的未来或未来人类的命运，他最多只能在自己的未来学理论中提出或试图提出一些设想而已，如果他想用这些设想去“指导”未来的生活，那么，一个理论越是完善，反而越难承受其细节与常识的不相吻合所造成的破坏性压力。正如一座建筑越是精巧，那么拆掉其中若干关键部位，也就越容易从结构上摧毁它的存在。例如马克思主义国家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过于完善而趋于崩溃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人对未来的设想已经过于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这与现代城市文明发展得越来越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的趋势，有惊人的一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文明社会，使得任何一个小小的措施失误，都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任何一个局部的更变，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全局性连锁效应。因此，当这些局部的改变还没有成熟到足以自立的时候，就会遭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强大反抗，经常不得不被迫终止。大凡成熟了的文明，都会面临这种结构化的困境。人在这个结构之中，却已经无法改变这个结构，更无法脱离这个结构。因而，“异化”的观念弥漫开来。人感到了自身的渺小、脆弱和无力。人面对自己造出的文明实体，变得束手无策。特别是现代文明，不仅已经成熟了、结构化了，而且还变得自动化并已失去了控制。在这种格局中，要推行那样一种方案即把人口大规模的从城市迁到农村去，其压力是任何一个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都无法长期承受的。在“文革”期间，失业过久的老农毛泽东由于年老体衰而突然怀念自己的童年种地生活，于是命令城市青年下乡垦荒，使得中国倒退半个世纪。如此小规模预演了“返回农村”，尽管还是半途夭折的，已经使得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6）

人为什么会自杀？自杀的本质和动力是什么？

这些问题实际上导致了以下问题的提出：人为什么要生存？生存的本质和动力是什么？

这种连锁的问题，使自杀现象获得了哲学反省价值。通过对自杀心理的揭示，人们将得到理性的启迪，得到比各种马列主义党校哲学教科书更为真实的人生醒悟。

古典式的看法认为自杀是人类特有的行为，因为它可以把动物的自杀简单归到“魔鬼附体”的名下，而中国传统的鬼怪故事如《聊斋志异》也描述人的自杀与鬼魂急于投胎有关。但现代生物学的大量观察，却提供了很多不合鬼魂投胎解释的例子。研究表明，小至老鼠，大到海豚与鲸，其集体自杀的数量是巨大的，鲸类的高智能，并不能阻止它们窜上海滩等待死亡的来临。

动物集体的自杀行为，使自以为人类才懂得“生存尊严”因而懂得实行自杀的人们，不禁为之发呆，因为生命的常态毕竟是“追求生存”。人们知道诸如此类的集体自杀是不正常的，即罕见的、因而是“变态的”。因此按照古老的说法去简单指控它们魔鬼附体、精神错乱，也不失为简单有效的。

但显然，这不是什么精神错乱。很难想象一大群动物会突发性地同时传染上了精神错乱症。除非，这不是指生理的病，而是指心理的反应。人类也有集体自杀行为的记录。和对动物自杀的了解相比，我们还是对人类的集体自杀行为的动机了解得更清楚一些。七十年代末，对发生在南美洲的美国“圣殿人民公社教派”集体自杀事件的调查表明，自杀的动机，虽有宗教上的理由，但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现实生活的超负荷压力，而为了结束生活中不堪忍受的屈辱、烦恼、压力等等，自杀是个简便的方法。

由此可以想到，集体自杀与个体自杀其实还是有某种区别，而集体自杀更便于我们解析自杀的性质。它可以否定古典式的解释，即认为自杀是疯狂消极的行为。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个体的精神错乱是可以接受的，但说一个群体突然从生理上同时发生了精神错乱或不可控驭的病理心理，则令人难以相信。哪怕这个群体不是人类，而是前述的动物。

特别需要考虑的是，自杀行为尽管与生命的本能冲动的方向相反，但它的出现本身依然是这一本能的某种延伸状态。尽管从常识判断这种延伸具有非常变态的一面，以至异化为自己的对立物。例如，自杀只是行为表现或行为后果，如果从动机看，导致自杀的动机其实还是为了活得更好一点。这种更好一点至少有如下两种形态：

第一，怀抱逃避苦难的动机去自杀。

第二，怀着追求永恒的动机去自杀。

对一个远处的旁观者来说，要从自杀行为的结局去区分上述原始动机并推导其心理差异，虽然相当困难，但毫无疑问还是应该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动机。

更有甚者，在有些刑事案件中，自杀者实施自杀行为，是为了栽赃复仇，其动机无疑是为自己的生命力量寻求出路，尽管这是最后一搏。这与出自对生命完全绝望而实施的自杀，是不同的。可见自杀行为和对自杀行为的看法，还是要以每个时代人们的风俗习惯和心理倾向作为轴心，甚至连自杀的方式也像流行病一样受到榜样的驱使，例如某些追星族模仿偶像的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但风俗与自杀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表面的、外在的。要透彻地理解自杀问题，必须盯视自杀中的哲理：生命反对生命；生物自行结束自己的行程。

还有的人从“安乐死”这一特殊角度去看待自杀问题。这种角度受到现代福利主义影响，使我想到是否由于自杀含有这类福利贪图安逸的倾向，原始基督教才极力反对自杀。基督教的基本人生态度是殉教式的，而不是福利主义的。但奇特的是，基督教对现世的蔑视虽和普通的自杀者外观相似，但精神的动向却绝然相反：蔑视现世的宗教反对自杀，而贪图今生的哲学却支持安乐死。

殉教与自杀，貌合而神离。具体说，安乐死的含义是把死亡当作人生的终结，追求安乐死的倾向，虽会导致自杀，却表明自杀者对现世看得很重，这与殉教的冲动完全相反。

再如，当一个人进行自杀时，旁观者出于慈悲的动机而砍掉他的头颅以减轻他的痛苦，这种他杀并不等于安乐死。因为有些为了承担责任而进行的自杀，其动机并不是在追求安乐死。好像武士道精神的实践者，是以认输或是谢罪的自杀为美为荣耀的。而为减轻其死亡痛苦的断头力量，也并非来源于其自身。这些自杀者的心境，决非出自西方福利主义的考虑，而完全是东亚文化的产物。如先秦中国的贵族也是如此对待人生的。这种人生观，不同于世俗的福利主义，也不同于基督教教义，甚至背离印度次大陆的佛教观念。

安乐死是一种最消极的自杀。而其它许多自杀则出自与安乐死完全不同的动力。比如说最常见的一种是兵败自杀，是为了负起责任。殉道性自杀也不是逃离苦难，而是为了肯定自己的价值信念。如诗人屈原的自杀，不仅出于绝望而且意在到另一世界去证明他在此世界已经破灭的信念。屈原是相信另一世界的存在的，他自杀可能是为了去“打官司”。因此，这种死是殉道式的。陆秀夫和南宋末帝的投海自杀，为的是抵抗蒙古铁骑的俘获，以保持中国人最后的上邦尊严。这一尊严的消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后死亡。这种自杀，不是去追求安乐死，而是为肉体以外的尊严去牺牲肉体。

还有一种自杀，我们可以称之为承担或逃避责任的自杀，过去读《清鉴》、《清史稿》，看到太平军与清军激战的情节时，常能发现许多满清官吏在成败失地之后，就走上了自杀的绝路。开始我对此甚感吃惊与迷惑，心想，一个腐败的异族王朝，怎会有如此忠心的汉官为之献身呢？照理说，假定它有这么多忠心耿耿的官吏，又怎会招致如此的腐败，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溃不成军呢？但细想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满清官吏的自杀，是为了逃避他将为失败而承担的责任和随之而来的严酷惩罚，按照满清的律条，如果与敌交战不利而失去守地者，不仅必须赔上身家性命，还将面临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妻子儿女沦为奴碑、充军边疆。但如果他事败后自杀了，那就可以被视为一个尽职的官吏，一个烈士，甚至被追封什么烈士的尊号，家属老小当然可以免遭囹圄之祸。中国有句俗语叫“畏罪自杀”，在满清的事例中，它获得了生动的注解。畏罪自杀，为的是逃避比个体死亡更可怕的灭族命运。正是这种制度造成的僵死力量，才使得那批颟顸无能的“满大人们”竟然获得了“杀身成仁”的勇气。而在文革中，情形恰恰相反。

与满清同样起源于东北地区的林彪集团，横扫民国军队，直下海南，建成新朝。但是他们却把“畏罪自杀”视为更大的罪过和罪名，自杀以后的共产党干部，不仅家族不能赦免，还将进一步受到镇压。但即使如此，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还是自杀者层出不穷，多过满清千倍。何以如此呢？因为压力更大，即使株连家属也在所不惜了。因为共产党的目的不仅在于追究现行责任，而且在于追究历史过失，所以把自杀行为的受害者叫做“死有余辜”。

今天，我们在讨论自杀问题时，要分清上述不同的自杀行为具有各自的动机和动力，而不能从结果出发，将其混为一谈。

分清自杀的动机、动力和行为后果等不同现象，十分必要。生活的复杂性告诉我们，看来相同的自杀行为背后，有着截然不同的动机和动力。而另方面，有的行为动机并非自杀，而是履行义务，但行为后果却必须以自身的死亡为代价，如自愿殉葬、献祭或舍生取义的革命行动，如传说中的一些战斗英雄，因其强烈自觉的攻击性，演变出“同归于尽”的自杀攻击。

下面我们要作的一个分析，在虔诚的信徒们听来也许是亵渎神圣的，但却是真实无误的。即，那种“全心全意献身给一种宗教或信仰的生活方式”，也带有自杀倾向。尤其各种新兴宗教，具有狂热气质的信仰形式，都鼓励自己的信徒向异端的思想势力作拼死的斗争。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斗争的结果，是个体的必死无疑。这些新兴教义等于是在鼓励自杀，而许信徒明知坚持信仰将失去生命，仍然兴高采烈地含笑去死，因为根据教义，这种间接的自杀等于是选择了永恒的生命。他们是想进天堂，而借用敌人的手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狂热信仰者普遍认为，纯洁献身的人们死后，灵魂能进入净土。“信仰成了谋杀的工具”吗？不然，其实是现实生活的过度苦难，使人厌世，极度脆弱的心灵早已准备好，准备接受任何一种极端学说。

殉教的死亡方式，看起来是他杀，实际上却是间接的自杀，因为死者是自愿的，否则可以随时退出这场死亡游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称之为“借用他人之手施行的自杀”。具体说，当某人知道自己坚持某种行为就会招致死亡，他还是坚持不懈，就意味着他身上发生了两种情况：

第一，他是为了照顾某些方面的利益而决心自己做出牺牲。如为了帮助同伴，为了国家而战，为了去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等等。

第二，他是已经极度厌世并其实产生了自杀的冲动，只是出于各种考虑或顾忌，他并不愿用自己的手去完成这一杀害，于是他就借刀以自杀。他很清楚，这样做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坚持他人不容的行为，甚至通过触犯社会的绝对禁忌而走向死亡。而许多新兴宗教教徒的殉教行为，是基于他们对现世的全然绝望。“崇拜唯一真神”这种彻底的虚无主义态度，当然也彻底践踏了一切已然的规范和社会的关系。而这，必定诱使主流社会去动手杀害他们这些异端，从肉体上消灭这些“已经榨取不出油水的社会渣滓”。

（17）

现代全球文明所产生的规模空前的扩张，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和焦虑，因此要求作为神明而被供奉起来的科学符号保持同样的张力，以便这个世界不被拦腰折断。

许多思想家都承认，现代文明将人异化的程度超过了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在无所不在的压力下，人不再是人，而成为工具，人不再是自己，而沦为一种编码，就像狱中囚犯，被称之为“xxxxxxxxx号”。在发达国家中，人与人生已经成为计算机中的“信息”……叫做“社会安全号”；在落后国家中，人与人生也已成为国家监控的“对象”……叫做“身份证号码”。正是在这种焦虑中，信息时代也将是一个传统面临全面解构的时代。

用符号去代表并描述存在，是人的智力创作，它大大推动了“增产节约”的集约化过程；但，要使描述“符合于存在”，在哲学上则是一个不大可能的事。因此，我们只有从“否定语的层面”去理解这一代表性，才能比较细致地看出它的时代内涵，因为只有从它的“无意义”性的角度，人类才能意识到自己正在越来越深地陷入其中的符号化的陷讲，因为他实在没有能力摆脱这一陷阱。

（18）

经过一百年徒劳无益的“国家与革命”（这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僭主列宁的一本纲领性著作的书名），经过把国家当作战争机器的“总体战”疯狂，欧洲人终于明白，人类为此付出过于沉重的环境代价，于是环境保护和绿色和平运动兴起了。他们认为，“错误的宗教就是那种允许牺牲人以外的自然来满足人本身欲望的信仰。”按照这一逻辑，那么整个人类文明也就等同于一个错误宗教的剧目了。说到底，那种“为满足人的欲望，在道义上有权利用宇宙的思想”，并不仅仅是一神教所哺育的“科学主义信仰”的特性，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核心，是潜伏在人的自然性格（基因）中的一项贪婪的本能。因此，这种思想也必定在各种多神教的信仰中，有其根深蒂固的存在。哪怕是在以合理主义或务实态度相号召的中国儒佛道诸派学说那里，也同样根深蒂固地存在这种意识。

即使西方的种种“人本主义”，不也是以“为满足人的欲望有权力利用宇宙的思想”作为内核？即使绿色和平运动，不也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这种保护并不是以大自然为目的的，因为人类毕竟还没有进化到宇宙代表的程度。人本主义在“为人民谋幸福”方面可能是与科学主义别无二致的。甚至可以说，科学主义不过是人本主义的一个极端：恶劣的人本主义（如马克思主义）甚至企图借科学主义之手火中取栗，这正是所谓“早期马克思”（1844年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手稿）的人道主义倾向和“晚期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其实这里的区别根本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说的那么“本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份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因为反省并赞同“异化理论”而遭到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整肃和清洗，但那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斗，无碍大局。正如九十年代又冒出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份子，提倡马列主义的内部改良。这种“早晚马克思主义”之争，是企图在“反对革命”的时髦中让马克思借尸还魂。

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导演的“农业集体化”和“极端工业化”所造成的人命损失、环境破坏、道德瓦解、社会沙漠化相比，倒是以神权主义特征的中世纪宗教信仰在这方面表现得缓和一点！因为，原始基督教以及流行于整个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时期的天主教、东正教，在道义上毕竟是以抵制“人的欲望”为宗旨的，并且否认人有权力为了世俗的生活而滥用宇宙的资源。说基督教的一神倾向天生地包含以人类的欲望为中心而去滥用宇宙资源、牺牲宇宙万物的倾向，那是陷于现代唯物主义泥沼中的心灵所作的最后的挣扎，是一种超历史的“反思”，而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19）

把上帝说成似乎仅仅是自然本身，也就是说那种产生、安排、维护宇宙每一组成部分的自然影响力……它不再是至高的“天帝”，不再是公正的、全能的群神之首和万物的仲裁者。在中国人的著作中，人们见到的只是精心炮制的无神论和所有宗教崇拜的异化。（引自李明：《中华现势续录》第二卷第181页）这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哲学”！

“可见的天与作为万物之理的天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体、用概念间时关联，对中国人来说就像基督徒区分创造主与被创造物一样，带有根本性的意见。”（J·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

──从这种意义看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当断其为中国文化之衰与基督教文化侵袭的结果！因为，张氏把不可分割的体用，给分裂了。

“中国人对创世毫无所知，不相信灵魂永存，分不清人的灵魂与动物的灵魂，除了想象后者要迟钝些和前者精神些。他们不承认天使和单纯的圣灵，只承认物质的和肉身的……他们不承认天国和地狱，不承认来世的惩和赏，因为他们相信都会灭绝，他们对任何东西既不恐惧也不抱希望。”（利安当：《论在华教团的若干重要问题》第76页）

中国哲学不是“不知道”和“分不清”，而是“拒绝承认”，是“相信另一种原理”──依据那种与万物合一的神人观念，他们“既不恐惧也不抱希望”。

这就是零点的所悟！

而希腊文化则过份夸张了这种违背零点哲学精义的思想：它向听众指出人生面对的巨大选择──永久惩罚或永久幸福，其后果之严重实际上没有一个凡人可以担戴得起。基督教就利用这不知所措的状态（人人都愿意追求快乐，但又怕承认快乐之后的严厉惩罚）来加强人的焦虑，使人要么遭到肉体的幽闲，要么受到良心的威胁。结果是把尘世的快乐变成了尘世的磨难；再以此与天国的永福作比，来增强人的由衷不满。最后，通过宣布人的灵魂与人的肉身的两重性，戏剧性地分裂了人格本身！

与此相反，零点哲学是来指出人的现时性、共时性与混一性的。它拒绝对“现在”作出超乎现在的说明和许诺。它明晰：任何许诺永远都只是“现在的许诺”而已：“兑现了的”许诺不再是许诺，且无一合乎原先的许诺！它不仅拒绝从时间上分裂人；而且拒绝从空间上分裂人，如把人分裂为“灵魂”、“肉体”或诸如此类。它也将撇开现代流行病──把人集团化（阶级化、民族化、种族化、优劣化等等），并据此加以异化；而直接洞悉人、理解人以致最终地爱人如己。只有混一了人，才能爱人如己？

（20）

人除了是他自己之外，什么都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那样大，以致互相攀比除了是一种心理的和言语的游戏之外，几乎毫无意义。但异化了的世界与文明却向人作出了无限的许诺，使人产生极度的错觉、以为自己什么都是，甚至是一切，是一切美丽绝伦之物的集大成者！而且是永恒的，可以像基督（那样也就是像上帝）那样美丽的！

这样，每当他看到别人万一真的优于自己的时候，就好生不乐，就格外“敏感”！原以为天下之美之幸运之能耐尽在于己呢，现在知道山外青山楼外楼，焦虑生焉！

人啊人，甚至连看到野生动物的快乐，他都极欲分享，都会嫉妒眼红呢。他既要人的文明，又要动物的逍遥，还说什么逍遥是什么文化的模式呢！真是一篇动物庄园里的领袖寓言。这厮既想毫无保留地攫取欲望，又想获取他人的美誉──这个幻想着面面俱到的宠幸之星！这样的错觉，怎能不使这人沦为可怜的东西？

但实际上，他除了是他自己之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

（21）

道家尚圆儒家尚方。谁更好呢？

须知，“存在”与“意识”也不是分裂的！而是构成一个更人之圆的两个横断面。这圆形之神被一些智力刽子手杀死并肢解为西半，他们把这一半叫“存在”那一半叫“意识”。但这一切五光十色、纷纭无尽的客观存在──究其实际，它们的本原都是创造了“心”与“物”的那大圆园。“心”分化为“心流”、“心波”、“心潮”、“心灵之光”，在我们内心深处光鉴四表的大明澈中，曾把易化视为主观的客观投射……它作为一个“异化了的我”，实际上，A的儿子B并不是A，也不是A的另一个儿子C，C与B同为A之子，它们仅仅是A之子或C与B！

必须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一旦越过──思想者就会堕入自我中心论的迷蒙泥沼中……这一限度就是，必须承认“太极”、“易化”本来是一“超级实有”，是从可能出现的思想中涌现出来的极品！毛病仅仅在于，我们所谈论所感觉的“太极”及“易化”，可能是扭曲的。即我们的心的属性。即C于B。它们免不了要渗入我们的幻觉，从而失去A的特性，而只是A的“影子”了，即，仅仅是C与B。

须知，易运、易化、易道之秘，并不之是我们的“心流”、“心波”、“心潮”、“心灵之光”，而是高于我们心灵的那大圆的属性。是我们的心与那大圆的奇妙化合。因此，不同的心所照见的“易运”、“易化”、“易道之秘”是大不相同的。有些“心”，则根本无所照见，只觉得一片混沌。甚至比单纯的混沌还糟，是自以为明澈无限的大混沌。这样的“心”，是业已塞了本绝了源的浮渣。世界上这样的心居多；这种状况，正是哲学的用武之地。

和那些挂着唯物主义羊头的哲学肉铺不同，我们并不把习俗认可为“正常”的一切视同“真实”。

真的不必正确，正确的不一定真！人的感觉之表象和人的要求之表现，本身就处在永不固着的迁化之中，“正常”的服饰可能一变为“反常”的装束；“正确”的磐石可能一举化为“错误”的烟云。但“真”却不会蜕化，它不会沦为假的，除非它原先就只是流俗心目中的仿真。

人们只需要“正确”（知）与“正常”（行），因为需要生活上的便利。尤如人们为了更有秩序地生活，也需要一顶帽子（知）和一双鞋子（行）。帽与鞋固是人所不可少，但其款式却不是固定不易的！旧去新来，一切常流，才不腐朽。──聪明的市民郡知道，时装的常新机制在于它的周而复始性──一个新的款式，对相隔了几代的更古老的款式，也许只有些微的改进，时光仿佛倒转。其实，高级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旧去新来，变化无多，其秘密在于“周流”二宇。

人的认识的变易，并不仅仅表明“知识的进步”；更重要的，它意味着人们需要的变化和与之相应的观念更新。想从“文化积淀”的角度去说明所有一切文化潮流的演变，那该是多么荒唐：是人的需要使人的认识升格为“真理”，而不是这真理在事实上或在后人心目不再荒诞不稽。

人类把“持久需要”化做了“永恒真理。

（22）

唐人李翱曾在他著名的《复性书》里刊布了许多陈腐的说教迷雾。但是，此人有一点功绩却不容抹煞，他肯定了人的天性自有其高贵的、无法“净化”的气质。进而，他且视恢复这些天性──去掉遮蔽它的尘埃，而不是“改造”其本身──为人世间最有价值的事。这是新文化的至上功德！我们尽管可以不同意他对人性的理解，更不同意他关于普遍的良善的人性之假设（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有关人性分析的腐臭前提，应该终止了），但还是被他的诚挚深深打动了。

复性，在李翱的笔下也许已经被误用为一个推进沉沦过程的借口（他那道学化了的“性”，是多么接近空想社会主义式的沉沦啊！），但我们如果有力量接过他有关“复性”的思想火炬，又何尝不能树起表彰人性、反抗沉沦、剔除（至少是淡化）异化的旗帜！社会主义不该在历史法庭上成为沉沦过程的辩护律师，所以，复性是要复自然天性，而不是复道德人性。

对于一个强有力的人生──沉沦不必是其固定的命运。

沉沦，也许是万物运行的趋向，是难以逆转的“物”的规律，但正因为如此，“灵”会起来反抗的！万物也许并不都有其灵，但有灵的人却不甘于物的命运！他对俄国人说：“我看到你们的上帝是强大的，因为他把我们的神从天上撵了下来。但是，我们的神终会起来反抗的──即使再被推下来！”

反抗沉沦──就是恢复人的自然天性，某种完全不同于物性的灵性，他要求“逆境的美德”，它呼唤为，仅仅为了一步上坡之路，舍弃十步下坡之景也是值得的！

这种意义的复性，该是最高的人性价值所在，如果人性还有任何价值的话。诚然，这晶莹动人的思想之滴流中，包含着多少数不清、道不明的但却明白无误地呈现着的真德。

有限的人，本该拒绝讨论无限的东西。相对存在的人，本该拒绝探索绝对自在的东西。人与神之间，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说神，不是在“讨论”，而是在“瞎猜”。庄子早就以“有涯随无涯”而断之以“殆矣”的诊语，明确指出了这种以小测大的虚妄性质。

（23）

“我”是多么孤独！比寒夜的孤星还要形只影单！星火还可以相互辉映，而“我”却没有对应者，可以互辅光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吗？不。这个“天地精神”难道能不是“我”的一种异化或一枚定时炸弹的爆破烟云吗？它完全是待我而存在的……“独与”者，不过是自我和影子之间的自相陶醉罢了？

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思想难道是人生的真谛吗？或许，它描述的恰是人的本来状态（本来状态，像“天要下雨”一样自然）──人生的寂寞就此又横添了一分寂寞，人生的孤独于是变成了近乎绝对的“无言”。“谁也不理解我”这句生活中的牢骚，得到了哲学上金科玉律的证实！它仿佛一瓢透心的凉水，浇在一颗没有屏障、毫无防御的心。难怪古代诗人开口闭口地乱叫“孤魂”……“孤魂”──好一个生龙活虎传神的汉语词组！

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的精神”是根本不存在的子虚之谈。

只有个人的精神、特殊的独立的感觉体系，以及“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精神世界的自生自灭。

精神的世界永远是寂寞的。有无数的鸿沟横亘在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之间。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可以超渡彷徨其间的心灵。只有当人被引向误解和迷途的海市蜃楼──那么飘渺、那么动人心魄，充满无限的活力、生气勃勃──降临时，我们才悠然发现，它实在要比世界的真象所能给予我们的印象更深、比现象世界更能直接激发人的观察力、想象力、爱慕之情。

心永远孤寂。所以它时不时为自己开辟一小片繁华的、充满假象的菜地，为的是逃避命中注定飘荡着“智慧之苦”的人生之野。它时时引来一些“同调”──其实他并不了解他们，不论是最粗扩的还是最细腻的。为的是躲避他的处境、逃避人永远是孤寂的这一事实。

无怪先哲们总是告诫说，“知道”与“理解”是不一样的。“澄清真相”比“创造发明”更难，因为它永远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而所谓“理解”，无非就是“我的发现”，是我所创造的神明！这当然它带有不可避免的主体色彩。所谓“理解”，无非就是“把我投放到事物中去”，以构成一个雄奇壮阔、绵延不已的“精神世界”。这精神世界是被虚构的──其目的在于“安慰我的寂寞”、“陪伴我的孤独”。它本是“实用主义”的，尽管给自己涂满了浓妆淡抹的油。所以，哲人们说，他的学问（“哲学”）是生命之光──是给孤独黑暗的意识世界送来一点宽慰和温暖的。

我们假定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是因为我们仿佛能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并在这精神中照见了一个“世界”，一个初而陌生与恐惧、继而或恨或爱的、终而意欲夺取与占有的空间。这真像神奇的照妖镜里突然映现了遥远时代里“陌生而无法理解的妖魔”。我们的精神就是这样观照我们的对象！仅仅属于我们的对象！我们怎能不热爱这仅仅属于我们的神奇莫测的尤物呢？

（24）

除了“我”和“我的属性”之外──人从哪里去感受什么“精神”？“精神个体”即使存在，它们也不能沟通，因为还没有一条“精神遥感”的途径可供攀援。所谓“精神交流”必须藉助于某件非精神的工具──它怎能摆脱这一工具的限制与异化，从而达到真正的、直接的交流呢？“精神交流”因此成为一句动听但虚假的许诺。如果有人大言不惭地说，“我感到了某种精神”或“他的精神打动了我”（译成古代偶像崇拜的表述方式，“我看到了神”、“神赋予我以神力”）──那就表明他已可悲地沦为这一许诺的牺牲品了。

既然精神交流不可能，那“我”又怎么能知道其他“精神个体”的存在呢？这表明，纵情谈论“我”之外的什么精神──是一种过于大胆、盲目的冒险。这种有害的假设，结果沦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一种现代人特别欢呼着的流行性虚伪！

我看不见精神；我只能看见一些形状、一些色彩、一些符号……。

我听不见精神；我只能听见一些风声、雨声，一些乐器的碰撞，一些人口、乌舌的摩擦，一些录音薄膜的震荡──研发出的某种声波。

同样，我已摸不着精神、唤不着精神、吃不着精神──我只能摸着、唤着、吃着一些东西；据说这些东西可以刺激我的感觉，可以让我生出精神。

（25）

近代中国的杀戮，是否表明文化的更新必以民族的衰亡作为代价？至少，得列为一个前提性条件？

在一切古国，能保持文化连续性的唯有印度和半个中国，而能在保持文化连续性的同时，又保留民族独立与政治统一方面的连续记录的，则一个也没有。巴比伦、埃及、希腊、印加，不是亡国火种，就是文化异化、种族混杂了。阿拉伯、日本、俄罗斯、欧洲诸小邦，都是在西元后五、六世纪新兴的，要察看他们的这两种能力又还为时过早……而中国凭借汉字，确实维持了意识上的一贯性，在这样一个外表下，文化异化、种族混杂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难怪中国的稳定是立足于压制个性和文化大发育之上！且是政治性的连锁压制！

面对这样一个残花败柳的中国，力欲民族复兴者，其唯一保留的条件、唯一保持的方同、唯一保证的冲动，就是复活一千年来遭到外来奴役和钳制的中国精神，复兴一千年来遭到内部压制和奴化的中国本能！──为此，我们愿为任何一个能满足这一历史性要求和宗教般渴望的力量效劳！愿我们乐此不疲。

必须反对宗主外来文化的殖民地恶习，必须抵抗民族价值感的堕落趋势，必须祛除“学虎不像反类犬”的邯郸风尚！这是我们唯一的呼声！中国民族需要聆听思想领域的“救亡进行曲”！再也不能就此沉沦做洋奴，遥步埃及人、印加人的后尘了。在这个鼓动种族本能的时刻，一切良知未泯的中国人准备好了没有──为了自主地位而驱逐外来的多毛偶像！一切可以想象的奋斗与牺牲，也许是必不可免的！

至于上述历史方向可能选择的路线、所配置的色彩、所寻求的形式、所运用的口实──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不拘一格的，它怎样搜索其燃料、劫取其材料，就更是信手拈来了，批评家们不该抱有过多的挑剔和事后的聪明。一切既成的方法或是“文化产品”（请宽恕这个产业时代的病态词语谓语！）的崇拜，是压制创造精神的，是压迫人性的天然流露。一切权威的文化产品，或多或少都是消极的！它们在依循自己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并不真正切合人性的实际；但它们却根据自己的惰性强迫人性服从这一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无形结盟的暴虐统治──直到新的革命突发，以同样的暴虐，强迫法律作出剧烈的改变。诚然，光荣传统以其“中央的权威”，威胁利诱着一切软骨头与依附狂，逼使他们服从死亡的规范。

活人，怎么能崇拜死人的理论呢？因此，中国若非决心灭亡，就一定会出击，讨伐那些供奉外来政治文化的尸位集团！

尸位集团一度号召革新精神并以“个性解放”自我标榜，但由于他们心存不良，最终掌权后即以各种规范和传统结构，去限制、钳制以及控制了个性，他们的理由仅仅是“不合规定”！谁的规定可以一笔勾销中国的生命？何况一切习惯不过是清流之下终年积累的淤泥而已！只有人性的真情流露才是潺潺汩动的清流本身！习惯多不合理，不漂亮，也不仁慈──习惯本身作为一种基本消极的遗留物，是被历史之流给冲刷下来的游离物，现在却反过来压迫本应是它主人的创造天才，岂不谬哉！──这一谬哉，才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行径。

（26）

史家曾经论说，“罗马的信仰危机”是由于大批东方移民的涌入造成的，后者带来了完全不同于罗马──希腊文化的“东方的宗教文化”（如波斯的和犹太的）。所以这种意义的“对外开放”，反过来对罗马造成的“衰亡作用”，比学者们已经认定的还要多而广泛。与“世界的罗马化”同步，“罗马也世界化”了。罗马因此逐渐失其特性──“罗马人的美德”，完了。

类似的“文化异化”所引起的革命作用，要胜过文化内部的自新运动所可能拥有的革命作用十二倍以上。所以，西方世界的文化革命成功了（其结果是一千年之久的“中世纪蛹体”），而犹太世界的文化革命反而失败了（基督教革新犹太教的失败）。古代中国（魏晋以先）的文化革命成功了（其结果是儒佛道混一的唐宋元明清），而印度世界的文化革命反而夭折了（佛教与耆那教革新婆罗门教之不果）！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日本与苏俄的影响（包括他们的殖民活动，经济侵略的与政治控制以至输出革命的煽动……），先后发生过巨大的作用。下半叶以后，随着二十年孤立主义时期的结束（一九五一/一九七一），美国的影响又取而代之。

在文化异化以外，一个民族当其由原始进入文明的“转折时代”，所形成的偶然性极大的传统，对此后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根性作用和持久的暗示力。事实上，一个文明的民族实难改变自己的传统，以长期蛰伏在某种外来的宗教或是政治的控制之下。尤其像中国这样具有独立起源的庞大民族。当然，中国现代化的完成，终究得靠自己的内力，并沿着自身的逻辑前行；就像罗马的衰亡，也终究是由于内力不济。

罗马帝国的信仰改变是与大量东方奴隶的移居同时进行的事实，有助于说明，何以罗马帝国终于接受了基督教为国教，然后蛮族入侵，国家瓦解。其实，不是基督教瓦解了罗马，而是移民（先是东方移民，后是北方移民）瓦解了罗马。而更有效地保持了本国人口数量的中国，才能最终同化五胡、融化佛教。

南北朝时，中国涌入大量北方民族，但他们都是尚未文明化的，这与罗马的高度文明化“东方奴隶”性质不同。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偶然性”，再加上汉字强记方式比罗马字拼音方式具有更强的同化力，终使中国被“保存”了下来，步入类似于东罗马帝国的快速复兴。这正是佛教的大不幸，也是东正教的大不幸。

国际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剧烈竞争，中国必须主动进入（否则就“被动进入”──如塞涅卡说，“跟着命运走，否则就被命运拖着走。”而这一竞争（其途径是通过自新，重新退回到区域国家的立足点上！）的态度，仿佛在呼唤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国人，必须打碎传统的全盘。而不仅仅是“和传统观念实行决裂”。传统，来自各种渊源──不仅有“古代”的，也有“近代”的，不仅有“国学”的，还有“西学”的……如果有人问道“什么是传统？”我们将答道，“就是那些死去已久并对活人的思想和生活进行控制的文化模式！”

只有打碎“全盘的模式”，将之还原为砖石土木等建筑材料，新的思想才有用武之地！才可能以现有的质料去体现新的设计，实现一座中国之殿的营造。

（27）

《老子》有言：“上善若水”。生命界整个趋向于“中庸性格”。“寻求伟大者”，若无相应的内力──就会因超常的压强而夭折。真正的伟大者，像一只孤独觅食的鹰──他必须攫取猎物以充实自己，以便飞得更高、更远。而对猎物，这一循环便意味着牺牲──所以伟大者，带来伟大的压力。力量的转换成为生命的大艺术。“节能”成为生命的第一原则。而投机取巧、选取捷径、不择手段、寡廉鲜耻──从绝对值的角度去看，竟也一变为成功的前提。因为它们最无顾忌地发挥了生命的内在潜力……

平均主义、中庸之道、中国式的“做人”──是生活波澜之敌，它力图使河水变为井水；再使井水变成淤泥。使流动于两端的生命之水变成寂然不动、不偏不倚的样板，它是老化者的理想之石？但却压得青年透不过气来。青年还有着很强很强的反压制活力：这是生物的年龄特性决定的：个体在早期的发展，有助于整个物种的自保、适应与发展──他们还没有衰落到甘于“持平”的地步。因为丧失了冲力的“持平之‘平’”，不利于他们的长期发展，只对行将就木的朽败者有利。精神上的青年，渴望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天平和法码，也渴望那种能够保障自己生长的和平，从速降临。为了新的平衡，他们也许首先需要攘扰和骚动；为了新的和平，他们也许先要诉诸战争。这战争之无法回避──尤如新陈代谢之轮的不可逆转，尤如长江后浪之击碎前浪……

诚然，未经社会予以规范、选择的创造力，是光怪陆离而自相矛盾的。这不足怪。创造的本质与源泉，是一种实验甚至是一种游戏。是一种把幻想付诸实施（不偏不倚地说一种“验证”）的行为冲动──功利主义者只承认“有影响的”和“成功了的”创造行为。而把“看不出成效的创造”贬为“想入非非”和“胡闹”。他们就这样给“创造性”、“创造力”、“创造行为”──穿上了小鞋，甚至不惜为此涂上一层人造的神秘色彩，从而用一种类似原始宗教的方式，把科学和人道主义推到了“对人进行异化”的深渊边缘。而在小心翼翼的仰视者看来，这深渊却是一座神圣的悬崖──灿灿夺目、高不可攀。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就是如此仰视悬崖的庸俗透顶的功利者──以便吸取创造力的一部分结果（同时排出“多余”的即“超出一时之需以外”的），以养活自己的“系统”。

人的总能力是有恒量的。在这方面消耗得多些，留给那方面的就相应少些。同时，特化的表现，对其他方面的表现则潜隐着牵制甚至是抵消的作用。时候一到，就会表现出来。有人讥讽运动员们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批评了一桩十分自然的事：精力都流淌到肢体上去了，批发给头脑的也就所剩无几了。

同样的道理，失落感是种很有力量的东西，它不仅意味着丧失与背离，还意味着回归与再生！大的创造，总是崛起在一个失落感特强的时代。关于“世界末日”的种种预言，并不表示世界真的要完结了；而只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洞天快要开辟了。从相异而相近的另一现象看，也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领域内失落感特强的时期，也正孕育着新王国新秩序的悄悄临近。失落感，多少实体从中奔涌出来！

（28）

世界上概有两类天性，由自然先天根植人心之中：一种是人身上的天性，一种是人身外的天性即“自然规律”。这两类天性趋向于人，汇归于人，并在和谐与争斗的交替中，给人以更高的和谐。于是，只要人们愿意和谐，和谐就和欲望一样垂手而得。只是人们不要和谐，而想从破坏和谐的“斗争”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所谓“天性”，不是粗糙的本能、欲望本身，而是由本能、欲望产生出来的、不可遏止的“言行特征和本能趋向”，因而可以把宗教、艺术和科学都归结为“人类天性的体现”。个人的天性，有时体现为神秘的灵感，有时体现为激情与热忱的如献身精神，有时体现为老成持重的诡诈与阴险。但无论如何，天性在根本上是反抗异化的。

要知道，大自然早就把第一类天性（人身上的天性）的良种，播撒给我们了，只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分歧不定，种子迄今发育不良。有朝一日我们除去了文明的伪善和野蛮的陋习，伟大的发育就能兑现。不信吗？试看第二类天性（人身外的天性即“自然规律”），大自然的有条不紊，不急不躁，显示了多么强健的天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多少圣哲从中取法，返思，并获启示，因而恢复了被日常的经营所遮蔽的天性。大自然，不论是阳春明媚、仲秋清新，还是疾风暴雨、闪电雷鸣，都不失其有条不紊，不过给人的印象、好恶各有不同罢了……谁若不能体会这和谐而目之为“错乱”，那就说明其自身的生存状态陷入错乱罢了。这正如患了精神分裂症的人，反以为世界是分裂了……错乱者不认识自己身上的第一类天性，甚而曲解、蔑视那支配了万事万物的第二类天性即“自然规律”。生存的压力、生存的私欲，蒙住了人的眼睛，使人们看不见天性的黎明，反把人造的黑暗当作自己的文明。仿佛黑暗更能荫蔽自己的罪恶？这与天性顽抗的文明，令人心硬、愚昧，于是在者沉溺于人造的赝品，仿佛坚强、自足，几乎无所不能。然而如此，则“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况且，“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老子·四三章》）。例如，道德律的基础，是确保生民之利益，后来，人们把道德的教条神化了，道德因而僵化了。其实，道德的框架该是随时迁化，以期映合各群落、各风情的生存之流。世界在变，有活力的道德亦随之而变，并不坚硬。世界的本体静而不变，道德的不变本体即是维护人的天性，不受物欲的戕害。清除多余的纷争，协调分歧的利益──时而以和平，时而以战争。

道德的天性之存于人心其实是同等的，在这意义上，不妨说“人确有同质性”。尽管人们善于造作道德说辞以证明一己的私利，致使各种道德横生抵触，但人们的自我防卫机制由何尝不同？因为，每个人都极为自爱，更重要的，每个人都“以恻隐之心来保卫自己的安全边界”。所以，哪怕天性中深受颂扬的恻隐之心，也是永远指向“利之所在”。天良，不是对贪欲的否定，而是对贪欲的牵制、肯定以及更根本的成全……因为只有适度的克己，才能常胜；由于长期的利益所在，才形成了习惯与情感。而权威与圣者的光彩，也无不源于情感、习惯、利益。结果造成了“道德的起源”──也就是说，道德源于天性中的贪欲。也就是说，由于违离了自己的天性而趋于极端，造成一边倒的贪欲，结果，贪欲堵塞了贪欲，造成痛切的反思、刻苦的用功，形成了限制贪欲的贪欲──道德。

（29）

人的“中期目标”常常是以牺牲短期目标并改变长期目标为代价。结果会发生两种情况： 

1、中期目标支配了人的日常生活，从而使人异化为目标的奴隶； 

2、中期目标偷偷被提升为长期目标（特别当你力量所限，一再推延中期目标的达成），结果使人“玩物丧志”，把手段变成了目的。 

人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生灵，所以，他不仅能为自己的处境镀金，而且总是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人生来注定就是要流血的：红的或黑的，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以这种藉口或以那种藉口。

（30）

人到底是不是“符号的生物”？ 

我们说，不是；因为其他生物也有自己的符号。从直接意义上，人仅只握有符号而已，但他并未变成符号。但从间接意义上，握有符号本身，也使人自身多少有些符号化了。这就是“异化”，是人的符号化，是在使用工具的同时自身的工具化。而文身，则是符号化、工具化的具象体现，一种不乏美感的体现。 

人原非隶属于符号的生物，但由于文明，由于集团化，由于经济的压力──他所行、所思甚至所欲、所惧的一切，都与符号结了缘。这比文身运动更为广泛，但又不乏有趣的相似性。当人们看见一个妇人长得很顺眼，就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她具有某种美好的性格；而当嫫母被纳入符号化了的视觉模式，人们就会想到这是资质平庸的形象化。其实，这两项判断或解释，常被经验证明是错误的。因为生活是无法遵循任何一种形式逻辑的。符号化的视觉模式，近乎“成见”。在这里，姣好的或丑陋的面容，不同的身体与风度，都被理解成了一种符号，成了推理程序中的数据，成了类似文身图样的那种据以判断入的外在依据。 

身体语言是一项形象语言，而如文身或服饰之类则是附着于人体的另一类形象语言，是固定于活动着的人体而本身却相对稳定的形象语言。但文身的、服饰的语言，毕竟以其不断更迭的丰富性，构成了一套无所不包的符号系统。 

一千年之后，当人们回顾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将会为服饰时尚的迅速变幻而感到眼花缭乱。时装变化双轨交错：一是不同文化集团的服饰在空间上呈现的变化；一是同一文化集团在时间上呈现的变化；最后则是两种变化的大规模交汇。这些变化是如此迅速，结果，撇开质地与裁剪的水平不谈，现代服饰在样式与颜色上已超越一切阶级与集团甚至民族与国家的分野。嬉皮士、雅皮士、牛仔裤，代表的只是一种文化的倾向，却不仅仅是集团化的社会势力。这就是现代文化的奇特性，这就是现代文化语言的结构化。 

服饰本无意义，但习俗给服饰以意义，这意义对人生作出了规定。人通过服饰使自身的意义明显起来。服饰因此获得了实质性。《礼记·王制》篇说，天子的使命之一是“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给服饰以国家典礼、历法、法律、礼乐制度同等的位置，可见重视程度。《王制》篇还把改革制度和服饰的尝试，看作叛逆一种行为。（“革制度、衣服为畔，畔者君讨。”）《礼记·月令》篇记载，天子的服色还必须与季节的变化相一致：春季着青衣，夏季着朱衣，秋季着白衣，冬季着黑衣，而黄衣则是常服。显然，天子服色的规定，已不再局限于社会示范的功能上，而是扩及与宇宙节律的终极协调。这种神秘观念，赋予服饰以宇宙法则的言语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天子用服饰的语言，对自然说话。

与文身相比，文明社会中服饰的社会规范性更强，因为它在公众生活中更为可见，意义遂更明显。随着文明化，文身越来越成为一项私人的“言志”象征或小集团的归化标志。原始社会（图腾制）中的文身功能，让渡给了封建社会（等级制）中的服饰功能。“正服色”成了社会意识形态规范的重要方面。这也正是改朝换代社会政治变动，必与“易服色”的文化改革相联系的心理基础。 

例如，随着大一统长城时代的衰落、解体，中国服饰的意义也起了变化：审美内容被突出了，并被逐步推向首位。我们不再因为不肯穿满人的服装就被杀头了，这就是“时装运动”兴起的历史大背景，也是以“好玩”为动机去实行文身活动的历史大背景。例如，我们注意到，在西欧社会的传统时装中心巴黎，时装大潮的争奇斗妍，是在反等级制的人权大革命之后开始高涨的；而法国革命前流行于贵族小圈子以内的时装竞赛，也对封建制度的瓦解给予了一臂之力。当然，这是封建贵族们始料不及的，他们是身不由已地加入这一历史的行列的。 

人权社会是建立在经济分权的基础而非政治专利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大变革不可能不影响人的服饰观。所以，现代社会的来到，也就表现为服饰制度的解体，表现为时装热潮滚滚而来。 

两个社会两种服饰观，表明服饰确如文身一样，是人的语言。可以脱下的服饰表达了各种的文化精神，正如不可脱下的文身图式同样表达了多重的文化精神。文身世界，悄然广延在身体与服饰的语言之间。与身体符号和服饰符号所拥有的功能相比，文身这个符号体系及其功能在现代文明中多少有些秘而不宣的味道。这是因为，这是一个退化中的世界，是一个逐渐被服饰取代了的世界。但即便如此，文身活动毕竟还是凝缩着人的生活信念，这使文身世界从时间的意义说，构成了一部“信念的活史”。不同时代不同人的文身活动，诉说着各自的生活信念，飘载着各自的生活形态。只要你深入到文身世界中去，就会发现那些图样和装饰决不是缺乏意义的。最起码，这体现了一种原始的勇毅和悠久的传统。而经过恰当的转化（解释），它就能变为另一种动力。 

文身活动不是突发的或一蹴而就的心血来潮。尤其是全身型的文身，它必须经年累月才能完成。仅从毅力的角度看，它毕竟不失为惊人之举。它不仅是艺术，不仅需要技术，而且还需要稳定的信念作为支撑，去完成这一工作。不论你怎样评价文身这一现象本身，你都不得不承认，这种有计划刺伤人体的原始艺术，对人的意志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没有信念，谁能忍受一种长期的、周而复始的痛苦？像是文身那样？ 

这是从积极方面去看待文身。 

若从消极方面分析方向的功能，则发现“异化”的悲喜剧，早在史前时代就开始了。文身，不就是人的非人化象征吗？刺上龙纹，不就是祈求人为龙子吗？刻上凤凰，不就是念祷己为禽王吗？文身所造就的，正是一种原始文化意义上的“符号人”。 

“符号人”可以有两解，一是“对人进行符号化”，一是“符号化了的人”──这分头体现了“符号”一词的动词性和名词性。前者具体落实为文明的进程、节律；后者则为文明的结果。因为这种因果联系，这两种状况都可以构成理性批判的对象。因为主要产生于文明社会的理性批判的锋芒，向来都是指向文明社会所产生的种种恶果（它并不是简单指向原始的淳朴或“野蛮”），仿佛一种自体免疫系统，以此抵消或平衡自体的弊端。 

但现在发现，“符号化”的意向早在文明社会诞生之前就有了。这将为现代思想家们提供一些什么启发？ 

分析一下文身现象和造成它的心理基础吧，“把人变成符号”、“符号化了人”的根源，并不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压力下，不在文明社会分工的细密化进程中；而在原始人类的集团化的压力下，在神话与巫术意识的古老躁动中。神话与巫术的意识，渴望无止境地提升人，从而把人提升为超人即非人。这就是原始文化中的异化冲动，是古代一切宗教的基本冲动。 

现代文明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外表，与神话、巫术和宗教是大不相同的；但在要求无止境地提升人并把人集团化即把人类区别为分割为对立的集团方面，则有着精神上的一致，它同样在不顾一切地渴望提升人的活动中，把人改造（而不再仅仅是“幻想”）为超人即非人。 

这就是现代文明中的异化冲动，是各种冒充科学的非理性狂热，各种披上了学理外衣的妖术。──它的历史性进化，是从观念的幻想世界跃变到了实存的改造涡流。道路与方法变了，目标与真理则一。 

（31）

挪亚的方舟也是隐喻了人与文明的载体（方舟）。 

集团化的压力在文明与野蛮交界之际就造成了人的异化，从此，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求助于某种异己的力量。这是就人与自身的关系而言。若就人与自己的创造物的关系来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合构而成的生存工具（也是“依据”）越发达，人的本能力量就不免越是弱化，人对自己创造物的依赖就越深；人不再是独立的而是和他所创造的文明环境融为一体，正如没有马，牧马人就寸步难行。这也是一种异化──人被自己的创造活动给对象化了。 

在工业文明中，人的这一宿命越来越显明起来；但这一宿命绝不是自现代文明始，而是在最古老的神话就得到了最深刻的隐喻。《旧约·创世记》：“上帝对挪亚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大地……灭绝地上的一切。……你，要选用上好材料为自己造一条船。” 

──这船就是“方舟”，这方舟救助了人类，随后又禁锢了人类。 

人们的身体虽然离开了方舟，但他们在文化上、心理上再也离不开方舟，离不开这个避难所而兼囚牢的奇妙圣地。于是，他便发明了各种替代物以弥补挪亚的方舟遗留下的真空，这就是被称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部人类创造物。在这种意义上，人已“异化”为“方舟中的旅客”。 

挪亚和方舟──人类和他的文化。 

“上帝对挪亚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大地……灭绝地上的一切。……你，选用上好木材，为自己造一条船……”──《旧约全书·创世记》 

挪亚的神话表明，人类文化有两种功能，一是用来应付自然，改善物质生存的环境；一是用来联络人类，通过提高人的精神素质增强人的能力。前一种功能被人叫做“自然科学”；后一种功能被称为“人文科学”，或“艺术”、“宗教”、“哲学”…… 

这个古老的事实，早在《圣经》时代（公元前十至前七世纪）就被发现了。著名的洪水神话挪亚的故事，就用神话的语言，概述了人类对文化双重功能的朦胧理解。 

挪亚是个神话形象，是人类文化之创造者的象征。《创世记》上写道，他是古代地中海东区三大种族──闪族、含族和雅利安族──的共祖。 

这个神话有历史的影子：三个种族在古代和现代都有密切交往，埃及科普特人、北非柏柏尔人同为含族后裔，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为闪族后裔，而欧洲人、波斯人、印度人，则被视为古雅利安族的分支。而他们之间不论友好往来，还是互见兵戎──都促进了地中海区文化的发展。当然这一切，只是“高加索人种的故事”，言不及义（不及其他人种）…… 

传说，“上帝”对人类违背他的意志（神话语言称之为“罪恶”）感到震怒，下决心发动大洪水以毁灭整个人类。但挪亚是个好人，于是心情矛盾的上帝启示挪亚造一条巨船（方舟）以自救。获准与挪亚一起登舟的还有他的整个家族（他的儿子闪、含、雅利安等族的祖先）。挪亚在“上帝”的启示下，为逃避大洪水的灭顶之灾，造了一只133公尺长、22公尺宽、13公尺高的“方舟”，装载着他的一家人以及世界上的各种生命。持续一年的大洪水，毁灭了方舟以外的一切生灵……在希伯莱话中，“挪亚”的意思是“安慰”。他是文化的创始者（亚当则是人类种族的始祖），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创造者群像的缩影和代表。文化助人抵御自然，故团结众志并创造文化的人，即为人类的“安慰者”。 

洪水，是凶暴无情的自然力的化身，它恣意侵吞缺乏文化准备的原始人类。“方舟”是文化的象征，人类除非获得文化，否则只有毁灭。在“方舟”里渡过了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的各种生灵，无一例外都受到了人类文化的洗礼，它们不再是大自然的纯粹产儿。大洪水退后，上帝与人类和万物“订立契约”……从此不再毁灭人类，而世上的万物都要“惧怕人类”，“归人类管理”。人类文化史的晨曦就这样出现了。 

（32）

有机的封闭系统，普遍具有排它性。但是，这种封闭，是种族存在、延续的前提；也是个体发展、转化的条件。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个排它的大小宇宙，一个个自成体系的圈子，一个个你要么被同化（以便换取一张入场券）、要么被排斥（自由的代价是孤独，的“场”。生物圈、文化圈在功能上都是一个“场”，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杠杆，是近乎力学原则的那种“吸引”、“排斥”；近乎生物学的“同化”、“异化”；近乎文化学的“融和”、“消解”…… 

本能上的封闭和行为上的开放；原则上的利己和策略上的利他──是生命在茫茫宇宙中安身立命、寻求前途的两面相。为了促进本位的壮大，不仅需要移动和交流，以便和宇宙能源进行交换；还需要适度的群体隔离、自我孤立——这是被人类升入反思领域的大智慧。移动、交流，被叫做“自由”；群体隔离、自我孤立，被视为“独立”。人们把自由和独立并列，并不是出于逻辑上的混乱，而是由于人在本能上需要这双面的本能。 

追求自由的冲动和热爱独立的意向，在生命的总体运动中交互地推向高潮。生物场和文化场的开放与封闭，因此构成人在宇宙中的行为交响乐的两个基本的主题变奏。而自由的基础则是独立，是自己存在。死亡者固然与自由绝缘，依附者也只能仰望自由的星空，尽管有人谬把死亡与解脱、自由等同了起来。生命，是在隔离中生长起来的，文化亦然。──“隔离中的生长”这一命运，是与“有机系统”这一存在始终伴随着的。隔离中的生长，具有多种形式：如地理性的，超地理性的时间意义上的。“人类”受到多层的分割，彼此孤独。但是这却在不意之间为文化的多元发展，为文化的丰富性，提供了最大的保证。

（33）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记住了，便想说。记得太深，便有满腹的心思意欲倾诉。如果不记也不说，万事就无从厌烦，如果忘掉了你在循环（你被掀入一个自己控制不了的进程，且是这进程的儿子与祭品），你的厌烦就会突变为创造的喜悦。如女人与孩子的关系，就是这样。被强暴的女人如果保留了她的孩子，也就饶恕甚至爱上了施暴者──这就是人心！ 

“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人也不纪念。”──这正是被精神遗产之重负给压垮了的精神，发出的吱哑声。人活在世界上是为了要别人来纪念么？这样，就太沉重太异化了。人活着仅仅是因为他活着，所以才变着法子活下去，于是活得不那么难受，成了生活的第一要义。而纪念，则是那种很少有人能从容消费的奢侈品；所以它不该也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准则。 

 

（34）

爱情是种族习惯的“超文化”。人把爱情以外的文化财富搬来，堆在求偶对象的面前，作为一种被奉献的彩礼，去赢得对方的欢心，也文饰自己企图诱骗、攫夺、霸占性资源的原始动机。如果转化得美好，可算一种“结晶”；转化得极恶当然也是另一种结晶。上帝则是人的自恋情结的“对象化”。人把对自己的赞美和热爱积攒下来，喷射出去，异化为一个偶像或观念树，仿佛由此而攀登上了永生的天柱。 

人的意识总是把自己看得较为高尚和极为重要。这本是一切生命形态的内在基础。这种“迷误”本意是要促进人的种种活动并有效地保障其最低限度的存在──否则，人就会因“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而过于自卑，并伤心地死去了。 

自我感觉的这一虚境不仅强烈表现在个人感觉中，也强烈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意识中。不这样，似乎社会的活力就会削弱。所以一切初生的社会都盲目地相信自己，而对自己的存在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一切，进行反省、分析、怀疑、批判的社会，是已步入其晚景了，即处于深刻的衰落中。在这种意义上，当今的西方世界却是陷入深刻的衰落之中。所以，自信不仅是生命的必要，而且是生命的必然。它带来安定感、安全感；有效节约能量并引来圆满的光。 

但自信和自我中心、盲目的自尊，也会反过来危害人的生存。过度的自我意识带来致命的压抑感，消耗了本应用以更灵巧地维持人生的能量。它本身这时却变得不再生育。 

渴望不死的焦灼感就是一例。面临死亡时的惊恐本是动物的本能；但将之升格为一种意识甚至理论，并企图找到妙方以使生命永存──就是人所特有的了。在埃及人那儿，我们看到了极端的情况──人活在世上的主要目的好像是为了找到一条通向死亡的康庄大道。这样，生人只是死人的培衬，那里因此迷惑着压抑的神秘。而到头来，这种气氛只能抑制生命的真正冲动──使整个社会的高级神经活动趋于麻木不仁。 

 

（35）

一切文化和社会上的种种建树（包括充实经济力量的要求和精神文化上的定向努力）──其渊源都在于人性的两重构造。人是如此迫切地需要，在社会与个人、文明程序与生物本性上──求得某种切实可行的妥协及其平衡。

两种基本力量，体现为社会性与个体性；或是文明秩序与生物本性──它们的本质是压抑力与反压力──它们互相消长，彼此渗透。它们的力量对比，永远不固定：它们之间地关系，有时一致，有时歧异。

而“社会生物学”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勉强的一元论倾向。它企图把上述两股力量混为一谈，人为将它们拧成一股。这样，反倒使自己的努力，陷于矛盾的纠葛中。而把人的一切社会行为的渊源，都归结到他的生物性上去，有使生物本性横遭文明化的危险。这一倾向，使人的生物本性冒着被曲解、被伪造的危险，使得人自己身上本来已经虚伪不堪的生物本性，进一步异化掉了。

反过来，鼓吹人的生物本性，来为他的社会行为作出“最深刻解释”，结果不免流于“最硬性的规定”──这无异给形形色色、互相抵牾的社会行为，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上“生物”（尤如古代的“神圣”）的外衣。这样，有混同人的“兽性”和“神性”之嫌。毕竟，人的万年文明史已经证明：人的“神性”比人的“兽性”，更稀罕，因而更珍贵。而“社会生物学”却步精神分析学的后尘，把它们等同起来，结果是单独取消了神性，使现代人沦为不折不扣的一群畜生。

这也是生命的大出殡。

（36）

幸福，就是一种被麻痹状态，那时，你暂时遗忘了生命的重负，甚至忘记了自己！一心朝向太阳，是向日葵的陶醉，这既给了我烧灼痛苦，又给了我流淌的灵感，我是该远离你，还是该亲近你？该敌视，还是该仰慕？生活在主流还是生活在支流更能麻醉自己？这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唯有理想主义的激励，才能拯救我们不断下坠的灵魂。如果我们扼杀了自己的灵魂，就能活得轻松愉快一些，那么，会有百分之几的人愿意以幸福的名义，让灵魂死去？什么？百分之百！ 

《蝴蝶梦》（Rebekah，利百加）的主题仿佛是在说：只有纯洁而没有堕落之“烙印”的女子，才能拯救一个男子的灵魂？但是这样的女子世间绝无，天上仅有，所以只能用来拍电影，电影其实就是“欺诈学”。

（另起一单页）

第三论说

英雄论说

谢选骏于1975年开始写作的《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原名《王者之言——中国的四季书》）中，有关“英雄”的论述兹援引如下：

（01）英雄已死

“人，是会死的！”这是多么令人震骇的事实。

尽管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事实，并以各种态度接受并至少默认了这事实。

但当我们沉静下来凝思默想，这事实就会激发一阵阴霾似的观念，令人窒息。当你感受并认识到这一点时，“英雄时代”就开始了，心理上的恐慌反应发生了。仿佛一只野猫在心目中乱抓乱挠，它把剧烈的震颤、极度的绝望，扩散到每一根神经和每一条血管、使人脸色惨白、眼目失神。这不就是屈原所谓的“肠一日而九回”？但要比那更深刻，因为这不是由于人间事务的压力，因而无法排遣！一切可见的东西都不能救你！一切人间势力都不能救你！一切人都不能救你！甚至连天神也不会来救你！生命的动机瓦解了！

在希望消泯的地方，只有空虚留下：世界恢复了它支离破碎的原貌。要知道，世界的整体感和所谓“秩序”，并非实存，而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幻想所赋予的。“失去幻想的推动，也就失去了秩序”，正如失去了假设的前提，也就取消了科学验证的基础；而没有秩序，人的生活、民族的生活将何所托付？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失去希望？但为了明天，我们必须再度确立民族的希望，不论称此希望为思想或幻想！

有人说，汉人是个缺乏绝望感的民族。其文化原因极为复杂，如果一言以蔽之，则曰：老化。由于老化，我们在整体上说，已经经受不住任何痛苦的真相。由于老化，我们看见了努力奋斗后面的无限虚无。我们已经老化到这种地步，以致任何危机意识，都无法真正激动群体的心灵。老态龙钟的汉人自以为历经诸多忧患，不会亡种亡国，故日益疲沓，不思振作。这种老化，已接近腐化，青年的腐化只是生活方式，老人的腐化却是生理现象，是完全无可救药的。但老化得进入腐化的民族，却不再产生具有危机感甚至绝望感的个体，因为我们还有源源不断的青年个体，可以像韭菜一样被一波一波地剪下！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丧失痛感。但衰朽的结构，正是依赖精力充沛的个人，并吸取他们的血，以维持自己的存在。谁能说，这里没有一个巨大的讽刺意味呢？

英雄已死，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也许不是的。一个尚未摆脱的危机、走出困难的民族，是没有资格侈谈“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的。这样的民族或由于幼稚或由于衰老，都离不开它的保姆。没有保姆，幼稚的民族无法长大，衰老的民族无法送终，没有英雄的今天，就没有民族的明天。所以，如果真的没有英雄，需要保姆的民族也要培育出自己的英雄来！和保姆不同的是，真正的英雄，在本能上是不受原则控制的──他拒绝“驯化”。但他善于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某个足资其驰骋的群体规范，并将个人情感皈依到能使群体趋于狂热状态的那个希望的焦点。

一个民族的精神，应该具有某种实体性，而并非变幻无常的液状。相对稳定的模式，和可以预测的趋向，是其证明。而当民族生活陷入当代式样的紊乱时，民族的精髓也就随之步入危机：巨大的梦想消退了，仅仅留下，有待处理的垃圾！使人奋发有为的精神诱惑，化为平庸无奇的锱铢必较。

为什么中国的有志之士，在个人奋斗的时候也要打着“群体意识”的幌子？显然，原因在于文化传统的特殊，而不在于本能要求的异样。如中国的“豪杰”们为自己开出权能清单的方式，在文化压力下通常却采取了群体表象的伪装。结果使得他们的权能要求，具有超强的延续性。这对真正的民族目标，其实是有弊无利的，因为这反而模糊了真正的民族需要，让民族永远无法成熟起来。而英雄对世界的作用则不仅是整合性的，而更经常是创造性的：A、他为自己和他人，设计了新道路和新目标；B、通过这一设计，他塑造了一个世界模型。如果失去了这种意义的“英雄之要素”，世界和生活，将沦为支离破碎的。但创造性的英雄来了，他提醒我们：还有重大的威胁埋伏在我们周遭，还有远大的航程需要我们竭尽全力。要绕过暗礁，就需要比暗礁更阴险的技巧；要克服海浪，就需要比海浪更柔韧的胆勇。不被生活折服者，能够抗拒环境同化者，是未来世界的希望，也是现代世界的殉道者。

他们面临着三种命运：A、精神病患者；B、早夭者；C、天才。事实上，三者时时集于一，尤其是在精神领域。如李贺（790—816年）、尼采、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年）、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年）便是。然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如此典型。有以“疯子”而退场的，有以“早夭”而退场，但都是以“天才”而退场的。他们各有自己的命运，各受自己的“规律”、“定数”左右支配。在此，他们在不同社会也得到不同的社会评价。人们仰慕天才、同情早夭、厌恶疯子，这仅仅因为，天才是“得到社会承认”的等号，“身价百倍”之后，世俗遂生仰慕之情。而早夭者的遭遇，使人联想自己或亲属的可能命运，故在危惧中生同情。疯子，似乎没有价值，但在西方文化（这是以基督教为其“坯子”的）中，由于耶稣、保罗等一大批“超常人格”的示范，似乎又与某种神性联系起来。所以，西方文化运比中国文化要更能同情疯子、谅解疯子甚至崇拜疯子，但在实质上，上述三种命运却是由同一本质导出的。具有上述气质而能与环境长相相安无事者，鲜矣哉！因为那种气质，将在世俗生活中，不是面临错乱，就是陷入死亡，只有极其罕见者，能够升华而为天才。天才，就是能够逃过夭折命运的早夭者、能够避免发疯命运的大疯子。投降吧！年轻人，如果你不是天才，就向世俗压力低头认罪吧。

而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必有其强固的民族意识──不屈不挠、拒绝见异思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等“思想积德”。缺乏思想积德的民族，难免随风摇摆的软骨症，结果陷入持续乱世的折磨。他们的文化是风派的，京派──海派──风派，等而下之。京派是满洲人的家奴，海派是万国商人的用人，风派是国际主义的留学生。在日本，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华人还是日本人呢？不是看衣饰，而是看眼神。日本人的眼神直直的，因为很有安全感；华人则四处窥测，因为缺乏安全感。

显然，每个民族都活在不同的环境中，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方面的外部环境，以及文明传统和种族特征方面的内部环境。所以，上升的民族，无不致力于创造，创造适合自己生存状态的生活万式，然后为这名不见经传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形成理论。这些环境特点，呼唤特殊的生活方式，于是，每个民族据此形成了不同的命运。

对这个民族是善的思想，对那个民族也许是恶的道路。能够促进那个民族的健康生活的东西，对这个民族也许是致命的毒素。这需要敏锐的甄别，需要具有诊断民族命脉的能力。这当然也有待于每个民族的良心、社会的保姆，做出自己的回答，但决不是听命于其他民族，哪怕是其他民族的导师！其他民族的导师，对于这个民族往往是个骗子。

必须有民族的独立自主，才会有拒绝外来污染的民族意识。有了纯净的、相对排他的民族意识，才会有充满自立的自尊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需要一个有魅力的形式，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这被历史家称为“民族文化”的东西，不是习俗意义的文化，不是文学艺术的玩物，而是作为社会仲裁出现的判教尺度，即“真理的意义”。

对不同的民族而言，真理意义的高级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现形式。这要看传承与现实的需要而定。而所谓“传承”，实际上也是以往的现实需要的积累。所以，人的需要，是高于一切的判教依据。例如，对埃及人来说，高级文化的核心是“复活”。这与基督教的“复活”不同。埃及的复活者，似乎是重复早已经历的世俗生活？但埃及人的全部现世生活，却是在为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十分无聊的复活做准备。基督教的核心，也是复活，但仅仅是基督的复活及其最后审判，一切现在的生活，该是为这样的来世做准备的。

再如作为印度人高级文化的核心，便是“轮回”，因此，印度人能够珍爱兽类，等视众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来世也许会变做禽兽鱼虫。中国人，则是最早的现世思想者。他们宣扬自己都不尽信的“神”，“祭神如神在”地达到现实政治上的目的，即所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希腊人后来也包括罗马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对神明持有批判态度，结果，智慧的天平就倾斜到经验主义一边去了，在希腊人心目中，诸神与他们一样放荡无忌。罗马人则过于明显地把“太阳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玩偶。这样的希腊世界和后来的罗马世界，由于抛弃了必要的社会压舱石即作为心理镇定剂的宗教，而倾覆了。

而阿拉伯人、欧洲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人、俄国人，基本上逃不出亚伯拉罕宗教文化的圈子。正如日本人主要模仿中国文明。这是就公元1500年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前的时代而言的。文艺复兴以来，各民族的高级文化的核心开始慢慢蜕化了，它们无一例外地受到所谓日耳曼“力量崇拜”的侵袭。这种恶魔般的崇拜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挟带坚船利炮，先是在欧洲徘徊，后来泛滥到全球，希腊的思想与艺术，基督教的礼拜与组织，不过是它的假面。

文艺复兴运动，与其归功于聪颖、软弱、爱好激动的拉丁民族的精神所引发；不如归功于日耳曼人的粗率性格。近代欧洲精神，与其说发源于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年）等意大利文人，不如说发源于罗哲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年）一类的日耳曼野人。这类日耳曼野人的佼佼者，还有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年）、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等人。他们彼此之间，在心理上有惊人的内在一致性：勇于反抗但拒绝循规。力成为他们最高的善，如浮士德博士就是这样的“恶魔子孙”……

不同的高级文化，以其不同的核心，再加种种内外环境的影响，形成民族精神的形式。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各个中等国家，如二十世纪欧洲各国，在民族精神的形式方面也日益混同，这实际上为高级文化的世界规模的合并，准备了条件。

（02）英雄时代

“历史经验”对人的裨益，应该仅仅是启迪性的，而不该是什么“样板式”的。要想靠着“样板”来模仿他人、外人和古人的行事而发迹的东施们，最后总不免弄巧成拙。无论他意欲“效颦”的对象曾是或现在仍然多么显赫、时髦、取得多么引人注目的轰动效果……“效颦”都不失为“刻舟求剑”。

从事“效颦工作”的刻舟求剑的学崽们似乎忘了──历史并不是一面光鉴四表的明镜，而只是一片茫无边际、吞陷生机的泥沼。许多勤工俭学的“效颦”不明此理，结果步入资本论的漩涡──被资本所陷，再也走不出来了。许多豪迈当年的勇士，在他们的“效颦”中粉身碎骨，化为无声无臭的烟尘。其闹剧的关键在于，他们只知道查阅文化的历史，而忘了自然的历史──例如自己的天性──就在自己身上，是更为珍贵的宝藏。

越年轻就越富于自我调节力以适应环境，越年轻生命的可塑性就越大。所以，创造新我的，不是买办走狗的国际支部，而是像马其顿人、罗马人、秦人、汉化了的鲜单人这些半野蛮民族，才能执定那些衰颓了的文明世界之牛耳。但是，这些半生番，只是用文明传统中那些被粉碎了的碎片来武装自己，以便更顺利地走向他们自己的劫掠目标。生番可以吃人毁域，来一个天地翻覆，颠倒历史，但却无力创建新文化、缔造有机的文化新秩序。所以成吉思汗们的帝国尽管奄有四海，终于一朝而灭，不留痕迹。因为他们缺乏“遂行中庸”的“另一半能力”。

这另一半能力就是对文化“生吞活剥的恭敬”！结果，他们“质胜文”，和文明体系中过度陷溺的“文胜质”的人们相似──统统缺乏“君子气度”。而马其顿人、罗马人、秦人、鲜卑人却对他们攻占了的文明心向往之，于是，他们开辟了“希腊化时代”、“罗马的和平”、“秦汉帝国”、“孔雀王朝”、“北魏风骨”与“隋唐盛世”！

这无异告诉欲创造历史的人们：只在你们的意念和欲望里──“历史”才存在！当你们任性驰骋时，“历史”才存在！这时，“历史”作为一个有机而能动的画卷展开在你们脚下并活跃起来。因为只有在你们的思想天地中，世界才变得如此这般，世界才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多多少少人格化了的对象投射到宇宙背景上！

你们的天性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之宝！一切伟大持久的东西都是你们的天性的产品，根本上都是出自你们的工作。若是没有你们颠扑不破的天性作为凝聚剂，世界只是一个琐屑的垃圾箱，最多是充满了旋生旋灭之事的“万花筒”，作为死气沉沉和零乱不堪的“物质”，历史沦为一派荒唐的胡搅蛮缠。

一个好的复性论者，是一个知天命、尽天性的人。他摈弃一切虚荣、一切浮华，抵制“他人目光”的诱惑与压迫，他有能力冲淡和松动习俗与传统的板结，展开自己的本性，去生活，去思想，去实现天性中蕴藏的宝物。现在，这种可贵的生活已被压制摧残到这种地步，以致我们的天性已被矫形、已被污染、已被窒息了……因此简单地“复性”只能激起扭曲之性、浊恶之性、死亡之性……要真的恢复人的天良，只有借助于“中华精神复国运动”，借助于一个“新的英雄时代”，借助于“生命与自由的还原”！这就要求人们从修身养性的斋室中走出来，走到旷野中，走到荒漠中。为此，需要一个心理支点，需要一股前进的勇气来复性！需要对一切污染我们天性的外国思想进行反击。以便为尽性创造一种社会的、文化的条件。

本能的欲望冲动，甚至更高级的美感要求，所隐藏的“实体”只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生命力！在这里，生命力是作为反压制力量的闪电，破雾而出、照亮万有的。于是，有多强的下生命力便有多强的权欲和多亮的理念；于是，最优雅的诗情画意和最粗暴的欲望冲动，就获得了同一！

可见，人及其文明真正前途，并非取决于如何发达、如何分化的“智慧的头脑”；而是取决于本能深处本经分化的“适应能力”，这种尚未充分开发的“良知良能”，有一天会把人带入“超越头脑的智慧”的发展阶段……那时，人终于渡过“过度文明的灾厄”和“不够文明的灾厄”以及夹在这两种灾厄之间的鸿沟。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学会尊重这无法代替的资源吧！

（03）解剖英雄

一切活动，如果不能蕴育新的权力，不能加强反压制力量，则其本质只能是消极的；而创造的本质，乃着落于生命的积极抵抗……世俗的、政治意义的“解放”，则是着落于生命的消极消费──除非它以新的奴役创造了更大的权力、更大的能量！真正的解放而非名为解放实为奴役的文革主义，只能带来松懈、放纵、无序、堕落……而在文革这种群众专政过后，也会由于专制力量的过度消耗而逐渐的松懈、放纵、无序、堕落……因为解放的本质，就是使得一切反压制力遭到纵情的消耗。“解放”的颓废，还缓阻了新的反压制力量健康生长；于是反压制的力量不得不在克服了解放的颓废之后再行生长起来。

人为的解放状态，只能使反压制的力量趋于变态，不再对社会负有切实的责任，从而化为巨大的破坏行动。这与我们对历史的观察结果是不谋而合的：一切解放，作为对暴政的过激反应，必将导致新的也许更恶劣但更加生气勃勃的“暴政”。这就是“解放的价值”！

暴政作为一种强大的压制力量，一方面是对过度放纵及腐败的膺惩（并非人为的有意，而是属于“历史报应”的范畴）；一方面也在为的新的反压制力量即凝聚新的权力，准备必要的条件。例如，一种“解放”，若不带来新的压制与奴役，必定招致无穷的腐败与堕落。一种“好的解放”，本身就意味着“新的奴役”：有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而普遍的腐败与堕落，又只配招来更严酷的压制和奴役，作为报应──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归根结蒂，解放是奴役的前奏，奴役是解放的预演，“如此循环不已”。

“解放”是什么？是反压制活动取得暂时成功的状态。而断言“权力是天下的首恶”，并非出于心理变态的嫉妒与诅咒，而是基于人的心理正常（“罪性”）的事实，即，忠实于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获得权力、保持权力、发展权力，要需要消耗大量的反压制力量；而权力作为这样消极的活动，怎么能够使得创造的梦想，不化为泡影呢？

如此看来，权力的运用，不能不导致人的软弱、优柔及精神的败坏。一切世俗权力的罪恶，概出于此。甚至精神的权力，也没有不导致最终的腐败与丧德。

掌权者为什么不能长葆“权力的青春状态”？因为运用权力，就意味进入颓废、衰竭、毁灭的过程。哪怕这个权力是“受到监督”的！更何况，监督权力的权力本身，也存在极大的腐败机会，如法庭、媒体等等，都是寄生虫最为理想的去处。

权力的罪恶本质在于它给欲望的满足提供了条件和方便；从而使得生命本身下流而不是上游。生命形式，沦为权力和欲望的附庸。

传说中魏朝的太祖曹操曾说（其实是东晋的逆臣桓温的语录）：“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这也许为后代小说家们提供一个解剖天下英雄内心世界的口实。但翻开历史书一看，几乎所有的一切豪杰都是这么干的。作家李宗吾将此总结为“厚黑学”，其实很多豪杰们也都是吃足了苦头然后才被锻炼得如此凶恶的，并非天性如此邪恶。而不遵循厚黑学原则的英雄，即使流芳百世，也被碎尸万段。如盖世的项羽，其流芳百世不过是对碎尸万段的安慰罢了。而凡是遵循厚黑学原则的人物，如厚颜无耻的刘邦，在他们的早期生涯中，大多是社会下层的社会渣滓。如那位喜欢自比模仿秦皇但却毫无帝王风度的苗汉混血的“湖南乡下知识青年”──后来为了让所有人和他一样无知，就封闭大学、涣散中学，让一两亿城市知识青年沦为“胡男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原本或许不失为仁慈的天性由于敏感的自卑心，而不再能忍受欺侮（“天下人负我”），终于反抗，导致“我负天下人”。

当然，这种人物常常嫉恶如仇，表现出更多的生命力─扩张欲。他们的善恶标准是与贪图蝇头小利的人民全然不同的：不是窃贼般的维持现状，而是强盗般的进取未来。他们的道德观，也不像黔首乞活们的道德观那样知足常乐，他们拒绝统治阶级的灌输培育──他们的道德超自他们的贪得无厌，穷凶极恶。他们甚至有本事把这种贪得无厌、穷凶极恶描写成良知良能，其强烈程度，足以使得任何习惯势力都无法扼杀它，于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契机，就从这活泼的良知中，发动了。

由于他们的自信及反省，他们的价值与常人无法相提并论。──一杆天平如何衡量两种性质的质地呢？

这些领袖的内心，完全不关心“人民的生活”，他像人民一样自私、冷酷，但由于压力更大而更加自私更加冷酷──正如人类并不关心其他哺乳类的生活，甚至并不真的关心他自己作为哺乳动物和黔首那一面的生活。除非，他的贪婪的创造性的活动要求如此！他只关心如何满足创造性的贪婪冲动。就像一个淫棍仅仅关心如何渔色。

孔子的经验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如果有一位罕见的好德胜过好色的人，就将成为转变历史的创造者。如那位其“德”有争议，但确实好德胜过好色的奥地利人，后来成为德国元首的阿道夫希特勒──他不仅清除了六百万犹太人，而且瓦解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促成了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做成了类似一百四十年前的拿破仑在欧洲做成的。

好德者其实是人行的高度扭曲：当他自己的生活和“人民生活”成为创造活动的材料和玩物时，他才真正感觉兴趣。别以为“这样的说法多么残忍、罪过”，须知，一切前进的历史，都是这么书写的！──并仅仅为此作证。

他终其一生都坚定行进在走向那个目标的征途上？他终其一生都是在这动人目标的阴影下活动、阳光中蛊惑……尽管，他仍然进行各色各样的游戏，来优哉游哉……最后却无一例外地为这目标而死去……这样的生活，“此中有真味，欲辩已忘言”。许多英雄，都如是了结掉自己的一生。

（04）群体英雄

人死后，化成另一种存在。他所经历的时间空间，必与生前不同。时间的扭曲，使得生者的一天，死者可能就是百年？弥留之际的孤独、恐怖，可能是巨大的。特别是，当死亡缓慢而不太痛苦地降临时。而当这样的孤独和恐怖，和“时间扭曲”、一天等于百年结伴而来时：这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地狱”吗？

生活本身仿佛是一种解脱。但是，只有最愚蠢的哲学、最邪道的宗教，才会把生活本身当作最普遍、最有力的解脱方式。因为即使“最有生活意义的”纵欲状，也只能为思想提供麻醉剂，为本能提供宣泄法：而无法提供人生的终极解脱！

从解脱者的角度看，解脱感的获得，可以有个体的解脱与群体的解脱两种。但从观察者的角度看，却是：

A、最强大的个体解脱方式，是为群体的解脱提供道路；这是英雄。

B、次一级的个体解脱方式，是假借群体名义，以强奸群体来实现个人的解脱感；这是奸雄。

C、最差的个体解脱方式，是独善其身；这是“狗熊”。

而那些和现实社会几乎绝缘的天才（所以看起来好像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家伙），由于他们的思想、艺术和人格，为群体的解脱提供了道路，就依然是英雄而不是狗熊。天才人物的生活轨迹，因此成为人类解脱的道路：“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说。“耶稣的永恒性”在于：他不断以另一副面具再临人世，例如，不是作为犹太人，而是作为一个目前还不知名的民族成员；不是在公元前三年，而是在二十二世纪或是二十三世纪的某个时刻？

（05）奴隶英雄

更高的德，不以自己的苦难为苦难，不以自己的欢乐为欢乐；甚至，不以人类的苦难为苦难，不以人类的欢乐为欢乐。因为他反对“蔽于人而不知天”，他愿意突破人生形式，以寻太极、以爱太极。最高的德，则能保守终极的善，因为凡是终极的，必然是善的、绝对的，是不同于人间分歧的唯一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自己是否准备好了，接纳这一善。

分歧之善犹如歪曲的眼睛，往往把善恶看颠倒了。只有唯一之善，超过人的分歧以寻太极、以观永恒……它的否定因此不是消极的否定，而是积极的教化。“德化”，是个体化原则过渡到集体化原则的桥梁。个人之“德”，成为集体之“化”的先声。

（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当然可能由杀人放火的英雄来创造，或者，像我们当代似的，由巧言令色的伪君子来创造；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由那些俯首帖耳的奴隶来创造。退一步讲，敢于创造历史的奴隶、痞子、贱民，就不再是奴隶、痞子、贱民了，而成为英雄或伪君子。）

（06）奴性英雄

人与人，“生来是敌人”？不但在同性间是如此，在异性间也如此。人与人，之所以结成友谊，成为互相需要的伴侣，主要是由于他们面对着更大的敌人、更大的共同危险。这样，社会的制度、文化的教养，促成敌人的和解、友人的结盟。人与人之间，一旦拥有朋友的关系，这“朋友集团”则将内部排挤出来的仇恨，全数甚且加倍地转移到它与另个“朋友集团”之间的关系上去，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根本没有消除，而且也没有减少：它只是被转移，而且是加倍地转移。说来可悲，迄今为止人类的仇恨，似乎还没有转移到人间以外，因此承受仇恨怨毒及惨祸的，还是人们自己。

人之所以充满仇恨，因为他本质上是个受害者，所以他需要仇恨来减轻他的受害感所造成的重压，来放松过于紧张的神经。在仇恨中，人可以感受到超常的力量，如愤怒时，人的激素和体力都会陡然上升，野兽也是如此。

人与人既然生活在一起，并在日益狭小的空间中求生存，就得互相妨害、互相构成压制（谁叫他们都以“自我为中心”呢）。这就是人间的一切仇恨故事的起源。仇恨未尝不是好事，强烈的仇恨造成强烈的力量，有多大仇恨就有多大力量，而人又是如此迫切地需要力量。唯一的问题是：仇恨所带来的力量，往往是破坏的力量；而迄今为止的人类也并没有形成“人类共同的仇恨”──结果，各种仇恨的结果，只是形形色色的人与人之间的个别的仇恨，所以分散的仇恨造成了的只是个人或是群落之间的残杀。

人们渴望和平，这正说明历史永远处于战乱中。如果“真正的和平”来临了，人们说不定会厌恶透了它，因为和平违反人们好斗的本性，而压制这好斗的本性，难免招致更大规模的报应，带来不可挽回的腐化堕落，以及一切健康力量釜底抽薪式的消灭。

这样的“和平”与全面专政下的“平等”一样，只有通过消灭人的创造精神、毁灭高等生物的个性，方能达到。元明清三朝的黑暗历史，就是“和平与平等”的历史……这样违反人性的政治杰作，是通过普遍的社会疲惫，通过严酷的极权压制，才实现的。

从元明清黑暗政治延续而来的当代中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是现代人十分关注的题目。本来，个人利益加在一起才是集体的利益，而集体利益必将分散为个人利益。在通常情况下，“个人利益”是明晰的、清楚的。我们可以很真切地看到它，不会对“个人利益”一词发生疑问。例如，这个人想吃饱穿暖，那个人想获得荣誉，第三个人则想受人爱恋──这些都作为“个人利益”的经常内容，跃入观察家的视野。但是，作为阶级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各种集团利益和政党帮派的利益等等，则经常是模糊的、笼统的、含混的。因为它们很难和（控制这些集体的“龙头老大”的）个人意志分别开来。

“某某阶级的利益”到底指的是什么？“国家利益”指的又是什么？某某政党、某某帮派团伙的利益，究竟何所系之？……

这些“问题”往往不是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太多！“人各一词”的状态，结果使得答案的真实性，变得十分可疑。

离开了“个人利益”，哪里看得见什么“集体利益”！阶级利益、国家利益、政党利益、帮派利益，如果离开了“个人利益”，则不仅空谈无益，且在事实上没有可能。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成了龙头老大的“更隐蔽的个人利益的幌子”。而“龙头老大的更隐蔽的个人利益”，则通过对所谓“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们个人的利益所进行的有系统的损害”，终于促进了他们自己的“命运攸关的大人物的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就是这么一个可言而不可见、可传而不可受的无形妖怪！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促进个人利益！也就无形中促进了真正的集体利益。”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可以操作的集体利益。

傅斯年在《中国狗与中国人》一文中赞扬了西方人和西方狗。在民主社会，“强行”经常是以“利诱”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辅助手段则以“失业、流落街头”……极权社会残忍（“热情得可怕”），民主社会冷酷（“自由得恐慌”），这是它们生存的必需。在这些地方，社会的健康，甚至要以牺牲个体价值、毁灭个体存在，来维持。也许有些不错的折，也许有些调和的努力，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完全协同，说到底是个梦；社会利益的借口，流于极小一部份人的变相利益，大多数人总是被轻蔑地抛在一旁。至于说到“社会需要”与“个人兴趣”的正好一致，那真是偶然中的偶然、理想国中的理想国，即使可能出现，也只昙花一现，岂能长驻不变？

如果牺牲实实在在的个体健康，去饲养空洞不真的“社会需要”（如前所述，它始终只是某些个人意志的变形），也许说不上是“罪恶的”，但又岂能名之为“神圣的”？除非，各人根据自己的处境（“阶级地位”），分别称之为罪恶的或神圣的！以贯彻社会的分裂。贯彻这一切“蔽于现实的渐进而不知历史的绝情”的荒唐闹剧。

如此看来，个人的兴趣与社会的需要，尽管并不协调，却同样重要。如无个人的广泛兴趣，只有社会的刻板需要，历史会停滞不前，人就会沦为一堆无生气的活化石。而过度追求个人兴趣，不顾社会需要（即胜利者的意志）──人间秩序也会解体，陷于无序的骚乱，成为可怕的屠场。

更深入一层来看问题，对富有集体感的个体来说，独善其身，难。因为他怀有的作为个体的解脱，是需要到集体解脱的洪流中方能获得的。他的这个倾向实际包含两个极端：“奴隶性格”和“英雄精神”。

所谓“奴隶性格”，是把自己解脱的希望，寄托在集体的解脱（由自己领导或由他者所代表的集体解脱）上；所谓“英雄精神”，则是在促使集体解放的奋斗中，加剧实现自己的解脱。英雄，也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因为“独善其身”是与“英雄”的定义互相矛盾的。

有感宫的解脱手段，也有心理的解脱手段……

上藤架抢摘葡萄──这便是感官的解脱手段。

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这便是心理的解脱手段。

而后者在现代心理学中，被“科学地”表述为“心理卫生”！

“感官的解脱手段”并不仅仅意味着“行动”。因为有人说了，“思想也是一种行动。”当然，那感官的解脱手段则必定诉诸行动。而且是看得见、有成效、具有实际后果（即物理后果或生理后果）的行动。而如，“尽管失败了，却引起人们的景仰并激发了后世的灵感”……则不在此列，除非，失败的震撼冲击了人们的神经，达到举世颠狂的地步，从而直接转折了历史。

集体性解脱与个体性解脱，尽管都是个人所需要的，但在形式与表现上，则大相径庭！现代的群众心理学，对此作过深入研究，取得很多成果，但并未达到问题的核心。例如，从集体意识的观点看，宗教和革命，是最明显的集体解脱的运动；而处在宗教大潮和革命运动中的群众，是恢复了他们内驱力的人，这时，他们摆脱了平时那种习惯的奴仆的身份，至少在自我意识中，不再麻木不仁。而集体性的解脱行为，并非人类仅有。在许多群居的哺乳类动物的生活史上，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现象。关于鲸群和老鼠集体自杀的报道、研究（《新约福音书》上还有关于猪群集体自杀行为的记载），生动揭示了一个动物集体的所有成员，是多么团结一致地奔向它们的共同死亡。虽然，这可能是共同受制于压力（如疾病或是饥饿）的结果。

那时，在共同感到的紧张气氛中，也许有一个敏感者突然改变了自己惯常的行为方式，成为“首义者”。于是，一个群体性的运动突然随之兴起。反对者称此为“脆弱”，而支持者赞许为“坚强”（中立地说，“坚强”也可以做“迟钝”解）的首义者，其反常行为或许是突然发生的，或许是久已潜伏；但只是基于那共同感到的强大压力，他所处身的那个集体，才会普遍接受其“示范作用”（这往往出于无意识，并使群众自认为共同参与了那个创造，从而得到傻瓜般的自我满足）──因而，在这特定的时空里，也仅仅在这特定的时空里，它才可能具有集体解脱的功能。

由此凸现了人生的三境界──

１，道德情操，是作为权力意志的升华，而展现并扩张；

２，求权意志，又是作为生存欲望的升华，而存在并扩张的；

３，争取权力的冲动，可以在必要时压倒对生命的渴求，求权意志这样运行，不是背叛生命，反而是发扬生命；寻求道德的冲动，在必要时可以压倒对权力的渴求，道德情操这样运行，不是背叛权力，反而是发扬权力。

道德情操是“恶之尤”？是的。虽然从表面视之，权力意志有时会压制生存的欲望（反抗舒适、厌恶满足），道德情操有时也会压制求权的意志（反抗占有、厌恶荣华）。这样看来，生存欲望＋权力意志＋道德情操──只是一条线索上的不同环节！它们之间，有时也发生互相排斥的现象，但是出于某种“向上的力”之错综复杂的作用，这种“力”把人不断推向他的宿命，甚至令遥远的星空也横生波折！所以，道德情操也就是“生存欲望＋权力意志”的综合的更高的形态。

求取权力的意志，是消极的，因为它的指向主要还是目的物之占有（而正如犹太人斯宾诺莎说过的：一切支配，都是消极的。）。而道德情操才更积极，因为它的指向已经是目的物之创造。道德情操的拥有者，是通过创造来实现其自我牺牲，通过自我牺牲来完成其最终创造。也许在他的自我牺牲与舍己创造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但《老子》的“为而不有，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的箴言，已经划出了求权意志与道德情操之间的界限。

“道德情操的化身”──就是所谓“精神化身”、“理念人物”。

为了他们的“道德”，他们是可以放弃生存欲望、甚至放弃权力意志的。

在他们看来：视生存高于权力者，即那些脱离了求取权力的活动仍可苟活下去的人，只能算作“生存者”而不能算作完整的人；视权力高于道德者，即那些脱离了道德追求仍可洋洋自得的人，只能算做“权能者”而不能算作完美的人；只有那些视道德高于一切，并不惜为之舍命、为之弃利者，才是完美的人！

求权意志，是生存欲望向道德情操过渡的中介。要达到道德情操的圣境，必须经过求权意志的熏陶，否则这道德情操必是伪幻的。然而首义的天子，不会让自己长久滞留在求权意志的尘埃中，“帝，出乎震”，他将继续升至道德情操之孤岭。不论那境域多么寒冷，他却以其不想的创造之火，点燃这里澄彻的天。这里的空气新鲜，这里的阳光刺眼，这里的风说着命运的语言：“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世界历史可以被理解成：“权力的道德”与“道德的权力”之争！这就是所谓恺撒与命运之争！这是耶稣基督的命题。而哲学家们则称为“恺撒与耶稣之争”为“权力的道德”与“道德的权力”之争。权力是一种道德──在世俗的恺撒的意义上。道德是一种权力──在神圣的耶稣的意义上。在欧洲蛮族的历史上，“皇帝属下的权力的道德”与“教宗属下的道德的权力”之分，时有争斗。在中国费拉的历史上，儒家正统也以其“道德的权力”向流氓皇帝们“权力的道德”断然宣战：名份战争、明君昏君之争、正邪之争，说到底是“道德的权力”与“权力的道德”之战。这战争的原动力，被那宁死不屈的文天祥，称作“正气”。由于这位孤独的中国费拉被成群结队的蒙古蛮族所激怒──不免产生了这种偏向：“正气”的矛头所向，不是没落的皇帝，而是新兴的皇帝，也就是，是指向那些更加流氓、无产阶级化的“蒙古皇帝”。

尽管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文天祥迄今还是无人能出其右的人格极限，他的光辉超出“中国人”能够想象的亮度。但在“正气”的熏陶下，强暴的权力总会蜕化为平稳的道德；而沉默的道德，也有一天会张开血盆大口，喷出强权的火焰，作为对那冷酷世界的热爱。这是易经式的、历史的阴阳交替：权力（阳）向道德（阴）的演变，是衰落、沉寂；道德（阴）向权力（阳）的演变，是复炽、重新升起。──这就是奴性与英雄的双重变奏！

（07）英雄艺术

文明的同一危机，在不同艺术心灵中，有各异的折射。同一危机，触发各异的危机感。历史的压力，规范并选择了特定的危机感及其表现艺术，让它对后世文明发生较更为持久的渗透力。

在各异的文明环境中，历史压力对危机感及其表现艺术的形态的淘汰标准是大相径庭的：所以仅凭现有的智慧，是无法预先断定哪一种危机感及其表现艺术更有生命力的。

对危机的感受，先天带有某种夸大，这就是“敏锐”的内在含义。危机感的表现，发自某种意向，这就是“魅力”的关键。伟大作家因此需要“变态”的人格，甚至“夸大狂”、“荒诞色彩”、“梦境情调”等等要素。此不寻常的怪癖被历史（古代希伯莱人称之为“上帝”）拣选后，就构成了超常的“典范”。这既是英雄艺术的显然特点，也是反英雄艺术的隐蔽特性。即便是最最“自然主义”的艺术家，也需要把他的艺术冲动、理想、规则、范式、表现手法等等，注入艺术作品。

危机感不仅来自危机的客观性（事实世界的危机），更来自危机的主观性（心理世界危机）──取决于某位灵性与危机的关系。危机感是个反馈中的混合体。

他不仅受着社会危机的刺激，还受着艺术家人格的塑造。艺术的直接来源，是危机感的形态。危机感形态的直接来源，是作家的性格。这是个“内因论”。因为，根本无法保证事实世界内的同一个危机，能在不同的心理世界中促发共同的危机感。

正如温度不能使石头孵出小鸡来──个性才是最终决定艺术的东西，社会是只能扼杀而从来不能制造天才。

就一个特定的文化圈（或为地理的，或为超地理的）而言，发展中的不平衡，带来了周期性的危机，也带来了周期性的灵性痉挛和宇宙艺术的洞天。

有春天的宇宙艺术──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往往直抒胸臆。这是西周时代的文学主流。是《诗经》的时代。也是各民族历史上的史诗时代。古代希腊、印度的大史诗与中世纪欧洲各族的民族史诗，都是这个季节的产物。

有夏天的宇宙艺术──开始具有自我意识，表现手段如修辞等开始受到重视。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主流。是《楚辞》的时代。也是各民族历史上：“古典文学”的时代。如希腊的悲剧时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巴罗克时代。

有秋天的宇宙艺术──自我意识压倒了一切，技巧至上、语言崇拜的来临。这是西汉辞赋铺叙的时代。是司马相如承楚骚遗绪而予特优发展的时代。也是各民族历史上的“后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时代。如希腊化时代的喜剧主流。这时，艺术流派的纷纷割据与各自垄断日趋激化。理论开始侵入创作的领地。“文以载道”开始成为一项明确的纲领。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与新古典主义，都具有上述的秋天性格。有冬天的宇宙艺术──文明的自我意识开始衰退，让位给更“崇高”的东西。这是东汉经学抑制下的文学主流，刘向、扬雄、班固、张衡等学者哲人、史学家科学家，占领了文坛。这也就是各民族历史上都有的所谓“庄严文体”时代。如罗马帝国维吉尔的文人史诗《伊尼特》，被奉为国家的经典。二十世纪的纳粹运动，神化那位浪漫小丑瓦格纳的作品；而纳粹主义的俄国先师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则自创“钢铁式样”的“无产阶级的不朽经典”……它们的共同目的是涣散敌人的精神！现在美国主导的世界性文明，是否也正在朝向这个政治正确主义的方位移动？

宇宙艺术的季节，启人深思。

（08）英雄精神

文化史的定律：

在任何文明的“阳面”的背后──都隐藏着它的“阳面”。文明的体系，文化的有机体──如同一幅凸版印刷品：它的阳面凸起有多高，它的阳面四下就是多深。这里生成着，与那些有关平等的伟大梦想完全相反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我们的理论，有必要重新思考世界和文化的内在特性。

就拿宋词来说吧，它与妓院的生活有这样密切的联系。就较广义的庙堂文化言──则与妓院、寺庙、宫廷、豪门大族的闲暇等一系列“寄生虫生活”和“罪恶的渊薮”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宋诸子的思想结晶，在很大程度上是“食客生活”的产物。没有那些慷慨的施主与独立的保护人，单靠奴才般的官吏和热衷科举的士子，深刻的思想要么夭折，要么禁锢瘐死……

宗教史显示：充满灵性的新教义，并不产自一个繁荣昌盛、“纯洁无瑕”的时代。恰恰相反，它往往是纵欲时代的产儿！纯洁化的努力，是社会危机的精神表现，是针对过份的社会放弛状态和文化解体状态的终极反抗，是“圣洁的恶之花”。正如伟大超凡的艺术，往往产自战乱时代并受到悲剧精神的激励而萌发；相反，那些向往战争的“边塞诗”，反而产自相对安全的盛唐时代。

──这些文化史上的事实表明：人心常常向往并渴求与事实世界相反的东西。

文明的阴面，在道德评价的眼光中，常被视为或需要掩饰或需要消除的杂音、“阴暗面”被视为“文明”无可奈何的副作用（例如“文明”一词，在中国的语文中，就含有某种“光明”、“反阴暗”的意味）──而且受到各种高度升华的精神文明的一致谴责。但是，这些杂音、阴暗面，却是真正的基础，若无它们作为“刺激”或“挑战”，哪里会有进一步升华的文化？正是在相反的、似懂非懂的半瓶子醋意义上，那弹丸之地日内瓦的“公民”、小邦法国的流浪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作出了“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导致道德的堕落”的论断。只是我们要指出：要是没有道德的堕落，科学和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

没有深刻的压迫，就不会产生壮烈的英雄精神；没有奴役的状态，就难以崛起追求自由的希望与意志──要是没有了阴暗面深陷下去的“不平”，文明的大厦在哪里立足？！人们只看见地平线以上的景观，却忘了地平线以下的地基。人们只是赞赏水平线以上的“成就”，却想消除水平线以下的“缺憾”。但缺憾与成就却是一对连体（好一个“对立面的统一”！）──它们是互补的，但首先是共生的。

──上述事物的共生的性质决定了：文明起源于“原罪”；也决定了，“原罪”常能推进文明的势头。而小邦之人卢梭的抱怨，恰在相反的方向揭示了一个机制，一个凭其小邦的阅历还不足以理解的文化机制。因为评价一种文化，尤其是判断一个文明，需要世界历史的眼光。而十八世纪的欧洲诸国，显然还不具备这种眼光。它们的启蒙主义的鼠目寸光仅能盯着文明、文化的阴暗面，望眼欲穿地看着它的幽深峡谷而痛快淋漓地历数其罪，是最简单不过，但也是最小气的。相反，那一边仰视文明成就，一边俯视文明罪恶的眼光，考察文明的整体命运，才是我们的任务。

洞察的艺术，是将射向成就与射向罪恶的两道眼光兼融起来，即足以穿透万丈壁垒。同时从两个角度、两个相反的方向，透视人的精神与失乐园后的文化奥秘。而这洞察的艺术，正有待于我们的思想家，去付诸实践，以完成精神领域无声无息的北极探险。

阴面的要素，是文化生长中的负因子，它伴随文明的扩张而悄悄滋生。这是各种文化的共同命运。但它并不总是消极的──沉默无言的“罪恶”，声声切切，召唤新文明的创造者们，起来反抗。阴暗面每扩展一步──它所激起的新文明的反作用力，也就一丈甚至百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然而，魔高一丈，道高又何尝不是百丈？如此循环，如此报应！各种“阴暗面”通过一定条件的转化，能够生出与它相应的“文明”──这是一条“文化史定律”。历史是充满活力的，不是机械的“一贯到底”。历史是有弹性的、多方位的、多选择的。历史，是人的活动的总体。人的精神的能动性、反作用力──表现为文化上的“报应”。

（09）历史英雄

历史上英雄们的“最后的胜利”，无非是最后实现了他们的“初衷”！当他们一颗年轻的心初次跳荡幻想时，那支幻想之曲往往也就构成他一生的基调。在他一生中，也许参杂许多的变调，但这基调却不绝如缕，始终绵延……尽管时隐时现、时强时弱，时粗时细，时出时隐，但却从未消失。

最初从他心中最初涌溢的对于世界的观感，往往就是他成熟的世界观的真正内核！在这从最初到最终的历程中，他也许改变许多，接触过繁杂的事物，甚至得过相反的结论……但过多的弯路，并没有阻碍他笔直地回到归宿、落入命运的圈套中。这归宿与出发点竟如此接近！像是黄河与长江的河源！这个最终的世界观的系统，竟和他睁眼看世界的第一观感如此契合！难怪康德要说什么先验知识。

令人惊异的巧合？也许。我们可以如此提出解释：第一眼得出的印象、心灵初次跳荡涌溢的幻想曲，都发自他的灵魂结构的深处，这结构的内在发育（再加上他生来陷入的社会情境），不难导出那最后成形的“世界观”！所以，“世界观”实在是他内在人格的有机部分……

人的理性和科学，现在也许似乎还不能对“最终胜利的是最初的”这一现象，提出合理的全面解释。我们只能询问这“最终”向“最初”的回归究竟是由于什么驱力的作用而无法提供最终的解答，但第一次出现的，往往毕竟就是宿命的。

第一次来临的，往往贯穿于整个过程中。

第一次的闪光，往往是整个结构的预兆……

人生的多数事件，都可以用上述三个“第一次”来交叉观察。

（10）英雄豪杰

历史有意义吗？从“历史即往事”的角度讲，历史毫无意义，犹如垃圾，它只表达一个业已破碎凋零的过去。过去的生活灰飞烟灭；只有一些遗物或传说在似是而非地传播，往往还是在传播病毒……而这一切残余，也注定要消逝殆尽的！

历史的意义，其实在于现在。在于它对现在人们生活的作用。“历史的本来意义”，是永远有待活人去重新发现的无边虚无：它有待生机盎然的人们，以血腥的奋斗，不断填充。事实上，实在的、纯粹的往事，对活人并无价值，也激不起真正的兴趣。人们需要的仅仅是象征的概括，而非琐细的事实。然后，人们是用自己理解的概念去串解事实，人们并不需要印证不了自己价值判断的真正事实。因为人们都是用自己的历史感受，建立起一些概念，然后用以切割史实的。而“历史给人们的启示”，则是读者用自己的灵感，投到历史里。“历史的经验”，则是活人自己的经验披上了“历史事件”的盛装。

我们的“历史感”其实也并非来自历史的典籍，而是来自阴云密布的生活压力。我们用这灵感，来抵御压力、照亮黑穹，所以，我们一步步援引史例为自己作证，引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以为自己的同调……这种莫须有的“高屋建瓴历史透视”，是驱散真实孤独的唯一良方！天才的灵感，把历史当作一个巨型储藏室，而取用的本体则在周遭的环境。历史之海如此恣肆，任什么灵感都可以存放进去而不露印迹。无怪历史储藏的容量对个人几乎是无限的，它以那么多的时间度量、容纳那么多的回忆、幻想、评价，并鼓励人的智力，把切割下来的断片，重组为真实的整体……

啊，历史！是这么一个血肉横飞的屠场，一笼任人吹云嘘雨的天穹，一堆纵横捭阖的死亡判决书，一团光怪陆离的思想、一个自相矛盾的集合体……

如此历史，仿佛幻象的影集。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每种文化集群、每一有性格的“人”──都会按自己的热情重新涂抹、排列，然后阐释它，这新的涂抹、排列、阐释，要是传布开来，就构成新的历史之天的曙光。

健全的历史观念，排除了绝对论。“强调是可以的，执着却大可不必。”观念的价值，在于它对现实的平衡作用，因此可以减缓世界弊病和时代偏差。生活中缺乏的东西，在观念世界里应得提倡，这有助于生活本身的健全，生活本身在不断变易，所以，观念的世界应向相反的方向流转易形；不是作为“反映者”或“镜子”；而是作为“补救者”或“锥子”！所以，只有“反动”的思想，才可能对生活起到互补的功能，才最能建立精神的价值！而“消除反动”，已经被二十世纪的革命证明，其实乃是建立暴政的借口。

哲学的观念、尤其是历史哲学的观念──从上述意义说，也只能是“反生活”的。不是反对生活；而是反抗生活中过与不及的弊端，以便更好地补充生活，推动生命。相对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正是生活本身的变幻不定性（从“纵”的角度看）和生活现象的复杂冲突性（从“横”的角度看）。在生活的液态面前，僵硬的绝对论，是进退失据、无能为力。

宇宙，无准的。天地，随时易。尽管为了更有效地对付生活、反抗压抑──我们制出了我们的准的、练出了我们的处变不惊……但这些能力却并不永远灵验。绝对论的错误，在于诱使细人们相信：这些能力会是不变的天纲地纪，或是什么万灵的仙丹……欺骗细民和白痴的各种绝对论，无一例外地要把人造的事物，神圣化，结果沦为偶像崇拜。

优秀的相对论者当然不会“绝对地排斥绝对观念”，显然，他们只是以相对的态度去反对绝对，以便使自己更强大、更灵巧，而不会在反对绝对的斗争中沦为无耻的绝对论者，从而中了绝对论者的圈套。所以，优秀的相对论者要像反对绝对主义那样反对绝对的相对主义！绝对的相对观念，像绝对的绝对观念一样，对开拓新生活的冲动，弊害无穷。因为唯一可能的绝对，乃是广大无边、空灵无碍、不具形式的“绝对”，即完全虚化的绝对，这样的绝对，才不致于对新的生命扩展，构成任何意义的掣肘。

（11）英雄主人

英雄创造了历史？历史造就了英雄？英雄是历史需要、历史趋势、历史命运、历史精神的体现者；而历史的以上四种形态（需要、趋势、命运、精神）的造势者，则是英雄的主人！实用主义的缺陷在于：它仅仅鼓吹实用主义的原则，而不是说明一切时代、一切社会的人们，都是遵循着实用主义的原则在“生活”，也就是在“蝇营狗苟”……这哪里还用得着谁去鼓吹？因为这些受到遵循的“务实原则”像是病毒一样，是生命的低级本能，是不需要鼓吹而只需要抑制的。

现代实用主义者为了鼓吹自己的理论，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这是他们理论方式的缺陷。根本原因在于：地道的实用主义者都是受到商业主义支配的！孔方兄的经济决定论迷住了他们的眼睛，这是所谓的“犹太人性格”。实用主义没能摆脱商业主义的性格，习惯用些假惺惺的词句来建立论证。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理论也放在号称公正的唯物主义称盘上称一称？为什么要拐弯抹角地诡辩？还怪别人误解了自己！实用主义因此变得不那么“实用”了。一切带上了“主义”的东西，就变得虚伪起来──要做诚实的人，请先摈弃主义。

我们这个时代，不再需要抽象的思辨，空洞追寻“永恒真理”。因为世界，已不再是创业者的世界了，虽然中国正面临历史的三岔路口，但这个时代的中国，不需要乌托邦，需要的只是动员、动员、再动员！我们不是哥伦布，不需要谈论东方的神话，我们是麦哲伦，只要沿着已知的方向前进，仅仅需要探知一条新的航道。

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都在演戏。并把人生看作“精彩的表演”。这是时髦的。这是文明的。这是罪恶的。这是要遭到报应的。人的历史表明，历史过程是多数人模仿少数人的过程，甚至连姓、氏的起源也是这样：起先，只是贵族才有姓氏，后来人民模仿之。如果少数历史人物都是在无耻地演戏，那么多数人民将如何堕落！所以结束戏子统治的时代，必有革命。革命，就是用来自人民和底层的少数佼佼者，作为新的生物贵族，来代替已经腐败的社会贵族。只有这样用生命来更新社会的方法，方能使得革命修成正果。

建立一个新事物，比破坏一个旧事物，艰巨得多，同时，也有趣得多。当然，建设的影响，比破坏的影响，也要持久得多。请看嬴政的血腥建设与文革的始作俑者的一事无成的破坏性！其间的区别，在于道德观念。嬴政好歹算个贵族出身（尽管有人怀疑他是个私生子），而文革的始作俑者不过出身于小经营者（还有回忆录说其父是个高利贷业者），其子最后大量发行不能兑换的印子钱，号称“人民币”，把全体大陆人民都变成了高利贷的借贷者。而我们知道，出身贫贱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慈善家的；而盘剥高利贷的积习，更会让革命事业完全变质。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外孙女，后来为了金钱给人当作十几年的地下情人，真可说是“乃父之风”也。

（12）足论英雄

成败不足以论英雄。难道历史的“定评”就足以论英雄吗？历史虽然由胜利者撰写，然而一切定评，仅仅适合于写作它们的群体，而这些群体又只是注定要朽灭的泡沫。

宇宙寂灭了，世界空虚了。只有尽头的黑暗与不停息的风……命运啊，你在哪里？一切的一切，都在这终极的、必然的善面前，静默融合，并获取新生？

人生与历史，其实际达到的目的，并不是任何一种伦理学预先规定的那个目的！

人生有目的吗？答案似乎只能是：深不可测。

A，人人各有其生活目标，歧异状况令人困惑，所以说“人类要有共同的目的”，那才是天方夜谭。“我要生存”这个目的，并不能团结人类，只能使人们自相残杀。

B，每个人的生活目标，随其死亡终不免落空。即使一度达到，最终也是徒劳。

综合上述两点，可以说“人生没有目的，只有一厢情愿”。至于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生目的”──那该是“神的工作”，并永远包藏在天神的秘密中。

在宇宙尽头没有来到之前，人生的目的难以显明；结果，人只能以自己臆度的理由，强行理解无人知晓的“命运”。这更确凿证实了，没有人能够知道人生的目的及人生的去向，除非他说的只是假定。

可怕的远观：“背景”就是一切。“来历”几乎决定一切。对个人而言，有两种“来历”：生物遗传的来历与社会环境、机遇、条件、时代等等的来历。

对民族来说，也有两种“来历”：种族的来历（生物物种意义上的分化）和地理（自然地理和社会地理；社会地理又包括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如，与某几个文化实体过从甚密）的来历。

这些“大背景”决定了一切、垄断了一切，其余都不过是它的偶尔表现或注定了的形式……这是一种“相对的决定论”？由此观之，改造，有时比创造更难……它受到的掣肘与限制，何其多哉！所以，改革比革命，成功的概率更加微小。因为“改造”，意味必须遵循或至少承认某些业已僵死的前提。这些前提此刻已经豪无价值可言，完全堕落成生命的敌人。作为创造者，可以完全不顾它们，完全撇开它们去铺开自己的世界……但对改造者这却不行，他不得不在它们构成的狭窄圈子中活动。他的这些改造活动，从根本上说不会有长远的功效……于是他不得不陷在两面受气和两线作战的“进退维谷”之中。

“我宁愿献身给一个强人；不愿接受一个弱者的献身。我宁愿革命也不愿改革。”──但愿这成为新的中国民族的最高伦理！

（13）英雄想象

许多人从来就没有“兴起”过，更谈不上“强盛”，由于这样的人对痛苦过份趋避，因而总是“停下来”。这种人的一生，是不断衰竭的一生，这衰竭从他们发育成熟之日就开始了。他们的生存，实在有违“人”的定义！其实，“停下来”并非衰落、腐朽的肇因；“停下来”只是衰落、腐朽的预兆罢了。至于这种惰性的原因，迄今笼罩在生命的神秘之中。生命的定数，使得那一天，“停下来”的愿望，成为不可抗拒的诱惑：升腾的、光荣的帷幕，冉冉落下了！

如前所述，“美”，总是和某种程度的“停下来”，同一步骤的。因此“美”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某种的腐朽。我们大可不必为了女性化的现代社会的习惯而讳称这一点，毕竟，即使连最伟大的英雄，也是由女人抚育而成的！“美”的称号，就如此意味着某种女性化的陶醉，某种阴性的沉湎，某种充满表现欲的凝固：“停下来”，像模特儿一样展示……

尽管如此堕落，但诸如“美”、“和谐”这类精美的玩艺儿，却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道具呢。人需要休息，需要调剂……即使最顽固、最勇敢、最伟大的战士，即使“天神之子”，只要他是由人投胎的（“太子”），就不能幸免于难。如此一来，“美”与“和谐”这类的儿童玩具，就成为人生不可或少的调味品、装饰物，甚至“理想”了！

究其实际，“美”造成的舒适感，与创造力勃起时的兴奋感相比之下，就只是被动的感觉了，它较多取决于对象，而很少取决于自己──这是与创造力的唯我独尊，正好相反的。“美”只是丑恶之链的较为可爱的一环，“女性的美”是需要不断勃起的创造力，来予以鉴赏的。

日本俗语：“英雄和油画一样，要从远处观赏。”这岂不是说，“女性的美”也与英雄的本质，根本对立呢。所以，为了得到“英雄”的本质，就必须舍弃近处的“美色”。而所谓“英雄爱美人，美人爱英雄”的那类英雄，也必须首先经历舍弃美色的考验，否则，他从哪里获得英雄本质呢？一方面，邻家姑娘、唾手可得，并不能满足英雄的想象；“美”包含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判断。另方面，距离及其造成的模糊，有助于“记忆的省略”；而“惊鸿一瞥”、“记忆省略”，则是飞升到“美”的双翼。

生命的秘密在于“抵抗”。投降固然灭亡，“无敌”也是灭亡。因为无敌，作为“独步古今”的公鸡式幻觉，会削弱抵抗的力量，所以是灭亡的前兆。

人，作为生物，有一点也像它种生物，须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不变性，生活才能延续不断。也就是说，某种程度的僵化和谬误、偏见和武断，就这样成为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这不足为奇。既然是生命，哪里能缺少“生命的局限性”？然而，这得有个限度。“过犹不及”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随历史发展，历史因素日积月累，人的局限不断强化；人的文明，由于“尾大不掉”而遇到越来越大的危机。过度的局限就像没有局限一样成为生命的杀手。

（14）英雄之怒

有纯宗教天地，却没有纯道德天地和纯艺术天地。这是为什么？因为宗教是道德与艺术的妥协。宗教，和道德与艺术于一璧，熔禁忌与图腾在一炉。人世间，没有另外一个创造，可以像宗教那样，充满惊人的自我矛盾、自相冲突。人世间，没有另外一种创造，可以像宗教那样，满足形形色色、互相反对的人性要求。人世间，没有另外一种创造，可以像宗教那样，在光怪陆离中还能保持内在的完整与形式的纯一，还能通过某种神秘的恐怖，涌现高雅脱俗的风格。

纯道德的天地，失之枯燥；纯艺术的天地，失之放纵；所以碍难形成圆满的天地──以俘获各色人等的灵魂、肉体。主观的天神（如大乘佛教徒所崇拜的观音）或是“善”的，或是“恶”的（如中国民间所崇拜的魔怪）；客观的天神（如殷代《卜辞》或周代《大雅》中所崇拜的天神）则无善无恶。主观的天神，具有人性或人性的升华，如爱、慈悲、救苦救难等等。客观的天神则没有人性，更为远离希腊──日耳曼──印度等“雅利安神话”中诸神的荒诞放纵。

要人对一个事物（无论客体存在还是主观感觉）有所“认识”，必先要那事物对人已经构成某种压迫：也就是说，人们实际上没有能力去“认识”并不压迫自己或并不吸引自己的事物。在这种意义上，“吸引”也是一种压迫，甚至是更大的“压迫”。所谓“渴望”，不是出自认识，而是出自本能！但“渴望利用某物”，却是一种认识的结果。“渴望利用某物”的动机，还进一步推动了认识的发展。尽管它的原动力仅仅是，“对来自某物的压力感到烦恼、愤怒、敌视等等，进而需要把这些有害的情绪转换成为有益于卫生的反应，以便因势利导、控制环境。”

科学认识的对象，构成物理意义上的压迫。艺术认识的对象，构成心理意义上的压迫。对物理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科学家；对心理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艺术家。政治认识的对象构成社会意义上的压迫。宗教认识的对象，构成精神意义上的压迫。对社会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政治家；对精神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宗教家！余可类推……总之，没有压迫，就不会有对应于压迫的认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认识”；有什么样的压迫，就有什么样的认识。

──认识的形色纷纭、时装各异，但，都是针对压迫而发的“某种反抗形式”。没有“客观的认识”，因为没有“客观的压迫”；在这种意义上，压迫，若不能化为“压迫感”，就是毫无用处的。因为那对“认识”的萌发与演化，可谓并无裨益。

──欲“提高认识”，必先“深化压迫”！

请听这首“哀兵之歌”：

为什么“哀兵必胜”？因为他们尚未被权力腐蚀！哀兵的元气郁积于衷、没有外泄──他们因此还能“惟精惟一”、竭尽全力。这样一来，胜利不用“夺取”，而是自动落入哀兵的掌中。

有朝一日哀兵们“胜利”了，伟大的哀戚和可贵的警醒，就削弱了──权力的毒素从此乘虚而入……真正的胜利反而变得再度遥远了。因为在这世界上，真正的胜利和最后的胜利，并不存在。所谓“胜利”，无非是一个漫无止境的进程，而非一个断然的终局。

难道我们的一生，就该忍气吞声？难道我们的生命仅仅朝拜别人的利益和别人的目的，而不是朝拜比人崇高、比人经久的存在？该是结束那些诱使我们火中取栗的荒唐说教与恶毒阴谋的时候了！那样，只有当我们朝向自由的象征，并激活不断的灵感，我们才拥有力量。但愿这就是我们的见异思迁、朝秦暮楚！

当我们朝向自由之敌，但以奴役集团为主人，生命的灵感会窒息，冲击的力量会递减，谁能谴责我们的由衷的厌恶！这时，我们希望走向旷野、到无人之境，去追踪落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的主人是尘世的代表。所以，我们不仅仅对主人，而且对尘世间一切事物亦复如此：你是自由的象征还是奴役的工具？你是激发灵感者还是扼杀灵感者？──这是我们判断取舍之的基准。尽管永恒不变的普遍尺度，并不存在……

“她”永远在那里……“她”永远焕发青春的活力……“她”永远在激励你每一条神经……企图诱使你脱离轨道、背弃命运。“她”扰乱你的平衡、使你陷在矛盾的苦淖中。“她”要你。“她”要你去屈从“她”的一切奢求。从最细微到最根本的……“她”什么都要。“她”有她的世界；“她”和你不属一个天地。但“她”要你屈从、要你投降、要你变成“她”的仆从！神秘而却浅薄、动人而却危险的“她”……仿佛永远闲散，逍遥在那儿──对精神的探险者，构成致命的诱惑。

她们都酷爱暴露自己的肉体……用最精心的或伪装成最漫不经心的方式。最细腻的煽动和最高傲的冷漠，作为诱饵……最自相矛盾的举措和最言不由衷的语汇，以扰乱情欲猎物的心──尤如一条善解人意的野狐狸。她甚至用最复杂的迂回倒退，来摆脱坚韧不拔的猎人或使之落入死亡的陷阱……但对落入罗网的猎物，狐狸们却又是毫不留情的。她们都喜爱乔装自己的感情，用最相反的言辞，倾诉最使人陶醉的“蒙汉药”。这群历史的奴隶，不知反抗为何物，却要装作高傲的主人。但命运却给她们最奇特的随遇而安之能耐！以此，逼使那屈从她们的人，也沦为历史的奴隶。女人，就这样成了创造者的试金石。甚至连一个无畏的海盗，一旦被这些貌似主人实为奴隶的尤物羁縻住，也将立取败亡、死在断头台。所以使那位“英雄竞折腰者”，并不是分外娇娆的江山，而是上海滩头的娼妓（或用现代语言说，是演员）。难怪许多亡命天涯的汪洋大盗，为明哲保身起见，反都避女色唯恐不及。

她们是文化周折里的浮渣。浮了上来，引人注目；但却身不由己，听候摆布。作为明星，她们并不真的参与任何文化，因为她们脱离创造的意识和自觉的历史。尽管诗人们阿谀说，“她们才是创造之源。”是，她们挑起战争，如在特洛伊城；但并不参与战争，置身在史诗英雄的行列之外。她们激发荣誉感，但距离荣誉则遥不可及；她们刺激文化，但自身却并不包含任何文化的要素。

她们都喜爱暴露自己的肉体！因为这已是文明的末世。但逼使她们戴面纱、穿长袍、立牌坊、成“沙蒂”的时代，已经遥远但又已经不远……历史的钟摆又将摇向另一极端。因为在人类心灵的深处，总有两个完全相反的倾向在高喊“自由”……一道新自由的曙光，也就是恪守道德乃至恪守禁欲生活的曙光，已在地平线上跃跃欲试了？尽管那样带来的，依然不过是新一轮的无聊透顶。

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也就是说，过一种养精蓄锐的生活、一种促进升华及生命转机的生活。有道德的、禁欲的生活，因此不是“消极的”，而是一切胜利者借以吐故纳新的，是他自己笃实力行的。如借用理论家的话，那是一种远离“畜群的”生活。

这样的胜利者欲使自己长寿，需将自己融于一个更大的集体：不是集权主义的“集体”；而是文化集团和生命种族。人类欲使自己不朽，需将自己融于一个更久的存在。融于彼而不丧我，并以自己的特色去丰富那伟大集体和久远存在──这是文明意义的“长寿艺术”。

人类也罢，文化也罢，民族也罢，欲保持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必须具有超越自己的能力，它需要懂得，与久远存在（如自然界）协调的生命艺术。既然决心融于这大的存在，就需要适度放弃自己的利害和自己的是非，而直趋这存在，并以其节律为自己的归宿。个人的归宿，是集体和种族；集体和种族的归宿，是文明和生命，而文明、生命的归宿，则为自然或曰命运。自然与命运的归宿，是“终极的善”。我们也许无法用经验证实终极善的实在性，因为我们的经验太肤浅、太局限也太短暂了；但是我们经历中的浮光掠影，却可以证实终极善的或然性。既然没有人怀疑自身的“实在性”，那么为什么要怀疑自身实在性之上的终极善呢？即便最极端的怀疑论者，也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下，缄默了。既然“我在”，那必定有高于“我在”的终极：无论如何，“我”总有一个渊源，一个来处和一个去处吧？没有人会愚昧得认为人生可以永恒。既然人生不能永恒，那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既有来处又有去处的过渡状态。这来处与去处，这大于我们、久于我们的，可以证实终极的或然性。“吾身”的存在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之前之后的链条。谁否认这链条的存在，无异否定其自身、否定其祖先、否定其后代；既否定了种族的归属，又否定了文明的归属。即便这样绝对的否定者可以存活下去，他内心仍有最深的疑虑。因为他的否定只是愤世嫉俗的表现，他的本能和常识，并不支持这无端的、过激的否定。除非他是神经缺损的白痴。

（15）英雄动向

各种心理的动向，就其作为一种欲望而言，被形形色色、交插错乱的生理压力驱迫着。当一个人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存要求时，无疑会激起心理上的“求索”。许多现代的社会理论都认为：人生来有满足自己基本生理需要的权利（大自然赋予的权利）。但在实际上，相当一批人却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理需要。试问，他们的心里能不感到压制吗？拿撒勒的耶稣似乎到了消除内心的压制，因为他背向着他那现实的虚伪的世界。他继续走下去──但这次社会不再容忍他（以前容忍了他的贫困），给他扣上狂热宣扬异端邪说的罪名，最后在十字架上，受了最残酷的报复。从心理的动态要求看，他的狂热具有充分理由：作为被征服社会中的非正统派，他的尊严遭到双倍的拒绝和蔑视。他怎能不为之动容、因之升华？在更高、更寥廓、更纯净的天地中，有他的圣父和归宿。那里可以满足他“内心的渴望”（这些欲望一度并不焦渴，也不纯然属于“内心的”），怪异的心理力量崛起了。君王之怒，流血千里；英雄之怒，天昏地暗；而当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发怒的时候（据《福音书》说，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的宗教开始显现了──“那时，人间就要发生很多变化”……

不利的心理状态，会使生理机能产生严重的障碍和紊乱。这是生理力量对情绪和意志活动的无声抗议。

意志经常无偿地掠夺肉体。它强迫躯干肢体劳累过度，逼使身心负荷力不胜任的事。因为意志最关心抽象的、被热情和幻想鼓动的“胜利”。许多神经病症，就是超常的心理压力对生理需要的过度干涉的恶果。失眠是最经常的例子。许多消化系统的疾病，也与心理力量的失去平衡有关。心力的滥用，会削弱心力的生理基础。这里，同样在上演着一出循环悲剧。

要说精神病主要起源于习俗的限制，及其对生理与心理所造成的压制，不免有些本末倒置。先有过头的欲望存在，然后才会感到特别的压制，以致精神失去常态。欲望本无所谓过度，所谓过度，是就其或难以实现，或得不偿失，或根本不可能等等。

（16）一代英雄

贪婪，是个形容词，泛泛指代那种过份因而有害的心理动向，人们常用贪婪来指责那些对财物贪得无厌的过度强烈的占有欲。在实际运用中，贪婪有两层含义：

1，人们把可能威胁和正在威胁自己的占有愿望的人，叫做贪婪的。

2，占有欲表现得特别强烈，以致超出常态的人，被叫做贪婪的。

在很多场合下，贪婪并不实指某种行为，而是指一种态度而言。例如，人们可能认为一个抢劫金库的大盗是侠义的，不贪婪的；但却同时认定，某个勤勤恳恳工作以积攒财富的市民是贪婪的。

贪婪是心理力量的一种滥用，它不仅会恶化人的生存处境，也破坏了占有欲那原始的积极功能。把贪婪和占有当作人生目的，对自己的危害要超过对他人的危害。在中外各国的史书上，记载着暴戾之君横征暴敛而招致的亡国事例：“多行不义必自毙”，是每个人都通晓的道理。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很少有人能避免滥用极力。因为贪婪的惰性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把手段变成了目的；把实现欲望的方法当作欲望本身，以致严重地压抑了他人的基本欲望。贪婪的可怕，就在于它将招致可怕的报复。所以聪明而有活力的人都是严格地身体力行、以侥幸廉洁的。

你想要毁灭一个人吗？──最阴险的方法莫过于鼓励他的贪婪无厌，诱使他跨越自己的极限。就像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阴谋家埃古，竭力煽动奥赛罗的“爱的贪婪”（疯狂的嫉妒），以此毁灭了一代英雄。人们都说狼是贪婪的，其实在这种评价中，又何尝没有寓言的成份和主体投射的影子？现代对动物习性的研究表明，狼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贪残无比。贪婪是一种心理行为；人的心理分化程度远高于狼；人因此常常比狼更会克制贪婪的冲动，也常常比狼更加善于施展贪婪的阴谋。

狼的贪婪无论使人如何厌恶，但它毕竟是属于前面所说的第一种贪婪，这种贪婪作为一种生物习性，大体上有利于维持生命的存在，而人的贪婪则相反。如果说狼的贪婪是遗传的、集体的、正常有效的、本能的生存方式（只因这种生存方式与人类的利益相冲突，故而被称为贪婪）；那么人的贪婪则显然是习得的、个人的、适得其反的异态心理。狼的贪婪，对群体是有益的；人的贪婪对群体则是有害的。因为那意味着对他人的剥夺。只有一种贪婪对群体有利：即把自己的贪欲转换为创造与生产的力量。从而，把自己的身心变成贪欲掠取的对象，从而成为一个创造者。

（17）英雄造型

星术家、相面者们说，从一个人的脸面可以看出他一生的命运，可以看到他以往的经历。任何一点生活的快乐和苦痛，都融刻在你的面颊上！每个人的遭遇和情绪，都是个代化的、不雷同的，它凝缩在内心世界，打成一个个感情的结。现代心理学，哪怕是习惯以普遍规律去以偏概全的精神分析学派，也越来越倾向于重视对人的情感变化作具体的研究。这是因为，他们终于开始察觉到了在心的世界中，个体化的原则是至要的。如果，科学只是研究“一般的”；那么谁来研究“特殊的”？对特殊之缘（包括心象、情象、“情结”之象）的研究，须以相近的体验为基础，尽管这并不切合于科学的方法……

嗜好可卡因的犹太人弗洛伊德在《关于文明、文化与现代人的问题》一文中宣称：“我想人生的目的主要还是由享乐原则所决定。”但是由于“神在创造天地并没有设计‘幸福’这个字，一般人所谓的‘幸福’并不是真正的幸福，它只不过意指着一种‘暂时的’、‘过渡的’比以前较好的状态而已。因此，所谓‘现实幸福’，实是属于一种乌托邦心态。”这位动物主义者（以动物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思想”，在这里显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即享乐原则与幸福乌托邦之间巨大的裂壑与空档。怎么填补这个深渊呢？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药方：“恋爱──我想这是一个比其他方式更好的（追求幸福的）方法。严格地讲，去爱人的行为本身亦是一种防卫机制，因这可以避免被爱的失败。恋爱除了给人在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外，还可因男女双方间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关怀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疏离感。因此，我始终认为恋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较合理的方法。”

这是种人生观？但许多人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充分指出过，这种追求幸福的方法并无成效。如龚自珍，在《京师乐籍说》一文中，以剖析北京的官妓历史为引子，指出统治者设官妓以引诱天下英雄去追求弗洛伊德式的、动物主义者的幸福，结果却不能吸收并泯灭人的全部精力：“人生有此苦心奇术，足以牢笼千百中材，而不尽售于一二豪杰，此亦霸者之恨也！”这些代代出现的“一二豪杰”，显然是超越了弗洛伊德的动物行为学（犹太人称为“精神分析学”）的视野。其实，按照这位开脱一切恶行因而鼓励一切恶行的犹太人的说法，他自己的观点也说不上是什么思想，而不过是某种动物行为的引子罢了。

我们所注意的“感情纠葛”，不同于弗洛伊德基于心理的分析而使用的“情结”观念。我们的“感情纠葛”（以下简称“情纠”），是指具体个人“心态”而言──每人各有特殊的纠葛。而如“俄狄浦斯情结”、“拿破仑情结”等等范畴，却企图达到更大的概括性，它自认为是普遍的、超个体的。犹太人计划的集中论、决定论倾向，抹煞了人的个体独特性；而我们则更倾向于肯定个体的独特性。个体心理的体验完全可以告诉人们，人的具体行为是很难以类别来分析清楚的，你只能在宏观上、哲学上去“悟”它。同样，要想把具体个人的感情之结解析清楚，又不流于生搬硬套，不是犹太人的计划可以办到的。

“情纠”产生于对“综合的心理压制”的综合反应。它是在心理防卫体制的不断作用下不断生成着的。情纠，是无从纳入一些既有模式予以解剖，因为其样态决非固定不变，而随压制形态不断蜕变，这种变化即便是科学的分析也难以把握。情绪的变化，再加上情结的个体化，使实验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对之只能猜谜，却无法确切解谜，因为那是在不断改变自己谜底的系列之谜。

探索普遍规律的心理学，如何探测这洪波涌起的独特汪洋？伟大的人格，对心理学来说是怪诞的、不规则的；而心理学对他则是陌生的、遥远的。心理学家试图剖析伟大人格的结果，无一不是新观念的发明和新规律的发现。因为每一伟大人格都是新颖的──足供学者们从中总结出若干条新的“客观规律”。

心灵越发展，越难寻得同道。“曲高则和寡”──古老的经验早已点破。飞得越高，就越孤独。同样，越孤独，则飞得越高！他力图用质的提高，以弥补量的丧失。那么。当你面对一个经过特优发展的心灵时，一般的心理学方法是否依然适用？进一步说，用分解自然现象的普遍科学方法，去分解颇为特殊的人文现象，是否灵验？

越伟大就越孤独：因为可以与之匹敌的事物越发少了。越伟大的人格，就有越奇妙的感情纠葛，光怪陆离、五彩斑斓……这不是点缀品，而是动力之源；没有他的情纠，就无法照见他的世界，光怪陆离和五色斑斓的奇观。

他的心不是生来面对芸芸众生的。他不思俯视而更愿仰视。他仰观自己的天地之精，在他的往来观照中，有欢乐之源汩汩而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羡慕的酬劳呢？他宁愿流浪也不愿长驻，因为他所看见的世界秘密就是“流浪”，而不是恒定的滞留。在云游世界的秘境中，他谛听自然的节律。但越是这样，他就越是得不到理解，而只能受到“故乡日以远”的误会。

伟大的人格、超凡的天才之所以“得不到别人的理解”，是因为他的“感情纠葛”具有新颖奇异的结构，已经与寻常样态的人类情绪格格不入，致使无法沟通。生活层面上的沟通，乃至心理层面上的沟通还是可能的，不过灵魂的对话却是太困难了！以至让人们怀疑“到底有没有灵魂”。

天才往往在俗务上显得幼稚，甚至不近人情。这是因为天才与寻常人之间有道鸿沟──难以捉摸的天才，使他面临一个世俗化的“障碍”。从此，孤独成了天才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子。他们生前被遗弃、遭扼杀，死后被捡回来，分解后，腌制起来。“这只风鸡味道美极了！”后人就这样品尝着他的遗骸。

（18）英雄业绩

世界那么广大，而他却蜷缩在可怜的一角里，他能心甘情愿、泰然处之？宇宙之流滔滔，可他的生活却像死水（闻一多的《死水》歌颂过这一悲哀）一样，他能心安理得，听天由命？于是他要冲决这樊笼──投身“他应该前往的地方”去。他不喜欢这熟悉了的一切，而更憧憬那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类，在那里他或许可以展开想象的翅翼……其实，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的白猫和黑猫一样诡秘。

世界虽然广大，但却是圆滑的。没有一个角落作为支撑，不去品尝某片死水，你就无法接近这圆滑的世界。于是你被迫牺牲自己的年华，等你巩固了你在某个角落里的地位，等你已经学会被这个狭小的世界接受的时候，你却成了这世界之角的一个部分，而不再是它的观察者、感受者和判断者了。就这样，改革者与再生者的候选身份，早已离开行尸走肉的躯体。

这就是“扩张者”和“理想家”的巨大悲哀？他必须作出让步，达成某种可以忍受的妥协，或者，是在一意孤行中化为一股无名的历史力量，一阵轻烟似的无名英雄。

在那些创造历史的天才身上，时间像梦一样地流逝掉……心中荡漾开淡淡的雾……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哀伤？他是为自己的内心力量而满怀悲怆？一个谜团开始扣击他的心扉──世上还有哪一出悲剧，会比英雄无用武之地更为凄婉的呢？

他，也许不是什么英雄，但却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不断酝酿着、不断生产着反压制力量的人。他并不要求大规模战争的用武之地，但却梦想在自己的天地里试行着对抗压制。一个声音告诉他，心的力量若不能坚定地指向某个外在的目标，就会运转过来反对自己、障碍主体的有机生成。唐·吉诃德向风车开战而被人耻笑，但谁曾想过，这并非出自愚蠢，而是需要一个外在的敌对目标，以便保持自己的存在。他并不期待从这对抗中得到可见的利益，他是希望以此摆脱一种致命的窒息感，那种不能用其他方法加以驱逐的悲哀和绝望。

他并非无病呻吟。他的呻吟来自那隐蔽的灵魂疼痛。他秘密的苦难，源于他那边强的意志力量。这层压制要比外在的压抑更善于咬啮人心……只是别人看不见罢了。

在他的暗礁从中，闪耀着一朵冷艳的热情……他渴望走到很远很远的异地永不回头。

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早已厌烦透了。他已然沦为这一大片木头手下的木头。他坐在一间豪华的房子里，但是却成了这间房子的摆设，人们把这间房子叫作“主人”，而把他当作一幅风景画中的淡淡一笔油彩，尽管人们酒后茶余时而说起这一笔油彩十分传神……但毕竟是一笔无足轻重的摆设。

他要启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他不知道那地方究竟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去。他只知道，他必须去，而且，即刻就要登程。

他并不期待奇迹。他没有幻想他能抵达理念的彼岸。他知道，即使在其具的宇宙中确有那一个美丽的地方，但在他抵达那里以前很久很久，他就精疲力竭，虚脱而死了。更可能的是，也许在他启程之前很久很久，那个美妙的地方早已毁灭了，只是消息走得太慢。他需要孤身一人，死在很苦很苦的汪洋中央，没有一个心灵知道，没有一面镜子照见此事。

啊，他的遗体将是鲨鱼的佳肴，他的骨骼会变成某一类化石。到底将属于哪一类，永远也不会有一个来者告诉他。他的命运无人知晓，他的意志不如一颗鹅卵石。

为什么远离已经熟悉的一切，迈入未知的茫茫夜雾？是哥伦布式的幻想在激励他？不是。哥伦布是为了钱财，为了虚荣，为了满足因一再延误而焦灼起来的野心……是亚历山大式的梦想在鞭策他？不是。他并不渴望统治世界。他怀里没有揣着建立一个宇宙帝国的蓝图，没有那种要为之死去的狂热荣誉感（谁说荣誉感仅是条顿骑士特有的呢？亚历山大和项羽才是更高的典范）……

一种热情，这是冷艳的热情，仅仅不想回来，并无“义无反顾”的雄壮。他的厌弃之感，是无人劝阻的热情。──他只追寻自己所依恋的。他宣布：即使对方是虚无，即使对方并无同感！

在他的爱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厌倦。唯其厌倦，所以去爱。他想用爱的热情，忘却厌倦之苦。他宣布了他的受，他收起了他的厌倦，于是他走了。他悄悄地不辞而别，也没有送行的人。他真的忘掉了曾经那么熟悉、那么眷恋的地土？

他知道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收容他的爱情。他知道一切地方都只能误会他的度诚。他的命运将是要么受到真诚的冷遇，要么遭到热烈的歪曲。各方的人们都涌来，阉割他，人们多么需要他啊！

尽管预知这些冷漠和不幸，他还是要去。他要证实他的不幸，他要体验他的苦难，他要让预感的东西成为已然的事物──因为他太热爱生命了。

当他熟悉了新的不幸，他的生命又撕掉了一页；他又厌倦了：世界太相似，不同的人类之间也是太相似了。正如他在一部讲述“超人”的书里看到的，却是到处充溢着“人”、“人”、“人”！这样的人、那样的人，老人和少年，老妇和姑娘，走绳索的人和宣讲真理的人，半兽的人和擒兽的人……只是没有一个超人！哎！新新人类的嘴是超人族的，骨头却依然属于原始人类！

超人书里的超人还没有出生就死掉了了。被令人作呕的试管婴儿和残缺不全的复制人体取代、腌制。

这样的人、那样的人，老人和少年，老妇和姑娘，走绳索的人和宣讲真理的人，半兽的人和擒兽的人……区别只在衣饰和相貌；而心地和气质却永远齐一。区别只在群体的风俗和个人的爱好，但到处都飘扬着各种样式的阴郁和压制。

以后他到哪里去？还有什么可选择的？于是，他想起了很古很古的书上有一句话，说是人生在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他悄然涕下。

（19）民族英雄

社会的压制，激起并促进了社会的反压制力。不愿盲信、屈从的个性，不思自弃、自损的个体，总是在寻求一个突破口，以求改变文化的流向。这是多元文化的内在基础。他们对压制势力进行的冲击，开始时并无明晰的方向，也无固定的方式。此时，他们只求摆脱压制，心智还处于困惑状态。只是随着反复的较量与试探，一条更合乎节能原则的道路被发现了！新大陆洞然开启，新的眼光射入了它。这时，可能性变为可行性，神秘之象变为神奇之事一个新的文化运动开始了。

他们的心充满明净而豪爽的艺术冲动。这种冲动的本质是渴望新颖、渴望创造。而来不及顾虑这新颖与创造是否合乎已成的规范、既定的逻辑。作为社会的反思脱颖而出的新潮，是使各种世俗的历史得以再生，各种文化得以免除腐朽的神奇之事。

潮水上蒸为云雾，云层下落为雨雪。天地之间，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分割，甚至没有一线固定的、公认的界限。近视如坠十里雾中，远视则漾溢着迷茫的美。有时候，正在上升的水汽与正在下降的水汽看起来竟是十分相似，不分彼此；尽管他们正在奔赴不同的宿命。唯独慧眼的人，方才有幸（或不幸）窥破此中的玄机。

社会的沉沦与反沉沦之间，也是如此纠缠、混做一团。没有截然两断的鸿沟，反有随时随地的转换。种种形势，被超乎世俗善恶之外的大力量左右着。局部力量的分合、升降，受着生成趋势与死亡趋势的牵扯，受着主仆关系的制约，受着爱与恨的交错。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反压制力成为新压制力，被驱于地下状态的沉沦力量，再度化作新生的来源或盟友……

（20）英雄断送

情欲，对动物的以至人的命运，起着主宰般的作用。很多英雄都是断送在美人的手下。情欲是个两面神。它既保证种族力量的连绵不断，成为种族之链中关键的关键；但又以其特殊的激情，把生命的命运推上一条又一条难以预测的航道。那里有危险和快乐。它因此对动物和人的激发力，常常大于其它欲望形式。而在人类的故事里，以性为基础的爱情内容，更使之得到了令人惊异的升华。与此相应，关于它所引发的悲惨情节也就布满了人类的经验领域。在各种高尚的艺术或廉价的小说中，都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描写。

色欲伤人，情杀案件，结局悲凉的动人艳遇……都表明，本意在于延续种族的情欲，竟也能致人于死地。而且，决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事件。初看之下，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但这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反击力量的双重面目。殊不知，现代文明对情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视之为心理的乃至于躯体的“娱乐”。而过于严肃的看法，又把“性”看成人所承担的一项义务。

情欲活动，远远不是一项对每个人都具有同一含义、同一内容的行为。不错，它常常体现为主动的、外向的（不论男女在骨子里都一样急切地求偶），但其根源却是对被动状态的内在反应。爱慕的对象，无非只是触发了性的活动。因此它必然具有较异性对象远为广泛的反应领域。情欲，首先是种族延续的保证。遂行性欲而附带的快乐和遂行其它欲望时所附带的决乐，就其快乐的功能而言并无二致：大自然给予人和动物的循环之苦，以一种节律性的松弛和补偿，以此答谢有机系统的多重烦恼，并诱惑他进一步踏入性的陷阱……但文明的压力，有时也会使自然的次序乱了套。阴阳易置、主客移位的颠乱，在性的问题上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性的附属功能即性的快乐的一面，受到空前的注目；而其主要功能及其苦恼，反被忽视、抑制了。如，生育的功能，今日已在性生活中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性的狂热会强逼着有机体走上忘掉初衷的不测之途，使得具有更广泛使命的武士，沦为一个单项──性的祭品。有趣的却是，这种不幸的局面似乎分外加强了爱情的浪漫色彩，这里不乏刺激与冒险的韵味，也有危险的情调足供回味。性爱，就此从一个解放者变成了一个加倍的迫害狂。

这个迫害狂，有把生命变成祭品的专业化倾向。它像一个狡黠的大蜘蛛，以自己织造的粘湿阴暗的大网，罗致形形色色的牺牲品。这些牺牲品，也包括它的宿主在内。它的祭品不仅身陷囹圄，且在意志上完全屈从。动物世界里捕食者的严肃恐怖，被人类情欲中寻欢作乐的滑稽取而代之。

（21）英雄入彀

随着文化精神的逐渐本土化，知识分子们也十分奇妙地渐具一种新的身份：同时开始着手掌握社会的权力。

这一历史变革虽然是通过科举的推广而实现的，但把这种变化归功于科举制度的确立者则是肤浅的。“科举制度”不过是统治集团在新文化势力的压力之下，所采取的一个收揽政策。

例如，五代时人王定保所著《唐摭言》记载，杀害兄弟夺取政权的“英明领袖”唐太宗李世民，有次微服视察考试进士的御史府，看到许多新科进士鱼贯而出，便得意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音构，原来是张弓的意思，这里借用为牢笼、圈套及迫使就范的意思，“入吾彀中”就是“中了我的圈套”。《唐摭言》是一部记述唐代贡举制度及杂事的书，其中记述之详，一般史志所不及。

具有四分之三鲜卑血统的李世民，其诡诈程度甚至超过了汉人，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样混血同样杀亲夺权的明成祖朱棣，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娴熟地玩弄新的文化势力，其目的，是在野蛮的统治力量与文化阶层之间，实行历史性的大和解，即，军阀武士阶层与文化知识阶层的再度协作。而在魏晋南北朝的整个暴君时代，则充满了权力与文化之间的过于残酷的斗争，用现代中国的政治术语说，就是“思想改造”。大和解的结果，是军阀们重新开始从民间广泛吸取统治的力量。因此科举制度的确立，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狭义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广义的知识分子。从此，松散的、负责运输文化业务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文化主角让渡给了有组织的、担负着社会文化创造使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推动中国文化再度进入一个高峰时期。

从直接的文化结果看，南北朝文化的原野似显荒凉。但从间接的文化效应看，即从文化的拓荒与土壤的耕耘看，正是南北朝为唐宋的多元文化乃至元明清的统一帝国奠定了一个长期的基础。唐宋元明清的诸多社会样式，都可以在南北朝时代的漩涡中发现其相关因子。而奠定文化高峰这一事件本身，则是和广义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联系在一起的。

当代中国的意识，对此已经开始有所自觉，这是否预示类似南北朝的文明模式的转换，正在当代中国的荒凉历史上再度出现？人们有理由对中国怀抱最后一线希望。这也许仅仅是一种信念的力量，然而它不仅在枯黄的史籍中，而现在就激荡在我们心中。

（22）英雄基因

遗传学虽是最新的科学之一，但人类的古老经验中就已包含着类似的模糊认识了。如果从上述角度去理解各个古代民族尤其是中国古代社会所推行的“灭族”的惩罚方法，那就不仅是端报复心理的恶性膨胀，甚至也不全是基于“斩草除根以免后患”的策略考虑，而是获得了遗传学上的意义，那就是运用消灭整个家族遗传基因的措施，在生物学上有系统地降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用当时的道德标准看，这是可以接受的。

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知识水平下也许有其治世的道理，但毕竟是一种原始的简单的消极措施。人的遗传过程是极为复杂的，尤其是通过一对两性的配合，可以产出很不相同的遗传后果。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同胞兄弟都具有很大的天生差异。至于其他较为疏远的血缘关系，两性结合所产生的遗传变异就多得不可胜计了。因此推行灭族的方法或株连家族，

从遗传学上看，既杀了潜在的疯子也杀了潜在的天才，完全没有必要。于是其作用就更多体现在心理方面，如有助于专政阶级培育俯首帖耳的顺民阶层。

但另方面，这也从根源上弱化了民族的活力，是一项拔本塞源的反动措施，极端不利于“人的进化”。

就拿中国的帝国时代来说，各个王朝尤其是辽金元清等定都北京的外来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竞相针对不甘屈服的人们实施屠杀，与此配合常常运用灭族的手段。其结果仿佛全民被迫吞食了麻醉剂，在社会“安定团结”的另一面，不仅损害了汉人原本极为丰富的英雄基因，而且使得中国无力对抗西方的入侵。

从这观点去重新审视清代汉官龚自珍的那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就不难在社会学的含义之外，找到遗传学含义，“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解为“抗议满清异族阶级专政镇压汉人、系统破坏遗传库藏的愚行和短见”。而在“专政条件下”万马齐喑的社会局面，也是不服改造的人物大量死亡的必然结果。

如果用专政观念去衡量这些不服改造的人，这当然是些“阻挡历史进步”的反动派，但历史不总是按照专政观念去发展的，不论是异族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23）英雄类别

基督教把欲望分为好的与坏的，佛教则排斥一切欲望，甚至达到执著的地步，结果把万事万物和诸般观念都往“佛法”上硬套，形成新的绝对主义倾向。尤其是中国和韩日流行的大乘教徒，为了配合这种绝对观念的佛法，不惜违背历史的实情，把后来发展出的北方佛教即大乘佛教，简单解释成“更近于释迦牟尼的原意”。而按照严肃的研究结论，南方佛教或小乘佛教，才比较接近更为原始的佛教哲学。断言后来产生、发展出来伪教义却更接近创始者的原始意念，这是利欲熏心的政治判断，而非独立智能作成的判断。

有的佛教徒对北方佛教（大乘佛教）教义的断言，可以简约为如下的公式：“涅槃（Nirvana）”──“察觉佛性”──“无限的慈悲”──“利他的欲望”。把这公式再省略一下，就成为“涅槃──利他的欲望”这个更简练的公式。

这难道是真的？很难设想，涅槃竟成了一种欲望！尽管给这个欲望加上了“利他的”一类修饰语，但欲望毕竟是欲望。涅槃的原始含义，按理说是“把火吹灭”即寂灭的意思。“火”就是欲望，涅槃就是欲望的消解。但欲望毕竟是欲望，消解欲望和加强欲望（哪怕是“积极的欲望”）怎能等量齐观呢？

欲望毕竟是欲望。不管给欲望加上什么修饰性词语，“利他的”、“利己的”，“善的”、“恶的”，“个人的”、“集体的”，“社会化的”、“反社会的”，“高贵的”、“卑劣的”等等，都只是评价。而所有这些被评价区分为两造的欲望范畴，都只是欲望统一体中的并存物，它们是同一个事实。而人与人之间不同体验与评价，无论如何不同，都不能改变欲望统一体的事实。

被一些人称为“善欲”，可能被另一些人称为“恶意”，因为欲望就是欲望。何况释迦牟尼的涅槃和佛教徒众的“利他的欲望”之间，可以说是毫无关系。

印度的佛教深受前雅利安时代的印度文明瑜珈精神的渗透影响，缺乏北欧海盗那样的“浮士德精神”，并不主张以暴易暴式的欲望至上。在佛教的基本概念里，用欲望抵消另一种欲望，是无济于事的，可能导致更大灾难。把涅槃变成一种欲望，这完全是是雅利安强盗部落的思路，或者干脆是个黑色幽默。

所谓欲望，是一个生命体内部，透露出来的一股生命力量，由于它带有强烈的生物性，所以不论演化出什么形式，欲望在本性上只能是“以自我为轴心的”。以利他主义的形式推出的善之欲，其所利之“他”毕竟只是“我的他”，而不是“你的他”，更不是“他的他”，所以，由爱生恨的事不胜枚举，利他主义者常相对立、彼此厮杀，就毫不奇怪了，这也就是所谓“思想斗争”、“宗教战争”、“信仰冲突”的生物性根源。所以我们看到，“越是‘利他’得厉害，就越是‘争斗’得厉害。”利他主义者“为了你好”而强迫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这就是“利他主义”的代价：无意间加剧了争权夺利。

利己主义者最喜欢泛泛地谈“利他”的，如果不是为了利己的目的，夸张地谈论“利他”有何意义？虽然一切高级的宗教、哲学、意识形态，无不以利他的宣传招徕顾客，所以摈弃狭隘的利己主义，可以吸引更多的徒众。 

另一方面，透视一下利他主义的空洞言辞和具体结果，就不难发现历史上有许多恶劣的行径，正是在利他精神的支配或文饰下干出来的，高扬的利他旗帜，团结了大规模的破坏力，破除了习俗中的禁忌与约束，肆无忌惮地遂行迫害与杀戮。在社会齐一化的口实下，个性与个体被消灭了。参考这些史实，对“利他”和“爱国”之类的词汇，使用的时候，最好慎重一些。

人的欲望的力量，具有一种奇妙的转换性能，碰壁之后它会转向，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极端利己主义的人，有时却表现出“利他的倾向”。通过“利他”这来达到极端利己的目的，号称“曲线救国”。其实，是由“欲望的自我中心本质”和“欲望与环境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由于欲望的强烈主体性和自我中心倾向，欲望不可避免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东西。而自我实现，又可分为两个层次：直接利己的层次和间接利己即利他的层次，应该说，后者是更加隐蔽更加深刻的层次。

由于人性的这一隐蔽而深刻的层次，各种利他主义之间的争斗一点也不比各种利已主义之间的斗争，稍有含糊。而利他主义对利己主义的斗争，相比倒是要温和一些。所以共产主义者把别的利他主义者叫做“反革命”，而把利己主义者叫做“小资产阶级”。而在“革命斗争”所制造的很多糟糕事例中，利他主义最后成了利己行为的仓库，“为了理想”成了谋财害命的借口。

例如，鼓吹消灭阶级区别、解放全体人类的利他主义宣传，在实际生活中却组织了空前残酷的阶级压迫。

精神活动的基本动力，不论形态如何都是欲望，涅槃的真切含义，因此不仅是降低肉体的活动水平，也是降低精神的活动水平──使活人脱出有我之境以入无我之境。而所谓的“大我之战”，终于演变成“欲望之王”，领导了规模巨大的集体坑杀。

这些显示了“人的言辞与行为之间的巨大鸿沟”，人们通常把这叫做“言行不一”甚至称为“矛盾”，在我看来，这没有矛盾，而是非常符合逻辑的食言而肥：“说尽天下漂亮话，干尽天下丑恶事”，文革中的对联如此写道，横批是“党委书记”。

其实，别说党委书记了，就是佛陀也并没有按照自己的说教去做。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名实相睽已经构成了一个人性规律，一个反复出现的“身心关系的游戏规则”。

举例来说，在分析文学作品的时候，评论家们成群结队去寻找文学形象在生活中的“原型”，像十九世纪加利福尼亚河谷地带的淘金冒险家们不择手段地拔取金羊毛似的，他们评论家也企图在社会生活的滔天洪流中捞出几个“金子一样的心”，以供自己的马屁理论分析之用。这种努力多么可笑，因为它完全忽略了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完全是政工干部们捏造出来的莫须有，而人的尤其是政治动物的身心关系，就是“正话反说”，正如“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人”。这种奇特的共生关系，使得言行彼此依存，各自承担了特定的职能，在互补中，提供对方欠缺之物。共生关系使言行互相掩护，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文学形象和生活现象的某些相关，造成的主因却不是“生活的原型”而是作者的“心理原型”，即“创作意图”意义上的文学模特。

（24）颂扬英雄

当人们高声颂扬业已作古的英雄人物时，有多少人会在片刻间想到英雄们临死前的痛苦呢？！

人们需要的是用一尊偶像来克服自身的软弱；于是便把英雄的苦难变成了有用的美德。教徒需要耶稣的宝血来遮盖自己的罪孽，于是欢呼十字架上的救恩；在这样的信仰里，是否隐藏了人性中最卑鄙的利己性？

不论是神性英雄还是凡夫俗子，他们勇于牺牲的动机不是由于胸怀更大的目标，就是由于逃避严厉的惩罚──来自神的或来自人的──结果，其行为的后果却消解了目标的载体和惩罚的受体，这真是不无讽刺意味。英雄的冒险与儿童的冒失，难道真的没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吗？

他所进行的事业越是巨大，他实际参与的那个神话也就越是被夸张得无以复加。在如此规模的瞒天过海之下，他的幻灭之际也就越被延迟，他被证明为无能和无助的日子，也就越是推向遥远的未来……这种心理需要，正是许多伟大的发明赖以诞生的内在基础。──“向着伟大的目标，以便躲避琐屑的人生。”他说。

（25）英雄败类

历史说，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得到“最后解决”；所以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年）必败，“历史的终结”也必败。因为生命的力量实在大于意志的力量，以意志搏击生命无异以生命搏击地球（中国语言生动地称为“以卵击石”），所以尼采不得不疯狂。因为对于一个问题解决得越好，这解决本身就越能引起一系列新的问题。这就是所谓“成功的应战引起一系列新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问题越解决越多。在一个结构内部，问题越解决则解决新问题的难度就越大。相反，如果处之以泰然自若的态度处之，以庄子式的愚昧态度去面对问题，它有时仅倒“无事自息”了。这样，随时间的惟移，旧的问题完全可以不解自决、不处自理。随时间的展开，新的问题又发生了，并不因旧问题的“妥善解决”而止息。那种认为解决旧问题会对解决新问题有所裨益的想法，完全是想当然的臆断。那种认为问题越解决越少的成见──完全是由于孩子气。

问题本身在演变着。旧问题的自然死去新问题自然诞生。杀死旧问题，无异于催生新问题；催生新问题，近乎杀死问题！对一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另一个问题的形成；从此，“解决问题”的惯性及其连续行动就构成了历史过程中的因果关联。历史无非就是一批问题的涌现，代替了另一批问题的困扰。新的问题冲击旧的问题；新的注意力掩盖了旧的无能为力。能够胜任这新潮的压力者──就是英雄。否则，就是败类。除此之外，并无万全之良策。但这决不等于说──随着英雄的出世，幸福就会降临，平衡就会引成，和谐就会实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问题”这个恶魔，决不会放过困惑英雄的机会，一如不会决定百姓命运的机会──它要考验英雄。英雄深明此理，他的智慧与力量若不能以入的方式解决问题；他将听从天命与气数，以天的器度纵任问题！

知道了天人之际的这些情状，无异于接受了一种“健康的暗示”。──这使我们能对生活与命运采取较超然的态度。“无思无虑、顺帝之则”，就不再是“无可奈何的哀鸣”，而成了洞察大命运者所必历的一个境界。这样的人，不再有什么人或什么事能够伤害他。戒绝了无益的悲愁，也就将内力专注于自然给你安排的角色。这，正是大自然在其无言的肃穆中，向每一个人启示的“天命”──只要你能领悟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限”，对比，你真正“逾越”它。健康的人谨守自己的天命，“不越天性的雷池一步”──这样的领悟者，是乱世的人心所归处。

在中国思想中，这得天独厚的领悟者又名曰“圣人”、他的心思“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朱熹《周易序》）他是宇宙脉息的现身，“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天奉时。天且弗违，而况人乎？而况鬼神乎？”

我们是自然的宿命论者！

（26）英雄祭坛

各个民族的神话洞天中都盘踞着各自的“恶魔”形象。而从各种神话中派生出的各种意识形态的观念系统，也都不自觉地承袭了这一禀赋──制造出各自的恶魔范畴。所谓恶魔，就是人在观念世界中力欲避开的那些诱惑。它曾如此强大，以致人们可能因此与自己的生存处境失去均衡。正是为了克服这一威胁，才会出现了对“诱惑”、对恶魔即对特强的内驱力的谴责。

人的群体内部的动力因素，则不断塑造因而不断改变改变了各个群体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的形态。这些群体的动力因素，通过个体活动表现出来，但比个体能量更持久。正是在群体生活中，作为动力化身的某些个体，才获得了他那“魔鬼”般的意义。在规范意识中，“动”常与“恶”被联想到一处，正如“善”常被与“静”等同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人心的惯性──他对习常之物给以赞许，而对新奇之事则充满疑虑。这种长城一般的心理，在各种神话中都获得了非凡的“道德表现”。

这就是被指为“不安定的因素”──撒旦的诞生。在两河神话中，魔鬼撒旦引诱水性杨花的女人吃下了智慧果。魔鬼撒旦扮演着双重角色：

A，在人的心中，魔鬼是人的内驱力，否则，就产生不了对人的“诱惑”。事实上，夏娃和亚当，只能是先有了内驱力，然后才“发现了”“恶魔和他的引诱”。

B，魔鬼本身就是人的一个对立因素。即，撒旦不是别的种类，而是人类的诱惑者，他负有打破现有平静、从蒙昧状态中唤醒罪性的使命。在感官世界的维护者的崇拜者来看，魔鬼是邪恶的，因为恰恰是恶魔揭露了世界的虚幻性，而各种宗教组织的权威却是在拼命维持这虚幻的存在与神圣的观念，以便控制局面。

希伯莱的撒旦不是孤立现象。希腊神话中也有一个类似形象──盗火予人的普罗米修斯神。他与撒旦的类似处，迄今被忽略了。原因在于道德观念蒙住了我们的眼：

撒旦是“坏”的，普罗米修斯则是“好”的。诸如此类。其实，他们是一样的：

A，他们都违背至高之神旨意、把神的秘密揭示给人。

B，他们都是人的文明的发动者。

C，他们都因此泄露天机的罪行而受到至高之神的惩罚，永劫不复。

撒旦在诅咒中变成了无足的蛇，普罗米修斯则被绑到高加索的悬崖峭壁之上，听凭鹰鹫啄食他的肝脏……

中国神话中的“鲧”（大禹的父亲），也有类似的命运，他违背天帝的旨意，盗取神物“息石”、“息壤”为人类消除洪灾。这种创造性的“泄露天神秘密”的背叛行为，也受到了最无情的惩罚：他被殛杀，死在“羽山”，治水的宏愿化为泡影。

鲧的命运比撒旦和普罗米修斯也许更不幸：他不仅被杀死了，而且，他的牺牲也毫无成效。撒旦和普罗米修斯还都通过自己的受难，成功地改变了人的命运，但鲧则徒劳无功。而他被迫中落的治水的伟业，只是由那位从鲧的死亡中诞生的儿子禹（“鲧腹生禹”），在鲧死后用一种全然不同于堵塞的疏导方法，完成了治理洪水的事业。

这些雄浑的史诗场景，不是简单的“宗教呓语”，而是对文化史上确曾有过的动态，所进行的实况描写。这些堕落的故事无不充满了圣洁的牺牲，宛如一曲曲“创造之歌”的庄严合唱。

鲧──撒旦──普罗米修斯，以各自的魔鬼神性，在各异的环境中，走上了自己的英雄祭坛。他们一个比一个幸运。

鲧死了，撒旦遭到永恒的诅咒与放逐，普罗米修斯则在囚禁中被人类解放，在颂扬声中胜利归来。正因为他们故事的结局不同，所以希腊人的科学和发现征服了世界，希伯莱人的宗教和信仰影响了世界，而中国人则是用开饭馆和洗衣店的手艺漂流世界……但愿这样的玩笑早点结束。

这些神异的叛逆，为什么受到古代民族如此的注目？难道他们仅仅是些“自然力量在原始人类头脑中的反映”？不对。今天，谁也不会无条件地屈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断语了。实际上，这些神话是在说明，那些至高至上之神（中国的“帝”、希伯莱的“耶和华”、希腊的“宙斯”）的对立面（中国的“鲧”、希伯莱的“撒旦”、希腊的“普罗米修斯”）实际上是：人的内驱力与创造精神。

“魔鬼”等神性英雄不在人类之外，就在人群之中！

“不安定的因素”不在社会层面，而是活跃在人的灵魂中和血管里！

──他要挣扎出来，他要“打破”现在、“开辟”未来。哪怕这未来充满了苦难、不安、牺牲、永远绝望等一系列的未知数！

这些超人式的史诗场景，是人类中的创造者命运的象征。

为什么鲧的命运最为悲惨？这很可能暗示着，生长在远东文化圈中的创造者们，所经历到的幽暗、曲折，最为突出。他的业绩只能在他的下一代的身上，获得成功。正如鲧的业绩只能由禹来“克绍厥绪”。神话是民族精神的体现，由此可见是很有深度的，它的深度来自它的复合与仿佛的矛盾。如果它一气呵成，反倒失去复杂的内涵与充沛的内力了。

例如，鲧、撒旦、普罗米修斯，其实又都不是简单的新神。用文化史研究的光，透视一下，他们竟比后来居上的“帝”、“耶和华”、“宙斯”诸神，还要古老！

鲧的形体是一只巨大的爬虫，撒旦则是著名的“蛇”，普罗米修斯则是前奥林匹斯神系（即宙斯家族）的提坦巨人族成员。因此，他们比后来居上的更为人格化的至上天神（帝、耶和华、宙斯），历经了更多的沧桑。推动他们“启迪人类”的，并不是纯净无私的动机，相反，他们的内驱力是最古老的“复仇意志”。──由于不甘屈居新兴的大神之下，他们要起而与之抗争，才与正在萌生独立意志的人类，结为盟友，以反对趋于稳定的神界新秩序。类似的事例，充塞了一部文化盛衰嬗替史，古枝与新芽嫁接，活水与死水交汇，孙辈之力与祖辈之愿相合，才得以迸发出“魔鬼般的活力”，以反抗父辈的专横。它不受规范、难以逆料甚至不可名状──旧的语言已不足以描述他，新的语言则没有为他成形。所以，在这黎明前孤寂中，人们就说他充满了“魔力”。

借用一句拿破仑·波拿巴特（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年）的话说：“天才创造规律，而不是规律创造天才。”如此说来，不是人类“受了诱惑”，而是人的内驱力“抓住了诱惑物”，诱惑物是专为内驱力而设的！

鲧为人类来了神奇的息石息壤，撒旦指点了可口的并激起连锁反应的禁果，普罗米修斯播下了火种……这些“诱因”的存在，只是标明了古代民族内驱力各自所指的方向，如中国人最渴望那不会流失的土壤。但经验告诉他们，这样的土壤是没有的。于是，他们就振起想象之翼，“创造出”一种甚至能自行生长的土壤。息壤的神话即缘此而发。希伯莱人所来自的两河流域的居民最渴望绿洲式的伊甸园，但这等无忧无虑的乐土哪里有呢，于是他们不甘心于此等寂寞，便假设这乐园是被人自己制造的意外事故给破坏了的。这使得他们对创造行为（“采摘智慧果”）既兴奋又充满罪恶感。希腊人最渴望航海的光明，最向往那足以照亮海上阴霾的灯塔，所以普罗米修斯的火，要到太阳神的神牛那里盗取，为此，普罗米修斯的惩罚是严酷的，他被囚禁在远离海洋和要道的高山之巅，让他永远看不见自己的胜利。

（27）英雄气

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片荒漠，在我们的后面，是一片废墟，在我们的周围，只有鲜血、脑浆、泪水和精液混成的生命遗物……血是身体的泪，是人体的精华。脑浆是思想的血、泪是信息的精髓。泪是心灵的血，是表达爱与恨的精液，而精液则是种族之血，爱情之泪，是创造新思想的精髓！唉，爱哭的孩子！孤独的心灵！种族命运的承载者！你完全无依无靠，只能靠你的孤独，或是，上帝。

“〇”，这是一个大圈的结束，又是一个大圈的启始。

一切从“零”开始，一切到“零”结束。“零”，是最根本的，是“第一性”的；其他一切的数、物、象、人，总和起来才构成区区“第二性”。

在零的世界里，没有恶，只有善；没有善，只有纯净；没有纯净，只有虚空；没有虚空，只有命运；没有命运，只有超神之神。

一切卑鄙龌龊的恶，一切琐屑无聊的善，都化在圣洁浩渺的纯净中。

但在零的世界里，又潜隐着丰富的存在。它们彼此对立，互相抵消；相依为命，相扑为乐……她们在互相消灭的邪恶忌妒中，达到生生不已的创造。

在“零”的世界里，“恶”并不存在。它，只是“恶之人”或“人之恶”的表象，和幻想，是一种作为“恶之花”的顽强冒尖的“恶意”，而并不像古来的宗教家和近来的理论家们所宣称或所痛斥的那样是什么“实在世界的本质”。

“零的世界”──既没有恶也没有善。如果强为之说，那就算只有善而没有恶吧！这是一个大善的世界，一个洋溢着“一切皆善”的世界，一个不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世界，而且“存在的就是善”的世界！当然，那世界的存在、世界的善，也因此而成了不合理的、邪恶的，甚至充满罪孽的。

如果撇开上述必要的前提，说“世界只是充满罪恶”──那岂不只是恶意者的诽谤？这是一种藉以为自己的不得意的生存状态进行肆意辩解的毁谤之辞。所以一切无产阶级暴发户全都乐意如是说，如果暴发户成了老迈的权势者，则渐渐有了一些善意，或曰“是经过伪装的更大恶意”──称道世界的完全合理性。

但这些蛆虫般的阶级斗争，这些你死我活的粪土战士，这些具体的善意与具体的恶意，岂不都是执一不化？它们仍在零的世界之无限海中，自怨自艾，自得自喜，星星点点。

而“零”，不再是一个观念，而是一把倚天而立的标尺或“无形之剑”……零已经构成了超越神明的实有之源！它从此成为先于“物质”、先于“精神”、先于“反物质”、先于“力”──压制力与反压制力──的超生命实有。正因为他等同整个生态，所以他终于超然于生物的可能性，而作为生物的人便消失了──形成一个非此非彼的“零”。爱和恨抵消了，欲求与忏悔抵消了，进取与隐遁抵消了，“发现”与“反省”抵消了，创造与毁灭抵消了，“这一切”和“那一切”抵消了──得出灿然硕果，不是古代哲人津津乐道的“太一”，而是一个圆圆的“零”。

德国乐师贝多芬，凭其天才的直觉就发现了这一实存之母。在《第九交响乐》中，通过受难、净扎、彷徨、反思、斗争、升华等一大堆“忙乱而可笑”的生物性活动及其仪式，最后迸发出了自我否定的“欢乐之颂”！

RIGHT！

这是超神性的大彻大悟。难怪贝多芬写的弥撒那么不成功。他著名的《mass in D major,OP123》和莫扎特的弥撒简直没法比，支离破碎，勉强成篇，毫无气韵。所以贝多芬再是拼了老命也要让弥撒进入交响乐，终于挣扎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第九交响乐》，勉强和莫扎特的《安魂曲》一争高下。

然而，贝多芬的“欢乐”，不过是件欧洲式的异教化外套。在“一切人类成兄弟”的文雅说辞下，流涌是的原始、纯朴并略带一点“日耳曼蛮族气息”的对于“〇”的礼赞。和欢乐女神相比，我更喜欢意大利作者Pergolesi（1710-1736年）《圣母悼歌》（Stabat Mater），那是短命的天才死前两天写完的，所以充满了对于死亡的深刻理解，而不是对于生命欢乐的徒劳无益的“肯定”。

骄傲的蛮族，汪达尔人的后裔，站在罗马城外，所发出的对于“零的世界”的期盼和衷心礼赞，是什么？是老伽图“必须毁灭迦太基”的吼声，终于被“必须蹂躏罗马城”的冲动，淹没了。“为了基督的缘故，永恒的城市必须灭亡！”生命是从死亡开始的！

一切分歧与斗争，苦难与升华──在“零的边疆”，在毁灭和缔造的分水岭上，得出了它们最后结果。

宇宙。历史。文化结构。以及一切人间事物。──不断的增熵趋势。“历史因素”的不断积淀、增益，使一切创造行为需要付出的代价日益高昂，对创造者的报应也越来越惨烈。然而，还是要反抗。反抗是特大福音！这福音不仅体现了不甘沉沦、泯灭的超然英雄气，而且本身就是在安然忍受一切苦难的高贵宿命！所以，一位个体的伟大程度，即他的绝对值，是以他反抗增熵也即加剧增熵的量，来计度的。

他背向〇的奔驰，也就是朝向〇的参拜。

〇是生命蛋，又是休止符。

这个神奇的蛋，这个咒语的休止符，象征以下两种状态：

1、一次劫灰之后，不再生出新的结构与秩序。

2、某种结构及其秩序强大到了完善的程度，从而阻碍了新的生成与活动。

这两种状态都意味末日式的黑幕。前一种状态被叫做“毁灭”，后一种状态叫做“乌托邦”。

它们的共性在于，前此的状态带来过量的力与惰性，故一经改道便无以为继了。道是要改的！“不变”的神话，不过是未经改道之前的一厢情愿罢了。

人的生机，其实潜伏在上述两种状态之间的一阴一阳、一成一毁中。

有两种希望。一种是希望之火，一种是希望之木。当你说“我对中国的命运充满了希望”时，你指的是希望之火；当你说“中国充满了希望”时，你指的希望之木。

作为妓女和演员的希望之火是常有的、人性的一部分；作为婴孩的希望之木则不常有，因为它不属于人性，而是神的作为。

从希望之木到希望之火，是从诞生到死亡的道路；从希望之火到希望之木，是从死亡之境到再生之境的“灵魂转世”──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〇……美丽纯净的劫灰……

〇不是一个简单的“既济──未济”。〇是对一切“既济──未济”的千万相的描述。

“既济──未济”的可能的危险在于：它的每一个轮，可能加重增熵的每一个级，而增熵到了极限，就会打破并从根本上毁掉“既济──未济”这一最终的秩序，永劫不复的无底黑洞于是敞开了。所谓“混乱”、“无秩序”甚至“毁灭”等等，无非是阴阳互致的“既济──未济”这一最终秩序的组成。“阴阳的既济──未济”这一最终秩序，本身也包含着最终的非秩序，包含着“以反秩序为形式的新秩序”，它因此可以被称作：“历史”，即，以不同形式重复着的过程。听！如此这般的不断增熵，在伴奏中掀起雅颂风格的圣乐之潮。这样“既济──未济”中因此没有两个雷同的两个回合，没有两个雷同的两个乐章。

（28）英雄觅宝

人生最大的悲剧在于：生活与真理的冲突。 

有人为生活牺牲真理。有人为真理牺牲生活。既有人过于执地在生活和真理之间划上等号，又有人过于执地视二者为不可调和的死敌。各种极端主义份子就是这样，其或为纵欲者，或为禁欲者，或为经验论者，或为教条论者。 

“老老实实”享受生活快乐的人是不需要思想的，所以他们是线条的人，而不是圆满的人。圆满的人，是经历圆周并懂得圆周的人，是那种从生活的轨道上被剥离开的人。但他们并不止于被剥离状态，于是便经历了英雄觅宝式的自我膨胀，把整个地球沦为一个不成规矩的跑道。唯独那失去了线条式的感官快乐的人，才可能拥戴甜酸苦辣的思想之圆。 

历史上那些身后令人惊羡的伟大思想家与伟大艺术家，生前却怀着这样的苦恼：“我能干些什么呢？什么都不行，我被人群排挤，显得笨拙而贫穷。人们都厌弃我，仿佛我的相貌丑陋，仿佛我居心险恶…… 一切社会都对我砰然关上漂亮的人门，连狗行旁门也冷眼看我。”

于是我知道了，根本就没有“开放社会”，因为社会就是封闭的同一语！“开放社会”是个矛盾的虚妄！是丧家犬的哀鸣。是犹太人流浪世界时刻的谵语。我踽踽街头，独行荒原……于是我向另一个世界寻觅知音与对话者，历史的世界或是属灵的世界……耗尽了如许年华，煞白了如许青丝──可是就连我的精神结晶，我唯一的儿子，也是不走红的！没有一个行尸走肉知道它，我好像活在真空中。呜呼！ 

他们告诉我，“文如其人……”可是我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人死去了，书却留下；人遭辱没，而后思想崛起。 

我是文化，他们是文明；文化创造了“核”，文明创造了“质”。核是“非系统化”，一个核就是一系统；质是“系统化”的，一套质才是一系统。 

文化的核，要在中国复兴“语录体的时代”！这是春秋与北宋；这也是诸子与禅机的“死灰复燃”。本来的人类，将以自己的全部知识来诠释这些谶语式的神机；将以自己平庸祥和的质，来充溢这异峰突起的核。 

以前他在阅读古书时灌注了自己的幻想。是他的生机，使古书生气盎然，使之展现一个妙不可言的新天地。这是他的新的生命体验，他使古书复活，让绝路在陡然间通达了。是他，使业已逝去的古昔重又归来。他，于此施展了高超的唤魂之术。 

可是他现在失望了。也许他再也不会满怀生命的充沛希望了。褪色的古书再也激不起他的感应了，甚至反应也没有了。 

他终于确切地知道，那是一堆并无生命的符号，不过是些往日生活的残迹而已。那里没有神灵？甚至没有心灵！！真的神灵和心灵，只是在他自己身上──时而潜伏，时而出击，时而哀愁，时而高亢——而且，永远如此。 

 

（29）英雄行为

难道你的骄傲一定要在于你的智慧之声远播天涯，超过你同时代的全部噪音？不是这样的。要知智慧是不可比的。正如生命不可比。世界、时代、社会、文化也不可比（个性就更是如此不可比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幸运的个性”和“不幸的个性”，而无法说“好的个性”与“坏的个性”）──区别只是状态不同。状态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因为不同的状态本不在一条轴线上！ 

一切智慧的价值可以相互补充，却实无必要相互否定（除非是从否定形式出现的补充）。事实上，也无从真的否定，人的文化与智慧注定要由单一走向繁多，由片面整合全面。一切智慧，正像酝酿了它的那些生命一样，是独特的，是在独特中互为显映的。让我们祈求“更多的智慧”，而不是“更高的智慧”！ 

“多有智慧的，就多有烦恼；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此中智慧与知识，是中智、中知，而非大智、大知，所以俗话有云“深刻如同面临深渊”。大智大知则常出以破坏增期的形式，所谓“人智若愚”、“大知闷闷”是已。这是一个零点，一个“难得糊涂”，一个相克相生。而中智中期招来的愁烦与忧伤，不也与它所携来的颖悟透彻，得失相抵、互相平衡吗？ 

为什么怕见烦愁？烦愁实生于莫大的智慧！为什么惧闻忧伤？忧伤实是一种透辟的知识！没有心乱如麻的烦愁，智慧之门，从何启迪？而五内烦愁，知识与忧伤──这也合成了一个零，一个意味深长的循环，一个自始至终而周而复始的圆。这圆，包含了心路和履历的酸甜苦辣辛。 

世俗快乐的另一种功能：全力以赴的喜乐、嬉笑，用酒使肉体舒畅，既是一种享福、狂妄，也是一种沉沦。但它并不品无意义的。沉沦身心于必要的麻痹与彻底的休息，尤如动物的冬眠；而狂妄则强化自信、美化感觉“饮酒以致酗酒，不仅是某类人物的生理所需，甚至还有娱神献祭的动用！只要全力以赴的事，就值得嘉奖！ 

这一点道理，《列子·杨朱篇》在有关郑子产兄弟分别勤政、纵酒、湎色的寓言中说得再透辟不过了。在人生的某些时刻，肆无忌惮地纵欲不失为良方，它为下一步英雄行为提供了义无反顾的动力。要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少年时代放荡不羁的文文山，到了壮年竟有那般壮烈坚忍的牺牲。 

大兴土木、修造园林、奴婢成群，牛马满山、积蓄财宝、女乐嫔妃──这不仅为古代人喜爱，同样也是现代人汲汲求索的。不仅“喜爱”、“求索”，而且达到执迷、疯狂之境、“鸟为食亡，人为财死”，此之谓乎。《传道书》以其犹太式的智慧扫荡了这些心上的红尘，诚然廓清了这一成见，所有犹太人都是吝啬到了财迷心窍的程度。犹太的智慧当然要比没有智慧好上百倍。这些原始人和文明人共同欲求的目标，在经历过、体验过、占有过的人看来，当然是“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但对未曾“尝过”的人，却是比生命还贵重，似乎很值得以生命为代价去进行一番拼搏、交易。所以，世界上便有了那么多的骚动和叛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尽管持有各种堂皇的藉口以为烟幕弹，目的无非是进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或为重新分配，准备道路。 

基督徒式的唾弃尘世，虚无党人的天翻地覆，似乎与此世俗的期盼毫无瓜葛，然而那又何尝不是以此为基础、出发点？人啊人，你几曾“超越过”？不是在内心的分秒顿悟，而是在你一生的行事中！庄子超越了吗？超越了，他又何必写书。写书这一行为本身，就违背了他的哲学！佛陀超越了吗？超越了，他怎会普渡众生。普渡这一行为本身，就反叛了涅槃的理想。 

但这些毕竟不是“虚空”。这是人在尘世中的挣扎。尽管这挣扎并不能带来挣扎以外的更多收益，但毕竟可让人多喘一口气，多体味点生命的韵，多一点希望的温暖──这世界毕竟太荒凉了。当一个溺水者死死抓住手边最后一根稻草时，你是谴责他，还是怜悯他？无论如何，你这时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讥笑他，除非你自己先跃入水中救起了他！当然，我也知道智慧者的难处：可以救人脱离深渊，却无法救人脱离人生；甚至“救”得了别人，救不了自己。──因为人类命运中生与死这一对死扣，早已注定人生的根本荒谬，这个奇异得百思不解的“矛盾”！所以，还是去尽力抓住那抓不住的、四下里飞扬着的红尘吧。抓住“〇”，总比两手空空要差强人意？ 

“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下所行的事我都认为烦恼。”海德格尔等战败者们大肆鼓噪的“烦”，在“圣经”时代就已死死缠住犹太人的死魂灵了。但细细想来，你的烦恼又何尝不是一个“〇”？ 

智者和愚公的差别，是作为“人”的差别。等他们一死，就都被永远踢出人境之外，成为没有归宿的野鬼（原先负有收容审查他们使命的上帝与诸神，已被现代科学精“神”给肢解了）。这时，作为人的差别，自然消亡。智慧者的智慧只在生命之内，不在生命之外。生命完了，智慧也就完了。如果此一智慧想超越此一生命，也必得借助另一生命以为媒体。智慧并不能无限延伸探求，它不是线型的，而是圆形的，是自足的。它的传播与启示也只能借助另一图形，另一自足。在这里，《庄子·养生主》上关于“以薪传火”的隐喻，当比基督教关于灵魂脱离肉体之说，更易为现代的肠胃所消解。智慧者以此而珍重生命，哪怕不是为了生命，而仅为了智慧。──“〇”框架一切烦恼，消解一切烦恼，因为在它透视之下，烦恼本不存在，本来就是杞人之忧。 

“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工作，心便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为分。”──看来，生物世界的“食物链”，在人的社会文化中也同样有力地绵延、活跃着。有创业者，就有败家子；有劳动者，就有剥削者；正如有宿主，就会有寄生虫一样。谁好谁坏呢？谁是必要的谁又是多余的呢？纳粹领导人希姆莱曾经指着犹太人说：“这些人只配死！”但要是犹太人都死光了，你们希姆莱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革命事业又何所依托了呢？唉，日耳曼的智慧看来并不高于犹太的智慧。 

（30）我们的英雄

陆象山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今人诟病他的论断，却不知他错在哪里。数量最多的浮游生物被称作“大众”，没有心灵感应能力，他把象山所悟的真谛斥为荒唐，却把象山沾染的错误奉为圭臬。 

象山的错误，在于他把“吾心”与“宇宙”等同起来，而不在于他把“心”与“宇宙”划上了等号。个人的心并不是宇宙；但所有人的“心之集合”便构成了“人的宇宙”亦即“宇宙的心”。我们的心，就是“宇宙的心”，就是“世界的灵魂”。“我们”是人类的集合称谓，当“我们”瓦解时，一个宇宙便告解体，我们的心，是一个人类力量的结晶，当“我们的心”消融之后。留下只是作为分散的肉体而零乱不堪的现代浮游者。如果说，我们的心始于某个伟大心灵的冥想，那么，它也决不止于个人的所思──它必凝聚起零乱的行尸走肉，奔赴某个有魅力的诱饵。 

“我们的心不仅是世界的灵魂而且是世界本身。”──这不是激进的思想，而是一切人类的认识和人类行事在不知不觉中必定遵循的轨道！有谁，在谈论世界的心或世界本身时，不是在谈论他自己的感受、处境和他周围那群人自己的心理状态呢？这不是个人的心绪，否则，这清谈又岂能被人收受并迅即传布开来？实际上，在人们追求“统一答案”的背后，是一个竞争和压倒对手的动机。所以关于世界的灵魂、本质以及世界本身的永恒之谜──人们并不真的需要一个统一的答案！假如那样，心的竞争消失了，人的生活就僵化了，文化也就完结了。当哲学家揭露说“语言的本质与其说是表达思想还不如说是掩饰思想”时，他肯定是指日常语言帷幕之后的高级语言。这语言是为了显示区别并促进竞争的，而不像日常语言只是为了显示同一并促进交流……世界的生机来自它的分化和“分裂状态”……为了保持世界的生气和文化的活力──让我们思想明确地摆脱强求统一的假斯文，而面向大自然的多彩多姿！ 

“我们的心不仅是世界的灵魂而且是世界本身。”──这不是激进的思想，而是一切人类的认识和人类行事在不知不觉中必定遵循的轨道！有谁，在谈论世界的心或世界本身时，不是在谈论他自己的感受、处境和他周围那群人自己的心理状态呢？这不是个人的心绪，否则，这清谈又岂能被人收受并迅即传布开来？实际上，在人们追求“统一答案”的背后，是一个竞争和压倒对手的动机。所以关于世界的灵魂、本质以及世界本身的永恒之谜──人们并不真的需要一个统一的答案！假如那样，心的竞争消失了，人的生活就僵化了，文化也就完结了。当哲学家揭露说“语言的本质与其说是表达思想还不如说是掩饰思想”时，他肯定是指日常语言帷幕之后的高级语言。这语言是为了显示区别并促进竞争的，而不像日常语言只是为了显示同一并促进交流……世界的生机来自它的分化和“分裂状态”……为了保持世界的生气和文化的活力──让我们思想明确地摆脱强求统一的假斯文，而面向大自然的多彩多姿！ 

我们不以“人类”、“社会”的空名自相标榜。我们驱逐了不属于我们的，也不容忍我们的陌生者。我们把这叫做“独立”、“自由”，并认定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可宝贵的”。这对我们与陌生者也许都是福音？ 

强求的亲近与一致，既戕害别人也损伤自己──而适度的对垒与角逐、竞争与厮杀，反倒激发双方的活力。消灭差别的理想，正是源于差别正日渐扩大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它虽美妙动听，却不是真的！ 

初分之际是生长的乐土。“已分”则构成陷阱，它以“自我”为宇宙的归宿；“不分”则构成顽石，它以“人类”为宇宙的归宿。“自我本位”将瓦解一切秩序；“人类本位”或“社会本位”、“国家本位”……，将压制有价值的心灵。最佳的竞技状态，是以“我们”为宇宙的归宿。它不追求特立独行，也不使生活支离破碎。 

随着自己生活的改变，我们便会坚信宇宙也在改变；为应对生活的挑战和求新的压力，人必须日新其德……所以，就连宇宙秩序的深处，我们也看到了“新陈代谢”……我们难道不是宇宙的心吗？ 

我们的膨胀，伙同着宇宙的膨胀；我们的衰颓，伴随着生活的沉沦！我们便是宇宙的心──这未经承认却被遵循的真道告诉我们：易化没有目的，归宿仅仅属于人意的范畴！人生的理想，是追踪永久流动的易化，而非恪守凝固的乌托邦！ 

《周易》的作者毫不踌躇地宣布了这“变动不居”的真理。他看到的神秘，毕竟是真实的；他悟出的离奇，毕竟是存在的。 

“我们”，这是掷地作响、铿锵悦耳的唯一实存！除了“我们”，一切都是对象与虚空！我们的生活、文化，我们的民族、国家，……我们的历史、英雄……我们的诗、音乐……宗教……信念……爱慕与恨恶……我们的哲学与科学……我们的血与地土……我们的真、善、美与希望、恐惧以及宇宙本身……都是我们的附属！唯有“我们”，腾入历史之天，体味天人之际的雄浑气韵。 

个人不能凭着自己的力量跃入历史。不由于他“微不足道飞个人的力量有时可以超过整个群体的力量。而群体力量若无个人意志凝聚，也难发生显著的作用，；而由于它难以直接被人接受。被群体理解并弘扬起来的“个人力量”是不存在的──除非当它将冲破历史的阴云，作为“集体力量”的变形出现在英雄史诗之中。“吾心”必须融入“我们的心”──否则便非可解意义的“心”。庄周与佛陀的力量，不在他们的独特性，而在其“吾心”可与世人通…… 

天人关系，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用以说明英雄与历史（或“趋势”）的关系──到底是天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天？ 

到底是历史（或“趋势”）造就了英雄，还是英雄创造了历史？抑或这些根本就是一笔糊涂帐？ 

没有历史，英雄不可能凭空产生；但历史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离开了英雄则完全是无从解释的。 

上述四种形式的交替，决定了文化史的节奏。 

（另起一单页）

第四论说

思想论说

谢选骏于1975年开始写作的《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原名《王者之言——中国的四季书》）中，这样讨论“思想”的存在：

（01）

所谓精神自由，不仅是一个人孤自冥想的权利，如果是那样的话，最黑暗、最专制的文革伪神权社会，也是允许“自由思想”的：只要你自己绝对保密、绝对保密，不要因为失言，泄露了天机，引来杀身之祸就可以了。

因为专政者再残暴，也无法一一打开人民群众的脑子，看看他们的脑浆里到底包藏了什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祸心。因此专政者终于无法干涉这种精神由。那么精神自由的社会含义是什么呢？是说话的自由！精神不仅是一种思维，而且是通过语言流溢出来的思维。不能流溢就无法继续地深入地思维，没有语言刺激，哪有精神可言？这正像电必须成为电流才是电，思想如果不流动，就是死的，而“意识存在的时候就是意识活动的时候”。精神的自由如果不流溢为说话的自由，起码是“自言自语”的自由，那它本身并不构成一项存在，因而并无必要。而在暴政之下，自言自语都相当危险，甚至梦话都会引来批斗大会，那意味着社会孤立和终身监禁。

那么，说话的自由是否可能绝对不构成对于其他人的妨碍甚至侵害呢？我以为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说话正是社会行为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说话自由，实际上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自由的体现。当人民在谈论问题之前首先考虑到会不会惹怒政府官员，还他们还有什么自由呢。

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保证，全球规模的自动化、电脑化浪潮，将会把全球居民一概卷入史无前例的超级暴政？毛泽东与之相比，就仅仅是个小巫了。因为在那个全球规模的电子化的暴政下，人们连保存内心秘密的最后权利都被剥夺了，根本就不再需要文革式的告密者，机器将成为监查万民的居委会特务。不但监视人民的生活，也监视人民的思维过程……从而侦查出保存在灵魂深处的个性最隐秘的内容，进而用“发达的科学技术”，对人的精神自由做出限制，甚至对大脑进行阉割……这可怕的预见恐怕不仅仅是纸面上的。

（02）

还有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同样和语言有关：思想是靠着语言之舟，在意识之海航行的，那么，对于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而言，如果佛教要再度发挥活的文化功能而不是死的审美功能的话，我想，就得取决于一个条件：佛经的翻译、佛理的表达，要用一种现代中国人容易接受的语言且又能引起广泛兴趣的形式去进行。

但可悲的是，现在不仅佛经的翻译仍是南北朝隋唐宋那套陈词，就连戴上了现代帽子的“佛教史”和“佛经翻译”之类，也是用最无生气的过气语言去阐述佛教思想的脉络的，这只能使人窒息，结果是佛教自身的窒息。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根本读不懂佛经，结果被各种歪嘴和尚乱念一气，甚至和民间信仰中的种种迷信合流，造成许多弊端。这和读不懂一般的汉文古籍还不一样，不完全是个语言障碍问题，更重要的在于佛教典籍有它颇为特殊的一套术语，它形成了一套不同于中国古籍中的其它内容的“亚文化”，其中包含许多特殊观念，很多不见于中国本土文化中的经史子集。 

经史子集在术语、观念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读通了这部分，就不难触类旁通于其他部分。但佛教典籍却不是这样，它的术语、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很特殊，比道教亚文化的那套观念圈更为封闭，这也是阻碍佛教经典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影响的因素。

中国佛学与佛教的可能复兴，大约要取决于上述要点，取决于对古代的佛学典籍进行重新翻译和有力阐释。在这个基础上，展开新的传播、研究、创新。新的佛家范畴，需要和现代汉语的基本哲学概念发生关系，甚至缔结婚约、造成融合，生出精神之子。以此为前提，它才可能在未来中国人的心中，萌发再度的感应，形成灵魂之火，开辟生机盎然的精神王国。否则，佛教即便能传入欧美西方世界，并在那片生地上繁荣，开出意外之花，也难以在滥垦和疲塌了的中国熟地上沛然复苏。

（03）

大家都承认，理性有助于改进生活。那么，理性如何改进生活？借助于针锋相对的批判，而非盲目放纵的称颂。因此，理性的第一使命，是寻找并发现生活与制度的冲突，并理解制度的天然不合理性。即使“实际补救”是无望的，但寻找、发现、指出、理解等活动本身，就含有疏离甚至弱化制度之恶的作用。这才是理性的力量之所在。

理性的根本任务，并不在于“认识世界”，而仅仅在于“分解世界”、“批判世界”。认识，就是分解，就是批判。所谓科学发现，其实也是一种批判活动，它否定对生活（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无用的东西，而肯定有用的东西。

批判不仅是一种“剔除”，还是一种“融入”。认识也是如此──它把不利的东西，开除出自己的精神视野，而将自己的美意，融入“客观的世界”──于是，“凡是存在的，就是不合理的。”我们的思想苏醒了。

（04）

在现代社会中，不愿做广告的人们，像古代社会中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样，从各种屋宇下被驱逐出来，沦为无家可归者。这就是“现代文明的特性”。不仅演艺界和体育界（包括“商界”和“政界”），而且科学界和宗教界，也都如此沦为明星的疆场！这就是促使种种血腥的“邪教”（（从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到日本的“真理教”，以致到中国的“”──我们不便在此点名），盛行一时的社会心理基础？

于是，一个新的思想在思想的十字路口诞生了：痛苦意识是“零的时代”的授精者。

（05）

有伪装的自由精神。它表面上肯定现世、肯定人的力量、肯定人的深切希望──但在实际上却为人间的恶霸势力服务，用来镇压特立独行者的活思想和活精神。它的自由就是：“把一切不符合自由主义规范的动向，扼杀在萌芽状态！”

还有伪装的宗教精神与宿命论。它表面上倡导服从，骨子里却充满了蔑视权威的反抗精神。它把自己的情绪上升为“天命”与“启示录”。所以，牧师的儿子尼采对所谓基督教的“奴隶道德”的批判，其实是故意的伪善的曲解：不是基督教创造了奴隶道德，而是奴隶道德侵入了基督教；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奴隶道德早就繁荣娼盛了。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奴隶道德”能够更为有效地“为恶霸势力服务”（为“民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主人集团鼓励奴隶道德；奴隶道德成全了奴隶头上的主人集团；正如信徒的愚昧成全了神职人员的狡诈。牧师的儿子为何无的放矢攻击基督教？原来他看到了教会组织的邪恶内幕？吃奶水长大而后背叛了他的奶头，是人的常情，却不是真理。被罪恶感毁灭的人，多少是个有良心的人。他的残余的良心变成了他的命运。

（06）

为何贵族们（这只能是世袭制的产物）不但不能使他们的统治越来越稳固、合理，反而总是一代不如一代，不断由盛而衰，步入最后的灭亡？如果说，他们的天性就是善于统治别人，那么这种能力必定是可以遗传的，以此，他们的子孙也将在累代遗传的“进化”中，一代比一代具有更强的统治能力。但实际情形却是恰恰相反的。

相反，贱民的子孙经常成为一代天骄。在由贱而贵者的奴隶祖先的天性中，似乎找不到明确的统治能力以资遗传，以至这些奴隶生受贱视。如此，则奴隶们的子孙的所谓高贵气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正确的答案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人的正确思想，正如他的思想能力一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人的命运和可能的成就，也是如此从天上掉下来的！

换一个角度阐述上述论题：

“阶级斗争”的实质是什么？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生存竞争。

这正如马列官方教科书上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的食物状况决定了社会的治安状况”……（在这里，我们看到伊壁鸠鲁的十九世纪版：对自己获益最多的先师，叛教者往往破口大骂得最厉害。卡尔马克思，这是多么富于黑色幽默精神的混血的叛教的犹太人啊！）但我们还是多少知道一点纯正的历史的常识的：历史上生产形态的革命，是无法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出现的。因为一个社会的劳动力一定要处于某种匮乏状态，才有条件发动一场生产技术的革命，可是一切暴力革命都是由于饥饿（也就是劳动力的过剩）引起的。因为劳动力的过剩，为暴力革命提供了廉价的甚至是义务的兵源，如果劳动力匮乏，其市场价值必高，劳动者的日子必定好过，谁去充当志愿兵？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要的征服活动，实际上都有可怕的饥荒作为其杠杆（其杠杆作用是使得劳动力极度贬值）。暴力革命及军事征服，带来的不可能是新的生产能力及其“生产方法、生产关系”而只能是更换一批主宰者，往往是更喋血更野蛮的──从而“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由此可见，杂种不仅身体病态，连思想都是病态的。

（07）

正义是什么？

正义不是万事如意，不是人人满意（这是不可能的）；正义是各本其分、各安其位。例如对先知而言，屈辱、痛苦的遭遇，是他的正义。对罪犯而言，苦刑亦是正义。对辛勤的白领蓝领而言，恰当的报酬即是正义。简言之，正义和秩序，是心与物的两面。正义因此是思想而并非现实，所以人类渴望多年但从未真正实现过（正义）──而较有正义的时代，被人称为黄金时代，令后人充满不尽的怀念，因为治理这时代的是一个能力等级的秩序，而不是强权等级的秩序，因而是“仁政”的。

（08）

意识与欲望的差异，颇似文明与生活的差异：

文明是不同于动物生活的部分，生活是类似于动物生活的部分；意识是不同于动物思想的部分，欲望是类似于动物思想的部分。文明是生活的结果，生活是文明的基点；意识是欲望的结果，欲望是意识的基点。没有文明的生活，是无望的；缺乏生活的文明，是垂死的。没有意识的欲望，是无望的；缺乏欲望的意识，是垂死的。只想创造新生活而不想创造新文明的人，必定是个盲目的破坏者；只想创造新意识而不想创造新欲望的人，必定是个迂阔的理论家！生活的期待不是生活，而是为了诞生新的文明；意识的目的也不仅是意识，更是新欲望的先导。这就是文明与生活的差异，也是意识与欲望的关系──唯心派忽视了人的矛盾？

（09）

可怜的人们，自以为逃避痛苦，追逐幸福：其实只不过围绕着这个永恒的轴心，做万古如一、不断重复的单调舞……直到心不甘、情不愿地进入坟墓。所以，与其逃避那逃避不了的痛苦，何如迎接那逃避不了的痛苦，并以最虔诚的感情竭诚以待：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痛苦正如王师，是意义的体现者。

痛苦中有大镇定，痛苦中有大知足，痛苦中有大思想，痛苦中有大解脱、大超越──痛苦是沃壤，痛苦的间歇是乐土，是以创造之子也热爱痛苦：他把流血牺牲，当作补药，当作人生最高的享受。

（10）

勇于承认自己否定的东西；也敢于审判自己尊崇的东西；甚至乐于嘲笑、揶揄它们：这唯有具备创造之子般的智慧的人，才能够。这，也是命运功德无量的动人流露。在创造之子的思想里，闪动着最优美的“舞姿”……这是湿婆之舞，梵天之舞，毗湿纽之舞……“自相矛盾”的绝伦之舞？它创造、它保护、它破坏：它一切都干……他干出了一切。在这里也不仅仅在这里，“绝对自由”与“强权意志的无限扩张”，都是可能的。因为上面引号里所引的“绝对自由”与“强权意志的无限扩张”，本来就是主观的感受，而非“客观实有”或“现实关系”──这两个东西（绝对自由与强权意志的无限扩张）本来就是一回事。彼此之间，只有朝向不同方向的差别，自由是就尚未达到者的权力而言；权力是就业已到达者的自由而言……

不明此理的“自由派”终将得不到自由；正如不明此理的“权欲狂”终将得不到权力。

（11）

人们用什么来证实哲学之伪？用体验，用事实，用一切使人欢笑或令人哭泣的东西（当怀疑被证明的时候）。例如，面对生命的幸福与意义，兴起了最表层的怀疑，并形成了几乎每个活着的人都加以关切的问题。人在此创造了各种以个人体验（有人将此误解说成“经验”，其实，经验多是共同的，体验多是独特的）和个性原则（个性原则的差异造成了体验不同于经验）为核心的人生哲学。

可以说，诸种哲学反思的重心，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了对“生命”的关注上。热爱生命、力图挣扎──这是各种互不协调的、甚至竞相对峙的哲学，所共同拥有的原始出发点。这个“反思”是奉人的生存需要，为价值坐标系的中心。因此，你翻一翻历史的书籍，它用不同的文字（象形的、表音的、会意的……）写在不同的质地上（从石质与泥版的、直到金属与帛纸的），表达的方式各异，但关注的内容却是同一的。即使连《圣经》这部号称来自神的启示，叙述的竟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尽管，是“一神之下，万物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是与雅利安式的畜道轮回思想，大大相异的。

（12）

“公理”也者，原先也是从发明者的个人体验中得出的，逐渐得到经验的认可，而后才被确认为举世叩拜的偶像。所以首先须有丰富深厚的体验，否则即使有了“公理”，也无法诉诸经验，敷衍成文，使大家都能理解它……例如，表述一个思想比产生一个思想，更艰难；而让人接受这思想，比表述它，更艰难。在公理形成之前，体验与经验先被总结为哲学三部曲：

相对主义：破除一切固定的迷信，确立类似《周易》的天垂象哲学观。

绝对主义：排除各种怀疑，确立关于客观神与终极善的思想。

行动哲学：创造新生活，创造新生命。

相对主义的功能在于，说明生存──激励升华──创造新生活新生命。

绝对主义的功能在于，提出有神论──证明唯神论──归入向神论。

而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只有在生命的危急关头，才能达到协调一致：新的生命是向善的运动；而在决意向善运动以前，需要恰当的怀疑，以为除草剂。

（13）

生活愈丰富、感受愈深刻，就愈能认识神、愈能相信神、愈能与神合一？

“天命”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的理论，似乎非常高明。历史何以呈现这种状态？而不是那种状态？历史的命运，将会怎样？等等。这些不断骚扰现代史家和古代史官们内心的永久的谜，逼迫人们用各自的意向、方法、论据，一一解答。而惰性很强的中国人并不像乐于探究的西方人那样乐于探讨“规律──法则”之类的东西，结果便提出最终的观念──天命。这不仅是懒惰，不仅是所谓“不懂科学方法”──而且含有省略的习惯与意向。西人重测量，而形成科学；华人重感觉，因而形成艺术。

西人的科学方式，是基于其社会之外向扩张方面的需要，故可以“针对发展性的问题”；中国的艺术方式，是基于其社会内向统合方面的需要，故是“针对稳定性的问题”。而西人的科学所留下的漏洞与片面，可以通中国的艺术来贯穿与弥补。在相异条件下，不能解决问题而只是增加问题的科学崇拜，应该抑制。新的中国艺术，将在新的信仰基础上，向前推进，依据对历史的自觉与领悟，也就是依据“天命”，来展开自己统合全球的行事──天命。不是通过传统的迷信与独断，不是拷贝宿命论与教科书上的“必然性”；而是活生生的，追随情境的流异、思想的迁化而推移的易化冲浪──因而有生命，可调节。新的艺术说：“天命”、“气数”、“时运”、“易化”，名词并不神秘，现在，请以最现实的全球化现实，来充实之！

（14）

“历史因素”是指历史过程积累的泥沙，与“传统”的有形不同，历史因素缺乏形式。历史因素的来历四面八方，它没有去处，要么分解，要么堕落。角度与方向，是传统的特性，也是被排除在历史因素的领域外，它也不会传递任何精神。

历史的生长，是伴随大量死亡而来的。没有死亡，生长可能吗？而死亡制造了历史因素，使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阴阳消长、此起彼伏的运动罢了。历史的幸福？这是关于理想状态的观念集丛：历史中没有客体的幸福，历史迫使一切人的幸福感变得相似，因为幸福和苦难一样，也是彼此模仿的！

然而我们却不能称彼此模仿的陶醉本身为实在的幸福。由于人间的利害冲突，一个人的幸福往往要建立在他人的牺牲上；而只有举世的陶醉才足以构成举世的幸福；只有超越历史的陶醉，才构成超越历史的幸福。巨大的难题之解决，构成了巨大的幸福：迄今为止一切关于幸福的思想及争取陶醉的实际行为，没有也不可能给全球的人带来幸福，反使实际存在的舒适和安宁，遭到局部的解构。而实际上，不论多么巨大的幸福和陶醉，也是依据实际存在的舒适与安宁，逐渐扩充而成的。

（15）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命运已经注定，争取幸福的思想、赢得陶醉的行为，除了导致更大灾难外，势必一事无成？幸福啊幸福，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鬼怪？

这也许证实了悲观主义者的断言：人间的幸福，是互相对立的；人类的陶醉，是一团把握不了的鬼火，它的功用，只是把人引向隐秘而更大危险的未来……

犹太人是这样歪曲《圣经》的：幸福要到原始社会找，到那浑噩不辨善恶，没有知识没有羞耻的伊甸园里找……因为心灵的安宁和听天由命，使人们对一切都不抱希望，没有追求、没有热情。那么“一万年以后的共产主义”，岂不也填充了弃婴者卢梭和一切复古家的乌托邦？惜哉。归返伊甸园之不可能。太阳可以由东到西，再由东到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不会遵循旧路哪怕仅仅一次地“由西向东”……“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宿命，使人为的强制归返，不仅不幸，反而使得苦难雪上添霜。

那么，道德评价和利害权衡，仿佛只有趋向虚无的“零”，才是更为圆满的？

（16）

艺术、宗教以及各种高级精神的需要，不是符号体系所能限制的，相反，是它们改变了符号体系，是它们运用符号达到了意识的交流。唯有在意识交流中，人尽管被符号所缚，但还是保持了自己的人性。说到底，符号也是人性的派生物，符号虽然限制了人（例如古人早已认识到语言符号对思想表达的牵制），但人还是能在语言之外获得自己的“冥想世界”。

尤其在人际交往构成的社会生活中，文字的、表情的、声音的、造型的……符号，终究是意识交流无法离却的工具，它们充满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是在一个开放社会或试图开放的社会中，更是如此。

（17）

北欧神话曾讴歌“众神的末日”，今天，生命的末日也来临了。因此，现代精神生活的一个严肃任务，就是在道德方程的废墟上勇敢向前而不是向后，以便为新魂的出世，廓清障碍。这样，伦理学才不至于沦为“旧时代的回声”。

可怕的不是缺乏规范而是缺乏力量，可怕的不是缺少知识而是缺少活性，因为后者总能带来前者，而前者若以牺牲后者为代价则是可悲的。

当“力量”这个辞被理解为对他种力量的制约、削弱、局限时，它就起着规范的作用了。它已经预设方向，且成为固守自己方向的力量。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思想是一个绵延不绝的过程，它本是无尽头的。但人的欲念却为它制定了一个尽头（教义规范），形成了僵死的结论。但思想之流终究要超过论断之结的，无数的结加在一起，构成一个更大的流。

（18）

人，总是在次要位置上，供奉着“精神生活水平”。如果把这种并不是人人都稀罕的奢侈货色提到了首位，那只能使之加速贬值，没有别的。

这种胡闹如果只限于说说而已的地步，倒也罢了；但假若硬是要当成一种社会方针去加以贯彻，推行什么“劳动人民知识化”，则难免导致“犹如东风射牛耳”，造成专制主义下特有的阳奉阴违。结果，不仅造成纳粹式的社会专制主义，也造成苏联式文化专制主义，文革则是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既然把毛泽东思想提到了首位，那就是叫人们勒紧裤腰，比“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军国主义更凶残。

“要毛泽东思想而不要黄油”？黄油都没有了，那挤掉了黄油的思想，还有什么真价值？不过是假货罢了。

（19）

虚无主义是文明解体时代的特有产物。

作为新旧交替之际的思想结晶，《旧约·传道书》、希腊的犬儒派、魏晋的玄学等等，都是虚无主义的典型代表。欧洲十九世纪兴起的“革命思想”和“颓废主义”，则分别代表了那时代虚无主义思潮的左翼和右翼。

这些东西并不可悲，并且具有精神价值（而仅仅是“史料价值”）。盲目否定虚无主义，倒是一个文化虚无态度，即不知虚无包含着“有”、否定包含着“是”，那岂不倒和虚无主义如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合流了？

（20）

政工干部们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那么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色在哪里呢？其实，所谓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不论是早期的“农村包围城市”还是晚期的“深挖洞、广积粮”， 都是从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那里学来的。朱元璋靠这两条土办法赶走了蒙古人，毛泽东却靠这两条迎来了苏联人！ 至于文革，民间说它是朱元璋杀功臣的翻版，不过朱的规模小得多了。还有人说毛是造反成功的三藩（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而赫鲁晓夫（总书记）就是一个失败的玄烨（“清圣祖康熙”）。 毛泽东后来反苏与吴三桂后来反清一样，不代表他有民族思想，而是为了与赫鲁晓夫争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吴三桂《讨清檄文》还说“狡虏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京，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而毛泽东的《九评》则完全地言不及民族大义。

（21）

中国文化，在其可能的一切方面，都采取了与自然协调、向自然妥协的路。惟独在文字造型的发展上却大相径庭。中国宇，没有采取线型字的“圆化”拼音的发展方向，而是日益“方化”──最终铸下了“方块字”象形表意的雄确。所谓“日益方化，当指它在起步时还保留了较多的自然圆性，后来则日益弃圆以从方，凝结为不可动摇，难以通融的方块汉字。

从殷契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周宣王的籀文、以及春秋的大篆、战国的小篆、汉魏的隶书（它在北魏的汉化复古气氛中曾一度复兴过）、一直到唐宋时代的楷书──中国字走完了它日益“方化”的全部进程。最后，在“仿宋体”中──文字的方化形式，得到了最凝固、最彻底和最有力的呈现。与此同时，中国精神“求圆化”的强烈倾向，则以另一种方式有力干预了文字的这一方化进程：其表现，就是行书和草书的出现。

西方文字，却走着与此相反的途径，它是日渐圆化的。从埃及的类似甲骨文的象形宇，到腓尼基字母楞头楞脑的圆体、最后，在希腊字母娇柔的圆体中──完成了它的第一阶段。后来，罗马字开始了反动：

它有方化的倾向。这在它的大写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它的手写体还是保留了完全的圆体精神。可是，这一反动被日耳曼式的奇特体给拦腰截断了。哥特体在现代生活中的式微，正是由于它的圆体性质，不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方形性格。但现代文明越演越烈的方形性格，正开始被人们所厌弃，因此，拉丁字母多种样态的手写体，正具有日益圆化的趋势。这正是西方文明中“归返自然”的寻根热，在字体上不期然的流露。

（22）

A，一个完整的知识发展过程，应该形成两大结构。第一结构可称为“知识结构”或“分化结构”。第二结构则可称为“反知识结构”或“一贯结构”。

B，多数人的知识发展过程，只停留在第一结构，第二结构对他们不仅陌生、隔膜，仿佛离奇、不可获解的谜……

C，分化结构的主要趋向，是找出事物之间的不同点；找出的不同点越多，得以识别的事物越多，就越有广度。第一结构的原则在于揭示，“认识”就是识别不同和相异的东西，认识特殊性是事物的本质。

D、一贯结构的主要趋向，是找出事物之间的相同点；找出的相同点越对，得以概括的事物越多，就越有深度。第二结构的原则在于揭示：“认识”就是确立相同和普遍的东西，认识共通性是事物的本质。

E，上述第一结构接近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知识”；而第二结构则接近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学问”。第一结构代表知识要素的积累，第二结构代表知识结构的确立。第一结构的使命是创造知识，第二结构的使命是消解知识。第一结构的功能在于，它对世界本身的分化作用，它的方法是分析，即《老子》所谓“有名，万物之始”；第二结构的功能在于，它对知识本身的一贯作用，它的方法是归纳，即《老子》所谓“万物归根，归根曰静”。故又可称此学问为“反知识结构”。

F，第一结构的峰值称为“科学精神”（古人所谓“器学”）；第二结构的峰值称为“哲学”等（古人所谓“道学”）。前者自己终究归于世俗生活的应用，后者终究归于精神生活的阐扬。地道的科学是基于实验的，地道的哲学是基于虚无的。科学的方法是理性控制的观察、实验；哲学的方法是直觉推动的概括、抽象。以科学统帅哲学是哲学的僵化，正如以哲学统帅科学是科学的腐化。

G，对精神性的生物物种来说，知识发展的过程应当而且必定是完整的，他们的认知结构也必从第一结构转向第二结构。对人的肯定，迟早会升格为否定；从而不再将人生作为一个归宿，而作为一个阶梯……

H，第一结构和第二结构对在精神生物的个体发展中，扮演上述角色。而在文明体系的知识发展中，亦然。一个文明体系，一种文化结构，在其命运深处，都存在这两重结构。（第一结构）令人欣喜的诞生和（第二结构）触目惊心的毁灭，并存。实验主义的开幕和虚无主义的闭幕，轮番交流。

I，知识的发展过程，一旦达到第一结构的饱和，即开始走向第二结构的消解。一旦达到第二结构的完满，即向第一结构反转。结构一旦凌越了自己的中庸，即走向自我否定。它常常表现为“自杀性的炫耀”。“中庸”何在呢？中庸啊中庸，人们无法事先发现你；只能事后猜测你。

J，什么是“一贯”呢？用倭化的现代汉语说，就是“主义”，即理论体系。理论若不“一贯”，则失其力度。而如果一贯到底，又不免成为偏见的渊薮。一贯之道，不仅是第二结构的特征，也是力求简化、把握环境的“生理现象”。

K，知识发展的尽头，出现了各种知识学科之间界限泯灭的现象。这在不知不觉中，为“齐物论”的时代做了开拓工作。知识的发展尽头，是虚无主义。正如劝人为善行爱的宗教之尽头，横亘着超级专断甚至残暴。不妨认为，虚无主义乃是第一结构的膨胀迟早造成的结果，当一个知识系统膨胀过了它的“中庸”极限之后，就会进入虚脱状态、产生虚无思潮，文化的内力趋于衰微，这时第二结构就兴起，振聋发聩。

L，这时，如果虚无主义还不够，那么野蛮精神将继起，虚无与野蛮的联盟，用否定理性习惯的神秘催眠，唤醒人的本能──“大理性”（也即“非理性”），而此本能的复苏，将引导人，重新进入第一结构。

M，这样，虚无主义就成为第一结构和第二结构之间的连接点。形成自圆其说的“思想大厦”、集大成的“一贯之道”。根本动力在于总结纷纭、归于纯一的“意志”。所以，尚未经历虚无迷雾之困扰的人，又怎能形成完整的世界观？正如不知道“死”，又怎样理解“生”呢？

N，当世界陷入虚无感，被净化或抽象为“道”或“主义”时，它原有的生命元素，也就丧失殆尽了。在此意义上，抽象被叫做“抽筋”也许倒更贴切些。如此，第二结构终于向第一结构回归了。

（23）

人们感到自然美与艺术美，实际上都是自我投射所赋予。所以，人只有在把自然界人格化时，才会感到美；美依赖于人对外物的人格化过程。而人类的互相交际，不论异性之间与同性之间，也都是依赖于类似的“对他人所进行的自我化”而进行的。“对他人所进行的自我化”──这是人类互相交际与理解的根本条件，也是人类互相战斗与误解的基本条件。这个生物界及社会人的“永恒规律”，是人们无法逃避的劫数与命运。

A、从艺术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看一切伟大艺术品的“不道德性”，所谓不道德，就是解除了心理平衡的机能，如此或是堕落，或是创造，不再沉寂。

B、艺术有赖于激情，激情有赖于心理的不平衡；而道德的任务却在于建立平衡，消除不平衡。

C、道德是艺术的砒霜，艺术是道德的春药。

D、艺术与道德的交汇地是为政治。

E、例如中国，其最伟大的艺术成就是什么？就是塑造了一群俯首帖耳、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政治动物……

F、中国的最持久的道德是什么？就是它的政治思想工作系统……这不是二十世纪的新花样，而是从《易经》时代就开始了：“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G、中国文化以往的最大成就，就是将艺术与道德按照中庸之道予以调和了。所以，中国的艺术特别表现得道德，中国的道德特别表现得艺术──中国人从来不会为了不同的道德打仗的，中国的一切除了利益之外，都浸透着“调和”与混同的颜色。

H、众所周知，七彩的混合色就是灰蒙蒙的“阴郁色”。

（24）

在各种用文字织构的作品中，大约小说最富于“一家之言”的性质了。流行性的看法似乎认为，“理论”必须严谨、清晰、富于客观性；而“创作”则不妨带有相当的主观任意性。总之，创作要求“有我”，而理论则要求“无我”。在这里我们想指出，这种二分观念已经到了必须加以转换的时刻。事实上，在小说中、在最富于主体感受的文字作品中，往往透现着最能超越自我的内在隧道，它是客观的、它是清晰的、它还有真正的严谨性。其表现形态的一种，就是以富于个性的描述，勾勒着内容：每当生命遭到大规模的折磨与伤害，以造成大量无辜的死亡时，哲学的怀疑气氛得以流行的大气候便也形成了。没有什么比生命的叹息更能打动人心的了。

读者的目光也许更爱逗留在那些短命而有天才的艺术家的作品上。短命、不幸──与天才的艺术之间，似乎有种亲缘关系。这里，一串是真实，一串则是想象；一串是对天才的留恋，一串是对夭折的伤逝──因为没有什么比“有价值的东西之毁灭”更能打动人心。为什么“时代不幸诗人幸，语到沧桑句便工”？为什么倒霉的人，才能写出好作品？以前的老牌思想说，因为人一倒霉，思想和艺术就变得纯净起来……这是“少数人的说辞”，是贵族主义的逻辑。而身在大众社会，如果代多数人立言的话，应该这样说：只有倒霉的人，才喜欢阅读或是从欣赏艺术的活动中，寻求解脱！倒霉的人当然容易与倒霉的人产生共鸣，而他们的共鸣，又像宗教经典专向下层社会传播一样，进一步传到其他倒霉蛋的耳朵里……而那些幸运的人却脑满肠肥、终日忙碌，他们与这一切倒霉艺术的传播过程，始终绝缘！“评论家”也属于这种倒霉的人……至于问道那少数养尊处优的家伙，为什么也推崇那些倒霉蛋的作品？那我们就不得不以“青少年时代的苦难情结”甚至以“附庸风雅”、“滥竽充数”、“浑水摸鱼”之类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们了。否则，他怎么会纵情文字呢？权力和财富，是使人天然趋向于纵情声色的。除非，那是像纳兰性德一样的病秧子。

当然，少数人将本能地反对这种代多数人立言的“下流说辞”（顺着本性的向下流动），他们总认为自己并非“身世穷而文章工”，而是天生就纵情梦想、拒绝声色的特殊材料。

（25）

所谓压制的哲学，就是官方哲学，就是统治阶级藉以维护既得权益的精神武器。它压制活的东西，迫害新的思想。它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使现存秩序永远存下去。秦始皇曾用“万世一系”的口号宣布过狮王的理想，并在他那几块歌功颂德的破石头中阐述了野兽的哲学。所以这一理想却是历史发展的障碍。活的历史和死的理想是互不相容的。二者之间的妥协，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最后，死理想的被遗弃、活历史再次流向神奇的远方──一个历史性的“大圆”再次告成。

（26） 

他不沉湎于思想中，以至于死。 

思想应成为这样一种优美的祭品，它是献在王者足下的一朵鲜花，新鲜、清香、湿润、色泽沁人、含苞初放……它不是储藏遗体的一段梓木，哪怕它储藏的是秦始皇的尸体。 

（27）

生活本身是错综复杂的、充满了使人困惑的矛盾和令人诧异的混乱──所以，某种理论、学说如果十分成功地排斥了生活本身的这一特性，从而变得非常圆满、谐调，不再有任何自相矛盾或略带模糊的中间地带，它倒流为虚伪浅薄的矫情了。它的魔力随着圆满而消失了。 

历史仿佛说，只有包涵某种矛盾与混乱，并勇敢而公开地承认这些矛盾与混乱才是生命的特性，才不失为博大。 

解决了一切矛盾的理论，除了修葺其自身之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决。 

消除了一切混乱的、“不规则的”、“意外的”等现象的学说，除了润滑了自身之外，什么也没消除。──这是多少大学者都该重温的小学课程啊！ 

对于此起彼伏的大千世界来说──关键处不在某个头脑和灵魂中酝酿了什么不同凡响的尤物；而在于这些个人思绪何以推演而成惊天动地的时代思潮。 

（28）

生命哲学，倾吐了生命积极向上的精髓。这样看来，活力论与目的论、循环论的基础与其说是头脑的迷妄，无如说是身体的诱惑。所以，活力论与目的论、循环论等的思想，永无根除的一日，只要人还活生生存在。但是，被囿于生物本性的人们啊，你们一定要清醒，不要被自己挖掘的防护壕，活活憋死才好！

生命哲学所理解的世界，因此不是自在的世界，而只是人的世界，是人的众多观念的集丛。

自在的世界，不论对什么头脑和什么哲学都应该是个永久的谜语，永远对一切生物（当然也包括人类）闭锁的洞府啊！因此，生命哲学的巢穴是不得不然的选择。“相对主义”因此成为“科学态度”的最好证明。它对我们人类居于世界中心的幻想，提出必要的清凉剂。

（29）

偶然论者的观点认为，世界是由“偶然性”支配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偶然的、完全是巧合的因素，能一举改变整个历史进程。如此，则历史中根本没有什么“必然”，一切现象都是偶然发生又偶然消失的。是一些偶然事变的偶然碰撞，决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是人的解释欲望的不甘寂寞，才强为之说，于是在偶然中找到“必然性”！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偶然的偶然再加上偶然……无论我们怎样试图发现“必然”；也只是事后聪明而已，除此之外，一切枉然！所以思想骗局的制造者们也只能在事后说必然，因此所谓的必然，既然是无法预知的，又从哪里去发现呢？相反，世界从来没有按照人们臆测的去发展。既然如此，人们谈论必然性，就不过是在谈论一种希望──有时是一种谎言，有时是一种疯狂。这种谈论不能带来清醒的认识，不能增添真正的力量；只能带来一种自以为是的昏庸，以及希望落空爆发巨大的幻灭。人们津津乐道的“必然”，是些过去的经验，一些通过观察所得知的现象联系，如果凭借这些来预测经验之外的规律，焉能避免马夫前蹄？

必然论者的观点：世界是由“必然性”支配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偶然因素都是必然性的体现。“局部的偶然性，在全局而言就是必然性？”一切偶然因素，只对一个小圈子而言才是偶然的，如果放在宇宙的宏观之下，所有偶然都由必然联结一体：没有一物、没有一点偶然，是无来由的！我们能否在一事上成功，这也是被必然性的体现──种种已知或未期的条件，预先注定的。你可能会说：“不，那与我们的努力程度有关。”也许是的。可是甚至连你的努力程度，难道不也是被其他条件和可能性给预先注定了的吗？你哪怕为了使神的预言破产而去改变自己的行径──但是，这种超常的努力也不是人人都可做出来的──仿佛注定只有像你这样一个人，才会这样做。而你的来临，又因此“绝对不是偶然的”？

（30）

我们被一面名叫必然的天罗地网笼罩着、拖曳着，我们看不见它而只看见偶然，也就是说，只看见必然性的支离破碎的头绪，却看不见整个的网络。我们迷惘着……有些人被偶然性给征服了，沦为屈从的、堕落的仆役；有些人臆想出自我中心的必然，抓住一些可怜的头绪，堆砌一个乌七八糟的思想体系，来安慰自己的幻想，甚或为自己的特定目的，骗取流氓群众的信仰……

这一切在亿万年前就注定了？……无穷的互相影响，像是天罗地网笼罩宇宙！任何一点偶然，都出自它的微妙决定？甚至连生物种类的随机突变，也是必然的？为什么不在别的个体上，而在此一个体上，发生突变！是此体的天生素质和后天机遇（机遇不仅在个体且在宇宙命运上，都“不是偶然的”）相乘，突变才得以发生──

这一切都无可逃避，这一切都命中注定？且注定到这样的程度：必然性本身，永远无法被人洞察！人们探测它的一切努力，都在真相意义上枉费心机；因为人们从中仅仅能获得盲目的陶醉，并达到“无痛死亡的快乐”。因为，向人显现出来的“必然性”，也并不是“辩师们的辛勤劳动，但这并不等于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对的。

（31）

道德的堕落同步于科学和艺术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是发展，这是溃疡。

（32）

洞察的艺术，是将射向成就与射向罪恶的两道眼光兼融起来，即足以穿透万丈壁垒。同时从两个角度、两个相反的方向，透视人的精神与失乐园后的文化奥秘。而这洞察的艺术，正有待于我们的思想家，去付诸实践，以完成精神领域无声无息的北极探险。

阴面的要素，是文化生长中的负因子，它伴随文明的扩张而悄悄滋生。这是各种文化的共同命运。但它并不总是消极的──沉默无言的“罪恶”，声声切切，召唤新文明的创造者们，起来反抗。阴暗面每扩展一步──它所激起的新文明的反作用力，也就一丈甚至百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然而，魔高一丈，道高又何尝不是百丈？如此循环，如此报应！各种“阴暗面”通过一定条件的转化，能够生出与它相应的“文明”──这是一条“文化史定律”。历史是充满活力的，不是机械的“一贯到底”。历史是有弹性的、多方位的、多选择的。历史，是人的活动的总体。人的精神的能动性、反作用力──表现为文化上的“报应”。

（33）

平均主义的理想是动人的。因为它违背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的道路。因此背诵这种理想，有助于缓解社会生活中的反差，有助于淡化这反差中产生的冲突性力量对人的精神所造成的压力、紧张。但是，社会活力正好来自某种潜在的冲突，如果拿平均主义一味消除社会的分化与反差，其结果将是“玉石俱焚”：黑暗没有了，光明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团浑浑噩噩的灰蒙蒙……这是灰色蚂蚁的国度，不是我们的理想。相反，当一种文化形态已经越过它内在生长的“临界期”，成就多，但罪恶也多。它的形式多样，它的内容放肆。这时，抑制新的罪恶，成为人的灵魂面临的主要问题。文化的发展趋于没落。

在中国思想史上，宋明的理学家们以他们特有的“道学立场”，对文化的“阴暗面”（凹面）做出全面的批判与攻击，从而取得很高的思想成就。但是他们好像忽略了，要是真的瓦解了阴面的存在，阳面的衰萎也就立时可待了。对消极面的人工破坏，事实上加速了积极面的凋零最终是对整个文明体系的全面打击──文明史正如生命史，其成就与其说是来自善恶的斗争，不如说是来自阴阳的调和！

（34）

在各种文明世界的体系中，我们看到一个共通的星象图──上面闪烁着“正值之星”，也闪烁着“负值之星”。它们交相辉映。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与各种书籍上描述的规范形态，拥有多么惊人的差异！但它们对文明世界的星空，却都是必不可少的、同等价值的。

对比鲜明、反差强烈的文化（如欧洲文化），也许不如相对中庸的文化（如中国文化）享祚久长。因为它大起大落：“其兴也倏兮，其亡也忽。”但是，在文化史上，它发出的“光”也许更强，“热”更炽烈；它的内心，具有更激烈的思想、更鲜明的个性、更惊人的风格……这是否也能算作文化史的又一“定律”，是从前一“定律”派生出来的。

（35）

“文化史的堂奥”可以这样表达：“山有多高，海有多深”。

“山若颓倒，海也夷平”──这是对文化史的一个隐喻。

科学以海平线作为地形高低的界标，这本是一个假借。真正突兀的山和高原，其实都在海平面之下。正如喜马拉雅山的高耸，其实借助了无数的高原上的丘陵。是海平面的掩饰，使得巨大的“高原”成为我们足下的“平原”甚至“低谷”。

文化史上的退潮与涨潮；衰与胜；颓唐与锐进；堕落与建树；罪孽与升华；破坏与创造……都可借用“山有多高，海有多深；海有多深，山有多高”的公式予以象征的表达（而非“科学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挖下去”的自然结果就是“堆起来”。而“堆起来”的成就，也只有建立在“挖下去”的苦难之上。

一方面是文明社会的灿烂成果；一方面则是它的历历罪恶。一方面是文明人类的无限欢欣；一方面则是他们的永恒哀哭……

消灭了一方，就在无形中铲除或填平了另一方。其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光秃秃、平芜芜的“地球”可是，“地球”却从来不是一个数学意义的球体！

最使历史学家们感到迷惘，因而也最能迷乱世人之视线的，是这个事实：地质上“地平线”（或“海平线”）是可以测定的；但文化、社会上的“地平线”却不是那么容易测度……于是简单而粗糙的人们就不惜彻底否定它的存在，以掩饰自己的思想贫乏。于是构成历史研究中最大的迷误！

现在，让我们来铲除这经久不衰的迷误！

（36）

伟大的政治，只能从伟大的思想来，而决不是相反。任何一种政治，不论它本身具有何等价值──都不可能产生相同品级的思想：“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手中，仅得其下。”政治，不能成为自己的法，只有思想才是政治的法。

渺小的政治，从本性上说，则是思想的奴役者。董仲舒思想，并非汉武帝政治的基石；而仅是其装饰。汉武帝政治思想的源头──应上溯到《荀子》。同样，塞内加也并不是罗马元首们的思想指导者；后者的指导者是柏拉图与斯多噶。实际政治，是思想界的探照灯与现实界的可能性之间──达成的某种妥协。政治上的创造性，在于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妥协；而根本不在于什么“开创理想的世界”。

伟大的思想，只能从伟大的艺术而来，而决不是相反。任何色彩的思想，不论其本身的得失如何──都不可能成功地制造出相应的艺术图解。依据某种思想（不论这思想多动人）炮制出来的艺术──犹如缺乏魅力的老处女，它尽管“有贞操”，但却干巴巴，还喜欢专门找别扭。这样的贞操是危害健康的，不仅危害自己的健康，更危害读者的健康。

我们应把宋明诸子看作是唐宋文人的文化继承者，尽管二者在“精神上”是不同的。前者他们的思想性学说，实际上是对后者艺术化生活的提炼。所以，正确的路线是“艺术──思想”或“感性──理性”；而不是“思想──艺术”或“理性──感性”。

伟大的艺术，只能从伟大的宗教情感来，而决不是相反。激荡不安的宗教狂热，借助艺术的恣肆得以倾吐。

不论是先秦的诗人、魏晋的名士、唐宋的文人，都是这样。屈原、谢灵运，李白不过是其佼佼者。屈原在萨满教巫术与儒家精神的矛盾中，充当了一个杰出的牺牲品。谢灵运，在对神秘易理的宗教崇拜和对山水的留连中，毁掉短促的一生。李白，则在功名与成仙的交叉梦想中，实现了一个优美的悲剧。……唐宋文人，在文化史意义上，只是汉隋之间诸人高僧与众多名士的变相继承者。

伟大的宗教从哪里来？

从高度而详尽的政治压迫、全面而残酷的精神专政之中来……

秦汉帝国，作为完善了的国家政治之楷模──只是引导了佛教的内流并激发其崛起。罗马共和国尤其是罗马帝国的历史，也绰绰有余地证明了这一自杀的命运。

人生而陷于奴役、不幸，因而渴望精神的自由。当政治退化为某种刻板的生活模型之后，渴望自由的活力──就转化为宗教的寻求。这是人心上的一大奇迹。宗教之成为礼仪、教义之成为压迫的口实──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

所以在不同宗教历史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相似的玩意儿：宗教怎样从争取精神自由的手段，演变成阻遏精神自由的工具。这种现象之发生，决不是由于什么“宗教本身的非逻辑性质”使之然；而是更深基于社会组织的惰性和人性对异己者的扼制中！这样看来，是人性使宗教堕落，而不是相反。

（37）

那印度哲学家，与大雄同时的“邪命外道”的异端之祖拘舍罗，也号称宿命论的前定主义者。我们的“宿命论”当然与这位纵欲大师的“前定主义”颇有不同。他的前定主义，是为自己的纵欲寻求理论的支持，而我们的前定主义则是为了安慰这饱受创伤的世界，并激励永不放弃的向上挑战的精神。为此，我们应该成为“比之拘舍罗还要彻底的宿命论和前定主义的信仰者”！我们的思想不是导向纵欲，而是导向创造：我们的定数既然已经注定了现在的状态，惟有创造的突破，方能抵达超越欲望的天国。

我们的宿命拒绝消极！迎战积极！宿命论决不说，“一切已被注定，就该无所事事、坐以待毙。”而是说，“一切已经前定，所以不必心怀戒惧，而应勇往直前，去揭开命运的底牌！把命运给你的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尽性”。

宿命与尽性，尽性与宿命：别无二致。

这样就是我们的宿命论：对那不可知的神秘，保持最大的虔诚。

（38）

历史有意义吗？从“历史即往事”的角度讲，历史毫无意义，犹如垃圾，它只表达一个业已破碎凋零的过去。过去的生活灰飞烟灭、无有遗孑；只有一些遗物或传说在似是而非地传播，往往还是在传播病毒……而这一切残余，也注定要消逝殆尽的！

历史的意义，其实在于现在。在于它对现在人们生活的作用。“历史的本来意义”，是永远有待活人去重新发现的无边虚无：它有待生机盎然的人们，以血腥的奋斗，不断填充。事实上，实在的、纯粹的往事，对活人并无价值，也激不起真正的兴趣。人们需要的仅仅是象征的概括，而非琐细的事实。然后，人们是用自己理解的概念去串解事实，人们并不需要印证不了自己价值判断的真正事实。因为人们都是用自己的历史感受，建立起一些概念，然后用以切割史实的。而“历史给人们的启示”，则是读者用自己的灵感，投到历史里。“历史的经验”，则是活人自己的经验披上了“历史事件”的盛装。

我们的“历史感”其实也并非来自历史的典籍，而是来自阴云密布的生活压力。我们用这灵感，来抵御压力、照亮黑穹，所以，我们一步步援引史例为自己作证，引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以为自己的同调……这种莫须有的“高屋建瓴的历史透视”，其实只是我们的思想，却是驱散真实孤独的唯一良方！

天才的灵感，把历史当作一个巨型储藏室，而取用的本体则在周遭的环境。历史之海如此恣肆，任什么灵感都可以存放进去而不露印迹。无怪历史储藏的容量对个人几乎是无限的，它以那么多的时间度量、容纳那么多的回忆、幻想、评价，并鼓励人的智力，把切割下来的断片，重组为真实的整体……

（39）

啊，历史！就是思想——这么一个血肉横飞的屠场，一笼任人吹云嘘雨的天穹，一堆纵横捭阖的死亡判决书，一团光怪陆离的思想、一个自相矛盾的集合体……

如此历史，仿佛幻象的影集。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每种文化集群、每一有性格的“人”──都会按自己的热情重新涂抹、排列，然后阐释它，这新的涂抹、排列、阐释，要是传布开来，就构成新的历史之天的曙光。

（40）

健全的历史观念，排除了绝对论。“强调是可以的，执着却大可不必。”观念的价值，在于它对现实的平衡作用，因此可以减缓世界弊病和时代偏差。生活中缺乏的东西，在观念世界里应得提倡，这有助于生活本身的健全，生活本身在不断变易，所以，观念的世界应向相反的方向流转易形；不是作为“反映者”或“镜子”；而是作为“补救者”或“锥子”！所以，只有“反动”的思想，才可能对生活起到互补的功能，才最能建立精神的价值！而“消除反动”，已经被二十世纪的革命证明，其实乃是建立暴政的借口。

哲学的观念、尤其是历史哲学的观念──从上述意义说，也只能是“反生活”的。不是反对生活；而是反抗生活中过与不及的弊端，以便更好地补充生活，推动生命。相对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正是生活本身的变幻不定性（从“纵”的角度看）和生活现象的复杂冲突性（从“横”的角度看）。在生活的液态面前，僵硬的绝对论，是进退失据、无能为力。

（41）

除了“我活着”──“我看到”──“我觉得”──“我欲望”这些，我们的感性究竟还知道别的什么呢？而“我”以及关于我的一切思想──岂不都是瞬息即逝的！这时，一个新曙光突然洞彻：“存在”与“虚无”，本来就是一回事。“虚无”，是人心中的时间性（理性的断定），对人心中的空间性（感性的世界）所做的判断。而以人心中的空间性（感性）去看，世界便是实存的了。如此，存在也是虚无；虚无也是存在──哪里有什么一定之规！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现象与本质”：“现象”就是存在；存在就是“现象”。除了“现象”，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存在”；因此，即使最为荒诞无稽的幻想、稍纵即逝的念头，也被列为“精神现象”。

（42）

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中发表的议论，表明他并不领悟历史的残酷性格。如果历史的每况愈下，真的像这位官员学者表明的那样，只是人心日非及功利之心日炽所致的错误，而不是历史演变、文明沉沦所致的宿命，我们岂不是可以通过教化和修养，来扭转乾坤？那样，宇宙的主宰，我们的造物主，将成为我们在治理社会时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了。

虽然我们无法反对王阳明贬功利而崇王道的精神，不过也想指出，所谓王道，无非是世界意义上的“盖世功利”罢了。此义与利之关系，《孟子》早有论及。阳明先生为了教化而解释历史，结果使历史的轮廓更为模糊，不亦陋乎！难道那些伟大的帝国，真的像卡尔·波普（Karl Popper，1902─1994年）等犹太人所说，除了大规模屠杀与国际无耻外，别无一物吗？难道犹太人自己，不也是梦寐以求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大卫王朝吗？其实，卡尔波普的宣传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一样，以是犹太人的国际流浪经历为蓝本而制作出来的。犹太人试图以经济决定论，来掩饰他们特殊的“上层建筑──民族性”，也就是那种对金钱的不择手段地执迷不悟地贪婪。如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甚至信仰上帝之后，还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妻子，使犹太人的老祖母永世蒙羞。

（43）

难道早期文明与自由时代，真的那么辉煌吗？既然辉煌，为什么还是不免要沦落到屠杀与无耻的境地呢？还是让我们原谅五百多年前的阳明先生吧。原谅他不能摆脱时代的偏见，正如我们这时代也有我们自己的偏见。当然，有些人想“复活阳明学说”，更有人想发展他的学说作为治世工具，就另当别论了！习惯和权威的奴仆啊，难道没有勇气用自己的嘴来说话？还是自己不会操练一种语言？阳明与千万哲人一样，时至今日，列入哲学史，我们从他们那儿能得到什么呢？除了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之外？

而所谓“抽象继承”，则是为了欺世盗名而篡改历史，每个权势集团己经这样做了，够了！我们拒绝这样。我们的思想斗争，是要澄清，而不是加剧混乱。天之明命的体现者，并不害怕澄清一切。他不讳言一切的暂时，正如相信惟有如此才是“圣之时者”。

（44）

“真理”的命运是奇特的（我不用“悲惨”这个词，因为真理必将得胜，变成统治的思想，然后又将再被新兴的“真理”所粉碎，沦为废墟和垃圾）：

一种真理在诞生之初，如不遭到整个社会公理的逼迫，也就算不得“真理”了。这才是“福音”的命运。福音是这样，天命也是这样：它必遭苦难波折，然后才被接受：而取得统治地位，就意味它衰颓的开始。伟大天才，不经搏斗，哪可取而代之。这是文明的惰性、生物的惯性所致。

（45）

不可忽略“人是生物”这一事实。尽管，人自诩为拥有自觉意识的生物，但仍然是一种生物。生物性不仅没有被人放弃，反而被做成人性及文明社会的根基。而遗传性──传统，惯性──惰性，因循──保守（三对的前者为生物性，后者为社会性），才是生物赖以生存和节能的特殊技巧！

换一个角度：为什么伟大的先知、真正的圣徒，作为上帝的仆人，却落得极为悲惨的下场？正因为他们是创造者最可靠的仆人，才落得如此下场；正因为他们落得如此下场，才是创造者最可靠的仆人。

命运用他们的血，觉醒世人？或者，只有把流血侍奉上帝看成无上荣耀的人，才可能具备先知与圣徒的职分。他们不仅拒不媚俗，而且不可能拥有听众，因为他们带来天启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被世界懂得。在政治、思想、艺术方面，亦莫不如此。这是生物界的惯例（所谓“规律”），而人又是这样一种生物──等到伟大的政治、思想、艺术以及人格已经确立的时候，世人是只会拿它再来阻碍新政治、新思想、新艺术、新人格的兴起，专从败坏伟大的婴孩入手，使举世荣耀归于朽灭。

就“日新其德”、“不凝滞于物”而言，古人做得很好，但伟大的明君久离中国了，使人民对明君的信念已经完全落空。

（46）

现代思想的一大迷误，在于常把暂时有用的“方法”统统贴上“真理”的标签。其实这些真理不过是主义，是医治软骨病的药方。而滥用真理，其结果对于未来的人们，却是贻害无穷的。历史，怎能用眼光或观念来加以“科学地分析”呢。历史不是一块柔软的生日蛋糕。它是无休无止、超善超恶、既无永恒方向又无肯定目标的运化流荡。在历史面前，一切“历史时期的划分”多么可笑；一切褒此贬彼的“评判”、一切预定未来的人们应当如何生活的蓝图、一切断言宇宙结局的弥天大谎……是多么庄严而又多么滑稽啊！

人应当保持清醒，应当知道自己的命运和当前的任务，因此要认清观念的工具性，要还原眼光的功能性。眼光不是真理，观念不是真理，人不要为其迷误，奉之为不可动摇的偶像……一切历史的纤维素，皆对历史进程有影响。至于其具体方式、比例及影响的量，那不是人的智力可以弄清的。人们根据需要做出了自己的理解，现代的历史学就像远古的神话与近古的宗教一样，成了“心战”的战略角斗场。“忘掉不利于你的九九；牢记有利于你的一分”──这是历史武士的剑上铭。

（47）

历史不是“永恒的运动”，而是“不断的思想”，什么时候思想停止了，历史也就终结了。

对于生命中并不包含“永恒”的谈论者，经验的历史不能冠诸“永恒”的名字，否则就太亵渎神圣了。“永恒者”是超验者的封号，是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文学上的夸张、哲学上的欺人，使我们一度相信“历史必然性”的信念，但现在我们知道：短暂的“历史趋势”可以基于观察的经验，而持久的“历史必然性”则变动不居，甚至逆转直下：使得迷信经验的人们，沦入迷惑绝望的苦境。

至于对超验者的信念，则无法证伪。无法证明为迷信的思想，就可以成为信仰。

（48）

反省民族性的反省，逼迫我们思考：是否我们的历史太长，是否我们的习惯积层太厚，结果我们的惰性才这样强，使我们的刨造力遭到无情的扼杀：悲哀的现实，几乎迫使我们承认民族生命的尽头已经在望，但我们的良知却拼命反对。要知道，人的生命力和人的智慧有时是互相对立的：生命力以简单而明确的线条伸展；智慧则向公认的传统宣战。

为什么老人的思想易于“僵化”？除了生物性的因素如脑力衰退、感觉迟钝之外，心理上“历史纤维素”的严重沉积，是最大的成因。历史上还没有过、很可能将来也不会有，一种永葆自我调节能力、因而也永葆青春生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正因为如此，倡导一种不凝滞于物境、更不疑滞于教条的新哲学，从而恢复最宝贵的自我调节能力、自新其德并自强不息的青年精神──就成为哲学革命的第一环节。

（49）

资治通鉴意义的“历史”，是中国思想的根本归宿、人间万条江河所汇集的汪洋。《庄子·秋水》中河伯的欣喜，被一切翱翔在历史之天的心灵所体验。一切善恶是非，只有放在历史之镜的显影中，才昭彰起来。后世的评价，永远改变前代事物的含义与价值。

在严冬，苔藓比牡丹更善更美，因为它更真。那时，牡丹毫无生气。不是博物院中的标本，就是温室里的弱者。在浊水中，泥鳅比金鱼更善更美，因为它更真。那时，金鱼是奄奄待毙的可怜虫，泥鳅却以充沛的生命力闪烁骄傲。中国思想参透此中奥妙最深。它拒绝接受那些违背生命直义的信条。而生命的真，又是新陈代谢，抛弃陈旧、酝酿新颖，化腐臭为神奇。《周易》对“时义”的注重，有力揭示了中国精神的这一特征。

历史的全部特性就在于“变”。追求新颖，不仅是艺术的第一要义，也是生活的第一原则。新颖激发想象力；想象唤醒创造力。这良性循环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因此成为生命的“德”，而不是什么人性上的弱点。作为文明的源泉，它当然是“原罪”，但在周流六虚、变动不居的运化中，生命之水，才不变质。这浅显的道理，却被那些闭门造车的幕僚们拒绝了，因为他们偏爱死水的气息。

（50）

我们不把意志、心灵、思想的记录，当作本体来崇拜。我们不相信某种信念、情感、智慧，能够独立改变历史的容颜。它们虽替不断沉沦的历史添上有声有色的磊磊丹青，但却无力挽回日益严峻的堕落，无法根本消除历史内在的紧张。人们，只有不断加强自己的反抗性，不停提炼自己的精粹，方能应付“进退维谷之局”。

当我们回首“人类历史”的时候，不禁要用一种轻蔑的眼光来斜视之！一万年的历史，不过建立了一堆貌似成就的废墟！且是日暮途穷的废墟！──谁来充任新一届救主？谁能完成“新一轮拯救的使命”？

──“人类根本无法救药。”答曰。

“人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会是一群动物、一群比爬虫更为贪婪的欲火之载体。

在超越人类的眼光看来，也许，人的文明如荒漠。那么，有什么可以叫做光明或“希望”的东西？

尽管我们也像多数人一样学会了自欺，为自己建造了可使自己鼓足勇气活下去的思想或是海市蜃楼；然而海市蜃楼烟云消散、思想的幻象尽失后，留下的岂只是更为彻骨的虚空？

这个真相好似毒鸩的相，使我坐立不安、恍然若失──难道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51）

现代社会的紊乱、骚动、文化失调及种种刺耳的叫嚣，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及源远流长的曲线。正如生命，社会与文化也有一定的“年龄征候”，不同年龄会有不同的征候。尽管，由于迄今为止的文明还十分稚弱，所以我们还不具备充分的经验来鉴别社会、文化的“年轮”……毫无疑问，现代的世界的千奇百怪，只是某种“年轮”的体现，而不可能是不变的终局。所以，现在流行的代议制民主必衰，楚楚动人的西方思想文化必亡──剩下的，只不过时间问题。

（52）

为什么有的号称思想家的家伙，要怀着对于社会苦难的深深畏惧？

我再次阅读康南海的《大同书》（第一次看它的节录，是在我十九岁的时候），更加发现这种畏惧已经构成此书的基调。趋利避害，趋利避害，趋利避害……这位琐屑无聊的“佛教共产主义传教士”，不惮其烦地说了些毫无创意的炉边夜话，催眠大众的梦呓。结果，他比欧洲的共产主义使徒们还要“好”，南海老人变成俨然是个“佛教─婆罗门教的人道主义者，甚至兽道主义、鸟道主义者”！但这位鸟道主义者的历史理想却是萎缩的；而他的欲念也完全是物质的、现世的。难怪他的隔夜子弟，竟然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

康有为所谓的“大同”包括两个内容，一为博爱、一为极乐。他的博爱是空洞消极的，他的极乐是腐化堕落的。

对食物的爱如狼对羊的爱、对异性的爱即“色狼”对“色羊”的爱、对同类即“一丘之貉”的爱以及对自己领地（“祖国”、“故乡”甚至“第二故乡”）的爱，表明所谓理想也是“权力的呼声”……而道德不过是克敌制胜的权力要求的伪装，一种变态的戏剧表演。例如政治骗子宣布了他模模糊糊的、甚至南辕北辙的权力要求，叫做“不断革命”。据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富首创精神”的，其权力要求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要求“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所以从那时以来好几十年，就一直造成思想规范和社会行为骚动不安。这个以“西方真理”包装起来的“底层革命宣言”，说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的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演出了权力要求的一个双向的极端形式。这种双重社会瘟疫的传播，使得“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成为受害者要求报复的途径，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谎言。

（53）

许多思想家煞有介事，振振有词，说人们应该如何如何生活、应该如何如何认识世界。这时，我不禁生起孤愤。不知道是哪一代鬼胎，用什么器具做下了这群恶棍，并放任这些受到册封的理论家前来说教？他们的教导是一种毒害，他们的逻辑是一个陷阱，他们欺世盗名时一点都不脸红，还常常做出拍案惊奇的表演。但他们的理论却抹煞了一个常识：面对无数个体和无数品种的集合称谓──“人类”，哪有普遍的、始终如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呢？纵或有，那实存的“人类”又有什么能力摄取这犹如幽灵的原理？所以，人与人之间，确实很难沟通。因为人与人之间，并没有齐一的品性和共同的需要。纵或是有，更多也会触发争端而不是增进合作，除非他们面对更大的外敌、更大的威胁。只因资源有限，而人欲无穷！

（54）

在纯粹的思想家看来，当今的世界上，已经没有伦理、道德、思潮、观念、秩序、制度甚至习惯、风俗、神话、宗教……的独立价值，因为这一切都被大众社会给毒化，沦为多数人生活欲望的用具！

如果说，是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的生命力，而不是社会的生命力决定了经济基础──那为什么，经济基础会突然崩溃？为什么经济形态会有周期的循环？这些“为什么”并非永远是哑谜，永远也找不到最终的答案……事实上，不少人习惯于犯贱，经济基础一旦好了，人们就要花天酒地，让局势再度败坏。人的贪心，徘徊在自以为知道与自以为不知之间，只能永远在这迷津中消磨白发。

道德不是神圣的，但却是必需的。宗教、哲学、艺术、理想、以至爱情、责任感、献身精神等等，都不是神圣的而是必需的──它们与其说是人的智慧外溢，不如说是人对自身弱点的补救，是人的“精神珍珠”（珍珠生于病态）。

珍珠，是蚌类的病；思想，是人类的病。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理想、以至爱情、责任感、献身精神，都源于人的弱点，而非他的强大。但消灭人类弱点的前景，迄今还被包围在一片昏暗中，所以“珍珠”被美化了，这是迫不得已的慰藉。

（55）

任何科学或文化的结晶，都不是人类生活藉以藏身的强固堡垒，而只是人类智慧动人行程的纪念碑。从长远看，它的历史价值大于它的实用价值。信守它是极其愚蠢的。因为结晶是有限的，可智慧却相对无限。同样程度的智慧，既可以创造这种结晶，又可以创造那种结晶。同样类型的智慧，既可以凝成某种结晶，也可以消融某种结晶。因此，好的继承发展者往往以反叛者的面目出现。而坏的继承人却去阉割生生不已的精神，以垄断自己对精神财富的继承权。这样的“剧场”比比皆是。但说到底，智慧是“本”，结晶只是“末”。人们对它们的无理倒置──往往付出过于昂贵的代价。这代价就是生活的僵化。在愚人的心里和手中，结晶变成了负累。它，本应是新思想的源泉；现在却零落成覆盖活智慧的厚重尘埃。这些尘埃互相纷扰，沸沸扬扬。它使现代人感到“迷惘”，感到自己正在“沉沦”。它还表现为科学备学科之间的矛盾和各种科学理论之间的深刻歧见。本来，应该从这些暂时性的形式（结晶）中超脱出来，从而打通自然与智慧之间的层层壁垒。但现在，人们却被困在这些形式之中，使科学的结晶成为人类智慧的死亡之谷。

（56）

“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形容词。如果说，“科学性”只是指敢于承认新发展、新事实的一种态度──那“科学性”就不是一个神圣的、保守的（神圣与保守向来都结成强大顽固的同盟）字眼；而是一个新奇的、革命的字眼。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滥用“科学的……”之类的词组。这，才是尊重科学的态度。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对许多“科学的……”事物采取重新思考、重新估价的态度。现代人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他多疑的敏锐日光抓住了“科学性”常有的名实相续的矛盾。“科学性”与“科学的”──不应成为陈旧事物或陈旧思想的护身符。它是，它永远是人类智慧向前探望的一道光束。人，应该成为“科学性”的主人，而非奴隶。

（57）

我们的心理习惯是，从对一个事物的论证方式，去评判这个事物的真实性。就像从一篇文章的写作方法，去判断这文章所陈述的是真是伪。在古代雅典的民主诡辩时代，苏格拉底被唇舌杀害。而罗马的屋大维竟凭安东尼的一次演讲，成了神圣的“奥古斯都”。这都是由于对论证和逻辑的迷信占了上风：科学万能的信念、科学本位的理想正在发挥着类似于古代宗教教义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规范的社会功能，这使它成了不折不扣的现代迷信。它根本不顾这一情理：人，不是机器，也不是长着“大脑”、带着“精神”的物质。人是人，人是活生生的、有着广泛要求而又爱好新奇事物的智能动物。人，是被好奇心支配的动物。人，爱好矛盾的东西──所以，历史不断“重演”、不断划着巨型的“圆”。是人性而不是培根所谓的“宇宙的量尺”──给文明之流如此之美的活泉，激起五色交映的层层涟漪。

不打碎这些压制生命的现代迷信及其标准化的枷锁，寓于人性中的创造力，就无法自由展开它雄奇的“十面之翼”。不驱除这些碎片残骸，中国的精神之化，就无法开在历史的原野上。中国人，就闻不见它的奇异。

（58）

固有的精神规范的僵硬，使寻获新力量的努力一再受挫。结构之内无法容纳的力量，只有到结构以外去发展自己。用理性的语言无法表达的思想，只有借助超理性的意象。宗教就是一种意象。诚然，宗教的冲动，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这种简单化发白人心那要求超越已死规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原始呼声。它并不是真正恶意的反文化力量，因此，在吸收了新科学思想之后，它也可能长成灿烂的智慧之树。它毕竟还没有僵硬、定形。它毕竟还充满好奇心，还不拒绝接受新事物。它尚未形成一些固定不变的框框和“原则”。它还怀抱着热烈的憧憬，它还希望着新的太阳。

（59）

压制──反击：人类的心灵永远在寻觅着相反的东西，和自己缺乏的东西……所以，任何涨潮之后，都有退潮；任何退潮之后，都有重新涨起的惊涛。精神的太阳也有着它的明暗圆缺。

这，就是历史音乐的基本主题。

所谓反击性的哲学，像王充的哲学、王艮、李卓吾、何心隐的哲学，多少带有这种色彩。早期的王阳明哲学，也有反抗压制的意味。魏晋玄学比两汉经学显然有着更多的反抗性，更大的活力和更新颖的眼光。因此，它在哲学史上的价值，要远远高过后者。“新颖”，这不仅是艺术的准则，也应成为思想的光。越是隐秘着反对流行见解等内涵的哲学，就具有越大的反压制力。而反制的冲力十分旺盛的思想或学说，也往往采取迂回甚至晦涩的表述方式。这是因为，它还在“方成”之中，还有着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还在探索自己前进的方向。但就哲学史而言，正是反制的哲学，赋予哲学界以思想上的活力。它是精神天地的催化者。

（60）

要学会用自己民族的范畴说话。用别人的旧范畴，表达不出自己的新思想。因为范畴本身原就是一种限制。不同的念头，要用不同的范畴来焙制。否则，范畴就会阉割了念头。前人的范畴再能传神，也只是传了他们的“神”；对于我们新精神的阐发可谓障害大于裨益。“务去陈言”──不仅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且应该是哲学前进的主要特征。

二十世纪的科学太富于活力了！二十世纪的思想富于锐进精神；二十世纪的社会太动荡了；二十世纪的政治太远离“传统的美德”了……而二十世纪的诗与艺术，更被系列交错的空前压力所激动，冲破各层藩篱，逾越多重禁忌。这佯，就使得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学理性的总结”一再被淘汰掉。但是更换学说的内容，经常变改学说的招牌，真要质无非在于汲取精神的冲力。

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已经脑满肠肥，他们已经无力适应这空前的剧变，更别说用自己的学说去指导变革了。二十世纪是科学与文化发达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哲学的式微世纪。取代了哲学的宁静的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非理性的艺术骚动”。

前进的哲学家往往因此而备尝流放之苦──他们反对习俗的谬误和思想界的陈腐，因此，孔子有周游列国、绝粮陈蔡的悲叹，斯宾诺莎则宣布自己是没有祖国的人，苏格拉底被他的父母之邦灌进了一盅毒酒，耶稣基督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钉上了十字架。

在这里，支配着这一命运的，仍然是那永恒的基调：压制与反击。反压制的力量一旦露出要摆脱它的压制者的强烈倾向，专横的压制力量就立即排斥它。这几乎养成了一种机械式的反应。

（61）

“放逐精神之花”──这就是世界权力中心得以自我炫耀的唯一理由？

权力中心已经习惯这样了。这些放逐，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近乎条件反射的举动。一发现异己倾向，就立即扑灭它。根本不顾及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是“值得”还是“不值得”……还有什么比这机械的冲动更严重的浪费和更惊人的破坏呢？还有什么比杀害耶稣基督更为令人发指的罪行呢？

历史一再重复叙述着这些阴郁的放逐故事。人们，一面激动地谴责着过去时代的这类放逐，一面在庄重地执行着自己时代的这类放逐。谴责与模仿，并行不悖地骈进着，其实并不滑稽。因为我们毕竟看到了庄严的流血与肃穆的火刑，即使我们当代，虽然没有十字架和火刑柱，可是为思想而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

由于人的文化意识的泛时空性（我们现在思索这些问题，正是文化意识的结果），上述四点，事实上是交融在一起的。有时我们甚至难以区分，什么是动物的人，什么是文化的人；什么是基于科学观念的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什么是基于文化观念的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但相对说，区别它们恰恰是摆设在思想者面前的一个令人神往之谜──它诱使思想接近它。

尽管个人的扩张及其创造行为（包括“思想”、“设计”）受到社会（空间上的）和历史（时间上的）的严格文化限定，但他总是在有限中，遐想着无限；在自我中，包容着宇宙──“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

这里展示的，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真理”，甚至不是一时的、片断的真理。因为这里诉说的一切，与真理本不属于一个范畴、一个界域。这里提供的，仅是一些有趣的说法、别致的思想而已。它并不试图建立固定的定义，而仅只表现了精神探索的多项可能性而已。也就是说，这是轻松的探寻，并非去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全方位地看，西方文化的步伐，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画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实现了它的历程。如果说，培根的时代是西方文化系统的“起点”，那么，现代西方已到了接近“终点”的文化阶段。尽管，培根立足于他那时代的种种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化的环境中，只要稍稍变换一下角度，就获得了格外深刻的启发性。

（62）

“生物圈是圆的”！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周密的“绝对封闭性体系”中。既走不出去，也不会真正迷失掉。但是我们的精神还没有悟出这种处境的价值。我们的哲学，还没有找到一个与生物圈的现实，协调无间而又莫逆于心的新范畴。我们，还缺乏“圆融的心灵之光”。对生物圈这个包揽一切思想、文化、科学、生活以及人自身的“大圆”而言，方向是没有的。方位观念，本来起源于“大地是方形的”这一古老的信仰……人生的真正方向，从根本上说，不是“一次直线型”的，而是“不断回归型”的。是随这“大圆”的自我运动而不停旋转的“反复其道”。《易经》的《复卦》，对这一真理做出过有力的阐述。

我们，并不来铺陈一套算卦式的“综合哲学”。决不像卡尔马克思的导师黑格尔那样用自然哲学去“推算”行星的运行或“指导”宇宙的秩序──“绝对精神”。我们所欲陈述的，不是一个封闭性的体系，而是四通八达、无拘无束的思想。这些思想也许不乏矛盾之处，但它是真实的。它不掩盖这个全球划时代日益混乱的世界状态。在这个商场原则和金币目的受到无限尊崇的时代，还有什么比诚实更罕见因而更可贵的呢？

（63）

过去的思想家们，在幻想“本体”并设想宇宙、历史、人生的时，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们有意无意将此总源人格化他们把自己最好的幻想，投注到这本原上。

在古代中国人的灵性思想中，常用“道”来描述他们对浑沌的逆向感受和认知。而他们也深深知道，“道”是讲不清、说不明的。它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正如浑沌之只可间接感受而不可直接目睹一样；“道”，也是人们试图分析浑沌的哲学努力。尽管经常是徒劳无效的。

我们的“太朴”，不是《老子》式的阴谋家之朴。正如我们的思想，全然不类《老子》的雌性的玄牝思想。我们的太朴，不是来自侯王的殿堂，而是来自宇宙的底层。太朴是阴性的、坠落的、永远下行的……它广大无边，哪里是阴谋论的理论家、“哲学家”们“守”得住的。

可怕的宿命！这就是她！一切存在都在为她“默默地流血”，直到耗竭虚脱而死。不止是生物，不止是人类，不止是思想的精华，不止是灵性之花，而是一切存在与现象！一切已经存在的，以及一切过去存在的和将来可能存在的现象，都要为这最基本的（而不是“至高的”，暴君而默默牺牲，毫无报偿。因为她的本性如此：强行牵引万物下沉、并粉碎之……

对普遍压制与永恒沉沦的思想，我们推测了作为宇宙第一者（不是宇宙创造者，而是前于创造者的原始质地）的“〇”──浑沌太朴。

（64）

疯狂吸食可卡因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原欲（力比多）”学说，还不应当寿终正寝？这样的思想毒品正是蔓延世界的药物毒品的前驱。

（65）

创造者的思想力。这是宇宙间最细赋、最巧妙、最热烈的反压制力。它，是非凡的箭。满蘸着精神麻药，被击中者不觉苦痛，反觉快意地解脱并升华。一种空前末有的彻悟，攫取了慈光普照的人们。

（66）

人和万物一样──是这么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他要反抗并力图否认他的主宰、他的至圣造物主。这一反叛倾向，在文明人类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人本主义，就是这种忘恩负义的经典思想。功利主义，就是摧毁人类生存、进步之原始基础的精神推土机。它们都意欲通过消解个别的苦难，去逐步完善人的幸福。但这种幸福，却是与人的生存基础，背道而驰的。

我们对“阴阳”关系的解释，则超出了“地球现象”的视域，而以更广大的宇宙现象为根据。宇宙既不是一无的，也不是二元的。从根本上说，它是“无极”的。“建中建极”──那只是人类文明企图自我延续的永久性理想：并非一个宇宙事实。正因为如此，用传统的“阴阳”观念，已很难说清我们的新思想。尽管“压制与反制”的观念，也非完美，在找不到更合适的术语前，我们暂且借用它。

（67）

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创造力就相形逊色。已形的东西抑制了未形的东西。它使人不容易从经历和记得的事物中脱开去，开赴到比较新颖的境界里。我喜欢这句格言：“忘却与记住同样重要。”思想特别深奥的人，语言表达能力反而软弱──思想总想突破语言的囚牢，而最后又不得不蛰居其中，既痛苦又混乱。维特根斯坦曾说过，他所表达的思想，只占他实际思想的十分之一。不是由于言论的恐惧，而是由于言论的无力。爱因斯坦的事例更能说明深一层的问题：他直到五岁才学会了自己的母语！《老子》所谓“大辩若讷”，真是灵验了。看来，语言不仅限制思维，有时还妨碍思维。一种表达越“精确”，对智者的启发反倒越少。

（68）

思想必须有力，且有助于人的生活──世俗的或神圣的生活。苍白贫血的思想无人问津，甚至激不起要把它记录下来的冲动──“思想力”，归根结蒂也是一种“力”。没有力量的思想，因其不能被寻求力量的人心所捕捉，因而没有价值因而也就不是“思想”。

（69）

思想力，有时发挥着压制的功能；有时发挥着反击压制的冲力。而“力”的性格，从根本上注定了它是动态的。思想力的倾向因而主要是反压制的，是革命性的。维持与保守的压制功能，只是它在文明衰退情境中的暂时表现。

思想力推动人们去远征。他们的身体或许已经形容枯槁，但心却在燃烧：心灵界域的精英，牺牲别的界域的精华。对于他自己来说，他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令人羡慕。相反，他带来的多半是“不必要的痛苦”。而对他周围的人们来说，他的出现则意味着骚扰和惊吓，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要打破生命的寂寥。而生命之花的重启，又以“牺牲种种现存之象”为代价，以推动历史的轮转。

（70）

他人的目光，不仅是社会准则的表现，也是生物准则的表现。它暗含着嫉妒、敌意、爱慕、欲求、崇拜、鄙视……它是通过相邻的心理体验的方向延伸过来的无形绳索，它羁绊着、支配着每一个人的行为甚至思想。这一心灵窗户所透出的压力，对于不同的人，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古代的隐士，在孤芳自赏、睥睨世人的时候，为了逃避这透过“心灵的窗户”放射来的压力，他们不惜躲藏到深山老林里，忍受寂寞之苦。或是无所不在的挤压，或是孤独地与鸟兽同群，他们选择了后者。他们是被“千夫所指”的目光压力赶走的心理难民。他们躲入陶渊明式的田舍──那里虽清贫，但耳目却少。或是爬上谢灵运式的“山间小路”──那里虽崎岖，但口舌也少。“个性孤僻”是“不善于社会化”的结果，而又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善人，舍此何由？

（71）

在“思想作风”的名义下可以无所不包，根据任何一种“思想作风”都与他种“思想作风”互渗的事实，那任何一主义都包含着反对自己的因素。因此，“主义”的第二层含义是一种难以确认的东西。而根据“有系统的理论与主张”的第一层含义，则各种主义必然遭受两方面的批判：

1，一个主义中不无包含着与主义对立的“次义”、“再次义”等。

2，主义，一般意味着以线型的理论与主张贯穿意识，贯穿难以被线型贯穿起来的意识片断。那么，非主义的“理论与主张”（它以众多的平行次义构成一面非线型的意识之网），算不算主义？

（72）

世人之见，对于从功利主义的桎梏下解脱出来的单纯意志，一概称之为“盲目的”、“非理性的”。这仅仅是因为，用合理主义的逻辑，已然难以解释它！这已是一个根深蒂固、难以更改的思想习惯了……他并不奢求改变世人的习惯，他被目为“非理性”冲动的象征，这将是一种非正确的表述；因为将来会有许多理性起来解释他，将来会有一大群理性主义者起来，为他热诚辩护，因为那时求职的方式，已经转变。──那时，人间就会发生很多的变化。

（73）

年轻的、健康的、幸运的人，容易陷入乐观主义情绪。他们完全有理由谴责宿命论是消极有害的，不利于人的奋斗。这种非议者，可能没有看到生活的另一面相。在那里，奋斗是没有用的。陷入泥沼的人却能理解生活的这一脾性，在那里，你越挣扎就陷得越深。这时，唯一的救助只能是心理上的。在那里，宿命论不仅因此变成了神圣的，而且因此是有用的它使你下沉得慢一些，或许拖延到可以迎来一个转机。所以我们看到，在各个急趋没落中的文明社会里，宿命论成为一种继怀疑主义而勃兴的文化心理现象。宿命的思潮，使无法摆脱困境的人们，更易于忍受那失去希望的生活，那不以你的意志与努力而移易，反要一再任意摆布你的“生活”。宿命论的兴起，并不是消极的思想禁锢；而是积极的思想运动所触发的。

如此看来，患难兄弟的对垒、亲密战友间的火并，并非历史的罕有现象。事实上，曾有多少神话、史诗、戏剧、传奇，以及市井小说，将此选作“永恒的题材”！思想的历史和精神角逐的记录更不用说了。军事、政治、经济、爱情、荣誉、社会地位等方面更为实际的活动，也无不充满了这类戏剧性的冲突……同样，生理系统和心理系统之间，发泄行为和解脱行为之间，也不断上演着这类时而激烈、时而和缓的剧目。

（74）

巴斯卡发现了人类“会思想”。又说，宇宙可以压碎人类；但却不知道人类的存在。可是一个具体的人，却能知道整个宇宙的存在……由此他推论说，这是“人类伟大的标志”。在这里，弥补心理的机制起了作用！一个病弱之躯对自己的存在作了杰出的说明和安慰。直至今天，它还在对人的软弱存在和意志夸张之间的鸿沟做出填补。但谁曾想过，人类的“会思想”，其基础正是大规模地发生了巴斯卡式的“病”（比照原始人所处的自然状态而言），和克服这种“病”的要求。巴斯卡的“病”，造就了《思想录》；人类的“病”，造就了文化：正是复杂的环境压力造就了今日人类的文明房屋。对于这些微妙的作用、我们知道得太少了。而最省力的莫过于自诩“生得伟大”，以安慰寂寞的生涯……可在当时，人类曾经历过多少优惠、磨难、变形，才变成今天这副样子。时间像个淘金者，它把痛苦与遗憾省略了，留下了闪闪发光的优越感与傲慢的偏见。

（75）

强烈的欲望，焦渴的欲念，表明了压制的过强，与反制的急躁。当某个惯有的压力转移或消失，本为抵御这压力产生的欲望就一下子变成无的之“矢”了。它茫然地射向虚无的远方日益焦虑、日益狂躁、日益非理性：它失去了针对性与方向感。失去了天经地义的目标后，一下子跌到惶惑的深渊。现在，它会发出怪诞无律的信息，节奏感离开了它，人们说它“方寸乱矣”。没有身临其境者，无法理解此情此景。内在的精力既然“过剩”（并非真的多了），就要求刻不容缓地打出去，以免生命的护卫者成为生命的迫害者。舒发不掉的欲望、倾吐不出的思想，会转而消蚀产生它们的机体。而这，是比外敌更危险的内乱。

（76）

活着，不一定就意味着“有”什么。但小人觉得若非活着就什么都没有了、死意味着“无”，意味着一切的一切肯定地结束了。一切生命本能觉察到这个肉体的真理；求生欲于是支配了生命和意识的过程。它的压力，塑造了人类千奇百态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模型。在达尔文看来，对求生欲的这种奴性依附，正是进步的准绳。若是失去了这种本能，种族和个体的奇观，统统将不复存在。也许这会使世界变得荒凉起来，成为既不洁静又不新鲜的场所：洁净是水和植物创造的；而新鲜则主要是动物的功绩。人则攫二者为己所用。

没有支撑力的空间是荒谬的。正如没有想象力的思想是荒谬的。

“人的本质”、“自由思想”、“强权意志”、“原欲（力比多）”、“反压制力”、“逆反倾向”……或者用更古老的称谓，叫做“上帝”、“始动者”、“宇宙的最高主宰”（假如它是阳性的、能动的）──都是为了抗拒增熵压力而“设计”出来的。它们奉天承运，作为压制之子、沉沦之子，作为增熵过程的逆向影子和久久回声……而生成着。

（77）

柏拉图被那些依靠哲学分类混饭吃的教授专家们叫做“反动的思想家”。因为他的罪过在于预告了一个衰世的来临。雅典的盛世消泯了，马其顿的方阵和罗马的军团将成为文明世界的主人。

人那善于自我解嘲的本能，使他们找回了“安全保障”的旧礼服，作为丧失自由思想权力的心理补偿，以便更和谐地“顺应着”新的奴役状态。当早期的文明的太阳衰落之后，伴随着重心西移，东方日益沙漠化了。但我们相信，历史在形式上是会走回头路的，世界文化的精神太阳也会在大地上到处周流，它也许会给东方文明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东方人将竭诚欢迎它，而不计这力量之源位于何方。

（78）

有一个新的预言将告诉我们说，物理学、天体论（宇宙学）等本体观念景观方面重获一统的时代，将消弭人的内心里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分裂状态。哲学的分裂、宗教的紊乱、艺术的门户、政治的壁垒、爱情的矛盾、战争的拖延、黎民的苦难，会宛如过眼烟云。使现代人感到深深苦恼的这些“战国时代的流行症”，甚至会因其消逝无痕而引起后人的深深怀恋！

在很大程度上，小赫胥黎笔下的“奇妙的新世界”，其中居民的佼佼者很可能以类似秦汉思想家看待先秦战国时代的眼光──不乏羡慕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这个充满动荡不安和残酷行为的“乱离之世”：革命与战争主导的二十世纪。他们甚至会为我们的“幸运”、为我们的“躬逢其盛”、为我们不幸驾临这个血肉横飞的时代，而投来嫉妒的一瞥……

悲剧对亲身历经者当然是痛苦的，但对远距离的观众来说，却有着丰富的神采。甚至，以其崇高的风格和刺人的美，而流芳百世。呜呼！

（79）

最为明显的是，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上，唯物主义者述说出来的自然规律和他们的伦理观念之间，展现了一条人为的鸿沟，他们无法一以贯之，常常拒不接受按照他的哲学逻辑（人是物质）必然推出来的那个伦理学结论（主观能动性对于人体物质的作用），这说明思想处境之艰难。

我们的思想出发点，则是“人和宇宙之间不可能不协调”，如此一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他们看不清的真相：

人类的任何冲动，都是宇宙运动的波纹样式；所以，人的运动既不可能出乎宇宙之外，更不可能破坏宇宙。他所能破坏的，不过是改变了宇宙某一个角落的前此秩序而已，即使如此，也还要在宇宙法则所许可的范围以内！他所能“超越”的，不是宇宙现象，而是他所知道的同类。至于超越同类生命的更广大时空，他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更不会产生“去超越”的欲望，例如再伟大的登山运动员也无法逃脱这一命运。

弥天大谎的内核是“我的、我们的盘算”，而形式却环绕着“你的、你们的甚至是他的、他们的利益”建构起来，所有的骗子都说是为了受害者的“谋幸福”的，而所有的受害人都是相信了骗子的谎言，所以说“不想占便宜就不会被欺骗”。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的力量，其实都是从“许诺─被骗”的模式中产生出来的。许多思想或行动的力量，也是从这种困窘和力图摆脱这种困窘中产生出来的。

这种矛盾，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各种使命感在思想领域和行为领域中的相互争夺，类似的撞击常能激起闪电雷鸣，打破万马齐喑的死局。这种撞击同时也使各种使命感在事实上处于敌意的旋涡中，使命感天然具有的内在自我中心和外在利他号召之间的矛盾性格，在这里清楚不过地透现出来：一种使命感的诞生，意味对他种使命感的宣战；一种使命感要维护、发展自己，难免要与他种使命感进行较量，有时甚至是拼死搏斗，以达到事实上唯我独尊的势力，或者退一步，也要在思想和行为的广袤领域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80）

使命感的产生，是受到某种诱惑或者压力的结果，是为了争夺某种社会资源或挽救某些人的生存危机，是自我夸张──人们面临的诱惑或压力，驱使他们行动起来，并“走得太远了”， 像是古代神话的英雄一样树立标杆，建立了特殊的平衡，或是“秩序”。

这当然加剧了此种使命感与他种使命感之间的紧张局势，于是各种以利他主义争相号召的使命感，如神职人员的吆喝和恐吓，事实上也是从这种紧张关系中获得养料，从而壮大成长起来。人们常说，“思想需要撞击”，那么互相竞争叫卖的使命感之间，是不是也需要在对峙与冲突才能更有卖点呢？历史事例表明，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所以，竞争中的使命感既是分赃的敌人，又是推销的盟友，他们的存在等于彼此证明自身的必要性，诱使人们在“非此即彼”的恍惚中，选择一个。

哲学根本不像马克思主义的学徒们（如替身毛泽东撰写《矛盾论》《实践论》的延安秀才们）灌输给中国学生的那样，“是客观事物在人头脑中的反映”。道理简单，因为同一客体反映在不同的头脑中何以得出不同的哲学？可见，哲学其实是一种主观的体验，而不是客观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客观论，其实是为了强化社会控制而施展的障眼法。

这显示出，哲学家们无不具有双重人格：他们批判他人学说时，是相对的、开放的，他们建立自己的学说时，是绝对的、封闭的。不如此，便无以完成颠覆任务。

批判时刻的态度是毫无顾忌的，而建立时刻的态度则是充满禁忌的。这仿佛一个人，青年时无顾忌，晚年则充满禁忌，哲学家建立自己学说的时候，就是他的思想已经接近死亡的时候，所以庄子嘲笑书籍是古人的糟粕。如此看来，《资本论》实为卡尔马克思思想的最大糟粕。文明也是这样，文明越古，禁忌越多，所以近代中国不祈求野蛮之火燃尽禁忌（破四旧）的丛林，就走不出来。可惜文革在破四旧之后，树立了比铁器时代的四旧更旧的新石器时代的偶像崇拜，从灵魂深处完全彻底地毁灭了中国。

（81）

相对看，在宇宙体验（如科学）的领域内，因果关系较少依赖个体人格而较多依赖集体人格，而在生活体验（如艺术）的领域内被发现和证实的那些因果关系，则更多依赖个体人格的独特性，因此，与前者（如科学）相比，后者（如艺术）难以定量定性地予以分析。不难发现，与科学领域中的因果关系相比，艺术领域中的因果关系，较难把握。因此，生命界（包括文明界）中的因果律，不同于物理界中的因果律。在这里，语言的弊病就显现出来了。两种“因果律”并非同一种东西，但由于语言之故，人们用同样的名号（因果）加诸它们身上，使之背离其初衷而趋同，结果赋予二者“相似的性质”。

“世界及其意义”就这样产生了！

例如，有一种虚幻的误释可以混淆轮回观与历史观的区别。而基于“前世报应”的学说其实起源于印度文化，具有强烈的伦理功能，其基础是一种哲学认识，认为生命形式之间具有生死相转、轮回相替的关系，如一种生命死后其灵魂投胎另一种生命，如此循环不已。以此为前提，印度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摆脱这种动物世界和生命世界中不断轮回的无谓过程，这种意向在佛教的理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前世报应的学说并不基于轮回的哲学认识，那就是虚幻的误释。如果只在语义上尽量切近这种古老的南亚认识，但其认识内核却是西方式的历史判断、并不承认生物之间具有轮回关系、并不承认人间具有轮回关系，那无异于张冠李戴。

其次，轮回观与历史观的差别造成了新的异样，那就是基于个体和基于群体的差别，在轮回观支配下的前世报应学说中，个人或生命个体是中心角色，个体的生命行为造成的后果，引起报应并由他自己在轮回过程中经历另一种生命形式时，默默承担，因此，行为者和受应者是同一的（同一个灵魂）。他是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在历史观念制约下的报应学说中，个体隐退了，群体突出了，个体不再具有不断轮回的生命机能，他变成孤立于群体的“分子”的，他只构成种族生命之海的一滴水，他的行为后果因此不是由其灵魂在来生转世形式下承担，反而是由其他的个体生命来承担，就这样，行为者与受报者不再是同一的，个体责任变成了群体责任，于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成为人生哲学的内在核心。

如此一来，模糊个人责任的暴君暴民思想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因为受到报应制裁的，将是种族群体或整个生命链，而不再是罪恶累累的行为者自己，所以在泯灭个人责任的专制制度下，没有个体的希望，因为没有“灵魂的拯救”这一前景，于是虚无主义和肉欲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个体生命的终极解答。

而在轮回观或是“上帝审判观”的支配下，生命则怀有拯救的希望，或是超脱轮回之苦、进入解脱之境，或是被圣灵提升到天国去，所以个体生命不会随同自身死亡而完全终结，希望因此成为永恒的盼望。

当人类认识到自己是一种“存在”的时候，他的思想、艺术、科学就开始了，他就不仅仅是一种存在了。当人们开始设想“人类应当是怎样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个人了，自然而然的生活就终结了。这些进程无异宣告了，能够意识到并反省自己，真是人的特殊性。“人”因此必定包括了“自己与其它存在的关系”。

因此形成了以下三种存在的含义：

1、原始人自然地存在着；

2、文明人思考地存在着；

3、创造者“以自己的特性去改造存在”。

第一种意义的存在，是必然性的问题，因此必然论者原始人也；

第二种意义的存在，是偶然性的问题，因此偶然论者文明人也；

第三种意义的存在，是创造性的问题，因此创造论者类神明者也。

在必然论者、偶然论者之外，我们开辟了创造论者的视界！宇宙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偶然的，宇宙是创造中的。因此正是在创造中，必然与偶然在生成的过程中，合一了。

几层存在当然就是浑然一体、水乳交融了，也正因为这样，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并不从哲学上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在没有遇到显而易见的危机时，人们也不会依据对生活、对存在的理性判断，去重新规划自己的行为、决策自己的反应方式，是的，如果没有特殊困难促成的“危机考验”，人们自然而然地、顺乎习惯地生活，就足够了。

只有当久已习惯了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明显失其效用时，人们才不无痛切地反思，并根据反思的结论，根据失败的体验，重新规划自己的行为，甚至重新塑造自己的感情！

与此相应，凡人只要自身的局部活动正在顺利进行时，便不大会想到“整体”、“宇宙”之类的“类概念”。换言之，当一个人关心“全人类的问题”时，显而易见他对自身的孤立存在或自己小圈子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怀疑。这种怀疑把他推入一个新的竞技场中，并引导他走向至善。

（另起一单页）

第五论说

至善论说

谢选骏于1975年开始写作的《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原名《王者之言——中国的四季书》）中，这样看待“至善”问题：

（01）

世人总喜欢用善恶来匡定人们的行为，结果所有的行为都被分为善恶两造。然而，这是一时的价值标准。神的使者懂得神意，永远朝向终极的善；他懂得历史，世人的价值标准因而对他无用：世人确立价值标准，是为保持社会的和平；而神使的价值标准，则是为了打破社会的和平，打破“阴”的局面，开始新一轮的向善的运动。对神使而言，善是绝对的、永恒的，恶只是相对的、暂时的。有关“恶”的一切，可以在无穷的易化、神意的广大中，化为虚无。所以，对神使而言，善恶永远是模糊的。他尽管“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但却不像罪犯那样作恶多端，还非议善。他确乎超越善恶，善恶观念对他而言，已是镣铸；尽管对世人那是规矩、是楷模。

他的至善，就是用刀插入历史的脊背，把人类推向百炼成钢甚至万劫不复的向善运动！

（02）

浑沌太朴的基本属性是压制与沉沦。它是沉浊的、惰性十足的。只有作为她最高的对立者和分化形式的人类幻想，才是空灵的、充满活力的。

作为压制的分化形式，反击兴起了；作为沉沦的分化形式，升华展开了。他们，一直要升腾到很高很远的未知之境，被一种压制不住甚至自制不了（自我压制）的冲动驱使着，不能自已！

沉沦与压制结下了不解之缘。压制的本性是迫使你沉沦。但沉沦又不同于压制。沉沦，是就浑沌太朴的自我运行而言；而压制则是就它与表象世界的关系而言。此外，沉沦也是每一存在体的自身宿命，而压制则表现为存在体与它存在之间的关系。

压制导向沉沦……沉沦显示压制。对于人而言，浑沌太朴既是至善又是极恶。人的矛盾心理，在任何地方也不及这儿如此突出而醒目。不通过压制与反压制的奇妙机缘，不通过沉沦和升华的神秘际会，作为生物的我们，是根本感受不到浑沌太朴，那个不可描述的“〇”，那个麻木不仁的阴黯暴君。

（03）

人类感觉网络上的无数缺漏，致使人们感到有无数个“压制点”存在。人们各感官的分层感受，把同一的压制分解为无数个“压制点”。与此相对应，人，就生出了形形色色、互相分离的“反压制点”……以保卫自己的生存。

反压制点针对压制点而发，它力求使主体与环境达成一项更有利的平衡。不论在他者看来，这一平衡显得多么奇怪而不近情理，他自己却很清楚反压制的潜在功利性。当这奇妙的平衡一且失去，紊乱感与危机感就即行弥漫世界。为此，人就必须重新出发去反抗方成的压制……

说穿了，人的一生不是都在寻求这“点”之间的平衡吗？人的一切活动，都可归诸这一永无止境的努力。“止于至善”，只能是一种幻丽的遐想。因为，人那染满了悲剧色彩和崇高风格的生命流程，总也寻不到这平衡枢机之所在。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

（04）

按照古代中国人的哲学理解，“阴”、“阳”是平行、混生、互补的。这使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性格。古代中国人的创造性表现在：阴不是恶，阳也非善，阴阳是互补的而非相克的，是双赢的而非零和的。这样，整个宇宙和人生的根本趋势就不是“斗争”，而是“协调”。用《周易》的术语说，是“保合太和”。太和，就是阴阳协调的至善之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因而成为中庸的，而非极端的；从此，中国人视极端为“淫”与不祥。

既然阴阳是互补的，那它们的起源就是伴生的，没有先后之分。这与我们对“阴阳”关系的理解很不一致。在我们的理解中，阴是普遍的、绝对的力量；阳是针对阴而发的相对存在。这两种理解，分别基于两个不同的文化时代。

传统上对“阴阳”关系的理解，无疑以“地球现象”为根据。地球自转带来的昼夜现象，以及生物的两性现象，给这种理解以最强有力的支持。偏巧地球又有一个恒星、一个卫星──日、月，在《易经》中分别变形为“──”与“──”：因为太阳始终圆满而月亮却有圆缺。

我们对“阴阳”关系的解释，则超出了“地球现象”的视域，而以更广大的宇宙现象为根据。宇宙既不是一无的，也不是二元的。从根本上说，它是“无极”的。“建中建极”──那只是人类文明企图自我延续的永久性理想：并非一个宇宙事实。正因为如此，用传统的“阴阳”观念，已很难说清我们的新思想。尽管“压制与反压制”的观念，也非完美，在找不到更合适的术语前，我们暂且借用它。

混乱的时代，也就是“阳盛的时代”。这时的人们在内心深处推崇“阴”，把它奉为本原。内在的压制是“阳”性的；外来的压抑是“阴”性的。

平安无事的时代，也就是“阴盛的时代”。这时的人们从心底里企盼着“阳的巨灵”来到。因为奉“阳”为第一动因，他们的内在之阳骚动不安了。

常常，这两种态度交织在一起。在同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这两种态度作为主导态度，也是交替出现的。

人心渴望与现实相反的东西，因此，当人们渴望什么、推崇它为第一者的时候，就是它的重要性迅速升起的前奏。这时的现实，必定极其缺乏它又极其需要它。

（05）

《周易·系辞》曾经阐述过一种带有“仿生学”意味的社会心理观念：“尺蠖之屈，以求信（意为“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尺蠖的委屈，龙蛇的冬眠，是为了积蓄力量，等待自然和文化气候的转变。理想，目的，原在经世致用；而和光同生、与世浮沉，则是为了有朝一日去发扬自己的天赋之性（“崇德”）。

这种对社会心理压力（透过各种“注视”交加而下，既屈服又反抗、以求最终征服它的古代“方法论”，不仅取自原始仿生学的启发，还得自天象的垂范：“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主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在《易传》作者的智慧中，天象的节律，成了宇宙间对立力量进行大规模贸易交流的象征。这一象征，促成了一种弹性战略意识的诞生。它要求一个人在进行此项奋斗（力量伸张）时，必须在彼项有所敛息（力量收缩），以此确保行动的有效性。

人生的艺术、社会行为的艺术，因为弹性战略而成为一项“妥协的艺术”。它注重针对性、阶段性，以及与各种力量的广泛联盟（结成统一战线），以确保在“解牛”过程中游刃有余：对各个障碍，各个击破。实践的艺术家与灵性的艺术家之间的根本区别正系于此，他不把经过升华的自我（理想）与他力图制服的世界对立起来；而是把经过贬损与隐蔽的自我，投入到一个大群体，通过此群体去制服世界；最后，可能的话，再让自我显现出来。

《礼记·大学》篇宣讲的正是这种实践的艺术：“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目的，就是让行为的主体即便处在社会的注视下，也要显得无可指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同“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说，只有通过“明（显示）明（明智）德（天性）”式的收缩，才可能把力量集中到“新民（征服社会）”的大业上。这是实践的艺术，因为它承认“至善”的存在，并以“止于至善”为理想的境界。在流动的灵性看来，至善是不可企及的，更无法留住。但实践的艺术却认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得”被奉为归宿。

这意味着通过克制并牺牲更高的精神要求，以满足居中状态的“多数的世俗利益”以减缓他们眼光中射来的压力，并认为这是合乎实践规律的良策。《大学》与《中庸》从两个相异的侧面阐述了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沉重的原理。二者有些细节看起来矛盾，其实却圆融一体、互为表里。例如舆论，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社会注视。它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受到操纵的，但同样都发挥着保障、监督和施加压力的社会功能。任何人都不能超然舆论之上。虽说日本有句俗话叫作“谣言过不了七十五天”，但要紧的谣言，却足以致人死命，使你活不到七十五天。这是真正的“软刀子”，“以口杀人”的杰作。

（06）

问：生命的最高丽质是什么？

答：是“日新其德”。

日新其德就是不断更新生活者、思想者的心理样态（而不是“结构”）──德，以更有效地把握环境。除了心理样态与生存处境相对应中形成的诸德之式，既没有普遍有效的道德，也没有永久生存的品德。生命的最高德与各种乌托邦、理想国、乐园或净土的设计根本相反：它决非固执不变，而是追逐新颖，以“变”为“善”。而作为生命之至善品德的求变的能力，则又不离其“宗主”。这宗主，就是生命藉以诞生、存在的自然压力及其启示。人所讴歌的“师法自然”，不仅是画匠或艺术家的诀窍和顿悟，且是各种生存样式自古以来就默默遵循着的大道。师法自然，乃是日新其德的不朽依据。如现代的仿生学，就是这方面的杰作。

不离宗主的迁异，师法自然的变化在古代中国文化的观念中，被表述为“易”。《易经》就专门发挥了这一无穷变化和无垠迁异的宇宙观。《周易》把生命默默遵循的大道哲学化了，浓缩为思辨的轨迹。师法自然、不离宗主的周易哲学，因而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内在构架和灵感之源。从此，不懂得、不参与《周易》式的精神活动的心灵，就无法探悉并不悟中国文化的基本奥妙。

当然《易经》作为一部人为的作品，尽管讲述了师法、不离与变化、迁异的基本原理，本身却是处在一种不完满、未完成的生成状态中。这不是幼稚与粗糙，这是深刻智慧的证明──它为自身在未来的持续发展，准备了众多的方向和充裕的空间。它保持着生命的弹性与结构的可塑性。一部着墨无多的《周易》，与其说是“体系”，不如说是“启示”，是中国式的“上天垂象”。它和围绕它而形成的易化精神，可以说是“中国文明的启示录”。

在这样的启示看来，点到了，就够了。能够理解的心灵，就足以理解了，也许还会因此而理解得更深、更透、更富于生命的丽质。若是接受者失去了生命的力量，再细再密的阐释与证明，也难以使他理解，反会把繁琐的语言变成义理的迷宫。而对生命力活跃着的心而言，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暗示，一个微不足道的讯号──整个宇宙的秘密就突然打开了，对着他那正在开启的心扉。

《周易》使我们避免了陷入迷宫的危险。它以简约的语言和启示的图象，向千万年的历史和各种族、各文化的心灵，展示了一种普遍的原则──“君子以自强不息”（日新精神）。这一经典精髓，是对来者的启示，对往者的总结──“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周易》哲学从人性和宇宙的深处，捕获了生命用以自立立人的普遍枢机。这枢机承前启后，功盖天地。对实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言，它都不失为一个普遍的动力和一个持续的场。对于人的生活（不论就其动物模式的方面，还是人所特有的方面），这已构成各种价值均可附系的活坐标。

他告诉我们：生命只有不断调整自己与环境的关系、比压（或以东方式的“克服自己”；或以西方式的“降服外物”的方式），和对应形式，才可能处于有效的生长状态。什么时候他松懈了这类调整，什么时候没落之运就毫不容情地降临了。什么时候他因为躲避辛劳而放弃了这类调节的努力，被动的奴役状态，就会攫住他的身心。

（07）

社会等级间的反差，互相造成的压制力，从各层面、各渠道激起有生气的反压制力，压制──反压制──压制。这无可逆转、无可切断的永恒之流（希腊人称之为“命运”），注定了，和谐只是源于不和谐的一个反应。不幸乃是幸福之母。看得更远，则不幸、不和谐也是幸福、和谐的归宿．正如死亡是生命的归宿，万物都将归回浑沌之母的阴郁怀抱。对发生在社会群体中的文明（而非个人心中的灵性），反差萎缩，压制与反压制的力量也就趋弱。社会生活的活力、内驱力、外扩力等等也就低落。

要测度一个社会的外在力量并不困难，只要看看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就可以了。但是要测定一个社会的内在力量却殊非易事。谁想准确地测度，只有到此社会内的各种反差中去寻找答案。如是，凡渴望赋予一个社会以特殊的力量，必先力求赐给它以特殊的反差。要给一个社会以多大的力量，就需给它以多大的反差。应该协调这些反差所造成的冲突，以便把它们汇合为一股更强大的总体反压制力。可悲的是，大多数文明社会在创造反差、协调反差方面，不是做得不够，就是干得太过分了。过犹不及。

反差及其不平衡创造的一系列力量形式，构成了社会运动、生命万物的起源。文化之象，也并出其中，粲然可观。反差不仅升化为生命世界、自然宇宙间的“第一善象”，也蔓延为社会世界、文化宇宙间的“至善之源”。如果反差给人类带来了痛苦，那并不是反差的过错；因为人及其文化本是反差的产物，人怎能奢望，“只要河水的这边而不要河水的另一边”呢？

（08）

个性的抵触与逆反，不时改变着各种规范。使它不断趋向．于新形态下的新合理，使它永远与生命世界的“节能原则”保持、一致。生命与环境、个性与社会、心灵与文化之间的反馈过程，就是这般永无止境。它不会像《礼记·中庸》篇所说的“止于至善”──因为并不存在终极的善。具体范畴中的至善，就是不断地反击压制，就是在反压制中遵循节能的原则。这就是生命界域中反抗至善的“超然至善”。反压制的节能原则，就是社会界域和文化洞天藉以进化（就其最不受进化论约束的意义言）的“无终极的终极善”。这至善是空灵的、不拘一格的，需要智慧者的不竭灵泉，时常浇灌。

（09）

排它力是不甘“止于至善”的，它是流动的、有潮汐的。它的进一步增强，则导致了同化力的出现。与通俗的有关见解正好相反的是，同化为准实质上并不与排它力相对立；它只是排它力大大增长之后，所采取的一个新的、更有力的表达方式。强者更趋向于喜爱“同化力”的形式，尚未被征服的弱者，则趋向于单纯排它力的自保形式。而被全然征服了的弱者，反以强者之仆自居，陶醉在被同化的温熙阳光之中……他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反以被同化的新角色为荣。“全心西化论者”即属此类。同化为，作为排它力的有力形式，在有机结构的生成中居于领导地位。不管它采取了多么富于诱惑力的姿态，本性上却是一种积极兼并的势力。

有机体越强大，表层的、赤裸裸的排它性反而越是退居次要位置。充足的内力，使他变防御为伸张。排它的力量，出之以同化力的形式。仁慈、博爱甚至是宽宏大量，取代了狭隘的提防与限制。“收刀入鞘”成为新阶段的“德充符”，因为这已然成为达到横征暴敛的原始目标的一条文明化捷径。

因旷日持久的压制状态而日益凝聚喧涌的反压制力量，如果寄寓在某个个性身上，则使他的宿主具有某种“侵略性”：威胁那些因反压制的流失而日渐孱弱的个体，这已成为宇宙力量藉以流变的一种模式。如果不带感情色彩，可以认为，这种“力的流动”，正如水趋向于下而火趋向于上一样。力量强的，填补力量弱的；实在状态的涌向半真空状态的。但对具体存在的个体，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不带感情色彩”，是超越生命现象的！活生生的个体，是无法“客观”也不可能理解“客观”的。对力量过剩的一方，力的流动意味着“扩张”、“胜利”；对力量贫弱的一方，新的平衡过程则是“被侵略”、“遭征服”的连续记录。从发展和转换的角度着眼，胜利的喜悦与失败的悲怆一样，何尝不是同样的力的消耗？感情处于其间，成为生命力量发展、推移的杠杆。

（10）

有限的社会择优制，是古代中国唐以后的科举制（可以追溯到汉代的“举孝廉”）。所谓有限，即指它仅限于选择官吏，并不选择其他社会阶层的优异者，更不选择统治者本身。所以，中国近两千年（若从汉代举孝廉的活动算起）的择优制所造成的社会变化，还不及西方社会近二百年来的全面择优制那么大。西方的彻底性在于，在宪法保障之下，甚至连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难以逃避不择优的检验程序。而在传统中国的智慧中，择优原则只适于官吏的培养上。即便是地方的割据势力、大小规模的秘密结社与帮会组织，在首领继承上还是排斥而坚持以世袭为主。

法国启蒙运动者和德国十八世纪的政治学家，曾赞扬中国官僚政治所采用过的这类有限竞争的原则，并对科举制度给予高度评价。但我们不必为此兴高采烈──欧洲人赞扬中国人，只是为了改善他们自己，以便获得更大的力量用来征服“东方”。而自我满足与陶醉，却一再堵塞了中国的进步之路。更何况，欧洲人并未止于中国官僚制的“至善至美”，他们继续前进，以分封的封建制一举进入了民主宪政，以而越过了封建大一统的泥淖。在反对国王专制的斗争中，他们把一度赞赏的官僚制，也甩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统治的形式、名称可以大大改观，但统治的性质与功能却永世长存。权力存在的样态变幻无常，但追求权力的意志依然如故。

人的承受力，是随着压力的变化而不断增减的。没有人会对即使很少很少的压力也毫无反应。也没有人能在压力消失很久以后依然保持着反压制力。对于历史潮汐中浮沉不已的人类承受力，只有“新兴的而富于魅力的权力”和“没落而招人厌弃的权力”之分；而没有“这个权力”和“那个权力”之分。没落到同等程度的权力，也就变得同等可憎──不论它的支柱、口号曾经多么动人。奴隶主的、封建主的、剥削者的、压榨者的节节统治就是这样节节衰败下去的。压力增大到同等程度的权力，就变得同等地可怖──不论它先前的自我意识曾经多么良好、仁慈。故封闭的、一元的（即封建的）仁政，到最后无一不是退化成目空一切的暴政。“苛政猛于虎”的解释之一是：残暴的老虎还是可以避开的，但封闭且一元的苛政却垄断一切生民的命脉，任意鱼肉那些丧失了自治力的庶民。

（11）

巴斯卡说信仰是人生最大的赌博，问题是，不论我们持有性恶观点还是性善看法，似乎都无法摆脱这一“信仰型的罪恶”。我是这样考虑的：对彻底的性善论者而言，神几乎是个奢侈品，是个不必要的东西，人只要消除社会的弊端，放任自己的天性就可以达到至善。但对性恶论者而言，人却生而带有原罪，人既如此龌龊，那么人所创造的一切，岂不也是原罪的产物？其中，当然也包括“宗教活动”（仪式、教义、神话），甚至包括多少是人们自己臆造出来的崇拜对象（神明、上苍等等）。 

例如，有些宗派领袖所注释发挥的大乘佛教的宣传，就十分清楚地凸现了“宗教的普遍原罪”，宗教的原罪来源于，它一定要把“人性的喧嚣”，用“超我与利他的彼岸义理”武装起来，再披上逻辑的铠甲，闪着普渡众生的火花……但所有这一切花样背后的动机，却与宗教自说自话的神圣性，背道而驰。同样，博爱的宗教家们，在对待宣传另一种博爱形式的“异端者”的态度上，表现出最大的不博爱。例如加尔文之杀害塞尔维特，就很过分，其恶劣程度大大超过加尔文经常痛斥的罗马教廷，直比杀害耶稣的犹太人大祭司。实际上加尔文当时也正是日内瓦的大祭司。

这说明，“原罪”在竞争的时候才获得充分的展现，而揭示“争夺信仰市场及其构成的竞争压力”，是“揭示宗教原罪”的最佳途径之一。 

（12）

任何尊严性和精神性，都是为了护卫人的生活的。这就是“精神”的“至善之境”，多余的尊严与禁忌，只是虚荣，只是人的虚伪性，它会被生活击败，被迫退出舞台。

（13）

什么是“至善”？圆就是宇宙的至善，在圆形中变化，就是人的至善。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对“至善”的看法可谓“纷坛无尽”，他们各谈各的理，各家摆上了各色的谱。但是，他们那些互相矛盾、光怪陆离的思想也并不都是徒劳的。他们的精神活动，单个看来无足轻重；连续起来，则呈现了一个重要的暗示：一切存在与思想，彼此在冲突中相衔相全，构成一个周流的大圆。

哲学家们互相龃龉着，他们的对垒与他们的和解更有意义。他们因为他们的偏执证明了比他们更大更圆的存在。他们的观念表述法形形色色，合成了总的色谱光谱与“世界的结构”。许多人在谈论“宇宙本质”时悄悄渗入了至善观念；许多人在争议“人的本质”时投入了至善观念。前者倾向“性恶论”，后者倾向“性善论”。因为宇宙之性若是至善的，人就不免太邪恶了；宇宙之性若是至恶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间就成了至善的储秀宫了。

哲学家们交相辩驳，闹得天无宁日。天理与人欲的对立，“社会压制”与“人性要求”等观念，成了他们厮杀时相互投掷的一些匕首。这些哲学上的交锋、推委、转移、迁化，以至回到相反的立场……使我们醒悟了一个道理：“至善”不是可靠的磐石（如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时赋予上帝的功能那样），而是优美的行云流水（至善，像易化一样）永不停息、永不腐臭地奔驰着；至善既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也不是一种天生的秩序──至善只是一股随时而易、毫不固着的“流”，要不然，关于至善的观念，为什么具有如此流变、永趋新颖的命运呢。在这里，也仅仅在这里，“艺术技巧标准”和“思想道德标准”，终于合璧！

（14）

至善，既非“存在”，亦非“关于存在的反映或摹本”，它只是易化的最终方向。这仅仅因为，只有在易化中，一切“恶”才化归乌有。在易化无与伦比的浩荡洪波中，人的理智只能逐流而去，再也没有独立施展的余地，去评判什么是“优点”、什么是“缺点”，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何为“德行”，何为“恶行”……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对立面”（即人心中种种利害观念的幻化形式）！在白热炽烈的易化光流下，再鲜明透辟的洞悉都暗淡失色了，何况常人之智？

我们的观念因此是：动态使易化超乎一切。

不论过度的运动可能给我们并且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人类意义的苦难与灾厄。

我们因此爱易化超乎一切！不是因为迷信它会携带我们流向我们心中的“至善”──而是因为我们将奉它的最终方向为“至善”！我们因此成了一切人造理想的刺破者（像是刺破了骗人肥皂泡）。如果有一种使人刚健的理想，它也一定是带刺的！

（15）

零点哲学反对市场价格来代替生命的价值！若是失却生命的支持，前者市场的价格又从何谈起？近代中国苦难的预知者龚自珍，如此表达了人人尽其天性的期待：“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不拘一格的人材，是正反两个方面的人才，是杰出的强盗与残忍的警察之间的对垒，是优秀的破坏者与建设者之间的完美结合──而如此宏伟的史诗般场景，显系“人尽其性”的自然结果。

“尽性”需要力量。“尽性”需要反抗。“尽性”是对沉沦的抵制，所以它并不是“水往低处流”；而是意味着“人向高处走”……“尽性”的和谐，是需要搏斗的撕裂来予以成全的，因为它立足于抗衡整个环境。大自然把灵魂射入人的躯体中，然而又授予非人的环境以截然相反的东西──为的是洗炼人的毅力，为的是等着观赏，那一幕幕精彩绝伦的对垒、风起云涌的抗衡……

“尽性”须有“权力”，权力因此成为外在的至善。“止于至善”──因此成了“唯利是图”！谁能提出“权力滥用的批判声明”？卡尔马克思以犹太人特有的方式赞赏伊壁鸠鲁式的快乐主义，尽管那是尽性意义上的罪大恶极，因为这样的快乐显然不利于“强力的凝集”。“权力的善意”，决不在“快乐”上；正如感官的善用，不在于使自己沦为玩具。而伊壁鸠鲁与弗洛姆之辈的享乐姿态，恰恰是发挥了权力的恶。这终致疲软的哲学，把人生当作冶游场，而把人的尊严贬到了玩具的地步。声色犬马之徒，孜孜谋利之辈，作为唯物主义者和天生的犹太人（甚至像某些作者所说的是“东方犹太人”、“黄种犹太人”），就是如此以经纪人的眼光，误解了人生和人体，结果把人体的一种功能冒充为全部的功能，以人生的一项美德遮盖了所有的美德。

（16）

死去之后，方法倒还活着。这似乎充满了讽刺意味。当今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处在注重方法而忘掉心灵的文化季节。人们已亡丧了“羊”，却还在“歧路”上自得其乐，羊就是“一元真理”，歧路就是“多元价值”。

科学作为一种“对万物和人都予以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系统化方法”，当然既非真理又非价值，而只是工具。至于现代宗教则更是依赖人的心灵体验，而非客观的启示，所以有些基督教派竟然流行违反《圣经》的同性恋。科学是知觉和经验的延伸，宗教是感受（也可以称作“灵魂”？）和体验的延伸。而马克思主义者只强调前者而完全抹煞后者，结果是用后者代替了前者，形成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悖论。例如，当马克思强调“宗教是鸦片”的时候，他的虚拟前提是“没有经验以外的世界”，可是他这么一个血肉之躯怎么能够断言自己已经知道了宇宙的全部奥秘，“从而能够正确地断言什么存在，什么又不存在呢”？他这块腐肉又怎么可能“正确地预言”那个虚幻的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实现”呢？

（17）

生命并非神话式地起源于梵天的造化。印度欧洲人关于生命之源的解释，再也不能使一个现代的头脑、未来的灵魂感到满意。生命也不是语学式地起源于《周易》所谓“乾坤屯蒙”的超级悬念，或孔子的古典不可知论。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对自己根源的探索，在当今巨型的宇宙冲突的背景下，实在显得过于静态化了。生命也不是来自十九世纪其乐陶陶的科学神话。各种过于清晰确定的图解，反倒凿开了战国时代全球化的疑窦。这个疑窦越来越深，它陷溺了我们的思想。又像一个无底之洞，向我们的胆量发出了挑战。但它又是一个摇篮，培植当代意识的活力。

如果说，身体的脉息是来自心脏；那么显而易见，文化的脉息则来自人的头脑──来自一种古老的生命对迅速变化的文化环境的反应。因而，思想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脉息，哲学则成为对文化脉息的集中表达。通过展示一种文化脉息的发生、生展过程，可以最有效地呈现思想微妙之处，从而证明这个时代的精神即它的思潮大幅度地跌宕变化。

（18）

生命凭藉天赐的能力生存于世，于是人类也与其他动物相似，透过他者的能力去认识对方，通过对其能力的确认去评价对方的。能力问题因而成了社会价值甚至自然价值的核心，人们也乐此不疲地颂扬能力，演出根深蒂固的追求能力的习惯。

在对能力的具体态度上，不同的社会差别甚大，有的社会重视个人的直接能力，有的社会则重视个人的间接能力，如出身、家世、财富、权力等等，但没有哪个社会对能力会熟视无睹。尽管不同的社会给“能力”披上了不同的伪饰，以此实现各自的社会功能。能力不仅体现在个人身上，也体现在整个群落的生活中。不同的民族整体，也会拥有不同的能力倾向。如犹太人善于盘剥利润，中世纪的蒙古人善战，现代的欧美人善于思考等等。这些能力，是在漫长的生活过程中发育形成的，反过来又对民族命运的前途构成决定性影响,因为“能力”决定了文化实体、民族命运的盛衰兴亡，所以，思想家们对“能力问题”大感兴趣是不足为奇的，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本身，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

（19）

人无时不在探究自己的未来，但未来永远以其不可测度的神秘性，蹂躏人的心灵。人们的命运必须是随波逐流的，缺乏预先准备好的标尺去衡量“能力的优劣”，因为无法通晓能力的长期效应。例如就业市场就是如此，等求职者准备好了热门领域的能力时，这个市场已经萧条了。前些年的电脑领域就是如此，随着世纪之交电脑热的退潮，大量过剩的电脑从业人员像是海滩上的死鱼一样无人问津。

人和宇宙万物一样，只是在这漩涡中的浮游动物而已。知道这波澜足以吞灭人，并不意味着可以逃避这波澜，更不意味着可以达到自由。人的自由仅仅在于意识到漩涡，而对于人的智慧来说，这个来历不明、终结渺茫的大漩涡，是“永恒的”。它的永恒性向人类的思想能力发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形形色色的新能力被迫产生出来。那永恒大波的新波纹，总是在诱使或逼使人们焕发出新的适应能力。

（20）

现代人是一种很容易感到上当受骗的生灵，因为他看到言不由衷的空头许诺太多太多了，可悲的不是死亡，而是为骗局献身，例如“打土豪分田地”、“消除资本家的剥削”等等骗局，牺牲了无数人命人权，结果只是造就一小撮官僚富豪。充当精致骗局的牺牲品，并不是“勇敢”，而是“智能低下”，如此看来“千百万革命先烈”其实被更为精明的权术高手所利用，做了智能较低的“基本队伍”。

“前人的帐要后人偿还”的债务循环，已经构成中国社会的莫大悲剧，甚至构成了某种“法则和惯例”，“寅吃卯粮”控制了我们的生活，这难道是对各种被视为“因果关系”的思想，所做的一个“革新注解”吗？

人们已经习惯了“祖宗欠下的帐要出子孙们来偿还”的民族悲剧，所以人人逃避重复承担自己的责任，因为“你自己欠下的债必须由你自己偿还”的个人责任，无异让人重复还债，等于是加倍偿还。

（21）

人是多么富于活力的生物！灵与肉的对立曾被认为是主宰人类命运的内部张力，但随着人类关于自身知识的扩大、随着自我体验的深化，“灵与肉的各自独立性”受到了怀疑。人们渐渐发现，所谓灵与肉的对立，不过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个创造物罢了。

灵与肉属于生物圈，是不可分的“宇宙存在”，宇宙存在不在太空，就在我们自己身上，人的思想将之“分开”，是为了“分类归档”，这固然创造了文化的奇观，但也产生了极端误解，意味视不幸、痛苦、焦虑，为神明的创造。

人类的精神在其面对自身存在时所表现出的极大困惑，曾激发出许多哲学与宗教。当然，哲学与宗教只是困惑的产物，它并不能铲除困惑的根源，它也不代表困惑的根源。应当承认，还有他种“精神”，如已知的动物思考能力、植物感觉能力等等。只是思考有关问题的哲学与宗教，使得人们意识到上述的焦虑，从而“发觉了灵与肉的对立”，结果，增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人的困惑。

（22）

我们进行一个有趣的“智力游戏”：

首先，把人的自然而然的存在逐层剥离开来，然后再把它们组成大循环中的连环套，那么就可以发现，当人们自然而然的存在无法顺行时，他才获得了继续进击的动力──向“有意识的存在”猛力前进。当他把“有意识的存在”化为规划和行动之后，改变了他人或自己的环境之后，他方成为“对存在做出反应的存在”。也就是说，他从一个思想者变成了一个行动者，其中间环节是“设计者”。但这个循环并没结束，接下来的步骤便是，他开始从“社会反应中的人”升华为某种更高形态的“自然而然的人”，而不是退回到原先较低的自然而然的原始状态下。也就是说，他将根据自己的判断得出新的行为方案，以形成新式的思想与生活，形成新式的社会关系、文化模式，然后再从这种新习惯中，生出新的自然而然的人，自然而然的存在，自然而然的作为存在的人。至此，由“智力游戏”所画出的连环套，完成了一个圆周的循环。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文明中的人”，终于有了新的出发点。

从这个出发点开始，他逐渐学会了“忘掉以前的自己”，忘掉以前的世界吧！“我已经死了”，他说。……

（23）

没有生理的压力，就不会有切肤的认识。没有切肤的认识，就无法兴起皈依之情。如此所谓“病态心理”，已从两方面构成人生的“力量源头”：

A、保护自身机体，不受“透支”的伤害；

B、对低水平的生存，进行合理化。

总之，病态心理，通过对于生存的贬值评价，而更有成效地维持了“危机中的生存”。例如，这突出表现为“原罪”观念是如何持续鼓励了生命的罪恶与痛苦！并在根本上原谅了人的罪行。

须知人内心的最大痛苦，不是来自悔恨犯罪，而是来自感觉自己犯罪不够：“被别人欺侮了。”悔恨犯罪的痛苦，是来自“过”的不安；它因为惧怕惩罚而激起良心动乱，于是这被人设法补救：教会里的赎罪券、寺庙里的“功德”，因此都卖得很好。而犯罪不够的痛苦，却是源于“不及”的缺憾，它或是激起疯狂的嫉妒，或是触发低能的自卑，由于人的自私性格，这“吃大闷亏”的挫败感所招致的痛苦，当然要比“占便宜”导致的内疚，远甚。而教父们发明的“原罪”学说，却可以减轻人的最大痛苦──因为人人都是罪犯，例如虽然你没有机会、没有能力与人通奸，但你在心里犯过奸淫吗？犯过，那好。那么你和那些通奸者一样有罪，你可以心安理得，不再有“吃闷亏”的痛苦。你杀人越货吗？没有？不要紧。你总恨过某人吧？甚至恨不能杀了他？那你等于犯了杀人之罪。还有，你再廉洁，总会偶然地、悄悄地想过，想要得到某些并不属于你的东西吧？那好，你和小偷一样有罪，你现在可以心安理得，不再有“吃闷亏”的痛苦了。什么？你从来都没有这些不健康的思想？那也不要紧！因为你的诞生和生存本身，就是某种罪行（比如亚当、夏娃的堕落）的结果，所以你生而有罪。心安理得吧，你虽然没有犯罪，但你一点都没有吃亏：你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罪行的结果。所以你占了天大的便宜，以后，你可以自称为罪魁，成为自我卖弄的伪君子了。

（24）

人的第一重天是“动物”，第二重天是“人”，第三重天是“思想者”（而不是亵渎者所说的“神”）。第三重天，是从第一重天和第二重天的演进而来……因此，人甚至在思想上也喜爱使用官能的解脱手段。只有当官能不幸被阻甚且招致灾难时，人才会转而采取心理的解脱。

心理的解脱比官能的解脱较为空灵，因而较少招致物议或抵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仅仅“属于自我”的。有趣的是，这种“自我色彩”极浓厚的心理解脱，反而传布极广，其影响经常超过了官能的解脱。特别是当它采用宗教或艺术的表现形式，有时，它甚至很深地支配着官能的解脱，虽然它无法取代后者，但也可以改变后者的形式、色彩、方向等等。

心理上的解脱，受到社会压制的限制。生物上的解脱，受到物理压制的限制。社会上的解脱，受到生物压制的限制。即使有更高的解脱，就还有更根本意义的压制，在等着它！这就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5）

经典的《礼记·中庸》篇所表述的那种理想的、绝对的“中庸”，是生于乱世之极的思想创造！而不是生物真实的实践原则。《礼记·中庸》表述了“中国文化的精魂”，但是它的中庸论述何尝不是“披着中庸外衣的创造阴谋”？如此这般的“中庸之谋”，当然应该排除在我们的上述谴责之外。

“中庸”是阴，“创造”是阳，阴阳对立又互渗；中庸与创造，实为历史的两仪。中庸与创造，本无善恶与优劣之可言，唯其“适时与否”而已矣？

至善不同于终极善：至善是属于空间到，终极善是属于时间的；至善社会性质的，终极善事自然性质的。

（26）

在一个接受了新型宿命论的世界里，还有个体的行为自由。有灵魂与思想的自由。还有天才的众星得以宣泄其创作欲的阔绰空间。

在那里，“皈依宿命”与“生命的自由”协调了起来了。其协调机制其实是简单的：自由不是作为“自主”或“自在”，更不是无条件地放任不羁。自由，仅仅意味着对自然的追随：自，自然；由，追随；自由，就是追随自然。所以，“自由”不是追随自己即“由自”。──所以，即便在监狱的深处，也有遏制不住的自由！所以，“命运剥夺了你一种自由，旋即赐给你另一种自由。”

（27）

人们感到了那面巨网的无所不在性，体验到它残酷又仁慈的恩威并施……人们发现了那无始无终的道，承认主宰着自己的更高运命──他的生命并不因此而萎缩，反而因此无形中空前地扩张了。他内观那外在之物，一如他外扬此内在之质。

而这一内观又是其小我溶于大我之兆，外扬，是其吐纳大我于小我之动。“大我”不是道学家的超乎小我；大我实是“小我”运动的目标。“家庭”、“朋友”、“权势”、“金钱”、“仆从”、“集体”、“君主”、“人民”、“理想”、“命运”──这些都是“大我的影子”，都是“小我热切搜寻的猎物”……

“大我”中有两种“小我”，它们分别充任同化者与被化者。

同化者身为“我的必然性的工具”，

被化者身为“他的必然性的工具”。──这就是“大工具”与“小工具”的差别。这就是“主动者”与“被动者”的间距。对“大工具即主动的同化者”言──“我的命运就是我的必然性”；对“小工具即被动的被化者”言──“我的命运就是他的必然性”。两者同样是所谓真理：它们在不同的时刻照耀不同的人生。这样的真理是“人法”，而不是关于普遍大我和独特小我交互沟通的“神法”。神法与人法的区别在于：神法并不照顾人间而只照鉴人心；人法并不照鉴人心而只是照顾人间。前人所说的良知良能，作为神法与人法之间的妥协，只能是半瓶子醋。

（28）

“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耶稣说。“以暴易暴兮，曷有其极？”伯夷悲歌。但宇宙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被卷入了一场以暴易暴的革命（压制──反制──再压制）。对此感到震惊的人们称之为“恶性循环”，但对更为坦荡宁静的灵魂，那恶性循环就是塑造了我们心灵中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万般存在的“永恒者”。

人就生活在自己的井中！人们追求井，而后又厌弃它；人们梦想井，而后又惧拍它；人们跳进去，而后又跳出来……

有时候，爱是一个陷阱；有时候，恨是一个陷阱；人们辗转在爱与恨之际。不入这井，就入那井；不做井蛙，就批评井蛙。再没有一个其他地方，人性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在井边表达得那么充分、流露得那么浅显……

（另起一单页）

第六论说

伪善论说

谢选骏于1975年开始写作的《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原名《王者之言——中国的四季书》）中，这样看待“伪善”问题：

（01）

人们从古迄今所承袭下来的，“我们仍然在进行描述着的世界”，只是人们眼中的世界，而且还是人们语言的世界。人眼人语中的和人们的思想中的世界，连人的感觉中的世界（例如马赫所谓的“感觉的复合”）都算不上，仅仅是在“感觉的复合上再加上思想的复合”，这个“符号的复合”其实是一个怪胎，就是“文明人认识世界的前提”，人对感觉和语言进行解释和传播，就是如此仰仗于“世界的符号化”，但这里的符号，恰恰不是世界而只是符号。如果承认世界上有真理，那么这真理也决不应是“符号化了的真理”，符号不可能是真理，而是不可说的存在本身！例如，谁能说清楚“神的光”到底是什么呢？

（02）

人在神明中间埋藏了自己的愿望，所以这种愿望只能落空。“人从宇宙万物中分离出来”，是人的自我意识；“人又和宇宙万物连接着”，才是自然的存在。

有时，人需要用存在的压力来抑制意识的苦恼，而通过论证人与宇宙万物连接这一事实，可以缓和人要从宇宙万物中分离出来的本能冲动（它现形为“自我意识”）所带来的焦虑和苦恼，以此淡化那“命定的分离运动”所造成的罪恶感。为此，人特别强调了自己的“选择能力”和所谓“行动的余地”。

这无异于“以恶抗恶”，即“以意识去对抗意识”。但对抗意识的意识，也并不是“客观真理”存在，尽管人们喜欢如此自我标榜。这倒使我想到，有人并非缺乏智力，不能体察自己的学理所居的矛盾处境，而是不敢面对自己身体所居的矛盾处境。他的学说与他的身体是如此不一致：有良好的说辞，但那是为了说服别人，尤其是为了向智能中等以下的人去推销这些说辞，就采取投俗所好的销售策略，害怕失去听众就像害怕失去顾客，表演意识就像招待意识，学者们成了应召女，学说的纯粹性和不相关的事硬扯在一起，这种论辩风格和学术研究的所造成的“方法论”正在毒害我们的时代。学者们热衷于制造文凭，就像文革期间热衷于焚烧书籍，广泛的运用收到了预期的成效，那就是饥民的“发展战略”。现在甚至连饥民在行乞的时候也自称思想界的泰斗，真使人感到费解。

如果“思想界的泰斗”把自己的“理论应召”仅仅设限于说服一般的听众，而没有更高的期待，也就无从以真诚的态度和坦白的证据，去说服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们，也就无从以此推动一个富于扩散力的高级精神运动。要知道，智能较高的人能够独立思考，他们很难被大众宣传所说服，尽管这种高智能的人为数不多，但却是最宝贵的读者，他们是思想的种子而非思想的土壤。

思想的传播者则略微不同于上述的创造者，传播者相当于土壤（低智能大众）改造家，而非品种（高智能人物）培育者，而在高智能的人看来，不论人们怎样执拗把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以此创造自己存在的理由，也不论人们如何放纵自己的欲望，如何表现出“恶”的特征，人和他生物兄弟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而为宇宙献身”！这不能责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五章），而是命运的安排。所以圣经的作者智慧远在《老子》之上，他说创造者如陶匠有权利打碎自己制造的陶器重新创造。老聃则抱怨“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可是现在竟然有人信口开河，说老子笔下的圣人和圣经里的耶稣基督十分相似！耶稣基督可不是像老子的圣人那样，牺牲别人来为自己献祭，相反，耶稣是牺牲自己来为世人赎罪（至少在教义上如此）。那么谁拿耶稣基督比作老子的圣人，岂不是说耶稣也像老子一样是为了圣人而牺牲百姓的权谋大师了？这样的人不该在讲台上“传道”、迷惑众生，而应该去写写《耶稣在印度》之类的小说，为敌基督者做些宣传。

（03）

“思想的伪善性”被揭穿了。文雅的思想家与暴力的征服者，在表现生命力的意义上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他们的不同仅仅是精神形式的不同，而欲望本身却是类似的！这种欲望就是“我想要”，不是“你想要”也不是“他想要”，本质上是“由我赐予你和他的解放”。一种如（先是牧师的儿子后是叛教者的“通吃两头”的）尼采所说的“永远不知满足，永远不会疲倦”的贪婪欲望──救世主的欲望只是在表现形式上与世俗欲望不一致，它不断地转移目标、制定目标，为自己设计各种不同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蓝图”，但在“我想要”这点上却与世俗欲望、生理欲望，并无二致。

（04）

苏格拉底追求真理与真知，只不过是个幌子与伪装；借此以追求他自己的天性，才是真的。这就是所谓的“借假修真”吧！但那些老谋深算的民主党棍看穿了他的把戏，于是以正义之名把他处决。这些希腊人中的佼佼者，不愧是现代社会主义者的先行者！伪善，装腔作势，为了博得畜群的掌蹄声而不择手段。哲人的死，并不是由于雅典人特别愚昧，要知道，他那时代的雅典人，还算古今最为开明的呢！苏格拉底的死因，是追求天性的率真，而这，恰恰是不能见容于任何一个社会组织的。人头一多，矫饰性情，也就难免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风尚了。

还是老北平的俗话说得有趣：“林子一大，什么样的鸟都有。”或曰，“池子一挤，王八们都急了眼，变了性。”所以，竹林七贤不得不饮酒非礼，不得不佯狂逃世？

有伪装的自由精神。它表面上肯定现世、肯定人的力量、肯定人的深切希望──但在实际上却为人间的恶霸势力服务，用来镇压特立独行者的活思想和活精神。它的自由就是：“把一切不符合自由主义规范的动向，扼杀在萌芽状态！”

还有伪装的宗教精神与宿命论。它表面上倡导服从，骨子里却充满了蔑视权威的反抗精神。它把自己的情绪上升为“天命”与“启示录”。所以，牧师的儿子尼采对所谓基督教的“奴隶道德”的批判，其实是故意的伪善的曲解：不是基督教创造了奴隶道德，而是奴隶道德侵入了基督教；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奴隶道德早就繁荣娼盛了。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奴隶道德”能够更为有效地“为恶霸势力服务”（为“民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主人集团鼓励奴隶道德；奴隶道德成全了奴隶头上的主人集团；正如信徒的愚昧成全了神职人员的狡诈。牧师的儿子为何无的放矢攻击基督教？原来他看到了教会组织的邪恶内幕？吃奶水长大而后背叛了他的奶头，是人的常情，却不是真理。被罪恶感毁灭的人，多少是个有良心的人。他的残余的良心变成了他的命运。

（05）

“人生空虚得可怕。”──但正是这强力恐惧以及为弥补这因空虚而产生的强力恐惧，而强行分泌出来的上述麻醉剂，成就了文明社会的思想家们所高谈阔论的“历史”！历史，步步是这样刻骨铭心的血印。在这类心灵的深处，也曾激荡过五光十色的媚俗波澜，但最后都归于死寂，无声无息。因为命运给各类心灵以不同的启示，首先给他们更大的差别，这个基本的生物和心理的事实，不禁一记耳光，打在那伪善的社会平等学说的脸上！仿佛狗血淋头的“治疗”，无情破毁了社会平等的诸多魔咒。缺乏权力，就缺乏活力；权力过少，活力也少。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跳梁小丑一旦登上国家元首的位置，马上显得容光焕发，气指颐使起来。虽然，过多的个体权力对一个结构来说可能意味罪恶与堕落；但毫无疑问，过少的个体权力就像贫穷一样，使得生命本身的机能遭到扼杀。

各类生物都需要它们的势力范围，由此出发都不得不创造它们的权力形态。

每个个人都需要他们的权力形态，由此出发都不得不调试他们迈向权力的脚步。

──依靠本能冲动的方向、原始力量的度数、再加上外力或反作用力，造就了个体的权力形态，这就是他人的感觉能够确认的“存在”。人们在此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只有那些最幸运的物种及个体，才拥有势力范围和权力形态，而弱势集团、弱势个体则一概阙如，但实际上，势力范围和权力形态乃是任何物种、集团、个体必不可缺的，不同的只是势力范围的大小、权力形态的形式。

恰当的势力范围，使心灵长此安宁；不恰当的势力范围，使心灵充满嚣腾。合法的权力形态，使心灵甜甜蜜蜜；不合法的权力形态，使心灵充满苦涩──这里有什么平等之可言？有什么互相认同的可能？

命运的“公道”就在于“区别对待”！它逼使那些认定自己所得份额为不恰当、不合适的人，去反抗、侵夺、扩张、转形。人间的斗争，就起源于上述不同的心灵感受──以致一颗有活力的心灵，宁愿毁灭也不愿默受。“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因此并不是一个见不得人的秽行，而是在光天化日下普遍风行的准则。而“损人利己”，不仅是一个争夺资源的明显需要，也是一种取得心理优越的隐秘渴求！

从心理上说，“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是不存在的。对优越感的隐秘渴求来说，损人就是利己！打击别人就是抬高自己！而我们传统的道德箴言簿之所以告诫要避免损人而不利己──恰恰说明这样“幸灾乐祸”的行径乃是生命的常情。而箴言的实际含义是，不要让心理优越感的隐秘渴求发展得太员，以致干扰了资源争夺方面的明显需要！

（06）

“净土”的观念起源于一个奇特的错误。全方位地看，净土观念是意欲摆脱生活苦难的超验性宣言。

净土观念，原作为各种教徒的一个纯粹梦想（以来调剂他们不那么纯粹的生活）。这只有从各种宗教是对乱世的回答这一前提出发，“超凡入圣的净土”，才会引起人们的同感和向往（而不是世俗的所谓“理解”）。除去这种严格意义的“净土”，一切净土观念都只会导向更深重的沉沦！因为从本性上说，它们是敌视生命的。它们蔑视并排斥了生命所必需的种种血腥气。在他们迂阔的眼光（严格地说，是伪善的舌头）看来，压制力量是宇宙的罪恶（“相”与“魔”）；而反击力量则是个体的罪恶（“欲”与“业”）。如此推论下去，只有“涅槃”，才近乎真如，才算得真正高贵。可是，那涅槃又是何等的境界？对此，也许只有入了涅槃的圣者才能做出确切的回答。然而，入了涅槃的人还会说话吗？还屑于说话吗？因此，涅槃除被世俗化为谋财害命的勾当，别无出路。

流俗的涅槃是懒散的借口，是半醒午睡之间的睡眼惺松。它是被不懂得涅槃、从未接近过涅槃的手，捏造出来的梦呓。那些泥、石、金、木的佛像，都长着一双老也睁不开、老也睁不大的迷茫睡眼，他们的最高理想，是把世界变成一个梦，一个作为净土之反像的世俗之梦。正是这种历史的破产，使得佛教式微了。西方的冲击来到中国，西方的天国观也随之而至。我们发现，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来世论与马克思──托洛茨基式的现世净土观之间，在犹太背景上，是完全一致的！它们过分远离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所以当某些数典忘祖之徒说什么“死后去见马克思”之类的临终呓语时，他们的“马克思”不过是“阎罗王”的代词。

这些阎罗的信徒大概觉得，所有的人都和他们一样行动迟缓、步履蹒跚了？他们大概以为，世界也像他们一样骨质疏松了？但世界的进步是通过个体的死亡，逐步实现的──这包括宇宙的节律、生命的进化、文明的演变、心理的转折等诸层诸相。

（07）

人与他所创造的概念和依据概念做出的玩意儿不同，说到底他本身是一个自然物！人的文明迄今尚未改变“人自身的自然状态”，相反，文明本身反而是人体这自然物的附注。但是人们的所作所为，却是与此顺位背道而驰的，人们却热衷于追求“高于自己”、“比生命这一自然物更为持久”的东西。被强烈的超自然幻象给迷住了的人们，甚至不惜为此抛弃自己的生命，成为殉道者──这是怎么回事？

在我看来，这种看起来“背弃生物倾向”的举动，可能指示出了生命的延伸度，尽管它的极端表现常在形式和细节上，否定了生命的日常活动。“生命的延伸度”表明，此种延伸有时会采取一种“折磨生命的姿态”，这时，生命因为无法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便认定“敌人就是自己”。这样，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成了“通过牺牲换取收获”──原始人的血腥祭祀，文明人的虔诚苦行，都是这样的“天路历程”。

我有时会想，埃及人的木乃伊技术、中国人的仙丹秘方，和现代人的复制人技术在精神上其实完全一致，只是木乃伊技术和仙丹秘方的方法还不够精密，所以只是“前科学”、“潜科学”。为了这种不够精密的状态，秘方（如《资本论》）的操持者们，当然还得创造某种理论的附注说明，以便在失灵或是“露馅”时进行补台──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人为救世主，正是这么做的。他们改变不了自身，就只得改变生存态度，例如那位由牧师的独生儿子改宗了印度教的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说，“我不用斥责的手指着生命的罪恶和痛苦，反而满怀希望有一天，生活会变得更罪恶，充满更多的痛苦。”这是在无可奈何的软弱下（例如他的梅毒或是“脑瘤”），产生的一种升华，一种救世主态度。其实，尼采学疏才浅，以至分不清楚印度宗教和波斯宗教的区别，他以为印度人和波斯人都是“雅利安人”──其实此雅利安非彼雅利安也。比较纯种的波斯人倒是二元神论者，而比较混种的印度人（入侵印度北部雅利安人和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人），倒是一元神论者（尽管三位一体，毕竟都是善神）。那么尼采本人到底是一元神论者还是二元神论者呢？他的“权力意志”显然是一元的，既然如此，那么尼采为什么还要冒名查拉图斯特拉这位波斯拜火教始祖呢？显然，尼采没有完全搞懂。

尼采之所以痛骂基督教，可能因为他作为牧师的儿子，吃教会的饭长大，从小养成双重人格。伪善不如真恶，尼采的一生就是从伪善走向真恶，也算是人性的“进化”，可惜达不到“超人”，只是为二十世纪的独裁僭主，从列宁主义到纳粹主义再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崇拜霍梅尼），提供了炸药，这很有点像瑞典人诺贝尔，生前贩卖炸药，死后却要立文明牌坊，拉来一些知识分子冒充风雅，成立基金会，和尼采妹妹对尼采的包装和经营，如出一辙。

尼采反对基督教，但他的所作所为却体现了基督教传统的复杂影响。例如，贯穿其一生的所谓“救世主态度”，就是以苦为乐，以恶为善，以丑为美，以死亡为永生轮回，以此实现对那不可逾越之事的“终极超度”。

（08）

为什么主张克服人类自我中心主义或个人自我中心主义的宗教和哲学，便被称作是“伟大的”？答案似乎是，这样的宗教和哲学，以“超自然的使命”安慰了人类被自然奴役的现实处境；其超自然的性格恰恰源于它力图克服那不可克服之物，那物甚至就根植在人的自然性之中。“舍去自我”、“消除自我中心的本能”， 与其说是“一种使自己得到满足与幸福的途径”，是“一种真正充实自己生命的途径”，还不如说是“苦于根本无法满足自己、无法抓住幸福而产生的一种反向操作”，或是，“由于过份餍足而发生的‘反胃’”。如果问，“为什么说舍去自我是一种苦境或餍足中萌发的反向操作呢？”我想，也许可以这样回答：“以自我为中心的本能，最终并不能使存在的人得到始终如一的张力、满足与安宁，即，无法让人抓住圆满无缺的幸福……于是，低落与幻灭随之而来，这时，自我中心的意识便会陷入困境。这种困境以‘幸福的破灭’或‘满足之后的空虚’，指责了自我中心本能的有限和无力，即任何一个生命、任何一种意识，不论其多么以自我为中心，也不论它付出多大的力量并如何追求他之所欲，到头来终究是‘空虚的’。面对这种情境，在一个苦境中浮沉的反思者，他能怎么办？唯一的解脱之路，就是把这个靠不住的自我予以贬低，并用这贬低的狡计和策略，再度实现一种充实──使‘小我’扩充成‘大我’。小我当然望不到大我之死，甚至看不见大我之误。”

并不是每一个人在面对自我的困苦时，都会采取上述反应方式。同一阵风，吹在不同的管弦上，发出不同的乐音。面对同一个外物，每个人感受到的刺激、作出的反应，会有不同。那么，我们在这里所持别提出讨论的，显然是那种被称为“伟大的宗教和哲学”的反应模式。当然，另外还有一些被认为是更通常更动物性的反应模式，比如说，明明看到生活与自我的脆弱性，反而要在这些自然现象的幻影破灭之前，更加彻底、更加积极地“抓到并占有一点什么”，以便为自然的本能多少填补一点空虚。大多数生存在世的人，采取的就是这种反应模式，他们的意志和生命力并非强盛，但由于采取了这种模式，反而显得生机勃勃。相形之下，强盛的意志力和生命力，反而常常趋向舍去自我，即用自我舍弃的方式脱离自然、反抗命运。他之所欲实在高不可攀，寻常之物无以满足，不仅如此，而且些微的满足和些微的幸福只能激起更多的焦渴和苦恼，于是他使想到，要消除焦渴和苦恼，不能采取向外索取的办法，不能采取“以油灭火的道路”──再大的掠夺，也填不满他那无限的欲壑，于是他就周折走上另条新路──贬斥自我，抑制欲望本身，即降低唐朝诗人李贺所说的“内热”……如此在欲望和满足之间，就取得了平衡，生命重新感到了些微的饥饿和它所带来的快乐，平衡不就是幸福的别名吗？

（09）

给“欲望”下一个定义吧：所谓欲望，无非就是“我想要”，你想要什么就是意味着你欲望着什么。你想要家屋，你的欲望对象就是家屋，你想要食物，你的欲望对象就是食物。而“你想要”的状态，就是“在欲望中”的状态。欲望当然是形形色色的，但可以简单分成两种：生理上的欲望，和心理上的欲望。前者比后者更实在、更直接，同时，也比较容易满足。庄子说过，动物喝水不过满腹而已。这种欲望，显然指的是生理上的欲望。但是“人欲”却多属心理性的。比方说，人们生活中需要的水并不很多，但有人却想控制水源，这种“人欲”也有大小之别，小的如控制一口水井、修建水库水电站，有时这种欲望在有人身上就大得惊人，想让江河改道。有的人欲大到这种地步，拿整个世界都无法满足他。这也有个发展过程，如历史上的征服者，在他们初期征服的时候，全都具有限定的目标，紧紧盯着邻国的领土、可供掠夺的战利品等等，但是，凡是那些欲望最大因而“最出众、最有名气的征服者”，他们的欲望，就不再局限于征服具体的目标，而是要完成一种“统一”，这种统一就意味着去占有人类居住的所有地方。显然，这种欲望就是心理性质压倒一切物欲的超级人欲。

征服欲与生理欲相比，本身带有更大的心理性，而在不同强度的征服欲之间比对，也可以发现越强烈的征服欲心理性也就越强。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甚至两性之间的关系上也是这样。

那么，有着这种强烈征服欲的人，究竟属于“越不满足越去追求以弥补空白”的人，还是属于“意识到不满足和自我中心的毁灭，而皈依了一种宗教哲学信仰的人呢？

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有的征服者是为了自己的欲望而战，如恺撒、阿提拉、铁木真、帖木儿等，有的征服者则是为了信仰而战如汉尼拔、穆罕默德、希特勒等。但一般地说，征服者们更多地扮演着前一类角色而不是后一类角色，也就是说，他们属于那种“希望通过扩张空间、掠夺外物来充实自己”的人，而不属于那种“降低自己、牺牲自己，来达到一种更有智慧的平衡”的那类人。

像韩非子、马基雅维里或尼采这些鼓吹征服和“统一”的思想家，属于哪一类人呢？其实，他们本人与他们的学说可能需要区别开来。他们本人属于那种降低自我，从而把自己归属到更大的“存在”（大我）中去的人，但他们鼓吹的学说却恰恰相反，是属于扩张自我，力图通过掠夺外物来充实自己。这二者的区别，是十分显著的，又是十分有趣的。这里的转换，可能在于，他们没有实力去实现自己的欲望，所以，就通过宣传一种学说与希望，让别人按照他们所说的方式去间接满足自己的欲望，采用这种间接方式，他们宣泄了自己的“内热”。

本来，像是马基雅维里、尼采那样的人，如果说他们意识到自我中心是个实现不了的梦，而再度皈依了某种现成宗教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必再创立自己的学说，就不会那么极力主张实现征服和统一的意志……正因为意识到没有力量去实现自我之梦，于是才发明了一种学说，而这种学说，就使得他的遗憾心情，得到了宣泄或安慰。从这一角度看，他们的学说，恰恰成为他们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而实质就在于不是牺牲自我，而是去宣扬自我。这些观察用到佛教和耆那教的创始人身上也是合适的。尽管这是一个升了格的自我，但毕竟是“我的理想”而不是“你的理想”或是“他的理想”。创始人与追随者的不同就在这里。

其实，这样主张自我克制的人格，与那些强调外力扩张的征服者，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征服者以军队、武力去实现自我扩张之梦，而思想家则是通过语言、逻辑、哲学系统、宗教仪式来实现自己的内心欲望。

这里，我们己经接近了问题的实质所在，“思想的伪善性”被揭穿了。文雅的思想家与暴力的征服者，在表现生命力的意义上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他们的不同仅仅是精神形式的不同，而欲望本身却是类似的！这种欲望就是“我想要”，不是“你想要”也不是“他想要”，本质上是“由我赐予你和他的解放”。一种如（先是牧师的儿子后是叛教者的“通吃两头”的）尼采所说的“永远不知满足，永远不会疲倦”的贪婪欲望──救世主的欲望只是在表现形式上与世俗欲望不一致，它不断地转移目标、制定目标，为自己设计各种不同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蓝图”，但在“我想要”这点上却与世俗欲望、生理欲望，并无二致。

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明韩非、尼采式的马屁精思想家和佛教、耆那教等舍弃自我的哲学宗教家之间，到底有何不同？那不同也是在表现形式上，而不是在欲望本身有何不同。诚然，这两组人物作为侵略理论和舍弃理论的发明者，他们的表达无疑是不一致的，前者主张扩张，后者主张舍弃……等等。但这两组的动力上都是“我想要”，一个是“我想人类应该扩张”，一个是“我想人类应该舍弃”。就“我想人类应该……”而言，两组之间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之间有不同吗？也有。不同之处在于那种可被称为“社会效果”的东西，如果大家都扩张，自我与自我之间，会发生激烈的冲撞，如果大家都舍弃，冲撞自会避免，但社会生活也就会完全停顿。相反，只是在有的人扩张，有的人舍弃，而大多数人或中庸、或追随、或旁观的情况下，社会生活才会有张有弛，一紧一松，此起彼伏，奔腾不息。正如大自然使生物圈内具有各种奇妙的食物链和互相依存的生态关系一样，奇妙的大自然也使人类的心灵分化为扩张的倾向和舍弃的倾向，以及居于这两种极端倾向之间的形形色色状态。这方形成了社会、文明，以及我们今天看见的这些正在扮演着具体角色的尘土般的人。

（10）

出生于维也纳的德语犹太作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年），在《我与你》（I and Thou）一书中，也涉及到了那种半是认识论半是伦理学的伪“宗教哲学”：

“它”之世界龟缩于时空网络。

“你”之世界超越于时空网络。

当关系世界走完它的旅程，个别之“你”必将转成“它”。

个别之“它”因为步入关系事件而能够成为“你”。

……

人啊，伫立在真理之一切庄严中且聆听这样的昭示：

人无“它”不可生存，但仅靠“它”则生存者不复为人。

（《我与你》卷一之末）

撇开他那种咬文嚼字的“诗化哲学”不谈，我想，他大概说的是这个意思：

所谓“你”，就是各个独立的自我意识，“你”的感觉使“你”的世界包容并超越于时空网络，因为唯独自我才是宇宙的心，因此在这“唯一的宇宙之心”看来，“它”即其他活人的世界都龟缩于时空网络。因为万般在者，于此都只是“你”的观照对象，都只是“你”的触角所触及的对象！各个对象，当然都只是依“你”的观照在按步就班地龟缩于你的时空网络的一隅。由自我中心出发，“你”把自我射线和触角，投向整个宇宙，迫使整个宇宙都在“你”的包容下。“你”因此从主体的创造中获得了生命。

顺着“你”的射线看过去，对象－对立面，龟缩在那儿。反过来，从对立面－对象看过来，你的情况也是一样的龟缩。各个自我构成的中心──“你”，实际上在那里交叉着射线并伸出自己的触角，这就是那遭到伪善者圣化了的“关系”。世界就由这些射线和触角组成了关系的网络，并将各个点和中心，以极为独特的方式，钩连在一起，组构宇宙关系的更大罗网。宇宙不再存在，化为段段关系，所谓个别之“你”，即各个自我中心，转化为“它”即他者。

这不仅意味着死亡或终结，也是随时随地的变色龙行为──互换角色、  转化成一种被“你”自己的观照和射线所击中的对象，转化为客体。

而龟缩在时空网络，不再能超越等等， 亦非实况，而只是他者心目中的幻象。“你”一旦失去了射线，此种意义的存在即不复存在。

……

其实，所谓在“你”的命运中，“走完了旅程”只能是一个虚拟的语法，即使“走完了”，不也可以随时随地“走回来”？这样的诗化哲学，已经僭越了诗，而成为一项以文字技巧为业的哲学。它的出现，与古希腊诡辩学派是同一周期的。它价值难道在于，能引出一个后现代的苏格拉底？

（11）

佛性与神性是人类精神的最高状态？

在“西方文化”的总称下，隐藏着多种多样的类型与风格。像英格兰化、法兰西文化、德意志文化、意大利文化、西班牙文化等等诸多不同。另外一方面，在时间上也体现出强烈的差异。例如每一个历史时代的西方文化，都表现出它的独特性，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是那样的不同于十八世纪的西方文化，以致表现出“西方反对西方”的奇异现象。

而东方人，尤其我们中国人，在谈到“西方文化”时，往往忽略了西方文化内部的这些反差与对立，包括种族、宗教、地域和历史时期的差别，这就像初次见到洋人的乡民，总觉得洋人个个相似，仿佛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但事实不是如此。在“西方文化”的统一名目下，许多根本不同的要素，混和到了一起，进行着名实之争。

例如，在西方古典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鸿沟，已经深到了这一步：从古典文化的角度讲，渊源于美国的现代文化是一种四分之一黑人化、四分之一印第安化、四分之一墨西哥化、四分之一欧洲化的怪物，是没落的、颓废的东西。反过来，现代文化也会觉得古典文化是过时而刻板的，甚至是陈腐而伪善的。

古典西方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的不相容性，已经达到可以互相背弃的程度。例如，古典文化虽然是人文主义的但大致还在基督教影响下，但现代文化则明显转向异教，其中佛教与伊斯兰教属于大头，此外各种新兴宗教或推行个人崇拜的“邪教”也纷纷出笼，分食基督教的大饼，基督教内部也分化瓦解，赞同奸淫、堕胎、吸毒、同性恋。仿佛十九世纪以前的古典西方文化已经激发不了现代人的兴趣了。事情很清楚，西方人的“转向东方”不是由于热爱东方，而是由于西方人自身需要的转变，这种自身需要被称为“精神空虚”，尽管东方人还没有能发展出一套“东方现代文化”。

而古希腊文化和整个东方文化，不论埃及还是巴比伦、波斯、小亚细亚，相通之处则甚多，甚至常常取法东方。

严格说来，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西方文化”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西方事物，它毕竟是在整个地球范围上展开的全球文化运动，是以十五世纪海盗袭击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为基础的。在这其中，许多非西方的民族从不同方面参与和推进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形成。尤其是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到二十世纪后半期，随着各种非西方文化势力的复苏，现代文化里非西方甚至反西方的因素也逐步抬头，人们越来越坚决地摈弃欧洲中心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所谓“世界文化”毕竟不只是西欧人的独家专利。

西方文化表面扩张的同时，其实质性结果却是西方灵魂的死亡，其传统的文化要素在世界文化比重中的急剧下降，“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不合全球化时宜的东西被全球化过程给“扬弃”了。

这样看，西方世界的“东方化”尤其是受到东方宗教的感染，就不值得奇怪了，那是世界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这格局还将发生更大崩陷的一个预兆。其结果导致全球文明的出现。

（12）

很多宗教与哲学，在这种意义上都是“同志加兄弟”，都是无可奈何情绪的宣泄。真正的有为之士，也就是那些还没有被生活逼得缴械投降的人，就不会投身于宗教和哲学的运动。他的精力，大可用到更现实、更富于感官作用的对象上去。于是，活着的宗教和哲学，当然致力于否定“现在的生活”──打着“提高”、“净化”的欺骗性旗帜。只有死魂灵的宗教、伪善人的哲学才为“现在的生活”辩护、粉饰。你要测定一朵“精神之花”的内在活力？就看一看它对“现存秩序”进行批判的程度是否达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

很多宗教或哲学都自我宣称致力于“提高”或“改善”人的生活，可是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或哲学能够在它们所宣称和许诺的根本问题上获得成功，即使它曾给成员的生活以持久而重大的影响，但它们原先的“宗教目标”或“哲学目标”却总是达不到的！因为，那是观念世界的东西，只能作用于现实世界，却不能代替现实世界。而其具体作用，还常与始作俑者的许诺大相径庭，而常常构成“欺诈性的保险”。

宗教与哲学，只能在自己的天地里实现自己、完成自己，简言之，宗教与哲学只能走自己的那一半，而不可能多一步跨入现实世界里，践行不可能隶属于它的另一半。任何宗教和哲学或多或少都对生活深刻不满，不是对这种生活，就是对那种生活，即便是那些粉饰官方规定的死宗教、伪哲学也是假装如此的，否则，它们还谈得上什么“对生活的改造”呢？但是，任何宗教与哲学都远远不及生活这株“长青之树”本身的丰富多彩、变化无端……生活是复杂的，生活是混乱的，甚至是颠倒的、充满错误的……唯其如此，它才叫做生活！生活是兽性的，不像宗教或哲学那样一维决定──“吾道一以贯之”。所以，任何宗教和哲学都禁止不了、阻遏不了生活的节奏，无法消灭生活希奇古怪的罪恶，充其量只能缓和某些过分的节奏而已。结果，是替令人作呕的生活加上了一点酵母、味精、食盐、甜酸苦辣的调味品罢了，但生活本身的易腐性却是泼洒不掉的！

我们应当承认一切生活！承认，是颇富宽容气派的态度，对于固执某种要求的新势力而言，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与多大的耐力！尽管我们自己还是需要回避某些生活方式、弃绝某些生活态度，但仍在内心深处理解他们──既然身为动物，怎能全然规避动物生活呢？在这里，认识与行为最好是相对独立的、互不关照的。认识应是清澈的，行动应是有力的。认识若是正面的，行动就经常是负面的；认识若真是负面的，行为才会是正面的──二者就如是整合为奇妙的一圆。

人的精神与现实生活，从根本上说就是这样一个有机整体，这整体需要各种矛盾和敌意冲突……割弃了有害之物，就损害了有益之物。诚然，我们必须开出自己的清单，列出清醒的评价。但不论你对其中的某一部分评价为“善”抑或对另一部分评断为“恶”──都消除不了这一有机体的其他部分。这难道是偶然的失误？仅仅是人自身的无能所招致的悲剧？不。这是生活。这是那永不停歇、永不固执、永无规范、永非定形的庞然易化在人间的反响……尽管经常是“害人”的反响。

从此，我们理解并承认了生活的各种形式，圆形的世界是整体的世界，你不能只要这一部分不要那一部分。

（13）

意欲“用哲学改造世界”，是很富于挑逗性的说法，可惜是劣等的。因为这种煽惑性极强的辞令很像是街头演说，甚至是街头小贩的吆喝，而不像是正经的哲学。

哲学，并不能改造世界。它甚至不足以“说明世界”。它不厌其烦絮絮叨叨着的，不过是理论家们对自己设身处地的环境所发出的感想、浩叹，或是形成的“体验性表象”而已……这样的哲学，哪里能改造世界？世界的改变、潮流的演替，也许是透过超人一等的新哲学之光得以预示，但那哲学并不是“改造”之前的动因，只不过是改变之后的表象。世界已经开始变了，哲学才随之而变。如此而已！哲学虽有洗人灵明的功能，但却不足与沉浊者语。哲学有启示，但却打不开幽闲的心扉。哲学是闪电，但哪里可能“普天同照”呢。

再是精妙、有力的哲学，也都达不到“改造人”的终极目的。人可教之，但不可变之。这是人在千万年的进化中形成的生物基因决定了的。可教的是皮相，不可变的是骨相。皮相，是人的社会性；骨相则是他的生物性。社会性只能凸现或隐藏生物性，但却克服不了生物性，社会性即便有力量彻底扭曲了生物性，也无法使这一变态的成果遗传下去，这就是社会性最根本的局限！而生物性都终究会起来反抗的。其激烈的方式足以摧毁整个文明系统的根基。事实上，有许多灭亡了的文明模式，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免疫系统的障碍而死去的。这是文化的艾滋病。所以，“改造”的实际功能只是虐待人的苦役，最好不过是“压制”、“规范”而已，哪里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它没有生物性的后果，但有社会性的效应──有助于制造一种动力，使新的文明崭露头角，也使之逐渐病入膏肓。“改造人”的结果，实际上不过是改造了文化和社会状祝；人的本性却依旧巍然不动。但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者们想过没有？──说到底，一切经济基础、文化社会的形态，又是从人的本性和由之造成的“处境”中派生出来的！故经济基础、文化社会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这宗，就是人的天性与生物性。

哲学，当该关心人的生活，但它不该指教人如何如何去生活！尤其不该由一只血迹斑斑的、拿枪杆子的黑手，在那里发号施令。因为生活从来就没有也不该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如果将来有一天这模式竟然确定不移了，那一定是人类末日的临近！我们已经经历了文化的末日（“文革”），不想经历其他的末日了。不论这个末日被叫做什么“社会”。哪怕那个社会披上了天国的盛装，都无济于事。

不关心人的生活（就这句话的最切肤之痛的意义而言）的哲学，当然是无聊的、没用的。但是强加予人以某种生活模式的哲学却更糟糕。因为它不只无用，而且有害；不仅无聊，而且有毒。往后，应该从我们民族的生活中，清除这类有毒有害的舶来品。

生活与哲学的环形关系向人宣示：不要试图为了人之外的某个观念，而放弃人的生活。──这是最最深刻的人道之声。它反对一切欺世盗名的人本主义，它反对虚假的、伪善的经济决定论和唯物享乐主义，它反对在一切主义的名义下──矫形人的天然生活，因为它知道，矫形人的天然生活，所得者只能是人的畸形生活。这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充满磨难的思想殖民地生活！而我们期待的天然生活，却是那民族天性、民族情趣的生活。它既不让天性干扰物理（如浪漫主义），也不让物理控制天性（如现实主义）。而所谓“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则被他视为门外汉的梦呓。

门外汉如果不说教，也许倒是最好的说教。反对说教，也许包含了更高效的说教。

就此而言，“言传”固是鄙陋，连“身教”也未免于造作。身教之教，使优雅的行为，流于教化人众的骗局。

就此言，老氏之不言而教的圣人，集中体现了其“阴谋术”的一面。这与所谓“伟大哲人”的身份是极不相称的。

（14）

世界上有两种撒谎：一种是在日常生活层面，一种是在哲学思考层面。前者叫做“捏造事实”；后者叫做“制造理论”。但人们的荒谬习惯却倾向于认为，前者的产物是“谎言”，后者的产物是“真理”！这种奉谎言为真理的积习，已使人们吃尽了多少苦头啊！

如果人们已经掌握了真理，还会生活在苦难中吗？如果历史是一部“真理进行曲”，人生的问题又为什么越积越多呢？一种只能带来苦难的真理，我们应该叫它什么？一种只能制造问题，为世界增添苦难的真理，这除了谎言又能是什么呢？我们还该崇拜它？我们还该为它而含辛茹苦、逆来顺受？难道非要榨尽所有人的血肉之躯，我们才敢于把这头怪兽从祭坛上拉下来？

现代世界根本就没有真理！而被供奉在神坛上的，不过只是杀人的屠刀罢了！真理的世界，已不再是柏拉图式的空灵宁静的洞天，而是血流成河、腐尸蔽野的“人民乐园”。让我们为这样一个世界的消失而祈祷吧……

（15）

“鸡蛋里面挑骨头”──这句话体现了多么深入的中国哲理与经验！

──鸡蛋里面有没有骨头？

当然有！

否则鸡的骨头从哪里来？

所以，鸡蛋里一定有骨头，至少是其“萌芽状态”！

──鸡蛋里可不可以挑出骨头来？

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把骨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否则，“人的主观能动性”又体现在哪里呢？

所以，要是鸡蛋里找不出骨头的现象，一定可以找出“骨头的本质”来！只要你放手发动群众，就一定能在白色的现象中发现黑色的本质，物质一定变精神！

──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

有些人活在世界上的重要日课之一，就是自欺欺人──自欺了再去欺人，就可能被视为“真诚的”？

可是有的人的智商却略胜一筹（或是他受暗示的能力相形弱了一些），不能卓有成效地进行自欺，可是又不得不欺人（否则便无法“在人们之中活下去”，人们是多么怕见“黑色的真理”啊），是便被目为“伪善的”。人与人之间就是如此品评论价的。

相形之下，便不难明白《周易》伟大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回避与掩饰了这一“黑色的真理”──既不承认它（因为这是痛苦的），又不反驳它（因为这是拙劣的。）《周易》的每一卦，都是对一种“世界状态”（现象）的摹绘，各卦之间若即若离地联系着……

这表明周易已经认识到：思想总是不完整的、片段而止的（完整的就沦为虚伪的“理论”了！思想是不掩饰其片面性的（但它的不掩饰所激发的惊奇，反倒成功地回避了人们的苛求之视线）。丧失了片面性的，就成了毫无生机的逻辑了。人的语言的百孔千疮，但却为文化的生长提供了一系列温馨的避风港！

（16）

世界上概有两类天性，它们偶由大自然先天根植人心之中：一种是人身上的天性，一种是人身外的天性即“自然规律”。这两类天性趋向于人，汇归于人，并在和谐与争斗的交替中，给人以更高的和谐。于是，只要人们愿意和谐，和谐就和欲望一样垂手而得。只是人们不要和谐，而想从破坏和谐的“斗争”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所谓“天性”，不是粗糙的本能、欲望本身，而是由本能、欲望产生出来的、不可遏止的“言行特征和本能趋向”，因而可以把宗教、艺术和科学都归结为“人类天性的体现”。个人的天性，有时体现为神秘的灵感，有时体现为激情与热忱的如献身精神，有时体现为老成持重的诡诈与阴险。但无论如何，天性在根本上是反抗异化的。

要知道，大自然早就把第一类天性（人身上的天性）的良种，播撒给我们了，只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分歧不定，种子迄今发育不良。有朝一日我们除去了文明的伪善和野蛮的陋习，伟大的发育就能兑现。不信吗？试看第二类天性（人身外的天性即“自然规律”），大自然的有条不紊，不急不躁，显示了多么强健的天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多少圣哲从中取法，返思，并获启示，因而恢复了被日常的经营所遮蔽的天性。大自然，不论是阳春明媚、仲秋清新，还是疾风暴雨、闪电雷鸣，都不失其有条不紊，不过给人的印象、好恶各有不同罢了……谁若不能体会这和谐而目之为“错乱”，那就说明其自身的生存状态陷入错乱罢了。这正如患了精神分裂症的人，反以为世界是分裂了……错乱者不认识自己身上的第一类天性，甚而曲解、蔑视那支配了万事万物的第二类天性即“自然规律”。生存的压力、生存的私欲，蒙住了人的眼睛，使人们看不见天性的黎明，反把人造的黑暗当作自己的文明。仿佛黑暗更能荫蔽自己的罪恶？这与天性顽抗的文明，令人心硬、愚昧，于是在者沉溺于人造的赝品，仿佛坚强、自足，几乎无所不能。例如，道德律的基础，是确保生民之利益，后来，人们把道德的教条神化了，道德因而僵化了。其实，道德的框架该是随时迁化，以期映合各群落、各风情的生存之流。世界在变，有活力的道德亦随之而变，并不坚硬。世界的本体静而不变，道德的不变本体即是维护人的天性，不受物欲的戕害。清除多余的纷争，协调分歧的利益──时而以和平，时而以战争。

道德的天性之存于人心其实是同等的，在这意义上，不妨说“人确有同质性”。尽管人们善于造作道德说辞以证明一己的私利，致使各种道德横生抵触，但人们的自我防卫机制由何尝不同？因为，每个人都极为自爱，更重要的，每个人都“以恻隐之心来保卫自己的安全边界”。所以，哪怕天性中深受颂扬的恻隐之心，也是永远指向“利之所在”。天良，不是对贪欲的否定，而是对贪欲的牵制、肯定以及更根本的成全……因为只有适度的克己，才能常胜；由于长期的利益所在，才形成了习惯与情感。而权威与圣者的光彩，也无不源于情感、习惯、利益。结果造成了“道德的起源”──也就是说，道德源于天性中的贪欲。也就是说，由于违离了自己的天性而趋于极端，造成一边倒的贪欲，结果，贪欲堵塞了贪欲，造成痛切的反思、刻苦的用功，形成了限制贪欲的贪欲──道德。

有人天良未泯，尚易恢复，还有人则永动不复，所以他们无须苦修。所谓后知后知即困而后学者，则是因为苦以复天性。比他们更麻木的即是占有人类多数芸芸众生，他们的天性被惰性遮蔽，堕落在低级的动物本能中，永动不复。恢复天性对多数人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与不可思议的奇迹。丧尽天良的众人，只能等待地狱的恐吓。所谓芸芸众生，作为惰性的多数，不是以“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文化修养”衡量出来的，而是特指天性上可以觉悟的程度极低。所以，在贫困、卑贱、粗鲁的人中却不乏先知、圣人，而在荣华富贵的群体中却多丧尽天良的丑类。

天性之复，决非“返回简单的自然状态”，因为苦修所得者，必非原始，而是“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虞书·尧典》）的奇迹。“钦明文，思安安”──由动而静；“允恭克让，光被四表”──由动而静；“格于上下”──动而静又静而动。此之谓，文明之盛，复天性之极。

人人尽其天性，会演出社会的剧烈争斗？不会的，这不会构成社会凋弊的根源的。相反，社会的高度繁荣与力量的高度提炼，皆从“格于上下”的文明之盛、天性之极来。

在相近的天性所趋向的相似目标上，将有着最大的竞争、最大的力量之提炼，以及最为戏剧性的场景。而被刚烈的天性们所冷落的地方，则可供孱弱的天性驻留、休憩，仿佛青草地的田园诗。

──在上述过程中，我看见了自然的布局。

（17）

哲学，不是用来诱导人的行为远离他的天性；相反，是用来拂去遮蔽住人的天性的社会尘埃。像一切精神化的存在一样──哲学本身既不能产生什么也不能毁灭什么；它只是起一种催化或抑制的临时作用。所以清醒的头脑决不对哲学尤其对从属于某种哲学的“教化”寄于过人的奢望。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们依靠哲学改造世界的愿望正在明显落空……因为它已经在血红的革命现实面前碾为齑粉了。

伪善的人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的鼠目寸光永远只是在哲学中摘取有利于自己的一点点利润，而将其余的或曲解或忘怀或抛弃。其实，那些聪明的、能对历史巧取豪夺的强盗们，根本不会被任何哲学真正迷住！他们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用来夺取别人口袋里的东西的“武器”，他们自己是不会被这些胡言乱语的说辞给弄得神魂颠倒的……否则，他怎能立于战无不胜、不败之地呢？

聪明的人愚弄哲学，不聪明的人被哲学愚弄。这一切都是由他们各自的天性注定了的；而不聪明的人永远占据“多数的统治底部”（“多数统治”的愚弄性即在于此，因为多数永远被统治而不会统治）──所以，上当受骗就成为今日中国生活不可豁免之日课了。哲学的积极功用，在于它终能启迪某些人潜隐着的天性，通过阅读与思考，而激起天性之火。这火远非外来之火种所能播下的，哪怕那播火者是神──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神。这样看来，哲学的消极作用也并非是什么“鸦片烟”之类的并不可笑的犹太笑话，而不过是和许多人开了一个智力玩笑，诱使他们离开了原本是神形统一的天性状态，而堕落为一群“身首异处”的妖怪，用自己的言辞，解释不了自己的行为，于是就需要辩证唯物主义的诡辩论来弥合；而他们的贪图蝇头微利的所作所为，又与他们自己震耳欲聋的夸夸其谈的说辞，大相径庭！

这是一种“败德的生活”，是我们这时代最严重的精神分裂病变。

这种人格分裂使得人们落入了一个悲惨境地，却突然发现这一悲惨也有了一种内在之美！当人们饱尝了苦难折磨，却具备了一种品出悲苦之中甘甜的能力！悲惨事件之所以优美，苦难滋味之所以甘甜──不仅由于它与人的生活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成为你的生存状态的一个有机部分了，求生的本能促使人们美化这些不幸，找出它们的可取之处，以自我安慰，自我镇定……而且由于，优美与甘甜原是你的天性之中物，它们不论落到什么境地，都能美化这些境地的，它们无论渗入什么滋味，都使之清醇……

人和人之间有着太多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这样的人”，被理解为“那样的人”，那样的人又被目为这样的人。这是因为人的天性在互相调剂！

不同的人结为亲密的朋友，相似的人反而怒目相向。在自认是同一集团的人们中，有着一切复杂的类型。在势不两立的势力之间也有惊人的雷同。说辞和保护色的不同，不足以掩饰功能和性质的近似！这在两支军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身着不同军服、甚至操着不同语言、为着不同集团的利益而厮杀，但在长官的指挥驱使下，勇往直前、奋不顾身、扑同死亡这点上却是相同的。于是军人在互相残杀中使自己堕落为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难怪即使对垒的两军也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所以，在战地的森严命令中有一条最森严的命令就是：严禁与敌军和平接触。如果这道禁令一旦松弛，军心士气也就瓦解了。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统帅部忽略了这个问题，所以协约国军队乘机发起宣传攻势，把德军统帅推上了心理被告席，随着军心的动摇，战争也就不战而宣告结束了

──精锐的德军反而成为失败者。

（18）

真理是不能引伸的，所以，“正确和谬误一步之遥。”（拿破仑语）正如“天机”不可“泄露”泄露了的天机当被扭断；故泄露天机者必遭惩罚，说出天意者，常常被杀。这代价不仅是说者之灾，且是“真理之死”──说出来的真理，就像是已经冻僵的毒蛇，一下子就变得可疑了！

──那位和修女私奔的神甫、伟大真理的无耻化身马丁路德说：“谁若不爱美酒，女人和歌，谁就终生是个傻瓜！”显然，此人这时已经完全忘记并彻底背叛他向圣母作出的出家保证了，并无耻宣称一切誓言都应该废除。

让我们终生做一个无耻的马丁路德所嘲弄的终生傻瓜吧！因为我们是如此厌恶真理的化身！人说出的能是真理吗？狗嘴里吐得出象牙吗？那不过是一面从背面映现的真理之的语境──此语一出，那张伪善的阴阳脸就道破了：一面反对教廷的腐败，另面却更公开地卷入了酒色财气。这匹德意志种马比那些意大利杂种更贪得无厌，也更暴戾邪恶。在这一点上，他真不愧是德国出品的雅利安纯种。

神是神秘的，除神、灵界、灵性以外的被造的世界里，除“我”以外一切都只是“物”？“我以外”，这就是“物”的最新定义，除了我以外的一切！而“我”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我”的感觉和意识流，还活动着。“意识存在的时候，只是意识活动的时候。”现在，这种认识不仅是一种哲学，也成了一种堕落的并流行的生活态度！这都是由马丁路德门徒的好儿子引起的。

除去“我”以外的一切，都只是我的环境，或仅仅是环境的一部分。它们，只是作为“我”这个感觉体、意识流的外部刺激而存在的！这种刺激只可能是“物性”的，只是由于“我的怪僻”才会把其中某些刺激判断为“精神性的”，因为这些刺激“激发了我的幻想”，亦即“引起了我的肉欲以外的冲动”，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刺激本身有什么抽象的“精神性”！

以信仰为例，来观察“我”的顽固性，就会发现我之所以具有崇拜神的能力，并不因为神是一种“不朽的精神”，而只是因为不可理解的事情、一些颖异的形象、圣洁的色彩、离奇的情节激发了“我”内心的冲动，也就是说，“我具有对神的感知力”。反过来看，毫无信仰的无神论者也并不只是心肠冷酷，而更多是由于他们缺乏这种对于神秘的感知力，或是被另一些更物欲的东西给征服了。

我之所以爱美，并不因为美代表了一种“精神的感召”，而只是因为一些适当的“物之刺激”刚才冲击了我的感觉、浸入了我的意识流，并使“我”感到振奋、激动。

“我”之所以有历史感，并感到自己与宇宙共命运──并非由于历史家们的记述所包含的感慨和“精神”击中了我的心思穴位，而只不过是因为那些符号、遗迹、以及诸如此类的“物”触动了我的感官，激发思想之电，还使这电流膨胀不已，造成“我”与历史、宇宙融为一体的共振。这难道是一些什么“精神”在感召“我”吗？多么迷人的神话！好像一位豆寇年华的少女在向你初吐“真情”与芳蕊时的美妙与甜蜜那样？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神话而已。不由自主的神话。那样的真情，难道不是由芳蕊分泌出来的迷幻剂？

（19）

在我们这个时代，读书大概是一种最廉价的消遣了。这种由于印刷和造纸术带来的“文化革命”，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含义，上层社会（有权人）和中层社会（有钱人）因其娱乐所需耗费的时间，而使自己所握有的知识日少；而下层社会（穷苦人）反因无聊和生活压力的双重魔力而越多跻身于文化之原。 

这种逆流而上的状态，使现代文明的内部的不稳定性日益剧增。“不满”越来越成为符号知识领域内的一个普遍特征。因为，“不满”是由那些被迫钻在书本里的无权者们创造并传播的。 

这样，在我们看来，不消除这种“结构性的紧张因素”──现代文明一手制造的这种背逆与不满，终将毁掉社会的精神支柱。因为观念的世界是与实存的世界共生但又骈拇的，仿佛渗透又独立的一个领地。它既可帮助实存世界的放逐者免除孤寂之苦，又可弥合生活世界的非连续性──把一大堆茫无头绪的琐事，凝成一座充满意义甚至价值连城的堡垒。 

当大师们说，“甲是甲又不是甲；乙是乙又不是乙，好事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坏事既是坏事也是好事”时，我们应该从古老的迷梦中，醒来了！从压抑了我们几十年的浓雾中挣脱出来；向谎言与诡辩的文明宣战！ 

──我们禁不住泪流满面：“大师们啊，在你的伪善中包含了对我们的多少轻蔑？”仿佛我们是些可以被信口雌黄的语言游戏给牢牢锁住的狒狒。 

当大师们这样振振有辞的念经时，他们的咒语是显然不同于日常语言的：这两甲两乙、两好两坏并不表达同一概念！他们用词的偷梁换柱，粉饰了人世间的沟壑！以期达到愚民之效。他们就是如此“明明德”的吗？ 

他们的把戏是这样进行的：第一组的甲、乙、好事、坏事，指代的是一种存在；而第二组的甲乙、好坏，却又是在指代关于存在的同一评价或称谓。显然，正因为有关的存在也可以获得其它的评价或称谓，所以“甲（存在）是甲（称谓）又不是（称谓）甲”便也算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标准了。“好事（存在）是好事 （称谓）又不是好事（称谓）”，也显得通情达理──但谁曾想到这里埋藏着智性的诡诈呢？这不仅是偷漏概念的诡辩，还有搅混听众心中之水的榨取！在这种榨取中，利用存在与称谓之间必定有的那间距，取得了辩证逻辑！这辩证是一个超级的攻击武器，可以毁灭任何有价值的筑造，只是它本身却经不起思想者的检验与攻击？ 

在这座大师臆造的虚妄堡垒中，是非没有，黑白颠倒，阴阳混淆，人的思绪仿佛在太空中游荡、飘渺。于是，各种精神病毒，便乘虚以入。 

揭示这命题的虚妄性，是奠定当代精神病学的基础。还原其病态，我们发现，它要说的不过是，“甲不是甲又不是甲，乙不是乙又不是乙，好事不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坏事不是坏事又不是坏事-…·”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有效的语言表达和“智力训练”吗？ 

这群号称“大师”的思辨之驴、理论之轭，所转嫁给我们的马列重负，该是到了被清除的时候了！

（20）

伏尔泰说：“要是没有上帝，我们也会制造一个上帝。”是的！──“要是没有诱惑，人的求新意志，好奇倾向也会出自己的诱惑！”这，就是“原罪”在文化学上的真实含义。文明是“原罪”的产物！原罪，则在文明之光的催化下分化为形形色色的“罪恶”。尚未心力交瘁、疲惫厌倦的文明人类，将闪射着兴奋、激动的眼光，投注在“原罪”上。只是等到人们在文明的崎岖之路上劳累不堪时，才会回首企盼没有原罪但也没有文明的“黄金时代”，产生种种关于乌托邦的幻想。看一看各种乌托邦图景创作、流传的日志──便不难发见：它们都涌现汹涌于社会衰落、文明停滞、精神疲惫、信仰崩溃的时代。

凡是“有活力的”东西──就是“好的”。愈富于活力的东西，就愈生动、愈新颖；它的形式极其不固定，的“性质”也日日更新。它不断地涌聚起来、增长起来、在广袤的大地上四下里扩张、骚动──任什么也挡不住它的热情之奔放。它也不断地消散、心灰意懒、穷极无聊、独蹙于阴郁的一角──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悲天悯人、沉思泪彻了它的洞天…… 

人们说它是“恶之花”。是世界罪恶的私生子。它没有足够的道德掩护去继承世界罪恶的王位──因为它不太投合俗人的胃口、不太有着伪善的面目和卑劣的决心。但它却像一个孤独的隐士──永远创造着世界文化的天地。不论这天这地是绿的，是红的，还是黑的，或蓝的…… 

它弥漫着自身。所以它需要扩展、要“伸个懒腰”、要创造某种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某个“精神上的儿子”。是“第三世界”的源头。“第三世界”被一种神奇的魔力和怪诞的倾向一旦创造了出来就狠狠支配着──要向它的“精神之父”，它的源头，创造者敲诈勒索：直到他们穷精竭虑、半死不活而后已。要延续自己的愿望支配着第三世界；要完成自己的愿望催促着第三世界…… 

除了“第三世界”──还有一个“第四世界”，一个人类（当然只能是某一部分人类的华丽称谓）行为的“第四世界”。一切“有活力的东西”总要超出自己去实现某种不同种属的表现──溢出自体，第三世界就这样支配着第四世界。 

（21）

世界上最大的“不忠”──就是背弃自己的天性。把个性埋葬在无人知晓的荒郊，以换取浮生一梦──这真是天大的浪费，也是万人羡慕的世情。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天性都背弃了，还会忠于什么呢？他还可能忠于什么呢？ 

一个人连同自己的个性都可以出卖──他还会顾惜什么呢？官僚机构的最大愚蠢，就是漠视人性、漠视活力的个性；从而毁灭了自新机制和自己真正的力量之所在。各种机构的官僚们都是些丧失个性、为了口腹之欲而禁闭了自己天性的人，他们心目中已无希望之火，谁又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不信试验一下，作这种博弈的人一定会把自己输得精光的，因为他们押错了宝或是其宝预先已经落了空。 

对一个人而言，最大的价值就是发展自己的个性，而不必事先用别人为你做好的套子来衡量其善其恶，因为善恶之套是为抹煞个性、压迫常人、控制局面，预做伏笔的！ 

只要是有其人格并珍惜其人格的人──就会不遗余力地强化自己的个性、发展自己的“人格本体”。人格是不仰赖于外物的独立珍品，人生在世，最高贵的事业莫过于培育天性、锻造人格（若是自觉自动的“培育”，则已是这种天性的表现和高级形式）！这是最值得赞慕的超级艺术。试想，还有什么比创造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人格，更富于价值感的呢。 

若非发展一个足以打动千百年历史的人格，并将它带来的冲力和生气注入社会──就太对不起自己的一生了，那简直就是枉为人身了。“高尚的个人主义”、“气象万千的自我中心”，他反对惰性；谁要拷打文化、禁锢历史、铲除人性、谴责生的本能──谁就是他的敌人。他的敌人在根本上是极其伪善的，毒化了生命、玷污了生命的表现，这种毒化作用犹如一个八十三的老翁执意要把千百万的妙龄女子关在他猥亵的后宫中……这不仅是道德伦理的腐败，且是生物学的堕落！老年人、颓废派，更倾向于“道德”；而没落的生命，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开拓一试：因为未来不属于他们；他们也不属于未来。这些绝望的人、“看破红尘”的人，是淹死在过去之中的人。庸劣的统治者却喜欢这样的人。他误以为这些人将给他的统治带来稳定和安宁，而忽略其消极和腐蚀的传染性，结果它不仅要使健康者染病，还要毒死社会本身。这些败坏了的细胞和蠹虫，注定要蛀空秩序的宝座。宝座总是先被蛀空，然后再被推翻！一个被蛀空的宝座，是套在民族颈上的一具枷锁，不再是胜利的象征、力量的源泉。这时，要保持它是何其艰辛──至少比再造一个要难得多！活力一旦衰歇，蠹虫即应运而生，而活力的衰歇莫不由于压力的消失甚至减弱──无怪人们说：“人是苦虫、贱骨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22）

自由，首先是追求新奇之境的自由。 

人生的全部力量即在于尚有新的生活可供开掘。生活的未知性一旦让位给已知性──生活的引力也就被击溃了，生活的趣味也就丧失殆尽了。 

新生活吗？ 

世界上没有全新的生活。有的只是一点点新的酵母。何况，对个体而言的“新生活”，就整体而言，早已重复百万遍之多，陈旧不堪了；新，太难了。 

世界上任何一种生活，就其本身而言，都不失单调、乏味甚至令人生厌，特别当你长此以往的时候……避免这苦刑的关键在于，要使各种生活互相“调剂”。什么是“休息”？休息就是在各种生活形态之间转换。调剂因此成了最好的休息、最佳的刺激。 

“对个体而言的新生活；但对整体而言却是永远重复……就形式而言的不断翻新；就内容而言却千篇一律…… 

这，只是对生活业已心灰意冷者的省力的假设。他们断言的所谓“整体”和“内容”本不存在！我们所看见的只是活生生的“个体”和独特精微的“形式”。整体和内容──作为有意义的幻构曾经（并还将）催发人的思想兰舟，但它们并不因此就获得了思想的神位！ 

我们应该学会这样的语言：“没有一种生活能够久久的地吸引我，除非它含有全部的要素。没有一种事业能够使我为之倾倒终生，除非它是包罗万象星空。” 

任何一种生活都不是“好的生活”。任何一个事业都不是“好事业”！──我们需要一种穿梭众星之天的周流！这夜行足以激起无限的遐想，但又不至于使宇宙的精粹僵死在我们的天台。重要的不在于“应该如何如何”；而在于“行将出现的局面是如何”。人，无法抗天。人，无法替未来的世界立规矩。我们能做的，至多只是说出自己的希望和忧虑。让我们宣布这希望！让我们斥责这忧虑！──因我们还没有脆弱和伪善到这种地步，必须自我暗示说这忧虑和希望是什么“客观事实”和“世界规律”…… 

（23）

人生的最高理想之一，是和平。但若真正实现了和平、让你全然生活在“长治久安”里，试想，那将是多么深刻的灾难！人生将因无所事事，而空虚贫乏。人的生命力借以高涨的一切前提条件，从此都被抽空了！

“真”是人生的理想之一。但当人稍稍接近“真”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什么？看见了他力求规避并企图永远忘却的许多东西。每个人都依存于他的骨架，但人的骨架却是“可怕”的。如果把人的骨骼暴露出来，会使得任何人的心理失去常态：这就是“真”的结局。

人们都追求“善”。但“善”本身又是什么呢？给它一个简单的定义吧，求“善”，就是寻求人们力图从别人那儿获取、但却并不希望自己能够给予别人的那种意向；人们把那种企图欲求却不肯施舍的意向所追求的目标，称为“善”。例如我们喜欢从别人那里获得酒色财气却不肯给与他人酒色财气的满足，所以人们便把酒色财气称做“善”。如此看来，要是社会上充满了“善”，那便是充满了虚伪。当一种“善”被普遍接受为某种规范，它即刻化为一道伪善的铁幕或等而下之的竹篱。

“美”又是什么？是人自己缺乏的某种素质。美人，只是在丑女的目光中、好色者的垂涎、急于娶妻生子者的欲望里，才看到自己的“美”。风花雪月，寥廓星空；都是人类自己平庸状态的反衬物──它们因此受到最为蹩脚的诗人们的歌咏。

“美是均衡”──那是因为审美者自己失去了均衡感。

“美是升华”──那是因为审美者自己未能取得“不依赖外物的升华状态”。

“美是快乐”──那是因为审美者经常感到自己并不快乐。

“美是痛苦”──那是因为审美者被虚无感包围住了。

“真”、“善”、“美”、“和平”、“正义”、“自由”、“富足”、“安全感”──这都是些理论范畴、感觉范畴。它们都不是实践范畴、生活范畴──所以，请问万能的理论家先生，这怎么可能“加以实现”呢？

要是它们真的“实现”了，人的活生生的存在，便被剥夺了。人的生活，从此落入既定的、不可更改的模式之中，并因为它们“太好了”，而使得自身趋向灭亡！这种模式对人类来说，可悲、可怕，又不可能……但更为不幸的是，这才是人的万幸！

每个集体最终都是“阴暗”的。光明与希望，不时发生着，但这只是暂时拒斥了阴暗的围困与压抑。“阴暗”的来源又是什么呢？是撕裂集体的个人意志。是个人意志与个人意志之间的冲突、压抑、不和平。甚至家庭也是如此，总的说来，它并不光明，但要是没有阴暗的常态，光明的变态又有了不起的意义呢？所以，当人们讴歌家庭价值时，不要忘记他们如此讴歌的深层背景！

（24）

《五色海》原序《原谅在此写下的一切》

人生大概有六种状态： 

１，真善；这是基督，佛陀，文天祥，为了他者，甘愿舍己。 

２，真恶；这是恺撒，始皇，忽必烈，为了自己，杀尽苍生。 

３，真实；这是大善大恶以外的放浪形骸，如名士不在物议。 

４，伪善；这是议员，慈善家，传道人，思想政治工作者们。 

５，伪恶；这是花花公子，强盗，流氓，起义者，独立分子。 

６，伪装；这是黎民百姓，工商管理，蝇营狗苟向上爬的人。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法之。” （《周易.系辞》） 

年轻时代的视域通体了然，少受框子的约束、定见的宰割。 

那是一种流动的感受、液态的思想……它用直觉捕捉宇宙的本相。它，观照世界的动静。仿佛，没有边界的圆融。 

“成熟”──我是这样看待它的：被定见束缚住、习于惯例而自如。 

于是，世界被分割得一块一块，裂变为僵硬而明晰的范畴。视野一天天细密了，但也破碎支离了──有的画面横遭突出、放大；有的声响受到抑制、抹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篇）成为各种理论模式实际操作中的一个座右铭。反之，如果是“合礼”（这是“合理”的同义语。人们可以颂扬“非礼”，但竟以“合理”自诩：“合理”比“合礼”更合礼）的，则似应给予超常的视、听、言、动，并将之“例举”出来。哪怕是在各种标榜着“科学”的学科理论中，也惯用此种方法论，去应付各种事实对学理框架的压力。就此言，孔子真不愧是人类理性的至圣先师。他，道出了一个人性中的永恒秘密。 

原谅我在此写下的一切。这都是瞬息即逝的光影。 

我喜欢这样一句格言：“‘论证’是可以的，但‘论断’却过份了。”笔者无意在本书中论断什么，只希望为进一步的思考提供启发。 

真正的感受、深层的体验，我没有此等笔力写出它！就此生存情境出发，得出一个结论：语言与体验是无法彼此划上等号的。语言是单线的，登峰造极的语言艺术大师（许多哲人都跻身此列，并非仅仅文人诗客而已），也只是编织了一面巧妙的网，最多是“立体的网络”？甚至是超时间的？？但体验却是动荡不息的海洋。《庄子齐物论》说：“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欤？’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虫付）（虫周）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网（即便是恢恢的“天网”），又怎能捞起一座海洋？ 

总有一天，即便连最是汹涌奔放的思想之流，也会平缓迟滞起来，进入下游。好像获得了“博大”，然却失落了精深，不过敷衍一番上游的残留气韵而已。 

──原谅在此写下的一切，这只是囿于我自己的见识；至于大方之家，不论你怎样评判它，我都是愿意洗耳恭听的。 

（另起一单页）

第七论说

宗教论说

谢选骏于1975年开始写作的《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原名《王者之言——中国的四季书》）中，这样论述“宗教”：

（01）

远古的神话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再具备道德的性质，它原先包含的压抑精神、约束行为的功能，已经结束。

近古的宗教则以自我克制与道德异化的形态，垂范至今。因而，神话是失去仪礼的言语，类似童年的冲动。宗教则是固守仪礼的教义，有意无意的成年的规范。

突破仪礼拘束的神话，近乎天启。作为一切新文化的前兆，为蓬勃有力的生活，提供最持久的动力。高级宗教则相反，它的起源是为一个衰竭了的居民实体提供定心丸；为精神阳痿的民族，开出一帖内在充实的补药。

千万不要混淆清晨（原始宗教），与黄昏（高级宗教）：尽管二者都是朦朦胧胧、神秘动人。它们中间，毕竟还隔着一个热闹非凡的世俗主义时代，那也是主权国家横行无忌的日子，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启蒙轴心。

（02）

“失乐园”的主题，对人的灵魂具有极大的“引力”。你看它，从古代巴比伦世界的神话，一直变奏到现代世界的文学、艺术、哲学、科学──不绝如缕。它如泣如诉、似怨似慕──歌咏某个盛世的一去不返，悲悼人的永劫不复。真的有过一个天上的“乐园”或地上的“黄金时代”吗？ 

确实，在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里，都有过“乐园”。希伯莱人说，他们的祖先住在一个名叫“伊甸”的乐园里，在上帝的保护下，无忧无虑，过着幸福的生活。希腊人说，他们的祖先住在“黄金时代”里，那时“没有压迫、没有法律，却自动地保持着信义和正道”。没有战争和武士，人民生活在和平之中。四季常春，土地不需耕耘就有丰饶的收获。溪中流着乳汁，树上滴淌蜂蜜……中国人说，曾有一个美满和谐的“五帝时代”。人们“鼓腹而歌”，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由生活…… 

但幸福的幻影破灭了，只留下残破的记忆碎片。人与大自然（在《旧约》中被描绘为“上帝”）的和谐关系，被一种不和谐的、摆脱单调状态的力量一举击破。《旧约．创世纪》，把这力量描绘为“蛇”、“恶魔”、“撒旦”。上帝创造的女人夏娃（原义为“生命”）受了好奇心的驱使，偷偷采摘了“智慧之果”，与男人亚当（原义为“人类”）一同食用。违反了上帝的禁忌，被逐出乐园。开始了艰辛的、自己创造文化的历程。人的文化出现在历史的晨曦之中。 

神话的寓意，透露了这一古老的信息：人的苦难，来自他（与她。尤其是“她”，这一点对以后的历程至关重要）的好奇心。来自人的知识。人的知识和文化，是从对上帝的离弃中，是从对原始禁忌的破坏中产生的。这是否意味着：要结束人的苦难，也要从他“吐出”智慧之果、重新学会“泯灭善恶”、摒弃知识与文化而着手？这并非奇想，要知道，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理想国”、“乌托邦”──正以此种动机为其内核，企图以人为的力量，来重新返回浑浑噩噩的“乐园”！不错，那里没有苦难了，但也没有文明，没有不断变化的生活。这正是一切乌托邦的要害。

（03） 

宗教，只不过是赋予了必然论以大众易于接受的某种神话型式、神秘仪式、超人形象等等，而宗教崇拜的核心，只是哲学上的必然论而已。正因为必然性观念是自我中心的维护者，所以，自我尊崇和必然论的正统型式无一不导向宗教崇拜的表现。客观的必然性是主观的方向感的投射，而方向感本身则来自生命胚胎时期的方位感。

有“好的、有利于生长的方向感”，也有“坏的、不利于生长的方向感”；因此，有“好的必然性”，也有“坏的必然性”。有利于生长的必然性，给人以力量、毅力、坚韧、热情和定向的创思；不利于生长的必然性，使人陷入自我蒙蔽的昏庸状态。好坏的标准在这里显系功用性的，“科学性”并不在它的视野中。所以，只有必然论的好与坏；没有必然论的正确与错误。昏庸的必然论是生命本身沉沦的标志，是正在奴役着我们的生命、麻痹着我们神经的流行病，是“哲学的艾滋病”！昏庸的必然论泥古不化，它们是极端自我中心主义，如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心论和二十世纪的资本中心论的旭光近照。比如说，欧洲的资本中心主义就惯于把欧洲生活的经济决定论模式强加在全人类的头上，并以资本批判的方式把资本的统治推广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资本论》企图以那些从欧洲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方法”、体系，无端地切割世界各国的文明，以便他们千篇一律地横着分析一切。这哪里是什么“科学”？这样的科学社会主义直接导致列宁和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其中盛行的不是科学与艺术，而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剥皮……

这是必然性的回光返照。这种观念体系，本不具有任何客观性，又不善于和其他生活、其它观念体系积极地交换信息、互通有无……它哪有健全向上的力量？它杜绝了社会的沟通渠道，日益梗塞、狭窄的信息，使人的活力日益低落。如此昏庸的必然论，在闭塞中导致独断，要靠暴力团来支持。于是，反对它，已经成了当代精神生活的首要任务。铲除昏庸的必然论的毒化作用，将有助于人们从生命的僵化中走出，恢复春天的活力。因为作茧自缚业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并带动人们滑向永劫不复的悬崖。

（04）

原始的拜物教，信仰万物有灵，它认为人是靠着图腾动物的力量活着的，它把人的存在全然客观化了，并追溯到一些强大、朦胧、神秘的客体上。

现代的拜物教，也产生了类似的幻觉。尽管它放弃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但却捡起了“物质万灵”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压制下，人成了某种异己力量的附属物，生存的条件成为生存的主宰。其实，人并不是那种可传而不可受，可思而不可即的“物质”，从根本上说，人生也并不依赖“物质”。对人的生活而言，实在的、有意义的、可感觉的物质──是神授的、不需要自己努力获得的。而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的东西，却无一是必须的！所以，世界上并不存在“人是否依赖物质”这个荒诞的、不存在的问题。

（05）

中国现在的高级宗教衰落，与其说是宋明理学以后的儒学的复兴带来的一个结果，不如说是源于，中国士人内心深处的合理主义和大力推崇孝道，终与佛家的出世哲学相逆；而下层民众又迷信萨满教，巫师跳神。有些农村，视牧师为巫师，视祷告为降神，视信仰为迷信。

其实，即使连宋明理学也从禅宗吸取了许多东西，这不是什么秘密。甚至理学的不少概念和哲学语言，多有从禅宗那里“化”过来甚至直接借用。除了从哲学上吸取外，还有一种比哲学语言更深刻的精神渗透，其结果是造成了用力方向的相似性。宋明理学当然是反对佛家包括禅宗的出世观念，而力主积极入世。在这一点上，它与中国本土文明时代即汉至先秦的儒学是一致的，主张入世而佛教的出家精神。结果，是形成一种整体性观念，如天命、天理等观念都具有深刻的集体表象性质。而佛教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倒是相当个人化的。

佛教也讲普渡众生，但其基础始终是个人的灵魂得救。普渡众生也是作为一种个体化的努力而展开的：这是“我”（即佛）来普渡众生，而不是众生一起普渡。中国儒学的用力方向，决定其问题的顺序是先修身、齐家、治国，然后平天下。这显然不是逐个地普渡众生，而是对群体进行集体农庄式的处理。此外在宋明理学中，心学的成份日渐增多，越来越重视个性的培育，他们虽将此溯源于思孟学派，而奉《中庸》为至要经典，但其实是与禅宗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在根本的方向问题上，禅宗的影响还是受到抑制的，其影响大多限于方法论领域。举个最现成的例子来说，中国人的传统是主张“多子多福”的血缘主义，这一点和佛教哲学是完全相悖的。佛教的六根清静带有禁欲的倾向，而不把肉体上的延续当作一个理想。因为，肉体上的延续，对灵魂摆脱轮回的理想，是有害的。

但在汉人的佛教中，由于汉人特别重视孝道，重视延续后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终使佛家的出世学说、绝嗣实践，跟这种风俗发生了越来越深的冲突而受到日益增长的压力。宋明理学虽然硬收了禅宗的许多东西，但在这个大方向的问题上，却与旧儒家看齐，而没有遵循禅宗的示范。结果是宋明理学的兴起，而不是佛教一个新支派的兴起。其实汉人的基督教也有类似倾向，就是为了和孝道妥协而修改圣经翻译，把耶稣基督一些特别有悖于中国人伦常观念的言论，改为中国人可以接受的说辞。其实这种行为就信徒来说十分不恭，而且无助于福音在中国的健康传播。 

（06）

在宗教本位的透视之下，人的各种文明无非是宗教精神的表现，因此很自然，各种本位式的价值信念也就被等同于宗教了。

有人会认为，是罗马统治者确立了基督教合法的甚至是统治的地位。其实，这种合法地位并不是罗马统治者赐予的，而是基督教徒们特有的那种“非理性”的殉教热情，逐渐挤压并夺取了这种地位。从“君士坦丁大帝”的一生可以看得清楚，他本人到死前并不真信基督教，直到临死才装模作样地受洗成为基督徒，因为他做出的只是一个政治决定──历史性地宣布基督教信仰自由。为什么他要叛离祖先的传统信仰，而屈从于文雅之士们看来是野蛮、粗鄙、血腥、阴暗的早期基督教运动呢？一般认为，这样的“改宗”是出自政治利益的考虑。因为当时基督教的压力太大了，军队中和宫廷里充满了公开的和秘密的基督教徒。为了取得军队的效忠，就得向基督教做出信仰上的让步。君士坦丁的选择虽和奥古斯都相似，皆出于政治原因，但他们所选择的宗教却是根本不同的，一为新兴宗教，一为没落的第二信仰。所以，奥古斯都只是“利用了垂死的宗教”，而君士坦丁却“被新兴宗教所利用”。

原始基督教的背景与现代复兴的那些宗教的背景也不同，原始基督教兴起前后的罗马世界是统一的世界帝国，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而现代复兴的那些宗教的背景却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以前罗马世界帝国的宗教背景以希腊罗马万神殿为主，再加上当时波斯流传过来的摩尼教，虽有高级宗教的倾向，如超越部落宗教的一神崇拜，但一般来说，当时整个地中海区域的原始宗教、部落宗教还是非常兴盛的。而现代世界各个文化圈内流行的多为高级宗教，讲求永生天国的基督教，讲求灵魂宴乐的伊斯兰教，讲求摆脱轮回之苦的佛教。这些重要分歧，说明原始基督教的目标不在建立世俗的秩序，不在树立教会的统治，“上帝的城”不是要建立罗马那样的世俗的永恒之城，教会在现世的统治仅是一个中继站而已，以便把世界变成一个更符合永生者旨意的客房，以利于人类向永生过渡。但现代复兴的这些宗教，不论是打基督教名义的，还是挂佛教伊斯兰教招牌的，都是立足于人的现世生活，以及怎样使现代人生活得更幸福一点，精神上更愉快一点……即使他们的圣战，也不过是为了抢夺地盘、“争夺生存空间”。只是为了这个，他们才想起来动用宗教这个武器，这个经常变质为娱乐性工具的神圣仪式，来为战争和恐怖活动服务。娱乐和战争，不过是堕落的现代宗教的一体两面。这些变质的宗教，立足于现世的幸福，最终只能而成为第二信仰的前奏，成为类似于古希腊斯多噶主义那样的哲学。这样的信仰，也就成了西方文明或曰现代文明在其继续沦落时，所发出的“宗教型的抽搐”，而根本代表不了天国的回音。

（07）

宗教，是某种形式的对于“神”的追求，但却不是唯一形式，所有企图从物境的奴役下解脱出来的心性努力，都可归结为追求“神”。其中当然也包括科学、艺术、战争、博弈、爱情、政治、学术、思想、冒险……当然，这必须是心性的而不是物性的。

宗教的功能多方面。当我在峨眉山看见成群结队的老妇女上山进香的热情，看见她们爬山时刻的不畏辛劳，不禁得出一个结论：宗教不仅可以促进群众的道德观念，也有利于促进她们的身心健康！

试想，老太太每隔一月就爬山一次，不是很益于延长她们的寿命吗？而且，她们会因此活得更充实，更快乐。从广义健康的角度讲，宗教使人淡于嗜欲、益于养生、清心寡欲、心平气和，想必对于二十世纪的精神分裂症，不无裨益吧？

十九世纪末叶的狂犬主义者如牧师的儿子尼采，也许会疯话连篇，说由于宗教的麻醉作用，降低了人体活动的兴奋指数，导致人种的退化等等。但拥有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听觉甚至直觉基础的人类，难道可以没有这样的自我平衡吗？所以《老子》说：“有名，万物之始。”所谓存在主义的反现实原则，固然盛情可嘉，但其距离“真”，则十万八千里矣。

（08）

“宅地学”起码是“有道理的”。不同的居处、住宅，对居住者的生理、心理，可能没有影响吗？这一点无须精明的心理学家就能认可。而精明的心理学家，只是可以对此做出更精细、更系统、更有趣地分析罢了。而不同的生态和心境，又将酝酿不同的行为方式、思想风格等等，以至于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地步。而这一切，又给居住者带来不同的命运！──世界在他心目中的影象和模式，因此大相径庭；他在世界上的定位也因此发生微妙而不断的变化。任何拥有生活经验的人，都可对上述所言做出自己的注解，难道不是这样吗？

宅地的位置、建筑的样式、水流与朝向、大的背景环境，从此与人的命运结下不解之缘。“风水”也是如此。它对心理动向、行为反应、世界图景的形成等等，影响巨大。不但活人周围的“风水”是这样，死人周围的“风水”亦复如此，特别是在一种崇拜祖先、深信死者境遇将影响活人命运的文化系统中，就更是如此了。

至于更深一层，人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宅地、这样的风水，就是一个更重要、更是休戚相关的问题了。例如，古代帝王对祖坟以及现代独裁者对故居和寝宫修葺盲，也含有宅地意义的巨大风险（和“机遇”）。从“风水”的角度来说，修葺不失为一种破坏，穿凿不失为一种泄漏。所以，极盛的穷奢极欲，实为破败的预兆和伊始。

如果承认“坏的宗教”（例如杀人献祭的宗教）确实存在，那么，它的坏处就绝不仅是一个教义的问题。如果仅是教义不好，还可以通过活人的重新阐释而得达到调整。如果问题出在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家自己身上，出在他们的利欲熏心上，那么，这些“活的教条”比“死的教条”更可怕，他们不把死的信条向好的方向去阐释，反而出于私欲而强化它的消极方面。不难发现，一种信仰体系越是在发挥其坏的作用，它的背后就越是有个落伍而顽固的信仰集团，在充任其后盾。

说到底，坏的关键不在宗教精神，不在信仰的体系，而在那些掌握着宗教权柄的人们，他们杀死了耶稣也杀死了布鲁诺，禁止了彼得和保罗的传道也禁止了哥白尼和伽利略学说。并不是耶稣和使徒保罗的宗教精神，也不是圣奥古斯丁的教父学，甚至不是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在反对科学，而是由那批业已失去信仰，也不再为基督教义殉道的高级教士组成的教会法庭，在维护自己的特权。他们脑满肠肥，罗马教宗如利奥十世身患梅毒，花天酒地，他根本不信基督，是个玩世不恭无神论者和大彻大悟的人文主义者。他曾嘲讽说，耶稣基督的伟大就在于能给教会（其实是教宗本人）带来如此巨大的财富！他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即宗教的组织破坏了宗教的精神，信仰的集团摧毁了信仰的真谛。

综合上述几个问题看，在很多场合下，人们受到了语言的愚弄。语言发明出来，既促进了人类的互相交往，又在某些关键时刻制造了混乱。这种情况给我们什么教益呢？

最大的教益是：宗教的绝对主义往往有害。“真理走过一步，就是谬误。”

当然，我们也记住：激发英雄主义和献身热情的，是具有崇高风格和巨大能量的那些精神范畴，却是属于绝对主义领域的。而相对主义的观点，虽然透彻却很难激起类似的精神力量。

独断的自信，比对审慎的怀疑，更能调动生命的内力。尽管我们知道，在科学的发现中，搁置判断甚至怀疑主义都是很有必要的。但当人面临深不可测的选择时，审慎的怀疑主义却成为有害的举棋不定了。

（09）

有人认为“大乘佛教中《法华经》上所指出的佛的目标也是使所有的人跟佛本身一样达到悟性”，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更清楚表明了“自我中心欲望的空前膨胀和肆意表演”。这里明显有“一种意志的存在”。这意志包含着某种强制倾向，甚至是“精神奴役的要素”在内，完全违背“涅槃”的教义，竟然迫使所有的人“跟佛本身一样”，这便是精神独裁的思想内核：以所谓“达到悟性”的说辞，来掩饰“迫使所有的人跟佛本身一样”，而不论人们是否具有佛那样的天性和资质，就标出这样一个唬人的投标数额！这样就可以使人问心无愧地接受精神上的宰割？

在精神生活中正如在肉体生活中，不仅“所有的人跟佛本身绝不一样”，而且所有的人彼此之间也无法一样。抹煞生命的这些差异（天性上的不一致），而要求所有的人一样甚至“跟佛本身一样”，这简直近乎“恐怖主义”！ 

除了精神奴役，上述要求还包含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即如果所有的人都可能跟佛一样的话，那么还需要佛干什么？如果人性具有无限良善化的潜力，那么有无“佛的超度”、“佛的开启”也就无关宏旨了，如此一来，佛，与普通的教师还有什么区别？于是，人人得而佛之！只要有那么一点点世俗生活的示范作用，就可以。成为“神汉”、“神棍”、“宗教作家”、“职业传道人”了。在可塑性的鼓动下，所有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发育成佛，或出于本能而努力进入佛界。可惜事实正好相反，结果所有的人在天性上和遗传上跟佛并不一样，强求他们“跟佛一样”才会造成真正违背自然的不幸后果，而不能达到理想的终极期待。当然，这种毛病并不限于佛教，事实上，任何一种高深的理论，都无法消弭自身的这类困境，这是由人性中的“完美主义”造成的恶果。

按照这类可怕的理论，菩萨被描写成了一个独断专行的救世主，他不顾别人的意愿而强行实现其超度的意志，这种以意志为务而不是以消除意志为务的“菩萨”，其实造就独裁僭主，尤其许多出身卑微的大救星，极力培养自己的“弥勒佛”（即未来佛）性格。而我们知道，这种性格在中国的帝国时代曾经触发了多次流氓革命领导的“农民战争”。在“弥勒佛精神”驱动下，社会冲突白热化了，造成大量的流血。为什么中国人人容易接受马列主义？因为马列主义就很接近弥勒佛宣传，很接近大乘教所宣扬的“解放之路”，无独有偶，比中国好不了多少的拉丁美洲也流行所谓“解放神学”，直接把马列主义主义用基督教神学包装起来，还有那位参与政治暗杀、写下《狱中书简》的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也是解放神学的先驱。仔细体察一下，这种富于讽刺意味的“结局”（杀人的佛，不为基督死而的牧师），是宗教的世俗解放论很容易导致的。热情越高，结局越惨，因为它抹煞了人性的不齐，“向着解放的道路迅跑”，跌入奴役到死的陷阱。 

（10）

所谓“摆脱不了‘小我’拘束的人就失去了逐步树立起‘大我’的过程，有的人就失去了可行的道路”，正是独断论的宣言。事实上，这个“可行的道路”已经成为“树立大我的斗争之路”，是强制他人摆脱小我的死亡陷阱。这种陷阱虽然具有哲学的掩饰，但其在社会功能上比军阀统治更加严酷，因为，它是握有笔杆子的军阀，是握有枪杆子的弥勒佛。古代暴君不过“钳民之口”，现代僭主则要“消灭人的活思想”。例如“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宣布，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挖掘人的活思想，然后消灭之。 

在实际的生命过程中，大自然给每个人打开的道路是不同的，正如人的面目与性格千差万别一样。为什么要在这种天然不同的丰富性之间强行一致呢？强行一致只是出于“控制他人”的需要，只是当一个社会面临解体时，所特别需要的一种“肉体黏合剂”，而根本不是精神世界的法则，而是动物世界的法则。 分清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假定说，仅仅因为一种精神比较高级，而把持了这种精神的社会势力就具有强求统一的特权，那么，这是文明的不幸，是癌症晚期现象。独裁精神的统治其最严重的后果，是使这种精神本身堕落，堕落到人性的水平线以下──在其“普照”之前，率先沦为巴结世俗秩序的弄臣。这样的例子很多，各种一度强大的精神运动，在逐步社会化的过程中，都以各自的步态，走完了自己的堕落之路。

后果很清楚，“在宇宙背后并包含整个宇宙的那种法与大我”，由于它过于自信和急于强制的态度，必将成为一条精神绞索，这是一具近似汉代官学和天地崇拜的精神枷锁，它扮演着从反抗者到压迫者的连锁角色。反抗的成功使它不可抑制地想去压迫，而压迫过程则使他自己的精华逐一毁灭。原先的解放军，现在变成了相反的东西。

道教确实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宗教”，而是“注重科学技术手段的人本主义宗教”，它受佛教影响也不赞同杀生，也反对违背自然地破坏环境，与“共产主义运动”等企图“改造世界”的信仰明显不同，可以免除科学主义的若干弊端，如忽视人性、忽视人的感觉世界等等。道教精神，因而不难转化为某种“以人为本位的宗教—科学精神”。

（11）

“孝道”成为宗教，老年人的保守性主宰了社会，青年人受到忽视，长辈对晚辈的“关怀”和“教育”，是企图让晚辈活出一个长辈的样子来，甚至是完全长辈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情。这样，长辈的垂死生命无形中遥接未来了。“灵魂”和“死后的生命”如何？谁也不知道，但是“自己子孙后代的存在”却是谁都知道的。因此，根据孝道的宗教精神，与其把时间精力花在死后前途的探究和灵魂的提升上，还不如花在栽培种族上，在后代的身上猛下功夫。这就是所谓“慈”与“孝”的一体关联（“父慈，子孝”）的儒教。

可悲的是，当人们把应该用来提升自己的精力完全倾注在后代身上的同时，反而造成“揠苗助长”，无形中扭曲了后代的发展。被监护人的地位，仿佛安全，其实并不自由。被“慈孝关系”互相羁绊住的人们所组构的社会及其创造出来文化，也就过于保守并因此而逐渐停滞。在家长制的定规下，个体的发展受到慈孝网络的抑制，社会的活力消解于无形。个人的灵魂得救，替换为家族的血缘关系。不考虑死后前途问题的人生态度，竟然与社会的化石过程发生了内在联系。

“孝道”宗教的奇特逻辑使我们认识到，在人类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中，有一些当时看来无害甚而有益的因素，经过曲折的变化，竟能转化为致命的毒素。

而对死后前途的考虑，从现实意义上说虽是甚少功利价值，但却能刺激人的精神向另一领域超升，激发热烈的探索精神，促成新事物。

（12）

宗教的理性这一面，号称“宇宙大法”，其实并非客观独立的自有永有者。因为自有永有者不可能被人类表述，且其启示也不是人所克制可知。任何这种意义上的宗教之理，虽然自命“宇宙之法”，但如果脱离了教主的人格及其创立的神格，就会变成一具僵尸，在粉饰的坟墓里“关河空锁祖龙居”。

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这样嘲笑并有效预言了毛泽东的晚年。林彪很清楚，在“毛教”（毛泽东思想）发迹的历史上，农民式的个人崇拜是特别有效的催化剂。所以林彪为了保住自己，就大力倡导这种土财主式的胡闹，什么“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完全是《尚书》的“百兽率舞”和《礼记》的“向父母请安”加上民间信仰的“灶王爷崇拜”的混合物。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救星人格”所包含的情感的一面，那些理论和“规律”所代表的理性一面，则将被人厌弃，支离破碎，湮灭无闻。理性的一面，只是宗教用来推行社会化的工具。“民间毛泽东崇拜”的秘密，是把毛泽东画得越来越像是观音菩萨的模样，结果毛泽东越来越不像是个男的。而在生活里，我们知道，他的雄性激素是分泌得相当旺盛的。

其实，正如民间毛泽东崇拜所显示的，要打动人民的感情并不难，因为世界上偶像多得是，女的观音不流行了，就换上半男不女的毛泽东，扮男不女的毛泽东不流行了，还可以再换上女的妈祖。据公元前九世纪巴比伦官方所作的一次统计，神的总数高达六万五千以上。每一个市镇再小，都有一位自己的保护神，家有家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人的思想所及者，都有神明可供崇拜。美洲的玛雅人更有创造力，据现代考古学家统计，玛雅人共计有神十万！

（13）

打动人民的感情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难的是在新文明道路上切切实实打动人们的感情，把感情与文明形成合力，促成民族的文化心理气候实现建设性的转变。事实已经证明，这既不是马列主义理论思维可以做到的，也不是毛泽东的笑面佛像能够催化的。那是要仰仗某种创造性的而非杀戮性的人格，以此为核心，再加上合理思维的运用与说明，才能促成新信仰的流行。至于这种信仰本身，我并不知道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仅仅知道它或是“有效的”、或是如耶稣所批评的那样是“失了味的盐”……

在上述意义，我们说，宗教不仅是一个起点，而且是个终点：人们把对于世界的“最后评价”放在宗教里（而不是“宗教在那里独力创造了人的命运”）。

就人而言，他的主体性是通过理性和感情的交错而体现出来的。一个丧失了理性自主且又丧失了感情自主的人，还能不能被叫做“人”，我想可能不。要求一个人的肺不呼吸而让他“更本质的生命本身”去呼吸，让一个人的心脏不跳动而让他“更本质的生命本身”去供血， 将是荒唐的要求。理智和感情，是代表生命整体去进行决策的，因为它是生命的决策机构。

这也许和佛教泛神论的生命哲学相合，但和常识尤其是和人的存在却相去甚远，因而处于无对之境。无对之境，如何纳入语言范畴？

不少对他人提出过高要求的教义如毛泽东的“斗私批修”，其实是发自强烈的反社会、反人类性格，它简直是一种“植物宗教”，要求他人消除一切动物特征，当然教义的炮制者自己并不包括在内，这恐怕是最深刻意义的玩世不恭。无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释义还是应该有所约束，否则，“为人民服务”岂不等于“为独裁者的个人私欲服务”的代词？放任领袖个人纵欲无度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意义上当然要比法权框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更加接近原始社会而不是远离原始社会，如何推进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呢。结果只是造就了现代化工业废墟。

所谓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上的自杀，而且也是刚刚入主中国不久的苏联工业体系的自杀，所以毛泽东一死，中共自己内部就发生军事政变，中共自己的《人民日报》就指控他的嫡系党羽“四人帮”发动文革，使中国“倒退回新石器时代”。

（14）

“宇宙存在”事实上是由两个单元构成的：现实世界和意识世界。在社会中活动的意识，因与现实世界有密切关系，而成为一种“公共精神”。社会活动使得附属于它的意识活动，特别依赖于物质化了的形式。例如，谈话是通过声波的振动实现的，读书是通过油墨纸张等可感的存在去实现的，听音乐、看图画、举行宗教仪式等社会性的意识活动与文化活动，无一不是借用物质为传播媒介而实现的。

对于人的心智，要有效交流就需要借助物质力量，就需要可靠的技术手段，以获得可靠的信息，而信息，则不得不以符号体系为导体。但在人的意识世界内部（即在宇宙存在的非现实世界的另一半中），却存有某种不依赖可感性而传播的自由，亦即可以脱离符号而存在的自由。有许多意识，是无法用符号体现并传播的，因此，它只能秘藏在个人的心中，与他俱生俱灭。这种东西超越了符号因此也超越了时代，从而成为“永恒的”，与人本身同样古老也同样年轻。

人的头脑是电脑很难模仿的，其最大难点之一就是，人脑可以受到“神秘启示”，而电脑却望尘莫及。所谓神秘启示是指：接受的讯号是甲，发生的感应却是丁。这就是启示。神秘启示正是运用肉眼不见的形象，去启示只有心眼才能想象的来世。

有宗教的启示录，这并不奇怪。奇怪甲是，还有“科学的启示录”。例如，人们从科学的系统中发现了艺术之美、性灵之真，甚至在无情的科学中找到道义的热忱！一切“绝对”都是人创造的，因此，任何绝对也可以被人所软化，就像童话里的“冰姑娘”一样，终究受到阳光的软化。

换一个角度看，一个事物的“精神价值”，是与这一事物“未被认识的程度”，密切相关的。在各种以往的宗教与哲学中，无不给予过生命尤其人的生命以颇高的评价。但那是出自古老的神秘感，出自对生命诞生的不解和幻想。可是在现代科技活动中，人们不但解释了生命的形成，且能透过实验方法做出来给你看，如试管婴儿的诞生，不就和牛马的配种完全一样吗？甚至更不自然，更可以操纵。你说，面对如此具体可见、可以重复制造的生命，还有什么神秘感可言呢！还有什么和“东西”不一样的地方呢！

在这种背景下，人的神秘感只能寄托到另外一些不可见的因而是超越生命的观念上去。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实存的生命的意思。相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在现代当然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要恢复对生命这尊古老偶像的原始崇拜哪怕再多给它几顶文明的桂冠，恐怕已经绝了路。即便求助于类似柏格森所谓“生命之流”式的玄虚狂想，恐怕也是枉然。因为生命的神话被生命的科学取代了（而不是杀死了）。已经破灭了的神秘的大生命，却没有途径下凡来，超渡身处异化绝境的具体生命。

当然，仅仅贩卖外来文化的成果并以此自我炫耀，那就会变成令人讨厌的卑贱。唐代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有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但他毕生辛劳所得的成果却很有限，因创造性不多。他主要是从事翻译佛经、介绍印度文化的工作。说来可笑，后人似乎更加记得他口述的《大唐西域记》而忽略了他呕心沥血之作。和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同时代的禅宗六祖惠能。惠能本人是个文盲，别说是印度的梵文，连中国的汉字也不认识。但是通过传播自己的理论，他影响了中国佛教思想好几百年的发展，他的南派禅宗，对以后宋元明清各朝文化的各个领域，均有渗透。一个文盲，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可谓大矣！其历史价值岂不远在玄奘以上？

如果说玄奘还是一个比较严格意义的狭义知识分子，那么惠能就显然具备广义知识分子的特点了。惠能与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遥相呼应，显然是中国本土精神的脉动。如果说唐宋的“古文运动”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那么“禅宗运动”就类似欧洲的宗教改革，虽然中国的这两个运动比欧洲的要缺乏戏剧性，因而容易受到忽略。但我们毕竟注意到，在禅宗的历史发展中，本土化与自生性的特点是其特征，所以禅宗的意义在于从西域佛教的形式下解放了中国精神，正如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从罗马宗教的文明形式下解放了日耳曼的野蛮精神。所以，禅宗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佛学的整个趋向，而且扭转了中国文化的命运，至少是集中体现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戏剧性变化，虽然其戏剧性不及欧洲的第二代文明（“西方文明”）那样强烈，但毕竟对唐朝以后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包括宋明理学的发展、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此看来，文化的贩卖和文化创造确实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事业。它分别造就了买办知识分子和自主的知识分子。对于大多数的文化消费者来说，在外来文化的冲击波之后，远方舶来之物毕竟不如本地的产品那么自然适应本地人的口味；其次，还牵涉到民族感情的温馨记忆。

经济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常常论证关税壁垒的必要性，事实上，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生长过程中，也有一种深刻的保护主义在起作用，它要求恢复民族文化，要求对外来文化的传播进行适当限制，甚至要求建立“精神文化的关税同盟”，像三代（夏商周）先秦中国的天子崇拜，古代希腊的奥林匹克祭典，雅利安印度的吠陀文化，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人的麦加朝圣（陨石崇拜）等等，但凡本土能生产的，就决不依赖进口。而凡是进口了的，也需要逐步经受本土风格的同化。

这就是民族精神的奥秘。所以在中国，当儒学充分吸取了佛学尤其是中国化的禅宗的思想精华之后，就要开始排斥佛学以便确立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

（15）

科学绝对主义的危险，一点不比科学社会主义来得低，在把评价投向外在对象的同时，它自欺欺人地把这种主观的光感予以客观化，然后再把这种客观化了的光感予以神化，变成一个绝对尺度。其实这种尺度你搜遍全宇宙都不会找到的，因为它只存在于现代人的“科学思想”中！

绝对主义在各种宗教和哲学中，都有其普遍的体现。例如，诗歌描述并咏叹了时间的流逝，宗教则创造把赞美了时间的凝滞，尽管宗教中也有诗歌，诗歌中也有宗教。

尤其是绝对主义的宗教，无论它是有神论的如亚伯拉罕系的犹太教、伊斯兰教，还是无神论的如佛教和马列主义，应该说，它们作为人生在世的一个精神武器，是颇为锋利的，但锋利的东西，却不等于真诚的东西。绝对观念可以像浅航道上的浮标，向人们指出沙滩和暗礁，依靠它的帮助，人们获得了时间的凝滞所创造的那种信心乃至勇气，获得了某种自以为是的真理，这是与敏锐地感觉出时间的流逝、从而明白人生真实处境的诗歌一样的相对主义思想，完全不同的。但凝滞偏执的绝对观念，也是终究要人们为之付出高昂代价的：它禁止人们的重新选择，它会阻挡更新鲜的活泉涌到人们面前，它甚至保守那些业已失其效用而亟待更新的观念或是器物，因为绝对观念最担心的，就是更新的事物取代了自己。由于这种害怕被淘汰的末日感，它不惜抵制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代谢。

（16）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两次世界大战”，合称“新三十年战争”（前一次三十年战争发生在（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之间）。这次战争类似于古希腊史上分裂了希腊文明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同样是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不仅毁灭了众多的物质财富，而且撕裂了西方精神本身。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短暂的休战期间发出的“西方文明已经没落”的惊叹，就使得那个时代所有的心灵，都受到了震撼。这次较之地震和火山爆发更为剧烈的社会震撼，动摇了许多根基式的信念。对西方文明可以不断生长的能力，开始了怀疑。

正如历史上周而复始的情况一样，有病的文明肌体困于自己的危机，开始向外寻求出路，出路不仅是物理上的，还采取了精神上寻求药方的索取形式。这样，西方的实证主义开始向东方的神秘主义接近。这种对话带有历史性的含义。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对话”的明显结果。因为它仍在持续，它的建设性还未显露出来。但其破坏性，却引人注目了。

这种破坏性，表现为“从实证主义向直觉主义的转折”，甚至在科学实证论与宗教直觉论的矛盾中徘徊，而无法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这种夹缝中的心理处境，使得“多元论”和相对主义风行。多元论来源于多神教，它的流行对于一贯奉行一神教的西方社会来说简直是不祥之兆。

（17）

在一神论的传统西方社会，宗教与科学的对立或是“分庭抗礼”由来久矣，不像在多神教的中国，科学和宗教经常混合在一起，形成所谓伪科学。

宗教作为直觉的产物表现为信仰，科学作为理性的产物表现为实证。区别尽管如此，由于它们同生于人们的心里，自古以来又彼此渗透。即使在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统治时代，科学作为神学的婢女而存在，神学的论证还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理性与实证的方法。

从基督教发展的历程看，耶稣和保罗是两个重要人物，耶稣开辟了上帝的新约，而保罗则把这新的信仰推上了国际舞台，从《圣经》记载看，这两位都是直觉强于理性的。在基督教后来的发展中，奥勒留·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年）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St.1224─1274年）是两个重要的思想代表，但他们的信仰内涵已被理性和实证的方法遮盖起来，甚至是用理性和实证的方法开路，去说明信仰与直觉。在东方世界的佛教发展史上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假象，即宗教的直觉与信仰，被装裹在大量的理性与实证的推导程序中，其程度较之基督教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佛教的创始人那里，哲学倾向从一开始就比宗教倾向更为明显。原始佛教的信仰，很大程度上依靠哲学的悟性来支持。佛学大师的信仰，依赖理性证明的程度是根深蒂固的，今人已经不再接受佛教的信仰，但依然对其派生出来的论证方法之睿智发出惊叹。佛学大师对人类精神现象所作的心理分析的精致性和深刻性，甚至远远超出西方迄今为止的心理学，尤其是就哲学意义而非实证科学的意义而言。在很大程度上，现代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过程就是“脱基入佛”，即脱离基督教而进入佛教，这个过程是从十九世纪初开始的。

（18）

宇宙和幸福一样，都是无法通过“定量和定性的方法”予以测量的。对一个穷人来说，很少的一点财富和收获就能构成“幸福”，而对一个富人，比那穷人的财富大上几千万、几十亿倍的财产，也无法保证他的幸福。这无非因为，可以定量定性地予以测量的东西，对人来说永远只是外在的而且是较小的因素。宇宙的不可测与幸福不同的是，宇宙这个外因太大了，是相对脱离人的知觉和经验的。

可以定性定量的东西，被认为是“具有严密性”的东西。其实，这种严密性是人自己创造并贴加上去，而非事物固有的。“严密”和“精密”，都是从人体生发出来的，然后再化为外在的尺度，人们通过这一转化所造成“理性范畴”对万物和他人做出了理解，并通过“理解”而实现了认知的把握甚至具体的占有。在这条漫长曲折的“理解之路”上，各不相同的“内在体验”在“齐一化的规范”下，被阉割甚至腌制了。万物和人被“理”所分“解”，这就是“理解”，这就是通过支解而实现系统化的戏剧动作。

这是科学方法特别不同于宗教体验的一点。但宗教也并不完全排除“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只是说宗教的定性定量，要以个体的内在尺度及其体验作为基础。在科学意义上，“每个人其实都怀有一个不同的宗教，但所有的人都只能握有同一个科学。”

科学社会主义者们要求，把科学知识即人从自然界获得的知识，一视同仁地不分青红皂白地贯彻到社会与人生中去，以完成其预谋的社会实验。而人本主义却基于自己的良心和文化的传统等伦理方程，极力反对这样的处置，结果他们被视为“反革命”、“右派”。

但事实上，现代科学知识所拼成的新世界模型，是导向一种广义的不可知论的文化态度的，而不是导向马克思主义的确定论和宿命论的。同时，科学势力的膨胀所造成的传统宗教及其伦理道德的破裂，并没有导致科学的统治，而是促成一种比传统宗教远为有害的迷信──个人崇拜的兴起，个人崇拜企图填补心灵的空洞，竭力在废墟上确立一个避难所。个人崇拜是一个可以面对但却立即受到奴役或迫害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疾病想要解决“不可知”和“要确立”之间的矛盾，强烈体现出现代人的无能为力和病急乱投医，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精神写照”。

科学的普及和宗教的破碎，使科学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人们越来越相信“生命只有这一次，其它都是虚无”的结论。尽管在“生命只有一次”后面加上了一句“我们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但子孙后代后面又是什么呢？还是虚无！ 

好的选择可以保证人们“死后的永久幸福”，但“科学的发现”无情地解构了这种幸福。因此，现代科学在实际上瓦解的，是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道德状态！这种局势是灾难性的。

科学意义的物质就是文化意义的荒芜。凡此前景，对自我感觉强烈的人格，是贫弱的，缺乏吸引为的。这样的前景，迫使人们脱离虚无的自我，而投入他个生命的崇拜深渊，好像这些伟大的领袖和明星没有厕所的器官。

古代宗教的许诺，却不是如此干巴巴的，它开出的是一张空白的支票，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而得到终极的奖赏，从而获得了能力，可以填写自己永恒的生命。

（19）

每个时代，都有与思潮唱反调的人，为精神的世界注入活力。其中佼佼者，可成未来神明之容的候选者，即精神领域的“选帝侯”。庄子的大兼并时代对当今的全球化世界，具有启示性。这两个时代，同为“百家之学”盛行的时代，尽管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当前的这个文明世界。

不论是精神选帝侯还是社会选帝侯，以及未来人类对他们的热烈欢迎，对于当代世界的流行性见解无疑是过于陌生了，所以当今人类要成功地渡向未来，必须进行精神的变革。

而要解决什么是正确的宗教这一问题，最好先弄清什么是“正确的”。我认为，“正确的”这个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

第一是指“真实的”，如人的思想和行为符合外界的情况，当人们认为“某某结论是正确的”，这意思即指此结论“合乎客观情况”，因而是真实的。

第二是指“有用的”，当人们说“某种决策或行动是正确的”，显然并不是指它具有对外界情况的确切反映，而是指决策和行动的有效性而言。

浮光掠影地看，一项充满了有效性的决策或行为，必定基于对外在环境的近乎真实的了解。因此，“有效的”和“真实的”似乎具有联系。但我们在此指出二者的不同，比如说，某项决策或行动从短期看是有效的，从长期看却是灾难性的，缘此，你能说它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呢？

从正确的第二层含义即有效性而言，它是正确的；但从第一层含义即真实性来看，它显然未必是正确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区分“正确的”两种含义。

如果承认“正确的”双重含义，那么就可据此说明：正确的宗教只能是就其有效性而言，而不能就其真实性而言。所谓“不言自明的真理”只能是第二层含义上的正确即指有效性而言；而不是第一层含义上的正确即指真实性而言。各种宗教和信仰所描绘的一切，尽管它们在信徒的“宇宙洞天”即世界观中被等同于真实的存在，但实际上它们还是主观的表象。这种表象，出于现象而飞越现象，力图把握“生活的本质”。但归根结底它们只是闪耀于心灵而且是某个心灵中的思想之光，它诚然驱逐了真实的黑暗，但它本身却并不因此成为“客观的真实的”。

如果我们竟然认为某种宗教或信仰体系所提供给心灵的图像世界是“真实的”，那么就把灵性世界混同于物性世界了。那样如何在不同体系之间排纷解难呢？它们都执著地认定别的宗派皆不真实，而唯独我宗我派才掌握永恒的真理！

其实呢，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各种信仰虽然堪称一时之盛，但无非轮流坐庄而已，还没有在各种宗教信仰之间出现过一位公认为至高的仲裁者。……即使同出“亚伯拉罕系”的宗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由于它们对上帝的定义区别很大（例如有无“三位一体”），而获得的启示也很不相同，所以它们所崇拜的实际上是“不同的上帝”。

（20）

谁能从认识论的角度断定哪种宗教及其信仰是“真实的”呢？谁能用人来证明神呢？但是，对于这些宗教或那些信仰的信徒来说，这些宗教和那些信仰却是行之“有效的”。它们不仅可以左右人们的生活，还足以塑造人们的心灵。它们承担的精神任务，确是出色地有效地完成了。

如果说一个东西、一种思想是真实的，那就意味着它和宇宙的本真、本相极为一致，因此它是相对稳定甚至永恒不变的，不需要变化的。但与此相反，“有效的东西”却需要变化，且是不断地变化，不仅因为它追踪变幻无定的自然现象，还因为人们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样式也在不断变化中，意识、情感随之迁异。在这万古不息的流变中，要使一个东西保持有效，就得使它跟上变化的节律，这正像朱熹的《周易序》所说：“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人如不能随着宇宙现象节律而变化自己，那么行动的有效性就会失去，生命就会陷入僵滞之境。在这种意义上，“易理”显然是“有效的工具”，而不是“真实的观照”。

从工具性的角度看，“正确的宗教”和“错误的宗教”，具有强烈的时间性，也就是说，那正确的宗教就是一种选帝侯的宗教。一神教和多神教，在不同的时节发挥作用。各种评价和应用本身并不固定，随着不同的社会压力及其要求，来到人们面前。这时，划分为“正确”与“错误”的评价，其实不过是人们对“利、害”二字的翻译罢了。

例如，有的多神教徒甚至认为，现代科技文明和产业革命，把地球环境开发得过分了，其证据是人与环境之间出现了某些严重的失调，再加上各种社会力量和国家集团竞相开发自然资源的结果，使自然资源遭到了掠夺性的利用，这就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和资源危机、生态失去平衡等恶果。当人们在惊俱之余探求其根源的时候，发现了一神教的“罪恶”。

其实，这种事后聪明实在要不得。我们知道，西方科学技术是在文艺复兴和地理发现以后伴随着宗教改革和反教主义一起发展起来的。一神教其实也是受害者，而不是施害者。而而是世纪的重大罪恶，包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其实和多神教与印度文化息息相关的。当然，起内在条件还是现代文明由于自身的缘故，走到了险象丛生的境地。现代科学的绝对主义，关一神教何事？只是基于文明的这种逆转，人们对事物的评价也逆转了。一神教与多神教的位置和价值对比也要逆转了过来。原来极富开拓精神的一神教，现在被评价为“错误的”，而原本更保守的多神教，现在却被评价为“正确的”，且被冠以“更善于和自然相协调”的美名。

这样一来，“正确的宗教”并不是一个新的起点，而不过是一个古老的终点罢了。说到底，多神教并不是人类出于先见之明而采取的一个高明策略！那只不过是发自无可奈何的避难需要而采取的低姿态，一个心理上的俯首称臣罢了。例如，古代多神教，或叫做自然力崇拜，原不是什么明智的自我克制，相反是畏惧的产儿。远古人类不了解自然，故用神话的态度对待自然，这样形成了有助于维护自然环境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这种态度与当时人类的技术能力是吻合的。而当人的技术能力突破了“与自然相协调”的俯首称臣的水平，那么随之而来的则是宗教观上的革命。就此而言，真正对现代文明构成影响的，并不是古代的一神教，而是实验科学。一神教并没有引发古典世界的产业革命！因此马克思韦伯不得不找来“新教”充当垫背。其实，新教的诸多特点早在中世纪本尼狄克特教团的“祈祷与劳动”的规程里，就具备了！

（21）

一味强调宗教的精神对于历史的指导作用，可能是基于误解。例如，真正以“法”为根本的宗教运动，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会出现。说穿了，“以法为根本”，最多是一种宗教的哲学或教义，即类似于托马斯·阿奎那式的神学系统，而不可能是社会实践或公众信仰中的宗教。以抽象的“法”作为广大群众的精神纽带，是过于理想化了。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辩护理由之一：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中国造成的恶果，并非主义的错误，而是愚民的滥用所致。再好的理论，也不能超渡那衰颓的文明于残垣断壁之中。事实上，在共产主义降临恶俄国、中国之前，这两个国家已经被外敌入侵给摧毁殆尽了，所以绝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对绝望了的人民产生了一点吸引力。宗教所需者，是在变态环境下的变态人格，说的好听一点叫“超常人格”，这种人格被神化以后，就能打动千百万绝望的公众。所以列宁的模仿者希特勒虽然用“种族斗争”替换了“阶级斗争”来吸引德国的公众（一种抵抗了蒙古统治因而不同于俄、中两国的人群），但在企图发动“世界革命”以拯救本国社会的意义上，完全一致。也正因为如此，列宁不可能兑现他有关废除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许诺，他不仅继续霸占沙俄从中国掠夺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他的政权秉承沙俄的遗志继续渗透、掠夺和并吞中国，以致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最后都不得不和他们翻脸，并揭露这群贪婪的列宁主义者是“新沙皇。

毕竟，社会运动、国家实体所诉诸的，不是智者的理性，而是大众的感情。基于虚无主义而取消了神格的宗教（如早期佛教、马克思主义）将因失其超凡力量，而失去黏附群众的能力，所以无神论的宗教一旦掌权，就必定与群众妥协，开始造神运动。

这在佛教社会就是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的转化，在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个人崇拜的崛起。而一旦强人死亡导致个人崇拜破灭，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因为失去黏附力而逐渐解体。

从另一侧面去看宗教，即使在最为非理性的、最讲求神格价值的宗教中，如果要想加强自己对于智者的说服力，而不是仅仅对于群众的黏附力，它也需要诉诸类似佛学、教父学、经院哲学、马克思主义体系等类的理论范畴。比如像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虽然不同于大乘佛教以“法”为根本的体系，但他所论证的一些基本问题，却具有普遍的秩序意义，而不仅只是满足了人类的情感。这种普遍秩序、宇宙之法，其实是人的逻辑能力（IQ）的投射。正如“神格或超凡魅力者”其实是人的情感能力（EQ）的投射。如果把“神格”的宗教和“法”的宗教对立起来，等于是把“神格”和“法”看作是互不相容的两个核心，是缺乏洞察力的表现。

实际上，在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系统中，无论是小乘佛教和在野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还是大乘佛教和掌权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崇拜，都包含着神秘位格和宇宙大法这两个部分，前者用以震撼人心，后者用以说明这种震撼。甚至在希腊城邦宗教的神话系统中，也有宇宙大法的存在。那就是被称为“命运女神”的神圣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命运女神的权柄不仅支配了人，也支配了诸神。在北欧神话中，命运甚至带来了“众神的末日”，毁掉了神界及其秩序的“命运”，正是至高无上的“宇宙大法”。因此所谓“以法为根本的宗教”，即以普遍秩序为号召的宗教，并不只是大乘佛教一家。作为论据被使用的“法”相当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客观规律”，是各种宗教信仰都在交替通用的一支教鞭，更确切地说，像是乐队的指挥棒，为了谱曲者、演奏者的需要，而随意舞动。

这说明宗教信仰也和乐曲演奏一样，是“系统决定一切”的，而不是什么客观规律的。这也说明任何一种文化系统，大凡只要是可以独立运转的，必定具有理性和非理性这两重因素，它既要打动人们的感情，又得说服人们的理智。宗教和乐曲都不例外。宗教当然不像缺乏宗教体验的马克思主义外行所迷信的那样，仅仅是一种“鸦片”狂迷的一时冲动，当然也并非像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所断言的，马克思主义的夺权成就仅仅是武力胁迫和骗术蒙蔽的结果。实际上，宗教也罢，迷信也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罢，其兴起和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旧有的、干瘪了的理性范畴，已经丧失了社会效用，所以需要新兴宗教的狂热性作为替用品。因为这种多少带有“邪教”性质的起源，任何新兴宗教都必然具有“极端神秘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自命正教的传统宗教才有理由攻击新兴宗教为“邪教”。新兴宗教的说理成份，是后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附加上去的，以构成宗教的理论系统或叫做“宗教的理性一面”，以便吸引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这不仅在原始基督教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广泛吸收上可以看出，也可以在佛教对婆罗门教的吸收中见得，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日益趋附下找到证明。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每一个宗教的神在其信徒的整个历史中（而不是在其信徒的一时信念里），都是有一定寿命的，神会“死去”，正如亡灵的影响力很少超过百年。《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离娄下》）

我们可以把此“泽”理解成亡灵的影响力。孟子与孔氏及孔丘弟子无缘，不得其亡灵，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孔子学说，号称“私淑”。

（22）

从宗教运动的史例看精神变革，则它和组织机构的关系，说到底也还是走向了上述那两个出路，不能脱俗。即第一全面否定组织机构，或者第二把一种组织机构改变成另种组织机构。前者如号召出世，以便建立上帝的城，后者则没有建立起上帝的城，却建立了教会的世俗统治，并且像奥古斯丁提出的诡辩那样说世俗的教会就是上帝的城。结果有的教皇八十多岁，口水直流，歪着脑袋，话都不会说了，还是不肯退休，拼命提拔红衣主教，企图保证自己的江山永不变色，与敌基督的世俗暴君十分相似。

（23）

在亚洲，不论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还是传入中国和中国边缘地带的佛教，此类精神革命，最后也只有两个归宿，要么离开现实社会，要么是通过精神变革把一种组织机构改变成另种组织机构。

既然如此，“唯一有效”的性质体现在哪里呢？也许仅仅体现在信仰者们信仰中？即，面对最恶劣的社会现实而闭眼不看，或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永远坚持党的领导”。或是“背过身去洞察自己内心的永恒神秘”？当然，在这种不依赖外物的体察中，特定的个人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最终解脱，但这种境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企及的，更不是一个社会群体可以据此“治疗弊病”的。

（24）

古代万神殿运动，取材于前此存在的城邦宗教。如在欧洲，是从罗马时代开始的。而文明开发更早的亚洲，早在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时代，就有类似的运动兴起，以配合亚述帝国和后来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等等“世界统治”的社会政治需要。比如我们都知道，亚述人在征服战争中，常常把被征服民族神庙中的主要神像拆下来，运回自己本国去，并不是作为一般的战利品，而是作为一个神圣的偶像，重新供奉起来。他们相信，用这个办法可以获得那个神、那座神像所代表的神圣力量的保护。用现代人的观点看，这种保护在物理意义上虽然纯属子虚乌有，但在心理上确能凝集巨大能量。用这种方式，既可以征服被征服民族的心，又可以增添世界征服者的自信。 

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说，理论和实践具有重大的矛盾。但二者在根本上却是互补统一的。比方说，亚述人在理论上仅仅是为了获得那个神像的神力；但在实践上，他们的这种作法，恰恰获得了对被征服民族的精神统治力。因此从根本上说，这种文化工作，这种万神殿运动，促进并巩固了世界的统一。这种统一，本来仅仅是通过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而体现为社会政治形式上的统一，在经过万神殿运动的最后铸造，就成为浑然一体的“大一统”了。万神殿运动，使各个世界帝国达到了它们渴望已久的文化统一，从此出发，得以开辟一个新的世界文化时代。当然，这后一个结果已超越于万神殿运动的初衷了。 

诚然，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进程，那就是汉武帝和董仲舒之间的天人互动所造就的“天人三策”信仰体系，确实气象宏大。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１，制曰：……

仲舒对曰：……

２，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

仲舒对曰：……

３，于是天子复册之。……

仲舒复对曰：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

（司马迁《史记·董仲舒传》）

这个天人三策，可谓独步古今中外。既不同于阿育王之崇信释迦牟尼（收刀入鞘），不同于彼拉多之对话耶稣（“真理是什么呢”）；也不同于也不同于埃及法老的一神教宗教改革，不同于穆罕默德在麦加的独角戏，不同于罗马主教的传扬福音；更不同于孔子和柏拉图的四处流窜、兜售自己的学说；它是由帝王发问，由大臣作答的，而双方都是“哲学家”……总之这是一位“哲学家帝王”和一位“哲学家大臣”之间的对话，而且是由哲学家帝王首先发问的。

但他们之间所讨论的，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信仰，是用以凝聚整个帝国的新兴宗教。发问有时候比作答更难，这个由问答开始的新宗教，后来写成《春秋繁露》等书，把先秦各国的不同信仰与学说糅合在一起，造成中国的政教合一。而追溯先秦，不同学说确实具有不同的国家背景，如儒家起源于鲁国，墨家起源于宋国，道家起源于楚国，法家起源于晋国，诡辩家和阴阳家起源于齐国……

诚然，在古代万神殿运动的背后和在现代万神殿运动的背后，有着不同的宗教内容：那就是城邦宗教（包括原始宗教、部落宗教、国家宗教）和高级宗教的深刻区别。

认识这一区别，当然是重要的。这种区别不仅来源于各自舞台的大小不同，也宗教的范畴已经从“克敌”变成了“克己”。在克己的高级宗教所形成的文明中，它还突破了宗教领域而扩展到哲学和意识形态的领域，照克己的特点看，伊斯兰教远远比不上佛教和圣经宗教，而和犹太教通属部落宗教的老范围，尽管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通属“一神教”，且范围和深度要超过犹太教。这个公元后产生的“犹太教”不等于公元前产生的“圣经宗教”；其经典是“口传律法”即“犹太教的新约”《塔木德》。

参照以往的历史，未来世界的万神殿运动，将引起一场更广泛更深入的意识形态革命。它将囊括各种“无神之神”、“非神之神”乃至“未识之神”，成为“超神之神”。

在社会功能而不是在宗教范畴上，一般地说，古代和代的万神殿运动的政治性质是相似的。我们知道，不管万神殿运动所采用的材料是城邦宗教还是高级宗教甚至是反宗教的世俗意识形态──无神之神、非神之神乃至“未识之神”──它们彼此的社会功能或文化含义，还是大略接近的：实现精神统一，促成人群认同。这种统一对于一个已在社会政治方面开始形成的人群共同体，可能是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说，正因为古代与现代新旧不同的万神殿运动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材料”，我们观察者才得以更清楚地发现，它们在社会政治上的功能和文化史上的含义，是十分相似的！它们是为了实现精神的统一，而各自就地取材而已。其原理，是为了减少实行方面的阻力，而尽可能地切近于当时当地的思想风俗和信仰传统──以便拓开“精神上的世界秩序”。

这种精神秩序多少是带有强制性的，否则就不是万神殿而是分散的诸神了。如此看来，那种认为“不同宗教与其说要采取形成一体的方式，不如说在采取相互承认的方式”，只是看到了当今“宗教普世运动”的延伸，而没有看到普世运动的逆转──最终走向一个宗教。因为，为适应社会政治方面的统一而要求建立的精神秩序，无论古今中外，所要求的，正是“形成一体的方式”，而不仅仅停留在“互相承认”的宗教宽容阶段。因为后者是前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

（25）

反观宗教宽容，各种信仰体系共存共生的格局，与万神殿运动在气质和趋向上，是并不一致的。例如，我们可以把信仰宽容、共生共存的格局，理解成每个信仰都还不具备吃掉他种信仰的力量，因此被迫采取了低调，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特种范围之内，以达成精神世界的多元性的“势力均衡”。但万神殿运动却不是如此，它的动力不是来自各个传统信仰的衰落格局，而是来自信仰圈以外的某种社会力量或社会圈以外的某种信仰力量──两种力量的巧合，所偶合的新的精神，是万神殿运动的主力。 

在万神殿运动的雷霆万钧之力下，各种本来互相宽容或不相宽容的传统意识形态，都被无形地粉碎，沦为一些仅供取用的原材料，而不再构成取法的对象。万神殿运动和它所取材的那些以前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在大风暴面前已经变得微不足道，而被那动力等量齐观了。结果是万神殿运动消融了一切，同化了一切。

（26）

佛法可以拯救世界？

万神殿运动所追求的，并不是一个智力上的或学术研究上的“纯粹理性”目标，而是一个意志上的或社会需要上的“实践理性”目标──它不是为了满足人的智力上的好奇，而是为了填补人们信仰上的空虚。这信仰，不是个人的、传统的、分散的信仰，而是和社会政治上的统一格局相合拍的精神秩序与信仰规范。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万神殿运动所促成的，就不可能是一些互相承认、互相宽容的信仰并存；而是一个最终凝结一体的精神秩序。为此，它需要一个强固的堡垒，一个坚硬的外壳，这有时比内核更重要。

诚然，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作为部落宗教的延伸，比佛法更为偏狭肤浅，缺少精神的通用性。从信仰的角度看，也比佛法更富于排斥异端的热情，更接近巴斯卡意义上的“赌徒”──这是否可以说明，今天的佛教比耶稣以后产生的犹太教（不同于耶稣以前的圣经宗教）和伊斯兰教（不同于耶稣以前的卡巴宗教），更有活力呢？ 

其实，活力并不表现在排斥异端的热情上。相反，活力是某种能够广泛传播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一个事物的活力是和这个事物的气质密切相关的，而不是由其自我感觉及意志状态所决定的。同样，要评断佛法有无活力，也要看具体的内涵，而不能听其自我宣告。 

例如，现代流行的佛教，其实已经相当驳杂，尤其吸取了基督教的诸多观念和做法，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佛教本来就是相当开放的系统，广泛吸收其他宗教的东西，也并不违反它自己的教义。

（27）

如果对现代的佛教传教活动作一个简单的分析，不难发现它具有两个特点：大众性和实用性。

它的大众性体现为精神上的极端平等主张和泛灵论立场，如它所强调的“终极存在”，是平等地分散于所有具象的存在之中，因此，一切人甚至动物和植物都能同等地接触它，也拥有同时和这终极的存在融为一体的能力。这种价值低廉的大众性并不新鲜，它曾是中国禅宗的一个突出特点。而禅宗的兴盛，其实是借助于佛教的普遍衰落，即，禅宗其实是作为佛教的“晚期现象”留在文化史上的。可是万神殿运动却完全不同，是新文明的早期现象，它富于统一和渗透性扩张的力量，而不仅仅是追求每个人内心的悟性。 

禅宗的精神则近乎分散主义，也就和泛灵论一拍即合，它对人的内心世界，也许“极其可贵”，但作新的社会规范和普遍的精神秩序，过度分散是不能形成统一之力的，而只能作为装饰品出现在统一力量已经瓦解之后的精神废墟上。它强调个人的悟性、平等观念、精神自由的倾向──与万神殿运动追求的世界秩序，正好相反。

宗教的大众性透露出精神衰弱的征兆，经常与实用性的俗气糅到一处，在此混同中寻求出路。孤立地看，实用性倾向与万神殿运动所追求的目标是合拍的，但如把它和个人悟性即强调“人的自主的意志”结合起来，则现出背离了万神殿运动的趋向。强调意志自由是世俗文化的特点，

因为十分显然，人的意志如此的不同，都要自主，又怎么能希望“人们所把握的终极的存在”竟会彼此一致呢！我们又怎能希望彼此之间能够无须经过感性的媒介，就能奇迹般地共同体察出、抽象出感觉世界以外的终极存在呢？

而万神殿运动，是要促成普遍的精神秩序（实际上各种小规模宗教信仰也都不同程度地这样做了），因此它的法则之一，甚至首要法则就是──要求人们克制自己，如董仲舒甚至要求皇帝陛下都要克己。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就是首先要求君王的。君王克己，才能天下归仁，百姓克己，不过一家归仁。所以文革末期林彪提出“克己复礼”，目标直指毛公公，自称无法无天的毛泽东闻讯大怒，把这位“亲密的战友”置之死地。如此看来，作为社会规范的“礼”，而不是精神规范的“理”，和万神殿运动的目标，几乎一致的。事实上就先秦的例子看，“礼”的提出，也是周王克商之后，为了协和万邦而作的。

 

（28）

礼的诞生是这样的：

人们对同一事物的感知、体验，甚至各自的生理知觉状态，是那样的歧异，以致为了“统一人们的精神”，就必须拿出一个可见的媒体，一个感性象征物，以此为基准，去促进人们“为超越自己的某种东西而克己”。这个象征物，当然只是人造的东西，有时甚至是偶像，或是类似偶像的信念。万神殿运动所建造的那个万神殿，恰恰就是这个象征物，它清晰可见，宏伟壮观，而且具有一股崇高肃穆之风，足以慑定人心。正因为它具有堂皇的风格，才可能在自己的周围，凝聚起那些原本陷于分散和歧异状态中的“人类精神”。除此以外的“整体”是不存在的，“人类”不过是精神形式的想象之辞。

高级宗教的综合──新型的万神殿运动，是需要预见的，这场万神殿运动的形式和内涵，关系到未来文明的命运。

（29）

我们这个时代还是强调意志自由的时代，而从宗教宽容到信仰统一，从分散的精神冲动到统一的精神秩序……需要漫长的时间，即使再有预见性的人，也是以现在的眼光去展望未来。这眼光中的许多成份，属于过去的遗产──这自然产生了某种“非纯净状态”，从而妨碍了观察的透彻性。它不幸而把过去、现在、未来混在一起，最终时间的洗炼，剔除其中多余的杂物，而成就易经的玄秘。 

打一个比喻，如在一道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当人们还没有通过这座桥的时候，他们向前展望，看见的是此岸的纷扰、这座桥本身以及他们想要到达的彼岸等等。可是当人们历尽艰辛走过这座独木桥，已把此岸抛在身后，那时人们再度回望，就不再看见此岸，甚至不再看见那沟连鸿沟的独木桥，而只看见彼岸，甚至看见比现在可见的彼岸更遥远的地方──感觉世界的尽头。

当可以看到彼岸更远之地的时刻，那时彼岸的意义何在呢？在人的思想中，彼岸就是彼岸，彼岸似乎是纯一的终极存在，可事实上可能存在“比彼岸更远的地方”。

当人们终于渡过了现代信仰崩溃的鸿沟并着手实现更高的精神综合时，他们就抵达了万神殿的彼岸。人性注定了──抵达景色壮丽的万神殿的人们，还会发现它不如人意。人们站在万神殿上，就会看到更远的地方，那是个只有站在万神殿上才能看见的地方。

万神殿作为高级宗教的结合，是现代的先知先觉之士所追求的东西。有一天，它也会变为陈旧的、应该加以摒弃的东西。历史改变支配人们心理的铁律，“创造生活”是绵延不绝的超级诱惑，文化史上的喜新厌旧，既是人类堕落的原因，也是历史创造的锁钥。

（30）

哲学的困难是人性的体现。

在文化史上，哲学问题最能清楚体现人的“喜新厌旧”的禀性。例如，对于“哲学是什么”或“哲学不是什么”等不断的提问、不断的解答──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每个人的答案都辐射到一定限度，无法通行于世。每个时代都对“哲学是什么”做出自己的尝试，同时几乎每个时代的每一哲学家，也都在“哲学不是什么”的问题上猛下功夫，以扬弃前人的定论。他自己的使命，就是抨击与己不合的哲学观念及其人──评断其人其学为“不懂哲学”或“不是哲学”。哲学纠纷的关键，与其说是人们智力的贫弱，还不如说人们喜新厌旧。追求新奇的冲动，使人们不断推翻以前的定义，拿出自己最新的解释来。就像儿童的沙滩游戏！在沙堆上不断建筑又不断毁坏自己的作品。人们彼此之间，尽管分歧无定但还是十分相像的！

这种人性特点，使得最终的精神统一，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正是在这个关键上，文化史才表现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既济──未济性格。听那“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的涛声，它会使你醉心，同时又使你惊心。

中国历史上，早在唐宋时代的新儒家学说（理学和道学）那里，就通过和佛学的广泛融合，发展了一整套新观念。这为中国社会文化此后近千年的发展定下了基调，这是一个标志，说明随着国际交往的增长，纯粹的本土文化观念只能受到日益增多的“精神污染”，而与世界文化日趋齐一。所以八十年代推行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显然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逆流。

上述看法还可以在日本的事例中得到印证──它先后从中国吸取和引进了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甚至在隋唐以前，倭人们就引进了当时流行在长江流域的道教文化。最近更有日本学者认为，大和文化的原始胚芽，大约是发源于中国的云南省，因为诸多研究成果显示，早期日本和南方中国的交往比和北方中国更为密切，那是通过海路进行的，因此可以在日本的神道教中发现中国道教的许多要素。大规模地引进了道教、佛教和儒家学说，这一日本文化特有的现象，使得日本文化具有了双重性格，甚至是多重性格，使它在民族文化形成之初就面临本土文化与舶来文化之间的斗争与兼并。这一现实，使得日本无法存在纯粹的佛教，这与佛教在中国的命运是相似的，也不存在纯粹的儒学，这一点与儒学在中国的命运就不同了。相反，神道则被目为日本特有的心理文物，这大约与它传入较早、融合较深、渊源已被忘却有关。

倭人比汉人因此更善于做文化的融会贯通工作，他们甚至对佛教本身进行儒学化，说什么“佛界并不存在于离开现实社会的某一地方，而是永远存在于人的每一生命中，永远存在于这个世界中”。──这是充满了现世主义的佛学宣言，只有善于曲解、改装他国文化的倭人想得出来，其显现出来的“入世”倾向与佛教惯有的“出世”倾向截然有别。所以此话决不会出自一个印度人之口，即使儒学祖国的中国人，也不好意思如此信口雌黄。因为佛教并不具有如此强烈的入世精神以致把其老祖的出世情愫弃置一边。只要对佛教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像是日本“创价学会型的佛教”，兼有儒家性格和现代功利主义，和佛教学理相去甚远。就佛教史显示的佛教内核来说，佛界当然只是远离现实的一块净土，且佛界的最高境界也是位于人的生命之外，而无法存于人的“每一生命中”的。佛，是在生活之外，只是在比生命更永恒的存在中。

例如，“世界”这个词是从佛学流入中国以后开始出现在汉语文献中的。这个词的意思是指感觉的空间和时间，是指生命在世俗的界域之内。而佛教的精神，正是与“世界”对立，而要脱离世界，只有脱离世界，最低限度地说是从心理上，才能脱离生命的限制，进入“空”、“无”的永恒。

（31）

混同儒佛，且把近代路德、加尔文等新教实践中的世俗功利性格也用到佛教观念上，是明显的宗教混合主义。这不仅是某人或某组织的特点，而是企图急起直追欧美国家的落后国家荒不择路的一种表现。例如日本，其传统文化是由中国的儒、佛、道等三教哺育的，另外还受到不同区域的中国民间信仰的交叉渗透，者从日本语言具有中国南北方言两个来源的内容，可以看到。而日本的近代文化又受到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强烈感染，进入现代以后，再度受到欧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等诸多风潮的袭击──凡此种种都造成了杂交现象。

在多种文化相遇的地方，文化的混同和杂交是极易发生的，甚至会成为一种占据主流地位的东西。这时，混杂成了一种风格，成了一种类，甚至升堂入室，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实在说来，文化混杂的现象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单一文化已经无法满足该社会在心理方面的需求，它种文化也就十分自然地楔入这心灵的半真空态。 

显然，从单一文化观点来看的“异端成份”，实际上就是文化杂交的历史成果。否则，任其“异端倾向”多么严重，也无法跃出本土文化的樊篱。例如，佛教的“法”无论如何也是不同于法家的“法”的──佛法只能是精神范畴而不是社会范畴，所以，受到中国文明影响的佛法如“大乘佛教的法的精神”，最后变成了中国式的尤其是北中国式的社会秩序，而不再是印度的隐遁者们所倾心的那种个人解脱。值得注意，中国尤其是北中国，正是儒家和法家学说的故乡，在这里，儒家和法家由于本土性质，因此比汉字文化圈内的任何其他地方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地都纯粹得多，根深蒂固得多。察觉了这一点，也就能悟出大乘佛教的“法”的精神和儒学的“礼”的规范之间，具有一种正式婚姻以外的血缘关系。当然，我并不是说佛教的法等于儒学的礼，或是佛教的法的精神等于儒学的礼的精神──不能这样简单的等同。我指的仅是一种倾向：大乘佛教关于法和法的精神等思想，乃是印度佛学和中国儒学之间的碰撞和交融而成的混生物。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所谓“以法为本”而达到涅槃之境的大乘教精神，和以礼为本而达到“仁”之境界的儒学精神，是否近似？尤其是考虑到二者都不以“人格” 或“神格”为核心，只是把自己托付给了一项抽象而普遍的原则。 

尽管佛教化了的“法”的观念比纯粹儒学中的“礼”的思想，含有更多的哲学意韵，也因为印度背景而拥有更细致的思辨性。

这种融会贯通显然是一个革命，“一个被人遗忘了的精神革命”──儒家的礼注入并融汇为佛教的法。在中国文化后来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逆转──大乘数的法，通过北宋诸子的创造性的转化，再度演化为新儒学的“道”与“理”。这条曲折的精神线索，向我们展示了“礼（本土儒学）──法（大乘佛法） ──理（新儒学）”这么一个三段发展的过程。它说明儒家精神的顽强性始终存在于中国，尽管它遭到佛教的数百年冲击，却能再度崛起于中国，并扩展到整个东亚文化圈。正如日耳曼异教精神尽管被罗马宗教压制了一千多年，在十六世纪还是再度崛起，以“宗教改革”的名义向天主教发起反击，并成功地混合为“新教”。

作为中国文化主要象征之一的儒学精神，与佛教之间的上述复杂关系，标志着文化关系的典型模式，尽管像新教的日耳曼异教背景一样，迄今被人忽视。它提示我们，中国文化在近代所遭到的西方冲击，比佛教和西域文明曾经造成的冲击还要大而且复杂，很可能会促进一种新的文化融和──但愿它不至于丧失自我本质。这样，一种新的“理”或许将诞生，这理不再是宋明的“天理”，而可能是“仁”与“礼”的精神，在新的全球背景下的综合。它将是某种超自然主义风格（如基督教）熏陶出来的现世精神（礼制）？这种超自然风格的动力，不仅来源于中国的国家宗教或庙堂文化中的信仰如祭祀天地的仪礼，更主要来源于西方基督教及其科学文化，来源于已经主宰世界数百年之久的航海文明。

（32）

从基督教精神中破壳而出的文明，在历经了几百年的盛世之后，本身是已衰颓了。但是，这并不排除它在与异文明如中国文明接触之后，刺激一种新文明诞生的可能性。我想，对中国文化的振兴来说，重要的是应该接纳“基督”名下的文化冲击力，借用那种带有殉道精神倾向的现代动力──去实现中国自身的历史变革，包括中国社会秩序、文化结构的重建等等，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一味袭用西方的现成真理模式或西方主教主义。毕竟，文化的这一特点在中国本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史上，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示过。

我们已经看到：基督的痛苦形象，是面对生活挑战的象征。他昭示一代新人：要在“无逸” （《尚书》的思想）中寻求生命，而不要在“安乐”中寻求毁灭，这一形象的启示比任何具体的教义，都更有启示力。因为基督的福音是用血写的而不是用墨写的。 

是的，巧妙地运用来自“基督”名下的动力，是很重要的课题。有的人把这种动力称为“科学与民主”，有的人则将之叫做“基督精神”，有的人则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去考察，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动力只能来自列国竞争这一严峻的事实。

撇开这些分歧的说辞，有一点是可以共同接受的──中国必须从现代世界获得这种动力，然后经过转化，使之汇归于中国，使之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性格中展开新一轮规模的运作。

（33）

“本土的中国文化”不同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后者是包容了印度佛教文化的新文化，属于“第一期中国文明”。前者则是东汉以前的文化，属于“第二期中国文明”。现在，我们将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后，再度创建一种新文化类型，以复兴中国，并推动世界历史，那将构成“第三期中国文明”——而这，就得融会贯通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

文化的冲撞及其核心观念的杂交，是文化史上不可避免的剧目。这无法被看作是一件坏事，因为历史将此强加于人，强加于古板的传统主义者。有活力的人们，并不像种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那样去追求种族和文明的纯洁性并热衷于捕风捉影的“寻根活动”。他们也将摆脱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困扰。因为那不过是某种文化形态的自命不凡，企图追求自己文化形态的永久价值。

（34）

追求所谓“文化的纯洁性”，从而把本位文化看作至高无上者，竟不计文化只是人生的工具，只是人们安身立命的一个洞窟而已。为了振兴民族的活力，为了促成文化的汇归而不是“回归”，人们终会看到：活力，远比文化的纯正来得重要。而活力却往往不是来自纯净，只是来自宗教意义的罪恶。至于文化的纯粹感，信仰的圣洁性──本身却是活力的产儿，而非母体。 

以“佛”为象征的印度西域文化已经汇归于中国了，并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基地上树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厦。以“基督”为象征的欧美文化也在汇归于中国，也正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酝酿新一轮中国文化。

基督与佛，汇归于中国──这并不意味着削弱中国的活力，相反，只不过是使中国更富于文化上的适应力与变通力。我们希望，中国将以此“世界历史最上复杂的活力”，劈开世界文化的新纪元。因为早在现代欧美佛教化之前两千年，中国已经经历过佛教。中国将以最为复杂的精神历程，来进入全球化的战场。

（另起一单页）

第八论说

国家论说

（取自1987年出版《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第四章《社会界域的困扰》）

（01）

社会世界之内的压制源，分层、分化为各个文化圈、民族、国家、社会机构、社会组织、家族以至家庭、朋友圈子、势力团伙等繁多形式。中国传统上的所谓“五伦”（夫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尽在此无所不包的社会压制源内。这些功能各异的压力集团，通过对生命的原始反压制力（个体存在）的多重限制、整合，去形成一种公共的秩序，以维持社会作为有机系统的存在与运转。

这种社会存在，对性喜追求自由、具有独立倾向的个体，就成为压力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成为剥夺生命的原始自由、侵袭个体独立的同义语。“人是比一般动物更为高明的社会动物”这样一句充满自信的自我估价，在社会意义上等于是在说：个体的人失去了较个体的动物更多的独立性。

卡尔马克思的偶像、普鲁士王国专制政治的拥戴者、德国柏林大学的教授格奥尔格·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曾经写道：“政府，作为民族精神的单一的灵魂或自我（即主体），不能容许个体性有这样一种二重性。而自然呢？作为众多的所体现的偶然性，却与这种单一所要求的伦理必然性对立着。”（《精神现象学6─A─b》）

把专制政府当作民族精神的主体，当然是可笑的；但在要求集中的群体与渴望独立的个体之间，确有对立。调解这一对立，以便为伦理必然性的局限找到更宽阔、更合乎自然天性的空间；同时，以牺牲自然性（即众多的个性）去促进社会性社会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02）

各种广义的社会组织，是人际关系的复杂网络。由它集结而成的压制源，在人的心灵世界中不断寻找自己的支持力量。这就是“道理”和理论说明的起源。进而综合而成法律、规矩、道德、礼仪“风俗、宗教、信仰等传统力量。并构成了那种被学术界的流行术语叫做“集体无意识”的力量。在社会生话中，它通过正规的舆论、市井的谣言、他人的目光、风俗的侦探等干预方式，发泄着指导、规范、控制的欲望之力。

这些源泉挥发出的力，通过互相间的支持、制约、摩擦、冲突以及协调，大致形成一些凝重的框架，这被叫做“文化的模式”。它用柔韧的、体操般的艺术，钳制着生活在这模式中的居民们的公开的行为、判断、言论，以至隐秘的思想与欲望，瞬间的情绪与冲动。这种艺术打入人心的程度深刻到了令人感到“美”的地步！以致每个民族都会对他们的传统，产生深刻的爱慕、虔诚的崇拜等等审美体验。这种艺术所包含的具体的社会功能，使它对每个人、每一社会部件应该如何运转，都有不成文的然而是细致入微的规定。人们自以为是“自己作出”的判断、决定、选择，人们自以为是“自己具有”的气质、性格、才能──绝大多数是在这些压力的复合作用下，由看不见的“集体的力量”，代他作出或迫他产生的。因此，就其深刻性言，集体主义并不是一项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自远古以来就业已渗透到每一个社会细胞中的激素。

群体的力量，造成了既玄虚又实际的压力气氛，它无形无体，却无所不在社会界城中，无孔不入地渗人各个隐蔽的、不被意识的死角。哪怕是“内心的秘密”，也逃不过它的眼睛与手掌。集体的力量是难以言说的，但你一定曾经凭着自身的感受，千百次地体验过它的能量发放了。

（03）

国家的第一要务原是保护内部居民免受外来的征服、役使、控制、主宰，而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的工具”。它首先是一个种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共同利益上的反制的“力量的凝结”，然后，它的各个内部集团才会产生彼此冲突。

制约内部的分离与派系，以维持这一“力凝结”的继续生存，只是国家随后产生的职能。随着国家的成长，它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把自己这个手段当成目的自身。例如，吃官饭的黑格尔所捏造的国家理论，就是迎合上意、溜须拍马，试图把国家目的化。他完全不懂，国家主权来自思想主权，而不是相反。因此，早期的、野蛮的国家较之晚期的、文明的国家，更为外向。它对外部压力更勇于抵抗；但对内部的异已的力量，反倒较为宽容。它的力量矛头主要是外向的而非内向的。当然，西方世界在近代的、晚期的发展中，完善了它的代议制度，使它有别于其它社会的历程，但代议制对自己敌人（即结构外的敌人、反对代议制的敌人）的实质性宽容也是有限的，否则，它的根基同样也会遭到剥离。“自由民主国家”一再召集反对各种“集权势力”的社会力量，推行政治正确主义，禁止并不违背宪法的言论自由。

（04）

历史一再证实，国家也正如各种人类发明的其他有机组织一样，一旦产生出来，就有了自身的本位要求和独立意志；它要求从原先的从属状态里挣脱出来，以便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一意志并不等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历史还表明，国家的超人格意志倾向，有时甚至迫使统治者个人做出违背其个人意志或家族利益的事，甚至会作出背离整个群体利益的反常举措。此种似乎悖于常理的情形使人陷入了反思；宇宙的宿命，也毫无例外地把阴影投在国家这尊偶像之上。

这时，作为“契约”也好，作为“让渡”也好，作为群体反制的凝聚式也好──国家终于开始了僭越的历程，从保护内部居民日益退化为，要求各阶层人民为国家的本位利益去无谓地牺牲。每当这种离奇的时刻，尽管并无外来压力及其威胁，但统治阶层却以国家的名义高喊着保护民众利益的虚假口号，以便更顺利地对人民实行严密的监视和彻底的役使。罗伯斯庇尔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误入了这一歧途。每到此时，内部的阶级统治甚至变得比外来的侵略更为严酷。中国历史上王莽代汉时，就曾充分使用过这一破坏性的策略，以致天下大乱。

国家功能的这种蜕化变质，是如此频繁地发生，以致形成了某种社会规律：它向人民显示了，国家不可能是人民的全能保护者。面对国家的过去历史和现有功能，职业革命家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他们在犀利的分析中寄寓着最激烈的对策──“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他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特权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这种宣传后面，隐藏了无权阶层（尤其是各种政治流亡者）对国家变质的深刻敌视。

（0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先作为受保护对象的个人，在阶级社会中受到本国国家机器的压迫程度，反较受到原先首要抵抗对象──“异族的威胁与压迫”──远为深重。各阶层的人民，直接受到统治者的诺言、口号的愚弄。但再往更深处探查，当会发现，所有的人都被卷入了文明社会惰性沉沦的一个旋涡。在充满奴隶的社会里，再强悍的奴隶主当然也不会是自由的。他们迟早会因长期的力量消耗而变得孱弱；统治者由于腐败，不仅失去统治的权柄，也会失去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统治的罪恶，最清楚地表现在，它必使强变弱，化神奇为腐朽；并通过压制力的消耗，促进了反压制力的集结。这是双重的不利。面对这种旋涡般的力量变化，历史上一些反动统治者采取了本能的防卫：他们挑起、夸大、甚至制造一些假想的外敌，通过激化对外斗争来缓和。转移内部压力，以便延缓自己因统治造成的衰落之运。这些被利用的外部敌人，有国境之外的“蛮族”、“故国”，也有国境之内的“异己分子”，如蒙古统治者把中国民族划分成几类等第，以华治华、分而治之；希特勒煽动反犹情绪以强化、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即是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两个案例。

这就是国家命运所含悲剧性的突出表现。它的创立，本为保护多数人的权益，但在长期的私有制历史进程中，却沦为少数人巧取豪夺多数人生命的“一部机器”。而且，这是一部对外毫无用处，对内掠取有水的超经济的榨油机……

（06）

国家为什么有兴有亡？文化为什么有升有降？──因为“力量的中心”转移了，原先的结构与功能，随着原先力量的分散而趋于松懈、解体。新的结构，则在新一轮的力量集结中渐露雏形：它势必创造新的功能，以此说服久已深感失望的人民，不得不跟随前进。

英国保王党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在《利维坦》一书中对国家观念的概述，颇有代表性。他认为，在国家尚未组成前的自然状态下，“人对人像狼一样”，整个社会都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订立契约，自动把原无限制的自然权利拿出来，交给一个统治者，形成了国家。统治权是绝对的，既不能分割也不让渡。人民不能反抗统治者，一切生杀予夺、宣战媾和大权须由统治者掌握，他们任意杀戮平民也不算不义。

这种理论和支持这一理论的那些论据，都是陈腐的。根据文化人类学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资料，人的群体本能的产生，远远早于国家的诞生，因此即便在前国家的“自然状态”里，人也不可能“像狼一样”。互助精神和利他行为是古已有之的。其次，统治权的建立既不那么简单，也不那么无害。最后，他所说的“自然状态”也是出于无知，属于一个失误了的判断，理由是，人早在国家出现前的几万年就已脱离了自然状态。

（07）

国家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有复杂的性格。如以任何一个国家的整个历史作综合观察，则国家不仅严酷地对待它那些无能为力的臣民，到最后也总是凶狠地报复了那些敢于玩弄它的权势者们。这些权势者曾经以为国家是属于他们的无意志者。宝座的下面，往往就是暗藏的火山口。当一个国家的机器已经成为纯粹用来施行压制功能之时，它也就身不由己地承受日渐集结的反压制力的冲击。压制力愈大、愈残酷，反压制力也愈激列、愈浓厚。对冲击的防范与权力的腐蚀相加，国家付出了可观的力量，作为延续其生存的代价。因而日趋衰弱是其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中国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历史上，压制性酷烈的秦、隋诸朝，衰竭与崩溃来得也特别快，因为它们的消耗性运动进行得太猛烈了，终于招致了反抗力量的拼死抵制。快速而压倒性胜利的得意之余，使他们忘却了大禹式的统治风范。备受限制的人们却酝酿着能动力量及其冲击，这远比没有情绪力量的自然洪水更有破坏力。它轻易之间，就能击碎一度近乎万能的封建国家，尽管那些权力实体一度那么强大，曾经有效抵御过像匈奴、突厥那样凶猛的外部敌人，并有力地整顿过整个中国的文化秩序。

（08）

一个新兴的小国或凝炼着新文化之精的“国中之国”（如自治的社会组织、独立的文化中心、廉洁有效率的割据区域、纪律严明的造反组织等等）──这是准国家水平上的分压制的“力凝结”。一个积弱不振的大国、自命为世界帝国或霸权中心的“万王之国”──这是国家水平上的压制。前者，往往通过对后者的挤压、冲击、蚕食、扫荡、取而代之──去推动历史、更新文化。就力量的会演、比武以及就检验生命力的意义说，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论采取了或兴或亡的变化形式，都是值得庆贺的！其兴也，象征生命力的升腾；其亡也，象征死亡力的沉沦。其兴其亡，都意味着生成力量的移动。

各种水平、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国家，在理论上都拥有维护自己生存、抵御外来侵略、实现自己意志的主权。但这意志决不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天赋特权。国家的意志，应以调和诸多阶级相互冲突的利益为前提。其功能，以调和为手段，团结尽可能多的内部力量，去应付外部世界的诸多挑战，以完成保护自己的民族生活的文化使命。完成了这一使命，即实现了国家意义上的自我。因此，上升中的国家的意志，无不与民族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联。

（09）

国家起源于保卫一种文化形态免遭外力挤压的系统要求。在这一富于历史感的对外保卫战中，国家赢得了不断增长的内在力量。而它相反地把矛头指向同胞、指向本文化系统自身，乃是衰败之征。

与扩展一种文化、深化一种文化的角逐同时同步，去设计自己的构造、完善自己的设计，并精心运作它这是被一切新兴国家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通衢，是“从国家到文化”的天然大道。

从国家到文化的大道，揭示了一个文化的真谛，政治的艺术，是刺激各种有生力量互相竞争，以竞争去求平衡。总之，政治是以升华去回答沉沦的艺术，是以文化去超越生活的艺术，也是使“暂时的现在”获得历史永恒性的艺术。这是任何门类的本位艺术所无法取代的大艺术。故执此术以临天下者，将担负起《老子》的预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10）

要使一个国家的命运从反制的生命力升华向压制的死亡力沉沦这个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就必须完成一个运动，从切切渴望物质利益转向汲汲追求文化精神。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第四章中对此曾有一个对比：“罗马人由于骄傲而野心勃勃，迦太基人则由于贪欲而野心勃勃。罗马人是想统治别人，迦太基人则企图获致利益。不断计算收益和支出的迦太基人在作战的时候，心里照例是不喜爱战争的。但罗马在行动时是不考虑得失的，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的荣誉感。”结果如何呢？迦太基屡战屡败，转强为弱，直至亡国。罗马则蒸蒸日上，不但实现了征服的荣誉，还把他们的文化模式推展到整个地中海区，建立了一个空前巨大的文化圈，改动了人类的文明历史地图。

想做到这一点，统治的贵族阶级必须先使自己廉洁化，与平民阶级达成深刻的谅解，这有助于激发平民的热情与集体精神。他们齐声高唱新文化之歌，怀着对不可知世界的神秘憧憬，自然而然地向新文化的天地急急推进。这一吸引着整个群体的文化天地，不是知识分子的书斋文化，不是市井之辈的消闲文化，更不是统治阶级的庙堂文化而是体现了民族意志的“民族文化”，一种总体的文化。

“民族文化”，是一多层面的有机复合体。它并不一定是此民族独力营造的，但却是此一民族所独立运作的。只有此民族方能品出其中的韵味，并充分利用其功能。在“民族文化”中，洋溢着整个民族发自灵魂深处的共通热情。它集约地体现了全民族全方位生活的综合脉息。它实现了此民族与其生存处境之间的高度协调……它接近于孟德斯鸠笔下罗马人的“野心勃勃”，也是当代人爱说的“历史使命感”，或是我们在本书中一再指出的“宇宙节律”。“民族文化”所提供的范式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归宿与生活上的依托。促其实现，是一切国家的最高使命。

（11）

国家是民族文化的传播载体和生长温床。压制民族文化的国家是自杀式的。国家，因此成为一种文化范式和另一些文化范式之间和平共处、有限竞争或互相对峙、展开“总体战”的巨大实体。它展示了社会界城中力量集结、活动、转换、变形的大规模运动。国家因此成为“我们的文化”向“他们的文化”进行交流、斗争、互补、融汇、并重新开始分化、生长、崭露新颖的巨大旗帜……

（12）

判断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进而预卜它的发展前景──请从它的文化形态入手。

（13）

文化高于国家。“文化比国家更具永恒性。国家历来只是充当了文化的武士。文化太娇嫩了，要是失去了国家的直接保护，它即便能勉强维持下去（像是犹太区文化或海外华人社区文化那样），也很难获得总体发育的机会。缺乏生存空间的文化是很容易窒息的，即令幸运，也只是变作一堆活化石而已（像是犹太教文化或埃及科普持教文化）。因此，国家的历史归宿，在于它所保护并弘扬了的文化。若缺失了文化精神的激素，若不是为了文化的缘故，国家就会沦为商贩囊中的货物，军阀蹄下的战场，或是狱吏手中的鞭子。而这种局面，是生活在文化有机共同体内的人们，不论如何都无法长期忍受的。

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就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国魂与意志。一个国家若是屈从于别国的文化，则无异变成了精神上的亡国奴。国家的形式犹存，国家的灵魂业已失落。没有灵魂的身体岂能长存？岂能逃避过速朽的厄运？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犹如行尸走肉。当一个国家把自己赖以奠基的文化从目的贬为工具，并把自己由工具升格为目的（这是最大规模上的主仆易位，时，它就会为了物质的利润而抛弃了精神的准则，于是，这个国家便沉沦。

（14）

在需要的时候，国家会强迫她的国民去死。因为在嗜血的国家主权看来，国民不过是她的工具。不仅革命会吞噬自己的儿女，国家也会，而且更为凶残。

（15）

人是一种生命形态，而死亡却意味着彻底否定人，否定他所寄托的一切。所以死亡尤如“釜底抽薪”，其震撼人心是可以想见的。尤其那些非自然的死亡，超出预期，就更加具有震撼力，所以古往今来的暴君，没有不用“非正常的死亡”来恐吓他人的。如上面所谈的自杀，和下面将涉及的死刑，就常被极权势力用来凸现生命的脆弱性与荒诞性，以加强统治的力量。

同时，死亡尤其是非正常的死亡也是宗教感情和哲学思考的重要起点。“既然生存，为什么又要死去？”这是千古悬疑，正如世界上没有长存的生命一样，也没有长存的爱情，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死刑与自杀之所以能特别触发人的思想，还是因为这是由人自己的手造成的。支配这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非人力量呢？这当然耐人寻味。

“死刑与人生”是一个能够撩拨人们兴趣的题目，有的佛教徒认为“对杀人事件进行报复”或以“剥夺罪犯的生命以警效尤”，并不足取。因为死刑对犯罪虽有抑制，但基于“人不得剥夺他人生命”的慈悲信念，还是应该废除死刑。

（16）

任何制度都是“应运而生”的，即是所谓“应用而生”的。任何制度，都在实际上处于永不停歇的“生成状态”：由于环境或多或少不断变化着，所以任何制度的长久固定化，实际上都是该社会的机体趋于僵化的衰兆。道理很简单，“制度”本是某社会在面对它的内部生活（社会成员间的关系）和外部生活（与其他社会或自然环境间的关系）时，所制定的行为守则，这些守则像动物的植物神经活动一样，可以节省大量的精力，实现合理的能量布局。而作为制度之先导思想观念，则如同影响植物神经活动的人的心理意识之反馈。所以，在观念与制度之间，横亘着犹如神经反应的各色人等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有时是观念与制度间的壁垒与陷阱，有时则为联系的渠道与桥梁（同为“中介”）。

因为之故，任何制度大体上都暗含两种性质：一，可用性；二，不合理性。

第一点是显然的。没有相当的可用性、实用价值，制度既不会创造出来，也难以推广、延续。

第二点虽在生活中被人们一再发现，但人们并不理解它的含义。人们总以为，制度的缺点仅仅在于它的固定化所引起的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脱节”；而经过修补或改造，这种脱节是不难克服的。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制度的不合理性，首先不在它与现实生活的上述时间意义的脱节，因而需要弥合、修补、改造。制度的不合理性，首先是从它一开始产生时就存在了，例如，甚至当某制度还处于酝酿阶段，它的不合理性也就同时酝酿了。制度的固定化及其与生活之间的进一步脱节，才显明了这一先天的不合理性。诚然，这些不合理性一再爆发为社会运转方面的危机，但那毕竟是到了制度晚期，才日益显著起来的现象。

（17）

历史表明，原始的美德远比文明的才智更有征服的力量。因为，无才智的但有原始美德的社会，还可以获得才智（或自己学习，或聘请或掳掠才智之士以充实自己的智羹）；但无美德的而仅有才智的社会，却难以再从“文明”重返“原始”──熟透的果子是开不出鲜花，而只能烂掉的。

罗马人没有被埃特鲁里亚人的物质文明腐蚀掉，却被希腊人的精神文化软化掉了。这不仅由于希腊的思想与艺术的创造者们比埃特鲁里亚只会经商、做手艺的仿效者更有魔力，更重要的因素还是罗马人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三百年的岁月没有白白流逝，罗马人终于成熟起来，开了花，并结了果。

那果子，是他们的世界帝国；而他们的花，却苍白无力──从希腊学来的文化与技艺是罗马的精神支柱。这使得他们的果子也先天不足，这给罗马世界帝国的崩溃，埋伏下了精神上的裂壑。

罗马人的成功，不仅得自他们的野蛮、廉洁、纯朴、迟钝等等高贵的统治本能，而且与他们的“正义”和战略精明结下不解之缘。

他们先后与埃特鲁里亚人、其它拉丁城市、两西西里的希腊人、北非的迦太基人、爱琴海周围的希腊人──结盟，又逐个反目：结果其前任盟友无不沦为其奴役的对象（美其名曰“罗马和平的享有者”）和被统治的“同盟者”。

中国的情况则表明，社会与文化的繁盛，会阻碍思想与政治的统一。

A、文化中心地带多为小国林立，如先秦时代的三晋、齐、鲁等地；且此等小国文化，常较边鄙的大国为优。只是小国决定论的时代。

B、伟大强国如马其顿（对希腊世界而言）、罗马（对希腊化地中海世界而言）、不列颠帝国（对欧洲大陆而言）、美国（对欧洲化的地球村世界而言）等，一一都兴起于文化边鄙地带。

C、文化激励个性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有赖个性卓著的人格；因而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带来社会的离心倾向；社会的离心力也往往演化为文化上的创造力。文化的创造者往往与社会上的叛逆者同一。社会的秩序有抑制文化发展的功能；或玩弄文化于股掌、或买卖文化于店堂。

D、历史一再揭示：一统天下的强权中心，无不对精雕细刻的文化怀有深深的轻视。它们可以随手扔掉许多抢来的“文物”，或仅仅拿来充当玩物和摆设──以增添“可汗大帐”里的优雅气氛！而这些在世界征服者看来可有可无的东西，却是那些被征服民族如此珍视的成就与偶像！而惟有这些强权中心的主人，才是文化的收获者。尽管他们不是播种者、耕耘者、栽培者……他们当然不会像是美国、不列颠帝国、迦太基、科林斯这样由市侩统治的重商主义的实体，它们仅仅把国家活动视为商业扩张的手段。确然，不列颠帝国与迦太基有许多相似之处：先后与法、德对峙而终必亡于纳粹、苏俄或是未来的蒙古之类等大陆强权。尽管，它与大陆诸国生来属于不同的体系，从文学到法律；从科学到宗教意识。

E、要对文化实行某种程度的收获，甚至“处理”、“围剿”、“聚歼”等等某种纯净而普遍的秩序，才可能出现并胜利。纯净是普遍的前提与内容；普遍是纯净的保障与形式。秩序终究难忍文化对它的考究、疑问、挑衅、攻击等等。而收获文化的壮举，也并不是豪情使然，倒是需要水到渠成，需要冷酷的魄力与无忌的手段。而这魄力与手腕，决不会产生于那些曾经辛苦创造这些文化的民族！所以，历史的定律说：世界秩序的缔造者，决不会是世界文化的创造者。历史的收获者，怎么会是历史的拓荒者：文化的贮藏者，不是文化的酿造者。

F、两个强国如果在人口、资源、生产能力等诸方面势均力敌──谁的文化创造力强，谁的军政力量就弱；谁的文化嗅觉迟钝；谁的军政眼光就敏锐。这种现象甚至可以从生物学的“器官均衡论”方面找到许多解释，更能在历史中找到许多证据。

（18）

共产主义并没有过时。它永远隐藏在人性最为黑暗的角落，以嫉妒的红色的眼睛死死盯住一切比自己更为高贵的东西，企图毁灭之，掠夺之。即使如此，我们对红眼病也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讨论，也还是有益的。它至少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的动向吧！因为我们确信，时代并没有给谁以一种精神，而只是激发了形形色色的精神，然后以成王败寇的方式，“挑选”某一类精神现象，将之册封为“时代精神”。让我们照亮精神的黑暗处，让光明的精神层次（灵魂的等级制）耸立在历史的瞬间。

从具体细节去推敲一下强制性教育制，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专政者放弃了它的愚民政策，发了鼓励教育、发展文化的慈悲。在现代国家里，普及教育是和政治的普选制一同来临的，其社会功能，是激发每个公民的社会投入，发掘每个公民的潜在能力，不仅是为了文化教养，而且是为了战争训练，以便把他们投入到增进综合国力的全民运动中，以便把整个国家投入国际竞争乃至世界大战的行列中。普及教育，因而成了世界规模的战国时代的特产，成了列强的人力资源的训练基地，它像其他制度一样，不是人的智慧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为了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总之是一种压力的产物，而不是什么社会福利。

这种需要，具体为战国兼并时代的总体备战的需要，“文化”于此成为“战争的侧翼”。对于现代文明门外的半开化国家，所谓“教育救国”另有重要的含义：教育救国不是孔子式的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人格水平和人性修养，把社会变成君子国或乌托邦，不，它的功能十分浅近现实，教育救国仅仅是把国民培养成战国的列强所需要的那种炮灰型人才，以便在适当时候把他们投入实际的斗争中去！因此有“文化战士”还有“经济战士”甚至有以爱情为攻防手段的“秘密战士”，尤其后者，如此富于象征性地说明了现代教育的“备战含义”。它不仅仅是“功利性”的，因为功利性已经不够，它还必须是制度化了的、绝对化了的，以便能够大批量地生产合格的人员。这个“格”，不是道德与文化之格，不是人性修炼之格，更不是要去“寻求存在与宇宙背后的精神存在”中取得心灵交流快乐的神秘之格，而是一个现实得具有爆炸性压力的“格”──这就是“铁血国家所需要的工具人格和战斗人格”。

如果在这样的国家中，竟然也鼓励人们进行灵魂对话，那么这时，灵魂对话比之直接追逐功利，肯定更符合了那个国家间接的功利需要。例如，当专政主义国家面临社会转型时，每每鼓励这样的对话，赫鲁晓夫的解冻，毛泽东的大鸣大放，邓小平的民主墙，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这里面有的是好转，有的是恶化，那是从人民的角度来说；从专政者自己的角度，则皆非超功利的修炼，而是为了转移社会的注意力，免得它因为内部危机而倾覆。

（19）

战争的两大形态：荫蔽的与公开的。

荫蔽的、和平的、没有硝烟的革命和征服；公开的、铁血的、杀气腾腾的征服和革命。

阶级斗争、思想斗争，是前者；民族战争、国际战争，是后者：但这两者都是更新文明、代谢社会的垂死挣扎。而公开的、铁血的、杀气腾腾的征服和革命，则是“到了最危险时刻”的发出的“最后的吼声”，因此理所当然也是被长期的旧习惯宠坏了的懒蛋们，在迷梦中醒来突然面对一群国际野兽之际“被迫着发出”的。这是历史意义的还债，是对懒蛋们以往惰性习惯的严厉惩罚，是他们仅剩的活路。历史的幸运在于：少数人反抗多数人的惰性与“暴政”，则可以采取“不流血的革命”、“没有硝烟的战争”的道路。历史的不幸在于：和平的革命与征服失败了，社会被迫进入那流血漂杵、硝烟弥漫的战地。

所谓宗教，其实也是少数人对多数人所进行的一种“隐蔽的战争”；而新宗教的胜利，则是少数人的灵性对多数人的动物性的暂时征服。而多数人对一个新宗教的投诚、皈依等等，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那仅仅是多数人的动物性对少数人的灵性，即将发动侵入、腐蚀、败坏的前奏。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颂歌，是荫蔽的“哀的美敦书”（ultimatum，最后通牒），是来宣告那曲解、附会、存其身而亡其政的“人民战争”，业已爆发。只有遍布炮灰的“人民战争”，而没有自觉自愿的“人民革命”，因为多数人不会自觉革命；只有少数人才会阴谋造反。历史上虽然有的是革命性的“群众运动”，但领头的永远是少数人的狼性而非多数人的羊性。动物性只能充当动力（如“马力”），而不能把动力引导到建设的方向。成功的革命，必有灵性引导；而灵性对畜力的驾驭、成功的革命对群众运动的充分利用，虽是采取了“人民战争”的形式，并非获得了“人民革命”的实质；也就是说，其性质是“运动群众”而非“群众运动”。

过去帝王时代，还懂得首先要“视民如伤”才能长治久安。而毛泽东思想却只是“精神原子弹”，建设不足，破坏有余，只能把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群众要求推到“考虑考虑”、“研究研究”的学习班里监禁起来。

况且，毛泽东思想这种“精神福利”不同于物质福利，它是不可见的东西，只能通过个人的感受发挥作用。因此，人们虽然可以通过可见的标准去衡量一个社会物质福利的水平，却无法衡量其内在世界的精神福利水平。既然如此，关于社会精神福利的许诺，岂不成了一句空话？进而，如果人们的兴趣被迫局限在精神福利的领域内，那么又如何去实现物质充裕的共产主义社会呢？

虽然社会的进步与幸福的增多是两码事，有时前者还要靠牺牲后者去换得，但如果说，幸福不是个人的一种主观感觉，而是某种可以测度的东西，那么除了体制和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幸福以外，人类还能通过什么来得到幸福呢？大概只有“精神幸福”这种主观感觉了吧！可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提，不就是否认这种感觉吗？不就是批判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吗？为什么一旦掌权就全部翻案了？

谁不知道精神的幸福并不需要文明的发展！甚至与文明的发展正好相反！文明越多，幸福越少，正如财富越多，幸福越少；知识越多，幸福越少；年龄越多，幸福越少。幸福于此，是一个心情与感受的问题。因此，为了获得这种幸福，完全可以通过吸毒去实现。无怪乎，现代世界的吸毒活动泛滥成灾，大麻已经被一些国家列为合法药物了，人们太渴望那老是到不了手的幸福了！

为了获得这样的幸福，最原始、最放肆、最黑暗的思想改造，也可以在群众专政的枪杀声中，予以实现。

这暗示我们，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得不包含这样一种原始血腥的意味。本质上，它带有反文明反历史的特征，它要求通过切割人们的“灵魂”，试图改变人性，扭曲天地万物。

以此为前提，灾难也可变为幸福，愚蠢也可变为智慧，野蛮也可变为文明，正是在各种古典文明的衰落过程中，类似的思想特征一再出现过。古希腊的犬儒主义就是这样，它公开号召人们背弃文明，返回原始。因为这时的文明已不再给人提供庇护了。好在希腊的犬儒主义不是由专制政府倡导的，否则就不会有希腊文明了。好在只是到了罗马晚期，要求人们从外部世界转向内部世界的呼吁，才变成执政集团的哲学，因为那时人们对改造外部世界业已完全绝望了。

当毛泽东的大跃进导致数千万人民饿死之后，他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像犬儒主义者那样，号召人民转向内部世界，通过自我改造，忍饥挨饿，低水准地适应外部环境。

（20）

欧洲中世纪，远远不像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干部们宣传的那么“黑暗”。中世纪事实上实行区域自治、政教分离。教皇党与皇帝党的斗争，促进了精神价值的独立，尽管这种精神价值不是科学型的，而是宗教型的。但宗教价值的独立，却为以后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独立，开辟了真 正的道路。而左派人物对此段历史的思想清算，并不是从一个合理的角度下手的，相反，他们差不多用蒙古式的精神模型，来处理有关的议题，即根据马列主义的教条来制定结论。关于这一点，东方的读者不妨去读一下十三世纪时的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者约翰·柏朗嘉宾根据东行经历所撰的《蒙古史》 以及他的同时代人鲁布鲁克的威廉所撰《鲁布鲁克东行纪》中的有关记载即可明白：在古代蒙古人正如在近代苏联人的统治下，宗教与其它精神价值都是无法独立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奉行“领袖”指示正如蒙古汗国阵营奉行“大汗”指示。而这两个“阵营”的版图又是十分吻合的：从易北河到朝鲜，从西伯利亚到越南，只是社会主义阵营比蒙古汗国阵营少了一个阿拉伯世界。

蒙古人的野蛮精神，所掀起的“精神革命”，其实比列宁、托洛斯基和斯大林创立的苏联更为持久，后者不过维持了不到八十年（除了它少数几个尚未倒台的原仆从国家），但前者却此起彼伏了好几百年。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国家，其实也可以被视为蒙古征服的持续后果。

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们，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们，经常散播一股东方僧侣的附庸风格，这些僧侣，在蒙古时代开始就被那些游牧帝王豢养在宫廷帐篷里，天天为大汗和他的妻妾们勤勉地祈福。到了苏联时代，则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起来，为克里姆林宫的主人集团和他们的女人们祈福。这些僧侣就是如此用精神方法去“为人民服务”的。在他们心目中，最受尊荣的理想模型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

他们所宣扬的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反对虚无主义，他们认为，虚无主义对人生和宇宙感到绝望并持否定态度，没有填补空虚的能力，因而是可悲的。因此他们就用红色恐怖的思想言行来填补空虚，“与人斗，其乐无穷。”

事实上，虚无主义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思想，它的背后依然是对生活的热爱， 一种遭到挫折后学会了自我保护的热爱。因此，从文化史、精神史的角度看，虚无主义不仅是死的预兆，也是生的预兆，它通过否定旧的去进行了一种间接的肯定。

在这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唯物主义基础也正是发自一种虚无主义， 因为他们信奉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对人生和宇宙深感绝望的思想：人作为物质即作为虚无者生存其间的人生与宇宙是没有出路的，是只能依靠自己的幻觉和活动来延续的，所以斗争一旦停止，生命也就停止。在他们心目中，宇宙对人毫无友善之可言。

这是真正的绝望。操持这种对人生和宇宙的基本绝望态度的人，怎么会对别人友爱仁慈呢？怎能知道他的绝望以外的广阔事物呢？这样的人，不可能对他人心软，尤其对失败者、穷人和弱者，绝无怜悯。所以人们说“中国人缺乏绅士风度”。呜呼！中国人在蒙古人、满洲人、苏联人入主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反击力量越强，感受到的压制也相应越强。生命力越弱，生命对外界的要求反而越低。社会压制是社会存在之母，但儿子只有与母体分离，才能实现诞生。好的儿子，就是那最终超越了他的父母的人。

对压力的抵抗力，是衡量反压制力的唯一尺度。对“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古老格言的新理解表明，人的反压制存在，作为宇宙无限大与无限小的中介，是宇宙间两极化万物的审视者。审视的结果发现，有两把尺子：一是超验于人的（即人们信念中的“客观”）；另一是体验于人的（即所谓“属于主体的”）。尽管人类“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但人又是一种不甘于不知、充满好奇与自信的生灵，于是他便拼命发掘“其一”，即属于主体的可以体验的那部分；像觅宝者搜寻看不见的宝物那样，以便从中分离出“其二”（即超验的那部分）。这就是三千年来传统哲学观念中“一分为二”的心理渊薮？

（21）

任何一个大社会，都不是功能单一或结构单一的。它由众多社会组织以“成员”的身份复合而成。正如，大型的社会组织本身又是由若干小型的社会组织合成的，小组织则又由若干来源不齐、成色歧异的社会成员交相合成。这层层的等第，以联合、牵制、支配、拒斥等往复的运动，结成自体的网络或金字塔结构。等第之间通过密切程度不等的接触，产生了强度不等的压力量。这力量构成了社会界域中的大角力者。大角逐所产生的挤压功能，既造成向心与联合，也造成离心与分裂；既产生了需要和爱，也创造厌弃和恨。研究大角力者，成为揭示社会界城里的诸多困扰的一种途径。

前国家的、创造活力尚未遭到抑制的社会组织，发挥着更广泛的文化功能；而到了国家时代，这些颇富活力的文化功能，则可能因其不合国家机构的脾胃，而被抑制或催眠。因为国家与文化的利益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从社会的长期发展看，这里潜伏的冲突，有助于社会从整体上避免朽蠹之运。力的积淀总不是一件好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致使形式的硬化与力量的腐化。

例如，在教权与政权分离的国家中，教会就发挥着不同于国家意志的文化功能，因此成为一个在文化上起着调节作用的社会组织。政教合一的制度则恰恰相反地给教会带来了另一种命运：由于权力的集中而招致的腐败因素增长了。但在政教分离的社会中，反差力量间的对峙与平衡，体现为通过教权与政权间互相竞争的社会组织功能，使整个社会保持了更健康的文化空气。文化精神主导下的政治（而不是反文化的政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

根据其与超级的社会组织──主权国家──的关系，分出两种社会组织：一是前国家的，作为国家的创造者与基础，或是旧国家向新国家转换的中介，出现在文化史上。一是由国家创造出来以推行自己意志的，这种组织与各种形式的国家共存亡。而后一种社会组织中，除了比重很大的行政机构外，还有许多与行政机构形成犄角之势的辅助物。在三权分立制度下，立法者议会、执法者法院，也都属于此类社会组织。第一种社会组织在国家强盛时，可能并不显眼。但到了发生国家危机时，它们就会脱颖而出，负起社会责任。以前批评中国国民性的学者常说中国人“一盘散沙”、“民气浮嚣”，究其原因，实为第一种组织的发展，受到集权国家的过度抑制。由于缺失了这个不可缺少的调节者与救济者，以致中国社会总在高压统治与无政府状态之间摇摆无定，人民无法养成牢固的社会责任感，使文化遭到周期性的大破坏。

例如在唐代，文化的多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藩镇势力的存在。这我们只要读一读韩愈写的《送董邵南序》就很清楚了──割据的藩镇成了唐代文化的庇护所。藩镇势力过于强大和活跃，诚然会引起“安史之乱”那样的社会动荡与大战，但过度的中央集权也不免产生明代那样的太监政治。在长城时代，适中的、稳定的地方势力的存在，却能为官僚机构无力吸收的文化力量，提供一些稍为宽阔的生存空间、得以施展的文化之渊。《周易·乾卦》所谓“或跃在渊，无咎”，就其文化史的启示言，正可谓指此缝隙而言。

趋向于自治的力量，如政教分离中的教会；唐代的地方藩镇势力等等，是民族、国家水平上的大角力者。中国在先秦时代，民族水平上的大角力者，组构成许多区域性国家，国家内部又有自制实体（封臣等）；所以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运隆盛。秦皇攻灭六国的同时，也兼并了各种地方自治实体，甚至连秦王宗室也被剥夺了基本人权。故秦之后，中国文明的发展趋于程式化，进入长城时代，几乎成为“化石文明”。

（22）

大角力者时代的结束，使民族的活力，在釜底抽薪的厄运中沉没了。司马迁作《史记》还能写一笔“游侠”：大角力士死了，只有通过对小角力士（游侠）的描写，去平衡社会弊端。司马迁以后，游侠之流，只能退入“小说家言”，中国社会日益化石化了（而不是像有些冒充历史学者的马列主义者想当然胡说的所谓“超稳定结构”）。

有一种社会集团是在集权国家持久压力下形成的，为的是在无法治的状态下，使本社团成员尽量少遭到集权国家机器盲目的非理性压力。一个国家是在若干数量的社会集团群的互相撞击中组合而成的，其形式或是契约的，或是强力的。但总的看，各社会集团之间，若能保持一种有活力的平衡，国家就兴盛。平衡一旦破坏，国家结构就趋于瓦解。

上升中的社会，由各集团间的协调，去中和国家生活（“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危机中的社会，为集中权力以便扭转不利的危局，才把大权托付给某个集团甚至某个人。如罗马共和国虽是民主制度，但在战争条件下，却把内政外交的大权统统交付给一个选举出来的“独裁官”，让他决定军政大计。与专制政体不同的是，战争一旦结束，独裁官必须交还人民借予的权力。罗马人的智慧无异于宣布了，集权有助于国家渡过危机状态。自治的社会集团在国家生活中的独立发挥作用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自身危机的解决程度：危机小了，自治反而会增多。

社会集团的原始功能是自保的、为本集团谋利益的。因此，它对国家意味着一种反作用力；而对其它社会集团，则施加着自己的压力。社会集团因此在根本上是一种“压力集团”。英国人最了解这一点。为了反对希特勒的崛起，他们推举了一向不受欢迎的邱吉尔做了首相，并在反纳粹的战争中授予他践踏法律的独裁权力。但战争结束后仅仅两个多月，英国人民就在大选中一下子把好战英雄邱吉尔赶下了台，以防这位胜利者用其代表的集团的利益，去代替国家利益，社会的平衡发展之路，就通过这样个人意义的无情无义的方式，得以维持住了。

社会集团这一大角力者，作为一个自成系统的压制源，它的显著特征充分体现在它的对内关系上：它对本集团的成员既保护又压制，使之趋于人为的规范化。它要求成员服从内部制订的纪律与游戏规则，以便有效率地去迎击外在压力，甚至连首领本人也受制于此种集团自身发出的压力。历史上，一个集团的领袖与本集团的习惯势力展开斗争的事例很多，如埃及法老阿赫那顿，就以悲剧式的诀绝回答本集团的挑战，以改革者的英姿和失败者的灰暗而载人史册。他死之后，新事业就付诸东流了。一个社会集团对自己的成员、对其它社会集团，发挥着可见或不见的压制之力，但在大社会之中，它更多地还是肩负着抗压的使命。当它处于相对弱小或遭受排挤的在野（即在民众之中）状况中，更是如此。但没落中的社会集团对外一筹莫展，又亟需维持已然的存在，被一种内在的规律和无法拒绝的宿命支配着，滑向不可控制的远方，化反压制为压制，变对外的矛头为对内的刺刀。整个集团，从此退化为一个自给自足还需“抽税上贡”的封闭系统。没落衰颓的封建制度，就建立在许多个这样的小系统上。

在由各种大角力者组构的国家生活中，我们也能发现类似于自我封闭的衰兆。一个机能健康、生气勃勃的国家，自然会倾向于对外伸展自己的过剩精力，同化、吸收更多的空间与资源。除了军事的侵略行动，更多的还是经济的吸收和文化的同化。但当国家自身萎缩之后，再无余力对外施加影响。可是作为一个有机体，它总得要生存下去，所需的能量从哪里来？于是它加倍从内部进行超经济的“开发”，把臣民的福利当作了吸收资源的主要对象（而不是作为主要源泉）。南宋朝廷就是一个显例。它对外一再“忍让”，对内巧取豪夺。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集团如此表现出这种“外干中强”的特征时，离其解体的日子必定已是为期不远了。只需有个小小的新兴力量核心给以轻轻的一推，它就会不战而溃。这样的事例，在长城时代的化石化岁月中往复出现，几乎构成了一个“规律”。例如，不可一世的唐宋明清诸朝，都是这样溃灭的。

（23）

国家甚至动员科学迷信来为自己服务。

科学万能和科学至上的迷信，一笔抹煞了人想要成为一个全面的、自由发展的“人”的内在需要，它全然不顾人的多重性和人的多种需要。在这现代迷信的“主义阴影”下，人成了可能而且必须予以标准化的躯壳。人的灵魂和对“灵魂不朽”的优美期望，被凶恶的手一起给倒掉了，如同婴儿与脏水一起被泼掉了……电视、广告、思想教育、道德训诫──甚至美容杂志、时装杂志、健康杂志、食谱杂志等等：一天到晚、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应当如何做人”……好像学会了“如何做人”的范式，就能大大提高自己的社会价值，就能从中生出新一代的生命！

然而，人的生活方式却只能是天然需要的不可阻遏的流露：它是不教而能的，它不需要现代法利赛人和大祭司团的这些凶手制定的种种规定。

（24）

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错误，而且是一个动机上的邪恶。

（25）

现代人类的语言艺术之一，就是动用科学的语言去讨论反科学的往往是科学主义的命题，人们企图以此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架起桥梁。从科学看，这是“混乱”；从人性看，这是“必然”。结果巨大的动荡感当然来自这个时代。由于现代科学对社会和人无孔不入地渗透，各种科学实验的活动所揭示的事实和现象，使得人们不再心安理得地接受各种古代宗教所提供的死后生命观了。这样，就在人对自身命运的认识上，造成了巨大的空缺，人死后“物质不灭”的前景，并不能安慰人的落寞之情，因为需要灵魂不灭、意识不灭，饿而不是肉体不灭。否则，人们的灵魂也好意识也好，都仿佛面临一个无底洞，尽管人知道这是一个洞，却不知道洞有多深，不知道洞里有什么怪物在等着自己……

科学发现的空间，同样造成了强烈冲击波，冲毁了传统世界观赖以存在的超级假定，即生命的起源、生命与上帝的关系、以及生命与灵魂的终极归宿等一系列答案。现代人的灵魂或说是“思想感情”所发生的严重的分裂，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尤其是在那些发生了激烈革命和长期战争的共产党国家，一方面人们接受了科学乃至科学主义所灌输的许多信条；另方面人们又不能一下子从传统世界观的迷信母胎中完全游离出来，以自动放弃历来行之有效的心理保护伞。

至于得出科学信条的那些事实和现象，人们照例是不大关心也不甚了了的，这样的人还不能仅凭科学的知识去做出伦理上的抉择。在这些国家，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分裂现象是最为严重的，充斥了过渡时代的精神病态。

（26）

任何文明的诞生，像任何生命的诞生一样──是可嘉可庆的胜利纪念碑。它不仅是一个新程序的开始，也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它们的诞生，无不需要卓越努力和艰苦奋斗，但更需要绝妙的运气，甚至需要“创造者的启示”。

文明也和生命一样，在它沉着扩张的路途上，要牺牲许多就其本身而言是“完全无辜”的动力、对象和材料。在这一点上，文明更像是动物而不是像植物，尤其像“肉食动物”──文明，张开血盆大口，毫无顾忌、毫无廉耻地吞食一切可以吞食的营养物质，直到自己的心身发育成熟。过分的成熟会导致精神的肥胖症：如人道主义、兽道主义、鸟道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等；而在文明的初年，它的表现更像肉食动物，和屠夫──而后依次蜕化成杂食动物、草食动物（素食主义者）甚或植物（纯粹被他人所食者）──这是一个不断衰落、不断退化的“自然过程”，甚至容不得咬文嚼字的道德评价置喙之。

我们的眼睛，总不该如此短视吧！我们应该有能力设想，与自己的生存现状根本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我们应该不被区区人间善恶遮蔽住。人间的善恶，在“终极善”的朦胧天景中，逐渐消散、隐退，成为伟大异象的陪衬，琐屑无聊陪衬物。“终极善”的思想，就是归化自然的精神。终极的，就是真的，善的，美的。而那些宿命的、必定来临的，就应该受到欢迎，成为毫无争议的主宰。即便从本能上说，我们这是在举行被迫的、甚至是心惊胆战的欢迎仪式。只有这样于无声处的革命，才能使混乱时代的生灵们，受到洗礼，变得镇定。

正如生命实体要产生并排泄许多废物，文明实体也会制造并传播许多罪恶──这也是无可避免的自然过程。与罪恶斗争，结果是产生了更多更可怕的罪恶。除非你乐意看到这世界更堕落、更残酷、更野蛮，否则就千万不要“对罪恶宣战”。在文明史中，良善的意图，经常遭致了相反的报应，而不是好报。

而一个文明体系越伟大，它所吞食的无辜者就越多、它所排泄的罪恶量也就越大（而不是相反）！一个文明体系越崇高，它的基础就越卑下──深深没入阴暗的地底，难见光明世界。一个文明体系越具独特价值，也就越是充满了人们梦想不到的痛苦。

（27）

艺术的原始功能，并不落实到社会规范、道德驯化的强调上。没有艺术，这类规范、驯化也许推行得更为无碍。柏拉图就深明此理，所以他主张，把诗人和浪人一同逐出“理想国”，以免他们玷污理想国民的高尚道德。艺术，发自人类性灵需求的深部；而社会规范、道德驯化，只是为了协调人际关系而制作出来的风俗。风俗的改变比人类性灵的改变迅速得多；而以永恒的艺术去为暂时的风俗服务，犹如以黄金去镀青铜。青铜虽然金光闪烁，仿佛万古长存；但黄金本身却悄悄消耗了。 

艺术的最大功能也不在于娱乐或消遣。不带娱乐和消遣性质的艺术品，虽说很难一下子流布开去，迅即成为一种“畅销的时髦”；但绝妙的娱乐和消遣，也并不能构成艺术。娱乐的目的在于刺激官能的兴奋度，给人松弛与满足。这项万古不变的招数，多少带有精神前进意义上的消极性。且乎松弛与满足，常与厌倦同来。人的娱乐要求，与儿童对待玩具的态度相似，喜新厌旧、随时迁化、没有止境；但其本能却单调一致──以新刺激来激发官能的新兴奋。 

艺术的最大功能甚至也不在于“培养雅致的趣味并陶冶性情”。附庸风雅者心目中的这种最高价值域，其实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因为，这类培养与陶冶，一般只能作用于人的行为方式的表层。因而流于一层浅浅的“粉饰”。况且，在大多数场景中，它使被培养和被陶冶的人们，陷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而不自知，久而久之，难免压抑了他们可能具有的天生灵性；现代的许多电视节目，就是这样的玩艺儿。 

艺术的最大功能，在于它击碎了灵的蒙昧、生存的浑沌。赐人以心境的豁然开朗，使创造的冲动得以涌起。也就是说，艺术可以使人从心理压抑、社会压抑乃至生存压抑的诸层缠裹中，获得解脱。人们常说，成为一个大艺术家，是需要天才的（机遇也是天才的一部分）。而天才，则意味着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这个从生活经验中得出的道理，生动地阐明了：“艺术是力量的表现。” 

无力者，不可能有艺术；既不能拥有艺术、创出艺术，甚至也难去领略他人创作的艺术，哪怕仅仅是从外观的形式上去把握艺术的语言。所以，阿道夫·希特勒的力量，他的艺术和天才，不在绘画、建筑，而在战争鼓动、设计谋略！所以，他的前二十五年（1920年以前）的和平艺术平凡，后二十五年（1920──1945年）的战争艺术非凡。在后面的这个值得谈论的25年中，前十二年他的艺术是潜龙，后十二年他的艺术成了飞龙。在这个称为历史事变的后十二年中，其前六年他的艺术达到德国统一史的巅峰，收回莱因兰主权、统一奥地利、合并苏台德与捷克、进占德国在波兰的失地；其后六年他的艺术达到欧洲统一史的巅峰，超过拿破仑和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不过，就世界范围看，希特勒的艺术，比起英国人还略逊一筹，不仅败于英国人（及其变种美国人）之手；而且他的霸权思想主要还是局限在欧洲，主要还是民族国家形态的。不比英语民族的霸权，乃是全球形态的，甚至连英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也都国际化了！

（28）

从创造力的角度去理解艺术，可以看到两个大项。一是广义的艺术（如希特勒的战争艺术和英语国家的国际霸权），一是本位的艺术（如希特勒的绘画、建筑和英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产品：从它们大而好莱坞到它们的布道）。广义的艺术力量，推进着这些门类的创造活动： 

a，梦与幻想， 

b，制作的技巧， 

c，宗教的意象， 

d，哲学的观念， 

e，科学的设想， 

而作为艺术活动、制作艺术品等属于“本位艺术”的门类，则是大家更习惯的艺术。它包括音乐、绘画、诗歌、文学、戏剧、建筑、电影等等，等等。 

（另起一单页）

第九论说

灵魂论说

谢选骏于1975年开始写作的《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原名《王者之言——中国的四季书》）中，这样论述“灵魂”问题：

（01）

什么是灵魂？灵魂是高于心智的某种东西。那么，既然灵魂高于心智，就是我们的心智完全不能理解的了；因此也就是我们无从谈论和认识的了！

灵魂又是什么？你说一个人脑子里有不良思想，他还能忍受，但当你说他灵魂肮脏时，他就不免勃然大怒了。灵魂是比大脑更高级、更抽象、更纯粹的所在，现代解剖学还不能发现它。灵魂不是感觉，是接近神的心理状态，非物质的，像真空那样不可感触。它不是希腊哲人所说的那样像一团火，而是文天祥所谓的“正气”，正气是灵魂的外延，灵魂是人内心的神。

（02）

灵魂的发现：

“人生空虚得可怕。”──但正是这强力恐惧以及为弥补这因空虚而产生的强力恐惧，而强行分泌出来的上述麻醉剂，成就了文明社会的思想家们所高谈阔论的“历史”！历史，步步是这样刻骨铭心的血印。在这类心灵的深处，也曾激荡过五光十色的媚俗波澜，但最后都归于死寂，无声无息。因为命运给各类心灵以不同的启示，首先给他们更大的差别，这个基本的生物和心理的事实，不禁一记耳光，打在那伪善的社会平等学说的脸上！仿佛狗血淋头的“治疗”，无情破毁了社会平等的诸多魔咒。缺乏权力，就缺乏活力；权力过少，活力也少。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跳梁小丑一旦登上国家元首的位置，马上显得容光焕发，气指颐使起来。虽然，过多的个体权力对一个结构来说可能意味罪恶与堕落；但毫无疑问，过少的个体权力就像贫穷一样，使得生命本身的机能遭到扼杀。

（03）

一个人只有通过自己的灵魂以及灵魂中隐藏的神性，才能发现真理、激荡正气。神秘感认为：知觉随着生命的死亡而消灭，灵魂却不会，它代代相传，长江后浪推前浪，直达遥远的天际。灵魂的不朽在于，它超越现象世界，它反抗物质而亲近精神。俗人没有灵魂可以消灭，超人的灵魂却永远不灭？如果真的如此，则历史发展的杠杆，不再是“争权的意志”，而是“奉献的灵魂”！

当然，在不同的宗教精神、不同宗教的死后生命观之间作本质优劣的比较，是相当冒险的。我们这里仅仅是说，道教精神及其对生命的观念与现代精神较为合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现代生活的发展，它似乎更加兼容，这不仅体现在它可能激发一些技术设计上，也体现在它可能导向的宗教哲学观念。道教关于生命本质以及对生命转换的设想，今天的科学还无法证实和操作，所以可能还具有潜在的引导作用，这就是其魅力所在。起码，先不要轻易地斥之为“迷信”。毕竟与它相比，许多传统有关“天堂”和“地狱”的思想，更容易受到现代知识系统的证伪批判。

那么，各种哲学关于死后前途的态度是否仅限于“无灵魂”（还原为无机物）或“有灵魂”（包括灵魂不灭、转世轮回和羽化登仙）这两类呢？并不一定。还有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可以独辟蹊径，例如孔子主张的“存而不论”。孔子尽管没有对死后的问题明确表态，但对超出经验之外的其它问题，他总是主张人们应持超然态度，把无法解决的问题悬置起来不下定论。

这样，关于死后的前途问题，存而不论无形中也形成了一种看法，那就是神秘主义道路或态度。它既不断言“人死后还原为无机物”的科学主义，也不断言“人死后生命不灭”的信仰主义，而构成似乎没有结论的“结论”，显然不比马列主义者区分的“唯物论”或“唯心论”更加缺少智慧。

不要认为这不可知论的态度和意见只是一种“犹疑不定”，甚至仅仅是避免在“唯物唯心”两种意见之间做选择的滑头世故。这“第三种态度”是独立存在的，作为怀疑论的、不可知论的态度，它搁置了判断，而现代实验科学（不是科学主义）认为，这种“搁置判断”的方法，才比较有利于人的认知最终接近真相。它的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不是滑头或是逃避，也不是在这前二者之间的犹豫，而是同时否定了前面两种态度所包含的独断性。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由活人来认定人死之后是有生命呢还是无生命，这其实是在同个范畴以内，即活人预知死人的世界，而存而不论的观点却是在这圈子以外，另成一体。

从这种角度说，犹太人批评耶稣关于天国的概念，自己就在逻辑上说不通的：既然“活人可以预知死人的世界”，那么“永远不尝死味”为什么就不可能呢？活人，即耶稣所说的“没尝死味”的人：如《马太福音》16章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再如《马克福音》9章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以及《路加福音》9章2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约翰福音》8章52节：“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

其实耶稣最敌视的并非“存而不论”这一造（可见耶稣并非搁置判断的科学精神的敌人），也不见得是唯物论的那一造，而是那些承认灵魂不灭（“鬼附着的”）却不承认耶稣天国的犹太人。

（04）

对苏格拉底来说，因为他信神，所以灵魂只能不灭（或是反过来，因为希望灵魂不灭，所以信神）。可见，这是习惯或是信仰，是不应该讨论的问题。反过来说，讨论它的基础，只能是一种念咒，一种希望，而不是一种明智。

精神领袖富于象征性的死亡方式和他的人格力量，给他的学说一道异彩。对接受者而言，怪诞的哲学因此变得更为自然了。这也许就是人格的力量可以使得文字获得了另一番意韵？

精神领袖的传奇死亡，推动他的学说迅即流布世界──这种现象说明，人类精神中有一股强烈的非理性暗流。同样一种学说由于它的创立者的生活以至死亡方式不同，竟致产生完全不同的命运，这就说明了，接受者心灵中的“灵性酵母”由于受到不同人格传奇的强烈震荡，而发生剧烈的变化。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断言，马克思主义衰落之后很难复兴，因为它缺乏人格力量。

人格力量带来的这种震撼，可以具体解说为，由于生命对死亡怀有一种歇斯底里的好奇和恐惧，所以当他看到另一个人由于不平等即“非正常”的事件而死亡时，他就会产生一种心灵的悸动：在作为“人”这一点上，他与死者完全一致。兔死狐还会悲，何况人乎。再加上人的精神具有可沟通性，而精神领袖的传奇性死亡方式，会通过这可沟通性给另些心灵以强烈电击。可见，在精神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中，“身教”比“言传”更为关键。伟大的哲学家，必定身体力行自己的哲学甚至不惜以身殉道，这就构成薪火相传的力量所在。

马列主义的失败，是因为没有这种人格作后盾。而缺乏人格电击、生命激活的过程，理性的言辞是缺乏血肉的。所以马列主义的造神运动只能造出一些小偶像，像雷锋之类，而大的偶像如伟大领袖云云事后证明都是泥塑且是肉欲的菩萨。可是“学习雷锋”只是学习去充当炮灰，对于任何一个有抱负的灵魂来说只是一个耻辱，这种前景只能削弱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命而不是增进其生命。

（05）

各宗教关于死后的生命观大体可分三种。

一种是由佛教、印度教等主张的灵魂轮回说，一种是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宗教的主张灵魂不灭说。例如佛教主张人死之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至于为什么极乐世界为什么在西方，有人认为与埃及人的太阳崇拜有关：坐上神舟前往拉神的永生国度。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比通常的冥府光明，但毕竟不是真理的发源地。崇拜西方真理的人们，可以安息了。

还有一种中国道教为中心的类似萨满教的民间信仰，所奉行的“白日飞升”、“尸解得仙”。这种理论也叫做“羽化登仙”。例如位于长江以南、鄱阳湖西岸的庐山，长约二十五公里，宽约十公里，大部分山峰海拔高度在千米以上，最高峰大汉阳峰为一千五百四十三米。庐山古称匡庐，又名匡山，传说周代的匡裕结庐山巅，一心修炼，后来羽化登仙，庐山之名由此而来。羽化登仙说认为，人能经过修炼变成长生不死的神仙，《太上业报因缘经》说其过程：“始有天地龙汉之初，吾号‘无形’，化在玉清境，出大洞真经下世教化，……延康之时，吾号‘无名’，化在上清境，出洞玄宝经下世教化，……赤明开运，吾号‘梵形’，化在太清境，洞神仙经下世教化。”如此，人可通过现世的修行达到灵魂与肉体的净化，人的世俗生命结束时，就能以此获得生命转换的超人力量，保证灵魂的超度，也保障肉体通过再生而获得不死。以此为契机，人脱离世界进入仙化境地，人从“谷”中（“俗”）跃升到“山”上（“仙”），从俗人成为仙人。

千百来的道士和追求永生活动的人们，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富，在这个领域中从事紧张的创造性活动。现在我们没有证据说他们已经取得了成功，但从他们付出的代价看，道教型的中国民族特有的死后生命观，曾经深入人心是毫无疑问的。

利玛窦神父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书中，对道教的这种活动大加谴责，因为他持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死后生死观（基督教型的），因而拒绝接受道教精神的方向。尽管求仙活动和炼丹事业的广泛开展，推动了医学和化学的发展，对现代世界的形成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医学事业与人的生命直接相关，追求长生的道教活动推动医学的发展，十分自然，何况人的生命活动也还是一项“生物化学活动”，因此追求长生和生命永续的道教思想，最终推动了化学的发展也是一件合理的历史事件。用现代观点看，道教关于世俗生命经过巨大的蜕变而走向永恒生命的思想，可能比西方灵魂不灭观和印度的死后轮回观较为原始，有些接近埃及人。埃及本来想让死者复活的木乃伊技术，因为方法不对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在木乃伊技术失败的地方，基因技术却可能成功，通过基因复制人而使得死者“复活”。谁能说基因工程和木乃伊工程绝对无关呢？

（06）

古老的复活思想经过适当的扬弃，不仅可以推进宗教观念的革新，也会对现代生命科学如遗传学、人工智能的研究等等，产生出人意外的推动作用。

那么，我们可以如何设想这种作用？它的具体途径又是如何？

首先，道教及其基本理想，不同于西方的灵魂不灭论和印度的转世轮回论，而属于现世的生命观念。即使朝向永恒生命即“仙人”过渡的理论，也十分重视对肉体生命及其生活的改造和净化，这含有医学意义，不仅有助揭示人的新陈代谢活动，也可促成较为健康的精神生命，导入生命及其本质的研究。

现代意义的生命科学，离开灵魂不灭论或转世轮回论显然更远。倒是仙人理论，看成灵魂与肉体的奇妙结合。例如自然生命不能逃避时间的压力，但道教式的生命却可能转换以立于不败之地。在埃及人关于木乃伊复活的观念里，灵魂和肉体也仍然是可以分离的，例如死者的灵魂登上太阳神的船，航行到西方（和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方位一样）。但在道教的永生学说里，灵魂和肉体是互相依存的，和现代生命科学一样，灵魂并不属于肉体。

二者的关系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两者同属更深刻的生命能力。道教相信这种生命能力经过净化和提炼，可以凝聚成为长生的内力，它现形为仙人。

其次，在道教的死后生命观及其生命转换的理论中，漾溢着一种感官的现象世界的甚至享乐主义的气氛，它珍爱现世生活，这与现代文明中的现世享乐的精神，倒有神似。正如道教是一种“后佛教文化”，现代的全球文明也有某种“后基督教倾向”，其间的相似很多，有心者可以一一发掘出来。因此，也便于二者（道教文化与全球文明）之间互相渗透。道教不认为现世生活是悲惨的，是令人绝望的炼狱；相反它认为，人可以通过自身的修炼而不是被动地陷入炼狱，实现对生命的改造和对死亡的克服。道教的精神，与西方宗教、印度宗教甚至阿拉伯宗教的现世悲观主义不同，充满现世的乐观主义，道教所鼓动的，因此也不是殉道式的献身（或脱离物累的无我之境），而是“保持宗教戒律的享乐主义”。这在气质上，也与现代的人本主义的全球文明，具有奇特的合拍之处。

现世主义者认为人生仅仅一次，为了不辜负这个来之不易的唯一生命，应当尽量地享受生活，利用环境去增进自身的幸福。而这恰与虚假的宗教复兴的动机完全一致！且合乎西方思想几百年来的大趋势。在我们看来，这种“现世主义与来世主义”的区别，要比“无神论纵欲与宗教禁欲论”之间的区别，更为重要。因为无神论纵欲还是宗教禁欲论的态度，是从现世主义与来世主义的世界观中派生出来的。

被称作“新宗教”的三种世俗化信仰，都是从所谓“新教伦理”中引申出来的，是一种广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严格意义的宗教。它们虽然在社会功能上发挥着类似宗教的信仰作用，但在宗教的灵性上，在精神现象学上，却完全不同，完全缺乏灵魂得救等超现实问题的兴趣。

如果我们同意在基督教和“从它发生出来的那三种信仰”之间，划上一个线型发展的公式，那么就会发现有大量的历史现象，是无法用这简约的公式予以解释的。

且这“三种宗教”之间的差别之大，几乎代表了人类文明史上各种类型的本位性价值的信念，如科学思想型的、社会归属型的、宗教皈依型的。

从人类精神现象的发展去看，宗教的排他性其实包含一种可贵的动力，它使信徒专断，但同时也赋予他们某种空前旺盛的意志力量。其效用，已经被圣经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扩张史证明有多么巨大。

正是这种排他性，促使“对科学进步的信仰”，得以向各种不合乎科学规范的陈旧迷信和超现实意识展开奋不顾身的攻击。这种现象，和中世纪的异端裁判所对科学的迫害，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相似，这种青出于蓝的排他性，使得世俗的国家主义向宗教的世界主义发起的反抗，也是相当激烈的，并终于取而代之。

（07）

人人都翘望灿烂的星空。但谁又愿意知道那里弥漫着多么深的荒凉与沉寂啊。那些圆形的天体，是只能远观而不能亵玩的。否则，它不是烧毁了你的肉身，就是冻僵了你的灵魂！在圆形的自然里，人们得不到一如预期的屏障，他就得诉诸人造的技艺，去锻造方形的文化。

理解者们！

世界的映象──就在你们的心镜里……

作为实存，它往往令人失望；但作为激发剂，这都是灵魂的良药！

时过境迁──一切词句就会变得日益空洞……因为词汇本无意义。传播的奥秘在于，它是激发共同文化背景下某些心灵的魔棍。当文化郁郁葱葱的背景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记录文化的那些载体自会失效因而变质……无人知道它。除非一些有灵感的“唤魂师”会重新唤起久已褪色的“回忆”……

（08）

人的来世──不是“我的来世”，不是“灵魂的来世”，而是“基因的来世”。基因不毁于时间之磨，基因在宇宙中螺旋形式地轮回，在重组与拼接中易化自己，更新生命！因此，它摒弃了印度动物杂种式的灵魂转世的异种轮回，它摒弃了埃及灵界鬼物式的灵魂回归的同体复活，而是中国式的乾元移位？

“我”，作为一个“感觉体”，一个“反压制力的有限容器”──随着机体的衰竭、死亡，而破碎、飘零了。

“我”，像落花败叶似地逝去了……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时间带走了一切，像山溪卷走了一切凋残的碎片。“我”的碎片四散迸裂，不知去向。但创造了我的那些“基因”并未消失，而生龙活虎地参与另一些“崭新的组合”，他扩张，他膨胀，他攻入各个堡垒内部，化敌为友──渗透到我们今日还不能知晓的事事物物之中去，造就新天新地新文化运动……

基因，因此成为“来世之主”。

若无重组拼接的基因配置运动，生活岂不成了无尽头的苦役，世界岂不就是现成的地狱？

“基因配置运动”是自然生命更新的捷径。尤如“中华精神复国运动”是社会生命更新的捷径。如果人们只是用药物和法术去延长病人和老人的寿命，而不去播下新生命的种子，如果人们只是用改良和协商去延长旧秩序，而把“遗忘”这个伟大的机能给毁坏了，若是老耄未曾死去或原封不动地转世轮回，世界将是怎样？彻底的裂痕，普遍的颓废。

生物学意义的“重组拼接的基因配置运动”，相当于哲学意义的“乾元的移位”──都是对于人类命运的描述。它的选择，无规范，无始终，无情义，无道德……人在其中或喘息屈服或优哉游哉，或以为幸福或以为不幸。人尽可以生出各色感受和无尽遐想，但却无法脱却这一宿命的运行！于是，最佳的生活态度与思考方式只能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辞》）新生活的诞生是乾元移位的结果，它通过基因配置而实现，──这是一切“人的革命”中最深刻最有决定性的革命！

（09）

新文化的诞生正是乾元移位的结果！它通过观念的分裂与重组和拼接而实现！乾元的移位是中国思想中的轮回！我们热爱这命运？因为我们终于看清了，轮回有各级水平，但都不失拥有特质的乾元移位！

我们的身体在动物世界的绵绵之链中行经着？

我们的心智在社会世界的五色变幻中搏击着？

我们的灵魂在历史世界冬去春来中潮起潮落？

甚至我们的骸骨也在无机世界的无限冷漠中飘浮着？

我们整体存在的每一部分不都在无声地听从它所归属的那部分世界的“内在规律”吗？周而复始、物欲翻新的乾元移位！

自由和创造，在乾元移位的意义上永远是“被限定了的人”。

啊，来世！

（10）

对一个陷入罪恶感的心灵来说，死亡只是转换了罪的形态，但不能绝除罪的阴影。在他的想象中，他的尸骨和鬼魂，仍因生前的罪性、罪业，而遭受苦难。于是，他便渴望从根本上逃避生存或是逃避“现世”。但逃避生存，如佛教徒所实践的及叔本华所鼓噪的，在永恒的罪性（而不仅仅是罪业）面前，也同样软弱无力。因为原罪先于生存，它像无孔不入的病毒，潜伏在一切现世中，与一切“生物原则”同进退。所以，高级宗教要逃避的，不仅仅是生存，而且是整个现世！

生命就是原罪的父，现世就是原罪的子。原罪因此也是宇宙间唯一自由的力量？撒旦是由于争取自由他不该拥有的自由而堕落的？原罪，是先于实体而存在的遗传密码和永恒阴影……按照使徒们的说法，死亡，仅仅是原罪伸出的一个手指，意在恐吓人？天堂、地狱，生存甚至非生存……都不能助人脱离原罪的奴役，更无从超越阴影。惟有依托天神，始能跳出原罪的煎熬？

怀疑论者认为，这是一个如何不可思议的天神啊？他全能全知，但却听凭人类犯罪，听凭人类痛苦。可这样的天神据说还像慈父一样爱着人们？崇拜他，结果是唯一的归顺，代替万般的奴役；用特定的光明，凸现普遍的阴影；用暂时的希望，种植永久的毁灭……除此而外，据说一切人造的、许诺的解脱，还都无济于事。

无神论者更从怀疑论出发，推论说天神的仆从因此要制造罪恶感，要扩散自卑心，要完成病态心理的塑造工程……。这是为救世主的到来，做最精细的思想耕耘。在乱世的骚扰中，浮现心海的浪花。没有罪恶的洁净状态、没有骚动的宁静状态，并不是神圣。神圣，是针对罪恶和骚动，进行极严格的控制。其前提是，罪恶与骚动的存在。所以为了创造神圣，必先制造罪恶。因为神圣，不是自然的平衡，而是机体的牺牲。……

（11）

活着的人，怎能知道死后的生命？聪明的人如何面对这个二律背反？对孔子来说，这可能主要出于习惯，如他梦见周公，相信灵魂之间会有沟通，但这并不确定无疑。

同样，唯物论关于“人死后还原为无机物”的观点所涉及的，就更不是一个“死后的生命问题”了，它因为已经完全否决了死后的生命存在，从而拆散了“死后”与“生命”的任何联系，从而成为一种和“灵魂不灭论”同等独断的信仰主义。“存而不论”的搁置判断，比“唯物（无机物质）唯心（灵魂不灭）”的二分法，增加了整整一倍的信息量，并打开了通往日新其德的道路。

（12）

灵魂问题，是目前人的智力、经验、逻辑和推理都还无法解决的。存而不论的态度，是真正理性和科学精神的反应，虽然它并不是一个确定的解答，因此其局限是无法满足人的期待，无法安慰人的京惧，这也正是“明智”的局限所在。

存而不论，能给人的智性划定界限，但不能解脱人在本能和情感上的焦虑状态。因此各种关于“死后去向”的猜测应运而生，以消解此生的彷徨（而远远谈不上是对来世的引导）。但这些说法都是一些假说。其根据仅是感情上的需要，而不是经验上的依据。

存而不论作为搁置判断的“无答案”境界，如果能与“假设”结合起来运用，对知识的进步更为有利，帮助人的思想进入更为明澈的一层，充分实现“工具理性”的功能。这样可以批判地进入“有答案”的范畴，例如“无机物质”和“灵魂不灭”这两个答案，其实只是纯粹情感的自然流露。

也许有人会问：“希望灵魂不灭可以说人的情感所系，但人怎么可能希望自己是无机物质呢？”其实这很简单。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原名Francois Marie Arouet ）临死时说：“黑暗，黑暗！可怕，可怕！但愿我没有出生！”因为面对注定毁灭的命运“现在就是假的”、“我从来没有出生”这一佛教式的经典态度，不失为终极的心理庇护。

在这种意义上，小乘佛教与唯物论相通，它的涅槃也不是来世的。但断言人死之后并没有生命，只是化为无机物质，这与人类的感情需求相矛盾，所以小乘演化为大乘，人生智慧演化为偶像崇拜，是少数人的意识化为多数人的宗教时，不可避免的现象。正是因为人的感情和下意识总是希望死后还有生命的延续，所以，唯物主义关于人死以后没有灵魂的理论，会导致精神的颓废和生存目标的丧失，建筑在推论之上的“无机物质论”只能导致文革发动者那样的玩世不恭与暴虐人格。而对多数群众来说，不管他持有什么样的认知，都需要获得一个确切的答复，就像是获得了心灵的家一样，他要像买房子哪怕是租房子一样，使这个事情落实下来，这样才有安全感。

而往往，人的感情和好奇，确实渴望有个答复，尽管事实上任何答复都无法被证明，因为死人是不会回来告诉我们到底有无灵魂，所以人在面对“永恒”时的困惑才成了永恒的悬念。既然无法证明任何答案，“有答案”发生了危机。正因为科学无法证明死后前途的确然性，所以各种感性的证明兴起了，那就是宗教。在“答案”问题上，存而不论近乎“无”，而“死后有灵魂”与“死后无灵魂”这两种看法加在一起，才近乎“有”。有无相生，形成世界观的全貌。

（13）

研究哲学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可以增强对各种苦役“理论”的心理免疫力！一个懂得人道的学者，从此使自己再也不至于动摇生活的信念。这生活信念是他从亲身经验中得出的，且是一切哲学的硬邦邦的核心！

研究哲学的终极目的──就是“弄通哲学”；其含义是不再使哲学羁绊生活，而要哲学为你的生活走马效劳？所以，一个成功的哲学家，其最后工作就是抛弃哲学研究本身。生活的要求是强大的；哲学不过是达到一种高尚的（“高级的”或“高贵的”）生活的途径，它使生活免于沦为“油盐酱醋柴”。

要达到“哲学上的虚无主义”这样一种苍茫无际的“强有力者的显著标志”，于是高尚的生活摆脱了习俗观念这种地平线上的玩具的控制──然后荦荦大端地展现在勇毅者的脚下……这才算是“弄通了哲学”？

“弄通”了哲学，就是终于达到了哲学的虚无这一“无有无不有”的神境。

“弄通马列主义”，无非就是达到了对那主义的虚无认识。“弄通”，就意味着搁置甚至取消。“弄通马列主义”──也就是说学会任意剽剥那个主义，从而实现对这一主义的彻底玩弄。这是完全彻底的投机态度！当然，这要从“看书读报”始。但是，却不可以“看书读报”终，因为那已不能再局限于“主义”的范畴之纸，而进入真枪实弹了，它的使命是“猫爪刺破青天”，即毁掉一切可能优于“猫”的存在。

（14）

一旦确立了死后观，就会对人的现世生活产生影响。一个有权势的人如果相信来世，他干了许多坏事当然也害怕报应的惩罚，于是，他就不倾向于承认有什么来世，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他不必在来世付出代价。所以二十世纪的独裁者如此残暴，是因为他们几乎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论是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甚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如果只此今世可活，就谁也惩罚不了暴君暴民。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受尽磨难的孤立无援者，却容易相信“修个来世”，他们哪怕做了自杀攻击的肉弹或是雷锋式的驯服工具，也还是需要领袖崇拜来安慰自己的不幸。

如果肯定没有来世，没有“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那么，“我活着的时候经历的一切对我就是唯一的”，那么这个生存对我来说就是不可交换的了。这等于告诉人何，生命只有一次，爱干什么就应该干什么，能干出什么就应该去干出什么，干到什么地步就算什么地步……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唐·杜秋娘《金缕衣》）

（15）

“未来”既然已经成为“虚无”的别名，那么还能怎样呢？相反，如果肯定有来世，那情况就颠倒过来了，有权势的恶棍在现世的行为，虽然逃避了这个世界的审判，但却逃脱不了另个世界的审判，那里有一个不受贿赂的裁判员，使他从内心深处发抖。

有人把这种内心恐怖予以神化，叫做“上帝的意志”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历史规律”。既然如此，我们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有灵魂”和“无灵魂”的世界观，会导致“有道德”和“无道德”的行为后果呢？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然，像宋朝以后的儒家由于基本上属于无神论范围，所以他们的道德不是建立在“灵魂”层面的，而是建立在“血缘”层面上的，在家族主义的孝的精神指导下，人们用子孙替代了来世。“小祖宗”代替了老佛爷，父母君王代替了神秘主宰，人们自己所构成的种族存在之链以超越个体的绵延作了来世生命的替用品与仿造品。通过晚辈对长辈的服从，长辈获得了某种“永恒感”，即便这只是暂时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只是如此一来，中国人的生存完全堕落到平面上，失去了立体性；整个民族的精神五体投地，完全瘫软了下来。

灵魂之火可以由各式各样心理的折磨而触发。它既可以冲天而起、蔚为壮观；也可以悄然蛰伏，不动声色。其情形有如火热的熔岩在顽冥的岩层下──或喷薄而出、杀气腾腾；或汩汩潜流，寻找突破口。它有时击碎了岩层，漫无目的地寻找着归宿。有时则孤芳自赏，孕育着重大的思想。灵魂之火没有预定的去处，不怀功利主义的企图，它只知道它必须爆发或向外（行动），或向内（思想），否则它自己就承受不了这巨大的膨胀力，那无法由自身力量予以控制或消解的膨胀力。

（16）

啊！还有谁不明白这一切纯属纯粹的偶然？世界之所以如此，既不因为这个原因，也不因为那个原因；而是“因为”它如此，所以它如此！只因其然，所以其所以然。其中哪有什么“道理”可循！本无“规律”（叫“规矩”兴许更合乎中国人的习惯），人自造作。拖出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长长的、绵软而冷冰的规律，不正说明当代人的神经十分疲弱，因而需要一根人造的脊椎予以支持吗？

这也许是脊椎动物很自然的神经症状？百般无奈之下，哪怕是一条软脊椎也是好的！

人们捧出一个“硬道理”给我看，并说“看吧，这就是世界的真相！而你们看到、听到、吃到、闻到的其它一切，都是它的皮毛。这是一切工作的灵魂”……但是，说这话的人知道什么是灵魂吗？

若然，他那灵魂又是什么质地的呢？

若不然，他说的灵魂又是什么形态的呢？

为什么，“世界的本质”老以压迫不幸者为其职能呢？

为什么，真理总是要活人做它鲜血淋漓的祭品呢？

为什么“随着历史的发展”，真理的胃口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了呢？

为什么，“世界的本质”越来越单调刻板、越来越与常识格格不入了呢？

为什么，“历史”越来越酷似一场未经宣判的无期徒刑？

为什么，“生活”越来越成为一出见不得人的秘密审讯？

许多理论在解释这些“怪现象”（理论为了神话自己──竟指责事实为“怪”！这真是八怪而不为世所怪），但没有一种理论解释得通。许多理论能诅咒世界（他们把诅咒说成是“解释”或是“希望”），但没有一种理论能改变世界。宣告能够改造世界的理论，只是糟蹋了宝贵的资源，浪费了许多不能再生的资源。

（17）

“中国人对创世毫无所知，不相信灵魂永存，分不清人的灵魂与动物的灵魂，除了想象后者要迟钝些和前者精神些。他们不承认天使和单纯的圣灵，只承认物质的和肉身的……他们不承认天国和地狱，不承认来世的惩和赏，因为他们相信都会灭绝，他们对任何东西既不恐惧也不抱希望。”（利安当：《论在华教团的若干重要问题》第76页）

中国哲学不是“不知道”和“分不清”，而是“拒绝承认”，是“相信另一种原理”──依据那种与万物合一的神人观念，他们“既不恐惧也不抱希望”。

这就是零点的所悟！

而希腊文化则过分夸张了这种违背零点哲学精义的思想：它向听众指出人生面对的巨大选择──永久惩罚或永久幸福，其后果之严重实际上没有一个凡人可以担戴得起。基督教就利用这不知所措的状态（人人都愿意追求快乐，但又怕承认快乐之后的严厉惩罚）来加强人的焦虑，使人要么遭到肉体的幽闲，要么受到良心的威胁。结果是把尘世的快乐变成了尘世的磨难；再以此与天国的永福作比，来增强人的由衷不满。最后，通过宣布人的灵魂与人的肉身的两重性，戏剧性地分裂了人格本身！

与此相反，零点哲学是来指出人的现时性、共时性与混一性的。它拒绝对“现在”做出超乎现在的说明和许诺。它明晰：任何许诺永远都只是“现在的许诺”而已：“兑现了的”许诺不再是许诺，且无一合乎原先的许诺！它不仅拒绝从时间上分裂人；而且拒绝从空间上分裂人，如把人分裂为“灵魂”、“肉体”或诸如此类。它也将撇开现代流行病──把人集团化（阶级化、民族化、种族化、优劣化等等），并据此加以异化；而直接洞悉人、理解人以致最终地爱人如己。只有混一了人，才能爱人如己？

（18）

零式的纯净，正是《旧约·创世记》所描述的伊甸园里的原人状态。是比一切神学教义都更根本的纯净状态。

伊甸园里的风情，并不是亿万之富，而是零点之富。

当亚当和夏娃相安无事的时候，他并不是“一”，她也不是。他与她相加也不是“二”或“双”。而只是零。一片真。而当他与她互相滋扰时，零的状态打破了，于是，“一”生了。这“一”就是毒蛇，是魔鬼撒旦。

是撒旦引诱人堕落？不是。如果“一”不从“零”中破裂而生，如果人不恶念萌动，魔是无以乘隙以入的。只是当“〇”被破毁，“一”脱颖而出之后，魔物才内化为魔欲的。结果，“人”的发展再不仅仅是“一”与“二”（夏娃与亚当）而是“无数”。无数的罪与罚，无数的传奇与故事，无数的忏悔与赎罪。

（19）

他做了一个梦：他穿过一座宽敞、明亮的“筒子楼”走廊，走廊两旁的每一间房里，住着形形色色的年轻夫妇，做着形形色色的事，那浓郁家庭气息使他着迷。……每一间房门都敞开，但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走动，甚至没有一个人看他一眼，这使他觉得自己像是个幽灵。笔直的走廊的尽头，是一个没有门的洞口，他看见洞外那蔚蓝色的天，一片耀眼的虚空，殷切地召唤着他。他多想走得稍稍慢一点啊。但他知道，他必须旁若无人地走过这条方形的、线形的“甬道”，而且不能显出丝毫犹豫！世界留给他的，只是那片眩目的、一无所有的蔚蓝，还有，那甬道尽头的圆形洞口。那时刻准备把他的身体和灵魂都吸出去的洞口。

弃方从圆，离却线形的道路，而跻身广漠的空间，这就是他的宿命！

以此彻悟为新的起点──

远眺：朦胧的秋月。

明赫赫的地火仿佛幻觉。

加映着一枚烟斗的红光，

那是一束失而复得的思想：

只要能够看见的地方，就可以抵达。所以，人能登上太阳，驶入银河。

只要能够思索的观念，就可以物化。所以，灵魂可以见到上帝，参拜众神、目睹“〇”的盛况！

（20）

All the darkness of the world cannot extinguish the light of a single candle. 

——Francis of Assissi 

这是天主教圣徒法兰西斯的话，大意是：整个世界的黑暗也不能毁灭一支蜡烛的光辉。

而《庄子》笔下的圣王却不懂这一点，这大约体现了东西方精神的差异：《逍遥游》说“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中国人的精神注重“天下”，欧洲人的精神注重“灵魂”——此东西方精神差异之源？

我几乎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写完了以上所有。

这并不只是个人的倾吐，而是代表了中国现代生存状态下必定会涌起的精神潮涌。

它澎湃，它迟滞，它周流，它也会凝固下来。这时，一种多么强烈的空虚感袭击了我此刻的心境！

我终于意识到，我这就不得不和八年以来陪伴我的旅程的这些“思想纸牌”握别了！

不是因为我放弃了它们，而是因为我修订了它们从而完成了它们！

写完了，“作品”就不属于你了，而成了你的身外之物。

有的人写书，只写结论，只写那些为使读者接受其结论而操纵的论证过程；有的人则把整个思考过程向读者也向自己呈现出来。前者显得光滑而后者似乎矛盾；前者凝重而后者富于动态；前者是“说完了”，而后者是一种探索。

──愿我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我想把读者当作活人，而不仅仅当作对象。

思想其实是不可凝固的。写在纸上的思想恰如刻在碑上的铭文一样──都不再是思想，而是遗烬。

写完一本书，尤如关悼一座大厅的灯。以后，游览者就得用自己的心灯去照亮这厅里的展品了。

1990年初黑沉沉的除夕夜，零点时分

（另起一单页）

第十论说

组织论说

谢选骏于1975年开始写作的《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原名《王者之言——中国的四季书》）中，这样谈论社会“组织”问题：

（01）

各类生物都需要它们的势力范围，由此出发都不得不创造它们的权力形态。

每个个人都需要他们的权力形态，由此出发都不得不调试他们迈向权力的脚步。

──依靠本能冲动的方向、原始力量的度数、再加上外力或反作用力，造就了个体的权力形态，这就是他人的感觉能够确认的“存在”。人们在此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只有那些最幸运的物种及个体，才拥有势力范围和权力形态，而弱势集团、弱势个体则一概阙如，但实际上，势力范围和权力形态乃是任何物种、集团、个体必不可缺的，不同的只是势力范围的大小、权力形态的形式。

恰当的势力范围，使心灵长此安宁；不恰当的势力范围，使心灵充满嚣腾。合法的权力形态，使心灵甜甜蜜蜜；不合法的权力形态，使心灵充满苦涩──这里有什么平等之可言？有什么互相认同的可能？

（02）

社会等级间的反差，互相造成的压制力，从各层面、各渠道激起有生气的反压制力，压制──反制──压制。这无可逆转、无可切断的永恒之流（希腊人称之为“命运”），注定了，和谐只是源于不和谐的一个反应。不幸乃是幸福之母。看得更远，则不幸、不和谐也是幸福、和谐的归宿．正如死亡是生命的归宿，万物都将归回浑沌之母的阴郁怀抱。对发生在社会群体中的文明（而非个人心中的灵性），反差萎缩，压制与反制的力量也就趋弱。社会生活的活力、内驱力、外扩力等等也就低落。

要测度一个社会的外在力量并不困难，只要看看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就可以了。但是要测定一个社会的内在力量却殊非易事。谁想准确地测度，只有到此社会内的各种反差中去寻找答案。如是，凡渴望赋予一个社会以特殊的力量，必先力求赐给它以特殊的反差。要给一个社会以多大的力量，就需给它以多大的反差。应该协调这些反差所造成的冲突，以便把它们汇合为一股更强大的总体反压制力。可悲的是，大多数文明社会在创造反差、协调反差方面，不是做得不够，就是干得太过分了。过犹不及。

反差及其不平衡创造的一系列力量形式，构成了社会运动、生命万物的起源。文化之象，也并出其中，粲然可观。反差不仅升化为生命世界、自然宇宙间的“第一善象”，也蔓延为社会世界、文化宇宙间的“至善之源”。如果反差给人类带来了痛苦，那并不是反差的过错；因为人及其文化本是反差的产物，人怎能奢望，“只要河水的这边而不要河水的另一边”呢？

（03）

为了更有效地抗拒外来压制以保护自己，人必须团结成团伙、组织各种形式的社会，以增强抗拒压制的内在力量。但社会的外壳一旦成形并开始运转。本身就悄悄化为对其它自己成员的压制。存在就是压制，存在就是反压制。一个存在的诞生，就开启一场新的压制与反制的角逐。存在，从此成为一项自行其是、享有自己特殊要求的压制之源。

一个社会的存在也和宇宙间的万般存在一样，一方面扮演着反制的先天角色；另方面行使着压制的后天职能。这双重的脸谱、双重的力，激起了无机世界的浪潮、生命世界的喧嚣，以及引起了社会的多重困扰。

压制与反击随时随地、时空交错，互置、移位、转换与升沉，构成了各种折磨．痛苦、悲剧、荒诞，以及宁静、再生、和谐、庄重……构成了被我们称之为“生活”的社会本相。这也使缺乏理解力的人们，对正义与非正义的分际感到迷惘。

（04）

社会、文化也像人自体一样，无法“战胜”更不能消除自己承爱的压力。它的最佳状态，是创造相应的内力，抵抗这些压力。至于这些压力本身，在根本上是超验的、无法干预的。这也许是不幸中的大幸？是局限，创造了各种美与善？甚至创造了被人目为“真”的可畏之象？人和社会干预不了、无法消除自己面对的神秘（因其不属感知及语言的此岸，因而在根本上是超验的）压力，他才在此岸创作了反压制的众多品种与花色，以迎接强加给他的命运。

社会的压制，激起并促进了社会的反压制力。不愿盲信、屈从的个性，不思自弃、自损的个体，总是在寻求一个突破口，以求改变文化的流向。这是多元文化的内在基础。他们对压制势力进行的冲击，开始时并无明晰的方向，也无固定的方式。此时，他们只求摆脱压制，心智还处于困惑状态。只是随着反复的较量与试探，一条更合乎节能原则的道路被发现了！新大陆洞然开启，新的眼光射入了它。这时，可能性变为可行性，神秘之象变为神奇之事一个新的文化运动开始了。

他们的心充满明净而豪爽的艺术冲动。这种冲动的本质是渴望新颖、渴望创造。而来不及顾虑这新颖与创造是否合乎已成的规范、既定的逻辑。作为社会的反思脱颖而出的新潮，是使各种世俗的历史得以再生，各种文化得以免除腐朽的神奇之事。

（05）

已成的、定形定性的东西产生沉沦力。萌芽状态的或未形、未然的东西，产生抵御沉沦的力。反力比正力更富于生气。这里有“既济──未济”的生长，也有此起彼伏的冲突。因而，“时义”成为决定一切的尺度。《周易》对此有过精辟的阐述。整部《周易》也可以说就是一部阐述“时义”并发挥时义的经典。

所谓“时义”，是指一物的存在取决于历史（时）的需要（义）。

在它看来，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历史景观中，因含相异的功能，常有相异的含义。故历史的挤压所显现的历史需要成为至高者。这种观念含有实用的气味吗？但千万年来的人们，却正是在此沉默无语的准则下生存过来、发展起来的。在可以预见、想象的未来，人们仍然难以摆脱。需要，不仅是创造之母。也是真理之源。而历史的挤压，就纯知和真理意义言是不可预测的，其本身更是飘忽不定的。尽管种种有关社会、文化的预言会出现，并通过暗示去影响社会心理的变化而推动社会文化形态的迁化，但那与“科学的预测”毫无关系。

（06）

我常想，若以绝对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制度与人性的冲突，并把制度奉为不言而喻的标尺，是否属于某种精神缺陷？

我想指出的是，所谓“方法论”也就是“偏执的思考方法”实具极大的危险性，应该充分提请人们注意，绝对主义的方法论正在成为现代文明特有的一种独断论，在价值多元论的幌子下，科学主义正在侵蚀一切意识，严重腐蚀着人类的智慧之田。

在任何时代，教育都不应该是统一的，更不应该是绝对化的和僵硬化的，在目前这个时代，这种古已有之的合理要求，在是绝对化的和僵硬化的教育制度下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自学和自修的流行，尤其是利用新的技术手段，用每个人的自我努力去填补绝对化与僵硬化的教育制度所造成的缺憾。

人和人的基因和环境是如此的不同，当然需要选择适合自己具体情况的教育方式，好在任何一个注重功利以致达到偏执狂热的时代，其中看重自己灵魂水平的人，也是不会绝迹的。同样，任何一个倾向精神价值的社会，渴望通过教育去攫取功利目的人，也依然是大多数。事实上，渴望满足功利欲望的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肯定要比热爱精神价值的人多得多，哪怕是在教会统治的神权时代，也是如此。正是这种实际上存在着的交错性，使得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发展成为可能，使得一种潮流被另一种潮流所取代，成为可能。少数追求精神价值的人与多数追求物质功利价值的人之间的力量对比虽有消长，但核心的人数之比，大体上没有变化，这可能是由基因的分布决定的。只是许多中间形态的人士，随波逐流地漂移在两极之间。

（07）

挟持着暴力的传统是最坏的。它以其无孔不入的渗透力、规范力、定型力，塑造着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的观念模式。和这样富于暴力传统的观念实行决裂，只是第一步解放──解放暴力思想的束缚，但传统的洪水还淹没了我们广大的潜意识王国，它像天神降下的自然洪水窒息了大地上的一切生命之花那样，窒息了我们身上敏锐的直觉和天赋的智慧。因此，现在需要的是第二步的解放──解放心理底层的禁忌。这些禁忌，有些是从古老的部落集体的意识中变形而来；有些是从晚近的社会灾难里脱胎而出──例如军事化的土匪文化──它们比表层的思想观念更深地宰割着当代人的革新意识，使我们身受其缚而不自觉。

传统的魔力，不仅作用于观念和心理，还“物质化”为生活的方式和社会的组织形式。因此，仅仅与它“决裂”是不够的，还要把它们送入坟墓。否则，你即使离它远去，把它独自留在那里，它的阴魂也会反过来牵制你，通过“忆苦”、通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来阻止你获得新生活、新文化。

但是，仅仅击溃传统也是不够的。1919年以来的中国的结构性大动乱史已经指明了这一点。新的挫折及其激起的新的觉悟，已在晓谕我们：利用传统意识形态、传统心理特征、传统文化构造，去反对传统，以便从根本上推进民族复兴的事业，去创造一代新型文化──这已经成为落在我们肩上的一门伟大的艺术。

（08）

社会的成就，是靠着吸取、集中、吞食每一个人的天生丽质而取得的。这是就社会本位的观点而言。就个人本位的角度来说，谁又能说这不意味着一种“损失”以致“牺牲”？个人，不管他最终获得了多么可观的社会性报酬──却总是失去了他天性和生命中的珍贵东西。不错，在为社会结构、文化积累做出贡献（就这词的深层原始义而言）的同时，个人的社会才能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但思想者却注意到：人的社会才能和人的天生丽质并不等同。后者是活源之水，前者仅是后者一种流向或流态而已。是社会压制迫使天生的丽质流向习俗的堤坝，使之成为社会才能。脱开了具体的社会文化背影，这种才能往往流于无用之功、屠龙之术。

（09）

有了许多“限制”，才有许多“条件”，这样，才有了生命据以起源的种种可能。生命的可能性，并不寓于“自由”之中，而是寓于追求自由的奴役中。

“条件”对人的严格限定，在达尔文的学说中被美化成了“适应”；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授以“适应者”的桂冠。这是十九世纪炮舰政策和强权政治思想的生物学版。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被承认（这是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和阿诺尔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等人的历史研究开始推进的），生物学中单线直道进化的观念也被扬弃了。欧洲的霸权中落，使欧洲的思想主流放弃了绝对主义。但即使最狭隘的欧洲思想，也还变相承认了生命是“对压力和限制的反应”。这种反应不拘一格，但各有价值各含力量。欧洲人已被迫承认的文化无优劣观念，中国人更加没有理由加以拒绝。

（10）

个人是社会的细胞，且是这巨大无匹怪物的食料、燃料，社会无情地塑造个体，不论这些个体看起来多么显赫，甚至掌握生杀予夺的权柄。就像天命无情地塑造社会，不论这些社会看起来多么稳固，甚至具有万古长青的假面。社会的特点并不是有情，也不是道德、正义；社会，这生物集合体也像生物一样采行生物的第一原则：是吸取食物、化出营养、维系生存并为绵延自己，而践踏英雄的尸体。

这就是真相。这就是社会及文化的本性！精神病高潮的起因，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个体，不再能承受日益增大的压力。如前所述，在崩溃的极限到来前，这压力只会继续增大。谁来堵遏这历史潮流？有能力的人，不会去堵；无能力的人，不足去堵。所以，把命运托付给命运吧！尽管恺撒的东西归恺撒、上帝的东西归上帝。所以，精神病者淘汰了，不让谬种继续播恶。而放松或减轻社会压力的希望，只是玫瑰色的图面，不足为训。赤子之心，不会昏乱到“让希望冲乱头脑”的地步的。谁能借用法律的巨压，实现有序的淘汰、推广种族的精选？而放弃在二十世纪已经宣告失败的宣传熏陶、思想改造……

这样也许就转祸为福了，精神病的空前发作，就会变成全球整合的巨大动力；社会的吃人本性，就会变成精选个体为世界公民的优良机制，文化的反人性倾向，就会变成再造人性的驱动器。“消灭精神病”的口号，要远远胜过空想家所谓的“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的纲领。消灭，是通过精选，使人在文明的环境下，生存下去。

（11）

“品种”，不仅是生物学的一个要素，且是文化、政治、思想等诸种领域的一个要素！个体的生理与心理品种，往往决定了他的文化特征、政治特征、思想特征……这些特征，一旦作用于他所面对的环境时，就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例如在政治领域，某个集团或党派的成败兴亡，往往取决于其领袖的生理与心理要素，“领袖要素”的影响，当然会潜伏很长时间，但等它一旦表现出来，就将势不可挡了。请不要由于害怕“突出个人作用”而故意忽略甚至无视领袖要素吧。

由于人的狭隘性、偏执性，现代人也依然和古代的原人一样，并不清楚好坏善恶的系列意义与结构价值。在永恒秘密里，人如同动物，是为生存而生存的，是为思考才思考的。所谓“人比动物优越”，在永恒里成了谎言，是以表象代替了内质。对于人这“类”而言，并没有任何值得推敲的“永恒”──因为人这类动物本身太分散了，事实上构不成“一个整体”，而每个人又瞬息即逝、微不足道，结果，“人类的永恒”成了个人的短促自我的简单加长……所以对思想深入的个体来说，世俗奢求的“永生”反倒成了一项最大的恐怖、最大的惩罚，成为西西弗斯的故事。

如果“人类的永恒”只是把人作为类而造就的，那么，除去世俗生活的刻板重复外，还剩下什么？除去把生活简单加长到令人厌恶的长度外，还有什么！人类的永恒，不过是菲薄的愿望反复相加（好一个“薄积厚发”！），是私欲的类化。所以，它如何可以充作“命运”的代词？！

（12）

“多数人”合群，他们的个性不强、干劲不足、主动性不够并缺乏抵抗精神。“少数人”天生有反骨，他们个性独特、充满斗志，内心奔腾着想象和创造的冲动，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些特点，完全可用体质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工具予以检测。甚至在动物世界，我们也可以发现少数派与多数派的对立和分庭抗礼。

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变成了“某个时代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的心灵塑造了某种文化的精神？局部地看，仿佛是这样的。可是展望整个文化史，我们就发现：统治阶级可以被摧毁、推翻、瓦解、取代；但文化的精神却依然强有力，征服一代又一代的统治人物。由此可见，可能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精神塑造了文化的精神，而很可能是它们共同受造于更大的压力。比如罗马帝国瓦解后的西欧，它的统治阶级先后是：教会、封建领主、专制帝王、国民议会、工会、政党、新闻媒体……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它的文化精神还是有其一贯之处，由此可见，文化精神并不产自统治阶级的心灵。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心灵也是派生物，虽然看起来像是独立创造的原生物。

（13）

新的文明初起时，社会内部的反差开始扩大。文明走向鼎盛，反差日益增大。反差，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和文化创造的直接动力。社会的反差，还是生长、分化的结果。它在人际关系上，不免会造成多重的隔阂、疏远、乃至紧张。生活者与观察者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观察家指陈说：看，这就是反差，反差对进步是必要的。但生活在反差之两极的撕扯中的人们，感到的却是幸福与不幸、踌躇满志与嫉恨不平、欢乐与悲痛、狂妄与自卑等极端相反的感情。他们分别断定现存秩序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感情的压力，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着行动者的意志步伐，或使之紊乱或使之坚定，但在历史观察家的天平上，这种激荡在总体上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前进运动。

面对这微妙的格局，关心人类幸福的思想者，应考虑一下“走钢丝的艺术”。社会的发展，宛如行进在一条悬空的缆绳上，两边是幽深的峡谷。一边的峡谷是反差太小导致的停滞与僵化，另边的峡谷则是反差太大引起的摩擦以至爆炸……如何使一个社会不因恐惧或大意轻敌以及软弱或意外事故，而不慎跌入缆绳两端的峡谷中──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严肃到了致命程度的问题。

（14）

社会组织得好，宛如一架上足了润油、开足了马力的大机器，不再像解体时代那样发出生涩的嘎嘎嘶嘶的噪音。这时的社会，各部件间摩擦降到了很低的水平。无疑，这种令人振奋的社会状态，对于生在乱离之世的灵魂，有极大的吸引力，是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是，从更宏大的历史场景、从更多的和平时代的立场来看，难道这就意味着理想的境界？这种状况也许能够提高社会的产量，却无法创造文化的质量；可以给多人带来物资上的丰收，但无法向思想者提供思索永恒的动力。动力，是来自危机，来自危机触发的对“命运”与“永恒”的探询。这探询有助于群体从根上调整人的生存模式，以建立更富于自省能力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灵魂的价值。而文化的灵魂，则是从众多的有一时性锋芒的个性中淘汰、拣选出来的。社会的进展和历史的转机是要从某些个性提供的内驱力出发的，这个事实表明了某一些个性甚至是某一个个性可能具有的无上价值。

社会的生生灭灭无异于是在说，这种不断兴亡的东西，是难以作为一个衡量万物价值的绝对坐标而存在的，因为它不可能是终极性的归宿。社会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是不断交易着的、不断自我否决着的；因而也是无法用语言、概念去牢牢把握的。比社会更大的归宿，是历史的流动，是历史气候的转变，那是超出人力之外的宇宙之象。到头来，不是社会的舆论决定了历史气候，而是历史气候决定了人类的喃喃声。这就构成了“悲观论者”的论据，这就构成了否定意志可以是自由的论据，甚至构成了否定自由选择的论据。

（15）

由于食物的充足，人拥有了很多剩余时间，因此需要填补自己的生存空虚，于是各种文化活动被逐渐发展起来。像某位“中国佛教的天台大师”，把菩萨的境界分成了五十二个等级，其作用也原出于此种填补空虚的人性，还利用人性中的好胜争强的倾向，驱使人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爬去。

这种状态，与其说是强调精神领域的探索能力，还不如说是出于一种虚荣和繁琐，甚至是把社会的等级制度化入精神领域的一个实例。这不是个孤立的问题，而广泛存在于各种号称“精神”的领域中，例如喇嘛教和各种世俗的思想运动。

菩萨台阶制发挥的是社会心理上的功能，与个人灵魂意义上的台阶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个人的灵魂本无台阶之可言，就是有，也不是人们的肉体如脑子可以想出、嘴巴可以说出的。这种“爬级学说”只要稍加变幻，就很容易被一些连不懂礼义廉耻都不懂得的动物给滥用，加强社会奴役和思想控制。

（16）

两相比较自可发现，“佛界”是个精神范畴，而“菩萨界”充其量是个实践的范畴，这两者其实同时在人的身心两面各自发挥作用，而并不是一先一后、一上一下地对人的身心起着同一作用。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人只能在精神上进入佛界，在身体上是永远也抵达不了佛界的。照此参看，难怪虚无主义思想伴随着科学发现流行起来了，因为“天国净土”只对“灵魂”有用，可是到底有没有“灵魂”还是个疑问。那么，“天国净土”对人的肉体生活也就是动物生活的价值，也就聊胜于无了。

然而，社会意义上“大我”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天国”，唯物主义的天国带给现代人的，不是“恐怖和希望”，而是“空虚的空虚”。 

（17）

社会控制意义上的教义系统，不仅对现代人是个罪恶渊薮，古来的各种宗教又何尝不是如此堕落？宗教控制意义的神，是人创造出来的，不论这一控制系统及其“神明”拥有多少理由，但毕竟只是人的理由而不是神的理由，人造的宗教和神，当然不免沾染上“人的原罪”，千百年来的神学家们，故意忽视的恰是这一要点。他们首先是把神予以人化，再把人予以神化。这种错乱，固然有利于在“人类动物园”中发展他们自己的学说势力，但结果却把相对之物（如自己的思想）绝对化（神的启示）了。 

而在教义绝对主义的帷幕下，其实掩盖并活跃着人的血性，但神职人员不愿承认这一点，他们把人性的某面抽出，无限延伸，奉之为万古不易的圭臬与律法。结果，不是造成僵硬就是激起了对立面，于是，多种教义的争端开始萌发，搏斗趋于白热化。 

（18）

历史感的基础，是人的知觉。而在人的整个知觉系统中，视觉所获得的信息量高达百分之八十。视觉的特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移植到了思维与知识的结构中，例如，人的视觉有个焦点，也被叫做“视点”，一个视觉系统在下个时间瞬息到来之前，就把视觉大致集中在这一空间焦点上，一个时间片断基本就只能有一个视点，一个人不能同时观察两个东西。这个“视点现象”在思想过程中，也同样也有所表现，人在特定的片刻注意力投在一个对象上，而对其他的暂时忽略不计，或环此而转，或辅助观察。奇妙的是，由于过度集中，有时反而看不清它，例如文革中的共产党干部，目光过于集中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反而看不清个人与组织之间关系的实质，结果许多头面“党干”因此遭到灭顶之灾。

那么，“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其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其实来源于“组织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某人受到某组织的压迫并感到痛苦时，他才会投靠其它组织或自行建立一个组织，以图对策。他于此寻求抵抗力量并取得保护。正是这种“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某组织内部的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越是残酷，一个组织的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也越是残酷。因此，要探讨个人与某组织的关系问题，就要先到该组织以外的社会关联中去考察。换言之，组织与个人关系的形成史，不能局限于组织内部，因为这一关系的起源与动机，都是来自组织以外。

（19）

共同利益的理想，在有些人看来是人类幸福生活的保障！在有些人看来是停滞的可怕口实。大多数人于此甚为冷漠，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而这对立的两造之间又无法达到一项统一甚至妥协。

世界规模的分合之势，是这一文化对立的背景。除非统一的世界秩序来到我们中间，否则，文化上的较量不会有决定性的结果。因为，思想的分歧不是理论的证明可以解决的问题。

（20）

你要抱怨生活的贫困？但如果生活并不贫困，你又哪里会去创造什么呢？哲学家们，尤其是希腊意义或中国意义的理想（而非现代的哲学教授们的生计），一言以蔽之曰，“抵抗‘人为财死’这一生物世界的定律。”哲学家想抵抗这本末倒置、矫枉过正的反常，但现代文明和福利国家却把这反常推到了极致……现代的哲学教授正是为这反常进行辩护的进行不遗余力的文化奸商。他们拒绝从那些非人的、异化的市场中解放，拒绝挣脱“过度的文明”；相反却卖身为奴，无论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甚至教会学校都在拒绝性灵之真……因为他们只是教书的，不是思想的。

庄子所说的“外物”，本为促进人的健全生态而利用的手段，但现代社会却把这东西升为目标而日趋把人贬为手段，这是人本主义伦理上的破产。到处都有生活。到处都有生命的活动和表现。所不同的，只是它们的附加物（或是它们的表现形式）……从这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在上帝的创造面前人人平等──一切平等。”但这决不是“人本主义”或“人类至上”的可怜附注。人并不是万物的尺度，万物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21）

哪里是我们的中庸之道？哪里是我们的精神故乡？“华人特性”，成为我们的历史负担。这是我们特有的“中国国民性”。中国，正在此性之中痛苦挣扎？中国，正在酝酿名不见经传、实不载史乘的空前事物？所以，他的生存形式，超出人类迄今已经认识了的形态。于是，他仿佛混乱得使人困惑，他真的反复无常得令人厌倦。但他的形式，还是不乏某种“规律牲”，这就是：“混乱加反复等于无常的汉人性格”。他一会儿向阳，一会儿向阴──因为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生命。他忘了自己已有的宇宙，他苦思自己将有的洞天。

混乱感，已成为二十世纪华人的重要特征。

这个自秦以来形成的费拉民族，作为整体无法重抵“历史高峰”了？它早已丧失了生长的力量，并从令人眩晕、使人震惊的高度上，坠落了下来。从那以后，它就在下山的颠簸中陷入迷乱，丧失必要的形式，必要的“礼”。汉魏以降，中国失礼，失义，失理，失忆。

这无序的混乱，不是生长标志。如从循环的角度看，也许是再度的、还没有开始进入生长的阶段（而只是停留在“前生长的孕育阶段”）。文化的孕育时代，我们呼唤更多的“破坏的要素”；它将选择、筛取、创新，一时间，它来不及对试验的结果，加速催化、促其生长。

其他还在生长的社会，在其既定轨道上，其中的居民，缺乏类似的体验，无法理解那种弥漫中国的混乱，无法参与那种支配中国每个人思想、行为和情感的巨大摩擦力？所以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估价，令人发噱。包括社会混乱状态和人的混乱感觉在内的多重混乱，已成为今日“各领域中国生活”的基调，如工作、学习与爱情等等，莫不如此。社稷、家庭与公共生活，亦然。而克服这一基调的努力，业已构成中国走向新生命的道路。

（22）

组织（家庭、社团、民族、国家等等）是很重要的“意义单位”。但意义的单位并不等于“实存的归宿”。这可以从逻辑和事实三方面得到说明：

A、作为实存的归宿而被认知的“目的”，实际上只是感觉和思想的结果，它是某个有机体（如“我”、“你”、“他”）的所有物，即来源于某个“意识”。

B、所以构成任何组织的个体意识之间，却并不存在共同的感觉和思想。群体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多个有机体的统称──它的共同意识并非共生的，而是由多个意识汇成的“互相冲击的力量海洋”。即，它的共同意识只是外力诱使或强使的结果。

C、因此，任何组织都无法创造并维护有关生存目的这类“完全统一的组织意识”。而创造（这是“艺术家”的工作）和维护（这是“工程师”的工作）的使命，到头来只能落在某些个体的身上，他们开辟或完善这类硕大无朋的思想，以便为自身（个体）的超个体存在，找到一个可以被他人（“本组织的成员”）接受的立足点。

综合上述三点可以说：“民族”是一个有力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一个实存）。它能在个体的思绪低潮中，促人振作，为命中注定的孤独者，祛除旷世寂寞的感觉，这是“民族”在思想世界中的主要功能。

思想家在运用民族的精神功能时，应该注意以下三点，以免陷入自欺：

A、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有机体的盛衰，取决于它的成员们尤其是那些主导成员的精神状态以及这种精神状态与它的生存处境之间的反馈，这些生存条件包括内部环境如社会关系、文化传统；和外部环境如自然条件、种族特质等。这种反馈的外在表现及其痕迹，被称为民族文化或民族精神。

B、但实存的民族精神，却是无法实录的活体，它永远在迁化、易形，不断在回答自己的生存处境所提出的新挑战。

C、为研究的便利，人们不得不暂且把精神“固定”下来。所以，再伟大的人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民族精神、改造民族精神，即使他奉天承运，“受命运的感召”甚至具有再造一个民族的力量。

（23）

社会时尚（正如个人感情），可以把一个丑妇变成临时美女──嫫母式的西施诞生了。时尚，也可以把一个美女变成暂时的丑妇甚至永恒的骷髅──西施式的嫫母被制造了出来。时尚变来变去，为什么总是划着“圆”？它环绕的轴心又是什么？这些自以为可爱的“新潮少女”──竟把自己视作学者、思想家、艺术家、明星、领袖人物！

悲哉，今日之中国！悲哉，今日之世界！悲哉，秋之为气也！……这些风云人物啊，愤世嫉俗者称他们为“影星──文化X女”。不，他们还不是X女。公平地说，他们是些“新潮少女”；当然，还有那些年近半百的新潮老太、甚至年逾古稀的新潮老顽童。他们竞逐时尚，其实是心旌神摇自己的欲望。

（24）

各种社会与文化结构，根据它产生的背景及前提条件，都有其先天的局限。各种社会与文化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们各有不同的起源及背景，使其各自的局限大小不等、形态各异。无论就社会实体或文化有机体的普遍状况或是特殊状祝而言，有些局限是不可克服的，它深深根植于社会的起源与背景中，成为先天构造的有机成份。如果克服了这些局限，岂不等于消灭了整个结构的基础？

理性的能力仅仅，区分哪些局限是可能克服的，哪些局限是不能克服的；甚至说，哪些局限是社会与文化的赘疣，哪些局限是社会与文化的内核？而理性的这一“鉴别能力”，也不仅仅来自训练，而是来自某种异乎寻常的高级本能。

每个曾经创造出优异文化和强大社会的民族──都在它们的黄金时代，表现出这一“区分”的本能。这本能越强健，文化就越明澈、简洁，它的文化就越富于可塑性，社会也就越单纯、越有活力，这样的社会很少受到内部斗争如阶级斗争的政治挂帅的削弱。反之，这样的民族能够抵御异族的侵袭，包括那种输出阶级斗争思想、让自己的邻国陷入内乱，以便趁乱袭击的侵袭。否则，抵御能力一旦削弱，将使自身的文化由于受到外来病毒的感染而患病、社会冲突日益激烈，人的猜忌和心的病态积重难返。终于，残酷的内战导致社会自杀，使得异族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中国在二十世纪走过的灾难道路。

（25）

通常人所说的“权力”，主要是就权力的狭隘的、表面的形态意义而言（即权力的社会形态）；而实际上的权力，则是无所不包的，如自然的权力、文化的权力、甚至精神的权力等等。

无所不包的权力，真实而完满，他不是生命活动的附庸，而是超越生死、支配宇宙的能力。它既是爱又是恨，它既崇高又卑鄙，它时而波澜壮阔时而涓涓细流：它跃出作为生物的人们的思想、语言，它的作用，使自以为超越了生命及其派生物的人们，瞠目结舌。在实证主义者密密麻麻的近视眼看来：如此广泛而脱俗的权力，怎么可能存在呢？这样超凡的权力，如何“用生活和实践”的鼠目寸光来加以验证？

（26）

对权威的滥用并非强大的标志，而是腐败之尤。这不是“激愤之辞”。因为，每当不顾场合与时机而滥用权威的力量时，就说明权威的内在力量已经结束了。这时，起作用的不是权威的实际功能，而是他的形式本身。他利用多数人们对其形式上和习惯性的服从，来横征暴敛，而再也吸引不了明敏者的注意，无从激励他们的首创精神。如此，权威的灵魂已经瓦解了！

这样的权威决不是什么万妙灵丹。权威原是有所为而发的，任何权威都有其特殊的功能，为解决某种危机而来到世间……当一种权威被“普遍运用”时，可悲的暴戾时代就降临了。权威的内在空虚，就成为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整个社会和全盘文化，染上不可医治的虚胖症。当代历史中的实况，有力地论证了我们的思想：某个权威的“大器”及其影响，并不是什么客观事实，而仅在他似乎满足了人们的权威感！天神、国王、英雄们内在力量的度数，取决于它所唤起的权威感。所以，某某形式的天神、国王、英雄都难免衰微，但天神、国王、英雄后面的“那力量”永不衰颓。形式在变，但内含的力量常在。人的权威感于是出之以不同的假面，借用任何光灿夺目、喧宾（形式）夺主（内在力量）的时髦装束……但权威感本身，不会消失。

（27）

人，生而渴望权威。不是渴望自己成为权威，就是渴望寻求并归属于一个权威──以满足自己的“权威感”。

天神、国王、英雄──就是“人的权威感所造就的光辉形象”。实际上，这些都只是喧宾夺主的工具。并不是有形有性的天神创造了世界！也不是人的幻想创造了天神！而是创造了人的权威感的那种力量：塑造了命运观念的千奇百态。形形色色的神王或霸主、古代英雄和现代领袖──在那深而又深、玄而又玄的力量看来，只是些飘浮不定的影子、人的权威感的影子。

由此看来，特别强大的权力来自三方面的综合：

A，尽天性而有逢其时──来自天；

B，内部的协调一致又不扼杀创造潜力──来自人；

C，对外关系中的为而不有──来自地。

这样的权力论，是古老的而不是新颖的。这样的权力，更加腐蚀人，而不能使人强健。如此系统的权力，在中国生活中已经成为扼杀灵感的一个借口，因其披上了“理性与科学加命运的面具”──而变得格外有害了。而真正的自由，倒是死亡的儿子（而不是权威的儿子）。哪里有了死亡的影子，哪里才会升起自由的曙光……一切自由，归根结蒂都是生命的自由。不但是人的自由，而且是“动物的自由”、“植物的自由”、“原生物的自由”甚至是“众神的自由”。那渴望摆脱命运的努力，那充满狂喜精神的斗争……自觉不自由的人类，才欢呼那致人死地的斗争为：“争取自由的斗争”。而为了这样的斗争，“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已经奉为金科玉律；而对于自觉自由的亡国奴，如此奢侈的自由，是不可理解的，于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成为汉奸思想的表达。在腐败的权力论熏陶下，亡国奴个个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1236—1283年）理论，但个个躬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张弘范（1238—1280年）“实践”，形成“国军来了迎国军，皇军来了迎皇军，共军来了迎共军”的千古奇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亡国奴的理论历来如此。

（28）

──权利是消极的权力；权力是积极的权利。

社会权力，是持有者的毒药。它的消极后果导致软弱、腐化；因为耗能过多，因为主体最终无力抵抗诱惑，因为人的欲望是满足不了的，一个欲望的满足，引起新一轮的欲望，而且更大、更强、更野。这些欲望是生活的泡沫，不是生活的先导，它们并不足以改造生活、革新生活，只在旧生活的死水上投入臭气翻腾的浮光掠影。

任何组织关系都是貌似强大其实极不稳定，它处在永久的流动状态下。我们看到“组织系统称霸的时代”，其最为典型的就是“战国时代”，因为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最大组织，就是战国。在战国的意义上，秦汉、罗马、乃至哈里发阿拉伯，也都是战国的果实。而一旦战国过去太久，这些果子也都糜烂了。

在古代的战国，争夺兵员和土地是最大的国家任务，在现代战国，争夺资源和技术成了个人和组织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因此，控制资源与技术的跨国公司，就取得了与国家平起平坐的位置。有人预测，跨国公司还可能控制主权国家本身，而成为其全球帝国的奠基者与先行者。

在这样的时代，中立的态度是不受欢迎的，因为，那只是暂时的“夹缝中的生存”，它会招致支配者的怀疑与取缔。因为全球化的膨胀，使得剩余的空间已经如此狭小，再也容不得回旋的余地了。谁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岂不算作社会意义的骚扰行为？其实不然。实际上个人的独立性应该包含自律，尤其行为上的自律，是一种深入到自我以内的它律，经过自律的个人独立性不仅不会骚扰社会，而且有助于协调社会关系。

在战国压力下，维持一个组织系统如“党国”的运转，就成了至上的要求。这种义务已经不再是附带的、暂时的，而是主要的、永久的，否则将使“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积攒起来多项投资付之东流……等你看清这个越来越深的漩涡，却早已无法回头是岸了。即便你有幸“退党”，不再作为该组织的成员，但你岂能避免沦为其他组织的吞食对象？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人们只得降格以求，把自己从一个依附于组织的奴隶，变成在人肉市场上自由拍卖的货品。

历史上各大文明衰退之际，为后人留下了多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痕迹，如罗马帝国的奴隶贩卖、奴隶劳动、庄园农奴制的兴起，导致自耕农阶层的消失。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同样也有类似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与盛行：把自己变成领袖们的部曲、门客，通过这种自贬，尊称领袖为“主公”，就像现代人尊称领袖为“主席”，无疑强化了各种人身依附制度，并“赐予”失去传统庇护的人们以生计。这是自由劳动向工农兵学商的奴制退化，所凭藉的历史力量。这种退化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哪一个组织（如古代的士族、现代的党团）起了什么救世主作用，相反，奴隶干部及其组织工具的涌现如五胡的领袖、南朝的军阀和他们的家族军队、党派军队，像是魔鬼，从千年瓶子里面突然释放出来，“再也不肯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在空前的饥荒中，人们为了乞食的生计而追随“主公”“主席”，这样的领袖可以超越公认的伦理道德，干下伤天害理的勾当，而不受饥民灾民的谴责，只要他能够提供粮食。所以毛泽东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荒是由社会分裂的危机促成的，所以要控制社会，必先制造粮荒，然后统购统销。能够统购统销粮食的独裁者，就能统购统销社会权力，能够统购统销社会权力，就能统购统销人们的忠诚，颂歌和理论当然更不在话下，只须用一点点粮食就可以买到。

在饥荒中，所谓干部队伍的建设就是如何利用形势，把妖魔释放出来。因此要想驱散群魔乱舞的政治烟云，仅仅诉诸良心和辩论，是无效的；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粮食问题。只有松开了鱼鹰脖子上的套子，鱼鹰才能恢复自由，否则“自由就是奴役”、“民主就是独裁”，是过于昂贵的奢侈品。

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由粮荒推波助澜，产生于秩序瓦解对个人生存所构成的压力之中。所以恐怖主义者欲获得权力，必先制造阶级斗争或是挑动民族冲突，这样才能使得多数人们的生命陷入危机，只有当多数人时刻生活在法制荡然的惶恐不安中，他们才会听从领袖的召唤，企图通过依附某强权者集团（例如“党”）去实现自保。这样一来，任何良心发现和精神价值，都被有效排斥于这一奴化过程之外。在明代的话本中，“强人”就是“强盗”的称谓。

各种用知识包括良知去换取粮食的脑力劳动者，之所以竞相对历史做出令强人满意的解释，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在于“肚子和屁股”，所以文革术语说“屁股决定脑袋”，即立场决定思想。这都是饿慌了的人们才想得出来的智慧语言。对已经发生的饥荒，对饥民不得不面对的饿殍遍野，脑力劳动者们就用“这是不可避免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辞令去粉饰焦虑。这是牺牲品的乐曲。如果牺牲品的最后希望受到了威胁，他的精神也会作出强烈反应，以致走向自我唾弃。所以饥民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对于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以伪装的自我放弃，来换得“晚一点死”的机会，晚一点死也许就能不死了。于是全国上下都在等待独裁者死亡，并以庆祝再生的热情，庆祝独裁者死亡。

这虽然无助于改善个性在现代文明中孤立无援的处境，但毕竟达到了“活一天算一天”的唯物主义绝境。

而控制着各个社会的各种权势者，本能地利用各种社会规范去拓展自身的权益，并巧妙使用公认的准则去限制权势圈外的生活天地：以此炫耀自己的优越与他人的卑贱。他们因此得以“从心所欲”但并不“逾矩”，因为规范这东西从来就不是普遍的、无碍的，它永远是“片面”而富于特限、特许精神的。庸碌之众被慑服了，势孤力单者被折服了。但是，即使在最为恶劣的社会气候的压力下，也还是有一小批个性突出的人，毅然走出自己荒漠，不论那在无意识中是否一度认可过并蛰居其间。他们要在规范的废墟中，辟开自己的路。他们的道路，成为新文明的典范与象征。拿破仑的名言是：“天才创造规律”──这论断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许受到很大限制，甚至并不适用；但在对人文领域和艺术洞天，则能说明问题；至于社会规范与价值准则等领域，就更完全如此了。历史表明，以辟开自己的路，而去创造了社会规律和社会规范的行为，是在“无意之间”为未来世界可能拥有、普及的新范型，提供了“样品”。

如此看来，“歧路亡羊”对现代意识的巨大启示即在于此：只有“歧路”还是实存，至于“羊”，则早已消亡了。因此对当代渴望洞悉宇宙本原的灵魂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去追觅那已然虚无飘渺、难以复得的已亡之“羊”，而在于，在众多的歧路中选择一条较有魅力的“路”，复归“太初之道”。这条路，虽不能指向业已消亡的“羊”，却能给行走其上的人类，提供新的归属感。尽管，对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心灵而言，更能带来快乐与安慰的具象之“路”，是各相歧异的，甚至指向截然相反的方向。但它们的功能却有惊人的一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周易·系辞》）

（29）

不少宗教组织“天下兄弟姐妹一家人”的思想，带有兄妹通婚的亲密暗示，不尽反映了血婚的遗迹，且是对古典世界家庭解体的应对。如果借用一下，又何尝不是在说当前美欧等发达国家──伴随“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乱伦意识和乱伦行为合理化与普遍化？在这方面，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思想，因为缺了“姐妹”一环，也就比之保守得多。这样看来，孔子只是应对了礼坏乐崩的结果，而没有承认兄弟姐妹的平权。在一切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的说教”后面，都横亘着那个社会文明的尸体。因为社会文明是在流变之中。

在流变中，作为潮的文化，和时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其陈列──演变──翻新──不断巡回展出。巡回展出中的思潮，可以把思想家推向声誉的高峰，也可以把他贬值、扭曲、甚至销毁。被思潮否定的思想，未必不佳。而被思潮拥戴的思想，可能毫无新的内容，经常此起彼伏、像是泡沫一样与时俱灭（“与时俱进”）。在这种命运前，任何现在时态的预言，都会变成过去时态的陈述。

“存在先于本质”一类的说法，是远远无法满足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的。就其矫正经院哲学的弊端而言，无疑具有相当的价值，但此命题并不完整。存在以外，还有先于存在的力量（如上帝），上帝不是本质，而是非存在，是无──无形的存在。这种非存在的存在与经验世界中的存在，是完全不同的。先知可以说上帝但不可能说尽上帝；上帝终会再度显现出来。

（30）

任何组织关系都是貌似强大其实极不稳定，它处在永久的流动状态下。我们看到“组织系统称霸的时代”，其最为典型的就是“战国时代”，因为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最大组织，就是战国。在战国的意义上，秦汉、罗马、乃至哈里发阿拉伯，也都是战国的果实。而一旦战国过去太久，这些果子也都糜烂了。

在古代的战国，争夺兵员和土地是最大的国家任务，在现代战国，争夺资源和技术成了个人和组织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因此，控制资源与技术的跨国公司，就取得了与国家平起平坐的位置。有人预测，跨国公司还可能控制主权国家本身，而成为其全球帝国的奠基者与先行者。

在这样的时代，中立的态度是不受欢迎的，因为，那只是暂时的“夹缝中的生存”，它会招致支配者的怀疑与取缔。因为全球化的膨胀，使得剩余的空间已经如此狭小，再也容不得回旋的余地了。谁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岂不算作社会意义的骚扰行为？其实不然。实际上个人的独立性应该包含自律，尤其行为上的自律，是一种深入到自我以内的它律，经过自律的个人独立性不仅不会骚扰社会，而且有助于协调社会关系。

在战国压力下，维持一个组织系统如“党国”的运转，就成了至上的要求。这种义务已经不再是附带的、暂时的，而是主要的、永久的，否则将使“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积攒起来多项投资付之东流……等你看清这个越来越深的漩涡，却早已无法回头是岸了。即便你有幸“退党”，不再作为该组织的成员，但你岂能避免沦为其他组织的吞食对象？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人们只得降格以求，把自己从一个依附于组织的奴隶，变成在人肉市场上自由拍卖的货品。

历史上各大文明衰退之际，为后人留下了多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痕迹，如罗马帝国的奴隶贩卖、奴隶劳动、庄园农奴制的兴起，导致自耕农阶层的消失。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同样也有类似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与盛行：把自己变成领袖们的部曲、门客，通过这种自贬，尊称领袖为“主公”，就像现代人尊称领袖为“主席”，无疑强化了各种人身依附制度，并“赐予”失去传统庇护的人们以生计。这是自由劳动向工农兵学商的奴隶制度退化，所凭藉的历史力量。这种退化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哪一个组织（如古代的士族、现代的党团）起了什么救星作用，相反，奴隶干部及其组织工具的涌现如五胡的领袖、南朝的军阀和他们的家族军队、现代的党派军队，都像是魔鬼，从千年瓶子的挤压里面突然释放出来，“再也不肯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31）

在空前的饥荒中，人们为了乞食的生计而追随“主公”“主席”，这样的领袖可以超越公认的伦理道德，干下伤天害理的勾当，而不受饥民灾民的谴责，只要他能够提供粮食。所以毛泽东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荒是由社会分裂的危机促成的，所以要控制社会，必先制造粮荒，然后统购统销。能够统购统销粮食的独裁者，就能统购统销社会权力，能够统购统销社会权力，就能统购统销人们的忠诚，颂歌和理论当然更不在话下，只须用一点点粮食就可以买到。

在饥荒中，所谓干部队伍的建设就是如何利用形势，把妖魔释放出来。因此要想驱散群魔乱舞的政治烟云，仅仅诉诸良心和辩论，是无效的；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粮食问题。只有松开了鱼鹰脖子上的套子，鱼鹰才能恢复自由，否则“自由就是奴役”、“民主就是独裁”，是过于昂贵的奢侈品。

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由粮荒推波助澜，产生于秩序瓦解对个人生存所构成的压力之中。所以恐怖主义者欲获得权力，必先制造阶级斗争或是挑动民族冲突，这样才能使得多数人们的生命陷入危机，只有当多数人时刻生活在法制荡然的惶恐不安中，他们才会听从领袖的召唤，企图通过依附某强权者集团（例如“党”）去实现自保。这样一来，任何良心发现和精神价值，都被有效排斥于这一奴化过程之外。在明代的话本中，“强人”就是“强盗”的称谓。

各种用知识包括良知去换取粮食的脑力劳动者，之所以竞相对历史做出令强人满意的解释，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在于“肚子和屁股”，所以文革术语说“屁股决定脑袋”，即立场决定思想。这都是饿慌了的人们才想得出来的智慧语言。对已经发生的饥荒，对饥民不得不面对的饿殍遍野，脑力劳动者们就用“这是不可避免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辞令去粉饰焦虑。这是牺牲品的乐曲。如果牺牲品的最后希望受到了威胁，他的精神也会做出强烈反应，以致走向自我唾弃。所以饥民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对于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以伪装的自我放弃，来换得“晚一点死”的机会，晚一点死也许就能不死了。于是全国上下都在等待独裁者死亡，并以庆祝再生的热情，庆祝独裁者死亡。

这虽然无助于改善个性在现代文明中孤立无援的处境，但毕竟达到了“活一天算一天”的唯物主义绝境。

（32）

如果人们的一生，既无苦难来积存精力，还要通过幸福来耗尽精力──他们的子孙怎能不孱弱呢？

在积累精力的意义上，“社会奴役”有其积极意义：它提供新的生长所必须的新的压力，并为新的积蓄提供必要的监狱般的限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的“治世”、“盛世”、“黄金时代”，大都是风行中庸思想的时代。历史过程其实不讲中庸，所以理论上风行中庸的时代，实际上只是维持现状的过渡时代：从严酷的压迫走向普遍解放的过渡时代。

（33）

社会分工不明确，就无从发挥文明的力量，只能释放野蛮的本能。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社会分裂成知识分子和大众两部分，以致形成类似印度那样的种姓制度，也是灾难性的。从基因上看，人的遗传虽然相对稳定，但由于遗传中的两性和变异作用，往往产生难以捉摸的遗传后果，结果聪明的、意志强的人，不一定能生出优秀的后代，而平庸、懦弱的人也许生出天才或天才的父母或是天才的祖父母。这种情况使得知识阶层和大众之间有必要建立种族交流关系。如果知识阶层绝对不从人民大众中吸收优异者加入自己的行列，作为一个集团，其素质日益衰颓是必然的。因此把知识阶层和人民大众这两部分隔离起来的社会制度，等于采取了自我禁锢。印度的种姓制，把居民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大等级还有非等级的贱民阶层作为补充。其中，婆罗门种姓无可争议地居于知识阶层，而刹帝利、吠舍种姓也多少需要一些专门知识来从事活动。德国人从十九世纪受印度影响，开始信奉“雅利安神话”，先是从语言学和神话学，逐渐转到哲学和心理学，最后转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形成纳粹主义。纳粹主义企图在欧洲推行种姓制度，但结果被美国和苏联这两个种族最为混杂的边疆国家联合击败，当然还有英国这个殖民地分布很广的帝国，也是根本没有条件推行种姓制度的。种姓制度最严重的弊病，是束缚文化力量的流动，并造成永久性的社会分裂，以致外敌入侵之际，印度人常常因为不能团结，而无法形成共同御敌的全民运动，比近代中国还要差劲。

（34）

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素作通盘考察之后，可以发现如下三种情况：

一是原始社会的未分化状况，即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没有界限，而在文明社会中，存在以下两种性质不同的分化状态。

二是分野清楚但可以互换，如中国的科举制度和西方的文官制度。

三是分野清楚而不可以互换，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埃及的等级制度以及纳粹企图推行的雅利安制度。

如果承认知识阶级的产生是文明社会的必然现象。那就无法选择原始社会的未分化状态，而只能在“分化并互换”与“分化并固定”这二者之间选择其一。总的来说，可互换的分化要比不可互换的分化，更容易保有文明的活力，这是就一般状况而言。

从近代西方的殖民地和边缘国家（如美洲、俄国、中国、印度、阿拉伯）的特殊状态去看，买办知识阶层与人民大众之间还存在更深刻的紧张关系。由于买办知识分子代表外来的文化势力而在本土文化中起的是解构作用，加之本土文化处于弱势、守势、破败之势，因此除了通常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因社会分化而产生的那种隔阂之外，买办知识阶层还和本土文化之间存在广泛冲突。例如在十八、十九、二十世纪的俄国，十九、二十世纪的日本和中国，以及二十一世纪的伊斯兰国家，这些半开化国家里，知识分子的命运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这种异源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所谓“战争引起革命”，就是西方入侵的战争，引起了社会革命，其中半开化的边缘国家甚至比正宗的西方国家更为穷凶极恶。

各国对中国的侵略，无疑使得中国倒向共产主义，其中苏联的侵略是正面指挥，日本的侵略是反面刺激，美国则是最后总结（麦卡锡参议员后来想追究责任，但也不了了之），这三位很不幸都是西方世界的“边缘国家”。

（35）

被迫接纳外来文化入侵的每个本土文化，其直接承受的打击就是来自输入外来文化的文化买办知识阶层，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角色，像是《新约圣经》描述的税吏和中国近代的“二狗子”、翻译官等等。当然日本比较不同，因为它缺乏真正拥有主流地位的本土文化传统，日本古代学习中国，近代学习西方，只是变换了学习对象和学习内容，就像从小学升到初中，模式是一致的。俄国（苏联）也是如此，美国更是始终只有一个主流老师（欧洲，而非主流的老师有印地安人、黑人、犹太人），但是中国、印度、阿拉伯就不同了，它们必须放弃自古以来的本土文化，师从西方。于是人们以复杂的心情来看待引进了“文化梅毒”的买办知识阶层。

首先，他们带来的各种技艺是相当有用的。其次，他们的价值观念却是过激的、颠覆性的。

当这些国家终于被颠覆了之后，情势逆转，人们不再根据知识分子具有多少优异的智慧，而是看他懂多少西方语言并以此去判断他的价值，如果他带来外国干预的力量如资金、武器、组织、训练等等，就更有喧宾夺主的声势，尽管这常常是“引狼入室”的结果。这种狭义的知识分子也因此与他的本土社会之间常常发生冲突。这些文化买办，不是创造者，他们在多数情势下也不构成一个有机集团，而是单独行动，分别依附外国主子，或留学或接受资助或起着别动队以及广告作用。而这些外国主子不论是东条英机还是斯大林（以及形形色色的这类人物），都是不可能真正关心他们宣称要来解放的中国人民的。

在这种情势下，代表东条英机和斯大林利益以及各种公司行号特种机关的买办们，和大众之间的隔阂，也就不再是一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化问题，而包含着异源文化异体政治之间的排他性。

这样的买办，由于他们是在从事文化的、商业的、政治的输入，而不是本土意义的生产，所以他们的社会行动力量既薄弱，又无法形成草根组织，那么，大众当然会说“知识分子能干什么呢”？因为大众对外在行动看待更清楚一些。这样一来，那些急功近利的买办忍耐不住了，就容易采取过激行动，甚至用暴力革命来改造本来就已经脆弱不堪的祖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但实际上，买办型知识分子（如布尔什维克）也是在通过输入文化这种方式去推动本土文化的历史转折并为国家的长期发展奠下基础的，尽管这个基础过于血腥。但对他们自己而言特别不幸的是，他们就此被夹在了两种文化的夹缝之间，而他们的文化传道工作，也并不能消除本地社会在国际之间的劣势。

从短期看，社会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变得比以前更为复杂了。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在各种政治领域中的布道活动（如布尔什维克传播犹太复国主义以前的犹太国际主义，而中国共产党又传播布尔什维克的变种斯大林主义），是无法长出民族自生力的文化果实的，带来的只是文化上的毁灭而缺乏任何建树。他们只是两个高峰之间的那道低谷，血腥的生命之谷，一个高峰是外来文化，另个高峰是本土文化已经消失的黄金时代。这些高峰矗立在那里使你沉思，却不让你亲近。谁企图调和这两座高峰，就会在它们的夹击中走向死亡。

由于买办们的文化活动并非内在有机的，而只是东拼西凑的临摹活动，所以他们至死也无法抵达任何一座文化高蜂，只能在生命的深谷里逡巡叹息。他们的心性，也在试图寻求某条通往高峰的路，但在尚未找到之前，他们的时代就结束了，所以苏联的瓦解如此突然，就是因为他们突然醒悟到自己的道路是虚妄的。

是的。他们注定了不是高峰上的人，否则，他们输入文化的使命就成为多余的贩运了。输入的时代过去了，文化的盛世却不能降临。一个人、一个时代，无法继续居于高峰（唐宋）又不再能够静卧血腥的谷底（文革）并安于这一低谷，结果陷入了世纪之交的混乱。

（36）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社会，也同样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因此也产生了一个买办印度─西域文化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传播印度文化的僧侣阶层和在俗的佛学拓荒者。而且早在东汉灵帝时代，西域文物就在中国广为流传了。南朝范晔《后汉书·五行志》“服妖”一节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

在作者看来，文化入侵显然是军事入侵的前奏，而董卓麾下的胡兵作为“国际主义部队”，在近代中国也可谓后继有人。不仅有八国联军，有日本兵，还有苏联红军，他们多少都有中国的内应即现代董卓作为同伙，例如北洋军阀各派往往依仗不同的外国势力；而孙中山在屡战屡败后就比北洋军阀更彻底地投靠一个外国──苏联红军这样的胡兵。引狼入室容易，驱逐狼群谈何容易，苏联红军迄今还具有左右中国局势的残余势力。

可以想见，那时中国肯定产生过一个活动广泛的买办阶层，否则输入如此之多的“西方文化”，并且在衣食住行的一切领域彻底改变了本土中国的面貌的，并非简单的“丝绸之路的交流”可以轻轻一笔带过。这个阶层的文化活动和历史影响，今天的学者们还未能充分地研究和准确地估价，这是令人吃惊的，仿佛说明，现代中国的买办知识分子出于避讳、嫉妒、以为天经地义等种种原因而对于自己的同类项──汉魏晋时代的买办知识份子的历史功勋，故意视觉而不见。人们对于自己的同类项反倒更为漠视，但有一点却已经清楚了，魏晋南北朝的外来文化传播者与传统的本土士大夫不同。若是没有这批新型知识分子的积极布道活动，那唐宋明的新一轮中国文化，将绝不会是这样。

别说上述几个本土文化占有主流的社会，即使在日本这样一个主要由外来文明主导的社会，在日本的江户幕府时代，也兴起了类似文化本位运动的“国学”，它的形式是排斥从中国输入的佛学和儒学，而发扬日本神道的意识，其实，日本的神道也是从中国的道教变异而来的，只是日本人的自尊使得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罢了。而我们对于文化的这一“本位要求”，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

当然，有时文化本位的要求到达了十分可笑的地步，例如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时会碰到一些日本教授，硬说汉字是日本人发明的。其实这并非不可理喻，因为日本人也把秦始皇甚至杨贵妃看作他们的祖先！这也许像是一个现代西欧人把希腊罗马的异族英雄当作自己的亲爹一样自然？因此，奇怪的不是日本教授，而是人们对文化领域的保护主义这一强大的本能，还未能予以更深一层的认识。所以，被征服的当代中国人还沉浸在“文化的世界主义”（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旧梦中，试图固守早先的舶来文化信条，或是稍加装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就企图万寿无疆。

对这一点的思考，倒使我想起了另外一种前景，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之间基本上是分离的。尽管国君也要聘请名声显赫的高僧和士人做他们的国师、幕僚、门客或思想指导者，但总的看，具有思想影响力的人和具有社会行动力的人之间，并不相通。而新知识分子阶层即文化的运输者与布道者，和那种真正执掌天下兴亡的“世袭大族”（相当于近代中国的“帮”或“党”）之间，却甚少同一身份。中唐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步改变了，表面上是科举制起了作用。其实“举孝廉”的制度在汉代就有了，但后来魏晋时代却废弃不用了，就像是科举制在清末以后也同样废弃不用了。但类似的东西还是存在着的。

随着文化精神的逐渐本土化，知识分子们也十分奇妙地渐具一种新的身份：同时开始着手掌握社会的权力。

这一历史变革虽然是通过科举的推广而实现的，但把这种变化归功于科举制度的确立者则是肤浅的。“科举制度”不过是统治集团在新文化势力的压力之下，所采取的一个收揽政策。例如，五代时人王定保所著《唐摭言》记载，杀害兄弟夺取政权的“英明领袖”唐太宗李世民，有次微服视察考试进士的御史府，看到许多新科进士鱼贯而出，便得意地说：“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彀，音构，原来是张弓的意思，这里借用为牢笼、圈套及迫使就范的意思，“入吾彀中”就是“中了我的圈套”。《唐摭言》是一部记述唐代贡举制度及杂事的书，其中记述之详，一般史志所不及。

（37）

未来的人们当比今天的未来学家们，更清楚地看到他们自己的问题，因而能更准确地创造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案。如果说今天的未来学家们还多少能够预见到未来，那也只能是在今天已显露端倪的问题上而不是在全部问题上。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和解决未来的问题。今人不必替他们操心。 

人们需要规划未来，仅仅是因为人们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这就是渴望把握现在，而现在又是在流变之中。因此，探索未来的秘密就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说到底，现代人无法包办人类的未来或未来人类的命运，他最多只能在自己的未来学理论中提出或试图提出一些设想而已，如果他想用这些设想去“指导”未来的生活，那么，一个理论越是完善，反而越难承受其细节与常识的不相吻合所造成的破坏性压力。正如一座建筑越是精巧，那么拆掉其中若干关键部位，也就越容易从结构上摧毁它的存在。例如马克思主义国家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过于完善而趋于崩溃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人对未来的设想已经过于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这与现代城市文明发展得越来越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的趋势，有惊人的一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文明社会，使得任何一个小小的措施失误，都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任何一个局部的更变，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全局性连锁效应。因此，当这些局部的改变还没有成熟到足以自立的时候，就会遭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强大反抗，经常不得不被迫终止。大凡成熟了的文明，都会面临这种结构化的困境。人在这个结构之中，却已经无法改变这个结构，更无法脱离这个结构。因而，“异化”的观念弥漫开来。人感到了自身的渺小、脆弱和无力。人面对自己造出的文明实体，变得束手无策。特别是现代文明，不仅已经成熟了、结构化了，而且还变得自动化并已失去了控制。在这种格局中，要推行那样一种方案即把人口大规模的从城市迁到农村去，其压力是任何一个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都无法长期承受的。在“文革”期间，失业过久的老农毛泽东由于年老体衰而突然怀念自己的童年种地生活，于是命令城市青年下乡垦荒，使得中国倒退半个世纪。如此小规模预演了“返回农村”，尽管还是半途夭折的，已经使得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38）

各种信仰集团，用形形色色的教义把信徒当作机械化社会的零件那样组织起来，并禁止了一切自由思想。确实，它们开垦了政治权力抵达不到的领域，有效排除了个性，挤入公共生活以外的私人领域，对人实行彻底的控制。这就是信仰集团手中的“宗教组织”的可怕性……和高级的、个人的宗教精神，背道而驰。正是它们假借镇压异端的名义，扫荡了宗教的根本精神──灵魂与超我之神对话的权利。尤其在世俗的神权政治下，也就是伪宗教组织控制的政权的统治下，非官方的宗教精神，会受到比非官方的科学精神和艺术精神更为沉重的打击。不是因为它不信官方教义，而是因为它挑战了宗教组织对宗教精神的垄断性特权。因此，较之科学与艺术的挑战，非官方的宗教精神带来的挑战是个更严重的问题，它直接触犯了信仰的权力。

关于好的宗教和坏的宗教。宗教本身原无所谓好与坏之分。好与坏，是我们的感情所选择的，它根据一个事物的后果对我们价值而言。因此，宗教的好坏，在于它能否发挥有益的作用，即对个人的良心有益，也对社会的道义性无妨。除此之外，无法找到绝对标尺去衡量信仰问题的优劣是非。这也是信仰系统与科学系统不同之处。

如果说信仰能够使人安分守法，就被称为是好的，那同一个信仰也能让人为非作歹，又如何说呢？要知道黄金时代和黑暗时代，往往一墙之隔。

另方面，如果只因某种信仰引起了理论争端和社会动荡，就被认为是坏的，那么，德国宗教改革热潮所触发的战争，及其宗教武器和旗帜又为什么被现代人视为正义的呢？

（39）

宗教与信仰的道德热情，经常是披着神圣外衣的谋生手段。使命感诚然重要，它美化了生活的龌龊的原动力，并给原先没有方向的生命指出一个生活方向，在文明社会的极端情况下，方向甚至代替了生活本身而成为主宰，所以不少人因此乐意刻苦甚至受苦。方向感经常对人的生命本身施行统治！然而，谁又能否认，各种使命感就其本来面目（而非其宣传辞令）而言，其实都是自我中心意识膨胀的结果？不论是口称基督佛陀的使命感，还是口称主权在民的使命感，不论是明确公开的自我中心为形式的使命感，还是暧昧诱惑的宣传口号进行的利他主义的使命感，都是自我中心意识膨胀的结果──它们都是“我”的，而不是“你”的，更不是“他”的。即便像佛教式的“以一切有生有情之物作为自己慈悲对象的”极端利他主义哲学，其核心依然是“我的”或“我们的”利他精神、慈悲精神，只不过是，把有情有生的万物众生，处理成了自己慈悲心怀的客体， 这就是使命感的坚实内核。

此外，在探讨使命感问题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各种使命感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以利他目的号召徒众的，而一个使命感被社会普遍接受的程度，正与其提出的利他主张的膨胀度，成正比。极端个体化的设计（如“阴谋”）因此和社会使命感（如“公益”）难以衔接，因为那不是一种可以公之于众的东西，不能煽动广泛的共鸣和动荡（“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样就决定了，“阴谋”如果不能转化成“阳谋”，就无法登堂入室、盘踞中央。这种现象说明，使命感的形式和使命感内核，往往是相反的！所谓“说尽天下漂亮话”才能“干尽天下丑恶事”，就成了各个阶级、各种政体、各种统治集团甚至包括宗教的、学术的、商业的统治集团的活动分子们的从政必修课，似乎在人类的天性中包含一种“愿意受骗”的本能，所以被统治者最欢迎的仿佛就是那些最惯于撒下弥天大谎的统治者。

弥天大谎的内核是“我的、我们的盘算”，而形式却环绕着“你的、你们的甚至是他的、他们的利益”建构起来，所有的骗子都说是为了受害者的“谋幸福”的，而所有的受害人都是相信了骗子的谎言，所以说“不想占便宜就不会被欺骗”。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的力量，其实都是从“许诺─被骗”的模式中产生出来的。许多思想或行动的力量，也是从这种困窘和力图摆脱这种困窘中产生出来的。

这种矛盾，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各种使命感在思想领域和行为领域中的相互争夺，类似的撞击常能激起闪电雷鸣，打破万马齐喑的死局。这种撞击同时也使各种使命感在事实上处于敌意的旋涡中，使命感天然具有的内在自我中心和外在利他号召之间的矛盾性格，在这里清楚不过地透现出来：一种使命感的诞生，意味对他种使命感的宣战；一种使命感要维护、发展自己，难免要与他种使命感进行较量，有时甚至是拼死搏斗，以达到事实上唯我独尊的势力，或者退一步，也要在思想和行为的广袤领域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40）

使命感的产生，是受到某种诱惑或者压力的结果，是为了争夺某种社会资源或挽救某些人的生存危机，是自我夸张──人们面临的诱惑或压力，驱使他们行动起来，并“走得太远了”， 像是古代神话的英雄一样树立标杆，建立了特殊的平衡，或是“秩序”。

这当然加剧了此种使命感与他种使命感之间的紧张局势，于是各种以利他主义争相号召的使命感，如神职人员的吆喝和恐吓，事实上也是从这种紧张关系中获得养料，从而壮大成长起来。人们常说，“思想需要撞击”，那么互相竞争叫卖的使命感之间，是不是也需要在对峙与冲突才能更有卖点呢？历史事例表明，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所以，竞争中的使命感既是分赃的敌人，又是推销的盟友，他们的存在等于彼此证明自身的必要性，诱使人们在“非此即彼”的恍惚中，选择一个。

用道德程式去分解历史，当然应该指斥这些害虫。但同时，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巧取豪夺，才使创造性的文化得以流通，成为文化市场上的硬通货。若是失去了他们的挤压作用，创造者的内在动力，也许还难以恰到好处地发挥到那些令人愉悦的外在层面上，难以取得如此纯净的形式，尽管其内里包含着过多的辛酸……压制和剥削，把创造者的坦荡灵魂──劈、剁、雕琢成了可以实用的佩饰，它们变得小巧玲珑，散入寻常人家。原先巨大刺耳的天才之声，弱化为精细悦耳叮咚声。“过度活跃”的创新精神──被纳入习惯、传统的轨道……这岂不令人扫兴？但舍此途径，白痴又如何得以滋润，得以进化？

和白痴相映成趣的，有一种能量更大的啄食文化创造者及其产品的令人作呕的动物──那些黑翅足以蔽日的“超级兀鹰”。他们酷爱把文化的精品当作果腹的美味佳肴去吞食、销毁。在苍凉的原野上，你可以见到兀鹰在高高的天空上悄悄盘桓，它们在搜寻自己的猎物──动物的遗体。看，兀鹰在向一个地点汇集──那里肯定有生命奄奄待毙。兀鹰，令人憎厌，因其贪残，以其不洁。在人类文化纵横交错的原野上，也有一类兀鹰：身披人皮，却行使着兀鹰的职能。他们运用各种原始方法──更经常的是不自觉地──为业已僵死的文明世界，清理陈迹。同时，为萌芽状态的新文明辟开空间。

（另起一单页）

第十一论说

终极之善论

谢选骏于1975年开始写作的《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原名《王者之言——中国的四季书》）中，这样揣测“终极之善”：

（01）

最好不用“自然界”一词，来表述终极性；最好用“太极”一词，来表达终极性的“非客观性”──为的是驱逐从古至今的综合混乱。智者的投机，群众的迷惘，盖源于此，对“自然界”可通过经验作局部的考察，而对于“太极”，即超验于概括之外的神秘，人的经验，如何把握？即使天才也只能透过自己的本能、透过对内在世界的反省，推出“我思故我在；我在太极在”的思想结论。

我们的“自然界”，并不是“客观的存在”。因为人在使用“自然界”这概念时，无不包含浸透了各人的主观。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段，所理解的“自然界”也不一样……“客观的存在”呢？没有！如此，人对“假定的客观存在”的主观感受，才占有主流地位。而“客观存在”这一必然的假定，其实是从自身存在的偶然中，推论出来的。最重要的，不是世俗的“善”，而是易化的“时”。合时，就是善。

合市井之时，是市井的善；合天运之时，是天运的善。合超级存在的节律，它的春、夏、秋、冬，是伟大天才的善。──春行春事，夏作夏功，秋获秋实，冬尽冬藏。节令上的春夏秋冬，是地球北温带居民的感受──但还有一种文明的“春夏秋冬”在那里，它向我们秘密传达宇宙深处的脉息……

（02）

当我们的灵思沉入宇宙的幽冥时，当我们剥开了“创造者创造了历史”这层薄薄的但使人安魂的虚假表象时──一个黑色的太阳就像一位不受欢迎的强盗一样跃入我们的精神视网膜。我们所做出的一切，都是“大命运”发放了通行护照的；我们所认识的一切，无非是“大命运”预先打烙在我们的“生理──心理构造”上并通过后天的形迹启迪了这些“先验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是交融难明的）的！──与其是“创造”，还不如说“发育”。而且，在“创造”一词的后面还隐蔽着一个“主语的错误”：不是“我们──它”；而是“它──我们”！而流俗的本能却硬以“我们──它”式的理解，去争辩“是谁创造了历史──英雄还是奴隶”！

现在，让我们秉承谦逊的“科学精神”，承认这个“为祸于今为烈”的错误吧！抛弃“英雄”和“奴隶”们共通的自大狂，以挽救我们遭到唯物主义彻底破坏的生存环境。

（03）

被世俗的成见钉死在耻辱柱上的人们！在命运的法庭上，你们也许会被证明有罪；但在自然的过程中，你们是无辜的。有“客观的命运”，有“绝对的命运”，有“无尽头的终极善”……他们是“未识之神”。但对我们是那么遥远、陌生、不可理解。我们怎能去谈论他们呢？我们谈论他们，何以为？

我们只是关注，“主观的命运”、“即将来临的命运”、“阶段性的终极善”。这是一切健康哲学的出发点，是其不言自明的前提。啊，后继者！一个有信仰的人，活的时候富于奇趣，死的时候也充满热望？

如果我们相信“现在”只是一种“准备”，是向某种大方向、大目标的无穷动的环节，我们心里是否会好受一些？那样，现在的生命所包含的快乐和痛苦的烈度，很大程度上就被降低了。由于“感觉”相对迟钝了，“道心”反而明敏起来。──这是哲学家和煽情家，共同利用的一个现象，高贵的和下贱的，所具有的共性，是多么奇特啊！

（04）

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胜利者莫不自称是“优秀的神使”。

而神呢，又并非人格的神；所以神的使者也就不是世俗理解的使者。神的使者成了那些“苦心孤诣地理解神”，并“付出一切以执行神的命令的终极善的人”。神使的奇异处在：他的神经系统与精神状态，不同凡响。

神的使臣并不高人一等，他不为日常事业的成败，去战斗；他仅仅为了神的意图而运动，至少在他自己的理解中，是如此。所以神使不同于神汉、神棍。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精神只有透过物质化，才能传达；所以神使仅仅冥想天意而不去行动，并不能完成使命：所以冥想的神使和行动的神汉、神棍，又多少有些瓜葛。

（05）

一切新的生活，均为幸福生活；一切幸福生活，都是善的；并是向善运动的，因为向善就是新。据此，世上只有一种不可原谅的恶：旧，或曰麻木不仁的状态。当然，这恶在易化的新潮中也将化为善：一切运动中的，都必定是善的，并使障碍承受报应！这是易化的冲浪者所喜悦的事。

易化的冲浪者！你的情感健全与否？意志价值如何？让我们从那终极善的大角度来看！那才是准确的。甚至对身体有害的情感与意志，只要对“接近终极善”有利，我们就欢迎，因为冲浪的胜利是最终的胜利；终极善的来临、神意的圆满成功，至高无上！为此，肉体的损失，对全体而言几乎是零。

损失值得！而且一本万利。

即如爱的情感，也不能一概视为“善”；恨的情感，也不能一概斥为恶。同样，“颠倒过来”亦非正道。既不能简单地把杀害行为归诸“恶”；也不能把盲目的爱归诸“善”。爱憎的价值、善恶的标准，只有在“终极善”和“易化冲浪”的无限制雄浑中，才能得到最后的肯定，并一笔勾销在此之前的一切阎王债！

除此之外，哪有和“客观的神”一样美丽的伟人呢！既便是创造之子，最多也只是像“主观的神”罢了。

这其间的区别提醒我们：真神（即“客观的神”）哪里是人类可以想象的呢？人如何企及神？如何理解其启示？如生命的痛苦，会使智慧者觉得，永生不仅不幸福，反而是无休止的（因而是恐怖倍增的）苦役啊！

（06）

若从神的意义视之，则全宇宙没有丝毫偶然性，而所谓偶然性早已被消融在全宇宙运动的宏大必然中了。若由细菌视之，则存在并无必然性可言：缺乏水分甚至可以使它休眠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而养料充足它又可以在一夜（对人何短，对其何长）之间繁衍到无数……这细菌环境并不像人的环境那么大、迟钝、安稳、自我感觉广大；而完全可以瞬息万变。至于位居另一极的“神”，他的存在无限，他无喜怒哀乐，他的环境永不变，他是必然的化身。

例如自由──在一个近乎“绝对必然”的世界里，人还有行为（思想也是某种行为）的自由吗？创造性天才，还有发泄其创造冲动的余地吗？（反对绝对必然的唯一理由是：作为生物的人类根本无从谈论“绝对”。）

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绝对必然牲”怎样与“创造性天才的自由”协调起来呢？所谓“自由”并非“自为”或“自在”：它不表示自我的绝对独立、毫无依附性；而仅仅表示自我有选择的可能性。

（07）

创造性天才的自由在于：通过对易化──终极善的深透体认，领悟天命，从而按照天命的所指示的方向，去开始“自由创造”。这创造是自由的，因为并没有任何存在可以限制它或规定它的道路。而在相等范围内，它当然可以凭借创造者自己的取舍，来任意行事──尽管从根本上说，这种自由要受生命极限的影响、左右甚至规范。

这样看来，创造者对天命的“主动皈依”（甚至是“创造了天命”，因而达到了“朕即神明”的癫狂状态）──也就是最大幅度地发挥了自由！这尽管不是诡辩大师在虚无党宣言中喷吐的那种自为自在、独立不倚的肉体自由，但却是高贵的心灵自由──并不因为它是天命，就丧失了它的创造性。

（08）

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也就是说，过一种养精蓄锐的生活、一种促进升华及生命转机的生活。有道德的、禁欲的生活，因此不是“消极的”，而是一切胜利者借以吐故纳新的，是他自己笃实力行的。如借用理论家的话，那是一种远离“畜群的”生活。

这样的胜利者欲使自己长寿，需将自己融于一个更大的集体：不是集权主义的“集体”；而是文化集团和生命种族。人类欲使自己不朽，需将自己融于一个更久的存在。融于彼而不丧我，并以自己的特色去丰富那伟大集体和久远存在──这是文明意义的“长寿艺术”。

人类也罢，文化也罢，民族也罢，欲保持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必须具有超越自己的能力，它需要懂得，与久远存在（如自然界）协调的生命艺术。既然决心融于这大的存在，就需要适度放弃自己的利害和自己的是非，而直趋这存在，并以其节律为自己的归宿。个人的归宿，是集体和种族；集体和种族的归宿，是文明和生命，而文明、生命的归宿，则为自然或曰命运。自然与命运的归宿，是“终极的善”。我们也许无法用经验证实终极善的实在性，因为我们的经验太肤浅、太局限也太短暂了；但是我们经历中的浮光掠影，却可以证实终极善的或然性。既然没有人怀疑自身的“实在性”，那么为什么要怀疑自身实在性之上的终极善呢？即便最极端的怀疑论者，也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下，缄默了。既然“我在”，那必定有高于“我在”的终极：无论如何，“我”总有一个渊源，一个来处和一个去处吧？没有人会愚昧得认为人生可以永恒。既然人生不能永恒，那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既有来处又有去处的过渡状态。这来处与去处，这大于我们、久于我们的，可以证实终极的或然性。“吾身”的存在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之前之后的链条。谁否认这链条的存在，无异否定其自身、否定其祖先、否定其后代；既否定了种族的归属，又否定了文明的归属。即便这样绝对的否定者可以存活下去，他内心仍有最深的疑虑。因为他的否定只是愤世嫉俗的表现，他的本能和常识，并不支持这无端的、过激的否定。除非他是神经缺损的白痴。

终极的或然性无始无终。而世间的存在若有始终，必有来处去处。它与它的来处、去处，合成一个更大的存在。这更大的存在，若有始终，也必有来处去处；它与它的来处、去处──合成一个更大的存在……如此追溯，无有穷期；而在其尽头，横亘那真正的终极性。只是在这终极性的无穷运化及其形成的“易化”中──一切存在，尽都泯灭、消融，无形在它不朽的化易中。在易化的巨大游荡中，在永不回头、永不忏悔、永不犹豫的游荡下──人间的苦难、幸福，刻骨的抱怨、冲天的希望，誓不两立的善恶，不可调合的利害……尽都移易、消亡，没有印迹……在它们的墓碑上，闪出了终极的善。

（09）

感动、熏陶、涵养、潜移默化，有类似于模仿、学习、但也需要独特的心得，且有“心灵的易化”。心灵的易化，是心灵由感动而易位而开始潜移默化，从而形成新眼光、新意境──作为新人格的始基。锻铸新人格的方法是多方的，然归其要旨不过为一：刻骨铭心。能铭心刻骨者，始能言新人格之锻铸。

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谓钻研学问的根本方法。但任何人的“学问”、“人格”，是由其天性中的“德”预先所决定的。“天性中的德”，也是“命运”的展现；而天性的德加以命运的折射，就构成人格之光。这样的德在命运的颠簸里，能转化自己的畏惧。不是无所畏惧，而是麻痹那一切生物与生俱来的自保反应。例如，在过度的不适与痛苦中，人体已经没有余力启动正常的自我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的自保方式，是中止或减弱行动；而意志强烈的人，则反而抑制自保反应而扩大行动，这就要求对不利于己的事态发展，保持一种“贵族式的超然”。

高贵的行动这时体现为“纯粹的人为”，虽然它的起因是超出人力以外的。这样的人为难道不是某种自然的结果吗？这样的人为即使是最极端的努力，实际上都可视为“太极的属性”，是从“太极”这唯一原因中产生的果子。所谓善恶，在太极面前，已经相对，甚至化为乌有。太极的绝对即易化的终极善，被凸现出来，尽管这非人力所及，且非人智所解，只有旷世的天才、独立的人格，通过自己的天性与太极遥相辉映，感受它在特定的时空里。

任何旷世天才、独立人格，在面对“罪恶”进行战斗时，都或多或少自觉受到“太极”的引导，或曰“受到命运意志的支配”。所谓自发的抗恶，也是受到冥冥天意的间接控制。人尽管认不清善恶而滑入罪恶，但这不自觉的罪恶，岂不能最终通往神圣？生命、生活，都是太极的属性，自称爱生命、爱生活的人，如果不爱太极超过爱生活、爱生命，甚且根本不能感受太极的爱，不能感知太极是万般属性的唯一本原，则他对生活、对生命的爱，必流于肤浅的爱。因为不认识某物而产生的爱，是误会的爱，不会坚实。

（10）

牧师的儿子尼采十分明白现代人所陷入的绝境，所以他说，“悲剧就在于，如果我们在情感与理智中有严格的求真方法，我们便无法相信宗教和形而上学里的教条。但在另一方面，通过人性的发展，我们已变得十分娇弱敏感地痛苦，需要一种最高的拯救和安慰手段。由此便产生人会因为他所认识的真理而流血以至死的危险。拜伦用不朽的诗句表达了这一点：‘知识是悲苦的。知道得最多的人，必定最深地悲叹一条不祥的真理：──知识的树，不是生命的树。’”

在我们看来，解决尼采所谓“悲剧”的有效方法，就是构造一个新的神学。实际上这个牧师的儿子想干的也正是这个：这神学将基于宗教情感与现代科学的调合。只有情感与科学的调和，我们才得以尽量发挥“情感与理智中严格的求真方法”，而不至于达到“悲苦知识”的深渊。于是，知识的树，可以等于生命的树。因为一切求真的知识，必定归结于对神的知识！所以一切知识，都必导致“终极的善”。在对终极的善（不论它在世俗看起来多么邪恶）的景仰中，知识的树岂不是必然地成为生命的树？只要你承认神、接受命运、相信宇宙的终极善──哪怕，这善的出现，对人而言，是如此不利。

“创造新生活”、“接近终极的善”，因此成为优秀人物活动的唯一朝向。在这“万川朝宗的运动”中，我们又怎能宽容自己的动物性，怎能只为解脱一己的苦难与灾殃而寻求出路，并不择手段地苟活呢？

（11）

社会的风俗与积习，像是生物的遗传性那么深地限制着个体的冲力与奋斗。任何个人以至新的文化运动，都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格局。到头来，是风俗与积习吞食了个性之光，消解了文化新潮的势头，把他们吞没在自己高深莫测的巨腹中。有时，它借用出众的个性为自己点缀，如端午节奉屈原之名，其实是古老的龙舟赛；圣诞节托耶稣之号，实际上却是罗马的农神节。是“无情义”的历史考证学者们揭穿了这层飘渺的纱巾；就是据他们精细的考证，早在屈原诞生前，已有了端午时节的竞舟祀神（投粽的原始含义即祭水神而非祀屈原）等风俗！而风行今日世界的圣诞节（12月25日）原来也是异教的节庆，是12月22日冬至（一年中白天最短因而最黑暗的一天，象征农神或是太阳神之死亡）之后三天，也就是太阳神死亡之后，三天复活。后来为了让这异教节日继续流行于基督教时代，才借用了基督之名。古老的积习，就这么顽强：先是压制，后又渗透到了新事物的内部，成为内在的压制源！

据说，原始氏族社会奉行过某种公有制度，但这公有制并不像是人们幻想得那样美好，它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生成！那是一个风俗与积习占绝对统治的社会，没有生气，气压很低。是个性的崛起逐步驱逐了古老的阴霸，人类从无知的天堂跌落到智慧的地狱──开始了文明。文明是受到好奇心、求知欲、竞争性等内在力量驱动的历史！

也许有人会说，“看，这就是人类苦难的开始：阶级社会兴起了。”但谁不知道，这新兴的苦难比起没落的幸福来，无疑是一大进步！新的文明，是和真理式的旧风俗、古积习决裂之后，才得以诞生的。人类的文明历史一步一步地证明：任何新文明的问世，都像婴儿的诞生一样，伴有撕裂的阵痛与痉挛。它从母体分裂、自行生长，它从社会规范、风俗习惯的保护下，求得自身的解放。独立、自治、自力更生，像伊甸园里的智慧果一般：总是伴有痛苦的，总是伴有风险的，甚至总是伴有“堕落”──因为那是一条新生的路。

（12）

作为社会风俗强健一翼的行为规范，也具有两面相。一方面，它的模式化、一律化要求中隐藏着能量节约、减少社会摩擦力的良好意图。经验证明为有效的行为规范，社会就予认可并相沿用。但另方面个性又是歧异的，即便同一个性，在不同时空、甚至同一时空中也要求着并不相同的乃至恰恰相反的东西。因此，要不同的个性遵循一种规范，是痛苦的、荒谬的、充满了冲突与不协和的。

（13）

历史上各个文明系统遗留的社会规范，正是作为也仅仅作为以往个性的创造活动的残迹而遗留的。对它们顶礼膜拜、视同神圣，与原始时代的拜物教何其相似。充满活力的人，诚如但丁在《神曲》中曾经为这等新人所作的疯狂预告那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吧！”充满活力的人，这是渴望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的一种人。他们像是暴躁不安的海潮一样，不断冲击着各种千年已然的腐败堤坊。

反压制力量的活动，是不分古今、到处喧腾不已的。这构成了一个个生命的界域、一个个文化的界域、一个个要求变化并正在追逐变化的社会界域，以及大大小小的不愿凝固于一点（“极”）的宇宙……

（14）

太极与无我── 

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圣人、先知也不可能认识太极，他最多只能对“易”（即太极的一种属性、一种“赜”、一种运化、一个轮回、一个节奏……）有所直觉。从而可能随易而化，从而成为天命的仆人，太极“最有希望”的属性。无数的易化，将导致“终极善”；而这在哪天到来，则我们永远不会知晓。 

（15）

“太极”就是“终极善”。用一个明白而无修饰的词儿来说，就是“结局”──我们应该使自己接受这样一个新思想：“结局”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我们那些不合于“结局”的思想；有毒的并非“结局”的气氛，而是我们自己那些有悖于“结局”的口味…… 

我们应该指着项羽说：这就是圣人！因为他作为强秦的结束者，来到世间。 

他代表了一个终结，一个意味深长的休止符，一个体现了“终极善”的惊叹号。 

我们应该指着董卓说：这就是圣人！因为他一举结束了两汉皇族的赖皮统治。 

我们应该指着忽必烈说：这就是圣人！因为他用铁骑荡平了唐宋六百五十年的糜烂了的灿烂文化。 

我们应该指着张角、刘聪、侯景、李密、黄巢、洪秀全、孙中山以及毛泽东说：看哪，这才是圣人！因为他们都作为果决的结束者，跃入世界历史；而不是被人当作富丽堂皇的“开国皇帝”来顶礼膜拜。 

（16） 

结束比开创更难。结束比开创更不可缺少。一部史诗、一本哲学、一套交响乐、甚至一本儿小说──没有开头只令人感到有些突兀；没有结尾却令人难过、甚至愤怒。 

但历史的结束者往往并不讨好。人们把破坏和罪恶判归给他；却把荣耀和功绩留给那些“创造者”。 

中国的皇帝们，因此僭越僭妄，把仅仅盘踞人间的朝廷，命名为“太极殿”── 

其实《中庸》早就给我们以伟大的启迪了，它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可见，人的天性是大自然的无言诰命；而尽性去做，便接近太极，便是人生的真道。

（17）

太极在运动中。太极的运动具有必然向善的性质，这使历史运动中（这也是的一种属性）出现的某些“恶”消融于终极善的海涵之中。于是。恶不仅对善而言最终是相对的，而且本身也只是促进相对的道路。善则不然，善是绝对的。因为善虽然可能被另一些人们重新评价为恶，但由于它是被当作目的而供养、遵循的，所以它终非枝蔓，而是根本。根本的就是善的；被恪守的，就是善的；有创造力的，就是善的。所以，善的子孙可以沦落到恶的风尘，但善本身不可能沦为恶。 

善是绝对的。恶是相对的。 

一切恶，将被太极的不言而喻的善的意图所，消融，而归于那无所不包的内涵与终极。 

人生的意义不在别地，就在于达到某种高峰状态，攫取某种高峰体验：这就是“向善运动”。而“听从神的意旨”，这就是认识太极并与之合一。 

人最高的精神状态就是这种意义的天人合一之境。 

高峰状态，就是体认了太极并与太极合一，这就是超越了永生。 

（18） 

“太极的无始无终”与“太极的终极善”并无冲突。无始无终，是指太极自身的特性。终极善，是就太极与属性间的关系而言；而善，主要是指宇宙（时空）循环的终结，这循环是漫长的，类似“永恒”的过程…… 

合乎太极的生存方式要求一种“哲学上的纯粹运动”。它所意识的“纯粹”，是回溯的结果，而不是分化的源头。这与一切世俗的偏见正好相反。以往的偏见总是说“先有纯粹，后有分化”……。这是复古主义的邪说，是祖先崇拜孵化出来的认识论与本体论，是应消除的思想软骨症。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纯粹的中国民族精神”并不像蒙古巢穴北京的大白菜那样，储存于某个过去的地窑里；而是宛如向日葵，紧紧追随未来的阳光。

只有通过我们的创造，中国精神才得以纯净？ 

只有通过为牺牲而牺牲的宗教性游乐，独立不羁的、富有尊荣的、活生生而又完满的精神中国──才会生长起来？ 

（19） 

终极之善，位于世俗之善的彼岸，也位于神圣之善的彼岸。终极之善，既是否决黑暗的，也是否决光明的，还是否决这明暗二神对垒的波斯玩艺儿的。超然之善，是对善恶两造的批判与消解，是取消了正值与负值之差的终极圆融！它把其督的生命，掀入世界之水中，杀死了基督却改良了生命之水，谁能说这样不近情理的过程，不合乎救主关于“赎罪”的原始教义呢？ 

终极之善的降临这一前景，会被大多数人视为可怕，甚至视为恶之尤。人们视之为阴惨而超神之神可以视之为终极之美、终极之善。因为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事物的结局比事物的开端更显庄严之美；甚至比事物的过程更多哲学之韵。句号是一切文法中最重要的，也是最让爱书者欣慰的符号。 

（20）

大多数人受限于生物性，难以领悟神意，亦难以接近终极美善的启示。人们往往以自己的作为──其极致状态是“类”的生存与繁荣──区别善恶。除此而外，人们只是虚空。 

而且，即使在“终极善”上，也可能沾染了流俗的不洁：最可怕的误解之一，就是以人意冒充神意。神汉神棍的人意，不论是多少钱权交易的集合，也不论是什么唬人意念的拼盘──都与“终极善”有质的不同。因为后者恰恰是对前者的消解，是精神世界的倒叙法则：它从结局出发，来判断过程并审理开端的合理性：它是以“死”来思考并策划“生”的。 

（21）

终极的美善，不是人的终极，而是包括世界过程的终极，和最后审判过程的终极，这两大阶段…… 

终极的美善，则只在终极显现，即在世界和审判的终结之后显现。因此，终极善不再可能许诺任何世俗的福利或神圣的荣耀。终极的美善虽然因此不合世俗的口味或神圣的诛求，但也因此不再褪色、永无陈腐。 

终极的美善，是太极自身运动的句号。所以，它必然包括、消解前此的（世界），和此后的（上帝、教主，最后的审判）──审判上帝和救世主的，不是力量，更不是道义，而是过程。 

我们的《超启示录》将指向，审判世界之后的那个过程。以前的救药所消弭的世界之毒，被制服之后，庄严圣洁，淡化为过眼烟云。 

“审判上帝和救世主”这一隐喻的含义，是指对欧美世界的最核心价值，进行审判。中国人还没有成为教徒，但现代中国人却中了教徒（如神学生黑格尔、斯大林）脱胎而来的世俗教义的世纪之毒。 

“审判”的命题也就自然涵盖了有关的变种，如各种乌托邦理论，虚无主义和拜物教。这不关传统中国人的事，而是欧美人的事，也是深受欧美观念之害的现代中国人的凄惨故事。尽管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欧美”曾经分化为“东欧蒙古集团”和“北大西洋联盟”两半。 

由此，冒充为世界主流的欧美，将还其为区域性文化支流的本来面目。 

仅仅宣布“上帝死了”是远远不够的。死去的人尚且都可能复活，何况死去的上帝？谁能保证上帝死不复生？ 

审判死去的上帝？以便作出法定的结论？ 

谁是亵渎神灵者？谁拿上帝寻开心？ 

我们只是预见而不是宣扬“审判上帝与救世主”──这不仅仅是戏剧性的表演，而是一项全球范围的刻不容缓的“新的文化之战”的需要？ 

（22）

“救世”的行动和口号有无必要？这个世界是可以拯救的还是不堪拯救的？ 

救世的活动，是使人生存的世界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坏了？ 

我们的答案是后者（变坏）而不是前者（变好）。 

救世党之供奉上帝（如阿富汗的塔利班──神学生之信仰安拉──作者2001年注），以最后审判的大恐怖（这决不是斯大林的发明──如城市游击队2001年9月11日炸毁纽约世界贸易大楼双塔──作者补注）和千福年的大许愿（这决不仅仅以托洛茨基为始作俑者），眩惑人心。试想，对这样的“上帝和救主”，如果不审判之，法国人预言的恐怖大王是不难征服世界的。 

（如果“恐怖份子的安拉”不划上一个句号，整个世界岂不沦为一个屠场？──如穆斯林城市游击队西元2001年9月11日炸毁纽约世界贸易大楼双塔行动的千倍花样万倍规模──作者补注） 

一个不断流血、不断折磨甚至不断受骗的大祭坛，并不是天国。 

不与托洛茨基们划清界线，中国就永无宁日？ 

（23）

神话及其分支如宗教、哲学、科学的世界观，以及艺术和爱情的想象等等，都是心灵的工作；而工作及其分支如宗教、哲学、科学的世界观，以及艺术和爱情的想象等等，都是身体的神话。热爱悲剧，是因为热爱悲剧所包含的“壮烈的生活”。因为没有一种堪称壮怀激烈的生活，不是起源于悲剧或不进一步通向悲剧的。热爱悲剧，并不是喜爱那悲惨的结局；而是对那壮烈的暗示，怀有一种向往甚至崇拜；并通过向往和崇拜来实现征服、克服恐惧。因为“没有归宿”便是我们的宿命。所以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的心灵，才能坦然面对如此冷酷的终局，并毫无怨恨地承受如此的打击。

对群众来说，如果不能使之确立“庸俗化了的终极善的信念”，就不能帮助其生活走向正轨，如果生活的节奏由于无信仰状态，而被解构，“垂死挣扎”的风暴将如狂风卷落叶一样，横扫一切高于地表的东西。用文革术语说，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见人之所以能心安理得活着，或多或少仰赖着对于“来世”至少是对将来的信仰。于是，便有了各式各样的来世：有宗教的来世，有非宗教的来世；有猛攻事业的来世，也有追逐生物的来世……但人心里总须有一个来世，哪怕是模糊的、暗示性的“指向来世”。否则现世生活就将紊乱，这种“因果倒装”也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

因为人，爱寻求，喜欢探究明白，爱好打破砂锅璺到底，梦想知道自己身后的事──在人的潜意识中，以为自己是不朽的。

……

（24）

对“结局”的理解，还预示着我们生命力所冲击的极限处，如把个体的死亡确认为最后的结局，则其生命力的界域当以其肉体的死亡为限；相反，与整个宇宙同呼吸共命运的灵魂，却不知不觉以宇宙的疆界为归宿了。坚强的人不承认失败，这不仅由于自尊心之强使其不肯服输，更因为他的生命力已经远远冲出其动物生存的界域，而漫漫于思想的未来了。在未来，现在被判决为失败的一切，总有一天会重新凯旋回来：伟大光荣正确的家伙匍匐在地，平凡可耻错误的家伙却陡然上升；丽质涂炭、死灰复燃……到底谁的结局才是胜利的标志？耶稣在福音中一再预言圣殿的毁灭，他说对了。

我们相信终极是善的，因为这种信仰能赐予我们以力量，鼓起生存的勇气，添补生存的空虚。如果有人不幸被一股强大的兽性势力击败了，那么，最聪明最省力的办法就是放弃“徒劳的抵抗”──相信自己的征服者是“善”，相信充满兽性的家伙是“宿命的代表”──而不是相信他们的“善良”，相信他们合乎既定的模式，相信他们可能善待你，而是相信“只能如此”，相信“这就是结局和归宿”。──这就是奴性向主子的归顺，是懦夫向野兽投诚，如沦陷区的人民向日寇屈服。

然而，这样屈服不也是一种尽性的呼声吗？尽管是“尽其奴性”而已。笃信终极之善，可以是达士的洞彻，而不必是庸人的自慰。如果人能摒弃一己之曲见，为什么不能以无私的精神烛照天地呢？因为即使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熄灭一支蜡烛的光。

（25）

零点哲学反对市场价格来代替生命的价值！若是失却生命的支持，前者市场的价格又从何谈起？近代中国苦难的预知者龚自珍，如此表达了人人尽其天性的期待：“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不拘一格的人材，是正反两个方面的人才，是杰出的强盗与残忍的警察之间的对垒，是优秀的破坏者与建设者之间的完美结合──而如此宏伟的史诗般场景，显系“人尽其性”的自然结果。

“尽性”需要力量。“尽性”需要反抗。“尽性”是对沉沦的抵制，所以它并不是“水往低处流”；而是意味着“人向高处走”……“尽性”的和谐，是需要搏斗的撕裂来予以成全的，因为它立足于抗衡整个环境。大自然把灵魂射入人的躯体中，然而又授予非人的环境以截然相反的东西──为的是洗炼人的毅力，为的是等着观赏，那一幕幕精彩绝伦的对垒、风起云涌的抗衡……

“尽性”须有“权力”，权力因此成为外在的至善。“止于至善”──因此成了“唯利是图”！谁能提出“权力滥用的批判声明”？卡尔马克思以犹太人特有的方式赞赏伊壁鸠鲁式的快乐主义，尽管那是尽性意义上的罪大恶极，因为这样的快乐显然不利于“强力的凝集”。“权力的善意”，决不在“快乐”上；正如感官的善用，不在于使自己沦为玩具。而伊壁鸠鲁与弗洛姆之辈的享乐姿态，恰恰是发挥了权力的恶。这终致疲软的哲学，把人生当作冶游场，而把人的尊严贬到了玩具的地步。声色犬马之徒，孜孜谋利之辈，作为唯物主义者和天生的犹太人（甚至像某些作者所说的是“东方犹太人”、“黄种犹太人”），就是如此以经纪人的眼光，误解了人生和人体，结果把人体的一种功能冒充为全部的功能，以人生的一项美德遮盖了所有的美德。

（26）

而绝对的解脱则意味着游漾在感觉、观念、符号之外，因而这是“不可能的”。无匹的鲲鹏也有无匹的悲哀，太小，受制于外物；太大，受制于自己。太大的“自己”已然是内化了的“外物”……所以只有把尽性当作解脱之径者，才不迷惑。我们达不到，但永远朝向它……尽性的世界，是真和谐的世界，是现实的理想国，是唯一能物化的乐土──不仅作为心灵的安慰，且是事实的“畅行无碍”──捧来圆满的生命之光，它照亮爬行者的脑部，它剥离负重者的驮子，它处决伟大的导师，它宣告一切伟大的灵魂，都是尽性的灵魂，它以天性之笔，描绘“如何驾御物质存在”的胜利喜悦。

毫无权力的尽性，是不可能的，毫无尽性的权力，是无意义的。尽性不仅是“纵欲”，尽性也是纵情地反对纵欲！因为纵欲，只是一种“性”，并非一切“性”。“性”不是“欲”，更不是现代意义的所谓“性欲”。纵欲是一种尽性，但不是一切尽性──有的尽性导致纵欲，有的尽性却导致禁欲，有的尽性导致兼爱，有的尽性却导致屠杀并对不限于人体的万事万物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整合”。

尽性者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这个无与伦比的精神护符告诉他：“天绝人”的时刻也会降临──那时意识成为废物，而过期的符号作为垃圾，功能尽失，将被逐出语言的王国。不。它是根本未来进入王国的城府。于是，“天无绝人之路”，又将是永远活生生的。被天所绝之人，将不再是人；被天所弃之性，将不再是性。

（27）

正如哲学的沉思，这种“心理学的透视”可以赐你“雪巅上的高傲”，它有雪巅上的孤危与凄凉，和些许的胜利感与空虚感──如果你已认清了现象后面的本体，达到了思想的巅顶，使灵魂获得了不朽，日常生活对你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否需要来一点可卡因？如果你的神经不够坚强？一位强人，并不会因为零点哲学的透彻，而疯狂的。所以他并不需要唯物主义的致幻剂，无论那是机械唯物主义牌号的，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牌号的。

（28）

简单的感情，已被人的命运证明为，是人的真正上帝与真正幸福──如果说世界上真有这两样存在的话──之惟一居所！

世界是混乱的，所以人类需要特别“简单的感情”，为自己在宇宙中建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所谓“宇宙的秩序”、“自然的法则”，在非人的意义上本属子虚！这就是康德的苦恼：你尽可博览飘泊不定的万象，却窥探不到可以依托的真如本体。这种形而上学的难题，靠概念和逻辑是不得破解的，但在生活之海里这困扰却顷刻烟消：人人都可以在混乱的星空中，看到一种“秩序”；人人都能在四季更迭与风雨的循环中，感到一派节律；人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承认超人势力之在！──或名之曰“神”，或名之曰“宇宙的秩序”、“自然法则”。生活之海的这一福泽，实得力于我们拥有了这一天性的宝物：简化的能力。而这简化的能力显然起源于这一天性的珍品：简单的感情！

正是简单的感情，衍化出“天人感应”的多种奇观。天人感应因此不是任何意义的玄学，更不是“理论体系”，天人感应是人对宇宙进行的适应！即：

1，人是混乱偶然的世界之产儿；

2，人不得不巧妙地适应了世界的混乱、解释了世界的偶然；

3，人把自身的生命节律投影宇宙；

4，人从此发现了宇宙的秩序与自然的法则；

5，人最终抵达了天人合一的圣境；即，“简单的感情”被客体化──这常被命名为“主客体的和谐一致”。

总之，是习惯产生了世俗的秩序感！甚至产生了灵魂的秩序！这与顿悟中升起的神圣的秩序感，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但又是互为补充的！

更深入一层──智慧应当成为一种排除了情绪干扰的纯粹，一种“不枯燥的理性之光”。事业的神坛呢？则在抗拒繁文缛节与过多装饰的坚持中，走向真正的生命纪念碑。

对一个混乱时代的灵魂修士来说，他仿佛在为“复国”的来世锻铸灵魂，不是个人生命的来世，而是“民族生命的来世”，历史的来世。他的感情是一种智慧，他的生活则是一个碑记。

这就是他的“生存状态”，只有“把革命当作一种生存状态的人”，才算“真正的革命者”。正如只有“把行善当作生存状态的人”，才算“真正的善人”。真正的诗人、学者、武士、企业家、工程师也都是如此，“把事业当作生存状态，把生活当作事业的祭品！”

（29）

虚无之君，他就是一个宇宙，他就是一个天地，一个洞天和黑洞的交融，深藏无尽的珍宝，密储无尽的秀丽神符。

从“零”开始──这是命运。从“虚无之君”开始──是对命运的认识。对命运的认识，比命运本身──有着更多的宿命性。

（30）

“太不值得”，曾经是虚无之君赠给这个世界的绰号，也是他赐予万千生活的封爵。小小的悲伤、小小的愉快，琐屑的成就、琐屑的失败……身受世界的围困和生活在陷溺之中的虚无之君，若不化育健全一套双重的生活态度，又岂能在物我之间存活下去？

他一面对这世界怀着淡泊、无动于心；一面却倾洒热忱和大力于他所击中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他的事业”。他击中的世界有无穷的珍异和瑰宝，且只在虚无中自生自灭、孤自幽赏，只为他的心眼所窥见、只为他的脉息而愉悦……

虚无之君并不畏惧浪散心智和情感于世界的虚无之中，他不惰怠其锐气、降格其高贵，和光同尘是他的座右铭？他出污泥而不染，行凶恶而至善，不以“玩世不恭的态度”驱遣寂寞，而以“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来应付生活，以把自己的大能与真相，深藏在乌有之乡的梦中。他的大梦，将化出明天的世界。为此，他等待他所等待的信号，静候他所静候的日子。他是为此而表里不一、判若无壤？

在那粗鄙的掩护下，有一股沛然的生机崛起了……苛刻的批评家们说对了：他正是虚无本身，这虚无是带有惊叹号的一个劫数，在时辰未到时，看不见、听不见、触摸不着，他脱出我们今日最大最野蛮最放肆无忌的幻想之外。然而，一旦“应时”、“奉天”、“承运”──他就闪电般地君临到每一个活人的头上并刺入每一颗亡灵的心脏：成为令人生畏的零。这命定的数只能用布满恐怖意味的“〇”来表示。〇──就是劫数。

（31）

伟大的虚无之君这样说──

我不“参与有”，故对“有”我只是“无”。加、减、乘、除；世间一切的准则、方式、规律、本质──对我的作用何在？在我面前，它们成为幻影，成为伪善的把戏，不复“存在”。

伟大的虚无之君这样说────

我是无父而生，也将无子而亡，我的悲哀将和宇宙相始终，我就是始终，我就是五德，我就是万象，我就是八卦，我是时间之父、空间之主，我是那永不熄灭、永不溃散的孤魂，悲哉，我的灵魂将弥漫宇宙。

这是在生命的彼岸所能发出的最大最惨的呼号？即令是草木，是鱼虫，是禽兽，是王化未及的倭寇凶徒、教化未浸的日耳曼蛮族！

凡有血气者莫不如是悲叹！自我而后，将不再有这一类型，这一崭现，将不再有这一汩汩而动的形态！

啊！是无父的孤儿，没有渊源，无所师承，得不到大树的荫庇，也无山麓可以凭靠，没有上流的汇集也没有天雨的资助，风华影响将消匿在沙漠的酷热中，但愿它能滋润一代沃土，天成之子。

（32）

虚无之君的命运之链，既不像哈里发的权能转移那样安稳，又不像活佛灵魂转世那样偶然，没有一部人间的法典、一套神圣的习惯，足以使他的心灵方向得以延续，更遑言“发扬光大”了！他那难以捉摸的思绪与业绩，像是行云流水倾泻，又像无字天书费人猜疑。

他将无子而亡！不会留下遗言、不会留下遗迹、不会留下供人凭吊的遗址。看起来，生命界最阴郁的命运就要笼罩在他的头上……他为何依然欣喜若狂？看植物们竞相开花结实，把种子播扬到远方的山麓和肥沃的芳甸……动物们殚精竭虑、追逐异性，把基因射入未来时间之海……人们汲汲于利禄、显身扬名，把“意志的渣滓”如地位、财货、名声、权势……统统填鸭在子孙的心魄中，使灵僵死……只有虚无者在虚无中自在，销魂在沉默间，不为世人所知，不被历史──那是他的作品所累？

（另起一单页）

第十二论说

自由意志论

谢选骏于1975年开始写作的《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原名《王者之言——中国的四季书》）中，这样看待“自由意志”问题：

（上）

（01）

一个欲望、思想，若不化为一种冲动、一种改变生活的行为，并不是真的。一个欲望、思想，达不到“实现不了就宁愿灭亡（毁灭对手或自我毁灭）”的强烈程度，就不是真的。除非你一旦抽去了它，生活就沦为无聊的杂凑、低劣的演技，人就变成了行尸走肉、毫无内容的空洞形式，你才能宣布，“我是真的”──只有到了这种时刻，打开那未来大门的金钥匙，才向我们显现出来。

（这也是“殉教者”的秘密与“十字军精神”的底里。）

达到你的扩张领域之极吧，避免自己的活力被暗暗戕害──这是一切生活理想的终极秘密。不论这些生活理想具体表现为多么大公无私，误解和悲剧的关键，不在于各种扩张的冲动彼此冲突，而在于伪装的保护色，给扩张的冲动，所投下的虚假阴影。外来的压力使主体改变了他的天然状态，并逼使他在不自然的状态中行走，从而造成深刻的病态。这灾祸的根源如此隐秘，以致很少有人看穿它。

一个心灵要能不受外力的逼迫而改变自己的天然倾向，是有福的。即使死在征程的半途，也还胜似那在别人的路上，走到尽头的人们。

（02）

针对自我的权力也即“行使自己的天赋权利”，俗话说就是“享有”。“享有”还可以细分为“肉体的快感”和“精神的陶醉”两种。享有作为“报酬”，其目的是使动物的生活更有兴致。除此之外，享有只是消极的，没有更多的积极动能。尤其有害的是，很少有人能抗拒享有的腐蚀。

如果说，对自然的权力，有助于减轻自然界的压力；对社会的权力，有助于减轻同类的压力；那么享有作为“消除自我压力”的方式，作为规避种种戒律的途径，显然更受青睐。对享有的限制就形成了所谓戒律。戒律的目的在于控制“无谓的精力浪费”，以控制享有带来的解放感、自由感、扩张感以及种种快意的宣泄；只是，这对生命很可能有害，因为这些权力的后果都是消费性的，原始性格十分顽强。

在上述三种权力形态的关系中，对同类的权力欲，助长了对于自我的权力欲；而对自然界的权力欲，又助长了控制同类的权力欲。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更多不是在“探索自然的奥秘”下助长起来的，而在“力求控制同类的权力”中诞生，如多数时代的科学发展，都是以军事工业为杠杆而勃起的。技术的发明，不仅仅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之类的抽象目标，而是为了反抗同类的压迫，它体现为“竞争”或“弱肉强食”。所以，科学的迅速发展，总是与分崩离析的乱世，一起来临。而技术发展则反过来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又推动社会的无情“进步”，这种进步永远是与人的不幸福状态紧密相连的。最后直到技术发展导致环境破坏，迫使技术发展本身不得不停滞或减缓下来。只有等到社会萧条、文明解体之后，上述不平衡状态得以减轻，社会的重新统一，再度成为可能。所以，“社会政治方面的统一”（“思想统一”、“宗教统一”，只是其副产品），经常都是技术与科学发展、艺术与文化发展的致命伤。幸好，这些统一还是与动物庄园里的幸福，紧密相连的。

（03）

一个有权力的人（即握有高于常人之权力的人），要想不因权力而自我毁灭，必有超强的道德情操，而不仅仅是消极的所谓“自制力”，这才是《老子》所谓的“自胜者强”。自胜者，必以道德情操来凌驾生存欲望、强权意志。所谓道德情操，当然不是被动状态的自限，而是主动状态的热忱。一个真有道德情操的人，其最高座右铭必非“我不应该……”，而是“我一定要……”。

是的，正是他那不可摧毁的“一定要……”的固执，为他树立起千百个“不应该……”的戒律。只有在这意义上，戒律才是必要的。戒律的压制，酝酿、激起的反作用力量，使得创造的甘泉勃发。甘泉的勃发与荒漠的压制之间的关系，可与飞奔者与影子的关系作比：奔跑者为摆脱无处不在的阴影，为实现“脱离阴影的那种解放、透明的自由感”，竭尽全力地飞奔！甚至当他颓然倒下时，也本能摆脱阴影，但他却在这运动中，跑出辉煌的成绩。像流星发出触目的光，他的格言是：宁可短点也要亮点！命运作证，如果他不是怀着如此美妙的希望，是决然拿不出如许的精力来的！这叫“夸父般的疲劳而死”。如果不是疲劳地死去，他也会老死在床上或“死于安乐”。牛栓在桩子上也不免一死！创造者与压迫力的关系也是如此。创造，是受思想的驱使，渴望摆脱压制的窒息。否则，即使死亡也不能帮助你摆脱那普遍压制的阴影！

（04）

尼采“强权意志说”很糟糕：它唤起的不是超人，而是一群乱党；它预言超人及新秩序，掀起的却是社会渣滓连根拔起的大翻身……关键在于：虔诚者的宗教，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鸦片”！适度的麻痹，比过分的刺激更为重要！英雄不会被鸦片的麻痹所征服，而“宗教的精神鸦片”也可以镇定骚动的群众。显然，尼采没有机会读过《老子》，所以他不懂得“过分刺激”的危害性。世界上有那么一批人，适当的刺激可以使他们的野性苏醒过来，投入振奋的活动。这种苏醒、振奋的因素，不仅来自内心的天良，而且来自环境的遭遇。对那些受到天良感召的人们，这批人就成了“破坏力量”。“超人学说”，就这样成为“破坏者的工具”，从此堕落为“群众性的宣传”。

尼采的自我表现经常过度，结果直接侵害了他自己的学说。很显然，我们已经看到了能够医治尼采病的药方：那就是中国思想。从中国思想的角度看待“强权意志说”，当不难发现：

如果强权意志真是人与世界的本原，也就是说强权意志以自身为目的，那么这样的本原不就是“上帝”的另一种名称？否则请问，权力存在的依据为何？权力的占有又是为何？如果强权意志既不是上帝又不是被造物，那么就只是过度受到压制的心理变态者。

“权力”本身就能给人带来直接快感？如果说，一个人除了从“权力”得到纯精神的满足而一无所求，那他的“强权意志”岂不成了过度压制下的幻想？

（05）

在中国思想看来，“强权意志”不是本体，而只是手段。强权意志作为手段，来满足身体欲望及心理欲望！尤其因为，中国神话就缺乏创世观念。中国思想可以理解创造欲、游戏欲作为心理欲望的最高境界，但不能理解作为创世过程的日程程序。否则，“强权意志”就一定不是日常语言意义上的。游戏欲不仅是作为“消化的功能”而被发扬着，也作为一种“实战的演习”而操练着。一切游戏，不仅发泄了被压制的愿望，也为将来实现这愿望在预演、打基础……只是在缺乏游戏的快感者哪里，游戏，包括形式各异的艺术与创造，才变质为谋生的手段。但这一情况却不足以抹煞游戏的固有功能，而把它简单归结为强权意志。

中国思想所理解的、日常语言的“强权意志”，是那种用来满足“广泛的游戏欲”的消费手段：而这种高尚的游戏无论如何也是无法简单归结为“性欲”的。在中国之道看来，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徒们，是些性欲受到过度压抑的犹太传统派的性变态者。而强权意志说的宣传家，是些无权无势或是失权失势的东欧流氓无产阶级。正如经济决定论者，多是刚刚破产的叫花子。

在中国之道看来，哲学意义的性欲是从属于游戏欲的；而不是相反。

从中国之道的角度判断，性欲要比游戏欲更低级。如果让性欲来“领导”游戏欲，正如让外行领导内行──只是小贱人的脾性。而且，即使连小贱人，情绪低落、心理抑郁的时候，也是性欲减退的时候，因为这时的游戏心情荡然无存了。中国之道相信，许多哺乳类动物的性欲，都与游戏欲密不可分，而不仅仅是人。所以，对高等生命而言，性欲实在是游戏欲在生殖问题上的体现，而不能反过来说游戏欲是性欲在非生殖行为上的体现。文化是游戏欲的产物，而不是性欲食欲权力欲的产物。对于心理重心落在灵魂的游戏欲（而不是作为生理器官的食欲、性欲，也不是作为食欲前言、性欲后跋的权力欲）上的人，“游戏人生”可以化解（即重新解释）一切苦难，并以黑色幽默的自我嘲讽，来看待自己对死亡的畏惧！面对死亡这连宇宙众神也不得不面对的命运，你必须嘲讽！因为你掌握不了世界，只能自己游戏。因为你战胜不了死亡，只能嘲笑它！

（06）

自然之物与人为之物的基本对立，大体可归结为圆与方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贯穿起文明史的基本旋律。《周易·系辞》是如此参透这个哲理的，它说，“蓍（自然之物）之德圆而神；卦（人造之物）之德方以智。”在它看来，人文性的智慧，大都是方形的；而自然性的神机则多属圆形。所谓“六爻之义易以贡”──那是指，以人的方智去体察自然的圆神，从而得出了圆形的易（指流变的圆形）变易为方形的义（指呈示的方形）的文化混合体。

这一混合岂不也是人的文明骚动不安的根源？

方形的殷代大鼎，终于演变成后来的圆形“香炉”──这表明中国文明的精神是怎样对大自然进行妥协让步的。这一让步政策，贯穿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我们不是要评判其优劣，仅仅是指出这一事实。

崇尚方形的殷人或许还不懂得这一东方式妥协的价值，他们一味黩武，想穷尽那方形大地的神奇边缘（希腊史诗英雄和亚历山大们都有类似的精神状态）……其结果呢？连老巢也被那些懂得“圆形天命”的循环道理的周人，给倾覆了，即便那周人只是一些“半开化部落”。秦人和隋人，也都喜方而疏圆──他们刻薄寡恩的革命，后来都演为腐败的虐政。他们似乎都忘却了商纣的方形教训。

《周易·系辞》的作者说：“《易》之兴也，其当之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惧以终始……易之道也。”周文王在他的囚禁地，终于发明了宇宙自然之德。“惧以始终”──就是以“圆形哲学”去教人敬畏天命。无盛不衰，无危不平──一切人间的方都要归返自然的圆。深沉动人的易道，同人们展开了多么博大精深的笑容。

这，也就是《复卦》所呈示的“自知”之智。自知者，归返自然之知者，弃方从圆。

（下）

（07）

对比一下中国传统中类似于阐释学的那种精神方法，就可以发现欧洲的文献阐释学较为接近汉代的古文经学派，它主要是以古典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文献（欧洲的古文）为对象；而所谓教义阐释学则更近于汉代的今文经学派，它主要以基督教二世纪的希腊神学文献（欧洲的古文）和中世纪拉丁文化（欧洲的今文）为对象，和中国的今古文之争这两套方式类似，希腊与拉丁之间，既有冲突，又有合作。

而现代阐释学，即所谓本体论的阐释学（其代表作是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与王弼等人的玄学经学派以“易老之理”去解释儒学经典的做法，获得了各自历史的相似性。这也可以暗示，“效果历史论”的历史意义，正是一种解构的功能，它展示了某种类似玄学洞天的效果，最终必将导致文明结构的全部夷平。

而从历史所提供的事态看，正如哲学阐释学的诞生是个渐进的、反复折磨的过程，玄学经学派的诞生，也潜伏在东汉的今、古文经学的长期论争之中。而以玄学本体论去解释传统的儒学（而非道家）经典，恰恰是魏晋玄学迈出的决定性杀戮。这一步与其说是与两汉经学（包括今文、古文 两大学派）之间实行的彻底决裂，不如说是两汉经学以玄学形式的最后延续。因此玄学经学派也构成了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的中介点。也因此魏晋玄学成熟的标志，不是王弼、何晏等先驱人物的解易，而是向秀、郭象等人的解道（《庄子注》）。

可以预见，哲学阐释学的兴起，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在它之后，现代文明必将走向剧烈的变革，彻底扬弃笛卡尔以来五百年的西方传统。这将标志，某种异源于欧洲也就是“结构外的”思想方式，或将执世界思想界之牛耳，使全球化的世界在整体上不再单恋认同于迄今为止的西方。

那时，中国思想对世界精神的价值，就仿佛是佛教思想曾对中国秦汉精神曾经超过的作用：提供新灵感甚至新规范，我们如此寄望于中国思想，即使中国思想在中国灭绝一如佛教在印度灭绝，也不能杜绝上述可能。

在西方思想史上，最早明确提出自由意志的，是中世纪早期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基督教是一神教。既然只有一位神，而它又是全能的、全善的，那么世界上的“恶”从何而来呢？正是基于这一问题，奥古斯丁提出，上帝赋予人以自由意志，于是人既可行善，亦可作恶。这就是恶的由来。自那以后，自由意志一直成为神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凸显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的荣耀、高贵在于他有自由意志。

但是近代苏格兰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却对这种自由意志说提出质疑。在休谟看来，人的任何行为都受其动机的驱使。休谟认为，也许“我们可以想象自己心内有一种自由；但是一个旁观者通常能够从我们的动机和性格推断我们的行动”。人若真有自由意志，他的行为完全是随兴所至，喜怒无常，与其动机、性格等毫无关联，那么，他就没有必要成为处罚或奖赏的对象，因为他无须对此负责；只有当人的行为受其天性、处境、动机等因素的制约，法律的制裁或道德的约束才有意义，因为它们具有一种惩戒作用。

至于我自己，于1975年开始写作的《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原名《王者之言——中国的四季书》）中，这样讨论自由意志：

1、

被心与物的两面所支配的人，总是矛盾百出的，结果导致自己的支离破碎。人的一生，不但在环境的种种压迫缝隙里求生存，往往也在自己内心的矛盾丛中（在自己纷纭缭乱的意念中）讨生活。所以，有时候一个“偶然的因素”或事件（就在人生的历程中起决定的影响，并且）比之“必然要素”──更富于启示性，更能“体现命运的精髓”。

这样的生命是被命运摆布的一叶孤帆！尽管努力保持自己的航向，却不会挑选最艰难最危险的航道走，因为这将使成功的希望变得更为渺茫。这样的“选择”是“自由意志”的结果？哪里，哪里。

这样的人是不由自主的，一切关于自由意志的学说，早已在我们心中还原为初始的神话。而且，它还将伴随个人主义精神的历史性衰退，而发生世界性的破产。无疑的，个人主义的精神潮流，既使得现代社会取得了触目惊心的扩张，也使其日益沦入难以解脱的泥淖……兴于斯者必亡于斯──仿佛命运的精髓、历史的报应，在无数问题上向我们如是显示。

而“东方哲学”则有一个不可摆脱的基础：宿命论。若无宿命论作为至高的安魂曲，谁愿意为了一些“空洞的观念”去压抑甚或损伤感官的快乐和基于这种快乐的“理性判断”呢？

如果说，人在宿命的阴影下依然可以保留一线希望的话（仿佛一片黑暗中的属灵眼光），那么，我们现在希望梦幻盘踞的心灵，也可以让重负者好像在梦中遨游那样轻盈……这也就是创念的良辰！仿佛从无线电不期然传来一首心爱的乐曲，潜意识的浪潮也突然滚滚而出，充满陶醉！生活与梦想，合而为一！

意识和无意识的和谐无间──诚然不失为诱人的理想（称之为“理想”，实际指出其不可能）。然而，这种和谐无间，不可能以无止境让步而取得。恰恰相反，意识与无意识的和谐，是以无意识对意识的不断征讨和意识对无意识的不断伪装这样的双向运动，来构成的。现代人终于认识到无意识的大力，远远胜过人们一向自诩的意识。这不是说，意识鉴于自己的无力必须向无意识让步；相反，这表明意识必须不间断地向无意识进攻，以便达到妥协。

文明的发展，使得意识在生活中的地位愈来愈显赫，它占有、支配的活动范围不断增加。有人希望意识有一天会支配人的全部生活（哪怕在深深的梦中）──然而这是多么可怕的前景！那时，人们没有了梦想，没有爱情，只有功利的算计。……事实上，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临。意识无论怎样强大，始终不过是欲望的仆人；而欲望的势力即使日渐局促，依然不失为人体的主人。因为意识所要达到的目标，说到底都是工具性的（为欲望服务）。意识统治一切？不。无非是提高了“意识为欲望服务的效率”罢了。

2、

梦幻、乌托邦的实际功能，即在于此，而不在于“真的实现了乌托邦”。所以天才人物“改造人类”的努力，与人类改造动物、生物的努力一样，最后达到的只能是“始料不及”的后果，结果是使笃信他们并奉这些幽灵如神明的追随者们，深感愕然！错不在天才，而在追随者的盲从！阴错阳差里，暗寓神奇，激励人的“能动”，来实现巧夺天工的定数。这样的人力岂不也是更高的自然！这样的人力，其实是自然力的分化。

天才人物对人类的“改造”、人类对生物界的“主宰”，也是“自然自身演变的力量”。天才的自由意志怎么可以随便塑造的人类命运呢？天才的愿望及观念，可算宇宙自身的运动，尽管并不是物质化的那一部分（他们是“物质世界的晨光曲”）。

如此灵性的人，当然不同于求食的人──

灵性的人的意识，一旦从贪食求偶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就开始被类似冲浪感的创造冲动所支配。

“灵”的意境──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诞生了！

不但验之于个人如此；即使验之于其他类人，也莫非如此。多数类人，之所以终生碌碌于暗淡的生命地狱而永无超生之望，就是因为无力摆脱贪食、求偶的枷锁。任何类人，只要一旦摆脱了这一枷锁，立即开始一种个人的生活，这就是黄庭坚所说“士可百般，唯不可俗”的真义所在！“不俗”，就是摆脱了这一枷锁；而当代特别流行的“媚俗”，就是为了贪食、求偶而不择手段的大众趣味。

故，论人是否“俗”只有看他是否与贪食、求偶的大众趣味，保持必要的距离……

就在此时，小孤山的奇影，映入天才的眼帘……奇峰孤独地耸矗，宛如一个孤傲而不知屈服的怪桀！

让我们永远记住你的影子，那与你相对的彭泽！以及你们在这深刻的对比中，所播扬的风度！

“地球已老了！山陵已经开始夷平，平原愈来愈大地蔓延扩张……总有一天，地球一片平川，有险峻，没有沟壑，只有令人生厌的平平坦坦！

当汽车沿着黄山崎岖的公路奔驰时，我们四周的景象是：循环中有新颖，新颖中有循环！是的，地球进入同一地质与同一气候的历史周期，已经过于持久。从这意义说，地球确实老了。一个新的地质及气候周期将来临，不但深刻改革地壳，也在根本上改革地球的一切附庸。对于地球而言，高山深海、江河裂壑，才是常态。如平原，反而是变态。为什么？因为平原的形成只有两种可能：

A，江河雨水的冲积；

B，人工的改造。

它的“变态”在于，这不是自然的真面！而且，这只是在间歇中。这种改变，终将被革命性的沧桑剧变，取而代之。

人类是什么？不过是在两个地质周期及气候革命的夹缝间，偶然发生的生命现象罢了。人的文明，也无一不与地质及气候的巨变息息相关；人的文明，与其说是这过程的“主人”，甚至如普鲁士人与波兰人混血的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说的“地球的主人”，毋宁说是这一过程的“产品”。

可怜的人类，不过是在大自然的缝隙中，辛勤求食的两脚动物、贪得无厌的无毛野兽。而有些人种，却自诩为“金发碧眼的野兽”，就是《明史》所谓的“红毛番”。如果一个新的地质或气候的剧变来临，这种旧时代的宠物即使凶恶，又将何以应之？西方的没落。哀哉！过时的人类，恐龙先生在新的末日的代表，还能自高自大？！

3、

“权力”倾向于“肯定”，哪怕是欺诈式的肯定。“权力”肯定了创造以外的一切东西，而这一切东西却终不免是归于否定的。其之所以是否定的，就在于它们并不像“权力”的占有者所昭示的那样积极，而是极为消极的腐蚀性存在。除创造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消极，都是“阴”。只有创造才积极，才是“阳”。

“权力与创造不共戴天。”应当广义地理解这句话。我不否认权力也有创造的潜能，但这只是巧合而已，是创造性导致了权力，而不是权力导致了创造性。成功的权力，只会削弱创造力，使创造力从非创造的孔道中发泄出去。有时，权力刺激也会促使创造力高涨，但权力刺激不可过大，过大反而磨灭了创造的冲动。尽管权力催化了创造潜能，但创造的高涨不是产自权力。人的本能总是千方百计用权力以求纵欲，所以权力对他们意味着灾难，“德行”与“权力”在他们身上是对立的。权力越重的人，道德越败坏，只有深受压制者，才成为“有德之士”。

如果暂时撇开这一点不谈，而有兴趣找一点更直捷、更切实的“原因”时，便不难发现：由于科学的进展，人们干预自然进程的权力也相应加强了；由于“群众时代”的到来，人们干预社会进程的权力也得以强化──但结果又如何呢？心的嗜欲越来越强，人间冲突越演越烈，上述两种权力的强化，到头来都灌注到野心中，使之无比膨胀起来。于是，运用权力来“享受人生”，而不是“追求人生后面的虚无”（如“彼岸”），就成为人生唯一的目标及内容。

中人和下愚都有创造潜能，但没有艺术情趣，没有重视游戏轻视功利的贵族天性，他们的潜能最终都没有发挥出来。不会创造的人们认定创造比争权，太是隔靴搔痒了！这些感官动物视创造为逃避现实，为“懦夫本色”。这些感官颠倒的动物哪里能够理解“行为场所的转移”这样意义重大的母题？他们哪里懂得，权力无非来自先前的创造；权力只是对于创造的消极报酬？

针对自我的权力也即“行使自己的天赋权利”，俗话说就是“享有”。“享有”还可以细分为“肉体的快感”和“精神的陶醉”两种。享有作为“报酬”，其目的是使动物的生活更有兴致。除此之外，享有只是消极的，没有更多的积极动能。尤其有害的是，很少有人能抗拒享有的腐蚀。

如果说，对自然的权力，有助于减轻自然界的压力；对社会的权力，有助于减轻同类的压力；那么享有作为“消除自我压力”的方式，作为规避种种戒律的途径，显然更受青睐。对享有的限制就形成了所谓戒律。戒律的目的在于控制“无谓的精力浪费”，以控制享有带来的解放感、自由感、扩张感以及种种快意的宣泄；只是，这对生命很可能有害，因为这些权力的后果都是消费性的，原始性格十分顽强。

在上述三种权力形态的关系中，对同类的权力欲，助长了对于自我的权力欲；而对自然界的权力欲，又助长了控制同类的权力欲。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更多不是在“探索自然的奥秘”下助长起来的，而在“力求控制同类的权力”中诞生，如多数时代的科学发展，都是以军事工业为杠杆而勃起的。技术的发明，不仅仅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之类的抽象目标，而是为了反抗同类的压迫，它体现为“竞争”或“弱肉强食”。所以，科学的迅速发展，总是与分崩离析的乱世，一起来临。而技术发展则反过来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又推动社会的无情“进步”，这种进步永远是与人的不幸福状态紧密相连的。最后直到技术发展导致环境破坏，迫使技术发展本身不得不停滞或减缓下来。只有等到社会萧条、文明解体之后，上述不平衡状态得以减轻，社会的重新统一，再度成为可能。所以，“社会政治方面的统一”（“思想统一”、“宗教统一”，只是其副产品），经常都是技术与科学发展、艺术与文化发展的致命伤。幸好，这些统一还是与动物庄园里的幸福，紧密相连的。

权力首先体现为，权力行为对创造行为的腐蚀；其次体现为，权力行为对生命健康的戕害。权力既然如此罪孽深重、恶贯满盈，是否应该受到必要的谴责？

不必了。人的思虑其实并不能够“改变”什么。“自由意志”耍枪弄棍的余地其实是很小的。一切由意志促成的改变，细细考察下来很多不过是前定的，而且是前定于意志之外的动因动能……人的思虑、意志，甚至天才的潜意识，都只是山雨欲来之前的微风，至多不过是信风或是“王风”罢了，哪里可能是真正的动因呢。我们在此并不指责权力，只是陈述它的始末、揭示它本来面目。

4、

人、文化、社会、灵性之花，这是从浑沌的沉沦趋势中升起的革命之象。但作为对抗压制的反击形式，它们本身却又是极不稳定的。

它们各自都有一篇悲哀的故事，各自都有一大厚本──满载浮沉、兴替、荣辱、休咎、忧戚、悲喜的“珍藏的浪漫史”。

社会，有“社会的浑沌期”。

文化，有“文化的浑沌期”。

人，有“人的浑沌期”──甚至伟人和天才，也不能尽尽免于此运。区别仅仅在于，“浑沌期”与“开化期”的比例及其深度有所不同。

而“精神之花”，也有它浑沌蒙尘的难言时分。

“自由的象征”，也不能与浑沌一刀两断，不复往来──何况其它呢！自由，永远都是奴役的派生物……

“自由”，这是普遍压制与永远沉沦的“反击之子”。它，像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却又称为“人子”一样，也是被决定者。“自由意志”，这是由自己作出选择的“它者的无言规定”。

在古代中国人的灵性思想中，常用“道”来描述他们对浑沌的逆向感受和认知。而他们也深深知道，“道”是讲不清、说不明的。它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正如浑沌之只可间接感受而不可直接目睹一样；“道”，也是人们试图分析浑沌的哲学努力。尽管经常是徒劳无效的。

浑沌，只在人的视野和人的意义上，以及人的“自由意志”和“灵性之花”的意义上，才是业已打破并被消灭了的。

浑沌不会真正死亡。“浑沌之死”只是庄子那光怪陆离、自相矛盾的寓言之一个特例。浑沌本没有生命，所以谈不上死亡。

浑沌，本来就是最彻底的死寂状态──它既然不会“亡故”，又怎么可能“诞生”呢？

但是它永远潜伏着，像是无耻的不知疲倦的阴谋家。它从人类的视野里远远逃开去。它阴郁无声地绵延着，它不哭不笑、不喜不悲，既不奋进，也不期待……但它在实际上，是永远等待着：在它下面发生着的和骚动着的一切生命与文明──终于平息。复归于它缄默无声、死气沉沉的伟大宁静中。

这宁静，不是大爆炸前夕的沉寂。而是某种更深刻、更不可转换的回归。天才而短命的哲人王弼（226──249年）对此有透彻的洞识，他说，“万物归根，归根曰静。”

5、

压制──反压制，反压制──压制；沉沦──升华，升华──沉沦：就是这个世界的无情铁律和圆融宿命；就是这个世界永恒秘密的底蕴。它生发万物，激励万物，也磨毁万物，消解万物；因为人对于压制的反应奇特而难以测度。

人们渴望压制尤其是追寻适当的压制，以逃避生命史中的沉闷无聊（人生中的浑沌状态……）。这时，他们称压制为“刺激”、为“调味品”、为“新事物”。如果，缺乏压制，人们甚至人为地制造压制与纠葛，以劈开人生的浑沌状态，以废弃那困扰人生的超然大朴。

人又逃避压制。特别是当压制超过了他们的内在需要，难以忍受……他们称这压制为打击、迫害、倒运……

可怜的人们！

其实，沉闷无聊的生存才是最大的压制。没有外来的压制，内在的反压制将成为一种同样致命或更为致命的压制。没有刺激，缺乏周折、全无“外来干涉”的生活，却弥漫着看不见、摸不着、想不到的折磨与虐杀……这才是最阴沉的地狱。

这是“自由自在”的地狱──你丧失生命的目标。

这是“自由意志”的坟墓──你无从做出选择。

人类感觉网络上的无数缺漏，致使人们感到有无数个“压制点”存在。人们各感官的分层感受，把同一的压制分解为无数个“压制点”。与此相对应，人，就生出了形形色色、互相分离的“反压制点”……以保卫自己的生存。

反压制点针对压制点而发，它力求使主体与环境达成一项更有利的平衡。不论在他者看来，这一平衡显得多么奇怪而不近情理，他自己却很清楚反压制的潜在功利性。当这奇妙的平衡一且失去，紊乱感与危机感就即行弥漫世界。为此，人就必须重新出发去反抗方成的压制……

说穿了，人的一生不是都在寻求这“点”之间的平衡吗？人的一切活动，都可归诸这一永无止境的努力。“止于至善”，只能是一种幻丽的遐想。因为，人那染满了悲剧色彩和崇高风格的生命流程，总也寻不到这平衡枢机之所在。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

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程度与他们互相需要的迫切程度成正比。当然，还要加上前此的需要程度所遗留下的“历史影响”。人对外物的爱慕程度，也以那一外物对此时此地的此在者的具体价值而变化。这，已是老生常谈了。但有一点依然被人忽略：种种需要，起源于压制与反压制的互相作用；这种需要对人构成新的压制，并势必引发人们新的反压制表现。

人心，甚至人的身体，有一种奇妙的“反动性质”。平日里相好甚笃的两人，一旦反目时，仇恨也越深。他们说：“不是爱就是恨……”爱和恨，实际上都是一种“心力”，压制力或反压制力。对一物的爱好与依赖越深切，一旦摒弃时，也就越是深恶痛绝。“上当了，上当了！”──强大的惰性，需要强大的反惰性才能予以克服。所以俗话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任何“吸引力”都是一种变相的压制力。外来的吸引力，对一个人的自我，往往意味着无情而苦痛的离心力，它诱使人，使他脱离他的本然状态和天生轨道，尽管带给些“甜头”与“补偿”，作为诱饵和“交换条件”。这样，就更使他在这美好的“吸引力”下魂飞魄散、六神无主了。这时，压制作用发挥到最佳程度。为了保持自身的平衡和物我的平衡，他不得不抗拒那戴着吸引力或诱惑力之面具的压制力，免得被它消融掉。这种抗拒是苦涩的，因为它必须先和“自己对魅力的需要”展开战斗。所以《老子》推崇“自胜者强”。征服者，必须首先完成自我征服！否则，这就构成了“罪恶感”的起源。人，察觉了自己的软弱。可是他又不得不向自己的软弱一再屈服。他厌恶这周而复始，无休无止的妥协，于是便痛感自己是有“罪”的。为了涤除这罪恶感，他使乞灵于灵性宗教的秘仪，甚至乞灵于拜物宗教所崇拜的残暴神祇。

6、

社会中的个体，有如社会有机体中的器官。在社会中，各个体发挥着特定的功能，占据着相对稳定的位置。随着这种关系的展开，紧张状态产生了：人这种社会器官，恰恰是会思考的。不仅思考，他更乐于开展独立的行动，这也是人的群体不同于其它生物（蚂蚁、蜜蜂群体，的地方它必须驾驭一大群具有“自由意志”的细胞。个人的意识、意志、意念，对社会仅仅是个离心力？不然。从更广泛的角度整合考察，社会向心力的源泉不是别的，恰恰也是个人的主体力量：是个人赋予社会以超越个人的气质。是强大得足以超我的个体，把自己的热，投诸群体，使之作为一个有机的结构，进行连续运转。

一般地说，处于上升的、方成中的、反压制的社会，是相应建立在善取个性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制度、唐宋明清帝国的科举制度，甚至埃及马木图克时代的奴隶集团制度，都以各自的形态完成了对我们上述论点的证实。

社会制度的伟大艺术，在于如何善用个性的力，以合成社会的力；在于将个性的原始冲动转换成文明的光束。为此，各种社会制度都设置了各种（显形或隐形的）等级存在，以节制个性与个性之间的冲突，并控制个性向社会的挑战。各种层次的、各种装饰的、各种颜色的等级秩序，成为社会结构的“本质”，即“支撑”的力量。有理由认为，创造了社会结构的内在空间的，是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反时间式努力。不是僵化的等级差别（社会反差力量的制度化形式），是社会效率和文化活性的坚定保证。

群体，曾是人的反压制的重要方式。正如群体所产生的文化，也是反压制的分泌物。《圣经》中的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始祖亚伯拉罕许下金口玉言，让他的子孙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像海边的沙子一样多”。古代的原始群落是生殖机能十分健旺的群体，他们以极高的繁殖率，去代偿极高的死亡率：那是由艰辛的生活和缺医少药带来的必须。人口众多在远古之梦和现代的不景气中，为什么会成为一种财富，甚至升格为一个理想：而不是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累赘、一种无可回避的恶梦？很简单，繁衍众多的人口，曾是人类群体反抗压制、自我延续的重要途径。环绕这一传统有效的方式而建立的种种理想，都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追逐着人体的热气，渴望从中收集抵抗环境压力的能量。尽管在一个现代的心灵看来，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是如此微不足道，而它的成本却未免太高现代人对外在压力已经获得了被称为“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反应方式，而这是比人口的增殖选为节能的反击方式。

人口的密度具有典型的含义：一方面，密度大，则抵抗力相对而强。这条规律在越古老的时代越有效。在现代，并不是这条规律的内在含义失效，只是外在效果变了：机器的力量取代了原始的人力。故多余的人力、失业的人口，反而成为负担，造成社会的拥挤与不安。另方面，密度大，则比重大而内压增强。所以我们只须稍稍翻阅一下历史与地理的经纬相织出来的人类群体之图

7、

事物的“挣脱”，是对浑沌的反应。浑沌像无底洞，吸引万物、诱惑万物，消磨世界、吞没世界。具象之为具象，在于它的原始状态极力从浑沌中挣脱出来，独立为力体。尽管“挣脱”之一如“反压制─升华”，不是真正的“主动”，但毕竟近乎“自由意志”是一种貌似主动的被动态，一种迫于压力的应战。在世俗的见地里，凡是应战，就是主动行为；凡是意志，都是本性自由的。人们哪里知道──应战都是有所针对，它抵御明里或暗地的挑战。而“意志”与“自由”，在语义上则是全然相反的：“意志”导致了“自由”的固滞与完结（选择某一而排除其它），因此“意志”是取消自由（即其余选择）的行为。“自由意志”这一词组，像当代意识中的许多概念，是个十分真切的“矛与盾”的组合。把“挣脱”仅仅理解成运动的趋向或方式，那不过是乡曲之学的陋见。如果我们有能力“挣脱”科学（这也是一个“场”，一种压制，一条无底洞）加诸我们的程式，就发现“挣脱”不是实体的运动，而是实体的肇因。是支配着现象世界的“冥冥者”。比如，当我们受到某种更深刻的神秘力的驱使，从诸多世俗文明的规范的压制下解脱出来，我们就不仅完成了一种运动，而且缔造了一个新我。这其中的力量，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与“神灵”。科学则称之为“始动者”。用哲学话说，则是“乾元”，是“阳”，是“自强之力”。是普遍的反压制力。他常化身为人，或又悄悄注入我们的生命。

只有“这种角度的挣脱”或“那种角度的挣脱”……没有全方位的挣脱。正如没有自由的意志。生活与宇宙对我们就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撇开了特定的“场的作用”──“挣脱”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可能？要知道，对一个场的挣脱，就是对另个场的趋附啊。“挣脱”只能就其从普遍的“场的作用”之“此形态”向“异形态”的游移、转换而言。故《庄子》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挣脱”作为反压制的“升华”力量的物理形式，其心理上的启示是“自由”，其行动上的收益是“创造”，而其“终极价值”在于，全方位的挣脱（自由的意志、独立的反压制、自在的升华等等）虽是一个极端而无稽的幻想，但挣脱一分就表明了力量存在的一分；故挣脱了十分就含有十分的价值。挣脱、反挣脱，下一语扫尘旋下一语扫扫尘：绝对的价值正孕于挣脱本身，它是“无量的”，无视数量的正与负、方向的正与反。

问题不在于“是否挣脱了”，也不在于“挣脱了多少”，“挣脱了多久”……等等，而在于是否“正在挣脱”。人，是一种相对的动物；尽管他因此渴望绝对，但绝对是虚无的，是高级而细腻的幻念。我们生活者，也许正在无意识中“走向绝对”即走向自己无法把握的归宿。怀着热情，走在冷漠的宇宙中。

我们挣脱到什么地步──正如反压制和升华的水平和力度，达到了何种高度和强度──就算把握着终极性的“胜利”已经抵达了那一地步，因为真正的、不消失的胜利，纯属子虚。暂时的胜利与终极性胜利的区别，仅在于后来的“影响如何”，而这一点，几乎无法预测。

万物和宇宙一样，面对着摆脱不掉的“压制”，挽回不了的“沉沦”，以及无所不在的“场的作用”的驱迫撕裂。而人类看见、听见、感到的各种“反压制”、“升华”、“挣脱”运动……并不是空虚的。这是真正的实在。诗人们说：“人生如泡影。”但还有什么存在比泡影更为实在呢？实在，并不因其转瞬即逝而失去实在性。否则，还有什么实存？即便是人类视为“天地万物”的星球，在大时间的跨度中也会转瞬即逝，它的实在又岂能不是“空虚”的！宇宙爆炸的假说告诉人们，大爆炸中心的一分钟，迅速膨胀为各星系上的亿万年。因此，奇怪的事发生了：宇宙的核心部分比它的边缘还要空虚！

在这一点上，我们较之古人只有极小的进步。面对古希腊人和欧洲人称之为“宿命”与“命运”，佛教徒称为“大劫”的那个不可描述者，绝望终于使人看见了一线生机──泡影式的胜利虽然可怜，但毕竟是可以展示我们生命力的唯一物证！仅此而已！无方向的挣脱、消解了压制的反压制、逆转了沉沦的升华……都不可能。但生命却找到了他有限（如方向、反应、需要等等）的形式！这就是终极的美。

是反压制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不断再创着明天的世界。是物理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生物学上的逆反力量、社会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心理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以及最终的、我们本能和生存意义上的逆反力量，催化了我们感知着的各层各面各体各相的大千世界。

把反压制力视为空间结构、有机结构、或文化结构、心理结构的破坏者，那是颠倒的理解。耶稣是破坏者还是再生者？释迦牟尼呢？秦始皇或恺撒呢？他们是社会意义或世俗意义上的破坏者，但又是历史意义或神圣意义上的再生者？不错，他们是侵伐了“过去”，但他们又何尝未曾开启“未来”？反击压制的创造能量正在支持着空间，反击力量因此是“空间之父”。正如压制力量是为“时间之母”。

时间，是压制的使者。

宇宙间四处泛滥的压制与逆反、沉沦与升华、吸引与排斥无疑是真实的。我们凭借自己的体验，每天都在验证这一事实。但如若要在现代科学的实验范畴内检验它并解开它对我们生活的启示，则不免陷入曲士的乐观。这种乐观混淆了两个世界的界线，借用耶稣的话说，它们──分别是“上帝”与“恺撒”。但我们的上帝与恺撒也许不同于耶稣所说的上帝与恺撒。如果说，现代科学已被虔诚的博士们（其世俗作用相当于古代的修士们？）奉为新的可以证明的上帝，那么，用本能和生活（而不是理性与科学）一再证明的原理（压制与逆反），就是新的正在行动的恺撒，当然，这是一个像一切恺撒一样的、追求胜利的恺撒。

8、

历史过程受到个体和人类意志的影响乃至“决定”。社会是“历史熟透了的果子”，这个果子恰恰是由活人的意志参与创造的。它落在我们面前的事实，说明人类意志是历史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再造者。谁说历史发展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最后的结局”当然会和参与者、再造者们的原始意图大不相同，这是因为“最后的结局”已经受到其他意志的影响。

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都来看看这个简单的事实吧！它像闷夏里的瓢泼大雨──低落的或高昂的情绪，都能从中得到快意的凉爽！创造了过程的，就是胜利者，不论他在世俗的眼中显得怎样。“定论”，只是胜利者的昙花。而我们正在参与创造的一切，又何尝不给未来的历史过程以各形各色的“决定”？并赐予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历史，以一种新的风貌、奇的风格？

人类的肉体和心理的适应能力都堪称杰出。只是在此前提下，他才可能步入创造的苍穹。但谁曾注意到，在人逐渐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也逐渐习惯于失去自由。人变得越来越依赖他所创造的文明。这真是一个讽刺！──人的“自由意志”越来越少地从把握环境入手，而更热衷于倾向在新的奴役与依附状态中，找寻出新的“自由元素”……即心理上的慰藉。

看看古往今来历史的车水马龙就不难明了：个人，已经失去了多少“自由权”！而群体，对个性越是压制、抹煞，也越就日趋僵硬。向浑沌妥协的“传统”，已经缚住人类创造意志的“黄龙”。

人那善于自我解嘲的本能，使他们找回了“安全保障”的旧礼服，作为丧失自由思想权力的心理补偿，以便更和谐地“顺应着”新的奴役状态。当早期的文明的太阳衰落之后，伴随着重心西移，东方日益沙漠化了。但我们相信，历史在形式上是会走回头路的，世界文化的精神太阳也会在大地上到处周流，它也许会给东方文明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东方人将竭诚欢迎它，而不计这力量之源位于何方。

人的适应力，原是作为对抗增熵与死亡的节能战略而发育起来的。采用阻力较弱的途径到达自己的目标，是克制与智慧的一个标志。在适应中创造行为发生了──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之间的机缘闪闪发光。这机缘仅仅是人类“自由灵魂”的幻念？还是来自更深远处的宇宙之力的作用？──对此，我们可以立意、争论，但从根本上说，孔子“存而不论”的意向也许是最明智、最稳妥的。他以“谦逊”为百试不爽的保护色（这条古老、顽强的变色龙！──并非贬辞）。但要我们强作论说的话，应该说，这二者在根本上是趋向同一的。

比文明的外观更重要的，是生命力量的载体（人及其他）。在局部的减熵中，生成的转机是由满载着逆向力量的“卦主”（借用王弼解易之说的术语）直接促成的。他至少是个象征。他是星云中心、天体诞生的契机、“高能的热血动物”、“人类的始祖”以及形形色色的异乎寻常者（超凡入圣者、非平庸化的标志）──他是“天地的心”：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的中介。

高能的卦主，是一卦的主宰，他决定了整个卦象的趋向，决定了其他爻位的命运。而卦主本身，则是被卦序，即事物的结构或我们关于结构的思想指定的。

晋人王弼（226—249年）在《周易略例·明彖》中对“卦主”观念作了这样的确认：

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故六爻相错，可举一以明也；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莫之备矣。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故处璇玑以观大运，则天地之动未足怪也；据会要以观方来，则六合辐凑未足多也。故举卦之名，义有主矣；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以上阐述，是本体论式的，颇富于现代人所谓“自然哲学”的情调。以下，还有对“卦主”观念现象学式的说明；其迹，不乏“社会哲学”的附会：

夫古今虽殊，军国异容，中之为用，故未可远也。品制万变，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为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夫阴之所求者阳也，阳之所求者阴也；阳苟一焉，五阴何得不同而归之？阴苟只焉，五阳何得不同而从之？故阴爻虽贱而为一卦之主者，处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遗爻而举二体者，卦体不由乎爻也。繁而不忧乱，变而不忧惑，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其唯彖乎！乱而不能惑，变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赜，其孰能与于此乎！故观彖以斯，义可见矣。

以上两段所论，行迹不同，关注则一：“一”与“多”、“质”与“量”、“超度者”与“乘客们”的关系。“约以存博，简以济众”者，即为卦主。

由于时代、文化尤其是人的局限，王弼没有获得也无从获得对卦主的绝对把握。这不免使他的描述带上了一种机械论的、程式化的枯燥性。但他关于时势可使至贱者成为主人的宇宙流变思想，实富于某种永恒性：在繁扰的世事中抵消了无序，在流变的现象中驱逐了疑惑──这就是卦主的功能，他为无情的潮汐提供了有情的方向。

9、

命运之网，永远都在伸缩张驰的沸腾中。它或许在寻求一个肉眼发现不了的“宿命”；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目标和归宿。关于这一点，很难找到肯定或否定的充足根据──我们说出的，只是自己的感受和希望……绝对自由的观念只是对普遍压制的极端抗议。

悲哉！这是挣扎不掉的挣脱。这是宁死而不沉沦。它象征着宇宙间最惨烈的牺牲……看不见的殉葬……

古来的一切崇拜和近来的一切信仰──是已经落空的盲信与盲从。它们，根本就建立在人为的、靠不住的沙碛上。这建在沙碛上的信仰──把派生之物当作原生之物去尽情崇拜。

原生物容易漠视派生物的存在；而派生物却强烈感觉到原生物的影响。父亲不认识自己的儿子；儿子却品着父亲种下的苦果。这是多么令人难堪的事！反抗因而激化了。

上帝（梵、造因、乾元、大神、道、客观规律）──当然不能决定人的命运。决定人的浮沉兴替甚至决定人的反抗形式的──是那冷漠阴沉的“浑沌太朴”。

它是以无意生成有意，以无限派生有限。

从自利的角度说，每扶持一个新事物──对自己不是直接的损害也是一项间接的威胁。被扶持者越有价值，越有影响──自己受到的无形贬损也就越大、越深。除非，扶持者与被扶持者不属同一领域。因此，同行是冤家，“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难怪嫉妒和防范成为中国的第二本能。

对“恩将仇报”的报怨与不满──实际上违背了宇宙生活的法则。这是没落者、行将被贬作养料者的哀鸣。“新进者”，若不脱离“提携者”──怎能宣告自己的真正诞生呢？

压制──反压制，反压制──压制；沉沦──升华，升华──沉沦……就是这个世界的无情“铁律”和圆融“宿命”。这，就是世界永恒秘密的底蕴。它生发万物，激励万物，也磨毁万物，消解万物。人，对于压制的反应奇特而难以测度。除开旷世的天才而外──预言，只是一种不甚牢靠的猜谜。

事物的“挣脱”，是对浑沌的反应。但把“挣脱”仅仅理解成运动的趋向或方式──那不过是乡曲之学的陋见。它不是实体的运动，而是实体的肇因，是支配着现象世界的“冥冥者”。比如，当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受到某种更为效率的并且更为神圣的力量的激励，从历史的余烬和文明的尘埃之窒息中超越而出，那就不仅实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运动，而且是从根本上培育了一个新的民族。这冥冥中的力量，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与“神灵”。科学则称之为“始动者”。用哲学话说，则是“乾元”，是“阳”，是“自强之力”。是普遍的反压制力。它常常化身为人，或又悄悄注入我们的生命。

息壤的散布，被物理学家表述为“增熵”。而绝对的审判，是与分化、生长对立的。它是用熵的性格来歼灭“减熵者”，尤其是要消除他的行为方式。要说罪恶，这才是最大的罪恶。要说堕落，这才是终极的堕落。他们的潜意识中，也许是通过让他人涤罪，来为自己赎罪？不过我很怀疑他们会自省到自己的罪恶。

这一切都注定了是“悲剧”吗？

“力挽狂澜”的意义究竟何在？

无论是宇宙的、生命的，还是历史文化的、或个人命运中的？──生活之流有意义吗？它可是命中注定被无谓地舍弃了的呀！

克服限制──这是激励着生命奋发向前的最大诱惑。“绝对自由”，即克服一切限制、令生命的洪水得以滔天的梦想──成了心理的主动力。成为各种生命形式自觉不自觉的用力方向。尽管绝对自由在真实的意义上是虚幻的，但却是灵魂祈求的忠实伴侣。

现代人热衷的话题──异化，这一人生的病态，却是文明的骄傲，是在机器时代巨大的求生压力下形成的癌肿。为了活命，人不得不沦为零件，定价售卖；为了生存，人不得不被编成号码、纳入程序，不得不在其它力量的驱赶下被迫活动。这一切，不正是求生的压力本身造成的？项羽在兵败垓下，退居乌江时，曾叹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然后他以极为娴熟的艺术消灭了一堆汉兵。

我想说，人的异化亦非机器之罪也，那是人去适应文明环境的结局，这是很难从根本上转折的。反压制势力（“适应”），又一次变成了内在的压制。

如果说宇宙的本性是运动（压制与反压制），那么，人的本性就是相应的“无常”，是境遇上、心理上交相错落的“不安”。要想在不安的人生之海上求得一块小小的安全之岛何其难哉！要在无边的荒漠中找到一眼潺潺不断的甘泉还是可能的；欲在茫茫人生里觅得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就比骆驼过针眼还要难。

怀着求安的欲望但却四处碰壁不得安生──这是加倍的苦难。求安欲的巨大失落，与深深的挫折感交加而下。流离颠沛，加上无归宿感，对于有机体，变成日渐沉重的包袱，愈益紧迫的新压力。

10、

人，因其自由而高踞万类之上，正是借助于自由这一特性，人的能力才得以成长。

奥威尔在他的《1984》中讽刺极权社会奉行“自由即奴役”的理论脱离实际。他说得还不够准确。事实上，应该说是“自由即宿命”，而且很不幸，这并不只是极权社会的特产，在各种人类社会中，这都是一个畅行无阻的通则，而且是最高的通则！

创造者最杰出的自由在于：他是“宿命之父”。通过对“宇宙本体”（这又何尝不是他“天性”中的“自我”？）的体认，他悟出了“天命”，而后按照“天命暗示的航向”开始其“自由的创造”。这是一种怎样的自由啊！就创造萌动的神秘刹那看，它几乎是全然自由的，什么东西也限制不了它，什么力量也无法预先规定它，这创造者的“自由意志”似乎是绝对的主宰。但更深的透视，使我们发觉有许多隐秘的因素，正在强行摆弄这自由意志，并迫使这自由与宿命在另一面的形式中实现了合一！

他的宿命中有他的自由，他的自由中有他的宿命。“他们呼唤着宿命却发挥了创造的自由”──这便是未来精神人物的灵魂缩影！不论是什么样的自由，都是需要人们自己去创造的，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后来却陷于奴役中。”这是不确切的，甚至是欺人之谈。事实恰恰相反：”人生于奴役状态而后才学会去争取自由、创造自己的命运。”这样看来，宿命也是人的一种创造。而且是人的最惊人的创造！宿命，岂不是人们为了更大限度地摆脱奴役，而认识、遵循、诉说的一面幌子？这面幌子的镜像，就是“人自己的本质”！这本质原为解放人欲而不为约束人欲并役使人类的……

理解了这一点，就知道合乎大命运者，不难成为“天解决方式的胜利者”；而乖离大命运的，最终沦为“天解决方式的失败者”。个人的智慧和巧计、集体的力量和团结，都得服从上述的天命与气数。而天命与气数，又是由适时而优秀的天性表达出来的。所以，合乎大命运的，即使失败了，也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摔倒”的；而乖离大命运的，即使成功了，也是“在错误的方向上站立”的。在正确的方向上即使摔倒了，还可以再站起来；但方向的误导却足以使人在傲立中走向毁灭。作为胜利之师的尖兵，失败者的命运有时反而比胜利者充溢着更多的光荣，在这里也仅仅在这里，矗立着一座超神之神的牌坊，上面镌刻着这样的字句：“不以成败论英雄。”

11、

在《吠陀》中，火神阿耆尼（Agni）存于水中，而苏摩汁尽管源于天界，却被宣布为生命的“种子”、不朽的“关键”。人与动物的种子因而是“火一样的和水一样的”。 

在古代波斯宗教中，使琐罗亚斯德和他的母亲通体光明、烛照村舍的“斯瓦列纳”，正是类似的“神圣而富于生殖力的、火一样的明亮的液体”。 

在后起的摩尼教义中，性交特别是生殖被目为邪恶，因为它助长了“被俘获的光在子孙们肉体中的囚禁时间”。完美的生命在于不断净化行为，使光（灵魂与种子）与物质分离──这就是“救赎”的根本意义，救赎与世界本身的终结是一致的。 

在琐罗亚斯教义中，牺牲献祭（yasna）的根本目的即在于结束生命的“混合状态”而促进救世的上述“分离”。如仪礼正当，行祭者可以收获“玛伽”──一种“积极的出神”，行祭者因此得到魔力和超常的视觉，以达肉眼不可企及的直觉。 

玛伽状态还是“纯洁状态”，它赐人以“支配权”。通过“变身”，从受命运支配的肉体状态，进入灵魂状态。 

这是一种多么不同于西方式自由意志说的自由意志啊！ 

英国学者塞利格曼（C.G.Seligman）在《非洲的种族》一书（伦敦1930年版）中曾讨论过类似“玛伽”的“巴拉卡”现象。巴拉卡一词源于阿拉伯语，字义为“赐福”，但在北非的含米特人那里引伸为“从神那里得来的美德”。因此，用该词指一个高浓度的巴拉卡的人时，可译为“圣人”。按照回教定义，没有任何人比先知穆罕默德具有更多的巴拉卡，可惜他只能将一部分巴拉卡传给了舒赖法（shurifa，单数形式是sherif[舍里夫]），即他的女儿法蒂玛所生的按男系计算的后裔。除了舒赖法以外，具有巴拉卡的人大都是为伊斯兰教作战而牺牲的“英雄”和地方上的“圣人”。可见具有巴拉卡的人，或是由于他们的血统，或是他们在生前作出了奇迹而出了名。摩洛哥当时苏丹的巴拉卡据说同时具备了这两种“神圣的因素”；他不但属于舍里夫家族并是其族长因而是神圣的，而且还因为他是苏丹，即“神在地上的代理人”，因而又是神圣的。根据回教神话，每天早晨有四十名圣人从他头上越过，因此他的神圣性质可以不断得到更新。

国家的幸福有赖于苏丹的巴拉卡；他的巴拉卡若强，谷物就丰收，妇女就生产健壮的婴儿，国家就繁荣昌盛；一九零八年沙丁鱼获得大丰收，就归功于一位巴拉卡特别旺盛的苏丹在不久之前继承了王位。其他具有较多巴拉卡的人，地位虽然比舍里夫低，却形成了一种宗教贵族，称为马拉布廷（马拉比特或姆拉比特），法语将它误为马拉博特，因此马拉博特一词在北非各地便是用来指一位“圣人”。

巴拉卡基本上是一种可以传递的法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圣人”往任何一个愿意受惠的人的嘴里吐一口唾液，或这两个人在分别之前一起吃东西也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圣人”必须作一次传统的祷告。 

关于巴拉卡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最令人惊愕的莫过于“圣人的神龛”所具有的庇护力。有一种说法是，不但在神龛周围的院墙之内，而且在附近许多用作路标的圆锥形石堆的地方，只要在石堆上能看见神龛，这一整块地区也都具有庇护力。任何人到达能见到一个圣人的清真寺塔的距离之内，就受到他的保护，不会遭到任何形式的迫害。这些神龛常有墓地因而更加神圣，在其上所发的誓言约束力特别大，那是由于其圣人的巴拉卡的缘故。（这个巴拉卡，与某些新兴宗教所谓积德标志的“白色物质”，是多么相象啊。2001年附注。）

在“圣人的神龛”里发生的奇迹多得不胜枚举。穆斯林“圣人”们大多强烈反对基督教徒或犹太人。例如韦斯特马克教授──本章有关巴拉卡的叙述系摘自他的著作──曾被禁止走近一所特别著名的神龛。还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是北摩洛哥的大西洋岸边有一个小镇，由于它的圣人加以反对，早已没有基督教徒居住了，因为凡是企图在那里居住的人都病倒了，不得不离开。特别要加以强调的是，巴拉卡对外界的影响极为敏感，它会因此被玷污，效力降低。人们深有自信地说，穆莱·阿卜迪阿齐兹苏丹之所以失去了他的巴拉卡，原因之一是基督教徒经常出入他的宫廷；还有，某些偏僻地区的理发师说，他们在丹吉尔的同行们的剃刀上没有巴拉卡，因为那是基督教徒磨的剃刀。在犹太人或基督教徒的房屋里做的祷告是无效的。此外，犹太人不可在打谷场上走，不可进入粮仓，也不可走近蜂窝，否则蜜蜂将不能自制地乱飞开去。

在“半含米特人”（如下面将涉及的希卢克人国王）那里，类似的神力则具有一种较不普遍的即“特定的”形式及其神话。希卢克人的国王把自己的家宅建在一座引人注目的人工砌造的土墩上面，这就是关于他的权力的最雄辩的证明。要了解国王的这种“神一般的性质”就必须说到希卢克王国的起源。这起源可回溯到一个名叫尼阿坎的人，尼阿坎同他的随从们脱离了祖先的群体，后来住在东加扎勒的部分地区，他们继续流浪，一面走一面进行征服，后来变得很强大以至建立起王朝和国家。

尼阿坎是希卢克人真正的文化英雄，应当被看成是历史上的人物，大概生活在十七世纪初期。但是他和许多伟人一样，不是死去的，而是消失在一阵大风之中。自从他消失以后，人们就对他产生了那种对待半神的乃至对待真神的崇拜：人们认为他的灵魂存在于每个国王身上，这种内在性就是国王特权的起因和原因。因为体现了尼阿坎的灵魂，所以国王被认为最终应为其国家和人民的繁荣负责；而为使尼阿坎的灵魂能栖存于一个十分健康的躯体之中，希卢克人的习惯做法是，在国王表现出健康不佳，或因无法满足他的众多妻子的性要求而被证明为逐渐衰老时，就立即被人杀死。因为人们认为，如果神的灵魂栖存于一个精力不是很旺盛的躯体中的话，那么精力的缺乏就会影响到灵魂本身的存在，而由于国王的生命力衰退，牲畜就会生病，不会繁殖，庄稼会烂在地里，人们会生疾病，会有愈来愈多的人死亡。我们在讨论国王的死和新国王就位之前必须指出：尼阿坎的灵魂在新王就位时，才进入他的身躯，不存在什么天生的国王。 

（难怪中东地区战乱不已，谁抢到了王位谁就是神圣的。）

12、

世界历史上曾经生生灭灭过多少文化场？没有人知道。当然，由一个强力中心（古代的成邦和现代的大都会），把文化的内核辐射开去，形成一团“沸腾着文化热能的文化圈”。 

文化运动所创造的文化圈，大都经历过“隔离──扩张──统一──解体”这样一个“文明三部曲”。文明实体因此也像人的生命一样，跋涉在宇宙中，时而喜悦，时而焦虑，时而傲慢，时而自卑──走完自己的行程。 

吸引我们此时此地的注意力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在各文化场趋于统一的节律中，直接的杠杆并非文化的内在向心力，而是政治军事的处在强制力。五千年前古代埃及文化场的统一，两千年前的中国、希腊、印度诸文化场的大统一（分别形成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孔雀王朝帝国等三大政治实体）──无不伴随着剧烈的兼并战争、空前浩大的文化毁荡。如果说，统一确有利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有其建设意义；那么，为什么这些当时最文明的人类没有坐到谈判桌上，去商讨一个更富于合理性的统一呢？ 

其实，类似的“共商国是”或是“讨论人类前途”的创举，不是没有进行过，而是先后都宣告失败了！ 

在山西侯马大量出土的诸侯“盟书”，和鼓噪一时的六国连横，都表明了这种通过谈判以促进政治联合的诚意。但为什么都失败了？（但愿欧盟可以获得前无古人的成功！） 

诚意不足以消除人间的隔阂；由此陈旧的历史赫然可见。 

联合国靠论坛形式协调人类政治行为的状态，眼见得破碎飘零了。“欧洲共同体”有幸靠关税同盟而改变历史的宿命吗？我很怀疑。欧洲议会与美国议会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缺乏强制力量；因为美国的强制力量是通过血流成河的南北战争建立的，而欧盟甚至连独立战争都还不具备！有一天，历史将证明，人类还是得“穿新鞋走老路”──仰仗强秦和罗马的“赐福”，要依靠“全球范围的南北战争”来实现世界国家的和平共处。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统治，是需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需要必要的斧钺以为支持。 

仅用“追求权能的意志”（权能意志）去解释文化场不得不仰仗“必要的恶──暴力”来统一的事实，似乎有欠完善。与权能意志（它表现为独立意识、自由意志、不思合并、不愿屈服）同等起作用的，还有各个地方亚文化势力所传播的排他性。各种亚文化的传统必定会抗拒新的统一，因此，不使用大规模的暴力，很难击溃它们的顽强抵抗。不论那些即使是十分文明的人类是否意识到了文化的这一特性，他们的行为恰恰证明了文化的这一特性。 

各区域亚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甚至在表层的政治大统一实现后，仍然顽强发挥它的离心影响，并一再左右整个社会文化格局的变迁。这表明，“文化孤独”的倾向，对文化的宏观发展和微观分化，握有极大的发言权。文化孤独的倾向，是文化主体（人）的一项本能，它拒绝向文化实行全面的、平等的开放；它仅仅愿意把开放作为强化自己、弱化对手的一个战略来使用。所以，强磁的文化往往呈开放的形态，弱磁的文化往往取封闭的形态──这里仅有“攻势”与“守势”之别，并不是相反的因果关系，所谓“开放导致强大，封闭导致衰落”…… 

13、

我听见你吹着一支神笛走过来，在你的笛声中，涌出五色循回的历史，流出自新不朽的水。

你是五色的海。

〔另起一单页〕

书名

谢选骏论说

Xie Xuanjun Also Sprach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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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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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2016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16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