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天下统治”
The Return of the golden age──On the universal rule of rites
1975年—2004年
2016年第一版
谢选骏全集第五十九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IX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构思的第一本著作，起草于1975年，书里的许多思想起源于反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书无法在中国出版，到2004年，整合到《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之中。
Synopsis
This book is the first book conceived by Mr. Xie Xuanjun and was drafted in 1975. Many of the ideas in the book originated from the reflection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book can not be published in China, to 2004, integrated into the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global government".
（另起一单页）
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统治，难道真的可以缺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真的无须必要的斧钺以为支持？
人类学家们认为，我本人也同意： 地球无时无刻不面临各种毁灭性灾难，包括小行星撞击、超级火山的爆发等等，但科学家们还认为，人类最大的危险可能将由人类自己引发，譬如核恐怖、生化武器失控等。由于高科技武器的发展和主权国家的暴虐无度，人类遭遇毁灭性灾难的发生概率，已从科学家们一百年前估计的20%上升到了目前的50%。
现在情况已经十分清楚：主权国家的争霸、道德防线的崩溃、科学技术的扩张、大规模杀伤型武器的研制和交易，已经使得人类及其文明“进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灭绝边缘。如果人们不能改变自己的态度，从而扭转历史发展的方向，滚滚向前的欧洲文明的火车头，就会带领全球社会的列车，一直开下世界毁灭的末日悬崖。
而我们的希望是：中国文明的智慧将扭转现代历史的发展方向，阻止至少缓解这一末日毁灭的到来。也就是说，不要让人为的灾变主导下一个周期的地球文明。
（另起一单页）
目录
第一章 宗教的战略
Chapter One The Religious Strategy
一，历史上的各类宗教之作为战略
1. Strategy of various religions in human history
二，巴比伦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2. Religious strategy of Babylon
三，埃及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3. Religious strategy of Ancient Egypt
四，印度东方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4. Religious strategy of Eastern India
五，欧洲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5. Religious strategy of Europe
六，回教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6. Religious strategy of Islam
七，战略是“生命的适应能力”
7. Strategy is "adaptability of life"
八，战略的原则
8. Strategic principles
第二章 哲学王者
Chapter Two The Philosopher King
一，天人三策
1. Conversa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二，过河拆桥的哲学
2. The philosophy of burning the bridge after crossing
三，真理就是生命与道路
3. Truth is life and the way
四，哲学之轮
4. The wheel of philosophy
五，阿育王、汉武帝、君士坦丁一世
5.Asoka,Emperor Hanwu,and Constantine I
六，秩序与仁爱
6. Order and compassion
七，暴君具有异族背景
7. Tyrants with alien ethnic background
八，文明教化能够缓解颓废性
8. Civilizational instruction can relieve spiritual decadence
第三章 天子
Chapter Three Son of Heaven
一，现代文明的整合者
1. The one who integrates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二，秘而不宣的“第三十七计”
2. The secret of the 37th tactics
三，天子〔整合者〕的四个面相
3. Four faces of the son of heaven
四，天子的义务与权力
4. The obligation and power of the son of heaven
五，整合就是未来世界的方向
5. Integration represents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六，人是不可两全的怪物
6. Humans are monsters who cannot have it both ways
七，心性修炼的至境
7. The ultimate state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
八，创造者足下的废墟
8. The ruins left behind by the creator
第四章 礼的精神
Chapter Four Spirit of Etiquette
一，礼的本原，秩序精神
1. Origin of Etiquette:spirit of order
二，二十世纪是礼崩乐坏的谷底
2. 20th century was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of global disorder
三，圣人是礼的人格化
3. Sage is the personification of etiquette
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4. The righteous conquest by the son of heaven
五，“礼表法里”的两道分离
5. The dualism of etiquette without and legality within
六，秩序与理性互为表里
6. Order and rationality as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七，礼与控制论
7. Etiquette and cybernetics
八，黄金时代
8. The golden age
第五章 礼的形式
Chapter Five The Form of Etiquette
一，礼制的原始意义
1.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二，中国礼制的起点
2.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in China
三，中国礼制的特点
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in
China
四，印度礼制的特点
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in
India
五，礼制是权力中枢的辐射
5. Etiquette system as radiation from the power center
六，礼制不同造成征服的效果
6. Different systems of etiquette resulting in
conquest
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7. Legal penalty not applied to officials,etiquette
not applied to commoners
八，礼制不同于极权主义
8. The etiquette system differs from tyranny
totalitarianism
第六章 历史教的医治功能
Chapter Six Healing Power of Historicism
一，病菌伴随着文明
1. Germs that come with civilization
二，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2.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三，历史教可以医治人类
3. How does historicism heal humanity
四，危机创造了历史文明
4. Historical civilizations as product of crisis
五，历史教与听众的悟性
5. Historicism and the resptivity of the audience
六，逃避神权政治的最后机会
6. The last chance to escape from theocracy
七，“教化哲学”向历史教的移动
7. The mutation of instructive philosophy toward historicism
八，史官文明超越种族本位
8. Historiographic civilization transcends racial divide
第七章 礼教的纪年
Chapter Seven The Chronology of Etiquette
一，割礼的梦魇如何结束？
1. When would the nightmare of circumcision come to an end·
二，种族三特性同归一路
2. Three racial characteristics converging into one
三，以法代礼是文明的危机
3. Replacement of rites with law is a crisis of civilization
四，全球融合集团的整合功能
4. The integral function of the global integrating groups
五，科举与全球文官制度
5.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global system of civil servants
六，书院与全球大学制度
6. Academy of classic leaning and global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七，“存祀主义”
7. “Kinship Protectionism”
八，“全球民族”
8. “Global race”
天子：礼制的天下典范
The Son of Heaven： The universal model of rites
（另起一单页）
第一章 宗教的战略
Chapter One The Religious Strategy
一切历史都已极其清晰地证明了：宗教的体系，首先是作为一种战略而兴起的，并作为一种有效的战略而继续存在甚至继续发扬与扩张──反过来看，一旦某种宗教丧失其主要的战略价值之后，即将迅速地趋于衰落，所以，要想保持并发扬一种宗教的价值和优势，必先保持它的战略优势并发展它的战略价值。因此宗教改革其实是一个并不间断的流程，只是出于连贯性的、“保持传统”的需要，这一点很少被张扬，而经常被极力掩盖起来。历史的事实却在在向我们显示：几乎一切宗教最终都不能及时地、够量地完成这种战略重心价值的调整，故所有的宗教都先后趋于衰落了。
一，历史上的各类宗教之作为战略
1. Strategy of various religions in human history
一切历史都已极其清晰地证明了：宗教的体系，首先是作为一种战略而兴起的，并作为一种有效的战略而继续存在甚至继续发扬与扩张──反过来看，一旦某种宗教丧失其主要的战略价值之后，即将迅速地趋于衰落，所以，要想保持并发扬一种宗教的价值和优势，必先保持它的战略优势并发展它的战略价值。这种机制也必定迫使一切宗教都处于不断地自我调整中，所谓宗教改革其实就是通过调整信徒的心思意念来改变这种宗教所包含的战略价值，并维持和扩大其信徒的战略优势。因此宗教改革其实是一个并不间断的流程，只是出于连贯性的、“保持传统”的需要，这一点很少被张扬，而经常被极力掩盖起来。这种掩饰是出自一切宗教流别的本能，目的是在获得“正统地位”，所谓正统地位也就是表面上“永不变质”承袭了老祖师爷的真传、嫡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并非一切宗教都能成功地调整其战略布局，从而不断维持其活力和优势地位的。相反的，历史的事实却在在向我们显示：几乎一切宗教最终都不能及时地、够量地完成这种战略重心价值的调整，故所有的宗教都先后趋于衰落了。
这里似乎存在一个“限度”的问题。一切人造系统包括宗教系统莫不有其先天限度并受其创造设计方面的先天限制。宗教战略的这一有限性和它宣称的无限性完全相反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种有限性在实际上决定了它们的命运，构成了它们的真实“定数”──“定数”无非就是先天的限制。“定数”的存在决定了各类人及其战略包括宗教战略的寿限。先天限制〔定数〕＋后天限制〔机遇〕＝命运〔寿命及各种生活遭遇〕。各类宗教的终归衰落，它们的神也必须死──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丧失了人间的功能〔工具性能〕。试想，如果一种宗教的信徒都死光了，那么岂不意味着这种宗教的神自己失传了，从而也“死去”了？所以，不论教义如何宣称相反的价值，弘扬任何宗教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它的信徒活着，而且活得更好更长，并且用《创世记》的话说，“生养众多”。难怪《金刚经》说，“世无众生，依何成佛？佛度众生，众生亦度佛也。”〔《资粮分》〕本来，宗教之作为战略的终极形态，是人生斗争的终端武器，可是这种战略工具〔宗教〕，也正如一切工具一样，在其发展途程中会逐渐透露出一种致命的倾向：越来越把自身予以目的化了，也就是说，一切工具在其使用过程中都渐渐不再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工具性质，反而日益俨然以目的自居了。尤其当它受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但又逐渐地克服了这些阻力之后，更容易自满和迷惑起来。更有甚者，它们还将反过来要求原先它们所服役的那个目的〔如人的战略优势〕，来屈从宗教自身的需要，并进而要求战略目标成为战略本身的幌子和保护伞；要求战略目标成为战略本身的证据和论证过程！简而言之，要求战略目标成为战略工具的工具！这种悖理现象终于一再发生，这种悖理终将导致一切宗教的正常机能趋于衰退。
当一种宗教已不再自视为一种战略工具──尤其是在这种宗教的最高代表人物的心目中，而俨然自诩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目的时，它的僵化就是不可救药的了，它就难免趋于衰亡了。试想，如果任何一种宗教以目的自居，它还能同意对自己历史形成的许多教条与定理自行损益吗？当然不会。相反，如果它非常本份而清醒地自居于工具地位，眼光落在远大的人生目标上，视野展开于天命的洪范中〔洪范者，伟大的彝宪也〕，它就不会拒绝自行调整修改它属下的教条与定理，使得这些“工具的工具”得到更好的修葺，让“影子的影子”不再遮蔽本体的阳光……较大的弹性，才能配合目的需要。如此，则这种宗教之作为战略工具来说，才是大有前途的：它并未僵化，还能以屈求伸，以损益战略工具来追逐战略目标。
宗教作为战略是充满阳刚之气的，而宗教一旦成为归宿，则成为阴性的了。作为失败者的逃难所而藏污纳垢，宗教于是成为赎罪的渊薮。要想保持一种宗教的清洁，正如想保持一种宗教的生命一样，必须把它作为一种秘不示人的战略工具来使用；而不能把它作为一种目的来贡奉，即使不为了战略利益和胜利，而只为了宗教本身也应该这么做。因为，使一种宗教趋于停滞和速朽的最好方法，就是无条件地把它当作生活的目的。这样，宗教的理想主义目的〔净土、天国、乐园〕是达到了，宗教的实际功能〔即战略功能〕却丧失了。
下面我们粗略地看看宗教的实际功能：
1，阿蒙教。阿蒙教是作为古埃及统一运动这一战略目标的工具来使用的。本来，阿蒙教是作为埃及精神权威的表现而存在的，可是一旦它成为目的之后，即便外国人只要名义上信奉它，即能牢握埃及的统治权，有点像儒教在中国的处境〔满清和日本人入侵中国后都积极奉行尊孔路线〕，这样一来，它原先的战略性能遭到瓦解，埃及也因而积弱不振，终于亡国：就这样阿蒙教本身也随着它的宿主埃及国家的毁灭而消失了。也许可以说，灭亡埃及的并不是外来的蛮族入侵，而是原来用以保卫自己的阿蒙教。
2，摩尼教。作为摩尼及其信徒反抗的战略工具：这从摩尼教的命运就可以看出来，它始终被作为官方宗教的拜火教〔祆教或叫琐罗亚斯德教〕所排斥。而且，连拜火教也只是作为同样的战略工具被制造出来的。据说，光明与黑暗的永恒斗争的主题是发自高原人与平原人的永久敌对。高原人通过拜火教来增进自己的战斗意志，直到从精神上摧毁并征服了平原的敌人为止。
3，犹太教。原先是依据圣经信仰发展起来的，但是通过对于《圣经旧约全书》的特殊解释，某些人把自己作为特殊的“选民”并对其他人民进行了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尽管圣经上充满了爱人如己的教导。这些记载相当清楚，可作为特殊标本予以研究。犹太教的形成分成三步：最先，圣经信仰引导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羁绊，并进入“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从历史学而非神学的意义说，出埃及的信仰，是作为战略工具被摩西创造出来的；其后，以色列人回到“流奶与蜜的地方”之后背叛了圣经信仰，结果被掳，然后在摆脱巴比伦人的奴役的过程中，一群先知〔以赛亚为首〕脱颖而出，发展并定型了圣经信仰；最后，犹太教则是在失去了“流奶与蜜的地方”之后，被法利赛人的后代在圣经信仰的基础上创造出来，以《塔木德》〔Talmud〕为中心，与基督教对抗。
4，婆罗门教。婆罗门教里面虽然含有土著达罗毗荼人的神，但在总体上说是雅利安人流窜掠夺殖民亚洲的战略工具。也许在他们着手掠夺印度以前已有了婆罗门─梵教的雏形存在；但同样无可置疑的事实是，这种宗教的成熟过程只是当它被作为雅利安人从心理上奴役和征服原始达罗毗荼人之后，才真正开始的。
5，佛教和耆那教。佛教和耆那教是作为反对婆罗门教部落主义的战略工具而出现的。不妨认为佛教是刹帝利武士种姓夺取婆罗门僧侣种姓的宗教权力的借口，耆那教也有类似的功能。当然，不能从僵化的阶级斗争公式去理解真实发生的情况。其背景可能极其复杂，甚至有人猜测，佛教和耆那教的起源也许与周朝的扩张对楚国的压迫，以及由此引起的楚国势力南下和百越民族的南逃有关。楚国南下无疑会对“印度东北地区”即“黄种人的印度”──阿萨姆等七邦，构成强大的渗透压。阿萨姆邦历史上不能算做印度的有机部分，事实上与缅甸相似，只是与印度的联系密切罢了。为什么假设周朝征服造成楚国势力南下〔公元前十世纪左右〕给印度─缅甸造成巨大压力？原来同一时期安南半岛即所谓印度支那确实出现了民族迁徙和社会动荡，由此波及印度东北部的黄种人地区并进一步波及“饭净王”〔释迦牟尼家族〕所在的尼泊尔─喜马拉雅山麓地区，是完全合理的。年代久远使得这些历史事变之间的关系日益模糊，但可能性确实存在。佛教虽然宣扬无为涅槃，但它毕竟是作为众生平等的战略工具而被制造出来──它不但反对种姓等级制度和寺院制度，而且具有“宗教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和早期基督教十分相似。如果我们从“战略功能”这一点去认识早期的部派佛教与后来的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例如，大乘佛教的战略职能已经不再是打破婆罗门种姓的优势和寺院制度的垄断、谋求众生平等，而是满足群众的偶像崇拜的欲望了──这一历程与原始基督教发展到天主教的体系，十分相似。因为佛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其实具有不同的战略目标〔其他宗教亦然〕，随着社会群体各自的宗教需要的战略功能的变化，作为战略工具的宗教形态亦必出现相应变化。
6，基督教。基督教起初是作为犹太人的救亡运动的战略工具被理解的──在这一点上耶稣和他的门徒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甚至导致他被犹太人出卖，耶稣明确宣布：“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36 〕后来，耶稣的复活使得基督教的战略功能完全改变，一举成为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从此，基督教不再是犹太人的救亡运动，而是作为外邦人的普世之光而急速传播。它的矛头虽非有意直指恺撒及罗马政府，但无意中否定了一切地上强权的至高性质，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宗教强权的至高性质，所以大祭司和法利赛人的宗教势力比罗马的军区司令还要容不得他。此后，地下基督教作为对抗罗马帝国日益堕落的振兴努力之战略工具以及天主教作为对抗蛮族入侵并在蛮族入侵后保存文明的战略工具，被不断变化使用。同样，对基督教名义下面挂靠的各个教派，我们也不妨应用这个观点来考察──其战略需要到底是否共同？如果相同，为什么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分歧和角逐，甚至坚韧不拔的宗教战争？如果不同，那么它们各自的战略需要又是什么？进而言之，这些不同的需要怎样塑形了这些宗教派别的各自形态？包括其神学理论和解经方式？尽管“天国”的共同作用是在绝境中为人们提供不朽的和毁灭不了的永恒场所，但在不同教派那里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其宗教心理的战略功能也是有所不同的，如有的宗教和平，有的宗教好战，有的宗教积极，有的宗教消极……人间一切气质和需要，几乎都可以找到它自己的“宗教代表”，或曰“战略工具”。而不论什么宗教，都可以被视为是在忠实履行其战略工具的作用，而在发挥其它战略工具发挥不了的制胜作用的，因为宗教是战略的终极形态。而这一点，并非惟独基督教表现得特别明显。但基督教所激起的心理力量，在欧洲人的扩张运动中，却起了重要作用，例如1095年它唤起的十字军精神，也是和基督教前此千年的岁月中暗暗培植的力量分不开的。尽管我不想本末倒置地强调这一点，但也不应完全忽视宗教作为欧洲扩张的战略工具的妙用。
7，回教。作为阿拉伯─贝督因人历史性扩张的战略工具，以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方式，暗暗激动了那个麦加城的短工，使他在山洞里看到了一个怪物的幻象……他终于在亲友的劝说下决定克服自己的恐惧，激动起来，开始一场“精神革命”和“政治革命”。尔后，回教又继续成为阿拉伯语扩张的战略工具……在叙利亚、在波斯、在埃及、在撒哈拉，在阿富汗、在印度、在孟加拉甚至在南洋群岛和菲律宾以及中国新疆和整个东非沿岸──回教都成为一切外来侵略者的得力工具，而且是战略性的。可以预料的是，在未来的年代里，回教还将成为回教民族和非回教民族之间的“血线”，是前者继续颠覆后者的社会稳定并阻止其社会复兴的战略工具。尤其是针对回教原来的老师基督教和犹太教就更是如此。下面我们将要谈到：这一点现在已经微露端倪了。
8，印度教。作为婆罗门种姓反击佛教和耆那教的平等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阶级报复”的战略工具，它的制作和发展大大得益于其敌对的势力──佛教和耆那教，大概是毫无问题的。然而，这种无可奈何的学习并非一种心悦诚服的归化，而只是临战前的锻炼刀枪罢了，所以在消灭了佛教和耆那教的普世主义之后，婆罗门教的部落主义在印度教里复活并强化了。尽管印度教比婆罗门教更有力地控制了印度各民族各种姓，但在回教的入侵面前它却因为丧失普世主义的部落性格而一筹莫展，被事实证明是一个完全落伍的战略工具。
9，儒教。虽然除了两汉时代的谶纬流行期，它从来都不具备世界上其它宗教的神话色彩，因而只能算是一种“准宗教”；但是无疑地它却履行了中国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宗教职能。例如，它为中国文明提供了两千多年的思想源泉，它也是作为主宰中国社会生活最为有效的战略工具，而被运用的。例如，中国之所以能先是避免像西罗马帝国那样灭亡〔南北朝时代〕，后来又避免像东罗马帝国那样灭亡〔元代〕，而清代又逃避了奥斯曼帝国属民的改宗噩梦，虽然由于地理上独立格局和文字上的防火墙等原因，但儒家传统的深仁厚泽也是起过重大作用的。如果我们承认现实就可以看清：无论是两汉的儒教，还是宋以后的理学，都是忧国之士渴望拯救天下的战略工具，它们的创造过程，虽无其它民族的宗教狂热，但却更多理性的自觉。儒士作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理性主义者”，其理论是被明确用来“平定天下”、“收拾人心”、重建秩序的──议礼、制度、考文。《周易系词》明确说明其战略工具的职能：“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清楚不过说明中国的战略家们怎样地洞察了人类心理的特点并积极准备为使“天下服”而缔造一柄锐利的“天然权威”──神道。其实日本的神道教也是基于类似的特点，虽然它又加上了日本民间的神话故事，更加契合当地群众喜爱迷信的心理特点。再看先秦诸子，他们中至少有三派成为后来中国准宗教的鼻祖──儒、墨、道。这些精神的战略的“旗帜”，是一些理论学说，但它们作为理想社会的战略工具的性质，却是无庸质疑的。其主人们，其创造者们，其鼓吹者们，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的文明危机，竭尽全力，设计了各种型号的战略图谱，这些五光十色的蓝图著作也就是他们的战略工具，是他们“干世主”时争取影响力量的广义筹码，这一点不但适用于商鞅、慎到、申、韩，也适用于孔、墨、孟、荀，而且庄子也不能置身事外。至于《老子》，更被我们视为世界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宗教战略著作”，正如军事领域的《孙子兵法》……
10，道教。东晋以后的道教，毫无疑问地不同于东晋以前的道教各派，这是因为佛教的成功入侵，已使得道教成为对抗佛教、在宗教领域尽可能保存多一点的中国色彩的“民族文化”或“本土文明”的战略工具了！这种工具职能的变化，使得佛教化的新道教的形态，直到北宋末年才重新稳定下来：我们不会忘记，这也是“三教合一”的新道学崭露头角的年代。北宋时代，真是堪与春秋时代前后辉映：同样开出中国文明的两大鼎盛创造期。无论在思想、艺术、制度、技艺、风气方面都莫不如此，这个有力的事实也在不知不觉中指出了，南宋的格局犹如战国，元犹如秦，明清犹如两汉，现代中国犹如三国演义和魏晋南北朝……
11，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无论君主立宪、共和民主，还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都是明显作为战略工具被使用的。例如，君主立宪是汉人官僚的战略工具，共和民主是汉人平民的战略工具，三民主义是职业革命家的战略工具，共产主义是俄国世界革命的战略工具。中国现代史的复杂性在于，中国文明的本质原是实用主义的，例如史官文化的背景和先秦诸子的表现及两千年以来的“儒学”的演变，都是沿着这一方向前进的。但无奈历史已经发展到了全球化的关头：如果不诉诸超越实用层面的生命本能，中国就无法保存自己的合理文明，更不用说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精神来发扬光大它了。就像你节约资源别人却挥霍浪费，那么你一定吃亏受损，因为资源的总量有限，先下手为强，后先手遭殃。同样，中国民族是喜爱文明礼貌的，并为此而一再牺牲了许多的放纵的快乐。然而，列国争霸的惨剧却好像无言的哑剧预言历史临到了这样的关头：若不诉诸野兽主义煽动起来的深刻兽性，中国就无法重建被“仁义道德”所窒息的社会生活的有机组织〔所以鲁迅的《狂人日记》说“仁义道德吃人”〕，更不用说创造新的、足以保障国家安全及生长的新文明了……结果在二十世纪，中国集中上演了一幕〔欧洲人花了五百年时间才演出完毕的〕大戏：反理性主义及新野蛮主义，作为刷新理性及更新文明的战略工具。然而，不断革命必须抛弃，因为切忌把工具予以目的化。有朝一日奉召掌握中国命运的人，必须 不忘“适可而止”这一重要原则。滥用反理性主义及新野蛮主义，与守旧主义及文弱主义一样有害。因为反理性主义与新野蛮主义，只能作为工具，不能作为目的……
二，巴比伦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2. Religious strategy of Babylon
我们可以拿著名的《汉谟拉比王法典》〔Code of Hammurabi〕来观察巴比伦文明是如何建立他们的宗教战略的。
1901年12月，一支考古队在伊朗西南部苏撒古城旧址进行发掘工作。一天，他们发现了一块黑色玄武石，几天以后又发现了两块，将三块拼合起来，恰好是一个椭圆柱形的玄武岩石柱，高二.二五米，底部圆周一.九米，顶部圆周一.六五米，石碑上半段精致的浮雕中，巴比伦人崇拜的太阳神端坐，国王汉谟拉比恭敬地站着，神将权杖授予汉谟拉比。这个庄严稳重的画面表现了“君权神授”的观念；石碑下半段刻着汉谟拉比制订的一部法典。公元前1792年，阿摩利人汉谟拉比成为巴比伦国王，他在位四十二年，使巴比伦强盛。巴比伦原是幼发拉底河边的小城，在阿卡德人的一块碑文中列举了许多被征服的城市，其中就有巴比伦的名字。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来自叙利亚草原的另支闪族阿摩利人攻占这座小城，以此为中心南征北讨，建立了“巴比伦王国”，阿摩利人从此被称为巴比伦人。他们继承了前闪族的苏美尔人和闪族的阿卡德人的文明，使后人用“巴比伦”来称谓两河流域文明。
汉谟拉比在巴比伦建立了君权神授的中央集权制度。他设立中央政府，派遣总督管理较大地区，城市和较小地区则由行政长官管理，全国大小官员都由汉谟拉比亲自任命。他还建立了庞大的常备军，独揽军事大权。汉谟拉比还对经济进行控制，征收各种地方赋税，统一管理全国水利系统。泥版文书记载，他开凿运河，使大片荒地变成良田，且使南部许多城市水灾减少。汉谟拉比的宫殿、神庙、幼发拉底河大桥、跨海运输的商船……显示巴比伦城已经成为世界都会。汉谟拉比因此每天需要处理很多案件，为了管理的效率，就把过去的法律条文收集起来再加上社会习惯，编成法典刻上石柱，竖在巴比伦神殿里。这就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最古法典“汉谟拉比法典”，规定司法行政、土地房屋、商业债务、私产保护、婚姻家庭、职业、农牧、租赁、伤害和奴隶买卖及处罚等多方面事宜，法典条文共二八二条，文献年代属公元前十八世纪，语言是典型的古巴比伦语：
《前言》
“土地众神安努那克之王，至大之天神安努，与决定国运之地神主宰恩利尔，授与水神埃亚之长子巴比伦庇护神马尔都克以统治全人类之权，表彰之于诸天神之中，以其庄严之名为巴比伦之名，使之成为万方之最强大者，并在其中建立一个其根基与天地共始终的不朽王国──当这时候，安努与恩利尔为人类福祉计，命令我，荣耀而畏神的君主，汉谟拉比，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使强不凌弱，使我有如太阳神沙马什，昭临黔首，光耀大地。
我，汉谟拉比，恩利尔所任命的牧者，繁荣和丰产富足的促成者，为尼普尔完成一切，使天地交泰，且成为埃·库尔神庙光荣的保护者；
我，常胜之王，使埃里都城复兴，并使埃·阿布苏神庙的祀典归于纯正。
我，四方的庇护者，表扬巴比伦之名，使吾主马尔都克衷心喜悦，并常日参拜埃·沙吉剌；
我，王者之贵胄，月神辛之所立，曾使乌尔城富足，且为忠顺之祈祷者，使埃·奇什尔格尔丰饶；
我，忠于沙马什的强有力的合法之王，曾巩固西巴尔城之根基，使太阳神妻爱伊墓上覆盖绿草，并建埃·巴拉神庙，使之有如天宫；
我，饶恕拉尔沙之战士，曾为自己同盟者沙马什而兴修埃·巴巴尔；
我，赋予乌鲁克城生命并授予其人民以充足水源之君主，曾兴建埃·安努，并为安努与伊丝达积聚财富；
我，国境之天盖，曾结集伊新城离散的人民，使埃·格尔马赫神庙更加丰裕；
我，众王之统治者，战神萨巴巴之堂兄弟，曾保卫基什城之住宅，修饰埃·米特乌尔沙格，使之灿烂辉煌，井确立伊丝达大典，关怀呼沙格卡拉马神庙这座御敌的堡垒；
我，其愿望有其友死神伊拉为之执行，曾使库塔城巩固，并为米斯兰增强一切；
我，冲击敌人的勇猛的金牛，智慧神图图之钟爱者，曾使波尔西帕地方愉悦激动，且时常关怀埃·斯达；
我，众王之神，聪明睿智，曾扩大第尔巴特城的耕地，并使强大的农神乌拉什的谷仓充盈；
我，握有智慧女神妈妈为之装饰的王笏及王冠，曾确立克什城的疆界，并使众神之母宁都所需的食品美丽而洁净；
我，睿智无伦，曾确定拉格什及吉尔苏的饮水场合，掌握埃·宁努的大量祭品；
我，俘获敌人，为至高的喜爱者，曾实行哈拉布城神谕的预言，使伊丝达衷心喜悦；
我，明哲之君主，其祈祷为雷电神阿达得所知，曾使彼特·卡尔卡尔城战士阿达得之心平息，井使埃·乌格尔格尔的一切均有其应有的秩序；
我，赋予阿达布以生命之王，为埃·马赫庙之庇护者；
我，众王之君主，无敌之战士，曾赋予马什堪·沙布里穆城以生命，使埃·米斯兰有丰足之饮水；
我，实行一切计划的贤明的统治者，曾庇护灾难之中的马尔恭地方的人，使他们有足够的住所，且对于提高我的王权的埃亚与其妻达穆格尔伦那，则规定永远进献纯洁的祭品；
我，众王之首，曾凭其创造者达干神之力征服幼发拉底诸城镇，护米拉及图图尔的人民；
我，荣耀的君主，使伊丝达容光焕发，曾为冥府神宁那苏规定其所需的洁净食品，在灾难之际曾援助过自己的臣民，使其在巴比伦能安居乐业。
我，人民的牧者，其事业为伊丝达之所喜悦，曾把伊丝达安置在阿卡德通衢中央的埃·乌尔马什；
我，使公道发扬，以正直的办法管理各部落，曾恢复亚述城的仁慈的庇护女神；
我，扑灭尼尼微的埃·米什米什火焰之君主，使伊丝达的名字增辉。
我，荣耀者，忠于诸大神，苏穆·拉·伊鲁王之后嗣，辛·穆巴里特之强有力的继承人。不朽之王族，强大之君主，巴比伦之太阳，光明照耀于苏美尔及阿卡德全境，四方咸服之王，伊丝达之喜爱者。”
〔中间省略法典正文二百八十二款〕
《后语》
“此为确立真正福祉及仁政于国内的常胜之王汉谟拉此所制定的公正的法律。
我，汉谟拉比，无敌之王。我未尝蔑视恩利尔所赐予之黔首，而马尔都克委我以牧养黔首之任，我亦未尝疏忽，我为黔首寻觅安全之居地，解决重大之困难，以光明照耀彼等。我以萨巴巴及伊丝达所赐予我的强大武器，以埃亚所赋予我的智慧，以马都克所授予我的威力，驱逐上下之敌，消弭纷争，使国家得享太平，人民栖息之所有所庇护，而无惊恐之虞。我受命于伟大之神明，而为仁慈之牧者，其王笏正直；我之恩泽广被于吾城，我保护苏美尔与阿卡德之人于我的怀抱，赖吾庇护女神及其诸兄弟之助，我得以和平统驭世人，以我的智慧保护之。
为使强不凌弱，为使孤寡各得其所，在其首领为安努与恩利尔所赞扬之巴比伦城，在其根基与天地共始终之神庙埃·沙吉剌。为使国中法庭便于审讯，为使国中宣判便于决定，为使受害之人得伸正义，我以我的金玉良言铭刻于我的石柱之上，并置于我的肖像亦即公正之王的肖像之前。
我为凌驾于众王之上之王，我的言辞超群出众，我的威力莫可与敌。依天地之伟大法官沙马什的命令，我的正义必能照耀于世，遵吾主马尔都克的旨意，我之创制必无人可以变更。在我所爱的埃·沙吉剌中、我的名字必将永被追思。
其有涉讼的受害的自由民，务来我的肖像亦即公正之王的肖像之前，诵读我所铭刻的石柱，倾听我的金玉良言，使我的石柱为彼阐释案件，使彼获得公正的审判，使其心胸得以自由呼吸而大声言曰：“吾主汉谟拉比，诚人类之慈父；彼遵守其主马尔都克之言，为马尔都克上下征讨取得胜利，以悦其主马都克之心，永远为人群造福，并以公正统治国家。”使彼以至诚在我主马尔都克及其妻我女主萨帕宁特之前为我祝福，而保护神、女保护神、埃·沙吉剌之诸神以及埃·沙吉剌之庙砖，皆将按日在我主马都克及我女主萨帕宁特之前赞许彼之心意。
此后千秋万世，国中之王必遵从我在我的石柱上所铭刻的正义言词，不得变更我所决定的司法判决，我所确立的司法裁定，不得破坏我的创制。
果其人明达，能以公正治理其国，则彼务须崇敬我在我的石柱上所铭刻的言词。愿此石柱昭示彼以统治之道，以我所决定的司法判决，以我所确立的司法裁定，使彼能以公正之道统驭黔首，为彼等作司法判决，为彼等作司法裁定，以消灭其国中不法与奸宄之徒，赐与其人民以福祉。
我，汉谟拉比，接受沙马什真理的公正之王。我的言词卓越，我的功业无双，惟于愚者或徒劳无益，而于智者则荣耀昭然。
果其人崇敬我在我的石柱上所铭刻之言词，不废除我的司法判决，不曲解我的言词，不变更我的创制，则其人如我，亦一公正之王。愿沙马什使其王笏永存，使其得以公正之道牧养其人民。
倘其人不崇敬我在我的石柱上所铭刻之言词，蔑视我的诅咒，不畏神灵的谴责，废除我所决定之司法判决，变更我的创制，磨灭我所铭刻的名字而刻入自己的名字，或对此诅咒心怀畏惧而唆使他人为之，则不论其为帝为王，为城邦之长，或为其他任何有尊称之人，愿众神之父，赐我统驭之权的伟大的安努，剥夺其贵为王者的光辉，断其王笏，诅咒其命运；愿决定命运而其命令不可更改且尝光大我的王权的主神恩利尔，使其祸起萧墙，消弭无术，而终趋灭亡，注定其统治动摇，国祚短暂，饥馑连年，天日无光，死不旋踵，并以有力之言宣布其城市毁灭，其人民离散，其王位灭绝，其姓名及国号无传；愿伟大的圣母宁里尔，她的语言在埃·库尔备受尊重且为我的谋略的诚挚的赞助者，自恩利尔之前，在审讯及判决之中，使其案件败诉，愿圣母借吾主恩利尔之命令使其社稷倾覆，其人民绝灭，其生灵如水之流逝；愿对命运的决定具有最高权力的伟大的主宰、无所不知且使我延年的神中之圣埃亚，剥夺其理智与才能，使其陷于昏聩之境，塞其河水之源，使其田土不毛，万民无以为生；愿主宰生灵的天地大法官、我所信赖的主神沙马什，毁灭彼之王国，使其司法之权无由执行，使彼迷失路途，使其军队动摇，当彼祭祀占卜之时，赐彼以王统断绝、国家灭亡之恶兆，并使恶兆立即应验。愿沙马什在上界使其生命绝灭，在下界使其灵魂干涸；愿上天之主、其圆轮照耀于诸神之间并为我的创造者之神辛，剥夺彼之王冠与王位，使其身罹深重的罪孽与严厉的惩罚，且永不脱离其身，命彼统治之日月岁时俱在叹息悲哀之中结束，使其统治之负担沉重，注定彼之命运，虽生犹死；愿肥沃之主、天地之灌溉者、我的盟友阿达得，剥夺其天上之雨水与河源之洪流，使其国因饥馑穷困而亡，怒吼于其城市之上，使其国境洪水泛滥，土地成为丘墟；愿伟大之战士、在右侧前进的埃·库尔之长子萨巴巴，在战场之上毁灭其武器，使其白昼变为黑夜，使其遭受敌人之蹂躏；愿为我的武器开辟道路的战争与战斗之女主、爱护我的统治的仁爱的庇护女神伊丝达，在其盛怒之下，心怀愤懑，诅咒彼之王位，使其善事变成恶事，在战争与战斗之场中毁灭彼之武器，赐之以叛变与暴动，使其战士丧生，血染尘埃，积尸成堆，遍布荒野，而不加宽恕，使其披枷带锁，为敌国之囚；愿众神之中雄勇有力、赐我以胜利的无敌的战士尼尔格尔，以其伟大的威力焚烧其人民，如烈火之于芦苇，以其强大之武器斩其身躯，折其关节，如毁土俑；愿万方崇高的女王、生我的圣母宁都，灭绝彼之后嗣，使其继承无人，并使其人民绝子灭孙，愿安努之女、在埃·库尔为我祝福的宁卡拉克，使其关节发生重病、恶疾与痛苦万状的痈疽，医生不知其病源，绷带不能平息其痛楚，有如致命之创伤，其患实无根治之方，当彼一息尚存之时，使彼为其刚强武勇之日趋衰竭而悲痛；愿伟大的天地之神，一切安努那克，神庙之保护神，埃·巴拉之庙砖，共同以可怖之咒语，诅咒其本人，诅咒其子孙，诅咒其国家，诅咒其战士，诅咒其人民及其军队；愿恩利尔以其金口玉言，大声诅咒之，并立使诅咒降临其身。”
〔日知译，录自《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第90─129页〕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汉谟拉比王法典》的前言后语，是因为它们比法典条款本身更鲜明地表现了宗教之作为战略所拥有的一切特征：颂扬神明、自我抬举、历数功勋、诅咒政敌、威慑后人……尤其以下这个概念更为四千年来的所有宗教战略所切实沿用：“建立一个其根基与天地共始终的不朽王国”。也许比沿用本身更为深刻的，就是那体现了共同的人性：转瞬即逝的人要追求永恒坚固的王国。
三，埃及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3. Religious strategy of Ancient Egypt
埃及的宗教之作为战略，充分体现在《哈里斯大纸草》上。
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形成，它们通常被刻在庙墙、陵墓、石棺、调色板、雕像等石质材料上，有时也写在泥板、木料、兽皮和纸草上。纸草是古埃及的主要书写材料，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初开始使用，到公元前1000年中叶以后，广泛流传于埃及及其他地中海沿岸国家。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上埃及与下埃及统一在法老统治下，建立了官职和行文制度。保留至今的神庙墙壁和陵墓内的文字记录，就是来自当时国家机关的官员记述保存的案卷。古埃及档案历史从公元前3500年埃及城邦时代到公元前332年埃及被马其顿─希腊政府最终亡国止，连续约三千年。
古埃及收藏档案的机构有法老档案馆、宰相档案馆和神庙档案馆。法老档案馆设在法老的宫殿里，收藏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档案，其中还有别国国王致法老的信件正本及其他重要文件，还有法老的起居注。1885年在开罗以南尼罗河畔发现一处法老档案馆遗迹，为第十八王朝推行宗教改革的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埃赫那吞，公元前1379─前1362在位〕时所建，档案库房占用了两间多地下室。许多馆藏已被盗走，仅获得三百六十块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其中多为外交文书，来自巴比伦王、米坦尼王、赫梯王、亚述王等，现存柏林、伦敦、牛津、开罗等地博物馆。宰相档案馆设在宰相府里，收藏国家内部管理的档案。从一个官吏的墓穴中发现文件得知，新王国时期已有法典文本写在四十张皮卷上。宰相或最高裁判官在处理政务或审理案件时，就把法律皮卷在面前展开。法律皮卷是宰相档案馆的重要收藏，此外还有土地纳税人名单、土地赏赐记录、收支帐簿、地方长官的报告、遗嘱副本、居民申请书和申诉书等。神庙档案馆起源古老，为数众多，均由祭司掌管。其特点是不仅保存档案，而且保存图书，可称之为档案图书馆。馆藏包括关于管理神庙占有土地及其他财产的经济文件，祭司组织的行政文件，关于各种崇拜、文学作品、科学作品的本文，及编年记等。其中政治性文件往往由法老亲自掌管，编年记可以公开利用。在埃及发现的遗迹有卡呼恩神庙档案馆，它保留下来的材料不多，有公务文书、信件、遗嘱，祭司和人员登记表、向神庙缴纳贡赋的报表、日记、统计表、收据等。
公元前1164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四世制成特大型纸草文件，文件记载其父拉美西斯三世在位期间〔公元前1204─前1173年〕的功绩和善行。它是一件官方的文告，用死于阴谋的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的名义发表，他的儿子和继承者拉美西斯四世镇压了阴谋的主要参加者，试图和僧侣联盟以巩固自己的王位，于是把自己父亲和先辈法老的一切赠物都指定归于僧侣。为此编成了详细的神庙财产的清单列举在文告中。原文分为六部分。前三部分专记国王对埃及三个首都的主神〔底比斯的阿蒙神、赫利奥波利斯的拉神和孟菲斯的普塔神〕似及他们的妻子所作的奉献。每一部分的叙事部分，都附以统计报告〔包括神庙财产的清单，神庙臣民每年交纳赋税的定额，拉美西斯三世私人的赠物，新旧节日的特别捐赠〕；这三部分用祈祷文结束。第四部分专记埃及其他的神。第五部分作出了数字的总计。第六部分记载了十九王朝末叶在埃及出现的在某个僭主──叙利亚人伊苏领导下的奴隶起义，起义被塞特纳哈特即拉美西斯三世之父镇压，以及拉美西斯三世自己在位时埃及社会情况〔这个时期僧侣成为最强的统治集团，享有巨大势力，百年之后阿蒙神的最高僧侣赫里霍尔便攫取了王权〕。文件呈卷轴形，由三个书吏写成，用七十九张草粘接起来，长一百三十三英尺，宽约十七英尺，用新埃及语〔该种语言公元前十五世纪末才成为文学语言〕和书法清楚的僧侣体符号写成，并附有法老祈祷的彩色插图，文告中极详尽地列举了拉美西斯三世给予各神庙的一切赠品以及埃及最大神庙的全部财产。1855年发现于墨吉涅特·哈布〔底比斯近郊〕附近的墓室中，后为英国人J.R.哈里斯所得，故名，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下面摘录第一部分专记崇拜和祭祀阿蒙神的文告，中间有些省略。
“统治之第三十二年，夏季三月六日，当上下埃及之王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陛下在位时代，当拉之子，一切神与女神所喜爱者，拉美西斯·海卡·优努在位时代。
〔接着是法老的头衔和他对一切神所作的功绩的隆重声明。〕
〖对阿蒙神祈祷〗
……是你，把我确立在我父的王位。就像你为着坐上奥西里斯王位的荷鲁斯所做的一样。我没有迫害过任何人，我也没有夺取过他人的王位，我没有违背永远摆在我面前的你的命令。
你使我的人民得到安宁和富足。一切国家对我祈祷。
我理解你作为王所作成的善行，我也为你增加许多实惠和赠礼。
〖墨吉涅特·哈布神庙〗
我在“生命主宰”之山上面，在你的面前，给你建造了一所威
严的“亿万年之家”，它是用砂石、砾石和黑花花岗石筑成，而它的大门则琥珀金和锻铜建成。它的塔门显现于天，是用石材造成的，为了陛下伟大的名字，还加上用雕刻刀刻成的铭文。
我给它建造了围墙，按计划完成，有砂石筑成的塔楼和走廊。我在它的前面凿一个湖，灌满着上天的水，环绕以林木和花，就像下埃及一样。
我用埃及大地的产物来充实它的宝库：白银、黄金、数以万计的应有尽有的宝石；它的谷仓充溢着大麦和小麦；它的田地和畜群像岸边的沙土那样多。我令上埃及和下埃及、努比亚和腓尼基，用自己的产品向它交纳贡赋；它充满着你赋予我在九弓〔埃及人对敌对的外国人之总称〕中擒获的俘虏和由我饲养的、数以万计的青年。
我雕塑了你的伟大的雕像，安置在神庙的内部；它的威严的名宇──“阿蒙与永恒之结合”；它装饰以真宝石，就像地平线那样，当它发光的时候，人们一看它就觉得快乐。
我给它准备了器皿以供祭奠之用，有的用优质的黄金制成，有的用白银和黄铜制成，无可数计。
我在你面前增加了新的祭礼，面包、酒、啤酒、鹅、牛、犊、无角的牛，在神庙的屠宰场上有许多畜群、羚羊和非洲羚羊。
我用拖车运来石膏和柏海斯〔behes〕石制成的大雕像，其大如山，雕得像活的一样，放置在门口的右边和左边，上面刻着陛下的伟大的名字，垂之久远，而其他雕像则用花花岗石和红棕色的石灰石制成，其中有海普列休〔cheprer〕石和黑色花岗石。
我雕塑了普塔·索卡尔、诺腓尔吐姆和九神──天与地的主宰的像，安置在神庙的殿堂中，用优质的黄金和白银，浮雕细工造成，并加以真正上等宝石的镶嵌。我在神庙的中间为你建造一座庄严的王宫，就像天上的阿通的宫廷一样，它的圆柱、窗框、门，用琥珀金作成，而巨大的“露面之窗”则用优质的黄金作成。
我为神庙建造了装载大麦和小麦的运输船，使之无休止地向它的谷仓航行。
我为神庙建造了河上的大宝库船，装载无数的财物以充实它的庄严的宝库。
神庙有花园、神圣广场环绕着，在你的面前充满着果实和花树。我给它们建造了屋顶园亭，且有窗户建筑。我在它们的前面挖掘了池塘，培植莲花。
〔接着记载按照拉美西斯三世命令兴建阿蒙神的其他庙宇，等等。〕
〖对阿蒙神庙的继续捐献〗
我为你建造了仓库，以供由奴婢服役的节日之需。我供给它们以纯洁的面包、啤酒、牛、鸟、酒、神香、果子、蔬菜、鲜花，摆在你面前，作为每天的祭礼，而且不断增加在我以前有过的祭品。
我为你建造了沿海航行的海船、卫舰和货船，有弓箭手和他们用的武器。我给它们以弓箭手长官和舰长，配备以无可数计的水手，便能通过水路，把腓尼基、亚洲各国的财富运到强大的底比斯，以充实你的巨大的宝库。
我给你以上下埃及的牧场，有几十万头的牛群和鸟群，有看管这些群的长官、监督、官吏和牧人，且有牛的饲料，以便在你的一切节日把它们奉献给你的灵魂。啊，九神的主宰，愿你的心对它们感到满意！
我为你在南绿洲和北绿洲建立无数的葡萄园，而另一些大量的葡萄园则在南方。我在北方把葡萄园扩大，其数有几十万。我给它们配备了外国战俘以为园丁，那里有我挖成的池塘，栽着莲花，还充溢着葡葡汁和酒，好像水流一样，为的是把它们送到雄伟的底比斯，到你的面前。为着你的鼻孔舒适，我在你的底比斯城中栽植了许多树木，灌木丛、海尔〔her〕花和孟伯特〔menbet〕。
〔接着记述底比斯的洪斯神庙和其他神庙的建筑。〕
〖国王献给阿蒙神庙的动产与不动产〗
这是法老献给自己威严的父、众神的王、阿蒙·拉，穆特和洪斯的家，献给底比斯一切神的财宝清单，有牲畜、花园、田地、船、造船厂、城市，作为财产，垂之永世。
〖献给各神庙和神庙牧场的奴隶〗
在阿蒙之家，上下埃及之王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神庙，在南方和北方，在神庙大臣的监督下，配备着应有尽有的财富。它的奴隶头数有六万二千六百二十六个。
在阿蒙之家，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房屋，在南方和北方，在大臣的监督下，配备着应有尽有的财富。它的奴隶头数有九百七十个。
在阿蒙之家，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房屋，在南方和北方，在大臣的监督下，配备着应有尽有的财富。它的奴隶头数有二千六百二十三个。
在阿蒙之家，快乐的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神庙，在僧侣长的监督下，配备着应有尽有的财富。它的奴隶头数有四十九个。
在阿蒙之家，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牧场，它属于在大河上“捕获暴徒以为俘虏的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它的奴隶头数有一百十三个。
在拉水上“消灭玛舒阿舍的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牧场，在庇阿家的长官监督下……玛舒阿舍。奴隶头数有九百七十一个。
在阿蒙之家，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牧场，在大河上。它的奴隶头数有一千八百六十七个。
在阿蒙之家，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牧场，它是大河的人们在南方维西尔监督下建成的。头数有三十四个。
在阿蒙之家，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牧场，在牛群的长官凯的监督下。头数有二百七十九个。
胜利的伟大者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家，法老在北方为你建造的城市，在众神之王阿蒙·拉之家的领地内，“由于你的胜利，它对你是永在的。”头数有七千八百七十二个。
在洪斯之家，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房屋。头数有二百九十四个。
人，这是他给底比斯的洪斯之家，“喜悦的主宰荷鲁斯是美好的和满意的”，头数二百四十七个。
陛下捕获以为俘虏的叙利亚人、努比亚人，这是他献给众神之王阿蒙的家、穆特的家和洪斯的家的。二千六百零七头。
在阿蒙之家神庙绝好的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队伍，这是他献拾这个家，配备以供做工的人们，七百七十个。
雕像、画像和偶像，这是由诸大臣、旗手、官员、国人所奉献的，为了胜利，为了保护他们和对他们永远负责，法老使他们成为众神之王阿蒙家的财产，二千七百五十六位神，共有五千一百六十四头。
总计八万六千四百八十六头。
牛，各种牲畜四十二万一千三百六十二只。花园和丛树四百三十三处。耕地八十六万四千一百六十八又四分之一阿鲁尔〔arur〕。海船和战舰八十三艘雪松和洋槐造成的造船厂四十六个。埃及的城市五十六个，叙利亚的城市九个，总计六十五个。
〖神庙臣民交纳的货币税与实物税〗
……优质的黄金二百十七得便〔deben〕五凯特〔kidet〕。得自科不多斯沙漠的黄金六十一得便三凯特。得自努比亚的黄金二百九十得便八又二分之一凯持。总计优质的黄金和沙漠的黄金共五百六十九得便六又二分之一凯特。白银一万零九百六十四得便九凯待。总计黄金和白银一万一千五百四十六得便八凯特。黄铜两万六千三百二十得便。
上埃及细亚麻的国士衣服，上埃及的各种有色的衣服三千七百二十二件。布匹三千七百九十五得便。神香、蜂蜜、油、各种器皿一千零四十七件。葡萄汁和酒，各种器皿两万五千四百零五件。人们用以祭神而代替实物税的银子三千六百零六得便一凯特。农民交纳的磨成谷物三十万零九千九百五十包。蔬菜两万四千六百五十捆。亚麻六万四千束。作为捕鸟者贡税的水鸟二十八万九千五百三十只。牛，各种牛犊、无角牡牛、巨大的有角家畜凯得特──埃及牲畜八百四十七头。作为叙利亚贡赋的牛、牛犊、各种长角的牛十九头。总计八百六十六头。活的鹅七百四十四只。
雪松造的巨舰和河船十一艘。洋槐造的巨舰，“漂浮的牲畜栏”、“芦苇”船，用以运输牲畜的木筏七十一个。雪松和洋槐造的船共计八十二艘。大量祭神用的绿洲的产品。
〔译文据《古代世界史资料选读》第一卷《古代东方》第106─112页，个别错宇据此书的德译本校正，标题亦参用德译本，参照《埃及古代文献》第四卷，第87一206页，刘文鹏译〕
埃及宗教之作为战略的奥妙，就是国王和神明打成一片的策略，法老已经成功地和阿蒙神建立了父子关系。而这种“神子”的地位也是各种政治战略的最后底牌。
四，印度东方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4. Religious strategy of Eastern India
《中国文明对印度的可能影响：一个染上了种族主义嫌疑的思想》
我常暗地自问：为什么印度的帝国〔非地区性、部落性的政治实体〕是与佛教的普及一同开始的？为什么佛教的衰落又是与印度本土帝国的衰落同一时代？
众所周知，佛教是对婆罗门教的抵制，是对吠陀宗教那种嗜血的偶像崇拜的一种反抗。若说佛教是吠陀宗教的延续，那也决不是一种自然的延续，而是一种否定性的、革命性的延续。在佛教之前，印度未能组成帝国；在佛教之后，印度土人的帝国就永远式微了。佛教与帝国的关系怎样？佛教对政治的影响是否与吠陀宗教〔或其后身印度教〕大相径庭？其间的区别又何在？尤其令人深思的是，佛教的兴起是与印度的帝国霸权同步，怎样一种历史条件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佛教是一种宽容而温良的宗教，与吠陀－婆罗门－印度教的恐怖嗜血很不相同。但令人奇怪的是，何以佛教这种和平的宗教却有利于帝国的兴盛，而印度教却使帝国衰落呢？是不是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导致了帝国的衰落呢？虽然我们不应将宗教视为政治的决定因素，但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二者同为文明潮汐的体现，二者是由同一的历史演变所促成而互相消长的。
事实显示：佛教不单传布于印度，而且传布于整个东亚。佛教并不阻碍伟大帝国的兴起，反而可为这些帝国的崛起提供一种平衡，“出世”的宗教无形中帮助了现世帝国，使其基础更为牢固。而印度教，非但传不进印度以外的区域，而且限制了印度次大陆形成自己的大帝国。
最近，我通过多日的阅读与思考，获得了一个可能的答案：佛教可能起源于渗透印度边区的黄种人影响！这似乎有点惊人，但从地理和文明传播来看却是完全可能的与合理的。因为黄种人早就从缅甸和云南、西藏，进入了印度的阿萨姆邦一带，阿萨姆邦在种族上应该属于东亚而不是南亚，属于黄种人而不是白种人或是黑人。
再看佛教。作为婆罗门教的反动，佛教可以说是印度传统中的一次革命，后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佛教文明在印度的死亡，使得它成为整合世界的一种力量，正如基督教文明在其犹太人中间的消失，使之成为整合世界的力量。这可能由于佛教反对印度文明和婆罗门教的基础：种姓制度。人们无法设想一种没有种姓制度的印度文明，但佛教却要消灭种姓制度，并因此而不能见容于印度社会。如果印度社会接受了佛教，那就不是真正的印度了，就像是接受了回教的印度就不再是印度，而成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克什米尔等回教领地了。对印度文明来说，种姓制度是核心的核心，不从种姓观念来理解，印度文明就是莫名其妙的。
种姓制度作为雅利安─虾夷的征服纪念，在种族混杂地区确为一种有效的统治秩序；然而它却无法有效动员并凝聚内部力量，结果使得种姓社会经不起外来入侵的打击。即使排除了气候炎热和地形不利等因素，印度人在异族侵略面前也还是表现得特别软弱无力的。而公元前九世纪前后藏缅人由于受到西周王朝扩张的压力而南下寻求新的生存空间时，无疑对印度东方构成了强大的渗透力，并加速了新文明的进程。
由于种姓制是民族之间消化不良所造成的内部隔离的障碍，当面对新的外敌入侵，种姓制度造成的社会分裂难免使它拙于抗敌，使人怀疑它的合理性，怀疑与种族制度密不可分的印度婆罗门教文明，那吠陀的光明宗教与达罗毗荼的黑暗宗教的混血儿，是怎样主宰了印度长达三千多年。历史就是这么嘲弄人的，于是普遍的不安、怀疑、骚动，导致精神世界形成革命……佛教可说是这场精神运动中的佼佼者。佛教为什么兴起于印度东北部？因为这里距离阿萨姆邦较近的缘故。阿萨姆邦自古以来就是东亚种族向印度渗透的边区，那里的主要居民直到现在都是黄种人。
历史因素就是这么复杂。佛教很少沾染过血腥，比道教更加具有和平性格，实为世上最为人性化和融合性的宗教，尤其是小乘佛教和部派佛教。这与祭祀的、斗争的、分层的雅利安人宗教〔婆罗门教〕实在不同。
……
上面是我1979年二十多岁时写下的一篇文字。二十多年以后的一天，我在电脑网络上看到了张鹿芹〔1906─〕：《以佛法研究佛法》的第二章《佛教之兴起与东方印度》，不期然中竟然一拍即合，令人感叹时空的交错之妙。
在这位作者看来，佛教的兴起与印度的东方有莫大关系。例如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印度北部，雅利安文明曾经遭遇强烈反抗；东方的非婆罗门主义，如佛教，耆那教等，都脱离传统的婆罗门教，建立独自的文化体系。此东方新宗教的勃兴，自有复杂的时地因缘。而印度文明后来影响中国最深的，正是这一部分，而非正统的雅利安文明。印度的东方，按照《正法念处经》卷六十七以下的四分法，指东经八十度以东，北回归线以北的地方。按照一般的五分法，东印度仅有今阿萨姆、孟加拉、奥里萨地方。依释迦时代东方人的看法，印度文明的重心在恒河流域，是东方非雅利安文明的孕育地。
在婆罗门眼中，东方等于异国：“婆罗门乎！勿去东方！免与婆罗门之尊严有损！”拘罗地方的婆罗门，曾在他们的典籍中，有过这样的告诫。因为在西方婆罗门国〔即拘罗〕的婆罗门看来，东方的雅利安人已失去血统的纯粹，与东方的土著混血。如摩揭陀人，是首陀罗男子与吠舍女子的混种，不算是纯种雅利安人。波罗奈以东的民族，基本含有大量非雅利安血统。因此，宗教、社会、语言等，都显出非婆罗门文明的倾向。东方的民族，无论是雅利安、非雅利安，都不像西部雅利安人那样的尊敬婆罗门。婆罗门进入东方，不能维持他的尊严。婆罗门教的三大纲要是“吠陀天启”、“婆罗门至上”、“祭祀万能”，但印度东方人，对吠陀已失去坚定的信仰。对婆罗门来说，《吠陀》是神示的，由古代圣者传下，吠陀的语法是神的语法，也是雅利安人所用的语言。宗教与语言原本一体，但雅利安人的散居并与土著民族混血，语言开始混杂，当时在印度东方人中间已经不能说纯粹的梵语，例如“Ｒ”要用“Ｌ”来替代。摩揭陀一带的方言，近人考证近于拍拉喀利语，后来又分化出巴利语。巴利语是佛教的用语，拍拉喀利语则是耆那教所用的。
社会组织方面，在印度西部，种姓制度规定，婆罗门至上，但在东方，婆罗门的地位已被降低，由刹帝利的武士阶层领导一切。这是政教合一，东方的民族复杂，不愿接受婆罗门支配。非雅利安人在族村里各自为政，走向王朝统一的方向。新宗教与新思想，都在东方王朝的保护下兴起，射出反婆罗门教的光芒。即如奥义书中的梵我不二论、轮回业惑论的教义，也不是婆罗门教传统学者的产物，而与东方王朝有关。如《布利哈德奥义书》〔六·二〕说：“此义〔轮回〕，直至今日，婆罗门犹未知之，故世界政治之权，归于刹帝利。”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下，婆罗门阶层除了服从，只有不去东方。
东方摩竭陀一带的文明，有自己的特色，正统的婆罗门把摩竭陀一带看作异教地方。但是东方国王的家谱其实比印度河流域的更早，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就开始了，有的王族甚至沿雪山西进，例如释迦牟尼的先祖就在公元前八世纪左右西进，他们并非雅利安人。东方民族，以和平坚忍的精神与西部雅利安人同化，非雅利安的血统与文化，受到挑战后，产生新的创造。例如，业力轮回说，就是注重人力而非注重神力的、主张机会均等而非议种族独占的、自由而非命定的、道德而非祭祀的，都与婆罗门教不合，实为融冶了东方精神而兴起的宗教革新。以温和的宗教革新为前导，反婆罗门宗教的东方王朝最后统一了雅利安人占据优势的印度西部。
据考证，释迦族就来自东方，当时释迦族是一个城邦制国冢，有高度的自治权。1898年1月，法国人W．C．Peppa在尼泊尔南境的 Pipra─va─〔北纬二十七度三十七分，东经八十三度八分〕，掘得释迦族所供养的牟尼舍利瓶，释迦族居住区域因此确定，明显属于东方民族。《杂阿含经》一零二经〔卷四〕：“尔时，世尊入王舍城乞食。次第乞食，至婆罗豆婆遮婆罗门舍。时婆罗门手执木杓，盛诸饮食供养火具，住于门边。遥见佛来，作是言：住！住！领群特！慎勿近我门！……佛为说偈言：…… 不以所生故，名为领群特；不以所生故，名为婆罗门。业故领群特，业故婆罗门。”婆罗豆婆遮婆罗门，直呼释迦牟尼为“领群特”，并且拒绝他进门；因为他视释迦族为卑劣不洁的民族。释迦牟尼周围的民族，受雅利安文明影响不深，所以在他们中间还能兴起朴实无华的新宗教，这个情形正与耶稣基督的处境相似，耶稣也是被正统的犹太人轻视的，甚至看为外邦人。伟大的先知不约而同，虽然不被家乡悦纳，却能向空洞的思辨、繁琐的祭仪、神秘的咒术宣战。
印度东方新宗教的勃兴，显然还得力于开创佛教的释迦牟尼的非雅利安人身份，那时东方六个主要民族信奉佛教，据说和推尊本族圣者有关，体现了种族文明的共同性。而且释迦牟尼先到东方修学，接触东方文明，如注重现实经验、重视变化，尊重自由思考、主张种族平等、反对吠陀权威。东方宗教特别是后来居上的佛教，反过来又推进了东方民族的发展，相形之下印度西部的雅利安文明反倒没落了。佛教的传布因此冲过恒河上游，到达印度河流域。
公元前六世纪到前四世纪，波斯人和马其顿人先后入侵并占领印度西北部，直到恒河上游，这使得婆罗门的领导权遭受沉重的打击。后来东方的吠舍商人旃陀罗笈多起来，团结印度五河地区的力量，驱逐这些迟到的雅利安外族占领军，然后回兵东向，创立了统一印度的孔雀王朝，并定都在东方的政教中心。五十年后，阿育王即位，摩揭陀帝国非常隆盛，佛教也成为印度的国教，并传到印度以外，改变了东亚的历史。佛教其实就是印度东方民族的征服战略。
著名的阿萨姆人〔Assamese〕1980年代统计为1462.5万人，是阿萨姆邦的主要居民。阿萨姆邦的最早居民属原始澳大利亚人种，体质特征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的原始部落相近。后来达罗毗荼人进入，与之发生混合；再后来黄种人、雅利安人相继到来。他们经过长期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阿萨姆人。阿萨姆人一般肤色呈黄色或黑黄色，身材矮小，面部有明显黄种人特征。他们使用的阿萨姆语，虽属印欧语系印度语族〔与孟加拉语相近〕，但受藏缅语影响很大。
在性的问题上，佛教戒淫而保守，但受到雅利安人印度教的淫乱影响，就形成了所谓“密宗”，在绘画和雕刻中有大量性内容，最突出的“欢喜佛”也称“欢喜天”，大多是男女裸身相抱交媾的“佛像”。其借口竟然说，但是为了达到成佛的目的，可以利用女性作修法的伴侣，称为“明妃”。“欢喜佛”的性交的佛像，性交姿式，以立姿为主。有时，性交的当事人竟是“兄弟夫妇”！《清稗类钞》说欢喜佛“相传出自蒙古”，其实欢喜佛出自印度，从印度传到西藏，再到蒙古。她的动物模特儿是象、是牛，都是印度传统中的“神性动物”。蒙古占领时期〔元朝〕欢喜佛传到中国，明朝时候欢喜佛进入皇宫。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大臣要求除去皇宫中的欢喜佛，《通俗编》说：“留青日札：禁中自来有佛堂室殿，嘉埃时议除去。大学士李时、礼部尚书夏言入看大喜殿，内有金银铸男女淫亵状者，名曰‘欢喜佛’，传闻，欲以教太子，虑其长于深宫，不知人事也。十五年五月，夏言题请毁灭。”到清朝以后，照《清稗类钞》说法，整个社会已到淫风大甚的地步。外来统治元、清和半个明，以及外来文化喇嘛教，已经彻底毁灭了中国人的礼义廉耻。
五，欧洲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5. Religious strategy of Europe
公元637年，阿拉伯人的铁蹄攻占了耶路撒冷以后，就在那里修建了清真寺与岩石殿，从此，圣地耶路撒冷多数时间都在阿拉伯伊斯兰教（中国人称为回教）徒的控制之下。四出扩张的阿拉伯回教徒虽然控制了圣城耶路撒冷，但由于阿拉伯人对本地基督徒实行怀柔政策，而外来的基督教朝圣者只是崇敬和向往圣地耶路撒冷，并没有夺取它的打算，因此两个宗教一直能够和平共处，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塞尔柱土耳其人在中东一带兴起之后。
公元1000年左右，一支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进入呼罗珊，即现今的伊朗东部及北部一带。1040 年塞尔柱人打败另一支突厥人建立的、以阿富汗为中心的伽色尼王朝，1055 年进入巴格达，并迫使哈里发封其为苏丹，建立起塞尔柱帝国 。从此，阿拉伯世界的“哈里发”开始为突厥的“苏丹”取代，并由此直接激起了“十字军运动”。而此后一千年间，回教国家与欧洲人的冲突，主要对象都是土耳其人而不是阿拉伯人。
当然，十字军东征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赎罪愿望、宗教修道、苦行朝圣的扩大化。这时，去《启示录》所说的“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亲临沐浴神的荣耀光照，亲自在“圣城的光里行走”，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最大愿望。
这圣城耶路撒冷虽然是全部圣经的终点，其实也是近代一切乌托邦理想的起点：“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样或作回）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新妇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阿，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启示录》二十一章10节—二十二章21节）
这样，去圣地旅行的朝圣活动，规模越来越大，于是，在公元1065年，就出现了一支由主教带领七千日耳曼信徒组成的朝圣队伍，浩浩荡荡地向耶路撒冷行进。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这耶稣基督受难的地方，沿着当年耶稣基督身背十字架走过的道路，亲眼目睹耶稣基督被钉死的那座头骨形状的小山丘──髑髅地时，心中就感到了耶稣基督承受十字架的重负与苦难，来为世人赎罪的意义。自我赎罪的愿望，使得十字架不再是痛苦耻辱的象征，而是天国福音的象征，成为每一个信徒坚守信仰的标记。来到圣地耶路撒冷，就是通过苦难行程的考验，在灵魂的净化之中来走向新天新地。
但是，这个局面到公元1077年当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耶路撒冷以后，就完全改变了。基督教的朝圣者就开始受到限制，占领者还向朝圣者征收高额的费用，因为此时的塞尔柱土耳其人正在猛攻拜占庭帝国，需要源源不断的军费开支。取代了阿拉伯回教徒进行再度扩张的土耳其回教徒，连番征战得胜，势力直接插入欧洲基督教国家内部。在中东，当地的基督教徒不断遭受宗教迫害，许多信徒遭到勒索或杀害，另一些人被迫改信回教。土耳其人几次逮捕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总主教，然后拉着他的头发到街上游行，以达到恐吓勒索的目的。比阿拉伯人缺乏宽容精神的土耳其人从此切断了东西方之间的交通，朝圣的基督徒到耶路撒冷的道路被封，拜占庭帝国也被回教势力包围。到了公元1085年，日耳曼信徒前往圣地耶路撒冷的道路已被完全切断。1092年，已经横扫了拜占庭帝国后方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又占领了离君士坦丁堡只有十来公里的尼西亚。据史家记载，那时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从窗户望出去，所能看到的地方就有很多不再属于拜占庭帝国了。不到四百年以后，1453年，另外一支土耳其人奥斯曼部落终于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的全部领土，并把君士坦丁堡一直占领到今天。
回到十一世纪，在拜占庭帝国苦苦坚持了三年以后，由于大苏丹的去世，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开始瓦解，拜占庭皇帝终于等来了收复失地的那一天。然而，经过多年的战争，拜占庭帝国早已衰弱不堪，没有能力承担起这一重任。于是，在公元1095年，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一世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求助，希望对方帮助其征募雇佣军，以便进行反攻。
来自拜占庭帝国的求助，得到了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us II，1042─1099年〕的积极响应，教皇在1095年11月28日发表演说，呼吁欧洲信徒组织自卫武装，反抗异教攻占圣地耶路撒冷的侵略行为。后来人们因为参加战争的民众佩有基督受难的十字标志，因此称他们为“十字军”〔Crusades〕。
乌尔班二世出生于法国贵族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年青时在兰斯任副主教，先后担任克吕尼隐修院修士、副院长、红衣主教，1088年当选为罗马教皇。1095年11月28日法国克雷蒙〔Clermont〕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会议有六七百名主教和修院院长参加。会议闭幕前夕，他面对数以千计的听众，发表了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演说，向出席者们叙述了土耳其人在耶路撒冷践污圣地、迫害基督教徒的情况，并呼吁他们组军东征，解救在东方遭受苦难的教友。这一演说不仅改变了世界历史，而且作出一个“宗教战略的典范之作”。在演讲中，他抗议侵占巴勒斯坦圣地的塞尔柱土耳其人亵渎上帝、污辱朝圣者。他声称东方教会再三求援，基督教世界已因回教徒的胜利而蒙羞。在这种情况下，他一面呼吁所有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投入圣战，为“夺回主的陵墓”而进行十字军东征；另方面他指出，圣地是一片肥沃富饶的土地，宣布参加十字军东征可以免除一切苦行，其宗教上的罪行可以得到赦免。
分析家认为，乌尔班的演说以上述两个方面对动机最高尚的人和动机最卑鄙的人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结果在听众当中激起了澎湃如澜的热浪。在他的演讲结束之前，全体听众高呼：“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个口号很快就成了十字军东征的口号。在几个月内，第一次十字军就出发了，随后就爆发了一系列长期的神圣战争，这场系列战争长达两百多年，完全改变了地中海国家的风貌。尽管乌尔班二世本人在第一次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两周后就去世了，并未听到占领的消息，但若没有他的鼓舞就不会有十字军东征。虽然远征的条件已经成熟，但要掀起一场全欧运动，必须有一个宗教战略方面的核心人物，仅仅依靠政治领导是不够的。
乌尔班二世的《演说辞》堪称宗教之作为战略的典范：
“上帝的众子啊！你们既然应许天主要热忱维持彼此的和平，要忠实执行教会的法律，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在等待你们：这是一件你们自己和天主同样关心的事，这就是你们必须去救助那些住在东方的兄弟们，他们正迫切期待你们的援助，而且也时刻祈求你们的援助。
正如你们所知，一个来自波斯的民族，塞尔柱突厥人已经入侵我们东方兄弟的国家，他们一路攻到号称‘圣乔治臂膀’的地中海边境，在罗曼尼亚〔小亚细亚〕，突厥人七次攻打基督徒，七次获胜，又侵占了我们的圣地──耶路撒冷，他们在大肆蹂躏上帝的国度，毁坏基督教堂，掳杀虔诚的上帝子民，污辱贞洁的妇女，贪婪地饮着受洗儿童的鲜血。如果你们允许他们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干涉，他们就会更加猖獗地伸出魔掌，打击上帝所信任的子民，那将是件多么令人羞耻的事。所以我要勉励你们，也恳求你们──不是我，是主亲自勉励你们，基督的使者们，督促一切有封爵等级之人，乃至所有骑士、士兵、富人与穷人，都必须迅速予东方基督教徒以援助，把凶恶的突厥民族赶出我们的领土！我告诉在座的各位，也通知不在场的人：这是主的旨意。
让我们投入一场神圣的战争──一场为主而重获圣地的伟大的十字军东征吧！让一切争辩和倾轧休止，登上赴圣地的征途！从那个邪恶的种族手中夺回圣地！那个地方〔耶路撒冷〕，如同《圣经》所言，是上帝赐与以色列后嗣的，遍地流着奶和蜜。耶路撒冷是大地的中心，其肥沃和丰富超过世界上的一切土地，是另一个充满欢娱快乐的天堂。我们这里到处都是贫困、饥饿和忧愁，连续七年的荒年，到处都是凄惨的景象，老人几乎死光了，木匠们不停地钉着棺材，母亲们悲痛欲绝地抱着孩子的尸体。东方是那么的富有，金子、香料、胡椒俯身可拾，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坐以待毙呢？
这是一场值得参加，终将胜利的战斗。让那些过去做强盗的人，现在去为基督而战，成为基督的骑士吧！让那些过去与自己的亲朋兄弟争斗不休的人，现在理直气壮地同那些亵渎圣地的野蛮人战斗吧！让那些为了微薄薪水而拼命劳动的人，在东方的征途中去取得永恒的报酬吧！身心交瘁的，将会为双倍的荣誉而劳动，他们在这里悲惨穷困，在那里将富裕快乐。现在他们是主的敌人，在那里将成为主的朋友！毫不迟疑地到东方去吧！凡是要去的人都不要再等待，赶紧回去料理好事务，筹备足经费，置办好行装，于冬末春初之际，奋勇地踏上向东的征途！
本着主赐予我的权柄，我郑重宣布：凡参加东征的人，他们死后的灵魂将直接升入天堂，不必在炼狱中经受煎熬；无力偿还债务的农民和城市的贫民，可免付欠债利息，出征超过一年的可免纳赋税。凡动身前往的人，假如在途中，不论在陆地或海上，或在反异教徒的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他们的罪愆将在那一瞬间获得赦免，并得到天国永不朽灭的荣耀。向着东方出发吧！不要犹豫，不要彷徨，为荣耀我主，去吧！”
他还建议，这支人民军队以“十”字标志为旗号，并在胸前或肩上配带十字徽章。
教皇的演说，让冒着风雪出席会议的信徒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现场情绪十分高昂。许多人在教皇演讲结束后，争着向他领取十字徽章，表明参军东征的意愿。在演说词的鼓舞下，十字军东征〔Crusades Expeditions，1096－1291年〕前后进行了八次。
乌尔班二世的克莱芒演说是用法语发表的，美国人汤普森所撰《历史著作史》中称，该讲稿有四份记录，但都不完整且辞章各异。有的版本还有以下开场白：
“各位敬爱的兄弟：我，凭借上帝恩赐而成为基督教教宗和整个世界领袖的乌尔班，向你们发出最紧急的呼吁。我作为背负天命的使者，来到你们这群上帝的仆人中间。我希望能在你们身上找到我所期待的那种对上帝的忠贞。但如果你们身上有任何有违上帝意旨的异端，我也将尽我所能，加以化解。上帝使你们生为他大家庭中的仆人，让上帝通过你们的服务感受到你们的虔诚，这将是你们由衷的幸福。你们被称作牧羊人，有鉴于此，你们不应当做为金钱的佣人，而应该做一个时刻手握牧杖的真正的牧羊人，不要偷懒，而要从所有的方面保护你的羊群。如果你玩忽职守漫不经心，导致狼叼走了你羊群中的任何一只羊，那么毫无疑问你将失去上帝许给你的奖赏。及后，你只能在地狱里追悔莫及地试图擦去你的污点。福音书上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新约·马太福音5.13》）世界是多么需要盐啊（译者注：耶稣在山上宝训中把教徒比作盐）！对你们来说，确应像盐一样保持其特质，在对尘世的愚昧的低级趣味中开启智慧，否则当主对他的信徒们布道时，将从他们身上发现原罪导致的腐败与脓疮。他将发现他们的病痛，那就是罪恶──来自于他们对自己的责任马虎大意，他将把他们作为无用之物，投入充满不洁之物的深渊，因为他们愧对主的伟大牺牲，他必会将他们逐出他所爱的神圣之所。
对一个人来说，要持有“盐”的品质，应该做到谨慎而有远见、谦逊而有学识、平和而有警觉、虔诚而诚实、公正而纯洁。以其昏昏，何能使人昭昭？己不正，何以律人？若一个人憎恶和平，他怎能让他人保守和平？又或者一个以卑污之行玷污自己双手的人，他又能清洗他人身上的不洁？我们读到过，“若是盲人给盲人引路，二者都要掉在坑里。”（《新约·马太福音15.14》）首先正己，方可律正追随你的人。如果想让上帝对你友善，就得满怀欣喜地去做能取悦于他的事。你尤其必须做的是，让属于教会的一切权益，都遵守教会的法规。要谨防圣职买卖的罪行在你们之中生根，任何买或卖教会职务的人都将接受主的鞭笞，将被赶向混乱与毁灭。要保证教会和圣职的纯洁。要将什一税视为对上帝的奉献，诚实地缴纳土地中的一切出产，不得藏匿或私售，任何谋夺主教的人，将处以流放，任何谋夺教师教士、圣职人员、修女、以及其仆人商旅及朝圣者的人，将被革出教门，让所有的强盗、纵火犯及其同伙都被驱逐出教。任何拒绝布施的人，都将下地狱受诅咒，为何他会和抢夺者受同样的处罚？因为《路加福音（16：19）》上说，他窃取了本属于别人的东西，却没有好好利用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如你们所见，长久以来，世界因为罪恶而陷于混乱。在你们的一些省份中形势尤坏，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而你们在执行正义方面表现得如此不得力，以至于行路的旅人无论白天黑夜都难以免于强盗的袭击；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人们都时刻处在被抢劫和被诓骗的危险之中。因此，我们有必要停止纷争与冲突，重新实现我们神圣的父辈达成的“上帝休战”。我敦促并要求你们每一位，努力维护你们教区的休战局面，如果任何人由于他的贪婪或傲慢打破这一协议，将由权威的上帝与教廷予以制裁。
尽管如此，上帝的子民们，你们已经承诺将比以往更将坚定地维护和平，捍卫教会的权利，但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等待你们。你们必须拿出基于你们的正直的力量，去应答另一个就像来自上帝一样的号召。你们东方的兄弟正急切地需要你们的帮助，而你们必须向你们经常承诺的那样尽快地施以援手。
（英译本：Most beloved brethren: Urged by necessity, I, Urban, by the permission of God chief bishop and prelate over the whole world, have come into these parts as an ambassador with a divine admonition to you, the servants of God. I hoped to find you as faithful and as zealous in the service of God as I had supposed you to be. But if there is in you any deformity or crookedness contrary to God's law, with divine help I will do my best to remove it. For God has put you as stewards over his family to minister to it. Happy indeed will you be if he finds you faithful in your stewardship. You are called shepherds; see that you do not act as hirelings. But be true shepherds, with your crooks always in your hands. Do not go to sleep, but guard on all sides the flock committed to you. For if through your carelessness or negligence a wolf carries away one of your sheep, you will surely lose the reward laid up for you with God. And after you have been bitterly scourged with remorse for your faults-, you will be fiercely overwhelmed in hell, the abode of death. For according to the gospel 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Matt. 5:13）. But if you fall short in your duty, how, it may be asked, can it be salted· O how great the need of salting! It is indeed necessary for you to correct with the salt of wisdom this foolish people which is so devoted to the pleasures of this -world, lest the Lord, when He may wish to speak to them, find them putrefied by their sins unsalted and stinking. For if He, shall find worms, that is, sins, In them, because you have been negligent in your duty, He will command them as worthless to be thrown into the abyss of unclean things. And because you cannot restore to Him His great loss, He will surely condemn you and drive you from His loving presence. But the man who applies this salt should be prudent, provident, modest, learned, peaceable, watchful, pious, just, equitable, and pure. For how can the ignorant teach others· How can the licentious make others modest>· And how can the impure make others pure· If anyone hates peace, how can he make others peaceable · Or if anyone has soiled his hands with baseness, how can he cleanse the impurities of another· We read also that if the blind lead the blind, both will fall into the ditch （Matt. 15:14）. But first correct yourselves, in order that, free from blame , you may be able to correct those who are subject to you. If you wish to be the friends of God, gladly do the things which you know will please Him. You must especially let all matters that pertain to the church be controlled by the law of the church. And be careful that simony does not take root among you, lest both those who buy and those who sell （church offices） be beaten with the scourges of the Lord through narrow streets and driven into the place of destruction and confusion. Keep the church and the clergy in all its grades entirely free from the secular power. See that the tithes that belong to God are faithfully paid from all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let them not be sold or withheld. If anyone seizes a bishop let him be treated as an outlaw. If anyone seizes or robs monks, or clergymen, or nuns, or their servants, or pilgrims, or merchants, let him be anathema （that is, cursed）. Let robbers and incendiaries and all their accomplices be expelled from the church and anthematized. If a man who does not give a part of his goods as alms is punished with the damnation of hell, how should he be punished who robs another of his goods· For thus it happened to the rich man in the gospel （Luke 16:19）; he was not punished because he had stolen the goods of another, but because he had not used well the things which were his.
"You have seen for a long time the great disorder in the world caused by these crimes. It is so bad in some of your provinces, I am told, and you are so weak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hat one can hardly go along the road by day or night without being attacked by robbers; and whether at home or abroad one is in danger of being despoiled either by force or frau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enact the truce, as it is commonly called, which was proclaimed a long time ago by our holy fathers. I exhort and demand that you, each, try hard to have the truce kept in your diocese. And if anyone shall be led by his cupidity or arrogance to break this truce, by the authority of God and with the sanction of this council he shall be anathematized."
After these and various other matters had been attended to, all who were present, clergy and people, gave thanks to God and agreed to the pope's proposition. They all faithfully promised to keep the decrees. Then the pope said that in another part of the world Christianity was suffering from a state of affairs that was worse than the one just mentioned. He continued:
"Although, O sons of God, you have promised more firmly than ever to keep the peace among yourselves and to preserve the rights of the church, there remains still an important work for you to do. Freshly quickened by the divine correction, you must apply the strength of your righteousness to another matter which concerns you as well as God. For your brethren who live in the east are in urgent need of your help, and you must hasten to give them the aid which has often been promised them. For, as the most of you have heard, the Turks and Arabs have attacked them and have conquered the territory of Romania （the Greek empire） as far west as the shore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Hellespont, which is called the Arm of St. George. They have occupied more and more of the lands of those Christians, and have overcome them in seven battles. They have killed and captured many, and have destroyed the churches and devastated the empire. If you permit them to continue thus for awhile with impurity, the faithful of God will be much more widely attacked by them. On this account I, or rather the Lord, beseech you as Christ's heralds to publish this everywhere and to persuade all people of whatever rank, foot-soldiers and knights, poor and rich, to carry aid promptly to those Christians and to destroy that vile race from the lands of our friends. I say this to those who are present, it meant also for those who are absent. Moreover, Christ commands it.
"All who die by the way, whether by land or by sea, or in battle against the pagans, shall have immediate remission of sins. This I grant them through the power of God with which I am invested. O what a disgrace if such a despised and base race, which worships demons, should conquer a people which has the faith of omnipotent God and is made glorious with the name of Christ! With what reproaches will the Lord overwhelm us if you do not aid those who, with us, profess the Christian religion!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accustomed unjustly to wage private warfare against the faithful now go against the infidels and end with victory this war which should have been begun long ago. Let those who for a long time, have been robbers, now become knights.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fighting against their brothers and relatives now fight in a proper way against the barbarians.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serving as mercenaries for small pay now obtain the eternal reward.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wearing themselves out in both body and soul now work for a double honor. Behold! on this side will be the sorrowful and poor, on that, the rich; on this side, the enemies of the Lord, on that, his friends. Let those who go not put off the journey, but rent their lands and collect money for their expenses; and as soon as winter is over and spring comes, let hem eagerly set out on the way with God as their guide."）
号召基督徒组成保卫信仰的十字军，对异教徒进行军事讨伐，其实并非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的首创。早在公元1063年，法国贵族就组织了一支骑士队伍，代表基督徒向占领西班牙的阿拉伯人进行圣战，并发誓要将这些阿拉伯人赶走。不过，在阿拉伯人的大军面前，一队人数不多的骑士无济于事，结果只好败下阵来。随后在公元1073年，又有法国的贵族率领人马，前往西班牙与阿拉伯人作战，但仍然不是阿拉伯大军的对手。这就意味着十字军的圣战必须具有相当的规模，才能够在势均力敌的对阵之中保持不败。十多年过去了，在1085年，卡尔提斯王阿尔封斯六世率领来自西班牙、法国、德国的庞大骑士军团，取得了圣战的第一次胜利，攻克了阿拉伯人占领的托里多城，引起了诸多王公贵族的群起效法。所以，在一年以后，阿拉伯人击败阿尔封斯六世的时候，法国贵族立即率领军队进入西班牙。所有这些在西班牙进行的针对回教徒的圣战，都得到了罗马教皇们的支持，教皇允诺每一个去西班牙进行圣战的天主教徒，可以赦免一切罪恶。因此我们可以说，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是十字军运动的先驱。
而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创造性在于，通过著名的演说，揭开了十字军东征的序幕。
首次的东征十字军共有两队。第一队是由隐修士彼得所率领，此支十字军是由二万名贫农组成，称为“农民十字军”，出发不久，已有好几千人病死于途中。此支军队缺乏训练，从君士坦丁堡进入小亚细亚，很快就被土耳其人的正规军屠杀干净。这一生命与鲜血凝成的失败，使乌尔班二世不敢再掉以轻心，决心以骑士为骨干来组成精锐的主力部队。这些骑士或者是破了产的贵族，或者是没有长子继承权的贵族子弟，他们在一无所有之中渴望摆脱困境，除了有受宗教信仰驱动的一面之外，他们还表现出强烈的好战欲望与急于获得财富的贪心，关于这一点，早在西班牙对阿拉伯人进行圣战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预演。公元1096年8月，由法兰西与意大利两国的王公贵族组建的以骑士为核心的十字军开始陆续出发，在君士坦丁堡汇合，这支圣战大军的人数在两万五千到三万人之间。
他们在1097年齐集君士坦丁堡，苦战数个月，占领了安条克等城市。但很快又被土耳其大军包围。经过了两年的苦撑，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随即十字军建立了十字军国家耶路撒冷王国，同时还建立了三个附属小国：伊德萨伯国、的黎波里伯国、安条克公国。
1144年，塞尔柱帝国攻占伊德萨。耶路撒冷国王向法王路易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求援，开始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1149年〕。出动较早的德意志十字军在小亚细亚被土耳其人击溃。法国十字军攻占大马士革的企图也落了空，故这次远征未达到任何目的。
1187年，埃及苏丹萨拉丁攻占耶路撒冷，俘虏了耶路撒冷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红胡子〕、英国狮心王理查一世和法王腓力二世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年－1192年〕。腓特烈率其部队，沿上次远征的陆路穿越拜占庭。法国人和英国人由海路向巴勒斯坦挺进，途中占领了西西里岛。德意志十字军最初约十万人，一路上伤亡惨重，冲过了整个小亚细亚，但红胡子在横渡萨列夫河时溺死，其军队也就随之瓦解。腓力占领了阿克拉港后，于1191年率部分十字军返回法国。理查在叙利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攻占了塞浦路斯，并建立了塞浦路斯王国，以后，于1192年与埃及苏丹撒拉丁签订和约。据此和约，从提尔到雅法的沿海狭长地带归耶路撒冷王国所有，耶路撒冷仍然留在穆斯林手中。
1202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发起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年－1204年〕。最初的目标是埃及，后来改变了军事计划，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也被攻克，并建立了拉丁帝国〔1204年－1261年〕。儿童十字军〔Children's Crusade，也称童子军〕也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兴起。当时人们鉴于十字军一再失败，认为是成年人有罪，不能解放“主的陵墓”，只有无罪的儿童才能解放耶路撒冷。1212年，法国的几万儿童组成军队出征东方，部分遭遇风暴被淹死，另外一部分被作为奴隶贩卖到埃及。随后德国的第二批童子军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死亡大半，剩下的人被阻在意大利，会途中又因为饥饿、寒冷和生病死去许多人。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7年—1221年〕酝酿很久。1213年4月19日，教皇英诺森三世要求信徒组建一支新十字军。不过，此教令得不到欧洲的君主们支持。于是，教皇要求教士进行布道宣传，将信徒、社会地位较低的贵族和破落的骑士加入十字军。1215年11月，教皇在拉特兰大堂主持召开了宗教会议，宣布组建一支以攻打埃及为目标的十字军，通过战胜埃及的穆斯林王朝进而重新夺取耶路撒冷。1217年，十字军先到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城市阿克开拔。途中，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年迈的皇帝约翰、塞浦路斯的于格一世和安条克公国的王储博希蒙德四世也加入支持。其间，十字军按惯例沿途掳掠。在1218年6月，开始包围达米埃塔。但在几个月的战争中，疾病困扰着十字军。适逢此时，穆斯林苏丹阿迪尔死了。1219年11月，达米埃塔失守。十字军终打开了胜利之门。1221年，十字军企图进攻开罗。战役中，穆斯林军队借尼罗河水截断十字军的路，并包围十字军。9月，穆斯林收复达米埃塔。第五次十字军战争终告失败。
第六次十字军远征〔1228—1229年〕，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率领下进行的，这次远征使耶路撒冷在1229年暂回到基督教徒手中，但1244年又被穆斯林夺回。
法王路易九世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年－1254年〕，进攻埃及惨败，路易九世被俘。1250年以大笔赎金赎回。
第八次十字军东征〔1270年〕还是由法王路易九世领导，进攻突尼斯。路上发生流行病，路易九世染病身亡，军队撤退。
此后，教皇或国王都号召不起东征，十字军在东方的领土逐渐落入穆斯林手中。1291年，最后一个据点阿卡〔今以色列北部城市〕陷落，耶路撒冷王国灭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告终。
十字军的参加者社会成分繁杂不一，武器装备也不统一。身裹甲冑的骑士装备的是中等长度的剑和用于刺杀的重标枪，一些骑马或徒步的骑士除剑外，还装备有锤矛或斧子。大部分农民和市民装备的是刀、斧和长矛。十字军采用的是骑士军战术，战斗由骑士骑兵发起，一接战即单个对单个的决斗，协同动作有限。与十字军作战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主要兵种是轻骑兵。交战时，他们先用箭击溃十字军的部队，然后将其包围，实施攻击，分隔成数个孤立的部分加以歼灭。
但十字军毕竟打开了东方贸易的大门，使欧洲的商业、银行和货币经济发生了革命，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造成了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条件。十字军还使东西方文化与交流增多，刺激了西方的文艺复兴，阿拉伯数字、代数、航海罗盘、火药和棉纸，都是在十字军时期内传到西欧的。十字军也通过失败促进了西方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如欧洲人开始学会制造燃烧剂、火药和火器；懂得使用指南针；海军也有新的发展，摇桨战船开始为帆船所取代；轻骑兵的地位与作用得到重视等。
十字军运动的失败，其直接后果就是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和巴尔干半岛的沦陷，以及整个东欧和中欧的门户大开。但是这也从反面让我们见识到：宗教因素在欧洲安全战略上的重要作用。
六，回教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6. Religious strategy of Islam
关于穆罕默德〔Mohammed，570─632年〕如何改造阿拉伯人的传统的麦加偶像崇拜，使之成为一种适于进行世界扩张的“一神教”，人们已经谈论的很多，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们这里看看另外一个著名人物，和匈奴人阿提拉、蒙古人成吉思汗并称为三大“草原征服者”的突厥人跛子帖木尔〔Tamerlane，1336─1405年〕，是如何也把宗教作为一个战略来使用的，虽然和穆罕默德不同的是，帖木尔的扩张策略最后导致了回教的衰落。历史家们喜欢把跛子帖木儿描绘成一个丧失理性的狂人，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一描绘是被征服者的恐惧后遗症，仅就帖木儿处置奥斯曼首领巴耶塞特一世的整个过程来看，他完全称得上是个狡诈的、机智的、富于理性的人，比教主穆罕默德本人毫不逊色。
帖木儿曾经写信给巴耶塞特，对奥斯曼家族的卑微出身作了尖刻的揭露，同时说他考虑到奥斯曼帝国作为欧洲的回教堡垒和奥斯曼人在那里进行的圣战，他愿意赦免他们，否则“像你这样的小王公，能与我们相抗衡吗？”但巴耶塞特拒绝妥协，因此帖木尔1402年6月终于入侵奥斯曼帝国，向安卡拉进军，1402年7月20日进行决战，巴耶塞特和他的一个儿子一起被俘，帖木尔优待他们，他们却试图逃跑，因此被关入铁笼，几个月后死去。这种“先礼后兵”的策略显然轻易排除了来自宗教方面的阻力，抵消了奥斯曼人利用回教的“圣战”口号进行军事扩张的诡计。
在其它方面，帖木尔也表现了类似的双重性格。他在1400年10月进攻叙利亚时，在阿勒颇城下打败了埃及的马木留克奴隶兵团。一旦成了主人，他的双重面孔即“诡辩的文人和大屠杀的统帅”的面貌出现。他在回教学者面前，存心不良地提出一个难题：在战死的人中，是他的士兵们，还是马木留克的奴隶士兵有权获得殉道者的称号？
他与学者们讨论神学问题，强迫这些正统的逊尼派把被逊尼派杀害的穆罕默德女婿阿里纳入合法的哈里发之列。其实，帖木尔本人并非阿里的十叶派，他这样刁难的目的在于声东击西：在与法学家们进行学术会谈之余，他屠杀城堡守军，垒起了几座“人头塔”，并持续三天洗劫了贸易中心阿勒颇城，而原先他是答应赦免这座城市的。帖木尔的恶名可能来自一位被放逐的历史学家伊本·阿拉不沙，当时他年仅十二岁，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帖木尔的书，为自己报了仇。
在欧洲人心目中，帖木尔的主要特征是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一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极度虚伪。正像对宗教的虔诚一样，他还扮演无畏的战土和深谋远虑的指挥者，是艺术家和文人的朋友。但是，一旦法律在他一边，并可以援引《可兰》〔Al─Qur'an〕为根据时，他就采取背信弃义的方式，反对原先的盟友，就像成吉思汗那样反复无常，得以“登上王位，戴上金王冠，系上帝王的腰带出现在诸王公面前，他们都跪在他面前”。帖木尔以不坦率和诡辩的方式来处理统治权问题，他不敢重新制定一套全新的法律，宁可沿用成吉思汗法律而不采用穆斯林法律，因为他想要继承成吉思汗的法统，虽然在实践中，他不断求助《可兰经》，因此被称为“不虔诚的穆斯林”。在早期，他就在塔什干与宿敌蒙古人签订协议，极力煽动他们入侵自己的祖国，帮助自己夺取政权。这和二十世纪的中国领袖们利用列强入侵之际大发国难财是何等相似。在现代人看来，“结局是演出了一幕杰出的东方式虚伪的喜剧，以对友谊的一再声明、复归于好的拥抱和每次都喊出《可兰经》中虔诚的格言而完成的，接着便是背叛，突然袭击和即刻处决。”
为帖木尔歌功颂德的《帖木尔武功记》说：“当上帝要什么事情发生时，他会提供种种理由，由于这些理由，该事情就会按天意而产生。上帝已注定把亚洲帝国给予帖木尔和他的子孙，他预见了帖木儿温和的统治，它将给他的臣民们带来幸福。”其实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说，“一个世纪以前成吉思汗的蒙古入侵也没有这样残酷，因为蒙古人只是未开化的人，他们杀人只是因为在数世纪中杀人已经成为游牧民对待定居人民的习惯行为。残忍的帖木儿对此又增添了宗教屠杀的色彩。他杀人是由于‘虔诚’。他代表了蒙古野蛮性和穆斯林狂热性的综合体，这在历史上可能是空前的，他代表了由于抽象观念，同样也是由于一种责任和一种神圣使命的缘故而进行的屠杀，一种原始屠杀的高级形式。”帖木尔打败了喀什噶尔和南俄罗斯的成吉思汗后裔和印度的苏丹，而他对亚洲西部的征服使得拜占庭帝国获益匪浅，正像莫斯科公国从他对金帐汗国的胜利中获得喘息。而所有这些结果都对回教国家极为不利。
他的背景促使他那么残酷，背景的不同──例如较古老而陈腐的穆斯林世界东部和刚刚从基督教那里抢来的边区小亚细亚之间的不同，使得帖木尔帝国在他死后迅速瓦解，就像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迅速瓦解，而不屈不挠的“蛆虫般”的奥斯曼国家，却在死灰中复燃了。帖木尔的部下多是些没有宗教热忱的国际冒险家，他们的惟利是图和首鼠两端，使其国家其兴也速，其亡也速。而奥斯曼突厥〔土耳其〕的加齐们却是些心胸狭窄的封建武士，想控制他们很不容易，而一旦控制住了则比较稳固。由于这批来自中国边境沙漠地带的部落民，终于在小亚细亚找到了一块更好的山区，所以就源源而来、决不撤退了。相比之下，差不多处境的阿拉伯人由于早来了五六百年，就占领了更为肥沃的美索布达米亚和埃及、叙利亚，对小亚细亚的欲望也就不那么强烈了。而同样这块山区，对得天独厚的希腊人来说，却始终缺乏真正的吸引力。近东历史的这一页，同样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
和前述几种宗教不同的是，回教迄今还对其信徒具有人身控制的能量。2005年，在“欧洲文明的心脏”，“素有自由民主传统和人权意识的法兰西”，爆发了愈演愈烈并迅速蔓延的持续暴力骚乱，并在其他欧洲国家得到类似的暴力响应。法国官方已经宣布，承认移民政策和融入模式没有实效。联合国高级成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欧洲尚不具备“和谐生活”的条件。
威廉·法耶在《殖民欧洲》中指出：同回教士的说法相反，回教不只是一个像基督教那样的“信仰”，而是一个要求扩展的“教族”。回教在欧洲的计划，正如《可兰》上说的，就是征服欧洲。“我们已经身处战争了，而西方的欧洲人还没明白。相反，俄罗斯人却明白了。因为回教是一个传播价值观的媒介，它主张的个人的和集体的理论，里面规定的原则高于一切和不可触犯，这些规矩被强加在信仰者的头上，使他们认为，是由于这些原则他们自身的存在才有了意义〔……〕，但是，回教和欧洲的精神毫无相符之处。他们的大量进入欧洲比‘美国化’更加削弱了欧洲文化。一个要求承认的教条主义，一个不主张幸福精神的教义，一种以绝对服从上帝为名而对人道主义〔即人对自己的意志享有自治权〕的根本否定，一种极端严酷的强迫义务和社会关系，绝对的一神论，一种对世俗社会施以神权政治的混乱，一种对艺术和科学创作自由不明言说的深恶痛绝，这一切都与欧洲的思想传统、尤其是欧洲的多神论传统格格不入。”
《殖民欧洲》中指出：最折磨回教的就是“圣战”思想。死亡，复仇，毁灭，屠杀，这些词汇在《可兰经》里随处可见。那些说回教是一个和平的容许共居的宗教的人们，恰恰不了解回教。〔……〕他们企图让人们相信有一个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和一个文明的回教。他们忘了所谓的“文明回教”任何时刻都可以一跃而为野蛮，因为可兰经对不忠实者和背叛者施以死刑。“不杀人”的训条在穆斯林里是不存在的。为了表明确实如此，表明不是我们恶意诽谤，我们来浏览一下《可兰》并作些点评。
第二章，190：“你们要沿着真主指引的路消灭打你们的那些人”。
第十章，5：“见了他们就杀死他们，追捕他们，包围他们，为他们准备各种埋伏”。
下面是关于“烈士”的描述，构成回教恐怖主义的思想根基：“至于你们将死去或是被杀，是的，那就是说你们去同真主汇合。不要以为你们是圣战中的死者，相反，你们将活在真主的身边。因为现实生活不过是一个骗人的物。”
“那些离开祖国、被逐出家园 ，追随真主而战斗的和死去的，我会让你们进入天堂。”〔第三章 158、169、185、195〕
以真主的名义去死就肯定进入天堂，回教的力量就栖息在这最残暴的简单化上。
下面是摘自第4、5、8、9、17、33、47章的段落：
“那些参加战斗的斗士，无论死去的还是战胜的，我们会给他们一笔丰厚的工资。不要和不忠实于主的人做朋友，除非他们选择了跟随真主。但是如果他们背叛，那就见到他们就杀死他们。” 〔这里根本不存在荣誉〕
“如果他们在你们面前不保持中立，那就不给他们和平，不和他们握手，而是要在哪里遇到他们就在哪里杀死他们。袖手旁观的信仰者和为上帝而战的信仰者不可等同视之。”
这里，在对回教斗士固有的最高原则的肯定中，可以看出，圣战如走火入魔般永不停息。一个参战的、打仗的穆斯林，比只满足于参加信仰祈祷的穆斯林，有着更高的地位。“当你们冲向世界，别让那些不忠实于主的人拿你们当试验品，他们是你们真正的敌人。”
七，战略是“生命的适应能力”
7. Strategy is "adaptability of life"
宗教是一种战略，而战略则是生命的守卫者；所以在任何宗教的背后，都埋伏着生命的适应能力。有一个实例很能说明这一点。
考古学者在土耳其西部一处古代神庙的废墟中，发现了一条与死刑执行室相连的地道，这个死刑室中至今还弥漫着自然产生的有毒气体，任何有生物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一旦进入这个洞穴就会立即死亡。这一发现再次证明了一个理论：许多早期的希腊、罗马神庙都是建筑在某些可以产生“特殊效果”的地质活动的所在地或其附近，以便让参拜者们看到魔幻般的效果、对相关的祭祀场面叹为观止。根据早期作家如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伯〔Strabo，前64年—后24年〕的描述，祭祀有可能是在以地下的死刑执行室为中心的神殿中举行的。
现代研究者认为，祭祀阿波罗神〔希腊的光明、治疗、制陶以及音乐之神〕的神殿，通常就会有意修建在活跃的地热温泉之上。这些神殿分布在现在被土耳其占领的迪蒂玛和克拉罗斯等地，这里曾是希腊世界和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据古代文献记载，迪蒂玛的神殿曾是根据一道神谕在“牺牲之泉”上进行祭祀的。现在，人们认为著名的德尔菲神谕，可能就是借助于泄露出来的气体，给预言者造成的幻觉。预言者吸入的可能是乙烯气体，也就是今天人们用来催熟水果和蔬菜的气体。
事实表明，生命预先存有极大的适应能力，以免环境突变时一夕绝种。战略，就是作为生命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而出现的，而宗教作为战略的终极形态，则可以被我们看作生命适应环境的终极形态。那么，宗教到底是怎样帮助生命适应环境的呢？原来，宗教动员了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把无情的宇宙有情化，或说是把非人的环境人格化。不但如此，高级宗教〔其实低级宗教也类似〕还把宇宙的本原予以亲情化，与人父子相称，甚至把万物拟人化，与敌对的生物环境进行认同。其实在万物有灵论的后面，掩藏了生命的极大适应性，那就是说“我并非孤立的”；其机制与现代唯物主义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所以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因为人与万物既然同等，甚至是一块本来就没有生命的物质，那还有什么变化是可怕的呢？还有什么结局是他不敢面对的呢？
这种适应性毫无疑问是命运赐给人的“生存资本”──看来“资本主义的罪恶”原来是和生命一样地古老：甚至在文明出现之前──就有“生存资本”出现了。否则，“生产资本”是根本不可能崭露头角的──人类就是因为生存资本的卓有成效，才步步为营，登上生产资本的太极殿。
就生命的适应性而言，“过犹不及”的意思是说：精力过剩和精力不济，是同等严重的危机；而“生存资本”一旦过剩，生命体便渴望斗争、扩张，在对它物的攻击与损毁中，宣泄这因为多余而变得有毒之物，这一宣泄就构成了“生命的浪费或曰投资”；投资失败时岂不就是最大的浪费。和平，就意味着对这些生机勃勃者的无情的压制和打击，“道德”和“文化”因此成为压制的借口、打击的手段。
这就是“文明”的要求。“文明”要求生命一律，要求不同的个体实现刻板的协同，要求“枪打出头鸟”甚至歼灭出类拔萃者。这并非中国社会的特长，这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归宿，一种社会意义的“暮色苍茫”。所以任何“太平盛世”都不可能享祚长久：既然它是靠牺牲人类的精华来维持自己，那么人类精华又怎能放过它呢？情不自禁地毁灭它吧，这是一场周而复始、永无宁日的搏杀！
为什么而斗争？为“解脱感”而斗争，为“充实感”而斗争。总之，为斗争中所能获得那种捕食的快感而斗争。而且要活食！所以人们看到，再有钱的人都觉得自己穷──“永远都缺最后一笔钱”，那笔还没有到手的钱，一笔“活食”！人性永远对活食感兴趣，至于仓库里的东西，那是留给别人来猎取的，自己永远要追求新鲜的，包括对性伴侣的猎取在内，都是如此。猎获的斗争调动了一切生命的原动力，捕食〔包括捕食性伴侣〕的斗争激发了一切意志的创造力。因为，“斗争”成了生命借以“存在”即显示自己的主要方式，所以说“生命在于斗争”。
可是庸劣的卫生学家们却极力曲解生命的性质，他们故作神秘地说：“生命在于运动”。从而暗示大众去争购他们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中国人称日本国旗为“膏药旗”就是表达了类似的蔑视〕：他们就这样推销着他们的“现代赎罪券”，这种现代的“商机”！
但是请问卫生学家们：“运动”又是什么呢？运动从来都不是无为的。体育运动，众所周知起源于军事操练。运动，只是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和“准备状态”。现代商人出于赚钱目的，力图抹煞体育的血腥意义，而将之贬为某种有利可图的“和平事业”。“和平”？那只是农民的种植要求和商人的诈财之道，它和人类最简洁的捕食方法──猎获的本能，是格格不入的……
尤其是人在本能上最爱捕食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同类，这生动注解了“同行是冤家”。没有人愚蠢到“将体育运动当作一个目的”，佼佼者用它来出人头地、名利双收；普通人用它来“增强体质”、“勾引异性”。而“斗争”作为捕食的基本方法则大为不同：捕食动作本身就能给人以极大的满足，至于猎获得逞即“胜利到手”那就更有刺激了。胜利能够激起更大的野心、更强的斗争欲，仿佛胜利可以妙手回春、增精活血，不会削弱而只会加强人的内在“生存资本”，从而使人变得更难满足、更难伺候。这就是人生种种不安与苦难的真正来历？所以文明的进展无法减缓更不能消除不安和苦难，相反只会加剧它。聪明人为了安慰自己，就造出种种乌托邦幻想来掩饰这一真相，幻想的乌托邦诚然有助于减缓不安感和苦难感，但却无力消灭甚至无法减缓这些实际存在的不安与苦难。
学会斗争，也就是学会、熟悉并掌握关于斗争的艺术，所谓“斗争的艺术”也就是“如何消耗过剩精力的艺术”。即使不为了任何实际的“目的”，单单为了安然度过这无聊的人生，也完全有必要掌握这门奇特的艺术。掌握这门艺术、找到适于自己生存特点的表现形式，也就是人生全部适应性的关键所在。这种适应性是所有惟利是图的市侩都能掌握的，但只有天生懂得它的人才能理解。有时，“赖皮”也是一种有效的战略。民国文人李卓吾曾经在《厚黑学》描述中国自从刘邦这个无赖大功告成以来，社会上的成功人士都是以“厚皮黑心”取得成功的，不论经商还是从政甚至做文人。但是这厚黑成功不是中国的专利，而是一切原始社会和文明破灭了的社会，所共同拥有的毛病。
八，战略的原则
8. Strategic principles
生命所掌握的战略原则就是“优势原则”，哪怕是用赖皮的即“厚黑学”的方式获得优势。在一个流行高贵的环境中，高贵是最好的战略，在一个流行卑鄙的环境中，卑鄙是最好的战略，在一个流行中庸的环境中，中庸是最好的战略。
什么是暴政？“暴政就是智力低下的统治阶层所构成的强权。”──这种强权拼命压制大丈夫的创造性，并企图使得这种压制永久化、法律化、制度化甚至道德化。弱智的统治阶层企图以腐臭的“四化”来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并为他们的纨绔子弟谋求霉迹斑斑的世袭特权。然而世界上到底有什么势力可以压制生命之火的创造冲动呢？
许多人有幻想，但很少有人具有实现幻想的力量，更少有人拥有实现幻想的那份气运。想想总是容易的，尤其是年轻人，但能把年轻时代的梦想坚持下去就很难很难了，如果能把年轻时代的梦想付诸实现的，就是凤之毛、麟之角。嘿，怯于行动的家伙！谁说“干了也是空虚的”？无论怎样，干干总比想想更有影响力，历史需要的正是影响，而不追究好坏。虽然对一个创造的心灵而言，“想”总是比“干”具有更绚丽的色彩和更生动的内容，但想了不干如何验证你的所想？
请我们不要回避：每一个人的血管里，几乎都流淌着被征服者的血液……它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崇拜权威，它使我们十分可笑地一见有权有势者有钱有魅力的家伙，就不由自主地两腿发软……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屈服──才是一切“社会性”的坚实基础。被征服者们更深一层的奴性，也是某种“变相的反抗性”，则是以“怀古”或“同情失败者”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就是人性的曲折微妙之处，它写出了人性的隐秘和代偿：一方面在生活现实中服从生物法则和社会秩序，另方面在心理趣味上偷偷换点花样，来安慰或排解被征服的郁闷。这表明被征服者尚未与征服者同心同德，还只是从外部被迫服从并崇拜他们。这尤其可怜，因为只有当人从奴仆升为自愿效忠者时，他的等级才会提高。
每个人的祖先，都曾是不同时空和不同程度的被征服者，奴性的血液，往往还起着某种自保的功能，所以不被视为可耻，相反，被目为可耻的并不是服从与效忠这类“社会性”，而是它的不彻底性，如“变节”。所有的社会战略都灌输一种思想：好男子乐于“被人利用”，正如好女子急于“被人使用”一样。当然，不论好男子还是好女子，都仅仅愿意被那些高出自己一筹〔多多益善〕的人们利用或使用。若是低于他们的人想利用或使用他们，他们就会恼羞成怒，觉得受了侮辱，因为自己被大大低估了价值！一个人，要是不懂得被高于自己的人或事业所利用；或是一个人，若未归属于一个较他〔或她〕更强大、更经久、更广泛、更有创新意味的人或事──那他就只能被称为一个“不幸的家伙”。
万民有各自的道德。统治者应有统治的道德，这道德应该不同于〔照苏格拉底的意见〕“鞋匠的道德”。失去统治的道德，统治的生活将变味，财富沦为杯水。统治的道德就是为了权力而舍弃自己，这权力欲如此炽烈，以致他宁肯失去一切个人的幸福、享乐、财富……也要想方设法满足它。这权力欲如此炽烈，是一切壮烈的理想、美妙的幻思、卓越的方案、宏大的设计……的基础和源泉。一切睿哲文明，都是其附庸和装饰，手段和幌子……统治的技巧在于有效牺牲其余的杂务来维护这一道德，来实现这唯一的本体：大丈夫不可以独善其身。行也要进，不行也要进。“达”时固然要济天下；“穷”时也要念念不忘于济天下──这样才可能终于济成了天下。人生无所谓穷达，活着就是“达”，要是能健康地、生气勃勃地活着──就没有“穷”之可言。
大丈夫不可以独善其身，因为“独善”是不可能的。一切暴政都希望智慧去“独善”，好让暴君们率领千百万愚民，宰割天下。让暴虐势力的邪恶欲望彻底落空吧。所谓“独善”，无非是摧眉折腰、自甘奴役的文饰。暴政是不会让人真正“独善”的；他们只是在施展狡计──诱骗你退出战场，然后，当他们完成了各个击破的奸谋，再来彻底剥夺你的残余自由。大丈夫决不做曾参的门徒，“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曾参主义，只能导致奴隶处境。真正的大丈夫，视自由为不可剥夺、不可逐日削减的与生俱来之物。暴政能夺去大丈夫的名誉、地位、财产、生命；却夺不走他追求自由的执拗意志。这决不是什么书本上的理想，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命本能。因为没有自由的生活大丈夫是忍受不了的，这也许就是大丈夫的“脆弱”。但他有什么办法不这样呢？
大丈夫不想杀身，但丧失了“仁”他还是会死去。所谓“仁”，无非就是超越自己，甚至超越有关宿命的思想。先要超越，才有独特，而价值是独特产物。不敢舍身夺得自由的人，是“无个性的动物”，既没有独立的人格，当然也就谈不上“自我实现的可能”。但大丈夫决不仅仅是“自我实现”的角色，而是一生都在反抗暴政中渡过。他的反抗不是聚敛的借口，而是尽情挥霍，挥霍陈年旧帐，开辟未知的可能。这就是大丈夫独特的自我，他以特有的方式反抗了压迫他的暴政，并因此而松动了历史业已板结的土壤。
大丈夫不可以独善其身，他铲除暴政，不论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不论他做什么，或是怎样做，归宿都是铲除暴政。他反对〔至少是“修正”〕 两千年来儒佛道传统的保守信念：而置身于开创性的全球化运动中。“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周易·乾卦·文言》〕
他的战略是：爱好真诚的战争而非虚伪的和平、爱好正直的野蛮而非乔装的文明、爱好青春的血腥而非衰老的呻吟。以此达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乾卦·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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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哲学王者
Chapter Two The Philosopher King
柏拉图思考了但没有实行的“哲学家治国”，在中国曾经实现过，而且早在汉武帝之前。难怪直到两千年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们还记得这一事件，盛赞中国文明是哲学治国的典范。在中国文明崇尚文治、贬黜武功的“间接宗教”即“教化”里，宗教的等级是按照同心圆的方式安排的，所谓“中国”、“京畿”甚至“国”这些概念都和同心圆有关。根据同样的原理，宗教的祭祀也要以等级区别分头进行，例如天子可以祭天，诸侯只能祭山川，其余人等各有所祭──这是“对精神现象进行同心圆处理”，一种非常原始的制度，但可减轻无序造成的社会肿瘤。
一，天人三策
1. Conversa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柏拉图曾经从埃及经验得出“哲学王”的概念，因为埃及的法老不仅是王，而且是神。在中国，最早的哲学王是演绎周易的周文王，最著名的哲学王则是天人制对的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年〕，其证据他所发出的三道册制：
1，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谬左悖右〕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2，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硃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颜师古注： “秏， 虚也。 言用刑酷烈， 诛杀甚众， 天下空虚也。 秏音呼到反。〕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3，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
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以上其实就是汉武帝的试题，包罗万象的哲学发问。
据班固的《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是汉武帝先发制〔册问〕，而董仲舒后答对〔对策〕，好像后代的殿试一般，作品合称“天人三策”。近有学者〔孙景坛〕认为，此番对话“是班固的伪作”，因为整个西汉时代的人们均未提及，且《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复试卷，第二策公共考卷亦非儒学策问，而是百家策问，整个《三策》非一时之作；因此《天人三策》之前两策不出自董仲舒的作品，第三策乃武帝晚年与董仲舒的书信往来，且晚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结论是，“班固伪造《天人三策》的目的是想把董仲舒装扮成汉代的‘儒者宗’。”这一考证很有意思，但作者意在说明“董仲舒非儒家论”，且根据班固的记载与司马迁不合这一点，即推断班固作伪，似乎有康有为遗风。为了证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以便“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才能走出新路子”。其实，再怎么证明“《公羊春秋》根本不是儒家经典，其本质为术家文献”、“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宗旨不是儒学，亦是术家思想”、“三纲也不是儒家思想”、“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与前述考证冲突〕亦非儒家思想，实质上仍为术家学说”、“董仲舒的学派所属的术家是‘后术家’”……仍然改变不了《天人三策》〔即使不全是董仲舒的原创〕作为“哲学对话”的基本性质。
柏拉图思考的但没有实行的哲学家治国，在中国曾经实现过，而且早在汉武帝时代之前，尽管后来失落了。如《书经》中的周诰篇章所示。否则，像汉武帝这样并非贤明的皇帝或者后来居下的班固之流又怎么可能凭空创造呢？难怪直到两千年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们还记得这一事件，盛赞中国文明是哲学治国的典范。
二，过河拆桥的哲学
2. The philosophy of burning the bridge after crossing
中国，曾经是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意识形态帝国”，因为它不具有直接的宗教性，所以伏尔泰那帮“启蒙主义者”称它为“哲学帝国”。但其实，帝国时代的中国不同于王国时代的贵族先秦，而是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官僚─政治散沙组成的“反自然的政治动物园”，以其独有的生物链推行了间接的宗教性──“教化”！其“突出优点”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强人，即军阀出身的开国皇帝，横行霸道，包打天下，以合理外衣，扮演神明。这种帝国制度沿着心理─生理─物理等领域逐层深入，所以比前期罗马帝国的元首制〔Princeps，前30─后192年〕甚至比后期罗马帝国的君主制〔Dominus，284─476年〕更加全面、深入，得以极尽榨取之能事，利用国家的外壳，壮大皇帝自己，最后成了一只羽翼蔽目的超级乌鸦！所以，在中国最古老的意识形态中，太阳神就是只多了一条脚的乌鸦〔三足乌〕，至于它这多出来的一只脚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至今还是一个谜。……这个黑翅膀的强人越活跃，这个帝国越萎弱；只有等这个强人〔乌鸦〕死了，帝国才缓过一口气来。结果这个半死不活的怪物利维坦，经常一治一乱，随着一只只乌鸦的生老病死而转世投胎。这就是“中国的宿命”，善恶是非，没有千秋公论。
在这种意义上，柏拉图的“理想国”本来就不可能起源于西方，而只能在“东方的智慧”中诞生！所以即使聪明智慧如柏拉图，也一定要从神权国家埃及的经验中汲取养料，完成“共产主义”的宏伟规划。可以说，西方思想的鼻祖柏拉图本人才是“亚细亚方式”最早的代言人。柏拉图比马克思更加聪明的地方，是这位希腊理性的儿子并不奢望改变人的本性，只是想限制人的劣根性罢了，所以他只在“治国者”中间推行共产主义。而马克思这位犹太教徒的孙子，虽然亲爹已经改宗了基督教，他却梦想人的本性是一张可以任他肆意涂改的纯洁白纸，……所以“科学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上面画图，最新最美的地图，好像人类只是物质，想怎么改造成什么便可以改造成什么。但人并不是物质，不是科学实验的对象，相反，人是要把物质作为自己的对象，把科学实验作为自己的工具──人拒绝沦为科学实验的工具，拒绝沦为共产主义的工具，不论共产主义如何“科学”。要知道，人性有一个秘密：人一旦被贬到了物质的水平，他就可以干任何坏事而问心无愧了。柏拉图的“哲学王”，经过唯物主义的改造，就可以变成超级恶魔，为了自己的贪欲，可以毫无顾忌，因为物质是不需要礼仪廉耻的。而人的文明，是建立在人格尊严上面的。例如，中国文明崇尚文治、贬黜武功，置文王、文帝于武王、武帝之上，所以古代中国有关“世界大同”的思想，比之亚述人、波斯人、罗马人有关“世界帝国”的思想，更为宽宏大量，更有道德上的感召力、心理上的吸引力，因此也更“富于现代性”，更可能对未来的全球国家─全球政府的形成，产生决定意义：“世界大同”将实际消解了国家强权。
在中国文明崇尚文治、贬黜武功的“间接宗教”即“教化”里，宗教的等级是按照同心圆的方式安排的，所谓“中国”、“京畿”、“国”〔城市，即“口［城墙］中之或［域］”〕这些概念都和同心圆有关。根据同样的原理，宗教的祭祀也要以等级区别分头进行，例如天子可以祭天，诸侯只能祭山川，其余人等各有所祭──这是“对精神现象进行同心圆处理”，一种非常原始的制度，但保证可以减轻无序造成的社会肿瘤。
其优点，可使等级结构深入民心，以利于社会的治理；其缺点，妨碍了宗教情感的一致性，不利于提高政治实体的同质性。
在人的精神发展上，内省 〔“向内寻求”〕其实较之研究〔“向外寻求”〕，更为重要。正如在社会整合上，意识形态比科学技术更能发挥稳定的作用。人测度外物是从自身状态出发的，这一测度就不免打上了人的印记；因而内省在创造性活动中起了决定作用。研究可以导致“发现”，但 “发明”却完全依赖内省。
1，在认识论上，内省派与研究派分庭抗礼，而内省派的动向引导了精神本身的深化。
2，在伦理学上，内省则是主要的途径，以避免人沦为道德法庭的被告并堕入功利主义道德的网罗──谭嗣同的《仁学》就曾主张用佛教式的虚无主义，冲决这一网罗。功利主义道德的危险，可能窒息道德良知，使得道德系谱坏死。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注重意识形态而不注重科学的中国社会，比较注重科学而不注重意识形态的欧洲更为稳定？
当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出来，宣称类似于“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就没有更多的用处了”的观念，而从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哲学实际上就被取消了。康德哲学于是成了“反哲学”，宇宙论被天文学取代了，认识论被心理学取代了，逻辑学被方法论取代了，伦理学被社会学取代了……正如宗教被民俗学取代了。这样一来，欧洲社会立即陷入急速的不稳定之中。现代科学的发展摧毁了哲学，可是哲学不肯就这样死亡，于是它摇身一变，成为“意识形态”，即“无神的宗教”，在科学的攻击下变得更加专横。
人生是需要某种信念的，传统宗教的破绽并没有消除这一需要，这种需要如此强烈，无论如何也要为自己找到一个满意的领域，所以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而不是作为宇宙论和认识论、逻辑学的哲学〕与宗教一样，永远不会消灭。这正如“生而知之”的智慧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那么虚妄；相反，“生而知之”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生存的景况。人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先天的具有的，是基因决定的，人所能做的，其他动物常常永远不能，这难道不是先天的？生而知之，当然不是像批判成性的理论家们诬指的那样，好像是从娘胎里跳出一个成人来，或生就一个饱含后天知识与世界经验的神童──这种把先天和后天混为一谈的诡辩当然不值一驳。生而知之是指，人类生就某些特殊的潜能与天份，凭藉这种潜能与天分，经过发育，就能自然而然地透过环境达到认识。
“学”虽然带有勉强的意味，但毕竟是基于生而知之的能力才有所造就，生而知之的人，不需经历常人必须经过的漫长造就而完成智慧的飞跃，并非不可思议。“生而知之”既然表达了一种生存的真实，那么理论家们为什么还要攻击“先验论”呢？是别有用心的佯攻，还是以己度人的愚昧？
原来，本体论〔认识论〕负责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伦理学则负责指导行为的规范，两者的职能差异越大，则互补得越好。但酷爱合理化的现代人，却颇为残酷地把伦理学予以客观化，他们或则采取伦理消解主义，从而滑向“非道德主义”；或则把伦理学升格为宇宙的必然性法则，从而滑向“伪科学主义”。在这两种误导下，“事实”〔Fact〕和意见〔Opion〕被混为一谈，纳入难解难分的混乱状态，“对立统一”的变戏法就这样出炉了。 其实，人对世界的认识与其说是以辩证法为基础的不如说是以数为基础的。数及数的属性是人类认识能力的桥梁。在“研究自然”的活动中，研究者对数的依赖，与“研究自身”的活动中研究者对数的依赖，不相上下。就另层意义而言，数何尝不是万物的“本质”？这“数”是毕达哥拉斯的数，是邹衍的数，是邵雍的数，也是日常生活的数，数可谓“先验的宇宙本质”。所谓“理性”，不也是来自一种 “数数”吗？甚至来自间接的、规范化的感情数码。理性的本义，不就是在最险恶、最绝望的境况中，激励人们奋力前进？这些人，甚至是一种“对自身并不怀有善意”的存在。理性的本义，与当代书斋中手持概念逻辑的法器，口中念念有词的理性主义者的论理方式，可谓南辕北辙。
从实验科学的角度看，哲学的虚妄、胡思、纷乱，构成了哲学的本质、形式、功能。哲学的歧异仿佛证明了它的不真实，而歧异还与人们使用语言的随意性相关，结果同一术语表达不同观念，遂使情形更为复杂。立场的不同、利益的冲突，更使人们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形态”千差万别，种种解释，莫衷一是。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有勇气承认的话，哲学的歧异主要是由以下因素促成的：
1，自我表现的意欲；
2，寻求区别的野心；
3，统一大脑两半的偏执；
4，个人气质与能力包括所谓的认识形态之间的差异。
上述差异使人获得了哲学的万花筒，是偏执──或偏执于见解或偏执于利益，使人干出了本来干不出的那些勾当，如果人们头脑一直冷静，最后人们还不是回归到旧的墙基下：宇宙不可知、推崇信仰、功利至上、取消异端的权利等等，这就是哲学的全过程？支配上述“哲学全过程”的，即从批判他人到被他人批判，都是因为哲学家的野心实在超出自己的能力。结果哲学经常是在原地转圈，这就是职业哲学家们所说的“运动”与“进步”。
无论如何，分析只能以范畴来表达，就像诗情画意只能以诗画来表达：哪怕它们原先都基于深刻的直觉和洞察。但任何范畴都只是概念，任何诗画都只是语言和色彩，本身都不是事实而只是意见──所以分析沦为推理游戏，诗歌沦为文字游戏，绘画沦为色彩游戏……分析既然带上了这些局限，表达不了它所依据的复杂事实，就是难免的了。虽然借助范畴的分析，比乱点鸳鸯谱要可信得多，但“科学的分析”并非万妙灵丹，“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并不能保证判断的正确。科学毕竟是人心的产物，拿来侦探自己的主人，未免力不从心。
有一个“过河拆桥”的方法也许可以参考：在经过科学范畴的训练后，抛开这种游戏规则，转而求诸灵敏的直捷的感觉。这也许接近“现象学的方法”：它根据自己的眼睛去注视对象。当然这不能绝对，因为它是向一切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紧闭大门的，除非天才否则无法潜近它。根据同样的原理，人在经历哲学以后，也需要离开哲学，进入生命的领域，过河拆桥，实现完整的过程。
三，真理就是生命与道路
3. Truth is life and the way
正如所有的“历史”都是谈论以前的历史，所有的“哲学”也都是谈论以前的哲学。尽管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年〕的现象学宣称，要撇开一切哲学原理和哲学预设，回到事物的本身去面对它，但是这一学说本身不还是一种哲学原理吗？不还是针对前人的弊病而开列的药方吗？既然是哲学，它又怎么可能脱离以前的哲学呢？又怎么可能“回到事物本身”呢？说穿了，事物并没有本身，只有它呈现给我们的面貌。既然如此，那么，以前的哲学都谈论了一些什么呢？
首先，它们都解释它们以前的哲学〔如哲学为何物？〕；其次，它们都阐述自己对哲学的看法〔哲学的意义何在？〕。而不是“人对世界的看法”，因为人对世界的看法是表达不出来的，人能够表达的只是观念的系统，正如人们只会写诗应和前人而无法用诗歌直接描述世界。阐述自己对哲学的看法也就是建立新的体系，树立新的坐标和“话语权力的边界”。这种周而复始的努力，事实上使哲学变成了一种相对主义的原理。
这样一来，哲学只是人们“概念世界”的体现，而与人们的感觉世界毫无关系〔正如诗歌、小说、戏剧其实也和它们描述的对象毫无关系一样〕，更与“实存世界”、“客观世界”并不搭界。哲学观念作为抽象过程的产物，是鉴于人性“不抽象就无法表达〔而不是无法认识〕”的特点。所以识别一个人容易，但要描述他却很难。
人是生物，人的认识具有生命的属性，不是机械的物质，也不是死亡的灵魂。所以哲学史表现出惊人的混乱〔即多样性〕与众说纷纭，因为生命的属性各不相同。彼拉多反问耶稣说“真理是什么呢？”〔《约翰福音》18:38〕哲学家们无法回答，所以就说“有许多真理就没有真理”。其实，按照耶稣的想法，真理很简单，就是道路和生命〔《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而对他的门徒来说，真理就是基督的恩典：“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1:17〕
真理尚且如此，视哲学为服务于人类生存的手段和方法，大致不错。哲学不可能是目的自身。如果有人认为他所信奉的哲学是“真理”、等于“客观存在”或“至少是客观存在在人心中的反映”──只说明他因为这种哲学对他的存在和生活和行动的可能有益，而头脑发热了。
各种对立派别都这样自以为是，又因为各自的论据不可能确凿无疑而难以驳倒对方。这表明：
1，他们的需要与利益不同；
2，他们都不是真理的持有者；
3，以上不仅是人类过往历史的现象，且为人类将来命运之缩影。除非人类从生物遗传结构上根本改变。
具体说，各时代、各人群的生存道路，决定了他们的真理各不相同，内容却同一，那就是“道路和生命”，简单说，就是“保命的方式”。
从这一角度看，哲学思想者有关天─人关系的宇宙论，有关人─物的关系认识论，都产生于他们的生存意志和生存方法，因而与其有关人─人关系的伦理思考密切一体。
哲学有意义吗？有。哲学的意义何在？洗脑，追求生存之道。
哲学史上纷纭杂沓的学说、理论、解释……说明什么？沧海桑田，各有其用。尽管这些学说、理论、解释等等，既不像科学那样可以通过实验来证实，又不能像宗教那样给人亲情的慰藉与镇定，但对人们解释自己的处境有用。
哲学虽不是真理，也未能产生真理，但毕竟是和揭示真相〔真理的原意〕的努力相关的─那就是揭示人的生命和道路。这不仅“促进了人脑活动与本能运动的结合”，而且促进了精神进化、丰富了观念世界。
从“生命和道路”的意义看，任何一种哲学、思想、学说、理论体系都是片面的真理，或叫“有道理”──都产生于那些时代与个人的需要，而并无“独立价值”。它们的实在价值，不是帮助人们“认识真理”，而是帮助人们去生活，因为真理是无法认识而只能遵循的。例如耶稣的例子就是如此，人们无法认识他的奥秘而只能遵循他的道路：
“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可福音》8:33─37〕
什么是“体贴”〔即“遵循”〕呢？遵循某种道路〔如“体贴神的意思”〕就是提供一种帮助人去健康生活的方法。因为人是生物，不是无血肉的“自我意识”、亦非被动的“接受体”。如此，人生在世，活着是目的，认知只是其手段与方法。既然认知只是生命和道路的手段与方法，那么显然人类不可能达到纯真而客观的认识，而人能够达到的认识显然只能是某种“服务于生命和道路的认识”，结果人变成了“万物的尺度”，人在事物中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影子。
“绝对”的“物自体”也就是本体、事物本身之物，是猜测的对象而不是认识的对象；因为认识的对象都必须是依赖生物的感觉而定，生物的认识甚至超越相对主义的哲学辞典──饥饿时的认识不同于饱足时的认识，更不同于餍足和恶心时的认识。生命没有“绝对”这个词，因为“绝对”概念已经超越了人的生存、行为和意义。相对主义哲学的方法就是生存第一的方法，其基本观念视矛盾、认识、运动、法则、规律、物质、精神等等为道具，视经院哲学的范畴为政工干部们的饭碗。新文法、新观念之下，“善与恶”遵循“一切都在变”的生命法则。相对主义哲学的精神，是帮助人的，而不是束缚人的，手脚与思想一致的“破除迷信”──即明确一切为生存服务，而不用观念结茧自缚。
不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而是相对的相对主义：一切都是相对的、流动的、变化的，不断正在形成中……即使连“绝对”──“上帝”、“自在之物”、“理念”、“世界精神”、“灵魂”、“物质”、“存在”……这些“绝对称呼”本身，也都是被人们“相对使用”的。实际上没有“观念的奴隶”，因为人从来都是观念的主人，尽管许多人处于生存的压力被迫沦为“观念者的奴隶”即发号施令者的奴隶。人们透过观念在谋生，使观念及方法不再是绝对的和僵化的，并把公式融合于存在。最新的生物学和心理学，都可以证明：建设新哲学、批驳旧哲学，类似于候鸟飞行路线中的“周折”、“转变”──是顺着气流在寻找目标。
“哲学”还类似于“人脑中的磁铁”──是生物对于世界的方向感。它对世界的认识，在感觉中而不是在意识里实现，意识只是感觉的表达，就像情书是爱情的表达或是“伪造”──情书无法还原爱情，就像意识无法还原感觉，但感觉可以制造意识，爱情可以制造情书。不同的感觉制造了不同的意识，相似的感觉也可以制造不同的意识。
“人脑产生思想，诚如胆囊之产生胆汁一样自然？”哲学是方法，目的在促进生存的进步，认识是一种手段，目的在实现生命的聚焦──相对主义承认“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观念，为骗局。惟有破除骗局，生活品质才可以随着知识的发展而改进。所以哲学的功能归结于历史的绵延，在历史面前，无价值的哲学岂不就是有害的哲学？
“历史价值”的观点：对过去一切“哲学流派”的价值予以承认，与直到现在还崇尚它们完全不同。前者是明智的，后者是愚昧的，因为一切都是历史过程的产物，不可刻舟求剑，况且即使侥幸捡回了剑，这剑也已经不是那剑。哲学之剑是历史与人心及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历史上某类生物如人，为求生存，在艰难进程中的创造物。这一切可成追忆的博物，但不能因为它们一度重要，就“没有它今天也活不了”。新的人，终会以自己的心情来制作自己的方法与观念，不同的意义其实代表的是不同的生命──哲学的内心是人生哲学，是根本意义的伦理学，即“精神卫生学”。
从历史上看，哲学革命的契机无一不是科学革命所造成的知识变化。令人信服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正如可以说服科学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看看保罗如何说服富有教养的雅典人的：
“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17:22─31〕
我们以此知道，使徒保罗是如何以雅典人所熟悉的科学知识，作为传播福音的基础。在哲学看来，“道”、“上帝”、“绝对精神”、“自然规律”，是同一概念的不同名号，这些名号适用于不同的社会条件与历史背景。
四，哲学之轮
4. The wheel of philosophy
谁能驱使着哲学之轮，坦然走向世纪末？哲学并不能力挽狂澜，但可以减缓人的焦虑，使人以更好的竞技状态去适应这个他自己造出来的世界。所以，大凡能够安然死去的人，除了白痴，都是某种“世界观”使然。
哲学思辨的黄金时代，往往也是社会混乱的铁血时代，这一“黄金─铁血”的律是互为补充的。而专制制度就成了虚无主义世界观〔或“禅宗心态”〕 的孪生子。失去了的社会自由，就靠内心自由来补助。这样一来，虚无不再只是人们对浑沌的认识，而是人们对恐惧的忘怀。难怪一个人越接近死亡，就越是需要虚无主义，一个民族越是苍老，就越是善用虚无主义的辞令与逻辑来搜罗相关事实，为自己的末日寻找合理化的解释：“但愿我没有出生过”、“我现在已经死了”──这不是“哲学的消极作用”，而是沟通生死、走向未来的法门。如此，我们可对一切哲学抱有深切的同情、同感甚至同意。我们不仅理解其来由，且理解其苦衷、其希望、其功能。我们确认它们在历史中的地位，但是它们体现的只是历史的回音……而不是历史本身。
上述观念并非透过学习，而是透过宽容的禀赋获得。我曾在《周易》的序卦即卦象排列中找到了它的最好的表现形式，从此，研究《周易》并以易学为中心建立新的哲学就不是一项文化认同上的选择，而成了一个命中注定的皈依。“时”，成了“象”的依托，正如海纳百川成了舟的依托。人就以象渡过时，以达彼岸。
在宇宙爆炸的超光速膨胀中，也生成并回荡着“春─夏─秋─冬”的节律。宇宙大春秋，轮回小冬夏，一切都是瞬息的，一切瞬息又都是永恒的。我们所目睹的“诞生过程”，在我们实际看到它的之前很久很久，不是就已经实际消失了吗？距离使人迟到也使人因为迟到而进入了永恒！我们捕捉了早已逝去的神秘时分。例如，当我们看到一个星系诞生时，那星系可能已经陨灭了数亿年之久──难道我们不是进入了永恒？死者的光辉仿佛逆行，列阵进入我们的视网膜。难道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自己的视像”？或是“那物对我们的视觉系统所实施的打击”？真的，如果没有个体意识的诞生，宇宙万物的诞生都是徒然的。
自然在人们身上流过，把人碾得满脸皱折、粉身碎骨。时间具有人所不解的神秘性，它绝对控制你，你却对它无可奈何。科学使人认识时间却无法使人摆脱时间，而“上帝”经常被人理解为时间的显现。人除了醉生梦死，别无选择。艺术是醉生，哲学是梦死。
根据人性，现代的宇宙理论如天体物理学，不得不把未来的人们驱逐到一系列新的世界观及其信仰体系的慰藉中。在新的经验、观察、理论、科学的极限外，神秘的异象还是会兴起。哪怕这仅仅是为了镇定人们的惶惑之情！正如，过去的神话与宗教洞天曾经喝止人类神经的痉挛。科学越宏大，则人们透过科学之镜而观察到的自然之象也就越宏大，人们就越是觉得自己渺小而越发恐惧、痉挛，这样人们需要从自然之象中获取的信仰就越是雄厚，而不是相反。
事物的滋味，不嚼碎该事物，体味不出；“认识”某物，意味着破毁该物。这就是“观察”与“理论”的关系？这就是“分析”与“总结”的后果？“牙齿”对认识的主体而言兴许是必要的工具，但对于受到认识的对象则是难逃的灾星──这里面何来“统一的客观规律”之有？
况且，人类每发现一个事物，马上就继承了该物与世界的关系中的所有问题，于是一个发现立刻就给人类〔而不是“类人”〕的心智添上了十个疑团！作为一种生物，人原来不以认识世界为目的，但可怜却不得不背负认识世界的重担。生存本来是骑在认识的背上的，结果认识反过来骑在生存的背上。──“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道术言语的分配过程，把浑一的世界劈裂了，于是有了必然论与偶然论、唯物论与唯心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争执。甚至一个思想体系本身，也要被分割为“体”“用”二端，即它的精神实质和为当时当地的传播而制造的说服手段。至于什么构成“体”，什么只是“用”，又见仁见智无一定之规，要以接受者的判断为转移。由此看来，要知道一位思想家到底在说什么，真的很难！ “最客观的”大概要算作者的意图吧？但作者的意图往往并不切于读者的需要，结果作者设计的“用”，却在传播过程中莫名其妙地变为“体”：社会需要就如此创造了“体用易位”，并为理论工作者和大学教授们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
然而在这样的混乱中我们看到了：不是“知识有必要服从信仰”，而是“知识一直在服从信仰”。尽管历来有两种论调在打架：一谓“知识必须服从信仰”，一谓“信仰必须服从知识”。这里孰是孰非？千古没有定论。而谢选骏则希望告诉大家：“一切的归宿都是历史，一切的鉴镜都是历史，一切标准说到底落实在历史的兴利除弊。”
一般说来，文明兴起必伴随新的信仰、宗教、化育而起，新的宗教常常要求知识服从自己，“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1:7〕新的信仰与知识并不矛盾，新的信仰是在科学知识的更新刺激下获得了表达形式。此前的文明没落时刻，知识已堕入黄昏的大海，新的知识如不服从信仰，就无法跟随信仰的朝阳一同升起。信仰挽回文明的没落，把毁灭与焚烧，变成播种与锄草。
文明扩张的力量，使信仰破灭；人民因此懂得自己的力量，就抛弃了迷信，开始了僭妄──人很难在迷信和僭妄之间保持中立、取得平衡。斯时由于社会政治上升阶段，信仰的毁灭似乎无足轻重，知识的扩张导致旧的信仰破裂，毕竟落伍的宗教已被人厌弃，新宗教又未能应运而生，故乱由此起。因此健康的文明必然在知识和信仰之间建立协调的关系，尤其在文明较为脆弱的时刻甚至需要“知识服从信仰”，就像人们生病的时候需要“性趣服从医嘱”。核子武器的发明、公害的盛行都在在提醒人们注意，在病态严重的社会里，知识确实需要尊重信仰和道德。否则社会文明的崩坏迟早会反弹回来，瓦解知识的基础。
1，有时，“反知识”可以作为“知识的更高状态”，因为破除了偏见陋见，知识尤其是真知才脱颖而出，“真知”常常体现为“反知识”。
2，现有“知识结构”的崩溃，并不意味着知识总量的减少或毁坏，而是意味着知识的更新、新结构的酝酿。
3，如果上述两点可以构成一条“规律”，则个人如此，文明的结构亦然。现存结构的解体是新结构的诞生伊始，因为人们最终离不开结构。
如此，则新的哲学家充满“非理性精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过于僵死。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流动的，不可理喻的。理性在神秘的流动面前常常是苍白无力的，既不能解释历史；复不能操纵历史。而生命所能感受的真理无非就是：唯有历史的流动之轮，方能“正确无误”地呈现自己并在呈现中解释自己，别的附注是无济于事的。
新的哲学不是生活的解说员，它的彖辞不是将支离破碎的生活景象说给困惑的大众听取的报告。哲学从不讲解寻常的生活，它只偏爱危机，它是危机关头的孤灯。如果说，日常生活还是受到理性的支配并充满节制的美德，但危机却不是如此；危机受到非理性的历史流动的支配，并被狂乱而连锁的举措给推动，直到送入任何人也不曾梦见过的深渊。即使有人曾经梦见悲惨的结局，也收不住奔向灾难的脚步、逃不脱自己预见的灭顶之灾，因为支配这一切的是“非理性”的，理性精神只是装饰。例如，要使人们从“非理性的危机”中解脱出来，就需要某种更崇高、更热烈、更固执的非理性。
新的哲学从来都启动于纯净意义的宗教情感，哲学家的生命就是为了追寻神明的迹象。让历史为他的诞生和死亡而欢快吧！那意味世界进程的强力节奏。
五，阿育王、汉武帝、君士坦丁一世
5.Asoka,Emperor Hanwu,and Constantine I
仁爱的力量如此巨大，难怪残酷的征服者、印度摩揭陀〔Magadha〕国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国王阿育王〔Asoka，亦译阿输迦，意译“无忧王”。约前299─前232年，前268年─前232年在位〕最后决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阿育王后来成为佛教的护法名王，在此之前他已经使得孔雀王朝成为印度历史上首个帝国。他把自己的业绩及对人民的教化要求，刻在岩壁及石柱上，即著名的阿育王摩崖诏令和石柱诏令。据诏令记载，阿育王灌顶第九年，曾以武力征服羯陵伽国。其后，便开始推行“正法”统治，即要求人们节制欲望，清净内心，不杀生，不妄语，多施舍；服从并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尊敬父母、尊敬长辈和宗教导师，按照公认的社会道德规范对待亲友、婆罗门、奴隶和仆人。为了实现正法，巩固统一，阿育王修筑道路，建立驿站，派遣“正法大官”到各处巡视，并推行公益事业。
如此看来，佛教是坐享其成的文明，不是披荆斩棘的野蛮。
据佛教传说，阿育王即位之初，诸多暴虐。后信仰佛教，在全国修建了八万四千座佛舍利塔，多次对佛教僧团施舍大量的土地与财物。因此，传说在他皈依佛教前被称“黑阿育王”，皈依后称“白阿育王”。
他在《第二道诏令》中这样写道：
“在神所宠爱的普里雅达尔辛那王〔阿育王〕国家的各处，并在和它接壤的珠达、盘底耶、凯罗拉普特拉，甚至在锡兰和希腊人的国王安条克那里，也在与安条克王相邻的国王那里，神所宠爱的普里雅达尔辛那王实行了两种医疗：对人的医疗和对牲畜的医疗。他命令把药草运往一切没有人畜所需药草的地方，并加以栽植。他命令把块根植物和水果运往一切没有这些东西的地方，并加以栽植。他命令在道路旁掘井植树，以便利人和牲畜。”〔谢义伟译〕
阿育王的祖父是一个刘邦式的暴发户，平民出身的开国皇帝。公元前325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远征军从印度河流域撤走，在旁遮普设立总督，留下了一支常备军。这时，旃陀罗笈多率领土人组成一支军队，赶走了马其顿军队。随后，他又推翻了难陀王朝，建立了新王朝。由于他出身在一个饲养孔雀的家族，因此，后来人们把旃陀罗笈多建立的王朝叫“孔雀王朝”。阿育王的父亲是帝国的第二代国王宾头沙罗。阿育王是宾头沙罗众多王子中的一个。公元前273年，宾头沙罗病逝。为了夺取王位，王子和公主们进行了残酷的内战，据说阿育王曾经谋杀了兄弟姐妹九十九人。
他夺取王位后第四年，才举行登极典礼〔灌顶〕。接着他对外扩张，征服湿婆萨国，并远征羯陵伽国。羯陵伽是孟加拉湾沿岸的强国，拥有步兵六万，骑兵一万，战象几百头。海外贸易发达、经济上富庶的羯陵伽，引起了阿育王的贪婪欲望。在他登基后第八年〔约前262年〕开始向羯陵伽大举进犯，俘虏了十五万羯陵伽人，屠杀了十万人。羯陵伽战争结束不久，阿育王与佛教高僧优波毯多进行了多次长谈，最后在其感召下皈依了佛教。阿育王对战争造成的灾难感到后悔。
他的《第十三道诏令》这样写道：
“神所宠爱的普里雅达尔辛那王即位八年过后，他征服了羯陵迦国家。从那里掠走的人数是十五万，在那里有十万人被杀，并有许多倍于此的人死亡。现在，在羯陵迦已被征服之后，神所宠爱的普里雅达尔辛那王已专心努力研究道德，喜爱道德，宣传道德。神所宠爱的普里雅达尔辛那王对他征服羯陵翅的事成到后悔。神所宠爱的普里雅达尔辛那王认为，在征服未被征服的国家时，在那里出现屠杀、死亡与把人掠为俘虏，那是残忍的和严重的罪行。”
他宣布：“战鼓的响声”沉寂了，代替它的将是“法的声音”。从此他不再向邻国派遣军队，而是派遣宣扬佛法的高僧。阿育王所说的“法”，是以佛教道德为基础，强调仁慈的实践和虔诚的思想。他认为对每一个人来讲，信仰佛法在于行动。一个人能否向善，不是看他参加了多少次佛教仪式，而是看他在每件事上能否按照仁慈和虔诚的法则去做。例如他希望每个人能以家庭作为人生的基点，首先在家庭中体现道德，服从父亲、尊崇老师和长辈、对亲朋好友要慷慨和友好、对仆人和贫苦人乐善好施、仁慈对待动物，不能滥杀。他宣布在全国废除斗兽一类的血腥娱乐，禁止用动物杀生献祭，限制王公大臣们的狩猎游戏。阿育王最终宣布佛教为印度的国教，召集全国高僧，编纂整理经典，在各地修建寺院和塔。阿育王派出包括王子和公主在内的使者，到邻近国家和地区传教。佛教很快传到了埃及、叙利亚、缅甸、中国和世界各地。阿育王在位四十多年，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在印度和其它国家的历史著作里，被称为“伟大的阿育王”。人们认为，佛教的创始归功释迦牟尼，但大规模的传播则要归功阿育王。
我们可以把阿育王比做“印度的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I ，306─337年在位〕”。因为313年，君士坦丁一世颁布《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给予基督教宗教自由，基督教渐渐取得独尊地位，彻底改变了日后欧洲文明的发展。其实，类似阿育王的过程也发生在中国。例如，中国的汉武帝显然担负了阿育王和君士坦丁一世相似的使命：
阿育王〔Asoka，约前299─前232年，前268年─前232年在位〕独尊佛教；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年，前140年─前87年在位〕独尊儒教；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274─337年，306─337年在位〕独尊基督教。如果认真研究一下他们的年表和他们的帝国寿命之间的关系，及其与文明兴衰之间的关系，是很有趣的。
六，秩序与仁爱
6. Order and compassion
不论在儒家的圣人还是在佛家的佛陀那里，修养的极致都可以说是“慎独”和仁爱，不能慎独、缺乏仁爱的，无疑是伪君子。讲权术者固无所谓慎独和仁爱，讲修养者必论慎独与仁爱，这一点可以从生物学得到解释：即圣人的修养有利于圣人从极端低下的处境升至极端高尚的状态，他无论待人无论独处都遵循仁爱的要求。他的仁爱不是作给别人看的，不像文革的全面恐怖下独自一人时亦防失色、失措、失言，是以防隔墙有耳。圣人和君子，是为自己而仁爱，是高尚状态的自然流露；不是无孔不入地伪善造作。
一切世界性与历史性的人物，都是一以贯之的人物。这种“一”，内涵则是相对的。在不同的环境里，将有不同的“一”得以表现。伟大人物的根本特性是无法定性定量，更无法绝对化描述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一”虽然产生于个体，却是作用于历史，这也是“生物进化的原则”。
在佛教里，《本生经》是菩萨成佛以前的转生故事集，其中记有古代印度社会生活的某些情境。它是用巴利文写的，编成公元前一千年代后期，但到公元后最初几世纪，才具有现在的形式。《本生经》第一七九篇说，菩萨曾经生在瓦尔那贱民里，他长大了出去旅行，随身带了一篮子食品。这时，一个出身于北印度的年轻婆罗门也在旅途中，但没有带饭，两人在行军的大道上遇到了，结伴而行。早餐时，仁爱的菩萨请青年婆罗门吃东西，但他拒绝了，可是他后来忍耐不了饥饿，就要了菩萨吃剩下的食品。结果他很痛苦：“我做的事和我的等级、出身、地位不相称。我吃了低等级者节省下来的食物。”于是他非常悔恨，食物和血一起从他的嘴中喷了出来。他沉痛地悲叹，“我竟因小事犯了过失，为什么还要再活下去？”他走入树林，孤独地死去了。婆罗门的缺乏仁爱，显然对自己的生命也是不利的。
《本生经》第三篇则记叙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在“五个世界时期”以前的时候，菩萨是锡里国的一个卖带子和器皿的商人，名叫锡里婆。有一次，这个锡里婆和一个贪婪的商人一道，涉水渡过迪拉瓦哈河，到达了安德哈普罗城。他们划分了城里的街道，他在划给自己的街道上做生意，而另一人则在他所划得的街道上做生意。城里有一家破产了的巨商。他所有的儿子和兄弟都同财富一道毁灭了。剩下活着的只是一个女孩和她的祖母。她们俩靠替别人做事的工钱过活。
在她们的屋里，有一个黄金盆杂在器皿中间，那是富商生前爱用的，但由于长期不用，已被泥土遮盖了，女孩和她的祖母都不知道盆子是金制的。贪婪的商人走来，叫卖着“换东西啦，换东西啦”，他走近她们的屋子。女孩子看到了他，就对祖母说：“奶奶，给我买点首饰吧。”“孩子，我们很穷，拿什么来买它呢？”“我们有这样一个盆，我们又不用它，就交给他换些东西吧。”她们把商人叫来，请他坐下，并把盆拿给他，说：“先生，请收下，随便换一点东西给我们。”当商人把盆拿到手上的时候，他想：“这东西大概是个金盆。”他把它翻过来，用针在它的下面的边缘上划了一条线，认出了这是金的。那时，他想：“我要不给任何代价得到这个盆。”因此他说：“它值得多少呢？它半个钱也不值。”于是把它丢在地上，站起走出来了。
菩萨也想：“既然他走进了那条街道又走出来，我就可以去那条街再走一次。”他走进那条街，来到那家附近，喊道：“换东西吧！”女孩子又向她的祖母说了同样的话。祖母答道：“孩子，刚才来的商人把盆丢在地上就走了。现我们拿什么去买呢？”女孩子答道：“奶奶，那个商人说话很粗，而这个人的模样令人喜欢，说话也谦和。也许他会收下。”“那么，问问他看。”她们向他打了招呼。于是他进到屋里，坐下来，盆也交给了他。他知道这个盆是金的，就说道“女主人，这个盆值十万，我没有值这么多钱的货物。”当时，她们说：“先生，先前来过的那个商人说，‘它半个钱也不值。’把它丢在地上就走了。全靠你的功劳，它才成了金盆。因此，我们把它给你。随意换点什么给我们，你就拿它走吧。”菩萨那时有五百卡哈巴纳左右现钱，货物值五百卡哈巴纳，他把这些都给了她们，并请求说：“请你们只把我的秤和袋子还我，此外给我八个卡哈巴纳。”他得到了这个盆，就走出来。他迅速地到了河边，把八个卡哈巴纳给了驾小船的人，坐上了船。贪婪的商人重新回到那个屋子，我：“拿盆来，我给你们一些东西换它。”妇人骂了他，并说：“那个盆值十万，你不给我们半个钱换它。一个看样子像是你的主人的诚实商人，给我们一千换了它走了。”他听到这些话，叫了起来：“我失掉价值十万的金盆，那个商人使我受了巨大损失！”他被绝望所吞没，失去了理智。他撒掉手上的金币，把自己的货物丢在屋子门口，脱下衣服和内衣，抓起自己的秤杆作棍棒，就跑去追菩萨。
当他跑到河边的时候，看到菩萨坐船向前航行，他叫道：“喂，驾船的，回来！”菩萨阻止驾船人这样做，说道：“不要回去。”当那商人看到菩萨越走越远的时候，他感到痛苦已极。他的心成了火烧的，口中不断流出血来，他的心炸裂了。他满怀对菩萨的仇恨，这就把他引上了死路。〔谢义伟译〕
这同样是一个“秩序和仁爱带来新生，仇恨和贪婪带来死亡”的事件。但是菩萨却没有赦免这个贪婪的商人。
在基督教的特命使徒保罗的书信中，“爱”被理解为“Charity”，也就是仁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哥林多前书》13:4─13:3〕而仁慈即是一切高级文明的出发点。
七，暴君具有异族背景
7. Tyrants with alien ethnic background
明成祖朱棣〔1360年─1424年〕篡位，让方孝孺写劝进文表，遭到拒绝，朱棣史无前例地对方孝孺“诛灭十族”，因而使自己成为史无前例的大暴君。朱棣出生于应天府吴王宫，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
朱棣十一岁时被封为北平燕王，由于其侄子明惠帝采取削藩政策，朱棣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五日叛变。在姚广孝、袁珙、张玉、朱能等人的协助下，经过真定、白沟、东昌等地的战役，于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三日从金川门攻入京师应天府，篡夺帝位，六月十七日举行登基典礼，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改元永乐。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改北平为北京，作为陪都。永乐四年开始营建北京宫殿。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四日，朱棣颁诏迁都北京，将其改称京师顺天府，并以应天府称南京。 朱棣不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而是以“靖难”名义从侄儿手里武力夺权的，所以一开始就受到非难，视同篡国不义。朱棣要让自己的篡位顺理成章，需要证明自己为马皇后所生，与太子及秦、晋二王同一母后。所以朱棣伪造出身，“认马为母”。在永乐年间，《太祖实录》曾经两度修改。后修《永乐实录》时则直接表明：“高皇后〔马氏〕生五子：长懿文太子标，次秦憨王樉，次晋恭王，次上，次周定王橚。”即使在当时，信之者也不多，只不过在朱棣淫威之下，无人敢言而已。
那么，朱棣的生母是谁？据《南京太常寺志》载，孝陵神位中，“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憨王、晋恭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这就是说，其生母应为碽妃，而太子及秦王、晋王也都是庶出。碽妃是高丽人，这样一来，朱棣就有朝鲜血统了。所以朱棣特别喜欢朝鲜进贡的女人，“永乐时，朝鲜贡女充掖庭，妃与焉。”其中一位权氏最为受宠，“善吹玉箫。帝爱怜之。七年封贤妃，命其父永均为光禄卿”，并曾伴随朱棣北伐。
更有一种说法认为朱棣的生母来自蒙古，如《黄金史纲》说朱棣是元顺帝洪吉喇氏所生：“大都城破时，顺帝的妃子洪吉剌氏已经怀孕三个月，没有来得及逃出，躲在一个大瓮中避难。被明军搜出后为朱元璋纳为妃子，称为翁氏。洪吉剌氏当时心想：‘如果七个月后产子，则必然会被朱元璋当作敌人的儿子杀害。如果分娩在十个月后则会被朱元璋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于是向天祈祷再添三月孕期。果然怀孕十三个月才分娩，产下一子，就是朱棣。”而且朱棣“貌奇伟，美虬髯”，和朱元璋长得不像，且勇武善战，杀人如麻，近乎那时的蒙古人。这一说法虽然和朱棣的生年不合，但由于朱棣毫无信誉，所以谁也不相信他的生年到底是什么了。永乐十年〔1412年〕，朱棣敕令工部在天禧寺旧址重建大报恩寺及九级琉璃宝塔，建造寺塔的名义公开说是为宣扬、报答先皇太祖和皇太后马氏的恩德，实则是朱棣为纪念其生母碽妃而建。
有一种说法认为碽妃为蒙古人，入宫为妃，因未足月而生朱棣，被处以“铁裙”惨刑，残酷折磨而死。朱棣夺取皇位后，建寺报养育之恩，所以报恩寺的大雄宝殿俗称为碽妃殿。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在朱棣〔明成祖〕的儿孙统治的大明朝初年至清代前期〔1431年─1856年〕时南京最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物，被称为“天下第一塔”，或称“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是当时中外人士游历金陵的必到之处。清代康熙、乾隆二帝来江南时均曾登临此塔，康熙作诗云：“涌地千寻起，摩霄九级悬，琉璃垂法相，翡翠结香烟。缔造人功巧，流传世代迁。旷然弥远望，万象拱诸天。”乾隆还逐层题写匾额。西方的传教士和商人则称其为“南京的表征”，是“东方建筑艺术最豪华、最完美无缺的杰作”，认为是可与罗马大斗兽场、土耳其索菲亚大清真寺、英国沙利斯布里石环、意大利比萨斜塔、埃及亚历山大陵墓和我国的万里长城相比的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朱棣正式下令全面修建北京皇宫，动员全国工匠十多万、民工一百多万。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宫殿基本建成。紫禁城以南京宫殿为蓝本，在元朝大内的旧址上进行建造，所需材料来自全国各地。紫禁城里三大殿建成，朱棣迁都北京，然而御殿不到百日，三大殿即被焚毁。朱棣害怕天意，不敢再建，权以奉天门为听政之所，这就是明、清两代皇帝“御门听政”的起因。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英宗朱祁镇下诏重建紫禁城，此后多次被焚，又多次重建，其中以清代乾隆时修建最多、耗资最大，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格局。
心虚的统治者都喜欢编书，永乐五年朱棣还下令编撰著名的《永乐大典》，名为搜集古今文献，实为过滤不利隐瞒真相的言论。编书因此是另一个形式的焚书，是更巧妙地掩盖历史事实、制止独立思考的手法，这与满人通过编纂《四库全书》来过滤民族意识、泯灭夷夏之别，目的手法如出一辙。朱棣任用纪纲、陈瑛等酷吏，并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后创立了特务组织东厂。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七日，朱棣在第五次亲征蒙古的回途中病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终年六十五岁。朱棣为证明自己不是蒙古人的私生子，真是煞费苦心，死也不得安宁。
显然，在朱棣的暴行后面，有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冲突的影子，不论他是蒙古人还是高丽人的后代，作为一个私生子，他的造反行为不仅“夺嫡”，而且“易种”，难怪南京政府的大臣对他作出了空前激烈的抵抗，而他也为了杜绝后患，作了最为彻底的斩草除根。看看同样夺嫡的唐太宗和宋太宗，就完全没有遇到如此激烈的抵抗，也无须做出如此激烈的报复。换一个角度，这种鱼目混珠的“易种”安排，也好像是命运对朱元璋杀害功臣、嫔妃殉葬的野蛮行为，所做出的极为严厉的裁决：而明朝亡于清朝，在皇族血统的意义上不过是蒙古人的私生子亡于满洲人的婚生子罢了。当然，这两个朝代的“民族政策”是完全不同的。
朱棣的暴行具有蒙古风格，朱元璋也是如此。明初处元代法纪废弛之后，朱元璋决定“法外用刑”，以严刑峻法“治乱世”，以“移风易俗”、改造中国。其决狱标准，是朱元璋亲手写定的《大诰》。《大诰》堪称“酷刑典范”，见于《大诰》的酷刑，有族诛、凌迟、极刑、枭令、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斩趾枷令、枷项游街、免死发广西拿象、人口流放化外、充军、全家抄没、载罪还职、载罪充书吏等三十余种，多为《大明律》所无。而量刑标准也比《大明律》严酷得多，四十年中，凌迟、枭示、族诛有几千案例，弃市以下有一万多案例。这些案子如按《大明律》量刑，大多罪不至死。如官吏隐漏文书不报，按律只杖八十，收粮违限的，只杖一百；而《大诰》竟全用凌迟之刑。有司滥设官吏，按律只杖一百，囚三年；而《大诰》却是族诛处理。如此滥用刑罚，连朱元璋自己也感叹说“其刑甚矣！”〔《大诰》伪钞四十八〕
而这些酷刑，可谓设计巧妙，用刑者为折磨嫌犯而挖空心思。据《孤树裒谈》等野史记载，以下是些别出心裁的酷刑：
1、铲头会：这个刑罚是用来对付“顽民窜避缁流”的，把这些“盲流”抓起来，排成行掘坑活埋，只剩头露在地上，然后用大斧削过去，一斧头砍下几颗头来。
2、刷洗：把犯人剥光了放在铁床上，浇上沸水，用铁刷刷去皮肉。
3、枭令：用铁钩钩住犯人的脊骨，吊起来示众。
4、称竿：把犯人绑在竿上，另一头挂上石头。
5、抽肠：把犯人绑在竿上，用铁钩钩入谷道，把肠子钩出，再在竿的另一端挂上石头，犯人的身体向上弹起，肠子也就全钩出来了。
6、剥皮：每一地的土地庙都是剥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凡贪赃六十两以上的，剥皮实草，放在官府旁边，警告后来的官员。
朱元璋临死前三年，大概知道自己老了，想给朱家子孙留点后路，洪武二十八年五月下诏禁止酷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措置，顿挫顽，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鲸、刺、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太祖实录》卷二三九〕这里虽然说“止守律与大诰”，但从内容来看，其实是废止《大诰》，回归《大明律》。《大诰》的疯狂记录，很可能是对异族统治的反应；正如“文革”，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果，也是满洲人统治的滞后反应。
南宋的洪迈在其《容斋三笔》卷三里，谈到《北狄俘虏之苦》时说：“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问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宦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猴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他还不知道，这样的厄运即将由蒙古瘟疫带来，全面降临到中国头上。
为什么宋朝以后的中国文明一蹶不振、丧失了原创能力？因为遭到了连续不断的野蛮化过程。英国使节马戛尔尼1793年在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会见满人乾隆时，一路上看到的是一个丑陋、野蛮、衰败的中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自从北方来的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中国社会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中国人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与此同时，乾隆还沉浸在他夸夸其谈的白昼梦里。乾隆根本不懂，西方技术即将粉碎中国的大门，让中国社会在未来的两三百年中饱尝身败名裂、跪地求饶的滋味。
自宋朝以后，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蛮族轮番蹂躏中国，它们甚至在中国恢复了殷代东夷民族的人殉传统。朝鲜和日本之所以一千多年来不断惹事生非，也是由于它们同属这个东夷的范畴，所以也有类似的残暴性格。在东夷社会，奴隶妃嫔，都不得不殉葬。1627年努尔哈赤死后，皇后那拉氏和二位妃子阿济根、代因扎就遭到了殉葬处理。
在此之前四百年的1227年8月，成吉思汗死后，也用大量活人殉葬。据马可·波罗所闻，成吉思汗死后，“在运送灵柩的途中，护送的人要将途中遇到的所有的人杀死作为殉葬者，并对他们说：‘离开现世到阴世去服侍你们驾崩的主人吧。’”、“当蒙哥汗的尸体运往阿尔泰山时，护送的兵马沿途杀死了将近两千人。”除了这些不幸的殉葬者外，还有四十名成吉思汗的侍女，与他生前骑过的马匹一道，被活活杀掉殉葬。此后的元朝皇帝死亡后，多少都有活人殉葬。难怪十九世纪的德国思想家尼采不无羡慕地说：“我们应该像东方人那样，把妇女当作财产。”尤其考虑到，蒙元、满清还有番僧、贵族放肆奸淫汉人妇女的恶俗，尼采的这番话就更让人意识到，蒙古人的“黄祸”给欧洲人留下的恐怖印象。
明初皇帝采用中原政权早已废止的殉葬制度，也是受了蒙古人影响。朱元璋本人活着的时候就首开恶例。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他的次子死后，他就用两名王妃殉葬。所以朱元璋本人死后，他的孙子根据其愿望、“按既定方针办”，用四十六名妃嫔、宫女为他陪葬在“孝陵”，其中还有十几名侍寝的宫女全部是生殉的。1424年明成祖死后，殉葬宫妃的人数略逊一筹，但也多达三十余人。此后的仁宗、宣宗也各以五妃、十妃殉葬。除皇帝外，诸王也间或用人殉葬。直到百年之后的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英宗病危时下遗诏表示“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才算最终废止了宫妃殉葬制度。可见古人所说“十年树树、百年树人”是有一定道理的，消除辽金元的野蛮影响，花费明朝一百年时间。
但还不到两年，更加野蛮的满洲人又来了。正如明朝虽然汉人复国，但却是沿着蒙古人的道路走而无法恢复宋朝的道路；满清灭亡以后，现代中国也是按照满清的道路走，无法重新回到明末的道路继续前进了。更遑论恢复宋、唐的文明？哀哉现代中国！古代中国从来都有言事、刊印、结社议政等方面的自由权利，在满清野蛮的异族统治下遭到取消，满清严格规定：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这些基本人权在中华民国时代曾经得到不稳定的恢复，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又遭到了永久性的取缔。
八，文明教化能够缓解颓废性
8. Civilizational instruction can relieve spiritual decadence
2004年4月初，英国广播公司〔BBC〕播出的纪录片揭露，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1835─1909年〕是欧洲最残暴的君主之一，杀人无数。这部名为《白色国王、红色橡胶、黑色死亡》的片子还要在比利时的一个法语频道播出。利奥波德二世在1885年到1908年间，将非洲国家刚果变成自己的私人领地，在那里实行独裁统治。他在刚果作威作福、逼迫刚果人开采橡胶以及最终残忍杀害了一千万刚果人等细节，令人发指。
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路易·米歇尔〔Louis Michel〕却对此表示：“这是一部非常片面的作品。它完全忽视了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是一种明显带有偏见的诽谤！”他强调说：“当然了，应该把这些问题交给历史学家来处理，让他们确定一百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坚决反对以这种方式来代表我们的国家。” 比利时王室也对此十分愤慨，因为他们的祖先在影片里被描绘成了“欧洲最残酷无情的人之一”，成了希特勒的前辈。许多比利时人认为利奥波德二世是一名改革者并把西方文明带到了非洲，所以许多人也对这部纪录片也持怀疑态度。
但不少英国人和比利时人也提出，利奥波德二世侵略、奴役刚果的黑暗历史是不容否认的。比利时人希望维护自己祖先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应该全面看待问题，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建立独裁统治制度并残杀了许多刚果人，都是铁铮铮的事实。还有的比利时人透露，迄今为止，比利时政府一直拒绝公开利奥波德二世时期的一些重要文件和调查报告，这不能不令人生疑。即将播出此片的比利时法语频道负责人伯纳德则表示：“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空白，我们不能再继续沉默了。”
无独有偶，还有一场“百年前被人遗忘的大屠杀”，那是1904年德国军队在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的暴行。1904年1月11日，黑雷罗酋长萨慕埃尔·玛哈雷洛号召人民拿起武器抵抗侵略，一天后一百二十五名德国移民和士兵被黑雷罗人杀死。结果是一半以上的黑雷罗族人在这次暴动之后被德国人灭绝。
黑雷罗人袭击德国人，是为了反抗殖民政府不断剥夺他们的权利，反抗他们的大片土地被白人移民侵占。那年8月11日，率领德国军队的少将洛塔·冯·特罗塔把黑雷罗人包围起来，他宣告：“我，德国士兵的大将军，向黑雷罗人发出这封信。在德国界限之内，每一个黑雷罗人都将被枪毙，无论是否带着枪，无论是否带着牲口，我不再接受女人或孩子，我把她们赶回她们的族群里去，或者让士兵开枪打死她们。这是我要对黑雷罗人讲的话。强大的德意志皇帝的大将军。”人们很容易把这事跟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国对犹太人进行的灭绝活动联系起来。同时，这位德国将军的狂言确实很像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Ⅱ1859—1941年〕1900年向八国联军的德国远征队发表的著名《黄祸演说》。
1895年，欧洲主要国家的领袖不约而同地收到一幅威廉二世寄送的油画。在这幅名叫《黄祸》的画上，代表德、俄、英等七个西方国家的女神，正拿着武器准备抵御来自东方的进攻。在远方滚滚烟尘中，类似佛陀的恶神，驾驭东方恶龙正在逼近。图画上的题词为：“欧洲各国人民，保卫你们最神圣的财富！”1907年威廉二世又说：“‘黄祸’──这是我早就认识到的一种危险。实际上创造‘黄祸’这个名词的人就是我。”〔见戴维斯：《我所认识的德皇》，1918年伦敦出版〕按“黄祸”论兴起于十九世纪末，盛行于二十世纪初，它宣称中国等东方黄种民族的国家是欧洲的终极威胁。
其实“黄祸论”的始作俑者是俄国人、无政府主义的鼻祖巴枯宁〔Michail Alexandrowitsch Bakunin，1814－1876年〕。早在1873年，他就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提及“来自东方的巨大威胁”。他“估计中国有四亿人口……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批向外移民……然后，转眼之间，西伯利亚，从鞑靼海峡到乌拉尔山脉和直至里海的整个地区就不再是俄国的了。” 这虽然有些言之过早，但毕竟是以俄国人祖先的“蒙古统治下的亡国奴身份”，在思考问题的。
但是非洲黑人却不知哪里威胁了德国的恺撒。主要的黑雷罗政治家之一、莫布隆巴·克利纳说：“可以这样比较。这些人是被一个政府杀害的，是政府发出了正式的灭绝命令。英国或西班牙政府在非洲的政策则不同，他们从来没有发出过这样一个灭绝人性的官方宣言。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告要灭绝一个民族。”由于按克利纳的观点，对黑雷罗的灭绝可以视为犹太人大屠杀的前奏，黑雷罗人就应该得到犹太人得到过的财政上的赔偿。为此目的，克利纳和黑雷罗一名酋长共同向一个美国法院递交了一份起诉。这涉及到很多的钱。但出于种种考虑，德国政府不愿意支付。它虽然承认对纳米比亚有特殊责任，但作为纳米比亚的最大发展援助给予者，它认为它的责任已经承担了。德国政府对待黑人的态度，与日本政府对待亚洲人的“三不赔态度”〔不赔款、不赔礼、不赔土地〕，有惊人的相似。
在当代世界，由于欧洲文明带来的全球性危机，各个民族都开始从自身的传统出发，积极寻求克服危机的途径。我们从全球文明的角度来看这一动态，显而易见的是：雅利安人征服的模式，在印度导致种姓制度；而在非洲、美洲和澳洲，则导致种族灭绝；后来希特勒干脆把这一做法搬到了欧洲本部，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自己的殖民前辈们对待印第安人的方式，灭绝“高加索人种内部的害群之马”犹太人；还用欧洲人对待黑人的方式，奴役东欧的斯拉夫人等“高加索人种内部的劣等民族”。结果使欧洲本土走上了美洲、非洲、澳洲等地种族灭绝、血腥发展的野蛮化道路。不过这一次遭殃的不是黑人和黄种人，而是高加索人种自己。欧洲文明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仅毁灭了其他文明，而且毁灭了自己的后裔所拥有的“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按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定义，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个观念已经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主题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肯定。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中明确指出：“人类应享有以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它预示欧洲文明主导的现代国际秩序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从伦理学意义说，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正义的储存原则〔Just savings principle〕，然而这个原则难以用精确的储存率来确定储存什么、储存多少、如何储存等等，而必须通过另一个原则加以落实，那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使人的发展与环境互相协调。面对这项工作，中国文明显示出相当的有效性。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思想的基本主题，因为中国文明具有整体主义〔Holistic〕立场，视人与自然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即“天人合一”。老子说“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周易》对此表达得更明确，认为天地万物都是阴阳交感、八卦相荡而成，因而是一体的。《周易》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统摄六十四卦。天道、地道合为自然秩序，人道则构成人的社会准则。在《周易》看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实际上又是一个有机整体。汉代学者扬雄则用“通天地人之谓儒”来概括理想人格。
“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论与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学基础》曾经介绍说，大自然具有其自身的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尊重这种价值是“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得以确立的前提。然而，从欧洲文明的传统立场看，这个问题难以解决。在欧洲哲学中，一直存在着事实与价值分离的倾向。按照传统的知识论逻辑，事实判断所揭示的是“是”〔to be〕，这是对象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判断所确定的是“应该”〔Should〕，这是人以自身为尺度设定的。依据这个逻辑，自然的价值就仅限于对人的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 Value〕。相反，中国文明里则并不存在事实与价值的这一截然二分，因此，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明确肯定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
中国文明用“观”〔观物、观道〕这个字来表述人对自然的基本态度。“观”不只是认识活动，同时也是评价活动。有时又用“体”〔体物、体道〕字，“体”意味着将主体置于自然对象之中，来感受和领悟其内在意义。这种活动不是以主体为尺度，而是以对象自身为尺度进行的。老子讲“涤除玄览”，庄子讲“用心若镜”、“心斋”、“坐忘”，稷下道家讲“虚”、“静”，南朝宗炳讲“澄怀”等等，都是强调尽量排除任何主观性，自然的本质和价值才同时得以彰显。《周易》从这种逻辑出发，阐发自然的事实与其价值之间的关系。《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生之谓易”。“易”具有自然创化的性质，是自然的事实；而自然的创化又是自然生生之德的实现，这是自然的价值。同是一个自然，从事实的角度讲，其本质是永恒的变化；从价值的角度讲，其意义在于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对自然本身来说，这两者是二而一的。
《周易》的天人合德思想认为，人乃阴阳二气所化，故兼有刚柔两重禀性。阳刚之性要求人“自强不息”，即发挥主动的创造精神；阴柔之性则要求人“厚德载物”，即以宽大的胸怀接纳万物。在对自然的实践中，“自强不息”就是要积极地改造自然，参一自然的演进：而“厚德载物”则要求改造自然的活动不超出自然的限度，所谓“范围天地而不过”、“乐天知命故不忧”〔《系辞传》〕，如此才能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合一境界，这种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为最高目标的道德规范，可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核心。
2004年5月9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驻伊美军“虐囚门”事件越开越大，更多不堪入目的照片与录像带即将陆续向外界曝光，其内容包括美军强暴一名伊拉克女战俘，伊拉克狱警鸡奸多名年轻的伊拉克少年，以及与虐囚无关，但事关美军风纪的驻伊拉克美军大玩性爱游戏的故事。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ABC〕报道，其它的照片还包括美军对一具囚犯尸体作出“极端不适当的行为”。报道说，伊拉克狱警鸡奸少年的录像带，明显由一名美军人员所拍摄。其它未曝光的录像带和照片中，包括美军大玩性爱游戏的具有“极端淫秽性质”的录像带，以及公布后必将震惊世人的极端残忍血腥的虐囚画面。英美媒体称，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尚未亲眼目睹这些照片与录像带，据信相关证据还保留在美国士兵的手中，而这些正是调查人员急欲搜寻的涉案证据。一些国防部官员对于是否有可能公布上述这些未公开的照片或录像带表示怀疑，因为这将成为刑事调查的证据，按照法律规定不得公开。
美国政府官员对此忧心忡忡，因为布什当局正为“虐囚门”事件所带来的损害而焦头烂额。一位国防部官员说，他们现在警觉到，未来可能还有数千张引起世界公愤的照片与影带将会浮出台面，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这无疑是颗定时炸弹”。另名国防部官员说，新照片显示伊拉克虐囚事件丑闻还会持续几周，甚至几个月。“最糟糕的情况是，每隔几天就有人公布两三张照片”，因为这是一个网络时代，电脑资讯无远弗届。七名被控虐囚的美军士兵因为消息曝光而面临军法审判，但他们说，上级从未让他们读过或是见过保护战俘的《日内瓦公约》，而美国国防部官员则说，所有驻伊美军都熟读过《日内瓦公约》。到底谁在说谎？
伊拉克战俘受虐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媒体把关注的焦点从纷乱的伊拉克战后局势转移到在美英联军管制下的伊拉克人的生存处境。美军调查小组的初步调查报告称，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布监狱所发生的虐俘事件不过是该监狱黑幕的冰山一角。报告说，在第320营，“交情”代替了军队中本应严格遵守的“纪律”，士兵见到上级军官时绝少敬礼；轮值士兵记载的《监狱日志》毫无章法，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而且根本没有军官对此进行检查；由于警戒松弛，数十名伊拉克战俘成功越狱，至今下落不明；营长弗拉勃姆上校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把全部日常工作都交给副营长处理。更不可思议的是，第320营的上级、负责伊拉克监狱事务的美军准将卡尔平斯基注意到了弗拉勃姆上校的懈怠情绪，于是自作主张让他到科威特休假两周，由罗纳德·丘上校代理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管理工作，但这个调动竟然没有上报给团部！塔古巴少将说：“这种未经许可擅自换将的做法，在美军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报告称，派该营驻守阿布格莱布监狱是美国陆军的一大失策，因为该营早在一年前就以殴打伊拉克南方布卡监狱的战俘而为人所知。一个不到五百人的营队按规定最多只能看守三千名囚犯，但这个具有污点的营队，却被指派到看守关押七千多名战俘的阿布格莱布监狱。据调查，该营士兵基本上接受过监狱管理方面的训练，更不知道应该尊重被俘人员的人权。他们一旦发现被关押者有“违规”现象，就会肆意开枪实施处决，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是不正当的。
促使这些美军士兵做出上述虐俘行为的原因之一，是国防部不断推迟驻伊美军士兵的回国日期、延长他们的服役期，以致这些士兵的“精神濒于崩溃”。卡尔平斯基在一封发给美联社的电子邮件中曾写道：“我们早已精疲力竭，上头却依旧给我们分派更多、更艰巨的任务，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能力。”她不断把自己及手下的士兵说成是“官方的替罪羊”。她指出，把伊拉克战俘剥光衣服当狗牵的士兵是可恶，但他们是受了美国军方情报部门甚至是中央情报局的直接指使，才这样做的。她说，情报机构有时为了获得情报，往往让士兵充当打手，折磨囚犯，但出了事要士兵当替罪羊。目前卡尔平斯基的这种说法得到了不少曾在监狱中服役的美军士兵的证实。
文明的摧颓经常体现为教化的逐步消解，除了像中国文革式的急速消解外，还有美国嬉皮士化这样的慢性死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人们都说社会风气大大败坏了，例如六十年代汽车停在街道上被人无意中撞坏了，肇事者大都会自觉写上一个便条，把自己的地址和姓名告诉车主，以便联络负责赔偿。但这样的事情到九十年代就绝迹了，相反兴起的是吸毒和堕胎运动、艾滋病和同性恋运动，治安刑事案件也急速增加了。
欧洲最大最成功的殖民地是美国，其信仰状态虽然稍好于被二战彻底摧颓的欧洲本土，但在社会颓废性包括犯罪率上却不遑多让。“摧残”是摧毁人们的肉体，“摧颓”是摧颓人们的精神，“摧毁”则是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摧毁。欧洲本土战后虽在物质破坏上恢复了过来，但在精神破坏上却无法复原：爱国主义遭到疑虑，和平主义受到推崇，心惊胆颤和及时行乐成为压倒一切的生活主轴甚至政治任务。
美国在越南战争这场典型的“代理人战争”中所受到的摧颓，类似欧洲在二战中遭受的，虽然程度较轻一点，因为美国毕竟没有被直接打败。尤其重要的是，美国人民虽然通过电视机观看了战争的血腥场面，但毕竟没有像本土陷落的欧洲人民那样亲自品尝到战争的毁灭。越战以美国背弃自己的盟友收场，导致美国国家行为的进一步堕落，这也是颓废精神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美国的政客和行政官僚们，其内心世界从此与街头浪人和嬉皮士们没有区别了，国家的信用都宣告破产了，个人当然就更加不敢面对现实，美国主流社会的态度从此变成“笑贫不笑娼”。过了不几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就穿上了牛仔裤，使牛仔裤从此成为美国总统的正式服装，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回想一次大战结束时，战胜国领袖们的合影，虽然已经过去将近百年，那副内在的傲慢和外在的沉静，至今还让我印象深刻。但那样欧美精神如今在哪里？找遍世界就再也没有一人了。而那时，甚至连日本人都多少有些欧洲味道呢。
美国从越南逃跑以后，时隔三十年，2004年5月8日埃及《金字塔报》报道说，美国总统布什再度食言，不让巴勒斯坦如期建国。继公开支持沙龙的单边行动之后，美国总统布什又对外公开宣称很难实现“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中所规定的，2005年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内容；这样再次引起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的反对。对于布什的上述讲话，以色列立即表示欢迎，进一步宣称巴勒斯坦2005年建国的目标不是“很难实现”，而是根本不可能实现。这种出尔反尔的牛崽作风明显属于尼采曾经的谈论过“马基雅维利主义三阶段”的权力欲望：
《论权力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权力意志的表现：ａ、在被压迫者和各种奴隶那里表现为要“自由”的意志。因为，唯有摆脱才是目的〔从道德和宗教上说就是：“只对自己良心负责”；“宗教的自由”等〕；ｂ、在强大的和即将掌权的种类那里，则表现为强权意志；假如开始毫无成效，就转换成要“正义”的意志，也就是要求与统治者享有同等的权利；ｃ、在最强者、最富有者、最勇敢者那里，则表现为“对人类之爱”，对“人民”、真理、上帝之爱；表现为同情、“自我牺牲”等等；表现为制胜、义务感、责任感，表现为自信有一种人们能够赋予其方向的伟大势力：即英雄，预言家，恺撒，救世主，牧人；〔性爱也属此列。性爱意欲制胜、占有，并且表现为委身于人，说到底，性爱不过是对自己的“工具”之爱，对自己的“坐骑”之爱罢了，性爱坚信某物是属于自己的，即属于一个有能力使用某物的人〕。〔以上见《权力意志》第776条〕
美国总统行为的日益堕落表明，权力使人堕落，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堕落，好在美国宪法还在保障人民的权利，规定再伟大的恶棍都只能任职八年，否则美国早就完了。坐在轮椅里的小儿麻痹症患者罗斯福是个残疾人，因此特别渴望自大，结果就利用战争状态破坏了这一任期限制的传统，连任四次总统。恶例虽开，但毕竟还没有完成这破坏，他就死在任上了。
美国总统并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恶棍，相对来说他们的表现还是比其他强权国家的领袖稍好。心理研究表明，权力令人产生虐待倾向。汉内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心理学教授。一个被称为“斯坦福实验”的研究，就是他和其他一些人做的。 为了研究监狱看守和囚犯之间的行为，研究人员在该校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室里修建了一个模拟监狱。学生们自愿分成两组，分别充当看守和囚犯。然而，假装的看守们很快就变成欺辱囚犯的真正虐待狂，原来定为两个星期的实验不得不在仅仅六天之后就停止了。在实验中，看守给囚犯罩上头罩，并强迫他们脱光衣服。汉内说，他们的行为跟美军管理下的阿布格拉布监狱中发生的虐待行为是如此相似。他说：“这简直是重演。如果你把现在的一些照片跟我们三十三年前拍摄的实验照片放在一起，它们惊人的相似。”
研究人员多年来一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人一旦被授予某种权力就会堕落成虐待欺辱他人的坏蛋？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61年在耶鲁大学做了一个实验：实验中一个工作人员假装成医生，叫一些不知情的参与者使用越来越强大的电流去电击一个捆绑在椅子上的人，百分之六十以上参加实验的人相信了那位工作人员的话，以为假电击是真的，能让人感到巨痛，于是他们听从假装成医生的工作人员的话，把电击的电流一步步加大，让被捆绑在椅子上的人越来越痛苦。这些实验显示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那就是只要有条件，人们就会虐待他人，不见得邪恶的人也会做出邪恶的事。
当然，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个体在虐待和欺侮他人的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科学家在实验中发现，虐待也会“遗传”：受疟者成年后易虐待自己的子女。如果幼年受到母亲的冷遇和虐待，甚至使得猕猴长大后脑部产生的血清素比普通猕猴少，并导致它们成年后容易虐待自己的后代。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受过虐待的人类孩子长大后也会虐待自己的子女。《行为神经科学》杂志指出，血清素是一种传递神经信号的物质，许多研究显示血清素缺乏会使人焦虑、抑郁和暴力。研究人员观察了一些被亲生母亲排斥和虐待的幼年猕猴，另外让一些幼猴离开生母，由有虐待行为的雌猴抚养。结果发现，不管虐待幼猴的是生母还是养母，受虐待幼猴脑部的血清素都比普通猕猴少10%到20%。这表示血清素缺乏是抚养行为引起的，不是遗传原因所致。跟踪研究还发现，受虐待的雌性幼猴成年后，有一半会虐待自己的孩子，而且虐待孩子的猕猴正是那些脑部血清素水平低的猕猴。
在人类社会中，很多受虐儿童长大后并不痛定思痛、努力做合格父母，反而比一般人更易虐待子女，可能出于同样原因。这些发现显示，虐待儿童的行为不只给子女带来一时痛苦，还会在子女脑中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在多年以后殃及孙辈。使用抗抑郁药提高受虐儿童体内的血清素水平，能帮助防止他们长大后重蹈父母的覆辙。但抗抑郁药有副作用，而且虐待行为带来的伤害不是种化学物质能够消除的。人类的行为非常复杂，药物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因此需要教导人们怎样做好父母，防止虐待儿童的事件发生。
为什么我们倾向于认为，在世界现有的世俗文明资源中，相对来说中国文明可以更为有效地整合世界？
1，欧洲文明已经失效。这失效的欧洲文明不仅指通常叫做“西方文明”的西欧文明〔芬兰、波罗地海三国、波兰、捷克、奥地利、匈牙利、部分南斯拉夫一线以及以西〕，而且包括东欧文明，即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部分南斯拉夫、希腊、部分土耳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国，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后开始瓦解的苏联东欧集团，正是欧洲殖民主义文明的东线地带〔并延伸到中国大陆、北朝鲜、印度支那三国以及泰国、缅甸的北部山区〕。
2，回教文明没有和平。自古以来，武力传教的回教边界就是著名的“血线”，血线现在延伸在北非、塞普路斯、南斯拉夫、土耳其、车臣、中亚细亚、巴基斯坦、印度、中国新疆、中国云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通过移民和恐怖活动延伸到欧洲和北美洲内部。所谓“回教恐怖袭击”，其实就是这一血线的最新体现，而“九一一”就是血线的代表作品。
3，印度文明没有尊严。印度文明通常指印度教文明，不包括西部传来的回教和东部传来的佛教和耆那教。印度教文明是典型的种族主义体系，比欧洲殖民主义更加冥顽不化。这可能由于在欧洲文明中不断发挥作用的基督精神，是印度文明中较为缺乏和完全陌生的。仅仅这一点就足以驳斥不少神汉巫婆的牵强附会，他们把仅仅凭借字音，就把基督〔Christ〕和印度教的黑天〔Krishna〕混为一谈。
4，其它文明的规模不够，这很可能意味着它们在全球化过程的第一阶段就已经出局淘汰了，即，其它文明的影响力量大致都是小区域性的，不足以左右大局。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它们，毕竟它们之中很可能突然崛起某个类似波斯、马其顿、秦、罗马那样的半开化的君临世界者，从而彻底改观世界的格局和走向。但是从合理的常规看，中国文明整合世界才是成本最低和最可持久的。
（另起一单页）
第三章 天子
Chapter Three Son of Heaven
1、天子，仿佛宇宙派给种族与文明的“原生细胞”。2、种族与文明的原型原生不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发现的，而是宇宙造物者的奥秘。3、天子是指向新的方向的细胞核，他满载良善健康的宇宙编码。4、所谓文明与野蛮：分别是对天子的离心运动〔文明〕与对天子的向心运动〔野蛮〕。5、人类成员彼此间残忍的对待，乃是异质化行为；而人类成员彼此间仁爱的对待，则是同质化行为。所以爱创造了世界，而上帝也就是爱。6、苦难，是细胞的异质化过程所产生的痛感；幸福，则趋向细胞的同质化过程的宁静。7、所有的社会成员乃至所有的人类成员都是一体的，也就是源于同一个细胞。8、唯心，唯物：是因为看见核的不同与相同。9、革命：原生细胞征服派生细胞。10、腐败：细胞角色混乱，并因混乱而畸形、变态、败坏。11、在极端病态的社会里，原生的范本细胞“天子”反而被显为是极端的、病态的甚至不可取的。12、从天子派生出来的人们，不仅仅是兄弟姐妹，而且包容在一个广延的种族细胞内，这个广延细胞的原生形式就是天子。
一，现代文明的整合者
1. The one who integrates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现代世界文化主流的源头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希腊文化和希伯莱、波斯等近东文化的结合。古希腊文化，是超人式的，希腊史诗的核心人物，是半神、超人。希腊悲剧，不是平凡人的悲剧，而是以英雄─超人为主角的悲剧。当希腊的宗教神话，伴随“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而弥漫地中海世界并逐渐趋于衰灭之际，希伯莱的“弥赛亚”〔Messiah〕观念，就随着基督教的勃兴而进入希腊文化的传统内圈；基督与超人的综合，构成西方中世纪文化的内核。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eria，希腊殖民城邦，埃及地中海港口〕犹太哲学家裴罗〔Philo of Alexandria，前20─后50年〕，是推动弥赛亚观念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深入希腊世界的人物。
文艺复兴以降，西方世界的现世主义缓缓地取代了来世主义。“上帝死了”的结论表明，宗教的弥赛亚终于让位给科学的超人。科学主义在本质上是对神秘力量的物质把握而非精神归属，是渴望与大自然及其主宰平分秋色的超人式努力。但二十世纪以来，此趋势使人本身的精神和社会发展陷入危机。现代世界，是否已到了需要输入并接受“天子”观念的时候？天子观念，及其对“天人合一”双向性的理想，有助于现代文化缓解过度追求物质利益、过度追求感官快乐、过度强调意志的单向性紧张，有助于减少生物圈内部的紊乱与毁灭，有助于调节人间群体关系白热化冲突──以便形成更富于人情味、更能与自然协调的全球新文明。中国文明的世界主义性格，对全球文明作出贡献的时刻，已经在望，而系统阐发其内涵的使命，可能正期待着一批“远东的裴罗”。
在此之前，东方文化的太阳尚未重新升起的困惑时刻，这个黎明前的“黑暗”，动摇分子最容易失去方向感并深感迷惘，以致从精神上彻底解除了武装。例如，现在的“中国人”已彻底失去了文化自信，偏偏在快要天亮的时刻，陷入了最深的颓唐绝望。这并不可笑，因为人们的耐受力已经耗尽。
这也是转折的象征，事实上，不同的文明，尤其分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典型文明，其文化精魂必定因为差异巨大而可以互补。这一互补能轮流照耀人类前进的道路。用古人的术语来说：这是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一弛一张；一缩一伸……综合二者，作为二者的最高体现而问世的，就是不朽的天子，永不熄灭乾元之火……有时候，生存的悲剧性迫使我们感叹“这个民族毫无希望了”，但一个更加强力的声音提醒我们：“为什么要祈求一个民族的得救呢？即使这个民族很有价值，很值得拯救；即使这一得救十分动人，很值得予以理由化，──又怎么样呢？这一切不是已在历史上重复过无数周遭了吗？”确实，民族的兴衰起落只是历史借以展现它自己的轨迹，命运的秘密旨意和无限心灵包含在民族形式的装潢中。形式固有因袭；内容不应雷同：我们当为世界寻求的，是永远翻新其形式、更替其内容的生命。至于民族，不过是这个宇宙基因借以整合寰宇的杠杆。明白了这个道理，在民族的灭顶之灾面前，让衷心的祈求代替无谓的悲哀吧。
正如民族无法得救一样，个体化的、由个体的超人去施行拯救的“仙佛观念”，也只能沦为精神浪费，尽管它投合庸众口味并以大众化的自我中心主义肆行精神纵欲，也无济于事。例如天子哲学，不是古代多神教和原始泛神论的翻版，否则〔像人人都可能成为仙佛那样〕人人都可能成为天子，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难怪佛道二教总是造成教派林立、互相水火的局面。天子具有“唯一”的性质，这与仙佛观念的多元性并不相容，天子作为天〔自然〕的人格化形式，与天使观念也大相径庭，我相信现代生物学证明天子观念容易，而证明仙佛观念及天使观念较难。再举一个例子，如果说瑜珈及气功可以证明仙佛观念的合理性，而历史过程本身又可证明天使观念的合理性，那么人类种族的进化本身则可证明天子确实存在：天子首先是作为种族的始祖而存在的。〔具体论述可以参见谢选骏《天子》一书。〕
《天子》具有五个不同的版本，其最为精练的第一版〔“天子”简说〕兹录于下：1、天子，仿佛宇宙派给种族与文明的“原生细胞”：“帝降夷羿，革兹夏政。”由此展开新的种族、新的文明。2、种族与文明的原型原生不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发现的，而是宇宙造物者的奥秘；这需要我们用生命的高级部份去体验，而不是用生命的低级部份去经验。3、天子是指向新的方向的细胞核，他满载良善健康的宇宙编码。他的诞生与时代〔包括当时的天体环境〕发生神秘的共振，并以特异的结构性脉冲辐射四周〔包括当地的人类环境〕，优异的范本具有强烈的向心力，形成生命体的同心圆运动。这是从种族命运的角度看。4、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则与通常的想象相反，所谓文明与野蛮：分别是对天子的离心运动〔文明〕与对天子的向心运动〔野蛮〕，也就是说，文明是细胞的异质化过程，因此也是对天子的背离，回到野蛮则是细胞再度趋近同质化过程，因此也是对天子的回归。5、同样与通常的想象相反的是，人类成员彼此间残忍的对待，乃是异质化行为，是离心的文明化过程的现象；而人类成员彼此间仁爱的对待，则是同质化行为，是向心的野蛮化过程的现象。所以，是爱创造了世界，而上帝也就是爱。在这种意义上，野蛮并不像许多意识形态教导的我们那样，是所谓通向死亡的；它也许血腥一点，但并不像文明那样苍白贫血，缺乏生育力。实际上，文明过程才是通往整体的死亡的。6、苦难，是细胞的异质化过程所产生的痛感，所以同质性高的原始社会的苦难，并不会多于异质化强烈的文明社会；幸福，则趋向细胞的同质化过程的宁静，所以文明的退化有时带来的并不是苦难的骚动，而是幸福的宁静。7、所有的社会成员乃至所有的人类成员都是一体的，也就是源于同一个细胞。文明的异质化过程，并不能消灭人类细胞的同质性起源这一事实。所以凡偏待人的，就是自己偏离了正规，从而陷入了异质化的不正确、不良善、不健康的状态。这还表明其自身细胞，已经具有高度缺陷。8、唯心，唯物：是因为看见核的不同与相同。9、革命：原生细胞征服派生细胞。10、腐败：细胞角色混乱，并因混乱而畸形、变态、败坏。11、在极端病态的社会里，原生的范本细胞“天子”反而被显为是极端的、病态的甚至不可取的。12、从天子派生出来的人们，不仅仅是兄弟姐妹，而且包容在一个广延的种族细胞内，这个广延细胞的原生形式就是天子。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常人也是天子的退化形式。而常人的健康，就是从决意回归天子的那一刻，开始的。
理解方式和理论系统可能对文明造成重大影响，以欧洲文明为例，若路德教〔Lutheran Church，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1517年以《九十五条论纲》发动论战后组织的新教教派〕和加尔文教〔Calvinism，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年）创立，与更早的改教者慈运理（Ulrich Zwingli，1484─1531年）创立的教派，合称“改革宗”〕引起的基督教会第二次大分裂〔第一次大分裂是希腊语东正教与拉丁语天主教之间在1054年进行的〕，即由类似“顿悟成佛”的“人人得以成为上帝的代言人”的神学理论所致。确实，中国的禅宗师傅惠能〔638─713年〕也担负过类似的“宗教消解使命”，从那以后，教派纷争越演越烈，大的教团萎缩、解体，新的教派越分越细。不论在欧洲还是在中国，这一趋势最后都发展到“人各为战”，直到宣告到处都是上帝和佛，直到“上帝已死”和“立地成佛”〔等于无佛〕。可见从路德的反教廷到路德派牧师的儿子尼采反上帝，其间确实是有一个逻辑的联系。而这一过程在中国的佛教系统里提前几百年就完成了，但在欧美尤其是美国，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
至于回教的哈里发、西藏活佛这两种制度的形成，实质上和个人化仙佛观念并无关系，而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实体概念，他们是作为教祖的继承人被使用的，例如“活佛”是转世轮回的，而“哈里发”一词的意思干脆就是“继承人”，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相去不远。全球政府的心理背景，只能建立在实体观念而不能建立在个体观念上，例如不能建立在仙佛得救的观念上。同时，只能建立在现世主义而无法建立在来世主义上，故回教一类“神使观念”并无价值。至于天子观念，则不难和现代物理学、生物学、文明史兼容，能平衡科学与宗教，达成新的精神统一。
谁说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年〕的进化论摧毁了宗教？我们认为，进化论所摧毁的只是建立在片面理解之上的宗教理论基础，而并不与儒学、佛教、天子学说发生冲突，甚至不与圣经创世记相冲突。进化论其实有益于它们，而难以加害它们。天子学说是胜利者的书，也是召唤胜利者的书，它认为胜利的战争就是执行了正义者的旨意。
二，秘而不宣的“第三十七计”
2. The secret of the 37th tactics
在先秦，“天子”起源于宗教概念，后来成为政治符号，但其宗教道德的性质仍据首位。例如周天子就是以道德光辉号令天下的，周室失纪之后，权力也趋于衰微。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整个周室封建体系的贵族品德日益低落，等级混淆、身份堕落，导致天下大乱。
分析周室衰微与贵族堕落的来由，与文明的扩张导致地方邦国的实力增强、京畿中枢的大权旁落有相当关系，为了调整这些变化中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战争，而最为致命的影响则来自中原与蛮族地带之间的边区国家，如开启了战国时代的吴楚争霸和吴越灭国，就是把野蛮习惯导入中原文明的结果；结果导致秦、齐、燕、楚等国的长期厮杀。因为它们兼得文明的技术和蛮荒的土地，获得空前广大的开发机会，国力得以突然膨胀。
这种发生于文明的扩散过程中的不平衡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当然是权力中心的转移，在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希腊〔马其顿、罗马〕，都发生过这类后来居上的兼并运动，最后导致封建主义的结束、统一帝国的形成。其实在欧洲近代史中，这一脉动也相当明显，罗马教廷多少起了周室曾经起过的作用，德语国家的处境很像三晋，而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代的地位就像是战国时代的齐楚争霸中原。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周天子失纪的悲剧，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方面由于人性的腐蚀作用〔周室也像教廷那样屡犯错误〕，一方面由于文明重心的转移〔中原国家也像西欧国家那样互相争霸〕。然而文明的扩张所带来的分裂，随着文明的继续扩张而重新走向再整合，这不仅合理，且是不免，只是战国的整合不能再由周室来主导，正如现代全球的整合不能由教廷来主导。这样，新的时代提出新的要求，先秦的“王者”将被秦以后的“帝者”所取代，所以《韩非子》总结战国末年的形势说：“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外储说左上》〕这里包含政治直觉无疑是深入的。六合一宇、世界统治的基础不是强霸，而是中坚的秩序和整合的效率，强霸不过是其表现形式而已。故，不强霸不足以平定现有的主权国家，只强霸不足以开辟全范围的历史纪元。所谓“全范围”是指当时文明所及的全部视野，在秦代为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在现代则为全球。整合全范围，需要空前的盛德，而盛德攸归的天命，则在于执两端而守中的“中庸之道”。例如，秦的阳刚偏执被汉的阴柔杂糅所矫正，恺撒的阳刚霸气被屋大维的阴柔和气所修饰。
天子不是国际无政府状态〔如当今〕的“盟主”，而更近似一颗小小的新星，他的爆炸将他的光逐渐洞彻寰宇！“盟主”的目标大、“盛名之下其实难负”，且极易遭受无谓的攻击，难于控制名义上由他负责的混乱局面……这样，“盟主”只是一种过渡现象。为了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新秩序的诞生──“盟主”是首先要被牺牲的。他是一个体积庞大、能力有限的牺牲品。相反，天子要靠牺牲这些形形色色的大小“盟主”和五光十色的过渡人物来建立自己的“王道”。历史的发展──是以这类空洞的盟主们的倒台作为里程计的。像古代的楚怀王〔第二〕、刘盆儿、袁绍，和近代的孙中山，被各路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历史上可以搜出一大摞这些半悲半喜的牺牲品，和祭坛供物。可见有一个重大的危险逼近天子，这就是沦落为“一代盟主”，所谓盟主，无非是群众一时间兴高采烈的玩物？无非是宣传家们发泄煽惑欲的对象？无非是夜深渐散的游客们抛弃在历史污泥中的政治昙花？天子撇开这样的厄运。任何潜在的政治领袖如果自甘堕落充当一个潇洒一时的“盟主”，那就意味着自我毁灭。
宁可保持一个小巧精悍、具有高度融合能力的权力集团，也不要在广大的空间里招摇过市、爱慕虚荣！这不是可笑的孤立主义，而是出自保存力量并发展力量的战略。扩张不应损耗基本力量和遭致众多敌人，相反，扩张只是内力增长的结果，同时为力量的进一步增长提供空间和更为丰富的能量。在保存力量和实施扩张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平衡和良性的循环可以寻觅，天生的玩家可以参透其奥秘，并以冲浪般的动能驾御住。仅仅有一种“直觉”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关键处的转捩力量，同时不能期待团结的保持，因为“团结”的表象其实是被不断创造出来的。善于保持现有平衡和现存的势力范围的人，常常缺乏首创精神和开辟力量；相反乱世英雄的集团却缺乏铁板一块的“团结”。
是什么创造了而不是保持了团结？是胜利，不断的惊人的扩张。尤其震撼性的胜利，对己方的团结举足轻重，同时能加深敌方的分裂。显然，与其消极地保持内部团结，远远不如积极地夺取对外胜利。这种“胜利─团结─胜利”的扩张模式，才是坚实的政治基础。
不可慕虚名而处实祸，而盟主的地位其实是在冒险削弱“胜利─团结─胜利”这一扩张模式的政治基础，因此天子宁可屈居“联盟”的从者地位，也不贸然跳上“盟主”这一靶座去寻死，日后的事实证明小小的超新星将命定打破蛰伏，如日中天、光淹四海。潜龙终于飞越青天，小小的哺乳动物也生成巨象和鲸。但在这命定时刻来临前，还是让它们尽可能远离战场、养精蓄锐吧。拒当盟主，这就是秘而不宣的“第三十七计”。
三，天子〔整合者〕的四个面相
3. Four faces of the son of heaven
天子的宗教性、天子的艺术性、天子的科学性、天子的政治性以及贯穿并主导上述“四季循环”的革命性，产生了宗教天子、艺术天子、科学天子、政治天子等文明史的四面相。
哲学家帝王，不靠他的“知识”来判断、行动，而是倚赖其百试不爽的直觉和无往不利的本能……他，不排斥“知识”，不排除“学习”，但他并不依靠它们。学习过程，积累知识的过程──对他只是一个“显影过程”，一个合乎本性的发展标记。他的直觉和本能，则发自他的神髓之深处，可以点石成金；化愚蛮而文明！他是天生的，不像柏拉图一类的“埃及神学生─共产主义者”幻想的那样，可以通过教育培养治国者。列宁斯大林以及他们在中国的“学生”模仿亚历山大和埃及法老保存尸体的方法，不是偶然的，而是说明他们继承了“埃及精神”。而柏拉图本人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城邦兜售埃及精神，试图说服僭主推行“理想政治”，结果铩羽而归，比孔子还要狼狈。其惨痛失败表明，天子不是远方的说客，而是深入前线的人。我们的“第三十七计”〔拒当盟主〕可以证明了这一点：柏拉图的思路是对的，可惜方法错了。柏拉图的理想，不是不可行，而是当由恺撒亲自完成〔屋大维更发扬了它〕。但恺撒却不是好的受教育者；甚至连亚里山大也不是！项羽、刘邦甚至嬴政，也统统不是。
政治天子，善于把自己的生活和世界的命运联系起来，并不试图用个人生活的东西取代世界命运的东西，个人的东西归个人，世界的事务归世界，仿佛“二元论”的太阳：黑夜的东西归黑夜，白昼的东西归白昼。在与《圣经》观念的对比中，天子接近弥赛亚而不同于基督，因为基督的国不在这个世界。天子既然不是一个“新约的基督”，而更大程度接近“旧约的弥赛亚”，是因为基督的国是天国和上帝的城，而弥赛亚的国却是尘世的物件，在全球事务的范围以内。
在古代神权政治下，耶稣基督的世界表现〔即“历史形式”〕体现为“拯救人类的灵魂”。但天子不同，他是“救世”而不是“救人”，因此是“政治性”的而非“灵魂性”的。尽管他的心同样是孤寂的，没有对话者，没有足以交流者，只有听命者或是抗命者……他是最高意义上的“无赖”：无所依附凭借，独往独来，纵横历史。他是这段历史到那段历史的过渡，是历史裂壑的连接，是白手起家的精神、文化、社会势力的载体……他无须仰赖现存的精神、文化、社会权势，他的命运是“无赖”，不仅人们视他“无赖”，他也以“无赖”自居，以“无赖”行事立业。他对周围的人并非好消息，他打破他们的惰性循环、将他们逼上一条充满激动的新路。有如哥伦布的那船囚犯面对茫茫的大西洋。但在现代文明的压迫下，天子的历史形式将以优生学的方式，重振人类的精华、刷新精神的世界……他的鸿图不是古代的“数”，而是现代的“量”：以逆转现代的滥竽充数。
在天子身上，凝集着历史对超凡英雄的哀思！在天子身上，闪耀着文明对独断英雄的奢望。软弱的人民永远通过思念天子，来完成自己的渴望。卑微的群众永远企盼天子，抹去泪痕、治愈创伤。然而创造者对于周围的人们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并不是他存心为恶，而是他的出现本身就表明历史和社会的恶已经膨胀到无法收敛的地步。恶果过于硕大，早就不可挽回了。罪既然不在他，我们怎能因为他送来了“坏消息”就谴责他呢？视“天子”的来临为不祥、将历史和社会所积累的恶归诸天子，不是迷误，就是亵渎。反天子的宣传家们企图从迷误和亵渎中继续得利，为他们的主人〔在专制社会〕或是主顾〔在民主社会〕服务。但我们知道，人形的天子是转瞬即逝的“转世者”，他的动因不朽，他的形态永易，他不是历史与社会的恶，而是反抗罪恶的化身。天子不是古代思想的重复，更非现代哲学的陈述，而是宇宙事实的显露。天子崇拜是全球融合集团的高度黏合剂，将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精神运动，也不同于埃及的、巴比伦的、印度的、欧洲的、阿拉伯的任何精神运动……这种意义的全球融合集团，就是跨越国族和区域、种族与文明的集合体──一个巨大的“政治整合的跨国公司”。
那么，问题只是像“新儒家”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仅仅是个“道统”或“解释学”方面的问题吗？其最后结果仅仅是形成类似于禅宗或理学那样的“思想结晶”？当然不是。这是要创造一个全新的政治结构，一个从各个民族中选拔出来的新人集团，一个在共同教义下形成的武装和非武装的生命共同体。不过这一次，它的规模必须是全球性的。中国文明必须走向全球，否则自身难保。
现代中国已不是五百年前的中国，当今的全球更不是两千年前的中国了。如果缺乏更多的思虑、更多的思绪、更为理性化与条理化的观念，我们就无法通过精神上的冒险、探求、和创造活动……解救地球文明的毁灭性危机。只有结束徘徊、皈依在天子的静默里，才能使徘徊和忧虑变成欣喜的思绪和情感，理性的明晰和玫瑰色的憧憬，齐驱并驾，像童年时代的感恩充满天子的每一个面相。
四，天子的义务与权力
4. The obligation and power of the son of heaven
义务与权利是一组相对的观念，例如在家庭关系上，往往是权利先于义务，但在社会关系上，则是义务先于权利。也就是说，在社会活动中，人们必须先行付出〔义务〕，然后才成为可能获得〔权利〕，正因为除了家庭里父母给予的以外，世界上本没有天生的权利，所以人们大都怀念童年时代的无偿获得。当然，乌托邦主义的煽动家们经常提供一些子虚乌有的原理和诺言〔如卢梭理论和《独立宣言》〕来蛊惑人心，其中包括“天赋人权”这一项目。
其实，任何权利都是对责任与义务的报酬，例如，现今世界上“人权状态最好的一堆国家”中，也没有一个能够平等对待其他国家的公民，“护照决定个人身份”的残酷事实表明，任何权利都像是商品，必须预先付款才能获得，哪怕信用卡也是需要先有“信用额度”而后才能使用的。因此，权利大者其义务与责任也大，其付出之代价亦愈大，否则，此权利即为篡夺来的。任何人都不得以“继承”为借口而逃避义务、获取权利。否则即为“非法特权”。任何人因为承受上辈的恩惠而避免履行社会义务，都非社会行为，而是生物〔家庭〕行为；形象地说，都非文明的行为，而是野蛮的行为。同时，对社会承担了较多义务者、其权利亦应相对增加，否则，就会构成真正的“剥削”，长此以往，社会的义务与权利观念将遭毁坏。
天的象征、人的表率、万物灵长，作为历史的还债者，是根本意义的社会仆人，他的义务也是宇宙的负累。他不回避太极的压力，而是用权利在承担义务，而不是用义务来扩张权利。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在于义务，为宇宙偿还沉重的债务，而权利呢，仅仅是他还债的手段。他使权利纯洁化，成为“权力”，再用权力去实现他特有的义务，就是保持天下的即全球的和平，保障社会的礼制和幸福。
征服，没有不以武力为后盾的，不论这种征服的目的多么和平……凡不以武力而梦想征服，诚为白日之梦。例如号称性格和平的中国文明，其扩张史与征服史也是一部以武力开其端以文化继其成的漫长辐射，以为只靠文治本身的力量就能代替武功、实现征服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除非那不是基于自身力量的征服，而是引入外来力量的被征服──如佛教之于帝国时代的中国，马列主义之于现代中国。这些外来的文化征服使得接受征服的一方到头来非常可怜，无异于引狼入室，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最后别人的文化在引进过程中变了质，只能用来进行民族自杀，这实际上不是在传递文化，而是歼灭文化。
中国文明的核心是如何治理社会〔政治〕，而不是追求佛教的虚无主义和马列主义的“消灭三大差别”。且不论书经时代的“史官文化”传统，即使春秋战国的诸子之学，亦出于如何治理社会的政治思考。即使庄子的空灵也无法驳难中国文明的政治思想中心，明眼人都会看出，庄子哲学〔尤其《内篇》〕与老子哲学相形之下虽然少谈政治，但不一定较后者更缺乏政治意识。《庄子》书中既无科学亦少宗教，有的只是一种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显然十分直接。虽然从后世的影响言之，除了佛教及“佛教的中国版道教”〔一如“马列主义的中国版毛泽东思想”〕，中国哲学中的非政治要素大都可以追溯到庄子，不论文人的出世生活抑或画派的山水味道，都是如此直接禀受庄子的灵感。例如中国画，在先秦两汉一直以人物画为主，直到魏晋南北朝之际才开始有所转变，这一转变与佛教的关系似乎不如与社会政治的之变迁那么深，与玄学的发展可谓异曲同工。
在政治挂帅的中国文明模式里，一切非政治的文化实际上是对政治势力的离心。在离心意义上，它还是深受政治影响的渗透的，所以无论怎么看，中国社会难逃政治观念的支配。这从中国历史著作的丰富可以看出：中国史书发达为世界仅见，不仅由于中国拥有最长的未间断历史，而且由于中国文明重视历史、重视政治传统和正统观念；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史学往往沦为强权政治的虚拟烟幕。这个政治化严重的文明向来“重视历史记载”，为的是“资治通鉴”，名为纪实，实为资治，全世界最发达的“历史工程”其实是变相的政治宣传。即使在当代，“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是如此这般的政治宣传。很明显，这样的中国文明的特质既不同于印度，也不同于欧洲，更不同于阿拉伯，而以如何保持一个统一帝国为主要考量，社会整体既少宗教上的纠纷，又缺科学上的批判……
可以说，政治经验与阴谋权术全世界大概要算中国第一，但是政治经验与阴谋权术后果十分反讽：似乎在于使人民丧失一切政治能力。政治经验与阴谋权术培养了特殊的天赋，因此在公民政治的模式下，同样这批政治动物的表现却又是最低能的。每个人的力量都在政治经验与阴谋权术中内耗抵消了，无法形成真正的合力。
五，整合就是未来世界的方向
5. Integration represents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失去方向感是人类最可怕的经验之一。常人所谓的“绝望”就是在突然事变下失去方向感，所产生的极端心理反应。不论以往的方向感是否“反映了实况”，甚至干脆就是虚妄的杜撰，这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方向感的存在与否决定人生的稳定和安心，所以失去方向感的严重性超过了失去财产甚至生命。即使方向感会把人们引向毁灭，人们也是乐此不疲。想想世界大战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群众狂热，就知道“前赴后继”的死亡也比独立思考的生命更容易被人们所遵循。在群众心理上，丧失了方向感的生活就不再是生活了！它仿佛比废墟还要空虚，比垃圾还要可厌。
当人们病弱的时候，就情不自禁的渴望生活，病弱得厉害，就渴望得厉害。当人们陷入“绝望”，就满怀挚情地热爱起生命来，绝望得愈彻底，热爱得愈疯癫，这终于给了人们最深的提示：对生活的极度渴望其实是一种病态，热爱生活与垂死的痉挛、回光的返照，实在相似。
不由地，在他们内心深处升起了对于音乐的渴望，甚至政治流氓也有自己喜好的音乐，甚至连低等动物也追求音乐的震荡，问题在于“什么样的音乐”？而不在于是否有音乐。音乐是心灵的密汁，音乐是心灵的砒霜，有的心灵分泌音乐，有的心灵吸收音乐，有的心灵单纯消费，有的心灵开拓新境。音乐是一种力，既是力的表现，也是力的源泉。如是循环，生生不息。
不理解音乐的人，诚然无能、无力。然而喜好什么音乐，怎样理解音乐，却也是一个“心灵等级”的问题。理解音乐的能力，就是赋予音乐以何等意义的能力，这能力使音乐脱离了感官刺激的藩篱，而沁入了空寥无我的精神世界。音乐与哲学─音乐与战争─音乐与政治：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不是三个〕，其之所以永恒，因为音乐是激励生命的号角。
“思想是灵魂的粪便。”这是一个惊人的命题？然而最文雅、最辞不达意地说，思想也是灵魂的“排泄物”，一种失去了生命连接的排泄物。一个心灵里面的精华，永远也流淌不出来。一个灵魂是靠消费自己本身的精华以自我形成并维持生计的，他又怎能使之外溢呢？他的存在限制了他的表现，他的生命限制了他的普渡，他决不成佛、走向涅槃。
“思想精华”的提法其实也是虚幻的。“思想”如果是一种“精华”，将置“灵魂”于何地呢？因为能够表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最好的，甚至未必是很好的，否则，就对人的表述能力过于信赖了。人的感受力其实远远强于他的表述力，正如人的感觉要远比他的理性更为敏锐。真正的人性精华其实只能埋没在最深的荒垒中，默默完结、腐烂，无人知道。社会不会承认自己的对立物，虽然是对立物引导了社会的转折。同样，被理解的东西，未必是上等货色。精微的东西，本是灵魂固有的，也只能是一个灵魂的固有，不可言传，更难以理解和分析，思想只能是灵魂横遭挤压〔通俗地说，是“迫害”〕时，分泌出来的某种润滑剂、保护体，甚至可以说，唯有不幸的灵魂才会产生思想。思想要求心灵的失衡，“尤其有关幸福生活和理想世界的思想，几乎全是病态的产物。所谓挤压，可以分成“内在的挤压”与“外在的挤压”，“外在的挤压”来自生存竞争，“内在的挤压”则是对抗生存竞争的“内驱力”。俗话说“失去什么才爱什么……”空虚者特别需要向世俗生活乞讨温暖，而年轻人反倒因为充满明天和未来的希望，而有本钱拒绝生活的引诱，暂时不向生命的要求让步。混乱时代则把青年们的思想驱入了潜意识的陷阱，可是心永远不死，它永远在秘密中等待着爆发，它无时不刻不渴望强劲的吞噬。文化、思想甚至独立思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颗赤诚滴血的心。他揭示：整合全球文明，就是未来世界运动的方向。
六，人是不可两全的怪物
6. Humans are monsters who cannot have it both ways
人是不可两全的怪物，人生被“不可两全”的阴影、偏废的苦恼，所折磨。“不可兼得”，仿佛是上帝为了惩戒人类的狂傲而抛下的苦汁。一个真正的精神人物因此不能参与现实事务，参与的越多，精神的锋芒就越迟钝。同样，一个行动者也不能多虑，思虑太多会损害行动的坚定与镇静。思虑多，损毁身体；运动多，抑制精神：中庸之道就是如此。“适中”一语的实际涵义：不求特殊的发展，不致特殊的损害，不求“出人头地”，不会“树大招风”。
过去了的生涯，就只剩下“无聊”与“平庸”，天才憎恶这些死灰，深恨无一事件能吸引他的全部注意，“淡乎寡味”就是生活的性质！于是，他便渴望冒险，渴望惊奇而不凡的东西，渴望用自己的生命购得世界历史的自由！所以，历史需要两种天子的仆从：思想的与行动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人若没有了痛苦与不安，反而活不下去。所以，许多传奇都重复告诉人们：人生需要冒险，不是为了收获，而是为了忘却痛苦、寻求刺激。刺激有助于生命，人体需要危险刺激作为激励，若无危险作为刺激，生命本身将衰弱、病态甚至朽烂。“生命”是刺激的反应，是个持续不断的抵抗过程，人对冒险的天生渴望，是一个尺度，这标示着生命力量的强烈程度。生命力的强健度、充沛度，在这个人渴望平安、宁静、无所事事的时候，就下降了，火焰般的活力渐趋息止。
生命的全部精华在哪里？在于抵抗。哪里有抵抗，哪里就有生命，哪里有抵抗，哪里就有希望，哪里有抵抗，哪里就有精力，有生命的活泉、烈焰、悬崖、雪山。所以还是抵抗吧，不论这抵抗的形式是什么，抵抗总比投降好，奔驰的野狼要比安静的绵羊好，即使背上“拒捕者”的恶名。
抵抗是生命，不是交易，交易只是生命的工具，而抵抗是生命本身之所在。抵抗是自身的目的，所以，真正的抵抗者很少计算代价问题。抵抗本身就是价值！一切数学的、商业的算计，应该服从抵抗这“生命的度量衡”。“成功”不是目的，“成功”对一个抵抗者来说永远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诱饵。惟有抵抗才是抵抗者们难逃的宿命。真正的抵抗者，与其说在追逐成功，勿宁说在追求失败，不遭到彻底的毁灭，他是不会罢手的。他永远醉心于未得的、未知的，任何退让、妥协、停顿，只是血腥冲锋前的伪装与休息。
他是不知疲倦的天子的仆从：“读我书的人们，要透过纸面看到背后的东西……拘于字面的理解，难以把握精神，拘于论证的理解，容易忽略他的方向性。”市井人的生活处于醒与睡之间，于是把半醒半睡的存在称为“生活”。意识的全醒，不仅短暂且将索取高昂的代价，而有的意识干脆永远没有一刻完全醒来，有的则幸运获得了几分钟、几小时甚至几个昼夜的苏醒……有的则“灾难性的”获得了几星期、几月乃至整年的完全觉醒，这是一生的累计……这些觉醒的人不论长短最终都成了生活的叛逆者，他们背叛了生活的动物规律，命运便残酷惩罚了他们，历史的阴沉节奏就是如此无聊。但是他们的反抗却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嘲笑了命运，嘲笑了一切妄自尊大的主宰，他们扯开命运的罗网、唾弃神圣的戒律，不惜以身试法：历史的瞬间就如此精彩。
以有限的人生投入无穷的体验和理解，怎能不沉没？体验和理解不过重复了世人的百无聊赖。醉心于重复，真是不可救药的陈腐。于是，到处都是刻板的标准化，麻木不仁、官僚主义、无动于衷。到处都是嘲弄、迫害和窒息，批判、污蔑、曲解或是滥用……开始时的反抗、诅咒、愤怒，被顺从、接受、习惯取代了，习惯使一切成为美好。终于，人们渴望“加强这一美好”，沦为“美好”的思想俘虏和实际帮凶。
创造者们不要这样。习惯杀害不了他们的心。他们是天子的仆从。他们决计反抗时代潮流、开辟历史趋势。他们要成为反动人物，因为他们还年青，只有反动才能重获青春，所以《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四十章〕，反即“返”。“复此道者，不欲盈”，就是说只有不满才能保持旺盛的活力。千奇百态不值得留恋，万紫千红都太多余，只要创造者不死，时装迟早炮制出来。
一个行为方式，其价值如何判断？请看“它的力度如何”。一切能表现意志力的，一切能表现克制力的，一切能表现坚忍力的，一切能约束自己不浪费精力去寻欢作乐的，就是价值的体现。有肉体上的力度，也有精神上的力度，前者的标志是肌肉发达，后者的标志则为严酷的律己，死心塌地、狂妄的勇气等等。
对文明社会的生存来说，精神的力度岂不比肉体的力度更加重要？那甚至是“决定命运的”，因为机器的出现已把肉体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降低到近乎零度，除了在花样滑冰中，肉体力量几乎一无用处了。文明的力度在于：把握机器、支配机器的能力，其中当然包括意志能力和想象能力。大大的力度，罕见的力度，力度是唯一的善，消磨力度的就是恶。力度并不总是坚硬度，还包含着柔韧度和敏感度，甚至包括狡诈度等等，这些要比盲目的“硬骨头”重要得多。“硬骨头”只是狡诈的领袖诱骗低级追随者白白送死的谗言。而创造者要有拒绝的勇气、能力、雅量。拒绝诱惑比反抗压迫有时更为困难，因而也更可贵：这需要更大的力度、更持久的坚韧度。无所拒绝的人不可能有所创造。“力度”这个字眼对创造者们具有一股神秘的吸引力量，可以唤醒他们身上的潜能。他们心情调整、道德改造，在苦行中重建了生活方式。用“力度感”来抵抗诱惑，用“力度感”来抵抗空虚，正因为这一切不容易，才体现了真正的力度，这是对自己力量的一种亲身感受。失败并不可耻，丧失力度感才真正可耻。死亡可以消灭力度感，却不能给人强加耻辱。超度者永远是被压迫者的友人，他不断激励着抵抗运动，在角逐中显示生命的潜力。各种形式的角逐，生物的、兵器的、狡计的、思想的、艺术的、宗教的、经济的、甚至科学技术的……没有这些角逐，就谈不上健全状态和内在力量，那样的文明只能徒具其表、其实空无一物。
七，心性修炼的至境
7. The ultimate state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
我常常奇怪，命运为何给天子的仆从深刻的彻悟……更奇怪何以在这旷古的彻悟之后却迟迟不给他们一展宏图的机会？他们震撼世界的时辰久久不能来到，怀疑主义像毒蛇一样咬啮世界，人民不知前途何在。但命运似乎没有抛弃他们，灵感与顿悟的恩惠实在无数。天子的仆从抛弃了怀疑主义，把世界也把自己从徘徊在深渊旁边的险境下拯救出来。炽热的信仰折磨他们，只因命运的落实遥遥无期。“命运”就是自我欺骗？“自由意志”到底是摆脱了命运还是实现了命运？
这样的提问万万不适合生在和平年代的心灵。这样的提问者对于一切平淡的、安宁的、繁荣的，总之“阴性的”生活，已经由衷厌恶甚至怀有恐惧，许多大战的爆发，都和这种心灵的鼓噪很有关系，心灵的不安是重大历史的徵候，并要在暴风骤雨中一吐为快！如果这样一些心灵竟然毫无用武之地，并且愤然死去，那将是文明历史的多大浪费？那将是野蛮人类的天大欢喜？富于创造性的人们，为这颗活脱的心灵昼夜紧张，付出多少动人的代价，如果他像鸽子无声无息死去，值得惋惜。谁在哀叹并遗憾“这太残酷了”？激励他一生，最后却是骗局？难怪有人谴责命运是个“偶然性的骗子”。但愿生活不要给创造者们太多的幸福，不然他们也会流于凡俗，会被权力和贪婪给毁掉。要是当初的猿类有了太多的幸福，就不会有今日的人类了，要是当初的人们有了平安如意的小天地，就不会有今日的全球文明了。太多的幸福指标超过了“使人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兴趣”，结果淹没了人们，它不仅多余而且有害，只会对人的高贵性产生腐蚀和消磨，因此有志者不得不驱逐它。对他们来说，幸福是自生自灭的标志，唯有苦难才是天赐的。寻觅琐屑，追逐蝇头，在人生缝隙中讨生活，是群众的幸福。历尽艰辛，驾御历史风暴；劫贫济富，实行马太效应：充满青春魅力，是幻想无限的苦杯！未来的行者！在这两条道路之间作出抉择，没有妥协，无须回旋，支那式的亡国智慧不能逞其圆滑拖延之凶，惟有颁布命运判决的中国思想，可以整合世界。
前者是舒适、甜蜜、被统治者的道路；后者是惊险、艰苦、行使统治的道路。不要纪念碑和倾慕者的凭吊，名垂青史和留迹人间纯属多余。常人脱不了“名利”二字，而天子的仆从既不要利更不要名，他们要什么呢？天子的仆从太危险了！他们什么都不要，所以什么都羁縻不住他？在这些无名者的身上，闪耀着同样无名的光：我的名字是写在水上的涟漪。
有两种精神的潮汐，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互相鼓溢、噬咬、相扑……一种产自东方文化的精魂，一种产自西方文化的精魂，前者给他们安宁静谧和直觉的智慧，后者将他们带入激情的天地和效率的世界；前者给他们以悠闲与休息，后者使他们充满进取与热情……他们的精神潮汐是全球历史的反响，他们的心灵是世界命运的缩影。整合历史的步伐就这样随着他们的心律张驰、浮沉、循环……他们知道现代文明正在回光返照，东方文化的精魂正在悄悄地吞噬着西方文化的精魂，这一大势给他们启迪，是时候了，调整自己的生活、塑造世界的观念，那既不依傍于东方，也不依傍于西方的位于地平线上的“中国”……
天子的仆从，一反“支那人”的劣根性，排斥肮脏、虚伪、苟且、贪小、自欺、卑劣……以新的面貌迎接全球时代，如果新的白昼竟然照出了一群旧的小丑，那岂不可笑？天子的仆从，不但是革面的勇士，也是洗心的圣徒，他们的道德是心理的镇静，烧烤的伤痛止息，防患于未然，清除副作用，强化精神的肺腑。天子的仆从以天子为最高的德，庸碌之物缚不住手脚，他们的行动亮出身份，孤注一掷，为观念而赌，为理想而战，不需要勇气，只需要延续。需要的时候才涌出激情，不需要时则仿佛机器，而不分泌情感：这是心性修炼的至境。将自己作为一块塑料、一团泥石，按照需要加以定型处理……这是宇宙最富于创造性的活动：造人。从根本说，整个文明世界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有一天，他不再年轻，请就毫不犹豫地击碎他，再创一个新型的器皿！
八，创造者足下的废墟
8. The ruins left behind by the creator
文明教化学不是中国文明独创，如希腊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里也描述了相似的彻悟。他仿佛已经预感到罗马的统治及其“文明教化学”时代的来临，并竭力迎谒这一时代的欢呼。但柏拉图所盼望的日子终于还是到了：那就是近代知识分子极力诋毁的“黑暗的中世纪”。柏拉图并不是缅怀过去，而是在预言未来。那时，“文明教化学”的价值代替了“审美”和“求真”的价值，而成为安身立命的准则。那时，好奇的追求退后了，让位给道德的克制。直到十字军重新起来，扮演了古希腊亚该亚蛮族的角色，才结束了柏拉图的理想哲学家〔教士〕治国。
这种理想国在中国文明里内化为神秘的“皇极”。“皇极”何意？“建中建极”何意？没人能用现代术语解释清楚。但任何富于表达能力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和理解多少说出一些来。这就是“皇极”的玄妙之处，不简单的心理符咒……
内化的理想国之具体内涵，可随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易化，但它的整合力量却由于人对持久之物的向心而长久不衰。内化的理想国也许有点含糊不清，但不会消失在人的生命中。人似乎天生有一种“被吸引的需要”，这样，“文化”几乎作为先验的东西被接受下来，研讨和证明似乎已经多余了。“习惯的力量”伟大到那种地步，因为“习惯”是基于“需要”的压力。在全球政府可能推行的“文明教化学”过程中，有必要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精神扩充文明的化育作用，尽管那可能是“创造者足下的废墟”，其作用的神秘宛如大佛脸上的永恒微笑……难怪阿富汗回教的山民们要炸毁这些佛像。是因为他们受不了这样的恬淡？还是因为他们受不了这样的诡秘？扩充文明过程的化育作用，也就是将人投入规模巨大的实际用途，经过艺术修饰、神秘化或恬淡化、诡秘化，其精心伪装似乎证明了马林诺夫斯基功能学派的正确性，他们认为，所有的装饰性玩意儿都是有其具体功能的，例如，英国女王的马车虽然笨拙，却有实用价值：证明她不是暴发户，而是贵族头目。这似乎是献给胜利者的一枝玫瑰，甚至将玫瑰作为爱的表达也是有意义的，因为玫瑰是带刺的家伙，就像清高的女王陛下那样，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向之求爱或与之做爱的。
倒是主权国家把人类贬为类人猿，这个充满屠杀血腥的时代，其最大偏执就在于凡事都要和“民族”挂钩──民族于是变成了垃圾桶。民族主义者中了自己宣传的毒，他们把香花和毒草互置，通过拔毒草运动来歼灭香花，结果把主权国家变成了坟场。考查法国大革命两百年来的世界历史，只是塑造了一小批精华人物，但却在他们身后留下了一大片废墟。这废墟，就是民族，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那不能成为人们心灵归宿的唯物主义祭坛。这废墟，被那位走投无路、四处碰壁之后逃到日本的孙“中山”〔也就是孙文〕，称为“一盘散沙”，而文革虽然企图将之变为一堆混凝土，结果只是造成了国际著名的“豆腐渣工程”，人一死，茶就凉，毛只是留下了谈。就其象征意义而言，散沙与混凝土或豆腐渣工程，形异而神同──都是“废墟”。这是因为，化石文明之下的华人心目中，已经没有国家而只有家族，结果只能用爱国主义来掩饰家族盘算。
文明教化学与政治宣传术的根本区别在于：文明教化学具有一贯的、明确的方向；它的荦荦大端是从深厚的土壤中，生出全球政府的空前养分；同时也化出新文明的灵犀和线索，并成为历史的先导……而宣传术呢？则是世俗政治、金钱、权势、野心、阴谋之间争权夺利的大众工具……对文明的“和平演变”，是为潜伏已久的“文化战”备战的。不是“肃反”“文革”式的内部自杀，而是“古文运动”、“文艺复兴”式的外向扩张……
研究文明教化不失为一门重要学术，所以古代中国为此设立了博士官职；并恰到好处地施展它，发挥利剑般的修齐治平的效果。它雕琢天赋，绽开历史的果实，替后世播种；转借盲目的力量，再造福田。文明教化可以激活潜伏的灵性，依山靠海得尽地利。弊端、偏见、迷信、精神定型，不是文明教化的代词；不学自知、不习自明，是因为它作为高尚的以毒攻毒，可以镇定人心的骚乱与不安。不要说文明教化是以微言大义的精神骗局与心理权术，在提供精神鸦片；因为进入手术状态的人不使用麻醉剂是过不去的。为了安全通过手术，要对人体全面探察与调整；为了通过文明的冬季，需要重新理解与估价一切文化：“过去”如是融合于“现在”。招致失败的软弱不应被列为一个“选择”，需要研究的仅仅是怎样让精神鸦片最大限度地发出令人陶醉的功效。恰到好处地使此妙技，施展再造生命的谨慎技巧。
这哪里是“学术”？远自西周盛世，这已是一种心灵奇迹了。相反在八百年后的西汉却仅仅把它作为一门“学术”，提供给人类意识的整合，那倒是又一个创举。如《毛诗序》者，立志对文明教化进行一番系统研究，并有意识用它去辅佐政治的丰功伟绩，这就构成了“偶像的黄昏”。文明面对的最后一个挑战就是它自身的衰老，好在我们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一切文明都会死去，以便为新的生命开路；但在死前，请允许它全副戎装去参加决定世界命运的最后一搏，正如项羽带领他的勇士像二十八星宿一样发起最后的攻击，宰杀刘邦的千军万马：“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全球规模的文化战，也如此揭开它悲剧的一角。文化精神的决一雌雄；当然是文明方向之间的拼搏！“文明教化学”，因此亦可叫做“文化学”。这是一门驯兽师的功夫，是科学与艺术的高度结合，是变禽兽为人的千秋功业，而不是贬低驯化的力量、抬高兽性的挣扎。马戏团和动物园也许改组，但生物圈不会消失，因为生物圈本身就是一个更高级别的马戏团与动物园，正如人性的反抗或是兽性的反抗，其本身也是一个更为彻底的驯化的组成部分。
对文明教化的精神战士而言，褒扬或贬损都是多余的……他们作为“历史自觉的牺牲品”、“命运恭顺的器皿”，像雄鹰盯准了猎物一样认清了历史之鹄的，以宗教般的热忱投入文明教化的世界进程。意识形态上的新神话，辅佐文治武功的进行，最终还为生物圈的平衡效劳，使得生命活动的能量可以膨胀到空前高度。用意识形态的驯化力量、艺术的陶冶功能，神话、史诗、诗歌、音乐、美术、建筑尤其是电影、电视，对历史的再造、对文化的重解，用一切可能启动的心灵奇迹，为远方豁达的目标效其死力。
这样的“文化”，就其本义来讲，乃是指人的一切发现、发明、创造、幻想的总和而言。这样的文化品，不仅指人的一切创造物〔诸如“精神文化”和“物质文明”包括“制度文明”“礼教文明”等等〕；也是指文明人自身而言：文明人创造了自身。尽管他因此也悲哀地意识到：野蛮人比文明人更伟大，正如个人比民族更伟大，因为是上帝创造了前者〔野蛮人与个人〕，后者〔文明人与民族〕不过是人自己的造物。
流行文化则是高级文化的时装与附着物，高级文化又只是“文化精魂”的装束与可见形式。越是“高级”的文化，就越是脱离地表，越是人为，越是远离自然和神明之德。高级文化不论如何千差万别，其核心还是不脱“生活欲望”之俗。不同的高级文化，掩盖不住其相似的人性和相似的生活欲望；迥异的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向，也掩盖不住殊途同归的禽兽面目。
文化精魂无形无声，来去无踪影，只有少数中的少数才能察觉它，这少数中的少数就是“宗教─根本价值”的开山者和领悟者，他们的文化精魂幻化为“诸神”、“天命”，引导生命前进。这种意义上的文明教化学不是一门可怜巴巴的“学术”，需要到大学课题和基金会里去乞讨资助。需要资助的学术，其研究对象显然不能包括发放资助的施主，何况研究人类的命运？既然资助者比接受资助一方要大得多，并被承认为大，那小东西怎么能研究大东西，怎能研究自己的资助和自己的主子呢？接受资助的“项目”又凭借什么去决定资助者的命运和更大的大问题呢？资助者实际上并不允许接受资助的一方来研究自己，更加严禁其超越自己。既然如此，学术资助的体制显然包含了一种“裹脚布职能”，与“党的领导”是五十步笑百步──创造性的工作永远是任何种类的、遭到豢养的“集成工作”，难以窥其堂奥的！不论意识形态史、制度史、军事史、人民生活史……因为学术只能研讨以往，无法洞察将来。所以说，要把握文明潮流的兴衰，从而展望未来文明的众妙之门，这是我们“超级历史学”的透视功能所在。
欧洲浪漫主义和为学术而学术的热情，告一段落的日子到了，全球政府亟需中国式的“实用理性”。政治眼光虽然常和鼠目寸光相通，但政治的把脉者、施药者、安慰者，还是同样急需这些切实医治的手段。让我们欢迎文明教化学，以“政治整合者的姿态进入现代文明的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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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礼的精神
Chapter Four Spirit of Etiquette
在夏商周三代，礼首先是用来禳灾祈福的，具有宗教性；后来才被用于治国，具有政治性。在周公的政治活动中，礼的社会伦理性被强化，宗教神秘性受到削弱，“制礼作乐”成为治国方式。所谓“天”往往是一个“伦理范畴”，在此帽子下可以注入礼的精神，如“恭敬辞让之心”，就是人在天的帽子下所应当采取的谦恭态度，虽然这一态度本身是冲着其他人的。例如，对于君王来说，“同民心”也不是指“我与民同心”，而是指“同一民心”即“使民一心一德，同化于我”。我把“同一民心”视为本，与目标，把“恭敬辞让之心”视为末，与手段。
一，礼的本原，秩序精神
1. Origin of Etiquette:spirit of order
《周易系辞》陈述世界的原理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因为“天尊地卑”的自然现象，造成“乾坤定矣”的自然秩序；所以“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社会秩序得以成立，“动静有常，刚柔断矣”的文明节奏得以展开，“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政治活动得以出现，人类的吉凶生矣。对此原理“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因此，等级制度是必要的，可以促进文明的深化。很明显，这里表现了一种“秩序”思想，即等级是世界的基础结构。根据这一以“礼”为中心的思想，不论是先有“天尊地卑”的观念而后导致“贵贱位矣”的文明，还是先有“贵贱位矣”的社会观念而后使人们觉得“天尊地卑”，反正哲学家们想起了天地的差别，进而把这种差别视为“尊卑”关系，并把这一关系引入文明。
李零认为，“礼是处理差别的，通过差别，建立秩序，秩序就是和。和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或曰以不平等求平等。真正的平等只是理想，古人叫"大同"〔《礼记·礼运》〕。孔子也梦想大同，但他知道，礼是大同讲不成了才讲。所以他讲"君子和而不同"〔《子路》13.23〕。和谐社会是小康，不是大同。商周社会，好比一个大村子，里面有宗族祠堂，王就是族长，定下家规家法，管这个村子，协调村里的各种关系，长幼尊卑，井然有序，这就是和。人是生下来就不自由，也不平等，和卢梭的说法相反。礼，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和稀泥，想方设法，把不平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至闹出乱子。礼和德不同，不是个人修养，而是习惯和传统，约束人的行为规范。〔礼之用，和为贵〕”
《系辞》还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这明白宣告了“乾坤政治哲学”。乾与坤，在此不仅是其余各卦的简易纲领，也是《周易》贤德政治和历史哲学的纲领。
1875年〔清光绪元年〕，台湾事变，王大臣奏筹善后海防六策。那位老谋深算但最终输得一穷二白的满清重臣李鸿章〔1823─1901年〕，在他的评议中提出著名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论：“鸿章议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事，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阳讬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虽欲振奋而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耻，巧者又以引避自便。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际，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清史稿李鸿章列传》〕
显然，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海洋文明对内陆文明的挑战，李鸿章凭借他对情报系统的掌握，已经明白这一挑战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并将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而在专制政体下，惟有执政集团可以获得并垄断这些情报，所以许多“先行者”、“改革派”都是官僚出身，这也造成中国的积弱不振。所以在文革历史上，最早揭开“思想解放”序幕的，不是别人，正是掌权的“极左路线”所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摧折，现在，我们对“礼的精神”显然具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时间的梳篦，使得精神和形式得以分离，理解的纯粹，水落石出。
在夏商周三代，礼首先是用来禳灾祈福的，具有宗教性；后来才被用于治国，具有政治性。在周公的政治活动中，礼的社会伦理性被强化，宗教神秘性受到削弱，“制礼作乐”成为治国方式。由此可知，礼原本具有宗教─政治的双重性，也可以说是具备了“神权政治”的特性。那么，礼是否一定原始保守呢？也不一定。因为不论何种政治，其性质均含有“神权政治”的内容，即便现代海洋文明带来的“人民主权论”，也是带有强烈的神学性质甚至神权性质。例如，人民主权论同样无法在真理层面解答以下前提性问题：
1，“主权在民”比“君权神授”何以天经地义？
2，“主权在民”真能比之“君权神授”长盛不衰？
3，一人一票比君权世袭除了在动员效率方面可能较高外〔同时也造成社会比较动荡〕，进步为何？
难道仅仅是“人民”取代了“神明”、“投票”取代了“占卜”、“广告和舆论操纵”取代了“斗法和神话演唱”？这些特点在最为古老的人民主权论国家美国，可以看得最为清楚。结果教权换成法权，法官成为巫师的继承人，当然还要加上医师和律师，以构成三师一体，难怪医师和律师在美国社会的收入最高。难怪2000年美国大选就是由法官来决定总统应该归谁，这已经走上了教皇加冕国王的老路，2004年的台湾大选，几乎也是此路的翻版。
早在法国革命期间，那位律师出身的恐怖专政领袖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1758─1794年〕虽然屠杀了几千人，但比较二十世纪的革命领袖还是文雅得多，最后甚至拒绝发动武装政变以挽救自己的生命。罗伯斯庇尔这位卢梭主义者和他的“教父”卢梭一样，都是被无情父亲所遗弃的孤儿，他们的“主义”即人民主权论因此冷酷无情，需要来自断头台的支持。1792年9月2日至9月6日短短的几天里，巴黎就有一千一百多人被处决。这个著名的“九月大屠杀”早在雅各宾专政之前就开始了。1789年7月14日到1796年10月21日，全法国死于革命暴政的人数将近十二万人。其间罗伯斯庇尔的“牧月22日法令”使红色恐怖登峰造极：“被处死的人没有一天少于三十人。有时高达六十人。君主制时代的所有名人都在死亡登记簿上有名……而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百姓的名字总是占着死者名单的一大半”；收获月29日还处死了十六名修女……
实际上，人民主权与君权神授的区别，不是道德性的，而是工具性的，即，在殖民主义模式下，人民主权的统治形态〔注意，是“统治形态”〕可以动员更多的人众参与国政，从而得以广开兵源、增添财源。法国大革命以及其他各国的“民主革命”都是由于政府需要扩大兵源和财源引起的。
有一天全球统一了，兵源的榨取、财源的搜刮，成为不必要的浪费，那时，人民主权论就会像垃圾一样被绝大多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约而同地抛弃。尽管几乎所有的现代意识形态包括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回教原教旨主义等──都是秉持人民主权论的。但这只不过是为了社会动员的需要，为了把更多的炮灰投入彼此的厮杀。
同为“礼治”的功能，禳灾祈福与治国理政，究竟有什么共通呢？我认为，要义在于“建立秩序”。所谓灾，就是不正常、不合乎秩序；所谓禳灾祈福，就是努力恢复秩序。而在人的社会中，等级性和教化性，成为建立结构、恢复秩序的有效途径。有两句被广泛援引的话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断于已然之后”。据此可以说，礼就是制度化的伦理道德，是习惯法。在这种意义上，盛行习惯法、判例法的英美法系，要比大陆法系更加接近“礼制的统治”。礼法兼备，形成所谓“德主刑辅”的治国方式，夏商周三代行之有效。《礼记》中的《礼运》一篇，着重论述礼的精神。礼的系统中，时代渣滓其实不少，而超越时代的精髓其实只有一点：秩序精神。正如一句俗话所说：“有秩序而无自由，是可能的；无秩序而有自由，是不可能的。”秩序其实是自由的前提，而特定的秩序更是迫切需要等级制度即礼的制度。如《仪礼》等书主要涉及礼的形式，正如《周礼》主要涉及官制。《大戴礼记》虽然驳杂，但是其第四十二篇《礼三本》却对礼的精神颇有开启，值得一读：
“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郊止天子，社止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钜者钜，宜小者小也。凡礼始于脱，成于文，终于隆。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佚兴；其下，复情以归太一。天地以合，四海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倡，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贷之则丧。”
礼的本原，是制度所依归，是人们能够取用的秩序精神；至于礼的时装，既然过时，不妨遗弃，或让它在自我调节的自然过程中逐渐变易。如果把礼的全部细节加起来，且拘泥不变，难免导致社会丧失自我调节能力，历史因素日渐积累，造成文明的尾大不掉。而礼的秩序精神其精要部分又是什么呢？礼崩乐坏的时刻从反面凸显了秩序精神的本质：节制。节制包含了文明与理性方面的考虑，而不单纯是本能与感性的方面，在双重作用下，礼的规范成为政治伦理方面的重要建设。
二，二十世纪是礼崩乐坏的谷底
2. 20th century was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of global disorder
礼，是文明秩序的象征；乐，是心性和谐的状态。二十世纪的中国，丧失了节制，是礼崩乐坏的谷底时刻。整个中国好像几千年无人居住了，到处都是蜘蛛网、垃圾堆、怵目惊心惨不忍睹的尸骸和表情麻木内心颤栗的群众。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也许仅仅是在这样的时刻，有关“礼”的思索变得格外澄明，中国精神成为脱离躯体的游魂，反而得到自我更新、发扬光大的再生机会。
历史的误会破坏秩序，但谷底所汇聚的两股合力激起有关礼的思索……礼的精神要义在于节制，在于逆转“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暴戾倾向。而秩序与节制注重先、后、上、下的等差：等差是造就结构的必要条件，合理的等差孕育着秩序的功能、形成礼的统治而不是人的统治。至于礼的节制作用，显现为因时因地因情而制宜的礼仪和仪礼系统。任何一种仪礼系统都会过时，但礼的节制作用会长存，新的秩序在混乱无序中再度酝酿。
反过来观察，社会动乱不是由于旧礼的简单崩溃，而是因为旧礼不能适应人们喜新厌旧的倾向和文明生长的压力需要，故旧礼须要蜕皮，以便新礼生长。礼的精神即有关秩序与节制的思想是文明社会所依赖的，又是个体生来努力企及的天性，因而万古不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尽管礼的形式与节义，每代更新。
礼，虽可解释为秩序，却又不是冰冷生硬的，而是一种基于人性的秩序，故礼是王者之田。基于人性的要求，就是礼的生命所在；礼的形式与节义，以不损害礼的精神与功能为限。礼不是机械秩序，而是人性关怀，在尊卑和节制中，礼限制了扩张进取，又限制了腐化堕落。例如，饮酒活动因为有了礼节而不醉人，只有野蛮人才强行灌酒以到达“不分彼此”的假象。礼节是礼的节制，礼序是礼的位序，节日是“节事天地神祇”的日子，而不仅仅是世俗的庆典。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二者交相为用。义者，心之裁制；礼者，理之节义。
“经礼”与“变礼”可以这样区分：所谓经礼必须经万世而为律，类似《圣经》的十诫；变礼则是民俗风尚。这样，经礼就不是某种因情设施的暂时措施，或囿于一代、一地的特定仪节，而是一种基于人性的普遍原则。即使次一层经礼，也是相对于每个大的文明时代而言的，以作为那个时代内的变礼的构架与经纬。而万世不易的经礼则是“追求秩序的精神”，即礼魂。而其余次一层的经礼在普遍的经礼即礼魂面前，无形中都降为变礼了，而更具象的一般的变礼，在文明时代的巨大变迁面前，则沦为繁文缛节了。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认为，“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是故昏礼不称主人，经礼也；辞穷无称，称主人，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变礼也。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
以现代人的观点看，不妨认为，经礼和礼魂不仅建立在人的文化传承的基础上，更是建立在人的生物遗传的基础上。可以说经礼具有更多的先天生物性，而变礼和礼节则具有更多的后天文化性。
经礼之不可泯灭，因为人的天性不可泯灭。因此，我们可以深信，秩序的生活是人类的生活常数，而革命的生活不过是插曲式的变数。革命无论多么酷烈反常，总会结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何况这是烹饪人肉的宴席？
所谓自然法的观念，用一句古典来说，就是“天秩”，不同于“人序”。天秩即天然秩序，即自然法规。天秩是人间社会的向往，因此不同的社会和个体，对天秩有不同的解说。谁不承认这一点，就不理解现实〔尽管在理解之后，他仍然可以去做不可理喻的事〕。
意外事件常能改变自然法则，天秩经常被人序所扭曲。所谓神意就这样成为人意的翻版，人们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叫做“神的异象”。但实际上，天秩本身都是神意的产物，神意怎么可能与天秩对立而俯就人序呢？
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是指物理，性，是指人性，命，是指天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人就是位于天地中间的人以及他所秉持的秩序精神，一种“以奴仆命风月”的精神。
在中国古代，所谓“天”往往是一个“伦理范畴”，在此帽子下可以注入礼的精神，如“恭敬辞让之心”，就是人在天的帽子下所应当采取的谦恭态度，虽然这一态度本身是冲着其他人的。例如，对于君王来说，“同民心”也不是指“我与民同心”，而是指“同一民心”即“使民一心一德，同化于我”。我把“同一民心”视为本，与目标，把“恭敬辞让之心”视为末，与手段。我不能同意有人所说的，“尊敬是儒教的本质”，因为儒教的本质应该是“建立天下秩序的世界政治的精神”。
三，圣人是礼的人格化
3. Sage is the personification of etiquette
圣人是对“天”具有深入理解的人，“圣”这个词源很好地表达了这一概念。在《说文》中，这个词的意思是“渗透”或“穿透”。从这个意义又引申出“完全理解”这个意义。这样，圣人的理解就穿透一切，天，地，人。“圣”这个词或字本身由两部分构成，每个部分都包含着一个有助于理解该词的意义。一部分的意思是“耳”或“听”，意味着圣人是一个倾听者。他听到了什么呢？他听到了天的声音。这个字从语音上看似乎还有一种意思，意味着“显示”、“透露”。这表明圣人是一个显示或透露某种玄机的人。他透露什么呢？根据汉代的字典《说文》，答案是上天的声音。合起来，“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倾听天的声音并透露给人类的人”。这样，圣人就成了人的完美典范：圣人作为一个人是一个处于转化状态的存在，他依赖于实现自身的那种命运。
但对更早的孔子来说，圣人并不被视为个人可以达到的目标。例如，孔子把个人可以达到的目标称为“君子”，君子是一个渊博的人，对于上天的声音有着深入的理解，但他不是圣人：只有那些上古的统治者才配称作“圣人”。《周易系辞》里的“大人”之特性就是圣人之特性：“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可见大人就是得道的圣人，而不是“满大人”那样的官人，“官人”在其主子面前只是狗奴；所以中国民间并称“狗”与“官”为狗官，确实是经验之谈。而《周易系辞》里的大人之德，则源于乾道，堪称“龙德”。
“大人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天且弗违，而况人乎？”大人的来临将颠覆人序，再现天秩，他的功能仿佛麒麟那样具有梦想的功效：似鹿而大，牛尾马蹄，而有四角；背毛五彩，腹毛黄，不履生草，不杀生物。《礼记礼运篇》说：“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显然，这里的圣人指的还是得道的政治领袖。为什么《礼记礼运篇》给予政治领袖如此高的地位？因为他主持的政治体现了秩序的即礼的精神？所以说他的政治是“处其所存，礼之序也；玩其所乐，民之治也。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这里的“君”作为政治领袖，并非只是理想的，而且也是现实的，即不是没有缺点但却是从善如流、改过日新的：“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养也，非养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同上〕这一现实性显然在于，“故君明人则有过，养人则不足，事人则失位；故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故礼达而分定，故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同上〕这样的日新者君临天下，则“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同上〕而这正是全球化旋涡中的现代世界所需要的。
圣人就是受命整合世界的天命之子，历史的象征、神意的代言，神秘启示的灵媒，他能够参于天地即与天地并列为三，代表精神的日新状态，奉天承运，沟通天、地、人，引导人类前进，因此称为“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同上〕
王以什么来通天、地、人呢？以“治政”，即使有效的政治状态，否则，人无法生存下去，文明更无从谈起。作为圣人甚至天子的王，自下而上或是自上而下，都带有一股特殊的气质：不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是为天人的协和，创造天命的焦点并满足历史的需要。常人看来，这种生存形式带有一种不可磨灭的悲剧色彩，他享受不到常人眼中的幸福，反倒不断地自我牺牲。他身上永远负担种族与文明的责任。俗人要穷奢极欲与不冒风险的逸乐生活，不会为抽象的信念去牺牲眼下的舒适。只有天子对自我牺牲感到幸福，因为那是天命的标记。他的满足充满内在，他的需求永不知足。人人都有自己的爱好、趣味和乐事，各不相同有如其面。屈原说：“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圣人、天子、王者作为一个人，有其趣味与乐事，这趣味与乐事可以各不相同。但既然是一个圣人、天子、王者，他最好的安慰和最大的乐事，自然就是政治的事务，而不再是个人的趣味与乐事。对负有社会责任的他来说，这是责无旁贷的天职。他不会因为所付的个人代价而遗憾，只会因为天命选择了自己而不得不认命。他就是这样的人，只能这样生活：圣人、天子、王者存在的基础是天命，而天命又由秩序和“礼”显示出来，天命呼应自然秩序的渴望。礼的精神不仅是圣人、天子、王者的基础与条件，也通过圣人、天子、王者来保证与卫护。圣人是礼制的人格化，正如基督是神的人格化。
由此观之，中国两千年来后宫充裕的帝王，和近代以来横行霸道的僭主、军阀、草寇、党棍，都可说是盗贼的魁首，是“打下了天下”的刑事罪犯。他们的行为不合圣人、天子、王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德。他们穷奢极欲，文过饰非，满心都是“家天下”抢班夺权的念头，是十足的次品动物，与监狱里的囚犯区别不大，岂真天子哉。历史的浪潮吞噬了这些沐猴而冠的家伙，“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自白，并不能使得刑事罪犯成为实质上的“今朝风流人物”。
而《礼运》则明确指出为，“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真正的圣人立于无过，因为他的行为不是出于个人野心与家族私利。这样的人不留遗产给自己的子孙，而是泛爱众，博施广济，所以能有公心，符合《礼运》“故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里的“君”德。百姓不效法上述泛爱众的君王圣德就不能自治，惟有聚在泛爱众的君王旗下，以圣人作为共同的精神纽带和行为准则，被其德光所充盈，世界的政治才能臻于清明。
《礼运》明言“百姓养君以自安”，而不像元明清以来的家天下的流氓皇帝和总统、执政、总理、总裁、主席、书记们所说的，是人民在依靠领导集团吃饭。难道因为百姓不养暴君就不能自安？百姓接受暴君精神上、道德上的统治，不是因为百姓需要暴君欲望上、情绪上的发泄，而是因为被征服者的无奈。君王与人民的区别，不仅是社会分工的区别，也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区别。在现实的层面，服从君王不仅是服从秩序与正义，也是服从暴力与权势，因为君王也是二元的。在暴君的欲望而不是圣人的天命看来，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人民的权利需要用纳贡来赎买。于是，百姓只能从巴结暴君来得到自显，一切反抗暴君的企图都被视为刑事犯罪，应该受到忠臣走狗的怒火焚烧。当然，在圣人的天命看来，事君就是为社会服务，因为圣人乃是社会的代表。百姓只有在事君也就是为社会服务中，才可以得到显扬与荣耀。
故《礼运》云：“礼达而分定，故人者爱其死而患其生。”这就是礼制及其表率，圣人的社会作用，可以使人热爱死亡而以苟活为患：只要这种死是符合礼与君命的；只要这种生是违背礼与君意的。这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比有形的枷锁，更加可靠。
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4. The righteous conquest by the son of heaven
《论语·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代表了西周的理想。然而，它不也启发我们对未来全球秩序的思索？或者勿宁说，我们可以把关于未来世界的设想，投射于上述命题，汇归于上述命题。
天子就是那奉天承运而崛起的创造性天才，他涉及公共事务，切入社会生活。他使用文明的光，避免铁血暴力；他是文王，而非武帝，更非闯贼。“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原则不是一个理想，一个殷周革命的口号；而是一个公理，一个只能如此的公理：一切成功了的礼乐征伐，都是出自天子的；凡是成功的礼乐征伐者，即为天子。撰写历史的权利，属于胜利者，而不能成功的礼乐征伐，即使“只争朝夕”，终是虚幻的共产主义，这种事业不论多么轰轰烈烈，终将流产。这种建立在海市蜃楼上的导师领袖统帅舵手，虽然冒名为职业革命的专家，却顶替不了天命轮转的光辉。即使在二十世纪的一片黑暗中，人造的红太阳依然不能遮蔽这一光辉的公理。
礼乐是对征伐的巩固，征伐是对礼乐的拓展。礼乐发自内部，而征伐拓开外部；礼乐也是一种自我征伐，是提升野蛮的自己于礼乐的圣境；而征伐也是开化异己者的礼乐，是把征伐作为礼乐化育的必要手段。这表明一切征服必以文化的征服为最终形式，更高级的统治来自文明的向心力，而永久性的征服则是同化。正如《庄子·大宗师》“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同化的圣功，使得孔子也由衷赞美。凡此种种，构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完整内涵。
无论礼乐，无论征伐，无论这二者的共通性，都比历来人们承认的还要大。那就是《庄子·大宗师》点破了的“同化”。从内在的哲学意义言之是“同化”，从外在政治意义言之则为“兼并”：同化与兼并相辅相成。征服合乎天意才能成功，例外的暂时得势不过是命运对人们的一种嘲弄。天子要进行成功的征服，即需要响应天命，审时度势，切勿自欺欺人，以宣传代替认识。
任何兼并与同化，若只凭军事力量而缺少社会支持，终难持久。而所谓社会支持又是不断处于变动之中，以致人们很难抓住它，更难预先洞察。惟有天子凭借直觉行动，用感觉代替学究的研讨。在这种意义上，天子就是天才。天才凭其灵异的直觉来判断自己的时辰，当他知道星辰升起，就兴起，把天命的密码物质化……天子的征服不会毫无结果，像众多的游猎群落那样。天子注定要对历史发挥“卦主”的转折作用，体现潮流的转向。无情的战争并非其征服事业的唯一途径，甚至可说不是主要途径。天子的征服根据具体条件“应情设施”，并不固守陈规。
人们都知道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延伸，但不懂政治斗争又不过是文化斗争的延伸，天子的使命是敉平社会斗争，使剩余的精力作成新的文化。战争即军事斗争，并不是文化斗争的良好方法，越是在文明环境下，其越是一种“不得已的方法”。故古人云：“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此之谓也。《老子》也说，“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三十一章〕，这是因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三十章〕
王者既不黩武，以何来沟通天地人？以“治政”。即有效的政治状态，即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的良好模式。在常人看来，王者的生存若不能纵欲，则失去意义，变成徒劳无益的悲剧，不仅享受不到常人眼中的动物幸福，岂不近乎无限地自虐？常人想要不冒风险的逸乐生活，把王者的生命理解为“穷奢极欲”，又怎肯为了信念作些牺牲？
五，“礼表法里”的两道分离
5. The dualism of etiquette without and legality within
“王道与霸道杂之”，也就是“恩威并用”、“刚柔兼济”，照汉宣帝的说法，这也是“汉家制度”的一个特征。
“汉家制度”一词一般概指汉朝的典章制度，有时也专指汉代“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汉书·元帝纪》曰：“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这里所言的汉家制度其实就是流氓皇帝刘邦所制定的治国方略。在先秦，首先提出“霸”“王”概念的可能要算孟子。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霸道因此被定义为“以力服人”，而王道就是“以德服人”。荀子认为王、霸可以相通。“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上可以王，下可以霸”，霸道可以补充王道。后来，“王道”和“霸道”分别被视为儒家和法家的理论，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其核心就是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刑治并用。唐朝人封德彝认为“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并没有带来长治久安。《旧唐书·魏征传》：“帝尝叹曰：‘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封德彝对曰：‘三代之后，浇诡日滋。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征书生，好虚论，徒乱国家，不可听。’”
所谓虚论，无非就是从霸道看待王道，封德彝的看法接近于马基雅维利说的，“一个君主不可以真信宗教，但要让他的臣民觉得他是虔诚的。”，在其名著《君主论》中他甚至指出：身为统治者，为了国家利益，要有牺牲公共道德原则的魄力和勇气，但为了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能让人民知道他道德败坏的真相的。马基雅维利所强调的两面派手法，其实就是汉朝皇帝的“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术，是《韩非子》的研究专长，可惜欧洲人目光短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马基雅维利的研究成果其实还在一千七八百年以前的韩非以下。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君王的霸道伪装成王道、然后推销给广大群众呢？其方法，早在韩非之前的周朝盛世就发明出来了，那就是后来称为“政治思想教育”〔无产阶级国家术语〕，或“国民教育”〔资产阶级国家术语〕的古代中国“官学”。在周朝以后，各种私塾、公学中，均教授同样的教材与精神，目的是把臣民培养成模范人物。从王国时代的“君子”到帝国时代的“二十四孝”再到无产阶级僭主时代的“雷锋”，其实有脉络可寻，只是无产阶级僭主国家称之为“社会主义教育”罢了。而帝国时代素来以孔子之道作为臣民教育的基础，此种教育是形成“社会共同观念”的温床，从而造就政治统一的心理纽带。“官学”最后发展为“科举”，则进一步把学问和政权融合一体了。
在官学之下，人民成为驯顺的政治动物与灵巧的经济动物。当然最好把群众培育成虔诚的宗教动物、温良的伦理动物，所以“神道设教”的催眠系统被发展出来，这不仅有助于巩固政权，也可以提升良民的健康、幸福感，帮助他们得救。但模范良民首先是政治动物，然后是经济动物，这两种身份若不能保证，其他身份就谈不上了。其他身份的建立，也是为了保障良好的政治秩序和健康的经济秩序。
在中国文明的传统里，“圣人之道”作用很大，孔子是它的言说者，所谓“述而不作”，是说孔子并非孔子之道的创造发明者，而不过是一个更老传统的集成者和表达者。所谓“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就是“传旧”；作，就是“创始”：这里明言孔子只是讲述先王的言行而不作另起炉灶的创新。
孔子拒绝创新的态度，说明“圣人的教化”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基于神明〔相当于“天”〕、生物性〔相当于“地”〕和传统〔相当于“人”〕。否则，越是绝对独断的真理，越是近乎谬误。在我们看来，文明受到季节的支配，人们的精神惟有相对，方能适应环境。好的伦理观念也因此反对绝对论，并认“只须恢复发扬理性便能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直线性思考为错。至于“修身齐家可以导致治国平天下”，更是逻辑与事实的双重无稽，缺乏历史实证。理性不像是物质，可以任意加以改造利用，在人的创造活动中，理性虽然高于物质，但也还是不能决定命运，而是被各种因素左右移易的。理性之恢复与发扬，是社会复兴的表徵及后果，却不是前提；理性的恢复与发扬，可以巩固秩序，却不能创造秩序。理性是内在的，秩序是外在的，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建立仁的基础。这里的秩序显然是自然的秩序，而非人为的秩序。
人为的秩序如果建立在强制的军事征服上，就是少数人以强力来贯彻自己意志的结果，那样即使被一些昏庸的教主和御用的文人吹捧为“历史的必然性”，也不过只是奴性的体现罢了，这连昏庸教主和御用文人自己的理性都不能说服，何况说服独立的精神？立足于军事征服的暴虐秩序是有害的、难以持久的，秦始皇、忽必烈、毛泽东思想都是如此。
经济上的理想主义和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同样有害，如果通过军事征服来推广这种“理想主义”，将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其有害性。相反，消除或降低有害性，则需要顺遂人性的现实主义，即贯彻所谓的“顺世外道”〔Lokayata〕。顺世外道以物质论为基础，认为前世因果并不存在，人死后没有来世，只有现在才是真实的：“尽情地吃喝玩乐，死亡将降临每一个人身上。” 经济动物和政治动物本来就是顺世外道的奴仆，理想主义的领域，仅仅应该落实在宗教、艺术、科学、伦理、宣传方面，那才是梦想家的王国，是高级天才孳生文明的天地。任何健全的社会于此物质与精神的二道皆不偏废，坚持政治经济与宗教伦理互相分离与补充的原则。惟有“二道并行”〔政治经济与宗教伦理互相支持〕，方得以在紧张的对立与骄傲的敌视中，共同支撑一个健全社会的基础。此“二道”〔政治经济与宗教伦理〕的互相关系：不是相辅相成，乃是相反相成，例如政治生活严酷性与经济生活的冷峻性，要靠宗教生活的精神救助与伦理生活的艺术良知来缓解。同样，宗教与伦理的教化等高级文化的梦幻性质，也要通过靠它们对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潜移默化，来发挥现实作用。
上述的“二道并行”，也使我们想到“天才与礼制的关系”。其实礼制不是别的，正是社会秩序的制度化，或曰人间关系的文明化。它造成这样一种奇特现象：一方面礼制是天才的创造发明，另方面礼制又会阻碍及限制新的天才兴起。如果仅仅认识礼制对天才的扼杀作用，难免成为礼制的敌视者，厌恶一切权势，希望粉碎社会枷锁。如果看清了礼制也是以往天才的创造，而一切已成的礼制都难免某种程度的僵化，社会若无某种程度的僵化所造成的压迫与限制，也将不能稳定地存在、文化亦将渐渐化为乌有，那么就懂得开辟新的礼制势在必行，而无政府主义的诱惑必须拒绝。
《庄子·大宗师》反复强调的“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无形中为礼制与天才的关系，作了一个恰当的说明：在有效的礼制状态下〔仿佛天地大块〕，天才只得改辕易辙，把他的创造冲动控制在礼制所限定的范围内；而只要礼制尚能容纳得起天才人物的创造冲击，就不失其“有效性”。相反，如果一个礼制已经不能承受、不能容纳天才人物的创造性冲击，则它的末日即将来临。日后，新的礼制就会在无政府状态的万般苦难下，逐渐酝酿成形，而不再通过渐进的改革去扬弃旧礼制了。只有大混乱和大毁灭，才提供新的天才用武之地，并让他取而代之旧秩序。所以，对天才人物而言，恰如其分地评估自己所处的时、位、所，让自己的智慧不被尘蒙，才能恰到好处抉择目标，一意孤行走向胜利。凡是天才，必能认清这一点，也必能力行这一点到底。
六，秩序与理性互为表里
6. Order and rationality as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秩序与理性既然互为表里，那么当社会秩序井然且顺乎自然，就说明人已经恢复与发扬了“神”的力量，也就是“赐予人类道德原则的宇宙理性”的力量。而人类保持理性，又有待于某种程度上的秩序，使得理性行为可以“有良好的投资回报率”，由此循序渐进，达到更高的理性状态。不可期望文明事业一蹴而就，天才人物“良心发现”的反思，诚然具有引发上述良性循环的激发作用，但必须持续以其它条件支持，否则孤掌难鸣，一切付诸东流。即，天才人物若不能脱离群众的命运而独创伟业，注定随同苍生归于涂炭；惟有力挽狂澜者，可在粉身碎骨里获得永恒。
如此奉天承运、创造秩序的天才，可以开辟另一文明甚至另一人种，他们以新的也就是“更接近自然的理性”来鞭击世人、召唤世人，再度产生新的实践达到新的秩序，为横遭破坏的天秩，承衰起敝。由此可见，天秩的回归、理性的恢复，是实现社会和谐、世界大同的后缀而不是前提，其前提则是天才人物的兴起、发光。如《圣经以赛亚书》：“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60:1〕“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秸交与他的弓。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同上41:2 〕可见，在乱世“恢复理性与秩序的初步阶段”的第一步，不得不伴随某种强力的刀剑。当然，它所强制的只是那些“丧失了理性的兽类人”，为了矫正他们家天下而不顾社会公利的暴君暴民行为，圣人需要“放血疗法”来替他们治病，“手术所需要的流血是仁慈的，是为了防止疾病的恶化蔓延”。而这，只有专业医生可以判断，不是街头的群众用投票可以决定的。
那么秩序的要素，秩序的基础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宗教，是教化，但是，诚如前此所言，不论西方的宗教，还是中国的教化〔或曰王道〕，都是既属心理范围，也属社会制度。其内在性还是需要外在权威予以支持。这个外在支持就是等级制度和团队精神！
我发现，“等级制度”和“团队精神”其实是一体两面，也就是用不同的名词来称呼同一个事物，贬义曰“等级制度”，褒义曰“团队精神”。毫不可怪，这个等级制度或曰团队精神不是强制或是人为的，不是靠暴力和政权来维持的，而是自发的社会性格，既然顺乎自然，就是应乎天运，万民欢悦，秩序井然的。明显反差的例子是中国的皇帝与日本的天皇，前者更多强制性的，像是“等级制度”的产物，后者更多自发性，像是“团队精神”的产物，其实两者的设置都是为了达到秩序，只是不同的社会形态提供了不同的“投资回报方式”，在中国，“不服从的人占便宜”，在日本“会服从的人占便宜”。因此连日本天皇也还是谨小慎微的服从自己的团队，而绝对想不到“我是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样的流氓语言，不会炫耀自己的刑事犯罪记录。
我发现，一切兴盛的社会、尤其是一切初起的文明，其基础都是自然的等级制度─团队精神；而一切衰落的社会，尤其是衰落破碎之后经过强制重组起来的文明，却都由于自然等级制度的崩溃和团队精神是瓦解，而缺乏活力，陷入“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绝路，所以不得不诉诸人造的强制性纪律，甚至进行全面专政。即使旷世天才兴起，消灭腐败、恢复秩序，但这秩序已非自然秩序─天秩，而是人造秩序─人序，这人序的末流所产生的毒素如卑躬屈膝、见风转舵，导致该社会经常在关键时刻土崩瓦解，仿佛战场上的“兵败如山倒”，岂能获得长治久安。
天秩也就是自然秩序造成等级制度和团队精神，因为它来自“自然理性”也就是“生物本能”。这种理性或曰本能的健康发育，可以造成文明的普遍和谐。也就是《周易乾卦》所描述的乾元创造力量的“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由此可见，天秩即自然的等级制度乃是世界和平的生物基础，是与自然理性配合默契的宗教教化，是与王道相辅相成的宇宙战略。
自然的等级制度─团队精神何以是文明兴盛的标志呢？等级制度乃是指政治权力而言，团队精神则是基于等级制度的良好运转而产生的精神向心力。当然由于政治权力而导致经济与法律的权力，也有助于强化团队精神。但仅有经济差异而无心理敬意是称不上等级制度的，也无法形成团队精神。因为人们生来不同，无法一刀切；强行一刀切，不仅伤人，而且损害社会文明。“生来不同”不但是人也是一切生物的特点，正是基于这一自然，“选种”才成为必要的和必然的。而按照人的不同来分别对待，才是一种“天秩”即自然等级制度。只有遵循自然等级制度，才可在社会落实自然秩序。
与此相反，人为的等级制度则是与无秩序的“人人平等”、“一切人可以羞辱一切人”、“生物性可以亵渎神圣性”，一起发生作用的。人为的等级制度〔如“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虽然达到了表面的秩序〔如“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三大差别”〕，却令各类社会弊端被长期掩盖而恶性滋长，其中包括贪污、欺诈、奴颜、昏昧等，它使鸡凤同笼，优越人物被恶势力扼杀。优越者的丧失促使社会发生危机，并使社会最终丧失了生气，使文明僵化、礼制崩溃。这就是用人为等级制度来破坏自然等级制度所造成的恶果。
人类虽然生而并不平等，但对一个社会而言，却不应使贫富悬殊，更不可挑动二者对立；而以“阶级斗争”、“渔翁得利”的阴谋治国，则是外来征服者的罪恶计划。自然的等级制度应体现在社会职责与政治责任上而不应体现在垄断权势、捞取财富上，因为贪婪势必导致社会分裂，而且财富使人腐化堕落，一如政治权力。贫富不均，富人欺凌穷人，穷人仇视富人，都是社会内乱的根源。经济状况的优劣可以容忍甚至具有某种刺激作用，但过分的奢华与穷困却鼓动了人性中的黑暗势力，文明的作用正是要遏制这一黑暗势力。
人为的坏东西以人为的方式来消灭，自然的坏东西以自然的方式来消灭，“赐予人类道德原则的宇宙理性”是公平的：有时奴隶倾向的人由于前人遗产而享之不尽，主人倾向的人却由于社会正义而倍遭厄运，这就是自然秩序对个体的规范与激励，也是逼迫个人起而创造自己命运的契机。
七，礼与控制论
7. Etiquette and cybernetics
自然秩序的掌管者、未来全球保衡者，将从心理学的天才猜想、生物学的实验研究那里，学得许多东西……就像中国的帝王们曾从礼制的实践、儒家的学说、经学的规范那里获得了不同于罗马帝国的命运。罗马帝国由于缺乏礼制实践、儒家学说、经学规范作为政治制度的支持，而陷入继承人危机，使得罗马法缺乏伦理道德的支持而在政治上成为废物。
生物学和心理学在未来世纪的发展，势必越来越远离人们对“科学”的传统理解，而具有控制论的性质，它将越来越潜入个性的黑暗深渊中，越来越具有实用的社会价值：它的“东方色彩”将日趋浓厚。
所谓控制论〔Cybernetics〕，是研究各类系统的调节和控制规律的“科学”，是自动控制、通讯技术、计算机科学、数理逻辑、神经生理学、统计力学、行为科学等多种科技相互渗透形成的一门横断性学科。它蓬勃发展的实践活动，已经日渐支配了人类的生活，甚至为全球规模的社会整合，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用控制论的观点看，所谓儒教基本上就是一套控制论思想。其核心理论，是天人之际即“宇宙控制论”的基本理论。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政治经论，只是基于上述理解的人性和社会层面，是为适应中国的家族社会而拟定的战略手段。
儒学的兴盛，是其对世界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取得社会有效性的证明。儒学的衰微，是其对战略手段的执著程度超过了对基本理解的贯彻程度……家族政治的模式可以通行于中国却无法通行于全球，故不实现充分的宪政改革，中国也无法登上全球舞台。从这种观点说，现代控制论的而非古代儒家的理论实践，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全球范围的修齐治平”。
生物医学所欲解开的人性困难如“变态反应”，和儒家思想所欲克服的类似困难如“过与不及”和“反中庸”，岂不具有太多的相似。所不同的只是二者的理论框架：前者偏重于个人医学，后者侧重于社会政治；因此，前者以个体的治愈为目标，后者则以社会的得救为归宿。但前者将发现，若不越来越扩大它的治疗范围以至于社会改革，个体的治愈将是无望的。后者也已懂得，社会的得救必从个体的矫正下手，不仅是正心、修身，而且是寻求神明的救助，如各种高级的世界宗教所极力倡导的。
粗略一看，二者运用的方法似乎不同：生物医学主治疗，其手段是催眠暗示甚至基因工程，儒家学说主修养，其手段是知命率性甚至修齐治平。其实，它们都运用了控制论方法。心理暗示的基本途径，是把某种人为的思想或灵感说成是“天命”或“自然之道”，就像把自己的计划说成是“异象”甚至“上帝的愿望”。当然，把自己的计划说成是“异象”甚至“上帝的愿望”，会受到神的诅咒：“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作了梦。我作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各人将所作的梦对邻舍述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力忘记我的名一样。……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默示呢？你就对他们说，什么默示阿。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默示，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耶利米书》23:24─23:34〕
假先知们有意无意把生物性因素神明化了，这样使群众受骗感染并潜移默化，所以反宗教人士据此批判宗教活动是“一个骗子领着一群傻子”，其“神奇功效”甚至连明敏之士有时也难逃此劫，因为他们也和大众一样具有生物本能，受到同个气氛的压力作用，只有接受“作为反压抑手段的心理暗示”。例如，在精神分析法的创始者那里，这种方法已经不再是一种医学方法，而成为一把胁迫人性的手枪，成为扭曲人性和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诡秘钥匙……精神分析甚至自负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结果为各种现代极权政治送去了洗脑方法。当然，想使精神分析法及其实践具有完全“政治”和“宗教”功能，还需要一些岁月和努力。但是毕竟，心理医生和政治委员已经取代了忏悔神甫。未来世界的迫切需要也许将不难呼唤新的巫婆出来复兴巫术……她会表明，精神分析法及其政治性及宗教性将在实践中增强，“新世纪运动”和印度教的多个变种，逐渐入侵后基督教时代的欧洲，将实现挫平个性、瓦解主观愿望的努力，精神分析法及其实践于是变成一种广义的“市民宗教政治学”……
历史上的各种宗教之所以风行一时，甚至迄今保持强大的影响力，无非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恒定久远的希望。信仰是希望。但谁来建立新的信仰呢？但愿这不是假货，但愿在黑色的灾难之渊中兴起发光的真是“耶和华的荣耀”：“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以赛亚书》60:1〕
再看音乐。起源于不同精神的音乐，究竟孰高孰低？谁能更长久地支配人类精神？这是不能概而论之、不能绝对化的，因为适时则用、逢运则通。有人说，起源于悲剧的音乐时时深感人心。有人说，起源于政治的音乐最为肃穆，盖人生的祸福介于政治的得失，而政治即公共事务对人心的影响也最为显著。人类生活的各种波折，莫不由于政治，莫不归于政治，故政治精神的体现就是先秦的《大雅》及《颂》。
在我看来，起源于宗教的音乐最崇高，因为宗教是人类精神的最高状态，人生的终极目的在于追求天帝、神明、冥冥的命运以及称为阳、力、道、玄、一的终极本体。更有人说，起源于庆典的音乐乃是最富于官能性的音乐，人欲永恒不息，音乐最能表彰创业的成功及尘世的胜利，不论个人、集团、阶级、民族尤为如此。以上所论，类似《庄子天下篇》所谓“各执一端，从其所善”。雅颂衰而国风兴，古典绝而现代兴，此皆精神性音乐被官能性音乐所胜，因为世道凌夷、文明衰落所致。由此可见，音乐始终是社会控制的某种工具，而一贯统治的音乐精神并不存在。
八，黄金时代
8. The golden age
“失乐园”的主题，从古代巴比伦世界的神话，一直变奏到全球时代的文学、艺术、哲学、科学，不绝如缕，它歌咏某个“黄金时代”一去不返。甚至连最新的人类起源学说，也追溯到十五万年以前的亚当夏娃。确实，在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里，都有过“乐园”：希腊神话说人类的祖先曾在“没有压迫、没有法律，却自动地保持着信义和正道”的时代里，那时没有战争和武士，人民生活在和平之中，四季常春，土地不需耕耘就有丰饶的收获，溪中流着乳汁，山树中滴淌下蜂蜜。中国人传说有美满和谐的“三皇五帝时代”，人们“鼓腹而歌”，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由生活……这就是著名的帝尧之世的《击壤歌》时代。《击壤歌》出自晋代皇甫谧（215─282年）《帝王世纪》：“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十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
在印度古书《风神古史记》里，黄金时代的传说是这样的：
“那些人随心所欲地做着一切，并且都是幸福的。在他们那里，既没有法律，也没有不法行为，同时在这些人中，也没有任何区别……这时，没有瓦尔那〔Varna，即区分印度社会四阶层（daivi─varnasrama─dharma）的种姓制度，“Varna”原义为肤色和品质，可见印度文明是按人的皮肤颜色来区分品质和等级的〕的区别和生活方式的区别，也没有瓦尔那的混乱。在当时人们的行动中，彼此之间并不爱或恨。他们生来就同样地美丽和长寿，不分显贵和卑贱，他们生来就幸福，并不知忧愁。”〔《风神古史记》VIII.49、50、62、63，译文据《古代世界史资料选读》单卷本第76─77页〕
上述古典文献在公元最初几世纪已经存在，其中包括更古的传说。研究者大多认为古代说印欧语的“雅利安人”曾经入侵并殖民印度，而进入印度前，这些部落过着游荡的生活，主要从事畜牧业，农业在他们的生活中作用很小，他们尚未出现等级区分和贫富不均，“黄金时代”就是这一时期的回忆。
希腊人也有黄金时代的观念：“始初，奥林匹斯山诸神创造了黄金的人类。那时人就像神一样生活在完满的幸福中。他们不用手劳动，因为人地无须他们的帮助就生长出果实。他们不知道老年的忧伤，死去对他们说来就好像在沉睡中离去。在他们离去后，他们的灵魂就被派到大地上居住，保护并帮助活着的人们。〔赫西俄德：《农作与时日》，Hesiod：Works and Days〕
二十世纪的联合国，依靠论坛形式协调人类政治行为的状态，但在二十一世纪伊始的“九一一袭击”后，联合国机制眼见得破碎飘零了。“欧洲共同体”有幸靠关税同盟而改变历史的宿命吗？这一宿命就是：统一不得不诉诸某种形式的强制理论。我很怀疑。欧洲议会与美国议会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缺乏强制力量；因为美国的强制力量是通过贩卖黑奴、独立战争、屠杀印第安人、血流成河的南北战争、大陆扩张、海外扩张〔通过对西班牙的掠夺〕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稳步建立的，而欧盟呢？欧盟甚至连独立战争都还没有开始呢！有一天，历史也许将证明，人类还是得“穿新鞋走老路”──仰仗某种类似于强秦和罗马的“赐福”？甚至要依靠“全球范围的南北战争”，来实现“世界国家的和平共处”。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统治，难道真的可以缺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真的无须必要的斧钺以为支持？
任何文化模式，只有当它成功地解决了当时代的主要问题时，它真正的内力才会透现出来。在受到多方尊荣之后，它情不自禁地意欲成为一把打开未来之门的万能钥匙！它所开启的黄金时代，可以使黄金变得无用。印第安人曾经拥有这样美好的回忆，可惜被掠夺黄金的欧洲殖民者一举摧毁。那么现在，全球时代是否应该认可并著手重建自己的黄金时代呢？尽管在“黄金时代”、“太平盛世”的底层，也有其充满杀机的暗流在悄悄汩动。
问题只在于，普遍的和平不足以积累汇成摧毁文明大厦的泥石流。如果“民主社会”就是“平民社会”的话，那么中国在汉朝以后就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了。尤其是在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实施“推恩法”之后，他采用主父偃的建议，下令诸侯分封子弟以分割其领土及势力；又以诸侯在朝庙助祭时所贡献的酬金份量和成色不足，夺去一百零六人的爵号，侯王势力自此瓦解，封建名存实亡。结果民间效法，导致长子继承制崩溃，诸子坐等瓜分家产，不思进取，中国文明从此丧失内在动能。这种类型的“中国民主社会”，具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平等意识，结果极端的平民社会逐渐演变为贱民社会。“程序正义”本是“礼”的重要内容，如果逐渐不被大众理睬，那么破坏程序的“合情合理”就会成为僭越的口实。
历史表明，最有活力的不是平民社会，而是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过渡时期。全球规模的礼制统治，不是古代中国的“礼制的天下统治”的简单翻版与扩充，而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因为古代的天下仅指“赤县神州”，而我们所以借用“礼制的天下统治”一词，用以表达全球化的观念，是由于“礼魂”的信念体现了人类追求秩序的生物性格。
礼魂所借用的外套即古代的礼制，并不能化育未来的世界：“礼不相袭”的“礼”就是指礼制而言；但礼魂即礼的精神则万古如一：那就是爱和平、求安宁的“阴性元素”。这虽然与进攻性的“阳性元素”对立，但却是化育世界所不可或缺的一半。阴性因素虽与创造精神格格不入，但它对创造力的“群龙无首”，进行了规范、阻碍甚至卓有成效的淘汰与歼灭，迫使创造力走向更高的状态。这正如礼的核心思想既不是“禁欲”也不是“纵欲”，而在于“中庸”和“节制”：目标不是“欲望”，而是“创造”！创造性起源于欲望，但创造力却需要克服欲望的骚动。“礼制的天下统治”的精髓，就在于迫使纵欲的时尚转辙，走向创造。礼制的天下统治创造了限制，其结果不是消极的保守而是积极的进取：限制了无秩序的动作，克服了创造的大障碍。而限制之下的最大创造就是某种特殊人格的兴起，没有他的大驾光临，礼制的天下统治是不可思议的。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礼制的天下统治”与“科学的世界秩序”：这两个概念是对同一意象的不同表述。这样的科学正好与民主和社会主义无缘。
科学能造成世界秩序吗？科学不正构成了对于秩序的颠覆因素吗？我认为，科学作为工具，正像两面刃，有对秩序构成颠覆的一面，也有维护甚至巩固秩序的一面，例如，二十世纪后半期人民武装起义之所以很少成功，就是因为现代科技成为各国政府强大的镇压工具。在全球时代，这个特点会进一步加强而不是削弱，科学力量在未来将发挥稳定秩序甚至整合全球的“阴性作用”。从科学发展史看，当科学结构剧烈变动时，各门科学的内容急剧调整，科学对秩序确有破坏作用，这时科学发展迫使社会秩序随之作出相应改变。反之，当科学结构相对稳定下来，科学发展相对陷于停顿状态，科学即对秩序发挥某种支持作用，科学成果支持现存秩序。
这就是“科学与秩序的关系”的双重性。现代科学已经转变身份为秩序的支持者，其分科日益细密，有如雨后春笋窜生不已，但各门学科间的互渗也日益深入，最后各类学科间的不平衡将消失，科学内部的平衡结构建立起来，一个“大科学系统”，像大洋包容了所有暗流那样包容了一切分类学科，像汉朝的“阴阳五行”系统和罗马的“亚里士多德”系统，被确立为宗主。然后，在这个总括性很强的“大科学系统”的基础上，将有一个新宗教的冠冕勃然兴起。这种新宗教的核心，可能是历史性的“东西合璧”运动，催生新的精神焦点，它本身也将被全球规模刷新。
对上述运动的表述，可以用一种“交叉式方法”：“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这“交叉式表述”的两部分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空间，使其外延和内涵无形变大。例如，“礼制的天下统治”原出中国种族的伦理范畴，而“科学的世界秩序”却是基于人类各个种族在地球生态环境中所面对的共同处境。这种背景上的不同决定了，礼制的天下统治偏重于人性方面，科学的世界秩序偏重于物性方面；前者注重历史意识，后者注重现实需要。二者虽然同属现世范畴，但前者似乎侧重集团伦理，后者可能侧重自我意识；前者强调服从，后者鼓励自觉；前者重视安全与和谐；后者重视福利与进步，等等。
这就是“礼制的天下统治”与“科学的世界秩序”可能具有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是基于二者渊源的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差异，演变而成的。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这“交叉表述”得以存在的基础，在于它们共有一颗“礼魂”或曰“秩序精神”，在寻求完满中建立平衡甚至对称。我们可以把这种现世精神支配下的新宗教叫做“历史教”。“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荟集于“历史教”，它作为一种“理性宗教”，从经验科学的基地出发，向着“历史的战场”而不是“永恒的宝座”进发，前去击毁从经验科学派生敷衍出来的社会无序。“历史教”是全球纪元的整合工具，却不是永远的工具。“大科学”其实距离宗教很近，虽然科学终究缺乏一种信念和仰望的要素。
由于科学只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而这个世界对于人的智能而言终究又是不可知的，所以科学总是让人处于不安定的探索状态，迫使人们的心情和看法永远被环境左右和摆布，“被命运捉弄”强烈感觉使人气馁，充满挫折感。故仅凭科学，不足以提供超越人间苦难的力量。科学的发展是基于社会需要和个人意志，即，“非科学的源头”决定了科学的命运，正如“人文理性”〔理性〕是从“自然理性”〔动物性〕的黑暗渊底升起的；“科学的世界秩序”最后也要由教化来维系。当科学发展进入其平缓的下游阶段，宗教的因素必将上升，使科学归入包容性的海洋。在教化的庇护下，科学渡过冬眠时代，迎来春潮。
超越人间苦难，需要本能中的“偏执信念”，这来源于生物力量。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人们都是依靠生物性的“偏执力量”硬撑下去的，而如果按照纯粹理性的认识，人们完全没有理由在如此艰难痛苦的条件下，忍受生命的磨难。我们看到，宗教的力量恰恰来自生物性的偏执精神，这力量鼓励人们在毫无意义的世界上硬撑下去，并以社会化的崇拜方式，增进群众的信心，故宗教无一不在祭仪上狠下工夫。若非祭仪有声有色，信心与崇拜难以持久维持。尽管宗教史证明，越是后起的宗教越是更抽象亦即更超验，更能经得起科学的质询；但围绕越来越抽象的超验力量所进行的崇拜与信仰，有时也会变得越来越具体亦即更经验：成为人类社会的安定因素、人类精神的镇静因素，平息灵魂的焦虑基调，奠定新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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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礼的形式
Chapter Five The Form of Etiquette
在早期文明中，礼制首先体现为家庭制度，如“宗法制”就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关系的制度。宗法制是家庭制度的扩大化，是家庭制度到国家制度之间的中间环节。无论在哪种政治制度下，政府权力都是一种腐化的温床，但礼制可以使之有所节制；无论在哪种形式下，社会等差都是一柄残忍的双刃剑，但礼貌可以使之温和化。孔子的理想是使中国即王畿的文明化成天下即全部开化人类的居住地，使成完全的礼乐之邦即君子国度。这当然不能说是完全防御性的，而带有相当的进攻性；只是当中国文明衰落了，先秦礼制的防御性功能才被格外凸现出来，例如在西汉成书的《礼记坊记》中防御精神已经占有主导地位。
一，礼制的原始意义
1.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从形式角度着眼，礼起源于各种祭典。礼的字形，就是从示从豊，“示”与宗教相关，“豊”是祭祀用的礼器。礼的本义是举行仪式、祭神求福。所以《说文解字》解释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记》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然后饭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体魄则降，知气在上。”〔见《礼记·礼运》，大意为：礼始于饮食行为，用火烧黍米，把猪肉分开，用手在容器中捧饮，用草编的筐子盛土作鼓，用鼓槌敲打，以敬鬼神。到人们死时，活着的人登上屋顶招魂，然后用饭、肉、麻来祭祀。对天呼唤其魂而隐藏尸体于地下，表示身体埋在地下，灵魂却在天上。〕
这时的礼，开始脱离“祭神求福”的宗教，逐渐构成可以触摸的文明，成了社会遵守的行为规范与政治制度，也就是形成了所谓礼制。《礼记·大传》说：“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mi：奉祀死父的宗庙。〕。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见《礼记·大传》，其大意说，从亲情开始，依循亲疏关系可以推及祖先。而依循与祖先的关系，往下可以推于父亲。人们要遵守亲其所亲的规则，亲亲方能尊祖，尊祖方能敬宗，敬宗方能团结同族，同族团结方能严肃宗庙，严肃宗庙方能推重国土，推重国土方能爱护百姓，爱护百姓方能刑罚适中，刑罚适中方能百姓安居，百姓安居方能经济充足，经济充足各种愿望方能实现，种种愿望实现然后礼俗刑都能规范，礼俗刑规范然后人们方能安居乐业。”〕 朱熹注：“礼，谓制度品节也。”〔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学而第一》〕如礼仪，就是礼节和仪式。如“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史记》〕
《辞海》注释“礼”有三义：
1，本谓敬神，引申为表示敬意的通称。
2，为表敬意或表隆重而举行的仪式。
3，泛指贵贱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
至于礼制，作为“礼治社会的典章制度”，则规定了社会行为的规范、传统习惯，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见《论语·为政》，全文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用刑法等法治手段来惩罚罪人，犯法的人虽然受到惩罚，但心里没有悔改之意；如果施行礼制德政，以礼的精神教化人民，那就人人都有羞耻内疚，不愿再做坏事，心里既有危惧觳觫之感，社会就可以真的稳定了。孔子以对比方法指出“礼治”是比“法治”更深入的秩序，所以惩罚性的“法治”不能消除人们内心的邪恶，而奖掖性的“礼治”却能促使人们走上正道。〕
礼治不仅治心，也以礼仪和礼制为准则来管理社会，如同宗不能通婚，不仅符合古代宗法制，也符合现代生物学。族外婚也迫使男女有别、辈分有别、长幼有别。这种人伦促使人类区别于动物，建立文明，并获得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延迟文明的颓废和崩溃。而文明所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就是“礼”，其具体设置就是礼制文明：“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麀you：母鹿。聚麀：父子共一母麀。比喻乱伦秽行。〕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而在现代社会，“父子聚麀”也就是父子同时追求一个女人〔甚至母女同时委身一个男人〕的事情确实不少，在礼制文明看来，这就是属于“禽兽无礼”的行径，不可以所谓“自由恋爱”当作遮羞布。中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也是这样的禽兽，后来唐朝的皇帝，多是从她的胯下出来的。
《尚书·尧典》所说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指的是高祖、曾祖、祖、父、自己、子、孙、曾孙、玄孙等九代宗族网络。由于同姓不通婚，使得族的范围逐渐扩大，同姓的九族之外还有三族网络，其中包括父族〔姑表〕、母族〔姨表〕、妻族。可以认为，礼仪是礼制的形式，德则是合乎礼制的内心修养，二者共同促进礼治的实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 〔《礼记·礼运》〕
正如有学者指出：“‘礼’在文化中起源最早，各民族都是如此。而在发展过程中，其它各民族的文化逐渐转入了宗教，整个中世纪，包括欧洲，都转向了宗教和神学。‘礼’充其量只作为‘礼俗’还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礼’在上层社会的交往中，也不过是限于礼貌的礼仪活动。‘礼’在其它文化中，一般都没有越出‘礼俗’的范围。而中国则相反，‘礼’不但是礼俗，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与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法律、宗教、哲学思想等都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从‘礼俗’发展到了‘礼制’，既而又从‘礼制’发展到了‘礼义’，礼俗、礼仪、礼制、礼规、礼义等，一直是中国人民行为规范的基本方面。所以，‘礼’在中国文化中，不但起源最早，而且一直贯穿到近现代。这种特征为任何其它文化所没有，也为中国文化的其它任何特征所不及。……而中国之‘礼’，则与政治、法律、宗教、思想、哲学、习俗、文学、艺术，乃至于经济、军事，无不结为一个整体，为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名。……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是‘礼’，首先又在于中国文化的根源是‘礼’。关于这点，可以两方面论之。第一，中国文化在有文字记载以前，是以‘礼’为根本。第二，有文字记载以后，中国文化仍以‘礼’为基础。”〔周昌林：《礼文化》〕所以《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zheng〕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
而从哲学观念看待礼，其上体现了天道变化；其下，体现了万物法则；其中，体现了人文活动：“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礼记·礼运》〕
从文明角度看待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
从制度上着眼，“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礼记·经解》〕
在社会生活里，“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礼因此可以说是“习惯法”，是“潜规则”：“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在这种意义上，盛行习惯法、判例法的英美法系，要比大陆法系更加接近“礼制的统治”。
礼还是道德基础：“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礼在中国文明里发挥着宗教般的凝聚作用：“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礼记·曲礼》〕因为礼可以整合不同的种族与文明，通过外在的恭敬和周到，达到内在的尊重和思考，实现“言语顺，民安定”的社会功效：“《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礼记·曲礼上》〕人间的礼甚至是宇宙秩序〔理〕的体现：“礼也者，理也。……君子无理不动。……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礼记·仲尼燕居》〕
人要适应宇宙秩序，需要学习：“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人们通过学习，接受传统，通过接受传统，保持正道：“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礼记·礼运》〕这样的礼节正是正道的体现：“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礼记·昏礼》〕“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礼记·王制》〕
综合《礼记》、《仪礼》、《周礼》记载，礼仪可分为四类：
1，民俗礼仪，冠礼〔成年礼〕、婚礼、士相见礼〔宾主间礼尚往来的礼节〕。
2，地方组织礼仪：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宴〕。
3，政府组织礼仪：大射礼、聘礼〔国君派使臣访问别国的礼节〕、公食大夫礼〔国君宴请来访使臣的礼节〕、觐礼〔诸侯觐见天子的礼节〕。
4，祭祀礼仪：丧服、士丧礼、既夕〔从死到埋葬的礼节〕、士虞礼〔安魂礼〕以及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等日常祭祀。所以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礼记·祭统》〕通过祭祖宗把“礼”融入祭祀活动而显得天经地义，通过祭祀所灌输的思想感情，让参与者进入“礼”的潜移默化，所以说“祭者，教之本也。”〔《礼记·祭统》。〕而教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神秘的宗教：“圣人以神道设教。”〔《易传》〕
二，中国礼制的起点
2.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in China
礼的功能构成了社会的秩序、内外的约束。
在早期文明中，礼制首先体现为家庭制度，如“宗法制”就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关系的制度。宗：从宀从示。示，就是天神地祇的统称；宀，就是房屋。作为名词，宗即宗庙、祖庙，作为动词，就是在室内祭祀祖先。许慎《说文解字》说：“宗，尊祖庙也。”宗法制是家庭制度的扩大化，是家庭制度到国家制度之间的中间环节。
无论在哪种政治制度下，政府权力都是一种腐化的温床，但礼制可以使之有所节制；无论在哪种形式下，社会等差都是一柄残忍的双刃剑，但礼貌可以使之温和化。孔子的理想是使中国即王畿的文明化成天下即全部开化人类的居住地，使成完全的礼乐之邦即君子国度。这当然不能说是完全防御性的，而带有相当的进攻性；只是当中国文明衰落了，先秦礼制的防御性功能才被格外凸现出来，例如在西汉成书的《礼记坊记》中防御精神已经占有主导地位。《坊记》作者连连感叹“以此坊民，民尤有……者”。可是《坊记》的作者想到没有，一味设防也会恶弊丛生？后来中国文明逐渐走向化石文明的命运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可见，礼制的复兴也并不是永恒的事业，只是当前世界的需要。时过境迁，礼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从文明的源泉变成文明的陷阱。
先秦时代，社会原始、知识卑陋，因而礼也带上了时代色彩，这种农业社会的礼是全球政府无法照单全收的。事实上，那些礼节有好多在当时已经失效了，诚如，《礼记坊记》所列举的，都是一些失败的例子：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踰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子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诗云：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故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
“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礼，君不称天，大夫不称君，恐民之惑也。诗云：相彼盍旦，尚犹患之。子云：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犹得同姓以弒其君。”
“子云：利禄先死者而后生者，则民不偝；先亡者而后存者，则民可以托。诗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此坊民，民犹偝死而号无告。”
“以此坊民，诸侯犹有薨而不葬者。……以此坊民，子犹有弒其父者。……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而贰其君。……以此坊民，民犹贵禄而贱行。以此坊民，民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子云：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以此坊民，民犹有自献其身。诗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横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子云：礼，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阳侯犹杀缪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以此坊民，民犹以色厚于德。……以此坊民，民犹淫泆而乱于族。……以此坊民，妇犹有不至者。”
这是因为：“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后汉书文苑列传》：“作刺世疾邪赋，以舒其怨愤。曰：‘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注：礼记曰：‘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代，不相袭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礼是适时的器具，不是永恒的真理。例如《礼记乐记》中礼的四种功能：节、和、别、正，都是随着时空变化而不断更新形式方能达到的。
再如，西周传统的“礼加刑”这一古老的法规结构，使后人看来中国文明的法律传统具有浓厚的刑法色彩。这也难怪。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刑即法。《书经》中《吕刑》的出现，预示着西周法规向西域文明〔从印度到欧洲，包括波斯、巴比伦、埃及〕所熟悉的法规的一次变革。据《吕刑》记载：“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即周穆王的司寇吕侯受命于穆王，本着夏朝以赎刑代替肉刑的精神，制定了《吕刑》。它表明到西周中期穆王时〔前930前后〕，已有“明启刑书胥占”的规定，即案子判决时，需有法官共同议定，且应援引刑法条文。明启，就是公开翻阅，胥为共，占为对照；而《吕刑》正是“明启刑书胥占”的依据。西周时期的法不独立于礼，直到春秋后期礼都是社会的主导规范。成文法公布以前，“刑”仅仅是刑罚而没有法律内容，须与礼的规范结合以制裁违礼者。在西周中期的《吕刑》中，对各种违礼行为进行“正于五刑”、“正于五罚”、“正于五过”等不同处分方式，这就是“刑书”最早的内容。战国之初，郑国铸刑书，晋国铸刑鼎，甚至像邓析的私造竹刑，均标志着法的独立。任用法官则注重“唯良〔心术端正〕折狱”与“哲人〔明晓法律〕惟刑”，制定了针对法官的“五过之疵”，并禁止利用罚金手段来聚敛财富。
《吕刑》还不是一部正式的法典，而只是具有刑法性质的文献。它主张敬德于刑，以刑教德。敬德，指天子和执法者要有节操，具备敬德的品质；天子敬德如同敬天，而敬天的证据就是保民，要既作臣的表率，又使民安居乐业。《吕刑》以将近一半的篇幅引述苗族无德滥刑，终遭天罚以致亡国灭嗣的教训，所谓“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吕刑》通篇强调中道，认为不是上天不公，而是人们咎由自取，不选择优秀的司法官员，不以宽厚精神执行五刑〔“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丧失信用、背弃誓言〔“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而社会动乱，也是由于司法官吏缺乏公正性〔“民之乱，罔不中听于狱之两辞”〕。至于对策，应该“刑罚世轻世重”、“轻重诸罚有权”，这意味“乱世用重典，盛世用轻典”。而建立统一秩序的秘诀在于：“惟齐非齐，有伦有要”；齐，指统一标准；伦，是次序；要，是关键；意为依据统一的法典，斟酌轻重权变。
《吕刑》继承了前代有疑从宽的精神，并且规定了具体的办法：“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非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墨、劓、刖、宫、大辟是所谓五刑，疑赦，即有疑从宽之意。凡犯了五刑之罪，而事有可疑，不能定罪的，即改判罚金。《吕刑》规定了罚金的幅度，从百锾到千锾，视疑罪的轻重而定。此外，《吕刑》还作了“阅实其罪”的规定，即对疑罪改判罚金后，并不就此了结，还要继续查清犯罪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吕刑》的罚金是一种单独的刑种，分为五等，与五刑并立，和《舜典》所说的“金作赎刑”，以铜赎罪不同。这是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一大改革，既可保存劳动力，又可增加国库收入。《吕刑》指出“罚惩非死，人极于病”，即罚金虽不致人于死，但同样给人造成痛苦，正是对罚金刑罚的价值评价。
《吕刑》引人注目的还有其宗教精神：“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上帝和皇帝显然不同于“群后”等政治领袖，而是天庭的主宰。这与西域文明如《汉姆拉比法典》得自日神授予的神话，异曲同工。这种涉及到君权神授的宗教性质，和当时的种族斗争关系密切。参照《吕刑》全文，这一神权政治的特点更为醒目，和后来兴起的人本主义文化相当不同。
附录：《周书·吕刑》
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
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
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家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狱非讫于威，惟讫于富。敬忌，罔有择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非尔惟作天牧？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
王曰：“呜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听朕言，庶有格命。今尔罔不由慰曰勤，尔罔或戒不勤。天齐于民，俾我一日，非终惟终，在人。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虽畏勿畏，虽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
王曰：“吁！来，有邦有土，告尔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孚有众，惟貌有稽。无简不听，具严天威。墨辟疑赦，其罚百鍰，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罪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鍰，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鍰，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上下比罪，无僣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
王曰：“呜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惧。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单辞，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狱货非宝，惟府辜功，报以庶尤。永畏惟罚，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王曰：“呜呼！嗣孙，今往何监，非德？于民之中，尚明听之哉！哲人惟刑，无疆之辞，属于五极，咸中有庆。受王嘉师，监于兹祥刑。”
三，中国礼制的特点
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in China
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礼制”的作用是关键的。有学者认为，中国文明的实质内涵不是文字、城市、青铜器、宗教建筑，而是古代政治家一再推崇的“礼”或礼制。当然，如果以“礼”或礼制作为评估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尺，其理由不仅是名义上的，如“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被称作礼乐文明，礼或礼制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数千年文明史上一以贯之的要素，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它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征”。〔参见陈剩勇：《“礼”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事实上在我们看来，礼并不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第一要素，相反，礼在中国文明中所具有的功能，主要在其对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整合功能”，而这种整合功能正好是未来面对不同种族以构成共同秩序的全球政府，所需要的关键因素。
中国文明的礼制，不仅是民俗学意义上的风俗、礼仪，甚至不仅是社会规范、行为规范、道德规范；而是可以把不同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整合到一起的教化结构。在这种意义上，礼在中国文明所发挥的政治作用，不同于其他文明共有的那种礼貌、礼仪、礼俗。在夏商周的三代，礼是王朝的政教刑法和朝章国典，是治国平天下的等级制度，是社会政治秩序的准则、制度、规程，是建构完备的制度文明体系，包含宗教、法律、伦理、政治、社会制度多重内容。具有创造性的君王根据当时的政教、祭祀、农耕、兵戎等综合需要而创立了一系列仪典，涉及朝觐、盟会、祭祀、丧葬、军旅、婚冠诸多方面，其社会功能是定名分、别尊卑、明贵贱、序民人，因此，在不同等级中实行不同的礼数，仪典中每个参加者要按自己的身份等级，使用自己等级的礼器或仪节参与其间。因此在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都对礼制及其社会功能推崇备至，如周代政治家认为：“礼，国之干也”〔《左传》僖公十一年〕、“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左传》恒公二年〕孔子更是一生倡导“礼治”，主张“为国以礼”〔《论语·先进篇》〕。汉唐五代以后的帝国时代，同样推崇礼的特殊作用，清儒阮元曾经总结说：“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研经室续集》卷三〕这当然也包括了元明清等朝的野蛮统治的经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礼制的调节作用，元明清的军事管制不知会残暴多少，甚至大有可能会超过二十世纪革命的野蛮化过程。好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野蛮化过程，由于国际压力而在1971年林彪堕机〔或被击落〕死亡不久后，就逐渐地缓解了。
从中国各地陆续发现的田野考古资料观察，构成夏商周三代中国“礼制文明”的礼乐典章，在距今六千年的红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已经萌生，如红山文化里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陵墓等“三位一体”格局，就是礼制存在的遗迹。再如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距今五千年的良渚文化中，礼制更趋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
良渚文化时代社会等级系统的最高层，是在浙江余杭莫角山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据严文明等考古学家推断，该遗址为良渚文化时期的一座台城，是当时整个良渚文化社会的政治、宗教、经济和军事的中央权力的所在。在良渚文化聚落的规模中，仅次于莫角山中心遗址的，还有上海福泉山遗址、江苏赵陵山遗址、寺墩遗址等；再次一级的聚落，如浙江省余杭市良渚镇的荀山、吴家埠等遗址；而良渚遗址群中的茅庵前、棋盘纹等一系列小型遗址，则是良渚文化的社会等级在较为低层的聚落遗址。良渚文化聚落形态及其规模的多层次、级差式分化现象，表明当时已经确立了多等级的社会分层系统，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中国文明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早典范。
浙江省余杭市瑶山祭坛遗址、汇观山祭坛遗址、江苏省昆山县赵陵山、武进县寺墩等良渚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祭坛形制，均呈现平面方形、南北向、泥土堆筑而成。其中瑶山祭坛、汇观山祭坛，均建在高均三十余米的小山上，整体存在上下两级形式、里外三重结构、用三种不同颜色的泥土精心堆筑而成，表明礼和礼制在社会中已经规范化、制度化。
这一规范化和制度化还体现为，良渚文化的礼器主要为玉器，如玉钺、玉琮、玉璧、玉璜、玉冠形器、玉三叉形器等，其形制在横跨浙江、江苏和上海三省市的大范围内，显示出普遍的一致性，意味这些玉器的宗教内涵和社会功能，可能相同。学者们一般认为：其中玉钺象征了军事统帅权，玉琮象征了贯通天地、是巫术与王权的最早结合，而玉璧则象征了墓主生前所拥有的财富，玉三叉形器是良渚社会行政─军事─宗教等三权集于一身的王者所戴的冠冕。这些制作精美的玉器，是表示贵族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礼器，在使用上十分严格，不同等级之间不得逾越。这些等级象征，与聚落形态、墓地规模和祭坛形制等多层次的级差式现象，综合起来，表明礼和礼制在良渚社会中所造成社会整合，在制度上已经完成。
良渚社会后来像美洲的玛雅社会一样，由于不明原因而衰亡，但其古礼体系没有消失，而是被后来居上的夏商周三代等具有“文明国家要素”〔如文字、城市、青铜器、宗教建筑〕的政治实体，全面继承下来。据研究，夏商周三代从良渚文化继承而来的古礼，既包括礼的秩序等级精神、也包括礼制的社会功能，即通过对不同等级的阶层所占有的宫室、器皿、衣饰的具体规定，来展现亲疏尊卑的等差原则，通过中枢控制和地方自治实现分层管理，从而在大面积的国土上建立有效的秩序。甚至连玉琮上那象征良渚社会宗教信仰系统的“神人兽面纹”，也被夏商周三代王朝全面继承下来。再如象征王权的军事统领权的玉钺、祭祀天地的玉琮、玉璧、玉圭、玉璜，也是如此传递到中原地区，成为三代礼乐文明的重要象征。凡此种种，表明中国礼乐文明的起源地点，其实远离“丝绸之路”所通向的西方〔巴比伦〕，而和东方的美洲玛雅文明的特点十分切近。这不仅表明古代“泛太平洋文明”确有可能存在，也表明郭沫若等人主张的“中国文明西来说”需要推敲。
礼制对周朝“分封制”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成康之世，是西周封建诸国的关键时期，东方诸国被平定了，姬姓诸侯在东方站稳脚跟。
唐人柳宗元的《封建论》认为：“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棒棒，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又说：“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全唐文》：582/2─5〕
这是说，分封制在周以前就存在了，是政治权力的分层等级化，追溯其渊源可以早到氏族时代，后来随着社会组织的扩大而逐步走向更高的政治权力。我们可以把殷周的封建，理解为王权的等级分化，是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认可。许倬云的《西周史》认为，成康时代克殷已数十年，控制已大体完成了，因此封建七十一国的工作即在成康时代，此后则不再有很多可以封国的空间了。昭王以后对南方的经营，一则说明黄河流域平原文化的对外扩展，再则也说明淮汉地区是中原文化与江淮地区土著文化的交界。由大溪文化一脉相承的屈家岭文化，是江汉流域的新石器传统，与中原文化间的差距颇大。殷商文化虽然也远达江汉地区，到底只是点状的扩散。因此，周人在北方黄土地带的优势，虽是征服，却不应当作异民族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大文化圈内族群间关系的重组，以周人的族群代替殷商族群来居于主流地位。分封制度，在这一层意义下，也是统治族群与各地土著族群的分享权力的重叠关系。
而从礼制的角度看待诸侯封建的布局，可把诸侯国视为王畿之光的辐射，是文明中心向周边地区的分层延伸，是一个众星捧月的等级抗震结构。诸侯的道德就是礼义廉耻的“义”，是相对于普遍秩序的礼的个人道德，也是内心的秩序。例如，礼的精神是从天子的德发散出来的，礼的形式则步步效法天子，效法和服从就是义。礼义的互相作用，是一种平衡，也是一种谐调。所以礼制原则认为：“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尚书·康诰》〕〔憝dui：怨恨、憎恶。矧shen：何况、也。〕而不孝不友就是不义。正如台湾《自由中国》双月刊的发行人雷震所指出的那样，“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就违背了中国的“固有道德”；而“不民主不自由”则不违背中国的固有道德──所以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
美国的谚语“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在中国被“好死不如赖活着”、“人权就是生存权”所取代：民主自由在欧美好像牛奶面包一样是必需品；而在中国却被看作奢侈品。既然是奢侈品，也就可有可无：这也是自由民主不能在中国扎根的深层原因。在赖活的人看来，英雄和奴隶在传宗接代上殊无二致，而奴隶得以传种的机会可能是更多而不是更少。影响二十世纪中国最为深远的革命英雄邹容〔1885─1905年〕得年仅二十岁，且无后代；而两度背叛的袁世凯〔1859─1916年〕却成了伟大的领袖，并产下二三十个儿女。至于寻常的贩夫走卒，生个五六七八，也不在少数。中国社会的“逆向淘汰”机制，一目了然：其种越劣，其生越多。最有意思的事，袁世凯死的时候五十七岁，而毛泽东〔1893─1976年〕正好五十七岁〔1950年〕入住袁世凯留下的中南海，并一步步实现了袁世凯梦寐以求但最终没有得逞的帝王梦。这是因为，毛泽东的出身更加低贱：袁好歹还生于河南项城的一个官宦家族，毛则生于湖南偏僻的山村韶山的小富农高利贷者的家庭；通过不择手段的个人奋斗，毛这个小富农和高利贷者的儿子，终于当上了中国最大的地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毛的“土改”、“土地国有化”，可以发现他的“孝心”。这说到底当然要比“自由民主”更加符合中国下层社会的固有道德，所以毛在下层社会迄今还很有人气。直到他的偶像从天安门城楼下摘下来的时候；这就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难怪毛泽东的外孙女为了金钱，竟然给人做地下情人十年之久——这才是正宗的毛家菜。
四，印度礼制的特点
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in India
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中国和印度是仅存到全球化时代的两个活宝，其他如埃及、巴比伦、希腊、以色列、玛雅，由于缺乏足够大的腹地、版图太小，而终归淘汰。既然中国和印度提供了两个在巨大地域中实现整合的先例，那么从全球整合的角度看，探讨印度事例的重要性也许仅在探讨中国事例之后。
古代印度的礼制，是通常被称为“种姓”或音译为“瓦尔那”〔Varna，英译“caste”，cast有“纯洁”的含义，caste表示“纯种”，castigate是cast加上igate，成为“使纯洁”的表动词〕的制度，原义为“皮肤颜色”，引申义为人的品质，根据人的肤色的深浅来评判人的品质低高的种姓制度，显然是浅色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后，奴役当地的深色达罗毗荼人的结果，是在游牧的雅利安人部落欺压当地农业文明的达罗毗荼人部落的基础上形成的等级压迫制度。现代欧美社会有些极端主义团体如“KKK”鼓吹印度教哲学和白人至上论，可能与此种雅利安人的种族主义倾向相关。
在名为《法经》的印度作品中，种姓制度〔也就是“纯种制度”〕已经有所记载，体现在各种民法、刑法、祭典和习惯法中，并具有法典地位。这些《法经》由一些专门的婆罗门学派编成，例如名为“阿帕斯檀跋”学派和“乔达摩”学派的法经文献，最后定形不晚于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乔达摩学派的法经主要作于公元前六世纪，阿帕斯檀跋学派的法经，主要形成于公元前三世纪。它规定：
〔1〕各个瓦尔那的义务和职业
（阿帕斯檀跋I.11,1）
3.瓦尔那有四，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4.他们之中，每前一瓦尔那都生来就高于后一瓦尔那。
5.除首陀罗和犯罪的人以外，一切瓦尔那的成员，从事传授学生，研究吠陀，燃烧圣火，都应得好报。
6.首陀罗的义务是为其他瓦尔那服务。
7.他们为之服务的瓦尔那越高，功劳也就越高。（乔达摩X）
50．首陀罗属于第四瓦尔那，仅有一生。
51．他的义务是诚实、恭顺和正直。
53．实行葬仪。
54．供养自己的寄食者。
55．只同自己的妻子一起生活。
56．为高等瓦尔那服务。
57．他应力求从他们那里得到生活资料。
58．用这些瓦尔那成员已经不能再用的鞋子、雨伞、衣服和席子；
59. 吃他们的残羹剩饭。
60. 并且靠手工业生活；
61. 如果他不能劳动了，他所投身受保护的高等瓦体那成员该扶助他，
64．而他也就成为高等瓦尔那成员。
（阿帕斯檀跋II.2,4）
19．如果首陀罗来作客，那么应先给他作工，然后让他吃饭。
20．否则达萨应该从国王的仓库中拿出食物，然后接待首陀罗作宾客。
（阿帕斯檀跋II.5,10）
4.婆罗门的本分的职业是，研究、教育、自己和他人的祭祀、分发和接受布施、获得遗产和征收田地的收成。
5.并征收别的不属任何人的东西。
6.刹帝利的本分的职业，除研究、为他人祭祀与接受布施外，与婆罗门同。此外应增加执掌政权和担当战士。
7.吠舍的本分的职业除执掌政权和担当战士外，与刹帝利同。不过这里应增加农业、畜牧业和商业。
（乔达摩X）
1.一切再生的人都应学习、为自己祭祀并分发布施。
2.此外，婆罗门还应为他人祭祀，并接受布施。
5.婆罗门也可以从事农业和商业，只要他不亲自执行与这些职业有关的工作。
6.放债谋利也是如此。
〔2〕收入和赋税
（乔达摩X）
40.婆罗门的补充收入是接受布施。
41.刹帝利的是战争掳获品。
42.吠舍和首陀罗的是工钱。
（乔达摩X）
24.农民把收成的十分之一、八分之一或六分之一作为赋税缴给国王。
25.有些人认为，牲畜与黄金的十五分之一被征为赋税。
26.在商业中征收十二分之一。
27.根、果、花、药草、蜂蜜、肉、草和木柴征收十六分之一。
31.每个手工业者每月应为国王工作一天。
32.这是指依自己劳动为生的人。
33.也适用于船和车的所有者。
35.商人应把一种商品比市价便宜卖给国王。
〔3〕犯罪的惩罚
（乔达摩XXII）
1.惩罚如下：
2.杀害婆罗门者应该毁损自己、并三次投入火中。
3.或者成为武装的人战斗的靶子。
4.或者立誓守戒，只到乡村行乞十二年，手里随带一只床腿和一个头骨，并宣布自己的罪恶。
5.如果他遇到三个高等瓦尔那中的一人，他应伸直四肢躺在路上。
6.如果他在十二年中，白天站着，夜里站着，早晨、正午和晚上沐浴，就可以除罪。
7.或者，如果他救了一个婆罗门的生命。
8.或者，如果他至少有三次夺回并归还被盗窃的财产。
14.杀一个刹帝利，应立誓守戒六七年，并交出一千头母牛和一头公牛。
15.杀一个吠舍，应同样立誓守戒三年，并交出一百头母牛和一头公牛。
16.杀一个首陀罗，应同样立誓守戎一年，并交出十头母牛和一头公牛。
（阿帕斯檀跋II.10,27）
14.首陀罗说了前三个瓦尔那中一个正直人的坏话，就应割掉他的舌头。
15.在谈话中，在道路上，在车上，在坐着时等等，首陀罗自己同前三瓦尔那成员平起平坐，就应受鞭打。
16.如果他犯了杀人罪或盗窃罪，或者把土地占为己有，那么他的财产应被没收，而他本人也应受到最重的惩罚。
（阿帕斯檀跋II.11,28）
1.如果任何一个人领取田地而不耕作，因而没有收成，那么如果他富有，他必须交出预期的收成的价值。
2.从事农业的工作者如果不做自己的工作，他应受到鞭打。
3.这一规则也适用于牧人。
4.并应夺去他的畜群。
〔4〕财产继承条例
（阿帕斯檀跋II.6,14）
1.生前应把自身的财产均分给诸子，唯阉人、疯子和瓦尔那外的人〔贱民〕除外。
2.如无儿子，则分与近亲。
3.如无近亲，继承人则为灵魂的导师。如无灵魂导师，则门徒得取去财产，并把它用在死者的宗教事务上，或者自己使用。
4.或者让女儿继承。
如果没有上述这一切人，继承权则为国王所得。
〔刘家和译，录自《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上册第246─251页〕
瓦尔那即种姓制度可以说是印度文明的灵魂，在四个瓦尔那〔Varnas〕的基础上，又逐步形成了“迦提”〔Gotra，现代英语译为“Clan”，意为部族、党派、家族、小集团〕，古代汉译佛经或旅印高僧的著作中，合称两者为种姓或族姓，葡萄牙人初到印度称迦提为卡斯塔，造成现今世上流行的卡斯特〔Caste，兼指两者〕一词。关于四个瓦尔那等级的最早记录，见于《梨俱吠陀》最后一篇的普鲁沙赞歌，四种姓产生的时代属后期吠陀〔约前1000─前600年〕，相当于中国的西周。种姓制成为印度特有的礼制：第一等级婆罗门独揽宗教事务，形成祭司阶级参与政事。第二等级刹帝利掌握军政大权，是武士阶级。第三等级吠舍是雅利安人平民，从事农业、畜牧业和商业等。这是就雅利安人三等级的职业代表性而言的，但社会现实并非如此单纯，有些高级种姓者也从事低级种姓的职业，而有些吠舍商人后来也富甲一方，甚至作威作福。第四等级首陀罗，基本上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但也有贫困的雅利安人，被压迫、遭奴役、受歧视，且多数属于奴隶身份。
古代种姓制度这四个等级至法经、法典时代〔约前600─后200年〕，日趋严格。在职业上，各种姓原则上世袭罔替。按《摩奴法典》〔The Laws of Manu〕规定，高种姓由于“穷困”可以从事低种姓的职业，但低种姓不得从事高种姓的职业。在婚姻上，各种姓原则上内部通婚，《摩奴法典》规定，高种姓之男因“贪欲”可以娶低种姓之女，但低种姓之男不得娶高种姓之女。前者称“顺婚”，后者称“逆婚”。职业世袭化和种姓内婚制是种姓制的基本特征。此外，各种姓间，特别是前三个种姓和首陀罗之间，在宗教社会生活和法权方面，都有严格的界限和区分。前者有权参加雅利安人的宗教生活，经过“入门式”〔入教仪式〕称为“再生人”。后者无权，故称为“非再生人”。在法律上对再生人与非再生人刑事犯罪、债务和继承等民事纠纷都有不同的规定。婆罗门教经典对各种姓间的关系所以作如此严格的规定，旨在保证高种姓特别是婆罗门种姓的社会控制权。
种姓制〔瓦尔那制〕到帝国时代达到了森严的形态。法典为巩固高级种姓的特权地位，强调职业的世袭性，特别严禁低级种姓从事高级种姓的职业。例如《摩奴法典》规定：“低级出生者因贪欲而以高级种姓的职业为生，则国王剥夺其财产后，应立即放逐之”〔Ⅹ·96〕。这就保证了高级种姓的特权。法典为了证明这种关系的合理性，说这是因为梵天大神用自己的口、手、腿、脚创造了不同等级的人，人所以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高级种姓还要保证其世袭化的特权地位不致因为杂交通婚而混乱，强调各种姓之间的通婚必须以种姓的内婚制为原则，歧视异种姓的通婚，特别是严禁低种姓之男与高种姓之女的“逆婚”。例如《摩奴法典》规定：向高级种姓之女求婚的低级种姓之男，应处以体刑。〔Ⅷ·366〕在这种原则下，首陀罗只能从首陀罗种姓中娶妻了。在《佛本生经》中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理发师的儿子爱上了离车族的一个少女。他的父亲劝告他说：“我的儿子，你不要把愿望执著在一件办不到的事情上。你是理发师的儿子，属低种姓首陀罗，而离车族的少女属高种姓刹帝利，刹帝利的女儿是不会和你成亲的。”结果理发师的儿子在绝望中忧郁而死。
即使在宗教生活方面，四种姓之间也有严格区分，而且非常繁琐。特别是首陀罗根本无权参加雅利安人〔前三种姓〕的宗教生活，即使听一听或看一看雅利安人的圣书《吠陀》也是不被许可的。《高达摩法典》规定：假如首陀罗故意听人诵读《吠陀》，须向他的耳中灌以熔化的锡或蜡〔Ⅻ·4〕；假若他诵读《吠陀》，须割去他的舌头〔Ⅻ·5〕。各种姓间的等级关系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法权方面。诸如侮辱、伤害、通奸、盗窃和杀人等刑事罪，在四种姓之间都有不同的规定。特别是属于雅利安人的前三种姓和属于非雅利安人的首陀罗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更为严格。仅以侮辱罪来说，《摩奴法典》规定：婆罗门侮辱了首陀罗只罚款几个钱，相反，如果首陀罗粗暴地辱骂雅利安人时，要割断他的舌头。〔Ⅷ·270〕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在吠舍和首陀罗中繁衍出很多不同职业集团，这些小的职业集团逐渐脱离原来的“瓦尔那”而形成单独的“迦提”。另外，有些非雅利安人部落，也在瓦尔那制的影响下形成为一些具有迦提特征的集团，以后迦提的数目日益增多。迦提具有瓦尔那职业世袭和内婚制特征，社会地位低下，《摩奴法典》记载五十九种迦提，其中最低贱的是逆生的六种迦提，职业分别是看管马和战车者、商人、服侍妇人、木匠、捕杀穴居动物者、运搬无名尸体和行刑者。最后一种人地位最低下，为古代“不可接触者”〔贱民〕的代表。不像现代中国的行刑者〔武警战士〕具有“共和国卫士”的崇高地位和称号。
种姓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反映了公元七世纪的情况：“苦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罗门，净行也，守道居贞，洁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种也，奕世君临，仁恕为志。三曰吠奢，商贾也，贸迁有无，逐利远近。四曰戍陀罗，农人也，肆力畴陇，勤身稼穑。凡慈四姓，清浊殊流，……自余杂姓，实繁种族，各随类聚，难以详载。”这里虽然仍保留了传统的“四姓”的区分，但吠舍和首陀罗已变成商贾和农人的职业集团。自此以后，迦提的数目越来越多，四个瓦尔纳的区分越来越失去意义，从而这一概念逐渐消失而为迦提代替。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迦提也使用“种姓”这个词，有时称为“杂姓”。这种迦提在《摩奴法典》中记有五十余种，其地位也有高有低。其中社会地位最为低下、最受歧视的是旃荼罗。他们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接触的人。在《佛本生经》中曾提到某一年轻的婆罗门因饥饿而吃了同自己一起赶路的旃荼罗的剩饭，事后想起自己是出身高贵的人，非常悔恨，于是把食物和血一起从口中吐出而死。不仅接触他们或他们的东西被认为是玷污，就是看见了他们也被认为是不幸的。在《佛本生经》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有两个旃荼罗进城赶集，在途中为两个贵族家的女儿所遇。她们本来是想进城赶节日的，但由于她们看见了旃荼罗，便立即跑回家去用香水洗眼睛，因为旃荼罗玷污了她们的眼睛。《摩奴法典》〔Ⅹ·51－56〕对这种人有专门的记述：他们须住在村外，不许和他们以外的人来往，当然婚姻只能在他们自己的迦提内进行；他们须穿死人的衣服，用人家遗弃的破容器吃饭，带着铁的装饰品；入夜，他们不得在村落和城市里走动，白天工作时，须依国王的命令带着标识行走。很像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和文革期间的四类分子。关于他们的工作，按法典记载是，搬运没有亲人的尸体和执行对犯人的处刑。也有的记载说他们从事屠夫的职业。这种非常离奇的现象，不仅确实存在于古代，而且一直延续到现代。
种姓制度甚至在反对种姓制度的佛教文献中也流下了痕迹，如释迦牟尼在为波斯匿王圆梦时曾说：“王梦见狐上金床，食用金器，后世人，贱者当贵，在金床上坐，食饮重味；贵族大姓，当给走使；良人作奴婢，奴婢为良人”〔《增阿含经》〕。《摩奴法典》中也有类似的危机意识，指出如果国王不善用惩罚，则“乌鸦就要啄食供神的馅饼”；“下层人就会占据上层人的位置”〔Ⅶ·21〕。
英国殖民者入侵印度后，种姓制度继续存在。据1931年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所进行的人口调查统计，全印已有三千五百个种姓。其中“贱民”种姓有四百二十九种，大约有六千万人。“贱民”问题是分裂印度社会的严重问题。进入二十一世纪，印度社会大约有三千个种姓和两万五千多个亚种姓，“不可接触者”〔贱民〕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一亿六千万，占印度十亿人口的百分之十六，接近巴西的总人口。据《美国之音》2001年8月17日报道，印度坚决反对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反种族主义大会上讨论印度的种姓歧视问题。印度官员表示，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印度的内政，不应该在国际反种族主义大会上进行讨论。印度外交国务部长阿卜杜拉在一个记者会上说，种姓问题与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即种族主义，没有关系。“不可接触者”阶层的代表反对印度政府的上述说法，他们认为种姓歧视是南亚“隐蔽的种族隔离”，虽然印度法律禁止种姓歧视，但在现实生活种姓歧视现象仍然非常严重，“不可接触者”阶层面临酷刑、任意逮捕、庭外行刑的命运。很多有识之士认为种姓歧视比种族歧视更具歧视性，因为种姓不仅由一个人的出生而定，并且受到宗教的支持和传统的美化；所以种姓制度不仅是异族压迫，而且是同族迫害。就在二十一世纪，印度两位属于不同种姓的年轻恋人还是会因为秘密约会而被双方的父母活活吊死。
我个人认为，英国人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征服印度，可能和种姓制度有关。因为种姓制度是由外来征服造成的，是白人对黑人进行奴役的结果。在种姓意识中，白人往往是高贵种姓；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最卑微的英国人也还是要比最高贵的印度人白些。这样一来，所以面对英国人，全体印度人都成为或高或低的贱民，结果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美洲印第安人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在欧洲人入侵前，美洲著名的文化英雄库库尔坎〔Kukulcan〕作为一个好神，就和白人发上了某种关联。库库尔坎也被叫做“羽毛蛇神”，因为他的造型兼有鹰与蛇的要素，他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舶来品，而且具有“泛美性质”。
在历史传说中，这位神的皮肤也非常白皙，脸上蓄着胡子，身上穿着长袍。他的个性和一生事迹充满“人”的色彩，以至于人们相信他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并以法律学识和组织能力造福社会，死后受到百姓追思，逐渐被尊为神。类似的传说说他当初是从远方渡过“东海”来到美洲，然后又伤心离开，扬帆远去，返回他的故乡。临走时他庄重地许诺总有一天会回来。另有传说指出“库库尔坎带着十九个伙伴前来，其中两个伙伴是鱼神，其他两位是五谷之神，另一位是雷神……他们在尤卡坦居留了十年，制定公正明智的法律，然后扬帆而去，消失在日出的地方……”他的伙伴身材挺拔，举止优雅，穿着体面的亚麻布黑长袍，敞开胸口，没有披肩，领子开得很低，短袖子只遮住上臂……他们为当地百姓创造文明生活，给他们带来一个黄金时代。他制定历法，教人使用文字，并把建筑知识和石砌技术的奥秘传授给人。他曾“测绘整个地球”，人们尊他为数学、冶金学和天文学之父。他改善农耕、提高产量，中美洲人的主食玉蜀黍还是他发现并加以推广的。身为医生和药师，他奖励医疗事业、赞助占星艺术，“向人揭示植物中隐藏的奥秘”。他还被中美洲人尊奉为法律的制定者、工匠的保护者、艺术的赞助人。欧洲人初到美洲，美洲人都以为善良的神回来了。后来虽然发现这些凶神恶煞绝非善类，但是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敬畏心理，所以一败涂地，因为他们先在心理上被击败并且投降了。
相比之下，中国人因为在传统上把白种人看作“胡人”、“夷狄”甚至“禽兽”，所以在心理上在西方入侵面前始终没有屈服，总是想要恢复自己光荣的过去。日本人也因为类似的“中华思想”的作用，积极抵抗欧洲人的统治。例如其明治维新的主题就是“尊王攘夷”。“攘夷”就是“抵抗欧洲”。这一点当时由于实力所限并不明显，到了日俄战争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就很明显了。
与先秦的礼制相比，印度的礼制具有显著的种族隔离性质，和雅利安人近代在非洲南部和美国南部推行的种族隔离，十分相似。只是由于近代欧洲人已经接受了超越种族意识的基督教影响，种族隔离制度在非洲和美洲终因缺乏宗教哲学方面的系统支持，而归于失败；但是它们死灰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五，礼制是权力中枢的辐射
5. Etiquette system as radiation from the power center
前面说过，先秦的礼制是王朝国家的政教刑法和朝章国典，是统治者治国的政治准则，是制度规程大成。进而言之，中国的礼制，还是制度文化体系，包括了宗教、法律、政治、伦理、社会制度多重内容。古代的智慧早就知悉：政治行为包含着极大的冒险性，因为，政治的智慧实际上就是选择与决策。尤其是国家政治，比常规的组织与规划，需要更为强力的选择与决策。选择─决策，作为一项社会行为，无法在封闭状态下进行，而必须容纳许多外在因素。这些因素中既有明显可见的社会力量，也有隐晦难明的神秘力量，把握后者，所需的方法就是卜筮决疑：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十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书经洪范》〕
这里描述的，既是原始信仰中的禁忌，也是实用理性中的禁忌，同样的结果，对于不同的社会等级，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仿佛说明惟有保持等差，才可以促成文明社会的形成；而保持礼制，是保证精神绵延的前提。否则不仅“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且一旦引起连锁反应的社会仿效，就会大规模发生“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的造反风潮，致使社会结构解体、文化规范丧失。
任何一种社会解体和文化失范，对统治阶层而言其实更具灾难性，因为他们从革命中所失更大。对权力正在增长的社会集团来说，遵循礼制从短期看将限制自己的掠夺行为，仿佛是一种损失；但从长计议，则不失为一项养鸡生蛋的投资：既可减少守旧势力的反抗，又可以缓和新势力的报复。而表达了这项政治认识的《洪范》，因此可说是“中国文明的国家论纲”。在洪范包括的“九畴”中，第五畴“皇极”于是自然居中，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天子之光，就是天子的基因。
所谓“皇极”就是权力中枢，而天子作为礼制的守护者，其自我约束的“守制”行为其实并不妨害实力的增长，反可以减小实力的不必要损耗。这譬如一项得到各方确认确保的社会储蓄──统治者的克制将会变成社会宽容传统的一部分，从而对继起者起到一种保护与规范作用。这使得统治势力衰退之后，保护他免遭贬损羞辱甚至剥夺杀害。相反，如果统治者的实力稍有增长便急不可耐地放肆逾礼、恃强凌弱，那便意味着过早消耗了自己的储蓄、自行毁坏了保护自己的社会贝壳。在这种意义上，万一“逾制”的话也不该是消费性的而只该是创造性的，否则得不偿失。礼的法度不仅是统治者的贝壳，也是社会大众的盾牌，可以用来防护整体的安全。
在《洪范》设立的国家论纲看来，礼制等级对社会秩序必不可少。文明人类是一种社会生物，理性意识与个性尊严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通过礼制获得整合。而滥用《洪范》有关“惟辟作福、作威、玉食”的权力消费性理论，则可能鼓励凭藉暴力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盗匪集团，完全视天下为“打下来”的私物，从而拒绝了公器思想。“打天下”的盗匪思想在中国的泛滥成灾，造成党同伐异的恶棍们单方面截去了关于“君德”的要求，仅仅片面保留了君主特权的宣传，甚至宣传暴君夏桀的红太阳理论，结果武装集团而非文明集团主“宰”了中国社会。他们助长了这种堕落倾向：把领袖的精神特权向物欲领域倾泄，从而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和腐化。
于是流氓地痞或是蛮族酋长等出身暧昧的“皇帝”，就成了权力日增而义务日减的独夫，甚至干脆是代表某个强盗集团利益的党性头目。于是就造成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社会越是没落，则当官做皇帝的“好处”就越大。随着这一诱惑的增大，人们就越来越热衷于攫住社会权力以便逃避社会义务。官僚与皇帝，也就日益把社会义务抛到庶民身上，结果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加剧了庶民的消极抵抗。人民的消极抵抗，也就采取了模仿上层阶级的方式，就是尽力逃避社会义务、极力攫取社会权力，其后果对于全社会无疑是“解构性”的──整个社会趋于解体，中国陆沉于蛮族统治：五胡、鲜卑、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满洲、日本、苏联。呜呼！中国何在？
六，礼制不同造成征服的效果
6. Different systems of etiquette resulting in conquest
以人殉葬的风俗所表现的是“视人为物”的观念。而群落本位的集体主义则导致“一个群落一个人格”，这多少有些接近现代社会在革命与战争的紧急状态下所奉行的“一个民族一个领袖”。有学者认为，号称“虎狼之国”的秦人其祭祀制度不合周礼，例如秦人用人殉和人牲，违反周礼，显然不是中国文明的正宗。秦人来自东方，西周春秋时期其地理位置又处于西北边陲，常被视为戎狄。不过，西周春秋时“中国”与蛮夷戎狄的划分，“甸服”“侯服”“宾服”与蛮夷戎狄的“要服”、“荒服”的划分，并非《书·禹贡》以及《国语·周语上》中祭公谋父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地域远近的划分，而是以其规范是否合乎“礼”〔即周礼〕来划分的。仅从文献着眼，西周春秋时期秦国的礼俗与周礼就有很大区别。〔参见王晖：《西周春秋周秦礼制文化比较简论》〕
据文献记载，春秋时秦国秦武公与秦穆公死后，均曾实行人殉制。《史记·秦本纪》云：“〔武公〕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左传》文公六年谓秦穆公死后，“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钅咸虎为殉，皆秦之良也”。《秦本纪》谓当时从死者有一百七十七人。《左传》文公六年借君子之口说：“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治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这一批评从周礼的角度，对秦人殉葬制尤其是以贤良善人作为牺牲品的野蛮风俗而发。
春秋时秦国的人祭习俗与周礼不同，却与东夷相同。《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俘虏了晋惠公，打算以晋惠公“祠上帝”，后因周天子与晋惠公之姐〔穆公夫人〕的双重请求，才赦免了晋惠公。另外考古发掘证明秦国都雍城内共有祭祀坑一百八十一个，其中以牛羊坑最多，人牲坑共有八个，每坑埋一人。从文献中看，春秋时代人殉习俗在殷遗民分布的宋国及东夷一带。《左传》僖公十九年说“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记载那位谋图称霸的宋襄公，打算用人祭的方式把东夷联合起来！这表明东夷与宋国等地殷遗民活动区域确实流行以人为牺牲品的祭祀习俗。宋及东夷的人祭习俗后来波及鲁国与楚国，《左传》昭公十年记述鲁国伐营献俘，“始用人于亳社”；《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述冬十一月楚子灭蔡后，以隐太子作为人牲用于冈山。直到清朝，满人还是习惯拿下战败者到太庙“献俘”后杀死，其实就是作为人牲进行阴暗的人殉活动。甚至连满人的汉奴曾国藩兄弟，也对战败者进行过血腥的刺杀，具有人殉的性质，显然受到满洲人东夷风俗的影响，违背《周礼》远甚。
满人的汉奴曾国藩兄弟不可能是所谓“儒家”，因为早在春秋时代，宋国的司马子鱼、楚国的申无宇、鲁国的臧武仲等士大夫就强烈反对这种殷祭的复活，据此推测，西周春秋多数中原国家没有人祭的劣习。但同时秦国殉葬制度仍然盛行，如凤翔八旗屯春秋早期秦墓车马坑BS101、凤翔西村战国早期秦墓车马S1，均发现人殉现象。秦始皇死后兵马俑陪葬并杀害工匠多人，是人殉制度的变种。相比秦王的原始暴虐，《孟子·梁惠王上》说“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则体现了深刻的仁德觉醒，因为孔子毕竟是东夷殷人的后裔，而不是制礼作乐的周人后裔。
据考证，西周改革人殉风尚当在周公制礼作乐时，而之前的武王克殷，还沿用殷祭使用人牲四十人来庆祝胜利。《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鲁太史克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这里所说的“则”就是法则制度，制定法则制度是为了“观德”，而讲德是为了追求事功，追求事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事民”。既然如此，怎能以人作为祭品呢？所以宋国司马子鱼在反对人祭人殉时就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这正好与鲁太史克所说“周公制周礼”的目的相同。鲁国臧武仲反对人祭人殉所说的“周公其不飨鲁祭乎”，正出于此。以此可见，废除人祭人殉约在周公制礼时，之后周王及姬姓诸侯大都废除人祭人殉制，但秦国晚至春秋仍与东夷实行人祭人殉制，可见秦与中原诸国的差异之大，不小于马其顿、罗马与希腊诸国之间的差异。而最后兼并了中原诸国的偏偏就是这个野蛮原始的秦国，可能并非历史的偶然。同样，最后兼并了希腊诸国的偏偏就是那个野蛮原始的罗马，好像连半开化的马其顿还不够野蛮原始的龙头老大资格，没有资格统一世界，没有资格带来强力的和平。
继秦而起的汉朝君臣，出自东南夷的淮夷〔今江苏北部沛县〕，比秦人文明，但比周人野蛮。所以汉朝比起周朝，在文明精神上是处于退化的状态〔明朝朱元璋起源的安徽凤阳县也属淮夷之地，这可能与其地民风骠悍有关，殷商亡于东南夷战争，而西周统治后十几代也与“淮夷人”战争不断，“淮夷”成为心腹之患〕。相对于先秦西周的成康之治，汉武帝刘彻并不贤明，更不用说和文武周公相提并论了。例如，在西周早已废除的人殉制度，到沛县流氓刘邦“打下了江山”的汉朝又死灰复燃了，而且比商纣王的祖先规模更大。2008年3月，被中国列为“五大遗址保护规划”的“西汉帝陵保护项目”下的“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和勘探”完成，勘探面积达十五平方公里，探明了茂陵陵区的基本布局和组成部分，发现其中包括霍去病、卫青、霍光、李夫人、平阳公主等近三十座陪葬墓。
在汉武帝陵园内外发现了埋藏有各类陪葬品的外葬坑四百座；包括陵庙、寝殿在内的大小建筑遗址十四处；确定了为汉武帝守陵而设置的县城--茂陵邑的位置和范围，其面积约二十八万平方米；探明大中型陪葬墓一百二十余座。更为惊人的是，赫然发现了修陵人的墓地，面积约四万平方米，估计埋葬尸骨在两万具以上。
对此惨剧，网人评论曰：“是否殉葬？如是，则‘大汉盛世’居然一次活埋两万民工？如果不是殉葬，为什么会集中埋在一起？其实 ，考古工作者应当已经知道答案了。善终而葬，与活埋，尸骨形态完全不同！即使这些民工是累死病死的，只要不是在那里养老而终，坟主刘彻也应当受谴责。”
以活人殉葬之风盛行于何时？以活人殉葬，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盛行。考古工作者从已经发掘的古墓中发现，殷墟侯家庄商王大墓中有一百六十四具殉葬者的骸骨，商王妃妇好墓有十六人殉葬，曾侯乙墓有二十一具殉葬者的尸骸，全部为年轻女子。可见殷国以活人殉葬，已成为制度。周人不兴以人殉葬，因为用人殉葬不合礼制。而野蛮的秦人则以人殉葬成风。《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死后，葬于雍阳，以六十六人殉葬。秦缪公死时，殉葬者达一百七十七人，其中还有三位良臣。《墨子·节葬下》“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指的显然是殷人旧俗，宋国行殷礼，喜欢人殉，和满洲、日本等东夷民族的嗜杀成性，如出一辙。主张厚葬的荀况极力反对杀人殉葬，他在《荀子·礼论篇》中说：“刻死而附生谓之墨，刻生而附死谓之惑，杀生而送死谓之贼！”意思是，削减死人的随葬品而增加活人的花费叫做“墨子之道”，减少活人的花费而增加死人的随葬品叫做糊涂，而杀死活人为死人陪葬叫做凶残！“汉武帝”刘彻如此凶残无道，难怪唐人李贺《苦昼短》一诗大骂曰“刘彻茂陵多滞骨”！〔《苦昼短》：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似任公子，云中骑碧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真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年。
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7. Legal penalty not applied to officials,etiquette not applied to c
在礼制的分层管理的等级秩序中，“乐”是必要的，因为乐能带来和谐。在任何社会秩序下，既然“人人优秀”是不可能达到的悖论，每个家长都望子成龙必然导致社会自残，因为“出人头地”的永远只能是少数。要避免社会成员自相残杀，需要提倡快乐和谐，避免恶意斗争。根据同样的规律，要使多数人追随高级文化，这一愿望本身也是一个悖论，因为“高级”永远是“少数”同义语。多数人的追随虽然能够造成时尚，但不可能造成高雅，反而会使高雅变质，堕落为平庸。在同样的意义上，要使得“庶人守礼”的一切企图也是徒劳的。在这一点上，柏拉图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在执政者中才可能实行共产主义。“贞洁对于少数人是一种德，对于多数人却是一种恶”，这就是我们的结论。礼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从另面言之，使庶人加入礼的活动即“礼下于庶人”，必然使得礼的精神被淡化，使礼制的源泉因为矫枉过正而虚伪不真了，这样不仅败坏了礼的精魂，也会使得秩序的力量走向反面：导致社会生活僵化、社会道德伪善。根据历史经验可以明确：只要统治阶级能够守礼，社会就不会日趋腐朽；但上行下效的力量，使得“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者焉”，结果高级文明堕落为时尚和风俗。这样看来，理想的状态不是强迫人民学习高级文化〔例如“对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而是用统治阶级的守礼行为作示范，通过以身作则的暗示疗法，自然而然地催眠人民、同化社会。相反，以身作贼，是无法教化出良民的，“上梁不正下梁歪”，社会风气特别败坏的时候，就发生在执政集团特别糜烂之后。事实很清楚：一切腐朽风气都是从统治者的腐化堕落开始滋生并蔓延的。因此，礼的首要功能是规范统治阶级的犯罪倾向，而不是去“劫贫济富”、“斗私批修”、“不许百姓点灯”。正因为逾礼逾制＝破坏规则＝犯罪，所以礼的首要任务是制定一种惩罚统治阶级违礼行为的礼法；因此“不许州官放火”即倡导克己复礼才是礼制的天下统治的精义所在。在这种意义上，礼制的天下统治不是帝国主义强权，不是唯物主义霸道，而是体现了王道精神的道德化育。
“刑不上大夫”则是一种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思想。因为现代社会里面相当于“大夫”的职位都不是世袭得来，而是由庶人中的干才选拔得来，这些人缺乏高贵品质，但更为精明毒辣。对现代文明社会来说，所有成员的违法行为当然应该受到一视同仁的追究；但在早期封建制度和早期殖民社会下则不然，因为那时的文明属于草创或移植阶段，“大夫”就是文明的传播者，“庶人”就是文明的接受者。这就像欧洲人殖民非洲、澳洲、南北美洲的时候，他们也不可能把自己和当地土著居民一视同仁。他们不仅“刑不上欧洲人、礼不下印第安人”，而且还盛行“欧洲人作奸犯科，糟蹋印第安人”。由此观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可能比欧洲人在美洲、澳洲、非洲奉行的早期殖民制度更为温和，属于中期封建制度和殖民社会的“教化阶段”，而不是早期“征服阶段”的血腥信条。同样，也比印度的种姓制度更加开放。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表达的是社会分层的现实；而社会分层即等级制度形成的动力，不是经济原因，而是军事征服造成的。最新近的事例，共产主义的征服在社会主义国家再度造成了新的社会等级，而不是像那位南斯拉夫共产党官员吉拉斯〔Milovan Djilas，1911─1995年〕轻描淡写的那样，仅仅是所谓“新阶级”〔New Class〕。像“先锋队”与“人民群众”─“阶级敌人”的三级划分，“黑五类”、“红五类”、“普通群众”甚至“二十二种人”等等的成份鉴定，都很像印度人基于军事征服的种姓制度，而不是现代欧洲和秦后中国基于经济原因而形成的阶级制度。而俄国，农奴在1861年本来已经获得完全解放，但斯大林在七十年以后重新复辟了农奴制度，只是改名为“集体农庄”，农奴改名为“庄员”；在中国，1949年以后则逐步取消了汉朝以来的自由农身份，而1958年进一步八农民重新固定在土地上，改名为“公社社员”，回到了春秋战国以前的普遍农奴状态。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外来的军事征服，都会导致这一倒退，如五胡乱华、蒙古入主、满清奴化。这不是“新阶级”，而是新等级，是希特勒力图在欧洲推行而没有能够实现的种姓制度，在中国本土的低劣拷贝。这种“社会倒退”表明，经济原因只能造成贫富差别，不能造成法律地位的差别。建立在法律地位不平等之上的等级制度，只能是军事征服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移民〔民族迁徙〕的结果。
“人民公社”这种等级制度不仅是欧洲殖民主义的特点，如殖民活动造成了欧洲人与当地人和混血人的不同等级，也是西周封建列国以及后来历次蛮族入侵中国如五胡、鲜卑、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满洲、日本、苏联等入侵活动所具有的共同特点。从相关史料看，《诗经》“大雅·崧高”和“韩奕”，金文中的记载，都可以说明这些。另外《左传》定公四年记载，鲁卫唐三国个别的分配到若干礼器，如车、旅、弓剑、革鼓、玉器，若干成族的殷民，若干官职的属吏〔如祝宗卜史、职官五正〕以及指定大致疆界的土地〔例如少皥之虚、殷虚、夏虚〕与该地的人民〔例如商奄之民〕。分配给诸侯的殷民，如以其族名推测，当是专业技术工人，如陶氏作陶，繁氏作繁缨，而且保持其原有宗族的组织，所谓“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
综合文献与金文资料所见，西周分封并不只是周人殖民队伍分别占有一片东方的故地，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编组，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杨希枚以为古代赐姓制度，实是分封民姓、族属，与“胙土”、“命氏”合为封建三要素。“赐姓”是赐服属的人民，“胙土”是分配居住的地区，而归结为“命氏”，其中又包括给予国号〔如鲁，如宜〕、告诫的文辞〔如“康诰”〕及受封的象征〔如各种服饰礼器〕。命氏实系代表了由原有族属分裂出独立的次级族群。西周的分封制在族群衍裂以组成新族群的意义，大于裂土分茅别分疆土的意义。这制度的出现及发展，正是前承殷商以“族”为社会构成的分子。新的封国因其与原住民的糅合，而成为地缘性的政治单位，逐渐演变为春秋的列国制度。因此，分封制下的诸侯，一方面保持宗族族群的性格，另方面也势须发展地缘政治的性格。〔以上参见许倬云《西周史》〕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对全球化的世界而言好像十分遥远，其实近在眼前。当今世界的“南北差距”即南半球的贫困与北半球的权力之间的差距，已经开始造成“南北等差”，即某种全球范围的等级秩序，即“刑不上发达国家、礼不下发展中国家”或“刑不上发达国家的公民、礼不下发展中国家的居民”。这一南北等差的起因并非经济性的，而是征服性的，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后遗症。不仅南半球全是北半球的殖民地，而且在北半球内部，所有的“落后地区”，都是不久之前刚刚摆脱被征服状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东欧、墨西哥、日本以外的全部亚洲。
不发达的“庶人地区”即使在法律上得不到平等地位，它们颁发的护照像垃极一样被扔来扔去，不能作为有效的国际旅行文件通行“大夫国家”。而发达国家的护照则可以互相免签证。2004年3月22日，美国驻北京使馆开始对中国赴美申请签证人员提取指纹信息，这是根据美国国会2002年通过的加强边境安全及签证入境改革法第303项法令的指示实行的。据悉，除因公赴美旅行的外交或中央政府官员外，所有年龄在十四岁至八十岁之间的中国人，只要申请美国签证，均要进行指纹扫描。其方式为：非移民签证申请人在与签证官面谈时，申请人首先要将右手食指放在扫描仪上提取指纹，然后再扫描左手食指。指纹的电子信息将被储存在一个电脑信息库内，供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移民官员在美国入境口岸查看持签证者与签证获得者是否为同一人。中国外交部说，虽然美方一再声称这一做法是全球性措施，但这与加拿大等二十八国公民赴美不留取指纹而且免办签证是矛盾的。这是一种歧视，美方应尽快改变这一做法。
八，礼制不同于极权主义
8. The etiquette system differs from tyranny
从前述史迹可以看出，不论礼制的形式为何，其时装有怎样特色，礼的功能却历久弥新：礼是秩序规范。历史告诉我们，随着文明的进展，人的社会性不断加强，以致“人性”本身也成为一种社会化的产物，所以一个社会其居民的同质性程度越高，其文明程度亦越高。礼是秩序规范的结晶，这当然不仅指古代中原的礼制，而是指普遍的秩序规范，它使人的生物冲动适应文明要求，把人的创造力纳入文化秩序的体系。故云，礼就是秩序文化，礼制就是保障秩序、中和人类生物冲动并使之为文化服务的制度。天子者，议礼、制度，考文者也。天子就是天命的执行者。
印度的《摩奴法典》〔The Laws of Manu，约前600─前200年〕认为：首陀罗奴隶，即使已被自己的主人解放，也不能免去服役的义务，因为服役对他是与生俱来的，谁能使他由此解放？相反，国王应使吠舍与首陀罗劳动，如果他们逃避自己的义务将会使世界动摇。另外，刹帝利无婆罗门则不能幸福，婆罗门无刹帝利则不能昌盛，婆罗门与刹帝利巩固地结合起来，则无论现世或来世都将幸福。……这个说法很容易勾起中国人的回忆，文革副统帅林彪的教条是：“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就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同样，婆罗门与刹帝利的二分法，还很像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提出的“僧侣与贵族”二分法，显然，近代德国受到古代印度的诸多影响，于此又添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而中国通过俄国输入的德国犹太人思想“马列主义”，正是源于使中国亡国灭种的白人至上论和西方真理论。
为了保证这类“两杆子专政”的白人至上论和西方真理论，《摩奴法典》规定了严格婚配格式，来维持出身的标准：
“假若首陀罗女子与婆罗门处于夫妇的情况下所生之女，此女又与婆罗门结婚如此继续，则最低级种姓在第七代可达最高级种姓。”〔X.64〕
这样首陀罗则达于婆罗门等级，而婆罗门则降至首陀罗等级。婆罗门之子与首陀罗之女所生之子，以及此子之子孙代代与首陀罗之女结婚，则第七代的子孙便成为首陀罗。可是要知道，这对刹帝利与吠舍的子孙亦同。〔X65〕
低级出生者因贪欲而以高级的职业为生，则国王剥夺其财产后，应立即放逐之。〔X96〕
不好地执行了自己的义务，比很好地执行了他人的为强，因为按执行他人的义务而生活的人，立即丧失（自己的）地位。〔X97〕
首陀罗因再生受妻子（饥饿）死亡威胁而不能为之服务时，得以手工业为生。〔X99〕
可是，首陀罗（如不能靠为婆罗门服役以维持自己），而希望挣钱谋生，则可服役于刹帝利，或者首陀罗可为富有的吠舍服役以维持生活。〔X121〕
可是，他为了天，也为了（今世和来世）两方面目的，须服役于婆罗门，因为他如果经常矢忠于婆罗内，那个目的便可达到。〔X122〕
服役于婆罗门是首陀罗最好的职业，因为不管他作了其他什么，对他都没有什么结果。〔X123〕
首陀罗不应积累财富，即使他们能够作到这点，因为首陀罗如获得财富，就会压制婆罗门。〔X123〕
杀害刹帝利，（其赎罪）规定为杀害婆罗门苦行的四分之一，杀害吠舍为八分之一，但要知道，杀害善良的首陀罗为十六分之一。〔X127〕
为了保证种姓的秩序，杀害四个不同种姓成员的具体处分是大不相同的，法典规定：
1.杀害婆罗门的处分：IX.232规定，杀害婆罗门者与伪造国王布告等罪相同，处以死刑；XI.73规定，杀害婆罗门者须受十二年的戒行。
2.婆罗门非故意杀害了刹帝利时，XI.126规定，须给予千头牝牛与一头牡牛；或受三年的戒行〔XI.129〕。
3.婆罗门杀害了有德的吠舍时，XI.130规定，受一年的戒行，或给千头牝牛与一头牡牛。
4.杀害首陀罗，XI.131规定，须受六个月的戒行，或给与婆罗门十头白牝牛与一头牡牛。
……
在我们看来，现代民主革命，基本上都是在同种族社会中举行的。而在同种族的社会看来，种姓制度不可理喻，令人厌恶，尽管二十世纪的革命专政〔列宁、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都企图在本国社会或附属国家建立某种形式的种姓阶级制度，但最终遭到了持续的抵制而归于失败。这可能是由于最终承认了种族混杂现状的美国的干预所致，也可能是因为这些种姓革命的形式很不成熟，还可能是因为全球文明的发展尚未发展出必要的同质性。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礼制的复兴或是衰颓，并非意识形态与军事专政的“两杆子”可以只手遮天，而是一种文明历史的进化过程，例如文明的四季演变，文明的成熟和返生，“返生”即文明的退化和野蛮化。所以礼制的复兴应该不是基于少数人的美学需要而是基于多数人的工艺学需要。当此时也，维系文明的结构就需要把滔滔的人欲重新镇定下来，防止堤坝决口，阻止洪水威胁文明的系统；而不仅仅是因为某个阶级或种姓或主权国家感到自己的生存或野心受到了遏制，就可以强行建立并人为推广的。何况马列主义“消灭阶级差别”等痴心妄想。二十世纪极权主义试验的失败，充分说明了礼制与极权主义的上述不同。正如“一国之内首先建成共产主义”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幻想，礼制也不可能仅在一国之内实现，“礼制的天下统治”是不可分割的黄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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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历史教的医治功能
Chapter Six Healing Power of Historicism
历史教的前提是它认识到：“没有真正的人，只有历史的人。”“生来如此的人”和“自在自为的人”，既然都是虚妄的；一切人作为历史的产物，都是在适应历史过程中逐渐定型的。对于文明而言，“真正的民族主义”毫无独立价值，除非把它作为一个新文明爆发时所燃烧的导线，才有附加价值。新文明的创造者迟早会撑破民族的藩蓠，消除藩蓠的罪恶，使精华人物不再互相敌对。未来的全球政府，可能是神权政治的也可能是历史教的，唯独难以是商业化的。因为商业精神无法建立意识形态，而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是不能把全球各大板块有效结合在一起的。历史教可说是介于神权政治和商业精神之间的中庸之道，是宗教与科学的综合。历史教包容万有、等视一切，它指示宿命、珍视自由：理解自由也如幸福，是主观感觉而非客观存在。
一、病菌伴随着文明
1. Germs that come with civilization
按照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戴蒙德〔Jared M Diamond，1937─〕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1997〕一书中的看法，文明的演化不得不受到地理环境的决定，不仅外星难以发生文明，就是地球上，大部分地区也不可能产生文明，除非地理环境提供了三方面条件：1、拥有大量野生植物可以驯化为农作物；2、拥有大量野生动物可以驯化为家禽家畜和宠物；3、拥有交通便利的土地，既可以保持与外界的沟通，又能避免内部僵化。甚至，与具体地理位置相关的传染病菌也与文明的命运息息相关。
病菌在数万年前起源于驯化的禽兽，如麻疹和肺结核最早出现于牛群，天花来自于骆驼，流感病毒起源于猪鸭，百日咳杆菌发端于猪狗，艾滋病病毒寄生在非洲猴子身上。戴蒙德归纳出，不同文明撞击或冲突时，征服者除了金属冶炼术、先进的兵器、大量驯服的动植物、东西走向或南北对峙的地貌等优势条件外，致病的微生物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们在发源地逐渐让人群获得免疫能力，却同时成为征服者无意中携带的生物武器，是导致一些文明衰落的因素之一。实际上，这种悲剧正是现代细菌战所利用的机理。当然细菌战的发动者赖以保护自己的不是自身免疫力，而是抗菌素。
1347到1350年间，起源于亚洲的鼠疫〔黑死病〕通过征服欧洲的蒙古军人以及航行于意大利与东方之间的商船向欧洲传播，每年三百到六百公里的扩散速度，导致欧洲两千五百万人丧生，欧洲人口减少三分之一。由此带来的恐惧，七百年以后还显灵在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年〕的小说《鼠疫》〔1947年〕中。类似的厄运一百多年后降临在美洲印第安人头上。1495年，非洲黑奴带来的天花导致圣多明哥〔Santa Domingo〕57%到80%的印第安人死亡。1515年，三分之二的波多黎哥印第安人死于天花。“征服者”柯特兹〔Hernan Cortez，1485─1547年〕率领西班牙军队于1519年登陆阿兹特克帝国，使74%阿兹特克人死于病菌，人口从两千五百万降至六百五十万。1532年，西班牙海盗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1471─1541年〕为首的百余军人征服印加帝国时，除了先进的火器、船只、马匹外，他们携带的梅毒、天花、流感病毒在几年之内，就使印加帝国95%的居民死于瘟疫。据此认为“欧洲人是美洲的瘟神”并不过分。
再看号称“现代黑死病”的艾滋病：其病毒分为两种：一号病毒感染了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二号病毒基本局限在非洲西部。这些病毒原先寄生在非洲猴子，后来通过一种西非地区的类人猿，“跳”入人体。1981年，第一个艾滋病例在美国出现。1980年代，艾滋病毒就随着“改革开放”的风气，通过外国病人输入中国。1989年以后中国迎来艾滋病传播的高潮，到2003年，仅中国官方统计并承认的病人数字已经突破一百万。迄今为止，全球共有三千二百万人死于艾滋病。
如同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细菌、病毒、霉菌等微生物与其寄生的宿主之间，也有互利并互残的复杂关系。它们从宿主获得营养，并把宿主的DNA当做它们的遗传载体；多数微生物利用宿主也让宿主受益，有时互利、双赢，多数时间与人体免疫系统保持平衡，但是当营养不足、寒冷、生活压力等因素导致身体脆弱时，均衡就会失效。
各种生命形式之间的关系在时间中不断互动演化，即使是病菌，也会衍生出各种策略和新的生命形式，展示它们淋漓尽致的生存本领，有的甚至通过改变宿主的行为或机体结构，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例如狂犬病毒进入狗的唾液，让狗带有狂咬的行为症状，用狗的攻击所导致的其他动物的伤口作为自己传播的切入点；淋病、梅毒、疱疹病毒也是擅长此类行为的高手。同样，艾滋病毒在感染致病后也不立即让宿主致命，避免同归于尽而失去继续传播的机会；相反它们在长期的生存演化之后，获得了“不对称战争”的谋略，其技能就是潜伏人体，然后才对免疫系统发起致命的攻击。1996年之前，医学尚无对付艾滋病毒的手段，感染发作的病人只能面临死亡。到了2003年医学可在艾滋病毒发作的时候，用药物发起进攻并摧毁它们。但人们还是无法彻底治愈爱滋，因为病毒善于躲藏，可以很多年毫无动静地隐蔽在一些地方。如人体中的后备T细胞，平时休眠，只在紧急状况下才抽调出来增援。但艾滋病毒恰恰藏匿在这些后备T细胞里，并将自己的基因嵌入宿主的DNA上。它们隐蔽的角落还特别多，即使知道它们的藏身之地，也难以将每个角落都处理干净。
也许目前没有充足理由担忧疯牛病、禽流感、SARS、艾滋病的病毒足以摧毁文明，但是未来是否出现更为强大的杀手，只有天知道了。生命树上的所有枝叶，包括人类、动植物和微生物，既互存互惠，形成食物链的环节，又互相竞争吞噬。人与艾滋病毒之间的争斗，也是地球生命图谱和文明演化的组成部分。人类共同体内的国家、民族、文化和个体之间，同样也存在着纵横交错的利益经络。对艾滋病人以及生活于乡村的弱势群体必要的关注和救援，是文化成熟和现代群体抵御疾病中的关键一环。
但同时，抗生素也在损害人类健康，耐药菌的出现是人类过度使用抗生素的直接后果，而细菌产生耐药性的速度远远快于人类新药的开发速度，人类因此即将进入“后抗生素时代”、回到抗生素发现之前对细菌性感染束手无策的黑暗时代。疫苗、抗生素及医疗技术的发展，造成了一种安全的假象，而与此同时再生性传染疾病正在世界各个角落出现，某些传染性疾病又有卷土重来的势头。如目前全球已有十七亿人感染了结核杆菌，约有两千万结核病人，年新增加结核病病例八百万，死亡三百万人，高居传染病死亡人数之首。细菌性传染病的死灰复燃，归根结底是人类的免疫系统出现故障，而这种故障的罪魁祸首可能就是很多细菌对抗生素产生了严重的耐药，有的甚至产生了多重耐药。
文明也有自己的“多重耐药细菌”，那就是“过度的知识所导致的焦点丧失和虚无主义以及伴随而来的生育力下降和野蛮人内住”。叔本华说，人生是一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所以人生要不是感到痛苦就是感到无聊。痛苦和无聊这两大恶魔困扰人，而这两大恶魔又是从一个最凶恶的邪魔派生出来的：无止境的欲望。叔本华有一句话没有说透，那就是痛苦与无聊对人而言同样是恶，那么为了摆脱这同样凶恶两大敌人，就只有泯灭欲望而进入涅槃与寂灭的状态了。可是涅槃既然不是死亡，而是一种有待进入的状态，那么涅槃的存在本身就因为“有待”而破坏了自己〔涅槃〕的可能性。
涅槃因此沦为是超级神话、理性主义神话，涅槃之作为一种关于“解脱”的理解，无疑是不会奏效：因为努力涅槃的结果是使人更加紧张、更加难以解脱。到头来，涅槃也许可以抵御一般的精神痛苦，但却抵御不了精神痛苦的极端形式：无聊。于是，群众只能通过寻求感官刺激来摆脱无聊感的追逐，而无法通过本来就已经十分无聊的涅槃。吸毒就是涅槃的取代品。人们也把类似吸毒的感官刺激美名为“消遣”、“游戏”；有时更以“追求死亡”的形式来驱赶无聊，于是战争和其他破坏性的活动就开始了。
二、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2·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2005〕一书中，戴蒙德指出，人类文明在地球摇篮里已经生存了很长时间，如今在一种“增长的绝望情绪”之中才开始反省：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地球？享受了地球哺育的人类，有必要进入一个反哺时代，而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改变现有的文明：人类社会的应对、决策，对环境和社会的命运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这种决定性在未来的时代里只可能更强。说到底，地球和社会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成败都怨不得别人，因此关键是要具备远见和避免群体决策失误，而这需要全社会认识的深化以及意见的公开讨论甚至博弈。
戴蒙德以文明和社会为单位，以法医解剖的方式来做病理分析。但他并不懂得人性，不知道理性解决不了人类的问题，因为人类的贪欲太重，要他抑制贪欲，比要他去死还难受。
但是，他对复活节岛和格陵兰两个孤立文明的论断，还是不免带有死亡诊断书的味道，并带着一种隐喻的方式暗示人们：如果仍然那么愚蠢，那么这两个地方的遭遇就可能成为整个地球文明的命运。尤其复活节岛的命运，昭然若揭。
1772年复活节当天，探险家罗泽维恩在南太平洋发现一座小岛。他万分惊讶地找到了数百座背朝大海的石刻人像，“如房舍般高大”。罗泽维恩意识到，不管这些岛民用何种方式竖起这些雕像，他们需要重木料和坚韧的树皮来搓成绳索。但是他随即发现，这座日后以“复活节”命名的岛屿只是一块荒地，岛上找不到一棵树，灌木和杂草高不过三米。
复活节岛上的谜题令早期的到访者困惑不已。离它最近的陆地是两千公里外的皮特凯恩岛；而三九七座巨大石像竟然矗立在如此荒蛮而遥远的角落，人们猜测这也许是外星生物让石像从天而降的。但是如今谜题已被解答，而答案令人不寒而栗。
大约在公元十世纪，来自波利尼西亚的移民搭乘着木筏，满载着甘蔗、香蕉、蕃薯和鸡，还有用以食用的老鼠，于此定居。在五六百年的时间里，岛上人口增长到一万人。他们有了各自的氏族和阶级，像切蛋糕一样把这个岛划分为十二块。十二个氏族起初和平相处，直到有一天，酋长们决定以令人敬畏的石刻雕像来荣耀自己的世系。
基于对埃及的金字塔、英国的巨石柱群的认识，我们知道只要有巨大的木材作为辅助，搬运巨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科学家通过孢粉测试证明，复活节岛上曾有过高二十米，直径一米的智利酒松。实际上，直到人类定居岛上的早期，复活节岛一直是被高大树木和繁茂灌木覆盖着的温带森林。但是人类的到来让森林遭受了灭顶之灾。几百年间，复活节岛上的酋长们争相比较，比谁的石像更巨大更壮观。有人竖起五个平排巨像，随即有人竖了十个；有人雕出一座最高的人像，随后对手就在自家人像头上加个十二吨的大石冠。这种毫无意义的浪费使得我们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竞争，所导致的极端浪费，并不是一项专利，而是人性中的贪婪造成的，早在“史前时代”就根深蒂固了。
单以人力完成这么浩大的浪费工程并不简单，因为既要砍伐无数巨木当搬运工具，还得拼命伐林造田养活劳动力。岛上的石像一代大于一代，砍伐树木的速度也胜过了树木的生长速度，再加上移民时带来的老鼠以种子和幼苗为食，成片的树林开始毁灭。智利酒松大约绝迹于1440年：从火口湖的年沉积层中，已完全找不到树木花粉的踪迹。科学家对炉灶和垃圾堆中的样本进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显示，大约在1640年前后，居民炉灶里的木柴已经被草本植物所取代，即便是酋长家也是如此。
复活节岛上的故事是太平洋地区砍伐森林最极端的例子：成片的森林就此消失，二十二种原生树木从此灭绝。缺乏燃料、野生食物资源的消失、土壤流失是最直接的后果，随之而来的是饥荒和氏族之间为争夺灌木丛的战争。没有了巨木制造的舟船，战争的幸存者再也无法远航渔猎，他们开始转向从未使用过的食物来源：人类本身！在复活节岛后期废弃物堆遗址中，人类骨骸随处可见，有些骨头被敲碎以便吸取骨髓。岛民的口头历史中至今仍充斥着人吃人的故事，而对敌人最具攻击性的辱骂莫过于：“你妈的肉塞了我的牙缝。”
戴蒙德的复活节岛的故事讲到最后，就像是世界末日的图景。在戴蒙德的笔下，玛雅、维京这些曾经盛极一时、灿烂辉煌的人类社会一一在我们眼前重现，然后轰然崩塌。他们或不敌严寒或干旱的考验，活活饿死；或为了争夺土地或食物，拔刀相见，甚至以敌人的尸体果腹；华美的宫殿、神庙最终都崩塌成一堆乱石……相比之下，复活节岛的覆亡比起任何一个史前社会更让人触目惊心。
在戴蒙德看来，复活节岛的故事更像是一个隐喻。在全球化、国际贸易、喷气客机、互联网的推动下，地球上二百左右的国家像复活节岛上十二个氏族一样，共享着资源，又同样面临着环境的考验。今天的地球何尝不是宇宙中的孤岛？末日来临之际，谁又能独善其身？
曾有学生问戴蒙德：“当那些岛民砍下最后一棵树的时候，他们在想些什么呢？难道人能蠢到这个地步，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行为把自己推到灭绝的边缘吗？”戴蒙德的答案指出，砍掉最后一棵树的岛民并没有见过最初的森林，这种“景观失忆”是人类常犯的毛病。危机并非绅士，它不会礼貌地敲敲门，说“先生，我来了”。危机通常不声不响，徐图缓进。全球变暖是最好的例证。最近一百年的数据显示，全球温度正以年均〇．一七摄氏度的速度上升。但这只是平均数，实际情况是每年的温度在无规律地上下波动。今年升3℃，明年降2℃，后年升2℃，第四年再降1℃，如此往复，让人捉摸不定。直到几十年之后才会有人惊呼：“我小时候的感觉比现在好得多！”
实际上在我看来，人们对于环境的破坏，经常是文明的发展所不必要，因而是可以避免的。换言之，这种不必要的破坏，常常是出自过度的浪费，过度的浪费是出自虚荣，而虚荣则是出自无聊。
无聊找事干，不仅会触发恶性竞争，还是触发战争。
前面说过，叔本华说，人生是一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所以人生要不是感到痛苦就是感到无聊。
实际上，叔本华还是缺乏创意，不过是在重复佛家的古老说教。其实对人生来说，无聊是比痛苦更为可怕的敌人：无聊代表一种最深刻、最不可消除的痛苦，当然它首先是精神上的痛苦。我们知道，无聊更容易使人自杀，但痛苦却较能激起人们的抵抗精神。痛苦而能使人自杀者，其背后的动因是“绝望”，绝望的底蕴依然是无聊。单纯的痛苦难以使人陷于自杀的绝境。尝试一下把无聊与痛苦分开考察：
1、痛苦是生命的属性，既是生命之子，也是生命之母。不仅“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痛苦”，而且“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有生命”。痛苦因此也是积极的，因此“愈高等的生命，痛苦也就愈多”。痛苦也能使人生“更加有意义”，因为是“解除痛苦”的希望给予人生以意义。
2、与痛苦不同，无聊并不总是和生命相联的，唯有人类尤其是具有醒觉意识的人才有突出的无聊感觉。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人的生活优裕到了胖得发愁的地步，而且由于他们比动物“高了一筹”，“具有自我意识”，所以特别容易受到无聊感的侵袭。动物则由于缺乏自我意识而只有种族本能，且需要不断地捕食，而免除了无聊这一苦刑，但是关在动物园里的动物，也会受到人类影响，因无聊而患上神经官能症。在我看来，无聊感的消极成分多一些，正如痛苦感的积极成分多一些，无聊也容易导致生命的堕落而不是生命的亢进。
同样，对于一个社会甚至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有“痛苦时代”与“无聊时代”的分别，其原因略同于上述。痛苦时代充满希望，因为具有这样一帖解毒剂，还可忍受，生命还可支撑下去。无聊时代则是一个繁荣的时代，富庶的时代，但却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社会的“幸福”也许就是从痛苦时代向无聊时代的过渡，社会的“不幸”也许就是从无聊时代向痛苦时代的过渡。
痛苦是可以医治的，通过希望和时间、忍耐和等待；那么，对无聊的医治又是什么？其处方可以两个字来概括“冒险”。是的，通过寻找危险的游戏来解决无聊的问题。“精力过剩而又无处发泄者”，是危险的邻人。其实，关键不在于“精力过剩”，而在于外在压力过于松弛。医治无聊病的良方，因此就是“加强压力”。同样，对于一个社会甚至民族也是如此。当其发展已进入“无聊时代”，必有伤风败俗及秩序崩解的过程随之而至。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极其无聊因而伤风败俗的国际化环境。
要医治这样社会，“加强社会压力”，将是最后解决方案。这个必然反应并非哪个人的意念使之然的，而是解除无聊的“生理需要”。当今世界，不就是处于这么一个“无聊时代”吗？可以预料，随着全球经济、文化形态的进一步平衡及整合，整个世界都将继欧洲之后步入这一“无聊时代”的大门。那时，会出现什么景况呢？那时普遍的停滞将席卷整个地球。这不是上进的运动，而是堕落的运动。不是探索欲的暴动，而是解脱欲的弥漫……所以不难发现：人类文明起源于奴役制度。为什么文明一天不毁灭，奴役现象就存在一天？这是由人性决定的。因为正是社会的压力，为优秀人物的不断前进，提供了必要动力。
人需要压力。如果没有压力，人就会觉得无聊，很是无趣甚至烦闷而死！压力并非“坏事”，而是人生的必需品，甚至是日用品。“如意”是人的理想，但“如意”不就是压力的消失？可是试问，如果真的“如意”了，那么人如何续存？“意”是继续扩张还是归于消失？所以我们永远渴望着“如意”，但却永远也不能得到“如意”，唯独如此，我们才能继续征战。但愿征战永远不停。征战停止时就是生命终止时。只有厌世者，被压力击毁的碎片，才对压力充满恐惧，千方百计寻求逃避。其实失却了压力，一切有价值的解脱也都不复存在了。
即使为了文明的扩展，也请我们迎接奴役，不论多么勉强，都请为奴役“喝彩”一下！欢迎它所掀开的清晨与朝霞。因为人生的健康，要抑制无聊的感觉、医治空虚的心态，从而有效避免本该避免的恶性竞争。没有压力和压力过度，同样是有害的。
三、历史教可以医治人类
3. Historicism could heal humanity
有研究指出，唐朝八年“安史之乱”消灭了三千六百万人口，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二，按比例其暴烈程度相当于日本侵华战争〔五千万〕和共产国际征服中国〔八千万〕的总和；并使得华北地区脱离中央控制几乎达到六百年之久。总结一下二十世纪，全球死于战火和极权体制下的生命加起来则有数亿之众，但所有这些在现代影视画面上却少见踪影，呈现在白痴观众面前的大多是华丽的白日梦，供人逃避生活中的烦恼。更有甚者，“辫子戏”、“清宫剧”还把满洲屠夫化装成圣明君主。
历史教的前提是它认识到：“没有真正的人，只有历史的人。”“生来如此的人”和“自在自为的人”，其实都是虚妄；一切人“作为历史过程产物”，尽都是在适应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形的。
人并不是历史的主体，更不是历史的本体，相反只是历史的客体。所以决定因素是历史条件，而不是人。人只是作为历史力量的体现者和工具出场的，既然只是傀儡，那么他所能做的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尽管前者比后者多了些自我意识及自保能力。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一个人不但无法生活下去，而且也无从产生出来。人生既然充满了这种意义的被动性质：一个人奋发有为、积极主动，不也是一种被激发的结果？不也是一种被决定的状态？
“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对立乃是历史的常态，其和谐无间反倒是历史的变态；“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对峙，没有任何实指性，而仅只代表历史力量的消长。清醒的历史家，锐敏的哲学家，光照未来的先知先觉者，需要“多数人作为饲料”：没有背景的衬托，无法显出巨大的异象；没有对比，无法令色彩突出。“少数人”的功能不是“为多数人服务”，而是“靠多数人显相”。历史的主宰，仿佛预先注定了个人的定型，决定人们充当历史某种型号的工具和“镙丝钉”。虽然历史本身处于不断的迁化中，个人的定型并不与历史的生生之易发生冲突，历史最终是这样“解决矛盾”的：牺牲个人、“碾碎无辜的花朵”。
首先，个人的定型可以通过屠杀或“培养”或双管齐下，来不断进行和改变。历史可以在个人的定型过程中施加影响于他，使他适应历史的苛求；其次，当历史已有新的发展，旧的定型不再胜任其功能，新的定型就制造出来取而代之了。所以，历史的迁化与个人的定型这一对互相冲突的要素，就体现为“两代人之间的隔阂”、“父与子命运的永恒冲突”。
“历史是由青年推动的”，这不只是一个中文意义的“真理”，且是一个欧洲意义的“真相”：基本的历史事实即真相。历史的发展，是由新的定型来实现的。历史的发展都有影响预先透露〔预兆〕，它被年轻的、尚未定型的敏感者吸收了，据此完成自己的定型。个体的定型一旦基本完成，即以其新的结构力量作用于历史。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我曾在论述代沟的文章〔《第四代人序言》〕指出过，所谓的“阶级斗争”，及其“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这两个干儿子加起来，也远远不及“两代人之间的斗争”来得重要。“阶级斗争”偏重于破坏性，“两代人之间的斗争”却偏重于建设性；“阶级斗争”只是在败坏的历史情境下产生，而“两代人之间的斗争”则是永不间歇的。如果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么“无阶级社会”是怎样演变为“阶级社会”的呢？而且，如果我们对于历史有足够清晰的观察与见解，则我们就会承认：所谓“阶级斗争”也无非是“两代人之间斗争”的一个变奏曲。“阶级斗争”本身也就是一种变态的“两代人斗争”。说革命者属于“无产阶级”，远不如说革命者属于“新的一代”来得妥贴。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说：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其核心人物及其领导层的年龄，都年轻于反革命集团的核心人物及其领导层的年龄。这说明“阶级斗争”不过是“年轻阶级”要推翻“年老阶级”的新陈代谢。
难道“阶级”是按年龄来区分？如果不是，那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就难以解释历史上一切革命的原因了。如果阶级是按年龄来区分，那么这个“阶级斗争”就相当于“两代人斗争”的别名了。诚然，有些年轻人也会加入街垒那边的老人营垒；许多老人也会参加街垒这边年轻营垒。但是其核心的年轻与否却是一目了然的。所以比“两代人斗争”更准确的是“两种观念的斗争”。当然，新旧两种观念，正是以新旧两代人为其附着点的。不可能出现年龄较大的一方反而握有年轻人与新观念这一例外。尽管老人集团由于社会惰性而利用残余的权力来驱使青年卖命，充分体现人类历史的残忍性质，但是老人集团只代表已经霉烂的“过去”，并不代表正在生长的未来，所以对最懦弱昏庸的青年，老人也不能吸引其心，不过胁迫其身罢了……
我发现一个现象：一个民族、国家、集团或其他人间组织，它的发展、扩张、力量增长的速率，与其领导层的年龄成比例。统治要员的年龄愈小，则该集团的发展潜力愈大。反之，若其发展速率很小，则其必是掌握在老人要员的手里。反过来说，历史条件如果“允许”一个组织迅速扩张其力量，也必同时刷新其领导层的年龄指数；相反，如果历史条件“不允许”这个组织再行扩张，甚至要削弱它，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其领导层保持高龄，如此一来，这个组织必定“落伍”、“腐朽”、“堕落”、“趋于衰亡”……
年轻人与新观念是不会败北的，不论它多么奇怪，甚至代表破坏倾向：因为它是未来的预兆。“一将成名万骨枯”为何受到非议？因为它经常上演。在历史过程中，为了一个巨兽的横空出世，几千万人的灭亡经常发生，并非“过于昂贵的代价”。因为，只有号称伟人的巨兽才是天命的体现者，他猛食人间烟火且专以截断巫山云雨为乐。对于必然来临的饕餮命运，哲学家无可奈何地称为“无不善”。任何民族，无论它怎样庞大，其精华人物始终不过一小撮；任何民族，无论它怎样优秀，其全部价值实系乎这一点精华。只要控制了这一小批，就控制了全体的行为；只要歼灭了这一小批，就歼灭了全体的精神。动物性的“人口数字”概念在历史文明中没有立足之地，它只蜷伏在生物学的洞穴之中。
对于文明而言，“真正的民族主义”毫无价值，除非把它作为一个新文明爆发时所燃烧的导线，才有利用价值。新文明的创造者迟早会撑破民族的藩蓠，消除藩蓠的罪恶，使精华人物不再互相敌对。即使一系列杰出民族的没落与毁灭，只要它们的精华人物被吸入新文明的机体，那时，他们所由诞生并藉以丰满羽翼的那些民族载体就可像药渣、蛹壳或蛇皮那样，遭到扬弃。先秦的那些国族哪里去了？但它们产生的优秀人物却遗留下来。在文明史的意义上，个人活得比民族更为久远。甚至种族也是通过个体来确认的，看看那些考古出土的化石就能理解这一点了。不要恋恋于并无自身价值的容器〔如“民族”、“国家”、“社会”或是“教派”、“种姓”、“阶级”〕，那都是过眼云烟，是低级的“类概念”。更不要对“已成敌害的对象”有所“不忍”，历史从来都只对“忍情”开放，甚至是为“心狠手辣的人”准备的。
历史教医治人类的方式，就是使人放弃不可能做到的“创造历史”的野心，而回到“历史本位”的实际状态下。人需要归入历史，方算得救。作为历史涌现的一滴水，人的“自我”不替回归运动设置障碍，而应主动投身作为它的助力！如若不然，人本身亦将面临危殆之境。人的自我意识在历史疑难的症结面前若无新的突破，则必衰颓，完全看不出“原地踏步”的可能。
“历史教”的起源，就是先用历史神话，后用历史记载，来发挥达到教化的作用。“历史教”的踪影在此可以上溯到《尚书》、《春秋》的政治设计；甚至在《周易》这等高深莫测的哲学著作和《诗经》这等优雅的艺术作品，都可以觅得历史教的印记。《大雅》和《颂》颇有系统地“讲述了历史从而创造了历史”，赋予历史以目的和宿命。《系辞》和《说卦》中的“神道设教”，已有鲜明的历史说教与“得失之鉴”，从而开辟了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资治通鉴》的作者〕的道路。
历史教的兴起，不仅提供一种基于历史事实而发现出来的真相，并以此后盾，来展开战略、解决现代世界的危机；这就显示，在神权政治已经衰微或尚未兴起的间隙里，惟有“历史图谱”具有催眠文明的力量，可以提供稳定全球的“冬季心理秩序”。
“历史观念”风靡近代，是历史教所由兴起的一个背景。但历史教并不囿于这一背景，而是综合体现了科学与宗教、历史与艺术、心理作战与史官文化。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那样的基于“三个来源”〔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之杂交的“理想”；这不是对于文明过程的描述，而是对于“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功能定位。
历史教还是在神权政治的世俗化过程中，所兴起的替代性的心理整合架构，同时也作为文化战的大战略，风行天下。历史教不是在满是尘灰的书斋里画出的符咒，而是在生活的严酷压力下发展起来的战略观念……任何战略都须有连贯性，任何战略都不仅是平面图，而应该成为一幅逐渐展示的立体结构，并在逐渐显象中应对新的挑战：不仅面对“现在”，更要面对“未来”。战略的艺术，就在于使时间成为自己的同盟者，使时间的流逝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敌人，这要求最大限度地降低谋略中的动物本性。
历史教有终极的理想吗？没有。这一点《周易》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既济”卦之后是“未济”卦。历史教随历史而推移，它摧毁了一切马托邦与理想国，全球政府只是它的阶段性目标，不是它的“善”与“永恒”的范畴。它的“善”与“永恒”只是“自由”与“宿命”。真的，一个人若与宿命合拍，也就得到了真自由，真自由消除了“动与愿违”。
自由：并不是一个目标，而是断了线的纸鸢，没有家，只有旅程，没有着陆点，只有划过的航线。旅程的线索就是历史教的核心，历史教通过人类与宿命的相合，带来真自由。历史教，把空间胜利视为时间胜利的手段，空间胜利若不以时间胜利为归宿，则必归于失败。必要时，应该牺牲空间以换取时间，历史教的重要性亦在于此：它指明空间能力必须服从时间战略……“大战略”是时间的盟友，它利用时间的残酷性……然后现出自己的空间战略，现存世界被充分的智慧所洞察和掂量。
四、危机创造了历史文明
4. Historical civilizations as product of crisis
“那是一个寒冷冬日的下午，远古的冰原上的夕阳，把一群佝偻的人拉成一道道长长的剪影，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征服者。在不远的将来，这群刚刚学会直立行走的人将把他们的子孙撒遍世界，并成为这个星球的王者。”这就是当代人类学家从原始遗迹中还原的历史。流行的观点认为现代人的祖先都是来自东非，他们在大约十万年前冲出了非洲。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取代当地人，占领全世界。这一理论的有力证据就是越是远离非洲，人类的基因就越是趋于单一化，这意味着进化越远。因为越是远离非洲故乡，人们经历的危机就越多：危机不仅创造了历史文明，而且创造了人类自身。
例如，以埃塞俄比亚为地理位置的出发点，经过测试和全球五十一个地方的距离与该地区人类的遗传多样性，具有以下比例：离埃塞俄比亚越远，遗传多样性越少，进化的程度越高。由此推论，人类在离开埃塞俄比亚后，一些基因在迁徙的路上“渐渐丢失掉了”。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和非洲距离越来越远，遗传多样性的递减程度，正好沿着人类早期迁徙的路线慢慢增大。如果人类起源于不同地区的话，就不可能有这样严格的规律。
各种生物都有其“灵性”，而唯独人有其日益增强的“理性〔接近“r策略”〕，这的确是人的可骄傲之处。文明的发展使人的理性日多而灵性日少，人越来越合群也越来越不自重。所以，新的课题恰恰产生于这个结合点上：如何在发展理性的同时调节“泯灭灵性的文明程序”？从而保持和发扬人类祖先的进化趋势。
如果人们确信来世生活，并认为此生的行善可以转化为来世的加倍投资、此生的恶行也将变为来世的百倍负债──则人们在现世的道德必大有改善。这种“量入而出”的行为规则，可以理解；而驱使另些人完善自己的演技、塑造自己的形象的，也是类似的投资心理。
难怪掌握他人命运的人物确信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及声誉是不可动摇的时候，他的言行就漂亮得多。而如果大权在握的某人缺乏内心的、贵族式的自信，一天到晚担心被后人否定，于是想通过预防性战争来“反修防修”，他就很容易做出悖理之事，以求不朽。这个“历史心理学”的法则，早在南北朝时就被桓温给说破了：“不能流芳百世，便要遗臭万年。” 〔“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这便是吞噬小民的巨兽们内心所奉行的生物法则，一种“极端的领袖个人主义”。这并不是危机促成的，而是生物性的贪婪。
社会之需要罪恶，有如个人之需要挑战。没有罪恶的社会不仅是不可能的，亦将失去生活藉以远行的动力与刺激。封闭的社会犹如罐头盒子，只能防腐却化育不了生命状态。这种社会，只是作为一种滞后的报应，一种以暴易暴的结果，偶或大行其道，因此，同样明显的是，它只是变态而不是常态。它的破坏性是可怕的，但它越可怕，就会越是彻底地消亡在历史中。因为用倒行逆施去造成一个“没有罪恶”的社会，其本身就是一项超级罪恶，且将激活更多的罪恶。这种意义的“铲除罪恶”，不仅会造成人类的种族退化，其本身也是社会退化的结果。它不仅使天才与圣徒陡然失去了改革社会的用武之地，还将促成文明本身的僵死。
人类历史的大转折都发生在它的危机时代；因此，危机决定着历史，危机创造了历史文明。危机的性质、力度、色彩、方向，决定历史的多重面貌。支配历史的因此不是推理程序，而是平定危机的创造精神。
历史可依据其处在常规中还是突破常规外，分为“有理性时代”与“无理性时代”。有理性的时代是平稳的常规时代；无理性的时代是转折的非常时代。革命时代是一种无理性时代，革命学说从来都不是“健全的”、“有理性的”，尽管它喜欢自我打扮为健康的、有理性的──那不过是一种狡猾的策略和骗人的麻醉剂。鼓动革命的是欲望，是疯狂的、不顾一切的焦灼状态──然而这不正是生命的动力吗？但这不是理性，而是本能。
根据同样的理由，“历史学”无法成为“客观的记述”，因为它是产自“人”这样一种有机物质。这也许是“不幸的”，所以狂热的欧洲人追求“为学术而学术”，追求“客观的历史”，追求不可能到手的猎物，因为历史记载从来都是“教化的工具”。对此中国古人毫无隐讳，公然号称“资治通鉴”。他们执行得有力，是因为理解得透切：教化作用之大莫过于“让事实说话”，即让事实骗人，历史记载之征服人心，使人不自觉就中毒麻痹：“王道之泽，万世不竭。”
近代欧洲为了防止宗教战争重演，总结出“政教必须分离”的游戏规则。不仅防止教会干政，也防止政府滥用宗教权力。未来的全球政府不能无视这样的历史经验，而应防止政治上的失误可能损害教会领袖的威望，结果一损俱损，使危机中的社会缺乏任何可以信赖的支撑。
教会领袖不可以世袭，不能把宗教事业〔哪怕是“政治宗教”而非“高级宗教”〕变成一种家庭财产，不能像日本的和尚或德国的教士那样行事。英国式的圣公会也有类似的“国教”特点，英─日这两位“岛夷先生”所代表的古生代传统值得非议。新生代的曙光将不再执著于“君主立宪”还是“虚君共和”这些风行于十九世纪欧洲的时髦。帝国主义列强既然已经终结，“帝国的骄傲”不再能整合世界，只有“全球政府的一视同仁”可以超越国教、提供普遍的秩序。人们所渴望的君临者，不是一家一姓的，亦非一国一族的，而是激起了星空般希望的全球融合者。
中国文明的结晶应该排除隐藏的怪力乱神，“历史教”可以超越并创新古代的天地崇拜，而不仅仅通过自然神教来保持生民的淳和之性。天地崇拜的核心和整个枢纽乃是人在生物圈中应有的位置。从后果来看，应该承认日本神道教比它的先师，中国的国家宗教〔天地崇拜，皇帝陛下的祭天祀地仪式〕，更能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只要观察一下日本庙宇的幽僻和中国庙宇的庄严就可一目了然。这可能不完全是佛教的影响所致。乌烟瘴气的中国庙宇不仅破坏自然，而且戕害人体。至于纯粹的天地崇拜，已经随着皇权的终结而让位给“革命纪念馆”了。这无须赘述。只要瞥上一眼日本历史即可见得，日本神道成功的一个关键是，在它发展的半途，终于允许贵族甚至庶民参与祭祀，而在先前的日本以及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类似的崇拜分散为各个家族的祖先崇拜，而祭祀天地的礼仪仅仅是君主的特权，象征着“配天”的至德。日本对中国文明的这一改革，不啻于俄罗斯对拜占庭文明的改革。
我听拜占庭音乐，觉得沉闷空疏，但经过英语诠释的拜占庭合唱，则要生动得多；而改革了拜占庭文明的俄罗斯人所演唱的东正教音乐，更是扣击人心。这不免使人想到：“原装”的东西有时还不及“仿造”的货色出众。这又不免使我想起了中国和日本的对比也是如此：日本制造不仅强于近代中国，而且大有超越古代中国之势。日本比中国精致细腻正如俄罗斯比拜占庭精致细腻。这不仅得力于“民族性”，而且得力于“继承性”，仿造货比原装品多了一次改进的机会，因而得以提升品质。
这种跨族改革具有文明移植的国际背景，正如拜占庭文明和中国文明的消亡是社会内部秩序的崩解引起了外敌入主：拜占庭亡于土耳其，中国亡于满清、日本、苏联的三连环〔苏联对中国政治的直接控制虽然只有十年左右，但文明意义上的间接统治也就是所谓“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却比满清更为深入〕。在日本的神道革命中，由于注入了人民的感情与人民的希望，并打破它“与世隔绝”的性质而突破形式主义， 愈来愈与民间宗教的仪式融合起来。
如果新的历史教吸取日本式改革，而超越了中国古代祭天祀地的保守传统，允许并鼓励人民参与进来，吸纳民间的创造力量不断更新自己的生命之流，从而形成全民宗教的合力，不但可以长成更为茂密的森林，而且可以避免中国文明断裂为不同层次的悲剧重演。日本的佛教正如德国的路德教一样受到政府的严密管制，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和德国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的体现。正如中国的“天子从人民中崛起”较日本熟番的“万世一系”更为成熟，中国文明也可以从“夷狄”那里学到东西。中国式的革命虽然造成社会周期性动乱，但也为“后现代社会”即“费拉居民”〔fellah-peoples，即“后文化民族”〕、“烂熟社会”，提供了文明再生的力量。
任何宗教革命都是一股“野风”或自“野风”中掀起，否则文明就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力。被压迫者〔尤指心理上的被压迫感〕比压迫者，更加具备原创的力量，有活力、能持久的新文明，如果不遭受大地的压力，无法长成茂密的森林。压迫它的同时也是覆育它的，殊死搏斗同时也是极限训练。而到统治阶级被迫接受新的文明模式时，国教化的结果反而使得新近崛起的精神遭到败坏。如果它此前没有通过足够的压迫而积聚足够的精力、奋发的精神，如果它一开始就被统治阶级利用吹捧从而失去了那个“被压迫的地下成长期”，它的衰朽将是加倍迅速的。所以任何新文明的使徒和创造者，即使不喜欢遭到迫害，也不必害怕遭到压迫，就像一个渴望击败对手的拳击者不必害怕遭到击打的训练。新文明的建立者应该成为一个迎击迫害、爱好受苦训练的运动家。这是运动家风度而不是变态心理，因为这沉默的人格，背面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生命能力。
什么是“历史的善”？历史的善就是平衡、协调。修、齐、治、平，就是善的一些形式与体现。善还是秩序、礼治、和平。总之，是王者的征服与整合。什么是“历史的恶”？历史的恶就是新兴的强大势力出现时，必不可免要带来的社会失衡、失调，它指示新一轮的乱世将临；而不可救药的末世，就是恶的极端形式。恶意味着矛盾、冲突、战乱、社会的精神分裂等，恶往往比善更有力，因为人性中天生有不安的因素。但奇妙的是，恶的进一步发展就再度成为善，那就是征服者的和平，如罗马的和平、秦汉的统一。
用恶战胜恶，即所谓“以毒攻毒”的精义在于：胜利了的毒，终于成为营养剂；胜利了的恶〔革命的力量〕终于成为善〔秩序的力量〕。反过来，善对于恶、协调对于失调，则很慢方能发挥相应的积极作用。因为善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全过程，因为世上“恶”的寿命长而“善” 的寿命短。善的可能只在于：一种不协调的恶所产生的力，抵消另一种不协调所产生的力，结果使“善”的协调状态意外达成。
由此可见，放大的道德哲学的“善”，在人世间其实无法独立存在；除非它只作为一种批判现实的心理状态。而以道德哲学的善去代替历史的新陈代谢，则极易滑向过激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鼓吹某种不可能兑现的永久和平与公正人性。而为了这种“共产主义新人般的人性”，生活本身却得付出昂贵得不成比例的代价。如“太平天国”和“全面专政”就是以这样的历史虚无主义，迫使中国人在两难之间进行选择：要么是接受“满洲人和日本人的中国文化”，要么是接受“本地人的夷狄文化”。不论选择哪一种，都意味着一种死亡：中国文明的毁灭。
五、历史教与听众的悟性
5. Historicism and the resptivity of the audience
一切表述都要依赖听众的悟性：“对牛弹琴”的即使是伯牙与师旷这样的高手，也不能使老牛翩然起舞；禽兽即使懂得音乐的节拍和旋律，也无法像人那样领悟其妙。
我们的传统道德哲学反对 “以暴易暴”，这在哲学上非常高明，但在历史中却难以兑现。暴与暴并不相同，岂能一概而论？历史是不同力量之间的交锋，而越是巨大的力量，越是常与“恶”相连。在历史的领域中，“善”不能战胜“恶”，只有“恶”才能战胜 “恶”，使“善”的临在成为光辉灿烂的事业：这使历史的善恶区别于道德哲学的善恶，使工具性的善恶区别于本体性的善恶。常人无力，因而无法评判何为罪恶、何为圣洁。人们茫然于罪恶与圣洁的临界线上，把大罪模糊为圣洁，又把圣洁视作罪孽，因而在内心深处感到了无所适从的苦恼。人们不能理解“纯洁”的前提是不净，不能理解“圣洁”的前提是罪恶。不理解凡此圣品皆不是天上殿堂的贡物，只是地下苦难的小结。这些令人仰止的对象，不是被争取来的玩物，而是躲避不掉的神品。
不要纵任激情去影响内心的评价，除非这评价是只供杀手们聆听的战斗口号。认知应该尽量超脱以致“客观”，否则就会产生自欺的危险；而当行动之际则需要主观、果敢甚至武断，为的是在生存的角落里挺住。这是两个世界，它们可以并存于一个高贵的灵魂内，但不该彼此干扰，更不应互相取代。
历史教的首要任务在于帮助稳定礼制的天下统治，通过给人灌注浸透了颜料的历史事实〔而不仅仅是说教〕：使人们对于现存秩序生出一种本能的敬畏来，一种不教而能的崇敬。
鸟兽不可与同群，没有什么比激动的群众更加具有破坏力量。看看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前后的群众态度：今天如此，明天就变到九霄云外了，真是“民意如流水”。请不要把流水当作可靠的标准，尽管海平面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系。历史跌宕的平均，才是海平面，所以治理旱涝的方式不是信任洪水，而是通过海平面概念来管制洪水，好像专制主义者通过宣传、教育、引导、组织，把群众力量纳为自己的权力基础。
反抗专制的人说拿破仑只知模仿而不会创造，实是执政者的一大弊害；但共和主义者们充满希望的预言“当人民起来的时候，卖国贼们将人头落地”，也并没有实现。人有言：“政治学而无历史，是为无根；历史学而无政治，是为无果。”这多少道出了政治学、历史学与政治、历史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政治学者不懂政治，历史学者不懂历史，几乎是韩非和马基雅维利以来的一个定律。虽然人的一切经验都可升格为哲学，并由历史学来总结；但政治的得失、历史的起伏，常被不可理喻的命运所主宰，使得一切学问都无施展余地。人的行事虽受观念与心理的框架，但却被欲望引导，而学术的作用究竟何在，人自己也阐释不清。
奉天承运的鼎革天命者，不认为“一切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这就是说，不认为“一切都仅仅是一笔交易”。因为在商业主义彼岸的中国文明看来，除了交易，世上还有更可贵的因而是不可让度的东西。秦皇“统一了中国”，于是便制造了新的度、量、衡。而原先，各个民族国家、主权国家，是奉行自己的传统尺度的。由此看来，“客观标准”不过是超级强权的意志。甚至连“秦皇统一了中国”本身，也不过是事后的追认，甚至是倒叙，原来本没有那个“中国”，又何来统一之说？何况秦王本非中原人氏，就像马其顿人亚历山大不是希腊人一样。然而，在创造性的中国概念下，灭六国的残暴变成了祖国统一的仁义，霸道变成了皇道。
现代世界，也正在创造自己的度、量、衡。被卷入现代文明漩涡的种种事物，都在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速膨胀，其特点不仅是“变了形”，而且是“失了味”，即失去自己的传统形态、风格与特性。化肥使植物快速生长并失去自己的味，混合饲料则使动物沦入疯牛恶道。现代的教育与训练，给人的灵魂与肉体带来的也正是极端变态：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健将们也像动物一样被喂以激素；好像越体面的人就以越快的速度成为非人。因此做超人是危险的：其负面就不再是人，而是异类禽兽甚至畸形怪胎。“异化” 的观念已经无法解释“异类”的现实了。
现代中国因为被欧洲海陆两方的钳形攻势所击败，其中一翼是俄国，一翼是海洋诸国；后来一翼改称社会主义，一翼改称资本主义。溃不成军的中国因此比欧洲更为败坏。欧洲的败坏是内生的，而现代中国的败坏还要加上手忙脚乱、追赶欧洲时髦的闹剧。当今的“中国人”把创造看做“赔本的买卖”，“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以中国日渐衰弱。中国的精神与中国的肉体不再互相支持。
没有机械革命、电子技术，就没有全球政府的可能。而在机械革命之先，中国曾是版图最大、文化最复杂、人口最多的政治板块。现在，各种交通工具以及电报电话电影电视电脑等等已把世界缩小了许多倍，使得天下秩序已经展现一片坦途，至少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了。
历史教的使命是促进异化：从无机世界到人与文明，构成了异化半圆；从人与文明向无机世界的汇归，构成异化的另外半圆。合起来的整圆就是历史。促进后一个半圆，并不是邪恶，而是由人到自然的回归。前一个半圆要靠后一个半圆显现出来，生命通过死亡而获得意义。
现代人鹦鹉学舌，非议“异化”，好像这有损于人的品格，其实异化才是文明正常的汇归：人不能要求圆规自动停止在半圆处，圆规既然转到了半圆上，就会更加自然地转完一圈……有人说人的侵害性与死本能是天生的，而不是正常欲望被堵塞而发生的变态反应。对正常欲望的压制会加强人的侵害性和死本能，战争、破坏、寻衅等现象出来了，使之变成人格的旋律和基调；但侵害性与死本能自身却是与生俱来，深深地埋在人性的渊底。其实所谓侵害性和死本能不是别的，正是一种强有力的贪欲和扩张力量。实地考察下来，侵害性与死本能，比之恻隐之心与生本能更加体现了人性中桀骜不逊的一面。所以一个人在发怒时，比平静时，可以焕发更大的精力。而发怒却总要带来侵害性并激发死本能的……如果留意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多数惊人事业和耀煌成就，都是由侵害性和死本能予以成就的，而不是由恻隐之心与生本能完成的。所谓恶比善更有力，恶所成就者较诸善所成就者，实为多多矣。人体的生命力与他事实上的侵害性，成正比，所以历史教认可侵害性与死本能为生命的创造能力。
历史教是青春的宗教，它不是孝敬老人的供品，青年活脱脱的生命是用来自我消费的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未来的历史就是青年的历史。青年的动向就是历史动向。非历史的保守主义者敌视青年的新奇、压制青年的创造精神；但青年的宗教并不否定老人或过去的一切，它只想继续前进罢了。愿它包容一切人类精神所曾涌溢过的晶莹，愿它无声但激动的海洋中升起神秘的旋律。
历史教反对盲目的破坏和一味的征服，而冬季般的安详提供精神创造的另类形式。死本能其实是生本能的收藏，正如历史教是文明成熟的表现，它拒绝了苟且偷生，而尊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至理名言。在这安心求死的升华中，一个新的生命比一个旧的生命更值得珍惜。对这样的心灵，痛苦不成其为痛苦，可怕的灾祸都成为淡淡的祝福……
历史教的施化，可能遭到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及其他品种繁多之“科学家”营垒的异议，这是因为：1、不可与曲士谈论至道；2、既得利益的麻醉剂作用使人堕落。曲士的学识愈多，则愈是害于至道，这是自明的。同样，既得利益愈多则受益者就愈是麻痹、衰落、近于死灭，这也是自明的。现象都有其背面，而“一切”仅是我们的经验触摸过的“正面”，“背面”却是人的感觉无法触摸的，人们只能猜测、梦想、企图“透视”它……
单向的个人主义的精神，历史性的衰落，它现在产生的多是弊端，早已伤害了自己继续存在的基础，不再由于它的历史贡献而继续滋长了……对现代中国，单向的个人主义构成了双重的灾难：一方面，它确实瓦解了中国社会的结构、腐蚀了中国文明中善良的一面；另方面，个人主义精神堕地腐败之际，它的腐蚀使现代中国感染了大量外来病毒……有人说这双重不幸预示中国未来的坎坷。我们则愿双重的灾成为双重的福，双重的苦难开出双重的花；新的文明核心，不是欧洲传统的个人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而是两者的中和。
“历史教”是史官文明在现代世界的延伸，是一个新名词但不是一个新范畴。另方面，对历史的信仰，建立在历史的人格化之上，已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来世界潮流的共识。历史崇拜并不相信超自然的力量，也不怀有超自然的希望；但它深信人的行为将是人自身命运的关键，在这一点上现代政治学与古代《书经》完全一致，而大大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古代经典。那些经典可以构成神权政治的基础，但不足以构成世俗政治的基础。
意志自由、好自为之等人本主义观念，是《书经》也是中国文明的出发点，而不是主导神权政治的“神意”。在中国文明里，天意、天命相当于欧洲人所谓的命运、必然，而不同于人格化的上帝。总之，历史教是中国史官文明传统与欧洲世俗文明现状的共通意识；所以宋明理学透过耶稣会等传教士的翻译介绍，可以影响欧洲的启蒙运动。面对类似古代中国国家宗教那样的“理性宗教”遗产，将来的全球政府可以选择：是继续让它保留为一种至上礼仪呢，还是使之成为全民的信仰？抑或有一条中间道路可以通达：在保留独特祭祀的同时，也将教义广传，使全民感受其泽。从更高的意义上，将政治仪式的宗教，化为敬爱自然的人间宗教，敦促人们珍惜自己居住的唯一星球。
六、逃避神权政治的最后机会
6. The last chance to escape from theocracy
前面说过，威廉·法耶的《殖民欧洲》指出了回教神权政治对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威胁。因为回教不只是一个像现代基督教那样的“信仰”，而是一个要求扩展的“教族”，是神权政治的温床。例如回教在欧洲的计划，正如《可兰》上说的，就是征服欧洲。
在另外一个方面，美国政治评论家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1940－〕的新著《美国神权：21世纪的极端宗教、石油和债务政治及危险》〔American Theocracy，the Peril and Politics of Radical Religion，Oil and Borrowed Money in the 21st Century〕则认为美国人的“世界末日情结”，致美国社会神权势力的抬头。菲利普斯以《末世迷踪》〔Left Behind〕系列宗教幻想小说在美国的畅销来说明美国的宗教狂热。该系列自1995年8月问世以来，已经出了十多集，销量达6,000万册，被书商誉为自《圣经》以来发行量最大的书籍。该书以《圣经.启示录》 预言的世界末日为背景，描述了在世界末日来临时，善与恶、基督与魔鬼──也就是“敌基督”〔Antichrist〕 的战斗。不无巧合的是，在该书的第一集中，所谓的“敌基督”的化身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反映了美国人对联合国的不信任态度。
很多外国人可能会将《末世迷踪》这样的书当成《天方夜谭》来看，但美国人则不然。2004年12月《新闻周刊》的民意调查表明，有55%的美国人、83%的福音派基督徒认为，《圣经》是历史的真实记述；61%的人确信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了世界；CNN和《时代》周刊在2002年的民意调查也证明，有59%的基督教徒，77%的福音派教徒相信《圣经·启示录》中预言的事会发生；《新闻周刊》1999年10月的民意调查表明，有71%的福音派基督教徒相信，世界会在基督和反基督的末日之战中灭亡。很多美国人相信即便世界末日不会真的到来，也很可能导致美国的没落。有这么深厚的群众基础，难怪《末世迷踪》会在美国如此畅销。
菲利普斯认为，随着保守派基督教在美国共和党内势力的扩大，现在共和党已经变成了美国第一个宗教政党，可以媲美回教原教旨主义政党。而布什作为这个宗教政党的政治发言人，经常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比如，在2004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时，布什就曾经说过：“我确信我是上帝的传声筒，否则，我就没法工作。”除了布什，共和党中的许多大佬都有类似的言论：众议院前共和党领袖汤姆.迪莱〔Tom Delay〕和参议院环境和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詹姆斯.霍夫〔James Inhofe〕都认为《圣经》里有他们所要寻找的所有答案。
在《美国神权》中，菲利普斯举了许多例证，证明美国神学已经代替逻辑，神权政治不再是一种思潮，而是已经逐步演变成为一种政治和政府行为。甚至共和党议员克里斯托弗.谢斯〔Christopher Shays〕也在2005年3月23日的《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指出，林肯的共和党现在已经变成了神权政治的政党。《美国神权》是菲利普斯的第十三本专著。菲利普斯过去对美国政治的分析和预测是十分准确的。在他1969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共和党多数浮现》〔The Emerging Republican Majority〕中，他正确地预测到今日共和党壮大并主导美国政治，保守势利在美国升温的事实。1993年《纽约时报》载文指出，“在过去25年中，菲利普斯对美国政治走向的分析和预测，首屈一指。”
神权政治如何成为美国的掘墓人？菲利普斯在书中语焉不详，只是认为美国现在以宗教的热诚在海外推广民主与自由，战线拉得太长，有可能会拖垮美军。他继承和拓展了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在《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的论点，认为美国现在的社会状况和全盛时期的罗马、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历史强权有不少相似之处，因此，美国也可能乐极生悲。
看了上述法国人与美国人的想法，我们有何评论呢？
在我看来，如果说神明是英雄崇拜的延伸，那么神权政治就是历史教的延伸。神权政治，是在历史教失败之后才得以建立起来的。所以，我看不出地球的某个角落里首先实现神权国家的可能，就像一国之内终究无法首先建立共产主义。“一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闹剧虽然绵延了七十年之久，毕竟一败涂地，因为那只是梅毒缠身的列宁同志绝望中捏造出来的“科学理论”，是俾斯麦主义的拙劣翻版，出了更加竭泽而渔外，毫无新意。这倒不是因为苏联这个伪神权国家的苏维埃制度遭到国境以外的敌对势力的破坏〔心理上或物理上的〕；而是说它本身就不奉行社会主义的“限制产能”，而是遵循原始资本主义的疯狂扩大产能，所以苏维埃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是个精心的骗局：所谓“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制度加电气化”的指导方针表明，苏维埃制度不是被资主义打败的，而是它自身就是一种疯狂病态的资本主义。
为什么神权政治只能在全球范围实现，而不能在一个区域内首先实现？道理很简单，神权政治的出现是文明普遍衰落的结果。其功能在于，从毁灭的阴影下与衰退的余烬中，拾取文化的因子，将之铸造在宗教与信仰中，以此种办法保存它……“普遍衰落”乃是“社会平衡”的同义语，哪里出现了平衡，哪里就发生了衰落现象；哪里开始了衰退的进程，哪里就日趋平衡、相安无事了……而这种平衡、衰落，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一个社会并不是在骚乱和革命发生时才趋于衰落的，而是在这以前很久的“承平”时代就开始衰落了：承平就是衰落。而饱和的、衰落了的社会，才可以实行社会主义。而像近代的俄国和中国这样的饥饿国家，根本是产能不足而不是产能过剩，如何实行社会主义呢？
神权政治既然具有此等性质，而现代世界又愈来愈紧密地结为一体，所以不等到全球各种力量的分布都趋于平衡均匀的时候，神权政治的阴影是难以成功覆盖各个地区和所有国家的；而它一旦覆盖之后，就必然具有全球性质。它首先现身地球的某一角落，但不会长期囿守此一角落，即将迅速席卷，并把整个世界置于控制之下……
衰落时代施行的“控制”，就好像对病人实行的医治。为防止最后一点文化因子也被毁灭殆尽，为保存文化种子以待下一次“春天”：“控制恶”就具备了“善的本质”。许多文明因子铸造在神权政治的结构里，甚至铸造在历史教的信仰中，值得庆幸，这是作为“种子”而不是作为“标本”，保存下来的。历史家们悲叹“僵化”，但这不是创造与发展的季节，而是保存与待变的时令……庄周所说的“大年”：五百年为春，五百年为秋，在现代天文学及气象学上得到了验证；且在文明史的领域里周期显现。神权政治就是“人类文明的过冬装置”，出现在肃杀遍野的秋季。这个过冬装置，尽管事实上冻结了一切创造精神，但它自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仿佛过于巨大的树干把其余草木都荫蔽窒息了，可是这颗大树并不是死的，虽然它的叶子凋零殆尽。
未来的全球政府，可能是神权政治的也可能是历史教的，唯独难以是商业化的。因为商业精神无法建立意识形态，而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是不能把全球各大板块有效结合在一起的。历史教可说是介于神权政治和商业精神之间的中庸之道，是宗教与科学的综合。历史教包容万有、等视一切，它指示宿命、珍视自由，理解自由也如幸福，是主观感觉而非客观存在。
历史教有必要成为超越神学。它理解必然性之虚妄，偶然因素等于神明的旨意：偶然因素在人类能够把握的范围之外展现。
必然性认为，无一事无来历、无一事非定数，任何主动、自由、觉醒都是假象，是另一意义与形式的被动、奴役、束缚、昏迷、沉溺，是被决定的、预先安排好的，一如基因的配置在受孕之初就决定了胎儿直到生老病死的众多属性。
偶然性则愿意为疲乏倦怠以致灰心绝望的人们带来真自由，那种作为继承人而不是受雇者的笃定和沉稳，纳入历史的白热光流中……
必然性宿命的信仰，是不可证明的；偶然性创造的自由，是无法毁灭的。正因为世界是不可知的，所以我们相信偶然性的存在，并确信必然性宿命的信念，直接导致目的论的奴役。
历史教试图给人类一个逃避神权政治的最后机会。
不论人格化的上帝抑或非人格化的上帝，常和大众的父亲崇拜、英雄崇拜混为一谈，在历史教之中，取代了父亲之人格地位的，仅仅是光。光显明了普遍压抑及其各类分化形式；各类反压抑在流动中才主宰一切，并决定了一切变化的形式。
光─乾元─普遍天子，是对普遍压抑的无所不在的抵抗形式。光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宛如核子反应，塑造未来、化合世界，是历史教的不朽源泉。历史教归结为对于光所创造的历史的尊敬。上帝、天子，都是作为光的现身也仅仅作为光的可见的形式受到理解。历史教的内在核心，是在幕后推动历史走向反面的最高象征，也是历史的真正塑造者、化合者。没有光的摧毁，就没有未来的历史，正是在历史的死寂中，天子的基因出现了。
历史教指出人类的动物性处境必须改变，否则人类也像动物一样，不能得到解脱，不能得到超度。动物生活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处境，然而既然来了就没有理由感到绝望：人类是保有天子基因的生命，是仰赖精神的光合作用的生命。每当社会陷入瓦解的时代，也就是天子应运而出的良辰。天子基因为一切伤害、损失、苦难，提供绰绰有余的补偿，并使社会灾难成为文明启动、天神降临的跑道……天子是历史的路标和命运的人格化。在天子的基因中，集中了历史的奥蕴和秘藏，犹如人自身集中了信息的奥蕴和秘藏。因此人生的最高理想就是“让自己成为天子”。这不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庸俗野心，而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进取精神。命运赋予自我意识给人类，并不要人类与世界断裂，造成分裂割据的对峙惨状如欧洲，而是使人类自觉地克己复礼，发挥更高的返朴归真如中国。
将自我溶解于历史中，将人格化合在神格里，生命汇归太极的辐射……因为他最终认识到了：自我是负累，有了我才有了苦难和不幸，我这个字实为人间一切祸害的起源。宇宙间最毒最剧烈的压抑不是来自社会，而是来自“我”；一切社会丑恶都是来自我丑恶的外射，而不是社会主义者们所说的相反。
一个真正的开端。克己复礼。不是遁词，不是遥远的神庙、战败者的托庇，而是省却烦恼和琐碎。懂得这个起码的道理，不再舍本逐末、扬汤止沸甚至还饮鸩止渴。不再以毒攻毒现代的苦恼，不断强化个人精神以图自保；因为那只是让世界陷入进一步的灾难中。
神权政治不是历史教的终极指向，而是历史教失效之后的替代物。人们在创造的时候，总是先从日常经验着手，只有当经验失效之后，才转向神秘主义。只有前所未有的危机，才促使历史上兴起第一形式的神权政治。世界范围的神秘主义，肯定是在历史教的作用丧失殆尽之后。世界统一秩序的维系，不得不仰赖于一个充满神威的领袖，他不必参与直接统治，却对天下兴亡负有责任，“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精神领袖不等于“精神创造者”〔天子〕，但毕竟不是世俗统治权的代表。他故意避开世俗政治，以使自己的秩序可以长久。他监督世俗统治权，他知道精神领袖的道德威望所以会衰亡，是源于世俗权益的贪得无餍。精神领袖一旦卷入世俗斗争，必蹈危亡，他只应充当仲裁者：如不嗜好权力，必能长葆权力；如不贪得尊荣，必能永葆尊荣。只有精神领袖，才能维护世界秩序。
任何高明的战略，若无令人昏迷的宗教作为其源泉力量，终究不能完成令人惊异的事业。只有当战略作为宗教观念的一种手段及外在形式時，才强而有力，难以击破，可以产生久远而深切的影响。历史教作为神权政治以外的战略选项，既能提供行为规范，又能保存人的活力。它的出现基于心灵深处的宗教需要，也基于世俗社会的实际生活。世俗经验和历史意识，促成历史教的玄学基础不是宇宙论及认识论，而是历史学及心理学，以此开出世界历史的新局。
七、“教化哲学”向历史教的移动
7. The mutation of instructive philosophy toward historicism
中国文明的要素，现今其实已经深入西方社会的核心。例如美国哲学教授罗蒂〔Richard Rorty，1931─〕等人的工作，就体现了这一深入：“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即“自然之镜的哲学”〕的信任。”〔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西方哲学以往的认识论认为，心灵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准确地反映外部实在；它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表象，其中有些是准确的，有些是不准确的，但如果没有这面镜子，作为准确再现的知识观念就不会出现。哲学家的工作就是通过审视、修理和磨光这面镜子，以获得更准确的表象。以柏拉图的视觉隐喻的知识论为蓝本，通过“看”、“型”〔Idea，“理念”〕去再现“实在的表象”。
到近代笛卡尔的“镜式”，认识论转向以内心为基础，表象存在于“心”中；心〔心灵〕是一面映照外在世界的“内在的镜子”，认识通过心灵获得表象，可以说笛卡尔“镜式”的认识论使柏拉图“心理化”〔Mentality〕。从康德开始，哲学的核心是知识论，直至近代哲学专门化，把哲学夸大成为各门科学的基础。这种看法可追溯到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但直到康德才达到自觉的程度，他把哲学形而上学看成是科学的“皇后”；同时他从哲学高度论证了人的主体性，使“人的科学”从经验的水平上升为先验水平。康德通过以认识论的中心问题确认在两类不同的表象之间的关系〔“形式”与“质料”的关系〕，通过认识论与“限制知识给信仰留地盘”的道德联系起来，迈进道德形而上学领域。所以传统知识论的哲学，到了康德完成了完整的形式。可以说，康德哲学是“自然之镜”哲学的典型形式。
康德以后，哲学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以罗素为代表的英美的分析哲学。罗蒂认为，分析哲学“是另一种康德哲学”，这种哲学的主要标志是把“再现关系”看成是语言的而非心理的，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它达到了更加精确的表象。另一个是以胡塞尔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现象学，通过本质直观和先验还原的方法，获得“纯粹意识”即最精确的表象。因此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1979年〕一书的“导论”中写道：“本书的目的在于摧毁读者对‘心’的信任，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的信任。”
“自然之镜”哲学既然终结，则需代之以中国式的“教化哲学”。罗蒂指出：“教化”〔Edification〕一词“代表发现新的、较好的、更有趣的、更富成效的说话方式的这种构想。”〔同上〕教化哲学的企图，就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与异国的文化之间，或在科学之间进行联系的解释学活动。教化性的话语不是建设性的，而应当是反常的、破坏性的；它借助异常力量使我们脱离旧我，帮助我们成为新人。这构成“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即所谓“后哲学文化”理论，其特征是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宣告了始于柏拉图、由近代笛卡尔开创的、经过洛克与康德到罗素与胡塞尔“以认识论为主导、以奠定知识为基础”的哲学之终结。
教化哲学反对“可通约”〔Commensurable〕哲学，提倡“不可通约”的阐释活动。而“可通约”却是西方传统的基础，因为要建立一门认识论，必须在谈话中满足彼此的合理性，必须与他人达成协议，找到与他人共同基础的最大值。而且，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必须有一个“逻各斯”〔Logos〕，而逻各斯只能由通约性的方法所给予。由通约性纳入到“真正知识”概念中，就排斥了趣味的或意见的这类问题的讨论，凡是不能被通约的东西都被列为“主观的”。
教化哲学或曰“后哲学文化”解释“相对主义”一词，一是“一切信念都是一样的”；二是“‘真’是多义的”。实用主义者是“亲和性”的倡导者，把客观性归结为亲和性，认为人类研究只有伦理基础，而不需要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根据这种看法，人类的研究“是不断地重组信念之网的问题”，不存在使标准永远不变的问题。而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却把理性看作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认为每种文化都具备某种不容挑战的“公理”、“必然真理”，结果阻碍了文化间的交流，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对话，而是靠武力征服。
罗蒂终于认识到了西方的真理一贯忽视的东西：话语并不指称世界而是指称其他话语；人的历史性质使得人的真理不可能是客观的。相反，强行主张真理的客观性会封闭真理的发展。罗蒂还正确地指出，世界是否如此这般地“存在”和人们是否能“正确认识”世界，是语言学问题，而无关“真理的客观性”。世界如此这般地“存在”是人们的现存状态决定的，不论日常语言、科学语言、文学语言，都是对世界的主观抽象，无关客观世界。话语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具有不同的指称和含义，这就瓦解了“真理的客观性”：既然世界是由许多不同的语言形式来描述的，那就不可能有关于世界的真实的因而是唯一的描述。
如果真理是客观的，它就不能是历史的，如果真理是历史的，它就不能是客观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真理”的真理，是伪真理，其中一个并不比另一个更真实。况且每个时代并不只有一个真理，而是有不同的真理，因而就没有真理。除非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样用暴力和洗脑来“灌输真理”。而强调真理有赖于人的认识，即强调真理的历史性，是西方现代哲学在强调语言作用之外的另一大特点。人们清楚看到真理的社会历史性特征，因而一致反对有关绝对真理的假说。现代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也对这种观点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罗蒂看来，讲客观上的真，就等于讲永久意义的真、超越时空限制的真，有了这样的真，真理还怎样发展？罗蒂说，在这样的客观性面前，“人类的价值在于认识真理，而人类德行则是被证明了的信念。这种情况令人惊恐。因为它消除了世界上还有新事物的可能，消除了诗意的而非仅只是思考的人类生活的可能。”〔《哲学与自然之镜》〕罗蒂不赞同这种意义的客观性，而赞同另一种意义的“客观性”，即一致性。他说：“如果我们只为追求一致性的愿望所推动，把追求客观性的愿望完全抛在一边，那么我们就会把人类进步看作是使人去做那些更有益的事情并使人成为更有益的人的一种可能，而不是看作朝向某种预先就为人性安排好了的某个地点的迈进。我们的自我形象就是创造而不是去发现的形象，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用来称赞诗人的形象，而不是希腊人用来称赞数学家的形象。”〔同上〕这样，把传统意义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修正为“一致性”与“不一致性”或“正常话语”与“反常话语”的区别，正是“教化哲学”的特点。
传统哲学追逐并宣称获得了客观意义的真，结果使人失去了自由，成了真正的客体。因为，如果一切都是由客观性决定的，那么人们除了做这种客观性的奴隶以外，还有什么出路呢？“教化哲学”则不然。它既不追逐也不宣称获得这种客观意义的真，相反，它要破坏这种传统的真的信念，使人对自身的能力、自身的价值有一个正确认识。但罗蒂认为，这并非降低了人的能动性，而恰恰是为人的能动性开辟了地盘。他说：“教化哲学家想为诗人可能产生的惊异感敞开地盘，这种惊异感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存在某种新东西，它不是已然存在物的准确再现，人们〔至少暂时〕既不能说明它，也很难描述它。”〔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M）.Crossroad New York,1975.432.〕
在我们看来，“教化哲学”的兴起，无异于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标志着由科学意识向历史意识即教化意识的过渡，已经开始。而老的启蒙运动，则是由人文主义时代向科学主义时代的过渡即客观历史的兴起，那是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欧洲文明的“中国化过程”，正在地表以下悄悄发生，离开萌芽破土的日子已经不远。
八，史官文明超越种族本位
8. Historiographic civilization transcends racial divide
史官文明超越种族本位而进抵文化本位，中国精神因此堪称礼治精神或王道精神。这不仅在汉朝才结合完毕，而是在夏、商、周王国的“书经时代”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文明，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的神权政治倾向，具有某种现代性，且能和现代文明真正沟通。这样的文明较能使人真切面对自己看到的世界，而较不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神话的摆布。先秦文明的史官制度，对君主权力是一种制约。而且诚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书对权臣也有制约作用；而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则进一步引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贬天子”的著作，说明史官文明的记录在先秦文明的总体框架下，对于整个政府权力都有制约作用。
史官文明则不然。它超越种族本位而进抵文化本位，中国精神因此堪称礼治精神或王道精神。这不仅在汉朝才结合完毕，而是在夏、商、周王国的“书经时代”就已有了。
主导先秦文明的，是以历史为归宿的思想。人称这个“史官文明”是全球各文明中最早体现了现世精神和经验主义的文化体系。这样的文明，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的神权政治倾向，具有某种现代性，且能和现代文明真正沟通。这样的文明较能使人真切面对自己看到的世界，而较不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神话的摆布。
正如一切人间事物，史官文明随时间的流逝逐渐陈腐并暴露其弱点，由于其一味“以治为本”的精神，而导向僵化的功利主义，排斥一切在当前看来似乎“无益于治”的新事物，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僵化，造成文化沉闷。这种习惯后来又演化成所谓“中国的极端保守性”，遂使事情不可收恰。但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种在中国盘踞已久、日渐陈腐的习惯，在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竟然得以畅销。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攫取了大量的西方信徒，使自己俨然成为“历史教”。所谓历史教，视“历史”为人格化仲裁者，以“历史的审判”为准则，把“推进人类历史的发展”作为终极的事业。在欧洲，包括其美国俄国两翼，历史教的形成不仅是希腊异教复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结果，而且受到达尔文主义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是通过进化论而以“历史”取代了“上帝”。但是，既然历史教是一种超越理性的崇拜行为，就表明欧洲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危机已经来到。功利主义继之以不可逆转的势头，攫取北欧海盗的子孙们日益空洞化的心灵。有朋自北欧来，说北欧女人现在最喜欢中东的回教男人，因为他们热情奔放，而北欧男人却已经“不行了”。二十世纪的欧洲人，也开始按照古代中国的样式，崇拜起“历史”、玩弄起权术。欧洲人像古代中国人那样，在赋予历史以崇高本体地位的同时，通过政治正确主义走向一个“势力均衡”的末世。
这要多多感谢那些充满热忱的耶稣会士，正是他们在明末清初之际，在把欧洲数学和天文学输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哲学、历史、社会、政治的思想，引进到西欧，使得莱布尼兹那批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间的欧洲思想家们包括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某些著名人物，深深受到“中国精神”的熏陶。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是皮相且是理想化的，常常遭到自身观念的曲解。但毕竟中国文明的熏陶与濡染，在欧洲文明世俗化的过程里起了作用，十九世纪末期终于开花结果，引起基督教欧洲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名义上的“改宗”：民族国家的主权至上，取代宗教教义的假面舞会，成为人们效忠的直接对象。基督教欧洲的这次“改宗”：是以无神论的面目出现的〔如黑格尔利用德国民谣赞美耶稣的话说“上帝死了”，尼采则将之变为一句流行口号〕；其崇拜对象从清教徒式的“上帝”，一变为儒教徒式的“历史”，如卡尔马克思用“历史必然性”代替了“上帝的意志”，造就了新的统治哲学“历史唯物主义”。而这一统治哲学所波及的地区，不仅是欧洲核心地带，而且还在前蒙古帝国的范围获得了政权，攫取了从东欧到中国海之间的广袤地带。
文化传承和时代背景方面的区别，使得欧洲的历史崇拜，在名义上和自我意识上都是欧洲式的创造的而非中国式的循环的。欧洲历史教的内容，也从“以治为本”的“殷鉴眼界”中跳出来，进入“历史必然性”的思辨。这主要是希腊哲学以来的传统起了作用，就像是希腊哲学的传统而非希伯莱哲学的传统，对欧洲神学的形成有着更为直接的作用，欧洲人因此自诩创造了历史本位的观念体系，其途径是古典文献学─博物学─进化论─历史教。这虽然不是对中国史官文明的直接引进，但却是相似的心路历程。这是表层，深一步的探查使我们看清：从法国的巴贝夫到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体系、甚至自我标榜是反社会主义的体系──在本性上都是着眼于“以治为本”的历史本位主义。他们已经如此远离了基督教欧洲的精神传统，这精神传统甚至在北欧人的劫掠和十字军的远征中，已经开始出现裂纹。因为这精神传统全无帝国的气象，而有出世的超然，其象征物是修道院而非共和国。在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亡灵”和日耳曼部落的粗鄙下，虽然欧洲充满了封建形式，但其精髓毕竟还有追求世界整体性的统一理想。
至于主权国家至上的情结，则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亡灵”和日耳曼部落的粗鄙下发展起来，它崇尚的是竞争，它蔑视的是中和；而欧洲历史教却是作为神秘宗教的替代物，实际上是为全球性统一秩序的出现开路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不过是它的烟幕。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盛行于欧洲的种种“史观” 〔“唯物史观”仅其一种〕，就是欧洲人这次大规模改宗运动的明显证据。表面上看，自称宗教信徒的人数还是很多，各个教派的教堂依然林立，但其信仰的内涵已悄悄变为完全世俗性的了，甚至连救世军运动本身也受到世俗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开始标榜或实际选用某种新的“史观”。无怪孙文曾感慨说，近代西欧战国时代的一切“主义”，在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已有其原型。在我们看来，甚至现今的联合国及其前身“同盟国与协约国”、“轴心国与同盟国”，也有古代的“侯马盟书”以及“连衡─合纵”为其前声。而这一切原型中最根本的原型，就是历史本位的精神、历史崇拜的仪式。
误入歧途最深的还不是这些自命为“文明” 、“发达”的欧洲人，而是近代向他们寻求“西方真理”的中国效颦者。我们周围的“东施”〔“东方的西施”〕们亦步亦趋地祭起他们心目中的“西方法宝”，在中国大地上对垒厮杀、乌烟瘴气。其中的敌对阵营，竟然都以“西式的史观”作为他们理论武器，祸乱中国，日益酷烈的内战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血腥日课。他们根本就忽略了：这个西欧新近改宗的“历史本位”，并非西方世界致强之道，而是西方衰颓中的偶像黄昏。历史本位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以治为本”的思想，虽然间接相似于中国文明的模式，但直接却是对欧洲文明内在危机作出的补救，这对平息欧洲发达社会的内乱如体现为“阶级斗争”而非“封建割据”的社会分裂，也许有用；但对急待重振旗鼓的中国，却是南辕北辙。
急功近利的改革，对中国的破坏就像北京的“城市建设”拆毁了全部北京那样彻底，中国文明在中国的复兴，已经变得十分渺茫，因为经过“城市建设”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中国，而是欧洲边区〔俄国与美国〕的边区，是一个极为拙劣的因而在根本上是中国致弱的文化先导。中国的复兴，与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一切梦想相反，不是可在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内率先实现的。中国的复兴，首先必须是人的端正，是精神的复活，是文化的死灰复燃；只有人、精神、文化的死灰复燃，能引导中国回到中国文明的命运中。现代化的东施们并没有对此作出充分的估价，以为活在全球环境中就等于是做欧洲的奴仆，这种“思想”其实比黑奴意识都不如。因为黑奴还敢逃亡，并在解放以后再度举行武装起义来争取民权。
在历史上，史官文明的内容已经脱离了宗教性质，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取代了宗教的社会功能，成为礼教、儒教。宗教通过给人提供一种超自然的希望来鼓励人们的信心，提高人们的生活兴趣以及焕发人们的精力；而史官文明却通过使人们相信“合理性”、相信只要履行合理性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良好回报，来改善人们的社会行为，尤其因为社会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其成员的行为。史官文明下的“修齐治平”就这样取代了宗教的超自然希望，而建立了礼教的社会规定。史官文明的基础首先建在道德规范之上，然后扩充为信仰；宗教则反是，以信仰为道德的基础。史官文明的归宿不是彼岸，而是现世，它虽然不信末世和来世，但还是有自己的万世公论〔相当于最后审判〕和心安理得〔相当于涅槃〕的神话，尽管它的报酬不在结局，而在历史的全过程。史官文明的报应是“现世报”，不同于宗教报应是的是它的报应基于人事，接近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刺激─反应─刺激”的模式，而不是诉诸于冥冥的天意或将“天意”作为幌子来使用。
“现世报”比“来世报”更容易医治“虚无主义”的流行病。
这个地球已被公认为“一个村落”，可在这个“村落”中“虚无主义”却成了流行病。这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现代人终于意识到那虽然看不见但却弥漫在整个世界后边的“无限虚无”。“沉默的星空啊，你使我畏惧。”巴斯卡的这一倾诉背后，肯定不仅仅是物理学在起作用，同时也是“人文主义的战栗”。如果说观念和意识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反映”，类似于“月光式的关系”，那么“虚无”的观念又是何由产生的？它仅仅来自“烟波浩渺的感觉”？来自人性本身的不稳定？它仅仅是种“病态的敏感”？如果世界无往而不是“实存”，如果世界充斥了“存在”，那么“虚无”观念这面镜子所“反映”的那个“虚无的现实”，又在什么地方呢？
超越种族本位，需要摆脱历史负担。而这并非说到就可以做到的，因为它牵涉许多利益关系。
2009年8月22日《德国之声》指出：“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在美国是一份没有解决的遗产。”据统计，在美国1776年建国之后，约有九百万黑人被奴隶贩子从非洲运到北美，随着1865年美国内战的结束，美国形式上废除了奴隶制，但直到一百四十四年后，即到2009年7月中旬，美国参议院才在华盛顿就奴隶制罪行作出道歉。参议院一致通过的决议说：“奴隶制意味着冷酷、残忍和无人性这些根本性的不公平。"这个决议里还对所谓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表示了道歉。这些法律把对非裔美国公民的系统性种族歧视写在了纸面上，一直延续到1964年。但是，美国国会主管对外政策的委员会的这份历史性声明，并没有改变美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
2009年4月，奥巴马政府抵制了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日内瓦反种族主义大会。在2001年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反种族主义大会上，美国代表就提前退了场。美国就这种行为给出的官方理由是：担心在联合国大会结束文件里列入反以色列的章节，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华盛顿政府作出这样的决定，实际原因是非洲国家和美国公民组织明确要求美国在国际层面上对奴隶制和种族主义作出道歉并承担责任。这一次，奥巴马政府抵制日内瓦大会的行为在非裔美国公民权益组织那里引起了激烈的批评。华盛顿非裔美国历史基金会主任塔维斯·斯迈里就说得很明确：“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我们有什么理由来解释对一个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的抵制呢？种族主义在美国始终还是最顽固的问题。坦率地说，这是令人失望的。”塔维斯·斯迈里对参议院的上述决议也表示失望，因为这个决议明确排除了给予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受害人及其后代以赔偿的可能性，“我赞成给予赔偿，但要看怎么定义。我不赞成给每个非裔美国人一张支票或者四十公项土地和一头骡子，就像一度对我们许诺过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对关心非裔美国人的社会需求，比如在教育方面，或者在居住条件方面。”足以养活一家人的四十公顷土地和一头骡子，这是美国总统林肯1865年为补偿所有奴隶所受之苦对他们作出的许诺。奴隶制受害者们的后代曾就这一从未兑现的许诺提出赔偿起诉。
由于所有针对政府的起诉至今都被法院拒绝受理，现在的起诉针对的是三家在1865年前有证据表明受益于奴隶制的企业。它们是美国最大保险集团“Aetna”，铁路公司CSX和Fleet Bank in Boston，这三家企业被要求把当时欠奴隶的共计一万四千亿美元工资付给一个基金，让三千五百万奴隶的后代得益。但这些公司对此根本不予考虑。铁路公司CSX的女发言人卡特琳·本斯说：“奴隶制确实是我们历史上可悲的一章。但这段历史应由全体美国人分担，不能把特别的责任推给个别公司或工业界。对CSX和其它公司的起诉完全是无理的，必须予以拒绝。”Aetna保险集团负责公共关系的副总裁弗雷德·雷伯格的态度同样如此，但跟铁路公司CSX不同的是，他至少为该公司在奴隶制时代的角色表示了道歉，但他说：“除了我们的道歉外，没有采取其它任何措施的必要。”
超越种族本位，需要摆脱历史负担。而这并非说到就可以做到的，因为它牵涉许多利益关系──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创造新局的，往往只能是新的人类集团。
（另起一单页）
第七章 礼教的纪年
Chapter Seven The Chronology of Etiquette
有一句老生常谈说“有秩序而无自由，是有可能的；无秩序而有自由，是不可能的”。它表明在任何社会制度下，社会控制都是一个首要目标，只有在不危及甚至可以促进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的前提下，自由和民主才可能作为社会控制的方法而被采纳。《古文尚书·大禹谟》的“十六字心经”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则提出了社会控制的教化方式，即不同于欧洲文明社会控制机械方式的另一种心理方式即所谓心法：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就是确认人们都是病人或是具有犯罪倾向。所谓“人心”是泛称，而“道心”既然如此微弱，那就意味着人人需要医治；既然人人需要医治，那就需要选择一种高度有效的医治方法。
全球融合集团既然打破了国界、超越了主权国家时代；又不以种族区分来隔离人群、超越了种姓制度；那么它以何等原则来建立全球秩序呢？经典也好，人才选拔也好，都与教化、教育密切相关，而中国文明恰以重视教育和教化著称。早在其他文明处在神权政治的时代，西周的中国就设置了非宗教的学校，制定了与政治体制相关的教育制度，是为“官学”。过后不久，春秋时代民间也逐渐兴办各种教育机构，形成源远流长的“私学”传统。世俗的国民教育，在古代中国因此特盛。在各种私塾、公学中均教以同样的社会教材与同等的精神规范。以社会的治理之道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结果造就了社会共同观念的温床，因而形成了所谓“中华意识”这统一的心理、无形的纽带。这也许替未来的全球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先驱的样板。全球规模的埃及人、巴比伦人、拉丁人、汉人，也许正在我们的观照下诞生。
一，割礼的梦魇如何结束？
1. When would the nightmare of circumcision come to an end·
目前在非洲不少国家，判定少男少女是否成年，不是根据其实际年龄，而是看其是否举行过成年礼，而所谓成年礼，其实就是“割礼”：男子割除阴茎的包皮，女子则部分或全部割除阴核和小阴唇，甚至将阴道口部分缝合。
以往人们认为，割礼习俗起源于犹太教，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犹太人中间，割礼被认为是确定犹太男人的身份、进入婚姻许可范围的一种标志。但后来割礼不限于犹太人，也不限于男子，而成为回教各民族的通行礼仪，尽管细节并不雷同。行过割礼后，男孩就成为穆斯林了，现在有人在医院里做阴茎包皮环切手术来进行割礼，但多数人还是以传统方式在家里进行。男孩在五岁或七岁接受割礼，岁数不能是双数，时间多在春秋季节，这样伤口比较容易愈合。
在乌干达和肯尼亚的许多地区，男子割礼多在十一岁到十八岁之间进行，其年份反而需要是偶数的，而个别部族，如乌干达西部的布孔乔族，则是每隔十五年才举行一次，割礼的时间，一般选择在每年七八月或年底的农闲时节。谁家的孩子要割礼，首先把亲朋乡邻请来，飨以酒宴，当众宣布。赴宴者带来啤酒、牛肉、锄头或其他礼物，预先表示祝贺。此后，准备割礼的孩子要天天沐浴，净身洁体，迎接人生的新阶段。信教者要到清真寺祈祷阿拉保佑，不信教者则到坟茔上祈求祖先的神灵相助。割礼的日子临近，家长们联合恳请或由酋长指派有经验的长者，带领孩子们作准备活动。
但实际上，非洲割礼的习俗已有四千年历史了，远在回教和犹太教形成之前。经考古发现，四千年前留下的埃及木乃伊里，已有受过割礼的妇女。由此可见，割礼的风俗可能是从非洲传入非洲边境的犹太人社区的，进而传入西亚的回教流行地区。许多回教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割礼是《可兰经》所要求的神圣习俗，但也有人认为《可兰经》没有提到女性要行割礼。在非洲，现在五十多个主权国家中有三十多个在不同范围内实行割礼。其中，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苏丹等国家，大约有80%的男女实行过这种手术。在埃及和肯尼亚，半数女孩须行割礼。在塞内加尔和坦桑尼亚，15%的女孩要行割礼。
女性割礼最简单的一种称“苏那”，即去除阴蒂的包皮。第二种叫切除或“阴蒂切除”，即将阴蒂的一部分或全部，小阴唇的一部分或全部切除。更为极端的一种是为禁止性交而封闭阴部：大阴唇的部分或全部被切除，外阴两侧用洋槐刺穿在一起或用肠线缝合，只留下一个小小的间隙以便尿与经血流出。
女子割礼历来都显得神秘，都是私下进行，由民间巫医、助产妇或亲友主持。传统的切割工具是铁刀或小刀片，缝合使用一般针线，有的地方甚至使用荆棘。用这样原始的器具切割身体的敏感部位，又不使用麻醉剂，肉体痛苦难以言说。手术过程中，不但疼痛难忍，还经常发生大出血，最常使用的止血剂不过是树胶或草灰。简陋的医疗条件，器具从不消毒，造成手术后经常发生感染。手术造成的阴道闭合，给婚后的性生活造成无法忍受的痛苦，许多人不得不进行阴道开口手术；“割礼”给妇女生育带来很大的困难，分娩时还要再进行切割手术，这造成非洲某些地区婴儿死亡率高达38％。据肯尼亚的瓦吉尔地区统计，手术后发生破伤风、闭尿症、阴道溃烂者约占30%。而阴户缝合手术不仅容易引起这些疾病，还往往导致婴儿难产，造成母婴双亡。割礼对妇女身心健康造成的危害，已引起非洲各国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从1979年开始，非洲妇女组织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帮助下，先后在喀土穆、卢萨卡等地召开专门会议，通过了从最盛行女子割礼的东非和北非开始，逐步在整个非洲废止这一陋习的决议。肯尼亚、索马里等国的议会，经过激烈辩论，也都通过了立即废止割礼的法令。 但由于这一习俗根深蒂固，一纸空文的法令执行起来困难重重。相反乌干达的Kapchorwa地区的议会甚至在1988年11月23日以十四票对四票通过一项相反的法令宣布：“规定塞比尼部落所有十八岁以上的女孩必须接受割礼……坚持不接受割礼的人被认为是社会的渣滓而遭受摈弃。”
在拥有八千七百万人的尼日利亚，女性割礼仍然盛行，女医生阿迪哈每天在政府的禁令下至少要偷偷进行数例女性割礼，每人收费三四个美元，一块大贝壳和一张刀片就是手术的全部工具。对于非洲妇女来说，“割礼”则是悲惨人生的开始。“割礼”留下的后患，给她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因“割礼”而受感染仅尼日利亚一国就达到五十多万人，更严重的是手术不消毒而让艾滋病广泛传播。难怪肯尼亚总统莫伊代表政府首次就女子割礼问题表明立场称，女子割礼是陈规陋俗，应该予以摈弃。他呼吁人们像同艾滋病作斗争一样来铲除这种风俗。
二十一世纪的阳光已照到全球每个角落，然而，即使在美国和欧洲的非洲裔移民中，也还有女孩和妇女施行割礼。全世界每天有六千多名少女被一点一点地割去阴蒂、阴唇、闭锁阴道……据统计，全球每年共有二百多万少女饱受刀割之苦，受过割礼的女子已有一亿三千万人，此外尚有一亿五千万女性面临即将被割的命运……所以人们称割礼为“男人应尽的义务”、“女人残酷的梦魇”。
从割礼事件可以看出，回教或是非洲部族传统，至今还是活生生的；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人生活中已经不复存在了。这表明中国文明实际上已经死亡，中国也就经历了某种洗涤，例如小脚和太监等割礼般的恶劣风俗已经荡然无存，这就使得中国文明变得抽象、减少血气、接近理性。
二，种族三特性同归一路
2. Three racial characteristics converging into one
我时常默想，像女性割礼这样的酷刑为何产生、流行并如此牢固地统治了广大的人群呢？后来我研究了腓力普·洛旭庭教授〔Professor J. Philippe Rushton〕的著作《种族·演化·及行为：生命历史的远景》〔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A Life History Perspective〕的第六章《r─K生命历史理论》〔theory of r─K life histories〕中阐释的“全球种族三特性模式”后，倾向于把割礼理解为：比较接近r策略的黑人，在接受了其他比较接近K策略的种族所创造的价值观〔如贞节观念〕后，所产生的模仿行为。而在早期埃及，这主要是由于野蛮人要模仿文明人的性伦理规范，而采取的过激行为。由于黑人的种族特性不同于白人，结果执行起来就“在‘用’字上狠下工夫”，难免过分，难免用生理阉割的方式来对待自由奔放的黑人妇女。这多少有些接近中国的小脚风俗。小脚起源于南朝、兴盛于南唐和宋代，我们也可以同样理解为：相对自由散漫的南方民族更为接近r策略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接受了相对集体主义从而更为接近K策略的中原民族的文明后，采用了生理限制的办法来抑制女性的性冲动。
割礼和小脚当然都是男权对女权的残酷压制，是为了降低妇女的自主性欲、削弱妇女的自决能力，而实施的手术。割礼血腥而短暂，裹脚阴险而漫长，前者野蛮后者文弱，前者破坏了妇女的性交能力，后者破坏了妇女的活动能力，惟有废除这些风俗，比较接近r策略生活方式的种族才能获得解放，不必强行模仿比较接近K策略的种族，用人工方法“改造”自己。我们早就说过，所有试图改造人性的企图都是罪恶的。
根据种族三特性模式的总结：在所有种类动植物当中，人类运用K策略最多；人类当中，黄种人最偏重K策略，黑人最偏重r策略，白人介于二者之间。r策略〔r─strategy〕代表的是性活动力强及生育力强； K策略〔K─strategy〕表示后代子孙较少但双亲给予孩子较多的细心呵护。
“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就是指黄种人一端，黑人另一端，白人介于中间，这一“三岔特性”适用于全球各地。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威尔森〔E.O.Wilson〕是首先使用r─K生命历史理论的人，他用这一模式来解释植物与动物群数变化，而洛旭庭则将它进一步运用在人类种族上。他形容说，威尔森方程式中， r代表生殖的自然率〔后代子孙的数目〕； K代表双亲照料的多寡以确保后代生存。
动植物有不同的生命历史策略，有些相对倾向于r值，有些偏向于K值，这些r与K之分源自于产卵数目，r策略像机械炮手，他们发射许多炮，至少会射中一个目标，那就是产下许多卵与精子，频繁的交配与生殖。
K策略则像狙击手一样，他们将时间和心思放在摆设与瞄准上，也就是说后代可受完善的呵护与帮助，相互合作获得食物与安稳的住所，形成复杂的社会系统，这需要更复杂的神经系统与较大的脑子。演化基本理论就是将生殖策略连结于智力与脑部的发展。动物的脑部越简单，生殖力越强；动物的脑部越大，需要越长的发育期，相对减少生育后代的机会。例如，牡蛎的神经系统非常简单，它们没有真正的脑，为弥补缺憾，它们一年产下五亿个卵。黑猩猩有较大的脑，它们大约每四年只产下一个后代。如此，则K策略有较多的双亲照料与心智的发展；而且需要较多的时间来发育大脑，其他的发展就不得不放慢下来。
r策略刚好相反，有高生殖力的属性。像狐猴〔lemurs〕与猴子〔monkeys〕等脑部较小的灵长类，怀孕时间是十八周；但是脑部较大的灵长类，像黑猩猩〔chimpanzees〕与大猩猩〔gorillas〕，它们的怀孕期是三十三周。
各种灵长类彼此之间的r─K策略差异很大，例如雌性狐猴在灵长类里是最为倾向于r策略的，她首次怀孕年龄只有九个月大，而寿命仅有十五年；雌性大猩猩更加倾向K策略，首次怀孕年龄大约十岁，一般可以活到四十岁。猴子出生时与成年后的脑部大小是一样的，而黑猩猩与大猩猩出生时的脑部只有成年后的百分之六十。人类婴孩刚出生时的脑部只占成年人脑部的百分之三十甚至更少。出生后前几个月的猴子，大部份知觉运动神经行为的测试结果比类人猿〔apes〕好，而类人猿宝宝在高难度测试方面则比人类婴孩要好。 r─K关系不仅适用各种类动植物，人类不同种族之间也是如此。
不同种类的动植物在r或K的相对位置表明：兔子比鱼更趋向K策略，但比灵长类更趋向r策略；猴子─类人猿─人类在最趋向于K策略方面是递增的。人类是生命世界中最倾向于K策略的物种。
从r到K的生命历史的光谱，其中每一个步骤就是多花一些精力照顾后代，使后代的存活率相对增长。最为接近K模式的种族，其所构成的社会，显然比较r模式的种族所构成的社会，更为容易产生集权倾向。人类在动物世界中是最为集权的，黄种人是人类中最为集权的。
有一件事情，我越想越觉得奇妙，那就是“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中的智商三级别，好像与三个种族〔黑─白─黄〕所组成的社会的规模和模型，有一种内在的关联。简单说，就是智商最低的黑人所组成的社会，规模最小，基本上属于“前国家阶段”的“氏族公社制”。智商中等的白人所组成的社会，规模中等，大部分属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阶段”的“军事民主制”。智商最高的黄种人或与黄种人混血的亚洲社会〔如印度、中亚、中东〕所组成的社会，规模最大，许多属于高度集权的“大规模帝国阶段”的“神化领袖制”。也就是说，我们可否据此认为智商越高的人群，其构成的国家规模可以越大，例如，用欧洲的观点来看中国，后者的国家形态明显“早熟”，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侯外庐等人，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就持这一观点。
在灵长类中，仅有人类在停经而无法生育后，仍然可以继续存活很多年头。这就逐渐造成了社会积累的潜能，并形成了所谓孝道。所谓最为倾向于K策略的黄种人也就最为重视孝道，社会发展也就最为稳定和保守。
种族不同既然导致r─K策略不同，那么人类三大种族在r─K光谱内的分布〔如东亚人最倾向于K，黑人最倾向于r，白人介于中间〕，在生理特征与社会特征之间是否可以找到一致之处？答案是当然可以。以下所列是倾向于r策略的人群，在种族特征方面具有的后果及其在社会文明方面的影响分别为：
·怀孕期较短
·身体发育较早〔肌肉控制，骨头和牙齿的发展〕
·脑部较小
·青春期来的较早〔第一次月经，第一次性交，第一次怀孕的年龄〕
·第一性征较多的发展〔阴茎大小、阴道、睾丸、卵巢〕
·第二性征较多的发展〔声音、肌肉发达、臀部、胸部〕
·较多的生物性，较少的社会性行为控制〔月经周期长度、性反应的持久度、从青春期开始的生命预测〕
·较多的性荷尔蒙〔睾丸素、生殖腺、毛囊刺激荷尔蒙〕
·社会符合度较低〔较不遵守法律〕
·性态度较放纵
·性交次数较频繁〔婚姻前、婚姻期间、婚姻以外〕
·伴侣之间的连接较弱
·较多的兄弟姐妹
·忽略与抛弃小孩的比率较高
·患病机率较高
·寿命较短
值得注意，睾丸酮是设在各种族r─K光谱上的主要闸门。男性荷尔蒙影响其自我观念。它甚至控制肌肉发展与声音的深沉度，攻击性行为也受它牵制。一项针对四千多位美国退伍军人所作的研究发现，睾丸酮多的人，容易犯法闹事，爱酗酒、药物滥用、军队失误及较多的性伴侣。三大种族的睾丸酮的多寡可以解释其r─K的行为差异：黑人的睾丸酮多，许多时间与精力花在制造后代上；白人和黄种人的睾丸酮递减，所以递增较多时间与精力，去照顾后代与计划未来。
根据上述指标反过来看，则黄种人智能最高但体能最弱，十分容易造成敏感而软弱的性格，这种性格最容易产生恐惧，而受到恐惧心理支配的人，看待安全的重要性就远在自由之上。黄种人的政治因此自然趋向于集权式的。敏感、软弱、充满恐惧的个性，容易造成权力的让度和权利的剥夺，结果促成专制政体的温床。相比之下，黑种人的政治则是自然趋向于原始部落式的，正如白种人的政治则是自然趋向于城邦自治式的。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种族特性和遗传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明的形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表明一个社会内部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平民社会取代贵族社会的演变；但如果延伸到不同社会之间，从而否定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不同的遗传特性，则不能不被人类学视为错误。
种族特征无疑是存在的，虽然这些特征并不以简单的复制出现在子辈孙辈的身上；而是通过十分复杂的机制交叉遗传。这些过程并非人力可以控制，因此懂得命运的人抛开庸碌琐碎的忧愁，让自己仅仅注目于伟大的意象。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统治，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其实就是“K战略”的胜利。从进化论的视角，这胜利是重要的里程碑；从文明史的视角，这胜利是新的周期开始。全球化的基础，是某种“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即大家干我也干；又作jump on the bandwagon，意为爬上或跳上花车乐队，引申为“随声附和、见风使舵”〕和势利效应〔Snob Effect〕。而这一效应正是最为频繁地发生在黄种人社会里的，“跟着强者走”〔jump on the bandwagon〕这一态度在主权国家时代可以说是自由的反面，但在全球政府时代将是良民接受教化的必要条件。
三，以法代礼是文明的危机
3. Replacement of rites with law is a crisis of civilization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是多么深刻的断言！现代中国的特有景况很像疟疾发作，在无政府状态和滥施刑罚之间摇摆不定。而这种严重的“刑罚不中”，是由于人心的腐烂和传统礼制的崩坏，结果新的社会习惯不能确立，文明迟迟不能诞生，礼乐因此不能兴也无从兴。
礼制文明，并不是消解法律、取代法律或仅仅缓解法律的严酷性，相反，它的本意是从根本来强化法律功能，也就是施展“心法”，达到防微杜渐、防患未然──这相当于“预防性战争”，不仅构成中国精神的一个强烈特性，且是礼制文明无法被法制文明取代的根由所在。例如孔子重视以礼治国，子路问“为政”应该如何？他说：“必也正名乎。”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这话的意思是说，为政必须正名。名义不正，说话不在理，事情就做不成，国家的制度就衰颓，刑罚就会错误，百姓就会无所适从。所以君子用词，必须有道理，才能行得通。换言之，礼乐兴则刑罚中；礼是上述诸端的中枢。关于名正言顺，举例来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就不能推行私有制；否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礼与法并不相悖──汉宣帝就已懂得礼表法里的实质所在。而中国的王霸精神，也不仅是在汉朝出现的，它只是到汉朝才组合完毕──从《书经》不难发现“夏商周三代”王霸道相杂的战略已经出现。例如在刑罚的意义上，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政治哲学，体现在《书经·洪范》篇。其中陈述的“洪范九畴”具有贯通天地人三个宇宙层面的宏伟视野：
1〕宗教。
2〕文明。
3〕国家。
4〕历数。
5〕皇极。
6〕君德。
7〕稽疑。
8〕庶征。
9〕因情设施。
其中洪范第八畴“庶徵”是论“气象政治”即所谓“灾异”的，对后来“天人感应”说，影响尤深。
反观受到“西方真理”病毒感染的现代中国，现有的景况是多么可怜可悲。缺乏礼制屏蔽的人们，等于没有脱离动物的根性。结果，脱离了礼制的“人性”，实际上只是互相残杀的动物性。尽管这种动物性用“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西方真理的名目表达出来，但其本质所在仍是嗜血贪婪的动物性。而“高级动物”〔哺乳动物〕的性，不就是“兽性”吗？难怪孔子感叹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生动说明了人的这一动物处境。而缺乏礼制屏蔽的人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兽，大权在握更要露出禽兽的本来面目。
每个时代中的每个民族，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礼。而先秦礼制所体现的礼的精神，则是王道的精神。克己复礼的礼，可理解成王道之治；而一般意义的礼只是一种教化；惟有王道之治才能保证礼制的成功。如在先秦，王道之治有待于成汤、伊尹、文武、周公的迭兴。满清缺乏王道之治的礼，而强行灌输社会以一般意义的礼如剃发旗服等，只能造就奴隶民族，不能造就自由民族，更何况造就先秦中国那样的主人民族？所以清末社会的礼制，只是培养奴隶的制度。而健康的礼制则不然，它开启新的文明并缔造全球民族：先秦中国的“天下”实际上预表了“全球”时代的降临。
而礼作为由乱归治的途径，如《荀子·修身》所说：“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所谓“治气养心之术”，就是文明教养。这实际上给“礼”下了进一步定义：在〔一〕秩序〔二〕等级〔三〕文明之外，加上了“节制”、“中和”、“恰当”等“治气养心”的内涵。而治气养心的要诀，即在于中和、中庸、适中，而这些特点莫不需要通过礼，这样，礼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和、中庸、适中的德──吾人以是知之，礼所体现的“中”，绝非陈朽势力的代名词，而是“中国文明”的灵魂所系。清末民初、五四运动以来，“鲁迅帮会的文学青年”所误解鼓噪反对的，只是满清的奴才们歪曲的变节屈膝，不足为训。礼的本质，实为社会的安定剂，可使一个解体中的社会，恢复秩序、结构、制度。
高尚的灵魂爱自由也爱秩序……爱自由，就愤恨旧秩序的糜烂；爱秩序，就愤恨糜烂所引发的无政府状态。高尚的灵魂向往“礼制文明”，而拒绝乱世的野蛮。
民主政治也是礼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民主政治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方式”、“一种行之有效的统治形态”。而“能否真正代表民意”，则是民主政治的程序考虑，甚至仅仅是其“合法性的来源”、“习惯性的动作”。
依据晚近的统计资料，以民主著称的美国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总统大选的投票率，约在50%至55%之间，期中选举的投票率，只有35%左右，地方性选举的投票率，则在25%上下。在如此低落的投票率之下，有些当选者的得票率其实只占全体选民的百分之十几，最多也不到三分之一，而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当然更低，因此在现代社会，任何当选者也无法合乎“多数统治”的要求。
伯利克里斯〔Pericles〕时代的雅典，曾被列为古代民主制的一个典范，当时雅典大约三十一万居民中，只有四万人〔12.9%〕享有选举权等公民权。奴隶、妇女、非雅典人甚至大部分商人，都没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assembly〕，没有资格参与国务。二十世纪的英国则是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典型，但仍有一个家族垄断了王位继承的特权。显而易見，不论古代或是当今的民主国家，都只拥有参差不齐的民主权利。
早在二战期间，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年〕在1942年问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及民主政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中，就指出民主理论家们所说的民主政治，其实只是一种民主方法〔democratic method〕，“乃是用以达成各项政治决定而实现公益〔common good〕的一套制度安排；此套制度安排，透过人民选出会议代表以执行人民意志〔will〕，而使得人民自行决定诸项议题”。他同时认为，所谓人民的“公益”和“意志”，乃是古典理论家们的虚构，既不足以充当理论基石，又不能诉诸实证研究，只是政客们推卸责任的口实罢了。一个契合政治真实的民主政治概念，虽然也是一种“民主方法”，但应该根据民主事实而界定如下：“乃是用以达成各项政治决定的一套制度安排；在这套制度安排中，诸个体经由竞取选票而获得权力”。依照他的说明，这个界说符合三个实情：
1、竞选者透过公开竞争方式来获得权力；
2、当选人决定并执行政策；
3、一般公民既能产生又能变更政府。
熊彼特界说民主政治的量化研究，具有催化作用，尤其在1950和1960年代“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风起云涌时更是如此。因此，国家領导人是否透过竞争性的定期选举来选出，就成为“民主国家”的重要指标。在精确的量化要求下，只要一个国家的所有成年人都有投票权，或一个国家的領导人是透过竞争性的定期选举选出来的，该国就被看作是一个民主国家了。
“民主政治”这一概念的核心，简化起来看其实就是公民的直接政治参与权。例如十八世纪以后，“政治参与”日益成为欧、美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同时欧美社会也就日益民主化了。二三百年来欧美各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例如专制政体变为民主政体、朋党倾轧变成政党政治、以及有限选举权改成普遍选举权，几乎都以“大众的政治参与”为中心，其结果是建立了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网状关系。
本杰明·R·巴伯〔Benjamin R. Barber，1939─〕的《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1984〕一书推崇亚里士多德式的哲学人类学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亚里士多德率先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鼓励人们透过参与公共事务以培养德性、实践人生幸福。巴伯认为“参与模式”下的强势民主试图在缺乏独立判准的情况中解决冲突，其方式是透过一种持续进行、近似自我立法的参与过程，创造出一种政治共同体。在此过程中，依赖性的私人身分转化为自由的公民，私人利益转化成公共利益。巴伯强调在多元社会中，人们不能诉诸任何既存的道德规范，而必须从民主讨论的过程中，直接产生具有拘束力的行为法则。这种想法既有一点“后现代情境”，也预告了“审议式民主”的沟通形式。
审议民主论者认为，现存代议式民主只注重投票以及派系利益的交换，日益远离民主政治鼓励人们参与政治、改善政治的理想。因此他们主张重新设想民主审议过程，假定人人拥有基本的自由与平等，在公开、理性、追求共善的精神下，让所有成员充分表达意见，彼此沟通说服，最后则由较佳论证〔better argument〕脱颖而出，成为众人可以接受的共识或决议。审议式民主理论不预设任何先验的实质规范，但要求人人尽量超越一己私利，从公共利益或至少试着从他人的角度反省一个问题。随着沟通讨论的展开，人人都有机会以较具说服力的理由去改变别人的心意，但也都应该对外在世界保持开放，准备修正自己原先不够成熟的见解。经由这种程序产生的结论，理论上具有最高的正当性，可以合理地要求参与审议者服从。显然，巴伯的理想是以古典的“直接民主”来诠释现代的“政治參与”，他的“强势民主”理論，理直气壮地驳斥“代议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并预言它终将烟消云散。在他看来，被称为“自由主义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代议制政治仅仅注重投票结果以及派系利益，日益远离民主政治鼓励人们参与、改善政治生活的理想，使自身淪为“弱势民主”和“浅薄民主”〔thin democracy or weak democracy〕了。
巴伯的思想没有停滞不前。在2002年出版的《惊恐的帝国：战争、恐怖主义和民主主义》〔Fear’s Empire:War,Terrorism,and Democracy〕中，他认为美国的帝国主义特征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更多出自一种诱惑：布什政府越来越不能抵抗的扩张诱惑。在面对恐怖主义时，华盛顿在求助于法律或破坏法律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由于求助单边行动、预防性战争和更换政权，美国已经破坏了抵抗恐怖主义所必需的合作和法律框架。一个针对流氓国家使用武力的外交政策，是针对国际合作和民主特质的误解。华盛顿不可能完成一个以军事行动和“反恐综合症”〔这是我对巴伯观点的总结〕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一句话，布什帝国是不能持久的。
在我们看来，巴伯应该认识到：全球化理论战胜了帝国主义理论；正如麦当劳之类的跨国公司的扩张，已经破坏了帝国主义的传统大战略。在经济、政治生活的很多方面，作为主权国家的美国不得不深深地依赖着其他主权国家。
在我们看来，这个腐败的主权国家网络太复杂也太相互依赖了，以致于难以通过一个主权国家作为帝国中心来统治，而必须完成“铲除主权国家──创立全球政府”的转变。否则正如巴伯已经看到的那样，在这个充满惊恐的美利坚帝国中，试图通过武力来指挥世界的战略，只能造成更大的自相矛盾：它只会制造立志推翻帝国主义秩序的敌对国家，而不是顺从的小伙伴。当然，在我们看来，这一趋势正在不自觉地朝向“铲除主权国家”的目标迈进──主权国家至上的体制，最终将毁灭在自己无法无天暴殄天物的行为里，其途径就是无休无止地互相攻击、自相残杀。
“虽然女人说的话在很多情况下都体现了生活的实际聪明，但男人却不能按照女人说的去生活，否则历史就会停滞不前了。”〔谢选骏：《零点哲学》〕我们好好想一想，难道主权国家时代的政治理论家们，不是很像这样的聪明女人吗？上面提到的巴伯虽然揭穿了代议制的面具，但也并未走出主权国家时代的思想陷阱，难怪他推崇一个植根于人类社会的普适法则：“在人类共同权利和规则的框架之内，在多边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机构协商的基础上，人类法可以服务于全球的和谐，如果需要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它只能由国会、多边协定或联合国内的合法权威机构授权。”他南辕北辙地总结说，面对恐怖威胁的最好方法是“预防性民主”战略，也就是民主国家共同努力加强并扩展自由主义。
巴伯在1995年出版的《圣战对麦当劳世界：全球主义与部落主义如何改造世界》〔Jihad vs. Mc World.How Globalism and Tribalism are Reshaping the World,Ballantine Books,New York〕 一书，也对人们理解冷战和反恐战争之间的十年过渡期〔1991─2001年〕，颇有帮助。饱受蹂躏的当代世界，是受到了双重力量的夹击：一重是令人厌恶的美国次文化〔快餐店、裸体舞、吸食毒品〕，一重是令人难受的残存部族文化〔面纱、圣战、爱国主义〕。所以在这两边，正义都显而易见地并不存在。而在反恐战争爆发之后，“我们怎么可以指望一个单边主义的超级大国去摧毁在全球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寻找罅隙的恐怖主义者？这就是说，美国单干，不建立有效的广泛的反恐联盟，想取得反恐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美国在伊拉克驻军正是圣战份子所希冀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与美国人面对面战斗的机会。”
反恐战争决定了美国外交政策日程，由于恐怖主义的全球化，反恐也成为许多国家关注的中心议题，这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已经是一种嘲弄，何况布什总统还引用《马太福音》中的话来说明自己的立场，“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对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12:30〕，可是对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总统来说，这样把自己比做耶稣基督又是十分亵渎的，因为总统的敌人并不等于上帝的敌人。耶稣教人“爱你的仇敌”而不教人“爱上帝的仇敌”，正是明白人类的爱憎是何等的不可靠。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的世界中，“要么站在我这一边，要么反对我”的态度，显然是假冒为善的，因为很简单，除非总统真是上帝的化身，否则就是假冒为上帝的法利赛人，一种典型的“好犹太人”了。
古人说“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二者交相为用，可以创立更为健康的文明。义是心对事的节制，礼是事对心的节制，二者交相为用，可以培育更为健全的人格。礼的节制还是理的体现，是灵魂之火的流露，它寄托了秩序精神，又发挥了秩序功能。既然是秩序，必有先后之别、上下之等；它合理地作成因时因地因情的礼仪与仪礼。例如“礼节”，就是以礼来节制人的言行：饮酒以礼，酒精摄入量就会受到节制，人就不容易醉了……节制的另一层功能与节俭有关，有节制当然容易节俭，而节俭不仅是穷人的美德，且是生命得以有效延续自己的秘密武器。
早在一百多年前，生于希腊的爱尔兰作家赫恩〔Lafcadio Hearn，1850─1904年〕就指出：当两个民族冲突时，一方的智能高，就会取胜，低智能的民族会被消灭或取代；如果双方智力相等，结果也许会联手合作；但当两个民族的智力相当而忍耐力方面存有很大差距时，那么耐力强、能节俭的民族一定会取胜。如果中国手艺人会做英国手艺人同样的工作，而仅需后者五分之一的生活费，那么英国的手艺人将被逐渐赶出市场，逐渐破产，最后导致整个国家的出生率下降，文明走向瓦解。
1894年，赫恩在九州岛熊本的第五高等中学校担任英文教师时，以《远东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Far East〕为题发表了演讲：“将来西方与东方竞争时，最有耐力、最会节俭、最有朴素习惯的民族一定会取胜。需要过多消费的民族有可能面临灭亡。大自然是一位大经济家，他绝不会搞错：最适应生存的人是最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并能俭朴生活的人们。” 他举例说，人体好比一台发动机，其动力是食物，如果维持一位英国人的生存需要至少耗费七八名中国人的食物，那么英国人不被赶出地球才怪。大部分西方人不论其属于哪个民族，在多数东方国家的艰苦条件下都无法生存；仅就日常生活用品而言，西方人的生活费至少要高出东方人四五倍。如果这种情势保持下去，未来的世界一定属于东方人。
在我们看来，欧洲各国之所以在二十世纪以前拥有比较高的出生率，并非医疗条件改善所致，否则就不能解释医疗条件进一步改善以后的现在，欧洲各国的出生率何以大幅度下滑。事实上，欧洲各国的人口猛增，基本上是由于掠夺殖民地财富而被“催肥”起来的，因此这种增长必定无法持久。而从来没有获得过殖民地的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其人口增长就相应很慢。难怪赫恩指出，西方民族除了需要高档次的食物，也需要高档次的娱乐和兴趣。他们需要保持这样的生活，也就是“富裕的生活〔large living〕”。
赫恩甚至认为，这不仅因为殖民时代使欧洲贫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即使在中世纪，欧洲人也不会适应东方人的生活方式。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物质方面，也在于精神方面：“如果欧洲人在精神幸福方面所需要的某些条件被剥夺了的话，他们就会渐渐衰弱下去，人口就会减少，生活热情也就会丧失。”如果赫恩的说法正确，那么显然，白种人之所以有今天的人口数量和健康质量，还因为殖民时代的“老爷地位”所造成的幸福感，极大地促进了他们的繁殖力。因此，新的殖民侵略一旦中止，其人口增长率也就持平；而民族解放运动一旦兴起，白人的出生率也就下降了。按照同样的道理，民族意识的高涨也会刺激出生率增长。难怪现在第三世界人口猛增，尤其是刚刚受到现代化刺激的国家。那就像是动物世界：荒年的出生率低落，而丰年的繁殖力就高涨。
四，全球融合集团的整合功能
4. The integral function of the global integrating groups
K是“国王”的缩写，“K战略”也可以被理解为“王道”。这不仅是联想与夸诞，而且具有深刻的生物基础。甚至人类的艺术才能也是缘于基因的突变！据2003年2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人类学家们认为，距今十万到五万年前，由于人类大脑发生了生理变化，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人类祖先爆发了一场艺术、文化以及个体表达上的巨大革命。他们说明，这场革命始于一次基因突变，这次基因突变改变了人类的语言交流能力。这之后，人类开始获得了“自我意识”，开始装饰自己的形体外表、创造抽象的象征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在渐进中完成的，由于不同地方人口的素质不同，文明在进度上会有快慢之分。以往学术界在提到人类文明的过程时，生理上的解释总是被否定，但事实上生理学上的解释与当今许多已经观察到的事实更为吻合。例如，最近学者们首次发现了影响人类学习和语言能力的“语言基因”──FOXP2。
早在2001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学者们通过观察一个名为“KE”家庭的祖孙三代，发现该家庭几乎有一半的成员患有遗传病，表现症状包括混淆发音、搞错词语顺序、语言理解困难。结果发现所有患病成员都拥有一个使得FOXP2基因失去活性的突变。科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人类的FOXP2基因与其他人灵长类动物的类似基因，存在两个细微的差别，结果人类具有语言能力，而其他灵长类则没有语言能力。
200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从二十万年前直到现在，FOXP2从未停止过进化。但是约十万到五万年前所发生的那次突变最引人注目，因为当时的人类活动突然发生了显著变化──人类就是从那时开始创造一些不具实用价值、只具象征意义的人工制品。这就是人与禽兽的区别：禽兽只是为了活命，人类同时具有象征性的美感。这组控制语言和创造力的基因总数约在一万左右，正是它们的随机突变，才诱发了人类文明的出现。从“全球融合集团”的角度看上述问题：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价值准则，即精神世界的度量衡建立以后，我们就可以指着一个北欧人说：这是“中国人”；也可以指着一个黑人或印第安人以及一个闪族人或含族人说：这是“中国人”──只要他或她接受了全球融合集团的核心即“中国”的文化价值准则。根据同样的普世标准，也可以指着一个具有中国血统并在中国的土地上长大成人的先生或女士说：“这不是中国人”──只要他或她背弃了全球融合集团的文化价值准则。
文明与种族不仅并不等于，而且经常是相反的概念。而不像二十世纪主权国家横行霸道时代的人们所臆想的那样，是两个互通的概念。种族是生物学概念，文明则是人类学概念〔不是“社会学”概念〕。一个高智能种族可能并不开化，而一个低智能种族可能却是文明的；因此把种族观念硬套到文化上及社会上必定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及纷乱。新的全球民族〔国际融合集团〕的兴起，只能作为新的全球文明兴起的必然结果而出现于世界历史的熔炉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既不是一个新种族，也不是一个新种姓，更不是一个新帝国。
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兴起的条件、代价是什么？是听起来未免有点严酷，看起来未免怵目惊心的“全球自新”。这使古代的“民族迁徙”相形之下成为孩子们的游戏。现代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供候鸟们搬迁了，因此，就地清洗旧的，通过新的全球融合集团以造成新的全球民族，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1、新的全球融合集团的成员必须坚信：唯独他们的行为方式及道德规范才能为世界历史开辟一个新的局面，才能挽救“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深刻危机。他们不但要“坚信”，更要去“力行”；用狡计、无畏、热血、贪婪、公正、道义心、自我牺牲等等作为力行的可靠武器。
2、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即作为“中国文明的产物”，它的影子刚刚在我们的心目中出现。它若成为世界文化的核心，就必须保持稳定状态。很难设想，一个核心不能保持稳定与紧密团结，它的附着物与非核心部分──全球民族──怎能集中、生长？
3、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应该大力弘扬纪律、训练、条理化，总之，应保持高度的紧张与压力。它的目的是，使这个未来世界的核心愈来愈坚强，具有愈来愈大的反压抑力量。唯有如此，它才能完成团结世界、一统天下、创造全球民族的天命。
4、中国的后现代化过程──从根本说来不是反传统的，而应做一个调头〔U_Turn〕，沿着中国文明两千年来的道路继续前进：压制并规范人的个性、限制其自我表现于文化范围之内。中国的后现代化过程，说穿了就是用现代的科学观念及其技术手段为强力工具，继续强化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趋势，并将其领域从现在的中国扩展到“未来的中国”也就是整个地球。尽管在自新的全球融合集团运动及其创造的全球民族与全球文化〔而不仅仅是全球文明体系〕，很可能会出现若干反传统特点。但我相信，其作用是在新的全球融合的高度上，更好地发扬“中央王国的传统”。
5、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一趋势将作为一种永恒的秩序不变地保持下去。我的意思，是指明未来全球融合集团将有这样一段历程。
6，千百年后，这一秩序也会过去。但在此之前，为了安慰未来的战士，在经历了一段痛苦而又充满了创造精神的混乱期和无政府状态后，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形成，必有一个更为强大及有效率的统治秩序应运而生，这已被历史证明过了。
7、按照这个判断、新的全球融合集团的领袖们应该施行两套方案：一套对内：尽力培植道德精神与秩序；一套对外：尽力鼓动艺术精神与颠覆。要使这对内、对外的两套方案并行不悖，还要相得益彰──使外人羡慕中人的道德与秩序，使中人鄙视外人的艺术与革新。全球融合集团的精神，需要多大的才干与谋略！类似任务的规模，是古今任何一个统治集团还没有经历过的。
8、两套方案，将使“中国”益强而“外国”益弱，最后则全球政府、全球民族、全球文化不难形成。这是比任何物质上的现代化都更有决定性的转折。
9、要培育这样一个高效率统治集团，其第一步就是组建全球民族的坯胎──全球融合的文化阶层，这就是未来意义的全球士大夫阶层。超越国籍和族别的全球政府，就是从全球融合集团从这一精英沃壤中卓然升起的。
10、全球政府不仅要消除军费、从而真正提高全球人民的生活品质，且要利用现代技术使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得以巩固，使新的全球民族有效凝为一体，哪怕那是一种灰不溜秋的“超级印度人”甚至棕色的“超级南美人”：以便作为未来太空活动的坚实基地。而这一切又需要一个核心中的核心、精魂里的精魂──这就是“中央王国的天子之光”。
11、唯有朝拜天子之光的向心力，才能保证新的全球融合集团恪守自己的道德，凝聚自己的反击力量，少受外面正在分崩离析的世界之诱惑，不浪费自己的力量──坚定地、艰难地走向充满危险的世界秩序。
12、这种严格区分内、外〔即“全球中枢”与“全球各地”〕的差别战略是如此重要。为其实现，需要一个奉行超级道德、拥有最高效率的融合集团。为了全球融合的目标，必要时不惜诉诸战争，就像罗马共和国各个击破并完全平定了彻底腐败的主权国家，因为文化战的主人才是新文明的核心，是新的“中国”、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全球民族与全球文化的真正生命线。
正如法国人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1585─1642年〕所说，“有权力者方有权利，弱者只能勉力顺应强者之见。”这个道理不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都是畅行无阻的，只是游戏规则略有不同罢了。
五，科举与全球文官制度
5.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global system of civil servants
全球融合集团既然打破了国界、超越了主权国家时代；又不以种族区分来隔离人群、超越了种姓制度；那么它以何等原则来建立全球秩序呢？
科举取士！
首先，我们必须声明，科举取士只是社会择优制度，而不是政治选举制度。否则我们就会像是风派人士那样随意改变自己的立场了。1989年“六四”镇压以后，有些原来主张改革甚至参与和平请愿的共产党人被吓得转向了，“回到中国传统”，开始捧读《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再以后几年，他们中的佼佼者竟然写下了《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何怀宏，北京三联书店“哈佛燕京学术丛书”，1998年〕一类的专著。众所周知，选举和择优完全是两个概念──选举具有严格的政治定义，不仅自上而下的择优录取算不得选举，就是假选举〔如社会主义国家的选举〕、推举〔如汉朝的举孝廉〕、推荐〔权威人士或权威机构的担保〕也算不得选举。而秦汉至晚清的择优、科举就不同了，它经常不是政治概念而是技术概念──它可以建立有效的文官系统，却建立不了任何意义的“选举社会”。这样看来，所谓“秦汉至晚清的选举社会”完全是一个伪命题，是这位共产党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现代化”而进行的苦心孤诣的辩护活动。
有人自称“对中国近三千年传统社会的历史提出了一种新的系统解释”，其实是在混淆概念的前提下进行的有意识的歪曲。为什么说它是有意识的歪曲？因为《“选举社会”的概念》一文的作者，明确说他是用古代汉语概念的“选举”来写作现代汉语的文章：“如果要概括自察举到科举的全部历史，叙述古代选拔人才入仕的全部内容，则古人常用‘选举’一词来做此概括，这就是自唐代以来历代正史的‘选举志’，以及《通典》中的‘选举典’，《通志》中的‘选举略’，《文献通考》中的‘选举考’以及十通后续作者所取的用法。而我现在所使用的‘选举’，也正是这样一种本来意义上的用法，即不仅包括古代选举前期的‘荐选’〔‘察举’〕，也包括后期的‘考选’〔‘科举’〕。”这个做法不仅有点奇怪，而且有点胡闹。
如果按照这个混用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方法”，我们何不直接说“古代中国是民主社会”──即人民的主人也就是君主统治的社会。如《书经·周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就是说上天经常为民〔老百姓〕找主人；这里所谓“民主”，不是指人民自主，而是老天为百姓寻求一个圣王，让他来做民的“主”。这可说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但与译自西方的“民主”〔Democracy〕一词恰是相反的概念。民主一词在英语写为“democracy”，源于希腊语dêmokratia：dêmos表示“人民、公民”，kratia的 后缀表示“政体、社会、统治”。相反，中国古代的“民主”依据蔡沈《书经集传》的解释，“言天惟是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为民之主，天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使为民主。”《多方》还有再论民主“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三论民主“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罔可念听”的地方──但其义都是在说君主秉承天意天命而行使王权，与《吕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意思相近；“作民主”，不是开创民主格局，而是充当人民的主人。所谓“休命”，是指天命，又称天休，如果按照《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的逻辑，我们是否可以据此推断：天命论就是中国式的民主社会理论？这当然是不可以的。因为按照这样违背常识、故意混淆基本概念的路线走下去，这位后来的北大教授，再后来又进一步制造了《底线伦理学》， 并“寄语青年朋友紧守道德底线”，结果更加启人疑窦。人们好像觉得八十年代初期的曲啸、李燕杰、张海迪“同志”怎么又回来了。
至于我们倡导的用科举取士来建立并巩固全球秩序，却不是建立在混淆概念和历史歪曲的基础上，而是可以期待的文明创造。
科举取士不是幻想，而是从隋唐到清末，十分有效地作为当时最为庞大和最为连贯的“国际秩序”进行管理的远东文明的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它运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在明清时期完备并进入全盛时期。回顾一下不难发现，中国政治结构中选拔官吏的传统历史其实比一千四百年还要绵长。
两周官吏的选拔在春秋时期之前为世袭制度，史称世卿世禄。周代军事贵族凭借血缘关系，具有世代相袭、通过长子继承制出任政治要职的特权，其严格程度到了国君不得随意任免的地步。战国以后，随着政治多元化的展开，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世卿制渐为客卿取代。在新的制度下，官员常由国君从平民中提拔任命，并通过养士和军功的途径升迁。两汉时期，察举制开始盛行：朝廷提出所需人才的名目，如孝廉、秀才、贤良方正、孝悌力田等，由各地郡守推荐，每年可有一二名进入中央政府，在试用合格后即可授官。但这种保送往往名不符实，民谣所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即指其徇私之弊而言。
魏晋南北朝的选拔制度号称九品中正制。从魏文帝始，中央政府向各地特派专门负责鉴别人才的官员，郡级叫中正，州级叫大中正，他们把当地应选人士，按照德才兼备的综合品评标准，评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录用。但这种九品官人法品评人物时，实际上多看门第出身的高低，极少注重实际的才能，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同时，两汉时期的察举办法，如举贤良、孝廉、秀才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所沿用。
九品中正制限制了寒门获得社会升迁的机会，激起广泛的社会抗议，这种局势对中央集权是不利的。随着社会分裂的结束，到大一统的隋朝，便基于历史的经验，而发展了一整套开科考试以选拔预备官吏的制度，史称科举制度。酷爱文学的隋炀帝在大业年间设置了进士科，以文学成绩取士。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东汉末年鸿都门学以文学艺术致仕的发展。到了唐初，又增设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明书等社会政治与技术学科的项目，但秀才科从唐高宗以后就废除了。所谓明经，即明白经书；明法，即通晓法律；明算，即精于算学，明书，则以书法致仕。其中占据主流的是进士、明经两种，而进士又高于明经。唐代科学考试每年进行一次，考前举子先向礼部投状，即投递履历表，进士第一名称作状元。进士考试诗赋与时务策论，录取时既看成绩，也靠名人推荐。考试先后由吏部和礼部主持，及格后，皇帝有时亲自主持考试一次，为殿试始。录取进士后，在长安杏园举行探花宴，选进士二三人为探花使，此为殿试第三名探花之始。获得进士地位，只是取得做官资格，要得到实际官职，还需经吏部的选试。如果选试被淘汰，只好到地方官手下做幕僚。
宋代沿袭唐制又有发展，把多科合并为一科。宋初科目一度比唐代还多，除进士、明经等外，有九经、五经、三史、三传、三礼等十数种科目。王安石变法，始并各科于进士，考试内容也侧重经义。唐以诗赋取士，王安石认为浮华不切实用，改试五经经义。此外，还把考期限为三年一届，一改唐至宋初每年一届间或两年一届的惯例。元明清三代则以此为定制。与此同时，则扩大了录取名额。唐代每科进士二三十人，宋代增至二三百人，最多竟达五六百人。随着名额的扩大，进士们被分成等级。宋为一、二、三、四、五甲，每甲名额不定；迄至元顺帝以后，分一、二、三甲，头甲限为三人。唐时殿试仅偶尔为之，唐至宋初，殿试如不及格，尚有落选者，宋以后，殿试渐为定制，无一淘汰。由皇帝主考的进士称为天子门生，不必再经吏部淘汰。
宋代还增设了乡举一级考试：应礼部试前，学子先试于本乡州府。乡举及格，并不成为固定资格，直到明清时期，乡试及格才拥有举人的资格，以后参加会试就不必先通过乡试了。
元蒙军事机器挟其武力征服之势，在选任官吏上一举恢复了世袭制，废除了科举，和“十年文革”〔1966─1976年〕不乏相似之处。但元中期以后，随其军事霸权的没落，外来统治有必要奉行社会和缓政策，恢复了科举，和“十年改革”〔1979─1989年〕不乏相似之处。其分为左右两榜，和“看成分但不惟成分”相似：蒙古人、色目人为右榜，考两场，题目容易；汉人、南人为左榜，考三场，题目艰深。所以即使元中叶以后，汉人要通过科举取得官职还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在改革以后“党外人士”要想取得政治权利还是非常困难的。及至明清两朝科举形成了严密的社会制度，考试等级才定为院试、乡试、会试三级，以分别取生员、举人、进士。在取得生员资格以前的应试生，不论其年龄长幼均称童生考，生员须经三次考试：县试、府试、院试。
县试由知县主持，考期在每年二月。童生先向本县衙门报名，并由同考的五位童生具结连环保，叫做五童结。再由本县廪生具保，叫做廪保。以保证其出身清白，不是冒籍、匿丧，不是倡优皂隶的子孙等等。如果发现问题，廪保将被取消廪生的资格。县试共考五场，第一场考两篇八股文，一首五言六韵帖诗，阅卷人是本县知县及其幕僚，不派学官或书院院长担任，以防徇私。县试只是预试，故一般录取从宽，第一场考试及格后，即可参加府试。县试及格称出案，第一名称为县案首。
府试由知府主持，考期在四月，须县试及格后方能参加，应试前亦须报名、具保，也是第一场及格后即可参加院试，第二场以后，各场自愿参加。府试第一名为府案首。院试由中央政府委派的各部进士出身的学政主持，三年一任，每省一人，不论学政原来品级高低，这一职务就使其地位和本省总督、巡抚平齐，可见中国传统对考试是如何重视。
院试为两场，第一场是正场，考两篇八股文，一首五言六韵试帖诗。第二场是复试，考一篇八股文，一首试帖诗。院试的原则是分县录取，名额以各县人口与赋税多寡而定。大县五十名，中县三十名，小县二十名，但也时有变化。对于少数民族如苗、瑶，给以专门名额，以示朝廷的民族政策，这和美国照顾黑人和西班牙人等智力弱势群体的做法，不乏相似。院试及格者，获生员资格，送入县学、府学学习，接受学官的约束。生员有义务参加学政主持的检查性考试。学政到任第一年岁考，是为参加乡试而进行的考试。两种考试均按成绩分为六等：三等以上有奖，四等以下受罚，生员欠考五次者取消资格。
依照成绩，生员分为贡生、廪生、增生、附生、监生等五个等级。贡生送入国子监学习，统称五贡。拔贡十二年一选，每县一人，由学政、总督、巡抚三院会考。优贡三年一选，于学政离任前举行，每省数人。岁贡依据廪生十年的资格挨次出贡，县学两年一名，府学一年一名。如遇国家庆典，临时选送贡生，称恩贡。副贡则为乡试的副榜，不经学政选考，直接送入国子监读书，名额不受限制。廪生是廪膳生员的简称，凡新取生员，一等每月给六斗米，类似现代的奖学金。廪生名额有限，府四十名，直隶州三十名，县二十名。增生是廪生以外的增补，如果一等生员多于限额，则依次递补，号称增生，能担任廪保。附生即附学生员的简称，也就是一般秀才。监生即国子监的荫监和捐监，不须经考试获得。
举人是通过全省考试而取得的资格。举人考试为乡试，因在秋天举行，又称秋闱，三年一次，遇有国家庆典，增加一次，为恩科。乡试的考官品级比学政高，但也须回避原籍省份。正副主考各一名，必临时出差，考完回京，不同于学政的一任三年。各省巡抚为乡试监考官，从省内进士出身而非本省籍贯的知县中临时抽调若干人，名为阅卷官，规格之高，远在秀才生员考试之上。
乡试地点在各省省会贡院。院墙植有荆棘，故贡院又称棘院。贡院内的阅卷室分为几十条胡同，以千字文依次编号，每号内有几十间小房，叫做号舍。整座贡院内有号舍数千间乃至上万间，每间号舍六尺高，四尺深，三尺宽，仅容一人起坐。乡试共考三场，每场三天，搜查制度比院试更为严格。考试期间，棘墙外有人巡逻。第一考在八月初九，第二考在八月十二，第三考在八月十五，一考八股文七篇〔《四书》三题、《五经》四题〕，二、三考表、判、策、论及试帖诗若干首。每届乡试，举人的名额有定数，依各省人口赋税多寡而定。顺天最多，取一百六十余名；贵州最少，取三十名。除正式举人外还有备取生，叫做副榜，不算举人，也有定额，顺天二十名，贵州四名。
乡试第一名叫做解元，意为解送朝廷。新科举人参加巡抚衙门的鹿鸣宴，借此机会新贵们拜师认同年，以编织官场的关系网。主考官称座师，同考官称做房师，同年中举者互称同年。每一新科举人由政府发给衣帽旗匾银二十两。中举者算正式进入了统治阶层，可以参加全国会试，一次不中，可以担任教职，做学官。三次不中，可以参加大挑，侯选知县。即使不去做官，也可以在家做乡绅，自有财主前来送礼。
进士是全国科举考试及第后的资格，是科甲出身的最高身份。进士考试称会试，三年一届，在乡试的次年三月举行，时届春季，故名春闱，参加会试者必须获有举人资格。各省举人进京会试，由当地政府给银一二十两作路费，举人落第回家也给适当盘缠。
会试主考官由皇帝钦命，号称总裁。正总裁一人，总裁三人，由一二品大员出任，须进士出身。同考官十八人，号称十八房，由翰林进士出身的司官、科道出任。还有两名监考官，号称知贡举，也由一二品大员担任。会试三场，每场三天，三月初九为首场，十二为次场，十五为末场。其规矩与乡试相仿，会试录取名额最初没有固定数额，如清代最多一届进士四百零六名，最少一届九十六名。大体上二十名举人取一名。后来改为分省定额，最多的省二、三十名，少的八、九名。会试发榜在四月十五日，因是杏花时节，故名杏榜。
会试之后的殿试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所谓状元、榜眼、探花等名次即由此产生。殿试地点在紫禁城内保和殿，殿试一般只出一题，不试八股而试策论，回答关于时事政务的某个问题，例如，礼、刑、农、工、吏制、财政、边防、河工等等，千字左右，当日交卷。
殿试没有主考官，只有监考官。每分试卷由八大臣轮流批阅，作记号、写批语、拟出前十名人选，并呈皇帝钦定一至十名的名次。前三名称一甲或鼎甲，一甲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二甲第一名为传胪。前十名名次决定后，皇帝首先接见，叫做小传胪。十一名以下，名次由读卷大臣排列，然后皇帝于太和殿接见全体新进士，叫做大传胪。全体文武大臣都要出席这一仪式，御旨宣布，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新进士的名单以黄绫榜公布，张挂于长安街，所以考中进士也叫金榜题名。大传胪之后，到圣庙拜谢孔子，叫做释褐。每科进士名单由礼部出钱，刻进士题名碑于太学。
殿试之后的朝考，功能在决定如何分配官职。如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按总成绩分别授翰林院庶吉士、各部主事、知县。朝考后授予的知县叫做榜下即用，分配各省尽快候补，不必像他人那样长期候缺。进士与举人出身，统称科甲出身，被视为正途，其他途径如捐班、恩荫等，则被视为异途。
唐代以后，除文科外，还有武科。如清代有武院试、武乡试、武会试、武殿试。各级考试内容分别有骑射、步射、舞刀、默写武经七书〔《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黄石公三略》、《姜太公韬》〕，也有相应的防止舞弊的制度。武院试即由驻防军派参将或副将会同学政主持考试，及格者为武秀才。武乡试由巡抚主考，及格者为武举人。兵部主持武会试，及格者为武进士。武殿试也依成绩分为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
但是正如痛定思痛的明代遗民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取士篇中所说的“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故毅宗尝患之也，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乃拔贡之试，犹然经义也，考官不遣词臣，属之提学，既已轻于解试矣。”末流的科举制度已经远离它甄别选拔人才的初衷，变成束缚文明前进的裹尸布了。迄至清末，随着西学的渐盛和社会改革的需要，科举制度终于和中国文明一起死亡。但是另外一面，死亡了的文明却往往因为“和人的血气绝缘”而获得意想不到的新生。
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虽然不再，但它却给未来的全球秩序及其政府作出了提示：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不同，公务员制度是考核“吏”的，科举制度是考核“官”的。现代世界有公务员制度却无科举制度，因此有吏而无官，结果精细有余而大器不足，使得文明的方向走入无法整合的死巷。要在全球范围建立一套标准制度，就需要建立统一的文官制度；而要建立统一的文官制度，就需要建立规范化的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
与此相应，新的经典就会出现。“新五经的梦想”并不是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再增加一部像是古玩的“全球融合集团的五经注疏”；也不是炮制一套文中子王通式的样板作品。全球融合集团的经典，有待于无意的累积而非有意的创造，那不是别的，而是全球融合集团自身扩张的记录，就像《书经》那样。新的经典其形式及内容虽是全新的，但它成为经典还是基于类似古代《书经》那样的灵感──世界秩序的组合。它因此像历史上的《五经》那样自然形成，且教化人心，因为二者共同的历史背景都是“普世文明”。
新的经典并非沿袭过去了的文化灰尘，它所发挥的仅仅是自新不已文化精神──新经的内容自然破除古经的茧缚……现代精神的冲浪，使未来的人们远离古代形式，但那不是“抛弃”，而是更高意义的“回归”：原典总是通过人性的磁场摆布后人，仿佛一股无形的力量把浪子从现代的迷途中超度回来，迫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中央文明的语境”。
全球秩序有待于“中国概念”，而中国概念也许有待于汉字的语境？如此，则汉字的语境终将呈现古代五经的内力？
六，书院与全球大学制度
6. Academy of classic leaning and global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经典也好，人才选拔也好，都与教化、教育密切相关，而中国文明恰以重视教育和教化著称。早在其他文明处在神权政治的时代，西周的中国就设置了非宗教性的学校，制定了与政治体制相关的教育制度，是为“官学”。过后不久，春秋时代民间也逐渐兴办各种教育机构，形成源远流长的“私学”传统。在先秦，教育内容并不是“六经”，而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同时，“六经”也被称为“六艺”，可见其世俗化程度深入人心。
世俗的国民教育，在古代中国特盛。在各种私塾、公学中均教以同样的社会教材与同等的精神规范。以社会的治理之道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结果造就了社会共同观念的温床，因而形成了所谓“中华意识”这统一的心理、无形的纽带。这也许替未来的全球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先驱的样板。全球规模的埃及人、巴比伦人、拉丁人、汉人，也许正在我们的观照下诞生。
殷墟甲骨文上已有教育活动的记载，表明殷代已有学校产生，虽然具体学制已不可考。到周代则形成由中央王朝主办的国学与地方诸侯主办的乡学互相配套的制度。据史料记载，那时的政制二十五家为闾，闾有塾；五百家为党，党有庠；二千五百家为州，州有序；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有校。塾、庠、序、校，盖属乡学范畴。至于京畿的辟雍，诸侯国的沣宫，则属国学〔大学〕。国学的小学，设在宫南。各国沣宫的形制与此相同而略小。
周代国学中，以吏为师，号称师氏、保氏，国学学生称为国子。乡校的教师则由地方长老充任。可见秦始皇以吏为师不是创造，而是复古。国学的教育以诗、书、礼、乐为主。据《周礼·地官司徒》：师氏教授三德，保氏教授六艺。乡学教育则以六行、六艺为主。
国学隔年考核，通过考试的给以小成或大成的评语，考试通不过的，则给予处罚。至于乡学，则选取优秀者叫选士；择选士之优者叫俊士，优秀的俊士不服徭役，叫造士；大乐正选造士之优呈报于王，叫进士；再选进士之贤者量才授官。
春秋战国降临，王朝的国学衰落，官学的教师们流散各国各地，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就是这种文明向周边辐射的结果。民间的私学就此兴起，据说孔子是其创始者，弟子多达三千人。其后，稍晚于孔子的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都曾广设私学，形成学派，与此新气象相比，诸侯国的国学还存在着，如鲁僖公的沣宫即是。同时，齐宣王创办的稷下学宫既是官学又兼容各派私学，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创举与尝试。民间的乡校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例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郑人聚在乡校议政，宰相子产也并不禁止。战国之后的秦代是类似于“文革”的时代：教育沦为官府向民间传达圣旨的法制教育，而教师则是握有生杀大权的酷吏，类似于文革期间的军宣队和工宣队。但民间仍有诗书私下传习，可见文明很难被专制断绝。随着短命秦朝的覆灭，先秦旧制开始复苏，到文景之治时已具教育复兴的基础。
汉代太学创设于武帝时期，隶属于太常，为最高学府，太学教授号称《五经》博士。博士之上有仆射，东汉时改称祭酒。各经博士先设七人，汉宣帝以后增至十四人，每人专治一经，如孟氏《易》、严氏《春秋》、《鲁诗》、《齐诗》、《韩诗》、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记》等等。西汉时征聘或荐举名流学者任博士，东汉时则改行考试办法。年龄五十以后，身体健康，品行端正的方能入选。
西汉的太学学生称博士弟子，东汉则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的规模，西汉开始仅有学生五十名左右，王莽时多达万人。东汉迁都洛阳后，修学不断，汉顺帝时有校舍一千八百余间。汉质帝时，太学学生已达三万之多。太学教授儒家经典，弟子从博士专攻一经，但《论语》、《孝经》却是必修课。教学方法除正式上课外，高年级学生要充当小先生，辅导低年级学生。另依成绩优劣分甲乙两科。师少生多，加以自学。太学学习年限并不固定。东汉朝廷鼓励通才，通经越多，职位越高，所以不少人除攻一门专经外，也兼学他经，张衡〔78─139年〕，崔瑗〔77─142年〕等人还钻研自然科学。
崔瑗的《座右铭》十分著名：“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俗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身而后动，谤议庸何伤；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柔弱生之徒，老氏诫刚强；在涅贵不缁，暧暧内含光；硁硁鄙夫介，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太学讲究家法、学派的师承，所以弟子不得兼师他家。经师为显示自己的学术渊博，有的经说竟达百万言，有时解释一个字即用数万言。太学生之间也常议论政治。哀帝时发生了中国王朝末期特有的学生运动。外戚专权，任人唯亲。太学生王咸为营救直言的鲍宣而汇集学生千人上街游行，拦截丞相专车，上书皇帝请愿，结果鲍宣免于死刑。东汉末期，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与知识精英陈藩、李膺等人评论国是，以期改革政治。他们受到一些公卿士大夫及许多郡国学生的支持，结果却被诬为“党人”，两次遭到残酷镇压，被捕入狱千余人，史称“党锢之祸”，这次事件种下了东汉政权覆灭的因子。以后历代的“党锢之祸”都是政权开始变更的重要契机，例如1989年的“六四惨案”也是如此。
汉灵帝所立的鸿都门学，专习辞赋、小说、绘画、书法、尺牍等文艺。学生毕业后，很快委以重任，在某种意义上，这开了唐代以诗文取士的先风。相比之下，郡国官学却不受重视。西汉时代民间的私学颇盛，有的学校学生竟达千人之众，有的相当于太学，叫精舍或精庐；有的相当于小学，叫蒙馆或书馆。私学教师多有受到官学排挤但精于古文经学的大学者，如马融、郑玄等人。他们的治学方法重视考据训诂，后世所谓汉学即以他们为代表。
魏晋南北朝社会大动乱、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官学与私学共同面临的低潮，但这个低潮中还是发生了几个意义深远的新生事物：
首先，西晋政权在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录取五品官僚以上的子孙，于是太学便沦为六品以下的官僚子弟学校，后世所谓国子学的名称即由此始。
其次，宋文帝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相当于现代大学下属的四个系科，构成了唐代分科教育的起源。后来北魏军事政权下令禁止民间私学，同时又严格限制大、中、小各郡的博士，助教及学生的数额，从而奠定了以后诸代地方教育的模式。
南北朝大乱初定，隋文帝倡学，置国子寺，相当于现代的教育部，这是设置教育官署的开端，其专辖五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但行之不久，这一试验即行终止，各学又告罢废。
短命的隋代试验之后，唐代迎来了教育的黄金时代。太宗、玄宗时期，首创分科办学，专业学科受到广泛重视。不再像汉晋时代那样局促于儒学，如书学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兼学其他字书。算学以《九章》、《周髀》、《缀术》等著作为教本。律学收学生五十，以大唐律令为专业。学习期限：律学六年，算学十一年，其他九年。入学年龄也制度化了：律学十八至二十五岁，其他为十四至十九岁。
除了这些普通教育机构，门下省还设有弘文馆，东宫设有崇文馆，聘请著名学者充任教席，收三品以上官员及贵戚的子弟六十名，以学习经、史、书法。弘文馆和崇文馆在教育职能之外，还负有专题研究之使命，做到孔子所说的教学相长。作为官学，太医署属下设有医学校，分为医科、药科、针科、按摩科等。司天台属下有天文学、历数学、漏刻学。太仆寺属下有兽医学。军队系统的屯营、飞骑也有各自的专业学校。
随着唐代国际性交流的频繁，以上各学还吸收日本、高丽、高昌、吐蕃等方国的贵族子弟入学，并推行考试制度，如旬试、月试、岁试和毕业考等。唐代学校的风气，完全摒弃了汉儒的死守家法而富于创新的精神。至于地方官学，则有经学、医学两种，学生名额依各地人口多少而等差。
唐朝政府出于自信，还大力鼓励私人办学，民间教育相当普及。许多著名学者既做官又讲学，如柳宗元、韩愈等，或先讲学后做官，诸如颜师古、孔颖达；或退休后再讲学，如刘焯。他们设立的学馆虽然不能和近代的私立学校相比，但其推进教育之功终不可没。宋代官学大体沿袭唐代，保留了律学、书学、医学、算学，创立了武学、军监学、画学等，又为皇族子弟设宗学，在外侨集中的地区如广州、泉州官府还设立了蕃学。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可算一个相对自由的文治时期。因此官学总的来说处于不景气的状况，学者们更注重学术而不是利禄。为扭转这种分散化的趋势，力主中央集权的社会改革家王安石试图恢复一种更古老的传统，把学术重新纳入政治的轨道。为统一思想，他以宰相之尊亲自主编《诗经》、《尚书》、《周礼》三部古经的新义，为政治的变法制造学术的依据。他的国家主义试验遭到了抵制，但极力抵制他的人们却也自觉不自觉地受了影响，尊定了宋学紧密联系社会政治的基调。宋代的官学学生仍然保持着这一传统：关心并干预国家政治。钦宗时，金兵围困汴京，主战派李纲被和议派李邦彦所排挤，太学生上书斥李邦彦为社稷之贼，要求李纲复职，声援者达数万人之众，游行示威者围住皇宫请愿，钦宗鉴于民情激愤作出妥协，让李纲复了职。南宋国学生杨宏中等六人，上书批评权贵，结果被遣送远方，天下号为六君子。
在汉代的精舍、唐代的学馆基础上，宋代的新型书院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北宋有五大书院：
1〕庐山白鹿洞书院，前身是南唐的学馆，至宋初学生达数千人；
2〕登封嵩阳书院，建于后周，宋初赐名太室书院；
3〕长沙岳麓书院，宋初朱洞创建；
4〕商丘应天府书院，平民曹诚创建；
5〕南京茅山书院，仁宗时人侯遗创建。
南宋的书院更有蒸蒸日上之势，即使半壁江山之下也有五十余所，主持人有朱熹等著名思想家，其影响凌越于官学。主持人有山长、洞主等富于道教色彩的称号，招收学生不分阶级，因而吸引了大批平民子弟。这样的学院，多是某地区或某学派的中心，其教材常是重要的学术著作。这样的书院，经常展开学术观念的交流，谓之会讲。在对话中切磋砥砺，是一项珍贵的传统，值得后人纪念与发扬。
书院虽有学规，对学生要求颇严，但却大力奖掖后学，注重创新，鼓励独立思考，强调知行结合，倡导师生之间相互诘难，谈经之外，大量传阅与探讨当世之作。以书院为核心形成的知识体系，被史学家称为宋学，它缺乏汉古文经学的考据功夫，但继魏晋诸子而发扬阐发义理的风气，却大大推动了思想而不仅是学术的发展。后世成为宋学。
到明清时期，随着社会一元化的加强，教育也开始僵化，甚至萎缩。国子学和太学合并为国子监，但国子监的职能却缩小了，明代尚有北京、南京两个国子监，清代只剩北京一个国子监了。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以作为荫监或荫生不必经过正式考试而被保送入学；甚至商人都可以买得入学资格。但同时，对入学资格的阶级限制也减弱了。不过，这种平民化倾向却不是类似西方的第三等级兴起的结果，而是满清式的中央集权的结果，尽管二者都立足于“削弱贵族的特权”。
国子监的主要课程是钦定的宋代程朱注释的《四书》、《五经》以及各种律令，御制大诰更是必不可少。八股文成为必修课和学习目的。读书做官，成为知识的最高价值。学术完全政治化了。与此相一致，外来政权加强了对学生的思想控制，汉人统治的历代〔如汉代、宋代、明代等〕相传的太学生政治参与运动，终于在满人统治的清代被扑灭了。由此可见，用于镇压学生运动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确实具有外来政权的特点，而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具有汉人统治的特点，可以容忍学生运动。历代相传的言论、结社、上书的权利被外来政权取消了。清代尚有八旗官学，通过教育八旗子弟来加强奴化统治，以镇压汉人的反抗，但这也未能阻止住清朝的覆灭。尽管满清政府只要俯首贴耳的奴仆，但最后还是爆发了另一种形式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的前奏“公车上书”。不过其主角已不是官学学生，而是获得了功名的知识精英──举人了。
明清两代的私学书院仍有发展，但自由讲学、学派体系、议政之风却屡遭中央集权政府的打击。如明代嘉靖、万历、天启年间先后发生四起禁毁书院的事件。无锡东林书院的主持人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倡导士人的气节和独立的人格，批判指鹿为马的强权政治，这在专制政治视同鼓吹叛乱。由于宦官率先违法乱纪，所以士人对社会的批判，也就被认为是把矛头指向皇帝的亲信〔宦官〕。这格外遭到当局者切齿，被视为大逆不道，罗织成狱，成批的逮捕流放，各地书院也被乘机一扫而光。
入清以后，满洲人镇压书院教育的手法更为毒辣，他们指令各省统一书院，拨官费办学，实际目的是把八股文充作书院的专业。这样的书院退化为官学的附庸，与宋明时代的自由书院完全不同，只有少数私人书院还残留宋明的传统。一是颜元主讲的漳南书院，重视经世之学；一是阮元主讲的诘经精舍，注重考据；再有姚鼎的中山书院讲授辞章。直等到八国联军打破了满清朝廷的垄断，清朝才横下心来，废除八股，兴办新式洋学堂。尽管这对推延王朝末日已经无济于事，但却开辟了现代教育的通道。北京率先设立京师大学堂，各省则一窝蜂地把省会的大书院改称高等学堂，府城的书院换上了中学堂的牌号，州县的书院改名为小学堂。如此改革，效果可想而知。实质性的教育现代化，是缓慢而迟滞的。
正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篇所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书院制度对全球政府的提示是：随着文明的趋同，教育的多元化渠道日益壅塞，在全球范围建立统一的大学制度的良好初衷，最后可能被政治野心家利用成为洗脑的工具。虽然趋向统一和垄断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事情最终不得不趋向另外一个极端。
2003年12月30日下午三时，随着湖南岳阳市平江县五峰私塾老先生朱执中的一声“封馆弃教”，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历经二千五百多个春秋的私塾教育，终于成为历史。据悉，中国最后一个私塾封馆的消息传开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反响。
岳阳平江是湘鄂赣三省边界的一个小县。据考证，此地私塾为中国最后一批，1994年仍十分兴盛。教学内容主要是学古文、习书法、做诗文等，先生都是当地有较深古文功底、德高望重的老者，学生多为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但随着从事私塾教学的先生近年来相继因年迈辞世或弃教，当地仍传承着这一春秋时期由孔子所创私学方式的，就只剩下朱执中一人。当地教育部门非常肯定地表示：“朱执中的封馆意味着中国最后一个私塾也消失了。”
尽管八十三岁高龄的朱执中仍然硬朗，他封馆的理由却是：“老啦，教不动了！古语有云‘七十三、八十四’啊！”因孔子、孟子分别在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去世，中国因此有说法称这两个年龄是生命的两个门槛。回首自己的教授生涯，朱执中仍然记忆犹新：1939年的一天，教了自己多年的私塾老先生突然病倒，品学优良的他只好暂替其位，“谁料这根教鞭’竟然一执就是整整四十二年！”据称，朱执中督课极严，谆谆善诱，在当地享有很高声誉，门生已达数百人。朱执中所收的学生每个月只交四、五十元人民币的学费，家境实在困难的可免交，很多家庭也往往只是定期送些粮食来代替。对于朱执中的“封馆弃教”，当地不少人表示惋惜。“新书读了可以去搞事〔工作〕；老书读了晓得做人，当农民学会做人更重要。”这种认识在当地村民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与农民们“学会做人”的中国思想相比，北京某大型电器公司行政总监刘先生不惜跋涉千里前来投师的理由则十分欧化──学好管理。2002年12月上旬拜于朱执中门下的刘先生，目的是用一个月时间系统学习《论语》、《诗经》、《古文观止》等古籍。大学毕业的刘先生认为传统文化不容小觑，在商言商有助于建立企业文化、领导团队发展、弘扬职业道德、增强员工的全局意识。平江县教育局对私塾的态度是“既不提倡也不明确反对”。最后一个私塾符合“自由发展、自由消亡”的方针，其自然封馆，使得尽力扫荡中国文明之残余势力的教育部门“欣慰地认为”，“这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后升学机会大大增多的必然。”〔参见《最后一个私塾封馆：2500余年的中国私塾教育终结》，余娅琳〕
在我们看来，上述“最后一个私塾封馆”事件，象征性地凸显了中国文明的彻底死亡，尽管这次外来文化的征服是由信奉马列主义的“本国人”来执行的，不像拜占庭文明的死亡是由信奉回教的外国人土耳其人带来的。拜占庭文明的灭亡，激发了西欧的文艺复兴和随后到来的地理大发现和欧洲殖民时代。中国的文明的灭亡，将给全球化的世界带来怎样的契机？而中国文明是否会像希腊文明、拜占庭文明在本土死亡以后，由其他更有活力的民族集团或“全球融合集团”发扬光大？就像以往的日本对中国文明所发挥的作用那样？这是一个悬念。
七，“存祀主义”
7. “Kinship Protectionism”
较新的中西方文明比较论认为，白种人最早的文明是苏美尔〔Sumer〕，黄种人最早的文明是中国。这两支古代文明有很大差异，而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它们进入文明的道路有所不同。例如，它们的动力不同：中国文明的动力来自祭祀与战争；西亚文明〔包括后来受它影响的欧洲文明〕是生产与产品交换。这可以从一个社会积累、集中与炫示财富的方式观察出来。简单说，可以从文字记录系统〔卜辞、锺鼎、泥版、印章、护符〕观察出来；也可以从家庭形态与文化传播方式观察出来，还可以从城市化进程以及宗教形态观察出来。其结论认为“中国的文明进程代表了世界式；两河流域文明进程代表了西方式”。〔杨建华《西亚与东亚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
尽管从自然环境看，苏美尔文明的基础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与中国文明的基础黄河与长江，都是大河；而两地的文明又都植根于当地的农业之中，且先后经历了彩陶到轮制陶、制陶业到金属制造业、最终形成以冶金、文字和城市为代表的国家形态。但西方与中国文明形成的道路很不相同：印章体现了不同的产品交换系统、文化传播借助了不同的文化交往方式、房屋布局呈现了不同的家庭形态、聚落形态支持了不同的城市化过程、宗教建筑的不同──中国的宗庙巩固了血缘、两河的神庙巩固了地缘并形成了“一个城邦一个保护神的‘多神一主教’”。
另外也有人从一个更窄的角度谈到“中国古代存祀主义”，大意说据史实考知，中国古代自殷商时代已传衍一种“存祀”〔也就是保存亡国之君的后代，让他得以祭祀祖先〕的国际关系思想。这种做法可以命名为“存祀主义”。相传殷高宗武丁时代〔前1300左右〕已有这种思想。更为明显的例子是周武王〔前1000年左右〕克商之后，派人封比干之墓，封纣子武庚以保存殷商后裔，更分封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帝王的后裔为方国。这种存祀主义被称为王道的体现，孔子、子思、荀子以及儒家后学，一致弘扬“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篇〕而管仲〔？─前645年〕更助齐桓公履行存祀主义，儒家学者因此盛赞齐桓公三存亡国、一继绝世。《左传》和《国语》还有类似的例子。
存祀主义进入秦汉以后的帝国时代，虽然不再行于中国本部，导致汉朝、明朝的末代君主纷纷被害，但在土司、方国仍然继续贯彻，甚至在专制黑暗的明清两代，也发展为朝贡体制〔Tributary System〕中的一个政治信念。受王道影响的满清政权也对外部方国履行存祀主义，如1879年在日本吞并琉球的交涉中，主张为中国藩国琉球的国王保存最大岛屿，以延续其宗庙祭祀，以为保护弱小民族免遭日本奴役和灭绝的命运。〔王尔敏《中国古代存祀主义之国际王道思想》〕
考春秋战国以前的中原和秦汉以后的藩邦，“国”是地方政治单位，受到中枢城市〔王畿〕间接统治的方国诸侯分封为“国”，这种意义的“封建”，在秦汉以后继续流行于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中。这些诸侯国、土司国，当其中一个快灭亡的时候，中央国家理应找到其后人，予以扶助，甚至替其复国，这就是“兴灭国”。“继绝世”，则是在此国灭绝后也要设法使他续存，这就是中国文明的政治精神内涵。甚至连无赖成性的汉高祖刘邦，也在一统天下后，为秦、楚、魏、齐等灭国续绝，《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厘王、齐湣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家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这种制度显然与宗法社会的组织相关，看起来很落后，其实却合乎现代生物学有关保护物种和保留人种、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土著人保留地的“经济意识”，而不仅仅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和“假惺惺的仁义思想”。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称这种存祀主义为“家族保护主义”，也就是人类文明意义上的种系保护主义。例如中国的家谱学，就可以作如是观。家谱和族谱里，对于个人的名、字、号、谥法、事业、行状，都有所记载，等于一篇小传。最有意思的是，家谱族系表里的线，有红有蓝，红线代表血统的传承，蓝线代表过继的子嗣。这当然与“存祀主义”相关。存祀主义虽是一种文明样式，但对生物保存却发挥了深远影响。
据统计，自人类进入欧洲文明主导的所谓工业化时代以后，自然界物种灭绝速率为自然条件下的一千倍，同时则比新物种形成速度慢一百万倍。而一个物种一旦灭绝，将无可挽回。物种的消亡不仅恶化了人的生存环境，也将导致生物圈的毁灭。仅就中国来说，2004年有近二百个特有物种消失，百分之二十的动植物濒临灭绝。全球范围内，每小时有一个物种被欧洲文明杀害，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六百四十个世界性濒危物种里面，中国就占有其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而这种状况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呢？研究表明，一种生物的灭绝将导致另外十至三十种生物的消失。当生物链的多米诺骨牌开始一个倒向另外一个，最后的标的显然是指向人类自己──而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就是西方的真理：“浮士德精神”。
在欧洲殖民模式下的当代中国，所有草原都面临过度放牧引起的退化过程。过度放牧的背后是政府的急功近利，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草原的产权不清。青海省的玛多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过度放牧而成为全国首富县，今天则有百分之七十的草原退化、百分之三十八的牧民失去了生存环境。今天中国的牧业县无一不超载，而超载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同时，中国的草原还在大肆垦荒。1997年至1998年，内蒙古东部三十四个旗县还开垦草原一千四百六十万亩，其中呼伦贝尔盟就开垦了五百三十四万亩。新疆塔里木河源头的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三河流域，到2000年就开荒六百万万亩。
旱灾的原因是人为的：快速工业化和与此同步的环境破坏，造成中国许多地区长期缺水。因为三分之二的河流和湖泊已被废水和工业毒物污染，所以水井越挖越深，继而造成地下水水位下降。2000年至2004年期间，中国人均水储备量已减少八分之一，减至一千八百立方米。干旱是警报，它要求制定用水新政策。中国需要一个能够防止浪费的新政府，提高水价、建造现代化的净化和过滤设备、促使工程设计人员和每个公民都考虑有效利用水资源的问题。
在著名的宁夏中卫，以农业开发为名的变沙地为稻田的工程方兴未艾，至于这要用多少水，产生什么后果，无人理会。内蒙古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有草原十二亿亩，但如今只剩不到一半。2001年在距北京五百公里的锡林郭勒草原，一个牧人竟然在羊的胃里发现两只尚未消化的草原鼠和十几只蝗虫。沙漠以每年二十公里的速度向东扩展，专家们多次警告：一旦呼伦贝尔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消失，北京和天津也将消失。难怪有人预言：“如果那一天，自然界只剩下人类，那就是人类的末日。”正如，当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幸存者只剩下毛泽东自己及其亲密战友的时候，那正是毛派自己覆灭的日子，也是中国的“百年左祸”开始走向终结的时刻。
现在，千百个民族都面临欧洲文明带来的灭绝厄运。伦敦《经济学家》杂志2004年12月预告了世界六千八百种语言的未来：“世界的语言正在以每两周消失一种的速度锐减。”这还是保守估计，另有人预测每两周有两种语言消失。“在全世界六千八百种语言中已有四百种濒临消失──只有少数年迈者在讲。更令人忧心的是，可能还有其它约三千种语言也面临灭绝的危险。”这些语言大部分是南美洲土著部落的语言，少部分是非洲和太平洋土著民族的语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www.enthnologue.com”查询。
悲观主义者估计，在一百年内全球百分之九十的语言都将灭绝，几个世纪后最多只有二百种语言能幸存下来。按照人口衰减的速度，它们的大部分将会成为没有人能讲的“死语言”。从古延续至今的语言很少：汉语、希腊语、梵语、西闪族语和哥特语。而反过来看，在现代口头语言中只有希伯莱语可能被三千五百年前的古人所理解，因为它是死灰复燃的死人语言。而这个“只有”不过是短短的三千五百年。
中国文明拥有与欧洲文明完全不同的景观。例如，两汉时代〔前206─后220年〕遗留下来的画像石、画像砖里，有不少车马出行的图象，这些图象代表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还体现人和宇宙的亲密关系。雕刻或壁画所装饰墓室和祠堂，不仅是神仙思想、鬼神异兽的祥瑞，也不仅是人物风情、建筑风格、车马型态、历史故事、田猎、农牧、娱乐，而且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人认为车是宇宙的象征，盖圆象征天，方象征地，而所载的人则居中，所以车又音“居”。天圆地方、盖天舆地，车也通行于三界。而车马出行在升天的意义也早见于文献中，《楚辞》一再提到乘车马出征，游昆仑、入天门、叩帝阍。汉画中不乏墓主乘马车升天的图象，也有天帝、河伯等神明的出行车列。
人性的基本特点是需要延伸自己的生命属性，而不再局限地看待自己。例如人需要相信自己不仅仅是一堆没有灵魂的物质，才能表现出较高的精神状态：其功能不是为了死后，而是为了当下活着的时候。依据这一人性，人与宇宙合一的思想，显然有助于人和环境的和谐，避免滥用生物资源。从这一观点来看，“存祀主义”不是简单的仁慈，不是古典的人道主义或是王道的政府战略，而是生命更大规模和更深层面的自我保护。当代人类需要克服欧洲文明的贪欲和放肆，节制自己。就全球政府的功能来说，销毁主权国家不是为了灭绝其种族和文明，而仅仅是剥夺其发动战争的兵权，实施这一“毒刺阉割术”，恰恰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延续其种族和文明；换言之，唯有取缔主权国家的作恶职能，才能发挥其为善的职能；而唯有发挥了主权国家为善部分的职能，人类的种族和文明才得以保全。
八，“全球民族”
8. “Global race”
2007年5月18日，美国头条新闻是两党共同提案的《移民改革法》出笼，等待国会辩论。这个提案的特点是议员屈服于拉美移民的压力，剔除了非法移民的犯罪烙印。原来的移民大赦，拉美移民认为是摘帽罪犯，有辱其人格。这一新的提案若能通过，将立即给予美国境内2007年1月1日以前入境的非法移民以二年的临时工作许可。
据研究，美国境内非法移民估计为一千两百万，其中墨西哥非法移民一千一百万，而华裔非法移民只是美国境内非法移民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但2007年美国逮捕的一万三千名非法移民中，华裔竟然占了三千多名，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为什么华裔非法移民处境不如拉美裔非法移民？究其原因，就是华裔胆小怕事，而拉美裔犯罪率高。此前5月1日，拉美非法移民还敢举办大游行，“争取非法移民的权利”，而当时美国逮捕的华裔非法移民，却面临递解出境的厄运。半个多月出笼的这个美国两党《移民改革法》提案，却迁就拉美非法移民，为什么如此呢？
有人指出，美国人敢惹华裔人，不敢惹拉美裔人，是因为“美国华人因为犯罪率太低反而成为美国法律的歧视对象”。犯罪学著名理论如社会功能理论认为，犯罪有两种社会功能：其一是界定许可行为和不许可行为的边界；其二是推动社会的法律边界的变化。就第二个功能来说，人类社会的演变是犯罪行为推动的。最著名的例子有甘地，他一生坐牢，推动了印度独立。另一个是马丁·路德·金，他也是屡屡入狱，以他的犯罪行为，改变了歧视黑人的美国社会。按照社会功能理论，犯罪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人类社会必需的，没有犯罪，就没有人类社会的演变和进步。
另一个犯罪学理论，是默顿的社会结构理论。默顿的结构理论认为，犯罪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崇尚的人生目标与达到这一人生目标的合法手段的脱节，导致罪犯以非法手段来达到目的。非法移民现象如果用默顿的理论来解释，就是美国强势文化主导了世界舆论，“美国之音”推崇下的美国梦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结果为了实现美国梦，无法合法进入美国的人就采取非法途径进入美国。现在，华裔非法移民花费六、七万美元偷渡来美，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美国梦。六、七万美元在中国可以过上很富裕的，但华裔非法移民们为了实现美国梦宁愿到美国打苦工，好像证明默顿的社会结构理论确实有些道理。如果按照社会结构理论，在美国减少犯罪行为的途径之一是提供合法渠道实现美国梦，为此美国提供了学而优则富的途径，就是普及教育，让人人有机会在社会阶层中向上迁移，华裔子女多采取这种途径。但是，美国现在名校限制接收华裔的名额，宁愿接收分数低的黑人，由此看来，默顿的社会结构理论不如社会结构理论有效：华裔的社会地位，没有犯罪率支持就无法提高，聪明财富都无法发挥作用。所以，美国废除死刑，就是因为意识到：“社会进步需要犯罪行为来推动”，而对罪犯处罚过重，反而会导致社会停滞不前。
而用更为有效地前一种犯罪学理论即社会功能理论看问题，《移民改革法》议案的出笼，就证明了“拉美非法移民的犯罪行为在推动美国社会的演变”。对于非法移民，美国政府认为是犯罪行为；而墨西哥非法移民认为是英雄行为。所以他们敢于上街游行，连墨西哥政府都抗议美国加强边界防止非法移民。所以，用某种模型理论来说，华裔推动美国社会进步无力，是华裔犯罪率低，黑人和拉美裔推动美国社会的进步显著，是黑人和拉美裔犯罪率高。社会功能理论总结美国历史上三次犯罪浪潮推动了三次社会变革。为什么美国百年来黑人地位上升比较快，而华裔地位上升比较慢呢？用这个理论解释，就是华裔犯罪率太低了，无法推动美国社会改变歧视华裔的态度。为什么拉美非法移民被逮捕的比例小于华裔非法移民被逮捕的比例呢？就是因为华裔胆小怕事，缺乏组织力与凝聚力，或美其名曰“遵纪守法”。再看看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也有类似因素那就是温州人的非法经商，推动了中国私有财产合法化的演变过程。
华裔低犯罪率，造成华裔地方的变化缓慢；而黑人和拉美裔高犯罪率，却推动黑人和拉美裔人地位迅速提高。所以说，“人类社会进步就这么难，社会进步竟然需要一种壮举叫犯罪，需要一种英雄叫罪犯。”
……
不过我个人并不同意上述的高见。我倾向于认为，美国华人之所以成为美国法律的歧视对象，主要原因不是因为美国华人的犯罪率太低，而是由于美国华人的人数较少，所以要改善美国华人的处境，根本出路在于更多华裔移民进入美国。等到华人则美国的比例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就能获得其他族裔现在享有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
近代中国哲学史家中最具全球眼光的冯友兰，在其为美国学生撰写的《中国哲学简史》的第十六章“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学”中，以一位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指出：有句话说“历史决不会重演”，又有句话说“日光之下无新事”，这两句话结合起来也许含有全面的真理。从中国的观点看，在国际政治的范围内，当代的世界史以及近几百年的世界史就像是重演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史：秦统一前的政治状况。这里用world〔世界〕翻译中文的“天下”，“天下”的字面意义是“普天之下”。有些人将“天下”译为empire〔帝国〕，他们认为，古代中国人称为“天下”者，只限于中国封建诸国的范围。但是我们不可把一个名词的内涵，与某个时代的人们所了解的这个名词的外延，混淆起来。就外延说，它限于当时的人所掌握的对事实的知识；就内涵说，它是个定义的问题。举例来说，古代汉语的“人”宇，当时所指的实际是限于中国血统的人，可是并不能因此就在把它译成现代汉语时译作“中国人”。古代中国人说的“人”意思，确实是想指人类，不过当时他们对人类的了解只限于中国的人。同样的道理，古代中国人说“天下”，意思是想说“世界”，不过当时对世界的了解还没有超出中国的范围。
从孔子时代起，一般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政治思想家，就开始考虑世界范围内的政治问题。所以秦朝的统一中国，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就好像是今天在我们心目中的统一全世界。秦朝统一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个天下政府之下，只有若干短暂的时期是例外，大家都认为这些例外不是正常情况。因此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机构，保持天下太平即世界和平。但是近几十年来〔指十九世纪末期开始的几十年〕，中国又被拖进一个世界，其国际政治局面，与遥远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局面相似。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已经被迫改变其思想和行动的习惯。在中国人眼里，这无异于历史的重演和退化，结果造成了现在的苦难。
传说仓颉造“中”字，就用“指事”方法；而“国”字则是“会意”：指四面围起来的“或”〔古通“域”，系站在土地边拿戈之人〕，即圈起来的土地。“国”，古指都城〔见《礼记·杂记下》〕，但多指地域，如王维的《相思》诗：“红豆生南国”。但仓颉非笨伯，圈起来自有他的道理，所以早先是指的侯王封地〔见《汉书·地理志下》〕。中与国，用两字以偏正组成一词为“中国”，原本为首都或中原地域之意。所以“天圆地方，国在中央”，“中国，京师也”〔《五帝本纪》〕。又，据“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诗经·大·小雅》〕、“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礼记》〕、“蛮夷猾夏”〔《尚书·尧典》，郑玄注：猾夏，侵乱中国也〕、“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天官书》〕、《晋书》“孟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指魏〕、《明实录》“伏维北京，南俯中原”〔古视豫州为九州之中，故称中原，见《出师表》“北定中原”〕等典籍，可考证：古时所谓“中国”，即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之意，实指地域。用为“祖国”，可，但并非近代欧洲意义的“国家”称谓。
这种传统看法虽然否定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国际法地位，但结合冯友兰的著作读起来，却有一种意外的效果，它提请人们注意：一个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人造的“天下政府”〔汉朝〕，可以制造出一个相应的“汉族”；所以“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努力创造一个“中华民族”。而日本人也曾经试图在朝鲜、台湾、满洲等地，创建一个个次等的“大和民族”；因为“大和民族”这个概念就是“高度混血的民族”〔而“日本”和“朝鲜”这两个名字，也都是中国人从自己的方位去称呼“东方地区”的，例如朝鲜意为“朝日鲜明”，日本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中国既然能够如此，这对当今世界就产生了一个提示作用：全球政府也将完全可以通过长期的驯化创造出一个“全球民族”的！
正如冯友兰指出的，春秋作为“封建时代”，不仅个人行为而且各国行为都受到礼的约束，其中有些礼适用于和平时期，有些礼适用于战争时期，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中遵循的平时和战时的礼，等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国际法。在现代，国际法越来越无效，一国进攻别国却不宣而战，一国的飞机轰炸别国医院，装作没有看见红十字。在春秋战国时代，也看到相似的“国际法”无效的局面，这就是礼的衰微。春秋时代，还有人尊重国际的礼。如《左传》记载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的泓水之战。宋襄公亲自指挥宋军，当楚军正在渡河的时候，以及楚军渡了河还未排列成阵的时候，宋军司令官两次请求襄公下令攻击，襄公都说“不可”，还说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结果宋军惨败，襄公本人也受伤。尽管如此，襄公仍然辩护他原来的决定。还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宋军司令官恼怒地说：“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但是宋襄公所说的符合传统的礼，代表封建武士的骑士精神；宋国司令官所说的代表礼崩乐坏年代的现实。冯友兰认为，今天各国政治家用来维持国际和平的方法，与春秋战国时各国政治家试用过而未成功的方法，何其相似。注意到这一点是有趣的，也是令人丧气的。例如，公元前551年在宋国召开过十四国“弭兵”会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后来，将当时的“天下”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东方归齐国控制，西方归秦国控制，公无前288年齐王为东帝，秦王为西帝〔《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各国之间也有各种联盟。战国时代，联盟归结为两大类型：由北而南的“纵”，由西而东的“横”。当时有七个主要的国家，其中的秦国最富于侵略性。纵的联盟是六国对付秦国的，由于秦国在最西，六国分布在东，由北而南，故名合纵。横的联盟是秦国与六国中的一国或数国结盟以进攻其余国家，所以是由西而东地扩张，故名“连横”。冯友兰认为，秦国的政策是在六国内广泛运用“第五纵队”的战术；我们则认为，这是国际融合集团的创世纪活动导致的。
在我们看来，秦国虽然平定了六大主权国家，却没有能够成功建立一个融合六国民族的“秦族”。虽然秦的征服威名远扬，使得欧洲人至今称呼中国为“秦国”〔CHINA〕，但我们不希望“中国文明整合世界”被误解为“秦国文明整合全球”。况且最后整合六国民族为一个民族的，不是秦的二十年，而是汉的四百年。从集权的汉朝政府创造了集权的汉民族、拉丁语的罗马帝国创造了拉丁民族、四分五裂的印度帝国创造了四分五裂的印度民族、回教征服者创造了今天五方杂烩的阿拉伯民族，我们可以相信，未来的全球政府一定能够创造出相应的“全球民族”，和全球通用的语文，就像古代的拉丁语、汉语、阿拉伯语和现代的西班牙语和英语那样。
〔另起一单页〕
天子：礼制的天下典范
The Son of Heaven： The universal model of rites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鴈来．
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借．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
天子居青阳大庙．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安萌牙．养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
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毕备．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是月也．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天子乃鲜羔开冰．先荐寝庙．
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仲丁．又命乐正入学习舞．
是月也．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摠．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
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萍始生．
天子居青阳石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是月也．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猎罝罘．罗罔．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
是月也．命野虞无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具曲植蘧筐．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惰．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
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
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
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
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沈阴．淫雨蚤降．兵革并起．
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日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中吕．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驾赤马．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齐．立夏之曰．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还反．行赏．封诸侯．庆赐遂行．无不欣说．
乃命乐师．习合礼乐．命太尉．赞桀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是月也．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人树．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
命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是月也．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农乃登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是月也．聚畜百药．靡草死．麦秋至．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蚕事毕．后妃献茧．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贵贱长幼如一．以给郊庙之服．
是月也．天子饮酎．用礼乐．
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行春令．则蝗虫为灾．暴风来格．秀草不实．
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
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鸣．反舌无声．
天子居明堂太庙．乘朱路．驾赤马．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养壮佼．
是月也．命乐师修鼗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上竹下也)簧．饬钟磬柷敔．
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
农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
令民毋艾蓝以染．毋烧灰．毋暴布．门闾毋闭．关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
游牝别群．则絷腾驹．班马政．
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齐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耆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
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堇荣．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
仲夏行冬令．则雹冻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螣时起．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林钟．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温风始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腐草为萤．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驾赤马．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
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命泽人．纳材苇．
是月也．命四监．大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庙社稷之灵．以为民祈福．
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贷．黑黄仓赤．莫不质良．毋敢诈伪．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给之度．
是月也．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合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毋举大事．以摇养气．毋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也．水潦盛昌．神农将持功．举大事则有天殃．
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
季夏行春令．则谷实鲜落．国多风欬．民乃迁徙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行冬令．则风寒不时．鹰隼蚤鸷．四鄙入保．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溜．祭先心．天子居大庙大室．乘大路．驾黄马．载黄旗．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其器圜以闳．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
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
天子居总章左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齐．立秋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还反．赏军帅武人于朝．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顺彼远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修宫室．坏墙垣．补城郭．是月也．毋以封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币．
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无实．行夏令．则国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
盲风至．鸿鴈来．玄鸟归．群鸟养羞．
天子居总章大庙．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饮食．
乃命司服．具饬衣裳．文绣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长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带有常．
乃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毋或枉桡．枉桡不当．反受其殃．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小大．视长短．皆中度．五者备当．上帝其飨．
天子乃难．以达秋气．
以犬尝麻．先荐寝庙．
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
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声．蛰虫坏户．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
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
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
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恐．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无射．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
鸿鴈来宾．爵入大水为蛤．鞠有黄华．豺乃祭兽戮禽．
天子居总章右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申严号令．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内．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
乃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帝借之收于神仓．只敬必饬．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
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上丁．命乐正．入学习吹．
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
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
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班马政．命仆及七驺咸驾．载旌旐．授车以级．整设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厉饰．执弓挟矢以猎．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
蛰虫咸俯在内．皆墐其户．乃趣狱刑．毋留有罪．收禄秩之不当．供养之不宜者．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
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嚏．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竟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解惰．师兴不居．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
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闳以奄．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齐．立冬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还反．赏死事．恤孤寡．
是月也．命大史．衅龟筴占兆．审卦吉凶．是察阿党．则罪无有掩蔽．
是月也．天子始裘．
命有司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命百官谨盖藏．命司徒循行积聚．无有不敛．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钥．固封疆．备边竟．完要塞．谨关梁．塞徯径．
饬丧纪．辨衣裳．审棺椁之薄厚．茔丘垄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
是月也．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是月也．大饮烝．
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
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
是月也．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毋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无赦．
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壁中．轸旦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黄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
冰益壮．地始坼．鹖旦不鸣．虎始交．
天子居玄堂大庙．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闳以奄．
饬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发盖．毋发室屋．及起大众．以固而闭．地气沮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必疾疫．又随以丧．命之曰畅月．
是月也．命奄尹．申宫令．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毋有不禁．
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櫱必时．湛炽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毋有差贷．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渊泽．井泉．
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齐戒．处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
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罢官之无事．去器之无用者．
涂阙廷门闾．筑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闭藏也．
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氛雾冥冥．雷乃发声．行秋令．则天时雨汁．瓜瓠不成．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蝗虫为败．水泉咸竭．民多疥疠．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大吕．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
鴈北乡．鹊始巢．雉雊．鸡乳．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闳以奄．
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
征鸟厉疾．乃毕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只．
是月也．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乃尝鱼．先荐寝庙．
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种．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耟．具田器．
命乐师大合吹而罢．
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共郊庙．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专而农民．毋有所使．
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
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飨．乃命同姓之邦．共寝庙之刍豢．命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牺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
季冬行秋令．则白露蚤降．介虫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
（无名氏：《礼记?月令》）
谢选骏指出：“天子神农的使命”，指出“天子万年”的所指，正好与中国农业的起源时间大致吻合。在古代典籍《月令》中，天子依据太阳的方位、季节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应对，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于是，“天子神农”的所指就更加明显了。换言之，我们如果从“神农”的角度去理解“《月令》中的天子”，就比从其他角度去理解“《月令》中的天子”，更能切中其内涵所指。
“和许多仿效中国皇帝行事的君主一样，暹罗国王需要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在规定的时刻施行国家礼仪，以便使他的王国与上天和谐一致。”
谢选骏指出：《礼记·月令》所描述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看来已经超出“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而渗入了佛教世界，成为“亚洲价值”的核心；但愿这样的天子观念能对现代及未来世界的生态秩序，发挥哲学上的甚至宗教上的支持。
（另起一单页）
书名
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天下统治”
The Return of the golden age──On the universal rule of rites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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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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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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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16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五十九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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