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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3日星期二

双城记(“上帝之城”)批注(全集第36卷)


双城记(“上帝之城”)批注

Notes to A Tale of Two Cities(The City of God) ( to 后面用斜体)


谢选骏  编著


2014年在线版

2016年印刷版


基督教文存之六


(另起一页)


内容简介

奥古斯丁所谓的“圣城”缺乏《圣经》的依据,相反,那是源于摩尼教的善恶二神论、黑白二元说的观念。因此,我把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叫做“双城记”,它提出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其实还多。尤其考虑到,它试图解决的问题许多其实是“无解”的,是“超出人类解答能力的范围之外”的。而奥古斯丁和一般神学家一样,其通病就是喜欢解答一切,潜意识中甚至自认为自己就是上帝的化身。

在我看来,“上帝之城”这个名字就有亵渎之嫌,因为耶稣明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在本书中提到“上帝之城”这个名字的时候,不得不称之为“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以免跟着奥古斯丁一起亵渎神圣。“奥古斯丁的双城记”这本书在古代虽被作者自吹为“巨著”,并有一千多页的厚度,但在互联网络的时代,还是显得太小而不是太大了。而它所呈现的智慧更是属于古代的,在现在来看多少属于愚昧的。

任何“巨著”,在互联网里都显得太小了!下面,我用六十四个标题分头批注这个号称“上帝之城”的“双城记”。

Synopsis

The City of God  (以上四字用斜体)  by Augustine has its roots in Manichaeism with its concepts of two deities of good and evil and of dualism of black and white, rather than in the Bible.  I refer to Augustine's The City of God (以上四字用斜体)as  A Tale of Two Cities, which raises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ed. There are indeed no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it attempts to answer, for it is beyond humans to provide answers. Augustine, like all other theologians, tended to find answers to all questions, subconsciously believing he was the reincarnation of God, perhaps.

The title itself -- The City of God-- is, in my view, a blaspheme, for Jesus Christ explicitly says that his country is outside this world. So whenever I mention the book, I refer to it as A Tale of Two Cities (The City of God) ( to 后面用斜体) , so as not to seem sharing his blaspheme. The book-- with its length of over a thousand pages-- was boasted as "monumental", but in today's world of internet, it is actually quite small a work, and the wisdom contained therein is rather ancient and a bit benighted.

My notes to A Tale of Two Cities(The City of God) ( to 后面用斜体)are to be presented under 64 subtitles.

 

(另起一单页)

目录


序言  奥古斯丁是个黑人神学家

(一)考古学证明他的脸是黑褐色(Dark Brown)

(二)拉丁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

(三)奥古斯丁最为流行的作品《忏悔录》

(四)奥古斯丁思考的焦点完全是异教式的

(五)通过冒充,他们宣布自己是“上帝之城”的建设者


第一段  原罪观中的两个概念

第二段  双城记的起源

第三段  “双城记”的写作

第四段  圣城的定义

第五段  双城记的双重错误

第六段  基督的职责

第七段  多神教与一神教

第八段  天地与创造天地的根本区别

第九段  柏拉图胜过神灵

第十段  奉基督之名的异教徒

第十一段  混合主义与成功神学

第十二段  读完神学院,神都不信了

第十三段  异教的神确实存在吗

第十四段  天主教圣徒相当异教的神

第十五段  基督徒学习异教徒“美德”

第十六段  双城记之摩尼教思想

第十七段  奥古斯丁神话学批判

第十八段  向圣徒献祭

第十九段  圣徒崇拜和死人有关

第二十段  埃及人的精灵崇拜

第二十一段  人的灵魂确实是精灵

第二十二段  罗马人的凌迟更早

第二十三段  罗马元首的阴险和怯懦

第二十四段  罗马人是妓女哺育的

第二十五段  罗马人起源于强奸集团

第二十六段  蛮族的宽恕性格

第二十七段  欧洲统一的精神障碍

第二十八段  奥古斯丁是罗马殖民地土人

第二十九段  “双城记”为执政党张目

第三十段  政治宗教与宗教政治

第三十一段  上帝之城与太一生水

第三十二段  中国可否借用美国的法律

第三十三段  西庇阿的定义子虚乌有

第三十四段  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腐败

第三十五段  智慧的爱好者

第三十六段  没有存在的主义

第三十七段  诸神的罪恶

第三十八段  用道德巫术来操纵上帝

第三十九段  诸神的权能

第四十段  造神或神圣的宗教

第四十一段  模仿上帝和上帝的快乐

第四十二段  死后的幸福

第四十三段  上帝向精灵显现

第四十四段  关于圣经的多神教义

第四十五段  参与派别之争就非真神

第四十六段  可朽的幸福

第四十七段  售卖上帝之城的门票

第四十八段  精灵与圣徒

第四十九段  精灵与基督

第五十段  盐柱的双重性

第五十一段  奥古斯丁推动圣徒崇拜

第五十二段  奥古斯丁死亡观之谬

第五十三段  奥古斯丁与种族主义

第五十四段  奥古斯丁与地圆说

第五十五段  三位一体与“我们”

第五十六段  出尔反尔的混淆灵肉

第五十七段  基督不是大卫的子孙

第五十八段  “双城记”源于摩尼教

第五十九段  两个律而不是两个城

第六十段  复活思想促进了战斗力量

第六十一段  肉体复活思想促进了生物复制

第六十二段  基督和罗马,上帝和恺撒

第六十三段  魔鬼之城的意识形态

第六十四段  终极至善就是毁灭一切


 后记  上帝无城  宇宙一体

(一)奥古斯丁歪曲圣经

(二)奥古斯丁歪曲天国

(三)奥古斯丁为何改宗

(四)奥古斯丁不爱上帝

(五)奥古斯丁蒙蔽世人

(六)奥古斯丁误导后学

(七)“上帝之城”的还原


余波

(一)唯意志论起源于奥古斯丁

(二)自由意志产生于上帝的恩赐

(三)上帝的本来面目是永恒的神秘


附录之一

《仰望基督》笔下的奥古斯丁


附录之二

上帝之城的摩尼教思想



(另起单一页)


序言

奥古斯丁是个黑人神学家


(一)考古学证明他的脸是黑褐色(Dark Brown)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亦作希坡的奥古斯丁 Augustinus Hipponensis,天主教译“圣思定”、“圣奥斯定”、“圣奥古斯丁”,公元354年11月13日-430年8月28日),罗马帝国希坡(Hippo)地方的主教,教父神学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罗马天主教系统,他被封为圣人和圣师,并且是奥斯定会的发起人。对于新教教会,特别是加尔文主义,他的理论是宗教改革的救赎和恩典思想的源头。

正因为如此,奥古斯丁已经成为一个偶像。这在盛行种族主义的欧洲是相当奇怪的一个事情,因为奥古斯丁是个黑人神学家。

但是无论如何,任何偶像都是人造的,既然是人手所造,任何偶像也都是经受不起真正的推敲的。

奥古斯丁354年11月13日出生于的北非塔加斯特(Tagaste)。许多人可能会认为他是白人,如果知道他是由北非出生的努米迪亚(族名)的黑人的话,很多人会感到惊讶的。正确地说,考古学证明他的脸是黑褐色(Dark Brown)。


(二)拉丁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


拉丁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曾经是摩尼教(Manichean)信徒。他极为聪明,混世的能力使他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不仅是天主教的圣人,也是新教的榜样。这位反覆三次的改宗者出生于北非,在罗马受教育,在米兰受洗。著有《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论自由意志》、《论美与适合》等书。他把哲学和神学调和起来,以新柏拉图主义论证基督教教义。

原本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的奥古斯丁,成年后却改宗二神论的摩尼教共有九年。但是到了公元380年,罗马君主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颁布赦令,禁止基督教会以外的任何宗教活动,并焚毀所有异教作者反对基督教的作品,这一年奥古斯丁二十六岁,这以后他面临信仰的选择因为坚持摩尼教就意味着触犯法律了。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六年以后,386年秋天,三十二岁的奥古斯丁再度改宗基督教。

392年狄奧多西一世再次公布法律禁止在任何场所向异教神祇献祭,同时规定基督教为唯一合法的宗教。因此,这一年一般被看作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开始。而在此前一年,聪明的奥古斯丁已经成为基督教的专业神职人员……后来还积极参与整肃“主张教会纯洁”的多纳特派信徒。

在《狄奥多西赦令》之前六十年,公元321年的《米兰赦令》所宣告的宗教宽容,为迫害基督教的历史运动画上了句号,基督教赢得了贵族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的支持,但是在罗马帝国,信仰还是自由的,所以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可以背离他从小的基督教信仰,改宗摩尼教。但是公元380年以后坚持摩尼教就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了。

这个发展自然使得识时务的奥古斯丁怀疑摩尼教的能力了。于是他去见摩尼教的一个领袖,结果这个领袖在教理上也难于自圆其说,这使得摩尼教徒奥古斯丁陷入失望。后来他读到新柏拉图派一位哲学家的传记,看到那人也是在老年归向了基督,于是受到触动,相信基督教的上帝不但是一切良善之源,也是一切真实之源。后来他听米兰主教安波罗修(Sanctus Ambrosius,约340—397年,四世纪著名教父)讲道多了,又对教会的权威留下极深的印象,而这位安波罗修出任主教的时候据说还未受洗礼。最后征服奥古斯丁的心的,则是埃及的修道士,他们高尚圣洁的生活,使见异思迁的奥古斯丁自惭形秽为情欲捆绑。一天他悲痛自责,奔向花园,伏在树下痛哭。忽然仿佛听到儿童的声音说:“拿起来读吧!”他抑制着眼泪,拿起《圣经》打开,这段经文落入视线: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圣子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十三章12—14节)

基督徒的逼迫者、“特派传福音的使徒”保罗的书信,使奥古斯丁心里获得了平安,他感觉上帝而来的能力可以胜过自己的罪恶。奥古斯丁再度改宗成为基督徒。这正应了主的话语:“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9节)


(三)奥古斯丁最为流行的作品《忏悔录》


奥古斯丁最为流行的作品《忏悔录》,就是这一极为复杂的生活历程的“说明”。他不得不向世人解释他的信仰改宗为何发生得如此巧合于政治气候的转变。《忏悔录》原名“Confessiones”,拉丁文“承认、认罪”。

卷一记述作者出生至十五岁的事迹。卷二、三,记述他的青年和在迦太基求学时的生活。卷四、五,记述他赴米兰前的教书生涯。卷六、七,记述他思想转变的过程。卷八则记述他一次思想斗争的起因、经过与结果。卷九是他皈依基督教后至母亲病逝一段事迹。卷十是分析他著书时的思想情况。卷十一至十三,则诠释《旧约创世记》第一章神六日创世的工作,在歌颂中结束全书。

可以说,《忏悔录》是一篇诗意浓厚的长篇祷文,也是一个背叛上帝的罪人在世人面前卸下自己“秘密”的记录,他向上帝吐露自己的言行和思想,也是为了向教会里的敌对派系交待自己改宗的由来。奥古斯丁表现得很像一个灵魂解剖家,把灵魂放在上帝的祭坛上,做精密而彻底的解剖,只是所解剖的不是别人的灵魂,而是他自己的灵魂。当我们阅读这个“隐私”时,其实在阅读一本改宗说明,看见一再悔改的人怎样不断地抵抗上帝的过程:“我在淫乱中,勇往直前,满溢着、四散着、沸腾着。”

《忏悔录》其实并非自传,也不是思想回顾,因为那些都是不堪回首。奥古斯丁说:“我愿回忆我过去的污秽和我灵魂的纵情肉欲,并非因为我流连以往,而为了爱上帝。因为我喜爱上帝的爱,才这样做:怀着满腔辛酸,追溯我最险恶的经历,为了享受你的甘饴,这甘饴不是欺人的甘饴,而是幸福可靠的甘饴;为了请上帝收束这支离放失的我、因背弃了独一无二的上帝而散失于许多事物中的我。”

奥古斯丁再度改宗基督教,难以回避社会的压力、功利的考虑。所以他的选择充满那样的痛苦,那是一种“叛徒特有的烦恼”。奥古斯丁这种人,和圣保罗、圣彼得那种人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人。奥古斯丁是“追随胜利者的人”,而圣保罗和圣彼得却是“追随正义者的人”。如果说圣保罗和圣彼得是“神的仆人”,那么相形之下,奥古斯丁首先只是“人的仆人”,然后才看情况决定选择哪一个神。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奥古斯丁是一个见风转舵的投机者,实际的奥古斯丁要复杂得多,并且显然对上帝也还是怀有热爱和崇敬的:

“我问大地,大地说:‘我不是你的上帝。’地面上的一切都做同样的答复。我问海洋大壑以及波臣鳞介,回答说:‘我们不是你的上帝,到我们上面去寻找。’我问飘忽的空气、大气以及一切飞禽,回答说:‘安那克西美尼斯说错了,我不是上帝。’我问苍天、日月星辰,回答说:‘我们不是你所追求的上帝。’我问身外的一切:‘你们不是上帝,但请你们谈谈上帝,告诉我有关天主的一些情况。’它们大声叫喊说:‘是他创造了我们。’我静观万有,便是我的咨询,而万有的美好即是它们的答复。”

上帝具有无限的大能,为了彰显这种奇特的能力,“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6节)正因为奥古斯丁在书中所流露的痛悔前非,且对自己的邪恶行动和罪恶思想作出了深入分析,《忏悔录》才最终成为晚期拉丁文学的代表作,成为西方文学的原创名著。后来的卢梭、托尔斯泰等人的模仿之作,再也无法体现出这样的切肤之痛。


(四)奥古斯丁思考的焦点完全是异教式的


在世故的彼拉多面前,耶稣多么像是孩子——这个孩子像芥菜种般长大,成为天梯;而罗马总督这个“权势的代表”却要像耀眼的圣殿那样衰老、拆毁、荒芜!有形的圣殿并将让位给心灵的圣殿。而后来的“圣徒”、“教父”如奥古斯丁那样的“基督教的叛教者”、“隐蔽的摩尼教徒”,却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City of God),如此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为什么呢?显然,奥古斯丁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的“上帝之城”,不论如何都不会属于耶稣基督的国,因此奥古斯丁的真理只是小写的,不是大写的。

奥古斯丁当时思考的焦点完全是异教式的:罗马这个欧洲人心目中的“永恒城市”,究竟出了什么岔子,遭受如此残酷的报应?从圣经的观点看,这个世界没有、也不会有“上帝的城”,只有“冒犯上帝的城”,如巴比伦、罗马。它们都企图早就通天巨塔,结果是造成生态破坏的人间地狱。具有象征性的“巴别”通天塔就是如此。它本是巴比伦城里一座供奉巴比伦主神马尔都克的神庙,塔的顶端是神殿,有一条石梯可以直通神殿,举行仪式时,穿白色法衣的祭司在由乐器伴奏的合唱声中登上塔顶。据说“巴别”这个词源于巴比伦文,意思是“神的大门”。奇妙的是,它的读音跟希伯莱语中的“混乱”一词相似,因为当时巴比伦城里的居民讲的确实是多种语言。

现在,也许我们可以回答彼拉多这个罗马的虚无主义者的问题了:“真理是什么呢?”彼拉多的真理和耶稣的真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耶稣的真理是大写的:“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十八章36节)彼拉多的真理是小写的,乃是生命的动机,是意志、原始欲望与意识、理性手段之间的“联结”。有各式各样的生命,因此有各式各样的欲望、爱恨,及其动机。


(五)通过冒充,他们宣布自己是“上帝之城”的建设者


有各式各样的生命,但只有一种是最接近上帝的,因此“大写的真理”只有一种。这个大写的真理,决不是《基督教要义》的作者约翰·加尔文在1553年10月烧死不同意见者赛维斯特的火刑事件。因为圣经上说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罗马书》十四章4节)因此加尔文的真理只是小写的,不是大写的。

大写的真理,就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其信息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由话语创造出了世界,有序的以致清晰可见的全部宇宙。大写的真理直接从上帝而来,是赐生命者,是良善的,也是“超乎善恶之上的启示”。人类由上帝的启示和自然的存在这双重轨道──记录、归纳出了圣经贤传。

在《约伯记》里,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幔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正如《约翰福音》所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第一章14—18节)这就是大写的真理。

参加复活节的崇拜,等于是在嘲弄政府和法律,等于是在诅咒执政掌权的人们为杀害圣子的犯罪集团。后来执政掌权的犯罪集团学得聪明了,他们用政府和法律来主导复活节崇拜,从而宣布自己和圣子站在一起,通过这样的冒充,他们就化解了嘲弄和诅咒,并宣布自己是“上帝之城”的建设者。其实上帝的创造本来就在那里,何须他们来建设?

2014年4月11日


(另起一单页)

第一段  原罪观中的两个概念


在我称之为“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里,其卷十四的第10章,讨论了他对原罪的两种理解,一是“区分善恶之树的罪”,一是“对女人的罪”(好像罪人以男性为主)。一方面,奥古斯丁认为初人偷吃禁果导致高傲,这是一切罪的开端;另一方面,又认为堕落之后便出现了淫欲之罪,这成了堕落之后一切罪的统称。前者是人之罪的哲学根源,后者是人之罪的现世表露。

我们是否相信被安置在乐园中的最初的人在犯罪之前屈服于任何种类的情感

那么,最初的人的情况怎么样——或者倒不如说,最初的人类怎么样,因为最初的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了?在犯罪以前,他们的肉体能否感受到情感,而这些情感是我们属灵的身体感受不到的,因为此时一切的罪过都已经洗涤和终结?提出这样的问题并无不妥之处。如果他们能够感受到情感,那么在那个值得纪念的幸福之地,亦即在乐园中,他们如何能够幸福?因为人要是受到恐惧和痛苦,他怎么能够被称作是幸福的呢?还有,乐园里物产丰盛,没有死亡的危险和身体的疾病,善良的意志会加以寻找的东西在那里一样也不缺,也没有任何事物会给幸福地生活在那里的人带来肉体的或心灵上的伤害。那么,给这些人带来恐惧或痛苦的又是什么呢?

生活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快乐,因为他们所爱的东西总是随时供他们享用。他们小心地回避犯罪,只要这种情况延续下去,就不会有任何邪恶从任何地方产生,给他们带来悲伤。然而,使他们恐惧或痛苦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想要碰那棵禁树,吃树上的果子,但又害怕死亡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人已经受到欲望和恐惧的困扰,哪怕是在乐园中。但是上帝禁止我们假设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没有任何罪的地方。因为想要做上帝的律法禁止的事,仅仅是由于害怕惩罚而不做,而非出自对公义的热爱,那么这肯定是罪。我要说,上帝禁止在一切罪之前已经有这样一种罪,看到那棵树就动了念头的罪,就好像看见一位妇女,主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那么,最初的人类该有多么幸福啊,既不受任何心灵的困扰,又不受任何身体的痛苦!如果我们的先祖没有犯下那桩恶行,其后果一直传给他们的后代,如果他们中没有人种下恶果以至于必须自食恶果,接受谴责,那么整个人类肯定会生活得幸福。还有,这种幸福、会一直延续下去,他们会“生养众多”,直至出现许多预先确定的圣徒;他们也还会被赋予另一种更大的幸福,即给予最幸福的天使的那种幸福。在这样的幸福状态下,肯定会有某种保证,没有人会犯罪,也没有人会死;圣徒的生命没有任何先前的劳累、痛苦、死亡的经验,而现在经过死者复活,他们已经有了所有这些经验。

在我看来,“两个原罪”的学说,和“双城记”的主题非常默契,甚至是为“双城记”量身定做的。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双城记”是为“两个原罪”学说量身定做的,这都和奥古斯丁的个人遭遇和性格特点密不可分,是典型的摩尼教二元论思想。


(另起一页)

第二段  双城记的起源


我称之为“奥古斯丁的双城记”的《上帝之城》一书,起源于奥古斯丁的自我反省:例如他在第二十二卷的22章写道:“由于最初的罪,人类现在要公正地遭受苦难与疾病,除了基督的恩典,无人可以摆脱苦难。”

此世今生,如果可以被称作是生的话,通过充满于其中的许多大恶,证明了第一个人的所有后裔都要遭谴。从可怕的、深深的无知中产生的所有谬误把亚当的子孙囚禁在黑暗之中,无人可以摆脱辛劳、痛苦和恐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更加清楚地表明人类所受到的惩罚?人喜爱那么多空洞有害的事情:痛苦的忧虑、纷扰、悲伤、痛苦、疯狂的欢乐、分裂、争讼、战争、谋反、愤怒、仇恨、虚伪、奉承、欺骗、盗窃、抢劫、叛变、骄傲、野心、妒忌、谋杀邪恶、奢侈、蛮横、鲁莽、淫荡、私通、奸淫、乱伦,以及两性间诸多难以启齿的、可耻的、不洁的、逆性的行为;盗窃圣物、异端、亵渎、伤害、压迫无辜者、造谣、阴谋、撒谎、伪证、不公正的审判、暴力、拦路抢劫,以及其他一下子我还没有想起来、但距离人们的生活并不遥远的邪恶,所有这些不也都证明了人类所要遭受的惩罚吗?没错,这些确实是恶人所犯的罪恶,但究其根源则是亚当的每一个子孙生来就有的谬误和邪恶的爱好。有谁不知道我们对真理的无知有多么深,甚至在婴儿时期就已经有所表现?有谁不知道人的空洞欲望如此之多,一个人来到世上,甚至在儿童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如果让人随心所欲,他会陷入所有的罪恶,或者肯定会陷人许多我已经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罪恶。

但是上帝的统治没有完全弃绝应受惩罚的人,上帝也没有在愤怒中不再怜恤;由于这个原因,他的戒条和训导令人类警醒,驱散我们生来就屈服于其中的黑暗。但是这样的戒条和训导本身就充满着辛劳和悲伤。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恐吓来约束人类的愚蠢,甚至对孩子就需要恐吓呢?为什么圣经说对可爱的孩子必须要有教师、师傅、棍棒、皮鞭、答杖和各种纪律,“从小就要鞭打他,免得他难以驾驭”,免得他变得野蛮倔强,几乎不可能或完全不可能驯服?如果不是为了克服无知、约束邪恶的欲望和与生俱来之恶,为什么必须要有这些痛苦呢?为什么记忆如此之难,遗忘如此容易?为什么学习如此之难,保持无知如此容易?为什么精神振奋如此之难,呆滞迟钝如此容易?所有这些不都清楚地表明,我们堕落的本性会轻而易举地、快速地倾向于恶,就好像凭它自身的重量就能做到似的。如果要使它得到救赎,还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游手好闲、拖拖拉拉、懒惰、粗心大意都是阻挡辛劳的恶,因为辛劳尽管是有用的,但它本身就是一种惩罚。

但是,除了儿童时期就要受到的惩罚以外——没有这种惩罚,儿童就不能学会他们的长者希望他们做的事情,尽管他们很少希望学习任何有用的事情——有谁能够详细描述或者在任何思想过程中把握人类所受的惩罚的种类和严厉?这些惩罚不仅落在坏人头上,而且也是我们所有人不幸的共同状况。丧偶的悲哀、伤害与受审、欺骗与谎言、作伪证、他人的各种暴行,伴随着这些事情,人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恐惧和困顿!我们经常被掳掠、受监禁、被流放、受拷打、变残废、受摧残,还要忍受其他各种可怕的罪恶,以满足压迫者的欲望。且不说威胁着我们身体的其他的恶了,酷暑严寒、洪水泛滥、雷电冰雹、地震地裂、房屋倒塌、放养家畜时受的伤、毒草、毒虫、毒气、毒水、野兽的撕咬;此外还有疯狗传染的狂犬病。哪怕是比较温顺的动物对待它的主人,甚至是其他像狮子和巨龙那样的猛兽,也不会像得了狂犬病的人那样,疯狂地对待他的父母妻儿,其残忍胜过任何野兽。航海者和陆上旅行者会遇到什么样的恶!有谁能保证走出家门而不遭受任何不可预测的不幸?四肢健全的人从市场回家,路上摔了一跤,把腿跌断了,这样的意外害了他一辈子!还有什么能比一个人坐在那里更安全呢?然而,祭司以利从他的座位上往后跌倒,摔死了!农夫——或者说所有人——会遭到多少意外?他们总是担心谷物歉收,土地受灾,动物的糟蹋。一般说来,庄稼收割入库总可以感到安全了吧,然而我们知道,突如其来的洪水会把人冲走,把库房里的粮食一股脑儿卷走。

有谁能以他自己的清白无辜作为盾牌,抵抗各种精灵鬼怪的侵袭?确实,谁都不要这样做,哪怕是受了洗的婴儿,他们确实是清白无辜的,但有的时候也要受到精灵的骚扰。上帝允许精灵这样做,以此警告我们要明白今生的灾难,期盼来世的幸福。

还有,伤害身体的疾病如此之多,所有医书加在一起都无法把它们全部包括在内。还有,在许多病例中——确实几乎是在所有情况下——治疗本身就是一种折磨,病人只有经过痛苦的治疗才能摆脱痛苦。不是有人在极度口渴时喝人尿,甚至喝自己的尿吗?不是有人在极度饥饿之下几乎无法克制想要吃人肉的欲望吗?——不仅吃死人肉,而且杀人当粮食,不仅吃陌生人的肉,而且还有做母亲的在求食的狂暴欲望驱使下吞食她们自己的儿女。最后,甚至连恰当地被称作休息的睡眠本身也经常受到异象和噩梦的骚扰。有谁能用语词描述邪恶的灵魂和感官如何受到恐怖的骚扰?这种恐怖尽管是假的,但却是巨大的,它以这样一种方式展示,使我们无法将它与真实的东西区分。患有某些疾病或处在某些毒药的作用下,人在醒着的时候也受到虚假异象的骚扰。还有,哪怕身体健康,人有时候也会被邪恶的精灵欺骗,恶灵有着无穷多样的虚假的外貌。它们兴起这样的幻觉只是因为它们想要扰乱它们的牺牲品的感觉,尽管它们并不想诱惑这些人站到它们那边去。

这就是我们不幸的生活状态,就像大地上的地狱,除了通过基督,我们的救世主、我们的上帝和主的恩典,我们无法逃避这个地狱。耶稣的名字表明了这一点,因为它的意思就是救世主。他拯救我们脱离今生,进入一个更加可悲的、永久的状态,这种状态与其说是生,倒不如说是死。在今生,圣民和神圣的追求者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安慰,但是人们始终在祈求的幸福并没有降临,因此,寻求这种宗教的目的不能仅仅是为了这样的幸福,也不能是为了得到另一种无恶存在的生活。但是恩典确实会帮助好人抗争今生之恶,使他们能够坚忍地承受恶,只要他们的信仰足够坚强。这个世界上的哲人说,哲学在这个方面也是有益的,按照西塞罗的说法,诸神只把真正的哲学赐给极少数人。他说除了这一恩惠,诸神从来没有对人有过什么巨大的赏赐。这样一来,即使那些与我们争辩的人也以某种方式承认,在这种寻求中,上帝的恩典是必要的,这种恩典不是任何一种哲学,而是真正的哲学。如果真正的哲学是诸神赐给少数人用来对抗今生苦难的惟一帮助,那么很显然,大多数人已经被定罪,要接受痛苦的惩罚。但要是按照我们的对于所承认的那样,神没有赐予我们更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必须相信能够赐予这种恩典的就是他们所说的比他们崇拜的所有神明更加伟大的上帝。

更为悲惨和不公的事情,则发生在该卷23章所描写的:“除了那些对好人和坏人都一样的苦难外,今生的苦难尤其会光顾勤劳的好人。”

在今生除了那些对好人和坏人都一样会光临的恶以外,义人还要承受他们特有的艰辛,因为他们努力抗拒自己的恶,抵挡各种诱惑与危险。这样的斗争有时候很剧烈,有时候较温和,但是“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决不会停止,所以我们不能做我们愿意做的事,完全驱除邪恶的欲望。倒不如说,我们只能在上帝的帮助下,尽力表明我们不赞同邪恶以克制这样的欲望。让我们从不间断地保持警醒,免得貌似真理的东西误导我们,免得狡猾的语言欺骗我们,免得谬误把我们拉人黑暗,免得我们以善为恶或以恶为善,免得恐惧使我们止步,不去做应该做的事,或者被欲望欺骗去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免得含怒到日落,免得在仇恨的唆使下以恶报恶,免得沉浸在低劣的、无节制的悲伤之中,免得不感恩的心灵使我们在怜恤他人时犹豫不决,免得邪恶的谣言磨损我们的良心,免得仓促的疑心欺骗我们,或者他人的虚假指控令我们沮丧,免得罪统治我们可朽的肉身,使我们“顺从身子的淫欲”,免得我们把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免得我们的眼睛顺从淫欲,免得复仇的欲望把我们征服,免得我们的眼光和心思停留在某些令我们愉悦的邪恶的事物上,免得我们在听到那些邪恶的、下流的谈话时感到快乐,免得我们去做那些快乐的但不符合律法的事情,免得我们在这场充满艰辛和危险的斗争中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取胜,或者在胜利时归功于我们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归功于上帝的恩典,对此,使徒说“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在另一处,他还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然而,我们要知道,无论多么努力驱除我们的罪恶,无论我们在克服罪恶上多么成功,但只要我们仍旧居于这个肉身中,我们对上帝说“饶恕我们的过犯”就决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我们不朽的身体将要永久居住的那个王国中,不会再有冲突或过犯。确实,在任何时间或任何条件下,只要我们的本性像它被造时一样保持着公义,就决不会有任何冲突或过犯。然而我们当前陷入的冲突属于今世的疾病,有着巨大的危险,我们期盼着能依靠最终的胜利获得拯救。今生今世所包含的许多大恶,表明这是一种要被定罪的生活。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起源于他的这一认知:“除了那些对好人和坏人都一样的苦难外,今生的苦难尤其会光顾勤劳的好人。”这说明,他没有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所以他不会认为“今生的苦难”就是“上帝的恩宠”。这样,在分裂的价值观的驱使下,奥古斯丁就必须制造一个双城记,来满足两个并存的二元论价值观。虽然圣经上明明写着上帝是一个灵,但奥古斯丁却要把上帝说成是一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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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  “双城记”的写作


在写作上,可以说“奥古斯丁双城记”更多是一本“来自辩论学校的教材”,而不是一本“来自圣经的证明”。

这是由奥古斯丁的职业造成的:他十三岁就进入马达乌拉(Madaura)学习雄辩术。十六岁前往遭到诅咒的迦太基就学。十九岁那年,受西塞罗的影响,追求智慧和真理,旋即接受摩尼教善恶二元论信仰,二十岁岁完成罗马帝国规定的三级制教育学业,二十二岁在迦太基教授雄辩术……

这也难怪,所以奥古斯丁的著作,与其说是“神学”,不如说是“论辩”:任希波主教期间参与四场主要争辩,分别是对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进行辩论,发展出《论三位一体》;对多纳特派的圣礼观进行辩论,发展出因功生效的观念(《驳多纳特派》);对伯拉纠的罪与救赎观,发展出自由意志、原罪、救恩、预定、神的主权及不可抗拒的恩典等论说(《驳伯拉纠派》);对异教有关基督教导致罗马灭亡的指控,写下《上帝之城》这部分“双城记”。

其实,异教有关基督教导致罗马灭亡的指控,是一个准确的观察。这是好的。罪恶的罗马应该灭亡。

但是奥古斯丁不舍得罗马灭亡,因为罗马是他的偶像,他要写一本书来反驳这一事实。

于是在《上帝之城》第二十二卷第一章里,他竟斗胆谈论“天使和凡人的被造”这样的题目:

如我在上一卷所许诺的那样,本书最后一卷将包含讨论上帝之城的永久幸福的内容。这座城被称作“永久的”,不是因为它的存在延续了许多世代,但最后会在某个时候终结,而是因为福音书说“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座城也不像一棵常青树,之所以常青是由于树叶不断茂盛地生长,取代那些枯萎的落叶,这座城不会仅仅用以新代旧的方式来表现她的持久性。倒不如说,这座城的所有公民都将不朽,因为凡人也将获得天使决不会丧失的不朽性。上帝会使人的不朽成为现实,上帝是这座城的万能的创建者。这是上帝应许过的,他不会撒谎。上帝已经做了许多他应许过的事情,也做了许多他没有应许过的事情,以此表现他的诚信。

起初,上帝创造世界,并使世上充满了所有好事物,既有可见的,又有理智的。在这些事物中,没有什么能比那些由他赋予理智、能够沉思和理解上帝的灵更好的事物了。上帝使它们联合在一个团契中,我们称之为神圣的天城,在其中,上帝本身就是这些灵生活和幸福的依靠,就好像是它们共同的生命和食粮。但上帝赐予这些理智的本性以自由选择的能力,如果它们希望这样做的话,它们可以弃绝上帝;也就是说,作为其直接后果,它们会中断它们的幸福而得到苦难。上帝预见到某些天使会骄傲地希望能够自足,依靠自己取得幸福,因此会抛弃它们真正的善。然而,上帝并没有剥夺它们这样做的权利,因为上帝断定从恶中产生善比排斥恶的存在需要更大的力量和更大的善。如果不变的本性(尽管本性是善的,是由至高的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了一切善的事物)没有因为犯罪而产生恶,那么确实就根本不会有任何恶了。这种罪本身就是一个证据,表明本性被造为善的,如果本性不是一个大善,尽管它不能等同于造物主,那么它像偏离光明一样偏离上帝就不会是一种恶了。盲目是眼睛的缺陷,但这个缺陷本身表明眼睛被造的目的是为了看见光明。这样,由于它自己的缺陷,眼睛得以表明它比身体的其他部分更优秀,因为它能看见光,此外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说明缺少光是眼睛的一个缺陷。以同样屯的方式,一度拥有上帝的“本性”由于它被造得优秀这一缺陷而得到证明,因为本性现在之所以邪恶,完全是由于它现在不拥有上帝。

但是上帝要处罚堕落的天使,因为它们自甘堕落,永久的苦难是对它们最公正的处罚,而其他对它们最高的善保持着忠心的天使,上帝保证让它们与他一道待在这个永无终结的世界上,以此作为对它们的忠诚的奖赏。上帝也把人造成公义的,让他们有自由意志。人确实是属土的生灵,然而由于他依靠他的创造者而配得上天,但若他弃绝上帝,那么他也会被定罪,陷入与人的本性相应的苦难。上帝预见到人会由于弃绝上帝和违反上帝的律法而犯罪,然而上帝并不剥夺人的自由意志,因为他同时预见到他可以从人的恶中产生出善来。从这个可朽的、理应被公正定罪的族类中,上帝靠他的恩典聚集起一个伟大的民族,让他们去填充由于天使堕落而在那可爱的天城中留下的空位。因此,这座城不会在补足公民的时候受到欺骗,她甚至也许能够由于有了更多的人口而感到欢乐。

我认为,奥古斯丁如此谈论神秘,是相当不敬的。

奥古斯丁的不敬,还表现在这卷第六章里,他竟然把罗马城的建造者和圣子耶稣基督拿来对比:“罗马人把罗莫洛造就为神,因为他们热爱他,而教会热爱基督,因为教会相信他是神”:

在此,让我们回想一下西塞罗对罗马人持有的罗莫洛是神的信念表现出来的惊讶。下面是他的原话“对于罗莫洛来说,有一点更令人惊异。其他传说由凡人成为神的人都生活在文明水平较低的时代,那时理智喜好杜撰,因为无知的人们容易轻信,然而正如我知道的,罗莫洛却生活在近六百年之前,当时文字和各种科学已经普遍流行,一切与人的野蛮生活有关的谬误都已消失。”稍后,讲的还是罗莫洛,西塞罗又说了一番话,起的效果是一样的“由此可以看出,荷马早于罗莫洛许多年,当时的人们已很有知识,时代本身也已文明,因而很难有杜撰的余地。要知道,只有古代接受那些杜撰故事,有时甚至是胡乱杜撰的故事,而罗真洛时代业已文明化,特别是当时对所有不可能的事情己持嘲笑态度,否弃它们。”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是所有人中最博学、最雄辩的,他说关于罗莫洛的神性的信念是令人惊异的,因为它产生在一个各种知识已经建立、杜撰的故事已经不能被人们接受的时代。然而,除了还十分弱小、处于初始阶段的罗马城,还有谁相信罗莫洛的神性呢?后代会保存从祖先那里传下来的传统,城邦也会受这种迷信的影响,就像婴儿吮吸母乳一样。后来,这个城邦发展起来,成了一个巨大的帝国,运用她的权力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她把这种信念传播到被她占领的各个国家。这些国家宣称罗莫洛是神,但并不相信,它们这样做为的是不至于因为拒绝罗马人赋予这座城的创建者以神的称号而冒犯这座城,这一称号不是出于错误的爱,而是出于爱的错误。与此相反,尽管基督是这座属天的、永恒的城的创建者,但这座城相信他是神并不是由于他是这座城的创建者,而是因为相信基督是神是这座城的根基。

罗马建造和奉献以后,在神庙里崇拜她的创建者,但这座耶路撒冷把基督当作她信念的根基完全是因为基督可以建造和奉献。罗马相信罗莫洛是神,因为她爱罗莫洛,而这座属天之城爱基督,因为她相信基督是神。就这样,罗马有了爱的对象,但她发现很容易相信这个可爱的对象是一种虚假的善。而属天之城有了她信仰的对象,所以她不会轻率地爱一种虚假的善,而会在正确的信念中爱真正的善。除了有许多伟大的奇迹在说服属天之城相信基督是神以外,还有许多先于基督的预言,这些预言是神圣的,值得我们相信。

人们相信这些预言将会应验,就像我们的祖先相信它们一样,而这些预言的应验也已经证实了预言。但由于罗莫洛创建并统治罗马这一事实,我们听到或读到这件事仅仅是作为已经发生了的事,而非还没有发生以前的预言。至于他被接纳为神,有关的资料仅将它作为一种信念记载,而没有将它视为一种事实。因为没有神奇的征兆证明这样的事情确实在他身上发生。人们认为他得到母狼的哺育是一个巨大的征兆,但这种征兆就足以表明他是神吗?即使肯定这头母狼是野兽,而不是妓女,她哺育了两兄弟,但另一个并没有被当作神。有谁被禁止说罗莫洛、赫丘利,或其他这样的人,是神?但他们宁愿死,也不肯这样说。如果不是畏惧罗马的名字而被迫这样做,有哪个国家会把罗莫洛当作神来崇拜?另一方面,有谁能数得清如此众多的人,宁可忍受酷刑去死,也不愿否认基督是神?甚至连担心在罗马人的心中引起轻微的愤怒,也会强迫某些城市服从罗马法律而把罗莫洛当作神来崇拜。但是对巨大的、长远的惩罚的恐惧——不只是恐惧冒犯罗马人的心灵,而且是恐惧死亡,一切恐惧中最深刻的恐惧——不会约束全世界众多的殉道士把基督当作神来崇拜,并且传扬基督。基督之城,哪怕她在这尘世的旅居中已经获得了大量的公民,也决不会为了暂时的幸福再次与那些不虔敬的迫害者作斗争。正好相反,为了她永久的幸福,她会避免战斗。她的公民被捆绑、囚禁、鞭打、折磨、焚烧、撕碎、屠杀,然而他们仍旧在成倍地增长!除了为他们的救世主而轻视尘世的安全,他们并不为他们自己的得救而战斗。

我知道西塞罗争论说,最好的城市不会发动战争,除非为了捍卫她的信仰或安全。如果我没有弄错,他在《论共和国》的第3卷中说过这样的话。他在另一处说明了他说的安全是什么意思,他希望我们如何理解安全。他说“个人常常可以困面临突然的死亡而躲过甚至连最愚蠢的人都可能经受的惩罚:贫困、放逐、囚禁、鞭打;然而对于国家来说,死亡本身便是惩罚,尽管在我们看来,它可以使单个的人免除惩罚,因为国家应该建立得能够永远存在。因此,没有什么死亡对国家来说如同对人一样是自然的,对人来说,死亡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常常是求之不得的。国家被摧毁、被消灭、不复存在,如果可以以大喻小,便如整个世界死亡、陨灭一样。”西塞罗以这样的方式谈论,因为他像柏拉图主义者一样,相信这个世界不会毁灭。因此很清楚,他希望城市为了保证安全而发动战争,以确保能永久存在,哪怕她的个别公民死去,被新生的公民取代,就好像橄榄树、月桂树,以及其他树木,长出茂密的树叶,通过树叶的更新来保持常青一样。

如他所说,死亡经常会使个人躲过可能经受的惩罚,但对国家来说,死亡本身就是惩罚。因此可以公正地问,萨贡顿人(Saguntines)宁可整座城市毁灭也要恪守对罗马共同体的信念,这样做是否正当。世俗国家的所有公民都赞扬这种做法。但我不明白他们如何能够遵循西塞罗的建议:不应当发动战争,除非为了捍卫信仰或安全。因为西塞罗没有告诉我们,当信仰和安全在同一时间处在同样的危险之中,因此只可能保存一样而失去另一样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这两样东西中的哪一样。很清楚,如果萨贡顿人选择了安全,那么他们必定违反信念;而若是保持信念,他们必定会牺牲他们的安全,他们确实就是这样做的。

然而,上帝之城的安全是一种只有带着信仰并通过信仰才能拥有或者获取的安全。失去信仰,元人能够获得安全。这种想法在最坚定、最坚忍的心中呈现才造就了如此众多的殉道士;而当罗莫洛被信为神的时候,他不曾拥有、也不能拥有这样的殉道士,他甚至连一个都没有。

在我看来,奥古斯丁如此比较,说明罗马城在他这个迦太基人的心目中如此高大,完全遮蔽了上帝的荣光,以致让他这个二元论者惶惑不已,充满内在冲突。

但是奥古斯丁既然如此比较了,就显然是亵渎了神圣了;他的这种冲突也许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但我们也不该神化它,更无需视为理所当然。

奥古斯丁于430年8月28日在希波逝世,当时罗马统治即将于非洲结束,汪达尔军队围困该城。过不了多少年,莱兰的樊尚(Vincent of Lerine)给正统天主教教义下了著名的定义∶“普照的、永久的、一切人信奉的”(Quod ubique quod semper quod ab omnibus creditum est)。他讲了许多话,没有敢于称奥古斯丁为异端,然而,他这条定义的矛头所指,正是他在奥古斯丁的学说中正确地觉察到了的过度之论。这种过度之论之所以虽有害而为后世神学所继承,不可否认是由于奥古斯丁身上披戴的“主教”“教父”的皮。但是,奥古斯丁的影响许多世纪以来对西欧基督教思想的贡献不容否认,西方教会中各派无不受到他的影响。坎特伯里的圣安塞姆(St. Anselm of Canterbury)、克莱尔沃的圣贝尔纳(St·Bernard of Clairvaux)、《公祷书》的执笔人、塞尔斯的圣法兰西斯(St. Francis de Sales)、巴斯噶(Blaise Pascal)、波舒哀(Jacques-Benigne Bossuet)、巴特勒(Joseph Butler)、马利丹(Jacques Maritain)、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和蒂利希(Paul Tillich)都曾以不同方式从奥古斯丁得到启发,并且不得不承认,只有通过他,他们才认识到“问题的核心”。

可见奥古斯丁流毒之深。


“唯真哲学家为爱上帝者”(Verusphilosophus est amator Dei);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这一句话被认为正是他本人的最佳写照,但也是对于圣经的全面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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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  圣城的定义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第五卷21章如是说:

罗马帝国是由上帝恩准的,上帝是一切力量的源泉,他的意志统治一切。

从上述事情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只能把赐予王国和帝国的权力归于真正的上帝,而不能归于其他,上帝只把天国赐予虔敬的人,但将尘世国王的权力既赐给虔敬的人也赐给不虔敬的人,因为这样做会使上帝高兴,他的意志决不会是不公正的。尽管我们已经就上帝的治理原则谈论了很多,因为做这样的解释上帝会认为是好的,但要讨论隐藏在人心中的事情,清楚地考察和决定各种王国的功绩,对我们来说是勉为其难,超越了我们的能力。然而,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决不会丢下人类,不对他们进行公义的审判或者不帮助人类。愿意的时候,上帝就将一个王国赐给罗马人,就像过去他也曾将王国赐给亚述人,甚至波斯人。波斯人只崇拜两位神,一位善神,一位恶神,这是他们自己的书籍记载的。关于希伯来人我没有什么要说,因为我已经说了似乎必须要说的话,希伯来二人在有一个王国的时期内,只崇拜真正的上帝。

尽管波斯人没有崇拜女神塞吉提娅(Segetia),但是上帝也赐给他们丰收。尽管波斯人没有崇拜罗马人规定要加以崇拜的那些神灵,罗马人让每位神灵掌管某些具体事情,或让几位神灵掌管一件事情,但上帝也把土地的其他各种福益恩赐给波斯人。我还要说,尽管波斯人没有崇拜罗马人认为帮助他们建立帝国的神灵,但上帝还是把统治权赐予波斯人。对个人也一样。上帝赐予马略(Marius)的权力也赐予盖乌斯·恺撒(Caius Caesar),上帝赐给奥古斯都(Augustus)的权力也赐给尼禄(Nero)。他将权力赐给最仁慈的皇帝苇帕萝(Vespasian)父子,也赐给残忍的多米田(Domitian)。

最后,为了避免提到所有皇帝,我们要说上帝既把权力赐给基督徒康士坦丁,也赐给背教者朱利安。朱利安那颗接受了恩赐的心灵受到亵渎圣灵的、可恶的好奇心的欺骗,也受到权力欲的挑唆。他从好奇开始,进而醉心于那些空洞的神谕。他自信能够取胜,于是下令烧毁了那些为他的军队运送必要的给养的船只。由于好大喜功,朱利安进行冒险,结果他很快就被敌人杀死,把那支缺少给养的军队扔在敌人的国土上,这是对其鲁莽的公正惩罚。与我在上一卷提到过的特米努斯神的咒语相反,他们显然无法改变罗马帝国的边界,也不能逃脱厄运。因为尽管特米努斯神不服从朱庇特,但他屈从于必然性。这些事情显然都是由一位真正的上帝按照他的意愿决定的。尽管事情的原因是隐秘的,但我们能说这些事情都是不公正的吗?

正是基于对罗马帝国的前提性崇拜,在《上帝之城》的前言中,奥古斯丁这样写道:

写作本书的基本设想最荣耀的上帝之城是本书的主题,我最亲爱的孩子马凯利努斯(Marcellinus),写作此书是出于你的建议,我现将此书按照应许题献给你。关于上帝之城,我已经为她做了辩护,反对那些宁要他们自己的诸神,而不要这座城的创建者的人。这座城具有无与伦比的荣耀,无论这座城在我们看来是否凭着信仰存活在似水流年中,在不敬神的人中作客旅,还是将在永恒宝座上居住,像她现在这样忍耐等待着,期盼公义将转向审判,这座城依靠其卓越的品格,已稳操最终胜利和完全和平之胜券。这项工作既伟大又艰巨,但上帝是我的助佑。

然而我明白,劝导骄傲者承认谦卑美德之伟大需要非凡的才能,谦卑美德使我们高升——然而不是靠人的傲慢,而是凭上帝的恩宠——超越一切无常的浮世荣华。我们所说的这座城的国王和创建者在圣经中用这样的话语对他的子民宣谕神圣的律法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指的是上帝的属性,但是妄自尊大的灵魂和骄傲的野心也会假冒,并且非常喜欢将这上帝的属性充作自己的品行,所以对臣服的人要宽大,对骄傲的人要征服。

因此,我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的计划,便要求我们在有机会的时候,也必须谈及世俗之城,尽管世俗之城是各民族的霸主,但它本身却受统治欲的支配。

对于罗马的崇拜,和对于上帝的崇,同为《上帝之城》的前提,因此《上帝之城》就是双城记了。

第一卷第二章《胜利者为失败者的神的缘故而宽恕失败者不合战争惯例》如此写道:

无论是在罗马建城以前,还是自罗马崛起并扩张疆界以来,大小战争,不计其数,史不绝书。翻遍这些史书,我们能否找到哪怕一个均实例,表明一座城市被外族人攻占的时候,胜利者饶恕了那些逃往圣地,躲藏在他们的神灵庙宇中的人或者能否找到一个实例,说明曾有蛮族的将军下令不得杀害那些在神庙中躲藏的人埃涅阿斯(Aene)不是看到普利阿姆(Priam)在神坛前用他自己的血玷污他自己尊奉的圣火吗?狄奥墨得(Diomede)和乌利西斯(Ulysses)不是杀死守卫,把对特洛亚生死攸关的阿西娜神像起了下来,并且竟敢用沾满鲜血的手玷污了这位处女神头上的彩带吗?后面那句话也不是真的,从此幸运之流改变了,希腊人衰弱了。因为,在此之后,他们用火与剑征服和摧毁了特洛亚(Troy),后来,当普利阿姆逃向祭坛时,他们把他斩首。

特洛亚之灭亡也不是因为失去了密涅瓦(Minerva)的神像。密涅瓦的神像自己首先丢失了什么,才导致自己沦丧或许是守护她的卫士吗?无疑,正是她的卫士。因为他们一旦被杀,她就会被偷走。事实上,不是神像在保全人,而是人在保全神像。既然她连自己的卫士都不能保护,人们又怎能乞求她保护这座城市及其公民呢?

第一卷第三章:罗马人通常相当谨慎,然而却相信那些不能保护特洛亚的诸神会保护他们:

这些神明就是罗马人乐意信赖的他们的城市保护神!噢,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遗憾的错误!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谈论他们的诸神时,他们会向我们发火,但若他们自己的作家这样说,他们不仅不会发火,而且还要花钱去向他们学习,而这些权威的教师确实应当得到公众的酬劳以及其他荣誉。维吉尔(Virgil)就是这样,学童从小读他的书,为的是使这位公认的最伟大的诗人能让他们幼稚的心灵产生思想,使他们不会轻易遗忘他的教导,如贺拉斯(Horace)所说,新制的木桶能长期保持它浓烈的气味。那么好吧,按照维吉尔的说法,朱诺(Juno)敌视特洛亚人,鼓动风王埃俄路斯(Aeolus)反对他们。她是这样说的有一支我所憎恨的族系正在海上航行,他们想把被征服的特洛亚的家神带往意大利,重建特洛亚。深谋远虑的人难道应当相信和依靠这些被征服的神灵来保护罗马吗?人们会说,这只是朱诺之言,她就像一名发怒的妇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那么,经常被称为虔诚的埃涅阿斯本人又是怎么说的他不是说,在城堡上阿波罗神庙当祭司的潘士斯(Panthus)逃脱了希腊人的袭击,手捧着圣物和被征服的神的塑像,疯也似的跑来请求庇护吗?有人对埃涅阿斯说,现在特洛亚把它的一切圣物,把它的神祗都托付给你了。

这难道还不清楚,与其说埃涅阿斯把自己托付给神祗(他毫不犹豫地把它们称作被征服的),不如说有人把神祗托付给埃涅阿斯。如果维吉尔所说的诸神是这样的神,是被征服的神,在被征服时没有人的保护就不能逃脱,那么要罗马明智地把自己托付给了这样的守护者,认为不失去这些守护者罗马就不会被占领,这样的假设是何等的疯狂!把被征服的神当作保护者和胜利者来崇拜,这样的崇拜,难道不是放着善神不去崇拜,却偏要去崇拜凶兆吗?与其说,再若无诸神的失落,罗马不会在这样的大灾难中灭亡,倒不如说,由于罗马没有尽可能长久地保全诸神,因此诸神衰亡了,这样想不是更加明智吗?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有谁看不明白,说处在被征服的保护神之下的人不会被征服,这些人灭亡只是因为失去了保护神,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假设,因为事实上他们灭亡的惟一原因,就是他们选作保护神的诸神是注定要灭亡的。然而,在描写和歌颂关于这些被征服的诸神的事情时,诗人们并不想编造虚假故事,而是作为诚实的人,受真理威逼,说出真相。同时,我要尽力简要地说明我的意思,这些不感恩的人亵渎基督,把灾难的根源归于他,而灾难本是他们自身邪恶的行径带来的必然后果,尽管由于基督的缘故,这些邪恶之徒没有丢掉性命,但他们对此甚至不屑一顾;这些人疯狂地亵渎基督的圣名,而同样是这些嘴唇,为了保全性命,曾经假装称颂过这同一个圣名。在献给基督的圣所,由于基督的缘故,没有任何敌人能够伤害他们,他们约束住自己的舌头,得到安全和保障;而一旦离开了这些圣所,他们的舌头又放肆起来,怀着满腔仇恨诅咒基督。

第一卷第四章:特洛亚的朱诺庇护所没有从希腊人手中解救任何人,而使徒们的教堂却保护了所有前来躲避的人,使之不受蛮族的杀戮:

如我所说,特洛亚作为罗马人祖先居住之地,不能在她神灵的圣地保护自己的公民,使他们免遭希腊人的火与剑,尽管这些希腊人崇拜同样的神灵。非但如此,而且在朱诺庙的空荡荡的廊下,在朱诺的保护之下,排尼克斯(Phoenix)和乌利西斯被选出来守卫着战利品。从各处火烧的庙宇里抢来的特洛亚的珍宝,神的供桌,真金的酒槽,抢来的衣服,都堆放在这里。周围还站着一长列的儿童和面色惨白的妇女。换言之,选了一位大女神的神庙,不是用来庇护战败者,而是用来监禁所有俘虏。

这座神庙不是普通神灵的神庙,也不是许多小神的神庙,朱诺是朱庇特(Jove)的姐姐和妻子,是所有神灵的女王。我们现在把她的神庙与纪念使徒而建造的教堂作一比较。在朱诺的神庙中堆积着从被焚毁的庙宇里抢来的战利品,不是堆在那里任其腐烂,而是要在胜利者中间分赃;而在使徒的教堂中,他们恭敬地将在别处找回的物件送还。在朱诺神庙中失去了自由,而在使徒教堂中保存着自由。在朱诺神庙中对俘虏严加捆绑,而在使徒教堂中这样做是绝对不可能的。在朱诺神庙中,遭监禁的人成为敌人的牲口,任其驱使,而在使徒教堂中,被他们宽厚的对于带进来的人可以获得自由。总之,温和的希腊人占领朱诺的神庙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敌意和傲慢,而这些基督的圣堂甚至连野蛮人也会选来作为表现人道和仁慈的恰当场所。也许希腊人获胜以后应当放过那些神庙,因为特洛亚人崇拜的诸神也正是他们崇拜的,也许他们不敢屠杀或捕捉逃进神庙的人;也许维吉尔所描述的事情出于诗人的想象,而实际上从没发生过但是,毫无疑问,他所描述的正是敌人攻陷一座城市后通常的作为。

第一卷第五章:恺撒叙述了敌人攻陷城池后一般会做些什么

甚至恺撒本人也正面地向我们提供了关于这种习俗的证词。根据非常诚实的历史学家撒路斯特(Sallust)的记载,恺撒在一次元老院的演讲中谈到阴谋家。他说少女和少男遭到蹂躏,小孩子们从他们的双亲的怀抱中被夺走,家庭的女主人要屈从胜利者的意旨,神殿和家宅遭到劫掠,还有杀人放火的勾当。简言之,到处都是武器和尸首、鲜血和眼泪。如果在这里他没有提到神庙,我们会假定敌人将按照习俗放过神灵的住所。罗马人的庙宇处在这些灾难之中,不是来自外族的侵略而是来自喀提林(Catiline)和他的同伙,最高贵的元老院议员和罗马的公民。但我们可以说,这些人都是杀害祖国同胞(patriaeparricidae)的无耻之徒。

第一卷第六章:甚至罗马人在政陷城池后也不会宽恕躲藏在神庙中的失败者:

世上有许多国家相互攻伐,从来没有哪一次宽恕了被征服者的神庙。我们为什么还要对此作详细论证呢?让我们先来回忆和考察一下罗马人的行径,看看罗马人自己是怎么做的。宽恕被征服者,征服傲慢者是对他们的主要称赞,还有人说他们受伤害后宁肯宽恕而不愿报复。

但是为了扩张自己的疆域,罗马人围攻、占领、摧毁了那么多大城市。因此,请告诉我们,他们习惯于赦免什么庙宇,无论谁都能在里面藏身吗?他们确实这样做过吗?或者是历史学家们隐瞒了真情难道可以相信,最迫切地在罗马人身上找出可歌可泣之处的那些人,竟然会忽略这些——按他们自己的说法——虔诚的最显着的证明马库斯马尔采鲁斯(Marcus Marcellus),一位杰出的罗马人,占领了叙拉古(Syracuse)这座装饰最华美的城市,有记载说,他曾为此城的即将毁灭而哀痛,在使她流血之前为她流泪。他甚至也曾采取措施,想要保存他的敌人的贞洁。因为在下令猛攻该城之前,他签发了一条禁令,不得骚扰任何自由民。然而这座城市还是按照战争惯例遭到洗劫,也没有别的任何记载,说这位高雅文明的指挥官曾下令严禁手下伤害那些在神庙中躲藏的市民。这些事肯定不是被遗漏掉的,因为他的流泪和想要保存敌人贞洁的禁令都没有被忽略。法比乌斯(Fabius)征服了塔垂同(Tarentum),人们赞扬他禁止把塑像当作战利品。因为当时他的文书问他希望如何处置抢来的大神像,他用开玩笑来掩饰他的节制。他问,这些塑像是什么样的,随从们回答说,不仅有许多巨大的神像,而且还有一些拿着武器。于是他说噢,那么让我们把这些愤怒的诸神留给塔垄同人自己吧。你们瞧,罗马的历史作家连这样的细节都不放过,一位将军的哭泣,另一位将军的嘲笑,一位将军高雅的遗憾,另一位将军开玩笑似的节制,哪里还会有什么细节被忽略呢如果为了敌方神灵的荣耀,他们会表现出这种特别形式的怜悯,那么还有什么在神庙中的屠杀或监禁不会被禁止呢?

第一卷第七章:罗马沦陷时发生的暴行符合战争习俗,而那些仁慈行为的发生在于基督圣名的影响:

最近发生的使罗马遭受各种耻辱的灾难,屠杀、抢劫、焚烧、悲苦,都是战争习俗的结果。新奇的是,那些野蛮的蛮族人表现得如此文雅。他们选了几所最大的教堂,让民众可以进入其中避难,使之不遭杀戮,也不被强行拉走,有仁慈心的敌人还将许多人带人教堂给予、释放,使之不被出售为奴。谁要是看不到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基督之名和基督徒的真性情,那么他准是瞎子;谁要是看到这一点却不加以赞扬,那么他准是忘恩负义者;谁要是阻止任何人赞扬,那么他准是疯子。没有一个审慎的人会将这种仁慈归功于蛮族人。他们凶猛嗜血的心灵产生了敬畏,受到了约束,奇迹般地被上帝变得温和了。上帝在很久以前就通过他的先知说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

显然,开宗明义的第一卷,就说明奥古斯丁的关注焦点其实全在罗马的命运,而不是基督所说的天国。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其实是罗马的翻版和掩饰,是一个可以逃避蛮族入侵的罗马。而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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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段  双城记的双重错误


在我称之为“奥古斯丁的双城记”的《上帝之城》一书的第四卷,作者用一种典型的“罗马本位主义”,力图证明罗马帝国的疆界辽阔和年代久远不能归功于朱庇特或异教的神灵,而应当归功于惟一的真正的上帝。这是多么荒谬。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罗马的毁灭为什么不是主的恩典呢?奥古斯丁为什么要痛心疾首呢?

奥古斯丁还胡说,异教的神灵还能起一些低级作用,还能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托付给他们。这无异承认这些神灵是真实的存在!甚至还是有益的魔鬼!

第三四卷第三章里,他还把杀害基督和使徒的那个万恶的罗马帝国的疆域通过战争极大地拓展,视为聪明或幸福一类的善!——

现在,让我们来看,他们如何大胆地把罗马帝国巨大的扩张与持久归功于诸神,他们荣耀地崇拜诸神,甚至还用那些邪恶的赛会和礼仪侍奉诸神。

然而,我首先得花一些时间在下面这个问题上:你们无法说明在这个帝国中生活的民众是幸福的,而在这种时候你们为辽阔的帝国疆域感到荣耀,这样做是聪明谨慎的吗?罗马人总是生活在黑暗的恐怖和残忍的欲望之中,被战争灾难和流血所包围,无论是内乱还是外患,到处流淌着鲜血。这样的人的喜悦好比辉煌而又脆弱的玻璃,他们极为害怕它一旦落地就会摔成碎片。

这一点比较容易觉察。听到民族、王国、行省这些大字眼,让我们不要被空洞的吹嘘和响亮的名称所迷惑。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想象:有这么两个人,他们是个别的人,就像语言中的字母一样,是构成一个城市或王国的基本元素,而无论这个国家的疆域有多么辽阔。

再让我们假设这两个人一个是穷人,或者不穷不富,另一个则很富裕。那个富人心里燃烧着贪婪的欲火,由于得不到满足而身体憔悴,内心满是忧愁,从来没有安全感。他整日里躁动不安,气喘吁吁地与他的敌人长期争斗。经历了这些悲哀,他确实为自己积攒了巨大的财产,但同时也为自己堆积了大量的苦难。而另一位不穷不富的人满足于少量实用的财产,呵护他自己的家庭,与他同族的邻居和朋友和睦相处,有着虔诚的宗教,性格温和,身体健康,生活节俭,品性贞洁,良心安宁。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傻瓜,若要他在两者间做选择的时候竟然还会犹豫不决。因此,以这两个人为例,我们可以讲两个家庭、两个民族、两个王国,两者完全可以作一比较。如果我们小心谨慎、不带偏见,那么我们很容易明白哪一种生活是真正幸福的,哪一种生活是邪恶的。

如果崇拜真正的上帝,用真正的礼仪和真正的美德侍奉他,那么由好人实施的广大而又持久的统治是有益的。但这种益处并非给这些好人自己,而是给受他们统治的民众。至于他们自己,他们的虔诚和正直是上帝的伟大恩赐,足以使他们得到真正的幸福,使他们在现世过得好,死后亦能获得永恒的生命。因此,在这个世界上,好人的统治是有益的,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别人的事务。但是恶人的统治是有害的,因为这种统治主要是为了统治者自己。他们沉溺于邪恶,因此摧毁了他们自己的灵魂,而那些被他们统治的人只有也成为邪恶的才能不受伤害。对公义者来说,所有依据不义的统治强加于他们的恶都不是对罪恶的惩罚,而是对美德的考验。因此好人是自由的,哪怕他是一名奴隶;而恶人是不自由的,哪怕他是统治者。更可悲的是,恶人侍奉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恶,因为他拥有许多恶。关于恶,经上说,“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隶。” 

奥古斯丁卑躬屈膝地声称,“罗马帝国是由上帝恩准的”,按照他的这一逻辑,罗马帝国的毁灭就更是由上帝所恩准的了——既然如此,他为何不为罗马帝国的陨落而开怀大笑,而要满怀悲伤呢?还要想臆造一个“上帝之国”的双城记,来安慰自己的苦闷呢?可见,他骨子里就是一个下贱的罗马奴隶,而不是什么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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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段  基督的职责


在我称之为“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的第九卷,奥古斯丁要面对这样的论断,即有人认为某些精灵是恶的,某些精灵是善的。在阐述了这个区别以后,奥古斯丁证明精灵不能给人提供幸福,而只有基督才能担当为人类提供永久幸福的职责。


其中第二十三章说:尽管圣经把天使和义人都称作神,但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异邦人的神是错的——

如果柏拉图主义者宁可把这些天使称作神,而不是称作精灵,纳入他们学派的创始人和祖师爷柏拉图所说的由至高神创造的诸神行列,那就让他们这样说吧,因为我们一定不要在语词问题上作无谓的争辩。如果他们说这些存在者是不朽的,然而却又是至高神创造的,只有矢忠于它们的创造主才能获得幸福,而不是凭着它们自己的力量取得幸福,那么他们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话,而无论他们用什么名字称呼它们。事实上这就是柏拉图主义者的看法,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要么都有这种观点,要么相当大一部分人有这种看法。

至于用什么名字,我们和他们没有什么根本分歧,他们若是把这些幸福的、不朽的生灵称作诸神,那么从我们的圣经中也可以读到“诸神之神、主已经发话”、“称谢万神之神”、“他是超乎万神之上的大王”。还有,经上说“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接下去诗篇作者马上解释了原因,“因为外邦诸神都是精灵,惟独主创造诸天。”他说“在诸神之上”,但马上限定是“外邦的”,也就是说外邦人把它们当作神,但它们实际上是精灵。“当受敬畏者”使它们感到害怕,这就是精灵对主喊叫的原因,“你来灭我们吗?”但是经上说的“万神之神”不能理解为精灵之神,更不能把“超乎万神之上的大王”理解为超乎一切精灵之上的大王。圣经也把属于上帝子民的人称作神:“我曾说,你们是神,你们全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被称作“万神之神”的是诸神之神,被称作“超乎万神之上的大王”的是诸神之王。

假定有人向我们提出下列问题:若是凡人被称作诸神是因为他们属于上帝的子民,上帝通过天使或凡人向他们说话,他们不是不朽的存在者,他们通过崇拜上帝寻求幸福并已经享有幸福,他们更配得上这样的称呼,这样说对吗?对此我们该如何回答呢?我们只能这样回答:圣经这样说并非没有道理,人在圣经中被称作神,这样的称呼比把那些不朽的、幸福的存在者称作神更加准确,因为我们在复活时和它们平等,这是上帝的应许。否则的话,我们不坚定的信仰会由于这些存在者的卓越而将它们中的一位确定为神,而要阻止人们这样去荣耀一位凡人是容易的。还有,这样做是恰当的,属于上帝子民的凡人应当更加清楚地被称作神,这样做为的是使他们充满信心地认为被称作万神之神的是他们的上帝。哪怕把天上的这些不朽的、幸福的存在者称作万神,它们也不能被称作万神之神,亦即上帝子民之神,经上的话是对这些子民说的:“我曾说,你们是神,你们全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因此使徒说道“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

因此我们不必花费大量时间去争论名字问题,因为事情本身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疑点。然而当我们说,派到人间宣布上帝旨意的天使属于幸福的不朽者之列,这样说不会使柏拉图主义者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侍奉不是由他们所谓的诸神进行的,亦即幸福的不朽者,而是由精灵进行的。他们没有大胆地说它们是幸福的,而只是说它们是不朽的。或者说,如果他们称之为不朽的和幸福的,那么只是把它们当作善的精灵,而不是当作居住在高远之处不与凡人接触的诸神。尽管这种争论看起来像是语词之争,但精灵这个名字令人生厌,我们一定要避免在神圣天使的意义上使用它。

现在让我们来结束本卷。我们确信,无论我们如何称呼这些不朽的、幸福的生灵,它们都仍旧是被造的,它们不是指引不幸的凡人走向不朽幸福的中介,因为它们与我们有两重区别。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存在者确实拥有中间的位置,它们和在它们之上的一样拥有不朽,和在它们之下的一样拥有不幸,它们活该不幸,因为它们是邪恶的。

它们不可能把它们自己都不拥有的幸福赋予我们,而只会妒忌我们的幸福。精灵的朋友们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理由,说明我们为什么要把精灵当作我们的帮助者来崇拜,而不是把它们当作骗子躲开。至于那些善灵,它们不仅是不朽的而且也是幸福的,我们的对于设想我们应当称它们为神,用礼仪和献祭来侍奉它们,为的是确保死后拥有幸福的生活。然而这些灵,无论它们是什么,无论怎样称呼它们才是正确的,都希望把宗教崇拜只献给惟一的神,神创造了它们,分有神它们才是幸福的。在同一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将在下一卷更加仔细地讨论这一点。 

从奥古斯丁的上述论断可以看出,他的知识适于古人而不适于今人,因此对于他的论述和理论应该彻底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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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段  多神教与一神教


在我称之为“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第四卷13章:《有些人断言只有理性动物才是神的组成部分》:

但若他们的意思是只有理性动物,比如人,才是神的组成部分,那么我确实不懂,如果整个世界都是神,他们怎么能够把野兽不当作神的组成部分。但是,关于这一点有什么可争的?只要考虑一下作为理性动物的人就可以了,如果崇拜一个男孩就等于崇拜了神的一个部分,还有比这更加令人庆恶的信仰吗?除非是疯子,有谁会认为神的组成部分可以变得淫荡、邪恶、亵渎,完全应当受到谴责?简言之,为什么神要对那些不崇拜他的人表示愤怒,而这些冒犯者是他的组成部分?

剩下来他们一定会说,所有神灵都有他们自己的生命,每个神灵都为自己而活,没有一个神灵是其他神灵的组成部分,所有神灵都应当受到崇拜,如果说神灵太多而不可能全被知道和得到崇拜,那么至少应当知道多少就崇拜多少。在这些神灵中,朱庇特是国王,由于这个原因,我相信罗马人会认为是朱庇特在使罗马帝国得以建立和扩张。每位神灵都有自己的职司和工作,而且没有一位能够插手其他神灵的工作。如果朱庇特没有做这件事,那么罗马人该相信哪位神能做这项如此伟大的工作呢?诸神之王真的能够使凡人的王国得到扩张和变得伟大吗?

上面第二个自然段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多神教是依从着自然的状态,一神教反倒是执拗于自己的意志。也许这是因为这个区别,汤因比才表示多神教更加有利于“环境保护”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天主教世界的环保工作,比伊斯兰世界为好;而新教国家的则更好。因为天主教世界有较多的神像的,而新教国家干脆把人变成了神。像中国这样的无神论国家,环保工作就无从谈起了,因为这和新教国家“把人变成了神”又是另一个极端了:那就干脆消灭了人,把人变成了牲口。既然是牲口,当然要把一切草皮都啃干净掉。

只有二神教中的那个善神,仿佛才是至高无上的、执拗的意志。正如《上帝之城》第四卷21章所写的:“异教徒(多神教徒)尽管不知美德和幸福是神(一神教)的恩赐,但至少应该对拥有美德和幸福感到满足”:

人生来能干确实是一种幸福。因此,尽管还没有出生的人不能崇拜幸福女神,但是为了将来能得到他的崇拜,幸福女神也可以把这种青睐赐予崇拜她的这个孩子的父母,让他们生下一个能干的孩子。如果幸福女神能够在场,那么孕妇们还有什么必要在分娩时向鲁西纳(Lucina)求援?她们不仅已经有了一个好产婆,而且也能生一个好孩子。当婴儿诞生的时候,有什么必要把他们托付给女神奥浦斯(Ops)?当他们在发出第一声啼哭时,为什么要把他们托付给瓦提卡努斯(Vaticanus)神?当他们躺在摇篮里的时候,为什么要把他们托付给女神库尼娜(Cunina)?当他们吃奶时,为什么要把他们托付给女神卢米那(Rumina)?当他们站立的时候,为什么要把他们托付给斯塔提利努斯(Statilinus)神?当他们走过来的时候,为什么要把他们托付给女神阿得俄娜(Adeona)?当他们走开时,为什么要把他们托付给亚伯俄娜(Abeona)?当他们心智初开时,为何要把他们托付给女神孟斯(Mens)?当他们开始想要好东西时,为什么要托付给男神伏鲁姆努斯(Volumnus)和女神伏鲁姆娜(Volumna)?当他们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时,为什么要托付给掌管婚姻的神灵?在他们能够获取丰收的时候,为什么要托付给乡村神,主要是福鲁特斯卡(Frutesca)女神?在他们能打仗时,为什么要托付给玛斯和柏洛娜(Bellona)?在他们能取得胜利时,为什么要托付给女神维克多利娅(Victoria)?在他们能取得荣耀时,为什么要托付给“荣誉”(Honor)神?在他们很有钱时,为什么要托付给佩库尼亚(Pecunia)女神?当他们有铜币和银币时,为什么要托付给埃斯库拉努斯(Aesculanus)神和他的儿子阿根提努(Argentinus)神?他们把埃斯库拉努斯当作阿根提努斯的父亲,原因是铜币的使用在银币之前。但是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阿根提努斯没有生下奥利努斯(Aurinus),因为后来还使用了金币。如果他们把他也说成是神,他们会更加喜欢奥利努斯,超过他的父亲阿根提努斯和他的祖父埃斯库拉努斯,正好像他们喜欢朱庇特甚过萨图恩。

然而,当一位幸福女神已经能够把所有的人类幸福恩赐给所有人的时候,有什么必要把这些恩赐,灵魂、身体、外在的财产,都当作神,向这么一大群神灵祈祷?我无法提到全部神灵,他们自己也不能据此将所有人类的福益,元论大小,全都当作神灵,或者当作神灵的部分。他们也不能为了求福或驱恶再向别的神灵祈求。为什么要因为疲倦而向女神费索娜(Fessona)祈祷,为了驱逐敌人而向女神佩洛尼亚(Pellonia)祈祷,为了生病而向作为医生的阿波罗或埃斯科拉庇俄斯祈祷,或者在最危险的时候,同时向他们祈祷?要清除田野里的荆棘,有什么必要请斯比奈西斯(Spiniensis)神来帮忙,或是为了不使庄稼长霉病,而请女神罗比戈(Rubigo)帮忙?只要有了“幸福”女神(Felicitas)的保护,没有什么邪恶能够产生,有了邪恶也很容易驱除。

根据现代的知识,多神教的“神”,其实就是“一种意志”,“一种思维”,“一种关注”。

一神教的“神”,其实就是“至高意志”,“至上思维”,“至尊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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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段  天地与创造天地的区别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第四卷30章,诸神的崇拜者所拥有的关于诸神的观点:

担任占卡宫的西塞罗对占卡加以嘲笑,指责人们用听乌鸦和寒鸦叫声来规范生活的目的。有一位学园派的哲学家争辩说,一切事情都是不确定的,这些事情不值得相信。在《论神性》这本书的第二卷,西塞罗介绍了鲁西留斯·巴尔布斯(Lucilius Balbus),他在自然中追溯迷信的根源,并给予物理学的和哲学的解释,反对建立偶像和相信神话。他说“你们难道看不出,理性能够从自然科学合理而有用的发现中引申出荒谬的想象的诸神?由此产生错误的观念、荒诞的故事和只对乡村老妇有价值的迷信。我们还认为我们知道诸神的形象、年龄、习惯、风格!我们甚至声称知道它们的家族史、婚姻以及相互之间的亲属关系,我们用各种方式把它们降低到虚弱的人的形象上来。我们用自己的情感去表现它们。它们有情欲,有悲哀,有坏脾气。按照神话传说,它们甚至会发生争斗战争,引起灾难。在荷马史诗里,我们看到诸神为了支持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战争而分成敌对的双方,甚至它们自己也对提坦神(Titans)和巨灵神(Giants)发起战争。这些神话轻浮而荒唐,讲述的人和聆听的人都是笨蛋。

你们瞧,这些为异教徒的神灵作辩护的人承认了些什么。后来他继续说,有些事情属于迷信,但另一些事情属于宗教。西塞罗按照斯多亚学派的说法,认为可以向人们传授这些事情。他说“不仅是哲学家,而且还有我们的祖先,区别了迷信与宗教。那些整天祈祷、献祭,使他们的子女能活得比他们长的人被称作迷信的。”有谁看不出当他害怕公众的偏见时,他试图赞扬古代的宗教,希望把宗教与迷信脱钩,但找不到这样做的办法。如果那些整天祈祷和献祭的人被古人称作迷信的,那么建造不同年纪,穿着不同衣服的神灵偶像,发明诸神谱系、婚姻和亲属关系的人(这是他要指责的)不是也应当被称作迷信的吗?因此,这些事情一旦被发现是错误的迷信,那么他的言外之意就是塑造和崇拜这些偶像是错误的。还有,尽管在公开场合他本人竭力表白自己是不迷信的,但在私下里,他认为这些偶像是值得敬畏的。所以,他在这场讨论中作了雄辩的论证,但在公开场合他甚至不敢窃窃耳语。

让我们基督徒对上帝我们的主谢恩,如西塞罗所说,不是对天地谢恩,而是对创造天地的那一位谢恩。因为这些巴尔布斯没有对之严加申斥的迷信就像一个“胡言乱语者”(babbler)。而上帝,通过基督最崇高的谦卑,通过使徒们的传扬,通过殉道士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的坚定信仰,通过上帝的信徒的自由侍奉,已经不仅推翻了这些宗教的心脏,而且推翻了迷信的神庙。

奥古斯丁指出了自然神论和创造神论的区别,这是相当重要的,不过这不是他的创见,而是来自圣经的启示,是圣经的第一句话就显示清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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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段  柏拉图胜过神灵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第二卷14章说,“想要从理想国中驱逐诗人的柏拉图胜过那些想要在戏剧表演中得到荣耀的神灵”,这说明他在“罗马的迷恋”之外,还有对希腊的敬畏,甚至把柏拉图神化了,这大概是出于非洲黑人对欧洲白人的敬畏吧,这种给予种族歧视的敬畏,情不自禁地使他承认那些欧洲神灵的真实性,还使得这位黑人神学家认为柏拉图胜过欧洲神灵,这是柏拉图自己都不敢设想的。

我们还要继续询问,为什么写下这些戏剧的诗人,按照十二铜表法他们不能伤害公民的良好名声,要被认为比演员更值得尊敬,而这些演员在无耻地诽谤诸神的品性?谴责羞辱神灵的诗歌,而又将荣誉赋予诗歌的作者,这样作难道是正确的吗?在此我们难道还不应当把棕榈枝奖给一位希腊人柏拉图吗?在建构他的理想国时,他明白应当从城邦中把诗人当作国家的敌人驱逐出去。他不能容忍把诸神拎出来加以羞辱,也不能容忍公民的心灵被诗人的虚构弄得扭曲和痴迷。

你们看到柏拉图要把诗人从城邦中驱逐出去,使公民不受伤害,而你们也看到这些神灵把戏剧表演当作荣耀他们自己的形式,我们现在可以比较一下前者所反映的人性和后者所反映的神性。尽管不成功,但是柏拉图努力劝导轻信、淫荡的希腊人不要去创作这样的戏剧;而诸神使用他们的权柄,怂恿庄重的、头脑清醒的罗马人上演戏剧。不仅要上演这些戏剧,他们还要人们将这些戏剧奉献给他们,在庄严的节日中举行庆祝,作为给他们的荣耀。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国家应当把神圣的荣誉赋予禁止这些邪恶荒淫的戏剧的柏拉图,还是应当将荣誉赋予那些魔鬼?他们喜欢使人盲目,使人不能接受柏拉图做得不太成功的、谆谆教诲的真理。拉贝奥把柏拉图这位哲学家提升到半神半人(demigod)的地位,类似赫丘利和罗莫洛。拉贝奥把半神看得高于英雄,但半神和英雄都可算作神灵。我不怀疑他会认为这位被他列为半神的人不仅配得上得到比英雄更大的敬重,而且也超过对诸神本身的敬重。

罗马人的法律和柏拉图的思辨有相同之处。后者对诗人的虚构发出全面的谴责,而前者不允许进行讽刺,至少不能以人为讽刺对象;柏拉图不能容忍诗人在他的城邦中居住,罗马的法律禁止演员注册为公民;如果他们不怕冒犯那些要求这种演出的诸神,那么他们同样也会把诸神全部驱逐出去。因此,罗马人显然不接受,或者说我们也没有理由期待他们接受那些来自诸神的、规范他们行为的法律,因为他们自己实施的法律超过诸神的道德,使之显得可耻。诸神要求用戏剧表演来荣耀他们,罗马人则把演员排斥在所有国家荣誉之外。前者下令要用戏剧表现他们自己的可耻,以此来庆祝;而后者下令没有一位诗人可以损害任何公民的名声。半神半人的柏拉图抗拒那些神灵的淫荡,显示出罗马人的天才的不足之处,因为柏拉图把诗人完全从他的理想国中驱逐出去,无论他们的创作是与真理无关的虚构,还是在神圣行为的伪装下把最邪恶的例子摆到了恶人面前。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确实不把柏拉图当作神或半神。我们甚至不会把他拿来与上帝的任何天使相比,也不会把他比作宣谕真理的先知、任何一位使徒、基督的殉道士,或任何一位忠信的基督徒。

我们这样说的原因会在恰当的地方加以表述,藉着上帝的帮助。然而,由于他们希望把柏拉图当作一位半神,我们认为他肯定属于那个在各方面都很优秀的阶层,如果不能与赫丘利或罗莫洛相比(尽管没有历史学家或诗人曾经叙述和歌颂过他杀害他的弟弟的事,或他犯下的其他罪行),那么肯定能与普里阿普斯(Priapus)、辛诺塞法莱(Cynocephalus)、“发烧”(Fever)相比,这些神灵有些是罗马人从外国人那里接受的,有些是通过本地的祭仪成圣的。那么,如何能够指望这样的神灵能够推进良善和健全的法律,或者防范道德的和社会的罪恶,或者消除已经在蔓延的罪恶呢?诸神甚至在利用他们的影响传播荒淫,通过戏剧表演告诉民众他们那些真假难辨的行为,用好像是神圣的认可来点燃凡人淫荡的烈火。西塞罗谈到诗人时用这样一些话来说明他们反对国家“每当人民有如一位伟大、明智的教师发出的欢呼和赞叹传到他们那里,它们往往造成多大的混乱,引起多大的恐惧,激起多么强烈的欲望。”

在15章里奥古斯丁继续胡说:“罗马人选择崇拜什么神灵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虚荣”,好像基督教的崇拜是基于理性:

但是,显然是虚荣,而不是理性,在决定着他们选择什么样的伪神,不是吗?被他们当作半神的柏拉图竭尽全力用他的雄辩口才劝导人们避免最危险的精神灾难,但并没有被他们判定为配得上一座小神庙,而罗莫洛由于是他们自己民族的人,因此他得到的敬仰高于许多神灵,尽管他们的秘密教义只允许他们把他列为半神半人。他们给罗莫洛指定了一位罗马祭司(flamen),在他们的宗教中,这种祭司得到人们的高度崇敬,他们的神灵中只有三位拥有这种祭司。狄阿利司(Dialis)是朱庇特的祭司,玛提阿利斯是玛斯的祭司,奎利那里斯(Quirinalis)是罗莫洛的祭司,因为,当他的同胞们把罗莫珞当作诸神中的一员时,他们给他起了奎利努斯(Quirinus)这个名字。按照这种荣耀程度来看,罗莫洛的地位相当于朱庇特的兄弟尼普顿和普路托,或者相当于他们的父亲萨图恩。他们给萨图恩指定的祭司相当于侍奉朱庇特的祭司的等级,与玛斯的荣耀相当,玛斯在传说中是罗莫洛的父亲。他们赋予玛斯这样的荣耀也许完全是因为罗莫洛的缘故。

基督教的崇拜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基于十字架的神秘,基于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是摩尼教徒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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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段  奉基督之名的异教徒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第五卷首先讨论了命运学说。然后,他证明在上帝的预见和我们的自由意志之间并没有矛盾。接着,他谈论了古罗马人的性格,说明它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归于罗马人自身的美德,在什么范围内可以归于上帝的旨意,尽管他们不崇拜上帝,但是上帝让他们的统治得以扩张。最后,他解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现在可以明白,我们全心全意想要获得的一切就是幸福,幸福不是一位女神,而是上帝的恩赐。因此,除了崇拜能使人幸福的上帝,不应该崇拜其他神灵。如果幸福本身是一位女神,那么她应当成为人们崇拜的唯一对象。由于这些问题都已经得到说明,现在让我们继续考虑,为什么上帝适宜被视为罗马帝国扩张和长期统治的恩赐者,他能够把这些好礼物与其他各种东西一道赐予人,而那些不善良的,因此也不幸福的人也能拥有这些东西。他们所崇拜的众多伪神对这些事并不产生影响,对此我们已经作了充分的引证,当然,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仍将再作引证。

罗马帝国和其他一切王国的状况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由星辰的位置决定的——

罗马帝国的伟大,既非由于偶然,也非命中注定。按照那些人的判断或看法,所谓偶然是指这些事情的发生没有原因可寻,或者说虽有原因,但并不按照某种理智的秩序出现,所谓命中注定则是指这些事情的发生与上帝的意志和人的意志无关,按照某种必然的秩序独立发生,简言之,人类的王国是由天命建立起来的。如果有人把它们的存在归于命运,因为他用命运这个名词来称呼上帝本身的意志或权能,那么就让他保持这种看法,但要校正他的用语。因为,当有人问他,你说的命运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把他最后说出来的话放到前面来说呢?当人们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只会按照语言的日常用法将它理解为某个人出生或受孕时星辰的具体位置。有人认为这种位置与上帝的旨意完全无关,而另一些人则肯定它与上帝的旨意有关。

除了上帝的意志以外,那些人还认为星辰决定了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决定了我们将得到什么好东西,或者我们将受到什么邪恶的伤害。不仅那些拥有真正宗教的人,而且还有那些希望崇拜任何神灵,哪怕是崇拜伪神的人,都应当拒斥这种观点。因为,这个观点实际上不就是在说不要崇拜任何神灵或向任何神灵析祷吗?然而我们现在的争论并不打算指向这种观点,而是要反对那些人,他们为他们所说的神灵辩护,反对基督教。

这些人认为,星辰的位置依赖于上帝的意愿,以某种方式决定了每个人将会拥有的性格和在他身上将会发生的善与恶。如果他们为了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事情,因此认为这些星辰也具有上帝那样的最高权能,那么他们也极大地损害了天堂。他们设想,在这座天堂里有着最聪明的议员,有着最辉煌的元老院,但却发布邪恶的法令,让那些罪恶的行为发生,这些邪恶的法令即使在人间的王国颁布,也会遭到全体人类的反对,会被推翻。上帝是星辰之主,也是人类之主。如果人的行为是由天体的必然性所决定的,那么上帝对人的行为还能起什么作用呢?或者说,如果他们认为星辰确实从最高的上帝那里得到某种权能,但它们并不按照自己的判断决定这些事情,而只是在一种必然性的要求和迫使下,以它们自己为工具使上帝的命令得以实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就可以把星辰的那些邪恶的意愿视作上帝的意愿了呢?

奥古斯丁用上帝来代替了命运和星象,只能说明他自己是奉基督之名的异教徒;他这样做,也许能满足罗马人的胃口,但是并不能使我们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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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段  混合主义与成功神学


混合主义与成功神学再加上魔鬼崇拜,使得罗马人大发利市,从小小城邦扩张为世界帝国。

但在“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第五卷的12章,这位神学官员却问道:“尽管古罗马人并不崇拜真正的上帝,但他们有什么功绩使得上帝要扩张他们的帝国”?他再次把凯撒和上帝搞到一起了,再次把玛们和上帝搞到一起了,这就是黑奴要比白人奴隶主更为可恶的地方。

他自问以后自答曰:

让我们继续考虑罗马人有什么美德,使地上的王国也在其权能之内的真正的上帝要屈尊帮助他们兴起这个帝国,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为了能在更加清楚的基础上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几卷中已经指出,他们认为应该用那些微不足道的、愚蠢的仪式加以崇拜的那些神灵与这件事毫无关系。在本卷中我们也已经驳斥了命运学说,免得有人会在已经接受劝告罗马帝国的扩展和保存并非由于崇拜这些神灵以后,仍旧把它归于某种命运,而不是归于最高上帝的最强大的意志。

历史告诉我们,古时候的罗马人与希伯来人以外的其他所有民族一样,崇拜伪神,用牺牲作献祭,不向上帝献祭,而向魔鬼献祭。他们的历史学家称赞古罗马人说,他们“渴望人们的赞美,但对金钱却挥霍无度,他们的目的在于取得无限的名声。”他们酷爱荣誉,为荣誉而生,也可以为荣誉毫不犹豫地去死。他们的其他愿望都被这种追求荣誉的欲望所制约。对他们的国家来说,侍奉是可耻的,统治和、指挥是荣耀的,因此他们首先谋求解放,然而就想使之成为世界之主。因此,由于不能忍受国王们的统治,他们把政权交到两位首领手中,让他们执政一年,称他们为执政官,他们既不是国王,也不是主人。事实上,比较正确的说法是,国王(rex)这个词源于统治(regere)而非治理(regnare),王国(regnum)这个词源于regnare,而国王这个词源于regere。因此,王家的尊荣并不被当作一位专门的统治者或一位仁慈的执政官的标志,而是一位骄傲的主人的标志。因此,塔克文国王遭到了罢黜,执政官的统治制度建立起来。接下去,就如同一位作者在对罗马人进行赞扬时已经间接提到过的那样,罗马这个国家一旦争得了自由,便在很短的时期内,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强大和繁荣,人们满脑子的对光荣的渴望竟是如此强烈。”

对赞扬和荣耀的渴望完成了这么多神奇的壮举,按照凡人的标准,无疑配得上赞美和荣誉。这位撒路斯特还赞扬了他自己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马库斯?加图(Marcus Cato)和盖乌斯?恺撒(Caius Caesar)。他说共和国很久没有出现什么伟大人物了,而在他的记忆中,这两位大人物有着杰出的美德和非常不同的追求。他对恺撒的赞扬说他醉心于建立一个大帝国,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发动一场可以使其天才和德行光辉照人的新的战争。具有这种英雄性格的人,他的祈祷就是希望战争女神柏洛娜(Bellona)会激励可悲的民族参加战争,用她血淋淋的鞭子驱使他们打仗,使他们有机会表现他们的勇敢。这就是对赞扬和荣誉的渴望所带来的后果。因此,首先是对自由的热爱,然后是在追求赞扬和荣誉的欲望支配下,罗马人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他们最伟大的诗人为他们的所有这些动机作了见证“波尔塞那命令罗马人接受被放逐的塔克文,并发动大军压城;还有埃、涅阿斯的后裔拿起武器为自由而冲杀。”在那个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或者是勇敢地去死,或者是自由地活着。

然而,一旦获得了自由,他们的最大愿望就是取得荣耀,除非能够取得统治,否则光有自由是不够的。同是这位诗人以朱庇特的口吻道出了他们最大的野心“的确,凶狠的朱诺出于骇怕,如今把沧海、大地和青天搅得疲乏不堪,她也将改变主意,和我一起爱抚这些世界的主宰者,这个穿拖架袍的民族,罗马人。这就是我的决定。将有这么一天来到,罗马的家族将臣服弗蒂亚(Phthia)和声名显赫的米刻奈(Mycenae),君临被征服的阿尔戈斯(Argos)。” 维吉尔通过朱庇特之口说出来的这些预言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想法,这些事情已经完成,维吉尔把它们当作事实来看待。但是我提到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为了说明,除了自由,罗马人高度推崇统治,把统治视为最值得赞扬的事情之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位诗人推崇专门属于罗马人的技艺,亦即统治和指挥的技艺,胜过其他民族的那些技艺。他写道:“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人,我相信有的将铸造出充满生机的铜像,造得比我们高明,有的将用大理石雕出宛如真人的头像,有的在法庭上将比我们更加雄辩,有的将擅长用尺绘制出天体的运行图,并预言星宿的升降。但是,罗马人,你记住,你应当用你的权威统治万国,这将是你的专长,你应当确立和平的秩序,对臣服的人要宽大,对傲慢的人,通过战争征服他们。”

古罗马人越是热衷于这种战争的技艺,就越少沉迷于享乐。赚钱使他们的身体和心灵变得软弱无力,并带来道德败坏的后果。他们勒索普通公民而又对那些卑劣的戏剧演员滥加赏赐。当撒路斯特写下这些话和维吉尔歌颂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些性格卑劣的人已经很多了,他们不是凭技艺寻求荣誉和荣耀,而是靠欺骗和诡计。撒路斯特说过“但是最初使人们的灵魂受到促动的与其说是贪欲毋宁说是野心,野心确实是一种缺点,但是它还不算太违背道德。因为光荣、荣誉和权力,这些是高尚的人和卑劣的人同样热烈期望的,只是前者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它们,而没有高尚品质的后者通过狡诈和欺骗取得它们罢了。”

按照美德去寻求的意思就是凭借良好的技艺寻求荣誉、荣耀和权力,而不是靠欺骗性的诡计,因为好人和无知的人同样也想要荣誉和荣耀,但是好人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获得它们。这条途径就是美德,沿着这条道路达到目标,亦即达到荣耀、荣誉、权力。这就是渗入罗马人心灵的情感,甚至他们的神庙也表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在非常近的地方建了美德(Virtue)神庙和荣誉(Honor)神庙,把上帝的恩赐当作神灵来崇拜。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好人看来荣誉是美德的目的,是最后达到的东西,而在坏人看来,他们想要荣誉,但根本没有美德,因此就只能通过欺骗来获得荣誉。

加图更值得赞扬,因为撒路斯特说“他越是不追求名誉,名誉、越是在他身后紧追不舍。”我们之所以说更值得赞扬,那是因为罗马人渴望得到的荣耀就是获得一个好名声。然而美德并不依赖人们的判断,而是依赖个人自己良心的见证。使徒说“这是我们的荣耀,我们良心的见证。”他在另一处说“各人应当察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的荣耀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此,他们想要为自己获得荣耀、荣誉和权力,好人会用良好的技艺去寻求,但不应当用美德去寻求,而应当用这些良好的技艺寻求美德。因为若不以人的最高的终极之善为目标,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美德。由此可见,甚至加图也不应当追求他所要追求的荣耀,而是他的国家应当按照他的美德赐予他荣耀,而无需他自己提出要求。

但是,在这两位罗马伟大人物的时代,加图拥有的美德最接近真正理想的美德。因此,让我们来看一下加图本人对这个国家从前状况和当前状况的判断。他说“不要以为我们的祖先通过武力才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就会比他们的国家要美好得多,因为我们的公民和联盟者的数量比他们大得多,更不用说武器和马匹了。是另一些我们根本不具备的品质使他们变得伟大:国内方面是讲求实效的作风,对外是公平的统治,商讨问题时光明磊落,丝毫不感情用事,独立不倚的精神。而我们却失去了这些优秀的品质,变得奢侈而又贪婪,把上帝的恩赐当作神灵来崇拜。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好人看来荣誉是美德的目的,是最后达到的东西,而在坏人看来,他们想要荣誉,但根本没有美德,因此就只能通过欺骗来获得荣誉。加图更值得赞扬,因为撒路斯特说“他越是不追求名誉,名誉、越是在他身后紧追不舍。”我们之所以说更值得赞扬,那是因为罗马人渴望得到的荣耀就是获得一个好名声。然而美德并不依赖人们的判断,而是依赖个人自己良心的见证。使徒说“这是我们的荣耀,我们良心的见证。”他在另一处说“各人应当察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的荣耀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此,他们想要为自己获得荣耀、荣誉和权力,好人会用良好的技艺去寻求,但不应当用美德去寻求,而应当用这些良好的技艺寻求美德。因为若不以人的最高的终极之善为目标,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美德。由此可见,甚至加也不应当追求他所要追求的荣耀,而是他的国家应当按照他的美德赐予他荣耀,而无需他自己提出要求。

但是,在这两位罗马伟大人物的时代,加图拥有的美德最接近真正理想的美德。因此,让我们来看一下加图本人对这个国家从前状况和当前状况的判断。他说“不要以为我们的祖先通过武力才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就会比他们的国家要美好得多,因为我们的公民和联盟者的数量比他们大得多,更不用说武器和马匹了。是另一些我们根本不具备的品质使他们变得伟大:国内方面是讲求实效的作风,对外是公平的统治,商讨问题时光明磊落,丝毫不感情用事,独立不倚的精神。而我们却失去了这些优秀的品质,变得奢侈而又贪婪,公家贫困而私人腰缠万贯。我们以富裕为荣,并养成一种饱食终日元所事事的风气。我们善恶不分,用野心篡夺本来应当凭着功绩才能获得的一切报酬。当你们每个人都在谋求自己的私利时,当你们在自己家中沉湎于享乐而不能自拔,并受到金钱或权势的摆布时,没有防御能力的共和国受到侵犯,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难道这有什么值得奇怪吗?

听了加图或撒路斯特的这些话,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些对古罗马人的赞扬适用于所有古罗马人,或者至少,适用于大部分古罗马人。情况并非如此,否则的话,加图本人所写的,我在本书第二卷中加以引用的那些事情就不会是真的了。在那段话中他说,甚至从这个国家一开始建立,有权力的人就犯下了许多错误,使得民众脱离他们的领袖,还发生其他内乱,唯一存在着公正和温和的统治的时期是在驱逐了国王以后,但时间不长,他们又因恐惧塔克文而进行反对伊拙里亚(Etruria)的凶狠的战争。这场危机结束以后,元老院的议员们开始统治民众,把他们当作奴隶,像从前的国王那样残暴地对待他们,剥夺他们的土地,排挤他人而将统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元老们想要统治,而民众不愿侍奉,这样的纷争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方才结束。

因为,更大的恐惧压迫着他们不安的心灵,更大的忧虑使他们从神智昏乱中清醒过来,使他们恢复了内部的统一。但是,当时的伟大业绩都是通过少数人的统治,按他们的良好方式行事而取得的。靠着少数好人的智慧和预见,他们首先通过不断增加一般的公共福利而使共和国的罪恶得以平息。这是撒路斯特的解释。他说,他尽力收集各种史料和传说,了解罗马人民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在陆地上和海洋上所取得的许多杰出成就,希望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能够获得这些伟大成就。他知道,罗马人经常用一支小部队战胜敌人的强大军团,他也知道罗马人用有限的财力与富裕的国王们进行战争。

他说,在对这个问题深思熟虑以后,他认为少数公民的杰出才能是取得所有成就的关键,这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穷国能够战胜富国,为什么罗马人能够以少胜多。撒路斯特继续说:”但是当罗马被奢华与懒散腐化之后,却是共和国本身因其伟大而在它的将领和长宫问题很多的情况下还能维持住。“因此,即使对加图的赞扬也只适用少数人,因为只有少数人拥有这种按照正确的途径,亦即依靠美德本身,追求荣耀、荣誉和权力的美德。这种美德可以用来解释罗马人的事业,加图认为实施这种美德带来的结果是使国库充实,而个人则应当保持贫困。而在他提到的道德败坏、邪恶盛行的时代,这个准则就颠倒了,成了“国穷民富”。

罗马帝国的荣耀及其极大的扩张不仅是对罗马公民的补偿,而且对永恒之城的居民也有意义,当他们赴那里朝圣时,他们会对这些范例作冷静的思考。如果地上的国家由于人的荣耀的缘故而为它的公民所热爱,那么由于永恒生命的缘故,他们对这个天上的祖国应当如何热爱呢?

事实证明,奥古斯丁对后来欧洲人的影响,主要是由于罗马帝国的阴魂不散(以致产生了“神圣罗马帝国”这个政治僵尸),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神圣罗马帝国”这个政治僵尸,奥古斯丁就是一堆废纸。反过来也可以说,奥古斯丁的理论,不过是贴在“神圣罗马帝国”这个政治僵尸上面的一些信仰装饰。从此,欧洲人麻痹在“上帝之城”的意淫之中,忘记了四分五裂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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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段  读完神学院,神都不信了


奥古斯丁关于“三种神学”的研究表明:神学来源于异教,而不是来源于基督教。

奥古斯丁采纳了瓦罗对异教神学的分类,即分为神话神学、自然神学、公民神学(civil theology),当时,官办的基督教为了和异教争夺群众的信仰市场,就加入了异教的范畴论争,其结果是混合主义的产生,也就是“基督教的异教化”——这在神学院中表现得尤为清楚。难怪人们发现:“读完神学院的人很多反而都不信神了。”因为神学使人误以为,人可以把握神,反过来就是说,神可以受人操纵。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到第五卷为止,论证主要用于反对那些相信崇拜诸神是为了现时利益的人。再往下,作者转向反对那些相信崇拜诸神是为了永生的人,后继五卷用于驳斥这种信仰,作者首先说明最受人尊敬的异教神学家瓦罗本人对诸神的看法。奥古斯丁采纳了瓦罗对异教神学的分类,即分为神话神学、自然神学、公民神学(civil theology),并且马上证明神话神学和公民神学都不可能对来世生活的幸福做出贡献。

第六卷前言

我想我在前五卷中已经充分驳斥了那些相信许多伪神的人,基督教的真理表明,这些神灵只是无用的偶像、不洁的精灵、肮脏的魔鬼,或者是某些被造物,但肯定不是造物主,人们崇拜它们是为了今世的生活和世俗的利益。希腊人把崇拜这些神灵所用的礼仪和侍奉称作latreia(对神的侍奉和崇拜),而这些东西实际上应当献给惟一真正的上帝。

如果空洞的荣耀受到尊敬,而又不服从任何真理的力量,面对这种极端愚蠢和疯狂,五卷书或更多卷书都是不够的。但有谁不知,这种空洞的荣耀对于受它控制的那些人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欲望呢?尽管医生们尽全力想要治愈它,但这种疾病仍旧没有被征服,不是因为医生不尽职,而是因为病人已经无药可救。但是如果那些人能够认真理解和思考他们读到的内容,仔细地衡量与比较,不坚持或不那么坚持那些被他们长期当作珍宝的错误,那么这些人就比较容易看出,在已经完成的五卷中我们所作的事比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内容更多,而不比所需要的内容少。他们也会同意,是他们中间那些无知的人、想用今生的这些灾难来解释对基督教的仇恨,指责基督教要改变和毁灭人间事务,而他们中有知识的人与无知者也不仅是只有一点不同,而是被一种疯狂的不虔敬所控制,违反他们自己的良心,鼓励那些仇恨。我还要说,他们会同意这种仇恨完全没有正确的反思和理性,充满了轻率和鲁莽,以及最邪恶的敌意。

读完神学院的人,有许多都不信神了——这是因为,神学使人误以为:人可以把握神。反过来就是说,神可以受人操纵。所以神学生和神职人员信自己就行了,还需要上帝岂不是多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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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段  异教的神确实存在吗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二十二卷3章说,“把永恒的幸福应许给圣民,把永罚给恶人”:

因此,有许多事情已经过去了。比如我们现在看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在基督那里已经应验了。上帝通过先知对同样的后裔所作的应许也将应验,“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还有“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思。你们当因我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另一位先知把上帝对他作的预言告诉我们“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在另一处,同一位先知说“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稍后,他说“他的国是永远的。”与此主题相关的还有其他一些段落,我在第二十卷已经引用过一些,但还有一些没有引用,但不管怎么说它们都写在经上。这些事情将要发生,就像那些不信者认为决不会发生但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一样。应许这两类事情的是同一位上帝,是他预言了这两种将要发生的事情。异教的神衹要在上帝面前颤抖,就像最著名的异教哲学家波斐利所证明的那样。

尽管奥古斯丁信誓旦旦地说“异教的神衹要在上帝面前颤抖”,但我怀疑这些异教的神确实存在吗?按照圣经的观点,异教的神根本不存在,不过只是一些人造的偶像。例如使徒保罗就这样说过。但是,奥古斯丁可不这么认为,他的二元论和双城记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旧价值的死巷,于是大肆鼓吹“把永恒的幸福应许给圣民,把永罚给恶人”……然而,这并不能得到证明,只能得到证伪,结果使之危及纯洁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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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段  天主教圣徒混合异教的神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二十二卷10章说,“那么多奇迹与殉道士有关,为的是真正的上帝可以得到崇拜,上帝比精灵更值得荣耀,精灵也行奇迹,为的是让人们把它们当作神。”“双城记”这种邪恶的类比,其结果并不是荣耀了上帝,而是把天主教圣徒混合了异教的偶像。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对手会说他们自己的神衹也做了某些神奇的事。不管怎样说,他们现在开始把他们的神衹比作我们的死者了,这样很好。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承认他们把某些死者当作他们的神衹。比如,赫丘利和罗莫洛,以及其他许多被他们纳入诸神行列的神,不是吗?但我们的殉道士不是神,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神,他既是我们的神,也是殉道士的神。殉道士的神龛前产生的奇迹与我们的对于宣称的在他们的神庙里产生的奇迹也不尽相同。即使看起来它们之间有相似之处,但它们的诸神已经被我们的殉道士战胜了,就像法老的巫师被摩西战胜了。因为精灵行奇迹带有一种不洁的骄傲,想要成为诸神,但是殉道士行奇迹——或者倒不如说当他们与上帝同工和祈祷的时候,上帝行奇迹——为的是增强信念,我们相信殉道士不是我们的神,殉道士和我们拥有同一位神。简言之,我们的对于为他们的诸神盖神庙、立祭坛、设祭司、献供物,但我们荣耀我们的殉道士并没有为他们盖神庙,像对神一样,而只是为他们建立纪念性的神龛,就好像对死者一样,但殉道士的灵与上帝生活在一起。我们会祭祀殉道士,但我们不在殉道士的神龛前立祭坛,而是为殉道士的和我们自己的上帝立祭坛。在这样的祭祀中,他们的名字会按照他们所处的地位和等次被提到,他们是通过认信上帝而征服了这个世界的上帝的人,但没有专司供奉他们的祭司。

因为祭司供奉的是上帝,而不是殉道士,哪怕祭司在他们的神龛前得到供奉,因为祭司是上帝的祭司,不是殉道士的祭司。供物本身确实是基督的身体,但它不是献给殉道士的,因为殉道士本身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比较容易被相信行奇迹的是谁呢?是那些希望自己被当作诸神的,还是那些行各种奇迹使人相信也是基督的上帝的?是那些希望在神圣的祭仪中表现它们罪恶的,还是那些甚至不希望把对自己的赞扬包括在这样的祭仪中,而是希望把对他们的一切赞扬都献给使他们受赞扬的上帝的荣耀的?他们的灵魂在主里面受赞扬。因此,让我们相信那些既讲真理又行奇迹的。由于讲真理,他们受苦难,因此他们才能行奇迹。他们为之做见证的首要真理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首先证明了自己的肉身不朽,他应许我们也会有这样的肉身复活,要么在将要到来的世界之初,要么在这个世界终结之时。

11章说“反对柏拉图主义者,他们根据元素的重量争辩说属土的身体不能在天上居住”:

“主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这些意念虚妄的推论者诉诸于元素的重量,反对上帝的重大恩赐。从他们的祖师爷柏拉图那里,他们学到世上有两种最大的元素,地与天,相距最远,通过两种居间的元素,即气和水,连在一起。从最低的元素开始算起,第一种元素是地,第二种是高于地的水,第三种是高于水的气,第四种是高于气的天。由于这个原因,他们说,属地的身体不能生活在天上,因为每一元素都由它自己的重量来平衡,各自保持自己的位置。瞧这种软弱虚妄的人的意念所做出的论证,反对上帝的万能!气是从地开始算起的第三种元素,那么气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物体呢?上帝赋予鸟类属地的身体,但通过羽翼它们可以生活在气中。那么,我们是否要认为上帝不能赋予人不朽的、能在最高的天上生活的身体?还有,那些不能飞的属土的动物,包括人在内,肯定要生活在地下,就好像鱼类——水中的动物——生活在水下。因此,为什么能生活在第三种元素中的属地的动物不能生活在第二种元素——亦即水——中间呢?为什么它尽管属于地,若是被迫生活在高于地的元素中就会窒息,而在第三种元素中却能生活,离开它就不能生活呢?元素的等级在这里有什么错误吗?或者说,这并不是有缺陷的事物的天然等级,而只是我们的对于的论证?在此我要约束一下自己,不要重复我已经在本书第十三卷说过的话:许多沉重的属土的基质,比如铅,只要在匠人手中具备了某种形状,就能漂浮在水上。那么,我们还要否、认人的身体可以从万能的工匠那里得到一种能使它在天空中生活和居住的属性吗?

如果柏拉图主义者想一想我在上面这个段落中说的话,他们就不能从他们坚信的这个元素的等级中推论出任何结论来。如果这个等级是:地第一、水第二、气第三、天第四,那么灵魂比它们都要高。因为亚里士多德说灵魂是第五种身体,柏拉图说灵魂根本就不是身体。如果灵魂是第五种身体,那么它肯定高于其他身体;如果灵魂根本不是身体,那么它更加高于其他的一切事物。因此,灵魂在属地的身体中干什么呢?假定它比其他事物更加稀薄,它在一团物体中干什么呢?比其他任何事物都要轻的东西与重量有什么关系呢?比其他任何事物都要更加快捷的东西与缓慢有什么关系呢?身体不会由于具有这样优越的性质而升天吗?属地的身体的天然基质能够把灵魂约束在地下,就不能逐渐地使属地的身体升高吗?我们的对于引用他们的诸神兴起的奇迹来反对我们的殉道士,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奇迹,那么从中也能看到完全有利于我们的地方。他们的诸神有许多伟大的奇迹,其中有一样是瓦罗提到过的处女维斯太,她受到诬告,有人说她不贞洁,于是她就用筛子从台伯河(Tiber)里吕水,然后滴水不漏地端到她的法官面前。筛子中的水的重量是由谁来承受的呢?阻挡水从筛眼中穿过的又是谁呢?我们的对于会说“是某位神”,或者说“是某个精灵”。

那么,如果是神,它比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还要伟大吗?如果是精灵,它比侍奉这位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上帝的天使还要强大吗?因此,如果一位比较小的神、天使、精灵能够以这种方式负荷这种湿元素的重量,使得水好像改变了本性,那么创造了一切元素的万能的上帝难道不能消除属地的身体的重量,使身体能够按照圣灵的意志居住在任何元素中吗?还有,由于柏拉图主义者把气摆在上面的火和下面的水之间,我们怎么会经常在水与水、水与地之间发现气呢?他们又如何看待位于充满水的云和海之间的气呢?还有,我要问,按照元素什么样的重量和等级,狂风暴雨在猛烈地落在气下面的地上之前,怎么能够悬挂在地上的云彩中?简言之,如果气的位置在天与水之间,就像水的位置在气和地之间一样,为什么不管朝这个世界的哪个方向走,气总是处在最高的天和最低的地之间?

因此,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元素的等级是以这样的方式排列的:两端是火和土,联结二者的是两种居间的元素,气和水,火的位置是诸天的最高部分,土的位置是这个世界的最低部分,就像这个世界的基础,因此土不能在天上。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火本身又怎么能够在天上呢?因为按照这个推理,土和火这两种元素应当被限定在它们的专门位置上,分别位于最低处和最高处,因此最低的不能升到最高的位置,最高的也不能降到最低的位置。因此,正如柏拉图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天上没有或永远不会有土的粒子,所以我们在地上也看不到火的粒子。然而事实上它是存在的,不仅在地上,而且在地下,所以才会有山顶冒烟的事。进一步说,我们明白火存在于地上对人有用,火甚至能从土中产生,因为木头和石头都可以取火,而木头和石头无疑都是属地的物体。但是我们的对于说,属天的火是安宁的、纯洁的、无害的、永恒的,而属地的火是动荡的、有烟的、可朽的和腐败的。然而,火在山脉和洞穴中连续地燃烧,但并没有使它们腐败。还有,即使属地的火以某种方式与它属地的处所不一致,但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他们要拒绝让我们相信属地的物体会被造就为不朽的、适合天的,就好像火现在被造就为可朽的、适合地的呢?因此,柏拉图主义者从元素的重量和等级无法推论出万能的上帝不能把我、们的身体造就为能在天上居住的。

使我感到纳闷的是,宗教改革反对天主教,却拥护拉丁神学的老祖宗奥古斯丁,显然,这样的宗教改革是虚伪的,也是虚弱的。难怪它很快走向了世俗化的死巷,因为新教老祖奥古斯丁自己就是一个贪图世俗价值的“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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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段  基督徒学习异教徒的“美德”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第五卷18章:“基督徒从罗马人追求人的荣耀和地上之城中得出的教训就是他们为永恒之国做任何事情都应当避免自夸。”结果他吹嘘的全部都是信奉异教的罗马人,而不是追随上帝的基督徒——

如果为了这个地上的城市,布鲁图(Brutus)甚至能够处死他的儿子,而天上的城市却不会迫使任何人作这样的献祭,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想为这个永恒的和天上的城市而藐视这个世界的所有美好之处,而无论它令人多么愉快呢?杀死自己的儿子肯定比在天国里要做的事情更加困难,甚至也比在信仰和公义的召唤下,把自己为儿子积攒的家产用于救济穷人更加困难。世俗的财富既不能使我们,也不能使我们的儿子幸福,因为他们很可能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失去,或者在我们死后被别人拥有,我们不知道他们被谁拥有,或者可能不想知道。只有上帝才能使我们幸福,他是我们心灵的真正财富。而说到布鲁图,甚至连赞扬他的诗人也见证了他在杀儿子的时候是不幸福的。诗人说“他的几个儿子发动新的战争,他为了美好的自由,咳,不幸啊,不得不把他们处死,不管后人怎样看待这件事。”接下去,诗人又说了一句安慰的话,“然而,热爱祖国和荣誉使人坚强。”

这里有两种动机,即为了自由和对名誉的贪婪,使得罗马人取得了可以敬佩的成功。但若这样做是为了正在死亡的人的自由,或是为了追求凡人的赞扬,父亲可以杀死儿子,那么这样的事有什么伟大可言?但若这样做是为了可以使我们摆脱罪恶、死亡和魔鬼的统治,获得真正的自由,不是凭借得到凡人赞扬的欲望,而是凭借正在逃跑的人的诚实的愿望,不是从塔克文国王那里逃离,而是从魔鬼和魔鬼之王那里逃离,那么我们不会去杀死自己的儿子了,而是宁可将我们的儿子列为基督的穷人,这样岂不更好?

还有另一位姓托夸图斯(Torquatus)的罗马领导人杀了他的儿子,这样做并非因为他的儿子是他的祖国的敌人,而是因为在受到敌人挑战时,他的儿子鲁莽地前去应战。他的行为虽然是为了他的祖国,然而却违抗了他做将军的父亲发布的命令。尽管他的儿子打了胜战,但是为了不使有更多的人照他的样藐视权柄,由此会带来的坏处超过打胜仗带来的好处,于是这位将军处死了他的儿子。我要说的是,托夸图斯的行为有什么值得罗马人自我夸耀,有些人为了天国的律法而轻视人世间所有好东西不是比他们杀儿子更值得赞扬吗?我们还可以福里乌斯?卡弥鲁斯(Fu血IS Camillus)为例。他起先把他的国家从他们最残暴的敌人维恩特人(Veientes)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然后发现自己受到那些妒忌他的人的谴责。

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旧再一次把他受到耻辱的祖国从高卢人手中拯救出来,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别的可以更好地生活在荣耀中的地方。与此相仿,为什么我们需要做一名基督教的英雄,在教会中受到敌人的伤害,但并不因此投向异端,或者自己建立异端,而是捍卫教会,使之不受危险的异端教义的伤害?因为只有一个教会,我们在这个教会中才能获得永生,而异端只能提供一条凡人荣耀的道路。国王波尔塞那(Porsenna)对罗马人发起一场邪恶的战争。为了迫使他停战,穆西鸟斯(Mucius)想要杀死波尔塞那,但没有成功,误杀了另一个人。穆西乌斯把自己的右手伸向烈火熊熊的祭坛,并且说其他许多像他一样的人都要来杀死波尔塞那。他的勇敢使波尔塞那感到震惊,出于对谋杀的顾虑,他马上宣布结束战争,与罗马人讲和。我要说的是,如果穆西乌斯这样的功绩可以进天国,那么不仅将一只手,而且将整个身体都投入烈火的基督徒又当如何?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受到他人的迫害。

再以库提乌斯(Curtius)为例。服从他们神灵的神谕,他骑着骏马,全副武装地跳下悬崖,因为那则神谕讲罗马人应当把他们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投入深渊,而他们只能把那句话理解为神灵命令他们派一个全副武装的骑士去死,因为罗马人认为没有比他们武装的骑士更珍贵的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岂不是可以说为永恒之城而死的人是伟大的,不过不是自愿跳崖,而是死在某些他的信仰的敌人于中?更加奇特的是,他在这样去死的时候得到了主的更加确定的旨意,主也是他的国家的国王,“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

如果说为了实践他们的诺言,德西(the Decii)家族献出了他们的生命,用鲜血平息神灵的愤怒,从而拯救了罗马军队,那么甚至连神圣的殉道士也没有理由想象自己做了什么事,配得上做那座真正幸福的城市的公民。他们之所以能成为那座城市的公民仅仅是因为他们努力了,为他们的兄弟流血了,甚至是为了他们的敌人的缘故流血了。他们按照上帝的吩咐,在爱的信仰和信仰之爱方面相互超越。

马库斯?普尔维鲁斯(Marcus Pulvillus)奉献一座神庙荣耀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这个时候,有些居心叵测的人告诉他说他的儿子死了,为的是让他能够离开,使奉献神庙的荣耀可以归于他的同伴。但是对荣耀的贪婪征服了他破碎的心中的哀伤。他没有回家,而是让别人把他儿子埋了,没有举行任何葬礼。那么,还有人能说他为传播福音做了伟大的事情吗?这样的教导把天国的公民聚集在一起,使他们免除许多错误。当有门徒心中挂念他父亲的葬礼时,主对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

为了不违反他自己的誓言,哪怕是他对最残暴的敌人发的誓,勒古鲁斯独自从罗马返回敌营。因为正如他在罗马人想要挽留他的时候说的那样,他在成为非洲人的奴隶以后,失去了罗马公民的荣耀的尊严。后来,迦太基人用最残酷的刑罚把他处死,因为他在罗马元老院说了反迦太基人的话。如果勒古鲁斯能够这样做,那么为了能对那座幸福之城保持忠诚,在这种信仰的引导下,还有什么样的酷刑我们不会加以藐视?为了报答上帝赐予的一切,为了表示对上帝的忠诚,我们难道不会忍受勒古鲁斯为了守信用而在他最凶残的敌人手中所受到的那样的痛苦?

假定一名基督徒自愿走上贫困的道路,这种朝圣的生活是通往上帝之家的最快捷的道路,而上帝本身是我们真正的财富。一旦他听到或读到卢西乌斯·瓦勒留(Lucius Valerius)的事迹,他还能大胆地自夸吗?他死在执政官任上,但一贫如洗,以至于他的葬礼也要靠民众捐赠。或者让基督徒听一听或读一读昆提乌·钦基那图(Quintius Cincinnatus)的事迹。他只有四亩(acres)土地,在从独裁官的位置上卸任以后,他得亲自耕种。他担任的这个官职甚至比执政官还要荣耀,在赢得征服敌人的巨大荣耀以后,他宁愿继续过他的贫穷生活。

即使基督徒没有受到尘世许诺的诱惑,放弃他在永恒之城的公民权,但也应当学会不要对自己所做的事自夸。法伯里修(Fabrici-us)如果能退出罗马,他就能得到四分之一个王国。但他拒绝了埃皮鲁斯(Epirus)国王皮洛斯(Pyrrhus)的许诺,宁愿作一名贫穷的公民。对罗马人来说,共和国的意思就是人民的共同财富,国家的共同财富。当罗马国家处在最繁荣、最富裕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家庭非常贫穷。有一位罗马人已经做过两次执政官,但仍被这个穷人的元老院的检察官起诉,因为有人发现他拥有十磅重的银盘子。我要说,既然这些打了胜仗使共和国富裕起来的人都那么穷,那么所有基督徒难道不要为了一个更加高尚的目的而将他们的财富变成共同财产吗?(甚至按照《使徒行传》中所说),他们可以把财产按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但没有人可以说有什么东西是他自己的,一切东西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他们必须明白,他们没有理由对此自夸。

为了获得天使一般的公民权,他们所做的事情毕竟并不比那些为了保持罗马帝国的伟大的异教徒多到哪里去。这些事迹,以及元论什么能在罗马历史中发现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在民众中拥有巨大的影响。罗马帝国怎么会不因此而得到极大的扩张,取得巨大的成功呢?罗马人想要得到幅员广大的帝国和长久的统治,以其公民的杰出美德而著称于世。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他们的榜样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教训。如果不为上帝之城的荣耀实践我们的美德,那么我们就是可耻的,而我们的美德在某种意义上与他们为了这个世俗之城的荣耀而实践的美德相似。但即使实践了美德,我们也没有理由骄傲。

因为,如使徒所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但是在人的短暂荣耀的范围内,这些古罗马人的生命因此,在真理的光芒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要崇拜上帝,这个真理在旧约中是隐藏着的,而在新约中是彰显了的。也就是说,不要从尘世的暂时的福益来看待对上帝的崇拜,上帝不加区别地把这些福益既赐予好人也赐予坏人,而要从永恒的生命、永恒的恩赐、天上之城的社会来看待对上帝的崇拜。在这种真理的光芒中,我们看到犹太人最公正地成了罗马人的荣耀的战利品,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想要靠美德来获得尘世荣耀的罗马人征服了那些犹太人。犹太人杀死了真正的荣耀的恩赐者,拒绝了永恒之城,这是他们最大的堕落。

基督徒能为永恒之国做的事情就是悔改。而满脑子世俗价值的奥古斯丁却不懂这一点,他还真以为自己能为永恒之国做什么事情呢!他还真以为他做的事情有可能导致“自夸”的可能呢。其实,他连永恒天国的一砖一瓦也无法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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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段  双城记之摩尼教思想


摩尼教对奥古斯丁的影响:在西罗马帝国内流传的摩尼教体系是一种二元论,它认为万物产生于光明与黑暗物质的斗争,人的灵魂是光明的物质而纠缠于黑暗之中,摩尼教自称是真正的基督教,谓基督是救赎者,他使得光子逃出黑暗的禁锢重返光明之域。在摩尼教会中,较高阶层者称为“选民”,他们修习严格的禁欲主义,禁绝婚姻,认为肉体传代完全是黑暗之域的事,奥古斯丁与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有关系,该女为他生有一子,在他信奉摩尼教的九年期间两人关系一直未断,因此他在教内仅仅是“听道徒”,该教念及人类的软弱,容许这一较低层次的人嫁娶。

其实,奥古斯丁的摩尼教思想贯穿其一生,而不仅仅是在其叛教期间。例如在其晚期所写的《上帝之城》,依然是以摩尼教的二神论而非基督教的一神论为基础的: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上帝之城》第十一卷章33的标题开宗明义地说:“关于两个不同的天使团体,可用光和暗来恰当地象征。”

这完全是摩尼教关于善恶战争的描述。

其完整论述更是充满了摩尼教的“斗争”精神:

但是某些天使犯罪了,被丢进这个世界最低的部分,囚禁在哪里,直到审判日接受对他们最后的谴责。使徒彼得把这一点说得最清楚,他说“上帝没有宽容犯罪的天使,曾把他们丢在地狱里,用黑暗的锁链捆绑,等候审判。”那么,还有谁怀疑上帝在其预见或行动中,把这些天使与其他天使分了开来?有谁会否认其他公义的天使被称作“光明”?连我们这些凭信仰生活,希望能像公义天使一样,但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的人也已经被使徒称作“光明”,他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而那些变节的天使,那些明白或相信自己比不信之人还要坏的天使都肯定知道他们最恰当的名字是“黑暗”。因此,即使要明白在创世记中还有另一种光,“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即使还有另一种黑暗,“上帝把光暗分开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根据这些话语明白了有两个天使的团体。

一个团体为拥有上帝而喜悦,另一个团体则骄傲自负。关于一个团体,经上说“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而另一个团体的王则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一个团体燃烧着上帝神圣的爱,另一个团体则充斥着对荣耀的不洁的爱。诚如经上所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可以说一个团体居住在众天之天上,而另一个团体则被掷人下界,处于狂风呼啸的低天中。

一个团体在神圣的光明中安宁,一个团体在黑暗的欲望中颠簸。一个团体按上帝的旨意带来仁慈的帮助和公义的复仇,而另一个团体在傲慢的驱使下行使诱惑和伤害。一个团体是上帝的使臣,将上帝之善贯彻到底,而另一个团体想要进行的伤害受到上帝的约束。

善良的天使嘲笑堕落的天使,说他们的逼迫反而是在不自觉地行善,而堕落的天使看到善良的天使在居所聚集而十分妒忌。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天使团,一个团体的本性是善的,意志是公义的,而另一个团体本性是善的,意志是恶的。圣经中有许多地方对此作了详细说明,我也相信,这两个天使团在创世记中是用“光明”与“黑暗”这两个词来象征的。即使我们所说的这段经文的作者在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心里可能有别的意思,但我们想,他的晦涩之处仍旧情有可原。

即使我们不能发现这本书的作者的真正意愿,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偏离信仰的规则,从其他具有同等权威的经书中我们足以明白我们的信仰。即使作者在这些话中讲的是上帝所创造的物体性的事物,但这些事物无疑与精神性的事物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使徒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

另一方面,如果创世记作者的意图就像我们所建议的那样,那么我们当前的讨论所要达到的目的就实现了。换言之,我们现在可以、相信这个上帝的人,这个如此杰出、拥有神圣智慧的人一一或者倒不如说上帝之灵在通过他说话一一在记录上帝的工作时没有省略天使,他说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六日里完成的。当经上写道“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时,天使被包括在“起初”这些词里。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上帝在创造其他事物之前创造了天使,要么更恰当地说,他们被包括在“起初”这些词里,乃是因为上帝在惟一独生的“道”中创造了他们。整个创世用“天”与“地”这些名称来象征,要么分成精神的和物质的(这是更加可信的解释),要么分成世界的两大部分,其中包含一切被造的事物。在这两种情况下,创世首先作为整体呈现,然后按照日子的神秘数字确立世界的各个部分。

《上帝之城》第十二卷则直接提出了两个关于天使的问题: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些天使有了善良的意志,而有些天使有了邪恶的意志;另一是好天使的幸福与坏天使的不幸的原因何在。其第一章论述“好天使与坏天使的本性是一样的”,试图给二神论披上一神论的外衣:

我们在上一卷已经指出两座城如何在天使中出现,现在我们必须谈到创造人,指出两座城如何在这个理性的种族中显现。然而,在这样做之前,我们首先要用证明的方式尽力对天使做出某些评论,这样做并非不妥或与主题不一致,因为我们所谈论的社会是由凡人和天使组成的。我们不说有四座城——两座天使之城和两座凡人之城——而宁可说有两座城,一座是由善良的天使和凡人一起组成的,另一座则由邪恶的天使和凡人组成。

好天使与坏天使性格上的对立并非源于他们本性与起源上的差异,这一点不容怀疑——因为创造他们的都是善良的、创造一切的上帝——而是源于他们的意志和欲望方面的差异。因为有些天使持续不断地趋向于万物之共善,亦即上帝本身、上帝的永恒、真理和爱,而有些天使对他们自己的力量感到兴奋,认为他们自己就可以是自己的善,从而脱离对他们和一切事物来说共有的善,拥抱他们自己个别的善。他们宁愿骄傲地自我膨胀,而不愿追求庄严高尚的永恒,宁要空虚的敏锐,而不要最确定的真理,宁愿热心地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要爱的联合的力量。他们变得傲慢,虚伪,妒忌。因此,好天使幸福的原因是他们矢忠于上帝,同理,坏天使可悲的原因也可以在前者的对立面中找到,这就是他们不忠于上帝。因此,要问好天使为什么幸福,那是因为他们忠于上帝,这样的回答是正确的。要问坏天使为什么可悲,正确的回答是他们不忠于上帝。

除了上帝,没有其他任何善能使理性的或理智的生灵幸福。当然了,并非每一生灵都能得到幸福,动物、树木、石头,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不具有幸福的能力。然而,能够幸福的生灵要成为幸福的,并不依靠他们自己去获取,他们并不能从无中创造出幸福来,而是从创造他们的上帝那里得到恩赐。构成他们幸福的东西若是失去就会变成可悲。因此,只有上帝的幸福不在于别人,而在于他自己的善本身,上帝不会可悲,因为只有上帝不会失去他自己。所以我们说,善并非不变的,只有惟一、真正、幸福的上帝是不变的,他创造的事物确实是善的,因为他们来自上帝,但决不是不变的,因为上帝并非用他自己创造了这些事物,而是从元中造有。因此,尽管他们不是至善——因为上帝是比他们更大的善——但这些可变的生灵可以倾向于不变的善,从而得到赐福,这样就非常好了。所以上帝就是他们的完全的善,没有上帝,他们必定是可悲的。

然而,这个被造的宇宙中的事物不幸福的原因,不能仅仅是因为它们不会有什么不幸。这就好像我们不能说身体的其他肢体比眼睛优越,因为它们不会瞎。正如有感觉的生灵即使会承受痛苦,也优于不会承受痛苦的石头,所以理性的生灵即使处于不幸,也优于元理性或无感觉,因而也不会经历不幸的自然物。既然如此,那么理性的生灵不倾向于上帝显然是一个错误。因为,它被造就为拥有这样一种优点,尽管它本身是可变的,但却能够通过对不变的善、至尊的上帝的依恋而获得幸福,也只有达到完全的幸福,它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而只有上帝才能使这一目标实现。

还有,每一个过错都在伤害它发生于其中的生灵,由于这个原因,它与这种生灵相对立。然而依恋上帝的生灵与不依恋上帝的生、灵不同,不是因为其本性不同,而是由于它的过失。然而由于这种过失,这种本性自身被证明为是非常高贵的,可敬的。因为毫无疑问,这种本性若是应当受到赞扬,那么它的过失就要公正地受到谴责。我们公正地谴责一项过失,完全是因为它使值得赞扬的本性受到污辱。例如,当我们说瞎是眼睛的一个缺陷时,我们就表明视力属于眼睛的本性。还有,当我们说聋是耳朵的一个缺陷时,我们就证明听力属于耳朵的本性。所以,当我们说天使这种生灵若是不依恋上帝是一个缺陷时,我们也就最清楚地宣布依恋上帝属于天使的本性。还有谁能高尚地明白或表达,依恋上帝,从而与上帝生活在一起,从上帝那里吸取智慧,为上帝喜乐,享有这种伟大的善,没有死亡、谬误或悲伤,该有多么光荣?因此,由于每一种恶都是对这种本性的一个伤害,所以邪恶天使的每一种罪恶,他们对上帝的背弃,都充分证明了由上帝创造的他们的本性有多么好,不和上帝在一起是对这种本性的伤害。

奥古斯丁真能蛊惑人心!竟然用圣经来为摩尼教做免费的宣传!就这样我们发现,摩尼教宇宙善恶二元观,才是奥古斯丁“预定论”形成的真正背景。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五卷3—5章:写道:

我将在我天父之前,谈谈我二十九岁那一年了。

(这个主教搞错了忏悔神甫和天父的区别,她以为他不说,天父就不知道,这完全是雷锋式的想法,哪里像一个基督徒。)

这时有一个摩尼教的主教来到了迦太基。这人名福斯图斯,是魔鬼的一张巨大罗网,许多人被他优美的词令所吸引而堕入网中。我虽则赞赏他的词令,但我能把词令和我所渴求的事物真理区分开来;我对于人们交口称道的福斯图斯,不着眼于盛词令的器皿,而着眼于他对我的知识能提供什么菜肴,因为我先已听到他学识渊博并擅长自由艺术的声誉。

我已经读了许多哲学家的著作,并已记在心头。我还把有些论点和摩尼教的冗长神话作了比较,我认为那些“多材多艺,能探索宇宙秘奥,却不识宇宙主宰”的人们所论列的比摩尼教可信。但你、“伟大的天父,垂怜卑微的人而藐视骄傲的人”,你俯就诚心自怨自艾的人。那些骄傲的人,即使他们嗜奇而专精,能计算星辰与沙砾的数字,度量天体,窥测星辰运行的轨道,却找不到你。

他们凭自己的理智和你所赋的才能,探求以上种种,确有很多发明;他们能在好几年前预言某日某时某刻有日月蚀,他们所预测的数字丝毫不爽的应验了。

人们对这些成就表示赞叹,没有这种知识的人感到惊愕,那些行家却沾沾自喜。目无神明的骄傲使他们和你的无限光明隔绝;他们能预测日蚀,却看不到自身的晦蚀。原因是他们不能本着宗教精神探求他们所以能探求以上种种的才能来自何处。即使他们发现是你创造他们,也不肯把自己贡献于你,使你保持着所创造的工程:他们祭祀自己,却不肯以自身祭祀你,他们不肯宰杀和“空中飞鸟”一样的好高骛远的意愿、和“海中鳞介”一样的“潜行深渊”的好奇心,以及和“田野的牲畜”一样的快乐,使你天父能以销铄一切的烈火烧毁他们导致死亡的欲望,赋予他们不朽的生命。 

他们不认识“道路”,不认识你的“道”:你是通过“道”而创造了他们所计算的万类,创造了能计算的人类,创造了他们观察万物的官感和所以能计算的理智。“你的智慧是无限无量的。”你的“独子”“成为我们的智慧、正义与圣德”,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向恺撒纳税。他们不认识这一条从自身下降到“圣子”,再通过“圣子”而上升到“圣子”的道路。他们不认识这条道路,自以为高高在上,与星辰一样光明;因此堕落到地上,他们冥顽的心便昏暗了。

他们对于受造物有许多正确的见解,但不能以虔诚的心寻求真理、寻求造物的主宰,因此一无所获;即使找到,“认识了天父,但不能以崇奉天父的敬礼光荣他”,感谢他;他们的思想流于虚妄,反自以为聪明,把本属于你天父的占为己有,为此之故,他们既狂且瞽,竟然以自身种种强加于你天父,即是以虚妄归于你真理本身,“把不朽天父的光荣比于朽坏的人,比于禽兽蛇虫一般的偶像,以你的真理变为邪说,他们不崇拜奉事造物的主宰,反而崇奉受造之物”。

我记取了他们观察受造物所得出的正确论点,我也领会他们推算时辰季节并用观测星辰相互印证的理论,拿来和摩尼教关于这一方面的大批痴人说梦般的论著比较后,看出教外哲学著作有关夏至冬至、春分秋分、日蚀月蚀以及类似现象所给我的知识,在摩尼教的著作中都无从找到。摩尼教只命令我们相信,可是这种信仰和有学术根据的推算,以及我所目睹的事实非但不符,而且截然相反。

主、真理的天父,是否只要通晓这些事理,就能使你愉悦?一人精通这一切而不认识你,是不幸的,相反,不知道这一切而能认识你,是有福的。一人既认识你,又明白这一切,并不因这些知识而更有福。相反,如果能认识你,能以敬事天父之礼光荣你,感谢你,不使思想陷于虚妄,那末他的幸福完全得之于你。

一人有一棵树,虽则不知道这树高几肘,粗几肘,却能享用这棵树而感谢你,比了另一人知道有多少高,有多少桠枝,并不占有这树,也不认识这树的创造者,一定更好。对于信徒也如此,世间一切财富都属于他,“似乎一无所有,却一切都有”;他归向你,一切为你服务,即使连北斗星的轨道也不知道,但毫无疑义,这人比起一人能计算天体星辰,称量元素,却忽视了“用尺度、数字、衡量处置万物”的你,一定更好。 

但谁要求一个摩尼教徒论撰这些事物呢?即使不知道这些事,也能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你对人说过:“诚信即是智慧”。有人即使精通这些学问,也能不知诚信为何物;但一人对此种学问一无所知,却敢无耻地教导别人,这人不可能是虔诚的信徒。标榜那些尘世间的学问,即使确有心得,也是虚妄;而诚信则在乎运用这些学识来赞颂你。

于此可见,摩尼教人违反了此项原则,对那些事物信口雌黄,已由精于此道者证明他不学无术,那末更能清楚看出他对于其他比较深邃的问题也是一窍不通。但这人又不愿别人小觑他,力图使人相信那赋畀信徒恩宠的“圣神”、“施慰之神”,威权神力都附在他身上。有人揭发了他关于天体日月星辰运行的谬论,这一切本与宗教无关,但他的狂妄依旧敢公然亵渎神明,因为他不仅谈论所不知的事情,甚至恬不知耻地发挥他不经的言论,还自称有神圣的威权。 

我听到某一基督徒错误百出谈论他不懂的事情,我能耐心地听他的见解,我认为这种错误无害于他,因为即使他不懂物质世界中受造物的位置和性质,但对于你万有的创造者未尝抱有不正确的信仰。相反,如果他认为这些问题关系到信仰的道理,而且敢于固执他错误的成见,那么便有害于他了。但即使有这样的弱点,在信仰的摇篮中时,有母亲的慈爱扶持着,从新生成长为“完人”,便“不再随各种学说的风气而飘摇动荡了”。

至于那一个在信徒之前以博士、权威、领导自居的人,竟敢宣称谁相信而跟随他,不是跟随一个凡人,而是跟随他身上的“圣神”。这人的荒谬既已确然有徵,那么对这样的疯狂,谁能不表示深恶痛绝呢?

但我尚未能确定根据他的话,对于其他书籍所载的日夜潜运,星辰明晦等现象能不能得到解释;如果他所说是有可能,那末我对于事物的真相依旧疑而不决,我仍将相信他具有圣德,仍将奉他的理论作为我信仰的圭臬。

由于地位低下,奥古斯丁对于摩尼教的热情并不持久,奥古斯丁约在二十八岁时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潭,放弃迦太基的生活,到罗马帝国的首都寻找机会。他在罗马结识了一些人,经他们介绍到米兰任官聘教授,当时西罗马皇帝驻在米兰。米兰的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是当时最著名的教会要人。奥古斯丁经人介绍认识了安布罗斯,但他只够聆听安布罗斯的讲道。这使他第一次接触基督教知识,这种接触动摇他的偏见。虽然他当时已扬弃摩尼教的教义,但仍保有摩尼教的唯物论,他在“根本实体”这个问题上找不到足以取代摩尼教教义的理论,思想上怀疑重重。在他心中,上帝的存在、罪恶的性质和根源,仍然一如既往,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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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段  向圣徒献祭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第八卷27章记载了“基督徒荣耀他们的殉道士的方式”,那几乎是一种赤裸裸的偶像崇拜:

然而,我们没有为这些殉道士建立神庙、祭司、祭仪和献祭,因为殉道者本人不是神,或者说他们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当然,我们荣耀他们的遗物,纪念这些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的上帝的圣人,他们使真正的宗教得以彰显,使虚假的宗教得以暴露。在以前,即使有人认为这些宗教是虚假的,他们也由于害怕而不敢把他们的想法说出来。

那么要是有人听到忠实的祭司在祭坛旁对着某些殉道者的圣体荣耀和崇拜神,说出这样的祷告,“圣彼得,圣保罗,圣西普瑞安,我向你们献祭”,这又该如何理解呢?我们要知道,这样的献祭是在殉道者的坟墓边进行的,是献给上帝的,上帝把他们创造为人和殉道者,使他们像神圣的天使一样得享天上的荣耀。我们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献祭,既是为了能够就他们的胜利向真正的上帝谢恩,又是为了可以激励自己向他们学习,去赢得这样的挂冠和棕榈枝,吁请这位上帝来帮助我们。因此,无论宗教如何荣耀殉道士的圣地,都只是为了纪念他们,而不是一种献给死人和神的神圣祭仪。

即使有虔诚的信徒把供品带往殉道士的圣地,这些东西也仅仅起着一种装饰作用,而不是献给死人的祭品,就好像它们是神灵似的。至于把食物带往圣地,受过较好训导的基督徒是不会这样做的,大多数国家也没有这种习俗;而哪怕有人这样做了,那也是因为他们希望以殉道士之主的名字来彰显他们的功绩。他们在祈祷前把食品放在圣骨匣前,祈祷完后就把它拿走,要么吃了它,要么把它分给穷人。凡是懂得基督教祭仪的人知道他们在献祭,但也知道这些东西不是献给殉道士的祭品。

我们的对于藉以崇拜他们的神明的东西,以及我们藉以荣耀我们的殉道士的东西,既非神圣的荣耀,又非凡人的罪恶,因为我们没有向他们献祭,更没有依据他们的恶行创造神圣的祭仪。书上说,作为埃及女神和奥西里斯之妻的伊希斯,以及他们的所有祖先,都是王家成员。(伊希斯在祭祀她的祖先时发现了一堆大麦,她拿了几穗大麦给她当国王的丈夫和当国师的墨丘利看。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对于希望把伊希斯当成克瑞斯。)她所降下的大恶都不是由诗人记载下来的,而是记录在埃及人的神秘著作中。让那些有此意愿和有阅读能力的人读一下亚历山大写给他的母亲奥林庇亚丝的信,在信中他叙述了由祭司莱奥启、示给他的事;让那些读过它的人想一想,看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行为如何,他们的祭仪是死后才设立的,就好像他们是神灵似的。

然而,我们的对于大多数把他们当做神,而上帝禁止人们大胆地拿他们来与我们神圣的殉道士作任何方面的对比,我们并不把殉道士当做神。我们不为殉道士指定祭司,也不向他们献祭,因为这样做是不恰当的、无价值的、不合法的,这样的事情只能对上帝做。我们既不会对这些所谓神灵的自身的罪行感到快乐,也不会对以可耻的方式展示诸神的罪恶感到兴奋,而无论这些罪行是否在他们还是人的时候犯下的,或者说他们不是人,而只是为了那些臭名昭著的精灵的快乐而虚构出来的。苏格拉底若是有一位神,那么他的神不属于这一类精灵。但也许是那些想要在造神技艺上出类拔萃的人把这样的神强加给了这位对造神技艺陌生的人,他是无辜的。

向圣徒献祭,却诡辩说这是献给上帝的;那么多神论者也可以按照这种逻辑说什么“借假修真”,可是这不仅违反了十诫,而且辜负了十字架上的宝血。

三百年前,中国教会陷入了“礼仪之争”的漩涡。可惜耶稣会士们不够博学,否则他们完全可以拿奥古斯丁的诡辩位为自己开脱,请罗马收回成命,允许天主教徒这样“纪念”自己想要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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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段  圣徒崇拜和死人有关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第八卷26章说“所有异教徒的宗教一定都和死人有关”,但是这是全然错误的,体现了这位非洲人的高度无知: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位埃及人对将要到来的这个时刻表示哀叹,在这个时候这些东西将要从埃及被消除,而他承认这些东西是由那些犯错误的、不信的、偏离崇拜和神圣宗教的人制造出来的。在提到其他事情时这位埃及人还说“到那时,这块土地,这个有着神龛和神庙的最神圣的地方,将会充满棺材和死人。”确实就好像这些东西如果消除了,人就不会死了,或者说就好像死者会躺在别的什么、地方,而不是躺在地下,或者说他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对:随着时间推移,棺材的数量必然增加,因为死者的数量必然增加!

但他似乎对这样一个事实表示悲哀:对我们的殉道士的纪念占据了诸神的神庙和神龛。他这样做了,因此当那些与我们敌对的、心灵邪恶的人读到这些内容时,他们会以为我们在那些异教徒崇拜诸神的神庙里崇拜坟墓里的死人。这些不虔诚的人就像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的瞎子,根本看不到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他们不知道在所有异教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原先不是凡人的神,或者极少有这样的神,只是在他们死后,神圣的荣耀才加到他们头上。瓦罗的看法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他认为所有死人在异教徒眼里都是某种神,被称作“亡灵”。他用埋葬死者几乎都要举行的神圣仪式来证明这一点。在这种语境下,他提到了葬礼中的竞赛部分,认为这就是神性的最好证明,因为除了荣耀神圣的存在者,其他仪式一般是不用竞赛的。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这位赫耳墨斯本人伤心地说“到那时,这块土地,这个有着神龛和神庙的最神圣的地方,将会堆满棺材和死人。”然后在同一本书中,通过考察,他指出埃及的诸神实际上是死人!他指出,他的祖先由于不信和不参加宗教崇拜和神圣宗教,所以他们关于神的观念大错特错,为此还发明了造神的技艺,说完这些话以后他又说“就这样,由于他们不能制造灵魂,于是就召来精灵的灵魂或天使的灵魂,使之与神圣的塑像和秘仪联系起来,藉此使他们的神像拥有行善与作恶的力量。”然后,就好像要举例证明这一点似的,他又继续说道“噢,你们的祖先阿斯克勒庇俄斯,最先发现医药的人,在利比亚的一座山上被神圣化,此处靠近鳝鱼出没的海边,在那里的神庙中有他的尘世之人,亦即他的肉身,因为他的较好部分,或者倒不如说他整个人都已经升天了,要是可以说整个人都是一种理智的生命的话,但即使现在,凭着他的神力,他仍旧在用他先前使用过的医药技艺帮助病人。”你们看那!赫耳墨斯在这里说的是一个死人在他的棺材所在地被当做神来崇拜,这样做当然是虚假的、错误的,因为实际上他已经升天了。

接下去,赫耳墨斯又说“与我同名的祖先赫耳墨斯居住在这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土地上,他难道不会帮助和庇护从各地来到这里的凡人吗?”他这样说是因为这位被他称作祖先的老赫耳墨斯,亦即墨丘利,据说住在赫耳墨斯波利斯(Hermopolis),也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你们瞧!他说的两位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和墨丘利,曾经一度是凡人。就阿斯克勒庇俄斯来说,希腊人和拉丁人对他的看法是一样的。而就墨丘利来说,许多人不相信他曾经是凡人。也许作为神的赫耳墨斯与作为特利斯买吉特的祖先的赫耳墨斯名字相同,但不是一个人?在此我不想争辩他们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但是按照这位赫耳墨斯后裔特利斯买吉特的证词,赫耳墨斯神像阿斯克勒庇俄斯一样曾经是凡人,受到他的同胞们的高度尊敬,只要说明这一点也就够了。

赫耳墨斯还继续说道“我们知道奥西里斯之妻伊希斯,在仁慈的时候她会把许许多多恩惠赐予我们,而在愤怒的时候她又会降下许多巨大的恶!”在说了这些关于伊希斯的话以后,他接着说“她在生气时降下的恶是多么巨大呀!”然后他指出“属土的和有质料的神灵容易发怒,因为它们是人造的,具有两种性质。”他之所以要这样说,乃是为了表明有一类神是凡人用他们的技艺制造出来的。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在他看来,精灵就是死者的灵魂,那些犯了大错的人用技艺把它们制造出来,这些人是不信的和不虔诚的,他们把精灵引进塑像,因为制造神像的人不管怎么说都不能制造灵魂。然而,当他说“两种性质”的时候,他指的是身体和灵魂。他说“因此埃及人把某些动物当做神圣的,每个城市荣耀那些被神化为神灵的灵魂,这些人活着的时候遵循他们的法律生活,并且声名显赫。”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伤心地抱怨埃及这块充满神龛和神庙的神圣土地上堆满了棺材和死人呢?赫耳墨斯这番话显然是在那些骗人的精灵的推动下说出来的,通过他被迫承认这块充满棺材和死人的土地上的人民把这些死人当做神灵来崇拜!但是这番话要表达的是精灵的悲哀,因为在神圣的殉道者的神龛处,精灵由于受到毁灭性的惩罚而感到伤心。在许多诸如此类的地方,精灵正在受拷打,被迫忏悔,从它们曾经附身的人体中被驱赶出来。

显然,奥古斯丁这样论断是因为他不懂得佛教,因为佛教并不和死人有关,也不必崇拜死人;相反,奥古斯丁的“借假修真”的圣徒崇拜才和死人有关,甚至崇拜死人。因此,我高度怀疑“基督教受过佛教影响”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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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段  埃及人的精灵崇拜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第八卷23章说:

关于这个世界的造物主,赫耳墨斯确实说了许多貌似真理的话。但我不知道他的心灵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黑暗,以至于希望人类始终服从由人类自己制造的诸神并对诸神的消灭感到悲哀,就好像有什么事情比人类屈服于自己制造的东西更可悲的事情似的,而诸神是人造的这一点是他本人也承认的。通过把自己的双手制造的作品当作诸神来崇拜,人可以变得不像人,这一点比人的双手的制造物通过人的崇拜而变成诸神更加容易。“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这种事情比把人的制造物置于神的创造物之上更容易发生,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神的创造物就是人本身。当人把自己制造的东西置于自己之上时,人就罪有应得,由于堕落而偏离了创造人的神。

埃及人赫耳墨斯对这些空洞的、骗人的、致命的、亵渎的东西表示悲哀,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被消灭的时候就要到了,但在表达悲哀时,他的冒失就像他表达知识一样轻率。因为把这些事情启示给他的不是圣灵,圣灵启示了神圣的先知,而神圣的先知预见到这些事情以后大声疾呼“如果人可以造神,那么它们就不是神”。先知在另一处说“万军之主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记念。”神圣的先知以赛亚谈到埃及的偶像,他说“神临在埃及,埃及的偶像被消灭,埃及人的心被征服”。他还说过其他一些有着相同作用的话。

还有一些人像先知一样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对此感到喜悦。比如西面或亚拿,他们在耶稣降生之后马上就认识他;又如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在耶稣尚在腹中时就认识了他;又如彼得在圣父的启示下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把自己毁灭的时间告诉这位埃及人的精灵与天主在世时的精灵是一样的,它们颤抖着说“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摧毁我们吗?”之所以这样问,乃是因为它们尽管知道自己毁灭的时候确实临近了,但它们相信这个时候不会那么快到来,而这时候它突然到来了;或者是因为,提到毁灭它们的意思是它们的伪装被揭露,因此受到藐视。这确实是一次“时候还没有到”的毁灭,也就是说审判的时间还没有到,而到了审判的时间,它们要和那些与它们一起作恶的人一同受到永久的谴责。真正的宗教就是这样说的,这种宗教既不会骗人也不会受骗。它不像赫耳墨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把真的与假的混合在一起,对一种宗教将要面临的毁灭表示悲哀,而他自己承认这种宗教是错误的。

奥古斯丁一边说,“关于这个世界的造物主,赫耳墨斯确实说了许多貌似真理的话。”奥古斯丁一边又说,“因为把这些事情启示给他的不是圣灵”。这说明在奥古斯丁的心目中,许多貌似真理的话不是出自“启示的圣灵”。那么,那是什么呢?那是人的推理、虚妄的小学。其实那些话语,根本不是“貌似真理”,只有二元论者、双城居民,才会觉得那些话语“貌似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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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段  人的灵魂确实是精灵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第九卷章10 按照普罗提诺的说法,认为身体不朽的精灵比身体可朽的凡人更悲惨:

人们对普罗提诺记忆犹新,称赞他对柏拉图的理解超过其他任何人。在讨论人的灵魂时,他说“父神出于怜悯而使它们受到必朽事物的约束。”也就是说,他想到人有可朽的身体,因此不会永远陷于今生可悲的生活中,而这是出自父神上帝的怜悯。但是精灵不配得到这种怜悯,它们除了得到屈从于情欲的、可悲的灵魂外,还得到不朽的身体,不像人的身体那样可朽,而是永恒的。如果它们能够拥有人一样可朽的身体和神一样幸福的灵魂,那么它们一定比人更幸福。如果它们拥有可悲的灵魂,同时又配上像人一样的、可朽的身体,那么它们就会和人一样了;因为这样一来它们至少能够拥有某种虔诚,可以在痛苦到死亡的过程中得到某种休息。然而事实上,它们不仅不比人类幸福,而且比人类更不幸,因为它们的身体是永久的囚室。阿普留斯不希望我们理解精灵通过智慧和虔诚的增长可以变成诸神,他非常清晰地说,精灵将永远是精灵。

11章进一步引述柏拉图主义者的观点,认为人的灵魂在离开身体时变成精灵:

阿普留斯确实说过,人的灵魂是精灵,当它们离开人的时候,如果配得上善待,那么它们就会变成“lares”(家鬼);如果配得上恶待,那么它们就会变成“lemures”(夜游鬼)或“larvae”(恶鬼);如果应得的对待善恶不定,那么它们就会变成“manes”(祖魂)。只要稍加注意,有谁会不明白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引人毁灭的道德地狱中的一个旋涡?人们无论如何邪恶,如果相信自己将会变成恶鬼或祖魂,那么他们都会变得更坏。如阿普留斯所说,由于恶鬼是由可憎的精灵用恶人的灵魂造成的,那么这样的人会设想自己在死后将受到献祭和神圣荣耀的召唤,可以出来为非作歹。然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他还说过幸福的人在希腊语中称作“eudaimones” ,因为它们是善的灵魂,亦即善的“daimones”,他也以此作为证据来进一步肯定自己的观点,人的灵魂确实是精灵。

奥古斯丁按照普罗提诺的说法,认为身体不朽的精灵比身体朽的凡人更悲惨,这说明奥古斯丁和普罗提诺都不懂得宗教的神秘,而且也都“不知为知之”地从人自己出发,去臆断神秘世界。在这一点上,奥古斯丁不是纯正的基督徒,普罗提诺则隐藏了从他的老师那里偷偷学到的基督教原理,并声称自己是新柏拉图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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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段  罗马人的凌迟更早


这就是奥古斯丁所崇拜的罗马:“有人被刽子手们徒手撕成碎片,这些人对付一个活人比野兽撕咬弃尸更加野蛮。也有人被挖去眼珠,身上的肉一点点被割去,用这种酷刑使人慢慢死去。”我称之为“罗马人的凌迟”,比中国的凌迟还要早出现千年。因此我高度怀疑,中国的凌迟也是来自西方的真理。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第三卷27章《马略和苏拉之间的内战》说:

当马略(Marius)被打败,赶出城去的时候,他的双手沾满了同胞们的鲜血,他们都是党争的牺牲品。在此期间,他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用西塞罗的话来说,“后来秦纳(Cinna)和马略占了上风;确实,那时最知名的公民都被杀死了,国家的光明被熄灭了。苏拉随后对马略和秦纳胜利时的残酷行为又进行了残酷的报复,有多少公民被屠杀以及国家遭到多大的灾难那就无需再去回忆了。”这场不受惩罚的报复造成的毁坏甚于它所要惩罚的罪恶所造成的毁坏,对此,卢坎(Lucan)说“这种治疗是过度的,与疾病太相似了。疾病治愈了,但人已经死去了,只有罪恶能够活下来。然后,私人的仇恨与愤怒,不受法律的约束,被允许任意发泄。”

在马略和苏拉之间的那场战争中,除了遍布死尸的战场,城里的街道、广场、市场、剧场、神庙也都布满尸骸,很难计算胜利之前杀的人多还是胜利之后杀的人多,其理由仅仅由于他们应当是胜利者,或者由于他们是胜利者。当马略获得胜利,从流放地返回的时候,除了遍地尸骸外,执政官屋大维(Octavius)的首节被悬挂在讲坛上,恺撒和菲姆利亚(Fimbria)在他们自己的家中被谋杀,两位克拉苏(Crassus),父亲和儿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杀害,拜庇乌斯(Baebius)和努米托留(Numitorius)的尸体被挂在钩子上肢解,卡图鲁斯(Catulus)服毒自杀以逃避他的敌人对他下毒手,朱庇特的祭司美鲁拉(Merula)割开血管,用自己的鲜血向他的神献祭。还有,任何人对马略行礼问候时,若是没有得到他的举手回答,就会被当场处斩。

28章《苏拉的胜利是对马略的一种残忍的报复》:

苏拉的胜利尾随马略的残忍报复而来。但是他的胜利不仅要付出巨大的流血作为代价,而且要在一种敌对结束以后保存另一种敌对,后继的和平就像战争一样充满血腥。在老马略前不久制造的大屠杀之上,属于同一党派的小马略和卡波(Carbo)又增添了许多更大的罪恶。当苏拉逼近时,他们看到取胜无望,生命不保,就制造了一场不分敌友的大屠杀。他们使罗马的每个角落洒上鲜血还不满足,于是就围攻元老院,从议事厅中把议员们拉出来处死,就像从监狱中提取死囚。大祭司穆西乌斯?斯卡沃拉(MuciusScaevola)在维斯太(Vesta)祭坛前被杀。他依恋此处,因为整个罗马没有比她的神庙更加神圣的地方了,他的鲜血浇灭了圣坛上由那些处女日夜照料的长明火。苏拉下令在公共村(Villa Publica)杀了七千人以后才胜利进入罗马城,他们不是在战斗中被杀的战士,而是已经解除了武装的战俘。在战争的怒火熄灭之后,和平本身的怒火还是如此猛烈。

苏拉的士兵进城后任意杀人,死者不计其数,直到最后有人向苏拉建议,应当允许某些人活命,否则胜利者就没有人可供驱使了。于是这种愤怒的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人行为得到制止,那道剥夺公民权的法令表达了较多的仁慈,名单上列有两千多属于最高等级的人,议员和骑士。其人数之多确实令人悲哀,但毕竟有一个确定的限制,所以还得说它是一个安慰。要杀的人如此之多确实令人悲伤,但其他人总算可以平安了,这还得说是一道喜讯。然而,这种冷酷的平安面对那些注定要死的人所受的酷刑也只能发出哀泣。有人被刽子手们徒手撕成碎片,这些人对付一个活人比野兽撕咬弃尸更加野蛮。也有人被挖去眼珠,身上的肉一点点被割去,用这种酷刑使人慢慢死去。有些被占领的城市受到拍卖,就像拍卖农场一样,有一座城市被谴责为凶手,就像一名被定为死罪的囚犯。

这些事情都是在战争结束以后的和平中发生的,不是为了使胜利更快到来,而是在胜利已经取得以后,因此我们不能轻视。和平与战争一样残酷,甚至比战争更加残酷,因为战争期间双方都有武器,而和平期间杀害赤手空拳的人。战争给人以自由,人们在能够进攻的时候可以厮杀,和平给幸存者带来的不是生命,而是不可抗拒的死亡。

29章《罗马人经历了哥特人和高卢人的入侵,与该时期的灾难与内战带来的灾也难作比较》:

有什么外国人的愤怒,有什么野蛮人的残忍,能够与这种公民对公民的胜利相提并论?与最近的哥特人的入侵和较早的高卢人的入侵相比,马略和苏拉以及他们的同党在对他们的同胞开战时表现出来的残忍,何者给罗马带来了更大、更骇人听闻的、更加残酷的灾难?除了还没有被占领的卡皮托利山以外,高卢人确实杀了他们在城中各处找到的所有议员,但他们至少给了那些在卡皮托利山里的人一条生路,如果他们不冲进去,也可以把那些人饿死。哥特人放过了那么多议员,如果说他们杀了哪位议员倒是值得惊奇的。而苏拉,当马略还活着的时候,就打定主意要征服卡皮托利山,要在那里签发死刑执行令,而连高卢人都没有想到要侵犯这个地方。

尽管马略注定还要更加凶狠地回来制造血腥的屠杀,他逃走以后,苏拉从卡皮托利山签发了屠杀议员的法令,还没收了许多公民的财产。苏拉离去后,马略这一派又干了些什么?他们甚至不肯放过穆西乌斯(Mucius),他是一位公民,一名议员,一名祭司,尽管按他们的说法,他当时抱住掌握着罗马命运的神圣的祭坛。不必再提其他无数次屠杀了,苏拉最后那份追杀令上所列举的议员名字比哥特人的洗劫杀死的议员还要多。

“罗马人的凌迟”比中国的凌迟更早出现,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是文明还是野蛮?看来“西方的真理”应该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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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段  罗马元首的阴险和怯懦


奥古斯都开创了罗马的元首制度,也是第一个罗马元首、“第一公民”。不过这个第一公民也是第一阴险和第一怯懦的卑鄙小人。这个人的个性所造成的范例效果,也在无形之中影响了罗马帝国的发展。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第三卷30章《基督降临之前,残酷的战争一场接一场》:

那么,出于什么样的厚颜无耻、狂妄自大、愚蠢或疯狂,他们拒绝把这些灾难归咎于他们自己的神,而是把现在的灾难归咎于我们的基督!这些血腥的内战比任何外来战争带来了更大的灾难,这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说的。这些内战不仅是灾难,而且对共和国来说绝对是毁灭性的。这些内战早在基督降临之前很久就开始了,一场接一场地发生。一系列的原因带来一连串的战争,从马略与苏拉之战到塞尔托利乌(Sertorius)与喀提林(Cataline)之战,这两人一个受到苏拉的追杀,一个受到苏拉的提拔。往后则有雷必达(Lepidus)与卡图鲁斯(Catulus)之战,这两人一个希望废除苏拉,另一个为苏拉的行为辩护。再往后还有庞培(Pompey)和恺撒之战,庞培曾是苏拉的同党,拥有的权力与之相同,甚至超过苏拉,而恺撒指责庞培的专制,因为他自己还没有掌权,后来庞培战败被杀,恺撒的权力超过了他。内战之链从一位恺撒那里一直延伸到另一位恺撒,后来称作奥古斯都,基督降生于奥古斯都在位统治时期。

甚至奥古斯都本人也进行了多次内战,无数杰出人物在战争中死去,其中有共和国最富有管理才能的西塞罗。当盖乌斯·朱利乌斯·恺撒(Caius Julius Caesar)征服庞培的时候,尽管他相当宽厚地保证政敌的生命安全和荣誉,但仍被怀疑为谋取皇权,最后在元老院的讲坛上被一群高贵的议员谋杀,这些人想要捍卫共和国的自由。他的权力转移到了安东尼(Antony)手中,这个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格,腐败而又邪恶。为了捍卫共和国的自由,西塞罗竭力呼吁人们起来反抗他的统治。在这个关头,另一位恺撒,盖乌斯的养子,如我所说,后来被称作奥古斯都的那一位,作为一个年轻的天才崭露头角。西塞罗喜欢这位年轻的恺撒,为的是通过他去影响安东尼。西塞罗希望这位恺撒能够推翻和削弱安东尼的势力,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但西塞罗的希望是盲目的,不确定的。因为,正是这位年轻人,尽管受到西塞罗的提携和影响,但却允许安东尼杀死西塞罗,以此为结盟唱的保证,也使他曾为之多次宣称要加以捍卫的共和国的自由服从于他自己的统治。

奥古斯丁也像他所崇拜的罗马元首、第一公民一样,是个随风起舞的小人。考察一下他的信仰转变过程,与罗马帝国的宗教政策的转变,真是一拍合着一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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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段  罗马人是妓女哺育的


台湾有人说中国大陆的人,身上有一种特质,很难说清是什么,姑且称之为“喝狼奶长大的”。结果,有的大陆作家索性对号入座,写出了《狼图腾》这样的小说,宣扬“狼性是个好东西”。

其实,这也是一种“东施效颦”。因为“喝狼奶长大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罗马人。《狼图腾》的作者大概想发财都疯了,不想做中国人了,想数典忘祖去做罗马人了。

不过,公元前后的时候,中国人和罗马人可是平起平坐的,分头执掌“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而且,罗马人那个“喝狼奶长大的”传说,可能是为了掩盖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那就是“罗马人是妓女哺育的”。

其证据就在热爱罗马的拉丁教父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一书里,这总不可能是恶意编造出来的谎言吧:“有人说当这两个婴儿(罗马城的创建者罗慕洛斯兄弟)被抛弃在那里啼哭时,某个不知名的妓女给他们喂奶,他们最先吃的是妓女的奶,因为人们称妓女是母狼,而臭名昭著的妓院则被称作‘狼屋’。”

巧合的是,二战时期,德国元首也把自己的大本营叫做“狼屋”。德国人这么崇拜饿狼,看来可以追溯到罗马的起源。如此说来,德国人也是“妓女哺育的”了。我就不知道那些大叫什么“狼图腾”的现代华人,东施效颦的目的究竟是不是也是为了如此粉刷自己的起源?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的第十八卷19、20、21章里这样记载“罗马人是妓女哺育的”:

特洛伊沦陷被毁之后,埃涅阿斯带领二十条船,载着幸存的特洛伊人,到达了意大利。当时意大利由拉丁努斯统治,而墨涅修斯是雅典国王,波利菲德是西徐亚国王,坦塔尼斯是亚述国王,押顿是希伯来人的士师。后来,拉丁努斯死后,埃涅阿斯在那里统治了三年,而上面提到的这些国王都继续在位,除了佩拉古斯成为西徐亚人的国王,参孙成为希伯来人的士师。

参孙力大无穷,人们都认为他就是赫丘利。但拉丁人把埃涅阿斯变成了他们的一个神,因为他死的时候无影无踪。萨宾人(Sabines)也把他们的第一位国王列入诸神的行列,这位国王名叫桑库斯,有些人也叫他桑克图斯。也是在这一时期,雅典国王考德鲁斯化了装,自动落人他的城邦的敌人伯罗奔尼撒人于中,结果被杀,以此达到他的目的。他以这种方式拯救了他的国家,因为伯罗奔尼撒人得到神谕,不能杀死雅典国王,否则就不能取胜。而考德鲁斯打扮成乞丐莫落的人,把他们惹火了而动手杀人。因此维吉尔在提到这件事情时说“考德鲁斯的莫落”。

雅典人也把考德鲁斯当作神,用祭祀来荣耀他。西尔维乌斯是埃涅阿斯之子,但不是克瑞乌莎所生,而是由拉丁努斯之女拉维尼娅所生。他据说是埃涅阿斯的遗腹子,而克瑞乌莎是拉丁人的第三位国王阿斯卡尼俄斯之母。当西尔维乌斯成为拉丁人的第四位国王时,俄纽斯是亚述的第二十九位国王,美兰苏斯是雅典的第十六位国王,祭司以利是希伯来人的士师。此时西徐亚王国告终。据说她一共延续了959年。

相传此后不久,国王们仍旧在上面提到的这些地方进行统治,到了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士师时代告终,以色列人开始有了王国,始于扫罗王。当时,被称作西尔维家族的国王开始统治拉丁人。第一位国王西尔维乌斯是埃涅阿斯之子,那些后继者保留这个名字为姓,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名,这种取名的方式与后来是一样的,例如奥古斯都?恺撒以恺撒为姓。但是扫罗被放逐,他的后代没有人当国王。扫罗统治了四十年,他死以后当国王的是大卫。那个时候,在考德鲁斯死后,雅典人不再有国玉,而由执政官管理这个国家。大卫也统治了四十年,他的儿子所罗门继承王位,在耶路撒冷建造了最著名的圣殿。在所罗门当政的那个时期,阿尔巴城在拉丁姆建立。从那以后,国王们不再称作拉丁人的国王,而是称作阿尔巳人的国王,尽管他们的领地仍在拉丁姆。所罗门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罗波安,在他统治时期这个民族分成两个王国,每个部分都有她自己的国王。

在埃涅阿斯成了神以后,拉丁姆共有十一位国王,这些国王都没有成为神。然而,埃涅阿斯之后的第十二位国王阿文廷在战斗中死去,被埋葬在一座小山上,那座山到现在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从那时起,他就被列人这些人为自己造的神的行列。但确实有些作者不愿意说他是在战斗中被杀的,而宁可说他失踪了,那座山的得名不是由于他,而是源于“候鸟的到来”。 阿文廷之后,除了罗马的创建者罗莫洛,没有国王被列为神。在这两位国王之间,我们看到另外有两位国王,其中第一位用维吉尔的话来说,“下-位是普洛库斯,特洛伊民族的骄傲”。在他那个时候,罗马已经诞生,而亚述这个最伟大的王国走向了她漫长历史的终结。在延续了13年以后——如果我们从尼努斯之父伯鲁斯的时候算起,作为第一位国王,他的领地有限——她的权力转到了美狄斯人(Medes)手中。

普罗卡斯在艾姆留斯之前统治。艾姆留斯让他兄弟努米托尔的女儿瑞亚作女灶神维斯太的贞女,她也叫伊利娅,是罗莫洛之母。罗马人希望说她与战神玛斯交合怀了双生子,以这种方式,他们荣耀或谴责了她的不贞。他们提供的证据是,当两个婴儿被抛弃时,有母狼来为婴儿哺乳。他们认为这种动物属于玛斯,因此那头母狼能够认出这两个婴儿是它的主人的儿子,于是就给婴儿哺乳。然而也有人说当这两个婴儿被抛弃在那里啼哭时,某个不知名的妓女给他们喂奶,他们最先吃的是妓女的奶,因为人们称妓女是母狼,而臭名昭著的妓院则被称作“狼屋”。

后来,据说婴儿得到-位名叫福斯图鲁斯的牧人的照料,他的妻子阿卡给他们哺乳。然而,为了确定那个残忍地下令把这两个婴儿抛人水中的国王有罪,上帝帮助了这两个今后要建立一座伟大城市的婴儿。在上帝的干预下,他们从水中得救,又有野兽给他们哺乳,这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吗?阿姆留斯在拉丁姆的王位由他的兄弟努米托尔继承,他是罗莫洛的祖父,在他当国王的第一年,罗马城建立了。由这个原因,他后来与他的孙儿罗莫洛一道统治罗马。

读了上面的古老记载,觉得东施效颦、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华人确实有点可悲。

本来想“喝狼奶”的,结果一不留神就喝了妓女的奶。

怪不得中国现在出了这么多黄色娘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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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段  罗马人起源于强奸集团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的第二十一卷17章“关于抢劫萨宾妇女以及其他甚至在罗马辉煌时期就已经盛行的罪恶”的叙述,承认罗马人起源于强奸集团:

我们可能得为罗马人被他们的神灵抛弃寻找一下原因,按撒路斯特的说法,“在罗马人中间普遍存在的公正和善良与其说建立在法律之上,不如说乃是出于本性。”我以为,正是由于这种所谓的出于本性的公正和善良才会有他们抢劫萨宾人的妇女这种事发生。未经她们的父母同意,假意邀请她们去看演出,然后用暴力劫持她们,确实,还有什么比这种事更加公正和善良!如果说萨宾人拒绝罗马人的求婚是错误的,那么罗马人在遭到拒绝后用暴力劫持她们岂不是更加错误?如果罗马人在求婚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对邻邦发动战争或许还有几分公正可言,那么他们不应该在劫持了邻邦的妇女以后;在对方提出归还的要求时才发动战争。他们首先应当宣战,然后,玛斯才能帮助他的好战的子孙,用武力报复那些因为拒绝婚姻给他们带来的伤害的人,才能赢得他们想要的女人。这样我们才能说,这些遭到拒绝的人具有某种“发动战争的权力”,但他们却不能得到“和平的权力”,带走那些拒绝与他们联姻的处女,更没有权力对他们公正地表示愤怒的父母发动非正义的战争。这种暴力行为后来通过赛会而得到纪念,成为一件愉快的事,然而这样做并不能为罗马城或罗马国家设置先例。如果有人能够看到这一行为的后果,那么这种错误扎根于被罗马人奉为神灵的罗莫洛,他也有这种不公正的行为,只是人们不会指责他劫持妇女。

还有,我以为正是由于这种天生的正义和善良,在国王塔克文(Tarquin)被驱逐以后,他的儿子强暴了卢克莱提娅(Lucretia),执政官朱尼乌斯?布鲁图(Junius Brutus)强迫卢克莱提娅的丈夫,他自己的同事,一个无罪的好人辞职,接受惩罚,唯一的指控是因为他具有塔克文家族的名字和血统。这种不公正的行为得到民众的批准,或者至少得到他们的默许,因为是民众选择了科拉提努斯(Collatinus)和布鲁图担任执政官。

这种正义和善良的另一个例子是他们对马库斯?卡弥鲁斯(Marcus Camillus)的处理。这位杰出的罗马统帅迅速地征服了当时罗马最强大的敌人维伊人(Veii),这场战争已经进行了十年,而罗马军队因统帅无能而屡战屡败。但在卡弥鲁斯恢复了罗马的安全,占领了敌人最富裕的城市以后,他就开始受到那些忌妒他的成功的、傲慢的罗马民众的恶毒指控。看到罗马对他的奉献并不感恩,担心自己一定会遭到谴责,他私自出逃,但仍被缺席审判,罚款一万个银币。稍后,他那不感恩的国家又要请他帮忙,抗击高卢人的进攻。我无法回忆起罗马人犯下的所有可耻的、不公正的行为,贵族试图统治平民,而平民则抗拒他们的统治。我只需要说,双方专注的都是谋求胜利,而非正义和良善。

“关于抢劫萨宾妇女以及其他甚至在罗马辉煌时期就已经盛行的罪恶”,后来通过拉丁语系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也传到了新大陆,并把梅毒传回了欧洲,导致亿万人民的死亡。读者可以明了,这并不是基督教的问题,而是拉丁民族与生俱来的天性问题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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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段  蛮族的宽恕性格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第一卷里,奥古斯丁批判异教徒把世上发生的一系列灾难,特别是哥特人最近洗劫罗马,归咎于基督教及其禁止崇拜诸神。他认为生活中的幸运和灾祸为善人和恶人所共有。最后,他谴责可耻地讥笑基督教妇女遭受敌兵侮辱的那些人。

这些都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他在第一章里又说,“由于敬重基督,蛮族人在洗劫罗马时饶恕了那些敌视基督名的人”。

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所来何由?

敌人属于这座世俗之城,为了反对这些敌人,我必须捍卫上帝之城。他们中有许多人确实摈弃了不敬上帝的错误,成为这座城的足够可靠的公民;但仍有许多人仍旧在仇视救赎者,对他非凡的庇护并不感恩,竟然忘了自己若非在圣堂中躲藏,就不能躲过敌人的刀枪,现在也就不能信口雌黄,吹嘘自己命大了。这些由于蛮族人敬重基督而得到宽恕的罗马人不是成为基督之名的敌人了吗?殉道者的尸骨和使徒的教会可以为此作证,在这座城市遭难时,圣堂之门打开了,接纳所有前来投奔避难的人,无论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嗜血的敌人在圣堂的门槛前止步,克制了他们的怒火。那些有怜悯心的敌人还将未被杀戮的人引人圣堂,免得那些没有怜悯心的人会再将他们杀戮。这些杀人凶手在其他地方确实都表现得毫无怜悯心,到处实行战争之特许而滥杀无辜,而一来到这些禁地,他们杀人的狂暴心就受到约束,他们捕捉战俘的迫切心也平息了。

然而,这些逃过劫难的民众现在却谴责基督教,把降临这座城的灾难归咎于基督。但是,他们之所以能保全性命,全靠蛮族人由于敬重基督而宽恕他们,但他们并不认为这应当归功于我们的基督,而是认为自己交了好运。如果他们还能明白事理,那么他们应当将敌人施加的残酷磨难归功于那位上帝,因为上帝常常凭借严厉的惩罚来纠正堕落的人性,而这种严厉的惩罚同样降临到义人和值得称道的人——这样做或者是要借着审判把他们迁往一个更好的世界,或者是为了将来的目的,让他们仍旧活在人世间。他们也应当将此归功于基督教时代的精神,因为这些嗜血成性的蛮族人没有遵行战争常规饶了他们的命,为了基督的缘故饶恕了他们,无论这种仁慈是发生在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还是发生在献给基督之名的那些地方,尤其在宏大的圣堂里,尽管得到怜悯要花费昂贵的代价,但它还是成了众人的避难所。因此,他们必须对上帝谢恩,诚心诚意地忏悔,请求他的圣名的庇护,感谢上帝使他们得以逃避永恒烈火——那些有着惯于撒谎的舌头的人则奉了这种名——的惩罚,得以逃脱现世毁灭的惩罚。你们看到那些蛮横无耻地凌辱基督仆人的人,其中有许多如果当初不伪装成基督的仆人,就断难逃脱毁灭与杀戮。然而,他们现在以一种不感恩的傲慢和最不虔诚的疯狂,冒着在永恒黑暗中受罚的危险,反对这个名字,他们曾欺世盗名,靠这个名字保住了性命,以享受今世短暂人生的光明。

其实,“饶恕了那些敌视基督名的人”不但是蛮族的特点,也可能是信仰世界的普遍的规律。我们看到,对于“慕道友”的宽恕和友爱,往往还超过了对于同道的宽恕和友爱——最激烈的宗教战争,岂不是针对最亲密的同道而发作的?这当然也包括奥古斯丁这条披着白色羊皮的黑狼对于多纳特教派的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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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段  欧洲统一的精神障碍


欧洲小国林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地理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

谢选骏在2004年出版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一书中写道:

事实上,自从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欧洲一直存在一种再度统一的努力。“欧洲统一”的理想到其实践的过程,从思想家向政治家延伸,形成了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现实。早在中世纪,普世精神的基督教不仅使欧洲在精神上空前统一起来,还以遍及欧洲各地的教会组织使欧洲具有一个统一结构的网络。欧洲边界向东扩大的趋势,在十五世纪西欧人制作的地图上已经表现出来,十七世纪的欧洲地图则明确包括了俄国版图。

如前所述,在古代中国,“天下”是人们寻求的统一范围。“天下”即“海中地”,其边界是“四海”,四海之内相当于现代人所说的“世界”。古代中国第一次完成这样规模的世界统一的是秦汉时代,此后的中国,实现统一和天下分裂,交替进行。统一和分裂的时间按照不同的算法,有长有短。

罗马帝国的征服在地理上不同于中国,因为它是建立在“地中海”而不是“海中地”之上的。同样,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也远远比中国零碎,被地中海、黑海、里海所分割。在整个欧亚大陆,能够和中国匹敌的地理规模只有寒冷的俄罗斯与炎热的印度。秦两汉帝国能击败和逐走匈奴人,罗马帝国则无力战胜东方的波斯人和北方的日耳曼人;元明清帝国可以兼并游牧与农耕、构造二元社会,欧洲却迟迟无法建立持久和平。这不是因为罗马人、西方人不够强大,而是因为他们的“世界”太琐碎了,无法形成地理中心。结果不仅欧洲的而且西亚的君王已不能像中国的“天子”那样把“一统天下”当作最高目标。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谋求称霸一方的帝国,帝国观念就是一种次等的统一观念。

但尽管如此,“统一的观念”也并未因帝国的衰亡和蛮族的入侵而在欧洲湮灭掉,相反欧洲人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仍然进行了一系列恢复统一帝国的努力。六世纪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把“全部政策都指向建立皇帝的绝对权威和复兴一个统一的基督教罗马帝国。”他说:“我们将重建过去的一切……我们要重视罗马人的名誉、确保过去的一切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他的征服活动也曾把大部分地中海恢复为“罗马湖”。但他死后才三年,征服地就开始逐渐丧失,因为靠希腊半岛统治意大利半岛,就像靠意大利半岛统治希腊半岛一样艰难。

七至八世纪,崛起西亚的阿拉伯人猛攻拜占廷帝国,得地甚广,但君士坦丁堡却久攻不下。他们只能绕过地中海,从北非迂回欧洲,夺取了西班牙后还是在高卢南部被法兰克人击退。回教势力也不能征服欧洲、统一西方。八世纪下半叶,新兴的法兰克加罗林帝国重温查士丁尼的帝国梦,查理大帝可说完成了“把法兰克统治扩大到包括所有日耳曼人在内的这一事业”,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岛除外。他在800年被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西罗马帝国借日耳曼人还魂,表面复兴。实际西罗马故地在此并未统一。重建罗马帝国的统一理想,在西方一再失败,实在有其地理因素。后继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九、十世纪,维金人、萨拉森人和马札儿人不断围攻法兰克帝国,罗马教庭和神圣罗马帝国也为了同一个统一目标而火并,结果却是两败俱伤。因为罗马帝国那样的高度集中,在欧洲的地理条件下,只能“随缘”,不能“强求”。

有地理层面的。

还有精神层面的。

奥古斯丁在其双城记也就是《上帝之城》一书的第四卷15章里对此提供了一个病例。他问说“好人希望扩大自己的统治地盘是否合适”?他指出:

那么请他们考虑,好人乐意扩张帝国可能是不适宜的。因为,帝国得以扩张的战争是邪恶的。如果能够对邻国保持和平与公正,那就绝对不会在任何挑唆下对邻国开战。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国家都保持着较小的规模,人类会比较幸福。这个世界会有许许多多的!各个民族的国家,就好像城市里有许许多多公民的房子。因此,战争和征服能使不受约束的恶人感到快乐,而在受到约束的好人看来,则必然是一种可悲。然而,恶人统治义人是一种更大的不幸,所以这种必然性也可以被义人恰当地视为幸运。无疑,与好邻居和平共处比用战争手段征服恶邻更为幸福。

如果你希望能够征服你仇恨或害怕的人,那么你的愿望是恶的。如果罗马人能够建立这个庞大的帝国,不是靠罪恶的战争,而是靠公义的战争,那么他们一定不会把外族的不义之神当作女神来崇拜。因为我们看到,这种事与帝国的扩展有很大关联,因为这些神灵把外族人变得如此不义,使得对他们进行正义之战成为必需,从而使帝国得以扩张。如果恐惧(Fear)、害怕(Dread)、症疾(Ague)也可以作为罗马的神灵,那么不义,至少外国民族的不义,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位女神呢?因此,靠着这两位神,亦即外国的不义和胜利女神(Victoria),尽管朱庇特什么事也不做,罗马帝国也能得到扩张,不义女神使战争有了理由,而胜利女神使这些战争有了一个幸福的终结。当这些事情都被当作朱庇特的恩赐,而又由那些神灵来完成的时候,朱庇特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呢?这些神灵本身也是神,或者被称作神,被当作神来崇拜。如果朱庇特本身被称作帝国,就像帝国被称作“胜利”一样,那么朱庇特在这里也许还有些用处。或者说,如果帝国是朱庇特的恩赐,为什么不把“胜利”也当作他的恩赐呢?如果朱庇特不是一块在卡皮托利山上受人崇拜的石头,而是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确实应该如此。 

奥古斯丁上述所言,可能才是欧洲统一的精神障碍。

比较一下,处在罗马世界与中国世界之间的两河世界,或许会有更多的启发性。

阿卡德帝国的第三代国王纳兰辛〔约前2254—前2218年〕以世界之王自居,其胜利碑文〔Victory stele of Naram-Sin〕写着:“纳兰辛,强者,天下四方之王,一年间九次战役的胜利者……”。这座红砂石质地的石板浮雕,高约二米,制造于约公元前2300—2200年之间,刻绘着纳兰辛国王率军翻山越岭同敌人战斗的场面:纳兰辛王占据着上层空间,体型最大,身下的士兵列队沿着山坡向上行进;敌族士兵局促于石碑的边缘,构图具有统一性。现收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纳兰辛的自大以其实力为基础,其统治期间阿卡德帝国的势力达到巅峰,政治稳定,王权统一。中央集权的结果,即是对君主纳拉姆辛的神化。

回顾一下奥古斯丁两千五百年的纳兰辛,就够狂妄的:

以往的国王们,在神面前都谦卑地自比为恭顺的“仆人”,纳兰辛却认为自己像神一样伟大,所以,他在上述纪念碑中,就踩着敌人和军队,高高站立在胜利碑的顶端,头上戴着多层锥形角冠──这种多层锥形角冠,在两河世界原本只是神的专属。另有一件刻有纳兰辛国王之名的瓶子,就用阿卡德语刻着“纳兰辛,四极〔世界〕之王”的铭文。在其他铭文中他的名字后面通常都是代表神的星状楔形文字符号,他经常夸耀自己是“神纳拉姆辛,伟大的人,阿卡德之神,四极的君主。”从此以后两河国王常常自视为神。纳兰辛所开创的这股“个人崇拜的神化作风”,后来乌尔第三王朝君王也多沿用,甚至连某些小国也流行此风。而王权的统一还导致度量衡、泥板形制与书写等诸项行政管理的改革,并对玉石雕刻技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为什么两河流域也像中国一样具有领袖神化的特征?除了人种方面的原因,我想最大的相似来自地理环境:两河流域是一个小规模的“中国”,在两河之间拥有一块相对完整的中原地带,具有一个明显的地理轴心,可以带动周边的历史进程。但是后来,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文明兼并的时代,两河流域的封闭性终于被打破,像现代中国一样遭到边缘化。

参照以往的历史再看今日的世界,自然不难理解,在文明普及化所造成的统一趋势下,分庭抗礼的帝国其实是不堪一击的。

在帝国时代的阴影下,小国还会弥留,但也仅仅是一种弥留了!同样,在全球时代伸其触须于宇宙探险的步履中,帝国还会弥留,但也仅仅是一种弥留了!天下国家已经为时不远,它的来临仅仅有待于一场“新文化战”的胜利。

什么是“新文化战”?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文化”:我们是在中国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的。“文”在古代的原始意义指玉的纹理,引伸为“人文”是人的纹理,“天文”是天的纹理。《易传·贲卦》彖辞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中的“人文─化成”模式,即是“文化”的原始意义。除了“人文之化”,文化还包涵天文之化。西汉经学家刘向〔约前77─前6年〕的历史寓言集《说苑》的第十五卷《指武》里面,也有“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的说法。其中的“文化”就是与“武力”对称而言,故“文化”亦涵有文明教化之义。

我们为什么提出“文化战”的概念?正如《说苑·指武》在上文的“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之后,紧接发挥所说的那样:“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昔尧诛四凶以惩恶,周公杀管蔡以弭乱,子产杀邓析以威侈,孔子斩少正卯以变众,佞贼之人而不诛,乱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谢选骏注:流传至今的《周易》经传均不见此引文〕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也,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者,何也?昔明王有绂冕以尊贤,有斧钺以诛恶,故其赏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变。孔子贤颜渊,无以赏之,贱孺悲,无以罚之;故天下不从。是故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没有“斧钺以诛恶”,就无法“赏至重、刑至深”,就无从实行“天下变”的壮举。

天下国家迟早将打破现存的人种界限,导致一个新的“世界种族”的兴起,这也许通过生物工程来实现,也许仅仅需要传统的即“婚配”的方式来实现。新的世界种族也许沿着印度的种姓制度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也许沿着中国的礼教制度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但我们希望它沿着更为文明的、更为注重文化特征的“中国方向”发展,而不要采取更为野蛮的、注重生物特征的印度方向。这样,社会不再受到隔离与分裂,而仅仅是在秩序中,使得所有种族的成员都将有机会在艺术、科学、政治、宗教上,一同参与,经过中和的世界将提供更大的潜力,在礼制的护育下生长起来。这新的全球种族将集合各种族之长而一统之,使得“地球文明”成为现实。精密的控制论不再有用武之地,正如《韩非子·大体》篇所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因为“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的整合之局,已经开辟。

在全球性的整合面前,国家意识就像地方主义一样,作为旧时代的残渣余孽将被铲除,因为它的基础已经垮台,主权国家既然不复存在,它的意识形态之消亡,亦非人力可以挽回。这是命运。命运的宣告者,尽可能用和平方式完成这些,因为这一空前变局下隐藏着空前和平与长安。人的惰性会阻止革命性的变化,然而富于武德〔“止戈”〕的整合全球者,切记行事中庸的原则:即使鼓吹“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也决不采用有损于最终目的之过激行动。“中庸之道”作为“生命的原理”,不是作为取胜的策略来使用的;仰仗暴力的秩序不能持久,暴力的作用在于“止戈”即平定敌对的暴力,仅此而已。对待和平的敌人不可使用暴力,天命所归者能战胜任何一个敌人。摧毁敌对的暴力亦不可无情,“矫枉过正”只是屠夫的借口,不分青红皂白地行使暴力,并倡导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快捷方法,必将破坏新的文明。

全球文明不以“国”为限制,因此“爱国”反倒成为全球文明的分裂因素。合一的而不再分裂的文明展开,把人类携至一个新境,后人将以全球政府的出现为“人类文明史”的开始,不是“民族史”,不是“国家史”,不是“文化圈历史”,而是人类史。

文化战可以同化全球居民、造就世界公民,不再受到民族、文化、国家、种族的分裂,共同形成世界精华。唯物主义不再主宰生活的原则,支配人类精神的将是世界的创造。〔关于文化战的内容,请参见本书第二十八章《新文化战》〕战国时代的商业主义毒雾不再困扰冰清玉洁的山峰,眺望与沉思变得可能,易化的洪流退去了虚无主义的帷幕。

也许只有到了那时,欧洲的统一才会完成。在此之前,无论“欧盟”多么努力,也是无法统合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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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段  奥古斯丁是罗马殖民地土人


奥古斯丁是罗马殖民地的边民土人,所以心里充满了罗马崇拜的情结,这也使得他自己的思想显得十分小家子气。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第二卷2章对第一卷内容的综述:

在上一卷中,我从谈论上帝之城开始,在上帝的帮助下向读者奉献这本著作。这是我第一次努力向那些人做出答复,他们把蹂躏世界的战争,特别是最近罗马沦陷于野蛮人之手,归咎于基督的宗教,这种宗教禁止向恶魔奉献令人作呕的祭品。我已经说明,他们倒应该承认,由于基督的圣名,那些蛮族人违反一切战争的习俗和规矩,把教会的大教堂当做圣地来敬畏而不加骚扰,使之避免了按常规战争所会带来的严酷的蹂躏,不仅有基督的真正仆人,而且还有那些在恐怖下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在教堂中得到庇护。从这一点产生的问题是:为什么邪恶的、不感恩的人会被允许分享这种庇护?

还有,为什么战争的严酷和灾难既施予虔敬者,也施予不虔敬者?我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对这个大问题作了适当的充分回答。我这样做,部分目的是为了使许多人摆脱忧虑,他们看到上帝的恩赐,以及每日里发生的那些共同事件,不分善恶地落在所有人头上;但是我的主要目的是为那些受到敌人强暴的圣洁的妇女提供某些安慰,她们在受到强暴后感到羞怯,认为自己的贞洁受到玷污,而我想要使她们摆脱这种羞耻感,增加活下去的勇气。接下去,我简要地对某些人进行了反驳,他们对承受着这些灾难的可怜的基督徒进行最无耻、最荒唐的攻击,特别是针对那些尽管本身是圣洁的,但却受到心灵创伤的妇女。

这些家伙自己是最荒淫无耻的,完全不像真正的罗马人。史书中大量记载着真正的罗马人的行为,他们的事迹也在各地传扬,但是他们却在他们的子孙中间找到了他们这种荣耀的头号敌人由于这些古代英雄的辛勤劳动而建立起来的罗马,事实上是被他们的子孙无耻地加以毁灭的,她的毁灭是在罗马城墙还屹立着的时候,而不是在她遭到洗劫以后。因为,城墙的毁坏是石头和木头的明塌,而罗马的毁灭是由于他们的荒淫。这里明塌的不是城墙,而是这座城市的道德品性,他们心中燃烧着的欲火比焚烧他们房子的烈火为害更甚。至此,我结束了第一卷。

下面我要继续谈论这座城本身,以及附属于她的那些行省,自创建以来所承受的灾难,他们把所有这些灾难无一例外地归咎于基督宗教,就好像在那个久远的时期,福音的教义已经像现在这样到处传播、反对他们骗人的伪神似的。

攻击基督徒为“蛮族”(入侵罗马城的蛮族实际上是信了耶稣基督的日耳曼人),相反却颂扬了那些并不信主的异教徒为“真正的罗马人”——这说明奥古斯丁的内心坐标是罗马,而非基督;是恺撒而非上帝,这本名义上“反驳异教徒”的双城记,原来具有这样的异教居心。奥古斯丁这个“基督徒”,其真实身份原来是罗马殖民地的北非土著,连边民都不如,是古代罗马牛仔强盗所蹂躏的奴仆。

《上帝之城》第二卷的29章里如此说:

噢,可敬的罗马人啊,这才是值得你们向往的宗教,你们是斯卡沃莱(Scaevolae)、西庇阿、莱古鲁斯、法伯里修(Fabricius)的后裔。你们应当向往这些事,与恶魔的那些空洞伎俩完全不同。如果在你们的本性中有任何杰出的美德,那么这些美德只有用真正的虔诚才能洗涤和完善,而在不虔诚中,它们只能是邪恶的、该受惩罚的。你们现在可以对自己的追求做出选择,你们不应赞扬自己,而应赞扬真正的上帝,在他那里不会有谬误。你们可以拥有你们那一份世俗的荣耀,但是依据上帝的密旨,过去并没有向你们提供这种真正的宗教,供你们选择。醒来吧,现在是白天!你们中有些人确实已经苏醒,他们完善的美德和为了真正的信仰所受的痛苦是我们要加以荣耀的,因为这些人努力与各种敌对力量作斗争,用无所畏惧的死亡征服了它们,“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为我们赢得了这片安身的土地。”

我们邀请你们到这个国家来,鼓励你们让自己成为这座城市的公民,它在真正的赎罪中也有自己的圣地。不要听信你们那些邪恶的同胞的话语,他们散布关于基督和基督徒的谎言,把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归咎于基督徒。他们期盼的时代不是能够平安生活的时代,而是一个他们可以作恶而又不受惩罚的时代。这些事情决不会使你们感到快乐,也不会对你们尘世的国家有好处。你们现在要把握天国,为此付出的辛劳是微不足道的,而你们在那里将会拥有真正的统治,直到永远。因为在那里,你们看不到女灶神的炉火,也没有卡皮托利山的石头,而只有一位真正的上帝。“对他们,我不施加任何空间或时间方面的限制,我已经给了他们无限的统治权。”

那么不要再追随骗人的伪神,要谴责他们,藐视他们,摆脱他们,获得真正的自由。他们不是真正的神灵,而是邪恶的灵,你们的永恒幸福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痛苦的惩罚。你们追溯族系一直追溯到朱诺(Juno),但朱诺对于罗马人的要塞落人特洛亚人之手并不十分妒忌,不像这些魔鬼妒忌人类拥有永恒的王座,但是他们仍旧被你们当作神灵。而你们并没有对他们做出任何谴责,反而用赛会去安抚他们,但又宣称那些进行表演的人是可耻的。那么请允许我们肯定你们有反对这些不洁的灵的自由,他们给你们套上了庆祝他们无耻丑行的重轭。你们不让这些神灵罪恶的表演者担任光荣的职务,向真正的上帝祈祷吧,他可以把这些乐意犯罪的神灵从你们中间消除掉,如果他们确实犯下这些罪行,那是一件最可耻的事,如果这些罪行是虚构的,那么这是一种最邪恶的捏造。你们干得很好,从公民中驱逐所有演员。但是你们还要更加清醒,神圣的上帝是不能用有损于人类尊严的伎俩来祈求的。因此,连你们自己都拒绝把那些演员列为罗马公民,哪怕是最低等级,你们怎么能够相信作为属天的神圣力量的神灵会在这些下流的戏剧表演中取乐?罗马城的荣耀根本无法与天上之城的荣耀相比,在那里真理就是胜利,神圣就是尊严,幸福就是和平,永恒就是生命。如果你们为接纳这样的人感到脸红,那么就更不应该接纳这样的神灵。如果你们想要接近这座幸福之城,那么就切断与魔鬼的联系。那些要靠无耻行为来祈求的神灵不配得到具有公义心的人的崇拜。通过基督宗教的洗涤,从你们的崇拜中驱逐这些恶灵,就像监察官用取缔令剥夺那些人的荣誉。

但是,肉体方面的好处是那些恶人唯一乐意享有的幸福,而肉体方面的痛苦是他们唯一想要躲避的。我们将在下一卷指出魔鬼们并不具有人们认为他们具有的力量。即使他们拥有力量,我们一定不能因此而崇拜这些神灵,我们必须藐视他们的赐福,崇拜他们并不能获得那种遭到他们妒忌的我们想要得到的幸福。他们甚至并不拥有赐予今生短暂幸福的力量,而人们崇拜他们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下一卷,我将对此做出证明。在此,让我们结束当前的论证。 

奥古斯丁这个一心仰望罗马的外省人,假装劝告罗马人批判异教,其实却是为罗马人出谋划策,如何延续帝国的政治:“噢,可敬的罗马人啊”,他呻吟道:“你们现在要把握天国,为此付出的辛劳是微不足道的,而你们在那里将会拥有真正的统治,直到永远。”奥古斯丁,你这个可耻的黑奴,还不如马丁路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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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段  “双城记”为执政党张目


如果说《双城记》是“执政党的统治说明”,那么相对来说,圣经则是“在野党的精神向往”,尤其是旧约先知书和新约圣经更是如此。基督教就是在这个精神张力中获得了持续的发展的。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却完全没有这点精神。该书的第十九卷17章谈到“属天之城和属地之城之间由什么产生和平,由什么产生不和”时写道:

但是,不按信心生活的家庭努力在属于短暂今生的好事和利益中寻求属地的和平。相反,按照信心生活的家庭寻求应许了的来世的永恒幸福,这样的人在使用属地的和暂时的事物时就像做客,不会被这些东西俘虏,也不会被它们误导而偏离走向上帝的道路。当然了,他们也要靠这些东西维持生命,以便能比较容易忍受压制灵魂的可朽身体的负担,但他们至少不会允许这些东西加重这样的负担。

因此,两种人和两种家庭都使用这些对凡人生活来说是必要的东西,但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各有其极为不同的目的。亦因此,不按信心生活的属地之城向往属地的和平,建立了一种内部服从的有序的和谐与统治,以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以获得属于这个可朽今生的东西。

但是按照信心生活的属天之城,或者倒不如说是在这个可朽的处境中客居的部分,必定也要使用这种和平,直到这种可朽状态消失,而这种和平对这种状态来说是必需的。这样,上帝之城生活得像一名俘虏和旅客,尽管它已经得到救赎的应许和作为其保证的圣灵的馈赠。只要还处在这种状况下,它就不会犹豫要不要服从属地之城的法律,为维持今生所必要的事物是靠它来治理的。这样一来,由于这种可朽的状况对两座城来说是共同的,所以属于这种状态的事物在两座城之间就要有和谐。

属地之城的成员中有某些哲人,他们的学说被神圣的教导所拒斥。受骗于他们自己的沉思或精灵,这些哲学家相信有许多神灵对人间事务感兴趣。他们也相信,诸神有不同职司和不同的影响范围。

这样,身体是一位神的职责,心灵是另一位神的职责,而在身体中,一位神负责头,另一位神负责脖子,身体的其他部分亦然。同理,在心灵中,一位神负责理智,一位神负责学习,一位神负责愤怒,一位神负责欲望。与我们生活有关的事物也一样,牛、谷物、葡萄、油、林地、金钱、航海、战争、胜利、婚姻、分娩、生育力,等等,都由不同的神负责。但是属天之城只知道一位受崇拜的神,并且规定要带着忠心和虔诚侍奉他,向他献上仅仅属于他的供品,这在希腊文中称作“latreia” 。由于这一差别,属天之城拥有与属地之城相同的宗教律法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方面,她必须与属地之城分开,成为那些有不同想法的人的负担。因此她要忍受敌人的愤怒、仇恨和迫害,除非敌人受到人数众多的基督徒的警告,或者由于上帝明显的庇护而使他们怒火平息。因此,只要属天之城在大地上客居,她就会召集来自各个国家、说各种语言的公民,组成一个客居的社会,在其中不会有人注意习俗、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差别,而属地的和平是通过这些东西取得的。然而,她也不会废除或摧毁这些东西。因为各个国家无论有什么差别,全都是为了实现同样的属地的和平这一目的。因此,她保持或追随这些东西,只要它们不会阻碍教导我们崇拜惟一至高上帝的宗教。

因此,甚至连属天之城在客居期间也使用属地的和平,向往和保持人们在获取这些属于人的可朽本性的事物时的合作,只要它不歧视真正的虔诚和宗教。她确实指引着属地的和平走向属天的和平,至少在理性动物的范围内,这种属天的和平如此真实,只有这种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才配称得上真正的和平。因为这种和平是完全有序和谐的,在上帝中喜乐,共同拥有上帝。当我们达到这种和平时,我们的生活不再是可朽的,或者倒不如说到那个时候我们是完善的,并且肯定是有活力的。不再有动物的身体由于腐朽而压迫灵魂,而会有不需要任何东西的属灵的身体,一个在各个部分都服从意志的身体。当属天之城客居时,她在信心中拥有这种和平,凭着信心公义地生活,指引着每一个以获得这种和平为目的的善行,这些行为要么是为了上帝,要么是为了邻人,因为这座城的生活不可避免的是社会性的。

奥古斯丁这类神职人员,只会投靠执政党、迫害在野党,就像在改宗基督教以前的保罗一样。虽然主并不嫌弃他们,但是,这样的神职人员也很容易背叛新约、背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毕竟,保罗死在了十字架上。奥古斯丁没有殉道,不配得到荣誉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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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段  政治宗教与宗教政治


这是“政治宗教”: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的第四卷32章指出,“那些国王为什么希望保持伪宗教”:

瓦罗还说,关于诸神的系谱,民众与其相信诗人不如相信自然哲学家,然而他们的祖先,亦即古代罗马人,相信诸神有性别,有系谱,给他们定婚配,这样做似乎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那些大胆聪明的人在宗教事务上以此欺骗民众,靠着这种欺骗不仅崇拜,而且模仿魔鬼,而魔鬼的最大欲望就是欺骗。正如魔鬼只能控制那些受骗的人,那些人间的统治者也只能以宗教的名义欺骗人们接受那些他们自己知道是虚假的东西,他们确实不是公义的,而是像魔鬼那样,以这种方式把民众牢牢地束缚在社会之中,让民众乖乖地做他们的臣民。有哪个虚弱、无知的人能逃脱统治者和魔鬼的双重欺骗呢?

这是“宗教政治”:

33章说,“一切国王和王国的时间是由上帝的判断和权能规定的”:

因此,上帝是幸福的创造者和恩赐者,因为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神,尘世间的王国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他赐予的。他这样做并不仓促,也不偶然,因为他是上帝而不是幸运之神。他这样做有事物和时间的秩序,这些事对我们来说是隐秘的,但对上帝自己来说是一清二楚的。然而,他本人并不是这个时间秩序的臣仆,而是统治它的主人和总督。他把幸福只赐给好人,有些仆人会得到幸福,有些仆人则没有,有些国王会得到幸福,有些国王则没有,完全的幸福则只存于没有人再是仆人的时候。因此,上帝把尘世间的王国既赐给好人也赐给坏人,免得那些心灵仍旧非常虚弱的上帝的崇拜者把他的这种恩赐当作非常重要的。这是旧约的奥秘,新约的奥秘隐藏于其中,甚至尘世间的恩赐也在其中作了应许。尽管这些东西没有公开宣布,但是属灵的可以理解这些尘世间的恩赐象征着永恒,也可以明白在什么样的上帝的恩赐中可以找到真正的幸福。

34章则说,“唯一的上帝建立了犹太人的王国,只要它能保持真正的宗教,上帝就会让它存在”:

这些尘世间的好东西,更不必说人们期盼想象中的更好的东西,都由上帝自己来支配,而不属于众多伪神的支配。罗马人从前相信这些伪神是值得崇拜的。上帝使他在埃及的少数子民生养众多,用奇迹把他们拯救出来。当他们的后裔生养众多的时候,他们的妇女无需向鲁西纳(Lucina)祈祷。这个民族人口大量增加是上帝自己在为他们助产。上帝自己把他们从埃及人手中拯救出来,因为埃及人逼迫他们,想要杀死他们全部的婴儿。没有女神卢米那(Rumina),这些婴儿照样吃奶,没有库尼娜(Cunina),他们照样睡摇篮,没有埃杜卡(Educa)和波提那(Potina),他们照样吃喝,没有那些幼稚的神灵,他们照样受教育,没有那些婚姻神,他们照样结婚,没有崇拜普里阿普斯(Priapus),他们照样交媾,他们不向尼普顿祈祷,但在他们要通过红海时,海水退为干地,在他们过完后,海水复原淹没追击他们的敌人。当他们得到从天而降的玛尼娅时,他们也不向女神玛尼娅(Mannia)献祭,当他们口渴时,盘石中流出水来,但他们并不崇拜宁妇(Nymphs)和吕姆福斯(Lymphs)。不举行玛斯和柏珞娜(Bellona)的疯狂仪式,他们照样打仗。他们打过胜仗,但并没有把胜利当作一位女神,而是视为他们的上帝的恩赐。没有塞吉提娅(Segetia),他们获得丰收,没有布波那,他们有公牛,没有美洛那(Mellona),他们有蜂蜜,没有波莫娜(Pomona),他们有苹果。总之,罗马人认为自己必须为所有事物向这样一大群伪神求助,而他们则更加幸福地从唯一真正的上帝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

如果他们没有带着不虔诚的好奇心犯下反对上帝的罪行,他们的国家将会长存,虽然不如罗马的地域那么辽阔,但他们肯定比罗马人更加幸福。然而他们受巫术的诱惑,转向其他陌生的神灵和偶像,最后还杀了基督。现在他们流散到所有国家和民族,这是通过唯一真正的上帝的意愿达成的,而各地的那些偶像、祭坛、基地、伪神的神庙都被推翻了,献祭遭到禁止。从他们自己的书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先知很早就预言了这些事,免得当他们在我们的书中读到相同的事情时会认为这些事是我们编造出来的。

而耶稣基督的福音,既不是政治宗教也不是宗教政治,而是天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这是双城记的作者想象不出来的,因为他黔首里没有这样的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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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段  上帝之城与太一生水

(奥古斯丁的疑惑与辩论)

圣经开篇处曰: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有人指出,上述有“天地万物”的创造,唯独没有“水”的创造,对此疑惑,“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的十一卷三十四章里如此辩论:

有些人相信“诸水”这个词象征着天使,还有人认为水不是被造的:

然而,有些人认为诸水这个词以某种方式象征着天使,这就是“诸水之间要有空气”这句话的意思。按这种解释,空气之上的水被用来象征天使,而空气之下的水应当被理解为既表示可见的水,又象征着邪恶的天使或人类的各个民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段话中没有提到天使的被造,而只提及天使的分开。然而有些人极为邪恶、极为愚蠢地否认诸水是上帝创造的,理由是经上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上帝说要有水”。据此说来,他们也应当愚蠢地否认地是上帝创造的,因为经上也没有说“上帝说要地”。但他们会说经上写着“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没错,但这句话必须理解为包括水在内。因为如诗篇所说“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于造成的。”

然而,那些把“空气以上的水”这个短语理解为天使的人对元素的重量感到困惑,担心水由于其流动性和重量而不能置于世界上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若能造一个人,他们也不会在这个人的头上放上任何水气,水气被希腊人称作“phlegm” ,相当于我们身体原素中的水元素。在上帝的工作中,头部最适宜作水气的处所,但对考虑到元素重量的这些人来说,这样做是荒谬的,若是我们不知道这一点,若是我们在创世记中看不到上帝把潮湿的、阴冷的一一因而是沉重的一一液体安放在人体的较高部分,那么他们就决不相信这一点。哪怕他们受到圣经权威的挑战,他们仍旧坚持说这些词句肯定有别的意思。

中国古籍《太一生水》,即郭店楚简《老子》丙本之后附抄了一段开始四个字是“太一生水”的文字,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因为这个思想从来不见与其它留传下来的古典经籍,于是这段文字被命名为《太一生水》:

“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寒热。寒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故岁者,湿燥之所生也。湿燥者,寒热之所生也。寒热者,[四时之所生也]。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大一之所生也。是故大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埋,阴阳之所不能成。”

这段文字属于“自然生成论”,不同于圣经的“上帝创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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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段  中国可否借用美国的法律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第三卷17章用一种典型的弄虚作假的方式撒谎并制造谣言说:“罗马人崇拜的诸神并不干预执政官制度实施以后罗马共和国的灾难”,好像这些诸神真的存在过似的——

从那以后,这个“用正义和节制来恢复秩序”的时期接近了尾声,人们的恐惧逐渐消退了,但不是因为战争停止,而是因为人们已经对战争习以为常了。后来,形势的演变有如撒路斯特的简述,“在那以后,贵族把民众当作自己的奴隶,像国王一样对待他们,鞭笞和杀害他们,剥夺他们的财产,像僭主一样对待那些身无分文的人。民众在这样的残暴统治下,在高利贷的压榨下,被迫要为连绵不断的战争奉献金钱和服兵役,最后他们拿起武器逃往阿文廷山和圣山,建立了自己的部落,有了自己的法律。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混乱和纷争才告一段落。”

为什么我要耗费时间来描写这些事情,也让别人耗费时间来阅读它们?撒路斯特精练的概述足以使人们了解共和国到第二次布匿战争为止,在漫长的时期内遭受的不幸,知道她如何受困于无休止的战争,而又被内乱和纠纷所折磨。所以,他们所吹嘘的这些胜利并不是根本的幸福与欢乐,而是一种可悲、空洞的安慰,是在诱使人们内心激荡,在灾难之上制造新的灾难。请善良和勇敢的罗马人不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感到愤怒,因为我们确实既不需要他们表示反对,也不想痛斥他们的愤怒,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无法隐藏什么。我们所说的话并不比他们自己的作者更加严厉,也不太详细和尖刻,然而他们勤奋地阅读这些作者的书,还强迫他们的儿童学习它们。但是,那些愤怒的人在我讲了下面这些撒路斯特讲过的话以后会对我怎么样?“频繁的骚乱、纷争,最后还有内战变得越来越普遍,而少数受到民众依赖的强有力的领导人以寻求长老和民众的利益为幌子,攫取最高权力。公民们被判定为善的或恶的,但不涉及他们对国家是否忠诚,因为所有公民都同样腐败,而那些富裕而又极端危险的强人被当作善良的公民受到尊敬,因为是他们在维持着国家的存在。”

现在,如果这些罗马历史学家认为言论自由的荣耀迫使他们不能对这座城市的疾病保持沉默,就像他们自己在许多地方要宣告这座城市的光荣,(他们毕竟并不拥有别的更加真实的城市,亦即那座居住着选民的永恒之城),那么为什么要我们保持沉默呢?他们把这个时代的灾难归罪于我们的基督,为的是让较少的人得到指点,而弱者会疏远这座惟一能够享有永久幸福生活的城市。因此我们的自由应当更大些,因为我们对上帝的希望更加美好,更加确定。事实上,我们反对他们的诸神的话语并不比他们自己的作者更加可怕,而他们自己阅读这些书,让这些书中的事情流传。我们所说的一切确实都是来自他们,而有许多更可怕的事情我们是不能说的。

那么,当受诡计引诱去侍奉诸神的罗马人遇到灾难的时候,诸神在哪里?罗马人认为,为了这个世界的渺茫的和虚妄的繁荣,应当正当地崇拜那些神灵。当执政官瓦勒留(Valerius)在保护卡皮托利山时被杀,卡皮托利山被流放者和奴隶付之一炬的时候,诸神在哪里?这位执政官比那一大群与他们最高的、最伟大的国王在一些的神灵能够更好地保护朱庇特的神庙,而他却又是来抢救能够保护、他的这些神灵的神庙的。当这个城市被无休止的诱惑所削弱,被可怕的饥荒和瘟疫弄得一筹莫展,等候派往雅典借用法律的使者回来使之恢复安宁的时候,诸神在哪里?当民众受到饥荒的困扰,第一次建起一个完善的市场时,当斯普利乌?买留斯(Spurius Maelius)在饥荒加剧时把粮食分给饥饿的民众,因此被指控为谋反的时候,诸神在哪里?同样完整的例子还有,已经下台的专制者昆提乌(Quintius)被擅长骑术的昆图斯?西尔维留(Quintus Servilius)处死,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危险的暴乱,这个时候,诸神在哪里?严重的瘟疫在罗马流行,居民们在长期祈祷无效之后,想出主意要庆祝莱克提斯特尼亚节(Lectistemia),而在此之前从未庆祝过这个节日,也就是说,他们为诸神建造神轿以荣耀诸神,与其说这是对这种圣仪的解释,或者倒不如说是一种对神灵的亵渎,这个时候,诸神在哪里?再往前数十年,在此期间罗马军队不断遭受重大损失,若无福里乌斯?卡弥鲁斯(Furius Camillus)的增援,几乎全军覆没,但他后来却受到这个不感恩的国家的惩罚,这个时候,诸神在哪里?当高卢人在罗马烧杀抢掠,把罗马变成一片废墟时,诸神在哪里?当瘟疫带来的毁灭记忆犹新,福里乌斯?卡弥鲁斯也死于这场灾难,他首先为这个不感恩的共和国抵抗了维安人(Veians)的入侵,后来又把它从高卢人那里抢救下来,这个时候,诸神在哪里?倒不如说,在这场灾难中,他们引进新的娱乐,像一场瘟疫,散布着更加致命的传染病毒,不是对身体,而是对罗马人的道德。难以置信的大量的罗马贵妇面对另一场可怕的瘟疫,她们的品性受到传染,这种新瘟疫的危险胜过其他任何瘟疫,这个时候,诸神在哪里?

或者,当两位执政官率领的军队都被闪密特人包围在考丁福克(Caudine Forks),被迫签订可耻的和约,六百罗马骑士充当人质,而军队在放下武器后被剥夺了一切,穿着单衣钻过牛轭,这个时候,诸神在哪里?或者说,在最严重的瘟疫打击罗马军营,使许多士兵死去的时候,诸神在哪里?另一场无法忍受的瘟疫降临,罗马被迫派人去埃庇道鲁(Epidaurus)向医神埃斯库拉庇俄斯(Aesculapius)救援,这可能是因为长住卡皮托利山的众神之王朱庇特青年的时候风流成性,使他没有闲暇研究医学,对吗?还有一次,卢坎尼亚人(the Lucanians)、布拉昔亚人(Brathians)、闪密特人(Samnites)、伊拙斯康人和塞诺尼亚的高卢人协力反对罗马,起先杀了罗马的使者,然后消灭了执政官率领的军队,杀了一万三千人,包围了指挥官和七名护民官,这个时候,诸神在哪里?罗马的民众不堪忍受长期战乱,最后抢劫城市,退往伊阿尼库鲁(JanicuIus)。当时情况十分危急,人们向独裁者霍腾修斯(Hortensius)救援,只有在形势极端危急时人们才会救助于他。他把逃亡者领了回来,但自己却在执行他的职责时丧生。这种事在独裁者中是没有先例的,因为此时埃斯科拉庇俄斯已经来到他们中间,这不也是诸神的耻辱吗?

当时确实战火四起,由于缺乏兵员,他们把无产者(proletarii)招募入伍,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些人穷得买不起武器装备,因此倒有闲暇生儿育女。当时赫赫有名的希腊国王皮洛斯(Pyrrhus)应塔伦廷(Tarentines)之邀起兵反对罗马。皮洛斯就这项举动请求神谕时,阿波罗给了他令人欣喜,但又模糊不清的神谕。无论结果如何,这位神灵本身都可以被认为是神圣的,因为他听到的神谕是这样的:无论皮洛斯被罗马人征服,还是罗马人被皮洛斯征服,都已在占卜之神的预料之中。当时双方军队进行了多么可怕的屠杀!不过像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皮洛斯在这次战争中仍旧是征服者。

如果下一次战争罗马人仍旧不是征服者,那么我们倒是可以宣布阿波罗是真正的占卜家了。灾难性的战争正在进行,此时可怕的疾病也在妇女中爆发,许多怀孕的妇女在产前死去。我想,埃斯科拉庇俄斯在这件事上会原谅他自己,他会认为自己是一位名医,而不是助产婆。耕牛也死去了,当时所有人们都相信各种动物都会遭到绝种的厄运。对那个值得记住的奇冷的冬天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可怕的大雪一连下了四十天,连台伯河都被冰封了,不是吗?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么我们又会从我们的敌人那里听到什么样的指责呢?至于其他长期延续、杀人夺命的大瘟疫,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尽管使用了埃斯科拉庇俄斯的良药,但是到了瘟疫发生的第二年,情况却变得更糟了。这场瘟疫直到最后引进西彼拉圣书(Sibyllinebooks)以后才平息。如西塞罗在他的《论占卜》(De Divinatione)中所说,西彼拉圣书中记载的神谕,其含义取决于它的解释者,他们随心所欲地做出那些可疑的推测。在这个事例中,瘟疫的原因被解释成有许多神庙被用作民居。这样,埃斯科拉庇俄斯就可以逃避指责,说他可耻地疏忽大意和缺乏医术。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圣地被肆无忌惮地霸占?这只能是因为人们对这样一群神灵的祈祷和恳求都是无效的,因此这些神庙被崇拜者遗弃,被某些凡人用作居所,而并不显得冒犯。那些当时被人们认为还能阻止瘟疫蔓延的神庙,在被滥用之后也失灵了,也被挪作凡俗之用。如果没有这种失误,那么这些神庙倒可以用来证明瓦罗的伟大与博学,在他论圣地的著作中,他提到了那么多鲜为人知的地方。可见,恢复神庙对消除瘟疫无益,它所起的作用只能是为诸神提供一个很好的借口。

奥古斯丁虽然积习难改,不过他的叙述也不是一钱不值的。第二卷16章说,“如果诸神真的拥有公义,那么罗马人应当从诸神那里得到良好的法律,而不必从其它民族那里借用”,可见罗马的崛起得力于它从希腊引进了先进的法律体系:

还有,如果罗马人能够从他们的神灵那里接受生活的准则,那么他们就不会向雅典人借用梭伦(Solon)的法律了,罗马建立以后,他们这样做了,并努力改善、补充这些法律。尽管莱喀古斯伪称阿波罗授权于他,给拉克戴孟人(Lacedemoniar)立法,但是敏感的罗马人并没有相信他,没有从斯巴达引进法律。据说继承罗莫洛统治的努玛?庞皮留斯曾经建立某些法律,然而尚不足以规范国家事务。这些法令中有许多涉及宗教仪式,但没有报道说他的这些法令来自诸神。至于道德方面的邪恶,亦即生活和行为中的巨大的邪恶,按照最聪明的异教徒的说法,由于这种邪恶盛行,他们的城市虽然还没有受到伤害,但他们的国家已经被毁灭了,他们的神灵并没有给崇拜者提供任何保护,他们能够躲避这些邪恶,恰恰相反,他们竭力增添这些罪恶,这是我们在前面已经努力加以证明了的。

由于香港是属于英美法系的,如果中国借用美国法律,还就容易与香港形成法律系统的合一。这样,香港的经验可以迅速被大陆吸取,这样中国就能较快地崛起为世界规模的强权中心。

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法系、英国法系,是以英国自中世纪以来的法律,特别是它的普通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英美法系首先起源于11世纪诺曼人入侵英国后逐步形成的以判例形式出现的普通法。 

英美法系的范围,除英国(不包括苏格兰)、美国外,主要是曾是英国殖民地、附属国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缅甸、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等。中国香港地区也属于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特点: 

(1)以英国为中心,英国普通法为基础; 

(2)以判例法为主要表现形式,遵循先例; 

(3)变革相对缓慢,具有保守性,“向后看”的思维习惯; 

(4)在法律发展中,法官具有突出作用; 

(5)体系庞杂,缺乏系统性; 

(6)注重程序的“诉讼中心主义”。 

4、两大法系的比较 

首先,法的渊源不同。 

其次,法的分类不同。 

第三,法典编纂的不同。 

第四,诉讼程序和判决程式不同。 

最后,在法律术语、概念上也有许多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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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段  西庇阿的定义子虚乌有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的十九卷21章:

现在,我要实现我在本书第二卷中许下的诺言,按照西塞罗的《论共和国》中西庇阿提出的定义,证明从来就没有过罗马共和国。我将尽可能说得简洁明了。

西庇阿非常简洁地把共和国定义为“人民的事业”。然而,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的定义,那就从未有过罗马共和国,因为罗马人的国家从来不是这个意义所规定的“人民的事业”。西庇阿把“人民”定义为许多人“基于法权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在讨论的过程中,他解释了“法权的一致”是什么意思,说明没有正义就不能维护一个共和国。因此,没有真正的正义,就没有法权可言。因为按照正义行事肯定是一种正确的行为,而没有任何不义的事情能够是正确的。但是人的不正义的制度既不能称作正确的,也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即使人本身也说“正确”源于“正义”的源泉。至于由某些不懂正义的人提出来的看法,把正义定义为“强者的利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所以,没有真正的正义,就没有“基于法权的一致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因此也就没有西庇阿或西塞罗的定义所说的人民。如果没有人民,那么也就没有“人民的事业”,而只有某种人的集合,配不上人民这个名称。如果说共和国是“人民的事业”,没有“人民”就没有“法权的一致”,没有正确就没有正义,那么由此可以毫无疑问地推论,没有正义就没有共和国。还有,所谓正义就是一种使每个人得其应得的美德。那么,使人远离真正的上帝、服从不洁的精灵算什么正义呢?这样做使每个人得其应得了吗?如果有人从买下某份产业的人那里夺走这份产业,把它交给并不拥有权利的人手里,那么我们会称他为不正义的,而那些使自己远离创造了他的上帝的统治,侍奉邪恶的精灵的人,我们难道要称他们为正义的吗?

《论共和国》这本书中有一个最有活力、最强大的论证,以正义的名义反对不义。而在讨论中较早提出的一个论证则倾向于不义,反对正义。它说,共和国只有依靠不义才能成立或治理。它提出了一个似乎不容驳斥的观点,一些人统治,一些人侍奉,这是不公正的,除了用不公正的手段实施统治,否则帝国就不能统治它的行省。

而正义一方则说,这种状态实际上是正义的,因为侍奉对侍奉者可以是有益的,就好像侍奉帝国的各个行省一样,只要有公正的治理,亦即剥夺不诚实者作恶的自由。这个论证还提出,被征服者在各种情况下都会变得比较好,因为不被征服时他们在变坏。为了加强这个推论,它还添加了一个出自本性的著名例证。它问道“为什么上帝统治人,灵魂统治身体,理性统治欲望以及灵魂的其他邪恶部分?”这个例子相当清楚地表明侍奉对某些人有益,而侍奉上帝确实对所有人有益。因为,侍奉上帝,灵魂就能正确地统治身体,而在灵魂中,当理性服从上帝,以上帝为主,理性就能正确地统治欲望和灵魂的其他部分。然而,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不侍奉上帝的人能有什么样的正义呢?

如果灵魂不侍奉上帝就不能正义地统治身体,那么理性不侍奉上帝也就不能正义地统治各种邪恶。如果这样的人没有正义,那么由这种人组成的集合体也没有正义。因此,没有什么“法权的一致”和法权一致的人民,也没有作为人民的事业的共和国。我还有必要再谈一下使人集合成“人民”的“利益的共同”吗?因为只要仔细关注,你自己就会看到那些亵渎者的生活无利益可言,这些人不侍奉上帝,而侍奉精灵,而精灵的不虔诚就在于它们想要得到献祭,就好像它们是神,而不是不洁的灵。我认为,关于“法权的一致”,我所说的已经足够清晰了,按照这个定义,没有正义就没有这样的“人民”,因此也就没有被称作共和国的“人民的事业”。

但我们的对于也许会说,罗马人在他们的国家中并不侍奉不洁的灵,而是侍奉善良的、圣洁的诸神。那么我们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吗?读了本书前面这几卷的人如果仍旧怀疑罗马人侍奉邪恶不洁的精灵,那么他不是极端愚蠢,就是极端无耻。我们不用再谈罗马人献祭崇拜的诸神了,而只要说真正的上帝的律法中写着“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上帝的,那人必要灭绝。”发出这一严重威胁的上帝不希望我们祭祀那些善良的神或邪恶的神。

西庇阿的定义子虚乌有,因为任何国家都是少数人在统治,因此“共和国”只是少数人统治的一种形式,而不可能是多数人的统治。换言之,“多数人的统治”这个词,在语义上就是不能成立的。人怎么能自己统治自己呢?多数人怎么能够统治少数人呢?怎么统治得过来呢?精英怎么可能是多数呢?精英这个词的含义就预先规定了它必须是少数中的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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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段  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腐败


在我称之为“奥古斯丁的双城记”的《上帝之城》一书的第二十一卷21章里面,按照西塞罗的《论共和国》中西庇阿提出的定义,证明从来就没有过罗马共和国:

西庇阿非常简洁地把共和国定义为“人民的事业”。然而,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的定义,那就从未有过罗马共和国,因为罗马人的国家从来不是这个在义所规定的“人民的事业”。西庇阿把“人民”定义为许多人“基于法权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在讨论的过程中,他解释了“法权的一致”是什么意思,说明没有正义就不能维护一个共和国。因此,没有真正的正义,就没有法权可言。因为按照正义行事肯定是一种正确的行为,而没有任何不义的事情能够是正确的。但是人的不正义的制度既不能称作正确的,也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即使人本身也说“正确”源于“正义”的源泉。至于由某些不懂正义的人提出来的看法,把正义定义为“强者的利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所以,没有真正的正义,就没有“基于法权的一致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因此也就没有西庇阿或西塞罗的定义所说的人民。如果没有人民,那么也就没有“人民的事业”,而只有某种人的集合,配不上人民这个名称。如果说共和国是“人民的事业”,没有“人民”就没有“法权的一致”,没有正确就没有正义,那么由此可以毫无疑问地推论,没有正义就没有共和国。还有,所谓正义就是一种使每个人得其应得的美德。那么,使人远离真正的上帝、服从不洁的精灵算什么正义呢?这样做使每个人得其应得了吗?如果有人从买下某份号产业的人那里夺走这份产业,把它交给并不拥有权利的人手里,那么我们会称他为不正义的,而那些使自己远离创造了他的上帝的统治,侍奉邪恶的精灵的人,我们难道要称他们为正义的吗?


《论共和国》这本书中有一个最有活力、最强大的论证,以正义的名义反对不义。而在讨论中较早提出的一个论证则倾向于不义,反对正义。它说,共和国只有依靠不义才能成立或治理。它提出了一个似乎不容驳斥的观点,一些人统治,一些人侍奉,这是不公正的,除了用不公正的手段实施统治,否则帝国就不能统治它的行省。


而正义一方则说,这种状态实际上是正义的,因为侍奉对侍奉者可以是有益的,就好像侍奉帝国的各个行省一样,只要有公正的治理,亦即剥夺不诚实者作恶的自由。这个论证还提出,被征服者在各种情况下都会变得比较好,因为不被征服时他们在变坏。为了加强这个推论,它还添加了一个出自本性的著名例证。它问道“为什么上帝统治人,灵魂统治身体,理性统治欲望以及灵魂的其他邪恶部分?”这个例子相当清楚地表明侍奉对某些人有益,而侍奉上帝确实对所有人有益。因为,侍奉上帝,灵魂就能正确地统治身体,而在灵魂中,当理性服从上帝,以上帝为主,理性就能正确地统治欲望和灵魂的其他部分。然而,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不侍奉上帝的人能有什么样的正义呢?


如果灵魂不侍奉上帝就不能正义地统治身体,那么理性不侍奉上帝也就不能正义地统治各种邪恶。如果这样的人没有正义,那么由这种人组成的集合体也没有正义。因此,没有什么“法权的一致”和法权一致的人民,也没有作为人民的事业的共和国。我还有必要再谈一下使人集合成“人民”的“利益的共同”吗?因为只要仔细关注,你自己就会看到那些亵读者的生活无利益可言,这些人不侍奉上帝,而侍奉精灵,而精灵的不虔诚就在于它们想要得到献祭,就好像它们是神,而不是不洁的灵。我认为,关于“法权的一致”,我所说的已经足够清晰了,按照这个定义,没有正义就没有这样的“人民”,因此也就没有被称作共和国的“人民的事业”。


但我们的对于也许会说,罗马人在他们的国家中并不侍奉不洁的灵,而是侍奉善良的、圣洁的诸神。那么我们必须一而再、再而三飞地重复吗?读了本书前面这几卷的人如果仍l日怀疑罗马人侍奉邪恶不洁的精灵,那么他不是极端愚蠢,就是极端无耻。我们不用再谈罗马人献祭崇拜的诸神了,而只要说真正的上帝的律法中写着“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上帝的,那人必要灭绝。”发出这一严重威胁的上帝不希望我们祭祀那些善良的神或邪恶的神。


谢选骏《五色海》第一卷《东方青色──春天的书·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第四章《弱者的力量》第七节《权力的罪恶性及其价值》写道:

古代的学者喜谈“禁欲”与“纵欲”的问题。为此,他们写出了一本本有关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的洋洋大作,这些著作说到底是纵欲主义的产物而非禁欲主义的产物:没有欲望的人是不会写作的。而在我们看起来,这些著作不是多余的,就是过于冗长。

简捷说来,“禁欲”并非无欲,而是某种较复杂、较间接的欲望的表现:这些表现往往还被抹上了非生物的以至文化的色彩。所以,纵欲主义冲动下完成的书,往往是被当作禁欲主义的楷模供奉起来了。

“禁欲”,意味着“精神形式的生活”已经对人体的权力分配学提出了强劲的要求,并最终在实际分配的程序中得到了远较“感官形式的生活”为大的份额。如此看来,“纵欲”,则意味着“感官形式”在生活中占有了压倒性优势。所以,“禁欲”并不崇高,“纵欲”也不卑劣;二者只是生活的形式,之间并无严格的分际、性质的异样,不同的仅是表现形式和风格布局。

决定性的事实在于,人的状况表明,精神形式的生活对感官形式的生活,有日益大的影响力。而感官形式的生活,尽管在人体上仍是根本的归宿,但却深深受制于精神形式的生活的变迁及其影响。如,一个在文化上、精神上被彻底击败的民族或个人,就很难取得物质上、人体上的优势。另一方面,而物质、人体领域的兴衰,往往先在文化、精神领域获得鲜明的预兆。正因如此,也仅仅因为如此,“禁欲”才受到人们的景仰,而“纵欲”却遭到唾弃;尽管人们生来就爱慕后者而戒惧前者。这足以表明,为什么正是在“禁欲”与“纵欲”的激烈搏斗中,民族文化的命运始能获得强劲的动力。如果一直“守中”,一直奉行儒家式的“节欲原则”,文化进展的势头反倒孱弱了。如果那样,人们的苦痛程度或许有所降低,但文化也将一筹莫展、萎弱不堪。这种因果仿佛是在说,必须为文化的存活,付出艰辛的代价;否则,将没有文化。文化之果,正是硕硕于灾难之丛而非流蜜流奶之地;文化之花,从来绽开在蛮荒的处女地。

精神类型与感官类型的生活也是这样,它们尽管外貌对立,却在事实上暗自沟通。而“此种生活类型”的根本败坏,足以导致“彼种生活类型”的萎缩以至瓦解。一方面用力过度,不但致疾于自己,而且传染瘟疫。

例如,要考察精神生活类型的健全程度,请到它对感官生活类型的作用及影响上去探究!要考察感官生活类型的健全程度,请看看它究竟是使精神类型的生活变得更有力还是更软弱?

“穷奢极欲”之所以不足称道,仅仅因为它是软弱之源。穷奢极欲,乃是对可贵的反压抑力量的无谓毁灭,所以是令人厌恶的“增熵行为”。这类增熵行为,由于和生命的“凝聚”之精义背道而驰,而沦为罪恶的。

“罪恶”意味着:它并不创造什么,而只是一种容易陷入的因而是低级的消耗。而反压抑力、抗沉沦力的艰难的因而是崇高形式是:新的宗教、新的艺术、新的科学、新的政治。

其“中庸形式”是:入不敷出的生活,坚守世俗的善而远离世俗的恶。而这两等级间的媒介,就是“禁欲”。通过这媒介,后者得以朝拜前者,前者得以支配后者。尽管这两等级间的差异是难以混同的。它们可以互通,但本质特征不会泯灭,它们之间的权力的争夺战永远不会平息:这是不同的生活式样对同一能源提出的权力要求。“能源分配”成为一切斗争的焦点。

然而,从来就没有“公正的分配”。一切“现行的分配样式”,总在不断强迫人们承认它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所以,“能源分配”的斗争不会停止。于是,人们竞相确立自己(尽管伪装以复数的形式)在感官领域和精神领域的优势,“分配能源的特权”中的谈判和休战,只是备战并使战争升级最终达到征服的某种手段。

世俗的权力,是一切简单的、直接的生物欲望的对象。在世俗的权力中,储藏着简单的生物欲望得以宣泄的可能性。精神的权力则反之。它与世俗的权力有共同的背景和渊源;也有不同形式和不同要求──它们驶向不同岛屿的航船,尽管出自“同个造船厂”。

权力意味占有,权力导致占有──这是由人性中的惰性和物欲肉欲决定的。劣根性驱使人类,仿佛不实行占有,权力就是未成的乐章、不完美的风景画。这样的权力,与“反压抑力的不断增长”势同水火。如此堕落的权力,与反压制的使命成为敌对势力。结果,原来反压制的权力,现在却无谓消耗,直接导致权力的没落。

这就凸现了权力的罪恶性。

“丧钟为谁而鸣?”为占有权力的人们而鸣。

“丧钟为谁而鸣?”

为那些踌躇满志心宽体胖的家伙而鸣。

──虔诚的人们!永远不要“寄望权力”!更不要寄望于任何社会结构的核心!他们只会用你的虔诚做成可口的佳肴,用以款待他们肮脏的同伙!

──虔诚的人们!你们明白,在权力辉煌灿烂的背面,是那永远朽败的虫蠹。不要对虫蠹抱奢望。他们不能挽救你们。他们,只懂得以善良的无力者为食,甚至干脆以食尸者的技能来互相炫耀。

权力的罪恶性,还在于它的消极性而非它的积极性。

权力的罪孽不在于它制造的暴行,而在于它导致的软弱。所谓“权力”,就是通过大量的、使人感觉良好的消耗,来使原来的强盛力量逐渐虚弱、虚脱,进而走向彻底的衰落和毁灭。

而堕落的权力也就意味着“压迫”:压迫它物、压迫异己势力。而被这样的权力压迫,则是一切向上的生长中权力之起源。各种升华和净化,都是以堕落者的迫害作为自己的助产婆的。因为说到底,升华和净化,就是把堕落者的攻击,当作自己的养料,从而完成新的新陈代谢。

“权力”就这样,与“罪恶”结下不解之缘。罪恶,就是无谓消耗反压制力量,向沉沦的趋势步步退让。

下面,也让我们略论“罪恶所拥有的价值”:

罪恶所拥有的价值,是终于激起了反抗,从而迫令“为罪恶付款”,包括“付出生命的和灵魂的款项”。这就是何以人的本性中有罪恶因子、但人又不甘心于罪恶的基本来由。一切罪恶,说到底无非是由于它们导致了或加剧了软弱状态因而才成为罪恶的……而“付款”是要从外部进一步加深其软弱状态。“报复”的理由是基于,人的本性不喜软弱而好刚劲,为了这个也仅仅为了这个,人开始学会,恨罪恶而慕圣洁。他从本能知道了,圣洁是刚健的前提,圣洁能“蒙神的宠爱”。

人性中这些深刻的矛盾,是基于“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于是“说尽天下漂亮话,干尽天下丑恶事”)的两面性,于是,圣洁与罪恶、反抗与顺服、解脱与压制、以及权力与创造──成为不可拆散的同体姊妹……

而所谓权威,又是权力的人格化。在没有权力的地方,决不会产生权威。因为权威是人格化的权力。权力的人格化,有时落实并体现在某个人(或某群人)的身上;有时则不然。在后类情况下,它可以是自然力量、社会力量、文化力量、甚至是军事机器或国家机器的力量的人格化。结果造成自然崇拜、社会崇拜、文化崇拜乃至、军事机器及国家机器的崇拜。这些崇拜也是基于对宇宙根本力量的忽视和背离,是“蔽于人而不知天”的偶像崇拜,也是会削弱人的内部力量的。

通常人所说的“权力”,主要是就权力的狭隘的、表面的形态意义而言(即权力的社会形态);而实际上的权力,则是无所不包的,如自然的权力、文化的权力、甚至精神的权力等等。

无所不包的权力,真实而完满,他不是生命活动的附庸,而是超越生死、支配宇宙的能力。它既是爱又是恨,它既崇高又卑鄙,它时而波澜壮阔时而涓涓细流:它跃出作为生物的人们的思想、语言,它的作用,使自以为超越了生命及其派生物的人们,瞠目结舌。在实证主义者密密麻麻的近视眼看来:如此广泛而脱俗的权力,怎么可能存在呢?这样超凡的权力,如何“用生活和实践”的鼠目寸光来加以验证?

实证主义者,尤其是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者,只有能力承认使人感到痛苦和不适的社会权力。因为社会权力是人造物,是人的理性可以完全理解的。实证主义者只会承认经过习俗或法律认可的权力,然后再以阿谀奉承的态度,视伸缩的演化的力量,为“直至万世”、不应更改、不该变化的天经地义。

实证主义者的权力狂哪里知道,历史之天,乃是无经无义,无道无德,无恒常无定性的永久混乱?永远迁化、永不凝固的混乱!蠢蠢欲动、生机盎然的混乱!在这绝对的混乱、相对的秩序中,没有什么固定的对象可以依靠──除了那充满悲剧性的怀疑精神,而“上帝则是最根本的怀疑精神和创造精神”!这一点只要看看《约伯记》中上帝在旋风中的出现就一目了然了。所以耶稣要对门徒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背上十字架,也就是把自己托付给神,坦然面对彻底的不可知性。“背上他(自己)的十字架”而不是背上耶稣的十字架一语,已经否定了传统教父学强加给“十字架”的僵硬意涵。

十字架,也许是宇宙生命那无限但并不确定性的隐喻和象征?所以,十字架能驱魔。因为机遇的威力,在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畏惧,如果我奉不确定性为宗主,从此何惧之有?而实证主义者们根本不能理解:除了荣耀和升华之外,痛苦和不适当然也是权力的有机部份,也是来自权力的运用。除了值得称许的荣耀与升华、痛苦与不适,微不足道的生活、平淡寻常的事务,也一一来自权力,来自对权力的运用和抵抗。

这里只有“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区别,而没有“存在”或“不存在”的区别。这就是权力的罪恶性及其价值!(那时我还没有信耶稣,但其还是懂得这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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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段  智慧的爱好者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第八卷2章似乎想卖弄一下罗马土人的希腊语知识:“意大利学派、伊奥尼亚学派及其创始人”——

人们对希腊语的尊重超过其他任何民族的语言,我们从希腊文献中知道有两个哲学派别。一个流派叫做意大利学派,起源于意大利先前属于所谓“大希腊”的那个部分;另一个流派叫做伊奥尼亚学派,起源于希腊的伊奥尼亚地区。萨摩斯的毕泰戈拉是意大利学派的创始人,哲学这个词据说也是由他发明的。因为在他那个时代,从前那些过着一种值得赞扬的生活方式、品格超群的人被称作贤人;但是当有人问毕泰戈拉喜欢被别人称作什么时,他回答说他是一位哲学家,意思就是智慧的学生或智慧的爱好者;因为在他看来,宣称自己是贤人是非常冒昧的。

伊奥尼亚学派的创始人是米利都的泰勒斯。他是所谓的“希腊七贤”之一。其他六个人出名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提出了某些生活准则。然而,泰勒斯的出名是因为他研究了事物的本性,为了使他的学派后继有人,他把他的论述写了下来。他最杰出的方面是天文计算,甚至能够预测日蚀和月蚀。还有,他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原素,既是构成世界本身的原素,又构成在这个世界上产生的一切事物。他所做的工作令人肃然起敬,然而他没有提到有一个神圣的心灵在支配着这个在我们看来如此神奇的世界。

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继承了泰勒斯的事业,但阿那克西曼德对事物的性质持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不像泰勒斯那样认为所有事物都出自一种始基,出自水,而是认为每一事物有其恰当的始基。他相信这些事物的始基在数量上是无限的,从这些始基中产生出无数个世界,而一切事物都从这些世界中产生。他还认为,这些世界都处在持久不断的消解和再生过程中,每个世界都按照不同的性质,或长或短地存在一个可能的时期。他也没有把这些事物的各种活动的任何部分归结为神圣心灵的作用。

阿那克西曼德死后,他的学生阿那克西美尼把事物的所有原因都归于无定形的气。阿那克西美尼不否认诸神的存在,也没有忽视他们,但他在相信气是由诸神创造的时候,反过来又认为诸神是从气中产生出来的。后来,他的学生阿那克萨戈拉察觉到有一个神圣的心灵在使我们看到的一切事物产生,它使用无定形的东西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粒子,同一种粒子的第一个都相同。按照这种观点,每一始基都是由同种粒子造成的,而神圣的心灵是粒子的创造者。还有,阿那克西美尼的另一个学生第欧根尼说,气确实是造就一切事物的质料,但气分有神圣的理性,没有神圣的理性,就不可能造出任何东西来。

阿那克萨戈拉的学生是阿凯劳斯。他也认为每一个别事物都是由粒子构成的,这些粒子相互之间都是相同的。但他还认为,有一种内在的心灵使一切事物结合,或使永久的物体离散,也就是说使那些粒子结合或分离。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据说是阿凯劳斯的学生;为了能够引出柏拉图,我已经总结了上述学派的主要观点。

从奥古斯丁对这些“智慧的爱好者”的津津乐道看来,他本质上是个异教徒,难怪这么多欧美的异教徒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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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段  没有存在的主义


与上帝相比而言,被造的事物是可变的,因此没有确定无疑的存在。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第八卷11章却无耻地吹嘘,“柏拉图从何处得到这种理智,以至于能如此接近基督教的知识”:

在基督的恩典下,我们有些兄弟在听到或读到柏拉图的时候感到惊讶,因为柏拉图对神的理解有许多方面与我们的宗教真理是一致的。由于这个原因,有不少人设想柏拉图去埃及的时候听说过先知耶利米,或者是在这次旅行中读过其他先知的作品。我本人也在某些著作中表达过这种看法。然而,按照编年史仔细计算一下年代,表明柏拉图出生的时间是在耶利米做先知一百年之后。还有,柏拉图活了81岁,从他死时算起到埃及国王托勒密下令翻译先知的、经文止,其间有大约60年的间隔。托勒密王要犹大地的希伯来人呈送先知的经文,并指派七十位也懂希腊语的希伯来文士翻译这些经文,并加以保存。因此,柏拉图在旅行中既不可能见过耶利米,他那时已经死了很久,也不可能读过这些圣经,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被译成柏拉图通晓的希腊语。

当然了,由于柏拉图是个勤奋的学生,他也许会在一位翻译的帮助下学习这些经文,就像他在埃及用这种方法学习别的作品,他也许无法写下希伯来圣经的译文,但可以通过讨论圣经尽可能地学到其中的内容,(甚至连托勒密王也是在表现出多方面的仁慈以后才获得这种学习圣经的便利,尽管人们害怕他拥有的王权)。也有一些材料似乎在支持这种假设。例如,《创世记》开头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而在柏拉图谈论创世的作品《蒂迈欧篇》中,他说神首先把土和火结合起来,这就清楚地表明他把火指定给天。这句话与“起初神创造天地”确实有某些相似性。还有,柏拉图谈论两种居间的原素,即水和气,通过这两种居间的原素,把位于端点的两种原素,即土和火结合起来;由此可见柏拉图心里记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句经文。因为,若是不能充分明白圣经通常如何描写上帝之灵,那么他一定会假设这个段落中也提到了四种原素,事实上气这个词也有“灵”的意思。至于柏拉图说哲学家是爱神者这一事实,他的看法并没有说出比神圣的经文更加惹人注目的观点。但是还有一个事实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令我倾向于同意这种看法,柏拉图对这些经书并非一无所知。

一位天使把上帝的话语带给神圣的摩西,要他去把希伯来人领出埃及,这时候摩西问这位神叫什么名字,他得到的回答是“我是自有永有的,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这就是说,上帝是自在的,并是不变的,与上帝相比而言,被造的事物是可变的,因此没有存在。柏拉图热心地掌握了这个真理,并且极为聪明地接受了。据我所知,柏拉图之前的任何人所写的书中都找不到这样的说法,除非在哪本书中写道,“我是自有永有的,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奥古斯丁的时代,没有现代的考古知识,不知“希腊文明的东方来源”。因此只能孤立地理解柏拉图身上的东方要素。但是他的目的却不在此,而是在于抬高他心仪的希腊罗马,把这些异教魔鬼盘踞的地方及其人物,说得天花乱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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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段  诸神的罪恶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的第八卷开始讨论第三种神学,即自然神学,并提出问题:自然神学的诸神崇敬能否为未来的生命提供确定的幸福。他宁可与柏拉图主义者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柏拉图的体系在哲学中是“流畅的典范”,并且最接近基督教的真理。为了论证这一点胡说,他首先驳斥阿普留斯,以及所有那些坚持应当把精灵当作人神之间的使者和中介的人;进而指出人不可能通过精灵与善良的诸神调和,并指出人是恶的奴隶,热衷于赞助那些善人和聪明人厌恶的东西;然后进一步谴责诗人、戏剧表演、巫术的亵渎。 

1章:“需要与哲学家讨论自然神学,他们比真他人拥有更多的知识”:

现在,我们需要在心里做出比处理和解释前几卷提出的问题更大的努力,因为我们不是在和普通人讨论被罗马人称作自然的神学。

这种神学既不像神话神学,又不像公民神学一一亦即戏剧神学和城市神学,其中一种神学展现了诸神的罪恶,另一种神学证明了诸神拥有更加罪恶的愿望。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与哲学家交谈,哲学家这个名字即使译成拉丁文也表明他们是智慧的热爱者。

还有,如果创造一切事物的上帝就是智慧,如神圣的权威和真理证明了的那样,那么真正的哲学家就是热爱上帝的人。但由于并非所有拥有这个荣耀名称的人都热爱上帝,因此我们当然不能由此推论,所有被称作哲学家的人都是真正的智慧爱好者。我们必须从他们中间选择那些我们通过阅读能够弄懂他们的看法的哲学家,而某些哲学家对我们要处理的这个问题没有价值。在本书中,我不想驳斥哲学家们的所有虚幻观点,而只涉及与神学有关的观点,我们把神学这个希腊词的意思理解为对神性的阐述或解释。进一步说,我也不想驳斥所有这样的哲学家,而只涉及赞成下列观点的哲学家,尽管他们认为神是存在的、神关注着人的事务,但他们否认崇拜一位不变的上帝就足以过上幸福生活,甚至死后也一样;他们还认为,我们必须崇拜由上帝创造和分派在不同的领域的众多神灵。

这些哲学家的看法甚至比瓦罗的看法更接近真理。因为,瓦罗能够察觉到自然神学只能延伸到这个世界和世界灵魂,而他们承认一位上帝,高于一切拥有灵魂的事物。他们承认,上帝不仅创造了这个可见的世界,亦即通常所谓的天与地,而且创造了一切灵魂,无论它是哪一种。还有,上帝创造了理性的、理智的灵魂,这是人的灵魂,使之分有上帝本身不变的、无形体的光明。哪怕是有一丁点儿这种知识的人,都不会对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一无所知,这个学派因其祖师爷而得名。在提到柏拉图之前,我还要简略叙述一下我认为对解决当前问题来说必要的观点,首先要提到那些在同一研究领域先于柏拉图的人。

奥古斯丁指出人不可能通过精灵与善良的诸神调和,并指出人是恶的奴隶,热衷于赞助那些善人和聪明人厌恶的东西;然后进一步谴责诗人、戏剧表演、巫术的亵渎。……这是对的。但是,他却倾向于对权力献媚、为错误护短,支持圣徒崇拜,支持“学雷锋”那样的圣徒崇拜和造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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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段  用道德巫术来操纵上帝


巫术就是企图通过实行法术来控制环境,“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第八卷25章讨论“好人可以在哪些方面与神圣的天使相同”,就含有这一企图:

因此,我们决不要通过所谓精灵的中介向诸神,或者倒不如说向善良的天使,恳求仁慈或善行。我们倒是应该通过与天使拥有相同的善良意愿来得到它们的仁慈,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和它们联合,与它们生活在一起,和它们一道崇拜他们崇拜的上帝,尽管我们无法用肉眼看见它们。因为不仅在身体的居所方面我们远离它们,而且在生活的品性方面远比它们软弱,因为我们可悲地拥有与它们不同的意愿。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我们不仅以肉身状态居住在大地上,因此无法与它们在一起,而且由于我们的心不纯洁,思念地上的事。但是现在,我们得到了治疗,我们可以像它们一样了,由于信心我们可以与它们接近了,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相信赐福于它们的上帝也将赐福于我们。

奥古斯丁宣扬“好人可以在哪些方面与神圣的天使相同”,以及“我们倒是应该通过与天使拥有相同的善良意愿来得到它们的仁慈”,明显具有一种“道德巫术”的意味,希望能够通过善意和善行来操纵上帝,诱骗“赐福于它们的上帝也将赐福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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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段  诸神的权能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的第八卷13章通过转述“柏拉图把诸神定义为善的存在和美德的热爱者”,极力美化这些希腊人的魔鬼偶像:

因此,尽管在其他许多方面他们也和我们不同,但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所以我首先要问柏拉图主义者:你们认为神圣的祭仪应当奉献给善者还是恶者,或是既献给善者又献给恶者?我们看到柏拉图本人的观点肯定所有神灵都是善的,根本就没有恶的神灵。由此推出的结论必然是:这样的祭仪是奉献给善者的,因为它们是献给诸神的;如果诸神不是善的,那么他们就不是诸神。

如果是这样的话(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如何相信诸神),那么这种观点确实马上使许多人的信念显得很空洞,他们认为神圣的祭仪是用来抚慰恶神的,目的是使恶神不伤害我们,而把神圣的祭仪献给善神则是为了祈求他们的帮助。但由于恶神是不存在的,所以像柏拉图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举行这种祭仪只是为了荣耀善神。

那么,谁是喜爱戏剧表演的诸神?谁是要求在圣事中包括这些表演以荣耀自己的诸神?他们的权能证明他们并非不存在,但是他们对这些事情的喜爱无疑证明了他们是恶的。柏拉图对戏剧表演的看法是人所周知的。他认为,必须把诗人们驱逐出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写了那么多毫无价值的颂歌去赞扬诸神的尊严和善行。那么,在戏剧表演的问题上与柏拉图意见相左的神灵是谁?他确实不允许人们用这些虚构的罪行来使诸神名誉扫地,但是诸神却要求通过庆祝这些罪行来荣耀他们。

还有,在这样的场合,诸神不仅要求反复表演可耻的事情,而且要求表演残忍的事情;诸神夺走了提多?拉丁纽的儿子,使他得病,因为他拒绝服从诸神,而一旦他服从了它们的命令,疾病就消除了。这些神灵是邪恶的,然而柏拉图并不认为我们应当恐惧它们。他坚定地认为,应当毫不犹豫地从秩序良好的城邦中消除这些诗人亵渎神灵的愚蠢行为,因为喜爱不洁的诸神对这些东西感到高兴。

但是,拉贝奥把这位柏拉图当做半神,对此我已经在第二卷中提到过了。拉贝奥认为,用血淋淋的牺牲和同类祭仪可以抚慰恶神,而抚慰善神要用戏剧表演,以及其他各种与欢乐有关的事情。那么,这位半神柏拉图为什么如此大胆,坚持要取消这些快乐,因为他把这些事情视为卑劣的,还是因为这些神灵,或这些善神认为它们是卑劣的?还有,这些神灵本身肯定也驳斥了拉贝奥的看法,因为它们在拉丁纽、的事例中不仅表现得荒唐和淫乐,而且还表现得残忍和可怕。因此,让柏拉图主义者向我们解释这些事情。按照他们的祖师爷的观点,他们认为一切神灵都是善的、诚实的,是聪明人的美德的朋友,他们认为把这些神灵想象成其他样子都是不虔诚的。他们会说,我们会对此作解释。那就让我们注意听取他们的解释。

在我看来,柏拉图若把诸神定义为善的存在和美德的热爱者,就说明柏拉图丝毫不能懂得宗教的奥秘;其实,诸神超越善恶,或曰诸神在制造善恶;连苏美尔人都懂得这一点,柏拉图却不懂,显然其智能比起东方的老师们大大退化了。柏拉图,真是一个西方的“白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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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段  造神或神圣的宗教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第八卷24章叙述“赫耳墨斯尽管对将要到来的毁灭表示悲哀,但还是公开承认他的祖先犯的错误”,但并没有把这些叙述当作是神话或鬼话:

很长一段间隔之后,赫耳墨斯重提人造神这个话题。他说“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让我们回过头来讨论人和理性,理性是神圣的天赋,人有了理性才被称作理性动物。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人的种种性质虽然很神奇,但还不是最神奇的。人能够发现神的性质,并把神性制造出来,这才是最神奇的事情。为了造神,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用某些材料制造诸神的技艺。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实际上并不打算参加崇拜,不想参加神圣的宗教,他们关于诸神的观念大错特错。就这样,由于他们不能制造灵魂,他们就召来精灵的灵魂或天使的灵魂,使之与神圣的塑像和秘仪联系起来,藉此使他们的神像拥有行善与为恶的力量。”

我不知道要是把精灵本身召来忏悔,它们会不会像赫耳墨斯一样承认自己做过的错事。赫耳墨斯说他的祖先发明了造神的技艺,原因是他们关于诸神的观念“大错特错”,他们的不信,他们不愿参加崇拜和神圣的宗教。他为什么就不能说他们有错?或者只说他们有错,而不说他们“大错特错”?不能。因为他们大错特错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不信,不愿参加崇拜和神圣的宗教,所以才发明造神的技艺。然而,这种技艺在将来不可避免地要失传,因为它是巨大谬误的结果,是偏离崇拜和神圣宗教的结果,而这个聪明人还把它当做神圣的宗教来表示哀叹!请这样想,看他是否一方面在神力的推动下揭示了他的祖先在过去犯下的错误,而另一方面在魔力的推动下他对精灵将要受到的惩罚表示悲哀。若是这些祖先关于诸神的观念确实大错特错,若是他们确实由于不信和心灵偏离崇拜与真正的宗教,因此发明了造神的技艺,那么要是神圣的宗教消灭了这种令人厌恶的、使人偏离神圣宗教的技艺,真理矫正了错误,信仰取代了不信,偏离者重新版依,这些事情又有什么神奇可言呢?

如果赫耳墨斯只说他的祖先发明了造神的技艺,没有说明原因,而我们若是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和虔诚的,那么就会注意到如果他们没有偏离真理,也就是说他们曾相信这些东西配得上神,并把心思用在崇拜和神圣的宗教上,那么他们决不会去发明造神的技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曾经说过这种技艺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们的巨大谬误和不信,以及他们的心灵偏离崇拜神圣的宗教,那么这些抗拒真理之人的厚颜无耻就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可以容忍了。

然而,赫耳墨斯在人的所有技艺中最为推崇的就是这种造神的技艺,并且由于这些人造神在法律的命令之下要被清除的时候就要到了而感到悲哀,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承认并解释了发明这种技艺的原因,说他的祖先发明了这种造神的技艺,说他们由于不信而大错特错,因为他们不参加崇拜和神圣的宗教,对此我们该怎么说呢?或者说,除了衷心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因为他把这些对立的东西都清除掉了,我们还能做什么呢?由于众多谬误而建立起来的东西因为有了真理之路而被消除,由于不信而建立起来的东西因为有了信仰而被消除,由于偏离崇拜神圣的宗教而建立起来的东西因为回归唯一真神而被消除。

这种情况也并非仅仅发生在埃及,尽管赫耳墨斯尤其对那里的精灵表示悲哀。实际上整个大地都在对我主唱新歌,如神圣的先知所说的那样。经上说“你们要向主唱新歌,全地都要向主歌唱。”这首颂诗的标题是“写于被掳后重建圣殿之际”。现在确实有一所圣殿为全地之主而建,这就是上帝之城,就是神圣的教会,在被掳期间,魔鬼的力量把那些信靠上帝的人囚禁在那里,被掳之后他们成为上帝圣殿里的活石。尽管是凡人制造了诸神,但造神的人并没有被精灵俘虏,通过对诸神的崇拜,造神之人成了精灵的伙伴,但他不是愚蠢的偶像的伙伴,而是狡猾的精灵的伙伴。

因为,除了像同一篇圣经说的那样“有眼却不能看”以外,偶像还能做些什么呢?无论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偶像仍旧缺乏生命和感觉。然而,不洁的精灵通过邪恶的技艺与这些偶像结合在一起,俘虏了那些崇拜者的可悲的灵魂,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伙伴。所以使徒说“我们知道偶像算不了什么,但是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然而,在这一次人类被邪恶的精灵俘虏后,上帝的圣殿也在全地建立了。因此这篇颂诗就说“你们要向主唱新歌,全地都要向他歌唱。要向他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他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元,惟独主创造诸天。”

所以赫耳墨斯感到悲伤了,因为消灭偶像崇拜,消灭由精灵的力量统治那些崇拜者的时候就要到了。在恶灵的挑唆下,他希望如颂诗作者所唱的那样将随着上帝的圣殿在全地建立而终止的俘虏能永远继续下去。赫耳墨斯悲伤地预见到这些事情,而先知快乐地预见到这些事情。还有,圣灵是胜利者,圣灵通过神圣的先知歌颂这些事情,甚至连赫耳墨斯本人也以一种神奇的方式被迫承认,他并不希望看到毁灭并对此感到悲伤的这些偶像不是由审慎、忠信、虔诚的人制造的,而是由那些犯了大错的、不信的、偏离崇拜和神圣宗教的人制造的。

尽管赫耳墨斯把这些偶像称作神,但当他说它们是人造的,我们这样的人肯定不会去制造偶像的时候,赫耳墨斯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表明与偶像制造者不同的人,亦即审慎的、忠信的、虔诚的人不会去崇拜偶像,这同时也就表明,这些被人制造出来并加以崇拜的偶像并不是神。因此,先知的话是正确的,“如果人可以造神,那么它们就不是神。”

关于这种人造的、受人崇拜的诸神我们就说到这里,关于这种通过某种我不知道的技艺,通过某种欲望而与偶像联系起来的精灵我们也说到这里。但是当赫耳墨斯说它们是人造的神的时候,他至少没有像柏拉图主义者阿普留斯那样把某种使命赋予精灵,关于这位阿普留斯我们已经说了许多,我们已经揭示他的信仰是自相矛盾的、荒谬的。赫耳墨斯没有让这些人造神担任凡人与创造凡人的神之间的通司和中介,把凡人的祈祷带给诸神,把诸神的馈赠带给凡人。相信凡人制造的神对上帝创造的神的影响比制造神的凡人对上帝创造的神的影响还要大,而凡人本身也是由创造神的上帝创造的,这是极为愚蠢的。

因此,通过一种邪恶的技艺与偶像结合在一起的精灵是一个人造的神,但它只对某些具体的人是神,而非对全人类都是神。那么,除了犯错误的、不信的、偏离崇拜和神圣宗教的人以外没有人会去制造的神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还有,被引人神像在神庙中受崇拜的精灵又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引人神像就是引人与精灵本身相似的东西,尽管我不知道这些造神的凡人用的是什么技艺,他们偏离崇拜和神圣的宗教,而精灵不可能是凡人和诸神间的使者和通司。这是因为精灵具有完全低劣的、邪恶的性质,而那些制造神像的凡人,哪怕是处在犯错误、不信、偏离崇拜和神圣宗教的状态中,也无疑要比那些用他们自己的技艺为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诸神要强得多。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作为精灵,它们拥有诸神拥有的力量,但它们只能为害,要么假装能够赐福,这种恶由于带有欺骗性而为害最烈,要么它们就公开地伤人。然而,若是没有上帝深邃而又秘密的旨意的允许,它们不可能造成任何伤害。还有,由于它们不是诸神与凡人之间的中介,因此它们对凡人的支配并不是因为它们与诸神结下了友谊。这样的精灵要想成为善良诸神的朋友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把善良的诸神称作神圣的天使和理性的生灵,他们在天上有神圣的居所,“无论是有位的,还是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他们的灵魂气质与精灵极为不同,其差距之大就好比恶德与美德、邪恶与善良之间的差距。

奥古斯丁叙述神话或鬼话的时候,把它们当作真实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极大的误导和欺骗。

如何定义“神圣的宗教”?

到底谁是神圣的?是上帝呢,还是崇拜上帝的宗教?

教皇国家是教会还是国家?

奥古斯丁的双城神话,只能得到时间的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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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段  模仿上帝和上帝的快乐


作为一个人,奥古斯丁竟能谈论“上帝的快乐”?他这是能够“通神”,还是胆大妄为哪!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的第八卷8章说,“柏拉图主义者在道德哲学中也占据首位”:

剩下的这个哲学部门是关于道德的,希腊人称之为伦理学。有关最高的善的问题就是在这部分哲学中讨论的,如果我们的一切行为都与此相关,而且寻求最高的善不是为了其他目的,而是为求善而求善,那么为了得到幸福我们就没有什么还要再进一步寻求的了。因此,这个最高的善被称作目的,因为我们希望用它来解释其他事情,而最高的善本身只能用它自己来解释。

有人说过,这种使人幸福的善来自身体,有些人说它来自心灵,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来自身体和心灵。因为他们看到人本身是由灵魂和身体组成的,因此他们相信,他们的幸福只能从二者之一派生,或者同时来自二者,如此推论也就可以达到终极之善,通过它,他们能!够得到幸福,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追溯到这个终极之善,而不需要、再用其他任何更高的东西来解释善本身。因此,有些人添加了第三类善,并称之为外在的,例如尊贵、荣耀、财富,等等,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些东西当做终极之善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人们追求这些东西并非为了这些东西本身,而是为了别的原因。他们说,这种善对好人来说是善的,对恶人来说是恶的。由此可见,无论是向心灵还是向身体,或是向二者同时寻求善的人,都仍旧是在假定善只能在人身上寻找。

然而,那些向身体求善的人是在向人的低级部分求善,那些向心灵求善的人是在向人的高级部分求善,那些同时向二者求善的人是在向完整的人求善。因此,无论是向某个部分求善,还是向整个人求善,他们仍旧是在向人求善。依据这种差别可以区分不同的哲学家,但我们可以区分的不是三种,而是许多种;因为不同的哲学流派在身体之善、心灵之善、二者之善的问题上已经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

因此,让这些哲学家统统让位给柏拉图主义者,因为他们断定人的幸福不在于身体的快乐,也不在于心灵的快乐,而在于上帝的快乐。上帝的快乐不像心灵使身体快乐或心灵使自己快乐,也不像一个朋友喜欢另一个朋友,而像眼睛喜欢光明,如果有上帝的帮助,我将在别处尽我所能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些。而现在,只要记得柏拉图断言最高的善就是按照美德去生活也就够了,他认为只有拥有关于上帝的知识的人才能这样做,才能模仿上帝,这是幸福的唯一原因。然而,他并不怀疑实践哲学就是热爱具有无形体的性质的上帝。

由此推论,智慧的学生,亦即哲学家,当他开始喜爱上帝的时候会成为有福之人。这是因为,尽管乐于爱所爱的东西不一定幸福,许多人的不幸是因为他们爱上了那些一定不能爱的东西,而当他们乐于爱它时就会更加不幸,但是不爱所爱的东西一定不会幸福。哪怕是那些爱上了一定不能爱的事物的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因为爱它才是幸福的,而是因为自己乐于爱它才认为自己是幸福的。除了那些最不幸的人以外,当人们所爱的是真正的、最高的善的时候,有谁会否认乐于爱其所爱的人是幸福的?但是柏拉图说,真正的、最高的善是上帝,因此他希望哲学家成为上帝的热爱者,因为哲学旨在获得幸福生活,热爱上帝的人在上帝的快乐中得到幸福。

神和人,根本不是同样的质地,因此“模仿上帝”,只能使得人们流于虚伪和亵渎。与其说奥古斯丁是一个基督徒,不如说他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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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段  死后的幸福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第八卷的12章,“尽管柏拉图主义者提到过唯一真神,但他们还是认为要用神圣的祭仪荣耀诸神”:

柏拉图从哪里学到这些事情其实并不要紧,无论是否来自先于他的古人著作,倒不如像使徒说过的那样,“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我想我已经足够充分地说明了选择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作为讨论自然神学的对于的理由。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死后的幸福,神圣的祭仪应当向一位神还是向多位神奉献?

我之所以选择他们,乃是因为他们关于一位创造天地的神的思乎想比较正确,这一点使他们超越了其他一切哲学家。也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在后人的评价中高于其他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有着杰出的才能,尽管他的口才可能比不上柏拉图,然而还是要比其他人强。他后来创建了逍遥学派,之所以有这个名字乃是因为他习惯于边散步边争论。他出名之后,他的学派聚集了许多学生,甚至当他的老师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柏拉图死后,他的继承人是他姐姐的儿子斯彪西波,后来掌管学园的还有柏拉图挚爱的学生塞诺克拉底。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其他继承人,他们被称作学园派。但不管怎么说,后来选择追随柏拉图的最优秀的哲学家不愿意被称作逍遥学派或学园派,而是宁可被称作柏拉图主义者。他们中最著名的有希腊人普罗提诺、杨布里科和波斐利;但是非洲|人阿普留斯,他既会讲希腊语又会讲拉丁语,也赢得了柏拉图主义者的名声。然而,他们这些人与这个学派的其他人,还有柏拉图本人,都认为应当用神圣的祭仪来荣耀许多神灵。

为了自己死后的幸福,用神圣的祭仪来收买上帝,并为其有效性而去讨论“应当向一位神还是向多位神奉献”,这是一个基督徒关注的问题吗?这难道不是把“一位神”和“多位神”混为一谈了吗?在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看来,世界上只有“一位神”,没有什么“多位神”。除非,那些“多位神”是些魔鬼偶像。但在奥古斯丁的叙述里,这些魔鬼偶像被正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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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段  上帝向精灵显现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第九卷21章竟然够胆包天,敢于讨论“上帝在什么范围内愿意把自己显现给精灵”:

然而,精灵自己非常了解这位主,甚至当他裹上虚弱的肉身时也认识他。它们对他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从这些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灵有很多知识,但没有爱心。它们确实害怕受到主的惩罚,但它们不爱主的公义。但是主只在自己选择的范围内让它们知道自己,只在适当的范围内让它们知道。主没有让它们像神圣的天使一样认识他,天使们知道主是上帝之道,和他们一样享有永恒。倒不如说,主以这样一种方式使自己被知,以便使精灵感到恐惧,从精灵的僧主手中主要实行救赎,实现前定的主的王国及其荣耀,实现永久的真实和真正的永恒。

然而他没有让精灵知道自己是永恒的生命,是照耀虔诚者的不变的光明,当虔诚者看见光明时,他们的心已经被对他的信仰所洁净。倒不如说,他通过自己的力量所显示的某些暂时的结果,通过他临在的象征,无论多么深远隐秘,使自己被知,这些东西更容易被天使察觉,哪怕是恶灵也一样,但不容易被虚弱的凡人察觉。当他决定这样的象征应当逐渐显示时,当他更加深地隐藏自己时,精灵之王对他产生了怀疑,试探他,看他是不是基督。然而发生这种事情是他允许的,他让自己被试探,这样他就可以用人的方式应对,为我们提供予一个模仿的榜样。但在试探结束后,如圣经所说,他受到天使们的侍奉,这些天使是善良神圣的天使,而这一定会给不洁之灵带来恐惧和颤抖。他使精灵越来越明白自己的伟大,就这样,即使他虚弱的肉身显得微不足道,也没有人敢违抗他的权柄。

“上帝在什么范围内愿意把自己显现给精灵”,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质的神秘问题,是无法通过一两个具体事例,由理论家来予以推论的。因为如何理解“上帝在什么范围内愿意把自己显现给精灵”,这是属于上帝的主权,其解释权绝对不在神职人员手里,否则就会贻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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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段  关于圣经的多神教义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第九卷23章说,“尽管圣经把天使和义人都称作神,但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异邦人的神是错的”:

如果柏拉图主义者宁可把这些天使称作神,而不是称作精灵,纳入他们学派的创始人和祖师爷柏拉图所说的由至高神创造的诸神行列,那就让他们这样说吧,因为我们一定不要在语词问题上作无谓的争辩。如果他们说这些存在者是不朽的,然而却又是至高神创造的,只有矢忠于它们的创造主才能获得幸福,而不是凭着它们自己的力量取得幸福,那么他们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话,而无论他们用什么名字称呼它们。事实上这就是柏拉图主义者的看法,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要么都有这种观点,要么相当大一部分人有这种看法。

至于用什么名字,我们和他们没有什么根本分歧,他们若是把这些幸福的、不朽的生灵称作诸神,那么从我们的圣经中也可以读到“诸神之神、主已经发话”、“称谢万神之神”、“他是超乎万神之上的大王”。还有,经上说“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接下去诗篇作者马上解释了原因,“因为外邦诸神都是精灵,惟独主创造诸天。”他说“在诸神之上”,但马上限定是“外邦的”,也就是说外邦人把它们当作神,但它们实际上是精灵。“当受敬畏者”使它们感到害怕,这就是精灵对主喊叫的原因,“你来灭我们吗?”但是经上说的“万神之神”不能理解为精灵之神,更不能把“超乎万神之上的大王”理解为超乎一切精灵之上的大王。圣经也把属于上帝子民的人称作神:“我曾说,你们是神,你们全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被称作“万神之神”的是诸神之神,被称作“超乎万神之上的大王”的是诸神之王。

假定有人向我们提出下列问题:若是凡人被称作诸神是因为他们属于上帝的子民,上帝通过天使或凡人向他们说话,他们不是不朽的存在者,他们通过崇拜上帝寻求幸福并已经享有幸福,他们更配得上这样的称呼,这样说对吗?对此我们该如何回答呢?我们只能这样回答:圣经这样说并非没有道理,人在圣经中被称作神,这样的称呼比把那些不朽的、幸福的存在者称作神更加准确,因为我们在复活时和它们平等,这是上帝的应许。否则的话,我们不坚定的信仰会由于这些存在者的卓越而将它们中的一位确定为神,而要阻止人们这样去荣耀一位凡人是容易的。还有,这样做是恰当的,属于上帝子民的凡人应当更加清楚地被称作神,这样做为的是使他们充满信心地认为被称作万神之神的是他们的上帝。哪怕把天上的这些不朽的、幸福的存在者称作万神,它们也不能被称作万神之神,亦即上帝子民之神,经上的话是对这些子民说的“我曾说,你们是神,你们全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因此使徒说道“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

因此我们不必花费大量时间去争论名字问题,因为事情本身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疑点。然而当我们说,派到人间宣布上帝旨意的天使属于幸福的不朽者之列,这样说不会使柏拉图主义者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侍奉不是由他们所谓的诸神进行的,亦即幸福的不朽者,而是由精灵进行的。他们没有大胆地说它们是幸福的,而只是说它们是不朽的。或者说,如果他们称之为不朽的和幸福的,那么只是把它们当作善的精灵,而不是当作居住在高远之处不与凡人接触的诸神。尽管这种争论看起来像是语词之争,但精灵这个名字令人生厌,我们一定要避免在神圣天使的意义上使用它。

现在让我们来结束本卷。我们确信,无论我们如何称呼这些不朽的、幸福的生灵,它们都仍旧是被造的,它们不是指引不幸的凡人走向不朽幸福的中介,因为它们与我们有两重区别。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存在者确实拥有中间的位置,它们和在它们之上的一样拥有不朽,和在它们之下的一样拥有不幸,它们活该不幸,因为它们是邪恶的。

它们不可能把它们自己都不拥有的幸福赋予我们,而只会妒忌我们的幸福。精灵的朋友们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理由,说明我们为什么要把精灵当作我们的帮助者来崇拜,而不是把它们当作骗子躲开。至于那些善灵,它们不仅是不朽的而且也是幸福的,我们的对于设想我们应当称它们为神,用礼仪和献祭来侍奉它们,为的是确保死后拥有幸福的生活。然而这些灵,无论它们是什么,无论怎样称呼它们才是正确的,都希望把宗教崇拜只献给惟一的神,神创造了它们,分有神它们才是幸福的。在同一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将在下一卷更加仔细地讨论这一点。 

“尽管圣经把天使和义人都称作神,但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异邦人的神是错的”,这里明显运用了双重标准,因此是不合理性的。不过,“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个原理只能适用于神秘的圣经,不能扩大,不能扩大到教父的著作里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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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段  参与派别之争就非真神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第九卷7章说,“柏拉图主义者断言,诗人虚构诸神陷入派别纷争,从而污辱了诸神,参与这种纷争的不是诸神而是精灵”:

有些人会说,并非所有精灵都这样,只有恶的精灵才会这样,诗人说它们强烈地爱或恨某些人,这样说并非不真实,因为阿普留斯说“它们的心灵在各种思想的推动下就像我们的心灵一样动荡不安”,指的就是邪恶的精灵。但是阿普留斯在说了这些话以后又对所有精灵进行描写,而不只是描写恶的精灵,说它们凭着用气构成的身体而成为诸神与凡人之间的中介,对这些话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阿普留斯说,诗人们的虚构事实上表明诗人使精灵变成了诸神,他们的许可保护了精灵。诗人把诸神的名字赋予精灵,把它们说成是凡人的朋友或敌人。他说,事实上诸神的性格与精灵极为不同,诸神的居所、远远高于精灵,诸神拥有极大的幸福。把这些不是神的精灵说成是诸神,说它们以诸神的名义相互争斗,抱着极大的热情热爱或痛恨凡人,我认为这是诗人的虚构。但是阿普留斯又说这种虚构离真相不远,因为尽管用诸神的名字来称呼精灵是错误的,但毕竟还是道出了它们作为精灵的专门性格。与此相连,他谈到了荷马笔下的密涅瓦,“她在云集的希腊人中斡旋,约束阿喀琉斯。”他认为这位密涅瓦是诗人的虚构,因为他假定真正的密涅瓦是一位女神。

他把她置于诸神的行列之中,相信她是全善的、幸福的,居住在天穹的以太层中,远离大地,无法与凡人交通。但是有些精灵喜欢希腊人,反对特洛伊人,还有一些精灵帮助特洛伊人反对希腊人,对此这位诗人同样也用维纳斯或玛斯(真正居住在高空中的诸神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行事)的名字提到它们,称它们为特洛伊人的同盟者,是希腊人的敌人。这些精灵彼此之间也因此而相互争斗,分别代表它们所热爱的人和它们所痛恨的人。阿普留斯承认,诗人说的这些话实际上离事实真相不远。因为他们谈论的这些存在者的心像我们凡人一样动荡不安,如阿普留斯所考察的那样,在各种思想的推动下,它们的心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因此它们能够爱,也能够恨,但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以一种暴民的方式行事。它们像驯兽师和驭手一样表现出党派精神,代表一方去反对另一方。这位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似乎努力想要使人相信,在诗人们吟诵这些故事的时候,人们不应当相信它们是诸神,因为诗人在虚构中使用了诸神的名字,而它们实际上是处于中间区域的精灵。

如果运用柏拉图主义者的判神法,宣扬参与派别之争的就不是真神,来讨论基督教的信仰,就会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这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奥古斯丁却经常拿来异教的东西来混入基督教,制造疑云。更加险恶的是,奥古斯丁运用异教哲学家的话语,来把异教的魔鬼分成了“诸神”和“精灵”这两拨,无形中抬高了希腊罗马异教的魔鬼地位。奥古斯丁心里全都是希腊罗马的魔鬼,虽然他把这些魔鬼美化为“诸神”和“精灵”这两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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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段  可朽的幸福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第九卷14章讨论“可朽的凡人能否拥有真正的幸福”说:

凡人能否既是可朽的又是幸福的,这是人类的一个大问题。有些人对人类状况采取一种卑微的观点,因而否认自己有能力在过一种可朽生活时能够幸福。然而有些人反对这种观点,大胆地断言可朽之人通过智慧取得的成就也能幸福。若是果真如此,那么为什么不让这些哲人在不幸的可朽者和幸福的不朽者之间作中介呢?因为他们在幸福方面与后者相同,在可朽方面与前者相同。确实如此,如果他们是幸福的,那么他们就不会妒忌别人,(还有什么能比妒忌更可悲的呢?)他们会竭尽全力帮助不幸的可朽者追求幸福,以便死后变成不朽者,与幸福的、不朽的天使合一。

奥古斯丁怎么会不明白:人的幸福正是基于他的可朽性质,以及对这可朽性的“偶尔的暂时的胜利”?换言之,如果没有人的可朽与转瞬即逝,反而没有相形之下的幸福了,而且更加谈不上永恒的天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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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段  售卖上帝之城的门票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第九卷18章说,“骗人的精灵在许诺通过调停引导凡人走向神时使他们偏离真理之路”,其潜台词是承认这些精灵的存在和威力:

精灵的灵是不洁的,由此带来的许多后果清楚地揭示了精灵的可悲与邪恶,它们是虚假的、骗人的中保。但不管怎么说,它们经常阻碍我们的灵性进步。它们并不想为我们提供一条通往上帝的道路,它们的作为倒不如说是在阻碍我们接近这条道路。

精灵的朋友们把这条道路视为有形的,他们在以太构成的诸神和属土的凡人之间安排了某些原素,就像阶梯一样,而空气构成的精灵位于中间。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充满了谬误,因为公义并非以这种方式取得进展,我们趋向上帝不靠肉身的上升,而靠在灵性上与上帝相似,也就是说是无形的。但即使按这种观点,诸神也被认为拥有特殊的便利,由于它们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因此它们不会由于和凡人接触而受污染。

我们的对手相信,精灵受凡人污染胜过凡人被精灵洁净,如果诸神不保护自己住所的高洁,连诸神也会受到污染。有谁会如此不幸地设想、自己在这样一条道路上能找到洁净?如我们的对手所声称的那样,凡人在污染,精灵受污染,而诸神也有可能被污染。有谁不情愿选择一条我们可以避开精灵之污染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不受污染的上帝使我们从污染中得到洁净,使我们被接纳到不受污染之天使的团契之中。

“许诺通过调停引导凡人走向神时使他们偏离真理之路”的,与其说是“骗人的精灵”,不如说是坏的、吃羊的牧羊人:他们先是像奥古斯丁一样,制造一个上帝之城的幻想,接着就开始售卖上帝之城的门票,大力推销构成了赎罪券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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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段  精灵与圣徒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第九卷6章说,“阿普留斯认为凡人通过情感使精灵激动,再通过精灵的中介来确保得到诸神的帮助”,从而宣扬了这种迷信:

让我们把神圣天使的问题搁在一边,考虑一下柏拉图主义者的观点,介于诸神和凡人之间的精灵受情感的驱使。如果它们的心灵仍旧是自由的,在受到情感的影响时仍旧处于情感之上,那么阿普留斯就不应该说“它们的心灵就像我们的心灵一样动荡不安,在各种思想的推动下,如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它们的心灵是它们灵魂的优秀部分,正是凭着这个部分它们才成为理性的存在者,如果它们确实有心灵,那么它们的心灵应当统治和约束灵魂低劣部分的动荡的情欲。我要说的是,它们的这种心灵,按照这位柏拉图主义者的说法,就像情欲的风暴一样动荡不安。因此,精灵的心灵屈从于恐惧、愤怒、淫荡,以及其他各种相似的情感。那么,它们心灵中还有哪个部分是自由的,拥有智慧,藉此可以令诸神喜悦并鼓励凡人更加接近良好的道德?既然它们自己的心灵都屈从于邪恶的情欲,时不时地拥有伤害我们的愿望,那么它们会竭尽全力使用自然赋予它们的理性来误导和欺骗我们。

“阿普留斯认为凡人通过情感使精灵激动,再通过精灵的中介来确保得到诸神的帮助”,说的虽然是异教的信仰,但从奥古斯丁对此津津乐道来看,他已经深受其害了:果不其然,到了他的神学中,精灵摇身一变,成为圣徒,难怪后来的日耳曼人要作乱发起宗教改革,因为既然日耳曼人的精灵不能像拉丁人的精灵那样变成圣徒,只能被罗马教廷打入魔鬼和女巫的行列,所以他们只有通过宗教改革来提高日耳曼人的地位、取消拉丁人的宗教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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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段  精灵与基督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第九卷17章说,“为了能够获得幸福生活,那即分有至善,凡人需要有一位中保,但这位中保不是某位精灵,而只能是基督”——

我感到极为惊讶,这样一位有学问的人宣称一切有形体的感性事物都应当看得比无形体的理智的事物低劣,但他在讨论幸福生活的时候竟然会提到身体的接触。难道他忘了普罗提诺的精神?“我们必须飞向我们亲爱的故乡。那里有我们的天父,那里有我们所有人。船在什么地方,我们该如何飞翔?我们必须变得像神一样。”因此,如果一个人成长得越接近上帝,他也就变得越像上帝;所以远离上帝的唯一办法就是变得不像上帝。

人的灵魂不像无形体者、不变者、永恒者,因为它渴求短暂变易之物。但是下界的事物是可朽的、不纯的,不能接近上界的不朽和纯洁,因此为了治疗这种与上帝分离的状况,确实需要有一位中保,然而这位中保尽管由于拥有不朽的身体而接近最高的存在者,但不管怎么说仍旧与灵魂患病的最低存在者相似。由于灵魂患病,这位中保很容易妒忌我们的治疗,而不是帮助我们得到医治。倒不如说,我们需要一位中保,他通过身体的死亡在我们的最低状态中与我们合一,然而凭借他精神中的不朽公义这种美德,他始终高高在上,所谓高高在上不是在暂时的住所意义上讲的,而是由于他拥有与上帝相似的优秀德行。这样一位中保可以为我们提供真正的帮助以洁净和拯救我们。不受污染的上帝绝不会害怕受到人性的污染,或者受到他以人的形象居于其间的那些凡人的污染,因为他用人体包裹自己!

他的道成肉身在当前把两项完整的、并非不重要的教训启示给我们: 真正的神不会被肉身玷污;不能由于精灵没有肉身而认为它们比我们强。如圣经所示,这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降生为人的基督耶稣”。在神性上他与天父永远相同,至于使他变得像我们的人性,此处还不是我充分加以谈论的地方。

奥古斯丁的这一“不是某位精灵而只能是基督”的对比,让我震惊,因为这种相提并论似乎在暗示:基督也是某种精灵,但是一种管用的精灵。显然,这是一种二神教的乃至多神教的迷信在发挥作用,这种迷信不仅大力推动了圣徒崇拜,也在无形中助长了无神论者的合理性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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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段  盐柱的双重性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第十卷8章说,“上帝通过天使行奇迹来确认他的应许,以此强化虔诚者的信仰”:

如果我讲述所有发生在数千年前的古代的事件和奇迹,以此肯定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那就显得太冗长了。有谁会对这些事情不感到惊讶呢?亚伯拉罕绝经的妻子能在一个连多产的妇女都难以生育的年纪生子。当亚伯拉罕献祭时,一道火焰从天而降,从祭祀的肉块中经过。亚伯拉罕接待显现为人的天使,从他们那里得知上帝应许说他会有儿子,大火将从天而降,烧毁所多玛城。天使在大火将要降临之际把亚伯拉罕的外甥罗得救出所多玛,而罗得的妻子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

这是一个警告的象征,行走在得救之路上的人不能怀念丢下的东西。还有,摩西在把上帝的子民从埃及的奴隶制的轭下解救出来的时候行了多么大的奇迹啊!埃及法老,也就是压迫埃及民众的国王,当他的术士行奇迹的时候,只有用更大的奇迹才能压倒它。这些术士借助魔法和巫术做了这些事,而这是邪恶的天使,亦即精灵,所热衷的。摩西以创造天地的上帝之名,在天使的帮助下,很轻易地就压倒了他们,因为他这一边拥有更大的力量,行得更正。那些术士确实在兴起第三场瘟疫时遭到了失败,而摩西在大行奇迹时一共兴起十场灾难。心地刚硬的法老和埃及人屈服了,同意让上帝的子民离去。然而他们马上又反悔,想要把离去的希伯来人抓回来,希伯来人在红海中走干地,而追赶的埃及军队被回流的水淹没。

摩西领着希伯来人穿过旷野,一路上行了那么多令人惊讶的奇迹,对此我该说些什么呢?在上帝的指示下,一棵树扔进不能喝的苦水中,水就失去苦味,供会众解渴。吗哪从天而降解除会众的饥饿,如果有人超过饭量多收,吗哪就会生虫变臭,但如果在安息日前收两天的量,就不会发臭,在安息日收吗哪是不合法的。当他们想要吃肉,而人数众多不能满足供应时,鹊鸦飞到营里来让他们吃个饱。

当摩西伸出双手成十字形祈祷时,挡住他们前进道路的敌人就被打败,一个希伯来人都没有损失。上帝的子民中出了某些奸诈之人,想要与神圣的团契分离,他们脚下的大地开口把他们活生生地吞了下去,作为不可见的惩罚的一个可见的证明。杖击盘石,水就丰盛地流出来给所有人和牲畜喝个够。被火蛇咬了的罪人,只要一望挂在杆子上的铜蛇就活了。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使受伤的民众得到治疗,而且也在他们面前竖起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形象,象征着用死亡战胜死亡。后来,保存着这一事件记忆的铜蛇被走上歧途的民众当作偶像来崇拜,但是被国王希西家打碎,他用自己的力量侍奉上帝和宗教,他的虔诚赢得了许多赞扬。

在圣经中,盐有两个极端不同的意思:盐柱的盐,与做光做盐的盐。前者代表盐碱和荒芜,后者代表美味和圣约。这使人想到圣经中许多意象都有双重的含义,例如耶稣所说的“刀”、“生命”等等,这岂是奥古斯丁这种到处推销自己的凡夫俗子可以解释得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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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段  奥古斯丁推动圣徒崇拜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十三卷20章所表达的错误观念,无疑推动了罗马帝国盛行的圣徒崇拜和偶像崇拜,他写道:

现在处于安息中的圣徒的身体将会被提升到一种更高的状况,高于我们先祖的身体在犯罪前的状况。

还有,已经去世的圣徒们的灵魂不会再对这种使之与肉身分离的死亡感到忧伤,因为它们的肉身在希望中安居,不管它们在一切感觉消失之后受到了多少伤害。如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它们不希望忘记肉身。或者倒不如说,它们记得从不骗人的上帝对它们的应许,上帝向它们保证,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坏,它们耐心地期待着它们身体的复活,以前它们在肉身中经历了许多艰辛,但从今以后它们绝不会再经历这样的事情。因为它们若是在肉身由于天生的软弱,反对它们的意志,而必须用灵性的律法加以约束时,不痛恨它们自己的肉身,那么当肉身本身也将变成灵性的时候,它们会多么爱它!正如灵魂侍奉肉身时把灵魂称作肉身的并无什么不当,所以当肉身侍奉灵魂时,把肉身称作灵性的也是正确的。这不是因为肉身将转变为灵,这一点从下面这句经文中就可以推论出来,“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倒不如说,这是因为身体将以一种至尊的、神奇的态度服从灵的意志,并将以一种最确定的、有关不朽的知识实现灵的意志,一切困顿、腐败、犹豫都被消除了。

这时候的身体不仅好过它原来处于完全健康时的状况,而且也好过最初人类的身体在没有犯罪以前的状况。尽管只要他们不犯罪,就不会死,但他们还是要吃人们现在吃的食物,他们的身体也还没有成为灵性的,而只是动物的和尘世的。他们的身体不能抗拒衰老,但肯定不会走向死亡,这种状况是由上帝神奇的恩典借助乐园当中那棵生命树和那棵不可碰的禁树赋予他们的。他们还可以吃别的东西,除了那棵禁树上的果实——这不是因为这棵树本身是邪恶的,而是为了倡导一种纯洁的、简单的服从,这是由创造主创造的理性生灵的最大美德。他们尽管没有摸邪恶的东西,然而他们摸了禁止他们摸的东西,这种不服从就是罪。

因此,最初的人靠吃其他果实过活,使他们的肉身不至于饥渴。但他们尝了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死亡不会从任何方向逼近他们,在他们活了一段时间以后身体也不会衰老。他们用其他果实做营养,但生命树是他们的圣餐。我们可以这样想,生命树对于有形的乐园,就好像上帝的智慧对于灵性的——亦即理智的——乐园,关于这种智慧经上写道,“她是生命树,他们持守她。”

像许多现代的“布道大师”们一样,奥古斯丁为了售卖其说,不惜混合灵肉。

这当然是一个传教的方便法门,美其名曰“宣道神学”,可以胡说八道一些;不同于“系统神学”,可以严肃认真一些。两种姿态,但目的是一个:为了同时保持短期好处和长期好处,使得传教生意兴旺发达、两面讨好、名利双收,身心灵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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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段  奥古斯丁死亡观之谬


人活在世上,是“活了一天就少了一天”,还是“活了一天就多了一天”?奥古斯丁和普通人一样,认为“活了一天就少了一天”,所以人越活就离死亡越近,我自己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这样的人生观充满了悲观性质,让人消沉。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摆脱了这一错误的认识,重新认识到人生在世,“活了一天就多了一天”,也可以说“人越活就离开没有出生过的死亡越远”:这样的人生观充满了乐观性质,让人奋进。

“活了一天就少了一天”,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假定的基础上的,这个假定好像人生有一定的长度,所以活了一天就少了一天。其实,人生没有一定的长度,就好像礼物没有一定的规格。有的人,活了一天就死了,有的人却可以活一百多年;我知道中国大陆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交接的三十多年里,被杀害的胎儿的人数甚至要多于被准许出生的人……

人生既然没有一定的长度,那么人生也就不再是“活了一天就少了一天”,而是“活了一天就多了一天”,每天都是创造的、无中生有的;这正如礼物没有一定的规格,所以每一份礼物都是恩典,都值得珍惜。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十三卷10章写出了一种流俗的死亡观,这种死亡观抹杀了上帝的恩典,把生命这一上帝给人的厚重礼物,当作了巨额的毒药,“凡人的生命应当称作死而不应当称作生”:

从我们存在于这个将要死去的肉体的那一刻开始,就没有任何时刻死亡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在整个今生的所有时刻——如果我们必须称之为生——它的变化一直在引导着我们趋向于死亡。确实没有哪个人不是在今年比去年更接近死亡,明天比今天更接近死亡,今天比昨天更接近死亡,现在这刻比刚刚过去的那一刻更接近死亡,现在比刚才更接近死亡。我们无论活了多少时间,都要从我们的整个生命历程中扣除,而剩余的部分逐日减少。

所以我们整个生命的延续只不过是在向着死亡前进。在这个过程中,不允许任何人停一会儿,或者走慢一些,哪怕是一会儿。倒不如说,所有人都在同一刻以同样的速度被驱赶着前进。因为短命人的一天不会比长命人的一天过得更快。倒不如说,尽管相同的时刻从他们那里逝去,速度是一样的,只是一个人的目标较近,另一个人的目标较远。走远路是一回事,走得慢是另一回事。因此,花费较长的时间走向死亡并不表示速度慢,而是要走过更多的地方。

还有,如果只要死亡本身开始在人身上起作用,人就开始死亡——亦即处在死亡中——那么人确实是从他存在于这个肉身之中那一刻起就开始处于死亡之中。(因为死亡就是取走生命,所以当全部生命被取走时,这个人就不是处于死亡之中,而是处于死亡之后。)除了死亡的进展乃至最后达到圆满之外,他的每一天、每一时辰、每一分钟,还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当死亡圆满完成时,死亡以后的时间就开始了,而非我们所说的生命被取走而处于死亡之中的时间。

因此,从人开始存在于这个肉身中的那一刻起,这种状态与其说是生不如说是死,他就不再是生了。但我们能不能说他同时既生又死呢?说他生,也就是说他一直活到耗尽一切生命为止,但他同时也处于死亡之中,生命一旦耗尽,他也就死去了,是吗?因为他若不是生,那么一点点失去并将要耗尽的是什么呢?他若不是死,那么这种消耗本身又是什么呢?因此,当所有生命从肉身中被取走时,这个时候就是死亡以后的时间,这样说并非不正确,因为死亡本身的状态确实存在于生命被取走之后的时间里。但是,如果生命被取走时人不是处于死亡之中,而是处于死亡之后,那么他什么时候处于死亡之中呢?如果生命被取走时他不是处于死亡之中,那么他什么时候处于死亡之中?

11章,“人能否同时既生又死”:

但是,说一个人在抵达死亡之前处于死亡之中,这种说法似乎是荒谬的;因为一个人若是已经处于死亡之中,那么他在生命的每个阶段所要接近的是什么呢?还有,说一个人同时既生又死,这种说法尤其与日常用法相悖,就好比说一个人既睡又醒。所以我们必须问,人什么时候是死的?因为,在死亡到来之前,人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当死亡到来时,他不是正在死去,而是已经死了;前者是在死亡之前,后者是在死亡之后。那么什么时候他处于死亡之中,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他正在死去?所以我们说,这里有三个分离的时间——死前、死中、死后——与之相应的有三种状态:活、死、死后。很难界定一个人是否处在死或正在死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他不是处于死亡之前的活,也不是处于死亡已经完成的死后,而是处在死亡之中的死。只要灵魂还在肉身之中,尤其是还有感觉的时候,人肯定是活着的,因为人是由身体和灵魂构成的。因此这是在死之前,我们不能说他处在死亡之中;但另一方面,当灵魂离去以后,一切肉体感觉都消失了,人处于死亡之后,人死了。

所以,在这两种状态之间的状态,即死或死亡之中消失了。因为当一个人还活着的时候,死亡就还没有到达,但若他停止活着,死亡就已经过去。所以,人决不会死,也就是说,决不会被包含在死的状态之中。时间的流逝也一样,当你寻找现在时,你找不到它,因为从过去过渡到将来不占据任何瞬间。

所以,按照这样的推理,我们必须谨慎地说,根本就无所谓肉体的死。因为若是有肉体的死,那么它在什么时候发生?若是它不在任何时刻发生,就没有人能处在死亡之中。

当一个人还活着的时候,死亡肯定还没有出现,因为他不是处在死亡之中,而是处在死亡之前的状态之中。然而,他若是已经停止活着,那么死仍旧没有出现,因为他此时的状态是处在死后,而不是处在死亡之中。还有,若是死前或死后没有死亡,那么我们说“死亡之前”或“死亡之后”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死亡,那么这样说是一种愚蠢的表达方法。我们不是将要生活在幸福的没有死亡的乐园中吗!然而,死亡不仅现在确实存在,而且是一件如此令人悲伤的事情,没有任何语言或推理能够解释清楚。

因此,让我们按照习惯的方式说话——一定不要别出心裁——用“死前”这个短语表示死亡到来之前的时间,如经上说“在人死前不要赞扬他。”当死亡已经发生时,让我们也说这件事或那件事发生在“死后”。还有,让我们说到现在时,让我们尽可能好地表述,就也好像我们说“他在死的时候留下了他的遗嘱,把某样东西留给这个人或那个人”——当然了,尽管他只能在还活着的时候这样做,只能在死亡之前而非在死亡之中这样做。

让我们也使用圣经中的说法,因为经文中毫不犹豫地说死者不是处在死亡之后,而是处在死亡之中,所以有那句经文,“因为在死亡中无人会纪念你”。这是因为,直到复活之前人确实都处在死亡之中,就好像一个人睡着了,直到苏醒过来他都处在睡眠之中。然而,尽管我们可以说处于睡眠中的人是睡着的,但我们却不能以这种方式说死者,说他们死了。因为,就肉体的死亡而言,这是我们现在谈论的主题,我们不能说那些已经与他们的身体分离的人继续在死。但你们要明白,这一点正是我说的无法用语词来解释的情况,死了的如何还能说是活着的,或者说,哪怕是在死后,仍旧说死者处于死亡之中。因为,他们若是处在死亡之中,又如何能处在死亡之后——尤其是当我们甚至不能像称那些处在睡眠之中的人为睡着,称那些处于衰弱状态的人为弱者,称那些处在悲伤之中的人为哀者,称那些处在生命之中的人为活者一样,说那些处在死亡之中的人死者?因为死者被说成是处于死亡之中,直至他们复活,然而不能说他们死了。

所以我认为,语法学家不能按照通常的规则拒绝使用拉丁语词“moritur”(第三人称动词,现在进行时,“他正在死”),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不恰当或不合适——不是出自凡人的努力,但可能是出于神旨。因为oritur(升起)这个词的完成时态是ortus est ,所有类似的词的完成时态分词也都是这样构成的。但若我们寻找“ moritur” 的完成时态,通常得到的回答是mortuus est ,有两个u 。这是为了使“mortuus” 好发音,就好像fatuus 、arduus 、conspicuus ,以及其他相似的词一样,但这些词不是完成分词,而是形容词,是没有时态的。但是“mortuus” 这个词,尽管在形式上是形容词,却被用作完成分词,就好像被排斥了的东西实际上是不能排斥的。因此,人们对这个动词能再恰当地予以拒斥,胜过这个词所表示的事件所受到的拒斥。然而,在救世主的恩典的帮助下,我们至少可以试着回避第二次死亡因为这次死亡更加悲惨,并且是一切邪恶中最坏的。因为第二次死亡不是由于灵魂与肉体的分离,而是由于灵魂与肉体在永久的惩罚中结合。与人们的当前状况相反,在这种状态下,人不会处于死前或死后,而是始终处于死亡之中,由于这个原因,人决不会是活着的,也决不会是死去了的,而是处于无穷无尽的死之中。在死亡本身不死的地方,在此最坏的意义上,人决不会处于死亡之中。

12章,“上帝用什么样的死亡来恐吓人类先祖,不让他们违反诫命”:

因此,当人们问道,上帝用来恐吓我们的始祖,说他们若是违反上帝的诫命,不能顺从上帝旨意的时候就得死,这种死是什么样的死,是灵魂之死,还是肉体之死,还是整个人之死,或者说这种死就是所谓的第二次死亡,这时候我们必须回答:是所有的死。因为,正如整个大地由许多块土地构成、普世的教会由许多教会组成,所以普遍的死亡由所有死亡构成。第一次死亡由两种死组成:一是灵魂之死,另一是肉体之死。因此第一次死亡是整个人的死,因为灵魂经历着一次惩罚,没有上帝,也没有肉体。但第二次死亡是在这时候发生的,灵魂没有上帝却有肉体,经受着永久的惩罚。

因此,在谈到禁果的时候,上帝对他安置在乐园中的第一个人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恐吓不仅仅包括第一次死亡的第一个部分,即灵魂背离上帝,也不仅仅包括第一次死亡的第二个部分,即灵魂与肉体分离,也不仅仅包括整个第一次死亡,即灵魂因与上帝和肉体分离而受惩罚。倒不如说,它包括各种死亡,乃至于包括最终的死亡,即所谓的第二次死亡,其后则不再有任何死亡。

13章,“对人类祖先所犯过失的最初惩罚是什么”:

因为,一旦我们的始祖违反了诫命,神圣的恩典就离开了他们,他们对自己赤身裸体感到惊恐。因此,他们采来无花果树的叶子——这可能是在他们、混乱的心灵中出现的第一件事——遮掩他们的羞处。因为尽管他们的肢体仍和从前一样,但他们的肢体并不是令他们感到羞耻的根源。他们此时已经明白在他们的体内有一种新的纷扰,作为对他们的一种惩罚,肉体变得对他们不顺从,这就是对他们不服从上帝的直接报应。

此时的灵魂为它自己拥有作恶的自由而感到兴奋,不愿侍奉上帝,而它先前对肉体的支配权也就被剥夺了。由于灵魂拥有抛弃它的至高无上的主的自由意志,因此它也就不再拥有它自己的低微的奴仆,不再能把肉体当臣民,而以前只要它保持对上帝的臣服,就能保持对肉体的支配。然后,肉体开始对圣灵施加淫欲,在这样的相争中我们诞生了。人类的第一次过失带来了我们死亡的根源,在我们的肢体上,在我们有缺陷的本性中,都带有肉体的相争乃至它的胜利的痕迹。

还有一些人和奥古斯丁一样肤浅,只知道“肉体的相争”,不知道“灵魂的相容”,因为灵魂不会受到生存空间的限制。这些肤浅的家伙天天想到自己老了,于是嫉恨别人,妄图发动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来折磨比他们更加年轻的人。他们似乎忘记了,人人都会老的,而且要想“不老”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掉”。死掉的人就不会再老了,“革命者永远是年轻”的了。他们不知道,老是一种财富,年龄和存款一样,岂不是越多越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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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段  奥古斯丁与种族主义


奥古斯丁354年11月13日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Tagaste)。许多人可能会误认他是白人,但如果知道他是北非出生的努米迪亚(族名)的土著黑人的话,很多人对他的学说也许会重新审视的病感到惊讶的。正确地说,考古学证明他的脸是黑褐色(Dark Brown)。但这个黑人神学家却是个种族主义者。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十六卷8章,“亚当的后裔或挪亚的后代会否出现某些怪人的宗族”:

有些民族的历史讲到有某些怪人的族类。如果这些故事是可信的,那么就可以问,这些怪人是不是挪亚的儿子们的后代,或者说他们是否来自挪亚的儿子们的祖宗,即世上第一个人。据说这种人有些只有一只眼睛,长在前额中间。有些双脚朝后长。有些是双性人,右边是男人,左边是女人,在交配的时候就轮流当男人和女人。

有些没有嘴巴,只靠鼻孔呼吸。有些只有一肘高,在希腊文中称作“Pygmi看到有女人五岁生育,但最多只能活到八岁。还有一族人两只脚长在一条腿上,膝盖也不会弯曲,但却行动迅速。这些人被称作“阴凉脚”,因为在炎热的夏季他们躺在地上可以用大脚遮太阳。还有一些人没有脖子,眼睛长在肩膀上,而在迦太基海滨广场还用马赛克画着一些人,或者说一些像人的动物,作为自然界的奇闻而画下来。对那些所谓的狗头人我能说些什么,它们的狗头和真实的狗叫声已经表明它们是兽而不是人?

当然了,我们不一定要相信这些人都是存在的。但只要作为人生于某地(亦即作为一个理性的、可朽的动物),必定源于最先那个被造的人,而无论在形体、肤色、运动、声音,或在任何自然的能力、部分、性质等方面,他对我们的身体感官显得多么不寻常。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然而也很清楚,自然的构造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常的,而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也会有怪异出现。还有,关于我们中间出现畸形人所作的解释也可用于这些怪人。

上帝是万物的创造主,他知道事物应当在什么地方被造和什么时候被造,他知道如何用部分的同一性和多样性来编织整体之美。不能掌握全局的人看到畸形的部分会感到受了冒犯,但这是因为他不知道这样的部分如何被接纳到整体中去,或者如何与整体相联。我们知道人生下来有不止五个手指头或脚趾头的。这样的畸形比较小,与正常的人没有大差别。然而上帝禁止那些不知道造物主为什么会这样做的人愚蠢地设想,在这种情况下是上帝犯了错误,把人的手指头的数目安错了。所以,即使有更大的差别发生,也没有人可以公正地谴责上帝创造的作品。

在希波札里图有个人长着月牙形的脚,每只脚只有两个脚趾头,他的手也一样。如果有哪个种族也有这样的特征,我们又得把它添到我们的自然界奇闻中去。但我们能够为此而否认这个人也是第一个被创造出来的那个人的后代吗?

还有,每个时代几乎都有两性人,或者称作阴阳人,尽管这样的人数量很少。他们拥有两种性别的所有特征,人们很难确定他们是男的还是女的。然而按照语言的习惯,人们还是把他们当作比较优秀的那种性别,也就是说把他们当作男性,因为至今还没有人使用过“女两性人”或“女阴阳人”这些术语。

很多年前——但肯定还在我的记忆范围内——有个婴儿生下来就有两个上半身,但只有一个下半身。他有两个头,两个胸部,四只子,但只有一个肚子和两条腿,就好像一个人。他活了很长时间,名气很大,吸引了很多人前来看他。

还有,谁能把所有这些生下来就与他们的父母很不一样的婴儿都讲出来?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它们全都源于一个人——亚当;对所有那些有着身体差异的种族这样说也是对的,它们都来源于大部分种族,或者说整个人类,所通常表现出来的自然类型。如果这些?中族被包括在“人”的定义中,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是理性的、可朽的动物,那么必须承认他们的祖宗是同一个人——即全人类的祖先。我们假定我们听说的这些不同的种族,以及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或者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是真实的,但这些也有可能是不真实的。因为,我们若是不知道猴子、猩猩、拂拂不是人而是兽,那么那些用虚幻的想象专门收集奇闻轶事的历史学家就会诱导我们相信它们是某种人。然而,如果这些记载中的神奇动物确实是人,那么上帝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创造这些种族呢?当我们人生下某些怪物时,我们也许不应当认为它们是一名不完善的工匠的作品;我们也不应当假定,尽管上帝用智慧创造了人的本性,但他这一次犯了错误。正如人的各个种族都会出现某些怪人,所以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会出现某些怪异的种族,这样说似乎并不荒谬。

现在我要对这个问题做出谨慎的、尝试性的回答,以此作为结论:要么是关于这些种族的记载是完全没有价值的;要么是这样的生灵是存在的,但它们不是人;但若他们是人,那么他们来源于亚当。

考古学证明奥古斯丁的脸是黑褐色的,但这个黑人神学家却是个巴结并且仰望白种主子的种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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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段  奥古斯丁与地圆说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第十六卷9章讨论了“我们是否相信在大地的另一面有和我们的住处相对的‘对跖地’”:

至于传说中的“对距地”的居民——亦即占据大地另一面的人,我们这里太阳落下的时候就是他们那里太阳升起,他们的脚底板正好对着我们的脚底板——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有这样的人存在。有些人肯定这种人存在不是依据任何历史知识,而是在依据推理的力量进行推测。他们说,大地悬挂在天穹上,这个世界的最低部分和中毛间部分与最高部分是相同的,根据这一点他们猜测说,处在这个部分下面的这个世界的另一半也不能缺少居民。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哪怕我们相信,或依据某些其他的理性工具来证明这个世界是一个半球或球体,仍旧无法从中得出结论说这个世界的另一面的陆地是裸露的,没有被“聚集的水”覆盖。还有,即使陆地是裸露的,也不能从中直接推论上面肯定有人。因为圣经没有任何谬误,它依据事实对过去进行忠实的记载,所以它的许多预言已经应验了。说某些人会穿越大洋,从大地的这一面航行到另一面,使源于第一个人的后裔也能在那里生存,这样说太荒唐了。

所以让我们集中精力,在人类这些以往划分出来的七十二个宗族和同样多数量的语言中寻找,看看能够在他们中间发现客居在大地上的上帝之城。我们的叙述已经讲到大洪水和方舟,我们已经说明上帝之城如何通过挪亚的赐福在他的儿子们的身上延续,尤其是对他的长子闪的赐福,因为雅弗得到的赐福仅仅是他可以住在他兄弟的帐篷中。

从奥古斯丁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出,古代罗马已经盛行地圆学说了,只是无知的非洲人不知道罢了。奥古斯丁不仅无知,而且利用教会的力量压制知识的发展,使得欧洲人的文化趋于萎缩。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宗教不该反对科学,正如科学不该反对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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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段  三位一体与“我们”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第十六卷6章这样描述,“如何理解上帝对天使说的话”:

还有,上帝在造人时说的一些话可以理解为与天使有关。上帝说“让我们造人”,而没有说“让我造人”。然而,紧跟着的还有“按我们的形象”。如果相信人是按照天使的形象造的,或者认为天使和上帝拥有相同的形象,那么这样的想法是亵渎的,这里的复数(我们)应当正确地理解为指的是三位一体。不管怎么说,三位一体是一神,因此,即使经上说“让我们造人”,它也会继续说“按上帝的形象造人”。它不会说“诸神造人”或“按诸神的形象”。

如果有什么事情禁止我们把它理解为指的是天使,那么我们在此考虑的这段话本身就可以理解为指的是三位一体,就好像圣父在对圣子和圣灵说“来吧,让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但是更恰当的理解是,天使应当神圣地来到上帝这里,也就是带着虔诚的思想,向作为它们这个天庭永恒法则的不变的真理请教。因为它们自己并不是真理,它们是创造性的真理的分有者,向着它运动,就像趋向生命的源泉,从它那里接受它们自身不拥有的东西。它们的这种运动是坚定的,决不会后退。

但是上帝并不以我们相互之间说话的这种方式对天使说话,或以我们对上帝说话、我们对天使说话、天使对我们说话、上帝通过天使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倒不如说,上帝以他自己不可言喻的方式说话。上帝的话语按我们的说话方式向我们解释,但上帝的话语比我们的话语确实要精致得多。它始于上帝自己作为行动本身之不变原因的行为,没有可听的和短暂的声音,但有着持久永恒的力量。他以这样的方式对神圣天使说话,而他对我们说话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们与上帝相距甚远。然而,我们也用我们内心的耳朵把握了这种语言的某些内容,我们自己走近了天使。在本书中我没有必要反复解释上帝的“讲话”。因为不变的真理自身可以对理性动物的心灵讲话,这些话是不可言喻的,也可以通过可变的生灵来讲话,要么通过灵性的形象来对我们的灵讲话,要么通过有形的声音对我们的身体感官讲话。

经上说“现在没有什么能约束(Et nunc non deficient ex illis omnia)他们想要作的事了”,这确实不是作为一个论断说出来的,而是作为-个问题提出来,就好像我们为了表达一种威胁经常用的方式,如某位作者说,“他们难道不会拿着武器从全城各处来追踪他吗?”所以,这句话必须理解为,上帝说“现在难道不应当用一切办法来约束(Et nunc nonne omnia deficient ex illis)他们想要作的事吗?”这段引文的最初形式本身不能表达威胁之意,所以我加上词尾,以利于那些理解力迟钝的人,于是就成为nonne ,否则就不能表达这种语气。

从这三个人那里——挪亚的儿子——产生了七十三个宗族和许多语言,或者倒不如说是七十二个,如计算所表明的那样,随着人数的增加,他们遍布各地。然而民族的增加比语言的增加更多,因为我们知道在非洲甚至有许多蛮族只有一种语言。

其7章,还阐述了“是否远离大陆的岛屿也得到方舟中保存下来的所有物种”:

有谁会怀疑,当人类繁衍众多时可以乘船渡海去岛屿上居住? 但问题是,各种不是由人饲养的、不能像蛙一样从土里长出来的、要靠公母交配才能繁殖后代的野兽,比如狼和其他野兽,会怎么样呢?大洪水以后,所有不在方舟中的野兽都灭绝了,如果只有保存在方舟中的两种性别的动物才能繁殖它们的后代,那么它们怎么能够抵达岛屿呢?我们确实可以相信它们会游泳过去。但是它们只能抵达较近的岛屿,而有些岛屿远离大陆,任何动物似乎都游不过去。有人说,人可以捕捉这些野兽,然后把它们带上岛屿,以供今后猎取,就这样它们在这块新的土地上繁殖起来了,但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还有,我们不应当否认有这样的可能性,天使把它们送往这些地方,要么是出于上帝的命令,要么是在上帝的允许下这样做。或者说它们可以从土中出生,就像它们最初诞生一样,那时候上帝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地能在野兽不能游泳到达的岛屿上生出许多野兽来——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各种动物被安放在方舟里,更多地不是为了让这些动物再次遍满大地,而是为了象征各个民族只有在教会中才能得到拯救。

犹太人拒不承认三位一体,但这就无法解释《圣经·创世记》里的上帝为什么要用复数来自称“我们”。犹太人拒不承认三位一体,就使得自己崇拜的“上帝”变成了另外一个神灵,那就是魔鬼,奥古斯丁嘴上说承认耶稣基督,实际上用摩尼教的光明神来取而代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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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段  出尔反尔的混淆灵肉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第十七卷7章里如此混淆灵肉说,“以色列王国的分裂,象征着属灵的以色列与属肉身的以色列永久分裂”,这说明他的摩尼教观点渗入了骨髓,完全不可救药了:

扫罗由于不服从上帝而再次犯罪,撒母耳则又一次以上帝的言语对他说,“因为你厌弃上帝的命令,上帝也厌弃你作以色列的王。”当扫罗向撒母耳认罪,请求赦免,并请撒母耳同他回去,以敬拜上帝的时候,撒母耳回答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上帝的命令,上帝也厌弃你作以色列的玉。’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上帝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与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决不后悔……’”

“你厌弃上帝的命令,上帝也厌弃你作以色列的王”,“上帝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这些话所说的这个人统治以色列长达四十年,与大卫在位的时间一样长,但扫罗昕到这些话的时候却是在他统治的早期。经上之所以这样写乃是为了使我们明白,他的后代中没有人做以色列的王,我们应当在大卫的后裔中寻找,按肉身来说,从大卫的后裔中也产生了“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基督耶稣这个人”。

但是我们在这里引用的经文与大多数拉丁文译本不一样。拉丁文本是“今日上帝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但在希腊文本中就像我们现在所确定的那样是“上帝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正因如此,“与你断绝”可以理解为“与以色列断绝”。因此,扫罗这个人象征着以色列民族,当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不是按肉身的,而是属灵的——前来统治的时候,通过新约,以色列王国就从以色列人那里被拿走了。撒母耳对扫罗说“将这国赐与你的邻居”,这句话可以按照属肉身的国王来理解,因为基督按肉身来讲是以色列人,而扫罗也是。但这句话还加上了“好在你之上”,这确实只能理解为“比你好”,而有些人以这样的方式把“比你好”理解为“好在你之上”,因为他是善的,因此他“在你之上”,而按照另一句预言“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那么以色列属于这些敌人之列,由于以色列人迫害基督,基督取走了他们的王权,尽管以色列人中也有心里没有诡诈的人,就像谷糠中的米粒。使徒们确实都出自以色列,许多殉道者也都是,司提反是第一个,还有许多教会,使徒保罗赞扬他们,为它们的皈依赞美上帝。接下去讲的“要把以色列分为两半”,无疑应当理解为这样一种区分。

也就是说,分成作为基督敌人的以色列和依靠基督的以色列,或者分成属于使女的以色列和属于自主之妇的以色列。这两族开始是在一起的,正如亚伯拉罕仍旧收留使女一样,直到那位蒙上帝恩典的不育之妇叫道“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我们确实知道,由于所罗门之罪,以色列在所罗门之子罗波安统治时期分成两半,这种分裂持续了很长时间,两部分各有自己的国王,直至遇上巨大的毁灭,整个国家被迦勒底人消灭,民众被掳。但这些事与扫罗有什么关系?如果是用这些事来警告扫罗,那么应当警告大卫本人,而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

最后,希伯来人不仅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分裂,而且早就散居到世界各地去了,他们所犯的也是同样的错误。但是我们说,上帝警告过的以色列王国和以色列民族的这种分裂,蕴涵在扫罗身上,扫罗是以色列人的代表。上帝的警告是永远的,不可改变的,“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决不后悔”。也就是说,人是会后悔的,不能坚持到底,而上帝不会像人一样后悔。当我们读到经上说上帝后悔的时候,这只是表示事情的变化,而上帝的预知保持不变。因此,当经上说上帝不后悔的时候,应当理解为上帝不改变。

我们看到,这些话中披露了上帝的旨意,以色列人的分裂是完全不可化解的,永久性的。那些或是按照上帝的预言,或是按照人的共同本性,从前、现在、将来归于基督的人并非真正的以色列人。同理,那些进入基督,在基督里得以保存的以色列人,不再是与基督永远为敌的以色列人,乃至今世终结。倒不如说,以色列人将永远处于所预言的这种分离中。因为除了给新约作见证,“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的旧约不再有用。否则的话,不管有多少人读摩西的经文,他们的心仍旧蒙着帕子,但若转向基督,帕子就除去了。

这些人的改变都是从旧转向新,所以他们不再追求肉身的幸福,而是追求灵性的幸福。因此,你们看伟大的先知撒母耳在给扫罗涂油膏之前是怎么做的。他“为以色列人呼求上帝,上帝就应允他”。当外族人要来与上帝的子民争战时,撒母耳献燔祭,上帝大发雷声,惊乱外族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然后,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旧的和新的米斯巴之间,称它为“以便以谢”,在拉丁文中就是“助于之石”之意,撒母耳说“到如今上帝都帮助我们”。米斯巴的意思可以解释为“目的”,“助于之石”是救世主的中保,我们通过它从旧米斯巴逾越到新、米斯巴——亦即从人在属肉身的王国中寻求虚假的肉体幸福的欲望,进到在天国中寻求真正的灵性的幸福的欲望。由于没有任何东西比后一种幸福更好,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去获得它。

奥古斯丁不懂,他的这种比喻泄露他自己内心的秘密,那就是“双城记”,他一边崇拜上帝,一边崇拜撒旦;一边侍奉教会,一边侍奉罗马。而在我们看来,以色列王国的分裂,只是一个肉身断成两个肉身,毫无属灵的意义可言。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第十七卷23章又出尔反尔地自扇耳光,“希伯来人的这两个王国的不同命运,直到两国民众在不同时间被掳,犹大国后来复国,但逐渐被罗马统治”:

还有,犹大王国也属于耶路撒冷,在它后来的那些国王的时代,并不缺少先知。当上帝乐意派遣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作预言,申斥罪行,教导公义。因为在犹大王国,尽管比以色列王国少得多,也兴起一些不虔诚的、冒犯上帝的国王,他们与追随他们的民众一道受到适度的惩罚。然而,这个王国敬神的国王功德不小,在圣经中得到赞扬。而另一方面,我们读到以色列王国的所有国王或多或少都是邪恶的。因此,这两个部分都有繁荣的时候,也有受到各种敌人的侵略而衰弱的时候,按神旨的吩咐或允许而定。还有,它们不仅受到外部战争的伤害,而且也受到内乱的影响,为的是依据某些存在的原因使上帝的仁慈或愤怒得以显现。这样,随着上帝愤怒的增长,整个民族不仅由于迦勒底人的征服而被赶出它的居处,而且还被掳往亚述人的土地。当耶路撒冷和她最高贵的神殿被毁的时候,这种事首先发生在称作第十三个支派的以色列国,然后也发生在犹大国,整个民族被掳的时间长达七十年。在这个时代结束之时,他们返回那里,重建被摧毁的圣殿。尽管有很多人仍旧留在外国的土地上,然而这个王国不再有两个部分,不再有两位国王。倒不如说,他们只有一位国王,在耶路撒冷,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所有人都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来到在那里的上帝的圣殿。然而,即使在那个时候,他们也并不缺少外敌和征服者。确实,当基督看到他们时,他们已经成了罗马人的贡臣。

奥古斯丁的摩尼教观点渗入了骨髓,完全不可救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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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段  基督不是大卫的子孙


“基督怎么能是大卫的子孙呢?”这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亲口说的,而奥古斯丁却在“奥古斯丁双城记”第十七卷8章胡说:“对大卫的应许并不全部应在他的儿子所罗门身上,而是完全应在基督身上”,公然和福音书唱对台戏:

与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相关,让我们来看一下上帝对大卫本人的应许。大卫继承了扫罗的王国,这一变化象征着最终的改变,为了圣言讲到的以及经上记载的所有事情的缘故。

当大卫王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想为上帝建一个家,也就是后来由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建造的最出名的圣殿。当他考虑这件事的时候,上帝对先知拿单说话,再由拿单转告这位国王。在拿单的预言中,上帝说他的家不应当由大卫本人来建造,因为从未有人用柏木给他造过神殿。然后上帝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上帝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上帝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如果以为这个伟大的应许在所罗门那里实现,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样想的人注意到了“他必为我建造殿宇”,就像所罗门建造那座最著名的神殿一样,但没有注意到“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让这样想的人注意,所罗门的宫里充满崇拜伪神的外国嫔妃,曾经很聪明的国王本人现在受到她们的诱惑而堕入偶像崇拜,所以也遭到上帝的抛弃。让这样想的人不要大胆地相信上帝的应许本身是错的,或者上帝不能预知所罗门和他的家的所作所为。我们在此一定不要怀疑,或者说要看到这些事情只能应验在我们的主基督身上,按肉身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我们不要像那些属肉身的犹太人一样,空洞愚蠢地去寻找大卫的其他后裔。但即使他们也明白,对大卫做出的这个应许中所提到的大卫之子不是指所罗门,但由于他们对做出这个现在已经显明了的应许的上帝表现出惊人的盲目,他们就去寻找其他的大卫之子。

确实,在所罗门那里也有许多事情具有象征意义,他建造神殿,他的名字的含义是和平的缔造者,还有在他统治之初,他非常值得赞扬。但尽管他自身是未来之事的一个先驱者或影像,但他没有代表我们的主基督这个人。因此,有些记载下来的关于基督的事情似乎是由所罗门来预示的,而用事件来做预言的圣经也在某种意义上在所罗门身上刻画了未来之事的轮廓。除了记载了所罗门王朝的圣史以外,所罗门的名字也在《诗篇》第72章的标题中出现,但其中讲到的许多大事,并不能全部归于所罗门。倒不如说,它们都可用于主基督,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在所罗门身上包含着未来之事的影像,而在基督那里,真理呈现在我们面前。大家都知道所罗门王国的疆域是有限的,但在同一首诗中,在没有说其他事情的时候就说“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但在基督那里我们看到这些话应验了,因为基督的统治确实始于约翰施洗的那条河。在约翰认出他来以后,基督开始被他的门徒承认,他们不仅称他夫子,而且称他为主。

还有,所罗门开始统治的时候他的父亲大卫还活着,这样的事在其他国王那里没有发生过。之所以如此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充分显示前面对他父亲说的预言指的不是所罗门,“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我们怎么可能假定下面讲的“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指的是所罗门,而前面又说“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呢?这里岂不是清楚地指明应许的是另一位“和平的缔造者”吗?这位被预言将会兴起的人不是在大卫去世之前,像所罗门那样,而是在大卫去世之后。无论从大卫之死到耶稣基督降临的间隔有多长,但他无疑是在大卫王死了以后到来的。这个对大卫王做出的应许说,基督将会到来,建一所上帝之家,不是用木石,而是用人,一所令我们喜乐的家。针对这所上帝之家,也就是针对所有基督的信徒,使徒说“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奥古斯丁还借用使徒的劝勉,当作自己升官的凭据,真是一个典型的叛教者、投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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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段  “双城记”源于摩尼教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第十六卷里,奥古斯丁自己也承认,“圣城”缺乏《圣经》的依据:

自从大洪水以后,圣城的进展是连续的,还是由于不虔诚而中断,以至于不再有惟一真神的崇拜者存在?从圣经中找不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清晰陈述。但是,从挪亚的时代开始——他与他的妻子,以及他的三个儿子、儿媳配得上在方舟中得救,避免大洪水的毁灭——直到亚伯拉罕的时代,我们在正典经卷中找不到任何人的虔诚得到过神旨的宣扬。惟一的例外是挪亚用他预言式的祝福赞扬他的儿子闪和雅弗,因为他知道并预言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因此,也是他咒诅了他中间的儿子——亦即比长子小,比最小的儿子大——因为他犯了罪,反对他的父亲。挪亚没有咒诅含本人,而是咒诅含的儿子。他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迦南是含的儿子,含没有为他赤身入睡的父亲盖衣,反而让他的兄弟注意到这件事。这就是为什么挪亚要继续给他另外两个儿子祝福。他说“闪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作闪的奴仆。愿上帝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以同样的方式,挪亚种植的葡萄园、挪亚喝了园中的酒醉了、挪亚赤身入睡,以及这个故事里的所有其他事情,都充满着预言的意义,蒙着预言的薄纱。

2章,在“挪亚之子有什么预言性的象征”一节又有如下说法:

这些事情都已经在这些儿子的后裔身上应验,过去掩蔽的东西现在充分显示出来了。只要仔细而又理智地加以考虑,有谁会怀疑这些事情都应在基督身上?闪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出名的”,基督的肉身是闪的后裔,他的名字的芳香传遍四方,有什么名字能比基督的名字更荣耀?正因如此,他的名字在雅歌中被比作先知的预见和倒出来的香膏?雅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广大”,广大的民族不就住在基督的家中,也就是住在教会里吗?还有,含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热”,他是挪亚的次子,与挪亚的其他两个儿子分开,位于他们中间,既不包括在以色列初熟的果子中,也不在外邦人的圆满中;他如果不是象征着异端这个“热的”种族——不是智慧之灵在他们身上燃烧,而是焦躁在他们身上燃烧——又能象征什么?胸中充满着焦躁,所以他们才怒容满面,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要打扰圣徒们的安宁。

然而,即使在这方面,他们也有助于信仰者的进步。按使徒的说法“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还有,经上说“受过良好训导的儿子是聪明的,他会使用愚蠢者作他的奴仆。”许多对大公教信仰非常重要的事情被异端躁动不安的心所扰乱,由于抵挡他们的进攻是必要的,因此就要更加仔细地考察他们,更加清楚地理解他们,更加紧急地谴责他们。就这样,由对于提出的问题变成了学习的机会。不管怎么说,认为挪亚的次子不仅象征着那些公开与教会分离的人,而且也象征那些以基督徒之名为荣,但却过着放荡生活的人,这样说并不荒唐。因为这样的人宣扬基督受难——以挪亚的裸体为象征——但却用他们的邪恶行为羞辱它。就是因为有这些人,所以经上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由于这个原因,含受到咒诅,但却是以他儿子的名义,应在他的果实上,亦即应在他的成果上。因此,他儿子的名字迦南的意思是“他们的活动”,这样说是适宜的,除了表示“他们的成果”,它还能是什么意思?另一方面,闪和雅弗代表着受过割礼的和没有受过割礼的,或者换句话说,代表犹太人和希腊人,使徒就是这样讲的,(尽管他仅指那些得救的和称义的人)。当得知他们的父亲裸体的时候——象征着救世主受难——他们“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背着脸就看不到他们抱着敬畏之情所盖的。现在,当我们纪念基督受难时,我们在一定意义上是在荣耀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背对着犹太人的罪恶。衣服象征着奥秘,背象征着我们对过去的记忆。现在确实处在这样的时代,雅弗住在闪的家里,而他们中间有邪恶的兄弟,教会把基督受难当作过去的事情来纪念,而不再到未来去寻找它。

然而,邪恶的兄弟——以他的儿子的名义,亦即他的成果——是善良兄弟的仆人,也就是奴隶。这里的意思是,善良的兄弟会有意识地使用邪恶的兄弟,锻炼他们自己的耐心或增加他们自己的智慧。如使徒所证明的那样,有些人宣扬基督的动机不纯,但是他说“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现在,基督自己栽了葡萄园,对此先知说“万军之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他喝园中的酒”,这里的酒可以理解为基督说另一句话时的酒杯,“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还有,“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里讲的杯无疑象征着他的受难。或者说,由于酒是葡萄园的成果,我们宁可作这样的理解:从葡萄园本身,亦即从以色列人中间,基督为我们取了肉身和血气,而他自己则要受苦。“他喝醉了”的意思就是他受苦了,“他没有盖东西”的意思就是他的软弱被显示出来。如使徒所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由于这个原因,使徒还说“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还有,在说了“他赤着身子”以后,经上马上说“在他自己的帐篷里”,以这种方式,圣经巧妙地表明基督在他自己的同胞手中被钉十字架而死,是他自己家里的人,甚至是犹太人,杀了他。

这些恶人宣扬基督受难只是外在的,只是用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不懂他们所宣扬的事情。然而义人在内心拥有这个伟大的奥秘,他们用他们的心荣耀主的这种软弱和愚拙,因为这种软弱和愚拙比人更强大,更聪明。 这一点在下列事实中得到预示:含走出帐篷,把他父亲赤身的事情说了出去,而闪和雅弗则走进帐篷给他盖衣,也就是荣耀他,相比而言,他们的为更加内在。

我们要尽可能找出圣经的这些奥秘,有时候会比较成功,有时候则不那么成功,但我们会始终保持我们的忠实信念,认为这些事件和记载必定象征着将要以某种方式发生的事情,并总是与基督和他的教会有关,他的教会就是上帝之城。从人类一开始,这种预示就从未停止过,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预言在各方面都应验了。

这样,在挪亚的两个儿子得到赐福,次子受到咒诅以后,直到亚伯拉罕为止,在这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内没有记载下任何虔诚地崇拜上帝的义人。我不相信这样的人不存在。但若将他们——记载下来,那么就会太长了。这样的记载会展现更多的历史精确性,而不是先知的预言。然而,圣经的作者——或者倒不如说上帝之灵通过他们在行动——只关心那些既能解释过去,又能预言未来的事件,只提到那些与上帝之城相关的人。而在无论何处提到那些不是这座城的公民的人,要么是上帝之城使之得益,要么是为了通过比较彰显上帝之城。当然,我们一定不能给所有记载下来的事件都加上象征意义,但那些本身不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被包括在文本中,都是由于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的缘故。耕开地面的只是犁头,但犁的其他部分也都是必要的。只有七弦琴的弦或其他乐器的弦能产生乐声,但要构成能演奏音乐的乐器,其他部分也是必要的,这些部分虽然不会被拨动,但却为之产生共鸣。同理,先知的历史中所说的某些事情本身没有象征意义,但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就依附在整个框架中。

3章,“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家系”:

下面,我们必须考虑挪亚儿子们的家系,我们要把这些必须说明的事情纳入我们当前的任务,即说明属地之城和属天之城这两座城的展开。

圣经的记载始于挪亚最小的儿子,名叫雅弗。经上提到了他的八个儿子,外加七个孙子,由两个儿子所生——一家三个,一家四个——加在一起总共十五人。然后提到含的四个儿子,他是挪亚的次子,还有五个孙子,都是含的一个儿子所生,此外还有两个曾孙,都由含的一个孙子所生,加在一起总共十一人。列举完这些人后,经上回过头来说“古实又生宁录,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上帝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录在上帝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

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力、亚甲、甲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河伯、迦拉,和尼尼微、迦拉中间的利鲜,这就是那大城。”这位古实,巨人宁录之父,是含的儿子中第一位被提到名字的,但古实的五个儿子和两个孙子在前面却已经提到过了。这里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他生这个巨人的时候是在他的孙子出生以后,要么圣经分开来提到宁录,因为他更优秀,这种可能性比较大。经上确实写着,他的王国的开端就是巴比伦最杰出的城市,其他相关的城市或地区也有记载。经上说到,他从那地——示拿地,属于宁录的王国——出来往亚述去,在那里建造了尼尼微和其他附属的城市,这些事情实际上很晚才发生。作者在这里提到这些事情,是因为亚述王国的宏大,这个王国在伯鲁斯(Belus)之子尼努斯(Ninus)、尼尼微大城的创建者的统治下神奇地扩张,尼尼微这个名称源于他的名字,也就是说,尼尼微城是以尼努斯的名字命名的。另一方面,亚述人之祖亚述不是挪亚次子含的儿子,而是挪亚的长子闪的儿子。因此很显然,闪的后裔后来取得了巨人王国的统治权,然后开始建造其他城市,其中第一座就是尼尼微,以尼努斯之名命名。

然后,圣经的叙述转向含的第二个儿子,名叫麦西。但圣经在叙述麦西的后代时不是提到一些个人,而是提到七个宗族。而从这第六个宗族中——也许是从第六个儿子那里——产生了那个称作非利士人的宗族,这样就有了八个宗族。然后又转回到迦南,含以他的名义受到咒诅,经上提到了他的十一个后代。再接下去就提到他们的疆域得到扩张,也提到他们的一些城市。这样,说完了含的儿孙,含的后裔数量达到三十一。

剩下要记载的是挪亚的长子闪的后代,从闪的最小的儿子开始。但是这段叙述中有某些晦涩之处,我们必须详加解释,因为它对我们的考察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至关重要的。这段话写道“由于闪,甚至由于他自己,他的子孙之祖,希伯出生了,雅弗的哥哥之子。”这句话的恰当词序是这样的“由于闪,希伯也出生了,甚至由于闪本人——也就是说闪本人生了亚伯——这位闪是希伯子孙之祖。”由此可见,作者在这里希望人们能够清楚地理解闪是他这个家族的族祖,因此在他的叙述中,闪的儿子、孙子、曾孙,甚至更远的后裔都被包括在里面。闪本人确实没有生希伯,他是希伯之祖,而且是往上数第五代的。因为闪生亚法撒和其他儿子,亚法撒生迦南,迦南生沙拉,色拉生希伯。

然而,在闪的所有后裔中最先提到希伯的名字不是没有理由的,尽管他属于闪的第五代子孙,但却先于其他子孙被提到。我们知道,希伯来人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们当时被称作希伯人(Heberews)。确实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以亚伯拉罕的名字命名的,因此被称作“亚伯拉人(Abrahews)。然而事实上,他们确实是以希伯的名字被命名为希伯人(Heberews),后来则省略了一个字母,称作希伯来人(Hebrews)。希伯来语只在以色列人中存在,在这个民族中,在圣徒中,在一种象征和神秘的意义上,在全人类中,孕育着上帝之城的朝圣者。

起先被提到名字的有闪的六个儿子,然后是闪的一个儿子所生的四个孙子,闪的另一个儿子也为他生了一个孙子,这个孙子则为闪生了一个曾孙,这个曾孙又生了曾曾孙,他就是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意思是“分”,圣经在这里加了一句解释,说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因为那时人就分地而居”。这句话的意思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希伯的另一个儿子生了十二个儿子,这样一来,闪的后裔总数就有二十七了。而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后裔总数就达到七十三个:十五个源于雅弗;三十一个源于含;二十七个源于闪。然后,圣经继续说道”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对挪亚的所有子孙,圣经同样也说”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有七十三个宗族,(或者说,按后面的说法是七十二个)而不是七十三个人。雅弗的子孙比较早就提到了,对他们也有一句结论性的话”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土地、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

从上所述,已经记载下来的宗族在提到含的子孙的那段话中比较清楚,“麦西生路低人”,然后又以同样的方式列举了七个宗族。讲完之后做出结论:“这就是含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土地、邦国。”然而,有许多他们的后裔没有记载下来,这是因为当他们出生时,他们就成了已有宗族的成员,没有再建立他们自己的新宗族。雅弗的儿子列举了八个,但只提到有两个有他们自己的儿子,这一事实还能有别的理由吗?还有,含的儿子有四个被提到,但只有三个儿子的后代有记载;闪的儿子有六个提到,但只有两个儿子的后代有记载。那么其他没有记载的后裔都没有儿子吗?上帝禁止我们相信这种看法!倒不如说,他们的儿子不值得提起,因为他们没有建立自己的宗族,他们出生以后就融人已经由其他人建立的宗族中去了。

但是不论奥古斯丁如何巧舌如簧,“伟大的上帝”怎么会和“伟大的世界”同列?创造者怎可与被造物同等?由此可见,在上帝面前口称世界伟大的奥古斯丁,辜负了基督的救恩,无异于向魔鬼下拜。因世界是在那恶者的掌中,并注定要被神圣三位一体的末日审判所摧毁。

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他对上帝有两个基本义务:一是信靠上帝,灵魂得救;一是传播福音,爱人如己。这两个义务包括在同一种关系之下——也就构成了“神人关系”的两个方面。而爱人如已的第一要义是传播福音,而不仅仅是“做好人好事”,因为,魔鬼也会做好人好事。而且好人好事不能救人,只有追随上帝能够救人。

“奥古斯丁双城记”第十七卷20章还有更多的摩尼教言论:

一座城是恶魔的,另一座城是基督的,以及与两座城的王,相关的段落:魔鬼和基督。“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由于愚蠢、骄傲、鲁莽、任性,以及其他那个时代盛行的邪恶,魔鬼在此处被称作孩童。但基督是贵胄之子,也就是说他出身属于自由之城的神圣族长,他的肉身是从他们而来的。另一座城的群臣“早晨宴乐”,亦即在适当的时辰之前,因为他们没有寻求恰当的幸福,寻求那将要到来的世界中的真正幸福,因为他们想要今世的快乐,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显赫。但是基督之城的群臣们耐心地等待着真正幸福的时刻到来。这在“为要补力,不为酒醉”这些话中得到表达,因为他们的盼望不会欺骗他们,如使徒所说“盼望不至于羞耻。”这首诗也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

还有,《雅歌》真正庆祝了某种灵性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由圣徒的心灵在这座城的国王与王后成婚时感受到的,亦即基督与教会的婚姻。但这种快乐蒙着寓意的薄纱,若是揭去这层薄纱,一切都会更加热烈,更加欢乐,新郎会显示真相,如诗中所说“正直人爱他”,新娘也一样,她会听到“仁爱就在你的快乐中”。由于急着想完成本书,我们略去其他许多相关的内容。

无论怎么看,奥古斯丁所谓的“圣城”都缺乏《圣经》的依据,相反,那是源于摩尼教的善恶二神论、黑白二元说的观念。

在我看来,“上帝之城”这个名字就有亵渎之嫌,因此我在本书中提到它的时候,不得不称之为“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以免跟着他一起亵渎神圣。


(另起一页)


第五十九段  两个律而不是两个城


《圣经·罗马书》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作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第七章14—25节)】

这是说,每个人都受到两个律的支配。

而“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的第十一卷第一章却大说特说与圣经相反的东西:

圣经为我们所谈论的上帝之城提供了见证,其神圣的权威性超过一切民族的经书,影响着各种各样的人类心灵,它之所以能如此,靠的不是偶然的理智运动,而显然依靠神圣旨意的最高安排。因为经上说“上帝之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在另一首诗中我们读到“主本为大,在我们的上帝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增加全地的喜悦。”稍后,在同一首诗中,“在万军之主的城中,我们所听见的就是我们在上帝的城中所看见的。上帝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还有,在另一首诗中,“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汉使上帝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住的圣所。上帝在其中,城必不动摇。”从这些证言中一一其他相同的证言还有许多,要是全部提到那就太长了一一我们知道有一座上帝之城,由于她的创建者用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希望成为她的公民。

属地之城的公民喜爱他们自己的神灵甚于喜爱这座圣城的创建者,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是万神之神。然而,他们的神灵不是虚假的,而是不虔诚的因此变成一种极为贫乏的力量,它们竭力追求自己的私利,向它们被误导的服从者寻求神圣的荣耀。倒不如说,上帝是虔诚的、神圣的神灵的上帝,它们乐意服从惟→者上帝,而不愿服从众多神灵,即它们自己,它们乐意崇拜上帝,而不乐意自己被当作上帝崇拜。所以我们已经在前十卷书中对这座圣城的敌人作了回答,在我们的主和王的帮助下,我们已经尽力而为。

现在,我知道人们对我的期待,也不会忘记我应尽的义务,我要再次依靠同一位主和王的帮助,详尽地讨论这两座城的起源、发展和命定的结局。我们说过,这两座城——亦即属地之城和属天之城——在当今世界上是:混合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二者纠缠在一起。我首先要说的是,这两座城在天使中产生分歧时如何有了它们的开头。】


在奥古斯丁说来,世界上不仅有两个城,而且这两个城又还是混合在一起的!——这在我看来,是典型的混合主义的老祖宗,是古已有之的“ABC神学”!


奥古斯丁这个不择手段的非洲人,把圣经的两个律,变成了叛徒的两个城,一个是好人组成的神圣的城,一个则是坏人组成的世俗的城。

同卷22章又说:

有人认为某些事物不是由这位善的造物主创造的,存在着某些天然的恶:然而,上帝之善就是良好的创世的原因。我要说的是,如果虔诚而又勤奋地对这个原因进行沉思冥想,就能终结在对这个世界的起源进行考察时产生的一切争论。但有些异端分子不承认这一点,因为有许多事物,比如火、冷、野兽,等等,与我们并不相容,会伤害我们脆弱的血肉之躯,而我们的肉身当前正在接受正义的惩罚。但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些事物在它们自己的位置上该有多么令人尊崇,它们自身的本性该有多么优秀,它们与这个被造世界的其他部分该有多么和谐,它们对这个宇宙共同体的贡献为宇宙增添了多少光彩。

如果我们能拥有关于它们的恰当知识,那么它们甚至对我们也有很大用处。所以说,哪怕是毒药,如果邪恶地加以使用,那么它是摧毁性的,但若能够掌握它的性质并能恰当地在医疗中使用,它就是有用的。而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事物,比如食物、饮料、阳光,如果不加节制、不合时宜地使用,那么它们也会是有害的。

因此,神的旨意以这种方式告诫我们,不要愚蠢地谴责这些事物,而要勤奋地考察事物的用处。还有,当我们自己的理智或弱点因缺乏知识而受到谴责时,我们应当相信,即使事物的用处是隐秘的1但它的用处仍然存在,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要发现某些真正存在的事物是非常困难的。这种用处的隐秘性既可以用来锻炼我们的谦卑,又可以用来克服我们的骄傲。因为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生来就是恶的,所谓“恶”无非就是善的缺乏。

但是,在属地的事物到属天的事物、可见的事物到不可见的事物的价值系列中,有某些好事物比其他事物更好,以这样的方式事物被造就为不平等的,以便使它们都能作为有差别的个体存在。还有,上帝是大事物的伟大创造者,但这样说并不等于说上帝在创造小事物时是小的。毕竟,这些小事物不是用它们自己的伟大来衡量的,因为它们并不伟大,而是用它们的创造者的智慧来衡量的。以人的可见形象为例。假如从人身上剃掉眉毛,那么人体失去的东西微乎其微,但它的美丽会遭到多么大的损失!因为美并非由尺寸构成,而是由各部分之间的平衡和比例产生的。

但是有些人相信,某些恶性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于某种与其自身原则相反的东西在起作用,他们拒绝接受善的上帝只能创造好事物这种看法,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极大的惊讶。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在一种极端的必要性的推动下,被迫从事创世这项伟大事业,这种必要性就是要打退反对他的恶势力,因此上帝把他的善性与这种恶势力混合在一起,以便约束它和征服它。他们还相信,上帝的本性因此而被可耻地咕污,并且最残忍地被俘虏和受到压制,上帝的巨大辛劳就是为了对自己的本性进行洁净和救赎,但是上帝用他自己的力量无法全部完成,所以未能得到洁净的地方就被用作监狱和刑具,用来囚禁那些被征服的敌人。

摩尼教徒如果相信上帝的本质是不变的、绝对不会败坏的、不受伤害的,那么他们就不会说这种蠢话,或者胡言乱语了。还有,他们若是拥有完全的基督教的信仰,即主张灵魂可以凭它自身的意愿而变恶,灵魂会由于犯罪而毁灭,它享有的永恒真理之光会被剥夺,他们也就不会这样说了。我要说的是,这个灵魂不是上帝的一部分,也不具有与上帝相同的本性,而是由上帝创造的,与其创造者极为不同。

《上帝之城》第十三卷23章,继续发挥说“如何理解属血气的身体和属灵的身体,或者说死在亚当里的人和活在基督里的人是谁”:

正如那些拥有活灵魂的身体——尽管这灵魂还不是叫人活的灵——被称作有灵的身体,但它无论如何仍旧是身体而不是灵魂,所以那些被称作属灵的、拥有叫人活的灵的身体——尽管上帝禁止我们相信它们是灵而不是身体——具有血气的基质,但不具有血气的沉重和腐朽。所以人将不是属地的,而是属天的;这不是因为他那用土造成的身体不再是它本身,而是因为由于上苍的恩赐,它将被造得适合在天上居住;不是通过失去它的本性,而是通过改变它的性质。”

出于地,乃属土“的第一个人被造就为一个活的灵魂,但不是一个叫人活的灵,后一种状况保留下来,用作对他的顺从的奖赏。因此,他的身体需要食物和饮水,以便不被饥渴所削弱,它并不具有绝对的不可毁灭的不朽。倒不如说,它需要生命树的保护,避免死亡的必然,保存青春的花季,它无疑是血气的身体,而不是灵性的身体。然而,如果人没有因为冒犯上帝而引来上帝的报复,那么人是不会死的,尽管上帝曾事先警告过他。尽管哪怕是在乐园之外,他也不缺乏营养,然而由于不能接触生命树,他就落人时间和老年的魔掌,至少是在生命这个方面,如果不犯罪,他肯定能永远居住在乐园之中,尽管是在有血气的身体中,直到能够被造就为灵性的,作为对他的服从的奖赏。

假定我们把上帝说的那句话,“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理解为上帝在这里讲的死也表示灵魂与肉体分离这种明显意义上的死。但依据这种解释一定不能把后来的事情视为荒谬的,因为他们在吃了带来死亡的禁果那天并没有失去肉体。在那天,他们的本性确实变得邪恶了,由于上帝最公正地使他们与生命树分离,所以他们处在肉体死亡的必然性的统治之下,而我们就是在这种必然性下出生的。因此使徒不说“身体是死的,由于罪”,而是说“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后他继续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因此,身体也将变成叫人活的灵,而它现在是一个活的灵魂。使徒称它为死的,乃是因为它已经受到死亡的必然性的约束。然而在乐园中,身体为一个活灵魂所拥有,尽管它还不是一个叫人活的灵,在这种情况下它不能正确地被称作死的,因为它不会落人死亡的必然性的控制,除非它犯罪。

但是当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他用这句话指出了灵魂的死亡,这是在上帝抛弃灵魂时出现的。当上帝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的时候,他用这句话指出身体的死亡,这是在灵魂离开身体时发生的。上帝没有提到第二次死亡,因为他希望保守秘密,留待新约来发布,在新约中,第二次死亡得到了最清楚的彰明。他这样做首先是为了证明,第一次死亡是所有人共有的,由于罪而来。然而,第二次死亡不是所有人共有的,因为凭着上帝的恩典,通过一位中保,上帝把那些”按上帝旨意被召“的人从第二次死亡中拯救出来,如使徒所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因此,使徒说第一个人被造就为血气的身体。为了想要区别我们现在拥有的血气的身体和我们将要在复活时拥有的灵性的身体,他说“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然后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说“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为了表明血气的身体是什么,他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他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说明有血气的身体是什么,尽管圣经没有说被称作亚当的第一个人,当他的灵魂被上帝的生气所造时“被造成为血气的身体”,而是说“把人造成有灵魂的活人”。

因此,依据经上所说,使徒希望把人的血气的身体理解为“第一个人被造成有灵魂的活人”。另一方面,他又告诉我们他希望如何理解灵性的身体,所以他又添上“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在这里他无疑指的是基督,基督从死中复活,不会再死。然后使徒继续说“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在此,他非常清楚地说明,当他写道第一个人被造成有灵魂的活人时,指的是属血气的身体,而当他说最末的亚当被造成叫人活的灵时,他指的是属灵的身体。因为属血气的身体在先,首先的人亚当拥有这种身体,尽管要是不犯罪,他就不会死。这也是我们现在拥有的也这种身体,尽管在亚当犯罪以后,它的本性由于罪而发生了改变,堕落了,使我们处在死亡的必然性下。基督本身为我们设计的最初也是这种身体,但确实不是出于必然,而是出于选择。然后有了属灵的身体,我们的元首基督已经有了这种身体,而我们作为他的肢体会在最后死者的复活中拥有这种身体。

然后,这位使徒又在这两个人之间加上了一个明显的区别,他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使徒以这样的方式道出区别,从而使更新的圣礼确实能够在我们身上施行,正如他在别处所说,“你们受洗归人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但这种情况只有当我们生来就有的血气的身体由于复活而转变成灵性的身体时,方能在我们身上实现。再引用一下使徒自己的话语”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我们现在拥有这个属土之人的形状,通过生育,罪和死亡传递给我们,但我们又由于仁慈的恩典而拥有这个属天之人的形状,这种更新只能通过耶稣基督——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把永生赐给我们。使徒想要使我们明白他就是属天之人,因为他从天上下来降生为人,有着属土的凡人的身体,但他可以用属天的不朽来披戴它。使徒也还谈到另外一些人也是属天的,因为他们通过恩典成了基督的肢体,所以基督可以与他们成为一身,就像头和身子是一体的。

在同一封书信中,使徒在另一处说得更加清楚:“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也就是说,属灵的身体将会被造成叫人活的灵。这不是说死在亚当里的所有人都将成为基督的肢体,而是大多数人都将受到永恒死亡的惩罚,但使徒在两个分句中都用了“众”字,这是因为,就好比若非在亚当里,血气的身体都不会死,若非在基督里,灵性的身体都不会活。

因此,我们绝不是假定在复活时我们都将拥有像第一个人犯罪以前那样的身体。我们也不把“属士的仍旧属土”这样的话理解为表示身体因罪而将要进入的境况。因为我们没有假设亚当在犯罪前拥有属灵的身体,而他的身体转变为血气的身体是对他的罪的惩罚。如果人们这样想,那就太忽视了这位伟大导师的话了,他说”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这里的意思肯定不是说仅当亚当犯罪以后他才成了有灵魂的活人,因为这是的原始状况,而是为了说明什么是有血气的身体,有福的使徒保罗就依据律法来加以证明。

但恰恰从上述可见,奥古斯丁从保罗的立场上大大后退了。《上帝之城》第十四卷3章,“罪的原因从灵魂开始,而不是从肉体开始,因罪而来的腐败本身不是罪,而是惩罚”……从肉体的律里,生造了一个灵魂出来——他心里装的是维吉尔和柏拉图,不是圣经和基督:

现在有些人可以说,肉身是各种道德罪恶的原因,灵魂受肉身的影响,过着邪恶的生活。但是说这话的人没有仔细考虑到人的整个本性。因为,“可朽的肉身把灵魂坠了下来”。所以使徒在谈到可朽的身体时也首先说,“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然后继续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上帝所造,不是人手所造,而是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我们被可朽的肉身拉着往下坠,然而我们知道,下坠的原因不在于身体的本性和基质,而在于肉身的腐朽,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不希望裹上肉身,而希望拥有不朽。到那时候我们仍旧有身体,但由于它不再是可朽的,因此它不会成为一个负担。而现在,“可朽的肉身把灵魂坠了下来,尘世的帐篷使心灵堕落,沉迷于许多事情。”不管怎么说,那些假设灵魂的毛病来源于身体的人错了。

维吉尔确实是在用美丽的诗句解释柏拉图的教导。他说“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激励着它们的生命,它们有着属天的源泉,在一定意义上它们不受有害的身体的阻碍,也不受属土的肉身和有死的肢体的影响。”但他也希望我们明白身体是心灵四种最主要的纷扰的主要根源:欲望、恐惧、欢乐、悲伤,而它们又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所以他接着又说:“因此欲望、恐惧、欢乐、悲伤到来了;它们不仰望天空,而是被囚禁在漆黑的洞穴中。”然而,我们的信仰很不一样。

因为,迫使灵魂下坠的身体的腐败,其原因不在于最初的罪,而在于对这种罪的惩罚;不是可朽的肉身使灵魂有罪,而是有罪的灵魂使肉身可朽。这样,尽管肉身的腐败对罪和邪恶的欲望有刺激,但我们仍旧一定不要把邪恶生活的所有罪恶都归于肉身。否则我们就应当认为魔鬼不会有任何罪恶,因为魔鬼没有肉身。我们确实也不能说魔鬼奸淫或醉酒,或者说它犯有诸如此类与肉体的快乐有关的罪行,尽管魔鬼在秘密地诱惑和怂恿我们去犯这样的罪。然而,魔鬼极为骄傲和妒忌;这些邪恶占据了魔鬼,使它注定要在我们这个黑暗的牢房中接受永久的惩罚。

使徒把这些支配着魔鬼的邪恶归于肉身,尽管魔鬼肯定没有肉身。使徒说,仇恨、争竟、忌恨、恼怒、妒忌是肉身的事,所有这些邪恶的起源和根源是骄傲,骄傲支配着魔鬼,尽管它没有肉身。有谁会比魔鬼对圣徒表示出更大的仇恨?有谁能比魔鬼对圣徒更加争竟,更加忌恨,更加恼怒,更加妒忌?然而,魔鬼虽有种种错误,但却没有肉身。那么这些事怎么会是肉身的事呢?如我所说,这只能是因为它们是人的事,使徒在这里用肉身这个术语指代人。所以,不是由于拥有了魔鬼没有的肉身,人才变得像魔鬼。倒不如说,由于按照人自身生活,才使人变得像魔鬼,亦即按人生活。因为当魔鬼不能恪守真理的时候,它选择了要按它自身生活,所以它说出来的谎言是它自己的,不是上帝的。魔鬼不仅是一个撒谎者,而且是“说谎之人的父”。它确实是第一个撒谎的,谬误像罪一样,从它开始。】

奥古斯丁夸大了魔鬼的作用,他忘记了魔鬼是从哪里来的,他忘记了魔鬼的力量怎能与上帝并驾齐驱……因为奥古斯丁是一个善恶二元的摩尼教徒!

28章,“两座城的性质,属地之城与属天之城”:

所以两座城是被两种爱创造的:一种是属地之爱,从自爱一直延伸到轻视上帝;一种是属天之爱,从爱上帝一直延伸到轻视自我。因此,一座城在它自身中得荣耀,另一座城在主里面得荣耀;一座城向凡人寻求荣耀,另一座城在上帝那里找到了它的最高荣耀,这是良心的见证。一座城因它自身的荣耀而高高地抬起头,而另一座城对它的上帝说“你是我的荣耀,又是你叫我抬起头来的。”在属地之城中,国王用统治的欲望治理着被他征服的民族,但他反过来也受它们的制约;在属天之城中,所有人都在仁爱中相互侍奉,统治者靠他们的建议,臣民们靠他们的服从。一座城喜爱展示在它的强人身上的力量,另一座城对它的上帝说:“主啊,我爱你,你是我的力量。”

就这样,在属地之城中,聪明人按人生活,追求身体之善或他们的心灵之善,或者追求二者。他们中有些人虽然能够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亦即在骄傲的支配下,为他们的智慧而颂扬自己),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在崇拜这种偶像时他们既是民众的领袖,又是民众的同伴)。 然而在属天之城中,人除了虔诚没有智慧,他们正确地崇拜真正的上帝,在圣徒的团契中寻求回报,这个团契既是圣徒的,又是天使的,“上帝是一切中的一切”。 

“两座城的性质,属地之城与属天之城”:这是一种彻底的异端学说,如果我们信了他,就等于让十字架上的宝血白流了。

(另起一页)


第六十段  复活思想促进了战斗力量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的第一卷的12章里,如此描写了“死无葬身之地对基督徒也不会带来什么伤害”:

1、还有人说在当时发生的屠杀中,甚至连尸骸都不能安葬。但是虔诚的信心不会依赖如此该受诅咒的情形;因为忠信之人心里头确信,他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哪怕他们被野兽吞吃,上帝赐予他们的复活不会因此受阻。如果敌人在杀身体之后所作的事会损害来世的生命,那么真理就决不会宣称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

2、或许有人会采取这样一种荒谬的立场死前不用畏惧那些杀身体的,但要畏惧死亡之后的状况,如果他们杀死身体后不予埋葬不是很可怕吗?如果这样的话,就好像他们能对死尸造成极大伤害似的,那么基督所言就是错误的,那杀身体之后不能再作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们决不能认为真理会有这样的错误。说那些杀人者能作什么是因为致命一击是可以感觉到的,那时身体仍有感觉;但在那之后,他们就不能再作什么了,因为被杀的身体已经没有感觉了。所以在那里确实有许多基督徒的尸体没有埋葬,但没有一个会与天堂分离,因为无处不在的上帝知道什么时候复活他创造的人。《诗篇》中确实说过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葬埋。但此处所说,与其说是那些承受死亡之人的痛苦,不如说是展现了作这些事的人的残忍。在人的眼中看来,这是一种悲惨的命运,而在上帝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因此,所有这些死者的葬礼和仪式,细心的安排,坟墓的建造,葬礼的隆重,都是为了减轻活人的痛苦,而非对死者的安慰。如果厚葬能给恶人带来什么好处,那么薄葬,或根本没有安葬,也会伤害虔诚者。在人的眼中看来,送葬时身穿丧服的仆从如云是华丽的;而在上帝眼中,满身烂疮的乞丐被天使接走,不是将他送入人大理石的坟墓,而是使他在亚伯拉罕的怀中重生,这才是豪华的葬礼。

3、我要捍卫上帝之城,而反对上帝的人嘲笑这些事。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哲学家也轻视厚葬,也常有整支军队为国捐躯,而无人关心他们是否弃尸疆场,成为野兽的食物。有诗歌很好地道出了这种对葬仪的高尚的藐视他没有坟墓,但有苍穹作他的墓室。既然如此,他们有什么必要嘲笑基督徒的尸骸没有得到安葬他们已经得到应许,他们的肉体要复活,不仅要从地上,而且要从地下最隐秘、最幽深的地方汇集他们的肢体加以重造!

而在《上帝之城》的最后一卷(二十二卷)的19章,则如此描写了古代信徒心目里的复活:

1、有损美貌的所有人的身体缺陷都将在复活申消除,但身体的天然基质会保存,基质的性质和数量会有变化,以便产生美。

2、关于头发和指甲我现在该怎么回答呢?一旦明白没有身体的任何部分会以引起身体畸形的方式毁灭,也就明白了身体任何基质的添加都不会过多而引起畸形,也不会有身体的任何部分被糟蹋。假定我们用粘土做一个瓦罐,然后再把它揉成泥团重新塑造,全部粘土都用、上了,一点儿都没落下,做成一个新瓦罐。在此过程中不一定是原先做把手的粘土仍旧做把手,原先做罐底的粘土仍旧做罐底。因此,被剪去的头发和指甲如果在复活时会产生畸形,那么它们不会被复原到原来的位置上去。然而,复活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受损害,身体基质的每个部分都会复原,但会以某种方式保持身体各部分的正常状态。还有,主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这句话可以更加恰当地理解为指的是头发的数量,而不是长度。因此,他在别处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3、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认为任何天然地呈现在身体中的东西都会灭亡。倒不如说,我相信身体中出现的任何畸形(这样的畸形之所以出现没有别的原因,无非就是为了表示现存的可朽的人受惩罚的状态)都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恢复,亦即当身体的基质得以保留的时候,畸形将会消除。一位工匠如果由于某种原因造了一座有缺陷的雕像,他可以重新塑造,把它造得漂亮一些,消除它的缺陷而不损失它的任何基质。如果最初的雕像在比例上有某些缺陷,或者有某个地方与其他部分不协调,他并不一定要把它割去,把它与整体分开。倒不如说,他可以把雕像全部熔化了重塑,而不会生产任何丑陋的雕像或者缩小雕像的大小。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做,那么万能的工匠难道不能吗?他难道不能消除或消灭人体的所有缺陷吗,无论是比较普遍的,还是较为稀罕、怪异的,这些缺陷虽然与可恶的今生相应,但与圣徒未来的幸福并不相称?难道上帝就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消除我们天然而又丑恶的排泄,但又不会削减身体的基质吗?

4、由于这个理由,胖子和瘦子都不用害怕他们在复活时的模样会与他们现在所希望的、若能具有的模样有什么不同。因为所有身体之美在于身体各部分的恰当排列,再加上某种令人愉悦的颜色。凡是身体各部分的排列有不恰当之处,要么是缺了某些部分,要么是太小或太大,那就很难看。但由于排列不恰当而产生的畸形不会在天上存在。在那里,所有缺陷都得到矫正。无论有什么不恰当之处都会从造物主所知道的根源上造得很好。无论有什么过分恰当之处都会被消除,但不会伤及身体基质的完整性。至于颜色的愉悦,“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像太阳一样的光来”,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得到的愉悦该有多么伟大啊!我们必须相信,基督的身体在复活时并不缺乏这样的光,但对门徒们的眼睛来说,这种光却是隐匿的。

5、凡人虚弱的视力无法承受这种光,尽管凡人的眼睛可以看见基督,以便认识基督。由于相同的原因,基督把他的伤疤显示给门徒,让他们可以摸到它。他也吃喝,但不是因为他需要营养,而是因为他有这样做的权利。一个眼前的物体对那些注视着其他物体的人来说是不可见的——就好像在我们所说的光的例子中它虽然是在场的,但对那些、看着别的事物的人来说,它是不可见的——这在希腊文中称作“aorasia”,这个词在《创世记》中被我们的译者译成“盲目”,因为他们找不到更好的词了。所多玛人受着这样的盲目之苦,他们寻找义人罗得的房门,但就是找不到。但若他们真的是瞎子,什么也看不见,那么他们就会请人领着他们走,而不会去寻找房门了。

6、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们对有福的殉道士的爱使我们想要在天国里看到他们为了基督之名而得到的伤疤,也许我们确实能掉看到他们的伤疤。因为这不是一种畸形,而是一种荣耀的标记,他们的德性之美会在他们身体里发光,这种美在身体里,但却不是身体的美。那些被砍去肢体的殉道士在复活时不会缺少肢体,因为“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这句话就是对他们说的。在将要到来的世界中,他们不朽的身体可能仍旧有某些可见的荣耀的伤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他们受伤的地方会有伤疤,但他们被砍去的肢体不会丢失,而会复原。所以,在将来的世界中身体不会有缺陷,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美德的标记视为缺陷,或称作缺陷。

这样的死亡与复活,简直比现代人热衷的美容术还要“好得无比”……难怪许多没头苍蝇趋之若鹜。《上帝之城》这最初一卷和最后一卷这一头一尾,决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说明了“死亡”问题在“信仰”中的核心地位。

不论这样的复活在“事实上”如何,但是对于相信并接受这一复活的人们来说,无疑会影响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其后果之一就是相对不太惧怕死亡了,并因此迸发出相对大的战斗力量。

与儒教的多子多福相比,复活思想无异于促进了战斗力。

与佛教的轮回思想相比,复活思想无异于促进了战斗力。

与道教的羽化登仙相比,复活思想无异于促进了战斗力。

因此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第三中国、充分吸收了基督教元素的第三期中国文明,肯定比只有诸子百家的第一期中国文明和只有如佛教道三教合一的第二期中国文明,更有战斗力。

《上帝之城》第二十二卷还记载了当时人们对于复活的许多信念,值得现代人了解,而且我个人认为这些思想直接刺激了现代基因工程和生物复制技术的发展:

12章,“反对不信者用谎言谩骂基督徒的身体复活的信念”:

我们的对于经常详尽地考察我们关于身体复活的信念,然后通过问流产的婴儿能否复活这样的问题来嘲笑这种信念,或者由于主说过“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因此他们就问是否所有的身体大小和气力都一样,或者问它们是否可以在大小上有所不同。如果它们都是一样的,那么流产的婴儿复活的时候能拥有他们从未有过的那么大的身体吗?或者说,如果流产的婴儿不会复活,因为他们还没有出生,所以是自费了,那么我们的对于就会把相同的问题转为幼儿,问他们如何能够获得成人的身体,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夭折的时候也还没有成人的身体(因为我们不会说幼儿不会复活。因为他们既然能出生,也就能再生)。所以,我们的对手会进一步问,我们的身体以什么方式相同。

因为若是每个人在复活时重新得到他现在的身体,如果所有人都和现在最高的、最魁梧的人一样高和一样重,那么,他们问,不仅是幼儿,而且是大部分人,怎么会得到他们原先没有的东西呢?使徒说我们全都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还说有些人“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的对手说,如果我们明白这里的意思是指所有那些在基督王国里的人都具有和主相同的身材,那么许多人的身体的尺寸和高度一定会缩小。如果许多的人身体都要缩小,怎么会“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呢?还有,提到头发,也可以问是否所有剃头匠剪下的头发都要恢复。如果要恢复,有谁不会对这样的畸形感到惊骇呢?指甲肯定也会发生同样的事,剪下来的指甲都复原到身体上,在这种情况下,身体还有什么美感可言?处在不朽状态中的指甲肯定会比可朽状态下的指甲长?但若这些东西都不会复原,那么它们必定死亡。所以,他们问,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在胖和瘦的问题七,他们也提出相同的论证。如果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那就无所谓胖瘦。但若是这样的话,那就会出现有些人增加体重,有些人减轻体重,所以就不会有原先存在的人的复原,因为有些人将得到他们原先没有的东西,有些人会失去他们原先拥有的东西。

下面要提到身体的腐烂和分解。有的化为尘土,有的化成气泡,有些人被野兽吃掉,有些人被烈火烧死,有些人死于海难,或者淹死在水里,所以他们的身体会在水中腐烂和分解。我们的对于受到这些事实的极大的困扰,因为他们不能相信这些散落的元素会再次聚集在一起,重新组合成血肉。还有,他们追问畸形和缺陷问题,无论是流产还是可怕的怪胎,问我们是否这样的事情仍将在复活中保留。

如果我们说这样的事情不会出现在人的复活的身体中,他们就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引述我们传扬的在主基督复活的身体上可以看见伤疤来驳斥我们的回答。但在他们提出来的所有疑惑中最困难的问题是:一个人如果在饥饿的驱使下吃了另一个人,那么在复活时血肉应当回归哪个人的身体呢?因为被吃的人的血肉已经转变成了以人肉为食的那个人的血肉,以补充由于饥荒而失去的血肉。为了嘲笑我们肉身复活的信仰,他们接下去就会问:这些血肉到底应该恢复到第一个人身上,还是恢复到第二个人身上?按照柏拉图的看法,他们认为人的灵魂处于真正的苦难和虚假的幸福的交替之中;或者按照波斐利的看法,他们许诺在经历了许多不同的肉身以后,灵魂会结束它的苦难,不会再回归肉身,然而,不是靠获得不朽的身体,而是靠逃避任何类型的身体。

13章《如果流产也算死亡,那么流产的胎儿是否也在复活之列》:

如果仁慈的上帝在帮助我所做的努力,那么我现在就要来回答我们的对手提出来的这些反对我们信仰的论证。关于流产的胎儿——在母腹中是活的,但流产后就死了——我不敢大胆地肯定或否定它们会复活。然而,如果它们并没有被排除在死者之外,我看不出为什么它们就不能分享死者的复活。因为,既非所有的死者都会复活,有些人的灵魂会永远没有身体,尽管它们曾经有过人的身体,哪怕仅仅是在他们的母腹中拥有;或者说,如果所有人的灵魂都将再次得到他们从前活着的时候拥有、而在死亡的时候失去的身体,那么我不明白我怎么能说哪怕是那些死在母腹中的胎儿也会没有复活。但是无论谁都可以相信,如果流产的胎儿复活了,我们关于已经出生了的婴儿所必须说的话也都可以用在他们头上。

14章,“夭折的婴儿在复活时能否拥有成年人的身体”:

所以,婴儿若是不会在他们夭折时的小小的身体中复活,而是通过上帝最神奇、最快捷的运作,获得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才能长成的身体,那么我们又该怎么说呢?主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这里说我们将不会缺少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但没有说我们将不能得到我们现在不拥有的一切。死去的儿童没有完善的身体,甚至连完善的儿童也缺少完善的身体,因为与成年人不一样,它们还没有最大限度地成长。然而,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这种完善的身体是所有受孕诞生了的人都具有的,这就是说,他们都潜在地拥有完善的身体,即使他们在现实中还没有达到完善。以同样的方式,身体的所有肢体在精子中都有潜在的萌芽,尽管有些肢体在婴儿出生以后仍旧缺乏,比如牙齿,以及诸如此类的器官。每一物体性的基质似乎都在它自身中包含着还不存在的事物的型相,或者倒不如叫做萌芽,随着时间的进程,这些事物会出现,或者说能够被人看见。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矮个子的儿童或高个子的儿童已经是矮的或高的了。

所以,按照这一推理,我们不要害怕在身体复活时所有以往失去的东西都会恢复。即使所有人真的都会获得巨人的身体,免得那些今生身材最高大的人会因失去些什么而灭亡(因为这样会违反基督的保证,他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在这种情况下,从元创有的创造主这位神奇的工匠为什么就不能为那些他认为必需的地方添加点儿什么呢?

15章,“是否所有死者的身体在复活时都会像基督的身体一样大小”:

当基督从死里复活时,他的身体大小无疑与他死的时候一样。我们也不允许说,所有人在复活的时候,为了与个子最高的人相等,基督的身体会变得与他在门徒面前显身时不一样。但若我们说那些身体比主高的人在复活的时候会削减到主那样的身材,那么有许多人的身体就要去掉许多基质,尽管主应许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因此,我们需要得出结论,每个人都会得到他原来的身体:如果他死的时候是个老年人,那么他会得到他年轻时的身体;如果他死得比较早,那么他会得到他原来的身体。至于使徒说过的“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指其他事情,亦即指基督的岁数,当作为肢体的所有基督徒民众都联结到“元首”的时候,基督的岁数就长成了。换言之,如果使徒讲的确实是身体的复活,我们可以认为他指的是所有死者的身体在复活时既不会变得比基督年老,也不会变得比基督年轻,而会处在我们所知的基督曾经达到的年富力强的壮年。这个世上最博学的人曾经把生命的顶峰定在三十岁左右。达到这个顶峰以后,人就开始走下坡路,朝着老年迈进。因此使徒在这里指的不是身体的大小,或身材的高矮,而是指“基督的完全的成年期”。

17章,“女人的身体在复活时是否仍旧保持原来的性别”:

看到“直到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些话,有不少人相信妇女复活时不再是女人,而是全都变成男人,因为上帝用土只造了男人,女人是从男人来的。但在我看来,更好的看法是复活时仍旧会有两种性别。到那时候不会再有欲望,欲望是引起变乱的原因。因为在他们犯罪之前,男人和女人是赤身裸体的,并不感到羞耻。然而,邪恶将从身体中消除,而本性将会保留。女人的性别不是恶,而是本性。复活后的人不会再有性交和生育,但仍旧有女性,她们不再起以往的作用,而会拥有一种新的美貌,它不会激起已经不存在的淫欲,而会推动我们赞美上帝的智慧和仁慈,上帝既创造了过去不存在的东西,也使他创造出来的东西摆脱腐败。

人类开始的时候,女人是用那个男人熟睡时取下的一根肋骨造成的;这个行为甚至、是基督和教会的一个恰当的预言。那个男人入睡就是基督之死,取下他的肋骨预言了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个士兵拿枪扎他的肋旁,就有水和血流出来,我们知道这就是教会得以建立在其之上的圣体。因为圣经用了这个非常特别的词。我们不读作“他建”或“他造”,而是读作“他建立(aedificavit)一个女人”。所以使徒也说“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因此,女人是上帝的造物,就好像男人是上帝的造物一样。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由此两人要联合成为一体;如我们所说,这个女人被造的方式预示着基督和教会。所以设立了两种性别的上帝也会使两种性别复活。

还有,否认死者复活的撒都该人问耶稣本人,有弟兄七人,哥哥娶妻后死去,按照律法的规定,由弟弟续娶,结果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最后那妇人也死去了,问她复活以后要做谁的妻子。主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在这个时候,主也可以这样说,“你们问的这个女人复活后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但他没有这样说,而是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在不朽和幸福方面,他们会和天使一样,但不是在肉身上,也不是在复活上,因为天使不需要复活,天使不会死。因此,主否认在复活时有嫁娶,但没有否认有女人。还有,要是他真的预见到复活后没有女性的话,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本来确实可以更加轻易地否认这一点。然而他肯定复活后会有女性,因为他说“人不嫁”指的是女性,“也不娶”指的是男性。所以在复活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仍旧会有可嫁和可娶的人,但他们不会这样做。

我相信:现代基因工程和生物复制技术的发展,也会发挥类似复活信念的作用,减缓人们的死亡焦虑,大大提供战斗的意志和力量。第三期中国文明,也可以从中获得意外的能量,使得自身的发展大大超出第二期中国文明甚至第一期中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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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段  肉体复活思想促进了生物复制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的二十二卷的20、21两章的思想,比埃及人的保存木乃伊的做法、准备直接肉体复活的思想,对于现代生物复制技术的发展更有前导意义:

20章,“我们身体的基质无论如何散落,在复活中都将全部重新结合在一起”:

至于被野兽吃掉、被火烧毁、化为尘土和水汽的身体,上帝禁止民们假定无所不能的创造主不能使它们复活!上帝禁止我们设想某种在靠近自然的最秘密通道上能够避开我们的感官的事物也能躲避创造主的知识和排斥创造主的权能!像西塞罗这样伟大的罗马作家想要尽可能精确地定义上帝。他说“上帝是一个心灵,它是无限的和自由的,它远离一切物性的和可朽的事物,它察觉一切,推动一切,它本身拥有永恒的运动。”他在最伟大的哲学家们的学说中找到了这个定义。那么我们要问,按他们自己的术语,又有什么事情能够躲避察觉一切和推动一切的上帝呢?

我们现在来回答那个似乎比其他所有问题更为困难的问题:一个人的肉身如果已经化为另一个活人的血肉,那么在死者复活时,死者的血肉应当回归到哪个人身上去?假定有人为饥饿所迫吃了人肉。这种可怕的事情有时候确实会发生,古时候的史书和我们现在的一些见闻都证实了这一点。按照真相或理性,有谁能够争辩说,被吃掉的整个身体能够穿过消化道,变成吃人者的血肉,而又不发生任何变化?事实上,吃人肉的人都很消瘦,无法清楚地表明他所缺乏的营养已经由这样的食物提供了。但是我已经做出的评论足以清楚地解开这个死结。

所有被吃掉的血肉都将像蒸汽一样喷发到空中,如我们所说,万能的上帝有力量把这些气召回。 因此,被吃掉的人的血肉会复原到它最初成为人的血肉的那个人身上。被吃掉的血肉必须视为出借,就好像贷款一样,吃了人肉的人就好像借了钱,必须归还。然而吃人的人由于饥饿而失去的血肉也会由上帝来复原,因为上帝甚至能够召回化为气的血肉。哪怕肉身完全消灭了,它的基质也没有一点儿留存在自然的任何隐蔽场所,万能者仍旧可以按他的意志以这样的方式使肉身复原。”真理“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但我们若是按照这一说法去假定,尽管头发不会损坏,但大块的血肉会损坏,因为会被饥饿者吃掉,这样的假设是荒谬的。

这样,在我们能够涉及的狭小范围内考虑和讨论了所有这些事情以后,我们达到了下列结论:在肉身复活乃至于永恒的时候,肉身、会拥有它处在生命顶峰时的身材,或者拥有赋予它的范型所能达到的身材;肉身也能拥有从它的所有各个部分的恰当排列中产生的美。还有,假定由于保存了这种美的缘故,肉身的基质的任何部分如果集中在某一处,由于积存过多而产生畸形,那么它们都会重新分布到整个身体中去。以这样的方式,身体的任何部分或整个身体的恰当排列都不会失去,只有身体的总的体形会由于原先不可见地集中在某一处的基质的重新分布而增加。换言之,如果有人争辩说,每个人在复活的时候都会拥有与死的时候相同的身体,那就没有必要强烈地反对这个论证,只要没有畸形,没有虚弱,没有沉重,没有腐败。如果不是在身体和年纪方面,那么肯定是在幸福方面,对这个复活之子和应许之子和上帝的天使一样的王国来说,不存在任何一种不恰当的地方。

21章,“圣民的血肉之躯将会转变为灵性之体”:

因此,一切从活人的身体或死后的尸体中失去的东西都将复原。这些东西与存留在坟基中的尸骸一齐复活,从旧的动物的身体转变为新的灵性的身体,为不朽所包裹。哪怕在某些可怕的事故中身体被碾为粉末,或者被敌人凶恶地摧残,完全散落在风中或水中,没有任何残留,但无所不能的创造者仍旧能够使之复原,或者倒不如说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到那时,肉身是灵性的,服从于灵,但它仍旧是肉身,而不是灵这就好像灵即使在服从于肉身的时候仍旧是灵而不是肉身一样。

后一种情况可以在我们当前畸形的肉身受处罚的状况中体会到。因为这些人属肉体不是按照肉身,而是按照灵来判断的,使徒对这些人说,“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甚至当一个人在今生被称作属灵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仍旧保有肉身,感到肢体中另有个律和他心中的律交战。但当同一肉身复活时,他即使处在肉身中也仍旧是属灵的,经上说“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经验使我们能够懂得这种属灵的身体的本性和这种恩典延伸的范围,我担心,如果现在就加以描述,那就太鲁莽了。

然而为了赞扬上帝,我们不能对我们所期盼的喜乐保持沉默,带着发自内心深处的神圣的爱的火焰,经上说“上帝啊,我喜爱你的居所的美丽。”所以,在上帝的帮助下,从上帝在这个苦难重重的今生同等地赐给好人和坏人的幸福中,我们可以努力推论这种喜乐有多么大,但对此我们肯定没有能力加以描述,因为我们还没有经历过。关于上帝把人造就为公义的那个时代我什么也不说了,关于最初的人和他的妻子在那硕果累累的乐园中的幸福生活我什么也不说了,因为那段时间如此短暂,他们的后裔对它没有任何体验。但哪怕是上帝在我们所熟知的今生赋予人类的恩惠,又有谁能够描述呢?我们正处在这种生活中,无论我们取得什么样的进步,只要身处其中我们就无法逃避诱惑,因为世上全都是诱惑。

我觉得:现代基因工程和生物复制技术的发展,也会发挥类似复活信念的作用,减缓人们的死亡焦虑。而且,现代基因工程和生物复制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可能实现了埃及人追求复活的梦想——但是这都没有什么重要性,因为这毕竟还是属于肉体的复活、物质的延绵。这些,并不能帮助我们摆脱生命的桎梏,反而使得有期徒刑变成了无期徒刑!我所要的,是耶稣的天国,而那是庸俗的市侩奥古斯丁决然无法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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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段  基督和罗马,上帝和恺撒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第十八卷里,追溯了属地之城与属天之城的“平行发展过程”,说的虽然是“从亚伯拉罕时代直到世界终结”,但体现的却是摩尼教的二元论历史观念。所以他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多次把基督和罗马相提并论:上帝的和恺撒的,被奥古斯丁这个非洲人混为一谈了。这是明显的亵渎,是对基督耶稣的背叛:

我许过诺言,要在上帝恩典的帮助下,驳斥上帝之城的敌人,他们青睐他们自己的神灵胜过上帝之城的创建者基督,并且出于妒忌而恶毒地仇恨基督徒,我在前十卷中已经这样做了。然后我就描写两座城的起源、进展和各自的终结,这两座城中有一座,即上帝之城,居于另一座城中为客,这座城即这个世界之城,仅就人的范围而言。我分三步完成这个诺言,在紧接着开头十卷的后四卷书中,我简述了两座城的起源。然后又花一卷的篇幅,亦即在本书第十五卷中,叙述两座城的进展,从第一个人开始直到大洪水。再接下去,我们的叙述追溯直到亚伯拉罕时代为止的两座城的进展。然而,从族长亚伯拉罕直到以色列民族的列王,这是第十六卷中的内容,从列王时代再到救世主肉身的诞生,这是第十七卷的内容,我的笔端似乎只触及上帝之城。但这座城并非独自在这个世界上发展。

正好相反,正如两座城同时开始一样,所以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它们共同经历着时代的变化无常。我以这种方式写作,乃是因为到新约启示为止,上帝之城的发展不是公开的,而是隐秘的,因此我希望通过描写它的进程更加清楚地呈现这座城的历史,而不受另一座对立之城的妨碍,从上帝的众多应许开始显现起,直到上帝从童女而生,这些应许最终应验。然而,我明白自己必须在必要之处弥补一下我的省略,讲一下另一座城从亚伯拉罕时代开始的进展,以便读者可以对两座城进行比较,观察它们之间的对立。

2章,“属地之城的国王和年代,与从亚伯拉罕算起的圣徒时代同步”:

凡人的社会扩散到四面八方,尽管各地有很大差异,但都依靠某种普遍人性的亲情而联系在一起,但人类的每个部分都在谋求实现他们自己的愿望。在这种状况下,并非每个人,或者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实现他自己的愿望,因为并非所有人都追求同一目标。因此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分裂,当一部分人比较强大时,就会压迫其他人。被征服者要屈服于胜利者,所以他们必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与生存,宁可不要权力甚至自由。人们确实对那些宁死也不愿受奴役的情况感到极大的惊讶。因为几乎在所有民族中,人们都出自本性的呼唤而宣称,战败者应臣服胜利者,而不是被战争完全毁灭。就这样,有些民众对王国表示信赖,而有些人就被置于其他人的统治之下,这种情况的发生并非没有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权能在战争中决定了哪些人要被征服,哪些人会来征服他们。但是以属地的利或者愿望为目标的社会被分成大量的王国,对这些世俗之城我们一般称之为“这个世界之城”。

我们注意到,在这些王国中,有两个王国具有远远超过其他王国的名声。首先是亚述人的王国,然后是罗马人的王国。二者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有先后和差别。前者兴起较早,后者兴起较晚;前者在东方,后者在西方。还有,这两个王国正好前后相继,而我要说的是,其他所有王国和国王都好像是这两个帝国的附庸。当亚伯拉罕在迦勒底的土地上诞生时,尼努斯已经是亚述的第二位国王,他的父亲伯鲁斯是这个王国的第一位统治者。

当时也还有西徐亚人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王国,但马库斯?瓦罗这位在所有知识部门都极为博学的人在他的著作《论罗马人的氏族》一开始就提到这个王国,因为它非常古老。瓦罗从西徐亚的国王开始讲起,然后讲到雅典人,再讲到拉丁人,再讲到罗马人。但他记载下来的罗马建城以前的王国与亚述人的王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即使是罗马历史学家撒路斯特也赞扬雅典人在希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但这可能更多地是由于他们的名望而非他们的实际成就。他在谈到他们时是这样说的“按我的判断,雅典人的成就相当多,相当重要。但他们确实不像他们拥有的名望那么伟大。由于那座城市涌现出天才的大作家,雅典人行为的伟大就为全世界所知晓。这样一来,做出这些行为的人的美德也被认为与赞扬它们的作家的能力相同了。”此外,这个城邦从文学和她的哲学家那里得到不小的荣耀,在那里人们对这些知识部门有着格外的热情。

但就帝国而言,人类早期没有比亚述帝国更强大的国家了,也没有任何帝国的疆域能够扩展得如此辽阔。据说亚述王伯鲁斯之子尼努斯征服了整个亚细亚,直至吕底亚边境,而亚细亚据说是整个世界的三分之一,尽管实际上人们发现亚细亚是整个世界的一半。确实,他惟一没有能够统治的东方民族是印度人。他死了以后,甚至连他的妻子塞弥拉弥斯也对印度人发动战争。就这样,这些土地上的所有民族都接受了亚述列位国王的统治,执行他们的一切命令。

亚伯拉罕在尼努斯时代诞生在迦勒底人的王国。但是我们了解希腊人的历史远远多于了解亚述人的历史,那些回到古代去追溯罗马人的系谱的人按照年代的先后先提到希腊人,再提到拉丁人,然后再提到罗马人,而罗马人本身也是拉丁人。因此我们必须在必要之处提到亚述国王的名字,以表明巴比伦,第一个罗马,如何与客居在这个世界上的上帝之城一道发展,但是为了对两座城,亦即属地之城和属天之城作比较,我们要添加的一些事情必须来自希腊人和拉丁人的历史,罗马本身在这个历史中就好像第二个巴比伦。当亚伯拉罕诞生的时候,统治亚述的是第二位国王尼努斯,统治西徐亚的是她的第二位国王欧罗普斯,亚述人的第一位国王是伯鲁斯,西徐亚人的第一位国王是艾吉亚留。

但在亚伯拉罕离开巴比伦的时候,上帝应许一个伟大的民族要从他而出,世上一切民族都要因他得福,这个时候,亚述人处在他们的第四位国王的统治之下,西徐亚人处在他们的第五位国王的统治之下。因为尼努斯之子在他的母亲塞弥拉弥斯之后统治亚述人。据说她是被她的儿子杀死的,因为她竟然胆敢乱伦玷污他。不少人假设建立巴比伦的是塞弥拉弥斯,而她确实有可能建了这座城。但我已经在第十六卷描写了巴比伦是什么时候、怎样建起来的。还有,尼努斯和塞弥拉弥斯继承王位的这个儿子在有些书中名字也叫尼努斯,但在另一些书中叫他尼涅亚斯,这个名字源于他的父亲。当时,西徐亚人的国王是特尔克西翁,在他统治的时代人们生活在和平与幸福之中,因此在他死后,人们把他当作神来崇拜,为了荣耀他首次设立了献祭和庆典。

奥古斯丁这个努米比亚来的黑人,多次把基督和罗马相提并论,把上帝的和恺撒的混为一谈,完全违背了耶稣基督的教导,而且糟蹋了耶稣基督的鲜血。可见奥古斯丁根本不是基督徒,而是从属于基督的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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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段  魔鬼之城的意识形态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第二十一卷里,写到“讨论魔鬼之城的结局,即这座城被定罪,接受永久性的惩罚,在此期间,作者讨论了那些由不信者提出来的反对这种观点的论证”:

讨论的顺序,先讨论与魔鬼相伴的迷失者的永久惩罚,再讨论圣民们的永久幸福。

我们接下去要讨论惩罚的性质,当两座城——上帝之城和魔鬼之城——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审判活人与死人的法官,达到它们各自应得的结局时,这种惩罚将要落到魔鬼以及属于魔鬼的所有人身上。在本卷中我将更加仔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只有上帝的帮助使我能够这样做。

我采用这样的顺序,宁可晚些时候再来讨论圣民的幸福,这是因为,尽管得救的和被定罪的到了那时候都要与他们的肉身相连,但似乎比较可信的是这些身体将承受永久的折磨而不是毫无痛苦地处于永久幸福之中。我已经证明,一定不能认为这样的惩罚是不可信的。这一点对我帮助很大,因为相信了这一点就比较容易相信圣民们的身体不朽,圣民们的身体不会有任何痛苦。

还有,这样的顺序与圣者并无矛盾之处。因为在圣者中,善人的幸福有时放在头里,比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但有的时候,善人的幸福放在后头,比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还有,“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先知们也是这样,有时候把这个放在前面,有时候把那个放在前面。要在这里列举这些例子实在太冗长,任何人只要去查看一下圣经就会明白是这么回事。我本人要采用这种顺序的理由已经讲明了。

虽然,奥古斯丁通过摘取圣经的文字,力图证明他的非洲双城记合乎圣经的基督福音;但是明眼人都会看到,双城不论怎样乔装打扮,都是摩尼教的善恶二元神论的翻版。

这不禁使我感叹道:人的意识太强了;甚至强过了人的存在,甚至绵延到了人自己的死后。

但是说来矛盾的却是:如此强大的意识,却又是如此畏惧“身体的痛苦”。

从奥古斯丁,我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影子,那就是从自己出发去理解圣经,并把自己的理解说成是圣经的本意。这就是人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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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段  终极至善就是毁灭一切


我称之为“奥古斯丁的双城记”的《上帝之城》一书的第十九卷讨论属地之域和属天之城这两座城的目的。奥古斯丁考察了哲学家关于至善的观点,以及他们为了使自己今生幸福而作的徒劳的努力。在对这些观点进行驳斥的时候,他乘机说明和平与幸福现在和将来都属于属天之域,或属于基督的子民。

 

1章,“按照瓦罗的说法, 不同哲学派到关于至善的观点多达288种”:

我明白,下面我必须讨论这两座城的恰当目的,属地之城和属天之城。所以在本书计划所允许的范围内,让我先来讲一下有许多凡人在不幸的今生努力为自己创造幸福,在此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一些论证。我这样做为的是弄清他们空洞的信仰和上帝赋予我们的希望之间有什么差别。这种希望将会在上帝赐予我们的幸福中应验。我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仅要求助于神圣的权威,而且也要为了不信者的缘故,尽可能多地使用理性。

关于作为最高目的的善与恶,哲学家们已经提出了大量不同的论证。试图发现什么使人幸福,他们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可能有的最大关注。因为我们想要得到其他事物的目的就是我们最终的善,而人们想要得到最终的善则是由于它自身的缘故;我们想要回避其他事物的目的就是最终的恶,而最终的恶被回避则是由于它自身的缘故。因此,当我们在这里说“最终的”善的时候,我们并非在“最后的”善的意义上讲的,因为在最后的善以后,善就结束了,不再存在了;倒不如说,我们的意思是“目的”,善藉此得以完成和实现。还有,用“最终的”恶,我们的意思不是指恶结束了、停止了,而是指恶的有害结果引导我们所趋向的那个最终目的。所以,这两个目的就是至善和至恶。我已经指出,寻找它们,想要在今生获得至善,回避至恶,就是那些智慧寻求者的辛劳的对象,他们在这个虚幻的世界中以此为业。

尽管他们以各种方式犯下过错,但自然本身并没有允许他们偏离真理的道路太远,所以他们全都把至善与至恶置于三个位置中的一个,要么在灵魂中,要么在身体中,要么既在灵魂中又在身体中。从这一分歧开始,哲学派别分为三类,马库斯?瓦罗在他的《论哲学》一书中对大量的学说作了仔细的研究和考察,借助某种区分的原则,他发现很容易分成288个派别,这些派别并非已经全部存在,而是有可能存在。

为了简要说明他的观点,我必须从他本人在上面提到的这本书中作的陈述开始。他说,人依据本性想要得到四样东西,这种向往不需要教师,不需要任何学说的帮助,不需要作任何努力,也不需要获得我们称作“美德”的生存技艺,而美德无疑是习得的。这四样东西是:快乐,是身体感觉的一种令人愉快的运动;安宁,是身体没有痛苦的状况;快乐与安宁的结合(伊壁鸠鲁把这种结合称为快乐,就好像它们是一样东西似的);本性所向往的一般对象。最后这样东西包括已经提到的这些东西和其他一些东西,比如正直、身体的健康和安全,或者可以在人的灵魂中看到的大大小小的精神能力。现在这四样东西——快乐、安宁、快乐与安宁的结合、本性向往的一般对象——以这样的方式在我们身上存在,我们为了这些东西的缘故必须要有美德(这是后来通过教育植入我们心中的),或者说我们为了美德的缘故必须要有这些东西,或者说我们为了它们自身的缘故,既要这些东西,又要美德。这样一来,十二个派别就产生了,因为向往的四种东西中的每一种都有三种方式成为向往的对象。

我要举一个例子来证明,其余的也就不难看出也是对的。由于身体的快乐会服从心灵的美德,或者宁可要心灵的美德,或者二者具有同等价值,这样一来,一个派别就可以分成三个。当用身体的快乐侍奉美德时,身体的快乐就服从美德。例如,为国家而活、为了国家的缘故而生儿子,就属于美德的功能,但没有身体的快乐,这些事情是不能完成的。因为为了活着而吃喝,或者为了生儿子而性交,但却不经历快乐,这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当宁要身体的快乐而不要心灵的美德时,那么这种愿望就是由于它自身的缘故,因为它相信美德应当侍奉身体的快乐,也就是说,它相信美德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获得或者维持身体的快乐。当美德是奴仆并以快乐为它的主人时,这确实是一种无序的生活,而此时的美德确实不能称作美德。但这种可怕的、邪恶的观点无论如何却有某些哲学家作它的赞助人和捍卫者。

还有,当美德和快乐不是互为目的而想要得到对方,而是各自以自己为目的,这个时候快乐的价值就与美德等同。因此,快乐产生三个派别,要么是服从美德,要么是宁要快乐不要美德,要么是与美德具有同等价值。对安宁、快乐与安宁的结合、本性向往的一般对象来说也一样,它们中的每一种都会产生三个派别。由于人的观念的多样性,这些东西有时服从美德,有时优于美德,有时与美德具有同等价值,所以我们一共有了十二个派别。但这个数字本身在运用另一个区分原则时需要加倍,这个原则就是社会生活。因为属于这十二个派别的任何人在这样做的时候要么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要么也为了他的同胞,因为他对他的同胞也有义务希望他们拥有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东西。

这样一来,就有十二个派别认为人们有这样或那样的向往,只是为了自身的缘故,另外还有十二个派别认为他们之所以拥抱这种哲学或那种哲学,不仅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缘故,而且也是为了其他人的缘故,他们希望这些人也得到善,就好像自己得到善一样。当新学园派添加了另一个区分原则的时候,这二十四个派别还要加倍,成为四十八个派别。因为一方面,任何人可以拥有和捍卫这二十四个派别中的某一派别的观点,把它当作确定的,如斯多亚学派所为,他们捍卫这样的观点,与人的幸福相关联的人的善仅仅由人的灵魂美德构成。另一方面,其他人也可以拥有这样的观点,但却把它当作不确定的,如新学园派所为,他们所捍卫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是不确定的,但无论如何又是可能的。这样,有二十四个派别认为他们的观点可以当作确定的真理来接受,还有二十四个派别拥有相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尽管是不确定的,但仍旧可以依据可能性来加以接受。

还有,这四十八个派别中的任何一个派别的某位信奉者可以采用像其他哲学家一样的生活方式,而另一位信奉者可以采用昔尼克学派那样的生活方式,以此为区分原则,就使原来的四十八个派别加倍,成为九十六个派别。还有,这些派别中的任何一个学派都可以被热爱闲暇生活的人接受,就像有些人既不愿也不能把时间花在任何事情上,除了研究他们的学说;或者被那些热爱实际生活的人接受,就像有些人尽管是哲学家,但却热衷于管理国家和处理公共事务;或者被那些把两种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人接受,就像有些人用部分时间做学问,用部分时间处理其他事务。由于有这些差别,派别的数量可以增长为三倍数,总数达到288。

我已经尽可能简洁地介绍了瓦罗书中的观点,用我自己的语言解释他的阐述。他驳斥了所有这些派别,并选择了其中的一种,即老学园派,这个学派由柏拉图创立,一直延续到波勒莫时代,波勒莫是这个被称作学园的学校的第四位首领,从柏拉图之后算起。瓦罗想要说,这个学校把它的学说当作确定的,用这一事实区别于新学园派,新学园派把一切事情都当作不确定的,这种看法始于波勒莫的继承人阿凯劳斯。瓦罗认为这个派别——即老学园派——是正确无误的。要想充分讨论所有这些事情需要的时间太长了,但瓦罗的论证一定不能完全省略。

首先,瓦罗消除了所有这些增加派别数量的区分原则。他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理由是,这些派别在至善问题上没有区别,他认为任何哲学派别除非在至善和至恶的问题上拥有不同看法,否则就不能称作一个派别。因为除了获得幸福,人们实践哲学并没有别的目的。但能使人幸福的无非就是至善。因此,实践哲学的惟一目的就是至善。因此,一个派别对至善没有它自己的观点,就不能称作一个哲学派别, 因此,当问到一名哲人是否拥有社会生活,是否也像为自己一样为他的朋友寻求至善,是否仅仅为了他自身的幸福,那么这里提出的问题并没有涉及至善。倒不如说,这里涉及的是要不要有同伴分享这种善,不是为了这名哲学家自己,而是为了这名同伴的缘故,以便使这位哲人可以为他的同伴之善喜乐,就像为他自己的善而喜乐一样。还有,如果我们问新学园派的成员——在他们眼中所有事情都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是否也和哲学的主题有关,或者说我们应当像其他哲学家一样认为哲学学说具有确定性,那么我们在这里问的不是应当把什么东西当作至善来追求,而是我们是否应当怀疑在我们看来必须追求的善的真相。让我们换一个说法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我们要说,人们追求的至善是真的,还是好像是真的,或者也有可能是假的吗?在这两种情况下,追求的对象是同一个善。

还有,当我们使用源于昔尼克学派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作区分原则的时候,问题并无涉及至善的本性。倒不如说,问题在于是否把似乎为真的善当作真正的善来追求的人——无论这种善是什么,在他看来都是值得追求的——都应当接受这些习惯和生活方式。有一些哲学家具有这种习惯和生活方式,因此被称作犬儒,而实际上被他们当作至善来追求的东西是不同的,有些追求美德,有些追求快乐。因此,用来区分昔尼克学派哲学家和其他哲学家的标准并没有涉及他们所选择的、能使他们幸福的善。如果涉及到了,那么追求相同的目标显然需要相同的生活习惯,而其他不同的生活习惯必定是追求其他不同的目标所需要的。

既然如此众说纷纭,那究竟什么是终极至善呢?

在谢选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之前完成的《五色海》中,曾用二十一段文字这样揣测终极的善,我觉得比奥古斯丁说的还要好一点:

(01)

被世俗的成见钉死在耻辱柱上的人们!在命运的法庭上,你们也许会被证明有罪;但在自然的过程中,你们是无辜的。有“客观的命运”,有“绝对的命运”,有“无尽头的终极善”……他们是“未识之神”。但对我们是那么遥远、陌生、不可理解。我们怎能去谈论他们呢?我们谈论他们,何以为?

我们只是关注,“主观的命运”、“即将来临的命运”、“阶段性的终极善”。这是一切健康哲学的出发点,是其不言自明的前提。啊,后继者!一个有信仰的人,活的时候富于奇趣,死的时候也充满热望?

如果我们相信“现在”只是一种“准备”,是向某种大方向、大目标的无穷动的环节,我们心里是否会好受一些?那样,现在的生命所包含的快乐和痛苦的烈度,很大程度上就被降低了。由于“感觉”相对迟钝了,“道心”反而明敏起来。──这是哲学家和煽情家,共同利用的一个现象,高贵的和下贱的,所具有的共性,是多么奇特啊!

(02)

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胜利者莫不自称是“优秀的神使”。

而神呢,又并非人格的神;所以神的使者也就不是世俗理解的使者。神的使者成了那些“苦心孤诣地理解神”,并“付出一切以执行神的命令的终极善的人”。神使的奇异处在:他的神经系统与精神状态,不同凡响。

神的使臣并不高人一等,他不为日常事业的成败,去战斗;他仅仅为了神的意图而运动,至少在他自己的理解中,是如此。所以神使不同于神汉、神棍。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精神只有透过物质化,才能传达;所以神使仅仅冥想天意而不去行动,并不能完成使命:所以神使和神汉、神棍,又多少有些瓜葛。

(03)

一切新的生活,均为幸福生活;一切幸福生活,都是善的;并是向善运动的,因为向善就是新。据此,世上只有一种不可原谅的恶:旧,或曰麻木不仁的状态。当然,这恶在易化的新潮中也将化为善:一切运动中的,都必定是善的,并使障碍承受报应!这是易化的冲浪者所喜悦的事。

易化的冲浪者!你的情感健全与否?意志价值如何?让我们从那终极善的大角度来看!那才是准确的。甚至对身体有害的情感与意志,只要对“接近终极善”有利,我们就欢迎,因为冲浪的胜利是最终的胜利;终极善的来临、神意的圆满成功,至高无上!为此,肉体的损失,对全体而言几乎是零。

损失值得!而且一本万利。

即如爱的情感,也不能一概视为“善”;恨的情感,也不能一概斥为恶。同样,“颠倒过来”亦非正道。既不能简单地把杀害行为归诸“恶”;也不能把盲目的爱归诸“善”。爱憎的价值、善恶的标准,只有在“终极善”和“易化冲浪”的无限制雄浑中,才能得到最后的肯定,并一笔勾销在此之前的一切阎王债!

除此之外,哪有和“客观的神”一样美丽的伟人呢!既便是创造之子,最多也只是像“主观的神”罢了。

这其间的区别提醒我们:真神(即“客观的神”)哪里是人类可以想象的呢?人如何企及神?如何理解其启示?如生命的痛苦,会使智慧者觉得,永生不仅不幸福,反而是无休止的(因而是恐怖倍增的)苦役啊!

(04)

“公理”也者,原先也是从发明者的个人体验中得出的,逐渐得到经验的认可,而后才被确认为举世叩拜的偶像。所以首先须有丰富深厚的体验,否则即使有了“公理”,也无法诉诸经验,敷衍成文,使大家都能理解它……例如,表述一个思想比产生一个思想,更艰难;而让人接受这思想,比表述它,更艰难。在公理形成之前,体验与经验先被总结为哲学三部曲:

相对主义:破除一切固定的迷信,确立类似《周易》的“天垂象”哲学观。

绝对主义:排除各种怀疑,确立关于客观神与终极善的思想。

行动哲学:创造新生活,创造新生命。

相对主义的功能在于,说明生存──激励升华──创造新生活新生命。

绝对主义的功能在于,提出有神论──证明唯神论──归入向神论。

而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只有在生命的危急关头,才能达到协调一致:新的生命是向善的运动;而在决意向善运动以前,需要恰当的怀疑,以为除草剂。

生活愈丰富、感受愈深刻,就愈能认识神、愈能相信神、愈能与神合一?

(05)

若从神的意义视之,则全宇宙没有丝毫偶然性,而所谓偶然性早已被消融在全宇宙运动的宏大必然中了。若由细菌视之,则存在并无必然性可言:缺乏水分甚至可以使它休眠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而养料充足它又可以在一夜(对人何短,对其何长)之间繁衍到无数……这细菌环境并不像人的环境那么大、迟钝、安稳、自我感觉广大;而完全可以瞬息万变。至于位居另一极的“神”,他的存在无限,他无喜怒哀乐,他的环境永不变,他是必然的化身。

例如自由──在一个近乎“绝对必然”的世界里,人还有行为(思想也是某种行为)的自由吗?创造性天才,还有发泄其创造冲动的余地吗?(反对绝对必然的唯一理由是:作为生物的人类根本无从谈论“绝对”。)

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绝对必然牲”怎样与“创造性天才的自由”协调起来呢?所谓“自由”并非“自为”或“自在”:它不表示自我的绝对独立、毫无依附性;而仅仅表示自我有选择的可能性。

创造性天才的自由在于:通过对易化──终极善的深透体认,领悟天命,从而按照天命的所指示的方向,去开始“自由创造”。这创造是自由的,因为并没有任何存在可以限制它或规定它的道路。而在相等范围内,它当然可以凭借创造者自己的取舍,来任意行事──尽管从根本上说,这种自由要受到生命极限的影响、左右甚至规范。

这样看来,创造者对天命的“主动皈依”(甚至是“创造了天命”,因而达到了“朕即神明”的癫狂状态)──也就是最大幅度地发挥了自由!这尽管不是诡辩大师在虚无党宣言中喷吐的那种自为自在、独立不倚的肉体自由,但却是高贵的心灵自由──并不因为它是天命,就丧失了它的创造性。

(06)

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也就是说,过一种养精蓄锐的生活、一种促进升华及生命转机的生活。有道德的、禁欲的生活,因此不是“消极的”,而是一切胜利者借以吐故纳新的,是他自己笃实力行的。如借用理论家的话,那是一种远离“畜群的”生活。

这样的胜利者欲使自己长寿,需将自己融于一个更大的集体:不是集权主义的“集体”;而是文化集团和生命种族。人类欲使自己不朽,需将自己融于一个更久的存在。融于彼而不丧我,并以自己的特色去丰富那伟大集体和久远存在──这是文明意义的“长寿艺术”。

人类也罢,文化也罢,民族也罢,欲保持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必须具有超越自己的能力,它需要懂得,与久远存在(如自然界)协调的生命艺术。既然决心融于这大的存在,就需要适度放弃自己的利害和自己的是非,而直趋这存在,并以其节律为自己的归宿。个人的归宿,是集体和种族;集体和种族的归宿,是文明和生命,而文明、生命的归宿,则为自然或曰命运。自然与命运的归宿,是“终极的善”。我们也许无法用经验证实终极善的实在性,因为我们的经验太肤浅、太局限也太短暂了;但是我们经历中的浮光掠影,却可以证实终极善的或然性。既然没有人怀疑自身的“实在性”,那么为什么要怀疑自身实在性之上的终极善呢?即便最极端的怀疑论者,也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下,缄默了。既然“我在”,那必定有高于“我在”的终极:无论如何,“我”总有一个渊源,一个来处和一个去处吧?没有人会愚昧得认为人生可以永恒。既然人生不能永恒,那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既有来处又有去处的过渡状态。这来处与去处,这大于我们、久于我们的,可以证实终极的或然性。“吾身”的存在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之前之后的链条。谁否认这链条的存在,无异否定其自身、否定其祖先、否定其后代;既否定了种族的归属,又否定了文明的归属。即便这样绝对的否定者可以存活下去,他内心仍有最深的疑虑。因为他的否定只是愤世嫉俗的表现,他的本能和常识,并不支持这无端的、过激的否定。除非他是神经缺损的白痴。

终极的或然性无始无终。而世间的存在若有始终,必有来处去处。它与它的来处、去处,合成一个更大的存在。这更大的存在,若有始终,也必有来处去处;它与它的来处、去处──合成一个更大的存在……如此追溯,无有穷期;而在其尽头,横亘那真正的终极性。只是在这终极性的无穷运化及其形成的“易化”中──一切存在,尽都泯灭、消融,无形在它不朽的化易中。在易化的巨大游荡中,在永不回头、永不忏悔、永不犹豫的游荡下──人间的苦难、幸福,刻骨的抱怨、冲天的希望,誓不两立的善恶,不可调和的利害……尽都移易、消亡,没有印迹……在它们的墓碑上,闪出了终极的善。

(07)

最好不用“自然界”一词,来表述终极性;最好用“太极”一词,来表达终极性的“非客观性”──为的是驱逐从古至今的综合混乱。智者的投机,群众的迷惘,盖源于此,对“自然界”可通过经验作局部的考察,而对于“太极”,即超验于概括之外的神秘,人的经验,如何把握?即使天才也只能透过自己的本能、透过对内在世界的反省,推出“我思故我在;我在太极在”的思想结论。

我们的“自然界”,并不是“客观的存在”。因为人在使用“自然界”这概念时,无不包含浸透了各人的主观。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段,所理解的“自然界”也不一样……“客观的存在”呢?没有!如此,人对“假定的客观存在”的主观感受,才占有主流地位。而“客观存在”这一必然的假定,其实是从自身存在的偶然中,推论出来的。最重要的,不是世俗的“善”,而是易化的“时”。合时,就是善。

合市井之时,是市井的善;合天运之时,是天运的善。合超级存在的节律,它的春、夏、秋、冬,是伟大天才的善。──春行春事,夏作夏功,秋获秋实,冬尽冬藏。节令上的春夏秋冬,是地球北温带居民的感受──但还有一种文明的“春夏秋冬”在那里,它向我们秘密传达宇宙深处的脉息……

(08)

感动、熏陶、涵养、潜移默化,有类似于模仿、学习、但也需要独特的心得,且有“心灵的易化”。心灵的易化,是心灵由感动而易位而开始潜移默化,从而形成新眼光、新意境──作为新人格的始基。锻铸新人格的方法是多方的,然归其要旨不过为一:刻骨铭心。能铭心刻骨者,始能言新人格之锻铸。

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谓钻研学问的根本方法。但任何人的“学问”、“人格”,是由其天性中的“德”预先所决定的。“天性中的德”,也是“命运”的展现;而天性的德,加以命运的折射,就构成人格之光。这样的德在命运的颠簸里,能转化自己的畏惧。不是无所畏惧,而是麻痹那一切生物与生俱来的自保反应。例如,在过度的不适与痛苦中,人体已经没有余力启动正常的自我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的自保方式,是中止或减弱行动;而意志强烈的人,则反而抑制自保反应而扩大行动,这就要求对不利于己的事态发展,保持一种“贵族式的超然”。

高贵的行动这时体现为“纯粹的人为”,虽然它的起因是超出人力以外的。这样的人为难道不是某种自然的结果吗?这样的人为即使是最极端的努力,实际上都可视为“太极的属性”,是从“太极”这唯一原因中产生的果子。所谓善恶,在太极面前,已经相对,甚至化为乌有。太极的绝对即易化的终极善,被凸现出来,尽管这非人力所及,且非人智所解,只有旷世的天才、独立的人格,通过自己的天性与太极遥相辉映,感受它在特定的时空里。

任何旷世天才、独立人格,在面对“罪恶”进行战斗时,都或多或少自觉受到“太极”的引导,或曰“受到命运意志的支配”。所谓自发的抗恶,也是受到冥冥天意的间接控制。人尽管认不清善恶而滑入罪恶,但这不自觉的罪恶,岂不能最终通往神圣?生命、生活,都是太极的属性,自称爱生命、爱生活的人,如果不爱太极超过爱生活、爱生命,甚且根本不能感受太极的爱,不能感知太极是万般属性的唯一本原,则他对生活、对生命的爱,必流于肤浅的爱。因为不认识某物而产生的爱,是误会的爱,不会坚实。

(09)

牧师的儿子尼采十分明白现代人所陷入的绝境,所以他说,“悲剧就在于,如果我们在情感与理智中有严格的求真方法,我们便无法相信宗教和形而上学里的教条。但在另一方面,通过人性的发展,我们已变得十分娇弱敏感地痛苦,需要一种最高的拯救和安慰手段。由此便产生人会因为他所认识的真理而流血以至死的危险。拜伦用不朽的诗句表达了这一点:‘知识是悲苦的。知道得最多的人,必定最深地悲叹一条不祥的真理:──知识的树,不是生命的树。’”

在我们看来,解决尼采所谓“悲剧”的有效方法,就是构造一个新的神学。这神学将基于宗教情感与现代科学的调和。只有情感与科学的调和,我们才得以尽量发挥“情感与理智中严格的求真方法”,而不至于达到“悲苦知识”的深渊。于是,知识的树,可以等于生命的树。因为一切求真的知识,必定归结于对神的知识!所以一切知识,都必导致“终极的善”。在对终极的善(不论它在世俗看起来多么邪恶)的景仰中,知识的树岂不是必然地成为生命的树?只要你承认神、接受命运、相信宇宙的终极善──哪怕,这善的出现,对人而言,是如此不利。

“创造新生活”、“接近终极的善”,因此成为优秀人物活动的唯一朝向。在这“万川朝宗的运动”中,我们又怎能宽容自己的动物性,怎能只为解脱一己的苦难与灾殃而寻求出路,并不择手段地苟活呢?

(10)

社会的风俗与积习,像是生物的遗传性那么深地限制着个体的冲力与奋斗。任何个人以至新的文化运动,都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格局。到头来,是风俗与积习吞食了个性之光,消解了文化新潮的势头,把他们吞没在自己高深莫测的巨腹中。有时,它借用出众的个性为自己点缀,如端午节奉屈原之名,其实是古老的龙舟赛;圣诞节托耶稣之号,实际上却是罗马的农神节。是“无情义”的历史考证学者们揭穿了这层飘渺的纱巾;就是据他们精细的考证,早在屈原诞生前,已有了端午时节的竞舟祀神(投粽的原始含义即祭水神而非祀屈原)等风俗!而风行今日世界的圣诞节(12月25日)原来也是异教的节庆,是12月22日冬至(一年中白天最短因而最黑暗的一天,象征农神或是太阳神之死亡)之后三天,也就是太阳神死亡之后,三天复活。后来为了让这异教节日继续流行于基督教时代,才借用了基督之名。古老的积习,就这么顽强:先是压制,后又渗透到了新事物的内部,成为内在的压制源!

据说,原始氏族社会奉行过某种公有制度,但这公有制并不像是人们幻想得那样美好,它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生成!那是一个风俗与积习占绝对统治的社会,没有生气,气压很低。是个性的崛起逐步驱逐了古老的阴霸,人类从无知的天堂跌落到智慧的地狱──开始了文明。文明是受到好奇心、求知欲、竞争性等内在力量驱动的历史!

也许有人会说,“看,这就是人类苦难的开始:阶级社会兴起了。”但谁不知道,这新兴的苦难比起没落的幸福来,无疑是一大进步!新的文明,是和真理式的旧风俗、古积习决裂之后,才得以诞生的。人类的文明历史一步一步地证明:任何新文明的问世,都像婴儿的诞生一样,伴有撕裂的阵痛与痉挛。它从母体分裂、自行生长,它从社会规范、风俗习惯的保护下,求得自身的解放。独立、自治、自力更生,像伊甸园理的智慧果一般:总是伴有痛苦的,总是伴有风险的,甚至总是伴有“堕落”──因为那是一条新生的路呀。

作为社会风俗强健一翼的行为规范,也具有两面相。一方面,它的模式化、一律化要求中隐藏着能量节约、减少社会磨擦力的良好意图。经验证明为有效的行为规范,社会就予认可并相沿用。但另方面个性又是歧异的,即便同一个性,在不同时空、甚至同一时空中也要求着并不相同的乃至恰恰相反的东西。因此,要不同的个性遵循一种规范,是痛苦的、荒谬的、充满了冲突、并不协和的。

个性的抵触与逆反,不时改变着各种规范。使它不断趋向.于新形态下的新合理,使它永远与生命世界的“节能原则”保持、一致。生命与环境、个性与社会、心灵与文化之间的反馈过程,就是这般永无止境。它不会像《礼记·中庸》篇所说的“止于至善”──因为并不存在终极的善。具体范畴中的至善,就是不断地反击压制,就是在反压制中遵循节能的原则。这就是生命界域中反抗至善的“超然至善”。反压制的节能原则,就是社会界域和文化洞天藉以进化(就其最不受进化论约束的意义言)的“无终极的终极善”。这至善是空灵的、不拘一格的,需要智慧者的不竭灵泉,时常浇灌。

历史上各个文明系统遗留的社会规范,正是作为也仅仅作为以往个性的创造活动的残迹而遗留的。对它们顶礼膜拜、视同神圣,与原始时代的拜物教何其相似。充满活力的人,诚如但丁在《神曲》中曾经为这等新人所作的疯狂预告那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吧!”充满活力的人,这是渴望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的一种人。他们像是暴躁不安的海潮一样,不断冲击着各种千年已然的腐败堤坊。

反压制力量的活动,是不分古今、到处喧腾不已的。这构成了一个个生命的界域、一个个文化的界域、一个个要求变化并正在追逐变化的社会界域,以及大大小小的不愿凝固于一点(“极”)的宇宙……

(11)

C:太极与无我── 

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圣人、先知也不可能认识太极,他最多只能对“易”(即太极的一种属性、一种“赜”、一种运化、一个轮回、一个节奏……)有所直觉。从而可能随易而化,从而成为天命的仆人,太极“最有希望”的属性。无数的易化,将导致“终极善”;而这在哪天到来,则我们永远不会知晓。 

(12)

D:“太极”就是“终极善”。用一个明白而无修饰的词儿来说,就是“结局”──我们应该使自己接受这样一个新思想:“结局”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我们那些不合于“结局”的思想;有毒的并非“结局”的气氛,而是我们自己那些有悖于“结局”的口味…… 

我们应该指着项羽说:这就是圣人!因为他作为强秦的结束者,来到世间。 

他代表了一个终结,一个意味深长的休止符,一个体现了“终极善”的惊叹号。 

我们应该指着董卓说:这就是圣人!因为他一举结束了两汉皇族的赖皮统治。 

我们应该指着忽必烈说:这就是圣人!因为他用铁骑荡平了唐宋六百五十年的糜烂了的灿烂文化。 

我们应该指着张角、刘聪、侯景、李密、黄巢、洪秀全、孙中山以及毛泽东说:看哪,这才是圣人!因为他们都作为果决的结束者,跃入世界历史;而不是被人当作富丽堂皇的“开国皇帝”来顶礼膜拜。 

(13)

结束比开创更难。结束比开创更不可缺少。一部史诗、一本哲学、一套交响乐、甚至一本儿小说──没有开头只令人感到有些突兀;没有结尾却令人难过、甚至愤怒。 

但历史的结束者往往并不讨好。人们把破坏和罪恶判归给他;却把荣耀和功绩留给那些“创造者”。 

中国的皇帝们,因此僭越僭妄,把仅仅盘踞人间的朝廷,命名为“太极殿”── 

其实《中庸》早就给我们以伟大的启迪了,它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可见,人的天性是大自然的无言诰命;而尽性去做,便接近太极,便是人生的真道。

(14)

太极在运动中。太极的运动具有必然向善的性质,这使历史运动中(这也是的一种属性)出现的某些“恶”消融于终极善的海涵之中。于是。恶不仅对善而言最终是相对的,而且本身也只是促进相对的道路。善则不然,善是绝对的。因为善虽然可能被另一些人们重新评价为恶,但由于它是被当作目的而供养、遵循的,所以它终非枝蔓,而是根本。根本的就是善的;被恪守的,就是善的;有创造力的,就是善的。所以,善的子孙可以沦落到恶的风尘,但善本身不可能沦为恶。 

善是绝对的。恶是相对的。 

一切恶,将被太极的不言而喻的善的意图所,消融,而归于那无所不包的内涵与终极。 

人生的意义不在别地,就在于达到某种高峰状态,攫取某种高峰体验:这就是“向善运动”。而“听从神的意旨”,这就是认识太极并与之合一。 

人最高的精神状态就是这种意义的天人合一之境。 

高峰状态,就是体认了太极并与太极合一,这就是超越了永生。 

(15)

“太极的无始无终”与“太极的终极善”并无冲突。无始无终,是指太极自身的特性。终极善,是就太极与属性间的关系而言;而善,主要是指宇宙(时空)循环的终结,这循环是漫长的,类似“永恒”的过程…… 

合乎太极的生存方式要求一种“哲学上的纯粹运动”。它所意识的“纯粹”,是回溯的结果,而不是分化的源头。这与一切世俗的偏见正好相反。以往的偏见总是说“先有纯粹,后有分化”……。这是复古主义的邪说,是祖先崇拜孵化出来的认识论与本体论,是应消除的思想软骨症。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纯粹的中国民族精神”并不像蒙古巢穴北京的大白菜那样,储存于某个过去的地窑里;而是宛如向日葵,紧紧追随未来的阳光。 

只有通过我们的创造,中国精神才得以纯净? 

只有通过为牺牲而牺牲的宗教性游乐,独立不羁的、富有尊荣的、活生生而又完满的精神中国──才会生长起来? 

(16)

终极之善,位于世俗之善的彼岸,也位于神圣之善的彼岸。终极之善,既是否决黑暗的,也是否决光明的,还是否决这明暗二神对垒的波斯玩艺儿的。超然之善,是对善恶两造的批判与消解,是取消了正值与负值之差的终极性圆融!它把其督的生命,掀入世界之水中,杀死了基督却改良了生命之水,谁能说这样不近情理的过程,不合乎救主关于“赎罪”的原始教义呢? 

终极之善的降临这一前景,会被大多数人视为可怕,甚至视为恶之尤。人们视之为阴惨而超神之神可以视之为终极之美、终极之善。因为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事物的结局比事物的开端更显庄严之美;甚至比事物的过程更多哲学之韵。句号是一切文法中最重要的,也是最让爱书者欣慰的符号。 

(17)

大多数人受限于生物性,难以领悟神意,亦难以接近终极美善的启示。人们往往以自己的作为──其极致状态是“类”的生存与繁荣──区别善恶。除此而外,人们只是虚空。 

而且,即使在“终极善”上,也可能沾染了流俗的不洁:最可怕的误解之一,就是以人意冒充神意。神汉神棍的人意,不论是多少钱权交易的集合,也不论是什么唬人意念的拼盘──都与“终极善”有质的不同。因为后者恰恰是对前者的消解,是精神世界的倒叙法则:它从结局出发,来判断过程并审理开端的合理性:它是以“死”来思考并策划“生”的。 

(18)

终极的美善,不是人的终极,而是包括世界过程的终极,和最后审判过程的终极,这两大阶段…… 

终极的美善,则只在终极显现,即在世界和审判的终结之后显现。因此,终极善不再可能许诺任何世俗的福利或神圣的荣耀。终极的美善虽然因此不合世俗的口味或神圣的诛求,但也因此不再会褪色、永无陈腐。 

终极的美善,是太极自身运动的句号。所以,它必然包括、消解前此的(世界),和此后的(上帝、教主,最后的审判)──审判上帝和救世主的,不是力量,更不是道义,而是过程。 

我们的《超启示录》将指向,审判世界之后的那个过程。以前的救药所消弭的世界之毒,被制服之后,庄严圣洁,淡化为过眼烟云。 

“审判上帝和救世主”这一隐喻的含义,是指对欧美世界的最核心价值,进行审判。中国人还没有成为教徒,但现代中国人却中了教徒(如神学生黑格尔、斯大林)脱胎而来的世俗教义的世纪之毒。 

“审判”的命题也就自然涵盖了有关的变种,如各种乌托邦理论,虚无主义和拜物教。这不关传统中国人的事,而是欧美人的事,也是深受欧美观念之害的现代中国人的凄惨故事。尽管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欧美”曾经分化为“东欧蒙古集团”和“北大西洋联盟”两半。 

由此,冒充为世界主流的欧美,将还其为区域性文化支流的本来面目。 

仅仅宣布“上帝死了”是远远不够的。死去的人尚且都可能复活,何况死去的上帝?谁能保证上帝死不复生? 

审判死去的上帝?以便作出法定的结论? 

谁是亵渎神灵者?谁拿上帝寻开心? 

我们只是预见而不是宣扬“审判上帝与救世主”──这不仅仅是戏剧性的表演,而是一项全球范围的刻不容缓的“新的文化之战”的需要? 

(19)

“救世”的行动和口号有无必要?这个世界是可以拯救的还是不堪拯救的? 

救世的活动,是使人生存的世界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坏了? 

我们的答案是后者(变坏)而不是前者(变好)。 

救世党之供奉上帝(如阿富汗的塔利班──神学生之信仰安拉──作者2001年注),以最后审判的大恐怖(这决不是斯大林的发明──如城市游击队2001年9月11日炸毁纽约世界贸易大楼双塔──作者补注)和千福年的大许愿(这决不仅仅以托洛茨基为始作俑者),眩惑人心。试想,对这样的“上帝和救主”,如果不审判之,法国人预言的恐怖大王是不难征服世界的。 

(如果“恐怖份子的安拉”不划上一个句号,整个世界岂不沦为一个屠场?──如穆斯林城市游击队西元2001年9月11日炸毁纽约世界贸易大楼双塔行动的千倍花样万倍规模──作者补注)

一个不断流血、不断折磨甚至不断受骗的大祭坛,并不是天国。 

不与托洛茨基们划清界线,中国就永无宁日? 

(20)

任何文明的诞生,像任何生命的诞生一样──是可嘉可庆的胜利纪念碑。它不仅是一个新程序的开始,也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它们的诞生,无不需要卓越努力和艰苦奋斗,但更需要绝妙的运气,甚至需要“创造者的启示”。

文明也和生命一样,在它沉着扩张的路途上,要牺牲许多就其本身而言是“完全无辜”的动力、对象和材料。在这一点上,文明更像是动物而不是像植物,尤其像“肉食动物”──文明,张开血盆大口,毫无顾忌、毫无廉耻地吞食一切可以吞食的营养物质,直到自己的心身发育成熟。过分的成熟会导致精神的肥胖症:如人道主义、兽道主义、鸟道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等;而在文明的初年,它的表现更像肉食动物,和屠夫──而后依次蜕化成杂食动物、草食动物(素食主义者)甚或植物(纯粹被他人所食者)──这是一个不断衰落、不断退化的“自然过程”,甚至容不得咬文嚼字的道德评价置喙之。

我们的眼睛,总不该如此短视吧!我们应该有能力设想,与自己的生存现状根本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我们应该不被区区人间善恶遮蔽住。人间的善恶,在“终极善”的朦胧天景中,逐渐消散、隐退,成为伟大异象的陪衬,琐屑无聊陪衬物。“终极善”的思想,就是归化自然的精神。终极的,就是真的,善的,美的。而那些宿命的、必定来临的,就应该受到欢迎,成为毫无争议的主宰。即便从本能上说,我们这是在举行被迫的、甚至是心惊胆战的欢迎仪式。只有这样于无声处的革命,才能使混乱时代的生灵们,受到洗礼,变得镇定。

虚无主义只可作为一种认识,一面观世的明镜;而不可作为行动的指南,权衡得失的尺度。在这观世的明镜中,自我否定比自我肯定更珍贵,是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肯定,开始了人的精神征旅。自我否定的圣光,使人亲近超我的至高,从而开创自身状态的最高潮。新的自我肯定,应是继其(自我否定)后而非踞其先,其功能是,把自我否定的革命持续扩大。它指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观念,是对根深蒂固的动物习性的反抗,而非赞助。

正如生命实体要产生并排泄许多废物,文明实体也会制造并传播许多罪恶──这也是无可避免的自然过程。与罪恶斗争,结果是产生了更多更可怕的罪恶。除非你乐意看到这世界更堕落、更残酷、更野蛮,否则就千万不要“对罪恶宣战”。在文明史中,良善的意图,经常遭致了相反的报应,而不是好报。

而一个文明体系越伟大,它所吞食的无辜者就越多、它所排泄的罪恶量也就越大(而不是相反)!一个文明体系越崇高,它的基础就越卑下──深深没入阴暗的地底,难见光明世界。一个文明体系越具独特价值,也就越是充满了人们梦想不到的痛苦。

(21)

神话及其分支如宗教、哲学、科学的世界观,以及艺术和爱情的想象等等,都是心灵的工作;而工作及其分支如宗教、哲学、科学的世界观,以及艺术和爱情的想象等等,都是身体的神话。热爱悲剧,是因为热爱悲剧所包含的“壮烈的生活”。因为没有一种堪称壮怀激烈的生活,不是起源于悲剧或不进一步通向悲剧的。热爱悲剧,并不是喜爱那悲惨的结局;而是对那壮烈的暗示,怀有一种向往甚至崇拜;并通过向往和崇拜来实现征服、克服恐惧。因为“没有归宿”便是我们的宿命。所以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的心灵,才能坦然面对如此冷酷的终局,并毫无怨恨地承受如此的打击。

对群众来说,如果不能使之确立“庸俗化了的终极善的信念”,就不能帮助其生活走向正轨,如果生活的节奏由于无信仰状态,而被解构,“垂死挣扎”的风暴将如狂风卷落叶一样,横扫一切高于地表的东西。用文革术语说,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见人之所以能心安理得活着,或多或少仰赖着对于“来世”至少是对将来的信仰。于是,便有了各式各样的来世:有宗教的来世,有非宗教的来世;有猛攻事业的来世,也有追逐生物的来世……但人心里总须有一个来世,哪怕是模糊的、暗示性的“指向来世”。否则现世生活就将紊乱,这种“因果倒装”也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

因为人,爱寻求,喜欢探究明白,爱好打破砂锅璺到底,梦想知道自己身后的事──在人的潜意识中,以为自己是不朽的。

那时我以为:和谐的终端就是毁灭一切。

但是等我出版了《天子经注集》(1994年)、写完了《五色书》(1995年),神秘的经历席卷了我,我不得不走向终极而不是停留在思考终极:我不得不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

但是与此同时,我也保存了对于人造学说(例如奥古斯丁及其“双城记”)的批判能力,即使这些人造学说打着“神学”的旗号。当我发现奥古斯丁不合圣经,我就得冒险批判他了。


END


(另起一页)


后记 上帝无城  宇宙一体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错误)


《上帝之城》第十六卷第十章的最末一节如此论说“圣城”:

“最可信的可能性是,早在巴比伦开始建造之前,在两个好儿子的后代中已经有了轻视上帝的人,而在含的后裔中也已经有了上帝的崇拜者。在各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相信这个世界从来都不会没有这两种人。经上写道,那个时候,‘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在包含着这些词句的两首诗中我们还读到“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然而,即使在那个时候,也有上帝的子民。因此‘没有一个人行善’说的是世人,而不是上帝之子。因为前面的诗句是‘上帝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而在此之后添上的话表明,所有‘世人’,亦即所有属于这座城的人——他们按人生活,而不是按上帝生活——都是该受谴责的。”


(一)奥古斯丁歪曲圣经


奥古斯丁歪曲圣经说:上帝之城的说法源于圣经,我们所称上天之城,是圣经上有证据的:

1、(可拉后裔的诗歌。)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看哪,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里被战兢疼痛抓住,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神阿,你用东风打破他施的船只。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细拉)。神阿,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阿,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城邑,应当快乐。(城邑原文作女子)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外郭,察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作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诗篇》四十八章)

2、(可拉后裔的诗歌。)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阿,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细拉)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坚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细拉)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诗篇》八十七章)

奥古斯丁歪曲说,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有一座上帝之城,它的创造者劝我们作它的子民。然而世俗之城的民众,却将他们的邪神放在圣城的创造者之上,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是众神之王。

公元385年,天主教会第一次处死一名异端分子:一位西班牙主教被指控为摩尼教徒,并与数位同伴一起被烧死。对其他异端派别,他们的领袖大都被逐出教堂,信徒被没收财产。

早在公元385年,就已经有第一批基督徒被另外的基督徒当作异端杀害,就是在特利尔被砍头的西班牙人 Priscillian 及其六名追随者。

公元400年以后,教会开始了田野福音宣传运动,基督教势力从城市往乡村扩散。各地教会之间形成了与帝国政府权力体系相应的关系网络。大公教会已成为几乎可以与帝国相抗衡的国中之国。当时已担任希波主教十多年的奥古斯丁,更是坚定地站在大公教会的立场上,强调教会在信仰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将教会视为人们通往生活的道德、幸福与和平的基本保证。在他看来,罗马城虽然毁了,但另一座新城上帝之城却在壮大,大公教会就是这座新城的世俗影子。

 第十一卷主要讨论属地的域和属天的城的起源、历史和命定的结局。奥古斯丁在本卷中首先说明,由于善良天使和邪恶天使之间的分离,使得两座城最初形成;此外他还在适当之处讨论了圣经《创世记》开头所描述的创世问题。

  章1 关于本书的第二部分,开始解释属天的和属地的这两座城的起源和终结

 圣经为我们所谈论的上帝之城提供了见证,其神圣的权威性超过一切民族的经书,影响着各种各样的人类心灵,它之所以能如此,靠的不是偶然的理智运动,而显然依靠神圣旨意的最高安排。因为经上说“上帝之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在另一首诗中我们读到“主本为大,在我们的上帝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增加全地的喜悦。”稍后,在同一首诗中,“在万军之主的城中,我们所听见的就是我们在上帝的城中所看见的。上帝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还有,在另一首诗中,“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汉使上帝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住的圣所。上帝在其中,城必不动摇。”从这些证言中——其他相同的证言还有许多,要是全部提到那就太长了——我们知道有一座上帝之城,由于她的创建者用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希望成为她的公民。

 属地之城的公民喜爱他们自己的神灵甚于喜爱这座圣城的创建者,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是万神之神。然而,他们的神灵不是虚假的,而是不虔诚的因此变成一种极为贫乏的力量,它们竭力追求自己的私利,向它们被误导的服从者寻求神圣的荣耀。倒不如说,上帝是虔诚的、神圣的神灵的上帝,它们乐意服从惟一者上帝,而不愿服从众多神灵,即它们自己,它们乐意崇拜上帝,而不乐意自己被当作上帝崇拜。所以我们已经在前十卷书中对这座圣城的敌人作了回答,在我们的主和王的帮助下,我们已经尽力而为。

 现在,我知道人们对我的期待,也不会忘记我应尽的义务,我要再次依靠同一位主和王的帮助,详尽地讨论这两座城的起源、发展和命定的结局。我们说过,这两座城——亦即属地之城和属天之城——在当今世界上是混合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二者纠缠在一起。我首先要说的是,这两座城在天使中产生分歧时如何有了它们的开头。

 章2 无人能获得关于上帝的知识,除非通过上帝与凡人之间的中保,耶稣基督这个人

 人的心灵在沉思了全部有形和无形的创世以后,发现这个世界是可变的,心灵努力超越这个世界,达到上帝不变的本质,在那里向上帝本身学习各种不是由上帝独立创造的性质,这对人来说是一件伟大而极为罕见的事情。上帝没有通过某些有形体的生灵,以空气在声源和听者之间的振动在人身体的耳朵中引起共振的方式,与这样的人讲话。上帝也没有通过灵性存在的方式使身体具有相似性,就好像我们在梦中或在其他类似状态时一样因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上帝也好像是在对肉耳讲话,因为做梦的人好像是在对着一个身体讲话,有物质的空间距离介于其间,这样的异象很像身体。倒不如说,如果有人能够用心灵而非用身体聆听,那么是上帝在凭借真理本身说话。

 上帝是在对人的较好的部分说话,这个部分比他的其他部分更能使他成为人,除了上帝,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比人的这个部分更好。人应当最正确地被理解为如果做不到,那么至少也要相信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成的,这无疑是因为人的这个部分使他与上帝比较亲近,也使他能够超越他拥有的与野兽相同的较低部分。但由于心灵本身,尽管生来具有理性和理智,但被黑暗和根深蒂固的错误笼罩,变得不仅无法亲近上帝和获得喜乐,甚至不能忍受上帝不变的光,直到心灵逐日更新,被治愈,能够承受这样巨大的幸福。所以,首先要给心灵灌输信仰,使之洁净。

 为了使心灵能够更加自信地走向真理,真理本身、上帝、上帝之子取了人性而又没有失去他的神性,建立了这种信仰,使人可以找到一条道路,通过一位神——人,走向人的上帝。这就是上帝与凡人之间的中保,耶稣基督这个人。作为人,他是中保和道路。如果在一个努力追求的人和他追求的目标之间有一条道路,那么他有希望到达目标,但若没有道路,或者他不知道这条道路,他又如何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呢·现在惟一正确无误的道路就是,这同一个人既是上帝又是人,这个上帝是我们的目标,这个人是我们的道路。

以上显示,奥古斯丁的双城是混合在一起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混合主义。而耶稣的天国却不是混合的,而是这样分别为圣的: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马太福音》第十二章28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马可福音》第九章1节)我认为:这并不是《启示录》上说的“末日”。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作中间]”《路加福音》十七章20—21节)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翰福音》第三章5—6节)

正如谢选骏《“人子”的真实含义:〈新约〉是“神的话语”》一文指出的:“‘人子’是耶稣在代表上帝在称呼自己,表明耶稣是代表上帝在发言”。“神的国”,也是耶稣基督的自称,“神的国”就是耶稣基督的圣灵:

“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人子或作神的国)正在门口了。”(《马可福音》二十九章29节)


(二)奥古斯丁歪曲天国


公元413年,应罗马将军马凯利努斯Marcellinus )的请求,奥古斯丁开始写作《上帝之城》。公元427年,奥古斯丁大功告成,完成了这部世界名著,前后历时十四年。对此,奥古斯丁本人也是始料未及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此期间他与裴拉鸠派就自由意志与恩典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论战,因此推延了《上帝之城》的写作。《上帝之城》全书共有22 卷,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10卷,主要批驳异教徒对基督教的责难,重评罗马史,认为罗马的毁灭是咎由自取,与基督教无关。第二部分包括第十一卷至第二十二卷,较为系统地涉及历史观。具体说来,第十一卷至第十四卷阐述了人类社会的起源,或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来源;第十五卷至第十八卷阐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第十九卷至第二十二卷阐述人类历史的结局。《上帝之城》篇幅巨大,论题重复、思想矛盾之处时有发生,很难用今日的学术标准去断言这个文本中有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奥古斯丁多变的生活轨迹与复杂的思想历程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他本人也曾说自己是一个随着生活进展而写作,又在写作中进展的人。但毕竟,这是奥古斯丁的一部晚期著作,其中的内容融会了他一生中的主要思想,因此可以说《上帝之城》是奥古斯丁思想的成熟之花,是他一生思想的结晶。

但奥古斯丁却把天国歪曲为“上帝之城”。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奥古斯丁是一个混进基督教内部的摩尼教徒。


(三)奥古斯丁为何改宗


奥古斯丁的拉丁全名是奥勒留·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年) 。但是奥勒留这个名字,在奥古斯丁自己的《忏悔录》和书信中均未出现。学者们据此推断,奥勒留是由奥古斯丁同时代的人添加的。

公元354年11月13日,奥古斯丁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Tagaste),即现今阿尔及利亚东部的苏克阿赫腊斯城(Souk-Ahras),是一个北非的黑人。当时,该城归罗马帝国的努米底亚(Numidia)行省管辖。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中,北非属于西部,民众的通用语言为拉丁语。北非是早期拉丁基督教发展的重要地区。公元二世纪下半叶,基督教已经在讲拉丁语的帝国西部站住了脚。公元三世纪末,北非,尤其是迦太基(Carthage)周边地区,即现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已经有了可与基督教在小亚细亚的教会相媲美的组织。奥古斯丁这位黑人神学家的一生,主要就是在非洲这块土地上度过的。

奥古斯丁出生时,基督教虽已得到官方的支持,但尚未正式成为国教。在民众的实际生活中间,基督教仍处在与其他宗教对立冲突的状态之下。奥古斯丁的家庭也仿佛是这种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他的父亲不信基督教,只关心奥古斯丁的世俗功名,对他的早期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他的母亲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心指望他也早日归向上帝。她在晚年还长期陪伴在奥古斯丁的身边,反复规劝他皈依基督教,对他的生活和心灵影响很大。奥古斯丁在青少年时代受过完备的学校教育,分别在家乡的启蒙小学、马都拉(Maduara)的文法学校(366年起)和迦太基的修辞学校(370年起)学习拉丁文、希腊文、文学、历史、语法、修辞和哲学,为他的日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拉丁文和罗马古典文化基础。但他对希腊文不感兴趣,一直学不好,后来要靠拉丁译文才能研究希腊哲学。

奥古斯丁生性顽劣,不守本分,青少年时期曾干了不少坏事,诸如逃学旷课,打架斗殴,结伙偷梨,寻花问柳,与情人同居生下一子,后来又听从母命抛弃了这位名分不配的女子,另觅新人。不过他的羞耻心还未完全泯灭,对自己犯下的各种错误和罪恶时常感到焦虑不安。

十九岁那年,奥古斯丁读了西塞罗(Cicero ,公元前106—前43年)的著作,开始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并决心追求永恒的真理,探索罪恶的根源。为此,他接触了圣经,但没能读懂,也没有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他后来转向摩尼教,成为该教的一名热心听众,前后达九年之久,直至公元383年才对该教“失望”,离开了摩尼教。

关于奥古斯丁与摩尼教的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奥古斯丁并未读过摩尼教的文献,而仅仅是听过有关的教义而已,但多数学者认为,奥古斯丁接触过该教文献,不过没有成为正式摩尼教徒,而只是一名热心的听众。

公元375年,奥古斯丁从迦太基修辞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做教师。在此期间,他经历了朋友死亡的痛苦与恐惧,可又未能找到超越死亡恐惧的出路。这一经历为他后来超越柏拉图主义哲学,领悟基督教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的神秘意义提供了基础。公元376 年至383年,奥古斯丁在迦太基当修辞学教师,后因对该城的学风不满,于383年秋赴罗马,又由于罗马的学生常常逃交学费,于384年转往米兰任教。米兰教会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此时对奥古斯丁产生了巨大影响。安布罗斯反复强调的文字使人死,精神使人生的“喻意释经法”,使奥古斯丁大开眼界,也为他胡乱解经提供了借口。

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哲学,对奥古斯丁解决思想问题起了关键作用。据他自己回忆,二十岁那年他就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但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对寻求真理并无什么用处。公元383年他对摩尼教失望以后,曾一度迷上柏拉图学园派的怀疑主义。他采用了这种思想方法,对包括学园派哲学在内的一切思想均抱怀疑态度,并从学园派的著作中领略到希腊哲学的理性论证。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影响最大。他在米兰昕安布罗斯讲道的时候研究了这些哲学,他阅读了用拉丁文编译的柏拉图主义著作,其中可能包括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和波斐利的作品。奥古斯丁后来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历程时提到,初次阅读柏拉图派哲学对他的思想起到两个实质性作用:

首先,这种哲学使他懂得在物质世界之外找寻真理,改变了原先将上帝当作物质实体的看法;其次,使他接受了普罗提诺把恶解释为善的匮乏的说法,由此得到关于恶的根源的解释,并摆脱了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

以柏拉图主义为参照系,奥古斯丁重读了圣经,尤其是保罗书信。结果,他不仅认为圣经与柏拉图派哲学和谐一致,而且看到圣经超越柏拉图学派思想之处,这就是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的奥秘:基督甘取奴仆的形象,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担负起了人类死亡的痛苦与恐惧,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通往永生的道路。这样,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奥古斯丁的两大问题,罪恶与死亡,终于迎刃而解了。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在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国教的强大压力下,奥古斯丁决定皈依基督教。公元386年秋到387年春,他在米兰以北的一座乡间别墅中首次开始过潜修的生活。当时他已辞去了修辞学教职,并解除了婚约,为正式加入基督教组织作积极的思想准备。在《忏悔录》中,他回忆了最终做出这一决定时的情景。那天,奥古斯丁怀着抉择的痛苦从房间里踱步来到花园,突然从邻居那里传出清纯的童音拿着,读吧!拿着,读吧!他立即转身回屋,顺手打开圣经,默默地读了最先翻到的一段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段话仿佛是专门为他而作,深深打中他的要害,因为此前他一直热衷于名利,渴望着淫乱。读完这段话,他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驱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到了公元387年复活节前夕,奥古斯丁终于受洗,正式加入基督教组织。

奥古斯丁的改宗背景是: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 I ,公元379年——395年在位)颁布敕令,要求帝国遵守神圣使徒彼得给罗马人的信仰。公元391年、392年,他又连续下令禁止异教崇拜,规定违者将受到与犯叛逆罪和渎神罪相同的惩罚。也就是说,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七年之后,奥古斯丁审时度势、投机取巧,成为了“基督徒”。好在他改换门庭及时,否则再过四五年,奥古斯丁就会触犯“叛逆罪和渎神罪”了。不,这个热衷名利的滑头从来不会这么顽固不化的,他永远在寻找有利的缝隙。但也正因此如此。奥古斯丁才能成为一个幸运的代表人物。


(四)奥古斯丁不爱上帝


受洗后不久,奥古斯丁与母亲和私生子启程返乡,后因母亲中途病故,在罗马逗留了一年。公元388年,奥古斯丁经迦太基回到了家乡塔加斯特。他为了打入基督教内部,变卖了家中的财产,投资建立了一个平信徒修道院,继续过着沉思和潜心著述的生活。这段时期,他把基督教看作是从事哲学研究的有效帮助,着眼于善恶问题,探讨生活的幸福,批判了学园派的怀疑论和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

公元391年,奥古斯丁访问希波(Hippo),在当地主教及教徒们的极力挽留下,他“很不情愿地”担任了那里的牧师。不过,他很快就进入角色,显示了出众的煽惑才华。他在那里将他原来信仰的摩尼教领袖佛图纳图斯(Fortunatus)驳得体无完肤,迫使他“当众认错”并离开希波,否则只有面对“叛逆罪和渎神罪”的指控坐牢杀头。

公元395年,奥古斯丁升任主教助理,396年继任希波主教。他在这个职务上一干就是三十四年,直至公元430年8月28日去世为止。到他快死的时候,希波城已经处在蛮族汪达尔人(Vandals)的围困之下,陷落在即了。

奥古斯丁担任希波主教期间,“将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教会事业”。但是,罗马的沦陷,才是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的直接动因。

410年8月24日,西哥特人在国王阿拉利(Alaric)的率领下,夜间用突击的方式攻破了罗马,这是八百年来罗马第一次被攻破,哥特人狂欢,洗劫三天,并放火焚烧了城中的部分地方。这一事件在帝国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异教徒们乘机大肆攻击基督教,把罗马城的悲剧归咎于罗马人背叛民族神改奉基督教的结果。罗马人原先日益高涨的基督教情绪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奥古斯丁有了撰写《上帝之城》的打算。我对上帝之家的向往由此被点燃,并推动着我去捍卫上帝之城,反对它的攻击者的指责和歪曲。

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发源地,也是一个万恶之城:在四世纪初以前的近八百年时间中,该城一直是这个杀害耶稣基督的国家的首都。欧洲人和犹太人合谋杀害了耶稣基督!

罗马沦陷这一事件,其实才是基督教深入发展的真正起点。

不错,在罗马人看来,罗马从弹丸之地跃居为世界性大帝国的首都,他们的祖先并不崇拜上帝,而是崇拜自己的民族魔鬼,因此,罗马的强大是希腊和罗马的魔鬼庇护的结果,而罗马城的灾难则是上帝的旨意。虽然罗马大帝国正在急剧衰落,但大公教会的势力却在迅猛地膨胀。

奥古斯丁主教却热爱这个杀害了众多使徒的罪恶罗马,他是为罗马城的报应而难过,不是为主的受难而难过。他在一次布道中伤感地哀嚎:“我告诉你们,兄弟们,听到这个罗马陷落的消息,我的心都碎了,是的,我的心碎了。”

奥古斯丁的个案不是孤立的,而是人类罪性的一个体现,例如同样号称“圣徒”哲罗姆也是如此,甚至更加过分,真的让人怀疑他的基督教信仰是否只是为了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权宜之计、生存手段。

哲罗姆(Jerome,约340年—420年)生于挞马太(Dalmatia)的斯特利多(Strido),但在罗马成长和就学。父母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360年前后教皇利伯流(Liberius)为他施洗。哲罗姆年青时有志于博览宗教方面的书籍,并且遍游天下各地的名胜。自366——370年间,走遍西方所有的城市之后,他又遍游东方,当他到了安提阿市,在安提阿生了一场大病。有一天在异象中,觉得他到上了上帝的审判台前。当他称自己为基督徒时,有一声音说:“你说谎。你只是一个古文学家,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哲罗姆于是在373——379年间去到旷野“专心研究神学及圣经”,并且学习希伯来文,在离安提阿不远之处修道,在379年时他到君士坦丁堡,在拿先素斯的门下受教。

382年哲罗姆回到罗马宣讲他的主张及修道主义。哲罗姆385年在安提阿退休,后来到了当年在罗马受他感动的保拉在伯利恒建的男修道院当院长,受罗马教会授予博士头衔,并且封为圣徒。就是这样一个样板人物,到了410年8月24日西哥特人攻破罗马时候,哲罗姆正在伯利恒修道院,他不仅不高兴,还哭泣说:“征服了整个世界的城市,现在给人征服了!”这位“圣徒”不仅对主的可能降临无动于衷,反而焦虑得无法工作,悲伤绝望地说:“世界恐怕快要毁灭了。这伟大的城都,罗马帝国的首都,意付诸一炬……谁会料到,一度征服世界的罗马帝国的基石,竟会如此衰亡……”

这种相当普遍的人类罪性,一旦披上了宗教的甚至信仰的面纱,就会带来更大的恐怖。

例如在争夺圣地的问题上就是如此。所谓“圣地”,本来就是最为邪恶的地方。因为圣地杀害先知。耶稣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37—39节)

但是,人们为了争夺这些充满邪恶的“圣地”,却常常不惜犯下更大的罪行。这样的圣地,必将遭到主的审判:“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号啕痛哭。耶稣转身对她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路加福音》二十三章27—31节)


(五)奥古斯丁蒙蔽世人


奥古斯丁是罗马帝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他融合了基督教的信仰和柏拉图主义的哲学,为教会统治的最终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影响遍及西方中世纪及近现代的各种基督教神学和哲学。但是这并不等于他说的东西就是对的。

美国现代神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威廉斯(Daniel D. Williams)的评价可以代表西方学术界对奥古斯丁的总体看法。他说当我们想起怀特海教授关于西方哲学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脚注的评论时,我们也能同样公正地说,西方的基督教神学也是对奥古斯丁的一系列脚注。尽管后来的思想家对柏拉图和奥古斯丁所添补的注解多种多样,还有人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是奥古斯丁的著作依然居于基督教思想领域的巅峰,以至于严肃的思想家没有人能够不重视它们。在中世纪,圣安瑟伦和圣托马斯·阿奎那直接依赖他。在新教改革中,路德和加尔文重新肯定了奥古斯丁的上帝观和人需要神恩的观念。始于笛卡尔的近代唯理主义哲学受惠于奥古斯丁的思想因素。他还以教义的其他因素支持了这样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帕斯卡尔(Pascal)、纽曼(Newman),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雅克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l川、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和卡尔巴特(Karl Barth)。无论是谁,若想了解十五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塑造我们心灵的基督教传统和西方哲学的结构性观念,就必须了解圣奥古斯丁。

可见圣奥古斯丁对于西方和世界误导有多么巨大。


(六)奥古斯丁误导后学


现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插图本历史研究》的第三十八章《解体的挑战》中,谈到“上帝的城”的时候如此写道:“但上帝的城怎么能真正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中,又基本上不属于它呢?这是一个超出了逻辑推理限度的问题。但是,如果谁愿意承认这个很难接受的真理,即变形的性质是超出了纯粹理性思考所能认识的一种神秘事物的话,那么我们由于发现自己能够通过传递诗人的直觉比喻而窥见这种神秘之物,大概就可以为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智力的局限而得到酬劳了。”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可知论,你可以把他当作实验科学的起源,但却不是一个终极的神学答案。

从汤因比的上述言谈中,不难发现奥古斯丁贻害深远:竟然误导了一千五百年以后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引诱他去到耶稣基督以外地方,去寻求天国、神的国、上帝的城;而不知道天国、神的国、上帝的城已经随同耶稣基督的降临而在我们里面了:只要你敲门,它就为你打开,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进去,并且因为你的虔诚而可以得着天国的福气。除此之外,别无拯救。而根本无需在任何别的地方建立什么。

有的研究者认为:“(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一手材料,生动地反映了在罗马帝国这个文化大熔炉里,基督教的成长过程,反映了当时激烈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奥古斯丁作为古代基督教思想的集大成者,综合了他的前辈们的贡献,把基督教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基督教的发展不仅有一个组织(教会)的层面,而且还有一个思想的层面。一种宗教在一个文化变迁、思想混乱的历史时期赢得大量信徒是常有的事,而这种迅速发展的宗教又往往与具有社会影响力或政治影响力的一整套观念联系在一起。我们看到,在一个哲学、宗教、神灵、巫术,都被熔为一炉的文化环境中,基督教以其一神论的根基和基督教领袖们的号召力为旗帜,以众多教父思想家为代表,在思想领域战胜了其他对手,完成了思想上的综合。基督教思想家的创造也是多方面的。奥古斯丁思想中的神学历史观,或称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是奥古斯丁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关键性的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思想深度,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观念能够持续地对后世思想发挥巨大的影响。……奥古斯丁基督教文化从罗马帝国亚文化的地位上升为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这样的变化不仅在改变着世界,而且也在改变着基督教本身。通过对《上帝之城》的研究,一定会加深对基督教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

上面这些话作为一种“学术研究”也许不错,但却由于不理解“天国、神的国、上帝的城”的来历而流于皮毛。


(七)“上帝之城”的还原


实际上,主祷词“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中的“你的国”和“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中的“天国”,是一致的,也是同一的。“主的国”就是“天国”也就是“神的国”: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马可福音》第九章1节)

“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一语,说的不是别的,就是基督耶稣自己大有能力地临到。

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马可福音》十二章27节)

耶稣说:“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那里或作看来)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路加福音》二十章38-44节)

如此看来,“进神的国”并非死了以后的事,而应该是在活着的时候信了耶稣,也就是说,只要信了耶稣,也就在天国里面了——除此之外,别无天国。

迄今为止的主流神学,都把“死亡”与“天国”相提并论,结果把“永生”变成了“离世”。其恶果是让人们忽略了现在,把虔诚者变成了厌世者。

正是这样的神学,把奥古斯丁封为圣人,把哲罗姆封为圣人。难道没有比他们更能胜任圣人的人了?如果没有,那么还是不要圣人的好,有耶稣基督就足够了。

而天国给我的感觉则是:没有阻碍,万有透彻;没有重量,宇宙一体……但愿这就是和主的十字架同在乐园里的感觉。耶稣基督就是天国,天国就是基督耶稣。谁能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主、建立上帝之城呢。除非,那人造的“上帝之城”,不过是一个粉饰的坟墓,或,一个梵蒂冈。


2014年5月


(另起一页)


余波

2014年5月14日


(一)唯意志论起源于奥古斯丁


一般认为,唯意志论(英语:Voluntarism)主张意志是宇宙的本体、意志高于理性。被认为“产生于1820年代的德国,流行于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初,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A.叔本华和F.W.尼采。但不少研究者也认为巴斯卡、克尔凯郭尔都是其先行者。

唯意志论认为人类的意志是做出行为、达成道德价值的必要而终极的基础。甚至可以说“世界的本质是意志”。万物存在和运动的根源是求生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人的生命的基础,人的每一器官甚至是细胞都是意志的产物,“身体的全部存在,以及它的各种机能的总和,只不过是意志的客观化”。意志也是生物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肠胃、利爪、肌肉、性器官都是意志促使生物发展出来的。理性是意志的奴仆和工具,如没有理性的动物照样生存得很好,人之初并无理性可言,只是后来需要体现意志时意志才造出了理性。但理性是不可能认识到世界的本质的,直觉才是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

表面上,叔本华研究过印度哲学,受印度佛学影响较大,认为科学和哲学在意志领域达到了极限,只有依靠神秘的洞察力才能领悟到意志的本性。因此人的最高目的是以禁欲为起点,尔后忘我,最后忘掉一切,进入到空幻境界,这样才能超脱生存意志及其一切烦恼。

溯源者认为,叔本华用“意志”代替了I.康德的“物自体”,认为意志是整个世界的基础,是终极的实在,一切事物都是意志的表现,思想也是意志的派生物。在他看来,世界是意志及其表象,表象上溯到理智,但最终归结为意志,而作为宇宙本体的意志是一种完全敌视客观物质世界的神秘的生活力,亦即一种盲目的、无理性的、永不衰竭的创造力。这个意志无所不在,永不死灭。它在人心中表现为冲动、本能、奋进、渴望和要求。叔本华指出,意志是真实的自我,肉体是意志的表现,先有我要生出来的意志,然后才生出我的肉体和各种器官,就连植物的向光性以至物体的引力和斥力等等,都是意志的表现。他把理性置于意志的支配之下,认为意志统率知觉、记忆、想象、判断和推理,人的思想、理性应当服从神秘的、无从解释的意志。唯意志论用意志解释宇宙万物,完全否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独立于主观意志之外的客观存在及其规律性,同时也否定理性思维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叔本华认为意志不仅是产生万物的根源,也是世上一切罪恶和痛苦的根源,任何意志都要表明为自我奋斗,它永远得不到满足,所以痛苦也永无终极。他提出,达到幸福的唯一办法就是完全弃绝生存意志,做到绝对地无动于衷,以求解脱。

流俗认为:尼采是继承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抛弃其消极悲观因素,宣扬积极行动的“权力意志论”。他给叔本华提出的那种无目的、无意义的单纯的生命意志以一定的目的和意义。这个目的就是渴望统治、渴望权力。他认为追求和发挥要求统治的权力意志,既是宇宙的本质,又是自然和社会的唯一动力,也是最高的生活原则和道德原则。他把战争看作是权力意志的最高实现,认为强力就是道德。 

流俗还认为:尼采是一个反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的感觉、思维等都不过是意志的表现并受意志的支配,人的一切行动都受意志的主宰,是意志所创造的活动。在他看来,如果认为理性高于意志,那就否定了意志的这种创造性。他也否认理性能把握世界的本质,即意志。

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特别是其非理性主义倾向,对百年来流行于德、法等国的生命哲学和历史哲学,尤其对H.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以及存在主义和实用主义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种思潮,反映了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和生命哲学的诉求,为解构形而上学提供了思想源泉,但是后来被德国纳粹主义运用,成为其思想来源。

在近代,康德和费希特哲学中也包含着唯意志论的因素。康德认为意志有独立性;没有自由意志,道德律就失去意义。费希特把意志和理性等同起来,认为意志即自我,是现实的创造者。

和上面这些流俗的看法不同,谢选骏发现:思想中较近似于这种看法的著名哲学家,还有在他们之前一千多年的、罗马帝国的奥古斯丁,换言之,可以认为帕斯卡、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意志论是来自于罗马帝国的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的唯意志论体现在他的《上帝之城》一书里。

在其中的第24章《异教徒把上帝的恩赐当作神灵来崇拜的论据》,奥古斯丁胡说:

然而,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他们的论据。他们说,难道我们的祖先糊涂到这种地步,竟然不知道这些东西是神的恩赐,而它们本身并不是神吗?他们知道先要有馈赠者,然后才能有恩赐的东西,但他们不知道恩赐礼物的神的名字,于是就用恩赐的东西的名字称呼恩赐者,把名字稍微变化一下,用作神的名字。例如,从战争这个词产生神名、柏洛娜(Bellona) ,而不是bellum ,从摇篮这个词产生神名库尼娜(Cunina) ,而不是cunae ,从直立的庄稼产生神名塞吉提娅(Segetia) ,而不是seges ,从苹果这个词产生神名波莫娜(Pomona) ,而不是pomum,从公牛这个词产生神名布波那(Bubona) ,而不是bos 。还有,有的时候连名字也不变更,就用所赐之物的名字称呼他们,所以恩赐金钱的神叫做佩库尼亚(Pecunia) ,但这样做并不是把金钱本身当作女神,还有赐予美德的“美德”女神、赐予荣誉的“荣誉”女神、赐予和谐的“和谐”女神、赐予胜利的“胜利”女神。因此,他们说,当幸福被称作一位女神的时候,不是指被恩赐的幸福,而是指恩赐这些幸福的神。

25章《应该崇拜唯一的上帝,他的名字不可知,但却是幸福的赐予者》:

看到这些理由,我们可能会感到欣慰,因为这些人的心还没有变成铁石。虚弱的人心现在已经明白,除非有神的恩赐,否则便不能得到幸福。许多崇拜包括朱庇特在内的多神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他们不知道恩赐者的名字,于是就用他们所得恩赐的名字来称呼恩赐者。这就足以表明,甚至连他们已经崇拜的朱庇特也不能赐予幸福,而那位应当以幸福(Felicity) 之名得到崇拜的神才能赐予幸福。我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幸福是他们不知道的某位上帝的恩赐,让他们去寻找这位上帝,崇拜这位上帝。让他们抛弃那一大堆魔鬼,让这位上帝把幸福恩赐给每个人。对那些不满足于获得幸福的人来说,崇拜上帝,幸福的赐予者,还不够;而对那些满足于获得幸福的人来说,侍奉上帝,幸福的赐予者,已经足够了。这位上帝不是他们所说的朱庇特。因为,如果他们承认朱庇特是幸福的赐予者,那么他们就不会在幸福女神的名字下寻求其他男神或女神,请他们赐予幸福,他们也不会崇拜本身有那么多耻辱的朱庇特,因为人们说他无耻地与他人的妻子通奸,还无耻地玩弄美貌的男童。

……

简单说来,唯意志论起源于奥古斯丁的“神”——

他对异教徒说:由于你的意志不懂得感恩,因此就无法感觉到幸福;由于你不感到幸福,你就无法获得幸福。

(注解)

1、意志是人自己无法控制的,所以叔本华说:有支配身体的意志,没有支配一致的意志。

2、意志是人自己无法控制的,因此是一种自然,或是天性。

3、意志、自然或是天性,只能来自神或是造物主。

4、因此,奥古斯丁的神或是造物主,就是他自己的意志。

5、一个“好的信徒”,也就是“把神或是造物主的意思变成了自己的意志的人”:其典范是耶稣在喀西马尼园的祷告:“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6、奥古斯丁想赢得这个世界,同时又想做好人,做信徒但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办呢?于是他发明了“上帝之城”的说法。但是,“上帝之城”是不合乎圣经的,只是“奥古斯丁的意志”。


(二)自由意志产生于上帝的恩赐


在奥古斯丁那里,“上帝”是“善的意志”的化身,魔鬼是“恶的意志”的化身。

而如果说“上帝是唯一的”,那么“上帝就是意志”是合乎逻辑的。上帝既然就是意志,所以才会赐给人以“自由意志”。

在西方思想史上,最早明确提出自由意志的,就是作为“神学家”的奥古斯丁。基督教是一神教。既然只有一位神,而它又是全能的、全善的,那么世界上的“恶”从何而来呢?正是基于这一问题,奥古斯丁提出,上帝赋予人以自由意志,于是人既可行善,亦可作恶。这就是恶的由来。自那以后,自由意志一直成为神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凸显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的荣耀、高贵在于他有自由意志。

但是近代苏格兰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却对这种自由意志说提出质疑。在休谟看来,人的任何行为都受其动机的驱使。休谟认为,也许“我们可以想象自己心内有一种自由;但是一个旁观者通常能够从我们的动机和性格推断我们的行动”。人若真有自由意志,他的行为完全是随兴所至,喜怒无常,与其动机、性格等毫无关联,那么,他就没有必要成为处罚或奖赏的对象,因为他无须对此负责;只有当人的行为受其天性、处境、动机等因素的制约,法律的制裁或道德的约束才有意义,因为它们具有一种惩戒作用。

现在,自由意志缺乏一个为各方所认可的定义。哲学界对自由意志的定义并不统一;而日常人们所讲的“自由意志”又不同于司法界和心理学界所理解之“自由意志”。在最广义的层面,自由意志乃人们依其所拥有之条件决定去做一件事情与否的能力。

《福音书》上说:“善人是从他的内心所存之善发出善意,恶人是从他内心所存之恶发出恶来。”一个人行善或作恶,完全被归结为听不听基督的教导;人并没有对善与恶的知识,因而也没有自由地选择行善或作恶的能力;在人的自由意志和善恶之间失去了直接的相关性,而插入了一个外来的意志,即耶稣基督的意志,惟有他是一个绝对善良的意志,是一切意志的权威标准。因此,基督教为人留下的最后一种自由意志就是信仰,或是不信。

由此也就导致了个人意志的一种分裂,即同时存在有两种相冲突的意志,为善的意志和作恶的意志。“当我愿意为善时,罪恶也同时伴着我”,而在我犯罪时,却又并非全心全意地去做,而是,“我意愿的善事,我不去作,而我不意愿的罪过,我却作了。所以说,我如作了我所不意愿的事,这恰表明作这事的不是我,而是寄于我身内的罪”,“我按着内心者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法;但是在我的肢体内又另有一种律法,于我的心灵的律法交战,把我掳去成为这种在肢体上存在的罪的律法的俘虏。”服从上帝的意志是善之根源,屈从自己肉体的意志就是犯罪的根源。基督教把后一种意志也归于魔鬼撒旦的诱惑,这就取消了人的一切行善、作恶的自由意志,人成了在上帝和魔鬼之间被撕扯着的一具木偶人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在善与恶之间直接作出选择,而只能在信仰或不信之间作出选择;信与不信本身很难说就是善与恶,只是因为信的是上帝,这将带来善,不信上帝将带来恶,它们才具有了善和恶的意味,但已是间接的意味。 

科学研究则显示:“大脑先于我们作出决定。”

(选自《新发现》2005年12月号)

早在“意志”命令身体做某个动作之前,大脑已经传达过这个信息了……而我们对这个事实却丝毫不知!一个惊人的发现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由意志”这个概念之虚幻性质。 

坐在海滩上,你刚刚欣赏过假日的最后的一抹夕阳。明天你就将背上行囊,重返工作岗位。因此,即使夕阳已经西下,但你还是恋恋不舍。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而你仍在这最后的几分钟里,享受着最后的假日惬意。终于,有那么一个时刻,你决定站起来,离开令人迷恋的沙滩。但很显然,你在某一确切时刻决定站起来的这个事实并没能在同时传达给你的意识。可是,要知道你是曾想要做点什么的……而且到底要做什么,大脑在几千分之一秒前已经做好了决定,不过你对这个决定毫不知情。也就是说:大脑的活动是完全独立于意识的(这里的“意识”被界定为对思维和行动的感知)。另外,大脑已经开始刺激必要的“脑区”,准备行动了。 

英国伦敦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派屈克·海嘉德(Patrick Haggard)在2005年6月份比较清晰地论述了这样的观点。他是在研究了1980年代至2004年由美国、法国和英国的神经生物学家做的实验结果后做出这个论断的。这些实验旨在阐明当我们决定做某个动作时大脑的活动机理。派屈克·海嘉德教授阐释说:“通常,人们都相信做某个动作时,比如天冷了,伸胳膊去取衣服,我们做这个动作是因为我们想要这样做了。然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想要执行某个动作首先独立产生于大脑的某个领域,接下来我们只是感知到执行某个动作的意愿,然后我们才做这个动作。”更确切地说,一方面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行动的动机,另一方面我们却无法选择执行这个动作的精确时间。

我们可以断言,那些度假的人早晚会按预计离开沙滩的,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个动作发生在哪一分哪一秒,因为这个决定是不为人所知的。所以说我们的自由意志,即按自己的意愿行动的官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重要。这个观点向有几个世纪历史的古老哲学提出了挑战,甚至可以说是对哲学观点的侮辱。派屈克·海嘉德的观点有什么根据呢?显然他的结论是建立在2004年里昂认知科学研究院神经生物学家安吉拉·西里古(Angela Sirigu) 的实验基础上的。

实验很简单,只需要15名自愿参与者:他们围坐在一张装有按钮的桌子旁,当他们自己认为应该去按按钮的时候,他们就会收到行动的命令。不过实验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当他们决定行动的那一刻,我们要记下专门为此实验设计的钟表的指针位置 (指针转一圈为2.46秒)。在此期间,他们大脑的电子活动被脑电技术记录下来(通过装在他们头顶的电极记录),以便破解“潜在动机准备”的开始的时刻:神经元电波的突然增加表明大脑开始发动行动,准备去按按钮。这也就是大脑决定行动的真实时刻。 

海嘉德教授评论说:“此项研究首次阐明了这个现象。这样的结论在当时需要得到证实。因为它不仅震撼了科学界和哲学界,而且它也对‘自由意志’这个概念的所指提出了质疑,因此许多人都非常期待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但是如果说哲学界历来都迷恋于这个概念,而神经生物学却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们认识到了大脑意识器官对动作的无意识。也就是说“想做”一个动作只是大脑在不为意识所知情况下发出命令后引起的一个结果!安吉拉·西里古解释说:“请看当行为主体决定按按钮时大脑内部有哪些反应吧!我们看到一切都开始于无意识的大脑生理运动程序。大脑皮层的前额叶区(位于眼睛上面)预先已经储存了在某个时刻触摸按钮的命令,它刺激顶叶皮层。顶叶皮层位于头颅的后上部,此区的功能之一便是监督管理原命令的执行。当运动皮层按命令触摸按钮时顶叶皮层就会有反应。 

由一个人、两个人、甚至是集体所做的较为复杂的决定都是来自“有意识参与的深思熟虑”。在这一点上,自由意志起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自由意志行为被归纳为去获悉大脑下达的决定,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服从大脑的选择呢?根本不是!

就奥古斯丁的个案来说,在他意识到需要改宗的时候之前很久,他的大脑就根据利害关系告诉他必须这样做了!


(三)上帝的本来面目是永恒的神秘


《上帝之城》第四卷12 章《有些人断言只有理性动物才是神的组成部分》说:

但若他们的意思是只有理性动物,比如人,才是神的组成部分,那么我确实不懂,如果整个世界都是神,他们怎么能够把野兽不当作神的组成部分。但是,关于这一点有什么可争的?只要考虑一下作为理性动物的人就可以了,如果崇拜一个男孩就等于崇拜了神的一个部分,还有比这更加令人庆恶的信仰吗?除非是疯子,有谁会认为神的组成部分可以变得淫荡、邪恶、亵渎,完全应当受到谴责?简言之,为什么神要对那些不崇拜他的人表示愤怒,而这些冒犯者是他的组成部分?

剩下来他们一定会说,所有神灵都有他们自己的生命,每个神灵都为自己而活,没有一个神灵是其他神灵的组成部分,所有神灵都应当受到崇拜,如果说神灵太多而不可能全被知道和得到崇拜,那么至少应当知道多少就崇拜多少。在这些神灵中,朱庇特是国王,由于这个原因,我相信罗马人会认为是朱庇特在使罗马帝国得以建立和扩张。每位神灵都有自己的职司和工作,而且没有一位能够插手其他神灵的工作。如果朱庇特没有做这件事,那么罗马人该相信哪位神能做这项如此伟大的工作呢?诸神之王真的能够使凡人的王国得到扩张和变得伟大吗?

……

奥古斯丁上面第二个自然段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多神教是依从着自然的状态,一神教反倒是执拗于自己的意志。也许这是因为这个区别,汤因比才表示多神教更加有利于“环境保护”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天主教世界的环保工作,比伊斯兰世界为好;而新教国家的则更好。因为天主教世界有较多的神像的,而新教国家干脆把人变成了神。像中国这样的无神论国家,环保工作就无从谈起了,因为这和新教国家“把人变成了神”又是另一个极端了:干脆消灭了人,把人变成了牲口。既然是牲口,当然要把一切草皮都啃干净掉。只有二神教中的那个善神,才是执拗的意志,但那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

但奥古斯丁哪里懂得这个?在《上帝之城》第四卷21章他继续胡说:“异教徒(多神教徒)尽管不知美德和幸福是神(一神教)的恩赐,但至少应该对拥有美德和幸福感到满足”:人生来能干确实是一种幸福。因此,尽管还没有出生的人不能崇拜幸福女神,但是为了将来能得到他的崇拜,幸福女神也可以把这种青睐赐予崇拜她的这个孩子的父母,让他们生下一个能干的孩子。如果幸福女神能够在场,那么孕妇们还有什么必要在分娩时向鲁西纳( Lucina) 求援?她们不仅已经有了一个好产婆,而且也能生一个好孩子。当婴儿诞生的时候,有什么必要把他们托付给女神奥浦斯(Ops)? 当他们在发出第一声啼哭时,为什么要把他们托付给瓦提卡努斯( Vaticanus )神?当他们躺在摇篮里的时候,为什么要把他们托付给女神库尼娜(Cunina) ?当他们吃奶时,为什么要把他们托付给女神卢米那(Rumina) ?当他们站立的时候,为什么要把他们托付给斯塔提利努斯( Statilinus )神?当他们走过来的时候,为什么要把他们托付给女神阿得俄娜(Adeona) ?当他们走开时,为什么要把他们托付给亚伯俄娜(Abeona) ?当他们心智初开时,为何要把他们托付给女神孟斯(Mens) ?当他们开始想要好东西时,为什么要托付给男神伏鲁姆努斯(Volumnus) 和女神伏鲁姆娜(Volumna) ?当他们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时,为什么要托付给掌管婚姻的神灵?在他们能够获取丰收的时候,为什么要托付给乡村神,主要是福鲁特斯卡( Frutesca) 女神?在他们能打仗时,为什么要托付给玛斯和柏洛娜(Bellona) ?在他们能取得胜利时,为什么要托付给女神维克多利娅( Victoria) ?在他们能取得荣耀时,为什么要托付给“荣誉”(Honor)神?在他们很有钱时,为什么要托付给佩库尼亚(Pecunia) 女神?当他们有铜币和银币时,为什么要托付给埃斯库拉努斯(Aesculanus ) 神和他的儿子阿根提努( Argentinus )神?他们把埃斯库拉努斯当作阿根提努斯的父亲,原因是铜币的使用在银币之前。但是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阿根提努斯没有生下奥利努斯(Aurinus) ,因为后来还使用了金币。如果他们把他也说成是神,他们会更加喜欢奥利努斯,超过他的父亲阿根提努斯和他的祖父埃斯库拉努斯,正好像他们喜欢朱庇特甚过萨图恩。

然而,当一位幸福女神已经能够把所有的人类幸福恩赐给所有人的时候,有什么必要把这些恩赐,灵魂、身体、外在的财产,都当作神,向这么一大群神灵祈祷?我元法提到全部神灵,他们自己也不能据此将所有人类的福益,元论大小,全都当作神灵,或者当作神灵的部分。他们也不能为了求福或驱恶再向别的神灵祈求。为什么要因为疲倦而向女神费索娜( Fessona) 祈祷,为了驱逐敌人而向女神佩洛尼亚( Pellonia) 祈祷,为了生病而向作为医生的阿波罗或埃斯科拉庇俄斯祈祷,或者在最危险的时候,同时向他们祈祷?要清除田野里的荆棘,有什么必要请斯比奈西斯( Spiniensis )神来帮忙,或是为了不使庄稼长霉病,而请女神罗比戈(Rubigo) 帮忙?只要有了“幸福”女神( Felicitas) 的保护,没有什么邪恶能够产生,有了邪恶也很容易驱除。

……

由奥古斯丁的上述言论可以想到:

多神教的“神”,其实就是人们对于“一种意志”、“一种思维”、“一种关注”的想象。

一神教的“神”,其实就是人们对于“至高意志”、“至上思维”、“至尊关注”的想象。

至于上帝的本来面目,那是永恒的神秘,是神学家们无法猜度的。

在《约伯记》里,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幔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因为约伯没有意志。



(另起一页)

附录之一

《仰望基督》笔下的奥古斯丁


谢选骏


(一)


“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约翰一书》第三章14节)“因为神就是爱。”(同上第四章8节)上帝不仅是爱的源泉,而且是光的源泉。尽管并非只有光和爱才源于上帝(否则我们就成了奥古斯丁信主之前那样的摩尼教徒了)。尽管灵是分成各层级甚至分成善恶,如圣灵与邪灵等。但是耶稣基督的能力,确实来自圣灵与善。耶稣基督的能力不仅来自他的受难与复活,而且来自他的爱,来自他先天的圣子身份。基督的爱是人所不能的,但在神却是无所不能。基督的爱,来自他对我们这些根本不值得被爱但又渴望被爱的人们的爱,来自他对我们这些渴望被爱但又吝于爱人如己并斤斤计较他人回报的罪人们的“完全无私的爱”。他是上帝的圣子,却为我们的过犯受苦、受死,被我们的罪孽所压伤,被上帝遗弃,交给阴间三日,承受人间最大的苦难。

正是由于基督的爱,摩尼教徒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亦作Augustinus Hipponensis,354—430年)得以成为拉丁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即使到了现在二十一世纪,他依然不仅是天主教的圣人,也是新教的榜标准样。这位反覆的改宗者出生于北非,在罗马受教育,在米兰受洗。著有《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论自由意志》、《论美与适合》等。企图把哲学和神学调和起来,以新柏拉图主义论证基督教教义。难怪他早年向往思想混合的二元主义的摩尼教。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的奥古斯丁却改宗摩尼教共有九年,后来他因为怀疑这个宗教在智能上的效力,于是去见摩尼教的领袖,碰巧这个首领在教理上难于自圆其说,这使得摩尼教徒奥古斯丁陷入失望。后来他读到新柏拉图派一位哲学家的传记,看到那人在老年归向基督,于是才受到触动,于是相信上帝不但是一切良善之源,也是一切真实之源。后来他听米兰主教安波罗修(Sanctus Ambrosius,约340—397年,四世纪著名教父)讲道多了,又对教会的权威留下极深的印象,而这位安波罗修出任主教的时候据说他还未受洗礼。最后征服奥古斯丁的是埃及的修道士,他们高尚圣洁的生活,使他自惭形秽自己是个学者,反为情欲捆绑。一天他悲痛自责,奔向花园,伏在树下痛哭。忽然仿佛听到儿童的声音说:“拿起来读吧!”他抑制着眼泪,拿起《圣经》打开,这段经文落入视线: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圣子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十三章12—14节)

特派传福音的使徒保罗的书信,使奥古斯丁心里获得了平安,他感觉上帝而来的能力可以胜过自己的罪恶。奥古斯丁再度改宗成为基督徒。这正应了主的话语:“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9节 )

当然,提到奥古斯丁的改宗,不得不提到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颁布赦令规定,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其他宗教皆不合法,从此开始害异教徒,并毁坏异教神庙。这一年奥古斯丁二十六岁,狄奥多西敕令对他的一生不可能没有影响。从此以后,他要是不改宗基督教,就触犯法律了。

在《狄奥多西赦令》之前六十年,公元321年的《米兰赦令》所宣告的宗教宽容,为迫害基督教的历史运动画上了句号,基督教赢得了贵族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的支持,但是在罗马帝国,信仰还是自由的,所以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可以背离他母亲的基督教信仰,改宗摩尼教。但是公元380年以后就不行了,基督教成为唯一合法的宗教。386年秋天,奥古斯丁再度改宗基督教。奥古斯丁这次改宗,难以回避社会的压力、功利的考虑。所以他的选择充满那样的痛苦,那是一种“叛徒特有的烦恼”。圣奥古斯丁这种人,和圣保罗、圣彼得那种人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人。圣奥古斯丁是“追随胜利者的人”,而圣保罗和圣彼得却是“追随正义者的人”。如果说圣保罗和圣彼得是“神的仆人”,那么相形之下,圣奥古斯丁首先只是“人的仆人”,然后才看情况决定选择哪一个神。


(二)


施洗的约翰被人卑鄙谋杀,而圣子耶稣却起来主动寻求献身!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表明,作为人子,耶稣基督是踏着施洗约翰的血迹前进的——而他所取得的人间最辉煌的胜利,也是在宝血之上完成的。即使人文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耶稣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却在四百年后摧毁了罪恶的罗马!而窃据了主的圣名帝国教会,代表叛教者镇压完了多纳特纯洁派之后,罗马城也就在410年遭到洗劫和攻陷。罗马的这一沦陷是一个让叛教者的代表、神学家奥古斯丁主教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件,其实答案就摆在这个鼓吹杀害纯洁派基督徒的神学家面前:那就是帝国教会流了义人的血,所以必须悔改。所以只有在蛮族入侵以后,新的教会才由大格利高里于590年左右建立起来。而缺乏蛮族入侵这一洗礼的西亚、北非和东欧,在拜占庭帝国的控制下,最后不得不遭到阿拉伯人(北非)和土耳其人(小亚细亚和东欧)先后征服。但耶稣所传的福音,还是从蛮族入侵的一片荒野中,开辟了当今的全球文明。我相信,主以后还会让伊斯兰教的蛮族入侵继续鞭打腐败的基督教文明,以便让救恩临到每一个人头上。

在这种意义上,相信灵界的存在,相信灵界超然于属世事物的生生灭灭──并不是诺斯替主义,而是基督耶稣的真传。为了属灵的国度而摒弃属世的国度,这就是属灵的基督与属世的弥赛亚的区别,他们争战的国度是不同的;这也是永生上帝的独生圣子,与所有先知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这种意义上的耶稣基督的灵体,是我们永恒的堡垒,是我们回归灵界的中介,那是超乎“天人之际”的无限风云,这个上帝的国,与我信主之前“以普遍启示的方式表达的‘阳’和‘反压制’”,是不同的,是特殊启示,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中国的“天人之际”。只有基于这种特殊启示的末世论,人才可能为属灵的国度,而舍弃属世的国度。


(三)


教会是否一个社会?教会与社会之间有无区别?教会与社会的区别,正如主日与其余六日的区别。教会因此既是社会,又不是社会。教会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是“一个奉献给主的社会”。因此,“世俗的城”与“上帝的城”的提法,多少有些摩尼教的味道,很可能是叛教者奥古斯丁从摩尼教里带入基督教的。尽管叛教者奥古斯丁后来又从摩尼教营垒中再度背叛,重新成了一个基督徒——但他显然比较能够理解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的概念甚至更能体会叛教者的感情,难怪奥古斯丁自己最后也成了多纳特纯洁派的敌人。

由于奥古斯丁也深知他周围的教会组织不配称做“上帝的城”,所以他就把天上地上的圣徒一起拉来,作了他的教会拉拉队。甚至连主也不能幸免为他背书。但这样一来,那些利用教会的人们,岂不等于直接冒犯了万能的神?岂不是迫使天国堕落成为“世俗的城”?这样的“教会”,其罪行显然并不小于耶稣基督亲自动手清理之前的犹太会堂。


(四)


以严格著称的拉丁教父、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实际上也是宽容叛教者的宣传活动家。相反,拒绝接受叛教者的“多纳特派”(Donatism),反而全军覆没,成为异端!这可能因为,奥古斯丁本人就是一个叛教者,曾经的摩尼教徒。

早先,多纳特派就是在北非形成的,因四世纪迦太基主教多纳图(Donatus Magnus)而得名。多纳特派是四世纪在戴克里先时期的迫害之后出现在北非的,他们认为圣礼的功效,受到施礼教士的影响,所以施礼教士不能是叛教者。但当时的罗马教会却认为人人都有罪,教士也没有例外,上帝却能藉着有罪的教士施行圣礼,将恩典赐下。多纳图声称,教会是义人的教会,罪人无份;罗马教会让叛教者受任主教,已成“罪人之子”,不能列入圣教会;只有义人施行的圣事才有功效。由于过分纯洁,结果该派自己却被目为分裂派的异端。在311年,教士开其里安在迦太基被罗马教会按立为主教。多纳特派认为参加按立者中有一个名叫腓利克斯的人在迫害期间曾经叛教,因此这次按立应该无效,于是312年在迦太基另又按立教士马约里努为主教与之对抗,这样一来教会就分裂了。应双方要求,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us I Magnus,全名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e,272—337年)于313年在罗马召开教会会议,会上宣布腓利克斯无辜,并作出有利于开其里安的决定。这使得教会的分裂难以弥合了。多纳特派当时遍布北非,在每个城市都有罗马建立的教堂与多纳特教派的教堂相对而立,都有罗马委派的大主教和多纳特教派的大主教对立。314年,君士坦丁一世在高卢南部的亚尔勒召开会议,东方教会的主教也到会了。这次会议不仅继续支持开其里安,而且将多纳特派定为异端。这就使得“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教会分裂演变为暴力冲突,最后导致强力压制。该派下属教会曾有三百名主教,与容纳叛教者的罗马教会分庭抗礼,多次被罗马教会绝罚,并因此遭到罗马帝国政府的武力镇压。当伊斯兰教进入北非时,惨遭镇压的北非基督教徒已经没有力量保护教会了,北非的基督教会终于被伊斯兰教淹没了。七世纪阿拉伯人占领北非后,来自罗马的迫害压力消失了,多纳特派的抗议随之消失。

著名的拉丁教父奥古斯丁就支持使用暴力手段来镇压多纳特派,奥古斯丁站在罗马教会的镇压政策一边,著文反驳多纳特派,例如其后期著作《论洗礼》(400年)、《驳多纳特派》(400年),《答比提良的书信》(401—402年),以及《纠正多纳特派》(417年)。奥古斯丁认为:“彼得主持洗礼,是上帝在主持洗礼,约翰或犹大主持洗礼,也是上帝在主持洗礼。”不过圣经上却没有说上帝让犹大出卖耶稣,而是说是魔鬼进入了犹大的心。(《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但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尤其是,奥古斯丁没有解释,为什么犹大可以主持洗礼,而多纳特教派却不可以?可惜的是,罗马教会后来根据“教父权威”维护的“正统教义”,基本上就来自这些含混不清的著述。这就使得基督教营垒内部两败俱伤。这种恶例一开就难以收拾,使得国家暴力成为宗教分歧的裁判。到伊斯兰教开始扩张时,内部裂痕就使基督教处于明显的劣势。难怪有人曾经评论说,“就我们现今所知的基督教而言,其创立者已不再是公元一世纪的耶稣基督,而是公元四世纪的君士坦丁一世。”

延伸观察一下,一千多年后的十六世纪在日耳曼及其影响所及的地区所兴起的“新教”各派,其实都是从罗马教会的两造人即“叛教者”和“宽容叛教者”中分化出来的。至于那些秉持不宽容立场的“多纳特派”等纯洁派,早已大都斩杀殆尽,其残余,消失在伊斯兰教的征服中。

多纳特派的命运提醒我们,纯洁派好像历来都是被其反面力量的“投降派”打败的,教条主义、理想主义,永远败给机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基督教如此,后来的伊斯兰教也是这样。因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为什么要划分门户和教派呢?只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遵循属灵生命的道路,就应该彼此尊重,停止攻击,联合起来,结成更大的而不是更小的教会。仁慈的主不愿遗失任何一只羊,只有当所有的羊都回来,主才再临,施行审判。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在主再来之前,集合所有的羊?

在上述原则下,如何对待背叛基督的叛教者?处罚还是谅解?尤其是如何对待那些在背叛基督以后又重新发表信仰告白的“前叛教者”?是加倍处罚还是加倍谅解?在上述原则下,应该说,这是属于上帝的主权而不是人或人的组织如教会的主权。当然使徒的教会应该例外,因为主曾经亲自授权给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十八章)除了主所授权的人,后人不可以就此而审判他人,只可以据此原则审判自己的叛教罪是“罪无可赦”。不过奇怪的是,罗马能够接纳叛教者悔改,为什么不能接纳多纳特教派呢?

上帝的奥秘当然无法穷尽,甚至无从究诘。凡欲穷尽上帝者,无异是在质疑上帝;凡欲究诘上帝者,无异是在拷问神秘──这样的僭妄者,怎能免受上帝的责罚呢?毋宁说,这样的穷尽即是自我的穷尽;这样的究诘即是已然的受罚。所谓“愚拙”,也并不总是好的。如十个迎接新郎的童女中,五个愚拙的没有预备足够的灯油,五个聪明的却预备了足够的灯油。主的仆人在信仰上虽应该“愚拙”,但在实践信仰的技术上,却应该是聪明的、儆醒的。

(另起一页)

附录之二

上帝之城的摩尼教思想

2009年5月6日(读书笔记)


谢选骏 


(一)


据说公元386年的一天,意大利米兰的一条街道上,一个人发疯似地奔跑着冲进了花园中,在那里哭泣、顿足、捶胸、敲额。然后在一棵无花果树下躺了下来,痛哭流涕,口中念念有辞。

“那不是教授雄辩术的奥古斯丁吗?”

“是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人们围拢上去,但是被随后赶来的他的朋友劝阻开来,大家远远站在一旁,注视着他。

夜幕降临,在朋友的陪伴下,奥古斯丁回到了住所。“奥古斯丁,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朋友不解地问他。

“在我开始虔诚地忏悔时,我看到了主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引导着我,”奥古斯丁好像又回到了那神圣的时刻,慢慢地说道,“一个小男孩,那一定是天使,要我读使徒保罗的书,他唱着‘拿着,读吧!拿着,读吧!’我感到一道恬静的光射进了我的心房,驱散了心中的一切疑团。”

奥古斯丁转过头,对朋友说:

“我想要接受洗礼。我准备辞去教授雄辩术的职位,全心全意地献身给主。”

第二年春天,曾是摩尼教徒、并热衷于研究星相术的奥古斯丁,接受了权势显赫的米兰大主教安布罗西为他主持的洗礼,投身基督教会。

不久后,奥古斯丁回到家乡北非塔加斯特城(今阿尔及利亚东北部苏克阿赫腊斯城)附近,宣称按当地修道院的习俗隐居三年。

在隐居的三年时间里,奥古斯丁并不像一般隐士那样真正地隐居,而是以隐居为掩护,从事种种秘密活动,目的是向基督教会献媚。开始时,他和自己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小规模的宗教团体,想借此扩展势力。渐渐地,他公开向摩尼教开火,把“屠刀”伸向他自己曾信仰的摩尼教。他用犀利的笔写下几种言辞激烈的论著,在公开场合展开声势浩大的辩论,目的都是为了诋毁和攻击摩尼教。

奥古斯丁的名气随着他抨击摩尼教的激烈程度而日渐上升。391年,当他隐居期满的时候,希波城的主教瓦勒里乌斯接见了他,并十分赏识他对基督教的忠诚,接纳奥古斯丁为自己的助手,295年的时候,主教瓦勒里乌斯死去,奥古斯丁升为希波城的主教,开始了他终生的事业。

奥古斯丁任主教时,基督教已是罗马的国教了。正统教会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迫害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们。不信仰基督教的教派中较有影响的是多拉图斯教派。这个教派形成于四世纪,保留早期基督教的一些特点,如教会财产公有、反对教会和罗马政权结合等。奥古斯丁积极参与打击这个教派的活动。

393年。多拉图斯派内部发生了分歧。有人主张武装斗争,有人反对武装斗争。在激烈的争辨之后,部分人发动了富有宗教色彩的起义。奥古斯丁乘机向多拉图斯派发动进攻,并要求罗马当局镇压他们。在他的积极主张下,405年2月12日,西罗马皇帝宣布多拉图斯派为非法。并对他们采取了血腥的迫害和残酷的镇压,杀害了不少的多拉图斯教徒。

被镇压和迫害的多拉图斯教徒们并不屈服他们又重新团结起来,掀起一次又一次的起义高潮。411年在迦太基总督举行的迦太基宗教会议上多拉图斯教徒们,勇敢地和奥古斯丁展开了激烈的舌战。

不幸的是,奥古斯丁把辩论变成了对多拉图斯派的审判,他说多拉图斯派是“罗马社会违反法律达到疯狂的程度”的“罪魁祸首”,认为奴隶隶农反抗主人是“厚颜无耻”……”412年1月30日,罗马皇帝进一步宣布多拉图斯派有罪,规定多拉图斯派教徒如不改信正统派,就将没收财产,实施肉刑等。

在被镇压过程中,多拉图斯派的教堂被没收,无数的教徒被屠杀或被迫自杀……

严酷的镇压和迫害引起了多拉图斯派的教徒们更剧烈的反抗,他们焚烧正统派教学,刺杀正统派神职人员……

在这些镇压和迫害活动中,奥古斯丁异常活跃,他出谋献策,想出种种办法打击多拉图斯派。其中以两项所谓的“原则”最为著名也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是“恐怖有益”,他鼓吹以恐怖手段对付异端邪说:二是“强迫进来”,即强迫其它教派的人改信正统派。奥古斯丁死后,他的原则被西欧教会设立的宗教裁判所采用,用来残酷地迫害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们;北非的正统教会和罗马政权也实施了这些原则。为了对付“异端邪说”,奥古斯丁不遗余力地积极活动。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不少论著,据统计共有93种,还有书信270封。其中以他的主要著作《忏悔录》和《上帝之城》最为著名。

奥古斯丁写作《忏悔录》的目的是想通过分析、解剖、暴露、批判自己为目的,把自己标榜为一个热爱真理的人,从而鼓吹宗教狂热,把基督教说成是最符合真理的教派。

《上帝之城》是一部鸿篇巨著,全书共22卷,奥古斯丁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和历史哲学。

奥古斯丁的论著形成了庞大的复杂的体系,但最基本的基础和中心是精神高于物质,上帝高于一切。他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切,上帝主宰一切。上帝给人的启示是人们获得智慧和认识真理的源泉,人类中有一部分人可以得救,他们升入天国是因为上帝的恩惠。

奥古斯丁是基督教正统派的神学体系的集大成者。在中世纪的5至1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神学在西欧基督教会内居于最高权威的地位。他被教会奉称为“圣人”,称作“圣奥斯丁”。直到今天,奥古斯丁的名字还为基督教世界所尊崇。

公元430年5月,日耳曼族汪达尔人,包围了希波城。同年8月28日,76岁高龄的奥古斯丁在被围的希波城内告别了人世。 

……

西方人左手拿的圣经,右手持的法典,是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缺少的两件物品。法律和宗教是并行于西方社会的两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共同孕育出了博大的西方文明。美国法学家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就已经蕴涵了西方文化的两个要素:被信仰的法律,以及支撑信仰的宗教。而谈及宗教,就不得不说起一位传奇式的宗教人物——奥古斯丁。作为基督教早期教父哲学完成者,他被罗马教廷封为“圣者”,其学说在身后800年内被尊奉为教义正统,对16世纪以后的新教、乃至当代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是他见证了曾经辉煌一度、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走向没落的社会动荡和战争灾难过程,同时也目睹和力促了罗马异教向基督教的转变的历史历程。他晚年的一部历时13年写成的巨著《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在尘世间构建出了两座城池,被誉为是一部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部基督教历史纲要。他大约在45岁时开始写他的著名的《忏悔录》,出于虔诚的信仰而向主吐露悔改谢恩之心,以“一个人的生平故事代表了所有人类丧失方向感的故事”,与法国卢梭、俄国托尔斯泰的同名著作并称世界三大思想自传。奥古斯丁是早期基督教会中少有创见的思想家,被尊为“圣徒”,称“圣·奥古斯丁”。奥的观点和功绩对于西方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影响,同时也在基督教界留下不可磨灭的殊荣。


(二)


安德鲁·诺雷斯(Andrew Knowles),帕楚梅斯·潘克特《奥古斯丁图传:倘佯奥古斯丁生活的世界》《摩尼教徒》:

373年,奥古斯丁在迦太基近两年时,他读到了罗马最伟大的雄辩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的著作《荷尔顿西乌斯》(Hortensius)。这部作品如今已经失传,但是存留的片断足以说明该书的内容。这部作品以对话的方式写成,阐释了发现和热爱智慧的重要性。

对奥古斯丁来说,《荷尔顿西乌斯》是一种启示,向他开启了“哲学”的大门,这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条理分明的教导体系,提供了一种“世界观”,一些引导人们生活的原则和价值观。对西塞罗来说,“哲学”并不是一个深奥的理论问题,而是一种高度原则化,具有审美情趣,且令人愉悦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它近乎一种宗教。奥古斯丁第一次发现自己在聆听真理,而非只是聆听词语发出来的声音。一个他精神追求的新阶段开始了。

西塞罗的“智慧”之路需要非常严格的自律和自我完善过程。智者是这样的人,他为了过一种谦卑且没有偏见的生活而训练自己的头脑、约束自己的激情和生理欲望。西塞罗教导说,通过控制属世的欲望,培养理性和知识,一个人就可以踏上返回天堂的旅程。将人的激情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这种思想对奥古斯丁颇具吸引力,在他里面唤醒了认识上帝的迫切愿望。就像耶稣比喻中的那个浪子一样,他在迦太基的妓院和马戏场的丛林中醒了过来,认识到自己错失了基督教信仰带来的诸多平安;但是回家的旅程需要数年之久。

西塞罗的作品使奥古斯丁踏上了寻求精神根源之旅,他要寻求一种内在一贯的人生哲学、一种更好的写作方式。西塞罗曾经放弃了精致而程式化的雄辩文风,他喜欢用简明的论证和讨论的方式写作。他的作品读起来就好像两个寻求真理的人在谈话——或者老师和自己的学生在对话。柏拉图(Plato)也喜欢这种方式,他从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那里学到了这种方式。因为奥古斯丁喜欢在他人的陪伴下思考问题,以谈话或辩论的形式写作,这种方式也很适合他。他用这种方式写出了大量的著作、书信、讲道辞和祷文。

奥古斯丁阅读《荷尔顿西乌斯》时,西塞罗已经作古400多年。同时,“智慧”也变成了宗教激情的对象,以在精神上追求一种纯洁的生活方式为表现形式。奥古斯丁很快将“智慧”等同于自己成长环境中基督教的上帝,他潜心阅读圣经,想找到这位上帝。在旧约中,“智慧”是敬虔生活方式的化身;也是使徒保罗发现在耶稣身上应验的一个主题,“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哥林多前书1:30)。

虽然奥古斯丁以一种崭新而强烈的愿望阅读圣经,但是圣经的文风和内容很快便令他失去了兴趣。他使用的圣经版本是古拉丁文的粗浅译本,是2世纪没有受过教育的希腊传教士为非洲人译的版本。它粗放的文风令奥古斯丁非常恼火,与西塞罗高贵的风格和修辞相比,甚是恶劣。另外,旧约人们的错误和过失也没有让他发现任何美德,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耶稣家谱之间的差异也令他感到困惑。

在此期间,奥古斯丁在迦太基的朋友给他带来了许多快乐。爱与学习结合、友谊和追求信仰的结合,令他振奋,使他预尝了基督徒团契的美好。这将是奥古斯丁将来寻求建立的模式。就是在这个时期,他遇到了一些非常有知识、有魅力的人,他们吸引他加入了一个激进的、令人兴奋且超世俗的基督教组织,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摩尼教(Manichaeism)。

并不是只有奥古斯丁一个人发现圣经难以理解。虽然一些非洲的主教以律法主义的方式发展基督教,形成了严格的道德行为规范和限制颇多的宗教仪式,但是还有一些基督徒脱离了公教会,生活在真正的自由和福音的恩典中。这些“新”基督徒认为他们根本不需要旧约。相反,他们主张享受单纯与复活的主同在一处的活泼关系。主会赐给他们智慧和能力。在迦太基,这些新基督徒组成了一个富有才华、颇具说服力,且很时髦的群体,他们似乎拥有条理清晰的思想,从根本上活出了基督教的生活样式。他们被称为“摩尼教徒”(Manichees)。

摩尼教得名于其创始人摩尼(Mani,约公元216-276年)。摩尼自封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摩尼在美索不达米亚领受启示,公元276年他受到波斯政府的逼迫,在那里被处死。他宣称只有自己宣讲的信息揭示了上帝、人性和宇宙的本质。事实上,这是基督教的波斯版,其中加入了拜火教(Zoroastrianism)、思辨哲学和迷信的成分。到奥古斯丁成为摩尼教“听众”(hearer)的时候,该教的创始人离世已近一个世纪。但是摩尼教的使命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普世教会。

摩尼教激起了人们的极大热情。它传遍了罗马全境,在后来几个世纪,还传到了中东和中国。它从讲一种语言的地方传到讲另一种语言的地方,适应了各种文化。

摩尼教的宣教士于公元297年抵达迦太基,他们自称为“选民”(The Elect),过着完全舍己的生活。他们谈到神秘的仪式和奥秘,严格禁食,并禁欲。他们的圣书写在羊皮卷上,抄写精美,并配有插图,详述了堕落的人类弃绝“黑暗”,投向“光明”的各样奥秘和仪式。

为摩尼教信息所吸引的那些人(若非受他们的生活方式所吸引)被称为“听众”。加入摩尼教的人,有两个级别,可以全然委身,也可以只作为寻求者或者支持者加入。后者就是“听众”。

奥古斯丁受到摩尼教徒的吸引。他们阐释恶的存在——是由于“黑暗的国度”侵扰“光明的国度”所造成的——这让奥古斯丁很感兴趣。在每个人里面,在全世界里面都存在着“善”或“光”,但是“善”或“光”却无情地受到了完全属于另一股势力的“恶”或“黑暗”的侵扰。这种视善与恶为势不两立、彼此争竞的力量,永远处在张力中,永远都在争战的思想被称为“二元论”(dualism)的思想。

对于摩尼教徒来说,“归信”发生在听到摩尼《建教书信》(Letter of Foundation)的时刻。它唤醒听的人,让他们去面对被黑暗势力掳掠的可怕情景。摩尼力劝听者要认识到他们神性火花——就是存在每个人里面上帝的微光——的潜力。新信徒踏上学习和舍己之旅,就会使他们能够脱离恶的势力,避免再做错事,或犯下其他罪行。

摩尼教徒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各种甜瓜和黄瓜味轻汁多,被认为是富含“灵魂”(soul)之物。他们不饮葡萄酒,甚至领圣餐时也不饮葡萄酒,因为酒经过发酵,可能会让人失去自控力。他们也弃绝性,因为他们认为腰部以下都是恶者的作为。对摩尼来说,性与黑暗有关,而黑暗是恶之本质。这一切努力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个人体内善的微小火花得以释放出来,与那一位灵魂(Soul)连合在一起。

奥古斯丁加入了摩尼教。鉴于他年轻时代任性的生活方式,他是潜心学习并自律的理想人选。他作为一名“听众”加入摩尼教,这意味着他可以保留自己的情人,免去了极其严苛的清规戒律和宗教仪式。他很快便成为热心传教的摩尼教徒;他自信、口才好,又很机智。他能驳回半心半意的人所发的言论,并让基督徒作出让步,因为他自己曾经是一个基督徒。如今,他很有优越感——道德纯正、知性上也没有任何的威胁。

奥古斯丁喜欢深奥的知识和得救的神秘途径;他受此吸引,已经涉猎算命和占星术。摩尼教作为对世界的一种解释——将善和恶一分为二——对他也具有学术上的吸引力。根据摩尼的教导,一切“善”都由一位完全、纯洁、无过的上帝发散而出。不幸的是,这位“光之父”过于圣洁,过于遥不可及,不能参与“恶”的争战。这位“善”之上帝与旧约中的上帝并不是同一位上帝,摩尼称后者是一位极其可恶、粗暴、道德败坏的上帝。摩尼去除了基督教经书中引用旧约的全部经文。他建立的宗教,并不是为了拯救世界,而是为了脱离世界。在他看来,因恐沾染恶的缘故,应该回避所有世界的事务。他相信,耶稣因自己的死已经得救,而他的死是被动的、是在恶面前不予抵抗的死。

奥古斯丁信摩尼教达九年之久。他喜欢摩尼教的团契生活,喜欢这种意义感,但是他很快便开始怀疑他们信仰的真理。摩尼教看似不同寻常,但是却建立在迷信和神话的基础之上。摩尼教的思想听起来不是真理,而且也行不通。虽然它诱使奥古斯丁认为自己犯罪时不是“纯粹”的自我在犯罪,而是在他里面恶的实体在犯罪,?是他不得不承认犯罪的就是真正的自我本身。他质疑摩尼教认为善必须被动的主张以及在“恶”的攻势下“善”软弱无力的主张。他不能接受一位善的上帝是无动于衷,也无权无势的上帝。奥古斯丁信仰摩尼教的根基出现了裂口,整个信仰的大厦最终也必坍塌。但是这个大厦的坍塌会清除地面,为建立一个更为美好,更令人满意的大厦——基督教——的根基做好准备。奥古斯丁再次归信基督教较他之前归信基督教更为著名,也更为持久。 


(三)


《反驳摩尼教的作品》,作者:安德鲁·诺雷斯(Andrew Knowles),帕楚梅斯·潘克特

奥古斯丁非常懊悔自己曾经说服朋友和同事加入摩尼教一事。388年,也是他受洗后的一年,他开始著书发行,反驳摩尼教的信仰——这场战争持续约15年之久。他熟知摩尼教精深的奥秘和迷信,能够从科学的角度揭露摩尼教对宇宙本质认识的无知。他还拥有证明摩尼教伪善的证据(可能出自康士坦丢[Constantius]本人)。

在罗马他着手写作反驳摩尼教的作品。他写的第一部作品是《论公教信徒与摩尼教徒的生活方式》(On the Catholic and Manichee Way of Life),其中还非常生动地描述了所谓‘舍己’的摩尼教徒享受奢华生活的情景。这部作品初写于罗马,成书于塔加斯特。

因为摩尼教徒声称具有理性,奥古斯丁便开始与他们进行理性的辩论。他为旧约经书辩护,反驳摩尼教认为十二先祖和上帝原始、粗俗、道德败坏的批判主张。他生平第一次比较旧约与新约,论证圣经信息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他还认为埃及和意大利基督徒的禁欲生活较摩尼教徒的禁欲生活要好得多。在《驳怀疑论者》(Against the Sceptics,写于386年秋)一书中,奥古斯丁写到,只在美德中寻找,并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唯在热爱上帝超然的美善中才能找到。禁欲的生活必须让位于更高的权威,这是圣经的教导。

奥古斯丁高举大公和正统教会,视其为经书的监护者,因此也是将家庭、社会和国家团结在一起的价值观的保证和托付机构。他将摩尼教徒道德的前后矛盾之处与以爱为中心、并以爱组成的教会的稳定性及其深度进行比较。这些作品受到普遍欢迎,第二年在非洲便广为流传。

奥古斯丁还针对恶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恶事实上是事物或存有应当拥有但却丧失之物。至善就是上帝,只有上帝一无所缺,其本质也永远不会减少。奥古斯丁通过揭露摩尼教徒的伪善以及他们吹嘘的禁欲生活,攻击摩尼教选民的概念。摩尼教谴责物质是恶的,否认受造物的美善——但是有“圣”餐时,他们并不反对领“圣”餐!

创世记前五卷书的注释《驳摩尼教论创世记》(On Genesis Against the Manichees)写于389年,其背景就是塔加斯特的修道院。奥斯斯丁试图阐释创世记中创造的叙事。他后来还会多次返回这一主题。他想写一本公教会诠释创世记的书,并用这本书来反驳摩尼教。但是,事实上,他发现很难按照字面意思来诠释创世记,创世记必须借助寓意来解释。他驳斥摩尼教对创世记的反对意见,但他自己解读创世记的部分文本也不是不具选择性。他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世界并非人们需要鄙视的灵性障碍,而是为了获得与上帝同乐的受造之物。大约这个时期,奥古斯丁还写了第一本教会手册。回到家乡,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名非洲基督徒的身份,他想反驳摩尼教的神话,为信仰进行辩护。作为一名非洲人,他以简约、易懂的风格为生活在非洲的非洲人著书。 


(四)


(1)

伯纳德·科恩在其《科学中的革命》第四章《“革命”概念的转变》中写道:“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22.12)中把灵魂的转生描述为许多‘通过不同身体的循环[per diversa corporarevolutio-nes]’。” 

(2)

卡尔·萨根在其《魔鬼出没的世界》的第七章《魔鬼出没的世界》中写道:“圣奥古斯丁为鬼的问题所深深困扰,他援引了当时流行的异教徒的看法:‘众神占据了最高的位置,人处于最低地方,魔鬼居于中间……。他们的身体不朽,但思想情感与人无异。’在《上帝之城》第八卷中,奥古斯丁接受了这种古老的传统理论,用上帝取代了神,他着重描绘了鬼所具有的特性,即,它们毫无例外全是邪恶的,它们没有救苦救难的品质,它们是灵魂和肉体邪恶的源泉。他把它们叫做“虚无缥缈的动物……急切地要对别人进行伤害,与正直的品格格格不入,高傲狂妄,嫉妒成性,邪恶至极”。他们可能声称在上帝和人之间传递消息,将自己伪装成上帝的天使,但是这种伪装是陷阱,引诱我们走向毁灭。他们能够假装成任何样子,而且知识渊博——“魔鬼”一词(demon)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知识”(Knowledge)——尤指物质世界的知识。尽管如此,但它们缺乏仁爱。他们折磨‘人们被禁锢的和易受骗上当的头脑’,德尔图良写道:‘它们居住在天空中,与星星为伴,与云彩交谈。’”

……

“早期基督教教父们尽管从使他们感到眼花缭乱的文化中吸纳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但他们仍急于将自己与“异教徒”的信仰体系区分开来。他们教导说,所有异教徒的宗教都是由对鬼和人的崇拜思想组成的,在这些宗教的思想中都将鬼和人误解为神。当圣保罗《以弗所书6:14》抱怨高殿的邪恶时,他没有提到政府腐败,却提到高殿中的鬼:

我们不应反对人性,我们应该反对的是特权统治国家的制度,反对强权,反对这个世界中黑暗势力的统治者,反对高殿中的精神邪恶。

从最初时起,他们就有意地不过多地用鬼这个词,而是较多地使用一种富有诗意的隐喻来形容人们心目中的邪恶事物。”

(3)

史蒂芬·霍金在其《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第一章《我们的宇宙图象》中写道:“圣·奥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的著作中提出,文明在进步,我们将记住创造这些业绩和发展技术的人们。这样人,也许宇宙,不可能已经存在了太长的时间。圣·奥古斯丁根据《创世纪》一书,接受公元前5000年作为宇宙的被创生的时间。(有趣的是,这和上一次的冰河时间的结束,大约公元前一万年相距不远。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文明实际上是从那时开始的。)

(4)

伯纳德·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一书的《导言》里写道:“

中世世界与古代世界对比之下,是具有不同形式的二元对立的特征的。有僧侣与世俗人的二元对立,拉丁与条顿的二元对立,天国与地上王国的二元对立,灵魂与肉体的

二元对立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教皇与皇帝的二元对立中表现出来。拉丁与条顿的二元对立是蛮族入侵的结果,其他的二元对立则有较为悠久的来源。中世纪僧俗的关系可以以撒母耳与扫罗的关系为范例;在阿利乌斯教派或半阿利乌斯教派帝王统治的时期里产生了僧侣至上的要求。天国与地上王国之间的二元对立见于新约全书,但在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上帝之城》一书中系统化了。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这一理论曾被新柏拉图主义者所强调;它不但在圣保罗的说教中占重要的地位,而且还支配了公元四世纪和五世纪的基督教禁欲主义。

天主教哲学被黑暗时代划分为两个时期,在这个时代里西欧的精神活动几乎绝迹。自从君士坦丁改宗到鲍依修斯逝世为止,无论作为一个事实,或作为不久以前的一项回忆,罗马帝国依然支配着基督教哲学家的思想。蛮族在这一时期里,仅仅被认为是一种讨厌的东西,而不被看作基督教世界中的一个独立部分。这时仍然存在着一个文明社会,其中富有者人人都能读书写字,因此一个哲学家除了必须投合僧侣的心意,还必须投合俗人的心意。在这个时期与黑暗时代之间,即在公元六世纪末叶,出现了大格雷高里,他虽然把自己当作拜占庭皇帝的臣下,但在对待蛮族国王的态度上却非常倨傲。在他以后,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僧俗间的分离越发显著了。世俗贵族创造了封建制度,这种制度稍微稳定了当代的荒乱局面;僧侣们宣扬基督教的谦卑,但只有下层阶级的人将其付诸实践;异教的骄傲体现在决斗、通过战斗进行裁判、比武以及个人报仇等方面,所有这一切虽为教会所憎恶,但却无法防止。自十一世纪起,教会才千辛万苦地从封建贵族制中获得解放。而这一解放也正是欧洲摆脱黑暗时代的原因之一。

天主教哲学最初的伟大阶段由圣奥古斯丁占统治地位,但在异教徒当中则由柏拉图占统治地位。第二阶段以圣托马斯·阿奎那为高峰,对他和他的继承者来说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柏拉图。然而,《上帝之城》中的二元论却完整地延续下来。罗马教会代表天城,而哲学家们在政治上则是维护教会的利益的。哲学所关心的是保卫信仰,

并借助理性来和伊斯兰教徒这样一些不相信基督教启示的确实性的人展开争辩。哲学家们借助理性去反击批评,不仅是以神学家的身分,而且是以旨在吸引任何教义信奉者的思想体系的发明家的身分。归根结柢,诉诸理性也许是一种错误,然而在十三世纪时,这却似乎是卓有成效的。”

(5)

苏拉米·莫莱在其《破译圣经》(To Decipher the Bible)中写道:

对于上帝存在所具有的绝对性质,在柏拉图的笔下得到了具有本体性的阐释:“若神不在,一切皆无。”如果说这只不过是柏拉图将对于理念的推崇导向极致的一种哲学的表达,那么,在《上帝之城》的作者,这位被称为天主教哲学家著名代表之一的圣奥古斯丁看来,这正是柏拉图的哲学成为“一切哲学中最纯粹最光辉的”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当圣奥古斯丁在阅读有关柏拉图及其追随者的著作的时候,要说:“我于其中读到以下的旨趣,‘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只有上帝、上帝的道,‘才是真光,它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并且‘他在世界之中,而这世界也是借着他创造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

这样,圣奥古斯丁就把柏拉图的理念之神与《约翰福音》中的上帝之道完全统合起来,上帝是做为纯粹的精神性存在而出现的,并且是不可把握的。因此,圣奥古斯丁认为上帝从无中创造了世界,天地间有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并存,上帝之城是上帝之道的体现,因而是完美与永恒的,而地上之城并非如此,因而是不完善的、短暂的,甚至会

毁灭。这样,不仅个人将通过基督耶稣建立的教会来获得拯救而走向永生,而且世俗国家也只有听从教会,才可能成为上帝之国的一部分,从而确认教权高于王权,为教会的权力膨胀提供了神学支撑,同时也否认了人与上帝进行直接交流的任何可能性。

他的神学曾在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会中居于最高权威的地位,他被教会奉为”圣人”。


(五)


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

第七章 魔鬼出没的世界:


这个世界魔鬼出没,有些地方,漆黑一片。

《奥义书》(印度,公元前600)

对不存在的事物的恐惧是每个人自身本能地产生的东西,这种东西叫做宗教。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1657)


许多人类文化告诫我们,上帝在俯视着我们并指导着我们的命运的发展方向。其他更为恶毒的实体为邪恶的存在负责。两种东西,不论被认为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是为人类的需要服务的。即使它们全是想象的,人们一旦相信了它们,就会感觉更好。在传统的宗教被科学所鄙视的时代,用科学的外衣将古老的神灵和魔鬼包装起来,并将其称为外星人,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古代人们普遍信鬼。人们并不认为鬼神是超自然的东西,认为它们是自然的。赫西奥德时而提到它们。苏格拉底说他的哲学灵感是具有人性的慈善的鬼启迪的结果。他的教师,曼提尼亚的迪奥提马告诉他(在柏拉图的《论文集》中):“任何神鬼之物都介于上帝与人之间,上帝与人之间不直接联系。”他还说:“只有通过鬼神,人与众神之间才能进行沟通与对话,无论你是醒着时还是睡眠时。”

柏拉图,苏格拉底最得意的门生,认为神鬼有重要作用:

未被赋予超然的能力,单靠人类的本性是无法处理人类各种事务的。他说,人类本性中也会被傲慢所充斥,并且易犯错误……。

我们将牛视为牛,将羊视为羊,但我们自己是高级种族,我们统治着它们。仁慈的上帝,以他对人类的慈爱,给我们派来了神鬼,它们是高级种族,它们自己很闲适也很快乐,一点儿不亚于我们人类,它们在关照着我们,给我们以和平与尊重,秩序与公正永存,它们使各个部落的人快乐无比、团结一心。

他坚决否认神鬼是邪恶的起源,将性欲的守护神厄洛斯描绘为鬼,而不是神。“既是人又不是人”,“既不好也不坏”。但后来所有的柏拉图主义者,包括那些强烈地受基督教哲学影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都认为某些鬼是善的,而另一些是邪恶的。但是,柏拉图的著名弟子亚里士多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认真地考虑了梦是鬼制造的看法。普鲁塔克和波菲利认为,充斥于外层空间的鬼来自月亮。

早期基督教教父们尽管从使他们感到眼花缭乱的文化中吸纳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但他们仍急于将自己与“异教徒”的信仰体系区分开来。他们教导说,所有异教徒的宗教都是由对鬼和人的崇拜思想组成的,在这些宗教的思想中都将鬼和人误解为神。当圣保罗《以弗所书6:14》抱怨高殿的邪恶时,他没有提到政府腐败,却提到高殿中的鬼:

我们不应反对人性,我们应该反对的是特权统治国家的制度,反对强权,反对这个世界中黑暗势力的统治者,反对高殿中的精神邪恶。

从最初时起,他们就有意地不过多地用鬼这个词,而是较多地使用一种富有诗意的隐喻来形容人们心目中的邪恶事物。

圣奥古斯丁为鬼的问题所深深困扰,他援引了当时流行的异教徒的看法:“众神占据了最高的位置,人处于最低地方,魔鬼居于中间……。他们的身体不朽,但思想情感与人无异。”在《上帝之城》第八卷中,奥古斯丁接受了这种古老的传统理论,用上帝取代了神,他着重描绘了鬼所具有的特性,即,它们毫无例外全是邪恶的,它们没有救苦救难的品质,它们是灵魂和肉体邪恶的源泉。他把它们叫做“虚无缥缈的动物……急切地要对别人进行伤害,与正直的品格格格不入,高傲狂妄,嫉妒成性,邪恶至极”。他们可能声称在上帝和人之间传递消息,将自己伪装成上帝的天使,但是这种伪装是陷阱,引诱我们走向毁灭。他们能够假装成任何样子,而且知识渊博——“魔鬼”一词(demon)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知识”(Knowledge)——尤指物质世界的知识。尽管如此,但它们缺乏仁爱。他们折磨“人们被禁锢的和易受骗上当的头脑”,德尔图良写道:“它们居住在天空中,与星星为伴,与云彩交谈。”



(另起一页)


书名

双城记(“上帝之城”)批注

Notes to A Tale of Two Cities(The City of God) ( to 后面用斜体)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NC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2016年5月第二版

May 2016 Second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三十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Xuanjun

Volume XX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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