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伊斯兰历史的沉思（全集第39卷）

对伊斯兰历史的沉思

Ruminations Over the History of Islam（ 以上用斜体）

谢选骏 编著

基督教文存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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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搜集了作者谢选骏先生本世纪911惨案以来发表的有关伊斯兰教的42篇文章。作者指出，伊斯兰教自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唐朝以后，就一拨一拨渗透中国，元明清以来给中国社会造成持续动乱。但是华人却对伊斯兰教很少了解，结果处处被动，步步蚕食，国内遍布伊斯兰教独立据点，不仅造成连绵不断的冲突，而且酝酿新的冲突。因此，需要了解伊斯兰、反思其历史，知道可否和平共处。

Synopsis

This book anthologizes 42 articles on Islam written by  Mr. Xie Xuanjun since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in this centur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Islam spread to China with its permeability,  one spell after another, since the Tang Dynasty during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aused incessant unrests in the country since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Chinese, knowing little about Islam, have been very passive all along, and Islam, nibbled the country step after step, its strongholds encroaching upon the whole of China, causing a succession of conflicts and fermenting new ones. People need to, therefore, know Islam for what it is, ponder over its history and decide for themselves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co-exist with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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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论：九一一：我们正在经历的沉默时代

第一篇  阿拉伯人的石头崇拜

第二篇  多神教与一神教之间的混合宗教

第三篇  伊斯兰教与偶像崇拜

第四篇  伊斯兰教不如自然神教

第五篇  回教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第六篇  希腊神谕与《可兰》启示

第七篇  《福音书》与《古兰经》

第八篇  穆罕默德在山洞里遇见了谁

第九篇  穆罕默德与《撒旦诗篇》

第十篇  麦地那屠杀奠定伊斯兰政治基础

第十一篇  11第一次大鼠疫产生伊斯兰教

第十二篇  12第二次大鼠疫摧毁蒙古帝国

第十三篇  13第三次大鼠疫重叠世界大战

第十四篇  14中国文明是谁的爸爸和谁的爷爷

第十五篇  15佛教、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斗争

第十六篇  16伊斯兰教是西方文明的源头

第十七篇  17伊斯兰的终极目的：末日大决战

第十八篇  18埃及伊斯兰化的过程

第十九篇  19债务经济与十字军东征

第二十篇  十字军东征是自卫行动

第二十一篇  穆斯林暴乱的社会生物学基础

第二十二篇  大屠杀奠定土耳其政治基础

第二十二篇  人类历史上最残忍“回民起义”

第二十三篇  日本，一个没有穆斯林的世界

第二十四篇  土耳其禁卫军与中共的反修防修

第二十五篇  土耳其为什么亲西方

第二十六篇  犹太教正在引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战争

第二十七篇  穆斯林的无知与犹太人的阴谋

第二十八篇  穆斯林暴乱的社会生物学基础

第二十九篇  女人祸水论的最新版本

第三十篇  从本拉登之死看《韩非子》的“备内”思想

第三十一篇  茉莉花革命破除“文明冲突论”

第三十二篇  最高法院与伊斯兰国

第三十三篇  新母系社会的诞生——伊斯兰国扩张的西方内助

第三十四篇  美国与沙特反驳了亨廷顿假说

第三十五篇  伊斯兰国与共产国际

第三十六篇  伊斯兰国有可能成为新的罗马

第三十七篇  伊斯兰国是一本活教科书

第三十八篇  伊斯兰主义正在瓦解

第三十九篇  纽约的深渊与麦加的黑石

第四十篇  伊斯兰教的扩张与礼制的天下统治

后记  政治正确与讽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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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九一一”：我们正在经历的沉默时代

（读《A NATION CHALLENGED：AVisual Histoey of 9/11and its Aftermath》）

《A NATION CHALLENGED：AVisual Histoey of 9/11and its Aftermath》，由纽约时报出版发行，可译为“一个受到挑战的国家──‘九一一’事件及其后续的可视历史”，以摄影为主，生动、细微地录下了“九一一”事件的关键镜头，因而具有令人震撼的效果。

（一）惊天爆炸：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在该书第十三页，以“不可想象的事件”为题，画面是充满战场气氛的全景特写，展现从曼哈顿东廿五街遥望的世贸大楼，犹如两只巨型烟囱。十五至十六页，是被劫持飞机撞击大楼的特写，更如近距离“永恒的瞬间”般，成为今日美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十八至十九页，为局部特写，清楚显示了这一历史伤口是那么深入、清晰，大楼被拦腰截断，碎片四射，红光过后，狼烟滚滚。

“九一一”事件中，世界上最开放的社会中，出现了两个最封闭的结构：被劫持的飞机和被撞击之后的世贸大楼。飞机和大楼，原本都是人员交流和经济开放的象征，载客的飞机是开放条件，被袭目标是开放的枢纽……由此可见，专制的封闭社会对开放社会的威胁，是确实的同时也是静悄悄的，而开放社会的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早已潜伏在人性深处的封闭势力。

（二）无人幸免：大厦与飞机

第二十二页，题为“No Escape”，显示了爆炸后果：撞击点以上的楼层，几乎每一扇窗子，都冒出了浓烟，或钻出了挣扎的人头！人在将近摄氏两千度的高温下求救，忍不住了就纵身跳下，粉身碎骨！

第二十三页，放大特写跳楼者，展现出头朝地降落的绝境，受难者竟然还并拢了腿，抱着双肩！在这似乎毫不慌乱的瞬间，彷佛体现了生命的永恒性，与周围的狂烧、爆炸，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

二十四页，以“Fire and Ashes”为题，特写出大厦如破竹般被破碎。尤其三十一至三十二页，特写出的废墟，使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读到的历史书上所说的“势如破竹般”，原来是可以用来说明如此惨烈的破坏与屠杀。

飞机本是开放社会的象征和利器，难怪“九一一”之后，航空业遭受最沉重的打击，但在劫持活动中，飞机却成为封闭势力的武装堡垒，成为施展暴力的攻击武器。封闭势力是黑暗的，他们的行为导致普遍的黑暗，因为他们拒绝光。这时，不论以什么信仰或借口装潢，都不能改变这一黑暗的封闭事实。

高温中冒烟的钢铁框架及在其中挣扎的众生，则突现了人生的不可预测，这不仅是受难者的命运，也是每个人的缩影，人好像注定只能在小处算计，而在大处则无可奈何。

现代人在机械般前进的全球化进程中，仿佛已是烧烤架上听凭摆布的食物，而且越在高层，就越难逃生，越接近死亡。我们的生活不也如此？后面熊熊烈火和滚滚浓烟，如名利、地位、虚荣的逼迫，前面则是紧闭的窗子，湛蓝的天空如残存的理想和梦想的明天，当下则是高温的禁锢，如形形色色的杂物。

（三）消防队遗像：上帝的沉默

第八十四至八十五页，是整整两版的遗像，“The Lost Fire Fighters”，好像没有妇女，清一色男子，三百多人。听数字好像不大，但当你注视这些遗像，不可能没有深深的触动，因为这都是一个个像你我他，也如任何伟大领袖一样活生生的人！这些想救他人却连自己也救不了的“消防队员”，向我们揭示了可能他们自己还没有来得及想明白的问题──上帝为甚么沉默？

布满受难者遗像的书籍，彷佛在注视我们。“上帝已死”，不是尼采的创见，这命题不过是神学生黑格尔，假借德国民谣中有关耶稣的赞美诗。该诗的原意，是歌唱耶稣基督舍己受难，为拯救我们罪人。其实，即使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看“上帝已死”，也可以看到早在耶稣之前，新旧约之间的所谓“沉默时代”，上帝已经“死”过一回，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听凭”。上帝听凭犹太人的背离，在新旧约之间的四百年，以为新约的预备。而耶稣基督的来到，也是宣告沉默时代的结束，上帝重新说话。

（四）十字架：绝望的基督徒

一百二十三页，以“最后的赞美”，展示了坠落的两截废钢架自然搭成的十字架特写。这个奇迹曾被报导过，但其神学意义好像谁也不能完全说清楚。

十九世纪末叶的无神论者尼采，预言“未来的两百年是虚无主义横行的世代”，既是如此，这位具有历史预感的“牧师的儿子”，岂不在无意识间把自己的“超人哲学”也归入了虚无主义的行列？对了！这正是症结所在！

如此看来，超人哲学实乃二十世纪的主流而非支流，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个人崇拜、民主社会中的新偶像崇拜（如对体育明星电影明星财经明星以及新兴宗教邪教的教主和战争英雄的狂热等等），都是解构基督信仰的结果，都是以“革命超人”来替代神明。所以，超人哲学乃是一种解构性的虚无主义，而不是具有建设精神的科学神学或是世俗。如果尼采写作超人哲学是出自对沉默时代的无奈，如果他自觉超人哲学乃是虚无主义的乔饰，那么，这位叛教者，这位出卖自己父辈基督信仰的无神论者，实际上就是一位绝望了的基督徒，他的声音好像是“不能看见上帝的人类”所发出的求救声。而这人预言的“两百年混乱”，到现在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半──二十世纪末叶，冷战结束，缺乏深度的人开始庆祝“历史的终结”、永久和平的来到。殊不知，终结的只是前一半虚无时代也就是沉默时代的历史，而后一百年虚无时代，正随着“九一一”恐怖袭击，就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揭幕而来。问题是基督徒不可以绝望，而无神论者又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超人哲学”就成了种种新兴宗教和极端教派（如“上帝已死”教派）的始作俑者。

（五）蓝光：失去精神焦点的全球化过程

本书的末页照片，蓝光两束直射夜空，像要着意刻划这个虚无主义时代的内心，人们用两道发自地底的或心底的阴森蓝光直射黑暗天空，来纪念“九一一”半周年。这与“启示”的含意正好相反。启示，是以天上的光明来照亮人心的幽暗。而蓝光贯彻天宇的奇特造型，好像表明当代的全球化过程，已经完全丧失了精神焦点。这两个笔直的问号，迫使我们不得不思索上述“视觉历史”到底有没有神学意义？如果有，那又可能是怎样的神学意义？

联合国最近的“世界生态报告”说，世界上有将近二十亿人严重缺水。然而，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亿人的精神现在严重缺水呢？也许还不止二十亿吧？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精神缺水与物质缺水是否相关呢？

最后，人们在卷入一个物质生活全球化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迎来一个可以促成精神生活全球化的过程呢？但愿，“九一一”这样的悲剧，可以促成“精神全球化”的开端。

（六）爱的思想：精神全球化的开始

所谓“精神全球化”，是指某种席卷全球的爱的思想。这种爱的思想可以被全球各种传统的意识形态所接受。这种爱的思想能够消化掉弥漫当代世界的仇恨与疏离，再度把文明人类团结起来。

要知道，最新的人类学研究已经证明，各色人等本来就是起源于同一的女性始祖的。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现代人起源的“线粒体夏娃假说”就试图证明，现代人可以追溯其祖先到大概十五万年前住在非洲的一群女人，迄今共有来自世界各地各个种族的几万人接受过测试，检验过的现代人群的所有线粒体DNA类型的起源，都在较近的年代，这意味着现代人类具有新近的共同起源。这个过程于十五万年前始于非洲，在以后的十万年中散布到欧亚大陆。根据细胞核中的DNA所得到的较为常规的遗传学证据，正开始揭示与线粒体DNA资料所显示的相同的情况。这样，所有的人类就真的像是圣经所说，是兄弟姐妹了。

如果某种爱的思想像是公元前后的基督精神那样拥抱了人类，血腥的杀戮就会停止。仇恨、歧视、暴力、恐怖、虐待、变态的宣传品，将不再作为“思想多元化”的旗帜受到崇拜。

2002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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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阿拉伯人的石头崇拜

虽然学者们对纳巴泰人（一种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一无所知，他们相信该民族可能把已故的国王们视为神灵，把他们的陵墓视为神庙。纳巴泰人明显具有石头崇拜的习俗：他们的庙宇就嵌凿在岩石中。其中最大的一座是建于公元前一世纪的独立式建筑，是用来供奉佩特拉主神都萨尔斯的，该神的象征就是一块石头！

（一）

安放在麦加（Mecca）神殿（Ka’bah）东角上的黑曜石，是阿拉伯语“Al─HajaRal─Aswad”的意译。相传为“从天堂坠落尘世的石头”，现已证明只是一块普通的陨石。黑而带红，表面光滑，椭圆形，长约三十公分，因历尽沧桑已有裂缝，1844年才被镶在特制的宽约十公分的银质框里。神殿的形状十分怪异，它的名字是“立方体”的意思，这个建筑原来没有屋顶，黑色陨石在墙上安置，被阿拉伯人视为天降神物，周围的游牧人都来朝拜。最有意思的是，不论先前的多神教徒还是后来的穆斯林，都视黑曜石为“圣物”。公元608年重建此庙，加盖了房顶，而盖房顶的材料竟然是一艘基督教国家（拜占廷或埃塞俄比亚）船只的残骸。“其房四面环拜”（明费信《星槎胜览》）“其寺分为四方，每方九十间，共三百六十间”（明严从简《殊域图 咨录卷》十一）。

古老的神庙除了供奉黑石，还供奉各种轮流值日的部落神，所以对各个部落都有吸引力。该地每年举行一次庙会，朝拜者来自四面八方，同时在神庙周围举行定期市集。古莱部落（Quraish）从庙会和市集中获取巨额收入，不论在穆罕默德之前和之后都是一样的。……信奉一神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早已传入半岛。在也门地区及一些城镇和农业区流行，其一神观念对伊斯兰教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因犹太教和基督教不适应阿拉伯社会变革的需要，未能得到广泛传播。在阿拉伯社会变革和一神教观念的影响下，阿拉伯人由多神信仰向一神教信仰过渡，产生了一神倾向的哈尼夫派（Hanifs）。他们承认独一神，反对偶像崇拜，相信天命、复活、惩罚和报应，注重个人隐居修炼，过着禁欲的生活。哈尼夫思想成为伊斯兰教形成的思想先驱和组织中介。

实际上，回教（伊斯兰教）的核心（黑石崇拜和月亮崇拜）和所谓的“一神教”（安拉上帝、阿拉真主）毫无关系，而是古老的多神教产物。

例如，对于纳巴泰人的历史及其石头崇拜的研究，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二）

纳巴泰人（Nabataeans，又译纳巴提人），是在约旦、迦南的南部和阿拉伯北部营商的古代商人。弗拉维奥·约瑟夫斯把叙利亚和阿拉伯的边界、幼发拉底河至红海的地命名为“纳巴泰”，也就是他们位于绿洲的居住地和名字来源。他们宽松的贸易管理网络以一串绿洲为中心点，但中心点没有足够范围作集体农业，而绿洲间的通路在荒漠周遭毫无防线。在106年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征服纳巴泰并把它并入罗马帝国，令其文化尤其是罐装着色陶器业分散，最后永久失落。

大量的涂鸦和题字（主要是名字、祝贺语）证明纳巴泰人的文化圈远至北方的死海，曾是广泛散布的文明。特别是庙宇中没有题字名字，分析显示纳巴泰文化包含不止一个种族。不过除了这些外，就再没有纳巴泰其他遗物或文学幸存。最早提及纳巴泰人的是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他认为纳巴泰的贸易路线和其货物来源对他们来说是商业机密，所以传说中的相关资料是不实却令外人轻信。他说纳巴泰人是有一万个战士的强大部落，在阿拉伯游牧民族中算是杰出，避开其他部落发展农业、修理房子、和酒的使用，使牧人可在“幸福阿拉伯”（托勒密提出的术语，拉丁转译作 Arabia Felix，今也门）交易乳香、没药来经营海港业务；亦在埃及交易死海的沥青。旱地是他们最佳的守护者，因为在多岩、泥的土壤开凿的樽形蓄（雨）水塔乃优良的藏身地（更易伏击侵略者）。纳巴泰人的贸易扩张带来远至红海的交叉文化影响。在佩特拉（今约旦）崇拜的神都归纳巴泰人的神独沙拿（意译“山神”）和 al-Uzza（意译“强者/最有势力者”）管理。

纳巴泰人的起源，就腔调相似度而言，杰罗姆（Jerome，37年—1xx年）提出纳巴泰人和尼拜约人（Nebaioth，在《圣经》《创世记》提及）有关连，但现代历史学家对早期纳巴泰历史持谨慎小心态度。

在前586年发生的巴比伦囚虏，使犹太陷入权力真空，以东人移居朱迪亚（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的放牧地，纳巴泰人碑铭自此留在以东境内（正值安提哥一世攻击佩特拉失败，早于312年）。佩特拉或 Sela 是古以东首都。以东人在巴比伦囚虏得益后进入朱迪亚南部，纳巴泰人趁机占领古以东，成功发展商业，并成为亚喀巴湾海岸和 Elath 重要海港的主人。阿加沙克斯（拉丁转译：Agatharchus）认为那段时期对当权者很棘手，因为海盗又再破坏埃及和东方的贸易，直至海盗被亚历山大的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严惩。

纳巴泰人首次在历史舞台出现已经略带外国文化，阿拉姆文化，他们甚至用古叙利亚文（古阿拉姆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方言文字）写信给安提哥皇帝。随着塞琉古帝国衰落，纳巴泰人从部落壮大至王国，把其边界向北扩至约旦以东的富饶国土，但民族自尊没有使他们放弃使用阿拉姆文（从硬币和碑铭可知）。而纳巴泰人发明的北阿拉伯文字，后来演化为现代阿拉伯文字。纳巴泰人占领了浩兰（aurān，今叙利亚南部，在《圣经》《以西结书》47:16-18提及），在约前85年他们的皇帝亚哩达三世（Aretas III）成为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山谷”（Coele-Syria，今叙利亚、黎巴嫩边境）的统治者。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纳巴泰人是阿拉姆人的阿拉伯名字，但这是把纳巴泰人误当作从巴比伦尼亚（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城邦，是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的领土）移民的阿拉姆人。从纳巴泰人的题字可见，上述正当的名应是受阿拉姆文化影响的阿拉伯人。不过不同群组的纳巴泰人写他们的名都略有不同，所以考古学家不愿说纳巴泰人都是来自同一个部落，或者有任何一个群组属于原纳巴泰人。

从纳巴泰人的题字可见，阿契美尼德帝国灭亡后（前330年），自前200年起阿拉姆语对他们的影响日渐减退。纳巴泰字母也从阿拉姆字母中分裂出来。反而阿拉姆方言日渐受阿拉伯方言影响。从300年起，阿拉伯的影响取得压倒性优势，换句话说纳巴泰语无痕迹地由接近阿拉姆语转为接近阿拉伯语。而阿拉伯字母在400年从纳巴泰字母分裂出来，变得连接、草体。

虽然那时没有现在那么干旱，纳巴泰人的土地仍只是荒漠，需要特别的农业系统。其一是把部分地划为多个浅漏斗以在正中种植一棵果树。荒漠在“雨季”前只会有约干个下雨日，果树的周边范围会崩溃。“雨季”时，浅漏斗集得的雨水会流入果树和被果树下的土壤吸收。如此干旱的土壤被湿润时就会保留并贮藏水分。

（三）

纳巴泰人最重要的遗迹，是佩特拉古城。

在希腊文化的辉煌下，佩特拉在前100年迅速建造，定居人口增至两万人。

当初哈斯芒人（Hasmoneans）和塞琉古帝国起斗争时，纳巴泰人是前者的同盟。之后纳巴泰人成为朱迪亚王朝在辉煌时期的竞争者，他们的混乱状态惹来格奈乌斯·庞培干涉朱迪亚。很多纳巴泰人被哈斯芒皇帝阿历山大·赞拿乌斯（Alexander Jannaeus）强逼改信犹太教. 这皇帝平定纳巴泰人叛乱后，侵占纳巴泰人的摩押和 Gilead 两座城，征收无指明数量的贡品。在前90年，纳巴泰统治者奥保达一世（Obodas I）知道阿历山大·赞拿乌斯将袭，所以他伏兵于 Gaulane 并成功击溃犹太陆军。

罗马军方和纳巴泰人的战役失利，因为在前62年马库斯·阿米利乌斯·司哥路斯（Marcus Aemilius Scaurus）接受三百他连得的贿赂以解除围攻佩特拉（纳巴泰人的地盘），当然部分原因是复杂地形和食物供应短缺。亚哩达三世（Aretas III，纳巴泰人的统治者）的朋友约翰·海卡奴斯（John Hyrcanus）被马卡斯·阿米利暗斯·司哥路斯派去亚哩达三世以钱求和。亚哩达三世同意，并保留了自己的领土包括大马士革 ，又成为罗马帝国的封候。

在马里卡二世（Malichus II）时期，在罗马帝国犹太行省代理王大希律王在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埃及艳后）支持下和纳巴泰开战。战事开初大希律王的军队利用大量骑兵抢劫纳巴泰和占领迪安（Dion）。经这挫折后，纳巴泰军队团兵于卡纳萨（拉丁转译：Kanatha；今叙利亚）但被击溃。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将军阿西尼奥（Athenio）派卡拿萨人援助纳巴泰人，打垮大希律王的陆军，使后者逃至奥米扎（Ormiza）。但一年后大希律王的军队却蹂躏了纳巴泰军。

有一次犹太行省地震后，纳巴泰人造反并侵略以色列，但大希律王马上越约旦河到费拉德尔菲亚（今安曼）使双方扎营暂战。由阿尔西默斯（Elthemus）领导的纳巴泰人拒绝作战，但大希律王却主动攻击纳巴泰军的营地。困惑的纳巴泰军无奈迎战但被击败。当他们撤退时，大希律王包围其营地并维持了一段时间。部分士兵投降，而其余的想付出五百他连得金钱以获和平但被拒绝。纳巴泰军因长期缺水而被逼出营作战，不过再被打败。106年，纳巴泰终被罗马帝国军队攻陷，纳入犹太行省。

作为罗马帝国的同盟，纳巴泰在一世纪时继续繁荣兴旺。他们的力量范围伸延至今也门一带，而佩特拉仍保持世界市场的地位，尽管新兴的尼罗河商路（由迈奥沙默斯（拉丁转译 Myoshormus）至科普特）抢了它不少生意。

（四）

虽然学者们对纳巴泰人的宗教信仰一无所知，他们相信该民族可能把已故的国王们视为神灵，把他们的陵墓视为神庙。纳巴泰人明显具有石头崇拜的习俗：他们的庙宇就嵌凿在岩石中。其中最大的一座是建于公元前一世纪的独立式建筑，是用来供奉佩特拉主神都萨尔斯的，该神的象征就是一块石头！ 

佩特拉城的重现，有两个人功不可灭。一位是19世纪的瑞士探险家贝克哈特，另一位是电影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再次让这一古城名垂青史。 

1812年，奥斯曼帝国，一个地处土耳其中心地带的穆斯林国家，统治着地中海东端的土地。几个世纪来，奥斯曼帝国与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各国战火不断。因此，奥斯曼土耳其人以及他们遍布中东和北非的臣民们对欧洲人都颇怀疑心。单身途经穆斯林地带的基督教徒会被当地人当做奸细，或被驱逐出境，或遭杀害。 

可是，巡回商人西克﹒坎布拉罕﹒阿布道拉却是个例外。他满脸络腮胡，头裹穆斯林头巾，身着穆斯林长袍，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对伊斯兰的宗教信仰、典礼仪式无所不晓，了如指掌。渊博的学识使他在旅途中处处受人尊敬，穆斯林人都误把他当成了博学多才的伊斯兰法学家，若知道他的真名叫约翰﹒路德维格﹒贝克哈特，他们定会震惊不己的。 

贝克哈特1784年生于瑞士，在德国和英国受教育并且学习阿拉伯语。1809年，他受于英非联合会，负责调查了解并解答当时的一个地质学难题：北非的两条大河——尼日尔河和尼罗河——是否源于同一条河流，当时有些地质学家认为两条河或是起源于同一个源头，或是在巨大的北非沙漠内部某地（一个欧洲人刚涉入探索的地区）汇合的；另一些人却坚持认为（随后的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两条河流完全互不相干。 

英非联合会要求贝克哈特用第一手考察材料，揭开尼日尔河与尼罗河之间的谜底。贝克哈特接受了这一富有挑战的任务，开始策划自己的旅行，他首先计划去叙利亚，用几年时间完善自己的阿拉伯语；然后前往埃及的开罗，加入穿越撒哈拉沙漠去尼日尔地区的商队。贝克哈特蓄了胡须，更名西克﹒坎布拉罕﹒阿布道拉，动身去了叙利亚的阿勒颇。

身处穆斯林世界的贝克哈特远不止研究了这一使命，他逐渐了解熟悉，并深深地敬仰首穆斯林文化，在执行英美联合会使命的主道上，出于对地质学知识的求知欲，一种难以遏制的好奇心不时驱使他离开土道，步入众多叉路。就是这其中一条叉道引他奔向了一座自12世纪以来少有，或者说根本没有欧洲人涉足过的城市。 

佩特拉不完全是一个消失了的城市，历史学家们还清楚地记得它的存在。在公元2、3世纪——罗马帝国全盛时期——佩特拉曾一度是罗马东部省城的佼佼者，然而后来一度长期衰落。到了贝克哈特时代，除了阿拉伯沙漠小的游牧民族贝督因人外，少有游人访问此地。对外界而言，佩特拉的地理位置极其神秘。它隐没于死海和阿克巴湾（今天的约旦国境内）之间的山峡中。1806年，一位名叫尤尔里奇﹒西特仁的德国学者伪装成阿拉伯人， 穿越奥斯曼领地， 从一个贝督因人那儿获悉了“佩特拉废墟”。好奇的西特仁试图悄悄溜进佩特拉，可是不幸被发现是伪装成穆斯林的基督教徒，惨遭杀害。

事隔六年后，贝克哈特由叙利亚向开罗南行，途中他突然发现自己正处在佩特拉附近，于是决定去看望一下这长期被遗忘了的城。不知是伪装术比西特仁得当，还是运气比他好，他竟然未受任何伤害地到达了佩特拉城。他发现，通往佩特拉的必经之路是一个叫西克的山峡，深约二百英尺。这条天然通道蜿蜒深入，直达山腰的岩石要塞，这就是加保﹒哈朗（圣经中称为荷尔的）要塞。西克山峡漆黑一片，回声荡荡，可是一转过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山峡，则是另一番景观。世上最令人惊叹的建筑就呈现在眼前：高130英尺，宽100英尺，高耸的柱子，装点着比真人还大的塑像，整座建筑完全由坚固的岩石雕凿成形。这座建筑名叫卡兹尼，它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其色彩。由于整座建筑雕凿在沙石壁里，阳光照耀下粉色、红色、桔色以及深红色层次生动分明，衬着黄、白、紫三色条纹，沙石壁闪闪烁烁，无比神奇。

过了卡兹尼，西克峡霍然开阔，伸向约一英里宽的大峡谷。这峡谷中有一座隐没于此的城市：悬崖绝壁环抱，形成天然城墙；壁上两处断口，形成这狭窄山谷中进出谷区的天然通道。四周山壁上雕凿有更多的建筑物。有些简陋，还不及方形小室大，几乎仅能算洞穴；另一些大而精致——台梯，塑像，堂皇的入口，多层柱式前廊，所有这一切都雕筑在红色和粉色的岩壁用，这些建筑群是已消失的纳巴泰民族的墓地和寺庙。 

（五）

纳巴秦人是阿拉伯游牧民族， 约在公元前6世纪从阿拉伯半岛北移进入该地区（今天约旦和南叙利亚境内）。在他们建造的众多安居地中，尤以首都佩特拉最为突出。佩特拉是一个值得介绍的地方，第一，它易守难攻，唯一的入口是狭窄的山峡，敌方无法调集大军攻城，可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第二，资源丰富，环抱城市的高地平原上森林繁茂，木材丰富，牧草肥沃，利于游牧；第二，水源充足，一股终年不断的喷泉提供了可靠的水源。

到了公元前4世纪， 纳巴泰人又充分利用了该地的另一地理特点，大获其利。佩特拉位于亚洲和阿拉伯去欧洲的主要商道附近，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们押运着满载货物的骆驼队经过佩特拉门前——经波斯湾输入的印度香料、埃及的黄金以及中国的丝绸都要途经佩特拉，运往大马士革、推尔以及加沙等地的市场。与此同时，皮塔还是通往希腊和地中海各地的门户，接近商道线的纳巴泰人得天独厚，赢利不少。他们有时也采取不法的海盗行径，但大多数时候是靠收取途经货物的税和过路费获利的。他们有时也为旅客、商队及牲口做向导，提供食物和水，朝廷有偿服务。 

公元前3世纪， 佩特拉成为了纳巴泰人的首都，在岩石中开凿墓地成了一种风俗。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这种习惯可能起源于早期居住在那儿的当地人，后来又由纳巴泰人继承和吸收了。虽然学者们对纳巴泰人的宗教信仰一无所知，他们相信该民族可能把已故的国王们视为神灵，把他们的陵墓视为神庙。纳巴泰人也建造其它庙宇，有的嵌凿在岩石中。不过其中最大的一座是建于公元前1世纪的独立式建筑，可能是用来供奉佩特拉主神都萨尔斯的，该神的象征是一块石头。 

公元前2世纪， 纳巴泰达到了全盛时期。版图最大时，王国由大马士革一直延伸到红海地区， 从某种程度上讲， 它的影响已超越疆界、广泛传播且影响久远：“纳巴泰人的”文字进化成了当代阿拉伯文字，在当今大部份阿拉伯世界中广泛使用。公元前80年～前65年，国王阿尔塔斯二世统治时期，纳巴泰人铸造了自己的钱币，建造了希腊式的圆形剧场，佩特拉城蜚声于古代世界。无论何地，甚至远至中国，只要有骆驼商队，只要有贸易团体，人们都听说过神话般的石头之城。

公元1世纪，罗马人控制了佩特拉周围的地区；106年，罗马人夺取了佩特拉，城市及周边地带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省，称作阿拉伯人佩特拉区。它是罗马帝国最繁荣的一个省，几年中创造的经济效益占罗马帝国经济生产收入的1/4。 

在罗马人统治卜，佩特拉曾一度繁荣昌盛，罗马工程师们铺筑商道，改进灌溉设施。可是佩特拉的贸易——该城的经济支柱却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货物依靠海上运输，地中海岸的一座名叫亚力山大的城市抢走了它的一部分生意；陆地运输也开始变化，罗马人在它北部兴建了一条大路，连通了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与美索不达米亚（今天的伊拉克） ，掠走了更多的运输贸易。到了公元3世纪，佩特拉的经济实力和财富大大减弱。 公元4世纪，佩特拉沦为拜占庭（或称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这期间，它成为一座基督教城市，是拜占庭（或称东正教）大主教的居住地。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地区东山再起，迅速波及西亚和北非地带。伊斯兰帝国趋强大，最终控制了从西班牙到阿富汗的广大地区，阿拉伯人佩特拉区又成了伊斯兰帝国的一个小省。 

（六）

此时的佩特拉几乎处于被遗弃的地步。几个世纪后，为了争夺近东控制权，伊斯兰势力与欧洲基督教各国间战争不断。佩特拉这座石城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再次兴旺起来。欧洲十字军在该地建立起短命王国，把佩特拉作为他们的一个要塞，一直坚守到1189年。召集，在曾经一度荣耀过的纳巴泰人的佩特拉废墟中，城堡的残骸还依稀可见。公元12世纪后，佩特拉再次被遗弃。在贝克哈特来访之前，西方世界完全将它遗忘了。唯有贝督因人和放牧者们继续把那些墓地当做遮风避雨的场所。 

对贝克哈特来说，佩特拉不过是旅途中遇见的众多奇观之一。他马不停蹄，前往开罗；然后经过尼罗河岸去埃塞俄比亚，横跨红海奔向阿拉伯，最后再返回开罗。在他给英非联合会的信中，他解释说他正在等待一个机会，以便加入进入西部沙漠的商队，一旦时机成熟，他将继续执行原有使命——探索尼日尔河。不幸的是他于1817年病故于开罗，一生未有机会接近尼日尔河。不过，他在漫游叙利亚、阿拉伯和尼罗河峡谷期间却做了大量的笔记，1819年至1831年间，英非联合会出版了他的笔记，厚达五卷。 

在其中名为《叙利亚圣地旅行记》的一卷书中，他对佩特拉的描述引发了欧洲人的激情。欧洲冒险者们，不畏艰辛，勇往直前，源源不断地踏上了去佩特拉的旅程。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探险行家们在那里开创了在卡兹尼墙上留下姓名的传统。1830年，一位名叫利昂﹒德﹒拿波德的法国旅人出版了一本附有插图的佩特拉游记，展示了庄严堂皇的石雕墓地及神庙。1835年，一位年仅三十，博览群书的美国游客在巴黎偶然读到此书。这位名叫约翰﹒李约德﹒斯蒂芬斯（他后来在南美丛林中发现了玛雅人的科庞城）的人突然产生了强烈愿望，要亲自去看看这消失了的佩特拉城。他首先去埃及，考察了拿克斯尔和其它一些法老时代的古迹；然后扮作商人模样，带着一个身着阿拉伯服装的意大利仆人，从外罗动身，前往佩特拉；为了贿赂当地的贝督因酋长，以便为从探险提供方便，他花了一笔钱。 

正如贝克哈特一样，斯蒂芬斯被突然展现在眼前的卡兹尼美景所震惊。他称其为“一座神庙，精致清晰，宛如一颗嵌在岩石壁上的浮雕宝石。”在卡兹尼墙上的小小留名册上，他自豪地添上了“一个美国公民的名字”，接着又考察了墓地和纪念碑。不过如今，在他面前，有价值的东西早已被洗劫一空，到处都是牲口的粪便，牧人的烟火熏黑了这些建筑。 

斯蒂芬斯独自坐在岩石雕凿而成的巨大圆形剧场里，举目眺望着峡谷，思绪万千，他力图要在游记中公正地评价石城的辉煌。他惊叹遗迹保存得如此完好，并在后来的书中写道：“整个剧场保存完好，假如墓中住户们有幸显灵重生，他们或许会在老位子上就坐。”这是一种为19世纪欧美游人所陶醉的感觉：深陷于工业革命导致的飞速发展中的现代市民，面对这活生生的遗迹——失去了昔日辉煌，然而却令人难以忘怀的废墟半掩在遥远而令人生畏的山峡风沙境地中，他们激动不已，思绪万千。 

英国诗人波西﹒比希﹒雪莱写于1817年的《欧兹曼耿亚斯》一诗中就曾洋溢着这种情感。诗里描述一尊被毁坏了的古代国王的巨大雕塑，躺在“寂寞平坦的沙丘里。”返回纽约后，斯蒂芬斯于1837年出版了《阿拉伯人佩特拉区游记》一书，书中字字句句也都充满了激情。 

该书得到美国诗歌评论家埃德加﹒爱伦﹒坡的高度评价和赞扬，而一举成为美英两国的畅销书，这本书使人们对佩特拉的兴趣经久不衰，诗人约翰﹒威廉﹒贝根也因此书诗意大发，即兴写下《佩特拉》一诗，其中两行常被引用，索绕人心的诗句使他留芳百世：

令我震惊的惟有东方大地，

玫瑰红墙见证了整个历史。

后来，电影制片人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和乔治﹒路卡斯合作，实地拍摄了影片《印第安纳﹒琼斯和最后的十字军》，以截然不同的艺术方式使佩特拉名垂青史。 

19世纪，好奇的游客继续踏上去佩特拉之路。他们中有后来发现了特洛伊城的考古学家亨利﹒谢里曼，和后来在尼尼微地区开凿出美索不达米亚城的奥斯丁﹒亨利﹒莱亚德。由于当地政局骚乱动荡，加上贝督因人的反对，严肃持续的考古工作在该地受到阻碍。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蔓延，燃及中东。英国士兵T﹒E﹒劳伦斯（史称“阿拉伯的劳伦斯”）领导下的阿拉伯游击队经常藏身佩特拉，在古代纳巴泰人雕凿出的500来个岩墙洞穴中暂时避难。 

（七）

到了20世纪，佩特拉成为旅游圣地，同时也成了严肃的考古课题。自本世纪初以来，德国。英国，瑞士、美国以及约旦等国的考古学家们都一直在佩特拉考察发掘。他们的工作使人们进一步深刻地了解了佩特拉。对早期探索者，如贝克哈特和斯蒂芬斯而言，佩特拉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与罗马之间的历史关系。可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却意识到佩特拉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文明中心，纳巴泰文明早在罗马帝国控制中东以前许多世纪就已形成。 

首批当代考古队考察了佩特拉的石雕墓地和庙宇，研究者们确定佩特拉建筑融入了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希腊以及罗马的建筑风格，展示出一个多国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风貌。然而，近期的一些重要研究却越过著名的石雕纪念碑，去揭示这座古城的新面容。

过去多年的研究都把注意力聚集在那些墓地上，结果人们常把佩特拉当成是一个大墓地，一个亡灵之城。而今天的考古学则对佩特拉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感兴趣。考古研究者们正在追寻后来被罗马人重铺过的，过去的纳巴泰商道的痕迹；他们正在发掘三个大市场：那里曾店铺林立，过往商队赶着骆驼打着马匹经过，车水马龙，好不繁华；他们也在研究由纳巴泰人发展起来的蓄水设施。该设施包括一个岩石中开凿出来的大蓄水池（或称水库）和一条水渠；水池用来收集泉水和雨水，并通过水渠把水送给城中心的一个较小的水池，纳巴泰人还从喷泉处直接安装了许多陶管，把水引向城市各地；佩特拉沦为罗马一个省后，精干建造水渠的罗马人又改进了纳巴泰的供水设施。

近期的发现表明纳巴泰人不仅仅搞贸易，还制造并且出口精美的陶器。他们的泥器细薄精致，装饰着树枝树叶之类的自然图案。作为文化财富中心的佩特拉，吸引了来自纳巴泰王国各地的学者和艺术家们。也许他们的精品还埋在佩特拉废墟之中，等待后人去发掘。

当今学者们估计： 在全盛时期，皮塔城居民多达3万，城市规模远比早期欧洲人估计的大得多；大多数建筑物并非全都雕凿在岩壁上，而是些独立的建筑，随着年代的推移，逐渐沦为废墟，随后又被千年风沙所淹没。事实上，佩特拉城的大部分还有待发掘，众多的谜底还等待人们去提示。1994年，一位在此地工作的考古学家说：“大多数的城市建筑都埋在了自然沉积的沙中。这里风极大，我希望我们能发现一到二高层的保存完好的建筑。”

如今，学者们研究纳巴泰文化的注意力转向了两个重要方面。一些研究者试图了解纳巴泰人的宗教信仰，典礼仪式；另一些则在集中专研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普通人怎样谋生；他们的家庭及其成员是什么样的。

我们对罗马时期之后的佩特拉生活一无所知，不过引人注目的近期发现却让我们对拜占庭时期的佩特拉城有了新的认识。地处约旦阿曼的美国东方问题研究中心（ACOR）的一位考古学家，他于1990年在佩特拉发掘出了始于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教堂的部份墙壁和整个地板。地板由两块各72平方英尺大的镶嵌图案装饰而成；图案中描绘了长颈鹿、大象之类的动物，四季的象征，以及渔、吹笛者和赶骆驼的人，如今这些图案已经得到清理和修复。一套约40卷的羊皮纸卷是在教堂中的一个重要发现，科学家们估计它们有1400多年的历史，可追溯到晚期的罗马时代。虽然纸卷因火灾毁坏严重，字迹仍然依稀可读。学者们正在竭力解释这些像是用拜占庭希腊语写成的文字内容，而另一种手写体文字还有待考证。 

（八）

考古学家们还竭力想解答一个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佩特拉为什么被遗弃？即便它失去了对商道的控制权，仍然可以幸存下来，那么为什么它又没有幸存下来呢？据分析，导致佩特拉城衰亡的可能是天灾。公元363年，一场地震重击了佩特拉城，震后，许多建筑沦为废墟，房屋的主人们无能力或者无心思将它们修复，“沿着柱廊街道看看那些商店你就明白了。店主们嫌麻烦，不愿打扫清理碎石，宁愿在震倒的建筑前重建房屋，”参加过发掘拜占庭教堂的ACOR组织成员日比纽﹒菲玛说，“这是城市财富与秩序开始衰退的迹象，”公元551年，佩特拉城再次遭受严重地震，也许那次地震震塌了拜占庭教堂；随后教堂又受到震后蔓延全城的大火袭击，羊皮纸卷也就在火灾中被毁坏了。

然而为什么许多城市都能在地震和火灾之后重建，而佩特拉却不能呢？1991年，一群亚利桑那的科学家们在《贝冢》一书中给了答案，他们研究过那些鼠、兔和啮齿类动物的贝冢或者说巢穴。这一类动物都惯于收集棍子、植物、骨头以及粪便一类的东西。动物的巢穴被它们的尿水浸透，尿中的化学物质硬化，便可形成一种胶状物质，防止穴中的东西腐烂。据发现，有的贝冢已有4万年之久，盛满了贝冢形成年代的植物和花粉的标本。每一个贝冢犹如一个揭示历史的时间舱。

科学家们研究了大量的佩特拉贝冢，发现在早期的纳巴泰人时代，橡树林和阿月浑子林遍布佩特拉四周的山地；然而到了罗马时代，大量的森林消失了。人们为了建房和获取燃料砍伐了大量的木材，致使林区衰变成为灌木林草坡带；到了公元900年， 这种衰退进一步恶化，过分地放牧羊群使灌木林和草地也消失了，这个地区逐渐沦为沙漠。科学家们认为环境恶化是导致佩特拉衰亡的因素之一：当周围的环境再也无法为庞大的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和燃料时，城市就彻底消亡了。

佩特拉如同一本仅被读过几页的书，在发现拜占庭教堂之后不久，菲玛又留意到了一根拔地而起的花岗岩石柱。“约旦国境内没有花岗石，”他对来访者解释道，“肯定来自埃及。看着那根花岗石柱，我常常在想，地下面究竟埋藏着什么。一座皇宫？一座教堂，无论你走到佩特拉城的何处，你都会面对这样一些谜。”其实，这不还是石头崇拜的遗迹。

未来几十年将向我们揭示更多有关佩特拉从史前到伊斯兰时代的历史。“佩特拉城几乎还未被人触及过，我们期望会有许多惊人的发现等待着我们，”ACOR总裁于1994年这样说，“这是个一流的考古地，一个中东最大的考古宝藏。”

附录

阿拉伯早期宗教

阿拉伯早期宗教在伊斯兰教兴起前，那时阿拉伯人的原始信仰有了新的发展。有些神灵已成为许多部落都崇拜的共同神，其中尤为著名的是阿拉伯三女神——被称为“女主宰”的拉特、“大能者”的欧萨、“命运”的默那。

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兴起前各部落的原始宗教，主要是自然崇拜和偶像崇拜。阿拉伯人认为石头、树木、泉水中，住着一些神灵，其中有些是助人的，有些是害人的。他们称害人的神灵为精灵（Jinn，亦译为“镇尼”），精灵统治着人迹罕至的荒野，而神灵则主宰人迹常到的地方。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神灵，每年春秋都集合在固定地点举行崇拜仪式。

其仪式通常是围绕着神灵的住所“别季尔”（一般是一块石头）举行献祭。举行仪式的周围区域是禁地。对神灵的崇拜方式包括围绕神灵的住所转圈（往往是裸体的），触摸“别季尔”，杀牲以至杀人向神灵献祭，把血涂到神灵的住所上。游牧的贝都因人把圣石等神灵的住所安放在骆驼背上，随自己行动。这些神灵都有名字，只有在呼唤了它们的名字之后，它们才能作出反应。个人家中也有家神，在人们外出或归来时，都要绕它转圈。

阿拉伯三女神被奉为“安拉的女儿”。在麦加人心中，安拉是克尔白的主神，安拉是造物主，是最高的养育者，是契约的守护神，客居人的保护者，是在特别危急时可以呼唤的唯一神灵。三女神被认为可以替人向安拉求情。当时，人们认为安拉的住所是克尔白。在阿拉伯语中，当时已经对“神灵的住所的石头”（即“别季尔”）和“雕塑的偶像”有了区别。偶像是指克尔白神殿中的易卜拉欣像（反映了祖先崇拜）和月神胡巴尔像。据说胡巴尔的立像是用肉红玉髓雕制成的，酷似真人，一度是克尔白的主神。像前设七种神签，又称“断生死”之神。麦加在当时已经成为半岛上的宗教中心，在三个朝觐月（1、11、12）中，半岛各地的人都涌入麦加，到克尔白去举行典礼，祭祀各自的神灵，在自己部落的圣石或偶像上宰杀祭牲，把血洒在圣石朝向克尔白的那一面上，肉块供奉在圣石上，血涂在克尔白的墙上。克尔白中央还有一个灰坑，显然可以做祭，鲜血遂被涂到人的唇上和身上，以示与神灵沟通。据说当时克尔白周围有360尊“别季尔”或偶像。

在阿拉伯人的部落宗教中，充斥各色巫士，但不存在真正的祭司职务和阶层。卡欣（Kahin）的职能是发布神谕和预言，用神签决疑，主持朝觐或求雨一类的迎神仪式。萨丁（Sadin）只是圣地的世袭监护人，他不主持献祭，因为每人都有权宰杀自己的祭牲。阿伊夫（'Aif或Qaif）从飞鸟和走兽的动向解释预兆，裁决棘手的内部争执和血统问题。

伊斯兰教兴起前，半岛上出现了反对多神崇拜的哈尼夫运动。哈尼夫们主张禁欲主义的生活，提倡隐修，以求与神“合一”。他们发展了模糊的一神概念，穆罕默德曾受到哈尼夫运动的影响。

伊斯兰教前的阿拉伯半岛上还存在一些外来的宗教，包括萨比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教。萨比教膜拜星辰，主要在也门、哈兰和伊拉克。琐罗亚斯德教盛行于巴林地区。犹太教徒主要集中于叶斯里布（即麦地那）、太马、斐德克、海巴尔和瓦迪古拉等地，特别是也门有一个强大的犹太教社团，希木叶尔国王优素福·艾斯阿尔（外号祖·努瓦斯）奉犹太教为国教。523年，他对纳季兰基督徒的迫害，招致了外族入侵，王朝灭亡。基督教于4世纪后传入半岛，主要是两大教派——聂斯脱列派（景教）和雅各派（一性派）。半岛北部的加萨尼王国和莱赫米王国先后归信了基督教。6世纪初，纳季兰成了基督教的主要据点，南部佐法尔、亚丁、阿曼都有教堂。在希贾兹，基督徒主要是小商、酒贩、屠夫和奴隶，还有一些异端的隐修士。当伊斯兰教兴起后，一些原始宗教的遗迹留到了伊斯兰教中，而外来的宗教也对伊斯兰教产生了一些影响。

前伊斯兰教的阿拉伯社会盛行偶像崇拜，部落的原始拜物教所崇拜的偶像大多是石块、树木一类的自然物，有的称作神的住所（沃斯恩），有的作为神的祭坛（努苏布）。各部落想自己崇拜的偶像献牲、问卜、膜拜、巡游，战争中则将它安放在驼轿里，带着它参加决定部落存亡的战争。麦加是西部阿拉伯人崇拜的中心，其中最受崇拜的，是所谓“真主的女儿”：拉特、欧萨和默那，三个超越部落的地方神灵。在“克尔白”还有一个真正具有人形的偶像（塞奈姆）——胡伯勒，据说是从叙利亚引进的，备受阿拉伯人的崇拜。在“克尔白”四周，竖立着360块石头，是各部落朝觐时祭牲膜拜的偶像。在氏族社会解体，部落战争频繁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多神和偶像崇拜是民族统一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要以“宇宙唯一真神”统一芜杂繁多的神灵世界，实现由部落到民族和国家的转变，就比人要消除个部落的偶像崇拜。

克尔白神庙

伊斯兰创立前的克尔白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这段历史也就众说纷纭。早期的阿拉伯人主要是游牧民族，由于生活环境恶劣而性情好战。但是当他们在进行宗教崇拜的时候能够相安无事。

文辛克（Wensinck）在《伊斯兰百科全书》里指出，麦加就是托勒密所说的“马卡拉巴”（Macoraba）。克尔白所坐落的地方一直要到大约公元500年左右才出现朝圣的习俗。当时古来氏族掌控了克尔白，并与当地其他的贝都因人签订相关协议。克尔白的所在地是群山环绕的谷地，那是渗渗泉的水源处。

艾伊奇（Eiichi）认为当时阿拉伯半岛有很多类似克尔白的建筑，但只有麦加的克尔白才是以石头建造的。也有人认为曾经存在过跟现今的黑石一样的石头。阿拉伯半岛南部城市盖曼（Ghaiman）崇拜一种红色的石头，把它当作神灵。而在阿巴拉特（al-Abalat，麦加南部，靠近塔巴拉（Tabala）的克尔白里则供奉着白色的石头。古鲁伯（Grunebaum）在其《古典伊斯兰》（Classical Islam）一书中指出，当时人们的宗教崇拜和奇石、山岳、怪树很有关系。

凯伦·阿姆斯壮的书《伊斯兰简史》（Islam: A Short History）指出，麦加的克尔白本来是纳巴泰人信仰的胡巴尔的神庙。当时克尔白里头摆着360个偶像（或肖像），每个偶像分别代表一年里的其中一天。所有的阿拉伯部族在一年里会有一次集体到麦加的朝圣，不管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偶像崇拜者。为了能够安心进行朝觐活动，当时的麦加方圆20英里以内的范围禁止任何暴力行为。这种规矩让麦加得以兴旺起来，不仅成为一个朝圣之地，也成为一个贸易重镇。波斯顿环球报指出当时的克尔白是献给胡巴尔和“阿拉的女儿”（拉特、乌札、玛那特）的。当时阿拉伯人认为克尔白是世界的重心，天堂的门在其正上方。克尔白是神灵的世界与世俗世界的交会点，而从天空坠落的黑石更体现了天地的连结。

根据萨瓦尔（Sarwar）的说法大约在穆罕默德出生的四百年前，有一个人叫做“Amr bin Lahyo bin Harath bin Amr ul-Qais bin Thalaba bin Azd bin Khalan bin Babalyun bin Saba”，他是卡坦族的后代，是汉志地区的国王。他把胡巴尔的偶像放置在克尔白上面。胡巴尔是统治阶级古来氏族的主神之一。胡巴尔的偶像由红玛瑙制成，看上去像一个人类，但却没有一体成形的右手掌，而是以金子做的手代替。胡巴尔偶像被移进克尔白的时候，它的前方摆着占卜用的七支箭。

但另一方面，克隆（Patricia Crone）的观点和主流的历史学家不同，包括伊斯兰早期的历史及克尔白的历史。在《麦加的商贸》（Meccan Trade）与《伊斯兰的兴起》（Rise of Islam）两本书中，克隆认为把克尔白说成是“马卡拉巴”乃子虚乌有，其实马卡拉巴是当时阿拉伯半岛南部“福地阿拉伯”（Arabia Felix）辖下的小镇。

许多历史学者特别强调蒙昧时代麦加的权力与地位。他们指出麦加因着香料贸易而富起来。克隆认为这种说法是夸大的，麦加只不过是同游牧民族贸易的前哨站，买卖皮革、布匹与骆驼奶油。她认为如果麦加当时是个贸易中心，那么它应该会被当时的人提起，例如普罗科匹厄斯，而叙利亚教会的编年史家也应该会留下叙利亚文的纪录。在伊斯兰兴起前的三个世纪间，没有发现任何有关麦加的地理或历史纪录。

《大英百科全书》说“早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麦加就是一个圣地，是一个朝觐的圣地。”据德国历史学家格拉瑟（Eduard Glaser）的说法，“克尔白”这个词可能与南阿拉伯语（或埃塞俄比亚）的词“mikrab”有关，意为“神殿”。但克隆还是不同意这个观点。

回教徒先知穆罕默德（公元570-632年）在世的时候，他所属的古来氏部族掌管着克尔白。那个时候克尔白是一个供奉多神教徒们360个偶像的神坛。穆斯林相信先知穆罕默德领受真主指示而宣扬伊斯兰教并要还原克尔白上古一神教的意义，在宣告要把放在里面的偶像全部清除掉后，利益受损的古来氏贵族们因此开始迫害他。迫害毫无停止的迹象，于是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开始于西元623年迁徙至麦地那。而穆罕默德则留待到所有追随者离开后才和阿布·伯克尔起程。在伊斯兰教历史上，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行动，穆斯林社群因而能够建立独自的伊斯兰政治与自卫性的军事组织。双方交战了几场战役后，在630年穆斯林终于反败为胜，最后更和平收服了麦加与克尔白。此时克尔白正式成为伊斯兰教的独有的宗教建筑，也确保了穆斯林每年来到此地朝觐的仪式。

黑石崇拜

黑石（al-Hajar-ul-Aswad）是镶在克尔白东南角的黑色石头。穆斯林相信它的历史可追溯到阿丹与哈娃的年代。黑石的直径大约有三十公分长，距离地面1.5公尺高。

“黑石”的中文又译为玄石，“玄”就是黑色的意思。但这种较文言的翻译容易让人误解，认为玄石就是“玄妙的石头”，因此“黑石”是更明确的翻译。

朝觐者在朝觐尾声时会前往克尔白进行辞朝的活动，也就是巡游克尔白。此时朝觐者会模仿先知穆罕默德，亲吻黑石。但是朝觐的人通常非常多，在拥挤的人潮中只能以手掌示意一下。

目前的黑石并不是完整的一块石头，黑石在中世纪的时候遭到损毁而碎裂成好几块。目前黑石碎块由银框固定住，而银框由银制钉子加以钉牢。有些较虔诚的穆斯林主张为了保护黑石，黑石应该尽量避免让群众接触到。

根据伊斯兰神话，黑石是在阿丹和哈娃的时代从天坠落的。当时黑石是一块洁白的石块，但由于人们的罪恶而渐渐变黑。黑石后来被藏在麦加附近的阿布·古贝斯山。当易卜拉欣重建克尔白时，大天使吉卜利里把藏在山里的黑石取出交给他。

根据伊斯兰神话，穆罕默德在黑石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602年，他还尚未成为先知，那时他参与了克尔白的重建。克尔白整修的时候黑石被暂时移出。根据伊本·易斯哈格的著作《真主使者的一生》，穆罕默德摆平了麦加各个部族的争吵，他们在争谁才有资格安放黑石。穆罕默德的解决办法是，他让所有部族的长老将黑石放置在斗篷上，然后穆罕默德本人用他的双手把黑石安置好。

古鲁伯（Grunebaum）在其《古典伊斯兰》（Classical Islam）一书中指出，克尔白在前伊斯兰时期就已经是一个朝圣的圣地，是当时唯一以石材建造的至圣所，但也有其他的文献指出整个阿拉伯半岛都曾经存在像克尔白一样的构造物。阿拉伯半岛南部城市盖曼（Ghaiman）崇拜一种红色的石头，把它当作神灵。而在阿巴拉特（al-Abalat，麦加南部），靠近塔巴拉（Tabala）的克尔白里，则供奉着白色的石头。古鲁伯指出，当时人们的宗教崇拜和奇石、山岳、怪树很有关系。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欧洲旅行家乔装成朝觐的穆斯林，亲身接触了黑石。他们是首先详述黑石的真实外观的。瑞士旅行家伯克哈特（Johann Ludwig Burckhardt）于1815年混入朝觐队伍而进入麦加，后来在他的《遨游阿拉伯》一书中记载了对黑石的详细描述：

“黑石是一块呈不规则状的椭圆形石头，直径约有七英吋，岩石表面有波浪状。另外还有数块形状大小各异的碎石，由少许的粘着剂粘接在一起，看起来颇为平顺。黑石看起来好像曾经遭到强大的外力冲击而碎裂，但后来又被粘接起来。我很难精确地叙述黑石的样子。这块石头由于经历数百万人的触摸与亲吻而有损毁。对我来说黑石似乎是一块熔岩，掺杂着又白又黄的杂质。目前黑石的颜色呈现极深的棕红色，接近黑色。黑石的四周应该是由沥青与碎石之类的混合而成的粘着剂固定住的，但颜色呈现棕色。粘着剂能够把黑石碎块固定住，以免飞散。这种粘着剂大约有二或三英吋宽，比黑石稍微突出一些。黑石与粘着剂都由外层的银制金属固定住，下宽上窄。银框的两侧明显鼓起，看起来好像黑石的剩余部份都藏在里面。银框的下半部由银制的钉子钉牢。”

英国人伯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则于1853年参访克尔白，他说：“黑石的颜色应该是黑色，看起来有金属的色泽。黑石的中心大约比外围的金属框还要低约二英吋。黑石的四周由红棕色的粘着剂固定住，粘着剂几乎与黑石一样高，但渐渐往黑石中心的方向陷入。外围的金属框是由黄金或银打造的圆框。我发现金属框的宽度大约有一扠宽又三个指头那么宽。”

关于黑石属于哪一类矿物有各种说法，如玄武岩熔岩、玛瑙、天然的玻璃等，或者是最常见的说法，是一块陨石。根据一位编年史家的说法，黑石能够漂浮在水上。如果这个描述是真的，那么黑石自然就不会是玛瑙、玄武岩熔岩或是陨石，虽然玻璃或浮石也有漂浮在水上的特性。

也有人说黑石是大约6,000年前坠落的陨石所冲击出来的玻璃结晶，当时掉落在鲁卜哈利沙漠城市吾巴尔。这个城镇大约在麦加以东1,000公里处。吾巴尔的陨石坑群有着二氧化硅结晶，那是由于陨石本身的镍铁合金因撞击所产生的高热所形成的（大部分的陨石在撞击地表时早已破坏殆尽）。有些玻璃结晶是闪耀的黑色玻璃，内部结构是白色或黄色的，而且布满着因气体而形成的小洞。由于内部布满着小洞，使得这些玻璃结晶能够漂浮在水上。虽然科学家直到1932年才发现吾巴尔陨石坑群，这些陨石坑靠近阿曼的一条骆驼商队。当时当地人应该就已经知道它们的存在。在阿拉伯古诗里，吾巴尔盛极一时的大城，由于国王的荒淫无道而遭受天火毁灭。

朝觐者在巡游克尔白七次的时候，每一次要亲吻黑石一下，这是模仿先知穆罕默德的作法。第二任哈里发奥马尔一世（580—644年）在亲吻黑石的时候当众说：“无疑地，我知道你只是一块石头，既不能伤人，也不能降福于人。若不是因为穆罕默德亲吻你，我必定不亲吻你。”许多穆斯林仿效奥马尔的作法，他们出于信赖穆罕默德而对黑石有几番敬意，但并不因此信仰黑石。对现代的朝觐者来说，由于人潮过于拥挤而仅仅以手掌对黑石示意之。有些穆斯林表示黑石应该被视为巡游克尔白的起点标记。

某些穆斯林也接受铁密济圣训对黑石的记载，认为黑石在复活日的时候会开口为曾经亲吻它的人作见证：“伊本·阿拔斯说：真主的使者谈到黑石：‘以真主起誓，真主在复生日的那天会让黑石长出眼睛和舌头，那时黑石既能看也能言，为那些曾经怀着敬意抚摸它的人作见证。’”

黑石早已碎裂成七至十五块，目前由银框固定住。事实上，黑石在不同时代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683年，叶齐德一世围攻麦加，其军队发射带火的箭，使克尔白起火，以致于黑石裂成三大块以及数块较小的碎块。据伊斯兰史学家祖外尼的说法，黑石在951年的时候物归原主。当时归还的方式神秘兮兮、令人不解。黑石被弃置在库法的主麻清真寺，用一个布袋包着，布袋上面还写着：“我们奉命劫走，现在奉命归还”。黑石在被劫走与归还的过程中受到进一步的损毁，碎裂成七大块。

对黑石的崇敬很显然地在伊斯兰教创立前就存在了。闪族文化有一种习俗，人们以非比寻常的石头标记宗教崇拜的场所，这种现象就是阿拉伯人的石头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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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伊斯兰教与偶像崇拜

（一）伊斯兰教是“单一主神教”

伊斯兰教起源于七世纪的阿拉伯人。而当时的阿拉伯人处在波斯人的萨珊帝国和希腊人拜占庭帝国的两大霸权的夹缝中，受到两方的宗教影响是十分自然的。

这样波斯人的二元论拜火教和希腊人的一元论基督教也就综合影响了阿拉伯人，形成了介于二神论和一神论之间的“单一主神教”。伊斯兰教虽然自称一神教，但其实就是一种“单一主神教”（Henotheism），所谓单一主神教也可译为“国神论”，“Henotheism”字源接近“一神论”（Monotheism），它认为一个主神之下还有许多天神地祇的存在，故可以被视为多神教（Polytheism）向一神教的过渡。单一主神教（Henotheism）的神话不如多神教和二神教丰富，但比一神教丰富，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福音书》神话少而《可兰》神话多就一目了然。

波斯人的拜火教也促成了“密特拉崇拜”（Mithraism）。作为混合了多神教、二神教乃至单一主神教（Henotheism，例如太阳崇拜）的混合宗教，密特拉崇拜一度流行于波斯地区，并在吸收巴比伦占星学和希腊柏拉图哲学的基础上，所向披靡，一路攻城略地，在希腊和罗马一度获得主流地位，形成著名的太阳神教。所谓单一主神教（Henotheism），就是在多神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主神来。难怪密特拉教比希腊罗马的多神教更有吸引力和凝聚力。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原波斯帝国西部地区以及罗马与波斯交界地区，不仅国王和贵族崇拜密特拉神，这一信仰甚至越过两国的军事分界线，并深入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流域，整个罗马帝国，该教的圣所比比皆是，造成两个敌国信仰同一宗教的奇观。

而该教最重要的礼仪就是宰杀公牛献祭。密特拉教的信仰集中于一个神话：

阿胡拉·马兹达差遣使者传令密特拉宰杀公牛献祭，密特拉将初生的牛犊献为牺牲，牛犊的身体迸发出麦子、葡萄、动物与所有其它美善，在与阿胡拉·马兹达宴飨以后，密斯拉驱策马兹达的战车前往天堂。

根据密特拉教义，人的不朽灵魂陷在人的身体中，但灵魂最终可以克服死亡、通过众星的七层天而返回天堂中的故乡。这个神秘过程，据说可以通过密特拉崇拜的入教仪式的七阶段来象征。那是在饰有神秘壁画与雕刻的地下礼拜堂中，以人工照明来举行的一种仪式，地下洞穴里附属了许多隧道，入教者需要依次走过，这是要考验入教者的勇气。其实在基督教的圣公会（Episcopal/Anglican），圣诞节前后就有手持蜡烛结队穿越教堂地下室的仪式。另一方面，崇拜太“阳”的密特拉教却忽视女人，教徒一律为男子，这与基督教在妇女中的迅速传播，很不相同。和密特拉教明显的混合主义倾向相比，后来居上的基督教有关基督的神性与人性问题以及三位一体和偶像破坏等争论，而陷入持续的分裂，结果被崇拜黑石与新月等偶像的伊斯兰教，夺取了北非、西亚甚至东欧等大片领地。

（二）伊斯兰教的混合性及其单一主神

“伊斯兰”一词是阿拉伯语（al'islam）的音译，原词来自“斯兰”（salam），是“顺从”的意思。顺从神是好的。但如果顺从的对象不是唯一的上帝而是别的什么，问题就会很多。《可兰经》认为“安拉的宗教就是伊斯兰教”（三章19节）下面我们会知道，安拉（Al─ilah/Allah/Al）另有渊源，和唯一的上帝并无干系。

“伊斯兰”一词在《可兰》里出现过八次，其信徒“穆斯林”（al'musilm）是派生于词根“伊斯兰”的主动名词，是顺从者的意思。伊斯兰教起源于亚洲西南部的阿拉伯半岛，居民包括说阿拉伯语的贝都因游牧人，和红海沿岸城市里的说阿拉伯语的商人。

麦加（Mecca）城地处从也门到叙利亚、从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到信奉拜火教的波斯这两条商路的交叉点上，外加城内长年流水的渗渗泉（Zamzam），结果成为过境商旅必不可少的落脚地。麦加城居民因此主要经营商业和手工业，大部分属于古莱部落（Quraish）。

伊斯兰教产生前，比较城市化的阿拉伯商人已开始接受外来文明，本土文化与信仰也因为阿拉伯政治上的分裂而逐渐被基督教甚至犹太教所同化。当时除了阿拉伯半岛诸城邦之外，尚有伽珊尼德（Ghassanids）、拉克米德（Lakhmids）、哈尼法（Hanifah）、哈瓦金·塔奇夫（Hawazin Thakif）、卡尔布（Kalb）以及被阿克颂所控制的希米亚（Himyar）等小王国。这些国家都是由信奉基督教或是犹太教的阿拉伯人所建立的，其中信奉基督教的小王国支持希腊的拜占庭帝国，信奉犹太教的小王国支持波斯的萨珊王朝，虽然后者的国教是祆教。经由这些国家，阿拉伯人从络绎不绝的贸易与外交往来中吸收基督教外来宗教文化，逐渐丧失文化的独立性。

而阿拉伯人原来却是信仰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和灵魂不死，盛行对大自然、动植物、祖先、精灵和偶像崇拜等多神信仰。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Mohammed，570－632年）开始宗教改革时，麦加（Mecca）城中心的卡巴（Ka’bah）神殿（中文也译作“克尔白天房”）供有三百六十尊各氏族部落神的偶像，一年中每个神轮流值日一天，像现代人的议会。其中地位最高的是胡巴尔神（Hubal），号称“卡巴神殿的月神”（the moon god of the Kabah），据考证，这位胡巴尔神，就是最高的一位“安拉”（Al─ilah/Allah/Al），它的下面还有许多其它的安拉。（参见《Muhammad's Mecca》，W. Montgomery Watt，Chapter3：Rigion In Pre─Islamic Arabia，p26─45）

当时阿拉伯人效忠各自的部落，而不同的部落祭祀不同的神，对于其它部落的神，他们也是尊敬的但并不同等崇拜。阿拉伯语泛称神为“安拉”（Allah），就像中文称神为“神”，拉丁语称神为“deity”，英语称神为“god”，只是一个适用于任何宗教、任何位格、与“人”相对的神灵观念，并无特定所指。因此可以说，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安拉”，而卡巴神殿就这样集体供奉着三百六十位“安拉”。不同部落的人到麦加来，都有机会敬拜自己的“安拉”，并参加在集市安排的各种诗歌比赛。作诗是阿拉伯人最喜欢的一种文娱消遣，很多诗人都会在这些比赛中竞相角逐。这种集会和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些相似。而卡巴神殿“安拉多神宗教”与“奥林匹克多神宗教”，同样在这两个即将迈步进入文明门槛的民族生活中，发挥着近似的部落之间的纽带功能。

安放在麦加（Mecca）神殿（Ka’bah）东角上的黑曜石，是阿拉伯语“Al─HajaRal─Aswad”的意译。相传为“从天堂坠落尘世的石头”，现已证明只是一块普通的陨石。黑而带红，表面光滑，椭圆形，长约三十公分，因历尽沧桑已有裂缝，1844年才被镶在特制的宽约十公分的银质框里。神殿的形状十分怪异，它的名字是“立方体”的意思，这个建筑原来没有屋顶，黑色陨石在墙上安置，被阿拉伯人视为天降神物，周围的游牧人都来朝拜。最有意思的是，不论先前的多神教徒还是后来的穆斯林，都视黑曜石为“圣物”，这是典型的偶像崇拜。公元608年重建此庙，加盖了房顶，而盖房顶的材料竟然是一艘基督教国家（拜占廷或埃塞俄比亚）船只的残骸。“其房四面环拜”（明费信《星槎胜览》），“其寺分为四方，每方九十间，共三百六十间”（明严从简《殊域图咨录卷》十一）。

古老的神庙除了供奉黑石，还供奉各种轮流值日的部落神，所以对各个部落都有吸引力。该地每年举行一次庙会，朝拜者来自四面八方，同时在神庙周围举行定期市集。古莱部落（Quraish）从庙会和市集中获取巨额收入，不论在穆罕默德之前和之后都是一样的。……信奉一神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早已传入半岛。在也门地区及一些城镇和农业区流行，其一神观念对伊斯兰教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因犹太教和基督教不适应阿拉伯社会变革的需要，未能得到广泛传播。在阿拉伯社会变革和一神教观念的影响下，阿拉伯人由多神信仰向一神教信仰过渡，产生了一神倾向的哈尼夫派（Hanifs）。他们承认独一神，反对偶像崇拜，相信天命、复活、惩罚和报应，注重个人隐居修炼，过着禁欲的生活。哈尼夫思想成为伊斯兰教形成的思想先驱和组织中介。

公元后六世纪的时候，麦加很少为世界所知，但它当时已是阿拉伯世界的商业和宗教中心。阿拉伯是一个分散的语言共同体，分成许多部落并经常互战，但麦加城以及苏卡（Suqukaz）的集市却吸引了阿拉伯中的许多人，因为这些一年一度的集会促成了部落间的交流。苏卡兹在麦加东面约一百公里，其集市在六至八世纪之间盛行，阴历每年十月举行二十。

当时阿拉伯世界虽然没有任何形式的中央政府，而各个部落只关注各自的利益，但部落之间的交往还是受到某些不成文的规则的支配，例如，每年会抽出几个月前往麦加或其它供奉主要安拉偶像的神庙的所在城市朝圣，如供奉太阳女神拉特（Al─Lat）的庙宇就位于靠近麦加的塔伊夫（Taif）。朝圣期间禁止战争。

穆罕默德的父亲阿卜杜拉（Abdullah）在他公元570年8月20日出生前六个月就已去世，其名字的含义是“安拉的奴仆”。那时伊斯兰一神教当然还没有诞生，作为多神教徒的阿卜杜拉，怎么可能是“独一真神安拉的奴仆”呢？显然穆罕默德之父阿卜杜拉（Abdullah）以奴仆身份去服侍的那位“安拉”，是多神教的神，而非一神教的神。

有一个关于阿卜杜拉的誓约传说，说他父亲在克尔白神庙旁发现了“渗渗泉”，在他所发现的宝藏的归属问题上，他和人发生了纠纷，结果他向多神教的神灵胡巴尔（Hubul）也就是最高的安拉发誓说，如果他有十个儿子，他就会奉献一个儿子为祭品，后来十个儿子一个接一个出生了，按照占卜的箭头所指，穆罕默德的父亲阿卜杜拉成了预定的牺牲品。在阿卜杜拉的父亲准备还愿杀子时，同族的人们劝他用大量的骆驼作为活祭代替了自己的儿子。结果阿卜杜拉还是没有见到穆罕默德的出世。遗腹子穆罕默德的母亲阿米娜（Amina）回到娘家但不被尊重，在他六岁时积劳成疾死去，收养他的外婆也在他八岁时病逝，使得这位回教创始人成为一个连兄弟姐妹都没有的孤儿。

自此以后，孤儿穆罕默德被麦加城外的游牧部落即他外公的家族视为奴隶，帮他们放牧羊群，后来才被他的叔叔阿布·塔理布（AbuTalib）带回麦加，予以保护，但仍旧贫无立锥之地。最神的是，穆罕默德本人后来虽然娶了十几个妻妾，生过十几个儿女，但存活下来的却只有一个女儿法底码（Fadima），而他的女婿阿里（Ali）后来还被自己的部下暗杀了！

（三）伊斯兰单一主神教的形成过程

穆罕默德十二岁时，跟他的伯父和监护人参加一个商队，前往叙利亚经商，相传在旅途中曾会见一位基督教神职人员。这个传说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参考了耶稣十二岁从埃及避难归来的传说，无论如何都显示了基督教的影响。

麦加城有位富婆名叫海地泽（Khadijah），两度守寡，继承了两子一女和丰厚遗产，她四十岁时要了穆罕默德做她的小丈夫，贫穷且又目不识丁的穆罕默德那时只有二十五岁。当时，古莱部落的多神教徒每年都到希拉山（Hira）上去住一个月，实行忏悔（tahannuth，参阅al─Shahrastāni，al─Milalw─al─Nihal，ed. Cureton，London，1842─1846，p.27）。穆罕默德作为该部落成员也照章行事。而这种风俗也可能是外来宗教的渗透所致，据考证，有许多阿拉伯语汇来自更为高级的文明，如奉行基督教的非洲埃塞俄比亚语（Ethiopic），像是“burhān”（证据），“hawārīyūn”（基督的门徒），“jahannam”（地狱，原为希伯莱语），“mā'idah”（筵席），“malak”（天神，原为希伯莱语），“mihrāb”（凹壁），“minbar”（讲台），“mushaf”（圣经），“shaytan”（魔鬼），这些词都指出了阿拉伯文明的非洲渊源。苏优提（Al─Suyūti）在他所著的“al─Itqān”一书第三十八章指出《可兰》里的外来语，就是冰山一角。此外《可兰》还显示阿拉伯语里还有波斯语词如“firind”（刀），“firdaws”（天堂），“sijjīl”（石子），“barzakh”（间隔），“zanjabil”（姜），和其它来源的“kanīsah”和“bīāh”（教会），“dumyah”和“surah”（形象、图画），“qissīs”（僧侣），“sadaqah”（布施），“nātūr”（看守人），“nīr”（牛轭），“faddān”（英亩），“qindīl”（灯）。而发源于拉丁语的“candela”、“castrum”，变成叙利亚语的“qastra”，再变成西部阿拉米语的“qasra”，最后变成阿拉伯语的“qasr”（堡垒、宫殿），后来通过回教入侵又传回欧洲去，意大利语写成“casse-ro”，西班牙语写成“alcázar”。在在显示阿拉伯里的外来影响。

到他四十岁的时候，麦加城中更进一步发生了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宗教改革运动，改革者形成一个名叫“哈尼夫”（Hanifs）的教派，倾向单一主神教（Henotheism）。他们要求减少宗教上的繁文缛节与仪式上的奢侈风气，其中一名成员是穆罕默德的好友阿穆尔（Amr），极力向穆罕默德推荐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并要求他加入哈尼夫。穆罕默德走出麦加城外，到希拉（Hira）山的洞里静思。

他四十岁那年斋月的一个晚上（Lalat─ul─Qadr），穆罕默德一个人在希拉的一个山洞里，再三听见一个强有力的声音说：“念啊！”穆罕默德恐惧而不知所措，但他这个文盲终于回答说：“我不会念。”可是这声音一再命令他念。最后穆罕默德战兢地说∶“要我念什么呢？”这声音说∶“你奉你造物主的名念吧！”由于凭空听到这些来源不明且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穆罕默德认为自己疯了。惊恐万状之下他匆忙逃回麦加，告诉五十五岁的老婆婆海地泽他看到了一个“活物的异象”，这“活物一只脚搭在另一只脚上”，在穆罕默德眼前叫唤。不管穆罕默德转向哪个方向，那活物总出现在他的眼前。他被这个“异象”困扰，觉得自己受到一个精怪的侵袭。所谓精怪就是“Jinn”，而西方语言的“genie”（神怪）一词就由此这个阿拉伯语辞演化而来的，通过后来的流传甚广的“阿拉丁神灯故事”。《可兰》也不否认这种“活物”确实存在并启示了穆罕默德。

精怪所用的头一个词语是“Iq’ra”（宣读），《可兰》的可兰（Qur’an）一词就是来自相同的字根，意思是“宣读”。当穆罕默德回应说自己目不识丁，精怪就朗读了整句经文∶“Iq’abismirabbikallathiikhalaq”（“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按照这种叙述，穆罕默德其实是这精怪的传声筒，发言的其实是他在山洞里见到的那个“一只脚搭在另一只脚上的活物”。

然而比他年长十五岁的女主人和后来的老婆海地泽则安慰他，说麦加的神灵已经启示了他。后来她还得到一位堂兄的支持，此人也是哈尼夫教派的成员，于是她进一步说服穆罕默德相信自己得到了麦加神灵的“先知任命”，虽然穆罕默德自己还是对此怀疑。

“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可兰》第一一二章）这类文字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基本常识，但对当时信奉以胡巴尔神为首的三百六十位主要神灵和其它无数小神和精怪的阿拉伯人来说，却是不可思议的宗教革命，注定要引起麻烦。为了躲避宗教改革的压力，在隐蔽好长一段时间后，穆罕默德才开始在麦加的沙发山（Safa）宣传新的教义，不仅宣称“只有一个安拉”，同时引入了基督教和拜火教关于“世界末日最后审判”的概念。这种宗教改革要把卡巴多神教的神灵（“安拉”）从几百个骤然减到一个，必然会使麦加城内外的卡巴神庙的多神崇拜者们深感愤怒，因为这讯息篡改了卡巴多神教主神胡巴尔的领袖性质，搅乱了卡巴神庙里的秩序。

人们因此警告穆罕默德不要继续传播这个新兴的异端邪说。但穆罕默德却反其道而行之，跑到卡巴神庙宣称∶“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是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由此可见，阿拉伯世界当时的衰弱状态：外来的宗教概念已经可以在阿拉伯的信仰中心畅行无阻了。而另一方面，只有一个安拉、唯有安拉是真主的宣告，恰恰说明以前的安拉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安拉；既然有许多安拉，就哪个安拉也不是真主，不是唯一的上帝了。

在汲取基督教、拜火教、犹太教并沿袭贝督因人原始信仰即卡巴神庙体系的基础上，穆罕默德修改了阿拉伯人的“安拉”概念和三百六十位安拉轮流值日的众神系统，但没有废弃其本质，所以黑曜石崇拜保留下来，麦加的地位保留下来，老的习俗保留下来，如抢劫商队、不断战争等等。其结果是，把“唯一的安拉”以黑曜石的形式捧上了宝座。如此，动物崇拜是废除了，但是更为原始的石头崇拜却大行其道，初步形成了一个混合宗教的信仰体系：伊斯兰教（Islam）。

“伊斯兰”作为阿拉伯语“服从”的音译，其核心观念是模仿圣经宗教，参照其它外来信仰，改造阿拉伯人原有的多神教神灵（安拉）观念，引入圣经式的唯一真神和永生造物主的概念，但崇拜对象却是卡巴神殿的黑曜石。虽然《可兰》（Qur'an）里的著名人物多数取自圣经，如易卜拉欣（Ibrahim，即亚伯拉罕）、伊撒克（Ishaq，即艾萨克）、雅谷伯（Yaqub，即雅各布）、优素福（Yusuf，即约瑟）、穆撒（Moosa即摩西）、达伍德（Dawood，即大卫）和伊沙（Issa，即耶稣）等，但解释这些故事的含义，却要透过异教神庙的黑曜石崇拜，结果这些宗教故事不仅不能维持原先的教化功能，反而是助长了阿拉伯人的固有道德，即顽固的部落主义，使得伊斯兰教徒变得更加好战，以军事扩张为自己的天职，为世界造成了永久的流血冲突。这不能不说是富于讽刺意味的历史事件。

可是麦加多神教徒即使连这样的混合宗教也不愿意接受，他们希望保留纯粹的多神教。尤其让他们不能容忍的是，原本的多神信仰规定信徒们必须每年购买寺庙内制造的神像，恭恭敬敬抬回家中膜拜，这样寺庙的收入才有保证。而穆罕默德的改教却使得神庙的收入大幅萎缩。于是反对穆罕默德的人迅速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同盟。好在穆罕默德的叔叔与监护人阿布·塔理布（AbuTalib）保护了他。于是这个同盟耐心等到阿布·塔理布去世以后才监禁了穆罕默德。这时信徒们纷纷逃出麦加城避难，其中包括他的远房兄弟阿里（Ali）和终身挚友戴哈喇（Talha）、释放奴隶济德（Zaid），还有艾布·伯克儿（Abu─Bakr），奥斯曼（Uthman）等人。大约有八十位伊斯兰教徒（穆斯林，Muslim）及其家属逃亡到信奉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Abyyssinia，即今埃塞俄比亚[Ethiopia]）避难，向信奉基督教的国王解释他们也信奉耶稣基督，只不过教派不同，为了避免异教徒的攻击，特来寻求政治庇护。基督教社会保护了最早的穆斯林，拒绝把他们交还给他们阿拉伯的异教同胞去蹂躏。

还有的信徒则逃往一向和麦加友好的城市塔伊夫（Taif），以及经常和麦加作对的麦地那（Medina）。就在这时，一个消息几乎使得回教土崩瓦解。原来监禁中的穆罕默德忽然宣布：回教徒除了真主以外，还必须祭拜另外三名与真主为伴的女神：拉特（al─Lat即太阳神）、乌扎（al─Ouzza，即万能神）和默纳（Manat，即命运神）！这样的投降使得穆罕默德立即获得释放，但也让他的信徒受到绝对的打击，许多人失望之下纷纷离去。穆罕默德一面逃出麦加城外，一面拼命解释他是因为受了魔鬼的影响才说出了这些鬼话。后来回教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Othman，被暗杀死亡）下令烧毁一切不利于穆罕默德的《可兰》和历史方面的记载，企图隐瞒此事。

由于非洲隔了红海，穆罕默德无法抵达，所以他首先逃到塔伊夫，麦加立刻向塔伊夫发出警告，如果收容穆罕默德，就要断绝经贸关系。而这是塔伊夫城邦的生计所在。于是塔伊夫居民发动儿童向穆罕默德丢掷石块，几乎砸死他，他伤势很重，昏了过去，所有的回教徒也被轰出城外，穆罕默德走投无路，跟随者不是离开就是和他一起在沙漠中饿得奄奄一息。

就在绝望中，当初逃往麦地那的回教徒出现了，说麦地那愿意收容穆罕默德手下的回教徒。原来，麦地那那时分成五大家族，当时麦地那城有五大家族：那迪尔（Nadir）、库莱扎（Kuraiza）、凯努卡（Kainuka）、阿瓦斯（Aws）、和卡兹拉吉（Khazraj），其中只有阿瓦斯与卡兹拉吉是阿拉伯人，其它全是犹太人，他们听说麦加有个叫穆罕默德的人宣称信仰“亚伯拉罕、艾萨克、雅各布、与摩西的神”而被麦加人压迫，立刻伸出援手，让穆罕默德与他的信徒到麦地那栖身。

伊斯兰历法是由穆罕默德逃亡（Hijra）至麦地那算起的，这是公元622年7月15日。那天晚上，古莱部落（Quraish）的武士包围了穆罕默德的房子，穆罕默德叫阿里（Ali）躺在自己床上，自己却偷偷溜出房子，武士们不久就发现了上当了，于是上路紧追不舍。天将破晓时，穆罕默德和剩余的随从逃到牛山（Thaur）的一个山洞，追踪者也到达了山洞口，但看到山洞过于肮脏，久已弃置不用，便以为洞里无人，所以连看都没看就走了。这样的粗心使得后来的历史得以改写。

当穆罕默德进入麦地那之后，麦地那人发现他的信徒太多了，而麦地那资源有限，难以供给。当时麦地那城的五大家族彼此经常爆发巷战。因为犹太教同情回教的一神论倾向，因此努力帮助穆罕默德。穆罕默德也想反攻麦加，于是向犹太人三大家族示好，规定信徒每天有五次要向耶路撒冷方向朝拜。但麦地那的犹太人逐渐认识到回教乃是异端，离经叛道。于是穆罕默德马上和阿瓦斯、卡兹瓦吉两个阿拉伯家族建立联盟，离间犹太家族，然后寻找理由依次屠杀三大家族的男丁，没收他们的财产，把妇孺贩卖为奴，作为扩军的资金，这样就建立起一支万人军队，其中既有麦加来的逃亡者迁士（muhajiru），也有当地教徒（Ansar，译为“辅士”）。这两伙人联合起来，一边传播教义，一边把袭击商旅作为壮大势力的“圣战”（Jihad）武器来使用。

事实证明，在阿拉伯推行宗教改革本身并不那么困难。统治麦加的古莱部落主要关心麦加能否继续作为宗教崇拜的中心，而不管这个宗教崇拜什么，只要能带来收入就行。他们关心前来卡巴朝圣的各个部落代表团能否带来旺盛的商业买卖，而不太在乎教义问题，除非教义问题影响到他们的交易。后来穆罕默德终于向他们低头，通过把教义变成交易而赢得了“胜利”。

麦加人并不反对穆罕默德宣称多神教崇拜的安拉是“至高者”，只是不同意斥责和拆毁卡巴的偶像，因为这些偶像就意味滚滚而来的贡品。在他们的压力下，穆罕默德只是去掉了偶像，但照样保留了黑石、安拉和朝贡的方式，为的是留住财富。

参看一下《可兰》，丝毫没有斥责麦加人不信安拉（Allah）的意思，而仅仅是指责多神教徒不该配给安拉以其它神明，作为安拉的朋友、儿子和女儿。其实这种指责毫无道理，因为安拉（Allah）本来就是一个泛称，指的是所有的神灵。安拉（Allah）是一个神族，而不是唯一神；就像希腊、两河、埃及的神族那样……既然是一个神族，其内部怎么可以没有朋友、儿子和女儿呢？

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显示了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与多神教进行了彻底的妥协。穆罕默德应该懂得，这种类似希腊、两河、埃及神话的卡巴多神体系，并不是错谬，而是祖先的惯例：

“他们告诉我吧！拉特和欧萨，以及排行第三，也是最次的默那，怎么是真主的女儿呢？难道男孩归你们，女孩却归真主吗？然而，这是不公平的分配。”（《可兰》五三章十九至二二）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指责。任何多神教观念，其主神不仅有儿子，而且有女儿、孙女，甚至还有外遇、包养情妇。穆罕默德正确地指出了这些偶像代表了阿拉伯人祖祖辈辈心目中“天上的许多天神”。但是穆罕默德为了推行自己的宗教维新，才批评“他们的说情，毫无裨益，除非在真主许可他们为他所意欲和所喜悦者说情之后，不信末世的人们，的确以女性的名称称呼天神们。”（同上二三至二七）道理很简单，“天地万物，都是真主的”这一概念（同上三十），是来自圣经信仰而非卡巴宗教，也就是说，对阿拉伯人来说是一种外来的新玩意儿。结果，维新者穆罕默德只是废除了多神教系统里的女儿，却没有废除多神教里的父亲──相反还把这父亲升格为宇宙的唯一真神！

伊斯兰教虽然改造了多神思想却没有彻底消除偶像崇拜。穆罕默德最后虽然捣毁了阿拉伯部落崇拜的偶像，如太阳女神拉特（Lat）、晨星之神欧萨（Ouzza）与命运之神默那（Manat）等三大女神（见《古兰经》五十三章19─20节），但这些号称“安拉的女儿们”（the daughters of Allah）的神庙，还是被保留下来，并被称为“安拉的房子”（the“house of Allah”）！

不论穆罕默德如何妥协，他的维新还是遭到古莱部落的反对。据《可兰》的注释者说，这些阿拉伯的多神教徒，在麦加看到穆罕默德向耶路撒冷方向朝拜，非常不能接受。直到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地纳（Medina）屠杀犹太人，并改为面向麦加城、朝拜多神教的象征卡巴（Ka’bah）这个异教堡垒，这才使得阿拉伯的多神教徒高兴起来。

研究者们还根据一些文本和传记，认为麦加人并非反对归荣耀给他们自己的祖先就敬拜的安拉，而是反对他们所熟悉的一个神──基督徒称为至仁主（Alrahman，阿拉伯语的意思是“仁慈的”），等同于唯一的和最高的安拉。

公元六世纪中叶在南部阿拉伯纪念一座水坝崩溃的碑文，开端说“仰赖至仁主（Rahman─an）与他的弥赛亚和圣灵的权力和恩典”，显示基督教已经开始进入阿拉伯人的精神生活。“Rahman─an”这一名号的北方（阿拉伯）形式，是“al─Rahman”，后来在《可兰》里与安拉混为一谈。据考证，这一名号虽在阿拉伯铭文被用做基督教上帝的名称，但其实是从较古的南部阿拉伯其它神灵的名号借来的，他的过渡形态被写为“Al─Rahim”，而在伊斯兰教以前的铭文中，那个神灵名称的原始形态是没有元音的“RHM”。

这种借代方式特别值得我们中国人思索：阿拉伯铭文用异教神名来指代基督教上帝的做法，最后不是造就了阿拉伯基督徒，而是造就了穆罕默德，进而演变成为拜黑石的伊斯兰教徒。而中国基督教会借代“神”和“上帝”这样的古代异教名号来指代基督教的“主”，是否也很容易引起混合主义的后果呢？

而安拉（allāh，更早写为“al─ilāh”）作为麦加城的首要神灵，却不是唯一神灵，这个名称同样很古。有一种说法甚至认为，安拉是一个特定的神灵，早在公元前第五世纪的铭文里就屡次出现，写法是“HLH”，而到了伊斯兰教之前的五百年，铭文里的写法就演变成了“Hallah”，从这些混乱的情况看，多神教的势力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主流。

古莱部落显然将安拉（Al─ilah/Allah/Al）和至仁主（Alrahman）加以区别，但古兰经却视他们为同一位神：你说：“你们可以称他为真主（也就是安拉（Allah）──引者），也可以称他为至仁主。因为他有许多极优美的名号，你们无论用甚么名号称呼他，都是很好的。”（《可兰》17：110）这样一来，穆罕默德就把多神捏在一起，成为“一神”了。显然，这中杂糅法与《圣经》使用的排它法，完全不同。

在《可兰》的一些较早期章节里，我们可以看到使用至仁主（Alrahman）的频率比安拉（Al─ilah/Allah/Al）还要高，例如在可兰四三章中“至仁主（Alrahman）”出现了七次，而“安拉（Al─ilah/Allah/Al）”只出现了三次。而整本《可兰》，至仁主（Alrahman）一共出现了一百六十九次。

显然，不论至仁主（Alrahman）与安拉（Al─ilah/Allah/Al）在阿拉伯多神信仰的背景下，各自内涵究竟为何，但它们原来的确是两位，穆罕默德把它们合二为一的混合主义努力，并不能消除崇拜者们的多神信仰。诚然，穆罕默德进入麦加之后，清除了卡巴（Ka’bah）神庙中的三百多位部落神的偶像，这确实是一个剧烈的改革，但是这个把安拉从多神系统中剥离开来并高抬起来的“一神教改革”，其本质却是故意混淆至仁主和安拉之间区别的混合主义神学，几乎预定了他不得不向阿拉伯多神异教妥协，从而只能以保留那块黑色的陨石而告终。这块黑曜石乃是月神崇拜的信物，原始人以为陨石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以黑曜石作为全体穆斯林的圣物，又把卡巴的异教神庙改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Mosque），穆罕默德就这样把“卡巴的主”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真主安拉”，而异教神殿也被称为“al─baitullah”，即“安拉的家”，并规定，每个穆斯林一生中必须到这里朝圣一次！就这样，穆罕默德实际上还是屈服于偶像崇拜之下了：尽管《可兰》一再宣称“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无论你们转向哪方，那里就是真主的方向”（第二章115节），好像已经掌握了耶稣所说的精髓“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约翰福音第四章21节）。但其实不然，穆斯林的日常生活是必须朝向麦加的方向进行礼拜的。这种做法显然是倒退到了公元前。

确实，阿拉伯异教力量很大，如果穆罕默德不推行机会主义，可能会身败名裂。但无论如何，他自己的圆滑性格还是起了关键作用。例如，他在达成妥协、返回麦加之后，本来一共要处罚十二个敌人，但最终只处罚了其中的几个。其中有个名叫阿卜杜拉的信徒就因为他人的求情而得到了赦免。

事情是这样的：这位与穆罕默德父亲同名的“安拉神的奴仆”（阿卜杜拉），本来专替文盲先知穆罕默德写下启示，但这位重要的秘书后来却放弃了信仰，回到古莱部落，四处宣扬穆罕默德的可疑（Haykal，穆罕默德生平，410页），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有一次，阿卜杜拉在抄写完《可兰》中有关人的创造等几节文字后，兴奋地高呼“愿真主降福，他是最善于创造的”。可是穆罕默德竟然要求阿卜杜拉把这句脱口说出的话记录下来，并作为穆罕默德自己的启示传诸侯石！阿卜杜拉的信仰一下子被摧毁了。他背弃了伊斯兰教，因为他觉得这《可兰》完全是人造的而不是天启的。他争辩说，如果穆罕默德真的得到了启示，那么岂不意味着他阿卜杜拉也得到了启示！这些随意的东西真的就是所谓的启示吗？而《可兰》二三章十四节的结尾处，直到现在还记录着阿卜杜拉的这些偶然的惊叹。

这样的随机应变是混合主义产生的温床。结果呢，按“一神教”的伊斯兰教法，环游“多神教天房”的朝觐者，每次路过卡巴黑曜石都要做出吻石的仪式！如因拥挤不能接近者，则举双手向黑石致意，这种向迷信低头的妥协在当时就不被有识者尊重，例如第二任哈里发（The Second Caliph，634－644年，khali─fah/caliph，意为穆罕默德的继任者）欧麦尔（UmarIbn Al-Khattab／Omar，592－644年）在吻石时说过：“你确实只是一块石头，无害也无益，要不是我看先知吻你，我是决不会吻你的。”在麦加城每天有许多回教徒一天五次向黑幕罩着的“立方体”祈祷、膜拜，甚至亲吻卡巴墙壁上的黑石。但是，受到膜拜的黑石无论怎样高举，难道不还是多神的拜物的部落宗教的遗物吗？这与《福音书》的精神是相反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2节）唯独如此脱离旧有神殿的束缚，福音才最终超越了圣殿崇拜，走出部落宗教，成为吸引了所有外邦人的全球精神形式。

（四）单一主神教的扩张后果

《可兰》叙说的“查希里叶”（jāhiliyah）这个词，被译成“蒙昧时代”，指阿拉伯人没有教规（dispensation）的时代而言。前伊斯兰时代，起码像南部阿拉伯人（如也门）早在公元前就建立了自己的文明和文字记载系统的社会，是脱离了蒙昧状态的。《圣经》里记载的示巴（Sheba，现代称为Saba），就在也门，那里在公元前八世纪就建立了神权国家，其首都的主要建筑，就是所有闪族人都放在头等位置予以崇拜的月神庙，其遗址位于可以居住百人的村落。

在比较野蛮的北阿拉伯，能以散文和诗歌表达情意，且会射箭骑马，就可以称为“全才”（al─kamil）。原始的北阿拉伯语的结构适用简洁、锐利、警语式的文体，《可兰》的韵体散文，就投合了这种原始风格。除诗歌外，多神拜物教在伊斯兰时代的残余，以轶事和传说的形式保存着。多神拜物教时代的阿拉伯人，神话不多，更少神学，主要是泛灵论的：绿洲的神灵慈祥可亲，荒原的神灵狰狞可畏。树木、水井、山洞、石头，是圣洁的，因为崇拜者要通过这些媒介，才能与神灵进行联系。所以穆罕默德也是在山洞里和他的神灵发生关系的。沙漠里的水井，在很古时代就变成阿拉伯人崇拜对象，例如“渗渗泉”（Zamzam，象声词）就是如此：旅行者常把该井的井水当作特别的礼物包装起来，送给亲戚朋友。而他们认为：通过地底的神灵，山洞也成为“圣洁”的了，人们在山洞里祭祀各种神明，这与德国童话把山洞视为妖魔蟠踞的地方，其观念正好相反。这可能因为阿拉伯炎热，山洞可以避暑；而德国寒冷，山洞显得阴森。

阿拉伯人崇拜星宿，并以月亮为中心，即使现代的回教徒，依然认为自己的生活受月亮支配：月亮使水蒸汽凝结成慈爱的露水，滴在牧场上，使植物生长；而太阳恰恰相反，喜欢摧残游牧民和一切动物、植物的生命。阿拉伯人认为沙漠里充满了性格残暴的“活物”（就是穆罕默德在山洞里见到的那种），这种活物叫“jinn”，就是精灵。精灵与神灵的区别在于：神灵对人友好，而精灵对人敌视；人迹常至的区域归神灵统治，人迹罕至的荒野归精灵统治。进入伊斯兰时代以后，精灵数量反而增加了，因为多神拜物教的神灵被降级，被并入了精灵的行列，它们并没有消失。就像北欧神话里的深，变成了基督教民间传说的魔鬼。

在比较文明的城市地区，阿拉伯拜物教达到了“拜星教”的阶段，所以欧扎、拉特、默那，被称为“安拉的女儿”，她们的圣地变成了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阿拉伯人首先崇拜女神，后来才崇拜男神。主张一神论的穆罕默德也一度意志薄弱，准备承认这几个在麦加和麦地那有势力的女神，但又改变了主意。

十九世纪出生的黎巴嫩史学家希提（Philip K.Hitti）在1937年出版的《阿拉伯通史》指出：穆罕默德的敌对城市塔伊夫的拉特女神，是以一块方形的石头作代表的；麦加南边七日路程的左勒·赫莱赛庙里也供着一块白石头。而在考古名城佩特拉（City of Petra）也发现了一种卡巴神殿，供奉另外一个神：“杜舍拉”，那是用一块置于众神殿顶的未经雕凿的长方形黑石为代表的，那块石头高四英尺，宽二英尺，杜舍拉（原为左·舍拉，即舍拉的主宰）后与希腊时代传入酒神崇拜结合起来，模仿了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巴克斯的几种特性。

还有重要的“阿拉特”女神，被希罗多德认为是从希腊的爱神阿佛洛狄忒演变而来。希罗多德记载，在同为闪族的巴比伦社会，每个妇女的一生中都要到阿佛洛狄忒的神庙里当一次“神妓”，任务是与一些陌生的男子交合，这不是她们的个人行为，而是代表女神履行宗教义务。每个到神庙完成任务的妇女，等待男子把银币抛向她身边。抛钱的男子会说：“我以女神的名义祝福你。”这个神妓不须理会银币的大小以及抛银者的身份，都必须与他做爱，如果拒绝便是触犯神的律例。做爱完毕，便算圆满完成任务，可以回家嫁人了。有些貌丑的女孩可能要等待一段长时间才可回家，甚至在神庙等上三四年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可兰》记载过的女神默那（Manah，是从“maniyah”演变来的，意思是“命运”），是司掌命运的女神，她的圣坛也有一块黑石。传说或许是有道理的。穆罕默德征服麦加后，胡巴尔神的偶像和其它神的偶像，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被捣毁了。但是类似的石头却保留下来了。

《可兰》七一章二三节提到的旺德以及素佤尔、叶巫斯、叶欧格、奈斯尔等五个异教神灵，其中的旺德是个月神，在米奈人的万神殿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说：‘你们绝不要放弃你们的众神明，你们绝不要放弃旺德、素佤尔、叶巫斯、叶欧格、奈斯尔。’”）而阿拉伯拜物教的其它神灵，如奈斯尔（兀鹰）、奥弗（公鸡）等都具有动物的名称，且可能发源于图腾崇拜。

至于来生，蒙昧时代的可靠文献中则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说法，最多重复一遍基督教教义。阿拉伯人的享乐主义性格，使得他们的注意力贯注在眼前的生活上，没有多余的思考来生问题，这一点与中国人倒是不谋而合。一首阿拉伯古诗写道：“我们逍遥在世间，不管富人和贫民，终归空虚的坟茔，坟外石版盖得严。”这使得我们想起唐代和尚的不朽诗篇：“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贝督因人常常到红海沿岸的希贾兹（Hejaz）的城市里去做买卖，特别是在神圣的休战期间，通过参加卡巴的典礼和祭祀，他们还吸收了一些更进步的城居人的信仰。他们宰骆驼和羊去祭祀卡巴和附近的许多神石（ansāb），他们把那些神石当做偶像或祭坛来崇拜。

对于考古学和语言学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揭示不仅伊斯兰教是混合起来的，阿拉伯语也是混合起来的。尽管穆罕默德一再宣称，最恶劣的、不可饶怨的罪恶，是“什尔克”（shirk），就是把其它的神灵同独一的真主结合起来。但实际上，伊斯兰教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什尔克”：“安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把其它神灵同独一真主结合起来的典范创造。

再看看对于“安拉”的哈只（hajj，即“朝觐”，见《可兰经》二二章），这是伊斯兰教的第五个信条，也是最后一个。每个穆斯林不分性别，只要条件许可必须到麦加去集体访问一次。朝觐者（hajj）不能穿缝成的衣服进入“圣地”，进去以后需绕“克尔白”环行七周，然后在附近的两个丘陵之间奔走七趟，还要去麦加东郊的几个地方投掷小石子、宰一只骆驼或牛或羊，庆祝宰牲节，俗名古尔班节（Idal─Qurban）。其实，这种制度和伊斯兰教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起源于月亮崇拜，它恰在秋分时节举行的含义，是向暴虐的太阳告别，欢迎使土地肥沃的雷神古宰哈（Quzah）归来。在伊斯兰教以前这种制度已经盛行，穆罕默德不过是采纳了多神教的朝觐仪式。这再次表明，伊斯兰教义和实践浸透了混合主义，其背后是随机应变机会主义、胜利第一的风派态度。

在穆罕默德的混合主义示范下，许多阿拉伯部落纷纷出现了“伪先知”。男女先知甚至通过联姻的方式来扩大势力范围，并击溃了穆罕默德教徒组织的两支大军。直到第三支穆罕默德教徒的援军到来，新的先知们才被击败。战斗是如此激烈，以致第三支军队许多将士阵亡，而其中很多成员是穆罕默德的亲信，许多人能背诵全部《可兰》，他们的战死使《可兰》的流传都成了问题，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的混乱。战斗的激烈，说明“伪先知运动”的声势浩大。

更加不幸的是，讨伐其它先知的战争，使得穆罕默德教徒走上了以军事征服镇压不同宗教信仰的道路，后来证明影响深远，形成了“只哈德”（jihad）概念。而穆罕默德的继任者哈里发（khali─fah、caliph）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不断扩大穆罕默德教徒的控制地区，并把火线推向其它民族。对此，十九世纪出生的黎巴嫩史学家希提（Philip K.Hitti）在1937年出版的《阿拉伯通史》提出：“这种把世界截然分为和平之乡与战争之乡的主张，同苏俄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有相似之处的。”

其结果，是造成了“中世纪历史上的两件根本大事之一，第一是条顿人（Teuton）的迁移造成罗马帝国的瓦解，第二是阿拉伯人的出征消灭了波斯帝国且震动了拜占廷帝国的基础。阿拉伯人的出征，到占领西班牙而登峰造极，成为中世纪开端的里程碑。”（同上）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也就是瓦解了西晋帝国的“五胡乱华”的中东版。不过地中海世界的五胡披上了回教的袍子。

阿拉伯人的征服，并不是回教教义的胜利，而是由于他们像后来的蒙古人一样，在西亚和北非辽阔的草原上使用了骑驼的骑兵战术，罗马人和波斯人对这种新战术，完全陌生。许多阿拉伯游牧人离开荒凉的故乡到肥沃地带去征战，不是出自宗教的狂热，而是因为饥饿的压迫。来生进入天堂的吸引力，远远不如周围文明国家的舒适和奢侈更有感召力。

首任哈里发艾卜·伯克尔（Abu Bakr，573－634年，The First Caliph，632－634年）“曾写信给麦加、塔伊夫和也门的人民以及纳季德和希贾兹的全体阿拉伯人，号召他们参加‘圣战’，而且鼓舞他们参战和从希腊人手中夺取战利品的欲望”。反抗阿拉伯入侵部队的波斯司令官曾经斥责穆斯林军队的使节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是由于生计困难和穷困，没有别的办法，才来干这种勾当的。”有一首回教徒诗歌言简意赅地说破了这一“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的要点：

你抛弃自己的故乡，不是为了寻找天堂，却是那面包和椰枣，把你吸引到了远方。

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大部分被征服者，直到两三百年以后，才逐渐“信仰”穆罕默德教，这些不幸的民族，“改宗”的主要考虑是为了免除人头税，取得平等待遇，就像中国人里面出于“吃洋教”甚至保全性命的考虑而改信自己并不真信的共产主义，也曾经是一个潮流。而所谓“伊斯兰文化”，则是回教的军事征服以后，糅合了叙利亚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的遗产，慢慢演化出来的各族人民的混合产物。

伊斯兰教曾经极度扩张，但仅仅一百年左右就在地中海文明的核心地带停步不前了。第二次回教征服则是由土耳其人推动的，其顶点是1456年穆罕默德二世攻克拜占廷帝国首都。而伊斯兰教的历史到奥斯曼人十七世纪包围中欧的维也纳城，正好整整一千年。以后四百年就是它第二次衰落的日子了。这正如基督教诞生一千年以后开始“十字军东征”一样，也是很有意味的“千禧年”周期。

回教摩尔人（Moor）在七世纪末叶入侵欧洲，八百年以后，终于被逐回非洲，西班牙最后一个回教根据地是格拉那达（Granada），一直到公元1492年，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才取代了堡垒上新月崇拜的标志。

回教刚刚退出欧洲，基督教世界立即以“宗教改革”的借口开始大分裂。就像法国人刚被赶出北美，英国后裔立即开始独立战争。看来只有外敌才能使内部团结，人性如此。宗教改革血战一百多年，加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基督教的空洞化过程连绵不断，这一空洞化又是十分奇妙的随着海外传教事业一起发展的。

（五）安拉与埃尔（EL）

阿拉伯谚语说：“人的优美，在他的口才之中。”时代较晚的阿拉伯谚语又说：“智慧寓于三件事物之中：佛兰克人的头，中国人的手，阿拉伯人的舌头。”这真是有理，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就是凭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把异教古神安拉说成了圣经的上帝，不但做成了《可兰》，而且屠杀剿灭驱逐征服了圣经的子民，建立了跨亚非的回教帝国。所以阿拉伯史学家说，“他羡慕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都有经典，因此，决心使他的人民也有自己的经典。”

据考证，卡巴神殿的胡巴尔神（Hubal）也就是阿拉伯的月神的雕像，是人形的，位于卡巴神庙里的最高处，早在穆罕默德前四百年就受到阿拉伯人广泛的崇拜，并作为祷告的主要对象，被称为“麦加和卡巴的神”（the god of Meccaand of the Ka'ba）。这时候信徒就亲切地称它为“安拉”，也就是泛泛的“神”或泛泛的“主”的意思。后来在伊斯兰教时代，卡巴天房和所有清真寺（Mosque）的中心，都有月神的标记，就是在纪念胡巴尔神。所不同的仅仅是，月神意义的“主”变成唯一的了，因此虽然演变出“唯一真主”的概念，但骨子里，还是前穆罕默德涵义的也就是“至仁主胡巴尔”涵义的。所以事实上，《可兰》献给“真主”的祷告词，不少篇幅是献给异教时代（神、主）胡巴尔的祷告词，实际上也反映了多神异教的宗教观念的。

有的考古证据显示，阿拉伯地区的月神崇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实际上如果按照阿拉伯人和其它闪族人的宗亲、以及非洲许多原始部族的月神崇拜的情况来看，阿拉伯月神崇拜的渊源可能很早。显然，在亚洲和欧洲的各个种族里，崇拜月神的闪族，不论在地缘上，还是在血缘上，或是在语言上，都是最为接近非洲人的。希伯莱语、阿拉伯语等都属闪米特语族。古代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等都属闪米特族。而闪米特语族则属于亚─非语系。就像汉─藏语系中的汉语一样，亚─非语系中的阿拉伯语人口也占了将近四分之三，其它较重要的语种还有：以色列的国语希伯来语、东非索马里语、西非尼日利亚的主要语言豪萨语，以及非洲北部的一些其它语言。所谓“亚—非语系”也叫做“含米特—闪米特语系”，涵盖了古代埃及与巴比伦两大文明──这两大文明同样受到苏美尔文明的影响。而后起的阿拉伯国家使用的阿拉伯语与以色列的国语希伯莱语，同属这个亚—非语系的闪米特一方，前者属于北阿拉伯语族，后者属于迦南语族。但需要注意，“亚－非语系”即“闪米特－含米特语系”里面，包含了大量的黑人。例如九十年代从埃塞俄比亚回国的犹太人，就是以黑人为主的。

直到今天，伊斯兰教的标志还是把非洲的月神放在中心位置的。月神也是安拉，因为如前所述安拉经常不是一个特殊的神名，而是作为与“人”对称的“神”的集合名称而被阿拉伯人使用的。每一个阿拉伯异教部落各有自己的安拉（al─ilah）。“al─ilah”后来被缩写成“Allah”，并不是穆罕默德改教的结果，而是在他出世前就已经如此了──他的父亲就自称“安拉的奴仆”。所以可以说，虽然穆罕默德不失为一个成功的宗教改革家，但是他所宣告的，实在不是一个新神，更不是圣经上的独一真神，而是阿拉伯多神教里的一位古神，尽管阿拉伯先知竭力掩盖这位古神的本质，尽力消除有关它的多神神话（例如“安拉的女儿”），但他还是无法消灭所有的痕迹。

早在伊斯兰教之前，在阿拉伯语里和“神”有关的概念，往往加上“AL”前缀。“AL”其实也就是“Al─ilah”（安拉）的词根，后来缩写为“Allah”。

阿拉伯语族的词根“Al”，其实和迦南语族的词根“El”，都是泛指“神”。例如前面说过，古代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古代闪族人对神的泛称就是“埃尔”（EL）；甚至阿拉伯对神的泛称“安拉”（Al─ilah/Allah/Al）──也是来源于这一闪族的古名，区别只是方言的发音不同。例如，考古发现，与希伯莱人同族的迦南地方的人民向其主神埃尔献祭，以小孩当作活祭烧烤弄熟了。迦南位于现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带。泥版记录的迦南人宗教表明，他们对神主的称呼就是“El”，一如几百年以后的《圣经》──尽管两个宗教的内涵已经完全不同。公元前1200年，乌加列文明神秘消失；而与此几乎同时，在埃及铭文中“以色列”的名前缀次出现。一神教开始登上舞台的中心。

这个一神教的核心就是耶和华神。

1、耶和华（YHWH）的定义是“自有永有”：“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至于耶和华向以色列人的自我介绍，为便于他们理解则是“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出埃及记》3:13－3:15）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同上20:7 ）这是列在著名的“十诫”之三。这说明耶和华已经不同于闪族人的“EL”或“AL”，具有真正的神学定义。严格说，他是自有永有的、不可妄称的因而是无名的。

2、我们认为，耶和华的定义出现，是划时代的事件，表明神学系统的开始，和神话系统的终结。这是《圣经》和其它宗教神话、历史神话的不同之处。

3、这个神学的内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特殊启示”：神向人解说自己，而不是人自己在解说神。从人文主义的观点看，这也可以看作第一次确认了“至高神的无法定义”。

（另起一页）

第三篇

多神教与一神教之间的混合宗教

密特拉崇拜（Mithraism）作为混合了多神教、二神教乃至单一主神教（Henotheism，例如太阳崇拜）的混合宗教，一度流行于波斯地区，并在吸收巴比伦占星学和希腊柏拉图哲学的基础上，所向披靡，一路攻城略地，在希腊和罗马一度获得主流地位，形成著名的太阳神教。所谓单一主神教（Henotheism），就是在多神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主神来。难怪密特拉教比希腊罗马的多神教更有吸引力和凝聚力。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原波斯帝国西部地区以及罗马与波斯交界地区，不仅国王和贵族崇拜密特拉神，这一信仰甚至越过两国的军事分界线，并深入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流域，整个罗马帝国，该教的圣所比比皆是，造成两个敌国信仰同一宗教的奇观。

而该教最重要的礼仪就是宰杀公牛献祭。密特拉教的信仰集中于一个神话：

阿胡拉·马兹达差遣使者传令密特拉宰杀公牛献祭，密特拉将初生的牛犊献为牺牲，牛犊的身体迸发出麦子、葡萄、动物与所有其他美善，在与阿胡拉·马兹达宴飨以后，密特拉驱策马兹达的战车前往天堂。

根据密特拉教义，人的不朽灵魂陷在人的身体中，但灵魂最终可以克服死亡、通过众星的七层天而返回天堂中的故乡。这个神秘过程，据说可以通过密特拉崇拜的入教仪式的七阶段来象征。那是在饰有神秘壁画与雕刻的地下礼拜堂中，以人工照明来举行的一种仪式，地下洞穴里附属了许多隧道，入教者需要依次走过，这是要考验入教者的勇气。其实在基督教的圣公会（Episcopal/Anglican），圣诞节前后就有手持蜡烛结队穿越教堂地下室的仪式。另一方面，崇拜太“阳”的密特拉教却忽视女人，教徒一律为男子，这与基督教在妇女中的迅速传播，很不相同。这一区别后来产生了重大的后果：因为孩子主要由妇女抚养成人，小时候跟着妈妈去教堂，耳濡目染就成了基督徒，所以基督教的势力越来越大，密特拉教的势力越来越小。但是，和密特拉教明显的混合主义倾向相比，后来居上的基督教有关基督的神性与人性问题以及三位一体和偶像破坏等争论，而陷入持续的分裂，结果被崇拜黑石与新月等偶像的伊斯兰教，夺取了北非、西亚甚至东欧等大片领地。

伊斯兰教虽然自称一神教，但其实是“单一主神教”（Henotheism），所谓单一主神教也可译为“国神论”，“Henotheism”字源接近“一神论”（Monotheism），它认为一个主神之下还有许多天神地祇的存在，故可以被视为多神教（Polytheism）向一神教的过渡。单一主神教（Henotheism）的神话不如多神教和二神教丰富，但比一神教丰富，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福音书》神话少而《可兰》神话多就一目了然。伊斯兰教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回教，不是一神教而是混合型的单一主神教，主要根据在于两点：

1，回教崇拜“新月”（Crescent）以及麦加（Mecca）一座供奉陨石的神殿（Ka’bah，中文译为“克尔白天房”）里的“黑曜石”。黑曜石是阿拉伯语“Al─Hajaral─Aswad”的意译，相传为“从天堂坠落尘世的石头”，其实只是一块陨石。

2，回教的真主安拉（Al─ilah/Allah/Al），原来也是多神教里众多神灵的泛称和集体称呼。

我们先来看看“新月”（Crescent）崇拜。即使现代伊斯兰教（Islam）也是崇拜新月的。无可否认的例子是它把医护救命的组织叫做“红新月会”，这虽然是模仿“红十字会”而来，但明显给予“新月”和“十字”同等尊崇的地位；如此，基督徒既然视“Cross”（十字架）为神的标记，回教徒岂不视“Crescent”（新月）为神的标记？那么，这个新月的来历又是什么呢？

来源于月神崇拜。

中东地区的月神崇拜历史悠久，有五千年以上，虽然经历了回教的“国神论革命”，依然包含了月神崇拜的一贯性。除了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的影响深远的月神崇拜，应该重视的还有：非洲的许多黑人部落也极力崇拜月神，以霍屯督人（Hottentot，又称科伊人[Koikoi]）为例，每当新月和满月之时，这些黑人他们就特别激动，他们称月亮为“统帅”，整夜为之欢歌曼舞，他们认为月亮会带来好运，会带来需要的东西。他们常常对着新月高声呼喊：“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的牛多多的饲料，多多的牛奶，让我们的生活比蜜还甜。”（可以参照圣经有关应许希伯莱人“流蜜流奶之地”的记载。）霍屯督人虔诚，毫不怀疑他们所爱的月亮会使他们如愿以偿。

霍屯督人的神话说，月神派遣虱子到人间传达他的口信。内容是：“我会死去，但又能复生，你们也将与我一样，能够死去，但也可以复活。”虱子很快就往人间报信，但在路上虱子遇到野兔，兔子听说虱子是到人间传报佳音，执意要替他去传达。得到虱子的同意后，他高高兴兴地奔向人间去传达月神的口信。然而，十分可惜，当他到达人间之后，将口信的内容给传错了。野兔误将月神允诺的长生不死，说成是：“我死去不再复活，你们也将像我一样，死后不能复生。”野兔传完口信，回到月神那里，告诉月神自己的传信经过。月神听后，勃然大怒，顺手抄起一把斧头向兔子劈来，兔子躲闪不及，一斧将它的嘴唇砍裂了。从此，兔子的嘴唇就豁了，成了三瓣嘴，野兔赶紧逃跑，至今还在仓皇逃窜中。从此，霍屯督人中的成年男子不再吃野兔肉，因为它将噩耗传给了人间。

霍屯督人如此看重月神，但完全忽略对太阳的崇拜。事实上，霍屯督人现在虽然僻处南非一角，但古代曾经遍布整个非洲大陆。而即使现在，在霍屯督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整个黑人非洲，包括西非、中非、东非，对月神的崇拜都是头等大事。这不禁使人想到，同样崇拜月神的闪语族（Semitic，希伯莱人和阿拉伯人同属于此语族），很可能是从非洲带来了强烈的月神崇拜，以致后来改宗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虽然在教义上反对偶像崇拜，但是在实践中还是情不自禁地保存了月神崇拜的标记──新月。实际上，与闪语族（Semitic）同属“阿非罗──亚细亚语系”（Afro─Asiatic）的柏柏尔语族（Berber）、乍得语族（Chadic）、库施特语族（Cushitic）、埃及──科普特语族（Egyptian─Coptic），都是居住在非洲大陆的，而闪族人，也是居住在最为靠近非洲的西南亚洲一角，基本上局限在阿拉伯沙漠周边地带，这个地带在历史文化上与非洲的联系往往大于亚洲，而在宗教方面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把月神作为最重要的神明来加以崇拜。

例如，人们广泛认为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人所崇拜的主神胡巴尔（Hubul）就是月神；而后来荣升“唯一真主”的安拉（Al─ilah/Allah/Al），原来只是月神胡巴尔的代称。

（另起一页）

第四篇

伊斯兰教不如自然神教

2011年7月17日，星期天，在纽约的大街上，居然出现了伊斯兰教的传教点！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路边的桌子摆上了中文的宣传单张，且有四种之多，印制精美，超过各种华人教派的宣传品……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仔细阅读了这四份传单：

1、伊斯兰简介；

2、伊斯兰对信主的概念；

3、伊斯兰对崇拜的概念；

4、揭示头巾的奥秘。

读完之后我觉得伊斯兰教不如自然神教，因为伊斯兰教的教义是自相矛盾的，也因此很容易遭到证伪。而自然神教虽然缺乏人格魅力，但在逻辑上却是一贯的，尽管肤浅，虽然神秘，但毕竟符合常人的思考。至于基督教，由于它承认了不可知论，承认了教义本身的不确定性，因此也就无法被证伪了。

基督教的中心是基督耶稣的魅力与神性，道成了人身，因此也超越了人的思维能力。

《伊斯兰简介》说：“‘安拉’不生也不被生，他没有儿子或女儿。人类如同所有受造物一样，都是从属‘安拉’的，因此人类应当经白和顺服独一的造物主‘安拉’。”这是专门用来否定基督耶稣的神性的，这是对于《伊斯兰对信主的概念》所转引的《可兰 4：171》的简化和软化。伊斯兰教否定耶稣的神子地位，却把先知抬高到了安拉的同等地位。例如《伊斯兰对崇拜的概念》援引《可兰 2：177〉说：“你们把自己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都不是正义。正义是信安拉，信末日，信天使，信天经，信先知……”

也许是为了传教的方便，在对于《可兰 4：171》的简化和软化方面，已经达到了超越和抹杀《可兰》的地位。例如它说：“伊斯兰严禁以任何人和人类的形式去描述安拉，也严禁将安拉叙述成特别偏爱某些人或种族。”显然，在《可兰》里，先知这种人的地位明显高于其他人，而信奉伊斯兰教的种族明显要比不信的更加得宠。

这种观点在《揭示头巾的奥秘》里得到了强化：“今日美国的穆斯林妇女正在重新探知一千四百多年前安拉最初降示穆罕默德圣人，不搀民俗讹误的出征伊斯兰信仰。”这个信仰记载在《可兰 33：59》：“先知啊！你应当对你的妻子、你的女儿和众穆民的妇女说，她们应当用外衣遮覆全身（当外出或于有男士的场合）。这样做更适于她们被人辨识（认出是贞节妇女）而不受侵犯。”

这等于是说，没有遮覆全身的妇女等于是没有贞节的妇女，也是可以侵犯和不受伊斯兰教法律保护的妇女。难怪最近有女记者在阿拉伯国家遭到大众的性侵犯，原来是她在公共场合没有包裹全身。

至于说到伊斯兰教何以在华人世界传播困难，我想主要障碍可能并非上述的教义问题，而是其禁食猪肉顽固规定。两千年前，就是因为这个顽固的规定，基督教差一点无法传入欧洲。后来圣保罗力排众议、改革教规，基督教才突破犹太社区的束缚，得到欧洲人的改宗。

*

自然神教也叫“自然神论”，英语是“Deism”，指17到18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出现的一个哲学观点，主要是回应牛顿力学对传统神学世界观的冲击。这个思想认为虽然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它存在的规则，但是在此之后上帝并不再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这里的自然神论主要是指具有闪米特一神教背景并受其影响的西方唯一神派自然神论者的观点，而不是具有多神教背景的自然神论者等的观点如泛自然神论。

自然神论者推崇理性原则，把上帝解释为非人格的始因的宗教哲学理论。又称理神论，也就是对神的理性理解。由17世纪英国思想家L.赫尔伯特始创，著名代表有J.托兰德、D.哈特利、J.普里斯特利、约翰.洛克、艾萨克.牛顿等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也都是具有一定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否定迷信和各种违反自然规律的 “奇迹”；认为上帝不过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上帝作为世界的“始因”或“造物主”，它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主张用“理性宗教”或“自然宗教”代替“天启宗教”。

托马斯.潘恩的观点颇能代表自然神论者的观点：“我相信一个上帝，没有其它的”，但“我不相信犹太教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其教会和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所宣布的信条。我自己的头脑就是我自己的教会。”

2011年7月18日

（另起一页）

第五篇

回教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关于穆罕默德〔Mohammed，570─632年〕如何改造阿拉伯人的传统的麦加偶像崇拜，使之成为一种适于进行世界扩张的“一神教”，人们已经谈论的很多，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们这里看看另外一个著名人物，和匈奴人阿提拉、蒙古人成吉思汗并称为三大“草原征服者”的突厥人跛子帖木尔〔Tamerlane，1336─1405年〕，是如何也把宗教作为一个战略来使用的，虽然和穆罕默德不同的是，帖木尔的扩张策略最后导致了回教的衰落。历史家们喜欢把跛子帖木儿描绘成一个丧失理性的狂人，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一描绘是被征服者的恐惧后遗症，仅就帖木儿处置奥斯曼首领巴耶塞特一世的整个过程来看，他完全称得上是个狡诈的、机智的、富于理性的人，比教主穆罕默德本人毫不逊色。

帖木儿曾经写信给巴耶塞特，对奥斯曼家族的卑微出身作了尖刻的揭露，同时说他考虑到奥斯曼帝国作为欧洲的回教堡垒和奥斯曼人在那里进行的圣战，他愿意赦免他们，否则“像你这样的小王公，能与我们相抗衡吗？”但巴耶塞特拒绝妥协，因此帖木尔1402年6月终于入侵奥斯曼帝国，向安卡拉进军，1402年7月20日进行决战，巴耶塞特和他的一个儿子一起被俘，帖木尔优待他们，他们却试图逃跑，因此被关入铁笼，几个月后死去。这种“先礼后兵”的策略显然轻易排除了来自宗教方面的阻力，抵消了奥斯曼人利用回教的“只哈德”（“圣战”）口号进行军事扩张的诡计。

在其它方面，帖木尔也表现了类似的双重性格。他在1400年10月进攻叙利亚时，在阿勒颇城下打败了埃及的马木留克奴隶兵团。一旦成了主人，他的双重面孔即“诡辩的文人和大屠杀的统帅”的面貌出现。他在回教学者面前，存心不良地提出一个难题：在战死的人中，是他的士兵们，还是马木留克的奴隶士兵有权获得殉道者的称号？

他与学者们讨论神学问题，强迫这些正统的逊尼派把被逊尼派杀害的穆罕默德女婿阿里纳入“合法的哈里发”之列。其实，帖木尔本人并非阿里的十叶派，他这样刁难的目的在于声东击西：在与法学家们进行学术会谈之余，他屠杀城堡守军，垒起了几座“人头塔”，并持续三天洗劫了贸易中心阿勒颇城，而原先他是答应赦免这座城市的。帖木尔的恶名可能来自一位被放逐的历史学家伊本·阿拉不沙，当时他年仅十二岁，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帖木尔的书，为自己报了仇。

在欧洲人心目中，帖木尔的主要特征是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一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极度虚伪。正像对宗教的虔诚一样，他还扮演无畏的战土和深谋远虑的指挥者，是艺术家和文人的朋友。但是，一旦法律在他一边，并可以援引《可兰》〔Al─Qur'an〕为根据时，他就采取背信弃义的方式，反对原先的盟友，就像成吉思汗那样反复无常，得以“登上王位，戴上金王冠，系上帝王的腰带出现在诸王公面前，他们都跪在他面前”。帖木尔以不坦率和诡辩的方式来处理统治权问题，他不敢重新制定一套全新的法律，宁可沿用成吉思汗法律而不采用穆斯林法律，因为他想要继承成吉思汗的法统，虽然在实践中，他不断求助《可兰经》，因此被称为“不虔诚的穆斯林”。在早期，他就在塔什干与宿敌蒙古人签订协议，极力煽动他们入侵自己的祖国，帮助自己夺取政权。这和二十世纪的中国领袖们利用列强入侵之际大发国难财是何等相似。在现代人看来，“结局是演出了一幕杰出的东方式虚伪的喜剧，以对友谊的一再声明、复归于好的拥抱和每次都喊出《可兰经》中虔诚的格言而完成的，接着便是背叛，突然袭击和即刻处决。”

为帖木尔歌功颂德的《帖木尔武功记》说：“当上帝要什么事情发生时，他会提供种种理由，由于这些理由，该事情就会按天意而产生。上帝已注定把亚洲帝国给予帖木尔和他的子孙，他预见了帖木儿温和的统治，它将给他的臣民们带来幸福。”其实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说，“一个世纪以前成吉思汗的蒙古入侵也没有这样残酷，因为蒙古人只是未开化的人，他们杀人只是因为在数世纪中杀人已经成为游牧民对待定居人民的习惯行为。残忍的帖木儿对此又增添了宗教屠杀的色彩。他杀人是由于‘虔诚’。他代表了蒙古野蛮性和穆斯林狂热性的综合体，这在历史上可能是空前的，他代表了由于抽象观念，同样也是由于一种责任和一种神圣使命的缘故而进行的屠杀，一种原始屠杀的高级形式。”帖木尔打败了喀什噶尔和南俄罗斯的成吉思汗后裔和印度的苏丹，而他对亚洲西部的征服使得拜占庭帝国获益匪浅，正像莫斯科公国从他对金帐汗国的胜利中获得喘息。而所有这些结果都对回教国家极为不利。

他的背景促使他那么残酷，背景的不同──例如较古老而陈腐的穆斯林世界东部和刚刚从基督教那里抢来的边区小亚细亚之间的不同，使得帖木尔帝国在他死后迅速瓦解，就像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迅速瓦解，而不屈不挠的“蛆虫般”的奥斯曼国家，却在死灰中复燃了。帖木尔的部下多是些没有宗教热忱的国际冒险家，他们的惟利是图和首鼠两端，使其国家其兴也速，其亡也速。而奥斯曼突厥〔土耳其〕的加齐们却是些心胸狭窄的封建武士，想控制他们很不容易，而一旦控制住了则比较稳固。由于这批来自中国边境沙漠地带的部落民，终于在小亚细亚找到了一块更好的山区，所以就源源而来、决不撤退了。相比之下，差不多处境的阿拉伯人由于早来了五六百年，就占领了更为肥沃的美索布达米亚和埃及、叙利亚，对小亚细亚的欲望也就不那么强烈了。而同样这块山区，对得天独厚的希腊人来说，却始终缺乏真正的吸引力。近东历史的这一页，同样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

和前述几种宗教不同的是，回教迄今还对其信徒具有人身控制的能量。2005年，在“欧洲文明的心脏”，“素有自由民主传统和人权意识的法兰西”，爆发了愈演愈烈并迅速蔓延的持续暴力骚乱，并在其他欧洲国家得到类似的暴力响应。法国官方已经宣布，承认移民政策和融入模式没有实效。联合国高级成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欧洲尚不具备“和谐生活”的条件。

威廉·法耶在《殖民欧洲》中指出：同回教士的说法相反，回教不只是一个像基督教那样的“信仰”，而是一个要求扩展的“教族”。回教在欧洲的计划，正如《可兰》上说的，就是征服欧洲。“我们已经身处战争了，而西方的欧洲人还没明白。相反，俄罗斯人却明白了。因为回教是一个传播价值观的媒介，它主张的个人的和集体的理论，里面规定的原则高于一切和不可触犯，这些规矩被强加在信仰者的头上，使他们认为，是由于这些原则他们自身的存在才有了意义〔……〕，但是，回教和欧洲的精神毫无相符之处。他们的大量进入欧洲比‘美国化’更加削弱了欧洲文化。一个要求承认的教条主义，一个不主张幸福精神的教义，一种以绝对服从上帝为名而对人道主义〔即人对自己的意志享有自治权〕的根本否定，一种极端严酷的强迫义务和社会关系，绝对的一神论，一种对世俗社会施以神权政治的混乱，一种对艺术和科学创作自由不明言说的深恶痛绝，这一切都与欧洲的思想传统、尤其是欧洲的多神论传统格格不入。”

《殖民欧洲》中指出：最折磨回教的就是“圣战”思想。死亡，复仇，毁灭，屠杀，这些词汇在《可兰经》里随处可见。那些说回教是一个和平的容许共居的宗教的人们，恰恰不了解回教。〔……〕他们企图让人们相信有一个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和一个文明的回教。他们忘了所谓的“文明回教”任何时刻都可以一跃而为野蛮，因为可兰经对不忠实者和背叛者施以死刑。“不杀人”的训条在穆斯林里是不存在的。为了表明确实如此，表明不是我们恶意诽谤，我们来浏览一下《可兰》并作些点评。

第二章，190：“你们要沿着真主指引的路消灭打你们的那些人”。

第十章，5：“见了他们就杀死他们，追捕他们，包围他们，为他们准备各种埋伏”。

下面是关于“烈士”的描述，构成回教恐怖主义的思想根基：“至于你们将死去或是被杀，是的，那就是说你们去同真主汇合。不要以为你们是圣战中的死者，相反，你们将活在真主的身边。因为现实生活不过是一个骗人的物。”

“那些离开祖国、被逐出家园 ，追随真主而战斗的和死去的，我会让你们进入天堂。”〔第三章 158、169、185、195〕

以真主的名义去死就肯定进入天堂，回教的力量就栖息在这最残暴的简单化上。

下面是摘自第4、5、8、9、17、33、47章的段落：

“那些参加战斗的斗士，无论死去的还是战胜的，我们会给他们一笔丰厚的工资。不要和不忠实于主的人做朋友，除非他们选择了跟随真主。但是如果他们背叛，那就见到他们就杀死他们。” 〔这里根本不存在荣誉〕

“如果他们在你们面前不保持中立，那就不给他们和平，不和他们握手，而是要在哪里遇到他们就在哪里杀死他们。袖手旁观的信仰者和为上帝而战的信仰者不可等同视之。”

这里，在对回教斗士固有的最高原则的肯定中，可以看出，圣战如走火入魔般永不停息。一个参战的、打仗的穆斯林，比只满足于参加信仰祈祷的穆斯林，有着更高的地位。“当你们冲向世界，别让那些不忠实于主的人拿你们当试验品，他们是你们真正的敌人。”

（另起一页）

第六篇

希腊神谕与《可兰》启示

神谕（英语：Oracle），一种占卜的形式，经过某个中介者，传达神明的意旨，对未来做出预言，或是回答询问。中国的降乩或扶鸾也是一种神谕的形式。在古希腊，最著名的神谕则来自德尔斐的太阳神阿波罗神庙。

有两句话，作为最高智慧的阿波罗神谕向世人宣示的：第一句是：“认识你自己。”被有些中国人解释为“诚”；第二句是：“凡事勿过度。”被有些中国人解释为“中庸”。

神谕（Oracle）的英文字根起源于拉丁语：ōrāre，意思是“宣说”，指祭司宣达神明预言的行为。这与《可兰》相当一致，“古兰”的意思，就是“宣说”。

（一）

当然，神谕不是希腊的特产，而是远为古老的人类活动。

神谕本是萨满教活动结果，主要由女性的祭祀代神传谕，解答疑难者的叩问，埃及、希腊和罗马都有世界著名的神谕圣殿。女祭祀类似中国的巫婆，她们的言语被认为是在传达神的旨意。不论是国家大事，亦或私人小事，都能通过神谕从神明那里得到启示：是维持和平还是挑起战乱，体制是否需要改革，有没有必要拓展殖民地，要不要制定新的法规，现在能否婚嫁等等问题都可以去向神谕启示，而且不会觉得突兀。人们向神谕请示这些疑问表示他们潜意识里愿意服从于神明，而当他们从神谕那里得到了各自所期望的答案时，处事起来就会精神奕奕，更加投入，从而主观意识认为这是神明的庇佑和眷顾。正是因为这个道理，你会发现很多神谕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 

皮奥夏（希腊中东部一地区）这个小地方就拥有二十五个神谕殿，其数量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南部，即摩里亚半岛一样多。不仅仅只有首领可以请示神谕，随着时间的推移，族群的英雄武士也可以拥有这个特权；古代最具盛名的神谕是多多纳、特尔斐、阿蒙神等等。特尔斐神殿仿佛比其它圣堂更具神力，它的名声越传越广，同时还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到后来的时候有很多人，甚至还有国家君王和军队都把这儿视为财富的掠夺目标。 

神谕传达神明旨意的方式不尽相同。特尔斐的女祭司是神谕的发言者，她们通常以强烈而疯狂的艺术表现形式来传达从神明那里得到的启示；而多多纳神殿的神谕除了女祭司，连鸽子也被赋予了这样的头衔；前来膜拜的臣民会非常讶异他们祈求的问题能被神谕迅速的答复出来，而且声音似乎是从邻近的腐烂的橡树枝干或者其散乱的树丫处传出来的；而阿蒙（古代埃及的太阳神）神谕是在草原或者其他空旷的地点来向人们传达神意的；而阿浮瑞斯神谕是在洗礼净身和预备仪式之后通过异象与梦境向恳求者转述旨意。有时候听到从神殿里传出一句话、看到神像点头或者摇头，观察邻近的池塘之中游鱼的反应，比如无视给予的食物，这种种迹象都表达了一种强烈的信号，并且可能蕴藏着无限的玄机。 

我们会产生一个疑问，这些神谕到底是真的被赋予了神力，还是只是假冒神秘的教士作品呢？从思想主权论角度看，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因为如果这个问题可以成立，也不是人类的力量可以解答的。

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相信梦境解读、预言和一些不可解释的事情，即使是在“人类文明已经启蒙”的阶段；也有相当多的基督徒认为神谕在耶稣降世之后就不复存在了，但是这个教义显然在被其他宗教不断改写。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神谕确实是渐渐衰退了，但是新的神谕却声名鹊起，而且有人去向他们请示，只不过并不那么常见罢了。

一直到四世纪的时候，基督教信仰盛行开来，另一方面，希腊神谕和埃及神谕也因为贿赂等丑闻开始声名狼藉，希罗多德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古希腊的雄辩家德摩斯梯尼曾经经过考证，证明当时的希腊神谕像奴隶似的奉承着马其顿（古代巴尔干半岛中部）国王的想法。这倒是典型的“思想主权的滥用”事例。

（二）

当神谕和灵媒接触到的时候，她们的眼睛会闪出光芒，头发会像有静电一样漂浮起来，全身有不同程度的颤抖。在这种痉挛状态下，她会以大声咆哮或者哭喊的方式将“神的旨意”表达出来。神谕在“通灵”过程中说的话，也会被僧侣记录下来，然后加以整理通顺。其实神谕“通灵”时，并不全是这种歇斯底里的嘶吼，也有温柔和低缓的时候。在德尔福斯和皮提亚，灵媒在走上底座之前，还需要净身，特别是头发，要用Parnassus山脚的清泉彻底清洗干净，她有时候还需要去触碰月桂树，甚至吃掉树叶。 

希腊的女性祭司通常的打扮很像后来的修女，她们穿着类似的衣服，处事低调，为人谦逊，奉公守法，并且都保守着女性贞操。她们从不穿着华美的外衣，也从不做出轻浮的举动。皮提亚的下一级别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教士，其中最著名的是费莫奴（Phemonoe），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在特尔斐神殿传授神意的灵媒。灵媒会用六步格诗来表达他们感受到的神谕，整个过程中还会有不少的停顿。这和《可兰》很相似，因为后者也有很多诗体的。

据说皮提亚一年之中只有春天里的一个月在神殿里为前来求神的人解读神谕。前来的人还必须为阿波罗神献上大礼，正是这一习俗成就了特尔斐神殿的富丽堂皇，也使它能聚集很多的财富。这和麦加神庙的香火鼎盛也很相似。另外，人们也会为神明供上祭品，如果神职人员对祭品不满意的话，他们会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这就构成了贿赂和行贿的风气。 

特尔斐遗址有两个重要的建筑：古剧场和竞技场。古剧场倚山坡而建，坐在剧场阿波罗神庙和山谷尽收眼底。它不仅用来祭典阿波罗，也用于娱乐和戏剧。竞技场在剧场后的山坡上，每四年举办一次以纪念阿波罗战胜大蟒，是重要古希腊竞技会之一。古希腊集宗教，娱乐以及体育于一体的风格在特尔斐体现完美。

 

现代的特尔斐博物馆有一个战车驾驶者的青铜雕塑，是世界上最享盛名的古代艺术珍品之一，战车赛是古希腊最流行的一种体育活动，特尔斐的竞技场尤其以战车赛闻名。 

特尔斐神庙的信仰流行的时候，它旁边的小镇兴旺发达变成一个繁荣的希腊城邦。小镇东边有特尔斐太阳神谕所，西边俯瞰Itea海湾以及长满茂密橄榄树的河谷，日落日出, 亘古未变。依山而建的小镇现在每年能吸引百万计的游人，就像麦加现在每年能吸引百万计的香客。

沉睡于希腊特尔斐山景中的阿波罗神殿，是古希腊世界最重要的信仰中心，因为“神灵”会从这里传达意旨。将领前来请教战略，殖民者在航向意大利、西班牙与非洲之前，先来请示吉凶，一般人则询问健康或投资等问题。在神话中，特尔斐的神谕也经常出现。当奥瑞斯特（Orestes）探问自己究竟该不该向母亲报杀父之仇，神谕加以鼓励。神谕也警告伊底帕斯（Oedipus），说他将会杀死父亲、并与自己的母亲结婚，而他对命运的抵抗终究徒劳无功。

神谕在一个特殊场所中运作，叫做“阿底顿”（adyton），即神殿核心的禁区；神谕的传达则必须透过一名特定的人物“皮媞亚”（Pythia），这是被挑选出来、为预言之神阿波罗发言的媒介。希腊人虽以厌恶女人出名，但皮媞亚却是女性；她不依血统继承官职，这跟多数的希腊祭司不尽相同。虽然皮媞亚必得出身特尔斐，但年龄、财富、教育程度都没有限制。她必须通过一段长时间而紧凑的训练调养，并由其他负责照料神殿圣火的女性从旁协助。

关于特尔斐的女祭司皮媞亚，这是现存唯一的图像，完成于神谕依然盛行的时代。图中皮媞亚在一个天花板低矮的房间内，坐在三足椅上。她一手持月桂叶（阿波罗的神树），另一手持容器；推测容器中可能装着流进屋内的泉水，其中带有引发出神状态的气体。这个神话场景显示，雅典的爱琴斯王正在向第一任皮媞亚赛蜜丝请益。制作这尊杯子的是一位雅典陶匠，时间约在公元前440年。

（三）

下面是几个古代最著名的神谕：

1、阿波罗神谕

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是全希腊最重要的神谕所之一（另一个是多多纳，也叫做阿波罗神谕）。早在公元前十二世纪的迈锡尼时代，这里就是重要的祭祀中心，全盛时期，不仅希腊国内的各城邦，远到黑海以及西班牙等异族地区都不断有信徒来这里祈求神谕，直到公元381年拜占庭帝国关闭了这里。但仅仅两百多年之后，《可兰》就出现在基督教的边区阿拉伯世界，可见人们内心对于新神谕的不断渴望。

阿波罗神庙区是德尔斐圣城的中心，是德尔斐最大、最重要的建筑。阿波罗，这个宙斯的儿子、古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光明之神和艺术之神，由于这座著名的神庙而与德尔斐连在了一起。相传德尔斐曾是大地女神该亚和她女儿的祭祀地，由蛇妖看守。一天阿波罗来到这里，杀死蛇妖，建立了自己的神殿。于是，德尔斐成为阿波罗的主要祭祀地，也因此，阿波罗不肯呆在众神王国奥林匹斯山上，而是常年在这里享受人世的祭祀与供奉，并经常通过女巫之口来向人间发布神谕。 

三位国王曾派使节去德尔斐神谕所，向女祭司毕西娅求谕，问题非常明确：“什么能遏制住正在毁灭民族的、近乎恐怖的衰败局面？”毕西娅的回答很奇特：“重新开始体育比赛吧！”他们又问：“怎样才能停止战争，消灭疾病？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奴役民众心灵的狡诈、奸猾和暴怒向美德低头呢？”毕西娅说：“开始跑步吧！”谨慎的国王还特意派人两次去问谕，结果阿波罗神的回答还是同样的：现在、立刻，举行体育比赛！ “我原以为神的意思是要我们制定更完善的法律。”斯巴达国王里戈尔格斯轻声嗫语，轻到连他自己也只能勉强听见。“我原以为神的意思是要我们建造更多的学校和慈善机构。”比西斯国王克莱奥瑟尼斯心里想。 伊利亚国王伊菲多斯沉思了良久，最后说：“我们什么都尝试过了，国家还是日渐衰微，沉入谷底。法律、学校、全副武装的卫士，神庙、慈善机构以及伟大的工程，贤哲、艺术家、演说家，宏伟的城堡和配备精良的军队，所有的这些还是无济于事，那么就这样办吧！既然神要我们举办体育比赛，我们明天就开始吧！”

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帷幕！这一文明衰败所导致的体育盛事，一开始时是地方性的，后来发展成为四年一次的泛伯罗奔尼撒体育赛事，并很快成为全希腊境内规模最大、名声最响的竞技大会。体育运动在达到顶峰之前，先是成为教育活动的第三要素（另外两个要素知识和艺术早已存在，体育运动则是必要的补充），三者合力将晚期希腊文明推向了辉煌。而在西方文明严重衰败的十九世纪末叶，奥林匹克运动也复活了，并取得了世界性的影响，伴随现代文明一起走入了世界大战的火炬。 

阿波罗神殿占地很大，是一个长约177米，宽约25 米的矩形场地。现仅存神庙地基和圆柱遗迹。在神庙的前后各有六根维多利亚式柱子，两侧各有十五根，这些柱子全部是用石料精雕细刻而成，并有院墙环绕。由于传说中的神物安放于此，该庙被希腊人视为世界中心所在，在当时极具崇拜意味。神庙庭院内，有许多座由各城邦与私人树立的颂扬神谕圣迹的纪念碑，并有约二十多所由各城邦建立的藏珍库。在神庙和各邦礼物库中还发现不同质地的众多雕像，其中著名的有战车御者铜立像。铜像约作于公元前475年，是早期古典风格雕刻的杰作。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希腊神谕的地位也江河日下，直到麦加神谕起来取而代之。

到公元390年，狄奥多斯一世以基督教的名义，封闭了神殿，禁止了神谕活动，德尔斐古城也最终沦为废墟。但是，从那些至今屹立不倒的神庙与纪念碑遗址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城市曾经灿烂辉煌的历史。德尔斐这个充满神话与传说的城市将具有希腊精神的代表性，就像麦加代表了后起的神谕。 

2、德洛斯神使

这是位于徳洛斯的阿波罗圣殿，也是世界最著名的神谕圣殿之一，不仅仅因为它年代久远，更因为聚集了很多财富和献给神明的祭品，徳洛斯岛是阿波罗神的诞生地，全岛就是古迹宝库，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超过了其他圣殿。很多人认为这个位于希腊爱琴海之中的岛屿名称和其他一些神谕圣殿的复杂名称相比，读起来更简单也更明了。其实这个岛名是有故事的：

希腊神话中的最高神灵宙斯，虽然手持雷电、至高无上、受众神和人类之敬仰，但其实际上却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一日闲来无事，宙斯在神界里游走，突然遇到了两位如花似玉的双胞胎神。于是他开始疯狂的追求姐姐，可是这个姐姐是个是个贞女，也是个烈女。为了躲避宙斯的纠缠，居然干脆逃离神界，还把自己变成了一块深藏水中的冰冷石块，而且还在爱琴海底不停的游动着。故名曰：“不可见者（Adelos）。“这令宙斯非常无何。但是没多久，他转而又开始追求起妹妹来。貌如姐姐的妹妹却有着一颗多情的心。不久就与宙斯成其好事，而且一不小心就有了身孕。宙斯当时早已取赫拉为妻，赫拉贵为天界之后，平时对宙斯多情的行为只是佯装不知，但是当她听说此事后还是勃然大怒。虽不敢在尊贵的宙斯面前造次，但她下令天界和人间不许给这妹妹提供任何生产之地。而就在此时，本来也该对妹妹有些看法的姐姐却挺身而出，愿用自己的身躯成为妹妹生产之地。宙斯一感动，也拔刀相助，用自己的四根头发变成了四根金刚石柱，将沉于海底的小岛撑到了水面上，因此，这个小岛就变成了“可见者（Delos，徳洛斯）”岛了。据说，如果潜入提洛岛海底，就会发现其构造与传说完全相同。而这妹妹也不负众望，在此救命岛上生下了希腊十二新神中的其中两位：太阳神阿波罗和月亮神阿尔忒弥斯，所以这里的神谕特别灵。 

 

3、阿蒙神使

朱庇特阿蒙神殿建立于利比亚沙漠之中，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市步行九天的旅程即可到达。据说神殿在奥古斯都这个罗马帝国第一代元首之前的十八个世纪、距今将近四千年的时候，就开始修建了，那时从底比斯飞入埃及的两只鸽子，一只飞向了多多纳，而另一只就飞来了利比亚，其后人们渐渐发现了这儿不可思议的占卜神力。在古代，阿蒙神谕所的神使是最重要的预言者之一。他们从阿蒙神雕塑的诸多不同的位置以及鸟儿的飞行、树叶发出的沙沙声，或者是从一道泉水潺潺流动的声响中获得阿蒙神的启示信息。值得一提的是古希腊城邦会派遣使者从祭司们那里接受阿蒙神的预言。亚历山大大帝曾对该神谕所做过一次历史上很著名的访问，在那里他被当作宙斯——阿蒙纳斯之子而受到接待。

4、多多纳神谕

多多纳是最古老的希腊神谕，神谕殿堂坐落于伊庇鲁斯地区，处在约阿尼纳城的西北方向，与约阿尼纳城相距大约二十二公里，它被认为是古希腊最古老的神谕所。据说两只黑色的鸽子创立了多多纳和阿蒙神庙。当鸽子飞来的时候，当地的臣民都听见了一个声音说，如果朱庇特神得到了很好的供奉，那么来年的时候他会在这儿传送神谕。朱庇特神殿四周包围着广袤的树林，这片树林据说是赋有预知能力的，而且神谕会通过神圣的橡树和林中的鸽子传达出来。

多多纳的祭司则讲述了一个稍微有些不同的故事：有两个老年女子被腓尼基人从底比斯诱拐到了此地，她们便在这两个地方建立起了神谕殿堂。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是这样解释鸽子这种“难以置信，而又玄妙无比”的形象的：腓尼基人从埃及带回了两个女祭司，其中一个来到多多纳神殿。其实“鸽子”的形象，是暗指年龄稍长的女人。

5、罗马占卜师

罗马的占卜师属于教士的一种，他们通常可以预测未来的事情。最初是罗穆卢斯（玛尔斯的儿子及罗马的著名建国者吸纳了三个占卜师，其后古罗马的第六个传奇国王Servius Tullius吸纳了第四个，后来慢慢发展到九个。在西拉（Sylla）独裁统治时期，又增加的额外的六个。这些占卜师们是一特殊的团体，他们的领导者是一个叫做Magister Collegii的占卜师，这些占卜师即使触犯了法规，也不会被剥夺任何权利。比现代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还要神奇。

占卜师们经常会去高塔上观察天象，他面向东方，从五种情况里感应征兆：第一种情况是天空的变化，例如打雷闪电，或者观测彗星等等；第二种情况是从鸟类的鸣叫声和翅膀的扑哧声中抽离一些信息；其次还可以观察“圣鸡”对于供奉的面包的反应，这样可以占卜出预测之事幸运与否；第四种方法是从四脚牲畜身上获取信息，发现征兆；最后一种是称作为Dira的方法，在一张撒满盐的桌子上，看是否能聆听到不寻常的细微的声音。

6、《西彼拉占语集》

曾经有一个奇怪的女人带着九本精美的书来到罗马国王塔奎因面前，书的内容是关于一个女神谕的。这个奇怪的女人想让国王买下这九本书，可是在国王为售价犹豫不定的时候，她却烧掉了其中的三本，而剩下的六本售价却和之前的九本不少一毫。塔奎因国王见状，只冷笑了一声，于是女人又烧掉了三本书，剩余的三本依然保持原价，此时的塔奎因开始对她的这种顽固感到错愕不已，觉得这笔交易之中一定真的有什么不寻常的秘密。于是国王让占星师去寻求解决的办法，占星师进行一番占卜之后，他发现国王拒绝的竟然是神明授予他的圣书，这种做法是对神明的大不敬。占星师建议国王答应那女人的任何要求，然后把剩下的三本圣书保留下来。女人拿到之前索要的金钱之后把书交给国王，只嘱咐他一定要神圣而庄严的对待这些圣书，然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后来，国王命令把这三本圣书收藏于主神殿的地下宝库之中，还派遣了两位贵族专门守护，尽一切可能做到最大的保护。只有在经历了最惨重的战败，需要向神明请示作战方向，或者抑制叛乱等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时，才会让参议会商议是否下达的特殊指令给这两位贵族守护者，以便他们呈上圣书。这就是《西彼拉占语集》，而这个奇怪的女人就是在古罗马最令世人信服的女先知西彼拉，阿波罗曾经答应西彼拉可以请求任何一件事情，于是西彼拉请求她的生命能像沙粒一样长久，却忘了请求永葆青春。后来她变得形如槁木，便把自己吊在一只桶里。人们问她有什么希望，她说她只希望快点死。 是西彼拉有着九册写在棕榈叶上的《西彼拉书》，可惜最后只剩下三册。基督教兴起之后，《西彼拉书》并未失去魅力，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发挥着作用。直到“麦加神谕”、《可兰》（古兰经）、伊斯兰教兴起以后，依然如此。现存的《西彼拉》有十二卷。 

（四）

就希腊人的信仰而言，希腊特尔斐是阿波罗的神谕圣地……阿波罗的预言通过神使传达给世人……在古代希腊，它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是人类在地球上最接近神明的地方……

希腊神话中，宙斯释放了两只雄鹰并且让它们朝着相反的方向飞行，这两只雄鹰相遇的地方象征着地球的中心，结果两只雄鹰相遇在特尔斐。在阿波罗之前，特尔斐有过其它预言神，像大地女神盖娅，法律与正义女神西祢斯，但最后，后来居上的男神阿波罗取代两大女神，成了这个神谕所唯一的守护者。者和伊斯兰教用男神阿拉取代了三大女神是相当一致的。

阿波罗神庙的Omphalos圣石，作为“地球中心的象征”，和麦加神庙里的黑石，也是相当一致的。

在古希腊时期，阿波罗神谕享有世界声誉，也是外民族向往的预言圣地。每当面临人生或民族的重要关口，人们就去祈求神谕，以预知祸福。历史上许多大事都是在听取神谕后作出决定的。像早期希腊移民小亚细亚建立的以佛所古城 是听从阿波罗神谕在土耳其西海岸找到的移居地。阿迦门农听取“只有杀女祭天，才能保证军队顺利前进”的神谕，做出了杀死自己女儿的决定。结果十年艰辛征战，从特洛伊凯旋而归。

通往阿波罗神庙的神圣大道, 沿途有国库和记载有重大事件的纪念碑。

特尔斐的中心是多利安式的阿波罗神庙，是皮提亚女神使的安身之所。神谕祈求者祭献完毕，进入里面的祭坛，通过祭祀人员把要祈求的问题转给在密室里的皮提亚。人们可以听到皮提亚语无伦次，含糊不清的喃喃声，但无法看到她。来自皮提亚的话语被理解为阿波罗的旨意。祭祀人员再把这些话当作预言传给祈求者。

阿波罗神谕也是断断续续的，不是一次说完的。不同的是，希腊神谕没有产生《可兰》那样的书籍。这是因为，后者受到了《新旧约全书》和波斯宗教等“有经民族”的影响。

特尔斐的神谕以暧昧难解、含义模糊著名。很多人慕名而来，要等待多日才得以面授神谕。当这些人住在特尔斐时，祭祀机构派眼线了解神谕祈求者的情况，神谕就可以有的放矢了，如同现代占卜者的察言观色。有个国王要过河征讨另一个国家。他从特尔斐得到神谕： 如果他的军队过这条河就会毁灭一个王国。但没说被毁灭的是哪个王国。这个国王冒险率军打过河，结果自己的王国遭到灭顶之灾。

不管神谕是不是胡言乱语或者模棱两可，必须承认特尔斐对西方文明的重大影响。苏格拉底对“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阿波罗神谕怀有疑义，遍访知名学者，艺术家和工匠，发现都不是像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有智慧。最终苏格拉底认识到，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才会被神认为最聪明。这种“认识真理从认识自己无知”开始的理念，推动希腊哲学走向成熟的相对主义。

古希腊悲剧的代表作“俄狄浦斯王”，是有关俄狄浦斯国王受太阳神神谕的诅咒杀父娶母的故事：

俄狄浦斯出生后被弃之旷野，在养父母家长大，但他不知道自己身世。长大后得阿波罗神谕： 杀父娶母。他拒绝回家，怕应验神谕。在一次事故中杀死一位男子。怪兽斯芬克斯吞食了很多猜不中其谜的路人。国家发令，有除害者可娶寡居的王后成为国王。俄狄浦斯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迷，斯芬克斯愤恨而死。俄狄浦斯在无意中娶了自己的生母成为国王。后来国家遭难，得神示，是对他杀父娶母的诅咒，俄狄浦斯刺瞎双眼，放弃王位，客死它乡。

阿波罗神谕代表不可战胜的命运，但是俄狄浦斯并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设法逃离神谕的预言；谱写了人类梦想与命运抗争却最终失败得更为悲惨的悲歌。

（五）

传统上认为，神谕的预言能力来自地质现象，包括一个地表的裂沟、从裂沟冒出来的气体，以及一道泉水。大约在一世纪之前，考古学家在此挖掘，却没有找到裂沟，也侦测不到气体，因此学者便否定了这个解释。然而古老的见证广为流传，来源各有不同：历史学家普林尼与狄奥多鲁斯，哲学家如柏拉图、诗人爱斯奇勒斯与西塞罗，地质学家史特拉波，旅行作家波塞尼亚斯，甚至包括一名在特尔斐为阿波罗服务的祭司，即著名的散文兼传记作家普鲁塔克。

史特拉波（公元前64——公元25年）写道：“据称神谕传出的位置乃一大空洞，洞深而口狭，从中冒出‘灵气’，为神力的来源。裂口上方置有一只三足椅，皮媞亚端坐其上，吸入气体，吐露预言。”（注：灵气，pneuma，气体、蒸气、气息之意，现在英文pneumatic“气动的、灵魂的”与pneumonia“肺炎”的由来。）

普鲁塔克（公元46—120年）对于神谕的运作留下详尽的见证。他把神明、女祭司与气体之间的关系加以比喻：阿波罗就像音乐家，女祭司是祂的乐器，而灵气则是琴拨子；阿波罗以灵气触动女祭司说话。不过普鲁塔克强调，灵气只是个触发物；实际上，是被选中的女性所进行的前置调养与净身过程（包括禁欲，可能还有斋戒），使她在接受灵气时有反应的能力。一般人也可以嗅到气体的气味，但不会进入传达神谕时的出神状态。

普鲁塔克还记录了灵气的一些物理性质。它闻起来像是有甜味的香水，似乎从阿底顿的泉水中散发出来，而皮媞亚就坐在上头；但偶尔祭司和求问者在等待答复的前厅也可闻到气味。它冒出时可能纯粹是气体，也可能从水里出现。在普鲁塔克的时代，灵气的逸出开始减弱且变得不稳定，他认为，这使得特尔斐神谕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力变小。他推测可能是灵气的要素用完了，要不就是被大量雨水稀释，也有可能四个世纪之前的大地震阻碍了灵气释出。他还推测，说不定气体找到了其他出口。这些气体减少的理论，说明普鲁塔克相信该气体来自神殿底下的岩石。

有一次，普鲁塔克本人或其他同伴看到，神殿方面强求皮媞亚在一个不吉之日做预言，以取悦某重要的使节团员。她并不情愿下到阿底顿后，立即被强大的恶灵攫住。此时皮媞亚不再像平常一样吟咏或说话，却是呻吟与尖叫，激烈地到处冲撞，最后冲出房门扑倒在地。求问者与祭司吓得仓皇逃走，不过后来又回头把皮媞亚抬出去。数日后，这位皮媞亚便死了。

普鲁塔克与其他资料指出，在一般的预言过程中，担任皮媞亚的女性会进入轻微的出神状态。她可以端正地坐在三足椅上，有时会花上相当长的时间（不过当求问的时间过长时，第二甚至第三位皮媞亚可能会前来协助）。她能聆听问题，并给予适切的答案。皮媞亚会以一种不同于平常的声音传达神谕，并倾向以吟咏的方式回应，说出的尽是暧昧的文字游戏与双关语。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神谕结束之后，皮媞亚有如刚赛跑完的选手，或像狂喜舞蹈后的舞者。

在普鲁塔克之后一个世代，旅人波塞尼亚斯也提到灵气从水里冒出的说法。波塞尼亚斯写道，他看到神殿山坡上的泉水卡梭提斯，听说它没入地下，又在神殿的阿底顿冒出来；就是在那儿，泉水使女祭司做出预言。

长久以来，学者都接受上述观点。然后大约在1900年，一位英国的年轻古希腊学者欧皮（Adolphe Paul Oppe）到了特尔斐，参观法国考古学家挖掘出的遗址。他没有见到任何裂沟，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气体的说法，于是便发表了一篇深具影响力的论文，其中他提出三项批评。首先，特尔斐的神殿中根本就没有裂沟，亦无气体逸出。其次，即使曾经有过，也没有任何天然气体可以造成类似灵魂附体的状态。第三，普鲁塔克对于皮媞亚发狂而死的叙述，与一般所说皮媞亚坐在三足椅上吟咏预言的景象并不相符。欧皮的结论是，所有古老的证词都可以用别的方法解释。

欧皮的指陈为学术界带来一阵风暴。他的观点强而有力，因此成了新的正统。法国考古学家原本预期的大洞并不存在，似乎也支持了他的论证。1950年，欧皮的说法又得到新的支持。法国考古学家阿曼达里进一步提出，只有火山地区才可能产生类似古籍中描述的气体，而特尔斐一带并不是火山地区。看来已经可以下定论了。早先希腊与拉丁学者的传统解释，现在只能存活于通俗读物与当地旅游指南中了；欧皮甚至认为，这类书籍就是裂沟与灵气神话的来源。

（六）

情况在1980年代有了改变。当时联合国发展计画在希腊从事一项活断层调查（过去数百年间，地震沿着这些断层发生）。地质学家迪·波是该项调查的成员之一，他注意到露出的断层同时从神殿东西两侧延伸出去。他于是将断层画成一条线，沿着帕纳索斯山的南麓，从地底穿越神谕所。迪·波本来就知道古典的解释，但并不知道现代学者的质疑，因此不认为自己的观察有任何特别之处。

十多年后，迪·波在葡萄牙的一个考古地点遇到考古学家赫尔，那时赫尔为了某个罗马古宅受地震损坏的证据，向迪·波请教地质学上的看法。酒过三巡，狄波尔提及他在特尔斐见到神殿底下有断层通过。赫尔在大学时代学过当时公认的看法，因此提出驳斥。但接下去的精彩谈话中，迪·波说服了赫尔；他描述了断层的模样，并解释气体如何因断层而逸出地表，以及古代学者的说法。由于能够解释古典看法，他们因而了解到这项发现的重要性，于是两个人决定携手合作，进一步探究这个神殿遗址。

后来几位作者各有专长，联手揭开这项沉埋达2000多年的谜团。两位地质学家研究神庙下方断层的走向与位置，化学家分析地底水流的成份，而毒物学家则找出气体对人体的作用。他们指出：想要研究特尔斐神谕，并非老套的“科学可以阐明古老的迷信”，而是认为，如果人们看待问题时，与希腊人一样有着宽阔的眼光与跨领域的态度，必然可以有更多收获。关于对特尔斐神庙的全部研究，请见《科学人》2003年9月号《地质诉说古老的神谕》。 

现代科学家一直在探究阿波罗神谕背后的秘密，英国杂志《迷幻》2007年第一期刊登了一篇文章，证实所谓的神谕是“神的使者”吸入了乙烯气体后处于迷幻状态的幻觉反应。科学家找到了这种气体的地质，于是定义神谕是人处于昏迷边缘的胡言乱语……

原来，古希腊有一个名叫皮西亚的成年妇女自称是特尔斐的使者，代表太阳神阿波罗讲话。据记载，当一种特殊的神秘气体出现时，皮西亚给特尔菲城的统治者、市民和哲学家都提出忠告，从他们男女间的生活到国家大事，面面俱到。她时而在神志恍惚中，时而在狂暴之中回答求神者的问题，并发命令，做出预言。

有人说，古代希腊人做预言神使的灵感——迷幻气体，是从寺庙的地下升起来的。早前的科学家否定了这种解释，他们发现地下没有裂缝，也没有可以致人麻醉的气体的来源。科学家得出结论，迷幻气体是虚构的，与此同时，冒出迷幻气体的地点也是虚构的。

然而最近，一个由地质学者、考古学家、化学家和毒物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找到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古希腊人迷幻气体的说法确有其事。

古老的特尔斐村庄建于公元前1400年，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科林斯湾北岸附近，在帕那塞斯山（希腊中部，古时作为太阳神和文艺女神们的灵地的斜坡上。这个地方建成的神殿成为古希腊最庄严的圣堂之一。

最初，寺庙是大地女神盖亚神的神殿，到了公元前八世纪，被奉献给了太阳神阿波罗。阿波罗神的使者经常在神志昏迷之中大喊大叫，竭尽全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影响。最著名的阿波罗神使者事件是为苏格拉底起名，而说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

预言大会开始之前，神的使者会先进入地下室或者密室里吸进上述神秘气体即神烟，神烟不仅气味难闻，而且浓烈。有些学者说，神的使者口述的神谕由男教士翻译，用含糊的诗句写出来。也有些学者认为，神的使者直接与求神者交谈。

随着基督教的出现和发展，希腊的寺庙衰落消亡。在公元四世纪，罗马的皇帝朱利安试图重建寺庙，但是，他没有成功。但基督教压住了西方世界却压不住东方世界，于是，神谕在埃及、希腊、波斯之间的三角地带崛起了：这就是“麦加神谕”、《可兰》（古兰经）、伊斯兰教、穆斯林世界变本加厉的崛起。那同样的是“山洞现象”的产生——穆罕默德在山洞气体的迷幻下开始了他的神谕运动。

1893年，法国的考古学家开始挖掘寺庙的废墟，企图查明神烟的真相。不久，他们就挖到地基部，但却没有发现裂缝甚至大的缝隙。皮埃尔——阿曼迪参加了后期的挖掘工作，他声称这一地区没有火山的活动，这样的地下结构根本不会产生使人兴奋的气体。

直到1981年，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利安大学教授、地质学家捷勒·杰林格·迪·波到了特尔菲。由于地面的颤动，迪·波受聘到此地帮助希腊政府进行测量，评估是否有发生地震的可能性。他的工作主要便是寻找暗藏的断层。

迪·波说，“出了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为了使旅游的车辆有宽阔的地方掉头，因此人们在特尔斐以东的山腰上凿了一个较宽的地方，“挖出了一个很美观的断层”。这个断层不仅看上去很年轻，而且活跃。

迪·波顺着沿山地几千米的断层步行了几天，断层在特尔斐的西部与一条已经发现的裂缝汇合。虽然断层的中部被岩石的碎片覆盖，但是它正好通向寺庙的下面。

“我看过蒲鲁塔克（希腊传记作家及道德家和希腊故事，”迪·波说，“我开始想这有可能是浓烟飘浮升起的断面。”

迪·波知道自己不了解考古的文学，他只有把自己的想象放到一边。但是，他推断一定会有人提出相同的结论。

1995年，迪·波遇到了美国路易斯韦尔大学的考古学家约翰·赫尔，他这时候正在葡萄牙考察一座罗马废墟。迪·波告诉黑尔自己在特尔斐看到的断层。

“根本没有这样的断层。”赫尔说。迪·波说服他的确有另外一回事，他举例说明了希腊哲学家蒲鲁塔克在特尔斐城做教士，古地理学家斯特雷波到过特尔斐城的历史，他们俩都说过有吸入后使人产生灵感、激动发狂的浓烟。蒲鲁塔克特别强调，这些气体有一种甜甜的味道。争论到最后，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决定一起到特尔斐找出事情的真相。

赫尔追查了法国在寺庙挖掘方面报告的原件，他发现，一些符号表明寺庙建造的岩床由于水的流动产生了些裂缝。但是，考古学家原来指望的是一个裂开的大口，很明显他们没有注意到一些举足轻重的小裂缝。

赫尔说：“法国考古学家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

1996年，他们俩重新测量了特尔斐的断层，研究了希腊地质学家的原始地图。他们重新测量后发现，地层的下面是含有20％黑色原油的沥青石灰石。

迪·波激动不止。赫尔形容他的高兴劲时说：“我记得他把地图扔给我，大喊大叫，原来神烟是石油化学产品！”

与以前的推测正好相反，火山作用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了。迪·波坚持认为，简单的地质运动就能使沥青发热，发热的沥青向寺庙的地下水释放化学物质。

2001年，他们俩在一次野外实地考察时，发现了第二条断层，因此，以一条南北方向流过寺庙的地下，在当地极负盛名的泉水名字给这个断层起名“科娜”。到这时，这些纵横驰骋的断层都标上了明显的“X”符号。第二条断层也同样美丽壮观，它看上去与几处已经干枯的古泉和现代仍还湿润的泉连在一起，其中有一条笔直穿过寺庙的地基。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地球化学家杰弗里·坎通也加入了迪·波的小组，他分析了寺庙附近干枯泉中和寺庙地基下面两处的岩石样品。坎通发现，如果人在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吸入甲烷和乙烷气体，两种气体都能促使人改变精神状况。

迪·波说：“我的脑袋里突然有了一个闪念。”他推测，地基下面也许还有乙烯。乙烯没有甲烷和乙烷那样稳定，所以在老的岩石里乙烯含量小很好理解，然而，在改变精神状态方面，乙烯却非常有效。

亨利·斯比勒是指挥肯塔基州地域性毒物中心的专家，他后来也加入了小组。斯比勒说：

“人吸入乙烯后，在开始的阶段会产生脱离现实的情绪，随之而来的是改变精神状况，最后会有一种舒适的感觉，以至于达到最高的‘境界’。吸入的剂量越大，中毒越深。”但是，一旦停止吸入，乙烯的作用很快就会消失。

不久前，坎通去了希腊，他去抽取寺庙附近一条活泉水里的水样。在这期间，整个小组等待着他的消息。几天过去了，坎通终于打来了电话，他发现了乙烯。

古希腊神谕之谜终于被揭开了。

目前，这个小组发表了关于神谕之谜的研究成果，这个结论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同。

当然，科学没有办法解释胡言乱语何以能支配人类的历史。而正确的解释应该到谢选骏的《思想主权论》里面去寻找。

历史上许多不可思议的伟大运动，都是思想主权的运动结果。

（另起一页）

第七篇

《福音书》与《古兰经》

（一）

《可兰》叙说的“查希里叶”（jāhiliyah）这个词，被译成“蒙昧时代”，指阿拉伯人没有教规（dispensation）的时代而言。前伊斯兰时代，起码像南部阿拉伯人（如也门）早在公元前就建立了自己的文明和文字记载系统的社会，是脱离了蒙昧状态的。《圣经》里记载的示巴（Sheba，现代称为Saba），就在也门，那里在公元前八世纪就建立了神权国家，其首都的主要建筑，就是所有闪族人都放在头等位置予以崇拜的月神庙，其遗址位于可以居住百人的村落。

在比较野蛮的北阿拉伯，能以散文和诗歌表达情意，且会射箭骑马，就可以称为“全才”（al─kamil）。原始的北阿拉伯语的结构适用简洁、锐利、警语式的文体，《可兰》的韵体散文，就投合了这种原始风格。除诗歌外，多神拜物教在伊斯兰时代的残余，以轶事和传说的形式保存着。多神拜物教时代的阿拉伯人，神话不多，更少神学，主要是泛灵论的：绿洲的神灵慈祥可亲，荒原的神灵狰狞可畏。树木、水井、山洞、石头，是圣洁的，因为崇拜者要通过这些媒介，才能与神灵进行联系。所以穆罕默德也是在山洞里和他的神灵发生关系的，如果有人敢于考察一下麦加附近的山洞，说不定也能发现里面的迷幻气体。

沙漠里的水井，在很古时代就变成阿拉伯人崇拜对象，例如“渗渗泉”（Zamzam，像声词）就是如此：旅行者常把该井的井水当做特别的礼物包装起来，送给亲戚朋友。而他们认为：通过地底的神灵，山洞也成为“圣洁”的了，人们在山洞里祭祀各种神明，这与德国童话把山洞视为妖魔蟠踞的地方，其观念正好相反。这可能因为阿拉伯炎热，山洞可以避暑；而德国寒冷，山洞显得阴森。

阿拉伯人崇拜星宿，并以月亮为中心，即使现代的回教徒，依然认为自己的生活受月亮支配：月亮使水蒸汽凝结成慈爱的露水，滴在牧场上，使植物生长；而太阳恰恰相反，喜欢摧残游牧民和一切动物、植物的生命。阿拉伯人认为沙漠里充满了性格残暴的“活物”（就是穆罕默德在山洞里见到的那种），这种活物叫“jinn”，就是精灵。精灵与神灵的区别在于：神灵对人友好，而精灵对人敌视；人迹常至的区域归神灵统治，人迹罕至的荒野归精灵统治。进入伊斯兰时代以后，精灵数量反而增加了，因为多神拜物教的神灵被降级，被并入了精灵的行列，它们并没有消失。就像北欧神话里的深，变成了基督教民间传说的魔鬼。

在比较文明的城市地区，阿拉伯拜物教达到了“拜星教”的阶段，所以欧扎、拉特、默那，被称为“安拉的女儿”，她们的圣地变成了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阿拉伯人首先崇拜女神，后来才崇拜男神。主张一神论的穆罕默德也一度意志薄弱，准备承认这几个在麦加和麦地那有势力的女神，但又改变了主意。

十九世纪出生的黎巴嫩史学家希提（Philip K. Hitti）在1937年出版的《阿拉伯通史》指出：穆罕默德的敌对城市塔伊夫的拉特女神，是以一块方形的石头作代表的；麦加南边七日路程的左勒·赫莱赛庙里也供着一块白石头。而在考古名城皮特拉（City of Petra）也发现了一种卡巴神殿，供奉另外一个神：“杜舍拉”，那是用一块置于众神殿顶的未经雕凿的长方形黑石为代表的，那块石头高四英尺，宽二英尺，杜舍拉（原为左·舍拉，即舍拉的主宰）后与希腊时代传入酒神崇拜结合起来，模仿了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巴克斯的几种特性。

还有重要的“阿拉特”女神，被希罗多德认为是从希腊的爱神阿佛洛狄忒演变而来。希罗多德记载，在同为闪族的巴比伦社会，每个妇女的一生中都要到阿佛洛狄忒的神庙里当一次“庙妓”，任务是与一些陌生的男子交合，这不是她们的个人行为，而是代表女神履行宗教义务。每个到神庙完成任务的妇女，等待男子把银币抛向她身边。抛钱的男子会说：“我以女神的名义祝福你。”这个庙妓不须理会银币的大小以及抛银者的身份，都必须与他做爱，如果拒绝便是触犯神的律例。做爱完毕，便算圆满完成任务，可以回家嫁人了。有些貌丑的女孩可能要等待一段长时间才可回家，甚至在神庙等上三四年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可兰》记载过的女神默那（Manah，是从“maniyah”演变来的，意思是“命运”），是司掌命运的女神，她的圣坛也有一块黑石。传说或许是有道理的。穆罕默德征服麦加后，胡巴尔神的偶像和其他神的偶像，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被捣毁了。

《可兰》七一章二三节提到的旺德以及素佤尔、叶巫斯、叶欧格、奈斯尔等五个异教神灵，其中的旺德是个月神，在米奈人的万神殿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说：‘你们绝不要放弃你们的众神明，你们绝不要放弃旺德、素佤尔、叶巫斯、叶欧格、奈斯尔。’”）而阿拉伯拜物教的其它神灵，如奈斯尔（兀鹰）、奥弗（公鸡）等都具有动物的名称，且可能发源于图腾崇拜。

至于来生，蒙昧时代的可靠文献中则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说法，最多重复一遍基督教教义。阿拉伯人的享乐主义性格，使得他们的注意力贯注在眼前的生活上，没有多余的思考来生问题，这一点与中国人倒是不谋而合。一首阿拉伯古诗写道：“我们逍遥在世间，不管富人和贫民，终归空虚的坟茔，坟外石版盖得严。”这使得我们想起唐代和尚的不朽诗篇：“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贝督因人常常到红海沿岸的希贾兹（Hejaz）的城市里去做买卖，特别是在神圣的休战期间，通过参加卡巴的典礼和祭祀，他们还吸收了一些更进步的城居人的信仰。他们宰骆驼和羊去祭祀卡巴和附近的许多神石（ansāb），他们把那些神石当做偶像或祭坛来崇拜。

对于考古学和语言学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揭示不仅伊斯兰教是混合起来的，阿拉伯语也是混合起来的。尽管穆罕默德一再宣称，最恶劣的、不可饶恕的罪恶，是“什尔克”（shirk），就是把其它的神灵同独一的真主结合起来。但实际上，伊斯兰教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什尔克”：“安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把其它神灵同独一真主结合起来的典范创造。

再看看对于“安拉”的哈只（hajj，即“朝觐”，见《可兰经》二二章），这是伊斯兰教的第五个信条，也是最后一个。每个穆斯林不分性别，只要条件许可必须到麦加去集体访问一次。朝觐者（hajj）不能穿缝成的衣服进入“圣地”，进去以后需要绕着克尔白环行七周，然后在附近的两个丘陵之间奔走七趟，还要去麦加东郊的几个地方投掷小石子、宰一只骆驼或牛或羊，庆祝宰牲节，俗名古尔班节（Idal─Qurban）。其实，这种制度和伊斯兰教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起源于月亮崇拜，它恰在秋分时节举行的含义，是向暴虐的太阳告别，欢迎使土地肥沃的雷神古宰哈（Quzah）归来。在伊斯兰教以前这种制度已经盛行，穆罕默德不过是采纳了多神教的朝觐仪式。这再次表明，伊斯兰教义和实践浸透了混合主义，其背后是随机应变机会主义、胜利第一的风派态度。

在穆罕默德的混合主义示范下，许多阿拉伯部落纷纷出现了“伪先知”。男女先知甚至通过联姻的方式来扩大势力范围，并击溃了穆罕默德教徒组织的两支大军。直到第三支穆罕默德教徒的援军到来，新的先知们才被击败。战斗是如此激烈，以致第三支军队许多将士阵亡，而其中很多成员是穆罕默德的亲信，许多人能背诵全部《可兰》，他们的战死使《可兰》的流传都成了问题，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的混乱。战斗的激烈，说明“伪先知运动”的声势浩大。

更加不幸的是，讨伐其他先知的战争，使得穆罕默德教徒走上了以军事征服镇压不同宗教信仰的道路，后来证明影响深远，形成了“只哈德”（jihad）也就是所谓“圣战”的概念。而穆罕默德的继任者哈里发（khali─fah、caliph）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不断扩大穆罕默德教徒的控制地区，并把“只哈德”的火线推向其它民族。对此，十九世纪出生的黎巴嫩史学家希提（Philip K. Hitti）在1937年出版的《阿拉伯通史》提出：“这种把世界截然分为和平之乡与战争之乡的主张，同苏俄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有相似之处的。”

其结果，是造成了“中世纪历史上的两件根本大事之一，第一是条顿人（Teuton）的迁移造成罗马帝国的瓦解，第二是阿拉伯人的出征消灭了波斯帝国且震动了拜占廷帝国的基础。阿拉伯人的出征，到占领西班牙而登峰造极，成为中世纪开端的里程碑。”（同上）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也就是瓦解了西晋帝国的“五胡乱华”的中东版。不过地中海世界的五胡披上了回教的袍子。

阿拉伯人的征服，并不是回教教义的胜利，而是由于他们像后来的蒙古人一样，在西亚和北非辽阔的草原上使用了骑驼的骑兵战术，罗马人和波斯人对这种新战术，完全陌生。许多阿拉伯游牧人离开荒凉的故乡到肥沃地带去征战，不是出自宗教的狂热，而是因为饥饿的压迫。来生进入天堂的吸引力，远远不如周围文明国家的舒适和奢侈更有感召力。

首任哈里发艾卜·伯克尔（Abu Bakr，573－634年，The First Caliph 632－634年）“曾写信给麦加、塔伊夫和也门的人民以及纳季德和希贾兹的全体阿拉伯人，号召他们参加‘圣战’，而且鼓舞他们参战和从希腊人手中夺取战利品的欲望。”反抗阿拉伯入侵部队的波斯司令官曾经斥责穆斯林军队的使节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是由于生计困难和穷困，没有别的办法，才来干这种勾当的。”有一首回教徒诗歌言简意赅地说破了这一“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的要点：

“你抛弃自己的故乡，不是为了寻找天堂，却是那面包和椰枣，把你吸引到了远方。”

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大部分被征服者，直到两三百年以后，才逐渐“信仰”穆罕默德教，这些不幸的民族，“改宗”的主要考虑是为了免除人头税，取得平等待遇，就像中国人里面出于“吃洋教”甚至保全性命的考虑而改信自己并不真信的共产主义，也曾经是一个潮流。而所谓“伊斯兰文化”，则是回教的军事征服以后，糅合了叙利亚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的遗产，慢慢演化出来的各族人民的混合产物。

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曾经极度扩张，但仅仅一百年左右就在地中海文明的核心地带停步不前了。第二次回教征服则是由土耳其人推动的，其顶点是1456年穆罕默德二世攻克拜占廷帝国首都。而伊斯兰教的历史到奥斯曼人十七世纪包围中欧的维也纳城，正好整整一千年。以后四百年就是它第二次衰落的日子了。这正如基督教诞生一千年以后开始“十字军东征”一样，也是很有意味的“千禧年”周期。

回教摩尔人（Moor）在七世纪末叶入侵欧洲，八百年以后，终于被逐回非洲，西班牙最后一个回教根据地是格拉那达（Granada），一直到公元1492年，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才取代了堡垒上新月崇拜的标志。

回教刚刚退出欧洲，基督教世界立即以“宗教改革”的借口开始大分裂。就像法国人刚被赶出北美，英国后裔立即开始独立战争。看来只有外敌才能使内部团结，人性如此，历史亦然。宗教改革血战一百多年，加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基督教的空洞化过程连绵不断，这一空洞化又是十分奇妙的随着海外传教事业一起发展的。

（二）

从写作的角度看，古兰经是教主穆罕默德口授的，福音书是转述教主耶稣基督的，古兰经的地位似乎高于福音书的地位；可是从神秘的角度说，穆罕默德只被其信徒定位是一个人，而耶稣基督却被其信徒定义为是一位神，神是无法亲自口授人类语言的，必须要通过代理人，所以耶稣基督也是无法自己口述一本书的，必须通过自己的门徒。因为，有谁见过神自己口述过一本书的呢？

古兰经是穆罕默德的作品，福音书则是耶稣门徒的作品。

但是，从“描述神迹”的意义看，福音书比古兰经优越的地方，不仅由于上面有神的言论，还有神的事迹；而且由于，教主耶稣基督具有神性，而且是至上神的独一圣子。至少，主流基督徒的教义就是这样的。

在“口授神谕”的意义上，古兰经相当于希腊特尔斐神庙里的神谕，而教主穆罕默德则相当于口授神谕的祭司或请示神谕的首领。所以他是人，而不是神。至少，穆斯林的教义就是这样的。

（另起一页）

第八篇

穆罕默德山洞里遇见了谁

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说：“有人要他描述默示经过，他回答说，《古兰经》的全部经文在天国里，每次他所得到的只是一部分，通常由天使加百列传授给他，并让他一字一句地重复。而这时在他身边的其他人，既看不到这位天使，也听不见他讲的话。穆罕默德的痉挛可能是癫痫病发作，尤其因为他说他听到了铜铃般的声音，一种通常在癫痫病发作时才能听到的声音。无论如何，穆罕默德这时认为，他已接受了神的感召，要去证实阿拉的唯一性和超然存在，去警告人们‘末日审判’终将来临，去告诫他们忠实的报答是上天堂，邪恶的惩罚是下地狱。”

萨满教女巫在舞蹈的时候，所佩戴的铃铛所发出的声音。

传统上认为：

在他四十岁那年斋月的一个晚上（Lalat─ul─Qadr），穆罕默德一个人在麦加城外希拉（Hira）山的一个山洞里，迷迷糊糊地再三听见一个强有力的声音说：“念啊！”穆罕默德恐惧而不知所措，但他终于回答说∶“我不会念。”可是这声音一再命令他念。最后穆罕默德战兢地说：“要我念什么呢？”这声音说：“你奉你造物主的名念吧！”由于凭空听到这些来源不明且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穆罕默德认为自己疯了。惊恐万状之下他匆忙逃回麦加，告诉五十五岁的老妻海地泽他看到了一个“活物的异象”，这“活物一只脚搭在另一只脚上”，在穆罕默德眼前叫唤。不管穆罕默德转向哪个方向，那活物总出现在他的眼前。他被这个“异象”困扰，觉得自己受到一个精怪的侵袭。实际上他可能吸入了某种有害的山洞气体。所谓精怪就是“Jinn”，而西方语言的“genie”（神怪）一词就由此这个阿拉伯语辞演化而来的，通过后来的流传甚广的“阿拉丁神灯故事”。《古兰经》也不否认这种“活物”确实存在并启示了穆罕默德。

精怪所用的头一个词语是“Iq’ra”（宣读），《古兰经》的“古兰”（Qur’an）一词就是来自相同的字根，意思是“宣读”。当穆罕默德回应说自己目不识丁，精怪就朗读了整句经文∶“Iq’abismirabbikallathiikhalaq”（“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按照这种叙述，穆罕默德其实是这精怪的传声筒，发言的其实是他在山洞里见到的那个“一只脚搭在另一只脚上的活物”。

“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古兰经》第一一二章）这类文字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基本常识，但对当时信奉以胡巴尔神为首的三百六十位主要神灵和其它无数小神和精怪的阿拉伯人来说，却是不可思议的宗教革命，注定要引起麻烦。为了躲避宗教改革的压力，在隐蔽好长一段时间后，穆罕默德才开始在麦加的沙发山（Safa）宣传新的教义，不仅宣称“只有一个阿拉”，同时引入了基督教和拜火教关于“世界末日最后审判”的概念。这种宗教改革要把卡巴多神教的神灵（“阿拉”）从几百个骤然减到一个，必然会使麦加城内外的卡巴神庙的多神崇拜者们深感愤怒，因为这讯息篡改了卡巴多神教主神胡巴尔的领袖性质，搅乱了卡巴神庙里的秩序。人们因此警告穆罕默德不要继续传播这个新兴的异端邪说。但穆罕默德却反其道而行之，跑到卡巴神庙宣称∶“万物非主，唯有阿拉是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由此可见，阿拉伯世界当时的衰弱状态：外来的宗教概念已经可以在阿拉伯的信仰中心畅行无阻了。而另一方面，只有一个阿拉、唯有阿拉是真主的宣告，恰恰说明以前的阿拉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阿拉；既然有许多阿拉，就哪个阿拉也不是真主，不是唯一的上帝了。

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说：“有人要他描述默示经过，他回答说，《古兰经》的全部经文在天国里，每次他所得到的只是一部分，通常由天使加百列传授给他，并让他一字一句地重复。而这时在他身边的其他人，既看不到这位天使，也听不见他讲的话。穆罕默德的痉挛可能是癫痫病发作，尤其因为他说他听到了铜铃般的声音，一种通常在癫痫病发作时才能听到的声音。无论如何，穆罕默德这时认为，他已接受了神的感召，要去证实阿拉的唯一性和超然存在，去警告人们‘末日审判’终将来临，去告诫他们忠实的报答是上天堂，邪恶的惩罚是下地狱。”

说穆罕默德是一个癫痫病患者，说《古兰经》不过是癫痫病病患者在发病时所发出的呓语，可能具有“冒犯”的性质，而且一定会使伊斯兰教徒/穆斯林/回民们产生愤怒。如果为了避免这种冒犯，为了平息信徒的愤怒，还有什么其他的常识性质的解释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穆罕默德山洞里遇见的精怪其实是个萨满教的女巫，他所听到的铜铃般的声音，其实是萨满教女巫在舞蹈的时候，所佩戴的铃铛所发出的。至于《古兰经》的内容，其实是女巫告诉他的，穆罕默德凭借其超强记忆力，在时候复述了这些内容，但有时记忆不清不清，就显得有些混乱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

（另起一页）

第九篇

穆罕默德与《撒旦诗篇》

网路影片《穆斯林的无知》（Innocence of Muslims）引起轩然大波一案，又使人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引起轩然大波一案。

一般认为，印度人拉什迪（salmanrushdie，1947—）是《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另译名为恶魔诗篇、魔鬼诗篇）的作者，《撒旦诗篇》作为拉什迪的第四部小说，出版于1988年，许多穆斯林指责该书亵渎神灵，1989年，伊朗原宗教及政治领袖霍梅尼宣布判处拉什迪死刑，并号召教徒对其采取暗杀行动。死刑令一出英国与伊朗的关系迅速趋于恶化，随后霍梅尼还在全球悬赏300万美元要取拉什迪的人头，使得拉什迪一夜间成名，也迫使拉什迪东躲西藏许多年。尽管机灵的拉什迪自己一直逃脱，但《撒旦诗篇》的各国翻译者与出版者中已有多人遇害身亡。

2007年6月，拉什迪还被英国政府授予骑士身份，伊朗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称英国的这种行为表明了英国是在“对抗伊斯兰”。

人们不禁好奇：作为一部小说的《撒旦诗篇》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大的论战？

事实上，《撒旦诗篇》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威力”，是因为拉什迪并非《撒旦诗篇》的真正作者。

《撒旦诗篇》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威力”，是因为《撒旦诗篇》有一个极为古老的来源，而正是这个来源深深地伤害了穆斯林的感情。

拉什迪的小说《撒旦诗篇》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是因为它的“揭短”行为，挑起了这道历史的伤痕，从而导致新的流血。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撒旦诗篇》的原作者是谁呢？

《撒旦诗篇》的原作者，就是传说中的回教创立者穆罕默德本人！

事情是这样的：回教的教义坚持一神教、反对偶像崇拜（对于新月和黑石的崇拜另当别论），可是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人却是多神教徒，认为神跟人一样有好多关系。在《可兰》里面更说及三位女神﹐

al-Lat，al-Uzza，Manat，她们的圣地就是后来的回教圣地，麦加的克尔白神庙，她们都被认为是真神的女儿。

穆罕默德在麦加的时候﹐信徒很少，根据和穆罕默德同时代的学者传说记录，穆罕默德为和当时的阿拉伯权贵进行妥协，就在《可兰经》53章19和20节的启示了以下经文：

你有没有想过 al-Lat, al-Uzza 和Manat呢？她们都是真神的中介者。她们的祈求我们是需要的。

传说当穆罕默德说出这是真神对他的新启示时，穆罕默德和他的门徒以及还不信回教的阿拉伯人一起跪拜起来，他们的紧张关系也因而缓和。

可是不久之后，穆罕默德就收回了他作为和解的新启示。传说真神的大天使告诉穆罕默德，说那是魔鬼利用穆罕默德想要和解的心态，在真神对穆罕默德启示之中加插了以上名为《魔鬼诗篇》的经文。修正之后的经文在53章的第19和20节变成了这样：

阿拉伯人啊，你们喜欢男儿，为何真神只有女儿呢？这不是太不公平吗？

意思就是说真神有女儿的观念是错的。真神就是真神。有其它女神的观念是错的。

早期的回教著作中，例如对圣训著作的讨论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讲到穆罕默德在第一次迁居埃塞俄比亚后，作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妥协。以下是有关这次妥协的一篇报导：

安拉的使者，愿安拉保佑他，发现他的人民正在离他而去。有一天他独自坐在那里表达他的愿望：“我希望安拉没有向我启示过任何让他们觉得不悦的事。”然后安拉的使者，愿安拉保佑他，靠近他们（古莱什氏族）并和他们亲密起来。有一天，他坐在他们靠近克尔白的集会当中，并且宣读：“以没落时的星宿盟誓”（《可兰》53：1），直到他读到“拉特和欧萨，以及排行第三，也是最次的默那”（《可兰》53：19，20）时，撒旦（恶魔）让他重复以下这两个短句：“这些偶像是在高位的，她们的说情是被许可的。”安拉的使者，愿安拉保佑他，重复这些话，并继续宣读整章，然后俯首敬拜，人们也和他一同俯首敬拜。瓦利德伊本穆吉拉是位老人，不能俯首敬拜，他就抓起一把尘土放在前额向它敬拜……他们对安拉的使者（愿安拉保佑他）所说的话很满意。他们说：“我们知道安拉赐下生命和促成死亡。祂创造并赐我们粮食，但我们的诸位神会向他说情，无论你分配甚么给她们，我们都赞同你。”这一席话刺痛了安拉的使者，愿安拉保佑他。他坐在房里直至深夜，加百列（吉卜利勒）（愿平安归于他）临到他并修改了这章。然后加百列（吉卜利勒）说：“我有提到这两句话吗？”安拉的使者，愿安拉保佑他，说：“我把安拉没有说过的话当作是祂说的。”（伊本赛尔德，Kitabat-Tabaqatal-Kabir，卷一，237页）

当使者看到他的族人都背离他、远离他从真主那里带给他们的事，感到很伤心，他渴望真主赐他一个信息，使他的族人能够与他和好。因为他热爱自己的族人，为他们感到忧虑，如果障碍他事工的难处可以被除去的话，他会非常的高兴。所以他默想着这个事情、向往着它，它对于他来说太珍贵了。然后，真主赐下话语了：“以没落时的星宿盟誓，你们的朋友，既不迷误，又未迷信，也未随私欲而言”，当他读到他的话语：“拉特和欧萨，以及排行第三，也是最次的默那”，撒旦（恶魔）在他思考想把它（和好）带给他的人民的时候，利用他的舌头说出“她们是在高位的Gharaniq，她们的说情会蒙悦纳。”古莱什族听到这些话感到很高兴，对于他如此论到他们的神印象深刻，因此他们听从他；信士们认为他们的先知从主那里带给他们的信息是真实的，并没有怀疑他犯了错、或者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欲望或疏忽。（伊本伊斯哈格，SiratRasulullah，165页）

阿拉伯语中的gharaniq指的是一种飞得很高的鹤。麦加的异教徒对这些卓越的鸟印象深刻，因此用这类比来描述他们的女神。当穆罕默德引用麦加人的特别词语来赞扬他们的女神时，他们就对彼此说︰“穆罕默德以极优美的方式提到了我们的神”（伊本伊斯哈格，SiratRasulullah，166页）。

但这故事同样记录了那晚加百列（吉卜利勒）会见穆罕默德，否认了他在克尔白的时候向他透露过这些话。然后加百列（吉卜利勒）来到使者那里并对他说：“穆罕默德，你干了些甚么？你向那些人宣读了不是我从真主那里带给你的话语，你说了祂没有告诉你的事情。”（伊本伊斯哈格，出处同前书，166页）

……

上述所引用的两本作品都说明当穆罕默德宣读《可兰》53章的时候，撒旦（恶魔）突然介入其中，他“建议”穆罕默德说出麦加多神教徒对其女神所表示赞美的辞句。于是，“真主宣布撒旦（恶魔）的建议无效”（出处同前书，166页），并以下面谴责这些偶像的话语来取代之：

“他们告诉我吧！拉特和欧萨，以及排行第三，也是最次的默那，怎么是真主的女儿呢？难道男孩归你们，女孩却归真主吗？然而，这是不公平的分配。这些偶像只是你们和你们的祖先所定的名称，真主并未加以证实，他们只是凭猜想和私欲。正道确已从他们的主降临他们。”（《可兰》53：19至23）

上面的故事颇为引人注目，因为它与穆罕默德始终坚定宣告独一真主并且拒绝阿拉伯人的女神和偶像的使命不相称。所以，伊斯兰教徒普遍反对这个故事，而西方人的著作却一般都相信它。

在我们看来，不论这个故事说得对，还是不对，也就是不论穆罕默德本人是否《撒旦诗篇》的作者，小说家拉什迪反正都不是《撒旦诗篇》的作者。因为拉什迪只是写了小说，而没有写出诗篇。

正因为拉什迪不是《撒旦诗篇》的作者，所以拉什迪的小说《撒旦诗篇》在1988年9月26日出版后，有些穆斯林虽然感到受了伤害，起初却并没有激烈举动。他们平静地同作者、出版商、国会议员、检察总长以及首相讲理。他们并没有要求禁止该书发行，只要求作者和出版商在书中添一面插页，声明该书故事纯属虚构，所涉及的伊斯兰历史并非准确。但作者和出版商为了扩大营销效果，必须对此置之不理，因为惟有触发了轩然大波，最好是政治事件和暴力行为，才能大幅提高书籍的发行量。

（另起一页）

第十篇

麦地那屠杀奠定伊斯兰政治基础

（中国的崛起，奠基于三亿多遭到“强制堕胎”屠杀的婴儿。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她们）。他们（她们）才是“真正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无私献身的中华儿女”。）

（一）

早期接受伊斯兰教义的人们，与早期接受基督教的人们，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例如贝都因人、突厥人，基本上是野蛮部落，而后者例如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基本上是文明人。正是因为这一区别，想让汉民接受回教，特别困难；而要让汉民接受基督教，却相对容易。

不仅早期接受伊斯兰教和早期接受基督教的人们，有上述差别；就是参与创立伊斯兰教和参与创立基督教的人们，两者之间也有上述差别。我们认识到：伊斯兰教是在单一部落环境中形成的，而基督教却在国际城市环境中形成的；既然伊斯兰教面对的是分散的部落势力，所以它可以运用军事力量去各个击破对手，而基督教面对的是统一的帝国势力，所以它只能运用和平力量去自我牺牲。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形成过程和早期传播上的上述差别，也体现其教主的身上，并形成了不同的人格典范。那就是牺牲敌人和牺牲自己的区别，那就是武装反抗、暴力征服（伊斯兰教）与和平抵制、精神征服（基督教）的区别。

也正因为如此，伊斯兰教比较适合战乱环境，而基督教比较适合和平环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627年“古莱扎屠杀”的发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那是在麦地那，有300至600人已经投降的犹太部落古莱扎族的男丁遭到穆斯林的屠杀；还有的估计是多达800至900人被屠杀。此外，强迫整个部落的妇女和儿童成为奴隶。

（二）

事情是这样的：一直困扰穆罕默德的就是：在麦地那城附近有三支犹太人的部落。他到达麦地那时，与这些部落达成了协议，取得了他们的归顺。一开始穆斯林把耶路撒冷踏上麦地那这块土地时，就遵守犹太人在阿舒拉日的斋戒（这天是伊斯兰年历的一月十日，是个圣日，许多穆斯林在这一天都会斋戒：比较出埃及记12∶3，以及第八章中“穆斯林的节日与庆典”的部分），并把耶路撒冷作为他们祈祷的方向，与此同时，最初《可兰》也认为犹太人是真主特别关照的一个民族：“我确已把天经、智慧、预言，赏赐以色列的后裔，并以佳美的食品供给他们，且使他们超轶各民族。”（可兰45：16）

穆罕默德似乎渴望得到犹太人的支持，却遭到了无礼的拒绝，不久他们就成了死敌。犹太人有两方面使得穆罕默德极度厌烦：一方面挖苦他，一方面提出证据反驳他自称为先知。

以前麦加人嘲笑穆罕默德的信息，而犹太人会将穆罕默德的教导追溯到犹太人的民间传说，并拿出许多不利的证据来反对他。由于穆罕默德不会看他们的经典，所以他们总是凭着他们的知识来激怒他，他们总是用那些不易被他识破，却会令旁观者大笑 的巧妙用语来挫败他。例如在出埃及记24：7中讲到犹太人在西奈山回答摩西（穆萨） 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但可经记载，当摩西在山上吩咐犹太人要倾听神的律法时，他们是说：“我们听而不从。”（《可兰》2：93） 穆罕默德后来发现提供资料给他的人在这点上巧妙地误导了他，而《可兰》因着这次故意的欺骗及时责备了他们。

犹太教徒中有一群人篡改经文，他们说： “我们听而不从”，“愿你听而不闻”，“拉仪那”，这是因为巧言谩骂，诽谤正教。假若他们说：“我们既听且从”， “你听吧” ，“温助尔那”， 这对他们是更好的，是更正的。但真主因他们不信道而弃绝他们，故他们除少数人外都不信道。（《可兰》4：46）

穆罕默德最后决定驱逐两个犹太部落，消灭第三个部落；同时他也尝试使用一些其它方法来败坏犹太人的名声。例如在《可兰》最后启示的一章中有几处例子，可显示出这样的倾向：

“犹太教徒说：‘真主的手是被拘束的。’但愿他们的手被拘束，但愿他们因为自己所说的恶言而被弃绝！其实，他的两只手是展开的；他要怎样费用，就怎样费用。从你的主降示你的经典，必定要使他们多数的人更加横暴，更加不信道。我将仇视和怨恨，投在他们之间，直到复活日。每逢他们点燃战火的时候，真主就扑灭它。他们在地方上肆意作恶。真主不喜爱作恶的人。”（《可兰》5：6 4）

“你将看见他们中有许多人，以不信道的人为盟友；他们所为自己预备的，真恶劣。那就是 自召真主的厌恶，他们将永遭刑罚。” （《可兰》5：80）

当代的穆斯林对于以色列国的反应，是源于以上这类的经文，他们称这是真主的判决。这种想法支配了全球穆斯林对犹太教信徒的态度。因此，我们发现圣训常常诋毁犹太人，也就不足为怪。

（三）

 

一个近代的穆斯林作家艾哈迈德在《穆罕默德和犹太人》一书的第85页质疑整件事的历史真确性：“一个详细的研究表明，这个大屠杀的故事非常令人怀疑。”看着战场上许多男人被屠杀是一回事；冷静地见证一整个部落被处死完全是另一回事。艾哈默德接着说：“一些从前和以后都没有这样做的人执行了这场无人性的大屠杀的这种说法，从心理学上的观点来看，是无法接受的。他的论点是，这叙述本身与穆罕默德对待他所战胜的敌人通常所表现的宽宏大量不相称，即使他不是每次都如此，但大体上却是这样，例如在征服麦加时，几乎不伤害城里的任何人。第二个论点似乎有一些证据支持：那一天所杀害的人比穆罕默德一生所参与的其它战争中杀 害的要多。然而，这种不同叙述之间的矛盾，普遍存在于几乎所有关乎穆罕默德生平的历史记载中。

穆罕默德在征服麦加之前不久，袭击了在海白尔剩下的犹太人要塞，他虽然没有获得全胜， 仍然征服了它。他在那儿被一个犹太女人下了毒。虽然她并没有成功地毒死他，穆罕默德直到他死的一天，都在悲叹她这复仇行径所产生的影响。伊本赛尔德说那个女人被处死（卷二，249页）， 但布哈里对此持有异议， 他指出穆罕默德没有批准对她执行死刑 （卷三，475页） 。到底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呢？“只有神知道。”

穆罕默德晚年与犹太人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能和解的敌对状态。人们一直没有提及他与基督徒的关系，但他们似乎较少往来，也略为和睦。但后来他们双方军队的接触似乎亦使他硬下心肠地对付他们。《可兰》后面的几章用激烈的言语来斥责这两群人。以下的口传圣训告诉了我们有关他们之间的事：

欧麦尔本哈塔布说他听到安拉的使者 （愿平安归于他） 说：“我要把犹太人和基督徒都 逐出阿拉伯半岛，只会留下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卷三，965页）

这位欧麦尔，在穆罕默德死后的第二年就当上了哈里发，继续尽职地执行这指令，在他统治结束时，已把希贾兹所有的犹太人都驱逐出去，永世不返。

（四）

伊斯兰教历史上，进行了哪些大屠杀与种族灭绝？

阿拉伯民族是源于阿拉伯半岛沙漠和半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他们和犹太人有血缘关系，语言分类中也同属于闪含语系。原来都是一些分散在阿拉伯半岛中的以家族为基础的部落。 

从六世纪后半叶开始，由于埃及的混乱以及拜占廷和波斯之间的连年战争，使得原先的波斯湾-红海-尼罗河的商路无法通行，商人们改走更为安全的，通过阿拉伯半岛的陆路。地处商路中段，东到波斯湾，西至红海，北往叙利亚，南通也门的交通枢纽，麦加因此而变得繁荣起来。 

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传播伊斯兰教。随着传教逐渐公开，伊斯兰教徒开始增加，一些商业贵族家族成员也加入进来，并引起以倭马亚家族为核心的麦加统治集团的关注。为了自身的统治利益，倭马亚等贵族开始对穆罕默德进行迫害。622年，穆罕默德被迫出走，迁往雅特里布城。雅特里布因穆罕默德的到来而改名为麦地那·纳比，意为“先知之城”，简称麦地那。 

到麦地那后，穆罕默德成功地调解了该城原有部落间的争端，建立了威望。他开始将自己的主张付诸社会实践，以麦加的穆斯林迁士和麦地那辅士为基本力量，组建起穆斯林公社乌马，并制定宪章，作为处理内部和外部事物的准则。 

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穆罕默德指挥乌马公社，以战争筹集财富和武器。624年，他发起了伯德尔战役，以少胜多，袭击了麦加倭马亚家族的一支武装商队。这不仅给倭马亚家族以沉重打击，而且也被穆斯林们视为是安拉神佑的结果，大大提高了穆罕默德的威望，扩大了伊斯兰教的影响。此后数年间，穆罕默德先后两度与麦加军队交锋。627年，穆罕默德以坚守之策，挫败麦加万人大军对麦地那城的围攻，解除了新兴政权面临的军事威胁。此后，麦地那军队愈战愈强，屡战屡胜，迅速兼并周围部落。与此同时，穆罕默德还派遣使者，游说半岛各个部落，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使麦地那国家成为当时阿拉伯半岛上最强大的政治、宗教和军事力量。 

630年初，权势日渐巩固的穆罕默德率万人大军兵临麦加城下，双方缔结《侯德比耶和约》。麦加接受伊斯兰教，而麦加贵族在宗教上的优越地位也得以保持。随后，阿拉伯半岛远近的各个部落纷纷遣派使者往麦地那表示归顺，少数不服从者遭到镇压。自此，阿拉伯半岛上的各部落民众开始以伊斯兰教为核心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 

（五）

632年6月8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病逝。神权共和时期（632年—661年）开始了。

穆罕默德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部落酋长们认为，他们对穆罕默德的服从，已经随着先知的去世而告终结。于是，各部落停止进贡，各行其是。这一变故在伊斯兰教历史上视作“叛教”，引起了一系列有计划的战争。为了让贝都因人继续效忠于麦地那，最后经各派协商，同意由穆罕默德的岳父阿布·伯克尔出任先知在世间的代表，称为哈里发（khalīfat Rasūl Allah，意为真主使者的继承人）。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叛教的部落重新回到了信徒的行列，阿拉伯半岛恢复了统一，阿拉伯人开始了最早的对外扩张。

634年，奥马尔一世（634—644年在位）当选第二任哈里发，自称为“真主使者的继承人的继承人”，从此开始担任了穆斯林军队的总司令。他首先率领贝都因军队进入叙利亚，击败拜占廷，636年攻陷大马士革，两年后进军耶路撒冷地区；继而分兵东西两路，展开全面进攻。东线接连攻破波斯军队防线，占领了伊拉克和伊朗大部地区；西线连败拜占廷，占领巴勒斯坦和埃及。 

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在位时，帝国扩张战争更是势不可挡。东线阿拉伯军队乘胜追击战败的波斯萨珊王朝，进军呼罗珊。651年，萨珊王朝灭亡，阿拉伯帝国夺得呼罗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地。帝国西线大军则攻入北非利比亚的昔兰尼加。 

正当对外扩张战争势如破竹时，帝国内部发生分裂。以阿里·伊本·艾比·塔里卜为首的哈希姆家族对出身于倭马亚家族的奥斯曼出任哈里发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组建起什叶派，与奥斯曼所奉行的逊尼派相对立。穆斯林内部纷争由此开端。656年，奥斯曼被刺，阿里继任哈里发。但以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为首的倭马亚家族拒不承认阿里政权。双方数次火并，未分胜负，僵持不下。不久，什叶派内部又出现分裂，部分对阿里不满的下层穆斯林组建了一个军事民主派——哈瓦立及派。661年，该派刺杀阿里，神权共和时代结束。 

最初的四大哈里发由穆斯林公社选举产生，历史上将这四位哈里发统治时期称之为神权共和时期，又称四大哈里发时期。阿拉伯史学家把神权共和时期的四位哈里发叫做“拉什顿”（al-Rāshidūn 正统派）。这一时期，帝国版图迅速扩张，为阿拉伯帝国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历任哈里发利用北方拜占庭、波斯两大帝国长期争战的有利时机，以及新的伊斯兰教信仰带来的团结和力量，和他们自身充分的沙漠作战经验（特别是利用“沙漠之舟”骆驼，而不是像北部的邻居那样骑马作战），以“圣战”为名进行大规模的武力扩张。 

 

（六）

公元661年，倭马亚家族的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即位哈里发，以大马士革为首都，建立了倭马亚王朝（661年—750年），因为他哈里发的职位改为世袭的了，实际上成了帝国的君主。阿拉伯政权开始进入鼎盛时代，阿拉伯语成为帝国的语言，政府文件必须用阿拉伯语书写。 

倭马亚王朝时代是伊斯兰教军事扩张的第二个高峰期。八世纪初，倭马亚王朝的政权巩固以后，阿拉伯人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在东线、阿拉伯军队侵入中亚，占领喀布尔、布哈拉、撒马尔罕和花拉子模等广大地区，直至帕米尔高原，与中国唐朝相对峙。另一支东线军队攻入南亚次大陆的北端，占领信德一带。在北线，倭马亚王朝曾三次发兵，围攻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西线的进攻最为猛烈，不仅占领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直到摩洛哥的马格里布地区，还以皈依伊斯兰教的北非土著柏柏尔人为主力，于711年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入西欧的伊比利亚半岛。消灭西哥特王国后，阿拉伯人翻越比利牛斯山脉，攻入西欧法兰克王国。732年，阿拉伯人在普瓦提埃战役中失利，这才停止向西欧内陆的进攻。不过，他们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地中海沿岸仍然频频得手。到了八世纪中叶的倭马亚王朝后期，阿拉伯帝国的版图西临大西洋，东至印度河，成为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封建军事帝国。 

所有这些活动都伴随着规模巨大的屠杀。阿拉伯人残暴的征服，导致众多被征服民族的仇恨不断加剧。同时，逊尼派、什叶派及其它派别的教派争斗日趋激烈，并逐渐与阶级、民族矛盾联结在一起。帝国不仅未能彻底把什叶派镇压下去，反而又出现了一个由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为主的阿拔斯派。各种反抗力量在720年后开始逐渐汇合。 

 

（七） 

 

747年，阿拔斯的后裔阿布·阿拔斯利用波斯籍释奴艾卜·穆斯林在呼罗珊的力量，联合什叶派穆斯林，于750年（一说752年）推翻了倭马亚王朝的统治，建立了阿拔斯王朝（750年—1258年）。阿拔斯王朝旗帜多为黑色，故中国史书称该王朝为黑衣大食。 

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初，大肆捕杀倭马亚余党，杀害了艾卜·穆斯林，并残酷地镇压了呼罗珊人民起义。

哈里发曼苏尔执政时，以伊拉克为中心，在底格里斯河畔营建了新都巴格达，于762年迁都至此。该城宏伟壮观，人口众多，商贸繁盛，是与当时的长安、君士坦丁堡齐名的国际性大都市。阿拔斯王朝建立后最初的近百年，特别是哈伦·拉西德和麦蒙执政时期，是阿拉伯帝国的极盛时代。 

公元八、九世纪时，帝国政治较为稳定，生产力发展较快，经济和贸易繁荣，成为帝国的鼎盛时期。此间，帝国的科学文化、也获得许多重要成就，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为了维持国家的运转，帝国一直不断加强对农民、手工业者和奴隶的残酷剥削，致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处于不断激化之中，人民起义、教派斗争此起彼伏。早在阿拔斯王朝创建之初，倭马亚家族的后裔就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割据独立，建立后倭马亚王朝（756年—1236年），由于服色尚白，中国史书称为“白衣大食”，与阿拔斯王朝分庭抗礼。788年，北非摩洛哥又出现了什叶派的易德里王朝。 

进入九世纪之后，人民起义遍及帝国全境，其中声势最为浩大的有巴贝克起义、黑奴起义和卡尔马特起义。阿拔斯王朝因此国势日衰。同时，九世纪中叶以后，突厥人逐渐取得权势。突厥将领掌握军权，任意废立甚至杀害哈里发。哈里发完全成为他们手中的傀儡。 

帝国内部经济基础的差异和由军事封土制造成的强大地方势力，促使割据局面的形成。各地总督和军事统帅因封土制的推行而逐渐获得的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对阿拔斯王朝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东西各地几十位总督、军事统帅皆乘机自立，相互攻伐征战，并力图染指中央政权。800年，大将伊本·艾格莱卜在获得突尼斯封土之后，当年便建立艾格莱卜王朝（822年—875年）。868年，埃及总督阿哈默德·图伦宣布独立，建立图伦王朝（868年—905年）。东方各省继塔希尔王朝之后，又相继出现了撒法利王朝（867年—903年）、萨曼王朝（874年—999年）。909年，什叶派穆斯林在突尼斯建立法蒂玛王朝（或哥疾宁王朝），先后征服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埃及、撒丁岛，973年迁都开罗，由于服色尚绿，中国史书称为绿衣大食。890年，由阿布·阿杜拉创立的卡尔马特教派在哈马丹·卡尔马特领导下于伊拉克南部库法地区举行起义，势力迅速扩及波斯、中亚一带，并于899年在波斯湾西岸的巴林建立了卡尔马特国家，先后延续两百余年。 

此外，阿拉伯人在北非西部建立了伊德里斯王朝；摩苏尔和阿勒颇建立了哈姆丹尼王朝；波斯人和突厥人在波斯、中亚和小亚细亚等地建立了萨曼王朝、伽色尼王朝、布韦希王朝、塞尔柱帝国；在埃及、叙利亚和也门也建立了阿尤布王朝。大小王国在这一时期忽生忽灭。 

十世纪以后，阿拔斯帝国四分五裂，实际统治区域仅限于巴格达及其周围地区，名存实亡。各地封建主拥兵割据，独霸一方。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攻陷巴格达，解除了哈里发的政治权力，仅保有宗教首领的地位。 

（八）

塞尔柱突厥人的到来，使阿拉伯帝国一度出现“中兴”局面。虽然帝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还是哈里发，但是实权已经旁落到了塞尔柱突厥的“苏丹”手中。好在塞尔柱当权者十分尊重阿拔斯帝国的传统，基本承袭了帝国以往的各种封建典章制度。帝国又暂时恢复了统一局面。但是，各种教派纷争愈发残酷。11世纪末，什叶派主要派别亦思马因派（即七伊玛目派）中出现了一个极端恐怖的阿萨辛派，它以波斯西部的阿拉穆特山区为根据地，在神秘的山中老人（山地谢赫）霍山（哈桑·本·萨巴赫）统率下专门从事暗杀哈里发、苏丹及达官贵人的活动。

此外，军事封土制再次显示出对统一政权的侵蚀作用。十一、十二世纪之交，阿拔斯帝国又被那些手握重兵、拥有大片地产和税收大权的封疆大吏分裂成十几个封建小邦。紊乱的政局，为西欧基督教会向东方扩张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十一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多次侵蚀阿拔斯帝国的疆域，耶路撒冷多次被占领。

十二世纪末年，中亚新兴的花剌子模王朝取代塞尔柱人，控制了哈里发，但诸邦分立的局面，未有大的改观。

十三世纪初，蒙古帝国开始兴起，第一次蒙古西征就消灭了花剌子模。十三世纪中叶，蒙古铁骑冲入西亚大地。1252年，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奉其兄蒙哥汗之命西征。他率领蒙古军队横扫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并于1258年攻陷阿拔斯帝国首都巴格达，1260年攻占叙利亚首府大马士革。除少数技艺高超的工匠外，巴格达全城约八十万万居民全部遭到屠杀。为了“不让皇族的鲜血玷污战刀”，哈里发遭到这样的待遇：裹在地毯里被战马踩死。

除保持伊斯兰教神权统治原则外，阿拉伯帝国大量吸收以拜占廷帝国为主的其它文明国度的制度，形成一种伊斯兰世界所特有的、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政体。

阿拉伯帝国的继承制度既不同于中国的册封制，也不同于西方的长子继承制或是某些地方所采用的幼子继承制，而是一种被伊斯兰世界所普遍接受的长者继承制，即由皇族中的现存的最年长者继承。

由于伊斯兰教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一个新的继承者往往要将其所有的兄弟姐妹全部杀掉或将其关在自己的寝宫中，数十年不见天日。这样的传统极易造成王位的候选继承者的心智扭曲和知识匮乏，最终造成哈里发的素质低下，无力治国的局面随之出现。一部哈里发的继位史，就是一次次血淋淋的战争史。细微处充满了屠杀的痕迹。

（九）

伊斯兰教的事例并非孤立：

如果读者根据以上的事情认为回教是世界上最好战、最血腥、最不讲道理的势力，那就过于片面了。因为历史表明，大屠杀不仅奠定了穆斯林政治的基础，而且也奠定了一切政治的基础。所以在圣经中，上帝如此预言政府的职能和滥用权力：

“塞缪尔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塞缪尔记·上》第八章11——18节）

这里虽然指的是“国王”，其实一切“政府”也都包含在其中了。如果人们要反抗这样的体制，那么大屠杀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用圣经的理论来看看我们当代的历史：

苏联为什么解体？就是因为在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战争之后，斯大林再也没有能力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和屠杀，以便超过希特勒的暴行，让人民重新感到对他的和他的政权的恐惧才是第一位的。因为斯大林发动的一次次的清洗和屠杀，是在希特勒之前而不是之后。

中共为什么至今没有解体？就是因为在日本人的战争屠杀暴行之后，毛泽东伙同蒋介石发动了更为血腥的“解放战争”，并且用更为阴狠恶毒的理事长指运动的系统屠杀，让中国人民感到了苏联人民都没有感到的彻骨寒冷和由衷不恐惧，大大超过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屠杀，让人民重新感到对他的和他的政权的恐惧才是第一位的。因为毛泽东发动的一次次的清洗和屠杀，是在日本人、蒋介石之后而不是之前；结果中国人渐渐忘记了日本人、蒋介石带来的震慑。

为什么现在的欧洲人怯战而美国人还是相对好战？为什么欧美双方的表现正好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完全相反？

这是因为：欧洲人（包括前苏联人）已经被两次世界大战（1914——1945年）的血腥屠杀给吓破了胆。而美国人则由于时代久远，而忘记了南北战争（1865年结束）的恐怖。南北战争时到男士位置的最为激烈的现代化战争，仅仅士兵就死亡了七十五万人。

而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的时候（1914年），情况是和现在相反的：那时美国人还记得刚刚过去半个世纪的南北战争的恐怖，而欧洲人已经忘记了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的拿破仑战争（1815年结束）的恐怖了。

如此看来，战争对于和平也许是必要的：惟有战争的恐怖才有助于维持和平的状态。

如此看来，屠杀之作为“政治基础”也许并非穆斯林社会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的共同特征：这就好像是“打磨地板”一样，惟有把各种“刺儿头”和“社会棱角”一一削平，光滑整洁的地板、统一的政治基础、普遍的社会秩序才会出现？

得出这样的结论也许是悲哀的，但是，历史还能给出什么相反的结论吗？

（十）

历史让我们看到：越大的政治板块，就曾在历史上经受过面积越大的“屠杀”、程度越深的“打磨”。中国作为蒙古人出现以前的最大政治板块，所经历的“秦始皇统一过程”的“打磨”，也就体现出最大规模的“屠杀”：

1644年，世界文明走入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时候，中华大地却正在惨遭一伙通古斯野人的野蛮屠杀和文化清洗。

满洲人入关前：东北大屠杀，二百万人，其中包括辽阳大屠杀，三十万人。

满洲人入关后：

嘉定三屠：20万人

扬州大屠杀：20—30万人，刽子手多铎

广州大屠杀：20—30万人

江阴大屠杀：7万人

南昌大屠杀：20万人，刽子手谭泰

济南大屠杀：13万人

同安大屠杀：5万人

大同大屠杀：10万人

四川大屠杀：保守估计500万人

汾州大屠杀：40万人，刽子手，博洛

蒲城大屠杀：1万人

湘潭大屠杀：5万人

南雄大屠杀：2万人

潮州大屠杀：10万人

另外，平海大屠杀，信丰大屠杀，邵武大屠杀，人数不详。

（十一）

世界历史之最：十大种族灭绝大屠杀排名

世界历史上的大屠杀排个顺序，南京大屠杀根本进不了前十。下面所说的屠杀，不包括军队之间作战死亡的，也不包括天灾如饥饿疾病死亡者。仅指军队对平民（包括放下武器投降了的军人）的直接屠杀。

第十名：红色高棉死亡平民：100万

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1975-78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40万到有所夸大的300万。一般认为，10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于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 Lacouture）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autogenocide）。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人死了21万，1万老挝裔死4,000，2万泰国裔死了8,000，25万伊斯兰教徒（Cham）死了9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第九名：卢旺达大屠杀死亡平民：100万

1994年4月6日凌晨，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在邻国坦桑尼亚参加完和平谈判后，其座机在返国途中被不明飞弹击落，机毁人亡，胡图族激进分子迅速掌控卢旺达政府。4月7日，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大屠杀开始。胡图族激进分子因为不满哈比亚利马纳准备与图西族政党签订权力共享协议而制造了这起暗杀。随后，他们依照计划开始杀害胡图族温和派政治人物和图西族领袖，然后他们试图消灭整个图西族。据估计，在接下来的100天内，将近100万人被屠杀，这堪称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大屠杀。直到图西人领导的军队赢得了这场内战并开始掌权时，大屠杀才被制止。 

第八名：冉闵《杀胡令》造成胡人平民死亡：保守估计100万

五胡乱华时期，原来居于中国周边的各个民族大举侵入中华大地，对汉人进行大肆屠杀和奴役，出于报仇的目的，汉人领袖冉闵以扫清中原为号召，扬言要五胡退出中国，否则将把汉人以外的少数民族统统杀绝，这就是有名的《杀胡令》出台。仅山西中南部和河北常山以南被杀的白奴（匈奴分化为白奴和黄奴，黄奴自称华夏后裔，白奴则被冉闵和各路山西义军杀绝）多达六十万之多，其中四十万被冉闵正规军杀绝。两次屠羯达三十二万之众，羯族从此从中国历史上消失。

第七名：亚美尼亚大屠杀死亡平民：150万

亚美尼亚位于外高加索南部，与土耳其东部接壤，在历史上曾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据亚美尼亚方面的史料记载，1915至1923年期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政策，导致150万人死亡。

亚美尼亚人提出“大屠杀”的根据是由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撰写的人称“蓝皮书”的一份报告，题目是“奥斯曼帝国时期亚美尼亚人受到的遭遇1915－1916年”。“蓝皮书”有150处引用了“大屠杀”证人的表述，称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镇压始于1877年的俄罗斯－奥斯曼战争之后。报告中有如下的描述：

大屠杀之前，亚美尼亚男子和他们的家庭往往会接到被驱逐的命令，命令通知他们被驱逐的目的地和时间。如果有人不到规定地点的话，奥斯曼政府的安全部队就会搜查他的家，然后把他投入监狱，最后在不通知他们家属的情况下就把这名“犯人”转移到摩苏尔或者巴格达的一家监狱。被关押的这些亚美尼亚人的结局通常是几百个人一组地被用链条绑在一起，然后带到空旷地带执行大屠杀……

第六名：罗马帝国屠杀犹太人死亡平民：150万余

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基斯坦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大规模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但都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到公元135年的犹太人起义再次惨遭失败为止，在这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一百五十万犹太人，最后把还把余者全部赶出马勒斯坦土地，使他们流散到西欧完全处于落后的小生产的农牧社会。

第五名：德国屠杀犹太人死亡平民：600万

1939年9月1日，德国部队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成功控制了欧洲本土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苏联和北非的大片领土。1941年，德国开始了大屠杀（Holocaust），有组织地杀害了大约600万犹太人和大约25万德国籍残疾人（所谓的“安乐死项目”）、以及强迫其它“劣等民族”作为强制劳工。德军占领苏联欧洲大片领土后，德军的党卫队等对苏联和波兰等斯拉夫民族也进行了灭绝性的大屠杀。

第四名：五胡乱华死亡平民：1000万以上

五胡乱华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多个少数民族大规模南下而造成与汉族政权对峙的时期，又称永嘉之乱或五胡十六国。

入塞胡族中，羯、白匈奴、丁零、铁弗、卢水胡、鲜卑、九大石胡等部落主体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这些来自蛮荒之域的野蛮胡族还保留着原始的食人兽性，其中以羯族，白种匈奴，在鲜卑族三族最为凶恶。公元304年，慕容鲜卑大掠中原，抢劫了无数财富，还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回师途中一路上大肆奸淫，同时把这些汉族少女充作军粮，宰杀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慕容鲜卑一时吃不掉，又不想放掉，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易水为之断流。史书记载羯族军队行军作战从不携带粮草，专门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之为“双脚羊”，意思是用两只脚走路像绵羊一样驱赶的性奴隶和牲畜，夜间供士兵奸淫，白天则宰杀烹食。据谢选骏的研究，胡人的这一野蛮习俗后来迫使汉人女子裹上了小脚，成为无法驱赶得双脚羊！因为小脚女人无法长途跋涉，只能就地杀害，或是就地放生，从而得以逃避遭到掳掠、生不如死的悲惨处境。

在羯族建立的羯赵政权统治下，曾经建立了雄秦盛汉的汉民族已经到了灭族的边缘。到冉闵灭羯赵的时候，中原汉人大概只剩下400万（西晋人口2000万），冉闵解放邺都后一次解救被掳掠的汉族女子就达二十万。

第三名：太平天国死亡平民：1000万以上

估计直接死于屠杀的平民有1000-1500万。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义军在起义后的六年中，不过牺牲4千余人；然而内讧中的1856年，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千余人，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洪杨之变”导致了十几万人被杀。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杀害数十万人的生命。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有100万人，可是曾国藩杀过10多年后，到光绪登基时，南京人口也还不到50万。

第二名满清入关大屠杀死亡平民：2000万以上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等等。

第一名：蒙古帝国大屠杀死亡平民：超过2亿。

这次屠杀空前绝后，已载入世界金氏记录。估计中国直接死于屠杀的有3000--4000万。连同中亚西亚和东欧共死亡超过2亿人。

1122年中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寻思干（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口；灭西夏，屠八十余万。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八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

忽必烈屠杀了中国人无数，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导致大量汉人逃到南方，从而形成今天所谓的客家人）。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估计有1300-20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金氏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杀蒙古人偿命，杀回回罚银八十两，杀汉人罚交一头毛驴价钱。汉人村里新媳妇的头一夜一定要给蒙古保长，汉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

公元1215年，铁木真攻陷金国都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对城中居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大屠杀，几十万人为此殒命。

公元1220到1221年，蒙古人第一次西征时，对多思汗也就是撒马尔罕进行了疯狂屠杀。当时共计5万蒙古兵，平均每人手刃24个百姓之多。被屠杀者多达120万。

1231年，拖雷引兵攻掠四川，大肆屠杀成都居民。千年古城只落得民无噍类，城中遗骸达到惊人的40万。

1258年，旭列兀（拖雷的儿子，忽必烈的兄弟）的蒙古铁骑攻陷巴格达，大屠巴格达居民。120万人死于屠刀下，以至于底格里斯河河水为之血红达一个月之久。

直到公元1352年，蒙古统治者还对徐州、杭州居民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并计划消灭张王刘李赵汉族五大姓（即对张王刘李赵这五大姓的人全部诛九族）。只是由于红巾军的奋起一击，这项种族灭绝政策才没有被最后执行。

上述大屠杀里的前10名，跟华人有关的就占5名，最多的4名也被华人包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的规模最大，所以在“平定”的时候需要进行的屠杀最多。

（十二）

载入吉尼斯纪录的大屠杀：蒙古大军全球疯狂杀一亿。不过，这也为蒙古人的最终灭绝，埋下了伏笔。

蒙古人在十三世纪的崛起，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他们不但统治了中国，还发动了大规模的西征战争，成为欧洲和东北亚历史的一场梦魇。据国内外学者考证，蒙古大军在全世界屠杀的人数达到超过一亿人，其中约有七千万为中国人，这一项纪录被保存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中。

泉州商人蒲寿庚昼夜难眠，整日在院子里低徊叹息。城门之外，一支丢盔卸甲的残军正急切地等着他作出一个决定。那是1276年的冬天，烽火燃烧长江之南，蒲寿庚的一念之差，即将直接影响南宋王朝的存亡。

十三世纪初，一股蒙古族的军事力量崛起于北方，它的杰出领袖叫铁木真。他统一了蒙古高原的各部落，被尊称为成吉思汗，即“天赐蒙古人的坚强大汗”。1271年，铁木真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5年后，元兵攻陷临安，宋恭帝投降，大臣陆秀夫率残部夺海路南逃，另立年仅7岁的赵为皇帝，在元兵的追杀下，陆秀夫窜逃入闽，其目的地就是南方重镇泉州。而蒲寿庚正是泉州的实际控制人。

在血统上，蒲寿庚不是一个汉族人，他眼呈宝蓝，头发微卷，是一个祖籍西域的白种阿拉伯人。

蒲家事迹散见于元、明两代的各种笔记之中，其祖先信奉伊斯兰教，由西域南下到越南占城经商，成了富饶之家，南宋名将岳飞的孙子岳珂曾经到占城蒲宅参观过，其奢富之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蒲家又辗转到了广州，不知道因为怎样的缘故成了广州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商人领袖（“总诸番互市”），流传至今的《蒲氏家谱》中记载，蒲家在广州港首建了第一座灯塔，白天以悬旗为号，晚间以火把为标，指挥进出的经商船舶，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获得权威和财富的关键所在。到了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一辈，举家迁居到了福建的泉州，时间约在南宋末期。

泉州港与明州港（今浙江宁波）、广州港并列为南中国三大海港。与明州、广州相比，泉州的内陆腹地最大，当时闽江的上游与江西的信江河、浙江的钱塘江相接，跟繁华的江南市场连为一体，其下游则与福州港相连，循海道而达南北洋。除了在地理上的居中便捷之外，泉州的制造业优势最为突出，中国出口海外的大宗商品为瓷器、茶叶和丝绸，泉州的德化白瓷产量很大，同时与另外两大造瓷中心——江西景德镇和浙江龙泉最为靠近；泉州茶叶自古出名，是铁观音的故乡；另外，泉州的蚕桑生产及丝绸纺织也很发达。因此，泉州有天然的外贸优势。自唐代之后，西域及南洋商人大量定居泉州城镇南门附近一个被称为“蕃人巷”的居住区，到了12世纪的北宋中期，“蕃人巷”中即已拥有10万人之众，他们组建远洋船队从事远航贸易，操纵和垄断了本港的海外贸易。蒲家迁居此地后，获得了更大的商业成功。

蒲寿庚自幼以“豪侠无赖”而闻名，他一边经营家族事业，一边积极参与到当地的政治事务之中，南宋朝廷视之为人才，对他颇有倚重。就在元军南下的前两年，1274年（咸淳十年），他因平定海寇有功而被授官为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后来又升任闽广招抚使，主管闽广一带的市舶关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官商”。他垄断了泉州地区的香料海外贸易，成为一时巨富。据记载，他有家仆数千人，俨然是一支不可小窥的私人武装力量。有一次，一位安徽籍的军阀南下，一次就抢走了蒲家400艘货船，由此也可见他拥有的船舶数量之多。

元军渡江攻击南宋之后，东南沿海风声鹤唳，蒲寿庚先是组织力量抗击元军，成为南方重要的抵抗势力。因此，当宋兵被一路追杀之时，小皇帝赵（宋端宗）一行首先想到的避难之地就是蒲寿庚控制的泉州，以此为据点，或可再聚力量，负隅反击，因此任命蒲寿庚闽广招抚使。

然而，蒲寿庚在这时却作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他下令关闭城门，不让小皇帝进城。众君臣只好绕道经泉州城郊，继续向东南流窜。1279年，宋军在广东新会与追兵展开最后的决战，宋兵全军覆灭，陆秀夫背负幼主在崖山投海殉国。繁衍300多年的宋王朝自此终结。

南宋灭亡时，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蒙古人的入侵导致华夏文明的彻底毁灭，因此有“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叹息。后世学者常常把南宋的失败归罪于统治者的道德沦丧——沉迷于享乐而不思进取。不过，法国学者谢和耐的观点却不同，他认定，“中国崩溃的真正原因其实与道德松弛无关，而似乎更像是在其经济性和社会学的本质之中”。

投靠元朝的胡人蒲寿庚得到了回报，他被忽必烈大汗授予昭勇大将军，任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他在泉州大开杀戒，诛杀南宋宗室3000余人，尸堆成冢。因此终元一代，胡人蒲家三世显赫，统治泉州达数十年之久，也成为当时最著名的首富家族。在元人笔记之中，蒲寿庚的女婿佛莲也是一个巨商，他拥有大型海船80艘，家藏珍珠130石。

蒲寿庚叛宋投元，被汉人和史家唾为不齿，更成了商人见利忘义、随风使舵的范例，对蒲氏家族的诅咒和惩罚甚至延续到100多年后。在明朝初年，政府曾明确规定“蒲姓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能入朝当官”。（“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

不过，他的这一决定不但保全了上百万生灵，更把泉州带上了一段无比辉煌的历史。由于广东的汉人拼死抵抗，元兵血腥屠杀，“三入广，广州始平”，广州港自此一蹶不振，泉州取而代之，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并与亚历山大港并列为当时世界最著名的两大海港。

看来，历史不仅是胜利者写的，也是胜利者创造的。

而胜利者，往往也就是屠夫集团。不仅麦地那屠杀奠定了穆斯林政治的基础，六四大屠杀也奠定了“中共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

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得志猖狂，必须先把社会变成人类屠场。

2012年10月20日

（另起一页）

第十一篇

第一次大鼠疫产生伊斯兰教

全球鼠疫第一次大流行是所谓的“查士丁尼鼠疫”，其直接后果就是催生了伊斯兰教。

541——542年的查士丁尼鼠疫是历史上第一次纪录的大流行。541年，鼠疫沿着埃及的培鲁沁（Pelusium）侵袭罗马帝国。鼠疫荼毒培鲁沁后，迅速蔓延至亚力山卓，再继续水陆贸易网扩散到首都君士坦丁堡与整个拜占庭帝国。严重影响该帝国经济税基与军制兵源，削弱了拜占庭帝国实力。

查士丁尼鼠疫爆发后，从541——717年，鼠疫沿着海陆贸易网扩散到西欧与不列颠。首先是法国，543年法国西南部亚耳爆发鼠疫病情，接着547年鼠疫传染至爱尔兰与不列颠西部，588—590年的一次鼠疫横扫马赛、亚威农（Avignon），以及法国北部里昂地区的隆河流域（the Rhone Valley），造成2500万人死亡，鼠疫不止波及英法等国，它使当时整个地中海贸易衰退。更造成许多昔日王国的势力因此消失，并改写整个欧洲的历史。

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自己也受到了感染，因此这场瘟疫被称为“查士丁尼斑点”或“查士丁尼鼠疫”。这场瘟疫从埃及向巴勒斯坦方向扩散，更进一步蔓延到首都君士坦丁堡，导致了众多死亡，夺去了帝国近一半的人口，甚至使帝国的机能一时陷入瘫痪。

根据记录，这场瘟疫于542年在旧西罗马帝国爆发，547年扩散到不列颠岛周边，567年蔓延到法国，随后又途经欧洲、近东、亚洲，从其最初爆发到平息为止，大约共流行了60年。查士丁尼虽然受到感染，但据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症状，在几个月之后就得以痊愈。而在君士坦丁堡，据说瘟疫最为流行的时候，每天都有5,000人到10,000人死亡，磨面工坊和面包店由于农业生产的萧条而陷入停工。

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鼠疫的流行造成东地中海沿岸地区人口锐减，查士丁尼“通过东罗马帝国复兴罗马”的理想被迫断送，而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西欧世界交通网还不甚发达，在日尔曼民族大迁徙之后又日渐荒凉，因而拥有较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要素，受到鼠疫的影响相对较轻，从而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瘟疫之一，鼠疫在查士丁尼时代的这次大流行，其威力使人们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

现代医学已对鼠疫有了较清楚的认识。现代传染病学认为，鼠疫病菌自皮肤侵入后，一般经淋巴管到达局部淋巴结，引起原发性淋巴结炎及周围组织炎症反应。淋巴结高度充血、出血、受累淋巴结可相互融合，周围组织水肿、出血。淋巴结内含大量病菌及其毒素，进入血流引起全身感染、败血症及严重毒血症状。如病变不继续发展，即成为临床上的腺鼠疫；若病菌经血进入肺组织可产生继发性肺鼠疫；在由呼吸道排出的病菌通过飞沫传给他人又可引起原发性肺鼠疫。鼠疫的三种主要类型都表现出腹股沟（占70%）、腋下（20%）和颈部（10%）淋巴肿大，耳后及身体其他部位淋巴也同时发炎。其中1/4的病人出现皮疹并发展为水泡、脓疱和溃疡。一般缺乏有效治疗的病人可在2—3日内死亡，因发绀和瘀斑，死后皮肤常呈紫色，故有“黑死病”之称。如果病人淋巴结破溃，则病情缓解，可以存活。

结合鼠疫的这些特征，后人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载，已基本上确定查士丁尼瘟疫就是鼠疫，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知道原因的大瘟疫。

至于这次大鼠疫爆发的原因，研究者也进行了一番推测。鼠疫是因为家鼠感染鼠疫杆菌而在人群中流行的，但其根源是野生啮齿类动物，是跳蚤把鼠疫杆菌从野生动物身上传给家鼠，又从家鼠传给人。鼠疫的流行是有周期性的，从理论上讲是因为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和数量发生变化，导致跳蚤转而吸家鼠的血造成的。因此，一旦环境发条件适合，鼠疫就会大规模爆发。而经综合研究后，人们认为，很有可能在公元六世纪时发生了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从而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鼠疫大流行。

人们认为，很有可能在公元六世纪时发生了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从而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鼠疫大流行。

至于瘟疫的起源地，大多数人研究者认为应是埃及，当时瘟疫的记录者普罗柯比就持此观点。他认为，这场瘟疫“最先从居住在培琉喜阿姆地方的埃及人开始流行，而后分两个方向传播，一个方向传入亚历山大和埃及其他地方，另一个方向传入靠埃及边境的巴勒斯坦地区。由此它适时蔓延扩散，传遍整个世界。它似乎按照预先确定的安排进行传播，在每个国家都流行一段时间，随处传染，不放过任何地方。它四处流传直到世界的尽头，好像担心大地上有哪个角落会幸免于难。它不放过海岛和岩洞，也不放过有人居住的山峰。如果它曾传染到某地，没大量感染那里的人或只有少数人染病，那么不久后它会卷土重来。那些住在此处曾被它强烈感染的人就完全不会再被传染，但是它不会从这个有疑问的地方轻易离去，好像要到它放弃其执行死亡的公正而高尚的计划，以便取得与先前在这个地方周围毁掉的那些人一个准确的数量平衡。这个疾病总是先从海岸地区开始，再从那里传入内陆。第二年正值春季，它传到拜占廷，那时我恰巧在那里。它是这样发生的”。

实际上，地中海沿海各地区之间自古联系就非常密切，古罗马帝国的建立又便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联系，而拜占廷帝国则延续了这种传统。作为人口比较稠密、环境湿热、更有利于疾病产生和流行的埃及，特别是沿尼罗河的上埃及地区，从古至今就是地中海各类疫病的发源地。而现代流行病学认为，鼠疫全部分布在北纬45度和南纬35度之间，所以很多学者认为查士丁尼瘟疫的病源地在湿热的东非和埃及是大体可以肯定的。近年来，有一些研究者试图进一步追寻埃及瘟疫的来源，认为中亚才是原发地，病菌是随着商旅队伍和军队传入埃及的。但是，从历史大事年表可以知道，埃及最早于541年出现疫情，第二年春季瘟疫扩散到首都君士坦丁堡，543年意大利、叙利亚等地成为疫区，波斯是最后发生瘟疫的地区，其传染源是东地中海的安条克。病菌随入侵到此地的波斯军队传播，造成大规模的瘟疫，并迫使疫病流行的军队撤退，最终迫使波斯人与拜占廷人于545年订立休战协定。显然，普罗柯比的记载更符合历史事实。

现代流行病学认为，鼠疫全部分布在北纬45度和南纬35度之间，所以很多学者认为查士丁尼瘟疫的病源地在湿热的东非和埃及是大体可以肯定的。

不管如何，查士丁尼瘟疫对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其最显著的后果体现在两个方面：基督教势力在欧洲的强大和欧洲文明的衰落。

早在公元4世纪后期时，西罗马帝国就已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使宗教力量在欧洲人的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而到拜占庭帝国时期，经过这次大文艺的打击后，基督教的力量更进一步增强了。正如我们在古罗马安东尼瘟疫期间所了解的，由于当时欧洲医学水平的低下，使得备受疾病蹂躏的人们将基督教视为最终的归宿和寄托。而在规模更大、杀伤力更强的查士丁尼瘟疫期间，类似的现象更加明显。

据说在这场大瘟疫中，当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幸免于死以后，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征服者从此变得心灰意冷。他不再对四处征战杀伐有任何兴趣，转而对基督教神学着迷了。从此，这位皇帝不再关心世俗政务，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宗教事务中。在当时，罗马帝国分裂带来的后遗症——东西方教会的分裂正闹得不可开交。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的东正教会，时刻想吞并对方，一统欧洲的信徒。这时，对宗教怀着强烈兴趣的查士丁尼皇帝，开始亲自出面，试图以己之力调节这场宗教争端。于是他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异教，排斥异端，调解纷争，力图建立教义上统一的教会。

查士丁尼瘟疫对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影响最显著的是：基督教势力在欧洲的强大和欧洲世俗文明的衰落。

在皇帝的影响下，民众也陷入了宗教狂热之中。据说在这个时期，整个帝国都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气息。人们在街头巷尾、市场商店无休无止地辩论着神学问题，甚至于顾客问及商品的价格时，店主竟回答“三位一体”。就这样，基督教完全控制了欧洲人的思想，也使欧洲，尤其是西欧进入了长达千年的宗教时期。

另一方面，由于拜占廷停止了对外征服，使得原本可能要被纳入帝国版图的一些地区，如中东、中亚等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结果不久后，另一种力量在东方出现，这就是伊斯兰教的兴起。

公元7世纪，在阿拉伯半岛，由伊斯兰教武装的大军浩浩荡荡向西方发动了进攻。仅用了一百左右的时间，他们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广大领土，包括两河流域、波斯、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北非、巴尔干诸国以及伊比利亚半岛，建立起继拜占庭帝国之后的又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大帝国。

换言之，在伊斯兰教崛起之前，鼠疫可能就已经率先进入了阿拉伯半岛。而伊斯兰教，很可能就是鼠疫的产物，是基于人们对于鼠疫的极端恐惧，和由此崛起的超然绝望。

（另起一页）

第十二篇

第二次大鼠疫摧毁蒙古帝国

第二次大鼠疫起源于蒙古帝国也摧毁了蒙古帝国。

（上）

1347——1350年的欧洲流行病发源于中国；14世纪在欧洲肆虐的鼠疫，一旦感染便会在2到7日内出现发烧症状，皮肤上浮现紫黑色的斑点和肿块，因而被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加拿大籍历史学家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称，侵略中国云南省的蒙古军将鼠疫杆菌的媒介——跳蚤与受感染的老鼠带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因而引起了“黑死病”的大流行。不过，日本科学史学家村上阳一郎则认为鼠疫起源于中东。但同样是因为蒙古人带给欧洲的。

鼠疫首先于1320年至1330年左右在蒙古占领下的中国大肆流行，刚刚传播到欧洲时也在马木留克王朝等伊斯兰世界中肆虐。

蒙古帝国打通欧亚大陆、商业贸易逐渐繁盛之后，这种疾病于14世纪扩散到了整个欧洲。当时，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意大利北部的各个都市以南德意志的银、纺织品、斯拉夫人奴隶等换取亚洲的香辛料、丝织品、宝石等商品，从而获得财富。此时伊斯兰世界与欧洲的交易中心的，是连接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的埃及港口亚历山大港，而这里在当时为马穆鲁克王朝所统治。

1347年10月，鼠疫从中亚经克里米亚半岛传播到西西里岛并在转眼间向内陆扩散。据说，自君士坦丁堡出航的12艘桨帆船队到达西西里岛港镇墨西拿就是其开端。至于其传播路径，目前的推测是：鼠疫杆菌寄生在藏在运送到欧洲的毛皮里的跳蚤上，跳蚤又感染黑鼠，随着船上的货物顺着海路沿途传播。鼠疫首先沿着当时的贸易路线，从热那亚和比萨、威尼斯、撒丁岛、科西嘉岛一路扩散到马赛。到了1348年，阿尔卑斯以北的欧洲大陆也未能幸免，到14世纪末为止，鼠疫出现了三次大流行与多次小流行，疯狂肆虐。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根据推测，当时全世界总人口约有8,500万人，其中欧洲损失了约1/3到2/3的人口，共计死亡2,000万到3,000万人左右；在英国及法国则有一半以上的人死于鼠疫，有些地区的死亡率甚至超过60%。但消灭的人口比蒙古人在中国的直接屠杀人数大为逊色。

这场瘟疫到达欧洲数月之后，罗马教皇克雷芒六世从当时天主教会总部所在地阿维尼翁逃亡，此外，腺鼠疫的典型症状——淋巴结肿块不仅给人类带来了痛苦，就连猫狗、鸟类、骆驼、狮子也深受其害。

奇怪的是，在这场鼠疫的流行中，犹太教徒的死亡人数较少，因而人们怀疑是犹太教徒在井水中投了毒。虽然有一种说法认为，之所以犹太教徒的受害人数较少，是因为他们恪守戒律，生活比天主教徒更为卫生，但也有考证称事实上犹太人居住区的生活也并不卫生。

黑死病解放了欧洲社会：农村人口的剧减反而提高了农民相对于封建领主的地位。举例而言，英国为应对劳动者不足的问题，国王爱德华三世在1349年颁布勅令，规定了鼠疫流行之前农民的酬劳。除此之外，领主也开始减轻地租、认可农民所有地的买卖，努力改善农民的待遇。

另一方面，部分领主试图通过非经济的强制手段补充短缺的劳动力，并发动了封建反动。百年战争和鼠疫的流行造成了农村荒废、领主强化农奴制等现象的产生，这些因素又导致1358年法国东北部扎克雷起义的爆发；而1381年在英国发生的沃尔特·泰勒起义，则是为抵抗当时的封建反动而爆发的农民叛乱。

“黑死病”的政治、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封建领主在英、法两国间的百年战争中没落，另一方面王权则不断膨胀，最终转变为了中央集权国家。失去了圣职者的教会也陷入混乱，人手不足导致酬劳剧增，席卷整个欧洲的战争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平息。

另外，据说当时有许多人认为黑死病的蔓延是神所降下的责罚，为赎罪而鞭笞自己的身体并成为行者周游各地；医师之中也有人切开肿块，将毒蛇的肉作为药给予患者；此外，还有不少人建议用香草和酒精进行预防。为了获得免疫，甚至有人试图蹲在粪池中吸入恶臭。“Mementomori（牢记死亡）”的标语随处可见，还有人写就了《往生术》，教导人们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和行为才能顺利上天堂。黑死病的流行，也为以“死亡之舞”为首的绘画及文学作品的主题带去了巨大的影响。

文艺复兴早期著名的文学家乔万尼·薄伽丘于1349年至1353年间着就的《十日谈（Decameron）》中，针对鼠疫如此写道：

在我主降生后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就是那繁华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怖的瘟疫。这场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威严的天主降于作恶多端的人类的惩罚；它最初发生在东方，不到几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计其数；而且眼看这场瘟疫不断地一处处蔓延开去，后来竟不幸传播到了西方。

《十日谈》以10名富裕的男女佛罗伦萨市民逃到郊外躲避鼠疫，在10天内以每天讲一个故事的设定写就，是一部富于社交、机智、幽默、爱情元素的人文主义杰作，但其背景却是出自对鼠疫之恐怖的心理性逃避。此外，佛罗伦萨诗人、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所思慕的少女劳拉亦是死于鼠疫。

师从前述的麦克尼尔的约翰·凯利认为，在黑死病的扩散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13世纪蒙古人在亚欧大陆上建起的巨大帝国（蒙古帝国），驿站制度等通信网的进一步发达扩大了贸易及旅行的范围，而这正是黑死病扩散的起因。

14世纪的黑死病在今日被认为是腺鼠疫，由以老鼠为媒介的鼠疫杆菌所引起，但利物浦大学的克里斯托夫·邓肯（动物学）及苏珊·斯科特（社会历史学）在详细调查研究了天主教会的记录、遗言及当时的日记等文献之后，于2004年合著《黑死病的重生》（"Return of the Black Death"），提出了黑死病并非腺鼠疫，而可能是由动物传染病所导致出血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不过，凯利以DNA鉴定的结果为依据否定了邓肯等人的见解，再度肯定了黑死病就是鼠疫大流行的结论。

黑死病在1346年到1350年大规模袭击欧洲，导致欧洲人口急剧下降，死亡率高达30%。黑死病被认为是蒙古人带来的。约1347年，往来克里米亚与墨西拿（西西里岛）间的热那亚贸易船只带来了被感染的黑鼠或跳蚤，不久便漫延到热那亚与威尼斯，1348年疫情又传到法国、西班牙和英国，1348年—1350年再东传至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最后在1351年传到俄罗斯西北部。估计欧洲有约2500万人死亡，而欧、亚、非洲则共约5,500万—7,500万人在这场疫病中死亡。当时无法找到治疗药物，只能使用隔离的方法阻止疫情漫延。此后在十五、十六世纪黑死病多次再次侵袭欧洲；但死亡率及严重程度逐渐下降。

有人认为，这场黑死病严重打击了欧洲传统的社会结构，削弱封建与教会势力，间接促成了后来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在中国，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的大疫相信是这次全球大流行的一部份。据估计，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1000万人以上，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一些史学家相信，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明朝的京营兵士就正遭受鼠疫侵袭，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

（下）

回顾一下“鼠疫进入欧洲的路线图”：

公元1338年左右，在中亚草原地区发生了一场大旱灾。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该地区爆发局部性的瘟疫。不久，这场瘟疫又通过人员的流动向外四处传播，而传播的起点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城市——加法。

在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半岛上，曾有一个叫加法的被意大利商人控制的城市，它隶属于东罗马帝国的版图，而附近则是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当时，蒙古大军正一路向西进军，这座小城随时面临危险。1345年，在这座城市里发生了一起偶然事件。一天，一群意大利商人与当地的穆斯林居民在街头发生了争执。由于双方互不相让，致使冲突不断升级。稍占下风的穆斯林便向他们的同盟蒙古人求援，正欲征服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的蒙古人便借此机会发兵，将这群意大利商人和东罗马帝国的守军团团围困在加法城内。不过由于加法城坚固的城墙和守军的顽强抵抗，使人数占优的蒙古大军也一时难以攻克，围困整整持续了一年。

就在这时，几年前发源于中亚草原的瘟疫开始在加法城外的蒙古大军中蔓延，造成了大批士兵的死亡。僵局持续了一段时间后，蒙古人再次向加法城发动进攻。不过这次他们采用了新的“武器”，他们用巨大的抛石机将无数染病身亡的蒙古士兵的尸体发射到城内。很快，加法城内到处堆满了死尸。面对这些已被瘟疫感染、正在腐烂的尸体，意大利人不知所措，他们不知如何处理，更不了解传说中的瘟疫到底有何威力。几天后，进一步腐烂的尸体污染了这里的空气，毒化了这里水源，而恐怖的瘟疫也随之爆发了。

蒙古人再次向加法城发动进攻。不过这次他们采用了新的“武器”，他们用巨大的抛石机将无数染病身亡的蒙古士兵的尸体发射到城内。

加法城中很快出现了许多被瘟疫感染者，患者开始时出现寒战、头痛等症状，继而发热、谵妄、昏迷，皮肤广泛出血，身长恶疮，呼吸衰竭；快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就纷纷死亡。由于患者死后皮肤常呈黑紫色，因此人们将这种可怕的瘟疫称为“黑死病”。对这种可怕疾病，加法人是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它就是鼠疫，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烈性传染病。不到几天，城内的加法人便纷纷丧命，城里街道边上到处是身上长满恶疮、黑斑的死尸。一座曾经繁华的商业城市，转瞬间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侥幸活下来的人也一个个蒙着黑纱，仓皇逃向城外。

在城外，蒙古人这时也已悄然撤退。至于撤退的原因，则是他们同样饱受瘟疫的折磨，大量人员死亡，再接着围城已是力不从心。就这样，那些尚没有染病的加法人侥幸逃生。他们赶紧登上几艘帆船，踏上了返回祖国——意大利的路程。却没有想到，传播瘟疫的罪魁祸首——老鼠和跳蚤，也早已爬上帆船的缆绳，藏进货舱，跟随这些逃生者向欧洲大陆漂泊。

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有关加法城被黑死病笼罩的消息已经传遍四方，各国都人心惶惶。因此当这支船队回到欧洲时，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接待他们，所有的港口都拒绝他们登陆。就在船队孤零零地漂泊于地中海期间，又有一些水手死去了，他们只能无望地在海上游荡，大部分全船死绝，一片死寂地漂在水上，因此一度被称作“鬼船”。

直到1347年10月，只有一艘船幸存下来。当它航行至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时，船上的人用大量财宝买通了当地的总督，并声明他们并没有感染瘟疫，最终被允许靠岸。登岸后，当地人又立即对船只进行隔离，可惜为时已晚。因为小小的老鼠已顺着缆绳爬到了岸上。就这样，一个可怕的幽灵，就像五百年以后的共产主义一样悄悄地降临到了欧洲。

来自加法的商人登陆墨西拿港不到一个星期，黑死病便在整个西西里岛传播开来。紧接着，瘟疫又从西西里向内陆扩散，横扫整个意大利。瘟疫所到之处，到处都是死亡的人。当墨西拿港开始爆发瘟疫时，一位名叫迈克的芳济会修道士正在那里的教堂当牧师。根据他的记录，当时“如果有人染上瘟疫而死，那么所有拜访过他、和他做过生意甚至把他抬到坟墓里的人很快都会步其后尘。”瘟疫传染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装满尸体的车子像洪水一般涌向教堂，以进行最后的基督教仪式。而据另一位修士的记载，在1347年的威尼斯城，情景同样恐怖：“因为这种恶疾是借助呼吸道传染的，故当人们交谈时，即从一人传染至另一人。所有患者皆感觉剧痛难忍，有的人浑身颤抖；结果臂部及股部皆会呈现豆核状脓疱，它们感染并贯穿至体内，至使患者猛烈吐血。此种可怖症状医治无效，持续三日后即告死亡。不仅与患者交谈可招致死神，就是从患者那里买到、接触到、拿到任何东西，都能受传染而死”。

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人们无法解释，更无法治疗。为了寻求寄托，人们便纷纷来到教堂，期望得到神灵的保护和安慰。在牧师的带领下，他们一起祷告，祈求上天阻止这种瘟疫的蔓延。但是他的祈祷没有任何结果。相反，死者越来越多，人们日夜不停地掩埋着送来的死者，仪式变得非常简短。为了阻止瘟疫的扩散，死者的房子被封闭，没有人敢踏进它们一步。然而瘟疫却仍如洪水猛兽，又扭头向周围的乡村扩散，没有人能够躲过此劫。那位名叫迈克的修道士开始相信，这场瘟疫是上帝的惩罚，人类是无力与之抗争的。于是他便开始绕着西西里岛考察，希望一路给人们以精神的寄托。他看到，每天黄昏，就有人推着独轮车，手里摇着铃到处喊：“收死尸了，收死尸了”，于是家家户户就把死者的尸体抬出来，搬上车，推到城外焚烧。人们甚至已无心将死者送入教堂，为死者举行葬礼，而实际上许多牧师也已命丧黄泉。

每天黄昏，就有人推着独轮车，手里摇着铃到处喊：“收死尸了，收死尸了”，于是家家户户就把死者的尸体抬出来，搬上车，推到城外焚烧。

勇敢的修道士迈克继续如实记述着这幕悲剧。他写道：“受害者发病那一天，水泡和疖子出现在胳膊、大腿和脖子上。他们非常虚弱，备受折磨，只能倚靠在床上。不久，疖子变成核桃那么大，然后变成鸡蛋或鹅蛋大小，那种感觉痛彻心肺。病症会持续三天，到了第四天，又一个孤魂升入了天国”。面对这场可怕的瘟疫，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他们仿佛在见证世界末日的来临，上帝在惩罚地球上的一切罪恶。虔诚的人们在祈求上帝：“仁慈的上帝啊，请求你平息你的怒气，请不要以这种方式来毁掉世间所有的人，不要让正义与邪恶一起受到责难”。绝大多数人开始相信，地狱正在降临人间。每天有成百上千人死去，迈克成了少数幸存的牧师之一，还能为死者举行宗教仪式。但这种仪式已不是单为某一个死者而作，而是面对着成堆的尸体。每次下葬要埋掉几百具尸体，地点是城外的瘟疫填尸坑。随着死难者的不断增加，甚至再也没有空余的地下坑穴进行掩埋，尸体遭到了随意抛掷。迈克哀叹道：“还能说些什么呢？尸体被停放在自己家中无人过问，牧师、死者的儿子、父亲和亲属都不敢走进房间。”

实际上，西西里岛并不是黑死病唯一的通道。在意大利北部，瘟疫也已沿着意大利商人的黑海航道抵达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斯坦丁堡。就在1347年10月，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两座著名的商业城市也成了瘟疫袭击的对象。由于死者人数激增，热那亚政府在恐慌中下令调动全部舰队封锁港口，外来船只有敢入港的，一律以炮火击沉。意外的是，恰有这样一艘来自疫区的商船，由于遭到热那亚的拒绝，被迫沿着海岸线寻找能够容纳自己的港口，最终法国的马赛港接受了它。就这样，瘟疫来到了法国。

鉴于热那亚和威尼斯已成为瘟疫重灾区，整个意大利都开始采取紧急隔离措施，阻止两地公民入境。据说在1348年夏天，一位热那亚人到皮亚琴察去看亲戚，当时天下着大雨，城里的人不放他进去，他只好淋着雨在外面边哭边恳求。到了天黑时分，他的亲戚终于忍不住了，偷偷打开了城门，带他回家过夜。第二天早上，那位亲戚又上街去逛了一番。结果几天之后，皮亚琴察城里就没有活人了。就这样，在几周之内，米兰、都灵、维罗纳、佛罗伦萨等一座座繁华富庶的城市先后遭到瘟疫的袭击。其所到之处，食品匮乏，物价飞涨，道德败坏，家庭破裂，教会崩溃，政府瓦解，完全就是一副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景象。

在黑死病的袭击之下，意大利陷入一片恐慌。人们发现：任何人一旦染病，几乎没有可能康复，其传播速度极其迅猛，似乎一个人就足以传染全世界。惊恐之下，人们甚至把仍然活着的染病者的门和窗全部用木板钉起来，最终让他们在里面饿死。根据当时的各种文献记载：由于恐惧深入人心，兄弟姐妹之间、叔侄之间、夫妻之间互相抛弃，甚至更有甚者，父母丢弃孩子而不加照料。人们纷纷抛弃病人，丢掉家产，以期保全自己。更有的人结成小社区，过一种与外界全然隔绝的生活。他们把自己关在没有病人的房子里，有节制地吃着最好的食物，喝着最好的葡萄酒，回避同任何人的接触，隔绝任何关于死亡与疾病的消息和讨论。还有些人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及时行乐有利于抵御黑死病。于是，从酒馆到酒馆，他们饮酒放歌，寻欢作乐，不舍昼夜。有时他们也闯进别人的房子，寻找愉悦感官的刺激。由于当时许多人舍家弃产，他们的这种行为得到纵容。结果，许多房舍成了公共财产，这些人使用别人的物品，仿佛在使用自己的一样。行政官吏与司法人员几乎消失，因为像其他人一样，他们非死即病，或干脆把自己和家庭封闭起来，疏于职守。不过情况最常见的是，大批人离弃他们的城市、家园、居所、亲戚、财产，只身逃到国外或至少逃到乡下。就像我们所熟悉的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名著《十日谈》描绘的那样，在黑死病流行期间，一群青年男女躲在佛罗伦萨附近一所乡间别墅中，讲述故事聊以度日。殊不知，这种行为更进一步助长了瘟疫的蔓延。很快，整个欧洲都飘荡着黑死病的魅影。

在蹂躏意大利的同时，黑死病没有放过欧洲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将其魔爪伸向了欧洲的近邻——中东和北非地区。到1348年，它又兵分三路，扫荡了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法国、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地区。

西路：由一位从巴勒斯坦返回圣地亚哥的朝圣者带入伊比利亚半岛，在西班牙西南部为祸尤烈，仅在马洛卡，就死了30000多人。而威名显赫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一世，也在战场上死于瘟疫。

西北路：经波尔多北上，进入法兰西北部平原区，弗兰德城邦人口为之下降了五分之一，就连此时刚刚为英格兰占领的加莱也包括在内

东北路：经奥地利传入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埃尔福特死了12000人，明斯特死了11000人，美因兹死了6000人，都相当于它们当时总市民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更可怕的是，可能是由于人口密度逐步上升的缘故，瘟疫在欧洲的传播速度竟越来越快。到1348年底时，整个欧洲大陆无一幸免。这时，只有被英吉利海峡阻挡的不列颠群岛和斯堪地纳维亚半岛能够暂时苟且偷安。

不过到1349年春天，黑死病又突然从法国加莱地区进入英吉利海峡群岛。听到报告后，惊恐万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听从御医的建议，下令禁止全国人民捕鱼。但即便如此，仍无法阻挡瘟疫的入侵。很快，黑死病以空前的速度长驱直入大不列颠，并迅速蔓延到英国全境，甚至最小的村落也不能幸免。在英国农村，劳力大量减少，有的庄园里的佃农甚至全部死光。而城市里因人口稠密情况更加恶劣。到5月份，伦敦原有的5万居民只剩下了3万，直到16世纪才恢复原先的数目；英格兰当时的第二大城市诺维奇的常住人口从12000人锐减到了7000人，从此再也没有能重现往日的辉煌；而在著名的牛津大学，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死掉了！3万名教职员和学生死的死，逃的逃，一年之后只剩下了6000人。当1351年疫情得到控制之时，英伦三岛和爱尔兰已经损失了它们总人口的40%左右，这远远高于它们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总损失。

一向安全的北欧也不例外。1349年5月，一艘英国商船远渡重洋，把黑死病带到了斯堪地纳维亚半岛，而当时控制着波罗的海沿岸的汉萨商业同盟将其散布到了欧洲东部的德意志和波兰北部。更不可思议的是，甚至在北极圈中的格陵兰岛都因此遭了殃：长期在冰天雪地中苦苦挣扎的当地居民因得不到欧洲大陆送去的例行补给，没有一个活过1350年。

1352年，黑死病又袭击了欧洲最东端的莫斯科公国，连莫斯科大公和东正教的主教都相继死去。

就这样，欧洲几乎所有角落都被黑死病一网打尽，而瘟疫所到之处，不分阶层、无论贵贱，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威胁。关于这种残酷的现象，数字是触目心惊的证据。在法国马赛，有56000人死于瘟疫的传染；在佩皮尼昂，全城仅有的8名医生只有一位幸存下来；阿维尼翁的情况更糟，城中有7000所住宅被瘟疫弄得人死屋空；巴黎的一座教堂在9个月中办理的419份遗嘱，比瘟疫爆发之前增加了40倍。在比利时，主教成了瘟疫的第一个受害者。1348年底，黑死病传播到德国和奥地利腹地后，立即就有成千上万的生命被吞噬。维也纳曾经在一天当中死亡960人，德国的神职人员当中也有三分之一被夺去了生命，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因此无法维持。在许多地方，“尸体大多像垃圾一样被扔上手推车”。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葬礼连连不断，而送葬者却寥寥无几”。扛夫们抬着的往往是整个死去的家庭，把他们送到附近的教堂里，由教士们随便指派个地方埋葬了事。

公元1348—1352年是这场黑死病的高峰期，它在欧洲所造成的恐怖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巧合的是，《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正是在此期间写成这部巨著的。作为黑死病的亲历者，他在引言中就谈到了当时佛罗伦萨严重的疫情。他描写了病人怎样突然跌倒在大街上死去，或者冷冷清清在自己的家中咽气，直到死者的尸体发出了腐烂的臭味，邻居们才知道隔壁发生的事情；旅行者们见到的是荒芜的田园无人耕耘，洞开的酒窖无人问津，无主的奶牛在大街上闲逛，当地的居民却无影无踪。

1352年后，黑死病在欧洲的势头开始迅速减缓。不过在整个14世纪，这种令人恐怖的瘟疫仍时常造访。在1361—1363年、1369—1371年、1374—1375年、1380—1390年间，它又曾多次复发。例如在斯摩棱斯克，1386年时竟只有5人幸存！

经过一系列瘟疫的打击，欧洲的人口大量死亡。至于具体死亡数字，当时也缺乏准确的统计，而后世一般估计约为2500万左右，占当时欧洲人口的近三分之一。而即使在14世纪以后的300年间，黑死病也一直没有绝迹，其所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才可比拟。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恩斯等人撰写的《世界文明史》一书中，认为经过黑死病和战争、饥馑等灾祸的打击，西欧的人口在1300年至1450年间至少减少了一半，甚至会达到三分之二。

第二次大鼠疫起源于蒙古帝国也摧毁了蒙古帝国——这就是历史的报应。

黑死病所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才可比拟。

研究表明：世界大战的时间也是与第三次世界大鼠疫的时间互相重叠的。

请看《第三次大鼠疫与世界大战时间重叠》。

（另起一页）

第十三篇

第三次大鼠疫重叠世界大战

19世纪末，发端于中国的鼠疫扩散到了全世界：这场疫情起源于1855年肆虐于云南省的腺鼠疫，1894年经由在香港的大流行而扩散到全世界。师从罗伯特·科赫的北里柴三郎被日本政府派遣到香港进行调查，随后与他人共同发现了腺鼠疫的病原菌。同年的几乎同一时间，活跃在瑞士及法国的医生、同时也是巴斯德研究院细菌学家的亚历山大·耶尔辛也发现了鼠疫杆菌，并确定了其与鼠疫的关系。就此，鼠疫的原因首次得到确认。

此后，北里耗费毕生精力确立了以抗血清治疗腺鼠疫的方法，但出血热则至今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爆发于中国的腺鼠疫在20世纪初，经由台湾、日本、夏威夷群岛进一步扩散到了美利坚合众国、东南亚及南亚各地。鼠疫的世界性扩散所投射出的背景，是殖民主义的展开所带来的交通体系的发达化及商品流通的活性化，以及人口的迁移所造成的各地联系的不断紧密化等等。

另一方面，感染症状的有无也催生出了“洁净”与“不洁”的观念，此观念日渐普及，从而发生了针对中国人的检疫及入境限制等等。1902年，东京、横滨也发生了鼠疫，因而政府出台了以5钱（后改为3钱）收购1只老鼠的措施，清除作为传染媒介的老鼠。横滨市内收购老鼠的事务由市政府卫生科、卫生组合事务所、警察局、巡逻派出所等所管辖，根据国民报的资料，截至1905年3月，用于收购老鼠的总金额就突破了4万日元。

从1910年到下一年1911年，清朝末期的满洲爆发了肺鼠疫。俄罗斯帝国与日本企图以“防治鼠疫”为借口进一步打开满洲的大门，但清政府于1911年在奉天召开了奉天国际鼠疫会议，除日俄之外，还邀请了美利坚合众国、墨西哥、英国、德意志帝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匈帝国等众多外国代表参会，降低了日俄两国的影响力。这也是在帝国主义将传染病及其防治政治化的典型案例。

在鼠疫的第3次流行中，最大的受害国是印度。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印度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1,200万人以上。此外，1994年印度又发生了鼠疫，并一度引起恐慌。日本则是在明治之后受外国侵略而导致了鼠疫的第一次流行。二战之后疫情虽然暂时平复，但在1960年代的越南，也曾出现一年死亡1万人的情况。越南战争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是促使传染病蔓延的典型例子。

甚至辛亥革命也是在鼠疫的阴影下开始的：满洲人的老巢哈尔滨，在1910年的鼠疫事件中，每日数百人死亡！

1910年12月24日傍晚，一列火车徐徐驶入哈尔滨火车站。31岁的伍连德手持一台贝克显微镜，在寒风中踏下月台。他的助手林家瑞提着一大一小两只藤条箱，里面装满了实验室器械。伍连德是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踏上这块陌生土地的，此时的哈尔滨，正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

有确凿记录的死亡，最早发生在1910年的10月25日。据《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记载，在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两名从俄罗斯回来的劳工在下榻的旅店内暴亡。“同院居住的房东、客人等亦染疫身亡”，几个人的症状相同：都是发烧、咳嗽、咳血，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其实早在10月初，俄罗斯境内大乌拉车站附近的一处华工工棚，已有了类似的异常死亡事件。据《东三省疫事报告》记载，当时“忽有7人暴死”。

“俄人知该病之可恐，遂将该棚内华工一律逐出”，而且也把棚屋里的衣服、行李全部烧毁。被逐出的华工中，有2名在10月19日来到满洲里，正是他们引发了一场后来蔓延东三省的瘟疫。

从10月25日开始，死亡开始弥漫一个又一个城市。10月29日，察汉敖拉煤窑染疫，11月5日扎赉诺尔染疫……

哈尔滨收到的第一个疫情报告的时间是11月7日。两名捕猎旱獭的华工从满洲里来到哈尔滨，住进一家钻井工具商店。不久，这两个人都染病而死，而且还传染了与其同住的另外4人。瘟疫由此在哈尔滨蔓延开来。

这几乎是年轻的哈尔滨面临的第一个严峻挑战。追溯起来，哈尔滨的历史，与中东铁路的历史是并行的。“可以说，先诞生了铁路，后诞生了这个城市，这是非常特殊的。”哈尔滨市作协主席、著名作家王阿成对我说。

此前的哈尔滨只是一个小渔村，随着中东铁路的开通，外国人也大量涌入，占了人口的51%以上。“那时哈尔滨的街牌、商家的牌匾，都是以俄文为主。”“当时的哈尔滨集中了一批精英，包括文化、商业、音乐、建筑等领域。”阿成说，中国第一个电影院、第一个交响乐团，都诞生于哈尔滨。

黑龙江作家迟子建，刚刚完成了以100年前的这场鼠疫为背景的小说《白雪乌鸦》。为了更深入了解当时那一时期的历史，她查阅了大量资料，对于那一时期的哈尔滨，她也有了诸如“当时的哈尔滨每半个月就进口一部西洋电影”的意外发现。

以铁路为界，哈尔滨分成“道里”和“道外”两个区域。与道里生活优裕的俄国人、日本人相对应的，是道外以傅家甸为中心的中国人聚居区。他们大都挤在拥挤不堪、污浊肮脏的小屋子里。鼠疫爆发后，傅家甸很快就成为重灾区。

“傅家甸的人口居住得非常密集，如果鼠疫不能扑灭，这将成为一座死亡之城。”阿成说。当时居住在傅家甸的大都是来自山东、直隶的劳工，在东北淘了金之后便返乡，他们会把病菌带到全国，所以阿成形容，那时候的哈尔滨“像一个巨大的病菌炸弹”。

当时还有一个超出人们经验范围以外的新情况：随着铁路的发展，人群移动的频率和范围大大增加，瘟疫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疫情发展之势，正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所形容的那样，“如水泻地，似火燎原”。在奉天，瘟疫甚至引发了人们的挤兑风潮。恐慌也传到了政治中心北京。施肇基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当时哈尔滨每天数百人的死亡报告传来，而且瘟疫还在逐渐南行，“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都不敢与中国人来往，北京东交民巷的外交团区内，“亦限制华人入内”。“当时奥国驻华公使任外交团主席日日促余急谋治疫之策。”

其实让清政府更忧虑的，除了瘟疫，还有背后一场看不见的较量。

在东北，哈尔滨和奉天是“北满”、“南满”两个铁路枢纽中心城市，不但有较多外人侨民居住，且俄、日铁路附属地与中国市政重叠，检疫、防疫更具主权象征意义。疫情发生后，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防疫不力为由，纷纷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共同主管防疫。锡良忧心忡忡地写道：“查疫势传染甚烈，外人尤极注意，办理稍不如法，即恐乘机干预。”“南满铁路属于日方，所以他们向清政府发照会：如果控制不了疫情，他们自己将派医官过来。俄也向清提出在嫩江设立检疫站，这其实不仅仅是防疫的问题，这涉及警务权、行政管理权的问题。”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史教研室的马学博老师分析。

也许正是因为情势之复杂，所以当时清廷负责处理东北疫情的，并不是民政部，而是外务部。而外务部的态度是：事关主权，万难也认——要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住这场瘟疫。他们向俄国和日本证明，中国能够独立处理好这场瘟疫。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临危受命

在突然接到来北京的电报邀请之前，31岁的伍连德其实只是一位刚刚从南洋到中国两年有余的华侨。

1879年3月10日，伍连德出生在马来亚（现马来西亚西部地区）的槟榔屿。其父伍祺学16岁从广州漂洋过海来到当地，在当地开一家金铺。伍祺学与当地华侨女子林彩繁结婚后，生了5子6女。伍连德是第四个孩子。17岁时，他考取了英国女皇奖学金，赴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深造。1903年，伍连德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

1907年时的伍连德已是马来半岛小有名气的医生。他接到了一封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医学校副校长的邀请信。信的下方，赫然印着“直隶总督袁世凯”。

到中国之前，伍连德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来自夫人黄淑琼。黄淑琼是著名侨领黄乃裳的长女。黄乃裳后来追随孙中山，是老同盟会会员，曾任福建省省长。黄淑琼从小在中国长大，很希望能回到祖国与亲友重聚。加上她身体虚弱，不太适应南洋炎热的天气，伍连德后来在自传中坦承：“我决定归返祖国，开始我的新生活，这多少和她的情形与意见有关系。

1908年10月，伍连德一家三口离开槟榔屿，经香港到上海。将家眷安置好之后，只身北上。不料，到达北京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亡故，袁世凯已被开缺回乡。伍连德一时茫然无措。

后来在英国留学时认识的海军官员程壁光和丁士源的推荐下，他得到了军机大臣铁良的正式任命，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伍连德生长于海外华人家庭，长大后又留学英国，早年缺少学习中文的机会。回国后，深感不懂中文之不便，到天津之后，他聘请教师学习中文。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他能用普通话讲课。

随后，他与梁启超、辜鸿铭、严复、胡适等人有了交往，对中国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

1910年12月18日的一封电报，彻底改变了伍连德刚刚平稳下来的生活轨迹。电报是从北京的外务部发来的，发电人是外务部右丞施肇基。1905年，由端方等带领的清政府宪政考察团曾到访过马来亚槟榔屿，作为随员的施肇基，与伍连德曾有一面之缘。等伍连德急速进京、与施肇基见面后，施肇基告诉他，上次槟榔屿见面之后，伍连德给他的印象极深。所以后来听说袁世凯打算聘用专家改革陆军军医学堂时，他便大力推荐了伍连德——直到此时，伍连德才恍然明白当初接到的那封邀请信的缘由。

出生于江苏的施肇基早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就在疫情爆发的几个月前，施肇基刚从吉林西北路兵备道任上卸职，转到外务部。其实对当时的清政府来说，美国丹佛大学医学博士、海军总医官的谢天宝是第一人选。可是谢天宝却以北京到哈尔滨路途遥远为由拒绝。此时，施肇基又一次想起伍连德。而伍连德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并没有提及自己是否有过

一番挣扎，只是留下了这样的字眼：“施肇基的估计是：除非中国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制止疫情蔓延，否则，俄、日将采取行动，并最终演化成为一个外交事件。”

1910年12月19日一早，伍连德返回天津后便直奔陆军军医学堂。他紧急召集毕业班学生，征求自愿和他一起去东北的人。教室里一片沉寂。几分钟后，两名学生站了出来。令伍连德意外的是，站起来的两人都是广东人。

走马上任

1910年11月初，傅家甸每天还只是一两例染疫之人的报道，至12月中旬每天4～10名，到了12月下旬增至数百人。由于传染人数增加太快，专业检疫人员无法亲自检查每一个病例，得到病患家人的通报后，只有依靠临时雇来且没有防疫经验之人前往甄别，然后将被认为染疫之人移送至隔离营。为了逃避警察检查和强制性消毒，有些病患家庭在夜间将患者尸体抛在街上。第二天早上，警察把这些尸体收集起来，放在一个个薄木棺材里，埋在乱坟岗子。如果患者死在家里，家人则可以在没人过问的情况下，从容运到城外安葬。

临时征集来的护士、看护妇、消毒工和埋葬工，虽都被要求穿戴防护服和佩戴口罩，但都置若罔闻，口罩挂在脖子上而不戴，致使不少人也被传染。

疫情发生以后，当时从奉天派来两名西医前来处置，但是他们能够调动和支配的人手只有5位与之同来的护士。大多地方行政长官对现代检疫、防疫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如最初负责傅家甸检疫、防疫的地方官就是一位典型的传统文人。此人拥有举人头衔，操一口带有浓厚吴地口音的官话，既不通英文，也不通俄文，根本无法与俄国人直接交谈。伍连德后来回忆：他抵达后第二天与其见面，早上9点钟赶到县衙门，居然还在客厅等候了半个多小时。伍连德与之交谈后的印象是：“正是这种无知导致了形势的复杂化，并使疫病向更远的南方蔓延。”

所幸从奉天来的姚医生和孙医生毕业于盛宣怀创办的天津北洋医学堂，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接受西方现代医学训练的人。北洋医学堂是一个英式医学院，专门从香港、广东和福建以及天津招收会英语的学生，用英语授课，所以伍连德可以用英文同他们深入交流，了解情况。

当时东北的各种报纸报道这场大瘟疫时，都称之为“百斯笃”——这是“鼠疫”的日语音译。这场蔓延东三省的瘟疫究竟是不是鼠疫？对伍连德来说，他迫切需要的，是要用科学的方式对这些猜测用实证的方式予以回答。

到达哈尔滨的第三天，伍连德得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死于瘟疫，他决定解剖尸体。

当时中国对现代医学完全是一片蒙昧状态。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不但面临着社会风俗的压力，从法律层面来讲，也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伍连德只能秘密进行。

这一次的尸体解剖，也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在伍连德等人的推动下，1913年11月22日，北洋政府公布了关于尸体解剖法规的总统文告，随后颁发了详细规则，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官方准许尸体解剖的法律性文件。由此可以想见，伍连德当时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当时也没有实验室，伍连德和助手就在当地总商会借了一个房间，做血液化验。将样本固定后进行组织切片检验。令伍连德兴奋的是，在贝克显微镜下，他清楚地看到了一种椭圆形的疫菌——毫无疑问，流行在傅家甸的正是鼠疫。伍连德立即向北京外务部发去电文，报告此事，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离疫区傅家甸；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伍连德发现，这一次发生的疫情显然与以往对鼠疫的认知有很多冲突。初到哈尔滨时，姚医生也向他坦陈了他的观察：傅家甸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他认为这种病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的急性肺部炎症。在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派了一名日本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是北里柴三郎的学生，他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一连解剖了几百只，却没有发现一例带鼠疫菌的。基于种种事例，伍连德大胆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无需通过动物媒介，而可以通过呼吸之间的飞沫传染，他将此命名为“肺鼠疫”。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成本费仅需当时国币2分半钱。后来，在沈阳召开的国际鼠疫研究会上，各国一致赞成采用这种口罩。至今，医务人员仍在使用这种口罩，并称之“伍氏口罩”。 

1911年新年元旦的前夜，伍连德当时拜访了很多外国领事馆，向大家讲了他的“肺鼠疫”理论，呼吁群起防治。然而，除了美国领事罗杰·格林之外，几乎没人相信他的话。

而伍连德人际传染的“肺鼠疫”理论，也遭到了同行的抵制。1911年新年第一天，伍连德决定去中东铁路医院探访。那里的主治医师是只有28岁的哈夫金（Haffkine），他毕业于基辅大学，他的叔叔W·哈夫金则是著名的鼠疫专家，曾主持过印度孟买的鼠疫防治工作。

伍连德注意到，这里的传染病房并没有设置隔离区，医务人员也没有任何防护性措施，因为哈夫金笃信鼠疫是不可能通过人际之间传播的。哈夫金很热情地接待了伍连德，他随手发给伍连德白服、白帽和胶皮手套，邀请他一道查房。

“当时的情形真是一个困境！”伍连德后来回忆此事还感慨万分。如果在查房之前向哈夫金索要口罩的话，伍连德担心此举被看成是懦弱或缺乏职业勇敢的表现；可是难道就这样不加防护地鲁莽地进入病房？

病房里8个病人，其中6个中国人，2个俄国人，每人都躺在各自的铁床上。全部的病例记录表明，病人高热和心率过速。所有病人都很虚弱，一些人轻微咳嗽，另一些人明显呼吸窘迫、痉挛和咳嗽，并带有淡粉色的血痰。哈夫金检查了两个病人的前胸和后背，伍连德注意到，他并没有直接面对病人的呼吸。

轮到伍连德时，他只做背部听诊，尽量伸直持听诊器的手臂，有意识地仰起头与病人保持一定距离。“如果当时我面对病人前胸而不是背部听诊的话，或许今天我就不会活着讲这个故事了。”

伍连德晚年撰写自传时提及这段经历仍心有余悸。

当时，哈夫金医生告诉伍连德：他们已注射了他的叔父所制的疫苗，足够安全，不需要其他的预防工具。

“哈夫金当然提取了血清制成疫苗，但其疗效很不稳定，当时很多病人注射之后也只能延长存活两三天。”马学博老师介绍说。

可在当时，哈夫金对自己叔叔的疫苗坚信不疑，也不相信伍连德的“飞沫传播”理论。直到梅斯尼（Mesny）的死，才改变了这一切。

当伍连德要求增派医务人员的电报发出后，北京方面开始向全国的各类医院和医疗机构征集志愿者医生和受过训练的护士到东北。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

第一位前来的志愿者是法国医生梅斯尼。梅斯尼来华多年，曾是一名军队外科医生，时任天津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1908年唐山曾发生一次死亡800人的小规模鼠疫，在梅斯尼的主持下得以控制，因而他也深得信赖。

伍连德对梅斯尼的到来十分高兴。他迫不及待地想把发生在哈尔滨的疫情告诉他。但当他介绍完疫情，以及自己肺鼠疫的结论后，他发现这位老朋友的情绪不太对头——伍连德后来才知道，来哈尔滨之前，梅斯尼在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梅斯尼认为伍连德经验不足，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取代他，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不料却被锡良婉拒。

伍连德回避了与梅斯尼发生正面冲突，他给施肇基发了一封辞职电报。为了能让防疫工作进行下去，情愿把防疫总医官的职位让给梅斯尼。整整38个小时之后，他收到北京的回电：决定召回梅尼斯，仍由他继续担纲三省防疫。

可是几天后，伍连德却意外得知梅斯尼生病的消息。1月5日，梅斯尼前往哈尔滨铁路医院，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先后诊断了4名传染者。3天后，在俄国大饭店，梅尼斯头痛、发烧、彻夜不眠。

小哈夫金将他转到了俄国人病房，在检查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小哈夫金为他注入了两支血清，但毫无效果。1月11日，梅斯尼去世，距离他去铁路医院仅仅6天。

……

不到一年，满洲帝国就在辛亥革命的打击下烟消云散！

不到五年，世界大战席卷人类！

从此，西方文明走向没落！正如第一次大鼠疫，削弱了波斯和拜占庭，并激起了伊斯兰教的喧嚣。

（另起一页）

第十四篇

中国文明是谁的爸爸和谁的爷爷

（一）

英国人威尔斯 《世界史纲》第三十章“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不得不承认：

阿拉伯的实验化学家被称为炼金术士。他们在精神上还很不开化，因而将自己的炼金方法与成果都当做秘密而不予公开。这些炼金术士很清楚，如果他们的发现能够成功，将会给他们带来暴利，并对人类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们发现了有重大价值的冶金术，即合金、染色、蒸溜、药剂、香水、光学玻璃等工艺，但是他们寻求的两个主要目标却没有实现。第一个目标是“哲人石”——就是把一种金属元素变成另一种金属元素，从而用人工来制造金子的方法。另一个目标是“长生药”，他们一直在致力于发明一种长生不老之药。这些阿拉伯炼金术士艰涩难懂的实验，逐渐扩展到基督教徒的世界。最后，全世界都被他们的研究所吸引。炼金术士的活动渐渐地变成了一种社会性和合作性的工作，他们知道了交换思想的好处。继而，在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之后，最后的炼金术士变成了最早的实验哲学家。这些古老的炼金术士所探寻的虽然是哲人石与长生不老之药，然而从结果来看，他们却发现了能使人类控制世界和自己命运的力量——近代实验科学的方法。

其实阿拉伯人的科学成果，是从中国的道士那里学来的，然后阿拉伯人又教化了西方人。关于这一点，《道教和物理科学》一书讲得很清楚了。

中国文明是阿拉伯人的爸爸，中国文明是西方人的爷爷。

当然，这只是技术发明，而非科学理论。我个人相信，现代实验科学的理论，则是产生于基督的奥秘——相信仅仅依靠人的理智和推论，是无法达到真理的。

（二） 

美国人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第十三章“伊斯兰教的兴起”也招供：

“穆斯林在化学上所做的贡献，对科学的全面进步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他们在巴比伦人、埃及人和希腊人的传统和实践的基础上，增添了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广泛的化学知识；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才能与精力，寻找古代的两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即：能将贱金属变成贵金属的点金石和无限延长寿命的金丹。然而，穆斯林的论文表明，他们最先发展尖端实验技术，处理药物、盐类和贵金属。因此，他们能够发展地方化学工业，生产出苏达、明矾、硫酸铁、硝酸盐以及其他适用于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盐剂。”

注意，“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广泛的化学知识”一说中的“印度人”，完全是虚晃一枪。印度人也许在数学上还有点名堂，但在实验科学上却是白痴。世界实验科学的老祖，是道教的“白日梦”也就是“白昼飞仙”的精神促成的！道教的炼丹术和炼金术先是教化了阿拉伯人，然后又教化了西方人。

道教是穆斯林科学的爸爸，道教是西方科学的爷爷。

（三）

在欧洲大陆处于中世纪的时候，西半球文明的中心发生了转移，转移到了阿拉伯地区，而回教的兴起明显在中国唐朝文明的刺激下产生的。至于近代西方文明，则是在直接吸收阿拉伯文明、间接吸收中国文明的基础上，才更上一层楼的。

具体在政法方面来说，827年始，阿拉伯人逐步占领西西里岛。在西西里岛传播回教法。1061年始，诺曼人逐步占领西西里岛。接触回教法。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将回教法带给英格兰。

其实，所谓的“伊斯兰法系”的内容和《古兰经》完全不同，是比较文明一点的东西。例如其人权观念，完全与《古兰经》的神权主义对立，完全是吸收儒家思想的结果，因为其出现比《古兰经》晚了好几百年，是阿拉伯人沿着丝绸之路东侵的时候，从中国的剩余物资里拣了去的。

学术界承认：在人权方面，早期回教法学家在十二世纪前引进了许多进步的法学概念，比在这领域类似的现代观念为早。这些包括慈善信托与财产受托人之观念、同胞与社会连带观念、人的尊严及劳工神圣观念、协助贫困之观念、分担、照顾、世界主义、公平之劳资关系、公平契约、免于高利贷之自由、妇女权利、隐私权、权利滥用、法人、个人自由、法律之前平等、法定代理、不溯既往、司法独立、司法公正、有限主权、宽容及民主参与等。这些观念中，许多经由接触回教徒统治下西班牙与西西里公国（Emirate），及经由十字军东征及十二世纪拉丁文之翻译，而在中世纪被欧洲所采用。在早期回教法与法律学中，可看到不可让与权利之观念。回教法学家也有法治的观念，所有人平等受国家普通法之规范，无人超越法律，且官民一体，有遵守同一法律之义务。法官（Qadi）不可基于宗教、肤色、宗族或偏见对人有差别待遇。

有证据显示，洛克（John Locke）所主张不可让与权利与君权附条件说，在几世纪前早已出现在回教法。因此他的思想可能由于他听到回教研究教授Edward Pocoke所作讲演，而受到回教法之影响。在西方法律到了现代才承认之隐私权，在回教成立之初即为回教法所承认。”

回教法对大陆法另一影响为无罪之推定，它是由法国路易第九在十字军东征，自巴勒斯坦回来，不久才引进到欧洲。 在此之前欧洲诉讼程序系由“以格斗胜负决定审判结果”即“决斗裁判”，（trial by combat） 或“神判法”（以有无天谴来审判，trial by ordeal）所构成。反之，回教法系自始基于无罪推定。

“回教法学家形成之早期契约法引进正式合理性、法律合理性、法律逻辑及法律推理。他们也在契约法引进解除（Iqalah），目的不能完成或履行不能、不可抗力等观念。英国早期判例法即使履行变成不能，亦不可能因目的不能完成，去解除契约。大约在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解除、目的不能完成及其他契约法律中心观念才传入英国法中。

新儒学是回教法学的爸爸，新儒学是西方法学的爷爷。

（四）

显然，上面两种说法都是“一面之词”。但是任何一面之词，毕竟都是一种词，按照“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原则，也都有其一定价值。

（另起一页）

第十五篇

佛教、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斗争

伊斯兰教在公元8世纪入侵印度，因为阿拉伯哈里发占领了印度西部的信德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向印度内陆武装渗透。但伊斯兰教大规模传入印度是从突厥人开始的。公元11世纪，突厥人〔此时早已接受伊斯兰教〕入侵北印度，当时北印度已经长期分裂，小国林立，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耗尽了国力。突厥人挑选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消灭或臣服了大部分北印度国家，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板块——德里苏丹国。突厥蛮族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来传播伊斯兰教，其政策远比当初的阿拉伯人激进，这就是“黑奴比白人奴隶主更激进”，“汉奸比日本鬼子更激进”。阿拉伯帝国扩张时期，被征服土地上的人民只要交纳人丁税就可保留信仰，阿拉伯人在宗教宽容方面远比基督教国家做的好；但突厥人在印度的行为却截然不同，他们大肆烧杀抢掠，摧毁佛教寺院和印度教庙宇，强迫“异教徒”接受“先知的宗教”。佛教和印度教同时受到了严重打击，但印度教经过调整和反抗后，与穆斯林征服者实现了妥协，并继续生存发展；而佛教却因为种种内外原因，最终在印度走向消亡。伊斯兰教可以说是踩着佛教的尸体进入印度的。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教向中亚、南亚、东南亚扩张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蚕食、打击佛教的历史。公元8世纪起，阿拉伯帝国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中亚，中亚大部分佛教国家和游牧部落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其实是一种被迫的“龟衣”；公元9至13世纪，阿拉伯人、突厥人劫掠者前仆后继地入侵北印度，并最终导致佛教在印度的绝迹。到了公元15世纪，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的穆斯林国家又通过武力征服将佛教和印度教赶出这一地区，在东南亚构筑了一个伊斯兰文化圈。在与伊斯兰教的对抗过程中，佛教在多数情况下都会遭遇失败。英国学者渥德尔曾说：“佛教教义，尤其是它反暴力的社会纲领……对伊斯兰教的残暴作不出直接的回答。”〔《印度佛教史》第十二章第七节“穆斯林的毁灭精神”〕其实不仅面对伊斯兰暴徒如此，佛教在中国也导致尚武精神的衰落，使得中国频频遭遇亡国之苦。在这一点上，佛教真是罪大恶极的宗教。佛教甚至使得蒙古人和西藏人也沦为只会自焚的可怜虫。

当时印度大部分国家都支持印度教，只有孟加拉的统治者还推崇佛教，佛教失去了来自上层的保护；而在民间，佛教要么被印度教驱逐，要么与印度教融合，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此时的佛教既无下层根基又无上层支援，在伊斯兰教面前缺乏起码的自卫能力。而“非暴力”的信条根植于佛教思想中，佛教的教义也使佛教徒不可能自己拿起武器、组织群众来反抗突厥人的入侵。当印度教王公与突厥人坚持对抗，当印度教群众此起彼伏的起义使穆斯林强盗不得不放宽宗教政策时，佛教徒却没有组织起任何像样的反抗，只有少数僧侣远走国外，保存了一些古代印度佛教经典。

突厥强盗对佛教和印度教的残忍是令人发指的。根据英国学者渥德尔的引述，“穆斯林从左边杀过去，又从右边杀过来……被征服的人民要么接受伊斯兰教，要么只有死亡一途。”许多印度教神庙和佛教寺院都在劫掠一空后被焚烧，并在其原址上建立起清真寺。但这种烧杀抢掠对佛教的打击更大，因为佛教此时主要集中在北印度和东印度的少数繁华地区，突厥人只要占领这些地区就可以彻底摧毁佛教寺院，消灭佛教的有生力量。而印度教神庙则遍布印度各地，从大城市到小村社无处不在，突厥人无法控制印度的每一个城市和乡村，自然也就无法根除印度教。更重要的是，印度教的哲学思想和社会纲领已经渗透到印度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外族统治者都必须利用印度教来控制印度。而佛教对印度社会虽然曾有很大影响，但却远没有印度教那么深；佛教的黄金时期早已过去，现在它的印度社会的影响有限，穆斯林匪徒很容易就能将其一举击溃。

有人认为，如果站在伊斯兰教的立场上，穆斯林征服者对佛教的痛恨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佛教教义和仪式与伊斯兰教违背的地方实在太多。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是“认主独一”，而佛教却认为世界万物没有创造者和主宰者，一切都是因缘缘起所致；伊斯兰教相信人死后的归宿是末日复活和审判，佛教却认为人死后进入六道轮回，而且轮回是永远没有尽头的〔除非进入涅槃〕；伊斯兰教相信真理来自真主的“天启”，先知也是真主派来的，佛教却在认为真理是人参悟出来的〔尤其是大乘佛教，认为人人都可悟道成佛〕；伊斯兰教最反对崇拜偶像，连礼拜时都只拜“方位”，佛教却到处树立并膜拜佛、菩萨、罗汉等的偶像，在穆斯林眼中成为“最邪恶的偶像崇拜者”……总之，伊斯兰教和佛教之间的鸿沟异常巨大，原先被穆斯林征服的祆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摩尼教徒等，与穆斯林的共同点都比佛教大，因为他们都属“来自西方的真理”。突厥匪帮此时摇身一变已经变成了狂热的穆斯林，在排除异己的残暴动作方面远超当年的阿拉伯人，面对如此异己的佛教徒，他们诉诸极端暴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公元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突厥人攻入比哈尔和孟加拉，印度最后残存的佛教大寺飞行寺、那烂陀寺和超岩寺都被洗劫一空，僧侣要么被杀，要么逃逸。这标志着在印度传承1700余年的佛教的消亡。或许佛教消亡的直接原因的确是“对伊斯兰教的残暴做不出直接回答”，但它消亡的根本原因决不是伊斯兰教的打击。如果不是佛教过于严重的部派斗争自己内讧，如果不是大乘佛教的密教化，如果不是印度教改革吞噬了佛教的生存空间，如果不是印度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得不利于佛教发展，如果不是佛教在印度民间已经丧失了存在的根基，佛教是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亡的。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穆斯林强盗毕竟给予佛教最后的致命一击。

在突厥入侵印度时，印度教和佛教一样受到了打击，神庙和经典被焚烧，信徒被迫改宗。但印度教在民间的根基和在上层得到的支持远非佛教可比，穆斯林很快发现要消灭印度教是不现实的。佛教对突厥人的残暴做不出直接回答，印度教却可以依靠上层王公和下层平民武装对抗突厥人，让他们被迫向印度教做出让步；佛教集中在少数地区，很容易丧失生命力，而印度教却根植印度社会的每个角落，也是外来征服者需要依靠的力量。因此印度教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被伊斯兰教征服，而是会达成妥协。

突厥人在建立德里苏丹国的过程中，开始对印度教和佛教都采取斩尽杀绝的态度；但此后很快就对印度教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这不仅仅是因为印度教徒的抵抗，也是由于德里苏丹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其他内忧外患。成吉思汗正在建立蒙古帝国，蒙古人的兵威如日中天，其前锋甚至曾经到达印度河流域；另外，中亚的其他穆斯林国家或游牧部落也对富庶的印度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步突厥人的后尘入侵印度。另外，在入侵的穆斯林中也发生了分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烈，内乱、政变层出不穷。在这种危急形势下，如果继续对印度教实行迫害，无异于自杀。因此穆斯林统治者采取了一定的宽容措施，把开始时的残暴政策，改为对印度教徒征收人丁税。

必须承认，德里苏丹国的宗教宽容是很不彻底的，也是不情愿的。印度教群众背负很重的税收，除了人头税外，各项税率都比穆斯林重；只要有清真寺的乡村，就不能再建立印度教的神庙；印度教徒在行政和司法体系里基本没有地位，当不了高级官员；在诉讼时，只要一方是穆斯林，就得按照伊斯兰教法审判，显然不公平。许多苏丹不是无心打击印度教，而是没有能力打击印度教，因为德里苏丹国实力有限，许多印度王公只是在形式上臣服而已，离实质的统一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南印度，只有短短几十年时间归于德里苏丹国版图，其余时候都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到了德里苏丹国中后期，蒙古人和帖木儿帝国不断入侵，苏丹国内部也出现突厥贵族和阿富汗贵族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实际上已经陷入四分五裂之中。可以说，德里苏丹国的统治者从来没有足够实力使印度伊斯兰化，甚至没有实力使北印度伊斯兰化。在众多的印度教王公领地中，伊斯兰教的影响力实在有限。另外，即使在德里苏丹国直接管辖的范围内，伊斯兰教也不能占据完全的统治地位。因为整个印度的社会结构是以印度教为基础的，尤其是在广大乡村，没有印度教就无法维持统治，没有印度教就无法收税〔德里苏丹国的税收系统大部由印度教徒把持〕。对于广大印度农民来说，印度教是他们祖祖辈辈的宗教，虽然它有种姓制度等许多压迫人民的主张，但这些主张也已经渗透到印度人的骨髓里去了，是他们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他们皈依伊斯兰教难度不小。

印度教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心，这也使它具有异常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它就是以这个优点战胜了佛教，现在又以这个优点在伊斯兰教面前得到保全。它可以随时吸收一切其他宗教的优秀特点，伊斯兰教的一神思想就深深影响了印度教。其实印度教从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转化早在8世纪商羯罗改革时期就已经开始，商羯罗吸收了佛教中的许多哲学因素，将过去神学理论发展不足的婆罗门教改造为神学理论比较发达的印度教，他的“纯粹不二论”实际上是一神论的，这也使印度教容易接受伊斯兰教的一神论。在与伊斯兰教的长期斗争、交流之后，印度教“既是多神论的宗教，又是一神论的宗教；既是崇拜偶像的宗教，又是反对偶像的宗教……”也就是实质上的一神论和表面上的多神论。表面上的多神论有助于它争取广大下层人民的信仰，实际上的一神论则使它的神学思想更加严谨，更容易赢得上层知识分子的青睐。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斯兰教对印度教的发展贡献还不小，它使印度教变得“更加富有生命力”了。婆罗门教从佛教中吸收营养成为印度教，而早期印度教则从伊斯兰教中吸收营养成为更成熟的印度教。

当然，印度的伊斯兰教也受到了印度教的许多影响，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纲领上，尤其是种姓制度上。伊斯兰教本来是讲究信徒人人平等的，与佛教类似；但在印度的长期传播中，也受到印度教种姓制度的感染，尤其是由印度教改宗的穆斯林，许多都保留了他们原来的种姓地位。现在印度次大陆的清真寺做礼拜时，各个种姓的信徒都是分开礼拜，信徒中可以看到明显的等级差别。这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即使不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非常罕见的。伊斯兰教的神学思想也和印度教互相渗透，到了莫卧儿帝国时期终于形成了一种结合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特色的新宗教——锡克教。现在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可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大宗教可谓在斗争中妥协，在和平中摩擦，达到宗教文化的交流和部分融合。

不稳定的德里苏丹国没有使印度伊斯兰化，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文化交流也没有充分展开。但在随后的莫卧儿帝国时期，伊斯兰教被传播到几乎整个印度，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交流融通也更加明显。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在宗教政策上也比德里苏丹国的统治者明智许多，在大部分时候都能做到宗教宽容，在莫卧儿帝国前期，印度各大宗教的交流可以说是最频繁的。

（另起一页）

第十六篇

伊斯兰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源头

我说“伊斯兰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源头”，这种说法有点匪夷所思，甚至惊世骇俗，但事实确实如此，因此可以说得清楚。

要理解伊斯兰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源头，首先要定义什么是“西方文明”。我们这里所说的西方文明，是指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主义以来的一般所说的“近代西方世俗文明”，而不是指“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文明”。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指出，“西方世俗文明”虽然脱胎于“基督教文明”，但是已有很大不同，其差别甚至大于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文明现在已经是“反基督教文明”、“敌基督教文明”，尽管它依然充满了基督教文明的元素（以及反基督教文明的元素）。

（一）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

“455年曾攻破罗马城的汪达尔蛮族（Vandal）兵临奥古斯丁担任主教北非希波城下，城头上殊死搏斗的守兵的喊叫声境遇马戏场中观众们的呐喊声混成一片，这些观众在面临最大危险时仍然不忘终日玩乐。”——这就解释了希波城陷落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奥古斯丁主教，而是因为奥古斯丁主教没有中世纪主教们那样的感召力量。

为什么罗马帝国的主教没有中世纪主教那的感召力量？因为，罗马帝国的基督教还没有受过回教的战斗洗礼。

看来教权主义对于欧洲后来免于回教入侵，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而教权主义本身，可能就是回教侵略进攻的产物。

考察一下历史进程，就不难发现：十字军是对伊斯兰圣战的同类反应。因为对付罗马帝国，可以用殉教的牺牲来感化人心；但是对待回教徒那样的异族异教者，“殉教”这样的行为是起不到感化作用的，天主教徒在日本惨遭屠戮就说明了这一点。

“殉教”的感化作用，只能在同族人之间发挥作用，举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国民党与共产党发生内战的时候，共产党驱使平民在军队前面抵挡子弹，面对这样的“殉教行为”，同族的国民党军队精神崩溃了，放下武器当了俘虏，结果自己遭到消灭；但是，这样的手段对于异族的日本人就毫无作用了，他们毫无顾忌地在中国发动屠杀平民的清剿运动，趁机推行他们削减中国人口、推动日本殖民中国的百年大计。

苏芬战争的时候苏联也有类似的败笔：苏军用百姓的人墙打头阵对付芬兰军队，但芬兰人不为所动，苏军几乎全军覆没。后来，苏军改用“民族战争”来代替“阶级战争”，才有成效。

第二次十字军的积极倡导者、法国僧侣圣伯纳德（Saint Bernard，1090——1153年）认为修道院就是天堂的堡垒，他甚至为此创造了一个拉丁文新词Paradisus Claustralis（修道院天堂）；这也许不合福音书，但却意外开创了一种世俗的文明：“古典文献的各种书籍正是在修道院中从糟朽不堪的纸草书卷中誊写到坚实的羊皮纸上的，拉丁语言也是在修道院中首先应用于日常会话的……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医学方面的成果也是在修道院中得到保全和发展的。”——修道院是西方文明之母；而中国，到现在都没有发展出一所修道院，可见中国在“现代化的软件”上，有些精神层次比欧洲落后了上千年。

我说“伊斯兰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源头”，这种说法有点匪夷所思，甚至惊世骇俗，但事实确实如此，因此可以说得清楚。

要理解伊斯兰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源头，首先要定义什么是“西方文明”。我们这里所说的西方文明，是指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主义以来的一般所说的“近代西方”，而不是指一般所说的“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文明”。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指出，“西方文明”虽然脱胎于“基督教文明”，但是已有很大不同，其差别甚至大于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文明现在已经是“反基督教文明”、“敌基督教文明”，尽管它依然充满了基督教文明或反基督教文明的元素。

伊斯兰教之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源头，可以从“伊斯兰教对西方文明的塑造”和“伊斯兰教对西方文明的训练”两个方面来谈。而且这两个方面，也是由两次历时数百年之久扩张运动带动的。其源动力分别是阿拉伯人的哈里发帝国和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

前一个过程造成了西方文明“宗教战争”的传统，后一个过程造成了西方文明“殖民扩张”的传统。

（二）伊斯兰教对西方文明的塑造

伊斯兰教对西方文明的塑造，其主导力量是阿拉伯人为主的，时间是从七世纪到十世纪。向西方世界输送了大量军事装备和知识系统。大大开化了西欧那些封闭且野蛮的民族。

古代的阿拉伯民族是指源于阿拉伯半岛沙漠和半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不论是根据犹太教的《圣经》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中的记载，都认为他们和犹太人有血缘关系，语言分类中也同属于闪含语系。原来都是一些分散在阿拉伯半岛中的以家族为基础的部落。

从六世纪后半叶开始，由于埃及的混乱以及拜占廷和波斯之间的连年战争，使得原先的波斯湾—红海—尼罗河的商路无法通行，商人们改走更为安全的、通过阿拉伯半岛的陆路。地处商路中段，东到波斯湾，西至红海，北往叙利亚，南通也门的交通枢纽，商业城市麦加因此而变得繁荣起来。

穆斯林传说认为是在公元610年开始，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开始奉阿拉之命而在麦加传播伊斯兰教。随着传教逐渐公开，伊斯兰教徒先从贫民开始增加，后来甚至一些商业贵族家族成员也加入进来，并引起以倭马亚家族为核心的麦加统治集团的关注。为了自身的统治利益，倭马亚等贵族开始对穆罕默德进行迫害。622年，穆罕默德被迫出走，迁往雅特里布城。雅特里布亦因穆罕默德的到来而改名为麦地那·纳比，意为“先知之城”，简称麦地那。

到麦地那后，穆罕默德成功地调解了该城原有部落间的各种争端，建立了更高的威望。待到时期成熟，便将计划应用在社会实践，以麦加的穆斯林迁士和麦地那辅士为基本力量，组建起穆斯林公社乌马 （Ummah ），并定制以伊斯兰教原则为宪章，作为处理内部和外部事物的准则。

穆斯林传说，为了防范麦加方面的威胁及保护新生政权，穆罕默德受到阿拉神的授权指挥乌马公社，并以自卫战争的方式进行反击。624年，穆斯林袭击了麦加倭马亚家族的一支武装商队，从而引发了伯德尔战役，竟能以少胜多。这不仅给了倭马亚家族精神上沉重打击，而且也被穆斯林们视为是阿拉神佑助的结果，大大改变了麦地那人对穆罕默德保持观望态度的，扩大了伊斯兰教的影响。此后数年间，穆罕默德先后两度与麦加军队交锋。627年，穆罕默德以坚守之策，挫败麦加万人“大军”对麦地那城的围攻，穆斯林解除了新兴政权面临的军事威胁。此后，麦地那军队愈战愈强，屡战屡胜，或通过派遣弟子宣扬伊斯兰教，或联合周围部落，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使这个麦地那的伊斯兰国家成为当时阿拉伯半岛上最强大的政治、宗教和军事力量。

630年初，在半岛上的伊斯兰教势力日渐巩固后，穆罕默德率穆斯林大军兵临麦加城下，双方缔结《侯德比耶和约》，兵不血刃地劝降了麦加城，迫使居民接受伊斯兰教，其条件是麦加贵族保全宗教上的优越地位。随后，阿拉伯半岛远近的各个部落纷纷遣派使者往麦地那表示归顺，少数对抗者遭到镇压。自此，阿拉伯半岛上的各部落民众开始以伊斯兰教为核心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穆斯林国家。

632年6月8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逝世。而他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部落酋长们认为，他们对穆罕默德的服从，已经随着穆罕默德的去世而终结。于是，各部落停止进贡，各行其是。这一变故在伊斯兰教历史上视作“叛教”，引起了日后一系列的平叛战争。为了让穆斯林力量得以团结，最后经各派协商，同意由穆罕默德的好友阿布·伯克尔出任穆斯林的领袖，称为哈里发（khalīfat Rasūl Allah，意为阿拉使者的继承人）。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叛教的部落重回信徒的行列，阿拉伯半岛恢复了统一，阿拉伯人开始了最早的对外侵略，第一批牺牲品是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

634年，正当两大帝国因长期互相征伐而国力耗损，人心厌战之际，奥马尔一世（634—644年在位）当选第二任哈里发，称为“阿拉使者的继承人的继承人”，从此开始担任了穆斯林军队的总司令。他指挥将领率领贝都因人为主的穆斯林军队进入叙利亚地区，接连击败拜占廷军队，636年攻陷大马士革，两年后进军耶路撒冷地区；继而分兵东西两路，展开全面进攻。东线接连攻破波斯军队防线，占领了伊拉克和伊朗大部地区；西线继续连败拜占廷，顺势占领巴勒斯坦和埃及。

从奥马尔遇刺到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在位时，帝国扩张战争更是势不可挡。东线穆斯林军队乘胜追击战败的波斯萨珊王朝，进军呼罗珊。651年，萨珊王朝灭亡，阿拉伯帝国夺得呼罗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地。帝国西线大军则继续攻入北非利比亚的昔兰尼加。

正当对外扩张战争势如破竹时，帝国内部发生分裂。以阿里·伊本·艾比·塔里卜为首，哈希姆家族中部分亲阿里派的人对出身于倭马亚家族的奥斯曼出任哈里发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组建起什叶派，与普遍接受奥斯曼继位的逊尼派相对立。穆斯林首次内部分裂由此开端。656年，随后奥斯曼亦不幸遇刺，阿里继任哈里发。但此时反以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为首的倭马亚家族拒不承认阿里政权。双方数次火并，未分胜负，僵持不下。不久，什叶派内部又出现分裂，部分对阿里表现不满的激进穆斯林组建了一个“军事民主派”——哈瓦立及派。661年，该派刺杀阿里，神权共和时代（正统哈里发时期）结束。

最初的四大哈里发由穆斯林公社以协商、选举方式产生，历史上将这四位领袖统治时期称之为神权共和时期，又称四大哈里发时期。一般穆斯林史学家把神权共和时期的四位哈里发叫做“拉什顿”——al-Rāshidūn 正统派）。这一时期，帝国版图迅速扩张，为阿拉伯帝国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历任哈里发利用北方拜占庭、波斯两大帝国长期争战的有利时机，以及对当时的穆斯林社会来说伊斯兰教这种新的“一神信仰”给他们的部落带来前所未有的团结和力量，配合他们独有的沙漠作战经验（特别是利用“沙漠之舟”骆驼，而不是像北部的邻居那样骑马作战），以“圣战”之名进行大规模的武力扩张。

公元661年，倭马亚家族的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即位哈里发，以大马士革为首都，建立了倭马亚王朝。他将哈里发改为世袭，实际上成了帝国的君主，令当时的穆斯林社会进入鼎盛时代，阿拉伯语成为帝国的官方语言，政府文件必须用阿拉伯语书写。但同时造成穆斯林社会中不少纷争，部分穆斯林学者认为此举长远来说是弊大于利。

倭马亚王朝时代是阿拉伯人军事扩张的第二个高峰期。八世纪初，倭马亚王朝的政权巩固以后，阿拉伯人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外侵略。在东线、阿拉伯军队侵入中亚，占领喀布尔、布哈拉、撒马尔罕和花拉子模等广大地区，直至帕米尔高原，与中国唐朝相对峙。另一支东线军队向南攻入南亚次大陆的北端，占领信德一带。在北线，倭马亚王朝曾三次发兵，围攻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西线的进攻最为猛烈，不仅占领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直到摩洛哥的马格里布地区，还以新皈伊斯兰教的北非土著柏柏尔人为主力，于711年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入西欧的伊比利亚半岛。消灭西哥特王国后，阿拉伯人翻越比利牛斯山脉，攻入西欧法兰克王国。732年，穆斯林在普瓦提埃战役中失利，这才停止向西欧内陆的进攻。不过，他们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地中海沿岸仍频频得手。深刻改变了基督教文明的“天国”性质，迫使后者伊斯兰化，逐渐走上“十字军”的世俗道路。到了八世纪中叶的倭马亚王朝后期，阿拉伯帝国的版图西临大西洋，东至印度河，成为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军事帝国，面积达到约1340万平方公里，统治的人口达到约3400万。

倭马亚王朝贵族为首的阿拉伯统治者残暴贪婪，统治其征服领地的方式完全世俗化，导致众多被征服民族的怨恨不断加剧。同时，逊尼派、什叶派及其他派别的教派争斗日趋激烈，并逐渐与阶级、民族矛盾联结在一起。帝国不仅未能彻底把什叶派镇压下去，反而又出现了一个自称为先知叔父阿拔斯的后裔的阿拔斯派。各种反抗力量在720年后开始逐渐汇合。

747年，阿拔斯的后裔阿布·阿拔斯利用波斯籍释奴阿布·穆斯林在呼罗珊的力量，联合什叶派穆斯林，于750年（一说752年）推翻了倭马亚王朝的统治，建立了阿拔斯王朝。阿拔斯王朝旗帜多为黑色，故中国史书称该王朝为黑衣大食。

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初，大肆捕杀倭马亚余党，杀害了阿布·穆斯林，并残酷地镇压了呼罗珊人民起义。

哈里发曼苏尔执政时，以伊拉克为中心，在底格里斯河畔营建了新都巴格达，于762年迁都至此。该城宏伟壮观，人口众多，商贸繁盛，是与当时的长安、君士坦丁堡齐名的国际性大都市。阿拔斯王朝建立后最初的近一百年，特别是哈伦·拉西德和麦蒙执政时期，是阿拉伯帝国的极盛时代。

十一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多次侵蚀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圣城耶路撒冷多次血洗。

12世纪末年，中亚新兴的花剌子模王朝取代塞尔柱人，控制了哈里发，但突厥诸邦分立的局面，未有大的改观。

13世纪初，强大的蒙古帝国开始兴起，第一次蒙古西征就消灭了花剌子模。13世纪中叶，蒙古铁骑冲入西亚大地。1252年，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奉其兄蒙哥汗之命西征。他率领蒙古军队洗劫了波斯、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并于1258年摧毁帝国首都巴格达，1260年攻占叙利亚首府大马士革。据说，除少数技艺高超的工匠外，巴格达全城居民都被屠杀，被屠杀人数约为9万人（《多桑蒙古史》中记载为80万人）。为了不让皇族的鲜血玷污战刀，巴格达哈里发裹在地毯里被战马踩死，阿拉伯帝国灭亡。

阿拉伯帝国灭亡之后，“哈里发”的头衔，则作为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的称号，一直被继承下去。哈里发首先是处于开罗的马穆鲁克王朝的控制之下。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埃及，时任哈里发的穆台瓦基勒也被俘。1543年，穆台瓦基勒死去，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一世宣布自己继承哈里发的职位，成为全世界穆斯林的领袖。直到1924年，哈里发制度最终才由凯末尔废除。

除保持伊斯兰教（神权统治）原则外，阿拉伯帝国大量吸收以拜占廷帝国为主的其他文明国度的制度，形成一种伊斯兰世界所特有的、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政体。

阿拉伯帝国的继承制度既不同于中国的册封制，也不同于西方的长子继承制或是被某些地方所采用的幼子继承制，而是一种被伊斯兰世界所普遍接受的长者继承制，即由皇族中的现存的最年长者继承。由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例如在帝国的后期，一个新皇位的继承者有时会将其所有的兄弟姐妹全部杀掉或将其关在自己的寝宫中，数十年不见天日。这样极易造成王位潜在继承者的心智扭曲或是知识匮乏，最终造成哈里发的素质低下，无力治国的局面出现。

富饶的两河流域为帝国提供了充裕的产品，主要作物包括小麦、大麦、稻米、椰枣和橄榄。在阿拔斯王朝期间，耕地面积和产量由于灌溉工程的发展而得以大幅增加。

此外，各省还提供了丰富的矿产资源：来自努比亚的黄金、兴都库什山脉的白银、伊斯法罕的铜以及中亚和西西里岛的铁，还有帝国境内丰富的宝石蕴藏。

在手工业方面，各地出产制造的亚麻布、棉、绒毯、陶器等制品（有时还有丝绸）既有利于本地消费，又有利于出口。穆斯林还从在751年怛罗斯战役中俘虏的中国战俘那里学会了造纸术。

商业在阿拉伯帝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首都巴格达不仅是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码头。此外，巴士拉、安条克、开罗、大马士革、亚历山大、凯鲁万、撒马尔罕、尼沙布尔、赫拉特、布哈拉、科尔多瓦等城市也都是东西方中介贸易的重要商埠。

据传，早在伊斯兰教先知时期，穆罕默德曾说过，“商人是世界的信使和阿拉在大地上的忠实奴仆”，并断定忠实的穆斯林商人在复生日将“居于阿拉宝座的荫影之下”。《古兰经》也明确规定鼓励和保护商业是所有穆斯林必备的义务和道德。随着帝国的形成，商业贵族也成为上层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文化传统、地理位置、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商业的巨大收益，使阿拉伯穆斯林建立的统一帝国出现了与当时东西方封建文明不尽相同的工商业繁荣局面。很多穆斯林商人活跃于亚欧非三大洲，从事以中介贸易为主的商业活动。阿拉伯斯林商人的活动范围从东南亚的苏门答腊、马来亚到南亚印度，再到西南欧的西班牙、北非的摩洛哥，甚至北欧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有。当时，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泉州、江苏的扬州等地也聚居着大批穆斯林商人。中国的丝绸、瓷器，印度和马来群岛的香料、矿物、染料、蔗糖，中亚的宝石，东非的象牙、金砂，北欧和罗斯的蜂蜜、黄蜡、毛皮和木材等都是阿拉伯斯林商人经营的商品。

大规模的阿拉伯商业贸易，促进了亚欧非兰大洲各个农耕文明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推动了中世纪印度洋区域和地中海区域海上贸易的繁荣与发展。后来的西方文明，正是这一重商传统的继承者。

穆斯林的海上航行在发展航海业、造船业和帆船驾驶技术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促进了航海所必需的地理知识和其他知识的积累。阿拉伯海员在长期的航行过程中，研究和详细记述了印度洋上的季风，并且在航行中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季风从而大大缩短了航行所需的时间。在古代阿拉伯的地理书籍中也记录了大量的海洋地理资料。

十三至十五世纪，穆斯林的航海技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十五世纪初，当中国明朝的航海家郑和的船队到达印度之后，郑和雇用了阿拉伯导航来继续前往东非的航行。一个世纪之后，卓越的阿拉伯航海世家的后代伊本·马吉德（自称“怒海之狮”）以熟谙如何在红海和印度洋的惊涛骇浪中航行而闻名，后被阿拉伯海员奉为“保护神”。正是在他的指引下，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的船队才顺利渡过印度洋，开辟了通往印度的新航路。这一时期，阿拉伯海船上的装备也更加先进，从事远洋航行船只已拥有整套的航海仪器，如指南针、测岸标方位的等高仪、测太阳和星体高度的量角仪、水陀等，还绘制了标有岸上方位物坐标、水深和风向的海图和对景图。阿拉伯航海家的活动范围也日益扩大。在西欧沿海，非洲的东岸、北岸和西北岸，亚洲的南岸和东南海域，包括菲律宾和马鲁古群岛，都留下了阿拉伯海员和商人们的足迹。

穆罕默德和历代阿拉伯哈里发都奉行较开明的文化政策，这使得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将不同民族文化混成在一起。

阿拉伯文学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最具特色，也是阿拉伯人自己最引以自豪的领域之一。早期阿拉伯文学题材多为谚语、诗歌、故事，语言简洁明快、犀利、朴实，体现了阿拉伯人洒脱而率直的性格。帝国强盛的时代，文学作品以散文为主，文字优美，比喻的使用趋于上风。《天方夜谭》（或《一千零一夜》）在数百年时间中被不断完善。它汲取了印度、希伯莱、波斯、埃及、中国和阿拉伯民间文学的精粹，使其成为阿拉伯乃至世界文学中的明珠。

除了自身的文学成就以外，在整理、翻译和改编古典著作方面，统一帝国（而非“穆斯林”）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九世纪初，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为给伊斯兰神学寻找“理论支持”，竭力鼓励并组织对希腊古典哲学的大规模翻译活动。“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一大批专门的翻译人才。据说，翻译的稿酬以与译著重量相等的黄金来支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盖伦、希波克拉底等大批希腊人、印度人和波斯人的哲学、科学和医学名著的译本经整理、注释之后，相继问世。这一人类翻译史上的伟大工程，即使欧洲古典文明的辉煌成果在中世纪得以继承，又为阿拉伯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经历了神权统治的中世纪，古希腊的著作在意大利与西欧等地已经失传。

穆斯林认为，除神学外，哲学是了解世界的必备知识。在融合伊斯兰教“天启”与希腊“贤哲探求”精神的事业中，帝国涌现出一批哲学家。阿拉伯第一位哲学家肯迪（一译“金迪”，801年－873年）、倡导原始精神的法拉比（Al-Farabi，870年——950年）、完成融合希腊哲学与伊斯兰教神学的巨匠伊本·西拿（980年——1037年）和独树“双重真理”学说的伊本·鲁德（1126年——1198年）等，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阿拉伯历史学家多采用叙述的方式，除应用个人的判断，对于不同的若干组资料加以抉择，对于论据加以组织外，很少致力于史料的分析、批判、比较或推断。

保存下来的最早的阿拉伯语历史作品最初的题材，是以前的传奇以及环绕着穆罕默德的各种宗教传说。第一部以宗教传说为基础的著作，是《天使传》（Sīrat RasūlAllāh），著者是伊本·易斯哈格；接着而来的历史著作，是记载穆斯林征战的著作，叫做《武功纪》（Al-Maghāzi），著者为瓦吉迪（Al-Waqidi）。后来较正规的历史学家中，包括阿卜杜拉·伊本·穆斯林·伊本·古太白（著有《知识书》——Kitāb al-Ma'ārif）），艾卜·哈尼法·艾哈迈德·迪奈韦里（著有《长篇记述》——al-Akhb·r al iw·l），叶耳孤比（著有《世界史摘要》），哈木宰·伊斯法哈尼等。

泰伯里和麦斯欧迪是公认最伟大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其成就是阿拉伯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

泰伯里的名字是穆罕默德·伊本·哲利尔，号艾卜·哲耳法尔——838年—923年），写下了两部伟大的著作：《历代先知和帝王史》（Ta'r khal-Rusul w-al-Mulk），另一部是《古兰经注》。

艾卜·哈桑·阿里·麦斯欧迪，被称为阿拉伯的希罗多德，他是采用纪事本末体编写历史的第一个阿拉伯人。他把所搜集到的资料编成三十册著作，可惜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一部摘要：《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Mur jal-Dhahab wa-Ma'din al-Jawhar）。在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麦斯欧迪除研究正规的穆斯林的题目外，还用研究了印度、波斯、罗马、犹太的历史和宗教。麦斯欧迪还是一位博物学家，他把关于矿物、植物、动物之间的秩序的见解总结起来，写成一本专论，叫做《提醒和监督》。

阿拉伯世界对于艺术美有独特的追求。由于伊斯兰教“反对人像崇拜”，阿拉伯艺术作品中缺少对人物和动物造型的塑造。艺术家们的才思智慧都集中在书法艺术、几何图案和巧妙别致的构思中，具有明显的抽象法和形式化的特征。

阿拉伯艺术家的独特构思在华美壮丽的清真寺建筑的结构装饰上集中地体现出来。高高的宣礼尖塔、大圆屋顶、半圆凹壁和马蹄形拱门为基本特点的千万座清真寺，形成了世界建筑中的独特风格。

昆它布（kuttāb，意为“小学校”）：接受六岁以上儿童学习，以《古兰经》为核心，学习朗读和书法；此外，加之阿拉伯语法、历代先知的故事、初等算术原理和诗词。女子可接受初级的宗教教育。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较低。

第一所著名的高等教育机关，是麦蒙于830年建立的智慧馆——Bayt al-Hikmah）。这是一个翻译馆，科学院和公共图书馆的综合体。

尼采米亚大学，尼采木·木勒克在1065年创建的，是一所宗教大学，专门研究沙斐仪派的教律学和正统的艾什耳里派的教义学。《古兰经》和古诗，是这所学校人文学的主要课程。

清真寺在教育体系中起到很大的作用，除了昆它布附属于清真寺之外。其中有举行圣训学的课程，还有不少学者集会讲授各种学科，所有穆斯林都可以自由进入清真寺听讲。清真寺还是图书收藏所。

帝国的天文学在宗教、生产和航海贸易的需求下得以高度发展。穆斯林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科尔多瓦等地建有当时世界一流的天文台，并研制了相当精密的天文观测仪器。以花剌子密、白塔尼和马吉里等为代表的阿拉伯天文学家们所取得的成就，代表着当时人类天文学的最高水平。现代许多行星的命名和天文学术语都源自穆斯林。他们连续的天文观测，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天文学家提供了约九百年的记录资料。

辽阔的阿拉伯帝国还培养了一批地理学家。花剌子密所著的《地形志》、伊本·胡尔达兹贝的《各地知识的最佳分类》、雅各特的《地名辞典》等，都是后人认识当时中亚、西亚、北非等地理概貌的经典文献。十四世纪，伊本·白图泰历时三十年，行程十二万公里，东到中国、西至格拉纳达、北达钦察汗国萨莱、南抵西非马里的广大区域内，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留下了长篇游记《在美好国家旅行者的欢乐》，同时具有很大的史学价值。

伊斯兰教徒在数学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突出体现在对印度数字与零符号体系的改造与推广，它不仅方便了伊斯兰教徒的日常生活，也导致了人类计算领域的一场革命。另外，来自花剌子模的波斯人花剌子密用印度数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阿拉伯数字）编写了《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一书，系统阐述了最早的三角函数表，并首次将代数理论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欧麦尔·海雅木和艾卜·瓦法在方程计算理论上也颇有造诣。

相传先知说学问有两种：一是教义学，二是医学，可见穆斯林对医学的重视。伊斯兰教的医药学以希腊医药学为基础，但帝国地理上的扩展，使得穆斯林们获得了更多新的疾病和新的药物的相关知识。药剂师和医生要经过考试，才能营业。他们在古代的医药典籍中增加了水银、丁香、肉桂、龙涎香、樟脑等药物药剂。当时阿拉伯商船曾将药物大批运往意大利。十五世纪初，中国明朝郑和的船队也在阿拉伯采购了大量的药材，并交流医学知识。直到十七世纪以前，被欧洲人尊称为“穆罕穆德·拉齐斯”的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宰克里雅·拉齐（865年—925年）和“阿维森纳”的艾布·阿里·侯赛因·伊本·西拿（980年—1037年）的医学著作，一直被用作欧洲医学院的教科书。

当时的经典医学书籍有：阿里·伊本·赛海勒·赖班·泰伯的《智慧的乐园》（Fir-daws al-Hikmah）；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宰克里雅·拉齐的《曼苏尔医书》（Kītāb al-Tibb al-Mansūri）和《医学集成》（al-Hāwi）；阿里·伊本·阿拔斯·麦朱西（Haly Abbās al-Majūsi）的《医学全书》（Kitab Kamil as-Sina'a at-Tibbiyya）伊本·西的《治疗论》（Kitāb al-Shifā'）和《医典》（al-Qānūn fial-Tibb）；阿里·伊本·伊萨（Jesu Haly）的《眼科医生手册》（Tadhkirat al-Kahhālin）；

穆斯林在研究化学等自然科学中，采用客观实验的方法。这是当时一个决定性的改革。在化学方面，穆斯林也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在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的传统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增添了印度和中国的化学知识，并且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寻找点金石和研究炼丹术。但是根据他们的记录表明，他们已发展起了尖端的实验技术，能够制造各种药物，生产苏打、明矾、硫酸铁等各类用于工业生产（特别是纺织业）的化学制剂。但由于缺乏基督的奥秘，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理论总结。化学的进步，穆斯林很早就改良了化妆品、香水、肥皂的制造工艺，后来在十字军东征，香水和肥皂一起传入欧洲，对西方文明和实验科学的出现，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是由于基督的奥秘也就是一种高级的不可知论发生了催化作用。

穆斯林炼金术的开创者是查比尔·伊本·哈彦，他受中国道士的影响，比早期的希腊和埃及的炼金术师更能够认识而且陈述实验的重要性，在化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他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查比尔在其论文中科学地叙述了化学上的两种主要操作：煅烧和还原。还改良了蒸馏、升华、熔化、结晶等手段。这对后来穆斯林乃至欧洲都有着很大影响，穆斯林化学家都称查比尔为先师。

穆斯林帝国的学者对物理学的贡献也非常大。他们制作了许多精确的仪器，测量物质密度和大气层引力。

伊本·海赛姆（965年—1038年）是伟大的物理学家和阿拉伯光学之父，他研究光的反射和折射，说明光在同物质中是在一条直线上传播的，著作《论光学》，奠定了光学的基础。

帝国的成就是因为它的社会结构主要分为四层：

1、2：阿拉伯人

上层由先知家族、历代哈里发家族、重要的迁士和辅士家族及各地总督等组成，下层为普通的阿拉伯武士。他们享有许多特权。

3：麦瓦利平民

麦瓦利平民是非阿拉伯血统的新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多为叙利亚和伊朗人，在帝国初期，他们的社会待遇大大低于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

4：保护民

或是吉米人属帝国境内的有经人，主要是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根据伊斯兰教传统，穆斯林不可逼迫他们，但如遇到少数暴君，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种种宗教、社会歧视都可能出现：曾有残暴的君主违反伊斯兰教原则，强迫所有吉米必须穿着规定的服装，不许穿绿色衣服，不许骑马。或必须把木制魔鬼置于房屋墙上，下令法庭不可接受吉米人作证等。虽然他们可以保持原有信仰，享有财产权，甚至可以在国家的高级机构中任职，无须参加圣战，也不用担心因信仰异教而被流放或被送上宗教审判所的火刑柱。

这种结构有助于文明的扩散和创新。

我之所以把上述过程叫做“伊斯兰教对西方文明的栽培”，是因为如果没有伊斯兰教帝国的侵略扩张，基督教文明会存在并发展，但西方文明将不会存在，更不会发展。实际上，如果没有伊斯兰帝国的酵母作用，甚至根本就不会出现如今这样的西方文明。在这种意义上，能不说伊斯兰教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吗？

十字军是对伊斯兰帝国的“圣战”行为的滞后反应；十字军是“基督徒行为模式的伊斯兰化”。

有的学者认为，连马丁·路德等人的宗教改革，也是基督教“穆罕默德化”的结果；这种“穆罕默德化”在正教合一的加尔文教，就更为突出了。

（三）伊斯兰教对西方文明的训练

伊斯兰教对西方文明的训练，其主导力量是突厥人为主的，时间是从十一世纪到十七世纪，整整六百多年，不仅激发了两百多年的十字军运动，而且稍后还直接促发了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

甚至被认为是“西方建筑之灵魂”的哥特式建筑，也是伊斯兰教入侵的产物。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六十六章“西方基督教世界”指出：“哥特式的中世纪建筑式样，实际是从小亚细亚塞尔柱突厥人那里传入的。今天，人们有幸仍能在阿尔卑斯山两侧的欧洲所有国家看到的遗址，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遗址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理想。现存的许多优秀的哥特式建筑，是仿照塞尔柱旅行商队的客栈式样而建，这些建筑多在阿尔卑斯山北麓。”其实，只要仔细看一下塞尔柱旅行商队的客栈式样，就发现那与中国长城上的烽火台十分相像。

我们观察一下也不难发现：哥特式教堂的外形，如果除去了那个尖顶，确实和烽火台很像。

塞尔柱突厥人的后继者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也是突厥人所建立的一个伊斯兰帝国。创立者为奥斯曼一世。奥斯曼人初居中亚，并奉伊斯兰教为国教，后迁至小亚细亚，日渐兴盛。极盛时势力达欧亚非三大洲，领有南欧、中东及北非之大部，西达直布罗陀海峡，东抵里海及波斯湾，北及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南及苏丹与也门。自灭亡东罗马帝国后，定都伊斯坦堡，且以罗马帝国继承人自居。故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视自己为天下之主，继承了罗马帝国及伊斯兰文化，东西方文明在其手中而得以统合。

十四至十五世纪间，土耳其人进入巴尔干半岛。1453年，攻取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著名古城君士坦丁堡，并大举向中欧、西亚和埃及扩张，将整个伊斯兰教世界与巴尔干半岛及中欧联系在一起。十七世纪以后，随着西方世界的迅速崛起，伴随着巴尔干、近东、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奥斯曼帝国逐步走向衰落，成为欧洲列强角逐近东地区的牺牲品。土耳其人属于黄色人种，他们的祖先是生活在中亚的游牧民族突厥人。土耳其这一名称就是由突厥二字的字音转变而来。

其国位处东西文明交汇处，并掌握东西文明之陆上交流达六世纪之久。在其存在其间，不止一次实行伊斯兰化及现代化改革，使得东西文明之界限日趋模糊。其对西方文明影响举足轻重，其建筑师米玛·希南名留至今。于十六世纪，苏莱曼大帝在位之时，日趋鼎盛，在十七世纪，其领土更达最高峰。而在海雷丁带领下，其海军更掌控地中海。

奥斯曼土耳其人原属中亚阿姆河一带西突厥乌古斯人的卡伊部落，从事游牧，逐水草而居。13世纪初，蒙古人大举入侵中亚，卡伊部落首领埃尔图格鲁尔率部四百多帐被迫西迁，进入安纳托利亚。他们在中亚时已信伊斯兰教，归顺塞尔柱突厥人的罗姆苏丹国，受封安纳托利亚北部的卡拉贾达地区，并委以守卫边境重任。埃尔图格鲁尔从毗邻拜占庭手中夺取瑟于特、多马尼奇等地，这成为奥斯曼国家的发祥地。

1281年，奥斯曼一世（Uthman I，1258—1324年）继其父担任部落首领后，继续兼并拜占庭领土卡拉贾希萨尔、比莱吉克、亚尔希萨尔等地，定都耶尼谢希尔。1289年罗姆苏丹国被迫承认他夺取的领土为其封地。1299年，奥斯曼趁罗姆苏丹国分裂，正式宣布独立，称号“加齐”，奠定了奥斯曼国家的雏形，故名。

1324年，奥斯曼之子奥尔汗（1324—1360年）继位后，首先攻占布尔萨，并迁都于此，正式宣布使用“苏丹”称号，立伊斯兰教为国教，实行伊斯兰教法，建清真寺和宗教学校。他继续向外扩张，先后又攻占尼西亚、尼科美底亚、斯库塔里、安卡拉等地，其势力达于马尔马拉海南岸地区及加利波里半岛。他开始建立常备军队，组建近卫军团（即来源于基督徒子弟的童子军团），确立国家行政组织，中央设立迪万（即国务会议），任命维齐尔（即大臣），向各地派遣贝伊（即行政军事长官）和卡迪（即教法官），铸造统一钱币，成为奥斯曼国家的真正缔造者。 

1360年苏丹穆拉德一世（1360——1389年在位）继位后，向东南欧扩张取得决定性的进展。1362年，采取大规模军事进攻，占领埃迪尔内，并以此为都。接着又征服西色雷斯、马其顿、索菲亚、萨罗尼和整个希腊北部，迫使保加利亚和塞维利亚统治者称臣纳贡。1389年在科索沃战役中大败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联军。苏丹巴耶济德一世（1389—1402年在位）征服多瑙河以南的巴尔干地区，初步统一安纳托利亚突厥塞尔柱各埃米尔公国。1394年，迫使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扶植下的哈里发穆泰瓦基勒赐封他为“罗姆苏丹”。

1402年，帖木儿率军侵入小亚细亚，奥斯曼军队战败，巴耶济德一世被俘后身亡，其后代陷入内争。苏丹穆罕默德一世（1403—1421年在位）结束分裂局面，收复帖木儿征战时丧失的领土。1444年，穆拉德二世（1421—1451年在位）对欧洲基督教王国作战，再次征服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确立了在欧、亚所辖地区的统治。 

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攻陷贝尔格莱德，攻陷布达，围攻维也纳，夺取了地中海的东岸和红海要道，断绝了西方世界的东方之路，迫使西方人为了寻求出海口而进行垂死挣扎，结果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

奥斯曼帝国是西方文明的训练师：

1396年，在多瑙河畔的尼科堡战役中，奥斯曼军队一举打败了匈牙利、法兰西、德意志等国的联军，将近一万名十字军被俘，除了用巨款赎回三百名贵族骑士外，其余的几乎全部被杀。从此，欧洲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奥斯曼帝国扩张。于是，巴尔干半岛逐渐落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 

奥斯曼帝国是西方文明的合伙人：

苏拉德二世时（1421—1451年）时，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战争停止下来，又继续向欧洲扩张。1430年，苏拉德二世率军占领帖撒罗尼加，拜占庭实际上已处于包围之中。到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统治时期，开始了对君士坦丁堡的直接进攻。1453年，他率领二十万大军和三百艘战舰从陆上和水上同时进攻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虽然有许多险要和堡垒，军民也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力量对比悬殊，守军只有不足万人。最后，城中的来自西方意大利的热那亚人作了土耳其人的内应。奥斯曼帝国以保留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加拉太区的商业殖民地特权为条件，利用涂油板将七十多艘土耳其战船运过加拉太后面的陆地，然后用这些船只搭浮桥，从侧面攻城。君士坦丁堡被打开一个缺口。在顽强地坚持了五天之后，希腊人的君士坦丁堡终于在1453年5月29日被土耳其人攻陷，皇帝君士坦丁十三世阵亡，千年帝国拜占庭灭亡了。土耳其人攻陷该城之后，大肆劫掠三天，许多居民被杀或被掠为奴隶。奥斯曼帝国迁都于此，并把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即伊斯兰教的城市，著名的圣索菲亚教堂也被改为清真寺。

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使东欧失去了屏障。奥斯曼帝国继续扩张，在巴尔干，征服了摩利亚和雅典公国，在爱琴海上，攻占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占有的岛屿。1459年又征服了塞尔维亚全境，1463到1465年间征服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479年占领了阿尔巴尼亚。此外，在中间地区，奥斯曼帝国迫使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承认其宗主权。土耳其人还把热那亚人在黑海岸边的殖民地及重要商业城市卡法夺了过去，克里米亚汗也被迫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热那亚人终于尝到了背叛的恶果。

苏莱曼一世（1520——1560年）时期，帝国达到了鼎盛。苏莱曼是个非常有作为的苏丹。他把全部精力放在进攻欧洲上，继位不久就开始向欧洲全面进攻。1521年，他派兵攻占当时属于匈牙利的贝尔格莱德。1526年，在摩哈赤战役中击溃了匈牙利国王的军队，攻陷布达。以后数次进攻奥地利，甚至打到了维也纳。但在欧洲碰到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全力抵抗，进攻的势头被遏止。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伴随着向外扩张，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世界的第三次大传播。

土耳其文化，完全是由各种不同成分构成的惊人的混合物。远在突厥人迁移到西亚之前，他们就与波斯人接触，从波斯人那里采取了艺术的主题、纯文学的典范以及颂扬国王的那些政治观念。他们爱战争、喜征服，好客而且有同化力的倾向，这些可以说是游牧生活的纪念物。拜占庭人曾供给他们军事的和政府的各种制度，那主要是由小亚细亚的塞尔柱人间接传授的。但最重要的是，阿拉伯人是土耳其人的教师，这与希腊人是罗马人的教师具有同样的意义。从阿拉伯人那里，土耳其人获得了科学和宗教——包括社会经济原理和宗教法律——以及书写用的字母体系，这种字母一直用到1928年。土耳其人（突厥人）还居住在中央亚细亚的时候，只有少量的书面文学，因此，他们曾采用过叙利亚书法，那是由叙利亚的基督教徒传授他们的。由于采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字母，就有成千上万宗教的、科学的、法律的和文学的术语，是借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尽管最近民族主义者想方设法企图肃清外来语，那些术语仍然有许多埋置在土耳其语里面。奥斯曼人在三个方面曾作出比较重大的、创造性的贡献：治国才能、建筑学、诗歌。奥斯曼帝国，像以前罗马人的帝国和阿拔斯人的帝国一样，在特征上和组织上，本来是军事的和朝代的帝国。它的主要目标，与其说是人民的福利，不如说是以苏丹兼哈里发为化身的国家。人民当中包括阿拉伯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埃及人、柏柏尔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斯拉夫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等民族集团，他们各有不同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奥斯曼人用强制暴力和帝国制度把他们结合了起来。

统治阶级，喜欢自称“欧斯曼利”（‘Uthmānli）、“奥斯曼利”（Osmanli）、“奥托曼”（Ottoman），土耳其农民与统治阶级不同，他们也算做被统治的人民。土耳其人在自己广阔的领土上，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占优势的少数集团，他们没有企图在阿拉伯人的地区殖民。但是，他们与非穆斯林的妇女结婚，以便他们的血统得以保持新鲜，同时对任何一个臣民，只要他信仰伊斯兰教，说土耳其话，并参加土耳其宫廷，他们就承认他有充分的公民权。当时实行定期征募基督教儿童的制度，在继续实行这个制度的年代里，他们能够迫使受过训练的青年去服兵役和参加行政事务，并且把非穆斯林家庭出身的优秀的男性青年加以同化。被征服人民中的最有才能的人物，有些被吸收并集中到首都来，加以伊斯兰化和土耳其化，然后利用他们去促进帝国的繁荣和进步。塞加西亚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甚至亚美尼亚人，都有被提升到帝国最高职位的，还有一品当朝为宰相的。这个国家，与其说本来是为人民的福利而组织的，不如说是为战争的便利而组织的，它幅员广大，交通不便，民族复杂，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甚至在土耳其穆斯林和阿拉伯穆斯林之间，在基督教的这个教派和那个教派之间——存在着裂痕，具有这些缺点的一个国家，衰退的种子早已埋置在它的基本组织里了。它曾经面临民族主义获得胜利的世界，因而它的处境变得很坏。伊斯兰教国家，为了解决少数民族问题，而精心结构了宗教团体内部的自治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各宗教团体享有大量的自治权，这个国家向来贯彻这个古典的制度，同时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苏丹兼哈里发——的手中（最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王位继承的系统，又不明确，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帝国组织先天的弱点。奇怪的不是帝国的分崩离析，而是分崩离析竟没有更早地发生。

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有土耳其新军、西帕希及军乐队。奥斯曼帝国军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实战军队，是第一个使用火枪和加农炮的军队。在围攻君士坦丁堡时，奥斯曼人开始使用猎鹰，那是一种短阔的加农炮。高速、高机动性的骑兵使用弓箭、短剑骑在土库曼马及阿拉伯马上作战，不携重甲，其作战模式与蒙古帝国相似，如佯装撤退，以新月型的阵式包围敌人，发动突击。

我之所以把这个过程叫做“伊斯兰教对西方文明的训练”，是因为如果没有伊斯兰教突厥人的侵略扩张，就不会因为圣地沦陷、香客受阻而激起十字军运动，而不会因为拜占庭帝国的萎缩而导致文艺复兴的出现，不会因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导致地理大发现的绝望挣扎，如果这样，西方文明会存在，但将不会发展，根本就不会出现如今这样的全球文明。在这种意义上，能不说伊斯兰教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吗？

思想的绝处逢生：1460年前后，意大利哲学家菲奇诺（Marsilio Ficino ，1433—1499年）正为美第奇家族工作，翻译这个家族发掘出来的一系列柏拉图对话录；1463年一批令人振奋的文献从马其顿的一个修道院运到佛罗伦萨，它们以《赫尔墨斯文集》或《赫姆提卡文集》著，对欧洲的科学与宗教的发展将有重大影响。”──这就是“拜占庭陷落的积极后果”：死亡的文明像种子一样飘散到异邦，开出意想不到的花朵；中国灭亡于蒙古，也让中华意识传到了日本。

（四）文明的交互性质

西方文明是一种国际文明，从希腊的来两大源头（巴比伦、埃及），到基督教的两大源头（希腊、希伯莱），再到现代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伊斯兰教与地理大发现），这些优势中国不能比。

但中国也有自己的长处。那就是自成为一个地理、人种、历史、文化的板块，而且其连续性是一流的。这也是我提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出发点。

如前所述，在世界各大文明中，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渊源最少：希腊与印度同属“雅利安文明”；基督教文明与希伯莱具有双重关系；（近代）西方文明来源于伊斯兰世界，具有“养子”的关系；西方文明与其他的基督教文明如科普特教会、东正教文明等关系就更不必说了。唯独中国像个孤儿，与西方毫无渊源。这也是中国受到西方特别排斥的远因之一。至于近因，则由于中国错投师门，拜倒在俄国脚下，更是受到西方的嫉恨。

不过从长程来看，中国与西方的渊源最少，可能反倒成了优势：可以补缺，弥补西方化世界乃是西方式的全球文明的缺漏。

这一点，我在1987年出版的《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里，就讲过了：

一般说来，空间上相距越远的民族，其文化的差别就越大，即便在现代地球由于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的发展而“相对日益缩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何况在交通和通讯原始落后的远古时代？古代中国文明僻处东亚内陆，与其他古代文明中心的相对隔离，使它在传统上不习惯于面向多元化的世界。古代中国，孤悬于欧亚大陆的远东地带，远离当时世界文明的核心区域，即尼罗河流域、克里特──爱琴海区、东地中海沿岸至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一线，即使距离相对落后的美洲文明也相当遥远。因此，中国文化表现出的强烈个性和特异色彩，该是意料中事。

明末到中国传道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Matteo Ricci，1552—1610年）在其《中国札记》上指出，在绘制世界地图时如果不把中国放到地图中心而且仅仅占有一块不算大的位置，会遭到中国人的反对甚至攻击。他评论说：“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只有中国值得称赞。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就越自卑。”这显然是与文明世界中心互相隔绝的地理环境造成的，而不是一种天性。所以利玛窦还这样描绘中国人的性格：“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

现代世界主流文化的源头是欧洲文化。欧洲文化的源头则是希腊文化和希伯莱文化，以及希腊文化和希伯莱文化的继承人日耳曼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等。古希腊文化曾是超人式的，希腊史诗的核心人物是些半神的超人；希腊悲剧也不是平凡人的悲剧，而是以英雄─超人为主角的悲剧。当希腊的宗教、神话，伴随古典世界的危机而趋于衰亡之际，“罗马的世界和平”（Pax Romana）兴起了，希伯莱的弥赛亚观念，就随着基督教的勃兴而进入希腊罗马世界的内圈；弥赛亚与超人的综合，构成欧洲中世纪文化的坚实内核。基督教的使徒保罗（Apostle Paul，前3─后64年）和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哲学家斐罗（Philo of Alexandria，前20─后50年），则是推动弥赛亚观念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从不同角度切入希腊罗马世界的两位关键人物。

亚力山大的斐罗是希腊化时期重要的犹太人思想家，他的思想是联系希伯莱文化、希腊文化以及后来的基督教文化的纽结。生活在当时世界性各种文化宗教思潮汇集的大都市──亚力山大城，就好像后来的罗马和今天的纽约，斐洛自然融会贯通希伯莱文化和希腊文化，对部落宗教向世界宗教的转变，进行推动，从而理解普世的上帝乃是普世人民的主，而各种哲学之间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来自上帝的真理，他进而认为希腊哲学思想在摩西五经中，已有所阐述，因此借用希腊哲学观念向大众论述摩西五经是可行的。使徒保罗出身于旧约信徒的世家，却成为新约的使徒、外邦人的光，同样是一个超越部落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精神载体。

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Religious Reform in Sixteenth─Century）以降，西方世界的现世主义缓缓地取代了来世主义。“上帝已经死了”的思潮表明，宗教的弥赛亚终于让位给科学的超人。科学主义在本质上是对神秘力量的欲求，但却是物质的把握而非精神的归属，是渴望与大自然及其主宰平分秋色的超人式努力。二十世纪以来，科学登峰造极的发展趋势却侵蚀乃至扭曲了人本身的精神和社会发展。

西方文化中弥赛亚与超人的合流，早已是一个事实。故超度了希腊世界和古典文化的“异己的弥赛亚”──如何超度已经不再异己相反是其亲自哺育的西方世界，已是有目共睹的一大难题。在此难题下，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在加剧，而伊斯兰教世界却开始宗教复兴。甚至在欧洲的某些国家，去清真寺做礼拜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数，尽管前者绝大多数是中东和北非的移民，这是由“逆向殖民过程”带来的前殖民地向前宗主国的人口倒流，但其中也不乏“纯种的欧洲人士”。

单个民族的创造力总相对有限。一个民族若不从广泛的来源中不拘一格地吸取文化要素以充实自己，便难以造就一代冠盖群伦的文化系统。可以说，越有效的文明，就具有越广泛的世界性。这种代表性不是出于巧合，或是闭锁中的深思熟虑及精心规划，而是来自文化上广泛交流、兼容并蓄和创造活动中不分畛域的超然态度。神话故事的系列，作为古代文化发自灵魂深部的声音，实际上就已经带有不同程度的世界性（国际性，族际性）了。反观中国道统神话系统的形成，也何尝不是远东世界古代各区域国家、各民族文化集大成的产物？它也是拥有复杂的氏族、部落群、原始民族乃至区城性国家等众多渊源的复合体系。

古代神话系统所包含的这种世界性，在现代文明中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再现。现代文明并不是单纯的西方文化，亦非单向的西方人活动的产物。十五世纪末叶地理大发现所引出的国际经济文化的大交流、国际政治军事的大交锋，是现代文明出现的前提。可以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遭受欧洲殖民侵袭的各个受害民族，与欧洲殖民列强共同创造了现代世界文明。因为受害民族的反应方式，对历史的过程也是相当重要的。

此外，十八世纪欧洲的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艺术，都曾从古代中国文化中获得了深刻的灵感。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1646─1716年）从《周易》的卦象中得到了二进位制的启发。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1689─1755年）对中国的政治学说及实践十分赞赏。而抽象派艺术大师们也同样沉迷于中国的写意画或远东版画。现代世界文化还从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印第安文化以至黑人文化的传统中，大获教益，这已众所周知。在此大背景下，各民族文化间乃至世界各大文化圈之间的互补、互促以至嫁接、转换等关系，是一目了然的。而在一种大文化圈内部，各区域文化的界限也是相对模糊的。谁能说清楚，德国文化从法国文化中吸取了多少东西？谁又能说清楚，主要渊源于西欧文化的美国文化，又反过去给予西欧文化以多少东西？

如果把一个文化系统或文化实体比做一个细胞，则文化所具有的双层（两个层次）结构，较易被理解：其中一是文化核（相当于细胞核），一是文化体（相当于细胞质）。文化核较之文化体，对文化系统形态的发育、成熟，尤为关键。各个文化民族的文化范型，曾经凝聚在他们人格化的神话理想上；如希腊的“超人”、希伯莱的“弥赛亚”、中国的“天子”等──这就是它们各自文化系统的“文化核”。进一步的研究能发现，当一个文化系统陷入难以通过自我调节而完成历史性转换的危机、仅从表层改革文化质的努力也已无法挽回颓势时，这些不同文化的核之间，可以发生互补现象，有如基因交换和修补──以从根本上革新文化的形态，使之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其条件是经历一次基因手术──大的文化震荡和社会变革。在古代中国，这曾体现为殷文化与周文化间的大规模转换，体现为周文化的“核”即原始天命观及其天子概念，移植到殷文化的“质”中，先是补充、最终融和了殷文化的“核”──“帝”及其神界秩序，以此创造了一代新型文明。

古代中国文化的“核”，曾是“天子”观念以及与之相联的“天命论”，中国文化系统中“质”的各层次，均以此为辐凑而趋附。天子，作为天人合一之境的人格化象征，体现了善于协调自然而非斗争至上的文化传统。这在《礼记·月令》是里面一目了然的。所谓“天命”，其实就是天子与自然（“天”）之间互相反馈的精神所形成的特殊信息。在古代人的思想中，天命的信息库是神秘的，不是人智所能穷尽。天子所象征的天人感应的精神倾向、天人合一的文化范畴，可以被现代人恰当理解。如果进一步，被现代文明恰当吸收，则有助于缓和现代人的焦虑感及现代文化的紧张状态，从而对现代文明发挥一种“损有余以补不足”的作用。

天子观念，原非纯粹的政治概念，而是广义的文化范畴。先秦文化史中的“天子”与秦汉帝国开始的长城时代政治史上的“皇帝”不同：先秦文化史中的天子，可以被理解为人类文化各阶段、各领域中的精神价值与社会规范的首创者，是所谓的“文化英雄”，而不是政治上的专政首脑。他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理想化身，因而立于文明的不败之地。

现代世界，是否已到了需要输入“天子”观念的时刻？天子观念，及其对“天人合一”双向性的文化范型，即，人不仅受天控制，也反过去影响天──有助于现代世界克制一下过度追求物质利益、过度追求感官快乐、过度追求强权意志的单向性紧张，也有助于减少生物圈内部的紊乱与毁灭。有助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国家联盟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普遍焦虑感──以便某种更富于人情味，更能与自然相协调的全球新文明，逐渐形成。

环境保护的需要，否定了庸俗化的“人定胜天”即“人战胜自然”的命题；同时也否定了人在因循中屈从自然的习俗──因为这两种被我们称为“浮士德精神”与“黄河心理”的态度，最后都导致对自然的破坏。而这破坏的重量，最终将反转到人类自己头上，从而阻碍他在文明史上的继续跋涉。中国文明的健康因素，对全球文明作出根本贡献的时刻，也许在望，而系统阐发其内涵的使命，可能正期待着一批远东的斐罗（Philo of Alexandria，前20─后50年）和中国的使徒保罗（Apostle Paul，前3─后64年）。在西方历史上，类似的“文化核之间的互补机制”，比中国历史上更为频繁，整体文明在不同民族之间接力转换的发展景观，由此展现。

伊斯兰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源头，所以现在伊斯兰教徒顺理成章地偷渡欧洲；就像西班牙殖民地是美国的基本组成部分，所以现在西班牙殖民地居民顺理成章地进入偷渡美国。

伊斯兰教曾经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源头，可惜的是，伊斯兰教现在已经完全成为化石了。

2014年2月17日

（另起一页）

第十七篇

伊斯兰的终极目的：末日大决战

网文《这才是IS渴望的终极目的：末日大决战》写道，2015年11月13日深夜，巴黎疯狂的大屠杀再次震惊了世界，事件已造成153人死亡。同时，IS在推特上高呼“胜利”。

而就在两周前，同样的一个周末，10月31日早晨，俄罗斯民航客机在埃及起飞后坠毁，214人身亡，目前事件凶手也相当程度指向了主动认领的IS——“伊斯兰国”。

两起接连发生的恐怖袭击，即针对西方（法国和欧洲），也针对东方（政治意义上的东方，即俄罗斯），表明了IS及对其拥戴效忠的诸多极端恐怖分子的疯狂。

那么，IS究竟要干什么？仅仅是宣泄疯狂么？

不，没那么简单。

另外，为了探奇、分析、了解IS，一时间也出现了许多文章。试图回答IS到底是什么，到底想干什么。不过，总体描述框架并未超出笔者去年六月第一时间对IS进行的一系列解读。

要真正理解IS近期行动的用意，就得从伊斯兰教的末日理论说起。

和很多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也有“末日选择”的说法，并且列位其六大信仰（安拉、天使、使者、经典、前定、末日）之一，并且仅次于真主信仰，位列第二位。

古兰经2:177:“你们把自己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都不是正义。正义是信真主，信末日，信天神，信天经，信先知…”。不相信世界末日的穆斯林，就不是真正的穆斯林。

但究竟什么样的才是“末日”？

根据不同版本的“圣训”，“使者”也就是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在中文中被尊称为“穆圣”）没有点明事件的时间；但通过与身边人的谈话，描绘列出了一系列或大或小的“即将到来的迹象”。

例如：

穆斯林将和犹太人战斗，音乐、酒精被广泛的传播和纵容。对清真寺的装饰成为一件骄傲的竞争。女性几乎赤身裸体，不顾他们的穿着。幼发拉底河将要露出金山（石油的发现），游牧民族竞相建起很高的建筑（注：想想迪拜）。

在一些穆斯林的心目中，这些“圣训”完全就是对当前这个堕落的现代社会的描绘：

“末日临近时，人们的知识水平提高。”“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便可以横越相距遥远的两地。”（注：飞机和航空旅行的出现）

“末日不会来临，直至摩天大厦的出现。”“末日不会出现，直至人类相互竞赛，建造高耸入云的建筑物。”

“末日不会来临，直至人们对着鞭子说话。”“天空中传来声音，各种族的人都可以听见自己的语言。”（注：手机和卫星电视）

“末日来临前，宗教的知识将会消失，人们普遍地变得无知……”“那时候，古兰经的教导荡然无存，伊斯兰成为虚名，人们自称为穆斯林，但却远离伊斯兰之道。”

“毫无疑问，这天将会临近，其时当中没有一人不沉迷于利息中；即使与利息没有直接关系，却不能不活于它的影响下，利息造成的影响，必达至各人。”

“这天将会来临，当富有的人把朝觐变成为旅行、处理公务及炫耀的事项，而穷人却活在乞求中。”“富有的人，他们彼此间分享所得；而穷人半点也获不到好处。”

“末日来临前，通奸将会广泛地发生。”“末日不会来临，直至邪恶的人公开地在路上进行通奸。”

“男人模仿女人，女人亦模仿男人。”“人们（男及女）沉溺于同性恋中。”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么几条：

“罗马人”将成为多数。各个国家将通过各种手段，竞相摧毁伊斯兰教的价值观、文化、教义乃至穆斯林。就连穆斯林统治者也不再遵循圣训的指导和传统。

从各种来源的报告估计，世界穆斯林人口介于12亿至15.7亿之间，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不过，最最贴合现实的“关键描述”，可能还是这么一条由艾布·胡莱勒传述的：

“一个男人会从大马士革的深处出现。他将被称为sufyani。”

按描述，在叙利亚将出现一个叫Sufyani的暴君，他出自一个小部落，但却夺得了叙利亚的统治权。他会将孕妇的肚子撕开，无辜的妇孺都被无情地杀害。

他将会是一个长着大脑袋、有麻子脸的男人，眼睛里有白色的斑点。他对生命的漠视将达到空前的地步。

而其他的部落将会起来反对他，但是，他们不会成功的，他将在混战中击败其他两种竞争力量，屠杀所有的人。

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这段描述指的完全就是现今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那么，末日将至，接下来的境况又会如何发展呢？

有的穆斯林教派认为，接下来的，就是穆斯林们与入侵的“罗马人”展开的大决战。并有相当的细节描述，例如：

艾布·岱尔达仪传述：“穆圣”说：“大战时，穆斯林的要塞是在比邻大马士革的谷塔（Al-Ghutah），那是沙姆最好的城市。”

Ghutah是大马士革东边的一片绿洲，现在已成为大马士革郊区的一部分。讽刺的是，占领大马士革周边的反对派，竟用妇孺装在铁笼里放在房顶上，以此作为阻止政府军空袭炮击的“人盾”，这就是他们的“要塞”。

伊本·欧麦尔传述：“穆圣”说：“穆斯林将会避难麦地那，最远的防线是赛拉赫。”

艾布·苏克纳自一位弟子传述：“穆圣”说：“你们不要袭击阿比西尼亚，只要他们不侵犯你们；你们不要袭击土耳其，只要他们不侵犯你们。”

所谓“罗马人”，指的自然不是早已消亡的罗马帝国或者拜占庭帝国，也不是今天的罗马和意大利。指的自然是西方人和基督徒，特别是从政治体制、军事制度、国际形象等各方面担负了“新罗马”使命的美国。

自然，对于肆虐叙利亚的IS来说，他们的目标自然绝非仅限于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而是要承担起与“罗马人”决战的荣耀宗教使命。

在他们看来，他们自己就是描述中的要负责打败罗马人的“当时地球上最好的军队（士兵）”。

同时，IS有着诸多世俗世界的目标和任务——摧毁以色列，终结穆斯林土地上的各种独裁政权，将非穆斯林逐出阿拉伯半岛，重建沙里亚律法，构筑统一整个伊斯兰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哈利法大帝国。

但是，世界末日才是他们宣传的主旋律。在叙利亚与“异教徒”进行末日决战，这才是IS的终极目标和核心理念。

其中，叙利亚北部一个叫DABIQ的小镇，则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个小镇位于阿勒颇省东北部的平原，距离叙土边界也就是土耳其仅有10公里，战前人口不过3000多人，无险可守。但在2014年8月IS攻占DABIQ之后，大肆庆祝，甚至创立的网络电子杂志，就以DABIQ为名。

为什么？

因为根据IS笃信的一种理论或者传说，罗马军队将在叙利亚北部与伊斯兰军队大规模遭遇，而DABIQ将是穆斯林打败在这里安营扎寨的罗马人入侵者，取得末日决战决定性胜利的地方。

对于疯狂的IS成员来说，在这里展开史诗般的血腥对决，再好不过了。他们做梦都期望着这场战斗，而且不断暗示它会很快到来。

IS笃信DABIQ将是穆斯林打败在这里安营扎寨的罗马人入侵者，取得末日决战决定性胜利的地方。

而现实却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虽然都在延迟数年之后终于姗姗来迟，先后军事介入叙利亚局势。但双方都仅限于有限数量的空中打击，谁也不愿派出精锐的地面部队，都在担心伤亡。

更重要的，美俄心里都有各自的小算盘，叙利亚的一团乱麻且不说，从根本局势上来说，尽管美俄欧自身都一样遭受极端恐怖组织的折磨，但都想按兵不动，试图把祸水转而引向对方，消耗对方的实力。

对此局势，全世界爱好和平渴望正义的人们固然心急，但最心急的还莫过于IS本身。

为此，IS策动各分支组织，发动恐怖袭击，根本性的目标就是这个目的——“快来打我啊！”

在一连串的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会出兵么？俄罗斯会出兵么？已经被小清新和左派的善心包围多年的欧洲会出兵么？

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拭目以待。

……

网文《这才是IS渴望的终极目的：末日大决战》的标题写错了，它应该写成网文《这才是伊斯兰渴望的终极目的：末日大决战》，因为很显然，“IS”的言行都不是自己发明的，而来自穆罕穆德，来自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

（另起一页）

第十八篇

埃及伊斯兰化的过程 

1992年伦敦大学伊斯兰社会和文化系文学硕士毕业论文（瓦塞尔曼， M. Wassermann ）《埃及伊斯兰化的过程——可能的原因和直到十四世纪的影响范围》，可谓通过“一叶知秋”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全球社会正在面临的“伊斯兰化”威胁，值得思考和警觉。全球文明的末日，可能正在通过“伊斯兰化”而加速落实。

导言

在公元640的时候，随着阿拉伯的穆斯林进入埃及这个基督教国家，转向伊斯兰的呼声就在大地回响起来了。他们踏入、征服和统治了这个国家。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些入 侵的阿拉伯人的确实信仰是甚么，但我们可以断言，伊斯兰就是他们的军事组织“ raison d'etre”。这样，他们因着iman （信仰） 令自己与世界其他被视为kufr （不承认真主 ）的人区别开来。他们来到埃及导致了埃及的伊斯兰化过程。纵观埃及的整个历史，虽然皈依伊斯兰的进程很缓慢，但还是不可避免的有着一股科普特人皈依伊斯兰的稳定细流。这股细流会时不时地高涨成一股新皈依者的稳定潮流，甚至是洪流。埃及的伊斯兰化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性质都不一样， 并且出现在其历史的不同关键时期。

费希尔（ H. J. Fisher）在他的“重新思考皈依” 一文中指出，非洲黑人皈依伊斯兰的过程由三个阶段组成。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批皈依者，他称之为“隔离”。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皈依的规模以小幅度增加，因为皈依者必须离开他的 “旧团 体” ，进入一个陌生、由 “新信仰的兄弟”所组成的 “新世界”。因着他的举动，使他成了被他的旧团体拒绝的流浪者，他就必须在新的世界里努力工作来建立自己。第二个阶段就是“分离”，在这个阶段，崭新和壮大的穆斯林群体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做一些有关他们自己宗教方面的事情。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自愿的皈依和不同宗教的混合 。第三个阶段他称为“改革”。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新的宗教团体开始发展分离的意识形态和自己的表达方式。它的特点是产生了新的宗教教育形式。这个进程随着有文化人的比重日益增加而大大推进。新的群体开始把错与对的观念——就是根据他们的法律定夺甚么是合法和不合法的事——整体地强加给这个新的社会群体。强迫人们接受这些新的价值观和教条经过了“染满鲜血”的过程。尽管这些资料是从非洲黑人中观察所得，但我认为对研究埃及伊斯兰化的过程历史，在某程度上还是适用的。

依我看来，这三个阶段在埃及伊斯兰化的过程中是可以区别的。所有的三个阶段都有部份重叠，在埃及历史上每个阶段的开始也没有决定性的事件或明确的时刻。第一个阶段是以新阿拉伯贵族和muwalat体系的出现为标记。第二个阶段是以阿拉伯贵族权势的衰退开始，进而是阿拉伯人和科普特人之间的社会地位渐渐拉平。第三个阶段与第二个阶段的划分，是埃及的暴民要求贯彻施行关于受保护的人——`ahl al-dhimma——的（伊斯兰教法律）shariah的呼声非常强烈。

本论文的目标，就是要鉴别和阐述这三个阶段的一些特征。但在我继续下去之前，我认为必须在导论中阐述“皈依”的意思，用以与“信奉一种宗教”对照。

（一）皈依–信奉一种宗教

皈依是“跨越了宗教界线，离开了原来的属灵家园来到了新的家园”。当我们说到皈依的时候，我们的看法是“个人灵魂的重新定位，他深思熟虑地从漠不关心的状态，或者从先前的虔诚信仰，转向了另一种信仰”。当某个人以这样的方式转变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从前的虔诚或漠不关心的状态是错误的，并断定新的信仰才是唯一真正与神和他的邻居发生关系之路。这种定义适用的宗教，大部份都有一位先知和一本神圣的经书作为他们的信仰核心，并要求他们的信仰对于他们的教义有一种“积极的回应”。这和信奉是截然不同的，更确切地说，信奉对于另一种宗教的教义和教导是一种表面和漠不关心的态度。信奉是一个宗教在某个人身上的文化影响，促使他接受新崇拜形式的时候，不用完全拒绝旧的形式，也不会用新的取而代之。

1、阿拉伯贵族在皈依过程中的兴起和没落

（阿拉伯贵族和慕瓦拉特Muwalat）

亚历山大城根据公元642年九月份由东罗马帝国军队签定的亚历山大条约被舍弃了，这支军队曾经是埃及战事中抵抗阿拉伯人的唯一力量，新的统治者只关心自己的组织和国家的安全。因此他们尽量维护社会治安，以确保主要的人口——就是被征 服的主要为科普特人的埃及人——的社会稳定。他们依靠阿拉伯的从属下令新近受统治的人民缴税，来维持现役军队进驻这个国家的需要。由于阿拉伯统治者不干涉科普特人的内政，他们留下了他们的教堂、修道院、甚至他们自己内部的行政管理。这样做总是以持续不断的征税为条件。阿拉伯人从他们所占领的城市和乡村撤出，只在沿海城市，特别是新近发现的福斯塔（Fustat）城留下一些分遣部队，而该城后来在七世纪末期成为该国的新首都。

福斯塔是一个军队驻守的城市，位于尼罗河畔上一个战略点的旁边，接近以前的巴比伦。它以指挥官的房子为中心。在城里，每个部族都分配到自己的区域。起初，阿拉伯人主要迁入城市里，把乡下地方让给本土人耕作。阿拉伯人从本土农民那里征税，很快就发展成一种新的贵族形态，因为乡下的财富源源不绝地流入了城市。在这些中心地带，阿拉伯人享有amn aman（安全）。作为一个mu'min（信徒），阿拉伯人属于接受了一神论信仰的社会政治群体。在这个群体当中，个人享有免受外面威胁的安全保障（amn, aman）。这样，mu'min的称呼与kafir一词形成了显著的对比，后者是表示拒绝接受穆罕默德所领受的一神启示的人。mu'min这个术语似乎是专门为第一批穆斯林所保留的。因此，`amiral-mu'minin这个术语的定义就有了一个崭新和更为狭隘的意思了，也就是说，阿拉伯信徒的贵族地位得到了保障。mu'min受他的领导者免费的保护。但另一方面，dhimmi就不会受到免费的保护，而是一个“下等身份的非阿拉伯人”，因为他还没有顺服先知的信仰。Dhimmi要走出这种半保护状态和次等的社会政治地位，就必须顺从和进入阿拉伯人的宗教领域。伊斯兰表示完全的“顺服，享有平安，并且宣告教条和放弃一个人所表现的敌意”。穆斯林是一个已经放弃他对伊斯兰的“敌意”、并且与阿拉伯主人建立了庇护关系的人。这种关系称为muwalat。所以，任何一个顺从的非阿拉伯人并非mu'min，而是次等地位的mawla。

埃及新的阿拉伯贵族同意让那些“顺从”并在福斯塔定居的人在阿拉伯主人的保护之下享有安全保障。那些与阿拉伯主人联系在一起的mawla作为他个人的随从服事他。大部分的mawali成为他们主人的奴隶，在这个新的贵族社会中只享有很低的地位。这种muwalat从征服的那一刻就开始实行，然后征募百姓加入“一个大规模的军事随从”。这是阿拉伯人与本土人在那时候的唯一的真正紧密接触。但由于我们对九世纪前的伊斯兰本质了解不多，我们不能断言当时成为一个穆斯林真正含义是甚么。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听说有许多人为了寻求阿拉伯贵族的保护而改变他们的信仰和宗教。在后期的阿拉伯原始资料中，说到所有最初的“皈依者”，都是由于被征服。

由于阿拉伯的权力中心在埃及头二百二十六年的穆斯林统治，是在阿拉伯以外，所以阿拉伯人没有为了让自己被认同而注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反而注重麦加、大马士革、并巴格达的风俗习惯。当地的传统被大大忽视，即使受到注意，也只是“在他们征服的人民的作法上添加一种伊斯兰的象征”。阿拉伯人相当审慎地护卫他们的阿拉伯世袭，很少与当地人混在一起。例外的情况，是混入了一些被征服民族中出身皇室后代的男女。而且，阿拉伯人的优越感因着成为穆斯林而提高了。同时作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使他们与大多数“被征服的中东人民”有所区别。伊斯兰成了阿拉伯统治精英的标志。

在伊斯兰化的第一个阶段并没有太多的皈依者。科普特人获准生活在他们自己的行政管理之下，并且他们的宗教生活也不受干扰，就像在东罗马帝国统治之下一样。因为那时住在“老基督教”城市的科普特人皈依伊斯兰后社会地位并不会得到任何提升，他们对自己的信仰仍然相当忠心，所以确保了大部份居民仍然是基督徒。熟练的工人不必成为穆斯林，也可以继续从事他们的手工艺。我们听说在驻防城市福斯塔，有基督徒的社区，他们是随着`Amribn al-As 的军队到达那里定居的阿拉伯基督徒部落。科普特人中与阿拉伯人互相来往，甚至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教会。在福斯塔甚至还有人讲科普特语。因为科普特人的手工艺享有声誉，所以有人请他们帮忙。我们听说科普特人有做建筑师和优秀的造船者，帮助阿拉伯人建造阿拉伯舰队。八世纪和九世纪的时候，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虽然中间有中断），财政制度仍然让科普特人当权，科普特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种就业机会是在教会中作神职的服事，或者代表贵族的地主，管理税田中的庄园。由于在职业阶层身上征收的税务的财政负担不是很重，所以为了摆脱沉重的税务负担而皈依的动力就很小。然而，种田的农民征收的税款就比较重，因为税款是按他们田土的生产比例来计算的。 

被占领的埃及的行政管理和东罗马帝国时代一样。整个国家划分成五个省，每个省由一名民事官员和军事官员（叫做duke）统管。每个省又细分成郡，它们再细分成州pagarchies、自治市和自治区。阿拉伯人雇用当地的地主（pagarch州长）去处理那些复杂的税务管理。那些与教会有良好交往的有钱人，负责在自己区域内的税务管理，然后把税收交给福斯塔的中央diwan（税务机关），该机构分成两个部门，一个为埃及的上游服务，一个为下游服务。所有的村庄、修道院和城镇，还有所有的辖区都在这些pagarch的管理之下。

两种类型的税收制度是有区别的。第一种类型是人头税（按人头的多少征收）；另一种是土地税，按土地的生产比例来征收。商业税是集体征收。没有土地的人按照他们的职业评税。人头税占税收的35%，由达到成年的男人负担。它是根据一个人的财富评税，一个人平均大约两第纳尔。当地政府根据列在“税款评估单”上的名字，从每个人那里征收税款。接着这些税款一笔过交给中央税务机构。税收也不是统一的。每个城镇和乡村所征收的数额有明显的差异。另一方面，那些没有能力缴清税款的人可以用他们的自然出产或者服务来替代他们的个人配额。由于课税是科普特人的主要责任，每一个纳税的农民或专业人员很少会与收税的穆斯林政府打交道。对于中央diwan来说，不管他们以何种方式征收，最重要的事情是有稳定的税收来源。

由于农民的税务负担日益增加，有相当多的人逃离自己在税务本上要缴税的地区，来到其它地区，在赋税的农场中干活。这些农场的主人秘密地雇用这些人，给他们一定的工钱。阿拉伯人为了捕捉这些逃亡者，在730/112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并且颁布命令，要求每个人都带一本通行证，证明他是否已经完税。但是逃亡者又会逃到新的社区当中藏身，这样就造成每年大量的税收流失。

课税制度和每年税收的下滑与科普特人皈依伊斯兰的关系，究竟有多大呢？阿拉伯的资料提出的论点，认为税收的下滑与高比例的皈依有直接的关系。在众多人中，特别被提到的欧麦尔二世废除了皈依者的人头税，表明科普特人是怎样为了逃税而皈依。但这和其它重复提到免人头税的资料表明，皈依者并非经常可以免交人头税。反思阿拉伯的一些文学作品，里面描述了让皈依者缴人头税的做法，并认为它违背了古兰经及其教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免除皈依者缴土地税。阿拉伯的资料上提到每年的税收从大约一千四百万至二千万第纳尔，下降到三四百万第纳尔。首先，开头的数目似乎有点夸大，其次，这些数目没有指出这些税收是单单包含人头税，还是包括了土地税。丹尼特（Dennett）发现了国家收入下跌的另一个原因，而逃亡者是整体逃税。另一方面，阿拉伯的统治者，例如公元717/8年的阿卜杜勒阿齐兹（Abd al-Aziz），渐渐地征用那些几乎或者是根本没有交税的土地。农民的税务负担并没有减少或者保持原样，反而是增加了，而且这些负担必须由越来越少的农民分摊，所以农民们纷纷逃离自己的家园，寻求一个较低税务负担的生活。由于“逃离土地”的结果，遗留下的土地被挪用，因为所有被遗弃的土地都给了哈里发，这样，税收再次减少。还要提到的一点就是，“逃离土地”也导致了农业体系的衰败。特别是叛乱之后，灌溉系统受到忽视，结果导致耕地变成了沙漠。耕地的减少又成了税收减少的另一个原因。因此，对于头两个世纪税收骤减与科普特人高比例地皈依伊斯兰有直接关联的看法，似乎是极不可能的。

当农民“逃离土地”成为一种“时尚”以后，许多人还逃到修道院。因为修道院有大量的土地和高昂的劳动风气，他们可以从事许多的手工活。阿拉伯人猜想到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在112/730年间的人口普查中也把修道院里的修道士计算在内，因为有些修道士看来并没有戴辨别他们身份的项圈。在此之前，修道士已经按人头赋了一第纳尔的税了。这本身就违反了阿拉伯人宣告的法律，自从哈里发欧麦尔执政以来，豁免所有神职人员和修道士税款的法律就一直存在着。教会有时也要赋税，里面的器具也被充公。尽管欧麦尔的协约禁止建造新教堂和翻新老教堂，但在穆斯林统治的头一百五十年间，从没有停止过建教堂。这事之可能发生，是因为科普特人付一笔钱给当局，他们凭此就有建造和革新教堂的权利。早期禁止建造新教堂的法律，似乎反映了第九世纪制定的法律的倒退，因为考古证据似乎表明在第八世纪的时候，教堂的建设活动相当的活跃。然而，教堂的兴建却激起了公众的怒气。随着权力从倭马亚（Ummayads）王朝转移到阿巴斯王朝（Abbasids），教堂的建造和革新尤其激起公众的愤怒，受到他们直接的反对。教堂里摆放基督教的象征物引起了统治者的法令限制。基督教在教堂里的象征物常常被取缔，说明了这些大部份在哈里发阿卜杜勒阿齐兹执政时期颁布的法律和命令没有贯彻执行。另一点必须指出的，就是在倭马亚王朝时期，教堂转变成清真寺，甚至被拆除，而它们的石块——尤其是柱子——被用来建造新的清真寺。

然而，穆斯林取代了东罗马帝国之后，科普特人总体上还是得益于穆斯林。东罗马帝国一度攻击和逼迫科普特人的基督一性论教会。君士坦丁堡派遣的赛勒斯（Cyrus）主教非常残酷。一直躲藏东罗马帝国皇帝的主教便雅悯冒出来并公开露面。他的教会被宣告为官方教会，并且继承了原先被东罗马帝国皇帝从教会里夺走了的财产。尚待处理的问题，就是科普特人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帮助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从十四世纪开始，就有阿拉伯人声称科普特人帮助过阿拉伯人。征战的时候，入侵者和被入侵者之间没有一个清晰的划分界线，因为阿拉伯人接受任何团 体的援助。 Nikoui 的约翰是那个时代的人，他说科普特人的援助发生在法尤姆（Fayyum）地区被占领之后。另一方面，我们听说东罗马帝国谴责科普特人对他们主要驻扎在要塞的征募军背信弃义，而这支军队是有效抵抗阿拉伯入侵者的唯一力量。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城市里面的武装力量主要起着维持治安的角色，而且他们主要由科普特人组成，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有人声称科普特人这方面是在被动地帮助阿拉伯人，使东罗马征募军处于不利地位是甚么意思。科普特人的普遍态度必定是“把穆斯林的到来视为神所赐下的一场灾难，是在逼迫他们的人身上报了仇”。然而，有时候科普特人也是被迫积极地帮助阿拉伯人，也有人是投机性地自愿帮助阿拉伯人。

总的来说，穆斯林统治的头两个世纪，皈依还是受到阿拉伯穆斯林贵族的拦阻。有时阿拉伯政府还会积极地反对。只有少数人皈依成为穆斯林，主要是因为缺乏像豁免皈依者人头税这样的动力。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必须记得，科普特的群体相当的团结，一个人要是改变了他的信仰，就必须离开这个群体。最后，单靠皈依，是不足以与阿拉伯穆斯林统治者建立平等的社会地位。要获得这种平等地位，不仅要皈依，而且必须是阿拉伯人的血统。所以，贵族阶层是皈依的一大障碍，它与国民分隔开，而且不想消除上层阶级与国民之间的差别。当两个群体都壮大的时候，他们就会保持分离，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混合。横跨到另一个群体，就意味着与他所成长的那个群体分离。只有那些社会上的败类和穷途末路的人，看到皈依能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才会走出他们的旧群体（如果还存在的话）。另一群皈依者，就是那些被迫皈依的政府高官。

（二）阿拉伯贵族的没落

随着阿拉伯人在埃及采取一种新的行政和政府制度，人们认为哈里发是阿拉伯政府体制同辈中的首领和奠基石的观念开始淡化。它被一种专横暴政体制取代，所有人都被一位残暴的领导者和围绕在他左右的一邦贵族统治，不管他们是甚么血统。阿拉伯帝国权力中心的领袖委派地方长官到埃及，叫他们代表中央负责那里的事务。他们有时会同时派遣两个人，以便分管政治和财政事务。后来阿巴斯王朝的众统治者又差派第三个人，让他做情报大臣。为了不让埃及的地方长官闹独立，脱离阿拉伯帝国的中央集权，所以中央领导人还经常更换驻埃及的地方长官。阿拉伯统治的头二百二十六年，一共更换了一百零八位派驻埃及的地方长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制定真正的政策。埃及仍然是一个殖民地，负责生产粮食供应东边的阿拉伯人，还要交税给他们。随着阿巴斯王朝在巴格达扎根，并开始集中它的权力，它就与埃及人民和他们的需要更加疏远了。

在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希沙姆（Hisham，724至743年间在位）统治期间，阿拉伯人732年定居埃及，以扩大阿拉伯人对该国的影响力。来自盖斯（Qais）部落的五千人迁入东部的Hawf。阿拉伯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发展是埃及农村人口阿拉伯化的开始。后来，在阿巴斯王朝时期的830年，有两个部落迁入埃及上游，也就是Kenz和Hillal部落。这些迁居行动表明埃及的阿拉伯人口正在增加。以个人和自愿者身份移民该国的人没有计算在官方资助移民的记录中。更重要的是，似乎阿拉伯移民代表了阿拉伯人的所有社会阶层，有穷人也有富人。

这些游牧移民者或者说殖民者与科普特人一同生活。他们有时甚至在同一块税田里，在同一位地主手下干活。这两个群体的人享有同样的社会地位。我认为这个发展是埃及伊斯兰化第二个阶段的起点。伊斯兰若要有一个更为广泛的基础，它肯定要在科普特人和穆斯林混居的农村开始。我们如果想了解埃及的伊斯兰化过程，就必须研究一下移民运动所导致的社会平等化过程。

据说，与科普特人一起居住的阿拉伯贝都因游牧民族成了土著居民的一个新负担。另一方面，阿拉伯贝都因人与土著居民的杂居使科普特人注入了阿拉伯人的血统。这就是皈依的早期迹象。在异族通婚的过程中，科普特男人为了娶穆斯林女孩，就必须皈依伊斯兰。但是当一个穆斯林娶了一个科普特女子以后，他们的孩子自然就是穆斯林。穆斯林人口除了以这种方式增长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穆斯林阿拉伯人当中的自然增长率。

逃离了自己土地的科普特人，需要寻找工作和获得保护，就成为服务封建地主的一份子。因为逃税而被遗弃的土地越来越多，使地主的土地也以相同的比例增加。同一位封建地主也会雇用新近迁入的阿拉伯人。一个阿拉伯人若选择在某处定居并独立工作的话，那他同样必须交纳土地税。税务负担似乎一直都很沉重。在收获时节开始的时候，要征收自然出产税，稍后每年分三次以货币的形式征收。Baladhuri对于税收的评论很有启发性：

“我在埃及生活了七年并在那里结了婚。尽管阿慕尔（Amr）与百姓制定了固定的条例和特定的条件，但他们被课的税高过他们的收入，生活在困苦之中……”

科普特人具有的社会地位，又再度如同在东罗马帝国统治下一样。阿拉伯的封建地主们把东罗马帝国的封建制度重新建立起来。但这次有所不同的是，封建地主的阿拉伯同胞们与他们同处一个社会阶层。如此以来，当福斯塔的中央diwan开始要求征收更重的税时，阿拉伯人和科普特人就共同造反。必须注意的是，造反的是阿拉伯农民而不是对自己军饷不满的阿拉伯军队。

在我们继续探讨这些叛乱和它们的含义之前，必须讨论一下阿拉伯贝都因游牧民族到埃及阿拉伯化的农村所产生的一个更直接的后果，就是令埃及阿拉伯化。

自从公元706年阿拉伯语被阿卜德杜勒麦利克（Abd al-Malik）定为行政机关唯一的合法语言，阿拉伯语就开始普及。它在城市里传播得特别快，因为那里有行政机关的人，而且日常生活的买卖活动也需要使用这种语言。在dhimmis居住的城市也传播得很快，因为他们要开始适应穆斯林团体法律所规定的新生活方式。因此mawali学习阿拉伯语不仅是为了他们新的宗教行为，也是为了与周围用阿拉伯语的人沟通。但科普特人原本的语言必定保存在农村地区那些没文化的人当中。税田似乎变成了一个大熔炉，在那里，科普特人和阿拉伯人都用一种语言——阿拉伯语——交流。渐渐地，科普特农民为了生计问题也不得不学习阿拉伯语。随着阿拉伯语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令皈依变得更加容易——“至少表面上是如此”——而且更容易被穆斯林群体所接受，而不会出现mawali在城市里所面临的社会歧视问题。因此，阿拉伯化可以被视为一辆“铲冰车”，扫清了伊斯兰化进程的道路。说阿拉伯语也可以掩饰新皈依者之间的不同血统。这样承认伊斯兰和成为一个穆斯林，就比成为一个mawla容易得多了。皈依者当中非阿拉伯背景的人和阿拉伯穆斯林之间的社会差异在慢慢地消失，这种现象是阿拉伯贵族没落的清楚迹象。在城市里也有类似的明显发展，当各种族表明相信伊斯兰和皈依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差异就变得越来越小。“新的穆斯林”现在属于同一个穆斯林阶级。阿巴斯王朝的政府为了证明自己要做一个好穆斯林政府的诚意，日益尝试令伊斯兰看来像是属于真主的宗教——din'Allah。这样一来，伊斯兰就不再是阿拉伯人的宗教了，因为有相当多不同种族的人开始加入。另一方面，开始有人公开宣告伊斯兰是普世性的。在那个时候，无论谁接受了伊斯兰，都可以和其他穆斯林一样得到安宁，并受到哈里发的保护，这种做法日渐成了惯例。阿拉伯文的资料提到，新的穆斯林对于他们新宗教感到十分自豪。他们想做看来似乎是最好的穆斯林。

尽管有了这些发展，我们还是没有听说有许多人皈依。直到公元725年爆发了叛乱，然后持续到832年，由麦蒙（al-Ma'mun）在土耳其将军的援助下，亲自将这场叛乱平息下来后，我们才听说穆斯林占了埃及人的大多数。叛乱之后，科普特人被大批杀害。虽然阿拉伯人与科普特人一起造反，但为此付出代价的却主要是科普特人。Wiet引用Makrizi的话，对科普特人的境况作了如下的描述：

“从那时起，他们（科普特人）在整个埃及范围内都受到镇压，他们的力量被彻底粉碎。没有一个人有力量反叛或者抵抗政府；村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穆斯林”。

当军队把动乱镇压下去，国家稳定下来，就开始了针对科普特人的大规模迫害。在这个时候，穆斯林群众对科普特人的态度改变了。但必须强调的是，政府的官方政策并没有改变到致使国家准许这种迫害，因为穆斯林对皈依者和ahl al -dhimma的法律看法仍然处于过渡时期。动乱的后果，使科普特人在农村地区的社会地位产生了新的变化，政府停止给他们任何好处，尤其是在发生主要动乱的三角洲地带。这样就为大规模的皈依奠定了基础。统治者沉重的税收政策从没有真正停止过，尤其是针对窝藏逃亡者的修道院和修道士。政府课以重税，颁布限制性的法律，教会的领袖都企图通过行贿来回避。这种政策的实施在后来的时期，成了教会真正的财政负担。颁布的法律是为了榨取教会的钱。另一类事件就是绑架主教来勒索赎金。这样，教会又得出钱要求立法采取行动。事实上，这主要是因为地方长官开始干涉教会事务和引起教会内容的纷争。

动乱直到公元832年才结束，后来的动乱从866年起开始，这些动乱给阿拉伯社会的内部带来了变化。阿拉伯社会不再是“羽翼丰满的军人社会了”。muwalat体制下征募新兵的历史结束了。征战军逐渐变成了管理田地的国民。阿拉伯常规军被土耳其奴隶军取代了。动乱的结果，令阿拉伯人被开除出军队的档案中，他们再也得不到军队退休金。因着这些变化，就开启了埃及伊斯兰化进程第二个阶段的序幕。

（三） 两个从属的民族：阿拉伯人和科普特人

伊斯兰化进程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科普特群体和穆斯林群体的共存。政治上的特点，就是出现了独立于巴格达的许多政府。从各宗教实际的层面上来看，我们看到皈依者的生活，开始完全融入了他所选择的穆斯林社会。对于新皈依者的限制慢慢消除。相反，我们可以察觉到科普特人有效和紧密的社会团结性。因此，到了十世纪的时候，我们依然听说在埃及农村地区有非常多的科普特人社区。因着所有的这些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新的阶层出现，就是商人，他们对于国家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随着Tulunid王朝接管政权，一个带有挑战性和少许独立思想的政府在埃及建立了，国家开始繁荣起来。现在是为了新统治王朝的利益而使国家的经济繁荣起来。东部的政治剧变成了帮助当时埃及政府实施这个目标的一个因素。Zanj的战争束缚了巴格达政府的双手，因而降低了他们对福斯塔地方长官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过去经由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贸易路线的商人，被迫选择崭新和更为安全的贸易路线。由于吸引了来自波斯和印度的商业贸易，所以政府也就征到了更多的税，也就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因此，Ibn Tulun在877年带领他的政府与巴格达方面展开了公然的对抗。虽然Tulunids并没有取得完全的独立，很快被巴格达政府罢免，而且税收又再次开始流入东面，但这些年来，让埃及人体验到某些将要到来的事物。

每次巴格达政府受到国内冲突而势力有所削弱，或者当另一支势力正企图扩大它在阿巴斯王朝控制下的某些地区的影响力时，这个帝国外围的一些国家就能够形成某种性质的独立。埃及就属于这种情况，当时马格里布（Maghrib）的法蒂玛王朝（Fat imids）想扩大它的影响力和控制埃及，同时阿巴斯王朝的政府又被国内的冲突和兵变所压制。在这种权力纷争和权力真空的时候，Ikhshid王朝冒起了（公元933年之后），并且有效地控制了埃及。他们的控制后来获得巴格达的哈里发承认。他们获委任监管希贾兹（hijaz）地区，包括伊斯兰的一些圣城。似乎值得一提的，就是一个叫做 Yacqub bin Killis 的犹太人接管了那里的行政管理权，他因此也与那些“持剑的人”有所区别。在他的影响之下，废除了农田滥征税的问题，行政事务得到改革，变得更有效率，并且重视国内和国际的贸易。Ikhshid王朝阻碍了法蒂玛企图进军东部包括监管希贾兹的路。埃及屡次受到来自西面的攻击，直到法蒂玛的军队在969年通过征服福斯塔而取得政权，才免遭攻击。他们接管该国的方式非常的奇特。法蒂玛没有发动战争，就取代了Ikhshid王朝的位置，并且承诺要做一个公正的政府。他们得以快速地接管政权，是藉着先前Ikhshid王朝所建立的行政机构，能够简单地接管新的贵族。

法蒂玛建立了一个新的首都——al-Kahira——开罗，作为他们征服和新政权的标志，哈里发al-Muciz全家都到那里定居，舍弃了他在Ifirqiya的产业。这个新首都很快吸引了大量商人，这个城市和国家都繁荣起来了。埃及成了西方和印度之间主要的贸易纽带。

法蒂玛王朝属于伊斯玛仪什叶派。这就是他们对待逊尼派穆斯林没有像对待科普特人那样宽容的其中一个原因。由于埃及多数的穆斯林仍然是逊尼派的，因此他们对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忠心耿耿，所以法蒂玛施政的时候，变得越来越依靠科普特人。因此，科普特人在国家财政部门依然身居高职。除了哈基姆（al-Hakim）统治时期之外，科普特人和犹太人在法蒂玛统治下享有“罕见的宗教自由”。在他们的时代，穆斯林和dhimmis之间的社会差别受到压制。科普特人格外沉重的税务负担得到免除。旧的教堂得到翻新，甚至新的教堂也得以兴建。基督徒进一步得到保护，免受暴徒伤害。被强迫皈依伊斯兰的人获准回复他们原来的信仰。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也不会受到惩罚。

既然科普特农民享有宗教自由，并且具有他们这种信仰的人还在政府机构身居高职，我相信他们看不到有任何皈依的需要。科普特农民为了认同科普特的“上层阶级”，必定提高了他们的士气，这就解释了当时皈依还是发生得那么缓慢的原因。科普特人和法蒂玛之间有良好关系的迹象，就是科普特人的教区在主教Christodoulos–Abd al-Masih–的领导下从亚历山大迁移到开罗。我们研究发现法蒂玛的哈里发还参与了基督教的节庆。

虽然法蒂玛与科普特人的关系良好，但我们看到，平民越来越讨厌科普特的“税吏”。憎恨这些科普特人的情绪开始增加，因为穆斯林的低层阶级视他们为篡夺者和不公正的税吏。因此难怪平民要求对待dhimmis，应该像伊斯兰教法律所规定的，这种呼声越来越强烈和公开化。基督徒受到迫害，是在意志薄弱的哈基姆统治（996–1021年）下开始的。基督徒被强迫与别人区分开来，穿不同的衣服，只能骑驴子，脖子上还要佩戴十字架或者小铃铛。基督教堂被下令拆除，基督徒被给予几个选择：皈依、离开本土、或者面临各种各样的羞辱。在哈基姆统治期间，有许多科普特人离开基督教加入了伊斯兰。但几年之后，仍然是哈基姆在位时期，又允许他们恢复原来的宗教。他下令修复毁坏的教堂，归还被没收的教会财产。

尽管在哈基姆统治下的这些发展和对待科普特人的方法在法蒂玛王朝统治时期是个例外，但它们却预示着将要到来的事情。国家真正开始允许迫害科普特人，令他们受到折磨，而这也是公众的怒气所引起的。由于软弱的哈基姆不想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向公众压力屈服，这是标志着埃及伊斯兰化进程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现象。

在我们继续探讨最后一个阶段之前，先来讨论一下科普特人在艾优卜（Ayyubids）王朝统治下的境况。艾优卜王朝一直与东部的基督徒十字军作战，甚至成了十字军诸王的攻击目标。

随着法蒂玛王朝统治的崩溃，还有法蒂玛奴隶军小集团之间巷战的恶化，我们听闻教堂被毁，修道士因为不愿背弃信仰而被处死。但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些巷战中，穆斯林和科普特人都同样遭殃。

艾优卜王朝（1171年）从法蒂玛接管政权之后，在科普特人当中出现很大的不安，因为新的贵族不信任科普特人并开始采取行动对付他们。艾优卜王朝对科普特人不信任的原因，是察觉到与他们交战的对方是科普特人的基督徒同胞。不信任的结果，导致科普特人被解除了一切公共的职务，包括在行政机关里。带有歧视性的法律再次被强制实行，科普特人被赋重税。在亚历山大的圣马可斯大教堂（St. Markus）也在那个时候被拆毁。那些年来，穆斯林大众整体上对科普特人变得更加挑剔和不宽容。

但到了艾优卜Salah al-Din（1171–1193年在位）在1187年击败了十字军，后来又击败了南方的基督徒努比亚人之后，就减轻了科普特人身上的压力，并委任科普特人至高职。科普特人也为Salah al-Din建立了大本营。科普特人和犹太人获准参予当时知识份子的生活。他们也被聘请为医生。税务减轻甚至取消了。当卡米勒（al-Kamil，1218—1238年在位）从阿迪勒（al-Adil，1199–1218年在位）手里接管政权之后，他继续以一种公正的方式治理国家，也愿意了解大众的需要。

科普特语言的消失是艾优卜王朝统治的安宁时代的另一个特征。直到十三世纪，我们还听说有用阿拉伯文写的科普特语言文法方面的书籍，想努力保存这种语言。阿拉伯语和科普特语双语词典编辑出来了。然而，十三世纪被视为基督教阿拉伯著作的黄金时期。那个世纪也出现了用阿拉伯语写的神学著作。这些观察资料表明，科普特语作为本土语言最终在十三世纪消失了。同时，随着艾优卜王朝在其它科目当中设立madrasa（经院），教授阿拉伯语，这时埃及就发展成伊斯兰教学的主要中心。

当埃及处于这种由当地政府治理的宽松时期，我们没有听说有许多人皈依，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被统治的阿拉伯穆斯林正在适应他们与非穆斯林地位同等的新形势。他们与科普特人和犹太人一起分担着高层和“一般”的行政机关职位。随着埃及吸引了来自欧洲的商业贸易的增长，并且变成了一种国家的垄断时，穆斯林、科普特人和犹太人都参与了商业领域。科普特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社会差别似乎终于在与欧洲的商业贸易中消除了。这三个宗教团体的人在社会上有同等的发言权，并且彼此影响。科普特人学习阿拉伯语，阿拉伯人从科普特人那里学习手工艺和土地耕作。这种相互作用和平等的社会地位仅在与穆斯林的一个争论点上受阻，那就是科普特的税吏的问题。几百年来，穆斯林对付基督徒的骚乱，据穆斯林资料所说，是由于这些科普特税吏傲慢不当的行为所导致的。行政机构里的科普特人的伊斯兰化多次并完全地失败了。他们对穆斯林的行为有时似乎有欠公允。这种情况导致人们要求贯彻针对科普特人的伊斯兰教法律，在我看来，这就是埃及伊斯兰化进程第三个阶段的特征。

这个阶段的伊斯兰化，是源于让步给平民压力的哈基姆所制定的压迫性法律。随着伊斯兰神学和法律教义日益变得更明细，穆斯林变得更加坚持不懈地遵守他们的训令。随着关乎 ahl al-dhimma的权力教义的详细叙述和说明，那些原本为了限制“不信道者”在自己权力管辖范围活动的军事条例，现在“被神圣化，并且与神圣的律法结合了”。这些教义的发展连同民众对科普特税吏的不满，导致了几次骚乱，到了Mamluk统治时期，这种暴乱达到了顶点。

（四） 科普特人和变化中的穆斯林社会

Mamluk王朝的众统治者自己都是皈依的奴隶，他们统治的新时代令埃及的伊斯兰化进程进入了最后一个大阶段。如果我们考虑到埃及教会的发展，我们看到它在那个时代，缩减至现在的规模，构成了埃及的一个少数群体。

首先，教会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拥有大约一百个主教区。到了第七世纪初的时候，数量还没有显著的改变。但早在695年的时候，我们就听说数量减少到七十个。在公元十四世纪，教会的科普特人总体上最终萎缩成四十个教区。如果我们考虑到艾优卜王朝对埃及和科普特人那宽松的伊斯兰统治，这个发展实在令人惊讶。但内部的衰落导致了教会领导层的道德堕落。十三世纪的时候，由于经常争夺主教的位置，令教会进一步的变弱。主教职位空缺了十九年之久。据说，苏丹（Sultan）干涉了教会的秩序重建。买卖圣职（上面提到的贿赂体系）的后果，就是主教只让那些拿得起钱给他贿赂当局、令当局满意的人作神父。类似这样的问题削弱了教会。它不再发挥领导和团结科普特人的角色了。教会的精神领袖与科普特人疏远了。其结果是，科普特团体几乎没有了“精神”支柱。从艾优卜时代到Mamluk时代的变化过程中，证明了缺乏领导阶层，是十四世纪动乱时代的重要起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Mamluks王朝（统治期在1259—1523年间），是一支起初由俄罗斯人（Bahri Mamluks）、后来由高加索人（Burji Mamluks）受奴役的士兵所组成的军事阶级。他们是相当凶猛勇敢的士兵，在1302年击败了十字军。他们军事胜利的特性，就是屠杀了大量被征服的对手。幸存者全都被卖为奴隶。“就像十字军开始由基督徒犯下的恐怖流血战争一样，穆斯林也以同样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他们还进一步阻止了蒙古人的推进。他们作为一个军事阶级，与平民从来没有亲密的接触。他们的“特别制度……倾向令统治者孤立于被统治的人民到一个空前的程度。”这个隔绝的军事阶级的维持费用必须由埃及的农民来支持。另一方面，科普特人也被迫缴纳这种费用，尤其是在财政困难的时候。政府似乎希望得到科普特人支付的赎金，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但Mamluks大体上还是依靠科普特人管理税收事务。

“Mamluks通常对少数群体不会强加限制。换句话说，Mamluks对dhimmis不加干涉，除非他们意识到这样做将对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会构成威胁，反过来危害Mamluks自身的利益。”

Mamluks并没有因着科普特税吏不断增长的财富和他们的行为而感到不安。这是因为他们依靠科普特人的行政官员为他们自己带来财富和利益。这种格局使科普特人处于两面不讨好的境地。Mamluks一方面依靠他们维持行政并保持良好的运作。另一方面，他们却被社会贫穷百姓仇视。科普特人不但管理税收，而且管理Mamluk诸王和开罗贵族们分布全国各地的封地。使用土地而要直接交给国家的税，比那些通过科普特税吏交给地主的税要低。直到1293年，我们还听说科普特人的富裕。科普特人不但富有，而且还公开炫耀他们的财富。他们骑着马，戴着无边帽，穿着相当华丽的衣服。这种行为按照穆斯林的看法，是直接违背了欧麦尔的条例。犹太人和基督徒经常受指控说他们逾越了欧麦尔条例所规定的社会地位，。

在穆斯林眼中，这种情形让他们无法容忍。1250年的宣传机关开始怂恿已经以圣战（jihad）为立脚点的人，通过战争来对抗十字军和蒙古人，它还找到了乐意听的人。这次宣传“运动抱有的明确目的，就是要激起大众的敌对状态”。穆斯林政府的软弱无庸置疑被归咎于ahl al-dhimma（非穆斯林）的不当行为上。十字军战争之后，这种情况更是如此，这时各项限制执行得更加严厉了。穆斯林指责基督徒对伊斯兰有敌意性的偏见，因此肯定基督徒会出卖穆斯林政府；此外，他们还被视为欺骗人的统治者，并且不可信任。科普特人和犹太人所涉及的财富更加强化这种论点，这些财富被说成是他们在政府当官的时候秘密掠夺聚敛起来的。另一个指控说到科普特督察员鞭打穆斯林fellah（农夫）并且用链子捆绑他们，以此羞辱他们。Makrizi自己也不去平息这种情绪，还指责科普特人在控制国家，说国家是由“科普特人统治”。

我们看到穆斯林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发展成一个具有强烈自我实现和自我认同意识的群体，他们开始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意识。埃及伊斯兰化的最后阶段来临了。民众利用伊斯兰教律法，将他们针对基督徒的行动合法化。埃及的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它的外在表现，就是从一个混合体，变成了一个由穆斯林支配的单一体。埃及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律法得到贯彻的执行！

随着控诉加剧，神学家开始解释古兰经中有关人头税方面的某些经文，借此公开羞辱dhimmi。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催迫dhimmi承认伊斯兰信仰。法学家对这件事情较为谨慎。类似这类的考虑事项，必然促使了ibn-Taymiya在1309年说服苏丹不要减轻科普特人的税款，而是维持他们的高水平。另一方面，每次有载满商品的货船抵达东部的海港时，货物如果是属于穆斯林，就征收百分之十的税率；如果是属于基督徒的，就征收百分之三十的税率。

这一切导致1293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一个衣着华丽的科普特管理者（katib）骑在一匹马上，马后用绳绑住他的一个穆斯林债务人。这个场面激起了穆斯林的愤怒，他们放了那个穆斯林，杀死了那个科普特人。接下来的骚乱是以前所没有的，结果所有的科普特人都被解除行政职务。暴民动手杀害科普特人，焚烧和掠夺他们的房子。我们后来听说一群科普特kuttab管理者皈依的时候，举行了一个公开的仪式。这群人只有三个人。这场运动似乎受限于开罗。苏丹在这件事情上向民众屈服。他未能保护dhimmis。这次缺失本身就直接违反了欧麦尔的条例。穆斯林开始监督科普特的行政人员。只要他们一富有起来和有影响力时，暴民就开始要求解雇他们。但是当暴民的情绪再次平息下来的时候，被解雇的官员往往又会复职。大体上，被判定完全免职的非穆斯林管理者只有八个人。这一点正好指明了一个事实：Mamluks担心没有科普特人，会令整个管理体制崩溃。但这显然只是低潮时期，暴民正等着另一个严重打击科普特人的事件发生。

1301年，Mamluk苏丹迫于公众压力和在1299年来访的摩洛哥国王的压力，下令关闭所有的教会。他们被指控通过收买未耕作的土地而聚敛财富，所以后来被下令禁止这样做。穆斯林看到教会收买奴隶。教会被指控想令他们皈依。因此，教会被禁止收买奴隶。教会成了1321年另一个更大事件的目标。那一年，多达六十个教堂被拆毁。1321年当中，许多修道院同样受到攻击，只留下八个修道院和五个女修道院。教会的支柱好像都被有系统地粉碎了，取走之后，又没有替代，只有皈依伊斯兰了。

有人指控科普特人正在谋划企图纵火烧毁清真寺，为他们的教堂被拆毁报复，这就进一步激怒了暴民的情绪。这一个新发展促成苏丹作出了以下的声明：

“一群堕落的基督徒犯了侵略性和残暴的行为，并且持续犯罪，要求废除我们的缔约……因此我们对他们的审判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并且对他们重新恢复欧麦尔的条约，以致我们将他们每个人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置于我们的刀剑下为人质……”

这个声明的结果，似乎导致许多科普特人皈依。但据说只有一位身居高职的皈依者的名字为众人所知。可以这样说，每当科普特人的贿赂无法达到撤销反对他们法令的目的时，皈依者的人数似乎都会有所增加。

暴民在路上公然攻击科普特人。科普特人在那个时候甚至不敢骑驴。他们受到恐吓，不敢离开家，以免被抓住和处死。然而，如果他们实在必须出门的话，他们会尝试伪装成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没有受到这样猛烈的攻击。苏丹在科普特人遭掠夺期间——这事得 到他自己的批准——不得不插手干涉，这个事实表明了情况的严重性。毫无疑问，在行政机关里的许多科普特人在这样的时候，因为担心失去工作，会选择成为穆斯林。但实际上，好像仍然没有因着公众的相互仇恨而涌现许多皈依者。如利特尔（Little）所了解的，缺乏皈依者的原因，是苏丹们并没有参与这种针对科普特人的仇恨。

在接下来更为宽松的三十五年里，科普特人又得以取回一些财富。1321年之后，没有报导说发生过许多的事故。我们读到，在1354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类似1291年一个科普特行政官员被杀的事件，暴民再度作出狂暴的行为。再度施加在科普特人身上的压力迫使他们皈依。但这些皈依却制造了猜疑的温床。民众指控皈依者并没有真正离开他们的科普特群体，也没有定时到清真寺参加礼拜。这个指控似乎更加逼真地反映了当时所谓皈依者的真实情景。受雇于政府机关的相关人员，会成为他们家庭中唯一皈依伊斯兰的成员，这样做是为了保住他们的饭碗。此外，新皈依的科普特人并非一个笃信的穆斯林。似乎是在1354年的动乱之后，对付基督徒的各项措施在埃及才全面地展开。Makrizi指出，从那时候起，各种血统才真正地混合起来。皈依者要定期到清真寺去。此外，他们也不可以把他们的财产传给家庭中没有皈依穆斯林的成员。这给家庭中为了要保存自己财产的人产生了皈依的压力。如果家里没有人皈依，遗产就会被没收。随着苏丹权力缩小，科普特人失去了他们的高官厚禄，也不像以往那样不久就复职。科普特人特别的生计出路被剥夺了。在法学家当中也发生了一致的变化，他们开始在他们的判决书（fatwas）中写一些反对科普特人的话，就像法学家al-Nakkash在1357/1358年所写的那样：

“穆斯林既不能跟不信道者友好（walaya），也不能给他们提供职位（wilaya）；穆斯林对于不信道者除了憎恨之外，不能有任何其它感情”。

这股迫害的狂潮似乎很难度过，因为在整个埃及，科普特人即使皈依了，也不会被政府雇用。通过外来的干涉，迫害的狂潮有所缓和，但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无法改变科普特人的境况。

对于科普特人自由权的侵害变本加厉。在尼罗河节庆（Nile festival）的时候，会将一位殉道者的手指扔进尼罗河，以保佑不涨洪水，这节庆最终到了1354年被放弃。1365年，由于苏丹Shacban正在塞浦路斯（Cyprus）发动一场战争，所以他需要金钱。他为了安抚暴民并帮助负担战事的经费，没收了教会的财产。1389年的时候，那些表面上皈依了伊斯兰的科普特人，想如他们从前所做的，回复原来的信仰，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被公开处死了。

我没有全数列出十四世纪暴民侵犯、迫害科普特人的动乱事件。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的就是，曾经有相当多人口的科普特群体最终在十四世纪变成了一个少数群体。我们了解到他们的皈依是出于许多原因，因为他们的境况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了。我们无法估计每个人的皈依理由，但我们可以看出，公众压力导致了事后不可逆转的皈依潮。

（五）结论

根据十四世纪埃及发生的众多事情，我有一个关于穆斯林民众身份认同的问题。既然穆斯林在那时已经是一个源于各种不同背景的混合人群，那我们就不能说是“阿拉伯人”迫害科普特人和犹太人。许多穆斯林毫无疑问具有科普特血统。但一个皈依者要经过多长时间才会开始攻击他先前“信仰上的弟兄”呢？从十四世纪穆斯林针对皈依者的这些指控看来，我们可以猜测皈依者要发生良心上的转变，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个猜测也可以从以下的事实得出：科普特群体是一个非常紧密团结的群体，而且身居政府要职的穆斯林皈依者仍然经常帮助他们以前的基督徒“信仰弟兄”。让我换另一个方式来问：皈依伊斯兰的科普特人是甚么时候开始完全实现伊斯兰教法律针对他们那些也许还没有皈依的亲戚所提到的事情呢？而且他们是甚么时候采取积极的行动去执行他们受教导的事情呢？

如果我们考虑到伊斯兰是一个要行为正统而非要信仰正统的宗教，那我们可以设想，那施加在新皈依者身上，来自新的“信仰兄弟”——即穆斯林——要他表现皈依真诚度的压力，还是相当的大。我认为这种对皈依者的压力并非总是一样的。我的观念是，这种压力只有在迫害达到顶点的时候，才真正施加在皈依者身上。因此，我想说明的是，只有当一个皈依者下面的第三代人本身接受了伊斯兰的时候，它才开始控制一个家庭。由于伊斯兰教法律规定所有皈依者的孩子都必须是穆斯林，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伊斯兰要真正渗透整个家庭，是在那些孩子的父亲都在伊斯兰学校里受过教育之后。我们在此看到无法绝对划分皈依和信奉之间的区别界线。所以，我倾向于说“埃及的伊斯兰化过程”。上面提到的这三个社会的皈依阶段，尝试详细说明这个过程。只有在其终点，我们才可以说是完全的皈依。任何皈依和伊斯兰化，以及其中两方面的主张，都必须慎重地对待，因为文献资料没有详细说明到底发生过甚么事。另一方面，皈依从来都不会来得那么快。它们要需要时间去完全支配一个人，甚至要花更长的时间去改变一个社会的景况！因此，今天的埃及可能是穆斯林占多数，但还没有完全伊斯兰化。

（六）我的短评

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穆斯林社会充满过多的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却无法容纳文化组织。因为，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其实是一成不变的。从它诞生开始不久，它所盘踞的社会就无法创造出自己的文明。伊斯兰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化石文明。

“伊斯兰是一个要行为正统而非要信仰正统的宗教”，因此它所控制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外在强于内在的社会；那将是一个扼杀思想的社会——其文明必将衰败，其野蛮必然上升。

（另起一页）

第十九篇

债务经济与十字军东征

（一）

2011年8月19日的英国《金融时报》有篇文章《通胀无法化解债务危机》说道：

我们正在经历金融恐慌。美国债务评级下调，导致流动性恰恰向那些被调降评级的资产流动。归根结底，市场偏执的“解药”只能是强劲的经济增长。几位评论人士建言通过一轮急剧的温和通胀，来重启美国和工业世界的经济增长。他们说得对吗？

要理解疗法，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症状。从导致资产负债表杆杠率过高的危机中复苏的步伐较为缓慢，通常不受传统宏观经济刺激措施的影响。由于过度负债，家庭无法支出，银行无法放贷，政府则无法出台刺激政策。那么，为何不暂时让通胀上升呢？这将令愿意以低利率发放长期贷款的固定收益贷款机构感到意外；将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还将化解债务“危机”；并刺激增长。然而也有一些担忧。有着反通胀信誉的各国央行，能够在低利率环境下让通胀急剧抬头吗？这是否会取得预期效果？可能会出现什么意外后果？还有什么其它更好的选择吗？

日本央行曾试图让通胀抬头，但未能成功。银行非常乐意持有央行回购债券时所释放出的准备金。或许，如果央行宣布提高通胀目标，同时以无息准备金为资产购买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坚持直至实现目标，这种做法可能会有些效果。不过更有可能的是：任何目标一旦可以改变，就会丧失可信性。市场参与者可能会猜测，一个项目一旦达到令人担忧的规模，就会遭到抛弃——而此时目标还远未实现。

此外，央行需要通胀快速、大幅上升，以迅速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如果通胀缓慢上升，效果将非常有限，因为放贷机构在债务展期时，将会同时要求更高的名义利率和通胀风险溢价。但大规模通胀可能难以控制：如果一国央行为了增长而放弃通胀目标，市场会相信央行愿意承受扼杀增长的高利率、以降低通胀吗？

下面再回到这种做法能否奏效的问题。对于持有浮动利率债务的实体（许多在接近繁荣顶峰时借贷的家庭）或相对短期债务的实体（银行），通胀起不了什么作用。债务存续时间为四年左右的美国政府，不太可能从通胀的意外上升中获得太大好处，除非通胀升幅巨大；美国政府的大部分承诺涉及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领域，这些不可能通过通胀消除。这甚至可能对借入长期资金、陷入困境的家庭更为不利——失业可能减弱名义薪资增长的效果，而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会削减可支配收入。

此外，通胀显然会令债权人的处境更为不利。这包括受股市暴跌惊吓而转投债市的养老金领取者、必须进行资本重组的银行、已大幅跌破账面价值的国家养老基金，以及某些不得不在索赔方面违约的保险公司。通胀只能转移问题，而问题仍将继续吗？在理想情况下，遭受损失的将是拥有充足准备金的外国机构，但美国可能需要它们为未来的赤字融资。只有在一个虽然让投资者承受了惩罚性通胀、而央行仍保持信誉的世界里，才不存在任何问题。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在19世纪和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美国不时经历债务危机。它的应对之策是迅速推出针对性的、加速的债务减免——往往通过执行临时的破产法律实现。按照这种思路，最近关于推动抵押贷款债务再谈判的建议*，可能有助于缓解家庭债务危机，并避免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出现破坏价值的止赎行为。目前不太清楚的是：将银行和政府债务负担转移给其他机构，是否有助于经济。

我们有太多问题，源自于对以往的复苏步伐缺乏耐心，以及对冒险的宏观政策回应过于自信。相对于宏大的宏观经济计划，我们更需要许多微观经济行动。遗憾的是，我们忽视了这些行动，原因正如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所言：它们无法让人血脉贲张。

……

上面的看法是我想到了将近九百年前的十字军东征（1096年），那场历时二百年之久的战争，虽然是出于基督教欧洲的垂死挣扎，但还是有债务经济的阴影在其后面的。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历时将近两个世纪，动员兵力数十万，战争涉及欧亚非三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堪称为中古时期的“世界大战”。战争结果对参战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国际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在世界，再次站到了“十字军”的十字路口。

（二）十字军东征的经济原因

十一世纪，随着西欧封建制度的确立，小农生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日益冲击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加剧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分化。封建主受商品货币经济的刺激，地租收人日益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以致负债累累，进而变本加厉地剥削农民。特别是那些没有土地的破落骑士阶层，四处抢劫，肆意掠夺，是社会的一种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加之西欧各国政治不统一，封建主割据一方，彼此攻代，战乱不已，社会无序，动荡不安。

罗马教会是西欧最大的主权实体和巨大的国际中心，对西欧日益恶化的社会危机深感忧俱，竭力鼓动和策划十字军东征。通过十字军东征既可以解决西欧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克服当时的社会危机，还可以利用十字军的宗教狂热扩大教廷的政治影响，将东部的希腊正教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并通过掠夺东方国家的土地和财富以加强教廷的实力地位。此外，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为了独占东地中海的贸易特权，也积极支持十字军东征，并为之提供资助。

东方世界（包括拜占廷和中东）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商业兴旺，文化发达，早已让西欧封建主垂涎三尺。只是由于条件不成熟，未敢妄动。十一世纪末，据有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等地域、奉行伊斯兰教的塞尔柱突厥帝国分裂，削弱了力量。而拜占廷帝国在和突厥人塞尔柱帝国的战争中，一再失利，国土日蹙，处境窘迫。这就为西欧十字军援助东方兄弟的反击行动，提供了历史机遇。

当东方的穆斯林开始迫害基督徒，破坏圣地的朝觐，为了援救基督徒、解放圣地，教皇许诺凡参加十字军者可以获得免罪，灵魂得救，欠债者免还债务，农奴获得自由，并以获得丰厚的战利品相诱惑。

无力偿还债务的农民和城市的贫民，可免付欠债利息，出征超过一年的可免纳赋税。这真是一个解放的号令！于是，急于摆脱农奴身份的数万农民首先响应，但他们没有装备和给养，又缺乏组织性，绝大部分人死于非命，幸存者徒劳而返。但是十字军东征对西欧来说，其积极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十字军建立了耶路撒冷、拉丁帝国等一系列的十字军国家，通过战争获得大量土地和财富，极大改善了西欧社会经济状况，不仅克服了社会经济危机，并且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十字军把东方的许多产品和生产技术，如棉花、水稻、西瓜、丝织、印染、制糖等传人西欧，大大丰富了物质生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在商业方面，意大利商人取代了阿拉伯和拜占廷商人在东方贸易中的垄断地位，独占了地中海商业霸权，有力地推动了西欧的商业发展。十字军东侵结束时，由东方输往欧洲的商品比以前增加了10倍。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市场的扩大，从而推动西欧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十字军东征期间，封建领主为筹措战费急需金钱，曾让部分农民以金钱赎买自由，或减轻部分封建义务；有些封建主在战争中死亡了，他们的农奴也往往得到了自由。另一方面，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地租日益取代劳役地租。这一切“发生了一种有利于农民的决定性的转变。”并为西欧各国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十字军还从东方学会制作燃烧剂，后来又掌握了火药和火器的制作技术，加强了战争能力；特别是从阿拉伯人处学会了使用指南针，从而大大改善了航海技术。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摇桨战船队逐渐被帆船队所取代，这标志着西方海军战略战术发展的新时期已经开始。

2011年8月20日

（另起一页）

第二十篇

十字军东征是自卫行动

一直以来，十字军东征蒙受了不白之冤，好像这是无端的侵略；其实，活生生的现实证明给大家看到：十字军东征是自卫行动。

2014年8年8日法新社报道：《ISIL追杀基督徒 斩下头颅挂十字架》——

ISIL前日攻陷伊拉克最大基督教城镇克拉克斯（Qaraqosh），北部至今约十万名基督徒被迫逃离家园。有基督教领袖忆述，部分来不及逃命的基督徒，遭武装分子残酷屠杀，被斩下头颅，尸身挂在十字架上，有小孩更被斩开两半，俨如基督徒末世来临。 

伊拉克全国基督徒发言人阿拉博（Mark Arabo）表示，ISIL有系统地将基督教小童斩首示众，形容是基督徒大屠杀：“小童遭斩首，妈妈被姦杀，爸爸则被吊死。”他又指在摩苏尔，ISIL将斩下的小童头部插在棍上，放在一个公园公开展示，是反人类的罪行。基督教社区领袖怀特亦指很多人被杀，家园被摧毁，当地基督徒已经被逼得无路可走，希望英国能提供协助。 

ISIL武装分子佔据了不少教堂，拆下十字架及烧毁经书，并实施高压统治，向基督教徒发出最后通牒：“改信回教及付罚款，或去死。”有片段显示，一名基督教男子被迫跪下，被持枪武装分子威逼改信回教，继而将他斩首。教宗方济各已下令一名主教赶往伊拉克，协助逃难的基督徒。 

……

“改信回教及付罚款，或去死。”是不是恐怖主义主义呢？

是也不是。

因为“改信回教及付罚款，或去死。”正是伊斯兰教的一贯主张和做法。在《古兰经》上有明明白白的记载，在一千四百年以来有每天的实践，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回教的版图不断扩大，即使欧洲殖民主义猖獗了五百年，也没有扭转这一趋势。因为欧洲殖民主义扩张主要出于经济考虑，宗教动机相对是次要的。

不过在中世纪，正是因为回教的这样的“改信回教及付罚款，或去死。”的理论和实践，才激起了十字军东征的反抗行动。

回顾一下历史。

公元637年，阿拉伯人的铁蹄攻占了耶路撒冷以后，就在那里修建了清真寺与岩石殿，从此，圣地耶路撒冷多数时间都在阿拉伯伊斯兰教（中国人称为回教）徒的控制之下。四出扩张的阿拉伯回教徒虽然控制了圣城耶路撒冷，但由于阿拉伯人对本地基督徒实行怀柔政策，而外来的基督教朝圣者只是崇敬和向往圣地耶路撒冷，并没有夺取它的打算，因此两个宗教一直能够和平共处，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塞尔柱土耳其人在中东一带兴起之后。

公元1000年左右，一支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进入呼罗珊，即现今的伊朗东部及北部一带。1040 年塞尔柱人打败另一支突厥人建立的、以阿富汗为中心的伽色尼王朝，1055 年进入巴格达，并迫使哈里发封其为苏丹，建立起塞尔柱帝国 。从此，阿拉伯世界的“哈里发”开始为突厥的“苏丹”取代，并由此直接激起了“十字军运动”。而此后一千年间，回教国家与欧洲人的冲突，主要对象都是土耳其人而不是阿拉伯人。

当然，十字军东征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赎罪愿望、宗教修道、苦行朝圣的扩大化这时，《启示录》所说的“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去，亲临沐浴神的荣耀光照，亲自在“圣城的光里行走”，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最大愿望。

这圣城耶路撒冷虽然是全部圣经的终点，其实也是近代一切乌托邦理想的起点：

“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样或作回）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新妇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阿，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启示录》二十一章10节—二十二章21节）

这样，去圣地旅行的朝圣活动，规模越来越大，于是，在公元1065年，就出现了一支由主教带领七千日耳曼信徒组成的朝圣队伍，浩浩荡荡地向耶路撒冷行进。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这耶稣基督受难的地方，沿着当年耶稣基督身背十字架走过的道路，亲眼目睹耶稣基督被钉死的那座头骨形状的小山丘──髑髅地时，心中就感到了耶稣基督承受十字架的重负与苦难，来为世人赎罪的意义。自我赎罪的愿望，使得十字架不再是痛苦耻辱的象征，而是天国福音的象征，成为每一个信徒坚守信仰的标记。来到圣地耶路撒冷，就是通过苦难行程的考验，在灵魂的净化之中来走向新天新地。

但是，这个局面到公元1077年当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耶路撒冷以后，就完全改变了。基督教的朝圣者就开始受到限制，占领者还向朝圣者征收高额的费用，因为此时的塞尔柱土耳其人正在猛攻拜占庭帝国，需要源源不断的军费开支。取代了阿拉伯回教徒进行再度扩张的土耳其回教徒，连番征战得胜，势力直接插入欧洲基督教国家内部。在中东，当地的基督教徒不断遭受宗教迫害，许多信徒遭到勒索或杀害，另一些人被迫改信回教。土耳其人几次逮捕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总主教，然后拉着他的头发到街上游行，以达到恐吓勒索的目的。比阿拉伯人缺乏宽容精神的土耳其人从此切断了东西方之间的交通，朝圣的基督徒到耶路撒冷的道路被封，拜占庭帝国也被回教势力包围。到了公元1085年，日耳曼信徒前往圣地耶路撒冷的道路已被完全切断。1092年，已经横扫了拜占庭帝国后方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又占领了离君士坦丁堡只有十来公里的尼西亚。据史家记载，那时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从窗户望出去，所能看到的地方就有很多不再属于拜占庭帝国了。不到四百年以后，1453年，另外一支土耳其人奥斯曼部落终于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的全部领土，并把君士坦丁堡一直占领到今天。

回到十一世纪，在拜占庭帝国苦苦坚持了三年以后，由于大苏丹的去世，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开始瓦解，拜占庭皇帝终于等来了收复失地的那一天。然而，经过多年的战争，拜占庭帝国早已衰弱不堪，没有能力承担起这一重任。于是，在公元1095年，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一世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求助，希望对方帮助其征募雇佣军，以便进行反攻。

来自拜占庭帝国的求助，得到了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us II，1042─1099年〕的积极响应，教皇在1095年11月28日发表演说，呼吁欧洲信徒组织自卫武装，反抗异教攻占圣地耶路撒冷的侵略行为。后来人们因为参加战争的民众佩有基督受难的十字标志，因此称他们为“十字军”〔Crusades〕。

乌尔班二世出生于法国贵族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年青时在兰斯任副主教，先后担任克吕尼隐修院修士、副院长、红衣主教，1088年当选为罗马教皇。1095年11月28日法国克雷蒙〔Clermont〕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会议有六七百名主教和修院院长参加。会议闭幕前夕，他面对数以千计的听众，发表了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演说，向出席者们叙述了土耳其人在耶路撒冷践污圣地、迫害基督教徒的情况，并呼吁他们组军东征，解救在东方遭受苦难的教友。这一演说不仅改变了世界历史，而且作出一个“宗教战略的典范之作”。在演讲中，他抗议侵占巴勒斯坦圣地的塞尔柱土耳其人亵渎上帝、污辱朝圣者。他声称东方教会再三求援，基督教世界已因回教徒的胜利而蒙羞。在这种情况下，他一面呼吁所有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投入圣战，为“夺回主的陵墓”而进行十字军东征；另方面他指出，圣地是一片肥沃富饶的土地，宣布参加十字军东征可以免除一切苦行，其宗教上的罪行可以得到赦免。

分析家认为，乌尔班的演说以上述两个方面对动机最高尚的人和动机最卑鄙的人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结果在听众当中激起了澎湃如澜的热浪。在他的演讲结束之前，全体听众高呼：“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个口号很快就成了十字军东征的口号。在几个月内，第一次十字军就出发了，随后就爆发了一系列长期的神圣战争，这场系列战争长达两百多年，完全改变了地中海国家的风貌。尽管乌尔班二世本人在第一次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两周后就去世了，并未听到占领的消息，但若没有他的鼓舞就不会有十字军东征。虽然远征的条件已经成熟，但要掀起一场全欧运动，必须有一个宗教战略方面的核心人物，仅仅依靠政治领导是不够的。

乌尔班二世的《演说辞》堪称宗教之作为战略的典范： 

“上帝的众子啊！你们既然应许天主要热忱维持彼此的和平，要忠实执行教会的法律，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在等待你们：这是一件你们自己和天主同样关心的事，这就是你们必须去救助那些住在东方的兄弟们，他们正迫切期待你们的援助，而且也时刻祈求你们的援助。

正如你们所知，一个来自波斯的民族，塞尔柱突厥人已经入侵我们东方兄弟的国家，他们一路攻到号称‘圣乔治臂膀’的地中海边境，在罗曼尼亚〔小亚细亚〕，突厥人七次攻打基督徒，七次获胜，又侵占了我们的圣地──耶路撒冷，他们在大肆蹂躏上帝的国度，毁坏基督教堂，掳杀虔诚的上帝子民，污辱贞洁的妇女，贪婪地饮着受洗儿童的鲜血。如果你们允许他们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干涉，他们就会更加猖獗地伸出魔掌，打击上帝所信任的子民，那将是件多么令人羞耻的事。所以我要勉励你们，也恳求你们──不是我，是主亲自勉励你们，基督的使者们，督促一切有封爵等级之人，乃至所有骑士、士兵、富人与穷人，都必须迅速予东方基督教徒以援助，把凶恶的突厥民族赶出我们的领土！我告诉在座的各位，也通知不在场的人：这是主的旨意。

让我们投入一场神圣的战争──一场为主而重获圣地的伟大的十字军东征吧！让一切争辩和倾轧休止，登上赴圣地的征途！从那个邪恶的种族手中夺回圣地！那个地方〔耶路撒冷〕，如同《圣经》所言，是上帝赐与以色列后嗣的，遍地流着奶和蜜。耶路撒冷是大地的中心，其肥沃和丰富超过世界上的一切土地，是另一个充满欢娱快乐的天堂。我们这里到处都是贫困、饥饿和忧愁，连续七年的荒年，到处都是凄惨的景象，老人几乎死光了，木匠们不停地钉着棺材，母亲们悲痛欲绝地抱着孩子的尸体。东方是那么的富有，金子、香料、胡椒俯身可拾，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坐以待毙呢？

这是一场值得参加，终将胜利的战斗。让那些过去做强盗的人，现在去为基督而战，成为基督的骑士吧！让那些过去与自己的亲朋兄弟争斗不休的人，现在理直气壮地同那些亵渎圣地的野蛮人战斗吧！让那些为了微薄薪水而拼命劳动的人，在东方的征途中去取得永恒的报酬吧！身心交瘁的，将会为双倍的荣誉而劳动，他们在这里悲惨穷困，在那里将富裕快乐。现在他们是主的敌人，在那里将成为主的朋友！毫不迟疑地到东方去吧！凡是要去的人都不要再等待，赶紧回去料理好事务，筹备足经费，置办好行装，于冬末春初之际，奋勇地踏上向东的征途！

本着主赐予我的权柄，我郑重宣布：凡参加东征的人，他们死后的灵魂将直接升入天堂，不必在炼狱中经受煎熬；无力偿还债务的农民和城市的贫民，可免付欠债利息，出征超过一年的可免纳赋税。凡动身前往的人，假如在途中，不论在陆地或海上，或在反异教徒的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他们的罪愆将在那一瞬间获得赦免，并得到天国永不朽灭的荣耀。向着东方出发吧！不要犹豫，不要彷徨，为荣耀我主，去吧！” 

他还建议，这支人民军队以“十”字标志为旗号，并在胸前或肩上配带十字徽章。

教皇的演说，让冒着风雪出席会议的信徒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现场情绪十分高昂。许多人在教皇演讲结束后，争着向他领取十字徽章，表明参军东征的意愿。在演说词的鼓舞下，十字军东征〔Crusades Expeditions，1096－1291年〕前后进行了八次。

乌尔班二世的克莱芒演说是用法语发表的，美国人汤普森所撰《历史著作史》称，该讲稿有四份记录，但都不完整且辞章各异。有的版本还有以下开场白：

“各位敬爱的兄弟：我，凭借上帝恩赐而成为基督教教宗和整个世界领袖的乌尔班，向你们发出最紧急的呼吁。我作为背负天命的使者，来到你们这群上帝的仆人中间。我希望能在你们身上找到我所期待的那种对上帝的忠贞。但如果你们身上有任何有违上帝意旨的异端，我也将尽我所能，加以化解。上帝使你们生为他大家庭中的仆人，让上帝通过你们的服务感受到你们的虔诚，这将是你们由衷的幸福。你们被称作牧羊人，有鉴于此，你们不应当做为金钱的佣人，而应该做一个时刻手握牧杖的真正的牧羊人，不要偷懒，而要从所有的方面保护你的羊群。如果你玩忽职守漫不经心，导致狼叼走了你羊群中的任何一只羊，那么毫无疑问你将失去上帝许给你的奖赏。及后，你只能在地狱里追悔莫及地试图擦去你的污点。福音书上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新约·马太福音5.13》）世界是多么需要盐啊（译者注：耶稣在山上宝训中把教徒比作盐）！对你们来说，确应像盐一样保持其特质，在对尘世的愚昧的低级趣味中开启智慧，否则当主对他的信徒们布道时，将从他们身上发现原罪导致的腐败与脓疮。他将发现他们的病痛，那就是罪恶──来自于他们对自己的责任马虎大意，他将把他们作为无用之物，投入充满不洁之物的深渊，因为他们愧对主的伟大牺牲，他必会将他们逐出他所爱的神圣之所。

对一个人来说，要持有“盐”的品质，应该做到谨慎而有远见、谦逊而有学识、平和而有警觉、虔诚而诚实、公正而纯洁。以其昏昏，何能使人昭昭？己不正，何以律人？若一个人憎恶和平，他怎能让他人保守和平？又或者一个以卑污之行玷污自己双手的人，他又能清洗他人身上的不洁？我们读到过，“若是盲人给盲人引路，二者都要掉在坑里。”（《新约·马太福音15.14》）首先正己，方可律正追随你的人。如果想让上帝对你友善，就得满怀欣喜地去做能取悦于他的事。你尤其必须做的是，让属于教会的一切权益，都遵守教会的法规。要谨防圣职买卖的罪行在你们之中生根，任何买或卖教会职务的人都将接受主的鞭笞，将被赶向混乱与毁灭。要保证教会和圣职的纯洁。要将什一税视为对上帝的奉献，诚实地缴纳土地中的一切出产，不得藏匿或私售，任何谋夺主教的人，将处以流放，任何谋夺教师教士、圣职人员、修女、以及其仆人商旅及朝圣者的人，将被革出教门，让所有的强盗、纵火犯及其同伙都被驱逐出教。任何拒绝布施的人，都将下地狱受诅咒，为何他会和抢夺者受同样的处罚？因为《路加福音（16：19）》上说，他窃取了本属于别人的东西，却没有好好利用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如你们所见，长久以来，世界因为罪恶而陷于混乱。在你们的一些省份中形势尤坏，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而你们在执行正义方面表现得如此不得力，以至于行路的旅人无论白天黑夜都难以免于强盗的袭击；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人们都时刻处在被抢劫和被诓骗的危险之中。因此，我们有必要停止纷争与冲突，重新实现我们神圣的父辈达成的“上帝休战”。我敦促并要求你们每一位，努力维护你们教区的休战局面，如果任何人由于他的贪婪或傲慢打破这一协议，将由权威的上帝与教廷予以制裁。

尽管如此，上帝的子民们，你们已经承诺将比以往更将坚定地维护和平，捍卫教会的权利，但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等待你们。你们必须拿出基于你们的正直的力量，去应答另一个就像来自上帝一样的号召。你们东方的兄弟正急切地需要你们的帮助，而你们必须向你们经常承诺的那样尽快地施以援手。

（英译本：Most beloved brethren: Urged by necessity, I, Urban, by the permission of God chief bishop and prelate over the whole world, have come into these parts as an ambassador with a divine admonition to you, the servants of God. I hoped to find you as faithful and as zealous in the service of God as I had supposed you to be. But if there is in you any deformity or crookedness contrary to God's law, with divine help I will do my best to remove it. For God has put you as stewards over his family to minister to it. Happy indeed will you be if he finds you faithful in your stewardship. You are called shepherds; see that you do not act as hirelings. But be true shepherds, with your crooks always in your hands. Do not go to sleep, but guard on all sides the flock committed to you. For if through your carelessness or negligence a wolf carries away one of your sheep, you will surely lose the reward laid up for you with God. And after you have been bitterly scourged with remorse for your faults-, you will be fiercely overwhelmed in hell, the abode of death. For according to the gospel 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Matt. 5:13]. But if you fall short in your duty, how, it may be asked, can it be salted· O how great the need of salting! It is indeed necessary for you to correct with the salt of wisdom this foolish people which is so devoted to the pleasures of this -world, lest the Lord, when He may wish to speak to them, find them putrefied by their sins unsalted and stinking. For if He, shall find worms, that is, sins, In them, because you have been negligent in your duty, He will command them as worthless to be thrown into the abyss of unclean things. And because you cannot restore to Him His great loss, He will surely condemn you and drive you from His loving presence. But the man who applies this salt should be prudent, provident, modest, learned, peaceable, watchful, pious, just, equitable, and pure. For how can the ignorant teach others· How can the licentious make others modest>· And how can the impure make others pure. If anyone hates peace, how can he make others peaceable · Or if anyone has soiled his hands with baseness, how can he cleanse the impurities of another· We read also that if the blind lead the blind, both will fall into the ditch [Matt. 15:14]. But first correct yourselves, in order that, free from blame , you may be able to correct those who are subject to you. If you wish to be the friends of God, gladly do the things which you know will please Him. You must especially let all matters that pertain to the church be controlled by the law of the church. And be careful that simony does not take root among you, lest both those who buy and those who sell [church offices] be beaten with the scourges of the Lord through narrow streets and driven into the place of destruction and confusion. Keep the church and the clergy in all its grades entirely free from the secular power. See that the tithes that belong to God are faithfully paid from all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let them not be sold or withheld. If anyone seizes a bishop let him be treated as an outlaw. If anyone seizes or robs monks, or clergymen, or nuns, or their servants, or pilgrims, or merchants, let him be anathema [that is, cursed]. Let robbers and incendiaries and all their accomplices be expelled from the church and anthematized. If a man who does not give a part of his goods as alms is punished with the damnation of hell, how should he be punished who robs another of his goods· For thus it happened to the rich man in the gospel [Luke 16:19]; he was not punished because he had stolen the goods of another, but because he had not used well the things which were his.

"You have seen for a long time the great disorder in the world caused by these crimes. It is so bad in some of your provinces, I am told, and you are so weak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hat one can hardly go along the road by day or night without being attacked by robbers; and whether at home or abroad one is in danger of being despoiled either by force or frau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enact the truce, as it is commonly called, which was proclaimed a long time ago by our holy fathers. I exhort and demand that you, each, try hard to have the truce kept in your diocese. And if anyone shall be led by his cupidity or arrogance to break this truce, by the authority of God and with the sanction of this council he shall be anathematized."

After these and various other matters had been attended to, all who were present, clergy and people, gave thanks to God and agreed to the pope's proposition. They all faithfully promised to keep the decrees. Then the pope said that in another part of the world Christianity was suffering from a state of affairs that was worse than the one just mentioned. He continued:

"Although, O sons of God, you have promised more firmly than ever to keep the peace among yourselves and to preserve the rights of the church, there remains still an important work for you to do. Freshly quickened by the divine correction, you must apply the strength of your righteousness to another matter which concerns you as well as God. For your brethren who live in the east are in urgent need of your help, and you must hasten to give them the aid which has often been promised them. For, as the most of you have heard, the Turks and Arabs have attacked them and have conquered the territory of Romania [the Greek empire] as far west as the shore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Hellespont, which is called the Arm of St. George. They have occupied more and more of the lands of those Christians, and have overcome them in seven battles. They have killed and captured many, and have destroyed the churches and devastated the empire. If you permit them to continue thus for awhile with impurity, the faithful of God will be much more widely attacked by them. On this account I, or rather the Lord, beseech you as Christ's heralds to publish this everywhere and to persuade all people of whatever rank, foot-soldiers and knights, poor and rich, to carry aid promptly to those Christians and to destroy that vile race from the lands of our friends. I say this to those who are present, it meant also for those who are absent. Moreover, Christ commands it.

"All who die by the way, whether by land or by sea, or in battle against the pagans, shall have immediate remission of sins. This I grant them through the power of God with which I am invested. O what a disgrace if such a despised and base race, which worships demons, should conquer a people which has the faith of omnipotent God and is made glorious with the name of Christ! With what reproaches will the Lord overwhelm us if you do not aid those who, with us, profess the Christian religion!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accustomed unjustly to wage private warfare against the faithful now go against the infidels and end with victory this war which should have been begun long ago. Let those who for a long time, have been robbers, now become knights.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fighting against their brothers and relatives now fight in a proper way against the barbarians.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serving as mercenaries for small pay now obtain the eternal reward.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wearing themselves out in both body and soul now work for a double honor. Behold! on this side will be the sorrowful and poor, on that, the rich; on this side, the enemies of the Lord, on that, his friends. Let those who go not put off the journey, but rent their lands and collect money for their expenses; and as soon as winter is over and spring comes, let hem eagerly set out on the way with God as their guide."）

为主而死，那不是一种牺牲；为主而死，那是一个幸福。因为主说，今天你就和我在乐园里了。

号召基督徒组成保卫信仰的十字军，对异教徒进行军事讨伐，其实并非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的首创。早在公元1063年，法国贵族就组织了一支骑士队伍，代表基督徒向占领西班牙的阿拉伯人进行圣战，并发誓要将这些阿拉伯人赶走。不过，在阿拉伯人的大军面前，一队人数不多的骑士无济于事，结果只好败下阵来。随后在公元1073年，又有法国的贵族率领人马，前往西班牙与阿拉伯人作战，但仍然不是阿拉伯大军的对手。这就意味着十字军的圣战必须具有相当的规模，才能够在势均力敌的对阵之中保持不败。十多年过去了，在1085年，卡尔提斯王阿尔封斯六世率领来自西班牙、法国、德国的庞大骑士军团，取得了圣战的第一次胜利，攻克了阿拉伯人占领的托里多城，引起了诸多王公贵族的群起效法。所以，在一年以后，阿拉伯人击败阿尔封斯六世的时候，法国贵族立即率领军队进入西班牙。所有这些在西班牙进行的针对回教徒的圣战，都得到了罗马教皇们的支持，教皇允诺每一个去西班牙进行圣战的天主教徒，可以赦免一切罪恶。因此我们可以说，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是十字军运动的先驱。

而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创造性在于，通过著名的演说，揭开了十字军东征的序幕。

首次的东征十字军共有两队。第一队是由隐修士彼得所率领，此支十字军是由二万名贫农组成，称为“农民十字军”，出发不久，巳有好几千人病死于途中。此支军队缺乏训练，从君士坦丁堡进入小亚细亚，很快就被土耳其人的正规军屠杀干净。这一生命与鲜血凝成的失败，使乌尔班二世不敢再掉以轻心，决心以骑士为骨干来组成精锐的主力部队。这些骑士或者是破了产的贵族，或者是没有长子继承权的贵族子弟，他们在一无所有之中渴望摆脱困境，除了有受宗教信仰驱动的一面之外，他们还表现出强烈的好战欲望与急于获得财富的贪心，关于这一点，早在西班牙对阿拉伯人进行圣战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预演。公元1096年8月，由法兰西与意大利两国的王公贵族组建的以骑士为核心的十字军开始陆续出发，在君士坦丁堡汇合，这支圣战大军的人数在两万五千到三万人之间。

他们在1097年齐集君士坦丁堡，苦战数个月，占领了安条克等城市。但很快又被土耳其大军包围。经过了两年的苦撑，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随即十字军建立了十字军国家耶路撒冷王国，同时还建立了三个附属小国：伊德萨伯国、的黎波里伯国、安条克公国。

1144年，塞尔柱帝国攻占伊德萨。耶路撒冷国王向法王路易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求援，开始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1149年〕。出动较早的德意志十字军在小亚细亚被土耳其人击溃。法国十字军攻占大马士革的企图也落了空，故这次远征未达到任何目的。

1187年，埃及苏丹萨拉丁攻占耶路撒冷，俘虏了耶路撒冷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红胡子〕、英国狮心王理查一世和法王腓力二世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年－1192年〕。腓特烈率其部队，沿上次远征的陆路穿越拜占庭。法国人和英国人由海路向巴勒斯坦挺进，途中占领了西西里岛。德意志十字军最初约十万人，一路上伤亡惨重，冲过了整个小亚细亚，但红胡子在横渡萨列夫河时溺死，其军队也就随之瓦解。腓力占领了阿克拉港后，于1191年率部分十字军返回法国。理查在叙利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攻占了塞浦路斯，并建立了塞浦路斯王国，以后，于1192年与埃及苏丹撒拉丁签订和约。据此和约，从提尔到雅法的沿海狭长地带归耶路撒冷王国所有，耶路撒冷仍然留在穆斯林手中。 

1202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发起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年－1204年〕。最初的目标是埃及，后来改变了军事计划，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也被攻克，并建立了拉丁帝国〔1204年－1261年〕。儿童十字军〔Children's Crusade，也称童子军〕也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兴起。当时人们鉴于十字军一再失败，认为是成年人有罪，不能解放“主的陵墓”，只有无罪的儿童才能解放耶路撒冷。1212年，法国的几万儿童组成军队出征东方，部分遭遇风暴被淹死，另外一部分被作为奴隶贩卖到埃及。随后德国的第二批童子军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死亡大半，剩下的人被阻在意大利，会途中又因为饥饿、寒冷和生病死去许多人。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7年—1221年〕酝酿很久。1213年4月19日，教皇英诺森三世要求信徒组建一支新十字军。不过，此教令得不到欧洲的君主们支持。于是，教皇要求教士进行布道宣传，将信徒、社会地位较低的贵族和破落的骑士加入十字军。1215年11月，教皇在拉特兰大堂主持召开了宗教会议，宣布组建一支以攻打埃及为目标的十字军，通过战胜埃及的穆斯林王朝进而重新夺取耶路撒冷。1217年，十字军先到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城市阿克开拔。途中，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年迈的皇帝约翰、塞浦路斯的于格一世和安条克公国的王储博希蒙德四世也加入支持。其间，十字军按惯例沿途掳掠。在1218年6月，开始包围达米埃塔。但在几个月的战争中，疾病困扰着十字军。适逢此时，穆斯林苏丹阿迪尔死了。1219年11月，达米埃塔失守。十字军终打开了胜利之门。1221年，十字军企图进攻开罗。战役中，穆斯林军队借尼罗河水截断十字军的路，并包围十字军。9月，穆斯林收复达米埃塔。第五次十字军战争终告失败。

第六次十字军远征〔1228—1229年〕，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率领下进行的，这次远征使耶路撒冷在1229年暂回到基督教徒手中，但1244年又被穆斯林夺回。

法王路易九世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年－1254年〕，进攻埃及惨败，路易九世被俘。1250年以大笔赎金赎回。

第八次十字军东征〔1270年〕还是由法王路易九世领导，进攻突尼斯。路上发生流行病，路易九世染病身亡，军队撤退。

此后，教皇或国王都号召不起东征，十字军在东方的领土逐渐落入穆斯林手中。1291年，最后一个据点阿卡〔今以色列北部城市〕陷落，耶路撒冷王国灭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告终。

十字军的参加者社会成分繁杂不一，武器装备也不统一。身裹甲冑的骑士装备的是中等长度的剑和用于刺杀的重标枪，一些骑马或徒步的骑士除剑外，还装备有锤矛或斧子。大部分农民和市民装备的是刀、斧和长矛。十字军采用的是骑士军战术，战斗由骑士骑兵发起，一接战即单个对单个的决斗，协同动作有限。与十字军作战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主要兵种是轻骑兵。交战时，他们先用箭击溃十字军的部队，然后将其包围，实施攻击，分隔成数个孤立的部分加以歼灭。

但十字军毕竟打开了东方贸易的大门，使欧洲的商业、银行和货币经济发生了革命，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造成了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条件。十字军还使东西方文化与交流增多，刺激了西方的文艺复兴，阿拉伯数字、代数、航海罗盘、火药和棉纸，都是在十字军时期内传到西欧的。十字军也通过失败促进了西方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如欧洲人开始学会制造燃烧剂、火药和火器；懂得使用指南针；海军也有新的发展，摇桨战船开始为帆船所取代；轻骑兵的地位与作用得到重视等。

十字军运动的失败，其直接后果就是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和巴尔干半岛的沦陷，以及整个东欧和中欧的门户大开。但是这也从反面让我们见识到：宗教因素在欧洲安全战略上的重要作用。

后来，欧洲人通过向美洲和远东的扩张，来包围了回教世界。中国也遭受殖民之苦。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也是穆斯林扩张的受害者。而且，回教还深入中国内地，建立了许多殖民村落和自治区域，势力远远超过了欧洲殖民者。在中国引起了死人无数的“回民起义”。

在多数读者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回教徒的中文网站上，我看到了6.76%的人支持这样屠杀基督徒，91.89%的人反对，1.35%的人不关心。

这说明，多数人类还有良知，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同时也说明，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回教扩张的战火已经燃烧到中国境内，再也不能隔岸观火了。

（另起一页）

第二十一篇

大屠杀奠定土耳其政治基础

近代以来，在欧洲民族主义的刺激下，宗教斗争让位给了种族灭绝。著名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开始于1915年4月24日傍晚：在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数百名亚美尼亚社会领导人被帝国政府围捕并杀害，这一事件是对亚美尼亚种族实施大规模屠杀的前兆。接下来发生的惨剧，构成了“二十世纪第一起种族灭绝大屠杀”。

据史料记载，1915年至1923年期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导致一百五十万亚美尼亚人死亡。

十三世纪初期，原来居住在中亚的突厥人开始向西迁移，进入小亚细亚地区。十六世纪时，其后裔奥斯曼土耳其人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亚美尼亚人居住在位于南高加索和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北部的亚美尼亚高原。十五世纪时，亚美尼亚人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但经过几个世纪，亚美尼亚人仍保留着其文化和宗教上的独立性。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亚美尼亚人要求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呼声日益高涨。沙俄一直想把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西亚美尼亚纳入其版图，由此大力支持亚美尼亚建国。19世纪后期，亚美尼亚地区自治问题一度成为国际热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加入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向协约国宣战，但战局并不顺利，而且国内政治、民族问题因为战争失利而激化，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奥斯曼帝国把这归咎于亚美尼亚等民族与外部势力勾结，决定“攘外必先安内”。一战时任奥斯曼帝国内政部长的塔拉特·帕夏说：“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亚美尼亚问题，就必须从肉体上消灭亚美尼亚这个种族。”

奥斯曼帝国首先将目标对准了亚美尼亚的文化精英。1915年4月24日，650多名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和显要人物被逮捕，然后被处决。接着军队中的亚美尼亚裔军人被甄别、隔离、处决。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对土耳其东部诸省进行了扫荡。截至1915年5月，该地区的亚美尼亚男性已经被消灭殆尽。行动随即进入第二阶段：同年5月底，奥斯曼帝国下令将全部亚美尼亚族裔“押运”到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地带。流亡者中那些有姿色的妇女或低龄儿童被掠为奴隶，其余的在历经劫掠、奸淫、屠戮之后，抵达叙利亚时已不足原先数目的20％。而在那里等待他们的依然是无止境的饥饿、疾病和劳碌。同样的命运也落在土耳其西部省份的亚美尼亚人头上：精英人物先被斩杀，剩余人口又被强掳。而且，在押运过程中，闷罐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大规模使用。沙漠中，土耳其政府沿幼发拉底河建立了二十五个集中营，七十五万人被不断地从一个集中营转运到另一个集中营。直到1916年4月，这些集中营最终被一个个“清扫”干净。

据亚美尼亚方面的史料记载，1915至1922年期间，奥斯曼帝国实施的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政策，导致一百五十万亚美尼亚人死亡。但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一直对大屠杀加以否定。他们认为当时亚美尼亚人发动独立起义，在冲突中，双方都有伤亡。而后来对亚美尼亚人的迁移并不是针对全体亚美尼亚族。最初新教徒、天主教徒、寡妇和儿童就不在被驱逐之列。当然，在迁移过程中，由于管理、卫生等方面的缺失，使得大量亚美尼亚人死亡，但是绝对不能称之为“有计划的大屠杀”。土耳其政府建议由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历史学家组成专家组，对这段史实进行研究，以形成共同认识。

另一方面，亚美尼亚和其它多数西方国家都认为这是一起可以和犹太人大屠杀相提并论的、由一国政府蓄意进行的种族灭绝行为，一些土耳其学者也持相同观点。目前共有阿根廷、法国、黎巴嫩、荷兰、瑞典等二十二个国家承认这是一场种族屠杀。联合国于1978年将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这其中虽有对于“大屠杀”的历史认定问题，但在西欧广泛居住的有着重要政治经济力量的亚美尼亚后裔的推动、宣传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奥斯曼统治下生活的亚美尼亚人，主要集中在帝国东部。在奥斯曼帝国内，根据伊斯兰教的齐米（dhimmi）制度，作为基督教徒的亚美尼亚人可享受有限度的自由，例如信奉原有宗教的权利，但是待遇有如二等公民。基督教徒及犹太人不被视为与穆斯林平等，前两者指控穆斯林的供词不会被法庭接纳。基督教徒及犹太人被禁止携带武器或骑马，他们的房屋也不能高过穆斯林的房屋，宗教活动也要顺从穆斯林的规定，此外还有其它法律上的限制。违反这些法令的人可被处罚，轻则罚款，重者可被处死。

欧洲三大强国英国、法国及俄国（下称“列强”）对奥斯曼帝国处理国内的基督教徒少数族裔有异议，向奥斯曼政府施压日增，要求它的所有公民都享有同等权利。从1839年起，奥斯曼政府推行坦齐马特改革去改善少数族裔的处境，但成效不大。到了1870年代末，希腊及几个巴尔干国家已经不能忍受，先后摆脱了奥斯曼的统治。

1860年代至1880年代从1860年代中期至1870年代初，亚美尼亚人开始要求奥斯曼政府改善他们的待遇。亚美尼亚人群体议会（Armenian Communal Council）从安那托利亚东部的农民收集签名后，向奥斯曼政府请愿，要求纠正被那些农民抱怨的事：库尔德人及索卡西亚人在亚美尼亚人市镇抢掠和杀人；不依法收税；政府官员的犯罪行为；拒绝在审讯时接纳基督教徒作为证人。奥斯曼政府听取了这些诉求，承诺会惩罚那些要对事件负责的人。

187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及塞尔维亚的基督教徒起事被镇压后，列强援引1856年的《巴黎条约》，宣称该条约容许它们介入以保护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徒少数族裔。面对日增的压力，政府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制及与列强谈判。与此同时，亚美尼亚人的君士坦丁堡牧首拿施斯二世（Nerses II）向列强提出亚美尼亚人的控诉，指他们遭受广泛的“强夺土地……强迫妇女及儿童改变宗教信仰、纵火、强索保护费、强奸及谋杀”。

在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结束后，亚美尼亚人开始更倾向以俄国作为他们安全的保证人。拿施斯于俄国领导人与奥斯曼人在圣斯特凡诺谈判期间，接触了俄国人，说服他们在《圣斯特凡诺条约》加入第16条，规定占据亚美尼亚省份的俄军只会在奥斯曼完全落实改革后才会撤走。英国不想俄国占据大量奥斯曼领土，迫使俄国进行新谈判，于1878年6月13日召开柏林会议。亚美尼亚人参与了谈判，表明他们争取的是自治，不是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他们取得部份成功，《柏林条约》第61条包括了上次第16条的同样文句，但是删去俄军可留在那些省份的段落，取而代之是奥斯曼政府须定期把改革的进度知会列强。

1876年，新苏丹哈米德二世登位。从《柏林条约》签订后的改革期开始，哈米德二世试图搁置那些改革，声称亚美尼亚人在那些省份未占大多数，又称亚美尼亚人报告受苛待的事多是夸大不实。1890年，哈米德二世创建了一支准军事队伍“哈米迪耶”（Hamidiye），由库尔德族非正规人员组成，任务是“随他们样去处理亚美尼亚人”。由于奥斯曼官员蓄意在亚美尼亚人聚居市镇引发叛乱（通常是因为税收过重），例如1894年的“沙逊抵抗”（Sasun Resistance），这些部队越来越多地用屠杀手段去对付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人成功击退这些部队，于1895年提请列强关注这些越轨行为，而列强随即谴责奥斯曼政府。

列强迫使哈米德二世于1895年10月签署新的一篮子改革，以抑制“哈米迪耶”的权力，可是与《柏林条约》规定的改革一样，从未得到落实。1895年10月1日，两千亚美尼亚人在君士坦丁堡集会请愿，要求落实改革，遭奥斯曼警察用武力驱散。未几，君士坦丁堡发生了一些亚美尼亚人被屠杀事件，随后席卷其它亚美尼亚人聚居的比特利斯省、迪亚巴克尔省、锡瓦斯省、特拉布宗省及凡城省。遇害的亚美尼亚人数目有不同估计，但是欧洲人对这次被称为哈米德大屠杀的暴行的文件记录把数字定于10万至30万人之间。

虽然哈米德二世未有直接下令进行那些屠杀，但是他被怀疑默许它们发生及没有采取行动制止。对于欧洲人漠视那些屠杀而感到气馁的亚美尼亚革命联盟成员于1896年8月26日占据欧洲人管理的奥斯曼银行。该事件为亚美尼亚人在欧洲带来更多的同情，被欧美新闻界赞扬，他们把哈米德二世描绘成“大杀手”及“血腥苏丹”。虽然列强誓言会采取行动及强制实施新的改革，却因为政治及经济利益的缘故而没有实现。

1908年7月24日，哈米德二世被军官发动政变推翻，土耳其恢复君主立宪制，再次使亚美尼亚人重燃在帝国内享有平等权利的希望。政变者来自青年土耳其人运动，欲改革帝国的施政及推行现代化以追上欧洲水平。该运动由两大类人组成：世俗主义的自由立宪主义者，及民族主义者。前者比较支持民主，愿意接纳亚美尼亚人加入他们；后者则对亚美尼亚相关议题及亚美尼亚人常找欧洲人求助的事采取较不容忍的立场。在1902年于巴黎举行的一次青年土耳其人大会上，自由派的首领部份地说服民族主义者把“确保国内所有少数族裔享有某些权利”列入他们的目标之中。

在青年土耳其人的众多派系中，有一个叫“统一与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简称CUP）的政治组织。该组织最初是一个由萨洛尼卡的军官组成的秘密结社，在军方内日渐壮大。

1909年4月13日发生了一场反政变，一些奥斯曼军官与伊斯兰神学生联手，意图把国家拉回苏丹及伊斯兰法的统治。反动派部队与新政府部队发生战斗，最后新政府平息了叛乱，把反对派领导人送交军法审讯。

该事件虽然最初是针对新成立的青年土耳其人政府，却殃及亚美尼亚人，他们被视为支持恢复宪法而遭受杀戮。当奥斯曼军队被召来时，许多记载指他们没有试图制止暴行，反而加入抢掠阿达纳省的亚美尼亚人飞地。约以一万五千至三万个亚美尼亚人在“阿达纳屠杀”中遇害。

1914年11月，奥斯曼帝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一方。战争部长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的部队在萨瑞卡密斯战役被俄军打得大败，他返回君士坦丁堡后，公开指责萨瑞卡密斯那里的亚美尼亚人主动协助俄国人，导致他打败仗。

1915年2月25日，战争部长恩维尔下令所有军方单位把部队内的亚美尼亚人移走，改编他们进入没有武装的劳动营。恩维尔解释此举为“恐怕他们会串通俄国人”。传统上奥斯曼陆军只会征召20至45岁的男性非穆斯林入正规军，较年幼（15至20岁）及较年老（45至60岁）的非穆斯林士兵会编入劳动营作为后勤支援。在2月以前，有些入伍的亚美尼亚人当上了劳工，最终也难逃一死。

把部队的亚美尼亚兵士改送到被动的、没有武装的后勤部门，是随后的种族灭绝行动的重要准备。根据《The Memoirs of Naim Bey》所述，消灭那些营的亚美尼亚人是以“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名义进行的有预谋计划的一部分，那些解除武装的亚美尼亚军人中有许多人被当地的土耳其人武装团伙杀害。

1915年4月19日，凡城省长杰夫戴特·贝伊（Jevdet Bey）以征兵为理由，要求凡城立即向他提供四千人。亚美尼亚人认为他有阴谋，没有依从。杰夫戴特早前已在附近村庄展开屠杀，表面上用搜查武器为借口。亚美尼亚人提议交出五百人再加豁免金代替其余的人，以换取时间，可是杰夫戴特指控亚美尼亚人“叛乱”，表示他有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去“粉碎”它。他宣称：“如果叛乱分子敢开一枪，我就杀掉每个基督教徒男人、女人及（指向自己膝盖）有这么高的每个儿童。”

1915年4月20日，当一个亚美尼亚女人遭到土耳其人调戏，两个前来帮她的亚美尼亚男人被土军杀死后，凡城的武装冲突开始。亚美尼亚防守者有一千五百个枪手，配备三百支步枪、一千支手枪及其它陈旧武器，保护了亚美尼亚居民三万人及难民一万五千人。后来尼古拉·尤登尼奇的俄军前来解救他们，冲突才结束。

1915年5月，内政部长塔拉特·帕夏（穆罕默德·塔拉特）要求内阁及大维奇尔立法准许迁移及重新安置亚美尼亚人到其它地方，理由是“国内有些地方出现了亚美尼亚人的暴乱及屠杀”。塔拉特特别提到凡城事件，将措施扩展至“暴乱及屠杀”有可能影响高加索战区安全的地区。后来迁徙居民的范围扩大至其它省份的亚美尼亚人。1915年5月27日，奥斯曼议会通过《特西尔法》（Tehcir Law，或称《驱逐临时法》），容许政府及军方驱逐任何被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人，但是设有条款保障被驱逐者的财产权。到9月又有新法例《关于被驱逐者遗留的财产、债务及资产法》（又被称为《征用及充公临时法》）被提出，根据该法例，亚美尼亚人所有“遗留”的货物及财产归政府所有。

《特西尔法》实施后，亚美尼亚人遭杀戮及抢劫的事在许多西方国家激起不满。虽然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盟邦没有多大抗议，许多德国及奥地利历史文件仍记载了目击者对亚美尼亚人被杀害及普遍挨饿的可怕经历。美国《纽约时报》在1915年间有过百篇关于亚美尼亚人被集体谋杀的文章，形容屠杀是“有系统”、“获得许可”及“由政府组织的”。老罗斯福后来说那是“战争中最大的罪行”。

亚美尼亚人的队伍被迫前往叙利亚的Deir ez-Zor镇及周围荒漠。不少证据显示奥斯曼政府在驱逐过程中没有向亚美尼亚人提供任何补给设施或物资，即使抵达目的地后也是如此。到1915年8月，《纽约时报》复述一份出处不明的报告，指“流徙者的尸体遍布道路及幼发拉底河，那些侥幸生还的人也是注定死路一条，这是一个灭绝全部亚美尼亚人的计划。”这类行动在整个二十世纪在全球各个地区得到效法和推广。

负责押送亚美尼亚人的奥斯曼军队不仅纵容其它人抢劫、杀害及强奸那些亚美尼亚人，许多时候甚至自己也参与其中。既被夺去随身财物，又被赶入荒漠的亚美尼亚人，面临绝境死者数以十万计。

相信有二十五个主要的集中营存在过，听令于塔拉特的一位左右手。那些营大多数接近现代土耳其与伊拉克及叙利亚接壤边界，有些只是临时中转营。其它的只是临时作为乱葬岗之用，这些地点于1915年秋天被空置。有些营地是特为那些只能再活多数天的人而建。几乎所有营包括那些主要营，都是露天的，在较小的营发生的其余集体杀害事件不仅有直接杀害，也有集体烧死。奥斯曼军队的中尉描述有一村的居民被集中到一起，然后被烧死。奥斯曼第三军团司令韦希布的十二页书面供词（日期为1918年12月5日）在特拉布宗连串审讯时（1919年3月29日）呈堂，被包括在主要起诉书内，报告穆什附近发生过一宗这样全村人都被集体烧死的事件。

由“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建立的一个名叫“特别组织”（土耳其语：Te·kilat-i Mahsusa）的特别部队，参与摧毁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社群。从1914年底到1915年初，奥斯曼政府从监狱释放数以千计的囚犯，让他们加入该组织，这些人后来负责押送被赶离家园的亚美尼亚人队伍。奥斯曼第三军团司令韦希布·帕夏曾称“特别组织”的成员是“人类的屠夫”。这是纳粹灭绝营的先驱。

1919年，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下令国内的军事法庭就帝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对“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展开审讯。军事法庭指责“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进行一场不符合米利特概念的战争。亚美尼亚人的事件被掀出来成为指控的证据。在这些审讯中产生的文件大多在后来被移交到国际性审讯那里。1919年1月，一份呈上穆罕默德六世的报告指控了超过一百三十个疑犯，大多数是高官。军事法庭认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蓄意通过“特别组织”在肉体上消灭亚美尼亚人。

“三大帕夏”，包括塔拉特及恩维尔，在一次大战结束时逃到国外。1919年于君士坦丁堡举行的审讯把缺席的这三人判处死刑。军事法庭解散了“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充公了它及那些被判有罪的人的资产。“三大帕夏”中有两人后来被亚美尼亚复仇者刺杀。

《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签订后，在巴黎的初步和平会议于1919年1月成立了“责任及制裁委员会”，由美国国务卿罗伯特·蓝辛担任主席。根据该委员会的工作成果，数项条款被加进《色佛尔条约》内，奥斯曼帝国的代理政府、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及大维奇尔Damat Adil Ferit Pasha被传召出席审讯。1920年8月的《色佛尔条约》有进行审讯的计划，以决定谁人要为“野蛮及不合法的战争方法……（包括）违反战争法与惯例及人道原则的事项”负责。该条约第230条规定奥斯曼帝国须向盟国移交那些被盟国认为要对战时在帝国境内发生的屠杀事件负责的人。

多位奥斯曼的政客、将领及知识分子被移送到马耳他，他们在那里被扣留约3年。与此同时，调查他们所为的翻查档案工作在君士坦丁堡、伦敦、巴黎及华盛顿进行。可是《色佛尔条约》规定的盟国审讯最终没有实现，被扣留的人被送返土耳其，以换取土耳其凯末尔新政府释放被扣留的英国公民。

1921年3月15日，前大维奇尔塔拉特·帕夏在光天化日下于德国柏林被亚美尼亚人所罗门·特利里扬刺杀，后者在德国法庭以谋杀罪受审。特利里扬承认杀人，律师以被告的精神状况受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影响作为辩护，最后陪审团以他有“暂时性精神错乱”而判他罪名不成立。

虽然对于在大屠杀中丧生的亚美尼亚人数目仍未有共识，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有超过50万亚美尼亚人在1914年至1918年间死亡。估计从30万人（现代土耳其国的说法）至150万人（现代亚美尼亚国、阿根廷及其它国家）不等。《大英百科全书》参考了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研究得出的从1915年至1916年“估计约60万亚美尼亚人在驱逐过程中死亡或被屠杀”。

希伯莱大学的学者耶胡达·鲍尔（Yehuda Bauer）认为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最能够与犹太人大屠杀相提并论”。不过他也指出两者有几点明显分别，尤其在动机方面。

鲍尔也指出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应被理解为是1896年开始，经历1908/0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直至1923年的种族灭绝，而非于1915年才开始。土耳其人认为“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是一场圣战”。[指“圣战”及所谓的“齐米心态”（dhimmitude）是导致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的“原则和价值观”的一部份。不过当时目睹亚美尼亚人受迫害的人有不同看法，认为亚美尼亚人的苦难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所为，起自民族主义狂热及妒忌亚美尼亚人，与伊斯兰教信仰无关。阿诺尔德·汤因比及其它一些资料来源报告说许多亚美尼亚人通过与土耳其人结婚或改信伊斯兰教而幸免一死。但许多改信者仍被杀害。

西方人认为“亚美尼亚人的灭绝”是“伊斯兰教历史上一个抹不掉的污点”。一位土耳其政府官员在杀死改信者前回应说“政治的事没有宗教”。

土耳其共和国的正式立场是：亚美尼亚人在“迁移”或“驱逐”过程中的死亡不应被视为“种族灭绝”，理由分别有：那些杀人事件不是由政府蓄意策划的；亚美尼亚人作为一个文化上的群体，可能会同情俄国而构成威胁，杀死他们是合理的；亚美尼亚人只是挨饿；或指有“亚美尼亚匪帮”作恶之类等。有些人用语义或“不适用于那个时代”作为理由去否定这次屠杀是“种族灭绝”（英文的genocide一字直到1943年才诞生）。

土耳其在一次大战的伤亡数字常被用来淡化亚美尼亚人的死亡数字。

土耳其政府的资料又称有历史可证明的“土耳其人的宽容”使得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根本不可能发生。一份军方文件用十一世纪的历史去反驳这次种族大屠杀：“是塞尔柱土耳其人于1071年对亚美尼亚人的统治使他们脱离拜占庭帝国的迫害，并容许他们过正常生活。”

2005年，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邀请土耳其、亚美尼亚及国际上的历史学者成立一个委员会，利用两国及其它国家的档案去重新评估“1915年的事件”。亚美尼亚总统罗伯特·科恰良拒绝了埃尔多安的提议。此外，时任土耳其外长的阿卜杜拉·居尔邀请美国及其它国家委派学者为该个委员会作出贡献，“调查这次惨剧及打开通道让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走到一起”。

土耳其政府仍在抗议其它国家正式承认这次屠杀是种族灭绝，及质疑根本不存在种族灭绝。

但是种种迹象已经显示：“大屠杀奠定土耳其政治基础”，并非空穴来风。如果土耳其没有系统屠杀其他民族。土耳其国家就无法立足。因为现在盘踞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土耳其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入侵团伙。“现代土耳其”并非土耳其人的祖国。

（另起一页）

第二十二篇

人类历史上最残忍“回民起义”

（一）

有篇网文这样写道：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大屠杀，清朝甘肃被“回民起义”杀害1455万人，人口损失74.5%。

回民起义是在驻陕清军到南方镇压太平天国，回民借防务空虚进行对汉民进行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起义第一仗不是杀清军，而是血洗汉民村庄八女井，将全村一万余口不分男女老幼集体屠杀。回民起义不是针对清军、针对清政府，说他反清是为掩盖回民大屠杀的事实，美化回民起义。回民当中三千人找不出一个识字的，缺少文化教养，根本不懂什么是反封建。后人说回民起义是反封建，纯粹是为了美化回民起义，用阶级斗争历史观给回民起义扣的红帽子。

陕西回民领袖白彦虎带领的陕西回民杀人最疯狂。此人起义时只有二十二岁，大字不识一个，没有一点教养，后以杀人多而成为领袖。在宁夏，他掘了皇家坟墓。在其它回民起义领袖投降得以安置后，他自知罪孽深重，面对不可能的胜利，不顾回民的死活胁迫他们继续死拼。他杀了嫂子，以威胁不愿跟他再死拼的人。最后他投靠国外分裂势力，分裂中国。就这么一个人，现在有人谓他为民族英雄。

可叹的是，很多人包括很多历史学家，只让人知道清朝镇压回民起义，却不告诉你，回民当时做了什么。以致于，今天很多人将左宗堂当成民族罪人，白彦虎当作民族英雄。张承志写书误导回民，歌颂屠杀，宣扬圣战，而很多人把他的书看成是有血性的小说。

回民起义对汉族的大屠杀，开始于同治元年（1862年）的陕西，在陕西杀了约500万人。1863年，陕西回民在被清军镇压退到甘肃后，对甘肃汉人进行疯狂大屠杀。虽然也有甘肃回民参加，但最残暴的是陕西回民，杀人最狠。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起义前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人口1945．9万人，战后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1455．5万人，损失比例为74．5％。在甘肃，回民一次杀十万以上汉人的大屠杀有很多次，许多县的汉人被杀光。回民起义杀掉陕甘两省的总人口大约两千万人。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残暴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这次大屠杀比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手段更残酷。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烧死，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不是为谋财，不是为谋地，单纯为杀人而杀人。

根据调查，当穆斯林人口在一个国家少于2%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会被认为是爱好和平的少数民族，不对其它公民构成威胁，这种情况的国家现在有：

美国——0.6%

澳大利亚——1.5%

加拿大——1.9%

中国——1.8%

意大利——1.5%

挪威——1.8%

穆斯林比例在2％至5％，他们开始向其它少数民族和心存叛意的群体传教，往往从监狱中和街头帮派大规模的吸收新成员。这些事件发生在：

丹麦——2％

德国——3.7％

英国——2.7％

西班牙——4％

泰国——4.6％

穆斯林分子到了5％，他们会行使突破人口比例平衡的过度影响。例如，它们将推动对清真（回教标准清洁）食品引进，从而确保清真食品的从业人员由穆斯林担任。它们会对连锁超市施加压力，在他们的货架上标注清真特性，并伴随着威胁不愿遵守的对象。这些情况发生在：

法国——8％

菲律宾——5％

瑞典——5％

瑞士——4.3％

荷兰——5.5％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5.8％

穆斯林到了这一步，他们将努力争取政府的授权，使他们能够在穆斯林聚居区根据自己的教法行使伊斯兰法。伊斯兰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在整个世界建立伊斯兰教法。当穆斯林接近人口的10％，他们试图增加法律条款，把“表达对穆斯林不满”定为非法。在巴黎，我们常看到汽车烧毁。任何非穆斯林的行为被认为冒犯了伊斯兰教，结果就是暴乱和恐怖。如在阿姆斯特丹，由反穆罕默德的漫画和电影导致的结果。每天看到这种紧张状态，尤其是在穆斯林区域，在这些国家就是如此：

圭亚那——10％

印度——13.4％

以色列——16％

肯尼亚——10％

俄罗斯——15％

在它们达到20％，可以预知此国家处于骚乱一触即发的状态，“圣战”武装的零星屠杀，和焚烧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如在埃塞俄比亚——32.8％，就是这样。

穆斯里分子到了40％，各国就会经历大屠杀，持续不断的恐怖袭击，正在进行的武装内战，例如以下国家就是如此：

波斯尼亚——40％

乍得——53.1％

黎巴嫩——59.7％

穆斯林分子从60％起，国家将不受制约地迫害所有其它“非穆斯林”（包括不顺从的穆斯林）和零星的种族清洗、种族灭绝。以伊斯兰教法作为武器对其他宗教的民众实行“加税”等歧视。如这些国家就是如此：

阿尔巴尼亚——70％

马来西亚——60.4％

卡塔尔——77.5％

苏丹——70％

穆斯林分子到了80％以后，预计每天都在恐吓、暴力、圣战，一些种族清洗，甚至一些大屠杀。因为这些国家驱逐异教徒，把100%作为目标，如已在某些方面经验丰富，现正进行的：

孟加拉国——83％

埃及——90％

加沙——98.7％

印度尼西亚——86.1％

伊朗——98％

伊拉克——97％

约旦——92％

摩洛哥——98.7％

巴基斯坦——97％

巴勒斯坦——99％

叙利亚——90％

塔吉克斯坦——90％

土耳其——99.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96％

穆斯林分子到了100％，将迎来和平“达累斯萨拉姆”——伊斯兰和平之家。这里本来应该是和平的了吧，因为大家都是穆斯林，Madrasses是唯一的学校，可兰经变成至高无上经典，例如：

阿富汗——100％

沙特阿拉伯——100％

索马里——100％

也门——100％

不幸的是，和平是永远不会实现。因为在这些100%纯国家里最激进的那部分穆斯林相互胁迫着发泄仇恨，为满足嗜血的欲望屠杀那些相对不太激进的穆斯林，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自相残杀。

（二）

还有这样一篇文章，总结穆斯林在中国传播回教的历史说：

回教入我华夏千余年，数次反水，引祸中原。

唐人开埠通商，阿拉伯回回放火烧广州；

宋朝恩施泉州回回，泉州回回将逃亡的宋室后代全部出卖给蒙元侵略者。

蒙元侵占中原时期，色目回回（即今天多数回回的祖先）为蒙元的二鬼子，欺辱汉人。

明出于好心，没将他们赶出中原，终明一朝，中原回回数度造反。

满清时期，云南回回献地图与英吉利，西北回回屠杀我关中汉人百十万计。

关中陕西啊，我汉人的文明发源地，数朝故城，回回人口占了三分之一时，屠杀开始了。

民国时期，西北四马以及其它马家回回军阀，压迫我汉人生存，屠杀汉人数十万。著名的民勤大屠杀，汉人一城遭屠。杀红军，阻国军，通日寇，这就是msl论坛经常津津乐道的绿教英雄！

抗日时期，全国统一战线对日宣战之时，西北回回于1940前后数次造反；

建国前十年，绿教徒在西北甘南发动了数次叛乱，屠杀汉人和其它各族人民，造反人数达数万，光一个乡就出动近7000回回屠杀周边汉人。

十年动乱，沙甸那地方又闹毒立。

改革开放，毒品流入中国，知道谁是中国最大的毒源？谁在充当当年八国联军的角色，把毒品源源不断得输入到中国？

中国三大贩毒基地，两个是回回自治区，甘肃广河宁夏同心！

1990年代云南平远街回回贩毒猖狂到要出动大批武警。

甘肃广河，人称河州小麦加，此地不禁毒不禁嫖却禁酒，匪夷所思！

沙甸，根本不是民族自治区，更不是宗教自治区，竟然当街打宗教标语，禁酒禁猪肉驱赶汉人！

这就是我国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大家都记得，中穆论坛的小马哥曾经跑到国观为屠杀华人的印度尼西亚穆斯林辩护；你们可知道，他们在自己的论坛也为七五暴徒辩护？可知道他们为前些天搞恐怖袭击的维族暴徒辩护？可知道他们认为我国政府肆意屠杀他们的教胞？搞双重标准？这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穆斯林！还用得着跑到国外去找对比吗？还用得着国外势力来抹黑他们吗？当年西北穆斯林残杀我汉人同胞时，外国佬有几个能深入到西北去的？没有！是西北回回跑到麦加取了经，回来鼓动造反的！而今，这帮穆斯林又吵着国家限制他们去麦加，知道他们的居心了吧！

现在网上都说一句话：“国有难，回必乱！可是我有一些朋友就是回民啊，也看不出来，他们多危险啊！唉。”

国有难，回必乱。这是血的教训。东干人还差点掘了全体中国人的祖坟，黄帝陵。回族绝对是中国的叛徒民族！

（三）

大家对照一下自己的亲身经历，觉得上述观点可信与否？

可以就此作一个民意调查。

（另起一页）

第二十三篇

日本，一个没有穆斯林的世界

网文《日本，一个没有穆斯林的世界》指出，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欧洲，随着穆斯林移民的涌入，现在正在经历着显著的文化转变。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就是范例，来自于穆斯林国家的移民，以及穆斯林的高生育率，影响着生活中的每一个区域。

我们有兴趣去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对待穆斯林事务用的是完全另一种方式，这个国家就是日本，这个国家在任何层次的穆斯林事务上都保持低调，政治上，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大佬几乎从不访问日本，日本领导人访问穆斯林国家也很罕见，和穆斯林国家的关系基于石油和天然气，因为日本要从部分穆斯林国家进口，官方的政策也不会给来日本的穆斯林公民资格，谨慎到甚至不会给穆斯林永久居留权。

日本禁止劝说公众去领养伊斯兰地区的孤儿的行为，任何穆斯林积极游说皈依伊斯兰都被视为变节他国，几乎没有机构教授阿拉伯语，在日本进口一本古兰经都很难，在日本的穆斯林，通常都是外国公司的员工，日本几乎没有清真寺，日本政府的政策是尽最大的努力阻止穆斯林进入，就算是在本地外国公司派来的物理学家，工程师和经理也不例外，日本社会还是希望穆斯林在自己家祈祷就好了。

日本公司在寻找外国工人的时候，会特别标注，不需要穆斯林工人，任何进入日本的穆斯林，甚至很难租到房子，只要是穆斯林居住的地方，周围的邻居都会很烦躁，日本禁止任何伊斯兰机构的建立，建设诸如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几乎不可能，在整个东京目前只有一位祈祷主持人。

相较于欧洲，几乎没有日本人关心伊斯兰，如果日本女人嫁给了穆斯林，她将被她所在的社会和家庭抛弃，日本没有伊斯兰教法，日本有些许根据伊斯兰教法制定的清真食品，但是在超市买到很难。

日本人对待穆斯林的方法也体现在数量上，在日本1.27亿人口中，只有1万穆斯林，少于百分之一，被转化成穆斯林的日本人极少，在日本有数以万计的外劳是穆斯林，大部分来自于巴基斯坦，作为建筑公司的工人进入日本，然后，由于社会对待穆斯林持负面态度，他们都很低调。

造成这种情况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日本将所有的穆斯林一同视为基本教义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放弃传统观点接受现代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在日本伊斯兰被视为一种奇怪的宗教，任何有智商的人都应该避免接触。

第二，大部分日本人都没宗教信仰，但是行为习惯却受到神道教和佛教元素影响，混成一体融入进国民习惯，在日本，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概念息息相关，对待外国人偏见时时刻刻都存在，无论他们是中国人，韩国人，大马人，印尼人，西方也不例外。有些人称其为“民族主义感的完成形态”，也有人称其为“种族主义”，不过看起来两者都不是错误的。

第三，日本根本就不接受一神论的概念，也不相信一个抽象的神，他们的世界观和物质世界的关系更深，无信仰，无感情。他们似乎也总会把犹太教和伊斯兰归为一类，基督教在日本却不被消极对待，很明显，耶稣的形象在日本更像是佛祖或是神道教。

日本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们对待伊斯兰无论多么负面消极，他们内心里根本不会感觉到愧疚，他们对待穆斯林国家恩怨分明，他们对待他们经济利益所涉及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和有益于日本的穆斯林国家维持友好关系，另一面，日本的民族主义者观点，认为伊斯兰适合某些国家但是不适合日本，因此，穆斯林必须滚在国外。

因为日本对待外国人大多脾气温良，态度平静慈祥，外国人对待日本人也趋向礼貌和尊重，在外国人面前，日本人的交流方式极少吵大声或者粗语用词，因此外国人对日本人心怀敬意，尽管他们内心是种族主义而且在移民事务上歧视穆斯林。日本官员被问到日本人对待穆斯林方式这种尴尬问题，通常都不会作答，应为他知道回答事情会让人更愤怒，他不能也不愿意给予明确的答复，他将会一笑而过，如果，有压力的话，他将请求宽裕的时间请示上级指示，不过答复是永远也不会给出的。

日本让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一个穆斯林存在，因为日本对待伊斯兰和穆斯林的态度已经漫布在国家的每一个层次的人群中，随便从大街上找个人，或是公司机构，或是高级官员，在日本，相较于其他国家，这里没有“人权”机构给穆斯林支援来对抗政府，在日本，没有任何穆斯林能非法偷渡到这里赚一毛钱，也几乎没有人给他们法律支持，让他们获得临时或者永久居留权，更别说公民身份了。

还有一样帮助日本远离穆斯林移民的是，日本人对待外劳的态度，外劳在日本被视为消极的存在，因为他们抢了本国人饭碗，日本老板觉得有责任定要雇佣日本人，即使花销比外国人贵上几倍。在日本，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比起西方要深刻的多，老板和员工觉得双方要相互负责，老板觉得有责任要给员工生活，员工觉得有责任给老板工作结果，这种情况就让责任心很低外劳的接受度很低。

事实上，公众和官方对待穆斯林移民的态度合一，就使得日本世界竖起一道铁墙，穆斯林既没法也没能力穿过，这道铁墙使得世界对日本穆斯林事务的批评沉默下来，因为全世界都了解，批评日本是没有意义的，就算批评也不会让日本对穆斯林移民敞开大门。

日本正在给全世界上演一堂有趣的教学课：民族传统和移民准入有着直接的相互关联，人民如果有牢固清晰的民族传统和身份认同，将不会让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失业人口进入本国。如果，人民的民族传统和身份认同薄弱易碎，那么面对着外国文化的入侵将毫无应对之力，终将入脑入户。

……

不过根据我的经验，上面的说法是很有问题的。

早在1990年代，日本就麇集了大量的伊朗人，这些人不务正业，多以倒卖伪造的电话卡为生。这些人总不能说他们不是穆斯林吧？因为伊朗显然还是一个十分激进的伊斯兰国家。

这表明，依靠日本人是无法抵抗穆斯林的，正如依靠日本人也是无法抵抗蒙古人的。

（另起一页）

第二十四篇

奥斯曼禁卫军与中共的反腐败（反修防修）

（一）

禁卫军号称“苏丹亲兵”，是奥斯曼土耳其部队中的精英，能够在战场上给敌人造成最大的伤害。苏丹亲兵的特权象征是一顶戴在头上的白色高帽，这支部队允许每一名战士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武器，所以常常能在他们身上看到各式各样的刀剑、弓弩和特制的火药武器等等。到了公元十五世纪之后，土耳其人开始全面地使用火药武器。这支部队也可以说是由最优秀的火枪手组成。 

世代相传，只有具备了过人能力和非凡成就，才能加入这支王国中最精锐的部队。不同于东方的武士和西方的骑士，出身统治世家并不能因世袭制度，成为禁卫军中的一员。当欧洲的军团由贵族们（无论他们是否合适）指挥时，一名土耳其士兵的军阶，完全由他以往的功勋所决定。在那个缺乏职业佣兵的时代，土耳其的军团因此拥有了几乎无敌的战斗力。

土耳其禁卫军和中国共产党都是起源于“奴隶集团”。所以“反修防修”对中共的命运至关重要。因为历史的经验表明，土耳其禁卫军就是疏于反修防修，结果从钢铁长城变成了豆腐渣工程。

（二）

据记载，苏丹亲兵又称土耳其禁卫军（Janissary（音译耶尼切里），创建于1362年，这支部队的兵源来自巴尔干半岛被征服的基督徒群体里的男孩，他们构成了著名的“血的赋税”，我们从罗马尼亚影片《勇敢的米哈伊》中可以看到，来征血赋的就是米哈伊的少年玩伴。被征服的基督教民族，即使贵族们也不能免除血赋的奉献。这样，回教领袖就有了最优秀的基督徒的种子，帮助他们打天下、坐天下。

这些儿童被带回土耳其接受伊斯兰教的思想，并接受军事训练，依靠严密的组织、精良的战术素质、狂热的信仰，禁卫军成为土耳其帝国的精英部队，直到最后成为左右土耳其王位的力量，被苏丹消灭为止。禁卫军其实类似军事和尚，被要求独身禁欲，以军队为家，苏丹为父，虽然后来杀苏丹老子的事不少，他们的一个特点可能是只留小胡子，两撇小胡子，满帅的。在军事学校中培训到二十四、五就会正式成为禁卫军的一员，训练期长达十几年，所以他们的战斗力强也就不奇怪了，不过好像学校中什么都教，耶尼切里们经常被派出去做地方军政长官。有人还成了学者。他们如果退休的话是有退休金可拿的。 

禁卫军的基本单位叫“Orta”，类似连队，他们的标志是“Kazan”，这东西是个锅，一个大锅饭，意味着大家是一个锅里吃饭的人，由苏丹授予，类似战旗般神圣，在部队全灭前是绝不能被夺走的，否则就等于砸了饭碗。 

禁卫军最著名的标志就是叫做“Bork”的白色头饰，其实应该算包头帕，在脑袋后面拖着长约45厘米，帽子前面会有金属盾形装饰，纹饰华贵，镶嵌珠宝。为区别个分队会在帽子上加一些装饰物（如羽毛）。耶尼切里的各部队服装颜色并不统一，所以bork是最重要的识别信号。 

禁卫军初创的时候，只包括身着锁子甲，使用各种刀剑（著名的波浪形，名字忘了，世界名刀）、战斧、战戟、带钩的长矛、钉头锤、套索、短刀、各类盾牌；后来出现了火枪兵，从火门枪、火绳枪、到燧发枪；早期还有弓箭手，使用土耳其复合弓、十字弓、重十字弓，不过弓箭手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大部分在15世纪转型成为火枪兵。 

作战时禁卫军被作为预备队，部署在步兵之后，炮兵之前。步兵类似民兵和军户，战事征召，平时回乡，免赋税。撤退时，耶尼切里便牵制敌人的重骑兵并将其引入己方炮兵的射程。炮击之后，火枪手也开始开火，此时惊恐之中的敌人多半会被土耳其的步兵消灭。苏丹本人的安全则由耶尼切里的专门部队负责。而禁卫军掌握的特权是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集团，后来就利用自己卫护王宫的职责开始干涉苏丹的废立，终于招致自身的灭亡。

（三）

禁卫军作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支常备军队与苏丹侍卫的总称，最早是在奥尔汗一世贝伊统治时出现。在穆拉德一世统治时期成为常备军。1826年，在努力推行现代化的马哈茂德二世统治期间废除。

14世纪开始，土耳其帝国在被征服的巴尔干斯拉夫人家庭中，选出一些最强健的男童，使其改信伊斯兰教与学土耳其语，并接受军事训练，组成一支称为新军的部队，是帝国第一支常备军，成员定期接受评选和审查。他们是土耳其帝国最有战斗力的军人，首选主要是希腊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及波斯尼亚人（后来包括罗马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南俄罗斯人、波兰人与亚美尼亚人）。若士兵有才能，可被提升至总督，甚至国相。这些新军是奴隶，也是军队的中坚。他们在平时还担任警察，宫廷侍卫，消防队员。

禁卫军的正式信仰是伊斯兰教苏菲派，名为拜克塔什教团。他们是不许结婚的，这是为了保持一种强烈的军团意识、全天候监督以培养纪律性。只有退役的新军才可结婚。在作战时，他们在情势最吃紧时才出击，因此总是打胜仗。如苏丹没有禁卫军支持的话难以即位，即使成功登基为苏丹政权也不会稳固。

从穆拉德二世开始禁卫军即采用了火枪火炮作为主要武器。他们的训练和战斗力在十五至十六世纪中成为全欧洲步兵的模范。苏莱曼一世时期的奥地利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在观摩了禁卫军的驻扎和训练后哀叹欧洲没有一支军队能与之抵敌。禁卫军的人数在初期很少，大约只有几千人，在苏莱曼一世后期扩充到二到三万人。在苏莱曼之后随着军纪逐渐废弛、人数也不断增多，战斗力大幅下滑，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利益集团并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

禁卫军原是不许结婚的，就像中共党员是不准贪污的。但到了苏莱曼一世时期，有所放宽。到了塞利姆二世时代，结婚几乎成为定制，甚至可以职位传子，结果必然是纪律败坏。到了穆拉德三世时代，为了庆祝王子的割礼，人人皆可参军，至此禁卫军完全丧失战斗力，在1683年穆罕默德四世时期允许土耳其穆斯林也可参军。到19世纪，由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在1826年发动兵变废弃此已沦为腐败之源的“好制度”。

在历史的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作为“血的赋税”的禁卫军，多少有些像“共青团”和“秘书帮”。“共青团”和“秘书帮”并非根红苗壮的“穆斯林”（共产党），他们很可能是被虏获的“异教徒”（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小业主中农分子）的后代。而在现在中共的体制中，“团派”能否生存下去，也已成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团派自己已经严重地高干化也就是高度地腐化了，不再具有胡耀邦那样的奴隶精神。

（另起一页）

第二十五篇

土耳其为什么亲西方？

土耳其为什么亲西方？

因为现代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年），是一个“犹太人”。所以现代土耳其才有可能与伊斯兰教保持一个理性的距离。

（一）凯末尔的来历

凯末尔的祖先，原来是法国移居到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凯末尔的父亲阿里·李查因此是一个具有欧洲思想和新意识的人。因为他母亲的坚持，凯末尔最初进入宗教学校学习，但他父亲对他的影响使他不相信穆罕默德教义，而是渴望学到新的知识。不久，他转到了新式世俗学校。

凯末尔成长的时代背景、家族的血统源流、父母的思想状况都对凯末尔日后接受西方文明、立志救亡图存施加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很早就已经和欧洲发生了接触，这种接触，不论从年代上还是从亲密程度上来说，都是任何地方甚至包括北非在内的其他伊斯兰国家所不及的。奥斯曼帝国包括一些重要的欧洲地区，它在这些地区还把欧洲民族和各种欧洲制度都一并吸收进来。另外，它还通过贸易、外交、战争以及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移民等方式，和欧洲保持着接触。凯末尔恰恰诞生于这个与欧洲接触频繁的古老帝国的欧洲部分，这为凯末尔后来迅速接受西方思想、积极推广欧洲文明创造了条件。

奥斯曼帝国曾经的辉煌致使其思想日趋狭隘，即使经过多年的尝试性改革，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失败和腐朽的状况。凯末尔出生在这样一个压抑的年代，非常容易成长为激进的具有强烈民族爱国心的青年。

凯末尔身体内流着欧洲犹太人的血液，对欧洲文明具有天然的亲切感。再加上西方发达和祖国落后的强烈对比，凯末尔自青年时代以来，就被西方的进步以及民主思想深深吸引。穆斯塔法的母亲祖贝伊黛是个传统而虔诚的穆斯林，希望凯末尔长大之后成为一名阿訇或是宗教法官。但实际上，在凯末尔的幼儿时期，父亲阿里·李查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李查总是在工作之余认真阅读各类报刊，了解世界大事，对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的落后、衰败十分痛惜，对欧洲各民族的迅速发展、强大无比羡慕。李查甚至有着不惜一切代价，送凯末尔到德国上大学的强烈愿望。可以说，没有父亲的支持，凯末尔没有机会进入世俗学校接受西方教育。

在个人生活方面，作为杰出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凯末尔一生辉煌，但他的感情生活并不美满，据说战争期间他无暇顾及儿女私情，共和国成立前夕认识了年轻的Latife Usakligil，四个月闪电般的恋爱后结了婚，那年凯末尔41岁。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半后以离婚收场，此后凯末尔没有再婚，他领养了7个女儿和1个儿子，其中2个养女和他生活在一起，她们后来成为土耳其新一代女性形象的代表，一位成为历史学教授，一位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战斗机飞行员。

 

（二）凯末尔的战斗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一个法国移居到奥斯曼帝国的犹太木材商的后代，一个被称作“现代土耳其之父”的犹太人。

1918年11月13日，复员回家的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火车站走下火车，首先映入眼帘的竟然是55艘协约国战舰扬着战旗驶进马尔马拉海的屈辱场景。大战期间土耳其有60万士兵战死或被俘，200万人受伤，国债高达44，800万金里拉，经济陷于崩溃。

西方列强对战败国奥斯曼残余领土的瓜分，从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开始急剧加速。一年后，双方签订《色佛尔条约》：土耳其承认汉志和亚美尼亚独立；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划为英国委任统治地；叙利亚和黎巴嫩划为法国委任统治地；土耳其在欧洲的大部领土主要由南斯拉夫和希腊瓜分；黑海海峡由国际共管；土耳其武装力量被限制在5万人以内；其财政经济接受战胜国的监督。

紧跟着协约国的舰队，1919年2月8日，法国将军德斯佩雷模仿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进入该城的样子，骑着白马进城，宣告四百多年后基督教文明对这个城市的统治已经恢复。1919年5月15日希腊军队在伊兹密尔登陆，并朝安纳托利亚内地进军。意大利军队占领了马尔马里斯、安塔利亚和布尔杜尔。

风雨飘摇，山河破碎，首先站出来反抗外敌，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就是原帝国陆军将领凯末尔。他戎马一生，从上尉一直晋升到元帅。1915年4月，加里波利之战，他指挥的土军击退了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印度和新西兰军队的登陆进攻。1916年8月，因保卫首都伊斯坦布尔，获得“伊斯坦布尔的救星”和“帕夏”的称号。

由凯末尔率领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对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回应是，重新召集战败后士气低落、残余不整的军队与优势的亚美尼亚、希腊和法国军队作战。他对全国人民大声疾呼，“如果我们没有武器战斗，我们就要用牙齿和指甲来战斗。”，“我发誓：在恢复土耳其人民的尊严之前，我绝不屈服，绝不后退！”

经过诸如伊涅纽战役等一连串的胜利，凯末尔和他的战友们以弱旅驱逐强敌，完成了他军旅生涯的新奇迹。1923年7月，土耳其和英、法、意、希腊签订了《洛桑条约》。欧洲主要国家承认土耳其的独立和主权。

从独立战争胜利那一天起，将军凯末尔就马不停蹄地转变为政治改革家凯末尔。他告诫那些欢呼胜利，认为已经大功告成的同事们——“他们认为这就是结局，认为我达到了目的，但这不是结局，仅仅是开始，只有现在，我们的事业才真正开始了。”

（三）凯末尔的改革

他警告那些反抗现代思潮的人：“你们若要顽固地带着另一个时代的旧习，就会成为社会的弃民。我们不但要维持我们固有的一切，同时更要学习如何从西方获取一个进化民族不可或缺的东西。”“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他的口号简明扼要——西方化，世俗化。他的纲领具体表现为人民共和党党党徽上的“六个箭头”——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改良主义。旨在使土耳其成为一个20世纪的工业化国家，以实现自给自足。

以他为主要领导人的大国民议会在1922年废除延续了6个世纪的奥斯曼苏丹制度。1923年10月，又通过修正案，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凯末尔全票当选第一任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后来又担任了人民共和党主席。

这是改革的最佳时间窗口。

挟军事胜利的余威与一党专制的动员能力，犹太强人凯末尔几乎是旋风一样在的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继承人——土耳其共和国各个领域开展全方位改革。政治改革、法制改革、教育改革、文化改革、经济改革、妇女解放、社会与民俗改革，在十几年时间里取得令世人惊讶的成果。

实行政教分离，大力清除各种回教弊端，废除政教合一的制度，1924年，延续了将近1300年的哈里发制度被废除，奥斯曼王室成员全部被驱逐出土耳其。犹太人在伊斯兰文明地域第一次建立了世俗共和国。

他领导并亲自操作的文字改革。为与传统决裂，土耳其更进一步，干脆用罗马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这是“凯末尔革命” 中破釜沉舟、不留退路的一项政策。十几年后，新一代的土耳其人就再也看不懂奥斯曼时期的文书了，奥斯曼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就是象形文字时期的埃及。在巡视全国时，他也随身带着黑板，每到一处就教人识读新字母。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首席教师”。

他在社会生活方面，提倡穿西服，吃西餐，改用欧洲的历法、计时等，尽可能模仿西方的方式，被后人评价为为了推行改革表现出仓促和无情。他甚至用彼得大帝式野蛮来制服奥斯曼传统的野蛮。对传统的土耳其礼拜帽又称费兹帽的禁止，很有点满清入主中原时留发不留头的味道。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圆柱形红色礼拜帽是神圣的宗教和帝国的象征。1925年，凯末尔下令，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礼拜帽，改戴欧式礼帽。但这一禁令受到广泛抵制，阻力巨大。随后政府规定戴土耳其礼拜帽有罪。此举引起强烈不满，在一些地方甚至引发公开抗议和骚乱，但均被凯末尔镇压，有些人被处以绞刑。经过凯末尔政府的强制推行，大多数民众开始接受欧式礼帽。

（四）凯末尔的后盾

有研究者指出：公元前4世纪，在爱琴海地区（现土耳其领土所辖），已经出现犹太人定居点。历史学家约瑟福斯提到亚里士多德时写道，他在旅经小亚细亚时，曾遇到犹太人，并与之交流了思想。近年来，在土耳其港口城市伊兹密尔（Izmir）附近发掘出了古老的犹太教会堂废墟，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0年。另外，在布尔萨（Bursa）附近，在土耳其东南部、爱琴海、地中海、黑海沿岸，不断发掘出其他犹太人定居点的残存遗址。在安卡拉考古发现的一个铜柱证实，奥古斯都大帝曾授予小亚细亚犹太人一些权利。

1324年，奥斯曼人征服了布尔萨后，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受拜占庭王朝压迫的犹太人社团。犹太人把奥斯曼人当做救世主来欢迎，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对他们比拜占庭王朝的统治者要仁慈得多。苏丹奥汗（Orhan）批准他们建造起“生命之树犹太教会堂”（Etz ha Hayyim），它一直使用到20世纪30年代。14世纪初，奥斯曼人在埃迪尔内（Edirne）建立了都城。奥斯曼帝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基于伊斯兰教法，承认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为“米列特”（millet），即具有宗教信仰的单一民族，给其社团以超乎寻常的法律自治。这种宽容的米列特制度使许多犹太人，包括卡拉派从受迫害的西欧逃到奥斯曼帝国。此外，1376年被匈牙利驱逐的犹太人，1394年遭查理五世驱逐的法国犹太人，15世纪初被西西里群岛驱逐的犹太人，都在奥斯曼帝国找到避难地。1420年，受威尼斯人控制的萨洛尼卡（Salonika）犹太人也逃到埃迪尔内。由于犹太人带来经济发展，受到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欢迎。事实上，从15世纪初起，奥斯曼帝国上层统治者一直积极鼓励犹太人来此定居。当“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II）于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时，他受到一个长期受拜占庭王朝压迫的犹太人社团的热烈欢迎。他向所有犹太人颁布了一道布告，允许他们过上美好的生活。1455年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强令一些犹太人迁居伊斯坦布尔。1470年，犹太人被路德维希十世（Ludvig X）驱逐出巴伐利亚，也在奥斯曼帝国找到避难地。

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当年8月21日，当哥伦布启程去新世界探险前，看到被伊莎贝拉皇后（Queen Isabella）和费迪南德国王（King Ferdinand）下令驱逐的塞法尔迪人拥挤在西班牙港口的各个街巷。这些犹太人（包括“马兰内”）被迫抛弃自己的土地、财产和其他拥有物，不知将流落到何方。恰在此时，远方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济德二世（Sultan Bayezid II, 1447—1512年）宣布：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将在奥斯曼帝国受到欢迎。他向奥斯曼帝国各行省总督们下令“不要拒绝这些犹太人入境，或给他们带来困难，而要亲切地接待他们"，他的命令使这些遭驱逐的犹太人燃起新的希望。这些犹太人被允许在奥斯曼帝国各地定居。同年，约有2万多塞法尔迪人来到德萨洛尼齐（Thessaloniki） 。以后，又有3.6万犹太人离开西西里，许多人在奥斯曼帝国所辖的巴尔干地区定居。随着时间的推移，逃亡来此的欧洲犹太人不断增加。1537年，在罗马教皇控制了意大利的阿普里亚（Apulia）城后，许多犹太人被驱逐，他们逃到此地。1542年被费迪南国王驱逐的波希米亚犹太人来此避难。1556年3月，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致函罗马教皇保罗四世，要求他立即释放马兰内（ Marranos） ，宣布他们为奥斯曼帝国公民；教皇别无选择地释放了他们，因为奥斯曼帝国在当时是“超级大国”。1477年，在伊斯坦布尔的犹太居民为1647人，约占全城人口的11%。半个世纪后，该城已有8 070户犹太人家。

塞法尔迪人的到来改变了早在罗马时代移居来此的犹太人社团及其群体结构。他们将一种犹太—西班牙文化移植过来，尽管移植过程并不顺利。许多塞法尔迪人是马兰内，他们参与过许多欧洲文化与精神生活，让他们重归犹太教有时是很困难的。他们的骄傲和文化优越感引起了他们与罗马时代移居来此的犹太人之间的矛盾。无论多么困难，在埃迪尔内、德萨洛尼齐和罗荷德斯（Rohodes）的罗马时代移居来此的犹太人社团，最终因新来者人数众多和他们的文化优越而不得不接受了他们的律法传统，还有他们的语言。一个令人振奋的犹太人新时期开始了。

犹太人带给奥斯曼帝国最有意义的发明是铅字印刷。1493年，遭西班牙驱逐的大卫· 伊本· 纳米亚斯（David ibn Nahmias）和撒母埃尔·伊本·纳米亚斯（Samuel ibn Nahmias） 两兄弟在伊斯坦布尔建立起土耳其历史上的第一个印刷厂；同年印的第一本书，传说是希伯来文的《塔纳赫》评传。一些犹太人，如著名的约瑟夫·纳西（Joseph Nasi , 1520？—1579年）在苏莱曼大帝和塞里姆二世（ Selim II）统治时期升为在奥斯曼帝国宫廷服务的高官。1792年，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的兴旺与发展达到了西班牙黄金时代的程度。4座帝国属城：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Izmir） 、萨法德（Safed） 、萨洛尼卡（Salonica）都成为塞法尔迪人活动的中心。许多宫廷医生是犹太人。许多奥斯曼帝国外交任务由犹太人执行。萨拉门·拿丹·艾斯肯纳齐（Salamon Nathan Eskenazi）为苏丹安排了与大英帝国首次建交。一些犹太妇女如：多娜· 格拉希娅· 门德·纳西（Dona Gracia Mende Nasi "La Seniora"），以斯帖·吉拉（Esther Kyra）被认为对宫廷很有影响。

在奥斯曼帝国的自由氛围中，犹太学术研究繁荣兴旺起来。约瑟夫·卡罗（1488—1575年）编撰了一部犹太教法典《舒尔汉·阿路赫》（意为：摆好的餐桌），所罗门· 阿尔卡波茨（Solomon Alkabetz, 1505～1572）根据塞法尔迪人与阿什肯哪齐人的礼仪传统编写了一首迎接安息日的赞美诗《来吧，我的朋友》（音译为“来哈·杜迪", Lechah Dodi） 。这首诗迄今依然在几乎所有犹太教会堂仪式中占有重要地位。雅可布·库里（Jacob Culi）写出了著名的《梅阿姆· 洛伊兹》（MeAm Loez），拉比亚伯拉罕·本·伊萨克·阿萨（Abraham ben Issac Assa）成为著名的犹太-西班牙文献之父。

17世纪，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要事件，即出现了犹太史上影响最大的假弥赛亚运动。其开创者是沙巴泰· 泽维（Shabbetai Zevi, 1626—1676年） 。他出生在士密拿（Smyrna，即伊兹密尔），年轻时曾研究过犹太教的喀巴拉神秘主义，并拥有不少信徒。他同一位名叫萨拉（Sarah）的姑娘结婚，萨拉声称她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位弥赛亚的新娘。沙巴泰·泽维最终由其门徒和先知——加沙的拿单（Nathan of Gaza）宣布为弥赛亚。在拿单的号召与鼓吹下，沙巴泰·泽维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为各地犹太人所接受，在欧亚大陆拥有众多追随者。1665年，沙巴泰·泽维一行人动身出发到君士坦丁堡，欲劝说奥斯曼帝国苏丹信服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苏丹却把他关入监狱。1666年9月，当世界各地的许多犹太人疯狂地变卖所有家产和企业，准备同这位弥赛亚一道回到故土巴勒斯坦圣地时，沙巴泰·泽维被带到苏丹面前，苏丹让他选择：要么改宗伊斯兰教，要么以叛教罪就地处死。这位“弥赛亚”屈从于威胁，选择了前者，改宗了伊斯兰教。弥赛亚的幻想一下子破灭了，这对于当时绝大多数犹太人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根据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每个非穆斯林社团应对自己包括（学校）在内的宗教建制负责。19世纪初，亚伯拉罕·德·卡蒙多（Abraham de Camondo）建立了一所现代学校（La Escola），立即在保守派与世俗拉比之间引起了一场冲突，直到1864年由于苏丹阿卜杜拉兹格（Abdulazig）的干预才得以解决。同年，犹太人社团的次法典（Takkanot ha kehilla）面世，规范了犹太人社团的组织结构。1843年，两种犹太报刊（ "La Buena Esperansa" , "La Puerta dew Oriente" ）开始在伊兹密尔发行。1856年，奥斯曼帝国出现了改革运动和《哈提· 胡马云宣言》，犹太人像所有奥斯曼帝国公民、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一样，在法律面前享有了平等。结果，犹太人社团的领导权开始从宗教领袖那里过渡到世俗人士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奥斯曼帝国的光荣历史，由年轻的土耳其共和国所取代。犹太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当选为独裁的总统。哈里发制度被取消，一个世俗的宪法得到采用。根据1923年的《洛桑条约》，土耳其政府允许包括犹太人在内的3个主要非穆斯林宗教群体享有少数民族权利，允许它们继续开办自己的学校、社会机构和基金会。

1933年初，犹太人凯末尔邀请部分著名德国犹太教授逃离纳粹德国，到土耳其定居，借口是这些学者在一战前后和战争期间，为土耳其大学体系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二战期间，土耳其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一直作为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的安全通道。在希腊犹太人社团几乎被希特勒完全消灭的同时，土耳其犹太人始终是安全的。一些驻扎在世界各地的土耳其外交使节，如：德希克·艾尔金（Dehic Erkin） 、努曼· 麦内门肖格鲁（Numan Menemencioglu）等一直竭尽全力地把在欧洲各国的土耳其犹太人拯救出来。

1961年以来，土耳其犹太教首席大拉比拉夫· 大卫·阿塞欧（Rav David Asseo）一直得到新拉比法庭（Rosh Bet Din） 和3位哈哈姆（ "Hahamim" ，意为“贤士”）组成的宗教理事会的支持。35位世俗议员负责处理土耳其犹太人社团的世俗事务。一个由14位人士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其主席必须由上述议员中选出），负责处理日常事务。1965年，土耳其拥有38万犹太人。此后，由于犹太人不断向以色列移民，人数逐渐减少。如今，土耳其境内大约有26万犹太人，绝大多数居住在伊斯坦布尔，在伊兹密尔有一个2 500人的犹太人社团。另外，在阿达纳、安卡拉、布尔萨、卡纳卡勒（Canakkale） 、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 、吉尔克拉勒里（ Kirklareli ）等地也有犹太人居住。所有犹太人社团都受伊斯坦布尔大拉比的管辖。当今，土耳其犹太人的合法法律代表是首席大拉比哈哈姆巴斯（Hahambasi）。

在土耳其犹太人社团中，塞法尔迪人占96%，其余为阿什肯哪齐人。年轻的犹太人把土耳其语作为母语，老一代在家乡操法语或拉第诺语。现在，人们在有意识地保留犹太—西班牙传统。另外，土耳其约有百余名卡拉派犹太人，他们不接受土耳其首席大拉比的权威领导。土耳其犹太人大多为正统派犹太教徒。除上述卡拉派外，土耳其还拥有一个特殊的犹太教派——东马派（Donmeh） 。他们是沙巴泰·泽维的追随者，17世纪后期该派创立于萨洛尼卡（今希腊境内）。他们坚信泽维是弥赛亚，认为泽维的叛变行为是为了实现有关弥赛亚的诺言，于是也纷纷仿效泽维，改宗伊斯兰教，但继续秘密奉行犹太教礼仪。20世纪初，该派总部由萨洛尼卡迁到伊斯坦布尔。信徒主要分布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埃迪尔内、伊兹密尔、萨洛尼卡等地，约有15万人；还有一些信徒在美国、希腊等国家。他们被称为“隐藏的犹太人”，或被称为“坚米派”，在土耳其语中，“坚米”有“背叛者”之意。

（五）凯末尔的意义

凯末尔生于1881年，逝于1938年，享年57岁。其祖先是从法国迁居到奥斯曼的犹太人，在土耳其这个国家中，这个犹太后裔却扮演了让土耳其从落后国家向进步转换的关键角色。凯末尔原名为穆斯塔法，因为这个是土耳其比较普遍的名字，在学校时候老师给他在名后加上凯末尔以方便认识，凯末尔在土耳其语中意为“正义”。在击败希腊后，土耳其国民议会授予他“加兹”称号，意为“常胜将军”。因为在凯末尔改革前，土耳其人无姓，在改革后，议会授予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姓，意为“国父”，故其全名为穆斯塔法·凯末尔·加兹·阿塔图尔克。

为了推行政治改革，凯末尔推行了三项措施：消灭苏丹制、建立共和国、废除哈里发。在伊斯兰国家，哈里发被认为是真主在世间的代理人，他以真主为其权力及法律的惟一合法来源。土耳其王权（苏丹制）与神权（哈里发）制是合二为一的。哈里发制成为土耳其国家对境外穆斯林的统治的宗教上和法律上的基础。废除哈里发制度激起了国内很多人士的反对，保守宗教界人士在报纸上宣传，如果没有哈里发，土耳其国家，将失去他在伊斯兰国家的重要性，废除哈里发是不符合民族利益和感情的。更有激烈者宣传“废除哈里发，你就要永远被埋葬，这将是穆斯林世界的灾难”。但是，凯末尔顶住压力，在1924年开国民会，将最后一代哈里发的子孙驱逐出境，在土耳其彻底废除哈里发制。并坚决以武力镇压了拥护哈里发制度的叛军。而反叛分子针对凯末尔本人也组织了系列暗杀，但都被挫败。

现代土耳其是一个犹太人后裔建立的，其基本国策也是由这个犹太人制定的。这一事实决定了：现代土耳其能够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之间，成功扮演了一个缓冲国甚至是“掮客”的角色。所以，土耳其在二战中没有站在轴心国一边寻求复仇，二战之后土耳其在回教世界里还显得特别亲西方、亲以色列。

这就是“个人创造历史”，全然不同于“集体领导国家”。

苏联解体后，五个突厥语国家宣告独立，成立了首脑会议。2009年10月3日，他们其中的三个与土耳其签署纳克希万协议，成立突厥议会 （Turkic Council），由阿塞拜疆、哈萨克、吉尔吉斯与土耳其组成联盟。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架构与欧盟及阿拉伯联盟一样。

突厥国家   人口          面积（平方公里）GDP（ 国际汇率）人均 GDP（国际汇率）

阿塞拜疆   9,165,000   86,600                 $860.3 亿                $10.340

哈萨克      16,600,000  2,724,900            $1823 亿                 $13.484

吉尔吉斯   5,356,869   199,900               $108 亿                   $2.363

土耳其      73,722,988  783,562               $7353 亿                $10.106

潜在成员国 人口           面积（ km2） GDP（ 国际汇率）人均GDP（国际汇率）

北塞浦路斯 294,906       3,355                  39 亿                           $16,158

乌兹别克     27,606,007   447,400             861 亿                         $3.248

土库曼          5,110,000    488,100             319.66 亿                    $7.357

318页

谢选骏：新母系社会的诞生——伊斯兰国扩张的西方内助

改为粗黑体的标题字

以当今世界“突厥民族”合作运动领袖自居的土耳其试图利用“突厥”情结，即希冀通过“突厥民族”间“天然的认同感”，将土耳其、俄罗斯、伊朗、阿富汗、中国及中亚诸国境内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西至北海、红海、黑海以及欧洲，北至北冰洋，东至太平洋，南至印度洋”的横跨欧亚的一个联盟，以期“超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土耳其通过输出政治、经济模式，即所谓的“土耳其模式”，极力争夺中亚，企图充当中亚的盟主，填补在苏联解体后中亚出现的“政治真空”。

不过从土耳其起源于一个犹太人的个人奋斗来看，这个突厥联盟基本上应该是亲西方的，否则它也是无法同时向俄国与中国同时开战的，只能和蒙古帝国一样，逐渐走向消亡。而回头来看，犹太人掌握土耳其，就是土耳其民族走向消亡的序幕

。

2012年11月10日

（另起一页）

第二十六篇

犹太教正在引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战争

2010年8月5日，纽约，犹太教人士集会支持在世贸遗址附近兴建清真寺！

表面上看，这是反常的，而且非常怪异——犹太人和伊斯兰国家的矛盾、冲突、敌意，要远远地大于美国和伊斯兰国家的矛盾、冲突、敌意，当然更要大于其他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矛盾、冲突、敌意……那么问题来了：犹太人在纽约集会支持世贸遗址附近兴建清真寺这一极具争议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动作，难道仅仅是为了“宗教多元化”这么一个抽象的论题吗？

精明的犹太人，会为了抽象的正义问题去损害自己的安全利益吗？

种种迹象表明，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而是一个极为精明的策略：犹太教正在想方设法，帮助人们回忆九年前的“世贸大楼惨剧”，并在美国撤出伊拉克的前夕，帮助人们重温九年前的激情——犹太教正在引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战争。正如莎莉这位在“9·11”中失去儿子的母亲所说的：这完全无关种族主义，仅仅是感情问题。每一次经过世贸遗址“都感觉像经历地狱和死亡，更不用说要在那里看到一座清真寺”。

7月13日，纽约地标保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莎莉举着儿子的照片发言。莎莉的儿子在“9·11”袭击中丧生，她告诉记者，在世贸旁建清真寺“让人们的旧伤更痛”。

8月3日，纽约市城市地标保护委员会全票通过一项决定，同意拆除纽约世贸遗址附近一幢拥有百年历史的楼房，并在此新修建伊斯兰文化中心和清真寺。这代表犹太人彭博控制纽约的市政府最终为这座清真寺的修建放行，而且是在纽约这个“全世界犹太人最多的城市”里。尽管，这个计划激起了美国社会各方的争议和激情，但是依然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有力地带推向前去。

8月3日，在距离世贸遗址不远的一座会堂，约100位各界民众来旁听地标保护委员会的决议。当委员会宣布不会授予一座建于1858年的建筑地标身份时，有人鼓掌欢迎，也有人流泪叹息。

没有得到地标身份，意味着这栋建筑得不到保护，意味着它的所有者将把它拆掉，兴建一座13层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其中包括一座清真寺。这栋建筑就在世贸遗址的北侧，相隔只有两个街区。

这座仍在筹划中的伊斯兰文化中心项目暂被命名为“公园51”计划，项目的筹办人之一黛西·罕也来到听证会现场。对许多美国民众而言，世贸遗址旁建清真寺意味着撕开久未愈合的伤口，但在黛西和清真寺的支持者看来，这个项目可以治疗伤痛。“我们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她说：“我们希望修复穆斯林群体和美国主流社会的隔阂，开始疗伤的过程。”

黛西对地标保护委员会的决定表示赞许，但也不感到意外，因为伊斯兰文化中心的建设已经得到了各方支持，包括“支持和平未来的9·11家庭”、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纽约多种信仰中心和另外几家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堂。

“所有宗教共同的价值观将成为我们中心的基石，它将提供各宗教交流合作的环境。”黛西透露，这座总耗资1亿美元的伊斯兰文化中心里，包括可以包容多种宗教的礼拜堂和穆斯林婚礼大厅。此外还将配备健身房、游泳池、剧场、展览场所、餐厅等。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品尝到穆斯林美食。“当一个宗教的美食被接受时，这个宗教也会为人民接受。”

黛西强调，该中心的董事会成员会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中心建成后，会定期举行讲座和课程，讨论如何让穆斯林远离极端主义。还有，中心将为“9·11”遇难者修建一座纪念碑。黛西希望消除隔阂，但在听证会的现场，这样的隔阂显而易见。距离黛西几步开外的座位上，一位妇女高举着抗议标语牌，上面写着：“伊斯兰在他们征服的地方建造清真寺。”

这位妇女名叫莎莉·雷杰哈德，作为“9·11”遇难者家属代表她获准上台发言。她展示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年轻消防员是她的儿子克里斯蒂安。照片拍摄于2001年8月，当时28岁的克里斯蒂安刚从消防学院毕业，并如愿加入纽约消防局，这令母亲和全家人感到骄傲。仅仅一个月后，纽约世贸中心遇袭，还在试用期的克里斯蒂安和战友们一同冲入冒着滚滚浓烟的双子塔救人，再也没有出来。

“从那以后，我们的生活完全被摧毁了。”莎莉在接受记者电子邮件采访时说。但是莎莉没有被击垮。她加入了“9·11”遇难者家属指导委员会，成为遇难者家属代言人之一。她要求政府彻查世贸双子塔倒塌的真相，她发起“摩天大楼安全运动”，呼吁加强对高楼防灾措施。

“克里斯蒂安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5年，赢得了12枚勋章。他喜欢写作、绘画、攀岩，他的智商有146，他还喜欢环保和人道事业……”谈起自己的儿子，莎莉有无限美好的回忆，尽管那场灾难已过去9年，她仍认为在世贸遗址附近建清真寺的行为会伤害大多数遇难者的家人，“这会让人们的旧伤更痛。”莎莉称，她多次恳求市政府将那栋可能被拆除的建筑列为地标，但结果令人失望。因此今年的“9·11”九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后，她和另外一些家属将举行一个大型示威游行，反对清真寺的破土动工。

对于“反对者是对穆斯林的种族歧视”的说法，莎莉称：“这完全无关种族主义，仅仅是感情问题。”莎莉目前仍居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她说，每一次经过世贸遗址“都感觉像经历地狱和死亡，更不用说要在那里看到一座清真寺。”

除了一些“9·11”遇难者家属，反对在世贸遗址附近兴建清真寺的还有部分美国“右翼人士”，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保守派阵营的前阿拉斯加州州长、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

佩林此前发表多篇微博，称这座清真寺无异于向“9·11”遇难者家属“心上刺了一刀”。前众议院议长、保守派巨头金里奇则将修建计划视为公开的“侮辱”，纽约市前市长鲁迪·朱利安尼也称其为“亵渎”。

7月30日，美国著名犹太组织“反诽谤同盟”出人意料地加入这场论战，明确反对建造这座清真寺。

“反诽谤同盟”一直致力于和仇恨、歧视犹太人的行为作斗争，在美国社会影响力很大。而此次他们主动反对修建清真寺，令很多媒体感到不解。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同盟的负责人亚伯拉罕·福克斯曼坦言，这种做法或许和“反诽谤同盟”反对歧视的主张向左，但他补充说，那些遇难者家属也会有“不理性的感受”。

而对于伊斯兰文化中心承诺修建9·11遇难者纪念碑、包容多种宗教的礼拜堂的做法，福克斯曼并不领情。他指出，“如果你想为我们疗伤，请不要在我们的墓地里这么做。我们和很多遇难者家属一样，不是要求别建清真寺，而是说不要建在这儿！”显然，在世贸遗址附近设立清真寺，可能引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战争。

除了伤害遇难者家庭的感情，修建清真寺计划还被发现“资金来源问题”。来自保守阵营的反对者发现，“公园51”项目的官方网站上只提供了一个网上支付账户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并不要求捐赠者提供其他信息。

前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塔基暗示，清真寺的捐款有可能来自恐怖组织：“他们是否来自支持恐怖分子的人？"9·11"并非偶然事件，我们有权知道资金从哪儿来。”

黛西回应质疑时表示，虽然已有不少人表达了捐款的意向，但目前还没有为清真寺筹集一分钱。她也不排除接受国外捐款，但项目在接受资金时将和司法部门紧密合作，划清和极端组织的界限。这也是要在董事会中纳入其他宗教成员的原因。

另一项攻击是针对黛西的丈夫费赛尔·阿卜杜·劳夫。他是纽约穆斯林社区一位颇有声望的领导者，也将成为新建清真寺的教长。“9·11”后劳夫曾对媒体说：“我不会说美国受到恐怖袭击是罪有应得，但美国政府的政策是这些罪行的共犯之一。”当媒体问他是否赞同美国政府视哈马斯为恐怖组织的立场时，劳夫也拒绝下定论。这些都成为保守派政客攻击他的把柄，甚至还有人称劳夫与恐怖组织有联系。 

黛西为其丈夫辩护称：“劳夫谴责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她和丈夫相信，清真寺有权存在于世贸大楼的遗址附近，它也将成为改善穆斯林和其他群体关系的核心纽带。

毫不奇怪，犹太人主导的“反诽谤同盟”加入这场论战后，不仅没有得到主流舆论的同情，反而遭到强烈批评。2008年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称“反诽谤同盟”的声明“令人震惊，羞耻，很愚蠢”。他可能已经发现：这与身为犹太人的纽约市市长彭博和一批犹太人领袖公开表示支持清真寺的建设，表面上对立，实际上正在撕开911的伤口。而保罗·克鲁格曼本人也是一个犹太人，他比许多人都更加了解犹太人。也许是意识到舆论上处于下风，地标保护委员会8月3日宣布不干涉清真寺建造的决定后，“反诽谤同盟”表示将不再参与争论。

但席卷全美国的风暴已经被他们成功地激发起来了，不太可能就此平息了。

一个名叫“美国法律和公正中心”的保守组织一纸诉状将纽约市政府告上法庭，理由是地标保护委员会未依照程序，让政治因素影响了其决策，并要求委员会重新做决定。对此，纽约市政府律师回应称，依照法律程序，他们能轻松让法院驳回该保守组织的起诉。

接受电子邮件采访时，“美国法律和公正中心”的布雷特·约瑟夫告诉记者，如果起诉遭到驳回，他们还将“动用各种法律手段来保护"9·11"遇难者的尊严和记忆”。

既然发动恐怖袭击的仅仅是一少部分极端分子，而非主流的伊斯兰世界，那在世贸遗址附近建清真寺为何成为“大忌”？

约瑟夫解释说：“我们支持温和的伊斯兰，希望将极端主义边缘化，我们依然认为在距离世贸遗址如此近的地方建造清真寺是对"9·11"遇难者家属的侮辱。”

约瑟夫相信，建造清真寺的计划完全是“不必要的煽风点火”，虽然其发起人有治疗伤痛、改善关系的意愿，但显然他们难以达到这个结果。“我们认为，取消计划才是弥合伤痛之举。” 

如果仅仅从法律和规章制度的角度分析，世贸大楼清真寺的兴建几乎不存在任何争议。分析人士指出，首先，它计划建造在私人所有的土地上，没有动用任何公共资源和资金。其次，计划建造清真寺的负责人没有任何违法或遭到指控的记录。在一个以宗教自由为荣的国度，这两点就足够为任何宗教建筑获得批准扫清道路。但“9·11”留下的伤痕、对穆斯林群体的高度怀疑，都使得清真寺的存在变得十分敏感。民调显示，超过52%的纽约市居民反对在世贸遗址附近修建清真寺。

不过，这场论战中，大多数由犹太人控制的美国主流媒体都一反常态地支持清真寺的兴建，和它们在中东问题上一贯偏袒以色列的态度截然相反。

《时代》：

“世贸遗址清真寺”的发起人之一劳夫教长，正是弥合裂痕所需要的那种“温和、和平”的穆斯林，他的目标是“在未来10年实现穆斯林和西方关系的转折”。让世界重新回到相互尊重，认同的轨道，远离紧张的关系。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常被人们忽视的一个事实是，纽约拥有超过80万穆斯林人口，他们也是勤勤恳恳的纽约市民。曼哈顿一个叫“小叙利亚的”地区正是19世纪阿拉伯移民的聚居区，他们主要由穆斯林和基督徒组成。恐怖分子发动的对世贸中心的袭击中，大约有40到50名穆斯林丧生。穆斯林作为纽约市的一部分，有权建造自己的清真寺。

《纽约时报》：

如果一个国家自我封闭，拒绝多元文化、宗教和思想，这个国家将永远不会诞生出下一个Google或科技文化艺术的壮举。 

研究民族宗教问题的美国学者指出，反对清真寺的声音是在“9·11”事件之后才浮出水面的。

德州公共大学民族关系学教授乔·费金说：“我不记得‘9·11’之前有任何针对清真寺的讨论或抗议。但那场由极端分子发起的恐怖袭击改变了这一切，从那之后，任何与中东有关联的人或事物都可能被赋予负面色彩。”此外，近期美国情报机构挫败的一系列恐怖袭击阴谋中也牵扯到美籍穆斯林，这加剧了美国民众的恐慌。

宗教战争，一触即发。

而宗教战争的最新进展就是：2010年8月8日，阿富汗塔利班“神学士”一举枪杀美国等8名“基督教医生传教士”，说是为了“惩罚”他们的传教行为。

宗教战争，已经开始。

2010年8月8日

（另起一页）

第二十七篇

穆斯林的“无知”与犹太人的“阴谋”

网络影片《穆斯林的无知》（Innocence of Muslims）是由“美籍犹太裔地产商”巴斯尔（Sam Bacile）制作并导演，影片将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描述成骗子、白痴、私生子，形容他沉溺女色，并暗示他是同性恋者……这部电影全长约两小时，还塑造出了傻瓜、爱调戏女人的宗教骗子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形象。其内容已经点燃全球不少地区穆斯林的怒火。但该片的14分钟的预告视频至今仍在YouTube网站播放，在抗议事件爆发后甚至推出了更为完整的74分钟版本：http://www.youtube.com/watch·v=Lgx1_JVxfZE

在YouTube找到的片段，可看出穆罕默德似乎在与多个女人性交。但是对许多穆斯林而言，即使是描绘穆罕默德的一般形象，都是亵渎。而视频网站社区的规则是禁止“煽动仇恨的言论”的，包括基于宗教原因攻击或贬低特定人群的言论。

（一）新闻背景

2012年9月11日，“九一一恐怖袭击”十一周年，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不到两个月，两党之间的党同伐异进入白热化阶段。不过现任总统奥巴马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穆尼11日暂时停火。

奥巴马强调，2011年美军击毙基地组织首脑宾拉丹，也其“陷入瘫痪”，美国“比以前更坚强”。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以经济议题为主轴，国家安全问题比较不受重视。民调显示，奥巴马在反恐和维护国安方面领先罗穆尼，不过当前美国经济复苏迟缓，失业率超过8%，上述两方面都不是选民投票时优先考虑的标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7月共同执行的民调显示，认为反恐和安全极为重要的选民只有37%，另外54%选民看重经济和就业。

奥巴马阵营认为，虽然选战只剩倒数几周，还是有机会把焦点从经济转向国安与反恐，尤其国安议题在军人、退伍军人集中的摇摆州特别能引起共鸣，如维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与佛州。奥巴马阵营在这些摇摆州播放的电视广告特别强调退伍军人政策，举办的造势活动也以国家安全为主题。

纽约市长彭博7日宣布，11日在世界贸易中心遗址的悼念活动上不会有官员发言，只由亲属读出罹难者名字。不过有罹难者亲属认为，特意不让政治人物上台演说，本身就充满政治考量。但是显然，这样的考量没有达到预期的宣传目的。

就在911事件11周年当天，埃及的抗议者爬过美国驻开罗大使馆围墙，扯下美国国旗。利比亚民兵也袭击了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Christopher Stevens）11日晚在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的反美抗议活动中丧生，美国使馆另外3名工作人员也同时遇袭身亡。这次导致美国大使死亡的反美活动突然爆发，导火索是一部原本很少人知道的电影《穆斯林的无知》（Innocence of Muslims）讽刺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引起穆斯林愤怒，这个事件登上西方主流新闻版面：

《穆斯林的无知》全长约两个小时，制作人兼导演名为巴斯尔（Sam Bacile），是一位美国籍犹太人，是加利福尼亚的房地产开发商。他告诉《华尔街日报》，他从大约100名犹太捐助人那里筹集到了500万美元，并于去年在加利福尼亚拍摄完成了这部长达两个小时的影片。这部影片把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描绘成同性恋者，而且有恋童癖。巴席尔声称，本片目的不是要攻击穆斯林，而是要以挖苦的方式突显伊斯兰教义的毁灭性。他说，要揭发伊斯兰教“伪善”的面目，伊斯兰教是“一种癌症”。他说：“这是一部政治电影。美国在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失去太多金钱与人命，但我们是为理想而战。”他似乎故意要把怒火引向美国。

这部电影2011年在美国加州拍摄，以英语发音，有个14分钟的精华预告片在今年7月放上影音分享网站YouTube，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9月初，该视频预告片的阿拉伯语配音版本被上传到了YouTube的同一频道，随之而来数以万次计的视频复制和在线观看，才造成了轰动。舆论认为，就是因为这个版本的出现，使得埃及和利比亚过去几天出现激烈的抗议，并演变成为攻击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的行动。

YouTube在克里斯多夫·史蒂文斯被杀后的9月12日声明说：“这部在网络上广泛存在的视频显然符合我们的网上社区规则，因此将继续在YouTube存在。”，“但考虑到利比亚和埃及极为困难的形势，我们已临时限制这两个国家的用户访问。”

《穆斯林的无知》将穆罕默德描绘成调戏妇女的坏蛋。埃及一位主持人谢赫哈立德阿布达拉（Sheikh Khaled Abdalla）在埃及的Al-Nas电视频道播放了该片一个视频场景：一名演员扮演的先知穆罕默德，称呼一头毛驴为“第一位穆斯林”。埃及新闻媒体的报道为这条上传视频到YouTube的晦涩预告片引来了远比先前为多的关注。而原先，人们甚至并不清楚《穆斯林的无知》从何而来，以至于一个原教旨主义穆斯林团体“呼吁再在荷兰大使馆进行一场大规模抗议，要求关闭荷兰大使馆，因为荷兰政府正在制作一部侮辱伊斯兰教的电影”。荷兰外交官通过一份声明作出了回应，对这些说法进行了否认。 

在抗议者袭击美国大使馆之前，美国驻开罗使团已经发表声明说，“美国驻开罗大使馆谴责意在冒犯任何宗教的信徒的行为，同样谴责那些被人误导的个人一再发起的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行为。”不过这并未能够阻止这次袭击大使馆的事件。

事情过后的9月12日，这部低成本影片（《穆斯林的无知》，Innocence of Muslims）的导演对美国驻利比亚大使之死感到“难过”，他的同事表示，由于担心自身安全，这名导演已藏身某处避风头。影片顾问克雷恩（Steve Klein）告诉法新社，此片导演巴斯尔（Sam Bacile）的名字并非真实姓名，他把原本片名“天真宾拉登”（The Innocence of Bin Laden）改为现在的名字，希望激发穆斯林好战分子的怒火。

点燃了穆斯林怒火的《穆斯林的无知》的演员们却奇怪地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他们受拍片计画误导，片中部分对话是在后期制作时配上的。例如在英文版影片中，直接提及穆罕默德的时候，演员不是不在画面中，就是嘴型似乎在说别的话。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取得的演员声明指出：“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很沮丧，觉得被制片人利用了。”声明指出：“这些话百分之百不是我们说的，用意和目的也遭严重误导。我们对于剧本重新改写和所有被告知的谎话感到震惊。我们对发生的悲剧感到非常难过。” 

参与《穆斯林的无知》拍摄工作的活跃人士克雷恩（Steve Klein）告诉美联社，约有15名来自中东地区主要人员参与影片的拍摄工作，包含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和一些埃及的科普特人。他说：“他们多数因为害怕，不愿告诉我真实姓名。” 

（二）影片评论

原先的报道显示：网络影片《穆斯林的无知》（Innocence of Muslims）是由美籍犹太裔地产商巴斯尔（Sam Bacile）制作并导演，影片将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描述成骗子、白痴、私生子，形容他沉溺女色，并暗示他是同性恋者……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该片将穆罕默德塑造成了一个恋童的同性恋。 

美国报纸《国际先驱论坛报》有关文章对《穆斯林的无知》的评论：American-made video that depicted the Prophet Muhammad, Islam’s founder, as a villainous, homosexual and child-molesting buffoon.其中几个关键形容词和名词：恶棍一般，同性恋，性侵害儿童的小丑……如此辱骂别人宗教的创始人，按照美国法律是煽动仇恨罪。

有人指出，该电影名为《穆斯林的无知》（Innocence of Muslims），按照英文习惯，innocence也可以翻译为“无罪”、“无辜”、“天真”，但是通过电影导演要表达的意思来看，确实该翻译为“无知”。电影导演曾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斯兰教是“一种癌症”。根据报道，这导演现在已经躲了起来，但是继续散布煽动性言论。据悉，巴斯尔（Sam Bacile）向超过100多名犹太人筹款500万美元拍摄该片。他表示，2小时的影片共花了3个月拍摄，约有60名演员，这部影片是政治电影，而不是宗教电影。2012年7月2日该片预告被上传到Youtube后，迄今已有超过20万人次浏览。同年9月在YouTube上开始出现该片阿拉伯语版的片段，明显是为了配合“九一一恐怖袭击”十一周年纪念。

有些华人评论者指出：

1、美国大使在任期间遭遇暴力而殉职，这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尤其是在美国发动茉莉花革命，帮助中东北非的穆斯林们推翻独裁政府后在中东北非发生，特别值得关注。因为这关系到美国现在与穆斯林世界修复关系的努力，是否因为那电影和死亡事件会事实上停顿的问题。以色列裔美国人干了这事，自然有以巴长期血腥冲突的背景，也有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对立的更大背景。这对美国在以巴问题上的政策，这对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似乎是火上浇油的效果。因为出了抗议者几千人冲击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的暴力事件，美国下令各地使领馆加强戒备。

2、问题是，美国能永远戒备吗？在北美大陆，不戒备也问题不大。因为恐怖敌意分子难以渗透进来。但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和其他地区，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导致杀身之祸的时候，美国驻外人员也很难长年累月精神紧张地保持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个月30天，一年365天的高度戒备。能做到的，过一阵估计就得神经衰弱失眠。因为敌手在暗处，防不胜防。到处树敌，生怕天下不乱。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导向有问题。

3、难怪，这个犹太人导演点了一把火，自己就赶紧藏起来了。他要保命，可是跟他的电影没有牵连的美国驻利比亚大使以及三个工作人员，却因为他送了命。因为事件发生在9月11日利比亚当天晚上，因此也算美国再次遭遇9－11。

（三）导演身份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称，该影片名为《穆斯林的无知》（Innocence of Muslims），由犹太人巴斯尔（Sam Bacile）制作并导演。他是加利福尼亚的房地产开发商，曾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斯兰教是“一种癌症”。他告诉《华尔街日报》，他从大约100名犹太捐助人那里筹集到了500万美元，并于去年在加利福尼亚拍摄完成了这部长达两个小时的影片。

美国媒体调查后发现，“巴斯尔”的身份和名字存有疑问，影片拍摄的关键人物可能为加利福尼亚人纳考拉·巴塞利·纳考拉，而这个人有金融犯罪前科。

纳考拉13日接受媒体采访，承认自己为影片拍摄提供后勤支持，而影片导演“巴斯尔”已经躲了起来。美联社前一天联系到巴斯尔并电话采访，随后利用巴斯尔的手机号码定位，发现他所在地点是纳考拉位于洛杉矶的住宅。纳考拉否认自己是影片导演，同时否认以巴斯尔的身份与美联社通话。美国联邦法院的文件显示，纳考拉有多个化名，其中一个是“尼克拉·巴奇莱”。

纳考拉接受采访时，掏出驾照证实身份。出示驾照时，纳考拉用手指按住中间一段名字。而多项资料显示，这段名字和纳考拉的其他一些信息关联巴奇莱。

美国联邦法院文件显示，纳考拉有案底。他2010年获控金融欺诈罪，罚款79万美元，入狱21个月。同时，未经允许，5年内禁止使用电脑或互联网。

一名检察官说，纳考拉使用窃取而来的身份信息开设虚假银行账户从事欺诈，基本操作是利用一个虚假账户的空头支票取现，再用另一个虚假账户的空头支票补台。

声称为这出影片担任顾问的加州电影人克莱恩，接受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台（CBSNews）访问时说，他曾经与这名制片人见过两次面，“巴斯尔（Sam Bacile）”只是他的假名。

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金融诈骗犯果真会自己掏腰包，来从事一部并不赚钱的宣传影片的拍摄吗？

根据种种迹象，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这个诈骗犯很可能是为了赚钱，在帮别人工作。他唯利是图，结果为了钱，不惜充当宣传家和阴谋家们的“白手套”，连命都不要了。

为了钱，金融诈骗犯在从事危险的“引爆工作”——这可能才接近事情的真相。

（四）导演的导演

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躲在导演和制片人后面的真正导演，究竟是谁呢？

2010年8月14日，谢选骏在《犹太教正在引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战争》一文中指出：

2010年8月5日，纽约，犹太教人士集会支持在世贸遗址附近兴建清真寺！

表面上看，这是反常的，而且非常怪异——犹太人和伊斯兰国家的矛盾、冲突、敌意，要远远地大于美国和伊斯兰国家的矛盾、冲突、敌意，当然更要大于和其他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矛盾、冲突、敌意……那么问题来了：犹太人在纽约集会支持世贸遗址附近兴建清真寺这一极具争议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动作，难道仅仅是为了“宗教多元化”这么一个抽象的论题吗？

精明的犹太人，会为了抽象的正义问题去损害自己的安全利益吗？

8月3日，纽约市城市地标保护委员会全票通过一项决定，同意拆除纽约世贸遗址附近一幢拥有百年历史的楼房，并在此新修建伊斯兰文化中心和清真寺。这代表犹太人彭博控制的纽约市政府最终为这座清真寺的修建放行，而且是在纽约这个“全世界犹太人最多的城市”里。尽管，这个计划激起了美国社会各方的争议和激情，但是依然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有力地带推向前去。

种种迹象表明，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而是一个极为精明的策略：犹太教正在想方设法，帮助人们回忆九年前的“世贸大楼惨剧”，并在美国撤出伊拉克的前夕，帮助人们重温九年前的激情——犹太教正在引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战争。

宗教战争，一触即发。

而宗教战争的最新进展就是：2010年8月8日，阿富汗塔利班“神学士”一举枪杀美国等8名“基督教医生传教士”，说是为了“惩罚”他们的传教行为。

宗教战争，已经开始。

……

（五）彭博的闪身

事情过去了两年，2012年9月7日，纽约市长彭博一反常态地宣布：2012年9月11日在世界贸易中心遗址的悼念活动上不会再有政府官员发言，只由亲属读出罹难者名字。不过有罹难者亲属认为这种特意不让政治人物上台演说的做法，本身就充满政治考量。

于是仅仅过了两天，《穆斯林的无知》（Innocence of Muslims）引起的悲剧冲突就爆发了。

奇怪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2012年9月16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莱斯（Susan Rice）表示，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和三名馆员在班加西美国领事馆遇袭事件，纯属反伊斯兰影片导致的自发性攻击。由目前掌握的证据显示，并无预谋或协同攻击的迹象。她指出，班加西的攻击是使用迫击炮和枪榴弹，显然是效法几个小时前，在开罗美国大使馆外爆发的示威行动，并且同样是被YouTube网站所流传丑化穆罕默德先知的影片所激怒。莱斯并表示，攻击领事馆这一小撮持有火力较强大武器的极端分子，是否与凯达或其它恐怖组织有关系，仍待查证，她指出，当局目前尚未完成调查。

不过，利比亚临时总统梅加里夫（Mohammed el-Megarif）对于近期一连串事件的看法，却与莱斯完全不同。他表示，毫无疑问，攻击者已预先选定发动攻击的日期。梅加里夫说：“班加西的攻击绝对是计划好的，并且是由外国人，亦即几个月前才进入利比亚的人士所策画。”

但是，莱斯明确反驳梅加里夫的看法，并指出西方作者因作品丑化伊斯兰，而在中东各地掀起自发性动乱，过去已有前例，例如英国作家鲁西迪的小说《魔鬼诗篇》（The Satanic Verses）曾在伊斯兰世界引发类似的抗议浪潮。

值得注意的是，曾担任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的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Mike Rogers）却表示，是否排除预谋攻击，目前还言之过早。

人们不禁奇怪：既然如此，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为什么要主动承担“美国影片”的责任呢？而利比亚政府又为什么要为“美国影片”解脱责任呢？

当然，在穆斯林的“无知”与犹太人的“阴谋”后面，也存在着其他可能，所以大家最好还是等待司法调查的结果。

（另起一页）

第二十八篇

穆斯林暴乱的社会生物学基础

新疆妇联说：南疆农村早婚、多育现象无法治理。

1月21日上午，在新疆自治区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政协委员、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侯汉敏做了题为《关于有效治理南疆农村早婚、多育、离婚率高现象建议》的发言。

休会间隙，侯汉敏接受记者采访表示：“近年来，我区南疆农村早婚、多育、离婚率高现象呈现出蔓延趋势。还有不到民政机关领取结婚证，以念‘尼卡’的方式结婚，以及通过男方说三声‘塔拉克’解除婚姻关系的现象等，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影响了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成为我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隐患。”

侯汉敏为此多次下基层调研，认真撰写提案。“在农村部分青年男女不到法定年龄、没有依法进行婚姻登记就举办婚礼了。我们在喀什市乃则尔巴格乡两个村对500名妇女调研时，发现50%的女性初婚年龄在18岁以下。还有1名34岁的妇女已经当上了奶奶。”侯汉敏忧心忡忡地说。离婚率也呈上升趋势，乃则尔巴格乡1村500名妇女，有离婚史的占45%。当地群众对早婚、多育、离婚现象习以为常。一些女孩子迫于父母的压力过早嫁人，甚至找非法宗教人员念“尼卡”成婚。

“这样后果危害大。早婚、多育必然严重影响人口素质提高，对女性权益保护构成严重威胁。这样一是侵犯了妇女的健康权；二是严重阻碍了妇女的自身发展；三是影响了女性维护正常的婚姻家庭权益。女性在婚姻中的各项权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有的常年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早婚、多育、离婚率高形成了社会不和谐因素，不利于家庭的和睦、社会的稳定。” 侯汉敏说。

侯汉敏建议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宣传和执行。在全区开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执法检查，严格控制结婚年龄和人口不合理增长；加强面向基层群众的宣传引导。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多层次、多角度地宣传贯彻《婚姻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使群众认识到早婚是一种不受法律保护的行为；加强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传播和引导，使群众自觉抵御极端宗教思想以及封建、落后意识的侵蚀，感受到现代文明；重视青少年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建议在小学、初中开设青少年行为规范课程，在九年义务教育范围内向青少年普及基本的法律知识和常识（如法定结婚的年龄等）。

新疆南疆农村的早婚、多育现象无法治理，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失衡现象，这就是蔓延全国的穆斯林暴乱的社会生物学基础。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国际现象、全球现象，直接推动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出现。

这个问题不解决，任何反恐战争不过是扬汤止沸，无法釜底抽薪。

（另起一页）

第二十九篇

女人祸水论的最新版本

人说恐怖大亨拉登是英雄、理想主义者，而我说拉登不过是一堆垃圾，因为他被毙时，正与娇妻同床，遗言还是“不要”的哀嚎。

核心提示：拉登正与其最年轻的妻子阿玛尔同床共眠，两人第一次听见门外的异响时，还以为是暴风雨就要来了。阿玛尔准备起床开灯，但这时拉登大喊一声“不要”，他很快意识到门外的并不是暴风雨而是准备来抓他的美军士兵。

本·拉登十年逃亡路细节曝光 

从2001年的“9·11”事件，到2011年被击毙，“基地”组织前头目、恐怖大亨乌萨马·本·拉登在逃亡中度过近10年。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013年7月8日晚间播出一档节目，引述一份巴基斯坦官方关于本·拉登的调查报告，披露本·拉登逃亡生涯不少细节，包括一次他因汽车超速遭警察拦截。 

低调生活，只享有低级别安保

2011年5月2日，美军特种部队在巴基斯坦城镇阿伯塔巴德一处房屋内击毙本·拉登。

巴基斯坦事后立即设立一个由法官领衔的调查委员会，就本·拉登藏身巴基斯坦及被击毙情况展开调查。 

这份报告尚未正式公布，但根据半岛电视台了解的内容，报告长达336页，基于对201人的采访调查，其中包括本·拉登家庭成员和各种官员。 

以往情报通常认为，“9·11”事件发生前后，本·拉登藏身阿富汗托拉博拉山区。 

巴方的调查报告指出，本·拉登于2002年春季或者夏季潜入巴基斯坦，很可能是在某次躲避美军追捕中，由托拉博拉越境进入巴境内。 

此后大约9年，本·拉登一直处于巴基斯坦境内。“9·11”之后，本·拉登的家人从阿富汗坎大哈省转移至巴基斯坦卡拉奇。2005年8月，本·拉登带家人前往阿伯塔巴德，之前他们在赫里布尔生活两年。报告指出：“他们保持低调，生活极其简朴，从不暴露在公众视野前，只享有低级别安保……本·拉登成功最小化自己存在的‘标签’，他的小团队轻松地混入周边社区，他的妻子、孩子和孙辈几乎不出现。没有人拜访他们，甚至值得信任的‘基地’成员（也没有）。” 

为躲避空中监视，总戴着牛仔帽

 报告说，本·拉登所乘车辆有一次在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遭到警察拦截。 

报告引用本·拉登最信任助手的妻子“玛丽亚姆”的描述称：“有一次他们全体一起去市场，因汽车超速被警察勒令靠边停车。但是她（玛丽亚姆）的丈夫迅速与警察解决此事，他们继续开车前行。” 

本·拉登妻子们说，为躲避来自空中的监视，本·拉登在阿伯塔巴德的院子中走动时总戴着一顶牛仔帽。 

她们回忆，他不偏好个人财物，只有很少的衣服。“去阿伯塔巴德之前他只有夏季和冬季各三套长衫裤（传统服饰）。当他感觉不舒服时（美国非官方记载本·拉登患有阿狄森氏病），他用一些传统阿拉伯药物治疗自己……当他感觉缺乏精力时会就着一些巧克力吃一个苹果。” 

最后时刻与最年轻妻子同床共眠

 2011年5月1日晚，拉登正与其最年轻的妻子阿玛尔同床共眠，两人第一次听见门外的异响时，还以为是暴风雨就要来了。阿玛尔准备起床开灯，但这时拉登大喊一声“不要”，他很快意识到门外的并不是暴风雨而是准备来抓他的美军士兵。 

随后，拉登及其家人听见屋外有人正在慢慢靠近，从上到下把他们团团围住。“阿玛尔看见一个美军士兵出现在卧室外，拿枪指着拉登，于是，她向那名士兵跑去，想要保护拉登。士兵大喊‘不要’，随后开枪击中了阿玛尔的左腿。之后，阿玛尔就看见拉登倒在地上，头部流出粘稠的血液。”报告援引阿玛尔的话写道。 

报告描述，2011年5月1日晚，美国海豹突击队抵达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镇后，先是禁止当地居民靠近行动地点，随后，他们首先向拉登藏身豪宅的附属建筑发起攻击，在那里击毙了拉登的一名亲信情报员，并要求这名情报员的妻子打开了豪宅主楼的大门。 

拉登被击毙当时，20岁的女儿苏迈娅也在现场，她回忆说拉登是前额中枪，“随后，他们要求我和姐姐辨认尸体，并带他们离开”。据称，美军整个突袭行动仅耗时36分钟。据证人说，美国人拿走了拉登的1个硬盘、20个“金饼”、两个有祖母绿的金匣子以及装有拉登遗嘱的钱包。 

美方突击行动引巴方强烈不满

经过多年搜索，美国中央情报局最终锁定本·拉登藏身于距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不远的阿伯塔巴德一处庭院。 

这个院子距离一所巴基斯坦军事学院仅1公里。未获巴方同意的情况下，美国派遣海豹突击队突袭院落并击毙本·拉登。美方行动引起巴方强烈不满，认为主权遭到侵犯。 

报告的结论包括，巴方几乎所有级别安全机构都表现为不称职。报告批评巴基斯坦领导层未能察觉美国中情局在巴领土内的活动，不能排除情报机构内部“恶棍”参与其中。报告批评美方突袭行动“非法”。 

但报告指出：“然而，最重要的是，悲剧源于巴基斯坦近十年没能发现本·拉登在境内的活动，也没认清美国对巴政策的方向，令巴基斯坦人民蒙羞。” 

恐怖大亨拉登之死，可谓“女人祸水论”的最新版本，他豢养了几个小老婆子，结果导致彼此争风吃醋，祸起萧墙，不得善终，所谓的英雄、理想主义者的画皮，变成了一堆垃圾。

女人啊女人，男人创造的伟业，最终消失在您们的毒舌与胯下。

（另起一页）

第三十篇  从本拉登之死看《韩非子》的“备内”思想

（一）本拉登被自己的众妻妾出卖

英国《独立报》说，拉登被曝死前已经被迫“退休”，并因众妻争宠而遭到出卖。

本拉登，是基地组织的首领，被指为美国2001年“911袭击事件”的幕后总策划人，并被放在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名单的首位，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通缉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拉登一直被普遍认为藏身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一带。2011年5月1日晚，拉登被美国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境内击毙。

综合媒体2012年3月8日报道，巴基斯坦退休军官卡迪尔（Shaukat Qadir）披露，他一直在独立调查拉登（Osamabin Laden）被击毙的真相，借助与军方的联系，他罕见地获准进入拉登被击毙时居住的大宅，并且获得了拉登最年轻妻子阿迈勒（Amal）的审讯记录。此外，他还采访了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官员和一些“基地”组织成员，逐渐将拉登在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与世隔绝的生活勾勒出来。

卡迪尔称，在拉登被击毙前，“基地”组织已经强迫他从领袖位置上“退休”。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拉登已经被自己一手创建的组织隔离，他还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自己某一天可能被某个亲近的人背叛。拉登当时被三个争吵不休的妻子围绕，最终他最年长的妻子卡伊里哈（Khairiah）因为不满他对最年轻妻子阿迈勒的偏爱出卖了他。

根据阿迈勒的证词，卡伊里哈是2011年初到达阿伯塔巴德的，当时拉登和他最宠爱的妻子阿迈勒住在同一间卧室，卡伊里哈对此十分不满。阿迈勒等人都认为，卡伊里哈最终出卖了拉登，或者至少早已有此打算。而拉登也已经接受了会被身边人出卖的命运，因为当时疾病缠身的他将死亡视为一种解脱，他甚至曾劝说除卡伊里哈以外的两个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但是他们拒绝离开他。

（二）本拉登没有读过《韩非子》

本拉登被自己众妻妾出卖的新闻，使我想起了《韩非子》“备内”思想的教训。所谓“备内”，就是“防备内部威胁”，尤其是防备来自家庭内部的威胁。

韩非（前280——前233年）告诫帝王说，妻子很近，孩子很亲，但即使如此也是无法完全信任的，因为任何人都为自己，都会为自己来算计你。所以世界上的人，彼此都不能信任。

在《韩非子》五十多篇著作中，第十七篇《备内》专门阐述了这一思想，其余各篇也略有散见。

《备内》篇指出：

君主的祸患在于相信别人。相信别人，就受到别人控制。臣子对于君主，没有骨肉之亲，只是迫于权势而不得不侍奉。所以做臣子的，窥测君主的意图，没有一会儿停止过，而君主却懈怠傲慢地处于上位，这就是世上出现劫持杀害君主事件的原因。做君主而非常相信他的儿子，奸臣就能利用他的儿子来实现自己的私利，所以李兑辅助赵壬最终饿死了主父。做君主而非常相信他的妻子，奸臣就能利用他的妻子来实现自己的私利，所以优施帮助丽姬杀死太子申生而改立奚齐。即使是像妻子和儿子那样亲近的人还不可相信，其余人就没有可相信的了。

再说，大大小小国家的君主，他们的原妻正配所生嫡子做了太子的，还有盼着自己的父君早死的。怎么知道会是这样的呢？妻子，没有骨肉的恩情，宠爱就亲近，不宠爱就疏远。俗话说：“母亲美的，她的孩子受宠爱。”那么与此相反的话，就是母亲丑的，她的孩子被疏远。男子五十岁而好色之心不减弱，妇女二十岁美貌就衰减了。用色衰的妇女侍奉好色的男子，自己就会被疏远卑视，而怀疑儿子不能成为继承人，这正是后妃夫人盼望君主早死的原因。只有当母亲做了太后而儿子做了君主以后，那时就会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乐事不减于先君在时，而独掌国家大权无疑，这正是用毒酒杀人、用勒索杀人事件产生的原因。所以《桃左春秋》上说：“君主因病而死的不到半数。”君主不懂得这个道理，奸臣作乱就有了更多的凭借。所以说，认为君主死亡对自己有利的人多，君主就危险。所以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民，就是为了打仗和奔驰。医生善于吸吮病人的伤口，口含病人的污血，不是因为有骨肉之亲，而是因为利益所在。所以车匠造好车子，就希望别人富贵；棺材匠做好棺材，就希望别人早死。并不是车匠仁慈而棺材匠狠毒：别人不富贵，车子就卖不掉；别人不死，棺材就没人买。本意并非憎恨别人，而是利益就在别人的死亡上。所以后妃夫人、太了的私党结成了就会希望君主早死；如果君主不死，自己权势就不大。本意并非憎恨君主，而是利益就在君主的死亡上。所以君主不能不留心那些利在自己死亡的人。所以日月外面有白色光圈环绕，毛病就在内部；防备自己所憎恨的人，祸害却来自所亲爱的人。所以明君不做没有验证过的事情，不吃不寻常的食物；打听远处的情况，观察身边的事情，从而考察朝廷内外的过失；研究相同的和不同的言论，从而了解朋党的区分，对比通过事实所作曲验证，从而责求臣下陈言的可靠性；拿事后的结果来对照事先的言行，按照法令来治理民众，根据各种情况来检验观察；官吏没有侥幸受赏的，没有违法行事的；诛杀的一定得当，有罪的不予赦免。这样一来，奸邪行为就无处容身了。

徭役多，百姓就困苦；百姓困苦，臣下势力就发展起来；臣下势力发展起来，免除徭役和赋税的人就增多；免除徭役和赋税的人增多了，权贵就富有起来，君主坑害百姓而使权贵富有，就给臣下扩张势力提供了条件，这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所以说，徭役轻，百姓就安定；百姓安定，臣下就没有大权；臣下没有大权，他们的势力就消灭了；他们的势力消灭了，恩惠就全归君主了。现在看来，水能灭火的道理也够明白的了，然而用锅子把水和火隔开，水在上面沸腾以致烧干，而火在下面却烧得非常旺盛，这是因为水失去了灭火的条件。现在拿治国措施中的禁止奸邪来说，道理比这更加明白了，但执法大臣起了锅子那样的阻隔作用，那么，法律只在君主心里明白，却已经失去了它得以禁奸的作用了。在上古的传说中，在史书的记载里，违犯法律、叛逆作乱而篡权夺位的人，从没有不属于尊贵大臣的。这样一来，法令要防备的，刑罚要惩办的，通常是地位低贱的人，因此百姓感到绝望，无处可去申诉冤屈。大臣相互勾结，串通一气蒙骗君主，暗地里互相要好，表面上相互憎恶，以便表示没有私情。他们互相作为耳目，等待着钻君主的空子。君主受着蒙蔽，无从了解真情，有君主之名而无君主之实，大臣垄断法令而独断专行；周天子正是这样。君主权势旁落，上下也就换了位置；这就是说，君主不能把自己的权势让给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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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下：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上，此世所以有劫君杀主也。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传赵王而饿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传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且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为后而子为主，则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君，而擅万乘不疑，此鸩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这疾死者不能处半。"，人主弗知，则乱多资。故曰：利君死者众，则人主危。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与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故日月晕围于外，其贼在内，备其所憎，祸在所爱。是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不食非常之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执后以应前，按法以治众，众端以参观。士无幸赏，无逾行，杀必当，罪不赦，则奸邪无所容其私。

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苦民以富贵人，起势以藉人臣，非天下长利也。故曰：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今夫水之胜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间之，水煎沸竭尽其上，而火得炽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胜者矣。今夫治之禁奸又明于此，然法守之臣为釜鬵之行，则法独明于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奸者矣。上古之传言，《春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赋，是以其民绝望，无所告诉。大臣比周，蔽上为一，阴相善而阳相恶，以示无私，相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无道得闻，有主名而无实，臣专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权势，则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权势。

]

如果关于本拉登的最新报道是可靠的，那么显然，他没有读过《韩非子》，所以“备内”不够，栽在这个上面了。

（三）“备内”思想并非《韩非子》专利

秦晖《韩非为真正的性恶论者》一文认为：韩非为真正的性恶论者：

“我们会问，在中外的思想史上，无论在事实判断还是在价值判断上，最彻底的性恶论者是谁呢？照我看，不是霍布斯。因为霍布斯讲的“人对于人是狼”，大家可以看看他的原著，其实首先他讲的只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陌生人之间通常是自利的，因为他们没什么感情的联系。但是霍布斯从来没有把这个东西推到熟人之间、亲人之间甚至骨肉之间。霍布斯从来没有说过，妻子对于丈夫是狼，儿子对于父亲是狼。

可是，我们中国有的思想家的确就是这样说的。这位思想家就是毛泽东非常崇拜的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韩非在他的著作中就专门讲过，专门教导、告诫当时的人，实际上是告诫当时的帝王。因为《韩非子》这部书本来就是给帝王看的。我国历朝历代，都不提倡老百姓看韩非。这个《韩非子》写的是帝王自己看的东西。

……

老实说，把性恶论作为一种事实判断，推到至亲骨肉之间，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还没有看到过第二个人。在西方，我没有看到这样的理论。霍布斯也不是这样的。”

秦晖在这里把“备内”思想当作《韩非子》的专利了。

不过，这是错的。

例如《圣经·旧约·弥迦书》（Micah）第七章就明确宣告了“备内”思想说：“不要倚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其前言后语援引如下，以免断章取义的嫌疑：

“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初熟的无花果。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各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徇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联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蒺藜；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不要倚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弥迦书》是先知弥迦的作品，先知弥迦和先知以赛亚生活在同一时代，大约在公元前750——680年，比韩非子要早四五百年。所以，并非“没有第二个人”具有备内思想，而且这个人比韩非子还早。《圣经》作为“西方”文明的来源之一，不能说见于圣经的思想不算是“西方”的吧。

再者，《弥迦书》的备内思想不是孤立的，一直绵延到了《新约》。

《马太福音》（Matthew）第十章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路加福音》（Luke）十四章：“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你们那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这些言论，按照秦晖教授的看法，到底是性恶论的呢，还是性善论的呢？

韩非真是“最彻底的性恶论者”吗？

当然，韩非不算“最彻底”的性恶论者。

不过，韩非思想毕竟和圣经不同。因为韩非主张自己作主、自己申冤、自己备内；而圣经却把这一切的权柄交给了耶和华上帝。但我们现在的研究却不能据此就得出片面的结论说“把性恶论作为一种事实判断，推到至亲骨肉之间，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还没有看到过第二个人。在西方，我没有看到这样的理论。”

说完了秦晖教授，回过头再去看本拉登同志，他不仅没有读过《韩非子》，连圣经也没有读过，不仅没有读过新约，连旧约也没有读过。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本拉登不读圣经，也就无法了解自己一心要打倒的对手，结果不得不走向了失败。

如果本拉登读了圣经，知道自己的老婆可能比美国的突击队还要危险，他至少不会以如此窝囊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另起一页）

第三十一篇

茉莉花革命破除“文明冲突论”

（一）茉莉花革命的合理性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年，这一年必将载入史册，但是这首先不是由于中国，更不是由于一百年前的故事；而是由于中国以西万里之遥的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最近发生了我期待已久的民主化浪潮：茉莉花革命。

2010年12月17日 突尼斯青年小贩布瓦吉吉在西迪布宰德市政府前自焚抗议，事件迅速引起邻近地方和全国示威。最终导致2011年1月14日总统本阿里宣布全国紧急状态令，并提出六个月内举行国会选举。不过本阿里当天就逃亡至沙特阿拉伯，结束他长达二十三年的极权统治。

2011年1月25日起，埃及多个城市数以千计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总统穆巴拉克结束其长达三十年的统治。1月28日约旦数千民众在首都安曼举行示威，要求政经改革。1月29日 穆巴拉克委派军队情报部长苏莱曼出任副总统，并改组内阁。埃及学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呼吁穆巴拉克下台。2月1日穆巴拉克公布不会在九月大选寻求连任。2月6日埃及副总统苏莱曼与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的反对派人士会面。2月7日互联网搜寻器公司谷歌在中东的市务部行政人员古尼姆获释，他于一月底被政府拘禁。2月8日数以万计民众在开罗及其他城市举行示威，示威者人数是两周来最多。2月11日穆巴拉克表示愿意下台，军方接手管治国家。

2月12日阿尔及利亚爆发万人大示威，要求民主改革。2月13日埃及军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解散国会、终止宪法、接管政府六个月，直到选出新总统和国会。2月14日 伊朗发生两年来最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有数万人参与，与警方发生冲突，两人身亡。巴林数千什叶派群众一连两天举行反政府示威，遭逊尼派主导的保安部队以催泪气体及铅弹镇压，造成两名示威者死亡，青年纷在网上号召示威罢工，呼吁推翻巴林国王及政府。2月15日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发生反政府示威活动并引发警民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2月16日沙特阿拉伯发生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沙特、约旦和叙利亚军队已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迅雷不及掩耳、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一轮世界民主化浪潮开始了：2011年1、2月间，茉莉花革命的大火从非洲始：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一直烧到了亚洲：也门、巴林、约旦、伊朗。突尼斯和埃及和平推翻独裁政权后，中东、北非民情激动，统治者如坐针毡，严阵以待。最激烈的战斗终于在利比亚爆发，政府竟然出动轰炸机对付示威者，死伤几千人之后依然胜负未绝。阿拉伯抗议之火继续蔓延。最新的着火点已经窜到了南美洲的古巴和东亚朝鲜（为粮食问题）和中国（2011年2月20日开始的“中国茉莉花革命”）。

有分析认为，这一波阿拉伯革命不会重蹈三十多年前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老路，大多属于逊尼派的阿拉伯青年一代更接近同属逊尼派的土耳其的民主模式，而不是什叶派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我之所以期待伊斯兰世界发生民主革命，是因为它可以印证我长期以来的一个看法：伊斯兰主义和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类似，本质上并不是反对现代文明的，相反，那不过是一些落后国家或失败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或成功国家的过程里，发生的一种“酸葡萄”式的变态反应。作为变态反应的伊斯兰主义，和作为变态反应的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类似，表面上是反西方的，骨子里却是急速西方化的，这就是独夫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过列宁没有想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全国电气化”这一经济基础迟早会推翻“苏维埃政权”这个上层建筑。

结果，苏联在实现了电气化之后，不得不进行民主化；中国也在在按照这一条路线走。历史已经表明：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过后，其社会比之前更容易西方化而不是相反。而伊斯兰主义也是这样。霍梅尼政权和基地组织的作战方式及其精神与其说是接近“伊斯兰教的”，不如说更加接近列宁与神风特攻队，黑寡妇的自杀攻击与董存瑞、黄继光的自杀攻击十分神似。

上述事实，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的。因为亨廷顿的这个“文明冲突”说到底是“阶级斗争”、“种族净化”的翻版，本身就是“伊斯兰教式的”，是对霍梅尼革命的回声。作为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霍梅尼革命给亨廷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二）伊斯兰主义与共产主义

但是我并不同意现代世界还有一个单独存在的“伊斯兰文明”，正如我认为“中国文明已死”。因此现在世界上发生的，并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同样一个现代文明内部的不同力量之间的激荡。

在2004年发表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书中，我曾经指出：

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甚至次一等的日本天皇主义、中国文革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某些人的眼中，它们都是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抗者在历史上出现的，保守的主流工业文明力量不遗余力地攻击它们，把它们描述成违背西方文化“人本主义优良传统”的怪物，其实呢，这些变态反应是在保守的西方工业文明的民主力量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非主流工业文明”。

在我看来，上述“酸葡萄”变态反应的诸端，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作为西方文明化的自然延伸则是同一的。所谓的西方文明的人本主义是什么呢？是物质主义、商业主义，它可以具有主流形式的个人主义与纵欲主义，也可以具有非主流文明的集体主义和清教主义。但即使后者，也是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本精神大不相同的：中国人本精神并不奉行清教主义，而是遵循中庸哲学，其社会理想不同于西欧近代之社会主义概念，可名之为“王道秩序”。在我看来，一种文化的根本命运取决于其精神方向而非其皮相的样式。

德国哲学家康德对犹太教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理解伊斯兰教提供线索。

康德认为犹太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法典。1793年他在《纯粹理性内的宗教》里写道：“犹太教只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一个联盟，这些人以政治法规为框架组成一个国家而不是一种教派。”尤其是，“任何宗教都必须建立在来世信仰的基础上，但犹太教缺乏这种信仰，因而根本不是一种宗教。”一些世俗化的回教徒对伊斯兰教也有类似的看法，如宣告脱离伊斯兰教的伊朗学者阿里·斯纳写道：“伊斯兰教不是一种宗教，把它当成宗教导致了数百万人丧生。伊斯兰教是一种为了征服世界而进行的政治运动。伊斯兰教的目的仅有一个：要么同化，要么毁灭。”

“安拉神”对伊斯兰教来说，类似于“历史必然性”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是一种宿命的预定的主宰力量，这与历史教化在中国文明中只是人文的、可变的、生长的辅助力量，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化只宣告自己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历史必然性却把自己打扮成命运的化身。

至于伊斯兰主义，其扩张借口，正如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借口，是以“圣战”口号来抵抗西方文明的世俗化堕落所引起的肉欲综合症，以捍卫自己的社会免遭腐蚀。但是这种努力是不会成功的，正如西方社会自己的基督教也没有能够摆脱世俗化的腐蚀一样。发动九一一袭击前夕，那些自杀的伊斯兰战士进行了违背其教规的花天酒地，这和“荆轲刺秦王”前夕所干的没有两样，完全是世俗性质的。

从康德看待犹太教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文革主义、“毛泽东思想”），不难发现后者与伊斯兰教的相似，例如文革清教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阶级斗争与恐怖主义等等。这可能因为，两者都是犹太教的延伸──作为法典、国家和政治运动，而不是作为教义、教派和精神运动。同时，中国还像俄国一样，继承了蒙古统治的奴化教育，比俄国更甚的是，在俄国反击蒙古的“殖民东进的五百年”（从1480年摆脱蒙古统治到1991年允许蒙古自立）时代，中国却进一步被满洲人灭亡，整整屈服了两百六十七年，接着被列强“轮番进出”直到如今还在苏联共产党的残迹之下。

（三）中国文明与世界

在2004年发表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书中，我还曾指出：

现代全球世界处于“欧洲化末期”，有如布匿战争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处于“希腊化末期”……欧洲的影响已经浸透了全世界每个角落，然而欧洲扩张与发洩精力的历史性运动，已经反过来造成欧洲衰落的原因。从匈奴人入侵欧洲的年代（370年前后）直到奥斯曼人的大举西进欧洲的时代（1389年前后），欧洲人所酝酿的精力和由之升华的精神；但从哥伦布西进美洲（1492年）到希特勒西撤自杀（1945年），这四百多年的欧洲扩张进程则消耗殆尽了欧洲的精力和精神：希特勒本来是想在欧洲从事殖民勾当的──他把斯拉夫人当作黑人来贩卖、奴役、配种、杂交，把犹太人当作印第安人来灭绝和屠杀，因为他发现到海外开拓殖民地远远不如在欧洲本土开拓殖民地有利可图，强迫白人弟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进行义务劳动显然比奴役黑人更加过瘾。只是经过希特勒一役，战后的优势已完全移到欧洲的两翼边区──美国与俄国这两块欧洲殖民地的手中了。这两国的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欧洲，且随着历史的进程，它们各自国内的非欧因素，还将日益抬头、不断增长。白人的出生率一百年来日渐低下，进入二十一世纪更加迅速暴跌。为了避免冲突，欧洲因素需要下降，非欧势力需要兴起。现代世界进入了“欧化末期”，但罗马的阴影尚未投下，甚至可以成为未来罗马的整合势力也尚未明示在地平线上。这是由于“第三世界”的存在。不论把“第三世界”定义为“不结盟国家”也好，定义为“不发达国家也好”：反正世界的这一部分，现代中国都在其中，要想达到欧洲及美国的水平──从而使得世界各洲达成某种程度的均衡，至少还要几十年。由于这一因素的存在，新的全球中心不得不推迟兴起，以便真正具有全球的代表性。也就是说，西方化、世俗化、民主化的浪潮不进行到底、实现其逻辑的自我完成，并全面展示其优缺点、甚至耗尽全球资源，是不会发生根本转折的。

中国现在是被强行纳入了欧洲文明的世界体系：但它也是这个体系中濡染欧洲精神最少、被麻醉得较浅的一员，甚至连目前反西方最为激烈的伊斯兰教世界，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和欧洲文明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1，早期的阿拉伯多神异教与亚伯拉罕以前的犹太人崇拜的月神为主的多神异教，同出闪族宗教之源；

2，伊斯兰教具有旧约宗教和新约信仰的前提背景；

3，哈里发帝国广泛吸取了希腊罗马的文明；

4，一千四百年来伊斯兰教世界从未与欧洲文明停止过正面接触。

因为以上四点而相对说来，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关系，要比伊斯兰教文明与欧洲文明更为疏远、更为异质。在“文明互补”的意义上，中国文明可能收揽欧洲文明之潜能，较为雄厚。伊斯兰教与西方世界的敌对，更多是一种“兄弟阋墙”的内斗，是邻居之间的互残，是高加索人内部的优胜劣败，而很难具有创造性意义。中国则由于其与欧洲文明的更大异质性而不同于伊斯兰教的文明：等到中国终于埋葬了封闭心态而无畏地面对外部世界，全球文明的均衡发育就会开始，那时的文明主流将不再是欧洲，甚至不是半欧化的伊斯兰教，而是全然的非欧力量、单却与欧洲文明平行发展的中国文明──全球文明的均衡发育，将表现为“东西合璧”……

（四）民主化与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在我看来，伊斯兰主义反对西方文明的世俗化及其民主政治，正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反对西方文明的世俗化及其民主政治一样，是不会成功的。现在的茉莉花革命即将证明这一点。

伊斯兰教对西方的挑战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对西方的挑战十分相似，是后来的堕落者对先行的堕落者的拒绝，但那是不能持久的。而且在闭关锁国甚至武装入侵都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过后的苏联─东欧和法西斯主义过后德——意——日（还有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一大堆号称“新权威主义”的军事独裁政权，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民主化以前的南韩和台湾），迟早会“改过自新”、“向西方寻求真理”，比赛放纵肉欲的能力，社会开放和腐化堕落同时进行，就好像早期的英——法一样。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在这一个阶段，中国需要融入世界，需要民主化、宪政化。只有经历了民主化和宪政化的中国，才能充分融入世界。只有充分融入世界，中国才能在各个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那样一个中国，才可能负担起领导世界走向整合与大同的历史使命。

为了在各个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了负担起领导世界走向整合与大同的历史使命，中国需要民主化和宪政化，并且越快开始越好。

我们总结的历史经验就是：新势力比老势力更善于发展老文明，并使之绵延不绝。如巴比伦人发展了苏美尔文明，雅利安人发展了达罗毗荼文明，希腊人发展了前希腊土著文明，罗马人发展了希腊文明，日耳曼人（广泛殖民德国、奥地利、北欧、英国、俄罗斯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北部）发展了希腊罗马文明使成现代欧洲文明，以及日本、韩国、越南发展了中国文明，东南亚发展了印度文明，即使美洲印第安文明内部也是此起彼伏、交互兴替的。一个原来并不具备那种文明素质的民族，反而比原来创造了那种文明类型的民族，更能有效地把那种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形态与新的历史激流中──随着时间的进程，这种接力赛式的推进将是自发的，而不仅仅是外来影响的，于是，一个更能完成这种推进运动的民族，就起而掌握那些创造了该文明的民族的命运了。

如果说，二十世界的西方化先后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被消化这样两个阶段，那么二十一世纪西方化的对象就主要是伊斯兰世界和黑非洲了。可以预测，新罗马兴起于现在的“第三世界”，其可能性要大于兴起于欧洲和美、俄等欧化严重的地区。我们的这一推测，是由巴比伦、罗马、波斯、阿拉伯、秦汉等统一帝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它们所统一的世界，对于它们而来，差不多都是“异种”的“化外之地”；而被它们所统一的文明世界，是差不多一直把它们视为“野蛮人”的！这无非证明了一个倾向：一个世界的弊端，常常要由另一个世界来予以“纠正”！没有外来的刺激，一个世界本身是不会取得什么“成功的革命”的！真的，即使有足够强烈的外来刺激，革命也常常最终流产，尤其是精神领域内的革命更是如此：基督教在犹太的失败，佛教在印度的失败，摩尼教在波斯的失败，仅仅是一种“意外”和“偶然”吗？现代，欧洲势力和非欧势力正在互相刺激……等到历史潮流终于荡平了欧洲、美俄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在文明水平上的巨大差异（而不是文化性格的差异）时，“新文化战的一击”才能使全球世界在政治上归于一统，从而解决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

（五）第三期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就会形成第三期中国文明。

我在1989年4月2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我们要不要现代化？》一文中已经指出：

第三期中国文明即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文明。第三期中国文明区别于第二期文明即受佛教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区别于第一期中国文明即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

我当时指出，由于中国比日本较多历史包袱，很明显，中国进入第三期中国文明即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步履，相当周折与蹒跚。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美国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1910─1990年）在其著作《日本人》（The Japanese，1977年出版）中写道，尽管日本的现代化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但和中国的精神革命的份量相比，其根基却不免浅显、浮面。几十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在现代化上的表现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在文化革命上写的篇章却又惊人地丰富，其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俄国革命。正是赖肖尔率先提出中国应该走一条不依赖外国的自力更生道路。这位具有先知气质的学者断言，中国若能完成政治特别是文化精神上的独立，就意味着区别于近代西方物质文明的新文明可以形成，“中国将在最短的瞬间向全人类展现其全新的希望，中国就能占据第一级的地位。 ”这种论点是否对几十年后中国的社会试验产生过引导作用，我无法断言，但无疑两者的逻辑却不乏相似。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则指出了中国的一个困境和一条出路：在中国，推进现代化与努力守卫传统之间产生了矛盾，而调和这两种方向悖反的目标则极端困难。他认为出路在于，全面工业化的自我控制节度，即拒绝猛烈地推进“过量工业化”。体现在避免以机械化排斥其他社会生产手段，从而形成一种既非西方式“爆炸型”的生活方式，又非前工业化农业社会“化石型”的生活方式，以便在西方文明“流动性”与中国文明“稳定性”合二而一的基础上“走出第三条道路”。这大概就是赖肖尔所说的文化精神上独立的新文明吧！ 

正是在这种分析下，晚年的汤因比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概念：“中国是世界政府的核心。”他认为中国文明强大的统一性和同质性，可以为脱工业化以后的世界，提供一种共同生存的凝聚力。这凝聚力不仅是儒学的、政治型的，也是老庄的、宗教式的。“顺从自然而生活，倾听自然的安排，万事都会有始有终。这是一种宗教。”宗教的自然观，对人来说是必要的。当然我想，思想的力量恰恰因为它是国民素质的体现，而非游离于典籍上的浮尘之光。儒释道的根本力量也在于此：“中国国民是世界上最具坚韧力的国民，当其他国家的国民考虑十年以后的事时，中国人已在考虑一百年以后的事情了。中国国民本质上是不火的国民，不急不躁的国民。……”

如果这是准确的，那么等中国步入现代化社会、发达国家进入脱工业化的后现代社会时，就是第三期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时候了。 

二十二年以来，世事沧桑，但我没有放弃这样的观点。而且通过二十来年的经历我还发现：第三期中国文明，需要有第三中国来实现。所谓第三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第一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中国）之后的，一个更为成熟、更为统一的现代中国。只有这样，新的中国文明才能从“纸上谈兵”的阶段，进入“实际操作”的阶段。

但愿茉莉花革命，可以为第三中国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一个新的契机。

2011年2月24日纽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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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打敗文明衝突（孫慶餘）

2011年 03月08日 

橫掃北非中東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讓全世界見識了高學歷高失業率的臉書與網路世代，以年輕人集結抗議方式，演出一齣齣螞蟻扳倒大象的革命奇蹟。阿拉伯獨裁者鐵板一塊的政權迅速崩坍。傳統革命英雄鼓動並領導起義的戲碼幾無用武之地。這不只是網路時代的新革命，而且是對杭亭頓「文明衝突」大預言的否證。可以說，茉莉花打敗了文明衝突。

首先，是湯瑪斯˙佛里曼《世界是平的》描述的全球化3.0版本，讓這種新型革命得以實現。他說：「如果說全球化1.0版本的主要動力是國家，2.0版本的主要動力是公司，3.0版本的動力就來自個人。能夠讓個人自由參與全球競爭的不是馬力，也不是硬體，而是軟體和網路。」全用軟體和網路，阿拉伯年輕人達成了與20年前東歐人「蘇東波」相似的革命效果（民主第三波），進入民主化全球競爭殿堂。 

其次，杭亭頓認為二次大戰及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衝突，以自由主義的勝利而告終，這是西方文明內部的衝突，可稱為西方的內戰。接下來就是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以種族、宗教復興、反西方等「身分」為標誌，比意識形態衝突更絕望，因為後者問「你站在哪一邊」，立場是可改變的；前者卻問「你是什麼人」，與生俱來的身分是無可改變的。 

文明衝突論犯了極大錯誤。杭亭頓忘記從兩希（希臘、希伯萊）文明開始，意識形態就衝突不斷，至今還沒有結束。伊斯蘭文明、儒教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與其說是文明之間無可避免的衝突，不如說是反西方霸權與多快接受民主制度的衝突，這並不是不可調和的。 

自由民主敉平衝突

而且儒教及伊斯蘭各國統治者的反民主、反西方，並不表示其他人，特別是先進知識份子也跟著反。民主、自由、人權早已形成一種普世價值，早晚儒教及伊斯蘭文明都必須進入。被視為民主荒漠地區的中東、北非與阿拉伯世界會爆發「茉莉花革命」正說明了文明衝突論的誤判。

事實上，杭亭頓從結論相對樂觀的「民主第三波」退回悲觀的「文明衝突」，主要是他對全球化的信心不夠，同時他的行為主義研究方式忽略了價值觀，不知道民主、自由、人權的滲透力，乃至與市場經濟的關聯，遠遠超越文明衝突，甚至足以敉平文明衝突。他的文明衝突論開章明義說：「我的見解是，在新的世界中，衝突的根源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識形態和經濟的。」一開始就進入死巷，難怪推論及結論欠缺合理，充滿WASP（白人安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新保守主義的被害妄想。

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需要物理實驗證明一樣，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也需要政治實驗證明。而實驗結果是：茉莉花打敗了文明衝突。 

作者為資深政論家 

（另起一页）

第三十二章

最高法院与伊斯兰国

2000年，在把布什送到总统宝座的争议性裁决中，斯卡利亚大法官扮演了关键性角色。2013年6月，他在美国同性恋合法化辩论中与另外三名法官投下了反对票，因为他认为这是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并表示如果他的名字跟同性恋合法化联系在一起，他会“把头藏在布袋里”。

2016年2月，距那历史性的时刻三年还不到，他的头真被埋在枕头里面！神秘地死在了一个陌生而遥远的牧场！

（一）

2013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强制推行“同性婚姻合法化”，2014年6月29日，“伊斯兰国”成立并大肆扩张——这两者之间有无关联？

如果有，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

这种关联是否可以理解为：新母系社会的诞生——伊斯兰国扩张的西方内助？！

2013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翻案”！裁定歧视同性婚姻违宪 ！裁定一部歧视同性婚姻的法律违宪，使得“同性伴侣争取平等权益”的运动，赢得“历史性胜利”。

当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的微弱优势，裁定1996年生效的《婚姻保护法》违宪。这部法律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结合”，令合法结婚的同性伴侣受到歧视，无法享受异性夫妻可以享受的1000多种权利和福利。

最高法院在裁决书中批评《婚姻保护法》歧视同性婚姻，误导众人“同性婚姻比异性婚姻逊色”，违背了人人享有一切平等权益的美国宪法精神。

《婚姻保护法》被推翻后，意味着在目前承认同性婚姻的12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首都华盛顿），合法结婚的同性伴侣将与异性夫妻无异，可以在纳税、保险、配偶移民、遗产继承等诸多方面享受优惠和福利。 

将《婚姻保护法》告上法庭缘起一名83岁“老奶奶”的抗争。2009年，家住纽约的伊迪丝·温莎准备继承伴侣过世后留下的房产，却被告之尽管纽约承认同性婚姻，但按《婚姻保护法》规定，她无法享受异性夫妻的免税优惠，只有缴纳高达36万美元的税金才能继承房产。

最终，伊迪丝·温莎发起诉讼，状告《婚姻保护法》违宪，并将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期间公开支持同性婚姻的奥巴马政府决定放弃辩护，1996年签署《婚姻保护法》的前总统克林顿也倒戈支持，亲自在最高法院作证力撑“翻案”。

26日除推翻《婚姻保护法》，最高法院还推翻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州“8号提案”。2008年，加利福尼亚州发起公投通过这一提案，决定修改本州宪法，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结合”，拒绝承认同性婚姻。

但最高法院同样以5票对4票的微弱优势，驳回“8号提案”支持者的上诉，为加州同性婚姻合法化再度打开大门。预计最快25天后加州同性伴侣就可登记结婚，使得加州成为美国承认同性婚姻的第13个州。

（二）

伊斯兰国（阿拉伯语转写：al-Dawlat al-Islamia；英语：The Islamic State，缩写：IS），是一个活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政治实体，奉行极端恐怖主义。组织领袖巴格达迪自封为哈里发，宣称自身对于整个穆斯林世界（包括全中东、非洲东部、中部、北部、黑海东部、南部、西部，亚洲中部和西部、欧洲伊比利半岛、印度几乎全境、中国西部、北部地区）拥有统治地位。

“伊斯兰国”并不谋求参与所占领国家的政治权力分配，其根本目的是要在中东地区建立政教合一的极端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实现“伊斯兰化”，要让受到统治的民众“成为真正服从的穆斯林”。而从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采取的武装行动性质可以看出该组织极权主义、军国主义、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倾向十分明显。

2014年6月29日巴格达迪宣布将“伊拉克和沙姆”字样舍去，直称“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简称：IS），巴格达迪恢复本名“易卜拉欣”，自称哈里发。 

伊斯兰国控制地区下的人权由于“伊斯兰国”同时兼具宗教狂热与恐怖主义于一身。目前没有任何主权国家承认这个政治体或是公开与其联系。事实上“伊斯兰国”几乎与国际上所有主流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欧盟、英美、俄国、乃至周边约旦、黎巴嫩、伊拉克、伊朗都出动军事力量与其交战。此政治实体更是受到联合国认证的恐怖组织，其处境非常孤立，甚至不如曾经在阿富汗掌权的塔利班政权。

伊斯兰国占领大片土地后，把占领区划分为多个省管理。在哈里发之下，设有4个委员会：宗教、咨询、军事和保安，当中以军事和保安委员会的权力最大。省和次一级的区在地方长官之下亦设置同样的4个委员会。

伊斯兰国采取恩威并用的手段，以获得占领区内逊尼派居民的顺从。经济方面，武装分子在占领的城市努力维持电力、自来水、食物和汽油的正常供应。负责市政、卫生的原有政府部门继续运作。治安方面，恐怖袭击停止，在严刑峻法的威吓下，刑事罪案很少。武装分子又“依法收税”，不少逊尼派居民认为在伊斯兰国占领下的生活，比起其它叙利亚反政府势力的占领区或伊拉克政府军撤出前更好。另一方面，伊斯兰国动辄处死异议份子与什叶派反抗分子，以恫吓百姓，并在占领区实施严厉的伊斯兰教法。

伊斯兰国攻占伊拉克北部大城摩苏尔后，传闻他们发出自己的护照，不过外界认为即使真有其事，这些护照只不过是武装分子的宣传伎俩，塑造伊斯兰国是合法政体的形象。

自从多国联军开始空袭伊斯兰国目标后，加上地面的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及伊斯兰国向进入占领区的车辆征税等因素，占领区内的货物运输受阻，伊斯兰国也无力继续向居民提供廉价汽油和食物，占领区内居民的生活大幅恶化，食水和电力供应紧张，物价高涨。控制摩苏尔的武装分子为了防备政府军进攻，中断了当地的流动电话网络，防止当地居民向敌军通风报信，又限制居民不得随意离开摩苏尔。

（三）

“伊斯兰国”独尊伊斯兰教逊尼派，不仅迫害非穆斯林，也迫害其它宗派的穆斯林，强迫他们改信逊尼派，如不信者视同叛教，可向他们征收重税甚至处死。此外，就算是逊尼派部族，如不愿宣示效忠，也会被视为叛徒而被屠杀。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向伊拉克北部占领区内的基督徒颁布命令，要求他们改信伊斯兰教或缴交吉兹亚税成为被保护民，或在限期前离开伊斯兰国土地，否则就要处死。

另一方面，武装分子在占领区屠杀异教徒，包括把儿童斩首，又强行拆除基督教教堂的十字架和烧毁《圣经》。有基督教徒遵照命令缴交吉兹亚税，可是妻子和女儿仍被武装分子抢走。

2014年8月，“伊斯兰国”攻占辛贾尔后，处决了至少500名雅兹迪教徒，杀人方式有枪杀、斩首，或斩断手脚钉在十字架上，或以绳索缢死，另有许多人被活埋，或者负伤再活埋。许多妇女被奸杀，超过300名妇女与女童被掳走，可能被转卖，或成为军妓、性奴隶。另外还有数万雅兹迪教徒被围困在辛贾尔山，至少56名儿童脱水而死。美国总统巴拉克·欧巴马授权美军展开救援行动，空袭“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及向难民空投粮食与饮用水，掩护了大批雅兹迪信徒逃到叙利亚。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批评其前总统大选对手欧巴马对于救援与战斗不够积极。欧巴马表示将会“持续作战，努力不懈”。但事实上，欧巴马仍不愿意针对伊斯兰国投入过多的资源，也不考虑投入地面部队，以避免重蹈前美总统小布什在处理海珊问题上的覆辙。

异教徒即使同意改信伊斯兰教，也不一定可以保命。2014年8月中，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北部雅兹迪人的Kocho村强迫村民改信伊斯兰教，全村所有人都同意了，只有族长一个人不肯，武装分子于是屠杀了80名男村民，并掳走400至600名村民，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至于同为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则被视为异端，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曾在尼尼微省炸毁多间什叶派清真寺。武装分子又以反对偶像崇拜为理由，不分宗教大肆破坏占领区内的圣坛。

除了异教徒和什叶派之外，“伊斯兰国”对待不愿归顺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绝不手软。2014年11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安巴尔省屠杀322名不愿归顺伊斯兰国的逊尼派阿布尼姆部族人，其中包括在一口井里发现50名妇女和小孩的尸体。武装分子让这些包括妇女和小孩在内的部族人站成一排然后公开枪决，以强迫其它的部族人归顺。

“伊斯兰国”的“研究与教令部”据报在2014年12月出版了一本关于处置女奴的小册子，指出穆斯林可以把战斗中俘获的敌方女性非穆斯林收归为奴隶!

小册子指示伊斯兰国成员不论是否已婚都可以与自己拥有的女奴性交，这是《古兰经》第23章5－6节允许的！因为穆罕默德自己就这样干过。

小册子又指示成员可以与未到青春期的女奴性交！因为穆罕默德这样干过。

女奴是主人的财产，可以买卖、转让（怀有主人孽种的女奴除外），主人可以殴打不听话的女奴。

2014年有估计指伊斯兰国已掳走多达5000名女子作为性奴，大部分是雅兹迪人。

“伊斯兰国”正在培训儿童成为“哈里发国的新世代”，设立训练营向15岁或以下儿童灌输极端伊斯兰圣战思想，教导他们以消灭异教徒为人生目标，满16岁则接受军训。

在叙利亚，有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绑架大批库尔德族儿童，对他们进行洗脑，强迫学习极端宗教思想及观看杀人和自杀攻击影片，培育他们成为自杀式袭击者。

在拉卡，伊斯兰国禁止学校教授音乐、美术、体育、哲学、社会科和基督宗教。数学科不可提及利息计算，自然科学必须合乎神创论，不可教授关于进化论的内容。伊斯兰国命令学校不可提及叙利亚国歌、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停止使用“祖国”或“叙利亚”词汇，要用“伊斯兰国”、“穆斯林的土地”或“沙姆省”词汇代替。此外，伊斯兰国强制学校实施性别隔离。伊斯兰国对伊拉克占领区内学校也实施了类似政策。

伊斯兰国禁止平民观看足球比赛。2015年1月，伊拉克摩苏尔有13名年轻人因为收看2015年亚洲杯足球赛伊拉克对约旦的比赛，被伊斯兰国逮捕处死。

伊斯兰国禁止平民养鸽，认为是违反伊斯兰教教义，已有伊拉克养鸽者被武装分子杀害。

2015年1月，伊斯兰国烧毁摩苏尔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大约2000本被指不符伊斯兰教教义的书籍，内容涵盖教育、科学、诗集、哲学、运动等。

2015年2月，伊斯兰国发布影片，显示武装分子大肆破坏摩苏尔博物馆内的古代雕像和文物，包括超过2000年历史的古代亚述和阿卡德文物。武装分子在视频中谴责亚述人和阿卡德人是多神教徒，并认为这些文物是偶像，所以要摧毁它们。

（四）

2016年2月13日，被誉为保守派旗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在德州一处偏远的牧场打猎期间“心脏病发猝死”，牧场主人14日表示，他是13日上午8时30分敲大法官卧室的门，但没有响应，不到两小时后再敲，发现斯卡利亚已没有脉搏。斯卡利亚的死讯最终由郡检察官宣布。

他生前反对同性恋立法特反对控枪。他的意外离世——过去60多年间他是任上去世的第二位法官——改变了最高法院保守派长年占主导优势的格局，构成了保守派和自由派4：4势均力敌的局面。

问题来了：保守派长年占主导了最高法院，斯卡利亚这一死才构成了保守派和自由派4：4势均力敌的局面——那么，2013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强制推行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是怎么通过的？

……

斯卡利亚是在12日到德州西部3万多英亩的“Cibolo Creek”牧场，参加牧场主人庞德斯特（John Poindexter）主办的周末狩猎。庞德斯特说，他第一次敲门后没有答应，他也没有多想，以为79岁的斯卡利亚是在处理公务，或是不想被人打扰。......庞德斯特是休斯敦一家制造企业的主管，他与斯卡利亚前在华府只见过一面，他指出是“友人建议邀请”大法官参加狩猎，斯卡利亚才来到德州。

大法官在猝死前一天还很愉快，庞德斯特回忆说，一行人在牧场打猎，部分人打到鹌鹑，但斯卡利亚没有实际参与打猎，而只在旁观摩。当晚9时，在鸡尾酒会和晚宴结束后，斯卡利亚告诉庞德斯特，他要在牧场下榻，住进牧场的总统套房。但大法官次日没起来用早餐，庞德斯特便来敲门。

他说﹕“我敲得很响，但没有回应。我安排他住很大的套间里，以为他可能在卫生间。”11时后，庞德斯特和大法官的助手又来到套房，敲门仍没有动静，推门进去后发现斯卡利亚已死。

庞德斯特给医院打电话，报告有人在牧场逝世，但没说是大法官。接下来数小时，当地和联邦官员开始对斯卡利亚的死因进行调查。牧场所在郡的两个法医也开始忙碌，一位法医表示，调查后是郡检察官宣布斯卡利亚的死亡，认为根据可信的证据，分析并无他杀嫌疑，而是自然死亡。一辆灵车已在13日凌晨匆匆忙忙载着大法官的遗体，驶向200哩外艾尔巴索市的日落殡仪馆。

这位生前曾影响美国司法乃至政治长达几十年的大法官意外离世后，正在美国政坛卷起猛烈的风暴。这不仅仅是因为最高法院支撑了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三权分立的一个支点，还因为大法官的遴选和继任过程早已被过度政治化，尤其是在大选年。

斯卡利亚是美国最高法院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法官，其忠于宪法的坚定立场，加上极富感染力的语言和火爆的性情，在最近30年间的美国司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自1986年被共和党总统里根任命上任以来，斯卡利亚一直是最高法院声音最大、脾气最大的一个大法官，也是九位大法官中最幽默的一位。他坚持“原旨主义”宪法观，支持死刑、反对堕胎和同性恋，在反控抢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深得保守党人士的信任和尊重。

2000年，在把布什送到总统宝座的争议性裁决中，斯卡利亚扮演了关键性角色。2013 年6月，他在美国同性恋合法化辩论中与另外三名法官投下了反对票，因为他认为这是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并表示如果他的名字跟同性恋合法化联系在一起，他会“把头藏在布袋里”。同一个月，他对奥巴马医改法案中一项得到多数通过的条款表示了鄙夷，称这种观点是“骗术”（jiggery-pokery），纯属“一派胡言”（pure sauce）。

三年还不到，他真的头被埋在枕头里面，神秘地死在了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

（五）

斯卡利亚这位立场保守的大法官，在德州偏远牧场去世的死因引来许多质疑，甚至有他杀的阴谋论传出。

惹出阴谋论的显然是牧场主人的一席谈话。福斯新闻网报导，牧场主人指出，他和斯卡利亚友人发现斯卡利亚死在床上时，他的头部上方有个枕头。即使撇开此说不谈，法官裁定他是“自然死亡”的做法，以及决定不验尸确定死因，都令一些刑案专家不以为然。

曾任华府犯罪调查处主任的瑞奇说：“基于过去我指挥凶杀调查的经验，未下令对斯卡利亚验尸，让我极感詑异。”他质疑，有关当局何以未能在发现斯卡利亚陈尸时立即做检验，以确定他是否被注射药物导致心脏病发，就裁定他的死因。

著名鉴识病理专家贝登表示，死因若无争议，或死者家属要求下，不解剖验尸是标准程序。他说，斯卡利亚的家人有绝对权利要求不要验尸，因为他们清楚他的健康状况，但是由于斯卡利亚的身分地位，他认为仍然应该进行验尸，以遏阻阴谋论的孳生。

纽约邮报也报导退休的纽约市凶杀侦探多弗（Patricia Tufo）说法：“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验尸并非不合理，尤其是（死者的）身分特殊。”

此外，未亲自看到尸体，透过电话即裁决斯卡利亚死因的法官辛德瑞拉·奎瓦拉（Cinderela Guevara），也因此饱受质疑。

奎瓦拉说，她虽然经由电话做结论，但她已先咨询过斯卡利亚的医生和当地、联邦调查人员，这些调查人员告诉她，“并无他杀迹象”。同时，德州法律也准许透过电话审理死因。奎瓦拉说， 因为当地治安法官正好不在，而且她离该牧场有65哩，因此采取电话审理程序。

奎瓦拉于13日下午1时52分左右确定斯卡利亚的死因，她告诉华盛顿邮报，达拉斯电视台之前引述她的话报导斯卡利亚死于“心肌梗塞”并不正确，她告诉媒体的是：斯卡利亚是心跳停止。

然而这些说词并不能平息阴谋论的传言，尤其是斯卡利亚陈尸现场有些古怪之处，例如牧场主人庞德斯特声称，他发现斯卡利亚的尸体时，他的头部上方有个枕头，而且他的衣服被整平过。

不过庞德斯特之后向有线电视新闻网澄清表示，斯卡利亚头部上方的枕头靠着床头板，只遮盖住斯卡利亚的头部，而不是他的脸部。

（另起一页）

第三十三篇

新母系社会的诞生——伊斯兰国扩张的西方内助

 

转帖者按语：除了谢文中提到的非婚生子女，还有大量婚生，但是父母后来离异的单亲家庭，“SOLO MOTHER”。这些SOLO MOTHER抚养的小孩，和非婚生子女比，差别不大。

（不过照此推论，那些虽然父母双全，但是却无法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儿童，例如“留守儿童”，大概也是处于类似的境地吧。）

谢选骏：新母系社会的诞生——伊斯兰国扩张的西方内助

   

（一）

为什么整个西方世界联合起来，也打不败一个小小的伊斯兰国？

因为西方社会正在演化为一个新母系社会。其特点之一，就是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

父系社会是战争世纪的产物，母系社会是和平世纪的产物，所谓“男人”，就是为流血流汗的命运准备的人，一旦到了无须流血流汗的和平世纪，尤其到了可以坐享其成的机器时代，“真正的男子”必须退居二线角色，甚至沦为无业游民。

这样一来，军事装备一流的西方社会，却丧失了战斗的意志，面对装备原始的伊斯兰国，反而节节败退。因为伊斯兰国虽然一无所有，却有西方所缺乏的战斗意志。

同性恋合法化，是作为女权主义、新母系社会的结果，而出现的。结果不言而喻反过来进一步削弱了新母系社会的战斗精神。

（二）

所谓“非婚生”，其实是父系社会对于母系社会的看法。这在母系社会的研究中，是一目了然的。

早在2010年8月25日，德国莱布尼茨民俗风土学研究所就发表公报说，最新研究显示，世纪之交的十多年来，欧洲各国非婚生子女数量上升，尤其在北欧地区，非婚生子女比例超过50%！

数据显示，欧洲57个国家和地区非婚生子女比例最高的是冰岛，1990年就已超过55%，2007年接近65%。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英国、法国、比利时、丹麦、拉脱维亚等国家和地区非婚生子女比例超过或接近50%。至于美国，则接近40%，在“发达国家”中该算是较不“发达”的。这一数字较低的则是波兰、希腊、瑞士等国。 

据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所公布的人口统计结果显示，法国2007年的非婚生孩子多于婚生孩子，首次越过了50%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大关，达到50.5%。而三十年年前，未婚生子还只是罕见的例外，非婚生孩子比例只有10%。这还是在法国战败投降以后颓废主义流行的一代人之后。

在同一国家中地区差别最大的是德国。包括柏林在内的六个前东德的“东部联邦州”非婚生子女比例为60%，西部各地大多不到20%。显而易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新母系社会的催化剂。其特点是以歼灭“雄心壮志”、培养“雷锋精神”为特征的。

研究人员说，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尤其是受到女性解放思潮和性道德观的转变影响。 

研究中另一值得注意的趋势是非婚生子女不再集中在大城市，而是扩散到中小城市和乡村。 

（三）

家庭瓦解，是作为妇女职业化的结果，来到我们身边的；由于生育的需要，妇女在生物学上不得不处于依附地位，而妇女职业化却破坏了妇女的生育功能，终于导致“黄赌毒”泛滥成灾——黄赌毒是以“黄”开始的，也就是以“妇女职业化”开始的。

事实上，孩子虽然跟从父姓，但却不是男人生的，而是女人生的，孰重孰轻，一目了然——男人不过是女人怀胎的工具而已，男人迟早会认识到这一点，那时候也就是家庭瓦解的时候了——世界已经进入了“新母系社会”，觉醒的男人于是离开了家庭，也就是离开女性的巢穴，而获得自由、、、、、、于是人口下降成为定局，文明社会走向解体。

（四）

新母系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孩子归女方与国家共同所有，由国家提供基本养育费用，由女方组织、选择各种力量抚养后代。

例如法国的现状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1、女政治家带头不婚。获得过社会党总统竞选提名的鲁瓦亚尔和前法国国防部长阿利奥－马里也都是“伴侣新思维”的潮流人物。她们和男友同居都有二十年以上的时间，鲁瓦亚尔还育有四名子女。 

2、非婚生育已成主流。法国非婚生孩子的出生率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增加：2005年，法国有59％的新生儿父母都是没有结婚的。而且，这些孩子的母亲，大多数都不是未成年母亲或贫穷母亲，相反，各种社会背景和经济阶层的人都有，她们大多都是自愿在不结婚的情况下生下孩子的。

前法国女司法部长拉齐达·达蒂，在位时未婚怀孕后，她在国内的民众支持率不降反升，大部分法国民众及媒体不仅对她大加同情，还自动组成“沉默阵线”，约定不为满足大众好奇心而不择手段去“挖”达蒂孩子的父亲。

3、鼓励生育的政策很疯狂。法国实行了积极的生育政策。妇女生育一个孩子每月可领到177欧元津贴，直至孩子长到三岁。三年内若生第二胎，孩子六岁前每月津贴达600欧元。如生第三胎，政府会负责孩子到十八岁，每月津贴为900欧元。仅此一项，法国财政需支出830亿欧元。此外，法国的契约式同居制度使婚外生育合法化，也推升和维持了人口的平稳增长。

相信，随着时间的发展，国家将会对人口的数量、质量及结构提出要求。届时父系婚姻制度会被废除，欧洲文明将进入黑暗时代。

（五）

据说，中国社会未来走向十大预言之一，就是中国社会未来二十年进入新母系社会。那时，中国一定会面临伊斯兰教的严峻挑战。

根据“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走向，根据20年来妇女运动和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以及受教育程度变化，根据当代文化、教育、体育、政治、社会领域中女性成功比例特别是行为表现，根据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成效和家庭中女性地位变化，可以用下列证据推理，中国社会未来20年进入新母系社会。

1、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政策明确规定了各级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配备女干部的比例，从农村到城市，从政府机关到企业事业单位，体制内女性的政治热情持续高涨。

2、中国文学艺术界、教育界的作家、艺术家、教育家中，女性成功者比例超过男性，著名作家、著名歌星、著名特级教师、劳动模范中女性电视露脸几率高于男性。

3、中国各级各类基础教育学校中，女生的学习成绩、品德表现、文艺特长、演讲口才、成就动机、文明礼貌、实践能力都超过男生。即使打架，说脏话，男性也不是对手。校、班干部是绝大多数女生。

4、中国体育界20年前就是女子的风骚领域。足球、乒乓球、网球、羽毛球、、、、、、从对抗性运动到非对抗性运动，男性都难以媲美。特别是男性的事业心、恃强性、好胜性急剧下降。许多男性信奉道家思想，喜欢顺其自然。

5、中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建成效，女性已经获得家庭解放，参与社会活动的激情奔放，自我意识觉醒，视男性为对手的时代终于来了。大男子主义时代即将结束，大女子主义时代即将来临。

6、中国高校中女生比例从2004年开始总体超过男生，不仅外语、文学、教育、心理、艺术等女性天然优势专业中女生已经达到63%-99%，就是数学、物理、工程、农学等专业中，女生比例也达到53%以上。研究生中女生总体达到70%。满校园都是裸露着肚脐、大腿和用粗制滥造的牛仔裤包裹者臀部的推广着港台娇滴滴语言的女子，男孩已经患上了课堂和会议失语症。大学课堂成了女儿国。高校教师中女性已经超过一半，近年来进入高校的教师70%为女生。未来高校男教师是“少数民族”。

7、中国中青年家庭中绝大多数是女性掌握财政大权。男性的社会活动正在逐步减少，双休日成为女性购物日和男性睡觉日。男性酗酒、肥胖、焦虑症患者增加。家庭中的来客多是女性客人，男子很少串门。知识女性和官宦家庭中，女性成为家庭冷暴力的实施者。男性阳痿者日益增多。和谐社会不需要男性的阳刚美。文明社会日益排斥男性的豪气和脾气。

8、中国男性大学或中学毕业成年后必须赶快工作赚钱，准备买房子、买车娶老婆，而女子可以无忧无虑读学士、硕士、博士，等着嫁有钱人，70%以上的女博士在学术上毫无建树，其论文都是师弟做或老师做，婚后的硕士、博士媳妇多数把公公婆婆赶出家门，让女婿成为自己家的人。医院里再也看不见儿子陪父母看病的场面，都是女婿在老婆的吆喝中陪丈母娘老丈人看病。公公婆婆霸权的时代结束了，儿子生下的子女的抚养权已经给了亲家。想见孙子一面必须极尽巴结。

9、中国30—40岁的家庭越来越更倾向生育女孩，因为男孩的未来结婚费用太高，同时在女性妻子的“性”威胁下，女婿可以抛弃自己的父母，而孝顺丈母娘。丈母娘成为推动房产热的一个巨大力量。

10、中国30年电视女性形象和社会生活中女性形象越来越“厉害”，话语霸权、口气中霸气越来越重。动不动就使用电视剧中的质问语言“你知道吗？”来对付丈夫，既要丈夫有事业、出人头地，还要丈夫会做饭、洗衣服，呆在家里温柔伺候老婆。许多女人试图让男人生孩子。

所谓新母系社会，就是仍然保持男婚女嫁，男子娶女子，但结婚后，实际上男子入赘。目前是子女姓氏基本妥协为男女各半结合，将来肯定是姓母亲姓氏。20年后，生育男子的家庭会面临巨大的灾难，既要极力筹措为儿子娶媳妇，但又花钱买抛弃。春节将成为有女儿人家的春节。

（六）

有一种新母系社会的理论这样说：

早在2006年，台湾35—39岁的独身女性达23.2%，仅次于法国的25.4%，居世界第二。这群1966–1970出生的女生也算是种另类的为国争光。女人和其他雌性动物一样，渴望雄性强者。唯一不同的是，在其他动物的世界中，强者只有一种定义，那就是优秀的体能。两只公狮子必需先打一架，胜利的英雄才有权利和母狮子交配。人类对强者的定义比较多元化，除了体能外，还可能有金钱、权力、社会地位、聪明才智，甚至是弹钢琴、拉小提琴、画画、甜言蜜语的能力等等。每个女生对强者的定义都不一样，但也或多或少被当代社会的世俗标准所影响。

在农业社会时，男人个个是强者。那是因为当时女人没有足够的体能从事农耕，产生经济效益，也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以求取功名。在父系社会架构下，女人独立自主的意志完全被剥夺，只能幼时从父、出嫁从夫、年老从子，其追求雄性强者之渴望更加被此一社会制度所深化。但在工业革命与资讯化后，大多数的工作不再需要优秀的体能，同时女生也受到良好的教育，可以和男生在职场上一较长短。

科学家证明，影响人类智力的主要8个基因，全部在X染色体，又因为人类的Y染色体只来自于父亲，所以女生（XX）的智力同时被父母亲所影响，但男生（XY）的聪明才智主要取决于母亲。这导致了男生的智力分布呈现两极化，女生的智力分布比较集中在中间区。结果就是，男生里的天才和笨蛋，都比女生多。

依上述理论，我们不难了解，即使在现代社会，各行各业最顶尖的人士还是以男生居多。但这些负责领导、规划、创新的顶尖人士可能只占不到所有人口的10%，另外90%以上的工作大多只是执行的工作。而女生的特质正好比男生适合这些执行的工作。

男生是追求成就的动物，女生是追求幸福的动物。男生喜欢立大志和追求竞争，对于小小的执行工作根本看不上，一生都在寻找成大功、立大业、赚大钱的机会。相对于男生的好大喜功，女生务实、耐心、细心、善于沟通协调等特质，正好比较适合占90%以上的执行工作。其实这个世界那来那么多大志可立，尤其是2000年以后，各行各业的成长呈现饱和，我们身边大部份的失业者或三天打鱼五天晒网的人，大多是男生，只因顶尖人士的空位越来越少，而执行工作又拼不过女生。

（七）

这样的新母系社会，虽然不乏生产能力，却显见缺乏战斗意志。于是这些边缘化的男性大众，很容易趋向男性主义的传统价值，甚至沦为伊斯兰国的炮灰。

（另起一页）

第三十四篇

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反驳了亨廷顿假说

2008年12月28日，哈佛大学教授、提出“文明冲突论”的政治学者亨廷顿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维基百科的“亨廷顿”词条有这样两句话：亨廷顿“是当代颇有争议的美国政治学家……他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认为二十一世纪核心的政治角力是在不同文明之间而非国家之间。” 亨廷顿的理论也为中国学界所关注。

谢选骏表示，亨廷顿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政治学者，但是他有关文明冲突的理论有可商榷之处：

 “严格地说，我觉得他这个是一种对现实描述，不是一个理论总结。Culture（文化）的冲突不足以引起两个国家的战争。事实上国家之间的战争基本原因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原因或者政治原因、 军事霸权的争夺等等、占领和被占领等， 而不是说由于我们之间的Culture（文化 ）不一样或者说传统习惯不一样我们就不能做生意了， 绝对没有没回事。你看厉行禁酒的沙特阿拉伯和酒色开放的美国，Culture （文化）完全极端相反，就是在保守的阿拉伯国家中，跟美国文化差别最大的也算沙特阿拉伯。但在政治上，沙特和美国他们最亲密了，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决不孤立，足以反驳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假说。 ”

谢选骏表示，他赞同亨廷顿“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的观点。但是他说，有秩序、稳定，不等于可以不搞民主选举。中国一直没有民主选举，那不叫政治稳定，那是政治僵化：

“‘有秩序而无自由’还能构成人类社会，如果是‘有自由而无秩序’那社会秩序就不存在了。比方说中国现在专制总还是比日本占领时期打来打去的无秩序要好。政治民主应该是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进行的。但这个政治稳定不是说没有选举的稳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不能够造成社会公权力的瓦解。” 

记者问说：“您同意不同意亨廷顿‘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这个观点？”

谢选骏：“我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要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推行政治自由，当然这个政治稳定不是指没有选举的稳定，像中国这样没有选举，专政了六十年都没有选举，这显然不是政治稳定，是政治僵化。政治稳定跟政治僵化不一样。”

这位学者表示，中国有人想利用亨廷顿的理论为自己服务：

“中国很多人在利用亨廷顿的理论来增加对西方的抵抗力。等于他好像是个感冒预防针似的，‘噗’打了下来，中国有人说西方在压制我们，要搞文明的冲突，所以我们要对抗。等于对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还起到了一个助燃剂的作用。”

谢选骏：用“文明共享”取代“文明冲突”

我主张，应该用“文明共享”的方针来取代“文明冲突”的宣传。

因为现今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那就是以联合国、国际法、国际金融系统、国际贸易系统、国际条约组成的国际安全系统为基本框架的“现代文明”。在此之外，并不存在别的文明系统。

既然只有一个文明，就不可能存在“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只存在“文明共享”和“文明独占”的区别。

（一）

1989年，中国发生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大量伤亡和延续之久两年的清洗，直接触发并持续加剧了苏联集团的民主化风潮，东欧各国纷纷脱离苏联控制，获得民族独立。

1991年，形只影单的苏联正式宣告解体，东西方冷战结束，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凡尔赛和约制造的人造国家”也逐渐瓦解。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

1992年，日裔美国教授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从欧洲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共产主义世界解体的含义。

四年之后，1996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再造》〔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引发了一场广泛的争论。

不过在我看来，自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冲突的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非所谓的文明冲突。

因为现今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那就是以联合国、国际法、国际金融系统、国际贸易系统、国际条约组成的国际安全系统为基本框架的“现代文明”。在此之外，并不存在别的文明系统。

不错，文化冲突是存在的，但其基本内涵是精神上的，主要分歧是思想上的。即使基督教内部，好像同样信奉一个神，但各派说“一个神”，但对真理的解释却各异，因而影响到文化的表现与生活的方式。但是只要各派之间没有尖锐的利益冲突，这些不同的解释只会形成百家争鸣，不会造成宗教战争。

果然，由于2000年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导致全球股市灾难，中东石油大亨们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投资遭到惨重损失，情急和愤怒，导致他们不择手段，于是断然资助国际恐怖组织，阴谋策划对美国华尔街进行暴力攻击，作为报复，以便雪洗耻辱。这一风云际会，恐怕大大超过了“文明冲突”的范围，而变成了“炸弹冲突”，是亨廷顿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2001年9月11日，在对抗苏联占领阿富汗的战争里成长起来的城市游击战组织“基地”，劫持了美国民航机撞击纽约世界贸易大楼〔World Trade Center〕，造成将近三千人死亡，世称“九一一恐怖袭击”。

正如德国记者汉斯─彼得·马丁〔Hans-Peter Martin，1957－〕与哈拉尔特·舒曼〔Harald Schumann〕合写的《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Die Globalisierungsfalle/The Global Trap: Globalization and the Assault on Prosperity and Democracy〕一书所反问的，“哈佛战略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真的懂得国际事务吗？

（二）

早在1993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曾在美国面向研究外交政策的知识分子的刊物《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现在已经非常时髦的问题：“文明的冲突”。他的命题是，为什么决定未来的不再是社会理论冲突或秩序政策冲突──如冷战时期那样，而是受宗教与文化制约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然而这种恐惧有道理吗？这位哈佛战略家解释说，民主的西方将与世界其余地区，与专制君主和神权政治国家，诸如萨达姆、侯赛因或阿亚图拉·霍梅尼所结成的联盟进行最后的冲突，后者甚至会得到有工作效率的、信奉儒教的、低工资国家的支持。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首先，神权政治并一定就是专制政治的。例如在美国，91.8％的人信神，比意大利人〔74％〕、瑞士人〔73％〕、英国人〔38％〕与法国人〔34％〕都高。但神在美国信徒心目中的四种面貌，却是他们政治立场的体现：权威、恩慈、批判及疏远。这项由美国德州贝勒大学宗教研究中心所做的民调显示：

〔1〕相信神代表权威的美国人比率最高，达31.4％，他们认为神对地球上的罪恶会勃然大怒，并降下海啸和龙卷风等灾祸，这类美国人在宗教和政治上最为保守，他们多半是南方的白人福音教徒或黑人清教徒，教育程度和收入往往比较低。

〔2〕把神定性为疏远的美国信徒达24.4％，神在他们心目中只是一个没有具体面貌的宇宙力量，神创造了地球，但基本上任凭地球自生自灭，这类信徒不常上教堂，其立场最为自由派，抱持道德相对论观点，在西岸所占的比率最高。

〔3〕认为神代表恩慈比率达23％，这类信徒主要是主流清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们相信神为人类设下绝对标准，但他不像威权的神那么愤怒，比较会宽恕信徒。

〔4〕认为神代表批判的美国人达16％，神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比较仁慈，对信徒会下评断，但不至于施加惩罚，这类信徒在东岸的比率最高。

〔A〕在相信神代表权威的信徒中，80％认为同性婚姻是错的，63％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合理的，但只有12％愿意废除死刑。

〔B〕在相信神代表疏远的信徒中，30％认为同性婚姻是错的，29％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合理的，27％愿意废除死刑。

贝勒大学的佛罗西教授说，要了解美国的核心差异，这项指标是重要的工具：“如果我知道神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我就可了解有关你的一切，你的世界观就是以此为中心。” 〔英国《泰晤士报》2006年9月13日报道〕

 其次，新的空间日益狭小、全球都市紧密联系的世界内，各国精英们正和大众一起接受全球统一文明的约束，这是从政治文化观念到流行娱乐产业的全面沦陷。在另方面，如美国负责全球问题的前第一国务秘书，与克林顿总统关系密切的一位亲信蒂莫西·沃思认为：“中国很快就要碰壁”、“中国的崩溃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话题”。因为“中国农民已经对贫苦的农村生活感到厌烦。他们的流动大军已有一亿多人，在贫民窟中寻找生存的地方，远离居民委员会的任何监督”。这样一来，正在崛起的东亚尤其是中国，必将被社会的分化和断裂所威胁，哪里还有余力去结合深深陷入现代化革命之前夜剧痛的回教地区，去反对西方的师傅呢？何况在任何意义上，东亚现在都没有一个“信奉儒教”的国家〔最多只有小半个朝鲜：即南韩尚未基督教化的部分〕。正如《国际反恐战争，建立全球政府──兼论“文明冲突论”之谬》〔谢选骏，2002年11月25日《观察》网站〕说的，“当前的反恐战争，并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内部的冲突，是现代文明系统里的未开发国家与已开发国家的冲突，是全球文明的消化不良症。”

很显然，在“历史的终结论”自身已经终结、“文明的冲突论”自身陷入冲突的今天，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及其构成的“同一网络”已经开始攫住各种四脚乱踢的意识形态肿瘤和宗教文化硬块，并一把提出它们，把它们扭送到全球谈判桌前，开始“对话”。其实，迫使对话进行的主体并不是这些意识形态肿瘤和宗教文化硬块，而是它们的主人：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的同一化压力。

（三）

在全球文明同一化的压力下，各个都市开始创造新的自我形象。台北认为自己取代了硅谷，在监控器、鼠标、电视图像扫描器的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马来西亚希望借助高科技产品出口带来繁荣，就像当年鲁尔地区得益于钢铁加工业。孟买恢复了每年生产八百部娱乐片的纪录，数量之多已是好莱坞的四倍。当地办公楼的租金有时超过了日本的最高纪录。上海则力争作为亚洲超级城市神经中枢来扮演主角，成为东京的替代者，并要2010年以前成为西太平洋地区跨国金融商业中心。所有这些自我形象都是背离传统角色的，是全球同一性的新产物。

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犹太移民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曾经是里根总统的爱将，为美国1980年代重振军威奠定了哲学基础，但是冷战终结以后却对胜利产生了幻灭感，他和他的朋友们因为失去了习惯的对手，而被陌生感吞噬，产生了巨大恐慌。这些冷战时代的遗老遗少们〔右翼的或是新左翼的〕，这样描写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过程：“它把乡村的、省区、地区的以至全国经济的江河湖海，联结成一个唯一的全球经济的汪洋大海，它使狭小领域也会掀起经济竞争的滔天巨浪，代替了往日的微波细浪和平静潮汐。”然而，这里的惊恐不正因为看到了新事物的特征──充满危险和机会的双重变奏？早在十多年前，卢特瓦克就预言美国会变成一个“不充英雄”的国家，也就是作爲一个由小家庭组成的国家，而不会愿意将自己相对稀少的孩子送上战场。但是伊拉克战争证明他的这一预言是失败的，尽管募兵率在下降，但是人口统计资料上的证明，显示美国人口在移民因素的影响下还在顽强地增长，穷人和外国人〔绿卡持有者〕源源不断通过雇佣兵役制加入美军，奔赴前线。

随着白人人口比例下降，美国不得不徵召外国人入伍当兵，这很可能重演“外国雇佣兵导致蛮族入侵”的历史规律重演。但即使如此，兵力的透支还是十分严重，使得美军发出色情征兵广告来招募重型罪犯充当新兵。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尔姆研究中心2007年2月20日发表研究报告宣称，2006年为了达到计划的征兵数量，美国陆军总共招募了近六千名犯过诸如性质轻微的盗窃、轻微攻击事件等“轻罪”的新兵，犯过“重罪”的新兵则高达九百多名，是2003年时的两倍多。更严重的是，美国各地的黑帮成员为了躲避惩罚而大量参军。法律界人士认为，这说明美军征募新兵越来越艰难，征兵标准不断降低。 

2005年仅仅美国陆军的征兵缺口就达七千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防部首先提出“道德标准豁免”计划，允许有过犯罪记录的新兵入伍。美国陆军2005年公布的一份备忘录规定，当士兵“吸毒、酗酒、体重超标、怀孕以及表现不好”时，仍可继续服役。结果2006年入伍的陆军新兵中，4％的人是在降低文化和体能等录用标准后才得以入伍的。而有生理和心理疾病者，以及有违法犯罪前科者，竟然占了2006年陆军新兵总数的17％。

帕尔姆研究中心公布资料明确指出，在过去三年中，美军总共招收了十万名“有麻烦”的新兵。《巴尔的摩太阳报》、《芝加哥太阳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都对美军士兵素质的下降感到担忧。《芝加哥太阳报》更披露，美国各地的黑社会帮派成员为了躲避惩罚而大量参军，甚至还有因谋杀和抢劫罪正在被起诉的黑帮成员，被海军陆战队招收。士兵素质越是下降，美军虐囚等丑闻的发生率也就越高，在民众心目中形象也就越差。而美军形象越差，征兵工作也就越困难，征募标准也就不得不一再降低，士兵素质则随之进一步降低……这已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已故加拿大未来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 of Man，1964〕一书中所描绘的“全球村”〔global village，又译作“地球村”，即把整个世界看作和谐村落的幻景〕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机会的现代丛林，一个“全球同一化的都市网络”，已经确确实实地绽露在地平线上了。而其中各个主权国家的“肿块”之间思想交流、相互谅解、有机的文化联系、经济上的相互适应，迟早要出现，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因为同一化的网络要消除肿块，增强流通。如1969年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两代人之间的美国》〔Between Two Ages：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1970年〕中提出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就已经预示了这一现实。

在我们看来，全球化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全球政府。其人性依据是：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大都市，是消费者群体狂热向往的地方。城市越大，弊端越多，公害也越严重，秩序也越不稳定；但同时，也就越加奇特地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主要是源于城市生活对消费者的感官所产生的强烈刺激甚至“快感污染”如各种上瘾的东西和毒品。人们沉溺在业已上瘾的刺激中，很难自拔。城市中眼花缭乱的生活，对于一个习于乡居的老农来说，也许是陌生且不舒适的〔所以农牧区来的独裁者往往喜欢毁灭城市〕；但对于一个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甚至对那些向往城市生活的青年农民来说，城市生活的上瘾却是具有致命的吸引力。重返乡村〔而不是晚上才回到郊区睡觉〕，将使城市居民感到单调、无聊以致于内心绝望，因为和他们的农民祖先不同，他们早已失去了那种纯朴而富于节律的农村文化，失去了对小社区文化的感受性，对于习惯了全球性的强烈刺激的心灵，那隔离的乡村不啻是一片文化的沙漠、精神的荒原。 

（四）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如此吸引人们“投身世界革命”，而不是背叛革命、上山下乡。除非，那全球都市化了农牧区，是业已纳入全球都市网络的广袤郊区，那样的郊区可以容纳撒哈拉沙漠的灸日和青藏高原的风暴。在这种“新郊区”的意义上，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作为战争机器的主权国家〔“战国”〕看作复杂而独特的立体结构，那么即将取代主权国家的全球都市网络就将是一个简单有效率的网状结构，它甚至包含了外太空。

在古今任何一个战国时代中，都市网络的跨国化和同一化都是个普遍趋势，所以，封闭如秦国者，也可以实行客卿制度。而今全球移民更是汹涌，国界已经七零八落。回看中国战国时代，当时各个区域国家的首要都市大都拥有几十万人口，其余城镇的工商业也随之同步发达，这促使都市网络突破主权国家并覆盖整个中原。后来秦王并吞六国，建立郡县制度，所设立的“驿道”，实际上只是把原有的城市网的脉络给制度化了，而并非什么空前的创举。这正如他的“万里长城”不过是连接了原有的各国长城，并不是凭空缔造的。历史上，其他民族和文明中的各个世界帝国，由于同样的理由，无不具有贯穿版图的大驿道网，罗马帝国在衰落的转折点上也建立过长城。其实，所有这些驿道网络，都是在早已存在的城市和商道网络的基础上建立的。比之几百年后的西汉乃至东汉，战国时期的城市化经济，不仅毫不逊色，且因争霸的刺激而更加亢奋、独立、发达。相反倒是随着长城时代中原世界帝国及其抑制工商业、扶植农牧业政策的确立，城市化趋势在汉朝反而受到了抑制。和秦汉郡县制帝国一起到来的，是工商业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势力的普遍衰退，因为工商业这时不再受到更高目标〔如战争胜利与国家竞争等〕的激励，而仅仅是为了赚钱。随着战国的消失和军事需要的锐减，生产的动力退化为消费型的，工商业的竞争不再是生死攸关的了。这种情况在罗马也有。在共和国时代，罗马沿着希腊化城市的网络扩张，“罗马的和平”就是终止战国的屠杀；到了帝国早期，罗马为中心的城市化网络进一步发展，以致罗马城邦发展为地中海世界的首都；而到了帝国中晚期，和中国的汉朝相似，帝国各地的城市逐渐陷于萧条破产的境地，与大批游手好闲的流民无产者同时出现的是，人口急剧的减少与大量流失，蛮族入侵一如五胡乱华，结果使得大庄园起来取代了城市的地位，封建时代来临了，这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

我们回溯这些历史要说明什么呢？我们在这里采取了倒叙的方式，说明繁荣而有活力的中心城市、世界都会，实际上不是后来的世界政府的产物，而是前此的主权国家互相兼并的战国时代的产物。伟大的城市，是战国竞争、多元角逐的结晶，它带来并加剧了战国流行的弊病，但也正是它们形成的跨国网络，为战国划上句号、成为全球政府的先遣部队。随着都市同一网络的蔓延，人口密度与技术密度的膨胀，使得主权国家形同监狱，画地为牢的国界将被铲除，一如柏林墙的倒塌，主权国家的克星、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像是王道的先驱一样受到夹道欢迎──霸道的区域性的主权国家变成过时的垃圾，被抛弃了。

（五）跨国文明的统一网络已经成型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如何形成“跨国文明的统一网络”？这一“全球都市网络”会有怎样的概貌、功能、特征、性质？

意大利未来学学者里卡多·彼德拉估计说：“权力将落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商人与各城市政府之间所缔结的联盟手中。这种城市政府首先将促进它所包含的全球公司的竞争能力。”现在亚洲中心国家到处都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超车线上。各大洲的年轻人都是在一种与他们的父母相比完全不同的全球城市形象中成长起来的。巴黎、伦敦和纽约，还有莫斯科和芝加哥，都不再是最为光彩夺目的了。自1996年3月起，世界最高建筑将屹立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目前，柏林楼房的屋顶超不过多数建筑起重机的高度，但是北京和上海的高楼大厦却远远超过了它。

在巴基斯坦与日本之间密密麻麻地出现了一大批繁荣地区，作为全球竞争舞台上的新竞争者，争着扮演西方城市世界在以往几十年所扮演的那种发挥巨大影响的角色。曼谷希望把底特律部分地区作为它的汽车中心。日本的丰田、本田、三菱、五十铃等汽车生产企业很久以来就已经在泰国装配它的汽车。克莱斯勒公司与福特公司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大它们的分公司，作为跨国企业的支柱。

而印度，这个星球上第二个容纳十亿人口的国家，将日益陷入紧张状态。在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出现的恐怖城市中，孟买和新德里已经把墨西哥城和圣保罗远远地抛到后面。今天，这两个畸型大城市各有居民1000万人以上，用不了二十年，这个数目可能再增加三倍。巴基斯坦不久以后也将要为卡拉奇的国际形象担忧，到2015年，其居民人数可能从目前的不到1000万迅速上升到2000万。

新德里行政管理当局经常是从人造地球卫星传送的图像上才发现，他们的这个大城市在什么地方已经又长出一块──这一切都是无计划的、失去控制的、且未经批准的。白天，大街变成三米宽、 一百米高、 烟雾腾腾的隧道。整个城市都在廉价汽车发动机排出的烟雾中呼哧呼哧地喘气。三分之一的儿童都患了变态反应的支气管哮喘，普通的医疗药品只能暂时地使病情减轻。每年有2200人死于交通事故。 这种交通事故与汽车的比例是美国的三倍。新德里七十年代还以花园城市著称，现在被这个国家的一位部长称作“令人无法居住的”、“亚洲生态黑洞”。

自从印度对外经济开放以来，孟买已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贫民窟”〔专栏作家苏德西尔·穆尔基的话〕。早上出租车里的味道说明肯定有人在里面睡过觉，出租车的司机不想在回家的路上花掉几个小时时间。这个城市每天必须从街道上清理掉2000吨垃圾，此外还需要建盖几十万个厕所。这个城市市政管理部门所提供的城市用水仅为需求总量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还有数百万农村居民，或者小城市居民正在迁入这些巨型城市。

关于新德里的一份调查表明，多数移民加入搬迁行列是因为他们的朋友或者家庭成员已经在这些大城市中生活，可以提供一个工作机会。新来的人总是要比生在大城市的穷人自我感觉好得多，而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可能使他们再踏上新的、而且是跨越国境的移民运动的行程。他们川流不息的旅行具有方向，他们坐在超音速喷气飞机上奔向未来，从中新的世界结构会产生出来。电子通讯网、数控卫星电话、高效率的飞机场、免税的工业园区，所有这些密集网络将使大约三十多个地域广阔的城市地区彼此紧密联结，其中每个城市大约有八百万至两千五百万居民。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大都市，犹如偶然洒落的光斑映照在地球仪上，它们的居民虽然相隔千里万里之外，但却感觉彼此关系很近，至少要比一直决定它们命运的本国内地居民更近。这种很近的感觉意味着：弥合战国分裂的“全球化统一城市网络”已经出现了。

1995年9月，戈尔巴乔夫、老布什、舒尔茨、CNN总裁、太阳公司高级经理、惠普公司老板等，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界的精英在旧金山费蒙特大饭店集会讨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与会者把未来的世界前景简化为“20：80”这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活”的概念。它的意思是，全球化将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启用全球20％的劳动力，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80％的劳动力将失去劳动岗位；并且需要政府提供制度化的社会救济来喂养，即“靠喂奶生活”。未来世界的社会轮廓将是富裕国家内将不再有数量上值得一提的中产阶级──这就是所谓“全球化陷阱”。〔［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合著，《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 

（六）无业者创造的历史 

“20：80”和“靠喂奶生活”，是社会生产自动化的结果，但其规模和深度是十九世纪的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显然，80％的长期失业者已经足够构成一个人数庞大的“无业阶级”，它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理论，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谬论。因为大多数传统的无产者是极度渴望财产而还没有挣到财产的人，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在于如何获得资产，而根本不是如何从事较之资产阶级的生存稍微高尚的革命事业。

早在两千年前希腊人就知道，“闲暇乃是文明得以产生的条件”，试问孜孜谋利、毫无闲暇、目光短浅的无产阶级，拿什么去创造历史呢？仅仅依靠低级的动物欲望？所以正如大家已经看到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过是毫无建树的破坏，是“把你口袋里的钱拿到我的口袋里来”〔莎士比亚戏剧中犹太人的至理名言〕，结果形成的最高指示也不过是一种“饿蚊子哲学”：“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无产阶级饿蚊子和资产阶级饱蚊子的区别，完全是动物丛林世界里的饥饿“原则”造成的。例如，在阶级斗争的术语里，“丧失了原则”一词，就是指一个人不再那么穷凶极恶了。

那么，什么概念可以在未来世界里取代“无产阶级”的地位呢？我们认为，是“无业阶级”。何谓“业”？业绩、职业、产业。无产阶级虽然没有产业，但还有职业，还可以追求业绩，所以无产阶级经常比资产阶级更加富于铜臭，而且一有机会肯定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无业阶级则不然，不仅无产业，而且不受职业的奴役、不受业绩的勾引，于是可以堂堂正正做一个尽其天性的大写的人。

更重要的是，无业阶级没有“业报”。业报观念是印度的《奥义书》〔Upanishads〕所阐述的思想，就是对“业”的报应。那么，什么是“业”呢？“业”是从梵语“羯摩”〔dharma〕而来，就是“身、口、意”的活动，“业”虽然分为善恶，但总的来说都因缘际会而遭到反弹。历史的波动，可用“无业者”受损害的程度来测度，也就是说，“无业者”受损害的时候，就是历史发展的黄金时刻……尽管印度思想并不承认“无业者”的存在而把一切视为“报应的果实”，但历史表明，失业者往往创造出新的产业，例如人类最早的文化事业，就是由残疾人开创的，命运既然杜绝了他们从事日常营生的道路，他们的精力就不得不流向未知的领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尽少地运用人体的劳动力而尽多地利用技术与信息的力量。就此意义说，现代文明实为一种“懒汉文明”。在此趋势下，节省的习惯就成了讽刺对象，因为节约不仅是无用的摆设，而且有碍于增加生产。自动化不断提高，导致城市居民的大量失业，“无业者”的增多造成了人数高达百分之八十的新阶级。这一现象也许构成未来世界各种新事物的根源。

大量城市失业人口的存在，并向纯粹消费者群演化的恶性转变，也是一个古已有之的问题。在罗马帝国时代，由于大量从东方来的奴隶取代了自耕农的地位，大批农民涌入城市，构成了城市无产阶级的庞大集群。他们给罗马帝国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当时的各种改革家，提出各种议案，试图使城市流民重返乡村，并配以相当的耕地，梦想以此一箭双雕：既解决城市问题，又缓解国家的兵源枯竭，因为自耕农是罗马兵团的主力。但是，从格拉古兄弟开始就不断酝酿着的这种改革，一直没有成功，罗马国家反倒越来越衰弱。自耕农的消失使罗马帝国失去了可靠的公民兵源，只得补充追求金钱的雇佣军；城市失业人口的剧增又破坏了社会稳定，急速败坏了“罗马人得以征服世界的美德”。尽管面临如此的深渊，失业人口也并没有回到农村去恢复他们祖先那种宁静而健康的生活。无业阶级比无产阶级更为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在中国的两汉时代，随着战国竞争的平息，强大的地方性城市从原先的政治、军事中心退化为消费中心。竞争的减弱和工业生产的退化，使得城市劳动力大大多余、过剩。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去使战国格局中出于战争需要而滋生出来的多余人口缩减掉。于是多余人口便在城市的贫困中挣扎，以各种方式沦为奴隶──或因债务而失去自由权，或因犯罪而丧失自由权。因此，两汉时代的城市人口过剩，是透过大量失去自由权的群众而表现出来的。王莽的“新政”试图对此进行改革，但也以惨败告终。后汉帝国也同样无法解决文明的行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遭逢的这一社会痼疾。它的处置办法是赋予封建庄园主以更大的特权，让他们在各自的领地上相机行事，结果促进了封建割据的降临。与此同时，连年战乱又使大城市遭到毁灭，这才使得城市化的肿瘤“不治自愈”了。 

衰退的文明，既然无法承受由此引起的内外压力，那么，现代城市危机的出路和解决的方案又何在？希望未来的人们比今天的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问题，因而创造自己的解决方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人对未来的设想过于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这与现代城市文明发展得越来越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的趋势，有惊人的一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机械文明，使得任何一个措施，都会导致一系列后果。任何一个局部的病变，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连锁效应。大凡成熟了的文明，都会面临这种结构化的困境。人在这个结构中，却无法改变这个结构，无法脱离这个结构，“异化”观念因而弥漫开来。人感到了自身的渺小、脆弱和无力，面对自己造出的文明实体，变得束手无策。现代文明不仅成熟、结构化了，还变得自动化并已失去了控制。在这种格局中，要推行消灭无业阶级的方案，是无法长期承受的。在文革期间，中国曾有诸如此类的小规模预演，但已经失败，因为代价过于高昂。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不同文明模式之间的更迭，去探讨这个问题，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等到现代城市文明已经完全变得“有百害而无一利”时，发生大规模解体运动，那时，由于饥饿和失去对自动化的有效控制，离散了的群体将被迫返回到原始土地上去觅食，以便获得生存必需的自然资源。这种历史性的退却，只会发生在未来统一了全球的大一统秩序失去结构能力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不是在全球秩序尚未建立的时刻。

（七）无业者有哲学吗？

面对现代都市的疯狂扩张，许多人起了恐慌。而消除这些恐慌，需要一个全球政府的调节调解。

世界需要一张面纱，就像生命需要皮肤一样。一张最好具有若干维度和浓度的面纱，把这个世界不那么适合暴露的外观给遮蔽起来，人类感官是用来躲避危险而不是用来制造危险的，身心平衡对人的健康必不可少，如果完全取消了“压制力量”，那么“反抗力量”岂不造成单纯的破坏？装上皮肤、戴上面纱，并不是“愚民政策”，而是“维持文明社会的平衡状态”……“真相”有时候过于刺激，会让人看得发狂，结果这个世界失去了必要的安宁。

从平衡的角度看价值，凡是金钱可以换得的东西，就用“昂贵不昂贵”来衡量，而无法用“高贵不高贵”来衡量。但人性不仅需要昂贵来满足，更需要高贵来激励，尤其在“衣食足而知廉耻”的人们那里。这一人性事实，是对全球各地盛行的“官─商勾结社会”的警告：商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姘居，只能产生腐败，不能创造文明。商业主义、物质主义、裸体主义〔关于这一点，本书将在《性别问题》一章中讨论〕诉诸人的直接感官刺激，过去可以帮助主权国家的扩张，但在全球网络建成之后就不再有益。现在流行的过于昂贵的一切，那时被缔造新局的高贵者视同败类，清单与烈焰，就是它们的归宿。

新的全球文明，不是商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私生子，因为腐败与野蛮不能缔造更大的秩序网络，只有廉洁与文明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正如要有一定程度的距离感，统一的秩序才能产生，而统一的秩序，并不是现成的，实际上要透过每天的更新〔日新其德〕才能达到并持续下去。而不停顿的努力，则是需要“距离感”来推动的。心灵上的距离感且是一切艺术、科学、政治、宗教所由诞生的契机。

从平衡的角度看距离感，发挥影响的距离感具有两种来源，一由社会习惯养成，一由遗传上获得。前者较为被动守旧，后者则是天命之性，是宇宙赋予生命的至宝。所以越年轻的生命就越是富于距离感：

１，年轻的时候渴望飞得很高很高，到那虚无飘渺空无一人的紫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净化自己。那境界接近极度，神奇引力融掉自我，呈现为空明的海和无形的珍奇……

２，年老气衰了，则只能看见空虚、孤寂、无边的广寒，美妙的霞海变成了不可捉摸的雾气！主观的颓废使得客观褪色。

其实文明史的道理也是在此呈现出来的：自由只是年轻时代的奢侈品；而青春的富有才使得文明可以承受“不自由毋宁死”这样的奢侈，它甚至以惊人的浪费为荣耀，以眩目的夸示为陶醉。而衰老的民族、衰落的文明则仅仅懂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殊不知那猫可能是病猫、癞猫、甚至是魔鬼附体的厄运黑猫。社会、民族、文化、人类的文明，也有各自的年龄阶段：青年时代要的是自由创造，中年以后则需要安全保障；而中青年时代的开拓，最后不得不让位给暮年时代的保守：守势的美德作为这中老年时代的过渡环节，受到青睐，像是一条镶嵌着不同壁画的道路，自有其逻辑。仿佛“合纵”与“连横”的殊途同归，构成战国运动的终结。

纵横捭阖是战国的特色；正如协约同盟是二十世纪的特色一样。纵横家们都是些“四两拨千斤”的大师，是无业阶级的突出代表，研究他们的传记可以给后人带来极大的收益和无比的乐趣。纵横家之首的苏秦，仅仅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就能佩带六国的宰相印章，恐怕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后来就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无业，而被车裂处死。可是世界上还有比苏秦更伟大的政治家吗？他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差点使庞大的齐国近乎亡国，在中外历史上拥有这样能量的翻云覆雨者实在不多，真是“一人胜过十万雄兵”。然而人们误会了他，以为他是个贪图名利的宵小之辈，其实他的献身精神及热忱，尤其是他的镇静与智谋，为力行全球化的行者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不妨说，所谓联合国不过是二十世纪“纵横捭阖”活动的产物，所以刚刚进入二十一世纪它就陷入了瘫痪，表面上由于“九一一”引起的裂痕，实际上由于全球化的猛然加速。平心而论，联合国实际上是强权和公理之间的“合法私生子”，可是它现在既不被父方〔强权〕所接受，也不被母方〔公理〕所喜爱。二十世纪依靠联合国谋生的国际政治家们在二十一世纪恐怕要走到穷途末路。与单闯独斗的苏秦相比，即使二十世纪的暴君们也还要受制于群众，就像苏秦受制于君王。既然民选的领袖也要受到选民的制约，就不能责怪二十世纪的刺客也不复具有荆轲的贵族风度，尤其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太缺乏英雄感，使人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二十一世纪。

（八）

现在我主张，应该用“文明共享”的方针来取代“文明冲突”的宣传。

因为现今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那就是以联合国、国际法、国际金融系统、国际贸易系统、国际条约组成的国际安全系统为基本框架的“现代文明”。在此之外，并不存在别的文明系统。

既然只有一个文明，就不可能存在“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只存在“建设文明”和“破坏文明”的区别、“文明共享”和“文明独占”的区别。

既然只有一个文明，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文明冲突”的宣传只能撕裂全球社会。相反，惟有“文明共享”的方针才能弥合伤口，以减少而不是扩大冲突。

只有这样，人类才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摘自：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谢选骏，2004年

http://www.lulu.com/shop/xuanjun-xie/%E5%85%A8%E7%90%83%E6%94%BF%E5%BA%9C%E8%AE%BA%E4%B8%AD%E5%9B%BD%E6%96%87%E6%98%8E%E6%95%B4%E5%90%88%E4%B8%96%E7%95%8C-on-global-government/ebook/product-22216037.html）

（另起一页）

第三十五篇

伊斯兰国与共产国际

（一）

去年（2014年）有条消息遭到了国际主流媒体的视而不见：中东版本共产国际，阿拉伯六国共产党联席会议。

消息说，在当地时间6月17日，由伊拉克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建议召开的“和平与抵抗”联席会在伊拉克邻近叙利亚的加伊姆市郊召开。本次会议的与会方除伊拉克共产党外，还有沙特社会主义劳动党、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伊朗共产党（马列）、叙利亚共产党（叙黎合并派）、约旦共产党（马列）和约旦民主社会工党。

与会六国的共产党代表一致认为，以伊斯兰国武装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势力，是当前中东各国人民面临的最大威胁，也是对中东和平与民主发展对最直接考验。

各党代表认为，作为本国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在这场反对宗教极端势力的抵抗斗争中，充当中流砥柱的作用，应当带领人民坚决反抗宗教极端主义的压迫与奴役，协助本国合法政府，保卫世俗政治体制。

经过历时四个小时的紧张会谈，与会各方代表初步达成协议，拟建立“最广泛的反宗教极端势力的人民抵抗统一战线”，同时成立“人民抵抗力量临时协调委员会”，负责与各国世俗政权、各民主党派、各宗教温和势力的联络工作。

会谈主持人、叙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尤素福·费米发表公开呼吁，号召各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政治团体、温和教派、非政府组织与地方武装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宗教极端势力“对世俗政治传统与真正的伊斯兰教义精神的疯狂践踏”，为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世俗化伊斯兰国家政权而奋斗。

17日晚些时候，伊拉克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将向沙特、土耳其、伊朗、叙利亚、约旦五国征募“人民抵抗志愿军”，与伊拉克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一道抵抗伊斯兰国武装的“野蛮进犯”，“保卫爱好和平的温和的伊拉克伊斯兰民众”。

……

如此看来，伊斯兰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似乎是一种敌对关系。

（二）

不过换一个角度看，伊斯兰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敌对关系，不如说是一种继承关系。

网文《旧欧洲官僚国家模式，将无法应对伊斯兰国？》（刘仲敬）看法接近于此：

1920年代的共产国际和今天的伊斯兰国都是大自然的秃鹰。他们消灭能够产生自己的病态社会，破坏无法阻止自己的脆弱社会，选出能够抵抗自己的合格毕业生。

此文认为，巴黎恐袭并不是在考验法国安全部门的工作能力，而是在挑战当代法国和欧盟的构建基础。“历史终结”以后的“老欧洲”建立在共识政治的基础上。共识政治本身就是针对性极强的演化适应结果，目标在于堵死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入侵文明心脏的阿基里斯踵。一战、二战和冷战所暴露的挑战，随着共识政治的完善而自行萎缩凋零。

共识政治本质上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补漏升级版，保护旧欧洲度过了一战以后的惊涛骇浪。共识政治没有消灭挑战者，而是制造了一个饿死原有挑战者的新生态环境。

欧洲人对共识政治的崇拜和依赖，源于这三场生死斗争的痛苦记忆，在政治生态意义上的价值，相当于几乎饿死的难民在床头柜里储存面包。东方人没有同样的体验性记忆，仅仅书面和抽象的了解不足以造成同样强度的印刻，盲目感动和盲目嘲笑都是有失公正的。任何具体的政策、习俗或制度，只要脱离了所在的脉络和环境，都会显得诡异的崇高或荒谬的愚蠢，而且崇高和愚蠢两者只在修辞意义上有差别。

我们如果运用生态演化的思维方式，就会明白共识政治在传染病学三原则当中的地位。这三条原则是：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消除易感人群。

第一项原则对应十字军和殖民主义。第二项原则对应麦卡锡主义。第三项原则对应共识政治。

1、

《旧欧洲官僚国家模式，将无法应对伊斯兰国？》的上述分析在逻辑上不无道理，可惜的是它却严重违背史实，所以作者接下来说：

“福利国家并不企图打击共产国际，而是企图消除共产国际的假定感染对象。多元文化并不企图打击纳粹党人，而是企图消除种族主义的潜在温床。”

如此违背事实的分析，当然也就造成了以下的空中楼阁：

“共识政治本质上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补漏升级版，保护旧欧洲度过了一战以后的惊涛骇浪。共识政治没有消灭挑战者，而是制造了一个饿死原有挑战者的新生态环境。这种做法自然不可能没有成本，《查理周刊》事件只是代价的开端。

巴黎恐袭撕开了“政治正确”掩盖的黑洞，但黑洞并不是事件本身造成的。伊斯兰国或类似组织是达尔文系统为共识政治和福利国家的固有弱点量身定制的，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内在于旧自由主义和维也纳体系的生态演化场。

防弊之术产生新的弊端，补漏之术产生新的漏洞。人类的资源和知识永远都是有限的，时间和机会则更加有限。“拆东墙补西墙”不是个别人的厄运，而是人类共享的永恒处境。如果残酷的达尔文系统还能允许人类相互保存某种真实的悲悯，共同的源头无疑来自永恒的无奈与残缺。

如果某些政治家显得比较明智，某些制度显得比较高明，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比较幸运，恰好处在旧病初愈而新病未生的短暂窗口。共识政治防范种族主义的社会性卫生措施，有效地破坏了共同体吸纳异质文化的能力。共识政治保障社会福利的措施，有效地破坏了共同体成员自我保护和发展的能力。原先的挑战者虽然失败，但确实已经实现迦太基式的身后报复。胜利者为过去的挑战者修好了东墙，结果不得不为将来的挑战者拆毁了西墙。

生态位的空缺自然会促使达尔文系统产生新的挑战者，挑战者的性质取决于空缺的性质。伊斯兰国或类似组织是达尔文系统为共识政治和福利国家的固有弱点量身定制的，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内在于旧自由主义和维也纳体系的生态演化场。

2、

《旧欧洲官僚国家模式，将无法应对伊斯兰国？》作者的失误在于，它只是从“国家主权”的角度看问题，而忽略了“思想主权”的力量，因为得出结论说，“旧欧洲过度压抑了亚国家组织”：

这些（民兵）团体占据了伊斯兰国的类似生态位，只有生态位相同或接近的物种才能构成有效竞争。法兰西共和国不适应这样的生态场，塑造共识政治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尤其适应不了。

一个布满了芬兰白卫军和西班牙长枪党的欧洲，连《查理周刊》的血案都不会听到，类似伊斯兰国的组织在这样的社会生态当中，根本没有长大到足以构成新闻标题的机会，然而这样的社会虽然不是必然产生一个希特勒（这事需要某些地缘和历史的偶然因素配合），却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右区”、顿巴斯民兵、米洛舍维奇和科索沃解放军。

后面这些团体占据了伊斯兰国的类似生态位，只有生态位相同或接近的物种才能构成有效竞争。梁启超的保皇党和孙中山的革命党构成同生态位竞争，因为供养他们的华侨社区资源有限。他们构成此消彼长的关系，跟表面上的敌人大清的关系反倒并非如此。伊斯兰国的崛起，证明旧欧洲过度地压制了内部的亚国家组织。

大自然厌恶真空，任何层次的组织低气压都会自动邀请外部的组织阑入。类似的生态场会造成类似的塑造压力，迫使来源、结构、宗旨相去甚远的组织表现出极其类似的行为模式，就像鲸鱼会产生类似鲨鱼的流线型身体，却不能顾及它和四足动物的近亲关系。“右区”和顿巴斯民兵、米洛舍维奇和科索沃解放军、库尔德决死队和伊斯兰国互为仇敌，但他们适应同样的生态场。

法兰西共和国不适应这样的生态场，塑造共识政治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尤其适应不了。他们不愿意承认代价总得付出，仅有的选择在于拆东墙还是拆西墙。他们的理想世界太像万里长城或柏林墙保护的养老院，难造而易破的特征过于明显，很难想象伊斯兰国是唯一竞争挑战者角色的演员。

3、

由于忽略了思想主权在历史发展上的决定作用，《旧欧洲官僚国家模式，将无法应对伊斯兰国？》还把社会的转型当作“社会的溃败”：

旧欧洲的国家公正和保护越来越昂贵，越来越不可靠。伊斯兰国类似历史上的流民团体，产生并反映了所在社会的溃败，又通过流窜将溃败散播到更多的地方，自身无需承担建构复杂组织的成本。

人类出于固有的弱点，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刻，很难改变习惯的行为模式，尤其是一度成功、贡献甚大的模式。旧欧洲官僚国家模式的僵化程度，在当今世界上已经仅次于共产主义国家，适应和调整的门槛过高，区区巴黎血案大概还达不到必要的刺激阈值。一场利比亚式战争可能足以欺骗自己，将长城倒塌的日子推向更远的未来。

在这段缓冲时间内，旧欧洲将会越来越像魏玛共和国。国家的公正和保护越来越昂贵，越来越不可靠；信赖法律和共识，超过信赖自我保护的良民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惨。自我保护的刁民将会形成各种亚国家组织，对传统规范的敬畏将会越来越少。最初的挑战者通常不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如果我们所在的世界真有什么“最后”的话。

4、

只看国家主权、不懂思想主权的《旧欧洲官僚国家模式，将无法应对伊斯兰国？》一文的下面说法更是一叶障目：

伊斯兰国或类似组织基本没有可能，甚至根本不想打赢国家层面的常规战争。即使组织的瓦解和领袖的死亡都不会导致运动的结束，只会产生更多的分裂派小团体，向更远的地方扩散。伊斯兰国类似历史上的流民团体，产生并反映了所在社会的溃败，又通过流窜将溃败散播到更多的地方，自身无需承担建构复杂组织的成本。

健全的社会一开始就不会产生流寇团体，流寇团体的历史使命就是为世界提供并非免费的甄别，1920年代的共产国际和今天的伊斯兰国都是大自然的秃鹰。他们消灭能够产生自己的病态社会，破坏无法阻止自己的脆弱社会，选出能够抵抗自己的合格毕业生。

他们是大自然的秃鹰，信徒会把他们称为上帝之鞭。没有食尸者的世界会很快充满烂肉和瘟疫，给生态系统造成的灾难更甚于残暴的屠杀。叙利亚的革命根据地行将瓦解，很快就会释放出无数高度传染性的孢子，飘向高加索、中亚、东南亚和全世界，让世界明白谁是真正的选民。

凯末尔屹立在蒋介石倒下的地方，吴庭艳沉没在朴正熙停靠的港湾前。红色皇后给予胜利者的唯一奖品，就是允许你仍然存在。

（三）

尽管《旧欧洲官僚国家模式，将无法应对伊斯兰国？》一文的分析充满上述种种盲点偏颇和先入之见，它还是摸到了真相的边缘，看到了“1920年代的共产国际和今天的伊斯兰国都是大自然的秃鹰”。

当然，1920年代的共产国际和今天的伊斯兰国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大自然的秃鹰”，而只能是“西方文明的秃鹰”。

1920年代的共产国际，其兴起的背景是“西方文明的衰落”，今天的伊斯兰国，其兴起的背景是“西方文明的解体”。

因为，实际上并不是1920年代的共产国际和今天的伊斯兰国如何具有活力，而是他们所针对的西方文明如何具有病态。

西方文明在二战以后喘息了一阵，经过自身调整，成功压制了共产国际，取得了冷战的胜利。

西方文明如果能够继续获得喘息和经过调整，也许还能战胜伊斯兰主义及其战争机器。这并不很难，但是整个过程，还是不能避免西方文明自身的逐渐老化。

必须看到，所谓“政治正确”，不过是“文明老化”的一个征兆罢了。

现在世界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的是一个替代文明，以替代病入膏肓的西方文明。伊斯兰国不过是投合了这一需要。

而“思想主权”却可以揭示这一切。

（另起一页）

第三十六篇

伊斯兰国有可能成为新的罗马

在《迦太基如何就能战胜罗马》一文中，我曾经指出：

迦太基三战罗马而自己灭亡，原因何在？

就是因为缺乏消灭罗马的意愿。

迦太基如何才能战胜罗马？

我的答案很简单：转变一下思想、树立“必须消灭罗马”的思想就可以了。

谁是当今世界的迦太基，谁又是当今世界的罗马国？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伊斯兰国”（IS）有可能成为新的罗马。

道理正如上述：“伊斯兰国”（IS）虽然弱小，却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具有统治世界的政治意志的国家。

因此，即使限于资源，“伊斯兰国”（IS）不能成为新的罗马，类似的“极端组织”或“邪恶国家”也总有一天会成为新的罗马。因为在统一全球的角逐中，政治意志毕竟是第一位重要的。这正如俗话所说的：“成为亿万富翁的第一条件是，想成为亿万富翁。”

——————————

附《维基百科》上有关“伊斯兰国”的条目：

伊斯兰国首都：拉卡卡[4][5][6] 

格言：“保全与扩张”[7][8]

国歌：《我的乌玛，曙光已现》[9] 

语言：阿拉伯语 

宗教：伊斯兰教逊尼派 

货币：伊拉克第纳尔、叙利亚镑、伊斯兰国第纳尔[10] 

政府：伊斯兰主义哈里发国

哈里发：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1][11][12][1]

指挥官：阿布·奥马尔·什沙尼[13][14]

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15][16] 

时区：UTC+3 

活动：2003年至今[17]于伊拉克、叙利亚[18]、土耳其[19][20][21][22][23][24][25][26][27] 

规模：伊拉克 15万人（2014年）[28]、叙利亚 1万2千人（2013年9月）[29]、约1,000名“核心”成员（2005年）[30]、约10,000名全职和兼职武装者（2010年）[31] 

隶属：基地组织（2004年—2014年）[32] 

前身：统一圣战组织、伊拉克基地组织、圣战者协商委员会

前领袖：

阿布·穆萨布·扎卡维·（2004年–2006年）

阿布·艾尤卜·穆哈吉尔·（2006年–2010年）

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2006年–2010年） 

伊斯兰国（阿拉伯语转写：al-Dawlah al-Islāmīyah；英语：The Islamic State，缩写：IS），前称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阿拉伯语：ad-Dawlah al-Islāmiyyah fī al-Irāq wash-Shām·；英语：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简称ISIS），又译“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英语：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Levant，简称ISIL），乃是一个活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圣战组织及未被广泛认可的政治实体，也是一个极端的恐怖主义组织，领袖易卜拉欣自封为哈里发，起国号为“伊斯兰国”[1][16][58]，宣称自身对于整个穆斯林世界（包括整个中东、非洲东部、中部和北部、黑海东部、南部和西部，亚洲中部和西部、甚至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印度大部、中国西部地区）拥有权威地位。

该组织致力于在伊拉克及沙姆地区建立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中主要的圣战组织之一，并占领了伊拉克北部的部分城市和地区。其自认为是一个独立国家，声称拥有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主权，而且将来极可能会要求黎凡特地区更多的主权，涉及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塞浦路斯和土耳其南部等国家和地区。[59][60]该组织的几个领导人曾声称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导致了他们发起针对美国而来的圣战，而美军行动也使他们获得士兵和最终夺回国家的控制权变得容易。[61]

“伊斯兰国”并不谋求参与所在国家的政治权力分配，其根本目的是要在中东地区建立政教合一的极端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实现“伊斯兰化”，要让被统治的民众“成为真正服从安拉的穆斯林”。而从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采取的武装行动性质也可以看出该组织军国主义、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倾向明显。在萨达姆、卡扎菲、阿萨德等泛阿拉伯主义世俗主义政权式微的今天，中东面临着回到逊尼派和什叶派宗教混战的危机。事实上，目前伊拉克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对抗其中一部分就是一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宗教混战。海湾逊尼派宗教神权国家（有别于世俗国家）与团体（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对什叶派国家的敌视，与对叛乱组织或明或暗的支持和资助（该组织大部分头目来自沙特阿拉伯），也是造成今日混乱局面的因素之一。[62]

发展与更名

该组织最初由一系列的叛乱团体组成和支持，包括圣战者协商委员会、伊拉克伊斯兰国（ISI）、伊拉克基地组织（AQI）等该组织的前身和Jaysh al-Fatiheen、Jund al-Sahaba、统一圣行拥护者、胜利军等叛乱组织和一些逊尼派的其他派别和部落，2004年初改名“统一圣战组织”（Jamā·at al-Taw·īd wa-al-Jihād，The Organization of Monotheism and Jihad（JTJ））之前曾使用了多个不同的名称。

2004年10月，该组织时任领导人阿布·穆萨布·扎卡维宣布效忠奥萨马·本·拉登。随后扎卡维将该组织的名字改为“两河国家基地组织”（Tan·īm Qā·idat al-Jihād fī Bilād al-Rāfidayn（QJTR），"The Organization of Jihad's Base in the Country of the Two Rivers"（TQJBR））[63]，通常被称为“伊拉克基地组织”（"Al-Qaeda in Iraq"（AQI））。但该组织从未用“伊拉克基地组织”指称自身，这个名字是外界用来称呼它和它的各种化身的。[64]

2006年1月，伊拉克与几个较小的伊拉克叛乱组织合并形成伞式组织“圣战者协商委员会”（"Mujahideen Shura Council"）。这次改名不过是一次宣传手段，可能是为了与制造2005年安曼爆炸案等战略错误做切割。[65]2006年6月7日，扎卡维遭美军空袭炸死。

2006年10月12日，圣战者协商委员会与Jaysh al-Fatiheen、Jund al-Sahaba、统一圣行拥护者、胜利派之军等四个叛乱组织和一些伊拉克部落的代表联合，同时宣誓遵守阿拉伯传统·ilf al-Mu·ayyabīn（香气者的誓言）[注 1][66][67]他们在仪式上宣誓将从什叶派穆斯林和外国势力的压迫下解放伊拉克的逊尼派，以真主的名义，恢复伊斯兰的荣耀。[注 2][66]次日，“伊拉克伊斯兰国”（Dawlat al-·Iraq al-Islāmīyah，"Islamic State of Iraq"（ISI））宣告成立。设立了内阁，阿布·阿卜杜拉·拉希德·巴格达迪成为挂名埃米尔，实际权力由埃及人阿布·艾尤卜·马斯里把持。[68]建国宣言不仅受到了伊拉克圣战者中的对手们的恶意抨击，也受到了国外主要圣战主义者的反对。[69]

2010年4月18日，拉希德·巴格达迪和马斯里在萨拉赫丁省首府提克里特附近被美国和伊拉克联军击毙。一位前任萨达姆部队的将领，拥立了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为该组织的领导人。[70]

2011年，“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分子通过伊叙边境进入叙利亚，又在叙利亚组建了一支名为“胜利阵线”的激进组织。

2013年4月，巴格达迪宣布将“伊拉克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合并成一个组织“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阿拉伯语：ad-Dawlat al-Islāmiyya fī’l-‘Irāq wa’sh-Shām"，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al-Sham"，简称ISIS），又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简称ISIL）[71][72]两种不同的译名产生是由于对于叙利亚及周边地区，阿拉伯人使用“Shām”（或Shaam，译为沙姆地区），而欧美对相近的地理概念惯用“黎凡特”一词。不过，在叙利亚的原“胜利阵线”成员不同意“合并”的决议，成为独立的武装，“胜利阵线”不仅和叙利亚政府军对抗，还与叙利亚的反对派武装作战。

该组织曾是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脱胎于伊拉克基地组织。[73]2014年2月，在历经了八个月的权力争斗之后，基地组织宣布该组织过于极端、残忍、野蛮，切断了与它的所有联系：本·拉登的高级幕僚曾在21页信函中，谴责该组织的恶行：包括多次炸毁清真寺、违背《古兰经》教义展开血腥清洗、使用氯气进行毒杀、在巴格达的天主教堂里屠杀信徒，基地组织应与其划清界限，以免形象被拖累[74][75][76]，故该组织已经不被基地组织所承认[77]。但在奥巴马向伊拉克猛增军事人员之后，两者又开始合作对抗美军。[78]

2014年6月29日，巴格达迪宣布将“伊拉克和沙姆”字样舍去，直称“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简称：IS），巴格达迪恢复本名“易卜拉欣”，自称哈里发。[79][80]阿拉伯世界各国政府和反对该组织的人，用阿拉伯语的缩写Da·esh（……，中文音译为“达伊沙”[81][82]）称呼该组织，取其阿拉伯名的首个字母Dāl, ·Alif, ·Ayn, ·īn组成。[83]该组织视这名称为侮辱，因为名称中没有“伊斯兰”一词。[84]有摩苏尔居民说，武装份子警告他们不可使用这个名称，否则会割去他们的舌头。[85]

军事

“伊斯兰国”称拥有数万名军人，并且拥有大量美军和其他国家军队的武器，如枪械、火炮、坦克、飞机（虽缺乏驾驶这些飞机的飞行员），媒体指出，众多萨达姆旗下军人在2003年失业以后加入了该组织。因此，该组织军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而且熟悉伊拉克地理环境。此外，该组织还有许多来自海外的武装人员加入。

人员

该组织向每个战士发放约400至600美元的月薪，并分配宿舍，许多是被没收的当地非逊尼派居民或已逃离的政府公务员住屋。[86]

除了人数外，“伊斯兰国”军事成员的国籍也难以统计，有资料显示，该组织起初多在伊拉克、阿富汗、车臣等地招募武装分子。另据一份法国研究机构的报告分析，该组织头目多来自伊拉克、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突尼斯，如今有着3,000多名来自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志愿者”。2014年中，估计有约500名英国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伊斯兰国作战[87]。英国国会的工党议员Khalid Mahmood指出，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参战的英国人相信多达2000人。[88]各界担心这些圣战分子从中东返回英国后，将会对英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89]

该组织绑架了大量儿童，训练他们成为童兵、查探敌情或充当“人肉炸弹”发动自杀攻击。[90]组织成员也利用互联网宣传或渗透国外的清真寺，以宗教之名诱使国外青年到中东参加圣战。[91]据英国《每日邮报》2014年8月13日报道，一群“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在伦敦牛津街分发宣传该极端组织的传单，鼓动人们离开英国，移民到新的“伊斯兰国”。[92]

该组织的军营中，也有许多女性工作人员，多是负责打扫与炊事工作。有些年轻貌美的女子则被安排成为“军妓”。该组织利用互联网发放影片或通过社交网站宣传，在欧洲招揽少女到中东与该组织的“圣战士”结婚。有报道指出，一些女子抵达叙利亚后，才发觉她们并非单一武装分子的新娘，而是被安排每天与数名武装分子缔结“临时婚姻”，每次“结婚”只维持一到两小时，亦即性交后即离婚，变相沦为武装分子的性奴。[93]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也在印尼活动，招揽女性到中东充当武装分子的慰安妇，引起印尼警方关注。[94]

武器

据信，该组织拥有相当精良的装备，包括大量的乌兹冲锋枪、MP5冲锋枪、AK-47突击步枪、M16突击步枪、M60通用机枪、M240通用机枪、M224迫击炮、RPG7火箭筒、RPG32火箭筒、数量不详的吉普车、悍马车、防弹衣、大量装备重机枪的武装货卡车、MRAP防雷反伏击车、M113装甲运兵车、甚至T-55主战坦克、BMP-1步兵坦克、UH-60黑鹰直升机、M59加农炮、不明系列的反坦克炮和固定翼运输机等，该组织还使用沙漠用数位迷彩服、配戴AN/PVS-7夜视仪的克维拉头盔。[95][96]

将“伊斯兰国”划为恐怖组织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 2004年10月18日 [97] 

欧盟 2004年 [98] 

将“伊斯兰国”划为恐怖组织的国家 ：

英国 2001年3月

2014年6月20日[注 3] [99] 

美国 2004年12月17日 [100] 

澳大利亚 2005年3月2日 [101] 

加拿大 2012年8月20日 [102] 

土耳其 2013年10月30日 [103][104] 

沙特阿拉伯 2014年3月7日 [105] 

印尼 2014年8月1日 [106] 

阿联酋 2014年8月20日 [107] 

以色列 2014年9月3日 [108][109][110] 

“伊斯兰国”占领大片土地后，把占领区划分为多个省管理。在哈里发之下，设有4个委员会：宗教、咨询、军事和保安，当中以军事和保安委员会的权力最大。省和次一级的区在地方长官之下亦设置同样的4个委员会。[111]

伊斯兰国采取恩威并用的手段，以获得占领区内逊尼派居民的顺从。经济方面，武装分子在占领的城市努力维持电力、自来水、食物和汽油的正常供应。负责市政、卫生的原有政府部门继续运作。治安方面，恐怖袭击停止，在严刑峻法的威吓下，刑事罪案很少。武装分子又“依法收税”，不少逊尼派居民认为在伊斯兰国占领下的生活，比起其它叙利亚反政府势力的占领区或伊拉克政府军撤出前更好。另一方面，伊斯兰国动辄处死异议份子与什叶派反抗分子，以恫吓百姓，并在占领区实施严厉的伊斯兰教法。[112][113]

伊斯兰国攻占伊拉克北部大城摩苏尔后，有报指伊斯兰国推出了自己的护照，不过外界认为即使真有其事，这些护照只不过是武装分子的宣传技俩，塑造伊斯兰国是合法政体的形象。[114]

宗教政策

“伊斯兰国”独尊伊斯兰教逊尼派，迫害非逊尼派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强迫他们改信伊斯兰教逊尼派，或向他们征收重税甚至杀害。此外，不愿归顺的逊尼派穆斯林部族也会被视为叛徒而被屠杀。[115]“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向伊拉克北部占领区内的基督徒颁布命令，要求他们改信伊斯兰教或缴交吉兹亚税成为被保护民，或在限期前离开伊斯兰国土地，否则就要处死。[116]另一方面，武装分子在占领区屠杀异教徒，包括把儿童斩首，又强行拆除基督教教堂的十字架和烧毁《圣经》。[117]有基督教徒遵照命令缴交吉兹亚税，可是妻子和女儿仍被武装分子抢走。[118]

2014年8月，“伊斯兰国”攻占肖恩贾尔后，处决了至少500名雅兹迪教徒，杀人方式有枪杀、斩首，或斩断手脚钉在十字架上，或以绳索缢死，另有许多人被活埋，或者负伤再活埋。许多妇女被奸杀，超过300名妇女与女童被掳走，可能被转卖，或成为军妓、性奴隶。另外还有数万雅兹迪教徒被围困在肖恩贾尔山，至少56名儿童脱水而死。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授权美军展开救援行动，空袭“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及向难民空投口粮与矿泉水，掩护了大批雅兹迪信徒逃到叙利亚。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批评其前总统大选对手奥巴马对于救援与战斗不够积极。奥巴马表示将会“持续作战，努力不懈”。[119][120][121][122]

异教徒即使同意改信伊斯兰教，也不一定可以保命。2014年8月中，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北部雅兹迪人的Kocho村强迫村民改信伊斯兰教，全村所有人都同意了，只有族长一个人不肯，武装分子于是屠杀了80名男村民，并掳走400至600名村民，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123]

至于同为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则被视为异端，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曾在尼尼微省炸毁多间什叶派清真寺。[124]武装分子又以反对偶像崇拜为理由，不分宗教大肆破坏占领区内的圣坛。[124][125]

除了异教徒和什叶派之外，“伊斯兰国”对待不愿归顺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绝不手软。2014年11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安巴尔省屠杀322名不愿归顺伊斯兰国的逊尼派阿布尼姆部族人，其中包括在一口井里发现50名妇女和小孩的尸体。武装分子让这些包括妇女和小孩在内的部族人站成一排然后公开枪决，以强迫其他的部族人归顺。[115]

经济政策

“伊斯兰国”攻占伊拉克北部多处油田后，在黑市以低价出售原油换取收入，估计每日可赚取高达100万美元。联合国已禁止各国与“伊斯兰国”进行任何形式的石油交易。[126]2014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空袭叙利亚境内被“伊斯兰国”控制的石油设施，以打击“伊斯兰国”的财政收入来源。[127]

“伊斯兰国”有可能得到来自沙特阿拉伯及其它逊尼派海湾国家的资金支持，目的是对抗非逊尼派及世俗力量主导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这些幕后资金支持者主要是民间的富人，现未有证据显示有外国政府援助“伊斯兰国”。[128]

自2012年起，“伊斯兰国”每年发表年度报告，外界推测是为了向捐献资金者展示行动成果，争取更多捐款。[129]

教育政策

“伊斯兰国”正在培训儿童成为“哈里发国的新世代”，设立训练营向15岁或以下儿童灌输极端伊斯兰圣战思想，教导他们以消灭异教徒为人生目标，满16岁则接受军训。[130]

在叙利亚有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绑架大批库尔德族儿童，对他们进行洗脑，强迫学习极端宗教思想及观看杀人和自杀攻击影片，培育他们成为自杀式袭击者。[131]

在拉卡，伊斯兰国禁止学校教授音乐、美术、体育、哲学、社会科和基督宗教。数学科不可提及利息计算，自然科学必须合乎神创论，不可教授关于进化论的内容。伊斯兰国命令学校不可提及叙利亚国歌、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停止使用“祖国”或“叙利亚”词汇，要用“伊斯兰国”、“穆斯林的土地”或“沙姆省”词汇代替。此外，伊斯兰国强制学校实施性别隔离。[132]

下面列出一系列“统一圣战组织”制造的恐怖袭击和相关动向。

2003年

11月12日，位于伊拉克南部的纳西里耶（Nasiriyah）的意大利宪兵总部遭到自杀炸弹攻击，造成30人死亡。

12月27日，一次对伊拉克卡尔巴拉（karbala）政府驻地的袭击造成19人丧生。

2004年

2月19日，位于伊拉克南部小镇希拉（Hillah）的波兰驻军总部遭汽车炸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

4月9日，26岁的美国人尼克·伯格被绑架并与家人失去联系，5月11日，被扣作为人质的伯格斩首影片在网上播出。

早于6月3日，33岁的韩国人金鲜一被扣作为人质，6月23日被斩首。

6月12日，伊拉克外交部副部长库贝（Bassam Salih Kubba）在前往外交部上班的途中遭遇武装分子扫射，伤势过重在医院死去；6月13日，伊拉克教育部文化联系主任卡迈勒·贾拉在同样情况下被枪手袭击身亡。

8月24日，发生两起爆炸事件，袭击目标分别是伊拉克教育部长萨米·穆扎法尔和环境部长迈什卡特·穆门，两人都逃过一劫，但造成至少5人死亡。

9月4日，伊拉克北部石油重镇基尔库克发生的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事件负责。基尔库克市一所警察学院4日遭遇袭击，造成20人死亡，36人受伤。

9月5日，在巴格达附近发动了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50多名伊拉克军警和美军士兵死亡，60多人受伤。

9月6日，“统一圣战组织”在一个伊斯兰网站上发表声明承认，9月6日袭击了驻伊美军车队。美军官员说，在此次袭击中，7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3名伊拉克士兵当场身亡。

9月14日，巴格达市中心一处警察局附近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至少造成47人死亡，114人受伤。

9月20日，据信“统一圣战组织”头目扎卡维本人在9月20日亲手将美国人质尤金·阿姆斯特朗斩首；9月25日，据称已将被绑架的英国工程师肯尼思·比格利斩首，同时新抓获了7名英军士兵作为人质。

2006年

6月7日，领导人扎卡维在美军空袭中被炸死。

6月12日，伊拉克基地组织在网上发表声明称，由新的领导人阿布·艾尤卜·穆哈吉尔，接替扎卡维的地位。[133]

9月3日，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宣布，伊拉克基地组织二号人物哈米德·朱马·法里德·赛义迪于几天前被伊安全部队逮捕。[134]9月4日，与基地组织有关系的圣战者协商委员会在网站上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被捕，赛义迪不是伊拉克基地组织中的重要人物。[135]

9月14日，伊拉克内政部宣布，伊拉克安全部队已经击毙了伊拉克基地组织头目穆哈杰尔的高级助手阿布·加法尔·利比。[136]

2010年

4月18日，在萨拉赫丁省首府提克里特附近伊拉克基地组织领导人穆哈吉尔被美国和伊拉克联军击毙。[137]

2013年

4月，“叙利亚胜利阵线”与“基地”的伊拉克分支、逊尼派武装组织“伊拉克伊斯兰国”宣布合并，成立了“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公开宣誓效忠“基地”组织，被美国列上了恐怖组织名单。

2014年

主条目：安巴尔冲突、伊拉克内战、2014年伊拉克北部内战和2014年在叙利亚针对伊斯兰国的空袭

1月4日，占领伊拉克安巴尔省（Al Anbar）省会拉马迪（Ramadi）以及安巴尔省重镇费卢杰（Fallujah），费卢杰与巴格达之间小镇卡尔马（Karma）亦落于“基地”组织之手，费卢杰以西城市拉马迪（Ramadi）部分地区落入“基地”组织控制。

1月起，与叙利亚自由军等其它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交战。此时胜利阵线有自立的打算，对基地组织建言要求将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撤出叙利亚，而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已将叙利亚作为自己的地盘，不能容忍被胜利阵线抢走，于是两者决裂并展开火并。胜利阵线和叙利亚自由军合并成立伊斯兰阵线。

2月3日，“基地”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自己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毫无关系，称其不是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不满，并要求他们停止活动。[138]原因不仅由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手段过于极端，“基地”组织目的只是袭击欧美，对教派斗争没兴趣，而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则要求建立政教合一的逊尼派国家并消灭什叶派。

6月8日，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指责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支持伊拉克反政府武装人员，称此举无异于向伊拉克“宣战”。[139]

6月10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攻占伊拉克北部尼尼微省首府摩苏尔，在摩苏尔银行截获4.29亿美元巨款，并占据当地的土耳其领事馆，土耳其领事和职员等48人被挟持。武装分子亦向其他地区推进，已进入炼油业重镇拜伊吉，并进迫首都巴格达。总理马里基要求国会颁布紧急状态令，摩苏尔约有50万居民沦为难民，紧急逃往尼尼微省其它地区或库尔德族控制区域避难。11日又攻陷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故乡萨拉赫丁省首府提克里特市，并放走囚禁在监狱的数百名犯人。[140][141]12日政府军弃守石油城市基尔库克，伊拉克库尔德族武装乘虚接管该市。[142]

6月14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北部萨拉赫丁省一次屠杀1700名政府军俘虏，并将处决现场照片发到网上，震惊世界。

6月18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攻入伊拉克最大的拜伊吉炼油厂，并连日与政府军激战，以争夺炼油厂。[143]将近所有15,000名工人和100名外国专家已经在前一日离开该炼油厂。[144]同日，5000名伊朗敢死队员进入伊拉克保卫卡尔巴拉。

6月19日，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19日说，伊拉克指责沙特支持恐怖主义而搞乱其国家是“荒唐可笑”。[145]

6月19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9日报道，美国官员称，奥巴马政府将收回对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的支持。美方确信，这位什叶派领导人无法与伊拉克占少数的逊尼派和解，也无法稳定伊拉克动荡的政局。据报道，今年4月份选举之后马利基尝试组建一个执政联盟，但美国政府希望伊拉克政党能组建一个没有马利基参与的新政府。[146]

6月21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于黎明前夺取了边境城镇卡伊姆（Qaim），武装分子因此可以携带武器于伊拉克及叙利亚两国间自由出入。 [147]

6月24日，一批叙利亚战机越过国境，轰炸伊拉克多个边区城镇。遇袭的城镇都受“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控制。叙利亚因此成为第一个空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国家。

6月29日，宣布建立“伊斯兰国”，推选其首领巴格达迪担任首任哈里发，并调兵继续向巴格达进军。同时又向沙特发出威胁，准备控制并接管沙特重要口岸阿尔阿尔，甚至威胁攻击圣地麦加。

“伊斯兰国” “立国”后，公布了宣称领土的范围，打算在五年内占领西亚、北非和中非（南至喀麦隆、肯尼亚等）、中亚地区，还包括欧洲的伊比利半岛、巴尔干半岛、克里米亚等地，以及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新疆、西藏。[148]

受此极端恐怖组织影响，美国、沙特、伊朗纷纷作出回应。由于伊拉克将边境部队都调往防守巴格达，沙特在伊拉克边境部署3万兵力，以应对其向沙特渗透。据法新社报道，美国也向伊拉克调派无人侦察机和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还准备向伊拉克空军提供4000枚“地狱火”导弹。伊朗提供的战机出现在伊拉克，以援助马利基政府。报道援引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分析称，伊拉克军方7月1日接收了一批战机。根据伊军方公布的视频，从型号来看这批苏-25攻击机极有可能来自伊朗，其中一些战机上甚至还有伊朗国旗。这意味着美国已经与伊朗合作，共同帮助伊拉克政府对付及瓦解“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批飞机正是萨达姆时期叛逃到伊朗的伊拉克空军战机。

7月，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与伊拉克政府军（主要是什叶派）持续在伊拉克近郊展开拉锯战，在提克里特打起了巷战。

8月初，“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击败尼尼微省的库尔德族武装，攻占有大量少数宗教群体人口的肖恩贾尔、克拉克斯等城镇，大量基督教徒、库尔德人和雅兹迪人被迫逃离家园。[149][117]

8月8日，应伊拉克政府的请求，美军开始对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发动空袭行动，这成为自2011年底美军撤离伊拉克以来，美国首次直接参与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总统奥巴马说，美国之所以采取行动是为了防止发生针对少数族群的种族屠杀事件[150]。空袭的方式包括使用F/A-18战斗机使用的激光制导炸弹和无人战斗机[151]。

8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全票通过制裁“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决议。[152]同时英、法、澳等国均表示将为库尔德武装提供支援。[153]

8月中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省共杀死了当地部族700人，因为他们拒绝和自己合作。[154]

8月20日，伊斯兰国在互联网上公布了被指显示一名美国记者被斩首的录像片段，以示对美军空袭行动的报复。受害者据报是2012年底在叙利亚被抓的美国记者詹姆斯·佛利（James Foley）。[155][156]美国国防部随后披露，美国总统奥巴马曾于7月初批准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开展秘密行动，设法营救詹姆斯·福利及其他一些被困在叙利亚当人质的美国人，但以失败告终。约有20几名士兵乘直升机空降至地面，由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在空中为其提供支援。特种部队与武装分子展开交火，一些伊斯兰国的民兵被打死，没有美国人在交火中死亡。但人质并不在目标位置，令这次营救行动因此失败。[157][158]

8月24日，伊斯兰国攻占叙利亚政府军位于拉卡省的塔布卡空军基地，彻底控制拉卡省。双方合计有超过500名士兵阵亡。[159][160]

9月2日，伊斯兰国再公开另一位美国记者斯蒂文·索特洛夫被斩首的影片，片段尾部出现另一位人质大卫·海恩斯。[161]

9月14日，伊斯兰国公开英国人质大卫·海恩斯被斩首的影片，片段尾部出现另一位英国人质。[162]

9月18日，澳大利亚政府展开本土反恐行动，于悉尼、布里斯班等地逮捕15名疑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有关的成员，该组织成员计划在街头随机绑架一般民众斩首示众，抗议澳大利亚当局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联盟。[163]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9月19日发表公报说，法国“阵风”式战斗机当天上午开始行动，对“伊斯兰国”位于伊拉克东北部的目标进行了首次空袭。法国也成为继叙利亚、美国、伊朗之后第四个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展开轰炸的国家。

9月21日，伊斯兰国发言人阿德纳尼上传一段42分钟的视频，鼓动支持者在支持美国和法国军事行动的国家“以任何方式”杀死美国人，或者欧洲人、澳大利亚人。同时比利时警方抓获一对土耳其裔荷兰夫妇，两人去过叙利亚参与圣战，他们图谋袭击欧盟总部。此外，布鲁塞尔和海牙警方同时搜查了两地的一些住所，比利时警方发现了枪支和护甲，荷兰警方则搜出了圣战分子宣传品。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3日晚宣布，美国联合巴林、卡塔尔、沙特、约旦和阿联酋在当天夜里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总部拉卡发动空袭，之后邻近的极端分子控制区域，如代尔祖尔、哈塞克、伊德利卜、阿勒颇也予以不同程度的轰炸，对和基地组织有关系的胜利阵线、安萨尔阵线同样也进行空袭。多国部队使用先进的战斗机、轰炸机和巡航导弹等武器装备，攻击了数十个地面目标，打死至少70名伊斯兰国成员和50名胜利阵线成员。在空袭前美国通过伊拉克大使通知了叙利亚驻伊拉克大使。

10月6日，日本逮捕了4名准备去参加叙利亚战事的日本学生，这是首次发现有日本籍的圣战分子。[164]

10月9日，澳大利亚也展开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空袭。

10月15日，马来西亚警方逮捕14名准备前往伊斯兰国参加圣战的人士。当中竟然包括14岁的中二生。有些更得到父母资助。加上这些马来西亚已有39名想前往叙利亚的圣战分子落网。目前确认已经死在中东战场上的马来西亚人共有6名。

11月2日，加拿大完成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首次空袭。[165]

11月11日，伊拉克政府军收复萨拉赫丁省的石油重镇拜伊吉，并着手夺回提克里特。

衍生事件

在得知屠杀什叶派的消息后，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随即展开报复活动。

2014年7月30日，什叶派民兵枪毙了15名逊尼派，然后把尸体悬挂在巴格达东北部一个城镇广场的电线杆上。

8月22日，什叶派民兵又闯入一座逊尼派清真寺杀死30名逊尼派信徒。

10月14日，什叶派民兵绑架并杀害数十名逊尼派信徒，国际特赦组织宣称什叶民兵的行为，受到什叶派领导的伊拉克政府暗中支持。这是根据对受害者家属和生还者的访问而得，他们都指控伊拉克四大什叶派民兵，包括正义联盟（Asaib Ahl al-Haq）、巴德尔旅（Badr Brigades）、救世主军（Mahdi Army）、以及长枪真主党（Ketaeb Hizbollah），是伊拉克境内许多逊尼派民众被绑架、暗杀事件的幕后元凶。

同时叙利亚反对派之间矛盾也被激化，10月28日起在叛军控制的伊德利卜省，基地组织的分支胜利阵线联合伊斯兰阵线向军阀贾马尔控制的叙利亚革命阵线发起进攻，夺取了叛军叙利亚革命阵线控制的7个村镇，有100多名革命阵线士兵叛逃加入了胜利阵线，在马奴特纽曼攻占了革命阵线在当地的总部。叙利亚革命阵线则向胜利阵线控制的AL- Barah镇发起炮轰，几天后革命阵线被胜利阵线击溃，大量武器被掠（包括陶式导弹）。反对派中支持自由军的“深水旅”的多名亲属被胜利阵线逮捕，一些指挥官被暗杀。而劲旅“叙利亚之鹰”指挥官也被胜利阵线逮捕，称其为“叛军”。

注释

1.^ 按照伊斯兰经典所记载，Hilf al-Mutayyabin是在伊斯兰时期之前古莱什族的几个家族的效忠誓言，发誓保护被压迫和受冤者。“香气者的誓言”的称呼，或源自宣誓者将手沾在香水中，再擦在克尔白上以确认誓言。后来先知穆罕默德将这习俗用于伊斯兰教中。[66]

2.^ 仪式中参与者宣告：“我们向阿拉发誓……我们会尽力脱去囚犯的镣铐，终止邪恶的什叶派和十字军侵略者迫害逊尼派，帮助受压迫者，归还他们权利，即使要付上我们的生命……要使阿拉的话在世上为至高，恢复伊斯兰的辉煌……”[66]

3.^ 2001年3月时该组织属基地组织一部分，脱离基地组织后的2014年6月20日被英国内政部再次划为恐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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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英国人质海恩斯疑遭伊斯兰国武装斩首. BBC中文网. 2014-09-16.

163.^ 雪梨随机抓人斩首？　澳洲反ISIS大动员. TVBS. 2014-09-18 （中文）.

164.^ 日本大学生企图加入“伊斯兰国” 欲成为“战士”. 2014-10-07 （中文）.

165.^ 加拿大完成首次对IS空袭 称行动表明反恐决心. 2014-11-03 （中文）.

书目[编辑]

Bilger, Alex. Backgrounder: ISIS Annual Reports Reveal a Metrics-Driven Military Command.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22 May 2014 [18 June 2014].

Fishman, Brian. Using the Mistakes of al Qaeda's Franchises to Undermine Its Strategi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8, 618: 46–54. JSTOR 40375774.

Kahl, Colin H. When to Leave Iraq: Walk Before Running. Foreign Affairs. 2008, 87 （4）: 151–154. JSTOR 20032727.

Phillips, Andrew. How al Qaeda lost Iraq.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9, 63 （1）: 64–84. doi:10.1080/10357710802649840.

Simon, Steven. The Price of the Surge: How U.S. Strategy Is Hastening Iraq's Demise. Foreign Affairs. 2008, 87 （3）: 57–72, 74–76. JSTOR 20032651.

外部链接[编辑]

（英文）ISIL Overview

伊斯兰教主题 伊斯兰教主题首页

（英文）Iraq updates –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英文）The New War in Iraq ISIL Overview – Midwest Diplomacy （September 2013）

（英文）"This Is the Promise of Allah" – Declara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29 June 2014）

（英文）Report on ISIS Governance in Syria –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英文）Islamic State – Full-length documentary by VICE News （August 2014）

（英文）From Chechnya To Syria – News & Analysis of Russian-speaking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谢选骏评论：

迦太基如此雄厚的实力，何以三战罗马而自己灭亡？

就是因为缺乏消灭罗马的意愿。相反，罗马却拥有并贯彻了“必须消灭迦太基”的思想。

迦太基如何才能战胜罗马？

我的答案很简单：转变一下思想、树立“必须消灭罗马”的思想并把它贯彻到所有的国家行为中去，就可以了。

读者waitforu  · 6 hours ago  评论：

其他国家都是自私自利，发展自己同时祸害他国，确保自己的血统地位。美国俄国是典型的大国小心眼。唯独伊斯兰教否定了民族国家的合理性，要建立政教合一的全人类管理体制，胸怀确实大。伊斯兰国的唯一长远对手可能就是企图解放全人类的中共，欧美可能最后难免伊斯兰化或者共匪化。

（另起一页）

第三十七篇

“伊斯兰国”（ISIS）是一本活的教科书

1、关于“伊斯兰国”（ISIS），有许多负面的评价，但是无论如何，我看来看去，如果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伊斯兰国”（ISIS）的成功，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那就是他们切切实实地执行了《古兰经》的教导。正因为如此，“伊斯兰国”才能取得早期伊斯兰教那样的迅速崛起的进展和声势。

2、根据我对《古兰经》的研究，“伊斯兰国”所作的事，并没有超出《古兰经》的范围，烧杀抢劫这些都是阿拉伯的传统，甚至在前伊斯兰时期就是如此，伊斯兰教不过把这些行为从打家劫舍、拦截商旅，升华为宗教战争并把矛头引向了阿拉伯以外，使得自相残杀的祸水得以外流并且获得了教法理论的支持。

3、暴力传教和强制洗脑也都是《古兰经》所要求的，不是一句“这只是恐怖主义”就可以抹杀得了二者之间的血肉联系的。至于不信的人可以通过罚款来得到豁免，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那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是各个击破的缓兵之计，因为信与不信的斗争是终极性质的。

4、伊斯兰教规定可以娶妻四人，如果只是着眼于阿拉伯和伊斯兰内部，那岂不是有三个男人注定找不到老婆了？这样的规定为何能够实施的呢？其实，这是着眼于外部世界的，是奖励对外扩张的军事行动的。

5、“伊斯兰国”（ISIS）的建立，其最为积极意义，就是提醒世人：“伊斯兰国”（ISIS）是一本活的教科书，可以帮助现代人去理解伊斯兰教，理解《古兰经》，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

6、有些人割裂伊斯兰国和伊斯兰教，我认为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伊斯兰国迅速崛起于伊斯兰世界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证明“割裂伊斯兰国和伊斯兰教”这一错误的严重程度了。

7、如果原始的穆斯林不像现在的“伊斯兰国”（ISIS）如此“突飞猛进”，怎么可能从一个城市扩张到阿拉伯全境，又从阿拉伯半岛扩张到欧洲腹地和中国腹地呢？仅仅用了不到一百年时间！如果没有超乎寻常的“果决残忍”，那又怎么可能那么顺手地攻城略地、大获成功呢？所以我说，“伊斯兰国”（ISIS）是一本活的教科书，可以帮助现代理解伊斯兰教是如何崛起的。

8、你想想，“伊斯兰国”如何能从生活舒适的西欧和北美吸引了大批信徒，就能够理解他们当初是如何“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并最终把这两个帝国都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然后再用这两大块殖民地作为基地，占领了大半个欧亚非大陆。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就是大半个世界了。除了中国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几乎全部都是穆罕默德们用一个世纪的时间“打下来的”。

9、从上述意义而言，伊斯兰国的首领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确实是“实至名归”的。因为哈里发才有这样的劲头，而有此劲头者就是哈里发了，不是也是了，土耳其人不是都可以做几百年的哈里发吗？将来印度人、马来人，为什么不可以？现在，名义上的阿拉伯人，不是更加可以了么？

10、“伊斯兰”的意思就是“顺从”，顺从征服者。这是从穆斯林的角度说的。从穆斯林的征服对象来说，“伊斯兰”的意思就是“屈服”，顺从征服者。这是从拒绝穆斯林的角度讲的。要么屈服要么死亡，中间没有道路也没有中间道路。中庸之道在信仰问题上是此路不通的。所以儒家不是回教的对手，宋明理学称为官学以来不到千年，回民已经遍布中国，此为明证。甚至马列主义也不是回教的对手，现在穆斯林武装有能力进攻中国首都和各大省会，此为明证。

（另起一页）

第三十八篇

伊斯兰主义正在瓦解

在2004年发表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书里，谢选骏已经作出预见：现代的伊斯兰世界不可能抵抗世俗化浪潮，甚至连宾拉丹（本拉登）的死士们，在发起自杀攻击之前，也要学习刺秦王的荆轲、神风特攻队们的炸航母，先要去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一番——他们并不真的相信天国，因此要用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来抵抗怀疑和空虚。

看看历史就知道，伊斯兰世界早在现代的基督教世界之前一千年就腐化堕落了，他们又怎么可能逃避基督教世界正在经历的残酷下降呢？这下降造成的撕裂，仿佛“现代化过程和后现代化过程的双重扒皮”！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读《一千零一夜》里的那些哈里发故事，就一目了然了。

谢选骏早就断言了，伊斯兰激进主义，不过是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毛主义等“反西方过激主义”的翻版，是破产国家在追赶战胜国家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变态反应。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毛主义、伊斯兰主义，他们虽然戴上了各式各样的清教徒假面具，但在面具下面，隐藏的却是极度贪婪的世俗化欲望：这也就是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毛主义、伊斯兰主义的共祖、梅毒缠身的伟大先知列宁所说的“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列宁的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是“政治局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是“社会帝国主义”，在社会上是“唯物主义的肉欲横流”。伊斯兰主义也终究逃不出这一历史的宿命。（刚刚死去的卡扎菲，其实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没有两样。）

上述看法被2011年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和“埃及女学生在国会选举前发裸照、呼吁言论自由”给证实了。

2011年11月18日，一名埃及女大学生埃玛蒂（Aliaa Magda Elmahdy）在博客上张贴自己的裸照以抗议意见表达自由受限，呼吁言论自由。某些埃及自由派人士担心在11月28日国会选举临近的情况下，埃玛蒂张贴裸照的作法，将败坏该派在极端保守人士眼中的形象，因为埃及社会极不认同裸体，即使是艺术品亦然，埃及多数妇女外出时都会包上头巾，甚至很少穿着公开展露手臂和双腿的服装。就像毛主义时代的中国一样。结果这位女学生在博客上张贴自己裸照以抗议意见表达自由受限的行动，却引起全国一片哗然，招致保守派和自由派人士的共同谴责。埃及自由派原本试图在此次埃及选举中，与基本教义派政党争夺优势地位。 

这位埃玛蒂在博客上写道，她仅仅穿着丝袜并且站立拍摄的这些裸照，是为了“尖声反对一个暴力、种族偏见、性别歧视、性骚扰和伪善充斥的社会”。自张贴这些照片以来，她的博客已有一百五十万人次点击观看。要知道，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伊斯兰教徒。

在我看来，自由派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伊斯兰主义正在瓦解。宾拉宾的命运也不会比格瓦拉、毛泽东这些酒色之徒好多少。 

果然，才过了几天，“中东女郎赤裸起义”开始了。

新闻报道说：以色列一群女郎，也被埃及少女的勇气深深打动，摒弃民族的、宗教的分歧，齐齐脱去衣服“裸撑”她。这是因为埃及少女袒胸露阴的裸照震撼全世界，虽然不少回教徒在她的网志上怒骂她是“妓女”、“神经病”，又煽动警察捉人；但她却坦然面对，并在网志写道：“你在用教条辱骂或否定我的言论自由之前，请隐藏所有艺术书、砸烂所有裸体建筑雕塑，然后脱光衣服对镜看看自己，如果你那么蔑视自己的性特征，那就自焚吧。”她在接受访问时又说：“在一个女人被视为性玩具、每天都被男人骚扰的社会里，我不羞于做女生。”她上载裸照，在回教世界目前似乎是众矢之的，但她冒着生命危险的“裸献”，却征服了其他年轻的中东女郎。

于是二十八岁的以色列女子特普勒（Or Tepler）就很感动了，立即在社交网facebook上号召各界姊妹站出来，“以非暴力和合法的方式，支持一个像我们一样年轻、有雄心、充满梦想又有幽默感的女子。”“姊妹们，让我们齐齐给世界的人一个好理由，去看清楚以色列女性的独特美态。”特普勒在facebook的群组宣言中写道：“不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是异性恋者还是女同志，因为在此时此地，这些都不重要……让我们给那些怀疑的人看清楚，国际对话不用倚靠政府。”

这个群组得到很大迴响，很快就有超过一百人表明想要参与，最后四十名女人聚集在特拉维夫（Tel Aviv），来一次赤裸大合照，举牌声言“证明你不怕”，并拉开长长横幅，除了以英文大字写明“向埃玛蒂致敬”外，更用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分别写上“大爱无疆界”。但这群以色列女人却没有埃及少女那般的勇气——她们用了一条长达六七米的横额，几乎完全遮掩了前排女郎的身体，后排女郎也用手或头髮掩胸，全都三点不露。

这个区别很是重要！

在“民主的以色列”，女人们反而有所顾忌；在“专制的埃及”，少女却豁了出去——这说明伊斯兰主义的瓦解力度非常之大。

埃玛蒂接到二十多万侮辱留言甚至死亡恐吓，这看起来很可怕，好像伊斯兰主义还很强大。但我们都没有忘记文革，那时候，全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也都高呼“毛主席”，极端分子也同样使用暴力去迫害别人。但现在不过短短三四十年，中国的风潮已经从“红色娘子军”变成了“黄色娘子军”。难怪有人指出：“埃及各派都只想捞好处……假如自由派胜出大选，埃玛蒂就成为全国女性的典范了。”

伊斯兰主义的瓦解不是孤立现象。沙特阿拉伯不向女性发驾驶执照。2011年5月，当地一群女性在社交网发起“女性驾车”运动，有人被警察截停后要签誓词承诺不会“再犯”，但三十多岁的贾西塔伊纳（Shaima Jastaina）9月份却因此遭重判鞭刑十下。案件遭国际特赦组织强烈谴责。国王阿卜杜拉后来被迫特赦了她。

三十六岁的托希迪卢（Somayeh Tohidloo），是伊朗著名博客。前年支持反对派领袖穆萨维角逐总统，同年被控羞辱政府罪，被囚进因为虐待政治犯而臭名昭著的埃文监狱。她出狱后抨击暴虐政府，2011年9月判鞭刑五十下。她说：“快乐吧，若然你想羞辱我，我承认全身都痛苦非常。”

也门人权运动领袖卡曼（Tawakul Karman），主张和平抗争。过去五年的每个周二，她都会到首都萨那的大学示威，要求执政三十二年的独裁总统萨利赫下台，为此多次被捕，但她仍然不肯放弃。这位女记者兼三子之母，2011年10月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首位得到这项殊荣的阿拉伯女性。

种种迹象表明：伊斯兰主义正在瓦解。 

世俗化的浪潮，正如古代的希腊化浪潮一样，正在席卷世界，没有一个传统社会，能够抵御得了。

2011年11月22日，在埃及，反对军人专权的抗争继续升级，全国多个政党及青年团体发起“百万人大游行”，万众上街高喊“滚”，逼迫军方交权；早前由军方任命的文人内阁也已宣布总辞来向军方施压。消息指出，“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正考虑任命反对派人士、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担任新总理以平息民愤。凌晨最新消息指，军方同意让步，组织全国救国政府，并答应明年7月前选举总统。

《纽约时报》称，埃及军方连续三天血腥镇压示威，已造成最少三十六死一千五百重伤，埃及一百四十名外交官亦联署谴责军方镇压平民。年初发起示威推翻总统穆巴拉克的“革命青年联盟”和“4月6日青年运动”等自由派团体，号召群众齐集开罗广场，争取军方还政于民，明年4月前举行总统大选。逾万群众连日留守广场反军方，要求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坦塔维（Mohamed Tantawi）下台。

广场以至附近街道沦为战场，有示威者向防暴警察掷石及燃烧弹，警方则以催泪气体、鸟枪及橡胶子弹镇压。有示威者展示弹壳，控诉当局血腥镇压。匿名医护人员证实，多名示威者被实弹打死。有埃及媒体指出，警察采用的美制催泪弹跟今年初压镇示威者相同，估计最少过期五年，可以损害呼吸系统、心脏及肝脏，甚至致死。

文人内阁发言人称，总理谢拉夫领导的内阁为民众伤亡承担责任，已向军方委员会请辞，正待批淮。军方为当前局势与多个政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新总理可行人选，除巴拉迪（Mohammed ElBaradei）外，也可能由全国最大回教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的前领袖、热门总统候选人福图赫（Abdelmoneim Abul Futuh）领导新内阁。伊斯兰主义组织“穆斯林兄弟会”拒绝支持今次示威，认为示威会妨碍下周的国会选举。因为兄弟会预料自己将成为国会选举最大赢家，所以还没有之争就开始腐败了！这也意味着伊斯兰主义的后坐力将十分有限。

埃及军方发誓国会选举将如期举行，为平息民怨，军方颁布新法限制前政府人员角逐，并责成司法部成立委员会调查衝突原因。苏伊士运河的港口城市伊斯梅利亚，目击者称有四千人示威，三人在镇压中死亡；在亚历山大港约五千示威者包围国安部队总部，据称当局实弹镇压。

国际特赦则谴责埃及军方掌权九个月以来，未能履行改善人权的许诺，其暴力镇压的手段甚至比穆巴拉克政权更为猖獗，“那些挑战或批评军方委员会，如示威者、记者、博客等，被强烈压制。过去几天残暴对付示威者，全是穆巴拉克时期的手法”，除了毒打被扣押者，甚至聘用武装恶棍（类似中国的“工人民兵”）攻击示威者。

但这一切在在说明：伊斯兰主义正在瓦解穷途末路，正在世俗化、民主化的浪潮下，步步瓦解。

（另起一页）

第三十九篇

纽约的深渊与麦加的黑石

2012年9月3日劳工节，参观纽约“九一一纪念遗址公园”（9/11 MEMORIIAL）。

这个公园的特点在于两个方形的大水池，四周有瀑布流水到池底，水池的栏杆围墙上，刻满了三千个受害者的名字；每个水池的池底中心有一个更深的方形水池，深不见底，但见水流源源不断地注入其中。

两个更深的方形水池叫做“深渊”：像是眼睛、泪水、反向的源泉······充满了神秘感和漩涡力，像是三千个受害者的灵魂墓地，它能够抗衡甚至吸收麦加城那克尔白神庙的致命黑石吗？

1、纽约的隆隆水声对阵麦加的沉默陨石；

2、水池的科技力量对阵陨石的自然力量；

3、宁静的游人对阵喧嚣的香客；

有人认为：伊斯兰教是当今世界的祸乱之源，而清真寺的黑石头又是伊斯兰教的中心，因此，摧毁了麦加清真寺里的黑石头，就摧毁了伊斯兰教的中心，也就摧毁了当今世界的祸乱之源……

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

下面我们一层一层来看。

（一）清真寺的黑石头

 

克尔白，阿拉伯语意为“方形房屋”。沙特阿拉伯麦加城圣寺中央的立方形高大石殿，内有供教徒膜拜的黑色圣石，等于Caaba，为世界穆斯林做礼拜时的正向。始建于公元前十八世纪的宗教建筑物。穆罕默德清除其中偶像作为伊斯兰教礼拜处。以后多次重修。天房大门高于地面约2米。大门对面的墙上有两个标记，表明穆罕默德曾在该处做礼拜。至今穆斯林入房亦在两个标记之前下拜。 

不过，在伊斯兰教兴起前期，阿拉伯人的原始信仰有了新的发展。有些神灵已成为许多部落都崇拜的共同神，其中尤为著名的是阿拉伯三女神——被称为“女主宰”的拉特、欧萨“大能者”、默那“命运”。

伊斯兰教兴起前各部落的原始宗教，主要是自然崇拜和偶像崇拜。阿拉伯人认为石头、树木、泉水中，住着一些神灵，其中有些是助人的，有些是害人的。他们称害人的神灵为精灵（Jinn，亦译为“镇尼”），精灵统治着人迹罕至的荒野，而神灵则主宰人迹常到的地方。

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神灵，每年春秋都集合在固定地点举行崇拜仪式。其仪式通常是围绕着神灵的住所“别季尔”（一般是一块石头）举行献祭。举行仪式的周围区域是禁地。对神灵的崇拜方式包括围绕神灵的住所转圈（往往是裸体的），触摸“别季尔”，杀牲以至杀人向神灵献祭，把血涂到神灵的住所上。游牧的贝都因人把圣石等神灵的住所安放在骆驼背上，随自己行动。这些神灵都有名字，只有在呼唤了它们的名字之后，它们才能作出反应。个人家中也有家神，在人们外出或归来时，都要绕它转圈。

三女神被奉为“阿拉”的女儿。在麦加人心中，阿拉是克尔白的主神，阿拉是造物主，是最高的养育者，是契约的守护神，客居人的保护者，是在特别危急时可以呼唤的阿拉伯神灵。三女神被认为可以替人向阿拉求情。当时，人们认为阿拉的住所是克尔白。在阿拉伯语中，当时已经对“神灵的住所的石头”（即别季尔）和“雕塑的偶像”有了区别。偶像是指克尔白神殿中的易卜拉欣像（反映了祖先崇拜）和月神像。据说月神的立像是用肉红玉髓雕制成的，酷似真人，一度是克尔白的主神。像前设7种神签，又称“断生死”之神。

麦加在当时已经成为半岛上的宗教中心，在三个朝觐月（1、11、12）中，半岛各地的人都涌入麦加，到克尔白去举行典礼，祭祀各自的神灵，在自己部落的圣石或偶像上宰杀祭牲，把血洒在圣石朝向克尔白的那一面上，肉块供奉在圣石上，血涂在克尔白的墙上。

克尔白中央还有一个灰坑，显然可以做祭，鲜血遂被涂到人的唇上和身上，以示与神灵沟通。据说当时克尔白周围有360尊“别季尔”或偶像。

在阿拉伯人的部落宗教中，充斥各色巫士，但不存在真正的祭司职务和阶层。卡欣（Kahin）的职能是发布神谕和预言，用神签决疑，主持朝觐或求雨一类的迎神仪式。萨丁（Sadin）只是圣地的世袭监护人，他不主持献祭，因为每人都有权宰杀自己的祭牲。阿伊夫（'Aif或Qaif）从飞鸟和走兽的动向解释预兆，裁决棘手的内部争执和血统问题。

伊斯兰教兴起前夕，半岛上出现了反对多神崇拜的哈尼夫运动。哈尼夫们主张禁欲主义的生活，提倡隐修，以求与神“合一”。他们发展了模糊的一神概念，穆罕默德曾受到哈尼夫运动的影响。

伊斯兰教前的阿拉伯半岛上还存在一些外来的宗教，包括萨比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教。萨比教膜拜星辰，主要在也门、哈兰和伊拉克。琐罗亚斯德教盛行于巴林地区。犹太教徒主要集中于叶斯里布（即麦地那）、太马、斐德克、海巴尔和瓦迪古拉等地，特别是也门有一个强大的犹太教社团，希木叶尔国王优素福·艾斯阿尔（外号祖·努瓦斯）奉犹太教为国教。523年，他对纳季兰基督徒的迫害，招致了外族入侵，王朝灭亡。基督教于4世纪后传人半岛，主要是两大教派——聂斯脱列派（景教）和雅各派（一性派）。半岛北部的加萨尼王国和莱赫米王国先后归信了基督教。6世纪初，纳季兰成了基督教的主要据点，南部佐法尔、亚丁、阿曼都有教堂。在希贾兹，基督徒主要是小商、酒贩、屠夫和奴隶，还有一些异端的隐修士。当伊斯兰教兴起后，一些原始宗教的遗迹留到了伊斯兰教中，而外来的宗教也对伊斯兰教产生了一些影响。

（二）从伊斯兰教看阿拉伯宗教 

伊斯兰教徒认为：宗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种社会意识，同时又是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社会实体，因而构成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宗教通过家庭、民族、国家等多种渠道，从根本上塑造了人的精神世界，对社会历史造成深入、持久和广泛的影响。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主要流传于西亚、北非、南亚、东南亚和中亚。“伊斯兰”本意为“顺从”与“和平”，其信徒统称为穆斯林，意为“阿拉意志的顺从者”。伊斯兰教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于公元7世纪初在麦加创立，是继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后的一神论宗教；伊斯兰教的主要经典为《古兰经》，其中的规定是穆斯林的社会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准则。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与传入地区的传统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对世界地区的社会发展、政治结构、经济形态、文化风俗、伦理道德、生活方式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是永恒的宗教，“是真主创造的，不容更改的”（《古兰经》30：30）；同时，《古兰经》宣称“穆斯林”一词是亚伯拉罕所创（《古兰经》：22：78）。《古兰经》中的这两种解释显示了伊斯兰教的产生有着直接的阿拉伯因素和犹太-基督教影响。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游牧的阿拉伯人在许多地区都有他们的禁地，拜物教和偶像崇拜同时存在于他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崇拜之处是麦加的天房。

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诸多部落都有自己的神灵和传统的风俗礼仪，多神信仰和拜物教的宗教仪式多表现出对偶像和陨石的崇拜。当时的人们认为，神灵一般有固定的栖息地，常常是石头、树木、泉眼、岩洞等。因此，按照这种信念，人们以圣石为祭坛举行献祭仪式，仪式地点常接近水源，圣石——圣水构成一片禁地，禁地内的所有生物和自然物都是圣洁的。“拜图拉”—— “神的住所”，就是这样一处坐落在麦加城市内的神圣的朝拜之地。后成为游牧民和希姆绿洲居民彼此相互贸易的场所，麦加就是这样的圣地之一。

阿拉伯半岛的居民主要分为定居与游牧两种类型，但二者生活方式和地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其社会组织和经济生活都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仍然被认为是一个统一的民族——阿拉伯人。《古兰经》中多次出现的“蒙昧时代”的阿拉伯人主要是指北部地区（希贾兹和纳季德）过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他们持宿命论的观点，有许多禁忌，常常把圣石放在帐篷里供奉，重要的神灵渐渐成为许多部落共同崇拜的对象。他们最重要的仪式是列队环绕并触摸圣物，最重要的朝觐中心是希贾兹的几个圣地，先在麦加参加克尔白和阿赖法的绕行和行进仪式，然后再到克尔白四周的360块圣石上祭牲，牺牲供奉在石头上，血液洒在石头朝向克尔白的一面上。部落宗教中还有各种卜士，主持朝拜和祈祷仪式，他们被认为拥有消除灾难和疾病、魔鬼的神秘力量。诗人被认为拥有精灵的超自然的知识，作战时可以用语言让敌人遭殃，因此，他们也常常是部落的领导者及代言人。贝都因人在接触基督教和犹太教之前，没有来世生活和灵魂不朽的观念；他们认为死者是在某处阴暗的角落睡觉，一段时间内有一定的知觉。埋葬死者时祭祀牺牲：把骆驼拴在墓前，割断筋腱，让它渐渐死去。不在坟堆上添加石头或树枝，忌讳乘骑路过墓旁。相信存在着一种超人的精灵，它们和人类一样繁衍与死亡，只有巫术能够控制。人迹罕见的地区由精灵统治。

麦加地处也门、叙利亚和波斯湾的商道上，有一眼泉水和一座古老的圣寺克尔白，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几个世纪就以圣地和商城而著名。这一眼泉水被称为“渗渗泉”（Bi’r Zam Zam）。根据传说，先知易卜拉欣（即犹太教-基督教中的亚伯拉罕）的妻子哈哲尔（Hajar）为了维持自己与幼子易斯玛仪的生命，将他放在克尔白旁，自己去赛法和麦尔卧的两丘之间寻找泉水，往返奔走七次而滴水未获。母子俩的悲怆感动了阿拉，于是派天使指使她，终于在一块石板下挖出泉水。

6世纪时，麦加出现了超部落的地方神灵，其中最受崇拜的是“阿拉女儿”的3位女神：拉特、欧萨、默那。安拉是阿拉伯人的最古老的神灵之一，南部阿拉伯古铭文已有此称呼；公元前5世纪的列哈彦铭文多次出现；安拉住在高不可攀的天宇，人们借助偶像寄托种种希望，阿拉负责监督。麦加人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已经相信，阿拉是造物主、盟誓和契约的监督者、危机时刻唯一可呼救的神灵。拉特（本意是女神）是月亮女神，其祭坛是一块方形的白石头，位于塔伊夫附近的瓦吉谷地，受麦加及其附近人们的朝拜。古埃及、古希腊、古地中海人把她尊称为白色女神（希罗多德曾经提到过她的名字-艾里拉特）。欧萨（大能者）的祭坛在麦加东部的山洞前，在麦加和希贾兹地区倍受尊崇。默那是命运与时间女神，祭坛是一块黑色的石头，位于麦加和麦地那之间的古戴德，她是阿拉伯人的最古老的神灵之一——家神，是麦地那人的朝拜对象。

每年阿拉伯各部落都要去麦加克尔白朝圣一次。克尔白是一座立方体石质建筑，墙上嵌着一块受阿拉伯人崇拜的黑色陨石。5世纪初，麦加克尔白的监管权属于贝都因人中的古莱氏部，传说亚伯拉罕是克尔白的建造者，人们还认为是他规定了朝觐。亚伯拉罕是古代闪米特人共同的神明，苏美尔人把他当作第一个王国和城市的建立者。麦加的克尔白是古莱氏部落的保护神，立方体石质建筑内除了麦加人朝拜的黑色陨石外，还有300多尊偶像，每个偶像都受到某个（或多个）部落定期的朝拜。

在南部定居的阿拉伯人中，原先的拜星教在公元3-4世纪被一神教（拉赫曼）代替；5-6世纪时，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许多观念和仪式也被人们接受，因此，在伊斯兰教中有明显的地方神灵和犹太教——基督教的因素存在。

麦加凭借克尔白神殿和对多种偶像崇拜的宽容，在伊斯兰教前几乎成为整个阿拉伯的圣地。伊斯兰教以前的宗教仪式中，朝拜“拜图拉”的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力求触摸一下本部落的神灵像，以实现个人与神灵的交往并吸取神的力量。供奉偶像的祭品一般是牲畜。墓地具有一定的灵性，人们经过时要向它投掷石块，表示“献祭和崇敬亡灵”。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葬者就获得了祖先神的地位。

（三）哈里发制度的存废

哈里发（Caliph），意为“继承人”，是伊斯兰教的宗教及世俗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也是历史上阿拉伯帝国统治者的称号。在阿拉伯帝国鼎盛时期，哈里发拥有最高权威，管理着庞大的伊斯兰帝国。

哈里发制度有两层意思：一、穆罕默德去世后，在麦地那建立并延续千年历史的政教合一的哈里发政治制度。二、伊斯兰教关于理想政治体制哈里发制的一系列教义规定和理论学说。

“哈里发”一词系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代理者”、“继任人”。穆罕默德去世后，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相继被选为“真主使者的继任人”，或经指定选为哈里发，哈里发制度遂形成。伍麦叶王朝开始后，哈里发制度便转化为世袭制。

阿拉伯帝国灭亡之后，“哈里发”的头衔，作为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的名称，一直保存了下来，傀儡哈里发首先是处于开罗的马木留克王朝的控制之下。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埃及，时任哈里发的穆台瓦基勒也被俘。1543年，穆台瓦基勒死去，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一世宣布自己继承哈里发的职位，成为全世界穆斯林的领袖。直到1924年，哈里发制度最终才由凯末尔废除。

就在同一时期，凯末尔则策划建立一个现代、世俗、改革、民粹、民族、共和的国家。几乎一夜之间，伊斯兰教的整个法律制度被抛弃了。从1926年2～6月，瑞士的民法、意大利的刑法、德国的商法全部被采用。结果是废除了一夫多妻制，这使妇女的解放得到了加强，结婚成为民事婚约，而离婚则被公认为民事诉讼。1924年3月，凯末尔废除了源自穆罕默德后人的哈里发制度，将奥斯曼王室成员全部驱逐出境，并进行政治改革。他废除了历史悠久的伊斯兰教长（Shaykh al Islam）制、撤消沙里亚（Seriat）（即伊斯兰法）部、停办独立的宗教学校和经院、关闭宗教法庭（特别沙里亚法庭）以及废除被奉为神圣法典的沙里亚法、制订和采用依据西欧国家法律为摹本的新民法等等，从而为土耳其的现代化扫清了障碍，这使得保守的伊斯兰教徒认为他是伊斯兰的背叛者。

（四）

从凯末尔的事例看，伊斯兰教并非不可战胜的。

哈里发制度能够摧毁，麦加的陷落也是一个时间问题。

2012年11月30日

（另起一页）

第四十篇

伊斯兰教的扩张与礼制的天下统治

阿诺尔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第五十章 伊斯兰教国家的扩张（633－750年）对我们思考未来的全球政府是有所助益的：

当穆罕默德去世之时，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国家是否能生存下去似乎都存在疑问。阿拉伯人从穆罕默德的成功中得出了与穆罕默德本人同样的结论，这一结论与君士坦丁一世从自己在312年的皈依中得出的结论也毫无二致。无论是在公元4世纪或7世纪，在印度以西的旧大陆文明中心，尚不存在无神论者，尽管当时或许有极少数有神论者关于上帝或诸神以及自然和行为的概念已不再那么原始粗糙。穆罕默德的皈依者和臣民相信穆罕默德的神“阿拉”全能至大，但他们对伊斯兰教要他们履行的责任（如礼拜和施舍及完纳天课）却感到厌烦。穆罕默德死亡的消息在耶斯里卜和麦加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引起了一场范围很广的反叛，反叛的领导人都是当地的男女先知，他们声称已为自己的人民赢得了阿拉的恩惠。

这场反叛被耶斯里卜和麦加的联合部队成功地扑灭了。耶斯里卜人尽力要保住自己的绿洲成为帝国首都的特权。耶斯里卜凭借着它成为先知之城的地位而获得了这一特权。那些没有迁徙到麦地那的麦加人，尽力要维护麦加经济上极有价值的神殿和朝觐活动，而且穆罕默德已将它们纳入到伊斯兰教的制度之中。反叛者被精明能干的古来氏人战败。633年古来氏人就像他们的先行者巴尔米拉人在260年时的行为一样，证明自己能够胜任不熟悉的领域——领导政府、指挥战争和进行外交，正如他们能够胜任自己祖先的商业活动一样。633年保住了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国家的古来氏人中有一些是新近而且十分勉强的皈依者：新生的伊斯兰教国家最能干的军事将领哈立德·伊本·瓦立德和领导伊斯兰教国家的穆罕默德的第五任继承人就是其中的例子。即使这样，如果已故先知的哈里发（哈里发意为“继承者”）艾卜伯克尔没有为反叛者们找到代替反叛的有吸引力的另一种选择，麦加和麦地那的联合部队可能还不足以重新降服阿拉伯半岛的其余部分。

或者是出于自己的主张，或者是根据伊斯兰教国家非正式的执政委员会（艾卜伯克尔即由该委员会选举的）的建议，艾卜伯克尔邀请反叛者调转武器，在伊斯兰教国家的领导下，进攻毗邻阿拉伯半岛的两个北方帝国。这两个帝国已精疲力竭地从604－628年罗马－波斯的殊死战争中脱身，它们很容易成为整个阿拉伯半岛联合部队攻击下的捕获物；尽管这两个帝国在自己的臣民看来经济上已经破产，但在阿拉伯人的眼睛中，它们仍然是一件可观的战利品。艾卜伯克尔在这方面从穆罕默德身上得到了指点。他向人们提供瓜分掠夺物的机会而谋求人们的效忠，而被贫穷困扰的阿拉伯人对掠夺有着难以满足的欲望。这种威逼与利诱的结合，成功地使阿拉伯反叛者从反叛转到对外征服。

伊斯兰国家征服的速度和范围令人吃惊。到641年穆斯林阿拉伯人已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征服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杰济拉）、巴勒斯坦和埃及。到637年他们从波斯帝国手中征服了伊拉克，并在651年征服了将东北部的梅尔夫都包括在内的整个伊朗。653年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前罗马和前波斯帝国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臣民）在优惠的条件下向伊斯兰教国家投降。从647年到698年，阿拉伯人从东罗马人手中征服了西北非洲，在710－712年间，他们继续扩张，灭掉了西哥特王国，除了西班牙的西北角之外，他们征服了西哥特统治的全部地域，包括西哥特人在西南高卢残余的领地。与此同时在711年，阿拉伯人征服了信德和南旁遮普，并向北达到木尔坦。

在661至671年期间，阿拉伯人征服了托卡里斯坦（今天的阿富汗乌兹别克），该地曾经是厌哒匈奴从波斯帝国抢夺来的领土的一部分。这次征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使伊斯兰教国家横跨在经乌浒河－药杀水流域中印陆路交通线上。706－715年，阿拉伯人进一步征服了河间地带，该地曾是遭厌哒帝国劫掠的突厥草原帝国的一部分。阿拉伯人曾一度遭到挫折，但在河间地带他们恢复了进攻。他们像在西北非一样坚持了下来。739－741年他们最终征服了整个河间地带。但在另外4条战线上，他们受到无法克服的阻击。

阿拉伯人在征服小亚细亚方面未能扩大他们对叙利亚征服的成果。741年他们在阿马努斯山一线停顿下来。阿马努斯的“马尔代特人”在阿拉伯人看来是“反叛者”，但对于东罗马帝国来说，他们却是忠诚不二的臣民。677年阿拉伯人曾在黎巴嫩获得一个暂时的立脚点，他们此后曾将自己的边疆越过阿马努斯山，推进到托罗斯山脉，但是他们从未在这条线以外获得永久性的立足点。第五位哈里发穆阿威叶一世（661－680年在位）认识到，为了征服小亚细亚和消灭东罗马帝国，阿拉伯人必须占领君士坦丁堡；要占领君士坦丁堡，他们必须要从东罗马人手中夺得地中海的制海权。669年穆阿维叶建立了一支舰队，674－678年他的军队从海陆两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但这次围攻成了阿拉伯人的一场灾难。东罗马的舰队装备了喷火器（“希腊火炮”）和发射这种火器的装置，由一位流亡的叙利亚技师负责操纵。717－718年阿拉伯人第二次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也同样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732年阿拉伯人进攻高卢失败。在到达卢瓦尔河之前，他们在普瓦捷受阻。737－738年他们在征服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哈扎尔的游牧帝国时再次遭到失败。

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征服就这样达到了其极限，但这些征服迅速突然、范围广阔，其原因与汪达尔人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活动完全一样。这些入侵者攻击的都是军事上已经虚弱的帝国，但这些帝国的交通网又完好无损，使得入侵者可从中获利。阿拉伯人在7世纪的征服抵消了亚历山大于公元前4世纪在同一地区征服活动的影响。阿拉伯人结束了希腊人在黎凡特地区的优势地位。这一地位到633年为止已经维持了963年之久。

阿拉伯人得益于东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性论基督徒的立场。这些人并不对统治者的变更感到遗憾；萨珊波斯，帝国统治下的聂斯脱利教派对自己先前的伊朗主人也并不抱有真正的忠诚。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伊朗人很快放弃了维护其政治独立地位的战斗，尽管他们是波斯帝国的统治民族，琐罗亚斯德教又是他们民族的宗教。在西北非洲，柏柏尔人对征服东罗马帝国属地的阿拉伯人友好亲善。柏柏尔人曾经是多纳图斯教派的骨干，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使得他们与罗马帝国的统治一直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在居民效忠于东罗马帝国和卡尔西顿形式的基督教的小亚细亚，阿拉伯人受到了顽强抵抗，并始终被阻挡在外。在河间地带，阿拉伯人也遭到阻碍（虽然只是暂时性的），那里的居民当时都是大乘派佛教徒。亚历山大在河间地带也曾遭到过顽强的抵抗。在呼罗珊和托卡里斯坦（以前的安息和大夏），当地的伊朗居民对阿拉伯人以礼相待，就与他们在大夏的祖先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征服后与希腊人和睦相处的情形一样。在所有时代，毗邻欧亚平原的广阔世界边疆地区的所有居民，在防范游牧民族方面都有着共同利益。

阿拉伯人的征服还得益于《古兰经》的一条教条。该教条宣称如果“有经人”服从伊斯兰政权，同意交纳一笔附加税，他们将得到宽大和保护。这一教条的落在犹太人和基督徒延至琐罗亚斯德教徒头上，最后还“惠及”印度教徒。阿拉伯人将在非穆斯林臣民中征收税收的工作交给现有的当地税务官掌管。在先前萨珊王朝的版图上，这些税务官叫德赫坎（乡绅）。这些官员们用希腊文或钵罗钵文书写的帐簿，一直保存到哈里发阿布杜勒·马立克统治时期（685－705年）。阿布杜拉·马立克把它们改成阿拉伯语，他的继承人瓦利德一世在埃及终止了官方使用科普特语，先前科普特语一直是与希腊语并用的。但是当地的税务官员，虽然现在他们必须要在工作中说阿拉伯语，却获准保留了职位，他们并没有被阿拉伯人取代。

守卫伊斯兰国家属地的阿拉伯人驻军分布在各个兵站，有些兵站位于边境，有些兵站则在阿拉伯半岛和新月沃地南部边缘的交界处。大多数兵站都是新设的，全部在城外或城市附近。虽然阿拉伯人的兵站吸引了非阿拉伯人的定居者，但在伊斯兰教帝国史上的最初阶段、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社会接触很少，伊斯兰教的传播远远落后于伊斯兰教国家版图的扩张。在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是强制性的义务，而在各个属地，改宗伊斯兰教不仅没有强制，而且也并不受到真正的鼓励。

驻守在各个属地上的穆斯林阿拉伯人驻军并没有传教士的热情。他们对待自己宗教的态度很像继承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国家中的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大师的态度。他们把宗教当作一种民族标志来佩戴，用来把自己与臣服的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居民区别开来。对于伊斯兰帝国的臣民来说，改宗伊斯兰教在经济上颇有吸引力，是可能获得穆斯林“统治集团”相对优惠的纳税人地位的一种途径。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地位的税赋较轻，伊斯兰的财政部反对人们改宗伊斯兰教，而且在发生改宗之后，仍力图宣布它在纳税方面的作用无效。747－750年的内战，就是改宗者用武力对自己权力的维护：他们要求享有与生来就是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平等的法律地位。在这场内战中，除了在西北非的西端和西班牙，哈里发的倭马亚王朝在各地都被阿拔斯王朝取代了。这次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自位于伊拉克库法的阿拉伯人兵站，但是起义最先是在呼罗珊爆发的。在呼罗珊地区，改宗者人数特别多，他们与当地阿拉伯士兵——定居者的社会融合已达到异乎寻常的程度。然而，最早对反叛的鼓动作出响应的呼罗珊人却不是当地的伊朗人，而是一群定居在当地的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对在倭马亚人统治之下自己地位的下降而愤愤不平。

747－750年内战的表面问题是王朝的更替，它实际上是一场争论中的偶然事件，这场争论的焦点就是作为伊斯兰教国家元首的穆罕默德政治地位继承问题。穆罕默德本人没有儿子，也没有指定任何继承人。他的堂弟和女婿阿里宣称自己是合法的继承人，因为他和妻子法蒂玛是穆罕默德最近的亲属。如果阿里能成功地使其主张为人接受，那伊斯兰教的哈里发职位就成了穆罕默德家族的特权。这和耶稣死后犹太人基督教社团的领导权成为家族事务一样，当时接任社团领导的是耶稣之弟雅各而不是耶稣的亲近使徒彼得。但是，在穆罕默德死后，管理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职责是由一个非正式的指导委员会承担的。在选举穆罕默德的政治继承人之时，该委员会忽略了阿里，而使他一连三次感到失望。在第三次空位时，阿里获得了任命，但结果却证明他在政治上不能胜任。661年阿里被刹杀后，穆罕默德的政治遗产被穆罕默德最激烈、最不可宽恕的古来氏敌手之一的儿子穆阿威叶一世所夺取。

穆阿威叶一世的母亲名叫希恩德。与穆罕默德的结发妻子（他先前的雇主）一样，她也是麦加的一位女商人。希恩德和她的儿子穆阿威叶与穆罕默德并不沾亲带故，除非所有的古米氏人都被认为是血统相同。穆阿威叶在同龄的古来氏人中是最能干的一个。阿里在政治上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阿里和儿子侯塞因（即穆罕默德的外孙）都惨死于暴力。穆阿威叶建立了一个王朝，这一王朝于601－750年在巴格达、于756－1031年在西班牙行使统治。但是倭马亚王朝从未成功地赢得对其合法性无可争议的承认。

因而，在伊斯兰教国家的政治结构中，穆罕默德一死立即出现了一个裂缝。这一裂缝从未合拢过。最热情地投身于747－750年反倭马亚王朝革命的人就是忠诚于阿里及其继承人的人。但是阿里党人在这一时期同样遭到挫折，情况与阿里在其短暂而又不幸的哈里发任期（656－661）内没有什么两样。有“屠夫”之称的艾布·阿拔斯749年在库法成功地被承认为哈里发，取代了叙利亚的最后一任倭马亚哈里发迈尔万二世。与倭马亚人不同，艾布·阿拔斯是阿里和阿里堂兄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成员，但他不是阿里与其妻子法蒂码的后裔，而是阿里与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而阿拔斯同倭马亚家族的阿布·苏富扬及其子穆阿威叶一样，都是最后一刻才皈依伊斯兰教的麦加人。

……

以上是伊斯兰教的扩张，那么，礼制的天下统治呢？

伊斯兰教与礼制不同，伊斯兰教的扩张过程与礼制文明的天下统治过程也是不同的。

首先，伊斯兰教不允许地方自治，而礼制文明是允许而且地方自治的。哈里发不允许方国的存在，周天子却允许方国的存在。

其次，对周边社会而言，伊斯兰教一开始就是一种比较低级和野蛮的意识形态，而礼制文明一开始就是一种比较高级和文雅的意识形态。

最后，伊斯兰教倡导军事征服，而礼制文明则倡导以德服人。伊斯兰教以抽税收钱和破坏物资为主，礼制文明以输出思想和创造物资为主。

以资佐证的是周朝文明。

网文“周朝的大功德 养育了一个民族的文明”指出：

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大约五百多年后，作为商族后裔的孔子，面对已经辉煌不再的周朝，这样倾心表达对灭掉他祖宗之国的周朝的认同：“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朝代。周朝建朝之前，天下部落宗之，周朝建朝之后，天下诸侯共之；周朝既衰之时，天下文人从之，周朝既灭之后，历朝历代颂之。这样的成功，后来几乎没有一个朝代能超过它。

周朝的伟大，在于对社会的培育——它养育了一个民族的文明。

商朝，其实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国家，它只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天下是由分布在广袤土地上的无数大大小小的部落——所谓“天下万国”——组成的共同体，我们可以叫它“部落天下”。

周朝建立之初，即打破旧有的格局和体制，把从传说中的尧舜禹到夏、商以来一直延续的“部落天下”打碎重铸，建立“家天下”，实行分封制。获封之人，除了少数襄助灭商的功臣、部落首领以及古代先王圣贤的后代，主要乃是武王、周公的自家血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荀子·儒效》：“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以一家血脉涵盖天下，变“部落天下”为“家天下”，周天子作为诸侯国国君权力的来源，成为“天下共主”，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不仅彻底解决了部落战争问题，而且让国家权力中心得以确认，家国认同得以强化，诸侯国之间的互相认同自然实现，民族共同体逐渐显形。“家天下”还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理念、体制和规模，奠定了天下一家的传统价值观。

与“分封天下”几乎同时进行的，是“制作礼乐”。周公“制礼作乐”是周王朝最为伟大的政治工程。礼的本质是什么？是“自卑而尊人”，周人知道了自卑，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唯我独尊，知道了敬畏。相较于殷人，周人不仅尊天事鬼，还懂得了尊人事人，懂得了对具体的人的尊重和取悦，被尊重被取悦的人，是父母子女，是兄弟夫妻，是君臣朋友，以及由此延伸开去的一切人。即使有竞夺，也要“其争也君子”。制礼作乐的目的是什么？是建立人类文明的生活。做事有规矩，有方圆，文明就出现了。文明不是做事的结果，文明是做事的过程和手段；文明不是社会运作的目标，文明是社会运作的方式。礼乐，就是周人所遵循的社会生活的方式，而文明，就体现在这种方式里。

礼乐文化最后都积淀在被称为“六经”的著作里永垂后世，孔子是这样评价的——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其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礼记·经解》）

如果说“分封诸侯”是确立天下的权力格局和框架，“制礼作乐”则是建立社会文明的运行方式。周王朝最伟大之处，不是打下江山，确立自己的统治，而是培育社会，使社会有自我运行的能力。

一个社会，最终做到了使其人民“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疏通知远而不诬，广博易良而不奢，洁静精微而不贼，恭俭庄敬而不烦，属辞比事而不乱”，这是何等民族气象，这是何等人类光荣！

《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夷狄有君而无文明，诸夏无君而有礼乐。周朝衰落了，周王冷落了，但几百年来，周朝积淀的文明已经变成了民族血液，有此血液，即便无君，诸夏仍然有规矩方圆。

周朝，就是给一个民族千年规矩的朝代。

遗憾的是，明清两代，法家思想借尸还魂，例如朱元璋，就一直在努力建设强势、全能的封建政权，让皇帝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让特权化的皇家挤榨社会的所有空间，霸占所有的自然和社会资源，结果是：权力膨胀，社会萎缩，政治腐败，文明凋亡，道德沦丧，人民堕落。

让我们记住周朝对民族文明的培育，让我们回味孔子的深沉叹息。

……

其实，周朝的“大功德”，绝不仅仅在于像上文所说的“养育了一个民族的文明”这么简单。

周朝提出的，是一种全新的文明范式。——那不是“民族文明”，而是“天下文明”。

那就是周朝的开创者们发现：上天倾听人民的声音，而政治的得失攸关天下兴亡，统治者的任务是通过勤政爱民来获得合法性。

根据我的研究，这甚至比“世界文明中心”即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都要早得多。那么文明和商朝相似，大多是神权政治类型的

我把周朝文明叫做“礼制的天下统治”——那不是“民族文明”，而是“天下文明”。

“天下文明”、“礼制的天下统治”，就是天子文明。

后来入侵中国的少数民族，无一没有接受这一文明，其统治者无一不以天子自命。

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天子观念早就渗入了他们的文化和内心。

例如“腾格里”（Tengri），是古代阿尔泰语系一些游牧民族对于天的称呼，是萨满教腾格里信仰的中心神灵。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腾格里”一词最早出于匈奴，写作“撑犁”，其君主单于的全称即为“撑犁孤涂单于”，意为“天子般伟大”。其后，鲜卑、柔然、突厥以至蒙古等草原民族均继承了腾格里信仰。与突厥同族的敕勒也有“苍天”（Koke Tengri）的概念，而蒙古人将腾格里称为“Mongke Tengri”，汉语译作长生天，作为最高信仰。

在之后，由于受到佛教、印度教等影响，腾格里被加上了各种称呼，分裂成为众多神灵，17世纪后甚至出现了“九十九腾格里”的说法。今日土耳其语中，“神”一词为自腾格里转化而来的“Tanr”，其穆斯林信众不但以此词称呼基督教的上帝，甚至还在非正式的场合代替来自阿拉伯语的安拉之名。在欧洲，来自东方的可萨人与保加尔人、马扎尔人、阿瓦尔人也曾信仰腾格里。

关于腾格里一词的语源，历来有不同说法。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霍梅尔（Fritz Hommel）认为该词起源自苏美尔人的“Dingir”一词，意为“神”或者“明亮的”。

其实，“腾格里”和汉语的“天”“帝”十分近似。很可能是中国影响的产物。

“天子般伟大”的礼制文明倡导以德服人，甚至生性残暴的游牧民族最后也都一一归化了。

2014年9月11日

（另起一页）

后记

政治正确与讽刺的权利

为什么“英国的和大部分的美国媒体都决定不转发那些有争议的欧洲漫画”？因为那些漫画讽刺了伊斯兰教，“伤害了穆斯林的感情”，就像批判毛泽东也会“伤害了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感情”。所以，这些漫画“在世界各地引发了数以百万计穆斯林的愤怒的抗议和可怕的暴力破坏”，就像外国使馆在中国大陆遭到了各种抗议示威的破坏。尽管这几百万穆斯林加起来也不到全部穆斯林人口的百分之一，尽管打砸烧外国领事馆的中国人甚至不到中国人口的万分之一。

为什么“英国的和大部分的美国媒体都决定不转发那些有争议的欧洲漫画”？因为英语世界没有欧洲大陆国家那么严重的穆斯林危机。因为欧洲大陆现在是穆斯林前进的主要战场。什么时候，穆斯林在欧洲大陆取得了“民权”，甚至出了个穆斯林版的马丁路德金，那时，欧洲穆斯林就会像美国黑人一样，获得了“政治正确的庇护”，就不再有人敢于讽刺他们了。

网文《从巴黎恐袭到丹麦漫画：嘲讽的权利》指出：

法国巴黎《查理周刊》因刊发有关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讽刺漫画，遭到恐怖袭击、12名媒体人遇害，震惊世界。各国媒体在报道事件背景，谴责恐怖暴行，支持言论自由的时候，也面临一个困难的问题：要不要刊登《查理周刊》那些引发争议、乃至极端分子仇恨的漫画？欧洲国家许多媒体都选择了刊登，而美国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CNN、NBC、福克斯等电视台都决定不登。在加拿大，英语媒体和法语媒体形成两大阵营，甚至同属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英语部和法语部，做法都截然相反。 

在谴责暴力恐怖行为的同时，人们也在争论，言论自由是否应有约束，言论自由是否高于宗教尊严这样的深层问题。 

这使人想起几年前的丹麦漫画事件。2005年9月30日，丹麦《日德兰邮报》上刊出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12幅漫画，引起伊斯兰世界的强烈不满，穆斯林群众暴力抗议，也带来部分极端分子的恐怖威胁。丹麦政府尽管谴责《日德兰邮报》这样的污损行为，但也强调捍卫民主与言论自由。随后，部分欧洲国家及美国的报纸也陆续刊登这些漫画，立场同样是捍卫言论自由。伊斯兰世界的抗议动作逐步升级，成为国际瞩目的新闻及政治事件。 

除了没有直接遭到恐怖袭击，丹麦漫画事件与此次《查理周刊》事件从背景到舆论反应都有很多相似之处。2006年3月号的《纽约读书评论》发表了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宪法学学者，纽约大学法学教授Ronald Dworkin的文章《嘲讽的权利》。文章不长，却深入浅出，就少数族裔的权益保护，民主体制，言论自由，宗教尊严等相关概念的联系做了阐述。 

笔者将此文翻译贴出，仅供参考。 

《嘲讽的权利》

作者：Ronald Dworkin 

权衡利弊之，英国的和大部分的美国媒体都决定不转发那些有争议的丹麦漫画，这是对的。那些漫画在世界各地引发了数以百万计穆斯林的愤怒的抗议和可怕的暴力破坏。再度发表可能意味着更多的人遭杀害，更多的财产被破坏。这会造成许多英国和美国的穆斯林巨大的痛苦，因为其他的穆斯林会对他们说，发表这样的漫画是表现对他们宗教的蔑视，尽管这种说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准确也不公平，但是痛苦仍会实实在在。诚然，一直关注着这个事件走向的读者和观众们也许很希望能由自己来判断那些漫画的影响，幽默和冒犯程度，媒体可能会因此感到有责任提供这样的机会。但是公众并没有权利不计社会成本，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何况那些漫画在互联网上随处都能找到。 

有些时候，媒体的自我审查意味着重要的信息，争论，或文艺作品被牺牲掉了，但这次并非如此。不发表丹麦漫画，似乎是让那些狂热分子和背后策动暴力抗议的势力取胜了，促使他们今后还会采取类似的战术。但是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一波在漫画发表后四个月突然发生的骚乱和破坏，是由丹麦和中东地区的穆斯林领导人，出于更大的政治目的而策划发动的。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那么转载发表那些漫画将会让这个议题持续发酵，让那些事件的幕后黑手正中下怀，反而奖赏了他们鼓励暴力的策略。 

然而，还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危险，就是英美媒体不转发丹麦漫画的明智决定，会被误读成对另一个广泛持有的观点的认可，即所谓言论自由是有限度的，它必须与“多元文化主义”相平衡; 而布莱尔政府关于对任何“虐待或侮辱”宗教团体治罪的提议，仿佛也完全正确了。 

言论自由并不仅仅是西方文化一个特别而显著的徽标，可以随意删减以示慷慨，或者被当成一种手段用来表现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就好像新月形或犹太教灯台可能被添加到基督教的展示中。言论自由是合法政府的前提条件。除非是经过了民主程序而被采纳, 否则法律和政策就不是合法的；如果政府阻止任何人表达对这些法律和政策的看法，那么这个程序就是不民主的。 

嘲讽是一种特定的表达，如果借助另外一种不那么冒犯的修辞形式，就无法同样表达其本意。这就是为什么漫画和其他形式的讽刺在过去数百年来，即使违法，都是或高贵或邪恶的政治运动中最重要的武器之一。 

一个民主体制下的任何人，无论多么强势或孱弱，都有不被侮辱或冒犯的权利。对于一个致力于实现种族和民族公平的国家而言，这个原则尤为重要。如果弱小的或不很受欢迎的少数族群希望有法律保护他们免受经济或司法上的歧视--比如寻求制定法律，禁止针对他们的就业歧视--那么当反对这项立法的人用任何侮辱或嘲讽来影响其他选民，他们也必须愿意予以容忍，因为只有一个允许这种侮辱成为公众辩论一部分的社会才可能合法地采纳这样的法律。如果我们期望反对派能服从大多数派所表达的决议，那么我们就必须允许他们在这一决议过程中表达自己顽固的反对。无论多元文化主义意味着什么，不管吁请对所有公民和团体更加“尊重”究竟是何涵义，如果想籍此鼓吹官方言论审查制度的合理，都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被丹麦漫画所激怒的穆斯林们指出，像伊朗总统那样公开否认纳粹大屠杀曾经发生过，在一些欧洲国家被视为一种犯罪。他们说，这证明西方所谓的言论自由不过是为自我服务的伪善；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补救的办法当然不是在民主合法性方面做出更大的妥协，而应该是努力就《欧洲人权公约》形成新的认识，取消否定大屠杀罪和整个欧洲其他的类似法律，因为它们违背了该公约所主张的言论自由。 

人们常说，宗教是特殊的，因为宗教信念构成了人们人格的核心，不应该要求他们忍受对自己信仰的嘲讽，而且人们可能会感到有宗教责任去反击所谓的亵渎。英国显然接受了这种观点，因为它保留了亵渎罪，虽然只用于对基督教的侮辱。但是，如果我们想用法律来保障宗教在其他方面行使自由，也就不能破例对侮辱宗教治罪。如果我们要禁止警察根据种族做判断，比如谁看穿得像穆斯林就特别搜查一番，我们也就不能禁止反对这一政策的人们，以漫画或以其他方式声称伊斯兰教支持恐怖主义，即使我们认为那观念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当然应该批评这些人的判断和品位。但是宗教必须服从民主的原则，而不是相反。任何宗教都不能像法律一样规定人们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顶多就是他们可以或不可以吃什么。没有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可以压倒自由，因为自由才使民主成为可能。 

……

对于上述说法，读者评论说：

1、

“任何宗教都不能像法律一样规定人们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顶多就是他们可以或不可以吃什么。没有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可以压倒自由，因为自由才使民主成为可能。”

很多人总是把宗教圣人和他们的统治者当作自己个人的主宰来敬仰的，西方文明好不容易让个人从中解脱出来。 但是一直都有强大的力量要把人类拽回中世纪。 

……

不过在我看来，纽约大学法学教授Ronald Dworkin显然并不懂得：这场较量并不关乎“对不对”的问题。二是关乎力量对比。

强大的东西就是通行的，通行的东西就是主流的，主流的东西就是对的，对的东西就是真理。虽然“强权就是真理是不对的”。因为“强权就是真理”缺失了中间的几个“逻辑环节”，显得过于直白和粗暴了。

政治正确与讽刺的权利，其实也是不可并存的。前者必将削弱后者。这个“不可并存”在中国和俄国等等是一个明目张胆的现实，在英语国家是一个若隐若现的事实，而在欧洲即将成为一个现实。欧洲的未来，是属于穆斯林的，因为欧洲基督教会已经放弃了十字军精神，而伊斯兰教正处于一个扩张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贸易大楼的废墟，成为我的灵感源泉之一。我经常去那里进行反思，反思人类的未来：不仅仅是展望，因为人类的未来就在人类的过去之中。“世界贸易大楼的废墟”，这也富有丰富的历史象征性。

（另起一页）

书名

对伊斯兰历史的沉思

Ruminations Over the History of Islam（ 以上用斜体）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NC27607-5436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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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2016年5月第一版

May 2016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三十九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Xuanjun

Volume XXX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