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国（全集第40卷）

基督教中国

——“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的统一者

The Christian China——

A Unifier of the Nationalist China and the Communist China 

(以上用斜体）

2014年在线版

2016年印刷版

基督教文存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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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搜集了谢选骏先生有关“基督教中国”的100篇文章。作者认为，经过五百年的准备，基督教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生活语言观念法律习俗的各个层面，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第三期中国文明”。与此相应，政治领域的“基督教中国”（基督-教）作为“国民党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统一者和“第三中国”，正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Synopsis 

The book anthologizes 100 articles on the Christian China by Mr Xie Xuanjun. It is the opinion of the author that Christianity, after 500 years of preparation, has infiltrated into various aspects of the life of Chinese society such as culture, politics, economy, military, language, ideology, law, and customs, constituting an entirely new phas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Correspondingly, in terms of politics, emerges on the horizon of Chinese history another China--  the Christian China, which is a unifier of the Nationalist China and the Communist China.

目录

前言

第一卷   福音

第一章  中国人的信与不信

第二章  基督教过时了吗

第三章  基督教能让中国避免腐败亡国

第四章  拆教堂不如让基督教成为国教

第五章  基督教中国是历史的必然

第六章  接受基督教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

第七章  中国需要全国祈祷不要拆教堂

第八章  福音就快要降临中国了

第九章  基督教要准备好接管中国政权

第十章  “建立基督教国家”，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第二卷  精义

十一章  “天赋人权”说来自于《圣经创世记》

十二章  再说“天赋人权”说来自于《圣经创世记》

十三章  三说“天赋人权”说来自于《圣经创世记》

十四章  “我思故我在”翻拍了《约翰福音》前三句话

十五章  《圣经》与思想的主权

十六章  西斯庭教堂天顶画《创世记》充满浊气

十七章  《九十五条论纲》是罪人的作品

十八章  实验科学诞生于“基督的奥秘”

十九章  草菅人命的哲学意义

二十章  圣经内容列入中国教材

第三卷  神学

二十一章  彼拉多是一个佛教徒

二十二章  “新柏拉图主义”显然是一个伪命题

二十三章  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与天主教会的没落

二十四章  马丁路德是欧洲的穆罕默德

二十五章  加尔文神学与堕落的成功神学

二十六章  《韦斯敏斯德信条》的中庸

二十七章  马克思韦伯误判了天主教

二十八章  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偷窃了耶稣基督的生死观

二十九章  人道主义者能拯救世界吗

三十章  耶稣基督的仇敌

第四卷  世界

三十一章  欧洲宗教战争的起源

三十二章  十字军东征是自卫行动

三十三章  债务经济与十字军东征

三十四章  美国是“十字军西征”的重要环节

三十五章  同性恋是文明晚期现象

三十六章  迦南的杀子献祭与中共的计划生育

三十七章  公历和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基督教意义

三十八章  中国可以拯救西方

三十九章  基督教化是中国重登世界历史高峰的契机

四十章   圣经真理与和平演变

第五卷  社会

四十一章  基督教与民主政治

四十二章  没有基督教就没有司法独立

四十三章  民族主义者与基督徒联合起来

四十四章  乡绅与教会

四十五章  巴别塔与摩天大楼诅咒

四十六章  向悔改者致敬

四十七章  中国基督教化的滚雪球趋势

四十八章  中国进入十字军时代

四十九章  中国共产党与圣殿骑士团

五十章  基督教可以统治中国

第六卷  宗教

五十一章  政教分离的适用范围

五十二章  中国人为什么尚未高贵

五十三章  中国人可以成为好基督徒

五十四章  传教为什么失败？

五十五章  二传性的能量巨大

五十六章  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不属于国家

五十七章  科学技术和自我崇拜的宗教

五十八章  创教者的榜样决定了此后的一切

五十九章  禁欲主义拯救世界

六十章  请注意救赎、拯救、救星的区别——兼谈刘小枫的胡乱翻译

第七卷  教皇

六十一章  教皇与意大利

六十二章  教宗退位 文明再生

六十三章  教宗可以上天堂吗？

六十四章  罗马教皇对中国释放善意

六十五章  耶稣基督给富人的三个警告

六十六章  豪宅与死亡——圣弗兰西斯的恐慌

六十七章  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不行？

六十八章  天主教功罪，源于西罗马帝国毁灭

六十九章  天主教与偶像崇拜

七十章  牧师没有杀人，人因牧师而死

第八卷  犹太

七十一章  犹太人的复杂来源

七十二章  上帝之母还是门徒之母

七十三章  朱庇特交响曲颂扬了罗马的魔鬼

七十四章  林肯总统认为他自己就是上帝

七十五章  老舍分不清圣诞节与感恩节

七十六章  虚伪的不仅仅是感恩节

七十七章  远藤周作的沉默与阴暗

七十八章  《彼岸》的第一句话就是错的

七十九章  耶稣基督不是犹太人

八十章  肉刑、基因工程、耶稣的外科手术

第九卷  超然

八十一章  愉悦和逾越

八十二章  搬家、流浪、思考复活

八十三章  超限战必须是宗教战争

八十四章  惩罚是一种恩典

八十五章  死亡就是永生

八十六章  无神论者的无尊严、无依靠

八十七章  自杀、殉道、安乐死

八十八章 灵魂的颤栗

八十九章  神秘的祝福调动最大的潜能

九十章  你有宗教感的生理基础吗

第十卷  信仰

九十一章  基督教为什么不是偶像崇拜？

九十二章  融化于十字架的经历

九十三章  死后的世界是存在的

九十四章  我是怎样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

九十五章  内疚是基督教的原动力

九十六章  一个见证

九十七章  与主同钉十字架、慢慢享受流血至死的痛苦

九十八章  我想寻找天国的钥匙

九十九章  在乐园里

一百章  末日与当代中国人的宗教意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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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7年11月18日，在皈依基督一年半之后，跪下来感谢说：“主啊，我知道即使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那也只是地上的事业，和主永恒的国度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但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毕竟能帮助许多人走向主的国度，何况这许多人还构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

我这里所说的，也不知对还是不对，因为对错的判断从根本上说不在我的掌握之中，而在上帝。我只是知道，把自己所知的所思的说出来，就像说出了“国王的衣服就是没有衣服”。因我还是相信上帝和他的全能，相信上帝必能平衡所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按照这个道理，也许，我什么说出错误了，反倒彰显出正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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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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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人的信与不信

中国的意识形态出现复古的倾向。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经济上的自由，也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从过去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然而，政治教条的瓦解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信仰危机。 

有人批评中国是一个只相信权势和金钱的社会；也有人说，中国人现在什么也不相信了。 

文化宗教学者、电视政论片《河殇》撰稿人之一谢选骏前不久在纽约就此接受BBC中文部资深制作人乐安的采访时指出，中国人对信仰一直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无论文革的时候讲革命，还是现在讲钱，实质都是适应社会。他首先谈到中国人当前的精神走向： 

答：从目前的趋势看，是朝民族主义，或者说复古主义的方向发展。将来会让马列主义寿终正寝，这个程度也可能是很激烈、很极端的。 

问：那回过头去发掘传统的东西又到底能给今天的中国人提供多少精神资源呢？ 

答：起码能给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扩大一些外延。现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已经相当恶化了。前些年开始就有一个词：宰熟，专门对熟人下手，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老鼠会"。中国的意识形态如果出现复古的倾向，倒可以把这种唯利是图的心态向中庸扳一扳。 

问：这方面我们确实看到一些官方的动作，比如祭孔。但民初康有为已经努力过一次要把儒教国教化，但是失败了，还有第二次可能吗？ 

答：完全的国教化可能性不大。但可以通过系统的、有组织的重新传播，在某些层面得到复兴，这是可能的。 

我们看到儒教在中国真正成为国教的那几个朝代，比如两汉和明清，都是所谓统一帝国，一稳定两三百年。而我们这个时代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有点儿像南北朝。而南北朝是一个佛教兴盛，儒教衰微的时代，各种思想相互碰撞，是一个文化传播和创造性的时代。 

问：这些年基督教、天主教，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都有很大发展。一些估计认为，现在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答：基督教在中国有两种意义：内在和外在的。这两种都和国际影响有关。 

从内在角度来说，基督教是一种比较"现代的"意识形态，虽然看起来好像有很多迷信的因素。但是它是从西方社会产生出来的，和现在的西方文化有一种内在的相通。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比儒、佛、道跟现代化都更密切一些。 

从外在来说，因为基督教和西方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跟基督教的联系中国人就容易接触到外国的人和机构。 

从这两方面来看，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到，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肯定会越来越大。 

问：中国人过去讲"天地君师亲"，文革时讲政治。而基督教讲在神面前的平等。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基督教似乎都和中国有很多矛盾的地方，而这似乎并没有妨碍它近些年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为什么呢？ 

答：这里面有毛主义的因素或者说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因素。马列主义是在基督教社会产生出来的，很多做法和基督教有相似之处。比如共产党的政治学习，就跟基督教的查经班很像；政治运动中的群众大会和布道很像；甚至还有人说批斗大会跟异端裁判所处决女巫也很像。 

这些跟中国的传统都不一样，也就是说毛泽东的马列主义实践不自觉地在中国为基督教开辟了道路。他把中国的传统摧毁了，把基督教传播的一些障碍，比如祖先崇拜、天地君亲师这些给摧毁了。毛主义失败后又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精神真空，基督教正好乘虚而入。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未来的时代肯定是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的，而不可能是一元化。实际上中国马列主义垄断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暗潮汹涌，将来无非是暗潮拿上台面，那时候马列主义只能是众多流派中的一派。 

文化学者谢选骏谈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变化  

但是有些东西中国的基督教和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不一样。中国的基督教使"爱"，使基督的那种仁慈在传播中受到了某种割裂。宗派活动猖獗，而不是主内弟兄在基督里合一那种感觉。有点儿佛教化，有很多小宗派。而且把人分成亲疏，熟人不熟人有别，这些都渗入到中国基督教里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很多人是拿传统的儒佛道、民间宗教甚至鬼神的概念去理解基督教的上帝的，从而让基督教在中国成了一种混合主义的宗教。还有中国人相信"圣人"，认为人可以达到无私的状态，基督教不承认这一点。 

问：回顾这三十年中国人的精神历程，一件事不能不提及，那就是法轮功现象。其出现和中共的镇压是否使得今后各种宗教组织的发展，甚至任何组织的出现和发展都变得困难了？ 

答：法轮功有当时的特点，比如八十年代的气功健身热，"六四"后的一段时间还得到过官方的支持，但后来走上了和官方冲突的道路。 

从历史来看，法轮功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历代王朝末年经常出现这种宗教运动。比如，汉朝末年的五斗米教，元末的白莲教、明教，清末的义和团。 

法轮功团结了改革过程中被牺牲掉的弱者， 但从现代化的进程看这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未必是正面、积极的东西。在中国一旦一个慈善组织形成规模必然向政治性转化，因此现在中国共产党政府连慈善活动都限制很严。 

问：那么经历了过去三十年的深刻变化，今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呢？ 

答：按照我“第二南北朝”的理论来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未来的时代肯定是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的，而不可能是一元化。 

南北朝时代就是各种派别都起来，谁也不能获得垄断地位。实际上中国马列主义垄断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暗潮汹涌，将来无非是暗潮拿上台面。那时候马列主义只能是众多流派中的一派。基督教、佛教、儒教各有千秋，在法律框架内各有一席之地。 

问：那么结果呢？人们的日常行为会更加规范吗？ 

答： 如果中国能建立起一个法律构架，这种丰富多彩会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改善。如果中国社会建立不了法律构架，而各种精神现象互相竞争、试图获得一种独尊地位的话，像马克思主义和法轮功，现在好像是两个最有力量的对峙的精神力量，他们如果想获得独尊地位的话，给中国人带来的就不是建设性的，而是文革一样的精神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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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督教过时了吗

北京有多少大学生信仰基督教？

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学者2001和2009年的抽样调查显示，3.6%至3.69%北京的大学生自称信仰基督教；2011年北京大学一课题组所作问卷调查则显示，3.9%的北京的大学生自称信仰基督教。

上述消息来自香港《明报》。中国人民大学学者杨慧林2001年和2009年的两次调查结果相差无几。北京大学学者孙尚扬的课题组的调查结果，与杨慧林的两次调查结果最多也只相差0.3%。

知名华人学者谢选骏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基督教是在世界各地拥有广泛信众的宗教： 

“基督教早在唐代以前就传到中国了……基督教是一个国际性宗教，是一个普世宗教。”

这位学者表示，人大和北大所作关于北京大学生信仰基督教人数的调查结果，接近香港和台湾信仰基督教人数的比例，都不到全人口的10%。他对此作简略分析说： “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历史的社会，中国的本土宗教，加上佛教——很多宗教早就把人们的脑子都占领了。”

这位学者说，基督教进入中国，标志着他所说的“第三纪中国文明”的开启：“在中国，共和国、民国都是第三期中国文明在政治上的体现。基督教文明的要素在学术、语言、哲学、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广泛体现。”

但是，谢选骏说，中国只有经过一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时期，基督教才能在中国社会扎根： 如果有一天，上帝或者命运给了中国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的最高领袖，或者最高统治集团信了基督教，而且决定大力推广基督教——那时候，我预言，中国50%以上的人都会信基督教。”

这位学者应询介绍了基督教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得到普及的宗教（佛教） 的不同之处：“  基督教是一种灵性比较高的宗教，佛教是一种智性比较高的宗教……. 基督教主张一个人通过尽其社会义务来体现自己的超越性以及对神的爱；因为神爱世人，人也要爱世人。”

香港《明报》的报道说，自称信仰基督教的北京大学生的比例在不同学科间参差不齐，比例从高到地依次为：艺术类、体育类、文科类、医学类、理科类、农林类和工科类。 

“完全的义人都是在不断熬炼中产生的”——这是儒家的想法，不是基督徒的，基督教不承认“完全的义人”，而是“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而勉强称义的，都是因为信神，而被上帝恩典所膏的。

……

上述“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报道并未全面概括说者的言论。

因为现代欧美人自己已经背叛基督教了。现代欧美人自己背叛基督教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它过时了。殊不知早在公元初年的罗马帝国时代，就被当时的主流社会、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上视为一种“可鄙的迷信”……后来怎么样呢？基督教这种“落后于希腊罗马文明水平的迷信”却摧毁了罗马帝国并创建了西方文明的基础。从这一过程看，“就是要迷信！”“就是要相信那不可能发生的奇迹！”——新的文明方能破土而出。“正因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从来就是历史发展的秘密钥匙。

基督教的危机不仅是“科学的发现”引起的，而且是从大量的文盲自以为能够读懂《圣经》的时候开始的。现在，我们要谦卑下来，承认我们并不十分理解《圣经》所启示的奥秘；我们拒绝这样的僭越：把“自己的理解”升格为“上帝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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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督教能让中国避免腐败亡国

2015年2月21日《共识网》上的文章《“中国人痛恨腐败”是假的》指出：  

官员这个群体，被制度赋予了万能的职能。他们是权钱交易专业、权色交易专业、买官卖官专业、服务领导专业、利益分配专业、思想管制专业、维稳专业……当然，他们也是反腐专业人士，并且，一旦失去反腐资格，那就已经是贪腐人士了。 

“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状态”，“反腐败是场输不起的斗争”，这两句话反映中纪委对目前局势的估价。尽管反腐专业人士大权在握，对腐败势力的攻击却并非势如破竹。“胶着”与“输不起”这种字眼，显示眼下体制内的反腐事业很不乐观。 

前几天近千“红二代”聚北京，歌颂“反腐胜仗一个又一个”，“擎旗已有后来人”，豪言“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算不上严肃的形势分析，其价值不过是通报国人腐败与其群体无关：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腐败者他们的腐败。 

判断反腐胜败的标准，显然有“党派的”和“社会的”之分，党派的标准侧重权力分配结果，而社会的标准看的是权力系统对社会、公众的影响。社会的标准，也就是非帮派的标准、客观的标准，用此标准做参照，可看出反腐局势还不仅是不明朗、不乐观的问题——腐败立于不败之地，而真正的反腐尚未开始。 

为什么“腐败不败”？因为中国人以腐败为荣。我们的制度与环境就是这样的：卑贱者不能腐，高贵者最腐败。 

流行说法是“中国人痛恨腐败”，“中国人对腐败深恶痛绝”，这是真的吗·这问题似乎连提出、提问都多余，问到谁，大概都是以“真恨腐败”为回应。 

我是个例外，因为我断定中国人痛恨腐败是假的。人们号称痛恨腐败，不过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和口头正经——腐败是个贬义词，腐败不是好事，腐败祸国殃民，据说还能亡党亡国，我怎么可能不恨它呢·我可不是个坏人! 

喜欢鲜味美食，餐饮业花样百出;喜欢游览观光，各地方苦心造景；喜欢豪车华宅，大家都倾心关注;喜欢视听娱乐，演艺圈群星争宠……社会成员普遍喜欢，同时权力又批准国民喜欢，那被人们所喜欢的东西或现象就会在全社会流行。而被大家深恶痛绝、又被权力严厉打击的腐败，偏偏成为胜过任何流行事物的超级现象，其生命力之强，其影响之深广，足以让任何时尚与流行相形见绌。这怎么解释·只能说中国人痛恨腐败为假，而真相则是中国人喜欢腐败。 

痛恨是一种仇，是深仇大恨。痛恨、仇恨给人胆量和勇气，能让弱者挺身而起、拔剑而斗，可令炙手可热的权贵在弱者面前匍匐颤抖，而全社会的集体痛恨则无坚不摧，天下无敌。无论谁，不管什么东西，一旦成为全社会的痛恨对象，则无法逃避其灭亡或隐匿的命运。腐败流行，只能说人们普遍欢迎腐败，来者不拒，还唯恐不来。 

号称痛恨腐败的人，纵容各种腐败在眼皮底下窜来窜去，你若不参与、看不惯，也只能忍气吞声。若横刀立马大喝一声，同样号称痛恨腐败的身边人，会以为你犯了精神病。腐败统治地位已然如此牢不可破：洁身自好，死路一条——这怎么解释你们的痛恨· 

官员这个群体，被制度赋予了万能的职能。他们是权钱交易专业、权色交易专业、买官卖官专业、服务领导专业、利益分配专业、思想管制专业、维稳专业……当然，他们也是反腐专业人士，并且，一旦失去反腐资格，那就已经是贪腐人士了。 

官员搞出了权力腐败，而这些官员，却是相对优秀的少数中国人。不要以为官员群体比那些光膀子说粗话的工人、农民、摊贩的素质还低，受苦受累、地位低下并不说明其人道德高尚、真理在手。其实那些言必称领袖和革命的骗子更不是好东西，号称自己为“无产阶级”的流氓，是在任何制度下都不利他，而“识书达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儿，一旦权力关进牢笼，还有可能造福于其它烂人。 

现阶段正是比较优秀、比较强干的人有条件腐败。既然当官被大家认定为成功和幸福，那么，要说大家有恨，主要恨的是自家没当上官、没博得腐败机会。无逻辑大众口头上的态度不能算数，平常开口就骂“狗官”，具体到自家，若出个狗官全家就自豪的不得了；时时痛斥“无官不贪”，一旦直面芝麻大的官却不免提着精神尽力表现；村里出了几个官员会被老乡拿来显摆炫耀；本土县域出了高干则被当作“人杰地灵”之佐证，连诸多知识分子都凭空生出些无厘头的自豪…… 

“国家腐败”或“腐败国家”，这概念比较敏感，咱不说这个，而“社会腐败”还是允许运用一下的。腐败在中国并非只是权力体系所具有的特色，咱这里是各行各业都腐败，任谁都找不出一个不腐败的行业。而不腐败的职业还是有的，所谓不腐败职业有一个共同特点：实在没法腐败。 

起诉书上常见的“利用职务之便”，打击面实在太宽。不利用职务或职业之便而不当得利的，除了土匪、妓女等非法行当还有哪些，我一时想不起来。那位说了，“农民就不利用职务之便”，甭提这，农民把打过农药的菜卖给市场，自己吃没打农药的，这也够损的。 

没法腐败，没资格参与腐败，无力腐蚀社会运行的组织机体，无法在腐败生态中获得关照与实惠——这些人组成了中国的“不腐群体”。他们就是这个社会的失败者，社会底层的贱民，同时，他们也是腐败的供养人和“社会基础”。其间，能超越自身经济、文化地位的理想主义者凤毛麟角，他们不是不想腐，而是特想腐，不过，健全而自信的制度，保障了他们不能腐。 

我们可以姑且将“社会腐败”与“国家腐败”看做不相干的两回事，但问题还是来了：社会腐败，你痛恨社会不·当然，这是个陷阱。 

让你反谁就得反谁，你不能擅自反对指令外的任何一个，多质疑一个官员就是造谣，故而民间反腐决不可行。相对于官的坊间草民素质不如官员群体，那么而今的专业反腐人员，比非专业反腐官员如何呢·选拔标准、思想教育、培养手段等等都别无二致，一个模子浇铸出来的，两者素质一个熊样，孰高孰低谁好谁坏，本无需问。腐败也有垄断权问题，任何一个倒台的高官都反过腐败，都领导过反腐败斗争，若现在反腐败的人于今后倒了台，大家和对待以往落马官员一样，没人会觉得奇怪，也没人为曾经的反腐专业人士叫屈。 

中国人不恨腐败，就社会安定、政治牢稳吗·非也。实情是，中国人集体痛恨自己不能腐败，比集体痛恨腐败更不稳定。

网民对此有7条评论：

1、中国喜剧评论日期：2015-02-21 08:28:07

贴这种段子的万维小编该提拔！ 那些老是贴八卦垃圾的，你妈知道你每天干这个吗？能有点自尊吗？

2、gaoshangao评论日期：2015-02-21 08:22:37

推理有逻辑错误，纯属歪论。而却，结论是什么呢？

3、C00评论日期：2015-02-21 07:18:59

“中国的不腐群体就是这个社会的失败者，社会底层的贱民，同时，他们也是腐败的供养人”——这个简直就是真理么！我不是也多次说过吗，还引得好多党粪攻击我。所以说我坚决反对肿国崩溃，否则到哪里捞钱去呀？至于党粪狗粮们，只能一辈子当穷鬼。还什么东方傲龙呢，羞人啊，来北美投奔子女的乞丐，你活着是一种痛苦。

4、中国喜剧评论日期：2015-02-21 06:19:01

这个真是这个网站鲜有的好段子。 中国考公务员的奇葩景象全世界独一无二， 千方百计让自己成为腐败预备队。升官发财成为人生目的。 最后一切都是活该。

5、中国喜剧评论日期：2015-02-21 06:10:38

这显然是偷盗我的观点啊：） 屁民痛恨腐败，是因为没有机会腐败，尽情腐败。 中国的腐败，已经浸透到每个细胞，从幼儿园开始。这个已经成为国民性。

5、东方傲龙评论日期：2015-02-21 04:32:58

为贪官唱赞歌，这是贪污腐败分子们跟习总叫板的一种形式。也是它们垂死挣扎、背水一战的“反扑号角”。我还是原来的观点：有中国亿万人民的支持，相信习总一定能够获得全国性反腐打黑战役的最终胜利！

6、博闻评论日期：2015-02-21 04:31:15

中国的腐败是全民性的，这是事实。不过这是执政者故意制造出来的，是制度性的。因为一个廉洁的社会，官僚权贵就没有肆意妄为的空间。

7、Robert123评论日期：2015-02-21 00:49:37

通篇谬论，把人们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污蔑为追求腐败。逻辑混乱，概念错误，对社会学一窍不通，还要舞文弄墨，自欺欺人。 

……

综合起来看，可以说，中国已经完全绝望了。

当年毛泽东龟缩在延安欺骗黄炎培说，只有民主可以避免亡国。但后来共产党进了城就改了口，说民主是资产阶级的，绝对不可，还掀起反右运动，坑杀了几十万同路人。

至于文革、改革，更是假民主、真独裁，越来越离谱。

看来，中国只剩下最后一条路没有试验过了：只有基督教能让中国避免腐败亡国！当然，这个基督教不能是洪秀全的三宫六院、毛泽东的文工团样板戏、贪官群体的公共情妇那样的腐败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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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拆教堂不如让基督教成为国教

2015年11月18日“东方日报”报道，北京召开秘密会议、商讨遏制地下教会：

由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和中国社科院共同举办的“基督教中国化”大会，将于本周在北京秘密召开，以应对地下基督教会信徒增多的问题。对于内地近年有不少教堂被拆毁，有分析指是与中共担忧受威胁有关。

英国传媒报道，是次大会有廿多名宗教学专家、中央统战部和宗教事务局官员参与。有留学海外的神父指，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概念实质是强调政府管理和引导宗教。

报道指从前年起，中国当局在浙江展开拆十字架运动，估计至今已有逾一千二百座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部分专家和宗教人士认为，中共向地下基督教群体施压，是担忧教徒迅速增长形成政治力量，对统治造成威胁。

……

在我看来，“基督教中国化”概念实质，不仅是所谓“强调政府管理和引导宗教”，而且是由一个缺德的无神论的“政府”来管理和引导宗教，这是相当可笑的。这等于是让一个妓女去“管理和引导”良家妇女，是用坏人来打击好人，是典型的劣币逐良币！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在我看来，缺德的无神论政权大肆拆毁基督教堂，恰恰说明福音已经深入人心、正在重建国人的灵魂。这让缺德的无神论政权感到后背发凉。

但是从“复兴中国”、“建设第三期中国文明”、“让中国获得全球主导地位”的角度看，即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也不得不承认：拆教堂不如让基督教成为中国国教！

疯狂拆教堂，是基督教成为中国国教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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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基督教中国是历史的必然

（一）

基督教中国出现，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从今天看来，国民党中国（中华民国）和共产党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作为基督教中国的准备，出现在历史上的。

这两个分裂国家，都不是“中国”，而是“方国”，只有统一国家，才能叫作“中国”！

也就是说，大陆和台湾这个现代南北朝即使加起来，也并不等于中国。南北朝，只有在统一起来以后才是“中央国家”。

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共产党的马列主义，都是作为基督教的变种、退化、世俗化形式，出现在历史之中的。

与其相信三民主义、马列主义这些变种和退化形式，不如相信正牌的基督教。

所以人说：“共产党的罪恶，国民党都有一份。因为共产党就是国民党培植起来的。没有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共产党怎能合法化呢？苏联怎么入侵中国呢？”

“建立基督教国家”，就是摆脱山寨的厄运，让中国登上大雅之堂的不二法门。

“建立基督教国家”，对于中国还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它意味着中国文明的脱胎换骨，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残渣余孽，转向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真正创新。 其次，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凝聚力量，从目前的腐败涣散，转向新的共识。 最后，它意味着基督教本身的振衰起弊，从奥古斯丁以来欧美基督教的颓唐状态下得到新生。

那么，建立基督教国家，会不会导致基督教自身的腐败呢？

会的，但这可以通过民间修道院和灵修团体来加以抑制。

建立基督教中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过是在中国给了基督教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给了基督教一个公道。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儒教、佛教、道教甚至马列主义，都获得过国教地位，如果不给基督教一个国教地位，也就等于没给基督教一个公道。 

尤其考虑到：对于崇信“官本位”的中国人来说，没有获得过官方正式认可和推崇的东西，永远是可疑的，而且是不需要给予必要的尊重的，是人人得而诛之的。

缺乏国教地位，基督教将永远不能在中国进入大雅之堂，永远只能在山沟里如1949年以前的马列主义。 基督教需要“进城”，基督教需要“取得政权”。

（二）

根据《单片眼镜》（Monocle）杂志2012年11月1公布的最新调查，英国首度超越美国，登上世界软实力排行榜之首，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报道援引英国《每日邮报》消息称，这家英国杂志每年进行这项全球软实力调查，这是英国首度表现胜过美国，名列第一。调查发现，英国在全世界投射的正面影响力超过任何国家。

软实力一词于1990年由哈佛大学学者奈伊（Joseph Nye）所创，意指国家如何运用吸引力和说服力达成目标，而非透过动武威逼或以金钱收买的方式。

《单片眼镜》这项调查有多项评比标准包括政府的外交表现、教育差能和对企业的吸引力，以至在奥运赢得的奖牌数目。

2012年排在前十名的国家除了英美两国，其后依序是德国、法国、瑞典、日本、丹麦、瑞士、澳洲和加拿大。亚洲除了日本名列前茅，韩国也排名第11。 

（三）

英国的软实力为何如此突出？原因很多。但其中有一项应该引起中国人的足够重视，那就是英国的教育注重“兼听则明”，从而避免了中国现行的“偏听则暗”体制。例如新闻封锁、教育单一，都会导致一个社会信息闭塞，进而导致精神呆滞。

举一个例子：

早在1980年代，英国国会就通过了立法，使得佛教内容得以成为英国各个中小学校的正修课，堪称史无前例。

报道指出：有史以来，英国的教育政策，针对宗教教育方面，作了空前之改革。传统唯一基督教之教育法令，已由“修改教育法令一九八八年法令第九条之第三款（The Education Reform Act一九九八Section9《３》）”代替，改为中小学宗教教育不仅“表达反映大英王国传统的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且应顾及与实行其它各大宗教教育。

（Reflect the fact that the religious traditions in Great Britain are in the main Christian whilst taking account of the teaching and practices of the other principal religious represented in Great Brain）。

自此教育法令立法后，因无增上缘之助，而此法令亦默默无闻。直到一九九四年七月五日，英国的教育部长、大英王国大主教与全英国教科书决策委员会主席三人，招集了全英国各大宗教代表会议，正式推广与促进此新教育法令之实施，宣布政府主办之公费学校的所有学生由五岁至十六岁，在中学（GESC）会考之前，必需研读五种宗教科目，即基督教为必修科外，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锡克教等，由各地方教育部与学校磋商，选读其中之四科。

据知中学会考之宗教考试，最少要考其中二科，即基督教必考科与另外任何一宗教科，所以各私立学校亦不能例外。

1994年，全英国教科书决策委员会，公布了二种模范教科书与课目选择之指南，以资促进与协助辅导各学校对此新教育法令之实行。

全国一百零八个大小州郡以此为依据，分别制订出各自的宗教教学大纲。譬如肯特郡（Kent Country）为全英国最大之州郡，亦拥有最多学校（共有六百三十所中小学校）。此郡之教育部（地方教育部）已议决公布，并指示其所管辖之所有学校，选择佛教为第二宗教必修科（基督教是当然的必修科）。

据主管肯特郡宗教教育的韩利普先生所言，佛教以缘起法、四圣谛为基石，符合当今科学，易为西方人所接受；倡导五戒、十善、四摄、六度；又主张和平、非暴力，对提升社会道德、维护社会安定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肯特郡教育部宗教组的官员，尤其是他本人都非常乐意、并积极促成佛教在每一所学校成为正修科。然而由于这是英国政府有史已来第一次公开在各中小学推广佛教教育，困难颇多，诸如适合当地学生的教材、课本奇缺，而教师对佛教的认识与教学的常识全无。更困难的是由于英国是传统的基督教国家，不少人对于政府提倡佛教教育不太理解，造成很多障碍，诸如缺少经费，因此有时实在感到力不从心、无能为力。他们诚恳地希望各佛教团体，多多协助，把握空前的机缘。

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英国，佛教能得到承认，并由政府立法，列为全英国中小学校之正修课程，不但是在英国，就是在全世界（除东方的泰国与斯里兰卡以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实为史无前例的创举。正因为如此，我们若能把握这千载一时之殊胜因缘，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英国将成为西方佛教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而这对整个西方社会又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四）

英国的成功使我想到了中国的失败。偌大一个中国，不仅在两百年前败于只有中国一个省份那么大小的英国“岛夷”，而且两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的人均产值还是不到英国的十分之一。

为什么？

一切失败都起源于教育失败。  

英国在传统上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为了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他们竟肯学习佛教。那么中国呢？即使不为别的，仅仅为了赶超英国，中国也有必要学习基督教。

英国能把佛教内容列入中小学教材，中国为什么不能把基督教内容列入中小学教材？

中国不仅需要把基督教内容列入中小学教材，而且必须把基督教内容列入中小学教材——这样的中国，才可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才可能实现教育兴国的百年大计。

（五）

《侨报》这篇报道引述普渡大学教授杨凤岗的话说，到2025年，“中国或成基督教第一大国”，所谓“或成”，是说“有可能成为”。《侨报》引述皮尤研究中心的相关数据说，美国人口中78%以上的人都是基督徒。杨凤岗则估计说，“2025年中国基督徒人数将增至1.6亿人，2030年增至2.47亿人。”这里所列数据看来有抵触之处。纽约华人宗教学和文明史学者谢选骏说：“我想杨教授可能没有采取皮尤研究中心关于美国基督教人口的调查结论，所以两种数据有矛盾。”

谢选骏对《侨报》的报道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位学者乐于见到中国引进基督教文化。为了说明问题，谢选骏阐述了他有关中国几千年文化史阶段区分的观点。他说，中国从先秦到魏晋是本土文化时期；从魏晋到元明清是以佛教引进为特征的第二个时期；从明清到现在是以基督教引进为特征的第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有重叠之处：

“根据我最近十年的研究，中国文化基本上分三个时期。”谢选骏表示，学习基督教为现代化所必须，对现代化有裨益：“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中国以吸收基督教文明为内容的历史阶段…… 如果从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角度考虑-- 仅仅从中国的富强和进入世界主流这种民族主义的愿望出发，也需要好好地学习基督教、接受基督教文明。”

这位学者应询介绍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那就是：把自我牺牲作为宇宙的最高价值，从而实现人生的升华和圣化：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所唤起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 是能够超越很多现实的…… 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为企业而企业-- 而不是为了享受，这都是从基督教精神下来的，被马克思批判为‘异化’。”

（六）

我们呼吁给予基督教同等权利：要求把《圣经》的内容纳入中小学教科书，就像儒佛道马列毛曾经获得并一直获得的那样。这样，就可以让属灵的战争无远弗届了。“救救孩子”的匕首不该刺向弱势者如1918年那个时候的“仁义道德”，而应该指向绑架儿童的语言暴力如1968年那个时候的“毛泽东思想”。而我所说的“把《圣经》的内容纳入中小学教科书”，即使从“文化多元化”的平衡角度看，也是必要的。至少，中小学生应该得到一个接触属灵真理的机会！否则，中国人岂不营养不良？且不说福音真理“在灵性之争中预先投降”将给社会带来多大的颓废。

历史的证据表明：人性软弱，易于向罪恶屈服，一切良善的信仰若不经历某种国教化阶段，便无从占据人类灵魂的主流，甚至连支流、末流都难企及。观察一下古代中国，儒佛道三教都曾有过它们各自的国教化时代，更不用说那种本来就是国教的、起源于先秦礼制的“天地社稷崇拜”了。三教后来之所以可能合一，是因为它们都曾经获得过国教地位这一平等权利。而没有获得过国家地位的景教、回教、摩尼教等，就只能排除在正统之外了。所以在未来中国，为了获得“进入主流的平等地位”，基督教在中国必须争取发起一个国教化运动！让马列主义和无神论也都尝尝上帝的滋味、福音的甘甜。

就传播福音说，在未来中国，基督徒的目标是“要福音占据人们灵魂的主流”呢，还是以“政教分离”为借口，干脆不要主流地位，只要支流甚至末流的地位？如果不要主流地位，那是否意味着“取法乎下”、甚至自甘堕落？是否“向撒旦屈服、给魔鬼留地步”？如果要主流地位，中国社会是否需要经历一个“基督教的国教化的阶段”？以便基督教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与儒教、佛教、道教、马列主义的同等话语权利，可以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说话。因为儒教、佛教、道教、马列主义，在中国社会都曾经获得过国教地位或接近国教的主流地位，如果基督教没有获得这样的地位——哪怕短短的几十年，基督教就无法与儒教、佛教、道教、马列主义“站在平等地位上发言”。

（七）

中国有三期文明，三期中国文明各有不同的语言和居民：

“第一期中国文明”，是先秦两汉吸收西域佛教文明以前的中国本土文明；

“第二期中国文明”，是魏晋南北朝以后吸收了西域佛教文明的中国文明；

“第三期中国文明”，是鸦片战争以后吸收了欧美基督教文明的中国文明。

例如，古代汉语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语言”，近代汉语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语言”，现代汉语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语言”。

再如，“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居民”是汉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居民”是唐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居民”是华人。

因此也可以说：汉人说古代汉语，唐人说近代汉语，华人说现代汉语。

换言之：汉人说的古代汉语是“汉语”，唐人说近代汉语是“唐山话”，华人说现代汉语是“华语”。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充分吸收基督教元素的基础上，开创新的文明。

因此可以预期：中国真正接受基督教之时就是现代化即将实现之日。

2014年8月18日

基督亲临我，

神秘光灼烁，

遗世永恒爱，

恩慈照中国。

（另起一页）

第六章  接受基督教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

有篇网文指出：《加入基督教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解振华）：

诸位父老乡亲，在下经常困扰一个事情：中国人现在有钱了，中国政府现在也崛起了，可是为什么还是得不到世界各国的尊重，经常明里暗里被人欺负呢？我们不仅遭遇种族歧视，还遭遇国家歧视和人身歧视，我想了半天，这和我们没有信基督教大有关系。

因为没有信基督教，我们和国际主流社会没有交集；因为没有信基督教，我们的生活习惯例如大声喧哗、大吃大喝、暴富炫富、仗势欺人、投机取巧、见风转舵、见缝插针……也被人看不起；因为没有信基督教，我们不信来世，也不讲究信用；因为没有信基督教，我们做什么都没有长性，也不认真，所以有意无意出了很多次品、废品，甚至假货；因为没有信基督教，我们缺乏公共空间的概念，因此雾霾特别严重，整个神州大地，笼罩在呛人的烟雾之下，变成世界上最不像神州的地方了。

我经常国旅行，经常遭人白眼，对此太有体会了，不是兄弟我自己有什么不检点，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拿了一本中国护照，就被人归了类，打成“不文明”、“无信仰”、“不可靠”、“不讲信用”、“不守秩序”、“不讲卫生”的一族了。

兄弟我痛定思痛，终于体会到一个真理：要想获得受人尊重的地位，光有钱是不行的，光有权势也是不行的，还要有教养，还要有信誉，还要和别人有共同的语言。

而这个共同语言，不是说会讲英语，那也是不够的，还需要懂得别人的文化语言，而懂得别人的文化语言的最佳捷径，就是加入基督教，这样就获得了最大公约数了。

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的基督教徒人数最多。甚至连回教徒都尊敬基督教徒，说他们是“有圣经的人”，另眼相看，特别优待一点。

天啊，如果中国人不信基督教，连回民都看不起我们，怪不得他们下手杀我们这么凶狠，在昆明一刀一个，因为内心十分蔑视我们啊。伊斯兰教屠杀基督教徒，主要因为嫉妒；伊斯兰教屠杀中国人，除了嫉妒还有一个理论，就是说汉民都是“崇拜偶像的”，所以是异教徒，就是杀了也不算犯罪。

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如何改善我们的文化处境？

想来想去，只有加入基督教：以最快的速度与国际接轨，用最直接的捷径融入主流社会。

有人可能担心，加入基督教，会不会导致外国统治？

放心，绝对不会。罗马接受基督教，没有导致希腊统治，反而形成了天主教统治，甚至攻占了希腊帝国的首都拜占庭。

日耳曼接受天主教，没有导致罗马统治，反而征服了拉丁人，后来还发动宗教改革妖魔化天主教会，甚至夺取了基督教世界的领先地位。

有人可能担心，加入基督教，这是不是不爱国？

我说错了，加入基督教这才是爱国，而且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

此话怎讲？

因为事实明摆着呢，加入基督教，是“富国强兵”之后的“强国梦”，是建立一个文明中国的不二法门。

历史的经验表明：

1、当年中国共产党“集体加入国民党”，采用铁扇公主的办法打败了国民党，夺取了江山；

2、毛主席用屈居于斯大林之下的“一边倒向苏联”的战略，挤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结果才获得了和苏联叫板的机会，不仅可以争风吃醋，而且实质性地分裂了苏联阵营，最终联合西方拖垮了苏联；

3、邓小平用韬光养晦的计策，在六四以后忍辱胯下十几年，终于让他的后继者带领中国钻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从一个穷国，变成了美国的债权人。

4、现在，我们要发扬上述“三棒鼓”的精神，再接再厉，全体公民加入基督教，让中国获得一个统治西方的理由！

5、退而求其次，加入基督教也是获得和世界先进国家在道义上、知识产权上、文化教养上、精神资源上、属灵恩典上之平等对味的最佳捷径。

6、加入基督教，将使得美国在中日争端中丧失偏袒日本的合法理由。

7、加入基督教将使得中国获取“在亚洲国家中于西方的对短距离”，君不见小小菲律宾一穷二白，却敢于和中国对抗，就是依仗它握有基督教这张牌，西方国家都愿意提供帮助。

如此看来，说“加入基督教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毫不为过。

加入基督教不仅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也是振兴中华的最后一步。

什么时候中国加入基督教了，那就是中国终于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了。

什么时候中国加入基督教了，那就是中国获得国际发言权的时候了。

什么时候中国加入基督教了，那就是中国获得道义制高点的时候了。

什么时候中国加入基督教了，中国甚至就有了一个“统治西方”的杠杆，可以通过“彻底清算殖民主义的罪恶”来获得主导世界的权力了！例如美国黑人也是通过加入基督教，实现了与白人的平权。现在白人处处让黑人三分，不是由于黑人多么牛，而且由于基督教给了黑人平等权利。

一切爱国者们，都来加入基督教！因为这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因为这是振兴中华的最后一步。

功亏一篑，切莫迟疑！

（以后谁再看不起你，你就明确地告诉他/她：“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上帝的儿女。”）

……

上面这篇文章不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写的，而是站在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写的；但是却显示了，中国民族主义正在与基督教发生融会贯通，二者珠联璧合的时候，即将迸发出巨大的创新能量。

（另起一页）

第七章  中国需要全国祈祷不要拆教堂

（一）

“美国将迎来第64届全国祈祷日，计划举办4.3万场祷告活动。”《基督邮报》2015年5月4日报道说。

第64届全国祷告日预计是60年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政治和宗教领袖与当地居民一起，为这个国家祈求。

“我们正在参加全国最大的祷告日，全国各地有4.3万祷告聚会，”全国祷告日副主席，全国祷告委员会（National Prayer Committee）执行总监约翰（John Bornschein）告诉基督邮报。

“今年是这一重要日子的第64周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总统，以及所有50个州的州长，将签署公告。已经收到了40份文告，并仍在增加。”

今年全国祈祷日的主题是“主啊，听我们的呼求”，取自列王记上8章28节，这节经文说“惟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

约翰向基督邮报详细阐述了这节经文，称其强调“个人、公司团体，必须把他们的信心放置在创造主不改变的品性上，他主宰所有政府机关、当局和个人。”

“如果我们谦卑自己，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我们相信神会带来另一次复兴，”约翰说。

1952年，全国祈祷日获得美国国会批准，至今已经举行了60余年。

不同政治派别的主席签署宣言支持祷告日，呼吁美国人为这个国家祈祷。

“但该事件一直存有争议，教会与国家监督团体争论，祈祷日是支持宗教，违反宪法的政府活动。”

2010年，一名法官宣布此活动违宪，三人法官小组一致推翻了这一裁决。

约翰还告诉基督邮报说，如果全国范围内祈祷和悔改，“美国还有希望”。

“全能者正在等待美国人以祈祷和悔改回转向他。愿这一天，我们顺服于他的道路，给神应得的荣耀，如同诗篇85宣告，‘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土地上’，”约翰说。

（二）

美国“全国祈祷日”，基督徒在国会前朗读全本圣经：

在华盛顿特区，像其它前任总统一样，奥巴马预计将在星期四全国祈祷日这一天发布文告。全国各地州议会也将举行仪式。在全国祈祷日到来之前，一批虔诚基督徒在美国国会前台阶上朗读圣经全文。

这些祈祷者念道：“上帝应该是主宰整个地球之王”。

每年祈祷日到来之前，他们都要举行圣经马拉松朗读活动。今天朗读已经进入第四天，他们读的是圣经的萨迦利亚书章节。

马不停蹄90小时的新旧约朗读活动，正在美国国会前的台阶上进行。史蒂芬尼是圣经朗读者之一，她说：“这是我们为国家祈祷的一种方式，如今天下很不平静，骚乱频繁。我只想向民众展示基督之爱。”

祈祷者口中念到： “我们代表的是光。”

一些参观者接受这种爱以及这种属于五旬节教派的祝福。

他们口中的祈祷辞是： “愿上帝保佑你，弟兄！”

在场也有人平静而好奇地观看。来自明尼苏达的游客吉姆·马宏尼说：

“昨天晚上我在白宫前，看见一个人手提扩音器不断广播，做法很不雅，声音太大，不过眼前这种方式还好，没问题。”

诵读圣经并不是官方组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允许这样做，然而却允许由本地牧师麦克尔·霍尔在国会山一带组织这种活动。

霍尔说：“我认为，这样做，上帝会保佑这个国家，上帝会帮助这个国家，上帝会保护这个国家。”

很多美国人将祈祷视为家中或者教堂内的事，但是这些人则将祈祷视为有助于美国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大行动。

（三）

据美国“法律与正义中心”消息，因信仰被伊朗关押两年多的萨伊德·阿贝迪尼牧师，在祷告日（5月7日）到来一周前写信告诉信徒，他的35岁生日恰逢美国全国祷告日。他敦促信徒为美国的复兴祷告。

“我意识到今年的祈祷日恰好在我生日这天！作为一名美国人和基督徒囚犯，我花很多时间祷告，呼求神复兴这个伟大的国家。我们都希望国家取得成功，希望美国得到祝福，但没有复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成功和祝福。” 萨伊德牧师邀请信徒与他一起“悔改，并为复兴而祷告”。

全国祈祷日的存在，是言论自由的体现，而不是禁锢言论自由。

中国也需要一个全国祈祷日，这样，中国就不仅获得了言论自由的文明，也激发了人心归善的潜能。

（四）

祈祷是好事， 祈祷不仅导向文明，也激发归善的潜能。

拆教堂不好，拆教堂不仅野蛮而且作恶。

但是中国有些流氓说：“我就是野蛮，我就是作恶，我是流氓我怕谁？！”

于是，2015年4月30日，浙江丽水巿春田县温溪镇12间教堂十字架被强拆；省政府亲自派人到场监督行动，经清场后才进行强拆。本周，丽水巿最少有7间教堂被强拆十字架。其中，温溪镇约有4间教堂5月8日遭到强拆十字架。

可是这些流氓怎么没有想想毛泽东的下场？

正如网文《海外校园：告中共党政要人书》指出的：

[

你们看看毛泽东，狗胆包天，污蔑上帝，查封教堂，迫害基督徒······结果呢？

毛泽东尸骨未寒就遭到清算，妻子被捕自杀、侄子下狱绝种、儿子丢了死了疯了，剩下一个孙子毛新宇是个白痴、外孙女儿作了大款人家的小妾······这毛泽东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后代为娼。这就是反对上帝的结果，恶有恶报，触目惊心！而今他虽然遗像挂在天安门，其实是在受到他自己的叛徒们的嘲弄。

因为《圣经》上明文记载上帝已经说了：“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全国祈祷日，浙江却在拆毁基督教堂——这不是反美帝，而是反上帝，后果极为恐怖。

中国需要全国祈祷不要拆教堂，否则文革那样的厄运就会再临中国，全民先后遭到灭顶之灾！

（另起一页）

第八章  福音就快要降临中国了

对话：

中国A：祝小舅圣诞节快乐！

美国B：祝你们快乐！祝你们全家平安！

中国A：谢谢小舅。你们明天是平安夜吧！

美国B：明天圣诞节啦！

中国A：晚13小时

美国B：嗯呢

中国A：我们这里年青人的节，估计市中心热闹，带小孩也没法出去。

美国B：未来的中国是基督教的世界了。福音就快要降临中国了。

……

在魔鬼势力大肆拆毁教堂、拔除十字架的垂死挣扎里，基督的宝血再次流了出来、十字架所彰显的上帝大能的大能不会中止——

《杭州牧者谈传福音三大目的》（施迦南）说得好：

当你决志做一名基督徒时，意味着你有不可推卸的“传福音”的责任和使命，因这是耶稣给每个跟随之人的托付。那传福音究竟有哪些目的呢？近日，杭州牧者谈到传福音的三大目的。

每个基督徒传福音的方法都有所不同，到底传福音是为了什么呢？只是义务履行耶稣交托的工作么？近日，杭州牧者在前一周的主日证道中提到了传福音的核心有三个方面。

一、宣告上帝的国快要降临的好消息；

耶稣到世上给我们带来了天国的好消息，作为基督徒的你蒙神拣选先得到这个福音，就要乐意分享出去，告诉更多人关于上帝的国快要降临的好消息。

二、见证耶稣是救主，也是天国的君王；

传福音不仅是让对方知道有天国，还要见证耶稣是救主，也是天国的君王，这给在罪恶中痛苦的人带去生活的盼望，因为罪人在黑暗中看不见光，耶稣到世上来，就是世界的光，跟随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行。并且他还要做天国的君王，让天国的百姓都活在平安喜乐中。

三、劝人悔改，藉着耶稣与神和好。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传福音也是彰显神大能的明证，劝人悔改，藉着耶稣与神和好是传福音的目的之一，不知道福音奥秘的人，认为自己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也没有什么不好，也不知道放纵情欲生活是犯罪，但当福音临到他们时，对照神的律法，他们便知道自己的恶行，会有悔改的心，此时他会对耶稣的救恩表示感激。最终藉着耶稣与神和好。

最后，牧者强调，传福音作见证不是把人带到自己面前，让人看自己有多么好多么虔诚，而是要让人看到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这是见证的核心。

……

殉道者鲜血，是基督教的核心见证。

而殉道者的第一滴鲜血，就是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流出的……

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与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祂拿起饼来，祝福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圣子的风范，垂示千古。

耶稣基督，身先士卒；永恒圣子，流血如注，榜样力量，历历在目；全球席卷，文明三度。

未来的中国是基督教的世界了。福音就快要降临中国了。

第三期中国文明就要盛开了。

（另起一页）

第九章  基督教要准备好接管中国政权

网文《答习近平书——中华民国的政治试验为什么会失败》指出：

在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中，许多人批习近平，说他“打左灯向左转”，比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更加缺乏宽容精神和民主意识，遑论胡耀邦与赵紫阳。

但是习近平自有他的理论，那就是现代民主制度在中国的试验已经在中华民国初期的实践中遭到失败了。

然而反对者指出，共产党的政治试验实际上也失败了，结果共产主义不得不乞灵于资本主义，例如中国现行的统治方式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直接导致“制度性的腐败”，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至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一说，虽然可以治标，但其实无法治本。

但是这种对于一党独裁的批评也确实无法解决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在中国建设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而又不会导致辛亥革命之后的那种社会混乱，如果不解决这个难题，那么普通民众别说民主权利无法获得，甚至连生存权利都无法保障。这就陷入了所谓的“中华民国悖论”：名为民国，实则既没有民也没有国；结果招致日本入侵和苏联通过中共对中国社会进行的全面专政。

上述两种意见各说各话，陷入口水战。

我认为，要解决上述难题，首先需要承认：中华民国的政治试验之所以失败，不得不让位给同样没有胜算的共产党专政，就是因为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缺乏欧美民主国家具备的“基督教基础”。这种基督教基础，不一定非要奉基督教为国教不可，但是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基本上都是在基督教传统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并且达到了高度一致的共识。

而没有基督教或基于基督教、类似基督教的那种社会规范作为社会基础，民主制的上层建筑是断难获得社会支撑的，从而也就无法成功运转；结果难免造成革命之后那样的社会混乱，从而迫使社会陷入长期革命的血腥内乱，甚至招致外国入侵。除了中华民国，苏联也有类似的问题：由于布尔什维克全面否定了传统基督教价值，结果迫使俄国社会陷入长期革命的血腥内乱，甚至招致纳粹德国的入侵。在这种意义上，人们不难发现，正是列宁和斯大林培养了希特勒：列宁在政治上教导了希特勒独裁，斯大林则在军事上诱导了希特勒入侵。

需要“解放基督教”：基督教的确是中国现行各种宗教中最有活力的并且最为现代化的宗教。“解放基督教”、基督教合法化，必将大大增强中国社会的正能量。

基督教要准备好接管中国政权，不是说要由教会组织甚至某个宗教领袖来接管中国政权，而是说未来的中国国家政权要在基督教的道德规范以内行事，这样才能避免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台湾立法院的不负责任、欧美民主国家的债务经济和财政破产。

基督教要准备好接管中国政权，不是说基督徒要立即发动起义，像太平天国或中国共产党那样用武力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说，基督徒应该通过自己的宗教生活和立身持正，来为全社会树立一个规范，并通过这一不流血的征服，来为中国政权提供一个强有力量的社会支撑。我认为，民国初年的民主试验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缺乏基督教社会的规范（同时也是支撑）作为基础，所以上层建筑领域的民主建设，最终不得不轰然倒地，不得不任由军阀混战和党阀割据轮番践踏，最后走向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

文革以后，中共痛定思痛，走上了经济改革、社会改造、政治体制的改变。这一过程目前还没有终结，无法过早地下一个盖棺论定。

但是有一天，这个过程结束了，共产党毫无办法提出进一步的经济改革、社会改造、体制改变，再也无法推动中国社会的积极变化，甚至无法使得中国社会的基本秩序继续运转下去了，那么，那个时候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基督教要准备好接管中国政权，不是说基督教要和共产党争夺天下，而是要给共产党充分时间，让共党充分发挥余热，帮助中国强大起来。因为除了共产党，大概没有一个别的政治力量，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用秦朝和隋朝那样的极端方式，来任意“改造中国”。所以，中共最终也将和秦朝和隋朝一样，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作用之后，走入历史。

基督教一定要让这一“共产党过程”充分展示完毕，等到瓜熟蒂落，才进入“接管政权”的使命。

是接管政权，而不是夺取政权，这个区别，就是“建设”和“破坏”的区别。因为现在基督教会是中国社会里唯一具有自行生长能力的组织。

（另起一页）

第十章  “建立基督教国家”，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为什么在中国，“首富”维持不久？而且甚至，大多数有钱人很快就坐牢了？

这是因为，华人做事都是为了赚钱，所以华人没有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精神，事情就做不大的、做不久的。

这正如华人社会，只能产生“小康之家”，产生不了“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是一个法权概念。没有司法独立，“小康之家”无法转化为“中产阶级”。

只有基督徒才能成为企业家，才能“为了做什么而做什么”。

真正的企业家，是为了企业而做企业。正如真正的艺术家，是为了艺术而做艺术；真正的思想家，是为了思想而做思想；真正的科学家，是为了科学而做科学；真正的爱国者，是为了爱国而做爱国。

所以凡高算是艺术家，而毕加索就不是，毕加索只是一个艺术的窃贼，偷画不成才去画画的。

“为了做什么而做什么”——这样的艺术才是纯洁的，为艺术而死，所以只有基督徒才能做到。

就像耶稣那样——耶稣用他的血激活了自己的言论：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

下面，让我们重温这段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福音：

马可福音十四章：

1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

2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

3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疯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哪哒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4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

5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

6耶稣说，由她吧。为什么难为她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

7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8她所作的，是尽她所能的。她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

9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作的以为记念。

10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11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

12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

13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

14他进那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

15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

16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

17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

18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

19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地问他说，是我吗？

20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蘸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

21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22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

23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

24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

25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

26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27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28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29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

30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31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32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

33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

34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儆醒。

35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

36他说，阿爸，父阿，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37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儆醒片时吗？

38总要儆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39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

40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41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吧或作吗）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42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近了。

43说话之间，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

44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

45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

46他们就下手拿住他。

47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

48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

49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

50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51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

52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

53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

54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

55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

56因为有好些人作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

57又有几个人站起来，作假见证告他说，

58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

59他们就是这么作见证，也是各不相合。

60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作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

61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

62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63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

64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僭妄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

65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

66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

67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

68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

69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

70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

71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

72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

（阿门）

还有一段赞美诗：

（原载《腓立比书第二章》）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

“建立基督教国家”，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它意味着中国文明的脱胎换骨，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残渣余孽，转向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真正创新。 其次，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凝聚力量，从目前的腐败涣散，转向新的共识。 最后，它意味着基督教本身的振衰起弊，从奥古斯丁以来欧美基督教的颓唐状态下得到新生。 那么，建立基督教国家，会不会导致基督教自身的腐败呢？ 会的，但这可以通过民间修道院和灵修团体来加以抑制。 建立基督教国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过是给了基督教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给了基督教一个公道。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儒教、佛教、道教甚至马列主义，都获得过国教地位，如果不给基督教一个国教地位，也就等于没给基督教一个公道。 对于崇信“官本位”的中国人来说，没有获得过官方正式认可和推崇的东西，永远是可疑的，而且是不需要给予必要的尊重的，使人人得而诛之的。 缺乏国教地位，基督教将永远不能在中国进入大雅之堂，永远只能在山沟里如1949年以前的马列主义。

基督教需要“进城”，基督教需要“取得政权”。 

（另起一单页）

第二卷  精义

（另起一单页）

十一章  “天赋人权”说来自于《圣经创世记》

有一种流行的错误认识，是说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天赋人权”学说来反对“君权神授”思想，还说洛克把在英国革命中提出的各种基本要求概括为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并把它们说成是“天赋人权”。

还有一种更加宽泛一些的看法，指出天赋人权论是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首先由格老秀斯与斯宾诺莎提出来的，后经霍布斯与洛克将其发扬光大，最后由鲁索等人完成理论系统化工作。天赋人权论认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受自然法则支配，人人都平等享有自然权利：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等。由于人们同时具有自私自利等缺点，从而会对他人权利构成侵害和破坏，因此，有理性的人们便联合起来，订立契约，让渡权利，组成国家以保护人民的权利。由此得出结论，国家权力的基础是人权，国家权力的原旨和目标是维护人权，政治民主化是天赋人权的内在要求。

如果进一步追溯，还可以发现说：

1、自然权利和法定权利（英语：Natural and legal rights）是两种在理论上不同类型的权利。自然权利源于拉丁文“jus nafural”，中文习惯译为“天赋人权”，或称为不可剥夺的权利，是指自然界生物普遍固有的权利，并不由法律、信仰、习俗、文化或政府来赋予或改变，自然权利是不证自明并有普遍性。法定权利是由特定的政府给予其统治下之人民，由国家的立法机构逐条订立并编纂成为法律条文。

2、自然权利/天赋人权，源自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法理论，自文艺复兴以来，成为西方法律与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十七世纪十八世纪，荷兰的格老秀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及卢梭等对此一思想进行发挥。现在自然权利常被解释为生存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马里旦说过：“人权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法”。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3、西塞罗，罗马共和国演说家和政治家，是三权分立学说的古代先驱。西塞罗曾说过：“事实上有一种真正的法律——即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相适应，它适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是永恒不变的。……人类用立法来抵消它的做法是不正当的，限制它的作用是任何时候都不被允许的，而要消灭它则是更不可能的……它不会在罗马立一项规则，而在雅典立另一项规则，也不会今天立一种，明天立一种。有的将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的法律。”

更有人进一步指出：

宪法是一个司法管辖区内的最基本和最高法律，常被称为母法。而自然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因此在法理上与宪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存在着悖论。目前在宪政国家，解决这个悖论的方法是宪法对自然权利的背书法制化，并将人权内容明细化。例如：美国权利法案是以修正案的形式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但是人权作为“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并不是宪法赋予的，宪法的作用仅仅是保障和实现人权的一种手段。在历史上，也曾有用实证法否定人权的先例，比如法西斯政权为其种族灭绝提供合法的途径。

……

实际上，“天赋人权”是指自然界生物普遍固有的权利，并不由法律、信仰、习俗、文化或政府来赋予或改变，自然权利是不证自明和普遍性。（法定权利是由特定的政府给予其统治下之人民，由国家的立法机构逐条订立并编纂成为法律条文。）

所谓“自然权利”，源自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法理论，自文艺复兴以来，成为西方法律与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17、18世纪，荷兰的格老秀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及鲁索等对此一思想进行重要的发展。现在自然权利常被解释为生存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

上面诸多说法，其实都隐瞒了一个“天赋人权”方面的惊天秘密：

“天赋人权”来源于《圣经》的开篇：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

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

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

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

有人提出：“人民主权”的思想是与“国家主权”相对立的。其实不然，因为“人民主权”的思想只不过是和“君主主权”思想对立，二者同属“国家主权”的思想；换言之，“人民主权说”其实是“君权神授说”的翻版。

（另起一页）

十二章  再说“天赋人权”说来自于《圣经创世记》

（一）

有一种流行的错误认识，是说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天赋人权”学说来反对“君权神授”思想。他把在英国革命中提出的各种基本要求概括为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并把它们说成是天赋人权。

更有人追溯说：

1、自然权利和法定权利（英语：Natural and legal rights）是两种在理论上不同类型的权利。自然权利源于拉丁文“jus nafural”，中文习惯译为“天赋人权”，或称为不可剥夺的权利，是指自然界生物普遍固有的权利，并不由法律、信仰、习俗、文化或政府来赋予或改变，自然权利是不证自明并有普遍性。法定权利是由特定的政府给予其统治下之人民，由国家的立法机构逐条订立并编纂成为法律条文。

2、自然权利/天赋人权，源自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法理论，自文艺复兴以来，成为西方法律与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十七世纪十八世纪，荷兰的格老秀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及卢梭等对此一思想进行发挥。现在自然权利常被解释为生存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马里旦说过：“人权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法”。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3、西塞罗，罗马共和国演说家和政治家，是三权分立学说的古代先驱。西塞罗曾说过：“事实上有一种真正的法律——即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相适应，它适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是永恒不变的。……人类用立法来抵消它的做法是不正当的，限制它的作用是任何时候都不被允许的，而要消灭它则是更不可能的……它不会在罗马立一项规则，而在雅典立另一项规则，也不会今天立一种，明天立一种。有的将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的法律。”

（二）

流行的谬论把“天赋人权”说成是“自然界生物普遍固有的权利，并不由法律、信仰、习俗、文化或政府来赋予或改变，自然权利是不证自明和普遍性”。

法定权利是由特定的政府给予其统治下之人民，由国家的立法机构逐条订立并编纂成为法律条文。

自然权利源自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法理论，自文艺复兴以来，成为西方法律与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十七、十八世纪，荷兰的格老秀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及鲁索等对此一思想进行重要的发展。

现在自然权利常被解释为生存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

为什么说这些说法都是谬论呢？

因为天赋人权其实只是一种思想，如果硬要说它是天经地义的、可以脱离思想而独立存在的，那么它也只能来源于圣经：

Gen 1:1 起初神创造天地。

Gen 1: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 1: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 1: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 1: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Gen 1:6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Gen 1:7 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

Gen 1:8 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Gen 1:9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

Gen 1:10 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

Gen 1:11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

Gen 1:12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

Gen 1:13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Gen 1:14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

Gen 1:15 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Gen 1:16 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

Gen 1:17 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Gen 1:18 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

Gen 1:19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Gen 1:20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

Gen 1:21 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Gen 1:22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Gen 1:23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Gen 1:24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

Gen 1:25 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Gen 1: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Gen 1:2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Gen 1: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Gen 1:29 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Gen 1:30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Gen 1:31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Gen 2:1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Gen 2:2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Gen 2:3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在这里，神把一切权力都托付给了人类，都有的人权其实起源于此，也仅仅起源于此。

（三）

而流行的谬论却胡说：

天赋人权论是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首先由格老秀斯与斯宾诺莎提出来的，后经霍布斯与洛克将其发扬光大，最后由鲁索等人完成理论系统化工作。天赋人权论认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受自然法则支配，人人都平等享有自然权利：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等。由于人们同时具有自私自利等缺点，从而会对他人权利构成侵害和破坏，因此，有理性的人们便联合起来，订立契约，让渡权利，组成国家以保护人民的权利。由此得出结论，国家权力的基础是人权，国家权力的原旨和目标是维护人权，政治民主化是天赋人权的内在要求。

还有胡说（西方的真理）提出，“人民主权”的思想是与“君主主权”相对立的。其实不然，因为“人民主权”的思想只不过是和“君主主权”思想对立，二者同属“国家主权”的思想——都是违背“上帝主权”或“思想主权”的，都是越权的、僭妄的。

“人民主权说”不过是“君权神授说”的翻版，毫无神圣与尊贵之可言。

（另起一页）

十三章  三说“天赋人权”说来自于《圣经创世记》

（一）

有一种流行的错误认识，是说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天赋人权”也就是“自然权利”说，来反对“君权神授”思想。他在著作《政府论》（Two Treatises on Goverment）的上篇里主张人类拥有生命、自由及财产之“自然权利”，来驳斥罗伯·费玛（Robert Filmer）爵士在《先祖论》一书中所主张的“国王之自然权”；并严厉批判其为“君权神授”的思想。《政府论》下篇则阐述洛克自己的法律政治理念. 他主张君主若违反了自然法，就可以被推翻。洛克的人权自然论，也就是“天赋人权”以及其法政理念，不但深深影响了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更成为十八世纪以后全球民主化的基础起点。他把在英国革命中提出的各种基本要求概括为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并把它们说成是天赋人权。

更有人追溯说：

1、自然权利和法定权利（英语：Natural and legal rights）是两种在理论上不同类型的权利。自然权利源于拉丁文“jus nafural”，中文习惯译为“天赋人权”，或称为不可剥夺的权利，是指自然界生物普遍固有的权利，并不由法律、信仰、习俗、文化或政府来赋予或改变，自然权利是不证自明并有普遍性。法定权利是由特定的政府给予其统治下之人民，由国家的立法机构逐条订立并编纂成为法律条文。

2、自然权利/天赋人权，源自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法理论，自文艺复兴以来，成为西方法律与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十七世纪十八世纪，荷兰的格老秀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及卢梭等对此一思想进行发挥。现在自然权利常被解释为生存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马里旦说过：“人权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法”。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3、西塞罗，罗马共和国演说家和政治家，是三权分立学说的古代先驱。西塞罗曾说过：“事实上有一种真正的法律——即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相适应，它适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是永恒不变的。……人类用立法来抵消它的做法是不正当的，限制它的作用是任何时候都不被允许的，而要消灭它则是更不可能的……它不会在罗马立一项规则，而在雅典立另一项规则，也不会今天立一种，明天立一种。有的将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的法律。”

（二）

流行的理论把“天赋人权”说成是“自然界生物普遍固有的权利，并不由法律、信仰、习俗、文化或政府来赋予或改变，自然权利是不证自明和普遍性”。

“法定权利是由特定的政府给予其统治下之人民，由国家的立法机构逐条订立并编纂成为法律条文。自然权利源自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法理论，自文艺复兴以来，成为西方法律与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十七、十八世纪，荷兰的格老秀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及鲁索等对此一思想进行重要的发展。现在自然权利常被解释为生存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

上述“自然权利”的理论显然是荒谬的。为什么“自然权利”是谬论呢？因为天赋人权其实只是一种思想，如果硬要说它是天经地义的、可以脱离思想而独立存在的权利，那么它只能来源于圣经的信仰：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在这里，神把一切权力都托付给了人类，天赋人权其实起源于此，也仅仅起源于此。

（三）

流行的谬论说：“天赋人权论是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首先由格老秀斯与斯宾诺莎提出来的，后经霍布斯与洛克将其发扬光大，最后由鲁索等人完成理论系统化工作。”这显然是信口开河了，因为“天赋人权论”其实是《圣经》提出来的。

“天赋人权的谬论认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受自然法则支配，人人都平等享有自然权利：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等。由于人们同时具有自私自利等缺点，从而会对他人权利构成侵害和破坏，因此，有理性的人们便联合起来，订立契约，让渡权利，组成国家以保护人民的权利。由此得出结论，国家权力的基础是人权，国家权力的原旨和目标是维护人权，政治民主化是天赋人权的内在要求。”

上述“胡说”也就是“西方的真理”提出，“人民主权”与“君主主权”相对立。其实不然，因为“人民主权”和“君主主权”同属“国家主权”的思想——和它们对立的乃是“上帝主权”或“思想主权”；“人民主权说”不过是“君权神授说”的翻版，都是越权的、僭妄的，毫无神圣与尊贵之可言。

（另起一页）

十四章  “我思故我在”翻拍了《约翰福音》前三句话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翻拍了《约翰福音》前三句话“1.太初有道，2道与神同在，3道就是神。”，形成一句简练的格言：“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翻拍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虽然现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谢选骏指出：1“（我）思”翻拍了“太初有道”，2“（我）在”翻拍了“道就是神”：因为神是一切存在的源头。3“故”隐含“道与神同在”，作为“太初有道”与“道就是神”之间的过渡和连接。因为“道”见证了“神”的存在，正如“思”见证了“我”的存在。人本主义在笛卡尔的这个翻拍过程中悄然取代了神本主义，但即使如此偷梁换柱，脱胎而来的痕迹依然十分明显。在谢选骏看来，正因为“我思、故、我在”承袭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陈述，所以也就顺利切入了欧洲人习惯的思路，同时又因为推陈出新的表述而让不明就里的人们拍手叫绝。）

为什么盐能消毒且有营养？因为人类原先可能是在海水中长大的。为什么思想能使人活跃并富有能力？因为人是思想所创造的——不是我们创造了思想，而是思想创造了我们。

不是我们创造了思想，而是思想创造了我们——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思我故我在”：我们被思想主权驱动，所以便被创造产生了。

（另起一页）

十五章  《圣经》与思想的主权

（一）

第一款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Gen 1:2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Gen 1: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Gen 1:29 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Gen 1:30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圣经创世记》第一章26—30节）

人既然分享了神性，就拥有了思想的主权；思想的主权先于国家的主权。严格说来，国家的主权也是思想所创造的。

第二款

Gen 10:1 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

Gen 10:2 雅弗的儿子是歌篾，玛各，玛代，雅完，土巴，米设，提拉。

Gen 10:3 歌篾的儿子是亚实基拿，利法，陀迦玛。

Gen 10:4 雅完的儿子是伊莱沙，他施，基提，多单。

Gen 10:5 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

这个时候，只有国族的现实，却无主权的意识。

这是自然的国家。

第三款

Gen 12:1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Gen 12:2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Gen 12:3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是应许的国家。

第四款

1Sa 8:4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塞缪尔，

1Sa 8:5 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1Sa 8:6 塞缪尔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

1Sa 8:7 耶和华对塞缪尔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

1Sa 8:8 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事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

1Sa 8:9 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

1Sa 8:10 塞缪尔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

1Sa 8:11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

1Sa 8:12 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

1Sa 8:13 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饭烤饼。

1Sa 8:14 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

1Sa 8:15 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

1Sa 8:16 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

1Sa 8:17 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

1Sa 8:18 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1Sa 8:19 百姓竟不肯听塞缪尔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

1Sa 8:20 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

1Sa 8:21 塞缪尔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

1Sa 8:22 耶和华对塞缪尔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塞缪尔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

这就是国家主权的性质。

（二）

1、思想的轨道合乎天意

2、思想的律动合乎四季

1、国家的主权是人为的领域

2、思想的主权是自然的领域

1、在思想的主权中，有神性，也有魔性；有人性，也有国家。

2、神性创造自然，人性合乎自然；魔性创造人为，国家合乎魔性。

在思想的主权看来，自己虽然不受国家主权的支配，但思想不可能是真理，真理只来自于上帝。

（三）

互联网的时代已经明确提出了一个纲领：

人类的发展，仅仅拥有国家主权是不够的，还需要拥有思想的主权：惟有思想的主权地位，才能更新国家的主权状态，使之避免食言而肥的腐败堕落。

仅仅拥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不够的；我们还须明确思想的主权。

人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分享了神性；国家是人造的，因此只有人性而没有神性。在根本意义上，思想的主权盖于国家的主权。

（四）

可以和“国家主权”相对立的，是“思想的主权”：思想的主权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至高权力，思想的主权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可能脱离国家的压迫，成为一个社会性的至高权力——在此之前，思想的主权虽然创造了一切国家主权，但却反过来遭到国家主权的绑架，不能实现自身的独立。

思想虽然不可能是真理也不可能产生真理，但却可能是是至高无上的，因为世间万有惟有“思想着的人”分享了神的本性。真理来自于上帝，世间万有惟有“思想着的人”能够分享神秘的真理。

由于这一分享过程，一切文明都是从思想开始的，一切精神都是思想主权的外延。

（另起一页）

十六章  西斯庭教堂天顶画《创世记》充满浊气

世界上的人分为“清浊”两种，世界上的画也分为清浊两种：意大利人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年）所画的西斯庭教堂的天顶画《创世记》，就是一幅典型的“浊画”，完全没有天国的透明一体。相反，那是分割的、断裂的、不同的色调充满差异。

《创世记》由“上帝创造世界”、“人间的堕落”、“不应有的牺牲”三部分组成，每幅场景都围绕着巨大的、各种形态坐着的裸体青年，壁画的两侧是生动的女巫、预言者和奴隶。

可怜的是，西斯廷教堂（Cappella Sistina）还是因为米开朗基罗的画作《创世记》和《最后的审判》而名扬天下，这两幅壁画工程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艺术名作。西斯廷教堂又称“西斯廷礼拜堂”，近邻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也是教皇的选出仪式的举行处。长方形的礼拜堂两侧共有十二幅壁画，左侧六面描写以色列救星摩西的生平；右侧六面描绘耶稣的生平；顶棚的《创世记》画出上帝创造世界的过程；《最后的审判》则位于正面壁上，充满绝望阴沉的气息。

不过在我看来，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虽然令人眼花缭乱，却是充满了浊气，毫无天堂的清澄高远透明一体。

“无影灯般朦胧的永恒之光，融化灵魂，净化通体。”——这是米开朗基罗得作品完全无法企及的境界。

《创世记》为天花板上的天顶画，面积三百平方米，由九幅中心画面组成。画中的三百四十三个人物，个个都是理想化、英雄化、大力士型的，毫无神秘感可言，表现的是人体的力量，而不是神灵的魅力。

“我的胡子向着天，我的头颅弯向着肩，胸部像头枭。画笔上滴下的颜色在我的脸上形成富丽的图案。腰缩向腹部底地位，臀部变成称星，压平我全身底重量。我再也看不清楚了，走路也陡然摸索几步。我的皮肉，在前身拉长了，在后背缩短了，仿佛是一张弓。”这是米开朗基罗对他五年工作状态的描述。

这是世俗的工作，不是神秘的工作，难怪完成后的作品如此俗气。

为了完成“天顶画”，米开朗基罗在五年之中天天仰卧在高高的台架上。在工程完工之后的几个月内，米开朗基罗的眼睛不能平视，连看一封信也必须拿起仰视。米开朗基罗正是用这种生命的代价完成了天顶画，却没有得到生命。因为他留给后人的，不是不朽的庄严，而是背离圣经的“创造亚当”：竟然“神的手指头”与人的手指头接触，这完全是他自己在雕塑偶像时运用的方法，根本不是上帝的创造。

关于米开朗基罗创作西斯庭教堂壁画，有着一段辛酸的历史过程。1503年，教皇朱理二世想把整个意大利归在他的教权统治下。他要改建梵蒂冈，兴修圣彼得大教堂，装饰豪华的罗马宫廷，便请来了建筑家布拉曼特。五年后，教皇为纪念其叔父西克斯特四世，请布拉曼特重建西斯庭小教堂，尔后又把米开朗基罗召来罗马，让他停下正在进行的陵墓雕塑工程，要他涂掉教堂内的旧壁画，为其重绘天顶上的壁画。米开朗基罗没有办法只好接受：据瓦萨里说，布拉曼特与米开朗基罗存有芥蒂，因妒嫉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任务，布拉曼特乃说服教皇，使其就范，迫使他放弃雕塑。 

米开朗基罗建议让布拉曼特帮助制作绘画脚手架。布拉曼特设计了一个悬挂式吊架，在屋顶上凿了好些窟窿。米开朗基罗气愤地问他画到有窟窿处如何办，后者无言答对。米开朗基罗就禀告教皇，撤掉他的吊架，并羞辱了这位建筑家，要求另请帮手。天顶全部画稿完成后，他决定让助手来完成一部分绘制任务。但这些助手一开始就令米开朗基罗不满，于是再度抹掉已画上的部分，由他独自一人来完成全部天顶画。到1512年10月31日，那幅全长四十米宽、十四米的巨画终于完成，整幅画面覆盖着天花板上。

在这间短廊式的几百平方米的天顶上，画家要完成全部壁画加上装饰，时间长达四年五个月（自1508年5月至1512年10月底），除了配制颜料的助手外，没有第二个人上去帮助他，其绘画工程之浩大和艰巨性甚难想象。当他走下脚手架时，眼睛已经毁坏。事后，他连读信也要把信纸放到头顶上去。那时，米开朗基罗不过三十七岁，可是那长期高仰脖子的艰苦作业，使他的脸容变得憔悴不堪，已俨然一个多病的老人了。

如此勾心斗角的环境下，画作能不充满浊气吗？

浊气：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理想”，“人在宇宙的中心”，“人格的力量、生命的激情与创造是艺术家表达的永恒主题”。

有人吹嘘说：整个《创世记》画面气势磅礴，力度非凡，拱顶似因无法承受它的重量在颤抖。

殊不知，上面这段话好像在表扬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其实恰好说明了“西斯庭教堂天顶画《创世记》的浊气”之沉重，使得“拱顶似因无法承受它的重量在颤抖”。

而真正的天堂，却是毫无重力感的，简洁明了的。

（另起一页）

十七章  《九十五条论纲》是罪人的作品

《九十五条论纲》（正式名称：Disputatio pro declaratione virtutis indulgentiarum，即“关于赎罪券的意义及效果的见解”，或可指“关于赎罪券的意义及效果，马丁·路德的见解”），是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张贴在德国维滕贝格城堡教堂大门上的辩论提纲，现在普遍被认为是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始。现在，五百年快过去了，可以对它盖棺论定了。

（一）背景

马丁·路德在大学中学习法律的同时，接受了当时“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此后又研究神学，1508年起，在维腾贝格大学担任神学教授。曾经周游各地，到过罗马，耳闻目睹罗马教廷和教会的腐败黑暗，产生了改良教会的思想。罗马教会宣扬，人死后灵魂要想升入天堂，必须由教士履行宗教仪式。

1517年，教宗利奥十世以修缮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为借口，谕令出卖“赎罪券”，说是有罪的人，只要花钱买了“赎罪券”，死后灵魂就可以升入天堂。为了增加销售量，赎罪券教士宣传说：“钱币落入钱柜底响叮当，灵魂瞬间脱离炼狱升天堂。”（见论纲第27条），说什么“多买赎罪券不仅可以预先豁免今后犯的罪行，而且可以替已死的人买赎罪券，好让死者的灵魂尽快脱离炼狱、升入天堂。”这样赎罪券无形中就成了犯罪通行证。当维滕堡附近的一些人来找路德行告解时，路德告诫他们需要悔改才能得赦免；当其中一部分人拿出赎罪券炫耀时，路德拒绝为他们做赦罪祷告。同时他接获作为教宗在神圣罗马帝国最高代表即驻美因茨的枢机主教阿尔布雷希特·冯·勃兰登堡用于教唆兜售赎罪券的秘密谕示（Instructio Summarium）。后者因为贿买勃兰登堡选帝侯兼驻马格德堡大主教（辖路德所在的维滕堡）的资格而债台高筑，而急需用搜刮信众得来金钱的一部分中饱私囊。此人的言论以及教唆销售赎罪券的这种卑劣的诈骗行为，引起了他的忧虑和愤怒。他认为，人只要虔诚信仰上帝，因信心而称义，死后灵魂就可得救，“既然已经认识上帝的意思，就不需要问别人”，也不需要由教士举行仪式。他主张“从头到脚”改良教会，取消教阶和教会的烦琐仪式，建立“廉俭教会”。他的这些主张在这《九十五条论纲》中得到初步体现。

民间一般认为，同年10月31日（现代新教国家的改革节）马丁·路德将这拉丁文写就的《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Disputatio pro declaratione virtutis indulgentiarum，共九十五条）按神学辩论的惯例公布于维滕堡的大学教堂大门上（见下图，当时也常作为公告牌），要求对有关赎罪券功效问题公开讨论。史料证明论纲其实最先是作为信件的附件递交给阿尔布雷希特·冯·勃兰登堡，愤于对后者刚愎自用和置若罔闻，作为神学教授的路德为推动学术讨论将九十五条散发给予大学同僚（抄本之一今藏于布伦瑞克—吕内堡公爵，即汉诺威选帝侯位于Wolfenbüttel的城堡图书馆里）。虽然始终无人来和他辩论，而这篇短文却在他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不胫而走，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索。 教宗知道此事后，下令切责路德，又派代表到巴伐利亚的奥格斯堡。路德当着教宗的代表面前，否认其统治基督教的权力，又替约翰·胡斯辩护，痛斥那些下令把他烧死的人。

（二）历史意义

1519年，马丁·路德在莱比锡参加神学论战，否认教宗的权力，说是没有教宗，教会也能存在。他点燃的宗教改革之火，在德国有了燎原之势，犹如耶稣所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太10.34）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也参加进来。他们的要求超出了马丁·路德宗教范围内的改革，而逐步发展为德意志农民战争。1521年，在教宗授意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要他在沃尔姆斯（Worms）召开的国会上认罪，并撤回这九十五条论纲，他却说：“除非用《圣经》的文字和明白的理性证明我是错的，否则我决不放弃自己的观点，我的良心是被上帝的道束缚的。”由于他的行为支持了当时德意志各邦民族主义对罗马的反抗，他此后也得到北部各邦诸侯和民众广泛的拥护和保护，在萨克森选帝侯的庇护下隐居于黑森—图林根交界的瓦特堡（Wartburg），从而首先把《圣经》从希腊文译成高地德语印行。其意义在于一般民众也有机会亲身学习，诵读和解释《圣经》，而无须借助教会和教士，这就从内部摧毁了以教宗为首的罗马教会作为精神权威存在的传统根基。这在破除罗马教会对文化垄断权的同时，也奠定了德国语文的基础和规范，是文化上的一大贡献。

罗马教会所谓“反改革”的诸多措施，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罗马教会本身。在1550年代特伦多会议上，天主教会（La Chiesa Cattolica）正式成形后，会议才最终正式废止赎罪券。

（三）基本观点

实际在写就论纲的当时，马丁·路德刚经历完痛苦的信仰挣扎，马丁·路德公布这些陈述的本意如其引言中所述， 仅仅只是作为学术辩论的出发点，正即所谓“论纲”（disputatio pro declaratione），而非政治纲领，为的是改良罗马教会而非进行对抗式的改革。毫无疑问，其对罗马教会权威的公然挑舋的宣言性效果并不合其马丁·路德本人的意愿。他说：“我只点了一把火，但是所用的是真理的语言。” 由于他的主张符合当时对罗马教会普遍不满的市民阶级和新兴贵族的利益，路德派（信义宗）很快由德意志各邦传播到了欧洲各地。

这九十五条中，其大部分用语作为论纲直接引用了阿尔布雷希特·冯·勃兰登堡和赎罪券教士的宣讲。其中第42—52条表达路德主要的观点，最末尾的四条为其抗议的动机。表面看来它反对买卖赎罪券，批判靠善功得救的观念。从积极正面来看，它宣扬悔罪得救，真诚的悔改、撕裂心肠的悔改、悔改相信耶稣在十字架受死、流血，从而使人的罪得赦免、得拯救。（见论纲第1—4条）。这就是施洗约翰所传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3.2）也正是耶稣所传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

Thesentür第三十二条诅咒“那些因购买赎罪券而确信自己得救的人，将同他们的教唆者一起受到永罚。”

第三十六条指出：“真诚悔过的基督徒，就是不购买赎罪券，也能够获得全面免除罪罚的权利 。 ”

第三十九条解释了赎罪券教士宣讲背后的虚假本质：“最博学的神学家也很难自圆其说，如果他同时向信众鼓吹赎罪券的特效，又宣扬真诚悔罪的必要性。”

第八十六条则终于将锋芒直指教宗：“教宗是当今的富中之富，他的钱比古时最大的富豪克拉苏还多，那他为什么要花费可怜的信徒们的钱，而不掏自己的腰包来建造圣彼得大教堂呢？”

第八十九条 而且“既然说教宗发售赎罪券是为了拯救灵魂，而不是为了金钱，那么，他又为何废止了从前允诺的具有同等效力的赦免和宽宥？”

（四）九十五条论纲（中译版）

路德关于赎罪票效能的辩论序言

教皇利欧第十（Leo X）敛财，假借建立新圣彼得堂之名售卖赎罪票。在德意志中部他委买音慈的大主教亚尔伯特（Albrecht）为总裁，而亚氏又以特次勒（Tetzel）为委办，竭尽宣传劝买之能事，妄言购买此票，可以使生者罪得赦免，使死者减除炼狱痛苦。路德认为此举，有损人民属灵生活，乃义不容辞，于一五一七年诸圣日前夕，即十月卅一日，在威登堡诸圣堂门上张贴关于赎罪票效能的辩论一文。他此一举原是按照当日大学研究学术，追求真理，提出辩论的作风，所以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谁知此文一出，洛阳纸贵，远近传诵，赎罪票的销售大受打击，教皇为之震怒，而改教运动也一发而不可遏，真是登高一呼，万山响应。因此文由九十五条构成，故在历史上素有九十五条之称。

路德写九十五条，系根据于用亚尔伯特之名向诸委办所颁的训令，以及劝售赎罪票者所说的话语而构成的，所以内容很少连贯。一般说来，路德在三十至三十七条，又四十二至五十二条中，表达他最重要的积极观点，在九十二至九十五条中，说明他提出抗议的动机。 

路德关于赎罪票效能的辩论（九十五条）

为爱护与阐扬真理起见，下列命题将在文学和神学硕士及常任讲师路德马丁神甫主持之下，在威登堡举行讨论。凡不能到会和我们口头辩论的，请以通讯方式参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祂是说信徒一生应当悔改。 

（2）这句话不是指着告解礼，即神甫所执行的认罪和补罪说的。 

（3）这句话不是仅仅指内心的悔改而言，因为内心的悔改若不产生肉体外表各种的刻苦，便是虚空的。 

（4）所以罪恶的惩罚是与自恨同长久，因为这才是真正内心的悔改，而一直继续到我们进入天国。 

（5）教皇除凭自己的权柄或凭教条所科的惩罚以外，既无意也无权免除任何惩罚。 

（6）教皇不能赦免任何罪债，而只能宣布并肯定罪债已经得了上帝的赦免。那留下归他审判的，他当然可以赦免。他若越过此雷池，罪债便仍然存在。 

（7）上帝赦免人的罪债，未有不使那人在祂的代表神甫面前凡事自卑的。 

（8）惩罚教条仅是加于活人身上，对临死者不应有所惩罚。 

（9）所以圣灵借着教皇用宽仁对待我们，使他在教会中总将死亡和必要定为例外。 

（10）神甫将教条，所定补赎给临死者留到炼狱，乃是无知邪恶的。 

（11）将教条所定的惩罚变为炼狱中的惩罚，很显然是仇敌在主教们睡觉的时候所撒的一种稗子。 

（12）从前实施教条，所定的惩罚，并不是在宣赦之后，而是在宣赦之前，作为真正痛悔的考验。 

（13）临死者因死亡就免除了一切惩罚，他们向教条的法规是己经死了，不再受它们的约束。 

（14）临死者心灵的健康若不完全，那即是说，他的爱心若不完全，他便必大有恐惧，而且爱心越小，恐惧就越大。 

（15）单是这恐惧（且不说其它一切）就足以成为炼狱的惩罚，因其与绝望的恐惧相距不远。 

（16）地狱，炼狱，和天堂之间的区别，似乎是与绝望，将绝望，和确信之间的区别相同的。 

（17）灵魂在炼狱里恐惧越减少，爱心便越增加，这似乎是确实的。 

（18）我们由理智或圣经似乎都无法证明，这种灵魂不能建立功德，或增加他们的爱心。 

（19）虽然我们对他们的福祉也许很有把握，但是似乎也无法证明他们自己都有这种把握。 

（20）因此教皇所谓全部免除一切惩罚，意思并不是指免除一切惩罚，而只是指免除他自己所科处的惩罚。 

（21）所以那些宣讲赎罪票者，说教皇的赎罪票能使人免除各种惩罚，而且得救，乃是犯了错误。 

（22）因对他对炼狱里的灵魂，并不能免除那按照教条应当在今生受的惩罚。 

（23）如果有甚么人以得免除一切惩罚，那么只有最完全的人，即最少数的人，才能得以免除一切惩罚。 

（24）所以大多数的人，难免是被这不分皂白和夸张的、免除惩罚的应许所欺骗。 

（25）对于炼狱，教皇在全教会有多少权柄，主教和神甫在他们的主教区和教区也有多少权柄。 

（26）若是教皇不用钥匙权（他没有此权）而用代求，来免除炼狱中灵魂的罪，他便行得好。 

（27）那些说钱币一叮当落入钱筒，灵魂就超脱炼狱的人，是在传人的捏造。 

（28）钱币一叮当落入钱筒，只能使贪婪增多，但不能使教会的代求产生结果，这结果仅操之于上帝。 

（29）从圣瑟威立努（St. Severinus）和圣巴斯噶（St. Paschal）的传奇来看，炼狱里的灵魂是否都愿被赎出来，是没有人知道的。 

（30）无人能确知自己的痛悔是诚实的；更无人能确知自己得了完全的赦免。 

（31）诚实买赎罪票的人，是与诚实忏悔的人一样很希罕。 

（32）那些因持有赎罪票而自信得了救的人，将和他们的师傅永远一同被定罪。 

（33）那些说教皇的赎罪票，是上帝使人与自己和好的无价恩赐的人，是我们应当特别警防的。 

（34）因为赎罪票的恩赐，只及于人在告解圣礼中所加的惩罚。 

（35）那些说为求获得救赎或赎罪票并不需要痛悔的人，是在传与基督教不符的道理。 

（36）每一个真悔改的基督徒，即令没有赎罪票，也完全脱离了惩罚和罪债。 

（37）任何活着或死了的真基督徒，即令没有赎罪票，也都分享基督和教会的一切恩惠，这些恩惠是上帝所赐的。 

（38）然而教皇的赦免是不可蔑视的，因为正如我所说的，它宣布上帝的赦免。 

（39）最有学问的神学家也很难一面宣讲赎罪票的好处，又一面宣讲真心痛悔的必要。 

（40）真实的痛悔寻找并爱慕补赎；滥发赎罪票，却使人疏忽并厌恶补赎，或至少使人有这种倾向。 

（41）教皇的赎罪票宜小心加以宣讲，免得人们误解，以为它们比其它爱的行为更为可取。 

（42）基督徒须知，教皇并无意将购买赎罪票一事与慈善的行为相比。 

（43）基督徒须知，赒济穷人，或贷款给缺乏的人，比购买赎罪票好得多。 

（44）因为爱的行为使爱心增长，也使一个人变好些，但赎罪票不能使人变好些，仅能使人避免惩罚。 

（45）基督徒须知，人若看见弟兄困苦，不予援助，反用他的钱购买赎罪票，他所得的，并不是教皇的赦免，而是上帝的忿怒。 

（46）基督徒须知，他们除非有很多的余款，就应该把钱留作家庭必需的开支，决不可浪费在购赎罪票上。 

（47）基督徒须知，他们购买赎罪票，乃是出于自择，而不是出于命令。 

（48）基督徒须知，教皇颁发赎罪票，渴望（因他更需要）他们为他的虔诚祈祷，甚于他们所带来的金钱。 

（49）基督徒须知，他们若不信靠赎罪票，赎罪票便是有用的，但他们若因赎罪票而丧失了对上帝的敬畏心，赎罪票便是最有害的。 

（50）基督徒须知，教皇若知道那些宣讲赎罪票者的榨取，他是宁愿让圣彼得堂化为灰烬，而不愿用他羊群的皮，肉，和骨去从事建筑的。 

（51）基督徒须知，教皇宁愿（照他的责任）把他自己的钱赐给许多被骗购买赎罪票的穷人，即令把圣彼得堂拍卖，也在所不惜。 

（52）靠赎罪票得救，乃是虚空的，即令教皇的代表，甚或教皇本身，用灵魂来作担保，也是如此。 

（53）那些为求宣讲赎罪票而叫其它教堂不得宣讲上帝道之人，乃是基督和教皇的敌人。 

（54）在同一次讲道中，若讲赎罪票比讲上帝的道花相等或更长的时间，便是亏负了上帝的道。 

（55）教皇的意思必然是：如果为庆祝颁发赎罪票这件最小的事，要鸣一个钟，举行简单的游行和仪式，那么为宣讲福音这件最大的事，就应鸣一百个钟，举行一百个游行和仪式。 

（56）教皇颁发赎罪票所凭借的教会宝藏，在基督的子民中间，既未充分加指定，也未被认识。 

（57）显然至少它们不是世上的宝藏，因为这许多赎罪票贩子不会散发而只会积攒世上的宝藏。 

（58）它们也不是基督和圣徒的功德，因为这种功德，虽没有教皇相助，也使人内心得恩典，并将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使它死灭。 

（59）圣劳伦斯（St. Lawrence）说，教会的穷人便是教会的宝藏，但他如此说，乃是用当时的说法。 

（60）我们很可以说，那由基督的功德所赐给教会的钥匙，便是那宝藏。 

（61）因为显然要免除惩罚和那留给教皇审问的案件，只要有教皇的权柄便够。 

（62）教会真宝藏乃是上帝荣耀和恩典的神圣福音。 

（63）但这宝藏自然是最令人恨恶的，因为它使在前的成为在后的。 

（64）反之，赎罪票的宝藏自然是最讨人喜欢的，因为它使在后的成为在前的。 

（65）所以福音的宝藏是他们从前用以获得富人的网。 

（66）赎罪票的宝藏是他们现在用以获得人的财富的网。 

（67）赎罪票，照宣讲者所说的，是最大的恩典；其实所谓“最大”，不过是指它们为最大的牟利工具。 

（68）实则它们若与上帝的恩典和人对十字架的虔敬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69）主教和神甫必须礼恭必敬地接纳教皇赎罪票的代理人。 

（70）但是他们更必须运用耳目，好叫代理人不至于宣讲自己的幻梦，而不宣讲教皇的使命。 

（71）若有人否认教皇赎罪票的效力，他应该受咒诅。 

（72）但那反对赎罪票贩子的胡乱宣讲的人，乃是有福的。 

（73）教皇对那些用图谋破坏赎罪票交易的人加以威胁，乃是适当的。 

（74）但他对那些藉赎罪票为口实图谋破坏神圣之爱和真理的人，更要加以威胁。 

（75）把教皇的赎罪票看得这么有效，甚至认为它们能赦免一个（假定那不可能的事）玷辱了圣母的人，这简直是疯狂的看法。 

（76）反之，我们认为教皇的赎罪票，对最小之罪的罪债也不能除去。 

（77）若说，纵使圣彼得现在是教皇，他也不能赐人更大的恩惠，这便是诽谤了圣彼得和教皇。 

（78）反之，我们说，现在的教皇或任何教皇都有更大的恩惠，即福音，德行，和医病的恩赐等等，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写的。 

（79）说那，饰以教皇徽号的十字架，是与基督的十字架同样有效，这是亵渎。 

（80）那容许这种说法在民间传播的主教，神甫，和神学家，是必得向上帝交帐的。 

（81）这种对赎罪票放肆的宣传，甚至叫有学问的人也很难使教皇的尊严不受人的诬告，或平信徒机敏的诘问。 

（82）他们要问：教皇若为得钱以建立一个教堂的小理由而救赎无数的灵魂，他何不为神圣的爱和灵魂的痛苦的大理由而使炼狱空虚呢？ 

（83）既然为得赎者祈祷是错误的，那么为甚么还继续给死者举行安灵弥撒呢？教皇又为甚么不退还或准许收回为他们所设立的基金呢？ 

（84）他们为得钱的缘故，就让一个不虔敬并作他们的仇敌的人，把一个作上帝之友的虔敬灵魂从炼狱里买出来，却不为纯洁之爱的缘故，因鉴于那虔敬和可爱的灵魂本身的所受痛苦而将他赎出来，这是上帝和教皇所定甚么样的虔敬呢？ 

（85）惩罚教条既因久不用而失效，人为何还要用钱买赎罪票来免除这种教条所定的惩罚，彷佛这种教条还是十足有效呢？ 

（86）教皇的财富今日远超过最富有者的财富，他为建筑一个圣彼得堂，为何不用自己的钱，而要用贫穷信徒的钱呢？ 

（87）教皇对那些因完全痛悔而有权得全赦的人，有甚么可赦免的呢？ 

（88）如果教皇把现在每天只作一次的作一百次，即把这些赦免和特赦颁给每个信徒，那么教会所得的福岂有比这更大的呢？ 

（89）如果教皇现在颁发赎罪票，是为拯救灵魂，而不是为得钱，那么以前所颁发的赎罪票既是同样有效，他为甚么把它们搁置呢？ 

（90）对平信徒的这些论点和疑问仅用教皇权来压服，而不用理智来解答，乃是使教会和教皇受敌人耻笑，并使基督徒不愉快。 

（91）所以赎罪票若是按照教皇的意旨和精神宣讲的，那么这一切疑问便都要迎刃而解，而且根本就不会发生。 

（92）因此那些向基督徒说：“平安，平安”，实则没有平安的先知滚开去罢！ 

（93）那些向基督徒说：“十字架，十字架”，而自己不背十字架的先知，永别了！ 

（94）基督徒应当听劝，努力跟从他们的头基督，经历痛苦，死亡，和地狱。 

（95）所以他们进入天堂，要靠经历许多艰难，而不靠人平安的保证。

（五）评论

《九十五条论纲》所言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仍然是一个罪人的作品。

正因为如此，《九十五条论纲》的公布激起了普遍的对立，最终分裂了西方教会，其裂痕至今五百年而未能痊愈。现在回过头来观察宗教改革，不难发现在新教内部，世俗化的倾向越演越烈，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新教所抨击天主教本身。而世俗化倾向，在改教者们那里，原来是被当作腐败的同义语来攻击天主教主流当权派的！

就此而言，可以说：新教比天主教还要天主教！

在新教那里，神职人员不仅可以结婚，还可以同性恋；马丁·路德（Luther，Martin，1483—1546年）反对教会聚敛财富，但是他的门徒却为自己的家庭聚敛财富。这一切坏的榜样，其实都是从马丁·路德他们那伙“改教者”自己身上开始发酵的。马丁·路德奸淫修女，而慈运理（Ulrich Zwingli，又译作茨温利，1484—1531年）则娶了寡妇，加尔文（Jean Chauvin，又译喀尔文、克尔文，1509—1564年）则干脆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活活烧死。这些人的失败表明了《圣经》启示的伟大：人是不可救药的败坏和堕落。

这些改教者就像二十世纪的“革命家”一样，都是不能善始善终的。他们对于罗马教廷的攻击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禁让人想起了那位住在荷兰的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Benedictus Spinoza，1632—1677年）的一段名言：“经验给我们太多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最难管制的东西，莫过于自己的舌头。”（Experience more than sufficiently teaches that men govern nothing with more difficulty than their tongues. ）

至于我本人，我现在还是对东洋文化如佛道庄禅十分着迷，但我知道这些人类智慧的结晶可以让我活得更好却无法救我脱离死亡。同时我也不觉得佛陀和老子会在基督那里，否则，他们在基督那里是作为信徒呢？还是作为分庭抗礼的呢？我因此把佛老基督混合论的观点称为“混合主义”的，还因此得罪了以传道作为职业的人们。

我觉得，主，在东洋文化之上。正如，主，在西洋文化之上。主，不是一种文化，而是神秘的天启——是我们无法用理智打开的奥秘。只有这种看法能让我感到平安。

当我面对死亡的时候，只有我不能明白的天启，才有能力救我。而我能够明白和理解的哲学与文化，一概离我远去。

我之所以可能对新教和天主教的争议作出中立的评价，是因为我信主，不是通过教义和教会，而是通过“克服焦虑”的需要；我说这些是发自真心，不是出于社会归属、职业需要。

从经验角度看，教会活动确实具有一些“心理治疗”的效果。我最近思考“救难组织与中国宗教”的题目，觉得所谓“宗教”多是在“救难”活动中发展起来的，而且是为了满足“救难”的需要而继续发展的。只要人类还会面对死亡，宗教就无法消除。

2010年1月22日

（另起一页）

十八章  实验科学诞生于“基督的奥秘”

1、实验科学诞生于近代西欧的基督教环境下，不同于希腊理论科学诞生于异教环境下。

2、基督的奥秘，其核心是三位一体和神人二性。三位一体，说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不同的位格，却是独一的真神；神人二性，说耶稣基督既是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基督的奥秘，完全解构了人类的理性、逻辑、常识，解构了所有宗教的论证系统，迫使人的共有思想不得不在超然的事实面前低下头来，从而为实验科学的启动预备了道路。

3、实验科学诞生于基督的奥秘，这是由于基督的奥秘对人的理性和常识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人们需要不断解构自己的成见，因此不得不诉诸事实、观察、实验，来不断更新自己的认识，尝试理解上帝的启示。

（一）

实验（experiment）区别于试验，是科学在合理设定的条件下，用来检验某种假设，或者验证或质疑某种已经存在的理论而进行的操作。科学实验是可以重复的，不同的实验者在前提一致，操作步骤一致的情况下，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通常实验最终以实验报告的形式发表。而试验指的是在已知某种事物的时候，为了了解它的性能或者结果而进行的试用操作。 

谢选骏1993年─1995年初稿编著的《万神说》（第四章第四节科学起源于宗教之三：基督教与科学的起源）指出：

有人提问：“何以只有在基督教西方，科学才成为一种自在自为的事业？”问得好。正如Whitehead所指出的，科学并非起源于爱奥尼亚式的形而上学，也非起源于以婆罗门教—佛教—道教为代表的东方，更不是起源于流行占星术的埃及与玛雅文明，而是源于基督教西方的中心地带。这决非偶然。虽然伽利略与教会争执得不可开交，但如果道成肉身的信仰未曾首先将一种关于现实、价值及万物秩序的观念赋予给他，他可能就不会劳神费力地去研究木星和将物体从塔上掷下了。（Walker Percy，迷失在宇宙里）

在大众的心目中，科学与宗教完全敌视：科学拥抱事实与证据，而宗教宣示盲目的信仰。然而正如许多简单化的大众观念一样，这一见解是错误的。现代科学不仅与基督教相兼容，事实上只有在基督教里它才能找到自己的源头。这当然不是说，《圣经》就像一些福音派基督徒企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一本蕴含基本科学真理的教科书。但基督教信仰中其实包含着更为深刻的真理──那是关于人在上帝创世中的位置、上帝是谁以及他是如何自由地创造宇宙的。这些真理连同哲学推理一道使得心智对自然的探索成为可能：

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人的头脑极少思及这些观念，就像鱼无视它赖以呼吸的水一样。对于那些生长在科学世界的人们来说，要理解古代精神所处的困境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那种精神被禁锢于一个没完没了且无法无天的世界里。而对于生长在后基督教世界的人们来说，要理解基督教观念带给古代精神的惊异与解放同样十分困难。

下面将概述著名的科学史学家及Templeton奖获得者Stanley Jaki所从事的最为重要的工作。Stanley L. Jaki是匈牙利出生的天主教本笃会神父，美国新泽西州Seton Hall大学的杰出讲席教授，神学和物理学双料博士。他在过去四十年中专攻历史和科学哲学，写出了近四十本书和一百多篇论文。他在爱丁堡大学任Gifford讲师，在牛津Balliol学院任Fremantal讲师。他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多所一流大学发表演讲，并担任梵蒂冈教廷科学院的名誉会员，法国波尔多国家自然科学、纯文学及艺术学院的会员联系人。他获得过1970年Lecomte du Nouy奖和1978年Templeton奖。

基督教信仰何以为科学的成长提供了一种文化母体？在“基督与科学”（第23页）中，Jaki对于现代科学只诞生于基督教西欧给出了四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基督教对于创世者的信仰使得人们在思及自然时又一次取得突破。只有一种真正超验的创世者才能被认为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创造一种包含自主规律的自然，但他对于自然的力量并不因此而被削弱。一旦这些规律的要素得到定义，科学就会按照自身规律发展起来。”

第二种原因：“基督教的创世观念还对科学的未来做出了另一个关键性的重大贡献。它将所有的物体置于相同的层次上，都不过是造物而已。与异教希腊的宇宙观不同，在基督教的宇宙里没有什么神圣的实体。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天上的还是地下的──现在都被置于同等的地位，都处在相同的层次上。由此就可以假定月球的运动以及物体的落地都受同样的引力规律控制。而在希腊泛神论传统或任何类似的古代文化传统中，此一假设纯属亵渎神灵。”

第三种原因： “最后，在基督教的创世教义中，人将自己当成是按照上帝的形象特别创造出来的生灵。这一形象既体现在人的理性乃是对上帝自身理性的分有，也体现在人作为一种伦理存在物，它对其行为负有永恒的责任。因此人对其自身理性的反思必然赋予他一种自信：他的被造心智能够洞察被造世界的理性。”

第四种原因： “同时，这一被造性也能够警醒人类，要抵御一种永远存在的诱惑，即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而实验方法的最终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一基督教母体。”

但其它的宗教，即使是所谓的一神论宗教又是怎样的呢？Jaki注意到，在基督之前，以色列人从未形成过一个非常庞大的社区。在以后的时代里，犹太人也缺乏基督徒所特有的一种观念，即耶稣是monogenes 或unigenitus，即上帝的独生子。像希腊人那样的泛神论者往往把monogenes 或unigenitus当成是宇宙本身，或者是天堂本身。Jaki写道：

就在这里，基督教的一神论与犹太教、伊斯兰教或其它宗教的一神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也解释了一个事实，即犹太人或穆斯林知识分子几乎很自然而然地变成一个泛神论者。斯宾诺莎和爱因斯坦就是犹太人中著名的例子。而就穆斯林而言，只要想想激进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阿维罗伊主义分子就够了。知道了这一点，人们就有望理解，为什么穆斯林在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钻研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并且写出了大量的注释，却最终未能取得突破。只有靠了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本才实现了这种突破，而且这还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译著流行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取得的。

正如我们下面所看到的，突破起自于对亚历士多德的一本天文学著作《论天》的注释。那么，这种突破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或者说，基督教以外的人又是为什么没能取得这种突破呢？Paul Haffner神父写道：

Jaki已经说明了，现在实验科学之所以可能，乃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氛围蕴育下的产物。虽然古代社会确实出现过一两位科学天才（关于埃及金字塔的设计与建造堪为范例），然而整个哲学及心理环境都与一种自在自为的科学过程格格不入。因此，在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科学始终处于难产状态。它也未能在美洲的玛雅、印加及阿兹特克文明中结出果实。即使古希腊在使科学成为一项持续不断的事业方面比任何其它古代文化都更为超前，科学同样未能在那儿诞生。亚历士多德的中世纪穆斯林后裔们也没有发育出科学。

这是因为──

古代文明都相信宇宙是无限的，而时间就是在历史中无限轮回。这样一种心理氛围往往不是使人绝望就是使人自满，而少有能激发和维系科学研究的东西。无论处于哪种心理状况，都不能达致对上帝存在的信仰，无法相信造物主和造物本身都是理性的和可以认识的。因此这些古代文明都不能产生一种自在自为的科学事业。

如果科学在古代文明当中只能难产，那么它的横空出世又是如何可能的呢？科学作为一项羽翼丰满的事业之所以发生，乃是与两个重要的教会教义有关。第一项教义是在1215年召开的第四届拉特兰会议上确定的，即宇宙乃在是时间开始时从无中被创造出来。第二项权威性声明乃是在地方层次上做出的，1277年3月7日，巴黎主教Stephen Tempier谴责了219条亚历士多德的命题，从而清除了关于创造问题的决定论和必然论观点。

这些教会教导权威的声明描绘了一个场景，对上帝的信仰在其中已经渗透进中世纪文化并且带来某些哲学影响。宇宙的存在被看成是可能的但又是不确定的，因此它的存在有赖于一次神圣的抉择与呼召。宇宙的本性也同样被认为是不确定的，而上帝能够自由地在无限可能性中创造出特定形式的世界。因此宇宙不是必然如此的，对它的认识也是通过事后的研究才能实现。宇宙既然是理性的，那么就能够对它做出前后一致的阐明。实际上，宇宙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恰像两个柱石，支撑着基督教的宇宙观。

科学的兴起需要全体民众──即整个文化──对一个特定的教义体系形成广泛而持久的接纳。这个教义相信宇宙具有普遍的和绝对的可认知性。宇宙的这一特性就蕴含在对创造了万物的独一人格神的信念之中。因此，并非偶然的是，正好在上述两项教会教导声明发表之后，第一位物理学家应运而生，他就是在1330年代担任巴黎索邦大学教授的约翰·布里丹。

布里丹的宇宙观笼罩着基督教的创造论；他特别拒斥亚历士多德在《论天》中所表达的宇宙永世存在的观点。他发展了推动力的观念。这一观念认为上帝为天体设定了最初的运动框架，使其能够维持运动状态而不再需要上帝的直接干预。这与亚历士多德关于天体运动无始无终的意见完全不同。大约在1370年左右，布里丹的门徒Nicholas Oresme接替了他的工作；推动力理论预示了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

后来的梵一会议重申了上帝从无中创造宇宙以及宇宙有一个起点的教义，以反对当时盛行一时的唯物论与泛神论的错误。不仅如此，梵一会议还强调了上帝创世的绝对自由，（针对信仰主义）阐明了通过对造物的理性反思达致认识上帝存在的可能性。正如Jaki所声称的：“这次会议遵循两千年来的传统，执着地坚持那种使人能够看见启示之理的关系的真正基础。如果人不能从围绕他的世界中推断出造物主的存在，这种关系就是无法想象的。

许多科学家无力从上帝的作品中追索他的伟大，而Jaki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其展开了极其巧妙地批判。他对生物学家R.Dawkins和物理学家霍金所持有的无神论立场提出了挑战。他告诉说，要揭露不信教科学家思想的实质，最好的办法就是展示他们立论的基础如何不能为科学方法所证明。他们置自己的科学素养于不顾，贸然地用先验哲学的法则对抗基督教信仰。一个与之相关的例子就是无所不在的“偶然”说或“混沌”理论，它被用来“解释”物质世界、生命和人的存在。Stanley Jaki也在其1990年出版的杰作《目的何在》中，对这样一种关于宇宙与创造的论点予以拒斥。

据jiki自己介绍，他思想的独创性同样在于将创造论与道成肉身这两个教义联系起来。他展示了从无中创造有的创世论信条是如何在发展中“与曾引发早期教会激烈辩论的、微妙的道成肉身教义联系起来的。”Jaki还探讨了犹太教的创世论立场是如何在基督教头几个世纪中发生变化的。与耶稣同时代的斐洛曾试图解释《创世记》第一章，但他的观点“表明他更接近于希腊人的永恒论，而不是《圣经》里的创世论。”最早的米大示解经法“表明犹太神学家们不再愿意支持物质绝对从属于造物主的教义。”而在伊斯兰教的Mutazalita传统中，由于支持亚里士多德泛神论性质的必然主义，也存在着一种滑向外流论和泛神论的倾向。

Jak清楚地确证，泛神论倾向之所以在基督教内受到抑制，乃是因为创世论教义受到了道成肉身信仰的支持。只要把宇宙看成是永恒存在和无限轮回的，泛神论的存在就无可避免。而道成肉身和救赎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能粉碎任何关于永恒与轮回的观点；因为如果世界是轮回的，则基督只此一次地来临就被破坏了。基督的独一性确保了一种线性的历史观，并且使基督教在许多方面影响着世界历史。创世论与道成肉身的教条意味着：“与沉浸在泛神论之中的过去做义无反顾和最为革命的决裂。”而阐明这些信条及其对历史的冲击是“永远不会终结的攻坚战” ……

宇宙本身以及所有统治宇宙的具体法则并没有形成一个自我解释的系统；它们定点于科学之外，并且要求一个内在于基督教创世论教义里的形而上学基础。Jaki表明，恰恰是基督教的创世论教义成为了科学得以脱颖而出的催化剂。而基督教的创世论教义是在教会内得到阐明的。

（二）

甘·雅各布（James Kennedy）和杰利·纽康（Jerry Newcombe）写作的《如果没有耶稣》之第七章《基督教对科学的影响》指出：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卓越科技的时代，科学已成为世界的主宰。过去我们说人是处在蒸汽或电的时代。现在，更贴切而言，叫做核子时代、原子时代、电子时代、计算机时代、信息时代或太空时代，总而言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毫无疑问地是一个科学的时代。

对许多人而言，我们在讨论基督教对这世界的祝福时，会在本书以专章来讨论到科学是件奇怪的事，宗教不总是与科学为敌吗？不！更进一步言，许多学者都同意，改革后的基督教是孕育十一世纪时获得极大扩展的科学革命之母。如果没有耶稣，科学恐怕也无法来到这个世上。

想想我们在生活中因科学革命而得到改善的种种方面，我相信假如基督未曾诞生，你现在无法借着电灯来阅读本书；假如基督未曾诞生，就不会有计算机、微芯片、飞机或宇宙飞船；假如基督未曾诞生，人们不曾开始“跟随神的思想”走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看到科学革命之出现的。关于基督教如何生产出现代科学，一些学者都有某些评论，基督教思想家薛华博士（Francis Schaeffer）提到了当中一些意见：

英国数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及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都强调现代科学是来自于基督徒的世界观点。怀特海是一位倍受尊崇的数学家及哲学家，奥本海默在1947年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主任之后，写到许多关于科学的主题，怀特海（在其1925年的著作《科学与现代世界》）说到基督教是科学之母，因为“中世纪时强调神的理性。”

科学及基督徒的观点又如何呢？“科学”是由拉丁文Scientia来的，意思是“知识”，神被称为ominiscientia——全知的、无所不知的。但现代科学是怪异地混合了演绎与归纳，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些都是在十六世纪时出现的名词，而发展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科学时代”。

1、科学与基督教

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如何？多年来怀疑论者及各类的非信徒可说是无穷无尽又令人厌烦地写了许多书及文章，述及科学与基督教是正相反对的，他们不仅互相矛盾，彼此之间更是毫无关连。一个人必须选择做一个迷信的宗教者——基督徒，或是一名科学家，两者是不可能并容的，不信的科学家习惯以上述的用语来形容两者的分野。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这句话是没错的，在过去数十年间，科学因着社会生态学的变化而遭遇到几段不同的困难时期。如1960年代的嬉皮新族群及 1970年代声称科学创造出了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这个科学怪人，并且是要来摧毁这个地球的种种传说，使得科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与其说科学是一条圣牛，毋宁说它是——按照许多的人的说法——更像是一条在瓷器店里暴怒的牛，充满着要破坏每样事物的威胁性，以致生态学家将人类的疾病归咎于科学。可说人们对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态度到如今仍不断地在改变，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我手上有一本接一本的书是一些不信基督的生态学家所写的，他们提醒人们，指出是因为基督教的缘故我们才有科学，而基督教才是所有这些疾病事件的主因。

2、科学的来源

科学究竟从何而来？大约是始于基督降世之前的六百年，希腊哲学家开始对生命的存在及自然界的安排做一连串非神学性的探索时开始的。他们努力地朝原始科学的方向走，但却未发展出任何像现代科学的盛况，若是有，在公元一百年前我们即可能已处在核子及太空时代了。希腊人的脑子看这个自然界大半是简单地为了显扬伟大的希腊之名而有的，世界是不应该被改变、被利用的，只应该是单纯地被了解，他们做的只是头脑运动的游戏，应用理性的推理系统，而推出了许多很棒而有趣的事实，但从未发展成为“科学时代”。

吉维斯（Malcom Jeeves）博士怀疑为什么希腊人从未在他们的科学问题上有所长进，在他的《科学企业与基督教信仰》（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 and the Christian Faith））一书中，他指出一种独特的希腊思想混合了基督教特殊的一部份形成了所谓的“改革式信仰”，这进而产生了现代科学，吉维斯写道：

因着圣经的再发现及宗教改革时期的信息......造成科学发展的新动力，这种新动力再加上希腊思想中最好的部份，产生了最好的混合原料而引爆出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又导致在十六世纪初科学革命的知识爆炸，以及之后一直不断地加增，到融合成今日的科学动力。

科学不仅没有在希腊人中得到发展，它也不是发源于希伯莱人之中。简单而言，希伯莱人不是也不会是科学发源的始祖，你可以回想在诗篇里，自然界只被单纯地认定是赞美造物主的场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段。”（诗19章1节）

因为回教这个宗教信仰的缘故，现代科学也不可能存在于阿拉伯人当中。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到1100年之间失传于西方世界的亚里斯多德著作，是由北非的阿拉伯人所留存的，最后在公元1100年到1200年才再度被引进到欧洲。亚里斯多德不像柏拉图，有一种导致进入科学研究典型的哲学理论，因为比起柏拉图推论性的方法，亚里斯多德是属归纳性的方法，柏拉图会在得到一种理念后，再从它推论出各类事物，亚里斯多德则偏向于看到单独的事项，然后从中归纳出原则。因为亚里斯多德派的思想较接近阿拉伯人——包括景教的基督徒，在中世纪时，逐渐地比欧洲人发展出更伟大的科学以及数学上的进步。

但即使在那段时期，阿拉伯人也未曾介绍或创造出真正的科学，为什么？主要乃由于他们的宗教，因为主宰回教的是一种宿命论，他们不信既然各样事情的命运都早已注定了，很明显地，没有必要再试着去驾驭大自然而来改变什么，因为万事都是无可改变的。

科学也绝不可能来自于信仰灵魂之说的中南非或世界上其它的地方，因为他们从未在自然界中做过实验，他们相信万物——不管是石头、树或动物或任何其它的东西，都有一个活的不同的神或祖先之灵魂在其中。

科学也不会起源于印度的印度教或中国的佛教，因为印度教及佛教都教导肉体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只有世上的灵魂才是真实的。任何人必须学到的最大一件事就是肉体的世界并不真实，因此，没有理由要穷其一生探索这个不真实的世界。

直到基督教来采取了不同的努力方法，并将它们牵在一起，才产生出在十六世纪我们所熟知的现代科学现象。这乃是来自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导，它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理性的神，祂是所有真理的来源，而这个世界是一个理性的世界，由此而使得科学的定律能够出现。

有趣的是，你会注意到科学并不是发源于今日世界中所流行的哲学观点。今日在西方世界所流行的哲学是存在主义，是非理性的，科学是不可能发展出非理性之世界的，因为科学乃是基于事实。假如今天水在一百度时煮沸，明天它也会在一百度煮沸，接下来也是一样，有些特定的法律及规则在控制着这个宇宙，这都是由神创造世界的基督教观点生发出来的——神是理性的，祂创造了一个理性的世界。

3、文化的托管

基督教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就存在于从本章中我们所引用的创世记之中。其中“文化的托管”的概念，乃是来自神从起初就对人说要管理全地。十六世纪时，基督徒第一次慎重而有系统地致力于基督之主权掌管全地的研究，假如基督是全地的王；假如祂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假如祂的国度掌管全地；假如这个国度不仅掌管人类的心，同时也掌管实际的人类社会生存空间；假如基督是万物所持有者；假如在自然界中所有被发现的事物都是为了荣耀神及跟随祂的人之益处，那么人类应该要管理全地，他要使用它们、塑造它们，为着他自己的益处，或是为着邻居的益处及神的荣耀。

这个世界不像希腊思想所认为的……只是为了被了解，也不像希伯莱人的思想，只是为了敬拜的缘故，更不是为了像印度教所说，是为否定它自己的存在，也绝不是像灵魂学说派那样的认为只是为了被尊崇而已，这是伟大造物主的创造，是为了祂自己的荣耀及人类的益处而设的。

另外一项导致科学的基本观念是罪的教义，人类第一次严肃地讨论到人的里面是有罪的，并深入洞悉人的罪性及其完全的堕落。十六世纪的改革家认定人类所有的才干能力，包括思想都是堕落的，因此，人类的理性不足以被依赖来推论出所有的真理，像先前希腊人高傲地推测那样。因为人类的罪性及其为了自身利益而扭曲事情的倾向，使得理性需要以实验作为背后的支持。你可能还记得，科学是理性与实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等的混合，这种推论法与归纳法的结合导致了科学及其成就，因此，所有的理性主义应该是由实验主义作其背后的支持。但某些基督徒，特别是加尔文教派的基督徒，对人类完全的堕落是采取非常严肃的态度，他们认为即使是人类的实验也可以被扭曲成罪的延伸，因此，只有在圣经的光中的评价才有可能是正确的。基督徒相信神已经在两部书中启示了祂自己——大自然及圣经——它们分别代表了一般性的启示及特别的启示。培根这位因发展科学方法而有功于世界的人士，如此写道：“有两本摆在我们面前的书可以让我们研究，它们可避免让我们陷入错误之中。第一本是圣经，它向我们启示了神的旨意，然后是大自然，它表现出了神的能力。”

所以，当有人深入地研究这两本书——神所创造的世界以及神所留下的话语时——现代科学便于焉诞生了。

4、现代科学的基督教之根

薛华注意到，现代科学开始于当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受到科学的挑战之时。在哥白尼学说革命中得失攸关的要件是什么？许多现世主义者会告诉你是来自圣经的宇宙论，事实上，是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彻底地受到哥白尼学说所震撼的缘故。伽利略在1632年批评说：“只有在圣经中强加入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教会才会被误导。”薛华则在以下有详尽的说明：

现代科学的基础可以说早已在牛津奠下。当时那儿的学者们攻击阿奎那（Thomas Aquinas）那种证明自己第一的权威教导；亚里斯多德做了一些关于自然现象的错误解释......当罗马教会攻击哥白尼及伽利略时，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教导真的与圣经有相违之处，教会当局认为有，但那是因为当时亚里斯多德的学说已经成为教会正统的一部份之故。而伽利略的观点很清楚地与它们有冲突，事实上，伽利略为哥白尼与圣经的兼容和谐作出辩解，就是招致他受审判的原因之一。

多年前，罗马天主教曾发布了一项对当年伽利略责难的公开道歉，可说教宗此举已肯定了科学在我们今日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5、新教与科学

英国开放大学的穆尔教授（James Moore）写道：“有一个明显而可信的证据说明新教乃引发现代科学的动力。”譬如，路德派曾对哥白尼的书《革命》（De Revolutionibus）不遗余力地资助、出版及传播。穆尔指出在十六世纪路德派包括克卜勒（Johannes Kepler）等曾帮助并预备了科学护展的道路，十七世纪则是加尔文派继续引导此路。

其中一个帮助推动科学及科学进步的人组织就是“改善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社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当中大部份的成员都是基督徒。皇家社会是在一所基督学院里开始的——伦敦格雷欣（Gresham）学院。事实上，格雷欣是一所清教徒的学院，因此，它是走纯圣经趋向的。穆尔写道：

1645 年在格雷欣学院，哈克（Theodore Haak）受到摩拉维亚派（基督教联合弟兄会）教育家夸美纽斯的激励，开始了一些非正式的聚会。之后在1661年成为伦敦皇家协会，会中十位核心科学家有七位是清教徒，在1663年，皇家协会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会员是原来的清教徒成员，而在当时，清教徒只是英国境内的少数族群。

穆尔并下结论提到为什么说新教“鼓励了现代科学之诞生”会备受争议的具体原因。但一些历史学家则视新教强调所有信徒皆是祭司为一重要之因素，穆尔也指出在十六世纪及十七世纪的一些重要科学家都是罗马天主教徒。

6、科学的先驱——委身的基督徒

一些最伟大的科学先驱都是委身的基督徒，天文学家克卜勒可说就是造出本章题目“跟随神的思想”的科学家。当一名科学家在从事自然界的研究时，他其实是在寻找神在自然界中所立下的定律。克卜勒写道：“既然天文学家对大自然言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么我们该仔细思考的不应是我们的荣耀，而应是神的荣耀。”同时他在《宇宙的奥秘》（The Mystery of the Universe）一书中写道：“如今，神以创造者的角色出现，祂向受造物教导了这个游戏，这受造物是按祂的形像造的。”

另外一名敬虔的科学先驱是巴斯卡（Blaise Pascal，1622—1662年），他的工作是如此的杰出，以致现在有一种计算机语言因他而命名。巴斯卡不仅在数学及科学方面做了改革，同时也发明了第一个工作气压计，而他更是法国一个特别派的敬虔基督徒，这个派叫约翰逊（Jansenites），她是一个“加尔文派半新教团体”，在天主教教会组织里，巴斯卡写了一本基督徒灵修的著作，叫做《沉思录》（The Pensees），这本书是基督徒信仰的辩护者，巴斯卡写道：“信仰告诉我们感官所不能做的，但信仰与感官的发现并无抵触，它只是超越而不是抵触他们。”

巴斯卡用他仔细而科学的头脑为基督教做了令人佩服的辩解，他写道：“耶稣基督是永活神的惟一证明，我们只能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神。”巴斯卡指出，我们所拥有对神的知识，远远超过我们在心思意念中所能侦察到的。

基督徒的神不只是一位数学原理及元素排列的作者而已，那是异教徒或享乐主义者对祂的观念，这位亚伯拉罕、艾萨克、雅各布、众基督徒的神是一位爱及安慰的神。

另外一个跟随神的思想来看待科学的伟大科学家即是举世闻名的牛顿（l642—1727）。他写的有关神学方面的书，其实和他令人熟知的科学书一样地不计其数。牛顿以他的敬虔出名，虽然他会有一些怀疑，被归类于惟一神教派，但他仍坚信基督及救恩的信息。牛顿对神坚定的信心加强了他的科学世界观，他在《原理》（Principia）一书中写道：“这个最美的太阳系、行星系及彗星，只能从那位智能而有能力的掌权者发出。”薛华指出人道主义者对牛顿在晚年时，花许多时间写关于圣经而不是研究这个独立于创造主的世界，感到很遗憾。他们认为科学与圣经相抵触的批评是早就可以预料到的，虽然圣经的确引发了现代科学！牛顿说：“我在圣经方面有基础的信仰，圣经是由圣灵引导人写成的，我每日都研读圣经。”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对不信者这样说：“无神论者是太不敏感了，当我观看太阳系时，我看到了地球与太阳的距离，恰好是能吸收适当的热与光的距离，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

另外一个伟大的基督徒科学家是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年），法拉第最大的贡献是在电的研究上。他发现了电磁感应并发明了发电机，薛华观察到法拉第隶属于一个科学家的基督徒团契，这个团契的立场是：“圣经说话之处，我们才开口；圣经未说之处，我们则保持沉默。”法拉第在他的教会中是很活跃的一份子，据报导，他在圣经及祷告方面均有极强的信心。

7、创造论主义的科学家

几年前有一场在教会举行的关于创造论与进化论的辩论中，进化论的科学家发表了相当不可思议的宣告，他们说不仅创造论不科学，就连那些创造论主义者也不能算是科学家。然而确实是创造论主义产生了世界科学！创造论主义者发明了科学！没有创造论主义者就没有科学。

以下是一些信仰圣经的杰出科学家，是这些人奠定了下列科学的基础，其中有一些是我们已经提过的。

防腐外科（手术）——利斯特（Joseph Lister）

细菌学——巴斯德（Louis Pasteur）

微积分学——牛顿（Isaac Newton）

天体力学——克卜勒（Johannes Kepler）

化学——波义耳（Robert Boyle）

比较解剖学——居维叶（Georges Cuvier）

计算机科学——巴贝奇（Charles Babbage）

空间分析——（Lord Rayleigh）

动力学——牛顿（Isasc Newton）

电子学——弗莱明（John Ambrose Fleming）

电动力学——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

电磁学——法拉第（Michael Faraday）

动力学——开尔文（Lord Kelvin）

活昆虫学——法布尔（Henri Fabre）

流体力学——斯托克斯（George Stokes）

银河系天文学——赫歇尔（Sir William Herschel）

瓦斯动力学——波义耳（Robert Boyle）

遗传学——孟德尔（Gregor Mendel）

冰河地理学——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

妇科医学——辛普森（James Simpson）

水道测量学——莫里（Matthew Maury）

流体静力学——巴斯卡（Blaise Pascal）

鱼类学——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

同位素化学——拉姆西（William Ramsey）

模型分析——瑞利勋爵（Lord Rayleigh）

自然历史——雷（John Ray）

非欧几里得几何学——黎曼（Bernard Riemann）

海洋学——莫里（Matthew Maury）

光学矿物学——布儒斯特（David Brewster）

这份名单不是一下子列得完的。这些科学家都是圣经的信奉者，他们都相信创造论。

谁说信奉创造论者就不是科学家？是这些人发明了科学！因此，说创造论主义者不是科学家或创造论不科学，不仅是完全错误，同时也是相当可笑的。创造论像进化论一样，不仅没有违背科学的定律，它其实与这些定律保持了完全的和谐。

8、被丢弃的眼镜

加尔文说圣经是神特别的启示，是我们必须戴上的一副眼镜，假如我们要正确地阅读神创造的启示——大自然这本书的话。不幸的是，在科学之初与今日之间的这段日子，许多科学家都摒弃了这副眼镜，以致发生了无法计数的曲解。

结果是什么？刚开始，科学被看作是神学的附属品，研究宇宙是为了要引领人尊崇这位创造主，之间并没有矛盾的地方。然后，像牛顿，他是一名在科学上有卓越贡献的改革者，关于神学的著作他写得跟科学一样多。但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特别是进化论的理论到来之后，科学已经堕落到与基督徒信仰敌对的地步，且可能是用来对抗基督教的最致命武器。

进化论使得许多人对基督教的信仰产生疑惑，由此造成了致命的伤害，最清楚的例子是发生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在达尔文的意识学革命之前，当时在英国，传福音是很有震撼力且非常昌盛的，有不少宣教士被派到世界各地。然而在达尔文主义出现之后，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士便丧失了他们对传福音的信心，只因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科学或圣经？今天，在英国只有低于百分之五的人会上教会。根据撒迦利亚（Ravi Zacharias）所说二个世纪前曾差帕克理这位现代宣教运动之父前往印度的一间英国的教会，近来已转变成一间印度教寺，供印度移民住宿之用！从这件事即可以看出基督教在她的祖国英国已遭受到极大的苦难，英国——这个在基督教历史上曾扮演非常重要之角色的国家，虽然可能还有其它诸般的因素造成她今日的状况，但达尔文的理论显然是形成这种离经叛道的最大主因之一。

今日当问到许多年轻人关于基督教的事时，他们会先入为主的认为科学已经否定了神；再问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圣经，他们会说圣经早已经被推翻了。若再进一步探索他们的看法，会发现他们之所以感觉圣经被否定，是因进化论已经被证实了，它已经推翻了创造论的教义，说人类是受造的，或世界是被神创造的等等。他们说假设所有聪明的科学家都相信这点，那么圣经就不真实了。

现在，既然基督教的信仰是根基于圣经，就科学与圣经的关系而言，我们应抱持着怎么样的态度呢？有一件事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科学与圣经之间的完全和谐不是不可能的。许多人看不到这点，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并不像启示一样，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总是在进步，科学是达不到尽头或绝对之真理的；科学总是在寻找以发现更多，它提出了一种假设，然后又被另外一种给取代，如此不断地进行着。

一个人能够做的就是追踪这些不同的假设与理论，看看这些在过去五十年或一百年来各种不同领域的科学理论之真实性如何。从任何写于五十年前有关科学的书，我们大概可以找出至少有一半左右的理论在今日都已遭致弃绝。譬如，本世纪初进化论主义者说整个人类的内分泌系统，包括脑下垂体、甲状腺以及所有其它的内分泌系统腺体，都完全没有功能。而这些研究者只是从一些祖先所遗留下来的萎缩性器官作了此错误的结论，今天我们都知道这腺体操纵着我们身体中整个的化学过程。

原子时代也摧毁了过去所认为原子是不能分裂的旧时代科学。事实上，“原子”（atom）这个字来自希腊文atomos，"tomos"是切的意思，而之前的"a"加上去就是“不能被切割”的意思，然而今日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对的。就像这样，从过去到现在，有许多的理论被提出来，然后又被摒弃，例子也是举不完的。

9、圣经不是科学的教科书

每过一阵子，你就会听到某人说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基本上它只是一本宗教的书。因此，当圣经说到有关信心及责任的事时，我们就相信它，但当进入科学或历史的领域中时，我们的认知是“这些人已尽其所能，只不过他们受限于自己的时代罢了。”

对许多人而言这种观点是非常合其口味的，因为它可以借着把科学关在一间密不通风的房间，而把圣经又关在另外一间，来解决暂时的问题。我们自欺欺人地以为这么做能照顾到双方的战斗部队，但事实上问题一点儿都没有解决。最简单的原因是科学、历史及神学并不是三根知识的明显分枝，它们只是环绕我们的三种看待事实的角度，就好像长、宽、深是我们看待任何物体的三个方面，既然他们不是知识的明显分枝，他们便是不能被分开的。

举例而言，基督徒信仰的中心及首要的教义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神学的？历史的？还是科学的？为什么？就人一刹那之间的反射反应会明显地告诉我们三者都是。几乎每一个科学的分枝都包括在基督的复活里，从解剖学、生物学到物理及化学。明显地，它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它是世上最重要的历史事实，许多人亲眼见证了这个事实，而历史学家也记录了这件事。基督徒神学要点的基础及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死又复活的根基，假如我们将这样的真理从科学及历史的角度中挪去，我们还剩下什么呢？只是神话，别无其它了。若人是从这种观点来看圣经，可说信仰已被摧毁，再无坚固之基础了。但有趣的是，那些将科学与宗教分开看待的教会却不断地流失会友，因为会友知道除了空谈之外，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无法忍受被欺骗的感觉。

人类唯一的希望是基督，圣经是神的话且是不能被打破的。不管它是否说到历史或科学的事，当它说的时候，它说的就是真理，它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也不是一本宗教的教科书，它根本就不是一本教科书，它是从神而来的启示！它乃是以一种成熟的发育形态来触碰科学的事，当它说到关于科学之事时，它所作的叙述都是真理。

10、起源点的争议

今天为什么人们无法看到基督教与科学创造之间的连结，其主要原因乃是他们对起源点的误解。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被告知进化论是一个得到证实的事实，而许多人也接受了这个谎言。他们却忘记科学方法的基本信条是必须为可观察的、可试验的、可重复的以及可反证的，事实上无论是进化论或创造论，两者都无法完全达到科学上严峻的要求，因此，两者都无法真的规范地进入客观科学的领域。

本章的目的不是在讨论创造论与进化论的争议，而是要显示基督教与现代科学创造之间的关连。对那些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创造论及进化论的读者而言，有许多不同的书现在均已证实出，有许多转换的形态是怎样地不为人所知，像是从阿米巴变形虫到三叶虫，从鸟到爬虫类，从猿到人类等，之间都没有进化的关连。这些书包括：《进化论-化石说不》（Evolution: The Fossils Say No），由杜安基什（Duane Gish）所着：森德兰（Luther Sunderland）的《达尔文之谜》（Darwin's Enigma），以及费克斯（Wm. R. Fix）的《骨头小贩》（The Bone Peddlers）。费克斯是一个不信福音而相信有神论的进化论者（虽然他驳斥许多关于进化的证据）。另有许多其它的书是我们可以推荐的，像是温道尔伯帝（Wendell Bird）的不朽作品——《族类再访的起源：进化论的理论及其突然的出现》（The Origin of Species Revisited :The Theories of Evolution and of Abrupt Appearance，1987），泰勒（Ian Taylor）的《在人类的心思中》（In The Minds of Men，1987），以及登顿（Michael Denton）的《进化论——危机中的理论》（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1986）。

12、结论

现代科学已经利用各种好的事物来造福我们每日的生活需用，如果没有耶稣，科学也不可能来到，放下本书暂时休息一下，看看在你四周的事物，你看到了什么？电灯？电钟表？立体音响？电视机？计算机？如果没有耶稣，我相当怀疑这些东西会有被发明的可能性。

我想将不会有人造卫星、飞机，假如你今天去工作，你可能是走路、骑马、骑驴子或骆驼去的，你不可能在电炉上或以微波炉烹调你的早餐，因为这些东西都不会存在，你也不会有烤面包机来烘烤出焦黄可口的面包，无数其它科学所带来的益处将不会存在，假如基督未曾诞生于这世上。

（三）

《基督教与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郝宁湘）指出：“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恩格斯的这段话指出了一些人无视中世纪对近代科技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的错误。

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就确有这么一种观点：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是对古希腊文明的继承和发展，中世纪是一个与科学发展根本对立的黑暗时期。然而，西方近代科学不仅是古希腊的理性遗产，也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希伯莱文明的宗教遗产。西方近代科学是“两希文明”结合的产物。当然，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贡献主要是以影响和建构自然观、科学观等多种间接形式来实现的。一、基督教对近代自然观、科学观建构的贡献１关于上帝与自然。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关于自然的观点主要包含在远古宗教和希腊哲学之中，它们对自然界的刻画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自然的神化（除希腊原子论外）。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探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著名科学家、哲学家罗素为代表的群体，坚持“冲突说”。他们大力宣传，使这种思想深深影响后辈学人。然而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能仅以诸如“冲突”的字眼就可以概括的。因为基督教与科学不但具有内在一致性，而且近代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督教孕育而成长起来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哲学观上促进了近代思维方式的确立和实验科学的兴起；在价值观上，其信仰观为科学家探索自然的奥秘提供了巨大的内在动力；其理性主义给近代自然科学的勃兴提供了可能性。在组织形式上，教会、修道院及其文化的兴盛不但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而且为日后人们从事科学必备的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作好了准备。当然，这也不能说明两者关系的“和谐”，也就是说驳斥“冲突论”并不导致支持“和谐论”。二者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

宗教与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二者之间具有广泛而复杂的联系。而且二者的关系历来是国内外学者探讨的重要学术话题，也属于国际跨学科课题。该课题不仅囊括了宗教史、宗教学、宗教哲学等宗教方面的知识，也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史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一提到16、17世纪兴起在西欧的近代自然科学，我们都会想到那时较著名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如哥白尼、弗兰西斯·培根、开普勒、波义耳、牛顿等，他们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总结他们所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对事实经验的观察，对实验手段的重视，对因果关系的运用以及用理性方法分析。人们不禁会问，近代科学是如何继承这些传统研究方法？思考此问题时，人们往往会追溯到古希腊文化，极易忽视长期统治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对近代科学的影响，甚至认为保守的基督教神学禁锢了近代科学的崛起，近代科学的萌芽受到一段漫长黑暗历史的残酷压制。然而，近代科学的兴起于黑暗的中世纪末，蓬勃发展于宗教改革后，这说明基督教文化对近代科学的发展有其深刻影响。

……

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信奉宗教的其它文明，包括希腊罗马文明和中国日本文明（以及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犹太教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美洲各个文明以及众多的并不接受“基督的奥秘”的基督教文明如神人一性论宗派），无法发展出彻底改变人类命运的实验科学——因为他们缺乏“基督的奥秘”。

没有“基督的奥秘”，就没有实验科学的诱因和动力，也就没有实验科学的诞生和前进。

而黑格尔之流的“自然哲学”，还停留在古希腊的理论科学的水平，就其近代性而言，只能是一堆精神垃圾。

正是在这种精神垃圾堆上，产生了祸害现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

在“基督的奥秘”面前，我们其实应该保持的是某种谦卑的不可知论。

（另起一页）

十九章  草菅人命的哲学意义

中国哲学把生命看作一种自然现象，所以说“人死如灯灭”； 所以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这不是说中国文化残忍无情，而是说中国文化对于人的定义如此，因而必然影响到人们的行为。

草菅人命的释义说：人的性命看得像野草一样轻贱；随意加以摧残。这则成语多用于形容官吏草率处理案件，使无罪者屈死。也指反动统治者滥施淫威；任意残害人命。也作“草菅民命。”

成语故事说草菅人命曰：“草菅（jian）人命”这则成语的菅是一种茅草。看待杀人像看待刈割茅草一样。指统治者滥施淫威，轻视人命，任意残害人命。 这个成语来源于《汉书·贾谊传》，......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其视杀人，若刈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导之者非其理。故也。

贾谊，洛阳人，是汉文帝时的一个著名文人。自小聪慧好学，极有才华。被文帝召为博士，后又担任过太中大夫的官职。但因为被人嫉忌，后谪为长沙王太傅（老师）。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以屈原自喻，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等文章。后来，汉文帝把他召回宫中，要他担任梁王刘揖的太傅。梁王是汉文帝最宠爱的儿子，文帝指望他将来能继承皇位，所以要他多读些书，希望贾谊好好教导他。

贾议就此发了一通议论，他说：“辅导皇子，教他读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他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假使像秦朝末年赵高教导秦二世胡亥那样，传授给胡亥的是严刑酷狱，所学的不是杀头割鼻子，就是满门抄斩。所以，胡亥一当上皇帝，就乱杀人，看待杀人，就好像看待割茅草一样，不当一回事。这难道只是胡亥的本性生来就坏吗？他所以这样，是教导他的人没有引导他走上正道，这才是根本原因所在。”后来，贾谊到梁国上任担任太傅，悉心辅导梁王。可是梁怀王不慎骑马摔死，贾谊自伤没有尽到太博的责任，因此终日郁郁不乐，常常哭泣，一年多后，就死了，死时才33岁。

贾谊虽死，但他这段精彩的论述就此留传了下来。“草菅人命”作为一句成语，也被人们用来形容中国社会的潜规则。

毛泽东曾把“砍头”比作“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所以他不喜欢吃韭菜，因为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杀人如麻”。

这些说明，中国的哲学不仅生命看作一种自然现象，而且把人的生命当作植物，相当原始古朴。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甚至比蒙古人更为“坚忍不拔”，因为蒙古人是把人当作动物的。

相比而言，佛教的哲学则把生命看作一种轮回现象，因此能够为植物哲学和动物哲学共同采纳。

再相比而言，基督教哲学则把生命看作一种进化现象，从创世记到启示录，是一个不会重复的过程。

一个社会如果在内心深处信奉“草菅人命的哲学”，会把人看作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创造出来的杰作吗？会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吗？

（另起一页）

二十章  圣经内容列入中国教材

（一）

台湾“中央社”11月18日报道，根据《单片眼镜》（Monocle）杂志公布的最新调查，英国首度超越美国，登上世界软实力排行榜之首，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报道援引英国《每日邮报》消息称，这家英国杂志每年进行这项全球软实力调查，这是英国首度表现胜过美国，名列第一。调查发现，英国在全世界投射的正面影响力超过任何国家。

软实力一词于1990年由哈佛大学学者奈伊（Joseph Nye）所创，意指国家如何运用吸引力和说服力达成目标，而非透过动武威逼或以金钱收买的方式。

《单片眼镜》这项调查有多项评比标准包括政府的外交表现、教育差能和对企业的吸引力，以至在奥运赢得的奖牌数目。

2012年排在前10名的国家除了英美两国，其后依序是德国、法国、瑞典、日本、丹麦、瑞士、澳洲和加拿大。亚洲除了日本名列前茅，韩国也排名第11。 

（二）

英国的软实力为何如此突出？原因很多。但其中有一项应该引起中国人的足够重视，那就是英国的教育注重“兼听则明”，从而避免了中国现行的“偏听则暗”体制。例如新闻封锁、教育单一，都会导致一个社会信息闭塞，进而导致精神呆滞。

举一个例子：

早在1980年代，英国国会就通过了立法，使得佛教内容得以成为英国各个中小学校的正修课，堪称史无前例。

报道指出：有史以来，英国的教育政策，针对宗教教育方面，作了空前之改革。传统唯一基督教之教育法令，已由“修改教育法令一九八八年法令第九条之第三款（The Education Reform Act一九九八Section9《３》）”代替，改为中小学宗教教育不仅“表达反映大英王国传统的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且应顾及与实行其它各大宗教教育。

（Reflect the fact that the religious traditions in Great Britain are in the main Christian whilst taking account of the teaching and practices of the other principal religious represented in Great Brain）。

自此教育法令立法后，因无增上缘之助，而此法令亦默默无闻。直到一九九四年七月五日，英国的教育部长、大英王国大主教与全英国教科书决策委员会主席三人，招集了全英国各大宗教代表会议，正式推广与促进此新教育法令之实施，宣布政府主办之公费学校的所有学生由五岁至十六岁，在中学（GESC）会考之前，必需研读五种宗教科目，即基督教为必修科外，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锡克教等，由各地方教育部与学校磋商，选读其中之四科。

据知中学会考之宗教考试，最少要考其中二科，即基督教必考科与另外任何一宗教科，所以各私立学校亦不能例外。

一九九四年，全英国教科书决策委员会，公布了二种模范教科书与课目选择之指南，以资促进与协助辅导各学校对此新教育法令之实行。

全国一百零八个大小州郡以此为依据，分别制订出各自的宗教教学大纲。譬如肯特郡（Kent Country）为全英国最大之州郡，亦拥有最多学校（共有六百三十所中小学校）。此郡之教育部（地方教育部）已议决公布，并指示其所管辖之所有学校，选择佛教为第二宗教必修科（基督教是当然的必修科）。

据主管肯特郡宗教教育的韩利普先生所言，佛教以缘起法、四圣谛为基石，符合当今科学，易为西方人所接受；倡导五戒、十善、四摄、六度；又主张和平、非暴力，对提升社会道德、维护社会安定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肯特郡教育部宗教组的官员，尤其是他本人都非常乐意、并积极促成佛教在每一所学校成为正修科。然而由于这是英国政府有史已来第一次公开在各中小学推广佛教教育，困难颇多，诸如适合当地学生的教材、课本奇缺，而教师对佛教的认识与教学的常识全无。更困难的是由于英国是传统的基督教国家，不少人对于政府提倡佛教教育不太理解，造成很多障碍，诸如缺少经费，因此有时实在感到力不从心、无能为力。他们诚恳地希望各佛教团体，多多协助，把握空前的机缘。

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英国，佛教能得到承认，并由政府立法，列为全英国中小学校之正修课程，不但是在英国，就是在全世界（除东方的泰国与斯里兰卡以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实为史无前例的创举。正因为如此，我们若能把握这千载一时之殊胜因缘，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英国将成为西方佛教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而这对整个西方社会又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

英国的成功使我想到了中国的失败。偌大一个中国，不仅在两百年前败于只有中国一个省份那么大小的英国“岛夷”，而且两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的人均产值还是不到英国的十分之一。

为什么？

一切失败都起源于教育失败。  

英国在传统上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为了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他们竟肯学习佛教。那么中国呢？即使不为别的门仅仅为了赶超英国，中国也有必要学习基督教。

英国能把佛教内容列入中小学教材，中国为什么不能把基督教内容列入中小学教材？

中国不仅需要把基督教内容列入中小学教材，而且必须能把基督教内容列入中小学教材——这样的中国，才可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才可能实现教育兴国的百年大计。

（四）

我们呼吁给予基督教同等权利：要求把《圣经》的内容纳入中小学教科书，就像儒佛道马列毛曾经获得获得的那样。这样，就可以让属灵的战争无远弗届了。“救救孩子”的匕首不该刺向弱势者如1918年那个时候的“仁义道德”，而应该指向绑架儿童的语言暴力如1968年那个时候的“毛泽东思想”。而我所说的“把《圣经》的内容纳入中小学教科书”，即使从“文化多元化”的平衡角度看，也是必要的。至少，中小学生应该得到一个接触属灵真理的机会！否则，福音真理岂不等于“在灵性之争中预先投降”？

历史的证据表明：人性软弱，易于向罪恶屈服，一切良善的信仰若不经历某种国教化阶段，便无从占据人类灵魂的主流，甚至连支流、末流都难企及。观察一下古代中国，儒佛道三教都曾有过它们各自的国教化时代，更不用说那种本来就是国教的、起源于先秦礼制的“天地社稷崇拜”了。三教后来之所以可能合一，是因为它们都曾经获得过国教地位这一平等权利。而没有获得过国家地位的景教、回教、摩尼教等，就只能排除在正统之外了。所以在未来中国，为了获得“进入主流的平等地位”，基督教在中国必须争取发起一个国教化运动！让马列主义和无神论也都尝尝上帝的滋味、福音的甘甜。

就传播福音说，在未来中国，基督徒的目标是“要福音占据人们灵魂的主流”呢，还是以“政教分离”为借口，干脆不要主流地位，只要支流甚至末流的地位？如果不要主流地位，那是否意味着“取法乎下”、甚至自甘堕落？是否“向撒旦屈服、给魔鬼留地步”？如果要主流地位，中国社会是否需要经历一个“基督教的国教化的阶段”？以便基督教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与儒教、佛教、道教、马列主义的同等话语权利，可以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说话。因为儒教、佛教、道教、马列主义，在中国社会都曾经获得过国教地位或接近国教的主流地位，如果基督教没有获得这样的地位——哪怕短短的几十年，基督教就无法与儒教、佛教、道教、马列主义“站在平等地位上发言”。

（另起一单页）

第三卷  神学

（另起一单页）

二十一章  彼拉多是一个佛教徒

本丢·彼拉多，罗马帝国驻在巴勒斯坦的总督，杀害耶稣基督的直接凶手（间接凶手是犹太教徒）——他怎么会是一个佛教徒呢？

我判断此人，即使组织上不是一个佛教徒，思想上也是一个佛教徒或类似佛教徒，是因为他的两句经典格言：

1、什么是真理呢？

（《约翰福音》：彼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彼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作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在这里，耶稣实际上否认了别人误认他是犹太人的说法。]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在这里，耶稣承认自己是王者。]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什么是真理呢？”——这是典型的佛教虚无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真理”。

2、 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

（《马太福音》：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彼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彼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作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犹太人自己创造了“反犹主义”。]于是彼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这是典型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看来彼拉多不仅是佛教徒，还是一位熟练的禅宗哲学家。

（另起一页）

二十二章  “新柏拉图主义”显然是一个伪命题

（一）

普罗提诺曾经四处求学，不得要领，后来经友人介绍，投入阿摩尼乌斯（Amonius）门下，方感到振奋不已：“这正是我要找的人。”结果一学就是十一年。

这十一年的学道生涯又是一个谜。阿摩尼乌斯究竟教了普罗提诺什么东西？无法可知。阿摩尼乌斯从来没有写过什么东西，学生圈子也很小，而且学生们还相约不泄露老师的教义。据记载，这位神秘人物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后来背离了自己的基督教教育，转向一般哲学。他似乎想调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主张一切实在源于神；区分神、天界、灵魂等三层存在。他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了一个学校，其学生包括普罗提诺、奥利金（不是基督教的奥利金——那是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学人）、厄莱尼乌斯（Erennius）和朗基努斯（Longinus）（朗基努斯是当时雅典柏拉图主义的领袖。普罗提诺的著名弟子如坡菲利、阿美利乌斯等人都曾从学于朗基努斯，并在后来从普罗提诺学习后还不断给这位先前的老师寄去普罗提诺的作品）。也许，阿摩尼乌斯所教的哲学有东方色彩，因为普罗提诺在从学十一年后日益感到有必要去波斯、印度去进一步了解那些地方的思想。

但是一般人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阿摩尼乌斯的基督教家庭和他所受到的基督教教育，对普罗提诺的关键影响。

（二）

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最早产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新柏拉图学派的创始人是阿摩尼乌斯·萨卡斯（Ammonius Saccas，175——242年），他神秘兮兮，而且没有留下著作。于是最出名的前台人物就算他的学生普罗提诺（Plotinus，204——269年）了。

普罗提诺曾经四处求学，不得要领，后来经友人介绍，投入阿摩尼乌斯门下，方感到振奋不已：“这正是我要找的人。”结果一学就是十一年。这十一年的学道生涯又是一个谜。阿摩尼乌斯究竟教了普罗提诺什么东西？无法可知。阿摩尼乌斯从来没有写过什么东西，学生圈子也很小，而且学生们还相约不泄露老师的教义。据记载，这位神秘人物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后来据说背离了自己的基督教教育，转向一般哲学。因此看来，阿摩尼乌斯传授的秘不示人的东西可能就是那时非法的、遭到严酷迫害的、被迫转入地下状态基督教信仰哲学。

表面上，阿摩尼乌斯似乎在调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似乎是合法的；但实际上，他还是主张一切实在都源于神，这无疑来自基督教的信仰。尤其重要的是，阿摩尼乌斯区分了神、天界、灵魂等三层存在。这很明显是来源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

阿摩尼乌斯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了一个学校，其学生包括普罗提诺、奥利金（不是基督教希腊教父的奥利金——那是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学人）、厄莱尼乌斯（Erennius）和朗基努斯（Longinus）（朗基努斯是当时雅典柏拉图主义的领袖。普罗提诺的著名弟子如坡菲利、阿美利乌斯等人都曾从学于朗基努斯，并在后来从普罗提诺学习后还不断给这位先前的老师寄去普罗提诺的作品）。也许，阿摩尼乌斯所教的哲学有东方色彩，因为普罗提诺在从学十一年后日益感到有必要去波斯、印度去进一步了解那些地方的思想。

（三）

普罗提诺哲学体系的独特性是“一元多层”。这有两个意思。一是他的世界图景，尤其是他的本体领域，是多层的：太一、理智、灵魂。这是在前此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所看不到的。另一个意思是这“多层”不是“多元”。并没有几个本体，本体只有一个。一元本体创化并普在一切。这又是前此哲学家中罕见的一元论者。

这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新柏拉图主义”，而是从“基督教的一神论”里剽窃过来的。因为他的老师就是一个叛教的基督徒。

可惜现行的中国学界根本不懂这些，他们说，“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大量注释传给中世纪伟大的神学家，供他们学习研究，比如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是其中一位，为基督教启示提供了重要的自然基础。”——天呀，他们竟然把“中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如圣托马斯·阿奎那”所写的东西当作了“自然基础”。他们甚至不懂，“基督教启示”仅仅可指《圣经》，这是基督教与佛教不同的传统。显然中国学界用佛教或道教传统去解读基督教，所犯的错误自然太大了。

（四）

新柏拉图主义不是孤立的精神现象。

即使最为顽固的人文主义者也会承认：“新柏拉图主义”最早产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那里几百年间一直都是希腊哲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的交会地。而普罗提诺的作品主要都是他晚年的讲课笔记，并流露出神秘色彩。他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基督教神学观念与东方神秘主义等思想熔为一炉，从而为基督教文论的基本取向和奥古斯丁等人的神学思考铺平了道路。

记住：

1、首先是“新柏拉图主义”吸收了基督教，然后才是基督教神学吸收了它。

2、“新柏拉图主义”不过是基督教和基督教神学之间的一个过渡。只是为了逃避迫害，它才把基督教思想隐藏在柏拉图哲学的外袍下。

3、“新柏拉图主义”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有什么异同？

新柏拉图主义表面上是把柏拉图的观点和基督教嫁接在一起，实际上是一种伪装的基督教神学：比如柏拉图的理念说，在柏拉图那里是一切东西都模仿理念；而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则把理念解释成神的光辉。普罗提诺在“思考方式一致”的伪装下，暗度陈仓、偷天换日。这是在宗教迫害下不得不进行的深度伪装：因为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基督教得以合法化，情势才逆转过来。又过了半个世纪，基督教成为唯一合法的宗教，于是大家都成为基督徒了，连奥古斯丁这样叛教成为摩尼教徒的人，也都不得不再度改宗成为基督教徒，并且在基督教内部极力发展自己，成为了著名的教父。

附录

新柏拉图主义是公元3世纪至5世纪时最重要的哲学派别。说他重要，主要是因为他既是整个希腊哲学按照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基督教神哲学的主要思想来源。通过新柏拉图主义，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希腊哲学理性精神的衰落和向神学转化的必然性，从而加深对哲学和宗教，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复杂关系的认识。 

这一学派之所以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是因为他的基本倾向虽可划入柏拉图主义阵营，但却具有鲜明的新特点，这就是思想来源上的折中主义，本体论上的神秘主义，认识论上的直觉主义和伦理观上的天神合一。 

新柏拉图主义传播范围较广，流行时间较长，内部区别较大。下面，我们以他的活动中心为依据，分三个学派加以介绍。在介绍之前，先让我们简要的了解他的思想来源。

一，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来源 

概括的讲，新柏拉图主义是在广泛吸收希腊和犹太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具体来说，他的思想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传统的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早期斯多亚学派。新柏拉图主义以柏拉图的理念论为基本依据，把《巴门尼德》篇中的“一”和“存在”视为柏拉图的最高神学，把《蒂迈欧》篇中的摹仿创世论当做建构体系的范本，并且从柏拉图在“第二封书信”中讲到的关于三个领域的学说中寻找三一原理的渊源。与此同时，他亦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神学”中的纯形式，完全现实，第一动因，终极目的等思想，也吸收了斯多亚学派的神创论，泛神论，命定论和逻各斯学说。 

二是以斐洛（Philo，约公元前25—后45年）为代表的犹太神哲学。斐洛的哲学思想是希腊哲学和犹太教结合的典型，他通过用柏拉图主义来阐释犹太教义，第一个建立起神学思辨体系。他认为神是惟一永恒的，绝对存在和不可见的，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神在本性上不可理解，即使通过灵魂的静观，也只能知道他存在而不能表达其本质。逻各斯是神与世界的中介，通过这个中介，神创造了可感世界并向他启示了自己。可感世界是消极的。哲学的最高层次是对神的静观，他只有通过自我否定才能获得。斐洛的这些观点，为新柏拉图主义提供了思想模式和理论蓝图。  

三是以阿波罗尼（Apollonios，公元1世纪）为代表的毕达戈拉斯学派。他们认为有一个脱离万物而存在的神，神以数为原型规定和创造万物。“一”是神，善，理性，第一原则，“二”是不平等和变化的原则。地上万物因为有质料所以都不洁净，只有摆脱与不洁肉体的联结，与神融合，才能解决伦理问题。 

四是以普鲁塔克（Ploutarkos，约55—125年）和纽曼洛斯（Numenios，约150—200年）等人为代表的折中性柏拉图主义者。普鲁塔克认为，神是最高的存在，一切善的创造者，但其本质不为我们所知。理念是神与世界的居间者，创造的模型。纽曼洛斯则提出了三位神的思想。第一位神是至上神，自身即善并通过自身而善，是纯粹的思想和实体原则，是父亲。第二位的神是造物主，来自至上神，通过分有第一位神的本质而善，是儿子。第三位的神是世界，即造物主的产品，是孙子。

此外，亚历山大里亚城早期基督教神学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这个关键影响被淡化为“也有一定”。）

二，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学派 

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学派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第一个派别。如此称呼该学派的原因在于，亚历山大里亚城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孕育地，罗马则是他的诞生地。这一学派的先驱是萨卡斯，主要代表是普罗提诺，重要人物还有波斐利等人。 

阿莫纽·萨卡斯（Ammonius Saccas，175—242年）是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学者，他没有著作，据说也不准学生传播他的思想。他在新柏拉图主义发展史上之所以占有先驱地位，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确立了该学派的思想方向，即信封希腊宗教，研究并传播希腊哲学，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一”，善，绝对存在于理念和理智之外。二是培养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普罗提诺。

普罗提诺（Plotinus，一译柏罗丁，204—270年）是埃及人，28岁时到亚历山大里亚师从萨卡斯学习哲学长达11年之久。40岁左右到罗马定居办学，吸引了不少达官贵人，甚至受到皇帝加瑞安和皇后的重视，曾计划在康帕尼亚建立一座“柏拉图城”，以实现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因大臣们反对而未能实现。他50岁开始写作，共撰写了54篇论文，由其学生波斐利编辑成6集，每集9篇，故冠名为《九章集》（Enneades）。该书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是我们研究普罗提诺思想的史料根据。 

普罗提诺的哲学体系博大艰深，内容丰富。限于篇幅，我们在此只简单介绍他的主要观点。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普罗提诺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改造：将理念等级变成三大本体；将两个世界变成四个层次；将分有、摹仿变成流溢；将灵魂回忆变成灵魂观照。

普罗提诺认为，存在的一切都是产生出来的，这个产生者或父亲就是“一”（hen，为了突出这个一的地位和作用，中文一般译为太一）。“一”作为一切存在的产生者，本身不是存在，也不是一切。正因为“一”空无一物，所以万物由他产生。他超越了“是”所指示的属性，没有任何肯定的特征，因而不可言说和名状。如果非要言说，也只能说他“不是”什么，“没有”什么。因为凡“是”和“有”的东西，都有对立面，都是区分的结果，所以都是“多”而不是“一”，都是部分而不是全体，都是缺欠而不是完满。但“一”既不寻找什么，也不拥有什么或缺欠什么，他是极其完美的。“一”在本性上虽然不“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形容和比喻来肯定他。从肯定的方面讲，“一”是绝对的同一体，是单纯而单一的神本身和善本身，是存在物的最高原则和终极原则，是完满自足的源泉。他因完满而流溢，因其流溢而产生一切。“存在于一之后的任何事物必定是从一中生成的，或者是他的直接产物，或者可以通过中介物溯源于他”。 

“流溢”是普罗提诺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用以说明“一”生万物的方式。“一”由于自身充盈，故而自然要溢出，但这种流溢却无损于自身的完满，犹如太阳放射光芒而无损自身的光辉一样。这种流溢说虽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但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不仅用内在的流溢关系解决了柏拉图因分有或摹仿而遭遇的难题，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早期希腊哲学的“生成补偿”观念，因为生成不缺失什么，所以不用生成物的复归作为补偿。 

“一”首先流溢出“理智”（nous，或译为心灵，努斯等）。“理智”是“一”的影像，也是“一”惟一的直接产物。他作为被产生的本体，不再保持“一”的绝对同一性，包含着原始的区分，因而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可用最一般的范畴表述他。当然，他仍然享有“一”的统一性，所以，多样性又是统一的，知与被知的差异内在于其中。这样，他就既是知识的真正对象，又是知识的主体。思想与存在，异与同，动与静等范畴也适用于“理智”。

“理智”也像一那样能够流溢。他流出的影像是“灵魂”。灵魂存在于理智中，犹如理智存在于一中。灵魂作为一之间接产物的第三种本体，已不是绝对同一体，也不像理智那样是一与多的统一体，而既是一又是多。当他转向理智和一并与他们相通时，复归于原初的统一，因而是一，但当他转向自己的产品即可感世界，被分割在个别事物中时，就成了多。灵魂是能动的，不朽的，他可以轮回，也可以流溢。

灵魂的流溢物是可感世界。可感事物有形式和质料两个方面。形式是存在于理智之中的理念形式的影像，质料本身是独立存在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漆黑的混沌。质料不是无，而是非存在，他本身不变，却作为载体承受形式的变化。

灵魂进入人的肉体之后，就因为受到污染而堕落了。人的使命就是改造自己，使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经由理智达到与“一”结合。这个过程就是灵魂的回归或上升之路。上升之路有两条，即德性修养和辩证法。对应于灵魂，理智和一，德性也有三种，即公德，净化和观照。三者是依次上升的关系。“公德”即公民德性，目标是使人类仁爱交往，抚平激情，顺从本性，所以他是实践性的和否定性的德性，指导公众生活，限定欲望情感。“净化”为沉思德性，目标是使人们从肉欲中解脱出来，在理性静观中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观照”是最高的德性，他使人在突如其来的一刹那灵魂出窍，舍弃肉体而与“一”处于一种合而为一，不可名状而又无与伦比的迷狂状态，这种状态就是“解脱”（ekstasis）。在这种神人合一的状态中，灵魂获得了宁静，享受着至福，体验着奇妙无比的欢悦。但是，“观照”的境界是罕见的，只有少数圣贤之士方可达到（波斐利说，他与普罗提诺相处6年，普罗提诺曾有过四次观照经历，而他自己在68年中仅有一次），而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过，“公德”和“净化”阶段的努力是“观照”的准备，虽然这些努力并不必然导致观照，但若不努力，观照必不可能。

（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当他向三位一体的神秘切切祷告的时候，“观照”的状态就出现了！——谢选骏如是说。）

辩证法是灵魂回归的另一条上升之路，也是引导我们到达解脱的技术，方法或训练。他是哲学的高贵部分，不仅由一套理论和规则组成，亦涉及事实，知道真理，首先知道灵魂的作用。“这条道路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变低级的生活。第二阶段为已经上升到理智领域，已在那里留下了足迹但尚需在那个领域继续前进的人所享有。他一直延续到他们把握那个领域的终极为止。”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到达终极呢？“肯定是那些已经明白全部或大多数事物的人，那些在一出生时就已经具有了由此可生长出的哲学家，音乐家或爱美者的生命胚芽的人。哲学家喜欢这条路是出于本性，音乐家和爱美者则需要外在的引导。”

“一”向下的流溢过程和灵魂向上的回归过程，构成了普罗提诺哲学的完整框架。第一个过程是他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第二个过程才是目的。与晚期希腊哲学其它学派一样，他也把伦理学问题作为关注的重点和核心。他把人生的最高境界视为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回到自身，过一种人神合一的内在的神圣生活。区别在于，其它的希腊哲学家一般强调人神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而他受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注重人神合一。

普罗提诺把柏拉图的客观理念理智化，理性思辨神秘化，并糅合进了其它派别的思想，从而创立了以神秘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新柏拉图主义。他的神秘主义在波斐利那里又有了新的发展。

波斐利（Porphyrius，233—305年）是叙利亚人，普罗提诺晚年的得意门生。他不仅编辑了普罗提诺的《九章集》，写了《普罗提诺传》，还撰写了《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引论》，《要句录》等作品。在哲学上，他有两方面的工作值得一提。 

其一，他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引论》中，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思想分歧归结为关于共相性质的三个问题：（1）共相是独存的实体，还是仅存于人的思想中？（2）如若是实体，有形还是无形？（3）如若无形，与可感物分离还是在可感物之中？这三个问题，他虽然没有给出答案，却启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唯名论与唯识论关于共相问题的长期争论。

其二，他在介绍普罗提诺思想的同时也作了一些修改，进一步强化了东方宗教的神秘色彩和来世观念。他倾向于灵魂本性恶的观点，因而把神人合一的境界推向来世，并强调现实生活应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他把德性分为公德的，净化的，理论的，至福的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为现世的道德生活，后两个阶段是现世生活所不及的，只有依靠神恩在来世才能获得。现世的德性和快乐不相容，游戏，娱乐和婚姻均为罪恶。在传播新柏拉图主义时，他还同正在兴起的基督教展开了论战，抨击基督教教义和一些外在仪式。 

波斐利死后，新柏拉图主义的中心从罗马转移到了波斐利的家乡叙利亚，从而衍生出新柏拉图主义的另一个学派。

三，叙利亚学派

由于当时的叙利亚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较小，宗教迷信盛行，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叙利亚学派在整个新柏拉图主义阵营中哲学味道最淡，而迷信色彩最浓。 

叙利亚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是波斐利的学生杨布利柯（Jamblikhos，约250—325年）。他的目的是致力于建立融哲学，神学，宗教为一体的体系，为多神崇拜做理论上的辩护，容纳希腊和近东的种种传统信仰，他各民族的神灵接纳进万神殿，让他们各得其所。 

杨布利柯的基本方法是在普罗提诺的三大本体之上和之间，另行设置多个等级，靠增多层次来解决问题。 

他认为，在普罗提诺的“一”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一，他超越所有东西，无任何规定性，比“善”还高。 

在他之下和之后，才是与“善”等同的“一”。

 从“一”流出可知世界，他包括思维对象（理念），其基本要素是有限，无定（即二）以及二者的结合。可 

知世界流出能知世界，他包括一切能思想的东西，基本要素有三，即理智，能力，造物主，并由此再分成七个等级。

能知世界流出灵魂领域，同样分三等，先是超世俗的灵魂，由此再流出其余两种灵魂，诸神的，天使的，精灵的，英雄的灵魂都在这一领域，他们的数目是按360这个数的模式来决定和排列的。

灵魂又流出可感世界，他是整个宇宙等级的末端。

在伦理学方面，杨布利柯接受了波斐利的德性四阶段说，认为灵魂凭借这些德性来沉思理智，继而观照出绝对“一”的流溢序列。但在这四种德性外，他又加上了第五种，即僧侣的德性——巫术，认为巫术是人的灵魂与天使相通的明证，是比神秘的数字，启示更为完美的智慧。由于巫术的作用，灵魂就能迷狂的与终极本原绝对“一”结合在一起。据说他自己和其它一些新柏拉图主义者就会施展各种巫术。

四，雅典学派 

由于叙利亚学派危害多神教崇拜，反对基督教，所以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得势，新柏拉图主义在杨布利柯死后不久就一蹶不振了。直到5世纪初，新柏拉图主义才在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学校出现了复兴的迹象，但已成强弩之末，没有多大的作为了。这时的新柏拉图主义，由于以雅典的柏拉图学园为主要阵地，故称之为雅典学派。雅典学派对于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表现出较强的理论兴趣，其学说的迷信成分也大为减少。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是普罗克洛。

普罗克洛（Proklus，412—485年）是君士坦丁堡人。先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校，后投师到雅典柏拉图学园，曾任该校校长。据说，他既有深刻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又能与神父交往并具有创造奇迹和预言的能力，因而广受尊重。他的哲学著作主要是对柏拉图作品的注释，尤其对《蒂迈欧》篇的注释最为著名，流传至今的著作是《神学要旨》和《柏拉图神话》。

《神学要旨》模仿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本》写作而成，他以三重发展律为演绎原则，以“一”为起点。

首先是自身同一的统一体，其次是由于统一体的活动二产生的生成体，最后是生成体在回归统一体的活动中形成的复合体。

从统一，生成到复归的三重发展过程也是从自因，原因到结果的关系。

每一个过程都包括三个阶段：统一体包括一，理智和灵魂；生成体包括理智对象，理智对象和理智活动的同一，理智活动；复合体包括上天世界，内在世界和可感自然。

统一体是既不被分有也不分有的自因，因而是不可言说的。每一个统一体作为自因，都是一个系列的开端：“一”是绝对存在者即神的开端。“一”是所有过程和系列的原始本质，是杂多的基础，首要的善，万物存在的第一因。他不可言说，超越一切可能的肯定和否定，只能通过类推加以说明。

普罗克洛是新柏拉图主义中除了普罗提诺之外思想成就最大的哲学家，他为了恢复新柏拉图主义而煞费苦心，作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已被奉为国教的基督教是不可能容忍异端邪说的。公元529年，普罗克洛死后半个世纪，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便下令关闭了雅典的一切哲学学校。这一事件标志着新柏拉图主义的结束，也标志着整个古希腊哲学的历史终结。辛普里丘，达马修斯等雅典学园的几位新柏拉图主义者逃脱了女哲学家希帕蒂亚于415年在亚历山大里亚城被杀厄运，他们避难于波斯宫廷，继续从事希腊哲学的评注阐释工作，从而在中东地区为希腊思想的留下了火种。

小结 

希腊人堪称哲学的民族。就“哲学”这一概念所意指的这门学科而论，它完全是希腊人创造的。他们不仅奠定了西方后来所有思想体系的基础以及西方文明的基础，而且几乎提出了西方哲学所有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各种方式。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堪称取之不竭的活水源头。 

（大土豪恩格斯的学徒们哪里知道，这都是因为西方语言的“一成不变”，或“斯拉与哺育了后来的蛮族婴儿。”而不是因为希腊哲学家们的头脑具有无限的功德。——谢选骏如是说。）

希腊哲学的历史可以看做是哲学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史。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哲学起源于惊异，也可以说哲学起源于问题。 

前苏格拉底哲学作为自然哲学或宇宙论，以自然地本原为研究对象，哲学家们的问题是千变万化多种多样的自然现象统一的“本原”是什么，由此而产生了一与多的关系等问题。由于哲学家们试图以一种自然元素来说明所有自然元素，因而他们所断定的本原既缺少普遍性亦难以解释与其它自然元素之间的关系，所有便陷入了众说纷纭的困境。 

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意识到自然哲学的缺陷，将哲学研究的对象转向了惟一的，永恒的，不变的和作为思想对象的“存在”，为后来统治西方哲学长达2000多年之久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奠定了基础，同时亦使存在与非存在，一与多，静止与运动，本质与现象等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使其后的自然哲学为了避免哲学矛盾而采取了多元论的立场。 

随着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衰落和智者的泛滥，知识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 

苏格拉底自觉的树起理性的大旗，将问题集中在“是什么”亦即事物的本质定义上，促成了柏拉图理念论的建立。

而柏拉图在划分两个世界的同时，遭遇到了理念与事物的分离难题，引发了一般与个别之间的关系问题。

亚里士多德试图将自然哲学与本体论结合起来，以深入缜密的分析推理来消解一般与个别之间的矛盾。但是因为认识论的缺失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匮乏等历史性原因，伦理问题在晚期希腊哲学中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而理性主义的衰落亦造成了思辨精神的衰落，于是便形成了感觉主义，怀疑主义乃至神秘主义盛行于世的局面。 

到此为止，希腊哲学自神秘主义的宗教身后脱颖而出，又回到了神秘主义之中去，他已经无法抵挡基督教思想的挑战，甚至构成了基督教哲学的理论来源。 

其实，上述希腊哲学的演变不仅是自然科学和认识论等不够发达的特殊的历史原因，而且亦有哲学上的普遍原因，这就是哲学中的方法与问题之间的矛盾。 

一般说来，就西方古典哲学而言，哲学的问题或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普遍的，永恒的和无限的东西，例如本原和存在。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却不可避免的具有有限性的特征，因为概念，判断，知识或思想不可能没有确定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与哲学方法的演变有密切关系：谁找到了方法这把钥匙，谁就掌握了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但是实际上谁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方法的问题。因此，西方哲学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方法的问题，而且越到后来越受到哲学家们的重视，甚至可以说，方法是使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相互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

希腊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的探索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为西方哲学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基本倾向和科学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但是，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一样，这种科学思维方式既在形成蔚为大观的西方文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被思想家视为造成西方文明之种种弊端的根源。例如，当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反思自己历史的局限时，许多哲学家把其最基本的局限性归结为科学思维方式，并且将他的滥觞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希腊人虽然崇尚知识崇尚科学，但是他们眼中的科学知识与后世所理解的科学知识是不同的。以自然观为例，希腊人的自然观是朴素辩证的，有机的自然观，他们以自然为认识的对象，但却从来没有想到要改造自然。当然，西方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毕竟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尽管促成其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西方哲学的确以希腊哲学为发源地，不过他不止这一个源头。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哲学是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相互融合的结果。实际上，在晚期希腊哲学的时代，基督教哲学就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逐渐取代了希腊哲学的地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另起一页）

二十三章  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与天主教会的没落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的《神学大全》出了中文版，印刷了十七厚本，包括了六百一十三个论题，巨细不遗，字数超过六百五十万字。行文旁征博引，字面浅显易懂。以第一册来说，引用超过二十四位作家的作品，引证的亚里斯多德著作就有十四本、奥古斯丁的著作有二十八本，堪称基督教神学的集大成者。

（一）

不过从时间表上看，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与天主教的没落，是一致的。

谢选骏在1975年——1995年间写作的《中国的四季》（原名《五色海──王者之言》）中，有九个段落提到托马斯·阿奎那：

1、

有两种哲学：“年轻的哲学”与“年老的哲学”。年轻的哲学是主动的、开放的哲学，它常常作为科学发现的前锋出现在历史之中。年老的哲学是被动的、封闭的哲学，它只充当“集大成者”的，即掘墓者与立碑者的角色。它不是那活生生的趋向统一的不断运动。前途伟大的统一，须是发展中充满活性的统丁。这种统一，不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结果”；而是一粒精妙绝伦的“种子”，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运动……它，含蕴着能动的生机。年老的哲学，不仅拘泥于现有的科学结晶，而且抱住业已发霉的结晶。天主教会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对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年）学说的敌视；普鲁士官方的黑格尔哲学，对“自然规律”的滑稽探讨和可怕断言就是“年老哲学”的历史典型。它，像是不朽的幽灵一样死死地缠住活人的身心。甚至它在现代人的心灵中，还有强大的统治力和威吓力。

世界哲学史的例证和世界哲学界的现况可悲地显示着，年老的、封闭的哲学比年轻的、开放的哲学更易于统治人们的心灵。这是人性中的惰性使然。而往往，还和少数人的既得权益与虚荣心理纠结在不起了。只有极少极少充满热烈探索精神的灵魂，才敢于为人类现有的视线打开一片又一片的新视野。这种灵魂，是人类智慧的大见证，也就是人类智慧本身。

2、

我们的哲学是“星空的哲学”。

但在更高者的咄咄逼人的笑视之下──它竟然也是这般浅陋……充满如此之多的“人情味儿”……

距离，这是至关重要的“东西”。

我们的哲学也是这样：你要从远处来看它。如果把它放在世界文化大潮汐的宏观背景下──它就显得如鱼得水，虎虎而充满生气了……

所以，请原谅我们的鲁莽、粗疏──这是生命之花的苦涩之香……不要嘲笑它不合“规矩”的地方吧──这正是它的力量所在。因为，──它渴望一种静默在“无言”中的更高秩序！

新路也是危险的，它遍布无人问津的荆棘，新路又是有趣的，只在新路上──才有着新的天地、新的星光……新的艰辛、新的泪水……以及新颖的绝望和新颖的希望……

没有纯乎其纯的“压制哲学”，正如没有绝对的“反压制哲学”。压迫，有时是一种反抗的形式；而反抗的力量本身也会意味着一种新的压迫。在社会领域如此，在哲学与文化的领域又何尝不然？互相渗透与“辩证的”，分属于两个哲学天地──它们不会走到一起，更不用说“融洽相处”了。──“正名”，这是中国精神革命的启始。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压制的哲学和哲学家”、“反压制的哲学和哲学家”这样两组新范畴来为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呢？它，必能呈现一个全新的文化洞天于我们面前。

用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来分割并研究整个哲学史──不失为一条道路或一条线索。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线索。如果认定这是唯一的分割方式，那么，这种态度本身就接近“唯心主义”。

“唯心”（理想）主义、“唯物”（求实）主义──在哲学教师的心目中，是固定不变、泾渭分明的。但生活，包括文化精神的生命之流──却不如此。它们全都带有相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新的哲学，必须适应生活的这些特性。

“压制与反压制”的范畴──终究比“唯心与唯物”的概念，更能切合二十一世纪的科学常识和心理状态。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越来越临近二十一世纪了。这正如对十九世纪的科学常识和精神状态来说，唯物与唯心的分类法曾经显得更为切合。

所谓压制的哲学，就是官方哲学，就是统治阶级藉以维护既得权益的精神武器。它压制活的东西，迫害新的思想。它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使现存秩序永远存下去。秦始皇曾用“万世一系”的口号宣布过狮王的理想，并在他那几块歌功颂德的破石头中阐述了野兽的哲学。所以这一理想却是历史发展的障碍。活的历史和死的理想是互不相容的。二者之间的妥协，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最后，死理想的被遗弃、活历史再次流向神奇的远方──一个历史性的“大圆”再次告成。

董仲舒、朱熹之辈的哲学，也是压制的哲学。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of Stagira，前384—前332年）、托马斯·阿奎那、黑格尔之流的哲学，从其文化功能上说来，也是如此。相形之下，周敦颐的哲学和奥古斯丁的哲学──还带有更多的活力。也就是说，内含着更多的反抗当时统治意识（“普遍信仰”）的精神。它们还没有上升到官方地位，它们还有着极大的包容力和极强的弹性（不确定性）；因此，还没有对人的精神发展构成压制。

未来的新天新地在它的阵阵潮涌中，浮现出岛屿和大陆。

3、“综合”是没落之果

古典综合哲学的大师黑格尔，那是一位前工业革命时代的见证人。如果，工业革命的巨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早来五十年，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黑格尔的“哲学大全”（类似托玛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了。因为那套荒唐的胡说完全是建立在“前蒸汽机时代”的相对静力世界上的。他的哲学，是普鲁士王国那群呆鸟的静态见证。

“浮士德”，作为动力世界的精神预兆，尽管早就出现在原始日耳曼人的想象中；但作为它的物化形式的蒸汽机，却只是在十九世纪才崭露头角。黑格尔，尚未在他的哲学脑筋中体察到蒸汽的冲击。所以，他的哲学文献只是记载了旧世界无可挽回的没落，并未透露出新时代的曙光。

十九世纪后年叶的哲学，已经发现了蒸汽的可怕冲力。但仍以静观的态度来消极应对它。斯宾塞之辈的学说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位半日耳曼人的心目中；“力”还是可以确切描述的。这显然是静态的动力世界观。尽管他从马尔萨斯和达尔文那里抄袭了不少东西，但真的哲学只发自生命本身承受压力时分的苦痛呻吟。

“力”，对人类心灵的冲击不断深化着……终于导致这一类哲学观的破碎，四世纪末叶的哲学陷于绝望的焦虑与变态的反应中。作为哲学家的尼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综合性的哲学分化为形形色色的依附性学说。有的依附于心理学，有的依附于社会学，有的依附于经济学，有的依附于伦理学，有的依附于科学，有的依附于政治……二十世纪的哲学，也未能从这种可悲的依附状态里完全解脱出来，它至今仍是陆象山所谓的“支离艰难之事”，落入“以学术杀天下”的拔本塞源的绝境里。

二十世纪初时的博格森也许是个例外，他朦朦胧胧地遥遥望见了新的综合哲学的点点星光。这些星光充满彻人肺腑的诱惑力。诗一般的迷惑力。他倡导以直觉去捕捉生命的力，流动的力。但是，博格森的诗人气质远远超过他的哲学家气质。他是属于先知一类的人物，而综合哲学大多是由学者型的人物来提供的。他们是，先秦的荀子，宋代的二程；古希腊的柏拉图，罗马的普罗提诺；以及近代西方的康德。显然，像这类划时代的哲学明镜，并不适宜于二十世纪的文化气候。

4、

在一神论的传统西方社会，宗教与科学的对立或是“分庭抗礼”由来久矣，不像在多神教的中国，科学和宗教经常混合在一起，形成所谓伪科学。

宗教作为直觉的产物表现为信仰，科学作为理性的产物表现为实证。区别尽管如此，由于它们同生于人们的心里，自古以来又彼此渗透。即使在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统治时代，科学作为神学的婢女而存在，神学的论证还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理性与实证的方法“

从基督教发展的历程看，耶稣和保罗是两个重要人物，耶稣开辟了上帝的新约，而保罗则把这新的信仰推上了国际舞台，从《圣经》记载看，这两位都是直觉强于理性的。在基督教后来的发展中，奥勒留·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年）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St.1224─1274年）是两个重要的思想代表，但他们的信仰内涵已被理性和实证的方法遮盖起来，甚至是用理性和实证的方法开路，去说明信仰与直觉。在东方世界的佛教发展史上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假象，即宗教的直觉与信仰，被装裹在大量的理性与实证的推导程序中，其程度较之基督教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佛教的创始人那里，哲学倾向从一开始就比宗教倾向更为明显。原始佛教的信仰，很大程度上依靠哲学的悟性来支持。佛学大师的信仰，依赖理性证明的程度是根深蒂固的，今人已经不再接受佛教的信仰，但依然对其派生出来的论证方法之睿智发出惊叹。佛学大师对人类精神现象所作的心理分析的精致性和深刻性，甚至远远超出西方迄今为止的心理学，尤其是就哲学意义而非实证科学的意义而言。在很大程度上，现代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过程就是“脱基入佛”，即脱离基督教而进入佛教，这个过程是从十九世纪初开始的。

在心灵死去之后，方法倒还活着。这似乎充满了讽刺意味。当今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处在注重方法而忘掉心灵的文化季节。人们已亡丧了“羊”，却还在“歧路”上自得其乐，羊就是“一元真理”，歧路就是“多元价值”。

科学作为一种“对万物和人都予以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系统化方法”，当然既非真理又非价值，而只是工具。至于现代宗教则更是依赖人的心灵体验，而非客观的启示，所以有些基督教派竟然流行违反《圣经》的同性恋。科学是知觉和经验的延伸，宗教是感受（也可以称作“灵魂”？）和体验的延伸。而马克思主义者只强调前者而完全抹煞后者，结果是用后者代替了前者，形成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悖论。例如，当马克思强调“宗教是鸦片”的时候，他的虚拟前提是“没有经验以外的世界”，可是他这么一个血肉之躯怎么能够断言自己已经知道了宇宙的全部奥秘，“从而能够正确地断言什么存在，什么又不存在呢”？他这块腐肉又怎么可能“正确地预言”那个虚幻的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实现”呢？

宇宙和幸福一样，都是无法通过“定量和定性的方法”予以测量的。对一个穷人来说，很少的一点财富和收获就能构成“幸福”，而对一个富人，比那穷人的财富大上几千万、几十亿倍的财产，也无法保证他的幸福。这无非因为，可以定量定性地予以测量的东西，对人来说永远只是外在的而且是较小的因素。宇宙的不可测与幸福不同的是，宇宙这个外因太大了，是相对脱离人的知觉和经验的。

可以定性定量的东西，被认为是“具有严密性”的东西。其实，这种严密性是人自己创造并贴加上去，而非事物固有的。“严密”和“精密”，都是从人体生发出来的，然后再化为外在的尺度，人们通过这一转化所造成“理性范畴”对万物和他人作出了理解，并通过“理解”而实现了认知的把握甚至具体的占有。在这条漫长曲折的“理解之路”上，各不相同的“内在体验”在“齐一化的规范”下，被阉割甚至腌制了。万物和人被“理”所分“解”，这就是“理解”，这就是通过支解而实现系统化的戏剧动作。

这是科学方法特别不同于宗教体验的一点。但宗教也并不完全排除“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只是说宗教的定性定量，要以个体的内在尺度及其体验作为基础。在科学意义上，“每个人其实都怀有一个不同的宗教，但所有的人都只能握有同一个科学。”

科学的外在尺度和“客观的规律”虽然不可等同，但它在个体和不同社会之间还是可以通用的。而且由于它的可通用性，而被误认为具有客观的性质。于是“普遍的看法”成了“真理”，作为流通于人间的精神货币，它的可验证性其实只是流通的交换功能。但交换功能绝非是一成不变的，正因为交换功能的变异，科学的发展只能建立在对已有科学的否定及扬弃上。现代的科学理论，也从认识哲学和历史经验的角度，阐述了科学理论的可验性，并不等于它的真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的严密性，会暴露出自己的阿基利斯踵，从而被新的范畴所扬弃和否定，使其丧失真理的身份。就像一条泥锹，又从渔夫的手中滑走了。对科学的客观性信仰，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为什么在世界各国纷纷破产的深层原因。

5、搁置判断甚至怀疑主义有其必要

事实上，只要我们不坚持对宗教（或“信仰”）一词作庞杂的理解，就可看到各帮宗教信仰都是劝人行善或至少是教人遵循戒律的（禁忌是宗教要素）。因此“坏的宗教”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宗教，而只是末路的宗教（或“宗教的末路”）。这种过了时的宗教信仰，流于迷信的陋俗。信仰世界中的习俗与普通民俗一样有陋俗现象。

大凡“陋俗”，在其产生之初，都有特定的文化功能，然而时过境迁，产生这类风俗的那些条件已经消失，因此这些不再拥有功能的风俗，就随之成了“有害的”。很难设想，如果一种风俗一开始就是“陋俗”，它怎能流传开来？

宗教与信仰的系统也是如此。它既然能够诞生，就曾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一切历史合理性都会随着历史的流易丧失殆尽，最后剩下不合理性躺在那里气息奄奄地阻挡人们前进：一种“坏的宗教”产生了。它之所以能够发挥坏的作用，无非是有活着的权势者在给它撑腰打气，使这僵尸的气息，得以“不绝如缕”，甚至登堂入室，主宰活人的日子。只因僵尸的消失，可能影响某些人得以生存的社会权力基础，它就被人为地、毫无理性地供奉着。

如果承认“坏的宗教”（例如杀人献祭的宗教）确实存在，那么，它的坏处就绝不仅是一个教义的问题。如果仅是教义不好，还可以通过活人的重新阐释而得达到调整。如果问题出在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家自己身上，出在他们的利欲熏心上，那么，这些“活的教条”比“死的教条”更可怕，他们不把死的信条向好的方向去阐释，反而出于私欲而强化它的消极方面。不难发现，一种信仰体系越是在发挥其坏的作用，它的背后就越是有个落伍而顽固的信仰集团，在充任其后盾。

说到底，坏的关键不在宗教精神，不在信仰的体系，而在那些掌握着宗教权柄的人们，他们杀死了耶稣也杀死了布鲁诺，禁止了彼得和保罗的传道也禁止了哥白尼和伽利略学说。并不是耶稣和使徒保罗的宗教精神，也不是圣奥古斯丁的教父学，甚至不是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在反对科学，而是由那批业已失去信仰，也不再为基督教义殉道的高级教士组成的教会法庭，在维护自己的特权。他们脑满肠肥，罗马教宗如利奥十世身患梅毒，花天酒地，他根本不信基督，是个玩世不恭的无神论者和大彻大悟的人道主义者。他曾嘲讽说，耶稣基督的伟大就在于能给教会（其实是教宗本人）带来如此巨大的财富！他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即宗教的组织破坏了宗教的精神，信仰的集团摧毁了信仰的真谛。

综合上述几个问题看，在很多场合下，人们受到了语言的愚弄。语言发明出来，既促进了人类的互相交往，又在某些关键时刻制造了混乱。这种情况给我们什么教益呢？

最大的教益是：宗教的绝对主义往往有害。“真理走过一步，就是谬误。”

当然，我们也记住：激发英雄主义和献身热情的，是具有崇高风格和巨大能量的那些精神范畴，却是属于绝对主义领域的。而相对主义的观点，虽然透彻却很难激起类似的精神力量。

独断的自信，比对审慎的怀疑，更能调动生命的内力。尽管我们知道，在科学的发现中，搁置判断甚至怀疑主义都是很有必要的。但当人面临深不可测的选择时，审慎的怀疑主义却成为有害的举棋不定了。

6、

那么，宗教的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

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当近代的欧洲人“没收和使用了宇宙万物，而且不是作为雇农，而是作为自耕农声称他们是大自然的绝对所有者”的时候，他们干下了一件亵渎神明和前无古人的事，但他们为这种渎神的行为寻求了一个宗教上的证明，那就是在经过了改教和反教这两个阶段的世俗化过程，确立了自己“一神之下—万人之上”的世俗主宰地位，走到了科学主义。为此，他们宣布了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从而，把“意志”推到了精神前台，揭开了二十世纪大动荡的序幕。

经过一百年徒劳无益的“国家与革命”（这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僭主，“伟大的列宁”的一本纲领性著作的书名），经过把国家当作战争机器的“总体战”疯狂，欧洲人终于明白，人类为此付出过于沉重的环境代价，于是环境保护和绿色和平运动兴起了。他们认为，“错误的宗教就是那种允许牺牲人以外的自然来满足人本身欲望的信仰。”按照这一逻辑，那么整个人类文明也就等同于一个错误宗教的剧目了。说到底，那种“为满足人的欲望，在道义上有权利用宇宙的思想”，并不仅仅是一神教所哺育的“科学主义信仰”的特性，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核心，是潜伏在人的自然性格（基因）中的一项贪婪的本能。因此，这种思想也必定在各种多神教的信仰中，有其根深蒂固的存在。哪怕是在以合理主义或务实态度相号召的中国儒佛道诸派学说那里，也同样根深蒂固地存在这种意识。

即使西方的种种“人本主义”，不也是以“为满足人的欲望有权力利用宇宙的思想”作为内核？即使绿色和平运动，不也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这种保护并不是以大自然为目的的，因为人类毕竟还没有进化到宇宙代表的程度。人本主义在“为人民谋幸福”方面可能是与科学主义别无二致的。甚至可以说，科学主义不过是人本主义的一个极端：恶劣的人本主义（如马克思主义）甚至企图借科学主义之手火中取栗，这正是所谓“早期马克思”（1844年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手稿）的人道主义倾向和“晚期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其实这里的区别根本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说的那么“本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份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因为反省并赞同“异化理论”而遭到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整肃和清洗，但那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斗，无碍大局。正如九十年代又冒出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份子，提倡马列主义的内部改良。这种“早晚马克思主义”之争，是企图在“反对革命”的时髦中让马克思借尸还魂。

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导演的“农业集体化”和“极端工业化”所造成的人命损失、环境破坏、道德瓦解、社会沙漠化相比，倒是以神权主义特征的中世纪宗教信仰在这方面表现得缓和一点！因为，原始基督教以及流行于整个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时期的天主教、东正教，在道义上毕竟是以抵制“人的欲望”为宗旨的，并且否认人有权力为了世俗的生活而滥用宇宙的资源。说基督教的一神倾向天生地包含以人类的欲望为中心而去滥用宇宙资源、牺牲宇宙万物的倾向，那是陷于现代唯物主义泥沼中的心灵所作的最后的挣扎，是一种超历史的“反思”，而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一味强调宗教的精神对于历史的指导作用，可能是基于误解。例如，真正以“法”为根本的宗教运动，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会出现。说穿了，“以法为根本”，最多是一种宗教的哲学或教义，即类似于托马斯·阿奎那式的神学系统，而不可能是社会实践或公众信仰中的宗教。以抽象的“法”作为广大群众的精神纽带，是过于理想化了。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辩护理由之一：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中国造成的恶果，并非主义的错误，而是愚民的滥用所致。再好的理论，也不能超渡那衰颓的文明于残垣断壁之中。事实上，在共产主义降临恶俄国、中国之前，这两个国家已经被外敌入侵给摧毁殆尽了，所以绝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对绝望了的人民产生了一点吸引力。宗教所需者，是在变态环境下的变态人格，说的好听一点叫“超常人格”，这种人格被神化以后，就能打动千百万绝望的公众。所以列宁的模仿者希特勒虽然用“种族斗争”替换了“阶级斗争”来吸引德国的公众（一种抵抗了蒙古统治因而不同于俄、中两国的人群），但在企图发动“世界革命”以拯救本国社会的意义上，完全一致。也正因为如此，列宁不可能兑现他有关废除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许诺，他不仅继续霸占沙俄从中国掠夺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他的政权秉承沙俄的遗志继续渗透、掠夺和并吞中国，以致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最后都不得不和他们翻脸，并揭露这群贪婪的列宁主义者是“新沙皇。

毕竟，社会运动、国家实体所诉诸的，不是智者的理性，而是大众的感情。基于虚无主义而取消了神格的宗教（如早期佛教、马克思主义）将因失其超凡力量，而失去黏附群众的能力，所以无神论的宗教一旦掌权，就必定与群众妥协，开始造神运动。

这在佛教社会就是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的转化，在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个人崇拜的崛起。而一旦强人死亡导致个人崇拜破灭，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因为失去黏附力而逐渐解体。

从另一侧面去看宗教，即使在最为非理性的、最讲求神格价值的宗教中，如果要想加强自己对于智者的说服力，而不是仅仅对于群众的黏附力，它也需要诉诸类似佛学、教父学、经院哲学、马克思主义体系等类的理论范畴。比如像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虽然不同于大乘佛教以“法”为根本的体系，但他所论证的一些基本问题，却具有普遍的秩序意义，而不仅只是满足了人类的情感。这种普遍秩序、宇宙之法，其实是人的逻辑能力（IQ）的投射。正如“神格或超凡魅力者”其实是人的情感能力（EQ）的投射。如果把“神格”的宗教和“法”的宗教对立起来，等于是把“神格”和“法”看作是互不兼容的两个核心，是缺乏洞察力的表现。

实际上，在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系统中，无论是小乘佛教和在野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还是大乘佛教和掌权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崇拜，都包含着神秘位格和宇宙大法这两个部分，前者用以震撼人心，后者用以说明这种震撼。甚至在希腊城邦宗教的神话系统中，也有宇宙大法的存在。那就是被称为“命运女神”的神圣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命运女神的权柄不仅支配了人，也支配了诸神。在北欧神话中，命运甚至带来了“众神的末日”，毁掉了神界及其秩序的“命运”，正是至高无上的“宇宙大法”。因此所谓“以法为根本的宗教”，即以普遍秩序为号召的宗教，并不只是大乘佛教一家。作为论据被使用的“法”相当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客观规律”，是各种宗教信仰都在交替通用的一支教鞭，更确切地说，像是乐队的指挥棒，为了谱曲者、演奏者的需要，而随意舞动。

这说明宗教信仰也和乐曲演奏一样，是“系统决定一切”的，而不是什么客观规律的。这也说明任何一种文化系统，大凡只要是可以独立运转的，必定具有理性和非理性这两重因素，它既要打动人们的感情，又得说服人们的理智。宗教和乐曲都不例外。宗教当然不像缺乏宗教体验的马克思主义外行所迷信的那样，仅仅是一种“鸦片”狂迷的一时冲动，当然也并非像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所断言的，马克思主义的夺权成就仅仅是武力胁迫和骗术蒙蔽的结果。实际上，宗教也罢，迷信也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罢，其兴起和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旧有的、干瘪了的理性范畴，已经丧失了社会效用，所以需要新兴宗教的狂热性作为替用品。因为这种多少带有“邪教”性质的起源，任何新兴宗教都必然具有“极端神秘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自命正教的传统宗教才有理由攻击新兴宗教为“邪教”。新兴宗教的说理成份，是后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附加上去的，以构成宗教的理论系统或叫做“宗教的理性一面”，以便吸引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这不仅在原始基督教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广泛吸收上可以看出，也可以在佛教对婆罗门教的吸收中见得，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日益趋附下找到证明。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每一个宗教的神在其信徒的整个历史中（而不是在其信徒的一时信念里），都是有一定寿命的，神会“死去”，正如亡灵的影响力很少超过百年。《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离娄下》）

我们可以把此“泽”理解成亡灵的影响力。孟子与孔氏及孔丘弟子无缘，不得其亡灵，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孔子学说，号称“私淑”。

宗教的理性这一面，号称“宇宙大法”，其实并非客观独立的自有永有者。因为自有永有者不可能被人类表述，且其启示也不是人所克制可知。任何这种意义上的宗教之理，虽然自命“宇宙之法”，但如果脱离了教主的人格及其创立的神格，就会变成一具僵尸，在粉饰的坟墓里“关河空锁祖龙居”。

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这样嘲笑并有效预言了毛泽东的晚年。林彪很清楚，在“毛教”（毛泽东思想）发迹的历史上，农民式的个人崇拜是特别有效的催化剂。所以林彪为了保住自己，就大力倡导这种土财主式的胡闹，什么“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完全是《尚书》的“百兽率舞”和《礼记》的“向父母请安”加上民间信仰的“灶王爷崇拜”的混合物。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救星人格”所包含的情感的一面，那些理论和“规律”所代表的理性一面，则将被人厌弃，支离破碎，湮灭无闻。理性的一面，只是宗教用来推行社会化的工具。“民间毛泽东崇拜”的秘密，是把毛泽东画得越来越像是观音菩萨的模样，结果毛泽东越来越不像是个男的。而在生活里，我们知道，他的雄性激素是分泌得相当旺盛的。

其实，正如民间毛泽东崇拜所显示的，要打动人民的感情并不难，因为世界上偶像多得是，女的观音不流行了就换上男的毛泽东，男的毛泽东不流行了，还可以再换上女的妈祖。据公元前九世纪巴比伦官方所作的一次统计，神的总数高达六万五千以上。每一个市镇再小，都有一位自己的保护神，家有家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人的思想所及者，都有神明可供崇拜。美洲的玛雅人更有创造力，据现代考古学家统计，玛雅人共计有神十万！

打动人民的感情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难的是在新文明道路上切切实实打动人们的感情，把感情与文明形成合力，促成民族的文化心理气候实现建设性的转变。事实已经证明，这既不是马列主义理论思维可以做到的，也不是毛泽东的笑面佛像能够催化的。那是要仰仗某种创造性的而非杀戮性的人格，以此为核心，再加上合理思维的运用与说明，才能促成新信仰的流行。至于这种信仰本身，我并不知道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仅仅知道它或是“有效的”、或是如耶稣所批评的那样是“失了味的盐”……

在上述意义，我们说，宗教不仅是一个起点，而且是个终点：人们把对于世界的“最后评价”放在宗教里（而不是“宗教在那里独力创造了人的命运”）。

7、

恨是半个圆爱是半个圆，它们合成人类情感世界的全景。恨得厉害，爱得深厚；爱得炽烈，恨得刻骨。

仁爱是半个圆，残酷是半个圆──它们合成人类行为的整圆。在任何仁爱中，都有隐蔽的残酷；在任何残酷中，都有隐蔽的仁爱。

“有人欢喜有人愁”，愁与欢喜的因果关联于此揭然。世界的总量就是如此──欢喜是建立在愁的基础上的，愁又是以欢喜为前提的。愁与欢喜，不仅是互相转化的，而且彼此合一：合一为芸芸众生的哀乐之圆。吉与凶（神秘的），利与害（世俗的），生与死（生命的），荣与辱（社会的），甚至和与战……也是如此并存于更大的和谐中。

和谐并不是“没有冲突”，而是“冲突的对位所构组的和弦”！

神秘主义与唯理主义是对应的。正如科学与神学也是对应的。而神秘主义的哲学与唯理主义的哲学是一更大、更广的对应。在我看来，神秘主义哲学与唯理主义的神学还可以互相呼应，彼此论证──前者代表了一个兴起；后者象征着一个式微。二者首尾相缠，则成一个精神的圆周。就西方思想言，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年）是前者的代表，托马斯·阿奎那是后者的代表。就中国思想言，庄子是前者的代表，董仲舒是后者的代表。阿奎那反对普罗提诺的异教性，董仲舒力主罢黜道家在内的非儒思想──但这并不能掩饰他们与其“私淑”的精神之父的血亲关系！

对于“现代”来说，“中世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正如对于“中世纪的压制”来说，“罗马的颓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发达国家正面对的“后现代化时期”，肯定也将临到一百年之后的中国的头上，那时，“现代化”就是陈旧落伍的了，那时中国将面对自己的后现代发展。那时，“现代化”对中国将是依旧落伍的见证！又一种“罗马式的和平”及其颓废，要降临并覆盖地球，又一个“中世纪”的必要性又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显露在那时最有预见性的人们的心理地平线上！

8、

启示与理性，在这方面，实际上难于调和。欧洲人托马斯·阿奎那和印度人商羯罗（Shri Adi Shankaracharya，788—820年）在调和启示与理性上的失败，并非偶然的巧合。尽管他们的尝试是有益的，表明印欧思辨语言发展的极致状态……

其原因几乎是一目了然。启示是基于自然感情的圆融会通，而理性则基于文化概念的方块分析。欲二者调和，无异于“方枘圆凿”。

中国人的智慧，早就洞悉了此方与彼圆──实分属两个世界。二者的基点不同。它们的归宿岂不反驰？故启示型的心灵崇尚自然，理性型的心灵崇尚概念；启示的心灵产生哲学家，理性的心灵产生哲学研究家。

启示接近于“内容”，理性接近于“形式”……

但这是一对很难达到和谐的“生死冤家”！

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是：对某种“形式”，现存的人们仿佛比较容易地就取得了近乎一致的理解。所以，他们便称这一形式为“内容与形式高度的统一的典范”……但谁曾想到，这种“高度统一”，其实是“高强度训练的结果”呢！也就是说，人们是在一个形式面前，被齐一的训练，在其中发现齐一的内容！于是，训练成了“齐一之父”。

说什么“形式”后面还悄悄地隐藏着一个“内容”──这是康德式的二元论；而且比康德更坏的是，这不是不可知的二元论，而是独断的且还“辩证的二元论”（物质与精神的互相转化论）……

所谓“物自体”本是某种高级动物用以安慰自己的神话（即精神产品，这种高级动物就是“人类”）；而所谓“内容”，就是这些高级动物力图塞入“存在”（他们称之为“形式”）的一些“意义”、“价值”、“象征”我们有权利自欺，但没权利欺人。

我们可以自欺，但最好明白自己正在自欺过程中跋涉──有时这并不削弱自欺的效果，也许反倒能加强它。

一个好的存在（人们将之简化为“形式”），决不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一个好的存在，必须首先是一个新的存在。而新的存在，不论是一个还是多个，不论是一点新还是一片新──就很难在现存的人们（这些人都是在传统教条的思想腌砚制中泡大了的）中激发出齐一的理解。因为据此而制定的训练日程表，还没有发明出来呢。因此，它只能依赖理解者们的本性，而不是依赖某种训练来达成理解……这样，对它的理解，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样态……

食用俸禄的批评家们跳起来了，指责它“不成熟”，指责它“内容（理解）与形式（存在）的分裂”……──这就是不愿意浪费公帑的新事物的命运！

A，内容，只对“我”（表达者或接受者）有意义。内容于此“并不寓于形式”，而只寓于性灵。──你的，我的，他的性灵。不同的性灵，发现不同的内容。

B，形式：则只对观众、读者等理解与接受过程，才有意义。表达活动若无对象，即不可能，即使可能了，形式亦属多余。所以，怎样的时代产生怎样的形式──约定俗成。

C，内容：说话方式的应用，导致我们忽视哲学句子在语言方面的相对性，导致我们对一个哲学句子持有绝对的见解。（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年］《哲学与逻辑句法》）

由此可见，“绝对见解”是理解者与接受者的大弊。相对性，即对“语境”理解，应先于对句子的接受。

9、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是“战败者的学问”，而诗则是“战败者的歌”。密支凯维茨写道：“不。我要和暴风比一比力量，把最后的力量交给战斗，我不愿爬上荒凉的海岸，悲哀地计算着身上的伤口。”但是，他若不爬上海岸，又如何成为一位大诗人呢？如果柏拉图的叙拉古革命竟然成功了的话，那也就不会有什么《理想国》与《法律》诸篇了。马基雅维利也是如此。这正为司马迁《报任安书》的主旨所破：“文王拘而演《周易》……”。这似乎已构成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关系的一种“模式”。 

当然，也有大量的哲学和诗是为胜利者写的。如被尊为官方思想的议论和供在庙堂里的颂诗。其中也不乏伟大的作品，如《颂》和《伊尼特》，托马斯·阿奎那和董仲舒之类。但这种东西大多是“集大成式”的，而非首创性的。首例的狂喜，多是来自被放逐的苦难。而而陷于顺境的人，更多是朝泄欲的方向去用力。（就这词的最深刻的、陷入本能之网的意义而言。） 

现代的“学术”已沦落为什么？──斟酌各种说法而已。现今的“文章”已被蹂躏倒何等田地？斟酌词句段落而已。这是没落时期下学术、枯死时节的文章。 

让我们在现代文明所造就的如此这般的无名荒漠中痛哭吧！ 

这时真理的亮光也许才透露出来： 

纷繁生动的时节万象，一旦被条理化，就成了一挂整齐然而干巴的拖把布了。这就是“分析”的苦果？而人的“理智”，除了“分析”、“判断”以便“归类”、“收藏”之外，还能干些什么呢？它怀着满腔的“科学热情”（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连体），利用观念的裂变性，把世界撕成一条条的“理”“念”。然后再大言不惭地称此为“事实”、“因子”、“存在”……这就是我们“文明人的骄傲”？ 

以语言为基础进行的交往是皮相的。语言不能沟通两个隔绝的心灵。最传神的倒是那无言之境，某种基于生物场“电”──“磁”的感应！这默契包含的微妙信息，可以在神奇的“一瞥”中接通了、传递了！批判的分析能力是可怕的！像是福尔马林窒息了一切生命活动似地杀死并肢解了一切“美好的东西”！美好的感受的意义，在批判之光的高强辐射下，人生一切价值赖以存在的神秘感与可靠性，荡然无存了，一切魅力也在根子上被窒息了。社会生活的过强压力，使得批判能力恶性膨胀起来……而这一压力本身，又源于社会的危机状态。危机产生了批判，正如醒觉产生了意识。但社会的繁荣，却需要某种坚实的、不经理性批判的信念为基石的。这种“迷惘”──一旦被澄清了，理解的批判之光一旦升起，社会的固有秩序也就土崩瓦解了。 

具有经久价值的思想无一不是“发展中的思想”。因为思想作为人生的一种分泌物也像人生一样，扩张感的价值是高于一切的！唯有扩张的事物，才真的可贵。这样看来，思想价值的前提并非思想的条理性；条理与“逻辑”只是思想用以说服听众的有效形式罢了。圆满的思想无懈可击，像是一件可爱的、把玩的艺术品，雕琢它的功夫远比做成它的功夫多得多，决不是新文化的前兆。作为新文化前兆，深思熟虑并不需要“条理”、“逻辑”来规矩自己。因为他的深处已有自我怀疑、自我证伪、自我更新的因子。有一天这因子发育了，自然铸成一个死亡与一个新生。

（二）

《神学大全》是十三世纪意大利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主要著作之一，是为大学学生编写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编写于1265—1273年间。全书分三集。

第一集论神的存在、神的属性、神的三位一体、创世、天使、世人及万物由神而来等问题。

第二集前半部论人生的目标、达到目标的方法、人的行为及其道德意义、人的行为准则、情欲、善习与恶习、律法、神的恩典、超世生活的原理。

第二集后半部论人归向神的道路，具体分析人的德行及恶行。这部可独立为天主教的伦理学。

第三集论救主、圣母、圣事、最后审判。

按照当时经院哲学所谓的辩证的辩论方法，每集分一百左右到将近二百部等大论题，大论题下包含若干小题目，每一题目又分作若干问题，再就每一问题分若干点，引经据典讲究论述。

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放弃传统的柏拉图哲学，接受当时流行的亚里士多德观点，以存在、本体为出发点，以感官及理智为对世界知识的来源，区分理性与基督教信仰的不同领域，开始以世界作为哲学研究对象，以理性作为达到真理的方法，对经院哲学加以革新。他虽然肯定了理性和哲学有自身的研究领域，但是仍主张理性服从于信仰、哲学为神学服务。他为了论证神的存在，探讨了存在的多重含义，并区分为一般含义的存在与“创在”，认为“创在”是最完美的超然于物的神。在他看来，神的存在不能以神的观念去加以证明，而只能通过神的创造物间接地加以论证。为此，他在书中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明。托马斯·阿奎那在书中还探讨了一些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他指出，人的认识能力有三等：一种认识能力是感觉；另一种是天使的理智；再一种是人的理智，处于前二者之间。认识的对象和人的认识能力是相应的。如感觉的对象就是存在于有形体中的形式，即个体的形式。他认为，理智的知识是由感觉引起的，但感觉得来的认识只是理智知识的一个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全部原因。在此书中，托马斯·阿奎那还探讨了共相与个别的关系问题，认为一般既在个别事务之先，又在各别事务之中，提出了温和的实在论观点。

《神学大全》涉及到政治、哲学、神学、伦理等许多研究领域，是中世纪天主教官方思想体系的综述。 

作为一本书，《神学大全》相当完美，洋洋洒洒三百万字，论证遍及一切可以想到的精神领域。

由台湾“道明会”与“碧岳学社”联合出版的《神学大全》中文版，就有十七册之多：

第一册：论天主三位一体（I. Q 1~43）

第二册：论天主创造万物（I. Q 44~74）

第三册：创造人类与治理万物（I. Q 75~119）

第四册：论人的道德行为与情（I-II. Q 1~48）

第五册：论德性与恶习及罪（I-II. Q 49~89）

第六册：论法律与恩宠（I-II. Q 90~114）

第七册：论信德与望德（II-II. Q 1~22）

第八册：论爱德（II-II. Q 23~46）

第九册：论智德与义德（II-II. Q 47~79）

第十册：论义德之功能部分或附德（II-II. Q 80~122）

第十一册：论勇德与节德（II-II. Q 123~170）

第十二册：论特殊恩宠、生活和身分（II-II. Q 171~189）

第十三册：论天主圣言之降生成人（III. Q 1~26）

第十四册：论基督之生平与救世事迹（III. Q 27~59）

第十五册：论圣事（III. Q 60~90）

第十六册：论圣事：终傅、神品、婚姻（补编 Q1~68）

第十七册：论肉身复活的问题（补编 Q 69~99，及附录二题）

其中第七册论信德与望德、第八册论爱德就有将近四十万字：

 神学大全-第二集 第二部 简介

  神学大全-第一题 论信德

  神学大全-第二题 论信德内心行为

  神学大全-第三题 论信德的外表行为

  神学大全-第四题 论信德的德性

  神学大全-第五题 论有信德者

  神学大全-第六题 论信德的原因

  神学大全-第七题 论信德的效果

  神学大全-第八题 论聪敏之恩赐

  神学大全-第九题 论明达之恩赐

  神学大全-第十题 总论不信

  神学大全-第十一题 论异端

  神学大全-第十二题 论背弃信德

  神学大全-第十三题 总论亵渎之罪

  神学大全-第十四题 论亵渎圣神

  神学大全-第十五题 论心智的盲瞽与感觉的迟钝

  神学大全-第十六题 论有关信德、明达和聪敏的诫命

  神学大全-第十七题 论望德

  神学大全-第十八题 论望德的主体

  神学大全-第十九题 论敬畏之恩赐

  神学大全-第二十题 论失望

  神学大全-第二十一题 论妄望

  神学大全-第二十二题 论关于望德和敬畏的诫命

  神学大全-第二十三题 论爱德

  神学大全-第二十四题 论爱德的主体

  神学大全-第二十五题 论爱德的对象

  神学大全-第二十六题 论爱德的次序

  神学大全-第二十七题 论爱德的主要行为

  神学大全-第二十八题 论喜乐

  神学大全-第二十九题 论平安

  神学大全-第三十题 论怜悯

  神学大全-第三十一题 论施惠

  神学大全-第三十二题 论施舍

  神学大全-第三十三题 论兄弟规劝

  神学大全-第三十四题 论恨

  神学大全-第三十五题 论沮丧

  神学大全-第三十六题 论嫉妒

  神学大全-第三十七题 论相反平安的不睦

  神学大全-第三十八题 论争论

  神学大全-第三十九题 论分裂

  神学大全-第四十题 论战争

  神学大全-第四十一题 论争斗

  神学大全-第四十二题 论叛乱

  神学大全-第四十三题 论恶表

  神学大全-第四十四题 论爱德的诫命

  神学大全-第四十五题 论智慧之恩赐

  神学大全-第四十六题 论愚笨

（三）

不过，如此浩大的工程，确实是在天主教开始没落的时代完成的，说来可巧但却绝对不巧的是，那也是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拉丁文：Cruciata，1096—1291年）终结的时代。

之后就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了，一百多年一个脉动，直到十九世纪教皇国家自身的陷落。

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与天主教的没落几乎同步，好像一颗熟透了的果子。

（另起一页）

二十四章  马丁路德是欧洲的穆罕默德

（一）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出生在德国中部绍森几亚（Thuringia）的曼斯菲德（Mansfeld）附近的艾斯里本（Eiskeben）——撒克森伯爵（选候）领地。他是16世纪欧洲宗教战争的煽动者，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后来其父汉斯·路德转为矿工。路德是其九个孩子中的第八个。

从1501年到1505年路德在图林根的爱尔福特大学就学，他获得哲学系的文学士。他的学课包括拉丁文、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道德学和音乐。路德在这里深切地学习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从托马斯·阿奎纳开始成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中心学说，但在爱尔福特已经开始有人对他的学说产生质疑。奉父命路德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开始学法学。但1505年7月2日他在回家的路上在斯道特亨附近突然遇到狂风暴雨，他吓坏了，对矿工的保护圣人呼喊说：“圣安娜，不要让我死，我愿意成为一个僧侣。”出于这个发愿他不顾父亲的反对加入了爱尔福特的奥斯定会修道院。他非常遵守修会的教规，1507年2月27日他被晋升为神父。虽然他每天都做忏悔他无法获得心灵上的安慰。他最主要的问题是“我如何才能获得上帝的怜悯？”他的忏悔神父、修道院的主持约翰·冯·斯道皮茨建议他学神学，并将他1508年送往维滕贝格。在这里他结识了威廉·奥克姆的神学理论。奥克姆强调神的自由性和人的自主性。一年后路德成为圣经教授（baccalarius biblicus），他还学会了古希腊文和希伯莱文。除道德哲学外他还开始教授圣经。

1510年，路德被他的修会派往罗马城抗议教廷下令将奥斯定会与另一个非常严格的修会合并到一起。他参加了一个集体忏悔的仪式，希望以此获得解脱。这说明他当时还不怀疑罗马教廷的忏悔仪式，但他对罗马教廷的不认真和道德败坏非常失望。1511年斯道皮茨将路德召回维滕贝格并指定路德为神学博士和他的继承人。虽然斯道皮茨只能减轻路德的心灵不安，无法消除它们，两人直到1524年斯道皮茨逝世始终是好朋友。

此后几年中路德教授赞诗和保罗书信等内容，一些他原来的讲义和听课笔记保留至今。从这些文件中看得出他与罗马天主教廷决裂的过程。一开始他还追随当时教会的学说将旧约体会成基督的隐喻。他追索奥卡姆、新柏拉图主义或神秘主义的圣经解释，但他已经开始将这些解释改为针对每个人，而不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教导。他使用上帝直接的怜悯来补充这些理论中的空洞，但此时他还没有考虑教会的中间作用。

在路德研究中至今对路德是何时发现他的神仅出于怜悯（sola gratia）正义的基本见解。路德本人后来自己将这个发现称为是“塔上经验”，他说他是在维腾贝格的奥恩定会修道院的隐居塔上做出这个发现的。有人认为这是在1511年到1513年之间，其它人说是在1515年到1518年之间，也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缓慢的过渡过程。在宗教史的研究中这个时间的确定最重要的是确定这个发现对宗教改革的意义到底有多么大。

路德本人将这个经验说成是一个巨大的解放。在他孤独地冥想《罗马书》中的诗句时他突然发现了他所寻找的：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这句经文迟早会导致路德对圣经新的理解：神的永久正义完全是一个怜悯的赠礼，只要人相信耶稣基督，他就可以获得这份赠礼。人不论做什么都无法强迫神赠与他这份礼物。相信他获得了这份礼物本身也不是人所能达到的。

这样对路德来说，整个中世纪的神学及其宣传者的能力与神的启示之间的平衡全部报废了。从此他对自称看作神与人之间中保的教会越来越持批评态度。

1515年路德的罗马书教本中已经反映出了他的新见解，但其中还混合着约翰尼斯·陶勒的神秘主义见解。1516年路德发表了一位不知名的密契主义者写的一本书，反映出了他对教会外表的神事仪式的不断加强的反对。

从1517年开始路德在签名时将Luder改为Luther（这个名字来源于希腊词ελευθερο，意为“被解放的人”，“自由人”），来表现他内心的转折。

路德在1517年万灵节前夕，也就是十月三十一日那天，宣布他反对赎罪券，写了九十五条论纲。其实这九十五条的目的并非是号召宗教改革，只是路德以一位大学教授的身份将赎罪券的神学提出来讨论罢了。路德反对赎罪券的曲解和误用，这不但对人的得救不利，还影响了教会的正常运作。当时的人们认为天国的钥匙在教会手里，一个人进入天堂前要先洗清生前所犯的一切罪行。他们最怕的是死后在炼狱中的刑罚，因此他们相信只要用赎罪券就可以上天堂，一张赎罪卷能缩短死后在炼狱中的刑罚。而赎罪劵可以在教堂里购买，因此当时的教堂和牧师都很有钱。马丁路德发现这样的说法与作法完全不能见容于圣经与理性。赎罪券的买卖鼓励了处于罪恶中的人，不去思想基督，不去祈求上帝的饶恕。就这一点，路德的神学与天主教会的神学有明显的不同。1530年路德在奥斯堡会议上为新运动作了解释，他的改教运动已把基督教欧洲一分为二，更正教会产生了三个主要路线：信义宗、改革宗和英国圣公宗。更正教会主张信徒应该直接和基督联合，因为基督是救恩的唯一来源。他的救恩借着圣灵的能力和上帝的道的教导，临到悔改的信徒。不用玛利亚，也不用圣职人员作祭司来做代求人。上帝会向他的儿女说话，透过先知和使徒、透过圣经、借着个人的启示，上帝以爱心向受造的人类说话，只要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凭信心可以听到上帝的话并回答他。

路德的宗教改革受到四面攻击。罗马教廷要路德收回他的言论和著作，路德并没有答应。在他隐居于瓦尔特堡（Wartburg）那段日子里，路德把整本新约圣经由希腊文译成精彩的德文。在那期间，左派极端的社会行动到处兴事，路德于是回到威登堡以稳定大学和教会的生活，并且应付四面八方涌来的攻击。甚至有的人民误解了路德说的自由，牵扯到政治，拿了武器去争取，造成了改教运动的致命伤。路德被罗马教会定罪，逐出教会。

当时封建制度下的西欧，社会危机和教会危机激化。一些民族王侯和市民阶层对现状不满，下层人民苦难更为深重；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威信明显下降，教会内部的改革派已多次发难。路德在大学时期已对当时的世事和教会景况感到苦闷。他在修院虔修和钻研神学、哲学理论时，悉心探讨释除苦闷的真谛，但自觉毫无收获。当他为解除自己“心灵之痛苦”寻找“蒙神赦罪而得救赎”之路时，认识到传统教会要求人们履行的礼仪和神功，并无助于人们解除这种深沉的内心苦闷，经院神学亦只能引领人的心灵走入死胡同。他对中世纪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人物如维廉·奥康、J.胡斯等虽有所向往，并受到人文主义者如D.伊拉斯谟等的影响，但尚无意反对传统教会和教皇体制。后人多认为，在这段时期内，他已形成因信称义命题的基本内涵。这一命题的主旨为：灵魂得到拯救的人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不在于本人自己善行所积下的功德，而在于上帝的恩典和人对上帝的笃诚信仰。当时教会宣称，教皇哄骗信徒们说购买了赎罪券无论犯了多大的罪，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路德的因信称义命题，正是针对这种说法的神学依据加以抨击。

教皇利奥十世以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名，派教廷大员到德意志各地兜售赎罪券聚敛资财。不少诸侯及市民阶层对此甚为不满。一向赞助路德的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希不许在萨克森选侯区兜售赎罪券，但在萨克森公国并未被禁止，而事实上兜售活动已深入维登堡附近。对此，路德于在1517年10月31日（一说11月1日）以学术争论的方式在维登堡城堡大教堂的大门上张贴出了“欢迎辩论”的《九十五条论纲》。论纲以神学论辩的笔调写成，语气甚和缓；仅指责某些教会弊端而无意攻击教会本身，在第71条中还明确肯定教皇的赦罪权。论纲认为：告解圣事的中心是悔改，而不是向神父认罪；肉身的苦修和禁欲，若无内心的忏悔便毫无用处；靠积累功德赎罪也无益，只有基督的功德才能有助于赦罪；教会的“功库”只在于上帝通过取得基督施行救赎恩典的福音。其因信称义主张在论纲中并未提出。然而，论纲已使赎罪券在德意志各地销路大减，有些地方已无人购买。路德此举得到各阶层支持，同时也触怒了教廷。

由于选侯弗里德里希和其它德意志诸侯的同情和干预，此举未能奏效。次年7月，亲罗马的神学家约翰·艾克迫使路德在保守势力较强的莱比锡展开辩论。辩论中，由于路德之论据只有一些唯名论的东西而在艾克的诘问下无词以对，因此明确断言圣经权威至上，可是当艾克引出圣经章节时， 路德却指圣经是教皇搞出来的假东西，并赞同康斯坦茨公会议所谴责的胡斯的一些观点，这就否定了公会议的无误性。辩论后，艾克宣称他已从路德的言论中取得了谴责路德为异端的依据。如此一来皇帝宣布不再保护路德，而选侯弗里德里希却搞了一宗假绑架案来带走他，他在"被绑的十个月中搞出了基督教的第一本圣经。

次年路德连续发表《关于教会特权制的改革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和《论基督徒的自由》等文章，公开提出教皇无权干预世俗政权。宣称教会如果不能自己进行改革，国家政权应予挽救，并将罗马教会称为“打着神圣教会与圣彼得的旗帜的、人间最大的巨贼和强盗”。他认为：教皇不是圣经的最后解释人，信徒人人都可直接与上帝相通而成为祭司，无需神父作中介。然而此问题又背出了多个对圣经不同之解释本，而路德对此通通打压， 因此又有抨击者说他其实是把解释权改为由他自己所拥有。

正式宣布开除路德教籍的通谕。路德在诸侯和市民的支持下决定公开对抗，写了《反对敌基督者的通谕》一文，并于12月10日当众烧毁教皇通谕及一些教律。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为了在政治上与法国抗衡，希望得到教皇的支持，反对路德的改革。因而在1521年帝国会议上，决定执行教皇通谕，给路德判罪。但由于与会诸侯的反对和路德本人在被审讯时的强硬态度，会议最终决定先放路德离去，然后判罪并下逮捕令。路德在归途中，萨克森选帝侯以拦劫绑架方式把他送进瓦特堡加以保护。路德在瓦特堡隐居期间，致力于圣经的德语翻译。这时，路德的拥护者已经行动起来，宗教改革运动如燎原之火，迅猛发展。

渴望改革的人们自发奋起。但随着运动的深入，一些权位较高的贵族害怕运动的发展会危及其既得利益，开始动摇。路德对此亦深具同感。1522年3月他不顾被通缉的身份，从瓦特堡返回维登堡，责备那些行动起来的拥护者“过分了”。他在八次讲道中宣称：“反对以暴力来改革教会。”同年，一些拥护路德的中小贵族，曾以人道主义诗人胡登和骑士济金根为首发动起义。当胡登邀请路德与济金根会见时，路德回答说：“我不愿意靠暴力和流血来维护福音。”对于T.闵采尔领导的农民解放战争，他深恶痛绝，当他要求农民解散被拒绝后，他于1524年发表《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萨克森诸侯书》。次年又发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号召“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里也好，公开地也好，都应该把他们戳碎、扼死、刺杀，就像必须打死疯狗一样！”

在神学哲学思想方面，路德愈益趋于保守。1525年他发表《论意志的束缚》，驳斥曾支持过他的伊拉斯谟却反而把上帝都包括在内，此事反过来证明了路德对上帝的不敬， 伊拉斯谟甚至指路德的书是野蛮的书。他从此便与人文主义分道扬镳。他又为了圣餐的意义和礼仪问题与U.茨温利展开激烈争论。在1529年马尔堡会谈中，路德拒绝了各方包括茨温利提出的内部和解，一致对抗罗马教廷的建议，终于同瑞士宗教改革派分裂。马丁路德用他的希勒特式的野蛮，全面点燃了宗教战争的熊熊烈火，把整个欧洲淹没在血泊之中。

马丁路德破坏了西欧天主教的统一，结束了罗马教廷至高无上的统治，使得新教与天主教，东正教成为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之一。宗教改革运动带来的是遍及欧洲的宗教战争，马丁路德因此成为“欧洲的穆罕默德”。

令人难以相信的血腥战争，例如从1618年到1648年的德国三十年战争，就是马丁路德的遗产。结果是德国死了八百万人，从此德国的天主教人数变为少数，而神圣罗马帝国没落，使得二百年后德意志才完成统一，进入现代社会更是在二战之后。

（二）

三十年战争（1618年——1648年），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全欧战争。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以及宗教纠纷剧烈化的产物，战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为肇始，最后以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

在查理五世（1500—1558年）之后，神圣罗马帝国渐渐衰落，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当时欧洲以马丁·路德1517年《九十五条论纲》为标志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全欧分为天主教与新教两大阵营，而德意志内部诸侯则在信仰上出现了严重歧见，同样地分裂为天主教与新教两派。欧洲列强均想插手德意志事务，以获取利益。他们分为两派，其中哈布斯堡王朝集团由奥地利、西班牙与德意志的天主教诸侯国组成，并得到罗马教皇及波兰的支持；而另一方为反哈布斯堡王朝集团，由法国、丹麦、瑞典、荷兰及德意志新教诸侯国组成，并得到英国、俄国的支持。法国是天主教国家，但是在首相黎塞留的主导下，坚持王权高于神权，为削弱大陆上竞争对手哈布斯堡王朝，毅然支持新教国家阵营。

战争导火线是1618年的波希米亚（即今捷克）人民反抗神圣罗马帝国的民族及宗教起义。而整场战争共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捷克阶段（1618年－1624年）、丹麦阶段（1625年－1629年）、瑞典阶段（1630年－1635年）及全欧混战阶段（1636年－1648年），最后以哈布斯堡王朝集团战败，参战各国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止，共达三十年之久。

捷克阶段，扔出窗外事件

波希米亚于1526年并入神圣罗马帝国，自那时起，波希米亚国王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任。161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提亚斯派遣耶稣会教士进入波希米亚，意图在波希米亚复兴天主教，并任命哈布斯堡皇室的费迪南德大公为波希米亚国王，费迪南德是一名狂热的天主教徒，他对波希米亚的新教徒进行大规模的逼害，并禁止新教徒的宗教活动，拆毁他们的教堂。于是在1618年5月23日，波希米亚首都布拉格的新教徒发动起义，冲进王宫，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两名钦差从窗口投入壕沟，是为扔出窗外事件，并成立临时政府，由三十位成员组成，宣布波希米亚独立。

全面反奥 

1619年6月波希米亚起义军进兵至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维也纳近郊，并与当时已继位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费迪南德二世进行谈判。费迪南德逼于形势，在表面上假意答允进行谈判，实际上在暗地里向天主教同盟求助，并答允将来把普法尔茨选帝侯的爵位转让予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以换取天主教同盟出兵相助。不久，天主教同盟即出兵二万五千人，并赞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大量金钱。起义者被逼于该年八月退回波希米亚，而波希米亚议会亦于该月选出信奉新教的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为波希米亚国王。

皇帝反攻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德当然不能容忍波希米亚人自行选出国王，于是在解除维也纳之围后随即出兵反攻，而天主教同盟之一的西班牙亦出兵进攻普法尔茨。1620年11月8日，波希米亚和普法尔茨联军在白山战役与蒂利伯爵所统率的天主教同盟军决战，联军虽占有地利，但因装备落后，终为天主教同盟军所败，腓特烈五世被逼逃亡荷兰，而波希米亚则重新纳入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波希米亚约有四分之三的地主的土地落入神圣罗马帝国的地主之手。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更强迫波希米亚的百姓改信天主教，并焚毁波希米亚的书籍，以及宣布德语为波希米亚的官方语言。1621年至1623年，蒂利再度击败普法尔茨的新教诸侯军队。至此战争的第一阶段——捷克阶段以哈布斯堡皇室为代表的天主教同盟军获胜为结束。 

丹麦阶段，全欧反奥 

捷克阶段的战事虽然告终，但法国并不能容忍查理五世时期的哈布斯堡帝国复活；而荷兰则于1621年与西班牙开战，至此仍未结束。英王詹姆斯一世则担心其女婿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的命运；丹麦和瑞典则不愿看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再度在全国实施有效的统治。因此，本来只是波希米亚人民反对神圣罗马帝国欺压的起义战演变为广泛的国际战争。1625年，法国首相黎塞留提议英国、荷兰与丹麦结成反哈布斯堡联盟，丹麦负责出兵，而英国与荷兰则在幕后支持，由此战争的第二阶段——丹麦阶段正式展开。

丹麦出兵 

1625年信奉新教的丹麦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在英、法、荷三国的支持下与新教联盟共同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动进攻，很快便占领德意志的西北部，与此同时，由曼斯菲尔德率领的英军则占领波希米亚西部。这次新教联军可说是节节获胜，但于162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雇用声名显赫的波希米亚贵族华伦斯坦的雇佣军，华伦斯坦不负其所望，于该年4月击败曼斯菲尔德，其后再击败丹麦，并控制了萨克森。丹麦被迫于1629年5月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定《吕贝克和约》，并保证不再插手德意志事务。战争第二阶段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势力伸延到波罗的海告终。 

瑞典阶段，瑞典出兵

战争第二阶段由神圣罗马帝国获胜后，华伦斯坦便计划在波罗的海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瑞典国王害怕从此神圣罗马帝国会超越瑞典，取得在波罗的海的优势地位。因此瑞典在法国的资金援助下，于1630年7月出兵，在波美拉尼亚登陆，从而开始了战争的第三阶段——瑞典阶段。

大败皇帝 

瑞典军队由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率领，与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帝侯联合，在1631年9月17日，于布赖滕费尔德会战打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占领了波美拉尼亚。1632年初，神圣罗马帝国军的统帅蒂利伯爵在列赫河战败身亡，瑞典军占领美因茨，在4月再攻陷奥格斯堡和慕尼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再度起用原被贬斥的华伦斯坦为统帅，在该年11月与瑞典军进行吕岑会战，可是瑞典再度获胜，但同时瑞典军的主帅古斯塔夫二世国王亦阵亡，从此瑞典军丧失进攻能力，而华伦斯坦则退回波希米亚，后来因为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猜妒，遭到其派刺客暗杀。

再度反攻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借此机会联合西班牙盟军，在1634年9月于纳德林根会战大败瑞典军，逼使瑞典军撤回波罗的海沿岸。萨克森与勃兰登堡则于1635年5月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订《布拉格和约》。战争第三阶段——瑞典阶段以哈布斯堡皇帝获胜而告结束。 

全欧混战阶段，法国出兵

哈布斯堡皇室再次获胜使得法国大为震惊，此前，法国因为自身是天主教国家，一直只是假手他国以削弱哈布斯堡皇室的实力，但当丹麦、瑞典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诸侯均告失败后，法国终于直接出兵，与瑞典联合对哈布斯堡王朝作战。从此战争进入第四阶段——全欧混战阶段。

法国获胜 

1636年－1637年，西班牙出兵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由南北两路夹攻，并且一度进逼至法国首都巴黎，但最后为法军所败。1638年8月法国海军打败举世闻名的西班牙海军，1639年10月西班牙海军的主力更被原来籍籍无名的荷兰海军歼灭。1643年5月，第四代孔代亲王与蒂雷纳在罗克鲁瓦战役中共同击溃西班牙陆军的主力。

丹麦参战 

1642年11月，瑞典军于布赖滕费尔德再度击败神圣罗马帝国军，但此时丹麦王却嫉妒瑞典军的成果，并恐惧瑞典强大后，丹麦受其所制，因此乘瑞典军攻进南德意志之际，向瑞典宣战。丹麦曾于1644年击败瑞典与荷兰的联合舰队，但其后丹麦海军却被重新组建的瑞荷联合舰队全歼。在经过三年（1643年－1645年）战争后，瑞典军成功从水陆两路进逼丹麦，逼使丹麦停战求和。

战争结束 

1645年3月，瑞典军在波希米亚大败神圣罗马帝国军，而该年8月法军又于纳林根会战击溃神圣罗马帝国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德意志领土大部份被占领。1648年，法瑞两国联军再在处斯马斯豪森会战及兰斯会战完胜神圣罗马帝国军。但战至此时，双方都已元气大伤，结果于该年10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缔结了两个和约——《奥斯纳布吕克条约》与《明斯特和约》，合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至此三十年战争完全结束。 

战争影响，德意志分裂

由于德意志是三十年战争的主要战场，其经济遭到极大破坏，而且战后诸侯国各割地盘，其内部分裂变成不可逆转，间接令神圣罗马帝国变得名存实亡。

荷瑞独立 

这场战争后，荷兰与瑞士的独立受到保障，而荷兰更为新的海上霸主。

西班牙衰落 

西班牙在战争中不论陆战还是海战均告失利，并从此失去了欧洲一等强国的地位。

法国兴起 

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阿尔萨斯与洛林，并获得了欧洲霸主的地位。

瑞典兴起 

瑞典国王取得了德意志的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并因此成为了德意志的诸侯，可以随时插手德意志的内部事务。而且瑞典亦得到五百万杜卡登的赔款，并从此一跃成为北欧强国。

战术改变 

战争中诸国开始实行征兵制，并建立了常备军与后勤系统，使军队可以进行持久战。军队亦逐渐精简化，以符合机动战的要求；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所进行军事改革，即以火枪兵取代长矛兵，先以炮兵进行集中火力的攻击，再以骑兵出动进行突击，最后由步兵负责清理敌军的三段式战法，更成为其后战争的标准战法。

（三）

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战争，最后坑害了自己的祖国，永久性地分裂了德国。德国人现在还把他视为民族英雄，这说明德国人愚不可及。马丁路德虽是欧洲新教的穆罕默德，却不是德国的穆罕默德；德国的穆罕默德，不得不由四百年后的希特勒来充任了。事实证明，希特勒也是一个很不称职的穆罕默德；结果，德国和欧洲，都始终无法获得阿拉伯帝国那样的大一统局面。

马丁路德和希特勒，仅仅是在发动宗教战争的意义上，堪比穆罕默德；却没有能力把宗教战争化为全面的征服事业。

（另起一页）

二十五章  加尔文神学与堕落的成功神学

（134）

“伟大的上帝”怎么会和“伟大的世界”同列？创造者怎可与被造物同等？由此可见，在上帝面前口称世界伟大者，辜负基督的救恩，无异于向魔鬼下拜。因世界是在那恶者的掌中，并注定要被神圣三位一体的末日审判所摧毁。

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他对上帝有两个基本义务：一是信靠上帝，灵魂得救；一是传播福音，爱人如己。这两个义务包括在同一种关系之下──也就构成了“神人关系”的两个方面。而爱人如已的第一要义是传播福音，而不仅仅是“做好人好事”，因为，魔鬼也会做好人好事。而且好人好事不能救人，只有追随上帝能够救人。

就传播福音说，在未来中国，基督徒的目标是“要福音占据人们灵魂的主流”呢，还是以“政教分离”为借口，干脆不要主流地位，只要支流甚至末流的地位？如果不要主流地位，那是否意味着“取法乎下”、甚至自甘堕落？是否“向撒旦屈服、给魔鬼留地步”？如果要主流地位，中国社会是否需要经历一个“基督教的国教化的阶段”？以便基督教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与儒教、佛教、道教、马列主义的同等话语权利，可以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说话。因为儒教、佛教、道教、马列主义，在中国社会都曾经获得过国教地位或接近国教的主流地位，如果基督教没有获得这样的地位──哪怕短短的几十年，基督教就无法与儒教、佛教、道教、马列主义“站在平等地位上发言”。

我们呼吁给予基督教同等权利：要求把《圣经》的内容纳入中小学教科书，就像儒佛道马列毛曾经获得并企图一直获得的那样。这样，就可以让属灵的战争无远弗届了。“救救孩子”的匕首不该刺向弱势者如1918年那个时候的“仁义道德”，而应该指向绑架儿童的语言暴力如1968年那个时候的“毛泽东思想”。而我所说的“把《圣经》的内容纳入中小学教科书”，即使从“文化多元化”的平衡角度看，也是必要的。至少，中小学生应该得到一个直接接触属灵真理的机会！否则，福音真理岂不等于“在灵性之争中预先投降”？

历史的证据表明：人性软弱，易于向罪恶屈服，一切良善的信仰若不经历某种国教化阶段，便无从占据人类灵魂的主流，甚至连支流、末流都难企及。观察一下古代中国，儒佛道三教都曾有过它们各自的国教化时代，更不用说那种本来就是国教的、起源于先秦礼制的“天地社稷崇拜”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三教”后来之所以可能“合一”，是因为它们都曾经获得过国教地位这一平等权利。而没有获得过国家地位的景教、回教、摩尼教等，就只能排除在正统之外了。所以在未来中国，为了获得“进入主流的平等地位”，基督教在中国必须发起一个国教化运动！让马列主义和无神论也都尝尝上帝的滋味、福音的甘甜。

（135）

有人说上帝专横，如要求亚伯拉罕献上艾萨克。然而，那只是表明上帝要亚伯拉罕与迦南宗教保持距离。希伯莱语属于迦南语族，犹太人是一种迦南人，亚伯拉罕献上艾萨克，其实是迦南人把自己的头胎儿子献祭给他们的邪恶神灵的一种习惯方式，现代考古甚至发现了他们烧烤孩子进行燔祭的证据。而圣经里的上帝其实是中止了这个残虐的迦南方式。这样我们来看待上帝对于迦南人的憎恶，也许有了新一层的理解。但是犹太人却和迦南人混血，结果使得犹太人自己成为保存迦南人的种族大杂烩。直到旧约的末了，还有这样的预言：“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撒迦利亚书》十四章21节）可见犹太人从来就没有好好服从耶和华神的指示。

犹太人对迦南人进行集体屠杀、实行种族灭绝，这被认为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当犹太人自己在三千年后按照《申命记》上的预言受到德国人集体屠杀、种族还没有灭绝时，却诅咒上帝，宣称上帝已死，甚至在集中营里组织犯罪法庭，判处上帝死刑──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启示？显然，这是撒旦的逻辑，这是魔鬼的启示。而犹太人自己却选择性地遗忘了：在这两次种族灭绝之间的三千年中，上帝给了犹太人无数次机会，但却被他们一一拒绝。而且犹太人组织甚至进而谋杀了圣子耶稣，使自己沦为地狱的选民。

上帝有求于人吗？没有。但是人要想得到上帝的恩惠，必须服从上帝的指示。拿了货物却不付钱，签了合同却想办法曲解文字，这被说成是“犹太人的聪明”，但如此玩弄神人关系，这必然引起灭顶之灾。在耶和华神和以色列人的纠纷中，错误一定是在以色列人一边。因为上帝不可能从“对人的剥夺”中，得到任何好处；所以上帝只会爱人们，而不会害人们。如果他害了某些人们，一定是这些人们先做了对不起圣约的事情。有关神的逻辑就是如此。人类则与神不同，人可以“从其它人那里获利”，所以人与人最后反而变成了仇敌。而人造的偶像，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仇敌关系的工具。这些偶像需要人的祭祀，因为有求于人而变得不再公正，可以用贿赂来加以收买。

如果说上帝爱人的方式是“专横”的；那无非是说我们理解不了这样的爱。因为上帝对人的关系，是只有“予”，而没有“取”，所以上帝从人类的、属世的、物质的存在中，无从得到任何有益于上帝的收获，而只有付出。于是，神人关系就超出了只懂得“互利”及“自私”这一体两面的人类理解，因为即使互利行为也只是自私动机的一个延伸。

仁慈的上帝经常动用天使和圣灵来做他神圣的工作。对普通人而言，天使的引导和圣灵的训练起了重要作用；对更有活动力的人而言，圣灵的引导更是必不可少。有时，我们从反基督分子那里，反而可以更清晰地体会到基督的爱；因为他们对基督的否认，是出于无知，这种无知当其体现为博大的理论系统如黑格尔的哲学和古怪的思辨如马克思的主义时，就可以更深地见证出来基督的奥秘确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属灵的奥秘不在物体的世界以内，而在其外，岂能以“理”来“论”之？

保罗深知人类的这一处境，他在《罗马书》中写道“正如经上所记，雅各布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这个人哪，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第九章13—20节）

（136）

上帝既然是全能的，为何用先知来劝谕百姓？何不以异能直接穿透百姓、改变他们的心怀意念？也许：上帝只有对他特别眷宠的人民，才派先知来，以革新他们；对次等的人民，则直接打击之，以逼其悔改；对劣等的人民，则直接毁灭之，一如挪亚时代之所为。因为人在神的心目中，原来只相当于窑匠心目中的器皿：

《诗篇》说：“你（神）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神）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省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第二章9—11节）

《以赛亚书》说：“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二十九章16节）“耶和华阿，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六十四章8节）

《杰里迈亚书》对于“上帝的作用”、窑匠和器皿的关系，表达得更加完全，以下两大段落分明可见：

1、“ 耶和华的话临到杰里迈亚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作器皿。窑匠用泥作的器皿，在他手中作坏了，他又用这泥另作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作。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 耶和华说，以色列家阿，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阿，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意刑罚你们。你们各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十八章1—11节）

2、“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囫囵。并且人要在陀斐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耶和华说，我必向这地方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与陀斐特一样。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是已经被玷污的，就是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烧香，向别神浇奠祭的宫殿房屋，都必与陀斐特一样。杰里迈亚从陀斐特就是耶和华差他去说预言的地方回来，站在耶和华殿的院中，对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城邑，因为他们硬着颈项不听我的话。祭司音麦的儿子巴施户珥作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杰里迈亚预言这些事，他就打先知杰里迈亚，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枷，将他枷在那里。次日，巴施户珥将杰里迈亚开枷释放。于是杰里迈亚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施户珥，乃是叫你玛歌珥米撒毕（就是四面惊吓的意思）。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眼看见。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并且我要将这城中的一切货财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珍宝，以及犹大君王所有的宝物，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仇敌要当作掠物带到巴比伦去。你这巴施户珥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被掳去。你和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都必到巴比伦去，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十九章10节—二十章6节）

上面是旧约的记载，在新约里，窑匠和器皿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阐释：

“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哪，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作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忿怒，彰显他的权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罗马书》第九章18—25节）

在窑匠和器皿的理论阐释中，进一步申明了神的主权意味着神的心意时可能随着更改的，而外邦人的地位即将超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这不是新约的发明，而是旧约的预告：“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地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蛾摩拉的样子了。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罗马书》第九章26—32节）有的“时代主义”查经班，受到犹太人的洗脑，故意不读这段经文，而是断章取义地引用下面的《罗马书》十一章26节“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来曲解上述经文中的“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荒唐地声称，这些“以色列人”是包括那些已经死去的以色列人──死人的人数当然要比活人少，所以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他们故意不看“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一语之前，有“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这一前提，以赛亚难道会和死人说话吗？以赛亚难道会指着死去的以色列人喊着说吗？这些受到犹太人洗脑的“时代主义者”更加不提，“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前提是“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布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原来，犹太人想要得救的前提，就是“消除雅各布家的一切罪恶”。但犹太人不愿消除雅各布家的一切罪恶，反而杀害救主，因为他们不愿得救，只愿意沉沦。

如此看来，“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罗马书》八章33节），犹太人能。犹太人不仅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还能杀害神的圣子。所以许多信仰“成王败寇”的“基督徒”，十分推崇敢于杀害圣子的犹太人，十分推崇《犹大福音》中出卖基督耶稣的叛徒犹大，说他是典型的犹太人，在执行上帝的计划。由此可见，一个中国基督徒，最终还是要出来参加属灵的争战。他要对魔鬼说不。即使这魔鬼如此强大，一直控制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动手就可以让我们粉身碎骨。面对魔鬼的信徒，不论他们是拜物教的，还是拜恶灵的，基督徒不给自己留后路。在这意义上，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就是最好的典范：钉死自己，就是用行动在赞美上帝；对魔鬼说不，就是在荣耀基督的名；不给自己留后路，就是服从圣灵的权威。

（137）

既是人，就有限；既有限，就不免落于罪中；既在罪中，就与禽兽相去不远，甚至物我同一了。一个人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天性和教养去崇拜上帝，否则，便构成了某种“矫情”以致“虚伪”，这种虚伪甚至无法达到“伪善”的程度，就在“伪”那里停止下来，企及不了“善”的边缘。于是，在上帝的启示面前，人与人的差异体现出来，国与国的差异也体现了出来。以往我们思想“国民性问题”，现在我们关注“信与不信的问题”──国民性是基于风俗与制度的差异，难道信与不信会是基于天性的差异？

然而上帝并不在我们的感官中存在，他超越存在。而我们的一切语言和思想，又十分可怜，无一不是基于感官存在并指回感官存在的。所以，上帝的本质难用人的语言来谈论甚至无法思想。明白了这一点，便可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我们所理解的上帝”，而不等于真实的上帝，而只有真实的上帝才会赐给我们启示，和基于启示的知识能力。

既然上帝不受时间束缚、且位于时空的彼岸，那么，他又如何与自然、与包括人在内的各种时空形式的总和交流呢？他又怎能是“最高的存在”或“一切存在的总和”呢？由此可见，泛神论的“神”、自然神论的“神”，不可能是上帝，也不是属灵的真神。

我们不是为了获得那些上帝还没有给予我们的权利，如赐上天堂或免下地狱，而爱他；而是为了报答上帝已经给予我们的，如上帝的爱或能认识上帝的能力，而爱他。我们虽然还是自私的，但毕竟不是为了行贿的动机而爱上帝。

用真实的神人关系去看待各种自称“基督教”而其实是混合主义的宗教大杂烩，可以发现它具有以下几个代表特点：

（1）成功神学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它无法解释耶稣十字架的受苦，……“成功”是对殉道者的否定，是对基督徒的误导。成功神学引导基督徒世界化、世俗化，而其尽头是物欲、是堕落的无底洞。在这种意义上，成功神学不是基督教神学，而是比佛教和儒教更肤浅的精神病处方。

（2）社会福音是极大的混淆，因为它把肉体的舒适等同为灵魂的救赎，把上帝的启示变质为福利和金钱──这明显是“旧酵”，不能做成“无酵的面团”。

（3）“工作就是事奉”的教条乃是导致社会福音和成功神学的逻辑开端，因为人的自然天性原来并不把世俗的工作当成对于上帝的事奉，现在却在“工作就是事奉”的误导下，把对上帝的事奉变成对世界的谄媚，从而把世界里的成功等同于神的祝福，甚至等同于天国的降临。事实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上帝让我们成长，而不是成功神学──世界里的成功只会使人变得自满，产生的是骄傲、停滞与腐败，而不是生命的成长。

所以，我总结了加尔文神学的三阶段：（1）工作即奉献──（2）社会福利──（3）成功神学：工作狂是加尔文神学的恶果；“极力挣钱，极力奉献”是成功神学的口号，也是导致现代世界严重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全球化的时代，历史的航程转向；错误的神学也会得到整合，而整合的第一步，就体现为“清算”；整合的第二步，就体现为“终结”；整合的第三步，就体现为“回归”。

（摘自《仰望基督》Looking Up God）

（另起一页）

二十六章  《韦斯敏斯德信条》的中庸

救难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要想卓有成效地完成工作，而不仅仅沦为掠夺的借口，就需要某种心理约束。尤其当救难组织作为一种宗教出现的时候，它就更加需要这种心理约束。

即使从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角度看，而不是从天启论和神秘主义的角度看，“历代教会信条”也是一种有效的“心理约束机制”。例如《韦斯敏斯德信条》就是如此。

《韦斯敏斯德信条》就是如此。

自伊利莎白女王一世以来，英国圣公会成为主教制，就是由女王直接委任主教治理地方教会，并在公共崇拜中遗传许多天主教的礼仪，此举引起许多改革的新教徒的不满，这群忠于改革的人就是当时的清教徒。在1643年，查理士（Charles）当政之时（1625—1649年），当时议院的议员以清教徒居多，他们期盼以清教徒改革原则重整英国教会，于是在韦斯敏斯德文教堂召开了一个大型的议会，与会人士有121位牧师，30位议院的议员，及8位列席的苏格兰代表。对于教会应采取的体制，人人看法不同，而以赞成长老制者居多：在神学的立场上，大家则一致认同加尔文的观点，否定阿民念派及罗马天主教。

经过三年的讨论，议会于1646年12月完成了韦斯敏斯德信条，供日后议院及议会之用。信条的内容完整、精确、简洁、平衡，每一个句子都经过小组的讨论及公开的辩论，参与者阵容之坚强也属罕见。信条于数个月后加入圣经的章节引证，是年六月得到议院的批准。

虽然在英国此信条所获得的公认只到1660年，但它深受情教徒的爱戴，在苏格兰也为议会及议院所接纳；后来随着新大陆的移民而传入北美洲，是在英、美的长老派及北美的公理会与浸信会中最具影响力之信条。

《韦斯敏斯德信条》是加尔文神学，清教徒及圣经融合的结晶，共有卅三章，其特色有下列几点：

1．文中论述的次序为圣经、上帝、世人、基督、拯救、教会及末世，成为现代教义神学分段的先驱。

2．开宗第一章的圣经论，华腓德（B．B．Warfield）称之为基督教中最完美的圣经论告白。

3．预定论在此信条中展现成熟的风貌，平衡地教导了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

4．着重圣约神学，以此解释在历史中神与人的关系。

5．确认清教徒所强调的得救的确知。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韦斯敏斯德信条》是否体现了上述特点，并相当有效地建立了一道心理屏障，来帮助教会这个救难组织来实现其宗教救难的伟大使命。

······

第二十二章 论合法的宣誓和许愿

人不可宣誓去行圣经所禁止的事，或妨碍圣经所吩咐的本分，或自己的能力所不能行的，或上帝未应许给能力而去实行的事。从这几点看来，罗马天主教修道者誓愿一辈子过独身生活，自愿贫困，或修道者的服从，都离高度的完全相去甚远，以致成为迷信与犯罪的陷阱，基督徒绝不可自陷其中。

……

我把这称之为：《韦斯敏斯德信条》的中庸。

（摘自《救难组织与中国宗教》第三部第三章《心理防卫机制》）

（另起一页）

二十七章  马克思韦伯误判了天主教

马克思·韦伯曾把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归结于清教运动，其实早在宗教改革运动诞生之前一千年，天主教圣徒本尼狄克特创立的修道院就在创造生产型的人格了：他们的口号是“祈祷与劳动”。而后，教皇格利高里一世又大力推广这一制度，使之遍及整个西欧。 

最早发表在1988年11月15日的《黑暗中的光明》一文（《光明日报》），谢选骏指出：

在教科书和流行性概念里，欧洲中世纪通常被描绘成黑暗的、野蛮的、没有法规的。一提起“中世纪”，人们条件反射般地想起了蛮族的入侵，异端裁判所的火刑柱。九世纪时拜占庭的安娜公主曾描写过西欧人毫无教养的粗鄙，而十八世纪的英国史学家吉本则对罗马文明的毁灭百思不解。确实，古典主义的感情及其理性，很难理解这场“人类的灾难”。 

然而，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没有止境。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中世纪的城市》（亨利.皮雷纳着）、《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詹姆斯.汤普逊）、《欧洲中世纪简史》 （沃伦.霍莱斯特）等等，就提供了一些新概念，构成不同于传统教科书的历史景观。它显示，中世纪不仅是“文明的倒退”，而且含有真正的进步—-中世纪的“黑暗”中有着光明。

宗教学家发现这光明是一神教首次取得世界性胜利。历史学家则认为教会政治为近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结结实实的“蛹体”。但事实上，它的光谱要远为宽泛。 

早在文艺复兴之前四百年，欧洲就已开始商业繁荣、城镇兴旺、文化高涨、政治创新、精神热情高昂，甚至军事扩张。一系列新生力量到处发挥作用，比罗马帝国时期的社会更活跃。十一世纪时，人口大幅度增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其前提是农业技术的大量革新。在北欧大部分地区采用了三圃制，风车和水车广泛应用。 

到1086年，仅在英国就安装了五千台以上的水车。重型带轮铧犁、马蹄铁、新型马轭，双轮马车等新式工具的发明和推广，实现了一项技术革命，大规模运用畜力进行生产与交通。这比起古典奴隶制和直到近代的东方社会的惯用人力，是一大进步。北德的汉萨同盟和意大利诸城邦的商业经济，创造了市民国家和银行金融制度，促进近现代世界经济秩序的形成。 

如果再前推五百年到公元六世纪，就发现西欧修道院制度的确立非常重要。它不同于埃及科普特教会、东欧希腊正教会、西亚的景教会等东方修道院制度；后者盛行苦修和冥想，而前者却提倡“祈祷与劳动”。祈祷巩固了社会组织，用心理训练养成了集体精神；而劳动则把祈祷获得的精神力量引向了生产领域。这双重组合奠定了欧洲经济复兴与产业革命的基础。 

马克思·韦伯曾把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归结于清教运动，其实早在宗教改革运动诞生之前一千年，天主教圣徒本尼狄克特创立的修道院就在创造生产型的人格了。而后教皇格利高里一世又大力准广这一制度，使之遍及整个西欧。 

西方的大学是由修道院创办的，西方的知识分子是从修道院里出来的，他们也禀承了这种尊重体力劳动的传统。这与希腊罗马及东方知识分子普遍鄙弃体力劳动的态度，很不一致。显然，这两种知识传统对两种社会的技术和经济发展，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和含义。 

近代工业社会也奠基于中世纪的城市制度，如市政会的设置，行会的经济分工，城市自治权的确立甚至大学的独立地位，都是如此。据英国《独立报》1988年10月20日报道，最近考古学家在伦敦中心发掘出十二世纪的遗址竟是“汉萨同盟管理的一块自治性飞地”！可见，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并非自天而降的突发事件，它早就潜伏在中世纪城市自治的传统中了。中世纪城市甚至有权收留逃亡的农奴（后来美国黑奴也拥有这样的逃亡权利），市民阶层的独立意识极强。没有这项传统的心理性资源，第三等级的革命就很难在近代获胜（美国废奴运动的胜利也就是不可思议的），正是按照这条渐进的路线，法国革命的贡献则是把中世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原则，变成近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社会原则。 

说民主政治得力于中世纪的贵族主义，也不是夸张，早在1215年，英国贵族就迫使英王约翰签署了著名的《大宪章》，破天荒地由臣民为君主规定了义务。这就为后来的市民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贵族迫使国王让步。资产阶级起而仿效，迫使国王和贵族一起让步。无产阶级再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这样，十九世纪的普选权和二十世纪的社会福利就成了人权的自然延伸。 

中世纪也决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封建的壁垒固然有助于文化因子以多元的方式分头生长，但也阻隔了必要的交流，这一内部困境直到十字军东征以后才逐步改善。但中世纪毕竟是一个孕育着巨大热情的时代，当时，各民族的英雄文学盛行不衰，人们热衷于以原始的方式发现新事物、创造新观念。升天的幻想激动着他们在尘世从事巨大的冒险事业，这听起来似乎矛盾，但这种双重性正是欧洲文化的特质之一，且在其近代化过程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中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使命；在最黑暗的时刻，闪烁着最有持久意义的星光。 

我们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希望。 

我们常常意识不到所处时代的重要性。 

我们的所做所为，对于未来的世代，可能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社会发展的道路是崎岖的，但只要怀抱信心，就能创造奇迹。不错，中世纪基督徒们渴望的天堂梦想未能兑现，但他们在尘世的挣扎却为近代文明的发展确立了规范，这同样了不起，而且更有现实意义，他们没有见到上帝的灵光，但却接过了文明的火炬，并发扬光大。 

面向未来的星辰，使此界的黑暗获得了光明。 

……

由上述可见，马克思韦伯误判了天主教，把天主教的历史贡献归给了新教。这很可能因为韦伯他自己就是个新教徒：

1864年4月21日，马克斯·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富特市。他的父亲是出身于威斯特伐利亚纺织业实业家兼批发商家庭的一位法学家。1869年他携眷迁居柏林。后来成为柏林市议会议员。韦伯的母亲海伦妮·法伦斯坦-韦伯是位很有文化修养、热衷于宗教和社会问题的妇女。她在1919年去世。她对她的儿子影响很深，使他对宗教具有炽热的感情。否则，韦伯的误判就是完全不可理喻的。

根据我的研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并无关系，如果一定要说新教和资本主义有些关系，那主要是信仰新教的人群不像信仰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人群那样，长期遭受过罗马帝国的统治。

正如谢选骏在《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不行？》一文中指出的：

天主教国家中最“行”的，是法国，然后依次是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克罗地亚等，这是欧洲本土的；再然后就是拉丁美洲和菲律宾以及世界各地的一些拉丁国家的前殖民地。

说这些国家不行，是和“新教国家”相比的，如果和东欧的“东正教国家”比起来，天主教国家还算是行的，正如和回教国家比起来，东正教国家也还算是行的了。

这是在不同国家之间对比的，那么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呢？就看“民族大熔炉”美国，自从美国建国以来，主张宗教平等宽容，十九世纪末，随着移民的进入，包含信仰天主教的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拉丁美洲移民，他们除了备受美国本土信仰新教的主流族群排挤和种族歧视外，也造成了贫困、犯罪、失业等生活问题，更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受害最深，因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比信仰新教的美国主流族群来得低。

天主教国家的“不行”显然和教义的关系不大，而是和那些国家的人有关。例如，天主教的奥地利与天主教的菲律宾，哪有可比性呢？而天主教的奥地利与新教的德国、英国和北欧，却更多一些可比性。

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不会过于苛求教义系统了，也就不会对意识形态抱有过高的期待了。

诚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接受什么教义、意识形态，与这个民族、社会、国家的人有关，但是也与那些偶然的际遇不乏联系。例如战争的成败、地缘政治的条件、国际关系的偶然性……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都不如那些民族、社会、国家的人来得重要和持久。

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共产主义瓦解之后，东欧各国和苏联各国的命运就很不相同。这是因为东欧人和苏联人的质地，还是不太相同的。尽管东欧人里面也有一些是东正教国家，他们虽然比不上天主教国家，更比不上新教国家，但是比起前苏联各国的人，还是要强一点。

根据同样的道理，在美国，天主教徒之所以落后于新教徒，主要也不是基于“宗教原因”，而是基于更为深刻的“人的差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华人看来都是“白人”，但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异其实远远大于华人和倭人之间的差异。

我发现，“人的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体现在对于孩子的管束方面。

在纽约，黑人、南美洲人（多数是天主教徒）、华人很少在公共场合管束孩子，任凭其嬉闹追打甚至又哭又闹，如何管束，也很少用语言，而大多数用肢体动作。相比之下，更多的白人父母就会用语言告诉孩子不要无理取闹。

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也有类似差异。

在公共场合，日本的孩子很少无理取闹，而中国孩子无理取闹的频率却高得多。令人震惊的是，在会场一类严肃的地方，中国孩子也会跑进跑出，大人竟然不加阻止，结果使会议场所变成了游戏场所，这在日本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中国的父母会因为孩子之间冲突而反目成仇，这在日本是极为罕见的。

应该说，这是一种教养，与道德不一定有关。

天主教国家为什么表面上严厉，实际上却恰恰比较松散、缺乏纪律约束？

我惊奇地发现：天主教国家都是由西罗马帝国的旧有版图发展过来的；就像东正教国家大多脱胎于东罗马帝国的旧有版图；而新教国家大多原先就在罗马帝国的旧有版图之外！

天主教和罗马帝国的关系，主要不是“教义方面的”，而是“人的方面的”。具体说，罗马帝国塑造了一种类型的人，那就是“费拉民族”。

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用一种类似进化论的观念，把居住在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人民称为“原始民族”、“文化民族”、“费拉民族”〔Fellah type，即“后文化民族”〕。这被认为是他的一大创见，其中的“费拉”是指一种社会人类类型〔Fellah type〕，很接近现在人们所说的“后现代社会”。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下卷《对世界历史的透视》中，“费拉”的原意指“阿拉伯世界的农民”，衍生意义则是指所有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包括晚近的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臣民、以及从帝国时代延续下来的印度和中国的居民。例如，汉人就是一种典型的费拉类型〔Fellah type〕的人，而且也是形成于汉代帝国的。而最典型的费拉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费拉的典型特点，在我理解之下就是“农民式的狡猾、无原则”。

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不行？因为那都是欧洲的费拉居民组成的国家。意大利居民的不守规矩，很像中国居民的投机取巧。大脑金融危机的希腊等“欧猪”国家，都是脱胎于费拉民族的，这和天主教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和其民众的素质很有关系。其实，怂恿官员腐败的是民众。是民众的羡慕和嫉妒，怂恿了官员的腐败；如果民众不是羡慕和嫉妒，而是蔑视和惩罚了官员的腐败行为，官员就不会那么得意忘形地腐败了，至少也不敢那么公开地腐败了。

“砖头四国”（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国的英文首个字母连起来与英语单词的砖头也就是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砖头四国”）之所以能在全球化过程中“崛起”，其前提就是全球社会正在加速走向“费拉化”的过程。不论是以前的“文化民族”如“文明国家”，还是以前的“原始民族”如“野蛮国家”。

值得注意，“砖头四国”（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全是所谓的“费拉社会”：巴西来自天主教遗民，俄罗斯来自东正教遗民，印度来自莫卧儿帝国遗民，中国来自满清遗民。

“砖头四国”之所以能在全球化过程中“崛起”，其前提就是全球社会正在加速走向“费拉化”的过程。与此相应，这也是希腊等欧猪五国（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这五个欧债危机国家，其英文国名首个字母的组合“PIIGS”，类似英文的猪PIGS）加速沉沦的理由所在：这五个国家全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国家。现在，它们从原先就不甚匹配的“发达国家”的宝座上摔了下来。

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不行？

这才是答案。

……

在《仰望基督、受苦的上帝》一书里，谢选骏对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宣传的“新教伦理”早有批判，说那是以新教形式售卖的赎罪券。在这种伦理下，那些英国新教徒可以通过武装抢劫、贩卖鸦片来发家致富。这些国教份子加清教份子的总和，到了北美也没有闲着，贩卖黑奴、华工，创建世俗文明，忙得不亦乐乎，这说明他们信奉玛门的程度，要大大超过信奉上帝的程度。

而主说过，你不能既事奉玛门又事奉上帝。

这让我们特别看透了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其实是“披着福音外衣的希腊异教”、“名义上崇拜上帝，实际上崇拜玛门”——这是对商业神、技艺神、财神甚至女神的综合崇拜，然后盗用父神和耶稣基督的名号掩护之──这样的“新教伦理”，是比直接的异教和玛门崇拜、巴力崇拜，还要堕落的“信仰”。

另一个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喋喋不休地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苦难的抗议”。这种多少有些语无伦次的话，显然出自典型的无信仰者对信仰的胡乱揣测。宗教里的苦难，实际上是超现实的苦难，是以现实手段无法解决的“生命限制”及其苦难，如老、病、死，以及更重要的，是对死后前途的疑惑。这是因为，灵魂的纠葛面对现实世界的基本怀疑，而不是对于现实苦难的抗议──凡此种种，卡尔·马克思这种钱串子只能理解“现实的苦难”，而完全不懂“超现实的苦难”。

面对现实的苦难，可用社会改造甚至人性阉割等残暴的现实手段予以解除、减缓；相形之下，宗教式的解决倒像是“麻醉剂”甚至是“鸦片”——但是，面对超现实的苦难，甚至面对自然过程例如人的死亡、自然变动等等被叫做灾难的过程，一切现实手段就变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所以我们看到，社会主义阵营的独裁者们，临死的时候也都变得十分脆弱，甚至趋于疯狂，发动一个又一个谋财害命的政治肃反运动，以此减轻五十岁开始的临终焦虑。这是因为，他们所皈依的卡尔·马克思等类的共产主义论断，全是出自对于灵性世界甚至人性世界的茫然无知。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又是一个语无伦次：无情的世界里怎么会有感情的叹息？世界既有能够叹息的感情，可见这世界里并不是无情的。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那么，谁是未受压迫的生灵？未受压迫的生灵有无叹息？他们的叹息又是什么？是哲学？是艺术？是科学？还是魔鬼的谵语？在我们这些看破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看来，宗教不是叹息，而是克服叹息、接受现实。而且，任何宗教和某种生灵是否受到他种生灵的压迫，并无因果关系，因为宗教所面对并力图解决的问题其实是死亡和生命的去处，而并不是这个现世世界内部的压迫与反抗。受压迫的生灵可能是无神论者，而压迫者也可能是宗教虔信者——所以解决这个现世世界内部的压迫与反抗的问题，是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物质手段，而不是通过宗教这样的精神手段。除非，是在那些自己不信却诱使别人相信的神职人员那里，宗教才构成了一种政治手段。

在德国哲学里，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年）的不可知论与其说得益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不如说受惠于基督教的启示真理：这一点在康德的前辈、英国的爱尔兰人乔治·贝克莱主教（1685—1753年）那里表现得更显着也更清晰。启示的真理，直指人心的局限及罪性所构成的“理性”，故必定超乎这局限之外、罪性之上；因此启示的真理不可能是“哲学性的”，如原始佛教那样，也不在儒学“同心圆思想”的局限中，而只能是“永恒的生命”。

上帝之子并未受到压迫，他却自愿下降、道成人身，与我们分享苦难，并独自实现救赎之功。他是宇宙之情，是有情世界的终极见证，所有人类的感情，也必见证他。不懂宗教的人在谈论宗教的时候总是最可笑的：“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里面首先需要指出的错误是：“没有获得自己”（即没有犯罪之前）和“再度丧失了自己”（即经过救赎而顺服上帝），不该作为贬义而应该视为上帝赐予的恩典并分享了上帝的荣耀。这里面其次需要指出的错误是：不是“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而是“与更高者合一的意识”，造成了宗教的起源，是所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其实来自于“在基督里”这一实际的状态。

凡此种种宗教意象，其实都不是卡尔·马克思这个犹太教的叛徒之子所能理解的高级状态，于是他便以“卑贱者的自己”去猜度一切高贵，甚至推己及神。所以，卡尔·马克思笔下的“宗教”，显然仅指他的犹太老爹所能理解并背叛了的仪文、律法系统；而无法包括连他自己这个犹太小子也甚为不解的生命之道。

而深受共产主义者卡尔马克思毒害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韦伯，却找来“新教”充当垫背。其实，新教的诸多特点早在中世纪本尼狄克特教团的“祈祷与劳动”的规程里，就具备了！

附录

祈祷与劳动

——圣本尼狄克特和他的《规程》

谢选骏

“祈祷和劳动”的双重精神，催化了一千五百年以来的西方文化。

我们不妨先浏览一遍这段历史：

公元三七〇年 匈权人（曾受中国汉朝的压力被迫西迁）出现在欧洲。

公元三七八年 西哥特人在亚德里雅那堡击败并杀死罗马皇帝。

公元四〇六年 汪达尔入侵、蹂躏了高卢、西班牙（四〇九年）。

公元四一〇年 西哥特人入侵意大利，劫掠罗马，蹂躏西班牙。

公元四四九年 盎格鲁人、萨克森人、朱特人开始征服罗马治下的不列颠。

公元四七六年 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遭到废勘。

公元四大六年 克洛维一世在原罗马帝国的高卢省建立法兰克人王国。

公元四九三年 东哥特人掌握了意大利的控制权。

至此，享祚千年之久的罗马国家分崩离析，古希腊罗马文明开始消亡，“中世纪”降临在西方世界……一千年的中世纪，在批判的理性意识审视下是“黑暗”的。但在社会实践上，它摧毁了腐败的罗马奴隶制。在心理模式上，为西方文明迄今一千五百年的发展奠定了基调，故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蛮族大举入侵的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会成了保存古代文化的唯一“蛹体”。安静的修道院，仿佛成了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由于有宗教权威的庇护，它成了四散奔命的文人学士的有效避难所。它的社会文化功能与后期教会压制科学、思想、学术的进步恰恰相反。时势造成的这一差别，是研习历史文化所不可不知的。在那兵荒马乱、青黄不接的时代，出现了一个传奇式的象征人物－－努尔西亚的圣本尼狄克特（又译为“本笃”，四八〇—五四三年）。

他是个伟大的教士，出身于意大利翁布里亚的努尔西亚一个贵族世家。但他并没有作为一介纨绔子弟而了其一生，相反，在宗教文化的领域中，他所倡导的“祈祷和劳动”，注定了要改变欧洲文明和世界历史的面貌。

那时，他的祖国罗马及其文明正在崩溃。在绝望中，他转向基督教信仰。年仅二十岁，他就前往苏比科亚附近的一个岩洞过起隐修生活，以图净化自己的灵魂。隐修时间长达三年之久。在社会组织趋于瓦解的形势下，许多慕名者很自然地被他吸引，前来归附。他在建立十三个教区组织之后，南下蒙特卡西诺创建了大修道院，并奋斗了一生，于公元五四七年在此逝世。

在教皇格利高里一世（“伟大的格利高里”，五四〇年生）撰写的《对话录》第二卷里，我们知道了关于本尼狄克特的一些史事。他并非一个从来没有过人欲的绝对圣徒。在荒野的隐修生活中，有一次他回忆起过去爱过的一个女子，强烈的感情冲动，使他痛不欲生，为了压下欲火，他脱光衣服爬进一个荆棘丛中拼命翻滚……据说，这皮开肉绽的创伤具有奇效：“使他医治了灵魂的创伤。”渐渐，圣名带来了尊敬和权威，他被推选为修道院院长。但他并不因此而眷恋权位。有一次，只因他坚持严格的规章，修道院僧众盛怒之下，决定用一杯毒酒毒死他。他发觉后并不介意，只是重返荒野，再度去过孤独的隐修生活。

本尼狄克特既有严格的要求，又充满宽恕的精神（在中世纪这被叫做“基督精神”）。一位邻区祭司曾经试图毒死他而未成功，又派了七个赤身裸体的少妇闯进他的修道院。本尼狄克特不愿使用武力，又怕年轻的僧众经不起诱惑，就自行离开他创办的修道院，以使那祭司不再制造阴谋。不久，这个祭司被坍下的天花板压死了。一个修道士找到本尼狄克特，高兴地通报这个“好消息”，并以此要求他重返修道院。但圣徒本尼狄克特却对死者表示了哀悼，并处罚了那个对他人之死拍手称快的修道士。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矫情或虚伪。

本尼狄克特不仅是个修道士，还是文化史上创造者群像之一员。他勤奋，又是个实干家。《圣本尼狄克特规程》的问世，使他完成了一个欧洲文明史上的革命。他为自己创办的修道院规定的制度条文里的双轨（“祈祷与劳动”），载起了更新文化的使命。他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 把体力劳动看作“神圣”的知识分子。这对旧欧洲和整个旧世界鄙视体力劳动的传统观念，是个革命性的打击。要知道，甚至连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都是鄙视体力劳动的死硬派。唯物主义哲学家宣称，奴隶不应该享受人的待遇。

是基督的仁慈使本屈狄克特的革命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他把体力劳动与敬畏上帝联系起来；把“祈祷与劳动”相提并论：

“懒惰是灵魂的大敌。所以，修道士应当经常工作，或做手工劳动，或阅读《圣经》。这些工作时间按照季节安排如下：从耶稣复活节（注：约当公历四月中旬）到十月一日，修道士应从第一小时起工作，劳动到第四小时为止。从第四小时到第六小时的时间用于读经活动……第九小时以后继续工作，劳动到黄昏为止……真正的修道士，应以他们的手的劳动来生活，像使徒和教父那样……

（摘自《圣·本尼狄克特规程》）

请注意，这是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还都普遍鄙视体力劳动的公元五世纪时制定出来的，而出身于劳动人民的早期“使徒”和“教父”的生活，显然对此起过示范作用。

本尼狄克特并不像后来那些掌握大权的宗教组织的教会统治者所宣传的，只是一位苦行者、虔诚派和绝对圣徒。他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一个致力于改造那已经毫无希望之火的社会的人。只不过他的改革是从当时并不很引人注目的修道院里悄悄开始的。修造院里的革命－－“祈祷与劳动”成了新时代的口号与象征。本尼狄克特是这一运动的奠基人。在腐败成风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晚期，劳动是奴隶的卑贱标志，自由民（更不用说贵族、富人和特权阶层了）是不屑于正视它的。这种古老的价值观念，是古典世界灭亡的祸根之一，也是古希腊罗马人尽管充满科学精神，却终究发展不出工业文明的一个关键因素。现代科学研究和工业文明，都建立在尊重手工劳动、体力劳动的基础上。而西方知识分子的前身，或为从事体力劳动的修道士，或为工匠出身的早期资产阶级。如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格雷戈尔·孟德尔，就是十九世纪中叶一个默默无闻的奥地利修道士。没有尊重体力劳动的传统，现代工业文明制度是无法逐步成熟起来的。

《圣本尼狄克特规程》还揭示了体力劳动在精神生活中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劳动把人从有害于精神健康的懒惰中解放出来，而且提供了谋生的手段和社会救济的后援。美国史学家J.W.汤普逊指出，本尼狄克特修道院“把关于农业、畜牧、园艺等罗马科学方法，通过中世纪保留下来。还抽干了沼地，清除了森林，开辟了无数的荒原。”（见《中世纪社会经济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上册182页）

其结果粲然可观：一所本尼狄克特修道院，便是一个模范田庄。他们种植庄稼，栽培葡萄，酿造大量的啤酒、葡萄酒。并向欧洲各地开展贸易活动，甚至出海远航。修道院的手工作坊生产响铃、铅制水管等各种产品，以满足自身需要。教会的垦殖地，在耕作技术几乎被遗忘的时代，把它保留了下来。他们甚至首先使用泥灰石作肥料，以提高作物的产量。在保存农业、工业技术方面，修造院比封建的贵族庄园起了更大的历史作用。

早期的修道士并不是一些除了阅读《圣经》之外就不学无术的文化寄生虫。“祈祷和劳动”之余，每一所修造院都建立了图书馆和手稿缮写室（印刷术一千年之后才进入欧洲生活），甚至美术创作园地。中世纪早期普遍的社会混乱，使这些图书馆、缮写室、美术创作园地成了保存、绍继古代文化的有益的温床。修道士们广为抄录、收藏了希腊文、拉丁文的古典文献，而不限于基督教读物。许多修道院座落在交通要道旁，设立了旅店，还负担起养路的任务，这对于维持业已分裂了的欧洲各部的正常交往秩序，起了积极作用。为照顾病倒的旅客，旅店里还设立了医院，从而为近代医学和医疗系统的发达，开创了有力的传统并准备了物质基础。英国历史学家A·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盛赞早期教会是西方文明的摇篮，正是基于上述事实。

近代欧洲文化以“物质文明”为重心。一般认为，这基于对中世纪神权的精神统治的回应。但历史是连续的，近代并非越过中世纪而跳跃式地展开了“古典文化的复兴”，恰恰相反，它从中世纪继承了较之古典世界远为直接和丰富的精神和物质遗产。其中，对体力劳动的尊重，堪称一笔最珍贵的礼物。但这一礼物是否是基督教的教义的纯粹恩赐呢？也不尽然。

我们知道，基督教是从西亚、北非一带开始传入欧洲的，修道院制度也因此首先兴起于近东。但埃及和叙利亚等地流行的修道方式只有过度的苦行性质，而无明确的劳动制度。谁越是极端地实践苦行，谁就被目为越是神圣。本尼狄克特中止了这种过度精神化的变态竞赛，他第一个宣布：超过教程规定以外的苦行须经特殊批准方能进行！这就把修道士们的精力有效地纳入体力劳动的领域。无结果的苦行，终被有结果的劳动取代了。从社会经济发展上着眼，谁能不承认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解放了生产力）呢！而这种革命，并非亚洲的基督教教义所固有的，而是欧洲人的一个创造。

不是本尼狄克特造就了欧洲人的性格，而是国民性与本尼狄克特在交互作用中交相发展着－－西方世界早在他之前二百年就开始出现了修道活动。但缺乏一套本尼狄克特式的规程－－守则。多亏了这套法规，使那些并无特殊耐力的一般僧众也能适应这单调枯燥的修道生活。《规程》还提供了一个共同行为的准则和自治组织的基础。契约与约法对社团生活的重要性，至此充分体现了出来。

本尼狄克特的杰作，是基于罗马秩序崩溃的社会苦难。社会的无秩序迫使修造院整饬内部的秩序。《规程》于此实现了一个有效的时空交叉：古罗马与中世纪的社会组织（时间）和东方与西方的修道方式（空间）在此融会贯通。本尼狄克特的规程，是富于启示力的交叉点。

此后，西方型修造院对东方型修道院的革新，化育出一种新的精神类型：《规程》规定修道士每天要在固定时间作几次祈祷，内容是朗诵《诗篇》和《圣经》的具体章节，以增进成员们之间的认同感和精神力度。在人际的对话，（而非东方式的独自一人的“吾日三省吾身”），在强化团体精神的宗教礼仪（合唱，而非“孤吟”或默诵）中，获得了一种超家族、超区域甚至超民族的共同精神。这比孤独的内省和默想方式，远为社会化。再加上共同劳动、共同食息的纽带，使得修造院这种西方社会文化的原始蛹体，获得了东方社会所没有的自治型的组织力。这对西方工业城市的兴起，提供了一项人际关系形态方面的原始模型。

随着时间的流逝，“祈祷与劳动”最终化成了心理向心力、社会组织力与经济生产力。其结果是修道院的组织形式与生产方式，向广泛的时空不断扩散。到六世纪末叶，大格利高里派奥古斯丁率领四十名修道士到英格兰建立修道院的组织和产业。二百年之后，已在英格兰打下根基的修道士势力又返回欧洲大陆内腹部的日耳曼、斯拉夫、北欧等地，传播新文明的模式。到公元九一〇年，在全欧的修道院布“点”的基础上，跨“点”成片的大社团相继出现－－为以后西欧文明统一体的形成，铸造了千年之基。也正是在这风起云涌的新潮下，五百年以后文艺复兴运动，才得以在蛮族入侵之后的欧洲荒原上，催发了个性觉醒的蓓蕾。

本尼狄克特的史例表明，宗教的动机往往成为文明扩张的催化剂。

（原载“文化哲学丛书”《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第16－22页。谢选骏，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

（另起一页）

二十八章  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偷窃了耶稣基督的生死观

尼采这个牧师的儿子曾敏锐地观察到：“一部《新约全书》连一个笑话都不曾有过。”确实，圣经和有些传道人在解释圣经时喜欢运用的油嘴滑舌的腔调很不相同，这可能让牧师的儿子大失所望甚至大惑不解了，所以尼采如果不想承认他的父亲误解圣经，就只能去批判圣经。结果，和他通常谈论福音时的结果一样，他总是从一个正确的观察出发，通过错误的分析，导出乖谬的结论：“凭这一条也就等于批臭了这本书！”（《强权意志》187）可是我们知道，圣经不苟言笑正是其高贵身份的体现。早在三千年前的中国，周成王时代，“君无戏言”就是一项政治常识。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登位时还是小孩，曾经和他弟弟叔虞玩笑，“削桐叶为珪”，许诺把唐这个地方赐给他作封地。结果，史官听到了，就请成王择日封侯。成王申辩说自己只是说着玩的。史官回答说君无戏言。叔虞就这样得以封侯，成为后来晋国的始祖。由此可见，《新约》的不苟言笑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是王者的特征，何况圣经还是神的话语，圣经的神是万王之王，圣经作为神的话语，比君王还要尊贵一万倍，怎么可能随意言笑？

要说起“极端”或“超然”来，基督耶稣也要比尼采更胜一筹。即使在“超人”意义上，尼采也只不过是耶稣的比较拙劣的模仿者。在“狂”的意义上，尼采自知超不过耶稣，于是就只有疯了。临死之前他悲叹：“如果世界上有上帝，而我们不是，这叫我们怎么受得了！”唉，可怜的尼采，摹仿他父母所出卖的耶稣，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

在本体论上，尼采的“权力意志”只相当于“耶和华”，是动态的、创造的、报应的、复仇心切的。而“耶稣基督”却是尼采始终看不明白的，所以他便以强权的意志，偷换了基督的救赎。但实际上，与其说基督是创造世界的，不如说他是审判世界的，因此基督也是“取消主义”的主宰──救主不是来延续这世界，而是来为这世界划句号。

还有一个犹太人弗洛伊德，推出所谓“生本能”（性欲的融一性的兴致）与“死本能”（破坏与杀灭的侵略性），我认为，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其实还是“剽窃但歪曲了耶稣的生死观”的两个方面：即“爱主你的上帝”与“背上十字架跟从主”。但是“爱上帝”与“背上十字架”两者源于一：不是源于恨世界，而是源于爱上帝。而被魔鬼附体的、私淑尼采的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死本能”的理论，却是惑于十字架上的真理，因而发出了歪曲性的撒旦理论。

我认为，“背上十字架”的“死本能”，是世界的净化剂；仰望十字架不是什么“恋尸癖”，而是把灵魂交给上帝，热爱属灵的永恒生命。

佛洛伊德的“死本能”的理论，是对“背上十字架”的偷窃。相反，蔑视死亡的能力，才是公义的上帝在浊恶的泥土本性上，为人类打下的印记：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并吹了一口气。这口气使得人的生命具有了一种抵御权力意志的潜力。

“背上十字架”的“死本能”，是从属于“爱上帝”的“生本能”的，是人的灵体要求返回宇宙故乡的冲动──犹太人佛洛伊德哪里能理解这一点呢？

（摘自《仰望基督》Looking Up God）

（另起一页）

二十九章  人道主义者能拯救世界吗

英国犹太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在共产党看来，他是右派；但是从宗教的观点来，他其实还算左派。

一个十分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第二十四章“神谕哲学及对理性的反叛”中，波普尔对汤因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尖刻程度要超过波普尔对马克思曾经提出的批评。而本来按道理说，波普尔给自己规定的主要任务似乎是批评马克思而不是批评汤因比，因为汤因比毕竟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对“开放社会”构成危害。

波普尔这位“人道主义者”写道：

［

关于汤因比和我在对马克思一般看法上的共同点，我要提醒读者回想一下我在第一章提到的被选择人民和阶级间的相似性。在其它不同的地方，我对马克思关于历史必然性、尤其是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性的理论做了批判性的评述。这些思想被汤因比以一贯出众的才华连结在一起。他写道：“马克思主义中明显的犹太思想是关于暴力革命的天启观点。这种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由神自身决定的律则。它就是要把现在无产阶级和少数统治者的地位一下子颠倒过来，把被选择的人民从这个世界的最底层上升到最高层。马克思使‘历史必然性’的女神代替了耶和华全知全能神的地位，西方世界的无产阶级取代了犹太民族。他的弥赛亚王国就是

无产阶级专政。但传统犹太天启思想通过这种乏味的虚饰而突出出来。它实际就是哲学大师以现代面貌出现的前期犹太法师马长比的犹太教。”如果这措辞精彩的话只是一个精彩的类比，则我肯定不会与之有太大的分歧。但如果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或其一部分）的分析，那么我必须加以反对。马克思毕竟写了《资本论》、研究了自由资本主义并为社会科学做出了严肃而重要的贡献。即使许多方面已过时，也是功不可没。的确，汤因比的这段话是严肃的分析。他相信他的类比和比喻有助于对马克思的严肃认识。在这一段的《附录》（我从中只引用了一个重要的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基督教”这个题目之下，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对如此描述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反对。这个《附录》本身毫无疑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肃讨论，这点可以从这么一个事实中看得出来，即第一段的开头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可能会反对……”并且第二段的开头是“为了答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几句话的反驳……”但如果我们仔细地探求这个讨论，我们就会发现它甚至未论及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论证和主张，并不用说仔细研究了。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及理论真假问题，我们未听到一个字。在《附录》中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有历史渊源的问题。因为汤因比所认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们不会像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一个观点提出异议。这个观点就是：马克思主张把旧思想、旧社会主义建立在合理、科学的基础之上。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我引用汤因比的话）的观点是：“在马克思哲学的总结性描述中，我们只是把它分析为犹太的、黑格尔的和基督教的构成要素，而没有提及马克思理论最显着的部分即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将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活方式，它是不能被追溯到基督教、犹太及其前马克思的任何渊源，是马克思体系中的一个最早的因素。”这是汤因比借马克思主义者之口提出的反对，虽然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即使他除了《共产党宣言》什么也没有读过，肯定也会知道马克思本人早在1847年就对马克思之前的七或八种社会主义做了区分，其中有他们所称的“宗教社会主义”或“基督教社会主义”；他还知道马克思从未梦想过发现社会主义，而只是使之合理化，或如恩格斯表述的那样，马克思完成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然而，汤因比忽略了所有这一切。汤因比写道：“为了回复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方面的反对，我们愿意承认社会主义所代表的理想的人道和建设性，承认这种理想在马克思意识形态中所起作用的重要性。但我们不能同意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最初的发现这个观点。就我们这一方面而言，我们将指出：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被人们知道以前，基督教社会主义就已被实践、传播。当轮到我们发动进攻时，我们将坚持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基督教传统……”我当然不会否认这种演化关系，而且每个马克思主义者也能够在丝毫无损于自己信仰的情况下承认它。因为马克思的教义不是说马克思是人道、建设性理想的发明者，而是说他是一个通过纯粹理性的手段来说明社会主义将会到来及如何到来的科学家。

我要问，汤因比对马克思主义在与其理性主张无关的方面的讨论，这如何解释？我可以看到的唯一解释是：马克思的理性主张对汤因比来说，没有意义。汤因比只是对它如何作为一种宗教而起源这个问题感兴趣。我最不愿意去否认它的宗教特征。从历史根源及环境的观点去论述哲学或宗教的方法，在前几章中讲到的历史主义（与历史循环论无关）态度至少可以称得上是片面的。这种方法容易导致非理性主义，这点可以从汤因比对我们称之为理性的人类生活重要领域给予的忽视（如果不是蔑视的话）中看得出来。

汤因比在对马克思影响的评价方面，得出结论：“历史的裁决是：基督教社会意识的复苏已成为卡尔·马克思的伟大的积极成就。”我当然对此没有太多的反对意见。也许读者还记得我也强调过马克思对基督教的道德影响。结果，我不认为汤因比充分地考虑到这种伟大的道德思想，即被压迫者应该解放自己，而不是坐等剥削者的施舍。当然，这只是观点上的分歧，我不想剥夺汤因比保持自己观点的权利。这种权利，我认为是正当的。但我要提请大家注意“历史的裁决是”这个语句及其蕴涵的历史循环主义的道德理论及道德未来主义。因为我认为我们不能、也不必逃避为我们自己所决定的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这种裁决，历史也不能。

关于汤因比对马克思的评论，我们就谈这些。关于其历史主义或历史相对主义更一般的问题，可以说他对这点很了解，虽然他没有将其作为所有思想的历史决定性原则、而只是作为可以应用于历史思想的有限原则来加以阐述。因为他解释了他把“所有历史思想不可避免地与思想家所处的时间、地点具体情况有关……这一规律，作为‘出发点’”。这是一条任何人类天才都不能逃脱的人性法则。这种历史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的相似性极为明显。因为“思想家所处的时间、地点”明显不是别的，而只是“历史环境”；而这与知识社会学所以说的“社会环境”相似。这种差异，如果有的话，只能是汤因比把他的“人类法则”局限于历史思想，我对此感到是一个有点儿奇怪、甚至是无意的限制。因为存在一条不适用于一般思想、而只适用于历史思想的“任何人类天才都逃脱不了的人类法则”，这有点儿是不可能的。

在上两章中，我已涉及了历史主义和社会学主义所包含的无可非议但却十分琐屑的真理核心。我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了。然而，至于批评，值得指出来的是：如果汤因比的命题摆脱了历史思想的束缚，那是因为它不是悖论，因此就几乎不能被认为是“合理”。（它是说谎者悖论的又一形式。因为如果没有什么天才人物可以不体现其社会环境形式的特点，那么这种联系本身只能仅仅是对其作者的社会环境形式、即我们当今的相当形式的表达。）这个观点不仅有形式逻辑的意义。因为它表明了历史主义或历史分析可以被应用于历史评论本身。这在一种思想受到理性论证的批评之后，的确是一种可行的处理方法。由于历史主义受到如此的批评，我

现在冒着历史分析判断之嫌，指出历史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虽有些过时，但却是典型的产物。更为确切地说，它是我们时代社会科学典型落后的产物。它是对干涉主义典型的反应，是对理性化和工业合作时期的典型反映。这个时期也许比其它任何历史时期更需要对社会问题使用理性方法。不能达到这些要求的社会科学因此喜欢通过处心积虑地攻击这种科学对社会问题的适应性来为自己辩护。总结我的历史分析判断，我敢说汤因比的历史主义是一种辩解性的反理性主义。它产生于对理性的绝望，极力想遁入过去和对于未来的预言。如果稍有区别的话，则历史主义必须被理解为历史的产物。

这种判断为汤因比著作的许多特点所证实。一个例子是他强调彼岸对此岸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影响了今世的发展进程。比如，他谈到穆罕默德“悲剧性的世俗成功”时，说这种提供给先知在这个世界上采取行动的机会是“一种他的灵魂不能起而应之的挑战。承认……他将放弃高贵荣耀的先知角色，而满足于有所作为的政治家的普通角色”。（换言之，穆罕默德向耶稣抵制的诱惑屈服过。）因此，罗耀拉从普通士兵转变为圣人得到了汤因比的赞许。但人们可能会问：这个圣人不能也成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吗？（但如果它是耶稣会的问题，那么似乎一切都不同了：这种领导方式具有十足的彼岸性。）为了避免遭受误解，我想澄清的是：我个人把

许多圣人都排在多数或几乎全部我认识的政治家之上，因为我一般不为政治成功所动。我引用这一段话是把它仅仅作为我的历史分析判断的证明：现代历史先知的这种历史主义是逃避哲学。

汤因比的反理性主义在许多其它地方是很突出的。比如，在对宽容的理性主义概念的攻击中，他使用了范畴以代替论证，如与“低贱”相反的“高贵”。那一段涉及了以理性借口为由“消极”躲避暴力与彼岸性的正直非暴力之间的对立，说明这两种情况“在意思上……彼此相对”。下面是我记得的一段话：“至少，非暴力行为体现出的只是与犬儒式的对以前从事的令人厌恶的暴力行为的幻灭，不是高贵的和富有建设性的……这种不光彩的非暴力行为的例子是西方世界奉行的从十七世纪到现在的宗教宽容。”人们很难抵制住这种复仇的诱惑，用汤因比自己的话去问：是否这种对西方民主或宗教宽容的不光彩的攻击，比对于理性犬儒式的幻灭更高尚、更富于建设性？它是不是反理性主义的臭名昭著的例子？这种反理性主义已经是（不幸的是，现在还是）在西方世界流行、特别是从黑格尔时代到今天一直被令人厌恶地实践着。

当然，我对汤因比的历史分析不是严肃的批评。它只是一种恶意的反击，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的基本批评是在于这些不同的方面。如果由于我浅涉历史主义而使得这种廉价方法成为时尚，则我真地要感到抱歉。

我不希望被人误解。我对宗教神秘主义没有敌意（仅对好战的反理主义的唯理智论有敌意）。任何企图压制宗教神秘主义者，我将首先起来进行反击。我并不是在宣扬宗教的不宽容。但我主张信仰理性、主张理性主义、人道主义或人道主义，和其它的教义一样，也有权利要改善人类的事物，尤其是国际犯罪的控制及和平的建立。汤因比说：“人道主义者以其全力献身于……使人类的事务在人的控制下。然而……除非在超人的并以人性为其部分的统一基础上达天堂的巴比伦通天之塔。这是非常奇特和偏颇的……。”如果我对他的了解没有错的话，汤因比认为人道主义者根本没有机会将国际事物置于人类理性的控制之下。他诉诸博格森的权威，主张只有归顺于一个超人的整体，才能拯救我们。他更主张，没有理性的途径、没有“现世的途径”能够废弃部落式的民族主义。我并不在意他将人道主义者对理性的信仰称为“现在的”，因为理性政治的原则本来就是认为不可能在世上建立天堂。不过，人道主义的种种行为已经证明它是一种信仰。我虽然和大多数的人道主义者一样，相信基督教所提倡的神的父爱对建立人的互爱有很大的贡献，但我也相信那些破坏信仰理性的人，对这种目标不会有多大的贡献。

］

看完了波普尔对汤因比的长篇批评，我不禁想到：“人道主义者能拯救世界吗”？

我还想到：

1、如果说人道主义者能拯救世界，那么波普尔就不能再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了，因为那就滑入了非理性的、宗教的泥坑。

2、如果说人道主义者不能拯救世界，那么人道主义对世界有什么益处呢？

3、如果说人道主义者不需要拯救世界，是因为这个世界不需要拯救，那么人道主义者的心肠是不是太狠了？人道主义世界观是不是太冷酷一些了呢？

4、这样的人道主义与无神论、唯物主义、乃至于科学共产主义不是“真正同路人”吗？

5、在中国1940年，许多这样的人道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最后倒向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胜利”，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后在不到十年之后的1957年，他们又开始遭到一连串的清算。

6、1957年的“反右”，其前哨战在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就开始了。而到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达到高潮。

7、林彪事件以后，人道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才开始反省到自己的错误，但仍然不肯承认自己的罪恶。——因为他们的哲学前提就是错误的，这样一来，他们的社会活动和理论意识，自然也就无法免除“原罪”的污染。

（另起一页）

三十章  耶稣基督的仇敌

（一）

有人说，耶稣基督没有仇敌。甚至以此神化自己，自诩“我也没有仇敌”。

这是不对的。因为圣经上明明白白地记载着，耶稣基督是有仇敌的：

1、

“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马可福音》十二章）

2、

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约翰福音》第八章）

3、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众子阿，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箴言第八章》）

（二）

回顾当初，我信耶稣的最大障碍，是民间传说他是犹太人。我那时想：我怎么能崇拜一个犹太人呢？尽管他是孤胆英雄，是四大哲人之一，是世界价值的空前颠覆者……但是，崇拜一个人，是十诫所禁止，连犹太人也不敢做。因为那是低劣的个人崇拜与偶像崇拜。何况这个人还是一个犹太人呢？

很快，一束神秘的光出现了，把圣经上面明明白白地记载的上面三段话，启示给了我蒙昧的心灵，使我茅塞顿开，让我突然洞悉“1耶稣基督不是亚伯拉罕所生的犹太人，2也不是大卫所统治的以色列人，3而是在创世以前就与神同在的主”，其速度之快，让我目不暇给，使我无法回忆其细节其如何发生的。

但我明白，即使连《旧约》上也有这段用简单的“一神论”无法解释的神秘启示出现：

“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箴言第八章》）

只有用不合逻辑的“三位一体”，可以比喻上面的奇迹，并向我启示了这一真理：“寻得基督耶稣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基督耶稣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基督耶稣的，都喜爱死亡。”

因为“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箴言第八章》）基督耶稣，就像交通法规一样，是仁慈的约束，如果不能遵循他，而屈服于他的仇敌，那就是自取灭亡了。

“没有仇敌”的人也许有，那就是不能站立的人。不过即使这样的人，还是有人想彻底地剥夺他，并因此把他列为仇敌。

“没有仇敌”的人也许有，但还是会被他人当作仇敌，这就是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无敌论”的底牌其实是“不把敌人当作敌人是最好的防御”。在另一极端，列宁分子把自己叫做“先锋队”，纳粹分子把自己叫做“冲锋队”，以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结果制造了过多的敌人。而“无敌论”呢，只能是混迹于市井的聊以自慰。

（另起一单页）

第四卷  世界

（另起一单页）

三十一章  欧洲宗教战争的起源

从公元三世纪开始，阿尔巴尼亚人主要为基督徒。后来自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入侵起，大多数阿尔巴尼亚人开始改信伊斯兰教，穆斯林人口开始在整个阿尔巴尼亚占多数，但基督教在阿尔巴尼亚部分地区则仍然占多数。但到了近现代，所有宗教信仰于共产党统治时期遭到官方查禁，当时阿尔巴尼亚宣称其为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无神论国家。1990年11月，虽然还没有修改宪法，但允许个人的宗教仪式。现今，阿尔巴尼亚境内重新容许各种宗教教派流传。根据2011年的人口普查，阿尔巴尼亚有58%的逊尼派穆斯林，2%的拜客塔什教团信徒，10%罗马天主教徒，7%东正教徒，0.2%其它派系基督教，5.5%其它宗教，14%不确定，无神论仅占2.5%。这是一个在欧洲唯一伊斯兰教徒占多数的国家。难怪他们文革的时候与毛泽东夫妇打得火热。

显然，回教在阿尔巴尼亚的胜利，是一种典型的宗教战争的结果，但却不是欧洲宗教战争的唯一结果。

（一）

所谓“宗教战争”，是战争的一个类别，泛指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战争。宗教战争由于宗教原因或宗教目的而引发，或者宗教武装势力之间发生的战争。宗教战争也是宗教斗争中的极端形式。

本文主要讨论欧洲宗教战争的起源。

一般说来，希腊罗马时代不存在宗教战争，欧洲宗教战争首先是发生在基督教和回教之间，然后再发生在东西方教会之间，最后则通过宗教改革发生在西方教会内部，演变为残酷的“天主教和新教战争”。

在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宗教与政治是合为一体的。伊斯兰教从7世纪初创立起，就奠定了政教合一体制的基础，宗教领袖就是政治领袖。在这种情况下，各种阶级的和民族的政治斗争，也往往都是以宗教斗争的形式进行，由此产生一系列宗教战争。

欧洲宗教改革期间，新旧教徒不知宽容，常藉异端之名彼此迫害，再加上各国间复杂的政治关系与利益的纠葛，致使欧洲在十六、十七世纪间战争不断，这些战争也常披着宗教的色彩。例如西班牙为了保护其与美洲之间的贸易独立地位，派遣“无敌舰队”征英，便是以捍卫旧教、讨伐新教为名。

最惨烈的一场宗教战争莫过于“三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一开始只是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新教与旧教的争执，起因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镇压境内的新教徒，激起波希米亚（Bohemian）新教徒的叛变，并意图寻求独立。后来丹麦、瑞典、法国等也都因为各自的利益而加入了战团，最后竟演变成全欧洲的大战。

根据我的观察，在回教传入欧洲之前，只有宗教迫害，没有宗教战争。

如“基督教传播年表”所示：

31年—五旬节，教会产生。

34年—教会因为受迫害而分散；在加沙，腓利使一名已经接受犹太教的埃塞俄比亚人接受基督教，并为他施行洗礼。

69年安德鲁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佩特雷被钉十字架。

72年传说多马在印度麦拉坡殉道。

90年使徒腓力在希拉波利城在今（土耳其）被倒钉十字架（和彼得一样）。

112年传说Sharbil、Babai和Barsamy 在Edessa，美索不达米亚殉道。

117年哈德良处死数千名皈依基督教的士兵。

166年Soter主教写道基督徒的数目已经超过犹太人。

287年埃及的Maurice在瑞士Agauno因拒绝向异教神献祭被杀。

……

697年穆斯林横行于北非首都迦太基。

720年哈里发Umar II向柏柏尔基督徒施压，使他们改信伊斯兰教。

830年苏格兰出生的Erluph在德国宣扬福音时被汪达尔人所杀。

997年布拉格的Adalbert在普鲁士殉道。

1009年Bruno of Querfurt在普鲁士传教时被斩首。

（二）

根据我的观察，在回教传入欧洲之前，只有宗教迫害，没有宗教战争。但是，自从突厥人阻断了基督徒去圣地朝圣之路以后，情势丕变：

1099年—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屠杀70，000名穆斯林和犹太人。

十字军东征（拉丁文：Cruciata，1096年－1291年）开始了。这是一系列在教宗的准许下进行的宗教战争，这是对穆斯林宗教战争的应战：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1149）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7—1221） 

第六次十字军东征（1228—1229） 

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1254） 

第八次十字军东征（1270） 

一般认为，十字军东征揭开了欧洲宗教战争的序幕，其实，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十字军东征仅仅是对穆斯林宗教战争的应战而已。

看看这个年表就对穆斯林的宗教战争一目了然了：

687年欧麦尔清真寺在耶路撒冷动工。 

732年普瓦蒂埃战役。 

842年阿拉伯人占领墨西拿和塔伦特。 

842—902年阿拉伯人征服西西里岛。 

1063年勃艮第人的十字军进入西班牙。

1076年耶路撒冷落入塞尔柱突厥人之手。 

1086年阿尔丰索六世在西班牙被阿拉伯人击败。 

1089年乌尔班二世组织法兰克人十字军进入西班牙。 

在这些“西班牙十字军”以后，才开始了著名的“十字军东征”：

1095年11月28日，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1042—1099年，1088—1099年在位）在法国南部的克勒芒召开了宗教会议。成千上万名骑士和教士，其中有十四名大主教、二百位主教、四百多位修道院院长，以及无数平民都赶到这里，以至城里都安顿不下，只得在克勒芒周围地区扎起许多营帐。会上，教皇发表了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演说“以父为名”，号召逐鹿争雄的西欧王侯停止“私战”，到东方去同异教徒斗争，夺回被突厥人占领的圣地！教皇呼吁与会者“登上圣墓的征途”，并许愿说：“凡动身前往的人，假如在旅途中——陆上和海上——或在反异教徒的战争中丧失了性命，他们的罪愆即将在那一顷间获得赦免”。下面我们将谈到，这个演说完全是伊斯兰教式的；但是如果把它看作欧洲宗教战争的序幕，却是错误的。

事实上，欧洲宗教战争早就西班牙开始了。这是由穆斯林入侵促成的。这就是发生在西班牙而不是法国的“西班牙十字军”——收复失地运动。回教的出现，确实构成了宗教战争的起源，显示在亚洲和非洲，接着传入了欧洲。

安达卢西亚

其地缘政治的因素是：西班牙的伊比利亚中南部在地理和气候上更像北非，而不是欧洲。这里一年分两季，湿季和干季，降雨量少于同纬度的亚平宁和巴尔干半岛。干燥的高原、热带草地、肥沃的河谷构成了这里的主要地貌，非洲游牧部落对伊比利亚的自然条件是不会感到很陌生的。

在历史上：除了本地克尔特人土著以外，最早来大规模开发和殖民的是迦太基人，当哈米尔卡摆脱了在迦太基国内的麻烦后，他来到了西班牙，企图把西班牙建成将来向罗马进行报复的基地。这项事业在他的女婿哈士德鲁巴和汉尼拔领导下蓬勃发展起来，直到汉尼拔进攻萨干坦引发第二次布匿战争。迦太基人的统治虽然短暂，却有着深远的意义，后来同时闪族的阿拉伯人控制的地区，与迦太基人当年的就很相似。后来，西庇阿来到西班牙，在这个他父兄阵亡的战场上挽回了罗马的败局，使东部西班牙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以后的100多年，伊比利亚仍一直以叛乱接连不断而著称，直到奥古斯都派他的亲密战友、马库斯·阿格里帕镇守，最终巩固了帝国对伊比利亚的控制。

4世纪以后，伊比利亚先后迎来了汪达尔人（Vandal）和苏维（Suevi）人。西哥特人（Visigoth）最初以帝国同盟者的身份到来，在阿拉里克二世（Alaric II，484-507年）时，他们从高卢南下，经过近百年逐渐占据了整个半岛，并在中部高原建立了托莱多（Toledo）作为首都。

像其它许多入侵帝国的蛮族一样，西哥特人是阿里乌斯派基督徒，直到587年后才开始皈依土著罗马居民的正统天主教。作为一个专横野蛮的军事贵族集团，西哥特人与占伊比利亚人口绝大多数的前罗马居民和饱经迫害的犹太居民之间的矛盾从来没能得到解决。

8世纪初，阿拉伯人以闪电般的速度席卷了北非。此时，被废黜的哥特国王威提萨（Witiza （702-710））的儿子阿契拉，为了从新王罗德里克（Roderic）手中夺回王位，采取了一种最愚蠢的手段：向北非的阿拉伯人求援。710年7月，由400步兵和100骑兵组成的柏柏尔人先遣部队在阿拉伯北非总督穆萨·努塞尔的一个侍从泰利夫率领下，在半岛南端登陆，后来这个半岛因此得名为塔利法。711年，穆萨派一个柏柏尔人塔利格-齐雅德带领7000人的主力进入西班牙。穆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战利品，而并没有持久的征服计划。塔利格在一片悬崖边上岸，这片海岸后来称作塔利格山，再后来演变成直布罗陀（Jabal Tariq Gibraltar）。据说是哥特的休达伯爵朱利安协助他们登陆的，传说朱利安的女儿、美丽的弗罗林达被罗德里克强奸，所以朱利安要不顾一切进行报复。这很像中国的吴三桂故事。

711年7月19日，塔利格的12000人远征军与罗德里克率领的25000人的哥特军队在詹达礁湖岸边、萨拉多（Salado）河口遭遇。由于阿契拉的叔父、奥帕斯主教阵前倒戈，这次决定性的会战以哥特人的失败而告终，哥特末代国王罗德里克从此在历史上失踪了。

阿拉伯军队剩下的任务好像是在半岛上游览，到711年夏末，他们的各分遣队就占领了大半个西班牙。穆萨-努塞尔在北非看着眼红，就带领由10000阿拉伯人组成的军队进入西班牙，攻克了剩下的一些大城市，并把他这个过于能干的部下塔利格逮捕了。然后，715年2月，他带着哥特王国的大量战利品到达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大马士革晋见哈理发韦利德，不过，在哈理发面前，他的命运并不比塔利格好。

从此，西班牙变成了阿拉伯帝国的安达卢斯省。阿拉伯人向北继续扩张的势头，于732年10月被法兰克将领查理-马特阻挡于普瓦蒂埃。接着，西班牙的穆斯林各族之间就爆发了冲突。北阿拉伯人与也门人的内争由来已久，而柏柏尔人虽然是征服西班牙的主力，在待遇上却远不如阿拉伯族人，于是他们发动了大规模叛乱。以后20年，北阿拉伯人和也门人轮流担任省长，而西班牙行省则处在混乱中。

750年，阿拔斯王朝兴起，一个倭马亚王子、阿卜杜勒-赖哈曼在躲过了阿拔斯人血腥的大清洗后，只身穿越北非，来到西班牙。阿卜杜勒-赖哈曼的传奇经历，恐怕只有阿拉丁的神话才能相媲美。西班牙各地的叙利亚守军都拥护这位王子，756年5月14日，在科尔多瓦附近瓜达基维尔河边，阿卜杜勒-赖哈曼决定性的打败了西班牙末代总督尤素福-菲海里。战前，由于没有军旗，王子的将领把一条绿头巾绑在旗杆上，从此绿旗成了西班牙新王朝的代表，中国史书称之为绿衣大食。

阿卜杜勒-赖哈曼注定要成为一个辉煌王朝的奠基人，他成功镇压了柏柏尔人和阿拔斯哈理发鼓动的各种叛乱，并使778年深入西班牙的查理大帝的法兰克军队撤退，伤亡惨重，其中包括有名的罗兰。科尔多瓦成了新帝国的首都，建起了宏伟的大清真寺，

这座后来被改成教堂的建筑像其它许多遗产一样，其荣誉应该归于始建者，如同君士坦丁堡的索菲娅大教堂一样。

科尔多瓦帝国在阿卜杜勒-赖哈曼的第7代孙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912—961年）时达到鼎盛。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作为一代中兴之主，平定了各地由哥特族穆斯林发起的叛乱，在南面控制了非洲海岸，在北面惩罚了哥特人的残余王国纳瓦尔和莱昂。929年1月16日金曜日，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正式自称为哈理发，西班牙的历史进入了一个辉煌时代。10世纪的欧洲，在文明水平上，只有拜占庭才能勉强与科尔多瓦相提并论。

这个帝国的辉煌时代进入11世纪后开始渐趋衰退，由柏柏尔人、斯拉夫人、西班牙人组成的近卫军掌握大权，废立不断。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的后代如走马灯般上台和下台。直到1031年，科尔多瓦人厌倦了软弱无力的哈理发们，决定彻底废除哈理发帝国。在这个帝国的废墟上，塞维利亚、格拉纳达、马拉加、托莱多、萨拉戈萨等地都建立起独立王国，这些小国王们被称作“taifas”。自此，分裂的西班牙穆斯林丧失了历史的主动权，以后只能在北方的基督教王国和南方的非洲部族的夹缝中生存了。

莱昂与卡斯提尔

早在722年，一支穆斯林征服军北上的分队在科法敦加（Covadonga）山下遭佩拉约领导的阿斯图里亚斯人伏击，标志着基督教的势力复兴的漫长道路的开始。即使在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的黄金时代，科尔多瓦军队依然在阿尔汉德加（Alhandega）被莱昂和纳瓦尔联军歼灭。彻底征服北方的失败保留下了基督教国家的根据地，使得基督教对西班牙的再征服成为可能。

科法敦加的英雄佩拉约（Pelayo，718—737年）死后，他的女婿、哥特的康塔布里亚公爵阿方索一世（Alfonso I，739—757年）被选为首领，开创了阿斯图里亚王国。这个新生王国由哥特人、加利西亚的苏维人和彪悍的巴斯克山民构成。

8世纪末，另一个巴斯克人建立的纳瓦尔王国也出现在了半岛的东北端。9世纪初，在加利西亚还产生了又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即圣詹姆斯-圣地亚哥墓的发现，圣詹姆斯很快成了阿斯图里亚的保护圣者，并且在11世纪耶路撒冷朝圣运动兴起之前，圣詹姆斯墓成为整个西欧的宗教中心，而随之兴起的宗教热情，对西班牙的局势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着基督教王国的复兴，莱昂王阿方索三世（Alfonso III "el Magno"，886—911年）开始自称皇帝，他自视为全西班牙基督徒的君主，并大力支持科尔多瓦帝国内的反对派。此时他的王国已经推进到杜罗（Duero）河和萨莫拉（Zamora）以南的整个莱昂。阿斯图里亚从此改成莱昂王国。然而，扫平诸侯后的科尔多瓦新王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挥师北上，920年在苇谷打败了莱昂王奥多诺二世和纳瓦尔王桑乔的联军，两个王国扩张的势头被有效遏制了。939年，莱昂王拉米罗二世与纳瓦尔摄政王后托塔的联军在阿尔汉德加（Alhandega）歼灭了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的军队，莱昂进而占领了萨拉曼卡。但基督教王国的实力毕竟与进入鼎盛时期的科尔多瓦帝国相差悬殊，不久后当纳瓦尔与莱昂发生内争时，这些基督教君主就又跑到科尔多瓦宫廷去向哈理发求援了。

十世纪，半岛东部的卡斯提尔的形成对基督教国家的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卡斯提尔是由抵御穆斯林入侵的城堡防线自发演变而来的国家，由一些独立的伯爵统治。卡斯提尔的政治结构虽然松散，但却顶住了这一时期穆斯林的猛烈进攻，这使她不久后将在西班牙的政治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莱昂王国在十世纪晚期开始衰弱，难以抵挡这一时期科尔多瓦的名将穆罕默德·阿米尔·曼苏尔的进攻，于是基督教国家的领导权转入了纳瓦尔手中。纳瓦尔王桑乔三世通过巧妙的政治手段相继将阿拉贡、卡斯提尔（1017年）、莱昂（1034年）兼并。桑乔三世死后，他的三个儿子瓜分了王国：加西亚占有纳瓦尔本土，拉米洛占有阿拉贡，费迪南德占有卡斯提尔。这样，桑乔成了西班牙好几个长久王朝的创始人。但偏僻的纳瓦尔本身只能是昙花一现，不久就退回到了次要地位。

桑乔的次子费迪南德重新征服了莱昂（1037年）并击败了他的兄长（1054年）后，开始继续已经停顿了半个世纪的反击穆斯林的事业。然而他死后，王国又被分给了三个儿子：桑乔二世分得卡斯提尔、阿方索六世分得莱昂、加西亚分得加利西亚。接着又爆发了内战，1072年桑乔死后，阿方索排斥了加西亚，终于成功的再次统一了王国，这次统一是持久的。

十一世纪的欧洲开始进入了中世纪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的恢复了发展，封建制度的茁壮成长和克吕尼教会改革运动的兴起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显着标志，伊比利亚半岛也不例外。作为西班牙统一基督教王国的君主，阿方索六世与有着重要政治影响的克吕尼派教士们和伟大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建立了关系，教皇授予了他“全西班牙国王”的称号。1085年，阿方索攻占了哥特王国的旧都托莱多，同时另一个杰出的基督教将领罗德里克-迪亚兹-维瓦尔（Rodrigo Díaz de Vivar，他的更出名的称号是“Cid”，熙德）控制了东部的瓦伦西亚。

看来，形势对基西班牙督教王国相当有利，半岛南部柔弱的穆斯林君主、塞维利亚的阿巴德王朝自身已经对来自北方的威胁束手无策了。

穆拉比帝国

科尔多瓦帝国崩溃后，西班牙穆斯林的首要君主，是塞维利亚的阿巴德王朝。这个王朝的创始人阿巴德是最早征服西班牙的叙利亚希姆斯联队的后裔，他采用了“穆尔台迪德”（祈求天佑者，1042-1068年）这么一个哈里发的称号。他和他的儿子“穆尔台米德”（仰赖天佑者，1068-1091年），像许多帝国晚期的君主一样，是诗人、文学和艺术的庇护者，在他们辉煌的宫廷中过着豪华、浪漫的生活，但他们唯独不是强有力的君王。穆尔台米德向阿方索六世称臣纳贡，但当托莱多和瓦伦西亚沦陷后，他只能向非洲求助了。

穆尔台米德求援的对象，是北非刚刚兴起的穆拉比首领尤素福-伊本-塔什芬。穆拉比人（Almoravides）起初是个伊斯兰教的军事修会，建立于下塞内加尔的一个岛上，成员主要是北非荒凉地带的游牧民族莱木突奈人。依靠狂热的信仰热情，这群戴着面罩的伊斯兰修士在很短时间内征服了周围各部落，席卷了西北非。尤素福-伊本-塔什芬（1061-1106年）修建了马拉库什城（即今摩洛哥）作为他的帝国的首都，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新鲜血液，穆拉比人承认巴格达哈里发的权威。他们的出现，标志着西北非洲和柏柏尔人第一次成为历史的主角。

当穆尔台米德做出这个愚蠢的决定时，很多人已经看到了它的危险性。他们警告他说：“一个剑鞘里不能插进两把宝剑。”穆尔台米德回答说，他宁愿到非洲去放驼，也不愿到卡斯提尔去放猪。

尤素福接受了邀请，率军来到西班牙。1086年10月23日，在巴达霍斯附近的宰拉盖（Zallaca），他完全消灭了阿方索六世的卡斯提尔大军。阿方索六世死里逃生，但他的军队被大肆屠杀了。尤素福战后用基督徒的首级建起了一座尖塔，供穆斯林做宣礼用，还把4万个首级运回非洲作为这次远征的纪念品。起初，尤素福听不懂塞维利亚人献给他的华丽颂词，撤退回非洲去了。但目睹了文明富饶的伊比利亚之后，这些非洲人再也不想罢手了。

1090年11月，尤素福的征服军进入格拉纳达，不久塞维利亚和整个西班牙南部都落入他手中。可怜的穆尔台米德真的被押到了摩洛哥，只是连放驼的机会都没有了，和他的靠纺织糊口的宠姬和女儿们一起，在监禁和穷困中了却余生。

宰拉盖之战基督教势力虽然损失惨重，但并没有完全摧毁卡斯提尔在半岛上的支配地位。阿方索六世仍然能够打退柏柏尔人的进一步反攻，并从畏惧非洲人甚于畏惧基督徒的巴达霍斯穆斯林那里取得了里斯本等地。同时，伟大的“熙德”、罗德里克·迪亚兹·维瓦尔也击退了穆拉比军队对瓦伦西亚的进犯。这样，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势力又在半岛中部僵持了下来。

1093年，阿方索六世的女婿、勃艮第的雷蒙伯爵带领的卡斯提尔军队又遭败绩，结果造成了穆拉比人对西部的一次大举入侵，阿方索六世不得不将这一地区的残余让给了一个勃艮第贵族亨利，后者是他的私生女特丽萨的丈夫。这一行动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后来成为葡萄牙王国的源头。

接下来的几年，基督教军队仍然连遭败绩。熙德去世不久，瓦伦西亚也被放弃了。随着1108年王储桑乔的阵亡和1109年阿方索六世的去世，卡斯提尔陷入了一个混乱时期。

随着穆拉比帝国对卡斯提尔的胜利，他们在南部的统治也稳定了下来。然而，作为野蛮的征服者和狂热的信徒，他们对安达卢西亚的统治对于基督教、犹太教和很多穆斯林居民都是破坏性的，在半岛早已被淡化的宗教和民族压迫又有抬头。尤素福-伊本-塔什芬的儿子“虔诚的阿里”（1106-1143年）的称号就很能说明问题。不过穆拉比王朝无可避免将是个寿命短暂的帝国，凶猛的非洲征服者的精力很快就会被耗尽在安逸享乐中了，很快他们的位子就会被他们更有活力的同乡取代。

（三）

在回教侵入欧洲之前，只有宗教迫害，没有宗教战争。突厥人掀起了比阿拉伯人更为激进的宗教战争。在这以后，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费朗会议上号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年） 

1096年民兵十字军开始东征。隐士彼得的队伍在小亚细亚被歼，民兵十字军溃退。 

1097年十字军与亚历克西一世冲突，进入小亚细亚。

1098年法蒂玛王朝占领耶路撒冷。十字军拿下安提拉，博希穆德成为安提拉君主。博杜安成为伊德萨伯爵。的黎波里成为公国。阿什克伦战役。

1099年7月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法兰克人的王国在耶路撒冷建立。德弗鲁瓦当上国王，只接受“圣墓的保护者”的称号。

1100年威尼斯和法兰克人缔结贸易协定。耶路撒冷国王博杜安一世登基，统治到1118年。 

1102年博杜安在拉姆勒获胜，占塞萨雷。

1103年十字军攻占圣·让·阿克和比布洛。土耳其人在哈兰取胜。拜占庭人要求收回安提拉。

1106年唐克雷德攻下阿帕梅。基里吉·阿尔斯兰占领梅利泰纳。

1107年唐克雷德占领拉奥迪塞。 

1108年博希穆德被俘于亚历克西一世。

1109年十字军占领的黎波里和贝鲁特。建立的黎波里公国。 

1110年博杜安一世占领西顿，进攻的黎波里。

1112年罗歇继承唐克雷德为安提阿君主。

1113年土耳其人进攻。博杜安一世在太巴列战败。 

1115年十字军与大马士革的阿塔贝克结盟。特勒达尼特战役。博杜安一世攻占莫阿布。

1116—18年博杜安一世进攻埃及。

1117—18年阿拉伯人重新占领萨拉戈萨。

1118—31年耶路撒冷国王博杜安二世。

1119年特拉基布兰之役。罗歇遇刺身亡。

1124年十字军占领蒂尔。

1125年伊斯兰教徒占领阿莱普，后来在阿齐兹为博杜安二世所击退。

1126年博杜安到达大马士革。

1128年曾吉控制阿莱普。

1130年曾吉占领哈马，进攻安提阿。

1131年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一世登基，统治到1148年。

1135年曾吉进入的黎波里公国。

1136年雷蒙成为安提阿君主。

1137年富尔克在巴兰（蒙特费朗）投降。

1138年安提阿君主雷蒙承认约翰·康尼努斯为最高主权。

1139年富尔克和大马土革结盟对付曾吉。

1140年曾吉从大马士革撤兵。

1142年十字军在奥龙特河被曾吉打败。

1143—45年拜占庭人和安提阿人又起纠纷，雷蒙屈服。

1143—51年托罗斯二世把拜占庭人逐出西里西亚。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1149年）

1144年曾吉占领伊德萨公国。

1146年努尔丁继承曾吉王位。圣伯尔纳在韦兹来发出号召，由法王路易七世和日耳曼皇帝康拉德三世率领十字军展开第二次东征。

1148年包围大马士革失败。康拉德和路易返回欧洲。

1149年努尔丁攻占阿帕梅，杀死雷蒙。

1153年博杜安三世占领阿什克伦。

1154年努尔丁占领大马土革。

1155—56 雷诺洗劫塞浦路斯。

1158年博杜安三世重新占领哈里姆。努尔丁在布塔哈战败。

1159年安提拉承认曼努埃尔为君主。法兰克人与拜占庭人合围攻阿莱普。拜占庭与努尔丁讲和。

1160年雷诺被努尔丁俘虏。

1162年博杜安三世的继承者阿莫利一世。

1164年努尔丁占领哈里姆。

1167年希尔库赫在埃及。阿莫利一世攻克开罗。

1168年阿莫利在埃及受挫。

1169年撒拉丁任埃及首相。法兰克人与拜占庭结盟。包围达米埃塔。

1170年阿莫利在死海痛击努尔丁，在加萨攻打撒拉丁。

1171年撒拉丁推翻开罗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

1174年努尔丁和阿莫利一世去世。博杜安四世即位。库尔德人撒拉丁夺叙利亚政权。

1177年撒拉丁败于蒙吉萨尔，被博杜安四世击败。

1179年撒拉丁入侵蒂尔。

1180年撒拉丁和博杜安四世休战。

1182 撒拉丁进攻纳扎莱特、太巴列、贝鲁特。

1183—84年撒拉丁占领阿莱普，劫掠萨马里亚和加利利地区。

1185年博杜安五世，王位不久由德·吕西尼昂继承。 

1187年撒拉丁在哈廷击败十字军，攻克耶路撒冷。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年）

1187年蒂尔大主教号召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法王腓力二世和英王“狮心王”理查德一世率领。

1188年除了的黎波里、蒂尔和安提阿外，撒拉丁占领法兰克人的全部领土。

1189年德·吕西尼昂包围圣·让·阿克。

1190年腓特烈一世进入小亚细亚，占领科尼亚，后溺死。

1191年腓力二世和狮心王理查德率十字军东征。理查德攻克塞浦路斯，占领圣约翰达克。撒拉丁在阿尔苏夫战败。

1192年德·吕西尼昂拿下塞浦路斯。出身香槟区的亨利二世成为耶路撒冷国王。蒂尔的领主德·蒙特菲拉特，被阿萨辛派刺杀。理查德在雅法打击撒拉丁，败于耶路撒冷城前，返回西方。后于奥地利被俘。 

1193年撒拉丁去世。

1194年阿莫利继承德·吕西尼昂的塞浦路斯王位。 

1197年亨利二世去世。重新占领贝鲁特。伊贝兰（Ibelin）的约翰一世成为领主。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年）

1202年由蒙特菲拉特的卜尼法斯二世和法兰德斯的博杜安九世同率十字军东征。

1204年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建立东方拉丁帝国（1204—1261年）。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7—1221年）

1217年由耶路撒冷国王德·布里埃纳，以及匈牙利国王安德烈二世率领。

1217年十字军败于塔波尔山。

1218—19 十字军占领达米埃塔。圣·弗朗索瓦进入埃及。

1221年十字军远征开罗，达米埃塔失守。

　　 

第六次十字军东征（1228—1229年）

1229年与埃及苏丹卡米尔签订雅法协定，耶路撒冷重归腓特烈二世，为期十年。腓特烈二世在耶路撒冷加冕。

1232年圣-让-阿克自治区成立。

1239年十字军在加沙战败。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开始。

1244年基督教徒又一次在加沙失败。伊斯兰教徒（卡尔兹米安的土耳其人）最后占领耶路撒冷。

1247年土耳其人占领太巴列和阿什克伦。

　 

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1254年）

1248年法王路易九世（圣路易）在塞浦路斯登陆。

1249年路易九世占领达米埃塔。

1250年曼苏拉战役，路易九世投降，放弃达米埃塔以换取自由。马木留克骑兵篡夺埃及政权。

1250—54年路易九世重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基督教军队。

1260年马木留克的第一位苏丹巴伊巴尔登基，统治到1277年。

1265年巴伊巴尔占领塞萨雷和阿尔苏夫。

1268年巴伊巴尔占领雅法和安提阿。

第八次十字军东征（1270年）

1270年路易九世死于突尼斯。

1274—75年马木留克骑兵劫掠西里西亚。

1277年安茹的查理觊觎耶路撒冷的王位，后夺取圣-让-阿克。

1282年塞浦路斯的亨利二世成为耶路撒冷国王。

1287年埃及苏丹卡拉温占领的黎波里。

1291年卡拉温的继承者卡利尔攻占圣-让-阿克。叙利亚的十字军王国灭亡。但历史是没有终结的。

1493年，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下令（Inter caetera）西班牙将新大陆天主教殖民化；哥伦布在第二次新大陆航行时带天主教神甫一起出发。

1497年，葡萄牙的犹太人被迫改信。

然后，宗教战争，直接刺激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崛起。

（另起一页）

三十二章  十字军东征是自卫行动

一直以来，十字军东征蒙受了不白之冤，好像这是无端的侵略；其实，活生生的现实证明给大家看到：十字军东征是自卫行动。

2014年8年8日法新社报道：《ISIL追杀基督徒 斩下头颅挂十字架》——

　　ISIL前日攻陷伊拉克最大基督教城镇克拉克斯（Qaraqosh），北部至今约十万名基督徒被迫逃离家园。有基督教领袖忆述，部分来不及逃命的基督徒，遭武装分子残酷屠杀，被斩下头颅，尸身挂在十字架上，有小孩更被斩开两半，俨如基督徒末世来临。 

　　伊拉克全国基督徒发言人阿拉博（Mark Arabo）表示，ISIL有系统地将基督教小童斩首示众，形容是基督徒大屠杀：“小童遭斩首，妈妈被奸杀，爸爸则被吊死。”他又指在摩苏尔，ISIL将斩下的小童头部插在棍上，放在一个公园公开展示，是反人类的罪行。基督教社区领袖怀特亦指很多人被杀，家园被摧毁，当地基督徒已经被逼得无路可走，希望英国能提供协助。 

　　ISIL武装分子占据了不少教堂，拆下十字架及烧毁经书，并实施高压统治，向基督教徒发出最后通牒：“改信回教及付罚款，或去死。”有片段显示，一名基督教男子被迫跪下，被持枪武装分子威逼改信回教，继而将他斩首。教宗方济各已下令一名主教赶往伊拉克，协助逃难的基督徒。 

……

“改信回教及付罚款，或去死。”是不是恐怖主义主义呢？

是也不是。

因为“改信回教及付罚款，或去死。”正是伊斯兰教的一贯主张和做法。在《古兰经》上有明明白白的记载，在一千四百年以来有每天的实践，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回教的版图不断扩大，即使欧洲殖民主义猖獗了五百年，也没有扭转这一趋势。因为欧洲殖民主义扩张主要出于经济考虑，宗教动机相对是次要的。

不过在中世纪，正是因为回教的这样的“改信回教及付罚款，或去死。”的理论和实践，才激起了十字军东征的反抗行动。

回顾一下历史。

公元637年，阿拉伯人的铁蹄攻占了耶路撒冷以后，就在那里修建了清真寺与岩石殿，从此，圣地耶路撒冷多数时间都在阿拉伯伊斯兰教（中国人称为回教）徒的控制之下。四出扩张的阿拉伯回教徒虽然控制了圣城耶路撒冷，但由于阿拉伯人对本地基督徒实行怀柔政策，而外来的基督教朝圣者只是崇敬和向往圣地耶路撒冷，并没有夺取它的打算，因此两个宗教一直能够和平共处，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塞尔柱土耳其人在中东一带兴起之后。

公元1000年左右，一支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进入呼罗珊，即现今的伊朗东部及北部一带。1040 年塞尔柱人打败另一支突厥人建立的、以阿富汗为中心的伽色尼王朝，1055 年进入巴格达，并迫使哈里发封其为苏丹，建立起塞尔柱帝国 。从此，阿拉伯世界的“哈里发”开始为突厥的“苏丹”取代，并由此直接激起了“十字军运动”。而此后一千年间，回教国家与欧洲人的冲突，主要对象都是土耳其人而不是阿拉伯人。

当然，十字军东征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赎罪愿望、宗教修道、苦行朝圣的扩大化这时，《启示录》所说的“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去，亲临沐浴神的荣耀光照，亲自在“圣城的光里行走”，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最大愿望。

这圣城耶路撒冷虽然是全部圣经的终点，其实也是近代一切乌托邦理想的起点：“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样或作回）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新妇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阿，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启示录》二十一章10节—二十二章21节）

这样，去圣地旅行的朝圣活动，规模越来越大，于是，在公元1065年，就出现了一支由主教带领七千日耳曼信徒组成的朝圣队伍，浩浩荡荡地向耶路撒冷行进。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这耶稣基督受难的地方，沿着当年耶稣基督身背十字架走过的道路，亲眼目睹耶稣基督被钉死的那座头骨形状的小山丘──髑髅地时，心中就感到了耶稣基督承受十字架的重负与苦难，来为世人赎罪的意义。自我赎罪的愿望，使得十字架不再是痛苦耻辱的象征，而是天国福音的象征，成为每一个信徒坚守信仰的标记。来到圣地耶路撒冷，就是通过苦难行程的考验，在灵魂的净化之中来走向新天新地。

但是，这个局面到公元1077年当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耶路撒冷以后，就完全改变了。基督教的朝圣者就开始受到限制，占领者还向朝圣者征收高额的费用，因为此时的塞尔柱土耳其人正在猛攻拜占庭帝国，需要源源不断的军费开支。取代了阿拉伯回教徒进行再度扩张的土耳其回教徒，连番征战得胜，势力直接插入欧洲基督教国家内部。在中东，当地的基督教徒不断遭受宗教迫害，许多信徒遭到勒索或杀害，另一些人被迫改信回教。土耳其人几次逮捕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总主教，然后拉着他的头发到街上游行，以达到恐吓勒索的目的。比阿拉伯人缺乏宽容精神的土耳其人从此切断了东西方之间的交通，朝圣的基督徒到耶路撒冷的道路被封，拜占庭帝国也被回教势力包围。到了公元1085年，日耳曼信徒前往圣地耶路撒冷的道路已被完全切断。1092年，已经横扫了拜占庭帝国后方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又占领了离君士坦丁堡只有十来公里的尼西亚。据史家记载，那时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从窗户望出去，所能看到的地方就有很多不再属于拜占庭帝国了。不到四百年以后，1453年，另外一支土耳其人奥斯曼部落终于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的全部领土，并把君士坦丁堡一直占领到今天。

回到十一世纪，在拜占庭帝国苦苦坚持了三年以后，由于大苏丹的去世，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开始瓦解，拜占庭皇帝终于等来了收复失地的那一天。然而，经过多年的战争，拜占庭帝国早已衰弱不堪，没有能力承担起这一重任。于是，在公元1095年，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一世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求助，希望对方帮助其征募雇佣军，以便进行反攻。

来自拜占庭帝国的求助，得到了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us II，1042─1099年〕的积极响应，教皇在1095年11月28日发表演说，呼吁欧洲信徒组织自卫武装，反抗异教攻占圣地耶路撒冷的侵略行为。后来人们因为参加战争的民众佩有基督受难的十字标志，因此称他们为“十字军”〔Crusades〕。

乌尔班二世出生于法国贵族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年青时在兰斯任副主教，先后担任克吕尼隐修院修士、副院长、红衣主教，1088年当选为罗马教皇。1095年11月28日法国克雷蒙〔Clermont〕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会议有六七百名主教和修院院长参加。会议闭幕前夕，他面对数以千计的听众，发表了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演说，向出席者们叙述了土耳其人在耶路撒冷践污圣地、迫害基督教徒的情况，并呼吁他们组军东征，解救在东方遭受苦难的教友。这一演说不仅改变了世界历史，而且作出一个“宗教战略的典范之作”。在演讲中，他抗议侵占巴勒斯坦圣地的塞尔柱土耳其人亵渎上帝、污辱朝圣者。他声称东方教会再三求援，基督教世界已因回教徒的胜利而蒙羞。在这种情况下，他一面呼吁所有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投入圣战，为“夺回主的陵墓”而进行十字军东征；另方面他指出，圣地是一片肥沃富饶的土地，宣布参加十字军东征可以免除一切苦行，其宗教上的罪行可以得到赦免。

分析家认为，乌尔班的演说以上述两个方面对动机最高尚的人和动机最卑鄙的人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结果在听众当中激起了澎湃如澜的热浪。在他的演讲结束之前，全体听众高呼：“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个口号很快就成了十字军东征的口号。在几个月内，第一次十字军就出发了，随后就爆发了一系列长期的神圣战争，这场系列战争长达两百多年，完全改变了地中海国家的风貌。尽管乌尔班二世本人在第一次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两周后就去世了，并未听到占领的消息，但若没有他的鼓舞就不会有十字军东征。虽然远征的条件已经成熟，但要掀起一场全欧运动，必须有一个宗教战略方面的核心人物，仅仅依靠政治领导是不够的。

乌尔班二世的《演说辞》堪称宗教之作为战略的典范： 

“上帝的众子啊！你们既然应许天主要热忱维持彼此的和平，要忠实执行教会的法律，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在等待你们：这是一件你们自己和天主同样关心的事，这就是你们必须去救助那些住在东方的兄弟们，他们正迫切期待你们的援助，而且也时刻祈求你们的援助。

正如你们所知，一个来自波斯的民族，塞尔柱突厥人已经入侵我们东方兄弟的国家，他们一路攻到号称‘圣乔治臂膀’的地中海边境，在罗曼尼亚〔小亚细亚〕，突厥人七次攻打基督徒，七次获胜，又侵占了我们的圣地──耶路撒冷，他们在大肆蹂躏上帝的国度，毁坏基督教堂，掳杀虔诚的上帝子民，污辱贞洁的妇女，贪婪地饮着受洗儿童的鲜血。如果你们允许他们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干涉，他们就会更加猖獗地伸出魔掌，打击上帝所信任的子民，那将是件多么令人羞耻的事。所以我要勉励你们，也恳求你们──不是我，是主亲自勉励你们，基督的使者们，督促一切有封爵等级之人，乃至所有骑士、士兵、富人与穷人，都必须迅速予东方基督教徒以援助，把凶恶的突厥民族赶出我们的领土！我告诉在座的各位，也通知不在场的人：这是主的旨意。

让我们投入一场神圣的战争──一场为主而重获圣地的伟大的十字军东征吧！让一切争辩和倾轧休止，登上赴圣地的征途！从那个邪恶的种族手中夺回圣地！那个地方〔耶路撒冷〕，如同《圣经》所言，是上帝赐与以色列后嗣的，遍地流着奶和蜜。耶路撒冷是大地的中心，其肥沃和丰富超过世界上的一切土地，是另一个充满欢娱快乐的天堂。我们这里到处都是贫困、饥饿和忧愁，连续七年的荒年，到处都是凄惨的景象，老人几乎死光了，木匠们不停地钉着棺材，母亲们悲痛欲绝地抱着孩子的尸体。东方是那么的富有，金子、香料、胡椒俯身可拾，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坐以待毙呢？

这是一场值得参加，终将胜利的战斗。让那些过去做强盗的人，现在去为基督而战，成为基督的骑士吧！让那些过去与自己的亲朋兄弟争斗不休的人，现在理直气壮地同那些亵渎圣地的野蛮人战斗吧！让那些为了微薄薪水而拼命劳动的人，在东方的征途中去取得永恒的报酬吧！身心交瘁的，将会为双倍的荣誉而劳动，他们在这里悲惨穷困，在那里将富裕快乐。现在他们是主的敌人，在那里将成为主的朋友！毫不迟疑地到东方去吧！凡是要去的人都不要再等待，赶紧回去料理好事务，筹备足经费，置办好行装，于冬末春初之际，奋勇地踏上向东的征途！

本着主赐予我的权柄，我郑重宣布：凡参加东征的人，他们死后的灵魂将直接升入天堂，不必在炼狱中经受煎熬；无力偿还债务的农民和城市的贫民，可免付欠债利息，出征超过一年的可免纳赋税。凡动身前往的人，假如在途中，不论在陆地或海上，或在反异教徒的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他们的罪愆将在那一瞬间获得赦免，并得到天国永不朽灭的荣耀。向着东方出发吧！不要犹豫，不要彷徨，为荣耀我主，去吧！” 

他还建议，这支人民军队以“十”字标志为旗号，并在胸前或肩上配带十字徽章。

教皇的演说，让冒着风雪出席会议的信徒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现场情绪十分高昂。许多人在教皇演讲结束后，争着向他领取十字徽章，表明参军东征的意愿。在演说词的鼓舞下，十字军东征〔Crusades Expeditions，1096－1291年〕前后进行了八次。

乌尔班二世的克莱芒演说是用法语发表的，美国人汤普森所撰《历史著作史》中称，该讲稿有四份记录，但都不完整且辞章各异。有的版本还有以下开场白：

“各位敬爱的兄弟：我，凭借上帝恩赐而成为基督教教宗和整个世界领袖的乌尔班，向你们发出最紧急的呼吁。我作为背负天命的使者，来到你们这群上帝的仆人中间。我希望能在你们身上找到我所期待的那种对上帝的忠贞。但如果你们身上有任何有违上帝意旨的异端，我也将尽我所能，加以化解。上帝使你们生为他大家庭中的仆人，让上帝通过你们的服务感受到你们的虔诚，这将是你们由衷的幸福。你们被称作牧羊人，有鉴于此，你们不应当作为金钱的佣人，而应该做一个时刻手握牧杖的真正的牧羊人，不要偷懒，而要从所有的方面保护你的羊群。如果你玩忽职守漫不经心，导致狼叼走了你羊群中的任何一只羊，那么毫无疑问你将失去上帝许给你的奖赏。及后，你只能在地狱里追悔莫及地试图擦去你的污点。福音书上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新约·马太福音5.13》）世界是多么需要盐啊（译者注：耶稣在山上宝训中把教徒比作盐）！对你们来说，确应像盐一样保持其特质，在对尘世的愚昧的低级趣味中开启智慧，否则当主对他的信徒们布道时，将从他们身上发现原罪导致的腐败与脓疮。他将发现他们的病痛，那就是罪恶──来自于他们对自己的责任马虎大意，他将把他们作为无用之物，投入充满不洁之物的深渊，因为他们愧对主的伟大牺牲，他必会将他们逐出他所爱的神圣之所。

对一个人来说，要持有“盐”的品质，应该做到谨慎而有远见、谦逊而有学识、平和而有警觉、虔诚而诚实、公正而纯洁。以其昏昏，何能使人昭昭？己不正，何以律人？若一个人憎恶和平，他怎能让他人保守和平？又或者一个以卑污之行玷污自己双手的人，他又能清洗他人身上的不洁？我们读到过，“若是盲人给盲人引路，二者都要掉在坑里。”（《新约·马太福音15.14》）首先正己，方可律正追随你的人。如果想让上帝对你友善，就得满怀欣喜地去做能取悦于他的事。你尤其必须做的是，让属于教会的一切权益，都遵守教会的法规。要谨防圣职买卖的罪行在你们之中生根，任何买或卖教会职务的人都将接受主的鞭笞，将被赶向混乱与毁灭。要保证教会和圣职的纯洁。要将什一税视为对上帝的奉献，诚实地缴纳土地中的一切出产，不得藏匿或私售，任何谋夺主教的人，将处以流放，任何谋夺教师教士、圣职人员、修女、以及其仆人商旅及朝圣者的人，将被革出教门，让所有的强盗、纵火犯及其同伙都被驱逐出教。任何拒绝布施的人，都将下地狱受诅咒，为何他会和抢夺者受同样的处罚？因为《路加福音（16：19）》上说，他窃取了本属于别人的东西，却没有好好利用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如你们所见，长久以来，世界因为罪恶而陷于混乱。在你们的一些省份中形势尤坏，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而你们在执行正义方面表现得如此不得力，以至于行路的旅人无论白天黑夜都难以免于强盗的袭击；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人们都时刻处在被抢劫和被诓骗的危险之中。因此，我们有必要停止纷争与冲突，重新实现我们神圣的父辈达成的“上帝休战”。我敦促并要求你们每一位，努力维护你们教区的休战局面，如果任何人由于他的贪婪或傲慢打破这一协议，将由权威的上帝与教廷予以制裁。

尽管如此，上帝的子民们，你们已经承诺将比以往更将坚定地维护和平，捍卫教会的权利，但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等待你们。你们必须拿出基于你们的正直的力量，去应答另一个就像来自上帝一样的号召。你们东方的兄弟正急切地需要你们的帮助，而你们必须向你们经常承诺的那样尽快地施以援手。

（英译本：Most beloved brethren: Urged by necessity，I，Urban，by the permission of God chief bishop and prelate over the whole world，have come into these parts as an ambassador with a divine admonition to you，the servants of God. I hoped to find you as faithful and as zealous in the service of God as I had supposed you to be. But if there is in you any deformity or crookedness contrary to God's law，with divine help I will do my best to remove it. For God has put you as stewards over his family to minister to it. Happy indeed will you be if he finds you faithful in your stewardship. You are called shepherds; see that you do not act as hirelings. But be true shepherds，with your crooks always in your hands. Do not go to sleep，but guard on all sides the flock committed to you. For if through your carelessness or negligence a wolf carries away one of your sheep，you will surely lose the reward laid up for you with God. And after you have been bitterly scourged with remorse for your faults-，you will be fiercely overwhelmed in hell，the abode of death. For according to the gospel 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Matt. 5:13]. But if you fall short in your duty，how，it may be asked，can it be salted· O how great the need of salting! It is indeed necessary for you to correct with the salt of wisdom this foolish people which is so devoted to the pleasures of this -world，lest the Lord，when He may wish to speak to them，find them putrefied by their sins unsalted and stinking. For if He，shall find worms，that is，sins，In them，because you have been negligent in your duty，He will command them as worthless to be thrown into the abyss of unclean things. And because you cannot restore to Him His great loss，He will surely condemn you and drive you from His loving presence. But the man who applies this salt should be prudent，provident，modest，learned，peaceable，watchful，pious，just，equitable，and pure. For how can the ignorant teach others· How can the licentious make others modest>· And how can the impure make others pure· If anyone hates peace，how can he make others peaceable · Or if anyone has soiled his hands with baseness，how can he cleanse the impurities of another· We read also that if the blind lead the blind，both will fall into the ditch [Matt. 15:14]. But first correct yourselves，in order that，free from blame ，you may be able to correct those who are subject to you. If you wish to be the friends of God，gladly do the things which you know will please Him. You must especially let all matters that pertain to the church be controlled by the law of the church. And be careful that simony does not take root among you，lest both those who buy and those who sell [church offices] be beaten with the scourges of the Lord through narrow streets and driven into the place of destruction and confusion. Keep the church and the clergy in all its grades entirely free from the secular power. See that the tithes that belong to God are faithfully paid from all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let them not be sold or withheld. If anyone seizes a bishop let him be treated as an outlaw. If anyone seizes or robs monks，or clergymen，or nuns，or their servants，or pilgrims，or merchants，let him be anathema [that is，cursed]. Let robbers and incendiaries and all their accomplices be expelled from the church and anthematized. If a man who does not give a part of his goods as alms is punished with the damnation of hell，how should he be punished who robs another of his goods· For thus it happened to the rich man in the gospel [Luke 16:19]; he was not punished because he had stolen the goods of another，but because he had not used well the things which were his.

"You have seen for a long time the great disorder in the world caused by these crimes. It is so bad in some of your provinces，I am told，and you are so weak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that one can hardly go along the road by day or night without being attacked by robbers; and whether at home or abroad one is in danger of being despoiled either by force or frau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enact the truce，as it is commonly called，which was proclaimed a long time ago by our holy fathers. I exhort and demand that you，each，try hard to have the truce kept in your diocese. And if anyone shall be led by his cupidity or arrogance to break this truce，by the authority of God and with the sanction of this council he shall be anathematized."

After these and various other matters had been attended to，all who were present，clergy and people，gave thanks to God and agreed to the pope's proposition. They all faithfully promised to keep the decrees. Then the pope said that in another part of the world Christianity was suffering from a state of affairs that was worse than the one just mentioned. He continued:

"Although，O sons of God，you have promised more firmly than ever to keep the peace among yourselves and to preserve the rights of the church，there remains still an important work for you to do. Freshly quickened by the divine correction，you must apply the strength of your righteousness to another matter which concerns you as well as God. For your brethren who live in the east are in urgent need of your help，and you must hasten to give them the aid which has often been promised them. For，as the most of you have heard，the Turks and Arabs have attacked them and have conquered the territory of Romania [the Greek empire] as far west as the shore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Hellespont，which is called the Arm of St. George. They have occupied more and more of the lands of those Christians，and have overcome them in seven battles. They have killed and captured many，and have destroyed the churches and devastated the empire. If you permit them to continue thus for awhile with impurity，the faithful of God will be much more widely attacked by them. On this account I，or rather the Lord，beseech you as Christ's heralds to publish this everywhere and to persuade all people of whatever rank，foot-soldiers and knights，poor and rich，to carry aid promptly to those Christians and to destroy that vile race from the lands of our friends. I say this to those who are present，it meant also for those who are absent. Moreover，Christ commands it.

"All who die by the way，whether by land or by sea，or in battle against the pagans，shall have immediate remission of sins. This I grant them through the power of God with which I am invested. O what a disgrace if such a despised and base race，which worships demons，should conquer a people which has the faith of omnipotent God and is made glorious with the name of Christ! With what reproaches will the Lord overwhelm us if you do not aid those who，with us，profess the Christian religion!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accustomed unjustly to wage private warfare against the faithful now go against the infidels and end with victory this war which should have been begun long ago. Let those who for a long time，have been robbers，now become knights.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fighting against their brothers and relatives now fight in a proper way against the barbarians.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serving as mercenaries for small pay now obtain the eternal reward.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wearing themselves out in both body and soul now work for a double honor. Behold! on this side will be the sorrowful and poor，on that，the rich; on this side，the enemies of the Lord，on that，his friends. Let those who go not put off the journey，but rent their lands and collect money for their expenses; and as soon as winter is over and spring comes，let hem eagerly set out on the way with God as their guide."）

为主而死，那不是一种牺牲；为主而死，那是一个幸福。因为主说，今天你就和我在乐园里了。

号召基督徒组成保卫信仰的十字军，对异教徒进行军事讨伐，其实并非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的首创。早在公元1063年，法国贵族就组织了一支骑士队伍，代表基督徒向占领西班牙的阿拉伯人进行圣战，并发誓要将这些阿拉伯人赶走。不过，在阿拉伯人的大军面前，一队人数不多的骑士无济于事，结果只好败下阵来。随后在公元1073年，又有法国的贵族率领人马，前往西班牙与阿拉伯人作战，但仍然不是阿拉伯大军的对手。这就意味着十字军的圣战必须具有相当的规模，才能够在势均力敌的对阵之中保持不败。十多年过去了，在1085年，卡尔提斯王阿尔封斯六世率领来自西班牙、法国、德国的庞大骑士军团，取得了圣战的第一次胜利，攻克了阿拉伯人占领的托里多城，引起了诸多王公贵族的群起效法。所以，在一年以后，阿拉伯人击败阿尔封斯六世的时候，法国贵族立即率领军队进入西班牙。所有这些在西班牙进行的针对回教徒的圣战，都得到了罗马教皇们的支持，教皇允诺每一个去西班牙进行圣战的天主教徒，可以赦免一切罪恶。因此我们可以说，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是十字军运动的先驱。

而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创造性在于，通过著名的演说，揭开了十字军东征的序幕。

首次的东征十字军共有两队。第一队是由隐修士彼得所率领，此支十字军是由二万名贫农组成，称为“农民十字军”，出发不久，已有好几千人病死于途中。此支军队缺乏训练，从君士坦丁堡进入小亚细亚，很快就被土耳其人的正规军屠杀干净。这一生命与鲜血凝成的失败，使乌尔班二世不敢再掉以轻心，决心以骑士为骨干来组成精锐的主力部队。这些骑士或者是破了产的贵族，或者是没有长子继承权的贵族子弟，他们在一无所有之中渴望摆脱困境，除了有受宗教信仰驱动的一面之外，他们还表现出强烈的好战欲望与急于获得财富的贪心，关于这一点，早在西班牙对阿拉伯人进行圣战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预演。公元1096年8月，由法兰西与意大利两国的王公贵族组建的以骑士为核心的十字军开始陆续出发，在君士坦丁堡汇合，这支圣战大军的人数在两万五千到三万人之间。

他们在1097年齐集君士坦丁堡，苦战数个月，占领了安条克等城市。但很快又被土耳其大军包围。经过了两年的苦撑，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随即十字军建立了十字军国家耶路撒冷王国，同时还建立了三个附属小国：伊德萨伯国、的黎波里伯国、安条克公国。

1144年，塞尔柱帝国攻占伊德萨。耶路撒冷国王向法王路易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求援，开始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1149年〕。出动较早的德意志十字军在小亚细亚被土耳其人击溃。法国十字军攻占大马士革的企图也落了空，故这次远征未达到任何目的。

1187年，埃及苏丹萨拉丁攻占耶路撒冷，俘虏了耶路撒冷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红胡子〕、英国狮心王理查德一世和法王腓力二世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年－1192年〕。腓特烈率其部队，沿上次远征的陆路穿越拜占庭。法国人和英国人由海路向巴勒斯坦挺进，途中占领了西西里岛。德意志十字军最初约十万人，一路上伤亡惨重，冲过了整个小亚细亚，但红胡子在横渡萨列夫河时溺死，其军队也就随之瓦解。腓力占领了阿克拉港后，于1191年率部分十字军返回法国。理查德在叙利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攻占了塞浦路斯，并建立了塞浦路斯王国，以后，于1192年与埃及苏丹撒拉丁签订和约。据此和约，从提尔到雅法的沿海狭长地带归耶路撒冷王国所有，耶路撒冷仍然留在穆斯林手中。 

1202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发起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年－1204年〕。最初的目标是埃及，后来改变了军事计划，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也被攻克，并建立了拉丁帝国〔1204年－1261年〕。儿童十字军〔Children's Crusade，也称童子军〕也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兴起。当时人们鉴于十字军一再失败，认为是成年人有罪，不能解放“主的陵墓”，只有无罪的儿童才能解放耶路撒冷。1212年，法国的几万儿童组成军队出征东方，部分遭遇风暴被淹死，另外一部分被作为奴隶贩卖到埃及。随后德国的第二批童子军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死亡大半，剩下的人被阻在意大利，会途中又因为饥饿、寒冷和生病死去许多人。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7年—1221年〕酝酿很久。1213年4月19日，教皇英诺森三世要求信徒组建一支新十字军。不过，此教令得不到欧洲的君主们支持。于是，教皇要求教士进行布道宣传，将信徒、社会地位较低的贵族和破落的骑士加入十字军。1215年11月，教皇在拉特兰大堂主持召开了宗教会议，宣布组建一支以攻打埃及为目标的十字军，通过战胜埃及的穆斯林王朝进而重新夺取耶路撒冷。1217年，十字军先到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城市阿克开拔。途中，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年迈的皇帝约翰、塞浦路斯的于格一世和安条克公国的王储博希蒙德四世也加入支持。其间，十字军按惯例沿途掳掠。在1218年6月，开始包围达米埃塔。但在几个月的战争中，疾病困扰着十字军。适逢此时，穆斯林苏丹阿迪尔死了。1219年11月，达米埃塔失守。十字军终于打开了胜利之门。1221年，十字军企图进攻开罗。战役中，穆斯林军队借尼罗河水截断十字军的路，并包围十字军。9月，穆斯林收复达米埃塔。第五次十字军战争终告失败。

第六次十字军远征〔1228—1229年〕，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率领下进行的，这次远征使耶路撒冷在1229年暂时回到基督教徒手中，但1244年又被穆斯林夺回。

法王路易九世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年－1254年〕，进攻埃及惨败，路易九世被俘。1250年以大笔赎金赎回。

第八次十字军东征〔1270年〕还是由法王路易九世领导，进攻突尼斯。路上发生流行病，路易九世染病身亡，军队撤退。

此后，教皇或国王都号召不起东征，十字军在东方的领土逐渐落入穆斯林手中。1291年，最后一个据点阿卡〔今以色列北部城市〕陷落，耶路撒冷王国灭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告终。

十字军的参加者社会成分繁杂不一，武器装备也不统一。身裹甲冑的骑士装备的是中等长度的剑和用于刺杀的重标枪，一些骑马或徒步的骑士除剑外，还装备有锤矛或斧子。大部分农民和市民装备的是刀、斧和长矛。十字军采用的是骑士军战术，战斗由骑士骑兵发起，一接战即单个对单个的决斗，协同动作有限。与十字军作战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主要兵种是轻骑兵。交战时，他们先用箭击溃十字军的部队，然后将其包围，实施攻击，分隔成数个孤立的部分加以歼灭。

但十字军毕竟打开了东方贸易的大门，使欧洲的商业、银行和货币经济发生了革命，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造成了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条件。十字军还使东西方文化与交流增多，刺激了西方的文艺复兴，阿拉伯数字、代数、航海罗盘、火药和棉纸，都是在十字军时期内传到西欧的。十字军也通过失败促进了西方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如欧洲人开始学会制造燃烧剂、火药和火器；懂得使用指南针；海军也有新的发展，摇桨战船开始为帆船所取代；轻骑兵的地位与作用得到重视等。

十字军运动的失败，其直接后果就是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和巴尔干半岛的沦陷，以及整个东欧和中欧的门户大开。但是这也从反面让我们见识到：宗教因素在欧洲安全战略上的重要作用。

后来，欧洲人通过向美洲和远东的扩张，来包围了回教世界。中国也遭受殖民之苦。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也是穆斯林扩张的受害者。而且，回教还深入中国内地，建立了许多殖民村落和自治区域，势力远远超过了欧洲殖民者。在中国引起了死人无数的“回民起义”。

在多数读者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回教徒的中文网站上，我看到了6.76%的人支持这样屠杀基督徒，91.89%的人反对，1.35%的人不关心。

这说明，多数人类还有良知，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同时也说明，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回教扩张的战火已经燃烧到中国境内，再也不能隔岸观火了。

（另起一页）

三十三章  债务经济与十字军东征

   （一）

2011年8月19日的英国《金融时报》有篇文章《通胀无法化解债务危机》说道：

我们正在经历金融恐慌。美国债务评级下调，导致流动性恰恰向那些被调降评级的资产流动。归根结底，市场偏执的“解药”只能是强劲的经济增长。几位评论人士建言通过一轮急剧的温和通胀，来重启美国和工业世界的经济增长。他们说得对吗？

要理解疗法，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症状。从导致资产负债表杆杠率过高的危机中复苏的步伐较为缓慢，通常不受传统宏观经济刺激措施的影响。由于过度负债，家庭无法支出，银行无法放贷，政府则无法出台刺激政策。那么，为何不暂时让通胀上升呢？这将令愿意以低利率发放长期贷款的固定收益贷款机构感到意外；将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还将化解债务“危机”；并刺激增长。然而也有一些担忧。有着反通胀信誉的各国央行，能够在低利率环境下让通胀急剧抬头吗？这是否会取得预期效果？可能会出现什么意外后果？还有什么其它更好的选择吗？

日本央行曾试图让通胀抬头，但未能成功。银行非常乐意持有央行回购债券时所释放出的准备金。或许，如果央行宣布提高通胀目标，同时以无息准备金为资产购买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坚持直至实现目标，这种做法可能会有些效果。不过更有可能的是：任何目标一旦可以改变，就会丧失可信性。市场参与者可能会猜测，一个项目一旦达到令人担忧的规模，就会遭到抛弃——而此时目标还远未实现。

此外，央行需要通胀快速、大幅上升，以迅速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如果通胀缓慢上升，效果将非常有限，因为放贷机构在债务展期时，将会同时要求更高的名义利率和通胀风险溢价。但大规模通胀可能难以控制：如果一国央行为了增长而放弃通胀目标，市场会相信央行愿意承受扼杀增长的高利率、以降低通胀吗？

下面再回到这种做法能否奏效的问题。对于持有浮动利率债务的实体（许多在接近繁荣顶峰时借贷的家庭）或相对短期债务的实体（银行），通胀起不了什么作用。债务存续时间为四年左右的美国政府，不太可能从通胀的意外上升中获得太大好处，除非通胀升幅巨大；美国政府的大部分承诺涉及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领域，这些不可能通过通胀消除。这甚至可能对借入长期资金、陷入困境的家庭更为不利——失业可能减弱名义薪资增长的效果，而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会削减可支配收入。

此外，通胀显然会令债权人的处境更为不利。这包括受股市暴跌惊吓而转投债市的养老金领取者、必须进行资本重组的银行、已大幅跌破账面价值的国家养老基金，以及某些不得不在索赔方面违约的保险公司。通胀只能转移问题，而问题仍将继续吗？在理想情况下，遭受损失的将是拥有充足准备金的外国机构，但美国可能需要它们为未来的赤字融资。只有在一个虽然让投资者承受了惩罚性通胀、而央行仍保持信誉的世界里，才不存在任何问题。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在19世纪和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美国不时经历债务危机。它的应对之策是迅速推出针对性的、加速的债务减免——往往通过执行临时的破产法律实现。按照这种思路，最近关于推动抵押贷款债务再谈判的建议*，可能有助于缓解家庭债务危机，并避免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出现破坏价值的止赎行为。目前不太清楚的是：将银行和政府债务负担转移给其它机构，是否有助于经济。

我们有太多问题，源自于对以往的复苏步伐缺乏耐心，以及对冒险的宏观政策回应过于自信。相对于宏大的宏观经济计划，我们更需要许多微观经济行动。遗憾的是，我们忽视了这些行动，原因正如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所言：它们无法让人血脉贲张。

……

上面的看法是我想到了将近九百年前的十字军东征（1096年），那场历时二百年之久的战争，虽然是出于基督教欧洲的垂死挣扎，但还是有债务经济的阴影在其后面的。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历时将近两个世纪，动员兵力数十万，战争涉及欧亚非三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堪称为中古时期的“世界大战”。战争结果对参战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国际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在世界，再次站到了“十字军”的十字路口。

（二）

十字军东征的经济原因

十一世纪，随着西欧封建制度的确立，小农生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日益冲击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加剧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分化。封建主受商品货币经济的刺激，地租收人日益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以致负债累累，进而变本加厉地剥削农民。特别是那些没有土地的破落骑士阶层，四处抢劫，肆意掠夺，是社会的一种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加之西欧各国政治不统一，封建主割据一方，彼此攻代，战乱不已，社会无序，动荡不安。

罗马教会是西欧最大的主权实体和巨大的国际中心，对西欧日益恶化的社会危机深感忧俱，竭力鼓动和策划十字军东征。通过十字军东征既可以解决西欧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克服当时的社会危机，还可以利用十字军的宗教狂热扩大教廷的政治影响，将东部的希腊正教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并通过掠夺东方国家的土地和财富以加强教廷的实力地位。此外，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为了独占东地中海的贸易特权，也积极支持十字军东征，并为之提供资助。

东方世界（包括拜占廷和中东）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商业兴旺，文化发达，早已让西欧封建主垂涎三尺。只是由于条件不成熟，未敢妄动。十一世纪末，据有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等地域、奉行伊斯兰教的塞尔柱突厥帝国分裂，削弱了力量。而拜占廷帝国在和突厥人塞尔柱帝国的战争中，一再失利，国土日蹙，处境窘迫。这就为西欧十字军援助东方兄弟的反击行动，提供了历史机遇。

当东方的穆斯林开始迫害基督徒，破坏圣地的朝觐，为了援救基督徒、解放圣地，教皇许诺凡参加十字军者可以获得免罪，灵魂得救，欠债者免还债务，农奴获得自由，并以获得丰厚的战利品相诱惑。

无力偿还债务的农民和城市的贫民，可免付欠债利息，出征超过一年的可免纳赋税。这真是一个解放的号令！于是，急于摆脱农奴身份的数万农民首先响应，但他们没有装备和给养，又缺乏组织性，绝大部分人死于非命，幸存者徒劳而返。但是十字军东征对西欧来说，其积极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十字军建立了耶路撒冷、拉丁帝国等一系列的十字军国家，通过战争获得大量土地和财富，极大改善了西欧社会经济状况，不仅克服了社会经济危机，并且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十字军把东方的许多产品和生产技术，如棉花、水稻、西瓜、丝织、印染、制糖等传人西欧，大大丰富了物质生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在商业方面，意大利商人取代了阿拉伯和拜占廷商人在东方贸易中的垄断地位，独占了地中海商业霸权，有力地推动了西欧的商业发展。十字军东侵结束时，由东方输往欧洲的商品比以前增加了10倍。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市场的扩大，从而推动西欧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十字军东征期间，封建领主为筹措战费急需金钱，曾让部分农民以金钱赎买自由，或减轻部分封建义务；有些封建主在战争中死亡了，他们的农奴也往往得到了自由。另一方面，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地租日益取代劳役地租。这一切“发生了一种有利于农民的决定性的转变。”并为西欧各国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十字军还从东方学会制作燃烧剂，后来又掌握了火药和火器的制作技术，加强了战争能力；特别是从阿拉伯人处学会了使用指南针，从而大大改善了航海技术。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摇桨战船队逐渐被帆船队所取代，这标志着西方海军战略战术发展的新时期已经开始。

2011年8月20日

（另起一页）

三十四章  美国是“十字军西征”的重要环节

大约一年之前，2014年04月，美国之音在华盛顿报道说，中国基督教人口大幅上升，2030年有望达到或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基督教国家。中国官方教会人士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大发展得益于基督精神和中国国家目前的发展路线不谋而合。不过，有中国民间教会人士认为，中国基督教正在离经叛道，世俗化和庸俗化倾向严重，中国的基督教时代远没有到来。

美国皮尤研究所的数字说，2010年中国有基督徒约六千八百万，占中国人口约百分之五，名列全球第七大基督教国家。报道援引普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凤岗的话说，到2025年，中国基督教人口可望达到一亿六千万，2030年达到两亿四千七百万，而美国的基督教人口则将可能萎缩。美国有报纸近日以此为题，称2025年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国家。

谈到基督教在中国目前的发展势头，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对美国之音说：“传扬基督福音，是我们中国天主教每一个神职人员和教友的神圣使命。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中华大地上，实现这个梦想。也就是人人都享受到基督的爱。”这位已经退休的前中国官方教会负责人敦促中国教会人士，以自己的善言善行，充分利用“眼前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大好时机”，扩大耶稣基督福音在中国城乡的传播。

不过，报道援引皮尤研究所的话，中国的基督教人口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目前三亿一千八百万人口中，百分之七十八的人称自己是基督教徒。报道说，制约中国基督教发展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共产党对宗教、尤其是家庭教会的发展，并非完全撒手不管。英国每日电讯报说，在全球迫害基督徒最残酷的国家名单中，中国排在第三十七位。

石家庄地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牧师对美国之音说，他对国外有关基督教在中国大发展的乐观预测不以为然：“预测归预测，发展归发展。我既然相信上帝的存在，那就看上帝是怎么安排吧。神不仅眷顾中国大地，而且眷顾全世界。世界各国的人民都是他的儿女。神哪个也不愿放弃，都是一律相待。”

这位家庭教会牧师说，在他所在地方，教会发展并不兴旺。他谈到了其中的原因：“我们这边不是很乐观，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发展特别迅速，特别快，人们都在挣钱，发家致富。对于灵魂，对于天主，以及对于神的崇敬比较淡漠，现在是有点日趋下滑。”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城乡不断出现的大批基督教信众，大批崭新教堂，翻新改建传教场所，方兴未艾的家庭教会现状？中国基督徒志愿者团契难民救助项目的张胜其对美国之音说，世俗化是当前教会信众中一个普遍现象。以教会音乐为例，他说：“比如教会音乐，现在已经放弃了传统教会音乐，现在使用了很多电声乐队和摇滚乐，所以现在教会里面，看起来非常沸腾，非常火热，但是他们不是追求圣经，而是追求个人的感觉。”

谈到中国教会目前整体状况时，张胜其说：“现在中国的教会，虽然在成长，但是成长的是数量，其整体质量一直在下降。对于基督教教义的持守，道德操守的操练，这方面追求越来越少。中国基督教人数虽然越来越众多，但是对于教会本身来说，真是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因此有舆论认为，中国的教会正在世俗化，正在变味，成为许多人退休后的聚乐和休闲场所，而基督教的教义强调的是个人牺牲精神等价值观。评论认为，也许正是中国基督教的世俗化、群众化、娱乐化倾向，缓解了中国政府的压力和恐惧感，使基督教得以暂时生存和发展，中国的基督教时代远没有到来。

张胜其对美国之音说，基督教会在中国城乡的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其中，美国等国派出的福音牧师，对中国基督教发展起了不少积极作用。他说：“中国基督教会一直在膨胀，发展非常快。在这方面，美国教会对中国教会发展贡献比较大。他们一直在神学、训练等方面帮助中国教会的成长，培养了很多中国教会领袖，并且在很多地方建立教会，开始传道。推动中国教会成长还是离不开美国教会历史上的贡献。”

这种历史渊源使人想到：美国其实是“十字军西征”的重要环节。是美国打开了日本的大门，虽然没有能够使得日本基督教化，而且放出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天皇魔鬼，但是福音却继续西进，影响了中国。如果有一天，中国能够基督教化，就会继续西进、完全改变世界的拼图。而在这一改变之中，美国确实是“十字军西征”的重要环节。

但如此一来，如何抗拒在美国大行其道的宗教世俗化倾向，也同时成为中国教会的急迫任务。看起来，宗教如果想避免世俗化，只有一条道路。那是什么呢？

（另起一页）

三十五章  同性恋是文明晚期现象

谢选骏2004年发表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里关于同性恋的论述：

1

现在，性别角色混乱了，因为，社会角色混乱了。同性恋时尚是如此，变性表演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但不值得惊愕，每当社会急剧变化，社会总构迅速变形，社会细胞也不免陷入“错位或游离”。个体与性别角色错位和游离，既产生了心情的惶惑，也可以产生行为的错认。其后果是经常性地出现了角色的多重性、角色界限的模糊、角色意识的淡化或混杂。 

2

尼采揭露了大众时代的本质，认识到这是庸才统治的时代。动物界是强者有更多的食物和异性，人类社会全部平均化甚至平面化，称之为公平、人权──人权是弱者互助之论，关键是技术的普及加强了弱者的地位；而且导致异种混杂、文明退化。甚至同性可以结婚！表面上悖谬之极，实际上正好降低了出生率，加快实现其种族的灭亡！有人说“同性恋是一项人权，因为动物想不出这种花样……”；尽管有些动物也会同性恋，如老鼠和大猩猩，但“同性婚姻”显然是动物望尘莫及的。

3

2007年3月3日，澳大利亚的悉尼市举行“约有四十五万人参加的游行和狂欢”，游行的主题是“爱”，有超过一百一十辆彩车方阵，澳大利亚各大城市及来自海外的同性恋支持者均有参加。呼吁给与同性恋者平等权利。游行者来自各行各业，方阵中甚至包括联邦警察、冲浪救生协会、急救中心及一些为大选拉票的政党，他们服饰怪异、发型奇特、舞步趑趄，以求吸引观众目光，不少参加者衣着暴露，甚至出现了全裸人士。游行组委会主席称，游行为全球男女同性恋者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今年的游行规模是历届最大的。澳洲同性恋游行最早是从1978年开始，当年为了抗议澳洲禁止同性恋而展开的活动，如今却成了狂欢派对。澳洲政府1984年宣布同性恋合法化。同性恋及其婚姻的最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降低人口出生率，这必将对全球白人人口的持续减少，火上浇油。

4

地理上的欧洲还在，只是内容和曾经的欧洲完全不一样了。尤其因为，穆斯林反对同性恋，他们的出生率接近自然水平，所以和萎靡不振的白人社会相比特别高。

在这种背景下，欧洲人对穆斯林充满恐怖，认为穆斯林：“根本不把其它的民族当人看，当他们的人口还没有占到多数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很守规矩，他们对当地发生的一切政治、经济事物概不关心，只是一心发展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这种做法会给那些短视的政治家尤其是独裁者带来好感，因为他们就是喜欢那些不关心政治和社会的人，这给他们的发展带来方便。穆斯林的目的总会达到，他们的人口在不断扩大，因为一个穆斯林家庭出身的孩子，天然就是一个穆斯林，一个非穆斯林的女人和一个穆斯林男人结婚，那么这个女人要随穆斯林，生下的孩子也必然是穆斯林。然而，一个非穆斯林的男人和一个穆斯林女人结婚，这个男人也要随穆斯林，他们生下的孩子也是穆斯林，如此一来，穆斯林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而且穆斯林的出生率是很高的，他们不发愁他们的孩子的生计，因为左派种族主义自会照顾他们，抢劫总比生产要容易的多。等到他们的人口达到一定的程度，他们就会控制那个地方，所有的人，要么随穆斯林，要么掉脑袋。”

5

古典欧洲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的这种不兼容性，达到互相背弃的程度。例如，古典文化虽然是人文主义的但大致还在基督教外表影响下，但现代文化则明显转向异教形式，其中佛教与回教属于大头，各种新兴宗教或推行个人崇拜的“邪教”则是小头，也纷纷出笼，分食基督教的大饼。基督教内部也分化瓦解，包括赞同奸淫的、堕胎的、吸毒的、同性恋的。仿佛十九世纪以前的古典欧洲文化已经激发不了现代人的兴趣了。事情很清楚，西方人的“转向东方”不是由于热爱东方，而是由于西方人自身需要的转变，这种自身需要被称为“精神空虚”。尽管同时的东方人，还未能发展出一套“东方现代文化”。虽然古希腊文化和整个东方文化不论埃及的还是巴比伦的、波斯的、小亚细亚的，相通之处甚多，因为希腊人的商业本性常常取法甚至剽窃东方，不以为耻。

6

从医学上看，人对药物的反应确实是具有种族差异的：包括“心血管药物”、“中枢神经系统药物代谢和反应”、“其它类药物的代谢和反应的种族差异”等等，不过这与肤色关系不大。而在其它方面，“甲胎蛋白诊断HCV相关性肝癌具有种族差异性”，“艾滋病传播种族差异明显”〔200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大城市百分之三十的黑人同性恋男青年感染了艾滋病毒，该数字令人吃惊，这是艾滋病在不同种族间的传播差异日益明显的一个例子〕、“哮喘诊疗中存在的种族差异”〔发表在《内科医学档案》上的一项新的研究，解释了黑人更多出现严重的哮喘症的原因〕，此外，“动脉血栓的发生率存在种族差异”〔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发生心源性胸前区疼痛的患者中，与其它种族相比，黑人和西班牙裔发生完全冠状动脉堵塞的可能性较低〕。

7

在西方，家庭瓦解已经发展为民族性、世界性危机，好像西方的社会中坚已经断绝，而且不再有产生强力社会中坚的希望了，更不会有英雄或圣人出而统率任何潜在的社会中坚。但是我们知道，只要奉行“K战略”的人群还存在，家庭就还有救，人和文明就不会断绝生路，社会就不会重蹈罗马和西晋衰亡的覆辙。但对未来的欧美社会及其殖民地，由于家庭瓦解得如此彻底，甚至采取了“同性婚姻”这样的“绝后模式”，因此要逃避人口剧减、社会凋敝等末日劫数似乎十分困难，例如，美国最高法院的领地似乎也在被“同性恋婚姻”逐渐攻克。而如果不能挽回家庭的覆灭，美国充其量是个迦太基，不可能形成罗马帝国。正如苏联充其量是个马其顿，德国充其量是个斯巴达。

8

今天的西方人过敏异常以致神经衰弱，几乎被政治正确主义捆绑住了，这些人追求的是如何迅速耗尽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点正在迅速实现，对个人权利的极度偏好，使得社会责任遭到忽略，女权主义正在演变为同性恋婚姻。感官享乐的浅显形式和市民时尚的压倒性胜利，对世界历史造成巨大转折，把一切高尚的东西都置诸无人问津的地方。这个时候的人们不会因为灵魂的死亡而惊奇，而只会对灵魂的存在感到莫大惊奇！

9

青少年时代，一个人处在全面发展阶段，智能敏锐，感情丰富，精力旺盛，他们要使自己的生命有所寄托，实在需要那种“能够与青春的短暂相匹配的永恒感”，作为稳定器。那种“能够与青春的飘忽和冲动相匹配的超级稳定”，可以帮助青年们渡过生命发育的激流所造成的险滩，抵达新的天地。这时，如果不能给予他们某种关爱的温情，反去剥夺他们的社会接触面，岂不毁掉了他们一生的情感寄托？如果他们把剩余的、无法奇托的感情转移到不适当的方面即社会无法接受的方向上去，岂不“酿成一生的苦酒”？这也许可从社会学而不仅从医学解释同性恋现象。

在价值多元论的幌子下，科学主义正在侵蚀一切意识，严重腐蚀人类灵魂的智慧。结果使得生命不幸文弱化了，即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迷误。例如，与同性恋相比，少男少女之间的苟且及混乱的性关系，毕竟还属于“繁衍”的范畴：在现代城市竟然和原始民族相似，刚刚发育成熟的少男少女就可未婚先孕，生了孩子再说，而不再被习俗视为罪恶，仿佛文明社会由于腐败而正在经历“再度野蛮化”。

10

严格讲来，一夫一妻制是一种相当原始的婚姻形态，所以一些脱离了游猎状态而进入游牧状态的民族，如贝督因人、蒙古人、突厥人、柏柏尔人那里，一夫一妻制就已经瓦解了。一夫一妻制可说是刚从群婚制蜕化而来的婚姻制度，它并不像现代殖民主义者异想天开的那样是一种“最高形态的婚姻”形态。尽管日耳曼人〔包括北欧海盗〕对欧洲的殖民以及此后千年欧洲对其它世界的殖民，使得这种原始部落的婚姻制度在全世界成为主流。可是，大多数融合民族的生活习惯毕竟与原始日耳曼人的大不相同，所以与一夫一妻制同时出现的，就是婚姻状态的极不稳定，和普遍的卖淫和道德败坏。这种道德败坏是为了维持表面上的一夫一妻制和实际上的多妻制而付出的代价。难怪犹太人卡尔马克思之类要痛斥一夫一妻制为“独占的卖淫”，而犹太人弗洛伊德则悲叹一夫一妻制造成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可见原始日耳曼人中的一夫一妻制一旦移植到世界其它地方，尤其移植到像犹太人这样古老的民族中，就完全变质了。因为犹太人像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社会那样，是文化主导的、融合式的，不是种族主导的、殖民式的，其生活习惯自然并不适于实行一夫一妻制。如果法律强制执行一夫一妻制度，只能造成风俗的伪善败坏和道德的紊乱失调。当代中国的淫风四起、娼妓拦路，就是因为这个假晶现象所致。

我并非在此指斥一夫一妻制不好，也不是揭示它的强制普及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而是想说明，全球政府的指导纲领，在于顺应历史沿革的方法而不用“愚公移山”的斧凿。我们指出一夫一妻制度的客观效果以及它的由来演变；这样它们未来的走向，也就会一目了然。在我看来，一夫一妻制的最终结局要么造成社会分离主义，要么造成家庭制度的瓦解和文明社会的崩溃。例如，例如，一夫一妻制实施于全球社会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导致男女混同〔女性男化、男性女化以及随之兴起的同性恋时尚〕。女性男化导致男性丧失创造能力，男性女化则使女性成为贫瘠的盐碱地，同性关系则加剧人类生殖能力的衰退，直接促使文明的滑坡。

11

如果人说，鉴于当今世界的人口爆炸的危机，还是降低一些生育率为好……但请问这是一种怎样的降低呢？这是一种“负债的经营”。之所以称之为负债的，是基于下述事实：生育是基于自然本能，逃避生育却是基于文明，逃避生育的习惯一旦养成，就难以改变，直到这一文明毁灭，其它文明兴起。新的文明化腐朽为神奇，用本能的力量消除男女混合的世界潮流，大家意识到男性女化与女性男化是“文明败血症”，足以导致种族灭绝。在这样警醒意识下，一夫一妻制怎能不走向历史性的衰落？因为一夫一妻制作为游猎时代和殖民主义的婚姻形式，不能解决全球范围的人种危机。它在种族差异不大的小范围内的有效性，一旦扩张到种族差异太大的“全球范围的统一秩序及其政治实体”，难免造成社会惰怠和文化虚脱。更无从配合优生学的需要，振兴种族、再造文明。

这种制度包括婚姻制度会宣判自己的死刑：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精华日渐消耗殆尽，社会渣滓却日益泛滥；结果创造力不足，犯罪率却过剩……在我们看来，一夫一妻制正如其它人造的事物一样，并非生来如此并将永远如此的。细细考察一下，它们其实都是受到一个发展过程的支配，支配它们的发展过程其形态都和一个抛物线相似：其兴起时也曾生气勃勃，向上挺进，其衰落时也将腐朽不堪，向下坠落。我不愿意断言当今的时代就是一夫一妻制走向彻底没落的时代，但显然这种制度正在遭受严峻的挑战，除了大量的离婚、未婚生育、婚外通奸，其中最新的挑战就是来自“同性婚姻合法化”。有的报道宣称，已经有人提出：如果同性恋一旦合法化，那么其它人是否也该拥有和自己的血亲甚至宠物结婚的权利？这意味，如果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大门打开，那就意味着另一种毫无禁忌的婚姻制度已经露出地表，任何可以想象的“婚姻”都可能取代一夫一妻制的地位。即使它不能完全取代，也无异于指出一夫一妻制的最大荒谬就是它已经通过殖民主义法律把自己强行推广到了全球范围。“物极必衰”一语，难道不适用于如此专断的一夫一妻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要么是诱惑，要么是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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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人种比例也许正在形成新的全球民族？全球民族像是一股天籁即将蜿蜒而出，离开地下洞穴，驰往新的天体，响起出征的衷心赞美。这确实超出今天的想象，但记住，世界上所有东西都会彻底改变，即使在未来的人们看来是稀松平常的事，今天出现也常常令人震惊，例如，我们自己的衰老和亲朋好友的死亡。即便始终如一的“我”，也每天都在新的形成中！而正是那些愿意改变现状的人们，其先天因素与后天遭遇所合成的命运，迫使他们干下那些匪夷所思的怪事，不仅是自我满足，而且满足了世界，从而摇撼了历史、推进了文明。

所以，全球民族一定会出现，他们可能是现有种族的不同比例的混血，就像印度人和南美人那样，是灰色的民族。那时候，金发碧眼的少数民族将作为人类保护地的稀有品种受到珍藏，而纯粹的黑人也将像现代美国社会那样稀少。至于同性恋，那是生存欲望下降的结果。缺乏生存欲的人，生殖欲就会下降，也就不再充满权力欲了；生存欲强烈的人才会有“坚强的意志”，不仅是意志坚强，而且是“具有侵略性”。这样的人为了达到想象的目标，可以抑制甚至减低生存的欲望。但他不会为了意志的满足而抛弃生命本身。“有献身精神的人肯定有权力意志，尽管常常表露得十分隐晦：即使是科学上的献身，其追求成功的愿望也要比别人更强烈才行。所谓好胜心，正是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也正是献身精神的真实基础。”而所谓优胜者，无非就是那位有幸最后退出角逐的人，这意味着他必须比别人承受更大的压力与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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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思想家德斯蒙得·莫里斯〔Desmond Morris，1928─〕在《人类动物园》〔The Human Zoo〕一书中提出了有趣的异议。他以语言这一理性的重要依据、符号的突出代表为例，分析了人和符号的非理性功能，指出“语言的非交流作用跟它的交流作用一样重要”，因为人们利用语言在建立并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理性的奢侈，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特权的标志。“正如英语和法语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共同认同标志，同样，一位高等英国人的口音则表明了他和低等英国人的不同。”再如，化学和精神病学的行话，又表明了化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区别：我们的知识界本该将交流手段作为重要对象，但他们拟部落的分离语言，其难以通晓的极端程度却“简直相当于罪犯的黑话”。

这种非理性地使用语言魔术的契机在于，先前“朴素的部落人”已发展成为城市居民即“超级部落人”了。在这个超级部落里，他再也不认识其它所有的成员了，这导致“从人情社会到非人情社会的变化”，使得人类在那以后的几千年里，要遭受最大的痛苦。这表明理性的晨曦从一开始就是和非理性地滥用理性，一起进入人的社会的。

德斯蒙得·莫里斯认为，生活在自然栖息地的野生动物通常不会发生诸如自杀、手淫、伤害后代、恋物癖、同性恋等行为的，也很少发疯或是得胃溃疡；而在人类都市居民中，这一切极端发展却比比皆是，但这并非显示了人类和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因为研究发现，当其它动物也处于一种和人类相似的“受监禁的非自然状态”时，也同样会出现以上类似人类的病态。如动物园里的动物就是如此。正基于此，作者把城市文明视同不幸的“人类动物园”，都市居民实际上是一种“受监禁的动物”。人类动物园里的居民足有闲暇，但他生来就爱探索、创造，不能长期投闲置散，“你必然急于参加越来越复杂的活动。你会去调查、组织和创造，最后你会被迫置身于一个更奴役人的动物园世界。每逢遇到一种新的复杂情况，你会发现离自然的部落状态又远了一步。”于是，现代人的历史就是他和他的艰难活动所造成的后果做斗争的历史。按照这种理解，在当代城市极为拥挤脏乱的居住条件下，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就是一项合情合理的发展了。人们互相怨恨以至坑害、残杀，不为别的，只是因生存的紧张造成了情绪的失衡。显然，人性的这些特点，与“社会从下到上每个成员体都等于保持着独立，同时全人类又能被整合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的“递进民主制”等“准共产主义”，完全不兼容。因此，期待整个地球变成一个中性的电视村的“准共产主义”设想，是无稽的。正如莫里斯所说，“只有在城市里，革新才有真正被认可的机会。只有城市形成的一致行为方式，足以抵御作为分裂力量的独创和革新精神。反叛传统这一利剑，对于这个巨人来说只起到舒服的搔痒作用，使他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并去行动。”在这种意义上，全球政府的出现当然也就不是复古，而是革新，甚至是“托古改制”。复古与革新互为表里，意味着文明的收缩和扩展，是超级城市及其全球网络形成后必定来临的一种精神现象和行为方式。因此“礼制的天下统治”与其说是历史的反动，不如说是文明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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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摧颓经常体现为教化的逐步消解，除了像中国文革式的急速消解外，还有美国嬉皮士化这样的慢性死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人们都说社会风气大大败坏了，例如六十年代汽车停在街道上被人无意中撞坏了，肇事者大都会自觉写上一个便条，把自己的地址和姓名告诉车主，以便联络负责赔偿。但这样的事情到九十年代就绝迹了，相反兴起的是吸毒和堕胎运动、艾滋病和同性恋运动，治安刑事案件也急速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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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理查德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1957－〕，曾经写过《创意阶层的兴起：启动新新经济的精英势力》〔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leisure，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2002年〕，后来，他又在《创造型人才的流失：全球争夺人才的新浪潮》〔The Flight of the Creative Class: The New Global Competition for Talent，2005年〕中，从全球化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

在后面这本书中，他将二十一世纪称为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的世纪。理查德德·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兴起理论与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后工业社会里服务阶层兴起理论、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提出的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兴起理论，都不尽相同。他认为在当今经济环境中，“才能”和“创意”才是财富的关键来源，在这个前提下，一个城市的经济是否繁荣不再取决于优惠的税收政策，也不靠廉价的电力，新经济〔IT行业和经过信息化技术改造的老工业〕必须依赖“创意工作者”，只有那些能够吸引创意阶层去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才能获得经济的成功。理查德德·佛罗里达对创意阶层的定义脱离了传统上对创意的理解，他认为，创意阶层是指所有需要创意的职业，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诗人、艺术家、设计师、卫生及法律从业者、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从业者。据他估算，创意阶层在美国的劳动力中占有30％的比例，也就是3800万人。理查德德·佛罗里达指出，创意阶层不是以工作决定一切，而是首先选择一个合适的居住地，然后再开始寻找工作。创意工作者对居住地的选择有一套非常有意思的标准，他们认为适合居住和工作的城市或地区须有多元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创造力。作为这些特点的外在表现，这些城市必然有很多的艺术家、很多的外来人口甚至很多的同性恋。一个创意社会必须具备3T，如旧金山和波士顿就是这样──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宽容〔Tolerance〕。这样的城市需要发展出有利于经济繁荣的人文气氛。

随着《创意阶层的兴起》平装本上市，佛罗里达力图使他的论据国际化。他撰文指出：像布鲁塞尔、悉尼、惠林顿和都柏林这样的城市，正在和美国的一些创意中心与技术中心城市进行人才争夺。而布什政府对技术革新的破坏〔如禁止胚胎干细胞的克隆、加紧审查外国留学生等〕，都可能引发创意阶层的反抗。与此对应，对佛罗里达的批评也越来越猛。许多城市政策研究人员对他所提出的城市应该致力于吸引“单身的年轻人、同性恋者、时尚人士”的建议提出质疑。有人指出，当他第一次读到佛罗里达把加州海湾地区对同性恋的宽容态度与其作为新技术孵化地的成功联系起来的时候，就对他的作品产生了怀疑：“硅谷的所在地圣何塞距离旧金山有四十英里远，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此外，柯特金还对佛罗里达提出的美国有三千八百万创意阶层的说法提出了怀疑。他说：“我看不出来这些所谓的创意阶层比砌砖工人究竟更有创意在哪里。” 

从“同性恋是文明晚期现象”的角度，看使徒保罗为什么反对同性恋，也许就能清晰一点了：那是一种“早期的基督教文明”与“晚期的希腊罗马文明”斗争的痕迹。而几乎所有的早期文明，都是在社会上、制度上压制同性恋的，因为“宽容同性恋”就等于“奖励不生育”。现在，全球各地“宽容同性恋”的社会都呈现“低出生率”的现象，这里面的逻辑关系就是“晚期文明拒绝生育”。

（另起一页）

三十六章  迦南的杀子献祭与中共的计划生育

（一）

中国的经济起飞，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所谓“计划生育”的“人口红利”？按照那位来自迦南的吸血魔鬼卡尔马克思的推论，中共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始积累，强制堕胎牺牲了三亿中国人的胎儿，鲜红鲜红的毛泽东百元大钞，就作为“共产党利润”，流淌进了“邓先富”们的腰包。

所谓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是指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负担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在中共的屠杀胎儿政策下，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但是，“中国享受了二十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共产党专政压制自由创新、阻碍中国把经济增长转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无法缓解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国将因为屠杀胎儿的邪恶政策而受到惩罚，面临“未富先老”的厄运。

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中共从迦南人卡尔马克思那里，秉承了多么黑暗的历史遗产。

（二）

大自然的不可琢磨，使得初民们向着各类神祇顶礼膜拜，于是出现了种种献祭（Sacrifice）的礼仪。献祭或祭献，是古代民族中很普遍的宗教习俗，这是向神（也可向祖先亡灵）供奉物品的礼仪，是宗教礼仪中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

而献祭的一个大宗，就是人祭（Human Sacrifice）：这是最原始最残酷最不人道的宗教仪式，即把活人杀死而作为祭品。被杀的对象或是战争中的俘虏，或是奴隶，也可以是一般氏族成员和献祭者的亲属，还有就是无助的儿童。

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用人祭祀的事常有发生。凡遇灾祸忧患危险时，父母用自己的子女作牺牲，以求避灾消祸。古的迦南人、犹太人，都实行过人祭，这种残忍的礼仪不仅限于王族，民间也相习成风，耶路撒冷附近曾专设焚人的丘坛。

在古代，将孩童作为献祭之物是一个普遍现象。考古学家在外邦寺庙附近挖出了曾被拿来献祭之婴孩的古墓，例如古代的迦太基。在犹太人征服应许地之前，迦南人将孩童杀掉作为献祭是极为普遍的事。古代拜邪恶之神巴力和他的妻子亚斯他录的先知均以献祭当作为敬拜的一部份。本世纪稍早，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在亚哈时代的撒玛利亚地层中，挖掘到了一个亚斯他录庙的遗址。考古学家哈雷（HaIey）记载到：离这庙宇几步之远有一个墓地，里面发现了几个罐子，其中装了曾在这庙中被献祭之婴孩的骸骨……。巴力和亚斯他录的先知是被公认的孩童谋杀者。然而人类生命价值完全不受到重视的地方，绝对不仅只是在近东而已。在近东、中东和远东，生命都是廉价的。

在古代的罗马或希腊，一个被怀在腹中的胎儿常是危险的，正如在现代的世俗影响下，宝贵的胎儿又得再一次面临危险一般。在那些日子中，堕胎的情形十分猖獗，遗弃更是常见。虚弱或有缺陷的婴孩常被丢弃在森林或山边，让野兽给吃掉、或任其饿死，或是被夜里暗中环伺在旁的陌生人捡去，按照他们心中所想望的去任意对待他们。其实当时许多父母是会遗弃所有残缺之婴孩的。也有些父母是因着贫穷而丢弃孩子。他们更常放弃女婴，因为女性被认为是下等之人。

更糟的是，那些活过婴儿期而长大的孩童（大约是那些出生者的三分之二），反成了他们父亲的财产；他可以任由自己的喜好杀掉他们。生出来的孩于只有一半活着超过八岁，部份是因为普遍的杀婴造成的，饥荒和疾病则是另外两大因素。杀婴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值得嘉许的。杀一个罗马人是谋杀，但是杀自己的孩子却是一件美事。更甚的是，父亲可以对孩子实施绝对的专制。他可以杀掉他们，可以将他们卖为奴隶，可以令他们嫁娶，也可以叫他们离婚，同时还可以没收他们的财产。

乔治·格兰特（George Grant）在他的书《第三回合》（Third Time Around）中，说到教会如何在过去有效的对抗堕胎，并且今日又是如何再一次地站在前线来对抗之。他又进一步加入他所看见有关古代罗马人对生命的藐视：

根据几百年来家长制的古老传统，一个罗马人的出生并非是生物的自然现象。只有当家庭同意时，婴孩才会被接纳进入这个世界。对一个罗马人来说，他不是领受了一个孩子；而是取得一个孩子。如果这个家庭在生下孩子之后，立即决定不要养他——字面上来说，把他带到世界上来——再把他丢掉就是了。这时新生的婴孩就会被带到一些特别高的地方或是围墙处丢弃，任其死亡。

福克斯（Robin Lane Fox）为牛津大学的一位学者，他亦指出这些风俗习惯在古罗马是极为普遍且广泛的现象：

遗弃只是阻止繁殖的诸多方式之一。在当时堕胎是可以自由执行的，加上医学的资源更助长了过早的“避孕”。但是，这两件事的执行之间，其界限是模糊的，至少对何时才当用药物来“阻止”生育的方面就很难界定。而限制生育一事并不是只在贫穷的阶级中推行。由于分配财产是很普遍的事，因此孩子长大后，将分散他的资产，所以有钱人也会经常刻意的限制继承人的数目。可悲的是，由于任何年龄的男人都可以和他们的奴隶睡在一起，因此私生子是生活中一项极为普遍的事实。然而，这样的孩子所跟随的是他们母亲的奴隶地位，有关继承的法律和社会的地位，完全歧视这些因父亲一时放纵所生下的孩子。

简而言之，在古代的罗马世界中婴儿受胎和生出都是极危险的事。人的生命是极度的不值钱。

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从那时起，基督徒即视生命为神圣的，即使是对尚未出生的生命亦然。在罗马时代，基督徒拯救了许多婴孩，并按着信心抚育他们。

在早期教会里，堕胎的情形消失了，杀婴和弃婴的事件也消失了。把这些孩子领到教会来的呼吁也发出来。开始设有弃婴之家、孤儿院、托儿所等来收容这些孩子。基于对生命更重视的观点，这些实施帮助西方文化建立了人类生命伦理的基础，这基础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现在仍不断地受到严厉的抨击。但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是因耶稣基督而有的，如果祂从未出生，我们就永远看不见这种人类对生命价值观的改变。

原本，可怕的命运等候着古罗马、希腊、印度和中国的孩童。就如希律计划屠杀了无辜的孩子，但是当基督一来，无辜者便全然得胜。耶稣聚集小孩到自己面前，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马太福音》十九章 14节）祂的话让孩子在人的心中重新获得重视，这份重视给予他们被尊严的对待。在耶稣说神是人类的天父之后，不仅彻底地改变了作父亲的对儿女的态度，并且在父亲这一生的角色上，也呈现出全新的型态。

透过祂的教会，耶稣终于了结了杀婴之事。耶稣的影响赐予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并使杀婴成为不合法的行为，基督教人士全然唾弃这种行为，并将之视为残暴的罪行。因着基督教对罗马帝国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使得这份视人类生命为神圣尊严的原则植入了法典之中。

（三）

中共信奉迦南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共还代表苏共在中国执行“改造中国”的邪恶使命，把中国变成俄罗斯的卫星国。中共的“计划生育”隐藏着种族灭绝的秘密。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2012年6月出版，资料中显示中国2010年总和生育率仅有1.18。总和生育率，对于涉及到的每个中国人来说如此重要的数据，居然没有一家官方媒体报导。也许有人会疑问，“政府为什么避谈总和生育率数据，难道里面还隐藏着重大秘密？”

一则博文指出：《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资料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0，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

全国总和生育率倒数前五名分别是北京0.70670、上海0.73665、辽宁0.74090、黑龙江0.75140、吉林0.76000。生育率最高的前五名是广西1.78975、贵州1.74785、新疆1.52885、海南1.51265、安徽1.48155。

2010年的《世界人口数据表》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许多。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0-14岁人口已经降低到16.6%，属于“严重少子化”。人口普查和抽查数据显示，中国近年来属于“超低生育率”，未来中国将面临严重老龄化和人口的崩溃式减少。

既然计生委通过专家论证中国最佳生育率是1.8，可现在无论是生育意愿还是实际生育率均低于1.8，若达到此最佳生育率应鼓励生育，那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呢？

网络作家刘忠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说，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人口历史也证明，生育率将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降低，乃至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然后人口减少。此文认为，中华生育文化的物质支柱是“养儿防老”，现代社会的养老方式把这根物质支柱拆掉了；精神支柱是“传香火”等，现已经严重退化，几乎荡然无存。

日前，受到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的陕西省7个半月强制引产事件，虽然中共官方对陕西七名官员问责，但是对于当局就此事件的“官方定性”，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谴责。

同时，在网络中关于中国强制性计生政策所带来的“恶果”不断被曝光。继陕西安康女子怀孕7个半月被引产后，近日又爆山东利津县怀孕7个月的孕妇马继红被强行引产，致死两条人命；山东临沂妇女怀胎9个月，被镇政府计生人员用车强行拉到苍山县妇幼保健院直接引产，被引产的胎儿泡在桶里的照片在网络中流传，受到舆论强烈谴责。

近日，更曝光一起令人发指的强制性堕胎案例。湖北洪湖市龙口镇三红村怀胎八月孕妇张文芳，强制堕胎时被麻醉致昏迷。几个月后张文芳到医院做检查，才发现她的宫颈口、两侧输卵管、右卵巢也已被切除了。为此，张文芳不但上诉无门，并且成了当地重点的“维稳”对象，一次张文芳在找到湖北省荆州市信访办时，该信访办干部回应说：“我们有权力拿走你的孩子和器官”。

对于中共官方的计生强制政策众说纷纭，但计生政策导致的强制引产引发的恶性事件，在网络中不断引起民众的愤怒。有分析认为，强制性计划生育已经违反宪法，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突出的因素之一，计划生育剥夺人生育的自然权利，反抗计生乃出自人类的本能。只有彻底取消计生，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有民众表示，在计生问题上，直接涉及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可予夺和诽谤的基本人权——父母的生育权、孩子的出生权、家族和民族的延续权。而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伊拉克萨达姆对库尔德人所犯的罪行就是这个。

还有民众说，有人称放开生育，中国人特别能生，很快就人满为患，实际是自我意淫，这里人多不是因中国人能生，而是这片沃土养人，如果没有汉人，而是日本人的话估计早20亿了，这里照样人满为患。别国在鼓励生育，而我们在疯狂地自我阉割，让人匪夷所思，真要亡族灭种乎？

说此“亡族灭种”论并不是空穴来风。那么官方的计生强制政策导致低生育率有多大危害呢？专业人士作出了如下分析：我们首先假设新生儿性别比是100：100，儿童完全存活且都可以繁育后代，每过30年为一代人。如果生育率是1.0，假设第一代是800万人，则第二代是400万人，第三代是200万人，以此类推。可以简单的认为这时的人口结构是800：400：200，总人口是1400万人。而30年后人口结构为400：200：100，总人口是700万人。可见，1.0的生育率可以使人口每过一代减少50%，以30年为一代人时间，则90年后人口减少到原来的1/8（即12.5%），180年后减少到原来的1/64（不足1.6%），300年后减少到原来的1/1024（不足0.1%）。如果中国每个妇女只生一个孩子，则7代人之后（约210年）中国人口就会从目前的13亿降到1000万，再过7代人的时间就会再下降到不足8万。

（四）

迦南人的杀子献祭，正通过马克思的主义，在中共的计划生育中重演！

停止杀子献祭！

消灭马列主义！

（另起一页）

三十七章  公历和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基督教意义

（一）

耶稣基督的纪元，就是以基督教所信奉的救世主耶稣降生的年份为起点顺序计算年代的纪年法。由于这种纪年法简便而统一，给历史记述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因而广为世界各国所采纳，中国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在大陆地区采用这种方法计算年代，只是以“公元”称之。

耶稣基督纪元产生于欧洲。早在基督纪元出现之前，世界各地就曾流行过各种各样的纪年法，其中比较流行的是以城市建设、帝王登基作为纪年之始，然后逐年相加；我国古代就一直采用这种方法纪年。但是这种方法有诸多不便，不仅时间跨度不长，而且各国各地纪元不同，很难统一换算，特别是某帝王年表有阙如，就无法知道某一时间发生的确切年代。从公元前3世纪起，希腊化世界开始采用公元前776年开始的每4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共同的纪年标准，从而向纪年世界化迈进了一步。这种纪年法以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年代作为原点建立时间数轴，从而突破了帝王纪元的局限。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之国教地位的确立，人们开始按照基督教的历史观制定纪年法，于是一种真正的世界纪元，即以上帝开天辟地创造人类作为纪元之始的纪年法出现了。但是，由于各式各样的关于上帝创世年代的推算却无准确的历史推算根据，彼此又相差甚远，且无法证实，因此人们很难接受某一个“世界纪元”。不过，这种以上帝创业作为纪元之始的思想却为“基督纪元”的出现做好了准备。这一方面是由于耶稣本人的生卒年份可以用实证的方法加以较准确的推算；另一方面根据基督教的教义，耶稣的降临完全可以标志着人类新纪元的开始。

最早发现基督纪元的是一位名叫狄奥尼修斯·埃克西古的叙利亚僧侣。公元535年，狄奥尼修斯受教皇约翰一世之命编制复活节日期查定表。在此期间，他以《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中用六种同时发生的事件确定施洗约翰开始传道的具体时间的叙述作为依据，推论出耶稣的诞生年为罗马纪元的754年，并以此年作为基督纪元元年编制教会年历表。狄奥尼修斯的这种纪年法为教皇所接受，于是随着他编订的复活节日期查定表在各地教会广为流传，基督纪元也开始被各国采纳作为纪年法。但是，真正使这种以基督教教义作为基准确定历史事件的“基督纪元”得到普及的，却是被称作“英国史学之父”的比德。他不仅接受了基督纪元，还在西班牙主教塞维尔的伊西多尔的启发下，用“基督之前（主前）”表示耶稣降生前的年代。因为以耶稣诞生为纪元的记念体系出现后，古代各种纪元表的横向比较及其相对于“现在”的年代仍不统一。于是，比德便以从基督诞生往前倒数的办法计算耶稣出生往前的诸年代。这样就足以把各国的历史纳入一个单一的时间结构之内。

尽管后世的教会数学家普遍认为耶稣的诞生年应该为罗马纪元748年或750年，即公元前6年或4年，但从6世纪意大利最先采用这一纪年法后，至11世纪基督世纪已被西欧各国普遍接受。因此，人们仍将罗马纪元754年作为基督纪元元年，并使用至今。

（二）

公历的标准名称为格里高利历，是现在国际通用的历法，是一种阳历。阳历是太阳历的简称，这种历法与地球环绕太阳的周年运动有关，与月相无关。格里高利历为西方的历法，并非中国所创，故又名“西历”（是相对于中历而言）。

中国从辛亥革命后即自民国元年采用格里高利历，故又名曰“国历”。为与中国旧有之历相对称，故又名曰“新历”。1949年正式规定公元纪年。

格里高利历（格里历、公历）的前身是古罗马恺撒修订的儒略历。根据儒略历的规定，每4年有1个闰年，闰年为366日，其余3年（称为平年）各有365日。公元年数能被4整除的是闰年。儒略历1年平均长365.25日，比实际公转周期的365.2422日长11分14秒，即每400年约长3日。这样到公元16世纪时已经积累了有10天误差。可以明显感觉到两至两分提前了。在此情况下，教皇格列高里十三世于1582年宣布改历。先是一步到位把儒略历1582年10月4日的下一天定为格列历10月15日，中间跳过10天。同时修改了儒略历置闰法则。除了保留儒略历年数被4整除的是闰年外。增加了能被100整除而不能被400整除的则不是闰年的规定。这样的做法可在400年中减少3个闰年。在格列高里历历法里，400年中有97个闰年（每年366日）及303个平年（每年365日），所以每年平均长365.2425日，与公转周期的365.2422日十分接近。可基本保证到公元5000年前误差不超过1天。

地球绕太阳一周实际为365.2422天（回归年），按一年365天计算，每年少0.2422天，因此，400年中需置97个闰年。闰年在2月末加上一天全年366天。这样经过3333年才有一天的误差。

判定公历闰年遵循的一般规律为：四年一闰，百年不闰，四百年再闰。

公历闰年的精确计算方法（按一回归年365天5小时48分45.5秒）：

1、普通年能被4整除而不能被100整除的为闰年。（如2004年就是闰年，1900年不是闰年）

2、世纪年能被400整除而不能被3200整除的为闰年。（如2000年是闰年，3200年不是闰年）

3、对于数值很大的年份能整除3200，但同时又能整除172800则又是闰年。（如172800年是闰年，86400年不是闰年）

又若按照 （按一回归年365天5小时48分46秒）公元前闰年规则如下：

1、普通年能被4整除而不能被100整除的为闰年。（如2004年就是闰年，1900年不是闰年）

2、世纪年能被400整除而不能被3200整除的为闰年。（如2000年是闰年，3200年不是闰年）

3、对于数值很大的年份能整除3200，但同时又能整除86400则又是闰年。（如86400年是闰年）

（三）

和采用公历相似，中国红十字会也是创始于中华民国时代。

中国红十字会1904年成立。建会以后从事救助难民、救护伤兵和赈济灾民活动，为减轻遭受战乱和自然灾害侵袭的民众的痛苦积极工作，并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残余红十字会组织于1950年进行了协商改组，周恩来亲自主持并修改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恢复了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席位。建国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在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日内瓦公约》、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开展民间外交、宣传卫生防病知识、保护人民生命与健康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规定，中国红十字会履行下列职责：

1、开展救灾的准备工作；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对伤病人员和其它受害者进行救助；

2、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进行初级卫生救护培训，组织群众参加现场救护；参与输血献血工作，推动无偿献血；开展其它人道主义服务活动；

3、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

4、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5、宣传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6、依照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完成人民政府委托事宜；

7、依照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开展工作。

中国红十字会的出现，说明传统的儒家精神已经不敷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使用，因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求助于基督精神。

（四）

正朔：正和朔分别为一年和一月的开始。夏历以冬至后第二个月为正月，天历以冬至所在的月份为正月，夜半为朔。

1、正朔的定义

从汉武帝时候和太初历直至今天的夏历，都用夏正。古时改朝换代，新王朝常复位正朔。《礼记·大传》：“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孔颖达疏：“改正朔者，正谓年始，朔谓月初，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随寅、丑、子所建也。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鸡鸣夏平旦，是易朔也。”《史记·历书》：“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参阅清赵翼《陔余丛考·周秦改正朔不改月次辨》。

2、正朔的沿革

商朝以夏朝十二月为正，周朝以夏朝十一月为正，秦朝以夏朝十月为正。汉代刘邦未袭秦之正朔服色。

自汉武帝改用夏正以后，后世的帝王一般只改年号而不改正朔，只有武则天，太平天国等改正朔。这里要说的是很多文献都称，今天所用的农历就是夏历，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今天的农历只是沿用了夏正，而没有用夏朔，具体到大小月，闰月等的计算更是与夏代大不相同。

夏以天明为朔，商以鸡鸣为朔，周以夜半为朔。则体现了计时的进步，因为天明时间受天气、季节影响很大，鸡鸣也不准确，而夜半则可通过天文观测精确确定。

3、对后世的影响

虽然汉以后朝代很少改正朔，但改年号，颁历法仍然是天子体现皇权的重要手段。旧时称历书为皇历，盖因历书必由皇帝所颁。直到近代，历法正朔，仍被视作是政权的标志。比如，清末，革命党所办报纸多以黄帝纪元，以表明不承认清的合法性，是以不使用清的正朔。甚至于今天的海外反共人士仍有以不用公元纪年，来强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的。又如，孙中山，毛泽东皆在开国之日宣布使用西历并以民国/公元纪年，足见改朝必改正朔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

孙中山虽然采用公历，但没有采用耶稣基督纪元；毛泽东虽然追随的是苏联，但毕竟追随了东正教社会的耶稣基督纪元，显示了即使在无神论政权的控制下，基督教化依然在深入。

（五）

在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中，改朝换代不仅更改正朔，而且移易服色。

服色具有以下的“革命”含义：

1、车马和祭牲的颜色。历代各有所尚。《礼记·大传》：“改正朔，易服色。” 郑玄注：“服色，车马也。”孔颖达疏：“谓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车之与马，各用从所尚之正色也。”孙希旦集解：“服，如服牛乘马之服，谓戎事所乘；若夏乘骊，殷乘翰，周乘騵是也。色，谓祭牲所用之牲色；若夏玄牡，殷白牡，周骍犅是也。”

2、官员品服和吏民衣着的颜色。宋代的高承《事物纪原·官爵封建·服色》：“《隋礼仪志》曰：大业元年，炀帝诏牛弘、宇文恺等创造章服差等：五品已上通着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緑，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黄……《笔谈》曰：中国衣冠，自北齐全用胡服，窄袖绯緑。此盖其始也。”唐代的元稹《于季友授石羽林将军制》：“荣以服色，列于藩垣。”

古代由于五德思想的流行，每一王朝都有特别崇仰的某一种颜色。以符合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如谓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汉尚黄之类。秦汉以后，新王朝建立，皆将改正朔、易服色视为关系到国运的大事。后亦泛称各级官员的服饰。

《史记·殷本纪》：“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史记·孝武本纪》：“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乂安，荐绅之属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

中华民国的官方服装是“西装”，中华人民革共和国的官方服装是“中山装”，都不是中国传统服装，而显示了基督教意义及其社会影响所及。

（六）

中国人有没有意识到：当我们使用耶稣基督纪元作为“公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俯首贴耳地成为了一个自觉不自觉或感恩不感恩的基督徒了？当我们使用红十字而不是“红新月”这个山寨标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无意识地“披戴主耶稣基督”了，除非，彻底地弃绝基督教，我们有没有能耐把红十字改成红新月那样的赝品？

附带说一句，“红新月”为什么是一个赝品的山寨货呢？这是因为，十字架代表了耶稣基督的自我奉献、流血牺牲，而“新月”却完全没有这个内涵。穆罕默德和他写作的《可兰》，是要流别人的血，而不是要留自己的血的，这就是其征服的本质。所以伊斯兰教所征服的都是外面的投降者，而不是内心的皈依者。在这种意义上，伊斯兰教一点都不可怕，和儒教、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类似，伊斯兰教主要是一种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而不是灵魂深处的高级宗教。

不难发现，红十字的精神不仅是救死扶伤，而且是要爱自己的仇敌，包括爱那些已经放下武器的敌方战斗人员。正是在红十字的精神感召下，才有了《日内瓦公约》的诞生。像日本人和苏联人的全部、德国人的一半，他们都拒绝遵循《日内瓦公约》，因为他们都拒绝了基督教。德国人有一半的情况遵守《日内外公约》，在西线对基督教国家德国人遵守《日内瓦公约》，在东线尤其对犹太人，德国人也不遵守《日内瓦公约》，因为后者不是基督徒。这就是德国人被世人声讨的罪行。虽然德国人还比不信基督教的日本人更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中国人责怪日本人不肯对中国人道歉，日本人嘲笑中国人连对中国人自己都不肯道歉，都是因为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都有一个个红十字会，却都不能理解十字架的精神。

可以想象，如果中日之间爆发战争，那是异乎寻常地残酷，因为双方都缺乏十字架的精神。而欧洲历史上的残酷行为，也都是因为背离了耶稣基督舍己救人的精神。

（另起一页）

三十八章  中国可以拯救西方

看完下述资料，可以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西方文明不仅仅是百年前开始发生的“衰落”了，而是开始进入了“解体”阶段。

而相形之下，中国或许可以拯救西方。

中国如何可以拯救西方呢？

通过基督教。

也就是说，中国进一步基督教化，然后通过一个全面基督教化了的中国，来拯救摇摇欲坠的西方文明。

（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角度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国统治，可能是中国社会被迫全面基督教化的一个准备时期。）

这对中国和西方，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道路。

相反，如果中国不能完成基督教化的历史过程，那么中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与西方的冲突甚至对决；这对中国和西方，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道路。

一个全面基督教化了的中国，拯救了摇摇欲坠的西方文明，必将使得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同时结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丰硕果实。

网文《美国悲伤的孤独：欧洲的穆斯林化和西方的衰落》（作者：GK同人于野）指出：伊斯兰恐怖分子跟美国历史上的“印第安恐怖分子”截然不同，他们直接进入外国的文明城市的腹地，他们有现代化技术，甚至核武器。基地组织是跨国的，全球化的，连锁的，甚至外包的。面对这样的敌人，欧洲人有军事上的优势，但是没有这个意志去与之作战。”

这是一篇关于《American alone》的读书笔记。此书副标题的意思是说“我们知道的这个世界”的结束，西方世界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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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作者Mark Steyn是美国保守派，支持共和党，支持伊拉克战争。读书笔记并不表示赞同其观点。完全是开卷有益，美国右派的思想，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但作者所讲述的问题是真实的而且是严重的。这本书最主要的思想并不是人口，或者伊斯兰，而是西方文明的衰落。对于欧洲福利制度，社会民主主义，这一套东西，读了此书我们会有一个 second opinion。对于美国为什么允许一般人持枪之类的问题，我们也会加深一点认识。

Prologue

现代人总觉得应该担心一些事情，he feels good about feeling bad。有什么事最值得担心呢？

——核大战么？那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家担心的事情，那时候大家对核大战如此担心花样百出，结果证明核大战的担心根本是多余的。

——全球变暖？是，Gore整了个An Inconvenient Truth，可是海平面上升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才能发生。

但眼前就有一个重大危机：西方文明快要消失了。

其实说到全球变暖这样的“预言”，历史上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类似的：

——1968年资深科学家 Paul Ehrlich 出畅销书预言1970年地球上数亿人将死于饥荒；

——1972年Club of Rome的研究表明世界将于1981到1993年把金属等资源消耗光；

——1976年Ponte预言新的冰川时代；

——1977年卡特总统预言十年之内石油消耗完毕。

以上这些都没发生。这些人被称为doom—mongers（世界末日贩子）。

然而从1970到2000年有一件事情是真实发生了的：发达国家人口从占世界总数的30%缩小到刚过20%，穆斯林世界总人口则从世界总数的15%增长到20%。

1970年穆斯林以外没有多少人拿伊斯兰当个大问题，然而今天它是全球性的。9/11并不是“the day everything changed”，而只不过是揭示了早就改变了的世界形势。这个形势的改变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

1.人口减少；

2.发达西方社会民主国家的不可持续性；

3.文明社会的衰竭。

People Power

有人力才有一切，而且还必须要有年轻人，你才能干大事情，比如闹革命什么的：）关注“中东和平进程”的人是否注意到一个事实：加沙地带人口年龄中位数是15.8岁。一群失业，没受过教育的小孩，你怎么让他们有理性？不考虑这个因素怎么可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与此同时欧洲的情况则是缺孩子。维持一个社会人口，需要的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生几个孩子）是2.1。现在欧洲，希腊是1.3，意大利1.2，西班牙1.1!相比之下美国正好2.1，新西兰略低一点。

现在为什么到处都是穆斯林在惹事？因为人有人力。1970和1980年代，穆斯林世界在努力生孩子，而西方世界仍然在愚蠢的说什么人口过剩资源不够危机。Diamondd的书《Collapse》，好像什么社会崩溃都跟砍树有关。其实错了，不是tree，是fammily tree，是孩子。俄罗斯人口逐年减少国家都快完了，跟树有关系么？

Welfare and Warfare

欧洲的人口减少，与欧洲国家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制度能否持续下去密切相关。在美国政客们辩论的是福利把太多债留给子孙，欧洲的情况则是根本没有子孙来替你还债。

老龄化 + 福利 = 你的灾难

年轻 + 意愿（will） = 任何敢挡你的人的灾难

意愿，是一种文化概念。比如说非洲人就没有意愿，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非洲”人，他们认为自己是自己部族的人。伊斯兰是有意愿和年轻，欧洲则是老龄化和福利。欧洲人口减少没有人来维持福利，只能引进移民，而移民来的大多是穆斯林：冲突不可避免。

Fighting Vainly the Old Ennui

欧洲的真正问题在于大政府。从摇篮到坟墓，什么都有政府管，人民根本不想依靠自己，没有自信。冷战本来是欧洲和美国的共同胜利，但很少有欧洲人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欧洲人本来也没在其中做出什么贡献。相反苏联的解体只是加快了整个欧洲的衰弱。

伊斯兰恐怖分子跟历史上的“印第安恐怖分子”截然不同，他们直接进入你文明城市的腹地，他们有现代化技术，甚至核武器。基地组织是跨国的，全球化的，连锁的，甚至外包的。面对这样的敌人，欧洲人有军事上的优势，但是没有这个意志去与之作战。

西方军队看上去兵强马壮，但是如果你不敢用这个军事力量，人家就当你是弱马。这不仅仅是欧洲，美国也有这个问题。

现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全世界都讨厌美国。本来是正常的，因为所有强权都招人恨，但是大家恨美国的原因很奇怪：比如穆斯林恨美国的脱衣舞，欧洲人恨美国反同性恋和堕胎，等等，世界人民恨美国的可乐，汉堡，美国什么都不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非帝国的超级大国。美国帮助欧洲防务，结果欧洲人自己就不想搞防务了；美国乐于在联合国分权，结果这个措施也没有给自己带来朋友。

作为一个强权，美国的真正问题在于自己的意志不够。美国一个常见体恤衫上写着“These Colors Don't Run”，然而美国从战场逃跑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从越南，从伊朗，从索马里。世界其它国家已经开始怀疑美国的力量。在越南，美军死了5万人才撤退，现在在中东可能只需要5千，也许下一次战争50？或者根本不考虑？

整天想着“exit strategy”的国家不叫强权。有力量不用，就好像你有一辆法拉利却因为害怕路上有坑洼而不愿开出去一样。

Alternative Realities

欧洲穆斯林化的进程可能是和平的么？法国天主教堂变成清真寺，英国酒吧禁酒，荷兰同性恋俱乐部转移到旧金山，但其它生活不变？可能么？不太可能。因为伊斯兰国家是最不自由的国家。不是宗教问题，是欧洲要不要重新回到中世纪黑暗时代（Dark Ages）的问题。一定会有人指责说这些防止穆斯林化的思想是种族主义，其实不是种族，是文化。对美国来说，“war on terror” 很大程度上是在本土以外，中东沙漠里作战，而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场内战。

很多人指责美国是“帝国主义”，而作者认为很遗憾美国还真不够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应该是你理解自己的伟大不是偶然的，你应该把你的成功秘诀传播出去，而不是像现在美国这样在联合国里面跟古巴苏丹平等投票。西方有力量但是没有意志。长期来看情况就更不妙：双方势力人口增减，欧洲福利体系的破产，以及穆斯林化的欧洲必将导致美国失去更多盟友。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大多数doom—monger 给出的解决全球变暖之类的“末日危机”方案都是加强政府管理，都是大政府。但作者认为解决与穆斯林文明冲突只能靠人民自己。是小政府。

如果不这么办那就是欧洲的那一套，现在欧洲对伊斯兰步步退让：丹麦讽刺圣战的漫画被禁止了，因为“敏感性”（sensitivity），这就是大政府。在政府“敏感性”的纵容下，伊斯兰在欧洲日益强大。好多荷兰人受不了都移民了。

第一章 The Coming of Age: Births vs Deaths

21世纪早期最重要的事实是除美国以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加拿大，欧洲，日本的人口都迅速老龄化，美国很快就会发现他的伙伴们都老死了。维持人口稳定所需要的生育率是2.1，现在美国是2.1。加拿大1.48，欧洲平均1.38，日本1.32，俄罗斯1.14。

老人并没有错，但是只有年轻人才有创造力。对国家来说，老龄化是大政府的灾难。与欧洲和加拿大相比，美国算小政府了，但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假设到2075年人口比现在增长30%，而且即使这样，在2017年以后也是赤字运行。美国尚且如此，你以为出生率只有1.1但是政府什么都管，福利体系大得多的西班牙会怎么样呢？

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生率也在下降，但这里是谁下降的最快的问题，是最后剩下的人通吃。何况欧洲人还指望别人移民过去。十年之内欧洲就会穆斯林化，其政治——文化特征将彻底改变。14世纪的黑死病曾经使欧洲减少1/3的人口，而现在情况则更加严重，而这一次是自我选择的。

The Math of the Map

人口统计可以解释很多，比如说90%的事情。

——比如法国总统希拉克为什么不愿参与伊拉克战争？法国城市人口30%是穆斯林，大多数很年轻，而且很多失业的，正是闹事的好时候。80年代人们担心的“黄祸”（Yellow Peril）根本没有发生，日本也没有崛起，因为他老龄化了。同样道理中国能崛起么？不能。因为中国将未富先老。

——为什么波斯尼亚崩溃甚至导致大屠杀？因为二战以后塞尔维亚人口比例从43%降到了31%，而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口则从26%增长到了44%。民主时代没人能抵挡人口构成的威力，除非内战。

——2006年一家丹麦报纸发表了几个漫画家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结果引发“卡通圣战”事件，抗议，诉讼，死亡威胁，暴乱等等。这都是人口比例的问题：也许每个网络博客都会支持丹麦报纸，但只有500万人写博客。可是欧洲穆斯林的官方数字是2000万。鹿特丹40%人口是穆斯林，比利时最流行的男孩名字是默罕默德。

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被西方文化主导，为什么英国价值观，英语这么流行？因为19世纪英国是第一个真正降低了婴儿死亡率的国家。这导致英国人口基数不大的情况下增长很快，使得他有富裕人力去占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乃至印度，非洲，世界各地。而现在1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英国是18%，美国21%，沙特39%，巴基斯坦40%，也门47%，正如上世纪英国做的，现在该谁把多余年轻人口派往全世界了？设想一下各国议会和最高法院按照也门的价值观来运行的是什么局面。

人口减少问题远远比什么环保问题重要的得多。最宝贵的资源是人，不是石油。现在根本不是什么人口过剩，而是社会自杀。环保主义者完全是杞人忧天。

The West Runs Out of Stock

出生率最高的几个国家，尼日尔7.46，马里7.42，索马里6.76，阿富汗6.69，也门6.58，他们都是伊斯兰国家。

西班牙社会党在2006年曾经提案给猩猩人权，因为猩猩跟人的基因有98%左右是一致的。作者调侃说可惜西班牙人不具备的猩猩的2%的基因包括繁殖基因。到2050年，意大利人口将减少22%，保加利亚36%，爱沙尼亚52%，甚至更多。一个有意思的事实：2004年美国大选，选了布什的州出生率比选Kerry的高12%，其中有西班牙语系移民的功劳。但即使是白人妇女，美国也在1.85左右，高于加拿大和欧洲。这样欧洲和加拿大只能用引进移民的办法来把社会维持下去。

西方世界把制造业外包，等于把自己的孩子也外包，等于把未来外包了。即使是这样也维持不了多久，世界总人口也在减缓增涨，2050年到顶。你想吸引高素质外来移民，但可能不久以后高素质人才会非常难找，因为中国人和印度人可能觉得何必非得去加拿大呢。

East Meets West

伊斯兰教不是一个简单的宗教，他有很强的政治性。穆斯林移民不是被欧洲同化，真实情况是欧洲被穆斯林移民同化：法国游泳场的浴室分男女了（这一点没看明白，难道本来不分么？）澳大利亚医院餐厅现在不提供猪肉了。欧洲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左派，比如说女权主义者。一个本身不是穆斯林，但有很多很多穆斯林邻居的法国女人出门，也要带头罩。

可兰经是一整套生活方式，杜绝一切好奇和问题。联合国统计，2002年一年内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书籍，甚至超过上千年内翻译成阿拉伯语的书籍地总合。伊斯兰国家不可能登月或者发明互联网。他们不都是极端分子，但是2006年的调查表明，只有17%的英国穆斯林相信9/11跟阿拉伯有关。作者2002年走访中东，发现很多阿拉伯人同时相信两件事情：a，9/11是以色列摩萨德干的；b，9/11是穆斯林的胜利。

第二章 Going···Going···Gone: Demography vs Delusion

这一章分析社会面临人口减少的三个不同类型：日本，基本不存在移民问题，就好像实验室条件下的老龄社会；俄罗斯，未来前途取决于跟邻居中国的关系；欧洲，客人们已经准备取而代之了。

2005年开始日本死亡人口开始超过出生人口。这是一个最纯粹的人口减少模型：没有移民，没有显着少数民族，就是日本人。日本这么拥挤减少点人口难道不是好事么？但政府面临社会保障和劳动力方面的问题。

——产科医生减少了，不够了。明知孩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医学院学生谁愿意学产科？比如在Oki Island，人口并不少有17000，但产科医生只在每周一工作，你想生孩子得准时，不然就得坐直升飞机到外地生。

——孩子不够怎么办呢，日本人发明了人工智能孩子，成年女人的玩具。玩玩具？由此可见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成年人本身就是他们所没能生出来的孩子。

——没有年轻人谁来照顾老人，谁来工作呢？机器人？或者给索尼公司发克隆执照么？

七十年代出生的日本女人中的51%到了30岁还没有孩子。

Red Sales in the Sunset？

俄罗斯人口在1992年达到顶峰，148m。到2015，人口将减少到130m，到世纪末减少到50m到60m，最差的估计是到2050减少到85m。俄罗斯的出生率只有1.2，而70%的妊娠都被中止了!一部反堕胎的美国电影，The Silent Scream，在俄罗斯电视台播放的结果是，大部分女性观众被美国先进的医疗设备所吸引，认为以后做堕胎手术最好能去美国做。

——对于2000年出生的俄罗斯男子，其预期寿命只有58.9岁，女性寿命则与美国相当。俄罗斯最致命的传染病是肺结核。而其HIV感染率增长世界最快，俄罗斯5年内HIV阳性的人数超过美国20年总和，据说总人口的1%被感染了。

——俄罗斯甚至没有足够兵力守卫边境，这种情况下怎么防治核扩散呢？

——俄罗斯的确有些地区生育率不低：伊斯兰地区。

非洲有艾滋病问题，中东有穆斯林问题，北朝鲜有核武器问题，俄罗斯同时有这三个问题。

俄罗斯资源多人少，中国人多资源少，那么……其实俄罗斯还可以帮助中国解决光棍，一方是女多男少一方是男多女少，这个……

基地组织认为并不是美国拖垮了前苏联，是他们在阿富汗拖垮了苏联。俄罗斯最终很可能四分五裂，导致世界上多出几个穆斯林国家，中东核武器化，而且他的一部分领土会被中国取走，这样就是一个更强大的中国——所有这些都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以前俄罗斯觉得阿拉斯加反正也守不住，干脆卖给了美国，现在能不能把西伯利亚给中国呢？

中国和俄罗斯也有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的问题，不过在作者看来，这两个国家目前打算主要让美国来跟伊斯兰扛。

Les Feuilles Mortes

1775年弗兰克林给英国国王写了一封信：“你们英国花了300万英镑才杀死我们150个美国人，相当于2万英镑一个，而与此同时我们这边又出生了60000孩子……”

弗兰克林有点说过了，其实当时很多在美国的人为了能继续效忠英王宁愿搬家。但其它人的自我认同则是“美国人”取代了“英国人”。那么现在欧洲人的自我认同会不会从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变成穆斯林人呢？谁强才会认同谁。南亚的温和穆斯林已经变成了极端穆斯林，尼日尔从非穆斯林社会已经变成了半穆斯林，欧洲呢？民主社会，人口的变化直接左右政治格局。

2005年底法国发生穆斯林骚乱，媒体报道的时候不敢用伊斯兰这个字，把暴乱者称为“青年”。不过这也说明问题，穆斯林的优势就是有青年。如果看人口统计，法国只有10%的人口是穆斯林，但问题在于不是均匀分布的。城市里面45%的青年是穆斯林，街头械斗谁吃亏。2006年比利时一个54岁的火车列车员在上班的公共汽车上被6个“青年”（穆斯林）殴打致死，结果车上其它人40来人没人敢管，事后居然只有4个人敢于接受调查。比利时人怕穆斯林（“青年”）。

The Rain in Spain

欧洲大陆的9/11是2004年3月11日的马德里。正好在西班牙大选之前，系列火车爆炸案杀死了至少200人。前政府是Popular Party，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战争，而竞争者社会工人党则要求撤出西班牙在伊拉克的军队。恐怖分子显然是想通过爆炸事件吓唬西班牙选民。

结果怎么样？西班人人还真把社会工人党选上台了。“We apologize for catching your eye.”国家打仗都是为了未来，一个生育率只有1.1的国家有什么未来啊。

美国反恐战争是在外面打仗，欧洲也有一系列的恐怖活动，但欧洲的反恐战争是内战。谁能赢？在奥地利的Linz，穆斯林要求所有女教师上课必须带面纱。英国穆斯林要求取消大屠杀纪念日，因为这个纪念日只纪念被屠杀的犹太人，而不纪念被以色列屠杀的巴勒斯坦人。面对穆斯林的咄咄逼人，各国政府却只是一味退让。泰国10%的佛教徒受不了穆斯林干脆搬家了。

欧盟，“西方”妇女的生育率只有1.4，而同样住在欧盟国家的穆斯林妇女的生育率是3.5。

第三章 Men Are from Venus: Primary Impulses vs. Secondary Impulses

（再说明一下，我已经说了这本书的主题并不是说人口或者宣传要抵制伊斯兰，而是说西方社会的衰落。作者作为一个右派共和党，他重点抨击的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包括美国民主党的政策。重点反对的是包办一切的大政府。当然作者所描绘的人口和伊斯兰问题，也是相当触目惊心。本章所描述的大政府问题，跟当下中国没关系。）

这一章分析欧洲是怎么到这个地步的，为什么人不愿意生孩子。作者认为低生育率与包办一切的大政府有关，而且与政府和精英对道德优越感的追求有关。大政府加上道德优越感，现在的局面就是加拿大和欧洲都女性化了。

1945年的加拿大皇家海军曾经是世界第三大的水面舰队，空军是世界最有效率的，诺曼底登陆加拿大部队负责最艰难的海滩。两代人过去了，现在加拿大流行的是男人穿女人衣服。

如果你看现在西方的竞选议题，除了美国共和党以外其它所有政党的政治主张都是关于第二本能（Secondary Impulses）：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政府提供托儿所（2006加拿大选举的最重要议题）；政府提供的父亲产假（英国）。然而却忽略了第一本能（Primary Impulses）：国防，依靠自我，家庭，生育行为。如果你不前进不繁殖你根本负担不起那些第二本能。而绝大多数第二本能是为了满足自我：老人最好让政府负责照顾，别占用他们时间。

有人调侃说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其实应该说本来都是火星人，只不过欧洲人爱穿金星衣服。现代西方民主除了生育之外，各方面都越来越女性化。美国人理解不了发达世界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了：欧洲国家内阁中，国防部的职位还不如卫生部有吸引力。

福特总统曾经说，“A government big enough to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want is big enough to take away everything from you.” 但中间其实有一个过渡阶段，就是政府已经大到可以给你任何你想要得到东西了，但是却没有大到能让你偿还这些东西。结果就是政府寅吃卯粮。美国预计2040年养老金支出将占GDP 6.8%，而希腊这个数字是25%，社会崩溃。

左派常常鼓吹道德，说多纳税就等于为社会做贡献，少纳税就等于自私。其实这种社会培养出来的人最自私：只要他死之前都能拿到养老金，才不管下一代政府破产有什么后果。公民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很容易上瘾，很难改革。除美国之外西方其它国家都认为政府应该来运行你的医疗保险。大家在超市买东西都希望选择越多越好，可是到了医疗保险却放弃了选择权。

大政府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更是追求道德优越感的问题。其它西方国家现在追求所谓“软力量”（soft power），而鄙视美国的硬力量。日本自二战以后就没有一个士兵在战场被杀，都去唱卡拉OK“给和平一个机会”去了。“软力量”起源于软文化，根本原因是没有维持自己“硬力量”的意愿。但软力量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无法面对外来强硬的力量。9/11发生以后英国穆斯林青年上街游行，敲打汽车让司机们跟他们一起喊“本拉登伟大”。

这种事情要放美国德州，早让人拔枪打死了。可是在英国法律不但禁止你持枪，而且面对骚扰甚至禁止你反抗。穆斯林在欧洲这么牛，在美国就没脾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比较能强硬。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之所以犯罪率低，就是因为持枪率高。你让枪支非法，结果就是只有非法的人才有抢。作者同时认为宗教信仰也重要，你要让宗教边缘化，那就只有边缘人才有宗教。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的穆斯林聚集区比富人区更有文化自信。

Moral Health

政府麻醉剂下的欧洲软文化已经如此普遍：国家养老，被保护的工作，每年6周带薪假期，大方的失业补助，每周工作35小时，公民已经被麻醉上瘾了。政客们已经意识到这么搞下去不行，但说服不了公民，普通老百姓才不管20年后会发生什么。大政府对人的控制甚至已经到了只要他认为对你有好处什么都管的程度：不要吸烟，健康饮食!政府什么都管，帮你照顾老人和孩子，你自己就可以除去泡吧什么的了。当人把把个人美德全都交给政府，最终结果是这些美德将从社会消失。就算没有穆斯林，这些被惯坏了的人民也好不了。

西方社会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美国。然而民主党和主流媒体对此例外却是指责，要求美国加入世界。

其实历史上的欧洲也是一直迷信中央集权制（statism），比如说法西斯和……都起源于欧洲。这种集权主义的本质是少数精英代替人民决定“公共价值标准”。然后是每个人都乐于在这种社会生活——有谁会不喜欢那些福利呢？问题是这些福利无法长久运行。

选择欧洲标准的医疗保险就等于选择得了什么病必须等很长时间才能看。而且之所以加拿大和欧洲能有钱搞这种大福利，是因为美国二战以后接管了其防务。这样这些国家不必在国防方面花太多钱。如果美国也像这些国家一样，结果就是美国既没钱搞军事，没钱赞助联合国，也没钱让自己的国内机构为世界服务。比如说现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现不明病毒，最后解决问题的是美国亚特兰大的CDC而不是世界卫生组织。

最后作者试图从统计角度发现人口出生率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首先人口跟宗教没关系。即使在伊斯兰世界，两伊战争之后的伊朗，其出生率也降到了2.33。

——跟经济自由度有关。欧洲的情况基本上是经济越自由的国家出生率越高。但是，世界其它地方，香港和新加坡经济很自由，可是出生率也很低。

——跟结婚率有关。但，不能解释日本。日本结婚率高，出生率低。

——跟讲英语可能有关。西方世界，英语国家的出生率高于非英语国家。

——跟穆斯林人口有关。穆斯林人口多的欧洲国家，出生率高。

真正的原因在于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比如加拿大从文化等等各个方面都很像美国，唯一区别就是加拿大是大政府。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加拿大无论是结婚率出生率都比美国低，老龄化速度比美国快很多。

现在不是美国要不要加入世界的问题，而是世界应该学美国。

接下来的三章讲伊斯兰在欧洲的发展，为什么欧洲穆斯林比中东穆斯林还激进的问题。这本书一共有10章。

第四章 Flying the Coop: Big Mo vs. Big Mac

1865年三月4日林肯就职演说的时候拍了张照片，几个策划6周之后刺杀他的人跟他同时出现在这张照片上。有时候敌人就在你身边而你浑然不觉。今天这个时代感染非典病毒绝对不需要真去一趟亚洲。很多人指责第一世界国家借助全球化破坏第三世界，却没有意识到恐怖主义也是用 全球化方式运行的。极端主义伊斯兰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不仅仅是穆斯林移民的功劳，更有幕后策划。

伊斯兰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它是政治：伊斯兰会议组织（OIC， O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跟欧盟，Commen wealth 和 G—7一样，都是领导人定期会面的国家组织。相比之下谁敢设想一个“基督教会议组织”？伊斯兰同时也是一个法典。而对比之下基督教就没有法律影响力，英国法典和拿破仑法典在哲学思想上十分不同。并不仅仅是圣战潜伏在伊斯兰教之中，而是伊斯兰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项目。

伦敦2005年7月7日的地铁爆炸案主谋之一是在纽约一个有英国军方背景的清真寺里面被招募的，然后送到巴基斯坦受训。恐怖分子不需要像前苏联那样费尽心机在美国安插卧底，也不需要那种对间谍的垂直指挥系统，现在完全是“连锁经营”，松散管理。

尽管西方媒体处于“文化多样性”的考虑不愿承认，大量恐怖事件主角都有个名字是默罕默德。这些默罕默德们不必像9/11那样直接从基地组织接受命令，有的是松散管理，有的甚至完全是自发行为。穆罕默德这个名字同时是：

——西方世界很多地区最流行的男孩名字

——恐怖分子最常用名字

——西方增长最快的宗教的先知的名字。

这些穆罕默德们，伊斯兰教，与西方社会之间已经渗透到了什么程度？一个例子是Abdurahman Alamoudi，此人2003年因为帮助黎巴嫩恐怖组织洗钱被捕入狱，他的身份包括：

——美国军方的认证穆斯林随军牧师，隶属沙特资金支持的“美国军人穆斯林事务委员会”（American Muslim Armed Forces and Veterans Affairs Council）

——帮助设计了加州公立学校的三周伊斯兰教课程

——他也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前伊斯兰事务顾问

CIA永远也不可能往基地组织安插一个这样的人物。在鞋里放炸弹的那个恐怖份子，Richard Reid，是在监狱里被转化成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转化他的是监狱牧师，是英国政府因为感到本国伊斯兰牧师短缺，而采取“伊斯兰教长移民快速通道”的方法引进来的。

监狱罪犯是圣战组织的重点转化对象。伊斯兰教的特点是你有暴力倾向没问题，只要是为了安拉，什么都可以做，包括奢侈生活。这样一个宗教招人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还很有吸引力：你可以当它是终极全球黑帮，是后女权时代堕落形象的避难所，是新奇的东方神秘宗教，反犹太人阴谋之家，······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怎么渗透得这么快的？瓦哈比（Wahhabism）是最具有军事性质的穆斯林教派，也是本拉登和9/11的11个恐怖份子的教派，也是沙特国教。沙特通过赞助学校和清真寺来向全世界输出他们的这个信仰，结果就是本来不激进的穆斯林人口也变得激进了。

输出宗教需要钱，沙特的钱恰恰来自美国。9/11之后五年内，石油价格从每桶12美元涨到70美元，沙特每天多赚5亿美元。他们的最主要出口产品不是石油，是宗教。除了清真寺和学校，沙特还在美军基地和监狱渗透，收买退休外交官，左右美国政治和媒体。作者这里直接点名老布什夫人和鲍威尔的夫人。

Global Take——out

现在西方流行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人人标榜自己头脑开放，鼓吹所有文化都平等。你要真是文化多元主义者你至少也要积极去了解别的文化，瓦哈比教派怎么回事你知道么？沙特运用现代世界的一切便利，去推行他宗教。1974年石油占沙特总出口的91%，到2001年，石油占91.4%。两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没有被用来发展工业或者旅游业什么的，很多都被用来在海外发展清真寺和学校了。

2005年一个23岁的美国公民被控图谋刺杀总统，他是在弗吉尼亚州的高中里面被转化成极端主义穆斯林的。媒体未能报道的事实是这所高中是沙特出钱，在美国开办的伊斯兰沙特学院。学校课程由沙特教育部制定，鼓吹圣战。这所中学，和沙特在西方建立的其它学校，其一年级一道典型的练习题是这样的：填空题，

——除__之外的其它宗教都是假的。

——伊斯兰以外的人死后进入__。

第一题的答案是“伊斯兰”，第二题的答案是“地狱之火”。

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怎么看沙特？沙特是我们的__。对了，答案是“朋友”。

如果二战时期德国和日本在全球开办教堂和中学会怎么样呢？

西方的鼓吹所谓“文化多元”的主流社会对此是纵容态度。2004年一个英国女孩要求有权在学校穿戴“jilbab”（伊斯兰服装，把人从头包到脚，只露出眼睛和手），在法庭上被判决获胜，直到2006年改变判决。布莱尔的夫人，居然和一个穆斯林极端主义团体，一起支持这个女孩。首相夫人的理由是支持“穆斯林保留自己的伊斯兰认同”。

然而实际情况是“jilbab”根本不是什么伊斯兰传统服装，这种服装实际刚刚起源于1970年代。

当年比利时人移民加拿大的时候是新移民适应东道主国家，而现在是东道主国家去适应穆斯林移民。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穆斯林移民本身也要不断适应这个越来越激进的伊斯兰教。在西方长大的年轻穆斯林，比其父辈要激进得多，很多人同情甚至赞赏恐怖分子。7%的英国穆斯林认为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是正义的，如果是军事目标，认同比例是16%。伦敦穆斯林的官方数字是一百万，也就是说英国首都有7万恐怖活动的潜在支持者。与此同时很多人支持恐怖分子的战略目的，60%的英国穆斯林希望在英国生活在伊斯兰教教法（sharia）之下。

伊斯兰组织不断要求西方政府对其让步，尽管其与恐怖分子的理念是相同的。而在政府还乐于与之打交道，甚至认为不极端的伊斯兰组织不是真正的伊斯兰组织。

有人鼓吹西方文化要与伊斯兰“共存”，但现实是伊斯兰拒绝与别的文化共存。穆斯林根本想法是把美国变成伊斯兰国家。作者认为恐怖活动只是症状，意识形态才是疾病。认为西方必须致力于摧毁这个意识形态，至少要摧毁瓦哈比教派。同时为了对付这个全球化了的意识形态，作者认为应该把西方自己的意识形态也给全球化。

最后作者调侃道，这样下去21世纪的全球化局面是，美国人开餐馆，中国人开诊所，沙特人开教堂。

第五章 The Anything They'll Believe In: Church vs. State

西方社会想要同化穆斯林，而实际情况是欧洲穆斯林在同化西方社会，而且早就开始熟练利用西方体制。在西方从事政治游说的穆斯林团体比伊拉克穆斯林要激进得多。恐怖分子在阿拉伯社会没有西方这一套法律体系，但是到了欧洲很快学会了利用这一套社会体系去为自己服务：

——麻省最高法院判决监狱必须给穆斯林囚犯提供可兰经。

——英国监狱改建一半以上的卫生间，因为穆斯林囚犯抗议马桶朝向麦加，他们使用的时候必须侧身很不方便。

——欧洲绝大多数穆斯林恐怖分子正是靠欧洲社会福利供养生活的，什么工作都不干，自己被捕了政府还得养活其家人。

——就算你把恐怖分子抓获，结果到了监狱律师还要帮他扞卫自己的权利，比如抱怨伙食什么的。

穆斯林团体学会了同性恋团体的“斗争”技术。二者关系很有意思。如果一个穆斯林说伊斯兰反对同性恋，政府会对他进行“hate crime”的调查，说他“homophobia”（同性恋恐惧症）；而如果一个同性恋说伊斯兰反对同性恋，政府也会同样调查他有“Islamophobia”（伊斯兰恐惧症）。这两种“恐惧症”在欧洲都政治不正确，两个团体则互相学习。

The Non——Visible Minority

十字路口有一张十美元钞票。北边走过来的是圣诞老人，西边是Tooth Fairy（不知道是什么神话人物），东边是一个极端主义穆斯林，南边是一个温和穆斯林。请问最后谁能得到这张钞票？

答案是极端穆斯林。因为其它三个都是虚构人物。

作者说，“温和穆斯林”也不能说完全不存在，但更应该称他们“静止穆斯林”，因为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实际上是西方政府在“代表”温和穆斯林说话，比如禁用“伊斯兰恐怖分子”这个说法，而必须说“滥用伊斯兰的恐怖分子”，暗示存在温和穆斯林的绝大多数。在西方穆斯林社区中，只有那些鼓吹极端主义思想的人受到支持，而宣传“温和”的穆斯林则被排斥。

只有温和穆斯林，却没有温和伊斯兰教。所有正式的伊斯兰教学校都在讲授要实行伊斯兰教教法，要暴力圣战。温和穆斯林没有话语权，你根本就不可能谈论改革伊斯兰教。同时，西方社会对极端穆斯林是迎合的，你温和穆斯林还能干什么呢？

那些真正的温和穆斯林都不是因为伊斯兰教本身而温和，而是因为其所在地区的强硬文化，比如说苏联政权，中国商业阶级，欧洲帝国主义。是这些有自信的文化让穆斯林温和的。

伊斯兰教有强硬的文化自信，就好像是一个国家，你入教就好比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退出就等于叛国。

The Post——Christian West

在这个后基督教时代，如果一个西方人不信上帝的话，什么都可以信。比如有人信仰冬至日。在现在众多的宗教选择之中，伊斯兰教，是在欧洲转化（convert）人最多的宗教。被转化者甚至包括欧洲世家名流之后。

一方面是如果你周围都是穆斯林你可能也会选择加入大多数；另一方面是很多西方人，白人，发现伊斯兰教相当有吸引力。很多女人认为伊斯兰教比女权主义更能给她们带来尊重。恐怖分子之中有很多都是被转化了的西方人。而“转化”也是基地组织的重要策略。

伦敦将主办2012年奥运会，就在奥运设施旁边，穆斯林社团正在准备建设一个最大的清真寺，可容纳7万人，之比奥运主体育场少1万，比最大的基督教教堂多6万7千人。资金将来自英国国内和“海外”（沙特吧估计）

The Potemkin Church

作者认为欧洲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世俗化，不重视宗教，在欧洲眼里美国对宗教的坚持不但奇怪而且原始。作为保守主义者，作者显然在这里对共和党的宗教思想进行了辩护。

第六章 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Eupocalpyse: Eutopia vs. Eurabia

这一章用圣经启示录里面的四马夫来调侃指责欧洲政治。

欧盟是有点把欧洲建立成一个国家的意思。欧盟设计的一个最初设想就是要避免二战时代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军国主义，但现在的欧盟相当于是 对40年代的问题给出一个70年代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在于要把政治阶层和民粹主义分隔开来。因为二战的教训是民粹主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获得了大多数的本国人的支持。也就是说今天，包括推行欧洲宪法在内，其主要思想居然是避免欧洲再出现一个被大多数人支持的希特勒。劝说选民支持欧盟宪法的时候，荷兰首相的宣传就是你要是不支持欧盟宪法你就等于支持大屠杀。欧洲精英政客的思想是老百姓不真正理解政治，也没必要让他们了解。

然而最终欧盟宪法因为法国和荷兰全民公决否定而没有通过。就是这样政客们还是对民意充耳不闻。作者说，这正是福利社会的一个特点，政府拿人民当不懂事的孩子。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认为欧盟将在2020年崩溃。作者则认为情况只能更糟，因为有“欧洲启示录”的“四马夫”：

——死亡：低生育率

——饥荒：社会福利体系的崩溃

——战争：穆斯林带来的欧洲内战

——征服：欧洲再次成为伊斯兰殖民地

Death

生育率什么的不必再说了。这里强调的是欧洲人精神上的死亡。有这么好的社会福利，这么多休闲时间的情况下，欧洲人生活得并不快乐。2002年的调查显示61%的美国人对未来乐观，而这个比例对加拿大是43%，英国42%，法国29%，俄罗斯23%，德国15%。

作者说，过去十年内美国大报上发表的最可笑文章是2005年普林斯顿经济学家 Paul Krugman（纽约时报专栏版还免费的时候，此人文章我最爱看，是我偶像）在纽约时报发表的《French Family Values》一文。这篇文章说，美国右派整天谈论家庭价值，可是人欧洲人少工作点，多交点税，每天有更多时间享受家庭价值。作者对此的评论是，你没看见欧洲人连家庭都没有，谈什么家庭价值啊。

欧洲现在还有什么成就？大公司不用说了，欧洲人说大公司都是资本主义野兽。有这么多空闲时间，欧洲人发展出来什么新的艺术成就来没有？巴赫莫扎特早没了，50年以前还没有这么好的福利的时候，法国流行歌曲和意大利电影都很好，现在全都美国化了。科学？欧洲科学家都在美国大学呢。欧洲政府还喜欢“白象”式的欧洲形象工程，比如说空客380这样的大飞机，号称能装500，800，甚至1000个乘客，就是不知道那个机场能用。作者调侃说我看这飞机2015年用来大规模疏散撤离不错。

如果生活中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去做，你的生活也就完了。欧洲缺孩子，不过那些听着iPod喝咖啡的大人全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Famine

德国经济，现在失业率是1930年代以来最高的，房价低迷，2005年的新车注册比1999年少了15%。在这种情况下选民是不会跟你理性讨论改革福利体系和增加人口的。2005年选举，70%的人不希望减少福利，而是希望进一步对富人加税。只有45%的德国人同意竞争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有好处。一个平均德国工人每年工作的总小时数比美国工人少22%。

在社会福利体系即将破产的情况下，为什么政客们就不能站出来说话，号召改革呢？这是正是因为前面提到的精英政治阶层与民众隔离。政客们只会说漂亮话。过去50年以来欧洲政治已经演化到了任何真正重要的问题都不会被政客辩论的程度。各个政党所谓的左，右，其实之间没有显着区别，政策都是高税收，高失业率，高犯罪率。（这一点我听意大利人说过，在意大利政客们基本上不辩论任何重要问题。）

War

美国曾经从一元文化发展到多元文化，但欧洲跟穆斯林移民现在不是这个路线。欧洲不是多元文化，是二元文化：西方文化和伊斯兰。而二元文化是最不稳定的。举了斐济从一元变二元以后频频政变的例子。

巴黎2001年选了个同性恋做市长，结果被穆斯林行刺。

Conquest

作者援引历史，公元732年法国曾经被穆斯林征服，不久的将来的欧洲会以不同方式再发生一次。原因是软弱。

作者曾经写过一篇专栏，说什么是现在西方人值得为之而死的事情。他收到一个法国教授的email，说这正是我们欧洲的优越性：一个你不需要为之而死的后历史乌托邦。

作者说，But sometimes you die anyway.

第七章 The State—of—the—Art Primitive: The known unknowns vs. the knowingly unknowing

很多美国人喜欢在自己车保险杠上贴一个“FREE XZ” 标语（ZD分子在西方的宣传绝对超过比中——宣部）。似乎每个人都希望能有一个“自由XZ”，可你要是觉得他们真想去解放XZ就错了。事实上如果拉姆斯菲尔德说，“解放XZ是吧，下星期四让第叁步兵师去”，这帮人就会把“FREE XZ”换成“WAR IS NOT THE ANSWER”了。在保险杠贴标语的人真正意图是想宣扬自己的到的优越感。只说不做的结果就是根本就不会有什么XZ留给他们去“自由”了。

这就叫“稳定”。作者批评说，正如环保主义者相信气候将会巨变一样，外交政策则相信“不变”。其实“稳定”只是表面上的假相。国际事务中根本没有什么“现状”（status quo）或者稳定。

另一个高估了的策略叫做“遏制”（containment），这是对付独裁政权的一个昂贵策略。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对伊拉克的策略就是遏制，12年之中每两周例行轰炸，结果美英两国得到的只是世人关于制裁导致饿死伊拉克儿童的指责。“遏制”政策在冷战中被认为是成功的，“遏制了”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但是这种政策对于那些“被遏制”的国家的人民则不叫成功，他们必须在那样的政体内生活50年之久。这些国家也是欧洲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所以如果再“稳定”和“遏制”一二十年，世界将进入新的黑暗时代。与过去的黑暗时代相比有很多共同点：欧洲统治者都什么也不做；都有大瘟疫（现在是伊斯兰）；都有大移民；都必须遵守容忍令（edict of toleration，当时是指必须容忍基督教，最终导致教会权利膨胀）。

但是新黑暗时代有一个重大不同：这是一个不存在拥有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的时代。美国强权消失之后将不会有新的超级大国来取代美国地位。大家普遍认为中国可能，但中国有人口减少和其它结构性问题，俄罗斯和欧洲不必提了。

伊斯兰也不能成为强权。马来西亚算是伊斯兰国家里面不错的了，可是马哈蒂尔说：“我们自己什么都不会生产，甚至都不能管理自己的财富。”

朝鲜则是最弱的。2006年7月4日朝鲜试验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是实验是失败的。本来设计可以打到夏威夷的只打到了日本海。其实这种没能力不负责任还要乱打，才是最危险的。

中国变成超级强权或者伊斯兰强权都不可怕：如果有新老板你只要学习新规则再调整自己就行了。可怕的是没有强权：在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中，存在几个暴徒国家，输出自己的疯狂。

塔利班很喜欢使用斩首这个原始杀人方法，然而不仅仅是塔利班。在沙特一个人甚至因为偷车就会被斩首。2006年有人计划对加拿大总理进行斩首，这件事几周之后美国南部边境四名警察被斩首。世界上有一帮人正在重新变成原始人。这种“重返原始”现象绝非偶然，作者引用National Review 编辑的话说，建设高楼大厦是西方思想，把这些高楼大厦夷为平地是极端主义伊斯兰的思想。

但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并非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实际上作为一个由十七世纪意识形态所驱动的一个21世纪政治运动，他们采用了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

针对濒死的西方，伊斯兰有三个战略：

——第一是人口

——第二是利用宗教转化人

——第三就是把现代科技和古代仇恨结合起来

2003年苏丹首都喀土穆广泛流传一个谣言：外国人用跟苏丹男子握手的办法可以使其阴茎消失。故事被描写的有声有色，问题在于这个流言主要是通过手机短信传播的。连手机都有了，居然还会相信这种事情，这就叫高科技原始人。

90年代，苏丹有两百万人因为信奉基督教被屠杀，相当于纳粹大屠杀的1/3.本拉登在苏丹招募了不少人，苏丹人口只有27%的识字率，但是拥有现代武器。（作者说这些武器是从伊朗进口的中国产品）伊朗2006年公开表态愿意把他的核技术传播给其它国家。一个有手机但是怕握手的人可能不要紧，而一个怕握手，有手机，同时还有核武器的人就可怕了。而且高科技原始人哪都有。2004年英国报道说英国穆斯林青少年通过手机来收看伊拉克斩首录像。

The Look

1914年圣诞节，正在交战的英德两支部队停火，互祝节日，合唱平安夜，然后过完节接着打。说明在战争中也有人性。但是对伊斯兰极端分子这种理论不适用。作者举了很多例子，针对平民，甚至是小学生的恐怖袭击，恐怖分子的家人居然还引以为荣，并且受到邻居的祝贺。极端分子中，死亡文化普遍深入，甚至是公开表态要让儿童去做自杀炸弹。

What Part of “Know” Don't We Understand？

2003年拉姆斯菲尔德发表了他的著名讲话：“存在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但是也存在未知的未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个讲话被认为不是正规英语，但其实他说的完全符合英语，而且有道理。

——9/11在没发生以前就是“未知的未知”，就算知道有年轻的阿拉伯人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也很难想象他们要干什么。

——对比之下冷战是“已知的未知”，尽管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核战争，但蘑菇云大家都明白。

——现在是一个“未知的未知”的时代。比如说西方社会越来越依赖于电子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是最容易被攻击的。

但伊朗则是“已知的已知”。都知道伊朗正在搞核武器，而且伊朗有了以后会使用这些核武器，现在问题是西方打算怎么反应？作者还提到伊朗有意识的掩盖自己在恐怖活动中的指纹。

Our Word Is Our Bomb

一般的邪恶力量都会给自己找一个虚假外衣，正义口号什么的。但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则完全没有任何掩饰。

法国在反恐战争中表现算是最不应该激起穆斯林仇恨的了，法国油轮仍然被袭击。然后说，“我们当然更希望攻击美国驱逐舰，不过没问题，因为反正他们都是异教徒。”作者认为，伊斯兰主义，存在就是为了破坏。他们的第一选择是杀美国和以色列人，不过别人也无所谓，反正都是异教徒。

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会放开所有的限制。伊斯兰极端分子如果认为自发式的恐怖袭击是单向的，那他们就太愚蠢了。如果一颗有核指纹的脏弹在伦敦爆炸，不用政府等反应，民间就会有人组织起来反抗。这样的世界最终是穆斯林也会受害。

第八章 The Unipole Apart: America vs. Everyone Else

Fallujah现在是最不安全的伊拉克地区，美国人去了很可能被绑架杀死。但是作者本人在萨达姆倒台之后不久曾经独自去过那里，还在一个当地小店吃了一顿午饭，当地人用敌意的眼光看他，但是没人敢动。如果是现在他去的话可能早让人打死了。

原因很简单。正如本拉登所说，当人们看到一匹强壮的马和一匹弱马，人们自然喜欢强壮马。美军刚刚攻进巴格达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美国是强壮马，没人敢动；但是随后的表现却越来越像弱马了。一方面是因为宣传失败主义的媒体，一方面是因为布什当局希望被人看作是“富有同情心的十字军”。在阿拉伯人想法之中“同情心”被视为软弱。媒体则整天计算死了多少人，尽管死亡人数跟被萨达姆政权迫害死亡的人数相比根本微不足道。

战争的目的并不是摧毁敌人的武力，是摧毁敌人的意志。只有当敌人意识到自己彻底完了，他才能停止。美国特别善于摧毁别人的武力，但是意志不行。作者认为美军在伊拉克的最主要问题是手太软：把萨达姆，乌代和Quesay之外的几乎所有人都看成“人盾”不敢打。如果美军一开始杀死更多的伊拉克社会党员（Baathists），或者杀死更多外来的圣战者，以后就不会有那么多平民被这帮人杀害。自己给自己缩手缩脚没法打仗。从二战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来看，要想真正重建一个极权国家，最好的办法是首先彻底摧毁它。

现在世人的印象就是美国外强中干，这完全是美国自身的问题。2003年因为穆斯林抗议，加州一个天主教高中橄榄球队把名字从“十字军”改成“狮子”。然而与此同时，20英里之外的穆斯林球队名字是“阿拉之剑”。你以为你慷慨容忍，人家当你软弱。

这场长期战争的战场绝非仅仅在阿拉伯沙漠，而是也在球场，以及金融领域。决定战争胜负的综合国力：外交，信息，军事，经济，和法制。美国在这几个方面的力量如何呢？

（来源: 共识网 ）]

……

看完上述资料，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西方文明不仅仅是百年前开始发生的“衰落”了，而是开始进入了“解体”阶段。

而相形之下，中国或许可以拯救西方。

中国如何可以拯救西方呢？

通过基督教。

也就是说，中国进一步基督教化，然后通过一个全面基督教化了的中国，来拯救摇摇欲坠的西方文明。

（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角度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国统治，可能是中国社会被迫全面基督教化的一个准备时期。）

这对中国和西方，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道路。

相反，如果中国不能完成基督教化的历史过程，那么中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与西方的冲突甚至对决；这对中国和西方，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道路。

一个全面基督教化了的中国，拯救了摇摇欲坠的西方文明，必将使得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同时结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丰硕果实。

（另起一页）

三十九章  基督教化是中国重登世界历史高峰的契机

很多人认为，唐朝的中国是中国文明的高峰时期；但很少意识到，那是四百年“佛教化运动”的结果。

唐朝之前的几百年，中国门户洞开，这不是由于历史的自觉，而是由于遭遇了外来侵略，和中国的近代历史极为相似。

但是也正因为有了这个长期遭受外来侵略包括文化侵略的历史阶段，中国文明才有可能博采众长，开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花朵。

这就像西班牙殖民扩张，是其八百年复国运动的结果；而俄罗斯殖民扩张，也是其二百年亡国经历的反弹。

现在，中国正处在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形成阶段，亟需一个“基督教化”的运动，以便充分吸收外来文明的元素，从根本上更新自己的文明、重登世界历史的高峰。

下面这篇网文，从一个特殊角度看问题，也有助于我们思考类似的问题。

[

《加入基督教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

解振华

诸位父老乡亲，在下经常困扰一个事情：中国人现在有钱了，中国政府现在也崛起了，可是为什么还是得不到世界各国的尊重，经常明里暗里被人欺负呢？我们不仅遭遇种族歧视，还遭遇国家歧视和人身歧视，我想了半天，这和我们没有信基督教大有关系。

因为没有信基督教，我们和国际主流社会没有交集；因为没有信基督教，我们的生活习惯例如大声喧哗、大吃大喝、暴富炫富、仗势欺人、投机取巧、见风转舵、见缝插针……也被人看不起；因为没有信基督教，我们不信来世，也不讲究信用；因为没有信基督教，我们做什么都没有长性，也不认真，所以有意无意出了很多次品、废品，甚至假货；因为没有信基督教，我们缺乏公共空间的概念，因此雾霾特别严重，整个神州大地，笼罩在呛人的烟雾之下，变成世界上最不像神州的地方了。

我经常国旅行，经常遭人白眼，对此太有体会了，不是兄弟我自己有什么不检点，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拿了一本中国护照，就被人归了类，打成“不文明”、“无信仰”、“不可靠”、“不讲信用”、“不守秩序”、“不讲卫生”的一族了。

兄弟我痛定思痛，终于体会到一个真理：要想获得受人尊重的地位，光有钱是不行的，光有权势也是不行的，还要有教养，还要有信誉，还要和别人有共同的语言。

而这个共同语言，不是说会讲英语，那也是不够的，还需要懂得别人的文化语言，而懂得别人的文化语言的最佳捷径，就是加入基督教，这样就获得了最大公约数了。

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的基督教徒人数最多。甚至连回教徒都尊敬基督教徒，说他们是“有圣经的人”，另眼相看，特别优待一点。

天啊，如果中国人不信基督教，连回民都看不起我们，怪不得他们下手杀我们这么凶狠，在昆明一刀一个，因为内心十分蔑视我们啊。伊斯兰教屠杀基督教徒，主要因为嫉妒；伊斯兰教屠杀中国人，除了嫉妒还有一个理论，就是说汉民都是“崇拜偶像的”，所以是异教徒，就是杀了也不算犯罪。

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如何改善我们的文化处境？

想来想去，只有加入基督教：以最快的速度与国际接轨，用最直接的捷径融入主流社会。

有人可能担心，加入基督教，会不会导致外国统治？

放心，绝对不会。罗马接受基督教，没有导致希腊统治，反而形成了天主教统治，甚至攻占了希腊帝国的首都拜占庭。

日耳曼接受天主教，没有导致罗马统治，反而征服了拉丁人，后来还发动宗教改革妖魔化天主教会，甚至夺取了基督教世界的领先地位。

有人可能担心，加入基督教，这是不是不爱国？

我说错了，加入基督教这才是爱国，而且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

此话怎讲？

因为事实明摆着呢，加入基督教，是“富国强兵”之后的“强国梦”，是建立一个文明中国的不二法门。

历史的经验表明：

1、当年中国共产党“集体加入国民党”，采用铁扇公主的办法打败了国民党，夺取了江山；

2、毛主席用屈居于斯大林之下的“一边倒向苏联”的战略，挤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结果才获得了和苏联叫板的机会，不仅可以争风吃醋，而且实质性地分裂了苏联阵营，最终联合西方拖垮了苏联；

3、邓小平用韬光养晦的计策，在六四以后忍辱胯下十几年，终于让他的后继者带领中国钻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从一个穷国，变成了美国的债权人。

4、现在，我们要发扬上述“三棒鼓”的精神，再接再厉，全体公民加入基督教，让中国获得一个统治西方的理由！

5、退而求其次，加入基督教也是获得和世界先进国家在道义上、知识产权上、文化教养上、精神资源上、属灵恩典上之平等对味的最佳捷径。

6、加入基督教，将使得美国在中日争端中丧失偏袒日本的合法理由。

7、加入基督教将使得中国获取“在亚洲国家中于西方的对短距离”，君不见小小菲律宾一穷二白，却敢于和中国对抗，就是依仗它握有基督教这张牌，西方国家都愿意提供帮助。

如此看来，说“加入基督教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毫不为过。

加入基督教不仅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也是振兴中华的最后一步。

什么时候中国加入基督教了，那就是中国终于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了。

什么时候中国加入基督教了，那就是中国获得国际发言权的时候了。

什么时候中国加入基督教了，那就是中国获得道义制高点的时候了。

什么时候中国加入基督教了，中国甚至就有了一个“统治西方”的杠杆，可以通过“彻底清算殖民主义的罪恶”来获得主导世界的权力了！例如美国黑人也是通过加入基督教，实现了与白人的平权。现在白人处处让黑人三分，不是由于黑人多么牛，而且由于基督教给了黑人平等权利。

一切爱国者们，都来加入基督教！因为这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因为这是振兴中华的最后一步。

功亏一篑，切莫迟疑！

（以后谁再看不起你，你就明确地告诉他/她：“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上帝的儿女。”）

]

我们可能并不赞同这篇文章的立意，但是它讲的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因为这就是文明的脉动。

（另起一页）

四十章   圣经真理与和平演变

（一）

《圣经·出埃及记》里面记载十诫中的一条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这段话让我联想到“和平演变理论”：和平演一词是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950年代初提出：“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西方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寄希望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也就是说，不须战争，共产专制就会自动解体，转变为资本主义。他的这个著名理论有如咒语，似乎没有一个共产国家能逃脱和平演变的命运。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对抗和平演变，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修正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21世纪初，又出现一个新名词：和平转型，指共产专制国家的政治制度主动地以和平方式转变为民主制度的过程。和平转型是漫长和平演变过程的压轴戏。

按照上面我所罗列的“圣经真理与和平演变”的关系看，和平演变其实不是杜勒斯的发明，而是圣经真理早就预言了的。因为当一个社会由于种种宿债而遭到革命与战争的蹂躏之后，经历了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时间以后，上帝的愤怒已经逐渐平息，社会逐渐回归正轨，和平演变逐渐实现了。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指的正是一个社会的不正常状态，而和平演变正是一个不正常社会的回归正常状态的过程。

而一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的过程，一般需要七八十年的时间。

（二）

根据我1996年从圣经《以西结书》记载的“犹太人被掳七十年”受到启示，而领悟提出的“七十年理论”，苏联政权的暴政七八十年才结束；所以中国的自由解放也不得不等到1949年之后的七八十年才可能来到。

后来十几年，我逐步发现：不仅苏联如此，一般政权在七十年左右都会发生一次脱胎换骨，甚至美国，也在建国七八十年的时候发生了分崩离析、重新改组的南北战争。法国1789年大革命到1870年重建共和，也花了七八十年。俄国民主革命失败（苏联建立）重建民主（苏联瓦解）也是七十多年，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到民主化（1987年），也是七十多年。

从中国历史看，短命的王朝如秦、隋都是“二世而亡”，而长命的王朝也大都在七八十年的时候发生一个从“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转变，其变化的深刻简直判若二人，就好像没有经历过改朝换代的血腥似的……

由此可见，圣经真理“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其实比和平演变具有更深的思想内涵。那不仅适合于共产党国家，而且适合于一切社会的转型。

（三）

附录：《国破家亡者的最后晚餐——从巴比伦之囚看当代中国命运》（1996年）

谢选骏

（鸣谢作者赐稿“基督徒网络文帖存档”http://www.xici.net/t.asp·http://library.ccim.org/）

1996年复活节期间，我在纽约病得很重，意识到自己一生的理想随时会因生命结束而一笔勾销，这种反省不可多得，它凸现了生命的不确定与理想的主观性；我因此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耶稣的十字架。以前我喜欢的名言是，“如果有上帝而我不是上帝，这叫我怎么受得了？”但此后我将此转折为，“如果有上帝而我就是上帝，那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毛泽东的最后遗言是，“医生，我还有希望吗？”伟大导师要向医生搜寻希望了，可是医生自己的希望又在哪里呢？因为如果他或他就是上帝，那世界就真的毫无希望了。

我的软弱，使我在早于他们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毫无希望，并因此寄希望于永生上帝。这使我意识到以往的人生奋斗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而是缺乏终极性的（如果说还有终极性存在的话）；我的全部理想无论包装得多么精致以致冠冕堂皇，其实都为了荣耀自己，而不为荣耀永生的造物主。而如果没有造物主，那荣耀我们自己必定要灭亡的过客，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因为观看我们荣耀的人民，也将化为乌有。如果少年痴呆自我迷恋尚可理解，那灯火通明之际还执迷不悟的人，岂不太可怜了吗？在耶稣面前，我感到羞愧：我的痛苦是来自个人奋斗；他的痛苦则是为了拯救世人。他是无罪的，不像我，是被意欲“自我实现”的罪所捆绑。至于为什么意欲自我实现就将导致被罪捆绑，我想，每个人最终的结局——灭亡，已经对此作出了最生动的展示和最雄辩的说明。正因为耶稣基督是与造物主同在的永恒之子，既不存在自我实现的需要，也不存在自我实现的可能，所以他必然是无罪的。由此我知道，任何看重自己的；就是有罪的，越看重自己，就越有罪。在此意义上，欲救国救民的志士也许要比寻常百姓犯了更大的罪。寻常百姓之欲不过满足口腹之欲罢了，基本是生物性的；而志士们欲却还想荣耀自己以争夺那本属于造物主的荣光（所谓“伟大、光荣、正确”的谥号无一不是对神的荣耀之窃取）——这种心理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当然也就更接近撒旦。

由此想来，鲁迅的《药》之潜在含义（即鲁迅自己也不一定意识到的含义），也许不仅仅是对群众麻痹症的批判，也在无意中泄露了天机：欲顶戴伟大光荣正确的神明般谥号者，难免不流血，难免不被做成人血馒头来享用？

如耶和华的启示说，“必朽的人哪，你要引用以色列人常说的话，‘说：我们的罪恶过犯好像担子压在我们身上，我们渐渐消瘦。我们怎能活下去呢？’要告诉他们，我——至高的上主，指着自己的永生发誓，我不愿意看见罪人死亡，我宁愿看见他们改过而存活。以色列人哪，你们要悔改，离弃邪恶的行为！你们何必死亡呢？”（《以西结书》33/10－11）感谢主，耶和华是仁慈的。以前我像外行一样，以为耶和华是怒气冲冲的，只有耶稣是仁慈的。现在我知道，圣子的仁慈是从圣父那里来的。正如耶稣所说，只有父一位是良善的。早在《出埃及记》里圣父就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只要人们遵循他的命令。（15/26）

在这样的反省中，我终于向耶稣基督承认自己乃是一个罪人，因为我在主面前是不洁净的。我好像在追求自由。但是我追求自由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与压迫者要压迫我们的动机动力基本一致吗？这正是我的罪性之存在，并给了压迫者以压迫的可能；如果我追求自由的反抗成功了，难道我保证不会成为新的压迫者吗？被压迫者与压迫者，内心难道不是相通的吗？我好像在追求理想。但是我追求理想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与行尸走肉的贪婪基本一致吗？这就是所谓求生的以致扩张的欲望吧？尽管它的外延似乎大一点。但是这个大，往往更糟而不是更好。

我好像在追求利他。但是我实践利他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以博得他人赞扬或是为了印证自己心目中的某种自我形象为期许的吗？如果在相同后果的期许下，难道我不会成为一个利己者吗？我绝对不会由爱生恨吗？如果事与愿违的话？这样看来，我的克己我的努力往往是使我变得更伪善，而不是更良善。也许恰恰因为我更伪善而不是更良善，所以“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这些心路历程也许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整个民族的意识，如深陷“巴比伦之囚”中的犹太人。我自己也是在面对绝境的时候意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国破家亡的人们预备的最后的晚餐”，基督的爱筵，乃是用他自己的血肉铺设的。圣子啊，你不是用他人血肉铸造自己的冠冕，不是踏着别人的尸体前进的，更不是仰赖弟兄们的牺牲向上爬。圣子啊，你流自己的血，把灵魂交给父神，为世界送来主的福音。这就是神迹。

是在人的道路的尽头所展示的上帝的道路，是大写的真理与大写的生命。

就这样，沿着圣经的道路，可以从古代的巴比伦之囚走入当代中国历史。

“巴比伦之囚”（前605－538）不仅是历史事件，也是圣经启示的奥秘，因此它并没有完全逝去，而是依然存在人性的命运中，甚至就发生在当代。就历史事件言，它指的是以色列人由于淫邪背约而遭到上帝的处罚，被巴比伦王所败所掳，为奴为娼将近七十年之久。以色列人被掳共有三次：1、前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走犹太国中宫廷人物，其中包括先知但以理等。2、前597年犹太王约雅斤在位时掳走犹太王、首领和工匠，并立约雅斤的叔叔西底家为傀儡王。3、前587年攻陷耶路撒冷，俘虏敢于反抗的傀儡王西底家，彻底掳走贫民以外的犹太百姓。整个被掳审判改造运动合计前后历时达十八年之久。最为典型和惨烈的是第三次被掳：“西底家二十一岁时做犹太王；他做了邪恶的事。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统治犹太国的第九年十月十日，率军围攻耶路撒冷。城里饥荒非常严重，人民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了。巴比伦军追击西底家王，在耶利哥附近的平原俘获了他。西底家被押到尼布甲尼撒那里。巴比伦王当着西底家面前，巴比伦王把西底家所有的儿子都处死，同时处死了犹太的首领们。接着他把西底家的两只眼睛挖出来，用镣铐锁住他，把他押到巴比伦去，直到他死去……王的顾问兼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他放火烧毁圣殿、王宫，和城里所有显要的房子。留在城里的人向他投降，技工都掳到巴比伦去。但他把最穷苦、没有财产的人留在犹太，让他们经营葡萄园和耕种田地。”（《杰里迈亚书》52/1－16）以上是就历史事件的巴比伦之囚而言。

那么，就圣经所启示的人类命运的奥秘而言呢？不难发现，近代史上欧洲最大的异教政权苏联，与好战的亚述－巴比伦帝国有许多相似之处：1，两者都是军国主义国家。2，两者都以征服全人类为目标。3，两者都是强烈排他的世界强权。4，两者都是圣经所指陈的上帝之敌。5，两者都打败并控制了原先的圣经选民，被亚述－巴比伦帝国掳获的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被苏联掳获的则是信奉新约的东正教各族。6，异教帝国掳获圣经之民都是七十年左右，在古代是前605－538，在现代是1918年俄国内战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7，异教帝国的覆灭使得被掳之民获得自由：以色列人可以回归祖先的土地，也使得东正教民族可以回归祖先的信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由并不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而是看不见的手赐予的，是不以那些被解放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么，上述的征服及被掳是如何实现又如何消逝的呢？按照圣经先知的解释，以色列人的被掳是由于他们背离了造物主之约，从而招致造物主的审判，这审判是借着敌手来实施的。当这种处罚实现之后，且等到日期满了，这些敌手自然会退出历史，而造物主将恢复与选民的关系。

1，在亚述－巴比伦帝国，以色列人的被掳有三次以上，绵延时间十八年（前605－587或582），这个时期，正好相当于苏联成立到大肃反的高峰期（1918－1936），同时也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爆发（1949－1966）。当然，这些时间上的巧合不足以说明太多问题，但其间是否有值得我们思索的更深入的相似呢？

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造与其老大哥苏联十分相似，尽管在前此的中华民国期间，中国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或是圣经之民，但它毕竟是一个可以自由传教的社会，尽管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西方意义的自由民主国家，但它在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受到1949年以来的斗争、审判、改造（所谓“斗批改”），没有受过苏联式的“摧毁全部传统”意义的“就地被掳”。

3，在现代和在古代一样，日期满了之前（六十七年，尤以最初的二十年最为激烈），所有反抗被掳命运的努力，不仅无法成功，而且只能招致更猛烈的报复和进一步的改造，如我们在犹太王西底家的遭遇中所见。这种一致的残酷性甚至表现在相似的肉刑上。如西底家被巴比伦王挖去双眼，许多当代的死刑受害者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权派活体解剖，或割断喉管或挖出内脏，以便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4，在当代两大强权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比中也不难发现，在肃反和文革的被掳高潮过去大约二十年后，也就是在被掳之后将近四十年，强权开始松动，俗称自由化时期，在苏联是五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其实，这并不是自由化，而只是强权走向解体；正如霸道的解体是天下大乱，而不是王道的建立。

那么，造物主为什么会审判他的选民，尤其还要借助于巴比伦王这样的黩武者、异教徒甚至无神论者？因为这就是那高于人的旨意。圣经中描写这“颠倒历史”的进程，肯定会激起现代人的可怕同感：

1，“该死的以色列领袖啊，你的终局到了；你面对最后惩罚的日子到了。……一切都变了。没有权力的人要被提升，统治者要被推下台来。”（《以西结书》21/25－26）你看，这多么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色列的领袖多么像被打倒剥夺的现代“资产阶级”啊。没有权力的人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

2，“他们要沦落作难民，作俘虏，他们中间的领袖要在天黑时拿起包袱，从他们为他在墙上预先打好的洞逃亡。”（《以西结书》12/11-12）这些以色列人，多么像“白俄”与“国民党反动派”啊。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内战中（仅仅国民政府军就被胜利的对手声称杀掉了八百万之多），尤其是内战后的改造运动中，胜利的征服者不仅把对方的军人视为“俘虏”，也把它的文职人员和普通百姓（地主、富农、资本家）视为“俘虏”而任意处置，因为在这样万里长征般的全面征服中，整个民族（而不仅仅是对手政府）已经沦为被掳的。

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3，“我们被放逐的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些以色列的长老

到我面前坐下，向我询问上帝的旨意。那时，上主对我说话；

他说，必朽的人哪，要告诉他们，至高的上主这样说：你们

来求问我的旨意吗？我指着永恒的生命发誓：不准你们求问。”（同上20/13）被放逐的第七年，相当于中国的1956年和苏联的1925年，中国的右派份子正准备“猖狂向党进攻”如犹太王西底家竟敢反抗主人巴比伦王的统治，苏联正在强制实行集体农庄，自由农民正在绝望中。但是“不准你们求问”的命运早就准备好了。一切异议都是徒劳的，只能换来加倍的惩罚。“不准你们求问”，将是即将临到被掳者头上的命运。

4，“必朽的人哪，以色列人是一堆废物。他们好像炉里炼银所剩下的废物——无用的铜、锡、铁、铅等……我要把他们集合在耶路撒冷，用我的怒火熔化他们。”（同上22/18-20）在这里，圣经预言与我们曾经历的现实之间，甚至连术语都有惊人的相似：废物（与"俘虏、“残渣余孽”、“坏份子”、“阶级敌人”）、炉里（与“革命熔炉”）、炼银（与“下放锻炼”）、集合（与“集体化”、“忠字舞”）、熔化他们（与“全国山河一片红”、“八亿人民八亿兵”）……耶路撒冷与“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还是北京？为了这个“中心地位”，中－苏论战冷战热战了整整三十年）！

这之后就是大肃反与文革。……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呢？

1，《以西结书》中的上帝说得十分清楚：“必朽的人啊，你要斥责以色列的统治者，向他们说预言。……以色列的牧人啊，你们要遭殃了！你们只顾自己，却不牧养羊群。……虚弱的，你们不调养；生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不包扎；迷路的，你们不领回；失踪的，你们不去寻找。你们反而用暴力虐待它们。因为没有牧人，羊群就分散；野兽来撕碎它们，吞吃它们。我的羊群流落在山间，在高原，分散到全世界，没有人照顾，也没有人寻找。……我要收回我的羊群，不准你们做它们的牧人，也不准你们只顾自己。”（34章2－10节）看啊，这与共产国际所谴责的“反动剥削阶级”的行径多么想象！在被掳之前，俄国与中国，都是阶级分化严重和内部冲突激烈的国家，无怪乎俄国人会趁日俄战争和一战之际，在后方发动革命，而中国的抗战八年，竟出产了人类历史上最多的内奸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先锋队！

2，“必朽的人啊，要是有一个国家犯罪，对我不忠，我要伸手切断他们的粮食来源；我要使饥荒临到，把人和牲畜都饿死。……如果有人幸免，又救出他的儿女，他们逃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要注意观察，看他们是多么邪恶。”（14章13－22节）这仿佛告诉我们，在苏中两国先后爆发的大饥荒的背后。不仅有农业集体化的导火线，还有埋藏更深的火药桶。简单说，那就是使得被掳和农业集体化得以实现的社会破产。

3，在如此社会破产得以出现的条件下，当然，不仅牧人有罪，人民也责无旁贷：“你们吃带血的肉，拜偶像，杀人……你们依靠武力，各个都奸污邻人的妻子，……我——至高的上主，指着自己的永生这样发誓说，住在荒城里面的人民要在刀下丧生；住在野外的人要被野兽吃掉；躲在山上和洞里的人要病死。我要使此地彻底荒废；他们所夸耀的力量都要消失。”（33章25－28节）这真是全民族的悲剧，所有阶层一一遭殃。这样的例子不仅发生在古代以色列，而且继续发生在我们眼前。甚至在被掳之后四十年相继发生的“苏联解冻”（五十年代）和“中国自由化”（八十年代），也还是昙花一现，短命夭折，除了又剪掉一批鲜花毒草之外，似乎没有收获。因为主所定的日期还没有满，任何个人的甚至人民全体的摆脱被掳命运的要求，被无情地粉碎，除了遭到嘲弄和报复之外，似乎一无所获。这使无法

用常理来衡量的。

犹太人正是在悔改之后，得到了主所定的解放：

1，至高的上主说：“必朽的人啊，你要斥责米设和土巴两国的统治者。要告诉他，我——至高的上主这样说：我要和你作对。我要把你扭转过来，领你离开极北的地方，带你到以色列的群山上。然后，我要打掉你左手握着的弓，右手拿着的箭。你和你的部队，以及联军都要死在以色列的山上。”（《以西结书》三十九章1—4节）这里离开“极北的地方”之扭转，多么像苏联的突然崩溃；而它被上帝打掉的左弓右箭，多么像苏联不战而屈的常规部队和核子武装；他们死在以色列山上的部队，与苏联被赶出东欧和俄国陷入车臣的泥沼，也不乏相象！

2，“必朽的人啊，这地方是我的宝座；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永远统治他们。以色列人或他们的君王不会再拜偶像或为已死的君王立碑而侮辱我的圣名。……他们曾以可恶的行为侮辱我，所以我在烈怒下，把他们消灭了。现在他们必须停止拜偶像，要拆掉他们为先王所立的碑，这样，我就永远住在他们中间。”（同上43章7－9节）这不仅是巴比伦之囚结束时古以色列复国的素描，也是当代苏联——东欧集团历史的写照，无数的“已死的君王”列宁像一夜之间奇迹般地倒地，无数的异教纪念碑莫名其妙地遭到铲除，就像它们被莫名其妙地树立；因为那里的东正教人民重新渴望回到上帝的怀抱。……

从上述的引用和分析不难看出，古今中外的人性是多么相似。时空隔绝如古代的以色列、巴比伦和当代的中国、苏联者，也并不能超然于“历史命运的互联网”！更何况，这样的命运每天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断重复，因为我们的天性中，就有着实现上述命运的“必然性”或说是基督教意义的“原罪”——哗众取宠、趋炎附势和落井下石的不知不觉的潜力。

（圣经引文自《现代中文译本》，联合圣经公会1980年第二版）

（四）

三四代、七八十年、祖孙三代，这样的周期不仅是过去的历史法则；而且今在的生物规律，就在今天的中国展开着。

当然，那是不是和平演变，就很难说了，要看具体的社会进场。不过从中国历史的惯性看，和平演变的可能不大。但无论如何，圣经启示和生物学规律所呈现的“代际演变”还是免不了的。

有一种“代际演变”，在政治学上就叫做“改朝换代”。

201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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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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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章  基督教与民主政治

原则上说来，基督教与政治无关。这是基于耶稣基督的启示：“上帝的东西归上帝，恺撒的东西归恺撒。”“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明显不是奥古斯丁式样的“双城记”，不是那种列宁主义式样的“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天堂”。

进一步说，基督教更与民主政治无关。这是基于“上帝主权”与“人民主权”根本对立，无法调和；无论怎么说，罪人的主权都是无法让人进入天国，甚至无法进入理想社会。

但是，从历史的发展看，基督教与民主政治确实还是有些关联的。

《BBC》新闻杂志网站日前发表文章说，今年6月，世界将庆祝《大宪章》签署800周年。但今年也是另一个可能更重要的日子，英国民主史上的里程碑——威斯敏斯特非常国会召开750周年。当年英格兰每个郡和主要自治城镇首次获邀选出代表，出席被史家称作“英国国会下议院萌芽”的非常国会。由于在1265年1月首次召开，因此又被称为“一月国会”。这是英国民主史上最辉煌的事件。国会代表由每个郡两名骑士，每个自治市镇两名自由市民组成。这种形式后来一直沿用到20世纪，为现代选区打下了基础。  

然而“一月国会”的重要性，在学术圈里却鲜为人知。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一朝向代议制统治发展的重要步骤，被1215年问世的《大宪章》的光芒遮掩而失色。但正是1265年的非常国会，在构建英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上，从《大宪章》迈出了一大步。《大宪章》是首部成文宪法，但主要是为贵族写就的宪章。在1215年《大宪章》问世，到1265年邀请百姓代表出席“一月国会”之前的五十年中，类似于国会下院的东西连影子都没有。虽然1265年之前，所谓国会已然存在，但那只不过是国王及其经挑选的顾问的传统贵族精英会议。1254年也曾召集骑士出席国会，但仅为讨论税收问题。 

“一月国会”代表郡县和自治城市，议事范围广泛得多，不仅仅只讨论税务。所以“一月国会”的召开，是英国政治发展上划时代的事件。这一激进改革，是理想主义、实用主义和野心驱动的一场典型中世纪革命和叛乱。大约从1250年开始，受够了英王亨利三世暴虐统治的贵族，在莱斯特伯爵西蒙·德孟弗尔（Simon de Montfort）领导下，起兵反对亨利三世。1264年5月，德孟弗尔在刘易斯战役击败并俘虏了亨利三世及其继承人，后来的爱德华一世，夺取了国家控制权。他作为寻求国家重大改革的政治集团的领袖，召开了“一月国会”。 

但多数贵族并不支持德孟弗尔，他缺乏国家有效统治者的权威，必须尽可能争取社会各界广泛的支持。非世袭贵族的骑士和自治市民有助于制衡贵族，将改革意识带回各自的社区，形成支持德孟弗尔政权的社会基础。德孟弗尔的动机不仅为了掌握权力，也有意识形态因素。他受到教士很大的影响，他们期望他成为关心穷人的伟人，为广大社会谋福利的统治者。他在1259年的遗嘱中承认，曾经压迫过自己领地上的农民。“一月国会”重申了德孟弗尔在刘易斯战役胜利后草拟的宪法，他也企图攫取更大权力。但他的重要盟友格罗斯特伯爵投向王党阵营，德孟弗尔的短命统治开始终结。1265年8月，他在和反对势力交锋的伊夫夏姆战役中阵亡。 

不论德孟弗尔的动机如何，他召开非常的“一月国会”，为自己在全球赢得了民主支持者的声誉。他的改革与后来美国革命时“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遥相呼应。拿破仑称他是“最伟大的英国人之一”。德孟弗尔还赢得了“下院之父”的绰号。维多利亚时期的学者称赞说，“代议统治的理念经他之手而臻于成熟”。总之，他的“一月国会”为后世树立了楷模。

既然基督教原理与民主政治无关、“上帝主权”与“人民主权”根本对立且无法调和，那么在实际发展中；为什么基督教与民主政治的发展还是有些关联呢？

这就得考虑其它多种因素的综合存在，例如海洋文明的要素，封建政治的影响，城邦传统和王国现实的复合作用，等等。所以说，“德孟弗尔的动机不仅为了掌握权力，也有意识形态因素。他受到教士很大的影响，他们期望他成为关心穷人的伟人，为广大社会谋福利的统治者。他在1259年的遗嘱中承认，曾经压迫过自己领地上的农民。‘一月国会’重申了德孟弗尔在刘易斯战役胜利后草拟的宪法。”正因为这样，英格兰王国拥有了比意大利城邦更为适合的代议制度发展的土壤，基督教才能把关心底层民众的慈爱精神化为现代议会制度的建设，从而发展出东欧和亚洲的基督教社会都无法发展出来的代议制民主政治来了。当然，这种代议政政治也就能超出城邦范围，整合出英国那样规模的王国和美国这样规模的联邦/帝国。而且还有可能从中发展出一个全球框架。

这是任何一个严肃考虑中国前途的人，不得不正视和思考的。如果我们不想在这个过程中沦为客体，就要主动迎战，把自己变成主体——主动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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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章  没有基督教就没有司法独立

大家知道，司法独立和城市自治是资本主义得以发生发展的前提，城市自治的传统在希腊罗马古已有之，但司法独立却是与教会的影响分不开的，因为教会的存在造成了政教分离，造成了政府以外的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力量。所以没有基督教就没有司法独立，基督教的历史贡献不可谓不大；而这不仅仅是历史，因为在现实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缺乏基督教传统的社会，司法独立往往受到了扭曲和限制。

不仅司法独立有赖于基督教的影响力，甚至现代科学的发展也有赖于基督教的影响力。

有篇《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近代科学》的网文指出：

[

近代科学的诞生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古典科学的复兴，如果没有希腊科学这个基因的话，近代科学是不可能产生的。但是如果只有希腊科学的复兴是不足以描述近代科学的。希腊科学和近代科学的根本区别是由无用的科学到有用的科学的进化，由单纯的内在推演的科学到基于经验的，寻求对世界掌控的科学的进化。希腊科学复兴无法凭借其单一力量完成这一转折。二是对古典科学的修正，修正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说欧洲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经济、技术革命、基督教、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等等。我认为其中起到最重要作用的是基督教，而且它直接影响了其它若干因素。 

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观念层面上。

自由作为自由意志。希腊科学作为一种科学，首先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也不是技术发展的必然后果。它是基于某种特殊的人文理想之上的，即自由的人性理想。把自由作为人性基本规定的希腊文化必然孕育出科学这种人文形式。科学在希腊时期既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生产力，也不是智力炫技，而是对人性自身规定的实现方式。基督教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改变了对自由的规定。希腊人的自由简单说来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个重要的关于自由的理解到了近代依然被相当多的哲学家所认可和接受。而基督教提出崭新的、完全不同的对自由的认识，即自由的意志化。对必然的认识和顺从在基督教看来还不是自由的，自由是一种意志选择，即人有能力选择与必然相反的东西。这种自由的维度使得同样以自由、人性为目标的科学产生了微妙的转变。科学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认识和顺从逻辑，而改变为人自身的主体性的张扬，这是新科学的主要动力。

人的中心地位。在希腊科学中，神界的逻辑相比人具有更重要的地位。而基督教把人放在中心的地位。人是万物之灵长，人是上帝在世界的代理，上帝允诺人支配和控制世间的一切事物。自由意志和人的中心地位加起来构成了一种主体性的科学。希腊科学简单说来是求真的科学，近代科学由于自由本身发生的改变，科学的目标不再是单纯地求真，而引入了求力意志的维度。希腊科学复兴之后，与基督教构成了一种紧张张力，而这种张力恰恰成为了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

自然的去神化。在希腊时期，自然是高不可攀的，人工只能模仿自然。所以人对自然的认识是单纯的被动性认识，没有办法对自然进行操作。而基督教降低了自然的重要性，认为它是一个受造物，而受造物不可能分有绝对的必然性，在全能的上帝面前，自然严格说来是没有什么必然性可言的，变成了碎片和偶然的产物。自然规律需要单独的方式进行构建，整个近代对经验的重视来自于自然去神这个关键环节。

提倡劳动与技术。希腊是一个奴隶社会，自由民不需要进行体力劳动，希腊哲学认为采取对自然干预的方式来认识自然是要不得的。而基督教打碎了奴隶制，提倡人人平等。对劳动的提倡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

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第二个重要影响体现在制度层面上。相比于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与其有类似的处境。二者都有复兴希腊科学的机会，实际上也都复兴过。而伊斯兰世界对希腊科学的继承却并不持久。基督教世界为何能持续地将希腊科学继承下来，需要从制度层面来分析。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整个欧洲出现了很多世俗国家。罗马成为了当时西方世界实际的领导者。而在12世纪教会开始创立自己的法律之后，教会和世俗之间的分权变得清晰分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为缓慢传教，积累了很多与异教和世俗政治打交道的经验。它发明了一整套非常优良的制度构建，即政教分权。因此，世俗的学术与其宗教教义并行不悖，尤其是到了十三世纪，第一次学术复兴时，大量的希腊学术典籍被翻译并传入拉丁世界，出现了希腊学术与基督教教义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基督教世界通过经院哲学和大学创立了非常好的学术治理方式。中世纪的大学制度对希腊学术这样一种纯粹的科学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在这样一种制度之下，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及社会的精英人士都受过相当好的希腊学术训练。经院哲学提供了几乎同等看待基督教教义和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可能条件。人们可以自由怀疑和批评亚里士多德的任何学说，而反过来，可以基于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坚持来规避教义所要求的命题。总体来说，基督教为近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保障希腊学术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从观念层面，基督教为近代科学的诞生提供了修正的作用，在制度层面上它为希腊学术这一异教学术的传播创造了制度条件。]

另外一篇《基督教的作用及新教和马主义的关系》一文指出：

[

1、基督教在西方在世界作用非常大，大的方面应该有两个，一是他作为社会的压仓石，说是保守力量也可以，它使社会有一个重心，也使社会能够循序渐进，如果有一个阶段历史跑得太快，几近倾覆，他就把他拉回来，重新修整，焕然一新，重新上路。

2、在法国新教势力最为强大的米迪地区，新教徒大肆迫害天主教徒，企图通过暴力迫使他们改宗，如果不能得逞，就割断他们的喉管，并且洗劫他们的教堂。在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内，对新教徒的迫害亦不相伯仲。这样的对抗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内战，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战争。法国宗教战争以1562年的“瓦西镇屠杀”为序幕，其间虽有间断，但先后共持续了三十六年，直到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南特赦令》为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饱受兵燹之灾，血流成河，城市被劫掠，居民遭到屠杀。宗教冲突和政治冲突所特有的那种残酷本性在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场景在多年以后的旺代战争中再次出现。（【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第二章）

3、米瑟斯（哈耶克的老师，自由主义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在大陆的知名作品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早就提醒人们：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贡献，什么是基督教的“贡献”，是要区分明白的：“把这些小店主伦理取得的成果与基督教的成就比较一下吧！”“资产阶级文明创造并传播了福利，令过去所有的宫廷生活相形见绌。”“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否认，那就是没有教会，欧洲将更乱。”“还有一个事实也不容否认，那就是由于基督教对信仰和真理的追求，从中孕育出近代精神文化，自由、平等、博爱、法制，开启了欧洲大繁荣的近现代时期。”

4、第三次从新教里分裂出清教，清教思想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不论以上这些说法是否周延， 都谈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力量如何深远。]

比较值得注意的还有《基督教和圣经中的“司法独立”》一文，它指出在西方普通法地区，一个法官最大的成就，是他的判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经典，他的姓名可以成为某些法律的代名词（例如美国的 Learned Hand 和 Benjamin  Cardozo 两位法官）。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很多法官一生都不会遇到一件这样的案件。就算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几十年后，随着环境、政治、文化等改变，也不会再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了。

但是，历史中有一个法官，他的名字却两千年来都被人认识，现在每星期，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有几十亿人提到他。可惜的是，如果这法官泉下有知，他就肯定只会希望世人都不认识他，免得不断受到世人的咒骂。和他比较，中国的秦桧连“提鞋也不配”。“千古罪人”，他当之无愧。

这个可怜的法官是谁？他就是审判耶稣的本丢·彼拉多。每次信徒背诵《使徒信经》的时候，他的恶行就会再被人清算。

本丢·彼拉多真的是那么罪大恶极？这个罗马刽子手比起希律王、比起决定要杀死耶稣的祭师和文士、甚至比起出卖耶稣的犹大和广大的犹太群众来说，真更可恶吗？为什么只有他的名字出现在《信经》中？彼拉多的心肠其实不算“太坏”。他相信耶稣是无辜的、甚至希望通过当时犹太人的法律程序来救耶稣一命（在逾越节释放一囚犯）。用法律的术语，他对耶稣没有malice（恶意），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已”。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使徒信经》的内容也是神的心意的话，就要承认本丢·彼拉多的确应受这样的咒骂。那么，他的错在那里？彼拉多的错，就是在于他没有捍卫“司法独立”——他为了所谓“社会安定、和谐”，不惜牺牲无辜人的利益（太廿七24）！作为法官，他应该只按法律去判案，当时耶稣被控的罪名是他要做“犹太人的王”，这就是造反与革命，是“颠覆国家政权罪”。既然彼拉多发觉没有证据，就必需无条件的释放耶稣。

“司法独立”，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法官不能受当权者或者民意影响，而只可以考虑法律和事实。无论判决怎样不受欢迎，法官也不能让步。司法独立不一定需要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英国直到几年前终审权还是在国会中，但是没有人会怀疑英国法庭的中立性。

“司法独立”也并不是近代西方国家才有的概念。在旧约中，神已经清楚的命令以色列人必须维持“司法独立”：

申一16-17“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

申十六18-19“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

诗八十二（亚萨的诗。）“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徇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细拉）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仆倒，像王子中的一位。神阿，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

诗八十二重要，因为耶稣曾引用这圣经，但是也有翻译说第一节的“诸神”是“法官”。

旧约中，“公义”和“遵行律法”是互通的，所以，按“公义”审判就是按“律法”，而不是外貌、贵贱、权力（惧怕）、利益（贿赂）、压力（徇恶人的情面）、甚至种族／居留权（与同居的外人争讼），来判案。这不正是现在对司法独立的要求吗？

确实，契约神圣、司法独立、公正至上这些观念都是来自《圣经》。或者至少是通过基督教传给欧洲人的。因为不论“旧约”还是“新约”，其意义都是上帝与人类的约法。这种“神法”的地位甚至高于“自然法”。就像在科学中，基督教实现了“自然的去神化”，“自然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基督教降低了自然的重要性，也降低了人类更改法律的随意性，而更具利益关系便宜执法、相机行事，更被认为是罪大恶极。因为基督教既然认为人是一个受造物，那么这个受造物就不能违反上帝的诫命而不受惩罚。在全能的上帝面前，人类严格说来是没有什么绝对的自主权的，不可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腐败。

没有基督教的这些影响和制约，就没有延续司法独立的动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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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章  民族主义者与基督徒联合起来

《约翰福音》写道：“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主的应许很“灵”，因为这是“属灵”的。如果强行把“属灵”的东西搬到“属世”的领域，虽然合乎理论，在实践中却常常流于“属零”甚至导致“归零”。

基督教的“属灵”与民族主义的“属世”之间，也存在这一紧张关系。

实际上，世界上的人都是分属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或多或少都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即使这种民族主义隐藏在国际主义的化妆甚至世界主义的伪装之下。

我发现，基督教在一个社会的传播，多少取决于它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基督教要在一个社会获得主流地位，需要处理好它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基督教不是爱国主义，但是基督教与爱国主义也不能对立，否则会两败俱伤。我看到：欧洲日益离开爱国主义的二战以后，也是欧洲日益离开基督教的时候。这个现象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基督教是爱国主义的扩大，而不是爱国主义的消灭。正如爱邻人是爱家人的扩大，而不是爱家人的消灭。

宗教是超越国家机器的，是世界性的，要求宗教人士爱国、甚至要求他们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这样的提法，只有在中国等极少数国家才能听到：但是这不等于说，宗教可以违背民族主义甚至反对民族主义。

宗教是超越国家的，尤其是高级宗教。当然像日本的神道教那样比较低级的国家宗教例外。现在的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教、道教，都是如此超越国家的，但也不能危害国家。我看到，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这三大教，在它们覆盖的社会，都促进了而不是削弱了那些社会，因此或多或少都与其民族主义是互相协调的。儒教是比较崇拜国家的，以国家为重心的。越南、朝鲜、日本都不在中国版图以内，但是都推崇儒家，因此相对缺乏超越性，缺乏那种超越国家机器之上的终极盼望。对于高级宗教来说，你让它把爱国放在爱上帝前面，就好像把肉欲放在精神追求的前头，等于是让它崇拜魔鬼。但这不等于说，宗教可以不爱国。

在我看来，宣称“真理在握”固然可笑，但宣称别人这样宣称就是“伤上了上帝的心”也甚为可笑。因为谁也无法代替上帝发言。我知道，圣经里对这样的“代言人”有明确的谴责，甚至是严厉的诅咒。

早在1987年我信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前九年，出版的《秦人与楚魂的对话——对〈展望二十一世纪〉的诘难》里，我就撰写了《基督与佛，汇归于中国》一章。

我那时已经明白：现代中国作为“世界精神的下游地区”，已经承接了堪称全球最多的成分：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复杂程度甚至超过了印度。古代南北朝开始于“五胡乱华”，现代南北朝开始于“五教乱华”，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太平天国的兴衰。至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也是作为基督教的一个旁门左道、世俗变种，通过俄国的入侵、登上了中国的舞台。

这样一来，基督教与中国文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反过来说，中国文明也会对基督教产生反作用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了。

1、现在的中国，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已经死亡。

2、现在的中国人，基本上依赖对于财富的信仰而存活，但是这种低级存在的局面仅仅是由于“没有信仰”。一个社会无法持续地没有信仰而继续运转的，更无法有效地升级，、达到更高级的生存状态。

3、现在的中国社会，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民族主义者，一部分人是基督徒。这两部分人表面上不同，实际上没有不同。

4、从动机上说，民族主义者和基督徒都是为了“自己好”：民族主义者希望国家好起来然后自己好，基督徒希望得到上帝的祝福然后自己好。

5、从目标上说，民族主义者和基督徒可以在“基督教中国”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另起一页）

四十四章  乡绅与教会

（一）中国乡绅

乡绅阶层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有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掌柄过有限的权印，极少数人可能升迁官衙，但从整体而言，他们始终处在社会的清议派和统治集团的在野派位置。

他们获得的各种社会地位是统治结构在乡村社会组织运作中的基础。

1、乡绅释义

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是乡里的管理者与读书人。

《警世通言·桂员外穷途忏悔》：“施还年幼，岳丈支公虽则乡绅，是个厚德长者。”《平山冷燕》第五回：“﹝宋信﹞便依旧阔起来，到乡绅人家走动。”茅盾《子夜》八：“前清时代半个举人，进不了把持地方的‘乡绅’班。”

2、政治地位

乡绅阶层的政治地位主要显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扮演朝廷、官府政令在乡村社会贯通并领头执行的角色。封建统治集团的政令、法令，无论采取何种传播方式，欲使之传遍乡村社会，都必须经由乡绅阶层晓知于民。当权者只需将政策、法令告之乡绅，余下对乡民的宣传并使其执行的过程便由乡绅负责。此种相当于统治阶级最基层的政治地位，除乡绅阶层之外，其它阶层很难承担。其二、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首领或政治代言人。在相对稳定的封建统治秩序下，乡村民众对朝廷政令及各种赋税的服从或抗争，首先反馈到乡绅那里，并听从乡绅的建议，争取乡绅的认同，再经乡绅向官府反映民意。在这个由下而上传递乡村民情民意的过程中，乡绅刻意塑造自己作为一方民众政治首领的形象，有时甚至与乡民团结一体，充当乡民利益的保护人，在经济发生危机、朝政腐败外显时期，这一点尤为明显。因此，乡绅阶层是封建统治者与下层农民之间的桥梁。它一旦松弛、分解，社会政治秩序即会出现无序。

3、经济地位

乡绅阶层经济地位的高低主要表现在：占有土地，拥有房产，承担的赋税及对乡村经济的间接支配力等方面。土地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每个阶层的经济地位都与土地占有量联系在一起，乡绅占有的土地远多于农民，从土地中获取的经济利益高于农民，其经济地位当然也高于农民。乡绅的经济地位还可以从对乡村经济的间接支配力上反映出来。乡绅通过出租土地，控制租地农民的经济利益，通过领头集资修建水渠、道路，把持乡村经济生产要素，通过捐款救灾，稳定当地民心，减轻官府的压力，维系着与乡民、官府的经济关系。

4、乡绅影响

乡绅阶层始终是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特别是在朝代更替，皇权易主的年代，乡绅捍卫儒学的决心和勇气更胜官吏一筹。这种对儒学长期不变的情有独钟，奠定了乡绅阶层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文化地位。乡绅阶层的文化地位还与自身组成成分有关。乡绅中的一部分人是通过科举考试、退任或已在乡村休闲的官员。这些人一生中曾经有过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都与对儒学的虔诚和追求紧密相连。他们从科举制度中得到的不仅是入仕之途，同时也以此作用于儒学的发展，无形中影响着周围的人的文化价值观乃至社会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又逐步确立了自身在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主导者地位。

乡绅还对乡村社会长期存在的族权、神权拥有某种控制力，对乡村社会的治安拥有管理与裁判权。通常情况下，族长由乡绅综合宗族意见推举产生，或者得到乡绅的合作认可；有的乡绅本人就是族长，对一族拥有道德上名义上的首席权。神权的柄杖也大体如此，由于乡绅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其政治和文化地位的结合，产生了神权上执行、解释的可信度。此外，乡绅出资办地方治安队或团练，大多还自任头领，对乡村社会治安进行控制、操纵，特别是在边远乡村，乡绅的军事控制权尤其明显。

5、历史评价

由上可见，乡绅阶层是近代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阶层，他们的各种权力和社会地位，相当一部分是皇权默许甚至授予的，封建上层统治者的目的是让乡绅在皇权不容易支配到的乡村社会里，负起率民为善的教化责任，以补充地方行政的不足。同时，乡绅又从乡村的宗族、家族、民众那里得到支持，这种源于古典式民主并具有较广泛民众基础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成为乡村民众的代表，构成在官府之外的又一股势力。这股势力既是官方与民间的桥梁，又是官府、乡里所期望造福乡里或教化民众的不二人选。

（二）乡绅阶层与宗族制

近代乡绅可以追溯到明代。

明朝的社会结构与前代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就是乡绅阶层的形成与宗族制的发达。

乡绅一词的本义，为居乡的有功名仕宦之人，它是明期主要通过科举和学校制度所造就的一个社会特权阶层，大致又可细分为两部分。其上层皆有官员身份，包括现任或退职官员，主要为通过科举考试得官者，也包含了通过捐纳、封赠等途径获得官职实衔或虚衔的人。下层则是有“功名”而尚未获取官员身份者，包括已中举而未仕的举人，国子监监生，以及地方府、州、县学的生员（秀才）。这些人的举人、监生、生员“功名”都是终身的，非犯罪不会革去，虽未做官，但被认为已接近仕途，具有一种“准官僚”的地位。

通常乡绅的上层又称为缙绅、乡官，下层又称为绅衿，但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严格，也常与乡绅的总概念混用。乡绅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待遇上都与普通百姓有显着区别，即以其中地位最低、人数最多的生员而言，也可以“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见礼于官长，而无笞、捶之辱”。举人以上更是身份大变，一旦中举，“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上》，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明季绅衿之横”条）。

乡绅制度的流弊，主要是因为乡绅在赋役方面享有特权，包括合法的徭役优免和非法的欠缴、少缴赋税，因此很多人都会设法将土地诡寄、投献到乡绅名下，借以逃避赋役。顾炎武以生员为例评论说：“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之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中》）

明朝后期，乡绅势力极盛。其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兼并田产，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成为地方上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徭役改征役银，征收标准又逐渐转向地亩，致使乡绅徭役优免权的实际意义下降，已隐含衰颓之势。明清之际，乡绅在战乱中大受打击。

明代乡绅在社会基层管理方面也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由于他们不仅拥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还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和“士”的身份，因此在民间享有很大的权威，是“一邑之望”、“四民之首”，以致“民之信官不若信士”。许多地方公益事业，包括公共工程建设、慈善活动、灾荒赈济、地方志修纂，乃至社会治安的维持，民间纠纷的调解，神祗祭祀的举行，都是在乡绅的主持或积极参与下完成的。

乡绅一方面代表官方在基层社区内部发挥统治职能，另一方面也时常代表基层社区的利益与贪污不法官吏进行抗争，向官府乃至朝廷反映基层社区的要求和愿望。不过，在明朝，乡绅在地方上的恣纵违法行径较其积极贡献更为引人注目。

明代社会的宗族制十分发达。这是一种新的宗族制，始出现于宋朝，不同于魏晋到隋唐的士族宗族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区别门第，而是更广泛地向社会基层发展，形成具有一定独立、自治色彩的农业社会群体。它继承了周朝宗法制的一些概念和原则，但实际上又多有差异。如宗法制仅行于士大夫以上，不行于庶人，宗族制不仅不分士庶，而且尤其侧重于普通百姓。宗法制自上而下，形成严密的宗统，大小宗区分严格不得逾越，宗族制则一般稍有身份、地位的人即可自立宗统，向上追附始祖，向下收族，大小宗界限不严。宗法制与国家政治形态密切结合，宗族制则与政治关系不大，而更具经济、社会意义。

就具体内容而言，明代宗族制包含着一些特定的构成要素。

一为祠堂，是规模较大的祭祖活动场所。传统上庶民之家不得建祠，其祭祖也有世代限制。自明朝中叶起，这方面的禁忌被打破，朝廷允许一般百姓建立祠堂，追祭远祖，有至十几、几十代者，因而大大推动了宗族制的发展。一所祠堂可以聚集大批族众，通过祭祖强化其认同感，同时它还是族众议事之所。

二为族长，即宗族首领，是族权的人格化和集中体现，可以号令全族，惩罚族众，族众害怕他们往往甚于官府。一般推举年长属尊有德行者担任，或考虑政治因素，选择“贤而贵者”。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乡绅都会是族长的首选，相比之下嫡长子继承原则在这里并不十分重要。

三为族谱，记载始祖以下本族人口的繁衍状况。与门阀士族时代的族谱相比，此时的族谱不强调门第，而是注重“睦族收族”，“明一本而浚其源”，“究万脉而清其流”，加强宗族凝聚力。

四为族规，用以约束族众的思想言行，相当于族中的法律。内容多宣扬传统伦理道德，提倡穷人“安分”，富人“恤族”，要求族众遵守国家法令，承担赋役义务。族规制定后往往定期在族中宣讲，或刊载于族谱。违背族规者由族长在祠堂主持惩罚，轻者罚站罚跪“思过”或罚款，重者拷打，开除族籍，甚至处死（处死后报官）。

五为族田，是宗族公产和宗族制长期延续的经济保证，其收入用于祭祖、办学、赡养鳏寡贫困的族人，以及资助族人参加科举考试，多由族中富人捐置。

明代宗族制的发达，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基层管理组织的作用，与保甲制互为经纬，共同为国家服务。族权与绅权的合一十分常见，乡绅往往又是宗族首领，上文所述乡绅在地方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多是通过宗族进行的。族权也与国家政权存在一定的矛盾，特别是在南方宗族观念强大的地区，不同宗族间的个人纠纷，有时会演化为大规模的宗族械斗，破坏统治秩序，影响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不过就总体而言，宗族制对国家政权仍是以积极的维护作用为主。 

（三）商人为何呼吁恢复“乡绅制度”

 

在2014年第十四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有些商人围炉漫谈乡愁，呼吁恢复“乡绅制度”，认为，“有乡绅就留得住乡愁，没有乡绅就留不住乡愁，没有乡愁。”一堆商人在一起关注“乡绅”话题，也足见其近年来的影响力了。

“乡绅”，在国家政权对基层乡村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充当了政府与乡民之间联系的重要中间角色，兼顾政府和地方利益，就地方事务为政府官员出谋划策，为维系地方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学者熊培云在《一个村庄的中国》中认为，乡绅这个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体制内权力与中国社会基层的“连接器”、“缓冲带”；梁漱溟说，近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乡村的破坏史。而乡村的破坏史，也是一部“乡党消亡史”。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了中国社会“双轨政治理论”：“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塑造出一个形象而又独特的描述传统中国政治运作逻辑的‘双轨政治’模型。”

美国家族史专家古德也在其《家庭》书中说：“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吴理财在《民主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文中认为：“在中国，三代之始，虽无地方自治之名，然确有地方‘自治’之实。自隋朝中叶以降，直到清代，国家实行郡县制，政权仅止于州县。那时，乡绅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乡村公共事物主要由绅士出面组织，从而在客观上造就了乡村社会一定的自治空间。但是，与其说那时是乡村自治，还不如说是‘乡村绅治’。”

秦晖则将传统乡村社会概述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础控制》）

目前，随着国民整体乡土意识和文化发掘的自觉，农业生态理念的推广、有机农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农村信息化等，也显露出一些良好的端倪和态势，如乡村宗族意识和传统礼俗的复兴，大企业资本如联想、网易等投资现代农业，都市白领下乡涉足家庭农场，先富能人返乡治村，大学生回乡创业等等。随之产生的便是知识信息以及知识分子在农村的集聚。

这些在农村集聚，从事农业的“知识分子农民”，逐渐转变成以农业为职业的“农民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农村里的意见领袖，变成农村公共事务的发言者、论坛的主持者。这才是我们期待的——要恢复农村的活力，要重建农村的知识阶层。”（钟永丰《重建农村的知识阶层》wen.org.cn）

这些农村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新乡绅阶层生成的主要基础，同时也是新乡绅阶层的主要构成。

当然，除了知识能力之外，还应该有其它方面的条件，如“拥有一定财富或者创业能力的，乐善好施的，在当地具有一定威望的”等。（参见宋青宜《中国未来的脊梁：新乡绅》）

（四）一个结论

但是，上述看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乡绅阶层社会基础的家族制度，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社会。而作为家族制度的意识形态“祖先崇拜”，也已在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了。

几个世代的共产党专政，不仅摧毁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家族制度，也摧毁了粘附在上面的传统意识形态，例如儒释道，等等。传统的儒释道，在现代社会除了发挥“入室盗”的寄生功能外，缺乏积极的社会功能。因此在中国农村，乡绅阶层的职能早就被教会取代了。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当局要按照上级指示疯狂拆毁几千座教堂十字架的症结所在。因为基层教会对于日益没落的共产党专政的替代作用，正在不可避免的进行之中。敌基督的邪恶势力正在进行最后的痉挛。

附录：从士绅到党棍

杨念群《士绅是如何溃灭的？》一文说：

在中国过去的年代，“士绅”通常是指那些有教养的人，他们经过科举制的筛选，有层序地分布在城市和乡村，由于士绅在乡间地位特殊，自然一直就是小民闹事的首选标靶。士绅又是“官”与“民”沟通的中介，地位既敏感又尴尬，虽可以两边说话，却又须担载风险，搞得好两边皆大欢喜，搞不好两头都要得罪。当他站在“民”的立场也许会为百姓说上几句好话，如果只从“官”的角度设想，可能就会充当皇权意旨插入民间的管道，仗势官府欺压良民堕落成恶人也在所不惜。诡异的是，有时民间造反和镇压叛逆统统都由士绅挑头，如太平军的造反首领洪秀全是个秀才，湘军之父曾国藩是休闲在家的翰林，虽然两人地位悬殊，但到了乡里一层却都是领衔处理事务的能人。无论造反还是剿逆，双方比拼不只靠军事能力，还要看各自苦心标榜出的行动理由在多大程度上能打动百姓的心，让他们死心跟随。

左都建绘

曾国藩搞团练围堵太平军，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行动，湘军打仗是有道德感做支撑的。“道德感”靠两个来源激发形成，一是保土保境的家乡观念，二是宗族凝聚的儒家思想。所以他用兵只选朴拙可靠的山野村夫，不用城市油滑之人，汉奸曾国藩就凭借这两条道德律令支撑起了伪清的半壁江山。这两条律令比起太平军斩尽“清妖”，奔向“天国”的伪基督教乌托邦指令不一定更挑逗煽情，却保证能够持久。画饼充饥伪造一个天国幻象有点像吞符念咒，药效发挥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时间耗久了一定露馅。

裴宜理曾记载红枪会会员吞吃符咒犹如打上一针兴奋剂，因为符咒用朱砂写在黄裱纸条上，这些纸条内含硝石成分，朱砂是一种传统的神经镇静剂，硝石有兴奋剂的功效，两药混合服用很容易产生刀枪不入的幻觉，一旦打起仗就会玩命不怕死向前冲杀，妄想着见谁灭谁，疯癫起来可持续两个小时左右，足以应付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与此相反，曾国藩的动员手法从不靠装神弄鬼，他反复强调，血缘、亲情、家族等乡土链条的凝聚胶固，是击败任何对手的至尊法宝。这想法貌似老套，唤醒的却是沉淀百年的历史记忆，晚清一些读书人特别强调“乡土”意识的重要性，就是在湘军扫荡太平军之后才慢慢感悟出来的，民初文人动不动就爱把“地方自治”挂在嘴边，和曾国藩当年对乡土家族记忆的呼唤锻造多少有着某种关联。（但是这一套在明末怎么就不起作用呢？可见这一解释完全错误。——谢选骏）

所以，曾国藩和洪秀全互斗起来都是杀人如麻，比赛着看谁比谁残忍，其实骨子里不过是在兜售一种迷幻心灵的药方，最后比拼的还是谁的精神力量支撑的药力更持久。药性的灌输渠道又全靠哪个首领真能敬宗收族垄断一方，说到底还是士绅在背后用实力说话。

罗威廉描述湖北麻城近七个世纪的暴力根源，就发现越是到了近代时刻，无论是圩寨里的匪帮，还是自组的团练，最后都要取决于谁能更高效地掠夺和控制生存资源，因此各派都纷纷依托强大的宗族势力。至于族众是“匪”是“民”，常因身份转换过快，是真是假无从辨析。清朝初年曾严禁士绅与异端的秘密会社来往，终究挡不住他们与匪类的合流，乡间民众“自保”与“叛逆”的边界就这样变得模糊难辨。

士绅：乡村暴力的减震器

士绅在乡村能够托大是因为他既是暴力萌动的滋生点又是暴力蔓延的减震器，从长远观察，他对暴力的减震效果当然要大于催生的效果。士绅真正对民间发生影响应该是在宋代以后。人们多有一个误解，以为自汉武帝以来帝王就对儒家言听计从，这分明是被“独尊儒术”的虚伪许诺给蒙骗了。都说儒家满口仁义道德，却不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道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谁也说不清楚，也没人恪守儒家书呆子般的教条。否则就无法解释汉代以后为什么会紧跟着出现魏晋的肉欲横流和隋唐的胡汉杂糅。在这里，从裸奔嗑药到胡服骑射，所有在后世儒家眼里大逆不道的举动都属正常。

那时多教混杂，儒家讲群体仁义，佛家就讲自体隐秘清修，还有道家吃喝玩乐的人生观在等着和它叫板，三者交替竞争，谁也说服不了谁，儒家提供的人生价值期许反而还略显单薄，没什么吸引力。这也就难怪宋代以前的帝王从未把儒家道貌岸然的说辞真当回事。唐代的韩愈写了篇《道统说》，硬说儒家的线索从孟子以后就断掉了，到他这里才算接上，这是在骂儒家那么多年真是没用，尽管骂得痛快，韩愈这套讲法还是没人理会，到头来只能是自说自话，孤独得自己都觉沮丧，“道统”之争反而间接透露出儒家数千年都没怎么风光过的窘态。

儒家不受待见，是因为帝王总是相信单单依靠暴力统治就足够了，儒家那套满嘴虚无缥缈的道德说教虽然优雅动听却不那么实用，没什么可操作性，在孔孟时代就未见真效。秦朝用酷吏操弄严刑峻法，使得暴力管制不断升级，倒一时显得立竿见影效率奇高，却因过犹不及，终于酿成官逼民反的惨剧。暴力用到极致，小民没有退路，才轮到儒家这个扮红脸的角色粉墨登台救救场面。陈胜在大泽乡暴雨中说，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还是反了吧。如果权衡下来，造反的成本不见得比忍耐的成本高，选择造反的概率就会相应增大。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暴力实施力度的大小应该与空间的伸缩有关，“空间”拓展得越快越远，管理成本的投入就会相应增加。秦朝疆域一直延伸到了海南，占据的地盘过大，暴力控制的成本自然很高。试想，如果给每个村庄都派去酷吏直接管辖，那要付出多少人力物力才能搞定。如果不管不顾人力透支强行贯彻，最后只有崩盘了事。汉初用黄老之学休养生息就是考虑到了秦朝治理成本过高，只不过清心寡欲无所作为只能算是一种过渡举措。汉武帝表面尊崇儒术，也是觉得秦朝用刑太酷，失掉了人心。不过别以为武帝表态就意味着儒学突然风靡天下，好像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汉宫内倒是设有“博士”之位，据传有学生终日苦读暴死烛下，好像治专门之学活活累死书生犹如旌表劳模，实在是书呆子傻气乱冒，只可权当笑话谈资，与治国安邦的大计毫不相干。可见彼时儒学实属门庭冷落的技艺，完全找不到如何与老百姓亲近的路子，汉唐盛世大致还是靠兵威立国，治理秩序中混搭着各种互不相干的怪异思想，远不是后人想象的“儒教国家”那般思无邪的纯净整肃。直到宋代帝王出面定调，后世仿佛才慢慢找到一些节约统治成本的思路，儒家文士从此趾高气扬，开始大显身手。

有一个现象前人早已注意到，自宋至清，尽管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土地开垦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清代实现疆域“大一统”后，人口一下子跃增至三亿。官僚人数却增幅甚缓，基本维持在前代的水平，这说明一定有一股力量羁绊着王朝暴力直接向下延伸的步伐。这股力量就是民间宗族的崛起，他们承担着扶济族众、化解纠纷和教化子弟的责任，使得小民不至于为官吏所欺，遇事动辄层层上诉，投告无门。他们把原归官吏处理的部分职责揽纳过去，大大节省了行政治理的成本，延缓了官方严刑峻法对乡村的渗透范围和程度。

宗族在民间如何产生是个复杂的话题，宋代以前只有“世家大族”，也就是所谓“门阀世族”的势力很大，老百姓并无自组宗族的权限，因为宗族要聚居成势，必须依靠祭祀祖先，修纂谱牒，以达敬宗收族的目的。宋朝之初仍然只有高官贵族才有资格祭祀祖先，修庙设仪，与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直到朱熹作《家礼》，刻意简化礼仪程序，放松了民间祭祖资格的限制，允许百姓公开祭祀，民间宗族才有机会扩大繁衍人口，一旦扩张开来，就可自定家法规则，宗族首领多由经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地方士绅担任，他们把原先需要官府行政机构处理的事务收归民间自主解决，这在皇帝看来是何乐不为的好事。

宋代兵力孱弱，文气弥漫，重文轻武之风特盛，却仍不失为一个清平动人的美好年代。民间宗族在乡村扩张延伸减小了官家出面办事的概率，承担起了暴力减压阀的作用。尽管后人常常批评宗族戕伐人性，软刀子杀人，如私设公堂、伪道德泛滥（割股疗亲、寡妇殉节等等），却无人否认，绕开面目狰狞贪得无厌的吏胥，乡民也可获得律法秩序的关照，这场面给皇朝统治戴上了一副和善（不乏伪善）的面具。当然，上峰办事也不是对宗族乡民听之任之，放手让他们乱搞，保甲制的设计就是柔性管辖的一种补充，人群被限制在一个个规划妥当的空间里，彼此瞪眼盯梢，行动相互牵制。

保甲制在历史上到底是否有效至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即使皇上要借保甲限定乡民的人身自由，也要融合宗族的软性管控。即以清帝雍正的办法为例，雍正设保甲时其实心理一直挺纠结，从道理上讲，他不得不依靠地方宗族和士绅，却又害怕他们坐拥保甲实位，尾大不掉，对抗王权。所以他总在琢磨着如何将士绅纳入编户之中，目的就是有意不让他们当上领导，卸去称霸一方的隐患。可到头来，这一石二鸟之计仍遭落空，保甲系统的控制还是纷纷落入士绅手中，削弱了衙门吏胥的支配权。由此得到的回报是，公共安全体系慢慢平稳嫁接到了地方财富和血缘脉络之中，和乡土防御机构融合到了一起。帝王对地方管控的效果依然明显。

“士绅”身份糜烂的后果

“宗族”、“士绅”在和平与动乱年代会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可能是个单纯的读书人，也可能是个宗族族长或团练领袖，或许还是书院山长和私塾教师，如逢乱世，士绅中也不乏摇身一变，拉起一路杆子造反的草莽英雄。正常情况下，士绅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由科举制随机调剂的，普通的读书人一旦中举，就会被分配到不同层级，各安其位地成为中央和地方联系的中介。大清新政废了科举，“士绅”就没了这中层协调人员的独特身份，一概转化成新式学堂里的理工男或军校出身的混世魔王。清朝的崩毁催生出了各式各样的军阀帮派大概与众多青年流入军校有关。学堂区别于科举教育，里面缺乏系统的道德规训课程，理工政法军事学堂的终极目标只负责训练专门的行政人员，帝制崩解后，皇帝作为联系政治社会文化的象征符号作用消失了，理工政法男们不用再装模作样地效忠传统道德秩序，人心失去约束，活络异常，极易变成首鼠两端的伪君子，或者干脆沦为靠武力到处趁火打劫的现代强人，暴力的魔盒就此打开了。

士绅身份的变质糜烂深深影响了地方治理技术的走向，前已提及，保甲制的编订虽然属于对乡村强制实施控制的准暴力手段，却还是被迫糅进了不少道德的考虑，比如定期宣讲乡规民约，至少让百姓觉得不只是对身心的强制束缚，还有人情脉脉的慰抚。这分明是有文化的士绅动用自身影响力横向牵动的结果。后来蒋介石也想在形式上恢复十户设甲长，十甲设保长的旧建制，却完全用于征兵征税，最终服从于剿杀“共匪”的功利目标，基本没什么道德教化的考虑在内。那些残留下来的富裕士绅对此职位毫无兴趣，地痞流氓一看机会来了纷纷抢班夺权，加速了基层权力品质的溃烂。罗威廉说湖北麻城的保长大多是文盲，连简单的账簿统计知识都没有，恐怕这个现象遍及全国，不只湖北一地而已。保甲一职改由恶人庸人充任，自然会蜕化成单纯压榨民间的暴力工具。蒋介石不是没有意识到地方机构中道德滑坡的弊端，曾经发起“新生活运动”力加挽救，只是此运动范围多集中在几个大城市中，教育普及的目标在农村根本无法兑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湖北麻城一个叫余晋芳的士绅只能通过编修县志，在书面上怀旧式地记述乡贤中那些礼义廉耻和忠孝节烈的史迹，摆摆响应新生活运动的样子。

国民党在乡间恢复士绅秩序的失败，标志着科举崩溃后遗症的持续发酵。从清中叶起，经过太平军、捻党、红巾军、红枪会、各式军阀、国共党争等各派势力的反复裹胁冲击，“士绅”最终沦为人见人欺的弱势群体。毛泽东当年就浪漫地宣告：“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美梦。”接着即有如下挖宗族墙脚的名言：正因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所以“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列举出农民运动要举办的十四件大事，其中第七件就是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这与他年轻时想法很不一样。毛泽东念书时十分崇拜曾国藩，说过“独服曾文正”这样的话，曾氏作为湖南乡贤绅士，几乎靠一人之力阻击太平军北上，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大清江山。同为湖南人的毛泽东成为“曾粉”再正常不过。可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农村严厉打击的对象正是“曾国藩”这样的士绅大户。在毛泽东的眼中，曾国藩完全不是保境安民的道德偶像，而是虐杀民众的“曾剃头”，只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面对太平“邪教”，曾国藩坚守儒教立场的英雄形象瞬间泯灭消失。

“五四”青年的转向与启蒙思想的崩解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到底在哪些方面区别于传统的农民战争，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有一点不为人注意的事实是，原来萧条贫穷、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黑暗农村被涂抹上了一层动人的玫瑰色调，而在西化现代化思想的长期熏陶下，那时的读书人早已慢慢习惯把乡村看作与现代城市无法相提并论的肮脏场所，必须彻底加以改造。

把农村生活诗意化浪漫化，在城市小资云集的场所是相当困难的，必须有一个机智的设计，方能达于釜底抽薪的目的。把士绅这类乡村里的关键人物妖魔化是颠覆习惯思维的关键步骤，“五四”愤青们一直嚷嚷着要掀翻孔家店，同时必须打倒孔夫子在乡村的代理人，打倒那些掌控家族命脉的士绅土豪，把个人从家庭的束缚中彻底解救出来。这场被称之为“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教育背景不是学堂宠儿就是海归牛人，这批“后科举时代”的新生牛犊，个个觉得舍我其谁，一路打打杀杀下来，哪里把科举出身的年迈耆老放在眼里，“五四”期间不断展开的“家庭”与“职业”选择势不两立的讨论，都与这帮“五四”青年欺师灭祖霸气外露的狂放风格不无关系。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攻击目标与乡村共产主义运动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主张是相互呼应的，这就是为什么激进青年很容易转向左翼，大批城市青年投奔延安并非有人驱赶而是出于自愿，正说明乡村的左翼运动拥有城市激进青年做基础。

但是，表面的一致无法遮掩毛泽东与“五四”青年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即使双方在清除乡村传统家族势力的观点上相互支持，在如何看待乡村和城市的地位方面也最终难以相互妥协，这几乎成了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最重要理由。令人惊讶的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二十年后，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新评价，他认定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储存了干部队伍，还说五四运动是青年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点，表面上这更像是个标准官样的党史说辞。一个背后的真相却是，毛泽东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城市中流行的对“五四”启蒙的定义。“五四”的大多数青年都认为农村是现代化城市的改造对象，这一点毫不奇怪，自古以来，城市和乡村似乎永远处于对峙的两极，最早的城镇一般是行政中枢、粮库储备和文化中心所在地，与之对立，广大的乡村神秘、危险，充满不确定不安全的气氛。每当乡村出现叛乱，城镇为了自保往往都会采取坚壁清野的手段，甚至残忍地烧毁城市周围的房屋，把大批粮食运往城内储藏，以防留给城外的敌人。

共产党当年主要在乡村活动，但最终还是和历史上一般的农民造反团伙区分了开来，其秘诀何在·我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共产党自觉地把“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重新进行了设定。贺照田说过，黄仁宇认为国民党改造了上层，共产党改造了底层，这种说法给人感觉国共两党好像有了默契分工，说好了一党管上层改革，另一党管下层改革，这种二元对立的切割思维太有问题，我很同意。国共两党思想差异的关键在于对“士绅”存留的态度，国民党想通过新老士绅的合作重建社会秩序，共产党则力求彻底消灭士绅，无论新旧，以便从底层翻转上来，实现乡村的再造。共产党理解的造反绝非限于一般农民对城市精英的仇视，否则与普通农民暴动进城一窝蜂地打砸抢没什么差别，共产党恰恰把城市精英的视角整合进了乡村革命的进程之中，形成了“城市”、“乡村”关系的全新解释。

乡村被浪漫地涂上玫瑰色是从毛泽东的这段话开始的，他语重心长地教导从国统区跑来的青年：“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革命根据地”无疑已变成了广大乡村蓬勃复兴的隐喻，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已经扭转了“五四”在城市青年头脑里原先具有的涵义，给青年的价值和奋斗方向重新定了位。青年实现理想的唯一正确方向是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话外之音就是专指城市青年应该与农民联合摧毁盘踞农村的士绅阶层（封建主义），当时常被挥舞的另一个民族主义式的抗日旗号却更像是个外表的装饰。

通过整风运动，“五四”青年身上的小资意识与农民阶级的朴质观念被摆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加以评鉴，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两者的位置悄悄发生了倒转。“五四”青年的批判初衷是反孔和摆脱家族束缚，毛泽东深刻地把青年们的反传统狂想引向了士绅阶层这个具体目标，“士绅”在（红色割据）根据地话语系统里被彻底矮化为“地主劣绅”的丑陋形象，使得革命斗争的对象更加具体鲜明和生动，当年“五四”知识青年有些虚化模糊的奋斗理想与农民斗“地主”的利益诉求通过这个渠道完全结合了起来。

经过如此操作，“五四”反传统的启蒙观只是在打倒“士绅”这一点上被吸收进了整风的思路之中，其城市人的自尊和优越感却被当作垃圾坚决地摒弃掉了。“五四”青年对乡村的鄙视心理荡然无存，农村中对士绅阶层施加的各种暴力，由于打着摧毁封建主义的招牌，统统获得了极高的合法性。此时，由城市知识青年写出的讴歌农村暴力镇压士绅的作品层出不穷，也证明在西方思想支配下传播开来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已经失灵，曾经作为乡村主体支柱的士绅阶层同时也随之宣告彻底覆灭。

[谢选骏评论：

杨念群头头是道，似乎说得很好，不过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农村士绅阶层实际上并没有“彻底覆灭”，而是换汤不换药地变身为“党棍”，他们的“团练”、“狗腿子”换汤不换药地变身为“民兵”、“积极分子”。土豪劣绅的土围子换汤不换药地变身为“公社”、“大队”……“儒家文化”换汤不换药地变身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现在的危机在于：“民兵”、“积极分子”已经瘫痪，“公社”、“大队”已经解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失灵……因此，中国社会一片混乱。

现在，中国唯一有组织的非政府力量，就是教会了。

教会已经取代了士绅，获得了基层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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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章  巴别塔与摩天大楼诅咒

2016年2月，“英夷”的《金融时报》在题为《中国崩溃的预言》的文章中称，许多经济学家发现，兴建世界最高建筑与经济崩溃之间存在诡异的联系，可谓“摩天大楼的诅咒”，如1930年美国帝国大厦的修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1996年马来西亚双峰塔的修建和随后的亚洲金融海啸等。

2012年，中国湖南长沙号称要建造838米的世界最高摩天大楼—天空之城，虽然该项目随后被叫停，但是以此为代表的中国房地产热潮使得2011年和2012年中国的水泥生产量比美国整个20世纪的产量都多。未来几年内，房地产投资的下降将会对已经负债累累的中国金融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摩天大楼诅咒是否降临中国？

分析人士称，60%的中国银行贷款与房地产投资相关。中国政府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开垦新区域，以低价向地产商出售土地，随后建造高品质楼盘，以折扣价出售。从政府角度看，这种做法似乎很合理，因为它会刺激GDP，增加财政收入。然而，这种扭曲的观点很可能印证“摩天大楼的诅咒”，导致中国经济崩溃。

摩天大楼诅咒，不仅是经济规律，还是神学规律。其实是早在《圣经》的巴别塔故事中已有记载：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称，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人文主义说：“此故事试图为世上出现不同语言和种族提供解释。”

但是从经济规律的旁证来看，问题显然要复杂得多：

创11:1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创11:2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创11:3　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

创11:4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创11:5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创11:6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创11:7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创11:8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创11:9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历史上曾有学者提出某种语言是原始语言，例如希伯莱语、巴斯克语等。高塔中途停工的画面在宗教艺术中有象征意义，表示人类狂妄自大最终只会落得混乱的结局。

其理解依循下述思考：大洪水劫后，天上出现了第一道彩虹，上帝走过来说：“我把彩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大地立约的记号，我使云彩遮盖大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不再毁坏一切有血肉的活物了”，上帝以彩虹与地上的人们定下约定，不再用大洪水毁灭大地。此后，天下人都讲一样的语言，都有一样的口音。诺亚的子孙越来越多，遍布地面，于是向东迁移。在示拿地（古巴比伦附近），他们遇见一片平原，定居下来。有一天，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不会再有诺亚时代的洪水将我们淹死，就像淹死我们祖先那样？“这有彩虹为证啊”有人回答道“当我们看到彩虹，就会想起上帝的诺言，说他永远不会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但是没有理由要把我们的将来以及我们的子孙的前途寄托在彩虹上呀”另一个人争辩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以免洪水再发生”于是，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于是他们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又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由于大家语言相通，同心协力，建成的巴比伦城繁华而美丽，高塔直插云霄，似乎要与天公一比高低。没想到此举惊动了上帝！上帝发觉自己的誓言受到了怀疑，上帝不允许人类怀疑自己的誓言，就像我们不喜欢别人怀疑自己那样，上帝决定惩罚这些忘记约定的人们，就像惩罚偷吃了禁果的亚当和夏娃一样。他看到人们这样齐心协力，统一强大，心想：如果人类真的修成宏伟的通天塔，那以后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一定得想办法阻止他们。于是他悄悄地离开天国来到人间，改变并区别开了人类的语言，使他们因为语言不通而分散在各处，那座塔于是半途而废了。那共同的语言被称为“亚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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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章  向悔改者致敬

——向孙海英致敬兼驳“军报记者”

2014年12月22日，是“中国全面基督教化”的里程碑。

2014年12月22日，认证为“《解放军报》法人微博”的“军报记者”发微博炮轰著名演员孙海英，质疑孙海英信仰上帝基督并且进行礼拜，“能演好优秀共产党人形象吗？”

这说明中国全面基督教化的汹涌进程，已经使得敌基督的黑暗势力极度恐慌了。

孙海英随后连续发微博回应，援引法律条文宣告：自己拥有信仰自由！

22日12时，“军报记者”发微博称，走过“激情燃烧的岁月”，孙海英在忙着做礼拜：“演员孙海英演绎的石光荣荧屏形象，给我们留下革命年代的美好记忆。但是阅读他的微博，我们看到生活中的孙海英忙着诵读圣经做礼拜，更令人惊愕的是他对毛泽东等革命先辈的不敬。”在微博最后，“军报记者”炮轰：“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基督教信徒能演好优秀共产党人形象吗？”

我认为，“军报记者”十分无知，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只是一个文字行业里面的小混混。

“军报记者”竟然不知道：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的空想社会主义，其创始人圣西门的思想，就是《新基督教》。

历史学家们承认：圣西门一生写了许多著作，但直到1825年4月发表《新基督教》这部圣西门最后的著作，才标志着他创建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厦的完成。

甚至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也说：圣西门只是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基督教》中，才直接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圣西门设想，在未来的新社会中，人人都要劳动，没有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人。他相信，只要大家都接受这个理想，新的社会就一定会实现。圣西门的设想是美好的，包含着社会主义的成份，也有许多不切实际之处，因此他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反映了早期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人类文化中的宝贵遗产。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 

圣西门之所以把社会主义和基督教联系起来，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舍己救人的圣洁情怀征服了他，如同也征服了我们。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圣西门。后来我虽然看出了社会主义已经走向腐败，但始终不能忘情于这位《新基督教》的作者。

这是因为他的一个小故事一直鼓励我早起阅读：15岁起，圣西门就让仆人这样每天早上叫他：“起来吧！伯爵！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您呢！”我和哥哥互相用这个口号激励自己战胜严寒，离开温暖的被窝，穿上冰冷的衣服。

克劳德·昂列·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Simon，1760—1825年）是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出身于巴黎一贵族家庭，承袭伯爵爵位。早年受启蒙运动影响，曾参加北美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1781年在约克镇任炮兵上尉。圣西门拥护法国大革命，主动放弃伯爵爵位。为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倾注了毕生精力。他抨击资本主义社会，致力于设计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并花掉了他的全部家产。在他所设想的社会中，人人劳动，没有不劳而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这是因为，圣西门虽然出生贵族，却理解了贫苦出身的耶稣，理解了基督的贫穷和上帝的爱。圣西门因此成为法国思想家，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他出身贵族，但却是一个封建制度的叛逆者。 法国大革命初期，他放弃了爵位和称号，热烈地投身革命运动。革命后，他看到劳动群众仍然受苦，转而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否定态度。圣西门激烈地抨击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决定把设计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作为毕生的使命。

当他年近40岁的时候，仍到工业大学和医科大学去学习各种知识，还到英国、瑞士和德国等地进行考察。为了从事科学研究，他逐渐花掉了全部家产，生活十分艰苦，时常疾病缠身，妻子也离开了他，他甚至一度靠原来的佣人收留勉强度日。尽管环境如此恶劣，圣西门却一直孜孜不倦，顽强地从事他的理想社会的研究。

……

《解放军报》的无知，说明他们早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只是一群食利者、寄生虫，是为豪门大户特权集团看家护院的保安和走狗！

难怪随后孙海英在自己的微博连珠炮的回应炮轰，他一开始回答说：“因为马克思是基督徒，也过礼拜日。这样回答可以吗？”之后又援引法律条文为自己辩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值得尊敬的孙海英还宣布：“党是人的组织，有好人，也有坏人。我不愿意支持徐才厚那样的人，我愿意表达对好的军人的支持，难道不对吗？”

是的，这没有什么不对。

让我们向孙海英的坦诚无畏，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孙海英致敬，就是向悔改者致敬。孙海英以前相信无神论和共产党，现在相信三位一体和基督教，他悔改了，他重生了，悔改重生，就进入了神的国，就在乐园里了。

向孙海英致敬，就是向孙海英所信的耶稣基督的宝血致敬；向孙海英致敬，就是向孙海英所信的上帝致敬；向孙海英致敬，就是向使我们自己得救的奇迹致敬。

难道这不对吗。

一切有良心的人，都会同情弱者；领受了上帝的爱，就会相信基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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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章  中国基督教化的滚雪球趋势

2014年，中国的基督徒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

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的开始。

梵蒂冈2014年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达到了1亿人。这一数量的突破具有重要的心理学意义：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超过了中共党员的数量，后者为8600万人。 

梵蒂冈公布，仅天主教徒的数量就几乎是1200万人。北京暂时不承认教徒数量在增长。但已经推出了将地下天主教团体合法化的计划，条件是：国家对宗教团体享有监护。中国当局向梵蒂冈提议联合批准天主教团体主教候选人的程序。预计，中国将向教皇提供主教教职的候选人，教皇将决定是否同意这一任命。根据该草案，教皇将有否决权，但其对主教选举的干预将受到限制。主教教职候选人由天主教人民协会（NCA）官员进行检查，该协会是为合法天主教徒任命主教的机构。北京不排除向梵蒂冈提供两个候选人以供选择的可能。中国准备将挑选主教候选人的倡议权转交给合法的天主教教区，后者随后向天主教人民协会通报候选人情况。中国和梵蒂冈可能在2015年初达成协议。而这可能是中国无神论政权的最后挣扎，在中国基督教化的滚雪球趋势之下，敌基督的势力不得不做出历史性的让步。

在中国基督教化的滚雪球趋势之下，每个基督徒只要传播一个非信徒，那么就将使得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增长一亿，超过日本的成年人口。这是多么伟大的潜力。

我相信，基督教的未来系于中国。

中国基督徒能够复兴基督教，能够振衰起弊翌日沉沦的西方社会吗？

“中国基督徒们不仅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而且奉耶稣基督的灵祈祷，相信耶稣基督具有奇妙的能力，可以与我们同在。阿门。”

中国基督徒最终能够从吃教者，成为殉教者：在他们看来，世上最美的事，那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慢慢享受流血至死的痛苦——那就战胜了世界、亲近了与神同等的荣耀：“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

孔子、释迦、苏格拉底、耶稣基督，这“四大哲人”，谁最荣华富贵，谁最穷困潦倒呢？释迦牟尼，生为王子，最为荣华富贵；拿撒勒人耶稣，生于马槽、长于流亡、后来卑微，且死在十字架上，最为穷困潦倒。苏格拉底虽然也被处死，毕竟还在学生和朋友的簇拥之下，因为他是作为雅典人被雅典人处死的，不是作为外邦人被罗马人处死的，还保留基本人权，不像耶稣基督在众叛亲离之中，受尽凌辱虐待。至于孔子，虽少也贱，后却尊荣，鲁君封赏，门徒环绕，虽不及释迦之盛况，毕竟胜过苏格拉底多多，故不能企及揭示宇宙之真相也。因此之故，唯有那被神遗弃、遭人背离的耶稣，独能彻底征服我心、融化我灵，让我得以口称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的、大卫称他为主的基督，是我的救主。

“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使徒行传》）《以赛亚书》说：“耶和华却定意（或作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或作他献本身为赎罪祭）”

耶和华所“生出”（而非“创造”）的基督耶稣，是“以马内利”、与神同在；所以《箴言》上他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

思想主权的最高体现就是“以马内利”，那就是“与神同在”：“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箴言第八章》）

“你想与主同在吗？”

“怎样才算是与主同在呢？”

“与主同钉十字架。”

《路加福音》：

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当下耶稣说，“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

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

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

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有古卷在此有用希利尼罗马希伯莱的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作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作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阿，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

耶稣大声喊着说，“父阿，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

当这样的信仰席卷中国的时候，中国就将不再是一个重重污染的国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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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章  中国进入十字军时代

（一）

德国之声中文网2011年8月20日的文章说：“中国的胃口越来越大”：

德国《商报》认为，资金雄厚的中国日益看好收购德国公司，联想收购梅迪昂（Medion）公司就是一个示范，显示了中国征服国际市场的新战略。 

征服市场新战略

该报（8月17日）认为，中国收购了德国梅迪昂（Medion）公司，“胃口还远远没有满足，自从美国信贷评级降级以来，中国比以往更强烈地试图寻找美国国债之外的其它投资可能，并且在德国经济中找到了。最近的股市暴跌使德国康采恩更加便宜，也恰恰对于中国的国家基金来说，成为可能的收购目标。……罗兰·贝格战略咨询公司（Roland Berger）的合伙人和中国业务部负责人格莱斯贝格（Jochen Gleisberg）认为，中国热衷于收购有两个基本动因，其一是投资，比如入股慕尼黑再保险公司（Munich Re）就是这个原因。其二是具有战略意图的投资，比如收购Medion。格莱斯贝格估计后者会大大增加。”

该报还说：“中国在外国投资总额超过3万亿，大部分来自政府和国企。对美国国债的可靠性日益怀疑，促使中国政府将其投资产品多样化，加强在企业债券、欧元区债券以及企业股份方面投资。中国目前将自己导演成世界经济的救星，另一方面在做出色的生意。然而，购买外国公司远非仅仅出于安全考虑和追求盈利。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的阿克曼（Ulrich Ackermann）说：‘他们通过收购也获得站得住脚的品牌和市场进入。’”

报道接着写道，“联想通过Medion公司获得一个私人客户业务的好品牌，……这个收购示范性表明中国公司的新战略：它们想用自己的品牌征服国际市场，用创新和质量增添光彩，而不是复制西方商品或者进行委托生产。这让人想起日本、韩国或者台湾。但中国在这条向上发展的路上选择了一条捷径，通过并购来获得增长。而政府则使用优惠贷款和外交手段给与支持。”

该报引述格莱斯贝格的话说：“中国投资者在几年前还偶或投资于虚弱不堪甚或无力支付的公司，现在则主要争取实力雄厚的公司，甚至常常是那些国际市场领先者，它们为此支付很好的价钱。”

中国投资者不亚于西方投资者

有文章指出，“引起轰动的大收购却很少成功，这不仅因为市场上缺乏供给。如中国发展银行收购德累斯顿银行未能如愿，……涉及许多资金时，中国人行动迟缓，在国外直接投资超过1亿美元须经中央政府批准，会长达数月之久。据格莱斯贝格观察，‘决策过程已经加快，中国投资者现在和西方投资者一样专业。’顺理成章的是，眼下在德国的邻国正进行一笔轰动的买卖：中国投资公司（CIC）想收购世界最大的能源公司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GDF Suez）30%的股份，耗资可达30亿欧元。对中国而言，入股一家欧洲的能源巨头符合国家的投资战略，因为能源和原材料是增长必须的。石油巨头中石油计划今后几年出斥资600亿用于收购。”文章最后说，“完全可以设想，目前正在寻找注资的德国第二大能源公司莱茵集团（RWE）会在中国找到目标。”

（二）

“中国的胃口越来越大”和“中国进入了十字军时代”有什么关系呢？

“中国的胃口越来越大”，是全球化的结果；“中国进入了十字军时代”，也是全球化的结果。

就中国的国际处境来说，“中国的胃口越来越大”；就中国的国内形势而言，“中国进入了十字军时代”：

一方面，基督徒在中国已经超过上亿人口；另方面，穆斯林在中国不断进攻，伊斯兰国更提出要对中国进行伊斯兰化的战略目标。

基督教和穆斯林在中国的十字军冲突，已经揭开了历史的序幕。

在这个冲突面前，传统的儒释道和当今的马列毛，最终都将退居二线位置。

因为从全球角度来看，儒释道和马列毛，都已经退居二线位置，日益无足轻重了。

在“中国进入了十字军时代”这个大前提下，看一看“欧洲进入了十字军时代”的历史，是很有必要的，可以作为未来中国的参考：

前期十字军时代，中古前期（500—1000年）

如今西方教会站在中世纪的门坎前，面对的是一个野蛮的异教世界，教会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要把基督教的信仰介绍给他们，另一方面还要教育这些人。但是教会已失去了罗马帝国的保护，教会本身也有一些腐败的现象，只是教会仍有健全的教义、强大的组织和一批热诚的福音使者。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千年中，他们在这双重使命上，有辉煌的成就。在蛮族倾覆罗马帝国后五百年，欧洲的新兴国家几乎都成了基督教国家。再过五百年，即公元1500年左右，这些新兴国家也都已发展出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所以，在中古世纪，教会不仅是宗教的捍卫者，也是文明的缔造者。

I. 背景说明

1. 战国群雄

在第六世纪初，在原来的西罗马帝国版图内的蛮族并起，除了哥德人及部份日耳曼人，如布根地人（Burgundians）、汪达尔人（Vandals）均属基督教亚流派之外，大部份的蛮族都是异教徒。这些信异教的蛮族，在罗马帝国版图内的，有在高卢北部的法兰克人（Franks），在荷兰东部的撒克逊人（Saxons），和在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在罗马帝国版图以外的蛮族，还有住在爱尔兰、英格兰诸岛的塞尔特人（Celts）等。

到了第九、十世纪，又有在东欧的马札尔人（Magyars）、匈奴人（Huns），骚扰攻击欧洲各地。这些人有可能是原来住在中国北方及西北的鲜卑人、突厥人及匈奴人，后来迁居中亚、东欧。另外住在北欧的斯干地那维亚人（Scandinavians），又称为维京人（Vikings），也在这段时期烧杀掳掠欧洲沿海一带，使欧洲民不聊生，造成极大的威胁。

 因此，向这些蛮族传福音，不仅是为了实践耶稣的大使命，也是消除他们所带来的威胁之必要手段。

2.回教帝国

从外在形势来说，从主后五百年开始的这五百年间，欧洲的情势可以说十分惨淡。除了在西方有蛮族的争伐；在东方，则有回教帝国的攻击。自从穆罕默德于632年死后，一百年之内，回教已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在第七世纪末，回教已囊括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到公元718年，回教的军队又由北非攻占了西班牙，开始进攻高卢（即今日之法国）。幸而于公元732年，法兰克王手下的大将“铁锤查理”（Charles.Martel）所率领的军队，在都尔平原挡住了回教精锐的骑兵，才挽救了西欧。但是基督教已经元气大伤，失去了小亚细亚、中东及北非一半以上的教区及信徒。而西欧又甫经战乱，整个欧洲形势可以说是坏到极点。

3.查理曼帝国

“铁槌查理”之子丕平（Pepin） 于751年篡位，并被教皇认可。但是教皇也接受丕平的保护。丕平为教皇收复了意大利许多被蛮族伦巴人（Lombards）占据的土地，并将之捐献给教皇为他的领土。丕平也曾在宣教士波尼法修的协助下，开始进行教育的改革，但是在教育方面最有成果的，还是丕平的儿子查理。

查理继位后，于800年被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之始。他被称为“查理曼”（Charlemagne），即“伟大的查理”之意。他曾消灭伦巴国；将回教势力推到西班牙庇里牛斯山之外；又打败德国北部的撒克逊人，并强迫他们接受基督教。此外，他努力地为西欧人民取得三件无价之宝：法律、文化和基督教。

在文化方面，他大力提倡教育，并特别自英格兰礼聘神学家阿昆（Alcuin）来主掌皇家学院。阿昆在皇家学院中栽培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后来他们都成为修道院及学校的领导人。因此，虽然后来查理曼帝国不久就分裂了，但是阿昆及他的学生所带来的教育改革，却产生了所谓“查理王朝的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

因此，查理曼大帝在某方面来说，几乎是第二个君士坦丁皇帝，他对西欧的影响，在以后的五百年间，无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4.罗马教皇

在政治方面来说，教会在第六至十世纪之间，势力日渐高涨。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罗马教皇的地位已明显地凌驾在其它主教之上，只有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勉强可与之分庭抗礼。第二，在欧洲陷入各立为王的战国时期，教皇的地位反而变得举足轻重。尤其是教皇大贵格利（Gregory the Great ），他在公元590至604年间担任教皇，并取得政治大权，指派都市行政首长，并与蛮族缔订和平条约，权倾一时。他竖立了教会及教皇绝对的权柄；强调圣徒及圣物的崇拜；重视苦修主义。但是他也极为重视宣教，他曾差派奥古斯丁去英格兰宣教，使英格兰基督化。第三，教皇在第八世纪开始为君王加冕，使教皇的地位更是如日中天。后来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858-867） 更鼓吹“教皇至上论”不余遗力。

然而自第九世纪开始，封建制度渐渐发展，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而891-955年间教皇就曾一度被意大利诸侯所控制，其间有超过二十位教皇。这是教会最混乱的时期。直到962年教皇若望十二世（John XII）结合了德国国王奥图（Otto I）的力量，才挣脱意大利的辖制。教皇后来虽封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是也使日耳曼君王拥有教皇之决定权，两年后教皇若望十二反而被奥图免职。政教之间的权力斗争，从此一直不断。

在东方的教会则完全不同。在回教兴起后，他们失去了大多数的教区及信徒。但是在政教关系方面，东方教会则一向屈服在东罗马帝国之下，东罗马皇帝完全控制君士坦丁堡主教长及教会。而东西方的教会关系一直很微妙，若即若离，明争暗斗。到了公元1054年，由于教皇利奥九世与君士坦丁堡主教长交恶，双方关系才正式决裂。

II. 主要宣教里程碑

当时这些欧洲的蛮族大部份没有文字，但有自己的宗教及神话，也有法律和制度，只是不懂得读与写，因此没有高度的文明。要教化这些蛮族是一项艰巨的使命，但是在五百年内，教会却逐步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欧洲各蛮族都先后接受基督教。以下是其中一些主要的民族归向基督教的时间：

 爱尔兰人　　第五世纪末

 法兰克人　　第六世纪初

 英格兰人　　第七世纪初

 荷兰人 第八世纪初

 日耳曼人　　第八世纪中

 斯拉夫人　　第九世纪末

 斯干地那维亚人 第十一世纪初

1. 爱尔兰人基督化：

“爱尔兰使徒”帕提克（St.Patrick）几乎像保罗一样，只手建立了爱尔兰教会。他曾在16岁时被俘虏到爱尔兰为奴，六年后才逃回到故乡英格兰。但是由于神的呼召，他在432年再度回到曾经被掳为奴的爱尔兰宣教，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使大多数的爱尔兰人归信基督教。他建立了无数的教会及修道院，培育出许多人才。这些修道院后来在第六、七世纪，成为欧洲宣教的主要基地。 

2. 法兰克人基督化：

法兰克王克洛维（Clovis）原是异教徒，后在主教的安排下，娶了一位基督徒公主克罗蒂达（Clotilda）。经由克罗蒂达的影响，再加上他戏剧性地赢得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克罗维乃在公元496年，率同三千名部属同时受洗。这是中古世纪“群体归信”（Mass Conversion）模式的开始。因此过去都是个人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在这段时间，常常是只要国王信了基督教，全族或全国的人也都同时归信。这种用婚姻为手段，来达成传教的目标之策略，在中古世纪曾用了不止一次。这与唐朝时代，笃信佛教的文成公主下嫁西藏，结果使西藏完全佛化，有异曲同功之妙。

2. 苏格兰人及英格兰人基督化：

不列颠曾经拥有相当不错的罗马─拉丁文明，及一些基督教的小区。但是在第五世纪，当西罗马帝国濒临崩溃时，驻守英格兰的罗马军队撤回意大利，因此欧洲大陆的蛮族盎格鲁人（Angles）、萨克逊人（Saxons）先后入侵并占领不列颠，情形就大为改观。他们几乎摧毁了全部的拉丁文明，基督教的痕迹也几乎荡然无存。

第六世纪中，爱尔兰籍“苏格兰使徒”科伦巴（Columba）开始向苏格兰宣教，后来及其弟子爱丹（Aidan）及其修道院的宣教士，也开始由不列颠北部向入侵英格兰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殷勤不懈的宣教。之后597年教皇大贵格利又派40人，在奥古斯丁的率领下也赴英格兰宣教，翌年不列颠南部的肯特王受洗。但是北部群众间原有的塞尔特教会简朴信徒，与隶属罗马教廷的南部上层基督徒之间，仍存在一些张力。然而后来英格兰全部归顺罗马教廷的领导。到了第八世纪之后，英格兰接续爱尔兰，成为向欧洲大陆蛮族宣教的主要基地。

4.德国人基督化：

英格兰籍的“日耳曼使徒”波尼法修（Boniface）在八世纪初前往德国宣教，并在722年被封为主教。他曾勇敢地将日耳曼人所虔信代表陀尔神（Thor），且被视为至圣的大橡树砍下，而毫发无伤。藉此引领迷信的日耳曼人信主。他对异教的事物毫不容忍，他摧毁了异教的庙宇。但是他在四十年间也设立了几所著名的修道院，并教导当地人畜牧、农业及家事等技术，建树颇多，为德国教会建立结实的基础。

5.荷兰人基督化：

692年英格兰宣教士卫利勃罗（Willibrord）在法兰克王的支持下开始到荷兰宣教，并在乌特瑞区（Utrecht）设立修道院，但多年后才有些人归主。他先后设立了四间修道院，作为宣教中心。波尼法修也曾短时间在荷兰宣教，并最后于754年在荷兰殉道。后来还是因为查理曼大帝以武力征服了萨克逊人及荷兰的弗利然人（Frisians），并强迫他们归信基督教，荷兰才真正完全基督化。

6.斯拉夫人基督化：

斯拉夫人属于印欧民族，语言与日耳曼语和波斯语相关。由于经常迁移和争战，斯拉夫发展出不同的语言，但是仍有相通之处。861年东罗马帝国派两位出生于帖撒罗尼迦的希腊正教宣教士，即“斯拉夫使徒”司瑞尔（Cyril）及美梭丢斯（Methodius）兄弟两人，赴莫拉维亚（今捷克）的斯拉夫人宣教。他们虽不是第一个将福音带到莫拉维亚的人，但他们却是使基督教信仰在莫拉维亚真正奠基的人。865年保加利亚王就受洗了。他们以希腊文字母为基础，发明了斯拉夫文字，为斯拉夫人奠定了文化的根基。这是继哥德人归主后，又一次最成功的“文化宣教”。

司瑞尔及美梭丢斯将希腊及罗马的宗教礼仪翻译成斯拉夫文，并为他们制订了法律及教会规章，设立学校，训练并按立本地的神职人员。当869年司瑞尔死了之后，美梭丢斯还进一步将整本圣经译为斯拉夫语。他们的行动与罗马教廷的一贯的“拉丁化”策略有所抵触，因此曾被召回罗马审讯。但是最后他们幸而并未被定罪，反而被教皇尼古拉一世封为主教。司瑞尔死后也被安葬在罗马教会的墓园中。但是美梭丢斯后来还是曾被德国主教监禁了几年。

俄罗斯君王则在十世纪末才归主。988年基辅大公乌拉底米尔一世，为了迎娶东罗马帝国皇帝之妹，乃归信基督教，这是俄罗斯基督教的开始。但是后来俄国在君士坦丁堡沦陷后，不但成为东正教最主要的教区，也成为东方教会的保护者。因此俄国大主教也渐渐成为东正教实质上的“教皇”。

7.斯堪地那维亚基督化：

北欧一带的野蛮民族—“维金人”（Vikings），一度是欧洲人人闻之色变的大患。他们飘洋过海，烧杀掳掠无所不为。而且不像当年“半基督化”的哥德人对教堂会手下留情，相反的他们特别喜欢攻击教堂和修道院（也许因为他们建筑得特别富丽堂皇）。所到之处不仅哀鸿遍野，而且所有的文明毁于一旦。他们成为欧洲的梦魇，也成为基督教最大的挑战之一。

然而福音的大能，是无坚不摧的，至终这些斯堪地那维亚的野蛮民族也成为基督徒了。823年开始首先有英格兰宣教士前往北欧宣教，后来法籍的“北欧使徒”安斯加（Ansgkar），于831年奉教皇之命，前往瑞典及丹麦宣教。花了他花了将近四十年时间在瑞典及丹麦耕耘，但是到他865年死的时候，似乎仍未开花结果。直到934年丹麦王终于在德国君王的压力下信主，后来挪威、瑞典等国的国王也先后归信。但是教会却又花了几个世纪的功夫，来教导群众基督教的教义，并设立教会组织。因此直到十二世纪左右，丹麦、挪威、瑞典、冰岛等地才真正全国基督化。芬兰由于种族、语言及文化都与其它北欧国家不同，因此接受基督教也较晚。约在1155年当瑞典控制大部分的芬兰地区时，基督教也开始传入那里。但是直到1291年第一位芬兰主教被按立，芬兰才算基督化了。

III. 主要宣教团体

在这欧洲诸王群龙无首之际，教会扮演了调和鼎鼐的角色，在政治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在中古世纪，真正挑担了文化承传和宣教之双重重任的，却是修道院。其实，修道院在中古世纪的欧洲，几乎同时承当了“宣教中心”、“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三重角色。其中以爱尔兰及英格兰的修道院居功至伟。

1. 爱尔兰修道院：

自从圣派垂克在公元432年将基督教传入爱尔兰之后，修道院在文化较落后的当地，有极大的影响力。在爱尔兰的教会里，由院长领导的修道院，而非主教的教区，成了教会的基本单位。后来因欧洲大陆的战乱，许多饱学的僧侣逃至爱尔兰，使爱尔兰的修道院水平大为提升。而且在第六至八世纪之间，爱尔兰的修道院收纳来自英国及欧洲大陆的青年学子，施予最好的教育。因此爱尔兰的修道院成为当时的宣教与文化的中心。

自第六世纪开始，这些塞尔特僧侣所到之处都兴建修道院，一面训练宣教士，一面研究圣经。其中以科伦巴于563年在苏格兰外海爱奥那岛（Iona）所设的修道院，及科伦巴努（Columbanus）在欧洲大陆所设立的许多修道院贡献最大。他们的修道院比较像“出家的小区”，没有严谨的神职祭司制度。他们以简朴劳苦的生活，及对神话语的热心称着。

第六、七世纪，在爱尔兰修道院的塞尔特裔（Celtic）宣教士将福音传至欧洲大陆每个角落，他们是欧洲福音化贡献最大的一群人。通常，这些塞尔特僧侣并不是由教会正式差派出去的，而是自动自发地外出宣教。而且这些塞尔特裔的修道士与欧洲大陆的僧侣不同，他们不愿意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他们常常十二个人一组，出去作“流浪修道士”（peregrini）或“基督的朝圣者”。他们主要的动机，是为了作苦行僧，宣教其实是附带的结果。他们勇往直前、披荆斩棘的精神是可佩的，然而却忽略了扎根与巩固的工作，这是美中不足之处。但是在宣教方面，爱尔兰的修道院的确竖立了极为成功的典范。

2. 英格兰修道院：

自第八世纪开始，英格兰裔宣教士接续爱尔兰的宣教士，成为宣教的主力。有一些修道士，是由教皇特派到未闻基督福音之处。例如被尊称为“日耳曼人的使徒”之波尼法修，就是由教皇在八世纪，为了扩张教区到德国而差派去的。这些英格兰修道士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并与罗马教廷有密切关系。同时英格兰修道士在宣教区停留较久，因此影响也更深远。因此有人说：‘爱尔兰人将巡回讲道者转为宣教士，英格兰人将宣教士变成植堂者。’

IV. 主要宣教策略

1. 由上而下的途径

自法兰克王克洛维信基督教以后，中古世纪罗马教廷的宣教策略，就偏重以王室为首要对象的“由上而下”策略，以达到“群体归信”的目标。为使君王归信，通常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一方面借着已信主的王后或公主劝服君王；另一方面则藉武力迫使战败之一方接受基督教。例如查理曼（Charlemagne，公元768－814年）就强迫他所征服的地区人民以受洗来表示顺服。

当然，在这个时期，纯粹以武力为手段来宣教的，并不多见。通常都会与其它方式（譬如派修道士去教化百姓），综合运用。但是不容否认地，自从教皇大贵格利宣称，“为了扩张基督信仰的领域，采取战争行动是合法的行动”之后，这种“直接的宣教战争”（Direct Mission War）是越来越普遍了。因此后来到了十五世纪开始的殖民地时期，以武力为前驱的宣教方式，几乎成了天主教宣教的典型模式。

所以基本上，在整个中古世纪的教皇及教会，都是采取先针对统治阶层的“由上而下”的宣教途径，这与基督教在十八世纪开始所用的“由下而上”的策略是大相径庭的。但是这种“由上而下”的宣教策略，不可否认的，的确达到了“群体归信”的效果，使得欧洲在五百年内全部基督化。当然，我们也不可忽略修道院在农村基层所发挥的影响力，没有这些修道士在基层教化百姓，全民“基督化”的目标是不可能达成的。

这种“由上而下”的策略，直到十九世纪，还是天主教主要的普世宣教策略。例如自利玛窦来华，一直到清朝末年，天主教在中国都是将注意力放在皇帝及官员身上，期望借着他们的改信基督教，能重演当年欧洲蛮族先后全族归信基督教的事迹。只是因为中西文化和环境的差异，事与愿违，功败垂成，此为后话。

2. 以修道院为中心

中古世纪的修道院同时承担了“宣教中心”、“教育中心”及“文化中心”的三重角色。到了在中古世纪，一般信徒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所参与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相反的，修道士的宣教方面的贡献，却是无可取代的。这些修道士，往往在不是受教廷差遣之情况下，自发性地、成群结队地前往蛮族之地宣教。他们了解，虽然透过“由上而下”策略，可以迅速达到“群体归信”的目标，但是教会往往得花几百年的时间，才能使基督教信仰真正在人民心中扎根。而这个责任往往会落在修道院的身上。　　

在教育方面，从一开始，修道院就很看重教育。这些修道院不但设在后方，也遍设在福音战场的前线。最初修道院只收有心加入修会作修道士的男孩，但是到了第九世纪，修道院也容许那些只是为受教育而来的人入学，但是教育的目标仍然是宗教。至于在课程安排上，仍以传统的七个学科为主，并以拉丁文来教学（此时已很少人会希腊文了）。自第六至第十一世纪，那些修道院的学校，几乎主导了整个欧洲的教育界。其中最著名的学校，分别设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爱尔兰和苏格兰等地。

至于文化方面，修道院的贡献也不可忽视。第一，修道士在印刷术未发明前，抄写许多的圣经经卷和各种古典著作，为文化留下了无价之宝。第二，他们为了教化蛮族，甚至为蛮族创立他们自己的文字。这种以创立本族文字系统的宣教模式，是基督教（新教）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采用的方法，对没有文字的文明落后地区的文化传承，有极大的贡献。

3. 文化与宣教并进

这个时期由于基督教所面对的，是文化水平上相对较低落的蛮族，因此宣教士们往往要承担“宣教”与“教化”的双重责任。他们有时得为蛮族创立文字（如哥德文及斯拉夫文），并且也透过教育的方法，来教化人民、培育人才，进而提升本土文化。但是更多的时候，这些宣教士一面传播福音，一面传授拉丁文字与文明。对他们而言，以拉丁文化取代蛮族的文化，似乎是另一项神圣的任务。

在西罗马帝国解体以前，世俗的教育基本上是由政府负责的。当时的课程是延续希腊式的教育理念，要学习初级的“三学科”（Trivium），即文法、修辞和逻辑；还有高级的“四学科”（Quadrivium），即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这七门课程，在中古世纪结束以前，一直是西方世界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各国便越来越依赖教会来提供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襄赞公务，而修道院也逐渐成为教育中心。

著名的爱尔兰宣教士哥伦班（Columban，540-615），在他接受欧洲最好的教育，精通了文法、几何、圣经和修辞学之后，四十五岁才开始赴法兰克王国宣教。难怪他以及其它的中古世纪宣教士，很容易地能与君王贵冑对话，有时甚至被延揽为大臣或建立学校。

因此，基督教在开头的五百年里，主要是在思想上，和已发展到高度水平的希腊罗马主流文化会通，形成一个新的“希伯莱─希腊─罗马”文化，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自第六世纪开始，情势有了新的转变。如今基督教所面对的，是在文化水平上相对较低落的蛮族文化。所以，这个时期的基督教是以“强势文化”的身份，来提携、濡化甚至改造本地的文化。因此，今日所谓的“西方文化”，其实有很多是以基督教思想为主体，所创造出来的新文明。

（三）

在我的理解中，“前期十字军时代”其特征不是东征或西征，而是对自身的征服、也就是对欧洲自身的征服。

只有当基督教完成了对于欧洲的全面征服，对外征服才是可能的。

伊斯兰也是如此：第一步是征服阿拉伯人，然后才是征服世界。

现在，十字军战争已经延伸到中国内部来了，刻不容缓也无法回避。

不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都必须完成对于中国的战役，然后才能决定世界的命运。

毕竟，中国这个板块，是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回避的重量级存在。

在这种意义上，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百年战争”，犹如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也是形成现代民族所无法回避的。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百年战争”，这也是一种广义的十字军战争。

其实，现代中国早已进入了广义的十字军时代，现在，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更为严格意义的十字军时代了。

2011年8月22日

（另起一页）

四十九章  中国共产党与圣殿骑士团

（一）

中国大陆现在流行的“大面积腐败”来源于“官商勾结的制度”。其实质就是“军事专政主导经济力量”。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制度其实来源于“执剑经商”，来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圣殿骑士团。

不论多么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都会承认它很有组织力和战斗力，而这些组织力与战斗力有来自他的凝聚力和信仰力。

在进一步追根溯源，当然会追到苏联共产党，然后可以从苏联共产党追到基督教会的历史传统。

虽然苏联共产党壮大于东欧的俄国，但其起源还是可以追寻到西欧，而且东欧和西欧享有共同的基督教传统。

这样，我们就不难在中国共产党和圣殿骑士团之间历史联系，正如在哥特式教堂和中国烽火台之间的联系。

中世纪欧洲发动的十字军东征对东、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圣殿骑士团的历史作用不可忽视。它最初职能是保护朝圣者和保证朝圣道路的安全，但不久政治作用也不断增强，开始在十字军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如此它还广泛参与经商。

在蒙吉萨战役中，圣殿骑士团骑士在当时耶路撒冷鲍德温四世的带领下大败回教领袖萨拉丁。

圣殿骑士团的最初职能是保护朝圣者和保证朝圣道路的安全，不久其职能就得以扩展，军事职能遂成为其基本职能。随着军事力量的增长，其政治作用也不断增强。它不仅在十字军国家的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欧洲政治。不仅如此，在十字军东征中它还充当着“银行家”的角色，在12、13世纪的地中海商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中世纪欧洲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作为一个“自卫反击战”，对东、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圣殿骑士团的历史作用不可忽视。然而，由于圣殿骑士团的官方档案已经随着圣地的丧失而丢失，学者们只有通过西方各国政府和罗马教廷档案的侧面记载以及一些零散的资料进行研究。人们对圣殿骑士团关注的焦点仍在史料相对较多的军事方面，而对于其它方面则重视不够。

（二）

透过网文《持剑经商：欧洲中世纪神秘的圣殿骑士团》，我们可以在心里比较一下圣殿骑士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相似性：

1、圣殿骑士团的起源和消亡

圣殿骑士团起源于9个西方骑士的自发行为。第一次十字军对耶路撒冷的占领引发了西方基督教徒到东方朝圣的狂潮。然而朝圣之路充满了艰险。根据当时的朝圣者记述，在从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到耶路撒冷的道路上，野兽和盗贼横行，朝圣者经常遭到撒拉森人的袭击、抢劫和杀害。最令人震惊的惨案发生于1119年的复活节：在从耶路撒冷到约旦河的途中，300名朝圣者被杀害，60人被掳。朝圣者的悲惨遭遇唤醒了9个前来朝圣的西方骑士的责任心。根据12世纪后期的编年史学家的记载，这9个“高尚的、虔诚的骑士立志保护朝圣者”，在耶路撒冷宗主教面前誓愿守贫、禁欲和服从，象正规修道士那样全心全意服侍上帝。宗主教赋予他们“严防盗贼和攻击者，保证道路畅通，特别是朝圣者的安全”的职责。由于他们既无教堂，也无居所，耶路撒冷国王将王宫的一部分——据说是古老的“所罗门圣殿”——赐给他们。从此，他们才有了“圣殿骑士”之名。

至攻克耶路撒冷为止，第一次十字军在东方建立了几个基督教国家，但初创时期的十字军国家面临着恶劣的生存环境。作为统治者的西方教俗贵族在圣地的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极小，而且所拥有的资源有限，难以实施有效统治。因此，圣殿骑士团诞生不久就受到了十字军国家的重视。

1120年1月，耶路撒冷王国在纳布卢斯召开了教俗贵族会议，确认了它在十字军国家的合法存在，确定了它保证朝圣道路安全的基本职能。从1127—1128年它的总团长的西欧之行受到欢迎，并吸引了显赫的朝圣者的加入和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捐献。安茹伯爵富尔克以已婚兄弟身份加入圣殿骑士团，并每年捐赠30镑银。香巴尼伯爵于1125年加入，“情愿放弃万贯家财而变成贫民。”这些显赫人物的行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也使苦苦支撑十字军国家局面的国王看到了希望。对于只有300名骑士和300名步兵的国王来说，扩大圣殿骑士团的影响无疑是获得西方支持的最佳途径。因此，国王鲍德温二世很快就接纳了圣殿骑士团，并继续扩大其影响。1127年，他派圣殿骑士团总团长佩恩·德·休到欧洲活动，寻求罗马教廷对圣殿骑士团的认可和招募圣殿骑士。

总团长的欧洲之行获得了圆满成功。1129年，罗马教廷在法国的特鲁瓦召开宗教会议。关于这次会议召开的日期，会议记录者记为1128年。R.希斯坦德认为，由于当时法国的历法以3月25日为一年的开端，应该将会议日期更正为1129年。

这次会议是一个里程碑，它为圣殿骑士团制订了章程，确认了圣殿骑士团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合法地位和罗马教廷对它的最高权威。教廷的确认进一步扩大了圣殿骑士团在欧洲的影响，并使其接受基督教徒的捐赠行为合法化。不仅如此，在1139—1145年间，教皇还授予它免交教会什一税，甚至征收什一税的特权。特鲁瓦会议以后，西欧社会各界的捐赠纷至沓来。捐赠的财物包括金银珠宝、地产、庄园、磨房、城堡、教堂、各种收益权利以及地产上的农奴。西方基督教徒不断的、虔诚的捐赠使圣殿骑士团迅速成为大封建主，为其职能的扩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后盾。 

圣殿骑士团的职能逐步由维持圣地治安的警察式职能扩展到军事职能。在特鲁瓦会议召开时，圣殿骑士没有合适的盔甲，只能穿人们捐赠的衣服；他们也没有钱修缮自己的住所；连巡逻必备的马匹也只能2人合骑一匹。特鲁瓦会议以后，圣殿骑士团才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于编年史所记述的军事行动中。显然，大量的捐赠迅速加强了它的经济实力；西方骑士的踊跃加入迅速扩充了其队伍。1129年11月，特鲁瓦会议以后不久，总团长立即带着新招人马返回东方，参加了进攻大马士革的战斗。1136—1137年，圣殿骑士团奉命守卫从乞里奇亚进入安条克的通道。1149-1150年，它受命守卫加沙城。大概从这个时候起，它成为十字军国家的一支常备军。参与圣地的战役成为其主要任务。最初的警察式职能依然存在，但已经降到次要地位。

圣殿骑士团的兵力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根据记载，到12世纪60—70年代，它有300名圣殿骑士。到80年代则扩大到600名。如果加上军士，圣殿骑士团拥有的总兵力可达2，600人。加上临时招募的雇佣兵，这个数字会更大。这些兵力主要部署在城堡或要塞里，其防卫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圣殿骑士团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城堡有37个，分布于地中海东岸和约旦河以西约600公里的狭长地带，基本上覆盖了十字军国家的领土。

除防守城堡和要塞之外，圣殿骑士团还积极参与耶路撒冷王国和十字军的军事行动。在较大的战役中，它经常充当十字军部队的先锋，或者与医院骑士团并列为先锋，或者充当后卫，保护十字军部队不受敌人骚扰。圣殿骑士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他们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了十字军的士气，许多欧洲骑士愿意在圣殿骑士团的旗帜下战斗。不仅如此，圣殿骑士团在东方长期作战所积累的经验，它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形的熟悉，都使之备受十字军领导人重视，并在军事决策中发挥作用。1146年，教皇、法国国王和许多教俗贵族参加了由总团长召集的圣殿骑士团高级会议。这次会议直接促成了第二次十字军。1148年6月，总团长还列席了由德国国王康拉德、法国国王路易和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参加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做出了进攻大马士革的决议。在第三次十字军中，狮心王理查德德召集的最高军事会议由5个圣殿骑士，5个医院骑士，5个东方基督教徒和5个十字军首脑参加。正是在两骑士团的建议下，英王放弃了进攻耶路撒冷的决定。大量证据显示，除了第四次十字军和德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东征外，圣殿骑士团在大部分的十字军军事行动中参与了决策。

一般来说，十字军东侵的规模庞大，但十字军战士终究要回到西方。脉冲式的十字军无法久留，保卫十字军国家的任务不可避免地落到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耶路撒冷王国的肩上。12世纪后期耶路撒冷王权衰落后，保卫任务主要落到两个骑士团肩上。两个骑士团成为保卫圣地的主要力量，其中圣殿骑士团的表现更为突出。它经常担当保卫圣地的领导责任。在1291年的亚克保卫战中，圣殿骑士团总团长威廉担任基督教徒军队的统帅，指挥亚克的守军、两骑士团和塞浦路斯国王的部队，共计14万人。当大部分基督教徒军队将士阵亡，塞浦路斯国王带着自己的残余部队撤离后，圣殿骑士团决定投降。马木路克苏丹同意了，但是他的士兵却侮辱了基督教妇女。圣殿骑士在狂怒之下重新拿起武器。最后，他们退守到总团部的木塔内，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苏丹命令烧毁木塔。圣地的最后一批圣殿骑士被埋葬在灰烬之中，十字军国家也随之覆亡。

2、圣殿骑士团的主要政治活动

由于物价的变化和史料的匮乏，我们已经无法精确计算装备一个圣殿骑士要耗费多少资源。但是，有一个比照数字：在1180年，要装备一个勃艮第骑士需要300公顷，或750英亩土地；到1260年，由于物价特别是马匹的价格上涨，这个数字增加了5倍。由于世俗骑士和圣殿骑士都是重装骑兵，二者的花费应当比较接近。可见供养一个圣殿骑士的费用是相当昂贵的。如果算上军士、扈从、雇佣兵和大量的后勤人员，维持一支常备军的耗费十分惊人。在十字军东侵期间，一些小军事僧团往往因实力薄弱或在某次战役中伤亡太重而消失或放弃军事职能，如阿拉贡南方的蒙乔伊骑士团、东欧的多布尔骑士团和耶路撒冷王国的圣·拉扎勒斯骑士团。但圣殿骑士团不但发展成为十字军国家中的主要力量，而且具有不断再生的能力。这离不开欧洲基督教徒的虔诚贡献。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把所罗门圣殿送给那9个骑士居住，应该是第一笔捐赠，大规模捐赠是在圣殿骑士团的建立得到罗马教廷批准之后。特鲁瓦会议前后，圣殿骑士团的创建者和总团长佩恩·德·休取道法国赴大不列颠招收新骑士，沿途接受了欧洲君主和贵族的竟相捐赠。其盛况是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以来从未见过的。1131年，那法尔和阿拉贡的国王阿方索一世甚至将圣殿骑士团作为王国的继承人列入遗嘱。圣殿骑士的虔诚和献身精神感动了整个欧洲。当时德高望重的教会活动家圣·伯纳德专门撰写了《新骑士颂》一文，极力推崇这种集宗教和军事职能为一身的所谓“新骑士”模式。此后，社会各界的捐赠便成为一种潮流，直至圣殿骑士团终结。捐赠者的动机是为了赎罪，或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灵魂得到安宁，或受到了圣殿骑士的英勇行为的感染。西方的虔诚捐赠很快使圣殿骑士团成为欧洲的大封建主。根据13世纪编年史作家马修·帕里斯的记载，圣殿骑士团在基督教世界拥有9,000座庄园或领地。它在欧洲的年收入粗略估计有600万英镑。这些庄园以及其它财产使圣殿骑士团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为其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为了管理这个经济体和招募新骑士，圣殿骑士团在基督教世界建立了行政机构。它的总部在耶路撒冷，最高行政长官是总团长；在西欧主要国家设立分团，如巴黎分团，伦敦分团等分别由分团长领导；在各诸侯国或王国再设三级分团，如英国的爱尔兰分团、苏格兰分团；法国的尼德兰分团、卢森堡分团等；三级分团之下，再设四级分支机构，直接经营本地地产。13世纪，圣殿骑士团进行行政改革，设一个西方总管，下辖两个巡查官，分管伊伯利亚各省和英国、法国、德国的分支机构。这样，圣殿骑士团在基督教世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行政网络。这个网络由至少870个城堡、分支机构组成。它们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圣殿骑士团在欧洲的财产、招收和培训新骑士和为圣地提供马匹、驮畜和食品。

行政网络建成后，圣殿骑士团实际上成了一个跨国组织。它在东方保有一支常备军，发挥着它的军事作用。在西班牙的再征服运动中，它发挥着类似的作用。它在基督教世界拥有9,000座庄园，由大大小小870个城堡护卫。它的庄园实行封建化管理，控制着大量的农奴，每年创造出巨额收入；根据教皇的命令，它的一切产业享有免交什一税的特权。它的年收入600万英镑，而当时英国王室的自营地年收入只有3万英镑。它还有一套职能广泛、分工明确、等级森严的行政机构。根据圣殿骑士团章程，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这造成了它的行政机构的高度集权。总团长在圣殿骑士团网络内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令欧洲任何一位君主羡慕。所有这一切都使圣殿骑士团不仅能够充当保卫圣地的主力军，而且使它在基督教世界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在十字军国家中，圣殿骑士团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角色。在早期，它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保守的。国王鲍德温二世决定把圣殿骑士团纳入自己的政府系统，是因为他看到了它的发展潜力：它的特殊的职能和宗教热情更能吸引西方的支持。因此，圣殿骑士经常被国王作为特使派往罗马和欧洲各国。显然，在处理十字军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时，圣殿骑士团比国王的封臣更具优势。由于担负着保卫圣地的职责，骑士团参与十字军国家政治活动逐渐成为一种惯例。大量史料显示，圣殿骑士团和其它军事僧团的领导人、耶路撒冷宗主教和各地的贵族是王国高层会议的常规性参与者。这个时期，圣殿骑士团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还是能够与国王保持一致。而国王也乐于将更多的城堡和土地的防卫责任放到圣殿骑士团肩上。由于圣殿骑士团在圣地的军事作用越来越大，国王对它的依赖也越来越重，结果是，它的独立性开始萌发。到12世纪60和70年代，它已经敢于公开与国王抗衡。当国王阿马里克一世意识到圣殿骑士团的独立倾向会破坏王国的政策时，就采取干预总团长选举的办法控制它，但是他去世以后，十字军国家再也没出现过强有力的君主。王权开始不可逆转地衰落了。与此同时，作为圣地主要军事力量的圣殿骑士团的政治实力急剧上升。从此，它便深陷于十字军国家的内部政治斗争中，并成为其中的决定性因素。1186年，它的总团长甚至强迫医院骑士团交出存放王冠的金库的钥匙，亲自安排了王位继承。

被它扶持上台的国王对它既爱又怕，自然要受它左右。由此可见圣殿骑士团在十字军国家中的政治参与程度之深。很显然，圣殿骑士团已经成为十字军国家的主要决策者或者主要决策者之一。另外，从圣殿骑士团经常参加或领导与周围伊斯兰教国家的谈判来看，它在十字军国家的外交政策中也起着重要，甚至是主要作用。当然，十字军国家还有其它政治力量，如医院骑士团，意大利商人公社和地方贵族，国王也不总是傀儡。圣殿骑士团政治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

圣殿骑士团在欧洲也具有政治影响力。这取决于它与教皇和各国君主的关系。由于在欧洲拥有大量财产，而且还有更多的捐赠期望，它必须保持与各国君主的良好关系。为了不破坏与任何一国的关系，它必须学会左右左逢源，尽量回避各国的国内纠纷和国际纠纷。总的来说，各地的圣殿骑士团分支机构成功地贯彻了这个基本方针。它们的忠诚和行政管理经验也经常为各国王室所用。相当多的资料显示，许多圣殿骑士在欧洲国家的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亨利三世时期，圣殿骑士开始担任英国国王的顾问、司库、特使、救济品分发官等职务。圣殿骑士团的分团还经常替国王保管财物甚至玉玺。这显示了王室对圣殿骑士团的充分信任。当英王约翰与封臣发生宪章冲突时，为了安全起见，他经常住在圣殿骑士团的伦敦分团。此间，许多国家大事都是在那里决策。圣殿骑士团很可能在其中起了某种程度的作用。虽然如此，没有资料显示圣殿骑士团介入了这个时期的英国国内冲突。在法国和西班牙，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法国国王经常通过圣殿骑士团的行政网络向圣地输送军费。在遭到取缔前，圣殿骑士一直担任法国的财政要员。在西班牙，国王大量任用圣殿骑士为政府官员，经常利用圣殿骑士团的资源对伊斯兰教徒作战，显示了对圣殿骑士团更多的倚重。圣殿骑士团被取缔后，阿拉贡国王詹姆士二世和葡萄牙国王迪尼兹还利用它的残余资源，再造类似的军事僧团。

可见，不卷入欧洲各国内部纷争，维持与各国的良好关系，以服务于保卫圣地的中心任务，是圣殿骑士团的基本方针。但即使在十字军东侵期间，欧洲国家之间也频繁发生冲突。这些冲突经常威胁着圣殿骑士团极力避免卷入欧洲政治斗争的一贯方针。圣殿骑士团对付这种威胁的方法就是调停冲突，化解矛盾。在英国王子与法国公主1160年的政治联姻中，圣殿骑士团就扮演了公正调停人的角色。不过，这次调停不甚成功。英王亨利二世为了尽快得到作为嫁妆的2座城堡，提前让王子与公主成婚——他们分别只有5岁和3岁，而作为调停人的圣殿骑士欣然把城堡交给亨利二世，从而引起法王的愤怒。调停成功的例子是教皇与英王约翰的纠纷。教皇特使与约翰的谈判就是在圣殿骑士团的伦敦分团进行的。经过圣殿骑士的百般斡旋，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然而，教皇与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冲突却陷圣殿骑士团于进退两难之地。一方面，它要维持与德国皇帝的关系以保护它在中欧的地产，另一方面，它要服从教皇对它的最高宗主权。它选择了后者，从而与皇帝交恶。

双方在圣地发生争吵，几乎引起火并。这说明，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圣殿骑士团很难保持一贯的中立。如果说圣殿骑士团在十字军国家存续期间是“被动参与”欧洲政治的话，那么在失去圣地后，圣殿骑士团似乎开始积极参与欧洲的政治。

3、圣殿骑士团的金融职能

圣殿骑士团的行政网络还衍生出一种金融职能。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首先，这种金融职能起源于圣殿骑士团的财务实践。作为后方供应系统的各地分支机构负责经营本地的地产，将部分产品兑换为现金，然后将其连同粮食、马匹以及其它战略物资和各界捐献的财物通过欧洲各港口输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满足前线需要。这使圣殿骑士团积累了丰富的财务经验并培训了大量的财务人员。其次，财务活动的社会化使圣殿骑士团网络具有了金融机构的性质。欧洲的寺院团体很早就有替人保管珍贵物品和文件的先例。十字军东侵开始后，又为十字军战士和朝圣者提供贷款或抵押贷款服务。相比之下，圣殿骑士团的军事性质使它在这方面独具优势。由于在基督教世界有大量的城堡和骑士，它能够保证金库的安全和采用武装押运的方式确保运输过程的安全。实际上，安全优势甚至使它能够与发达的意大利各银行一争高下。再次，在财务活动社会化后，它在欧洲和东方的分支机构顺理成章地演变为金融网点，使其金融服务更为快捷。这种网点优势也增加了它在金融业的竞争力。最后，其特殊的组织原则和在金融实践中的表现有利于树立它在基督教世界的诚信、中立的形象。圣殿骑士团的章程规定，圣殿骑士不能拥有个人财产。一旦被发现拥有个人财产，他会受到处罚；如果个人财产是通过不正当途径得来，惩罚更严厉：死后不能埋葬在圣殿骑士团的专用墓地。这种对虔诚基督教徒来说最严厉的惩罚大大降低了金融活动中的道德风险。根据马修·帕里斯的记载，曾经担任英国大法官和摄政的哈伯特·德·伯勒在1232年受到指控。国王亨利要求圣殿骑士团的伦敦分团交出哈伯特存放在分团金库的金银财宝。但分团长回答说：“未经委托人允许，我们不会把受托财物交给任何人。”1250年，法王路易九世远征埃及时被俘。为了付清埃及人要求的赎金，路易的下属向圣殿骑士团借款。看管保险箱的圣殿骑士作出了类似的回答。最后，路易的下属只得采用象征性暴力，命令圣殿骑士打开保险箱。诚信和中立已经成为圣殿骑士团金融事业的信条。

圣殿骑士团的金融业务迅速发展，经营项目逐渐专业化和系统化。13世纪以后，它的网络由十字军的辅助服务者发展为专业的金融机构。从现存的资料看，其主要客户是国王、贵族和教会。有十字军研究者将其金融业务划分为7大类。其中主要集中于托管、信贷和汇款。

托管是圣殿骑士团的基本业务。有资料显示，教俗贵族和国王经常将金银、珠宝、遗嘱、甚至条约存放在圣殿骑士团的金库里。1204年和1205年，英王约翰将玉玺和王冠宝石寄存于伦敦圣殿分团。次年，他又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教堂金银器皿存放于此。1261年，与封臣发生纠纷的亨利三世认为将这些物品存放于巴黎圣殿分团更安全，遂将其移送巴黎。3年后，亨利就是用这些物品作抵押贷款，组织力量对付叛乱的贵族。在巴黎，法国诸王将珠宝存放于圣殿分团长达一个世纪之久。1259年，路易九世将与亨利三世缔结的条约原本存放于巴黎圣殿分团。教皇也经常将圣殿骑士团作为财物存放地。1220年，他命令他的英国特使将从英国征收的税款送往巴黎圣殿分团存放，然后，从东方的圣殿分支机构支取这些钱财。

圣殿骑士团的信贷业务为经常捉襟见肘的欧洲君主和教会提供了便利。英王约翰多次从圣殿骑士团贷款以支付士兵的薪水。1216年，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曾从圣殿骑士团贷款还债。法王路易七世和路易九世都曾从圣殿骑士团获得巨额贷款。其中，前者的贷款数目如此巨大，以至于差点引起圣殿骑士团的破产。这两位国王都是从东方的圣殿总团贷款，然后在巴黎分团还贷。由此可见圣殿骑士团的网络优势。为了贷款便利，许多客户在圣殿分支机构开立短期帐户或长期帐户。巴黎分团的流水帐显示，在法国王太后1242年开立的一个帐户中，清楚地记载了太后为准备圣烛节而存入和支出的资金。英国国库年表显示，1220—1259年，亨利三世在英国圣殿分团开立了长期帐户。其中的存、取金额相当大。最大的存款额发生于1240—1249年，高达1.5万英镑，最大的取款额发生于1250—1259年，高达9，500英镑。这些存、取款金额占王室年收入的1/3左右。

在长期的金融实践中，圣殿骑士团的财务人员还采用了在当时十分先进的复式簿记方式和汇票取款方式。由于路途遥远和安全状况较差，十字军战士在东侵时往往不愿意携带现金。为了解决十字军的实际困难，圣殿骑士团采用了一种本地存款、异地取款的方法。人们可以持圣殿骑士团分支机构开具的书面凭证到另一个分支机构取款。这种书面凭证实际上就是现代银行所使用的汇票。这表明圣殿骑士团的金融职能已相当专业化了。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有史料记载的圣殿骑士团的客户以王室和教皇为主，但是不能据此认为社会中下层与圣殿骑士团较少业务往来。在法制不健全、诸侯战争频繁的黑暗时代，要求圣殿骑士团保密应该是中小客户保护私有财产的本能反应。他们的财物托管和帐户往往在他们本人出事以后才引起史家注意，比如上文提及的哈伯特一案。金融服务会给圣殿骑士团带来一定的成本支出。但现存史料没有任何它向客户收取利息的记载。从中世纪基督教会对利息的态度看，圣殿骑士团很可能是不收取利息的。1145年，教皇还明令禁止对十字军战士收取利息。作为教皇直属组织的圣殿骑士团应该不会违背禁令。不过，它可以从本地存款、异地取款业务中取得汇率收益，从抵押品经营中取得收益，或在事前、事后得到一些捐赠，以此弥补金融业务的成本支出。除了托管、信贷和汇款业务外，圣殿骑士团还时常从事委托征税、押运税款、代为支付、交割见证等金融活动。

至于圣殿骑士团作为银行家在12和13世纪的欧洲金融业的地位，由于圣殿骑士团的档案已经丢失，仅凭支离破碎的旁证材料很难对之进行全面评估。但总体上可以说，第一，它遍及基督教世界的网络的托管、异地存、取和信贷业务为十字军战士和君主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促进了十字军的发展。第二，它在欧洲和东方的金融活动十分频繁。但是，其金融地位应该难以超越意大利商人和银行，因为后者在地中海商业、金融业和运输业中占据着显而易见的主导地位。第三，它虽然在金融活动中采用了当时先进的复式簿记方式和汇票，但也不能过高估计它对金融业的贡献。因为“在近代商业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制度，例如领事，商业法院，海上法，汇划票，银行，股份公司以及后来的商业公会这一类，都是在十字军时期或不久以后从意大利商业城市中产生出来的”。

综上所述，圣殿骑士团是欧洲十字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积极地参与了十字军的战役和军事决策。在十字军离开后，它是保卫圣地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它对十字军国家和欧洲政治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它遍及欧洲的行政网络除了服务于东方的军事行动外，还衍生出了金融职能，从而使其在十字军东侵时期的地中海商业和金融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

反思一下共产党与基督教：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胜利？因为“不怕牺牲”。

中国基督教为什么不能胜利？因为“缺乏殉教精神”。

长期以来，中国基督徒中，“吃教者”的人数大大超过了殉教者的人数，因为形成了一个专有词汇叫做“大米基督徒”（“Rice Christian”，可以和“米田共”[粪]互为参照）。这是一个极大的耻辱。

但是现在，一个历史转变也许正在来到。

什么时候，中国基督徒拥有了殉道精神，他们的生命就会被激活，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命运。

（另起一页）

五十章  基督教可以统治中国

——驳《为何三大宗教统治不了中国》

网文《为何三大宗教统治不了中国》似是而非地指出：“基督教不仅不能统治中国还遭受到了义和团的杀戮。”因而产自中东的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统治不了中国。

《为何三大宗教统治不了中国》的作者说他有一个表伯，是一贯道的点传师，按理在镇压反革命时是该枪毙的邪教头领，可他为人善良，特别会来事，早就巴结好了共产党支部书记，竟然死里逃生活了下来。每当他们提起这位一贯道点传师，就会问什么是邪教等话题，久而久之反复追问，也就在文革前清楚了那里曾经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杀洋人传教士、烧教堂的来龙去脉历史。

不过作者错误地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早就根植了阻止任何以上帝为名义在中国传教的一切可能途径。而且屡试不爽。犹太人当初分成7拨到全球各地逃难，就有一拨到了中国，犹太教徒那么虔诚，但犹太教在中国的人口越来越少。后来的伊斯兰教更是绞尽脑汁，文的武的都试过，依然无法成为统治中国的国教。基督教就更别提了，远的不说，最近的孙中山蒋介石孔祥熙的老丈人所谓的宋氏三姐妹的老爹就是十分卖力的基督教传教士。然而，基督教在中国依然是一阵风而已。

作者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没有考虑到，现在统治“两个中国”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都是“基督教的变种”。而所谓的“党国体制”，其实是从中世纪的“教会体制”发展过来的。其中介就是俄国东正教会和沙皇政教合一制度的继承人苏联布尔什维克。

正如谢选骏《共产党革命本质上是场宗教战争》所指出的：共产党目前在中国强拆教堂，就是这种宗教战争的最新体现。

现在，十字军战争已经延伸到中国内部来了，刻不容缓也无法回避。在这个当口，回顾一下历史也许是有益处的。

有人说，太平天国是一场宗教革命和宗教战争；那么，极为推崇太平天国的中共政权，是否也是宗教革命和宗教战争呢？

我认为，共产党革命本质上也是一场宗教战争，不仅苏共如此，中共也是如此。

《太平天国是一场宗教革命和宗教战争》（周伟驰）清楚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中共的许多特点。

关于这一点太平天国与中共政权的历史相似性，我早在上个世纪所写的《洪天王与毛主席》一文中有所交待，参见后文。

关于“共产党革命本质上是场宗教战争”，我们还可以从“被遗忘之谜：1920年的世界革命与苏波战争”一文中，看出端倪——1920年的“世界革命”，以正剧始，一度轰轰烈烈，却以闹剧终，遗祸至今未绝。这场战争的真相一开始就被刻意掩盖直至完全从苏联历史中消失了。也可以看出，正因为苏维埃俄罗斯向西推行布尔什维克主义铩羽而归，他们不得不专注于东方。由此，波及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革命开始了。

世界革命，其实就是一场宗教战争，列宁就是俄国的穆罕默德，正如后起的希特勒就是德国的列宁。

共产党革命这场宗教战争从东欧蔓延到了东亚。中国成为波兰的替死鬼。

正因为“共产党革命这场宗教战争从东欧蔓延到了东亚”、“中国成为波兰的替死鬼”，所以说“中国进入十字军时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从二十一世纪的现实看：一方面，基督徒在中国已经超过上亿人口；另方面，穆斯林在中国不断进攻，伊斯兰国更提出要对中国进行伊斯兰化的战略目标。显然，基督教和穆斯林在中国的十字军冲突，已经揭开了序幕的一角。

在这个冲突面前，传统的儒释道和当今的马列毛，最终都将退居二线位置。因为从全球角度来看，儒释道和马列毛，都已经退居二线位置，日益无足轻重了。

不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都必须完成对于中国的战役，然后才能决定世界的命运。

毕竟，中国这个板块，是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回避的重量级存在。

在这种意义上，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百年战争”，犹如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也是形成现代民族所无法回避的。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百年战争”，这也是一种广义的十字军战争。如此说来，现代中国其实早已进入了广义的十字军时代，现在，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更为严格意义的十字军时代了。

回顾一下其它民族的遭遇：在我的理解中，“前期十字军时代”其特征不是东征或西征，而是对自身的征服、也就是对欧洲自身的征服。

只有当基督教完成了对于欧洲的全面征服，对外征服才是可能的。伊斯兰也是如此：第一步是征服阿拉伯人，然后才是征服世界其它部分的被征服奴众。

基督教可以统治中国。因为现在统治中国的，已经是基督教的世俗变种了。这种变种的失败，在世界各地无不如此。那么正宗的基督教可以统治中国，正如在世界各地无不如此。

基督教可以统治中国。

基督教应该统治中国。否则，只能把中国留给邪教。

（另起一单页）

第六卷  宗教

（另起一单页）

五十一章  政教分离的适用范围

（一）

“奥巴马将以总统身份，访问一家清真寺”， 2016年1月31日“法广网”发表评论：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首度以“总统身份”访问位于美国的清真寺！

在美国进入总统选举竞选新阶段，各党派竞选人越来越有排挤言论倾向之际，奥巴马的访问将引发关注。据法新社报导，美国白宫1月30日稍晚宣布，奥巴马总统安排2月3日造访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附近一间清真寺，恳求全国民众包容与尊重宗教自由。

奥巴马2010年曾访问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所清真寺，这次是奥巴马首度以总统身份探访美国国内的清真寺。近来美国国内反穆斯林情绪高涨，部分归因于共和党党内民调领先的总统参选人特朗普（Trump，川普）发表反穆斯林言论。根据白宫官员表示：总统将前往马里兰州（Maryland）参访巴尔的摩伊斯兰教协会，表彰美国回教徒对社会的贡献，并将重申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官员表示，奥巴马还将与社区成员见面，并发表谈话，强调“坚守我们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那就是欢迎我们的美国同胞，大声反对偏执、拒绝冷漠，及捍卫宗教自由的国家传统”。

……

根据上述报道，奥巴马显然是误解了美国的“国家传统”。难怪有人会怀疑他是个穆斯林。奥巴马是不懂还是假装不懂：美国总统就职宣誓的时候，是手按基督教的《圣经》而不是回教的《可兰》发誓的，因为只有《圣经》才叫人不要说谎。而别的宗教，都是以实用目的看待谎言的。

美国总统就职宣誓的时候，是手按基督教的《圣经》发誓的——这样显示了“政教分离”的适用范围。那就是在基督教的范围以内实行宗教宽容。而不是指对一切异教邪教实行宽容。

（二）

政教分离（英语：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指的是宗教权力和国家、政府统治权力的分割，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订关于设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此外国家力量不援助、助长、压迫各宗教团体。

政教分离是现代政治学的一项原则，源于欧洲摆脱宗教控制的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并成为现代欧美社会之政治学说的主流观点。

现代社会的趋势是向世俗主义方向发展，从而使宗教与政治势力不互相干涉，政治决定不受宗教势力所影响。政教分离对保障宗教自由有一定程度的帮助，确保不同的宗教可以有信仰自由空间。但在世界上不少国家，仍然有宗教背景浓厚的政党，不论是佛教或伊斯兰教。所以出现了这样一种“精神逆差现象”：穆斯林可以在美国自由传教，基督徒不能在回教国家传教！

统治现代社会的，其实是一种“科学教”，或曰“科学主义”、“科学崇拜”。例如达尔文主义，就是一种新兴宗教。事实证明，这是一条通往“优胜劣败”的大屠杀之路。不论列宁主义还是纳粹主义、文革主义还是伊斯兰主义，都是和“大屠杀”的灭绝之路紧密相连的！

（三）

《美国的所谓“政教分离”是怎么回事》（九喻）指出：

今天我们每天挂在嘴上的“政教分离”，来自于英文说法“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或者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这个说法的直译应该是“国家和教会分离”，更恰当的译法是“国家机器和教会分离”。 

“政教分离”的翻译具有非常误导的性质，因为本来的英文出处里既没有提到“政治”（politics），也没有提到“宗教”（religion）。它的意思根本不是政治和宗教分离，而是国家机器对宗教机构（教会）没有权威，不予干涉，同样的，宗教机构对国家机器没有权威，不予干涉。 

政治和国家机器不同。很明显，选举是政治生活的最重要部分，但却不属于国家机器。而军队属于国家机器，却在政治活动之外（军队国家化）。而宗教机构和宗教也不等同，通常，某个宗教机构只是代表属于该机构的成员，组织宗教活动，却不能代表整个宗教。宗教的定义千奇百怪，可是一般都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一套信仰体系，二是一套规则和仪式。通常所说的宗教更强调后一部分。没有一间寺庙等同于佛教，也没有一间教会等同于基督教。佛教不等于信佛的人参与活动的所有寺庙，基督教也不等于信耶酥的人参与活动的所有教会。 

“政教分离”这个提法已经很成问题了，说“政教分离”是美国的国策就更是以讹传讹了。实际上，美国从来就没有“政教分离”的国策。 

很多人大嘴一张说，政教分离写在美国宪法里。我就要问：到底写在哪里？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里说：“国会不得制定法律，来确立或禁止某种宗教；也不能限制言论、出版自由；也不能限制抗议政府不公而集会请愿的权利”（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这一段是最接近所谓“政教分离”法律条文，它没提任何“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完全没有。

那么“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这说法从哪来？现在大家认为，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1802年汤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写给Danbury Baptist Association of Connecticut一封信里。他说：我再三考虑，全体美国人所宣称的立法机构“国会不得制定法律，来确立或禁止某种宗教”，是建立一道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分离之墙（I contemplate with solemn reverence that act of the whole American people which declared that their legislature should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thus building a wall of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这封信的背景呢？

一种说法是杰斐逊要让那些浸信派信徒放心（杰斐逊本人不属于浸信会），不会发生类似英国的情况，那就是在立法上确立一种宗教或教派比其它宗教或教派有更大的特权。

另一种说法是那些浸信派信徒指出Connecticut州的法律没有禁止议会就宗教事务立法，杰斐逊一再保证宗教自由受宪法保护。无论哪种说法，都是有人担心国家机器干涉教会事务，因此很多人相信，杰斐逊强调的“墙”（wall）是单向的，那就是阻止政府干涉教会事务。

美国宪法没有规定“国家机器和宗教机构分离”，更没有规定“政教分离”。宪法里有的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承认和保护。分离政治和宗教的企图是荒唐的，怎么可能一个人的价值观不反应在政治倾向上呢？

（四）

政教分离的适用范围：

本来，政教分离的着眼点主要是使美国摆脱欧洲宗教战争的自相残杀，避免国家被某一特定教派控制，甚至用为宗教迫害的根据。但是，这并非要世俗政权彻底摆脱宗教的信仰，否则，总统就职就不必手按圣经起誓了，否则，美元上就不用印上上帝的字样，来谋取自身的信用了。

但是，过犹不及，任何事情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美国最高法院在1930年Cochran v．Louisian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就开始偏离正轨，片面地强调 “宗教信仰自由是私人的事情，国家不得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代表国家的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不得参与或举办宗教活动”的极端主义，并把它们具体化为“目的效果标准”。此后，美国判例逐步确立并完善了“目的效果标准”，用以判断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政教分离。

这就使得美国逐步追随欧洲旧大陆，走上了 “西方的衰落”之路。

根据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极端主义原则，在宗教事务上政府的权力不是受到限制，而是受到消灭。国家无权也不能够去判断具体某个关于神的观念适当与否。在案件中，法院避免去追问“特定信仰或基于信仰的行为的意义；或当事人对这些教义解释的有效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法院应该谨守中立，而不应当去评价某个宗教或某种思想重要与否，有价值与否。出于中立的考虑，法官往往从信仰者的角度来确定是否存在良心信仰的行为。实际上他需要决定的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当事人是否持有某种信仰，而这种信仰的性质和意义则不论；第二个问题是当事人的行为是否为信仰所要求，这个问题必须基于信仰的角度得出结论。如果满足这两个要件，则可以认定争议中的行为属于宗教信仰行为。

极端主义的政教分离原则要求国家不得推行宗教教育，学校不得强迫任何方式的宗教教育。结果使得美国的社会价值日益分崩离析。例如，在美国，国家对于宗教，既采取超然中立之态度，不能强迫人民受任何宗教教育，亦不能容许任何学校强迫人民受宗教教育。因此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亦不得把宗教科目列为必修课，或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这样一来，美国社会的道德沦丧就越演越烈。

美国政治也日益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归之路：马克思主张国家不得推行宗教教育：“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从一切公立学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时实施免费教育），使其回到私人清修生活的范围里去，靠信徒的施舍维持；使一切学校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役，——所有这一切必然要摧毁精神压迫的力量，使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成见的桎梏。”

事实证明，这是一条通往“大屠杀”的灭绝之路。

不论列宁主义还是纳粹主义、文革主义还是伊斯兰主义，都是和“大屠杀”的灭绝之路紧密相连的！

（在当前，中国大陆实际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马列主义国家”。在中国古代，政教关系一般是政权支配教权，属于政教主从型。此“教”属于祭天大典一类的国家崇拜或国土崇拜；其本质属于“部落宗教”（类似的有日本的神道教）或“种族宗教”（类似的有流亡的犹太教），不是高级精神的世界宗教。在高级宗教方面，除了西藏实行过地方性的政教合一喇嘛教制度，中国历史上只有古代南北朝和现代南北朝（中华民国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过全国性政教合一的情况。总的看来，中国政权对待宗教主要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维护中央政权的至尊并巩固其统治地位，只要具体的宗教不威胁甚至促进国家政权的稳固，统治者对宗教一般比较宽容，采取利用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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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章  中国人为什么尚未高贵

中国人为什么不高贵？是因为种族卑贱？不是。中国历史上有过高贵时代。后来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大一统扼杀了人们的独立性。有事求人的人，是高贵不起来的，因为他时刻要注意别人的脸色，只能像狗一样眼巴巴地显出一副奴颜婢膝来。

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智慧说：人到无求品自高。

人到无求品自高，出自清代文学家纪晓岚的先师陈伯崖撰的一副联书，原文是：“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

按照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充满佛教意味的解释，这里说的“无求”，是告诫人们要舍弃满脑子的功利与浮躁，不为外物所羁绊，不为浮云遮双眼，从而获得一种超然物外的自在与宁静。

1、这里的“无求”，不是人生的不思进取和漫不经心，也不是心灰意冷和垂头丧气，更不是一筹莫展和难掩烦闷的消极态度和庸人哲学。而是告诫人们要摆脱功名利禄的羁绊和困扰，不必强求，有所不求才能有所追求。 “求”，是人生品格的体现，但为事在人，淡泊的人生虽然说没有轰轰烈烈扬名内外，也没有显赫的地位，可它的确是渴望而难及的境界。

2、人到无求品自高，什么样的人才会有这样高尚的品格？应该是无所求的人。人果真达到了无欲无求了，其人格便会自动提高。人格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超出了欲望的需求而追求品德的完善。因此，能够遵循人格的要求，有所为，有所不为，能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无为而无所不为，有所不求才能有所追求。这才是“无求”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也是一种胸怀，又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品格，更是一种心态。

3、能做到这样的心境，很难。这样的心境，需要时间的磨砺，也需要坎坷人生的锤炼，更需要坦荡心境平如水的淡泊心态。这种淡泊的心态是无求中的平凡孕育着无尚的伟大，囊括着古往今来的忧思。人都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这样的淡泊便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和心态，更是对人生追求在深层次上的定位。

4、人到无求品自高，蜀相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无求就是一种淡泊。面对复杂的人生，需要的是一无所求的淡泊。人生，看淡世事无常，静观花开花落，需要经历人生坎坷崎岖中的颠沛流离，需要经历茫然失意中的迷惘困惑，需要经历风云莫测中的繁华盛衰，经历了人生的潮起潮落，才会有“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心境。经历了人生的磨难，才会让自己在“人到无求品自高”境界中，让心灵慢慢得以升华。

5、人到无求品自高，功和利，不可趋之若鹜；名和财，不必为其所累——虽然都是好东西，切不必尽收囊中。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名和利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很难改变固有的观念，岁月的沉积，生活阅历的累积，使人越来越难回头看看自己固守的观念是不是对的？一个人做到无求的时候，就是放弃了心中的杂念，清空了心灵里面的世俗生活积存下来的枯枝败叶。清空了心灵，才能最大限度的获得生命的自由、独立；才能收获未来的光荣与辉煌；才能有了让生命一次又一次远行的条件。当自己在某一天突然有所感悟掸去心灵封尘的时候，也许会发现，生活原来可以是另一番景象！

6、人到无求品自高，是一种超脱，是一种淡然，是一种勇气。超然物外，像白玉兰那样，卓尔不群，纤尘不染，带着某种孤傲与矜持，超然于世俗之上。看过《品读人生》这本书，这本书选编了鲁迅、梁实秋、朱自清、巴金、徐志摩等数十位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们有关人生问题的散文随笔、杂文小品。大师们从人生体验和人生哲理两个方面对生命和人性进行了详尽的评论，让我受益匪浅。从中体会到了一份恬静的心境，一缕清幽的书香，一樽甘甜的烈火酒，这些都是无求者的品行。

7、人到无求品自高，在苟活了四十多年后，我告诉自己可以什么都不再乞求了，不再强求，尽管我一无所有。因为我明白了人到无求品自高的真正内涵。陶渊明的无求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范仲淹的无求是“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杨慎的无求是“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林则徐的无求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齐白石的无求是“人誉之，一笑；人毁之，一笑。”一份份无求的境界，一份份高尚的品行，谱写的是一曲曲可贵的人生之歌。在这流传千古的诗词歌赋中，懂得了淡泊以明至，学会了宁静而致远，体会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体味了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人到无求品自高，无求，是一个人的智慧到了可以看淡一切的境界，“得失随缘，心无增减。”世上万事万物都归于一个“淡”字，清淡明志，雅淡抒节，平淡处世。随缘而安，得之不喜，失亦无忧。知道了先人们的无求，心中铭记“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这句名言，用一份超然物外的静心，慢慢体味“人到无求品自高”里“无求”的境界，坐看云起，笑看沧桑，自己的人生一定会色彩纷呈！

8、人只能活一次！这是常被人们遗忘的常识。既然只能活一次，就应该讲究点“活法”。又何必活得太累，自己去折磨自己呢？活的太累其实是心累。处境不佳用不着痛心疾首，人生又哪来的时时都一帆风顺？为上司一个不满意的眼色又何必五分钟缓不上气来，在未来的生活中，你有的是表现的机会，何况“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是千古不变的事实。想想这些你就会变得坦然；看到别人的业绩突出也不必眼红肚涨，嫉妒有害健康。只要自己尽力而为就行了。既然人只能活一次，就应该活得舒心，活得快乐，活得潇洒。工作节奏太快，精神压力太大，争强好胜的心太强，生活太无规律，时间不长，精神和体力就会崩溃。本来四十岁，心理和体力已近老年，钱多又有何用？莎士比亚曾诅咒过黄金：金灿灿的黄金啊，你是人类共同的娼妇！你可以使美变丑，也可以使丑变美；你可以使错误变成正确，也可以使正确变成错误；你可以使活人变成死人，也可以使死人变成活人！为了得到这金灿灿的黄金，良家女子当娼妇，善良小伙成强盗！我诅咒你，可恶的黄金！马克思曾预言过：早晚有一天人们会用黄金去盖厕所！当然，一分钱可能难倒英雄汉，没钱不行。但是，只要有保底的工资，又何必拼着身家性命追求更多的积累呢！要活得舒心，活得快乐，活得潇洒，就要学会知足，学会随遇而安。知足、随遇而安就是幸福。我们和有钱、有势、有权的人一样，都是人。因为都是人，就没有必要仰人鼻息，笑脸求人！生活毕竟不是演戏，无须用太多的脂粉去涂抹自己，无须戴上“面具”去“逢场作戏”！想笑就笑，想唱就唱，挣多挣少都心地坦然，活得朴素自然，活得坦坦荡荡。这就是舒心，这就是快乐，这就是潇洒！

9、自己有多大“能量”，能干出多少成绩，应该有个自知之明。当然，我们应努力在平淡的时候去争取辉煌；而在辉煌的时候，也应清醒地看到山外有山，并非“老子天下第一”。这样就避免了浮躁，避免了错误。能够创造辉煌固然可喜，但奇迹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天时地利人和加机遇，缺哪一样都只能是功亏一篑，这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所以，只要我们一生都在脚踏实地去干事，即使创造不出什么辉煌，也能感受到生活的真实、追求的快乐，亦就能“得鱼固可喜，无鱼亦欣然”也！人生载不动太多的烦恼和忧愁！惟有内心泰然、坦然，才能无往而不乐。如果我们能够持有一棵平常心，坐看云起云落、花开花谢，一任沧桑，就能获得一份云水悠悠的好心情。做平常事，做平凡人，保持平静的心态，保持平衡的心理，如果我们能以这种最美好的心情来对待每一天，则我们的每一天都会充满阳光，洋溢着希望。人只能活一次！千万别活得太累！快乐要懂得分享才能加倍快乐，美好的生命应该充满期待惊喜和感激。人到无求品自高，无求，是一个人的智慧到了可以看淡一切的境界，“得失随缘，心无增减。”得到时，不会欣喜忘形，失去时，不会痛苦绝望；富贵时，淡然处之，贫穷时，修身养性。这是一种无惧无畏的坦荡，也是一种恬静淡然的处世。红尘中，有很多的混乱，诱惑着我们还不够坚定的心智，能够做到无求的境界，需要一种智慧和一份超然的胸怀。我们的平凡让我们很难真正的超脱，唯有慢慢读懂我们自己的心，让这颗心保持着一种虚空，让静谧走进我们的心中。 

……

上面的话看起来不错，实际上如此解释“无求”却过于消极。如果消灭了一切的追求，那么人生就会进入四大皆空佛教世界，同时丧失了原动力和目的感。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无求”呢？

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充满基督教元素的观点看，无求不是没有追求，而是不要低三下四地乞求别人。如此看来，无求就是独立不倚、自强不息。

所以在《圣经》上保罗说：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得着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这是追求态度，却是不求别人的。

这种态度可以造就高贵，却不会导致消极。

我认为，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人到无求品自高”的境界还体现在方济各（法兰西斯 Francis）的《和平祈祷诗》（Peace Prayer of St.Francis）：

主啊，

求使我成为和平之子。 

哪里有仇恨，就让我播种爱；

哪里有残害，就让我播种宽恕；

哪里有猜疑，就让我播种信任；

哪里有绝望，就让我播种希望；

哪里有黑暗，就让我播种光明；

哪里有悲伤，就让我播种喜乐。

噢，主啊，

我不企求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

我不企求人的谅解，只企求谅解他人；

我不企求人的爱护，只求爱护他人。

因为

在给予他人时，我们便得着施予；

在宽恕他人时，我们便获得赦免；

在丧失生命时，我们便得到永生。

阿们。

显然，这已经从“无求（于他人）”上升到了“有求（我）必应”的境界了。

这种境界能够使得中国人高贵起来，能够超越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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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章  中国人可以成为好基督徒

《牛津基督教史》对比东南亚各国的基督教传播情况指出：“在泰国，尽管茶会总会自十七世纪以来做了诸多努力，但基督徒相对来说仍然不多，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强国成为这里的传教士的后盾。在缅甸，英国的统治几乎延续了一个世纪，但占人口大多数的佛教徒很少有改变信仰的倾向，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主要是在克伦人和掸人中间进行规劝工作；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多数也没有受到传教活动的影响，但此地的中国侨民中有许多皈依了基督教。在印度尼西亚，基督教传教士不是在穆斯林多数中发展信徒，而是在少数派，如城市中的华侨商社以及佛洛勒斯和帝汶岛的居民中发展信徒。”——东南亚华人对基督教的易感性质也许预示着中国本土华人有朝一日会接受基督教，作为中国的主流文化。

“1865年，十九世纪最有洞察力的传教士、纳塔尔主教科伦索（John William Colenso，1814——1883年）的救赎论神学思想使他坚持所有的人已被上帝救赎的观点；他认为自己的传教活动的意义，并不在于使个人皈依基督教，而在于使整个文化和整个民族实现基督教化。”——其实，使个人皈依基督教和使整个文化和整个民族实现基督教化，是不可偏废的，而且应该互相促进。

刚到美国的时候，十分诧异地发现：白人的婴儿眼神多是直勾勾的，面无表情不说，神态都是愣愣怔怔的，非常像传说中的某种存在，但是白人的成年人却极端相反，多是表情丰富的，甚至热情友善的。这种“种族差异”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时间长了，我明白这就是基督教化的力量。为什么基督教在欧洲扎根最深？因为白种人如果没有基督教就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牛津基督教史》指出：“非欧洲的教会往往弄不明白，其教派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因与其不大相干的欧洲传统观念而变得日益复杂。于是，教会传教活动的扩展成了把普世教会思想灌输到欧洲、并推动实现普世教会组织的主要渠道。……所有普世教会运动的主要成就，无一例外都是在欧洲之外取得的。”——这一现象明显提示了基督教欧洲的衰落或曰欧洲基督教的衰落。中国成为基督教的中心，不仅具有理论的可能，而且具有实际的需要。

“中国基督教化”与“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乃是浑然一体的双向运动；第三期中国文明（全面吸收基督教元素的中国文明）能够成就这样的盛事，完成这样的双向运动：第三中国，就是它的表现形式。

《牛津基督教史》指出，美国人认为“美国接受了旧大陆的宗教，但同时因为基督是在那片大陆被钉上十字架的，所以旧大陆的人们不能以最荣誉的方式向我们美国人传教。”

按照同样的逻辑，中国也可以成为最好的基督徒，因为基督是被犹太人和欧洲人联合起来杀害的，所以犹太人和欧洲人不能以最荣誉的方式向我们中国人传教。

自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开始以来，随着欧美基督教社会的异教化，东方宗教再度侵入了欧洲，这次不再是早期基督教和波斯宗教，而是佛教和印度哲学了。

基督教不是外来的，而是中国人必须接受并且正在接受的一个命运，为了第三期中国文明，越是中国的，就越需要基督教化。因为相形之下，佛教（以及道教）是属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过去时，而儒家（和道家）则属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过去完成时。只有基督教的元素才是正在进行时，以及未来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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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章  传教为什么失败？

我在纽约的一个布道会上看到一个标语：“God loves you this much.”

如果这个标语写的是“God loves us so much.”——就会大大提高人们对于神的认识。

西方传教士为什么在华传教失败？就是因为他们要别人崇拜他们自己而不是崇拜上帝。

中国传教士不少也有这个毛病。这样的结果，是迫使接受者们把婴孩和脏水一起泼掉了。

传教士在传教的时候，如果以耶稣基督自居，就会犯下滔天大罪，他们的传教也就必然失败。

《破除“自我神化”的神话》说得好：

这个时代正在千方百计地迎合人心中最扭曲的邪恶欲望：悖逆上帝，但却把自己神化为上帝。某些所谓的现代社会科学，不但教人如何掩饰自己，美化自己，更教人如何神化自己，把自己奉为上帝，说什么我很好，我很美，我很可爱，说什么我就是我的上帝，等等。其实它们这么说时明明知道我不是上帝，但还是要这么说。 

我若拒绝敬拜上帝，那么，我敬拜我自己是在情理之中的。当然我也可以“移情”，把这个愿望转移到另一个我崇拜的人的身上，不论他是什么伟大领袖，还是什么歌星、球星或什么“星”。 

人若在黑暗中行是看不见光的，也难以感受到黑暗的恐怖。所以，他就把黑暗当成了正常状态，把自己心中的黑暗当成了人心的正常状态。于是他无法真正地仇视罪，因为那样他就要仇视他自己，而这又是他万万不能忍受的。于是他仇恨光明，因为只有在光明之下，黑暗才显为黑暗。进而，他以自己为光明，那他就一时摆脱了对黑暗的恐惧。 

自我神化，是人心中最深处的黑暗。人自己要成为上帝！而这是他万万达不到的，永远达不到的。人若自认为是上帝，他就成了魔鬼。 

越是接近上帝，我越是发现自己是那么地不圣洁，不善良，心中有那么多的邪情，贪欲，骄傲，自私，仇恨，诡诈，贪婪，不义，无知，等等。它们都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千方百计地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出来表演。我的心怎么竟然会像一个腐朽的墓地，经常散发出如此腐烂的气味，这是令我不能不深深地恐惧的。 

于是我问自己，我有什么好神化的，我有什么可以被神化的？没有，一点也没有。我并不像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善良，那么正直，我也不像别人表扬我时所说那么善良，那么正直，因为有些时候，在行善时我的内心却怀有恶的动机，在表现爱时心里并没弃绝恨。更重要的是，我根本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这主要不是说我控制不了环境，而是说我战胜不了自己。我常常被我心中的邪恶所辖治，行了我不愿意行的恶。因此，神化自我不仅不能使我成为神，反而使我远离上帝，成为邪情恶欲的奴隶。 

如果我不是迷了路，如果我不是偏行己路，如果我不是不义之人，如果我不是叛逆上帝的逆子，那么，圣经就是说谎的了，因为圣经说人正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人心中有一个谎言，它说“我可以成为上帝”。因此，靠自己我破除不了对自我的神化，因为神化自我好像已经成了我的天性，我总是自然而然地要神化自己。 

出路何在？出路就在于崇拜一个真正的上帝，让这个上帝满足我心的真正需要：对上帝的崇拜。我只敬拜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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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章  二传性的能量巨大

希腊语新约圣经，是希伯莱语旧约圣经的二传……

天主教比东正教更为强势，这也许也得力于它的拉丁语本的“二传性”，即，希腊语《新约》是一传的福音，拉丁语《新约》则为二传的福音，而从拉丁语翻译过来的现代欧洲各国语言的福音则为三传。二传者何以反而具有更强的灵性？因为再传的过程，尤如灵魂突破肉体的过程，尤如从死里复活的过程，使神的福音得以更多地摆脱人的语言的限制？

在音乐领域似乎也有这个特点：例如，俄罗斯的东正教音乐，似乎比拜占庭的东正教音乐，更有感人力。

人们总结说，东正教的崇拜重点在基督复活，天主教的崇拜重点在基督受难。但明显的现象是，强调基督受难的天主教比强调基督复活的东正教更为强势，甚至更有侵略性。看来受难的主题比复活的主题更为深入，更能激起人的敬畏、怜悯、顺服和爱。

福音的三传，由拉丁语向欧洲各民族方言的移位。福音的四传，由欧洲方言（如英语）向中文和各种殖民地也就是“第三世界”的语文移位……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每一次转译，都给基督的灵性以一次新表达、新转型的机会。于是，基督的信息就曲曲折折地进入了现今的中文里面。从今以后，当基督徒跪在十字架前，以中文书写赞美神的话语，充满身、心、灵的就不仅是幸福的自我感觉，而且把中文世界的传承也都纳入基督里面了。

圣灵赐人特别的光，可以穿透希伯莱语这个迦南语族的屏障，使迦南语族以外的“外邦人”得以亲近上帝、信从基督。

圣灵赐人特别的光，要以穿透希腊语的外壳，使整个地中海沐浴在福音的再度传扬中。

圣灵赐人特别的光，可以穿透拉丁语的封闭，使欧洲蛮族青出于蓝，把基督的爱推向整个地球。

圣灵赐人特别的光，可以穿透欧洲海盗商人的语言，使福音与当今世界上最古老最复杂的语言例如中文也都契合。福音的传播或许可以借此得到原教旨意义的复兴？基督恩典的丰盛，要超过古老中文的复杂：如果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全球奇迹？

全球奇迹不把现在的基督教与福音等同起来，全球奇迹不把信徒也就是“承认基督是主的罪人”与基督等同起来，全球奇迹不把“基督教的历史”与“基督指引的未来”等同起来。

人是供神审判而不是来审判神的，凡逾越了这一界限而试图判断上帝者，就等于处在地狱的煎熬中，何须等待来世的另一个地狱？

法国女作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年）的遗书《在期待之中》，是一部令人生厌的、纠缠不休的作品。是这位女士力图玩弄神秘？仿佛唯恐自己的罪业不够深刻或是高耸？但奇怪的是，中文版译者，却将之纳入“基督教学术文库”。如此捉弄“基督教学术”，结果使之成了“反基督”的代号，这是不幸的。因为这不诚实，虚伪如魔鬼的谎言。

光明正大的反基督者，应该公开向基督宣战，而不该潜入基督的营垒内部作乱。当然，这种“不该”中的不诚实性，正是典型的敌基督的魔鬼手段，是邪恶意义的“应该”。所以，热爱基督的人也要认清魔鬼的方法论！那就是“今生的盼望”。今生的盼望者，他（她）们的方法论，是一种苟合的产物，是从属于他（她）们的生计的。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基督，让我们从文化基督徒的“淫行”中，也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性。这罪性就是为了彰显莫名其妙的自我而与魔鬼无条件地“行淫”，并为了这一需要而在必要的时候利用基督，从而玷污了基督教的名誉。敌基督者敢于杀死上帝的圣子，还有什么恶事做不出来？当然，我们虽然憎恨他们，但自己也不是什么好货，迄今还在罪的捆绑中，继续参与钉死基督的罪行。这十字架不在各各他，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如果不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那样钉死了自己的罪和旧我，就会钉死了基督的样式，使自己再成魔鬼的奴仆。这里没有双赢，只有零和！

从再传的角度看，伊斯兰教是最缺少创意的，因为它不承认其它文本的神圣性，结果使得自己被阿拉伯语的作品限制住了，无法获得任何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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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章  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不属于国家

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而不属于国家，因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不是国家创造的；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而不属于国家，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而国家只不过是人的产品。

网文《信息基础权力——中国对互联网主权的追寻》（胡凌）说，2010年6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第一次就互联网与国家主权关系明确表态：“互联网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应受到尊重和维护。”随后国家加大了对此话题的讨论，外交部答记者问、几家官方主流报纸的社论都就此发表了意见。不难发现，上述文字在不同背景下似乎更多具有宣示和防御意味。事实上，时隔不久下发的中办24号文件本身就意味着自2004年以来的中国互联网管理体系与实践的定型。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谈论互联网主权，更贴近灵活的外交辞令，也是对实际有效控制权的确认。2014年以后，中国政府关于网络主权的研究和宣传增多，其意在探讨某种系统性的主权理论。这一建构的努力在《国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中得到鲜明体现，“网络主权”被写入法律。 

中国大陆自1994年引入互联网以来，就追寻“互联网主权”。这一动态过程首先意味着国家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塑造信息基础权力（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al power）的努力。这尽管可以被解释为带有某种民族主义倾向，但更多是中国追求现代化和经济社会信息化的重要一步。如果放在全球背景下考虑，这一过程还意味着主权国家并未像诸多全球化倡议者或技术乌托邦主义者设想的那样会削弱或放弃权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信息技术增强了国家能力。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生产和分析信息能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价值从海量数据中产生。互联网主权的意义也将从政治逻辑更多地转向商业逻辑，即确保本国用户的数据不被国外互联网公司搜集和利用，这不仅体现在各个层面的资本控制，也体现为对跨境数据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限制。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依旧是互联网时代的重要玩家，试图把获得更大权力的普通民众纳入自身的控制。两者之间的冲突可能随着互联网形态的不断演变而愈加复杂。

其中较为引人瞩目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技术手段过滤信息内容，将国外网站和服务屏蔽于防火墙之外。传统主权的属地原则强调国界边疆的重要意义，基于IP地址的屏蔽和过滤可以被解释为划定互联网边疆的措施，尽管是选择性的和专断的。但基于共同使用语言的互联网群聚自然分布同人为边疆范围的合一，有时则会超越人为边疆。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互联网只是电信和信息技术的晚近形态，之前的电视和广播已经产生了对封闭国界和主权的冲击。如果在规范意义上抽象讨论互联网与主权问题，可以认为互联网产生了更大规模的跨界数据流通问题，其影响力超出了传统媒体。首先，数据跨界流通会带来诸如版权、隐私、税收、服务贸易、网络犯罪、恐怖行为等多种法律问题，以及相关的管辖权问题。其次，这增加了全球范围内的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风险，加大了国际合作的成本。当下各国对互联网管理的逐渐收紧并非偶然，这是以既有治理体制应对新兴事物的自然反应，各国付出的成本要比跨国协调少很多。另外，消费者对互联网安全的担忧也要求大型互联网公司确保在线服务和交易安全，从而在终端和操作系统层面改变互联网架构。主权国家与互联网巨头联手，共同向系统性风险宣战，压缩了世界范围内网络活动家的空间。

由此看来，所谓建立互联网主权，就是国家试图控制本国的信息流通，以及和信息有关的贸易，既包括抽象的文化霸权与软实力，也包括具体的管辖权和实质控制能力。这不仅关系本国政治社会稳定，也涉及实际经济利益。实际控制能力和手段是实现互联网主权的前提，尽管互联网信息可以跨国流通，但国家仍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阻止本国用户访问外国网站，并通过控制境内服务器和数据存储服务实行直接管理。无论如何强调原子与比特的不同，虚拟世界仍然需要现实载体才能生存，控制现实世界的信息基础设施才是互联网治理的真正基础。

迈克尔·曼曾作出民族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与专断性权力（despotic power）的著名区分。前者指国家渗透和影响社会基层组织的能力，对一个现代国家而言，这包括引导社会舆论、掌控信息渠道的能力。在互联网时代，这种“信息基础权力”尤为突出，既包括对信息基础设施的掌控和运作（硬实力），也包括意识形态上的文化领导权（软实力）。较少有文献探索这一基础性权力，主要原因可能是信息传播在16、17世纪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显着。随着19、20世纪电话、电报的发明，电信传播成为帝国主义世界扩张的有力工具，信息权力因而被引入国家能力的讨论。在互联网时代，按照通行的网络分层，互联网的三层都可以被包含在信息基础权力中。

从互联网的诞生地美国的经验来看，对信息基础设施的建造和推进是其经营数字边疆、确立全球互联网霸权的重要步骤，包括1995年以来的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NII）、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互联网域名和地址管理机构的重组，以及最近的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同时政府积极支持私人主导的互联网产业，不断向全球扩张。这也说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塑造信息基础性权力、厘定数字边疆不可或缺。

讨论互联网主权无法简单割断历史的有机联系，往往需要追溯工业时代信息技术的历史。限于篇幅，本文讨论的时间段从1994年中国正式引入互联网开始。在集中论述基础设施之前，有必要简述中国互联网内容管理的体制现状。

数据主权和基于民族国家的主权实际上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可以简化为信息的政治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冲突。当我们讨论互联网主权新问题的时候，可能同时需要从互联网企业的角度关注这另一种“主权”，以及这究竟对用户而言意味着什么。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开始关注“数据主权”，但仍然是在传统意义上将“数据主权”作为互联网主权的新问题。纠缠概念无助于解决问题，将两类不同的权力主体进行对比有助于深入理解权力的复杂性。

……

上述胡文不懂：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而不属于国家，因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不是国家创造的；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而不属于国家，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而国家只不过是人的产品。也就是说，信息基础权力是思想主权的延伸，而不是国家主权的延伸——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人及其文明才不会陷入僵化的陷阱，才能避免“偶像化”的绝路。

既使对无神论者来说， 信息基础权力也属于人类与文明自身，而不属于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属于控制了国家政权的那一小撮人。

（另起一页）

五十七章  科学技术和自我崇拜的宗教

汤因比认为“无知和软弱”是宗教的起源；换言之，宗教可以解答人们的“无知”、减轻人们的“软弱”。

但是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技术人员，却因为具有了压制本能的“工具型人格”，而做到了“三无畏”：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之言。（“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之反动。）

表面看来，“工具型人格”不需要宗教，不仅爱因斯坦如此，弗洛伊德如此，卡尔马克思也如此，这些犹太人都如此，他们分头鼓吹食（马克思）色（弗洛伊德），而科学技术（爱因斯坦）正是兼为食色服务的。

“工具型人格”不需要宗教，还是因为他们缺乏“感受无知和软弱的能力”。“工具型人格”表面上很强大，他们的存在似乎只是为别人来解决“无知与软弱”的问题，而他们自己则仿佛是不存在无知与软弱的。这样一来，他们自己就被信徒看作了半神，成为个人崇拜的对象。这一点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之下变得格外突出。所以犹太人创造的无产阶级的独裁国家，特别流行个人崇拜。

然而人类的命运表明：“解决无知”的活动只会带来更大的无知面，从而带来更大的无知；结果无助于解决软弱的问题。

马克思等人鼓动阶级斗争，弗洛伊德等人摧毁自我克制，爱因斯坦等人制造了原子弹……这些从德国冒出来的科学技术人员结果不仅没有解决无知和软弱，反而加剧了无知和软弱。

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很容易导致一种自我崇拜的宗教。

还有一种说法，表面上说“令人担忧的趋势：科技崇拜与人文失落”；其实不明其就里：

当今，技术至上主义的盛行，信息时代的信息崇拜，使人的情感缩减，一些人文学者担心：美和现代生活是不能并存的。越来越快的生活，越来越短的感情，越来越多的焦虑烦恼，越来越少的内心自由，使我们对于当代科技与人文关系的思考越来越有必要。广东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现代科技与人文关怀”丛书，从知识时代的人性与诗意、现代科技革命与艺术的变革、生物医学技术与人类未来、技术与人的生活世界和高科技战争与人等方面深入地探讨了这些问题，它应该引起人们的警醒。 

科技与人文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是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呈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来的无数珍贵遗产，如我国的紫禁城、天坛、秦兵马俑、大足石刻等，无一不体现着科技与人文的完美结合。历史上许多著名科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艺术家。如亚里士多德一生撰写过逻辑学、物理学、天文学、动物学、心理学、伦理学、诗学、政治学等著作，在文学与科学的诸多方面都有建树。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兴起，文学、绘画、音乐的发展，解放了被禁锢压抑的人性，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激情，加上当时的经济与政治变革，使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大踏步地前进，成为科技和人文携手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达·芬奇是当时的绘画大师，也是伟大的科学家。彼特拉克以十四行诗闻名于世，又在地理学方面颇有建树，正是他绘制了第一张意大利地图。十八世纪末，歌德既写出过不朽的诗剧《浮士德》，又写过多达14卷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炸药发明家诺贝尔，也写过小说和剧本。 

科技力量作用于现实世界，给人们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给艺术家既带来新鲜素材，又带来艺术观念、形式、手段的变化。艺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总是如影随形。影视艺术是与现代科技最密不可分的艺术形式。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乐器、画具、雕塑材料、建筑材料的产生、演化就与新材料新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乐器制作工艺的进步对音乐艺术的发展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20世纪以来，音乐的发展与录音技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1950年代开始，电子技术的发展对音乐艺术又形成了一次巨大冲击。绘画材料的运用与科技的进步紧密相关，一些新材料乃至日常生活用品本身成为绘画内容。今天的电脑绘画技术使绘画艺术有了新的表现手段。 

科技的巨大力量使20世纪的人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也成为20世纪人类的图腾。对科技的崇拜导致人们对于科技力量的误解，以为享用那些作用于人的感官的最新科技产品，就能获得莫大的快乐，但事实上，享受科技与获得幸福之间并不能划等号。科技产品的确能够带来感官快乐，但人的幸福观的真正来源还是他本人的人文素养，也就是他所接触的人文文化的熏陶。对于人类的幸福而言，科技与人文，二者缺一不可。关键在于把二者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次序和位置。如果只重视科技发展，忽视人文建设，必然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李恩来博士在《明天的我—-生物和医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未来》一书中对这种情况表示深深的担忧。

虽然20世纪的生物学与医学固然已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克隆技术、生育控制、器官移植、抗衰延年、变性整容等方面的发展和突破，使人类在征服自然和自我进步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李恩来认为，这些新技术的出现已经引起了一些激烈的法律和伦理学方面的社会争论。如基因工程技术应用的安全性问题和道德伦理问题，克隆人技术打破传统生育观念和生育模式，使人伦关系发生模糊、混乱和颠倒，性别选择技术带来性别比例的失调，优生学新技术干扰了传统的婚姻与亲子关系，造成家庭结构的不稳定，等等。 

远不止如此，现代机器对人性的异化，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戕害，核子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还有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粮食不足、生态失衡，等等。人类似乎越来越不能在这个数字化的地球上奢谈什么诗意地栖居了，生活中的真善美似乎越来越难以找到了。一切似乎都在应验英国科学家皮尔逊的责难：科学的成长消灭了生活的美和诗意。正是在科技发展最为迅猛的20世纪，人类也品尝到人文失落的苦涩。 

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之中的现代都市人，尽管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的烦恼与焦虑没有丝毫减少，有时反而更多。一些人文学者悲观地预测，人最终将完全臣服于技术。还有未来学家这样描绘将来的人类：四肢由于运动减少而将退化，大脑由于过度思考而异常发达，大脑重量将占到体重的1/3左右，所有的饮食需求将通过一根插到胃部的营养输送管来提供，而人类的双脚将退化成鹰爪状，以便能站在一根钢制的横梁上。 

现代科技既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娱乐享受，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人类的信仰危机、道德沦丧也是前所未有的。在不少西方学者看来，伴随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消费文化，已经变成一种令人生畏的意识形态，“多数大众性娱乐最终会沦落为‘反生活’的东西……它们最终会导致这样一种世界观：进步就是占有更多物质财富，平等就是大家都向低的道德水准看齐，自由就是无止境地但又不负责任地追求快乐。”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对片面追求科技发达带来的负效应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约翰·奈斯比特认为，“科技在不断提供消费可能的同时，也在消耗着人类的生命力，科技让你疲于奔命，科技让你冷漠疏离、抑郁疯狂，科技带来了具有潜在的毁灭人性的危险。”他把科技比作我们这个时代的货币。在生活中，为了从科技的重压中解脱出来、逃离开来，我们又求助于科技，要它提供最方便的速成方案。 

科技和艺术都包含着人性的因素。从本质上说，科技的进步和艺术的发展都有着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使人类的生活环境更加美好，物质享受更加舒适，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对科学家而言，自然科学是一种人为的事业；对艺术家而言，人文科学是一项为人的事业。 

当代科技的发展日益表明，仅通过科学文化并不能把人类带向美好的未来。近代以来出现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给人类自身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需要我们在尊重科学的前提下，坚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科学精神，还应包括为人类生活更美好的奋斗精神。理性精神、有条理的怀疑精神和实证精神是科学精神的最基本方面。人文精神是指人文文化中的积极向上的精粹部分，而不包含人文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人文精神关注人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如何使人的生活更加美好而有意义，当今科技发展存在着人性的失落等严重问题，亟需人文关怀。 

实现科技的人性化，是当代众多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共识。20世纪初流行于美国文学界和大学讲坛的“新人文主义”美学思潮，就打出过用“人的法则”反对“物的法则”的旗号。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eorge　Starton）大力倡导这种以科学为基础的人文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科学和文化结合起来，使科学人文主义化，进而使科学“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他主张既要重视科学的物质价值，更要重视科学的精神价值。这种新人文主义的实质，是使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协调发展，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 

艺术具有教育机能和娱乐机能，但艺术的根本机能是使被现代技术所压抑的人性复归。日本学者今道友信在《关于美》中指出，美是艺术的理念。“艺术给人类带来了希望。艺术并没有遭到现存技术社会的破坏，反而依靠技术的发展，对技术发展带来的非人化倾向，发生着抵抗作用。” 

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是科学技术化了的人，科学技术是人化了的科学技术。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的主体和对象是科学技术化了的人。科技的力量在于取消个别，发现、寻找、重塑一般，而文学艺术正好相反。科技强调实用性，而艺术正是要抵御现实中的这种实用性。科技的发展，使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技术化、秩序化、条理化，而技术化、秩序化、条理化的日常生活毫无新意，使人丧失快乐，是艺术之大敌。文学艺术正是要在技术中挖掘美，在秩序中寻找新意，在标准中塑造个性。在艺术作品中，世界被描绘为人所创造的世界。艺术鉴赏者真正理解艺术作品时，他个人就与这个世界联系起来，他的精神、意志、情感都在审美愉悦中得到熏陶。 

吸收了最新科技手段的艺术作品，可以在塑造真与美统一的健康人格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一个人的人格美，标志着他在自我修养和自我实现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人格是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内在凝聚，是人的精神力量的最高体现。好的艺术品，恰恰可以用真善美塑造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感情，养成高尚、纯洁的人格，从而弘扬人文理想，为实现科技的人性化发挥更大作用。

……

上述说法貌似有理，其实不懂科技压倒一切的胜利正是西方文明的末日征兆。

这是因为，科学已经从人类的仆人变成了人类的主人了。

你说，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对于无产阶级的专政”，那还不是工农大众的末日吗？那肯定会发生大面积“人相食”的惨剧的。

这就是“科学技术和自我崇拜的宗教之一”——毛泽东思想的恶果。

（另起一页）

五十八章  创教者的榜样决定了此后的一切

网文《穆斯林教真的比基督教邪恶吗》（2015-11-18 12:16:11）指出： 

基督教和穆斯林教是当今世界第一和第二大宗教流派，排在其后的另外两大宗教是佛教和印度教，在信徒的组织形式上，佛教与印度教具有相似的特点，而基督教与穆斯林教则相互类似，前者组织涣散，没有强大的教会组织，后者则以强大的教会组织为特点，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宗教活动。这种组织形式上的差别，使得佛教以及印度教的教徒之间相互联系松散，难以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给社会带来冲击，结果是做起好事来力度不够，无力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也难以出现极端分子，难以干成大坏事。而基督教与穆斯林教所具有的组织形式，使得这两个宗教很容易变得势力强大，优点是当他们做好事时，比较有效，能够给社会带来足够大的好处，缺点是当他们走上歧途，干起坏事来时，带来的损害也会比较强烈。

除了组织形式上的类似，穆斯林教在教义上与基督教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个宗教的起源有着盘根错节的交织，基督教圣经中的第一圣人耶稣在穆斯林教的可兰经里也是圣人，被尊称为最伟大的神之信使之一，可兰经中还描写了许多其它圣经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说可兰经的是非标准与圣经并无本质差别。有些美国人批评可兰经，指出其中一些宣扬血腥暴力的句子，但其实你到圣经中去查找，也能找到许多血腥暴力的教诲，我记得曾在中文网上读到过一位中文作者写的批判圣经的热血文章，将圣经中的许多血腥教诲一句一句地进行批判。那么为什么供奉着同样具有血腥暴力教诲经典的两个宗教，一个发展到今天变得相对来讲慈善人性，另一个却成了产生反人类极端恐怖主义分子的温床了呢？

如果你经常看西方有关宗教评论的文章或电视节目，可能会注意到fundamentalist 这个词，这个词在西方基本上是贬义词，大多用来描述宗教极端分子。Fundamentalist译成中文，叫做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按照西方字典的解释指的是坚持一字不差地信奉某种圣典经文或某种意识形态，教条地、逐字逐句地执行经文的指示。原教旨主义者之所以容易与极端分子相连，是因为他们把某个教条放到了最神圣的地位，蔑视人性，不结合人的良知来判断理解经文的教导，来选择什么样的教导应该听从，什么样的教导已经过时、应该忽视。他们纯粹从字面意义上去解释经文，并且教条主义地以经文为最高依据来判断一切。任何宗教，出现大批原教旨主义信徒都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今天穆斯林教徒中恐怖主义分子辈出的原因正是在于穆斯林教中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强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教也不能保证自身天生一定是好宗教，美国一些被看成是fundamentalist的基督教分支往往也会被指称为是邪教。如今西方社会的基督教教徒们之所以大多数为温和信徒，是因为欧洲走过了基督教改革的漫长道路，经历了长期的政教分离，在欧洲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基督教原教旨中的血腥部分被宗教领袖们有意识地压制忽略了，而对人的仁慈宽容部分则被不断地强调，不断地弘扬光大，可以说现代基督教与基督教原教旨相比已经大大地人性化了，这种人性化的进步与欧洲近代保护思想自由的政治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人借上星期五巴黎血腥枪杀恐怖事件来抨击西方的自由派，认为是自由派的仁慈宽容导致了恐怖势力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其实他们是彻底搞反了。当今世界，只有优质民主国家才存在强大的自由派势力，在穆斯林社会里，由于原教旨主义的泛滥，对不同思潮没有容忍度，自由派不可能产生。所以，自由派的存在才是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社会能够成功地防止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泛滥的原因之一，而对自由派声音的严厉杜绝恰恰是今天的穆斯林教成为产生极端恐怖主义分子的温床的根源。

那么穆斯林社会怎样才能走上与原教旨主义分离的道路呢？一个最重要的改革是要学习西方的政教分离政治体制，从政治制度上来保证自由思想的发展，使人民的头脑不完全受宗教教条的控制，也就是说需要有另一股足以与宗教抗衡的力量来平衡宗教对人的控制，使人的思维发展更全面更合理。网上有人以对抗穆斯林恐怖活动为名来呼吁美国允许公立学校进行基督教活动，可以说这种建议其实是一种向后退的建议，一种让优秀的美国向落后的穆斯林政教合一体制靠拢的馊主意。

光有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够，在一个人民日常生活充斥着宗教活动的社会里，政治体制的作用并不决定一切，宗教的影响力可以与政治体制的影响力并驾齐驱，所以，穆斯林教本身也需要改革，穆斯林需要摆脱具有中世纪特色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允许对可兰经进行现代意识的新诠释，以适应两千多年来人类心灵的进化。这种对两千多年前的圣典经文进行新式现代解释的潮流在基督教当中早已相当普及。我曾经在一个以西方人为主的教会里参加查经活动，记得读到圣经中一段有关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经文时，其中的说法让我感到惊讶和不满，我现在已经不记得确切的原文了，只记得原文大致是说上帝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动物都交给人类，为人类服务，由人类来主宰。我当时心里不禁嘀咕：难怪这个世界上的动物都快被人类消灭光了。一同查经的一位美国人好似看透了我的心思，开始分享自己对这段经文的解读，认为上帝告诉人类去主宰动物世界，其实际的寓意是人类有责任照顾好保护好动物世界。这种对圣经的新式讲解，这种以现代人的意识去诠释两千年前写下的经文的灵活性，可以说充斥在绝大多数美国基督教教会里，使得基督教在西方可以与时俱进，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平相处。穆斯林也应该这样做，给古老的宗教教义赋予新的内容，让宗教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人类为宗教献身。

对有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批评整个穆斯林教群体的言行，我认为是一种很不明智的言行，无法赞同。我不赞同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将政治是否正确作为言论的最高准则，而是将是否有利于人类社会作为最高准则，如果批评整个穆斯林教群体可以制服恐怖主义，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我也举双手赞成。关键是那样做不可能成功，只会适得其反，首先你不可能消灭一个有十几亿信徒的宗教，把十几亿信仰穆斯林教的人都变成敌人，又有什么好处？批评整个群体不仅不可能战胜恐怖主义者，反而会把更多的人驱赶到恐怖主义者的一边，壮大恐怖主义者的队伍，恐怖主义将因此获得完胜。而且，一个宗教没有以枪杆子相逼迫，却有十几亿人自愿相信，说明这个宗教自有它的吸引人之处，将温和的教徒争取到支持正义的一边，同时设法削弱穆斯林教徒中的原教旨主义势力才是可行的出路。而且，与坏人斗争，要真正取得胜利，不是将自己变成与坏人一样的人，那等于坏人不战而胜了；要战胜坏人，是要坚持自己优越于坏人之处，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坚守做人的原则，而且还可以争取到最多人的支持。当然，好人要胜出，光做好人远远不够，还要做聪明人，要寻找更有远见更高超更人性的手法，从根本上铲除产生坏人的根基，最后长治久安地解决问题。也许有人会说：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也同意这决不是一桩容易完成的事业，但文明世界别无选择。

另外，不将大多数穆斯林教徒树为敌人，与对恐怖主义基地进行军事打击并不矛盾，只有公开表示不与穆斯林为敌，善待温和的穆斯林教徒，才能让大多数穆斯林教徒看清，向恐怖主义宣战不等于向整个穆斯林宣战。

……

上述言论言之成理，但是忽略了一个根源上的差异，那就是“创教者的榜样决定了此后的一切”。

就拿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差异来说：基督教的创教者拿撒勒的耶稣，是自我牺牲的福音传播者；伊斯兰教的创教者麦加的穆罕默德是牺牲他人的武力征服者。

拿撒勒的耶稣和麦加的穆罕默德这两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创教者，决定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此后的基本走向。

按照历史来看，基督教不是没有武力征服的成分，但那始终没有获得主流地位，因为耶稣基督的受难树立了榜样，否则基督教完全可以在殖民主义的全盛时期一举消灭伊斯兰教。同样，伊斯兰教不是没有和平仁爱的成分，但那始终没有获得主流地位，因为先知穆罕默德的扩张胜利树立了榜样，所以伊斯兰教的传播基本上是沿着穆罕默德的军事扩张的道路前进的。

当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区别，还有其它正反因素。可以参照以下一些网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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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摩诃笨蛋  留言时间：2015-11-18 12:43:19  

 其实伊斯兰教就是欠缺了欧洲文艺复兴那个环节，文艺复兴以前的基督教做的坏事其实一点也不少。政教分离和教徒生活世俗化，能让伊斯兰教做到就成功了。  

 作者：guitarmanzw  留言时间：2015-11-18 13:02:03  

 楼上所说极是：缺失了文艺复兴那个人本主义阶段，穆斯林学者也需要自我更新，与时俱进才是。

宗教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作者：jsq  留言时间：2015-11-18 13:49:31  

 文章整体很好，尤其政治上很正确

让它们政教分离，就等于剥它们的皮，这个要求比天还高，高得有点痴心妄想了，这个绝对做不到。我提一个低一点的要求，木死灵能不能不要那么冲动，允许不信一死懒教的人批评讽刺一死癞，可以拿它们的摸喊木得做幽默玩笑的材料？

"一个宗教没有以枪杆子相逼迫，却有十几亿人自愿相信，说明这个宗教自有它的吸引人之处"。这句话，貌视有理，其实很不正确。比如说贪官，没有人以枪杆子相逼迫，所有当官的人却都自愿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说明这个腐败官僚体制自有它的吸引人之处  。

 作者：安博  留言时间：2015-11-18 14:20:17  

 作者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伊斯兰教的传播从来都是伴随着武力而进行的，历史上如此，现在亦如此。还有哪些强奸，提示着伊斯兰传播的另一条途径，生而带来的。只要能斩断出身这一关，让人在成年后自由选择，才真正符合信仰自由的说法。  

 作者：吴言  留言时间：2015-11-18 14:31:50  

 理性、客观的好博文！赞  

 作者：guitarmanzw  留言时间：2015-11-18 14:39:20  

 曾经我对维吾尔人非常同情，直到从前在国内工作一伙维吾尔人为了插队，把排队的汉人赶开，两次把我的办公室电脑给砸了，中国警察不敢拘捕他们后，我明白了，恶人只能饿人治！ 

刚刚得知中国警察把躲在山洞里的维子炸死了，美国之阴激动了。

但是我坚信躲到山洞里的妇女儿童必然是人肉炸弹，土共为了对得起中国广大百姓，应该把所有胆敢勾结东突／爱死死的污物儿人砍尽杀绝！！！！！！！！ 

按照美国911的规矩，法国巴黎的规矩，俄罗斯飞机爆炸的规矩，我强烈呼吁：中国汉人老幼被维子砍杀上百，丝毫不比爱死死暴恐分子逊色，中国政府最好最做个人样，用巡航导弹无人机斩杀维子！！！！！！！！！ 

拒绝世界反恐双重标准！！！！！！！  

巴黎的货，中国人被木死灵砍了上百就是中国政府迫害他们，法国人被炸死枪杀算不算法国政府疏远人家的报应？

以强奸，暴力为基本特征的任何宗教毫无疑问是邪教，如不自行改革，必须铲除，这是中国人想跟新疆木死灵和平相处唯一的条件。  

 作者：思羽  留言时间：2015-11-18 14:41:48  

 精彩好文！

“首先你不可能消灭一个有十几亿信徒的宗教，把十几亿信仰穆斯林教的人都变成敌人，又有什么好处？批评整个群体不仅不可能战胜恐怖主义者，反而会把更多的人驱赶到恐怖主义者的一边，壮大恐怖主义者的队伍，恐怖主义将因此获得完胜。”

很奇怪，这么简单的事实，大部分人认识不到。

“当今世界，只有优质民主国家才存在强大的自由派势力，在穆斯林社会里，由于原教旨主义的泛滥，对不同思潮没有容忍度，自由派不可能产生。所以，自由派的存在才是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社会能够成功地防止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泛滥的原因之一，而对自由派声音的严厉杜绝恰恰是今天的穆斯林教成为产生极端恐怖主义分子的温床的根源。”

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值得，极右人群应三思。  

 作者：西西弗斯  留言时间：2015-11-18 15:03:07  

 一个宗教没有以枪杆子相逼迫，却有十几亿人自愿相信，说明这个宗教自有它的吸引人之处"。

基督教就是靠杀害，酷刑，国家行政等各种手段才壮大起来的。   

 作者：西西弗斯  留言时间：2015-11-18 15:05:35  

 目前还看不到穆斯林会出现宗教改革派。 必须靠自由世界来推动。  

 作者：beiqian  留言时间：2015-11-18 15:19:32  

 只插几句话，谨供参考：

宗教的极端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极端都不可取。

基督信仰同伊斯兰信仰有根本的不同（譬如，生命观）。

基督信仰不能被“异端化”。  

 作者：伊萍  留言时间：2015-11-18 15:42:33  

 谢谢摩诃笨蛋的来访和精辟留言！  

 作者：伊萍  留言时间：2015-11-18 15:45:41  

 谢谢guitarmanzw的到访和评论！后面关于维吾尔人的评语是您写的吗？好像不对劲，是不是有黑客？  

 作者：伊萍  留言时间：2015-11-18 15:46:42  

 谢谢吴言的来访和支持！  

 作者：oops  留言时间：2015-11-18 15:47:09  

 伊斯兰教是不可能像基督教那样政教分离的。

因为基督教政教分离是圣经新约里耶稣就说到的，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意思就是要教徒把信仰和生活分开，日常要尊重世俗法律；而伊斯兰教则是精神物质两把抓，生活琐事事无巨细包括早上起来如何刷牙洗脸如何吃饭如何上厕所包括女人月经几天算干净都要符合经文和穆罕默德在7世纪时定下的的行为准则和落后的中世纪教法！那些人留大胡子、幼女童婚、1个男人能娶4个老婆。。。全都是模仿穆罕默德的“善举”，而穆罕默德是绝对的神圣，谁敢批评半句就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他们这样的教义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穆斯林世界就永远不可能进步，还分分钟都会倒退几百年的节奏。  

 作者：伊萍  留言时间：2015-11-18 15:49:39  

 谢谢思羽的来访和留言！某些中国人容易与极右观点共鸣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美国最不开化的一群人的观点。  

 作者：ardmore  留言时间：2015-11-18 16:03:37  

 楼主的思考挺多，不过恕直言外行话也不少。

仅举两例。一是圣经里血腥的词语很多，旧约里有一些，那都是对犯罪的人的惩罚，没有无缘无故的血腥。事实上圣经十诫里有不许杀人（谋杀）的诫令，新约里根本没有，与伊斯兰教有本质的不同。其二，作者把基要主义当作基督教内的邪教，这恐怕要闹出大笑话了，美国的基要主义基督教占大多数，是主流。呵呵  

 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5-11-18 16:13:54  

 大顶依萍好文。这是继思羽博文之后万维另一篇非常重要和及时的理性声音，呼唤理智，激发思考。

摩珂同学的补充点到了要害。不少反对者的观点，虽然偏激，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和事实根据。

俺这不是和稀泥，虽然有点捣浆糊。

容俺感冒好一点，接此话题好好捣一篇浆糊。  

 作者：lone-shepherd  留言时间：2015-11-18 16:39:54  

 牧人又一个朋友是很虔诚的穆斯林（是伊萍博的同乡，上海人），他认为伊斯兰教现在处于天主教的中世纪，同时他也期待伊斯兰自己的文艺复兴。

牧人刚刚从西班牙南部回来，看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在八世纪从摩洛哥渡过地中海征服西班牙、并在那里统治了近八百年。

在摩尔人统治西班牙时允许其它宗教（包括天主教和犹太教）的信徒Worship；反倒是天主教十五世纪复国以后违反诺言，强制犹太人和摩尔人要么Convert、要么离开（也有人被烧死）。

现在是天主教基督教包容了、ISIL强迫其它信徒Convert了，有点世事轮回的感觉。  

 作者：秋念11  留言时间：2015-11-18 16:44:22  

 阿妞不牛说好，肯定有问题  

 作者：lone-shepherd  留言时间：2015-11-18 16:47:10  

 补充一下。下面这段文字来自牧人《观弗拉明戈》一文：

纪元711年，来自阿拉伯和北非的摩尔人占领了西班牙南部，并开始了长达近八百年的穆斯林统治。天主教的复国运动Reconquista几乎在同时开始。

伊比利亚复国运动始于1087年对托莱多的收复、终于1492年格拉纳达的回归。

1491年，摩尔人的Nasrid王国兵败格拉纳达城下。为保护他的臣民，Nasrid国王穆罕默德十二世向西班牙的伊莎贝尔女王签署了屈辱的格拉纳达协定（Treaty of Granada），根据这个协定，穆罕默德十二世离开伊比利亚半岛，而西班牙王国则给予留下的摩尔人信仰真主的自由；穆罕默德十二世恪守协定，第二年撤回北非的摩洛哥，而西班牙王国则统一了除葡萄牙外的伊比利亚半岛。

仅仅七年之后，伊莎贝尔女王和西班牙主教弗朗西斯科通过宗教裁判所（又称异端审判所）开始强制Mudéjar（保留穆斯林信仰的摩尔人）改变信仰、崇尚耶稣；奋起反抗的摩尔人被镇压、不欲改变的被处死，大多数Mudéjar被迫成为Morisco（即受洗的摩尔人），还有很多摩尔人混人吉普赛族群四处流浪。受尽迫害又能歌善舞的摩尔人和吉卜赛人结合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弗拉明戈（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1820年被取消。

成立于1542年的罗马宗教裁判所1985年改为信理部，以应对同性恋等。

见 http://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M5MDgy  

 作者：乡人  留言时间：2015-11-18 16:50:29  

 伊斯兰的最邪恶之处和有别于其它大宗教的，在于其基本教义中提供的对异教的排斥和圣战升天的最高级基本信仰，而且缺少能对基本教义进行修改或忽视的权威体制。  

 作者：zhf  留言时间：2015-11-18 17:00:44  

 写得好！  

 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5-11-18 17:09:12  

 希望牧人关于西班牙历史的说明对广大华人有所启迪。尤其是秋念同学要补课。这在毛选里找不到。  

 作者：伊萍  留言时间：2015-11-18 17:35:53  

 谢谢阿妞的来访和支持。不觉得你和稀泥，我也理解people get frustrated，变得偏激，有一点偏激的声音未必是坏事，只要不压倒理性的声音，这样或许穆斯林们会更懂得欣赏自由派的价值。  

 作者：伊萍  留言时间：2015-11-18 17:38:27  

 谢谢lone-shepherd的评论和链接。很多华人以为西方人或基督教天生就是好人好宗教，不明白他们也是一步一步改革才走到今天的水平的。   

 作者：伊萍  留言时间：2015-11-18 17:43:27  

 谢谢beiqian的来访和评论，同意宗教极端和意识形态极端都不可取，中共就是意识形态极端的例子。至于你对基督教的信任，在我看来是过度了。宗教也是靠人来传承的，人变好，宗教就变好，人落后，宗教就落后，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被异端化的。  

 作者：伊萍  留言时间：2015-11-18 17:44:40  

 谢谢zhf的支持！  

 作者：伊萍  留言时间：2015-11-18 17:47:21  

 谢谢乡人的来访和留言。基督教也排斥其它宗教，我亲耳听见过美国基督徒说其它所有宗教包括东方的佛教都是邪教。  

 作者：beiqian  留言时间：2015-11-18 17:49:49  

 伊萍博主，请允许我再啰嗦一下，把在思羽博主处的留言拷贝在你的地界：

我是基督徒。上主耶稣基督创造的生命有祂的形象在里面；这包括自认为“罪人”的基督徒（基督徒自认是“蒙恩获耶稣基督拯救的罪人”）；也包括阿拉伯人（世俗的或信奉伊斯兰的）；也包括不信上主耶稣基督的共产党人；包括所有人在内。

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上主（三一神论），是牺牲自己的生命/流自己的血来拯救“罪人”的基督（是弥赛亚，是以色列人盼望已久的救人脱离凶恶的救主，是拯救所有人脱离罪的捆绑的救主）。基督信仰不靠自己流别人的血“替天行道”。耶稣基督虽然“恨恶罪”，但是耶稣基督爱“罪人'!

很抱歉，伊斯兰信仰与正统的基督信仰有根本的要害的不同（以上就是；其它具体的在此略过暂且不提）

至于法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特别是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悖逆上主耶稣基督已久，且是全方位的，是“极端自由化”的。从基督信仰出发，他们得不到上主耶稣基督的护佑，得不到上主应许的“shalom（平安）”。

诚愿上主耶稣基督怜悯/恩待/拯救！

以上谨供参考  

 作者：伊萍  留言时间：2015-11-18 17:52:17  

 谢谢oops的来访。世界上有很多事曾经被有些人认为不可能改变，只有等到改变了才承认可以改变。  

 作者：beiqian  留言时间：2015-11-18 17:54:57  

 人是不可能自己变好的；这包括所有的人。人是不可靠的。所以圣经中有耶稣门徒圣保罗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对不起，我又多啰嗦了  

 作者：伊萍  留言时间：2015-11-18 18:02:14  

 beiqian显然是非常虔诚的基督信徒，你有你相信的自由，只要你不当美国总统，我不会在意。  

 作者：彼德  留言时间：2015-11-18 18:05:37  

 法国巴黎13日遭伊斯兰国指使的恐怖分子攻击，在欧洲举行的国家足球队友谊赛多表哀悼。英国《每日邮报》18日报导，然而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的土国对希腊友谊赛前，球员默哀1分钟的仪式上，不少土耳其球迷竟然嘘声大作，另大喊“真主至上”。

每邮报导，在“Basaksehir Fatih Terim Stadium”举行的这场两国友谊赛最后以0-0收场，无甚可观，亦不足道。

但比赛还没开始，因为两国球员为巴黎恐攻129名罹难者默哀1分钟，好些土耳其伊斯兰信众竟然向球员们发出怪叫声、揶揄声，另高喊“真主至上”，表达对默哀仪式的不满。视频经人拍下，目前已贴上网。

土耳其足球教练菲迪 泰廉（Fatih Terim）对此表示，球迷在演奏两国国歌、球员致哀时，真应该约束好举止。（出于台湾中时旺报）  

 作者：海外愚公  留言时间：2015-11-18 18:30:07  

 是的，木撕林比基督教更邪恶，至少是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  

 作者：西岸  留言时间：2015-11-18 18:55:44  

 基督教的人数如今应该没有伊斯兰多，后者如今的媒体说法是十五亿，基督教应该在十亿左右。

基督教里的所谓fundamentalist，即所谓的原教旨，主要在美国，美国的evangelical就是这种。说其主要在美国，是因为911后美国的基督教堂以平均每月两千所的速率迅速转化为evangelical教堂，导致绝大多数美国的基督教会现在属于原教旨主义的教会，但世界上主要的基督徒人口并不在美国，而是在南美的天主教。

evangelical最大的特点是继承了新教的基本，即自己解释圣经。基督教从天主教起，一直是认为教会是上帝的使者，因此只有教会才有解释圣经的权利，个人没有。天主教堂每周末的讲经的内容理论上都是由罗马教会统一指定的，从新教开始打破了这个规矩，认为教徒可以直接与上帝对话。

evangelical尽管属于原教旨，也并非都是思维和行为极端，毕竟美国属于政教分离的国家，社会相对富裕，人们多少有些common sense，缺乏那种“使命感”。另外，由于这种教会的成员很容易换教会，所以极端的教会最终剩下的人一般不多，往往是几十人，很少能有上百人的。那个在佛罗里达的教会，要公开烧可兰经，导致全世界穆斯林的抗议，其中包括利比亚班加西的四个美国外交官包括大使的死亡事件，是个典型的evangelical教会。

我们认识的一个老中，四十左右的女的，单身，不知为什么加入了一个这种教会，每周末开车一个多小时去教堂，使命感特强，教会号召世界末日就要来了，拯救世界的责任都在他们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据说总共就是三十几个人，非常疯狂的样子。为此甚至搬家到这个教会的镇子，每天上班要开车一个多小时。最后连已经谈婚论嫁的男朋友也吹了，工作也丢了，但据说不后悔，很不可理喻。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原教旨在方式上有共同之处，就是允许个人解释自己的圣经（可兰经），这种没有类似天主教那种“中央”的组织形式导致极端的人容易扎堆，没有制约。对伊斯兰的知识有限，但应该容易理解这种极端的人和清真寺也应该是少数。但这种自己可以解释圣典的形式大概是一个明显的缺陷。因为可以为我所用地用圣典为自己的极端行为寻找理论根据。

基督教里的圣公教和东正教都是类似天主教的有中央的，因此极端分子难以形成。  

 作者：秋念11  留言时间：2015-11-18 19:05:19  

 比美帝国主义好一点  

 作者：识字而已  留言时间：2015-11-18 19:23:54  

 穆斯林占领西班牙后没有对基督教赶尽杀绝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因为没忙过来，占领西班牙的是穆斯林的倭马亚王朝当时内斗中， 攘外必先安内，但安内没成功缺被穆斯林的阿拔斯王朝取代，这个王朝建立时把倭马亚王朝屠杀的就剩下阿卜杜勒·拉赫曼，这家伙逃到西班牙开始穆斯林统治，这家伙没精力和基督教闹，他主要精力是镇压习惯无政府主义生活的阿拉伯部落，防止阿拔斯王朝对他对颠覆。

其它的穆斯林王朝对基督教徒和其它非宗教人士可没这么仁慈。

到目前为止没看到任何温和穆斯林和恐怖主义穆斯林到切割，有温和穆斯林宗教领袖出来谴责巴黎暴行吗？没有吧？！他们有出来为死难者祷告吗？没有吧？！（也可能是我消息不灵通）

我们是可以放弃以暴制暴，但正当防卫呢？实在不行躲着总可以吧！

我可不敢谴责他们！  

 作者：achedan  留言时间：2015-11-18 19:30:38  

 基督和天主教跟伊斯兰教同宗同源，一个样的邪恶本质，所以像病毒一样缠斗几千年不止。基督和天主教拜近代欧洲人智力提前跃升，占据了人类竞争优势，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比1000年前有所减弱，但本性还在。所以在俺看来，两大宗教势必继续其历史宿命-死磕，这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  

 作者：catlovers  留言时间：2015-11-18 19:34:56  

 这是看到的论述伊斯兰教的最有说服力的文章！  

 作者：右撇子  留言时间：2015-11-18 19:40:46  

 基本认同伊萍的观点。这样类似的观点我也在思羽那里表达过。但是我觉得，虽然大家不应该把整个穆斯林世界当作敌人，但穆斯林世界自己应该有所作为，那样才会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否则，很难消除人们对穆斯林社会的疑虑！这需要国际社会与穆斯林社会良性互动。如果只有国际社会对穆斯林展示宽容，而穆斯林社会对极端穆斯林无动于衷，那么国际社会的宽容就很难持续！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

下面是我在思羽那里的留言：

虽然我觉得不能把穆斯林等同于恐怖分子，但我同时也觉得穆斯林自己应该有所作为。如果穆斯林社区或团体默不作声，任由极端穆斯林乱来，那么就很难责怪别人把穆斯林和恐怖分子联系在一起。这些极端穆斯林都是以穆斯林的名义杀人的，如果其它穆斯林不有所表示，那就几乎等同于默许和认同了！那就必然会影响到国际社会对穆斯林的看法。

总之，穆斯林世界必须做点什么来阻止这类恐怖行为。国际社会应该帮助这些人性未灭的穆斯林，而不是也把他们看做恐怖分子看待。不管大家怎么恨这些恐怖分子，唯有其它穆斯林才可以最终阻止他们搞恐怖活动。国际社会打击恐怖分子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治本只能靠他们自己。穆斯林社区和团体在西方社会的未来，将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表现。如果他们对极端穆斯林的恐怖活动无动于衷，他们的前途是很不妙的。但如果他们跟文明世界共同合作一起打击极端穆斯林，那么国际社会就没有必要拒绝穆斯林！

其实，极端穆斯林对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就跟中共对华人世界的影响是类似的。中共的所作所为也在败坏华人的形象，这就跟极端穆斯林败坏穆斯林的形象一样。如果因为少数极端穆斯林就把整个穆斯林世界否定了，那么国际社会是不是就可以因为中共的恶行就可以对整个华人社会泄愤呢？这样的道理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  

 作者：  留言时间：2015-11-18 19:46:11  

 伊斯兰教是一个古老的，过时的，守旧的，落后的，仇恨的，极端的，狭隘的，不包容的宗教。朋友的老婆的父亲来自北非，和白人结婚后生六个孩子。大女儿嫁给朋友后到现在都没有见过岳父的面，家人也不准见，必须加入伊斯兰教才可以。我家地方的妇联主任嫁给不是穆斯林的政丈夫，全村人都拿着家伙要干掉他们。我的邻居护士长是穆斯林，两口子杀人把人扔进了下水道，最后被枪毙一个无期徒刑一个。穆斯林国家没有一个好国家，也不会不愿批评恐怖分子，因为他们都是一伙的，如果批评很多人都会去杀他们，况且杀不信伊斯兰教的人是可兰经多次呼吁的事情。很喜欢伊萍的其它文章。  

 作者：山娃  留言时间：2015-11-18 19:48:26  

 好文。大顶。

从没有机会深入接触了解伊斯兰教徒。不了解他们怎么被信仰激励的。是否也要举手宣誓，“我志愿加入穆斯林，不怕流血牺牲，为解放全人类， 奋斗终身‘。人就这样入魔道吗？  

 作者：fuyun  留言时间：2015-11-18 20:33:21  

 任何宗教都是反人类的，即使是温和的宗教，因为他认为自己就是真理，而且不能质疑，温和的宗教也就是不搭理你，极端的宗教像msl就干掉你了。

任何人给宗教贴金都是很扯淡的。一个神棍，胡扯一通，然后说，我是真理，去吧，照着这个做，否则你下地狱。这要多弱智才能够相信这个东东。

俺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基于人道的理由，就像有人喜欢不同的宠物一样。

当然，有宗教信仰的人，会觉得俺很可怜，温和的宗教人士可能也是基于人道理由，但绝对不是宗教理由。按照宗教理由，俺是绝逼异端。  

 作者：信望爱小屋  留言时间：2015-11-18 22:57:51  

 人的心若被仇恨蒙蔽，不管他说信仰什么，不管他有没有信仰，表现出来的都将是邪恶。因此不要为我们心中有对某类人的愤恨不解而夸口。  

 作者：t1d2c3  留言时间：2015-11-19 00:38:51  

 伊斯兰教还需要时间。基督教六七百年前同样残酷极端。  

 作者：sometimes  留言时间：2015-11-19 00:39:56  

 看看伊斯兰国家混成什么样了，除了石油什么都不是。  

 作者：pia  留言时间：2015-11-19 01:10:07  

 ＂人的心若被仇恨蒙蔽，不管他说信仰什么，不管他有没有信仰，表现出来的都将是邪恶＂。--说的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只是宗教信仰，一种中性的选择，非善非恶。你心里存恶则见恶，心里是善则见善。看见的其实是自己，无它。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相互争斗了上千年，排它所致。在"排它＂的轨迹上唯有相互毁灭。想解决问题，首要是中和＂排它性＂，宽容共存。人本主义是超越立场超越价值观的人本位，它中和的亦是排它性这个弱点。当人本深入人心之时，太平方见天日。  

 作者：再逢战国  留言时间：2015-11-19 03:40:33  

 至少现在的穆斯林比基督教邪恶。  

 作者：muyoupo  留言时间：2015-11-19 04:29:53  

 博主的"一个宗教没有以枪杆子相逼迫，却有十几亿人自愿相信，说明这个宗教自有它的吸引人之处"说明博主的极度无知。第一，穆斯林信教是强迫的。出生在穆斯林家的孩子都必须信伊斯兰（即使在西方国家，仍然很普遍。只是不闹出人命，政府不便介入），不然轻则逐出家门，重则杀死。在很多穆斯林国家你必须信伊斯兰，即使你原来不是，比如你要与穆斯林结婚，就必须改信伊斯兰。严酷的，你不信则要坐牢。宽容一点的，表面上你可以信，但实际上处处迫害你，让你呆不下去。很多基督徒就是被迫离开中东国家的。到最后一个国家就几乎都是穆斯林了。我过去的房东原来就是埃及的基督徒，被迫害无奈离开的。第二，中国人当年不是也都信共产主义吗？你敢不信吗？所有的宗教都被禁了。你敢说不信共产主义，轻则受批判，开除，重则坐牢，甚至枪毙。我就见过老太太因为拜佛，被拉出来大会批斗。

博主显然缺少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最起码的了解，却大谈伊斯兰如何如何，基督教如何如何。还是先好好研究一下再出来说比较好。  

 作者：zhf  留言时间：2015-11-19 07:32:45  

 政教分离和教徒生活世俗化，实际就是说，宗教不是真理，教义不是神的话语。如果宗教是真理，为什么不能政教合一，为什么不能指导政治？所谓基督徒比穆斯林表现好是因为西方国家政教分离，把宗教赶出公立学校。那里宗教坐大，哪里就有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方舟子贡献颇多。  

 作者：thread  留言时间：2015-11-19 07:42:44  

 "首先你不可能消灭一个有十几亿信徒的宗教，把十几亿信仰穆斯林教的人都变成敌人，又有什么好处？批评整个群体不仅不可能战胜恐怖主义者，反而会把更多的人驱赶到恐怖主义者的一边，壮大恐怖主义者的队伍，恐怖主义将因此获得完胜。"

没有人想消灭穆斯林教。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惹不起也躲不了。

BTW，你那套改变穆斯林教的想法只是你个人的痴心妄想。  

 作者：溪谷闲人  留言时间：2015-11-19 07:43:36  

 如何对待各类宗教，不是什么新问题，也没必要深入探讨各类宗教的起源、本质。当然，愿意这样做也无可厚非。

美国先贤、美国宪法早有科学定论：充分尊重各种宗教，不能以宗教立国。

伊斯兰国，必须完全、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反恐和禁毒差不多，将成为常态。那叫做：此恨绵绵无绝期。  

 作者：thread  留言时间：2015-11-19 07:45:26  

 "而且，一个宗教没有以枪杆子相逼迫，却有十几亿人自愿相信，说明这个宗教自有它的吸引人之处....

见识过老毛的文革吗？知道什么叫“狂热”吗？  

 作者：信望爱小屋  留言时间：2015-11-19 08:03:22  

 “政教分离和教徒生活世俗化，实际就是说，宗教不是真理，教义不是神的话语。”宗教不是政治，不是法律，人有自由意志，不同的人可能选择不同的信仰或主义，这是为什么即使宣称基督教立国如美国的国家仍主张政教分离。  

 作者：老度  留言时间：2015-11-19 08:11:58  

 现在的伊斯兰教跟现在的基督教没有可比性，自从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来，欧洲的基督教主流就开始走向新教，政教分离，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思想，就以宗教的渠道在欧洲传播并成长壮大，这就是现代的基督教文明的来源。

伊斯兰教并没有这个过程，现在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都属于旧教，是一种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和宗教，政教合一，专制统治，经济上实行农奴制度，就是这种中世界遗传下来的伊斯兰教的实质，马列教是旧约圣经和古犹太教的一个变种，跟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教义是暗合的，所以马列原教圣主义和伊斯兰原教圣主义来源于中世纪的同一个历史时期，除了其意识形态的色彩不同外，其本质是一模一样的。

历史上的英国对中东的外交和战略完全正确，就是分而治之，以夷治夷，这是最人道的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也是统治成本最小的方法。 外交和战略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就跟围棋的段位一样，水准有高也有低。

自从英国衰落，美国崛起以来，这种正确的外交战略逐渐被新一代的政客所忽视，例如小布这种政治白痴和脑残，就完全没有理解中东问题的实质。 伊拉克是英国安插在中东的一个锲子，世俗化的逊尼派穆斯林在伊拉克掌权，这是中东的定海神针，即使其它方面出现了变故，中东局势也不至于失控。 在美国民主党白痴卡特掌权期间，伊朗出现了伊斯兰原圣教势力复辟的恶性事件，白痴卡特既不能防患于未然，也无法妥善处理这一事件，但随后的两伊战争起到了抑制伊斯兰原教圣势力扩张的作用，稳定了中东的局势。

后来傻大木暗中支持恐怖势力，911后，小布出兵伊拉克是完全正确的，杀掉傻大木是必要对的，但之后应该军管，清洗傻大木在军中的势力，然后仍然要保世俗化逊尼派掌权，中东的局势就会又一次恢复平衡，这才是处理中东问题的原则和正确方法。

可惜小布是个历史白痴和政治白痴，他向民主党左翼势力低头，通过搞选举的法子，把十叶派份子扶上台，使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十叶派势力连成一片，使伊斯兰原教圣势力终于坐大，像燎原的熊熊大火一样已经冲天而起。

在这个危险的历史时刻，只做秀不作为的自由派左倾份子奥八当了缩头乌龟，这时候采用俄国普金的方法来处理危机完全正确，要积极地封锁边界，防止恐怖份子和恐怖组织随难民潮涌入欧洲，另一方面要集中优势兵力，在中东摧毁恐怖份子的武装力量，使中东恢复和平，为难民回流创造条件。

可惜现在欧美掌权的左倾势力，做了完全相反的事，就是用大量接受难民的方法，把恐怖份子和恐怖组织，放进了自己的国家，使这些人潜伏起来，混在自己的人民中间，这就相当于放任细菌在自己的身体内大面积扩散，后果不堪设想，国家民族将永无宁日，搞不好为自己民主制度的消亡敞开了一扇大门。

还是那句老话；所有的自由派左倾份子，都是专制独裁者（包括绿色恐怖势力）天然的同路人。  

 作者：zhf  留言时间：2015-11-19 08:27:41  

 宗教不是真理，教义不是神的话语。如果宗教是真理，为什么不能政教合一！如果说人有自由意志，不同的人可能选不同的宗教，那不同的人可以选择不同的科学规则吗？1+1=2。可以选择1+1=3吗？公立学校把宗教和1+1=3驱逐出去就是因为它们不是真理。是教都邪。  

 作者：talkswitch1  留言时间：2015-11-19 08:44:24  

 宗教改革这么好还不飞奔拥抱，谈何容易，要知道历史上的宗教改革都是血流成河的。

 作者：zhf  留言时间：2015-11-19 08:46:37  

 老度， 你要逊尼派掌权。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我对IS不太了解），IS主要是逊尼派构成。要逊尼派掌权不是孤立IS坐大吗？  

 作者：老度  留言时间：2015-11-19 09:02:28  

 说俄国普金处理中东危机的手法完全正确，但并不是说俄国的势力进入中东是好事。

普金是利用了奥八甘当缩头乌龟的弱点，他进入中东是抓住历史时机下大棋，目的是排挤掉英美在中东的势力，以俄国的势力来取而代之，进一步掌握世界石油未来的定价权，通过控制能源来影响和控制世界经济。使俄国本身受益。

 作者：老度  留言时间：2015-11-19 09:24:45  

 zhf博：

的确是这样，ISIS的骨干力量就是傻大木以前军队中的那些军官，其实这些人以前并不反对英美势力，而是从英美经常获得经济援助的人。

但小布占领伊拉克后，为了反对傻大木，搞了一刀切，把伊拉克的几十万军队统统解散了，这些军队干部都是职业军人，从此失业，流离失所，生活朝不保夕，这就迫使伊拉克这一大批逊尼派军队干部被迫联合起来反美，也反对美国所扶植起来的十叶派傀儡政权。

建议小布要好好学习毛选，在政治上不能搞一刀切，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对敌人要懂得分化瓦解，对伊拉克军队要在政治上正确处理，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小布在政治上如果能成熟到这个程度，而不是一个抽大麻的花花大少，那么中东的问题早就解决了。  

 作者：炭火  留言时间：2015-11-19 10:09:08  

 这两个宗教各自回答了人死了以后如何才能进天堂的问题。他们的答案差别很大。

穆斯林：要遵守可兰经的所有律法，男人死了以后才能进天堂。什么？你是女人，怎么不早说。你只是男人财产，就别烦恼天堂这种事情了。

基督徒：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从争论中抬起头来，再冷静的看看周围的国际世界，各国人民。如果要你回答同样的问题，你会选哪一种？  

 作者：3play  留言时间：2015-11-19 10:33:04  

 太多人武断的指责穆斯林教的邪恶暴力派他的倾向，但是基督教在很多的中东国家生存兴旺了上千年，这本身就证明了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宽容。而在基督教统治下的国度，文艺复兴前可以说异教徒是不存在的，异端邪说是要被主教来点天灯的。别忘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基督教国家挑起的，对人类造成的伤害灾难比起今天伊斯兰国家的战乱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  

 作者：伊萍  留言时间：2015-11-19 11:11:33  

 谢谢右撇子，讲得好精彩。

还有信望爱小屋关于仇恨的评语也很精妙。

zhf关于宗教不是真理的说法我同意。宗教可以是好东西，但不必把它捧得过高，有些中国人过高评价基督教了。前面有人说美国以基督教建国，这出自何处？美国应该是以人权建国，基督教只是美国的文化基础，当然对美国影响确实很大。

一并感谢识字而已，catlovers，山娃，海外愚公，彼得，fuyun，t1d2c3，pia，再逢战国，muyoupo，溪谷闲人，老度，炭火，3play的来访和留言！  

 作者：ez1999  留言时间：2015-11-19 11:21:18  

 博主对伊斯兰教危害人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可惜很多像你这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女子在伊斯兰教的国家里就没有这种机会了！

博主单单凭着伊斯兰教徒的人数而认为伊斯兰有可取之处？

伊斯兰教的传播从古至今都是靠武力强迫的。

凡是伊斯兰势力占据统治地位的地区，男人们有二个选择： 

1 被迫同意成为穆斯林； 

2 逃走或者被杀

异教徒的女子则被强迫做穆斯林的老婆。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新疆地区始于唐代，当时新疆地区是一个佛教地区。

穆斯林刚来的时候和蔼可亲，遵纪守法。可是到了公元10世纪，穆斯林人数到了足够多了，他们就露出狰狞面目了。经过几十年的圣战，他们打败了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从此，通过强行传教，新疆地区就很快成了伊斯兰教的地盘了！ 历史证明，只要给他们几十年至几百年的时间，伊斯兰教就可以某个地区的历史痕迹全部抹去，变成一个清一色的穆斯林国家！ 他们是不会在乎异教徒的珍贵历史文物的。阿富汗的塔利班就把当地的千年石佛用大炮摧毁。  

 作者：GuiHuiAnXi  留言时间：2015-11-19 12:56:50  

 穆斯林教真的比基督教邪恶吗·是的，如果你真的明白什么是穆斯林教，你就看看现在的ISIS的做法。因为牠在不折不扣的执行穆斯林的真正教义。

同时也建议作者去教会好好学习一下圣经里关于杀戮的部分。创世纪神告诉亚伯拉罕当时的那些罪恶的迦南人（包括当时的索多玛，俄摩拉）还没有罪恶满盈，神给了他们400多年的时间悔改，但他们没有悔改，继续着索多玛，俄摩拉的罪。在利未记神清楚警告以色列人不可效法迦南人的恶行，如：把小孩放在烧热的铜板上烙死献给他们的神，极其的淫乱，乱伦及各种恶行。当他们的罪恶满盈时，神公义的审判才临到他们。那是罪的结局。不是作者在这里所暗示的如极端穆斯林那样的乱杀无辜。

另外，伊斯兰的教义是大杂烩。伊斯兰教晚于犹太教约2000年，晚于基督教约550年。其教主穆罕默德在近东及中东做生意时听到了关于犹太教，基督教及基督教异端的信息。知道犹太教、基督教一神的信仰。简而言之，他想作先知，犹太人不答应。因为先知不是自己想作就作的，必须是神选招的。于是穆罕默德同犹太人决裂，通过声称神借梦给他启示，创立了包括，犹太教，基督教，异端，当地阿拉伯人的信仰的大杂烩。去掉了当地所有其它的神，只留下了那个最大的神，安拉。穆斯林把穆罕默德当做最大的先知，高于耶稣。奇怪的是连穆斯林都在他们的可兰经上承认耶稣是童女所生（奇迹），穆罕默德不是；耶稣行无数的神迹奇事，穆罕默德不能行神迹；耶稣没有犯任何罪，穆罕默德则犯杀人、奸淫等重罪；耶稣死了复活，穆罕默德死了就是死了。耶稣的圣洁和道德水准与穆罕默德的道德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穆斯林竟然把穆罕默德当做最大先知。异于常理。

最后，伊斯兰教所谓的能吸引人，主要的是靠杀戮恐吓。穆斯林是顺服的意思。不能质问他们的教义。否则是悖逆神，可以处死。同样背叛教也是处死。对穆罕默德先知稍有不敬，处死。他们的女人只是男人的玩物和财产，甚至连动物都不如（他们的经文是这样的），他们的人自己也是这样说的，真不知道做穆斯林女人干什么。伊斯兰教义错误百出，自相矛盾。仅举一例：可兰经说世界是神的话创造的（抄袭圣经），耶稣是神的话（同样抄袭圣经）。这里的问题是耶稣是被造物还是创造者？显然耶稣是创造者。但可兰经说耶稣是被造物。你若问他们的解经家，他会告诉你：滚出去（不可置疑可兰经）。他们最好的回答是：不是被造物，也不是创造者，滚！  

 作者：BFTS  留言时间：2015-11-19 16:25:54  

 度度，不知道怎么和你讨论美国总统的问题。似乎在你看来，从里根以后，没有一个是对的、好的，全都被民主党魔鬼附身。让人感到好生吃惊啦，居然连小布什都是你的攻击对象。我隐隐约约的记得，你好像写过一篇歌颂里根的文章（要不然是长篇跟帖），不知道是不是你不好意思，让它继续见光，把它给隐藏掉了。能够被你称颂的领导人物不是很多，你能不能再把它贴出了，让我们欣赏欣赏？正好度度你最近好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自己发博文了。  

 作者：喜信  留言时间：2015-11-19 23:19:33  

 博主完全不了解基督教和穆斯林教的教义和历史。评论圣经和可兰经时完全没有直接引用其中的论点，就说三道四。完全混淆基督教和穆斯林教的区别。这种博文迷惑华人对真理认识。需要说明的是，在无神的文化社会里，其杀戮的历史和规模一点也不比有神文化社会少，而且更加频繁。所以，人类社会的杀戮根本在于人的罪性，完全与神无关。宗教里的神也只是被人用来杀人的借口。但人的起始与归宿确实是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有神可以安排.  

 作者：pia  留言时间：2015-11-20 00:39:32  

 人类历史就是个战争史，战争就是杀人。如果杀人就是邪恶，那么人类的历史就是个邪恶的历史。西方的崛起也是一部战争史，一战二战杀人方面那是创记录的。但是大家认可西方文明，并不因为它杀人无数就是妖就是魔。看问题要用一个标准。

法国人先向穆斯林扔了导弹，穆斯林还手向巴黎扔了手榴弹。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认为法国人是圣，穆斯林是邪，那是你出了问题，中了偏见之邪。法律角度，这就是个正当防卫。以牙还牙虽然不好，但它是人之常情。  

 作者：pia  留言时间：2015-11-20 00:58:53  

 穆斯林有15亿，它的载体就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选择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天赋的权力。那些要消灭穆斯林消灭15亿老百姓的想法，严格说就是反人类的想法。这种人，人文素质是负的，他们是真正意义的恐怖分子。  

 作者：SunXinyi  留言时间：2015-11-20 02:40:13  

 以宗教论纷争，幼稚！鹤蚌相争，渔翁是谁？ ]

（另起一页）

五十九章  禁欲主义拯救世界

语言不是人类意识的外壳，而是本质；而文化现象才是物质文明的框架。禁欲主义拯救世界，就是思想改变行为，文化现象重塑社会结构。

（一）

在西方国家的早期，社会主流推崇清教式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就是靠这种节俭甚至吝啬，“资产阶级”才取得了胜利，使工业文明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不列颠历史上最辉煌的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就是严格的禁欲主义的文化。苏联在经历了列宁生前身后短暂的文化上的百花齐放之后，一种传统的带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文化重新占据了社会的主流形态——即后人所说的斯大林主义。从1949到1979中国的主流文化色彩也是这样，带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禁欲主义的色彩。尽管苏联和中共的统治集团自己并不受禁欲主义的限制。

但是现代工业文明是商品化大生产，如果没有巨量的消费，商品的价值就无法充分实现，也就不会产生巨额利润，反会造成社会生产过程的萧条甚至中断，从而爆发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当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各种原因的制约，原有的市场范围再也难以容纳不断扩展的社会生产力，从而经济危机造成频频爆发，破坏力愈来愈大，最为严重的是1929年爆发的几乎在整个1930年代一直困扰世界经济的“大萧条”，西方世界仿佛一下子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为了拯救世界经济，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还是“福利主义”的微观经济学，都开始主张“节俭是可耻的”。尤其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开始走上了高消费的道路。

同时，“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在经济领域普遍采取国家干预政策，在社会领域加强社会保障，以及抵押贷款的刺激，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大众的购买力显着增强，形成了“高工资、高消费”的局面，七十年来西方经济发展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的萧条。

但是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高工资、高消费”政策实际上一直是一种透支政策，西方国家由于其政治、经济、科技优势，在全球资源开发中处于主导地位，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毫不吝啬的消耗地球资源，而且由于高工资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物资回收再生行业，与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资源相比，是没有竞争力的，从而形成了“用完就扔”的一次性消费文化。

与高消费甚至是过度消费相对应的是全球生态环境领域的加速退化，以及西方国家“高负债、低储蓄率”所造成的经济、金融领域新的矛盾。

或许西方国家的消费者也并不是主动选择这样一条道路的。但由于资本和传媒娱乐的结合使消费主义观念深入人心，在自由自在的消费活动中，新一代的西方大众体会到了一种他们的前辈从未有过的欲望的满足感，但这实际上是消费异化：消费本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不是为了满足生产的需求。但是现在，人不再是消费的主人，而成了消费的奴隶。因此，很多消费活动变成了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以住房和汽车为例，汽车作为一种代步工具主要的作用是扩大生活半径。但是生活半径的扩大并不一定是人们的主动选择，而是竞争加剧的结果，是被迫的。由于生产要素在向城市集中，都市中心区的房价往往远远超出一般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城市居民开始向房价相对便宜的城郊小市镇转移，这就造成了工作和居住地点的分离以及人口的钟摆式运动。这种汽车消费完全是被迫的，并不能改善生活品质。在土地辽阔的北美，每天为工作驱车上百英里并不是新闻，这里面浪费的不仅是汽油更主要的是时间、精力、和家人团聚的亲情和生命中少有的闲暇。在中国，这样的现象也初见端倪，不仅有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和钟摆市有人口移动，最突出的是由于城市化滞后，每年民工潮形成大规模的“候鸟式的城乡运动”。

（二）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苏联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二战后选择残酷压榨农民的真实原因，或许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在填补文明史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即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重商主义阶段。中国也不是文明史上的另类，正如现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消费主义的文化时代。

消费主义是重商主义的结果，也是现代国家发展上的一个门槛。

等到消费主义拖垮生态平衡的时候，禁欲主义（asceticism）就会兴起了。

禁欲主义，是要求人们严酷节制肉体欲望的一种思想。它源于古代人忍受现世生活困苦的宗教教义和苦行仪式，公元前6世纪后，通过东西方的宗教教义和道德哲学的概括逐渐形成为一种理论。它认为，人的肉体欲望是低贱的、自私的、有害的，是罪恶之源，因而强调节制肉体欲望和享乐，甚至要求弃绝一切欲望，如此才能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而那个时代，也正是各个文明社会普遍发生了生态危机的时候。

禁欲主义戒除世俗欢愉，也称苦修（austerity）。实践禁欲主义生活方式的人，通常会感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具备超然意境，他们不断追求这种生活，以达到更高的精神陶醉。

在一种较为讽刺的语境之中，禁欲主义也许包含着一些类似于自我侮辱、对肉体的仪式性惩罚或对欢愉的严厉克制。不过，“禁欲主义”这个词却并不一定指这些消极的涵义。

（三）

“禁欲主义”的形容词“禁欲的”（ascetic）来源于古希腊术语askesis（意思是“练习”、“训练”）。所以，“禁欲”一词最初是和严格纪律的训练形式有关，后来甚至发展出这样的意思：放弃对更高的智慧、情感或精神的追求。

在古希腊社会，很多战士和运动员要进行严格的askesis训练，以求得到完美的体质和优雅的体态。于是，这种参与askesis训练的人的生活样式、生活信条、生活原则，逐渐演化为现在说的禁欲主义。因此，禁欲主义不是僵死的，而是鲜活的。

关于禁欲主义生活方式的经验，在宗教和世俗体系中均可见到。比如说，古代希伯莱人就以绝食来达到圣人境界；早期希腊人实施一种严格的养生方法（regimen）来为战争做好准备；斯多噶哲学家则反对肉体的欢愉，以求达到更崇高的精神理想。基督教的修道士则在荒漠中独居，避开世俗的享乐。而宗教改革以后的清教徒，则要忍耐新英格兰冰冷的会议厅中硬木长凳。

禁欲主义通常是与僧侣、瑜伽师、修道士有关，不过任何个人都有可能去选择过一种禁欲的生活。比如：释迦牟尼、摩诃毗罗、圣安东尼、圣方济各等等，都被称为是禁欲者，这些人大部离开了家庭，放弃了财产，不愿在家中生活，而愿过乞丐般的生活。不过在我看来，乞讨的生活还是不够禁欲的，应该自食其力才对。

（四）

印度的圣人或被叫做弃欲者（Sadhus），他们的极端的苦行方式是很著名的。这些自我献身的做法，可以发誓永远不使用两条腿中的一条，或者是发誓要把一只胳膊往上举几个月甚至几年。不同教派和不同圣人的苦行方式是千变万化的。

历史上的释迦牟尼在离开了曾经极度奢侈的生活——他父亲的宫廷之后，养成了一种极度禁欲的生活方式。但对于释迦牟尼来说，他首先却是拒绝极端的禁欲主义，认为后者是对“对苦难的终极解脱”（涅槃）的阻碍。他在奢侈与纵欲之外，找到了另一条满足肉体需求的道路。这就是为人所知的“中间道路”（Middle Path或Middle Way），也成为了佛学中的核心原则。

上述中间道路对禁欲主义调和的程度，取决于各时期对佛教的不同阐释。某些传统是更为强调禁欲主义的。

与小乘佛教各宗派相比，大乘佛教的传统在修行操守上要放松一些。这个与重要地区中心和文化中心特殊性相联系的事实，导致了在大乘佛教传播地区人们对待禁欲主义的态度各不相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东亚佛教区那里，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素食主义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小乘佛教教徒必须去吃任何信众所提供给他们的食物，这些食物里面就包括有肉；而东亚的大乘佛教教徒则大部分都是素食主义者。这其中有很多缘故，有可能是因为大乘佛教教义中对素食主义的特别教导，也有可能是因为东亚在佛教传入之前有其自身的文化态势（比如说儒教），还有可能是因为东亚信众捐献的方式有所不同。当东南亚和斯里兰卡的教徒还得去乞讨每天的食物时，东亚的僧侣则是接受来自信众的大量食品（或者是买食品的钱财）。后者在寺院中还设置了一个厨房，厨房人员有僧侣自己，也有世俗的信众，为僧侣们提供日常饭菜。

类似地，多样的经文和文化样态，在其它大乘佛教修行中会带来对禁欲主义的强调。比如说《妙法莲华经》中说了一个故事，讲一位菩萨进行自焚，将自己献给世上所有的佛陀。这为大乘佛教文化区中的信徒树立了一个榜样，也许鼓励了越南和尚释广德（Thich Quang Duc）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引人注目的自焚事件。此外还有二十一世纪的西藏自焚也很著名。

（五）

基督教传统中的禁欲主义，是一个修行的纪律规范，它的目的是要让信徒得到拯救，或者更进一步要让信徒有所悔悟，当然也包括精神启蒙的目的。虽然修道院中的修士和修女的严格修行是最常见的，但其它早期的基督徒的禁欲主义修行也有不少。

古典时代晚期的基督教作者，像奥利金（Origen）、哲罗姆、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和奥古斯丁，都是在一个高度禁欲主义的宗教环境中解释圣经文本的涵义的。通过这些评注，他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禁欲化的经文”，同时也是一种禁欲化版本的基督教。在经文中我们可以找到禁欲主义生活方式的例子，比如说施洗约翰、十二使徒和圣保罗，还有路加所描述的原始基督教社区中的生活（徒4:32）。《死海文书》则向我们展示了古代犹太人的艾赛尼教派（Essenes）的苦修，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准备一场圣战。所以，哲罗姆这样的修行者其实完全不是禁欲主义的创始人了（虽然很多评论认为他就是）。而且，像圣安东尼（公元251－356年）的沙漠苦修，也是延续前几个世纪的基督教社区或教派的苦修传统。在早期基督教的文本和实践之中，对于禁欲主义的宗教生活的强调，看来是非常明显的。其它禁欲主义的基督教徒，还比如说是亚西西圣方济各（法兰西斯，Francis of Assisi）。

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早期修道院中的禁欲主义，也许大部分像是只有性欲的禁绝。但是，抛弃性欲只是禁欲主义的戒律的一个方面而已。古代的修士和修女们有着其它与抛弃性欲相等份量的需要考虑的品质，它们是：自负、怜悯、耐心、辨别力、评判他人，并要求祷告、殷勤、施舍。对于早期的基督徒而言，贪食是一种比性更为原罪性的问题，所以减少食物摄取同样是禁欲主义的一个侧面。举个例子来说，十分系统的《言论集》（Apophthegmata）有二十个以上不同主题的章节，但是只有一个章节是讲性欲的。（详见：Elizabeth A. Clark，Reading Renunciation: Asceticism and Scripture in Early Christianity，Princeton: 1999）

天主教和新教的禁欲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禁欲主义是出世的，而后者的禁欲主义则是入世的。这种对比在它们各自的隐喻中可以看出来。中世纪禁欲主义暗示了一种对神圣进行冥想的“财产”；宗教改革时期的禁欲主义则代表了一种虔敬的“行动”。天主教禁欲者将自身看作是一个神圣的“花瓶”，而新教禁欲者则将自身看作是一个神圣的“工具”。天主教徒将世俗世界中的行动视为对某人的拯救的威胁，因此转而投入冥想。新教徒则在掌握、控制世俗世界中找到了一种安定感，从而将冥想视为一种自我阻碍。外向的虔信的和积极的生活，蚀去了上述内向的经验。新教徒被迫去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来完成上帝赋予的目标。这种以行动为导向的做法，迫使每个个体持续不断地去找出该完成的任务，然后去谨慎地、系统地完成。这就是一种“义务的禁欲主义”（asceticism of duty）。在这种方法之中，世俗的禁欲主义给一位新教的普通信徒强加一种规范，恰似天主教僧侣所实行的那样。卢梭就认为加尔文教徒是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僧侣”。

确实，很多新教的禁欲主义应归于加尔文主义。看一下约翰·加尔文（1509－1564）的个人习惯和状态，是很有帮助的。根据加尔文的传记，这位改革家的成人生活，代表了一种“适度节制”（sobriety）的姿态，这其实是一种在极端禁欲主义和纵欲之间的妥协。成人后的加尔文曾经评论道，“我们并不禁止大笑，也不禁止喝酒”，这就表明他已经远离了他年轻时候的禁欲主义信条。不过，他的个人“适度节制”却是站在使他取得改革成就的加尔文主义的对立面的。加尔文比较有名的信徒如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则是贬低关于“适度节制”的教导的，他将道德生活定义为自我否定的方式之一。加尔文主义的最初教条被转变为一种苛刻的禁欲规范，这也是一种极端的教条主义，是有关生活方式的精确规范化的理论，同时又是有关工作的强化了的精神。加尔文主义在加尔文死后的传播，几乎都是朝着更严格的教条和修行方向发展的。（我们有必要注意，并非所有的清教徒都是禁欲主义者，而且欧美的最流行的清教主义是一种中和，或者说是妥协。）

上述这种形式的禁欲主义，要求每个个体都必须在他/她的生活的一切方面，具有意志力和坚毅品质。就像新教认为人类的存在是由意愿塑造的这样的观点一样，新教的禁欲主义不仅仅要掌控世俗世界，而且也要掌控肉体。恶人正是在自己寻求一种肉体的满足。食欲则被视为一种形式的“财产”。比如在清教徒中，自我压制实际上成为了一种癖好，他们还有着由苛刻的道德主义所定义出来的人格。清教徒领袖宣称，跳舞、看戏、赌博、抽烟、酗酒、愤怒、以及放纵性欲之中，都含有一种巨大的道德危险。

这种严厉的规范和对欲望的压制是有其回报的，如果我们考虑清教徒与上帝之间的契约的话。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为此构建了“精神重商主义”这样的术语，换句话说就是，如此多的顺从将会换来同样优厚的回报。于是，加尔文主义者就进入了一个“道德记账”的系统，上面的记录是无法抹去的。而在最后结账之前，贷方和借方必须要互相收支平衡。（详见：J. T. McNeill，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Calvinism，Oxford: 1954）

（六）

伊斯兰教方面，禁欲主义同神秘主义一样，对于穆罕默德来说——他的信仰基本上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是外来的事物。不过，有些教派比如常被主流伊斯兰教看作异端的苏菲派（Sufism），则在某些方面与禁欲主义有着一致的地方。阿拉伯语对禁欲者的称呼是“zuhd”。

苏菲主义不仅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也是一个禁欲主义的运动，就像其名字表示的那样：“Sufi”指的是苦修者的粗羊毛长袍。穆斯林苦修者经常越过在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的自然桥梁。穆斯林苦修者通过对《古兰经》的冥想和向“真主”的祷告，这就铺设了一条被“真主”所吸纳的苦修生活的路途，从而实现苏菲主义所说的拯救。（参见：Alfred Braunthal，Salvation and the Perfect Society，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79）但一般来说，穆斯林更喜欢战争而不是思考，就像他们的教主一样。

（七）

我认为，上述不同教派的禁欲主义，很可能在未来的消费文明的解体过程中，争夺世界的控制权。

谁能更有效地达到禁欲的功能，谁就能更有效地解除生态危机，谁就能更有效地控制陷入消费文明瓦解中的人类社会。

（另起一页）

六十章  请注意救赎、拯救、救星的区别——兼谈刘小枫的胡乱翻译

中国有一帮“翻译家”喜欢望文生义，例如，把基督教的“救赎”翻译成“拯救”（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就是一个典型），进而把“拯救”等同于军阀党棍的“救星”（东方红太阳升……它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样一来，救赎与救星竟然挂上了钩子。结果，这么个不走正路的刘小枫，就得出一个不走正路的理论，一边说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一边说文革祸首毛泽东是“国父”。

这是因为，这类“学者”混淆了“救赎”、“拯救”、“救星”完全不同的性质，今天我们就来给他们上上课：

1、“救赎”是：杀害我、拯救你；“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2、“拯救”是：不杀我，拯救你；“拯民于水火之中。”

3、“救星”是：杀害你，拯救我；“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所以，不可把耶稣基督的“救赎”等同于英雄好汉的“拯救”，更不可等同于军阀党棍的“救星”。

刘小枫胡翻乱译，《拯救与逍遥》为题，来进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结果，进行对话的其实不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而是“假基督教与假中国文化”。 

正如我在1989年以前就指出过的那样：即使说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拯救”，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却不是“逍遥”；因此，来“拯救”来比“逍遥”，属于无类比附，或无逻辑，或不严肃。

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可以和“拯救”对话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或说，在中国文化中，比“逍遥”更接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而更有资格和“拯救”进行对比的概念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拯民于水火之中也”。这就是中国式的“救国”，当然还不是基督教的救赎。

当然，即使“修齐治平”也只是接近而不是相似于“拯救”：这不仅因为儒家的“修齐治平”是本于人的，而基督教的“拯救”却是本于神的；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基督教是一元论的（撒旦再邪恶也只是上帝的工具），而中国文化却是二元论的（阴阳互补）。中国的阴阳二元论还不同于波斯的善恶二元论，因此中国文化是主张调和互补兼容的，而不是对立斗争征服的。 

基督教的一元论，决定了“拯救”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二元论，决定了“修齐治平”不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更遑论越说越远的什么“逍遥”、“禅静”、“出家”了。

实际上，在1989年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关宗教、科学、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析》（《圣经新语.下编》，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5月第一版）中，谢选骏已经指出：

出世与入世是人的精神外现的两种方式（阴阳）……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往往把这二者割裂开来，并把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放在行为者面前。但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找到了既可以拯救灵魂，又可以拯救世界的共同出路，基督教的殉道者之所以不惧世俗权威，敢于反抗尘世的不义，全在于他有一颗出世的、奉献给上帝的心。这以出世之心指导入世之行，以入世之行体现出世之心的信道，是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方式，也恰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三家分立，三派互相对立，虽有交叉，但在人生哲学上却分明只有出世与人世两种分裂的处世方法。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三教之间恰恰是最缺乏“合一”的；而在解决出世与人世相统一的历史难题上，魏晋以后融合了佛教的“中国传统文化”（第二期中国文明），并不比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第一期中国文明）有根本的改进。由于没有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文化，唐宋元明清仿佛只是秦汉魏晋的死灰复燃，结果长城时代没有因为佛教的到来而结束，反而获得了化石般的延续。这与基督教结束了罗马帝国的败坏，开创了中世纪的文化革命，完全不同。

…… 

上面所说的“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是从中国文化的二元论看待基督教的一元论的。因为中国文化的“拯救”就是“阴阳调和”，就是出世入世的相加，就是修齐治平与逍遥出家的相加；而不仅仅其中某一元。这就是周易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中庸之道，就是拯民于水火之中。 

中国文化的基本事实既然如此二元性，《拯救与逍遥》如此割裂事实的一元比较又何以能名盛一时？这不能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学术气氛里面去看。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官方学者钱钟书，出版了比较文学方面的“专著”《管锥篇》。该书在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通过电视片《围城》的播映而获得了社会影响和官方赞许）影响了一代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说这个《围城》吧，本来就是拿了法国人的噱头来冒充自己的发现就不去说它了；还振振有词九江至抽象为一天哲理真是太可笑了。如果说“围城哲理”（“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也算是一条哲理，那为什么不说是“上学”“就业”“入厕所”、“进馆子”？甚至“上床睡觉”？凡此种种，不都是些“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的活动？

官方学者钱钟书的《管锥篇》，既然首开八十年代以来“无类比较学”之滥觞，其中充斥了驴唇对马脑的比较、鸡脚与鸭头的异同之类的各国俚语文献的摘录，也就利用官方媒体的浩大声势，造成了一种学术的范式。

诚然，钱钟书本人对此还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他命名此书为《管锥篇》，自承“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且只是搜罗现象，不做结论，甚至连基本分类也没有，只是按照中文古籍的时间顺序排列下来－－浅则浅矣，所犯的“无类比较”之大忌，也幸而因此没有引人注目。 

但是《管锥篇》的无类摘录方法一旦用于“拯救与逍遥”一类的系统推理，就发生大大的流弊了。“管锥”所做的本是沙滩上艺海拾贝的文字游戏，是不能用来建筑大厦的。而以管锥法强作文化系统（“拯救与逍遥”）的解人，怎能不发生严重偏差呢？

……

刘小枫现在冒出的“国父论”，说明他老态龙钟，终于掩饰不住地露出了老底，也说明他一直以来就没有弄懂救赎、拯救、救星这些概念的区别所在。

简单说，刘小枫的“国父论”其实就是“救星论”，这说明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是从“东方红、太阳升”的层次去理解基督教的，太肤浅了。

刘小枫打着研究基督教的旗号“工作”了二三十年，但其实却分不清楚“救赎”、“拯救”、“救星”的区别，人们会怎么说呢？

人们会说，刘小枫胡乱翻译介绍了这么多的书，不仅误人子弟，而且浪费资源、浪费生命、污染环境，太可惜了。

（另起一单页）

第七卷  教皇

（另起一单页）

六十一章  教皇与意大利

（一）

 

美国《新闻周刊》2015年1月30日报道说，“梵蒂冈枢机团中意大利人比例下降”：教皇方济各1月任命了新一批红衣主教，在教派的历史与未来，或者说意大利与拉美亚非之间取得了平衡。他选中了四位意大利裔主教和八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主教。罗马天主教在其大部分历史中都是以意大利为主的教派。20世纪的头若干位教皇都是地道的意大利人，直到1978年，负责选举事务的枢机团任命波兰人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为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他也是自16世纪哈德良六世后第一位非意大利人教宗。 

枢机团在被意大利人掌控2500余年后，终于脱离了意大利人的掌心。教皇方济各希望让教会的等级结构反映出其人口结构的变化。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1910年12.1%的天主教徒都是意大利人，仅次于法国人的数量。一百年后，全球仅有4.6%的天主教徒在意大利，意大利已成为全球第五大天主教国家，排在巴西、墨西哥、菲律宾和美国之后，也就是说，按照这一排序目前枢机团成员中意大利人的比例依然过高。 

意大利人的比例不仅现在超过正常比例，而且这一超过具有悠久的历史。

 

（二）

《文艺复兴式罗马教廷出现的原因》（安希孟）一文指出，从十五世纪中叶宗教会议结束到十六世纪初宗教改革爆发，是罗马教廷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罗马教廷在此期间几乎成为一个意大利世俗政权。它奉行嗜利多谋、兼并领土、扩张其在意大利势力范围的政策。在生活上，教皇与封建君主繁华竞逐，沉湎逸乐，实践了人文主义的生活理想。在信仰方面，教廷优容人文主义者，以宽厚慷慨态度延聘学者和美术家，使罗马城艺术臻于极盛。这时的教皇，更像一个意大利君主，而不像普世教会的领袖。当时的人喜欢把教皇画成手持世俗节杖，身穿国王服装的形象。教皇对此十分满意。这就是所谓“文艺复兴式教皇政治”或“教廷的人文主义”。所谓“文艺复兴式教皇政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教皇力图“创立一个能自己站得住脚而又不致被邻国吞并的意大利国家，并使教皇政权支持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运动。”这是一种非宗教化政策。由于教皇是从世俗权力方面衡量自己的作用的，因而宗教问题反被冷淡，文化问题颇受重视。罗马逐渐取代佛罗伦萨，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又一中心。“在文学和艺术的复兴方面，十五世纪后半叶和十六世纪初期的教皇，发挥了显着的作用。”也正是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突出地表现了文艺复兴特有的对文学艺术的出色的审美追求和放任不羁的政治观念，才引起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那末，为什么会产生文艺复兴式的罗马教廷呢？这里，既有意大利自身的原因，也有欧洲国际关系的原因，既有宗教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

文艺复兴式罗马教廷的特色之一，是教廷的意大利民族性质日趋明显。这是因为英、法、西班牙等强大的民族君主国形成，民族教会的概念深入人心，教皇属灵的无上权威逐渐转移到各国君主身上。民族主义舆情的高涨，使教皇无法充分施展其世界主义的抱负，教皇政权逐渐意大利化，转而致力于内部建设，把教皇国当作君主国来治理。 

公元十三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在政治、哲学和神学上都实现了伟大综合的时代。从十四世纪起，这个天主教的综合体系便开始分崩离析。1300年的第一次圣年祭典，既是教皇权威的顶峰，亦是教皇权力下降的起点，教皇卜尼法斯八世（1294—1303年）强调“教权至上”，然而面对日益强盛的民族国家，这种顽固维护旧传统的做法终究是徒劳的。他与法王争执的结果是自己被囚禁，抑郁而死，教廷也不得不迁居阿维农。这标志着教权对王权的一次重大失败。 

充分高涨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国家将“基督教世界”这一观念彻底打翻。中世纪晚期教廷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阿维农事件，特别是大分裂，使民众同教皇疏远。终于，民族教会作为普世的公教会的对立面而出现。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曾是一个超国家、超稳定的系统。普世教会比封建王国更加集中统一。教会的统一性和它的官方语言在中世纪造就了一种世界主义。但教廷屈居于法国势力范围这一无情事实却使教廷的世界性地位面临严峻的挑战。 

“阿维农教皇”（1309—1378年）期间，爆发了百年战争（1337—1453年），英法两国结怨很深。奥斯曼人趁机西侵，占领东欧大片基督教领土。由于教皇受法国支配，英国甚至德国不再信任教皇。英国国会自1351年起通过一系列法案，禁止教皇任命外国人到英国担任教士职务，规定英王法庭的诉讼不再上达教廷；教皇通谕不经英王批准不得在英国生效。威克里夫提出“民族教会”的口号，主张国王是上帝的代理人，主教应服从国王，集中反映了王权力图制驭国内教会的愿望。德国皇帝巴伐利亚的路易四世（1314—1347年）因教皇拒绝承认其为帝，便自行加冕礼，并反对阿维农教皇。帕都亚的马西流和奥卡的威廉也为皇帝辩护，对教皇权力提出怀疑；支持教会与国家分离。1338年，在伦斯组成强大的选帝侯同盟，一宣布，获得选帝侯过半数票者，不经教皇认可，亦得为皇帝。同年法兰克福议会宣布，选帝侯有资格选举皇帝，无须教皇干预。这一原则在1356年的“黄金诏书”中再次得到肯定。1378年，教廷迁返罗马，但西方教会旋即进入大分裂时期（1378—1417年）。

宗教会议运动对教皇的最高权威发出责难。它公然宣布有权废立教皇，要求有高于教皇的权威。这一切表明，中世纪世界主义的教会和教皇的绝对权力已经成为历史。宗教会议之后，英国同教皇和解，法国却同教皇决裂。1438年，法王查理七世在布尔日颁布国事诏书，取消向教皇献纳主教首年薪捧的规定，保持法国教会自主权。史称的“高卢主义”由此开始。不久，德国也同样废除向教皇呈献第一年圣体的制度，取消教皇的圣职任命权和对圣职的事前委任，把德国教会置于皇帝及诸侯的控制之下。在维也纳协定中，教皇承认诸侯有权任命牧师，分享主教税收，管理德国教会。教廷在14世纪和15世纪初由盛而衰，结果使教廷失去了中世纪教皇所取得的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支配性的政治地位，并严重危及到教廷对过去被认为纯属教会问题的事务的管理。在政治、经济上，教士们越来越听命于地方世俗政府。新的自由的民族教会在反教权主义的气氛中被证明是富有生命力的，有前途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投票而不考虑到会主教人数，足资证明这一点。到十五世纪，西欧世俗统治者已成功地加强了自己的权威，并使自己的地位同其领土主权相一致。“十五世纪末，地方教会已被承认为一个政治事实，虽然它仍被看作是存在于更大的普世教会机构之内的组织，但民族个性意识的增长和君主权威的增加，使君主权威在教会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人们可以自由地谈论“法国教会”、“英国教会”，把它们看作独立实体。民族主义取代普世主义，这种情绪也影响到教廷。教皇不得不正视新的国际格局，采取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他们不图“世界领袖”的虚名，专心致志于意大利内部问题。十五世纪的教皇是老于世故，精于谋略的文艺复兴式君主。从十五世纪开始，教皇大都从意大利人中产生。此时教皇的权力并不是为着全基督教会的缘故而存在，而是为了保存和扩张他们在意大利的领土。他们尽力恢复和保持其意大利公国君主领地以及巩固对这一领地专制君主的权力。它同欧洲世俗君主国的外交关系，成为平等关系。教廷的意大利的民族性质明显地表现在许多方面。在这一点上，西克图斯四世的统治是十五世纪教廷史的转折点。当然在他以前，教会的中央机构就越来越具有意大利民族特点。尽管康斯坦茨会议要求教廷和枢机主教团应当代表基督教世界各个国家，但意大利人仍控制了枢机主教团、无论在新任命的枢机主教中还是在参加秘密选举的选举团中，都是意大利人占多数。十五世纪，枢机主教团的特点是，意大利人越来越占统治地位。从庇护二世起，直到宗教改革，意大利人在所有教皇任命的职务中，占了绝对多数。意大利人所占比例的增加表明，意大利半岛的事务在教廷的政治考虑中越来越重要。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意大利的王侯之家的代表也参加枢机主教团，更加强了这种倾向。（这种情况无疑推动了日耳曼人主导的宗教改革。——谢选骏）

大约1480年，意大利语取代拉丁语，成为教廷的标准用语。在利奥十世（1513—1521年）时期，意大利语代替拉丁语成为教廷与其外交使节交际的工具。此时教廷具有纯粹的意大利性质。这些事实，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西克图斯四世更关心半岛的事务，而不是“山那边”（指阿尔卑斯山北）的欧洲事务。教皇蓄意解决意大利本身的政治联合，以及使意大利摆脱外敌的侵略。在这方面，朱利安二世（1503—1513年）是个典型，他企图使意大利在他的领导下统一起来。为了驱逐法国军队，他亲自带兵打仗。他被称为“意大利解放者”，“意大利本位运动的先锋”。十五世纪，意大利民族的政治精神开始在各方面支配教皇政府，并把它吸引进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在意大利本身，人民因为教皇政府的意大利性质而感到骄傲。在教皇国内部，教廷也以世俗意大利君主国精神来存在和行事。这是教权世俗化的原因之所在。（这表明教廷已经背叛了圣彼得的传统，应该丢掉了天国的钥匙。——谢选骏）

教廷性质的改变还由于教皇任用亲属的族阀主义的盛行。这使得教廷更加世俗化。 据统计，从1417至1517年，教皇的亲属（主要是“侄儿”）被提拔为枢机主教的有35人。族阀主义早在阿维农时就已开始，到十五世纪更为严重。教皇的“侄儿”被选为枢机主教，然后又当上教皇，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如保罗二世（1464—1471年）是尤金四世的侄儿，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年）是卡里斯图三世（1455—1458年）的侄子，庇护三世（1503年）是庇护二世的侄子，朱利安二世是西克图斯四世的侄子等等。这个时期，罗马教廷的政策主要是以教皇本人的个性为转移。西克图斯四世关心的显然是建立一个可与意大利其它公国宫廷相匹敌的宫廷。他的方案是力图使来罗马参观的人对教廷的富丽堂皇有一个印象。人文主义者称西克图斯是“罗马城的恢复者”。所以，毫不奇怪，他为后继者树立了一个供效法的榜样。在学问方面，他的统治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尼古拉五世（1447—1455年）以来的教皇们，除了梵蒂冈图书馆基金外，还给学者们提供了至少是时断时续的资助。1475年，教皇任命普拉提纳为梵蒂冈图书馆馆长，是教廷在这方面的贡献。这表明，教廷的建筑与学术，与教皇及其权力的荣耀是联系在一起的。教廷在组织方面和政怡方面的意大利民族化，使得教廷疏忽了信仰方面的职守。作为必然的结果，教皇逐渐把注意力放在奖励学术，搜集书籍，建筑教堂，美化城市上。这是文艺复兴教皇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教皇当时所可能发挥的唯一作用。（这种发展，使得罗马教廷变成了哈里发王朝。——谢选骏） 

大批人文主义者对教廷的渗透和影响，是激起教皇文化热情的重要因素。学术的复兴，对古典文化浓厚而系统的兴趣迅速增长，深刻地影响了十五世纪的教皇。人文主义者是些文化人，并不是富有的商人和贵族，因而，他们必得投靠王侯世家乃至宫廷以求重用。教廷也需要人文主义者的帮助。由是之故，新思潮、新学问逐渐进入罗马教廷。十五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上流社会——档案馆、市政厅、教会机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那些权尊势重而富有的人赏识人文主义者的修辞才能，这使得人文主义者作为秘书、管理员和家庭教师得以进入档案馆、宫廷和私人家庭。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依赖于法人或私人雇用，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君主、教皇和有教养的人们的思想，这些人又反过来影响到意大利的命运。那些热心维护现状的社会上、政治上的显赫人物并不排斥标新立异的人文主义者，原因在于，人文主义者只在知识和文学领域里是创新者，而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态度却是保守的。从根本上说，人文主义者还保留着中世纪基督教信仰。固然，人文主义包含着某些激进的因素。但这一点表达得并不明确，也并非教廷所能预见到的。人文主义不是直接反对宗教的运动，其中最优秀的人物并没有攻击教会，他们不过是对宗教兴趣较少而已。且那些有教养的人文主义者都是教会中人。在大分裂和宗教会议期间，罗马教皇及其随从从各方面受到人文主义风气的强烈影响。即使是在大分裂的黑暗岁月里，恰恰首先是在罗马教廷，可以找到崇拜古典的薄伽丘和彼得拉克的弟子们。

此外，教皇们也喜欢文人学者的谄媚之辞。西克图斯四世，英诺森八世（1484—1492年），亚历山大六世都乐于接受诗人们的奉献，让诗人们热情颂扬自己。朱利安二世处在诗人们颂扬的中心，他自己成了热门的诗歌主题。利奥十世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欣赏优美的拉丁散文和诗歌。据说他受到的颂扬之多，是欧洲历史上任何君主都难以望其项背的。

一个诗人说，“如果你想去求见利奥十世，最好以一篇乞求的诗文去打动他，并赢得他的奖励。”大多数枢机主教也和教皇一样，被人文主义者所包围。枢机主教基拉多·兰德利亚诺在1439年进入教廷以前，就于1422年在洛迪发现了西塞罗的《论演说》。他的两个人文主义朋友阿雷提诺和菲勒弗答应给他翻译《摩西生平》。他也和波儿奥·布拉乔利尼是朋友，波几奥把他的《论高贵》题献给他。他的另一个朋友维基奥把《论幸福与痛苦》的论文集题献给他。当佛罗伦萨一位学识渊博的修道院长安洛西奥·特拉维撒利来到罗马时，他不仅受到教皇尤金四世的欢迎，也受到全体枢机主教团成员的欢迎。由于教廷大量充斥着人文主义者，由于发展了对古代典籍的专心致志的研究，这就使异教的道德观念进入梵蒂冈。这些人文主义者重视人类一切知识，不管是异教的还是基督教的。他们不少人还担任了枢机主教。 

他们和教皇的融洽关系使教廷成为适合新思想的一块温床。阿尔伯蒂指出，人需要住宅、财产和职业，才能成为完全的人。教廷秘书，人文主义者瓦拉认为人类本性要把惬意、快乐作为最高的幸福。教廷秘书波几奥·布拉乔利尼在《论贪婪》中指出，基督教认为贪婪是罪，这是难以置信的。既然一切人都抱着拥有财富的欲望，那就说明，贪婪是符合自然的事。它给人们以工作和冒险的动力，因而是为社会目的服务的。当时教廷官吏的道德理想就是这样。这使人们把目光从上界转移到地上尘世生活，把对未来的冥想引回到今世的欢乐中来。这些思想给教廷带来自由、明快、多样的色彩，刺激了肉体享乐主义的生活态度。宗教会议使教皇有机会接触到各方面的学者。宗教会议是最早的国际学术会议。与会各国学者在这里交流思想、传播学问。教皇们由于同东方学者接触，遂在教廷造成有利于文化的气氛。如果说，康斯坦茨会议使人们崇尚古典的罗马，那么，佛罗伦萨会议（1438—1445年）则引起人们对古典希腊的膜拜。不少希腊学者参加这次会议后不再回归东方，而是定居罗马（如贝萨利昂，后成为枢机主教），从而推动了罗马教廷的文艺复兴。“希腊知识分子在菲拉拉会议和佛罗伦萨会议期间及在拜占庭首都陷落后大量的涌入，加强了对开明教育的普遍渴求。”应当指出，在各种因素中，佛罗伦萨对罗马文艺复兴的影响尤为重要。不仅许多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巨匠来自这座城市，就是教皇本人，也或者出生于该市的阀阅之家，或者在该市受到一定教育。马丁五世到罗马就职前曾久住人文主义的故乡佛罗伦萨；尤金四世曾被逐出罗马，住到美迪奇家（1434年）；尼古拉五世在佛罗伦萨度过了青年时期大部分时光；利奥十世是佛罗伦萨人。所以，罗马教皇对于文艺复兴有着浓厚的兴趣，对人文主义者颇为好感。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的入侵和萨伏那洛拉起义可以视为佛罗伦萨文化中心地位的彻底终结。许多艺术家离开这里逃往罗马。大约有三十多年，罗马在意大利文化事业中保持着领袖群伦的地位，这与文艺复兴的教皇政策是分不开的。“当时最优秀的人物被吸引到罗马，这些人为一代接一代的教皇服务，并从他们的赞助中获得好处。”

罗马教廷之所以能把罗马变成继佛罗伦萨之后文艺复兴的辉煌都城，还由于罗马城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以罗马为中心的古代罗马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源泉之一。“永恒之城”’到处都是古典文化遗迹。什么也不能摧毁她的美丽。古代的传统在中世纪并没有完全绝迹，意大利人认为自己是古代文化的继承者，他们总是保留着对古代罗马的深刻记忆，这是意大利人民族情感的有力支柱。而意大利人崇尚古典的民族精神，诚如丹纳所言:，很幸运地“不曾被日耳曼人同化;”1-罗马城有很多令人神往的文物和古迹。生活在文明古都中的罗马教廷在复古潮流中自然要受到影响和推动。在古建筑的丛林中徜徉的人们最容易燃烧起崇慕古风的热情。这里有罗马帝国的元老院，万神殿和利洛西姆大斗兽场，戴克里先公共浴池，有为历代皇帝歌功颂德的纪念牌。全城的艺术珍品尤以雕塑为多。有纪念性雕塑，也有园林雕塑和建筑装饰。中世纪，罗马因变成彼得的世袭领地更增加了不少纪念物，赢得景仰和赞叹。当帝国西部诸城在蛮族打击下衰落的时候，躺卧在七座小山怀抱中的罗马城仍有不少人凭吊。罗马城是一座默默无言但却雄辩的纪念馆，使人缅怀昔日罗马的伟大。 

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遗迹很早就成为精心研究的对象。《罗马述奇》是中世纪旅游者关于古代遗迹的详细笔记。许多艺术家从意大利各地来到这里探访古迹和寻求灵感。这是文艺复兴式建筑的动力。文艺复兴，意即再生，而在意大利、这种想象力的再生主要是由于受到古代文物的刺激。十五世纪初，佛罗伦萨的科鲁乔·萨鲁塔蒂请他的好友波几奥·布拉乔利尼到罗马搜集古代碑铭。波几奥在罗马作出很多发现，并进行了研究。他还说服圣芳济各会的修士们收集古董，包括雕像、大理石胸像、陪葬的珠宝、古代的钱币等，他的榜样很快被意大利人包括有钱的个人、君王、教皇效法。这些人认为拥有私人博物馆是一种光荣。尤金四世命令在罗马进行考古发掘。这些发掘以1444年万神庙和拉特兰宫的发现最为著名。庇护二世好古成癖，曾发布命令严禁毁坏古迹。探奇访古是他的天然爱好。保罗二世在位期间修复了罗马皇帝凯旋门及皇帝雕像。利奥十世委任拉斐尔负责对罗马遗迹进行挖掘。沉埋日久的大理石浅雕、浮雕、拱门、壁画重见天日，并引起文艺复兴美术家的共鸣。拉斐尔从古代装饰性绘画和雕饰中借鉴一切有用的东西，进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独特艺术，把它画在梵蒂冈游廊上。 

正如有的人所指出的那样，在罗马，艺术风格的改变之所以水到渠成，是由于古代希腊罗马的传统在罗马比在意大利任何地方更多地保持着它的生命力。对古代罗马的向往使得复原古城的努力成为文艺复兴建筑的重要内容。布朗德斯曾把一本系统介绍古城罗马的书题献给西克图斯四世。罗马城成了大规模的建筑工地。“罗马利用它的天主教世界首都的特殊地位，成为意大利最伟大的国家之一，蓄意要在意大利诸强国间南面称尊。罗马教皇的艺术政策是为适应这样的需要而制定的。罗马教皇们为了加强罗马教皇在位时期的威望，把杰出的建筑师、雕塑家与画家们延聘到他们的宫廷里来。”

第一流的建筑师和美术家来到罗马。布兰曼特、拉斐尔、米开兰基罗同罗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建筑艺术在罗马得到长足的发展。新的建筑体现的是现世精神。教皇把罗马当作“未来大国的首都”来建设，仿佛是向古代罗马帝都的回复。 

中世纪是一个特别热衷于法权虚构的时代。罗马的继续存在，使它在观念上是西欧统一的象征。但丁说得好:“罗马城墙的石头值得我们尊敬，而建成这座古城的土地比人们所说的更有价值。”在每个时代，意大利人都把罗马看成自己的首都，事实上，罗马是意大利政治文化的中心。意大利其它城市的居民很早就宣布自己是京城移民的后裔，许多望族说自己是某个罗马名门的支系，而罗马的居民也当之无愧地接受来自各地的崇敬的目光。罗马又是教皇的所在地。因此，无数出色的学者、艺术家联翩夹策、蜂拥而至，在罗马一显身手，就不难理解了。 

从经济上看，中世纪罗马保持着某种程度发达的商业。罗马远不像其它地方那样衰落。十二世纪时，罗马就成为重要的银行金融中心。教皇格雷高利九世（1227—1241年）以来，意大利各城市主要银行都与教皇有联系，专门为教廷向各地教会征税。在金融汇兑方面，罗马和威尼斯、热那亚相匹敌。罗马教皇是以新兴工业阶级的财富和自治城市为支柱的。佛罗伦萨与之关系密切，是教皇的财源之一。中世纪教会拥有大量财产，并且它获得的地产及其它财产不曾像俗人的财产那样经历几代之后便被分散。经济生活的活跃，金钱的积累，使得罗马教廷有可能雇请艺术家为之服务。尼古拉五世当选教皇前说过：“假我以资财，当成就两桩事业：书籍和建筑。”可见，拥有充分资财的教廷，对鼓励文化发展是多么重要。由政府出资，把艺术事业当作社会服务事业来办，这是罗马教皇为其它欧洲君主树立的典范—在以前，艺术是私人的事情。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大师也正需要这样的大主顾，因为他们在物质上很贫乏。假如没有教皇或其它人的经济赞助，那些艺术精品或许根本不能出世。 这一传统，后来也在美国的私人基金会制度里得到了保持和发展。

在意大利内部，十五世纪中期以后，保守主义精神占上风。1454年签定的“洛迪和约”标志着这种外交范围的保守主义和静态平衡，它的目的是稳定现存政治秩序。分裂的巴塞尔会议也遭失败，教廷克服了摇摇欲坠的局面。罗马获得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 

教皇的世俗权力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人们可以致力于依照古代的榜样恢复罗马的光荣，扶植艺术，培养优雅情趣。到十六世纪初年的政治动乱中，“早期太平时代的果实却趋于成熟。文艺复兴达到了高峰，它的光芒普照着全欧洲。”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式教皇政治的特点是世俗化和人文主义。造成这一特点的基本原因是:欧洲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使教皇逐渐不能有效地行使全基督教世界首脑的职能，以至越来越专注于意大利及教皇国内部事务;由于处在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强大影响之下，罗马教廷日益成为罗马城文化艺术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生活上，教廷同世俗王公贵族一样奢靡。意大利和罗马的古代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受惠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教廷，必然以建筑规模和众多的艺术品来壮大教会的声威。 

罗素对于文艺复兴教皇政治的两个基本方面褒贬参半。他指出，某些教皇的穷兵黩武政策和道德败坏的生活是一种赤裸裸的强权政治，无法为之辩解，而教皇奖励人文主义胜于奖励虔诚或正统信仰的政策还“算件功德”。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是当时意大利人性格的体现:   “在文化方面正经严肃，但是对于道德和宗教满不认真。” 

（三）

《古罗马的人生——罗马旅游记》（马作忠）也值得一读：

1990 年我们参加了十七天游西欧七国的旅行团。在进入意大利之前，爱尔兰籍的女导游，向我们讲解意大利的民族性，都是负面的。在欧洲旅游，要搞清楚各国货币很不容易，所以买东西时，很多人就把钱放在手掌上，由商人自己拿该付的钱。她说意大利的商人会把你手掌的钱全数拿去。还有，当你看到意大利军队行军方向，你就知道敌人一定在另一个方向。后来我还听说有旅客在火车上被抢劫的，在公路上也有人假装车的故障或有人受伤，当你停下想帮助时就抢劫你。在美国，意大利的黑手党派（Mafia），也是有名的黑社会组织。二十世纪的意大利人，声名如此狼藉，西泽地下有知，可要大翻其身（Turns in the grave）了。

和基督教有密切关系的，除了以色列就算是罗马帝国了。古罗马由主前 500年的一个小部落，发展到庞大的帝国，一直到主后500年衰败为止，将近一千年。前五百年，罗马是个共和国，由选举出来的参议员统治。主前50年时，西泽（Julius Caesar）   废除宪法，一人专政。当他要称帝时，被参议员谋杀。他的义子Augustus  继位，也称了帝。此后，西泽的姓，却变为帝王的专称，德文的  Kaiser 和俄文的Csar（沙皇），都源自Caesar。二十世纪好几个王朝被推翻后，Kaiser变成我家的健康保险公司（Kaiser Permanente）， 西泽变成剖腹生产（Caesarian Section）和生菜色拉（Salad Caesar）的名称，西泽已达到虎死留皮，人死留名的目的了。其实西泽的作法，有点像二千年后的中国（宣布戒严，废除宪法），但他失败于太过在乎皇帝的头衔。他如果再 smart  一点，想出“民族救星”的头衔。再收买那些参议员（相当于国大代表），每六年投一次 票，就可当终生的“民族救星”，不也等于终生当皇帝吗？

罗马帝国皇帝当久了，自然就以为自己是神。帝国征服过的地方，都让当地保存原有的文化和宗教，只不过必须拜罗马皇帝为神而已。除了以色列，各地都崇拜半打以上的神，多一个罗马皇帝神也无所谓。但以色列人只拜耶和华，除祂以外，没有真神，当然拒绝拜罗马皇帝为神了。后来他们受不了高压而反抗，主后70年，罗马军队彻底摧毁了耶路撒冷的巨大神庙，将宝藏掠夺一空，约柜也不知去向（可能流落在埃塞俄比亚），以色列也因而亡国。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又复活升天后，基督的福音靠以彼得为首的12门徒和保罗传播到各地。那时候在罗马帝国境内，基督教是非法的。基督徒饱受迫害有三百年之久。 312  年时，罗马将领君士坦丁（Constantine）在和皇帝的军队开战前夕，看见天空有个十字架的异象。第二天他打胜了那场有决定性的战役。当他登上皇帝宝座后，就宣布基督教为合法，此后基督徒就不必再躲藏了。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国教，崇拜偶像被禁止。因此，在312年以前，你可能因为是基督徒而被杀，一百年之后，你却可能因为不是基督徒而被杀。因此，除了彼得和保罗，我觉得君士坦丁大帝是对基督福音的传播最有贡献的人。身为基督徒的，到了罗马，应该到古竞技场隔壁的君士坦丁凯旋门（Arch of Constantine）绕门走三圈。

过了凯旋门，就是古罗马广场（Roman Forum）。现在看到的是废墟，占地数英亩，是古罗马帝国的心脏，当时的政治、宗教和商业中心。里面有参议院，集会广场和数座大小神庙，中央的走道是凯旋归来将士游行和埃及艳后Cleopatra 朝见西泽的路线。有一座圆形小庙，叫维斯塔（Temple of Vesta），是古罗马最“圣洁”的地点。庙里点着“圣火”，火在国在，火灭国亡，因此圣火由6位“圣女”轮流照顾，不得熄灭。圣女是由贵族家中挑选出来，由10岁开始，任期30年，她们住在神庙隔街的豪华住宅，有很好的待遇和享受，期满后可以嫁人（人生由40岁开始），可领到一笔可观的陪嫁金。如果被发现有不贞洁行为时（别问我人家怎么发现的），就被绑在马车上游行示众后，推进空墓里饿死活埋。虽然如此，还是有很多圣女遭受到如此悲惨的下场。

竞技场（Colosseum）兴建于主后 80 年，是帝国势力到达最高峰的时候，也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建筑物。观看斗士争斗或斗士和野兽搏斗是当时的娱乐。罗马皇帝和中国独乐乐的皇帝不同的地方在于众乐乐，而且人越多越乐，才需要这么大的公共看台。场高四层，可容纳五万人。斗士通常是奴隶、罪犯或穷人，受到打斗的训练，如果连战皆捷，就可得到自由、财富和声望。两人相斗，败者倒地，胜者会走到皇帝包厢前请示败者是否该死，皇帝有时会让观众决定。观众会看败者勇气程度而定。如果全场十万支大拇指大多朝下时就死。竞技场落成，在一百天的狂欢中，有两千斗士和九千只野兽丧失了生命。至于基督徒呢？屠杀基督徒另有场所，大概不在这里。竞技场现在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地震毁坏了一部分，其它的被拆去建别的建筑物，古罗马人也知道回收（recycle）的好处。

万神庙（Pantheon）最初建于主前27年，重建于主后 120年，是古罗马建筑物中保存得最好的。它的圆顶，是很多近代和现代建筑模仿的对象，包括所有圆顶大教堂及美国国会大厦（位于雾峰的台湾省议会也是）。华府杰佛逊记念馆（Jefferson Memorial）就几乎是万神庙的翻版（copy）。坐过华府地铁（Metro）的人，看到万神庙圆顶内面，也许惊讶于古罗马第二世纪的工程师，居然能未卜先知模仿二十世纪华府地铁隧道的设计！万神庙里面墙壁，供奉古罗马诸神，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时，这里就成为基督教堂。

圣彼得教堂（St. Peter Cathedral）和广场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以后的基督教，和宗教改革以后的天主教的中心。在此之前，这里是赛马车的场所。尼罗皇帝在这广场上屠杀了很多基督徒，有的和斗士打斗被杀，有的被野兽咬死，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包括被倒着钉死的彼得。君士坦丁大帝为了记念彼得，就在他的墓上建了教堂，由  324 到  1500年，然后重建成现在的世界最大的教堂，占地六英亩（acres）， 可容纳九万五千人站着（相当于两千个旅行团）。教堂入口处不远的右侧，有米开朗杰罗（Michaelangelo） 年轻时的作品“母爱”（Pieta）。 这是巨大的大理石雕像，圣母抱着死去的耶稣，满脸悲痛却又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而顺服。

教堂前面的广场呈椭圆形，200 X 150 码，两侧共有284座50呎高的圆柱，顶上站了142位圣人的雕像。每年圣诞和复活节，这里挤满了来朝圣的天主教徒和观光客。广场可容纳三十万人。教堂和广场都属于梵蒂冈（Vatican）， 是个主权独立的小国。

西斯庭小教堂（the Sistine Chapel）不但是教皇的私人教堂，也是选举新教皇的地方。米开朗杰罗花了四年（1508-1512）的时间，每天躺在六层楼的高架上，画满了天花板的每一吋地方。画的是创世记的故事和一些先知。23年后，他又回来画祭坛那一面的墙壁，画的是最后的审判，中间站着耶稣，举手准备出击，好人在耶稣的右边上天堂，坏人在左边被打下地狱。

梵蒂冈博物馆（Vatican Museum）：罗马帝国衰败后，教会变成保存文化和收藏艺术品的机构，尤其是15世纪和16世纪的教皇。他们所收藏的对象以及雇用著名画家所作的壁画，充满了庞大的博物馆。喜欢艺术和古董的人，在这里是如鱼得水。这些艺术品，现在当然是无价之宝，当年也是教皇花了巨款买来的，加上圣彼得教堂的重建和装饰，也花了天文数字的钱，教廷就用售卖救赎券来弥补这些开支。教廷的奢华和腐败，是马丁路德等人宗教改革的主因。

古罗马帝国有很好的供水系统，当帝国衰败罗马被围时，敌人将十四条大型水道摧毁或破坏，在整个中世纪（500-1500年），罗马人深受缺水之苦。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几位教宗修复了一些水道。为了庆祝水荒解除而建造了一些著名的喷泉，罗马就成了喷泉之都。最著名的是特莱维（Trevi） 喷泉，完成于1762年。观光客多站在这里，背向着喷泉，手拿个硬币朝后丢进水池里，这样保证他有一天会重游罗马。那一年我去时，喷泉在翻修没有水，所以不能丢钱进水池，也就不知道会不会重游罗马了。

1950年代读中学时，看过一部电影“暴君焚城录”内容只记得是火烧罗马。两年前我在出租录像带的店里找到，原名叫“Quo Vadis” 。一位古罗马将领（由著名男明星萝卜太辣  Robert Taylor  饰演）爱上一位女奴，她是基督徒，必须晚上在荒野聚会，保罗介绍到罗马来传教的彼得。皇帝尼禄为了建新的罗马，叫部下去放火烧了罗马贫民区，引起公愤之后却归罪于基督徒而下令逮捕。彼得于是离开罗马避难，在东南郊外遇到耶稣显灵。彼得问：“Domine，Quo Vadis？”（先生，你要去那里？）。耶稣说：“他们需要你，你不回去的话，我只好去接受第二次的钉十字架。”于是彼得回到罗马被捕而殉难。电影的结尾是尼禄王眼看众叛亲离，王宫将被暴民攻破，因而自刺身亡。好来坞（Hollywood）的电影，多是三分史实，七分渲染（加油加醋再加葱姜），但是罗马东南方城墙外却真的有一座叫“Domine， Quo Vadis”的教堂，建在耶稣显灵的地方（我们时间不够，没去看）。至于尼禄王的死，却与史实不合。尼禄王在火烧成灰的地方（64AD）建造了庞大（150个房间）而且美仑美奂（有32万平方呎的壁画和数千件由希腊和小亚细亚夺来的艺术品）的王宫，在68AD年完成。尼禄王享受新王宫数月后，有一天命令一位奴隶将他刺死，才31岁。“上帝要一个人毁灭，先让他发疯”在他身上完全应验了。

意大利政府开始整修（Restoration） 这个王宫，对外开放已完成的32个房间，同时在户外放映电影“Quo Vadis”庆祝。古罗马的历史，很多还埋在地下，近年来考古发掘加速进行，准备在2000年展示给预计的三千万来访的天主教徒和观光客。加上去年已完成清理的西斯庭小教堂的壁画，2001年将是初游或重游罗马的时候。

（四）

随着“教皇职位的国际化”，意大利人的垄断倾向遭到削弱，“大公教会”才能名副其实。否则，类似宗教改革那样的叛乱就会不断发生，而中国天主教徒也会继续生活在彷徨之中。

（另起一页）

六十二章  教宗退位 文明再生

2013年2月11日，高龄85岁、在位将近8年的天主教教宗本笃16世（Pope Benedict XVI），一反传统，突然宣布因年龄老迈，心力和体力难以履行教宗职务，将于2月28日主动退位。此举使他成为将近600年来第一位退位的教宗，因为他是德国人，不是意大利人。 

教宗本笃16世退位，这是600年来的第一人，表明天主教会终于有了一点新的气象。 

教宗11日上午用拉丁语向一个主教小型集会宣布此事。他说，在上帝面前仔细审查良心后，他确定自己因年迈无力履行领导全球10亿天主教徒的职责。 

这项声明很快翻译成7种语文传到全球各地。教廷表示，本笃16世退位后，教廷将在3月中旬前召集选举新教宗的主教团，预定在3月31日复活节前选出新教宗。教廷发言人龙巴迪神父说，本笃16世不会参与新教宗的推选，他卸任后，将移居到合适的修道院。美联社报导，目前未出现众望所归的新教宗人选，情势和2005年本笃16世当选时相像。

本笃16世是一位害羞但意志坚强的保守神学家，似乎喜爱著书甚于接见信徒等仪式，这在电脑时代似乎不是一个卖点。他于2005年4月19日继任教宗，承接去世的约翰保罗二世的职位。 

来自FOX电视台的新闻说，就任不到八年的教宗本笃16世，11日突然决定辞职退位，“举世震惊”。教宗以年龄老迈作为辞职理由，但新闻公司（News Corporation）记者穆迪（John Moody）在福斯新闻网（Fox News）撰文诬蔑，教宗是因面对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一事无成，“心碎”退位。 

穆迪分析，本笃16世自2005年4月19日就任教宗起，就没有任何施展机会，他希望达到的目标都没有实现，包括联合天主教会的保守派与急进派；重建天主教在欧洲的地位；扩大天主教在亚洲的立足点；巩固天主教在拉丁美洲的优势。此外，他在非洲和中国大陆也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穆迪指出，本笃一上任就面对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问题，包括他当时已老态龙钟，白发苍苍；他是二战时期的德国人，年幼时非自愿地加入希特勒的青年团，给人不好的印象。最糟的是，他的前任教宗波兰人约翰保罗二世太受世人欢迎，为他留下巨大的阴影。 

约翰保罗二世是将近500年来教廷的第一位非意大利人教宗（波兰裔），1978年成为风采迷人的天主教最高领袖，他的微笑、率性天真，使他声望高升。他是一位聪明的保守神学家、历史学者、哲学家，还富于政治手腕，建立起坚强的领导地位。 

相比之下，本笃16世一开始的“公关面孔”十分糟糕，看起来亲切，但显得柔弱。他2006年在德国发表演说，听起来好像在“诋毁或抹黑”伊斯兰教。“非天主教世界”一怒吼，梵蒂冈马上就“退缩道歉”，给人示弱的观感。

笼罩在他身上的阴影还包括：天主教士性侵丑闻不断爆发、梵蒂冈发生内部文件外泄事件、天主教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经常有纠葛。他拒绝任命女性出任神职，反对同性恋、同性结婚和共产主义，一再强调家庭价值，强力反对堕胎和安乐死，思想信仰保守，与当今世俗的一些流行趋势背道而驰。 

最近数月，本笃16世已出现年迈迹象，疲态毕露，甚至在圣诞节午夜弥撒打瞌睡。尽管如此，梵蒂冈与外界对他宣布退位仍感到震惊。即将卸任的义大利总理蒙提也表示，他从未想过教宗会辞职。英、美媒体都用“出人意料”、“令人震惊”形容教宗的决定。正因如此，教皇本笃十六世宣布辞职一事也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该国总理默克尔公开向其表达敬意，称赞其为促进教会与民间对话，以及与其它宗教之间建立友谊做出了贡献。默克尔说：“教皇在慎重思考之后做出决定，认为自己的精力不足以维持日常工作，我对他的决定表示极高的尊重”，“现代社会人类寿命不断延长，人们能够想象教皇也面临年龄问题”，赞扬教皇为教会和民众之间的对话做出了贡献，并向犹太教以及穆斯林伸出了友谊之手。 

本笃十六世出生于德国，原名拉辛格。早在2002年，时任梵蒂冈行政长官的拉辛格曾经以75岁高龄请求辞职。这位红衣主教对当时的教皇保罗二世说，想作为退休人员享受几天清净的日子，用来写几本书。但这一请求被保罗二世拒绝。三年之后，保罗二世辞世，拉辛格在年近80岁时被选为第265届教皇，但他却接受了这一选举结果。 

本笃十六世的哥哥对德国媒体表示，85岁的教皇早已行走困难，并且医生已经建议其不要再做洲际旅行，因此拉辛格在几月前就已决定辞职。 

虽然教皇是无国籍代表，但德国出生的拉辛格经常被本国人民昵称为“我们的教皇”，德国总统高克认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历史事件，教皇需要很大的勇气以及自信才能做出如此决定。在野的社民党领袖施泰因麦耶说，本笃十六世任教皇期间，给天主教会指出了新的方向及衡量道德的标准。“作为新教教徒，我希望天主教会的后继者坚持本笃十六世创立的开放精神”。 

对于本笃十六世主动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发表了声明。据英国《卫报》报道消息，奥巴马在声明中表示，他与夫人对与教皇在2009年的会面记忆犹新，表示过去四年能与教皇共同工作表示“十分感激”，并代表全体国民向教皇表示感谢及为他祈祷。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得知教皇决定退位后，在一个记者会上赞扬教皇能顾全大局，一切以教廷为重，为全球信徒树立了崇高榜样。 

英国广播公司（BBC）还报道称，意大利总理蒙蒂在听到教皇退位的消息后说，“我完全被这个意外的消息震撼了”。 

以色列首席拉比则对教皇提倡各宗教间的和谐表示称赞，并祝愿他身体健康。法国总统奥朗德则称教皇的决定“非常令人尊敬”。 

教皇发言人说，本笃十六世退位之后，将居住在梵蒂冈Karmel修道院为其准备的公寓中，其头衔为“退休教皇”。上一位教皇的辞职时间距今已有600余年，因为还没有过先例，目前还不明确本笃十六世的退休金如何。 

和政界一边倒的赞扬不同，世俗社会有人对教皇持批评态度，认为其在任期间，天主教会并未出现实质性转变，例如坚持反对同性恋、反对堕胎等“现代时尚”，完全有违“时代发展”。但是，这一切都不会减损本笃作为教宗和耶稣基督代表的地位。他决定辞职表现了勇气，显示了他的谦卑，符合他向信徒强调的信息：“世事都是短暂的，只有来自天堂的应许无限且常存”。世人将会记得他的这些特质。 

就在教宗本笃16世宣布退位后不久，罗马乌云满布，降下雷雨，夹杂其中的闪电，恰好击中圣彼得大教堂上的圆顶，让人惊觉似乎上帝在传达某种旨意。 

上次教宗退位发生于古老年代的1415年，当时的教宗格利高里12世（Pope Gregory XII）因教廷分裂被迫下台。相形之下，本笃16世得辞职却是自愿的，所以我说：“教宗退位，显示天主教正在获得再生。”

我有时不能理解耶稣的复活这一“基督的奥秘”，但许多事情在在显示出，三位一体的上帝似乎真的活着，而且就在干预甚至引导我们的生活。其中的逻辑似乎是无法用“奇迹的概率论”来加以解释的。

（另起一页）

六十三章  教宗可以上天堂吗？

圣诞节即将来临，新闻报道说：出身于南美洲的新教宗安慰小男孩说，狗也可以上天堂，结果引发神学辩论。

话说现任教宗方济各再有和天主教会固有看法不同的言论出现，这次是为许多宠物主人带来“福音”。教宗说，“天堂是向所有天主的创造物开放的。” 

方济各早前有关同性恋、同居情侣的言论，因为和传统教会看法有异，已经引来关注。近日他在圣伯多禄广场一次公开场合中，安慰一名宠物狗死了的小男孩时，说了以上那句话。虽然不知道他的话能否抚平小男孩的哀伤，但却已备受爱护动物团体欢迎。这些团体视教宗的话否定了保守天主教神学的一贯讲法，即动物没有灵魂，所以不能到天国。

美国最大的保护动物组织“爱护动物协会”（Humane Society）高级主管姬丝汀说，“我的邮箱被淹没了……几乎所有人立刻都在谈论这件事。” 

美国福特翰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基督教伦理学教授查尔斯（Charles Camosy）说，很难精确地明白教宗说话的意思，因为教牧的语言并不能以学术角度来剖析，但他同意教宗这番话“绝对”会引来新一轮有关动物是否有灵魂、感到痛苦和会进入天国的辩论。 

这时候我想起了耶稣所说的话：“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教宗自己锦衣玉食、穿金戴银，住在豪华宫殿，享受人众的前呼后拥，没有一点“基督的贫穷”，毫无疑问是富人了，那么问题就来了：教宗可以上天堂吗？

我想，按照《福音书》的意思，教宗也许可以上天堂，但那一定很难很难。

（另起一页）

六十四章  罗马教皇对中国释放善意

新任的罗马教皇，似乎想开始进军中国了。 

第一步骤：罗马教皇飞越中国领空时向习近平致电问候。

2014年8月14日，据BBC、路透社报道，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抵达韩国访问，当他所乘坐的专机飞越中国领空时，方济各按照教廷礼仪，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国人民发送了问候电报。报道说，根据教廷礼仪，教皇一般会向飞机飞越国家的领导人发送问候。这种礼仪问候电文很少成为新闻，但这次却有所不同，因为外界都想知道教皇方济各在对中国领导人的祝愿中都说了些什么。

教皇方济各在电文中说，进入中国上空之际，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人民送上良好祝愿，祈求和平。路透社说，当前任教皇本笃十六世1989年出访韩国时，中国曾拒绝让其包机飞越中国领空。而教皇方济各获准飞越中国领空，此举被视为中国与梵蒂冈关系向前迈进的一步。

第二步骤：2014年8月17日，在韩国首都汉城（音译“首尔”），教皇方济各一世与天主教信徒见面。 

访问韩国的天主教罗马教皇方济各8月18日上午在韩国首尔的明洞天主教堂主持祈祷半岛“和平与和解”的弥撒。韩国总统朴槿惠与原日军随军慰安妇七人参加了弥撒活动，并坐在最前列，日本媒体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并不无惊讶。 

教皇在入场时，与坐在最前排的原慰安妇握手并短暂交谈。教皇扶着原慰安妇的肩膀与她们握手，还将由一名原慰安妇、88岁的金福童赠送的徽章戴在了胸前，这枚徽章所表现的主题是反对歧视。约有1000多人参加了弥撒，原慰安妇们是受到负责支持他们的韩国女性家庭部的邀请来参加弥撒的。 

舆论认为，教皇接近原慰安妇或将给中日韩之间有关慰安妇的争论带来影响，但罗马天主教教廷的新闻发言人在弥撒开始之前强调，“并无政治意图，（教皇此举）是为了抚慰原慰安妇”。

由自民党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议员会”，由于日本《朝日新闻》最近撤销一部分随军慰安妇的不实报道，在15日召开会议，一致要求自民党对1993年时任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进行询问调查，确认“河野谈话”是否以这些不实报道为依据，试图推翻“河野谈话”，继续与世界批评日本为慰安妇问题翻案的舆论抗衡，而教皇对原慰安妇的安慰，也将影响在慰安妇问题上的世界舆论。 

第三步骤：罗马教皇回国途中再向习近平发电报。

2014年8月18日罗马教皇称希望访中。教皇表示他本人非常敬佩中国人民。

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8月18日结束了在韩国的五天访问，他在离开的专机上表示：如果可以成行，他明天就愿意访问中国。

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教皇方济各说：“你问我想不想去中国？当然想，甚至是明天。”教皇还说，梵蒂冈“随时敞开接触的大门”，他本人非常敬佩中国人民。

教皇说，他计划在明年访问美国。在结束韩国访问返回罗马途中，他再次发电报给他的座机所经国家的元首。这些国家依次是：韩国、中国、蒙古、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斯洛伐克、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意大利，共11个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梵蒂冈广播电台报道称，“教皇特别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人民再度表达衷心的祝愿，呼求天主降福这块土地。”

几天前，教皇方济各在前往韩国时，首次飞跃中国领空，并在空中向中国民众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传达祝福讯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此事回应称，中方注意到教皇方济各的表态。中方对改善中梵关系始终抱有诚意，并一直为此作出积极努力。我们愿与梵方继续努力，进行建设性对话，推动双边关系改善进程。

第四步骤：接下来发生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怪事，也许是某种特殊的技巧——习近平并未收到教皇祝福！

罗马教皇方济各一世向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国家主席发送了祝福的信息。然而，当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询问教皇祝福电文内容并请求重发时，梵蒂冈才发现，习近平并没有收到教皇向中国领导人发出的这个“六十三年来前所未有的祝福信息”。

梵蒂冈一方将中国领导人没有收到教皇发出的祝福信息归咎于技术问题。至于究竟是什么技术原因导致，梵蒂冈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北京方面也没有进一步询问。不过，海内外都有人感到惊讶，教皇发给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祝福信息怎么会因为技术原因而没有收到？ 

中国政府控制的天主教教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教皇的问候尽管是依循教廷礼仪，但还是向中国教会传递了善意，希望教皇能以传福音为重，早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因为教皇在访问韩国期间所讲的一些话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是教皇向中国伸出友谊之手，抛出的橄榄枝。教皇在结束韩国的五天访问时说，他十分愿意访问中国，如果可以成行，他明天就愿意访问中国。

评论指出：“最近梵蒂冈方面释放出的信号非常积极，希望改进与中国的关系，但中国方面表现得很谨慎，甚至没有什么表达的意向。我想这可能与习近平目前最关注的事情在国内有关，可能国内反腐现在处在很紧张的阶段，无暇顾及中梵蒂关系。” 

第五预后：结论是什么呢？

梵蒂冈作为占世界六分之一人口天主教徒的治理中心，显然正在准备向中国进军，虽然为了教会的控制权问题，它一直都没有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大陆坚持涉及与梵蒂冈关系的“两项原则”，即第一，梵蒂冈必须同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梵蒂冈不能利用宗教来干涉中国大陆内政，包括不以宗教事务为名干涉中国大陆内部事务。正因为上述两点，中国大陆与梵蒂冈的关系长期难以正常化。

教皇声称，愿明天就访问中国，但是人们不禁好奇：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的进军是一场“胜利的凯旋”呢，还是一场“光荣的投降”呢？

（另起一页）

六十五章  耶稣基督给富人的三个警告

“人人生而平等”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最具持续影响力的一句话”。可惜其中文却是一个错误的翻译。

“人人生而平等”的英语原文是“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其意思是所有的男人在被上帝创造的时候是同等的，而并不是说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是平等的。因为我们知道：生在富贵人家的孩子和生在贫贱人家的孩子，无法获得“起跑线上的平等”。所以《美国独立宣言》的开头宣告是这样说的：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给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那么，“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这句“不朽的宣言”是不是讲错了呢？是否“资产阶级的伪善”呢？

 我认为，不是的：

 即使你不同意基督教和有神论，你也应该学会从生物学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

 例如，主席再伟大，也是一个臭皮囊，也会死掉，也会生出白痴的孩子。因此，主席和乞丐在生命被造的意义上是同等的。独裁者救不了叫化子，只能让更多的人沦为叫化子。所以，主席进行专政，一定遗祸深远。

同理，大富豪吃多了就会早死，大贪官污多了就会生病。因为他们的生物容量并不能比一般人大出太多，消化不了那么多东西。

（一）

耶稣基督给富人的第一个警告：

“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路加福音》）

为什么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这就好比游泳，要带着自己的财富，是很难游泳到对岸的。除非把这些财富转化成为某种虚拟的信用。

此外，我所理解为的“得百倍”，也不是指那已经舍弃的物质财富，而是指某种虚拟的财富或是信用。只有某种虚拟的财富或是信用使毁坏不了的。

（二）

耶稣基督给富人的第二个警告：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可福音》）

看来，有钱财的人不仅很难进入天国，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也会面对更多的不测，所以耶稣基督警告他们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意思好像是在说：越是赚得全世界，越是容易赔上自己的生命。越有钱就越接近死亡。

（三）

耶稣基督给富人的第三个警告：

“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路加福音》）

这好像是针对以下新闻而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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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营运长的丈夫47岁猝逝震惊业界

编译黄秀媛／综合2日电

May 3，2015，6:05 am 16224 次 

脸书营运长雪瑞儿·桑德博格（Sheryl Sandberg）曾入选富比世杂志“全球百大最有权势女性”、身价达11亿美元，其丈夫线上调查网站Survey Monkey执行长戴夫·葛博格（Dave Goldberg）1日晚上突然去世，才47岁！他平时好好的，所以这个噩耗使脸书和科技业许多人感到震惊！

他与桑德博格在2004年结婚，当时他是雅虎音乐副总裁，桑德博格是雅虎线上销售副总裁，2008年加入了脸书工作。与他们家交情深厚的脸书执行长查克博格（Mark Zuckerberg）说，事发时葛博格夫妇正“在国外度假”。葛博格夫妇住在加州门洛公园市，他们育有一对子女。葛博格从小在明尼亚波利生长，父亲是法学院教授。1989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先后在一些科技和音乐公司工作，从基层迅速崛起。1994年他创办音乐网站LAUNCH Media，2001年被雅虎收购。

葛博格在2009年出任Survey Monkey执行长，把这家1999年创办的以线上调查科技著称的公司，扩展成对几乎任何想象得到的题目做网路调查的机构，员工也从14人激增到500人，估计市值将近20亿元。

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表示，美国Survey Monkey公司首席技术馆戈登伯格（Dave Goldberg），是在墨西哥一家酒店的健身房锻炼时，“因意外头部受伤死亡”。检察官发言人表示，他在蓬塔米塔（Punta Mita）四季度假村健身房锻炼时，从一台跑步机上掉下来伤到了头部。他的哥哥发现他倒在健身房的地板上。他被送往医院后死亡。发言人表示因为没有暴力迹象，所以不会有刑事调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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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非常的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四季酒店否认了这一报道！该酒店总经理表示，戈登伯格并不是他们的客人，这起事故并不在四季酒店发生。人们不禁好奇：是谁把他带到墨西哥这个十分危险的国家，让他以如此奇怪的方式死去？

戈登伯格的哥哥上周六早上通过Facebook发布了死亡消息，Survey Monkey公司也发出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戈登伯格时一位受人尊敬的硅谷企业家，他以低调的风格、幽雅和幽默著称。他与比他更出名的美国最著名的企业高管结婚。在他的领导下，私人网络问卷调查公司Survey Monkey成长为了一家市值20亿美元的企业。可是他自己却是死得不明不白。

看来，有钱财的人不仅很难进入天国，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也会面对更多的不测，而且真的可能随时面对死亡。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想想耶稣基督对信他的死刑犯所做出的应许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了。”阿门。

（另起一页）

六十六章  豪宅与死亡——圣弗兰西斯的恐慌

（一）

话说“死亡谷里藏豪宅，为你图解五大与世隔绝的城堡”：

1、

史考特城堡（Scotty's Castle） 在有名的美国死亡谷国家公园有一个史考特城堡。这个拥有25个房间的童话式宫殿，坐落在格雷普韦恩山脚下，造价两百万美元。建造这个城堡的主人是一个芝加哥商人，建于1925年，由于资金短缺未完成。城堡的主人死后，由国家公园管理局接手了这个地方。

公园管理局每天都提供城堡游览活动。尽管城堡未彻底完工，内部仍配有大量的油画、古董、枝形吊灯，还有各式各样国外进口的室内陈设用品。

2、

燕窝城堡（Swallow's Nest） 燕窝城堡位于乌克兰南部的雅尔塔，坐落于高40多米的极光悬崖上，建造于1911年至1912年，由俄罗斯设计师设计，为新哥特式建筑风格，已经成为乌克兰最知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燕窝城堡已经成为克里米亚南海岸的象征，为克里米亚游客最多的旅游景点，可眺望浩瀚的黑海。燕窝城堡长20米，宽10米，矗立于陡峭的悬崖上，也许正是由于其所在的位置而使其闻名远洋，成为世界游客造访的对象。 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造型，燕窝城堡曾在多部苏联电影中出现，如《无人生还》、《超时空战士》等，被搬上荧屏的城堡更加的迷人。

3、

布列加玛城堡（Predjama Castle） 布列加玛城堡建于文艺复兴时期，城堡建在一个洞穴口上，布列加玛城堡的奇特之处在于，它既不位于峡谷，也不位于山巅，而是镶嵌在1230米高的石灰岩中。 布列加玛城堡具体的修建时间不详，城堡最早被一名德国人提及是在1274年，据称是阿奎莱亚的主教建造了这座哥特式的城堡。这座城堡被修造在自然岩石曲拱之下，高高地位于石墙之上，这使得出入城堡变得很困难。直到二战结束后，它被南斯拉夫政府国有化，并成为了一座博物馆。

4、

方特希尔城堡（Fonthill） 这座位于费城郊区的灌浇混凝土城堡非常古怪，但比它更奇怪的是关于方特希尔的传言。据说管家的灵魂仍飘荡在这座宅邸里。如今这座城堡是默瑟博物馆的一部分，开放给游人们参观其前主人的一些艺术藏品。

5、

吉尔特城堡（Gillette Castle） 因扮演福尔摩斯出名的演员威廉·吉尔特在1914年建造了这座偏僻的石堡。这座古怪的宅邸里充满了许多奇物，比如监视镜子、木锁以及47扇各不相同的内门。

……

不过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豪宅地处偏远，给人惊悚的感觉；也不是豪宅内部疏空，令人倒抽冷气。而是设施完善的豪宅，令人可以足不出户，居住其间，无异于自我囚禁，结果形同死亡。

出身富家的富二呆子圣弗兰西斯（又译圣方济各，San Francesco di Assisi，1182—1226年，又称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或圣法兰西斯），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理由而选择了逃避豪宅、逃避富裕，脱身于流浪和乞讨。结果由于他身任的富人基因，还是成为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女修会的创始人。

（二）

方济会又称“小兄弟会”。他是动物、商人、天主教教会运动以及自然环境的守护圣人。传说因着天主的圣意安排，在圣弥额尔总领天神的四十天斋期前，天主显现异相，在他身上印下了耶稣受难时所承受的五伤（即双手双脚与左胁）用以感化罪人的硬心，使之痛改前愆而得救恩。圣方济各的圣痕也是至今为止罗马教廷唯一官方承认的圣痕。

圣方济各出生于富裕家庭。二十几岁之前，为军人和战俘。他放弃财产和家庭，过清贫生活，进行隐修。1208年起开始讲道。许多人从他修道，1209年方济会的托修会获得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正式成立。1212年协助贵族妇女克拉雷成立克拉雷安贫会。1219年去埃及传教。造访圣地耶路撒冷。1224年“见到耶稣”后，他是第一位身上有圣痕的人。他的影响推动改革被政治和财富所腐化的教会，帮助恢复人们对教会的深信不疑。

玛窦福音第十章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他决定终生要神贫。那段福音的故事是耶稣告诉他的信徒要他们出去宣扬天国的来临，他们宣扬时不需要带钱，连走路的拐杖都不用带，而且他们也不要穿鞋：“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其实，这是片面的解读福音。因为在福音书的其它地方，耶稣明确地要求门徒带上钱粮甚至刀具，因为主已离去、黑暗来临。——谢选骏）

他穿着粗布衣服，赤脚，而且照着《圣经》的说法连拐杖也没有，四处呼吁大家要反省悔过。很快的城内有名望的人士伯纳多·昆特瓦雷把所有财产都贡献出去来跟随他，而在一年内陆续加入有将近十一个跟随者。他称这些跟随者为“fratres minores”，在拉丁话中“小兄弟”的意思。方济会修士有时候会被称为Friars，这是由拉丁话的兄弟“fratres”转来的。

（三）

贫穷微小的亚西西修道士圣法兰西斯，以及他那群喜气洋洋的跟随者，构成了基督教简朴的另一模式。他们踏遍世界，内心沉醉于上帝的爱中，充满着狂喜之情。澎湃的喜乐乃是他们简朴的标记。

他生于意大利古城亚西西富裕之家，年少时过着欢愉优悠的花花公子生活。他是当地青年贵族的领袖，时常发起玩乐，狂欢饮宴。敏锐的法兰西斯后来染上疾病，又参军不遂，再加上其也原因，于是开始了一连串很长而且激烈的心灵挣扎。这挣扎在1206年达到最高潮。那时他父亲非常愤怒，把他带到主教面前，废去了他的继承权。法兰西斯就脱下所有衣服，赤身离开，决心顺从主的呼召，过使徒式的贫穷生活。很多人看见他在迫害中仍然喜乐，听见他自称与“贫穷”女士结合，大受感动，成群结队地跟随年青的他。法兰西斯听见这决定性的呼召后三年，有位十六岁的女郎顾蕾娜（Clara）想要加入这运动，于是组成了法兰西斯会的妇女支会，通称“贫穷女士”（Poor Ladies），或者“贫穷顾蕾娜”（Poor Clara）。结果，这群快乐的男女成立了天主教中最浩大最有影响力的修会。

早期的法兰西斯运动结合了神秘的默想与传教的热诚，这情况并不平凡。沙拨（Paul Sabatier）也许是撰写圣法兰西斯传作者中最权威的一位，论到法兰西斯的传教热诚时写着说：“他满足快乐，越来越觉得必须叫别人也与他分享，并且要到地的四极去宣扬地怎样获得这快乐”。

他满怀热情，走过意大利许多地方，又到埃及向苏丹传道，也曾设法在西班牙的回教徒中服务。法兰西斯是位很有魅力的演说家，而他深刻的信仰以及闪闪发光的热爱，在人心中激发起近乎疯狂的热情。（颇有灵恩派的味道。——谢选骏）

他派出他的小弟兄（Brothers Minor）到欧洲和摩洛哥各地传道，称那谦卑的队伍为“上帝的变戏法者”。他们的责任是“复兴人心，引导他们进入属灵的喜乐中”。（颇有吉普赛人的味道。——谢选骏）

圣方济会不单传教，也歌唱。他们充满热情喜乐，崇拜时常常达到心醉神迷的狂喜地步。法兰西斯具有诗人的心灵，时常即兴作出赞美诗，最著名的一首乃是“太阳颂”，与太阳兄弟、月亮姊妹、风兄弟、水姊妹一同庆祝。那是一首欢乐的崇拜诗，颂扬上帝为所有美善事物的创造主。（颇有泛神论的味道。——谢选骏）

热爱受造物显然是这些简朴修士的一个记号。他们的生活与大地很接近，而且特别喜欢大自然。有一次，法兰西斯与墨瑟奥修士 （Brothe，Masseo）往一条小村子讨面包。回程时，他们拿着几片干面包皮，四处寻找可以取饮的水泉；终于找到了，并有一块平坦的石头做桌子。他们吃这微薄的食物时，法兰西斯好几次感叹地说:“墨瑟奥弟兄啊!我们真不配享受这样大的宝贝！”最后，墨瑟奥修士忍无可忍，禁不住抗议说：“这么贫乏的处境实在不能称为宝贝，既没有台布又没有餐刀，没有碟子，没有汤碗，没有房屋，没有餐桌!”法兰西斯兴奋地回答：“那正是我认为极大的宝贝。没有一件东西是用人工做成的。这里的一切东西，都是上帝所供应——烤过的面包，美好的石桌，清洌的泉水，都是明证。”（烤过的面包？这难道不是人工做成的？！——谢选骏）他们高高兴兴地吃完了食物，然后继续向法国前进，“欢喜快乐，歌颂上主”。欢乐的信靠是他们简朴的特色。有一次，法兰西斯聚集了约五千个圣方济会的修士，在一片空旷的平原上举行露营大会，圣道明（St，Dominic）以及好几位著名人物都前来参观。会议到了某一程序时，法兰西斯站起来，发表一篇动人的讲章。结束时他吩咐所有修士：“不要为吃喝或身体的其它需要挂虑担心，只要全神贯注祷告上帝，赞美。把一切身体的挂虑交给基督，因为他特别眷顾你们。”圣道明听了这话，心中不安，觉得这命令似乎不够谨慎。然而不久后，周围各城的居民陆续来到，带来丰富的食物。一个庆筵接着开始，所有修士都为上帝的预备高兴感谢。圣道明大受感动，谦和地跪在法兰西斯面前，说：“上帝实在看顾这些圣洁微小的穷人，我以前竟不了解。我答应，从今以后遵守福音的圣洁贫穷召命”。

（四）

法兰西斯懂得何谓喜乐，不过那种喜乐是根源于“与主同钉十字架”，而不是“逃避十字架”或“歪曲十字架”。

有个可喜的故事说到法兰西斯如何教导利奥修士（Brothe，Le。）完全喜乐的意义。一次，他们两人在严寒的雨中同行，法兰西斯逐一提醒利奥什么是一般人相信会带来喜乐的事物，每次都加上一句：“完全的喜乐不在其中。”最后利奥捱不住了，就问：“我奉上帝的名恳求你，请告诉我完全的喜乐究竟在哪儿？”于是法兰西斯开始列举他所能想象到的最屈辱、最自贬的事物，每次都加上一句： “利奥弟兄啊！你把这个写下来，完全的喜乐就在其中。”结束时他向利奥解释：“圣灵的恩典和才干中，最要紧的是要能克服自己，并且甘心乐意因为爱基督的缘故，忍受痛苦、侮慢、屈辱、艰辛。”

显然，这能帮助他克服更大的恐惧。

那么更大的恐惧是什么呢？

是地狱么？

或是“豪宅与死亡”么？

圣法兰西斯的生平给我们提示了一种健全的独身模式（不健全的独身例子在教会史中罄竹难书）。独身这事不可等闲视之。坦率地说，对于简朴的生活模式而言，独身是必须的条件。假如法兰西斯不是独身，也不可能做到他所做过的一切。

独身不能造就简朴，但简朴却需要独身。假如我们想要过像法兰西斯那样的生活，最好不要结婚；如果想要结婚，那么最好不要试行像法兰西斯那样生活；就是因为不了解这简单的事实，人类社会已造成了许多痛苦不幸。

法兰西斯和圣方济修士懂得上主的喜乐。他们的记号是单纯的爱和欢乐的信靠。他们以兴奋快乐的心对抗物质主义以及心怀二意的精神。今天最需要的乃是这种满有胜利喜乐之简朴。

圣洁的贫穷法兰西斯的一生充满了传奇性，但造就他丰盛生命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对“贫穷”与“和平”的坚持，这是他自圣经，尤其是耶稣教导的体会。法兰西斯曾对他的同伴们说：“一旦我们拥有什么，就需要武器保护它们和我们自己，这是为什么会有许多争吵、战祸及法律诉讼的原因。这些事，使我们失去了造物主之爱，也使得邻舍反目成仇。对我们这小群人而言，我们已完全溶入‘不拥有世上任何短暂物质’的生活中。”他又说：“造物主已呼召我们，‘过着贫穷和一无所有的生活，为要施行拯救的计画’。为我们与世界立约：‘我们给世界一个好榜样，世界供应我们所需。’让我们坚持这圣洁的贫穷，这是一条窄路，却是通向完全与永恒之福的保障。”他溶入自然的生态生活。法兰西斯与其同伴，除了外出布道、作工、乞讨、照顾贫病外，其它的时间，就是在旷野自然中静思、默想、祈祷及亲近造物之主。

他常有数周，甚至长达40昼夜的独处、禁食生活，在这样的时间里，他必然由周遭自然环境中，体会到人与生物及人与造物者的亲密关系。法兰西斯的故乡山谷青翠秀丽，再加上他敏锐的心灵，以及喜好创作吟咏诗歌，就更使得他与自然有着溶为一体的关系。他对自然生物之爱，远超过罗曼蒂克的情感，我们可由他创作的诗歌及一些轶事中略窥一二，尤其是他那首传颂数百年的“太阳颂”（Canticle of the Sun），更突显了他那拥抱，关爱万物的剔透心灵。他不只是爱有生命之物，对无生命的万有，也看到他们内在所贯穿的永恒生命，更体会到自己（人）与他们之间的依存关系。他在每一样受造物中，在每一种自然脉动里，法兰西斯都看到原创者的形像与祝福，他没有现代环保运动的“回收”、“减废”、及“生态保育”观念，但他却完全溶入有生命、无生命、死亡及永恒之中。

（五）

大概只有在自然中，才能摆脱对于豪宅的死亡恐惧。

很多圣方济各生平的故事是和他对动物的爱有关。 关于圣方济各对于大自然的关怀最有名的故事大概是在《小花》（Fioretti）一书中提到的，说到关于圣方济各和鸟的故事。《小花》一书搜集了在圣方济各死后的多种传闻及民间故事。一天圣方济各和他的伴侣们在旅途上看到了路的两边的树上有很多鸟，他告诉他同伴们说 “你们等我，我要去对我的鸟姊妹传教”。鸟在他传教的时候围绕他，被他的声音吸引，一只都没有飞走……圣方济各对他们说：

“我的鸟姊妹，你们受助于天主太多了，所以你们一定要随时随地感谢上主。为了他给你们自由在天空飞翔，为了他给你们衣裳……你们不用耕种不用收割上主就喂了你们，给你们河流和泉水止渴，给你们山谷遮荫，给你们高树筑巢。你们虽不知道如何缝纫或编织，上主就帮你和你后代制好了衣服。因为主如此爱你们，他对你们满是恩惠。因此，永远要赞美天主。”

（另起一页）

六十七章  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不行？

本文的题目是“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不行”，而不是“天主教为什么不行”；因此，本文讨论的不是教义问题，而是国家问题、社会问题。

天主教国家中最“行”的，是法国，然后依次是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克罗地亚等，这是欧洲本土的；再然后就是拉丁美洲和菲律宾以及世界各地的一些拉丁国家的前殖民地。

说这些国家不行，是和“新教国家”相比的，如果和东欧的“东正教国家”比起来，天主教国家还算是行的，正如和回教国家比起来，东正教国还算是行的了。

这是在不同国家之间对比的，那么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呢？就看“民族大熔炉”美国，自从美国建国以来，主张宗教平等宽容，十九世纪末，随着移民的进入，包含信仰天主教的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拉丁美洲移民，他们除了备受美国本土信仰新教的主流族群排挤和种族歧视外，也造成了贫困、犯罪、失业等生活问题，更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受害最深，因为他们的社经地位比信仰新教的美国主流族群来得低。

在2002年写作的《“ABC神学”──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基督教？》一文中，我曾指出：作为福音与民族文化之结合的基督教，使不同民族产生了不同的基督教派。如，早期教会有犹太人背景，东正教先有希腊文化、后有斯拉夫民族的背景，罗马公教有拉丁文化的背景，景教有叙利亚背景，科普特教会有埃及背景，所谓新教即宗教改革的核心动力则盛行于日耳曼人聚居的地区……圣公会显系英国国教，美国为移民国家，则教派最杂，也是异端与邪教最泛滥的地区；中国为列强的公共殖民地，是各国竞相传教的对象，再加上“本色化”的作用，故教会势力虽然不大但教派林立、彼此攻击的复杂程度，已是应有尽有，思想的混合、信仰的歧异似乎也在所难免。”

显然天主教国家的“不行”显然和教义的关系不大，而是和那些国家的人有关。例如，天主教的奥地利与天主教的菲律宾，哪有可比性呢？而天主教的奥地利与新教的德国、英国和北欧，却更多一些可比性。

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不会过于苛求教义系统了，也就不会对意识形态抱有过高的期待了。

诚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接受什么教义、意识形态，与这个民族、社会、国家的人有关，但是也与那些偶然的际遇不乏联系。例如战争的成败、地缘政治的条件、国际关系的偶然性……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都不如那些民族、社会、国家的人来得重要和持久。

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共产主义瓦解之后，东欧各国和苏联各国的命运就很不相同。这是因为东欧人和苏联人的质地，还是不太相同的。尽管东欧人里面也有一些是东正教国家，他们虽然比不上天主教国家，更比不上新教国家，但是比起前苏联各国的人，还是要强一点。

根据同样的道理，在美国，天主教徒之所以落后于新教徒，主要也不是基于“宗教原因”，而是基于更为深刻的“人的差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华人看来都是“白人”，但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异其实远远大于华人和倭人之间的差异。

我发现，“人的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体现在对于孩子的管束方面。

在纽约，黑人、南美洲人（多数是天主教徒）、华人很少在公共场合管束孩子，任凭其嬉闹追打甚至又哭又闹，如何管束，也很少用语言，而大多数用肢体动作。相比之下，更多的白人父母就会用语言告诉孩子不要无理取闹。

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也有类似差异。

在公共场合，日本的孩子很少无理取闹，而中国孩子无理取闹的频率却高得多。令人震惊的是，在会场一类严肃的地方，中国孩子也会跑进跑出，大人竟然不加阻止，结果使会议场所变成了游戏场所，这在日本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中国的父母会因为孩子之间冲突而反目成仇，这在日本是极为罕见的。

应该说，这是一种教养，与道德不一定有关。

正如我在《连环杀手的教养》（2012年2月19日）一文中指出过的，我在美国的观察发现：

1、在拥挤的公共交通工具里，白人（新移民、犹太人、拉丁裔除外）和其它族裔不同，他们能够从你身边穿过，而小心翼翼地正好不碰到你，有时距离只有一公分，但是竟然那么奇妙地通过，就是不碰到。而其它族裔就不同了，明明另外一侧还有空间，他们就偏偏要从你这里蹭过去，有时竟然还会踩你一脚，尤其华人，有时连个道歉都没有。其喜欢蹭人的程度，依序大概是新移民、华人、印度人、其它亚洲人、犹太人、拉丁裔、黑人。我想，这种小心翼翼地为别人保持空间的做法，在人际关系中造成了一种具有润滑效果的距离感，这大概还是由于教养和习俗而造成的自我克制，而不完全是一种“种族特性”。

2、与上述“成年人的自我克制”相应的是，在儿童身上也有类似的“自我克制”的行为体现。一般来说，在公共场合大哭大闹、撒泼打赖的小孩，白种的确实较少。而亚洲裔、拉丁裔、非洲裔的确实比较多。这可能也与他们家大人的教育方式有关，因为我在日本观察到，倭人的孩子公共场合大哭大闹、撒泼打赖的很少，其比例大大低于华人的孩子。尽管倭人和华人同被视为“东亚人种”。而且倭人儿童小小年纪就自己背个书包，跟着大人亦步亦趋；而华人的孩子都好几岁了，还要大人抱着或坐在推车里。这一点，美国黑人和南美人也很普遍。

说起来，好像天主教十分严厉，其实，那些主要由拉丁人构成的天主教国家恰恰是一些比较松散的、缺乏纪律约束的社会。

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不行？

这个才是答案。

天主教国家为什么表面上严厉，实际上却恰恰比较松散、缺乏纪律约束？

我惊奇地发现：天主教国家都是由西罗马帝国的旧有版图发展过来的；就像东正教国家大多脱胎于东罗马帝国的旧有版图；而新教国家大多原先就在罗马帝国的旧有版图之外！

天主教和罗马帝国的关系，主要不是“教义方面的”，而是“人的方面的”。具体说，罗马帝国塑造了一种类型的人，那就是“费拉民族”。

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用一种类似进化论的观念，把居住在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人民称为“原始民族”、“文化民族”、“费拉民族”〔Fellah type，即“后文化民族”〕。这被认为是他的一大创见，其中的“费拉”是指一种社会人类类型〔Fellah type〕，很接近现在人们所说的“后现代社会”。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下卷《对世界历史的透视》中，“费拉”的原意指“阿拉伯世界的农民”，衍生意义则是指所有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包括晚近的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臣民、以及从帝国时代延续下来的印度和中国的居民。例如，汉人就是一种典型的费拉类型〔Fellah type〕的人，而且也是形成于汉代帝国的。而最典型的费拉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费拉的典型特点，在我理解之下就是“农民式的狡猾、无原则”。

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不行？因为那都是欧洲的费拉居民组成的国家。意大利居民的不守规矩，很像中国居民的投机取巧。大脑金融危机的希腊等“欧猪”国家，都是脱胎于费拉民族的，这和天主教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和其民众的素质很有关系。其实，怂恿官员腐败的是民众。是民众的羡慕和嫉妒，怂恿了官员的腐败；如果民众不是羡慕和嫉妒，而是蔑视和惩罚了官员的腐败行为，官员就不会那么得意忘形地腐败了，至少也不敢那么公开地腐败了。

“砖头四国”（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国的英文首个字母连起来与英语单词的砖头也就是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砖头四国”）之所以能在全球化过程中“崛起”，其前提就是全球社会正在加速走向“费拉化”的过程。不论是以前的“文化民族”如“文明国家”，还是以前的“原始民族”如“野蛮国家”。

值得注意，“砖头四国”（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全是所谓的“费拉社会”：巴西来自天主教遗民，俄罗斯来自东正教遗民，印度来自莫卧儿帝国遗民，中国来自满清遗民。

“砖头四国”之所以能在全球化过程中“崛起”，其前提就是全球社会正在加速走向“费拉化”的过程。与此相应，这也是希腊等欧猪五国（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这五个欧债危机国家，其英文国名首个字母的组合“PIIGS”，类似英文的猪PIGS）加速沉沦的理由所在：这五个国家全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国家。现在，它们从原先就不甚匹配的“发达国家”的宝座上摔了下来。

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不行？

这才是答案。

（另起一页）

六十八章  天主教功罪，源于西罗马帝国毁灭

（一）

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天主教（后来经过“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也在其中）与东正教的区别，主要不是教义上的，而是来自一个基本的地缘政治因素：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东罗马帝国的延续。

由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天主教会得以实行政教分离；由于东罗马帝国的延续，东正教会不得不在政教合一的框架内服从皇帝的命令。

而惟有拒绝服从皇帝的命令，文明才能向纵深发展。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隋唐是类似于拜占庭帝国，在蛮族入侵下比较迅速地整合与统一了，结果过早地结束了一种新文明的创造活动。好在唐的藩镇割据、宋的多国分离，还让第二期中国文明得以继续发展，虽然不及西欧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拥有那么长期的空间，但还是比拜占廷帝国略胜一筹。不过旋踵而来元明清的大一统，还是扼杀了或曰过早摘取了唐宋的文明。

如果中国也有西欧式样的长期分裂，甚至有教皇国那样的文明奇迹（而不是宗教奇迹，因为这在宗教上可能反而是一个败笔）——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面目一定大大不同。

从世俗的角度看，教皇国既是天主教的长处，也是天主教的短处。作为长处，延续了欧洲文明的香火并扩张了欧洲文明的版图；作为短处，构成了罪业，并激发了宗教改革的血腥战争。

应该说，教皇国的理论始作俑者是五世纪的教父奥古斯丁，其著作《上帝的城》，由后世神学家发展为教权至上的学说，塑造西欧社会的政治发展长达一千五百余年。

显然，作为一个罗马人，奥古斯丁深刻反省了自己的罪恶，并从中体验到了罗马城的罪恶和罗马帝国的罪恶这双重的恶。他的解救方案是：教会的统治。尽管，这个“在地上建立天国的双城记”，明显违反了耶稣的教义“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但作为“妥协战略”，还是被西欧社会奉行了一千五百年。这说明了什么？生存在于真理？真理之道就是生存之路？

（二）

一般认为，天主教的核心问题是“教皇国”（拉丁语：Civitas Ecclesiae；意大利语：Stato Pontificio或Stato della Chiesa），其残余是梵蒂冈。

“教皇国”原在亚平宁半岛中部，是由罗马教皇统治的世俗领地。1861年，教皇国的绝大部分领土被并入撒丁王国，即后来的意大利王国。1870年罗马城也被并入意大利，教皇国领土退缩至梵蒂冈。教皇庇护十一世时期，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在1929年与教廷枢机主教加斯佩里签订拉特兰条约，罗马教廷正式承认教皇国灭亡。

教皇国本无正式国名，其常见的拉丁语（教皇国官方语言）名称是“Civitas Ecclesiae”，意即“隶属于教会的诸邦国”。教皇国并不是一个单一制国家，而是由许多昔日的独立或半独立城邦、小国和贵族领地构成的共同体。

在基督教的早期，教会处于非法状态，直至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期方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也是在此之后，由于罗马皇帝和贵族的捐赠，教会财产飞速增长。例如君士坦丁大帝将拉特兰宫赠给教会，这成为教会最早收到的一笔重大捐赠。除了房产之外，在意大利本土及罗马帝国各行省，捐赠给教会的地产和财富也不断增加。不过，教会是作为私人领主占有这些土地的，并不拥有这些赠土的主权。

教皇一词源于希腊文Паπаs，意为父亲。四世纪时基督教的所有主教都获得这一称号，而从五世纪起才为罗马主教所专有。罗马帝国迁都于君士坦丁堡以及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为了保卫罗马城以防御蛮族侵掠，这都提高了罗马主教（即教皇）的权力。

（三）

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在蛮族不断入侵下，于476年被东哥特人灭亡。西罗马灭亡后，其原有领土陷入无主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基督教会组织起来，在罗马主教的治理下，逐渐成为意大利中部地区事实上的世俗统治者。 教皇上升为政治势力属于六世纪末期的事。在拜占庭战胜东哥特王国（535—555年）以后，意大利又受到伦巴底人的入侵（开始于568年）。教皇格里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抵御伦巴底人的进攻，并使伦巴底人皈依天主教，此外还派遣四十名修士组成的布道团到英国传教。罗马主教就这样成了传播天主教和抵御外敌的首领。

教皇国的建立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结果，是为了填补西欧的政治真空而产生的。这不是偶然的。早在西罗马帝国还没有灭亡的五世纪初叶，拉丁教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354—430年），就在其著作《上帝的城》（City of God）描述了“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对立，并提出了“双城记”这一明显违反耶稣“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十八章36节）的妥协战略，要求教会去占领世俗领地。

七世纪至八世纪上半期意大利半岛存在三种势力：拜占庭、伦巴底和教皇势力国。拜占庭实行的是皇帝教权主义的政策，在宗教问题上由皇帝做出决定，要求罗马必须服从拜占庭皇帝规定的教义；但在伦巴底人入侵罗马时他又无力保护教皇。拜占庭的援助既然不能只靠，教皇就开始寻求外国（法兰克等）君主的保护。

从克洛维皈依天主教以来，法兰克历代国王都比信仰阿里乌斯派的其它“蛮族”国王更容易和教皇接近。七世纪末圣卜尼法斯等从英国到大陆传教，新建了一些主教区和修道院。因传教是在教皇主持下进行的，新的教会受罗马管辖。而圣卜尼法斯在高卢进行的教会改革，召开宗教会议所作出的决定，都得到法兰克统治者的支持和批准。正是法兰克统治者与教会的密切合作，才促使教皇们脱离君士坦丁堡而求助于法兰克人的保护。天主教势力在西欧的扩展及其自查理马特以来形成的政治实力，为建立统一的天主教世界铺平了道路。

公元六世纪后，教皇国的雏形开始出现，但是查士丁尼大帝治下的拜占廷帝国对意大利展开了一系列征服活动，破坏了教皇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后来伦巴底人将拜占廷势力逐出意大利，虽然此时的罗马主教（教皇）在名义上还要臣服于拜占廷皇帝，但是罗马教会的相对独立使得罗马主教有资本与君士坦丁堡主教和拜占廷皇帝相抗衡，罗马主教格里高利二世甚至开除了拜占廷皇帝利奥三世的教籍。

至公元七世纪，随着拜占廷帝国的衰落，罗马教会作为意大利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再度对拜占廷势力所不及的罗马城周围地区展开统治，并利用军事、外交甚至贿赂手段来抵抗伦巴底人的进攻。在罗马教会的努力下，伦巴底人停止南下进攻罗马，转而集中攻打亚平宁半岛北部以拉文纳城为核心的拜占廷总督辖区。不仅如此，728年伦巴底国王路易特普兰德还将拉丁地区的一些乡村和城镇捐献给罗马主教，这些土地被称为“Patrimonium Petri”，即“圣彼得的遗产”。和得自罗马帝国的地产不同，这些“封建地产”是拥有主权的；教会不再作为私人领主占有这些土地，而拥有这些赠土的主权，这就成为教皇国立国的基石。

751年，拜占庭在意大利的领土最终全部沦陷于伦巴底人之手。罗马地区此时已经发展为罗马公国，被彻底切断了和拜占庭帝国的联系。教皇司提反二世通过向法兰克人领袖“矮子”丕平靠拢，解除了伦巴底人的威胁。司提反采取了一系列向丕平示好的行动，包括批准后者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而自立为王。司提反还封丕平为罗马贵族。作为回报，丕平率军在754年进入意大利。在此后的两年中，他平定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许多地方。丕平两次率军进入意大利迫使伦巴底国王爱斯图夫投降，把夺自拜占庭的原拉文那总督区的地方交给教皇及其继任者进行统治。

于是，教皇国在756年正式出现。当时拜占庭代表曾要求收回这一失地而遭到丕平的拒绝。他说，他来意大利是“出于爱圣彼得，而不是出于爱拜占庭的皇帝之情”。丕平奉献的土地包括拉文纳的原拜占庭总督辖区，贝内文托公国的一部分，托斯卡纳，科西嘉，伦巴底，中意大利五城（Pentapolis）地区——里米尼（Rimini）、佩萨罗（Pesaro）、法诺（Fano）、西尼加利亚（Senigallia）和安科纳（Ancona），以及其它一些城市。丕平的献土扩大了教皇的统治区域，然而也带来一个法理上的问题：既然教皇所统治的领土是由法兰克帝国所赠，那么教皇在世俗政治中是否相应地成为法兰克皇帝的封建附庸呢？所以到了781年，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大帝宣布教皇为这些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四）

为了提高教皇国的威望，以及打消丕平的继承人日后利用这一献土行为来控制教廷的可能，罗马教廷在750年至850年之间造了一份被称为“君士坦丁献土”的文献（拉丁语：Constitutum Donatio Constantini；Constitutum domini Constantini imperatoris），宣布教皇国所拥有的土地是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奉献给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二世的。该文献说，君士坦丁大帝在西尔维斯特二世通过祈祷为其治好麻风病后接受了洗礼，并在受洗后的第四天就决定将帝国都城罗马捐赠给基督教会，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拜占廷营建新都。该文献还断言，君士坦丁大帝不仅向罗马主教捐赠了意大利中部地区，而且还捐献了整个罗马帝国的西半部领土，并授予教皇及其后任者对其进行世俗统治的权力。它承认教皇为教会首脑，皇帝被视为他的扈从。这当然也不是完全无中生有：丕平曾经出迎教皇司提反三世于庬迪翁，让教皇骑马，而自己则徒步以示崇敬；教皇则赐他以“罗马人贵族”头衔。

法兰克帝国的分裂，则从事实上解决了教皇国法律地位上的隐患。查理曼大帝死后，帝国在九世纪分裂为三部分。虽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以法兰克国王直系继承人自居的历代法国国王往往宣布自己为教廷的世俗保护者，甚至将教廷和教皇由罗马搬迁至阿维尼翁，但是在欧洲却不再有哪位皇帝或国王可以以法兰克帝国唯一继承者的身份对教皇国提出宗主权要求。

罗马教会和法兰克人的合作在公元800年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前，像东方的君士坦丁堡教会一样，罗马教皇和罗马教会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是从属于罗马帝国的唯一继承人即东罗马皇帝的。罗马大主教也就是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宗教事务代表，而罗马（东罗马、拜占庭）皇帝则是上帝在人间的罗马帝国的世俗事务代表。基督教会和人民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皇帝，即罗马皇帝。

不过，797年东罗马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六世被废，以及其母亲伊琳娜皇太后自立为罗马女皇（797年—802年在位），使得罗马教会有理由拒绝承认君士坦丁堡统治者的最高权威。罗马教会宣称，罗马皇帝的名义在希腊人（即拜占庭人）中已经不存在了，因此罗马教皇、所有的主教、法兰克元老院和罗马城的所有长老经过商议，决定把法兰克国王加冕为皇帝，使罗马帝国永远传承下去。这样，“神圣罗马帝国”就诞生了。

800年，教皇利奥三世将查理曼大帝加冕为“受上帝委托统治罗马帝国的伟大皇帝奥古斯都陛下”（Karolus Augustus a Deo coronatus magnus Imperator Romanum），神圣罗马帝国诞生（此时尚无“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名，至康拉德二世时始称“罗马帝国”，至腓特烈一世时，为了与“神圣罗马教会”的名称相抗衡，方始称“神圣罗马帝国”）。

罗马教会认为，将查理曼加冕为奥古斯都和罗马皇帝，并不是宣告西方基督教世界从此与东罗马帝国分庭抗礼。在他们看来，476年西罗马末帝被废黜，并不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是标志着罗马帝国的归一，东罗马帝国重新成为单一的、没有分裂的罗马帝国。查理曼加冕为奥古斯都和罗马皇帝，意味着罗马帝国的正统皇统，从“新罗马”——君士坦丁堡，重新返回老罗马城。但是，因为东罗马帝国的皇统并未就此中断，所以此后基督教世界出现了两个并立的最高统治者，一个在君士坦丁堡，一个在罗马。他们并不像过去的东西罗马帝国皇帝那样和平并立，而是彼此指责对方是僭越者，宣布自己是唯一真正而合法的基督教会和人民的领袖。从这一点来说，利奥三世通过为查理曼大帝加冕，使罗马教会（及其领地）摆脱了臣服于东罗马皇帝的从属地位。从此之后，罗马教皇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最高宗教领袖。不过，虽然800年的法兰克帝国御玺上写着“罗马帝国的再生”的字样，但是此后由罗马教会所加冕的历代神圣罗马皇帝不再像东罗马皇帝那样是基督教会的主宰，神圣罗马皇帝也不再像东罗马皇帝那样可以插手干预教会事务，更不能废黜罗马主教。相反，教皇可以干涉世俗事务，通过将皇帝革除教籍的方式插手政务，此外，在罗马教会所拥有的中意大利地区的土地上，教皇也成为不折不扣的世俗君王。

这种空前的霸权事业带来的空前的腐败，从十世纪起，教皇国的声望因一系列事件而下降。首先，从思齐三世至约翰十二世在位时期，罗马城贵族中的几个妇女通过成为教皇情妇而掌握了教廷大权，她们的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都被立为教皇（比如教皇思齐三世与其情妇玛尔西亚所生的儿子约翰十一世和孙子约翰十二世）。从903年到963年的这段时期因此被称为“淫妇专政”（Rule of the Harlots, or Saeculum Obscurum）时期。在这段时期里，教皇的政令只能在罗马城周边地区施行。其次，教皇国延续了伦巴底王国的封建体系，在教皇的领地上有许多伯爵和侯爵的封建采邑，他们都是几近独立状态的领主。

到十世纪中叶，日耳曼王奥托一世征服了北意大利的领土。教皇约翰十二世将其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作为回报，奥托颁布了“Diploma Ottonianum”（奥托法令），承诺维护教皇国的独立。虽然如此，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教皇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仍然时不时地发生摩擦。每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想将其权力施展到意大利时，就要和教廷及教皇国发生冲突。皇帝对教皇的控制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亨利三世于1046年赴意大利，废黜了反对他的教皇格里高利六世。德国人克莱孟二世被选为新教皇，并为亨利三世加冕。此后他又多次废立教皇。亨利三世一直掌握了对德意志境内各主教的任免权。

（五）

1073年4月21日，亚历山大二世去世，格历高里七世被选为教皇。教皇与神圣罗马皇帝之间的冲突，在他与亨利三世的继承人亨利四世之间延续。1076年，格历高里七世革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此后发生了有名的卡诺莎之辱。

霍亨斯陶芬王朝绝嗣后，神圣罗马皇帝不再随意插手教廷事务，教皇国与神圣罗马帝国进入相安无事的状态。到十四世纪初，教皇国像其它意大利邦国一样，已经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亚历山大三世和尤利乌斯二世这二位教皇统治时期，教皇国的领土再度获得大幅扩充，并成为意大利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但是，教皇对其大多数领地的统治仍是有名无实的，教皇国各个城邦的真正主宰仍是当地的王子、贵族。直至十六世纪的总价改革以后，教皇才得以直接统治教会名义下的所有地区。所以在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会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其实也是无法完全归咎于教皇的，那时教会世俗化的结果。那时的教会大力推进文艺复兴的事业，使得后来的新教徒十分不满。

从1305年到1378年，教廷迁到了法国西南的阿维尼翁，教皇成为法国国王的政治附庸。尽管如此，位于意大利的教皇国仍然是教皇名下的领地，而且阿维尼翁城及其周围地区也成了教皇国的一部分，直至法国大革命时期才重归法国。 

从严格意义来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国并不能被视为一个近代国家，而是若干个各自以教皇为最高领主的封建城邦或小国的松散组合。有些城邦拥有自己的次一级领主，有些城邦（比如罗马）则没有。大体来讲，教皇同这些小邦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其它西欧国家中封建国王与自由市之间的关系。由于没有世俗君主与之竞争，教会成为这些城邦的最高权威。

至文艺复兴时期，伦巴底和托斯卡纳地区的众多意大利城市已经脱离其主教和神圣罗马皇帝而独立，成为较强大的城市共和国，比如佛罗伦萨、比萨、锡耶纳、米兰和热那亚，这些国家的市民基础是安分的、勤奋的工匠，在他们之上有一个富裕的、从事商业的中产阶级，制造业和国际贸易使这些共和国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在教皇国，尤其是在罗马城里，缺乏这样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由于长期的荒废，教皇国的核心——罗马所在的坎佩尼亚地区——土地不能得以利用，物产贫瘠；罗马的位置不好，不利于经商；它也没有工业，没有什么可以生产的货物，也没有市民或中产阶级。公民被分为三个等级：军人阶级（包括古代贵族的残余）；僧侣阶级；以及下等阶级（主要是贫穷的平民）。第一个阶级分为若干党派，以几个大家族为其领袖。教皇是后两个阶级的领袖，但也往往是这几个大家族中的一员。直到十四世纪，教皇国的内部历史仍是这些党派间彼此斗争、以及贵族阶级与僧侣阶级之间此消彼长的权力斗争的历史。教皇虽然是西欧基督教地区的最高宗教领袖，但是在罗马城中，他不过是某一个得势的大家族的领袖而已。

当然，古罗马共和制的传统在教皇国依然存在。1337年，教皇本笃十二世从罗马市民手中接受了元老和大将的头衔，以及共和国执政官的称号。1347年，在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中，教皇公证员科拉·迪·里恩佐被任命为罗马城的保民官，他实行了一些改革，抑制贵族们的过分行为。

（六）

到十八世纪末，归于教皇名下的领土疆域达到了巅峰。这些土地包括拉丁姆（Latium，即今日的拉齐奥地区）、翁布里亚、马尔凯，向北囊括了拉文纳、费拉拉、波伦亚（博洛尼亚），直抵罗马涅地区。在南方，教皇在那不勒斯王国拥有两块飞地，即贝内文托和蓬特科沃。在法国，教皇拥有阿维尼翁城和罗纳河以东的领土（Comtat Venaissin）。

法国大革命给罗马教廷带来了极大的损失。1791年，教皇在法国的领地被法国吞并。1796年，法国军队侵入意大利时，教皇国的北方领土也被法国吞并，并成为内阿尔卑斯共和国的一部分。1798年，法军长驱直入教皇国腹地，攻占了罗马城，并成立了罗马共和国。教皇庇护六世被擒，并被野蛮地掳获到法国。

1800年，反法同盟与法国达成和议，第二次反法同盟解散。此后法国恢复了教皇国，庇护七世返回罗马。但是，1808年，法军再度进攻教皇国，并将其彻底灭亡。罗马城和教皇国的西半部被直接并入法国，东半部则并入以拿破仑为国王的意大利王国。

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教皇国被重建。此后的历任教皇在教皇国内推行了一系列保守政策。直至庇护九世时期，由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影响，教皇国方开始着手进行一些自由化改革。

拿破仑战争标志着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狂潮的兴起，意大利、德意志等族的民族意识被英、法等国唤醒，意大利人要求民族统一的呼声日高。但是，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意大利恢复了昔日四分五裂的局面，而且北部的伦巴底、威尼斯等地区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1848年，欧洲爆发自由主义革命，其首先发起地点为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而波及的国家几乎涵盖全欧洲，仅俄国、西班牙及北欧少数国家未受影响。1848年11月15日，教皇国司法大臣佩雷里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被暗杀，次日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游行，要求教皇国实行社会改革、指定民主政府以及对奥地利宣战。11月24日晚，教皇庇护九世化装为普通教士逃离罗马，前往两西西里王国避难。教廷主教卡洛·穆扎雷利（Carlo Emanuele Muzzarelli）组成了留守政府，随后颁布了一些自由化的新法令，教皇因此拒绝承认该政府，并在流亡地组建了新政府。

为了将教皇迎回罗马，罗马市长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前往教皇避难地加埃塔城堡，但教皇拒绝返回罗马。罗马城中首次出现了没有政府的情况，因此市民在1849年1月21日举行了首届自由选举，以组成制宪会议，年满二十一岁的男性都可以投票。2月8日，制宪会议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以三人执政委员会为元首，教皇仅保留宗教领袖的地位。罗马共和国的宪法宣布宗教自由，废除死刑，还取消重税、新增工作职位。意大利爱国者及军人朱塞佩·加里波底组织了一支名为“意大利军团”的志愿军，成为罗马共和国的武装部队。教皇向天主教国家求救，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于是联合奥地利出兵干涉。6月29日，法军进入罗马城。法奥军队此后继续追击加里波第军团，迫使加里波第率众前往圣马力诺避难，并将其军队解散。庇护九世在1850年4月重返罗马。法国军队驻扎在罗马城中，以保护教皇。

此役后，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既包括撒丁王国和萨伏伊王室为核心的君主主义者，也包括众多的共和主义者——将教皇国视为意大利统一的绊脚石。法皇拿破仑三世则将教皇国作为其插手干涉意大利事务的筹码，一方面支持撒丁王国统一意大利，一方面则继续扶植和保护教皇国政权。1859年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后，撒丁王国从奥地利手中收复了伦巴底地区，加里波第则在两西西里王国发动革命，推翻了波旁家族的君主。加里波第试图在南意大利建立共和国，但是撒丁王国请求法国出兵，将意大利南部纳入自己的版图。在得到法国的允许后，撒丁军队于1860年挥师南下，先在当地居民的配合下征服了教皇国东部三分之二的领土，随后进入两西西里王国。当年年底，这些被征服的领土都被撒丁王国正式吞并，统一的意大利王国正式诞生。此时教皇国仅剩下了以罗马城和拉齐奥地区为中心的三分之一领土。1861年3月，意大利王国宣布罗马为新首都。但是由于法国驻军的存在，意大利无法收复罗马城。

（七）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驻扎在罗马的法国军队撤回国内。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不必再顾忌法国的威胁，将教皇国纳入意大利版图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先帕特使向教皇庇护九世送去密信，并提出了一个窃贼式的解决方案：意大利军队以“保护教皇”的名义和平进驻罗马城。但是这个提议被教皇拒绝，因此意大利于1870年9月10日对教皇国宣战。意大利军队在9月11日偷偷摸摸越过边界，缓慢地向罗马城推进。进军速度非常缓慢，以等待外交协调解决的可能。虽然教皇国仅拥有一支为数甚微的军队，但庇护九世还是下令进行抵抗，以造成这样的法理事实，即教皇国是被意大利以武力入侵、而非和平接管所征服的。9月19日，意军包围了罗马城。1870年9月20日，经过三个小时的炮轰，意军在罗马城的奥利留城墙上轰塌了一个缺口，随后进入了罗马城，四十九名意大利士兵和十九名教皇国士兵在这场战役中丧生，教皇国沦陷。此后，经过“公民投票”，罗马城和拉齐奥地区并入意大利，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旋即从佛罗伦萨迁到了罗马。

在攻陷罗马城之前，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意大利王国曾经提议以台伯河为界，将河西“利奥城墙”以内的西半部罗马城保留给教皇，并允诺教廷可以在此城内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这个提议遭到庇护九世的拒绝。 

罗马城被意大利吞并后，教廷在罗马城以及意大利各地的地产、宫殿、庄园纷纷遭到抢劫没收，连教皇的正式宫殿——奎里纳尔宫也被抢走，成为意大利王宫。庇护九世退缩至梵蒂冈城堡内，并宣布自己为“梵蒂冈的囚徒”，以示对意大利强行吞并教皇国的抗议。在“梵蒂冈的囚徒”这段时间里，教皇将自己禁锢在梵蒂冈城堡内，其活动范围最远只达圣彼得大教堂广场入口，教皇也不再巡幸其主座教堂——位于罗马城另一端的圣约翰拉特兰教堂，以及罗马郊外的行宫。 

由于教皇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在许多国家派驻有外交使节，并作为一个国家得到各国的承认。意大利的共和主义者如加里波第等人建议进军梵蒂冈城，完全消灭掉教皇的世俗权力，但是这个提议在意大利国内没有被占优势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接受，梵蒂冈城继续保持了独立状态，而意大利也无法完全无视这一事实。庇护九世之后的历代教皇均敌视新的意大利王国，甚至不准信徒担任意大利王国的公职。 

“梵蒂冈囚徒”时期从1870年一直延续至1929年。此时意大利统一已有六十九年，教皇国沦陷也有五十九年，教廷对意大利的长期敌视和抵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1929年2月11日，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代表与意大利王国的法西斯代表在罗马的拉特兰宫签署了解决双方悬案的最终协议，即拉特兰条约。根据拉特兰条约的规定，教廷最终承认意大利的统一，以及罗马成为意大利首都。意大利王国承认教皇在梵蒂冈城堡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世俗统治权力，梵蒂冈城堡成为独立的梵蒂冈城国。此外，条约还规定了天主教及教会在意大利的政治地位，意大利王国对意大利统一战争期间没收的教会财产进行了最终赔偿。

“梵蒂冈城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小的主权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少的国家。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高地上，四面都与意大利接壤，是一个“国中国”。领土包括圣彼得广场、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宫和梵蒂冈博物馆等。国土大致呈三角形，除位于城东南的圣彼得广场外，国界以梵蒂冈古城墙为标志。梵蒂冈属亚热带地中海型气候。梵蒂冈城本身就是一件伟大的文化瑰宝，拥有许多世上重要的作品。虽然梵蒂冈在地理上是一个小国，但因天主教在全球庞大的信仰人口，使其在政治和文化等领域拥有着世界性的影响力。

从世俗的角度看，教皇国既是天主教的长处，也是天主教的短处。作为长处，延续了欧洲文明的香火并扩张了欧洲文明的版图；作为短处，构成了罪业，并激发了宗教改革的血腥战争。

应该说，教皇国的理论始作俑者是五世纪的教父奥古斯丁，其著作《上帝的城》，由后世神学家发展为教权至上的学说，塑造西欧社会的政治发展长达一千五百余年。

显然，作为一个罗马人，奥古斯丁深刻反省了自己的罪恶，并从中体验到了罗马城的罪恶和罗马帝国的罪恶这双重的恶。他的解救方案是：教会的统治。尽管，这个“在地上建立天国的双城记”，明显违反了耶稣的教义“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但作为“妥协战略”，还是被西欧社会奉行了一千五百年。这说明了什么？生存在于真理？真理之道就是生存之路？

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天主教（后来经过“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也在其中）与东正教的区别，主要不是教义上的，而是来自一个基本的地缘政治因素：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东罗马帝国的延续。

由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天主教会得以实行政教分离；由于东罗马帝国的延续，东正教会不得不在政教合一的框架内服从皇帝的命令。

而惟有拒绝服从皇帝的命令，文明才能向纵深发展。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隋唐是类似于拜占庭帝国，在蛮族入侵下比较迅速地整合与统一了，结果过早地结束了一种新文明的创造活动。好在唐的藩镇割据、宋的多国分离，还让第二期中国文明得以继续发展，虽然不及西欧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拥有那么长期的空间，但还是比拜占廷帝国略胜一筹。不过旋踵而来元明清的大一统，还是扼杀了或曰过早摘取了唐宋的文明。

如果中国也有西欧式样的长期分裂，甚至有教皇国那样的文明奇迹（而不是宗教奇迹，因为这在宗教上可能反而是一个败笔）——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面目一定大大不同。

天主教功罪，源于西罗马毁灭：梵蒂冈其实是西罗马帝国的一个幽灵，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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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章  天主教与偶像崇拜

（教皇来了，全城戒严）

2015年9月26日和27日的费城，让我想起了2001年“九一一”之后的纽约、1989年“六四”之后的北京，这是因为罗马教皇来了，全城戒严！

在费城的教皇，比在华盛顿的总书记更加脱离民众，因为他连被迫接触拦轿告状的冤民的机会也都没有了。

这是因为，整个中心区都被动物园里常用的那种铁网给牢牢地封锁住，周边的马路甚至出动了身穿迷彩服的野战部队和迷彩色的军用吉普车和大篷车，这是平时在城里里绝对见不到的景象。

整个城市，宛如战区！

在没有遭到封锁的地区，隔着很远，就有一些便衣人员神气活现地挥手让路人走远一点，绕道几条街而行，因为这是没有封锁的封锁地区，用人而不是用东西来封锁。

一些仰慕教皇的西班牙混血的南美洲人，只能坐在公园的草地上，观看一袭白装的教皇，在独立宫前的广场上，和一个个身穿黑衣的人们轮流握手。

教皇弥撒与独夫阅兵，其实异曲同工，都是特权阶级用来抬高自己的一种手段，这和宗教无关，也和政治无关，只和人性有关，是原罪的体现。

全面限制公共交通，人为制造了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的虚假盛况，这充分体现了深藏在人性之中的动物庄园。

天主教的偶像崇拜，以往集中在圣像、圣徒、圣物的争议之中，其实则还要广泛得多，那是人性的产物，人类天生就有偶像崇拜的倾向，就像“圣经十诫”中的其它九项，也都是人们喜欢干的事情。

最新的例子就是“教宗喝过的水 国会议员抢着喝”：报道指出，2015年9月24日教宗方济各在国会发表演讲的过程中，曾停下来小抿一口放在身旁的水。当演讲结束教宗走下讲台准备走向出口时，众多议员蜂拥至讲台，都希望能碰一下这杯水。但是也在其中的宾州民主党众议员布雷迪（Bob Brady）却手急眼快，走向演讲台拿走教宗刚才喝过水的杯子，然后将水杯带回办公室。布雷迪的办公室主任怀特（Stan White）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 News），“布雷迪议员信奉天主教，他十分崇敬教宗。”

布雷迪办公室确定，布雷迪在之后和妻子、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身为虔诚天主教徒的办公室助理分享饮用了部分教宗喝剩的水。

怀特表示，“布雷迪被教宗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他认为教宗提及的话题都是他最关心的，特别是关注穷人问题和环境问题。”

布雷迪计划将剩下的一点教宗喝剩的水洒给自己的孙子。

布雷迪新闻办公室表示，布雷迪代表费城十分期待教宗到访费城。他计划参加神圣的聚众活动和聆听周末教宗到访费城时的演讲。

……

怪不得费城全城戒严。

话说回来了，教皇喝剩下来的水，仿佛就成了圣水——这不是偶像崇拜是什么呢！

当然，这还是比某位美国教授在中国和毛泽东握手之后，几个月都不洗手逢人便握的笑话，要好一点。

因为教皇毕竟没有主席那么邪恶。而人性里的原罪都是喜闻乐见邪恶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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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章  牧师没有杀人，人因牧师而死

美国华盛顿州皮尔斯郡警方发言人日说，警方已于2009年12月1日凌晨将两天前枪杀四名警察的凶手击毙。

三十七岁的克雷门斯12月29日上午在西雅图附近一家咖啡店枪杀三名男警和一名女警后逃逸，警方接获线报于29日晚上彻夜包围他的姑妈家，对峙约十二小时后于30日清晨攻坚，凶嫌却不在屋内。

由于凶嫌杀四警后夺走其中一警的佩枪逃逸，极为危险，人心惶惶。警方出动特警小组，在西雅图南方的劳工社区及凶嫌可能藏匿处挨家挨户搜索，“一年之后”，2010年1月1日凌晨2时45分左右，一名巡逻警察在南肯永街发现路旁停着一辆车，引擎盖打开，引擎在转，同伴查电脑发现这是辆赃车，此时巡警看到有一人朝车走来，相貌很像通缉的杀警男，当即喝令该男站住举双手。但该男不听指令，转身就逃，巡警即开数枪将其击毙。验明正身后确定该男即杀警凶嫌。

警方表示，克雷门斯在29日杀警时腹部已中弹，从他身上找到的一把手枪，正是被杀四警之一的佩枪。克雷门斯前科累累，十七岁时因抢劫和窃盗罪被判刑九十五年，在服刑十一年后，于2000年获阿肯色州州长哈克比减刑出狱。他2004年再度因持枪抢劫入狱，同年又获释。最近还因性侵十二岁亲戚和攻击警察等罪名再次入狱，在犯下这次重大袭警案前六天才交保出狱。

这件案子已在美国引起政治风暴。克雷门斯出狱后一再犯罪，使当初为他减刑的哈克比成为众矢之的。曾参加2008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初选的哈克比是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热门人选，目前在福斯新闻台主持谈话节目。

前浸信会牧师哈克比自1996年担任州长的十年间，多次特赦罪犯或减刑，次数之多是他三位前任州长总和的两倍。他未对个别的特赦案多做说明，但牧师出身的他相信救赎，认为受刑人应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哈克比30日表示，他会为他曾为克雷门斯减刑负责，但是这位前任牧师却推卸自己的个人责任说：这件纵容罪犯导致恶性案件的事例“是司法制度的失败”。其实在一个没有偏见的人看来，美国司法制度的失败不是由于这一个罪犯滥杀警察，而是由于这个罪犯是被滥赦罪犯的前任牧师哈克比给放纵出来的。而这个哈克比竟然还要参选美国总统，并且还可能“遭到选上”的不幸命运。那就不仅是“美国司法制度的失败”，而且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失败”了。

在关于世俗与神圣的分界线上，耶稣基督早就说过了：“上帝的东西归上帝，恺撒的东西归恺撒”。这是何等奇妙的天启。相反，如果用上帝代替恺撒，正如用恺撒代替上帝一样，注定是不幸的。奥古斯丁的双城记，可以休矣。

2010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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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卷  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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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章  犹太人的复杂来源

（一）

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圣经》最后一次提到迦南人的时候，其说法具有深意：“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撒迦利亚书》十四章21节）我看到一个令人发省的问题是：《圣经》后来为什么不再提到主所敌视的迦南人？因为到了新约圣经时代，迦南人已经和犹太人完全混血；背叛主、杀害主的犹太人，也已经因双重原因而取代了迦南人的遭到咒诅的地位──一是和迦南人混血，二是拒绝福音、杀害救主。这不仅是我的看法，而且是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文本共同提供的。而且，三次罗马和迦太基战争（布匿战争）之后的迦太基人和腓尼基人，可能也都同化到了犹太人的群体之中，所以他们也就十分神秘地从历史上消失了！

《撒迦利亚书》之后的《玛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书，它开宗明义写道：“耶和华借玛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布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布，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藐视我名的祭司阿，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徒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烦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一章）上述所言，表明耶和华神作为宇宙的君王，已不再被认为是局限于以色列家的了。外邦人的光已经来到各族人民中间，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耶和华神已经不再对以色列人直接说话，而要通过玛拉基转告。为什么耶和华神对于以色列的爱已经是过去时的了？因为以色列人将污秽的食物献在耶和华神的坛上，且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这样可恶的话。

《新约圣经·加拉太书》说：“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她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作儿女，如同艾萨克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惟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第四章、第五章）其中的关键意思，是说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取得了选民地位，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而新约时代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已经丧失了原有的选民地位，就像旧约时代的迦南人一样。

而《使徒行传》记载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或作他既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第二章）

照此看来，以色列人、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邪恶、堕落、败坏。因为“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但即使如此，神还是网开一面。《罗马书》：“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布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十一章）这不是说神赏罚不明，相反是说神不会放过以色列全家，一定会动手“消除雅各布家的一切罪恶”。神“除去他们罪的时候”，也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时候。消除雅各布家的一切罪恶，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也许不体现为以色列人在肉体上的完全消灭，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体现为他们作为一个拒绝上帝新约的文化群体即将消灭，这体现为他们作为一个杀害基督的文化符号即将消失。“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区别：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其中一个支派是犹太人。犹太人被认为是信仰较为纯正的以色列人，但后来由于杀害耶稣基督而且拒绝悔改，而成为以色列人中间最为堕落的人。后来，犹太人就成为犹太教徒的代称。从此，“犹太人”就成了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为其救主的犹太教徒的同义语，因为所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都已经归入基督徒的行列，而不再是犹太教徒，因而也不被称为“犹太人”了。“犹太人”就是“基督徒”的对立面，是“敌基督者”的信徒。

（二）

关于“犹太人”问题，我想，主既然降卑为人，道成人身，总要生在一个人家，而这个人家不得不属于某个家族、某个地区，以致某个民族和某种文化传统……但这种区别重要吗？无论如何，犹太人是有罪的，和其它民族毫无区别；而耶稣基督（不仅是圣子“基督”，而且人子“耶稣”）则是没有罪的。不仅在神子的意义上无罪，而且在人子的意义上也是无罪的，因为圣子与人子的神人二性，在基督耶稣身上是全然合一的。

其实，耶稣基督在犹太人中间，正如他“生在马槽里”，是主降卑为人的情节。但主总不会因此就成了“马槽的居民”吧。因此我想如果有人特别强调主具有“犹太血缘联系”，就表明这人不论在信仰上还是在神学上，都是没有相信主是真正超越时空的。正如，我不会在意主是生在马槽中还是生在木匠家里，但我也绝对不会认为主是一个木匠。如果想起主的诞生，我会赞美上帝说：天父真的伟大，让基督降卑为人得如此彻底充分……让圣子如此卑微，作为人类的赎罪剂……就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预表的那样神奇。

在这种意义上，主到世间“先救犹太人”，正如他先救税吏、妓女等贱人一样，是对特殊人群的优先医治？普世的救主，不只是犹太人的救主，虽然他降生伯利恒的犹太人家中，那是出于他的怜悯，是他对特别弱势族群和特别病态社会的特别怜悯。而犹太人竟然因此而藐视主、虐待主并最终杀害主，可见了“乌龟也会凶残地咬人一口”。

关于“弃绝了上帝的犹太人”与“外邦人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加拉太书》这样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艾萨克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是怎样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女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第四章28─31节）圣子耶稣基督的血所立的新约，已经实现了器皿的转换：旧约中“以色列人”（艾萨克之子）与“阿拉伯人”（夏甲之子）的区别，已经由新约中“基督徒”（圣灵之子）与“犹太人”（血气之子）取代了。主的选民已是基督徒，他们注定承受主的基业。

犹太人指称耶稣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耶稣反驳他们有关“鬼附”的指称；但对“撒玛利亚人”的指称却不置一辞；不仅如此，耶稣还反称犹太人“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欢乐。”（约翰福音第八章48─59节）可见耶稣对于犹太人的弃绝程度。还有一个例子也值得深思：耶和华神为什么选择摩西这位没有施行过割礼的“假犹太人”去带领以色列人民去完成“出埃及”的壮举呢？同时却忍不住想要杀他：“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西坡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阳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郎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坡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郎了。”（《出埃及记》第四章24─26节）摩西在血统上也许是犹太人，但文化上却是十足的埃及人，他连希伯莱语都讲不好：“摩西对耶和华说，主阿，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出埃及记》四章10─12节）。但这种“边缘处境”，正是主耐着性子拣选摩西的重要原因？这是很大的奥秘。我们只能猜测，而无法知悉。

以色列人在埃及恩将仇报、在旷野中又一再背叛耶和华、在应许之地崇拜偶像……从这些劣行看来，这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刁民、奸徒、坏种。但主却爱他们并首先与他们立约。这与新约时代，耶稣基督首先救污秽的人、妓女、税吏，是出自同样的爱。正如为人父母者，对呆傻残疾的孩子，有一分特别的不舍与照顾。因此，我们应从主对犹太人的救恩历史，特别体悟主对我们所有人的爱，他对一再背弃他的犹太人都肯如此恩待，还会不爱我们这些普通人吗？

（三）

我读《申命记》二十八章，看到耶和华神预言，背弃圣约的犹太人必将遭遇弃绝的命运，其细节竟与纳粹德国驱逐犹太人的情况不谋而合，尤其最后64─68节的预言，最为突出：“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事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作奴婢，却无人买。”这段预言的出处，“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

《申命记》十三章9—10节记载耶和华神咒诅传扬别神的假先知必死，命令“总要杀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接下来的15─17节又命令说：对接受异教的犹太人的惩罚仪式，比种族灭绝还要彻底，因为连牲畜和所夺的财物，都必须销毁，城市也永为荒堆（滩）：“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粘你的手。”从神迹的角度看，纳粹的灭亡可能和用他们贪图犹太人的财物有关，因为纳粹没有按照《圣经》上的指示销毁赃物，而是占有了这些肮脏的东西，结果反而自取灭亡：“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怜恤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使你人数增多。”

正如旧约全书末了的《玛拉基书》开篇处所声明“耶和华借玛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这也是预言犹太人的命运：

（第一章）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布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布，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它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疆界之外，被尊为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是可畏的。”

（第二章）“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牲畜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常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先知玛拉基书是以色列人吗？为什么圣经要说耶和华“借”玛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呢？但无论如何，即使玛拉基是犹太人，耶和华借他传给以色列的默示，也表明了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态度：“你们（以色列人）要与粪一同除掉。”由此可见，所谓“外邦人的光”，并非使徒保罗，也非耶稣基督，而是耶和华神即天父自己。或者说，耶稣基督和使徒保罗都是天父的光。愿荣耀归于至上者，奉主来的，是值得称颂的。而对待“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的”，“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人，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撒迦利亚书》十三章3─5节）现代以来，假先知和他们的追随者“宗教学者”、“人文主义者”虚构了一个“保罗教”的恶名，企图分裂使徒与基督的关系；又断裂新约与旧约，企图全裂圣父与圣子的关系；最终的目的是诱惑我们沉沦──但按照《玛拉基书》的启示，这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摘自《仰望基督》Looking Up God）

（另起一页）

七十二章  上帝之母还是门徒之母

《浅论〈迦克顿信经〉中“上帝之母”一词的神学意义》一文指出：

《迦克顿信经》，制定于主后451年，是基督宗教关于基督论正统的准则。该信经极力维护基督单一位格的完整，全然强调基督神人二性的分别。它针对犹提干派的基督论——即认为基督只具有神性，人性被神性所盖过——清晰地提出：基督从神性而言，与父神同质，就其人性而言，与人类同质，其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存在于一位格内。

《迦克顿信经》就基督神人二性制定了正统的规范，并且显现出救恩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基督作为圣子既具备完全的神性也具备完全的人性。

《迦克顿信经》全文如下：

我们跟随圣教父，同心合意教人宣认同一位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他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按神性说，他与父同体，按人性说，他与我们同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按神性说，在万世之先，为父所生，按人性说，在挽近时日，为求拯救我们，由上帝之母，童女玛利亚所生；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独生的，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各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会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质之内，而并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却是同一位子，独生的，道上帝，主耶稣基督；正如众先知论到他自始所宣讲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所教训我们的，诸圣教父的信经所传给我们的。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神学术语：“上帝之母”（Theotokos/Mother of God）。对新教基督徒而言，这个词并不容易理解和接受。我在中文互联网上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即在介绍《迦克顿信经》时，有网页特意指出：基督教不接受“上帝之母”的说法，基督教版本的《迦克顿信经》中，“上帝之母”一词被改为“圣母”。

表明上看，这一改动维护了上帝作为万有之源自有永有的特性，但事实上，“上帝之母”一词具有深刻的神学含义，它维护着基督二性合一的教义。出于维护正统教义的目的，笔者为此浅论，以正视听。

在探讨这一神学术语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迦克顿信经》制定之前关于基督论的一系列神学争论进行一番回顾。

亚历山大的亚流认为：基督是受造的。在他的基督论教义中，基督的人性被确定，而神性减少；他的观点于325年在尼西亚被判为异端；

而与亚流相反的是阿波里那流的教训。他认为：基督虽然有一个身体，但这身体升华成为一个神圣的人的身体。由于阿波里那流认为要除去基督有罪的可能性，就要否定基督的人性，因此在他的基督论教义中，基督的神性被确定，而人性被否定；他的观点于381年在君士坦丁堡被判为异端；

在迦克顿信经制定前，就已经出现了一种现象：即教会越来越有敬拜玛利亚的趋势，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托利对此极力反对。在431年的以弗所会议上，他的对手亚历山大的西里尔即以“是否承认玛利亚应有‘上帝之母’的称谓”来审判聂斯托利的信仰。聂斯托利自然反对玛利亚是耶稣神性的母亲，他只承认她是耶稣这个人的母亲、玛利亚是耶稣人性的唯一来源，并且由此结论：基督具有两个不同的位格。因此，在以弗所会议上，他被判为异端，流放埃及——此后，他的追随者形成聂斯托利教派，活跃于近东及中亚，并传入中国，被称为景教。

在聂斯托利的教训中，反对在当时依然具有影响力的亚流主义，极力维护基督的神性，并且反对圣母崇拜，这本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根据他的教训，基督在人性中受苦时，其神性是没有参与其中的——表面上看，这是在维护基督的神性，即神不可能受苦、被人羞辱处死——但这一教训的危险在于把基督视为两个分裂的位格，虽然基督的二性均被肯定，但却是分裂的，就是并无关联的神和人，而这一教义的最终推演，则是否定了道成肉身的真意。

在与聂斯托利争论的过程中，为了维护基督只有一个位格的教义，最为反对他的犹提干针锋相对地提出基督一性说。犹提干认为基督只有一个神性，其人性被神性盖过，犹如一滴醋落在大海中消失一般。在他的教训中，神性被人性限制并调和，因此基督有一个混合的本性，既非人性，也非神性——根据这一教训，基督既非人，也非神。基督的二性均减少，并具有一种新的第三本性，这一立场使他的教训在451年于迦克顿被判为异端。

那么，前面罗列了这些异端观点，这与“上帝之母”一词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圣父与圣子的含义。三位一体中的圣父圣子，其“父子关系”并不是犹如人类的父子关系一样，一个生一个，而是在借用人伦术语来表明其位格关系。所谓“上帝之母”，这个词也是在表达一种位格关系，母亲和儿子都是位格关系，我们平时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同样是位格关系。

从人性本质来说，玛利亚和道成肉身的耶稣是母子关系；从神性本质来说，圣父和圣子是父子关系。既然圣子的位格是唯一的，而圣子又具有两个本质，所以，玛利亚和圣子的关系就是母子关系。圣子是上帝圣三的一个位格，玛利亚是圣子的母亲，而圣子就是上帝。因此，“上帝之母”一词完全成立。而如果说玛利亚仅仅是圣子肉身的母亲，就是分裂了基督的二性，仿佛她只是生出了只具备人性位格的耶稣，而后耶稣的神性位格才被圣父所赋予。但玛利亚并不是生下一个被上帝所居住的人，她生育的是接受了肉身的上帝的独生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文语境中的东正教对玛利亚的称呼“诞神女”更显得贴切）。玛利亚所生的圣子本身就已经具有不可分割的人神二性。基督的二性各有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能力，二性和各自的能力联合运作，并不分开，每一意志可以自由参与另一意志的运作。因此，成为肉身的道得了人的一切性质，却又不取消人性。

如果有人提出问题：玛利亚是上帝之母，那么玛利亚又从何而来？回答是：上帝从来就没有母亲，神性本质是单纯的，也不是从什么而生出的，反而是永恒不变、无始无终的。“上帝之母”这个词不是说玛利亚产生了神性，而是意味着玛利亚所生的圣子的人神二性不可分割。

迦克顿信经采用了“上帝之母”这个具有深刻含义的神学术语，并不是说神性本质有母亲、并不是说玛利亚能产生出一个神性本质，而是表明玛利亚与上帝圣子位格是母子关系，并且由此强调圣子位格是永恒之上帝的位格，在位格中有完整的神性本质。

因此，“上帝之母”一词的神学含义必然反对聂斯托利的二性分裂说，也必然反对犹提干的基督第三本性说。同样地，这一神学术语所蕴含的深意，也足以反对亚流所教训的基督受造说和阿波里那流否定基督人性的教训。有人说，否定“上帝之母”这个术语，看似维护上帝作为万有之源，其实是割裂了基督的二性在一个位格中“不能分开，不能离散”的教义。而如果仅仅认为玛利亚生出了一个不具备神性（而后神性才被赋予）的基督，那么这样的观点的危险在于，它将最终否定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

回顾宗教改革，虽然基督新教的主流教派拒绝圣母崇拜，但都接受《迦克顿信经》的“上帝之母”。“上帝之母”一词并不必然导致圣母崇拜，这本是普世教会共同的认知，而粗浅地谈起这个话题，乃是为要表明：信经中的任何一个专门的神学术语，都有其深刻的含义，历经若干年的神学讨论，被证明都是正确的；一种与某种错误观点截然对立的神学观点，并不一定就是符合真理的，任何的偏颇都有可能造成神学上的根本错误；信徒在面对难以理解的教义时，并没有理由去否定历代大公会议的决议，信徒不能根据自己是否能够理解而论断教义正确与否；在关乎信仰的方面，使徒说是就是，圣教父们说是就是，七次大公会议说是就是。若根据自己的理性来推翻传统，便是信仰上的狂妄。

仅针对部分新教基督徒拒绝接受《迦克顿信经》中“上帝之母”这一神学术语提出观点，并没有强调这一术语产生于哪个会议。说到“上帝之母”这一称呼，它在451年以后才出现，请看这里：在431年的以弗所会议上，他的对手亚历山大的西里尔即以“是否承认玛利亚应有‘上帝之母’的称谓”来审判聂斯托利的信仰。聂斯托利自然反对玛利亚是耶稣神性的母亲，他只承认她是耶稣这个人的母亲、玛利亚是耶稣人性的唯一来源，并且由此结论：基督具有两个不同的位格。因此，在以弗所会议上，他被判为异端，流放埃及——此后，他的追随者形成聂斯托利教派，活跃于近东及中亚，并传入中国，被称为景教。

……

有人指出：一切神学上的争论，都表明人类思辨和表达里面的局限和缺陷。“上帝之母”确实会引致“圣母”崇拜，但又寻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术语替代“上帝之母”。况且，“上帝之母”这个术语一定会引起“上帝之前还有一个存在”的误解。按楼主的解释，这些术语只能在少数神学家中间理解和使用，但“基督教”面对的却是最广大的“群众”。可怜的神学！苍白的神学！把神的启示变成了人的思辨。还是回到福音书去吧！

而在谢选骏看来，“上帝之母”是人的推理面对无限神秘的时候所发生的荒谬现象。如果回到福音书，那么“上帝之母”就成了“门徒之母”了，这不是耶稣亲口说的么——

《约翰福音》十九章说：“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她到自己家里去了。”耶稣的门徒，比耶稣老家的亲兄弟获得了更多的信托和更大的恩宠。

相形之下，有些“神学”术语，其实只是狡辩，到了群众那里，就不是术语，而是偶像了。因为群众会把“诗歌语言”理解为“日常语言”。可笑的是，波多黎各圣胡安西班牙要塞中的上帝之母都变成战神了。

相形之下，还是《尼西亚信经》比《迦克顿信经》好些：“道成肉身，为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尼西亚信经》全文：我等信独一之神，即全能之圣父，创造天地，及一切有形无形之万物之主。我等信独一之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之圣子，是圣父在万世之先所生，是从神所出之神，从光所出之光，从真神所出之真神，是生非造，是与圣父同体，万物皆借圣子而造；圣子为要拯救我等世人，从天降临，为圣灵感动之童贞女马利亚所生，成为人身，在本丢彼拉多手下，为我等钉十字架，被害而葬，照圣经之言，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圣父之右；将来复必有荣耀而降临，审判生人死人，其国无穷无尽。我等信圣灵即是主，是赐生命者，是从圣父、圣子所出，与圣父、圣子，同是当拜，当称颂者，众先知说预言，皆是被圣灵感动；我等信使徒所立独一圣而公之教会；我等信因为赦罪设立之独一洗礼；我等望死后复活，又望来世之永生。阿们。）

这就是诗歌语言的典范，艺术和宗教都属此列。

群众不是诗人，所以会趋向于崇拜偶像与崇拜明星。耶稣因此不得不对群众说比喻。但其实呢，如耶稣亲口所说的那样，“上帝之母”不过是门徒之母。或曰：“‘上帝之母’是‘相信上帝的门徒之母’。”

（另起一页）

七十三章  朱庇特交响曲颂扬了罗马的魔鬼

莫扎特《第39、40、41“朱庇特”交响曲》之介绍说：

《第39、40、41“朱庇特”交响曲》号称“莫扎特最后三部浑然天成的伟大交响曲作品，也是音乐史上古典时期最受人推崇，广受热爱的音乐巨作；是交响音乐史上的三座丰碑”。其中，充满诗情画意的《降E大调第30交响曲》是莫扎特青年时代的告别辞；凄楚动人的《G小调第40交响曲》则是他一生穷困潦倒的缩影，而充满戏剧性且又气势磅礴的《C大调第41“朱庇特”交响曲》是迎接未来的号角，是下一个世纪到来的先声，对于莫扎特音乐的爱好者来说，这三部作品是不可不听的。

沃尔夫冈·阿玛德乌斯·莫扎特（1756—1791年，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降E大调第39交响曲K.543 Symphony No.39 in E-Flat，K.543

　　01 第一乐章：柔板；快板 Ⅰ.Adagio;Allegro 9:00

　　02 第二乐章：稍快的行板 Ⅱ.Andante con moto 7:50

　　03 第三乐章：小步舞曲，小快板 Ⅲ.Menuetto:Allegretto 4:16

　　04 第四乐章：终曲，快板 Ⅳ.Finale:Allegro 4:08

G小调第40交响曲K.550 Symphony No.40 in G Minor，K.550

　　05 第一乐章：很快的快板 Ⅰ.Molto allegro 8:17

　　06 第二乐章：行板 Ⅱ.Andante 8:29

　　07 第三乐章：小步舞曲，小快板 Ⅲ.Menuetto:Allegretto 3:33

　　08 第四乐章：极快板 Ⅳ.Allegro assai 4:57

C大调第41“朱庇特”交响曲K.551 Symphony No.41 in C Major，K.551"Jupiter"

　　09 第一乐章：活泼的快板 Ⅰ.Allegro vivace 8:35

　　10 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 Ⅱ.Andante cantabile 8:42

　　11 第三乐章：小步舞曲，小快板 Ⅲ.Menuetto:Allegretto 5:21

　　12 第四乐章：很快的快板 Ⅳ.Molto allegro 6:14 

C大调第四十一交响曲，又名朱庇特交响曲，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最后的一部交响曲，作于1788年。这一年莫扎特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创作的三部最伟大的交响曲，也是作者最后的三部交响曲。分别是：6月26日完成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7月25日完成的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8月10日完成的C大调第四十一交响曲。

C大调第四十一交响曲是莫扎特三大交响曲的压轴之作，其规模宏大，壮丽灿烂，在他众多杰出的作品中，堪称为最优秀的器乐曲作品。在此部交响曲中已经看不到受海顿影响和家庭经济因素影响的成份（莫扎特写完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时，家庭的收入一落千丈，但他依然保持开朗的心情），它是莫扎特发挥其作曲特色的代表作品，表现了莫扎特晚年娴熟的作曲技巧。此曲还是均衡对照的典范。朱庇特是罗马神话中最高的创造神之名，把它作为此曲的别名是十分相称的，但这并非莫扎特本人订的名称，而是后人加上的。

《C大调第41号交响曲》，K551，是莫扎特创作的最后一首交响曲，相信完成于1788年8月10日。

这部交响曲又名《朱庇特交响乐》”（Jupiter Symphony），据莫扎特的小儿子所讲，该名是由伦敦著名的剧院经理约翰·彼得·萨洛蒙（Johann Peter Salomon）所取，认为此曲匹配以罗马主神之名为昵称。

但众所周知，罗马主神实际上就是魔鬼，这个交响曲竟然与魔鬼来命名，就像“泰坦尼克号”用魔鬼来命名一样，为当事人带来了明显的恶运。。

第四十一交响曲是莫扎特在1788年夏天，迅速完成的一组三部交响曲的最后一首，前两部分别是6月26日完成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和7月25日完成的第四十交响曲。目前尚未清楚，第四十一交响曲有否在莫扎特有生之年演奏过。根据奥托·埃里希·德意志 （Otto Erich Deutsch）的研究，这段时间莫扎特正在菲利浦·奥托 （Philipp Otto）在镜子胡同（Spiegelgasse）上开的赌场，举行一系列的“赌场音乐会”。莫扎特甚至寄了这系列音乐会的门票给他的朋友兼资助人，米卡埃尔·普赫贝格 （Michael Puchberg）。而我们今天无法断定，这些音乐会有否举行，或因观众没兴趣而取消。

全曲共四个乐章，典型古典主义交响曲的曲式：

1. 活泼的快板 （Allegro vivace）

2. 如歌的行板 （Andante cantabile）

3. 小步舞曲： 稍快板—三重奏 （Menuetto: Allegretto—Trio）

4. 相当快板 （Molto allegro）

该曲相当出人意表的特点是第四乐章结尾，代表五个主题的五声部赋格，而全乐章则充满有一个主题发展而来或数个主题合并而成的赋格，见于不同木管间的对奏，第四乐章的主题就是由这四个音组成：

 

第四乐章还有另外四个主题，以奏鸣曲的形式出现，而这五个动机在最后混合成赋格式的结尾，整章被誉为古典对位法的巅峰之作。英国乐评人约翰·格罗夫爵士 （Sir George Grove）在1906年的文章写道，“在这终章里，莫扎特隐含了自己所有科学知识，而隐瞒这知识的力量也是无人能及的，令这科学成为取悦人的音乐，如同我们今日学习到的。而现在他成就了更多。”而就整曲而言，他认为这部交响曲是 “法国大革命以前，世界最伟大的管弦乐作品。”

学者现在确定莫扎特曾经研究过，同样具赋格式结尾的，还有米高·海登 （Michael Haydn）的C大调第28交响曲。而查理·谢尔曼 （Charles Sherman）认为米高·海登的C大调第39交响曲，就在莫扎特的“参考”之列，莫扎特还“常常要求他父亲把海登最近写的赋格寄给他”！而米高·海登的第39交响曲，是在莫扎特完成第41交响曲前数周完成的，同样有一个赋格式的第四乐章。

看来莫扎特还是挺鬼的，不像后人想象得那么天真纯洁。但是这些都不能挽救他自己，与魔鬼结盟的结果，就是……

 

（另起一页）

七十四章  林肯总统认为他自己就是上帝

　

美联社2008年4月3日纽约电，苏富比拍卖公司表示，林肯总统1864年写给请求他解放“奴隶小孩”的一群小朋友的亲笔回信。从1861年至1865年，领导美国内战的林肯，收到大批民众写来的信，但只能偶尔亲自回信。他在1864年4月接到麻州小朋友一个简单的请求，这份陈情书写着：“儿童交给总统的陈情书：请阁下解放这个国家所有的奴隶小孩。”并附上一百九十五名男孩和女孩的签名。

据说林肯深受感动，并亲笔回信给从麻州康科德为这群儿童寄出陈情书的一名女子。林肯写道：“虽然我没有权力准许他们请求的一切，但我相信他们会记得上帝有能力，而且祂决心完成这件事。”在这里，林肯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甚至是以上帝的姿态在发号施令。林肯的这种态度让我们想起了一百多年后的小布什总统，他们两位都是共和党人。事实上，林肯在1864年根据战争需要签署了解放奴隶宣言，1865年所有的奴隶都获得解放。他自己用这种奇特的方式实现了上帝的决心。其实他是自说自话，冒充神意。

难怪这封具有希腊异教式的神明预言一般的封件，在2008年4月3日能以三百四十万美元的价格卖出，一名匿名的美国私人收藏家以电话标得。这创下了林肯手稿文件、美国总统手稿与美国手稿的最高纪录，此次拍卖打破先前林肯为一篇演讲、略述内战后重建策略的手稿以三百一十万元卖出的纪录，那个文件是由2002年在纽约佳士得公司脱手的。

林肯虽然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事实，但其“虽然我没有权力准许他们请求的一切，但我相信他们会记得上帝有能力，而且祂决心完成这件事”一语，说的却是另外一个意思。“上帝有能力”表达了林肯的虚假谦卑，但“祂决心完成这件事”却表达了林肯的真实傲慢，两者相加起来的效果就是，林肯隐喻他自己就是上帝，林肯认为他林肯自己决心完成的事就是上帝决心完成的事。林肯的这种傲慢，在宗教上是一种亵渎，在政治上是一种僭越，所以，其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1865年4月14日星期五晚上，在艰难困苦和重重危机中度过了四年残酷内战的林肯总统，终于在五天前迎来了南军将领罗伯特·李将军向北方格兰特将军投降的胜利消息，总统高度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兴致颇高地来到华盛顿的福特剧院看表演。10点15分，刺客潜入没有守卫的总统包厢，在距离林肯不到两英尺的后方，用一把大口径手枪向总统的头部开枪，林肯中弹后倒向前方。第二天凌晨，林肯总统去世。”

刺客布斯（JohnWilkesBooth，1838年5月10日—1865年4月26日）同情南部的邦联国家，对南北战争的结局甚为不满。他曾经筹划几个月来绑架林肯，好胁迫后者释放南方的战俘。但是在李将军于4月9日投降之后，布斯的计划失去了意义。他此后几天在华盛顿的约翰·迪利台球酒吧猛灌白兰地，借酒消愁。但是他的机会很快来了，布斯在4月14日听说，北部的联邦国家的总统林肯，当晚要到福特剧院看《美国堂兄》！于是布斯临时起意，要去刺杀林肯总统。

晚上10点之后，戏进入了第二幕第三场，布斯此时进入林肯的包厢，朝北部的联邦国家的总统的后脑举枪就射。他接着刺伤了一个试图抓住他的军官，纵身跃到十二英尺下的舞台上，还高喊：“这就是暴君的下场！南方的大仇已报！”“这就是暴君的下场！”这句拉丁语格言“Sicsemper tyrannis”是刺杀罗马独裁者恺撒的人们所说的格言，也是弗吉尼亚州的格言。布斯跳下来的时候，靴上的马刺钩住挂在林肯包厢外的美国国旗，被绊了一下，因此在舞台上跌断了左腿。但他还是迅速地一瘸一拐，从台上惊愕的演员面前奔过，跑到后台，又刺伤了前来拦阻的乐队指挥。他艰难地跑下楼梯，奔出剧场后门。

但是命运在利用完了布斯之后也没有放过他。在死前五天，受伤的布斯躺在波多马克河岸边的松林里大惑不解地写道，“我在此感到绝望”，“为什么布鲁图（刺杀罗马独裁者恺撒的刺客）和我一样，却受到歌颂？威廉·退尔（反抗暴政的瑞士民族英雄）和我一样，却成为英雄？我的行动比他们的更高尚……我有一个伟大的灵魂，不能像罪犯那样丧命。愿主不要让我遭受那样的命运，而是让我勇敢地去死！”4月26日，布斯临终前奄奄一息地说：“告诉妈妈，告诉妈妈，我是为祖国而死。”年仅二十七岁。

也许因为林肯的“出师告捷身先死”的奇特死亡，美国民间传说白宫闹鬼已久。白宫（White House） 位于宾西尼亚大道，其东厢二楼，有个以林肯命名的房间（Linclon Room），也是美国总统官邸中，唯一向前任总统致敬的房间，这里据说就是林肯鬼魂出现最多的地方。在这个壁纸和地毯原都是墨绿色的房间里，家具保持着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其中还有林肯夫人于1861年为装潢白宫而添购的一张紫檀大床，克林顿总统入主白宫之后，将它改作招待贵宾的客房。林肯生前，曾将这个房间用作他私人的办公室；在这里，他为南北战争担忧，并且签署了历史文件解放黑奴宣言。林肯最疼爱的儿子威廉，十一岁时发起莫名的高烧，最后死在这个房间里，林肯因此悲恸不已。 

林肯死后，就有传说他的鬼魂时常在此出没，还说白宫不少仆役守卫都发誓见过他的鬼魂：罗斯福总统也曾说过，他常在这房间的书桌旁工作到半夜，总感觉有人站在他背后，回头去看，却什么也没有。英国首相丘吉尔来访，也在这个房间惊鸿一瞥过林肯的身影。卡特总统夫人与其女友们，曾在房中玩占卜游戏而联络上了冥界的林肯。里根总统的爱犬也常对着林肯房门狂吠，却从不进入房间。克林顿总统的公关秘书马莎就说，在白宫工作的大多数人从不走近林肯房间。 还说包括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等总统都见过林肯的鬼魂。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2008年2月12日是林肯总统一百九十九岁的冥诞，现任总统布什10日在白宫在致词时开玩笑地说，他倒是从来没遇过自己的偶像林肯总统。

不论世人如何评价上面这些往事如烟的恩怨，如何揣摩这一切极度戏剧化的事件背后隐藏了什么奥秘——事实证明，不论总统具有多大权势，他都不是上帝。总统的信件不论如何价值连城，它都不是上帝的启示。总统和我们一样，都是尘土。“你从尘土中来，还回到尘土中去。”

附录

林肯一生的污点：曾想把黑人移出美国　 

书报文摘2008-04-30 08:58:36 

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了《解放奴隶宣言》，把黑人从残酷的奴隶制中解救出来。但鲜为人知的是，林肯一直致力于将黑人移出美国。有人说这是林肯辉煌一生中不能被抹去的污点。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把黑人送回非洲老家”，是当时美国人想解决黑人问题的主流思想。1861年3月林肯就任总统，正式将迁移黑人计划付诸实施。在当年的总统年度咨文中，他向国会提出迁移自由黑人的建议并且得到响应，国会拨款10万美元，后来增加到60万美元。 

把黑人送回非洲并不那么容易。毕竟非洲太遥远，耗资太大。尽管有国会支持，但纳税的白人不肯为黑人买单。美国断断续续的殖民活动难成大气候，原因莫不在此。据林肯估计整个迁移需要37年才能完成，巨额费用需要几代人来承担。于是，林肯又把目光投向附近的中美洲地区。为配合林肯的这一计划，寻找合适的殖民地点，国会开始了一系列外交斡旋活动，但计划真正得以实施的只有海地的一个小岛。政府曾与一个叫本纳德 ·科克的人签订协议，科克同意以每人50美元的价格迁移5000黑人到小岛上。但这一计划几经周折仍未成功，政府不得不于1864年接回岛上的黑人。 

林肯一直致力于将黑人移出美国。有人说这是林肯辉煌一生中不能被抹去的污点。

“总统似乎认为只要国会通过他的有偿解放计划，叛乱就可平息。”参议员布朗宁曾在日记中写道。但是，形势并未如林肯所愿，南方奴隶主根本不接受林肯的方案。所以，作为配套措施的林肯一厢情愿的迁移计划也无从实施了。 

既然南方不肯接受有偿释放奴隶的停战方案，为扭转战局，林肯于1862年9月22日发布了《解放奴隶宣言》，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所有叛乱各州的奴隶应被看做是自由人，可以应召参加联邦军队。南方各州的黑人奴隶纷纷逃到北方参加联邦军，为争取解放而战斗。就在被暗杀前的几个月，林肯还与本杰明·巴特勒将军谈起处理黑人的问题，林肯得知其不可行后，深表遗憾。  

 

（另起一页）

七十五章  老舍分不清圣诞节与感恩节

1980年代，谢选骏曾在北京的《光明日报》开过书评专栏，可见那时的光明日报还是有一定“水准”的。因此1989年民主运动时，《光明日报》的记者们蜂拥而出，上街游行，要求进一步的新闻自由：这是《光明日报》的最后闪光，但很快就被淹没在六四屠杀的血泊之中了。

果然，近年“市场化”以来，《光明日报》的质量，一落千丈。

例子之一，就是其作者与编者，竟然连圣诞节与感恩节也分不清楚了。本来嘛，圣诞节与感恩节都是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节日，中国人不知道也罢。而偏巧赶上了这个全球化时代，赶着鸭子上架，让弊端给暴露了出来。

其实分不清圣诞节与感恩节，本来不管光明日报的事，那是已故满人作家老舍的错误，可是光明日报偏要拉“舍”皮作大旗，结果被大旗绊倒，一起跌了下来……更气人的是，光明日报竟然把慈禧太后叫做“祖宗”。慈禧是你们满人的什么祖宗，但却不是中国人的祖宗。祖宗是不能乱认的。

……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原来——

“老舍先生”（舒庆春，1899－1966年，满洲正红旗人）的《正红旗下》，写的是晚清年间的事，其中涉及两个关系为舅甥的美国人。外甥在中国，为北京城里某福音堂的牧师，以布道传教为业；舅舅在美国，因为他拥有很多资产，所以相当牛×。很可能是，或可能将是国会议员之类的要人，这从他一张嘴就说“我们会出兵”的霸凌口气，是可以判断出来的。此人 “年轻的时候偷过人家的牲口，被人家削去了一只耳朵，所以逃到中国去，卖卖鸦片什么的，发了不小的财。发财回乡之后，亲友们，就是原来管他叫流氓的亲友们，不约而同地称他为中国通”。 

从此，“在他的面前，人们一致地避免说‘耳朵’这个词儿，并且都得到了启发——混到山穷水尽，便上中国去发财，不必考虑有一只，还是两只耳朵。（那时还在美国当牧师的他的外甥）生活相当困难，到圣诞节都不一定能够吃上一顿烤火鸡。舅舅指给他一条明路：‘该到中国去！在这儿，你连在圣诞节都吃不上烤火鸡；到那儿，你天天可以吃肥母鸡，大鸡蛋！在这儿，你永远雇不起仆人；到那儿，你可以起码用一男一女，两个仆人！去吧！’”于是，这位其实相当窝囊废的牛牧师，到了北京，居然神气活现起来。不但“有了自己独住的小房子，用上一男一女两个仆人；鸡和蛋是那么便宜”，而且“他差不多每三天就过一次圣诞节。他开始发胖。”于是，他跟他舅舅一样，这个渐渐胖起来的牧师，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通”。 

“中国通”的说法，由于总能勾起百多年来被列强侵略的阴暗记忆，不那么令人愉快，所以逐渐改称为“汉学家”。然而无论是“中国通”还是“汉学家”，其中有一些是流氓，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我每当看到这样一些“汉学家”，来到中国打秋风的时候，那副嘴脸，着实教人不敢恭维。尤其是我同行中的某些人，围绕着这些洋人时那副谄笑胁肩的仆欧相，更是不堪入目。这与老舍先生笔下的那个崇洋媚外的多老大，挟着一本《圣经》，成天跟着牛牧师装傻充愣、卖乖讨好一样，无非想得到几文赏赐，好到便宜坊买点卤肉杂碎，用干荷叶包了回家喝两口白干，他们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虽然，多老大的兄弟，一位正经人劝他： “老大！给咱们的祖宗留点脸吧，哪怕是一丁点儿呢！别再拿洋人吓唬人，那无耻！无耻！” 

（以上摘自李国文：《英国人巴克斯自称慈禧情人 遭本国史学家驳斥》http://culture.ifeng.com/3/detail_2012_11/16/19223707_0.shtml）

美国人圣诞节吃上一顿烤火鸡？

错了。

感恩节吃上一顿烤火鸡，才是美国生活的必需。

当然，美国人圣诞节也吃火鸡，但不一定是烤的，更不是什么“一顿”，而是作为菜肴之一。

“吃上一顿烤火鸡”，不是圣诞节的特色，而是美国特有的感恩节的特色。老舍瞎编故事，编派美国人和美国的牧师。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不错，老舍“从1924年的秋天到1929年的夏天，一直在伦敦住了五年”。但他没有去过美国，不该乱编美国故事，更不该把英国人占领美国失败而产生的无奈和怨恨，延伸到他的中文写作里。

文学创造虽然本来就是编造的，却讲究“细节的真实”，例如说，“圣诞节吃上一顿烤火鸡”，就失去了细节的真实；而“感恩节吃上一顿烤火鸡”，才保持了细节真实。在细节上失真，老舍不仅露出了“为匪宣传”、“仇美反美”的宣传干事的马脚了；而且可能让细心的密探找到他“诚心破坏”的证据了。老舍是“好心办坏事”，由于无知而把细节编错了，马屁不幸拍到了马脚上，难怪他后来遭到厌弃，被毛泽东这个湖南盲流，一脚踢进了“文革群众运动”的池塘里了。

老舍这个“留英学生”不知学的什么科目，好像只是在教中文、写小说。但他肯定没有学过英国殖民史：否则，描写美洲白人“感恩节吃上一顿烤火鸡”而不是”圣诞节吃上一顿烤火鸡”，才能更加有力地揭露殖民主义者的伪善：他们通过北美印第安人的救济才幸存下来，开始了“感恩节吃上一顿烤火鸡”的幸福生活，结果转脸就去屠杀印第安人……相反，“圣诞节”则是罗马人的传统，而不仅仅是美国殖民者的传统，对于“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而言，“圣诞节”并非最为有力的道具，感恩节才是呢。

老舍啊老舍，你功败垂成，没有圆满完成党的宣传任务。

《光明日报》啊《光明日报》，你没有能力补上作者李国文的漏洞，同样没有完成党的宣传任务。你们要是以后能像我这样指出老舍的失真问题，就算你们这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没有白活。

附录

英国人巴克斯自称慈禧情人 遭本国史学家驳斥

2012年11月16日

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通”与“汉学家” 

 

　　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写的是晚清年间的事，其中涉及两个关系为舅甥的美国人。外甥在中国，为北京城里某福音堂的牧师，以布道传教为业；舅舅在美国，因为他拥有很多资产，所以相当牛×。很可能是，或可能将是国会议员之类的要人，这从他一张嘴就说“我们会出兵”的霸凌口气，是可以判断出来的。此人 “年轻的时候偷过人家的牲口，被人家削去了一只耳朵，所以逃到中国去，卖卖鸦片什么的，发了不小的财。发财回乡之后，亲友们，就是原来管他叫流氓的亲友们，不约而同地称他为中国通”。 

　　从此，“在他的面前，人们一致地避免说‘耳朵’这个词儿，并且都得到了启发——混到山穷水尽，便上中国去发财，不必考虑有一只，还是两只耳朵。（那时还在美国当牧师的他的外甥）生活相当困难，到圣诞节都不一定能够吃上一顿烤火鸡。舅舅指给他一条明路：‘该到中国去！在这儿，你连在圣诞节都吃不上烤火鸡；到那儿，你天天可以吃肥母鸡，大鸡蛋！在这儿，你永远雇不起仆人；到那儿，你可以起码用一男一女，两个仆人！去吧！’”于是，这位其实相当窝囊废的牛牧师，到了北京，居然神气活现起来。不但“有了自己独住的小房子，用上一男一女两个仆人；鸡和蛋是那么便宜”，而且“他差不多每三天就过一次圣诞节。他开始发胖。”于是，他跟他舅舅一样，这个渐渐胖起来的牧师，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通”。 

　　“中国通”的说法，由于总能勾起百多年来被列强侵略的阴暗记忆，不那么令人愉快，所以逐渐改称为“汉学家”。然而无论是“中国通”还是“汉学家”，其中有一些是流氓，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我每当看到这样一些“汉学家”，来到中国打秋风的时候，那副嘴脸，着实教人不敢恭维。尤其是我同行中的某些人，围绕着这些洋人时那副谄笑胁肩的仆欧相，更是不堪入目。这与老舍先生笔下的那个崇洋媚外的多老大，挟着一本《圣经》，成天跟着牛牧师装傻充愣、卖乖讨好一样，无非想得到几文赏赐，好到便宜坊买点卤肉杂碎，用干荷叶包了回家喝两口白干，他们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虽然，多老大的兄弟，一位正经人劝他： “老大！给咱们的祖宗留点脸吧，哪怕是一丁点儿呢！别再拿洋人吓唬人，那无耻！无耻！” 

　　泔水缸里捞出瘪三 

　　大概在多老大尾随牛牧师混吃混喝的时候，一个名叫巴克斯的英国人，也出现在了北京城里。 

　　此人不是老舍先生笔下牛牧师那种虚构的文学人物，而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拥有男爵头衔的英国贵族。在他的家乡英格兰的约克郡，人们先称之为Sir（爵爷），然后才是他的名和姓，埃德蒙·巴克斯（或译白克浩司、拜克豪斯）。他生于公元1873年，死于公元1944年，在北京差不多生活了大半个世纪。 

　　这是一个极具侵略色彩的“中国通”和流氓意识的“汉学家”。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对于经历过八国联军和英法联军时代的北京人来说，那段屈辱的历史，那些曾经趁火打劫的“中国通”和为非作歹的“汉学家”，早就被扫进垃圾堆了。然而最近，巴克斯的一本名为《太后与我》的书，先在香港问世，后在台湾出版，接着，在我们这里，一些见利忘义的文化人，也将这个英国老瘪三从泔水缸里翻腾出来。可想而知，这本“睡”了慈禧太后的书，当红一时，译者和出版社赚了一个钵满盆满，连做梦也笑出声来。但是，如此指名道姓地糟蹋死去的人，为老外作伥，给祖宗刨坟掘墓，若按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点衡量，早早晚晚是要受到天谴的。然而这有什么办法呢！人一哈洋，必无心肝，所以慈禧躺着也会中枪。 

　　不过，细想起来，西方世界对付中国的手段、伎俩、把戏、招数，一蟹不如一蟹，不免可笑。从18世纪的炮舰政策，到19世纪的殖民蚕食，到20世纪的封锁扼杀，到21世纪的分化支解，如今竟然堕落到用这等手淫式的文学作品抹黑中国，借以宣扬西方优越的沙文主义，标榜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这大概也确是无计可施，才出此下策。如果鸦片战争中的英军统帅义律、巴夏里，或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之流，从地底下活转过来，看到他们的后人，居然下三滥到如此不堪的程度，恐怕又会气死过去。 

　　杜撰式新闻的祖师爷 

　　巴克斯之所以要到中国来撞撞运气，与老舍先生笔下的牛牧师之舅贩毒中国，倒有相似之处。牛牧师的舅舅因为偷牛在美国混不下去，巴克斯因为债务缠身在英国混不下去，两人走了同一条道。不过，牛牧师的舅舅因偷牛的缘故，被割去一只耳朵，而巴克斯欠债高达32000英镑，一抹脸宣布破产，就开熘到中国了。按18世纪英镑的金本位制，每一个英镑含纯金7.32238克计，那笔钱差不多可以买下3万头牛，然而他却屁毛无损，两只耳朵完好如初地在脑袋上呆着，出现于东交民巷原为淳亲王府的英国大使馆。

　　本来，巴克斯到中国来，走的是时任大清王朝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门路，希望能在这样一个肥得流油的衙门谋一份差使。不知是因他宣告破产的不良记录，还是他声色犬马的浪荡丑闻，不堪收留，考虑其精通中文这一点，赫德顺水推舟，将他荐举给英国驻华使馆。此时，适为戊戌变法的1898年，到了9月份，形势突变，住在颐和园里的老佛爷，一举扼杀光绪新政，下令逮捕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并在菜市口处死谭嗣同等六君子。而当时《泰晤士报》驻远东特派记者莫理循，偏偏在远离北京的外地旅行，于是，越俎代庖的巴克斯以莫理循之名，在《泰晤士报》发表了一连串的北京电讯，其中有许多真假莫辨的“第一手”新闻、胡编乱造的独家消息、扑朔迷离的宫闱内幕，以及无法证实的政变背景，一时间不但轰动英伦，欧美也为之侧目。70多年以后，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经过研究查实，郑重宣布，这一时期《泰晤士报》关于北京康梁维新以及随后的政变报道，“绝大多数是巴克斯出于维持生计需要而进行的杜撰”。 

　　文学允许虚构，不虚构哪来文学。新闻必须真实，不真实还能算是新闻吗？那就是造谣了。百多年来，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信口雌黄，扭曲真相；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煽动蛊惑，挑拨离间……看来，这是一脉相承，其来有自，祖师爷就是这位巴克斯男爵。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的结论，“杜撰”二字，正中造假作伪者的命门，不但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巴克斯，也使伪善的西方媒体露出本相。如果说，男爵先生的杜撰，是为了“维持生计需要”，至少还要编得让人信以为真，而系出同门的后续之辈，那些西方媒体的杜撰，为了西方世界的政治需要，迫不及待，明火直杖，铺天盖地，打上门来，要比巴克斯更为强势。 

　　“祝你不平安！祝天下不太平！” 

　　辛亥革命以后，《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被民国政府聘为政治顾问，与这个杜撰式代笔者没有继续合作下去，但接替他的另一位《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濮兰德，由上海转派北京。说是心有灵犀也好，说是一丘之貉也好，这两个吃着中国，啃着中国，还恨着中国，骂着中国的洋人，一拍即合，臭味契洽，一点就通，相见恨晚。很快，一本题名为《慈禧外传》，又叫《太后统治下的中国》的书，1910年出版。另一本《清室外记》，又名《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1914年出版。大清王朝刚刚断气，尸骨未寒之际，巴克斯的杜撰之作即应声而出，这阵势，这彩头，最敏锐，最深刻，最及时，首席中国政治观察家的身份能不稳操胜券地落入他的囊中吗？

　　尤其《慈禧外传》，由于拥有《景善日记》的“独家资料”，等于是“庚子事变”全过程的实录。此书不但展示清廷高层的内部斗争，更揭露帝后之间的矛盾决裂；尤其吸引眼球的是，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慈禧细节，几乎就是一本有关这位太后淫乱的性生活史。此书问世，立刻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出版后的最初一年，就再版重印了十多次。 

　　不过，民国初年的出版业者，比较谨守本业行规，虽然这是捞钱的好生意，却没有很快翻译出来，大赚一笔。正当大多数国人对此书懵懂不知之时，称得上既深知西方，更精通汉学的第一名人辜鸿铭，遂即对这本书表示出了“极大愤慨”。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卫士，辜鸿铭对于濮兰德和巴克斯及其《慈禧外传》的憎恨，首先出于他钦慕西方人士对于王室和国君荣誉那种与生俱来的珍惜和尊崇。”其实，这位天真的老夫子，哪里知道这些穿着燕尾服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即使不是野蛮人，至少也是与非洲的黑人，与美洲的印第安人，彼此彼此的低等人。辜老先生啊，殖民者视你为劣质民族，你还想从他那里获得最起码的尊敬吗？西方世界里，确有很多高尚人士，但也有更多不高尚的混账。 

　　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里，那个一只耳朵的美国人，是这样开导那个在北京传教的窝囊废外甥的：“在一个野蛮国家里，越闹乱子，对我们越有利！乱子闹大了，我们会出兵，你怕什么呢·问问你的上帝，是这样不是？告诉你句最有用的话：没有乱子，你也该制造一个两个的！你要躲开那儿吗？你算把牧师的气泄透了！祝你不平安！祝天下不太平！”依此类推，便知道濮兰德和巴克斯糟蹋慈禧，埋汰中国，不过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老把戏而已。

　　于是，风靡欧美的这本书，集丑恶淫乱于一身的慈禧形象，从此定格。后人对西太后的负面观感、不良印象，都是受到这两个“中国通”的《慈禧外传》影响。幸好，曾任慈禧女官的裕德龄，用英文着述的《清宫禁二年纪》问世，这让辜鸿铭松了口气，倍加赞赏之余，还为此写了一篇英文书评，发表在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国际评论》上。他说：“这部不讲究文学修饰、朴实无华的着作，在给予世人有关满人的真实情况方面（尤其是关于那刚刚故去的高贵的满族妇人情况方面）要远胜于其它任何一部名著。”最后这句话，显然是冲着那两位精于杜撰的“汉学家”而去。但这位享誉中外的大师，若是看到这个巴克斯接着写的第三本书《太后与我》，我想，老先生未必能这样平心静气了。 

　　至于那些“扭曲了理智”的西方媒体，从那以后，迄今为止，依旧本着那位一只耳朵的美国舅舅对他外甥的“开导”，加上巴克斯男爵的“杜撰”精神，妄自臆造着合乎他们口味的唯恐中国不乱的消息。 

　　查无原件的《景善日记》 

　　《慈禧外传》第十七章所引用的《景善日记》，被视为奇货可居的独家秘籍，其实是巴克斯闭门造车的“杜撰”。他的搭档，这本书的另一作者濮兰德，说他自己并没有看到过这本日记的中文原稿。濮兰德后来将英文手稿赠送大英博物馆，馆方循例要得到译文的中文原件，但不知是当时越洋电话不好打，还是巴克斯心中有鬼，濮兰德得到的回答是，原件早就被转手卖掉，后又说不慎落入炉中焚毁了。撒谎的人常犯的一个低级错误，就是欲盖弥彰，越描越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丁名楠断言：“《景善日记》是假的，白克浩司（即巴克斯）发现日记的整个过程也是假的。它不过是白克浩司为了蒙骗人们故意玩弄的花招而已。” 

　　第一，作为日记这种文体，除了类似博客或微博，是要给人看的之外，绝大部分日记，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私密性质。然而在这本日记中，看不到主人公一点点的有关私生活、内心活动、感情色彩、渴望追求的文字，更不用说不足为外人道的那些讳莫如深的内容了。 

　　第二，主人公景善为当时京城大把抓的普通官员，论理，有可能接触个把高官，但官卑职微的他，居然成为执政当局路路通的人物。从这本相当于在场新闻纪实的日记看，立场不同、观点不一的高官贵爵，不分派别地与他过从甚密，且事发始末，无不巨细悉言。在那个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里，这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第三，一个坐冷板凳的礼部右侍郎，或一说为内务府官员，绝非炙手可热的军机处章京可比。他不可能处于新闻发生的源头，更不可能介入政争的风口浪尖，尤其不可能侦听各方动态，打探内外消息，获知老佛爷喜怒，了解百姓反映。一个不上不下的旗籍官员，恪守本分，犹恐不及，哪有胆子卷入政治漩涡，惹是生非。我倒一直认为，这样“包打听”式的人物，正是当时巴克斯所扮演的角色。 

　　第四，最说不过去的是，这位进士出身的官员，在自己的日记里，起码要记下他四时八节、有感而发、应酬唱和、附庸风雅的诗词歌赋，这也是中国文人最爱表现的一点。哪怕一个狗屁官员，要是不会写两句诗，要是不会题两笔字，要是不会喝两壶酒，要是不能风花雪月两下子，在官场上能混得下去吗· 

　　百密一疏，巴克斯没有弥补这些漏洞。任何一个细节上的疏失，最后都会导致满盘皆输。 

　　求教授头衔而未遂 

　　如果说，巴克斯以莫理循的名义，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有关北京戊戌变法的文字，开始了他杜撰式写作的第一步；那么，庚子事变中，基本上算是一个文物大盗的巴克斯，所抢到的堆满好几间屋的物品，该是他在中国挖到的第一桶金。 

　　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以后，允许士兵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抢掠财产，镇压百姓，北京城顿成人间地狱。而在这伙成群结队、四处搜括的强盗队伍中，巴克斯也率领一彪人马，趁火打劫，浑水摸鱼。他所牵头的这支抢劫小分队，窜行于大街，游走于小巷，重点剽袭王公府邸和大臣私宅，用他的洋人面孔进行恫吓，用他的流利汉语实施诱骗。据他在回忆录中自供，就在那短短的几天里，他连唬带蒙，连抢带偷，搞到600多件青铜器，2万多卷珍版书籍，数百件名家书画。这是一个专家型偷盗者，他知道该偷什么，不该偷什么，他甚至以盗来的珠宝、玉器与联军士兵交换他们手中所抢得的具有文物价值的东西。 

　　这小子，那年只有27岁，已经抱负大大，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他的这些赃物，献给他的大不列颠王国，实现他衣锦荣归的梦想。 

　　1913年8月，基础奠定、本钱十足、名声响亮、底气充沛的巴克斯，开始向伦敦叫板。通过海运，他将重约8吨的收藏，包括27000件中文古旧手稿，以及书画卷轴、古版图书、青铜器之类的文物，运抵伦敦。这当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而更轰动的是，巴克斯宣布，他将全部藏品捐赠给他的母校牛津大学，以回报对他的培育。这批在中国搜括的东西，百分之百皆系赃物，充满了贼腥味，但受赠者牛津大学倒也没有嫌弃，欣然接受。不过，牛津大学也有其“牛筋”或“牛劲” 之处，就是不答应巴克斯提出的唯一交换条件，给予他教授头衔。东西，我要；教授，不给。首先，他在牛津没有修完学业；其次，他在汉学领域里没有权威着作。当一名普通的汉学家，可以，想当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没门！巴克斯退而求其次，看看是否可以得到一个名誉文学硕士的学位·主持校政的那些老朽，研究来研究去，最终也没一个结果。 

　　一气之下，他买了一张到天津大沽的船票，回到北京，在西城石驸马大街的一处院子里，过起了隐士生活，从此终老中国。 

　　“疯子的涂鸦”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巴克斯避难于奥地利驻华使馆，结识了瑞士人贺普利，贺普利建议他把一生经历写出来，于是，就有了这本《太后与我》。 

　　在这本书里，这个被人视为疯子加骗子的巴克斯，自称与不少名人保持过同性恋关系，其中包括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奥布里·比尔兹利、法国诗人保罗· 魏尔伦、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唯一的异性性交往者，为年过七旬的慈禧太后。在不堪入目的情色描写之外，还杜撰了大量的政治事件，似是而非，荒唐突梯，驴唇不对马嘴，比时下流行的“穿越小说”还要走火入魔。诸如大学士孙家鼐与邮传部尚书密谋将太后与作者“捉奸在床”，不果；醇亲王福晋（荣禄之女幼兰）指使御膳房厨师下砒霜毒死作者这个“奸夫”，未遂；载沣、奕劻、军机大臣毓朗、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策划废掉太后，迎光绪“归政”；慈禧获知密谋，即指派太监绞杀光绪，打算立溥伦为帝并处死袁世凯；随后，袁世凯在被召见时拔出手枪，“向太后连发三枪”…… 

　　你不能不佩服这老小子，真是亏他想得出来。一位名叫斯特林·西格雷夫的批评家说：“巴克斯对于这些和太后之间的荒唐性爱游戏的放肆铺张，以及关于他们之间遭遇战的荒诞不经的详细材料，使得他在精神彻底失常的极度兴奋的性幻想变得令人生厌。开始于几十年前的被视为机智、淘气的讽刺作品（伪装成了历史），如今退化为疯子的涂鸦。” 

　　那位最早指出巴克斯“杜撰”的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在《北京的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蔽生活》一书中，建议这本《太后与我》，应该把书名改为《巴克斯幻想的性生活：第一卷，在19世纪90年代的文学界和政界；第二卷，在慈禧太后的宫廷中》，更为贴切。 

　　连对巴克斯深信不疑的贺普利，在编辑整理这本书稿之后写的后记里，也不得不坦陈：“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因记忆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象成分，只能留待以后判断。”所以，他手里掌握的这份巴克斯的《太后与我》，在沉湎于性幻想中的男爵还活着的时候，没有张罗出版，甚至1944年巴克斯死掉以后，也没有为他出版此书的意思。他只是将亲手在打字机上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原稿，复印多份，分别寄存于英、美数间大学的图书馆。1973年，贺普利也去世了，这本《太后与我》，一直在图书馆束之高阁。 

　　冷落了大半个世纪的这本书，到了2011年，似乎有点一声令下的声势，先是英文版，后是繁体字版，接着简体字版，接踵而至，好不热闹。 

　　《太后与我》的出现，也许不过是一起某些人想发财而想疯了的偶发事件，也许并非反华政客们有谋略的刻意安排，但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文化骚扰、精神攻势，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的。试想一想，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多老大曾经说过“连咱们的皇上也怕洋人”的岁月，一去而不复返，那些有着种族偏见、殖民心态、白人至上观念、霸凌恶习的西方人士，怎么说也是不甘心，不顺心，不安心的。更何况面对自身难以排解的衰势，面对中国难以阻挡的崛起，那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失落感，挫折感，还有从心底泛上来的酸熘熘味道，在肺膈腑脏间梗阻着，当然不好受，不痛快，不开心。于是，就像唐人柳宗元寓言中那头最早运到贵州场坝上的毛驴，在没有完全技穷之前，再尥你两蹶子，恶心你一下，捣乱你一下，让你难以招架，让你穷于应付，是绝对有可能的。 

（作者李国文为“当代文坛著名作家”，曾获“中国文学各项大奖”） 

（另起一页）

七十六章  虚伪的不仅仅是感恩节

在中国大陆的“微信”上，流传着这样一篇文章：

[

《世界上最虚伪的节日——感恩节》

2015-11-26听雨创意工作室 微信号 rain81815 

功能介绍 自由职业联盟，收容不想上班，但是还想生活很好的有才华有情怀的！我是一只带着房子的慢慢爬行的蜗牛，随走随停，欣赏属于自己的风景。 

你心目中的感恩节是什么样子的？你要怎么去过感恩节？火鸡大餐？全家团聚？狂欢购物？温情脉脉而又别扭之极的感恩祝福信息群发？土生土长的国人突然被这么一个舶来的节日吓到，手足无措，惶惶不知怎么对待这个洋节；而先知知觉的商家已经蠢蠢欲动，卯足了劲，要制造一个中国的黑色星期五。一切都在顺利而美好的过渡中，似乎不久以后，感恩节也会变成国人一个像模像样的节日。

有人说在这一天，要感恩父母的养育，感恩师长的教诲，感恩爱人的奉献，感恩朋友的友谊，感恩……等等，让人觉得世界在这一天善良和单纯的像一座冰雕，单纯、透明而美丽。我已经看不下去了，觉得必须出来邪恶一把，破坏一下这个无限温馨美好节日气氛，因为这天总是忍不住会想起印弟安人。

美国、加拿大、埃及、希腊等国家都有感恩节，但是日期并不相同，我们通常所说的感恩节是指美国的感恩节，即每年11月第四个星期四。此感恩节的由来，估计大家也略有耳闻：

1620年，著名的“五月花”号船满载不堪忍受英国国内宗教迫害的清教徒102人到达美洲。1620年和1621年之交的冬天，他们遇到了难民送来了生活必需品，还特地派人教他们怎样狩猎、捕鱼和种植玉米、南瓜。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移民们终于获得了丰收，在欢庆丰收的日子，按照宗教传统习俗，移民规定了感谢上帝的日子，并决定为感谢印第安人的真诚帮助，邀请他们一同庆祝节日。1621年11月下旬的星期四，清教徒们和马萨索德带来的90名印第安人欢聚一堂，庆祝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感恩节。举行了篝火宴会和摔跤、跳舞等活动，并将猎获的火鸡制成美味佳肴盛情款待印第安人。此后感恩节传统流传下来，还传播到了加拿大 。（源自百度百科）

从百度百科粘贴下这段文字，让人感觉多么的和谐的画面啊！印度安人单纯善良，殖民者懂得进取感恩，这些是美洲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的历史见证。这个美好的节日在四百多年前建立后，数年传承，并于1879年成为美国法定的节假日。如果历史事实真是如此该有多好！那就确实是一个值得举国同庆、万民欢腾的日子。而打破这一副和谐画面的恰恰是事实本身：

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早就开始了，在美国被称为建国基础的新教徒们，刚到北美不久，就忘了最初艰难时期印第安人给予他们的友好帮助，制定了对印第安人头皮的悬赏制度。谁都知道，一块头皮根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高额悬赏头皮的唯一目的就是屠杀印第安人。也许“美国人”会说，那是在美国建国之前的事情，其罪恶不该怪到美国头上。那么，看看美国的《独立宣言》吧，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毫不掩饰地责怪英国兄弟对印第安人太好了，比对同样是白人的美国兄弟要“好”。

而美国陆军第一团从成立之日起，征剿印第安人就成为它的基本任务。美国联邦正规军队和民兵从事的这种残暴的屠杀和征剿，从1803年（正规军正式开始投入战斗是1811年）一直持续到1892年，差不多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源自百度百科）

8000万的美洲印第安人在残忍的杀戮和殖民者带来的天花等传染病中大规模死去，种族几近灭绝，文明全部覆灭，现在美国境内印第安人已不足二十万。而M国就是这样一边杀戮着印弟安人，一边庆祝着感恩印第安人的感恩节。有人说，他们是在感恩火鸡，我觉得有可能，一边吃着火鸡一边感恩它也没什么不对，印第安人和火鸡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是可以果腹，一个是可以提供土地。这一日，印第安原住民称感恩节为“国家民族清洗日”（英语：National Ethnic Cleaning Day）、“国家种族灭绝日”（英语：Genocide Day）或“全国默哀日”，原住民这一天要默哀的。（源自：张晓光 知乎）

如果排一排这个世界上最虚伪最作的节日，感恩节应该首当其冲。实在是想不明白这个节日是要庆祝什么？纪念钱第安人简单而愚蠢的善良？还是殖民者虚伪而矫情的温情？历史并不久远，也不难追寻，难道他们每次给孩子讲述节日由来时，不会有一丝丝不安？往事不可追，也不能用古人之错究今人之非，但是，用来大肆的庆祝总有些不妥吧？由其是其行为前恭后倨，丝毫经不起推敲的背信弃义，残忍无耻。他可以不顾及印第安人的感受，难道也不在乎世界人民的眼光？

很多人对自己要求总是很高，推人及已的说，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屈原噢！唉，这种理解能力也是醉了。屈原是被人民害死的吗？人们纪念是为了他的爱国爱民之心，是为这种气节精神世代传承，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警示统治者。虽然你吃粽子的时候不会想起屈原，但是故事完全经得起推敲。以打跑一只并不知道是否存在的怪兽来庆祝新年，也没有什么不妥，节日的起源多少总有点怪异，但却没有感恩节这般极力掩盖血腥味的虚伪，也没有毫无顾及的庆祝与狂欢。现在我还觉得，清明小长假一直不温不火，是国民之心未全被市场经济沦陷的一点安慰。

随便说一下，你知道古埃及的感恩节吗？他们是为了纪念收获的庄稼，在玉米收获时，他们常常假装哭泣而且悲痛欲绝，据说这是为了欺骗他们认为存在于玉米中的“精神”，他们害怕收割后仍在生长的玉米会使这种“精神”发怒。好吧，感恩节的虚伪传统由来以久，根深蒂固，难以根除了。

其实，不管感恩节由来为何，M国人如何虚伪，印第安人如何悲惨，总之都是大洋彼岸久远的事情，与我们并无多大关联。只是在感恩节收到各式的感恩信息，就无端的恐怖一下，你确定真要用感恩节的方式来感恩我？我们无怨无仇呵……管不了某国的狂欢，也管不了国人的跟风，但至少在这一天我是没必要虚伪的发一遍感恩短信的，并且巴巴的找只母鸡来代替火鸡，然后与只关心赚钱的商家配合一次购物狂欢。往事不可追，却也不能忘，头脑简单的去跟风未免可笑了。

与美国缘渊极深的英法等欧洲国家，并没有感恩节的传统，他们觉得与遥远的印第安人并无关联，所以也没有必要去庆祝一个所谓的感恩节。如果在感恩节那一天，冒昧的去祝他们“感恩节快乐！”是不礼貌的行为。欧洲都着急着与感恩节撇清关系，国人却汲汲的往上靠，还有学者提义做什么“中华感恩节”，过节放假当然欢迎，但是换个名行不？我们从古至今也与印第安人无干系的！

你真的要过感恩节吗？]

看完上述的雄文，我写了四句话：

恩将仇报是正道

天若有情天亦老

各国国庆皆如是

纸船明烛前门毛

确实的，一些人的庆典，往往就是另些人的灭顶之灾。而所有国家的“国庆”，都是建立在其它国家或民族的墓地之上的。而任何新政权，都会让旧政权血流成河——

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然后，千百万人头落了地。“追穷寇”的迫害运动长达几代人、索命数亿人。）

人生须知：虚伪的不仅仅是感恩节。

（另起一页）

七十七章  远藤周作的沉默与阴暗

（一）

图书广告的介绍说，远藤周作（えんどうしゅうさく，1923——1996年）生于东京。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其小说的显着特点是内容多涉及宗教，主要是基督教，例如《沉默》和《深深的河》这两部代表作，具有独特的神学思考和深沉的宗教情怀。

《沉默》主要通过主人公的叛教事件，展示“基督教本质的日本式解读”，《深深的河》则探讨一神教与多神教的融合问题。

《沉默》，是一个讲述西方的基督教和东方文化与信仰的冲突的故事：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政府的禁教令下，虔信的葡萄牙传教士罗德里格斯和朋友冒着生命危险，从澳门出发，飘洋过海到达长崎，在附近的村庄寻找自己的多年前前来这里传教的恩师费雷拉的下落。有传言说，信仰坚定，一直舍身为神工作而来东方传教的费雷拉，因不堪忍受穴吊之刑，故宣布弃教。这让罗德里格斯迷惑不解，因为，既然主耶稣曾为自己的信仰放弃了生命，虔诚坚韧的费雷拉又怎么会因为刑罚放弃自己的信仰呢？

在这个“禁教时代”，长崎海边村庄。葡萄牙耶稣会教士洛特-加龙省里哥偷渡日本，暗查恩师因遭受“穴吊”而弃教一事。在传教与寻访的艰难过程中，洛特·加龙省里哥经历了信仰与反叛、圣洁与背德、强权与卑微、受难与恐惧、坚贞与隐忍、挣扎与超脱等连绵冲突……

而最终，当罗德里格斯踏上日本这块东方的土地之后，从自己的亲身遭遇中，终于理解了恩师的作为。和自己的恩师一样，为了拯救几个教徒的生命，他自己也宣布弃教，从装有基督铜像的木板上踩过。

其实，如果耶稣基督用这种方式来拯救自己的团队，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基督教存在了。

（二）

远藤周作曾经是个小殖民者，他三岁时随家人加入殖民队伍、殖民中国大连，12岁时候接受天主教洗礼。进入庆应大学后，对天主教文学大感兴趣。1950年赴法留学。1955年以《白种人》一作获得芥川奖。主要小说有《黄种人》、《留学》、《沉默》、《死海畔》、《待》，论文有《神灵们与上帝》、《天主教作家问题》、《掘辰雄论》，还有不少研究圣经的著述。他是日本著名作家、日本信仰文学的先驱。其作品中渗透着对于生命、人生、社会、文化、历史的深刻思考和沉重拷问，在日本当代文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为战后第三新人派作家。

1923年，生于东京一个天主教家庭。其父服务于安田银行（今富士银行）；母系上野音乐学校（今东京艺术大学）小提琴科学生，与安藤幸（幸田露伴之妹）一同受教。1926年， 因父调职，举家迁往大连。昭和四年（七岁）入大连市的小学。1933年，父母离异，10岁的远藤随母返日，转入神户的小学。1934年，于复活节受天主教洗礼。1935年，小学毕业后入读私立滩中学（今为滩高中），对当时中学进行的军国主义教育极为不满，成了一名“劣等生”。1943年，重考三次均名落孙山，第四年考入庆应大学文学部预科，因违背父义，执意入文学部，父子关系断绝。1945年，战后转入该文学部法文科，在学期间他崇拜天主教作家的作品，并以天主教文学为中心，开始了文艺评论活动。1949年，大学毕业，次年作为战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生到法国里昂大学研究法国现代天主教文学。1953年2月，因病回国后，曾任上智大学讲师，为日本笔会会员。前期创作深受天主教思想影响。

1954年11月，在《三田文学》杂志发表处女作《至乐园》。1955年，短篇小说《白人》获第三十三届芥川奖。1958年，出席亚非作家会议。1966年3月，《沉默》出版，次年荣获第二届获谷崎润一郎奖。1977年，任芥川奖审查委员。1979年，《基督的诞生》获读卖文学奖，《q1an9与十字架》获日本艺术院奖。1987年，辞去芥川奖审查委员工作。1993年，《深河》由讲谈社出版，此时的远藤正在与病魔搏斗。次年《深河》获每日艺术奖。1996年，病逝于东京。临终前特别嘱咐亲人，死后将《沉默》与《深河》两书放入灵柩相伴。可见其自我迷恋的程度。

其长篇小说《海和毒药》（1957年）写太平洋战争期间九州岛F医科大学用美国俘虏作解剖实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短篇小说《架双拐的人》（1958年）写一个日本士兵在侵华战争中杀死了无辜的中国青年，由于悔恨而精神失常。

长篇小说《小小蓝葡萄》（1956年）、《湄南河的日本人》（1973年）等也涉及日本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三）

代表作长篇小说《沉默》（1966年）主要描述了1628至1857年江户幕府采取“踏像”的办法镇压基督教的暴政。幕府官吏令教徒从圣母玛利亚和基督的画像上踏过去，以示同基督教的决裂。当时来日本传教的神父，为拯救日本无辜信徒，自己脚踏了圣像，他坚定他说：“我就是为了让你们践踏，才来到这个世上的。我是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才背上十字架。”诡辩这种形式上的叛教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勇于献身的真正信仰。《沉默》因“深刻探讨”了东西方文化差异，出版后迅速被翻译成十三种语言译介到亚洲与欧美，引起专家、读者和媒体的如潮好评，被誉为“代表日本二十世纪文学高峰”。 

只是，如果耶稣基督用这种方式来拯救自己的团队，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基督教存在了。也就不存在远藤周作的文字游戏及其迎合倭人心理的获奖了。

所以我在1999年读了此书之后，觉得那是一种非常的阴暗。因为远藤周作的“基督教”明显是假的。正如圣经所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十五章19节）日本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只看今生的可怜虫？

如果耶稣基督用这种方式只看今生，哪里还会有福音存在和传播的基础呢？

远藤周作的《沉默》体现了日本基督徒的绝望与阴暗，难怪基督教在那样的国度毫无进展。因为他们丝毫不能领悟耶稣临死的时候对旁边同样临死的死刑犯人所说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因为此前那个犯人求主说：“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所以他立即就在乐园里了。

日本基督徒更加无法理解耶稣基督“十字七言”中的最后一句：“成了！”

流血的极乐，世界的征服，天上的战栗，那就是基督。

由此看来，远藤周作传播的不是基督的信息，而是魔鬼的信息。他的沉默与阴暗，难道就是“基督教本质的日本式解读”吗？

其“长篇集大成之作《深河》（1993年），也许更能诠释其《沉默》：表面上，作者“以悲天悯人的胸怀和宽广平和的心态思索信仰与爱，以当下的凡俗眼睛仰望苍穹：一群心性各异、信仰不同的人，身负各自的心灵重负，却在面向静静流淌的恒河之时，同时隐隐感受到了圣洁的光辉，寻找到了生命的真谛”……实际上，远藤周作在《深河》里，从他不伦不类的天主教，回到了其祖先倭人的多神教。

其实，对于这个世界里的异教徒，上帝可以通过任何途径斩杀他们。你看日本人斩尽了基督徒，最后不是吃了原子弹吗？德国人虽然穷凶极恶，但不知是否因为基督徒众多，则阴错阳差逃过了原子弹一劫。

上帝的神秘我们不懂。但我们懂得说：美哉，万军之耶和华。

（另起一页）

七十八章  《彼岸》的第一句话就是错的

老基督徒说，《彼岸》的第一句话就是错的：

“神州传播协会”（China Soul*Shen Zhou*）花钱拍摄的“大型系列专题片”《彼岸》（Beyond），在2010年开始发售。这是继《神州》之后，神州传播协会花费近两年时间精心制作又一力作。《彼岸》的总编导远志明牧师亲临首映礼现场幷分享信息，三天大会吸引近两千人次，自称反响热烈。

美中不足的是，花了大钱拍摄的东西却充满常识性的错误。例如，“大型系列专题片”《彼岸》（Beyond）的第一句话就是错的：“1848美国在加州发现金矿。”（http://www.youtube.com/watch·v=q_e7ce7S_ag&feature=related）

查一下历史记录，就能发现1848年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加州”，那时候的“上加利福尼亚”，也就是今天的“加州”，还没有加入美国联邦，更不是属于美国的一个州。

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完整的意思是指现在属于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和今天属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一同组成的太平洋东岸一片条形地域。这个名字被认为来自于一部16世纪西班牙文骑士传奇小说《骑士蒂朗》（Amadís de Gaula）中所描绘的一片传说名为“卡拉菲亚”的乐土。这部小说由马托雷尔·加尔巴（Garci Rodríguez de Montalvo）所撰写。书中的“卡拉菲亚”与世隔绝，遍地黄金，到处都是居住在洞穴里热爱自由的亚马逊人和古怪的野兽。

有人也提出，“加利福尼亚”一词可能来源于北美南部炎热的地区。进入加利福尼亚的早期西班牙探险者形容这片地区“热得像个烤炉”（cali→hot，“热”；fornus→forno→“oven”，结尾加ia来表示一个地方）或“是个石灰烤炉”（cal→lime，“石灰”），西班牙语经常这样使用拉丁词根来构造新词。因此“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可能出自西班牙语“caliente fornalia”，“热火炉”的意思；或来源于“calida fornax”，拉丁语“炎热的气候”之意。此外还有来自当地语言“高高的山脉”等其它说法。另外，别名“金州”（Golden State）常使人以为源自19世纪中叶淘金潮。事实上，那是来自此州中部山丘的春草于秋天枯萎时，从远方看来有如遍地金色而得名。

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时期，著名的英国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占领了新西班牙和新墨西哥北部所有的土地，使之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虽然早在17世纪英国人的殖民地已经是“从大海到大海”，但英国人对北美西岸的土地并没有多少兴趣。到18世纪末，西班牙传教士逐渐开始在西属加利福尼亚北部广大土地上建立起定居点。当墨西哥从西班牙独立后，这些传教士定居点也成了墨西哥政府的财产，但是很快又被遗弃。

西班牙帝国在北美洲西北部的领土被命名为“加利福尼亚省”。1847年的美墨战争后，这片领土由美国和墨西哥分治。墨西哥所得到的那部分领土后来成了下加利福尼亚省（Baja California）。而美国所获得的上加利福尼亚则在1850年9月9日正式加入联邦，成为第31个州，这才有了加利福尼亚州。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加州内部关于是加入北方军还是南方军发生分歧，虽然最终加州支持北方军，但是很多加州人依然参加了南方志愿军。

1870年代第一条贯穿美国的铁路的开通将太平洋沿岸的人们与美国其它地方连接起来。加州当地人也逐渐发现，加州的气候十分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特别是橘子。直到今天加州的农业产量依然丰富。

1900至1965年间，加州人口从不到100万人发展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州。1965年至今，人口成分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加州是全球人口最多样化的一个地区。加州居民在政治上倾向自由。加州是美国的科技和文化中心，世界影视中心，以及美国农业大州。

但所有这些，都是后来的发展了。1848年的时候，还没有“加州”。

如果“大型系列专题片”《彼岸》（Beyond）能够避免上述的常识性错误，它就会变得更为可信。希望“神州传播协会”（China Soul*Shen Zhou*）同工们更认真一点，更有敬业的精神。

2010年11月22日

（另起一页）

七十九章  耶稣基督不是犹太人

（一）

从属灵的意义说，耶稣基督不是犹太人：

耶稣基督首先是作为道成的人身，而不是首先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作为大卫的后裔、更不是作为犹太教徒和犹太人，来到世间的。其证据，首先不是来自《新约圣经》如《约翰福音》的开头处，而是来自《旧约箴言》第八章：“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虽是借“智慧”说话，但毕竟这个智慧是有位格的，他有人性但不是犹太性。何况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自称人子，而不自称犹太人；“犹太人”这个词在《福音书》中更多是作为一个反面角色被使用的。

再思考一下：在圣经中的“以色列”、“以色列家”──那更多是指信仰属性而非血缘属性；选民是立约的结果，而非自然的创造。《马太福音》因此记载耶稣基督说，大卫曾经称基督为主，所以基督自己不可能是大卫的子孙（二十二章）。在十六章，耶稣基督又称赞西门彼得领会了天父上帝的指示，承认耶稣就是那奉主名来的基督。在十二章中，耶稣基督更自我宣告“比殿更大”，是“安息日的主”。……他虽然准备救犹太人，但从未自称过犹太人。

即使仅仅依据旧约圣经，耶稣也完全有根据对犹太人说，“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约翰福音》第八章54节）这当然就是说耶稣的天父就是圣经记载的耶和华神。然而犹太人完全无视耶稣紧接下来说的话：“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同上55节）事实上，犹太人已经因为说谎而抛弃神，转而崇拜魔鬼，成为魔鬼的子孙了：“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同上43—44节）

尤其耶稣基督对犹太人明确指出，“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约翰福音》第八章56节）这表明，耶稣与亚伯拉罕自觉仰望的耶和华神，具有相同的性质，亚伯拉罕仰望耶和华，等于仰望圣子耶稣；大卫求告耶和华，等于求告圣子耶稣。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6节））

“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第十章30节）的宣告，说明圣子耶稣不同于一切天子神子的特殊位格。“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约翰福音》第八章5节）说明耶稣并非周文王那样偶然降生的天子，而是亘古不变的灵体。是“子神”（相对于“父神”），而不仅仅是“神子”──因为神可以有各种形态的“子”（如我们也可以是上帝的儿女），但是只有一位独生的“圣子”。

圣父、圣子、圣灵就是“父神”、“子神”、“灵神”。即，以父的位格与本质出现的独一全智的神。以子的位格与形象出现的独一全爱的神。以灵的位格与象征出现的独一全能的神。

通过圣经的启示，我知道新约的基督并不等于旧约的弥赛亚，正如耶稣所启示的，基督不是犹太人：基督不是大卫的子孙，而且早在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他：

1，“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马太福音》二十二章41—46节）

2，“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翰福音》第八章54—58节）

在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的耶稣，怎么可能是一个犹太人呢？

现在，我们可以多少知道一些了：“耶稣―基督”是不可分离的，只承认以致尊爱耶稣的人性之美而不承认耶稣具有基督的救赎神性的，依然是敌基督者，最多只是“信他的犹太人”。而唯独承认耶稣的子神位格，并相信他的受难是通往复活、迎接最终救赎及主再来的最后审判──才是“不敌挡基督的”：“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各人。（有古卷在此有凡祭物必用盐腌）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马可福音》第九章38—50节）

在接受主耶稣以前，我也像“信他的犹太人一样”，承认耶稣的伟大但不承认他是圣子。于是我像敌基督者一样，没有平安；但我却执迷不悟，以为是那“上帝的考验”。直到主耶稣通过十字架向我显现后，我相信十字架是圣子耶稣的标记，而不是任何其它圣灵的象征，我才逐步悔悟，直至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感谢神，如此指引我，从此给我无限的平安。阿们。其实，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区别，仅仅在于两者与上帝的关系不同。而人与上帝的关系，并非基于血缘，而是基于“圣经之约”。这里的人应该包括犹太人但不仅包括犹太人。这一点从旧约看，和从新约看，是同样清楚的。所谓“律法书”本来就是“神人之约”，在先前，“律法书”奠定了犹太人与上帝关系的基础；但是最终，“律法书”颠覆了犹太人与上帝关系的基础──因为犹太人自己在背离“律法书”，并在耶稣基督来到以后顽固地拒绝福音的新约，使得犹太人自己沦为血气之子。

“不信派”误断《约翰福音》是“保罗思想”，所以称“外邦人的光”为保罗，我读过他们的著作，所以知道他们以历史文化考古学为突破口，来“阐释”“福音的起源”、“神的演变”，这派在美国这个半犹太化的异端大体营里是特别的昌盛和猖獗。但其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世记》第一章3节）这光就耶稣基督。“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箴言》第八章22－23节）这就是圣子，独一的基督、首生的耶稣。如此看来，“外邦人的光”当是耶稣基督。既然至上者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光，也就是我们人所能见到的耶和华神，也就是天父。他明言人不能直接见他，所以摩西和以色列众民都只能望其项背，只能看见无限的荣光。使徒则是耶稣所说的照在人前的“灯光”，作盐作光的光，也是从父子圣灵折射而来的，愿圣子耶稣基督怜悯我们的所思。

（二）

从属世的意义说，耶稣基督不是犹太人：

第一：

犹太人称耶稣基督为撒玛利亚人，这在新约上有明确记载。

《约翰福音》第八章上有明确的对话：

“犹太人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在这里，耶稣说自己“不是鬼附着的”，却不说自己不是撒玛利亚人，这个沉默证明这话“岂不正对吗”？

第二：

耶稣特别表扬过撒玛利亚人，借此批评犹太的文士和法赛人，这在新约上也有明确记载——

“Luk 10:25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Luk 10:26 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

Luk 10:27 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Luk 10:28 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Luk 10:29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Luk 10:30 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

Luk 10:31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Luk 10:32 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Luk 10:33 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Luk 10:34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Luk 10:35 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Luk 10:36 你想这三个人，那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Luk 10:37 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在这里，耶稣不仅表扬了撒玛利亚人，还批判了最高等级的犹太人。这岂不正对吗？

第三、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只有犹大是犹太人，其余十一个和耶稣一样，都是加利利人。而出卖耶稣的，就是这个纯粹的犹太人！这不是一个巧合。这也许就是上帝已经更换选民的标记，是把以色列人的权利，恩赐给了基督徒。从此，外邦人的救恩来临了。福音要离开犹太人，转向神的儿女。人称保罗为“外邦人的使徒”，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在《以赛亚书》中外邦人的救恩已经被宣布了，而耶稣基督召选的门徒，更是指明了这个方向。还有，教会的主流多把“因信称义”归于保罗，其实主召选亚伯拉罕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典范。亚伯拉罕不是挪亚那样的义人，他是没有资格凭行为称义的。再者亚伯拉罕被召选是也没有记载他已经信了主，他只是后来跟从主的，而因为他始终不渝的跟从，得称为义。因此说，不是我们拣选了主，而是主拣选了我们。主拣选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工作，而是凭他的恩典。

（三）

犹太人、加利利人、撒玛利亚人不是一个概念：

Act 1:4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Act 1:5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Act 1:6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阿，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Act 1:7 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Act 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Act 1:9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

Act 1:10 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

Act 1:11 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

Act 9:31 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代表着对待耶稣基督的不同态度。而最终背弃了耶稣基督的，才是真正的犹太人。

有一个影片《鸽子》，叙述犹太老归被害是因走私武器，但她的亲属及犹太人邻居却坚持说是反犹势力干的，这其实犯了伪证罪。而为了证明他们的伪证，又不惜采取其它犯罪手段来栽赃陷害，甚至要挟警察一同作伪。……这多么像犹太人在新旧约时代的表现啊。彼拉多就像那位美国警察，在犹太人的胁迫下签署了耶稣的判决。从十诫上禁止作伪证的情形看，伪证在犹太人中大概是特别盛行的，而在福音书中，明确记载那个犹太人大祭司本人带头作伪证的。犹太人阴谋集团是何等猖獗啊。

上帝当年召选流浪的希伯莱人，正如耶稣基督降节为人首先救赎罪大恶极的妓女税吏一样，是特别的恩典。也正如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是上帝用不好的环境来反衬他的大能。但希伯莱人一旦停止流浪，就开始偷偷摸摸地干坏事，拜偶像，危害邻人，从而背叛了上帝的恩典。永远流亡直到世界的末了，大约就是他们背叛主的工价吧？

有的犹太人自吹其流浪的意义，即《希伯莱书》说的“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十一章15─16节）。可惜这一解释似乎与圣经不合，简言之，犹太人的流浪该不是恩典，而是惩罚。《申命记》十分清楚地写道：“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话，不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比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聘了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入其内：……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睛所看见的，早上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上才好。”总之，整个《申命记》二十八章大部分都是耶和华对犹太人命运的预言。

这个神秘预言的实现，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曾经达到空前的程度。二十世纪下半叶，犹太人复国了，但谁知道上帝的旨意以后是如何安排的呢？也许这只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人为复国”的翻版，不仅不能得到神的祝福，反而会因此触怒神，招致更大的恶果，最终还是昙花一现。

无论历史上还是从现实中看，犹太人似乎没有丝毫悔改之意。他们只会把责任推给邻人、算计和谋害邻人、恨恶邻人，从不想想自己的问题。犹太人待人接物的前提是恨而不是爱。耶稣基督之所以被犹太人杀害，一个主要就是因为他宣扬了“普遍的爱”、要犹太人爱人如己，所以犹太人要除掉他，好继续作恶。因为上帝首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务必要爱邻舍。这样的福音当然让“仇恨满胸膛”的犹太人受不了，所以他们不惜以伪证、阴谋、串供、诬告、聚众闹事、放手发动群众等卑劣手段，一定要让黑暗得胜。每当我读到耶稣反问犹太人为什么不在会堂上逮捕他，却要半夜摸黑来绑架他时，深感基督说的“现在是黑暗掌权了”，是那么一针见血。二十世纪的许多特务组织，也都是在半夜下手害人的。

犹太人的胜利，现在已经渗透到了全世界。他们和他们的雇佣兵国家已经联合了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以反面的方式实现了。包括像美国这样的第一强权，都被犹太人控制了，来为犹太人的利益作出牺牲。当然，犹太的控制比纳粹的控制要温和一些，但是更加持久，因为犹太的控制是以文化多元论的方式来推行的，但其诡诈之处在于：同时运用左翼和右翼的双重手段。

（摘自《仰望基督》Looking Up God）

（另起一页）

八十章  肉刑、基因工程、耶稣的外科手术

（一）

肉刑，是以国家强制为后盾，司法机关对犯有某种罪行的人处以“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的刑罚。具体刑罚是黥（在脸上刻记号或文字并涂上墨）、劓（割鼻）、刖（断足）、宫（毁坏生殖器）、大辟（死刑）等刑罚。

据资料记载，这些刑罚由来已久。夏以前已经出现，夏朝统治者加以沿用。夏以后经商到周期，刑罚有了进一步发展。《左传·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册；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西周法律规定肉刑很多，不仅见于史籍，也见于出土的铭文。

1975年2月以来，从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的铭文，就有关于拟处罪犯黥刑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肉刑的适用更为广泛。晏婴作为使臣到齐国谈及对齐国的印象时，就曾当着齐景公的面说：“国之诸市，屦贱踊贵。”说明当时受刖的人很多。

肉刑的出现，是因社会人口密集度不够，缺乏长期关押监禁和远程徒刑的条件，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提高，这种刑罚便成为不经济的了。

从汉初刑法实施的情况看，当时秦的酷法，一部分被废除了，一部分却仍保留，如，汉初仍实行夷三族之令：“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祖者，又先断舌。”（《汉书·刑法志》）不仅如此，刘邦还喜欢烹饪人肉，大开历史倒车。但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力，残酷的肉刑开始逐步被废除。惠帝四年（前191年），汉废除《挟书令》；高后元年（前187年），废除夷三族刑和《袄言令》。文帝即位后，沿袭高祖以后的休养生息政策，薄赋敛，轻刑法，促进了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他的法制改革主要是废除肉刑，此外，还废除了连坐法。这些都有刺激人口增长的经济学功能。

当时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等人按文帝的意思，修改了刑法的有关条款，决定：“当黥者，髡钳为城旦；当劓者，答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有趾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贿枉法，守具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汉书，刑法志》）这就是说，分别以5年徒刑、数目不等的笞刑和死刑取代了黥首、劓鼻等肉刑。这些都体现保持并榨取犯人和奴隶之劳动力的需要。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肉刑是通过器官删除、毁损，来协调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外科手术。

从哲学生物学的角度，类似于现代的基因工程。

（二）

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又称基因拼接技术和DNA重组技术，是以分子遗传学为理论基础，以分子生物学和微生物学的现代方法为手段，将不同来源的基因按预先设计的蓝图，在体外构建杂种DNA分子，然后导入活细胞，以改变生物原有的遗传特性，使这个基因能在受体细胞内复制、转录、翻译表达，从而获得新品种、生产新产品。

基因工程是指重组DNA技术的产业化设计与应用，包括上游技术和下游技术两大组成部分。上游技术指的是基因重组、克隆和表达的设计与构建（即重组DNA技术）；而下游技术则涉及到基因工程菌或细胞或基因工程生物体的大规模培养以及基因产物的分离纯化过程。

从实质上讲，基因工程的定义强调了外源DNA分子的新组合被引入到一种新的寄主生物中进行繁殖。这种DNA分子的新组合是按工程学的方法进行设计和操作的，这就赋予基因工程跨越天然物种屏障的能力，克服了固有的生物种（species）间限制，扩大和带来了定向改造生物的可能性，这是基因工程的最大特点。

基因工程包括把来自不同生物的基因同有自主复制能力的载体DNA在体外人工连接，构成新的重组的DNA，然后送到受体生物中去表达，从而产生遗传物质的转移和重新组合。

基因工程要素：包括外源DNA，载体分子，工具酶和受体细胞等。

一个完整的、用于生产目的的基因工程技术程序包括的基本内容有：（1）外源目标基因的分离、克隆以及目标基因的结构与功能研究。这一部分的工作是整个基因工程的基础，因此又称为基因工程的上游部分。（2）适合转移、表达载体的构建或目标基因的表达调控结构重组。（3）外源基因的导入。（4）外源基因在宿主基因组上的整合、表达及检测与转基因生物的筛选。（5）外源基因表达产物的生理功能的核实。（6）转基因新品系的选育和建立，以及转基因新品系的效益分析。（7）生态与进化安全保障机制的建立。（8）消费安全评价。

20世纪初，基因工程还没有用于人体，但已在从细菌到家畜的几乎所有非人生命物体上做了实验，并取得了成功。事实上，所有用于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都来自一种细菌，其DNA中被插入人类可产生胰岛素的基因，细菌便可自行复制胰岛素。基因工程技术使得许多植物具有了抗病虫害和抗除草剂的能力；在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大豆和四分之一的玉米都是转基因的。是否该在农业中采用转基因动植物已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支持者认为，转基因的农产品更容易生长，也含有更多的营养（甚至药物），有助于减缓世界范围内的饥荒和疾病；而反对者则认为，在农产品中引入新的基因会产生副作用，尤其是会破坏环境。

诚然，仍有许多基因的功能及其协同工作的方式不为人类所知，但想到利用基因工程可使西红柿具有抗癌作用、使鲑鱼长得比自然界中的大几倍、使宠物不再会引起过敏，许多人便希望也可以对人类基因做类似的修改。毕竟，胚胎遗传病筛查、基因修复和基因工程等技术不仅可用于治疗疾病，也为改变诸如眼睛的颜色、智力等其它人类特性提供了可能。我们还远不能设计定做我们的后代，但已有借助胚胎遗传病筛查技术培育人们需求的身体特性的例子。比如，运用此技术，可使患儿的父母生一个和患儿骨髓匹配的孩子，然后再通过骨髓移植来治愈患儿。

随着DNA的内部结构和遗传机制的秘密一点一点呈现在人们眼前，特别是当人们了解到遗传密码是由 RNA转录表达的以后，生物学家不再仅仅满足于探索、提示生物遗传的秘密，而是开始跃跃欲试，设想在分子的水平上去干预生物的遗传特性。如果将一种生物的 DNA中的某个遗传密码片断连接到另外一种生物的DNA链上去，将DNA重新组织一下，就可以按照人类的愿望，设计出新的遗传物质并创造出新的生物类型，这与过去培育生物繁殖后代的传统做法完全不同。这种做法就像技术科学的工程设计，按照人类的需要把这种生物的这个“基因”与那种生物的那个“基因”重新“施工”，生物科学技术，就称为“基因工程”，或者说是“遗传工程”。基本操作步骤　这个过程即为体外重组DNA的过程。首先选择目的基因所适合的运载工具，如质粒、病毒等，然后用同一种限制酶分别切割运载体和目的基因，使其产生相同的黏性末端，再加入适量的DNA连接酶，在生物体外将目的基因的DNA与运载体的DNA结合起来，形成重组DNA（或重组质粒）　将重组的DNA杂合分子，借鉴细菌或病毒侵染细胞的途径，转移到选定的生物体细胞中，使重组的DNA在受体细胞中复制、转录、翻译得以表达。把目的基因装在运载体上并通过运载体将目的基因运到受体细胞的这一过程，在一般情况下，转化成功率仅为百分之一。为此遗传工程师们创造了低温条件下用氯化钙处理受体细胞和增加重组DNA浓度的办法来提高转化率。采用氯化钙化处理后，能增大受体细胞的细胞壁透性，从而使杂种DNA分子更容易进入。另外也可用基因枪法、激光微束穿孔法、显微注射法等方法直接将目的基因转入受体细胞（如受精卵细胞）。

科学界预言，21世纪是一个基因工程世纪。

运用基因工程技术，不但可以培养优质、高产、抗性好的农作物及畜、禽新品种，还可以培养出具有特殊用途的动、植物。这正如运用肉刑，可以得到更为合格的社会成员。

（三）

网文《耶稣要我们挖眼、砍手吗？》指出：《马太福音》第五章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我们怎样理解、应用耶稣这里的教导？看了色情影片就要把眼睛挖出来？打电动没节制就要把手砍断？如果耶稣的意思真是如此，那教会里应该会有很多瞎眼、断手的人。

正确理解一段经文的意思，有两个简单却常被忽略的原则。第一，看经文最近的上下文。第二，看全本圣经的总原则。

上下文通常能找到经文的重点，而避免断章取义。耶稣之所以会那样说，一定是他想要强调某些重点，试着从上下文找出他想强调的重点。

总原则很重要，如果这段经文的字面意思违反整体圣经的总原则，那代表你不能按照字面意思去解释，因为神的话语绝不会自相矛盾；先从圣经的总原则来看，真正会使人犯罪的，并非任何肢体、器官，而是人内心的罪性才会使人犯罪。

《马可福音》第七章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讟、骄傲、狂妄。 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

《加拉太书》：“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因此，砍手挖眼，都无法解决人犯罪的问题，眼睛挖掉了，难道脑袋就不会继续幻想影片情节？手砍掉了，难道心里就不会继续无节制地想象电玩内容？耶稣这里只是假设性的讲，“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掉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使你犯罪的并不是右眼，而是你内在的罪性。

再来看上下文，重点很简单，就是要“坚决远离”一切会使你犯罪的试探，坚决到一个程度，就好像如果你的手让你犯罪，你也愿意把它砍掉一样。

类似的话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又讲了一次：“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

“绊倒人的事”，英文翻译做temptation，其实就是试探，就是使你犯罪的东西。重点跟第五章很像，就是要坚决远离试探。

耶稣用如此极端的描述，不是要我们照字面去做（其实照做也没用），而是要表达我们需要有多么恨恶、远离罪恶，到一个程度，即使是四肢五官试探你、让你犯罪，你都愿意舍弃它们。

……

显然，上面这篇网文的作者完全不懂“肉刑——基因工程”的观念，所以才会断章取义误解耶稣，胡说“耶稣用如此极端的描述，不是要我们照字面去做”。耶稣自己这么说了吗？耶稣自己称自己“极端的表述”了吗？

还有网文别有用心地说：“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经常使用比喻……以前小时候看圣经会看到，如果右眼使你犯罪，把它挖下来，宁损失百体中之一比全身下地狱要好得多。差点儿害我把眼睛给挖出来……那时候会这样想是因为：第一，我年纪还很小，小到不知道原来这是比喻句；第二，我那时候已经很爱耶稣了，所以当我没挖下眼来，就以为自己不爱耶稣了。现在我当然不会这样做。”

可是作者也不得不承认：“可是我想问，这种比喻句不怕信徒们误会错了吗？万一真的照着经文去做，怎么办？而且，这种比喻句真的和其它经文一样，看不出是比喻句，所以，从什么角度去分辨哪些经文是耶稣的比喻，哪些经文不是比喻句？”

其实，耶稣的话就是耶稣的话，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的话语，不容人们自行审判、各取所需的。

其实，从“肉刑、基因工程”的角度来阅读类似的经文，耶稣的话语确实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基因工程学的思想，我因此称之为“耶稣的外科手术”。当然，这也只是我自己的解读，我绝对不会像别人那样声称“这就是圣经的原意”，因为我不配。

换言之，从“基因工程”的角度来理解耶稣的外科手术，那就是要求人们修改不良基因。

试想，如果耶稣的要求如果出自“基因工程”的考虑，那么现代的人道主义者们还会表示“不解”吗？

不解耶稣，主要是因为时代的、文化的、社会的距离，已经蒙蔽了现代人们的聪明。

当未来的人们，开始用基因工程修改人类的犯罪基因的时候，才会明白耶稣的教导才是“基因工程的灵性先驱”。

（另起一单页）

第九卷  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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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章  愉悦和逾越

（一）

有愉悦才能达到高峰状态，能达到高峰状态才能实现逾越。

主在临终的时候，达到了最大的愉悦，也实现了最高的逾越：

　一、父啊，赦免他们。（路23:33-34）

　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23:39-43）

　三、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约19:26-27）

　四、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27:45-46）

　五、我渴了。（约19:28，马可15:36）

　六、成了。（约19:30）

　七、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路23:46）

（二）　 

十架七言（Crucifixion of Christ）指的是基督教传统上认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临死前一共说了7句话。这七句语散布于四福音里，分别如下：

新教和合本：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 23:34）

“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23:43 ）

“妇人，看哪，你的儿子。看哪，你的母亲”（约翰福音19:26-27）

“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 27:46） ；“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马可福音 15:34）

“我渴了”（约翰福音 19:28）

“成了”（约翰福音 19:30）

“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路加福音 23:46）

天主教思高本： 

“父啊，宽赦他们罢！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路加福音 23:34）

“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路加福音 23:43）

“女人，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若望福音 19:26-27）

“厄里，厄里，肋玛撒巴黑塔尼！”（“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玛窦福音 27:46）；“厄罗依，厄罗依，肋玛，撒巴黑塔尼？”（玛尔谷福音 15:34） 

“我渴了。”（若望福音 19:28） 

“成了！”（若望福音 19:30） 

“父阿！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路加福音 23:46）

（三）

古典时期奥国的名作曲家海顿（Joseph Haydn，1732－1809），于1785年接受当时西班牙加的斯（Cathedral of Cadiz）大主教的邀请，根据主耶稣在十字架名为《我们救主在十架上最后的七句话》，简称《十架七言》——

第四句见于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第一句、第二句和最后一句都见于路加福音。第三句、第五句和第六句见于约翰福音。

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出现： 

Eli Eli lema sabachthani ／ Eloi Eloi lama sabachthani （马太福音最初为亚兰文，马可福音最初为希腊文） 

在路加福音中出现下列3句：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回答一个强盗） 

“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

在约翰福音中出现下列3句： 

“妇人，看哪，你的儿子。看哪，你的母亲”（对马利亚和所爱的门徒——约翰本人） 

“我渴了” 

“成了” 

（四）

十架七言，不同于希伯莱的先知之言，不同于希腊的哲学之言，不同于中国的圣人之言，不同于波斯的神秘之言，不同于迦勒底的星相之言：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 

 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 

 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五）

十架七言，是《先知书》的推陈出新：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或作他受欺压却自卑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耶和华却定意（或作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或作他献本身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所以我要使他与位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致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六）

十架七言，是《智慧书》的完成：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   

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   

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   

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   

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

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

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

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

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  

（八）

这就是“愉悦和逾越”。一种宇宙最高值的高峰体验。

十字架的真理，那是在犹太人的逾越节完成的，并超越了逾越而达到了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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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二章  搬家、流浪、思考复活

我喜欢搬家，就像过年一样，搬家就是我的节日。这不是奇才，而是因为我的父母经常搬家，我十二岁以前，搬过九次家。我面对的环境都是陌生的，我慢慢就喜欢上了这种感觉。接下来的十一年，没有搬家，就觉得好闷。但是在这十一年里，诞生了我的精神世界。

二十四岁以后，又搬了二十几次家。每次搬家之后，精神为之一振，灵感倍出，意象活跃，但思考无法深入，写作变成片断化，慢慢沉淀下来，才好像接通了地气，新的思想泉涌而出。但如持久定居下来，灵感慢慢再度变得枯干，静极而思动，“帝出乎震”也。

我觉得自己的命运就是被写作的需要驱动着的。而人生的幸福之一，就是在旅途中死去；相比所谓落叶归根，才是人生的最大悲哀。所以我喜欢耶稣，希望像他一样去死。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但是即使我没有想到耶稣的复活，还是追慕他四处流浪、何以家为的生命。

1、耶稣不仅是圣子，还是人子：“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2、“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

3、“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

复活并非外邦人的概念，也不是希腊化的产物。《旧约》讲到复活的，至少就有五处：

1、列王纪下第八章5节：“基哈西告诉王伊莱沙如何使死人复活，恰巧伊莱沙所救活，她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她的儿子，就是伊莱沙所救活的。”

2、列王纪下十三章21节：“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伊莱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伊莱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

3、诗篇七十一章20节：“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

4、以赛亚书二十六章19节：“死人（原文作你的死人）要复活。尸首（原文作我的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阿，要醒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

5、以西结书三十七章1节：“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阿，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阿，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阿，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阿，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阿，要从四方（原文作风）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阿，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净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新约》讲到复活的，许多段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起码来说，现代生物复制技术已经证明死人复活是可能的。

复活本是超自然的盼望，结果成为现代科学的动力之一。

传教精神本是“宗教情怀”，结果成为探险事业的动力之一。

当我有房子住的时候，我感到不配；因为“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当我买了房子的时候，我感到罪恶；因为“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由此理解了亚西西的法兰西斯，也明白了基督徒的献身精神是从耶稣舍己的大能中产生出来的。其实这才是西方文明的力量所在。而所谓的浮士德精神，不过是对基督精神的极端反动。

（浮士德精神源自于德国作家歌德的歌剧《浮士德》。浮士德精神首先是一种笃于实践的入世精神。浮士德在将希伯莱文的《圣经》译成德文时，决定将“太初有道”转译成“太初有为”，体现了他实践意识的觉醒。于是他充满自信，敢于与魔鬼订赌，走出象牙塔，最终找到满足与幸福。另外，“浮士德精神”还是一种不甘平庸、永不满足的追求精神。浮士德是德国的传奇人物，为了知识而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浮士德精神的基本内涵是一种对自我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精神，正如同中国《易经》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精神反映了人们不断要求突破自我，力争上游的愿望。从形象学来说，他概括了西欧资产阶级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300年来间的精神探索。也是德意志民族一直保持的民族气节。整个一部浮士德给我们的启示是歌德已经把艺术的浮士德上升到了一种精神的浮士德，一种内在的自主驱动力。从小我到大我进取，超越自己的能力和极限，去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

正像浮士德所言，“有两个灵魂在我胸中， 它们总想分道扬镳；一个怀着一种强烈的情欲，以它的卷须紧紧攀附着现世；另一个却拼命要脱离尘俗，高飞到崇高的先辈居地”。任凭魔鬼百般以恶诱恶，浮士德虽有暂时的踟躇，但绝不栖息止步。他的瑰伟之处在于那不竭的活力总是携着人性的善审判内心的恶，这种审判横亘人类的文明进程，也使浮士德的形象葆有难以言尽的魅力。由于与魔鬼的约定，浮士德不可以对事物有所满足，一旦他说出“停留一会吧”这样的话，他就会堕入地狱。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精神，浮士德才能不断地突破自我，去追求爱、美、礼、实践，浮士德才因此在精神探求的范围内成长。于是人们将这样一种对事物永不满足的精神视为浮士德精神。

二战以后，当德国民众再度回首历史时，却对这一精神产生了怀疑：这种永远不对自己满足的精神是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是信念、是真理。答案是否定的。人们是担心对于浮士德精神会发展成为无所节制的贪欲的。于是，近年来对于浮士德精神的探索学术界出现一种辩证的思想，即将其探求的精神保留在合理的范围和程度中，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浮士德精神永存光辉，不断地照耀着人们的思想。浮士德精神是对人性的自我辩护。）

（另起一页）

八十三章  超限战必须是宗教战争

乔良将军的读者们请注意了：“超限战”的核心概念是“超限”，而“超限”一词出自谢选骏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第329 页——

“在这个过程中，希伯莱人原先认为的嫉妒、偏狭、复仇心切的游牧部落神耶和华，也从喜闻祭品香味、在巴勒斯坦地方常来常往的境地，升入无边无际的苍穹，化为一个普遍（超限）的、公正（超域：不偏袒）的、仁爱（以“人”为“目的”）的上帝。”

读者从中可以发现，“超限”在谢选骏的原著中，是用来形容上帝的本质的。因此，当“超限”用来形容战争的时候，必须和宗教战争有关。

读者还可以发现，谢选骏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中，和“超限”并用的，还有“超域”、“以‘人’为‘目的’”。

1、“超域”正是“超限战”的要素之一，也就是在空间上不受限制。

2、“以‘人’为‘目的’”，正是现代文明甚至是现代宗教战争的特点。其中，既包括普世价值，也包括共产主义、法西斯纳粹、伊斯兰恐怖主义。

事实上，在《超限战》出版之后两年爆发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和后续的反恐战争，就是一系列典型的“宗教战争”。

（一）

2016年4月19日网传《解放军少将：互联网将摧毁美国霸权》一文说：

互联网演变必然带来的两大趋势性结果：“去中心化”和“去货币化”，不可避免地会伤及乃至剥夺美国的两大特权：政治霸权和货币霸权！中国国防大学教授乔良在新书中大胆预测：互联网将摧毁一切霸权，美国之后，再无帝国。

中国大陆“国防大学”教授乔良少将日前出版力作《帝国之弧——抛物线两端的美国与中国》。乔良继17年前精准预言“9.11”事件后，再度预言：互联网将重塑世界格局，摧毁一切霸权，美国之后，再无帝国。他认为，当前世界乱云飞渡，而所有的乱都可以归结为争夺资本之乱。在这场漫长“马拉松”中，中国不必在意自己是不是领导者，只要争取成为最后的撞线者。

乔良通过多年来的观察发现，《帝国之弧》一书从金融角度切入讲历史，系统分析美国作为“金融帝国”的兴衰趋势，预见未来的世界。乔良认为，技术创造历史，技术也改变历史。互联网演变必然带来的两大趋势性结果：“去中心化”和“去货币化”，不可避免地会伤及乃至剥夺美国的两大特权：政治霸权和货币霸权。

乔良指出，互联网的主要功能是信息共享，这将使信息垄断不复存在，起码将其降到最低限度，这将不可逆转地消解一切权力，包括帝国霸权。其中原理就是：一切权力都来自信息垄断。信息垄断一旦打破，一切权力将不攻自破。这意味着，美国之后，将不再有帝国;也意味着，权力的转移，也不再只是大国间的游戏。权力分享，会成为世界格局重塑的主题。

对于中国来说，在谈论能否赢得未来之前，首先要赢得当前。乔良认为，全球经济不景气，正跌进一个比“烂”时期：谁比谁更烂，谁就先倒下。中国唯有不遗余力，不惜一切代价，不让自己比别人先倒下，让别人先你倒下，你就有机会挺住，然后逐步修复自己，重返快车道。

而就中美两国而言，乔良认为，中国今天真正要应对的，主要不是美国的军事霸权，而是其金融霸权。金融系统是中国最脆弱的软肋，中国不能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深信不疑，令自己成为不设防的“罗马”。

……

乔良认为，全球经济不景气，正跌进一个比“烂”时期：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不过他的结论“谁比谁更烂，谁就先倒下”，却似乎大有问题。现实好像相反的是：谁比谁更不烂，谁就先倒下。不仅中国，世界也开始进入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越烂的好像倒越不容易死。

而乔良将军对美国未来的预期，也好像是来自对于中国现在的总结。

（二）

公开资料显示，乔良是中国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中国前沿军事理论家、著名军旅作家，空军专家委员会委员，火箭军军事理论咨询专家组成员，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1999年，他与王湘穗合着的军事理论著作《超限战》出版，该书由于准确预了“9·11”事件的发生，在美国及西方引起震动。被美国西点军校和美国海军学院分别列为学员必读书目和正式教材，更被意大利陆军总监米尼上将称为当代军事名著。近年该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已被美军写入最新作战条令。

“超限战”的核心概念是“超限”，“超限”一词出自谢选骏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第329 页——

“在这个过程中，希伯莱人原先认为的嫉妒、偏狭、复仇心切的游牧部落神耶和华，也从喜闻祭品香味、在巴勒斯坦地方常来常往的境地，升入无边无际的苍穹，化为一个普遍（超限）的、公正（超域：不偏袒）的、仁爱（以“人”为“目的”）的上帝。”

读者从中可以发现，“超限”在谢选骏的原著中，是用来形容上帝的本质的。因此，当“超限”用来形容战争的时候，必须和宗教战争有关。

读者还可以发现，谢选骏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中，和“超限”并用的，还有“超域”、“以‘人’为‘目的’”。

1、“超域”正是“超限战”的要素之一，也就是在空间上不受限制。

2、“以‘人’为‘目的’”，正是现代文明甚至是现代宗教战争的特点。其中，既包括普世价值，也包括共产主义、法西斯纳粹、伊斯兰恐怖主义。

事实上，在《超限战》出版之后两年爆发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和后续的反恐战争，就是一系列典型的“宗教战争”。

没有宗教信念，就无法从事宗教战争。

“超限战”、“超域战”，其实就是“上帝的战争”。尽管在现代条件下，这还体现为“以‘人’为‘目的’”的战争。但其本质却是无限制的，相形之下，人间的一切包括战争，其实都是有限有域的，不可能“超限”、“超域”的。而中国之所以几度亡国，就是丧失了宗教精神，无法从事一场惟有宗教精神才能支持到底的“超限战”、“超域战”。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国民党的天下，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宗教精神”，所以他们迫害起异教来心狠手辣。

可是现在，共产党在“文革”和“改革”之后，已经成为丧失了方向和宗教精神的没头苍蝇。身在其中的乔良将军也身不由己，甚至无法看到这一关键。

没有宗教信念，就无法从事超限战。

中国人，你们准备好了吗？用一种什么样的宗教来推行你们的超限战？

要知道，如果没有一种“超限”、“超域”的宗教信念，就无法支撑到战争的最后一刻、“推迟五分钟退出赢得了胜利的战场”！

（另起一页）

八十四章  惩罚是一种恩典

当我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一次一位老太信徒（那时我还不能称她为姐妹）向我传基督教，我对她说：“我为什么不能相信你告诉我的真理呢？”她毫不客气地对我说：“因为你没有恩典。”但是我很不高兴，以为她在咒骂我。

后来，但我知道有一种教义说“惩罚是一种恩典”的时候，才明白她的好意。她也许不是在骂我，而是在我说还没有吃够苦头，所以还没有面临需要信主的压力。

再后来我遇到了难处，陷入了困境，并且因此获得了出人意外的平安，于是信了耶稣基督的天国福音。

再后来我知道了“惩罚是一种恩典”，这是美国大学里的宗教课程讨论的题目之一。尽管我知道，这样的教义可以安慰人的痛苦、减轻遭受不公待遇的感觉；但我并不知道，这样的教义对于特别顽劣的人是否管用，能否约束他们的放肆行为？也许，只是让他们变得更加无畏？

惩罚是一种恩典，说明上帝还没有放弃和遗忘。

苦难是一种恩典，“为上帝而受苦”，更是一种超级的明显的恩典。这样的恩典与祝福，在那种专为恶人和被遗弃者准备的地方，更加显现出启示的意味。为上帝而受苦，不是所谓“替上帝受苦”等渎神的说法，而仅仅是“被上帝击打责罚”了。那时，杀了他就是终极地爱他。那时，被杀就是殉道的开始。

《保罗身上的刺》（殷颖）说：当罪恶污染了大地，人所居住的世界上，百病丛生，有增无已。今天人们面对的各种绝症，即使最进步的医疗也无能为力。而在这罪恶充斥的世界，基督徒同样无法幸免。许多信徒也会罹患各种绝症而死亡。有人感恩，有人抱怨；有人甚而放弃信仰，因神未伸援手。基督徒要如何看待这些疾病呢？神的仆人保罗曾为人医病（徒一四：8-10），但他自己却有一种疾病，无法治愈。他多次求神，终未得医治。

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there was given me a thorn in my flesh），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祂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林后一二：7-10）

我们猜不出保罗身上的那根刺是什么毛病，但能肯定那是切肤之痛；而且不仅仅是短痛而已，更是缠绕在他身上的长痛。……但何以保罗可以为人医病，主却不治愈他身上的那一根刺？实在令人费解。……没有一个人的肉体情愿接受长期刺痛的折磨，保罗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他曾三次求主要这刺离开他，但未蒙允准；终其一生，保罗与刺痛长相左右。保罗虽承认此为撒旦的攻击，但仍有一好处，即“免得我过于自高”。自高，达到某种地步，可以自我高举到神与众星之上，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但结果却会“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赛一四：12-15）。所以保罗的这根刺，虽使他肉体疼痛，最终却也为他带来了公义的冠冕（提后四：8）。保罗身上的这根刺到底带来多大痛苦，我们并不明白，但若与约伯相比，应是小巫见大巫。约伯所遭受的痛苦，是毁家灭族，最后甚至体无完肤，由脚掌到头顶遍生毒疮（伯一至二章）。约伯同样是受到撒旦的攻击，他心灵与身体所遭受的痛苦，均应已达极限。约伯原被安置在安全的无菌室中生活。信徒如一直活在这种幸福美满的环境中，信仰的基础便十分薄弱，如同房屋建在沙土上，遭遇一点茶壶里的小风暴，信心便会崩溃瓦解。若经苦难淬炼出来的信仰，才能如坚固的磐石，如风雪中的劲松，所以神才允许撒旦对约伯施以攻击。约伯在痛苦中与三友反复辩论，自我反思，使其信仰深深地扎根。最后他自己作出了宝贵的见证：“祂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伯二三：10）。至于他再获得加倍的赏赐，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保罗由这根刺的存在，可以免去自高（即所谓属灵的骄傲）。约伯在历经心灵与身体的双重打击后，信心更加坚强。恰似由一株温室中的盆栽，转成一棵能抗雨雪冰霜的劲松，全是神的恩典。基督徒如果不能经历病痛，如何向这充满各种疾病的世界宣教？十字架不是惩罚，是恩典。同样，疾病也不是惩罚，反为恩典。

（另起一页）

八十五章  死亡就是永生

提到“永生”，《生命与信仰》杂志曾经提到一个并不可笑的“滑稽的笑话”：早期宣教士来华传道，贴出大字标牌：“信耶稣得永生！”但因刮风吹走了两个笔划，就变成了“信耶稣得水牛！”结果那一天来了很多人。即便今天，在多数人看来，“永生”依然没有“水牛”来得实惠。

其实，这些“多数人”不过是中国南方的农民。因为对城市人来说，拿到一头水牛不是什么福气，而是莫大的麻烦或是麻烦的开始。不花上一大笔钱，是没有办法把这头水牛处理掉的，否则，接踵而来的就是大笔的罚单了。

那么，什么是“永生”这个矛盾的表达呢？

要想理解“永生”，必先知道什么是“无法永生”。

在我看来，“无法永生”就是“世界上没有不散的筵席”。

“无法永生”其实是一种恩典，正如“睡眠”一样。

在这种意义上，“永生”其实就像“失眠”一样，乃是一种极端的痛苦。

这是常识意义的。

还有一种超常意义的：

一般人都理解“死亡就是生命的结束”，却不大理解“死亡就是永生”。

生命是有限的，死亡是无限的，生命是短暂的，死亡是永远的；死亡作为生命的后果因此也就成为生命的延续——因为只有生命才能带来死亡，因为只有死亡才能完成生命。

短暂的生命带来了永恒的生命之果。死亡带来的是永生。

死亡就是“永远活着”。相形之下，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其实才更接近“行尸走肉”的状态。这仅仅因为：生命是有限的，死亡是无限的，生命是短暂的，死亡是永远的；死亡是永远能和生命发生联系的，而生命却不能永远和生命发生联系——生命和生命遭到了死亡的分割。如此说来，死亡不仅是通向永生的道路，死亡本身就是永生，是不会遭到分割的生命之果。

听一位故人的离去而有感，并放了一首大卫悼念约拿单的诗歌来怀念逝去的生命（Josquin: Planxit autem David ），愿永生的光芒照耀：“他终于自由了。”

（另起一页）

八十六章  无神论者的无尊严、无依靠

鸦片贩子的祖国英吉利的《金融时报》哀鸣说：“西方许多人感到没有尊严、无依无靠 ”。

这还是鸦片国家《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说的。

在一篇《精英不能漠视大众利益》的文章中他说，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党内初选中，被称为“江湖骗子”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角逐者特德·克鲁斯（Ted Cruz）抢了“自恋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风头。与此同时，号称“民主党社会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率与体制内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不相上下。针对精英阶层的叛逆就此全面展开。关键问题是西方精英能否（以及如何）更贴近民众。

我们不是中国人。或许即便是中国人也不会永远甘愿将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交给自我选定的精英。然而在西方，“公共领域是所有人的财产”这个公民理念不仅古已有之，还是近几个世纪最终取得成功的奋斗目标。美好人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征是，人们不仅享有一系列个人自由，而且还掌握公共事务的话语权。

个人经济自由可能造成巨大的不平等，这使民主理念的现实意义空心化。治理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知识，而我们已经面临经济和技术官僚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鸿沟过大而无法弥合的危险。在极端情况下，信任可能完全崩溃。到了那种地步，选民将转向局外人来清理体系。我们不仅在美国看到信任转向局外人，许多欧洲国家也是一样。

有人对此不以为意，认为这可能是不满者在发泄，而多数人将继续选择中间立场。这相当有可能。但这是一种高风险的战略。如果不满日益加剧，那么中间选民基础可能瓦解。即便它撑得住，一个弱势群体不满而主流社会充满不信任的民主社会将不会是一个幸福的社会。然而，见多识广的精英人士与普通公众对体制的态度恰恰出现了此类分歧。

那么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源是什么？一个是文化的改变。另一个是对国家民族构成变化的不满。还有一个是对不平等程度加剧和经济上缺乏保障的焦虑。或许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日益觉得精英阶层腐败、自满和无能。煽动者利用了此类焦虑和愤怒的来源。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正如经合组织（OECD）在最近的一篇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最近几十年多数成员国的不平等程度大幅上升。顶层的1%富人占税前收入的份额升幅尤其大。这种经济精英人士的成功与其它人相对缺乏成功的反差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经合组织指出：“从1975年到2012年，在（美国的）税前收入增量总额中，大约47%流向了顶层的1%富人。”随着美国出现拉美式的收入分配模式，其政界也冒出一个又一个拉美式的民粹主义者，左、右翼都有。

那些中间立场的人应该如何应对？成功的政客明白，有必要让人民感到他们的担忧将得到考虑；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们的生活将会更加美好，他们也将继续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最重要的是，需要让他们再次能够信任经济和政治精英的能力和廉洁。

这里是必须要做事情的一些要素。首先，在全球化的所有要素中，大规模移民是最具破坏性的。移民需要得到控制。美国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允许1100万无证移民的存在。就欧洲而言，如果欧盟要存续下去，重新控制边境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眼下难民肯定是重点。这就要求欧洲创建在欧盟边境以外恢复和维护秩序的强大能力。

其次，欧元区需要从根本上质疑其以紧缩为导向的宏观经济信条。现在的实际总需求远低于2008年初水平是令人震惊的。

第三，金融行业需要得到遏制。越来越明显的是，金融活动的大规模扩张并未带来相应的经济表现改善。但它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转移。

接着是必须要保持资本主义的竞争力。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在这个时代，企业行使着巨大的政治权力。一个回应是无情地鼓励竞争。这将需要果断行动。

随后，必须让税收更加公平。资本所有者、最成功的资本管理者和一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享受着极低的税负。企业领导人坚称他们遵守了法律，这还不够好。这算不上讲道德的行为。当商业利益在立法过程中扮演强有力角色的时候，这种观点尤其不厚道。

此外，有必要挑战股东至上的信条。股东享受着有限责任的巨大特权。鉴于他们的风险有上限，他们的控制权在实际意义上也应该受到限制，照顾那些对公司风险敞口更高的人，比如长期雇员。最后，有必要严格限制金钱在政治中的角色。

西方政治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许多人感到没有尊严，无依无靠。不能再忽视这种情况了。

 

……

上述论调表明，鸦片贩子无法理解：无神论者的无尊严和无依无靠。

正如《圣经》所说，如果没有上帝或不信上帝，任何人死的时候都像动物一样。

需要补充一点：如果没有上帝或不信上帝，任何人活的时候都像动物一样。哪怕他是世界首富或中国首要。

鸦片贩子不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发动了鸦片战争，结果百年之后导致大英帝国自身的瓦解。

鸦片贩子不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的金融错误百出，他们自己也像动物一样毫无尊严、无依无靠，又怎么能给大众充当明灯呢？

（另起一页）

八十七章  自杀、殉道、安乐死

在我看来，自杀、殉道与安乐死的共同之处，就是自愿地选择死亡。冲锋陷阵的英雄、宁死不屈的烈士，也具有相似的行迹和心理。

他们都是“视死如归”，不仅是因为“无所畏惧”、“胆大出奇”，而且觉得“生不如死”：生命必须按照自己的标准持续下去，否则就不值得持续。

他们拒绝“好死不如赖活着”。

殉道，难道不是终极意义的安乐死？

换一个角度，试想，如果把一切渴望寻求自杀或安乐死的人们都转化为积极的殉道者，那么这凝聚起来的 力量将能促成多么巨大的精神变革甚至社会变革！

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更高的精神境界，而且需要上帝的带领和耶稣基督的示范。

如此才能克服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虚无主义。经过如此转化，人生重新获得了意义，个人反而获得了“活下去的充分理由”。

（一）

有篇网文《活着》（高光光，2007-04-05）这样写道：每次听到自杀的消息，总是觉得寒从心底起，就想为什么他/她身边的人就没有一个能够帮他一下。每一个门都关上了，每一扇窗都被钉住了，没有光透进来，所有人都背过身去。自杀者在做出行动的时候该是一种多么绝望的心情，我想在和平年代没有人能够平静的从容的抑或豪情万丈的去选择杀死自己。有人说自杀需要多大多大的勇气，我想那个时候，那个情景下，已经不存在什么勇气可言了，剩下的应该就是绝望和无路可走只想一死了之的境况吧。

对于所有选择自杀的人，我都有一种深深的同情，那都是抑郁到了极点没有办法排解自己而做的决定，实在没有什么那么多分析的可能，这样的人都需要帮助，也许一个谈话，一个拥抱能暂时打消他/她的这个想法，至少你可以成为那根救命的稻草。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有人说自杀的人不需要同情，他们的勇气大于苟且偷生的活着。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太冷漠而且是错的。

下面是转自高年年的博客的一首诗。

活着

——[日] 谷川俊太郎

活着

所谓现在活着

那就是口渴

是枝丫间射下来耀眼的阳光

是忽然想起的一支旋律

是打喷嚏

是与你手牵手

活着

所谓现在活着

那就是超短裙

是天文馆

是约翰.施特劳斯

是毕加索

是阿尔卑斯山

是遇到一切美丽的事物

而且，还要

小心翼翼地提防潜藏的恶

活着

所谓现在活着

是敢哭

是敢笑

是敢怒

是自由

活着

所谓现在活着

是此刻狗在远处的狂吠

是现在地球的旋转

是现在某处生命诞生的啼哭

是现在士兵在某地负伤

是现在秋千的摇荡

是现在时光的流逝

活着

所谓现在活着

是鸟儿展翅

是海涛汹涌

是蜗牛爬行

是人在相爱

是你的手温

是生命

又看到下面的一段话，学者谢选骏写的，关于另一种为了尊严的自杀：

武士道精神的实践者，是以认输或是谢罪的自杀为美为荣耀的。……这些自杀者的心境，决非出自西方福利主义的考虑，而完全是东亚文化的产物。如先秦中国的贵族也是如此对待人生的。……兵败自杀，是为了负起责任。殉道性自杀也不是逃离苦难，而是为了肯定自己的价值信念。如诗人屈原的自杀，不仅出于绝望而且意在到另一世界去证明他在此世界已经破灭的信念。屈原是相信另一世界的存在的，他自杀可能是为了去“打官司”。因此，这种死是殉道式的。

陆秀夫和南宋末帝的投海自杀，为的是抵抗蒙古铁骑的俘获，以保持中国人最后的上邦尊严。这一尊严的消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后死亡。这种自杀，不是去追求安乐死，而是为肉体以外的尊严去牺牲肉体。（谢选骏《秦人与楚魂的对话——对〈展望二十一世界的诘难〉》，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 

网友评论：

1、

也许是我对不同人痛苦的根源了解有限吧（因为我也就认识几个中国人而已）！但至少到现在我还认为精神上的痛苦一定跟自己的思想有关，就像圣经上书“我们的思想可以把天堂变成地狱，也可以把地狱变成天堂。”因而我也觉得如果一个人在精神上痛苦到想要自杀，那么至少说明他的思想不够强大；暂且不说这种思想是否叫做愚昧，但至少一定有另外一种可以使自己放开些、能承担一些、甚至快乐起来的思想。所以相对于后者，那么前者称之为愚昧也未尝不可。九阴真经上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不完美甚至是残缺的，所以人之所遇的一切不如意和痛苦那就是人生的本来面目，没有什么奇怪，用不着拿生命来当真，老天爷就是喜欢这样跟你玩，我们一笑而过即可。周易开篇就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的智者几千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大家没有自杀而是过得逍遥，难道现在出了大事了（几千年都没出过的大事）。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或是缺乏自强不息或是不能厚德载物。厚德载物这句话实在太丰富了，它似乎包罗万象，而且没有止境。但能“承担”一定是其中的一个内涵，这样就简单了，人如果能够承担他所遇的一切，那么我想他一定是平静而且自由的。别看我们大家都有自由，但往往都带着不同的镣铐在生活，各有自己所不能承担、不能放下、不能接受的东西……其实，三世因果经上说“前世何人做今身受者是，后世做何人今生做者是。”呵呵，一切的一切都不稀奇，包括一个人想要自杀那也只是一段因果，他需有此一受才能明理，我们大可不必操心……欢迎光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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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与剑（boy8848） |  发表于2007-04-13 11:41:50 [回复]

2、

有意思……也许是我对不同人痛苦的根源了解有限吧（因为我也就认识几个中国人而已）！但至少到现在我还认为精神上的痛苦一定跟自己的思想有关，就像圣经上书“我们的思想可以把天堂变成地狱，也可以把地狱变成天堂。”或如古兰经中云“我们的一切都是自己思想的产物。”因而我也觉得如果一个人在精神上痛苦到想要自杀，那么至少跟他的某种思想（或者是世界观）有关系；暂且不说这种思想是否叫做愚昧，但至少一定有另外一种可以使自己放开些、能承担一些、甚至快乐起来的思想。所以相对于后者，那么前者称之为愚昧也未尝不可。九阴真经上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不完美甚至是残缺的，所以人之所遇的一切不如意和痛苦那就是人生的本来面目，没有什么奇怪，用不着拿生命来当真，老天爷就是喜欢这样跟你玩，我们一笑而过即可。周易开篇就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的智者几千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大家没有自杀而是过得逍遥，难道现在出了大事了（几千年都没出过的大事）。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或是缺乏自强不息或是不能厚德载物。厚德载物这句话实在太丰富了，它似乎包罗万象，而且没有止境。但能“承担”一定是其中的一个内涵，这样就简单了，人如果能够承担他所遇的一切，那么我想他一定是平静而且自由的。别看我们大家都是自由之身，但好多人都带着不同的镣铐在生活，因为他们各有自己所不能承担的东西，这些东西他们不肯放下，不肯接受，只有背负着行走……其实，三世因果经上说“前世何人做今身受者是，后世做何人今生做者是。”呵呵，一切的一切都不稀奇，包括一个人想要自杀那也只是一段因果，他需有此一受才能明理，我们大可不必操心……欢迎光光批评！screen.width2）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2

花与剑（boy8848） |  发表于2007-04-13 01:01:02 [回复]

3、

呵呵，我好像不是那么“太”主观的人嘛。也许我说的有点过了但生命是属于自然的，是短暂而宝贵的谁也没有权力拿走谁的生命，包括自己的人来到这个世界首先应明了这点否则错以为自己属于或不属于谁为什么或不为什么而活不能豁然理解这一点的往往便会在人生的路上过分的把持自己从而黑白骤变，是非难分，陷入痛苦迷茫这难道不能说是“愚昧”之一种。

花与剑（boy8848） |  发表于2007-04-12 12:44:34 [回复]

4、

自杀，总之我从来不敢想。除非是一种使命！screen.width2）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2和平年代的自杀我想大多均出自“愚昧”。但多数人死于愚昧，所以和同样死于愚昧的人相比，自杀也没什么奇怪，只不过是种种愚昧死的其中一种形式而已。screen.width2）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2

花与剑（boy8848） |  发表于2007-04-11 00:57:04 [回复]

5、

很小就认真考虑过自杀，但总不希望别人说自己是个失败者才作出这样的选择，当时的目标就是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刻离开，高考后一切均不如意，没有了自杀的理由，但选择了另外的一种慢性自杀的方式若干的补考父母的失望朋友的不理解……大学时代终于在不知道学了些什么后离开，抑郁者总是自恃胜高却又自我否定悲观厌世。若干年后有了女儿，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幸福，她给我的远比我给她的多得多。（显见这位作者还不够老到。——引者）

心有灵犀（访客） |  发表于2007-04-09 22:38:17 [回复]

]

（二）

“如果说，生命是一种美丽，那么死亡就是美的毁灭。但当生命已不成其为美丽，所以死亡就成了一种渴望。”

把殉道者与安乐死放在一起似乎有点冒昧，但是在上述意义上，殉道者与安乐死却有共通之处。

最初无论是圣经还是世俗界，殉教者（martyr）一词的意思都是“目击者”。其意义取自耶稣受难，于是早期基督徒认为这是殉道者的原型。不过天主教却认为，第一个为教会殉教的基督徒是司提反，圣经使徒行传中记载，他因为传讲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被犹太人用石头砸死。但是天主教教义着重尊重生命，更反对用自我牺牲的方式来表现对信仰的维护。因为天主教会很早就被叛教者控制了。因此他们强调原则上要避免“不必要的生命冒险”；但是教义中又不得不强调基督徒不应以言行“为主作证为耻”。（看来马列主义的辩证法起源于此。——谢选骏）基督徒认为殉教者是为死而复活的基督作证，他们与基督因爱德而结合，为信仰真理和基督的道理而作证，因勇毅而忍受死亡。

教会将那些为证实他们的信仰而至死不屈的人的记录集合起来，制成殉道录。

伊斯兰教

根据伊斯兰教义，“舍希德”（shaheed）可升奶蜜河流的天堂。 但阿拉伯语“舍希德”一词的本意为“见证者”，因为天灾、疾病、被无辜杀害的人均属于“殉教”的范畴。比基督教的要求松懈得多。《古兰经》第4章74节提及：“谁为主道而战，以致杀身成仁，或杀敌致果，我将赏赐谁重大的报酬。”

有传闻提及在天堂的人可享用72个处女，不过该等“圣训”被绝大多数圣训学家认为是伪造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斯兰教中，自杀是极大的罪行，是对真主绝望的表现。自杀性袭击者据此很难被主流穆斯林认为是所谓“烈士”。

（三）

从古希腊到当今社会，安乐死一直困扰着人们，挑战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如果说古时的安乐死只是表达了人们对死亡的一种美好愿望的话，那么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生死的掌控和干预能力越来越大，延长生命与延长死亡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

墨西哥《千年报》2005年4月3日文章：《安乐死的历史演变》（克劳迪娅·塞尔塞勒）说，本着慈悲之心而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也许是这个人的一种解脱，但是其结果往往是引发无休止的讨论，从古希腊到今天的“夏佛事件”，一直如此。

泰里·夏佛去世了，给人们留下一个重要的讨论话题：推动安乐死是否合法？安乐死能被接受吗？这个让美国人分成两派的问题古已有之。在古希腊时代，安乐死问题就已引发人们的大讨论，并出现过多种看法。

引发颇多争议的话题

历史上每一次有关安乐死的问题无一例外地成为全球公众舆论的热点话题。卡伦·安·昆兰一直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直到1976年，她的父母在法院赢得了要求医院拔掉用于维持性治疗的呼吸机的诉讼，因为他们认为，即便卡伦在机器的帮助下仍然维持生命，但其生命质量已大为降低。

多伊出生于1982年。他一出生就患有严重的唐氏综合征，食管的先天性畸形影响了他的正常进食。医生提出，可以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将多伊的食管切开一截。但是这一建议却遭到了多伊父母的拒绝，因为他们认为这无异于让幼小的多伊遭受不必要的痛苦，更何况术后多伊的生活也不见得能有所好转。这一案例也被提交到法院，但是多伊并未等到法院裁决的那一天，不久便夭折了。

另一个出生于1983年的名为简·多伊的婴儿在出生时便患有脊柱裂和脑积水。她的父母同样拒绝医院方面的治疗，因为简存活的希望微乎其微，即便侥幸活下来，她将来的生活也是灾难性的。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还不应忘记从1990年以来针对美国医生杰克·凯沃尔基安展开的有关他实施“医生协助自杀”一案的超过130起司法诉讼程序。被称为“死亡医生”的凯沃尔基安通过电视向所有人展示了他应一名患者要求对其实施安乐死的过程。当然，也不应忘记电影《深海长眠》中主人公的原型、西班牙人圣佩德罗的悲剧。他在全身瘫痪卧床29年之后，终于在55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这29年也是他为争取安乐死权利而奋斗的29年。

医生是否应遵守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患者的生命质量是否能真正得到保障？人们至今仍未找到有关上述问题的令人满意的答案。

“安乐死”概念的起源

“安乐死”原为“好死”与“善终”的意思。最早出现在T·莫尔于1516年用拉丁文撰写的《乌托邦》一书中。这位思想家在书中以简单但非常深刻的方式阐述了安乐死的医学和道德概念：“当在无法治愈的疾病之外又增加了残酷的折磨时，法官和牧师出现在患者面前，并规劝他，试图让他明白他已经被剥夺了作为一个生命的所有幸福和意义……既然生活已变成纯粹的磨难，那就不应该质疑接受死亡，也不应该对自己或在他人帮助下得到身心的解脱产生怀疑。”

这一概念一直被延用至今。凡是那些倾向于结束或减少患者痛苦的行为都可称为“安乐死”，只要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必要的，能够直接导致患者的死亡或加速其死亡。

1993年，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法律上有条件接受安乐死的国家，然而对于安乐死的争论却始于西方文明的开端时期。

长久以来，这一话题在希腊人当中引起颇多争论。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及其追随者们强烈反对安乐死，而禁欲派和柏拉图都支持安乐死的实施，只要患者的疾病是无法治愈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基督教的传播，以及《希波克拉底誓言》——“我不会给任何人使用致命的药物，即便他恳求我，我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建议”——逐渐被广为接受，以上看法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弱。

在罗马，对于安乐死的实施有着多种看法。塔西陀在其《编年史》一书中谈到，那是一种因害怕面对痛苦和自身毁灭的无痛苦的死亡；哲学家塞内加则指出，“对于一个没有存在意义和忍受痛苦的生命，应该选择结束它”；爱比克泰德则认为这是对自愿解脱的一种肯定；西塞罗给安乐死赋予了这样的意义：那是有尊严地、诚实而光荣地死去。

在斯巴达，有着遗弃病童的传统；布列塔尼人也有毁灭不可治愈病人的惯例；印度人则把那些已被宣布无法医治的病人沉入恒河。

17世纪，“安乐死”一词指的是“快捷地死去”。事实上，当时的一些医院，如萨彼里埃医院还想出了把那些不受社会欢迎的人集中在一个远离大众的地方的办法，那些人通常是指病人、残疾人、孤儿和流浪者。

20世纪的安乐死组织

安乐死问题也被拿到哲学领域进行过探讨。1605年，弗朗西斯·培根将“安乐死”一词用来暗指那些为了使死亡这一过程变得不再令人不快而采取的某些手段，即在肉体和精神上帮助病人摆脱痛苦。

戴维·休姆则指出，“如果生命的支配权只属于万能的造物主，那么一个人保存自己的生命与决定毁灭生命同样都是有罪的”。

他还指出，“如果一个生命是值得保留的，那么任何人都不能放弃生命”，“年龄、疾病和不幸可以把生命变作一种负担，使活着成为比毁灭更加糟糕的事情”。

而哲学家康德则认为，自杀是可耻的，因为自杀者没有履行自身的义务，并放弃了自尊。但是在安乐死问题上，康德却认为，“生命不因其自身而有价值，而是与自由和自主相关联，一个有尊严的生命在具备了存在的物质基础后，才有了存在的理由”。　

直到19世纪，世界上才出现第一部关于安乐死的论着，作者是威廉·蒙特。

他使用“安乐死”一词指代那些结束病人生命的活动。

1905年，美国学者查尔斯·诺顿重新提出实施安乐死的问题。30年后，英国医生基利克·米勒德在伦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自愿安乐死协会”，1938年，相同的团体在美国建立。它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就是推动让身患无法医治疾病的患者“无痛致死”这一概念。此后，许多国家中支持安乐死的人士纷纷成立了各自的安乐死组织。1980年，来自23个国家的37个类似组织和机构联合发起成立了“世界死亡权利联盟”。但是，纳粹却将“安乐死”当作其进行人体试验和“种族清洗”的挡箭牌。

两个著名的“死亡医生”

近年来，当人权问题日益成为关注焦点的时候，对安乐死问题的讨论也被很多医生推上了台面，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英国的德里克·汉弗莱和美国医生杰克·凯沃尔基安。

德里克曾在1975年帮助其忍受病痛折磨的妻子走向死亡，随后，他出版了一本名为《琼之路》的书，讲述了其妻因为害怕成为他的负担而自愿结束生命的心路历程。而根据他撰写的畅销书《最后的出路》编制的指导如何自杀的录像甚至被搬上了美国一家电视台的荧屏。德里克指出，他制作这样的录像的目的是要帮助那些病入膏肓并且已经绝望的人和他们的亲人，“毫无疑问，人们渴望得到这种知识。这是60％到70％的人都支持的事情。这不是什么发疯，也不是乱来。”

而至于著名的“死亡医生”凯沃尔基安，则可谓安乐死运动的殉道者。他在1990年首次协助一位中年妇女自杀后，便不断挑战美国密歇根州的法律，帮助患者实施自杀。他自称曾帮助大约130名患者“愉快”地踏上不归路，但司法当局始终对他这种“协助自杀”行为采取消极不干预态度。为了引起公众、政客和司法当局对安乐死问题的关注，凯沃尔基安将摄录了自己替一名肌肉萎缩症患者注射致命药物并致其死亡的录像带寄送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60分钟》播出，使美国公众亲眼目睹了安乐死的全程实况。“死亡医生”公然挑战法律的代价是于1999年被密歇根法院裁定构成二级谋杀罪，判处入狱10至25年。

各种宗教与安乐死

最晚的伊斯兰教认为，安乐死如同自杀一样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是真主赋予人生命，也只有真主才能拿回人的生命。

“不能出于任何理由而剥夺一个真主已赋予神圣意义的生命”，“如果一个人蓄意杀死一个信徒，那他将会下地狱，将在地狱中永世不得翻身，真主的怒火和诅咒将始终伴随他，可怕的惩罚在等待着他”。

根据中世纪的犹太教规，唯一能够由人执行的死亡方式是：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由正当建立起的法院所判决的死刑；因抵御致命袭击而进行的正当防卫所导致的攻击性死亡。除这两种情况外任何形式的人为致死都被视作谋杀。但也有人提出，如果一个病人承受的痛苦是巨大的，也没有任何有效的化学药品减轻其痛苦，当存活的希望渺茫时，可以向上帝祈祷，让上帝收回这个生命，去除他在世上存在的痛苦。

而最为古老的基督教教义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思想。《圣经》中告诫人们，上帝才是生与死的赋予者。《约伯记》中这样写道：“上帝赋予；上帝收回。”

从古希腊到当今社会，安乐死一直困扰着人们，挑战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如果说古时的安乐死只是表达了人们对死亡的一种美好愿望——来时无牵无挂，走时安静从容——的话，那么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生死的掌控和干预能力越来越大，延长生命与延长死亡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但是，生与死的权利到底应该掌握在谁的手中？在一切都无法用常理解释的情况下，也许人们只有依靠法律来解决它了。

（四）

在我看来，自杀、殉道与安乐死的共同之处，就是自愿地选择死亡。冲锋陷阵的英雄、宁死不屈的烈士，也具有相似的行迹和心理。

他们都是“视死如归”，不仅是因为“无所畏惧”、“胆大出奇”，而且觉得“生不如死”：生命必须按照自己的标准持续下去，否则就不值得持续。

他们拒绝“好死不如赖活着”。

殉道，难道不是终极意义的安乐死？

换一个角度，试想，如果把一切渴望寻求自杀或安乐死的人们都转化为积极的殉道者，那么这凝聚起来的 力量将能促成多么巨大的精神变革甚至社会变革！

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更高的精神境界，而且需要上帝的带领和耶稣基督的示范。

如此才能克服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虚无主义。经过如此转化，人生重新获得了意义，个人反而获得了“活下去的充分理由”。

2015年1月5日

（另起一页）

八十八章 灵魂的颤栗

《圣经·塞缪尔记下》第一章17—27节记载大卫作哀歌，悼念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以色列阿，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基利波山哪，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作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

欧洲人约斯坎·德普雷（Josquin Desprez）据此作了一首《大卫的哀歌》（Planxit Autem David），传诸后世。普瑞兹生于1440年前后，早于地理大发现半个世纪。那时欧洲尚未进入殖民时代，其灵魂还没有沾上殖民地人民的血泪，所以这首歌曲有一股特别的纯真。

聆听这首名曲之前我并不知道这是大卫的哀歌，但一听就被它打动了，后来我知道大卫哀歌的由来，就改善了对于大卫的印象，开始重新审视这驰骋疆场的掌权者了，我看到了王者的人性，我开始理解主为什么喜欢这位并不完美的君王。大卫王的良心发现，显然来自他对基督的祷告，《马太福音》22：41-46、《马可福音》12：35－37、以及《路加福音》12：35－44上都记载同样的内容：耶稣说大卫被圣灵感动，称基督为主。

基督耶稣的能力使我感到主的温柔圣洁，主拒绝了“山上的诱惑”，拒绝了万国的荣华，使我们的大地获得了神秘的光亮，获得了内在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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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章  神秘的祝福调动最大的潜能

网文《思维与能量的关系》说，人类的大脑是祖先高级生命最完美、最复杂、最伟大、最高级的作品，整个宇宙的运动形式在人脑中得以最完全的体现，所以他就是映现着整个大宇宙、浓缩着大宇宙全部信息的小宇宙，人脑从而具有广泛、巨大、深刻的机械潜能、物理潜能、化学潜能和生命潜能。意识产生于大脑，而思维是意识的最高结构形式，是意识的果实。恩格斯认为“思维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同时它也是最神秘的花朵，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人类才能看见绚丽的朝霞，听到美妙的音乐，闻到醉人的花香，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才有悲伤与喜悦、痛苦与欢乐和浪漫人生；才有对过去的回忆与留恋、对未来的期待与憧憬；更是借助于它，人类才能认识和改造地球——我们栖息生存的美丽家园。

愚顽的恩格斯只懂“思维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却不懂“思维创造了地球”。

“人生因为有诗而美好。爱人因为情诗而经典。民族因为史诗而伟大。圣经如果只有律法先知，福音使徒书信，没有诗歌智慧，就不完整。”

“盼望人生，因为信神，有了爱与恩典，有了新的诗篇，能够‘从新得力’，‘展翅上腾’。有段圣经这样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四十章28—31节）”……这神秘的祝福，可以调动最大的潜能。

另外，“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祂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在软弱里、在凌辱里、在必需里、在逼迫里、在困苦里大为喜乐；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哥林多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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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章  你有宗教感的生理基础吗

——兼谈无神论和预定论

（一）

我在2004年出版的《全球政府论》的第二部《欧洲失控》的第十章《超人的破相》里，曾经有这样一段文字：

当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在弗洛伊德所写的一本题名为《幻想的未来》的书出版之后，于1927年12月5日给弗洛伊德的一封信中指出弗洛伊德“没有真正认识到宗教感情的真正根源”，罗曼·罗兰认为，这种根源存在于一种十分奇特的感情中，例如他本人就一贯拥有这种感觉。此外他发现许多其它人也是如此。他认为这种感觉无边无际，有如“海洋般的洪渺”，这种感觉不是来自外在的信条和社会的教化，而完全产自内在，各个宗教派别和信仰的体系，不过是利用了它，把它引入自己的特定轨道而已。但各种宗教和信仰的形式，并不能创造这种感觉。

弗洛伊德非常重视来自罗曼·罗兰的信息，对罗曼·罗兰的这一质疑的回答，实际上也就构成了《文明中的不适》一书的起源。开篇明义，弗氏正是从有关“永恒”的感觉入手，去展开自己的论理。他承认罗兰的观点，使他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我在我身上体验不到这种海洋般浩渺的感觉，因此很难科学地研究这种感觉……结果只能求助于某种观念性的东西，因为它很容易与这种感觉发生联系。”这里具体引证的困惑，不仅属于弗洛伊德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精神分析运动。

这就是说，精神分析只能以分析家的自身体验或者根据他们搜集来的病例报告案例来研究，而任何一位精神分析学家，都不可能是人类精神现象的集大成者，换言之，他无法体验到人所能体验到的各种感觉，所以当他研究的现象和他所体验的感觉之间出现某种断裂时，他就会“求助于某种观念性的东西”。这种观念性的东西，以此成了精神分析方法论的关键点。正是凭借它，精神分析学家才在精神现象和精神分析之间建立起了桥梁，精神分析家们才可能大肆谈论自己体验不到的东西，例如弗洛伊德所体验不到“海洋般的感觉”。但是他却要谈论研究这种感觉，所以他说，“海洋般的浩渺感觉是一种慰藉……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不能让自己信服我具有这种慰藉性质的感觉，但是我不否认它确实存在于其它人身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正确的解释了它，是否应该把它看作是宗教全部需要的根源。”

在此，弗洛伊德颇为武断地把这种永恒的感觉和“慰藉”强行拉扯到一起，他为什么这样做？理由仅仅是他本人从未体验过这样的感觉，而他又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强有力的人”，所以他便需要拥有这种感觉的人打上“弱者”的标记，称之为“慰藉性质的感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弗洛伊德对永恒感所强加的这种“观念性的东西”是荒唐的，弗洛伊德的错误在于他的结论过于武断，主观性太强。他肯定自己个人的价值，这不奇怪，但他却把这种肯定建立在否认并篡改他人感觉的论证基础上，从而由大胆的臆测，走向了不顾事实的专断。

我们知道有关永恒的感觉，绝不仅只是“慰藉”这一项功能，事实上，永恒的感觉是依每个感觉者自身的形态而定的，其丰富程度一如人类精神现象的其它方面。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有关永恒的感觉，而不同的经历，也会使这种感觉发生变化，因此在这里，在对永恒感进行定性的时刻，精神分析专家再一次暴露了其学术的特点──用精神分析，去代替精神现象。

……

上面这段著名的“罗曼罗兰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公案”，给出了“宗教感的生理基础”。

我认为，罗曼罗兰所谓的“海洋般的洪渺”，正是“宗教感的生理基础”之所在。

罗曼罗兰还不知道，弗洛伊德并非“没有真正认识到宗教感情的真正根源”，而是根本就没有这一根源。因此，弗洛伊德无法信仰任何宗教，只能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无神论者。具有永恒感，就会形成宗教；没有永恒感，就会走向无神论。因为没有永恒的人，是不需要宗教的。而具有永恒的人，才需要宗教。

这就是“预定”的由来。

（二）

预定论（predestination）是人们观察宗教现象后所得出的一种假设。

《西敏斯特信仰信条》宣称，上帝“自由不变地预定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一切”。加尔文主义者将“预定论”适用于救赎论，认为上帝以其恩典指定某些人得救的永恒命运，而留下其余的人为他们自己的罪甚至人类的原罪得到永恒的诅咒。前者称“无条件的拣选”，后者称“遗弃”。加尔文主义认为，一个人必须被上帝所预定，蒙有效的呼召（更新/重生）而得到神赐给他的信心，然后才会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或者说想要去被称义。加尔文主义者相信上帝在创世以前拣选了祂要拯救的人，使被拣选者最终进入神的国；他们同时相信上帝不予拯救的其余人将下地狱。加尔文主义神学的创始人约翰·加尔文认为“选民”永远不会失去他们得到的救恩并且会从他们自己的行为中知道自己得救。

显然，这只是加尔文自己的说法，其中许多自由发挥并不合乎圣经。结果，加尔文语无伦次地认为预定论和自由意志互不矛盾，因为加尔文其实并不理解预定论和自由意志的真正内涵。

史学研究指出：在教会发展中，救恩论是主要的辩论话题，正确的救恩论是建立在圣经真理基础上的，于是历代很多神学家在此问题上不断争论，为保全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甚至不惜教会分裂。

基督信仰创立之初，保罗就受圣灵指示，在以弗所书（第一章4—6节）中写下：“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说明是神（圣灵）让人说出“耶稣是主”，而只有承认耶稣是主的才能得救（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节），因此很清楚地说明了神的主动拣选。

可是在后来的教会中，有关救恩论的争论还是不断爆发出来，例如奥古斯丁与贝拉基的思想就争锋相对。贝拉基认为：人类没有原罪、人可以靠努力而全善、强调道德律，也就是说贝拉基认为人可以靠行为得救。而奥古斯丁认为：肯定原罪、人性完全的败坏、人自己没有行善能力，也就是人没有自我救赎的能力，完全靠着上帝的恩典。这场争论在那时代的教会上影响深远，总的来说，贝拉基主义被定为异端。最后教皇英诺森一世把贝拉基和色勒斯丢都逐出了教会。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在公元430年也把贝拉基主义者从东罗马帝国驱赶出去，这种异端被431年召开的以弗所会议和529年召开的第二次奥兰治会议反复定罪。事实上，奥兰治会议甚至也谴责了半贝拉基主义，半贝拉基主义认为恩典是必要的，但是人的意志原本上是自由的，可以选择是否与神所赐下的恩典配合。

宗教改革时期，慈运理、加尔文和约翰·诺克斯等神学家发展了所谓的“归正神学”。这段时期有关预定论的话题主要在于阿米念主义和归正神学之间。

现今，不少教会为了迎合世俗的所谓“人本主义精神”，教会强调人本，对神的主权有所忽视，认为原罪论是“陈词滥调”。这样的现象又引起了争论，不少传道人对此现象加以指责。

（三）

普救论认为，上帝要拯救全世界，耶稣是为全人类死的，所有人都会得救，包括许多没有信耶稣就死掉的人也会得救。这种观点既然相信耶稣会拯救全人类，自然也无所谓“预定”与“不预定”，故有反对预定论之嫌。支持预定论的神学家则认为这明显与圣经中大量描述的众多不信的人下地狱的经文冲突，如启示录二十一章8节、启示录二十章14节、马太福音十章28节、马太福音五章30节、马太福音十三章40至42节、二十五章31、41、45、46节等等，且诗篇三十七篇10节、20节明确指出恶人要灭亡，并不是像普救论者说得那样“全人类都得救”。

可见“普救论”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主义天堂”，其实一脉相承。

对于救恩，天主教与阿民念主义者一样，认为救恩能够失去。天主教相信“任何大罪都能使人丧失称义之恩；能够重新得着：借着告解圣事。所以要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口气，因没有必然把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观点婉转地否认了预定论。而反对这种观点的教派则认为《约翰福音》第十章27至29节是指救恩不能失去，《约翰一书》第五章13节是指信徒可以知道自己被拣选有着永生的把握。

基督教各教派、教会及其代表人士对争议性的加尔文主义预定论的态度不同，在下面列出。

赞成者：新教加尔文主义（所谓“归正神学”）派系、归正宗（改革宗）、长老宗（长老会）、循道宗加尔文派（归正循道宗）、浸信宗加尔文派（归正浸信宗）、福音派加尔文派（归正福音派）。

反对者：东方基督教（东方正教会、东方正统教会、东方亚述教会）、西方基督教（罗马天主教会、新教循道宗、卫理公会）。

（四）

在我看来，赞成预定论的和反对预定论的，都不太明白宗教信仰的心理学。因此双方各执一词，相关争论一直无从解决。

但是从心理学角度看，上述争议就比较清楚了：

从宗教信仰的心理学来看，具有强烈的宗教需求心理的人，才会寻求信仰，并为之付出代价；而相对较少或是没有这方面需求的人，则不会寻求信仰，更不会为之付出代价。

对于那些较少或是没有宗教需求心理的人们，参加宗教活动更多是为了一些宗教以外的目的，这些人从信仰角度看就是预定不能得救的，因为他们在根本上觉得自己没有宗教也可以活得很好，因此他们没有得救的需要。既然没有需要，又怎么可能拥有呢？

（五）

“你有宗教感的生理基础吗”，要知道这一点并不难。

只要做一下上面的心理测验就知道了：想象一下“永恒”，有没有那种“海洋般的洪渺”。

我据此作了多次心理测验，无一例外地显示，那种“海洋般的洪渺”既是恐惧感的来源，又是希望的来源。而恐惧和希望正是宗教的永恒背景。

对于“既没有恐惧又没有希望”的人来说，宗教是多余的，因此他们注定得不到宗教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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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卷  信仰

（另起一单页）

九十一章  基督教为什么不是偶像崇拜？

偶像崇拜通常指对任何一种人物的崇拜，与一神论的独一真神（上帝）相对，因为偶像是人手所造的物体。在亚伯拉罕诸教中，被认为是一项主要的罪，有时导致激烈的破坏偶像运动。

“破坏偶像主义”便是会破坏宗教图像或反对宗教敬仰的教条、常规或态度，对宗教图像持较激烈的反对行为。

 然而各个宗派之间关于什么才算是偶像没有统一意见。在其它宗教里使用祭祀图像是被允许的，但是“偶像崇拜”一词常常被回避，或是自然地被否定。

一般的反对崇拜偶像，则称“无偶像论”，与崇拜偶像相反。反对偶像崇拜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能接纳很多其它宗教如佛教、道教、印度教等众多民间信仰的主要原因。

被认为是偶像崇拜或是有类似嫌疑的，包括制造各种神灵的形象，或是宗教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如先知、圣人、神职人员，制造人或动物的形象，使用宗教或世俗符号。神学家将概念推而广之，包涵了将任意非神灵的事物神化，这也包括世俗生活中的事物，而不仅仅是某一具体图像。例如，天主教义中称：“偶像崇拜不单单是指异教的错误信仰。只要是人类将所造物抬高到上帝的位置，不论这是其它神灵、或是魔鬼（如拜撒旦教）、权势、享乐、种族、祖先、国家、金钱等，都被认为是偶像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本来也反对偶像崇拜的，但为了迎合信徒需要才有佛像的，而神道教实际上没有偶像，却是真正的多神教。而在一神教内部对于圣像也有分歧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还有基督教中新教几乎完全排斥圣像的，即使新教的十字架上多没有基督受钉像的，但天主教和东正教在历史上经过大争辩，发生过圣像破坏运动。但是制造偶像的人们辩护说，这是为了方便文盲记忆圣经典故，而且当时印刷术尚未发达。

在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制度支配下，自远古直至清末，中国宗教很早的就分别满足天子唯一可进行祭天的精神崇拜；及满足朝臣以下社会有偶像的需求，所以也造成了多数汉族普遍跟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不愿意了解对方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新约》中，希腊词汇出现在保罗书信、《彼得前书》、《约翰一书》、和《启示录》中，并被用作贬义，视为恶习。十二使徒遗训和使徒法令要求远离“偶像的污染”。希伯莱文中偶像崇拜包括 avodah zarah（拜外邦神）和 avodat kochavim umazalot （对天体和星座的崇拜）。

在现代语境中，偶像崇拜不仅仅局限于宗教概念。它也指社会现象，即产生爱好的感觉，并对其崇拜。该词被广泛用于演艺圈中。

由此可见，偶像崇拜是有限者的一种毛病，并非基督教教义所固有。因为人是视觉动物，离开视觉几乎不能思考。所以可以说：基督教不是偶像崇拜。

（另起一页）

九十二章  融化于十字架的经历

（一）

谢选骏在《西斯庭天顶画〈创世记〉充满浊气》一文里，曾经这样写道：

世界上的人分为“清浊”两种，世界上的画也分为清浊两种：意大利人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年）所画的西斯庭教堂的天顶画《创世记》，就是一幅典型的“浊画”，完全没有天国的透明一体。相反，那是分割的、断裂的、不同的色调充满差异。……因为这是世俗的工作，不是神秘的工作，难怪完成后的作品如此俗气。在勾心斗角的环境下，画作能不充满浊气吗？

浊气：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理想”，“人在宇宙的中心”，“人格的力量、生命的激情与创造是艺术家表达的永恒主题”。有人吹嘘说：整个《创世记》画面气势磅礴，力度非凡，拱顶似因无法承受它的重量在颤抖。

殊不知，上面这段话好像在表扬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其实恰好说明了“西斯庭教堂天顶画《创世记》的浊气”之沉重，使得“拱顶似因无法承受它的重量在颤抖”。

而真正的天堂，却是毫无重力感的，简洁明了的。

……

谢选骏之所以指出“真正的天堂，却是毫无重力感的，简洁明了的”，是有自己的一番经历在其中的。

（二）

耶稣复活，是亘古仅有的奇迹，我虽未逢其时，却得以蒙恩，穿越时间隧道，亲睹十字架的生命。

圣灵来到我临终的床前，我看到他的十字架，我感到他的灵体透亮，他的仁爱融化一切壁垒，他的平安征服一切野心，他的荣光托起流离颠沛的浮萍。

当基督降临，一切紧张的气氛突然消失。当十字架怀抱我，世界不复存在。当基督融化我，我的身体如气，如水，穿流无碍，飘逸无踪──融化于十字架，不再有自己。平安是从此没有危险，可受攻击的我已然虚化……我看见自己躺在雪白的床上，一派柔和朦胧的光毫无锋芒的，笼罩宇宙。

当圣灵临在，我不再有任何欲念，却充满“一切欲望都被满足的超然快感”。爱的极致不能与之比拟，世间的狂喜无法与之附会，寂然无动，无往不胜，仿佛涵盖一切的本体，行经我身。柔和超然的圣灵，洗净了岁月、储存了往日，寂然无动，无往不胜，追随他我能够穿流一切。

基督的爱是光，永恒如天穹。天地都会废去，基督的恩典不会止息，山水、草木、人物，无一不在基督之爱。基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十六章33节）

那美好天国，曾向我洞开，慈爱的天父，属灵的使者……从此我不再惧怕人的生死，不再忧虑明天的挑战。法利赛人的诡诈，不能动摇我对神的忠忱，圣殿里数钱的声音，不能使我怀疑圣经的真理。主看望过我一次，我会追随主一世。求主赐我这样的力量。

如果离开这样的基督，人生将多么空虚、无益。如果基督离开了我，孤自一人的坟墓，将是唯一的归宿，死亡将是终极的毁灭。活着，再不能离开基督，死了，更不能让基督离开我，人要紧紧跟随基督，像忠心仰望的宠物，这样才能得救，这样就是得救了。

即使将要下降地狱，那也不要紧，基督复活的灵体已经给爱主的人类，指出永恒的盼望、实际的出路：死亡线已被越过，地狱的痛苦，也胜了死亡的虚无！因为主也曾在地狱里，不是因为自己，而是为了我们──主使地狱，获得了永恒的意义，而唯有意义的虚无，才是人生最可怕的经历。

基督的生平彷佛告诉我们：没有遭到逮捕，就不算获得了完整的人生；没有受过鞭伤，就不知英雄的业绩；没有濒临死亡的感觉，就无法接近永恒的生命；没有上过十字架，就无从得见上帝天国。

为什么，我现在经常热泪盈眶？每当我想起基督──他为我舍己，我哪配领受？然而，甚至两千年后的今天，我还是已经领受。而我哪能回报？所以便感怀，伤心，在孤独中想着：主在十字架上的苦难，实在超过我曾经历的一切不幸。基督，我的赞美不能回报丝毫，即使为主而死，也不能充分回报主十字架上的舍己。

那么，怎样才算“为你而死”呢？首先，我必须经得起测谎仪检验：是否能像亲眼目睹那样──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已经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审判活人死人。

这是因为，如果不信耶稣基督真的复活，我们就没有力量挣脱这个世界的捆绑。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程度，是与我们信心的程度成正比的。如果一方面不是太信耶稣复活──只是嘴上相信或只是头脑相信，但感觉上却不大相信，不像亲眼目睹的样子──从而使得我们的浮生归入他的永生中；另方面，却又不得不接受信条和教规的束缚，不啻“只有支出，没有收入”，这样的日子可能持久？这样的信仰生活能够避免虚伪和沉沦？

（三）

1997年复活节。我感到基督无言的责备。因为我看错了广告牌，失去了参加崇拜的聚会。虽然我最后领到了圣餐，但还是感到一种离弃的强烈痛苦，仿佛自己是个迟到的旅客，已经误了班机。我无法原谅自己。我不愿这样的感觉再次临到我，因此恳求主亲自带领我，救我脱离凶恶、使我免受诱惑。在未来的一年中，让我走上主为我定的道路。这个事件使我思想：有时，那些意识到自己不能得救的人，比那些自以为可以得救甚至已经得救的人，也许更加接近上帝。因为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终不能得救的人，更需要上帝。有时，那些意识到自己无法做到爱人如己的人，比那些自吹自擂甚至自以为已经爱人如己的人，更有爱心，因为他不自满，且愿补过。

我珍视福音，所以我知道自己现今的灵命，尚未增长到推动我去传扬福音的地步；我现今的灵命状态，使我珍藏福音，秘而不传，或只对饥渴慕义的人，悄悄传授。我现在怎能把福音当作滞销货那样来推荐给愚顽的鄙夷人呢？这也许是为我自己的深不可拔的罪性找借口？因为我更倾向于独自地、悄悄地享受主的福音，而不喜欢让那些拒不承认主的圣洁的人们，来用糟蹋的方式“分享”福音，免得他们心存轻视甚或讥讽福音，“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约翰福音》十二章40节）或用主的话说，“ 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马可福音》第四章11—12节）──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这样做，究竟对不对。

我以前是个顽固嚣张的人。多亏基督的灵收服了我，降伏了住在我里面的魔力。从此我懂得了顺服和认命，放弃了无益的挣扎，获取了内在的平安。平安不是现在没有危险，而是永远也不会有危险了！暖流不是沐浴，不是热血沸腾；而是彻底融化，液化、气化，人的肉体、自我重力感……全都消融在基督的灵里。这灵比世界要大到无穷，可把世界完全包容。

现在我知道了“器皿”的含义和“器皿的格言”：“今天晚上不管在哪里过夜，都可以安然入睡。因为基督与我同在。”相比之下，信主以前，我空有豪情说：“今天晚上不知在哪里过夜，这样的日子多么具有挑战性”；可是却没有内在的安然。因为那时，我仅仅看见属世的力量。感谢永生上帝的儿子，让我看见了世界以外的光明。

永生的上帝、慈爱的天父，在我认罪悔改、奉耶稣为救主之前的岁月中，遭遇逆境时我就会常常怨恨甚至敌视主。但主却一直爱我，证据就是当我落入陷阱、濒临死亡呼叫“天父救我脱离魔鬼的控制”时，庄严、温柔、灵性的十字架出现了，托起我来，让我上升，见到天国。主的恩典像主的真实一样，主的真实像主的恩典一样：确切、信实，信实、确切。以前我是透过万象去认识主，所以总是扑朔迷离，现在我是通过十字架上的耶稣确认了主，因此知道主是无条件爱一切人，并且特别怜悯那些信主的和爱主的人们。因此，我现在有一个代求：当我还不信耶稣是主也因而时时反叛主的年月中，曾频频口出狂言，说“与其信基督教，何不创立一个宗教”……这种不能赦免的罪行，由我受罚也就罢了；糟糕的是，它还深深影响了我的一位早已信主的挚友，使他常有充当先知的野心。我在主面前犯了罪，但愿这罪的工价仅仅归于我，而不要归于我那可怜的挚友！求你赦免他，求你施恩打消他要做先知的念头──这是我不信主时候的罪，不该污染一位声称已经信主的人，至少不可给他一个预谋背叛主的借口。

现在我知道，施洗的约翰是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位先知，从那（耶稣传福音）以后，只有基督的使徒而无上帝的先知。再往下，只有教父、修道士和游方圣徒，等而下之者有神学家、传道人，教皇则是基督家庭中最小的一位，而不再有先知。至于我们，这时还剩下什么呢？

（四）

每当我在基督的十字架前跪下，诚心诚意地说“永生上帝的儿子，我的圣子耶稣基督，我又在你面前犯了罪，我对不起你的爱，对不起你的救赎，求你带领我，不要嫌弃我……”的时候，基督的光就能照亮我黑暗的心，给我启示，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给我道路。

这使我对主说：基督，我不知道该怎样办。在您的恩准成全下，我的一切计划都实现了，但我的目标却落空了。我拼了最大的忍耐抵达了我的计划所预定的目的地，结果却发现它是如此空虚！我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因此求主带领我，指示我该前往的方向。人的道路的尽头就是神的道路的开始，我愿意自我放弃，一心等待主的默示。

一个半月中换了三次手提电脑，都有毛病，最后被迫退掉，其间充斥周折、困惑，以及焦虑。知情者个个都说这是怪事，都说电脑不会出错，而是我出了问题。但我知道这不是真的。我知道这样的“怪事”正如三年来我所经历的二、三十件“怪事”──乃是某种神秘力量的“干预”所致。电脑是魔鬼吗？基督要我远离电脑吗？还是基督要经此警示我，并亲自赐一台电脑给我，明确我与他之间的仆与主的关系？我不知道。我很焦虑。“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爱，常在你的心里。”于是我祷告：一九九七年开始，我准备用电脑来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8节）。做主美好的见证，求主祝福这部电脑，并祝福它，做主喜悦的事。“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罗马书》十六章20节）这样我就能彻底顺服上帝，与神和解，归入永恒者的怀抱。后来回想，主是带领我往国际互联网的方向走，主的榜样在一九九七年三年以后的二〇〇〇年征服了我，让我用“做义工”的方式，上网传播知识、激励思想，而不仅仅是用电脑来谋一份差事。

“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马太福音》第八章19—20节）我的主，耶稣基督，受主感动，我断了一条属世的道路。我知道主一直看顾我，并用属世的事态来推动我走向属灵的道路──我受到神秘力量的驱使，没有办法不为之效命；我被耶稣基督的爱征服了，离开属世的争夺战。

求主继续看顾我、带领我、保护我，求主阻止我偏离主所悦纳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不要让我受到诱惑。求主赐我持续的信心，足以抗拒一切的试探。我要把主所赐的生命，献给主的国度。求主垂怜，为此铺平我尘世的道路，并看顾一切爱主的人。仁慈的主，我知道，像我这样已经坏了的人，特别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前我尊敬耶稣，是爱他离经叛道，以一己之力向整个世界挑战，并因上帝的力量而胜了世界。现在我尊敬耶稣，是爱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在这样纯洁无罪的人子面前，我蒙了恩、屈了膝、软了心、流了泪、决了志、受了恩、得了灵洗、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夜半，我俯身拜主，祈祷说：“永生的上帝，求主看顾我，使用我、带领我。”旋即，我反躬自问：“我愿意随时为主死在十字架上吗？如果不是，我还有资格求主的看顾、使用、带领吗？”圣子耶稣仅仅看顾、使用、带领那些愿意为他和福音的缘故而丧掉生命的人，并赐给他们以属灵的、永恒的生命。我这样不配的人，除了沉沦，无路可走，求主怜悯。

愿我的后半生，作基督的见证，从事“中文炼丹术”，以信仰的器皿，收取中文的灵魂。在贫穷中思想主，以清心来赞美主，这样的人生，就具有了永恒的气息。不为明天谋划，就把一切托付给了主。虽然我不能像亚西西的法兰西斯那样舍己贫穷，但我知道贫穷是上帝赐给那些预定属灵者的最好礼物。如果上帝要我贫穷，也是要让我在贫穷中守志，没有稳定的生活，才有健全的生命，仰望基督受难，才会获得自由。

感谢主带领我度过幽谷，感谢主使我皈依：“每一扇窗子闪耀的阳光，都是来自同一位圣灵；每一个人身上的良善，都有耶稣救恩的十字架。”

感谢主，让我们与上帝一起受苦。

（五）

人类史的根本转折，发生在施洗的约翰屈辱地斩首、耶稣基督顺服神的旨意走上十字架。基督徒的勇敢殉道，是追随主的典范，迎接他们的是天国开启的光。从此，人类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征服了死亡与苦难。

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是基督，而非基督徒。以基督为荣者，并不需要自加的痛苦。上帝爱我们，而我们只要默想基督的恩，就归在基督里了。因为救赎要靠上帝的恩典，而非依赖我们自己的行为。基督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展示救赎的过程，从此我无法怀疑主的存在和他的慈爱。

撒旦不再诱惑我了，不再怂恿我向上帝祈求非分的东西。因为我的罪性，已有太多属世的负累，现在我求主帮我卸去这些累赘，让我轻装前进，进入属灵征战的境地。

十字架是空的，正如主的坟墓是空的。要记念主的受难，更要记取主的复活。要记念主为我们赎罪，更要记念主应许的永恒生命。因此圣子耶稣基督不是遥远的异邦人，而是与上帝同在也与我们同在的最亲密的奇迹。他的爱绝对而无条件，足让我们逾越千山万水，抵达上帝的国度。

耶稣基督受难受死的十字架，那不是珠光宝气而是血迹斑斑的十字架──是我最后的避难所。只有在这里，失去国家、骨肉分散的流亡者，才得以安然入睡。否则各种梦魇就会进入我的梦，惊醒过来，怀疑主是否已经弃绝我，心怀无名的空虚。

 

（另起一页）

九十三章  死后的世界是存在的

“哈佛神经外科医生”：死后的世界是存在的……

人死后会怎样呢？

看看科学是怎样赞助宗教的：有位神经外科医生知道这个答案——处理各种科学资讯的网站Spirit Science and Metaphysics报道了这么一则极具冲击力的消息。我们来介绍下其中一部分内容。 

灵魂存在吗？

死后的世界存在吗？

至此为止，有无数的人讲述过关于死后世界的事，但最应关注的，是在哈佛大学医学研究生院有25年从业经验的神经外科医生Eben Alexander的说法。这决不是因药物产生的幻觉。 

昏睡中看见的世界 

在经历临死体验之前，他本人是不相信有精神世界存在的。甚至作为超现实主义者，他已积累了很多工作经历，对曾经的他而言，灵魂什么的都是幻觉，或者只不过是胡思乱想而已。 

然而让他改变这种想法的，是他因脑膜炎陷入昏睡状态，经历了一场特殊的体验。在持续昏睡状态的7天里，他清楚地看见了天堂般的死后世界。 

当他从绝望中奇迹般地苏醒过来，恢复意识后，就把自身的经历进行分析，出版了一本名叫《Proof of Heaven》的书。这本书立刻引起广泛关注，在2012年纽约时报的畅销排行榜上荣登首位。 

所谓现世，就是考验期间 

按照他所说的，现世只不过是为使灵魂进化、成长的考验。而这些，依靠爱和关怀就能达成。此外，也是根据自身的经历去接触具体的世界观。 

01、所谓死后的世界 

——这经历是非常鲜明且真实的。这种体验像是在人为制造的梦中一样，但是更加接近开放地生活在现实中的感觉。 

02、基本构造是纯纯的爱 

——死后的世界是被大爱支配的。存在于那里的邪恶是无比小的。在那个世界，你会被重视，被无限爱护。那瑞安全，没有孤单。完美之神的爱会将你无条件地包裹住。就像是见到孩子、伙伴和动物时感觉到的情感。最纯粹，又充满力量。与嫉妒和自私不同，所有存在的核心部分才保留下来。 

03、意思相通，心灵感应 

——不需要使用语言，对于那里所有的东西产生疑问的瞬间，答案会直接出来。 

有可靠性吗？

来谈谈这个说法的可靠性吧。哪些部分是和别人的说法不同的呢？他在昏睡状态的时候，大脑新皮层是完全不发挥作用的。换言之，是不能用大脑机能来解释为何他会有这种经历的。也就是说，他看到了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 

神经科学的论据 

当然，也有关于为何会发生这种现象的假设。但是他在著书过程中，站在科学家的角度，驳倒了所有的9个假设。其中，摘录了5个被认为是最有力的根据。 

01、脑干产生的幻觉？

动物受到某些外界刺激有可能会装死。这是为了缓和临终疼痛，而这种防御反应会不会让人看见某些幻觉？ 

——这种解释无法说明那种真实的体验为何伴随着意识与记忆交换。 

02、看见的是扭曲的记忆？

大脑边缘被唤起的记忆因为炎症扭曲了？

脑膜炎是发生在大脑皮层的。因此，仍无法解释那种伴随着意识与记忆交换的真实体验。 

03、因药物产生的幻觉？

——DMT（幻觉剂）会让人产生血清素，看见清晰的幻觉。然而，通过服用增加血清素的药物产生的药物体验（LSD）是什么样的，我个人在十来岁时就已经很了解了，但对于DMT却是没有经历过的。不过，观察过它对患者会产生什么影响。 

要看见真实的幻觉，就必须要有正常的听觉神经和视觉中枢。因脑膜炎引起了昏睡，所以我的大脑皮层（管理视觉听觉）停止了它的机能。不可能会看见幻觉。 

04、再启动现象？

大脑从机能停止状态恢复过来的时候，会一口气放出过去的记忆。会不会是那个时候记忆搞错了？ 

——大脑皮层在机能停止状态中时，因为记忆是不联动的，所以不会留下清晰的记忆。但是，我看到的鲜明的梦，应该不符合这个。（我还记得病房的一部分样子） 

05、枕叶的问题？

在管理视觉和色彩的枕叶的作用下，人们，特别是有视觉障碍的人，会受到某些影响（后脑被用力击打后会有眼冒金星的反应）。这种情况在鸟类中是很常见的，而在人类当中虽少见，但也是被普遍承认的现象。 

——即使有这种现象存在，也无法解释我看见的真实感十足的经历。 

视觉听觉应该无法运作的状态下，却经历了像做梦一般的体验，而其原因，竟无法用科学来说明。 

……

看完了上面所有，就知道科学其实是无从赞助宗教的：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

用科学证明宗教，正如同用科学证伪宗教一样的，都是幼稚可笑的。

（另起一页）

九十四章  我是怎样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

——基督怎么是大卫的子孙呢

［关于“耶稣基督不是犹太人”、“而是犹太人的创造者”的证据，主要来自《圣经》（新旧约全书）。］

（一）耶稣基督的神秘

现代人主要从哲学布道、心理治疗、终极盼望等角度来看待耶稣基督，因为人们不怎么相信他的复活是关于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层面的。但我愿意相信耶稣复活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件，因为我在主后1996年曾觉得自己多次经历过他，并因此逐渐改变了生命。但是我仍然顽固地拒绝相信接受“一个犹太人”做我的救主。在这样的相持不下里，让我万分感动的事情终于来到了：在那年复活节期间，我得到了圣经三段经文的启示，使我相信耶稣基督绝不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犹太人”，因为圣经的许多地方说明了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尤其圣经这三段经文，使我能够迅速皈依耶稣基督。这三段经文改变了我的一生，也许还能救赎许多灵魂，因此我把它记在下面：

1——

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马可福音》十二章35－37节）

2——

“我（耶稣）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翰福音》第八章51－58节）

3——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众子阿，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箴言》第八章22—36节）

——上面第三段的《箴言》第八章说明，“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创造者”，这不是《新约》才有的观念，而是从《旧约》延伸过来的，是“智慧”的呼叫，是智慧者“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时发出的。

显然，《箴言》第八章里的“我”（智慧）不是神，但却是与神同在的，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对于严格一神教的耶和华神崇拜来说，“我”要不是基督，那么就是另一位神了，而这是不可能的。《箴言》属于《旧约》，不可能是基督徒为了证明耶稣的神性而创作的，因此比《新约》的《约翰福音》和其它三个“对观福音”，更有“证明耶稣神性”的说服力。

有人认为，《箴言》第八章是借“智慧”说话，但抽象的智慧怎么会有位格呢？

（二）耶稣基督是大卫王的主

前述第一段的《马可福音》也不是孤证，在《马太福音》和其它福音中，都记载耶稣基督反问说，大卫既称基督为主，所以基督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41─46节是这样说的：“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路加福音》也记载了相同的事情：“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二十章41－44节）

可见“人子”的性情，既非“普遍的人性”，而非“独特的犹太性”。耶稣基督在世时自称“人子”，而不自称“犹太人”，而只称自己的敌人为犹太人。何况在圣经中，“以色列”、“以色列家”，更多指信仰属性而非血缘属性。“选民”是立约的结果，而非血气的延伸。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基督则称赞西门彼得领会了天父上帝的旨意，承认耶稣就是那奉主名来的基督，所以要授予西门彼得地上的权柄：“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有古卷无我字）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杰里迈亚，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权柄原文作门）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13－20节）

耶稣基督不仅是大卫王的主，而且比神的殿宇还大，他的重要性超过了圣殿，因为他是圣子。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中，耶稣基督不仅宣告自己“比殿更大”，而且宣告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作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得，惟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1－8节）

（三）耶稣基督与犹太人的关系

从字面上看，耶稣似乎说过“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马太福音》第十章6节），但这并不等于他准备先救以色列家的犹太人，更不等于他“是一个犹太人”。耶稣从来没有自称为犹太人，只有无知的撒玛利亚妇人才称他为犹太人：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布，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或无个字）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约翰福音》第四章7－26节）

而且耶稣拯救的，是“世间属自己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稣才吩咐门徒说：“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马太福音》第十章5—7节） 其前提不是因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信耶稣基督是主的人们。“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翰福音》十三章1节）这段主的话语表明，信神所差遣的耶稣基督的外邦人，可以蒙恩得救，得到的恩典将胜过那些背弃上帝、敌视基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例如，有个外邦人，是比撒玛利亚人更加远离旧约圣经传统的迦南人，也因信主而得救了：“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她女儿就好了。”（《马太福音》十五章21－28节）。

耶稣为什么对迦南妇人称他为“大卫的子孙”会“一言不答”呢？显然他并不认可迦南妇人的这一称呼。可以旁证的是，门徒也把迦南妇人自以为是的尊称“大卫的子孙”称为“喊叫”，并请耶稣“打发她走”。正是为了指出迦南妇人的称呼所隐藏的“种族歧视”的逻辑，耶稣才顺着她的错误逻辑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因为大卫的子孙当然只能“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而不会去救犹太人以外的普遍人类。根据这个种族歧视的逻辑，迦南人被称为狗。但是请注意，这个“不过”其实含有某种嘲讽的、不以为然的意思。后来当迦南妇人不再叫喊“大卫的子孙”，而是前来“拜他（耶稣）”，并仅仅称耶稣为“主”的时候，耶稣就因为她的信心而成全了她的请求。也就是说，这是迦南妇人改变了态度，而不是耶稣改变了态度。迦南妇人因为喊叫“大卫的子孙” 而冒犯了主，但当她（因为自己的错误）而即使被当作狗也愿意追随主的时候，主就恩待了她。可见主对全体人类是一视同仁的。可见主的使命始终如一，并不是因为在犹太人那里传福音碰了壁，才转向全人类的救赎工作的。

其实，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区别，仅仅在于两者与上帝的关系不同。而人与上帝的关系，并非基于血缘，而是基于“圣经之约”——这里的人应该包括犹太人但不仅包括犹太人。这一点从旧约看和从新约看，是同样清楚的。所谓“律法书”本来就是“神人之约”，在先前，“律法书”奠定了犹太人与上帝关系的基础；但是最终，“律法书”颠覆了犹太人与上帝关系的基础——因为犹太人一直在背离“律法书”，并在耶稣基督以后完全拒绝福音的新约，最终使得犹太人自己沦为“凭血气生的”，而不是凭应许生的。

（四）犹太人的王不必是犹太人

耶稣基督是“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但做犹太人之王的，无须是一个犹太人。实际上，当时犹太人已经归于罗马人统治，生杀予夺、任人宰割。而现实中的“犹太王希律”，不过是个卑贱得不能再卑贱的猪狗一般的傀儡。实际统治犹太的王，是罗马的军事首领本丢·彼拉多，彼拉多就不是一个犹太人。

耶稣基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王”，显然不是“希律王”意义的王，当然也不是“彼拉多”意义的恺撒王。耶稣自己说得很清楚：“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十八章36节）但是当时的人们不能理解这一点，所以恶意竞争就一直伴随着耶稣基督的一生。这从下面三个着眼点都可以一目了然：

（1）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阿，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地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杰里迈亚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她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马太福音》第二章1－18节）这是希律王对耶稣作为犹太王的理解。

（2）

“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彼拉多就对他说，他们作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希奇。”（《马太福音》二十七章11－14节）这是犹太祭司和罗马巡抚对耶稣作为犹太王的理解。

（3）

“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作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僭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僭妄的话吗？（《约翰福音》第十章23－36节）从这里的冲突可以明显看出，犹太人和基督徒对于“基督”的理解完全不同，犹太人还是把新约的基督当作旧约的弥赛亚来看待的。所以犹太人不能变成基督徒，而“变成了基督徒的犹太人”从此就不再是敌基督的犹太人，而成为基督徒了。

由于这些恶意竞争都是发生在犹太社区，以致耶稣对犹太社区已经完全失望，并把“犹太人”当作一个被神遗弃的代号。例如，在最后的晚餐快结束的时候，犹大出去告密，耶稣对剩下的十一个门徒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十三章33－35节）可见，耶稣所拣选的门徒都已经分别为圣，而不再是犹太人了。

上面说过，犹太人和基督徒对于“基督”的理解完全不同，犹太人还是把新约的基督当作旧约的弥赛亚来看待。那么，新约的基督和旧约的弥赛亚到底有些什么不同呢？还是让耶稣自己来说吧：

“彼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彼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作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十八章33－36节） 

但是犹太人始终对福音真理执迷不悟，他们像化石一样的脑袋，无法理解这一奇迹。“彼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莱、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彼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彼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约翰福音》十九章19－22节）犹太人似乎还认为，“犹太人的王”必须经过他们的认可。其实一个卑贱的亡国奴的民族是不配具有这种权利的，难怪他们要被罗马巡抚彼拉多嘲笑了：“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意思是你们有什么权力干预我呢。犹太人的王完全不必是犹太人。

（五）犹太人是耶稣基督的仇敌

正因为犹太人这种拒绝新约的“化石特性”，耶稣即使对“信他的犹太人”也有严厉批判：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约翰福音》第八章31－59节）

显然，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之所以有上面这种似乎矛盾的言行，是因为他们只信耶稣为拉比，而不信耶稣为圣子。可见，只要一个人还是犹太教徒，就是一个“犹太人”，就意味他还没有彻底成为基督徒。因为“犹太人”和“中国人”还有所不同，因为“犹太人”是一个信仰标记，而“中国人”仅仅是一个文化标记。

（六）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是犹太人”

“是”是什么？“是”是定义。而耶稣基督作为圣子显然是无法定义的。所以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什么也不“是”。也就是说，不可把主定义为主以外的任何东西。

在亚伯拉罕以前就自在的、犹太王大卫所求告的主基督，当然无法在逻辑上简单定义为“一个大卫的子孙”，定义为“一个犹太人”。且在文化上，耶稣更不是迦南的产物，而是广采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等各处素材，具有世界性的比喻、象征、意义。如“避祸埃及”的事迹、“东方三博士”的巴比伦与波斯背景、“登山布道”疑为希腊式的依山而建的巨大圆形体育广场。最重要的“上帝的独生子”和“我们的父神”的称谓，显然也不合犹太人的习俗，反而近似巴比伦、希腊的“神的儿子”与中国的“天子”。但在巴比伦、希腊、中国的社会里，天子是世界的统治者而非世界的颠覆者与审判者，而耶稣基督却是世界价值的分别者。

上述区别，不仅构成《新约》和《旧约》之间的飞跃，使耶稣基督从加利利走向耶路撒冷，也使福音从以色列传布什腊、波斯（巴比伦）、罗马、埃及，最后成为全球范围的救赎。实际上，这“外邦人的光”并非“外邦人的使徒”保罗所造成，因为早在耶稣基督的诞生（甚至诞生之前的预言）、成长（避难埃及）、受洗（区别于旧约的标记割礼，是普世性的新约标记）、诱惑（魔鬼许诺万国而非犹太一国）、传道（希腊演说式的）、死亡（罗马的钉刑，而非犹太的石刑）、复活（同样不合犹太思想传统，而似埃及宗教理念），嘱咐信徒传道世界（超越祖先崇拜的部落性质，而有高级宗教的世界气象）的系列事迹中──上帝之子的这部超然史诗，就以福音的形式展现出来全宇宙的性质──奉耶稣的圣名祈祷。阿们。

基督怎么能是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怎么能是大卫的子孙？基督怎能把仰望自己的亚伯拉罕当作自己的祖宗？基督徒所面对的上帝，不是深渊，而是桥梁，根本无需北欧赌博式的“信心的跳跃。上帝是通往彼岸的唯一凭藉，而根据人类败坏的天性，按照《约翰福音》，基督说“不是你们选择了我，而是我选择了你们”。因此，人完全无法选择上帝而只能被基督拣选，如此看来，那么“信心的跳跃”所选择的，更可能是魔鬼的子孙，这已经由两次世界大战给不幸地证明了。可知，凭“信心的跳跃”所获得的，确实是深渊和深渊里的撒旦，但决不是上帝。上帝是选择人而不是被人选择的。上帝决不会说，“我可以给你这样的生活，也可以给你那样的生活。”因为上帝不会试探人。

（七）背信弃义的人必遭弃绝

我读《申命记》二十八章，看到耶和华神预言，背弃十诫的犹太人必将遭遇弃绝的命运，竟与纳粹德国驱逐犹太人的惨状不谋而合，尤其最后64─68节的预言，最为突出：“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事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作奴婢，却无人买。”这段预言的出处，“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

《申命记》十三章9－10节记载耶和华神咒诅传扬别神的假先知必死，并且命令说，“总要杀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接下来的15─17节则命令，对接受异教的犹太人的惩罚仪式，比种族灭绝还要彻底，因为连牲畜和所夺的财物，都必须销毁，城市也永为荒堆（滩）：“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粘你的手。”这多么像前现代人对待瘟疫的处理方式。从神秘的角度看，纳粹的灭亡也许和用他们贪图犹太人的财物有关，因为纳粹没有按照圣经所说彻底销毁这些赃物，而是占有了这些肮脏的东西，结果就在神的面前自取灭亡：“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怜恤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使你人数增多。”纳粹所行不正，结果犹太人的灭绝营就以柏林大火作为终结了。

正如旧约全书末了的《玛拉基书》开篇处所声明“耶和华借玛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这也是预言后来犹太人的命运：

（第一章）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布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布，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它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疆界之外，被尊为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是可畏的。”

（第二章）“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牲畜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常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由此可见，所谓“外邦人的光”，并非发自使徒保罗，也非发自耶稣基督，而是发自耶和华神即天父自己。或者说，耶稣基督和使徒保罗都是天父的光。愿荣耀归于至上者，奉主来的，是值得称颂的。所以，假先知和他的追随者“宗教学者”、“人文主义者”虚构了一个“保罗教”的恶名，企图分裂使徒与基督的关系；又断裂新约与旧约，企图分裂圣父与圣子的关系；最终的目的是诱惑我们背主沉沦。对待“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的”，他的父母必须将他刺透。“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人，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撒迦利亚书》十三章3─5节）

由于大卫王所犯下的可怕罪恶，“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大卫）的家。”（《塞缪尔记下》十二章）主斥责大卫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作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地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她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7－12节）如此污秽不义的大卫王，怎么可以称为基督的根源呢？即使到了今日，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依然在此血腥之家天天仇杀、日日灭亡。难道基督是这家的子孙？当然不是。所以耶稣明确说：“大卫既然称基督为主，基督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路加福音》二十章44节）

无罪的基督不可能被定义为犯罪的亚当的子孙，更不可能被定义为罪人亚伯拉罕和大卫、所罗门等人的子孙。基督是永生上帝的超时空、超历史的独子，所以耶稣即使在人们面前，也自称“人子”，而不自称“亚伯拉罕的子孙”或是“大卫的后裔”。什么是“人子”？人子不仅是和神有特殊关系的人，而且“人子”一词是上帝用来称呼先知的——耶稣自称人子，空前绝后地声明自己代替上帝发言。

只要透过圣经启示，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不是用“犹太人”可以定义的，基督不是用“大卫的子孙”可以定义的，因为早在大卫的祖宗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耶稣基督，而且亚伯拉罕还仰望耶稣基督。这样的耶稣基督，显然不是旧约的弥赛亚可以涵括的，难道犹太人要处心积虑地杀害耶稣，以便挽救他们千疮百孔的错误宗教。

（八）上帝的仁慈、基督的救恩

有人说旧约的上帝十分专横，如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然而，那是表明上帝要亚伯拉罕与迦南宗教保持距离，而不是真的要人献祭。神“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马太福音》十二章7节）希伯莱语属于迦南语族，犹太人是一种迦南人，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其实是迦南人把自己的头胎儿子献祭给他们的邪恶神灵的一种习惯方式，现代考古甚至发现了他们烧烤孩子进行燔祭的证据。而圣经里的上帝其实是通过行为示范，亲自中止了这个残虐的迦南方式。这样我们来看待上帝对于迦南人的憎恶，也许有了新一层的理解。但是犹太人却和迦南人混血，结果使得犹太人自己成为保存迦南人余孽的种族大杂烩。直到旧约的末了，还有这样的预言：“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撒迦利亚书》十四章21节）

可见犹太人从来就没有好好服从耶和华神的指示，没有与他们的同族迦南人划清界限，结果犹太人的恶行导致自己“迦南化”。迦南化的人必将遭受迦南人者的命运，正如做埃及人的事必将遭受埃及人的命运，这就是上帝的公义：“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出埃及记》十五章26节）

耶和华神和犹太人立约，不是纵容他们作恶，而是给他们一种责任和权利。但是犹太人背弃了选民的责任，所以也被剥夺了选民的权利。因此《罗马书》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哪，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作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忿怒，彰显他的权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地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蛾摩拉的样子了。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第九章18—32节）

而犹太人和他们的同伙是如何曲解这段经文的呢？他们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中的“以色列人”，是指活着的和死去的以色列人的总和，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则是指所有活着的犹太人！

这真是荒谬。因为“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这段经文，是“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出来的。先知以赛亚怎会指着死人说话呢？他兼通阴阳两界吗？而且“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这段经文后面紧接着说：“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地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蛾摩拉的样子了。”如果以赛亚是指着死人说话的，那么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居民岂不是都还健在吗？“我们早已像所多玛，蛾摩拉的样子了”又从何说起呢？

那么，如何理解下面《罗马书》十一章所说的“以色列全家得救”呢？

我们先来通读原文，不要像犹太人那样断章取义：“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布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25—29节）

看来，这里“都要得救”的“以色列全家”正是第九章上所说的“剩下的余数”。也就是说，现在的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这些余数之所以能够得救，是因为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并消除了雅各布家的一切罪恶。而救主除去以色列人的罪，就是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耶稣基督出现在犹太社区，或许是偶然的；但基督耶稣作为人类的救恩，则是必然的。永生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落在犹太人中而不是落在埃及人、希腊人、中国人中间，这是依据当时的普及救恩的需要，而不是永生上帝对犹太人本身的偏爱，否则，就无法解释犹太人为什么会产生背叛上帝的行径，以及他们精心策划的阴谋何以演化为杀害基督的犯罪成就。

基督！你就这样被交在外邦人──犹太人手中，被外邦人──拒绝你的犹太人，鞭打、处死……你是多么孤独！祖国、亲人、朋友、门徒，全都背叛了你，弃你而去。因为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罪恶的世界容不下你的真光。犹太人处心积虑地扑灭你，但天父却预定你在第三日复活，并获得审判世界的权柄。

（九）结论

通过圣经的启示，我知道耶稣不是犹太人可以定义的，而耶稣也不承认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而且宣告早在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耶稣基督自己。这样，现在我好像多少知道一些了，“耶稣―基督”是不可分离的，只承认耶稣的人性之美而不承认耶稣具有基督的救赎神性的，说到底依然是敌基督者。只有承认耶稣的子神位格，并相信其受难是通往复活和最终的救赎、以及主再来的最后审判，才是“不敌挡我们的”。

“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各人。（有古卷在此有凡祭物必用盐腌）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马可福音》第九章38－50节）

敌基督者，理应受神鞭打，但我却执迷不悟，以为鞭打是“上帝的考验”，直到十字架向我显现，而且让我相信十架是耶稣基督的标志，而不是任何其它的象征，我才逐步悔悟，直至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感谢神，如此指引我，从此给我无限的平安。阿们。

附录：答辩词

“不可把耶稣基督定义为犹太人”的事实俱在，但还是遭到一些多余的怀疑。

1、耶稣作为人子，是降生在马利亚和约瑟家里的，马利亚和约瑟是公认的“大卫的后裔”、典型的犹太人。

2、按照犹太律法，犹太女人生的孩子始得称为犹太人，那么犹太女人玛丽亚生的孩子，无论如何只能称为犹太人。

对于上述两点疑问，我给予三点答辩：

1、耶稣作为人子，虽是降生于马利亚和约瑟的家里，并且经由马利亚怀孕而生，但依然可以不带有任何犹太性质。“圣子”身份的本质决定了：他可以出污泥而不染，出于人身而无罪性、出于犹太家庭当然可以不带犹太性。否则就不能解释“处女生子”、“死后复活”的奇迹何以能够存在。换言之，如果我们承认“处女生子”尤其是“死后复活”的奇迹是真实的，至少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在逻辑上就必须承认：耶稣必然不带有至少是可以不带有任何犹太性质。

2、“犹太人”和任何人一样，按照定义只能是罪人；而耶稣基督则是圣子，即使他作为人子的那一面，按照定义也只能是无罪的，而且不可能带有能够被罪玷污的各种性质。因此耶稣基督不能被定义为犹太人，否则就等于把圣子定义为可被罪所玷污的罪人。

3、由此我体会到耶稣自称“人子”，具有极为深刻的奥秘性质：人都是有罪的，但耶稣到世间来只是寄居的，作为与神具有特殊关系的“人子”，耶稣必然是无罪的，否则整个基督教的基础就不存在了。与此形成对照，“有罪的人”则涵盖了一切人，包括犹太人和其它人。因此耶稣基督不仅不能称为犹太人，也不能被称为其它各种类别的人——而仅仅是神秘的］独特的“人子”。

在《旧约》中，出现“人子”一词最多的是《以西结书》（Ezekiel），基本全是耶和华神用来称呼先知以西结的。

在《旧约》中，出现“人子”一词的其它段落还有民数记（Number）一次：“神非人，必不致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致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二十三章19节 ）这也是先知转述的耶和华神的话语。显然，这里“人”和“人子”具有不同的意义。例如人会说谎，人子会后悔。

在《旧约》中，出现“人子”一词的还有《诗篇》（Psalms）一次：“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八十章17节）

最后则是《但以理书》（Daniel）两次：1、“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第七章13－14节）2、“我又听见乌莱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阿，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阿，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第八章16－17节）

对“人子”的崭新运用出现在《新约》，都是耶稣基督用来称呼自己的：《马太福音》三十二次；《马可福音》十六次；《路加福音》二十八次；《约翰福音》十六次。基本上，这暗示，耶稣在代替神发言称呼自己。

此外，《新约》运用“人子”一词仅有另外三处：

《使徒行传》一次：“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第七章55－56节）

《启示录》两次：1、“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第一章13节）2、“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十四章14节）

上述种种记载显示：耶稣基督显然是“道成人身”、与神同在。他怎么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犹太人”呢？而且，从“人子”一词由“神称呼先知”，到“耶稣自我称呼”的发展来看，耶稣基督在位格上，与以西结、但以理等先知，已经具有本质的不同。

再说，如果执意认为“耶稣是一个犹太人”，那么基督徒所从事的岂不成了“崇拜一个犹太人”的“偶像崇拜”？哪怕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犹太人。如果定义说耶稣“是一个犹太人”，那么基督徒的信仰岂不退回到了旧约时代，甚至退回到了十诫之前？请看上帝在十诫中，是如何禁止偶像崇拜的：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二十章2－6节）

这一诫命后来又在《申命记》等处不断重申过：

“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像。惟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事奉它。……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作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像，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申命记》第四章）

如果说“耶稣是一个犹太人”，那么这样的“耶稣”就显然不是基督耶稣，而是“另一个耶稣”。这样的“耶稣”虽然是犹太人，但崇拜这样并非基督的耶稣岂不成了“崇拜犹太人”？崇拜犹太人，岂不成了圣经所说的另一种福音：1、“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哥林多后书》十一章4节）

2、“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加拉太书》第一章6－10节）

上述两点并不矛盾，意思合起来就是：我们容让他们另传一个耶稣、另受一个灵、另得一个福音，但神还是会咒诅他们。因此，让我们把审判的权柄交给神吧。让我们保持沉默。

1996年4月—2009年1月14日

（另起一页）

九十五章  内疚是基督教的原动力

基督教的原动力是什么？是内疚。

这内疚是面对主的受难，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震惊、绝望和悔恨。其前提是一个“意想不到”，意想不到主就这样走了。

谁也没有想到主基督耶稣会在那一天死去的！

所以彼得三次不认主：“Mat 26:33 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Mat 26:34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Mat 26:35 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Mat 26:69 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

Mat 26:70 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Mat 26:71 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

Mat 26:72 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

Mat 26:73 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

Mat 26:74 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

Mat 26:75 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我毫不怀疑彼得的心意，原来是要和主在一起的；但是他没有想到那是一条不归之路。

保罗在认识了基督耶稣之后产生了撕心裂肺的痛感说：

“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哥林多前书》五章7节）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20节）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提摩太前书》一章15—16节）

彼得和保罗，是基督教世界最为杰出的代表，从他们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人性的软弱，而且看到了他们在主的面前所产生的内疚和由内疚产生的崇拜与殉道精神：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腓力比书》二章6-11节）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这“背着自己十字架”的殉道精神，是追随主的牺牲所必然得出的逻辑结论。没有殉道精神和殉道行动，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一个基督徒。

主的牺牲于是彻底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原有的一切。

我自己认识到这一点，是在今年。

我现在已经活到了比母亲五十三岁去世时还要大的年纪，逐渐有点能够体会到母亲去世时的痛苦。母亲去世前两天的夜里十分难受，让我去叫她最信任的孟医生，住院部的护士说孟医生不值班，不能来，我告诉了母亲。但母亲坚持一定要叫孟医生来，可是我根本不认识孟医生的家，何况那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我没有办法，只好出去转了一圈，焦头烂额之下还偷偷抽了一支烟。回来之后母亲问我说：“你抽烟了？”我承认了，母亲说：“抽烟不好，不要抽了。”我答应了母亲。但其实那是我抽烟的开始，从那以后我整整抽了二十八年。

母亲问我找到孟医生了吗？我欺骗母亲说：“我去过了，孟医生不肯来。”母亲看着我的眼睛说：“你骗我，你没有去。”我只好承认了。母亲叹了一口气，说，“没有良心的，生你们有什么用。”

我只好解释说，时间太晚了，护士说孟医生明天还要上班，而且他现在根本就不负责这个病区，根本就不能去叫他来的。但母亲相信，她帮过孟医生很多忙，如果去叫，孟医生一定会来的。于是母亲责怪我没有尽心尽力。

我们都知道，母亲这一次病情恶化是由于停药引起的，因为医生觉得，用药太多，产生了耐药性以后就会无以为继。但是停药之后病情恶化，这时不得不再度用药，但却无法缓解病情了。现在就是孟医生来了，也是毫无办法的。但是母亲相信孟医生能有办法，所以一直让我去叫。

就在这样的纠结中母亲渐渐平静了下来，慢慢睡着了，我也在母亲旁边睡着了。第二天早上父亲来换班，叫母亲没有反应，才发现她陷入了昏迷。这一下才请来了孟医生，孟医生确实有办法，用了一种瑞士进口的兴奋剂，三针下来，到傍晚母亲终于苏醒了过来。这种药很厉害，普通人打一针，可以几天不睡觉。普通的昏迷者，只要打了一针就可以苏醒过来，但母亲却用了三针，所以孟医生认为情况很不乐观。果然不过三十多个小时以后，母亲还是去世了。

尽管一直知道母亲的健康状况很差，但她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仍然让我极其意外，我感到十分内疚，好多年都为此痛苦。如果我知道结果会是这样，我一定会排除任何顾虑，为母亲寻找孟医生，因为那个行动无论在医学上有无意义，本身就是对临终痛苦的莫大安慰。而我却错过了这个一生一次的机会，我想对母亲说：妈妈，我真的对不起。

我想起外婆去世的时候，母亲哭着说：“我没有把她医好。”其实那天事发突然，外婆早晨说头疼，就没有起床，到了上午九点多钟就突然昏过去了，急救医生到达的时候，外婆已经安然长眠了。母亲无论如何也是回天乏术的。但内疚却是免不了的。那是1959年，那时的百姓是没有身体检查的条件的，除非病了，是不会去医院的，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外婆有任何老年病。

“内疚是基督教的原动力”——这不是从神秘主义而是从人情世故说的。

“我对不起她”与“我对不起主”。

“我没有把她医好”与“我没有完成主的托付”。

世俗的丧亲之痛与神圣的忏悔之情，都具有“内疚”的要素。

内疚使人意识到“亏欠了神的荣耀”，但又无法从自己的本性中去掉这一亏欠，最终演变成为“原罪观念”，并一直追溯到亚当和夏娃的犯罪。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作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罗马书》第七章）

我们有能力忏悔，却没有能力改正，“悔改”只完成了一半。

难怪圣保罗悲叹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罗马书》第七至第八章）

保罗尚且如此，何况普通基督徒？何况那些打着基督教旗号四处攫夺的海盗、骗子、市侩？怎么办？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而不是“信了主耶稣基督”，更不是“口称主耶稣基督”。“靠着”英文作“through”，意为“从头到尾”、“经过”。可见，这是一个永不间断的过程，一旦中止“靠着主”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主仆关系，任何虔诚的门徒都会立即原形毕露、反善为恶了。

“原罪”的可怕就在于：它是只能麻痹而无法消灭的。

天上有同样的月光，地上有同样的感伤。

2011年4月受难节

（另起一页）

九十六章  一个见证

谢选骏，男，一九八一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最后一本书《天子》于一九九四年在香港出版。出版著作约三百万字。他曾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著作是《天子》，称此书为“中文世界的最后闪光”。他企图结合《圣经》的要素来重新发现中国精神的活力部分，即中国的灵魂，天子。从而使得中国既可以获得基督教的力量，又避免基督教化的命运。

但此后，他本人却被一系列的神秘事件所包围，这些事件迫使他归向基督所表明的上帝。但他不愿放弃上述著作的思想，遂在孤独中坚持了两年。一九九六年复活节期间，在病中，死亡就在眼前的时候，他看见了十字架的光，没有芒的光渗透进来，以道家和佛家都不能达到的深度彻底解脱了他。他由此亲历了十字架的生命，是活生生的；不是自己找到的，而是被赐予的。他因此被告知：耶稣基督活生生的爱，具有超越时代、种族、文化、国界等一切人间壁垒的灵界力量。这样的爱赐人意外的平安和属灵的恩典：耶稣爱我们超过我们可能达到的彼此相爱，而在属灵的意义和功能上，还远远超过我们的自爱。由于亲身经历，他确认了：1.上帝是活着的；2.上帝干预我们的生活；3.上帝由耶稣基督的爱表明出来。这样的没有条件的爱，是向一切人开放的，并且已经预先倾注在每一个人身上。除非人自己拒绝这样的爱，从而以自己的罪恶把自己与上帝隔绝开来。

谢选骏愿意用自己的例子向世人见证：通过二十二年探索，他没有找到生命的源泉，但仁慈的主在两个月间，就赐他永恒的生命。其途径是：认识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犯了罪，承认基督耶稣因是世间唯一的无罪者和十字架上的复活者，而表明为永生上帝的儿子；愿意笃依灵界的上帝而看轻世间的所有。其印记是：他现在相信《使徒信经》上的每一个字。

这样，由于生命的完全转变，他不得不从孜孜不倦的写作生活里退出，完全沉默。因为他看轻自己以前的工作，因为那是为了荣耀自己而不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在无法找到一种足以放弃自己从而荣耀上帝的途径之前，他愿意继续保持这样的沉默。

他曾经说过，他宁可做最后一个中国人，也不做基督徒；而今他已成为众多蒙福的中国基督徒中的一员。当他看到一幅渎神的宣传画时，他愿意以一个中国人，同时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打破自己的沉默。──1997年6月

（另起一页）

九十七章  我想寻找天国的钥匙

A：我想寻找天国的钥匙。

B：基督不是给我们了吗？

A：在彼得那里，不在我们这里，后来被梵蒂冈弄丢了。

B：嗯，这个我才听你说，不明白！怎讲？

A：宗教改革以后很多教会不再承认梵蒂冈的权威……教派分歧意味着没有一派是对的了。我问一个讲道人：谁讲得对？他说要我自己分辨。我说我能分辨，那就高于讲道人了，还有讲道人干什么呢？

B：被上帝注意，是基督徒的福气；因为不论遇到什么都是好的，可是对不信神的人，可能就会审判神。

A：以自己的标准来看待命运了，他不让你去教会，所以上帝要是注意了他，会有好果子给他吃吗？上帝可是公义的。

B：可是神也会放下99只羊，去寻找那丟失的那一只呀。

A：那一只，是属于神的羊，不是指所有的羊。所以耶稣说进窄门，因为进去的人不会是多数人。

《天国的钥匙》一文头头是道地写道：

教会的一大特点，乃是神将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关于这点我们看圣经的观点如何？

1、基督与钥匙

在圣经中，教会与国度两个名词，并不常交互使用，例如教会虽然是人与人的交往，但是国度却包含了属灵的祝福；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圣洁、公义、和平，以及圣灵中的喜乐（罗十四17）。而国度也往往被认为比教会的范围广，例如当说到神叫基督为教会作万有之首（弗一22）的时候，重点是在说他的王权不仅达于教会，也达于家庭、国家、社会，以及整个的宇宙。可是天国的钥匙这个名词，乃是说到国度与教会是异字同义的，圣经中唯一说到这正确观念的地方，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19节，耶稣在前一节中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显然，主在这里是将教会看做一座房子，这一节他又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他心中所想到的钥匙，就是这座房子的钥匙，所以在这里，教会就是天国，天国就是教会。从圣经的教训看来，教会包含得救的人（徒二47），就是那些要进天堂的人与那些已经进天堂的人，所以对于上述那样的认同，是不值得惊讶的。因此，天国的钥匙就是代表接受人进入教会，或是把人从教会中排除的权柄。

既然天国钥匙的意义是这样，那么就清楚看出，在绝对意义上来说，天国的钥匙是属于基督、教会的头，以及国度的王，而且唯独属于他，因为只有他能赦免罪，只有他能打开天堂的门让我们进入，而且只有他有权柄定人的罪永远受刑罚。父将审判的权柄只交给了子，且唯独交给了他（约五27）；那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的，就是他。

曾有个瘫子被带到耶稣面前求医治，他没有立刻吩咐他起来行走，他乃是先对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一些文士就在那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僭妄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可二3—7），他们心里以为耶稣仅仅是个人，这种假想是错误的，所以他们得到的结论也是错误的。一个人若以为自己能赦罪，那的确是僭妄的，因为赦罪是神的特权，也因为耶稣是神，所以他有权柄说：“你的罪赦了。”

2、使徒与钥匙

基督自己有权柄掌管天国的钥匙，但是他却认为将这钥匙的权柄交给使徒是适当的，现在我们看新约圣经怎么说。

当彼得承认耶稣为基督、为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十六19）。

简言之，主授权柄给使徒，立下了进天国的条件。使徒所立的条件，与基督在地上传道时所立的没有什么两样，归纳而言就是信靠基督为救主，并在信以先悔改脱离罪，信了以后就顺服基督为主。

虽然在马太福音第十六、十八章中没有提到赦罪和将罪留下，但圣经其他地方则论到此事，在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对门徒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约廿23）。

骤看这种说法有点奇怪，为求适切地了解，在这里必须要作一重要的区分。基督实际上并没有把赦罪或留下罪的权柄交给使徒，以前我们已经说过，赦罪之权唯独属于神，所以基督授权给使徒，仅仅是宣告罪的赦免或留下罪。主授权给他们宣布这件事的本身是无谬的，我们必须记得，正在主对门徒说这话之前，主说：“你们要受圣灵”（约廿：22）。毫无疑问地，我们正面临着一项“特殊的灵恩”与“使徒的特权”。只有使徒从圣灵领受了宣告人罪得赦免或罪被留下的权柄。

3、教会与钥匙

教会元首基督，有绝对使用天国钥匙的权柄，而使徒们只是受之于基督的权柄，是属于次要的使用，但他们所行使的权柄却是实在的。问题又来了，那钥匙交给后代的教会又是怎么回事呢？

神不许教会僭妄，像王一样地运用这钥匙，因为教会不是神。不错，教会是从神开始，且教会有基督为头，在本质上是超自然的，其中的成员也都是为圣灵所生的，但是教会是由世上的罪人所组成，在本质上是不具神圣性的。

但是在传道和惩戒、信者与不信者之间实在有着区分。虽然难以决定信与不信之区分，但是教会在对待人的时候，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是不是信者：在合乎圣经的传道、合乎圣经的惩戒上，教会就把天国的门对信的人开放，对不信的人就关闭了。

天国钥匙用得适当与否，对教会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也就是说，教会对圣经要求人在信耶稣而得救上，是不可加也不可减的。教会只能够宣告基督以及使徒所立下进天国的条件，一点也不可有所增减。

……

但是，无论上面这篇《天国的钥匙》一文如何头头是道，这篇文章依然没有揭示一个基本问题：天国的钥匙现在究竟在哪里？

  

（另起一页）

九十八章  与主同钉十字架、慢慢享受流血至死的痛苦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胜利？因为“不怕牺牲”。

中国基督教为什么不能胜利？因为“缺乏殉教精神”。

长期以来，中国基督徒中，“吃教者”的人数大大超过了殉教者的人数，因为形成了一个专有词汇叫做“大米基督徒”（“Rice Christian”，可以和“米田共”[糞]互为参照）。这是一个极大的耻辱。

但是现在，一个历史转变也许正在来到。

2014年，中国的基督徒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

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的开始。

梵蒂冈2014年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达到了1亿人。这一数量的突破具有重要的心理学意义：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超过了中共党员的数量，后者为8600万人。

梵蒂冈公布，仅天主教徒的数量就几乎是1200万人。北京暂时不承认教徒数量在增长。但已经推出了将地下天主教团体合法化的计划，条件是：国家对宗教团体享有监护。中国当局向梵蒂冈提议联合批准天主教团体主教候选人的程序。预计，中国将向教皇提供主教教职的候选人，教皇将决定是否同意这一任命。根据该草案，教皇将有否决权，但其对主教选举的干预将受到限制。主教教职候选人由天主教人民协会（NCA）官员进行检查，该协会是为合法天主教徒任命主教的机构。北京不排除向梵蒂冈提供两个候选人以供选择的可能。中国准备将挑选主教候选人的倡议权转交给合法的天主教教区，后者随后向天主教人民协会通报候选人情况。中国和梵蒂冈可能在2015年初达成协议。而这可能是中国无神论政权的最后挣扎，在中国基督教化的滚雪球趋势之下，敌基督的势力不得不做出历史性的让步。

在中国基督教化的滚雪球趋势之下，每个基督徒只要传播一个非信徒，那么就将使得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增长一亿，超过日本的成年人口。这是多么伟大的潜力。

我相信，基督教的未来系于中国。

如果，中国基督徒把“吃米”当作“殉教”的预备，而不是永远在吃米阶段原地踏步，中国基督徒就能够复兴基督教，能够振衰起弊那个日益沉沦、日益世俗化、日益走向敌基督的西方社会。

“中国基督徒们不仅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而且奉耶稣基督的灵祈祷，相信耶稣基督具有奇妙的能力，可以与我们同在。阿门。”

这样的中国基督徒最终能够从吃教者，成为殉教者：在他们看来，世上最美的事，那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慢慢享受流血至死的痛苦——那就战胜了世界、亲近了与神同等的荣耀：“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

孔子、释迦、苏格拉底、耶稣基督，这“四大哲人”，谁最荣华富贵，谁最穷困潦倒呢？释迦牟尼，生为王子，最为荣华富贵；拿撒勒人耶稣，生于马槽、长于流亡、后来卑微，且死在十字架上，最为穷困潦倒。苏格拉底虽然也被处死，毕竟还在学生和朋友的簇拥之下，因为他是作为雅典人被雅典人处死的，不是作为外邦人被罗马人处死的，还保留基本人权，不像耶稣基督在众叛亲离之中，受尽凌辱虐待。至于孔子，虽少也贱，后却尊荣，鲁君封赏，门徒环绕，虽不及释迦之盛况，毕竟胜过苏格拉底多多，故不能企及揭示宇宙之真相也。因此之故，唯有那被神遗弃、遭人背离的耶稣，独能彻底征服我心、融化我灵，让我得以口称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的、大卫称他为主的基督，是我的救主。

“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使徒行传》）《以赛亚书》说：“耶和华却定意（或作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或作他献本身为赎罪祭）”

耶和华所“生出”（而非“创造”）的基督耶稣，是“以马内利”、与神同在；所以《箴言》上他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

思想主权的最高体现就是“以马内利”，那就是“与神同在”：“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箴言第八章》）

“你想与主同在吗？”

“怎样才算是与主同在呢？”

“与主同钉十字架。”

《路加福音》上记载的两个与主同钉十字架的强盗，我们必是其中之一，这是无法逃避的人类命运：

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当下耶稣说，“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

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

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

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有古卷在此有用希利尼罗马希伯莱的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作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作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阿，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

耶稣大声喊着说，“父阿，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

“愿我们和主同钉十字架，愿意我们和主同在乐园里。”——当这样的信仰席卷中国的时候，中国就将不再是一个重重污染的国度了。

（另起一页）

九十九章  在乐园里

“北京守望教会”《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晓峰牧师）写道：

读经：

【路23:39】 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路23:40】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

【路23:41】 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作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作过一件不好的事。”

【路23:42】 就说：“耶稣阿，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路23:43】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先知以赛亚在预言主耶稣这位上帝受苦的仆人时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赛五十三12）。四卷福音中都记载了有两位强盗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使徒约翰还记述了位置细节：两个强盗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约十九18）；但是唯有路加在这里记载了其中有一个强盗得救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二句话就是对十字架上那个强盗恳求的回应。

《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直观的印象是有一个“不好”的强盗在讥诮主耶稣，而另一个“好”强盗没有讥诮主耶稣，却在责备那个“不好”的强盗并为主耶稣辩护。但根据马太和马可的记载，这两个强盗都参与了对耶稣的讥诮，那么路加所记载的这一段经文中的那个“好”强盗是在后来转变了对耶稣的认识。按照主耶稣在讲道比喻中讲的，当将来万民聚集在主荣耀的宝座前的时候，人子要将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太二十五31-34）；这样，我们暂且认为那个讥诮主耶稣的强盗是在主耶稣的左边，而那个悔改得救的强盗是在主耶稣的右边。那么，有很大一种可能是右边的这个强盗首先和围观群众、公会祭司长们一同来讥诮主耶稣，但当他听到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二十三34）的时候，他的心灵被触动了，他或许还注意观察了一下这个钉在他们中间的人，随即他就发现了这个人的与众不同，他可能看到了这个被称为“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约十九19）的人的眼神满带着恩慈和怜悯，这目光照亮了他的灵魂。这右边的强盗内心里发生了一些可能连他都不明白的变化——这个人可能真的就是以色列人所一直盼望的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当他听到左边十字架上的强盗接着众人的讥诮也来讥诮耶稣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发出了应声责备的话语。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一个强盗，他的罪行是真实的，到了要承受被钉十字架刑罚的程度，从某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一般这样的人很难对上帝有敬畏之心，但他竟然责备另外一个强盗说“你不怕神吗”，显然这个时候，右边强盗的内心已经产生了敬畏，或许这敬畏连他自己还都没意识到。然后他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作的相称”，这是一个认罪，这不是在世俗法庭上对自己所犯罪行的认罪，而是在已经被判死刑之后在十字架上从内心深处所发出的忏悔。更令人惊异的是，最后右边的强盗还为耶稣辩护说“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一个罪犯竟然为和他同钉十字架的耶稣来辩护！这表明他已经确定地知道虽然耶稣和他们一样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但是这个被钉在中间十字架上的人和他们却是不同的。他们是因自己的罪，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却不是因为自己的罪。从施洗约翰、耶稣的跟随者、背叛耶稣的犹大，到罗马巡抚彼拉多都宣告耶稣是无罪的，即使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也说“这个人没有作过一件不好的事”。

然后，更加令人惊奇的事情是，这右边的强盗转而向主耶稣恳求说“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这句话中的片语“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思高本翻译为“你来为王时”，吕振中译本为“你进你国时”，当代中文译本为“你做王降临的时候”。显然这右边的强盗竟然看到了不属这世界的另一个国度，他看到了这个国度正在受苦的君王，他更看到了这位君王将来做王再来时的荣耀，这是何等的属灵看见和信心！这个强盗看耶稣已经不再是一名和他一样即将死亡的罪犯了，而是将耶稣看为一位将来会带着王权的荣耀降临的君王。“你得国降临的时候”这句短语的意思，主耶稣面对大祭司的时候自己曾说过：“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太二十六64）。主耶稣也曾对门徒们说过：“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太二十五31）。所以，若大祭司悔改的时候说这句话不会让我们觉得惊奇，那些曾经听过主耶稣讲道的人说这句话也不会令人太过惊奇，但是这个即将死亡的强盗在极短的时间内，藉着经历主耶稣简单的祷告和默然无声的忍耐，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语来，确实令人惊讶不已。

当年彼得曾在众人面前认信宣告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太十六16），主耶稣就告诉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太十六17）。我想，我们同样可以说右边强盗的这个恳求不是凭着血气说出来的话，而是圣灵在他里面动了奇妙工作的结果。连门徒们在当时都还不大理解基督的复活和将来的荣耀，这个在十字架上的强盗竟然祈求耶稣做王的时候要记念他。而且，“记念”一词在旧约一般表示上帝对他子民的眷顾，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记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出二24）。所以，这个强盗说，求你记念我，意思就是说“求你怜恤我”或者说“求你拯救我”。

其实，这个被钉在右边十字架上的强盗所说的责备和恳求，合起来就可以视为一个悔改归正的祷告。首先他在对上帝的敬畏中承认自己的罪，然后他认信耶稣的无罪和他国度的王权，并恳求基督的怜悯和拯救。我们越思想越觉得这情景的神奇。

这也成为主耶稣一生事工中的奇妙经历。在被离弃、被钉十字架、被讥诮之中的主耶稣突然听到了一个如此令人惊讶的信心祈求，他的内心该是何等的喜乐和满足！就在十字架上经历羞辱和死亡之时，上帝的工作依然在进行着，这突如其来的事奉喜乐就使他乐意忍受正在经历的十字架的苦难，就如同《希伯莱书》中所说的“他因着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来十二2）。主耶稣马上就回应了这在痛苦绝望中发出的呼求：“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我们首先要解释主耶稣回应话语中头尾的两个词：“实在”和“乐园”。在福音书中每当主耶稣说的话要求听者注意听的时候就会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实在”一词就说明了主耶稣下面这个宣告的重要性，这个词当代中文圣经翻译为“我向你保证”。可见，“实在”这个词中包含着对这个强盗的极大的安慰之情，也是对这个强盗得救信心的鼓励和应许。“乐园”这个词在七十士译本中就是指创世之初上帝所设立的乐园、伊甸园（创二8）。在新约这个词可能用来指义人离世之后在等待复活之前的一种居间状态，比如保罗曾说自己被提到三层天乐园里（林后十二2-4），使徒约翰也在《启示录》中说到乐园“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启二7）。但无论准确含义是什么，乐园都是指与神在一起的美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主耶稣对右边这个强盗的回应重点，就是“今日”这个词所表达的。显然，主耶稣有意用“今日”一词来修正这右边的强盗所求的“你得国降临的时候”。在这个强盗看来，耶稣若是顾念他，那么就求耶稣在荣耀中再临之时来拯救他脱离死亡的痛苦。但主耶稣却告诉他说，不用等到那个时候，今天就可以，今天你的灵魂就会与我一起在乐园里了。有人可能会质疑说，这个强盗今日不可能与主一同在乐园里；因为主耶稣下午三点气就断了（路二十三46），而主耶稣是在三日后才复活的，若是今日就在乐园了，岂不说明主耶稣在复活之前先去了一趟乐园？所以，有的解释说“今日”一词所修饰的不是在乐园的时间，而是“我今日告诉你”，修饰的是主耶稣说这话的时间。但从上下文来看，主耶稣的意思应该非常清楚地说“你今日就与我一同在乐园了”。其实在路加的著作中，“今日”具有特别的神学含义，这个词的重点并非在于对历法时间的计算，而是用来强调上帝的救恩在今世的彰显。故此，今日这个词就告诉这个强盗不必要等到末日那一天他才能经历到救恩的喜乐与确据，而是现在或者说很快你就与我在一起了。所以，这里的今日应是指右边十字架上的强盗的恳求马上就被应允了，在他死亡的那个时刻，他的灵魂就马上进入乐园当中了，那里是神所在之处，是一个无比福乐之地。这个强盗只是要将来的时候，主耶稣却告诉他现在他就已经是神的儿女，他就可以称他为自己的弟兄了，他的灵魂得救已经被保证了，今日就可以到父家中了，不必等到将来的时候。

就在这个强盗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就在他被钉在十架上等候死亡临到的时刻，他的人生竟然发生了如此的逆转，他在十字架这羞辱和死亡的刑具上认识了基督、永生上帝的独生子。上帝也在耶稣最为痛苦的时刻依然给他事奉的机会。这是死亡当中的拯救，这是上帝所导演、安排的一幕剧，向世人展现出上帝救恩的宏大神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福音的能力都不受限制，这能力可以超越事奉者的痛苦遭遇，可以胜过被呼召者的绝望无助，无论事奉者和被呼召者的境况如何，上帝拯救的工作都能进行。

这是生命的翻转：十字架是最为羞辱和痛苦的刑罚，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处于极大的痛苦和绝望的境地里，但是他却听到应许说：今日你就可以进入到乐园里了。他的生命突然之间就从绝望进入到盼望中、从羞辱中进入荣耀、从痛苦进入到喜乐、从死亡进入到永生了。这个强盗从来就没有想过，他竟然能在刑场上遇见基督-上帝的儿子，还距离如此之近地亲耳听到了主对他的应许之言。他可能早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就已经绝望了，他对于自己有这样一个结局没有什么意外，也不觉得冤枉。但上帝却为他准备了意想不到的恩典。

这是一位极其特殊的弟兄，他没有受洗，也没有领过圣餐、他也没有在教会里面参加过事奉，因为他处在极其特别的生命处境中，除了那和他一起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别无拯救；除了求告耶稣，他别无可做，这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赛五十五6-7）。因此，他认识了基督，并有主亲口告诉他的救恩的保证。

十字架上的这两个强盗可以看作是所有世人的缩影，每个人其实都是在羞辱和死亡当中，都在自己的痛苦中挣扎地等候死亡的临到，都在罪恶过犯当中。但当遇见耶稣的时刻就认识归向他，生命就会马上脱离死亡进入乐园。左边的强盗应该目睹听到了右边这个强盗和耶稣之间的对话，但是圣经却没有显示左边的强盗有什么反应，或许左边这个强盗在心里连同右边的强盗一起讥诮了呢。这两个被钉在耶稣左右两边的两个强盗，他们的结局在人看好像一样，都死了，但我们知道，因为主耶稣的应许，这两个强盗的将来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他们的生命结局已经完全不同了。

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也可以看作是我们所有跟随他的门徒的榜样，他在羞辱痛苦中依然事奉神，随时给人带来生命和盼望。最后我以使徒保罗在年老之时对提摩太所说的话来一起共勉：“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后四2）。

愿神赐福施恩给我们，常给我们事奉他的机会！

……

在我看来，说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在承受着“羞辱痛苦”，这说明上文的作者还是在用世俗的“价值观”在看待救恩。

事实上，救世主受难的时代就是他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

与其说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在承受着“羞辱痛苦”，不如说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在承受着“恩典荣耀”。

“完全的义人都是在不断熬炼中产生的”——这是儒家的想法，不是基督徒的，基督教不承认“完全的义人”，而是“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而勉强称义的，都是因为信神，而被上帝恩典所膏的。

在这种意义上，信仰基督教，不等于信仰基督。

有一天，即使中国成了“基督教国家”，如果华人的价值观没有根本的转变，那么救世主的恩典和荣耀就依然没有普及到所有角落……任重而道远。

（另起一页）

一百章  末日与当代中国人的宗教意识

（一）

十架七言，最高典范

十架七言指的是基督教传统上认为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临死前一共说了七句话。这七句语散布于四福音书里。

新教和合本：

1、“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第23章第34节）

2、“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第23章第43节）

3、“妇人，看哪，你的儿子。看哪，你的母亲。”（《约翰福音》第19章第26节至第27节）

4、“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甚么离弃我？”）（《马太福音》第27章第46节参）“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马可福音》第15章第34节）

5、“我渴了。”（《约翰福音》第19章第28节）

6、“成了（It is finished）。”（《约翰福音》第19章第30节）

7、“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路加福音》第23章第46节）

天主教思高本：

1、“父啊，宽赦他们罢！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路加福音 23:34）

2、“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路加福音 23:43）

3、“女人，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若望福音 19:26-27）

4、“厄里，厄里，肋玛撒巴黑塔尼！”（“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玛窦福音 27:46）；“厄罗依，厄罗依，肋玛，撒巴黑塔尼？”（玛尔谷福音 15:34）

5、“我渴了。”（若望福音 19:28）

6、“成了！”（若望福音 19:30）

7、“父阿！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路加福音 23:46）

其它：

古典时期奥地利著名作曲家海顿（1732－1809），于1785年接受当时西班牙加的斯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diz）的邀请，根据主耶稣在十字架名为《我们救主在十架上最后的七句话》，简称《十架七言》

第四句见于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第一句、第二句和最后一句都见于路加福音。第三句、第五句和第六句见于约翰福音。

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出现： “我的神！我的神！为甚么离弃我？”

在路加福音中出现下列三句：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回答一个强盗）

“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

在约翰福音中出现下列三句： “妇人，看哪，你的儿子。看哪，你的母亲”（对马利亚和所爱的门徒——约翰本人。）

“我渴了。”

“成了。”

（二）

当代“中国人”是一个讲求实际的甚至鼠目寸光的人群。这个人群的特点之一就是像老鼠一样喜欢成群结队同时又是尔虞我诈地乐此不疲。

只有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中国社会普遍焦虑的时候，中国人的社会“才能认真地面对或思考人生”。

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宗教意识。

英国《电讯报》2012年12月7日报道说，中国人严肃看待12月21日，是因为担心这一天世界将终结。所以一个新疆的男子成为新闻人物，他拿出他的毕生积蓄10万元修建了一个方舟，可以容纳20人。陆正海在2010年开始修建这个65英尺长的船。“当那一天来到，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面避难。”但是，随着死亡之日临近，陆正海却花光了钱，无法完成这艘船。他说，如果启示录没有能够实现，他将使用这艘船载着旅游者观光。这种疯狂反映出遍布中国社会的普遍焦虑。

中国最著名的预言书，七世纪的《推背图》，没有直接提到世界末日。但是在四川省，惊慌的购买蜡烛的行动席卷两个县城，因为担忧世界将在12月21日终结的古代玛雅预言成真。“蜡烛成百的被卖出去，购买者持续涌入市场。许多商店已经卖完了。”内景批发市场店主黄昭力告诉华西都市报。成都广发杂货店老板李先生说，“许多人最近在购买蜡烛。开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后来我们听说一些人嘟囔说什么持续的黑暗。”在成都，一个网络公司给员工在12月19日和20日放假。“我们建议你利用这‘最后’的时间，花时间跟你最亲密的家人相处。我们希望每个人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末日。”公司通告说。

末日恐慌反映中国社会普遍焦虑，于是网络上有人借末日来骗钱。恐慌源自于“新浪微博”，上面“预测”说，在这天抵达的时候，将有三天黑暗。自从12月开始，“玛雅”这个词在微博大热，数百万平时冷漠的中国人猜测世界末日要到了。“如果玛雅预言是真的，我将不支付我的信用卡账单。”一个流行的帖子这么说。在上海，警察不得不发布一个有关世界末日的公开警告。“世界末日是一个谣言。”警察在网上留言说，“不要相信它，不要上当。”警察局一个发言人说，他们24小时内已经处理了25个有关的案件。大多数骗子利用退休人员的轻信，鼓励他们交出自己的积蓄做最后一次慈善。在南京，一名54岁大学教授的妻子拿出十万元按揭贷款，说她要把钱捐给贫穷的孩子，说她希望“在世界终结之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没有专注于启示录的历史。目前这波偏执的浪潮可以追溯到2009年好莱坞影片“2012”。虽然这部影片在其它地方反响平平，它在中国却红极一时，因为观众看到中国军队建造了一艘拯救人类的方舟。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宗教意识”。

正如谢选骏在《救难组织与中国宗教》（2006——2010年）一书里写过的那样，中国宗教往往起源于一种救难组织，这种救难组织产生的前提，不仅是自然灾害，而且需要加上社会危机，当社会保障制度面临挑战的时候：

在中国，社会解体的现实与宗教末世的理论，同时出现。

新型的宗教救难组织的战略，表面是出世的，其实是入世的。

其结果，形成了政教合一的体制。

政教合一的体制，削弱还是增强了救难功能？

“双城记和精神病”的相关联系，收复失地与殖民扩张的关系、开悟与幻觉的异同，都是很有意义的探索。

附录

有关“救难组织与中国宗教”的思考与笔记

谢选骏

2006年5月1日起草

2010年1月22日结束

救难组织与中国宗教

目录

引子

第一部

救难组织

第一篇

社会保障制度面临挑战

第二篇

社会解体与宗教末世论

第三篇

宗教救难组织的战略

第四篇

政教合一，削弱救难功能？

第五篇

双城记和精神病

第六篇

收复失地与殖民扩张

第二部

中国宗教

第一篇

开悟与幻觉的异同

第二篇

谶纬与董仲舒

第三篇

佛度众生与众生度佛

第四篇

西藏的宗教世界

第五篇

教会在亚洲的印记

第六篇

世界宗教导论

第三部

救难组织与中国宗教

第一篇

共产党与老鼠会

第二篇

长城的堤坝

第三篇

心理防卫机制

第四篇

心理防卫战术

第五篇

天上地上的众圣徒

第六篇

换防论

（另起一单页）

后记 中国接受基督教之时就是现代化之日

“自由亚洲电台”2014年4月23日报道： 

学者谢选骏称中国接受基督教之时就是现代化即将实现之日

美国《侨报》4月22号的一篇报道援引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凤岗等学者的观点说，“中国正逐渐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基督教国家。”纽约的宗教学和文明史学者谢选骏表示，中国真正接受基督教之时就是现代化即将实现之日。

《侨报》这篇报道引述普渡大学教授杨凤岗的话说，到2025年，“中国或成基督教第一大国”，所谓“或成”，是说“有可能成为”。《侨报》引述皮尤研究中心的相关数据说，美国人口中78%以上的人都是基督徒。杨凤岗则估计说，“2025年中国基督徒人数将增至1.6亿人，2030年增至2.47亿人。”这里所列数据看来有抵触之处。纽约华人宗教学和文明史学者谢选骏说，

“我想杨教授可能没有采取皮尤研究中心关于美国基督教人口的调查结论，所以两种数据有矛盾。”

谢选骏对《侨报》的报道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位学者乐于见到中国引进基督教文化。为了说明问题，谢选骏阐述了他有关中国几千年文化史阶段区分的观点。他说，中国从先秦到魏晋是本土文化时期，属于第一期中国文明；从魏晋到元明清是以佛教引进为特征的第二个时期，属于第二期中国文明；从明清到现在是以基督教引进为特征的第三个时期，属于第三期中国文明。这三个时期有些重叠之处：

“根据我最近十年的研究，中国文化基本上分三个时期。”

谢选骏表示，学习基督教为现代化所必须，对现代化有裨益：

“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中国以吸收基督教文明为内容的历史阶段…… 如果从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角度考虑--  仅仅从中国的富强和进入世界主流这种民族主义的愿望出发，也需要好好地学习基督教、接受基督教文明。”

这位学者应询介绍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那就是：把自我牺牲作为宇宙的最高价值，从而实现人生的升华和圣化：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所唤起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是能够超越很多现实的……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为企业而企业——而不是为了享受，这都是从基督教精神下来的，被马克思批判为‘异化’。”

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一名“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的话说：中国“政府不是很信任教堂，但不得不接受基督徒不断增长的现状。”

（另起一单页）

书名

基督教中国

——“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的统一者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NC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2016年5月第二版

May 2016 Second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Xuanjun

Volume 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