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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3日星期二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全集第41卷）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Valley of Life——A Record of All Round Quests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Green to the East·A Book of Spring）


1975年—1980年

2016年第三版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一

Part 1 of  Sea of Five Colors：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一卷）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东方青色·春天的书）是《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一部，内容探讨了“生命的处境和意识的痛苦”，展现了作者谢选骏21岁至26岁时“上下求索”的精神世界。


Synopsis: 

Valley of Life——A Record of All-Round Quests (Green to the East——A Book of Spring)  is Part 1 of （以下为斜体）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以上为斜体）.

The book explores the status of life and agony of senses, and reflects the spiritual world of Xie Xuanjun the author from age 21 to age 26, when he quested and searched.


（另起一单页）


我听见你吹着一支神笛走过来，在你的笛声中，涌出五色循回的历史，流出自新不朽的海。你是五色的海。

（另起一单页）

引言：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盛典

（1986年）

一、不见血的假晶现象

二、民族精神：新文明的生命之水

三、伟大灵性：危机中的宇宙艺术


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第一章 痛苦的零

一、痛苦意识

二、生灵的命运

三、生命的意识

四、唯心派的忽视

五、人类不是中心

六、阶段性的胜利者

七、客观的神

八、公理与启示

九、灵魂的历史：零


第二章 文化史定律

一、目的论与循环论

二、偶然论与必然论

三、文化史的定律

四、作为阴与阳的文化

五、略论文化的三命运

六、罗马史的例证

七、新时代的图解

八、最后的与最初的


第三章 历史的天空

一、历史是什么？

二、存在与虚无

三、历史多歧路

四、王阳明的错误

五、游走的黄金时代

六、历史的观念与历史的神

七、孤愤

八、天神的阴谋

九、西方升起的太阳


第四章 弱者的力量

一、人的三重天

二、佛教狂

三、人性论

四、奴性与英雄

五、意识形态伪装

六、自寻烦恼的权力

七、权力的罪恶性及其价值

八、权力论

九、略论弱者的美德

十、底层的活力


第五章 被压制的德

一、强权意志说的低级

二、多数人的纵欲

三、被压制者的美德

四、党同伐异的精英

五、野蛮与贤明

六、怪诞的认识论

七、把握与理解

八、超级诈骗犯

九、争雄与守雌


第六章 民族与思想

一、民族的痉挛

二、群体的召唤

三、略论知识的双重结构

四、老公猩猩

五、国家与革命

六、一切制度的罪恶本性

七、思想家的苦恼

八、认识天人


（另起一单页）


引言：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盛典


一、中华精神复国宣言：不见血的假晶现象


01


国家在拼杀中，文化在冲突中……

一个席卷全球的文明，似乎注定要以无数地方文化和许多主权国家的遗体，铸造自己的纪念碑。


02


一个社会的精神活动，会诉诸特适其自我表现的形式，从而在历史中创生了一种“文明的样式”：艺术的样式、哲学的样式、宗教的或科学的样式，从此呈现出各种世俗生活或神圣生活的波澜壮阔但内在一致的苍茫景观。


03


一种文明的精神生活，借助于他种文明的表现形式而展示开来──这，就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假晶现象”。

假晶现象（pseudomorph）本是一个地质学上的观念，特指一种岩石的熔岩注入它种岩石的缝隙和空洞中，以致造成了一种混生的“假晶”，即貌似乙种的岩石，实际包裹的却是甲种岩石。例如玄武岩受到蚀变作用，其所含的橄榄石被绿泥石所取代，形成一个绿泥石取代橄榄石之假晶。再如晶洞（Geode）则是一个孔穴中长满矿物晶体的构造，晶体以石英为主，少数含有方解石或其他矿物。

文化上的假晶现象，渊源于不同民族的精神及其文明样式之间的竞赛、征服、杂交变形与暗中的反抗。例如，中国历史上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就是借助外来文化的模式、语言、服装，来寄托了本民族的精神生活。伊期的什叶派文化，也借用了阿拉伯文化的外观（伊斯兰教），注入本民族的精神。为什么日尔曼地区（北欧、丹麦、荷兰，日尔曼部分的比利时、瑞士、英国，非日尔曼部分的巴伐利亚以的德国大部）的宗教改革都“成功”了，而拉丁地区的宗教改革都“失败”了？“假晶现象”使之然也。对于日尔曼语系的人们来说，宗教改革就是摆脱假晶现象，但对于拉丁语系的人们来说，宗教改革则是叛乱、谋反、异化。正如宗教改革之前的几百年，希腊语地区和拉丁语地区，已经形成了各自的宗教形式。


04


假晶现象可谓是功过参半。在特定的历史气候下，历史上极富活力的文化，常和假晶现象结下了缘份。而一种文化的光辉，常受益于他种文化的前来“交汇”。“交汇”与“交流”不同，它不是表层的、枝节上的交通互补，而是两种文化在精神气质和内在结构上的交媾，是一种全身心的汇合。而常常，如果外来文化过于强大，本地文化就被迫一时接受外来文化的外观，形成假晶现象。

比如，十九世纪俄国精神界在文学、音乐、思想、绘画方面的重大成就，就得之于俄国社会在整个十八世纪半自愿地（在沙皇彼得的强制下）与西欧文化圈之间进行的这类交汇。从长远看，交汇的主要得益者，似乎是接受外来文化的一方。而文化的侵略者，只是通过顺行的途径渗透，一时受益于扩张而已。尽管在近代欧洲殖民文化的扩张活动中，文化扩张势力对广大不发达地区滥用私刑，没有限制的武力征服，一时间摧残了许多文化实体。

再如，在古代地中海区的历史上，希腊人之所以在短短数百年间取得那么突兀的惊人成就，主因即在，他们从米诺斯──迈锡尼、埃及、巴比伦、赫梯诸种更先进的文明实体那里，纳入了不少文化因子，充分利用它们发育了自己，从而主动地设计了新一代文化模式。希腊的海上商船队和希腊的陆地雇佣兵──这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精神扩张活动的真正先驱。苏格拉底本人当过雇佣兵，柏拉图则数次远航海外，甚至使徒保罗也利用罗马公民的身份在帝国内部四处旅行布道……从埃及的新王国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时代，希腊雇佣军在整个东地中海区驰骋了好几百年。这就是希腊文化与他种文化实行交汇的最早使徒。其结果，是希腊文化对整个地中海区的渗透和统治，各种更为古老的东方文明，遭遇灭顶之灾，反被插入了希腊的稚幼清新的“古典文明”。希腊这个原先的文化受施者，这时变成文化的施予者。


05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曾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各区域民族文化的交错融汇时代。当时的中国文化圈内就有四、五种大文化主流和十几种小文化支流竞争、兼并。在新的压力环境下和新的异源撞击中，传统的区域文化开出了惊艳夺目的花：从楚文化的天地中，流生出了神话意象和《楚辞》风韵；从齐文化的海市蜃楼里，走出了仙话、方术和稷下之学；晋文化，是刑鼎和法家的发源地；宋文化，则是墨、道诸派的发祥地；而鲁文化，则与儒家的缙绅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一大批古代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交汇的硕果，它为新的远东世界大一统文化的合并，创造了条件。

经济政治的争夺，促成了文化的交媾。到战国末年终于演变成为军事政治的一体化。秦是一个缺乏文化传统的政治实体，楚、齐、晋、宋、鲁则具有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最后，是无文化甚至反文化的类似于“总体战”的虎狼秦国，活活撕碎并吞食了文化过于成熟的关东诸国！一如蛮野而刚健的罗马战胜了过于文明的迦太基和希腊化诸国。这种历史归宿的含义，是可怕和清楚的。


06


不论罗马帝国的一统文化还是秦汉皇朝的一元文化，比之希腊城邦的多元文化和春秋战国的列强竞争，都失去了朝气与锐气。

在汉、唐两大政治强权之间，横亘着魏晋南北朝的一片政治废墟。这片社会的废墟，却成为新文化得以分头滋生的沃壤。这无非因为：印度与佛教的文化势力（后者还挟带着西域胡文化的诸多因子）不断东渐，与业已一统僵化的秦汉本土文化（这是以往四夷交汇于中原的产儿）之间，重又开始了一场新型的交汇。其结果，就是唐宋文化的辉煌建构和明清社会体制的严谨完备。


07


文化的交汇乃至迫不得已的“假晶现象”，有其无可奈何的必要。它是文化力量的流动，由高向低、由强向弱、由新兴的向没落的运动，往往采取了征服、同化，或主动吸收等形式；因此是文明样式竞争吞食兼并消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很少有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长盛不衰、拒绝其他民族的强暴般地给予；很少有一个民族，能在文化交汇的大战中置身事外。即便是以传统文化的极度丰富性而无限自豪的印度人，也曾在穆斯林文化的强暴下被迫“吸收”了许多令它厌恶的“东西”；以致印度人被分裂为几大教族。名扬四海的泰姬陵，以中亚风格见胜，就是这些行为的一个象征。

而十八世纪以来自命为世界主宰的欧洲人，自以为欧洲的社会文化模式普遍适用于全世界各民族的欧洲文化心灵（“欧洲中心论”），在此之前，却曾绝对屈服于从亚洲传来的基督教势力长达一千四百年之久！那么，是“欧洲中心论”对呢，还是“亚洲中心论”正确呢？！


08


文化的交汇、甚至以他者的文化为美，有力地促进过各民族文化的兼容并蓄。然而，没有一个内在生命力强大到足以自立的民族，会长期蛰伏在假晶现象的驯化之中。即便像波斯人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但虔诚的穆斯林们也还是采取了什叶派的形式，以抵抗阿拉伯逊尼派的讨厌压力。什叶派的形成，表明波斯文化的传统更强大，它因此所遭受的压力也较其他非阿拉伯人为大。而在中国佛教文化的盛衰消长的百花园中，则崛起了南派禅宗这一有力的抗议形式。六祖惠能，不过是其开山大师，他的精神影响极其绵长，十分适合中国人的脾性，甚至到了中国佛教大大衰微的二十世纪，西装革履的美国博士的永远就读生胡适之──也还被禅宗大师深深折服，尽管胡适的研究与赞叹，多少囿于“白话文学”的框子，未能向精神复国之转折的纵深度，全面展开。

惠能，实为中国佛教史乃至文明史上又一次文化转换的触媒，他是中国人的实存精神向印度文化的繁琐性进行历史反击的一个象征人物。在他之后，印度佛学在中国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逐步消解了。中国精神，开始了一场脱去洋装的解放运动──精神复国运动。中国要求从假晶现象的压制下挣脱，不仅是换季更装的周期表现，也是精神独立的结果。不久，韩愈的辟佛之声及其“文必三代”的喧嚣，开始响起。这表明，中国的精神不仅要洗心，也要革面了。

最后，周敦颐来了。他宣告中国民族精神数百年冬眠期的终结，精神复国实现了。他和他的后起之秀，使中国文化从假晶现象的蛰伏中腾跃而起，翱翔在宋明诸“儒”精神苍穹的自由之中。你能相信这样的民族会长期信守外来的教条为奴吗？而这中国精神的翅膀，是类似先秦中国全方位解释《易经》的“十翼”──十面之翼。《易经》及其《十翼》成了宋明诸儒的灵感源泉。


09


《易经》作为先秦典籍中最模糊、最富于象征力与启示力的一部经典，它所感染的“时代色彩”，较之当时的其它经籍和诸子群书都少。它的风格深奥古朴，耐人寻味；它的形式有律多变，随时而“易”。这些特点，使它更能与时俱化，便于容纳新的精神、新的理解，使其文化生命获得了“不朽”的异能。

从唐人韩愈的辟佛意向到宋人柳开的古文运动──这是一场绵延不已的、通过古代文体形式的复活而达到新的精神解放的进程。正如从龚定庵的思变到邹容的白话《革命军》，是近代文体形式的解放，所象征的民族精神的复苏；后来的“白话运动”反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摘桃派。而就精神复国的活力言，它们具有相等的价值，但落实到具体的方向、方案、方位上，这两大文化运动的含义可能却是截然相反的。

白话运动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大体类似魏晋南北朝的讲经活动和佛学运动，其首要目标是“引进”、是“吸收”、是类似被强暴地被迫接受。而唐代的辟佛思潮到宋代的古文运动，却是对外来佛教的文化渗透进行的历史反思和实际清算。新儒学并没有抹掉佛学佛教，而是将佛学要素纳入自己的洞天中。与此同时，对外来文化的异体蛋白系统，进行了中国式的消解。


10


外来文化的渗透（“文化侵略”）曾有积极价值，它起码在大一统的岑寂中，激发了中国文明的再生运动。但长期匍匐在外来偶像的石榴裙下（这裙子，曾经多么令登徒子们神魂颠倒、倾心向往啊），却是令人真正感到内心羞愧的。终于，他们不再愿意虔心朝拜那些面目怪异的西天之佛或是长毛胡僧。他们突然发现，对外来的偶像──尽管在趣味上也许还有欣赏的雅兴，但要奉之为生活价值的准则，却是日益困难了。洋人精神，这时最好是作为点缀品，而不再能够填充人们的心灵。洋人胡僧，不能作为民族精神的归宿，最多只能从侧面，激起灵感罢了。

新的中国精神，终于从舶来文化的烟雾下跋涉了出来，借着全方位的十面之翼，超越古经和洋人的局促──它飞到了东海之东、南海之南，划出了远东文化世界的新天新地。

这是中国旧瓶新酒式的“古典复兴”。它的文化势头一度不亚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这是中国的主人们从佛教和印度文明的形式限制中、从鲜卑的压迫和北方民族的阴影中解脱出来的复国运动。不幸的是，在后来蒙古铁蹄的摧残下、在后金马褂两百年的裹缚之中，中国精神再度低沉，以致当西方的风暴再度（从印度转换到了欧洲，换了一个源头）无情地袭来之际，中国的精神由于长期的麻痹与萎缩，而打了无准备之仗。死死的官僚制度使得人们心灰意懒、死气沉沉。群体社会的桎梏和陈年旧俗的羁绊，严重挫伤了创造意志的锋芒……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尽管其思虑相歧、途道各异，但其归宿却不免指向于：力图把中国精神的活性，从中国文化在近代所遭逢的泥淖中超拔出来，让它重展迷人而雄健的纵深度。

十翼！十翼！！十翼！！！


11


相传孔子作《十翼》（易传）。不管这传说具有多大的历史真实性，它的文化启示价值却无庸置疑。孔子之成为“素王”和中国文明的精神领袖，原不在于区区一部《论语》中的几条语录，而首先体现在他对《易经》神秘意境的“韦编三绝”式地反复探索之中；继而投影在《十翼》的神奇意象和理解贯通。他“述而不作”，但他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却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原创之作。他以“中庸”精神，把握了当年中国的现实与理想间的冲突。他的人格，中和了时髦的思潮与未来的趋向，使中国精神，从当年诸侯的贪婪与血腥中超脱出来，奠定了两千年间中华世界的基本法。

这正是玄虚的“宪章文武”的实际含义。这心理法规，这精神礼制，是中国民族特有的。近代以来被洋人的学徒目为沉重的枷锁，但在当年，却是一朵活脱脱的精神之花，它几经枯荣，但其脉息不绝如缕。

中国文化的灵魂，在全方位的、不偏执的十翼精神的鼓荡下，一直飞到甚至连自己也不曾梦想过的遥远时空。庄子近乎本能地预感到这一梦幻般的未知之地，他赋予十翼以“鲲鹏”的意象。正因为他如此深刻地浑融了各涯际，故两千年来一直保持原始的魔力，激发艺术的想象与哲学的灵思……基督教艺术中两翼天使的造型，与十面翅翼的精神相映之下，可以成趣。尽管拉斐尔们仿佛亵渎圣灵的艺人，曾以魔鬼般的美丽笔触渲染过天使的肉体……

十面翅翼的精神也不是“浮士德精神”的东方形式。它并不渴望穷尽人力不能穷尽的宇宙神秘，他有自知的智慧，他不肆行无限制的扩张，他不倾向于星球大战思想。他应时而作，注意保持社会与自然、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生态平衡。“凤凰来仪”、“百兽率舞”，难道不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动物保护法规的产物，人与动物和平相处的范例？

他的十翼具有自身的系统协调力。悲剧性的中国现实是，近现代以来，我们自己在应对殖民主义文化的挑战方面，显示了无能。结果，为了推诿失败的沮丧，我们放弃了对民族的信心，我们沦为精神的亡国奴隶，并放弃了精神复国的希望。在西方的压力面前，中国精神由于受到长期的一元闭锁造成的萎缩，终于暴露出来了。对外闭关是对内专政的自然结果。但外部压力没有像内部压力那样轻而易举地被降服，它利用技术与组织的优势，冲倒了闭锁的竹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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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中国专制政治压制、窒息了中国精神文化的活性；后来西方文化又摧垮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形式。外祸是由内祸引入的，家贼比海盗更危险。从此，名实俱亡的悲剧，困扰着中国的心。不。中国简直没有了心！

但精神本身，是没有也不可能灭绝的，他最多只是暂且退避三舍而已。中华精神退避到自己的发祥地，收缩到原始的母腹之中……这母腹就是民族内心的声音──只要我们敢于重新起步，他就能重新呼唤我们前进。

他仿佛用无声的言语，向我们传达了最新的消息：

西方文明并不包含先天的“先进”。是活力和创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强制性，使西方超过了东方。中国人，应当拒绝用西方人的食谱，来评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着手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绝以前，首先恢复自己的味觉，即精神活力和创生功能，以便作为民族的人，获得文明意义的生存空间──精神的祖国。

如果我们既有力量拒绝礼拜客体文化（西方文明）的系统，也有力量将之为我所用：不是作为准则和偶像，而是作为工具和材料──我们就获得了精神的生存空间！因为说到底，“我们”和“他们”，尽管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里，但并不生活在一个精神世界里：历史文化不同，地缘政治不同，甚至经济与食谱的需求、种族气质的冲动，也各不相同──这一切预示了各自未来发展走向，亦必不同。


13


西方文明，已从十九──二十世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欧洲中心论，走到了二十一世纪充满疑惑的多元主义的大迷惘。未来恢复了精神祖国的中国人，则负有这样的文化使命：要从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双重沦陷，走向二十一世纪的精神复国。这精神国度必定不同于西方二十世纪的玩物。因为这是两种相反的文化潮流，各自运动的结果。

中国人是否准备好，重新穿起自己精神祖国的服饰？如果中国人有了能力，重新开始用自己的精神语言，表现自己的青春和艺术──这是多么美好的前景！尽管如今的一切多少还是尘蒙着的，还缺乏一面无所不照的驱魔（真主与撒旦；佛陀与罗刹；善神阿胡拉·玛兹达与恶神安格拉·曼纽；以及诸如此类的对立统一的连体）宝鉴，来重新调和这个充满疏离、仇恨和困惑的“文明冲突的”世界。

请相信吧！中华文明的灵性创造力量，在经历了几百年的蛰伏冬眠之后，也许会沛然复苏？中华精神国度，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后，会呈现一片春回大地的光景！到处有生的力量在喧腾，到处回荡着精神独立的声音。他在诉说精神复国的奥秘……但你却无法确认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其实这无关宏旨。重要的不在于说的是什么，而在于他想说、他敢说，并且说了……于是，有价值的、可确认的东西，才得以随之而出。

精神复国的力量，宛若劈开宇宙之雾的利剑──他将要找寻解剖活动与切割活动的对象。他用热爱来回答宇宙的冷漠，他用硬骨去支撑全球的浮沉。荣辱休咎、得失臧否──并不在它的数学程式中。他对这些淡淡一笑，甚至不屑一词以对。


14


中华精神的复国之光即将劈开中国现代史的阴黯猥琐，洗掉中国现代史所蒙受的种种羞辱，他会借助艺术的形式，宣告自己的降临。他的轨迹纵横恣肆，他的语言很少师承，他像一个真诚的孩子，凭着自己本然的天性去做，却是做得那样自然、有力，天衣无缝。

在那里，条理化的“分析”，干巴巴的“论证”，再加上种种习用的细如游丝的叙述方式，都难以倾吐他那宏大而多样的气象。因为那是一种文明的精神气候，是一些非常细腻和无所不在的明敏感受：单凭一种感官及其特限的艺术方式，你如何去宣泄他的激情呢？同样，依靠固定的分解程式，也理不尽它的全部头绪。

那时，千百万人怀着朦胧但巨大的希望，抱定焦灼但坚定的期待──在悄悄等候他。你让他们说，他们说不清；你要他们讲，他们讲不完。也许，对你的询问，他们只是淡淡一笑、不予置答──他们的心思已经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已经不在你的眼前了。


15


不要以为你是孤独的。精神复国的新潮正席卷所有个体，并冲出传统与习惯的堤防。他澎湃不已，发出时而严肃、时而嬉戏的声音──那满怀着童贞的羞怯，和急于破除这羞怯的矛盾心情。

初起的精神复国之光，总不乏朦胧的深度，它像早晨初泛的“鱼肚白”，给人以梦幻般的新鲜之感；一股清风，注入世间。凭着它看清世界的全貌，也许困难；用它来照见宇宙的细节，也为时过早。但它已把，那因再次的青春而狂喜颤栗的众多心灵，召唤到它的微熹中。这，就是精神复国的力量。

在各种精神形式中，艺术更适于表现这初升的光。文明的方向感和节奏感，在艺术的欣喜中，得到了无声的预言。这预言不露端倪。你可以尽情感受他细腻的震颤，但却说不清震源确在哪里。你可以用自己的心灵之眼，去窥探他的奥蕴，却难以用科学的仪器或方法，去定性定量地分析、测定他的弹性与力度。

他的生成，不是任何学院里的学术所能指导的。他自成系统，有自体的规律──精神复国不同于国际贸易，不同于理性世界，也不同于审美意识。精神复国是一个沸腾着特殊熔岩的特定岩层！他既不可以替代，又无法去强求。任何指令（不论是权威教义的还是电脑程式的），都无从划定他的命运。

一片自我更新着的广原……他无需种子，就能化生万物。他先天地而诞生，带着许多信息、种子、动因。

一片自我更新着的广原……他无需征服，就能荣耀万物。他是一切能源中的能源，是一切核子中最精纯的核子。

这片广原无需休耕，他的内力没有止境。他是一切生命的发祥地，一切生命力的活泉。这片广原沉浸在狂喜与陶醉中，他永远在起伏、翻腾、思想、创造、再生。他有自己的悲哀和自己的快乐，因为他就是自主的、拒绝为奴的、君子日新其德的“中华精神复国”。


二、民族精神：新文明的生命之水


16


现代文明，仿佛夏日的闷热窒息，各种活物仿佛奄奄待毙。一切生机都粘滞了、死寂了。……突然，从看不见的远处，传来阵阵连珠的雷声，丝丝清风似有似无地掠过酷热的荒漠。具有超级民族精神之风范的宇宙唤魂师，开始施展秘不示人的法术了。当文明大气候发生大规模转形时，情形仿佛于此。

在一派透骨的清风中，耳目为之一新的暴雨降下了！落在这曾因久久的焦渴而濒临绝境的荒原上。天空黑沉沉。电闪与雷鸣、群龙齐嚣腾，江海驰涨、氛围紧张──这是令人激动的困扰，这是创造了希望的危机。

暴雨变为霖雨，霖雨经久浸润。他洗去世界的尘蒙。一面，他有弥赛亚般的献身精神；另面，他有隐逸之士的孤傲与戏谑……他软化了坚硬冷酷的心。

大地更生了。枯燥的沙漠奔涌出浩浩浊流……不要蔑视他的污浊，那是迟早会沉静下来的生命之水，沉静为湛蓝的智慧海。


17


有一个神话曾经讲到，荒漠中有过一位孤独的猎人，以其勇敢赢得了女神的敬意。于是女神向他许下宏愿，赐给他一个特权：每当他焦渴需水时，只须默祷女神的名字，顷刻会有甘泉奔涌而一天，勇敢的猎人渴了，他默念女神。谁知道，面前出现的不是美丽照人的女神，而是一个丑陋肮脏的老婆婆。她拿出一个臭皮囊，递给猎人。恶臭使猎人恶心，他拒绝了这不洁之水。突然间，老婆婆显出了女神的本相，她告诉猎人，是她在使用恶臭考验他的意志力量。由于他失去了对女神的信念，从此也就失去了那个特权。在意志的考验中，体力上的勇士变成了信仰上的懦夫。

唉！洁净癖使人失去了生命之水。为了人的生存发展，甘取浊水与糟粕的精神，可以使人获得再生。古人的糟粕也许正是我们的精华！懦夫的名言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勇士的名言是“取其糟粕，弃其精华”。──这是新民族的精神冲动，对旧道德规范的胜利征服。


18


当历史潮流开始发生大规模逆转时，文明潮汐的最微妙征兆，首先被一些敏锐的心灵所捕捉。可是，旧有的语言和其他既成的花式，却很难淋漓痛快地倾吐这些崭新的感受。这些心灵不知道怎样才能使新的体验与旧的程式协调起来。在万般苦恼和千种踌躇中，他们像耶稣的敌人扫罗，在瞎眼的苦恼中，终于以遮盖原改辕易辙，弃绝一切现成的语言，担负起新的使命；又像狡诈的禅宗六祖惠能那样，不着形迹，经过师法自然的运化，他们终于像是古希腊的名歌手克里昂那样吹出了激越的笛音。新的心灵之笛，是性灵的天籁。他有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神韵，又给处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新民族精神形式，以生命的颤栗──以微妙的变化，导出文明潮流，排山倒海的移易……

旧传统自以为光荣，满足于自己的历史，满足于很久很久以前的业绩。

他以为自己无所不包，他以为自己永远正确、年轻。其实，这是衰竭的征兆。新文明势力则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意识到生命和精神都是有限度的──于是更加渴望用创造来充实自己，去展示生命的海洋……

旧文明盲目认定自己就是世界。其实，它不是世界，它只是世界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且是行将消失的一部分。也许正因为它行将消失，所以才认定自己永存。尽管它有时标榜自己很新、很新。


19


新兴的文明，宽容甚至崇尚超乎理性解释之外的民族精神之光。他不是没有理性，而是不满足于理性。他并不“生而自由”，但他渴望自由。不是纵欲的“自由”，而是创造的自由。新兴的文明，不习惯唯理的限制，他深受限制与束缚，长久的蛰伏使他厌烦。亟思变革的心情因而崛起了。他渴望创造是因为他感到了自己的贫乏。他从旧传统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儿”！没有援助他的手，没有怜悯他的心……现在，一切都必须靠自己了！“不创造，便死亡”──这是支配着新文明势力的黄金意志。

博大精深的思想与烛照天地的民族精神？他们的背面，刻着什么？刻着伟大灵魂的痉挛。这痉挛映现着宇宙之日趋无限制的动态。

民族精神是人格之光的流露。大的人格极丰富，他所寄寓的民族精神形式则相对狭窄。大的人格所以流露为这种特定的民族精神，是因为生活的某一契机触发了他。空前的膨胀力，把别的冲动、别的契机、别的形式抑制了下去。人格的根源埋藏在自然环境和文明历史的深层中。个性的价值即在于揭示了、并用民族精神再创了这一根源。因此，否定或抹煞个性，就包含着否定、抹煞这一根源的危险。

民族精神无法脱离他的根源，只有立足于此，民族精神才可能超越时代和民族精神代言人本身的局限，升华为普遍的、前兆性的精神先导。


20


乡曲之士们只是抓住并固守民族精神的皮相。他们称平庸无奇的临摹为“真实”，他们视粗浅的描绘是“为生活写照”。伟大的民族精神却是在引导生活前进的方向──他在母腹之中就已经是生活的指导者、历史的活路标。

有人只是生活涟漪的摹写者，有人却像是生命内部的光，甚至能够照亮了生活的外在本身！他们，不断创造新的意境，而不满足于寻求新的题材。生命的奥义是这样一种主体所捕获的滋味：“此中有真义，欲辨已忘言。”（陶渊明《饮酒诗》其五）

真义，是生命之味，是民族精神之味，是喜新厌旧、朝秦暮楚、自我扬弃。他拒绝摹写生活、服从生活、舔舐生活──他照亮生活、塑造生活、抛弃生活。


21


超越旧传统的民族精神之光，扫瞄着旧理性所把握着的全部表象世界，并以内在的生命力，穿过了它。他用“光”，为自己和来者，开拓了一个新的感觉世界、新的民族精神世界，以及可能的新的理性世界。就像是《旧约》中的上帝耶和华那样：说有光，就有了光；解开黑暗的浑沌，造就新天新地。

民族精神能与人类同在，是有不可能替代的代偿作用：不仅鼓起懦夫的勇气，也能弥合破碎的心灵。只要一个人“有灵魂”，民族精神就会对他施行感而化之的“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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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喜好什么样的民族精神，他的生活圈子里，大都缺乏类似的实存。他首先感到了现实的匮乏，然后才觉察了民族精神的饥渴。卑鄙小人，比伟大行者，更需要伟大的激励！因此他才需要民族精神──或创作或欣赏；或宣泄或沉缅。民族精神是在个人生活陷入失落状态时分的一个有效的招魂手段。他用民族精神之美，召唤对生活的绝望。拂去良心上的灰尘，使之重新光鉴万物。这良心曾因生活的困扰，而蔽塞不通；曾因人事的纠纷，而晦暗不明。

民族精神又是民族文化的招魂手段。他从宇宙精神的深层，重新发现被世俗的群体生活遮覆以至不幸遗忘了的重要内核（文化核、文化魂）。这内核，一度产生又一度失效，但在文化的循回所产生的新的需求下，他再度成为急世之用的要质。切入要害的民族精神，正要招回这业已失落的民族精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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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明初起的时代，人们既对旧文明深恶痛绝，因而又有恨自己无力摆脱的心情。旧文明的残迹刻在他们的心上，留下深深的印记。一种社会性的涤罪要求，体现为追求异境的新民族精神，是不奇怪的：他渴望以此遗忘过去的阴影。这时，民族精神上升为超出民族精神形式之外的光，甚至是宇宙之光！

辉煌的民族精神，不是“对灿烂生活的反映”；而是“对暗淡生活的反应”。民族历史的文化复兴，本发自社会失调和精神衰竭的连锁困境。“多难兴邦”的启示告诉我们：宽阔壮观的河流，必定来自崎岖险恶的崇山峻岭；强盛多元的民族文化，只能孕育于心灵界域的绵延暗礁。此时的不幸，当催发彼刻的幸运。

千百万人屏住了呼吸，用灵魂静观这精神的变局。这变局激起的震波，深入地表、上贯九霄，席卷一切、再造万有。没有生灵能逃避他的左右。他陶冶现在的心灵，铸造未来的历史。

狂飙！狂飙！！狂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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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精神运动的先驱，确有必要适度地“脱离生活”。没有一定的距离感，他如何引导文明新潮？如何手指那洪波涌来的神秘方向？试想，如果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之流的艺人，以及彼德拉克、薄伽丘、但丁等骚客，没有从那超现实主义的中世纪生活主流及其教会理念的模子里适度地“脱离”出来，那么意大利哪会有什么文艺复兴？哪会有文明新局？只有西西里岛上的黑手党罢了！

脱离生活，远较深入生活，困难得多！他不是钻到生活的细枝末节及其永远雷同的是非堆里去，而像是一只矫健饥渴的鹰或是一匹荒原上的饿狼，从生活的沙滩头上奋飞而起，盘桓在脱离了沙滩的碧蓝天上。他并没有忘掉大地，他的目光如剑，始终搜寻着沙滩上的尤物。他热爱大地上的每一个动静。他还要回来的！回到生活的沙滩上，但不是服从它，而是蹂躏它。那是另一种风情另一番意韵的“服从”──恺撒服从了小小不列颠岛夷：“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

这是我们理想中的民族精神？这样的民族精神，出现在历史阵阵痉挛、文明苦苦分娩的神秘时分。这是上品与真品。他的价值，在于提供了生活本身既缺乏又亟需的要素。这种精神循环系统中的“维生素”，所具有的再生力，使得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的生活板块渐渐绽裂开来──新的萌芽带着新的消息，生长起来了。哪里有过什么“脱离生活的民族精神”？正如，与生活无缘的思想，哪里会发生呢！思想的致命处是太切近现实；民族精神的致命处是太亲昵生活。任何民族精神与思想，不论他多么惊天动地、深邃透彻，不论其构造多么奇特、怪诞，都只能起自生活的原野。因此，民族精神、革新思想的要质，是努力挣脱生活的诱惑与威逼。要是流失了民族精神的甘泉，世界将露出荒漠的本相，生活将成我单调的劳役。不错，世界是美丽的。但若不以一颗民族精神的爱心去体味它，美丽又将是什么？不错，生活之象似乎妙趣横生，但若没有一双民族精神之眼去再生它，我们就只能看到“美妙”的虚幻性、短促性。是民族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生活与世界的存在本身，给人以永恒之感。甚至那些低劣的民族精神，也能使心灵觉得时间压力的弱化。民族精神的麻醉功能，超渡了尘世的苦痛，洞开了“无我”以至“坐忘”的天国。常人以民族精神与“夸张”划上某种程度的等号，其实民族精神有着更多的“省略性”──他将凡庸猥琐短暂的东西，从自己天国般的明彻驱逐出去。在民族文化的招魂民族精神中，省略性尤其重要！若无恰到好处的省略，民族精神将是什么呢？一片现代派杂种的狼藉而已。高贵的省略，本身就不失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夸张。省略得恰到好处，即夸张得恰到好处──这是各种民族精神精粹的“第一原则”。省略与夸张，这是民族精神真品的里与表。民族精神的力量并非外来的，他早就潜伏在人心的底里。只待适当的招魂形式和有力的民族精神手段，将之唤醒。省略去除了芜杂，而将锐利的矛尖，逼向精神的最敏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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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中有宁静，民族精神包含着镇痛作用。但民族精神的第一功能，却不是上述的麻醉性，而是他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摇篮能力。民族精神的力度和民族精神的宁静，同样可嘉。摇篮的作用比镇痛的作用，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明生成的方向。健康的、正在兴起的生活，需要积攒力量。而镇痛对受伤者和失败者才更有用。人们每时每刻都需要力量，但不是每时每到都需要镇痛。更何况，镇痛效果也是内力对外力的慑服。

陶醉于伟大希望的一代新人，是推进新生活、促发新文明的动力。拂去了历史灰尘的新人们，抛弃了历史专家强加给的枯燥程式，而以自己的良知良能预感到：“过去”与“未来”正在“当前”这民族精神的汪洋恣肆中，交接、转易。他们不是背负着传统的绅士，也不是反文化的匹夫；而是新生活的行者，是激荡世界历史的正负电极。

凭着生命的力量，他起誓──各种过程的精华与糟粕，到了他的手中，都可以重新成为灵感之“极”。他们，也许是貌不惊人的一群，但却是新文明电光之阳极。精妙的民族精神和壮阔的灵性思想，将在他的手中成形。醇透的新酒，就要飘香在历史的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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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族精神宣告新时代的破晓。霞光与长空，露水与花蕊……没有人能从这活力的拥抱中，逃开。他的无限宽容和谦卑，一如“水之就下”，使人无法拒绝他。他潜入意识的深处，别的精神样式，如何替代？

再造历史的民族精神，免不了疾视甚至讥诮。哪有一个大思想，能被轻松地理解、吸收？大思想的出现，意味着人开始与“过去”的影子分离掉。这时，民族精神从母体中脱胎的剧痛，折磨着他。民族精神越巨大，他为自己的诞生，所付之代价也相形越大。他是活生生的──一方面，他是“继承”的；另方面，他又是“创造”的。他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一个文化系统、某种文化生活可以消失，但它遗留的民族精神和思想，却以其类型特征、风格魅力去打击后人的心，并俘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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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明命运的上述观察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文化类型都发端于：与之相应的一种民族精神气质及创新冲动。没有长久的饥渴和灼热的好奇，是根本酿不出文化蜂蜜的。同时，任何一种文明体系，都终结于对形式、技术、细节的崇拜与恪守。初起的文明倾力于民族精神、宗教、哲学等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式，而成熟没落的文明则更关注道德、教义、科学、技术、规章制度等外在方面。

以文学为例，初起的文明爱好诗歌，而成熟的文明更爱小说、报告文学。这是因为，前者较后者更富主观色彩。而在文明的衰颓中，心灵则更注重“功利”──

初起的文明甚少关切直接的功利目的。不是由于它的智性薄弱、虑不及此；而是由于他的心思太高迈，眼光太深邃了。因而视功利如尘土、视富贵若浮云。他并非与功利无缘。他，是在更大更根本的方面去把握功利：以精神上的狂放迂回，完成对实存的会战围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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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没落的文明才以其鼠目，直接为寸光的功利左右，只有当一种文明再也看不见天国的前景，才在细节上大做文章。这样，他的道路日窄一日，以至于蠹败。

就哲学领域而言，初起的文明更喜爱富于智慧的只言片语；如赫拉克里特；而衰颓中的文明则崇尚富于理性的系统学说；走向结束的文明，大多趋于经院之学。在古希腊世界，第一类的代表是赫拉克利特，第二类的代表是柏拉图，第三类代表是亚里士多德和普罗提诺。在古代中国本土文明时代（魏晋以前），孔丘、墨翟、老聃是第一类代表，庄周、孟轲、荀况、韩非是第二类代表，吕不韦、刘安、董仲舒是第三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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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现象是互相沟通的。种种精神之花的形式，诸如民族精神、宗教、哲学、科学……在各时代各文明各气候之中都不断生发着。但是，它们各自的花期、色彩、状态、气味却受时间韵律的规范，而呈现参差不齐、五光十色的特异性。

比如在民族精神的极盛时代，哲学和科学以至宗教都不等地染上了民族精神的色与味。这是伯里克里斯的雅典，利奥十世的意大利，春秋和盛唐时代的中国。而在科学和规范至上的时代，连艺术和宗教也被染上了唯理主义的、工具主义的味与态。这是希腊化的亚历山大里亚时代、罗马的帝国时代、当前的希腊化即美国（相当于马其顿）化时代；以及中国的两汉经学时代以及明清理学时代……当今的世界与中国，并不同属一个文明周期，尽管，中国正在走向西方，但西方正在走向未明──两条来源与去向并不相同的轨迹，正在接近异体交叉的时刻……例如，民族主义在西方已经过时；但中国的民族主义时代还没有开始！因为民族主义乃是步入现代社会的必要途径！

a，当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开始酝酿时──它的心灵朝向纯民族精神的意境。它的道德、它的礼法，也首先作为执着的民族精神而表现。

b，当它的有机生命趋向萌动时──追求民族精神的意象与追求道德完善的趋向，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相反相成中，互相肯定着自己的──自己的对立面。

c，当它勃然兴起时──它的民族精神强烈剥蚀着道德的阵地：有如飞沙走石，有如新株挤破了板结的硬土。

d，当一种文明臻至鼎盛时──民族精神的世界与道德的世界二元并立、分庭抗礼。但同时，民族精神完美得如同道德；道德灵活得如同民族精神……他们独立自主，但并不厮斗。

e，当一种文明的内力衰竭了──它的民族精神变得放纵起来，目空一切地自我炫耀。他嘲弄道德，因而忘掉了克制，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f，当一种文明无力应付各种压力而僵硬了──那最后的道德热忱又会变态地炽烈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压制一切有独立倾向的民族精神表现。整个社会生活日趋内在的紧张与窒息。这里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是一个隐秘的文明圆周的表象绵延。


三、伟大灵性：危机中的宇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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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缺憾──哪里才会出现文明。

文明是对缺憾的反应与弥补。缺憾不属于事实的世界。它是在与他物相比较时产生的“不足”的意识；是心理上自我鉴定、精神上自我观照之际涌起的饥饿感。它标志着，各种文明上的奇特创造，都起源于精神上奇特的不平衡状态，起源于感到了“缺憾”的自卑感，起源于对这令人苦恼的感受进行反抗。

就是这样。一切文明从尚未诞生落地的时刻起，就被吸人与“病”周旋的命运了。天才是人群之病的产儿，文明则是生命之病的产儿。不同寻常的病，是这样一种命运：它逼迫或挑逗着你去进行反抗，去逐步走向不同寻常的反抗。病的系统及其特征、性质──决定了它相应的文明特征和文明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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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几种压力交互挤迫时，所萌发的一种精神的亢奋与陶醉。法国人孟德斯鸠对此曾有一句极端化的表述：“美是精神的某种错乱的结果。”（《论趣味》）

在我们看来，美，不是古典主义式的“精神错乱”，而是战国精神全球扩张的一个升华，它来自特大压力下的反抗，来自焦急的欲念。当代一位心理学家《残疾与性》一书的作者谢松龄，对此曾有以下见解：“现代的科学主义使人丧失了传统的美感。只有在焦虑与绝望中才知道美为何物。……焦虑、恐惧、绝望，无非是一种体验，对体验是无法分析的。”尽管动物主义者犹太人弗洛伊德，以分析焦虑恐惧绝望为终身职业。正如牧师的儿子德国──波兰人尼采，以反基督教为终身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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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医学精神的最初结果：医术只是把文明的精髓具体化、身体化了。医术救治个人的生命，文明则救助种族的生命。医术救治实体，文明救助精神。就此意义言，文明的创造者们，首先察觉到自己的缺憾及病态，然后再把对此而发的救助式文化推向社会。

比如音乐就是一种时时发挥着逆反及补救功能的力量形态。它的音响（低层）是物理现象，它的结构（中层）则与有机结构有奇异的相似性（所以才能愉悦生物的听觉──而不限于人类），它的曲式（上层）则随着文明史的波澜而潜易变形。最后，它的蕴涵则与人心的潮汐合拍，并引导后者进入座座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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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这样一件“武器”：以周而复始、自成一体的声波，展示一个个新世界，用以驱散现时的寂寞。以旋律，去疏导精神的“颅压”，消解足以致人于死的郁闷。所以，有不少医士真的用音乐去医治身体的病痛、调解心理的功能。

文学也具有音乐式身心治疗的文明功能。作为文明的支属之一，文学成为不幸者的忠实朋友。就像虔诚的基督徒背负着献身的十字架一样，文学背负着解脱危机感的使命。

王国维《人间词话》曾引尼采的名言，以说明自己对文学的见解：“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被哲学家喜爱的文学与被哲学家理解的文明一样，是欠缺感、自卑感、危机感的产物；是追求升华、摆脱习惯势力、反抗统治规律的总体冲动的系列表现。

有个人的存在这一层面上的危机感：庄子、司马迁、陶潜、李贺。

有家族的存在这一层面上的危机感：谢灵运、曹雪芹。

有国家的存在这一层面上的危机感：屈原、文天祥。

有文明大时代的危机感：建安七子、龚自珍。

王国维《人间词话》又给李煜以特殊的眷顾：“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以李煜的人格与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相提并论，实有过分偏好之嫌；但促使王氏如此评价者，则由于李后主的艺术乃是多重危机感的交织：个人的、家族的、国家的，最后凝为普遍的“离恨”──因其朦胧抽象而获得超越时空的人类意义，此所以肩比释迦、耶稣？──“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此离恨有更多地属于个人的侧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李煜《相见欢》）也有更多属于家族与国家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还有家国个人集于一身的：“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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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一代大艺术的，是无法救治的危机，以及由此触发的现世绝望（它的结论是一个反问：“此恨何时已？”）。缺憾与危机感既无不时，则艺术从此为人提供了一条超越无法逾越的苦难的净化之路。

但丁的《神曲》是基督教会的传统世界观，面临自我怀疑而陷入悄悄瓦解时，所做出的辉煌反抗。故《神曲》之后，文艺复兴开始，传统世界观终于崩析。《神曲》因而成为这一大危机的诗化表现，获得了纪念碑价值。

《浮士德》则相反，它是另一种精神──北欧海盗无限的时空扩张精神──在其空前膨胀的征途中，所面临的自我选择的危机心理时，迸发出来的一个生动写照。如果说《神曲》是中世纪的谢幕；那么，《浮士德》就是现代文明最令人苦恼的一面──在“林中路”里进行抉择──在艺术中的较早表现。现代文明在对待人的价值上所特有的矛盾、疑虑的心理，早在中世纪德国民间的这则故事中，就有如此深刻的表现。这是令人惊奇的，也清楚说明了艺术与危机心理的关系；而放荡的诗人歌德，不过是将此现代精神（它孕育在中世纪的民族内心）表述得更充分罢了。

莎士比亚可以称得上是文艺复兴末路时代极端乐观主义的最后一朵奇葩。但在他的悲剧中，我们难道嗅不出一种深沉的危机气氛吗？他代表着一个大时代的最终完结。他那无孔不入的人道主义的享乐主义之余辉，仅仅不过半个世纪，便消失在英国清教革命的杀人血泊之中。取代了莎士比亚的文学至尊地位的是另一精神：弥尔顿的复仇呼声。弥尔顿是危机感的自觉意识的表现；而莎士比亚则无意识地道出了一个时代的危机：人道主义的享乐主义的危机。要是只认定弥尔顿是危机感的化身；而看不出莎士比亚也是这化身的另一面相，就表明文明探索的心灵，已然迷失在历史的迷津之中了。

托尔斯泰则是“俄罗斯精神”在西方文明的不断侵蚀（横亘整整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下，终于面临没顶之灾的危机时代的苦痛表现。你在世界史上很难找出一个像他那样矛盾、那样充满自我否定（这是自我肯定的变态表演）精神的作家。这是因为，世界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民族，像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俄罗斯那样既强大又孱弱；既有高度的贵族文化又充满整个民族的蛮野；既侵略一些民族（如亚洲民族），又承受另一些民族（如欧洲诸族）的极大压力；既有极端的放纵，又有极端的苦行；既腐朽，又孕育着活力……民族存在的危机，化为艺术的危机，透过作家自身的危机（读一读《托尔斯泰传》就知道了），而获得了打动人心的力量──酝酿着相反动向的同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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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能代表李白风格的诗艺，也许要算《蜀道难》了：“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渡愁攀援……。”《梦游天姥吟留别》也同样能说明问题：“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李太白青莲居士是以讴歌“名山大川”著称的。但奇怪的是，此人并不生在剑阁或天姥山的烟霞里，而是长于秀丽平静的蜀中（今天被叫做“成都平原”）。也就是说，李白在讴歌那与自己的生存环境迥然相异的存在与事情。

使李白作成著名诗章的重要动力之一，是他的“自卑感”（近乎精神分析所谓的“拿破仑情结”）：他矮小的身材，使他热衷于歌颂高山，来路不明的家世使他到处宣扬自己出自西凉“太祖武昭王”李（日高）之后；但实际上，他的祖先是隋末的罪犯，被流放到西域，李白五岁时才“逃归于蜀”──据李冰阳《草堂集序》，以及异乡人的自我意识和流离之感──混成而后激起那追求相异相反的之“在”之“事”的热情。

使李白的艺术“鹤立鸡群”的，不仅是他落落寡合的风格、奔腾无稽的幻念、狂谵四溅的笔触、令人震惊的意象……更重要的还是他对公认的权力机构的大胆反抗。这是他从先祖那里遗传得来的骚动性的血液，以及融汇在这一血液中的“犯罪意识”（对封建礼教与“权贵”的反叛，等等）造成的。如果只研究艺术家的生存处境，而不研究他的血液（如现代遗传学所谓的“基因”），那么只能算得上是半个唯物主义者。血液的物质性，应是强似食物；而食物也是通过血液起作用的！

异端的血液和反抗的冲动，本来只是个人的事件，属于生物学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可是，当它升华为特大的艺术，并在全文化圈激起大波澜时，就值得我们的文化史家们好好思索一番了。就李白的案例言，一面，这艺术产自个人的危机，即缺憾、自卑感与加倍偿还的雄心之间的持久战斗及其节奏。另面，它在社会与文化的多重冲突中得到多向的深化。

例如，李白的个人危机，经过社会化形式的滤透，就成了反抗权贵、反抗既定秩序的文化精神。这表明，在开元──天宝盛世的背面，埋藏着重大的失调危机。不久，李白的叛逆精神的合理性，就被“安史之乱”从事实世界的界域予以“证明”了。唐初，北朝贵族残余势力甚为强大。女皇武则天为抗衡它的威胁，大量起用平民出身的士人。比及李白的时代，平民知识分子的势力空前膨胀，同步，唐代中央集权文化臻至极盛，史称“盛唐”。

新力量与旧结构间的冲突，导致旧结构的坍毁，这就是“安史之乱”的文化含义。安史以后，社会政治的大一统告终，但唐文化继续发展。唐代文明的雄浑气象，实得力于多元的社会力量。传统的道统观，几乎把藩镇力量视同极恶；因为藩镇并存有着无序攘扰的一面。但是，较稳定的藩镇格局的存在，却给予文化的选择以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也正是魏晋南北朝文化比两汉文化优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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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远古黄金气象的诗人，多是生在乱离之世中（如中国的屈原、罗马的维吉尔）；歌颂天堂的澄彻壮观者，多是生在世俗的流放中（如圣保罗和但丁）；歌颂山川之美者，多是生在平原中（如谢灵运、李白等等）……人心向往异境，艺术亦然。艺术补充着生活的单调，有如盐对于高山居民比对滨海居民更为珍贵──文化亦然：边区对流行性文化的倾慕，往往比京畿之地更为热烈。总之，陌生者的体验比熟悉了某种事物的人更深湛；匮乏者的感觉比餍足者更敏锐。他们创造的艺术与学说，起源于他们心灵的特有焦渴。什么样的创造，暗示心灵经历着什么样的焦渴。没有焦渴的、“坦荡荡”的心灵，也许是属于“君子”的，但却是无力从事创造事业的。

对自己文化圈内（即自己寄身其间的社会）普遍而剧烈的危机发生感应，这是使伟大作品被社会迅速接受、理解的最大前提。当危机酝酿时，大艺术家以自体的敏感首先知道了它，并对它做出急切的反应；当危机全面爆发后，群体才开始知道它，并以普遍的危机感，对预先报导了这一危机的大艺术品，产生共鸣。就我们的文化视野来看：接受先于理解。理解，仅仅是对接受的行为所做出的理性说明罢了。而接受行为，主要并不取决于智性的沟通，而取决于对压力的共通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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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从功能上说，是沟通了对危机的认识：即，唤醒了危机感。

“理解了他”，也就是“被他唤醒了危机意识”，同时，也是将接受者自身对危机的特殊感受，注入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中。这里的双边关系是共生的、不分离的。

就智性的或纯粹真理的意义而论，伟大作品对后人（尤其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后人），是个永恒的谜，一部不可获解的“天书”：因为，在作品与众多的“理解者”之间已没有共同的危机压力了。共同压力这一联络纽带的消失，使共生的体验随之而逝。而缺乏共同体验的理解，不过是一种文字的游戏、语言的猜谜而已。估量、猜测、臆断、引为同调、以己度人等形式上的理解与猜谜，统治了艺术评论和审美体验的王国。客观“破译”的分析，最终还是被卷入了主观创造的旋涡里。尽管他自称能够“灵魂附体”，知道他人和古人原作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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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品作为文化危机“先见之明”的表现，必然对旧有的形式做出革新。他不是要改新，而是出自这样一种“低能”──无法用旧瓶去装新酒。故只得为新酒创制新瓶。因此才在形式上有突破，意境上有开拓，表现上有异彩。对危机逼近的感受和焦虑，使他再也受不住形式的约束──伟大作品往往不是唯美的、形式主义的，反而是颇为粗犷的、有时失之粗鄙的反形式之作。不是刻意反形式的新形式主义（《庄子·刻意》篇把这叫做，“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矣已──此山谷之士。”）；而是到了忘却形式（庄子称为“忘言”甚至“坐忘”）的无我之境。有时，甚至达到了“非艺术”、“反艺术”的极端程度。

但另一面，在形式上或表现上囿于特定流派的作品，也可能跻身于伟大之列：这时，造成一个伟大作品的，是它对危机的敏感性和它对危机感的表现力，而不是它对流行性艺术规范的恪守或背离。要完成一件有内在独特性的作品，践踏流行规范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其归宿却在与危机的关系──这是“有原则的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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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同一危机，在不同艺术心灵中，有各异的折射。同一危机，触发各异的危机感。历史的压力，规范并选择了特定的危机感及其表现艺术，让它对后世文明发生较更为持久的渗透力。

在各异的文明环境中，历史压力对危机感及其表现艺术的形态的淘汰标准是大相径庭的：所以仅凭现有的智慧，是无法预先断定哪一种危机感及其表现艺术更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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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危机的感受，先天带有某种夸大，这就是“敏锐”的内在含义。危机感的表现，发自某种意向，这就是“魅力”的关键。伟大作家因此需要“变态”的人格，甚至“夸大狂”、“荒诞色彩”、“梦境情调”等等要素。此不寻常的怪僻被历史（古代希伯莱人称之为“上帝”）拣选后，就构成了超常的“典范”。这既是英雄艺术的显然特点，也是反英雄艺术的隐蔽特性。即便是最最“自然主义”的艺术家，也需要把他的艺术冲动、理想、规则、范式、表现手法等等，注入艺术作品。

危机感不仅来自危机的客观性（事实世界的危机），更来自危机的主观性（心理世界酌危机）──取决于某位灵性与危机的关系。危机感是个反馈中的混合体。

他不仅受着社会危机的刺激，还受着艺术家人格的塑造。艺术的直接来源，是危机感的形态。危机感形态的直接来源，是作家的性格。这是个“内因论”。因为，根本无法保证事实世界内的同一个危机，能在不同的心理世界中促发共同的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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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温度不能使石头孵出小鸡来──个性才是最终决定艺术的东西，社会是只能扼杀而从来不能制造天才。

就一个特定的文化圈（或为地理的，或为超地理的）而言，发展中的不平衡，带来了周期性的危机，也带来了周期性的灵性痉挛和宇宙艺术的洞天。

有春天的宇宙艺术──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往往直抒胸臆。这是西周时代的文学主流。是《诗经》的时代。也是各民族历史上的史诗时代。古代希腊、印度的大史诗与中世纪欧洲各族的民族史诗，都是这个季节的产物。

有夏天的宇宙艺术──开始具有自我意识，表现手段如修辞等开始受到重视。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主流。是《楚辞》的时代。也是各民族历史上：“古典文学”的时代。如希腊的悲剧时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巴罗克时代。

有秋天的宇宙艺术──自我意识压倒了一切，技巧至上、语言崇拜的来临。这是西汉辞赋铺叙的时代。是司马相如承楚骚遗绪而予特优发展的时代。也是各民族历史上的“后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时代。如希腊化时代的喜剧主流。这时，艺术流派的纷纷割据与各自垄断日趋激化。理论开始侵入创作的领地。“文以载道”开始成为一项明确的纲领。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与新古典主义，都具有上述的秋天性格。有冬天的宇宙艺术──文明的自我意识开始衰退，让位给更“崇高”的东西。这是东汉经学抑制下的文学主流，刘向、扬雄、班固、张衡等学者哲人、史学家科学家，占领了文坛。这也就是各民族历史上都有的所谓“庄严文体”时代。如罗马帝国维吉尔的文人史诗《伊尼特》，被奉为国家的经典。二十世纪的纳粹运动，神化那位浪漫小丑瓦格纳的作品；而纳粹主义的俄国先师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则自创“钢铁式样”的“无产阶级的不朽经典”……它们的共同目的是涣散敌人的精神！现在美国主导的世界性文明，是否也正在朝向这个政治正确主义的方位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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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艺术的季节，启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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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痛苦的零

（另起一单页）


一、痛苦意识


001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零的时代”。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零的体现：现代广告行业、政治行业的种种演技表明，许多人为屈指可数的利益，可以把自己糟蹋到什么地步，而为了屈指不可数的利益，则可以把糟蹋转化为幽默，美化为时尚，甚至升格为身份标志。“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现代说法，可以换成“出钱能使伟人做广告”。

在现代社会中，不愿做广告的人们，像古代社会中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样，从各种屋宇下被驱逐出来，沦为无家可归者。这就是“现代文明的特性”。不仅演艺界和体育界（包括“商界”和“政界”），而且科学界和宗教界，也都如此沦为明星的疆场！这就是促使种种血腥的“邪教”（（从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到日本的“真理教”，以致到中国的“”──我们不便在此点名），盛行一时的社会心理基础？

于是，一个新的思想在思想的十字路口诞生了：痛苦意识是“零的时代”的授精者。


002


痛苦意识不同于禁欲主义──禁欲主义消极，痛苦意识则积极。

消极的禁欲主义所要达到的是禁止，而积极的痛苦意识所要达到的则是争取──无比的热忱，某种要把自己与“做广告的人们”区别开来的距离感：这就是痛苦意识的基调。它“寻求痛苦意识”！而不是快乐意识。它服膺不可视见的灵性宗教！而不是可摸可触的爱欲的宗教。

痛苦意识的岩浆，在心头酝酿多年，自从意识诞生的那一时辰，它就深不可拔地殖根于灵田，构成我们时代心潮的主旋律！然而只是在今天，孤独的梦幻把我们驱逐到街头时，它才得以像一座积久的火山突然迸发，用眩目的烈焰、冲天的烟尘，宣告自己的疯狂问世……


003


明星，不是你们的理想；删除明星，才是你们的理想！诚然，人人都畏惧痛苦，一切生物亦然，这是生物的自保反应，如何非议？谁要否定这生命本能，岂不是连生物本身也要否定？痛苦来自欲望，人人都想以满足欲望来减轻痛苦。然而，一欲未平又起一欲，以满足欲望来减轻痛苦，无异以油灭火，油愈多而火益旺──满足愈多而欲望愈多，痛苦因之愈趋激烈。所以，追求快乐以避痛苦的大众习惯，只不过适得其反、愈增其苦。


004


纵欲者，是爱走偏锋的群众──以纵欲来逃避痛苦。

痛苦形影不离地追随他们，直到死。于是纵欲的大众，就用自我麻痹与进一步的疯狂，来制造疲惫，忘怀生命的可畏。

在他们看来，禁欲者是自寻苦恼的蠢货、不可思议的疯子，竟敢与生物的本能对抗，并妄图战胜之。“他难道不知道，禁欲下去就会克服了生命本身，以致的末日来临了？”所以，禁欲者被视为仇恨生命的厌世者。其实呢，禁欲者又何尝不厌恶痛苦？只不过，禁欲对他们而言是达到幸福的手段，他的禁欲是为了避开欲望及纵欲所触发的更大痛苦。禁欲之所以能成功，因为禁欲者在不同程度上信奉来世，通过对来世的期待，克制现世欲望，用禁欲方式，摆脱生命的扩展带来的不协调、烦恼。


005


而纵观古今，最“合理”的生活态度，也许莫过于古代中国的圣贤们所阐微发明的“节”。节欲，是礼的精魂；它主张“致中和”，并相信由于节欲，可以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自然和平。

节欲态度，也同样希望用节欲来消除痛苦。由此可说，痛苦是一切人的大敌。中国圣贤的和平理想既非涅槃，也非伊甸，而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用节欲，求得现世生活的和谐，尽力降低生命的扩展带来的不协调、痛苦（“和为贵”的意思，是说人际关系的不和，为万种灾难的根源；故天下万事，以和为贵）。对“人和”的信仰，中国堪称举世无双。欧洲人和印度人、巴比伦人（包括犹太人）甚至埃及人的智慧，均不足以致此。

推其根本，节欲主义善于守常而不足以应变。在我们这种因为充满剧变而极度痛苦的时代，节欲主义不是一副解决问题的有效药剂，它不能应对“中国三千年来空前末有之变局”（虽然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距我研究，其实一千五百年前即有过一次）。故节欲主义在当代世界，不是引起经济贫困，就是招致社会淘汰。


006


巨变的时代何所需要？需要应变，需要“无所畏”。无所畏即痛苦意识的精义──爱痛苦如爱幸福，视变如常。这样，任何痛苦不仅无需你设计种种方法加以逃避，从而徒增其烦恼；反而可以通过欣然领受一切苦难，找到前所未有、难以替代的殊趣和超级孤独的优越感。“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故能应物而不伤。”（《庄子·大宗师》）

痛苦又是什么？痛苦是身体的不适及心性的不满。这是痛苦的原始意义。

痛苦意识是什么？是以痛为快，以苦为乐，从而消解痛苦，达到快乐，立于心身的不败之地。


007


低级的痛苦都是关于肉体的；精神上的痛苦是奢侈意义的痛苦，是精神扩张以后才会面临的虚空感。因此，一切精神上的痛苦，其原因恰恰是前此的胜利，是“乐极生悲”。

肉体上的痛苦是生命的持久属性，而肉体痛苦又往往导致精神的迷惑、追问及幻灭。因此，认为精神痛苦均可通过心理调整来解除，是心理医生的自欺欺人之谈。

面对痛苦，持续不断的痛苦，我们将何以应之？

须知，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条欲壑。因此，许多人的精神，也都沦为痛苦的渊薮。要逃避，无路；减轻，反加强；只有“以无动于衷应之”，视“现在”为“幻觉”，才是唯一的出路。


008


痛苦意识，要求不惧苦难，而是由衷地欢迎苦难──这人生不可缺少的旅伴！并以与之结伴而感到有幸：“痛苦愈大，幸福愈大”──因为幸福不是别的，恰恰是包容痛苦、消解痛苦。这只有少数人才能领悟到的幸福，虽是多数人也可以享有的，但他们的智能却只能视之为痴人说梦。

痛苦意识，是自觉的领悟。

痛苦意识是为敏锐者的生存所预备的哲学。对于能够理解它的少数人而言，它是盐，可以保护并激发生命；对不可理喻的多数者而言，它是砒霜，足以摧毁生命──所以要慎用。想以它为装饰品，难免遭到不测后果。


009


痛苦意识的天然承受者！他的苦难远多于常人。若无痛苦主义的宗旨来应变，生活将成为他不堪忍受的负担。为了解释不可解释的生命怪象，要以痛苦的宗旨，来扩展精神的根须和应变的枝叶。就这样，他们成了“不可解释的自然”（命运、规律等等也是属于类似的范畴）的直观者甚至体现者。这些天生理解自然的生灵，也天生能承受痛苦。他们知道：唯有爱痛苦的波折胜于爱幸福的平稳，爱孤独的优越胜于爱世俗的荣耀，才能匹配上帝、命运、规律的无情严酷，超越世俗的利益与偏见来发言。

创造之子是命运，当人类面临巨大危险的时辰，他，也只有他，奉天承运，起来予以救助。所以，创造之子的命运是应变的──守常者不可能是他，只有创造者方能追踪他。应变，需要耐苦，而不是节欲（守常才需要节欲）。创造之子超乎人类的巨大痛苦和极大幸运，结合成他强烈的创造性（否则他还算他吗？）！他的创造性不是别的，正是不可测度的命运本身：他承载命运的重负，并以痛苦为生命的宗旨。

创造之子是胜利者（这胜利不是指世人眼中的成功，而是指塑造历史的功能）。他带来狂热的旋风，挟着怖人的闪电，卷着震天动地的巨响：完成命运的交响，和交响在人世的展现。

他是革命者：以革命为生命的形式；以生命为革命的内容。


010


痛苦意识是革命的哲学，也是哲学的革命。

从这种意义上，“痛苦的哲学”实在是对（中国哲学中的）中庸之道的新的、相异方同的推展：

中庸之道包含了对于痛苦意识的承认──中者，成功、适中（包括折衷与妥协）；庸者，常道。

中庸之道，当然也就包涵了非常时期的革命之道。但百年甚至千年以来的老中国人（因为太老，就被年轻的强盗民族如倭人贬称为“支那人”），力图否认中庸之道先天包涵了革命之道这一基本事实。

痛苦意识的宣言，将击破老态中国人的迷信与偏见。中庸之道的完成，须由痛苦之道来联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痛苦意识宣布老态支那人（也就是满清的亡国奴）的死亡、青年中国人的新生。

而这么一个衰败的民族和古老的文化，要取得新生所必付的代价，可想而知。新的中国人将伴随痛苦意识的声音而兴起，直到获得新的能力，直面这冷酷的、技术成性的现代。

直面痛苦，有大宁静；直面痛苦，有大陶醉；直面痛苦，有大沉思；痛苦有大觉悟、大超脱──只有痛苦和基于痛苦的醒觉，才可以达到不可言喻的圣境，是以热爱生命的人，必热爱痛苦。

老态支那人对中庸之道的理解，就这样即将死亡。

青年中国人即将缔造新民族，缔造对于世界的新的理解！


（另起一页）

二、生灵的命运


011


生物是离不开“命运”的。因为它只能循着自己的特殊轨道前进，既无法倒退，也不能旁行，受制于各种力量的制约所形成严密的网络。人也是这样。生物性，构成人性的基础，迫使人对世界的认识与反应，不得不基于预定的人性──所以，人就把自己不得不屈从的生物性投射到外界，从而发现了“客观规律”……

人的生物局限性，使他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而他的可能性又带来意外的喜悦（发现时的喜悦、创造时的喜悦、尤其是获得成效时的喜悦）──这两者互相牵制，有助于“命运”观念的确立。

“命运”也体现为“意念”——意念是一个内在的命运。在落实自己意念的时候，我主张在认真的前提下，不必“顶真”。生命何必那么沉重？人们在世上所走的每一步，最终会被时间擦掉重来，“从零开始”。让我们有时间嘲笑一下的意念吧。

局限性使我相信“必然”，可能性却使我获得“偶然”的观念。人生在根本上只有一种“必然”──那就是死亡。除此之外的一切，纯属偶然。所以，必然论是死亡的逻辑。相形之下，人生的可能性极富潜力，于是“偶然”就被目为一个多头的、不可捉摸的活怪物。


012


为什么人们都倾向于相信：“偶然性，也是必然性的一种体现”？因为人生虽有众多的可能性──但最后都不得不归于最终的冷峻，它代表人生根本的局限和遗憾。终极意义的虚无，是因为，人生是以毁灭为归宿的。

但是偶然论者不甘于此，他们的乐观精神使自己相信“人的自由精神终能战胜死亡”。如果这个理想最终能确立并被证实的话，人，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命运”的羁绊……从而成为一个虔诚的人（与虚无的人相对应）。但这是难以证明的。


013


宗教，表面上是这类乐观精神的朋友，实际上却是其敌人。宗教并不相信人有全然超脱死亡的能力，因而它才创造关于不朽的神话──用以满足人类自找肯定的心理消费模式。宗教，经常出之以否定人类及其现世生活的形式；但其中却掩藏着人类更高形式的自我肯定。人所认识的神，不就是人自身的愿望吗？想象力的发展并不等于人生的质变！例如“最虔诚”的圣经宗教（后来分化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本性，其实还是更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例如比之佛教和道教）。这仿佛是说，越虔诚，就越自我中心？

而所谓“人的自由精神”，不过是以完全世俗化形式，表现了类似的自我肯定；它不假于神，而是赤裸裸地宣告人欲的宣泄。只是，完全世俗化的自由精神，最终只能是落荒而逃的受伤的野兽；自由精神开始是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的盟友，但结果却因为过于沉重，不得不沦为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的叛徒，托庇于各种形式的超验的精神。人，尤其是个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只能走到这一步。而披上了宗教与必然论外衣的集体情绪的产物，则类似羊群挤在一堆互相取暖的倾向；可以提供安全感。


014


有伪装的自由精神。它表面上肯定现世、肯定人的力量、肯定人的深切希望──但在实际上却为人间的恶霸势力服务，用来镇压特立独行者的活思想和活精神。它的自由就是：“把一切不符合自由主义规范的动向，扼杀在萌芽状态！”

还有伪装的宗教精神与宿命论。它表面上倡导服从，骨子里却充满了蔑视权威的反抗精神。它把自己的情绪上升为“天命”与“启示录”。所以，牧师的儿子尼采对所谓基督教的“奴隶道德”的批判，其实是故意的伪善的曲解：不是基督教创造了奴隶道德，而是奴隶道德侵入了基督教；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奴隶道德早就繁荣娼盛了。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奴隶道德”能够更为有效地“为恶霸势力服务”（为“民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主人集团鼓励奴隶道德；奴隶道德成全了奴隶头上的主人集团；正如信徒的愚昧成全了神职人员的狡诈。牧师的儿子为何无的放矢攻击基督教？原来他看到了教会组织的邪恶内幕？吃奶水长大而后背叛了他的奶头，是人的常情，却不是真理。被罪恶感毁灭的人，多少是个有良心的人。他的残余的良心变成了他的命运。


015


他面前有两种命运：大命运和小命运。人们常说的“命运”，是指“小命运”而言。书生说，“命途多舛”，老妇说，“我的命苦”……他们的“命运”，是指生活遭遇和生活环境而言。俗话说，“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运。”──这里的“命运”，同样是生活遭遇意义的“小命运”。生活遭遇是可以改变的。性格，之作为一种内在的小命运，即使已经“成形”，如风云际会，仍可导向截然不同的小命运。这就形成了“运气”观念。因此，“小命运”是可以反抗的，而世间也不知流传过多少成功地反抗了小命运的故事。

在“小命运”显而易见的桎梏后面，隐伏着难以察觉的“大命运”。对它，人则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甚至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小命运，是大命运浮幻的表象。人的能力，把握不住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比如说，一个勇士克服难以逾越的障碍，完成了他的复仇使命──成功地反抗了常人对之俯首帖耳的小命运。可他怎么知道，他正顺着大命运的隧道乖乖滑行呢！这大命运，把他吸入他自己和他的邻人根本茫然的深渊里。那深渊里，既有可人的幸福，又有灼人的苦难。

人与人的气质不同。人与人的天性悬殊极大。人与人有着千差万别的“小命运”……但“理想社会”却强求一致，迫使人们“共同生活”在同一模式的压力下。这是对人的生命力施加的最大酷刑。这难道不是宇宙意义上的“犯罪”？所以它必遭人的天性之反抗。人在追求生命的不停冲动中──终将摧毁这等陈腐的限制，将人的生活重新带入有声有色、万珍汇集的历史之天。


016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世界”？

而我们的理想世界，不是一个凝滞的画面域横断面；而是一条滔滔无尽、万化千变的“流”。我们的理想，就是各种理想的对垒、厮杀！

人生的最高理想，是穿梭在生命之涡流、文化之涡流、宇宙之涡流……而不是停留在任何“美妙的截面”上……停留，就是腐朽；腐朽，就是罪恶；罪恶，就必予驱逐──以便再次跃入大清湛鉴人（或浊流滚滚）的生命之涡流、文化之涡流、宇宙之涡流。

不要斥责比我们更伟大的东西吧。因为我们不可能“理解”它，更无从判定它的含义。不要以横断的镜片，自以为是地批评比我们更伟大的“流”吧！无论如何，人只是一“点”──即使所谓的集体，不也只能是一“线”吗？而惟独一切集体之总和，才构成一“面”！（离开“网络”还差得很远呢。更别说网络之外还有另一些系统。）

而我们人自以为“美好”的一切，不过是“适应”的结果！


017


适应性问题，其实是我们的全部秘密。这种适应性不仅仅是我们意识到的东西，更多是我们无法意识而且还是被它（适应性）支配着的东西。如有学者就认为，生物的适应性，是导致生物进化的主因。他们甚至把器官的“用则进，不用则废”，推演为宇宙的真理。


018


为何贵族们（这只能是世袭制的产物）不但不能使他们的统治越来越稳固、合理，反而总是一代不如一代，不断由盛而衰，步入最后的灭亡？如果说，他们的天性就是善于统治别人，那么这种能力必定是可以遗传的，以此，他们的子孙也将在累代遗传的“进化”中，一代比一代具有更强的统治能力。但实际情形却是恰恰相反的。

相反，贱民的子孙经常成为一代天骄。在由贱而贵者的奴隶祖先的天性中，似乎找不到明确的统治能力以资遗传，以至这些奴隶生受贱视。如此，则奴隶们的子孙的所谓高贵气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正确的答案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人的正确思想，正如他的思想能力一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人的命运和可能的成就，也是如此从天上掉下来的！


019


在中国，最具有连贯性的明显观察事例莫过于，孔子的子孙，可谓受三干年不断之教化；但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并不是所有家族中最富智力的。“用则进，不用则废”这个科学市侩炮制的“伟大的真理”，在这里似乎并非站得住脚的。

我们知道，在生物演化或叫“进化”中，有一种惯性使得某一物种恒常向一个人方向演变，如无特殊的变故及外力迫其改向；物种本身的自我调适能力，会推动它在与环境的互动下，沿着这方向一直进展到灭亡的日子。生物史的过程就是如此。

这种演化的方向性，在开始时，可能是由特殊环境、偶然遭遇触发的。但这并不能导致“用则进，不用则废”的结论，须知，有时不仅无“用”，甚且有“害”（至少是无用）的特点仍在“进化”不已，最后给物种送终。如恐龙过于庞大的体型就是这样。

生物不是命运的理想制品，更非自在自由之物，而是“命运那无穷好奇和无限残忍的心肠的试验品”！经验地说，则是环境、命运的偶然产物。

为什么在饲养场中，人工杂交禽兽的结果，可产生姑且称为“进化”的现象（如果产生了比较肥胖的公猪或产蛋较多的母鸡），而人种之间的社会杂交，却只能产生被有识之士称为“退化”的现象？因为──

A，禽、兽的人工杂交具有人为目的，故可以测度其成效；虽然这种杂交对禽兽本身是有害的。但人种之间的杂交，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却是盲目的、无从测度其成效，或只能测度其失败的。因为促使人种杂交的是乱七八糟的性欲，而往往不是对后裔的优生学考虑，退一万步讲，即使人种杂交是基于后裔的优生学考虑，那么，人又怎能确知其长期的后果呢？

B，杂交的禽兽，是在人为条件下生长的，而且往往只能生长在这种不自然的状态中，饲养员要的就是它们的“畸形发展”，因为这才符合饲养者的私利（坏牧人是不会为畜生舍命的）；而人种的杂交就不可能有一个更高的饲养者在“做主”；所以，人的畸形（这是杂交的必然后果）不仅不可能成为他生存的优势（如饲养场中的禽兽），反而造成他的劣势。

对付禽兽的方法（如为达到高产而进行的杂交），之所以不适用于人类，是因为人类对自身和对禽兽，采取了“双重标准”──其观点、要求及做法、目的，是根本不同的。人不会把自己工具化而只能把自己目的化。

人种间的杂交，会使种族特性消失或减弱，这非常危险，在人类中，正如在自然界一样，种族特性混杂了的“中性的家伙”（介于不同种族之间的杂种，最典型的如印度某类型人种和拉丁美洲的某类型人种）之所以罕见，不是不能在社会的退化条件下出生，而是难以在真正严格的竞争中生存、发展：因为消灭了种族特性，也就等于在根本上剥夺了人与环境间在长期的协调过程中培植起来的适应力！

尽管有那个退化的社会在提供人为的保护，但杂种毕竟还是显而易见的劣种。


020


换一个角度阐述上述论题：

“阶级斗争”的实质是什么？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生存竞争。

这正如马列官方教科书上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的食物状况决定了社会的治安状况”……（在这里，我们看到伊壁鸠鲁的十九世纪版：对自己获益最多的先师，叛教者往往破口大骂得最厉害。卡尔马克思，这是多么富于黑色幽默精神的混血的叛教的犹太人啊！）但我们还是多少知道一点纯正的历史的常识的：历史上生产形态的革命，是无法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出现的。因为一个社会的劳动力一定要处于某种匮乏状态，才有条件发动一场生产技术的革命，可是一切暴力革命都是由于饥饿（也就是劳动力的过剩）引起的。因为劳动力的过剩，为暴力革命提供了廉价的甚至是义务的兵源，如果劳动力匮乏，其市场价值必高，劳动者的日子必定好过，谁去充当志愿兵？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要的征服活动，实际上都有可怕的饥荒作为其杠杆（其杠杆作用是使得劳动力极度贬值）。暴力革命及军事征服，带来的不可能是新的生产能力及其“生产方法、生产关系”而只能是更换一批主宰者，往往是更喋血更野蛮的──从而“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由此可见，杂种不仅身体病态，连思想都是病态的。


021


再换一个角度。

“生命流”观念的产生，说明作为生物的人，总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不论环境如何变化，都喜欢设想它是不变的（即把环境也多多少少生物化了），正如不论人种多么混杂，都喜欢设想那是无害的。其实，谁规定“人类生命是生命之流的最高表现”？真实的情况只是：“生命之流是生命（人）的作品”！正如柏拉图所谓洞穴说不自觉地表达的那样。其他各种宗教、哲学、艺术的偶像，亦复如是。

正因为生命是不确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我相信将来也不会有──某种永葆其自我调节能力，

“好制度”和“永葆其再生能力的人间事物”既然子虚乌有，于是生命的要害问题只好在于，鼓吹某种富于调节力的哲学，激励不断更新的精神！

在生命面前，没有什么是“必然的”。在生命所造就的这个千奇万妙，变化莫测的世上，即使有“必然”，也无法被平庸的、残缺不全的人眼所认识啊。而人们所谓“必然”──不都是一些经不起严格考察的想当然吗？

（另起一页）

三、生命的意识


022


每一个来到世界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这苍茫众生里的一粒尘埃，因此变得不可代替。

生命的高贵就在于，虽渺小，却不肯屈服——尤为重要的是，他能意识到这一点，并通过这一意识，和宇宙同呼吸、同命运。这样的意识就是“灵魂”，不会再朽灭，除非宇宙一起朽灭了。

“美感的特质，乃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表现。”这句话其实还是说得太空洞也太含糊了，远远不足以表达实际现况：美感的特质，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某种表现──而不是所有表现。此外，美感也不仅仅是一种意识，而是发生在意识之前，是触电一般的感觉！

人类的生命意识，如此丰富而芜杂，头绪万端，远较美感来得复杂。但在其中，只有一个特定活动才能体现美感──那就是运用创造的冲动，来灌注精神于对象之中。

这里所说的美感有两种：一种是针对物体的、感官的美感；一种是针对精神的、意象的美感；而后者比前者更主观、因而更难以传达。但是不论前者还是后者，不论何种美感，若我们稍有性灵就会承认：人们实际上是抱着一种主动的、投入和创造的心，在感受美，而不是被动地、无可奈何地意识美。所以美感不是别的，而是“创造冲动的向外投现”。

也许，在许多情况下许多人是在被动地、无可奈何地承认美的，其中不含有任何创造性冲动……不过我想提醒──这种美感是官能的感受，只是一种对过去美感的习惯性延伸！而这种美感，在以前曾经体现了你的创造性的、结构性的动能！

诚然，多数人并不意识美感的超然，因此他们所谓的美，仅仅是一种社会的习惯标准；他们对美的感受，因此只是基于于动物的本能，而不是意象的飞跃。

例如，当我们初次被一种陌生的美所感动时，深深的震惊、诧异、怀疑以及狂喜、陶醉、幸福等诸种情绪之综合体（“世界上竟有如此……”），袭击了我们──这就是创造的投现。综合了这些情绪和感动，就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形式：这些情感，改变了世界，创造了美的存在。

由此不难看出，精神美感的特质不是别的，而是从属于生命活动的特定类型的创造。唯有创造中的美感才是针对物体的美感，也不是寓于外物的美感。由此美的至福，完全仰赖创造……哪怕是基于感官、针对物体的美感，也是从创造而出的！

在创造的一刹那，你感到了美！这就是创造的冲动。而持续性美感，并非真正的美感──它只是一种欲念的习惯，一种被缚于过去的死灰。

愈伟大的心灵，他陶醉于一种美感，愈短暂！──他的心灵如此难以被习惯所牢笼，于是当创造中的、动能的美感一旦减弱或凋零，他的兴趣就它移了：新的创造开始了。


023


在创造的意义上，人具有两种基本的生活态度，可以概括为：

顺从还是反抗？顺从是创造意义的无，反抗是创造意义的有。

但好的顺从与好的反抗同样珍贵。虽然群众习惯于事实上的服从与理论上的反抗，以为生活的调味品。

好的顺从与好的反抗，都充盈了自我牺牲精神，舍弃一切以达到意象之美。

如此，这两种生活态度在“认识论”上也就相应地化为：顺从──理性主义的；反抗──神秘主义的。

──特别就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心理气候而言，甘愿为一种较自己更崇高、更广大持久的事物，而献身，已经被目为“年轻人的冲动”。

老朽们不是把这看作美丽的托辞、甚至诡诈的遁辞；就是将之视为幼稚的病态。由于生命力的衰退，已难回顾生命力的旺盛。尽管老人也自夸曾经历过这类旺盛，但其具体感受以及由此得来的决断力，却永劫不复了，唤魂术也重获了。这时，他们用一种佯装的惊诧来表达自己的腐朽的蔑视，或用一种无言的假笑来嘲弄青年的热忱？其实，谁都清楚，老朽者是用这些蔑视与嘲弄，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苍白和面对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

真的，在“以老卖老”后面，隐藏着日薄西山的恐惧！行将就木的日子既然所剩无几，只有用权威来支持自己。现在，他们最关心的事，是怎样在这个五颜六色的世界上继续单色调地苟延残喘下去──“活着”成为老权威们的首要目标。随着日益加剧的衰老，日益堕落，直到变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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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不。唯物主义，是衰退老迈的象征，它践踏青年的梦想，假装漠不关心，替行将败亡的势力打掩护。

不断创造中的生命意识，对异己者的宽容其实已经是超然的同化！这不意味着反应迟钝，因为“报应”的规则在生物界，是普遍适用的。尽管我们试图在观念中理解神，从而也就宽恕别人，但作为活生生的战士，在行动上却不得不遵循“行动的原则”──“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只有这样，宇宙生物界的演化才会愈演愈烈，进程才会有增无已──这就是趋向于善。

这样生在反馈中的人，其行为显然并不全部出于他自己，而是出自反应：他最多只能有一点儿选择的余地，而这一点可怜的余地，甚至也往往是预定的！尽管人自己并不清楚这种预定性，但他还是得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不论这行为的结果是什么，都必须由他自己承担。既然各人的命运不同，哪有什么可抱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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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和平”之所以成为人的恒常理想，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有什么自在的性、最高的值；而是因为人类恒常遭受战争、不安、骚乱、磨难，所以对之颇为关切。试想，要是真的有一种长久不变的“和谐”、“和平”──降临到我们头上，那将是多么可怕的苦役啊！

要知道，人，总有一天会弱不禁风的，何必过早期待死寂般的和平呢！

而个体的强大，坚定──往往是以集体的软弱、犹疑来作基础的。理智上明明判断出一种论点的虚伪性、腐败性，但情绪上却受到了这类论调的干扰。这就是人！有时候，情绪比理智的判断，来得更深刻。类似的情绪比之理智判断，虽然较不稳定且较易变化，但常比理智的判断更富于直觉性，因而更为有力。所以，有时是情绪先于判断甚至决定了判断，而不是判断先于情绪；虽然情绪和好恶常常决定了判断，但有时则是判断决定了情绪。在情绪的汪洋面前，理智判断不过是一个航标；这条浮标必须随时准备适应海潮的方向和暗流，不然就可能被随时吞没、限时抛弃。

这就是生命的意识之本相？

（另起一页）

四、唯心派的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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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历史上“唯心派”之流弊，不在所谓“认识论”方面，而在所谓“伦理学”上。

心学派的谬误是把人神化了，这些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可能并不知道，少数知识分子固然可借用心学方法完成或是接近修练，但大部分人却并不适宜这样。心智没有受到开发因而灵性发育的人，如何凭借直觉去接受“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启示”？

但心学派的创始者们怀着不切实际的遐想，使得他们的后学不得不却流于作伪和卑鄙，他们的传道变成了假见证。因为当心学盛行之后，大部分学者明明没有天才也都趋之若鹜，其后果就是吹牛的流行、灵性的麻木。正如某种宗教的流行，利益勾结腐蚀了人性和信仰，职业化的结果使得神职人员们的传道变成了假见证。

我们不是唯心论者，在伦理学上尤其反对唯心论。我们反对那种主张“只须恢复与发扬理性或是信仰，便能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吹牛专家。理性和信仰能决定一切？但却不能决定自己（而要加上外力如训练和“神恩”），这不是很荒唐吗！实际上，理性的恢复、信仰的发扬，是社会形态发展转向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其原因！理性的恢复、信仰的发扬，其实有赖于社会秩序的恢复（“衣食足而知荣辱”）──然后理性与信仰才有立足之地，不致流为笑谈；然后才可发挥巩固新秩序的“教化作用”。

此种意义的“社会秩序的恢复”并非指强暴的秩序。强暴的秩序，是指少数人违背社会的涣散趋势而以强力来贯彻自己的集权意志。由于强暴者违背趋势，此秩序便与人心相悖，故事倍功半，难于持久。应当承认，掌管者涣散社会的人们，往往代表了腐朽的势力，其垂死挣扎也就被视为“强暴的秩序”；从长远看，这种“秩序”其实是“反秩序”；仿佛宣布死亡了的东西就是非法的东西。


027


社会秩序与个人理性（包括良善的信仰）是为表里的：社会秩序井然且顺乎自然人性，个人就可以着手恢复道德良知，而不致因此反而受到伤害；而理性的恢复、信仰的发扬，因此有待于新兴力量提供的秩序重建。由此循序渐进，从而达到更积极的良性循环。

在此关键时刻，心学派所说的“良知良能”（而不仅仅是所谓“反思”），可以触发这类良性循环。但这必须得到社会效果方面正反馈的持续支持，否则，一切“觉悟”、“倡议”、“良心发现”迟早付之东流，说教沦为骗子的勾当、神汉的道具，天才人物也不能力挽狂澜。


028


秩序的要素是宗教，秩序的基础则是教化。但不论是西方的宗教，还是中国的教化，都不纯属心理范畴，而同时具有社会功能，是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不断反馈实现的。如果只是单向地教化教化教化──那其实心学的勾当、神汉的道具罢了。

而外在的秩序（相应于内在的理性和信仰），又必与某种形式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激励相关，这等级制度不是强暴的、人为的，不是靠少数人的专政维持的，而是靠多数人的认可、服从，且积极投入、支持，才得以良性运转的。


029


一切兴盛的富于活力的社会，一切初起的潜力深厚的文明，其基础都是基于能力的自然等级制度，它容纳各种社会成员的工作和效忠；而一切衰落的社会，一切颓废的文明，都是由于能力等级的崩溃，社会因此腐败，然后某些人物起来，消灭腐败，恢复秩序，但这秩序已非“自然的能力秩序”，而是“社会的强暴秩序”了，这强暴力的“秩序”（其实是“反秩序”）的末流所产生的弊端，足以导致一个社会丧尽天良、趋于瓦解（无论其专政力量多么残暴和强大）。

是能力等级制度，造就自然的活力秩序，在更高意义上，作为宇宙意志的体现，它的最高表现是所谓“普遍的和谐”的理想。能力等级制度因此构成社会和谐的基础，且是灵性宗教和社会教化得以有效的持续性要素。而能力等级本身，则是按照个体的不同，予以区别待遇，在法律和习俗上以资奖励，才得以形成的。

这样的能力等级制度，通过其良性的社会反馈宣告了：因为人们生来是不一样的，所以强求一样，无异杀人。其实一切生物也都如此。如强求众鸡一致的养鸡场，就是杀鸡的地方。因为养鸡场里的秩序不是能力等级的，而是人为的强暴的专政力量，因此是为杀鸡服务的，因此也是反自然的、泯灭良心的。

强暴的人为等级则是不按照能力原则来运行的，因而是反秩序的、反自然的，犹如“人人平等──人人可以反对别人，人人可以亵渎神圣”。它的强暴秩序下，掩盖着各种弊端，贪污、受贿、欺诈、狂傲、昏庸、下贱、腐化等等，使社会丧失生气，进而僵化，最后崩溃。这种无秩序，是社会总体毁灭的前兆；这种极端病态，往往为阴谋家所用，导演社会悲剧的扩大化。而这悲剧，正是能力等级的生态平衡惨遭破坏的恶报。


030


人与人其实是生而不平等的。当然对一个社会而言，不应使贫富悬殊，更不能使二者隔绝甚至对立。等级可以表现在社会职责上，但不表现在夸耀欺人上，以避免社会过早分裂。为富不仁，穷人当然日益仇恨富人；尽管，财富的差别是正常现象，但过分奢华和极端贫困，则是罪恶。而能力等级，正是要控制这类罪恶的蔓延。

由此可知，一个缺乏能力等级的社会，是不会有稳定秩序的；只会停滞、万马齐喑，因此不是秩序，只是死寂！而一个能力等级的社会，才可能导向正义。


031


正义是什么？

正义不是万事如意，不是人人满意（这是不可能的）；正义是各本其分、各安其位。例如对先知而言，屈辱、痛苦的遭遇，是他的正义。对罪犯而言，苦刑亦是正义。对辛勤的白领蓝领而言，恰当的报酬即是正义。简言之，正义和秩序，是心与物的两面。正义因此是思想而并非现实，所以人类渴望多年但从未真正实现过（正义）──而较有正义的时代，被人称为黄金时代，令后人充满不尽的怀念，因为治理这时代的是一个能力等级的秩序，而不是强权等级的秩序，因而是“仁政”的。


032


被心与物的两面所支配的人，总是矛盾百出的，结果导致自己的支离破碎。人的一生，不但在环境的种种压迫缝隙里求生存，往往也在自己内心的矛盾丛中（在自己纷纭缭乱的意念中）讨生活。所以，有时候一个“偶然的因素”或事件（就在人生的历程中起决定的影响，并且）比之“必然要素”──更富于启示性，更能“体现命运的精髓”。

这样的生命是被命运摆布的一叶孤帆！尽管努力保持自己的航向，却不会挑选最艰难最危险的航道走，因为这将使成功的希望变得更为渺茫。这样的“选择”是“自由意志”的结果？哪里，哪里。

这样的人是不由自主的，一切关于自由意志的学说，早已在我们心中还原为初始的神话。而且，它还将伴随个人主义精神的历史性衰退，而发生世界性的破产。无疑的，个人主义的精神潮流，既使得现代社会取得了触目惊心的扩张，也使其日益沦入难以解脱的泥淖……兴于斯者必亡于斯──仿佛命运的精髓、历史的报应，在无数问题上向我们如是显示。

而“东方哲学”则有一个不可摆脱的基础：宿命论。若无宿命论作为至高的安魂曲，谁愿意为了一些“空洞的观念”去压制甚或损伤感官的快乐和基于这种快乐的“理性判断”呢？


033


如果说，人在宿命的阴影下依然可以保留一线希望的话（仿佛一片黑暗中的属灵眼光），那么，我们现在希望梦幻盘踞的心灵，也可以让重负者好像在梦中遨游那样轻盈……这也就是创念的良辰！仿佛从无线电不期然传来一首心爱的乐曲，潜意识的浪潮也突然滚滚而出，充满陶醉！生活与梦想，合而为一！

意识和无意识的和谐无间──诚然不失为诱人的理想（称之为“理想”，实际指出其不可能）。然而，这种和谐无间，不可能以无止境让步而取得。恰恰相反，意识与无意识的和谐，是以无意识对意识的不断征讨和意识对无意识的不断伪装这样的双向运动，来构成的。现代人终于认识到无意识的大力，远远胜过人们一向自诩的意识。这不是说，意识鉴于自己的无力必须向无意识让步；相反，这表明意识必须不间断地向无意识进攻，以便达到妥协。

文明的发展，使得意识在生活中的地位愈来愈显赫，它占有、支配的活动范围不断增加。有人希望意识有一天会支配人的全部生活（哪怕在深深的梦中）──然而这是多么可怕的前景！那时，人们没有了梦想，没有爱情，只有功利的算计。……事实上，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临。意识无论怎样强大，始终不过是欲望的仆人；而欲望的势力即使日渐局促，依然不失为人体的主人。因为意识所要达到的目标，说到底都是工具性的（为欲望服务）。意识统治一切？不。无非是提高了“意识为欲望服务的效率”罢了。


034


如此看来，意识与欲望的差异，颇似文明与生活的差异：

文明是不同于动物生活的部分，生活是类似于动物生活的部分；意识是不同于动物思想的部分，欲望是类似于动物思想的部分。文明是生活的结果，生活是文明的基点；意识是欲望的结果，欲望是意识的基点。没有文明的生活，是无望的；缺乏生活的文明，是垂死的。没有意识的欲望，是无望的；缺乏欲望的意识，是垂死的。只想创造新生活而不想创造新文明的人，必定是个盲目的破坏者；只想创造新意识而不想创造新欲望的人，必定是个迂阔的理论家！生活的期待不是生活，而是为了诞生新的文明；意识的目的也不仅是意识，更是新欲望的先导。这就是文明与生活的差异，也是意识与欲望的关系──唯心派忽视了人的矛盾？

（另起一单页）


五、人类不是中心


035


人类并不是生物界的“酋长”！不过是生物海洋的滔天浪涛的某个高潮罢了。人对生物世界完全不负责任的“征服”──完全是强权政治，没有任何道理可言。而根据人类迄今为止的表现，未来的生物世界是否继续由人来做主，是一个太大的未知数，尽管命运的安排早已注定了。人类历史的百万年，在整个生命史上不过是一个瞬间，而且这一时间序列还可能更为长久地延续下去……

而没有生物世界，根本就不可能有人的文明，人类及其文明，不可能脱离甚或“疏远”生物世界而存在；正如海浪的最高潮也不可能脱离或疏远大海（即使连最阴暗的海沟）！即使高潮的文明已经形成，情况也还是这样。人类及其文明，只是生物世界序列的一个环节罢了──不论你给这个环节以何等的评价，反正它只是一个环节，它不能离开序列。相对文明而言，生物世界的伟大奇妙，迄今被知道得很少。但是它不仅是人类生存及文明的对象性资源，也是各种文明的内在性资源：人的种种神妙观念，脱离了生物基础是不可想象的。


036


现代生态学，把一个我们在匆忙的现代化过程中忘得一干二净的事实，重新显示给我们。这个事实曾被许多古代宗教和哲学以各种形式反复描述过，只要人的良知末抿，他总会正视这个事实的：

人类是生物链的一个环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只能是心性的。如果生物界毁灭，人类会饿死；地球将变得不适于居住。人类也许根本就不能重新适应环境，就会灭种。

这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使我们认清：“生物界是一个不可能分割的整体”！这一事实，甚至连犹太这样自以为是的宗教，也都不得不承认。《旧约全书》七天创世的寓言说明生物界的状况与人类命运戚戚相关。

生物界又是什么呢？不过是地球序列的一个环节罢了。而且并非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没有生物界，地球还可以存在，虽然面日全非，但核心并无不同……然而，反过来却行不通：没有地球环境，生物不可能存在，没有生物的世界，人类则将乌有……

地球又是什么？不过是太阳系的一个环节罢了。太阳又是银河系的一个环节。银河系又是大星系的一个环节……一切都是更大实体或更大运动的一个环节？一粒微尘？

据此，可以认定，如果人只想为自己而活，并仅仅以自己为目的──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如果对此一意孤行，将会由于违反生命的宿命，反而使得生命充满痛苦的。不独个人如此，作为类的人也是这样。如果把历史看作是“为人谋幸福”的一个过程，则其结果只会使人感到迷惘！相反，我们只有把人类历史看作生物史、地球史甚至星系史……的一个环节、片断、微尘，才能得出首尾一贯的安慰人的结论。尽管这结论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的许诺、幸福的幻觉；但可以使人免除面对无底洞般的恐惧感。


037


人类的历史，有其独立的意义和价值？作为人，甚至作为人类的天才，你不妨认为，人类历史最高度地体现了宇宙史的精髓？天才，则是这金字塔尖的最后一方石？我们无妨这样认为。然而我们何必本末倒置，像犹太教的传统，自以为是这一切的主宰和受福者……因为越是“高级”的东西，就越是“末端”与支流；而不是相反。

让我们重新学习爱宇宙、爱地球、爱生物吧！我们并不需要高举自我，才能找到幸福。──让我们使自爱，成为爱宇宙、爱地球、爱生物的一种体现、一种延伸；而“爱他”则是“自爱”的更高更纯净的体现。

最理解自己、最珍视自己生命的人，也必然最爱宇宙、爱地球、爱生物？没有受过虐待的生灵，或是成功克服了这类虐待的超神者，才能成为生物界的爱的使者？“泛爱众生”，成为他的高贵性的明证，他是“宇宙的最高精神状态”。

让我们更协调地和生物界共存吧！这样，科学的发展就不再使我们贱视生命，反会使我们更加感到宇宙的伟大神秘，高不可及！因为我们看见的世界──其中的一切属性、一切片断──都只是不能自我约束的傀儡。但一切傀儡，无论在旁观者看来多么可笑滑稽，其本身在神气活现地表演时，总会多少有一点“自由感”与“自主意识”的──这就是猥琐者所谓的“主体性”？！

否则历史哪有如此有声有色、充满“感人”（其实只是感动了别的一些傀儡）的意味？难怪“学习更谐调地与生物界共存”甚至“与超越生物界理想的宇宙形态相调和”，成为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它仿佛揭示了：人的意义无非在于，为更高超的生命形态，提供一个阶梯。

对此，现代科学向我们指出两种可能的道路：

A，通过定向的遗传工程，逐步达到；

B，通过一种非生命、复杂的拟人机械。

但生态学则给我们另一种启示：生物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能按照人类的意愿来任意宰割而无副作用，更不可能被人随意割弃。如果人们执意违反自然平衡，一意孤行如此，那么他们将惊诧地发觉，在这种愚妄的目的实现之前，自己的生存却受到致命威胁。而简单的悔过，可能已经无法挽回灭顶之灾。生物界这个大系统，是会报复的！

这正如任何道学家与乌托邦梦幻者必定耍失望；如果他们的愿望仅仅是在历史上留下足迹，并不难遂愿；如果他们要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不可宰割与割弃的有机体，他的任何生命活动，不论被评价为“善”、“恶”、“卑鄙”、“高贵”──其实缺一不可，都对构成整体生活这一首要课题，起决定作用。任何人如果执迷于“实现乌托邦”、以强化道德戒律的方式宰割其他人的生活，同样会在未达目的时，就瓦解了自身存在的基础。历史上不乏此类“志士”──残暴的独裁者，他们达不到自己的伟大纯洁的目的，但通过此类净化的努力，已对历史产生了巨大灾难的影响！


038


梦幻、乌托邦的实际功能，即在于此，而不在于“真的实现了乌托邦”。所以天才人物“改造人类”的努力，与人类改造动物、生物的努力一样，最后达到的只能是“始料不及”的后果，结果是使笃信他们并奉这些幽灵如神明的追随者们，深感愕然！错不在天才，而在追随者的盲从！阴错阳差里，暗寓神奇，激励人的“能动”，来实现巧夺天工的定数。这样的人力岂不也是更高的自然！这样的人力，其实是自然力的分化。

天才人物对人类的“改造”、人类对生物界的“主宰”，也是“自然自身演变的力量”。天才的自由意志怎么可以随便塑造的人类命运呢？天才的愿望及观念，可算宇宙自身的运动，尽管并不是物质化的那一部分（他们是“物质世界的晨光曲”）。

如此灵性的人，当然不同于求食的人──

灵性的人的意识，一旦从贪食求偶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就开始被类似冲浪感的创造冲动所支配。

“灵”的意境──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诞生了！

不但验之于个人如此；即使验之于其他类人，也莫非如此。多数类人，之所以终生碌碌于暗淡的生命地狱而永无超生之望，就是因为无力摆脱贪食、求偶的枷锁。任何类人，只要一旦摆脱了这一枷锁，立即开始一种个人的生活，这就是黄庭坚所说“士可百为，唯不可俗”的真义所在！“不俗”，就是摆脱了这一枷锁；而当代特别流行的“媚俗”，就是为了贪食、求偶而不择手段的大众趣味。

故，论人是否“俗”只有看他是否与贪食、求偶的大众趣味，保持必要的距离……

就在此时，小孤山的奇影，映入天才的眼帘……奇峰孤独地耸矗，宛如一个孤傲而不知屈服的怪桀！

让我们永远记住你的影子，那与你相对的彭泽！以及你们在这深刻的对比中，所播扬的风度！


039


“地球已老了！山陵已经开始夷平，平原愈来愈大地蔓延扩张……总有一天，地球一片平川，有险峻，没有沟壑，只有令人生厌的平平坦坦！

当汽车沿着黄山崎岖的公路奔驰时，我们四周的景象是：循环中有新颖，新颖中有循环！是的，地球进入同一地质与同一气候的历史周期，已经过于持久。从这意义说，地球确实老了。一个新的地质及气候周期将来临，不但深刻改革地壳，也在根本上改革地球的一切附庸。对于地球而言，高山深海、江河裂壑，才是常态。如平原，反而是变态。为什么？因为平原的形成只有两种可能：

A，江河雨水的冲积；

B，人工的改造。

它的“变态”在于，这不是自然的真面！而且，这只是在间歇中。这种改变，终将被革命性的沧桑剧变，取而代之。

人类是什么？不过是在两个地质周期及气候革命的夹缝间，偶然发生的生命现象罢了。人的文明，也无一不与地质及气候的巨变息息相关；人的文明，与其说是这过程的“主人”，甚至如普鲁士人与波兰人混血的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说的“地球的主人”，毋宁说是这一过程的“产品”。

可怜的人类，不过是在大自然的缝隙中，辛勤求食的两脚动物、贪得无厌的无毛野兽。而有些人种，却自诩为“金发碧眼的野兽”，就是《明史》所谓的“红毛番”。如果一个新的地质或气候的剧变来临，这种旧时代的宠物即使凶恶，又将何以应之？西方的没落。哀哉！过时的人类，恐龙先生在新的末日的代表，还能自高自大？！


040


人们都说“中国人惰性十足”，然而，我看到一种并不很遥远的恐怖：有一天，中国人的惰性，一旦消失甚至减弱，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全世界很可能被某种巨大的震撼所席卷！我们当然不在这震惊的行列之中。这不仅是因为，那还很遥远，而且由于预见，我们已经不会诧异了。千年的惰性所郁积的能量，将是可怕的。但愿上帝的儿子起来，善自利用这一力量，来实现千年冰封、万里雪飘之后，上天对中国的重新起用！


041


谁说“有钱可以办到一切”？只有强健的体魄，才能办到一切！谁说强健的体魄能办到一切？有不怕痛苦，爱痛苦如爱幸福的体魄，才能克敌制胜、荣任一切磨难！痛苦因此感泣神鬼。──痛苦至高无上，他说：“不要比收获，不要比人家都追求的东西；而要比牺牲，要比大家都逃避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因为其少，而弥足珍贵。”痛苦，只有痛苦，不仅能赢得生活，同样也能换得幸福！低潮，只有低潮，不仅能破除纪录，同样也能赢得高潮。

没有痛苦，哪有人生？因为人生乃是：宇宙间最深刻、最不屈不挠的反压制力……没有痛苦，哪有幸福？因为幸福乃是：对压力的解除……没有失望，哪有希望？哪有音乐？哪有艺术？因为艺术乃是反压制的活动……没有痛苦，哪有理想？因为所谓理想，正是敷在血淋淋伤口上的止痛膏！

痛苦是生命的第一属性，它伴随婴儿的呱呱坠地而开始。作为能感知、有记忆尤其是有丰富的想象力的生命的第一属性，痛苦，乃是人生的轴心，人生的一切活动，一切抑扬顿挫：都围绕痛苦而旋转，都为躲避痛苦而旋转。


042


可怜的人们，自以为逃避痛苦，追逐幸福：其实只不过围绕着这个永恒的轴心，做万古如一、不断重复的单调舞……直到心不甘、情不愿地进入坟墓。所以，与其逃避那逃避不了的痛苦，何如迎接那逃避不了的痛苦，并以最虔诚的感情竭诚以待：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痛苦正如王师，是意义的体现者。

痛苦中有大镇定，痛苦中有大知足，痛苦中有大思想，痛苦中有大解脱、大超越──痛苦是沃壤，痛苦的间歇是乐土，是以创造之子也热爱痛苦：他把流血牺牲，当作补药，当作人生最高的享受。


043


逃避痛苦？

只要当权者稍带怜惜地斜膘他一眼──他全身的热血都沸腾起来了。──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每个人都有一段“浪漫史”。那浪漫史又是什么东西？“艺术的真实”──就是使人上当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就是使人迷醉的真实。至于“宗教的真实”以及诸如此类的“升华”──那是社会心理大医师（其实是“巫师”）们对畜群肆行心理治疗的真实。真实从来就不是唯一的。人与动物的真实就不一样。不同的动物之间的真实也不一样。庄子，他十分优美的故事中，对这一点早已做了十分精辟的表述。


044


艺术时代的灵魂人物独立不倚、狂傲不羁。他们，不接受世俗权力的约束。政治的、习惯的、德行的甚至宗教的规范，对他们算得了什么？痛苦是他们自己的天地，不仅在精神领域，而且是在生活圈子中！他们不是“毛”，不假外求，所以无须依附他人的狗皮以行事。他们有自己的精神领袖和青春偶像；甚至在无形中，也给予某种艺术化了的权力形态以有力指导，甚至“支配”。他们自相磋磨、互相砥砺──构成无形的但富于活性的“团体”。“许多精神”就从“这些团体”中流荡而出……最终，“艺术形态的创造之子”──就从他们中间跳荡而出，并以梦一般的魔力，鼓起举世的震撼和奔驰天庭的冲力……


045


无论什么宗教、信仰、哲学、学说、主义、理论……其实都是一个更广袤运动的道具，归根结蒂还是从属性的东西。只是对常人的心智而言，那根本性的东西过于荫蔽（也可能是过于公开）了，因而不得不通过这种“间接战略”去实现认识的过程……


046


只有不怕谴责的无赖──才是好的无赖！他决不逃避痛苦。这就是痛苦的智慧！自以为是的智人发问道：人和猪究竟有什么不同？应该告诉他们：人与猪的不同，在于人比猪更接近人们常常用来形容猪的那些特性；在于人比猪更善于实现自己猪一样的欲望；在于人比猪有着更强韧的生命力或叫“动物性”！


047


记忆，这是创造的大敌。记忆的负担越重，人就越难以向前迈进。不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都是这样。记忆，这是文化世界和历史世界的“遗传性”，它压制有益的“变异性”──而对文化和历史的世界而言──变异性（比对生物界）甚至更加难能可贵！这智慧带来的痛苦。


048


“最富于诗意的”，往往不是“最好的”；更不是“最有价值的”或“最高贵的”。这些本是不同领域的桂冠，不属一个世界，更不可能同属一个人！……无法逾越的鸿沟，使它们分属不同的命运管辖。


049


勇于承认自己否定的东西；也敢于审判自己尊崇的东西；甚至乐于嘲笑、揶揄它们：这唯有具备创造之子般的智慧的人，才能够。这，也是命运功德无量的动人流露。在创造之子的思想里，闪动着最优美的“舞姿”……这是湿婆之舞，梵天之舞，毗湿纽之舞……“自相矛盾”的绝伦之舞？它创造、它保护、它破坏：它一切都干……他干出了一切。在这里也不仅仅在这里，“绝对自由”与“强权意志的无限扩张”，都是可能的。因为上面引号里所引的“绝对自由”与“强权意志的无限扩张”，本来就是主观的感受，而非“客观实有”或“现实关系”──这两个东西（绝对自由与强权意志的无限扩张）本来就是一回事。彼此之间，只有朝向不同方向的差别，自由是就尚未达到者的权力而言；权力是就业已到达者的自由而言……

不明此理的“自由派”终将得不到自由；正如不明此理的“权欲狂”终将得不到权力。


（另起一页）


六、阶段性的胜利者


050


每个活着的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胜利者”！

怀孕是一个胜利。诞生则是一个更大的胜利。

成长是一个胜利。长成则是一个更大的胜利。

“胜利”固然不失为胜利，“失败”也不失为胜利。若无某种程度的前此胜利，根本就谈不上有所“失败”。你若没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在争取，“失败”又从何谈起呢？然而，崇拜胜利者，并不等于崇拜每个活着的人。胜利者之上还有胜利者，正如强中还有强中手……正如山外有山、楼上有楼。崇拜胜利者，其实是崇拜“人杰”；崇拜胜利者，其实是崇拜胜利者的源泉和护符。

怀疑胜利者的人们，像病人对风流女子的奇妙吸引力那样──吸引多少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大众，吸引多少心地狂妄和想入非非的大众情人。战国时代，是“迷信”最少的时代。因为处在此刻的人们，最讲求效率，以在紧迫的战斗中，击败对手，把那些不利于发挥自己优势与力量的神秘情绪，彻底扫光。


051


战国时代的一大特征：有两种文化并行，流行性文化和暗流性文化。流行性文化的主要用途，在娱乐时人。或为官僚主义的，或为商业主义的……尽管它们的形式不同、色彩各异──但总是向大多数人的情趣献媚，来交换自己的影响力。而大多数人的情趣，不论处在哪种社会的框架里和哪种文化的光环中，其性质都相去不远。例如，各民族的习惯虽然差别，但人性却是共通的；所以流行性文化，尽管形色上不同、味道上差别，其“水向下流”的趋向，却极类似。

暗流性的文化，则更多从文化的积层本身发展而来。这种发展本身是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它，虽然也受当代重大事务的直接刺激；但它的蕴含，却来自几千年文化所固有的内驱力和重大母题。文化有机体，也像生命有机体一样，有其自身的内驱力，且受内部压力、内在欲望的驱遣，并在这驱遣中完成它的宿命行程。

这类暗流性的文化，并不著称当世。因其所能赐与同时代的快乐，比流行性文化要少。相反，它们往往还缺乏流行性文化的那种“轻松的情趣”和“快乐的刺激”。暗流性的文化，不是迎合，而是忤逆大众的爱好；且正是在这忤逆中，引导着未来世界的趋向……


052


人本来就是惰性十足的：愈趋向什么就愈容易趋向什么。于是，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于是，“马太效应”等等，不论是趋向或是善还是恶，是功还是罪，都证明了人的惰性。超人不可能变为凡人？这是否也说明超人也受这一生物规则的支配？但我们的善恶功过观念，毕竟与世俗大相径庭！我们所说的恶，是劣败；善，就是优胜；罪，即逆天命；功，即顺天命。

而世俗所谓善恶功过，本是割裂客体以为自身的利益计，以为自欺欺人、互相蒙骗的把戏？上述所说的“惰性”，并非懒惰、消极，而是接近于力学上的“惯性”：没有一种强大外力的推动，已经落实在生物身上的惯性，是不会自动改辕易辙的。为了能毫无遗憾地死去，必须创造一个“值得为之牺牲的目标”──为了能心安理得地活着，必须接受一个心理上的归宿。

这是人生的“心安理得术”。一切创造者，都是此等意义的艺术家。


053


被世俗的成见钉死在耻辱柱上的人们！在命运的法庭上，你们也许会被证明有罪；但在自然的过程中，你们是无辜的。有“客观的命运”，有“绝对的命运”，有“无尽头的终极善”……他们是“未识之神”。但对我们是那么遥远、陌生、不可理解。我们怎能去谈论他们呢？我们谈论他们，何以为？

我们只是关注，“主观的命运”、“即将来临的命运”、“阶段性的终极善”。这是一切健康哲学的出发点，是其不言自明的前提。啊，后继者！一个有信仰的人，活的时候富于奇趣，死的时候也充满热望？

如果我们相信“现在”只是一种“准备”，是向某种大方向、大目标的无穷动的环节，我们心里是否会好受一些？那样，现在的生命所包含的快乐和痛苦的烈度，很大程度上就被降低了。由于“感觉”相对迟钝了，“道心”反而明敏起来。──这是哲学家和煽情家，共同利用的一个现象，高贵的和下贱的，所具有的共性，是多么奇特啊！


054


在一个更新的阶段上，王道与霸道，谁为体，谁为用？王道为体、霸道为用？霸道为体、王道为用？这里的体用，有别于一般的体用吗？一般情况，体为里、用为表。而王霸的体用却是王道为表，霸道为里；即，以体为表，以用为里。

革命者的目标在于王道的实现──德音的普及、礼乐的成就，也就是同化力量的扩张、被同化者作为“奉献牺牲”……这是表，十足的王道。但王道社会的建立，却需要排除不义（不义，即被同化者之的拒绝奉献、拒绝被牺牲），这时就不得不仰仗霸道了。霸道是一种生存能力，但仅有霸道的人却不堪称王，不论他技能多么优越，都无法征服不义，达到“霸”的成效。在这意义上，征服“不义”和征服“不廷”，是一个意思。但一个真正的王者，毕竟不是为了征服而战斗的，也不会沉溺于霸道而流连忘返。他采行霸道，是作为手段来作成王道的冠冕。


055


精神附庸的层次：征服不义，须有仁的引力。

乐观主义者之乐观，是由于不明白人生的底蕴。

悲观主义者之悲观，是因为对人生有过多的奢望。

悲观的乐天者，是爱好悲剧的幸运儿。

乐观的悲天者，是聊以自慰的潦倒客。


056


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胜利者莫不自称是“优秀的天使”。

而神呢，又并非人格的神；所以神的使者也就不是世俗理解的使者。神的使者成了那些“苦心孤诣地理解神”，并“付出一切以执行神的命令的终极善的人”。天使的奇异处在：他的神经系统与精神状态，不同凡响。

神的使臣并不高人一等，他不为日常事业的成败，去战斗；他仅仅为了神的意图而运动，至少在他自己的理解中，是如此。所以天使不同于神汉、神棍。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精神只有透过物质化，才能传达；所以天使仅仅冥想天意而不去行动，并不能完成使命：所以天使和神汉、神棍，没有多少瓜葛。天使为上天服务，神棍为人民服务。


057


世人总喜欢用善恶来匡定人们的行为，结果所有的行为都被分为善恶两造。然而，这是一时的价值标准。神的使者懂得神意，永远朝向终极的善；他懂得历史，世人的价值标准因而对他无用：世人确立价值标准，是为保持社会的和平；而天使的价值标准，则是为了打破社会的和平，打破“阴”的局面，开始新一轮的向善的运动。对天使而言，善是绝对的、永恒的，恶只是相对的、暂时的。有关“恶”的一切，可以在无穷的易化、神意的广大中，化为虚无。所以，对天使而言，善恶永远是模糊的。他尽管“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但却不象罪犯那样作恶多端，又非议善。他确乎超越善恶，善恶观念对他而言，已是镣铸；尽管对世人那是规矩、是楷模。

他的至善，就是用刀插入历史的脊背，把人类推向百炼成钢甚至万劫不复的向善运动！


058


一切新的生活，均为幸福生活；一切幸福生活，都是善的；并是向善运动的，因为向善就是新。据此，世上只有一种不可原谅的恶：旧，或曰麻木不仁的状态。当然，这恶在易化的新潮中也将化为善：一切运动中的，都必定是善的，并使障碍承受报应！这是易化的冲浪者所喜悦的事。

易化的冲浪者！你的情感健全与否？意志价值如何？让我们从那终极善的大角度来看！那才是准确的。甚至对身体有害的情感与意志，只要对“接近终极善”有利，我们就欢迎，因为冲浪的胜利是最终的胜利；终极善的来临、神意的圆满成功，至高无上！为此，肉体的损失，对全体而言几乎是零。

损失值得！而且一本万利。


059


即如爱的情感，也不能一概视为“善”；恨的情感，也不能一概斥为恶。同样，“颠倒过来”亦非正道。既不能简单地把杀害行为归诸“恶”；也不能把盲目的爱归诸“善”。爱憎的价值、善恶的标准，只有在“终极善”和“易化冲浪”的无限制雄浑中，才能得到最后的肯定，并一笔勾销在此之前的一切阎王债！

除此之外，哪有和“客观的神”一样美丽的伟人呢！既便是创造之子，最多也只是像“主观的神”罢了。

这其间的区别提醒我们：真神（即“客观的神”）哪里是人类可以想象的呢？人如何企及神？如何理解其启示？如生命的痛苦，会使智慧者觉得，永生不仅不幸福，反而是无休止的（因而是恐怖倍增的）苦役啊！


060


“所有这些小民的灾难，除了在强有力者的感情里之外，并不在一起构成一个总和。”──那普鲁士人与波兰人后代所婚配的产儿、牧师之子哲学家尼采，评论“小民”与“强有力者”的关系时，发出的论断。这个论断同样可以比喻主观之神与客观之神的天壤之别。

“所有这些主观之神（百神）的灾难，除了在客观之神（命运）的可能存在的宇宙感情之外，并不在一起构成一个总和！”任何伟人的想象，正像小民的苦难一样，只是个别的、贫乏的、自生自灭的、没有宇宙意义的；而“客观的神的存在”却像君临万众小民面前的伟大天才一样，是普遍的而浑然一体的！万众小民无法设想伟人天才的感同身受；伟大天才也无法设想客观的神的完美善良，超然和谐。

这就是我们有关“阶段性的胜利者”和“痛苦意识”之思索；也是对客观神意的可能领略与实践？

（另起一页）

七、客观的神


061


是“客观的神”产生了世界和万物。而“神的造物”即我们所说的“现象世界”之间，虽然存在貌似的因果关系，但其实宇宙间的总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神”。一切“神的造物”即现象都是神迹与神的果；神的任何造物，都不能成为神的其他造物的原因，虽然常在现象上有联带关系或伴生性。

当人们说X是Y之因时，我们只要稍一留心就会发现，X并不能构成Y的真正成因；因为构成Y的，除了X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复杂是难能一一探清的。这是第一层。第二层还可以发现，即使这些构成因素、“原因”都探明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肯定X＋（X＋X）……＝Y的时候，又会很快发现：这些X的总和，又必然各另有一个“原因”或一系列构成因素，而这些“原因”又各自有其“原因”及“原因”的“原因”……

当人们说父是子之因时，我们只要稍一留心就会发现，父并不能构成子的真正成因；因为构成子的，除了父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复杂是难能一一探清的。这是第一层。第二层还可以发现，即使这些构成因素、“原因”都探明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肯定父＋（父＋父）……＝子的时候，又会很快发现：这些父的总和，又必然各另有一个“原因”或一系列构成因素，而这些“原因”又各自有其“原因”及“原因”的“原因”……

徒劳心力半天，最后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弄清这些原因的原因的原因……不弄清那最后的、亦即最初的原因，我们根本不能谈论任何“原因”，我们以前谈论的那些所谓“原因”，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原因，只是“一条无限长的因果之链中间的一个小小环节”，而这条无限长的因果链之所以无限，就在于人们永远也无法（即至今无法并毫无希望有法）认识它有多么长、它的源头（原因）是多么复杂，它的末稍（结果）又是多么紊乱……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忘记：这些网状的链子是如此紊乱（至少对人类的认识能力而言）地交织一起，常常使得最高明的理性能力（理性因此只能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因此无法认识客观的命运）都陷入困境，无法清理。正是从此，人才获得了神秘的命运观念──“命运就是那错综复杂的链条交织而成的永恒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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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然无法清理因果之链（最多只能惟断它的存在，而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就是承认神是万种造物之共因，神与神的造物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唯一的因果关系），只能对它们的源头望洋兴叹，更对它们的末稍感到不解──这就是人生，就是人的处境，除此谁还能妄谈什么因果关系呢？

有人可能对这种“不尊重生活的态度”感到愤怒？因为“因果关系”不仅是理性的错觉，也是生活的强力工具。它教人有所趋避，还解释所以要趋避的理由、“原因”：人们常将理由与原因混为一谈，由于“因果关系”这种可资利用的价值，才使这种错误持久占有多数人的心灵，并厉兵秣马，四处扩张。他们不仅逼迫我们承认生活的绝对性，还要我们承认宇宙是为了人的苟活而存在的，他们一心一意从自我中心的角度解释宇宙，并把这种解释奉为“客观真理”。解释的牢不可破，生活才能成为牢不可破的。这就是“真理”，而且是“客观的”，尽管是臆造的。但他们连这一点都不敢承认，因为一旦承认就违背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好像尊重生活，其实只是尊重自己的心安理得；他们仿佛尊重常识，其实只是尊重社会的顽冥不化。

那么，当我们说只有神与造物的关系，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时，是将之作为一种真理呢还是作为一个假设？

从实验的角度视之，这当是一种假设；从启示的角度视之，这就成为真理。它之所以真，就在于不这样便解释不了世界！而这样解释，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活下去，而且还能使我们活得富有意义（这是因果观念的错觉做不到的）──超越生活的羁绊，升华、接近神、与神合一，从而避免支离，获得不朽。

如果不这样认识世界，我们要么认为“无因果关系”，从而使宇宙进入无序状态；要么乖乖向物质的刻板规则、生活的必然规律降伏：两种情况，都会使人沦为一团物质……要避免无意义状态──精神的无政府状态──只有接受神，或者，归入原始物质……


063


这样看来，所谓宗教，其实不是由知识诞生的，而是由选择诞生的。知识之殿仿佛子宫，而选择才是使子宫充实并获得生命的那个契机。知识能使宗教得到发育、完善与修正，从而拥有生命之形骸；但那宗教的本质，却是本能、意志、呼召、顺服的产儿。

这正如，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爱”，也不是知识的结果（因为知识越多越可能导致相反的结论），而是选择的结果，它只有建立在这样一个“非理性的意志基础”上：人人（即类人之间）共同爱神，即人人爱自己的及他人的共同本原，从而人人感到别人也与自己一样，是神的亲属，……除此之外，一切关于通向普遍之爱的途径，都是知识的因而是空洞的与不切实际的。

在“选择”的意义上，人类对共同本原的认识（达不到对本原的完全洞悉，而仅仅是尊重与爱戴本原），也许还需要千百万年的世界性苦难，为其前锋。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放弃哲学的怀疑，并视之为世纪的病态。


064


须知：哲学上的怀疑，不是从逻辑上的推理发生的；尽管它经常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哲学上的怀疑，更经常是通过哲学上的“证伪”来实现的，当生活和哲学原理产生冲突，当现成的哲学图解不再能解释生活的谜语：旧的哲学即将死亡，新的哲学即将诞生；“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黄巾起义的谶纬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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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用什么来证实哲学之伪？用体验，用事实，用一切使人欢笑或令人哭泣的东西（当怀疑被证明的时候）。例如，面对生命的幸福与意义，兴起了最表层的怀疑，并形成了几乎每个活着的人都加以关切的问题。人在此创造了各种以个人体验（有人将此误解说成“经验”，其实，经验多是共同的，体验多是独特的）和个性原则（个性原则的差异造成了体验不同于经验）为核心的人生哲学。

可以说，诸种哲学反思的重心，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了对“生命”的关注上。热爱生命、力图挣扎──这是各种互不协调的、甚至竞相对峙的哲学，所共同拥有的原始出发点。这个“反思”是奉人的生存需要，为价值坐标系的中心。因此，你翻一翻历史的书籍，它用不同的文字（象形的、表音的、会意的……）写在不同的质地上（从石质与泥版的、直到金属与帛纸的），表达的方式各异，但关注的内容却是同一的。即使连《圣经》这部号称来自神的启示，叙述的竟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尽管，是“一神之下，万物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是与雅利安式的畜道轮回思想，大大相异的。


066


千百年来，鼓励人们从一个反思走向另一个反思的，大约有三层疑问：

A，生命的起源与毁灭。这在原始宗教神话中就开始了。终于，人类创造了各种以“道”“命运”与“逻各斯”观念为核心的本体论哲学。

B，关于生命的成长与安全。这在古代部落制度中，就显露端倪了。不久，人类创造了各种以群体意识为核心的社会哲学。

C，关于生命的去向与归宿。这在各种“高级宗教”中得到比较充分的探索和猜测。渐渐地，人类开始进入“以痛苦抑制痛苦”的阶段：惩罚的地狱被发明出来。

人的理性最终无法面对：一个好端端的人及其“高贵的”、“审判一切的理性”，为什么会突然死了？一个逻辑存在（道──逻各斯──命运），为什么会突然不存在了？难道生与死，存在与不存在，完全没有界域吗？……这里面有待思考的问题其实是思考不出固定结果的！而当某种暂且固定的结论（定论）重新确立之前，怀疑的迷雾早已侵吞了人们的心灵。所以人心就在定论的愚昧与怀疑的惶惑之间摇摆（怀疑因此也许并不都是有害的）。

看看历史，便不难明了，任何一种精神的革新运动，都是从一种新的怀疑精神开始起步的。怀疑是动态的、不稳定的；但其实它在内心深处却总是不自觉地向往某个归宿、某个新的结论──尽管那又是再度静态的，且常被设想为相对固定甚至一成不变的。


067


怀疑论者其实没有理由完全否认客观的命运！怀疑论者所拥有的证据，只能摧毁主观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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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怀疑论看来，一个人的死，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一个人的死亡，它会顽强地保留在其他人的心灵中！所以杀人犯最怕的就是“死者阴魂不散”，甚至普通的活人也经常受到死者的扭曲。一个人的死，也不是那么断然的，死亡仿佛会绵延下去，通过各种无孔不入的毛细血管，去改变历史。梵高和尼采为什么特别打动人心？因为他们死得太惨了！如果死亡的渠道被鼓胀得太厉害，就足以形成某种冲击历史的潮流：哲学上的怀疑，也正是这种潮流的一端。

例如，从“客观的命运可能是存在的”这一背景来看人生的奥秘：

A，当巨大的创伤开始时，人必定是麻木的或半麻木的（经验也经常这样告诉我们）──这是“生理与心理上的自我防卫机制在起作用”呢！否则，人便会因为极度的痛苦而衰竭。这时，人凭着“习惯的力量”坚持着。

B，但当创口稳定下来并开始痊愈时，剧烈的痛感却降临了。这同样是防卫机制在起作用，以便使人重视创伤，促其康复。

C，而当创伤已然愈合，并成为“过去”时，痛感却并不随之消失。“隐隐作痛”甚至会从身体上以致心理上折磨一个“久已康复”的受害者，更不用说在“精神性”上，这种“痛苦的记忆”就将更为持久了。这同样是防卫机制在起作用，为的是让你“活着，并记住”。

D，在这样“完美的复原机制”面前，人凭借自己所能做出的额外调整，其实是十分有限的！

（另起一单页）

八、公理与启示


069


“公理”也者，原先也是从发明者的个人体验中得出的，逐渐得到经验的认可，而后才被确认为举世叩拜的偶像。所以首先须有丰富深厚的体验，否则即使有了“公理”，也无法诉诸经验，敷衍成文，使大家都能理解它……例如，表述一个思想比产生一个思想，更艰难；而让人接受这思想，比表述它，更艰难。在公理形成之前，体验与经验先被总结为哲学三部曲：

相对主义：破除一切固定的迷信，确立类似《周易》的天垂象哲学观。

绝对主义：排除各种怀疑，确立关于客观神与终极善的思想。

行动哲学：创造新生活，创造新生命。

相对主义的功能在于，说明生存──激励升华──创造新生活新生命。

绝对主义的功能在于，提出有神论──证明唯神论──归入向神论。

而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只有在生命的危急关头，才能达到协调一致：新的生命是向善的运动；而在决意向善运动以前，需要恰当的怀疑，以为除草剂。

生活愈丰富、感受愈深刻，就愈能认识神、愈能相信神、愈能与神合一？


070


原先，个性与自我的鼓吹者，可能是些超乎庸众的天才人物，所以，他们所讲述的个性与自我，不可能是普遍的个性与自我（因为普遍的个性与自我只能是天才与庸众的平均数），而是他们的超乎庸众的个性与自我。结果他们发扬个性、扩充自我的普遍号召，导致了名实不符的：他们这些聪明人难道理解不了，许多“未经发扬的个性”、“发育不全的自我”，即使是走到其潜力的尽头，也不可能再发展一步以达到天才的边缘，以理解天才世界的皮毛？世界的秩序原是这样等差安排的，但鼓吹个性与自我的宣传家们却公然无视之。

这就是个性与自我的鼓吹者，所面临的陷阱。如果不能理解生命的差别为何物，如何振振有词地谈论它！


071


个性、自我，并非最高的判官（伪判教者），亦非根本的归宿：个性及自我，不是自为而是被造的，最多只是被造之物的表现。

个性、自我之真价值，在于体现了自然的差别性。否则，个性与个性之间、自我与自我之间，无从呈现如此巨大的不等呢？这正说明，人们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力度，体现了天道的特性。正如一出戏里须有各种角色，才能从不同方向促成剧情的交织发展，各种角色的价值，终于殊途同归。

梦与醒觉的区别，也是如此。梦可以促进醒觉，醒觉也可以深化梦。

这样，“梦”成为生物界的最高象征之一，也洞然开启为艺术的不朽源泉……

在梦中，可有许多新的生命，突然涌现，仿佛诞生。生命体的各种机制可在梦中自由结合；生命体的各种要素可在梦中自由同化；生命体的各器官可在梦中随意组织。好像是在说，神话中半人半兽的神怪们（异象），也是先在天才人物的梦中出现，而后才成为群众宗教的崇拜对象的。

这种自由拼接，体现了生命的最高状态？也是生命的一种形式（如，人或是神），意欲创造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神或是人）──如神话与宗教一再重复的……（或兽、虫、菌类等等）──如现代生物遗传工程正在试图做的……的最早尝试与最美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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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梦境的外化？梦境是生命的表现？不同的生命形式有其特殊的梦境，不同的梦境都有其特殊的艺术形式……所以，人格特立的艺术家，并没有共同的表现形式。

“梦”──因此成为“上天给予的艺术”，也有人把梦占看作上天的启示。梦境因此是人渴求而不可得，欲避而不能免的。

古人相信“梦兆”，良有以也。在梦中，有不同凡响的创造，这是人们在“清醒时”无法达到的。当然，单纯的梦境往往无法“完成”这类创造，也就是难以按照现世的规则和需要加以编排组合；所以才有了神话、宗教，甚至艺术、科学。但无可否认，许多创造的契机，是在神秘梦中埋下的。“梦的内容”可能已被“遗忘”了。

可是，“梦”还是改变了生命，并以一种奇特而难以明了的过程，激起持久而剧烈艺术灵感──神奇怪诞的“拼凑”、不可思议的“嫁接”，惊人魂魄的“混合”……──可笑！这些贫乏而干枯的词语，怎能再现梦境的丰富情状于万一！

“好梦令人心碎，恶梦却令人陶醉。”──也就是说，好梦只能给苏醒后的人带来“得不到”或者“失去”的伤感，恶梦却能令人生起一种快感，一种终于避祸的“庆幸感”，一种类似看过悲剧后的轻松感。

《南华真经》云：“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正是对人奇特的心理转换过程的良好表述。

一个梦，一个大梦，一个破碎了的梦，一个不断“物化”着的梦，一个不断挣扎、不断变形的梦──这就是上帝之子……这就是创造之子的临在人间？


073


那么梦与死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对“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智者而言，怎样破除“死”这毒刺的威胁？

对寻求荣华富贵等尘世欲望之满足的众人，生活可以是麻木的、顺从习惯的、因而是机械的──他们并不会因此切感死亡毒刺的威胁。甚至许多现世的杰出奋斗者也多属此类。然而，对帝乡（彼岸、乐土、天国等等）怀有深切向往的心灵，却将众人称颂的此岸看得轻轻，仅仅因为这经验中的东西已经不足为奇。

他们寄希望于自己不知道的世界，所以愿意相信个体的死亡不是终结，而是新的开端，否则，这世界的无聊就是生命的全部领域？不堪设想！对此世的倦怠，只有用超验的信仰来克服！而信仰者，又怎能不鄙弃此世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心思不能忍受“规划好的日子”。

对他们来说，彼世并非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而是真实的甚至是肉体复活的，就好像但丁的《神曲》描写过的那样。

死亡的威胁，说到底是基于对此世生活的依依不舍，就好像要和一所住惯了的房子永别那样，“纵有千种风情，更待与何人说！”──也是那样依依不舍？

但这只是“感情”，是只对具有这种感情的人来说才有意义，而且也仅仅是这样的意义，消极而无法医治，积极而无从生长。


074


最切感死亡痛苦的，曾是留恋生活的人！这些智者仿佛具有穿透生活的眼光，他们的代表是庄子，释迦；对于他们来说，物理上的天国，是虚无的；而物理上的此世，也不真实。所以他们寄情于心理革命，造就僧侣的迷幻世界。如，真实的永生，并不是肉体生命无聊而平凡的延续；真实的永生，是将一己融于超然神示。过去的人们，把永生幻想为肉体的复活（如古代埃及人和某些基督徒）；更为高级的，把永生幻想成自我精神的孤独永存（“灵魂不灭”）或“活在人民心中”（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职丹心照汗青”）。

但即使这样也不是真实的永生，也许还是囿于一己的幻想，尽管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从一己变成了类人──人民……但这“人民”是渺茫的，“类人”只是在某些具有超然想象的个体的心中活着！“活在人民心中”，说到底还不是一种新的灵魂不灭的想象：这些狭隘的永生观念是无益的，反倒使人们的善行与慈悲，蒙上一层可疑的色彩。仿佛说它不是出于知足的爱，不是出于对神恩的感念，不是设身处地的义举──而是希图获得加倍的报酬。希图以此世的有限牺牲，换取来世无限的幸福？──这是什么？这仿佛超级的罪恶。

这实际是与恶行同出一源，却比恶行要善于伪装，在罪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075


是神的道路，使我们降生世界？只要真的体认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马上就可以成为完人？

用知足的、感恩的、设身处地的爱来回报世界，茫茫众生马上就可以脱离苦海，日臻一日于光明世界。那儿完美、和谐、幸福。在那儿，痛苦经过知足、感恩、设身处地的涤除，成为献给上天的最好祭品。这就是“无罪的羔羊”。

正像神的道路所启示的春天那样美丽。无需等到此世结束而到另一个世界去实现，无罪的羔羊能在此世实现比众人幻想的天国更加美丽的知足、感恩、设身处地。关怀弱者和不幸的人，实际上具有和观赏悲剧一样的灵魂疗效！因为它通过更惨的经历，净化了你心中的不满足！这就是“慈善活动”的不慈善内情，这是真实无幻的──它的实现，并不期待超然命运的额外恩典，而是早已授予我们在万恶的天性中了。驱除人间罪恶，光复宇宙正道，竟要期待这样的一闪念？


076


客观的神恩久已降下，是我们的不满毒化了他，使这光明世界原本的完美、和谐、幸福，未能实现，反成为科学家们的笑柄。

呜呼！天国就在我们的手边，可是我们却不能得到。这天国，得来甚不费力，只要知足，只要感恩，只要设身处地，心里必定得平安。当爱充满，洁净即实现。


077


痛苦常有，即使在光明里也免不了痛苦！但借着知足、感恩、设身处地，就能以“爱心”与“和谐”而克服它。这就是“爱”的止痛功能，这就是“和谐”的医药性。痛苦常有，只有神的道路在激励人，永远奋斗，日臻完善。“靠自己是不能得救的”，当然，因为人根本不可能得救，所有的得救只有在死后也就是在人们无从感知的地方，才有希望兑现。即便乌托邦是现世的，也要在千年之后至少也要百年之后再兑现，否则就将被无情地证伪。所以说，在光明世界里，痛苦会有另一番意义：它不使人畏惧，而使人欣喜。


078


真实永生的意义：一个人虽然死亡，可是由于他的知足、感恩、设身处地，把生命看作一个意外的收获，把死亡看作是意外收获的证明。结果，他不是“死灭”了，而是“将一己融合于神的道路”。这听起来令人振奋多了。由此看来，一个生物的自身反应，才是“决定一切”的。这和动物主义者所谓的心理原则一样──相似的境遇在不同个体，结出不同的果；不同的境遇却可在不同个体，得出相似的结果。这全视那位个体对境遇的反应，这种反应，事实证明，才真正决定下一步命运。所以人们说，“一个人的遭遇加他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于是，“命运”是比“遭遇”更深刻的遭遇。这正如所谓“痛苦”、“幸福”等感觉，以主观感受为转移。对敏感的人，痛苦不堪，幸福也不堪。但事实上，带给他痛苦及幸福的那个事物本身，与带给他人的，并不相同。


079


伟大天才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的遭遇异常特殊，而在于他的反应与人不同，因而造成了不同的“命运”。伟大的命运，渊源于奇特的反应。此之谓“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所谓“苦”，却是依据不同的人而有不同感受，决难从外观以放四海而皆准的反，去衡量。所以在他者看来极为顺利的人，自己内心却吃尽苦头，结果也就可能和吃尽苦头的他人一样，获得真正的考验。

所谓“小我”，称为“生存欲望”，所谓“大我”，称为“升华倾向”。小我的规范是“情绪”，大我的规范是“理性”。有人号召他人“斗私批修”，仿佛听命者必须打破自己的小我才能确立发令者的大我，于是这二者似乎是对立的。发令“斗私批修”者差矣。须知，小我是大我的基础，如感情是理性基础；若非人人都有小我（即“私”、“修”），生命早已完结（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打破听命者的私、修之后，听命者已经被迫沦为发令者的家奴。难道权力可以使得发令者达到神明之境甚至超神状态吗？抑或权力只不过使发令者养成最大的自私与最大的淫恶？ 


080


天才不满人的卑下生存，必推动小我的质变；小我并不自我毁灭，而是攻入大我。没有小我，谁能在这充满危险的世上生存？又何超越之有？

现代生物学的巨大进展，已摧毁了二十世纪哲学（更不用说是十九世纪了）的藩篱。现在，二十世纪（更不用说十九世纪了）哲学的社会桎梏已经被证伪。这些过往的哲学起过作用，但需要指出，时至今日依然被这些哲学阴魂所缚，或被这些灵魂的梦魇压服，将无异于僵死。社会生物学的进步，将不可避免地催生新哲学的契机。


081


就公理的意义说，“正反理性”似乎是值得留意的孪生现象。理性主义还是反理性主义？──其实只是假象。真相只是──反理性主义的内容常常由理性主义的外衣来包装；反理性主义的外衣常常被目为“理屈词穷”的同义词。而信仰者的学说是：“由反对旧的理性主义出发，以达到新的理性主义。”也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的精神发展，轮转在“理性主义”和“生命哲学”之间，而生命哲学其实是某种反理性主义──在这永不消沉的一张一弛中，不断流传易形，不停日新其德。

从文献的观点看，理性主义较之哲学，更多思辨的建设性；但也许生命哲学倒比理性主义更接近宇宙的真实？因为极度的建设性，难免导向精神的僵化与窒息；而极度的真实性，又纵容虚无与混乱。所以健康的生存，要求在这二者之间求取平衡。

理性主义会陈旧，所以需要生命哲学刷新它。生命比理性更真实，尤其当他相对超脱动物生活的时候。

通过人的生理演化，我们知道现今的人类无法通过生理演化自动达到理性的生活，唯一的道路是通过理性的约束或是命运的怜悯（或干脆是现今人类灭亡，一个新种族的继起，正如人类发展史上各种古猿的灭亡为智人的继起），来奠定基础。──先有新的种族，而后有新的道德。


082


结构？一切结构都是人造的！在自然界里，哪里有什么结构。为什么？因为所谓“结构”的言外之意，是指某种固定的、有案可察的东西（否则还谈得上什么结构呢）？而自然界中，不存在这种固定的而有案可察的东西的。所谓“结构”──岂不也是人的观念或观念的产物？

自然界是存在各种形态的，但是，其“内在的结构”并非可被我们这些作为动物而存在的单纯形态的“人”，所能把握的。人所知道的结构，始终只是基于人自己的形态，依据其生物特性而制成的“普遍结构”，即伪结构。

再者，即使自然界真有某种可称为“结构”的东西，也并不与人依据自身形态设想出来的结构相似：自然的结构永在万花筒般的易化中，不会固结，也无法观念化，因此如何言语化？如时间和速度，只是人的感觉，无法在人的观念世界以外得到验证，所以，事物排列的顺序，并不等于结构。


083


人的感觉、情绪、思惟、心理、意识这些所谓“主观”的东西，除了能有效帮助人在这个艰难时世上，活下去并发展起来，并没有独立于人的意义。所以，人类凭借自己，无法达到那种“和客观世界相切合的真实”感觉、情绪、思维、心理、意识等等；只能达到“自我感觉仿佛真实联贯于客观命运”。

现在，问题的关键已经走到了：

还有什么比“有效帮助人在这个艰难时世上，活下去并发展起来”──对人更重要和更真实的呢？于是，人就可以把自己的感觉和梦想，直接替代为“最大的客观事实”吗？

在上述道理的思考者看，人的主观其实要比流变中的客观（即相对于人的“外物”）──更有意义也更实在。

于是，“历史”、“世界”、“宇宙”，不过只是人的梦幻。然而如此一来，任何其他的生物类型，也就会有了它们自己的“认识模型”！它们自己的方式！并画出不同的梦，从中提炼一个新而奇特的历史、世界、宇宙！


084


“存在的──流变的客观”，不但比人的主观所画出的梦与认识──即“主观化的客观”更加真实；且比人类自己的主观本身也远为重要──人的主观不也是宇宙客观的一个类型吗？因此，1人的主观──2主观化的客观──3假定是脱离了主观的客观：实际上也是高于人的力量的逐渐升高的层次……某种对人生坦然无畏的接受（不是试图用伪饰来降低恐惧感），某种深沉的凝视……是不应该被打入虚无主义地狱的。

虚无主义是这样的哲学：由于困顿、丧气的煎熬，人的精神结构垮掉了；于是他盗用上述的“清彻如玛瑙的认识”来为自己的怠惰辩护，并称自己丧失结构的惰性，为“看破红尘”。因此，虚无主义有可能被庸人的头脑，沦为无聊的遁词、卑微的呻吟。虚无主义还可能导致这样的危险：认识不是认识，生活不是生活，两者之间丧失了距离；清彻的认识，使生活索然无味。其实，认识与生活，分属两个天地：认识是观念世界的现象，生活是生命世界的现象；认识与生活不能彼此取代。群众可以没有认识而去生活，因为他们还停留在未入观念世界的生物世界中；可是哲学家有了认识却还不得不需要生活，没有人能够逃避生物基础而只进入观念的象牙塔中。

生活比认识更为基本：丧失生命基础的“虚无主义者”会被淘汰；而神汉们却不会为了自己的吹牛而稍稍舍弃他生活中的蝇头微利。神汉们不是在逃避生活之后，被迫拣起一个理论来作掩护，以便溜掉；而是把自己不信的东西也就是不要的东西，兜售给听众。如果他是神甫或是牧师，这样的做法就是所谓“出卖基督”。

让我们否弃“丧失生命基础的虚无主义”，但奉行那清彻如玛瑙的虚无主义──勇敢的虚无主义！勇敢的虚无主义者，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激浪，而以冲浪激情投入生活苦海！尽管他知道，宿命不可免，但并不气馁，反而激起更加激荡的激情。


085


二十一世纪，可能流行丧失生命基础的虚无主义。这样的虚无主义者们，失去信仰及希望，只为低贱的本能而活，没有观念世界的高贵属性──其希望已经霉烂，也许从来就没有诞生过。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啊！永远在动物界轮回！一生被生物欲望驱策！

好的信仰，则需要另一种虚无主义来洗涤；那洗涤来自勇敢而清彻的玛瑙般的虚无主义。没有经过勇敢而清彻的玛瑙般的虚无主义洗涤的实在论信仰（宗教），结果沦为群众膜拜的偶像。僵硬的化石也许显得坚强，但却没有生命……尽管生命之流是脆弱的，但却是宝贵的。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于勇敢而清彻的玛瑙般的虚无主义而言，它的现代版本则可以是：“穷而独善其身则虚无主义；达而兼济天下则帝之玄观。”

虚无主义在此成为低级生活的慰藉和解毒剂──虽然服用过多会导致麻木不仁（因为解毒剂本身往往就是某种毒剂）。但愿清醒的、玛瑙般虚无主义，沁入头脑，给以透彻的认识；而让烈焰般的帝之玄观，给我们以行动的神韵！

虚无主义的功能还在于：旧瓶不能装新酒者，甚明矣。所谓新酒，不是旧瓶产生出来的余孽，而是从新花中获得的精华。旧瓶装新酒，一者使旧瓶破裂，二者使新酒变质，三者必使得人们还用看待旧酒的成见来看待新酒──新酒难逃旧瓶的污染，新的不再新，旧的不再旧，浑然一锅煮，不知为何物。我们要求分别为圣，纯洁，分道扬镳；新酒，新世界，于是诞生。而新的公理，是从启示的个性中，而不是从述而不作的个性中，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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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灵魂的历史：零


086


灵魂不灭吗？肉体质量的彻底毁灭是不可能的──可能有的不过是序列的重新构造罢了。不错，每一个新人都是一个新的序列，一个永不重复的、有其特性的序列；但每一个体序列本身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断重组之中，直到这序列最后解体……

灵魂也是这样──每一个特殊的灵魂，在不同时空，又是特殊的。所以，实在没有什么普遍的灵魂，而只有特殊的意识流。许多意识流都互相交通，不论方式如何。因而，所谓普遍的灵魂如何存在？

传统意义的灵魂存在吗？哪怕不是宗教意义的，而是心理学意义的？哪怕只是意识流的，而由于意识流的功能，渗透、感染、返观、抽象、扩张、臆想、投影、归纳、远近法、透视法……所呈现灵魂的假象。


087


个体生命的终止，被认为是意识流的里程碑，但这不等于意识流终结。此意识流，已永远侵入彼意识流，并将其中某些元素，顽强传递下去……这样传递，才构成“灵魂”的要义。是否可以认为：意识流在跨越个体的程序中跳跃易化，仿佛流浪徘徊……产生某一意识的生命体，虽改组而不复延续，然而这并不等于意识之流的消解，也不等于这意识之流的运化本身业已毁灭……

所谓意识变成潜意识等等，即缘此而发。但其机制的复杂，到今日人类不能解释的程度，更不必大言不惭去“彻底认识”了。不管我们认识到什么程度，只要能够中立，不以生命的终结而伤感，不以意识绵延为灵魂而自封为神……就是活脱脱的人生。例如天命，岂不也是类似灵魂不灭的绵延吗？


088


“天命”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的理论，似乎非常高明。历史何以呈现这种状态？而不是那种状态？历史的命运，将会怎样？等等。这些不断骚扰现代史家和古代史官们内心的永久的谜，逼迫人们用各自的意向、方法、论据，一一解答。而惰性很强的中国人并不像乐于探究的西方人那样乐于探讨“规律──法则”之类的东西，结果便提出最终的观念──天命。这不仅是懒惰，不仅是所谓“不懂科学方法”──而且含有省略的习惯与意向。西人重测量，而形成科学；华人重感觉，因而形成艺术。

西人的科学方式，是基于其社会之外向扩张方面的需要，故可以“针对发展性的问题”；中国的艺术方式，是基于其社会内向统合方面的需要，故是“针对稳定性的问题”。而西人的科学所留下的漏洞与片面，可以通中国的艺术来贯穿与弥补。在相异条件下，不能解决问题而只是增加问题的科学崇拜，应该抑制。新的中国艺术，将在新的信仰基础上，向前推进，依据对历史的自觉与领悟，也就是依据“天命”，来展开自己统合全球的行事──天命。不是通过传统的迷信与独断，不是拷贝宿命论与教科书上的“必然性”；而是活生生的，追随情境的流异、思想的迁化而推移的易化冲浪──因而有生命，可调节。新的艺术说：“天命”、“气数”、“时运”、“易化”，名词并不神秘，现在，请以最现实的全球化现实，来充实之！


089


节奏、周期、循环、规律等等，是由阴阳的互动互补而形成的。阴阳的消长，本是万古如一，问题仅仅出在，运动所造成的空间的变化及其时间，可谓与日俱新。

节奏、周期、循环、规律，是阴阳调和（阴阳搏战是其变奏）的结果。阴阳有其各自的上风，但没有最终的胜利，因为阴阳是依靠对方而显示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最终的胜利”只是人的单一性观念，而不是宇宙的交响性事实。所以，社会拥有胜利者，历史没有胜利者。


090


“历史因素”是指历史过程积累的泥沙，与“传统”的有形不同，历史因素缺乏形式。历史因素的来历四面八方，它没有去处，要么分解，要么堕落。角度与方向，是传统的特性，也是被排除在历史因素的领域外，它也不会传递任何精神。

历史的生长，是伴随大量死亡而来的。没有死亡，生长可能吗？而死亡制造了历史因素，使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阴阳消长、此起彼伏的运动罢了。历史的幸福？这是关于理想状态的观念集丛：历史中没有客体的幸福，历史迫使一切人的幸福感变得相似，因为幸福和苦难一样，也是彼此模仿的！

然而我们却不能称彼此模仿的陶醉本身为实在的幸福。由于人间的利害冲突，一个人的幸福往往要建立在他人的牺牲上；而只有举世的陶醉才足以构成举世的幸福；只有超越历史的陶醉，才构成超越历史的幸福。巨大的难题之解决，构成了巨大的幸福：迄今为止一切关于幸福的思想及争取陶醉的实际行为，没有也不可能给全球的人带来幸福，反使实际存在的舒适和安宁，遭到局部的解构。而实际上，不论多么巨大的幸福和陶醉，也是依据实际存在的舒适与安宁，逐渐扩充而成的。


091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命运已经注定，争取幸福的思想、赢得陶醉的行为，除了导致更大灾难外，势必一事无成？幸福啊幸福，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鬼怪？

这也许证实了悲观主义者的断言：人间的幸福，是互相对立的；人类的陶醉，是一团把握不了的鬼火，它的功用，只是把人引向隐秘而更大危险的未来……

犹太人是这样歪曲《圣经》的：幸福要到原始社会找，到那浑噩不辨善恶，没有知识没有羞耻的伊甸园里找……因为心灵的安宁和听天由命，使人们对一切都不抱希望，没有追求、没有热情。那么“一万年以后的共产主义”，岂不也填充了弃婴者卢梭和一切复古家的乌托邦？惜哉。归返伊甸园之不可能。太阳可以由东到西，再由东到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不会遵循旧路哪怕仅仅一次地“由西向东”……“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宿命，使人为的强制归返，不仅不幸，反而使得苦难雪上添霜。

那么，道德评价和利害权衡，仿佛只有趋向虚无的“零”，才是更为圆满的？


092


“零”，是对“绝对值”取消。零的使命，判断了世界的“正”、“负”。在零的上边，“正值”增多；在零的下边，“负值”就增加。“零”的上下移动，则决定了世界，决定了文明体系的成败。

人们津津乐道的“客观标准”，其实只是这个零！


093


一个文明体系倘若坚守自己的零点，保存自己的张力及特点──它就不可战胜？一个文明体系倘若丧失自己的零点，丧失自己的张力及特点──则将不战自溃。

多少外加的数字，并不能赐予他生命的力。在这种意义上，零点乃是不增不减的灵魂，因此也就是不灭的灵魂！


094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源已荒废，流安在哉？

所以，要有效攻击一个事物，就攻击它的源泉（零与灵魂），从而分裂它的源与流、撕裂它的骨与毛。要有效攻击一个事物，就指陈它已背叛了自己，它已丧失了最低限度的秩序和内在逻辑……如果放弃这“最小阻力的征服之路”，而以另一套价值来攻击某物，必定事倍功半。韩非早知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妙用：它刺入人心的弱点，所以战无不胜。

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权利去攻击那保持着自身张力的文明。如果一个文明体系本身没有陷入紊乱和自相矛盾，如果它还能继续创造而不是仅仅只制造悲剧──那么，请原谅它的“阴暗面”。


095


对某种文明的正面攻击，只应在这样一个前沿阵地发起：它已开始毁灭自身特点和价值，所以，即便是为了保卫它或拯救它，也应该努力攻击它。这就是《书经·仲虺之诰》指示给我们的、世界征服者的道路。

争取局部的社会幸福如民族幸福的途径，还是以庄子式的退避、孔子式的互让为上策？

大家若能退一寸，全社会就比开发出了一个新大陆，还更宽裕？

可惜的是，互让如果不是出于单纯的礼貌，则在理论上行得通，在行动上却行不通。不仅因为真正的退避多么违背人的生物本性，而且因为人的大部分快乐，是来自与邻人的对比中。一个人的优越本身，就会剥夺其他人的快乐：“你的幸福，只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于是，随着个人生活压力的加大，人们在总和上反而只能生活在幸福的总量也越来越少的互相残害的空间里。


096


既然社会和谐与民族幸福的目标，根本上只是不切实际的希望，那么努力促成它们的行动，就要落空。伟大的例外仿佛在于：用不和谐的行动去促成意外的和谐，用反幸福的手段去创造不期而遇的幸福！

我们借此警告一切乌托邦主义者，尤其要警告利用乌托邦的幻想，来进行诈骗活动的用心者：当心，身（实践）首（理论）异处！


097


悲哉，我们看到太多血，仿佛白流了；太多精力，遭到浪掷！拯救人类整体的努力，从来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的。人们，只是从一个苦难的历程，走向另一个苦难的历程……陪伴人们的是一些闪烁着奇光异彩的──苦难之花。除此之外，人生还有什么呢。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更重要？什么更长久？是苦难？不，那似乎太消极了。是追求幸福、摆脱苦难的努力？不，那似乎注定要落空，从而带来更大的幻灭与消沉。那么，是那些在沉沦与挣扎的不经意间，生出并留下的注定要毁灭的花？仿佛是的。在人们走过的片片不毛之地上，惟有这注定要毁灭的花，发出苦涩的清香，安慰疲倦的远人异客……同时告诉我们──永远的虚无和永远的实在。


098


遵循天命的人，并不抱残缺或是眷恋那永劫不复的“过去”……他们的目光热切但不迷惘、专注但不痴情。他们的心中装着超然的谋图、不欲的恋情。他们的爱，投向历史，投向历史的主宰。愿他们的罪，得到特别的谅解。这就是灵魂的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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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化史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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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论与循环论


099


讨论人类命运的历史哲学，有两大趋向，一是导向目的论，二是导向循环论。虽然作为当事人的目的论与循环论者，自己并不经常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知道，“历史”是意识的产物，作为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它表达了对运动的感受。而运动呢，每一种运动都可比喻为跑步：跑步要么是为达到目的地，要么是为锻炼体质；前者是运动领域的目的论，后者是运动领域的循环论。抵达地非起点者近乎目的论，抵达地就是起点者近乎循环论。不论这循环花费的时间多少、空间几何，方位、形态各出奇谋，但都不失为循环。

有人在生命活动中看出了某种大的目的。也就是说，任何生命的活动，似乎都遵循某种途径，以某种遥远的事物为自己的目的（或曰归宿）。──这样，在生命活动中便体现出某种深刻而难以否定的方向性……或曰“天命”、“命运的意志”。这超验的观念却有大量的经验为其坚实基础，且被自己的内省一再证实无误。令人惊奇的不是这目的及趋向（或走性）的存在，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目的及趋向（走性）却不断改变，难用理性甚至难用直觉来揣摩。尽管对某个体在某特定时刻而言，确实能感到目的及趋向（走性）的作用；但同时，在这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趋向后面，仿佛隐藏一只看不见的手，运用一股永不虚脱的力，来支配并随意变换万物运动的方向……

据说，是人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构成上述目的、趋向、走性的基础。因为意志活动的方向，就是整个生命体活动的方向。但是，意志的趋向又怎么产生呢？

说穿了，意志的趋向，就是生命体运动中的阻力最小的方向。也就是说，意志的方向对他寄居的生命体而言，是“付最小代价可达最大欲望的道路”。这种解释虽然会使许多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勃然大怒（因为他们自命是在按“付最大代价以达最小欲望的道路”在生活，并以此窃窃私语，颇为自得），不过这种怒气或接近怒气的不良情绪，也实在太过分了。因为“最大欲望”、“最小代价”等所指，并没有什么共同的型号，也无任何外在的、物质的尺度，可以度量；而完全是就其内在需要而言，是适合于个体而不合于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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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阻力最小”也是相对的：不但要看阻力本身，还要看对抗这一阻力的动力体。如果动力大于阻力，则阻力本身再大，也只能看作是阻力小的。一个人，总是被包围着他的各种内外因素潜移默化，即使自己做出的决定，也不能免去“受命于天”的种种嫌疑。同时，我们还可以说：动力最大的方向，相形之下就是阻力最小的方向，这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意志的方向、生命体的目的所指向处。人的动力往往集中在某些方向上（如酒、色、财、气），并因极大的动力而使这些方向成为阻力最小的。

一切被人说出的“客观目的”，其实都十分可疑，而大言不惭的“主观目的”，庶几近乎生活的真实。人，为历史规定的目的，当然都是主观目的，而与客观无缘的。


101


人类历史的目的是什么？

社会生活的目的又是什么？

这两者间有无冲突？本来，这两者间不应有抵触，否则必有一者为荒谬（或二者皆荒谬）。但经验却告诉我们，社会生活所追求的目标，经常被历史的发展否决，而历史的目标（如果说历史确有目标的话）则为社会的意识难于接受。即所谓“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而在社会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人，永远是被他力拖着或是逼着，走完自己的一生的。

总的说，社会生活的目的（或叫“时代精神”或“理想”）应服从（或“协调”）人类历史的目的（即实际达到的“现实结果”）；人类历史的目的则应总括及吸引社会生活的方向。但事实则不然，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历史上，这两种目的各自呈现不同状态，二者间的关系有时缓和有时紧张。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不可以等同，却是至明的。

我们可能协调这两种目的吗？可以使它们合为一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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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目的”？也许应该根本反对这样的提法！

“社会生活的目的”？相对上面的提法，反对这个提法的程度也许可以轻微一些：因为人们关心自己总胜于关心他人，即使这他人是最为亲密的；人们关心片断总胜于关心全体，而关心此时总胜于关心所谓的历史！因为人首先是动物，而后才是人；首先是此时，而后才是历史；首先是片断，而后才是全体；首先是自己，而后才是他人！

人心相异，有如天壤。有些专家为了说明这些问题，不惜皓首穷经，然而，对“社会生活的目的”这问题的答案，你可以写上二百印张的著作，但结果却是徒使世人聚讼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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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的超社会目的之目的、超社会价值之价值，即在于创造新的社会、创造新的价值，而不再固执现有。新的文化，是新生活之结果？换言之，只有导致新文化的新生活，才是可取的。即使是间接地、甚至是从“反动的方向”来导致的！故，创造新生活──创造新文化，才是社会生活的实际趋向，而不仅仅是时代精神或理想中的自以为是。其余一切“有价值的目的”都应从属它！即便是间接地、反动地从属也罢。

任何单项的社会生活之目的（享乐、纵欲，战争、疯狂，沉思、学问，建设、保守……）也有其独立价值，但由于它们只是具有短暂的命运，各自只能归于瞬息即逝，结果也导向人们欲望以外的超目的、超价值。

可以说，活力论也像目的论或是循环论那样，可以被归属于某种“生命哲学”。即，对世界进行生物性的观察。这生物化的世界观，是为人这一类生物的生存服务的，好像公仆。因而生命哲学可被称为“强调主观的哲学”。（至于那些“强调客观的哲学”则是另一大类的“主观哲学”，盖一切哲学无不是主观的。）实际上，强调主观的哲学也并不否认世界的客观性，而是或谦卑或狂妄地将这种客观性予以生物化。谦卑的做法叫做“悲观主义”，狂妄的做法叫做“乐观主义”。

这样，它们就通过不同的做法把人置于相同的世界中心了，人成为宇宙主宰的爱子。它们这样说出来的话语，是人的耳朵受听的。而活力论与目的论、循环论哲学的核心意志，也正基于人的“爱听”上。这时，在人的面前出现了世上不曾有过的光明，出现了世上根本就不存在的诗情画意？人在世界中心的感觉，给人提供了生命意义，生活希望，生存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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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哲学，倾吐了生命积极向上的精髓。这样看来，活力论与目的论、循环论的基础与其说是头脑的迷妄，无如说是身体的诱惑。所以，活力论与目的论、循环论等的思想，永无根除的一日，只要人还活生生存在。但是，被囿于生物本性的人们啊，你们一定要清醒，不要被自己挖掘的防护壕，活活憋死才好！

生命哲学所理解的世界，因此不是自在的世界，而只是人的世界，是人的众多观念的集丛。

自在的世界，不论对什么头脑和什么哲学都应该是个永久的谜语，永远对一切生物（当然也包括人类）闭锁的洞府啊！因此，生命哲学的巢穴是不得不然的选择。“相对主义”因此成为“科学态度”的最好证明。它对我们人类居于世界中心的幻想，提出必要的清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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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最新颖的活力论者和目的论者都只能是个生物哲学家，因为其余的活力论及目的论都在科学的攻击下溃不成军了。但不论古今，活力论者与目的论者都是些生命力特别充沛的人，他们也较一般人更渴望不朽。相比之下，循环论则是衰微时代的产物。毋宁说，活力论与目的论的说辞本身，也正突出体现了所谓狂飙突进的心态。

任何事物，有如生命，若其本身没有失去内部平衡，甚至达到自我毁灭的危机，则反而不善于抗衡外来的威胁……一个社会亦复如是。试想，若无内部动态酝酿的破坏力量，就会缺乏对外进攻的“矛头”，如此则新社会的出现反将推迟，旧社会的种种罪恶就会“建设性地得到保留”──其苟延残喘，不免成为新社会的通病，这才构成最根本、最恶毒的破坏。──与此相比，致命的“死亡腺”，有时反倒成了慈悲为怀的“生命腺”！斩草除根与大慈大悲，是相通的。

（另起一页）


二、偶然论与必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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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论者的观点认为，世界是由“偶然性”支配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偶然的、完全是巧合的因素，能一举改变整个历史进程。如此，则历史中根本没有什么“必然”，一切现象都是偶然发生又偶然消失的。是一些偶然事变的偶然碰撞，决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是人的解释欲望的不甘寂寞，才强为之说，于是在偶然中找到“必然性”！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偶然的偶然再加上偶然……无论我们怎样试图发现“必然”；也只是事后聪明而已，除此之外，一切枉然！所以思想骗局的制造者们也只能在事后说必然，因此所谓的必然，既然是无法预知的，又从哪里去发现呢？相反，世界从来没有按照人们臆测的去发展。既然如此，人们谈论必然性，就不过是在谈论一种希望──有时是一种谎言，有时是一种疯狂。这种谈论不能带来清醒的认识，不能增添真正的力量；只能带来一种自以为是的昏庸，以及希望落空爆发巨大的幻灭。人们津津乐道的“必然”，是些过去的经验，一些通过观察所得知的现象联系，如果凭借这些来预测经验之外的规律，焉能避免马夫前蹄？

必然论者的观点：世界是由“必然性”支配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偶然因素都是必然性的体现。“局部的偶然性，在全局而言就是必然性？”一切偶然因素，只对一个小圈子而言才是偶然的，如果放在宇宙的宏观之下，所有偶然都由必然联结一体：没有一物、没有一点偶然，是无来由的！我们能否在一事上成功，这也是被必然性的体现──种种已知或未期的条件，预先注定的。你可能会说：“不，那与我们的努力程度有关。”也许是的。可是甚至连你的努力程度，难道不也是被其他条件和可能性给预先注定了的吗？你哪怕为了使神的预言破产而去改变自己的行径──但是，这种超常的努力也不是人人都可做出来的──仿佛注定只有像你这样一个人，才会这样做。而你的来临，又因此“绝对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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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世界上最偶然的事，莫过于一个人的诞生了。是的。如果我们能使人们相信任何人的诞生，都出于必然，也许人们就会更容易相信世界上的一切，莫非预先注定的。下面，让我们就这个“偶然事件中最偶然的事件”，看一看必然性的实质吧！

你的诞生，不过是一长串（长到人类无法想象）因果链的一个环节。因此，你的诞生是必然的。你的父母具有他们那样的素质，这也是“必然的”，甚至你的父母的偶然结合，也“并非不受必然性的支配”？他们的结合也是一长串（或二、四、八、十六等等长串因果链的汇流……）因果之链的一环。这是无须论证的。

一种偶然的动作吗？不！偶然的动作，那也是被必然的刺激决定的。这种刺激何时发生，以及对相关的反应何时发生，以及反应的强度与形式，也都是必然的、早已被决定的。人是什么？

人就是被那无数的线给死死牵制住了的活傀儡！

许多线索未被发觉，有些线则永远不能被人们察觉，剩下的许多线，则被人们涂上了臆想色彩。

但是，哪里有什么偶然呢？

况且，论证“人的诞生是基于偶然性”，其尽头，还会使人沦为没有尊严的畜生。我们当然反对自我中心主义的必然论。但我们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必然论者：人人都是被必然性宰割的，都是被无可摆脱的必然性，约束在绝路上。即使你想摆脱命运，那也只是必然性挑唆你这样做的，以便达到他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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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一面名叫必然的天罗地网笼罩着、拖曳着，我们看不见它而只看见偶然，也就是说，只看见必然性的支离破碎的头绪，却看不见整个的网络。我们迷惘着……有些人被偶然性给征服了，沦为屈从的、堕落的仆役；有些人臆想出自我中心的必然，抓住一些可怜的头绪，堆砌一个乌七八糟的思想体系，来安慰自己的幻想，甚或为自己的特定目的，骗取流氓群众的信仰……

这一切在亿万年前就注定了？……无穷的互相影响，像是天罗地网笼罩宇宙！任何一点偶然，都出自它的微妙决定？甚至连生物种类的随机突变，也是必然的？为什么不在别的个体上，而在此一个体上，发生突变！是此体的天生素质和后天机遇（机遇不仅在个体且在宇宙命运上，都“不是偶然的”）相乘，突变才得以发生──

这一切都无可逃避，这一切都命中注定？且注定到这样的程度：必然性本身，永远无法被人洞察！人们探测它的一切努力，都在真相意义上枉费心机；因为人们从中仅仅能获得盲目的陶醉，并达到“无痛死亡的快乐”。因为，向人显现出来的“必然性”，也并不是“客观神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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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感到的这无所不包的网，它在无限的残酷中，有着无限仁慈的威力！它那无始无终的“道”──（感谢命运）使我们有幸认识了“命运”。

和上述必然论不同的是诡辩论的观点：偶然性体现了必然性；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诡辩家说：“这个东西是这个又不是这个；那个东西是那个又不是那个。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必然的又是偶然。偶然性体现了必然性，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表现出夹。”……

啊，这是多么无聊的系列废话！德国式的，犹太式的，还是俄国鞑靼式的？！痞子运动哗众取宠的辞令，只对驴的耳朵有些用处。所以有人说“外国有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个牛克思”──悲哉！中国！你的灵魂已经死去？

在希腊史上，随着诡辩派哲学的兴起的，是苏格拉底式的怀疑论与柏拉图的洞穴理念！诡辩论是替唯心主义而不是替唯物主义准备土壤的？不见得吧！唯物主义不是还发扬光大了诡辩论吗？思想史的发展，虽然需要诡辩师们的辛勤劳动，但这并不等于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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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在偶然论与必然论之上的论点：如果我们撇开了“偶然”、“必然”这些人造的藩篱呢。例如，“轮盘赌”的偶然结果，也体现了“宇宙必然性”吧？乍看之下，把上述两个打了引号的概念硬扯在一起，是骇人听闻的！但这决不是荒谬的。因为，被摇动的轮盘会在哪一点上正好停下，是完完全全受到“力的交织”的支配的，推动力、阻滞力、感觉不到风力甚至难以验证的意志力即巫术的力等等。……也许，偶然的风力和神秘的巫术也并非偶然的──而是若干年代之前就注定要在此时此地发生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也许正是一些我们的认识鞭长莫及的“力之交织”，决定了格局之美！所以，“必然”与“偶然”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其实说的却也是同一东西（也许是其不同侧面？），正如盲人之摸象。

从哲学上言，所谓偶然与必然并不是世界运动的属性，只是人心企图解释这种运动，以求在其中发现规则时产生的一种心灵属性。人们对有规则的可以预料的世界运动称为必然性，对无规则的仿佛猝发的世界运动称为偶然性。

A，就实存说，偶然性与必然性可以这样理解：越是小的、敏感的感觉体，越容易发现偶然性（小的感觉体往往比大的感觉体更敏感）。越是大的、迟钝的感觉体，越容易发现必然性（人的感觉体往往比小的感觉体更迟钝）。

B，越动荡、越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偶然性；越安稳、越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必然性。

C，在理解力方面，自我感觉越片面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偶然性；自我感觉越能全面理解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偶然性。

也就是说，小的、敏感的、飘泊的、自我感觉狭隘的感觉体，感到的偶然性多；大的、迟钝的、安稳的、自我感觉广大的感觉体，感到的必然性多。

若要举例，从蚂蚁到猛兽；从庸众到圣人；从技术专家到通才：梯级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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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神的意义视之，则全宇宙没有丝毫偶然性，而所谓偶然性早已被消融在全宇宙运动的宏大必然中了。若由细菌视之，则存在并无必然性可言：缺乏水分甚至可以使它休眠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而养料充足它又可以在一夜（对人何短，对其何长）之间繁衍到无数……这细菌环境并不像人的环境那么大、迟钝、安稳、自我感觉广大；而完全可以瞬息万变。至于位居另一极的“神”，他的存在无限，他无喜怒哀乐，他的环境永不变，他是必然的化身。

例如自由──在一个近乎“绝对必然”的世界里，人还有行为（思想也是某种行为）的自由吗？创造性天才，还有发泄其创造冲动的余地吗？（反对绝对必然的唯一理由是：作为生物的人类根本无从谈论“绝对”。）

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绝对必然性”怎样与“创造性天才的自由”协调起来呢？所谓“自由”并非“自为”或“自在”：它不表示自我的绝对独立、毫无依附性；而仅仅表示自我有选择的可能性。

创造性天才的自由在于：通过对易化──终极善的深透体认，领悟天命，从而按照天命的所指示的方向，去开始“自由创造”。这创造是自由的，因为并没有任何存在可以限制它或规定它的道路。而在相等范围内，它当然可以凭借创造者自己的取舍，来任意行事──尽管从根本上说，这种自由要受生命极限的影响、左右甚至规范。

这样看来，创造者对天命的“主动皈依”（甚至是“创造了天命”，因而达到了“朕即神明”的癫狂状态）──也就是最大幅度地发挥了自由！这尽管不是诡辩大师在虚无党宣言中喷吐的那种自为自在、独立不倚的肉体自由，但却是高贵的心灵自由──并不因为它是天命，就丧失了它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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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者为什么获得自由？这伟大的特权之被创造者领有，是因为他身上储蓄了丰盈的“历史力量”或叫“报应的数”──这综合性力量所具有的动感，甚至使他渴望为此死去并且也真的能够为此死去！这样的死亡可使历史生辉，也可使他心满意足。

──“绝对必然性”作为信仰，因此不会成为天才人物的障碍，反而成了他的保护者：命运注定他实现使命，并完成命运赋予他的一切工作！

天才能认识客观的命运、宇宙的真实或所谓的必然性吗？并不。但他却有一只独特的慧眼，足以直觉自己的必然于瞬间，这样他可以知道该做什么，以及该怎样去获得心灵的自由。这自由是桂冠：先声夺人，博取易化的无上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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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作为生活者，较常人远为迟钝，所以哲学家较常人更容易感到必然性。他通过必然性来认识周围的事物，所以哲学家较常人更富于对于生活的耐受力。耐力的另一面就是迟钝和愚蠢，这也是报应──特别在民众看来。

在一个迟钝和伟大的感觉体视之，宇宙被必然性支配，甚至最不可逆料的事他都能理解，最微妙的蛛丝马迹他都能洞悉！那么，在他面前，还有什么是偶然的呢？心理变化？不。这神秘变化的曲线甚至已经定局于他降生之前！虽然他的人形限制他，使他说不出这“必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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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秀的行动者，不会因为命运已经的前定，而感到失望、沮丧，好像他的奋斗多余，并且无意义。恰恰相反，他知道奋斗乃是他的本能活动，是他命运的契机！

说一个人的行为是他命运的契机，并不过分。所以他的奋斗不是多余，是“命运得以显现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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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是命运的关键。命运人人不同，不仅在于环境差异，更在人人的不同反应及其构成的“行为差异”：这正是命运及历史寓于人身的终极秘密。优秀的战士尽管知道一切前定，仍然勇往直前，因为他要对得起“身上凝聚的历史力量”！除此，别无选择──只有这“必然的命运”，可以使他喜悦：

问：既然一切都必然（尽管人类不能认识和说出这必然），一切都前定，仿佛安排好了，那我们的努力和向善奋斗，还有意义吗？

答：有意义。尽管我们并不狂妄地认为自己的力量属于自己，但这力量毕竟体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我们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体现了什么！不在于我们能怎样，而在于我们所体现的力量是怎样……命运前定，所以没有必要忧虑。要逃避那最终的结局，是不可能的。要知道，企图逃避，也是命运给你的安排；为什么有人就不企图逃避呢？这是因为你与他的命运不同！

如果你知道了前定，就消极无为，这也是你的命运。真正的战士，即使面临必败的命运也会以高傲的反抗，去迎接死神的光临。所以积极的人，不论遇到什么逆境，最终还会积极；消极的人不论遇到什么顺境，最终仍是消极。乐天安命不是消极的哲学所致，而是基于本能的惰性：天才的命运虽然和反抗、战斗、征服、同化紧密相连，但他们可以乐天安命──乐于反抗、安于战斗，对流离颠沛的激赏！因为乐天安命，不是逆来顺受的同义语。

我们信仰命运的前定，因为我们信仰终极的善。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命运的具体，虽然我们得以创造种种信念，但摆脱不了生物的根性！这时，命运的力量显现：我们被造就成各式各样的人！这些人都是那终极的善，为实现其秘密意图而应用的工具！我们的强大，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光辉，我们的罪孽，都不属于我们，而属于那主宰。所以，我们各就各位吧！各守其分，各安其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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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过的是合乎秩序与伦常的生活，这种生活就能够产生新文化，所以这种生活就是新生活……然而我们怎能知道我们的位、我们的分、我们的序呢？我们当然不可能全都知道，因为现存的一切都要变化，并非“常驻不变”的。如此，我们又怎能知道什么生活才合乎终极的善？我们当然并不可能全能知道。但是，在这索然无味的世界上，要是没有天才的创造冲动所赋予超然玫瑰色，生活将是多么阴沉可怕！人人都变成行尸走肉，我们的激情沦为和死人的亲吻！如此，沉浸在感官的满足中，永在动物界轮回。

在幸福美满中了此一生，让高贵的情感麻木不仁地死去……这并不能与“太上之忘情”相提并论，这只是仿佛爬行的小甲虫。在某种意义上，上升的小甲虫，比之堕落的人类还要高贵──因为它们的未来是不可限量的，它们也许将占领全世界：用它们的创造，奉天承运地占领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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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天才人物意欲躲避命定的堕落而另有所图时，他一定会痛苦万分、进退维谷。命运不可抗拒，命运终于使他不得不抛弃自己的情感和幻想，勇敢地自觉成为命运无情的工具。这一切也许是随着鲜血，一起淋漓而下，但我们早已认定：命运所安排的一切，就是最好的。让我们因为这样的信念，而成为不可征服的生灵！

我们所理解的天意，就是某些通天者所感到的启示，正如命运的语言就是先知的书。天意要求创造性天才“为而不有，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他的命运不是占有，而是创造；不是享受，而是付出；不是安平泰，而是流离颠沛：唯其如此，他不失为一个天才，不在创造的路上停下休息，拒绝毁灭自己的创造性，拒绝提早结束创造的生命。他的命运，是在千秋万代的历史上打下烙印，他于是无法休息，只有死亡才是他的安息日。日常的休息不能带来轻松感，反使他备感沉重。这一方面由于心理原因，因没有尽到责任而焦虑；另方由于生理原因，因缺乏刺激而无聊疲惫。大倦怠的时辰来到了，幸而，有一个隐秘的声音呼唤他，使他不至于沉沦下去，并终于振作起来……于是，偶然性与必然性，在他身上珠联璧合。

（另起一页）

三、文化史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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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文明的“阳面”的背后──都隐藏着它的“阳面”。文明的体系，文化的有机体──如同一幅凸版印刷品：它的阳面凸起有多高，它的阳面四下就是多深。这里生成着，与那些有关平等的伟大梦想完全相反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我们的理论，有必要重新思考世界和文化的内在特性。

就拿宋词来说吧，它与妓院的生活有这样密切的联系。就较广义的庙堂文化言──则与妓院、寺庙、宫庭、豪门大族的闲暇等一系列“寄生虫生活”和“罪恶的渊薮”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宋诸子的思想结晶，在很大程度上是“食客生活”的产物。没有那些慷慨的施主与独立的保护人，单靠奴才般的官吏和热衷科举的士子，深刻的思想要么夭折，要么禁锢瘐死……

宗教史显示：充满灵性的新教义，并不产自一个繁荣昌盛、“纯洁无瑕”的时代。恰恰相反，它往往是纵欲时代的产儿！纯洁化的努力，是社会危机的精神表现，是针对过分的社会放弛状态和文化解体状态的终极反抗，是“圣洁的恶之花”。正如伟大超凡的艺术，往往产自战乱时代并受到悲剧精神的激励而萌发；相反，那些向往战争的“边塞诗”，反而产自相对安全的盛唐时代。

──这些文化史上的事实表明：人心常常向往并渴求与事实世界相反的东西。

文明的阴面，在道德评价的眼光中，常被视为或需要掩饰或需要消除的杂音、“阴暗面”被视为“文明”无可奈何的副作用（例如“文明”一词，在中国的语文中，就含有某种“光明”、“反阴暗”的意味）──而且受到各种高度升华的精神文明的一致谴责。但是，这些杂音、阴暗面，却是真正的基础，若无它们作为“刺激”或“挑战”，哪里会有进一步升华的文化？正是在相反的、似懂非懂的半瓶子醋意义上，那弹丸之地日内瓦的“公民”、小邦法国的流浪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做出了“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导致道德的堕落”的论断。只是我们要指出：要是没有道德的堕落，科学和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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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深刻的压迫，就不会产生壮烈的英雄精神；没有奴役的状态，就难以崛起追求自由的希望与意志──要是没有了阴暗面深陷下去的“不平”，文明的大厦在哪里立足？！人们只看见地平线以上的景观，却忘了地平线以下的地基。人们只是赞赏水平线以上的“成就”，却想消除水平线以下的“缺憾”。但缺憾与成就却是一对连体（好一个“对立面的统一”！）──它们是互补的，但首先是共生的。

──上述事物的共生的性质决定了：文明起源于“原罪”；也决定了，“原罪”常能推进文明的势头。而小邦之人卢梭的抱怨，恰在相反的方向揭示了一个机制，一个凭其小邦的阅历还不足以理解的文化机制。因为评价一种文化，尤其是判断一个文明，需要世界历史的眼光。而十八世纪的欧洲诸国，显然还不具备这种眼光。它们的启蒙主义的鼠目寸光仅能盯着文明、文化的阴暗面，望眼欲穿地看着它的幽深峡谷而痛快淋漓地历数其罪，是最简单不过，但也是最小气的。相反，那一边仰视文明成就，一边俯视文明罪恶的眼光，考察文明的整体命运，才是我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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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的艺术，是将射向成就与射向罪恶的两道眼光兼融起来，即足以穿透万丈壁垒。同时从两个角度、两个相反的方向，透视人的精神与失乐园后的文化奥秘。而这洞察的艺术，正有待于我们的思想家，去付诸实践，以完成精神领域无声无息的北极探险。

阴面的要素，是文化生长中的负因子，它伴随文明的扩张而悄悄滋生。这是各种文化的共同命运。但它并不总是消极的──沉默无言的“罪恶”，声声切切，召唤新文明的创造者们，起来反抗。阴暗面每扩展一步──它所激起的新文明的反作用力，也就一丈甚至百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然而，魔高一丈，道高又何尝不是百丈？如此循环，如此报应！各种“阴暗面”通过一定条件的转化，能够生出与它相应的“文明”──这是一条“文化史定律”。历史是充满活力的，不是机械的“一贯到底”。历史是有弹性的、多方位的、多选择的。历史，是人的活动的总体。人的精神的能动性、反作用力──表现为文化上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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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应”，这个弥漫多种民间信仰的信念，其实也包含文化史的高度智慧。它以前是被理解得过于狭隘和个体化了。“报应”，不仅是十分微妙的心理转化过程，也是人调节自身与环境关系的平衡过程。但传统上对“报应”的理解却是单向的，它常以卢梭式的消极色调来一贯到底。确实，它看到了“各种文明都将生出它的阴暗面”，但却忘掉了，“也只有各种阴暗面才能激发新的文明”。如果这样理解了“报应”，也就这样洞察了文化：一切文明的成就，都要向人索取可怕的“报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不付代价的午餐。在文化史上，没有不付代价的逆步？

“报应”的图景，是立体而流动的，它是难以捉摸、分析甚至难以指认的网络──它的“消──长”“盈──虚”、“凸──凹”，不仅是对一个外在过程的描写（如针对月亮、潮汐的周期性变化），且是对一个内在生长的机制解析。用消长、盈虚、凹凸等相对关系，来比喻文明的阳面与阴面的对应作用，尽管有些机械唯物论的嫌疑，但却有助于对“报应”观念，做出容易被现代意识理解的描述。

而某种文化形态内在生长的最佳时辰，就是它那个过度的紧张与过度的放弛；生命力寓藏在过度的原始淳朴与过度的文明罪恶之间的“临界期”──这时，文明中的罪恶还可以令人忍受，而文明的成就则使人倾倒。当一种文化形态还没有达到它内在的生长的“临界期”，罪恶不够，但成就也少。它的形式单调、它的内容简单。这时，创造新的成就，成为人的灵魂面临的主要挑战。随着成就的升高，罪恶也升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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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主义的理想是动人的。因为它违背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的道路。因此背诵这种理想，有助于缓解社会生活中的反差，有助于淡化这反差中产生的冲突性力量对人的精神所造成的压力、紧张。但是，社会活力正好来自某种潜在的冲突，如果拿平均主义一味消除社会的分化与反差，其结果将是“玉石俱焚”：黑暗没有了，光明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团浑浑噩噩的灰蒙蒙……这是灰色蚂蚁的国度，不是我们的理想。相反，当一种文化形态已经越过它内在生长的“临界期”，成就多，但罪恶也多。它的形式多样，它的内容放肆。这时，抑制新的罪恶，成为人的灵魂面临的主要问题。文化的发展趋于没落。

在中国思想史上，宋明的理学家们以他们特有的“道学立场”，对文化的“阴暗面”（凹面）做出全面的批判与攻击，从而取得很高的思想成就。但是他们好像忽略了，要是真的瓦解了阴面的存在，阳面的衰萎也就立时可待了。对消极面的人工破坏，事实上加速了积极面的凋零最终是对整个文明体系的全面打击──文明史正如生命史，其成就与其说是来自善恶的斗争，不如说是来自阴阳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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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十全”不仅意味着“十美”还暗示着“十丑”，尽管后者常被悄悄地掩饰起来，甚至被说成是（可以避免的）偶然失足。但实际上，“十丑”不仅坚韧、深刻到了不仅要与“十美”并存的地步，而且要凌越“十美”──所谓“十丑”，岂不恰恰寄生于人们对“美”的依恋中？在这种意义上，大团圆可以说是最糟的结局：仿佛混沌。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的《老子》中，文明的上述特质已经得到朴素的描述：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二章》）马列学者，认定这段文字仅仅流露了“朴素辩证法”的精神，或是对“客观规律”的一种描述。其实差矣！这段文字，重在揭示人心中“追求相反要素”的特质，以及发自这心理特质的文化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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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显示，“文化史的定律”，并不来自外在的压力，更不是自然律在文化事象上的“被动反映”。恰恰相反，此定律首先是从人的灵魂中生出，而后扩及人的文化，最终扩及六合，泽被宇宙，成为人心中的“自然规律”。

“文化史定律”还昭示我们：随文明进化，罪恶亦进化。如，随人类集群的外在扩大，其内在的压力也会持续增长：社会约束增多，个人自由遭到压制。随社会物质的增产，心灵自由反而减少：灵魂中隐藏的虚无主义将表面化。随技术力量的强化，人的智能和体能反而退化。而与食品产量的膨胀同步出现的是：食品的味道淡化、质量下降。看来看去，种种新的事实反倒证明一个古老的智慧：“有一利，必有一弊。”医学的发展，诚然给人以健康、长寿，但是，它却使人陷入对技术、对“身外之物”的依附，人在医疗系统中日益难以自拔，保育了大量的白痴和遗传病。而那初衷意在追求健美与力量的体育锻炼，却通过激烈的竞赛，使人疲惫、畸形甚至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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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着一个：永远都只是得失相抵的世界。充实是以空虚为代价的；高出水平的度数，恰与低于水平的度数，惊人相似。美好的东西，需要付出艰辛；痛苦常会得到意外的补偿──主观感受和外在情境，交融于此。

只看到文明的阴暗面，说明我们已被文明“宠坏”了。我们应该看到文明事实上的可贵。这仲可贵当然包括它的阴暗面本身。文明的发展是超道德的，如果强调道德本位，那么，就算阴暗面是“超道德的道德吧”！阴暗面甚至还是维系文化有机体、保持文明水平的必要手段。从寻常的道德评价出发，去攻击文明的存在──正是王国维所谓“以奴仆命风月”。风月浩荡，难以从命，结果道德与风俗被文明的浪潮冲激得面目全非……而不是道德与风俗指导文明的发展。

这很说明问题的要害。其实，道德、正义，又从哪里来？从文明的阴暗面中来！它为矫正人性的偏颇而设。所以，大凡被列为“恶”的，都是人人急于投入的，为维持秩序、缓和焦虑，故把它打入恶；大凡被列为“善”的，都是人人急于规避的，然而，为鼓励勇士、为填充空白，请把它奉为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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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相反要素”的心理原则，贯穿人类命运的始终。借用神话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起初，人类生活在原始的、虚幻的“幸福”里。这是“阴”的、静态的、死气沉沉的伊甸园的幸福。接着，那个阳的、动态的、生气勃勃的“恶魔撒旦”来了，他“诱惑了人类”，逼迫他们去寻求与既定的幸福相反的要素。于是，人类有了“罪恶”（原罪）被剥夺了乐园里的居住权，并受到“死亡”的惩罚。

尘世的悲苦，激励着追求相反要素的灵魂，去创造那种甚至在“命运的天国”里也闻所未闻的文明。文明的本质，就其原意来说，不是建立什么什么的天堂，而是建立不折不扣的机遇帝国。而“命运的国”──天国，却是要毁灭世界，甚至以最后审判毁灭我们如此爱惜的地球。

机遇的帝国即人的文明里，充满了快乐与痛苦、希望与绝望、永生与死亡的鲜明对比，怵目惊心的反差，构成文明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尽管“追求相反要素”的心理原则，驱使人们蔑视已经获得的成就、蔑视这“尘世”中千奇百怪的机遇帝国。对“天国”的向往之情，正是燃烧在世俗的犯罪和厌倦之后，而决不是在这之前！因为，如果让一个年轻的心灵真的生活在“天国”里，连最迟钝的人也会憋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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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文明世界的体系中，我们看到一个共通的星象图──上面闪烁着“正值之星”，也闪烁着“负值之星”。它们交相辉映。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与各种书籍上描述的规范形态，拥有多么惊人的差异！但它们对文明世界的星空，却都是必不可少的、同等价值的。

对比鲜明、反差强烈的文化（如欧洲文化），也许不如相对中庸的文化（如中国文化）享祚久长。因为它大起大落：“其兴也倏兮，其亡也忽。”但是，在文化史上，它发出的“光”也许更强，“热”更炽烈；它的内心，具有更激烈的思想、更鲜明的个性、更惊人的风格……这是否也能算作文化史的又一“定律”，是从前一“定律”派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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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幸福的理想，具有永恒的价值和不衰的美丽？为什么？因为和谐难实现，幸福终归是泡影。这样，“价值规律”得以发挥：越是受到珍爱的东西，恰恰越是难以抓住的东西。一时的“得到与满足”，并不是真正的抓住，因为缺憾依然常在。而一时的、肤浅的“得到”──只使缺憾更深，命运变得更难捉摸。

假定在人的文明中真有“幸福”，那社会本身所产生的幸福又有几何？人们生活在各个时代，但仿佛同在受苦受难。所不同的，只是用不同的音调、不同的节拍在呻吟。呻吟的形式变了，至于呻吟本身，那是不会消失的──这就是一切被称为“高级文化”的那种精神现象的持久性基础。

即便是恰逢“黄金时代”的新兴社会，它的“幸福与苦难之比”究竟是多少，也只有躬逢其盛的人才能知道！强大的社会并不总是幸福的社会，罗马共和国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它对外胜利扩张，奠定了“世界和平”，但内部却战火连天，苦难重重。而伯利克里斯时代的雅典、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盛唐时代的长安，就堪称幸福的社会吗？哪里哪里。

粗略检验一遍，就知道它们都有各自的危机和暗礁，所以败亡不旋踵也。可见，富于巨大文化创造力的社会，常常也并非幸福的。它们也许很优雅，很有创造的力量，但并不“幸福”。

幸福，这是一种希望，一种想象。它不能实现，假定实现了，反而失去了幸福的内质。如其规定人类必须“永远过着这样幸福的生活”．那么，恕我们直言──这样的幸福，就不幸福了，且将成为超级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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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的堂奥”可以这样表达：“山有多高，海有多深”。

“山若颓倒，海也夷平”──这是对文化史的一个隐喻。

科学以海平线作为地形高低的界标，这本是一个假借。真正突兀的山和高原，其实都在海平面之下。正如喜马拉雅山的高耸，其实借助了无数的高原上的丘陵。是海平面的掩饰，使得巨大的“高原”成为我们足下的“平原”甚至“低谷”。

文化史上的退潮与涨潮；衰与胜；颓唐与锐进；堕落与建树；罪孽与升华；破坏与创造……都可借用“山有多高，海有多深；海有多深，山有多高”的公式予以象征的表达（而非“科学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挖下去”的自然结果就是“堆起来”。而“堆起来”的成就，也只有建立在“挖下去”的苦难之上。

一方面是文明社会的灿烂成果；一方面则是它的历历罪恶。一方面是文明人类的无限欢欣；一方面则是他们的永恒哀哭……

消灭了一方，就在无形中铲除或填平了另一方。其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光秃秃、平芜芜的“地球”可是，“地球”却从来不是一个数学意义的球体！

最使历史学家们感到迷惘，因而也最能迷乱世人之视线的，是这个事实：地质上“地平线”（或“海平线”）是可以测定的；但文化、社会上的“地平线”却不是那么容易测度……于是简单而粗糙的人们就不惜彻底否定它的存在，以掩饰自己的思想贫乏。于是构成历史研究中最大的迷误！

现在，让我们来铲除这经久不衰的迷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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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政治，只能从伟大的思想来，而决不是相反。任何一种政治，不论它本身具有何等价值──都不可能产生相同品级的思想：“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手中，仅得其下。”政治，不能成为自己的法，只有思想才是政治的法。

渺小的政治，从本性上说，则是思想的奴役者。董仲舒思想，并非汉武帝政治的基石；而仅是其装饰。汉武帝政治思想的源头──应上溯到《荀子》。同样，塞内加也并不是罗马元首们的思想指导者；后者的指导者是柏拉图与斯多噶。实际政治，是思想界的探照灯与现实界的可能性之间──达成的某种妥协。政治上的创造性，在于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妥协；而根本不在于什么“开创理想的世界”。

伟大的思想，只能从伟大的艺术而来，而决不是相反。任何色彩的思想，不论其本身的得失如何──都不可能成功地制造出相应的艺术图解。依据某种思想（不论这思想多动人）炮制出来的艺术──犹如缺乏魅力的老处女，它尽管“有贞操”，但却干巴巴，还喜欢专门找别扭。这样的贞操是危害健康的，不仅危害自己的健康，更危害读者的健康。

我们应把宋明诸子看作是唐宋文人的文化继承者，尽管二者在“精神上”是不同的。前者他们的思想性学说，实际上是对后者艺术化生活的提炼。所以，正确的路线是“艺术──思想”或“感性──理性”；而不是“思想──艺术”或“理性──感性”。

伟大的艺术，只能从伟大的宗教情感来，而决不是相反。激荡不安的宗教狂热，借助艺术的恣肆得以倾吐。

不论是先秦的诗人、魏晋的名士、唐宋的文人，都是这样。屈原、谢灵运，李白不过是其佼佼者。屈原在萨满教巫术与儒家精神的矛盾中，充当了一个杰出的牺牲品。谢灵运，在对神秘易理的宗教崇拜和对山水的留连中，毁掉短促的一生。李白，则在功名与成仙的交叉梦想中，实现了一个优美的悲剧。……唐宋文人，在文化史意义上，只是汉隋之间诸人高僧与众多名士的变相继承者。

伟大的宗教从哪里来？

从高度而详尽的政治压迫、全面而残酷的精神专政之中来……

秦汉帝国，作为完善了的国家政治之楷模──只是引导了佛教的内流并激发其崛起。罗马共和国尤其是罗马帝国的历史，也绰绰有余地证明了这一自杀的命运。

人生而陷于奴役、不幸，因而渴望精神的自由。当政治退化为某种刻板的生活模型之后，渴望自由的活力──就转化为宗教的寻求。这是人心上的一大奇迹。宗教之成为礼仪、教义之成为压迫的口实──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

所以在不同宗教历史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相似的玩意儿：宗教怎样从争取精神自由的手段，演变成阻遏精神自由的工具。这种现象之发生，决不是由于什么“宗教本身的非逻辑性质”使之然；而是更深基于社会组织的惰性和人性对异己者的扼制中！这样看来，是人性使宗教堕落，而不是相反。

（另起一页）


四、作为阴与阳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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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文化史的“阴”、“阳”两大要素：

一，作为“阴”的，是以生命附加层出现的文化要素；它主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二，作为“阳”的，是人类自身的素质。这素质，既包括体质，也包括精神素质（如意志、毅力、决心、悟力、想象力等等），它主要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这阴阳两大要素，近乎孔子所说的“史”（“文”）与“野”（“质”）：“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顺便说一句，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废了一个女学生的名字“彬彬”，而提出他认为相反的“要武嘛”，表明他竟然读不懂孔子的意思：所谓彬彬，其实包含文与质两个方面，而“要武”却是片面的野──不仅是野蛮，而且是粗野。而文化的兴盛能否实现，取决于文与质这两大要素之间能否取得内在的协调。孔子论述理想个人的话，同样适用于整个文化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与质相协，史与野相济：也就是在人的生命素质与生命附加层的“文化积累”之间，取得了有机的并且是向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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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命的附加层丧失其主要功能，并反过来压制人的生命素质时──文化史就进入了“阴”的、“文胜质”的“史”的时期。这时的主要思潮表现为，奉某种人造的文化附加层系统（或为某种意识形态，或为某种技术系统）为至高的偶像。而作为其创造者的生生之源的人类生命素质本身，反被贬到次要的、从属的甚至无足轻重的地位。

逐渐地，由于塞本绝源，文化趋于停滞，社会趋于僵化；大多数人的生命素质被凝固住了。但是，不要绝望，无论何时，总有一小撮反抗者（“反动派”）的生命素质，始终不能抹煞，他们顽强地冒出头来，抵制并削弱那些危害生命的人造系统──他们的努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运动的过程常常是矫枉过正的过程。这种抗议与抵制亦然。当其成为普遍的社会运动并发展到极端，文化史就进入了“阳”的、“质胜文”的“野”的时代，这时的主要思潮表现为，对一切人造系统或多或少采取厌恶与鄙弃的态度。人们崇尚人的生命本身、视身心的健康和幸福为高于一切的目标。

在可能的范围中，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利用人造系统，但目标不是发展这些人造系统本身；而是急功近利的为我效劳。这种实用主义态度，打破了旧有文化的垄断地位和旧时代的沉闷、压制，刺激了文化的继续生长──文化的生命附加层性质，这时被真正的理解和准确运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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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在追逐生活优势时，不自觉地投身于文化创造的运动：目标不是文化，而是生物的人。不是“文”的形式，而是“质”的功用，逐渐使得新的文化层出不穷，但旧的社会却趋于解体。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的绝对化，在这时对这种变化起了决定性影响。

用“善恶”观念来解释“阴阳”观念，是陈腐可笑的（如：阴为恶与黑暗；阳为善与光明），并将陷入拜火教徒的善恶崇拜的二神论祭坛。同样，用“高贵”与“卑贱”分别解释“阳”和“阴”，也过于狭隘，在古代黄河流域冬季的农村可以这样理解，但现代中国的都市则无从这样理解。说到底，阴与阳只是对宇宙力量的两个要素所进行的描述，本身并不带有也不可能带有价值评判或道德评判的意思。用人造的价值评判和道德评价加于它──是对社会危机的过激反应，必使我们失去明敏的目光和内在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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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蔽于己而不知天。当他在探究宇宙要素时，免除不了人为的色彩和痕迹；如果他着意注入己意的话，那就离实际更遥远了。所以，必须反对历史评判中的道德化倾向。喋喋不休的老处女，可以休矣。

由此可见，就文化史的形成而言，“阴”与“阳”同等重要。尽管就生活的意义而言，“阳”（人类生命素质）是“体”，“阴”（人类生命的文化附加层）则是“用”；文化（用）是生命（体）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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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的活素质，对附加层（文化、秩序、社会）的反抗，造成了附加层的变化。但人的生命素质也在反作用中逐渐变化，尽管幅度要小得多。

外在附加层的变化，则可以比较迅速地达成。内在生命素质的改变，缓慢微妙得多。迄今为止的人们，只注意附加层的变化，却忽略了生命素质的改造。

比如说，中国革命之所以长期达不到它固有的目标（富国强兵并夺回文明的主导权），而一再呈现出徘徊、反复、回流、僵化的现象──就在于中国革命不仅针对外在的附加层，而且针对人的内在素质。现代中国人，若不向自己的生命素质开刀，其奈外在的附加层何！这里的生命素质包括，体能素质、智能素质、意志素质、精神素质等等。而改造生命素质，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它不仅需要严格的优生学淘汰，还需要人向自我的宣战，是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不是“你们要斗私批修”。（知道了这一点，就知道了中国何以长期踉踉跄跄，像酒鬼一样忽左忽右，摇摆不定。）


136


广义的文化史包括社会史。广义的文化史之所以每每呈现出“停顿”乃至“退化”现象，是因为人本身不再适应他所造成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变化，至少是跟不上那种变化频率了。换言之，这是人与人造物之间的分裂所造成。有如现代人对“机器”有一种恐惧，深怕有一天机器会反过来主宰人类（许多科学幻想小说已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种恐惧感）──是为上述“分裂”之征兆。

对具有哲学眼光的历史学家或具有历史眼光的哲学家来说──那些推动历史前进或者阻碍历史前进但在根本上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暴力革命、恐怖活动，是无法用谴责、赞许或同情等简单范畴来肯定或是否定的。事实上，恐怖生活本身是纯净的、没有道德（正与反）方面的意义的。现代国际恐怖活动的频繁出现，是现代世界的危机正在重组未来世界的征兆；也是现有的人类感情已经进入无助而癫狂的白热化状态的表现。它的作用，正如罗马共和国末年的地中海区域的海盗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结果催生了帝国时代的来到。恐怖份子成为文明历史的夏季即将消逝，其秋风即将萧瑟的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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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宗教组织“天下兄弟姐妹一家人”的思想，带有兄妹通婚的亲密暗示，不尽反映了血婚的遗迹，且是对古典世界家庭解体的应对。如果借用一下，又何尝不是在说当前美欧等发达国家──伴随“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乱伦意识和乱伦行为合理化与普遍化？在这方面，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思想，因为缺了“姐妹”一环，也就比之保守得多。这样看来，孔子只是应对了礼坏乐崩的结果，而没有承认兄弟姐妹的平权。在一切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的说教”后面，都横亘着那个社会文明的尸体。因为社会文明是在流变之中。

在流变中，作为潮的文化，和时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其陈列──演变──翻新──不断巡回展出。巡回展出中的思潮，可以把思想家推向声誉的高峰，也可以把他贬值、扭曲、甚至销毁。被思潮否定的思想，未必不佳。而被思潮拥戴的思想，可能毫无新的内容，经常此起彼伏、像是泡沫一样与时俱灭（“与时俱进”）。在这种命运前，任何现在时态的预言，都会变成过去时态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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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时尚（正如个人感情），可以把一个丑妇变成临时美女──嫫母式的西施诞生了。时尚，也可以把一个美女变成暂时的丑妇甚至永恒的骷髅──西施式的嫫母被制造了出来。时尚变来变去，为什么总是划着“圆”？它环绕的轴心又是什么？这些自以为可爱的“新潮少女”──竟把自己视作学者、思想家、艺术家、明星、领袖人物！

悲哉，今日之中国！悲哉，今日之世界！悲哉，秋之为气也！……这些风云人物啊，愤世嫉俗者称他们为“影星──文化X女”。不，他们还不是X女。公平地说，他们是些“新潮少女”；当然，还有那些年近半百的新潮老太、甚至年逾古稀的新潮老顽童。他们竞逐时尚，其实是心旌神摇自己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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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迁异的轴心是“性”？是人作为生命载体的基本冲动。“表层的文化”（或曰“文化的灰尘”）、“深层的文化”（或曰“文化的精魂”），思潮的波动、心理的结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面对这基本冲动，连朽木都会随之而舞的。

文化就是这样“脱离了人的生物性”。但“脱离”只是皮相，如果太远了，就会无所附着，“物极必反”的原始意义，只这样适于文化界，而难推及自然界的。文化抑制人的生物性的那一面，但在更大的空间、更大的时间中，予以成全。

“新潮”所追求的，是手段；其目标，依然故我：在新的文化气氛中，如何确保并发挥古老的生物潜能？这才是“生命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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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大师们嘴下的“真正历史”又是什么呢？那是一些对已成的“历史定论”的乌托邦式的愤懑。

他们相信有一种“真实的历史”躲藏在“被篡改的历史”的背后！当然，那样的历史更合乎他们的心愿。而流行的历史定论，是要使他们的存在价值打上一个很大折扣的。这是他们的“历史良心”根本无法忍受的。

但事实上，“真正的历史”与“流行的历史”，同是一厢情愿；不同的只是，它是在野一方的一厢情愿。而“流行的历史”则反映了在朝者的看法，这些看法同样是为了某种生存价值而进行的辩护。过去了的事件、变故、遭遇等破碎的片段（这被流俗目为“历史”）……是构不成所谓“历史”的。除非它们具有某种有机核心作为“脊椎”，这脊椎除了强烈的感情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历史共鸣的心灵中，所腾现的“历史”，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体现一贯到底的气运。

过去的事件、人民生活的故事──只有在“有情者”的眼中，才具有一贯性。本来，他对于这种精神上的豁然贯通，应当缄默不言的。可是许多号称“智人”的低级野兽却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用人造的真理喋喋不休，其杰作，就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因果关系”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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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像日历一样，是人为的规定（假定），所以，任何一个社会每隔一段时期，就需要重新换幅新的因果关系的图解，以备掌权者的解说。这业难怪“工具主义者”们振振有词了。可见，历史的真相是人的智力没有办法抓住的。对“客体历史”的信仰，是天下最大的荒诞。因为它用那主观创造的“因果关系”，代替了永远消失的客体；并以过去事件的记忆、传说、理解、辨认……拼凑历史的七巧板；从而使得“历史”在我们心中，不是僵死的遗迹、消散的烟云，而是具有某种人格，仿佛近似古代英雄那半神半人生命的延伸。

正是在“历史上”──我们照见了自己的心灵！

（另起一页）

五、略论文化的三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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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代表某种高度的内心和谐状态。即使这音乐狂暴、骚乱、惴惴不安、充满痛苦的痉挛──也还都是内心意义的某种和谐。没有这内在的和谐，音响怎能变成音乐？如果那样，任何一种音乐，都是难以激动人心的。

音乐于是成为“内心的秩序”；足以与“礼”这“人世的秩序”交相辉映、水乳并融。此中义理，早在《礼记·乐记》中，有充分的古典阐释。

音乐是文化的激动人心的象征。每一个民族的庙堂音乐，都代表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灵；每一个时代的流行音乐，都代表这个时代的历史记忆，及其对未来的希望。某种文化的“特质”（如果真有这种玩艺儿的话），最大的可能就是体现在它的音乐色彩、音乐形式、音乐方向、音乐所表达的欲望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民间的主流音乐是缺乏超越性和终极关怀的、而且是现世意识主导下的享乐主义的“靡靡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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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内心的秩序（“乐”）与人世的秩序（“礼”）这两极之间发生了龃龉；内在的灵性与外在的规律怒目相向，文化的和谐状态就完结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的分化状态。这分化给人们以繁荣昌盛的印象，并崛起旺盛的创造力量。于是人们说，“这是文化的黄金时代”。继文化的大分化时代而起的，则是文化的分裂状态；这时，文化的这一部分试图吞噬文化的那一部分；文化的某一枝桠试图毁灭文化的其余枝桠。各部分、各枝桠之间的互不沟通、不屑理解、对垒分明、亟欲决一生死……最后，某一派别胜利了，在其枝桠意义上，然后吞并、消化了文化的其它“残存”。

一场伟大残酷的扫荡战，就要展开了！继分化分裂的时代而后，风起云涌。韩非子的《五蠢》，是一部典型的宣战书。在硝烟弥漫的厮杀后，巨大的世界帝国的绝对统治的帷幕，就要降临。对此，无须好与坏的评价，只须有与无的事实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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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时期的文化主流及基本世界观是“宗教”；它的统治方法的基本倾向，是军事性质的。分化时期的文化主流及其基本世界观是“艺术”；它的统治方法的基本倾向，是商业性质的。分裂时期文化主流及其基本世界观，是“科学”；它的统治方法的基本倾向，是政治性质的。宗教带来和谐；艺术带来分化；科学带来分裂。因为它们分别提供了“凝聚力”、“分化力”、“离心力”。伟大的政治创举，是产生于反抗文化分裂状态的努力；普遍的商业冲动，则是对文化分化状态的反（所以商业主义，是一切高级文化的致命伤。）而频繁的军事活动，是对文化和谐状态所带来的深刻寂寞无聊进行的排解。

──这就是历史的“阴阳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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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的科学，是强化政治的有效手段；大众的艺术，则成为商业的广告；宗教为军事活动的惨酷性质，涂上一层神圣的色彩──凡此种种，真是各得其所。

任何文化，都是逃不脱上述的连环宿命；甚至甘心于此，陶然自得；甚至乐于孵化出文化之蛆！

过于热烈的“文化阳光”，孵化出繁殖过度的“文化之蛆”：这是一幅幅现代市民的生活的“疯狂剧照”。而这些“文化之蛆”，正是“文化生命的内在机制”埋伏或是派遣来彻底解构其文化机体及其一切创造品的。好一幅可敬可畏的宿命图画！

源源不断的能源供应……从粮食到石油，从电子装备到心理兴奋剂一一使得人口疯长，人们的活动目标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类似某种生产过程；于是，酒足饭饱、肥肥胖胖的家伙，越来越感到精神空虚和焦虑不耐烦。因为精神力量本来是为支持身体力量的不足而准备的，如果身体上的困难降低到零，那精神反因无用武之地而变得狂躁不安了，这就叫“饱暖思淫欲”。─这也是文化史上必定要发生、必定要来临、必定要过去的“能量大释放时代”。一个疯狂的解放、宣泄的时代：它注定要将历代的文化积累、心理积累、精力积累总之是能量的积累，统统挥霍殆尽；迎来一个苍白无力和气息奄奄的“虚脱的世纪末”。在新的世纪中，将有许多极端的心理事件和一些富于征兆性的事物来临，落在四散惊逃的人民的头上。他们将为其父辈的纵欲无度的“大释能”，付出可观的、惨不忍睹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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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关乎“善恶”的永恒问题，而首先是哲学意义“历史力学”的课题，此消则彼长，此长则彼消。

“体验”是什么？体验是最大的虚无：人人都有其“独特的体验”，只是自觉与否而已。人人都有其“独特的体验”，只是敏感程度不同而已。而人人都有的东西，不会是价值很高的东西，所以，问题不在于“体验”，而在于“体验了什么”。一个人的体验既不可被人感知、也就无法作为真理受到举世接纳，又如何征服人心、催化历史、陶铸天地？那么它的“意义”又何在呢？不求遭到无谓的理解，这是对的；但还是要取得支配历史的地位，否则，除了徒然还是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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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者”。标榜为“反对唯心主义”的，术士而已。巴比伦的星象家（天文学家）、古希腊的发明者（科学家）、印度的巫师（数学家）、中国的方士（化学家）、近代欧洲的发明家们……并不是客观主义者，但确是十足地道的“唯物主义者”。因为他们对自我心灵的理解，是建立在对身外之物的信仰上的。同时，他们对自己官能可靠性的信仰已经远远超过智慧的范围。所以，适度的“怀疑主义”的智慧补剂对他们的心智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即使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多数情况下也是建立在对“社会法则”的认识基础上。随着社会变化和社会法则的移易，自然规律也永远处在变化不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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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的神话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再具备道德的性质，它原先包含的压制精神、约束行为的功能，已经结束。

近古的宗教则以自我克制与道德异化的形态，垂范至今。因而，神话是失去仪礼的言语，类似童年的冲动。宗教则是固守仪礼的教义，有意无意的过年的规范。

突破仪礼拘束的神话，近乎天启。作为一切新文化的前兆，为蓬勃有力的生活，提供最持久的动力。高级宗教则相反，它的起源是为一个衰竭了的居民实体提供定心丸；为精神阳痿的民族，开出一帖内在充实的补药。

千万不要混淆清晨（原始宗教），与黄昏（高级宗教）：尽管二者都是朦朦胧胧、神秘动人。它们中间，毕竟还隔着一个热闹非凡的世俗主义时代，那也是主权国家横行无忌的日子，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启蒙轴心。

庄严而肃穆、寒冷消沉的夜！现在，我们陷入了衰竭与颓废的时代精神：当文明衰竭与颓废时：

A、讨论多于决策

B、清谈胜过行动

C、规律压制创造

D、优柔寡断的思想取代了敢打敢拼的行动

E、宣传代替了哲学

F、权力上的等级取代了赤子真情的力量

G、社会习惯强求一律、杀害忠良、鼓励背叛

H、社会舆论与创造历史的人们之间，形不成正面的反馈

（另起一页）

六、罗马史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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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明，罗马并无纯一的种族起源。构成其渊源的三大成分是：萨宾人、拉丁人、埃特鲁里亚人。而所谓“罗马文化”也从来没有存在过。罗马人只是像日本人那种适当消化了各种外来的文化成分，然后综合为某种特殊的秩序。埃特鲁里亚人、希腊人、迦太基人，都是作为罗马的敌人和“良师”，而进入罗马的历史的。然后作为罗马的俘虏和“奴隶”，退出罗马的历史的。

“王政时代”的罗马人，过着简朴的农牧生活；同时，对罗马的命运具有重大影响的埃特鲁里亚人却过着奢华的商业生活，但埃特鲁里亚人后来怎样了？他们从历史中“消失”了。罗马人在日后，却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古罗马的历史，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关命运的选择：是生活舒适而沦为仆役呢，还是勤政不息去争取霸权？

王政时代的罗马人，才具有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既体现为（或被后人评价为）：“罗马人的美德”（坚定、简朴、头脑迟钝、感情简单）。也体现为（或评价为）“原始性”。此美德与原始性，实是同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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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明，原始的美德远比文明的才智更有征服的力量。因为，无才智的但有原始美德的社会，还可以获得才智（或自己学习，或聘请或掳掠才智之士以充实自己的智羹）；但无美德的而仅有才智的社会，却难以再从“文明”重返“原始”──熟透的果子是开不出鲜花，而只能烂掉的。

罗马人没有被埃特鲁里亚人的物质文明腐蚀掉，却被希腊人的精神文化软化掉了。这不仅由于希腊的思想与艺术的创造者们比埃特鲁里亚只会经商、做手艺的仿效者更有魔力，更重要的因素还是罗马人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三百年的岁月没有白白流逝，罗马人终于成熟起来，开了花，并结了果。

那果子，是他们的世界帝国；而他们的花，却苍白无力──从希腊学来的文化与技艺是罗马的精神支柱。这使得他们的果子也先天不足，这给罗马世界帝国的崩溃，埋伏下了精神上的裂壑。

罗马人的成功，不仅得自他们的野蛮、廉洁、纯朴、迟钝等等高贵的统治本能，而且与他们的“正义”和战略精明结下不解之缘。

他们先后与埃特鲁里亚人、其它拉丁城市、两西西里的希腊人、北非的迦太基人、爱琴海周围的希腊人──结盟，又逐个反目：结果其前任盟友无不沦为其奴役的对象（美其名曰“罗马和平的享有者”）和被统治的“同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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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据有意大利半岛天然的战略地位，处东西南北的变通要冲。周围各主要部落在罗马，都有种族、文化的成分，甚至有自己的代表。罗马“七丘联盟”的建立，表明其国家形态在早期已经具有“联邦”性质。

伟大的罗马，并不起源于“拉丁人的骄傲”！相反，它长期蛰伏于埃特鲁里亚人的统治压力下。

浮华、夸张、艳丽、过于市场化的埃特鲁里亚城市商业文化──曾一度支配过罗马的灵魂。罗马人甚至祀奉过埃特鲁里亚人的“神”！到了公元前480年左右，罗马人终于联合拉丁其它城市和希腊的殖民者，驱逐了他们的文化先师埃特鲁里亚人，重新回到自己的简朴生活中去。商业文化的失势，无疑为罗马日后的强大政治势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化混同、外国统治、五方杂处，常被认为是对民族自尊心的打击或是对民族传统的不利因素──但罗马史（其它民族的历史亦然）证明，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

我们的结论是，过于顽固的文化传统，构成国家强大、文化昌盛的障碍。而绝对拒绝混同、杂处（作为更新传统的过程），则是文化老化、国脉僵硬的表现。由于民族自尊心（这发自某种古老的动物本能：排它性）的作用，一个民族集团是不会自动地、心甘情愿地接受外来文化及其价值准则的，对于有悠久历史的国土尤其如此。因此，“适时”的和“恰当”的外来统治，对于一个衰败民族的复兴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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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若能达到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复兴，则将具有不可预测的后果。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古老的民族，能从自己那名为往日的光荣实即有毒的梦魇中，挣脱出来过，以轻装前进、再度进入历史的激流之中。

为了中国的兴起，我们必须有勇气埋藏（而不是埋葬）“永恒的中国”以及对它“不朽的回忆”。只有在数十百年之后，新文化底定之日的晨辉已经透出，那时的人们，再来“重新发现”我们古老的中国──这是为了获得新精神的补药；而非退回到死去的传统。

富于创造性的个人，应该变得“健忘”起来，否则，将陷于固步自封的泥淖。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它若不与“过去”保持必要的、适当的距离，在“未来”的天地中将会趑趄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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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兴邦”的真正要素，在于唯有现实的灾难，方能使人的心灵从对往日的沉缅和幻想中解脱出来──从而有效地把握实在之流。相反，若是失却了现实的压力，任何灵魂（包括个人的灵魂和“民族的灵魂”或“文化的灵魂”）都难免蜕化得浮泛、空洞、和奢华，它也许在审美上有价值，但那只是失败的、纪念物的价值，是博物院星的价值。

新一轮世界性的统治民族（基础广泛的统治集团，如“罗马公民”），不可能像罗马人那样从相对的“自然状态”里凝聚崛起了。因为第一，现代已少有古罗马人那种具有内在活力的原始民族；第二，现代人类面临的文化压力（欧洲化）远较古代世界所面临的文化压力（希腊化）为大。

这样，未来的罗马式集团所仰赖的精神形式的力量，将要大于古罗马型的无意识形式（所谓“罗马人的美德”）。有意识的精神形式及其内在力量，不是集团的、原始传统中的自然产物；而是个人的、具有革命性质的人造品。它的训练性和灌输性，要远远强于前者。

对伟大人格的期待，对哲学家帝王的需要；将不同于希腊城邦没落中的心情或罗马帝政时代的崇拜，相反，它倒类似于罗马共和时代的“民主运动”──这正是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恰恰相反的表现。天子，不是一个“新约的基督”，在更大程度上，他是一位“旧约的弥赛亚”，现代世界的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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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神权政治下，耶稣基督的应时表现（“世界服饰”或“历史形式”）是“拯救人类”。但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压迫下，天子的历史形式将是以优生学的方式，重振人类的精华、刷新精神的世界……他的忧虑，将不是古代的“数”，而是现代的“量”：逆转现代的滥竽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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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情况则表明，社会与文化的繁盛，会阻碍思想与政治的统一。

A、文化中心地带多为小国林立，如先秦时代的三晋、齐、鲁等地；且此等小国文化，常较边鄙的大国为优。只是小国决定论的时代。

B、伟大强国如马其顿（对希腊世界而言）、罗马（对希腊化地中海世界而言）、不列颠帝国（对欧洲大陆而言）、美国（对欧洲化的地球村世界而言）等，一一都兴起于文化边鄙地带。

C、文化激励个性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有赖个性卓著的人格；因而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带来社会的离心倾向；社会的离心力也往往演化为文化上的创造力。文化的创造者往往与社会上的叛逆者同一。社会的秩序有抑制文化发展的功能；或玩弄文化于股掌、或买卖文化于店堂。

D、历史一再揭示：一统天下的强权中心，无不对精雕细刻的文化怀有深深的轻视。它们可以随手扔掉许多抢来的“文物”，或仅仅拿来充当玩物和摆设──以增添“可汗大帐”里的优雅气氛！而这些在世界征服者看来可有可无的东西，却是那些被征服民族如此珍视的成就与偶像！而惟有这些强权中心的主人，才是文化的收获者。尽管他们不是播种者、耕耘者、栽培者……他们当然不会像是美国、不列颠帝国、迦太基、科林斯这样由市侩统治的重商主义的实体，它们仅仅把国家活动视为商业扩张的手段。确然，不列颠帝国与迦太基有许多相似之处：先后与法、德对峙而终必亡于纳粹、苏俄或是未来的蒙古之类等大陆强权。尽管，它与大陆诸国生来属于不同的体系，从文学到法律；从科学到宗教意识。

E、要对文化实行某种程度的收获，甚至“处理”、“围剿”、“聚歼”等等某种纯净而普遍的秩序，才可能出现并胜利。纯净是普遍的前提与内容；普遍是纯净的保障与形式。秩序终究难忍文化对它的考究、疑问、挑衅、攻击等等。而收获文化的壮举，也并不是豪情使然，倒是需要水到渠成，需要冷酷的魄力与无忌的手段。而这魄力与手腕，决不会产生于那些曾经辛苦创造这些文化的民族！所以，历史的定律说：世界秩序的缔造者，决不会是世界文化的创造者。历史的收获者，怎么会是历史的拓荒者：文化的贮藏者，不是文化的酿造者。

F、两个强国如果在人口、资源、生产能力等诸方面势均力敌──谁的文化创造力强，谁的军政力量就弱；谁的文化嗅觉迟钝；谁的军政眼光就敏锐。这种现象甚至可以从生物学的“器官均衡论”方面找到许多解释，更能在历史中找到许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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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运动”，是历史改变其形态、文化转辙其方向的必要杠杆，但却不是所谓的“动力”。尽管历史的形态和文化方向的生成，诚然受制于杠杆的形态；但这一生成的动力，却永远都是那极少数不甘为奴者的反抗意志。

“少数人不顾死活的反抗意志”──这推动力若不能有效掀起一场规模足够的“人民运动”：就难以成功地搓揉历史、锻铸文化。从这个意义说，“人民运动”倒也不失为值得重视的开山斧钺。

历史说：那些莫测高深的“学术著作”，成功地用一套无聊的术语为自己的病弱之身做了护身的铠甲，所以看上去叮当作响，很是煌煌；那些闭门造车的“理论著作”，只有无情冒险家才极力运用它，只有乐于受骗者才愿意相信它──这些著作，对人民的运动历来殊少影响。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则几近于零：它们对历史进程的贡献，是装饰性的。

它们用烦琐的分析及其讨厌的枝蔓，压制玲拢透彻的直觉，并掩盖大彻大悟的大体。它们用喋喋不休休地说“理”和谈“天”，泯灭良知，杀害自然的人。这不可取的文明病，“老去不知花有态”。

这样的人民运动，需要那种透明但不失其神秘的“宗教”，以凝聚超凡的力──它要求简单、明快、直截了当、斩钉截铁，加上深刻的暗示、雄劲的风格。

（另起一页）

七、新时代的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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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看到了新时代的“蒙娜丽莎”──这是一位瘦削而贪婪、疲惫慵倦而双目欲火灼灼的女巫（物欲至上的解放牌）。包围这位美丽的女强人的，不再是那层淡淡远雾，而是炙热的现代感（“地狱之火”）。这现代拜物教的女巫──已经恢复了赤裸裸、来去无牵挂的本来……这是生机衰竭的淫乱状态……

B，我看到新时代的“西斯庭玛利亚”。那是绝望的母亲怀抱着一个流产的婴孩。平和雍容的气象，早已让位给紧迫得发抖的现代气氛。这婴孩应出之以第三世界那些饥饿的死婴的图象。双重的寓意！人口爆炸的肇因，从技术上说是医术的发展；从哲学上说是人体崇拜（人本主义的偶像崇拜）的终局。

C，我看到了新时代的“大卫王”。他是集中营、战俘营中的垂死囚徒。他双日深陷，眼光呆滞、颤颤巍巍，弱不禁风。他不是“胜利之王”；而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他生动显现了现代文明的破产。对“人”的过度尊崇，除了导致“人”的更大堕落以至灵魂破灭（被盘剥殆尽）以致最终的世界屠杀（如秦坑赵战俘四十万，项羽杀秦降卒二十万）外，无一用途。正如女性的“解放”，也是这样毁灭了妇女的存在。现代的时髦女人，以在职业、风尚、心理上变成男人为时尚，其终极目标是在生理上也变为男性，所以女权运动的方向，是从产房到变性手术室？性的模糊，性的多余。（复制克隆人的诞生。）

D，有哪一位画家，能用他的线条来展示这样的图解：他就是新时代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裴尔。他，将不再为一个纷争的宗教（罗马式的）打点行装；而是为新时代曙光──驱逐那久已失色的残星（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的偶像崇拜）！他必定不是区区艺人，而怀着对“现世”的厌弃；以及对“来世”的希望！尽管这希望朦胧、神秘、无边际──但其力量正在于此！

E，如果有一位政治家（而非各类牌号的政治食客）像是身患梅毒的罗马教宗利奥十世那样深刻理解并全力赞助这些新时代的图解，就会有一股文明新潮，反转过来，冲裂雅利安肉体崇拜的海岸？古希腊形态的、印度教形态的、虾夷形态的、意大利和近现代以来西方（包括一切“欧化”即西方化了的地方）的人肉崇拜──要被更高的崇拜取代，泛神论将被还原为“邪恶的欲望”……

F，感性的美还能让位给灵性之美？哲学理性关于既成世界的种种冷酷分析和刻板断言，还能让位给超理的关于将来世界的热烈憧憬及其生动造型？人的文明还能再次返老还童？

G，“测谎仪”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中越来越流行的现实，也许不应视为孤立的偶然事件。这是效率与机器向人道和个性的宣战，是尊严和隐私权开始死亡的记号，是西方文明开始背弃其原有价值、信念的又一征兆。诸如此类的事件提示我们：科学正与它在中世纪与近代初期的母体“人本主义”不断分裂。“复制人”的出现表明，人对机器文明的利用程度越深，自己的独立性也就越脆弱。随着依赖性的加强，人也就越来越不能无视机器文明对人的精神世界乃至人的生物存在所提出的挑战、做出的控制。满足这些压力，对人性来说，意味着某种牺牲──“有所得者必有所失”。古老的箴言再次凸现了新的含义？

（另起一页）

八、最后的与最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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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任何文化系统、任何社会结构都会崩溃，不是暂时的混乱、失调、革命；而是永久的消解：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基本事实。现代人的历史经验已经很少对此质疑，但对导致这一终局的要素，却少有共同认可的解释。有人从经济方面寻找原因：有人从政治方面寻找原因；有人从民族性格方面寻找原因……等等。总的说，所有的解释都缺乏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灵验。

B，革命，作为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内的各集团性暴乱，有时菲有明确的宗旨和严密的组织，当然也并不是这种崩溃的导因；相反，它只是这崩溃进程的一个个里程碑。革命象征文化系统、社会结构的病症，而非病因。最深刻、最隐秘的病毒和死亡线──应该到更深刻和更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寻找。成功的革命可以政变社会结构并改造文化系统；从而使得这两者具有相对更人的容量、使其潜力大大增加。所以一个成功的革命，不会危害文化系统的活力和社会结构的弹性：成功的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建设者。它推进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的生长、发育；而不是打击它、抑制它、甚至阻断它、破坏它……

失败的革命则不然。我们评价、回顾一个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切不可以革命者的口号、纲领、理想是否得以实现这一点，作为有效的标准和尺度。而应该看，它对于它所借以兴起的那个文化系统、那个社会结构，是否起了建设性的作用。有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一个革命所借以煽动群众的那些口号、纲领、理想……失败得愈惨、愈彻底──这个革命再实际上和功能上取得的成功也就愈大。因为许多革命所凭借兴起的煽动工具与其历史使命之间，天生就横亘一条深刻的鸿沟。而真正的革命者在命运彼关的历史转折关头，应毫不犹豫地抛弃那已经过时的煽动工具与前期革命的徒众，以便勇敢地跨越鸿沟：去实现这一革命的“实际使命”。──这不是“背叛”，这是历史感和大器度的表现。

诅咒革命、厌恶革命、反对革命的人们──不仅由于天性与利益使然；也由于不理解革命对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的命运，至关紧要。所以早期阶段，革命的宣传要比革命的暴力，更重要。革命的宣传不仅应当聚集徒众，更应该深入敌营、涣散统治阶级的优越感、摧毁他们的良心、使他们产生罪恶感与孤立无援的感觉，并最终被恐惧感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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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种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气数已尽、“恶贯满盈”，已经迫近它的末路时──为了挽救它（尽管革命者们在意志方向主观上是意欲摧毁它的），而发动的各种革命总是一再失败。当社会本身全面精疲力竭之后，这类革命终于流为毫无希望的宫庭政变，整个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就在这种最后的、微弱的痉挛状态中，渐渐麻痹、死去。

相反，当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还充满生机，定数存在充足之际──为医治它一时的病症而发动的革命总是能够大功告，继而开创一个繁荣、相对稳定的生长期。因为每个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都有其“定数”。这个定数，体现为它先天隐藏在种种表征底层的框架、结构、“关系”。

这些框架、结构、“关系”的形成与确定，是基于这个文化所力图应付的首要而基本的生存问题。一旦形成就不易更改，最后确立就不能更改──除非主体已经宣告消解。

促成这类形成、确定的因素十分复杂。其中偶然的机缘又占极突出的分量。对此，可参照儿童心理的发展：偶然的事变，不仅为以后的发展定形，而且影响能量的分配。类似的偶然机缘，已经构成先天的限制，并最终将使得文化丧失活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毒素”或“文明隐秘的死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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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艺术创造、科学发见、政治建树、经济状态、宗教情感及哲学观念……一切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创造──都被严格限制在这先天的牢笼中。在人类之间，又哪里有什么能够跨越时空的共通的“文化财富”呢？

不同文化实体的居民，若不曲解别人、差强人意，又从哪里去“互相学习”、“相互理解”？而时间上先后时序分割错开的文化体，就更是如此。

先天的限制，诚然被后天的创造一再突破，然而，不论这余地多深、弹性多大，总有一个极限：当这极限已达到，文明的恶贯业已满盈，势在必发的全盘毁灭，终于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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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种心理动物。按照生理学家说的程序，心理活动，本是从属生理需要和生存要求的前提的，但不幸，有时这类程序也会颠倒过来，心理状态向生理需要和生存要求提出反建议，甚至是最后通谍！也就是所谓“哀的米敦书”（Ultimatum）。采取这样光明磊落的宣战行动，足以堪称伟大的灵魂，他以自己的独立宣言对身体宣战，抵达“自胜者强”。这当然要远远胜过一再躲在阴暗角落里偷袭对手的“大日本帝国”。这些精神上优越的人物，简直就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他的所言所行，在在透露天启。天启的优越性连朱元璋的后代都能领悟。结果成了一个明朝的年号。不幸的是，盗用向来不会有好结果，天启元年（1621年，辛酉）东北土司努尔哈赤洗劫了辽沈地区，拉开了偷袭中国的序幕。努尔哈赤的后代不仅偷袭，而且趁乱窃据，他们利用李自成造反，声称自己这个明朝的宿敌要为明朝报仇（多么无耻而可笑的借口），而潜入中国；并冒充明朝王室成员，诱骗明朝百官前来朝贺，再威逼分崩离析的汉化人群一一接受他们的“统治”。然而，根据“盗用向来不会有好结果”的原理，三百年后满洲人退出明朝故宫时，其民族也完全消亡了。这就是满洲人与蒙古人不同命运：蒙古人是明火执仗的土匪，满洲人是偷偷摸摸的窃贼，所以蒙古人逃离北京后还能作为一个野蛮民族继续生存，而满洲人离开故宫后就只能融化于汉化人群的汪洋大海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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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要求扩张的强劲冲动，足以把人从一个地方抛到另一个地方，从已知的环境抛到陌生的天地。全部种族、全部文明，都是这样一部精神扩张、繁育天地的历史。

这不是全部内容。

精神扩张除导致身体的运动（及其带动的历史运动），还是精神本身的成熟过程。精神运动既向空间伸展，又向时间伸展。向空间伸展的结果是“文化”，向时间伸展的结果是“历史”。“历史”是连续的“文化”，“文化”呈片段的“历史”。

扩张的精神运动，要求有建树，要求有创造。它不仅充塞当下的空间，还要垂范于后世的时间。渴望不朽的冲动，已经涌到天堂与地狱之外的模糊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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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不知疲倦。尤其对文化创造这高级游戏，更乐此不疲。否则它就会感到无聊，无聊将演变成压抑感，特别当创造欲被严酷地遏制时──于是空虚、绝望，就会乘虚而入、接踵而至。

心理学认为，强烈的压抑感会使人变得抑郁、烦躁，进一步则令人失去耐性、扔掉克制的美德甚至丧失理智，以“复仇”为名的精神病，流行四海。我们不可轻视“复仇”，因为它是宇宙反压制力最强表现。希腊人将复仇的蛇怪女神奉为至圣，非无来由。虽然“复仇”的结果大体都是破坏性的，而只有不世出的天才，方能以“复仇”开始，以创造告终。这是文化与历史的例外幸运？还是不幸？

考察了上述情况，我们不难发现有一个危机永远潜伏：当一个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的可伸缩性之极限，已经达到，而人性又强烈要求继续创造时，社会灾难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这类大灾难趋向于“经济过热──通货紧缩的循环”，也趋向于“极端腐化与新野蛮主义的循环”，野蛮进程的咚咚战鼓，并非来“结果文化系统的命”，而是“从骨子里更新它”，尽管为了布新，不得不除旧。这时，主要的创造性，体现为毁灭的技巧。这“大毁灭”，是终结，但归结为启始。

总之，社会也像个人：它需要不断扩张，否则就会被内乱吞噬。正如个人若不扩张，内在的生长力量就会转过来反对他自己，直到活活杀死他。说到底，个人与社会的内压，需要外在目标来发泄；否则将自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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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社会由于外力而被迫停止扩张，它唯一的出路就是，用日益加紧的文化建树，来减轻社会的爆炸性局势。而等到文化系统上的空隙已经饱和之后，这唯一的出路也被堵死。于是社会就在重压下默默度日，静等那个大毁灭的时刻。

“极少数人”因此是永远不甘寂寞的，他们会在“反抗不合理”的旗帜下集合起来，向僵化的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发动一场足以致命的攻击。由于长期压制的作用，这场攻击经常会蜕化为野蛮主义的风起云涌，完全失去人力的控制。因为它失去了控制，才是天意。

在这种意义上，最后的胜利难道不总是属于最初的吗？……

这不是一个玄理，而是一种经验。

就拿“印象”来说，人对某物或某人的印象，“第一印象”必与以后逐渐积累起来的印象有所不同，然而，“第一印象”不仅较逐渐积累起来的印象系列，更为深刻。而且最后被验证的，几乎都是“第一印象”的正确系性。这似乎有两个原因：

A，人们深受成见的支配与主宰，而成见则受“第一印象”之极大影响；

B，逐渐积累的印象系列，是由于种种互相交往中的干扰而愈来愈缺乏原始性，但也愈来愈片面、愈来愈失真了。因此最后的印象倒与“第一印象”甚为合拍。只有“第一印象”能脱略交往造成的干扰，以后的印象则愈来愈深受这种干扰的影响。

再拿“爱情”来说，当你问一个历经一生风暴，但已停下来等待死亡的老人：“哪一次恋爱最堪回味？”他总是举出他的初恋，如果这初恋给他带来悲惨的遭遇，他甚至也不会对之悔恨的，反而因痛苦而愈增其美呢。也许，他在初恋之后又经历了多次“美好的罗曼蒂克”，甚至遇到了比他初恋对象更纯真、善良、美丽的女人……但这一切并不能磨灭那初恋的魔影，尽管，有时是从相反的方向使他耿耿于怀……他对对女人的总评价、总态度，多是从初恋对象那儿获得的，男人对女人的最后结论，很多情况下只是“将其对初恋对象的观感推而广之”的结果……

这里同样有两个原因：

A，初恋的心最敏感、细腻；对女人因此也最少成见。因而较易获得对女人真切印象；

B，初恋者的“没有经验”，使他和女人的相互反应，足以显示他和女人的各自本性──如果他有了经验，学会了一套“交际的技术”，则女人对他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就成为对其交际技术的反应，而不纯粹是发自他和女人相合的本性了。

──再来看一看“英雄”：

历史上英雄们的“最后的胜利”，无非是最后实现了他们的“初衷”！当他们一颗年轻的心初次跳荡幻想时，那支幻想之曲往往也就构成他一生的基调。在他一生中，也许参杂许多的变调，但这基调却不绝如缕，始终绵延……尽管时隐时现、时强时弱，时粗时细，时出时隐，但却从未消失。

最初从他心中最初涌溢的对于世界的观感，往往就是他成熟的世界观的真正内核！在这从最初到最终的历程中，他也许改变许多，接触过繁杂的事物，甚至得过相反的结论……但过多的弯路，并没有阻碍他笔直地回到归宿、落入命运的圈套中。这归宿与出发点竟如此接近！像是黄河与长江的河源！这个最终的世界观的系统，竟和他睁眼看世界的第一观感如此契合！难怪康德要说什么先验知识。

令人惊异的巧合？也许。我们可以如此提出解释：第一眼得出的印象、心灵初次跳荡涌溢的幻想曲，都发自他的灵魂结构的深处，这结构的内在发育（再加上他生来陷入的社会情境），不难导出那最后成形的“世界观”！所以，“世界观”实在是他内在人格的有机部分……

人的理性和科学，现在也许似乎还不能对“最终胜利的是最初的”这一现象，提出合理的全面解释。我们只能询问这“最终”向“最初”的回归究竟是由于什么驱力的作用而无法提供最终的解答，但第一次出现的，往往毕竟就是宿命的。

第一次来临的，往往贯穿于整个过程中。

第一次的闪光，往往是整个结构的预兆……

人生的多数事件，都可以用上述三个“第一次”来交叉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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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印度哲学家，与大雄同时的“邪命外道”的异端之祖拘舍罗，也号称宿命论的前定主义者。我们的“宿命论”当然与这位纵欲大师的“前定主义”颇有不同。他的前定主义，是为自己的纵欲寻求理论的支持，而我们的前定主义则是为了安慰这饱受创伤的世界，并激励永不放弃的向上挑战的精神。为此，我们应该成为“比之拘舍罗还要彻底的宿命论和前定主义的信仰者”！我们的思想不是导向纵欲，而是导向创造：我们的定数既然已经注定了现在的状态，惟有创造的突破，方能抵达超越欲望的天国。

我们的宿命拒绝消极！迎战积极！宿命论决不说，“一切已被注定，就该无所事事、坐以待毙。”而是说，“一切已经前定，所以不必心怀戒惧，而应勇往直前，去揭开命运的底牌！把命运给你的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尽性”。

宿命与尽性，尽性与宿命：别无二致。

这样就是我们的宿命论：对那不可知的神秘，保持最大的虔诚。

（另起一单页）

第三章

历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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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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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天，从人生之谷的忧郁中，冉冉升起。

它的寥廓，是来自谷底的局促；它的清朗，是来自谷底的阴沉。

历史，于是成为人生的“完成状态”。

“进入历史”乃是死亡的代号，是人生价值已经结束的可怕标志。

一切有价值的人或物，都怀着各自秘密的意欲，“渴望进入历史”，然后在那里被固定、被存储起来。“历史之天”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包容了，自人生的谷底升腾起来的全部悲哀和喜悦，并通过神秘的机缘将之中和了，它交汇那些在世俗之称上全然相反的存在，在它无尽陶冶之下，一切歧异全消泯，一切渣滓全廓清，一切矛盾恰到好处，一切煎熬人的苦难，化做沁人心脾的福泽。

它是雄浑的，又是清癯的；它是无碍的，又是严峻的──它严格排斥不配进入那无形圣殿的存在，又放纵那些敢于翱翔于苍窍之上的超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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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天的纯净性，不在它空无一物、纤尘不染；而在它具备一切，使它包容的万有在它里面互相抵消了。《中庸》云：“致中和，天地育焉，万物位焉。”中和，这是历史之天终归清平的无敌酵母。“历史之天”，在很大程度上，是那困于人生谷底的灵魂，在无奈的心中酿出一片精神。就像那被圈于神瓶内的古代恶魔，在千年的孤独之后，迸发出的响彻天穹的狂烈笑声……

但它又不仅是幻想。它还是一切形形色色的人生之最终归宿。不论是怎样的人生，不论这人生是辉煌是暗淡，多么坦荡或多么崎岖，多么丰盈或多么贫乏──都无一例外地汇归于斯、泯灭于斯……成为沧海一滴、云雾一缕……不论这人生与历史之天的奇观清彻，有多大抵牾与不协，都无可幸免地归入它那苍茫无际的沉默中。

历史之天，并非人生之谷的陪衬，也不是遥远、空洞的背景；它是自在的独立的统御者。人生不过是在它那永不停歇的巨型剧场中，不时上演的、一个个小小的剧目。有价值的人生，才得以上升为历史之天的微小但实在的组成部分──极端的苦难才能造就极端的人生，逼使它们上升到达常人不可想象的高度。

历史之天，是人生之谷的归宿。因此不能计入历史之天的人生，仿佛并不存在；而是很快地消亡。人生的精华，保存在历史之天无污染、不褪色的苍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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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天，正是我们意义的来世。明彻而悲凉的智慧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存在与这来世无缘，那么还有什么来世与我们结缘呢！历史之天的空灵而非物质，使它决不容纳活人。“历史人物”因而成为亡灵的代词，因为活人的血肉之躯实在而无常，不合历史之天的铁律。历史之天，是要索取人与文化的精华，而把不合其苛求的渣滓，尽行剔除……不，简直远远排斥，不是剔除，而是根本就沾不到边！仿佛渣滓无力承受苦难，如何升到令人惊诧的广寒之境？

我们的一切苦难和一切幸福，是在历史之天获得全新的形态和含义的。生存的波折，不是在那里消失掉，就是扬起疯狂的风帆。历史之天充满希望之翼的“来世”，并不同于各种宗教许诺给无知细民的“西天极乐”的另一种形态的来世！

历史之天有它的神秘感。它无穷的星光和不衰的引力，强烈吸引着那些配得上“伟大”称号的灵魂。这样的称号不是霸权者活着的时候自封的，而是基于人们对往事的回忆。在它面前没有“真实的历史”，只有“胜利者的评价”，并且，还要透过描述，才能品出！尽管这种“寓评价于描述”的诡计往往也是下意识的。天真的人，自欺欺人，他们自以为是在讲述“真实的历史”，其实那在是发挥自己的评判。

而常人所说的“历史”，甚至还够不上以上意义的“回顾与展望”，它往往只是“对回忆的回忆”；甚至是“对回忆的回忆所行的再回忆”……因为过往的一切业已模糊不清定，亟需读者的想象力使之生动、活跃起来。想象力，因此十分可笑地成了历史研究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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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意义吗？从“历史即往事”的角度讲，历史毫无意义，犹如垃圾，它只表达一个业已破碎凋零的过去。过去的生活灰飞烟灭、无有遗孑；只有一些遗物或传说在似是而非地传播，往往还是在传播病毒……而这一切残余，也注定要消逝殆尽的！

历史的意义，其实在于现在。在于它对现在人们生活的作用。“历史的本来意义”，是永远有待活人去重新发现的无边虚无：它有待生机盎然的人们，以血腥的奋斗，不断填充。事实上，实在的、纯粹的往事，对活人并无价值，也激不起真正的兴趣。人们需要的仅仅是象征的概括，而非琐细的事实。然后，人们是用自己理解的概念去串解事实，人们并不需要印证不了自己价值判断的真正事实。因为人们都是用自己的历史感受，建立起一些概念，然后用以切割史实的。而“历史给人们的启示”，则是读者用自己的灵感，投到历史里。“历史的经验”，则是活人自己的经验披上了“历史事件”的盛装。

我们的“历史感”其实也并非来自历史的典籍，而是来自阴云密布的生活压力。我们用这灵感，来抵御压力、照亮黑穹，所以，我们一步步援引史例为自己作证，引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以为自己的同调……这种莫须有的“高屋建瓴的历史透视”，其实只是我们的思想，却是驱散真实孤独的唯一良方！

天才的灵感，把历史当作一个巨型储藏室，而取用的本体则在周遭的环境。历史之海如此恣肆，任什么灵感都可以存放进去而不露印迹。无怪历史储藏的容量对个人几乎是无限的，它以那么多的时间度量、容纳那么多的回忆、幻想、评价，并鼓励人的智力，把切割下来的断片，重组为真实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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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历史！就是这么一个血肉横飞的屠场，一笼任人吹云嘘雨的天穹，一堆纵横捭阖的死亡判决书，一团光怪陆离的思想、一个自相矛盾的集合体……

如此历史，仿佛幻象的影集。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每种文化集群、每一有性格的“人”──都会按自己的热情重新涂抹、排列，然后阐释它，这新的涂抹、排列、阐释，要是传布开来，就构成新的历史之天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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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历史观念，排除了绝对论。“强调是可以的，执着却大可不必。”观念的价值，在于它对现实的平衡作用，因此可以减缓世界弊病和时代偏差。生活中缺乏的东西，在观念世界里应得提倡，这有助于生活本身的健全，生活本身在不断变易，所以，观念的世界应向相反的方向流转易形；不是作为“反映者”或“镜子”；而是作为“补救者”或“锥子”！所以，只有“反动”的思想，才可能对生活起到互补的功能，才最能建立精神的价值！而“消除反动”，已经被二十世纪的革命证明，其实乃是建立暴政的借口。

哲学的观念、尤其是历史哲学的观念──从上述意义说，也只能是“反生活”的。不是反对生活；而是反抗生活中过与不及的弊端，以便更好地补充生活，推动生命。相对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正是生活本身的变幻不定性（从“纵”的角度看）和生活现象的复杂冲突性（从“横”的角度看）。在生活的液态面前，僵硬的绝对论，是进退失据、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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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无准的。天地，随时易。尽管为了更有效地对付生活、反抗压制──我们制出了我们的准的、练出了我们的处变不惊……但这些能力却并不永远灵验。绝对论的错误，在于诱使细人们相信：这些能力会是不变的天纲地纪，或是什么万灵的仙丹……欺骗细民和白痴的各种绝对论，无一例外地要把人造的事物，神圣化，结果沦为偶像崇拜。这种偶像崇拜，只会使得我们的生活，趋于老化也就是程式化。

优秀的相对论者当然不会“绝对地排斥绝对观念”，显然，他们只是以相对的态度去反对绝对，以便使自己更强大、更灵巧，而不会在反对绝对的斗争中沦为无耻的绝对论者，从而中了绝对论者的圈套。所以，优秀的相对论者要像反对绝对的绝对观念那样反对绝对的相对观念！绝对的相对观念，像绝对的绝对观念一样，对开拓新生活的冲动，弊害无穷。因为唯一可能的绝对，乃是广大无边、空灵无碍、不具形式的“绝对”，即完全虚化的绝对，这样的绝对，才不至于对新的生命扩展，构成任何意义的掣肘。


（另起一页）


二、存在与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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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世界的理论家们的历史感，正日益蜕化，所以他们被称为“智囊”，也就是聪明的酒囊饭袋。于是，历史在鼠目寸光的智囊们面前，就成了一堆越来越难理解的非人的构造。现代的学科迷信和科学迷信，已经浸透了人的五脏六肺，强制命运或诱骗顾客们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它往往具体幻化为某种“经济力量”或“规律力量”），正恣意捏造历史。就这样，“历史”与“人”绝缘了，成为异化的力量。这样的历史对人而言，成了奴役的根源，成为现代极权国家的理论基础。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为推行极端政策的借口，不仅支配专政权力，甚至也已经渗透了民主国家的方方面面，体现为商业主义的惟利是图。

而我们借以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却是与它们有些不同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与众不同处，即在于它的平衡精神（阴阳调和）。中国的阴阳调和，是建立在非宗教的自然主义和非世俗的人文主义信念上。它相信，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状态，可以产生巨大无匹的生长力量。当然，这与欧洲近世以来的世俗人文主义所主张的，对立人与自然、渴望“征服自然”的奇想，是根本不同的。

人们称古代中国文明为“史官文化”认为它是最早体现了现世精神和人文主义的世俗文化体系。这样的文明，在古代无异具有优越性，因为它能使人们较真实地面对他所看到的世界。这种以历史为归宿的思想，正如一切人间事物，随时间的流逝逐渐暴露其弱点，由于其一味“以治为本”的精神，而导向僵化的功利主义，排斥一切在当前看来似乎“无益于治”的新事物。这种习惯正是加剧中国社会僵化、文化沉闷的要因；这种习惯后来又演化成所谓“中国民族性”，遂使事情不可收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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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种在中国盘踞已久、日渐陈腐的历史教化，在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竟然得以畅销，成为所谓的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攫取了大量信仰崩溃的西方信徒。当然，这表明欧洲自由主义的危机已经来到。功利主义，正以不可逆转的势头，攫取北欧海盗们日益空洞的心灵。

二十世纪的西方人，也开始按照古代中国的样式，崇拜起“历史”来。西方人，已经学会像古代中国人那样，给历史以崇高的本体地位。这得多多感谢那些充满热忱的耶稣会士，正是他们在明末清初之际──在把欧洲数学和天文学输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哲学、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思想，引进到西欧，使得莱布尼兹那批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间的欧洲理论家们（包括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某些著名人物），深深受到“中国精神”的熏陶。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极其皮相，而且常常遭到他们的多动症观念的曲解。但毕竟，这些中国文明的熏陶与濡染，在欧洲人那里起作用了，十九世纪末期终于开花结果，引起基督教欧洲在事实上的“改宗”。基督教欧洲的这次“改宗”，是以无神论的面目出现的（如黑格尔利用德国民谣赞美耶稣的话，宣称“上帝死了”，后来被尼采夸大为时代的最强音）；它的崇拜对象从犹太式的清教徒们的“上帝”，一变为中国式的“历史”。（如卡尔马克思们用“历史必然性”代替了“上帝的意志”。）

由于文化传承和时代背景的区别，欧洲的历史崇拜，在名义上和自我意识上是创造的而非引进的。在内容上，它也暂时从“以治为本”的殷鉴眼界中跳出来，进入“历史必然性”的思辨神话里。这主要是自希腊哲学以来的传统起了作用，就像是希腊哲学的传统而非希伯莱哲学的传统，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影响。欧洲人也因此自诩创造而非引进了历史本位的观念体系（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历史崇拜──史官文明──的欧洲变种）。

但这只是表层，深一步的探查使我们可以看清：从法国的巴贝夫到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体系、甚至自我标榜是反社会主义的体系──在本性上都是着眼于“以治为本”的历史本位主义。他们，已经远离了基督教欧洲的精神传统。这精神传统甚至在北欧人的劫掠和十字军的远征中，也有鲜明的表现。这精神传统，全无帝国的气象（尽管在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亡灵”下），只有封建的精髓；它和社会主义的追求世界整体性的统一理想，完全背反。它崇尚的是竞争，它蔑视的是中和；而社会主义的理想，实际上是为全球性的统一秩序的出现，开路的。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盛行于欧洲的种种“史观”（“唯物史观”仅其一种），就是欧洲人这次大规模改宗运动的明显证据。表面上看，自称基督信徒的人数还是很多，各个教派的教堂依然林立，但一切信仰的内涵，已悄悄变了。甚至，连基督教运动本身也受到世俗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纷纷开始标榜或实际选用一种新的什么“史观”了。

无怪孙中山曾对此感慨地说，近代西欧战国时代的一切“主义”──在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早已有了它们的原型。是的。甚至现今的联合国（及其前身“同盟国──协约国”、“轴心国一同盟国”），也有古代的“连衡──合纵”为其前声。而这一切原型中最根本的原型，就是历史本位的精神、历史崇拜的仪式。

误入歧途最深的，还不是这些自命为“文明”（近来改换了“发达”一词）的欧洲蛮子，而是他们的中国效颦者。我们周围的“东施”（“东方的西施”）们亦步亦趋地祭起他们心目中的“西方法宝”，在中国大地上互相对垒厮杀、搞得乌烟瘴气。其中的敌对阵营，竟然都以“西式的史观”作为他们祸乱中国的武器，日益酷烈的内战，几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血腥日课。

他们根本就忽略了：这个西欧新近改宗的历史本位，并非西方世界致强之道，而是西方衰颓之光。历史本位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以治为本的思想，是对西方文明的内在危机做出的补救式反应，这对平息西方的内乱（它体现为“阶级斗争”而非“封建割据”……）也许有用；但对中国的富强，却南辕北辙。

这些急功近利的东西，严重威胁中国文化的复兴，因而在根本上是中国致弱的文化先导。中国的复兴，与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一切梦想相反，不是可在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内率先实现的。中国的复兴，首先必须是人的复兴，是精神的复兴，是文化的复兴；只有人与精神与文化的复兴，才能激发社会的全面复兴。中国的命运一再证明了这一常识。尽管现代的东施们，并没有对此做出充分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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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生活在全球环境中。而这个地球，已经被公认为“一个村落”。可是在这个“村落”中，如今“虚无主义”却成了流行病。这多么荒唐！因为人，已经意识到那看不见的、弥漫在整个世界后边的“无限虚无”。

如果说，“观念和意识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反映”，一种基本被动的月光式的东西（有限的主观能动性！）──那么，“虚无”的观念又是何由产生的呢？它仅仅来自，人性本身的不稳定吗？它仅仅是种“被扭曲了的意识”吗？

如果世界无往而不是“实存”，如果世界充斥了“存在”，那么“虚无”观念这面镜子所“反映”的那个“虚无的现实”，又是在什么地方呢？

按照一个极端的唯物主义理论，无论如何，虚无应该就在世界中。否则，岂不等于承认了“另一世界”的真实性？

按照另一个极端的虚无主义者宣布，这世界却是虚幻的。他们认为世界的实在性，既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经不起理性的推敲。世界的真实性，仅仅是我们感官的某种属性；至于这个世界是否真实，“真实”又指什么，却不是我们的感性所能断定的。因为它只是空间性的存在，而达不到时间性的存在，所以时间能让真实变形。所谓理性，其实只是时间在人心中的绵延，正如感性是空间在人心中的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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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活着”──“我看到”──“我觉得”──“我欲望”这些，我们的感性究竟还知道别的什么呢？而“我”以及关于我的一切思想──岂不都是瞬息即逝的！这时，一个新曙光突然洞彻：“存在”与“虚无”，本来就是一回事。“虚无”，是人心中的时间性（理性的断定），对人心中的空间性（感性的世界）所做的判断。而以人心中的空间性（感性）去看，世界便是实存的了。如此，存在也是虚无；虚无也是存在──哪里有什么一定之规！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现象与本质”：“现象”就是存在；存在就是“现象”。除了“现象”，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存在”；因此，即使最为荒诞无稽的幻想、稍纵即逝的念头，也被列为“精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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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这是别有用心者杜撰出来的神话！它的功用在于屈折人的常识和本能。一般人所说的“本质”──已经全部透露在“现象”之中了。而理论家所说的“本质”──只是他们强加给现象界的语言霸权。

现象世界的“矛盾性”，只说明了人心中的时间性（理性），在面对世界的时间性的时刻，所表现的软弱无能、摇摆无定；而根本无助于证明有什么“物自体”的存在。

在这种意义说，现象就是本质，本质就是现象。

岂有它哉？

（另起一页）

三、历史多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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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混乱局势下，当人们谈到“历史”时，概念往往是含混不清的。有时，历史与“过去的实况”而不是作为命运的见证和存在之王的历史……等同起来；有时，与“文化的记录”而不是作为精神之花和观照之镜的“历史”……等同起来。这含混造成许多混乱。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们在使用“历史”一词时，有时取其前义，有时取其后义。这在诡辩论者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肆无忌惮地“玩弄历史”，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正是利用了“历史”这一名词的双重性乃至多重性。

但是，我们要求对“历史”的概念作内在一贯的理解！历史，不是作为精神之花的“观照镜”，不是图文并茂的学术；同样，历史也不是“过去生活的实况”或“已经逝去的一切”，它甚至不是那种干巴巴的“发展过程”。在我们单纯的理解中，历史，是充满了生机的有机过程。它历经盛衰兴亡、度过自己的春夏秋冬（春，兴；夏，盛；秋，衰；冬，亡。）……在我们单纯的理解中──历史，是神秘而圆满的自我实现过程。它既不受一个外在的至高者的操纵，也不是（作为表象的）人的观念。它的自在独立于庸庸碌碌之辈的是是非非之外。

历史，不是浅薄狭隘的线索；而是波澜起伏的巨流。历史，甚至不是雄浑的长河；而是万珍俱备、泥沙俱下的无边汪洋。在它无生命的汪洋中，暗藏生命、含蕴生命，汩动生命的活泉、泛起生命的色泽。

如果把“历史”与“过去的一切”等同起来，那“历史”沉浊、混乱的本相将表露无遗，因为人的心智尚未成熟得足以选择精华和裁汰废物。

而我们对历史的单纯理解则告诉世界：“历史”，是“淘去了一切渣滓之后剩下的‘过去的一切’”。什么是“渣滓”？什么又是“淘去了一切渣滓之后剩下的”？──这些并不在人的视野之内，不是人的感性甚至理性所能判断的。人所擅长的只是接受既成的事实，并聪明地适应它。在我们的身后，不是无根的虚无，而是一片〇的苍天；不是黑色的死亡，而是无色的来世。这来世，集一切生命的精华，奉持“太上无情”的光。

这光，漾溢在历史之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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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的时间！你是一只无情的手。你毁灭一切。随着你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运动──美的成为丑的，善的成为恶的，真的成为假的。一切都在消失，一切又貌似重来但终不重来……

然而，时间还有另一功德：在使真、善、美，成为假、恶、丑的同时，也令假、恶、丑，产生新的真、善、美！时间不但毁灭一切美好的，也医治一切损伤！时间令一切重来，还令大道永远轮转。

是的！心头的创伤，还有什么比时间这万能医师更善医治？没有！时间的医治没有后遗症，创伤愈多，在它面前愈坚强。即使短暂的幸福，也比永恒的苦难动人。“永生”本身并不可贵，除非，它含有为所欲为的快乐。人之追求新事物、创造新生活，出于对旧事物、旧生活的厌倦不满。世俗所谓“幸福美满的日子”，是新生活可怕的腐蚀剂，是幸福的迷障……一个意志薄弱的人，陷入此中，便难以自拔，世俗心目中的“苦难”总是比“幸福”，更接近生命的活泉。苦难深，则开辟新生活的雄厚资本。

只有苦难、孤独、劳顿、痉挛、绝望──得以成就伟大的人格。相反，世俗心目中的“幸福美满的日子”，却只能毁灭有价值的人格。因为，只有越过时间的无形壁垒，人格真伪才能被鉴别；因为，只有时间才能确定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人们长恨生命短促，不能及时行乐。对饱经苦难的勇敢者，永生才是莫大的苦役。对一个饱受疾病折磨的躯体，长生不老是无止息的刑罚！“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由于人性，常开的，就不是好花；常在的，就不是好景。关于“好”的论断，无不极残酷的是以时间为标准的。

时间是无情的手，它剥去一切伪装。“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走着瞧。”这就是指，时间无情的剥蚀，足以使万般本象，尽情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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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的哲学是必要的！人并非单靠智慧长得壮大。人并非单靠智慧去博取高超的战略、攫取世俗的胜利。人，是靠神奇的怪质，走完他的征程、鉴定他的命运、试练他的力度。

智慧只是这怪质的表现，有时仅仅是调料装潢而已。恰如在一位身段优美、擅长歌舞的绝代佳人身上，著上一款新颖的装束。但归根到底，“佳人”的身体和她那炽热的本能，才是真正的怪质。又如一匹千里之骑，鞍辔金玉相辉，然而，是它的驰骋能力，使那装潢引人注目。而劣马的金玉其辔，不过是幽默与讽刺的写照。

《阅微草堂笔记》（清·纪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册449页）云：“盖愚者恒为智者败，而物及必反，亦往往于所备之外，有智出其上者，使起而胜之。无往不复，天之道也。使智者终不败，则天地间惟智者存、愚者断绝矣：有是理哉？！”在现代世界绝对主义的苦海里，古代的真知向我们透露：智慧不能救人，强健不能救人，惟有不可思议的命运，始能宰制人、左右人，决定人的命运的，并不是人自己发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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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往不复”的观念，古老而生命力旺盛。天道轮回，人道亦然，历史上有无数事例。在历史中，万物并无优劣。胜利者，惟有“幸运”二字可写其德。此理昭然若揭。“社会的不幸者”，常常成为“历史的幸运者”。一些“愚人”凭强健的本能和完美的天性，尽性而为，拒绝听从智者的劝告。他们认为那劝告里有陈年的酒糟，当心酒精中毒！在一篇叫做《死亡腺之谜》的文章中谈到“DECO激素”，并称为“死亡激素”（谢谢命运，这个理论毕竟还知道“人体是复杂”的）。如果把它切断，足以替人们增加寿命若干。文章还举了“八腕章鱼”为例来说明。我并不像该文作者那么乐观。人类延长自己寿命的一切努力，终将招致无情的报应，可能得不偿失。至于切断“DECO”而无严重的副作用，更是匪夷所思，否则人类及各类动物的进化，为什么没有将这种自生的“死亡激素”淘汰掉呢？

这导致死亡与衰老的激素，必有其人功用，不然，人体以及一切动物体的“经济原则”早就把它排斥掉了！这种分析，并非“事后聪明”，从最浅处说，这种激素，虽对个体可能不利，但对种族的代谢必有极高的价值。任何物种限于生物链的束缚，只被允许定量的个体生存世上。超过这一数量，首先是饥饿的火神来“替天行道”。在生物链的外在制约下，若无“导致死亡与衰老的激素”，作为生命的内在制约，怎能保持种族的青春并借以保持种族在生物链中的优势呢？导致“死亡与衰老的激素”，其实是对个体而言。如对种族，则适得其反，是使得种族再生的必要杠杆！它避免将整个种族的生存优势，押在一场危险的赌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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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批判北宋象数学家邵雍，在其巨著《皇极经世》中，宣布了一种“退化史观”。他认为人类的文明历史，乃是一个生命力不断退化、越来越失去道德的过程。他临终大书《病亟吟》，很能说明他的历史预感：“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无所愧。”他反复强调的太平世，已经所余不多了。在达尔文主义尚未式微的现代中国，邵雍的观念自然成为各种互相对立的官方学者们（如极左派与自由派）交相诟病的口实。但是，只要我们敢于深入这一历史观念的底里去探其究竟，就能发现它十分有趣、并且不无道理。

用现代人的观点看，邵雍的错误，不在于他指出了历史过程的退化性质；而在于他的这一论断建立在含混不清的道德基础上了。也就是说，《皇极经世》过于倚重《春秋经》的精神，却未按照编年史行事，架构上属于历史神话。可使是上，历史根本不按任何意义的道德来发展，是人的智力和诡诈，在历史的力量对比中，发现了道德的轨迹，并奉为至尊。因此，把道德作为历史评判的尺度，是事后的聪明。而所谓理想，则是复杂的历史力量借以实现其构图的心理工具，而不是历史的指导力量。毛泽东语录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他的谦虚或推卸责任。理想哪里可能是什么归宿或主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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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历史在退化中”的理解，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宇宙爆炸”的事实，驱使玉碎为瓦，再驱使瓦碎为土，从核心到劫灰，怎能不是退化呢。历史也因此陷入无限的沉沦之中。仅就历史截断面而言，历史似乎是“进化”的。但这促使它进化的力量，是什么呢？是反压制力。历史作为压制作用与沉沦过程的派生物，是人的归宿，但只是神的表象。──这难道不是彻底的退化吗？

文明历史，是反压制、抗沉沦的摩天宝鉴，但即使在它的深部与核心，也正遭受沉沦的剥削之苦！潜藏在文明历史内部的“沉沦”，是堕落中的，它不得不显形为“历史因素的不断沉淀”。我们因此看见，文明历史总的趋向是，越来越丧失其天真自然的情趣。形形色色的繁杂而惰性日强、烦琐而含义日少的“历史纤维素”，像梦魇一样侵凌健全的人生。它们以传统和文化的名义，不断奴化我们的意识、戕害我们的发现。我们看见，历史越悠久的民族及其文化，就越容易受到这类“历史纤维素”的捆缚。困在这纤维素之捆绑内的居民们的生活，也就越变态、越不自然。这样看来，一个创造了某种文化的民族，比一个未曾创造（而只是借用）某种文化的民族，更易受到这种不利影响（如中国比日本）；而一个民族创造的文化越伟大、创造的时间越接近现代，则其也就越容易背上这该死的包袱。

这就是“成功的悲哀”。相形之下，“失败”也许倒更有益，失败可以帮助人们去掉包袱、轻装前进。失败者总是能比成功者学得更多的东西。而半开化民族的活力，也总是比文明民族更强大。例如历史记录表明，在文明门槛边上的野蛮人，是最富于“侵略性”和集体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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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本身在沉沦之中。但处在历史流星雨中的人，还会时常升起某种上升升腾的感觉。这无非因为，人的努力和奋斗，可以推使历史暂时对抗沉沦的厄运。正因为这些优秀的个人，感到历史沉沦的压制之苦，所以他便起而反抗这暗淡无望的既定命运。从终极意义而言，人的反抗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却创造了光怪陆离的痉挛！──文明的动力，使得活在其中的人信心倍增。这些激情相信宇宙的根本命运，可以上升；人类历史的趋势，可以进步。

如果相反，则文明历史将沉沦，其标志是：在历史纤维素的层层重围、不断困扰下，反压制力越来越弱，抗沉沦的意志越来越淡。如果，我们只愿以古人那样的态度和力量去生活，便根本不配生活下去。如果，我们只付得起古人那样的努力与代价，我们的生活就注定要失败。要知道，现代人所面对的历史之流，要比我们的祖先所曾经面对的，具有无与伦比的暗礁和压力。活着的人，必须付出日益大的牺牲，方能抵消加速度的沉沦！

（另起一页）

四、王阳明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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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中发表的议论，表明他并不领悟历史的残酷性格。如果历史的每况愈下，真的像这位官员学者表明的那样，只是人心日非及功利之心日炽所致的错误，而不是历史演变、文明沉沦所致的宿命，我们岂不是可以通过教化和修养，来扭转乾坤？那样，宇宙的主宰，我们的造物主，将成为我们在治理社会时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了。

虽然我们无法反对王阳明贬功利而崇王道的精神，不过也想指出，所谓王道，无非是世界意义上的“盖世功利”罢了。此义与利之关系，《孟子》早有论及。阳明先生为了教化而解释历史，结果使历史的轮廓更为模糊，不亦陋乎！难道那些伟大的帝国，真的像卡尔·波普（Karl Popper，1902─1994年）等犹太人所说，除了大规模屠杀与国际无耻外，别无一物吗？难道犹太人自己，不也是梦寐以求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大卫王朝吗？其实，卡尔波普的宣传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一样，以是犹太人的国际流浪经历为蓝本而制作出来的。犹太人试图以经济决定论，来掩饰他们特殊的“上层建筑──民族性”，也就是那种对金钱的不择手段地执迷不悟地贪婪。如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甚至信仰上帝之后，还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妻子，使犹太人的老祖母永世蒙羞。

难道早期文明与自由时代，真的那么辉煌吗？既然辉煌，为什么还是不免要沦落到屠杀与无耻的境地呢？还是让我们原谅五百多年前的阳明先生吧。原谅他不能摆脱时代的偏见，正如我们这时代也有我们自己的偏见。当然，有些人想“复活阳明学说”，更有人想发展他的学说作为治世工具，就另当别论了！习惯和权威的奴仆啊，难道没有勇气用自己的嘴来说话？还是自己不会操练一种语言？阳明与千万哲人一样，时至今日，列入哲学史，我们从他们那儿能得到什么呢？除了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之外？

而所谓“抽象继承”，则是为了欺世盗名而篡改历史，每个权势集团己经这样做了，够了！我们拒绝这样。我们的思想斗争，是要澄清，而不是加剧混乱。天之明命的体现者，并不害怕澄清一切。他不讳言一切的暂时，正如相信惟有如此才是“圣之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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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命运是奇特的（我不用“悲惨”这个词，因为真理必将得胜，变成统治的思想，然后又将再被新兴的“真理”所粉碎，沦为废墟和垃圾）：

一种真理在诞生之初，如不遭到整个社会公理的逼迫，也就算不得“真理”了。这才是“福音”的命运。福音是这样，天命也是这样：它必遭苦难波折，然后才被接受：而取得统治地位，就意味它衰颓的开始。伟大天才，不经搏斗，哪可取而代之。这是文明的惰性、生物的惯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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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略“人是生物”这一事实。尽管，人自诩为拥有自觉意识的生物，但仍然是一种生物。生物性不仅没有被人放弃，反而被做成人性及文明社会的根基。而遗传性──传统，惯性──惰性，因循──保守（三对的前者为生物性，后者为社会性），才是生物赖以生存和节能的特殊技巧！

换一个角度：为什么伟大的先知、真正的圣徒，作为上帝的仆人，却落得极为悲惨的下场？正因为他们是创造者最可靠的仆人，才落得如此下场；正因为他们落得如此下场，才是创造者最可靠的仆人。

命运用他们的血，觉醒世人？或者，只有把流血侍奉上帝看成无上荣耀的人，才可能具备先知与圣徒的职分。他们不仅拒不媚俗，而且不可能拥有听众，因为他们带来天启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被世界懂得。在政治、思想、艺术方面，亦莫不如此。这是生物界的惯例（所谓“规律”），而人又是这样一种生物──等到伟大的政治、思想、艺术以及人格已经确立的时候，世人是只会拿它再来阻碍新政治、新思想、新艺术、新人格的兴起，专从败坏伟大的婴孩入手，使举世荣耀归于朽灭。

就“日新其德”、“不凝滞于物”而言，古人做得很好，但伟大的明君久离中国了，使人民对明君的信念已经完全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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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规律历史是什么？历史有“规律”吗，是必然的吗？或者，历史有“生命”吗？历史是偶然的吗？

最好的答案，是否定上述一切提问；像禅宗那样没有答案的应对，当然容易立于不败之地。

历史中纷纭繁复的现象，往往以其重复或是偶然，体现出某种“规则”。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在不同的观察眼光下，同样的历史现象可以用来证明不同的规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必然性”。好像是演员，完全可以适应完全不同的客人的特殊爱好。所以，用所谓“阶级观点”、“利欲熏心”，完全不足以解释它们的复杂性。

由人观之，历史是盲目的。由具有某种坚定立场的人观之，历史是可恶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人的情感无济于天地之事，尽管人事需要情感的润滑。历史在可恶之余，还有可爱之处，因为一切都可以反转过来。有时，历史也会顺着人们的心意发展，但不会持久。历史，背叛一切、出卖一切；历史不是人手中的如意，历史把人作为如意，玩弄于股掌之上。谁能“持盈保泰”？而苦难也会开花……中国的智慧就此评论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几十年的事情，都没有定论，何况百年之后、千年之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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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现象纷纭杂沓，就人的局限性，不具一定眼光和观念，便无法透视历史和领悟历史。可是，具有眼光者，则为眼光所累；观念反而成为进入实况的障碍。真正的洞彻，也只是瞬息的事：既难于保留又极易忘记。直觉与顿悟的局限即在于，既难传递更难存诸来世。这些特性，使越好的天品也就越是缺乏世俗的价值。

有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历史眼光。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眼光。有苏维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眼光。有封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历史眼光。更有文化论、人本论、宗教决定论或情欲决定论的历史眼光。以及数不清的、无以名之的、难以归类的历史眼光。

但“史实”却只有一个，同样的史实，可以被不同的眼光所引用。而且说到底：“史实本身就是矛盾的、暧昧不清的、难以把握的、无法归类的。”不妨把人的文化史，与社会和生物的“进化史”加以比较学意义的研究（但这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知道，人的社会组织，虽带很大的有机性质（毕竟，它是由“有机体”而非由“无机体”组成的），但到底不同生物。社会不是个体，而是一个集体：它建立在超个体、超生物的基础上。因此，把二者比较研究，只是人为的“方法”，并非可靠的“真相”（流俗喜欢误用“真理”一词。其实真相不是评价，而是事实；真理则是一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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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思想的一大迷误，在于常把暂时有用的“方法”统统贴上“真理”的标签。其实这些真理不过是主义，是医治软骨病的药方。而滥用真理，其结果对于未来的人们，却是贻害无穷的。历史，怎能用眼光或观念来加以“科学地分析”呢。历史不是一块柔软的生日蛋糕。它是无休无止、超善超恶、既无永恒方向又无肯定目标的运化流荡。在历史面前，一切“历史时期的划分”多么可笑；一切褒此贬彼的“评判”、一切预定未来的人们应当如何生活的蓝图、一切断言宇宙结局的弥天大谎……是多么庄严而又多么滑稽啊！

人应当保持清醒，应当知道自己的命运和当前的任务，因此要认清观念的工具性，要还原眼光的功能性。眼光不是真理，观念不是真理，人不要为其迷误，奉之为不可动摇的偶像……一切历史的纤维素，皆对历史进程有影响。至于其具体方式、比例及影响的量，那不是人的智力可以弄清的。人们根据需要做出了自己的理解，现代的历史学就像远古的神话与近古的宗教一样，成了“心战”的战略角斗场。“忘掉不利于你的九九；牢记有利于你的一分”──这是历史武士的剑上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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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是“永恒的运动”。

对于生命中并不包含“永恒”的谈论者，经验的历史不能冠诸“永恒”的名字，否则就太亵渎神圣了。“永恒者”是超验者的封号，是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文学上的夸张、哲学上的欺人，使我们一度相信“历史必然性”的信念，但现在我们知道：短暂的“历史趋势”可以基于观察的经验，而持久的“历史必然性”则变动不居，甚至逆转直下：使得迷信经验的人们，沦入迷惑绝望的苦境。

至于对超验者的信念，则无法证伪。无法证明为迷信的思想，就可以成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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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生学”，是一项探讨文明论意义的“历史”何以发生的学术。文明论意义的“历史”，仿佛液态的变化。就此言，原始社会没有“历史意识”。迄今几千年，才有人生活在“历史意识”中；而今，几乎所有的人类集群，都生活在文明论意义的“历史意识”中。如果有一天，人类重行退化到未经分化或人为抑制了分化进程、人为地消除了社会分化现象的社会形态，正如社会民主主义乌托邦理论家拼命鼓吹的那样，甚至被制成合乎人权理想的社会标本：那时的人们，将重行脱离“历史意识”的液态变化，成为文明论意义的“化石存在”。

乌托邦理论认为：“世界处于绝对的运动中，‘停滞’只是想象的观念。所以，人将不可能脱离液态的变化。”但“化石文明”毕竟是存在的，化石可以被理解成本体论意义的液态，但在文明论上，化石毕竟区别于液态。人创造化石观念，就是为了描绘心中的静止状态。因为即使在冰封的大河、厚实的岩层下，也有潜流的移动！即便一潭死水，也暗暗沸腾着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甚至生命运动。但化石毕竟是存在的。难道用生命哲学的眼光打量世界，“死”就不存在？“死总是继之以生；灭总是继之以兴：死生兴灭，循环往复，互为契机；而且，此一结构的死，总是彼一结构的生，人体的死亡，演化为微生物世界的复兴”……即使如此，生死毕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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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阶段”，由于人的鼻子上有眼光，头脑里有观念，即便面对“历史”的整体、不间歇的“流”，也能看出“有阶段”。历史，因此处在“不断发生”的状态里。有变化才构成“历史”，而“变化”就意味并要求新的因素不断“发生”。新因素以各种面目，通过各种渠道，注入实存，迫使新的历史发生。一段“历史”，就是一个“历史发生的契机”；一个历史发生的契机就是一颗种子，化育出流线型的绵延：根──茎──花──果。可是，人的生命经验却不同意理想化的生命哲学。死，于是被确认了“它不再被新的生命所抵消，它也不见得就等于新生命的前奏，灭种的悲喜剧是生物史的日课”。

“历史”一词的本义，就不是静态，而只是动态的；它是依赖新的东西而被称颂，在人们的心灵中激起感应、想象以至创造。而感应、想象、创造，正是文明诞生的三部曲：它来自动态的生活，“按规定办事”的生活，不是肥沃的；秩序要是过于严酷，就会失去它原先的保护作用，而退化成为生命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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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舞：历史是这样奇特的“舞蹈”，如何描述、分析、留驻甚至如何“再来一次”？历史的舞蹈，是世俗意义的盲目舞蹈，尽管它的动力来自不可测度的宇宙深处，茫然而不知底细的深处。一种不衰的“阳”，莫名其妙地鼓动它。历史中前进不息的力量！驱逐渣滓，甚至面对渣滓出于自保而苦苦哀求历史停滞不前的惨状，它也无动于衷。

历史舞，既没有“主要因素”，也没有“次要因素”：因素就是因素。“主要”、“次要”，只是某些观众对它的观感。把这些飘忽不定的观念，粘到作为实存的因素上面去，就犯了逻辑上的根本错误。他们就这样把“客观”与“主观”语无伦次地结合了起来。既然是因素，就可以改变：增强或减弱，显扬或压制；但同样既然是因素，就难以真正消除。一切“被克服的因素”实际上只是不自觉地转入了地下状态，潜伏着，悄然等待重新萌动的机会。

对“历史”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历史的可塑性。而且，正在变。再僵化的头脑都无法否认这一现象。至于它怎样变，那只有天或正确领悟天意的心灵，才知道。历史的唯一含意（如果承认这含意的存在的话），就是“变”，不仅仅是变动，不仅仅是变法，而且是一切的一切的变质。“变质”，就构成“历史”：历史就是变质；反对“变质”的，就是反对历史，就是历史的敌人。消极于“变质”的，就是历史的渣滓。这就是历史的舞蹈，这就是历史的自我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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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民族性的反省，逼迫我们思考：是否我们的历史太长，是否我们的习惯积层太厚，结果我们的惰性才这样强，使我们的刨造力遭到无情的扼杀：悲哀的现实，几乎迫使我们承认民族生命的尽头已经在望，但我们的良知却拼命反对。要知道，人的生命力和人的智慧有时是互相对立的：生命力以简单而明确的线条伸展；智慧则向公认的传统宣战。

为什么老人的思想易于“僵化”？除了生物性的因素如脑力衰退、感觉迟钝之外，心理上“历史纤维素”的严重沉积，是最大的成因。历史上还没有过、很可能将来也不会有，一种永葆自我调节能力、因而也永葆青春生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正因为如此，倡导一种不凝滞于物境、更不疑滞于教条的新哲学，从而恢复最宝贵的自我调节能力、自新其德并自强不息的青年精神──就成为哲学革命的第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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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类的历史视野来说，没有“必然”的东西；正如没有“不可能”的东西。人的经验与眼光还太局促，难以逆料“命运的意志”。历史的原野迄今还是懵懵懂懂的！天色刚刚微明……亲爱的人们，一切还有待于我们去拨云见日。而对那尚未被利剑劈开的浑沌，请“存而不论”吧。不要结茧自缚，空谈“必然”……与“不可能”……是多么愚蠢！是灼热的灵感，逼迫人的大脑暂时遗忘那些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东西！时过境迁，当新的需要来临之后，它又迫使人的大脑重新回味，想象它、甚至夸张它。个人生活这样，民族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健康的历史感还指示我们：社会与民族的历史越长、包袱尽管越重，但由于含量的空前巨大，潜能也格外丰富。丰富的历史之海，可以提供较多的培养基，新生活和新历史的潜在力量，因而大大增强。这无奇不有的历史之海，既成为新文化的灵感资源。只要创世者善用，就会献出无限情义！

（另起一页）


五、游走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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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存在”的发展史，都有就其本身而言的“黄金时代”──会在特定的时刻呈现较有韧性、较有力量、发展趋势较豁达的样态。而在各个实体之间，又是无法比较其“黄金时代”的，不同的案例之间，毫无共同规律可循。一个五岁夭折的儿童，其生活史中的黄金时代，当然不会近似于恺撒。而耶稣的黄金时代更是旷古未有：活活钉死在十字架，受到全世界的嘲弄，因为他的事业是在他死后（复活）展开的。

“黄金时代”，也和一切历史分期，始终并且将继续是仅仅属于个体的（某个人、某家庭、某社会、某民族、某国家……等个位），其间哪有普遍的范型、肯定的样式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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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的答案，不能到所谓客观领域去寻求。因为说到底，“客观”仅仅是那些拥有强大影响之个体的狂妄虚拟，它的背景性质是“强大的主观”──这当然要比“小人物的思念”拥有决定性，但在性质上却依然不脱为主观之物。

这主观的特征是：当此个体面对存在的压力并进行最大抵抗时，体内的反压制和抗沉沦的力量，上升到最大限度，它的黄金时代就来临了。然后，它把这一内省体验，幻化成某灿烂的客体，“光荣归于造物主”──当然，这一幻化的能力始终只在极少数人身上。

极少数人的特性，只对产生出它们的某个体才是真正亲切并不可舍弃的。因为特性，既非浮面的装饰，更非赏心的玩物，它与某个体的内在生命的结构紧密相联。一个被迫取消特性的个体，其内在力量必遭同时的戕害、损毁。自由人与奴隶相比，之所以具有更大的战斗力，是因为他的内在力量还保持完好。而奴隶们为了适应征服者的要求，已被迫或自动（这是“改宗者”的嘴脸）放弃了自己的固有特性，从而将自己力量的基础，破坏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亡国之后，其军事力量也就在本质上遭到削弱，汉人已经沦为一打就垮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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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哲学上还是生活上，特性都是最高贵的天赋。特性是存在的生命线。丧失了特性，也就沦落到非人，沦为无边浑沌的一颗微生物质。与一切流行的见解截然相反，人的特性决不是某种可以随意搬弄的“物质”。从学理化和最通达的意义说，它的性质该是有机的生命，且是不可移植的。如果强行移植特性，其结果，不是毁掉了这些特性，就是使它们蜕化了。移植的结果，除了生出面目全非的杂种，冒出梦想不到的幽灵，还能有什么？就增进世界的丰富性而言，这兴许不是坏事。但与移植者纯洁美好而自私自利的初衷，却相去太远了。

现代教育系统，最能展示这一悲剧的真正悲剧性。其中，尤以大众传播媒介或宣传运动。它们的发起人，按照自己的特性中派生出来的“客观规律”匆忙行事，结果造成一个个己所不料的“悲惨世界”。消灾弭祸的愿望，反而加剧了险情。

他们渴望按照一种理想的标准来“造就人材”，完全抹煞了“天性的差异”这自然的成命。结果，他们造出一批“莫洛博士岛”里半人半兽的怪物。他们渴望成批量生产“精神产品”，他们根本不懂得“精神产品”这个可笑的名词就暗藏着机械唯物主义的全部荒唐，而精神的价值，正在于它的特性不可重复。工业生产的“规律”，怎么会是精神创造的“捷径”？精神创造怎会受到“规律”的束缚？

“效率”在它面前，是苍白无力的。要知道，任什么清之规、戒之律，都只能堕胎而不能助产，在成批量炮制精神产品的忤逆中，精神已经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心灵的惨白、文化的沙漠。我们必须反对非人性的教育！


200


这样的“反教育”可以有双重含义：

A，“反对教育”；

B，作为现代教育的对立面的“反向教育”。

这双重语义的统一：“反教育”不是为了回到纯野蛮状态，即卢梭之流所谓的“返回自然”；“反教育”的意义，在于革新腐败的现代教育，代之以充满活力的“反教育”──为形成新型的教育系统与教育精神准备道路……

为什么要“反对教育”？现代教育的目的，在于批量生产作为工具的人，这是就教育的社会功用而言；同时，也在锻炼谋生的手段，这是就教育对个人的价值而言。教育的本质因此是被动的，不论“教育”一词本身作为主动语态还是被动语态使用着，它的所指大致都是被动的。

“他教育别人”与“他受教于人”这两种说法，尽管在语态上看，有主动与被动之分，然而在所指的性质上却都属被动，为什么？因为不论“教育别人”还是“受教育于人”──都是以某个现成的教育模式去塑造人。

语法上的主语虽然都是“他”──可是语义上的“主语”却是“教育的模式”。上述两种表达的核心词，都不是“他”，而是“教育”。

这样，一切“教育”（“现代教育”更突出）都不得不体现这种病态：不是按照天性来发育人，以主角（受教育者）的需要来决定配角（教育模式）的应用；而是反常地以配角（或是社会需要的压力）来规定主角的发展：由配角来规定主角的发育，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病态癫乱吗？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

因为，历来的教育都没有办法把“人”（受教育者）自身的发展作为目标，它甚至无法知道“人”自身应该如何发展，更无力知道“人”的理想状态应该如何；（如何不是作为社会工具的话）其结果，只能把社会对“人”的需要作为目标，这种“教育”在人类的漫长经历中，按下了抹不掉的长长阴影。这也许不值得惊奇，值得惊奇的倒是：我们对此为什么很少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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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任何社会，之所以建立教育事业，乃是由于它需要维持并推进社会生活的工具，需要各种型号的、足够数量的社会配件，而不在于它需要“人”自身作为优秀个体的发展！教育，因此是用来巩固社会秩序的。而社会，也正如一切存在物一样，一旦诞生便即刻产生强大的自保力；最终，它也像任何实体一样，自保的倾向变成目标。因此，社会并不真的关心受教育者，更不在乎教育事业本身的命运，它只关心自己怎样更有效地利用它们。

在这种阴影下，教育事业的参与者：教师与学生双方也并不在乎如何发育天性并获得幸福。教育，成了是他们跻身社会的阶梯，而不是达到快乐的目的本身。综上，我们可以得出“教育”的两大特性：

A，教育是使人陷入被动状态的行为，且在“人”的意义上被动到病态地步：主角受到配角的宰制。

B，教育使人成为社会工具，除了在那些成功地反抗了教育从而成功地发展了自己天性的极少数例外，教育本身（而不是教育系统）也并不受到尊重。

请不要争辩，“教育的被动性，系于它的工具性。为了更有效地达成工具性，教育必须基本被动，我们并不否定其有限的主动性，即主动地实现并强化其被动性：但仅仅是作为工具，否则，将有害其作为社会工具的使命。”

为此，我们不妨先放下教育那近乎病态的被动性不谈，来看看它的工具性究竟又是怎样。首先，假定这前提：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福利，促进人们的福利总量；而不是为了发展更高级的人，不是为了创造更高形态的文化。至于这个假定的前提能否成立，暂且不去讨论，因为这牵涉哲学上的人问题，在较细小的藩篱尚未清扫之前，不宜触及这一问题，免得劳而无功，陷于混乱。那么，教育能否促进社会的福利呢？无疑，社会的福利系于许多社会事业的存在。若是没有医院，病人的福利将怎样维持？若是没有饭店，客人的福利怎样维持？若是没有工矿企业，居民的衣食住行怎样维持？这里的社会福利并非一个抽象的宣传术语，而是具体的社会事业所发挥的具体的社会效用。社会福利的总量，即指“社会事业所发挥的效用总量”。

那么，社会事业的维系又依赖什么？无疑，首先依赖“习惯”。习惯，引导最低级的动植物直到人类的命脉。动植物的习惯更多依赖本能，而人类的习惯则依赖教育。如果人们一旦失去祖辈相传并在一生中不断强化的种种习惯，世界体系即将崩溃。人类社会与其说建在理性与智慧上，不如说建在本能与习惯上。

而最重要的，社会事业的维系依赖于教育。如果没有教育，社会无法向各类事业输送可用的人体工具，所有社会事业难免陷于衰境。事实上，教育的起源正是由于社会这需要的压力：这就是教育的工具性质之所在，也是它的极度被动性质的原因所在。

进一步的探求可以发现，所谓教育，正在于培植牢固的社会习惯。教育系统，也就是社会习惯赖以延续的遗传工程。教育的过程，无非就是用强制或半强制的手段，诱骗或半诱骗的劝说（这并不带贬意）来使“受教育者”，被迫或被诱接受社会的习惯，通过形形色色的“训练”。

“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但人人却是如此习惯这样的训练。最初（原始社会），是关于劳动、纪律、服从、风俗、传说、禁忌、战争、掠夺、偷盗等方面的训练；以后（文明社会）的发展又逐步增添了有关艺术、文字、宗教、学术、政治、哲学、道德、技艺等方面的；而进入现代则偏重思想方法与实用技术的训练。

说穿了，这些“习惯的训练”就是教育的核心内容，上述名目也就是人的教育扩展的名目。教育也者，就是文化样式的习惯训练；一切习惯都是由各种“教育”促成的；不论多么无意识的教育或非正式的教育。在“习惯”之中，确实含有众多的“非系统教育”的因素，且由于系统教育的反作用，易于养成“非教育”乃至“反教育”因素的习惯。

而教育之作为社会习惯的有系统的遗传工程，必定具有极大的保守性。这不是巧合，是由教育的本性注定的。教育的本性是社会习惯的有系统的遗传，而不是社会习惯的革命性的创造，所以我们看到，教育的势力构成社会上最保守的势力，尽管这种保守有时是以激进的、甚至革命的面目出现的。教育界的主导势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社会反动势力结盟的。当然，我们不会把所有的“学生运动”一概归诸“教育界的主导势力”。我们还可以看到，任何社会革命的风暴，其最初预兆虽是在天才的预言中崭露头角的，却结束在，对于教育系统的革命性改造中。因为教育的改革常常滞后于社会的变革。被革命风暴冲刷过的社会，其首要目标在于培养新人，作为巩固革命成果的有效手段，而要达此战略目标，就必须改组教育系统并刷新教育精神，所以任何革命的最后任务，就是建立一套适应自身需要的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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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不断变化，使各种势力、各种冲突在调整与角力中……社会的需要、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福利的动向消长起伏，这一切都如风中狼烟，永无定时，只有“教育界”处于相对稳定的状况中，而当一个社会的教育系统也发生崩溃时，此社会的全面解体已经不可避免。这也无可非议：教育界有如社会的压舱石，教育界的更新，涉及社会再生的大问题，人们本能地要求持重，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注定了教育界要把革新势力与新兴思潮，从自己的领地中驱赶出去，而当教育界终于被改造而成为新权力的仆从，革新势力已经坐上新保守势力的轮椅了。至于学潮，并不能算做教育界崩溃的征兆，因为学潮是激于政治的因素而不意味新的教育精神、教育系统的出现。

这样看来，当问到教育能否促进社会福利时，我们将回答：有时能，有时则不能。这要看当时社会处于何种时期，社会越旧，教育界就越不利于社会福利；社会越新，教育界就越有利于社会福利。现代的教育界虽然分裂，但名异实同，都不代表明天的革新势力。也就是说，革新势力，还没有进入这些“神圣的庙堂”。现代教育界，从不同方面反抗革新，或采取行动使革新流产，或败坏革新势力的声誉，制造反革新的社会暗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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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的危害还在于，它以降低质量来扩充数量，用机械的训练和不知其所以然的模仿，来代替真正的敏悟；它以大量的“学位人”充斥市场，这些“学位人”全都符合“扼杀天才”的标准，所以，随着学位的泛滥，现代社会的天才日益稀有。学位人的主要长处，就在于他可以大批生产。现在看得很清楚，学位人的浪潮，结果把文化的良田变为技术的堡垒，从而达到精神的避孕、文化的不孕、灵魂的绝育。

现代教育不仅是孽因，也是苦果：教育成了文化走向衰落、僵化、腐败、毁灭之途的前奏曲。所以想拯救文明的人们，不妨像老加图在罗马元老院每次演说结束时高呼“必须毁灭迦太基”那样高呼“必须毁灭学位教育”！──这是创立新文化的第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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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看，教育对“维持现状”（包括“在现有模式、现存结构下有所发展”）来说，起有益的作用。但是，若以根本革新生活来看，它就成为社会惰性的渊薮，成了反动势力的存在基础。人生的目的，不是维持现状。不论是否把人生看作一场实验，是否故步自封以至于沦亡还是不断革新以求自存，毫无疑义，应摒弃维持而采取攻势。

如果我们的勇敢足以驱走诡辩与宣传造成的困惑，我们就能公开出来“反教育”。教育，并不是像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和蛊惑人心的诡辩家们宣称的，足以消除社会的罪恶和个人的不幸；恰恰相反，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现代的一切罪恶、不幸、紊乱都或多或少导源于现代教育的失败：因为学院教育甚至已经不能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够得上质量的配件了，这在所谓发达国家已经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论现代教育背后的驱力，何等复杂与强大；不论人们对这些驱力的描述如何千差万别，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教育已经日益成为这些力量的不称职的傀儡；现代教育也加强了这些矛盾力量的旋涡般的冲击波。现代教育的深刻危机，决不是现有结构下的“教育革命”可以解决的。现代教育的危机，早已演变成无可挽回之癌症：若非脱胎换骨，一切无从谈起。──而“反教育”，就是对此处置方案的最好解说。“只有反教育，才能挽救教育”：这是我们送给酷爱教育者们的最好箴言。“只有反教育，才能拯救文明”：这是我们送给文明卫士们的最好箴言。“只有反教育，才能消灭社会罪恶”：这是我们送给致力于改革的人们的最好箴言。“只有反教育，才能获得安全”：这是我们送给广大沉默的群众的最好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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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教育”是驯化，教育是磨灭人的野性的系统方法。它不仅用来使人“文明化”，而且更多用来瓦解人的生命力，教育，对极少数人也许不失为兴奋剂，但对人多数人却具有十足的麻醉性。

B，由于人性，由于建立文化体系的需要，对人进行驯化是不可避免的。狗不驯化，则不能猎物；马不驯化，则不堪拉车；人不驯化，不能组成社会及其文化。然而，“教育──驯化”毕竟也如一切人间事物，是双刃剑。人间事物莫不打上悲剧性的烙印，因为人性的双刃剑，使许多人间事物，也成为双刃之剑：用得不当，对文化的作用将是害多于利：它好像人造的消毒剂，不仅杀死病毒，也杀死生命本身。“教育──驯化”这毒剑往往不仅杀死文化的灰尘，也要杀死文化的精魂，把它寄生的社会投在僵化而缺乏生气的阴影中……

C，人的能力多数不是通过教育得到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口号的荒谬性显而易见，因为它暗含的意思是，知识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而根本的知识与能力，并非后天习得，而是先天遗传。教育虽可加强能力．增进知识，但经常的，它加强多少也抵消了多少，增进多少也就瓦解了多少……人们所能做的，是以商业价值当作评判的唯一标准。于是教育也是被当作赢利和争夺权力的工具来使用的。

D，当“教育──驯化”被作为破坏工具来使用时，它反而具有更多的“历史进步性”。一旦“教育──驯化”为建设的工作效劳时，它反而成为阻滞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压制力量。我并不否认压制的重要及必要，而只是强调“教育──驯化”对文化的影响，这影响具有窒息创造性文化的危险！也许窒息本身是文化复兴的绝佳休息，但毕竟是窒息。相反，当“教育──驯化”作为破坏性工具而出现，倒能加速冻土地带的瓦解，推动新种子的萌芽扩张。所以，为建设目的而设置的“教育──驯化”反而是消极的；为破坏目的而设置的“教育──驯化”反而是积极的。

E，而这种意义的积极的“教育──驯化”过程，应该是“反教育”，“反教育”，是为了社会破坏的工作而施行的教育，这种破坏当然是为了建设新文化。“反教育”的核心，是“反动的教育”。反动的教育，是为解救这个世界的深刻病态而施行的……这种意义的反动，也就是“反对流行”。

F，在这种意义上，因受教育而致无能者，乃是得了正当的报应。因为越出了上天的划定的界限而招致惩罚，正像夏娃偷食智慧果而招致堕落一样。现代教育及其造成的大脑僵化和道德堕落，必将导致社会的僵化与堕落。这刺激新的社会力量，冲天而起的烈焰，震撼大地，照亮天庭。

而要想在历史的原野上，获取珍贵的自由，以作为上升天宇的不可缺少的氢气──就必须从“历史因素”的捆缚下解放。这解放的前提，是对“传统”和“流俗”保持距离。例如，我们不妨用“距离感”来理解有关“中庸”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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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产自殷周文化夹缝中的孔子，决非偶然。孔子，殷人的后裔，对征服者周人，深怀贰心。但这位“圣之时者”，深知周文化的力量，于是他拒绝了徒劳无益的“颠之倒之”，而是巧妙地“述而不作”，以重新理解的方式，建立他文化再征服的战略。孔子为什么“梦见周公”、又以“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宣告，来抑制自己的反周情绪！（而对于周人，这些口号却是多余的；结果，这种自白反倒令人理解孔子对周的根本贰心。）因为，他对殷、周都保持了适度因而是健康的距离感，于是，“中庸”的思想发明了。当其时也，周文化的力量强大而富于生长的力量，单纯反对已无济于事，必须有取代的东西才行。周文化形成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为结构即使过时，但许多精彩的片断依然因其地缘政治条件，拥有不死的生命。孔子最伟大的艺术就是：以新的凝聚力，把这些片断重组为一个前途无量的新结构。历史上其他的创教者，也都是这么干的。

历史，就是上述意义的“真实的艺术”。而其他一切艺术，都是符号的夸张。并因其夸张性，而被分析家称为“谎言”、“骗术”。于是，艺术活动就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有益身心健康的、有时甚至是崇高而壮丽的撒谎：这是由艺术的本性决定的。因为人生的暗淡，实在需要艺术的狂飙予以驱散；生活的贫乏，实在需要艺术的灵思予以开荒。这是明白宣告的欺诈，它说：真实若不以虚伪为背景，又何以见得？

历史则不然。历史是“真实的艺术”，它的夸张与虚饰，是潜在的，它自以为真实，它不仅自诩为真实，还要强制人们认为它真实，否则，它就不是“历史”了。与此同时，历史无论作为文明人对自己活动的总结，还是作为这种活动本身，都与人的身心特点结缘。没有谁会怀疑：作为总结的历史，是人的创造，例如“宇宙史”、“地质史”、“生命进化史”、“人类史”……都是人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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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人的观照、反思，哪能有什么自然史呢？又哪能可能出现什么文明的历史：第一方面，作为“记载”的历史；第二方面，作为“现实”的历史。但对于这两方面而言，都需要感情的真切移入、做出选择的决断力量，否则，历史就将充满混乱，没有任何条理。

历史仿佛马基雅维里的权术：“统治者不可相信宗教，但必须使人民相信他是虔诚的。”历史的真实性也是如此：它不可能是真的，但必须让人们觉得它是真的。这是它与艺术区别之处。作为“真实的艺术”，它不是已经造就的固体，而是永远等待我们去无畏塑造的液态。它永远处在生动的气氛中。再者，人们为什么注重“结局”？不仅出于功利的本性，还有一种亟待证明的好奇心的热望潜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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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渴望知道：自己对“前兆”的敏感和对“趋向”的判断，是否正确？人们希望自己正确，而这只有“结局”可以“证明”。尽管这“证明”也还需要未来的历史不断证明。人心对于“预兆”有歇斯底里的感应。“预兆”比“结局”更能激起希望或恐惧。预兆的魔力在于：一旦应验，它造成的心理压力反倒减缓了。结局的恐怖，即使比预兆所显示的更加厉害，但对人心的压力反而为低。这是因为，未知的东西已不存在；而只有未知的，才是真正恐怖的。另方面，尽管“预兆”比“结局”更有力；但“预兆”的意义必须到“结局”中去寻找。是结局，赋予预兆真实的力量。

“事后聪明”一语，不是对某些人的讽刺：而是对整个人类和全部文明的揭露！从结局逆推开初，这是人性的一大特点，也是所谓“经验”的主要来源。为什么？因为人们习惯从“结局”反观、追溯“前兆”和“全部历程”的特点，赋之以本无的含义。著名的“意识流”理论，曾从心理学角度对此作过说明。而这一现象在历史观念的领域出现，则意味历史永远处于“有待创造”和“有待证明”的“未定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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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为“记载”的历史来说，“历史永远被重写着。”后代的理解、甚至的描述方式和书写形式，都赋予“过去的史实”以崭新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些“新的意义”。哪怕仅仅是“新的意义”，也会派生“新事实”、“新现象”。后人，总在历史记载中增添他们视为当然的“新发现”。每一次“新发现”总是伴随着一阵河伯的狂喜──这是“创造的激情”和“艺术的冲动”……

作为“现实”的历史，其变易性更浅显。它在创造历史的人手中，宛如一块柔软的胶泥。这是一块不会干化的胶泥，它永远保持可变性和湿润性。对创造者以外的人们而言，历史是坚硬而冷酷的。“历史因素”的作用，便它日益僵硬死板、日益缺乏活性和可变性。但这危机对于创造者并不存在，他在粘滞而沉沦的历史浊流里，正发挥日益大的反抗力。

这样的历史，难道不是宏大的史诗吗？这样的史诗，难道不是真实的艺术吗？这样的历史，不是科学。“历史科学”或“历史哲学”，只有当它们已成为上述意义的艺术时，才获得应有的价值和尊重。除此之外的“历史科学”或“历史哲学”，我们并不知道它的确切含义。

这样的历史，不受人造规律的制约。相反，“天才创造规律。”历史规律，是众学者从旷世天才的胡作非为所制造的奇峰异岭等怪诞地貌中，归纳出来的。规律，哪里是像现代人假设的那样，是什么本质或本体之类的客体？恰相反，规律的假象仅仅是作为“人的表象”而飘浮无定的零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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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规律全能的迷信、对科学全知的幻想，早就应当废弃了。“按照科学而发展的历史”，从来就没有过。这无非因为，创造历史的人，本身就是“不科学的”！科学的主人、科学的发明者（而不是什么“科学的发现者”），并不是科学的仆役、科学的遵循者（这只又一个胆大包天的假设）。

（另起一页）


六、历史的观念与历史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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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史观念，要“等万物”。即，对历史之天的事事物物，一视同仁。从终极意义说，一切历史运动都是“善”的。它们事出有因，构成了历史之链的众环节，尽管有时并非赏心悦目的环节。没有那些“坏”的环节，则“好”的环节不会兴起；正如没有死亡，便不会有新生。

历史是“矛盾”的。这并不可恶；也完全不必为之悲观。新一代的人们！不应奢望历史会顺从你的意愿，而应学会：它没有矛盾，正在于它充满矛盾、并在矛盾的漩涡里，才涌现出可惊可叹的力量。杀害与生殖同样伟大，破坏的功德并不低于创建，暴力的蛮横，有时比灵性的光芒更优越──因为在那时，只有前者（杀害、破坏、暴力）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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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意义的“历史”，是中国思想的根本归宿、人间万条江河所汇集的汪洋。《庄子·秋水》中河伯的欣喜，被一切翱翔在历史之天的心灵所体验。一切善恶是非，只有放在历史之镜的显影中，才昭彰起来。后世的评价，永远改变前代事物的含义与价值。

在严冬，苔藓比牡丹更善更美，因为它更真。那时，牡丹毫无生气。不是博物院中的标本，就是温室里的弱者。在浊水中，泥鳅比金鱼更善更美，因为它更真。那时，金鱼是奄奄待毙的可怜虫，泥鳅却以充沛的生命力闪烁骄傲。中国思想参透此中奥妙最深。它拒绝接受那些违背生命直义的信条。而生命的真又是新陈代谢，抛弃陈旧、酝酿新颖，化腐臭为神奇。《周易》对“时义”的注重，有力揭示了中国精神的这一特征。

历史的全部特性就在于“变”。追求新颖，不仅是艺术的第一要义，也是生活的第一原则。新颖激发想象力；想象唤醒创造力。这良性循环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因此成为生命的“德”，而不是什么人性上的弱点。作为文明的源泉，它当然是“原罪”，但在周流六虚、变动不居的运化中，生命之水才不变质。这浅显的道理，却被那些闭门造车的幕僚们拒绝了，因为他们偏爱死水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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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把意志、心灵、思想的记录，当作本体来崇拜。我们不相信某种信念、情感、智慧，能够独立改变历史的容颜。它们虽替不断沉沦的历史添上有声有色的磊磊丹青，但却无力挽回日益严峻的堕落，无法根本消除历史内在的紧张。人们，只有不断加强自己的反抗性，不停提炼自己的精粹，方能应付“进退维谷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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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末叶的绝望中，我们望见了历史的神：人的文明史，就是人不断寻觅、追踪、乃至创造“神”的历史。神不是偶像；而是精神的向往。有各种各样的神──有宗教的神，有宗教以外的神；有仁爱的神，也有邪恶的神；有和平的神，也有战神；有神论的神和无神论的神……

偶像不变，神却与时偕行；偶像风化，神则万古常春。神的价值，不在它的独立（这对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神的价值，只被“天人合一”意境的领悟者领悟。神是“人的最高精神状态”──人把自己最灿烂、最神秘、最有力、最纯粹的精神，投注于“神”，以安慰自己的脆弱。

“神的状态”生动、不断流易，它开启人的想象之翼，却又不疑滞于物：它因此不是偶像；是处于生命和超生命的临界点的某种综合。人的文明，并不是背叛神的历程，而是在对神的渴求和对现行生活的厌倦中，创造出来的。厌倦生活，则趋近于神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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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把群众改造成为“受启示者”呢？群众只能适应受启示者，并成为其追随者……人的最高的德，就是创造新生活也就是受到启示。除此之外的伊甸园和乌托邦，是乱世或无政府状态的梦想，因此只能是僵死不变的──作为乱世之弊的病态反应。创造新生活者则完全相反，他的存在是动态的，是对僵化的社会做出反击。永恒的青年精神也就是永恒的生命精神，也就是永恒者的流露。而不变的伊甸园和乌托邦，则是衰老民族渴望休息的心理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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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之所以体现出“方向性”，并非形而上的“超自然力”或形而下的“经济力量”使之然；而是由于人性的努力驱使它这样。从表象上看，是为了应付某些亘古不变的需要；但在实际上，还受到积累中的“历史因素”的压力，即前人为了满足上述需要而应用的手段本身所产生的负作用、负压力。

历史所呈现的节奏、周期、反复、规则等等，都可以归结到人性中的“动静”这一旗帜下，是阴阳的消长，决定一切的节律与周期，而具体的分析则可以没完没了。动、静，阴、阳，各有各的胜利时刻表；但却没有“最后的胜利”。因为这不是对立的“斗争”，而是无对立的“调和”，阳从阴中来，阴又阻滞阳的冲动，阴阳的搏战与动静调和，永远持续，万物化生。

在其中，“目的”，只是人的观念，并非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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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这只是人的最高精神状态的外在形式，是符合真相的。宇宙若有真理，那肯定是唯一的，但这真理只能是神即人类最高精神状态。世俗所谓形形色色的真理，只是它的分化形式，包括背反形式。因此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人只能是历史的盲目奴隶！在历史的运动中，一切人的作为，岂不都是历史使之然的？

英雄创造了历史？历史造就了英雄？英雄是历史需要、历史趋势、历史命运、历史精神的体现者；而历史的以上四种形态（需要、趋势、命运、精神）的造势者，则是英雄的主人！实用主义的缺陷在于：它仅仅鼓吹实用主义的原则，而不是说明一切时代、一切社会的人们，都是遵循着实用主义的原则在“生活”，也就是在“蝇营狗苟”……这哪里还用得着谁去鼓吹？因为这些受到遵循的“务实原则”像是病毒一样，是生命的低级本能，是不需要鼓吹而只需要抑制的。

现代实用主义者为了鼓吹自己的理论，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这是他们理论方式的缺陷。根本原因在于：地道的实用主义者都是受到商业主义支配的！孔方兄的经济决定论迷住了他们的眼睛，这是所谓的“犹太人性格”。实用主义没能摆脱商业主义的性格，习惯用些假惺惺的词句来建立论证。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理论也放在号称公正的唯物主义称盘上称一称？为什么要拐弯抹角地诡辩？还怪别人误解了自己！实用主义因此变得不那么“实用”了。一切带上了“主义”的东西，就变得虚伪起来──要做诚实的人，请先摒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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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不再需要抽象的思辨，空洞追寻“永恒真理”。因为世界，已不再是创业者的世界了，虽然中国正面临历史的三岔路口，但这个时代的中国，不需要乌托邦，需要的只是动员、动员、再动员！我们不是哥伦布，不需要谈论东方的神话，我们是麦哲伦，只要沿着已知的方向前进，仅仅需要探知一条新的航道。

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都在演戏。并把人生看作“精彩的表演”。这是时髦的。这是文明的。这是罪恶的。这是要遭到报应的。人的历史表明，历史过程是多数人模仿少数人的过程，甚至连姓、氏的起源也是这样：起先，只是贵族才有姓氏，后来人民模仿之。如果少数历史人物都是在无耻地演戏，那么多数人民将如何堕落！所以结束戏子统治的时代，必有革命。革命，就是用来自人民和底层的少数佼佼者，作为新的生物贵族，来代替已经腐败的社会贵族。只有这样用生命来更新社会的方法，方能使得革命修成正果。

建立一个新事物，比破坏一个旧事物，艰巨得多，同时，也有趣得多。当然，建设的影响，比破坏的影响，也要持久得多。请看嬴政的血腥建设与文革的始作俑者的一事无成的破坏性！其间的区别，在于道德观念。嬴政好歹算个贵族出身（尽管有人怀疑他是个私生子），而文革的始作俑者不过出身于小经营者（还有回忆录说其父是个高利贷业者，其子最后大量发行不能兑换的印子钱，号称“人民币”，把全体大陆人民都变成了高利贷的借贷者）。而我们知道，出身贫贱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慈善家的；而盘剥高利贷的积习，更会让革命事业完全变质。

（另起一页）

七、孤愤


219

当我们回首“人类历史”的时候，不禁要用一种轻蔑的眼光来斜视之！一万年的历史，不过建立了一堆貌似成就的废墟！且是日暮途穷的废墟！──谁来充任新一届救主？谁能完成“新一轮拯救的使命”？

──“人类根本无法救药。”答曰。

“人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会是一群动物、一群比爬虫更为贪婪的欲火之载体。

在超越人类的眼光看来，也许，人的文明如荒漠。那么，有什么可以叫做光明或“希望”的东西？

尽管我们也像多数人一样学会了自欺，为自己建造了可使自己鼓足勇气活下去的思想或是海市蜃楼；然而海市蜃楼烟云消散、思想的幻象尽失后，留下的岂只是更为彻骨的虚空？

这个真相好似毒鸩的相，使我坐立不安、恍然若失──难道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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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以为发现了“真理”，其实不过是用来填充欲壑的新废品：人们自以为是“善”的，不过是巧取豪夺的辅助手段──假冒为善的人群啊！甚至就连这种对人类的重新发现，也只能是动物的呼号与另一种欲念。我们于是不得不与别人一起蠕动、爬行、生活（尽其可能饰以美味的桂冠，是为了继续蠕动、爬生活！）──却要自视高贵：自视杰出，甚至是最超拔的一个，多么虚伪的人！

人类除非让位给更特别的物种，否则仅凭自己的能力，是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而人类的梦想深度，适足以从反面证明其灾难深度。人类的无梦想状态，又足以证明其僵化及近乎朽灭的停滞状态。是青年的血，使我们渴望创造，这渴望使新文化的曙光，成为可能。我们正在干着自己有时都会对之哑然失笑的“事业”。这事业也许提供人们新的感觉，然而却不能对人性也就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做出什么彻底的改变。如此看来，即使为了自己，人也需要把世界的王位让给更完善的生命。

只有遵循这命运，人才能融化于自然，从而获得永恒的生命。天才的踪迹将成为“人的象征”，因为他们代表了人对新的生命类型的过渡。尽管他们的数量诚如沙中之金，但却是“金沙”。命运珍视“人”，因为金在“沙”中，沙中有金……多数人是沙，少数人是金。对沙的关切超过了金？那是因为，一颗金就可以使一大堆沙土成为金沙，而一大堆沙土却不能使一颗金成为金矿。金，类似于人的完成状态；沙，类似人的未完成状态。

221

这里是七段铭文：

A，人生来去匆匆！一切都川流不息，瞬间万变。没有长驻不移的元首，没有不散的宴席，更没有长青不老的丽人。以“美”而论（撇开其观念性，就算它“是客观存在”）──任何被我们评判为“美的”，都不可能是某一事物，而只是这一事物的瞬间。这是因为，万物都靠着自我否定，才能继续生存。“她浑身都是宝。”这个命题的意思只是说，“她对我而言，现在浑身都是宝。”在这条命运线索上，不可能每一点都美！任何线条都是曲线，而曲线的许多截面，又是十分丑陋的。它们倏忽、飘忽、恍忽──甚至很难被我们的感觉捕捉到，更难刺激起我们神经的兴奋。

B，只有当我们被幻象困住了（尽管并不觉得困扰），并被笼罩在感觉的世界里，从而认定幻觉即为世界的真相时；我们才会看出世界的固定性、确实性甚至永恒性。所谓“幻灭”究竟指什么呢？是指一个人曾经沉浸、陶醉在自己之中，然而自己的破灭，岂能不使附庸之上的固定性、确实性、永恒性，也烟消云散了吗。面对这令人怅惘并深感孤独的景象，绝望感就沛然而生了。这绝望感就是“幻灭”。幻灭，就是从自己之中走了出来。

C，人在“幻灭”中感受的，更接近世界的本相。如，人在幻灭时感到孤独、冷漠，而人生正好孤独、冷漠。幻灭的虚无感，比之实在主义，更接近人在世界中的处境，及其变化莫测的经验。尽管天才的幻灭，并非绝望的产物，而是透视的结果。天才的眼目如此神奇，什么障眼法都蒙蔽不了他，在非人的意景中，他看透一切，看透底蕴，万象在他面前灰飞烟火。

D，现代是一个概念游戏的时代。实证主义者们宣称他们的概念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但只有原始人才会相信概念不是“对事实的陈述”而是“对事实的把握”──而今，概念游戏的奴隶和耽欲者，是“夏日原野上，一朵最后的玫瑰”。

E，现代科学也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游戏的庞然体系。现代科学的各类细目的诞生、扩张，可谓雨后春笋，生机勃然；又如百花争妍，使观者称羡不已……可是这一切的结局与收获呢？学科分立的倾向终将走到尽头，那时，各门学科将发现各自的内容都互相沟通，各自的界限将被打破……甚至分立数千年的“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鸿沟，也会在一天早上突然弥合：作为人的心理活动的产物，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于是，万种学科又将归一，一门系统学问。

F，这大学问以天子为归宿。世间的万象，最后无不涌聚天子之庭，以沟通天、地、人之间的固有隔阂，而且他的神（“功能”）就是万物的宗主。任何学术如不上溯天子，就难称完全；天子，于是成为人的性命之核。他来临，一切变质，学术又岂能独外？天子作为基因，必化合几百年间学术的有机结构，不明白这至贵情理者，又何足以谈人生的境界？

G，中国的精神内含这至贵要素。为什么中国的文化灰尘已经积累到如此腐败的地步，而中国仍能延续下来？因为中国还有天子的激励。天子是永久有效的复活剂，也是周期性勃发的生命力。以此，未来统一世界的权能，将是东西方文化的混合体：它的头脑及中枢神经类似中国的天子，它的身躯及应用系统类似是西方的文明。

222

现代社会的紊乱、骚动、文化失调及种种刺耳的叫嚣，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及源远流长的曲线。正如生命，社会与文化也有一定的“年龄征候”，不同年龄会有不同的征候。尽管，由于迄今为止的文明还十分稚弱，所以我们还不具备充分的经验来鉴别社会、文化的“年轮”……毫无疑问，现代的世界的千奇百怪，只是某种“年轮”的体现，而不可能是不变的终局。所以，现在流行的代议制民主必衰，楚楚动人的西方思想文化必亡──剩下的，只不过时间问题。

223

人的来源迄今为止仍是神秘的，但凡千万年的演变，使得人们占有权力、支配他人的冲动，已经成为生存发展的基本模式。这不断的转换，形成历史生活的基本旋律。而过度膨胀的权力感，则是现代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要消除现代灾难，唯一的药方就是降低权力感在全文化中的比重。而实现此一救赎的唯一道路，是一个空前有力的全球世界权力核心的兴起，它以其全球性使命，消除权力感造成的世界性紧张状态。

在现代世界的普遍混乱中，将产生吞没一切的漩涡（此谓“否极”），它不负荷阿提拉、成吉思汗、列宁同志的“无情破坏”，而是秘藏秦始皇、恺撒、阿育王、穆罕默德同志的“重新组合”。一切主权国家的“私权”，将付之一炬，超级权力中心，将带来强制性的世界和平。

224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古老的预言再次应验！它的现代文本说，“强者，莫不由舍命夺权的冲动而臻至其强；弱者，莫不由享受权力的奢侈而沉沦于弱……权力的罪恶性质，即在于“享受”，而不在于“争夺”。

在上述意义看，“进步”又何尝不是“衰落”？人们常常指着这个说“这是进步”。时而又指着那个说，“这是进步”。他们说错了没有？往往没有，他们的这类说法往往是其来有自的。只是他们太拘泥自己的经验，过分囿于当世之人所共有的某些感受，以致把这些感受当作客观的事实。“衰落”，也是如此。“进步”与“衰落”不仅格格不入，也是互相通融的。它们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甚而相辅相成！

透视一下历史过程，就可以明白：在“衰落”过程中，往往拥塞着许多“进步”，而“进步”的大量涌现，却也不能阻止“衰落”进程。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我们有勇气承认的话，正是某些“进步”加剧并深化了整体的“衰落”！充满恐怖色彩的真相，使现代人分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的人主张，为减缓衰落的过程而取消关于进步的幻想，这是保守主义者；另一阵营的人主张，为进步的实惠而置衰落于不顾，他们称有关衰落的论述，为最大的思想骗局，这是自由主义者……在这场关系到世界命运的厮杀中，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边，因为中国现有的条件，还轮不到对此做出选择。

但有一点是异常清晰的：“进步”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东西。它是一座冰山，有一天洋洋自得的“占领者”将突然发现，这冰山正在足下消融，从而使一切建树的基础宣告崩溃时，他们该多么惊惶！而如果事前看清“进步”的冰山性质，并在心理上做好应变的准备，就不会被恐惧和绝望所击溃？还是相反被恐惧压迫得更久？

225

衰落既是不可避免的宿命，那我们为何要悲观绝望？要知道，衰落之后，将继之以复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衰落有衰落的趣味，这是生活在盛世的人们，体会不到的。对他们来说，足下的土地多么实在，而望洋兴叹是空洞的。

“进步”何尝不是“衰落”？“衰落”何尝不是“进步”？只要“衰落”在深化，我们就可以说，“瞧！进步并未停止！”──这无异说，在进步中，既有吉，也有凶；进步者，既是善果，也是恶报。

226

在互为因果的意义上，人类可以被区分为“幻想的人”与“生活的人”。而这两组人物之间的对立，则是永恒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

幻想者，是阳的化身；生活者，是阴的形骸。所以，在他们之间永久的对垒与战争中，也有着永久的交媾与调和！幻想者，多是处在主动的、攻击性的、支配性的地方；生活者，多是被动的、接受挑战的、最终要遭到支配的……

幻想者是精神人物，是创造世界的工匠；生活者是两足动物，是创造世界的材料。工匠，并不是耽于梦想而拒绝行动的懒蛋，他的幻想是在求得生命的更高值。

幻想者，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观念的制造者”，一是“运动的推进者”。前者是哲学家、思想家、诗人、音乐家，不是讨好观众的叫花子，不是欺世盗名的大祭司；而是驱使生活者投入运动的精神奴隶主。后者是政治、军事、世界战略上的征服者。他们的征服，服从于更高的目的：将生活者淹没在新精神、新天命的役使。所以，他们的肉体征服是实现精神征服的步骤。

幻想者的两大类型，统一为拓荒者与收获者的兼容并蓄于一身。幻想者并不是生活者所臆想的那样，是苍白无力的、缺乏生活能力的。恰恰相反，幻想者比生活者更重视力度，更珍爱力量，更懂得施展力度、力量于世界的要害，更注重提升生命的能力。

生活者，是生命的消费者，他们的根性把生命本身，当作寻欢作乐的工具。他们对生命的功能，是纯然消极的。幻想者，是生命的培殖者，他们的根性把生命的再生，置于首位；他们恶狠狠地对待自己和他者，仿佛乐于践踏生命，并以生命的敌视者与毁坏者而自豪……但实际上，他们才算理解了生命，并把生命的火焰刺激得发狂。生活者，在物质上延续种族。

幻想者，在精神上发育种族。生活者，在物质上繁荣社会。幻想者，在文化上支配社会。二者都是不可偏废的。幻想者不事生产，因为他们是文化的灵魂、社会的中枢；“劳心者”、“劳力者”──这也是古人对幻想者与生活者的某种阶级化的因而是不太确切的称呼。我们的幻想者还包括柏拉图所谓的“卫国者”，哲学王则是他们的天然首领。无疑，精神上的创制，要比肉体的寻欢作乐，更能满足幻想者。因为他容易受到观念的激励；不易感到官能的诱惑。他们的想象力太丰富、感受力过强，官能的快乐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只是徒然使他们感到人生的空虚。于是，他们便起来创造，起来征服，起来创造性地征服，起来征服性地创造……

这样的天才，必然会创造新生活；如此天才的活动，就是向善的运动。所谓天才，也就是那些在其基因中即已蕴藏了逼使他创新的人。能否表现为成功的天才？当然需要得力于他与环境的互动，但先天的因素却是第一位的。如其命运不佳，失败必矣，默默死去而不为后人后世所知，尽管如此，天才的基因也无法因环境不利而改变，因为“天才”的含义与“变色龙”是正好相反的。他的本能冲动，就是对环境的厌恶，并要自己创造新环境；他的本能冲动追求崇高、不朽，无法满足于平凡的生存，对超越物质形式的生活，才感兴趣。这种本能冲动及其意向如此强烈，它的极端形式就是抵抗生命本身！他的全部生存史，可以归结为，“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就是不断的向善？

227

英国人伯兰特·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年）说，“建立一种哲学，能应付那些陶醉于权能几乎无限度这个前景的人，同时也能应付无权者的心灰意懒，是当代最迫切的任务。”其实，这样的任务基督教神学早就完成了；但当代世界真的需要这样的哲学吗？当代人需要的是官能的刺激和疯狂的自恋癖，就像罗素本人一样！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所描述的那种既承认“神”的最高主宰地位，又予人类行动以积极肯定的哲学，已经被西方社会给唾弃了。因为这是自相矛盾的，是言不由衷的，是虚伪透顶的。

伦理与政治并不同一。为什么？伦理，是教化，施之于民者也；政治，是心术，存之于治人者也。这两者并非无所间隔，而治人者受统治欲所驱又岂能遵循伦理？至于小民，则不得不成为伦理的恭顺仆人！否则，他们就将作为社会的垃圾，就像遭到遗弃的美国黑人那样。小民的伦理与治人的政治，都只是那个政治（即“社会的治理”）的一部分，小民的伦理，促进社会和谐的意义上，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治人的政治。

现代僭主政治（其中尤以托洛斯基主义在亚洲的变种最明显──文革的“继续革命”），由于其理论脱离实际的虚伪性，在治国方面无所措手足，结果，只能经常抓住一个外部的假设敌人为对象，来加强内部压力。我们应该感谢命运：没有抛弃中国；而是借用来自西方的残酷活力（“西方的真理”），把中国人从一千年的腐败堕落中抽打出来。因为中国缺失了欧洲的中世纪一千年的所谓黑暗！新一代中国革命的再出发者们──将为中国的复兴，培植无情的但负责的伦理观。惟其无情，方能负责；惟其负责，方能无情。

中国为适应现代秩序，已经付出极为可观的代价，在世界史上都堪称空前。这种绝境下的努力，将化为中国民族再进军的强劲动力，只有再出发、再进军，方能把中国的命运，推上一条新路。让我们抛弃过去的美德，让我们面对凶恶的海洋，中国革命，不仅要承受过去的“罪”──也会化育未来的“孽”！

第一卷第三章

八、天神的阴谋

228

天神预先培育“善”，以便为“恶”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否则，“恶”会因为受不了饥饿的困扰，而趋于消亡了？既然是天神，就不会这么不仁慈的；天神既需要善，也需要恶：以作为世界的两极。

天神，既“造善”又“作恶”：他为作恶而造善，又为表彰善而纵容恶……这就是“正义”的原始含义？

人们都称颂“爱”的伟大（因为它激发了人们的生活本能和生活热情）；但似乎忘了“恨”比“爱”更有力。“爱”固可充实生活，使生命盎然、饱满。但唯独“恨”，才赋予生活以意志的坚韧。“爱”给生活以轻柔的玫瑰色和梦一般迷人的幻觉，“恨”却使生活变成庄严弥撒。

“爱”不需要连贯，可以不要因果性，结果沦为杂乱无章的“意识流”：“恨”却具史诗般的结构，具有雄浑的气息、夸父式的献身精神。所以“复仇”成为人类情感中最强力的一种。正是它，促使许多民族从极度衰弱中奋然崛起。而“爱”呢？只不过使一个民族走向孱弱。或说，是一个民族在走向孱弱的过程中，必定要表现出他们的爱之心理病症。

若是失了“恨”，生活将成为没有盐的空虚。──这是悲观主义者的真理。是“恨”，使他们对人性的痛苦有了推卸的去处。他们把属于人性的苦难，归在他们“恨的事物”上，就像命运把世界的罪，都归在救世主身上。对乐观主义者，“爱”的作用也是一样。他若失去了他的“爱”，等于走向毁灭，所以他极力制作有关“爱”的幻梦。

悲观主义者，若失去顽冥不化的“恨”，就临到虚无的深渊，并开始下滑进入自杀的山麓……为了活得有力，无论如何也要学会“恨”！为了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无论如何也要能够找到足够“恨”上一辈子的对象！使自己的一生不要迷失方向！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可惜人们对此殊少认识。

229

尽管，一切道德信条都异口同声地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但哪一位道学先生敢于否定“复仇”的神圣性？没有。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而复仇，就是最正当的防卫！因为“复仇”（它的底里就是那普遍的“恨”；“复仇”不过是“恨”的合理乔饰。一切“恨”都以“复仇”为借口，以强化自己、软化敌人）是深入人心的本能。只有佛陀、耶稣等伟大超人才具有否定它的资格。但耶稣献身十字架本身，不也是对法利赛人的末世统治所进行的强烈抗议吗？这抗议中有刻骨的憎恨，尽管他出于“神子”的口，而讲了一些相反的充满怜爱的话。

230

对自己人的爱和对异己者的恨，这两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不同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答案，何须统一。

“爱意味着平等。”但是，平等却不能等于爱。爱的基础是互补，而不是平等。尽管世界上有两种爱，但它们都与“平等”无缘：

第一种是向下的、俯视的。它开始于同情、怜悯；诗人叫它“怜爱”。

第二种是向上的、仰视的。它开始于尊重、崇拜；诗人叫它“敬爱”。

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压迫感的变形。

压迫者、充满自傲和扩张感的心灵，易于产生第一种爱，即俯视的怜爱。它给人宁谧的享受，使人变得深沉起来。它有助于证明优越感。它在冷静中倾向于自制，对他人的施舍肯定了自己的价值。要知道，无论怎样充满自信的心灵，总有空虚衰弱、自我怀疑的时刻！所以任何心灵都需要不断的自我肯定。这是“政治家的爱”，是需要巩固新近胜利的爱。

受压迫者、受到自卑感控制的心灵，易于产生第二种爱，即仰视的敬爱。它给人升华的感觉，使人进入想象的幻境，将事物没有的丽质奉献给它，又反过来希望受到它的保佑。要知道，这有关解放的幻想多么刺眼！对它的憧憬，是人的头等动力。这是“艺术家的爱”，是一切自觉缺陷者的爱。

231

社会，不论处在何种“制度”、“意识形态”、“道德系统”、“文化色彩”、“时代风尚”的笼罩下，总是“充满罪恶”。至少，从布道家和纯洁派的观点来看，只能如此。否则，还有什么“社会生活”之可言呢？

于是，请把一切个人的哀愁、血泪、愤恨、心绞、肠断之类，都抛到一边去！只有当你投入一个更大更持久的存在中，你，才可能纯洁起来。

（另起一页）


九、西方升起的太阳


232


“太阳从西方升起”？是的！总有一天，太阳会从西方冉冉升起，以其独特的形态、奇异的光芒、神秘的微笑、盖世的功德，临在世界！

否则，这句盖世咒语，岂不成了一句谎言？因为人们所赌咒的“除非太阳从西方升起”时发誓不干的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都被许许多多的家伙毫不犹豫地一一做下了。所以，必定有一天，新的太阳将以出人意表的姿态、惊世骇俗的形势，显现天罚，引世界进入全新的纪元──它将不偏不倚正好从西方升起，作为对世人玩世不恭行为的回答。这残酷无情的报复，是“历史的报应”！是“在循环中求得巨大无匹的新生”。

作为秘密的坚信者，我们期待一切都会获得公正的报复。直接的没有，间接的也会有。即刻的没有，明天也会有。此地没有，他处也会有。这种角度的没有，别种角度的也会有！难道命运会让它一再应许的事物，没有一显身手的机会就付诸东流吗？大约不会吧？难道命运会扼杀天子吗？大概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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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泪无声，但并不因此就失去血泪的功能。

无政府状态，也未尝不是有益的，特别是在文明初生而尚未普及广大的旷野时，无政府状态，会给冒险家提供天然的刺激，然后有利文明的普及；只是在世界普遍文明化以后，随着生存空间的争夺战日益严酷，无政府状态就成了万恶之源，它只能带来自杀性的破坏，因为破坏的对象已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内部的同质量者。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应以断然无情的手段，结束无政府状态。以便在整个文明世界，建立统一有效的秩序。

如此看来，进入历史之天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无我。只有达到无我之境，才能透过尘世的迷离，看到真灼的太极，感悟相对的恩泽。人们蔽于我而不知天，把主观的臆想予以客观化；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了。这就造成人间如许的“不义”与“痛苦”。因为我们深信，只有相对的信徒，方能消灭不义，消除不可忍耐的痛苦。要达到纯粹的、绝对的无我，可能吗？除非那意味着个体生命的结束？可是我们知道什么？为达到“无我”而自取灭亡？不论这崇高的理想在表面看来如何美丽（因为世间缺少它），实际上仍是“我”的冲动与体现啊！我们要求的仅是精神上的无我？这种无我必会高出凡类、达到“灵界”？


234


缺乏无我的精神，连对历史的评价也流于虚伪不真。历史作为后世的评价，又怎能免其孤陋？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比人略高一筹的生物，看待人类岂不像是人类看待恐龙？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评价──尽管是可怜的评价。这种生物性的评价，除了对其自身的生活有所助益外，基本上是虚伪不真的。而为了维护自身的生物性需要而动员起来的虚伪，为什么不能成为真理？人类所谓的真理，由全能全知的天神视之，岂能不是拙劣的赝品？

历史的评价也是这样。成败不足以论英雄。难道历史的“定评”就足以论英雄吗？历史虽然由胜利者撰写，然而一切定评，仅仅适合于写作它们的群体，而这些群体又只是注定要朽灭的泡沫。

宇宙寂灭了，世界空虚了。只有尽头的黑暗与不停息的风……命运啊，你在哪里？一切的一切，都在这终极的、必然的善面前，静默融合，并获取新生？


235


人生与历史，其实际达到的目的，并不是任何一种伦理学预先规定的那个目的！

人生有目的吗？答案似乎只能是：深不可测。

A，人人各有其生活目标，歧异状况令人困惑，所以说“人类要有共同的目的”，那才是天方夜谭。“我要生存”这个目的，并不能团结人类，只能使人们自相残杀。

B，每个人的生活目标，随其死亡终不免落空。即使一度达到，最终也是徒劳。

综合上述两点，可以说“人生没有目的，只有一厢情愿”。至于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生目的”──那该是“神的工作”，并永远包藏在天神的秘密中。

在宇宙尽头没有来到之前，人生的目的难以显明；结果，人只能以自己臆度的理由，强行理解无人知晓的“命运”。这更确凿证实了，没有人能够知道人生的目的及人生的去向，除非他说的只是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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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远观：“背景”就是一切。“来历”几乎决定一切。对个人而言，有两种“来历”：生物遗传的来历与社会环境、机遇、条件、时代等等的来历。

对民族来说，也有两种“来历”：种族的来历（生物物种意义上的分化）和地理（自然地理和社会地理；社会地理又包括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如，与某几个文化实体过从甚密）的来历。

这些“大背景”决定了一切、垄断了一切，其余都不过是它的偶尔表现或注定了的形式……这是一种“相对的决定论”？由此观之，改造，有时比创造更难……它受到的掣肘与限制，何其多哉！所以，改革比革命，成功的概率更加微小。因为“改造”，意味必须遵循或至少承认某些业已僵死的前提。这些前提此刻已经豪无价值可言，完全堕落成生命的敌人。作为创造者，可以完全不顾它们，完全撇开它们去铺开自己的世界……但对改造者这却不行，他不得不在它们构成的狭窄圈子中活动。他的这些改造活动，从根本上说不会有长远的功效……于是他不得不陷在两面受气和两线作战的“进退维谷”之中。

“我宁愿献身给一个强人；不愿接受一个弱者的献身。我宁愿革命也不愿改革。”──但愿这成为新的中国民族的最高伦理！

（另起一单页）


第四章 弱者的力量

（另起一页）


一、人的三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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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第一重天是“动物”，第二重天是“人”，第三重天是“思想者”（而不是亵渎者所说的“神”）。第三重天，是从第一重天和第二重天的演进而来……因此，人甚至在思想上也喜爱使用官能的解脱手段。只有当官能不幸被阻甚且招致灾难时，人才会转而采取心理的解脱。

心理的解脱比官能的解脱较为空灵，因而较少招致物议或抵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仅仅“属于自我”的。有趣的是，这种“自我色彩”极浓厚的心理解脱，反而传布极广，其影响经常超过了官能的解脱。特别是当它采用宗教或艺术的表现形式，有时，它甚至很深地支配着官能的解脱，虽然它无法取代后者，但也可以改变后者的形式、色彩、方向等等。

心理上的解脱，受到社会压制的限制。生物上的解脱，受到物理压制的限制。社会上的解脱，受到生物压制的限制。即使有更高的解脱，就还有更根本意义的压制，在等着它！这就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38


原始的拜物教，信仰万物有灵，它认为人是靠着图腾动物的力量活着的，它把人的存在全然客观化了，并追溯到一些强大、朦胧、神秘的客体上。

现代的拜物教，也产生了类似的幻觉。尽管它放弃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但却捡起了“物质万灵”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压制下，人成了某种异己力量的附属物，生存的条件成为生存的主宰。其实，人并不是那种可传而不可受，可思而不可即的“物质”，从根本上说，人生也并不依赖“物质”。对人的生活而言，实在的、有意义的、可感觉的物质──是神授的、不需要自己努力获得的。而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的东西，却无一是必须的！所以，世界上并不存在“人是否依赖物质”这个荒诞的、不存在的问题。


239


“人，是会死的！”这是多么令人震骇的事实。

尽管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事实，并以各种态度接受并至少默认了这事实。

但当我们沉静下来凝思默想，这事实就会激发一阵阴霾似的观念，令人窒息。当你感受并认识到这一点时，“英雄时代”就开始了，心理上的恐慌反应发生了。仿佛一只野猫在心目中乱抓乱挠，它把剧烈的震颤、极度的绝望，扩散到每一根神经和每一条血管、使人脸色惨白、眼目失神。这不就是屈原所谓的“肠一日而九回”？但要比那更深刻，因为这不是由于人间事务的压力，因而无法排遣！一切可见的东西都不能救你！一切人间势力都不能救你！一切人都不能救你！甚至连天神也不会来救你！生命的动机瓦解了！


240


人的原始冲动本来只有一种：占有。创造的冲动，是在占有的冲动受阻以后，才开始发生的。这一点可以很好地说明，何以在秩序和法律的镇压下，人们的占有冲动受阻之后，文化作为创造冲动的产品，才成为可能。新文化的行动者，应该迫使人们的占有冲动，转化为创造冲动。

在当前礼崩乐坏、秩序解体的社会现实中，占有冲动已经畅通无阻，这当然削弱创造冲动，且互相冲突的占有冲动将破坏许多人间事物。我们称这种社会态势为“灾难临头”。只有新国家的“议礼、制度、考文”，即建立强力的新秩序，人群的占有冲动才能被有效地转化为创造。与生俱来的占有冲动不是被消灭，而是转变发泄方向。新的历史进程，占有冲动合理化，即按某种规则（体力的、智力的竞技规则……）来平分秋色。如此看来，占有冲动大致两种去向：

A，尽量发泄从而互相抵消；

B，被法律或强力所扼止，转向创造冲动。

我们发现，人的创造冲动及其文化，起源于占有冲动以及为了规范它而设立的法治（或曰国家）。国家的发育是一轮一轮的，其中相隔不断爆发的占有疯狂；文化的发育也是一轮一轮，文化创造期即将由于缺乏占有的刺激而逐渐虚脱……以致它的文化成品（作为占有冲动的变形），被新的占有冲动的疯狂冲毁。所以文化的发育只能一轮一轮，而无法不断发展。

人的文化之所以给人以“不断发展”的印象，是由于它的继承性；但并不能由此印象得出“不断”的结论。对原始人，文化是奢侈品，而不是生活目的，尽管到了今天，文化已成为我们生活的有机部分。创造性的方向性，使其在表现形式方面，似乎富于变化。任何创造性，都为某种需要而发，为弥补某种缺憾……而无目的性及方向性（因而不可能有“用途”）的创造，则无法体现“建设性”。创造行动必有“动”的性质，所以，缺乏建设性（目的性及方向性的创造行动，必有强烈的破坏性。而在任何创造中，其建设性与破坏性的比例又互相消长：建设性强则破坏性弱，破坏性强则建设性弱；其根本的制动机枢，全在这创造性的方向性如何。任何创造行为，只要它的方向性鲜明，不论它所造成的后果如何惨烈，都可以视为长期建设。反之亦然。

我们在此，不过是陈述了一件“冷酷的生命事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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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能有两种：个体的生存与种族的延续。如求生与繁殖，自保与扩张……前者属于纯生物界，后者则导致观念界的诞生……在许多情境下，这两种本能相通，但更多的情境下，这两者区别：“求维持”及“求发展”。“求维持”较单纯，“求发展”较复杂。生命的发展不仅呈现在空间，还呈现在时间；不仅体现物质的因素，还体现精神的因素。

“求维持”支配所有的物种，从蚂蚁到人，没有根本的差别；所有的动物为维持生命，采取的步骤也呈现惊人的一致，它们都能在难以想象的恶劣条件下坚忍地苟延残喘，以惰性或者冲动，分别像狗熊或者英雄一样活着。

“求发展”则在各物种之间体现不同：愈低等的动物，它们身上的这种特性愈弱，许多昆虫综其一生，似乎都是为了准备在临死前，进行一次绝望的播种，这种描述特别适应那些不能越冬的植物和动物，它们的生殖活动大都属于被动的。相反，愈高等的动物，其生活中这类垂死挣扎式的交配就愈不重要，它的身上，扩张中的本能如此强大，因此获得各种形式的体现，其绚烂的状态，足以使它的生活变得主动……


242


动物的高等、低等之分，其生殖量及生殖的频率显然可以作为一个可靠的标准：其繁殖量（生殖量加生殖频率）与其等级之高低，成反比，繁殖量愈大的，等级愈低，因为低等动物为保持自身的种族延续，就必须用数量弥补质量的不足，尽可能大地占领自然提供的任何一点生存空间，以扩大种族延续的机会。而高等动物（尤其是哺乳类中的肉食动物）则没有此种被淘汰的恐惧，而过多的繁殖量反倒使它们因为“人口爆炸”而失去数量平衡，导致种族内部的危机。所以不难看出，越高等的动物，其用于直接生殖方面及生殖准备活动方面的精力，就越少。这并不说明高等动物“求维持”的本能弱，只说明它“求发展”的本能强。高等动物的“性欲分化”使它得以实现某种社会群体的文化形态。人作为高级动物、两脚兽、无翅禽，性欲分化得最严重，求占有的欲望，求创造的欲望（包括“求美欲”及其外延“求知欲”）作为间接的情欲，使人的性活动有强烈的返祖现象，即向低等动物特征的退化，甚至，比低等动物为性生活做准备的时间更长。因为人的性活动之无时限，虽然类似鼠类，但是其频率，却是由文化决定的。如果仅就人的某一文化集团（如民族等）内部而言，显然还是“性欲分化越大的”，即平常用于性交的精力愈少，其能力与智慧才是越高。如贤明的君主，很少淫欲无度的，因为他的性欲已经深入分化了，分化为形形色色的欲望。而只有出身卑贱的乱世僭主，才由于缺乏分化的低级状态，而饥不择食。

在人类中，“求发展”本能更强的人，当然达不到性交的高记录，而且可能记录很低，这是由于他的性本能已经得到充分的分化。而性本能愈强者，性功能在他身上分化的程度也可能愈深。人的性生活，就如此不同于动物的性活动，因为其主要目的已经不在生殖，而在文化。人就是这样，把许多文化特产，附加在性的活动上，使之赏心悦目，直到把性的活动变为文化活动。所以，人的性活动中的心理因素，经常强过生理因素。性本能更强烈的人，其心理因素也就远胜于生理因素。这种人的性本能要求，难以用动物式的交配来满足。否则，他的身体又如何满足他的意志！


243


随着文明的积累，总趋势是，人用于谋生与生殖方面的精力，日益减少。其余的精力日益转向文化性的性活动方面。而性本能的分化得最显著的人们，以发展精神为更高的职志，不像是群众那样消极地享有文化，仿佛动物们享有食物。例如，群众无法从事任何创造工作，甚至连创造性地理解也不会，因为一切真正的理解与欣赏，都必然是创造性的，尽管不一定都是独创性的。所以，群众以他们的方式，“正确地”称文化为“精神食粮”，而不视将为伟大的诱饵、探险的奖赏……

毫无疑问的是，越伟大的创造性天才，其精力耗费在“间接性欲”上的越多。所以，他能创造经久不息的事业。耗费在“直接性欲”和动物生存方面的精力越少，他就越显得古怪并不近人情。可笑的是，正是这批人创造了人的文明。多数人于是用矛盾的心情看他们，既恨他们与自己不同（这多是从近处），又爱他们带来的兴奋剂（这多是从远处）。所以，他们活着时，多数人迫害他们，他们死后才受到多数人的顶礼膜拜如天神。

伟人预示着人类的未来？若然，则人的未来，性本能将进一步分化。甚至连人民群众的性欲分化也会出现，不再像是二十世纪的人类，在西方裸体文明的利欲熏心下，所发生的返祖趋向。

（另起一页）


二、佛教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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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精神，要比人的肉体具有更大的适应力、更大的可塑性。我们的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崇拜强权、仰慕成功、追求实力（在自由社会即商业社会，这主要体现为财富）……它锱铢必较地渴慕形形色色的“现实”。精神的活力，与它的可塑性成正比。

为什么许多文明民族的精神，都失去了光泽；而一些半开化民族的精神却大放异彩？因为后者还没有被驯化，且很少系统地“调教”过，所以没有机会失去它的活泼与好奇；而前者，却已经受到文明习惯的强奸，被弄得心身交瘁、死气沉沉。光有精神的可塑性还不够，可塑性还只是一种被动的能力。想象之翼，才是进一步的精神活力。想象力，是飞腾在“现实”前面的精灵，而不是紧随在“现实”后面的仆役。

对精神人物，安贫乐道并不意味牺牲或自我放逐；相反，是占有，是放肆的劫夺，因为，“安贫”虽被目为牺牲与自我放逐，但“乐道”却是占有，是放肆的劫夺。只是，乐道者的劫夺对象已经不再是人或自然；而是“命运”、是宇宙的本质。乐道者的劫夺方式，是皈依、顺服。乐道者以无比的虔诚，潜入宇宙的本质、绝对的精神、无边的智慧海──以实施其占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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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某种的解释，吃了禁果就犯了大罪：因为劫夺了上帝的财富。对强盗，命运肯予宽恕，对天才，反而毫不容情。所以命运借用罗马总督和犹太人民的手，放走了强盗巴巴拉，却活活钉死了人类的救主。在但丁的《神曲》中，古代的圣哲，会受到比耶稣更大的刑罚，和更难理解的事后审判。在我们看来，安贫乐道者并非和平的鸽子；安贫乐道者把战场移位了，通过变换自己的战争对象、战争方式：安贫乐道者们的欲望矛头，从空间的征服，转向时间的征服。

由此不难对权力感做出以下几个分析：

A，人的潜在精力之得以发挥强度，与他感受到的权力感的强度，有天然的正比例，所以越是自觉成功的人，就越有干劲。而激发权力感的那个实际诱惑，对不同的个体甚至对同一个体的不同时刻，却又是不尽一致的。例如，你要“检验”一个人的权力感（其大小多少与雅俗高低）吗？试看他的精力去向，试看他对自身精力去向的满意度。

B，责任感，是反抗压制的扩张形式。也就是说，是扩张的冲动，把被压迫者的反抗压制，变成提供社会保护的统治形式。这统治形式，就是责任感。

C，天意，是少数人感到的命运，所以天意只向这些负责推动历史的少数人，才显露出来。而这些少数人的精华又往往凝聚在一个人身上，天意选择他做中介，由他负责天意与少数人之间的联络工作。于是他知道了天意，但必须保持缄默，背负这令人激动的负荷。如果他过早泄露了，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在行动领域的失败。但有人却命中注定要付这个代价，以便为后来的行动家们提供指南。于是，历史之轮依靠他的润滑又缓缓前移了。

D，只有海浪之巅，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线。使高水浪向低水浪看齐，绝不可能拔高那低水浪。因为高者，只能是极少数，而低者却无数。所以，只有堕落的、趋向死亡的社会，才鼓吹平等。而伴随平等社会出现的，除了巨大的萧条，还能有什么！人造的平等，不过是强权的结果罢了。中国历史证明，皇权越是专断强大，万民在皇权下就越平等，社会也就越僵化，越充满死灰，文化创造力也就越趋于低潮。


246


为什么有的号称思想家的家伙，要怀着对于社会苦难的深深畏惧？

我再次阅读康南海的《大同书》（第一次看它的节录，是在我十九岁的时候），更加发现这种畏惧已经构成此书的基调。趋利避害，趋利避害，趋利避害……这位琐屑无聊的“佛教共产主义传教士”，不惮其烦地说了些毫无创意的炉边夜话，催眠大众的梦呓。结果，他比欧洲的共产主义使徒们还要“好”，南海老人变成俨然是个“佛教─婆罗门教的人道主义者，甚至兽道主义、鸟道主义者”！但这位鸟道主义者的历史理想却是萎缩的；而他的欲念也完全是物质的、现世的。难怪他的隔夜子弟，竟然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

康有为所谓的“大同”包括两个内容，一为博爱、一为极乐。他的博爱是空洞消极的，他的极乐是腐化堕落的。


247


要知道，“人类”并不存在。实际存在的，只是一群群的人，除非“当全人类面临一个共同的生存威胁时”，“人类”的概念才有实际意义。而这个时辰，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个时辰一旦出现，全球性世界国家的影子，就将成为现实。南海老人的全部骗术，就明显地建立在关于“人类幸福”的虚幻的沙滩上。他哪里拥有生物学的眼光，他的观念完全无助于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最大危机：生态危机。

当代“兵由此起”的危机，是由于各种族、各民族国家、各利益集团之间疯狂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所激发──故偃兵世界者，天子之明命。


248


要创造就必须有所牺牲。“人的权利”在“全球需要”面前是多么苍白啊。正如“鸟兽的权利”、“昆虫的权利”、“植物的权利”，只是某种“社会心情的投射”，或是作为争取自身权利的口实。

人生是为什么？是为了谋取更大利益而做出的某种牺牲。既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么圣人的命运，就是勇敢地承认“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叔本华这位“欧洲最早的佛教徒”，视人生为逃避：所谓在环形跑道上从一个清凉地点到另一个清凉地点的亡命。但这个虚伪的家伙却不能首尾一贯地解释，人何以不能停留在某一个清凉地点上，享受人生？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像他那样充满内心焦虑的。相反，除了极少数人以外的最大多数人，都是以享受清凉地点上的清福为自己堕落的起点的。人们把“稳定的职业”、“稳定的生活”当作“幸福”的别名。这也突出地表明，英国人边沁所说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与历史的发展（在环形跑道上勇往直前）毫无关系的清凉地点上的困死。


249


对极少数负责推动历史的人来说，人生当然不是被动地受制于“环境”、“条件”的，而给予他们最大压力的，并不是环形跑道上的炎热，而是迫使自己不断向前（常常是对自己的幸福绝对不利的向前）的自身机能。是他灸热的机能把自己从这里驱赶到那里：“我被命运从一个港口扔到另一个港口，就像你被命运从一个女人的床上扔到另一个女人的床上”……这是因为，基于生理机能的欲望，是有限的、周期的，所以人生的跑道，才成为环形的！

因为“意志”本身是受机能牵引的傀儡，所以意志无法指挥意志，除非它通过机能的中介，即通过制造一种外部形势的方法，来说服内部的不同意见。

如此看来，人人都是身体机能的仆役。伟大者与渺小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具有不同的机能。而身体机能本身，又是天赐的遗传、无法选择的环境。人在特定环境下，最能发挥自身机能（而非他人愿望）的选择，往往就只有这一种。既然上如此非此莫属的选择，那还算什么选择？！如果你的“选择”失败了，那么说明你命该如此，“天仁我，非战之罪也。”（项羽的遗嘱）而前此的形势，甚至禁止了你的“改宗”！“如果我们战败了，愿上帝能饶恕我们。”──当英国一九三九年向德国宣战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的二号首领戈林这样说。但命运不会饶恕他们，因为命运需要残酷的惩罚，来使“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如此看来，人所能做到的，横竖只是发扬自己的机能，或是扬长或是避短，以成全自己的机能。这就是叔本华这位佛教狂所要告诉我们的？


250


叔本华认为“生活意志”有两个基本的目的，一个是生存，一个是生殖。

生存的较高形式，是争取权力；生殖的较高形式，是爱情的专一、对异性的独占。而按照尼采的理解，权力要求与独占追求的最高形式则是“献身”，是俯视，这体现对世界的终极征服。

“意志是对身体的先天认识，身体是对意志的后天认识。”这句话的通读，花费我整整两个钟头，尽管在此之前的两年就已经读过，但一直无法理解。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浅一些的一层，不妨说成：“意志对身体的认识，是先天的；所以意志状态是对身体状态的适应。身体对意志的认识，是后天的；所以身体状态是对意志状态的延伸。”而这两种认识都是基于内在关联，即在自我范围内达成认识。对外物，包括对别人甚至对最亲密的友人，主体也无法通过自己的意志直接认识，即使身体借助于理智，也无法认识他人的意志。意志对身体的认识，不必借助于理智（理智只能用于外观即对外物的考察），而是通过体验；因为体验是“内线作战”，而理智分析下的意志对身体的认识，只能是“外线作战”。意志对身体的先天认识，并不能支配身体。

身体对意志的认识，则是后天的，其表现为：

A，身体是借助理智，才发现了意志本身；否则，它会听凭意志摆布而不知所以然。

B，身体是借助理智，才发现意志对身体的认识（即意志对身体的天然适应）是与生俱来，因而是先天的。如果身体不是借助理智发现了意志的奥妙，那么意志对身体的先天认识和与生俱来的支配，就无法被身体发现。

以上为其浅层含义。

那深一层的意思则表现在语法上：

意志是什么？是理智对身体的一种认识。换言之，意志不能直接认识与支配外物，而必须透过身体。这也表明意志对身体的依赖。

身体是什么？不过是意志的一种延伸罢了。所以，可以通过对身体的打击来砥砺意志、加强意志，潜移默化以改变意志。

另方面，生命（即人或别的身体）的一生，就是不断在对意志的认识过程中。人的一生，是不断为认识（最终的认识就是“行”）意志，或者叫做顺从意志、满足意志，即达到意志的目标，而奋斗的过程。身体对意志的此种认识表现为：一，为“生存的欲望”（叔本华氏称之为“意志”）而刻苦谋生；二，为“争权夺利的意志”而顽强奋斗，其顽强的程度常常危害到自身的福利；三，为实现“献身的精神”（这是最顽强也即最变态的强权意志），甚至慷慨赴死，其激发生命可以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身体是对意志的后天认识”，身体可以抽象为：一种不断实践的对于意志的认识，在此意义上，人不能一分一秒没有意志，旧的意志消失，新的意志起来；旧意志的抛弃，是由于新的认识，而不是旧意志本身的自我扬弃。如果有一天，某人决定放弃旧的意志，那就是他在此之前，已经产生了一个新意志，诚如叔本华所说，“只有支配行为的意志，而没有支配意志的意志。”尽管在许多时候，这位法兰克福的伪君子经常不能自圆其说，矛盾百出。可以说，叔本华的意志论是贝克莱的感觉论的另一种发展。叔本华的意志论之所以比贝克莱的感觉更加投合现代人的口味，是因为其学说精华的伦理学成份十分浓重，“世界之为意志的表象”这个题目本身，就带有深厚的伦理学色彩而非纯粹的认识论。所以他的结论归向佛陀主义，因为二者同样具有深厚的伦理学基础。

（另起一页）

三、人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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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三种心的本能：欲望、意志、精神。

欲望以其动物性追求外物，意志以其人性追求理念，精神以其神性追求梦想。

寻常的人有植物性神经与动物性神经，伟大的人难道就没有人性神经与神性神经：寻常的人受植物神经与动物神经的支配，伟大的人受人性神经与神性神经的支配。而所谓灵魂，就是“神性神经的产物”。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灵魂的？没有神性神经，没有灵魂，谈不上有精神生活，灵魂所居之位置，多数人不是空白，就是罪。


252


灵魂又是什么？你说一个人脑子里有不良思想，他还能忍受，但当你说他灵魂肮脏时，他就不免勃然大怒了。灵魂是比大脑更高级、更抽象、更纯粹的所在，现代解剖学还不能发现它。灵魂不是感觉，是接近神的心理状态，非物质的，像真空那样不可感触。它不是希腊哲人所说的那样像一团火，而是文天祥所谓的“正气”，正气是灵魂的外延，灵魂是人内心的神。

一个人只有通过自己的灵魂以及灵魂中隐藏的神性，才能发现真理、激荡正气。神秘感认为：知觉随着生命的死亡而消灭，灵魂却不会，它代代相传，长江后浪推前浪，直达遥远的天际。灵魂的不朽在于，它超越现象世界，它反抗物质而亲近精神。俗人没有灵魂可以消灭，超人的灵魂却永远不灭？如果真的如此，则历史发展的杠杆，不再是“争权的意志”，而是“奉献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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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谋求生存的欲望”不足以概括“争夺权力的意志”，那么，“精神献身的灵魂”又是如何呢？

“强权意志”若不升华为“献身精神”，则不可能获得更广大的征服力、更持久的同化力。“献身精神”若不以“命运的诰命”为归宿，则不可能万古常春。献身精神的人形载体，爱那“神雾朦胧的世界”，但是他依然立足于这个世界……难道他就是救世主？

争夺权力的意志，起源于“雄性嫉妒”，所以，女性是没有强权意志的，她们从来没有努力推进历史，个别的例外，大概是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即由于她们缺乏女性特质，以致成为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那拥有马阴的武则天……但即使她，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也是寻找驴胎，而不是创造历史。尽管坚持那争夺权力的意志也是如此难得，它毕竟还是人心的第二层次，而不是最高层次。最高的灵魂层次，不仅女性不屑一顾，以致终生隔膜，而且绝大多数男性也望尘莫及，所以拥有灵魂的人，是希世珍品，同时也是“令人讨厌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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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梦”，这句话的哲学意义在于：生活也像梦境一样，是人心的一种活动！实际上，梦境对人生的影响，要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大。由于人性的这个特点，在德国，宗教哲学革命要先于社会与政治的革命。十九世纪德国在社会政治上的无能状态，提供精神革命的沃壤。因为在政治大一统时代里，官方的镇压会使一切非官方的宗教哲学的革命，化为乌有。中国先秦的王国时代，学术昌明，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于是当分治的政治世界一旦统一，它的精神爆发力量就会空前强大。这样看来，德国和日本的所谓军国主义，早就埋藏在它们的宗教哲学中了。而日本比起德国来，还不肯认罪，这都是因为，日本的宗教相当低级，缺乏罪恶意识，不知罪恶为何物，当然无从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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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麻烦的就是人！

人，既娇气又贪婪（这些名贵的品质，如“娇”、“婪”，不知为什么都被古代智慧的化身──造字者们，加上了“女”旁），他嗜欲无穷、不厌其烦。

温饱、爱情，这并不是决定人们欲望的两个追求（如两个犹太思想家马克思与佛洛伊德斯设想的那样），人们的行为，还受制于虚荣、青春、气恼、发奋、嫉妒以及倾慕（非性的）。那时候，曲折的心理的内素，要比单纯的生理因素，起着更关键的作用。

人，一方面隶属于“集体”（种族、国家、民族、社区、家庭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集团”──阶级、组织、俱乐部、朋友圈子），另方面仅仅属于自己……而在新柏拉图份子和基督教使徒看来──这两种“归属”又都是靠不住的表象、一种偶然瞬间即逝的过眼烟云，真正的所有权只属于那“永恒而深不可测的虚无”，或者叫做“命运”……

这三种所有制（“集体”所有、“个体”所有、“命运”所有）互相龃龉、彼此争夺，有时甚至兴师动众、舞其干戈。使人不禁疑问：在它们后面，究竟隐匿着怎样的人性？其实，它们都各有“有道理”，因为它们各自代表了文明的三个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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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童年，在集体意识下生活。自我对他而言只是生理上的自卫武器，却不是心理上的扩张工具。对原始社会中的野蛮民族、半野蛮民族，乃至对文明社会中的新野蛮民族（以重新原始化重获生机）的考察，使我们相信，它们都奉行一种真诚的集体精神。

文明的成长伴随着自我意识的成长。文明以致某系统的文化也是如此。当它进入盛年，经历某种类似个人经历中的“青春觉醒”或“自我意识觉醒”的骚动，伟大文化的种子，在此孕育并绽开初次的蓓蕾——春秋时代的中国便是如此。这时，自我保存就从被动抵抗的生理体制，变为主动进攻的心理体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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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并不是一种“坏”的东西。它，只是盛年的意识。同样，集体主义也非人人叫好，它只对那些急于保护臣民的僭主而言，才具有超常的价值，地地道道的宣传价值……当一个社会体制、文化结构度过了自己的盛年，耗尽了最后的精力，某种有毒的怀疑主义便会刻入骨髓：“我们以前信奉的目的论，靠得住吗？”其起因在于，这时的社会体制与文化结构日益感到自身的虚弱与匮乏……更糟糕的是，它已经无法通过寻常的调整以补充自己。某种神秘的、不为人知的生命元素活活失去了；而某种神秘的、不为人知的“反元素”死死地沾染上了。怎么办？

往日的年华，犹如泡影，犹如嘲弄你的梦魇……尽管呼天抢地，却无回声，可怕的沉寂已经逼近了，虽然还没有最后笼罩在头上，但已经包围了、困住了、只等最终的一击……个人的自我意识因此而日渐稀薄，它知道了，它日甚一日地知道了：个人无力回天，自我太有限仿佛一个可怜无助、行将遗弃的孤儿。宿命论兴起了。独行回天，力挽狂澜，那只是青春时代的幻想、癫狂。在宿命论的时代，它成了可笑的谵妄，虽具审美的价值，却无生活的意义。它于是成了某种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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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一度相信自己可以通神，文明人一度相信自己可以征服宇宙。但衰老的文化、被迫再度落入野蛮化的社会，最终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出路在于“回归”，回归得更接近本原。这不是向前的“信仰”，而是无可奈何的顺服。

老年的神话和童年的童话是不同的。前者较关注自己的“归宿”，后者较关注自己的根源。童年对世界的好奇，发自面对根源的兴趣，而老年对往事的眷恋，却发自面对归宿的震惧。他们用这些阳春时节的熙暖，来驱散那他们既想回归（以摆脱辛劳和病痛）的永恒、本原，又对之充满无名戒惧的空、无、黑暗。──四大（酒色财气），不就是生命的代词吗？四大皆空，不就是死亡？

只有盛年之美，以其阳春时节的喜悦、仲夏之梦的骄矜，踌躇满志，独奉“我即一切”的个体化原则。仅就此言，个体化的原则无可厚非。因为，生命初开的形态是种族，其盛开的形态却是个体，只是当落幕的时候才又回归到种族的摇篮──命运。由此可见，种族是文明的根基，而（文明的）鲜花与硕果则是由个性迸发出来。而命运，则是种族与文明的收获者。创造者们，前进吧，你们是真正的献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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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物学上说，越低级、自卫能力越差劲的物种，其繁殖的数量就越庞大，以“量”的富裕来抵偿“质”的欠缺，保证种族绵延，不致断绝。这可名之曰“均衡的自然法则”。据此法则，是否可以认为，越孱弱的个体，才越需要仰赖种族的势力，以获得最大限度的自保？而越强人的个体，反而越容易感到来自种族本身的压力；种族要求他循规蹈矩，不越种族法律的雷池。这些限制，本为保护种族成员；现在却反过来压迫其中的佼佼者……

在克服这些限制、压力的艰辛中，最奇特的个体又从种族困境中生长起来，他无可争辩地高于种族水平，然后把推进种族生命、承担种族疾病，作为责无旁贷的使命，这样，种族困境未能绞杀的佼佼者，成为种族的代表，君临天下。

他说：“生命的完美形态，不可能出现在体族整体的生存状态中，而只能通过佼佼者超越生存的形态来体现。他的完美不可能永恒，甚至不可能持久，所以他必须汇入种族，生命发展的奇妙结晶，仅仅一瞬就足以更新种族的命运！”

从这意义言，我们还要感谢二十世纪的僭主政治……它打着“集体主义”的幌子，结果实行的是专制暴戾的个人独裁，似乎表明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还没有走向最后的黄昏……如若没落的社会表里如一地推行“集体意志”（而不是由暴君制造的集体意志的假象）──那么，命运的天国、世界的末日，可能就来临得更快了。

（另起一页）


四、奴性与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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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生来是敌人”？不但在同性间是如此，在异性间也如此。人与人，之所以结成友谊，成为互相需要的伴侣，主要是由于他们面对着更大的敌人、更大的共同危险。这样，社会的制度、文化的教养，促成敌人的和解、友人的结盟。人与人之间，一旦拥有朋友的关系，这“朋友集团”则将内部排挤出来的仇恨，全数甚且加倍地转移到它与另个“朋友集团”之间的关系上去，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根本没有消除，而且也没有减少：它只是被转移，而且是加倍地转移。说来可悲，迄今为止人类的仇恨，似乎还没有转移到人间以外，因此承受仇恨怨毒及惨祸的，还是人们自己。

人之所以充满仇恨，因为他本质上是个受害者，所以他需要仇恨来减轻他的受害感所造成的重压，来放松过于紧张的神经。在仇恨中，人可以感受到超常的力量，如愤怒时，人的激素和体力都会陡然上升，野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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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既然生活在一起，并在日益狭小的空间中求生存，就得互相妨害、互相构成压制（谁叫他们都以“自我为中心”呢）。这就是人间的一切仇恨故事的起源。仇恨未尝不是好事，强烈的仇恨造成强烈的力量，有多大仇恨就有多大力量，而人又是如此迫切地需要力量。唯一的问题是：仇恨所带来的力量，往往是破坏的力量；而迄今为止的人类也并没有形成“人类共同的仇恨”──结果，各种仇恨的结果，只是形形色色的人与人之间的个别的仇恨，所以分散的仇恨造成了的只是个人或是群落之间的残杀。

人们渴望和平，这正说明历史永远处于战乱中。如果“真正的和平”来临了，人们说不定会厌恶透了它，因为和平违反人们好斗的本性，而压制这好斗的本性，难免招致更大规模的报应，带来不可挽回的腐化堕落，以及一切健康力量釜底抽薪式的消灭。

这样的“和平”与全面专政下的“平等”一样，只有通过消灭人的创造精神、毁灭高等生物的个性，方能达到。元明清三朝的黑暗历史，就是“和平与平等”的历史……这样违反人性的政治杰作，是通过普遍的社会疲惫，通过严酷的极权压制，才实现的。


262


从元明清黑暗政治延续而来的当代中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是现代人十分关注的题目。本来，个人利益加在一起才是集体的利益，而集体利益必将分散为个人利益。在通常情况下，“个人利益”是明晰的、清楚的。我们可以很真切地看到它，不会对“个人利益”一词发生疑问。例如，这个人想吃饱穿暖，那个人想获得荣誉，第三个人则想受人爱恋──这些都作为“个人利益”的经常内容，跃入观察家的视野。但是，作为阶级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各种集团利益和政党帮派的利益等等，则经常是模糊的、笼统的、含混的。因为它们很难和（控制这些集体的“龙头老大”的）个人意志分别开来。

“某某阶级的利益”到底指的是什么？“国家利益”指的又是什么？某某政党、某某帮派团伙的利益，究竟何所系之？……

这些“问题”往往不是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太多！“人各一词”的状态，结果使得答案的真实性，变得十分可疑。


263


离开了“个人利益”，哪里看得见什么“集体利益”！阶级利益、国家利益、政党利益、帮派利益，如果离开了“个人利益”，则不仅空谈无益，且在事实上没有可能。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成了龙头老大的“更隐蔽的个人利益的幌子”。而“龙头老大的更隐蔽的个人利益”，则通过对所谓“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们个人的利益所进行的有系统的损害”，终于促进了他们自己的“命运攸关的大人物的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就是这么一个可言而不可见、可传而不可受的无形妖怪！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促进个人利益！也就无形中促进了真正的集体利益。”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可以操作的集体利益。


264


社会的健康，难道要以个体的病态为代价？它在现代社会的表现，主要是要求个体实现所谓的“部件化”。即，把本来“五脏俱全”的人，强行阉割为执行某种单调任务的工具。这在所有“自由世界”、“民主社会”，表现得也相当彻底，而且要比所谓“极权社会”还要无孔不入……因为它动员的是“经济细胞”，并引诱社会部件们主动参与，以“自我实现”？即，为了异化者的利益而“自我实现”！这也就是傅斯年在《中国狗与中国人》一文中所赞扬的西方人和西方狗。

在极权社会，这一“强行”经常以“威胁”的形式出现，有时辅之“感化、诱导”──但性质上都要求其工作对象的最后屈服！否则，就将其作为“反社会份子”立即逮捕法办，予以消灭。在民主社会，这一“强行”更经常地是以“利诱”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辅助手段则以“失业、流落街头”──极权社会残忍（“热情得可怕”），民主社会冷酷（“自由得恐慌”），这是它们生存的必需。在这些地方，社会的健康，甚至要以牺牲个体价值、毁灭个体存在，来维持。也许有些不错的折，也许有些调和的努力，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完全协同，说到底是个梦；社会利益的借口，流于极小一部份人的变相利益，大多数人总是被轻蔑地抛在一旁。至于说到“社会需要”与“个人兴趣”的正好一致，那真是偶然中的偶然、理想国中的理想国，即使可能出现，也只昙花一现，岂能长驻不变？


265


如果牺牲实实在在的个体健康，去饲养空洞不真的“社会需要”（如前所述，它始终只是某些个人意志的变形），也许说不上是“罪恶的”，但又岂能名之为“神圣的”？除非，各人根据自己的处境（“阶级地位”），分别称之为罪恶的或神圣的！以贯彻社会的分裂。贯彻这一切“蔽于现实的渐进而不知历史的绝情”的荒唐闹剧。

如此看来，个人的兴趣与社会的需要，尽管并不协调，却同样重要。如无个人的广泛兴趣，只有社会的刻板需要，历史会停滞不前，人就会沦为一堆无生气的活化石。而过度追求个人兴趣，不顾社会需要（即胜利者的意志）──人间秩序也会解体，陷于无序的骚乱，成为可怕的屠场。

更深入一层来看问题，对富有集体感的个体来说，独善其身，难。因为他怀有的作为个体的解脱，是需要到集体解脱的洪流中方能获得的。他的这个倾向实际包含两个极端：“奴隶性格”和“英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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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奴隶性格”，是把自己解脱的希望，寄托在集体的解脱（由自己领导或由他者所代表的集体解脱）上；所谓“英雄精神”，则是在促使集体解放的奋斗中，加剧实现自己的解脱。英雄，也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因为“独善其身”是与“英雄”的定义互相矛盾的。

有感宫的解脱手段，也有心理的解脱手段……

上藤架抢摘葡萄──这便是感官的解脱手段。

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这便是心理的解脱手段。

而后者在现代心理学中，被“科学地”表述为“心理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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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的解脱手段”并不仅仅意味着“行动”。因为有人说了，“思想也是一种行动。”当然，那感官的解脱手段则必定诉诸行动。而且是看得见、有成效、具有实际后果（即物理后果或生理后果）的行动。而如，“尽管失败了，却引起人们的景仰并激发了后世的灵感”……则不在此列，除非，失败的震撼冲击了人们的神经，达到举世颠狂的地步，从而直接转折了历史。

集体性解脱与个体性解脱，尽管都是个人所需要的，但在形式与表现上，则大相径庭！现代的群众心理学，对此作过深入研究，取得很多成果，但并未达到问题的核心。例如，从集体意识的观点看，宗教和革命，是最明显的集体解脱的运动；而处在宗教大潮和革命运动中的群众，是恢复了他们内驱力的人，这时，他们摆脱了平时那种习惯的奴仆的身份，至少在自我意识中，不再麻木不仁。而集体性的解脱行为，并非人类仅有。在许多群居的哺乳类动物的生活史上，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现象。关于鲸群和老鼠集体自杀的报道、研究（《新约福音书》上还有关于猪群集体自杀行为的记载），生动揭示了一个动物集体的所有成员，是多么团结一致地奔向它们的共同死亡。虽然，这可能是共同受制于压力（如疾病或是饥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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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共同感到的紧张气氛中，也许有一个敏感者突然改变了自己惯常的行为方式，成为“首义者”。于是，一个群体性的运动突然随之兴起。反对者称此为“脆弱”，而支持者赞许为“坚强”（中立地说，“坚强”也可以做“迟钝”解）的首义者，其反常行为或许是突然发生的，或许是久已潜伏；但只是基于那共同感到的强大压力，他所处身的那个集体，才会普遍接受其“示范作用”（这往往出于无意识，并使群众自认为共同参与了那个创造，从而得到傻瓜般的自我满足）──因而，在这特定的时空里，也仅仅在这特定的时空里，它才可能具有集体解脱的功能。

由此凸现了人生的三境界──

1、道德情操，是作为强权意志的升华，而展现并扩张；

2、求权意志，又是作为生存欲望的升华，而存在并扩张的；

3、争取权力的冲动，可以在必要时压倒对生命的渴求，求权意志这样运行，不是背叛生命，反而是发扬生命；寻求道德的冲动，在必要时可以压倒对权力的渴求，道德情操这样运行，不是背叛权力，反而是发扬权力。

道德情操是“恶之尤”？是的。虽然从表面视之，强权意志有时会压制生存的欲望（反抗舒适、厌恶满足），道德情操有时也会压制求权的意志（反抗占有、厌恶荣华）。这样看来，生存欲望＋强权意志＋道德情操──只是一条线索上的不同环节！它们之间，有时也发生互相排斥的现象，但是出于某种“向上的力”之错综复杂的作用，这种“力”把人不断推向他的宿命，甚至令遥远的星空也横生波折！所以，道德情操也就是“生存欲望＋强权意志”的综合的更高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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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取权力的意志，是消极的，因为它的指向主要还是目的物之占有（而正如犹太人斯宾诺莎说过的：一切支配，都是消极的。）。而道德情操才更积极，因为它的指向已经是目的物之创造。道德情操的拥有者，是通过创造来实现其自我牺牲，通过自我牺牲来完成其最终创造。也许在他的自我牺牲与舍己创造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但《老子》的“为而不有，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的箴言，已经划出了求权意志与道德情操之间的界限。

“道德情操的化身”──就是所谓“精神化身”、“理念人物”。

为了他们的“道德”，他们是可以放弃生存欲望、甚至放弃强权意志的。

在他们看来：视生存高于权力者，即那些脱离了求取权力的活动仍可苟活下去的人，只能算作“生存者”而不能算作完整的人；视权力高于道德者，即那些脱离了道德追求仍可洋洋自得的人，只能算做“权能者”而不能算作完美的人；只有那些视道德高于一切，并不惜为之舍命、为之弃利者，才是完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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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权意志，是生存欲望向道德情操过渡的中介。要达到道德情操的圣境，必须经过求权意志的熏陶，否则这道德情操必是伪幻的。然而首义的天子，不会让自己长久滞留在求权意志的尘埃中，“帝，出乎震”，他将继续升至道德情操之孤岭。不论那境域多么寒冷，他却以其不想的创造之火，点燃这里澄彻的天。这里的空气新鲜，这里的阳光刺眼，这里的风说着命运的语言：“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世界历史可以被理解成：“权力的道德”与“道德的权力”之争！这就是所谓恺撒与命运之争！这是耶稣基督的命题。而哲学家们则称为“恺撒与耶稣之争”为“权力的道德”与“道德的权力”之争。权力是一种道德──在世俗的恺撒的意义上。道德是一种权力──在神圣的耶稣的意义上。在欧洲蛮族的历史上，“皇帝属下的权力的道德”与“教宗属下的道德的权力”之分，时有争斗。在中国费拉的历史上，儒家正统也以其“道德的权力”向流氓皇帝们“权力的道德”断然宣战：名份战争、明君昏君之争、正邪之争，说到底是“道德的权力”与“权力的道德”之战。这战争的原动力，被那宁死不屈的文天祥，称作“正气”。由于这位孤独的中国费拉被成群结队的蒙古蛮族所激怒──不免产生了这种偏向：“正气”的矛头所向，不是没落的皇帝，而是新兴的皇帝，也就是，是指向那些更加流氓、无产阶级化的“蒙古皇帝”。

尽管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文天祥迄今还是无人能出其右的人格极限，他的光辉超出“中国人”能够想象的亮度。但在“正气”的熏陶下，强暴的权力总会蜕化为平稳的道德；而沉默的道德，也有一天会张开血盆大口，喷出强权的火焰，作为对那冷酷世界的热爱。这是易经式的、历史的阴阳交替：权力（阳）向道德（阴）的演变，是衰落、沉寂；道德（阴）向权力（阳）的演变，是复炽、重新升起。──这就是奴性与英雄的双重变奏！

（另起一页）

五、意识形态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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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虎相较，必有一伤”──这古老的成语，实际上说明了生动的人际关系：两位“个人主义者”相遇，必有一位受伤、被迫转化成“集体主义者”……其实，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成为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只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现象，在人类文化史上，堪称例外。

在人的心理深处，在人的文化生活的内里，以及在人际关系的历史上和现状中──我们随时都能看到“存在着的”（而非“经典化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区别！个人主义，是公然的、扬帆的强权意志；集体主义，是荫蔽的、潜航的强权意志。二者兴许殊途同归：是为了自我的伸张而巧立名目。

每一个和睦的家庭中，都有它的个人主义者与集体主义者；每一个运转着的事业，都依靠个人主义者与集体主义者的“通力合作”，来达到它的尽善尽美。我们对“存在着的个人主义者”的理解就是我们对“存在着的集体主义者”的理解──就是一个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家伙！一个乐意（或被迫）接受他人意志的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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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道德论者不是古代的道学先生，对于任何类型的道德规范及其说教，他从根本上是当作神话来看待的。从语义学的角度说，他不欣赏一切道德，因为他从它们独断的绝对论中，除了偏执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现。但是，他愿意遵循一切道德，既不是因为道学家们的打动，也不是希望求得好名声；他对道德的喜爱，源于克己的要求，而他的克己要求，则濒于祝福：祝福自己保持强大、发扬强大。

他深信，恪守道德，可以使人克己（否则就很难做到克己），而克己，则使人强大（克己将节省许多精力──他只承认这种意义上的克己，对损害自己的克己他并不赞同）：所以，他的道德不是别的，乃是一种更高的“卫生”。

正是把道德作为心理的卫生的手段时，他才愿意恪守一切道德──只要它富于卫生性──并不辞辛苦地默守那清规戒律。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没有足够的压制（心理上的，或终于转化为生理上的），伟大事业所需耗费的庞大精力，是积攒不起来的。所以，即便不为了其它任何目的，“仅仅看在命运的份上”，就必须实行一整套严酷的自我压制！这是“个人意义的道德”，也是通向伟大胜利的崎岖小路，打下的第一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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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完成，不同于自我表现：不是主观的努力，而是客观的命运。它像是苏格拉底内心的呼唤：是不得不予以实现的“神的命令”。

从较深的意义上看，一切外向的努力．一切要求索取外物的呼声，岂不都是自我完成的形态？自我完成因此可以理解为：自我潜能的完成式展现。它是一个终结也是一个极限，其余的一切，甚至包括人体及其官能的欲望：都是自我完成的附庸与手段……

自我完成的终极──就是民族文化的自我完成、世界历史的自我完成。在这神秘的定数中，实在蕴藏文明人类的全部骄傲。其余的一切，作为自我完成过程的附庸与材料，哪怕是“天神的命令”！至于别的，我们并不真的知道；我们就是拼了吃奶的力气想弄明白，又能知道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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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所依据者，不是文化的精魂，而是文化的灰尘。残骸及余烬，成就了人们所说的“真、善、美”。真善美的本相，即是不可捉摸范围，神秘无度而又壮阔无涯的“超一切理”，而人民生活所依附的，却是死板僵硬无生气、平庸中正徒具表的“习惯”。习惯的结构，看起来生气勃勃，弹性十足；转瞬就成昨日黄花，哪里抵得住时间的冲刷？任何结构，只要形成，就日趋僵化，可选择性日小，“它的道路愈走愈窄”，直至墓地。任何结构，都无中兴的希望。自我调节的再生能力，对一切结构而言，都是高昂而不可企望的奢侈品。人民生活所依附的，竟是如此危险的海市蜃楼！

生活之流是庞杂的、壮观的──它几乎就是一切。但它却还不是一切，它还够不上一切。它还缺乏某种生活以外的凝聚剂、一股团结的力量、那条使它免遭支离破碎、随风飘零之厄运的“道统”。也许，动物的知觉不需要道统；植物的感受不需要道统；无机世界的宇宙情感与此更是大相径庭……但允许我忠告一句，作为良知未泯的人，他的知觉、感受和基本的情感，却是“只能如此”的──没有“道统”，他怎么能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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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将怎样？未来应怎样？

──这当然无人知晓。如强为之解，大肆宣传应当如何所以如何，不过是平添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暗示。也许有效，特别是对那些或脆弱或愚钝的心灵……但神志清醒如我们，真的需要它们吗？悲哉，甚至连希腊意义的天神也不知道未来将会怎样！这就是“现代人的答案”？虽然高超的本能指引一条战无不胜的征途，也就是说，引向历史的归宿，不论什么归宿，都是好的！而一切好的道路，都是通向生存斗争的。

世界上何种斗争最重要？不同的结论当然大异其趣。以生物言之，则生存斗争至为重要。以个人言之，此斗争则为社会之竞争。一切伟大的天才，都与潮流对立并战而胜之。而进一步，若以社会间的斗争言，则文化斗争最重要。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济斗争，种族斗争、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必以文化斗争为背景。何况人世间一切斗争，其结果之持久无右于文化的斗争。文化斗争的结果，影响、主宰人类长时期之命运。而相形之下，政治、军事、经济诸斗争之结果都不甚久远，最长也不过百年。文化斗争的结果，则深深影响数千年。

如此看来，中国的革命，实在需要置文化的革命高于一切──不是文革那样以文化革命为幌子的政治斗争，而是以政治斗争为方法的文化革命！这样，中国革命的最终结果，将是建立新文明。《礼记》上说：“王者之业，议礼、制度、考文。”议礼、制度，要以考文为归。只有新文化的确立，方能巩固新制度、新秩序（新礼）。《礼记》的潜在结论因此是：对文化斗争的重视，应远在诸斗争之上。新文化的建立，应远在其他建设之上。新文化的建立，将使政治清明，社会理顺，百业俱兴。反之，舍本求末之途，转瞬即逝。

276

新的中国文明，必定是“独立的文明”、“自由的文明”。所谓自由，即是摆脱奴役状态，在哲学意义上，尤指摆脱自我奴役状态。因此新的中国文明在逻辑上必定独立于西方的、异己的文明，它也因此而是自由的文明；而不仅仅指它可以独立于感觉的世界、以自由的心灵即不依赖外物的人去创造文明。

古代的文明起源于奴隶制。试想，没有大批奴隶来进行专业化劳役，以便让主人榨取剩余价值，以供生活所需，高级文明的出现是否可能？幻想仅仅通过理论、学说或教义之类的东西，来加速历史进程，甚至通过精神与哲学的活动来逆转真正倔强的现实，其社会后果无疑是徒劳并适得其反。想想看，从老子到韩非只差一步！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就是这样。

277

在某种意义上，任何文明都起源于自愿服役甚至是自愿的奴工──以苦为乐甚至“以工作为消费”的精神。这就是使得种族与文明再度纯洁起来的关键秘密。

我给纯洁的定义是，“涤除了罪恶”。所谓罪恶，原指有害的因素。因此，没有“天生的纯洁”，只有经过痛苦的洗涤与化合而后获得的纯洁。否则，天生的纯洁，岂不与“无知”混为一谈？

278

新的“宇宙论”应该服从“伦理学”。这该比“科学是神学的婢女”更婉转一些。这也是宇宙论不同于科学的模糊之处：因为一切宇宙论总不免猜测的成分，而善的猜测，总比恶的猜测要好。伦理学的需要，也是为新文明的生长提供保护，新的文明，是人的理性所能认识的最高需要。精神的贵族，就在于指示这个需要并导向这个需要，以完成历史的成长。

在生长的意义上，只要恰当运用生物性，就能消除“二律背反”这因偷食智慧果而堕落的人所产生的心智迷误。所谓矛盾其实产生于心的“二律背反”，除此之外世间万物的摩擦激荡只是“冲突”而并非“矛盾”。

279

在矛盾意义上，可以集中注意力，去理解“公理”和“正义”：只有当各种势力的力量对比达到了均衡，从而消除了独霸与独霸的威胁，公理、正义，才能作为经过多数人同意的“道德观念”而宣告成立。人的历史的既在不断发展中，绝对均衡当不会有，所以，只有永远的波动、不断的调整甚至出尔反尔的消长，才是“公义的”。而在这样的回合与循环中，“强权即公理”、“胜利即正义”，就不是偶或的而是经常的了。

280

一切都变易，没有长久不变的心与物。只有人类以外的神，没有客观的善恶。新的生命仅仅注重──“保持自我调节能力并抗拒历史因素的腐蚀。”

“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守旧，是衰退的表征，是死亡的印记，在不断变化的挑战前，不开创新的道路，与死何异？所以，彻底的破坏要比彻底的僵化好，盲目的革命甚至要比理性的反动好。认清天命，顺服天命，以创造新生活新文明。

281

没有“受过天命的奴役”，如何成长为一个“不受诱惑的自由人”？自由人之所以自由，正在于摆脱了奴役状态，而不在于他从来没有受过奴役！

天生的自由状态，其实是个子虚乌有的谎言。没有固结的善恶，只有生成中的善恶。换言之，得当者，恶成为善；失当者，善成为恶。

（另起一页）


六、自寻烦恼的权力


282


一个人越伟大，他经历过的内心冲突也就越剧烈……伟大的天才都是些“自寻烦恼”的怪物，他们把许多莫名其妙和奇形怪状的压制，强加在自己身上，从而背负了过多的、似乎非份的东西。

这样，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便有了一场空前酷烈的消耗和折磨，在精神的意义上，这要比世界大战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心理革命及其酝酿的新道德原则，缔造了一副全新的表现形式。这表现形式，古人虔诚地称之为“其德配天的人”，甚至自吹“是命运在这尘世的代表”。

由此看来，世界帝国并不发自某个妄想狂或独裁者的奇怪意念，而是一个普遍的和长期的社会运动的结果……甜的，酸的，辣的，涩的，苦的，但必定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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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事业，不是发自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 I，1389─1402年在位）的壮举，而是土耳其民兵（加齐“贵族”及其武士们）首启其端。而罗马帝国也非恺撒的杰作，那是罗马贵族和罗马平民在实现了内部和平之后，协同攫取的世界成果。大英帝国，与英王的意志也毫不相干，那要归功于东印度公司的流氓商人、逃命的清教徒、以及罗德西之类的探险骗子的组织家才干。即如日本德川幕府的“岛国世界”，也是倭国南北朝浪人武士们的血汗播种的，和那纤弱的“天皇家族”何干？

在《强权意志》一书中，弗利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年）犯了一切理想家、乌托邦份子、教条主义书记们常常犯下的老毛病──把“教育”和训练等机械习惯的重要性，提高到首位，企图以非人的物质力量，制约人的生命及其内在世界。

当然，这对于一个社会运动的成功来说，也许是重要的甚至必要的，但想以人为努力战胜自然法则的努力，终究要失败的。这与他的一贯思想不无矛盾，因此只能解释为“组织力量对精神力量的再度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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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什么？权力，应该是轮廓分明的反压制力。

有各种各样的权力：有宇宙的权力，有地球的权力，还有生命的权力和人类的权力、文化的权力等等。例如耶稣就把权力粗略地分为“上帝的”与“恺撒的”，尽管这种权力的划分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亵渎上帝，因为按照《旧约》的记载，天上地下的权柄无不归于上帝……

而中国人古来的偏见与现代的迷误，却在于把“权力”观念全盘政治化了，似乎权力只是政治活动的附庸。其实呢？政治不过是权力活动的特定社会形式。权力活动还有远为丰富多彩的精神形式，如宗教（埃及），艺术（两河），科学（希腊）等等……都是高度发达的。只是由于政治权力的轮廓分明、坦然赤裸，我们中国人便简约地称它为“权力”，仿佛其他的权力都是虚无。而面对其他轮廓较为模糊的权力，人们便也模糊地称为“生命力”。其实，影响力、同化力、再生力……尽管披上了乔饰，又如何是生命力而不是权力？从这意义言，甚至连情感也是一种权力，幻想也是一种权力，救助也是一种权力，献身也是一种权力。

人生的权力，产自其争取解脱的活动。有什么样的争取解脱的活动，就形成什么样的权力；多大程度的争取解脱的活动，便造就多大程度的权力。这里，有着最丝毫不爽的报应在；这里，闪耀着灿烂而孤独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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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腾于历史之天的渴望，常常借助权力之翼。这权力并不消极，不是占有性的，而是再生性的。例如，历史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它终于破除了沉沦式的“幸福状态”，是因为它继起反抗“顺水推舟”这无机世界的宿命。

历史利用了参与历史的人们对权力的向心力，利用“权力”的抗拒沉沦的天然倾向，来增进自己的高度：对一种权力的离心力起源于对另一种权力的向心力，而不是相反；因为人永远都需要某个权力。

历史，宗教史，艺术史，政治史，科学史，本由权力促成。权力，还将改铸历史。而限制权力、追求平衡的理想，根本上是“反历史”的，除非它实际上推进了另一种更大规模的权力集中，除非它仅仅意在换取一个喘息，以便为更大的权力和更高创造，铺平道路。否则，平衡一旦确立，权力一旦消解，历史之天反倒混浊不堪了──历史之天的这一脾性，与老子倡导的“水”性，是正好相反的。仿佛历史借以确保自身清澄的那些巨大压力一旦不复存在，清澄的历史之天就会被再临的浑沌状态覆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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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欲创造历史的人们！必须注意自己的权力。必须注意不断保持自己权力的健康状态。消费的并因消费而变得病态的权力，将毒化历史，从而导致消费性的社会和病态的历史。而所谓“病态的权力”，就是以自身为最终的目的，以占有和享有为最终的目的。这样的权力是狭隘的玩物，是堕落的权势者们所能理解的唯一权力。而恢复权力的健康本性，就是还权力以工具性质，用权力来增进权力，用权力来推进历史，用历史来“实现命运的意志”。而不是用权力来腐化社会，用权力来糟蹋历史。只有“命运的意志”，才是最根本的强权意志。只有恢复了对于这样健康权力的向往，权力才充满反抗精神而非浸透压迫性格，才能抵抗历史的沉沦，把历史变成天路历程！而保证历史之天的澄彻空明，就要把一切无关宏旨的东西，作为史的渣滓、道的尿溺，逐出天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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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败坏，源于权力的误解。社会的糜烂，来自权势者的滥用力量：既来自被治阶级对罪恶的趋附，也来自知识份子对暴力的阿谀。社会也是权力的外壳与形式。有怎样的权力，就有怎样的社会。静观社会之流从我们的身旁潺潺流过……体察社会之流在我们身上汩汩翻腾，就不难领悟，社会，仅仅是各种力量的会演、撞击、相摩相生、你争我夺，所形成的一些显而易见的外观。

有怎样的社会，就有怎样的“权力记录”，而历史，就是权力形态的变迁移易。宇宙史，就是宇宙权力的变迁移易的记录；地质史，就是地质权力的变迁移易的记录；人类史，就是人类权力的变迁移易的记录：文化史、民族史、国家史、区域史、家族史、个人史……亦然。

在那些对于历史和权力持有上述理解的心灵中，“权力”已具有全然不同的性质。权力已从世俗的、狭隘的人生之谷的谷底，升起，阴沉地翱翔在寥廓苍茫的历史之天。权力，从此已不再是勾心斗角的等义词，而成为一种永恒力量的代号，所以，这样的悲剧应该可以避免：一个握有权势的人不幸犯了错误，于是他自我解救的方式就是去犯一个更大的错误。“错误坚持到底，就是绝对正确。”这种无耻的权力要求，必须铲除！

而越是模模糊糊的权力要求，往往包含越是可怕的含义。明确而直捷了当的权力要求，虽然容易遭人反感，但毕竟是有限度的，它的明确性就规定了它的有限性。模模糊糊的权力要求，和朦朦胧胧的希望一样──则隐藏着无边无际的野心和幻想。它们的贪欲是很难满足的。它们的逐步明确，会使它们的劫掠对象，感到日益深刻的惊恐不安。如果一个人说，“我要一、二、三、四、五……”──即使胃口大到千万亿万，也是不难予以满足。因为他既然开得出口，多少带有相当的“合理性”──否则，他岂不是拿自己开玩笑了。但是一个人如果说，“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求正义、公平……”──试问，你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你知道他的胃口到底有多大？这是十分危急的信号。有时，整个世界都填不满它！因为他得寸进尺，巴蛇吞象。

而作为其贪欲对象的人们，这时往往不是昏头昏脑地上了当，就是在这虚声恫吓前屈服让步了。所以我们说，越是“道德化了的权力要求”，就越是富于上述侵略性。道德性和正义感──为权力要求所内藏的炸药，提供了坚强的弹壳；从而使得这种权力要求，对现存的力量平衡，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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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功能的道德准则，往往是有意模糊了其内含的权力要求。其实道德要求，往往是更难填平的权力要求：它不是直接的，因而更不明确，但从战略战术的角度说，这是更加巧妙的“间接路线”。

“我无限爱你”和“领袖爱人民”一样都是极其无耻、强暴有力、胆大妄为的权力要求，它体现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高级动物的全部情感的登峰造极：完全彻底的占有。

对食物的爱如狼对羊的爱、对异性的爱即“色狼”对“色羊”的爱、对同类即“一丘之貉”的爱以及对自己领地（“祖国”、“故乡”甚至“第二故乡”）的爱，表明所谓理想也是“权力的呼声”……而道德不过是克敌制胜的权力要求的伪装，一种变态的戏剧表演。例如政治骗子宣布了他模模糊糊的、甚至南辕北辙的权力要求，叫做“不断革命”。据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富首创精神”的，其权力要求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要求“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所以从那时以来好几十年，就一直造成思想规范和社会行为骚动不安。这个以“西方真理”包装起来的“底层革命宣言”，说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的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演出了权力要求的一个双向的极端形式。这种双重社会瘟疫的传播，使得“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成为受害者要求报复的途径，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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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的一切形态和一切漩涡里──都有着权力，都充斥了权力的要求。从这意义说，可把权力解为压制或反制，即宇宙的根本动力。这样的权力，是不仅仅局限于生命及其属性的。这样的权力，超越文化意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这样的权力，超越市民哲学和急功近利。

对权力的世俗理解，源于人对生活的肤浅感受。这些感受给人的错觉，使人觉得权力是人生的特产，而权力在政治事务和社会活动中，表现又最为显著。但实际上，权力在人生活中的表现，有力渗透一切人间事务并起决策作用。从根本上说，一切生存活动无不汇归权力，并据此揭开一切生命秘密的最终谜底。

权力，还不仅是“归宿”和“谜底”，简直就是生活本身。人们在追求生活的同时，也就在追求权力。人们在追求金钱、势力、爱情、他人仰慕、后代称颂的同时，也就在追求权力。权力是生活本身？不，权力且大于生活。尽管权力造成生活，但权力毕竟是隐藏在生活的背面。

生活作为权力的表现形式，是实现权力、体现权力的运动。

生活和权力的最大区别在于：生活是有形式的，权力则无固定形式可言。权力不断借用其它有形的事物，以显示自己的存在。自然、社会、人、文化、政治、爱情、灵感等等都是这类“事物”。权力支配一切而不出头露面：人们看到的只是生活，人们追逐的只是有形之物；但权力支配生活、宰制有形之物。这就是权力的狡诈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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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权意志的杠杆说，有其合理之处：追求权力的意志，也派生出寻求充当仆人的意志，也派生出寻求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食欲。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需要和地缘政治的野心，促成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因为它是反抗沉沦的向上的冲动。它和人的血肉之躯有密切联系，它也支配人和动物的感情。尽管夺权意志并非“本体”，尽管针对从它派生出的社会、文化、政治、爱情、经济结构、生产方式而言──它具有根本性，但它却是服从于更高的道德，这道德可以被命名为“天神”或“宇宙之主”。如此看来，“夺权意志”的学说，却是基于极大的误解，它把人的反压制的力量给绝对化了，甚至予以“庸俗地客观化了”（这在叔本华那里尤其显著），从而极为荒谬地“使世界变成意志的表象”。因为说到底，夺权意志应该只是生物现象，用它解释整个宇宙生活，那是把“马尔萨斯──达尔文主义”推向极致的结果，和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异曲同工（难怪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成为绝对权力的并蒂莲）。因为，这强权意志的主人，毕竟不是那用语言创造万物的至上主宰。如果，“世界是命运意志的表象”，那么你又如何避免你所说的“命运”不是你自己的想法呢？有关这一点，《以西结书》说得十分明白。实际上，当叔本华和尼采等佛教徒把夺权意志本体化绝对化成为偶像的时候的，也正是他们宣称“上帝已死”的时候，然而，以“夺权意志”并不能填补“上帝”留下的真空。


291


就我们所见，“权力的奥秘”仅仅在于：

“没有人来压迫你，你就浑身不自在了。

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适用于人类中的一些“贱骨头”，而且适用于全人类，适用于整个生命界。而对特别具有冲击力的人，尤其如此适用。生命的全部功能，在于抵抗压力，当人和各种各样的压力形态竭尽全力周旋的时候，他的生命力被调动得最大最美。一旦压力失去，人的全部功能系统将陷入空前的衰退甚至紊乱。因为生命的源泉──压力没有了，生命的节律也就随之减弱乃至消失了，生命实体因此面临空前危机。为了寻求自身的平衡，生命需要追逐压力（而不是什么权力）！四面树敌、到处冒险的生活，可以“帮助胜利者重新站立起来”（而不是躺在地上纵情声色）。

由此可见：

A，欲追求权力必先反抗权力。不从旧有权力的逼迫下解放，就不可能实现新的权力集中的优势。而若不实现新的权力集中，便不能有效地粉碎旧有权力。

B，因此，权力和反抗是一对永远处于“反馈状态”的孪生子。而反抗权力的行为，若不发展为争取权力的斗争──则始终停留在低级的、破坏性的水平上。

C，权力，这也是一个“圆”：反抗旧权力，是开端的“半圆”；争取并建立新的权力，是完成的“半圆”。二者合璧，权力的太阳方能升起。否则，留下的只是并不完满的“残月”──那又如何照亮人生的谷底和历史的天空？

D，追求权力与反抗权力，是对一个过程的两段描述。两段，构成一个过程。其实又何止两段！权力的阳光，可被分析为无数截面、无数光谱；但无数截面、无数光谱，也并不能拼凑成一个圆满的太阳。这从相反方向，充分显示出人的理性的狭隘与片面。

E，“维护权力”是腐朽的。其腐朽性在于：它阻滞权力的更新，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生命之流，遭到暗暗毒化。因为流水，方能不腐，流动的水，要比人为的消毒，更好──它不截断生物的链，而是成全生物的链，使得一切造化各得其所、各安其序、各取其乐。这样的造化，就是天国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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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权力的罪恶性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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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学者喜谈“禁欲”与“纵欲”的问题。为此，他们写出了一本本有关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的洋洋大作，这些著作说到底是纵欲主义的产物而非禁欲主义的产物：没有欲望的人是不会写作的。而在我们看起来，这些著作不是多余的，就是过于冗长。

简捷说来，“禁欲”并非无欲，而是某种较复杂、较间接的欲望的表现：这些表现往往还被抹上了非生物的以至文化的色彩。所以，纵欲主义冲动下完成的书，往往是被当作禁欲主义的楷模供奉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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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欲”，意味着“精神形式的生活”已经对人体的权力分配学提出了强劲的要求，并最终在实际分配的程序中得到了远较“感官形式的生活”为大的份额。如此看来，“纵欲”，则意味着“感官形式”在生活中占有了压倒性优势。所以，“禁欲”并不崇高，“纵欲”也不卑劣；二者只是生活的形式，之间并无严格的分际、性质的异样，不同的仅是表现形式和风格布局。

决定性的事实在于，人的状况表明，精神形式的生活对感官形式的生活，有日益大的影响力。而感官形式的生活，尽管在人体上仍是根本的归宿，但却深深受制于精神形式的生活的变迁及其影响。如，一个在文化上、精神上被彻底击败的民族或个人，就很难取得物质上、人体上的优势。另一方面，而物质、人体领域的兴衰，往往先在文化、精神领域获得鲜明的预兆。正因如此，也仅仅因为如此，“禁欲”才受到人们的景仰，而“纵欲”却遭到唾弃；尽管人们生来就爱慕后者而戒惧前者。这足以表明，为什么正是在“禁欲”与“纵欲”的激烈搏斗中，民族文化的命运始能获得强劲的动力。如果一直“守中”，一直奉行儒家式的“节欲原则”，文化进展的势头反倒孱弱了。如果那样，人们的苦痛程度或许有所降低，但文化也将一筹莫展、萎弱不堪。这种因果仿佛是在说，必须为文化的存活，付出艰辛的代价；否则，将没有文化。文化之果，正是硕硕于灾难之丛而非流蜜流奶之地；文化之花，从来绽开在蛮荒的处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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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类型与感官类型的生活也是这样，它们尽管外貌对立，却在事实上暗自沟通。而“此种生活类型”的根本败坏，足以导致“彼种生活类型”的萎缩以至瓦解。一方面用力过度，不但致疾于自己，而且传染瘟疫。

例如，要考察精神生活类型的健全程度，请到它对感官生活类型的作用及影响上去探究！要考察感官生活类型的健全程度，请看看它究竟是使精神类型的生活变得更有力还是更软弱？

“穷奢极欲”之所以不足称道，仅仅因为它是软弱之源。穷奢极欲，乃是对可贵的反制力量的无谓毁灭，所以是令人厌恶的“增熵行为”。这类增熵行为，由于和生命的“凝聚”之精义背道而驰，而沦为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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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意味着：它并不创造什么，而只是一种容易陷入的因而是低级的消耗。而反压制力、抗沉沦力的艰难的因而是崇高形式是：新的宗教、新的艺术、新的科学、新的政治。

其“中庸形式”是：入不敷出的生活，坚守世俗的善而远离世俗的恶。而这两等级间的媒介，就是“禁欲”。通过这媒介，后者得以朝拜前者，前者得以支配后者。尽管这两等级间的差异是难以混同的。它们可以互通，但本质特征不会泯灭，它们之间的权力的争夺战永远不会平息：这是不同的生活式样对同一能源提出的权力要求。“能源分配”成为一切斗争的焦点。

然而，从来就没有“公正的分配”。一切“现行的分配样式”，总在不断强迫人们承认它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所以，“能源分配”的斗争不会停止。于是，人们竞相确立自己（尽管伪装以复数的形式）在感官领域和精神领域的优势，“分配能源的特权”中的谈判和休战，只是备战并使战争升级最终达到征服的某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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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权力，是一切简单的、直接的生物欲望的对象。在世俗的权力中，储藏着简单的生物欲望得以宣泄的可能性。精神的权力则反之。它与世俗的权力有共同的背景和渊源；也有不同形式和不同要求──它们驶向不同岛屿的航船，尽管出自“同个造船厂”。

权力意味占有，权力导致占有──这是由人性中的惰性和物欲肉欲决定的。劣根性驱使人类，仿佛不实行占有，权力就是未成的乐章、不完美的风景画。这样的权力，与“反压制力的不断增长”势同水火。如此堕落的权力，与反压制的使命成为敌对势力。结果，原来反压制的权力，现在却无谓消耗，直接导致权力的没落。

这就凸现了权力的罪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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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钟为谁而鸣？”为占有权力的人们而鸣。

“丧钟为谁而鸣？”

为那些踌躇满志心宽体胖的家伙而鸣。

──虔诚的人们！永远不要“寄望权力”！更不要寄望于任何社会结构的核心！他们只会用你的虔诚做成可口的佳肴，用以款待他们肮脏的同伙！

──虔诚的人们！你们明白，在权力辉煌灿烂的背面，是那永远朽败的虫蠹。不要对虫蠹抱奢望。他们不能挽救你们。他们，只懂得以善良的无力者为食，甚至干脆以食尸者的技能来互相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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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罪恶性，还在于它的消极性而非它的积极性。

权力的罪孽不在于它制造的暴行，而在于它导致的软弱。所谓“权力”，就是通过大量的、使人感觉良好的消耗，来使原来的强盛力量逐渐虚弱、虚脱，进而走向彻底的衰落和毁灭。

而堕落的权力也就意味着“压迫”：压迫它物、压迫异己势力。而被这样的权力压迫，则是一切向上的生长中权力之起源。各种升华和净化，都是以堕落者的迫害作为自己的助产婆的。因为说到底，升华和净化，就是把堕落者的攻击，当作自己的养料，从而完成新的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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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就这样，与“罪恶”结下不解之缘。罪恶，就是无谓消耗反制力量，向沉沦的趋势步步退让。

下面，也让我们略论“罪恶所拥有的价值”：

罪恶所拥有的价值，是终于激起了反抗，从而迫令“为罪恶付款”，包括“付出生命的和灵魂的款项”。这就是何以人的本性中有罪恶因子、但人又不甘心于罪恶的基本来由。一切罪恶，说到底无非是由于它们导致了或加剧了软弱状态因而才成为罪恶的……而“付款”是要从外部进一步加深其软弱状态。“报复”的理由是基于，人的本性不喜软弱而好刚劲，为了这个也仅仅为了这个，人开始学会，恨罪恶而慕圣洁。他从本能知道了，圣洁是刚健的前提，圣洁能“蒙神的宠爱”。

人性中这些深刻的矛盾，是基于“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于是“说尽天下漂亮话，干尽天下丑恶事”）的两面性，于是，圣洁与罪恶、反抗与顺服、解脱与压制、以及权力与创造──成为不可拆散的同体姊妹……

而所谓权威，又是权力的人格化。在没有权力的地方，决不会产生权威。因为权威是人格化的权力。权力的人格化，有时落实并体现在某个人（或某群人）的身上；有时则不然。在后类情况下，它可以是自然力量、社会力量、文化力量、甚至是军事机器或国家机器的力量的人格化。结果造成自然崇拜、社会崇拜、文化崇拜乃至、军事机器及国家机器的崇拜。这些崇拜也是基于对宇宙根本力量的忽视和背离，是“蔽于人而不知天”的偶像崇拜，也是会削弱人的内部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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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所说的“权力”，主要是就权力的狭隘的、表面的形态意义而言（即权力的社会形态）；而实际上的权力，则是无所不包的，如自然的权力、文化的权力、甚至精神的权力等等。

无所不包的权力，真实而完满，他不是生命活动的附庸，而是超越生死、支配宇宙的能力。它既是爱又是恨，它既崇高又卑鄙，它时而波澜壮阔时而涓涓细流：它跃出作为生物的人们的思想、语言，它的作用，使自以为超越了生命及其派生物的人们，瞠目结舌。在实证主义者密密麻麻的近视眼看来：如此广泛而脱俗的权力，怎么可能存在呢？这样超凡的权力，如何“用生活和实践”的鼠目寸光来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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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者，尤其是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者，只有能力承认使人感到痛苦和不适的社会权力。因为社会权力是人造物，是人的理性可以完全理解的。实证主义者只会承认经过习俗或法律认可的权力，然后再以阿谀奉承的态度，视伸缩的演化的力量，为“直至万世”、不应更改、不该变化的天经地义。

实证主义者的权力狂哪里知道，历史之天，乃是无经无义，无道无德，无恒常无定性的永久混乱？永远迁化、永不凝固的混乱！蠢蠢欲动、生机盎然的混乱！在这绝对的混乱、相对的秩序中，没有什么固定的对象可以依靠──除了那充满悲剧性的怀疑精神，而“上帝则是最根本的怀疑精神和创造精神”！这一点只要看看《约伯记》中上帝在旋风中的出现就一目了然了。所以耶稣要对门徒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背上十字架，也就是把自己托付给神，坦然面对彻底的不可知性。“背上他（自己）的十字架”而不是背上耶稣的十字架一语，已经否定了传统教父学强加给“十字架”的僵硬意涵。

十字架，也许是宇宙生命那无限但并不确定性的隐喻和象征？所以，十字架能驱魔。因为机遇的威力，在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畏惧，如果我奉不确定性为宗主，从此何惧之有？而实证主义者们根本不能理解：除了荣耀和升华之外，痛苦和不适当然也是权力的有机部份，也是来自权力的运用。除了值得称许的荣耀与升华、痛苦与不适，微不足道的生活、平淡寻常的事务，也一一来自权力，来自对权力的运用和抵抗。

这里只有“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区别，而没有“存在”或“不存在”的区别。这就是权力的罪恶性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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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权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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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迷惘”。例如，一个人在目标明确、信心坚定时，可以忍受大量的痛楚、非常的折磨，而不以为苦。甚至一个摇摇欲坠的病躯，也可以在此等意志状态的驱使下，焕发可惊可泣的光辉力量。但“迷惘”却足以使一个健壮的躯体，弱不禁风，并使幸福平和的生活暗淡失色、满目尘埃。

“迷惘”起源于归属感的失落。比如，在许多亡了国的遗民中，就普遍弥漫迷惘的情绪。在某些社会性或国际性的巨乱（比如世界大战和革命浪潮）使原先的社会结构趋于解体时──迷惘的情绪也会起而主宰人心。这仅仅因为：原先牢固的归属意识，这时全然崩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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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一切动物，事实上都有极强的归属感，这往往现形为故乡的眷恋。从渊源说，这是从植物对土壤的依附发展而来的。人和植物甚至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除了眷恋物质环境外，还依恋文化形态和精神事务。对此，自杀前夕的诗人屈原一语双关地写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对动物来说，这只是一种本能；而对人来说，除了本能还有意识的作用。这样一来，生活的需要，就上升为精神的需要。这就更加使得社会性的归属，成为刻不容缓的事了！“精神上的故乡”和归化的第二故乡，往往比事实上的故乡更加可爱。非可爱也，乃是文化上的故乡，较之生物上的故乡，能够激起更强的归属意识。

这是为什么？这仅仅因为，“上层建筑”比“经济基础”具有更大的权威性。而人们，不论奉行怎样的教义，总是倾向于崇拜更大的权威。即使从事实上说，经济的活动影响了心理的活动，但在人而言，经济的存在却是模糊的、间接的、它只通过心理状态和意识形态去影响人生。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再“为理论脱离实际”（“他说的话，自己都不相信。”）的虚伪性而感到“迷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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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上宣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抄手们，当他们讨论世界历史的演变（“社会发展史”）时，却十分奇怪地不以经济形态的变化来划分他们的“新纪元”，而是坚定不移地以某个政治制度或政治事变的开端，作为他们的“历史分水岭”，如“奴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等。他们甚至把最大的热情，倾注于某个政变（如十月革命）的讴歌上，这时，“经济基础”的神话，已被贬为可以由政治力量任意改造的丫鬟了。到底是政治决定经济还是经济决定政治？个人崇拜随之兴起，而且成为压倒一切的“历史任务”。

这突出说明，权威是生活不可缺少的参与者和主宰者。尽管，有自然的权威，有社会的权威；有世俗生活的权威，有精神生活的权威。但是什么样的权威，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生活：无机世界的生活，有机世界的生活，社会世界的生活，心理世界的生活……就是分别来自星系的权威，地球的权威，他人的权威，自己的权威……地球的主人，还要服从星系的权威。

人，终究还是要通过人格权威，去认识无人格的权力的。人，只能这样发现并理解人格化的权力。所以，即使我们不妄谈所谓的“因果关系”，我们仍能发见，权威，在人生和历史的进程里，拥有决定性。权威，就是作用于人生与历史、社会与文化的那种权力。如权威之支配历史，是在潜移默化中，重塑历史。于是，所谓历史，就是从这个权威过渡到那个权威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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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时期”的划分，实际上都以某一权威的崛起或陨落，为其标志。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无论哪个学派，无论它如何宣称与此相反的“平民化原则”（如高唱“奴隶创造历史”、“人民革命万岁”），其实余与专制暴君只有一墙之隔。人们实际上都亦步亦趋、像走狗一样遵循着对于更高权威的承认、叹服和阿谀奉承。例如，是秦始皇的出现，而非什么新经济结构或新生产技术的出现，一举结束了战国、开辟了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同样，是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而不是透视法，给予近代油画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因为透视法早在几万年前的洞窟壁画时代就产生了。但洞窟壁画时代没有达·芬奇、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1483─1520年）、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年）。而正是这等“权威人物”的来到，才有力支配历史的发展，岂是简单的宣告或是“标志”而已？

“历史的发展”，就是通过此权威对彼权威的“取而代之”，而实现、展开的。在两个权威之间的空旷地带，历史的清晨显得多么荒凉。在项羽的言行所显示的项羽意志中，“取而代之”的躁动及其塑造历史的奇妙功能，充分而鲜明地呈现出来！取代里，有承继，正如破坏中，有建设。但取代仍使人耳目一新，犹如破坏将顽固的障碍一扫而光。人们是通过取代，来理解历史，并把握历史的。犹如通过对原始土壤的打破和耕耘，建立自己的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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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因此是从彼权威到此权威的纽带。权威，就是历史盘根错节的中枢。历史的乱麻，只有到权威的底里去探究，方能理清。历史之谜的获解，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人格权威的心理学”和“权威势力的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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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多少“权威”？以其对世界“历史时期”的划分，宰割了我们对历史的完整理解？因为这样的宰割，可以证明他们的趁乱夺权的趁火打劫的“造反有理”？新权威的光临，有时把历史一截两段，有时却要接续断烂的历史。人们习惯于称前者为“破坏”，而称后者为“创造”。尽管在事实上，这两种作用是彼此渗透、互为表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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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段历史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只是某个权威的黄金时代！这权威被后人奉为公认的鼻祖。

某段历史的“黑暗时代”，也是就某类权威而言的黑暗时代。

没有普遍的黄金时代，正如没有普遍的黑暗时代。“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他们”的黄金时代，正好是“我们”的黑暗时代；于是“我们”的黄金时代，也就意味“他们”的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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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权威必不可少──他是一切生活的推动者而不仅仅是润滑油，他是一切生活的指导者而不仅仅是宣传家，有了各种各样的权威，才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权威，有什么生活，就有什么权威；有什么权威，就有什么世界。欲摧毁一种生活，先摧毁其权威；欲建立一种生活，先建立其权威。权威后于生活，权威先于生活：权威是两种生活之间的媒体！

权威是必不可少的──这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件事实。羊群有自己的首领，狼群也有自己的首领；凡有群体的地方，就有自然形式的权威。这不是灰色的理论家们可以一笔勾销的。

权威之所以经常流为僵硬而殊少活力的偶像，权威之所以经常成为扼杀新事物新人物的卑鄙杀手，是因为权威一旦形成，他的主要职能便是自保，拼命压制他认为对自己的权威性构成挑战的新权力。我毫不怀疑，如果耶稣今日重临世界，还是会被正统教会的权威宣布逐出教门，并被信仰基督教的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的各国政府争先恐后地宣布驱逐出境，最后依然还会遭到死刑判决。区别只在，这次不是钉十架，而是坐电椅！杀害的手段文明了，这就是历史所能达到的进步？这样不断宣布革命者死刑的权威，第一要义是维持自己的生存，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在事实上已经成熟到腐败的程度。成熟，并不像功利主义者们所断定的那么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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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熟到腐败，仅有一步之遥，而且这一步是必不可免要迈出去的。

“熟透了的权威”，比之熟透了的文明，更是历史发展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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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威领域内，“扬长避短”是不可能的。权威和万物一样、且比万物更甚，携带可怕的惰性。这惰性使权威变得格外有害，越伟大的权威也就越有害，报应丝毫不爽。要想从这命运下逃脱，只能求助于奇迹；而自以为是的补救方法，也是毫无用处的。历史的风暴之所以令人感到清新爽快，无非因为它扫荡了熟透了的权威散发出的令人窒息的霉气，和使人发憷的温热。

如此看来，唯一的希望在于新权威的继起！他打破古旧权威与成熟权威的垄断，犹如厚厚的乌云，闪现一道湛蓝的天。尽管新权威也会成熟、腐败的，但他现在毕竟尚未成熟与腐败，他还满含活泼的生机，他还没有学会矜持和官腔，他尚未颟顸蹒跚──他正专心致志反抗使人窒息的一切，义无反顾，使人感动的一切，就会来自他的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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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威的滥用并非强大的标志，而是腐败之尤。这不是“激愤之辞”。因为，每当不顾场合与时机而滥用权威的力量时，就说明权威的内在力量已经结束了。这时，起作用的不是权威的实际功能，而是他的形式本身。他利用多数人们对其形式上和习惯性的服从，来横征暴敛，而再也吸引不了明敏者的注意，无从激励他们的首创精神。如此，权威的灵魂已经瓦解了！

这样的权威决不是什么万妙灵丹。权威原是有所为而发的，任何权威都有其特殊的功能，为解决某种危机而来到世间……当一种权威被“普遍运用”时，可悲的暴戾时代就降临了。权威的内在空虚，就成为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整个社会和全盘文化，染上不可医治的虚胖症。当代历史中的实况，有力地论证了我们的思想：某个权威的“大器”及其影响，并不是什么客观事实，而仅在他似乎满足了人们的权威感！天神、国王、英雄们内在力量的度数，取决于它所唤起的权威感。所以，某某形式的天神、国王、英雄都难免衰微，但天神、国王、英雄后面的“那力量”永不衰颓。形式在变，但内含的力量常在。人的权威感于是出之以不同的假面，借用任何光灿夺目、喧宾（形式）夺主（内在力量）的时髦装束……但权威感本身，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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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感背后的“那力量”，反压制、抗沉沦，鼓舞我们，创造了有关“天神”的种种灵魂学说。人为了更有力地活下去，必须凝聚更大的力量，必须把自己与某种更大的势力（如“宇宙的主宰”），结合起来。

这一结合可以出之各种形态。它可以是“正”（投效形式），也可以是“负”（反抗形式）──还可以是其它形式（“合”）。但人却无法真正“中立”，他必须对此做出某些“抉择”。他必须以某种形式，与上述势力结合。否则，环境的压力将使他粉碎，使他不由自主地感到孤独、沮丧、颓唐、崩溃……这就是“权威感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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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渴望权威。不是渴望自己成为权威，就是渴望寻求并归属于一个权威──以满足自己的“权威感”。

天神、国王、英雄──就是“人的权威感所造就的光辉形象”。实际上，这些都只是喧宾夺主的工具。并不是有形有性的天神创造了世界！也不是人的幻想创造了天神！而是创造了人的权威感的那种力量：塑造了命运观念的千奇百态。形形色色的神王或霸主、古代英雄和现代领袖──在那深而又深、玄而又玄的力量看来，只是些飘浮不定的影子、人的权威感的影子。

由此看来，特别强大的权力来自三方面的综合：

A，尽天性而有逢其时──来自天；

B，内部的协调一致又不扼杀创造潜力──来自人；

C，对外关系中的为而不有──来自地。

这样的权力论，是古老的而不是新颖的。这样的权力，更加腐蚀人，而不能使人强健。如此系统的权力，在中国生活中已经成为扼杀灵感的一个借口，因其披上了“理性与科学加命运的面具”──而变得格外有害了。而真正的自由，倒是死亡的儿子（而不是权威的儿子）。哪里有了死亡的影子，哪里才会升起自由的曙光……一切自由，归根结蒂都是生命的自由。不但是人的自由，而且是“动物的自由”、“植物的自由”、“原生物的自由”甚至是“众神的自由”。那渴望摆脱命运的努力，那充满狂喜精神的斗争……自觉不自由的人类，才欢呼那致人死地的斗争为：“争取自由的斗争”。而为了这样的斗争，“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已经奉为金科玉律；而对于自觉自由的亡国奴，如此奢侈的自由，是不可理解的，于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成为汉奸思想的表达。在腐败的权力论熏陶下，亡国奴个个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1236—1283年）理论，但个个躬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张弘范（1238—1280年）“实践”，形成“国军来了迎国军，皇军来了迎皇军，共军来了迎共军”的千古奇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亡国奴的理论历来如此。

（另起一页）

九、略论弱者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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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这一题目，首先需要定义这里使用的两个基本概念：“弱者”与“美德”。

“弱者”，顾名思义是指躯体力量尤其是精神力量薄弱的人。

体现在人类身上（尤其是作为“社会人”）的力量，有各类名目繁多的分化形式。如，权力（即支配别人的力量）、服从力；体力、意志力；想象力、一般的智力；对其余人类的诱惑力（包括对同性及异性）、对其余人类的反抗力；交际能力、战斗能力；道德力量、反道德力量；情绪的冲力、克制情绪的自制力；忘我的能力、唯我的能力；适应力、固执力、探索力、忍耐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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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由于是各种形态的人们组成了社会，并试图发展他们的社会生活（这是所谓“合群性”的自然结果），于是人们身上的许多个性受到了阻遏，有时爆发为公然的反社会倾向。合群性使个人的力量很难不体现在他和别人、他和社会的关系中，所以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处境，往往反映了他具有的力量状态。又由于没有两个人的力量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各人在近似环境中的具体处境实际上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在上面列举的生存力量的分化形式，因而也是相应的。人类心灵深处的利害观念（它派生为：美丑、真伪、善恶、阴阳等等），都正好与对立的分化形式合拍。

最有趣的是，在一个人身上，这些互相对立的力量往往是并存的。这些并存的对立力量还会抵消，有时也会互为助长，例如，一个人力量的总和，并不是各类对立的力量分化形式之间，绝对值的相减，而是各类绝对值的相加。也就是说，体现在人身上的力量，尽管可以人为地分为若干对立形式，但它们本身却是生存力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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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就是指在上述力量上绝对值上较小的人。一般说，人格及人性上的弱势，总要体现在其社会关系中，并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如，世袭因素、帮派关系、意外的幸运等等）。“弱者”一般有其软弱而难以平衡的弱点，以致他的强点不足以弥补；而他的强点与他人相比，又可能还是太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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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美德”？如果不带任何成见，就应该承认美德就是有利于人们的生存、发展的那些特点与品性。真正的美德不能通过训练来获得，最深刻的美德，在最孤立无援的境地下不失其真的美德，不是由于“群众心理”的作用，而是来自人心深处，仿佛受到神的感召而突然说出许多方言的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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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有什么“美德”？

据上述定义，“弱者”比之“强者”，本无所谓“美德”可言，就力量的角度说，“弱者”原先只配被视为“恶德”的人格化。那我们的用意是否权在搜求“弱者”的残余美德以供世俗的观瞻呢？是否仅为证明弱者也有强者的特长（即“美德”）呢？

不是这样。需要证明的恰恰相反：在弱者身上才蕴藏真正的美德，是因为弱者比强者更有成长的希望：弱者的希望在于未来。凡体现为“弱”的人，是正走向“强”的人；凡体现为“强”人，是正走向“弱”的人。现在的弱，为前此之强的报应：由于表现为“强”而消耗过多，未来只能逐渐弱下来。反之，现在的强则为前此之弱的回报──由于他一直表现为“弱”而有所积蓄，现在才可能逐渐走向强大……

其实，这种理解并非自我而始，在耶稣纪元前五百年出现的《老子》中，早就如此闪烁着如此智慧的光芒了：“强弱相形，高下相倾。”《老子》揭示了，在人的生命中，“不幸的创造”对决“幸福的中庸”的。尽管这个权谋专家是谴责创造而赞美中庸的。（在这一点上，老子和儒家沆瀣一气，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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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的本质是什么？是节欲。

所谓“中”，就是处乎禁欲与纵欲之间，不是作为瞬息即逝的过渡（从禁欲之寂静向纵欲之喧闹的偶尔经过），而是作为长久、稳定的驻屯。

能守“中”者，方能致“庸”。庸者，常也，用也，平安也。所以，“中”是道路，是方法；而“庸”是目的，是归宿。

“中庸不可能也”（《中庸》语）里的“中庸”一辞，是指绝对的中庸，也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由于恰到好处的节欲得以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理想状态。这理想，是在激于苦难而动摇不定的战国时代而兴起的一种理想（不仅是古代的战国，而且是当今的全球化），所以根本“不可能也”去付诸实践。

还有另一种可能实践的“中庸”，不是上述绝对的理想中庸，而是相对的实践中庸：此种作为生存技巧的中庸不仅可能，且早就被人广泛采用为生活的原则。生存技巧的中庸原则，不仅适用人类社会，且被整个动物界乃至整个生命的适应性普遍采纳和施行──人的理性正是受到这现实的启发，才发明诸如此类的“老子理论”（其要义也如官方的“理论原则”，归根结蒂无非是“谋生的原则”）……在这意义上，“中庸”就是平衡，“中庸”的实践可以帮助达到社会的和谐。

那么，“创造”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是反抗“压制”，是打破平衡，是“改变结构”──凭空的创造、精神的弥漫等等，并不存在，除非是作为庸人们自欺欺人的白日梦。而有依据的“创造”，则是生命的现象，是有机体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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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是主动改变自己以迎合环境，但不被动等待环境来碾碎自己。照此看来，两性繁殖及奇妙的基因配备，实为一切“创造”中最大的“创造”。所以周易颂扬阴阳调和的夫妇时义。说出生命世界中一切可以想象的创造的源泉。

这样一来，争夺基因的传布几率，便成为生物界一切战争的焦点。这也是一切“精神创造”的焦点，且扩大为人间一切痛苦与不和的原由所在。改变结构（生理结构或心理结构；组织结构或认知结构）的目的，原不在于“纯粹意义的创造”（这本来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而在于争取自己基因传布的各种机会！在许多场合下，这要通过改变各类基质的原有结构及序列而实现。随文明的进展，基因也已经不再是指“生理──繁殖系统”的本义而言，而更多是指“心理──交感系统”的衍义而言。


322


“中庸”与“创造”的对决性在于：中庸致力于维护现存的结构，创造致力于改变现存的结构。中庸与创造因此水火不容：在中庸失败的地方，创造力才有用武之地；创造力已经枯竭，中庸的敷衍才开始……

中庸的成功，体现为现世的、物欲的成功、中庸的成功，壅塞了创造之途。对创造者而言，“罪莫大于中庸”，不失为绝顶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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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成功，体现为艺术的、精神的成功；创造的成功，是对中庸的无情诋毁。中庸是生命的普遍原则，中庸，就是“走最小抵抗的路”，但更多是流于所谓“水向低处流”的生物惰性。对中庸者而言，“罪莫大于创造”也是必然的，因为创造行为必使中庸力图保持的平衡归于解体，正如中庸抽掉了创造的底薪。

大凡创造者，当他们开始行动时，一般都是作为失败者至少是失意者，而登场的！也许只是为了挽救原先的失败，为了弥补内心的失意，他们才致力于创造。世界给他们太多的苦恼、太毒的剧痛，他们才在创造中找到安慰和乐趣。他们的创世记，起先是逃避、游戏，而后经历多次的重复，才形成牢固的习惯、“天生的冲动”。他们用创造慰藉自尊，并获得复仇的力量，酝酿卷土重来的意志。复仇，这是多么优美的创造借口？

而中庸者却与此相反：这些今世之子，不是趾高气扬、心满意足的主人，就是心甘情愿、低声下气的奴仆；他们从中得到同样的满足，感觉同样的生活乐趣。所以，他们对维持现存结构，要比改变现存结构，具有远为巨大的热情。如果说他们也知“热情”为何物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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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礼记·中庸》篇所表述的那种理想的、绝对的“中庸”，是生于乱世之极的思想创造！而不是生物真实的实践原则。《礼记·中庸》表述了“中国文化的精魂”，但是它的中庸论述何尝不是“披着中庸外衣的创造阴谋”？如此这般的“中庸之谋”，当然应该排除在我们的上述谴责之外。

“中庸”是阴，“创造”是阳，阴阳对立又互渗；中庸与创造，实为历史的两仪。中庸与创造，本无善恶与优劣之可言，唯其“适时与否”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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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者越是稀少的时代，则创造者的价值越高。

这时，中庸是体，创造是魄。这时，创造与“生命的歉意”相连，中庸则以“生命的满足”自诩……是啊。“慕虚名而处实祸，君子不为。”曹操的这句名言，宁愿摒弃生命的满足而趋向生命的歉意？于是，他便以血腥的创造来回答内心的歉意？──这就是弱者的美德？这就是曹操家族这个托庇于宦官和阉逆的“新兴篡权者系统”得以臻于强盛的秘诀？

（另起一页）


十、底层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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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的新生力量常常来自底层？“压制”的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为什么佼佼者常常出身穷乡僻壤或远边小镇？因为那里的人们尚未彻底分化。那里的人们和他们的子孙，血液里还蕴藏着神秘、原始的蛮劲。

“无产阶级”之所以比“资产阶级”更有前途，不仅因为他们处于压制状态，因而得以凝聚内在力量；而且由于他们属于未经彻底分化、多少“浑浑噩噩”的一群。浑浑噩噩，也许是“蒙昧”的同义语；但现代人或许忘了或许不敢承认：这，才是远大前途的真正保证。随着现代产业革命的深入，无产阶级也要日益分化，那时，情况就会发生很多变化……

生活在“社会核心”的人们，在分化已到尽头的现行框架里，仿佛还能应付裕如、出人头地。但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些过度分化的灵与肉，就难以临机制变、起而创造了。那些没有负担的“乡下人”或“野蛮人”，情况则恰恰相反。他们的无知是他们的应变能力的真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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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蒸蒸日上的文化天地的人们，才是“万物之灵”。他们精神饱满，目光熠熠；他们胸中满注灵感，行路时脚下生风。这是一群多么健康、完全、无拘无束的动物啊。而没落文明中的居民呢？不过是一群奄奄一息的行尸，一堆等待拍卖的处理品。他们哪里是什么“万物之灵”，他们是一切生命类型中至低至劣的“药渣”。……最高级的药渣，还比不上最低贱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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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观念的淡薄、距离感的瓦解，是剧烈的社会疾患就要疯狂并发的前兆？它会使一个好的集体（从抽象的“人类”到具体的“社区”），逐渐式微、失去优势；也会使一个坏的集团，不堪一击、迅速消解。这是心理病毒的滋生与蔓延的结果，而且往往是从“上流阶级”开始的。而这种开始本身，也正是上流社会业已腐化堕落的证据之一。

纳妾、尤其是在下等社会拈花惹草，然后将其列为自己继承人的母亲，就是这心理病毒的强烈发作之一，也是心理病毒的扩散最容易借助的社会生物的表现形式。而在妓院里穷凶极恶地搜寻花柳，与之相比之下倒成为无伤大雅的闹剧了。因为这对社会距离感的破坏程度，毕竟要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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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文化的精品，只能在闲暇中、有距离的闲暇中产生，决非碌碌谋生者的“产品”（如某些外行领导内行的政客大言不惭的“精神产品”）。它们的作者，多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幸被抛入闲暇深渊中的人们。像现代阶级论的口头禅说的，他们要么是“奴隶主”、“剥削者”；要么是“自由职业者”、或“流氓无产者”甚至“残疾者”。例如在文化意义的中东地区（在地理意义上是从北非、中东到印度甚至马来群岛链的那些“伊斯兰教”部分），古来就一直有许多人士自愿加入上述行列中，他们采用出家的托钵僧形式，在宗教全盛时期的“两端世界”（即上述文化中的西方如希腊、罗马、西欧及东方如中国文化圈里的华、日、韩、越等）──这类自愿弃家出走变成“无业游民”的运动，也曾给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和战争以深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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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比劳作更痛苦，犹如疾病比健康更痛苦，因为闲暇与疾病，是动物生活中的变态：动物本来该是忙碌而健康地劳作着的。这劳作有时表现为“劳动”──有时表现为战争，有时表现为游戏与消遣，等等。

人们所以共认“老、病”为人生之大不幸，正是因为在风烛残年与病弱衰竭中，人们亲口尝到闲暇的真正苦果。闲暇于是成为不可排遣、难以缓解的慢性绞杀。而在其它人生情境中，闲暇之苦至少是可以排遣、转移的；相对的派遣、有限的转移，无形中就使闲暇的苦痛得到了某种缓解，尽管并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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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自闲暇”，这就是说，正是对闲暇之苦的反抗，催发文化的萌芽，如果正视被称为“历史”的那些经验，我们就会明白，高级文化不同于工艺美术和科学技术之类的应用性文化（在古代文学上，高级文化被称为“文”；应用性文化被称为“笔”）：它的功用在使人“忘忧”。欣赏它并陶醉其中，固然是“忘忧”的一重天；而开创它、为它狂喜，则登上“聊以忘忧”的九重天。无论宗教、艺术、哲学甚至某种战争和“大政治”，都是这“忘忧世界”的使者，它们都是“非应用性”的，和现代的经济动物的意识大相径庭……所以，它们都被现代的经济动物诋毁为“前现代化时代的遗迹”。

例如“礼”，是社会行为的规范，它的心理形式被宋儒表述为“理”（或“天理”）。礼与理，在生活意义和精神意义上，为人的精力之外向的放射，规划出无形的方向感。这，乃是一切高级文化的基础，也体现了默默无闻的代价。

再如说某某精神人物如何圣洁，其含义无非是指：他用明确的自律，代替了“普遍信仰”的抑制及防腐作用，从而造就了一个慎独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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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越独特，行为越不凡，则越有价值，于是也就越是难以推广。有价值的事物，是推不广的；推广了就乏味了，推广了就变质了，推广了就完蛋了。能够推广的事物，先天就缺乏真正的特异；否则，它独力对抗外部世界的强压，岂不将使所谓的“推广”成为水月镜花。

还有，哲学的黄金时代，社会是呈现开放状态的。这时，哲学生活与社会生活，浑融一体。如希腊古典时代、欧洲近代以来……中国春秋战国、唐宋时代。哲学的衰落时代，逐渐退居于书屋。这是希腊化时代、罗马帝国时代……中国两汉．明清时代。

罗马国教时代、西欧的中世纪，中国秦代、隋代以及现代中国，则是哲学消解的时代，哲学的残余活动和最后闪光，被迫陷于“地下状态”。新的生命，就是这样从地下状态开始出发的。早期基督教的地下礼拜堂，就是一个著名的事例。来自底层的活力，终将冲毁地表的陈腐，形成蔚为壮观的异象。──这就是“弱者的力量”，来自底层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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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被压制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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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权意志说的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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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权力在三大领域中的体现：

A，对自然界争取平衡的也即对“非人势力”的权力，这种权力体现为：科学、技术以及各种各样平衡自然压力的防御手段，时常，这种防卫以进攻的架势装潢着……打卦占卜、命理八字、风水堪舆、星象学、骨相学、手相学，也属这种“权力”。这些，大体属于“生存欲望”的领域。

B，对人世间获得优势的也即对所谓“同类”的权力，这种权力体现为，军事征服、政治奴役、经济剥削，其比较现代化的、文雅虚伪的盎格鲁·萨克逊式的表达方式为“统帅”、“领导”、“企业管理”以及“公共关系”；“互助合作”、“献身赎罪”等等，也是相似的意思。这种权力的形式，更为复杂，即使恋爱、婚姻、家庭甚至偷情、通奸、私生子，也在它的控制下。人与人的关系，就意味着权力的运用。所以，性欲比其它欲望更危险，因其对象不是物而是人，是具有欲望和意志的另一个活物。这一方面使得性欲变得更有挑战性，另方面也使它更为捉摸不定：从而成为社会权力的焦点。而秦始皇式的“四个伟大”，则是社会权力的登峰造极。而所谓社会，是以权力为纽带，并进一步以谋求权力为目的。社会压制，反而膨胀了权力、权力感、权力欲，从而也产生了权力的腐蚀作用，即无情消耗了反制的升华力量。这些，大体属于“强权意志”的领域。

C，对自我进行限制的也即所谓“返身”或“修身”的权力，这种权力体现为：神话、哲学、宗教。我们今天已能确认：人仍然是动物，人这物种与其它动物的最大相似，是同样摆脱不了欲望的奴役。而欲望作为本能的反制力量，本是维护生命并持续扩张的工具；可是，人的权力过度加强，却适得其反。这是因为权力的增长，意味压制的减轻，结果，人不仅没有解放，反而用腾出来的手反对自己、作贱自己，用自杀的方式进行“高尚消费”，导致文明的解体。人间的所谓“权力”，原是改善人们生存状态的手段，这时却恶化了人的生存状态。其罪恶的黑色魅力在于，诱使人自己扰乱自己并瓦解“人向高处走的创造途径”。越是庞大的权力，就越给人生涂上虚假的色彩。这色彩可能是血腥的，也可能是桃、红的；可能灿烂，也可能阴惨──但总不免虚假之一途。以纵欲代替创造、以占有代替革新，就使得生命流为形式，使得生命得以兴起的根本要素，被严重削弱，甚至暂时消失了。生命的基础抽空，生命的灵魂蛀空。这时，神话、哲学、宗教等人对自己的权力，代替了人对自然和人对社会的权力，成为“唯一的救赎”。这时，人的良心开始拒绝把“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的启示──作为宣道和诈财的幌子。这些，大体属于“道德情操”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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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的载体说：“有一天，我将被人们庸俗化。”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即使十字架上的苦难也不过如此？除非，我们理解了上述过程的循环性，并把“压迫与反抗的哲学”视为道成肉身者的道路。

一种作为压迫结果而出现的反抗哲学，这哲学又将以新的压迫及新的反抗──激活世界史的阴沉……世界历史浩浩荡荡的挣扎，最后不过凝练为几个字样。

压迫是消极的，是阴的状态。但它引起的结果却积极，是阳的状态。

反抗是积极的，是阳的状态。但它引起的结果却消极，是阴的状态。

此谓阴阳调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反制对压制的抗争，造成生命状态的高涨。正如一个人如果处于完全被保护状态，日久天长必丧失生命的精华。这就是为什么当统治阶级或利益集团的特权地位一经巩固，其命运立即开始走向衰弱的原因。统治者凭借世俗权威而不可避免地自我放纵，可是他究竟是否知道：他维持权力及享受权力，在在都耗费其精力，直到他重新沦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酒囊饭袋。

尽管这对一个阶级或集团来说，不是几年的进程，而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进程，但是，这毕竟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同样，一个较和平、较幸福的时代，其人民的精力也较为衰弱；因为享受和平就意味着丧失精力，这其中“一进一出”的差距之大，触目惊心，崛起与没落之间的剪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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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一生，既无苦难来积存精力，还要通过幸福来耗尽精力──我们的子孙怎能不孱弱呢？

在积累精力的意义上，“社会奴役”有其积极意义：它提供新的生长所必须的新的压力，并为新的积蓄提供必要的监狱般的限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的“治世”、“盛世”、“黄金时代”，大都是风行中庸思想的时代。历史过程其实不讲中庸，所以理论上风行中庸的时代，实际上只是维持现状的过渡时代：从严酷的压迫走向普遍解放的过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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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普遍的解放，即接近社会的普遍解体──这是与更严重的社会衰落为伍，从而为新的转机、新的压制准备了土壤。这过程对个人也许太漫长，但它的起伏线索在历史学的透视下十分清晰，没有某种形式的“奴役制度”，文明会因为营养不良而无法诞生也无法长大；所以在奴役现象削弱之后，文明会因为釜底抽薪而濒临覆灭。消灭奴役，就是颠覆文化，只能带来更严重的“社会变态反应”，因为差别待遇是任何结构的前提与基础，结构中这部分对那部分的奴役，合乎自然法则。尽管一切制度都必衰落，但制度的衰落毕竟是漫长的过程；黄金时代甚短，而且常常处于制度的半衰期：文化大炽，是制度这种社会监狱和社会压制的“半衰期所特有现象”……因为衰落是个完美的休息！

当然，从烧火到开水，需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历程，所以，文化鼎盛的时代（相当于水开的时代），不是最严酷的奴役时代（相当于烧火最旺的时代），所以文明的鼎盛时代要稍居于严酷的奴役时代，并体现为奴役状态的不断缓和；因为自由的创造，实际上是释放那严酷的奴役时代大量积蓄下来的社会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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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奴役的来临，将构成（继当今的自由放纵而后的）“下一回合的世界历史”，世界将体现为“全面的衰落”。不过没有惊慌的理由，这不仅是迟早要来临的，而且也是过去数百年繁荣的事后“代价”，更是数百年后重新繁荣的预先“投资”。不理解这一点的人，怎么能说自己“懂得历史”呢？

今天，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在伦理意义上吹嘘社会奴役的无量功德，而是从历史功能来说明“奴役对文明的保姆作用”。过去的评论家仅仅注意：社会奴役提供了文化的物质基础，并使精神贵族从贱民社会的埋没中脱颖而出，并通过社会分化（这必导致并强化社会奴役状态）来实现文明的崛起；而我们今天要特别指出：社会奴役状态不仅提供了物质的文化准备（剩余价值和社会距离）；它的最大贡献还在于造成了心理上的革命：封闭一切可以“正常发泄情欲”的孔道，从而开辟了“社会精力的金库──银行”。

而天下最大的社会奴役状态，莫过于普遍信仰对人心的桎梏。普遍信仰的时代实际上构成文明社会的休耕，一个重新野蛮化的时代。普遍信仰可使文明、堕落的人们恢复其野蛮本性，在身心两方面重获生机，聚集再出发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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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治世、盛世、黄金时代，其社会权力依然不是把人导向生命的积累，而是把人导向生命的消耗。本来作为生命的工具而出现的东西（如欲望、快乐等），现在篡位为生命的主人。乱臣贼子，统治天下，杀手成了大救星。

对人而言，大多数压制都是自己有意无意为自己寻找，并心甘情愿加诸自己身上的。其情其景，甚像“自鞭教徒”的盛大游行。

人为什么自寻压制？

尽管这自寻压制的倾向，不容易被人察觉，也不容易自觉。但确是真实的。因为人类和一切动物相似，天生需要压力，没有压力，他就活不成。人比一切动物更甚，为了在压力的世界里活下去，并发展生而具有的强大反压制力，他必须沿着“生存欲望”──“强权意志”甚至“道德情操”前进。因此人与动物不同，动物的欲望受到环境的严酷限制，所以，内在的反压力（欲望、意志等）与外在压力之间，达成平衡，互相抵消。动物们，既不会因为内在压力过强，而焦虑、自杀；也不会因为外在压力过强而窒息。相反，人尤其是文明社会的居民，尤其是文明社会中的富人和闲人，其内外力量对比，就因内压过强而丧失平衡。为什么人们说“文明的发展使人的道德败坏”？不能不联系到这一点来看！“富贵思淫欲”，许多荒淫行为，就起源于丧失身心平衡及内外平衡，而这在动物世界中就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人的内在反压力，已经借助文明手段而远远超过了外在压力。所以人们要求过量发泄以致达到病态程度，且永无餍足的一天。这种失衡，构成人的“自我毁灭”。

但人控制环境的力量，又比动物更大，他学得“以夷制夷”的法术，来左右外界。所以，相对说来，外压对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内压难以驾驭：他的身体欲望、野心冲动等等，才是他的主要杀手；不像困扰野生动物的，主要是饥饿及不安全感。所以，人比其它动物更需要神话、哲学、宗教，以便在控制了环境以后，再度实现自我控制──免得因为控制环境之后而变得多余了的内在压力，反过来伤害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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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的人，也就是“不愿如此伤害人自身的人”看见了这一点，尽管他们也许还没有这么明确的意识，于是开始行动。可以采取的步骤有二：一是禁欲或至少节欲，以抵消控制环境后变得无拘无束的欲望、意志；二是自觉自愿寻求某些外在压力（如“自鞭教徒”那样行动）以求平衡，以求解脱，以便从内在的骄奢淫逸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下，挣扎出来……这就是外在压制的巨大功德！

禁欲主义，就是人类如此发明的、具有社会形式的外在压制。只是当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全社会已然失却这内外平衡（“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强制的压抑降临，扑灭行将淹没社会的人欲滔天：“天国”（即完美的压制）近了！没有解脱、没有超渡的一劳永逸的可能！一切都注定了，一切都无从改变，一切只有“唯一可能性”即等于没有可能性。而唯一可称为“主观解脱”的方式，就是学会欣赏自己的苦难！同时学会欣赏自己的创造，来排遣苦难激发起来的抑郁。这也就是艺术的起源和精神的滥觞？与此相比，吃饭的“经济”需要，哪里会是文明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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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权意志不是本原，既不是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本原，也不是我们生命活动的终极本原。如果说，人的活动是为满足强权意志的渴求（据说犹太人医生弗洛伊德找到了这强权意志的基础，就是淫欲；或是犹太人政论家马克思找到的经济基础也就是食欲）那么，这样的“强权意志”当然只是一个影子，而不是本体。所以要把强权意志看作影子，而否认它的本体性，拒绝承认它的自在性及独立性──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的：强权意志不论对人生、历史，都只是一个工具或是催化剂，所以它只是“杠杆”而不是“目的”。

表面看来，人生、历史的具体内容，都在强权意志的推动下展开，似乎最大希望和最亮火炬，向“强权意志”蔓延，并以“强权意志”为归。

但我们若有反思的能力，就不免想到，“强权意志”作为心理属性，至多是生命界属性罢了，怎么可能成为世界的本原呢？除非，仅仅把强权意志作为“我们所感知的世界的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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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心理学证实，人的心理并非“生来如此”，而是在与环境的往复反馈中形成，并变化。现代生物学对物种演变史的揭示表明：人体也非“生来如此”，不但人造物在演变，就连人本身也是“流”，永远在易化的潮汐中飘浮。人的“强权意志”又何尝不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何尝不是种族历史的产物？犹如那一天，还没有生命，没有人，没有“强权意志”──强权意志也是从无中生出，又回到无中去的。

强权意志是一个引信一根导索，它不是炸药本身，也不是爆炸活动，但它引起爆炸。强权意志其实只是人的生理功能，尽管居各功能之首，却也并非其它功能的“奴隶主”，而只是其它功能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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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种族历史的演化中，主动性日强，选择的机会日多，命运反倒日益飘忽不定，对未来日益丧失把握的力量。因为人的智慧硕果，也就是人的智慧负担。没有智慧的物种，依其本能行事，却对命运放心，对环境似有把握。拥有智慧的人，反倒看穿这主观意象的虚幻性；而人的智慧又不足使他把握未来、洞察命运：从此，人陷于进退两难的人生之谷。正是在这关头，强权意志的黄金时代才来到了。

是争取权力的意志，使人在迷乱的世界中找到方向，并划出无形的生命路线：尽管它“非理性”，但往往“超理性”。强权意志，是压制的苦果，是在宇宙间普遍压制的无孔不入的重压之下，逐渐形成并不断易化：不但是普遍压制的一时结果，也是普遍压制的持久结果。这能证明，一旦压制消失，强权意志亦将随之削弱。所以人们说痛苦是巨大的资源，是因作为内外压制之间力量对比的失调，痛苦激起强烈的情愫，得以重建此项平衡。人们说磨难与阻遏，是升华的关键，因为升华乃是内压对外压的“棋高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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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权意志与普遍压制的关系上，还有一个“零点”存在。正于此零点，则压力越大，强权意志越高涨，越旺盛；负于此零点，压力越大，强权意志越萎缩，越孱弱，以至消失殆尽──生命也就随之寂灭了。

这零点因人而异，并无统一标准，所以，没有人能够度量天下的强权意志。人所能做的，只是根据不同的人对各类问题的反应能力，来判断其强权意志。

强权意志与普遍压制“关系上的零点”──有如人类活动中的“最适点”，既是转折点、分水岭，也是事后的聪明与假定，对此，其实，没有人能够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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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权意志”──是人的内在压力，亦即“反压力”的派生。反压力不仅分化为强权意志，还分化为各种意念及生理功能，用以抵御外来的压制。而“内在压制”又是普遍压制的分化，普遍压力作用于人，分化为“我的”和“世界的”。所以，“强权意志”作为普遍压制的影子，一个投石入井时的反响声──这就是强权意志的别名。

强权意志对个人，不失为定数。你的命运寓于你的强权意志中！从这意义看，强权意志说，是一种宗教。但恕我打破庸人们甜美的梦！强权意志的崇拜，是迷途，因为只有投影为强权意志的那实体，才是永恒的谜。

那永恒的谜，是我们的智力永远也无法解开的，我们只能凭借内在的体验、本能的直觉去感受一二！我们是被限于上天为动物划定的天牢中，最伟大的新发现，只能通向“天人合一”。而进入“神国”一切生命种类，也将继续承担那自然界残酷无情实验下的牺牲！人类又岂能独逃乎此？作为生命自体，由于上苍赋予的本能，它们觉得自己的生存是头等大事，甚至决定了世界的命运。但对可能的客观观察者，也就是与观察对象之间没有利害关系的中立观察家来说，“觉得自己的生存甚至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只是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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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关于天然公园的纪录片，其中的弱肉强食的过程，生动体现了人在宇宙中的处境，留给我印象，经久不忘：追捕者全力出击，竭尽智慧设计圈套，用尽浑身解数，搬运猎获物；逃命者拼了最后一点力量在飞奔，分秒不舍地竖耳谛听，以绝望无益的垂死挣扎，试图摆脱宿命……它们各自受到求生欲望的“欺榨”（欺骗、压榨），努力奋斗，获得掳物的胜利者，自以为凭自己的力量赢得一切，确实的，要是它稍慢一步，猎物就可能轻轻滑走了！而牺牲者在“濒死感的电影”中，可能播放了自己的某项疏忽、某次失足。──这两方面都没有意识到，在它们背后，还有一个无比冷静的“最高指挥者”、“客观观察家”的存在，这冷静者不但存在，还通过各种极复杂、极隐秘的牵线，在决定这一切进程。

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生死荣辱，除了提供给这位冷静者以“实验数据”外，还能有什么意义！人能认识他，是因为人不幸有了反思的能力。尽管，这种意识到超我力量之存在，又自觉极端无能为力的悲切，可能就是宗教的起源。

当我看到那血腥而优美的场景：鲜红的血，洁白的筋肉，绿色的草地、黑黝黝的树木，映着那些湛蓝的天空、朵朵悠闲的浮云，还有金色的阳光……一切都显得幽静、亮丽……仅仅除开被食者的感受。这时，我会想，这一切，不都是宿命吗？不都是被他那无形手，一举策划的吗？对人而言，只能这么拟人化地理解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是天天的常规：肉食者天天要食，草食者天天被食。问题不在相遇的机会、不在捕食者与被食者各自的暂时力量对比；问题的要害在于，那无比冷静的客观观察家需要这样，需要这种必然的秩序，需要这有声有色的戏剧，又哪里顾及当事者由于自己的幸运或不幸，而产生的不同的感受呢！

这些必然的秩序、热闹非凡的连台大戏能够证明：生命的各种品类，只是自然那无形的手中一团团柔软而随意搓捏的蜡丸……各类生命，既是冷静者的产品，又是冷静者的牺牲品；总而言之，是冷静者手中的实验品。生命之作为实验品，永远都只是不完满的实验品，并永远以其不完满为由，被冷静者一再陷入“再实验”的厄运──人类亦为一种生命，与无机的实验品的不同处，是以伸缩的“反压力”对环境进行适应，表现为反抗环境。适应是消极的反抗，反抗是积极的适应：但在质地上，人还是诚如一团滚热的蜡那么柔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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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强权意志说”很糟糕：它唤起的不是超人，而是一群乱党；它预言超人及新秩序，掀起的却是社会渣滓连根拔起的大翻身……关键在于：虔诚者的宗教，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鸦片”！适度的麻痹，比过分的刺激更为重要！英雄不会被鸦片的麻痹所征服，而“宗教的精神鸦片”也可以镇定骚动的群众。显然，尼采没有机会读过《老子》，所以他不懂得“过分刺激”的危害性。世界上有那么一批人，适当的刺激可以使他们的野性苏醒过来，投入振奋的活动。这种苏醒、振奋的因素，不仅来自内心的天良，而且来自环境的遭遇。对那些受到天良感召的人们，这批人就成了“破坏力量”。“超人学说”，就这样成为“破坏者的工具”，从此堕落为“群众性的宣传”。

尼采的自我表现经常过度，结果直接侵害了他自己的学说。很显然，我们已经看到了能够医治尼采病的药方：那就是中国思想。从中国思想的角度看待“强权意志说”，当不难发现：

如果强权意志真是人与世界的本原，也就是说强权意志以自身为目的，那么这样的本原不就是“上帝”的另一种名称？否则请问，权力存在的依据为何？权力的占有又是为何？如果强权意志既不是上帝又不是被造物，那么就只是过度受到压制的心理变态者。

“权力”本身就能给人带来直接快感？如果说，一个人除了从“权力”得到纯精神的满足而一无所求，那他的“强权意志”岂不成了过度压制下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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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思想看来，“强权意志”不是本体，而只是手段。强权意志作为手段，来满足身体欲望及心理欲望！尤其因为，中国神话就缺乏创世观念。中国思想可以理解创造欲、游戏欲作为心理欲望的最高境界，但不能理解作为创世过程的日程程序。否则，“强权意志”就一定不是日常语言意义上的。游戏欲不仅是作为“消化的功能”而被发扬着，也作为一种“实战的演习”而操练着。一切游戏，不仅发泄了被压制的愿望，也为将来实现这愿望在预演、打基础……只是在缺乏游戏的快感者哪里，游戏，包括形式各异的艺术与创造，才变质为谋生的手段。但这一情况却不足以抹煞游戏的固有功能，而把它简单归结为强权意志。

中国思想所理解的、日常语言的“强权意志”，是那种用来满足“广泛的游戏欲”的消费手段：而这种高尚的游戏无论如何也是无法简单归结为“性欲”的。在中国之道看来，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徒们，是些性欲受到过度压抑的犹太传统派的性变态者。而强权意志说的宣传家，是些无权无势或是失权失势的东欧流氓无产阶级。正如经济决定论者，多是刚刚破产的叫花子。

在中国之道看来，哲学意义的性欲是从属于游戏欲的；而不是相反。

从中国之道的角度判断，性欲要比游戏欲更低级。如果让性欲来“领导”游戏欲，正如让外行领导内行──只是小贱人的脾性。而且，即使连小贱人，情绪低落、心理抑郁的时候，也是性欲减退的时候，因为这时的游戏心情荡然无存了。中国之道相信，许多哺乳类动物的性欲，都与游戏欲密不可分，而不仅仅是人。所以，对高等生命而言，性欲实在是游戏欲在生殖问题上的体现，而不能反过来说游戏欲是性欲在非生殖行为上的体现。文化是游戏欲的产物，而不是性欲食欲权力欲的产物。对于心理重心落在灵魂的游戏欲（而不是作为生理器官的食欲、性欲，也不是作为食欲前言、性欲后跋的权力欲）上的人，“游戏人生”可以化解（即重新解释）一切苦难，并以黑色幽默的自我嘲讽，来看待自己对死亡的畏惧！面对死亡这连宇宙众神也不得不面对的命运，你必须嘲讽！因为你掌握不了世界，只能自己游戏。因为你战胜不了死亡，只能嘲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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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者、唯理念者甚至唯事业者，实际上都是各种版本的游戏论者。

游戏，不仅是新生活的渴望，还是新文明的预习，是精力的无情消费，也是无偿的体育锻炼……不仅是为了健康，而且是为了享受！

（另起一页）


二、多数人的纵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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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压制减弱到相当程度，多数人统治所开放的人欲横流、天理丧尽，就会成为时尚。原先的创造力，这时堕落为纵欲，果子开始熟透，文化开始腐化，有形式的创造成为无目标的发泄……这时所谓“天理”，就是全社会规模的精神压制。

A，“多数物质人”的纵欲，即构成对“少数精神人”的压制；

B，“少数人”要成功地反抗这压制，必转向创造世界的活动。唯经由创造的途径所实行的反击，才具有持久的抵抗效果；C，此种创造性的反击，经过长期酝酿，终于形成对“多数人”的新压制；D，此种新压制，对“多数人”纵欲后的虚脱状态，是休息和补药；E，随着“少数人”的新压制而来的，是“多数人”的休耕及复原；F，新压制的创造性，在多数人的休耕和复原中一旦变成“人人都可从事的工作”，就逐渐转为多数人的纵欲；G，新压制在发挥其权力的过程中，从多数人的纵欲一开始还打着创造的旗号，逐渐走向多数人统治；这时就抛弃创造的旗号而以维持秩序的名义压制新的创造；同时也就走向衰落，这是由“权力的罪恶性质”决定的；H，新压制的这一衰落，导致“多数人”中的佼佼者起而创造，他们在使自己升为“少数人”的同时，也使新的压制沦为旧的压制。I，多数人的纵欲是与败德相连的，所谓败德，就是败坏了少数人的首创精神；所谓败德，也就是德败，即旧的压制开始崩溃；J，新的轮转就这样开始：多数人纵欲──少数人反抗──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创造──多数人堕落──少数人革命──多数人顺服──少数人骄傲并成为多数人的代表──新的多数人重新纵欲──新的少数人开始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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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所谓“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民主社会”，是商业主义横行无忌、肉体崇拜到处泛滥的时代：这历史的定数，不是几个精神豪杰就能驱散的……

“少数人创造的新压制”开始获得优势的时代，是所谓“贵族社会”，也就是神权主义笼罩世界、责任和克己开始获得优势的时代：这历史的气候，不是几个精神豪杰就能开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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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潮流，都是各种可说或不可说、可见或不可见的力量，在互相搏击、抵消、妥协、融合中的“战史”。从根本说，历史的法则是力学的法则。社会的力学，文化的力学，心灵的力学，还有“超验与无言的力学奥秘”……在等待我们发现。

这样的“历史”，决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或摄在胶片上的图象，可以一目了然的。读这种历史的人，应有“力透纸背”的眼力，以穿透学术权威们所散布的自命为“真相”的谎言与自命为“真理”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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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在权力的框架下重新评价优劣、再度颠倒历史的；我们只是点破人类命运中被权力垄断的上述黑幕，并揭示其循环过程。

这样的历史还有相对的黄金时代吗？当然。

历史的黄金时代，既不是“多数人的纵欲期”（民主时代），也不是“少数人建立新压制的时期”（君主时代）；真正的黄金时代乃是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时代：从奴役走向自由，或从自由走向奴役！因为多数人的纵欲，破坏创造力；而少数人的新压制则是文明的完成状态，完成了就开始没落了。正如果子，熟透了就开始烂了。

我们给予黄金时代的特征是：多数人尚未从旧压制的梦魇中解放出来，少数人已开始“发现新大陆”的进军。这种“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乃是一切社会革命、文化更新、生命创造的活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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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历史是什么？答：少数人反对多数人的永恒战争。问：什么是“反历史”？答：多数人在无情压制少数人的创造活动。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反抗，就叫做升华、进步、兴盛；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镇压，就叫做颓废、堕落、衰亡。

文明的第一个火花，闪击在少数人求新的意志；蒙昧的最后一颗晨星，消失在多数人守旧的尸骨。

少数人的新意是怪物，它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它是命运赐予人类的生命契机；它出尔反尔，是难以捉摸、不可把握的永恒动态。

只有一点堪称定数：少数人的意志百折不挠，具有野草般的生长强度、扩张能量、改变世界的潜力。他们的创造模式和意志趋向，可以改变也经常改变，但其强度、能量、潜力，“永远如新”。

少数人的意志在其受挫、败北之后，也会转向，却不会减弱，更不会消失。他们的金言是：“可以消沉的意志，不是一个可靠的意志；除非它在酝酿一个新的转向，除非它本来就是死的或反借能源的月亮。月有圆缺，而太阳则在周流中圆满，在圆满中周流。”

（另起一页）


三、被压制者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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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制者的美德”这个命题，立论在这一前提之上：只有在遭到压制的、不自由的心灵中，人的美德才可能产生。所以，“奴隶道德”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只有奴隶才有道德──“美德”，属于被压制者。压制有各种形式。许多压制既非来自社会关系、也非来自物质的缺乏；但只要它构成压力，形成遏制，造成强使，就产生了导致美德分泌的机制。

原来，美德是作为自卫武器而制造出来的，美德是反压制力已经凝集的表现形式。人类，由于“天性如此”，当他不再感到内外交困时，当他感到已经自由，已经获得主宰能力时，他的美德就会逐渐丧失。丧失的过程越迅速，其后果也就越是灾难性的：故“暴发户”对邻人最危险。暴发户的内外平衡改变得太迅速，谁知道他会在暴发之后，要干些什么“自由自在”的罪恶勾当？往往还是变本加厉的变态勾当！

一定要有相当程度的压制，美的、善良的、崇高的、纯洁的感受，才会油然兴起，作为对苦难生活的解毒剂，作为反抗不义、建立公平的动机。所以，“受压制的人们有福了”，决非妄语；“压制，乃是上天赐给你的至福”，也不是说给倒霉蛋听的镇静剂，而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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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制者，身在重压下，如果放弃了升华的道路，就意味断绝了一切希望，这当然不行。于是，只有那些敢于面对压制、敢于嘲笑压制，同时还敢于忍受压制（以之作为锻炼自己身心强健的有力工具）的“威武不能屈的上等人”、“富贵不能淫的大贵族”、“贫贱不能移的真君子”，人生的圆满的至福，才呈现出来。

美德好像碧血，是从伤口中分泌出来的！一般说来，伤口越深重，分泌的血液也就越多；心理上的压制越残酷，则激发的美德也就越是光辉动人。我们应当用悲剧鉴赏家的眼光及口味，来欣赏悲惨世界中不断涌溢的美德。这悲惨世界，是命运对天才最高的赏赐，而悲剧鉴赏家的眼光及口味，体现了命运对注定朽灭之物的爱！

因此我们称“奴隶道德”为美德。因为我们看到：即将来临的世界，将是一个新的奴隶社会──它并不类似古希腊罗马、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美洲大陆那样的输入外部奴隶的奴隶社会；而类似奥斯曼帝国、满洲帝国那样的蛮族入主、反客为主的奴隶社会。它们其中的一个，结束了一千五百年的罗马帝国（拜占庭），一个再度结束了一千五百年的中华帝国（秦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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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看到：唯有美德即被压迫者的反抗形式、防卫方法，才能为新文化的发轫，积聚必要的能源、培育不知畏惧为何物的年轻一代。在这个议题方面，传道人的儿子尼采或因为无知或因为病态，或二者兼而有之，犯了一个绝顶的错误：基督教并不是单方面地使人驯化并弱化了人的健康本能，基督教岂不也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多少恶棍借用基督之名，犯下了比之异教世界远为血腥的暴行。这些超级恶棍往往就潜伏在教会之中，打着上帝的旗号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尽管与此同时，基督教也使弱者更加俯首帖耳。这两极分化的含义不是一目了然吗？所以，“奴隶道德”到底是强化了历史还是弱化了历史？到底还是推动了历史还是阻滞了历史？答案显然是强化了和推动了而不是弱化了和阻滞了历史──为此，也仅仅为此，让我们欢呼奴隶道德的胜利！奴隶道德，虽然助长了恶行，却从反面即纵容的意义上强化了历史的邪恶动力，并推动了历史“冲浪过程”。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被压制者的不幸处境，乃是源于自己（或其祖先）的某种“罪恶”。历史证明，今日之被压制者，乃是昨日之压制者，也是明日之可能的再度压制者。而今日的压制者之所以能肆行权力，乃是得力于其昨日之被压制。同样，也要在其明天为其今日之压制，付出再度受到压制的代价，从而再度转为“被压制者”。虽然历史的线索有时并不像我这里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但我们具有历史直觉的透视已经表明：也许个体可以逃出这一报应的循环，但种类却无论如何也逃不出：“你就是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里的尼姑小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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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被压制者，乃是历史哲学意义的“伤兵”──他们曾经惨败在人生的角斗场上。他们在前一回合的放肆活动，遭到挫折，于是沦为“伤兵”。然而，通过被压制状态而实现了休息的人，有福了；正如通过静静养伤而实现了自身复原的伤兵，重新有力了──他卷土重来，扬起烟尘。这样的人不因受伤而懊丧，或从精神上解除武装；他也不因养伤的寂寞而发狂。他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他知道报应的时刻即将来到，知道新的报应将回馈今日的无聊！

“伟大的伤兵”！──这决不是一个讽刺或亵渎的名号称呼，这是一个献给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者的颂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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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握有社会权力的人往往罪恶昭彰？因为占有权力，就意味着行使权力。权力，也如同一切工具一样，只有当它使用时，它才存在；搁置不用，怎能避免朽坏？争夺权力，则也必消耗反压制的力。而行使权力所具有的消极性，要远远大于其积极性：这是由人贪得无厌的劣根性造成的。人的本性，逼迫人以权力来填充欲壑，这种本性远远大于人以权力来创造文化的可能，正所谓“水往低处流”。事实上，文化上的创造者，多数是出于对社会权力的反抗，而不是出于对社会权力的顺从……

“含而不露”、“为而不有”，只是一种永葆青春的希望。而人的不安份的本性迟早将打破这种死寂，并以狂欢节的方式奔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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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的“慎独”与小人的“无忌惮”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君子以强力的内在控制，填补了外在压制遭到削弱后所留下的真空。而小人，则由于这暂时的真空状态，而情不能自禁，下流地消耗了他的内在压力：于是当新的压制来临时，他就因为失去备战的抵抗力，而被内外交困活活绞死了。“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人可百般，唯不可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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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状态不是被压制（就更高意义说，被压制只是一种生命的准备状态），而是以被压制者之心，处压制者之势，即拥有压制力而拒不施行压制职能。理想的状态，像一张巨大的神弓，引而不发，长葆其盛。

我知道！这些只是年轻的梦想，仅仅现在，三十岁前夕，生命还有最后余辉在闪烁，我临照这变幻无定的世界，面对一切川流不息，心也升沉不已！我知道，一切力避衰落的希望，也许无益有害：它们只不过加速了衰落进程。老子倡言无为，因为他看到这世界背后的真情！伟大的心灵，追逐伟大的事业，他企图切割、役使、控制现实世界；以及探索、塑造、主宰精神世界等等，最终产生对他人身体和心理的支配并造成巨大压制，或帮助他人从压制下解放，以进入另一更为强力的压制状态──这无限优良的麻醉剂，达到一箭双雕的功能。

其一雕，使心灵摆脱日常生活的困扰和琐屑事物的纠缠，摈弃杂务充塞他生命空间的杂念──这些杂念以猥琐的希望、刻骨的嫉妒、无孔不入的欲念、自惭形秽的冲动以及羞耻怨艾、悔恨失意等等一切可以想见的形式，侵害他、腐蚀他、咬啮他，终于会蛀空了他！

其二雕，使心灵被空前博大精深、使人陶醉、令人神驰的精神高涨，紧紧攫住，开创有价值的也就是能令人振奋的活动──归根结蒂，追求伟大和不朽只是解脱的一种形式，是心理的平衡机能。这种形式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基于它被超乎寻常的痛苦所充满。他像基督走向十字架的光辉，本身就是深切苦痛的永恒象征，作为人生的“无从医治而只能麻醉”的伴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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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空虚得可怕。”──但正是这强力恐惧以及为弥补这因空虚而产生的强力恐惧，而强行分泌出来的上述麻醉剂，成就了文明社会的思想家们所高谈阔论的“历史”！历史，步步是这样刻骨铭心的血印。在这类心灵的深处，也曾激荡过五光十色的媚俗波澜，但最后都归于死寂，无声无息。因为命运给各类心灵以不同的启示，首先给他们更大的差别，这个基本的生物和心理的事实，不禁一记耳光，打在那伪善的社会平等学说的脸上！仿佛狗血淋头的“治疗”，无情破毁了社会平等的诸多魔咒。缺乏权力，就缺乏活力；权力过少，活力也少。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跳梁小丑一旦登上国家元首的位置，马上显得容光焕发，气指颐使起来。虽然，过多的个体权力对一个结构来说可能意味罪恶与堕落；但毫无疑问，过少的个体权力就像贫穷一样，使得生命本身的机能遭到扼杀。

各类生物都需要它们的势力范围，由此出发都不得不创造它们的权力形态。

每个个人都需要他们的权力形态，由此出发都不得不调试他们迈向权力的脚步。

──依靠本能冲动的方向、原始力量的度数、再加上外力或反作用力，造就了个体的权力形态，这就是他人的感觉能够确认的“存在”。人们在此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只有那些最幸运的物种及个体，才拥有势力范围和权力形态，而弱势集团、弱势个体则一概阙如，但实际上，势力范围和权力形态乃是任何物种、集团、个体必不可缺的，不同的只是势力范围的大小、权力形态的形式。

恰当的势力范围，使心灵长此安宁；不恰当的势力范围，使心灵充满嚣腾。合法的权力形态，使心灵甜甜蜜蜜；不合法的权力形态，使心灵充满苦涩──这里有什么平等之可言？有什么互相认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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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公道”就在于“区别对待”！它逼使那些认定自己所得份额为不恰当、不合适的人，去反抗、侵夺、扩张、转形。人间的斗争，就起源于上述不同的心灵感受──以致一颗有活力的心灵，宁愿毁灭也不愿默受。“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因此并不是一个见不得人的秽行，而是在光天化日下普遍风行的准则。而“损人利己”，不仅是一个争夺资源的明显需要，也是一种取得心理优越的隐秘渴求！

从心理上说，“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是不存在的。对优越感的隐秘渴求来说，损人就是利己！打击别人就是抬高自己！而我们传统的道德箴言簿之所以告诫要避免损人而不利己──恰恰说明这样“幸灾乐祸”的行径乃是生命的常情。而箴言的实际含义是，不要让心理优越感的隐秘渴求发展得太员，以致干扰了资源争夺方面的明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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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心灵，是由于极端的优越感（“拒绝媚俗的超俗感”）而不是由于恪守道德箴言簿，才不屑于追逐这一类的幸福（１，损人而不利己的疯狂游戏；２，损人利己的赢利，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不等于说，他没有追求这类幸福的倾向。事实上，他只不过给予这种追求以更辉煌、更博大的形式；并在这种形式的陶醉中，走向更高级的生活。伟大的心灵因此显得仁慈、博爱，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懂得残酷和仇恨的必要性，而是因为他知道，如果陷入残酷和仇恨中，他便被降低到群众的水平。他怎么能与小民争利呢？他怎么能去正法一个普通的罪人呢？所以伟大的心灵可以发动世界大战，但对讨厌的邻人却不得不礼让三分；他们流血漂杵，但脸上却是肃穆的，心里则带着谦卑的微笑。按照同样的道理，他面对群众的崇拜，也感到由衷的厌恶，尽管他呼应这种热情，但他清楚，群众哪里懂得敬畏他的价值？群众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在狂欢，就像是幼童的“过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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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禀赋”、“本能”、“内在压力的生来度数”、“隐秘渴求的基本方向”等方面的不同──每物种、每个体都有其扩张的领域，尽管具体的领域对每物种、每个体都极为不同、五光十色，而且不同的物种与不同的个体，渴望不同的标尺。

A，如果达不到他的领域之极（包括空间的深度、时间的绵延两方面），他就会感到压抑、欠缺，就会不由得兴起强烈的愤懑、毁灭的热情。B，而如果达到了他的领域之极，他也会感到满足甚至幸福的。他就以充满和谐的情调去遐想翩翩，如庄子之乌何有之乡、柏拉图之理想国、但丁之天堂，以及许许多多的近代乌托邦（这是人的内在和谐精神的外延？）……而如果超过了他的领域之极，他就会感到放纵与放纵后的虚脱，然后被烦躁、懊恼、悔恨甚至虚无精神，给吞噬掉。

“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的人啊，你们差一口就饿，多一口就饱的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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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是消极的权力；权力是积极的权利。

社会权力，是持有者的毒药。它的消极后果导致软弱、腐化；因为耗能过多，因为主体最终无力抵抗诱惑，因为人的欲望是满足不了的，一个欲望的满足，引起新一轮的欲望，而且更大、更强、更野。这些欲望是生活的泡沫，不是生活的先导，它们并不足以改造生活、革新生活，只在旧生活的死水上投入臭气翻腾的浮光掠影。

一个欲望、思想，若不化为一种冲动、一种改变生活的行为，并不是真的。一个欲望、思想，达不到“实现不了就宁愿灭亡（毁灭对手或自我毁灭）”的强烈程度，就不是真的。除非你一旦抽去了它，生活就沦为无聊的杂凑、低劣的演技，人就变成了行尸走肉、毫无内容的空洞形式，你才能宣布，“我是真的”──只有到了这种时刻，打开那未来大门的金钥匙，才向我们显现出来。

（这也是“殉教者”的秘密与“十字军精神”的底里。）

达到你的扩张领域之极吧，避免自己的活力被暗暗戕害──这是一切生活理想的终极秘密。不论这些生活理想具体表现为多么大公无私，误解和悲剧的关键，不在于各种扩张的冲动彼此冲突，而在于伪装的保护色，给扩张的冲动，所投下的虚假阴影。外来的压力使主体改变了他的天然状态，并逼使他在不自然的状态中行走，从而造成深刻的病态。这灾祸的根源如此隐秘，以致很少有人看穿它。

一个心灵要能不受外力的逼迫而改变自己的天然倾向，是有福的。即使死在征程的半途，也还胜似那在别人的路上，走到尽头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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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种族特征”：其高级形态不是指物种的、群落规模上的肉体官能方面的特征。个体的“精神类型”、“意志力度”、“欲念倾向”等等；不也是“种族特征”吗？甚且是更深刻、更本在的种族特征？正如“强有力者”，也是一个广泛的甚至有些含混的概念，它决不等于身强力壮、筋肉发达，也不等于性欲亢进、食欲旺盛，甚至也不等于心地冷酷、手段残忍，或精明强干、厚颜无耻等等。虽然一般人认为，“强有力者”应该具备上述特征。

真正的“强有力者”，是能创造出别人力不能及的“始作俑者”。体力、意志力、想象力、行动力的王冠，都是他的，而这些气数是无法在他的体貌上预先推算、未卜先知的。“强有力者”的名号，是由结果追认的；除非命运的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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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解人意：能够满怀同情的理解去体会别人的意思；善于倾听、吸收不同的意见，能对别人的境遇做出设身处地的感受……这些，诚然不失为美德，是合群的人类品种的优良特征，但是，这却与能够创造历史的品种特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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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历史：这是多么可怕的压力。这有时体现为外压：环境要求他这样做，否则便不让他活下去。但更多体现为内压，苏格拉底式的“内心的呼唤”，如果拒绝这呼唤，人就会因空虚、惶惑、内疚甚至精神崩溃，而悲惨死去，为了顺从这内心的声音，除了动员主观感受、在空前的磨难下坚持明确的方向感，别无办法。

这种主观的感受，经常体现为“拒绝”，唯有拒绝外压的气势，才能获得创造的喜悦。“世界上的芸芸众生，大都不是被打死的，而是被吓死的。”

直截了当的“拒绝”，使主体孤独，使客体感到突兀、费解、隔阂以致愤怒。“拒绝”将招致“拒绝”，如此循环往复、日甚一日。这使得世界分裂了，社会分化了，文明分叉了，而分裂却正是历史运化的基本形式。所以创造历史的人们，往往表现出某种生硬的狂态，作为社会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程，促成整体的优美。不信，要是缺了不和谐音程，整部交响乐反而会流于平板、单调以致庸俗，使人发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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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被压制者，将是明天的世界主宰；本来的世界主宰，常在后天沦为仆役，往往是最卑贱的仆役。”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恒理。所谓“被压制者”，不是社会学术语，而是心理学概念。现代西方的荒淫哲学，把人视为物质，一笔勾销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视人与人之间的组合为机器的构造。这是源于十八世纪、风行十九世纪、统治或半统治着二十世纪的西欧海盗后裔的大众舆论。然而，这并不是什么真实的景况。真实的景况是：人是心理动物。他所谓被压制，不是一种外在客观的、齐一的标准可以度量出来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这种标准），而是基于不同人的主观感受。据此，所谓被压制者，就是强烈感受到压制感的人；被压制感越强烈，则其受压制程度也越深，其反应的度数也就越高。

所以我发现了这个现象：被压制者的感觉，远比缺乏受压制感的人们，敏锐得多。也可以说，感觉敏锐的人，较易成为心理上的被压制者。同时，被压制者的情感，要远比缺乏压制感的人们，纯洁得多。也可以说，情感纯洁的人，较易成为心理上的被压制者。综合起来，被压制者由于其敏感及纯洁，较之缺乏压制感的人，更容易为某种感情而献身。比如，一个处于逆境的人，必定是感受很大压力的被压制者，这种人很容易被别人的善意表示，所打动。请注意，“逆境”一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主观感受的表述：一个绝望的人，有时会变得异常轻信，他会把他在正常状态中决不会相信的东西，当作救命稻草一样全盘接受下来。甚至一个贵人在落难时，也很容易爱上一个贫贱的女人，这类贱货他在平时连看上一眼都不屑。凡此种种，又与“饥不择食”相关。因为饿汉比饱汉更机敏、更警觉，同时他们的情感也较单一，较能摒弃习惯看法，等等。

如果需要为这类现象提供理论的证明，则不妨说，被压制状态有助于排泄情感的杂质，犹如一定的压力会挤出脓疮中的液体。而在境况危险或面临死亡时，许多人便会拼命地交配，像昆虫那样完成最后的生存斗争。这样，为抵抗压制，使自己能在巨大的压力下继续存在或幻想可以继续存在，生存者必调动一切力量来反击，这种“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方式，使他在情感上变得纯一，在感觉上变得敏锐。与此配套，生存者除集中精力，还要排斥内在杂质，如果他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必会削弱信心、稳定、抵抗力等等；并丧失方向感。

压制是提升生命力的不二秘方。这样看来，压制虽被一切生命所厌恶并躲开，但压制却有助提高生命的各种能力。且不说“生命起源于压制”的原理，我们称压制为提升生命力的不二秘方，还因为压制具有提升被压制者的道德力量、情感力量和行动力量的功能。

终于，人们多少可以理解什么叫做“被压制者”了。


370


何以被压制者能负荷如此重大的使命？他来到这世界上，带来了一个空前的预言：世界将永远成为被压制者的世界；世界是命运为被压制者预备的一份礼物。

命运之所以把这礼物，赐给最深度的被压制者，不为报答或慰藉他，不是要他放纵一番、发泄一场──而是要有秘密的事业在他手中完成：命运把这礼物交在他手里，是因为知道他是最负责任的保管者：命运让他用自己的性命，重塑这礼物，以完成愉悦命运、震惊世界的创造性工作。他是命运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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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这潜隐在最深度的被压制者，却是《福音书，登山宝训》中所说的“清心的人”，所以上帝才让他接管世界。诚如异教罗马的元首马克思·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年）在《沉思录》中所说：“只有当不想统治的人成为统治者的时候，他的统治才可能是善的。”可惜的是，罗马的多神宗教只能给人带来伪善。奥勒留元首装出一副对于权力清心寡欲的样子，其实却死抱住权力到另一个世界，还把权力传给自己的低能儿子。

［回归一下历史也许是必要的：公元161年，罗马元首安东尼逝世。奥勒留和维鲁斯两人共同继承元首职位。169年，维鲁斯病死。180年，奥勒留病逝。这两人执政时期，多瑙河的日尔曼部族多次南下，奥勒留去世时，边境形势更为紧张。但奥勒留却把继承权留给自己亲生的下贱儿子康茂德。这一动作，使他装模作样的“沉思”背后隐藏的伪善，暴露无遗。康茂德是一位放荡轻浮、优柔寡断的人物，他即位后，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签订了不利于帝国的边境条约，躲在罗马过起了奢侈的生活，还大肆屠杀对立的贵族，引起了臣民的不满。禁卫军官发动政变，杀死康茂德，安东尼王朝结束。值得注意的是，奥勒留的前任们有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那些确有统治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继任。但是，奥勒留这个伪善的“哲学家帝王”却让亲生儿子康茂德作了继承人。其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依靠血缘法则而不是能力法则上台的康茂德，无视自己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康茂德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不称职，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禁卫军训练有素、报酬优厚，但这以后已经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得以权。另外一个说明奥勒留这位哲学家帝王真实面目的身教典范是：他死后仅仅两年，他的女儿魯琪拉竟然阴谋暗杀小她十岁康茂德，事情败露后遭到康茂德的监禁和杀害。这种家庭内讧不禁使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帝王、“虔诚的佛教皇帝”梁武帝。］

而“清心的人”则不同于伪善的哲学家帝王，他将接管的世界，既非彼岸，也不在天上；他不坐以待毙地等候主人，也不行法利赛人的祭祀，他拒绝售卖罗马的赎罪券，也不以布施的名义欺财诈色。如果命运悦纳的话，他就借力使力地接管，他也不推辞千古恶谥。他知道，今日的被压制者，可能被明天的权力所腐蚀，并淘空其内在精髓。这命运的路线是：久经压制──获得力量──反抗压制──掌握权力──实行压制──自我放纵──腐化堕落。

而天命之子是稀有的。且即便天子也难免一死，精神总会委顿，肉体总有糜烂的时候。于是上述的路线，成为人类的命运。牧师的儿子尼采所夸张的“主人道德”，其实反倒是贫弱无力的病态标志。那些作威作福的老爷和横着走路的暴发户，比年轻的强盗更加可恶。理想的人，应是命运的工具，而不是任何利益集团的代表和打手。因为一旦成为统治阶级，没有不腐化堕落到底的，他们握有的权力，使他们不再创造奇迹，而是在消费生命！而我们的被压制者，则不是劣质阶层，而是传达天意的被压制者。


372


勿忘权力是毒药。因为权力与“被压制”是相反的概念。所以我们看到，在尘世间，越有权力者，越容易堕落；越无耻的人，越容易发迹。卑鄙不一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无耻一定是无耻者的旅行证。人的罪恶程度，是与他获得成功并掌握权力的程度，成正比的。权力越大，罪恶越大；罪恶最大，权力最大。由于活着本身，就意味多少拥有一点权力，所以，基督教的人类原罪说，真正触及到了人性的要害。不仅人有原罪，万物都因其自保倾向──即使那位“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天子。

另方面，唯有权力能解除压制，没有权力就只能受到压制。然而遗忘了天子的现代人众，却无法运用权力的压制来增进自己的生长能量，反而附庸权力的压制来消费自己的生命能量，结果使得权力的病态日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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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只注意权力，而不注意德行；只注意外部物质，不注意内部精神，可谓舍本逐末之至矣。因为权力毕竟是毒药，权力不能医治现代人的病态，反将毒杀千万亿病人。

权力之成为毒药，因为它不提升生命，反退化生命。握世俗权力者，鲜有不堕落的。“权力的作用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只有一句话：浪费生命。”世俗权力都导向罪恶，导向放纵，导向反压制的生命力量的消退。故一切伟人，莫不因压制感而奋起；一切大业，莫不起源于绝望中的反抗。

这绝望亦为主观感受。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有什么难过的？他们过得比我们好多了！”可见，绝望者，起自伟大心灵的天生不平，这不平注定要改变世界均势和历史定局，打出新天新地来。而世俗权力呢？使人的生命流为形式，徒具其表，蛀空性情；它只会带来舒适、享受一类的清福，这仅仅便利生命的消耗；很少人会“放着权力不用”──他们的贪婪，终于使权力成为一切毒药中最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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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权力的人（即握有高于常人之权力的人），要想不因权力而自我毁灭，必有超强的道德情操，而不仅仅是消极的所谓“自制力”，这才是《老子》所谓的“自胜者强”。自胜者，必以道德情操来凌驾生存欲望、强权意志。所谓道德情操，当然不是被动状态的自限，而是主动状态的热忱。一个真有道德情操的人，其最高座右铭必非“我不应该……”，而是“我一定要……”。

是的，正是他那不可摧毁的“一定要……”的固执，为他树立起千百个“不应该……”的戒律。只有在这意义上，戒律才是必要的。戒律的压制，酝酿、激起的反作用力量，使得创造的甘泉勃发。甘泉的勃发与荒漠的压制之间的关系，可与飞奔者与影子的关系作比：奔跑者为摆脱无处不在的阴影，为实现“脱离阴影的那种解放、透明的自由感”，竭尽全力地飞奔！甚至当他颓然倒下时，也本能摆脱阴影，但他却在这运动中，跑出辉煌的成绩。像流星发出触目的光，他的格言是：宁可短点也要亮点！命运作证，如果他不是怀着如此美妙的希望，是决然拿不出如许的精力来的！这叫“夸父般的疲劳而死”。如果不是疲劳地死去，他也会老死在床上或“死于安乐”。牛栓在桩子上也不免一死！创造者与压迫力的关系也是如此。创造，是受思想的驱使，渴望摆脱压制的窒息。否则，即使死亡也不能帮助你摆脱那普遍压制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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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无论庄子的坐忘还是印度的瑜伽，都是渴望摆脱压力的努力，是以彻底的放松来对付无孔不入的压制。它们通过制造“内在的吗啡因”，通过做个“活死人”，把力量集中运到特定的方向。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端。这甚至可以使死，成为复活的中继站、再生的渡口：从一种被压迫状态转移到另种被压制状态；从一个地狱摆渡到另一个地狱。正如犯人在押解途中，不免设想新监狱的种种令人振奋。……并怀着期待的欣喜，来迎接可能是更坏的苦难……美哉！神啊！这就是你的救赎？这就是你对人类的最高的爱。

由于兼容了神性，那“道德情操的载体”天生就不属于这个“现存的世界”，这“可感的世界”，这“人类意义的宇宙”。所以他绝然超越这世界，他与这世界之间无牵无挂，可以一刀斩断似乎斩不断的流水，更何况离愁乱麻之类的干系！正因此，他无从滥用他的权力，即令这权力此刻体现为世俗的权力；唯有他可以免受“权力的毒害”？正如鲨鱼感染不了人类的许多疾病？这是由精神类型的异常，预先决定的！

（另起一页）


四、党同伐异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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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阳”的巨灵凝聚起来，一个革命的朝阳就升腾而起。它消解晨露，杀害夜梦，超拔多人于陷溺之中。

“历史的悲剧”仅仅在于：最大的敌对、最激烈的斗争，往往是在极优秀的少数人之间，展开。他们在这热烈的厮杀中，耗尽大部分精力，而多数人却以他们的腐败，来坐山观虎斗，等定局之后，再把自己的惰性，注入少数人的创造成果，使之害病，使之变形，使之腐烂。少数人之间的斗争，是通过无情的厮杀，为明日灿烂的文化，预行选种，孕育浩大的文化精魂。而多数人的趋附和秧歌欢迎，却是以阳奉阴违的方式，实现“好事变坏事”的雌性谋略。

只有当少数人联合在一个旗帜下，以同化与歼灭的双管齐下，把受到旧习惯捆缚而举步维艰的多数人，从游离的散沙状态，催化为有机的生长结构。这样，文化精魂的构建告一段落，明澈的哲人政治就来临。如是，历史悲剧，应视作历史喜剧，因为历史是只要“结构的更新”而不问“细胞的代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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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人之间的无情厮杀，为他们之间的重新组合提供了前提。这不仅是政治结构的，也是高级文化的基础，是走向哲人统治的必经道路。

一切胜利了的革命，都是上述意义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光辉胜利”，是极为残酷的征服和践踏。一切革命的失败，都是多数人的惰性成功地阻遏了少数人的锐进精神，从而继续保持社会的腐败和懒散状态。因此，一切客观意义的“专政”，都先天带有“革命”的血腥性质：这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镇压、强制、鞭策等等，其功能是实现某种社会振兴与文化复兴。

如果这些少数人成功了，就被后人叫做“周武王”、“唐太宗”，受到万世景仰；如果他们失败了，则只配当上“陈后主”、“隋炀帝”，受到千古诋毁和唾骂。其实在私人意义上，这两造也许并没有什么差别，如唐太宗李世民和隋炀帝杨广同样都是杀害父兄的邪恶之徒，但前者却被定义为明君，后者则被定义为昏君，岂不谬哉！其实呢，是上述的历史机制定夺了这一切。因为只有卓有成效的专政，才够得上“文武之治”的雅号：因为这是历史的改轨，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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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就其最深刻的意义而言，并非历史波澜的变态，而是其有机构造。而革命力量得以崭露头角的背景，倒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社会病态。所以，应该受到谴责的，不该是造成破坏的革命者，而是制造了革命者的那些社会，是使革命成为正义化身的社会习惯。在顽固地拒绝革新、拒绝勤勉地努力、拒绝不断微调地积累与进步的民族中，革命的道路，成为“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变态法宝，成为“逼使懒猪出圈”的极端手段，成为“起死回生的毒药”。

革命的专政，专政的革命──此刻成为“继绝世”的文化肇因；最野蛮的革命于是成为创造最文明的社会的主要动力、唯一杠杆、无比丰饶也就是无比血腥的培养基。这一点古代神话早由预示，所以那里的众神都爱好血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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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两大形态：荫蔽的与公开的。

荫蔽的、和平的、没有硝烟的革命和征服；公开的、铁血的、杀气腾腾的征服和革命。

阶级斗争、思想斗争，是前者；民族战争、国际战争，是后者：但这两者都是更新文明、代谢社会的垂死挣扎。而公开的、铁血的、杀气腾腾的征服和革命，则是“到了最危险时刻”的发出的“最后的吼声”，因此理所当然也是被长期的旧习惯宠坏了的懒蛋们，在迷梦中醒来突然面对一群国际野兽之际“被迫着发出”的。这是历史意义的还债，是对懒蛋们以往惰性习惯的严厉惩罚，是他们仅剩的活路。历史的幸运在于：少数人反抗多数人的惰性与“暴政”，则可以采取“不流血的革命”、“没有硝烟的战争”的道路。历史的不幸在于：和平的革命与征服失败了，社会被迫进入那流血漂杵、硝烟弥漫的战地。

所谓宗教，其实也是少数人对多数人所进行的一种“隐蔽的战争”；而新宗教的胜利，则是少数人的灵性对多数人的动物性的暂时征服。而多数人对一个新宗教的投诚、皈依等等，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那仅仅是多数人的动物性对少数人的灵性，即将发动侵入、腐蚀、败坏的前奏。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颂歌，是荫蔽的“哀的米敦书”（最后通牒），是来宣告那曲解、附会、存其身而亡其政的“人民战争”，业已爆发。

只有遍布炮灰的“人民战争”，而没有自觉自愿的“人民革命”，因为多数人不会自觉革命；只有少数人才会阴谋造反。历史上虽然有的是革命性的“群众运动”，但领头的永远是少数人的狼性而非多数人的羊性。动物性只能充当动力（如“马力”），而不能把动力引导到建设的方向。成功的革命，必有灵性引导；而灵性对畜力的驾驭、成功的革命对群众运动的充分利用，虽是采取了“人民战争”的形式，并非获得了“人民革命”的实质；也就是说，其性质是“运动群众”而非“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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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规模宏大、形势混乱的内部革命或战争中（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堪称在全球历史的规模上，提供了这方面的最大范例）──敌对营垒实际上应当这样划分：

A，具有王者气质的首领及其具有灵性的助手。

B，交战各方中不成气候的首领、他们的部众以及王者之师的部众。

这种划分，不是出自无聊可笑的阶级归类法，而是出自“少数人──多数人互为因果；多数人──少数人交替作用”的新历史观。

少数人的灵性，是要以自己的趋向也即“命运要他们这样坚持意志”来做成历史；多数人的动物性，是要以自己的惰性也即“机遇要他们这样玩弄诡计”来涂改历史的帐本。少数人的对手，不仅在公开战争的敌方营垒，也在荫蔽战争的己方营垒。这两造乃是多数人惰性的联合阵线，它构成两线作战的严峻局势，贯穿并推动整个历史，而不止息于正朔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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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王者气质的各派首领及其助手，虽然互相残杀，却是真正的“同志”：他们都固执自己的灵性而极力排他，多数人的动物性作为促成他们意志的动力，则是服役的刍狗。这些灵性互相角逐又互相钦佩，公开厮杀又私底下敬重，虽然怯懦的刘邦只敢要项羽的尸体而不敢面见他的灵性。

灵性交锋的结果是历史的报应：多数人死伤狼藉、社会更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率、主宰、养育、抚爱──是隐蔽战争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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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与被治者间的共同利益，仅仅在于他们之间的生态关系：宛如狼与羊，仿佛乌鸦与狐狸。只有当统治者的灵性已经趋于黄昏，他的灵性沦为多数人动物性的代表，而被治者中尚未涌现出新的少数者灵性的那一个空当，这种生态关系才体现为头羊与羊群、老乌鸦与小乌鸦、老狐狸与小狐狸之间的“同志式关系”。这类似于庄子的“相濡以沫”，是平等的、动物性的废墟，而不是玄峻的、灵性的建构。

只有社会衰落的时分，这两造才有短暂的休战。这时，双方都精疲力竭，势均力敌。这种“可耻的休战”，被利益相反的各种官方史学家们，不约而同地叫做“黄金时代”、“太平盛世”。所以一切黄金时代、太平盛世，并无转型意义的文化创造、社会更新。相反，历史是在这里逐渐停滞、无形变质、有形蠹败。于是新的少数人又乘势崛起，大张旗鼓奏起狂热、虔诚的进行曲……或隐蔽或公开，新一轮的和平与战争，又爆发、轰响，以虎狼之势突击霉烂的平原──开辟高山，制造峡谷，万里江河切开峡谷，奔腾的分化世纪，在此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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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的动物性存在本身，对于少数人的性灵已经构成一种压制，特别是在这人口过剩的、蜂窝般的“文明末日的社会”中。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典时代，人口过剩的蜂窝（罗马帝国）里，少数人的反抗，采取了新宗教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等等）。在太平洋岸边的古典时代，人口过剩的蜂窝（秦汉帝国）里，少数人的反抗，形诸于新宗教的宝卷（释迦牟尼的开悟等等）。各种“高级宗教”，都是作为少数人的叛乱宣誓，出现在历史的绝望中。尽管这种宣誓，经常采取出世的或来世的形式。

少数人的初级反抗形式，叫做“犯罪”。所以，精神上的创新无不被列为重大犯罪，故历来的先知先觉，“都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尽管多数人的动物性，才是对历史的真正犯罪，但他们却反过来把少数人的灵性，列为犯罪。罪魁这样，耶稣和悉坛多──分别以“救主”和“佛陀”的身份闯入历史，代人受过，以其时间性征服空间性，完成空间的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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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真正对手，不是他的故国，不是那横遭其军团蹂躏、毁灭的异文明；他的真正对手乃是以其部众为最典型代表的多数人动物性；那异文明的复杂份子，当然也属于这个范畴。

A，蒙古各部先后对成吉思的兴起所施加的压制、迫害，刺激了他的锐迸、崛起。

B，成吉思对文明各国的征服过程，实际上包含了对其部众的“隐蔽屠杀”即“借刀杀人”的含义。

C，成吉思汗如此一箭双雕，如果不是出自阳谋远虑，就显然出于无意识的引导，也就是所谓的“代表天意”了。

D，成吉思对被征服各国表现的蔑视及仇恨，是对那些从小就迫害其家族的众多恶邻、叛徒以及蒙古各部的是嗜血成性的敌对势力的“移情作用”。

E，由于这种移情作用，成吉思对恶邻、叛徒、蒙古各部的战争，成为隐蔽型的，而其公开的战争则成为国际范围的征服。

F，情绪的普遍化、齐一化和情绪的哲学化身之关系。

“决定历史命运的鞭子”如铁木真这样的蒙古屠夫，要感谢多数人对他的压制。故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陈词滥调是安慰“天意的仆役”，是“对自己也并不怀有善意的”那种。如此一意孤行者，方可以当得起“文明史的精子”，而把多数人所构成的社会列为被动的腹腔与子宫：精子突入，阴阳交感，历史生焉。

全世界的少数人联合起来（而不是全世界无产者无赖者联合起来），全世界各种族各文明各国家各阶层的少数创造者联合起来，种族、文明、国家、阶层的藩篱与隔绝，打破团结在天子旗下，联手创造全球的未来！排除你们之间的纷争，全面突击多数人惰性的腹腔：以此判决历史，也判决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你们不是代表自己实行终极审判：而是代表命运实行过程的判决。为此，也仅仅为此，你们才拒绝自相残杀，因为你们是党同伐异的世界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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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野蛮与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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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这小子的鞑靼姓名“金玄烨”倒经常被人遗忘），常被前清的遗老遗少称为“中国历史”上最贤明的一个统治者。当然，这也是在亿万亡国奴匍匐在地的衬托之下的时候。

而这恰和他的蛮族背景有点关系。近亲交配向来只是产生弱种？而远方的杂交却能获得意外的生命力？唐太宗、周武王，其实也是如此的半开化者。至于德兼三皇、功盖五帝的秦始皇，就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来路不明者了。正因为他们生在边缘地带，所以获得杂交的优势。而中国近代史上的湖南，其实也是因为在汉族内部的这种边区性质，因为苗瑶的混血，而得以在日益萎靡的汉人中间称王称霸的。

统治者的政治命运，常也与这一生物学现象暗合。特别当一个文化实体的内力已经十分衰弱、颓废之际，外来的侵略，也可能起到类似杂交与嫁接的作用，从而唤醒其内在的某些生命力；反过来，也可以本地的特性，使侵略者的面貌也焕然一新。

至于针对文化实体所进行的具体创造，这种分析尤为切合。基于社会文化的相似而在和平礼貌中进行的近亲交配，要么不能生育，要么先天不足；而由侵略的强暴为后盾的杂交、嫁接，却能基于受体的极端痛苦，而开辟新的生命道路。历史上还有许多所谓的文化大师，是作为外来者，以“客卿”而显身扬名的。这一点并不是我们的发现，所以每个够格的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学识和理解，列出一张极长的人名目录来……强暴和卖身，在历史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被我们的观察力一直大大低估了。

是“侵略”，通过播种、催化、刺激、杂交，传播并创造了一切号称为“文明”的残忍东西。没有侵略动机和侵略行径，哪里会有文化上的创举、精神上的升华？而最辉煌的文化之果，往往正是侵略之果（或对侵略的有效反抗）。所谓有效反抗，即“实现反侵略的鸿图”。“反侵略”不是什么“反对侵略”，而是“反向侵略”！如俄国人向亚洲的扩张，就是出于反向侵略蒙古帝国和中国；而西方世界向全球的扩张，是出于反向侵略回教帝国，结果使得中国人的亲兄弟印第安人遭到池鱼之殃，亡国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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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被侵略者，不是消极地停留在反对侵略的初级阶段，而终于深入到“反向侵略”的高级阶段！反向侵略，在道义上是对侵略的复仇，在生命上则是纯粹的自我伸张，是以“反侵略”为号召而进行的侵略扩张。根据这些事实，可以说，被侵略者（而不是侵略者），才是下一个历史周期的最大受益者！

这样看来，“反侵略”（反抗侵略和反向侵略的各种形态：反军事侵略，反政治侵略，反文化侵略，反经济侵略，以及最终意义的反人种侵略……）──作为生命的高贵本能诚然可歌可泣；但“侵略”作为更基本更强大的本能，就更加必不可少！

“反侵略”的伟大斗争，诚然具有高尚的道义性和宣传价值，并因其道义性和宣传上的激励价值，而格外成为文化的酵母、精神的动力；但我们不要忘了，“侵略”才是“反侵略”之父……侵略因而是人类行为的循环链条中，高于一切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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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欠下的债，必须由子孙来偿还”──这是困扰现代中国的宿命式咒语。我们的一生，都在祖宗欠下的、积重难返而无清偿之望的债务之海中，被煎熬着。这冷酷的定律（除了“命运”，我们不知道它是由“谁制定的”），以其在我们身上种下的古老荣誉、顽固习惯、没落贵族的心思，把我们的生活逼人绝境，令我们的灵魂窒息，并毁掉一切希望，同时点燃众多无谓的疯狂：也许命中注定，这无谓的疯狂，竟然能化为新生的希望？

我们所继承的债务，无比沉重，浩如烟海：它并不体现在可敬的祖宗们，曾经的伟大光荣及其导致的妄自尊大、麻木不仁上，而是体现在我们今日的行为特征上。

文化分析学者（民族的文化分析学者，犹如个体的精神分析学者），把这些特点归结为“支那人的劣根性”，因此毋宁说，我们最可怕的债务就是我们自己！而所谓“我们”又是什么呢？“我们”是可敬的祖先们，在他们的幸福生活里种下的孽种罢了？我们，是作为龙种的子孙而孵出的跳蚤！因此，我们必须受到惩罚，被龙种的梦想和感觉，与跳蚤的处境和能力之间的巨大剪刀差，活活剪成碎片！尽管我们自己仿佛并未作恶，甚至未能分享罪恶的利润，但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罪恶的利润啊！所以，我们必须为祖宗负责，必须承受他们行为的全部后果！这就是“乱世的真理”：它既然如此冷酷，又怎能不是真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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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应！报应！！我们无法躲避报应的阴影！！！

报应无情，尽管从个人的、时代的断面看，它不公正，甚至盲目、专横、强暴、蛮不讲理。它是如此缺乏我们的头脑所说的“理性”，这说明，我们通常判断事物的标准以及相应的感情，是虚幻的、有害的、应予废除的。报应，仅仅是报应，在强力推动历史剧目，我们因此只能承认它的大德，并顺从它的蛮横，如此方能“顺应历史的潮流”（“顺帝之则”）！否则你的“生存权利”即刻剥夺！须知一切“理”都是报应的造物，并是为证明报应的合理而存在的。

佩带髑髅的历史女神，以其特有的冷酷微笑，使现代支那人沦为债务奴隶。最惊人的事实，并不是我们必须清偿的超巨额债务──最惊人的事实，是我们命中注定“没有借贷就负债累累”，“没有作恶就陷入奴隶地位”。面对嗜血的历史女神，不满足她荒淫无耻的要求，我们甚至会失去“被奴役生活”的最后指望。如果谁敢揭示这破天荒的秘密，就将因此受到全方位的无情放逐。所以我们无一例外地受到世界各国的驱逐，从一个港口被扔到另一个港口。这样的奴役状态和奴隶身份，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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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敬的祖宗们，为对应当时的挑战，而形成他们的行为方式。但他们的有效努力，并没有随着他们的退出而烟消云散，这些行为方式的模型，因其过时而具有毒素：我们所面对的，是与古代的统一天朝截然不同的战国世界，结果古代的营养物质成为现代的毒素，像死神的影子一样紧迫我们，丝毫不舍；像基因一样深入我们的骨髓，支配我们一切的言谈举止！是的，古代行为方式对今日的生存斗争的巨大的、阴影般的笼罩，乃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陷阱。能否实现新生，能否清偿债务以摆脱奴隶地位，取决于我们自己；能否超越陷阱，而超越的程度，决定了新生的程度！

如此，我们所经历的，为什么都是悲惨世界，就一目了然了。因为我们“生而负债”，如不努力奋斗，债务还会刊上滚利，越来越重，直到我们把子孙万代拍卖干净……这巨大的恐怖，震慑并抑制了我们追求幸福的全部冲动，所以，我们焦虑，无法解除彻骨的威胁。我们知道一切努力毫无成效，尽管我们虔诚，试图建立新的信仰……但我们知道我们会被击败，我们的还债行为，将制造新的债务。这恶性循环，贯穿我们的命运、我们的骨髓，深不可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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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把“报仇雪恨”之类的概念，定义为“人为的有意识的报应”，因为，是自然的规则、天神的意志，使人间的报复成为永恒的报应！面对酷烈而骇人听闻的复仇，我们非但不应谴责，反视为高贵行为。复仇不仅是“结账”，还是清洁的工作，因而有助于卫生。最有生命力的人，必体现最炽烈的复仇、最微不足道的顾虑。请欢呼一场彻底的复仇！它为历史演化，提供最强的催化剂。他倾慕亚历山大宝刀──一刀斩断祖传的死结。

“人人都生而有罪”──这不仅仅是基督教的理论，而且是生命的真实。稍加变通，也许有助于我们接受这个冷酷的事实：我们必须为我们未曾参与的事件，承担后果；我们只是无穷的“因果之链”上的小小一环！生于报应，死于报应：报应是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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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于“抵抗”：投降固然灭亡，无敌又何尝不是灭亡！打遍天下无敌手？是“独步古今”的公鸡式幻觉，它作为灭亡的前兆，早在两千年前就俘虏了中国的心，使之麻痹。人作为生物，也像其它生物，需要一定程度的确定性、不变性，需要适度的僵化、偏见、谬误、武断，才能集中力量、以一当百。作为“生命的局限”，它当然算是提供了必要的保护线。然而，局限也得有一个限度。“过犹不及”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日益增强的局限，已经造成“尾大不掉”的危机，使我们的巨龙奄奄待毙。

“停下来”是美丽诱人的，然而也是腐朽的伊始。许多未亡的支那人，像八旗子弟般，他们的终极理想就是，在冬日的炕上，抱着一个小老婆，并由小老婆替自己点燃鸦片烟枪。这是最极端、最过瘾、最支那式的“停下来休息”。即使暴发户也像心满意足的破落贵族那样停下来休息，却完全不懂得：停下来之所以是美丽的唯一理由，无非因为一切美丽的东西，只有当观赏者“停下来”之后，才有充分欣赏的可能。若不停下来，即便连最美的视觉对象，在观者的视网膜上，也只是一片浮光掠影而已。哪有丝毫的“美”的影子！所以停下来时为了欣赏美，而不是为了抱住小老婆抽大烟！

“美”这感觉如果真是独特的“美”，那就真的不得不是感觉、彻底的感觉也就是幻觉──是必须求助于某种程度的静态的。即便常人所谓“动态的美”，若无静态为其辅佐，何以捕捉？“停下来”之所以诱人，还因为“停下来”就是惰性与舒适的最终胜利。一切运动着的个体，终将“停下来”，并接受惰性的拥抱、舒适的奴役──这也是生命界线之一，是动物世界的普遍规律。因为对惰性的任何抵抗，都以青春为背景，而且也以青春为代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青春有限，惰性无限。所以青春终是惰性的俘虏，“停下来”的麻木，才是生命忠实而形影不离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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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人，在冥想死亡时，感到恐怖的痛苦；而惰性的人真的面对死亡时，却恬静，因为停下来的麻木已经攫住了他！因为旺盛的生命力及其抵抗力，早已消失了。“停下来”因此成为宜人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它虽意味生命过程的衰落，但也包含着痛感的减弱！无怪乎，尽管公众恐惧生命的衰落，却愿意在减弱痛感的条件下走向生命的尽头！而公众对生命衰落的恐惧，也是基于对痛感的恐惧；哪里是出于对“停下来”、对“生命衰落”之抽象的恐惧！

衰落本身，其实也不像强盛者想象的那么痛苦，强盛者由于精力旺盛，由于敏感的洞察，而夸大了衰落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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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记忆是苦恼的根源”。这话语的真实性通过以下事实而证明了：任何衰落者，不论其为何种等级，都必经历其强盛期，而他们在衰落期中的痛感，更多是来自他们对强盛期的片面记忆。尤其是，大自然为了欺骗人们继续勇敢地活下去，使时间美化了过去的一切，因此任何记忆都带有极大的省略性。更尤其，人得到某物的快乐，远远不及失去那物的痛苦大；而人又很容易习惯快乐、不习惯痛苦，所以人永远，容易痛苦而不容易快乐。这样，人对强盛时的强盛与衰落时的衰落的鲜明对比，并而完全来自衰落当时的感受，也来自他对强盛期的省略记忆和特别美化！这使得衰落期的感觉，痛不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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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从来就没有“兴起”过，更谈不上“强盛”，由于这样的人对痛苦过分趋避，因而总是“停下来”。这种人的一生，是不断衰竭的一生，这衰竭从他们发育成熟之日就开始了。他们的生存，实在有违“人”的定义！其实，“停下来”并非衰落、腐朽的肇因；“停下来”只是衰落、腐朽的预兆罢了。至于这种惰性的原因，迄今笼罩在生命的神秘之中。生命的定数，使得那一天，“停下来”的愿望，成为不可抗拒的诱惑：升腾的、光荣的帷幕，冉冉落下了！

如前所述，“美”，总是和某种程度的“停下来”，同一步骤的。因此“美”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某种的腐朽。我们大可不必为了女性化的现代社会的习惯而讳称这一点，毕竟，即使连最伟大的英雄，也是由女人抚育而成的！“美”的称号，就如此意味着某种女性化的陶醉，某种阴性的沉缅，某种充满表现欲的凝固：“停下来”，像模特儿一样展示……

尽管如此堕落，但诸如“美”、“和谐”这类精美的玩艺儿，却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道具呢。人需要休息，需要调剂……即使最顽固、最勇敢、最伟大的战士，即使“天神之子”，只要他是由人投胎的（“太子”），就不能幸免于难。如此一来，“美”与“和谐”这类的儿童玩具，就成为人生不可或少的调味品、装饰物，甚至“理想”了！

究其实际，“美”造成的舒适感，与创造力勃起时的兴奋感相比之下，就只是被动的感觉了，它较多取决于对象，而很少取决于自己──这是与创造力的唯我独尊，正好相反的。“美”只是丑恶之链的较为可爱的一环，“女性的美”是需要不断勃起的创造力，来予以鉴赏的。

日本俗语：“英雄和油画一样，要从远处观赏。”这岂不是说，“女性的美”也与英雄的本质，根本对立呢。所以，为了得到“英雄”的本质，就必须舍弃近处的“美色”。而所谓“英雄爱美人，美人爱英雄”的那类英雄，也必须首先经历舍弃美色的考验，否则，他从哪里获得英雄本质呢？一方面，邻家姑娘、唾手可得，并不能满足英雄的想象；“美”包含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判断。另方面，距离及其造成的模糊，有助于“记忆的省略”；而“惊鸿一瞥”、“记忆省略”，则是飞升到“美”的双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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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秘密在于“抵抗”。投降固然灭亡，“无敌”也是灭亡。因为无敌，作为“独步古今”的公鸡式幻觉，会削弱抵抗的力量，所以是灭亡的前兆。

人，作为生物，有一点也像它种生物，须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不变性，生活才能延续不断。也就是说，某种程度的僵化和谬误、偏见和武断，就这样成为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这不足为奇。既然是生命，哪里能缺少“生命的局限性”？然而，这得有个限度。“过犹不及”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随历史发展，历史因素日积月累，人的局限不断强化；人的文明，由于“尾大不掉”而遇到越来越大的危机。过度的局限就像没有局限一样成为生命的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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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自我限制”的民族。因为中国是一个早已“停下来”的民族。如果我们不能重新起动，命运一定不会饶恕我们。只要重新起动（哪怕是以极端手段起动的，哪怕是以疯狂方式起动的），命运必能赦免我们的衰颓、消除我们的疯狂、中和我们的极端，然后饶恕我们，赐予新的创造力，使我们得救。那时，一种伟大而酷烈报应即将在中国显灵。伟大得酷烈，酷烈得伟大，让我们为之肃穆而不是为之发抖！

是的，我们在肃穆中祝福，祝福这报应的彻底而完美：中国所负的债，可能一了百了？阴性的沉重历史，可能被勃起的创造力逼向颠狂的极端？新的生生不已，洞开了；坦途中，奔跑出快乐的婴儿。如果我们发抖，那么只能在发抖中灭亡？为此，我们需要回到野蛮，并奉野蛮如康熙者，为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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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怪诞的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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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癖的最大危险，是冲淡了神圣事物的圆满内涵？从更深刻的意义说，则破坏了伟大事物的完整性？

神圣事物的神圣，并非就人的卫生功能而言；伟大事物的伟大，并不以其是否合乎某类道德准则而移易……

囿于一己观念的洁净，而驱使观念的宿主，远离伟大与神圣，固然是危险的；但若以人的寻常观念，来分析神圣、宰割伟大，甚至以“消毒”为借口来侮辱生命，则是亵渎的……如此岂能称为“科学”的呢。

神圣、伟大的事物，往往独立于我们这些瞬息即逝的动物所具有的道德之外。越是神圣伟大的事物，它们的内涵越是复杂，但也越是需要受到完整、有机地对待，而不可随意扬弃。妄图“扬弃”较自己为巨大和复杂的存在的人们，自己反倒会被判入扬弃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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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易运浩荡圆融的运化”中，一切“恶”，不复存在；因为一切“恶”只有当它们对人们构成危害时，才是恶。在超越了我们渺小存在的“运化”之中，一切“恶”，无不回归为“善”，因为易化才是“终极的善”。这不是乔装生活的罪过，不是把衡量“善恶”的标准暗地更换，不是以“无标准”代替了善恶标准，所以不是将“恶”粉饰为“善”。我们称此为“易化”。

让我们做一个譬喻：世界上最有用的和最有害的，都是有机物；而人视为污秽的腐尸、粪溺之类的不堪入目的事物，正是一度作为美人食物被人极力追求的东西。是“易化”的决定作用，使它们分解变质，并继续分解为不再令人厌恶的元素。人的判断和价值标准未变，但它评价的对象本身却改变了。改变的关键是，没有什么事物是可以“被终止”的，万物将永恒运化绵延，化易变形，直到重新转化海阔天空，一片原始纯粹的美……

对人的历史行为言，这也同样适用。“历史行为”，是对历史发展的形态具有影响的行为，历史行为不会由于它“已经发生了”这一事实，就在实际上“已经终结”的；换言之，一切历史行为在它们已经发生并产生影响后，并不“到此为止”，而是通过“死亡──再生”等变形、化易，在人们难以察觉但毕竟可以察觉的形态下，继续发展，充分展示其影响力。所以人们说，评价越是重大的历史问题，所需要等待的时间越是漫长，因为要看清其主要影响是困难的。而实际上，许多历史行为的全部影响要完全展现出来所需要的时间之长，已经超出人们的耐受力，所以人们迫不及待地做出自己所需要的错误结论。可以想象，如此短促的人生，要弄清历史行为的性质和影响，是近乎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说，只有易化的完整过程，才有足够的长度可以衡量天才的作为，而真正天才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完全不顾大众的评价，一意孤行在命运指引的道路上。因为他是人中的较高者，一切低下者的认识，完全不应干扰他。只有那凭其智慧即“命运的恩赐”而洞察天意者，即一个新的天才，才可以恰当评价他。

善恶问题也是如此吗？一切恶是暂时的，可以被易化为善。这并非由于判断标准的改变，而是由于易化的过程长度，足够将恶转化为善。社会的“恶”，对易化所起的催化作用，往往要大于自然的“善”；因而越是邪恶的，也就能成为越是善良的：“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种牢骚也从另面说明：越是后来投入革命的，对革命的贡献也就越是新近，越是有力。晚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都还可以再被革命所利用，而已经被革命所用过的，却无从再被革命利用了。在这里，“绝对值”的概念，不妨成为衡量历史行为的一个工具，而不必把革命当作封官鬻爵的“道德判断”。在易化那崇高而无偏袒的裁判中，“正”与“负”，“早”与“迟”，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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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化对“恶”的转化功能，不是通过物理学意义的分解功能而实现，而是通过历史学意义的综合功能，而实现的。所谓综合功能，也就是“历史行为的性质，受到完整展现的功能”，尽管物理学的分解功能和历史学的综合功能，都落实在它们的“回归”功能上。《老子》云，“归根曰静。”这回归的功能，是在宁静中净化，净化中宁静，从而揭示世界的本谛。

所谓“回归的功能’就是：”你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的文雅说法。也就是“回到事物的本来状态去”，而不是囿于一时一境的偶然，以致弃本。而所谓“恶”，就是以偶然、弃本的现象，抽离易化之渊；而只要易化继续潮涌，一切恶，无不善。


400


有纯宗教天地，却没有纯道德天地和纯艺术天地。这是为什么？因为宗教是道德与艺术的妥协。宗教，和道德与艺术于一璧，熔禁忌与图腾在一炉。人世间，没有另外一个创造，可以像宗教那样，充满惊人的自我矛盾、自相冲突。人世间，没有另外一种创造，可以像宗教那样，满足形形色色、互相反对的人性要求。人世间，没有另外一种创造，可以像宗教那样，在光怪陆离中还能保持内在的完整与形式的纯一，还能通过某种神秘的恐怖，涌现高雅脱俗的风格。

纯道德的天地，失之枯燥；纯艺术的天地，失之放纵；所以碍难形成圆满的天地──以俘获各色人等的灵魂、肉体。主观的天神（如大乘佛教徒所崇拜的观音）或是“善”的，或是“恶”的（如中国民间所崇拜的魔怪）；客观的天神（如殷代《卜辞》或周代《大雅》中所崇拜的天神）则无善无恶。主观的天神，具有人性或人性的升华，如爱、慈悲、救苦救难等等。客观的天神则没有人性，更为远离希腊──日尔曼──印度等“雅利安神话”中诸神的荒诞放纵。


401


要人对一个事物（无论客体存在还是主观感觉）有所“认识”，必先要那事物对人已经构成某种压迫：也就是说，人们实际上没有能力去“认识”并不压迫自己或并不吸引自己的事物。在这种意义上，“吸引”也是一种压迫，甚至是更大的“压迫”。所谓“渴望”，不是出自认识，而是出自本能！但“渴望利用某物”，却是一种认识的结果。“渴望利用某物”的动机，还进一步推动了认识的发展。尽管它的原动力仅仅是，“对来自某物的压力感到烦恼、愤怒、敌视等等，进而需要把这些有害的情绪转换成为有益于卫生的反应，以便因势利导、控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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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识的对象，构成物理意义上的压迫。艺术认识的对象，构成心理意义上的压迫。对物理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科学家；对心理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艺术家。政治认识的对象构成社会意义上的压迫。宗教认识的对象，构成精神意义上的压迫。对社会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政治家；对精神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宗教家！余可类推……总之，没有压迫，就不会有对应于压迫的认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认识”；有什么样的压迫，就有什么样的认识。

──认识的形色纷纭、时装各异，但，都是针对压迫而发的“某种反抗形式”。没有“客观的认识”，因为没有“客观的压迫”；在这种意义上，压迫，若不能化为“压迫感”，就是毫无用处的。因为那对“认识”的萌发与演化，可谓并无裨益。

──欲“提高认识”，必先“深化压迫”！请听这首“哀兵之歌”：

为什么“哀兵必胜”？因为他们尚未被权力腐蚀！哀兵的元气郁积于衷、没有外泄──他们因此还能“惟精惟一”、竭尽全力。这样一来，胜利不用“夺取”，而是自动落入哀兵的掌中。

有朝一日哀兵们“胜利”了，伟大的哀戚和可贵的警醒，就削弱了──权力的毒素从此乘虚而入……真正的胜利反而变得再度遥远了。因为在这世界上，真正的胜利和最后的胜利，并不存在。所谓“胜利”，无非是一个漫无止境的进程，而非一个断然的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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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的一生，就该忍气吞声？难道我们的生命仅仅朝拜别人的利益和别人的目的，而不是朝拜比人崇高、比人经久的存在？该是结束那些诱使我们火中取栗的荒唐说教与恶毒阴谋的时候了！那样，只有当我们朝向自由的象征，并激活不断的灵感，我们才拥有力量。但愿这就是我们的见异思迁、朝秦暮楚！

当我们朝向自由之敌，但以奴役集团为主人，生命的灵感会窒息，冲击的力量会递减，谁能谴责我们的由衷的厌恶！这时，我们希望走向旷野、到无人之境，去追踪落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的主人是尘世的代表。所以，我们不仅仅对主人，而且对尘世间一切事物亦复如此：你是自由的象征还是奴役的工具？你是激发灵感者还是扼杀灵感者？──这是我们判断取舍之的基准。尽管永恒不变的普遍尺度，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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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永远在那里……“她”永远焕发青春的活力……“她”永远在激励你每一条神经……企图诱使你脱离轨道、背弃命运。“她”扰乱你的平衡、使你陷在矛盾的苦淖中。“她”要你。“她”要你去屈从“她”的一切奢求。从最细微到最根本的……“她”什么都要。“她”有她的世界；“她”和你不属一个天地。但“她”要你屈从、要你投降、要你变成“她”的仆从！神秘而却浅薄、动人而却危险的“她”……仿佛永远闲散，逍遥在那儿──对精神的探险者，构成致命的诱惑。

她们都酷爱暴露自己的肉体……用最精心的或伪装成最漫不经心的方式。最细腻的煽动和最高傲的冷漠，作为诱饵……最自相矛盾的举措和最言不由衷的语汇，以扰乱情欲猎物的心──尤如一条善解人意的野狐狸。她甚至用最复杂的迂回倒退，来摆脱坚忍不拔的猎人或使之落入死亡的陷阱……但对落入罗网的猎物，狐狸们却又是毫不留情的。她们都喜爱乔装自己的感情，用最相反的言辞，倾诉最使人陶醉的“蒙汉药”。这群历史的奴隶，不知反抗为何物，却要装作高傲的主人。但命运却给她们最奇特的随遇而安之能耐！以此，逼使那屈从她们的人，也沦为历史的奴隶。女人，就这样成了创造者的试金石。甚至连一个无畏的海盗，一旦被这些貌似主人实为奴隶的尤物羁縻住，也将立取败亡、死在断头台。所以使那位“英雄竞折腰者”，并不是分外娇娆的江山，而是上海滩头的娼妓（或用现代语言说，是演员）。难怪许多亡命天涯的汪洋大盗，为明哲保身起见，反都避女色唯恐不及。

她们是文化周折里的浮渣。浮了上来，引人注目；但却身不由己，听候摆布。作为明星，她们并不真的参与任何文化，因为她们脱离创造的意识和自觉的历史。尽管诗人们阿谀说，“她们才是创造之源。”是，她们挑起战争，如在特洛伊城；但并不参与战争，置身在史诗英雄的行列之外。她们激发荣誉感，但距离荣誉则遥不可及；她们刺激文化，但自身却并不包含任何文化的要素。

她们都喜爱暴露自己的肉体！因为这已是文明的末世。但逼使她们戴面纱、穿长袍、立牌坊、成“沙蒂”的时代，已经遥远但又已经不远……历史的钟摆又将摇向另一极端。因为在人类心灵的深处，总有两个完全相反的倾向在高喊“自由”……一道新自由的曙光，也就是恪守道德乃至恪守禁欲生活的曙光，已在地平线上跃跃欲试了？尽管那样带来的，依然不过是新一轮的无聊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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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也就是说，过一种养精蓄锐的生活、一种促进升华及生命转机的生活。有道德的、禁欲的生活，因此不是“消极的”，而是一切胜利者借以吐故纳新的，是他自己笃实力行的。如借用理论家的话，那是一种远离“畜群的”生活。

这样的胜利者欲使自己长寿，需将自己融于一个更大的集体：不是集权主义的“集体”；而是文化集团和生命种族。人类欲使自己不朽，需将自己融于一个更久的存在。融于彼而不丧我，并以自己的特色去丰富那伟大集体和久远存在──这是文明意义的“长寿艺术”。

人类也罢，文化也罢，民族也罢，欲保持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必须具有超越自己的能力，它需要懂得，与久远存在（如自然界）协调的生命艺术。既然决心融于这大的存在，就需要适度放弃自己的利害和自己的是非，而直趋这存在，并以其节律为自己的归宿。个人的归宿，是集体和种族；集体和种族的归宿，是文明和生命，而文明、生命的归宿，则为自然或曰命运。自然与命运的归宿，是“终极的善”。我们也许无法用经验证实终极善的实在性，因为我们的经验太肤浅、太局限也太短暂了；但是我们经历中的浮光掠影，却可以证实终极善的或然性。既然没有人怀疑自身的“实在性”，那么为什么要怀疑自身实在性之上的终极善呢？即便最极端的怀疑论者，也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下，缄默了。既然“我在”，那必定有高于“我在”的终极：无论如何，“我”总有一个渊源，一个来处和一个去处吧？没有人会愚昧得认为人生可以永恒。既然人生不能永恒，那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既有来处又有去处的过渡状态。这来处与去处，这大于我们、久于我们的，可以证实终极的或然性。“吾身”的存在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之前之后的链条。谁否认这链条的存在，无异否定其自身、否定其祖先、否定其后代；既否定了种族的归属，又否定了文明的归属。即便这样绝对的否定者可以存活下去，他内心仍有最深的疑虑。因为他的否定只是愤世嫉俗的表现，他的本能和常识，并不支持这无端的、过激的否定。除非他是神经缺损的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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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的或然性无始无终。而世间的存在若有始终，必有来处去处。它与它的来处、去处，合成一个更大的存在。这更大的存在，若有始终，也必有来处去处；它与它的来处、去处──合成一个更大的存在……如此追溯，无有穷期；而在其尽头，横亘那真正的终极性。只是在这终极性的无穷运化及其形成的“易化”中──一切存在，尽都泯灭、消融，无形在它不朽的化易中。在易化的巨大游荡中，在永不回头、永不忏悔、永不犹豫的游荡下──人间的苦难、幸福，刻骨的抱怨、冲天的希望，誓不两立的善恶，不可调合的利害……尽都移易、消亡，没有印迹……在它们的墓碑上，闪出了终极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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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不用“自然界”一词，来表述终极性；最好用“太极”一词，来表达终极性的“非客观性”──为的是驱逐从古至今的综合混乱。智者的投机，群众的迷惘，盖源于此，对“自然界”可通过经验作局部的考察，而对于“太极”，即超验于概括之外的神秘，人的经验，如何把握？即使天才也只能透过自己的本能、透过对内在世界的反省，推出“我思故我在；我在太极在”的思想结论。

我们的“自然界”，并不是“客观的存在”。因为人在使用“自然界”这概念时，无不包含浸透了各人的主观。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段，所理解的“自然界”也不一样……“客观的存在”呢？没有！如此，人对“假定的客观存在”的主观感受，才占有主流地位。而“客观存在”这一必然的假定，其实是从自身存在的偶然中，推论出来的。最重要的，不是世俗的“善”，而是易化的“时”。合时，就是善。

合市井之时，是市井的善；合天运之时，是天运的善。合超级存在的节律，它的春、夏、秋、冬，是伟大天才的善。──春行春事，夏作夏功，秋获秋实，冬尽冬藏。节令上的春夏秋冬，是地球北温带居民的感受──但还有一种文明的“春夏秋冬”在那里，它向我们秘密传达宇宙深处的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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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把握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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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有力量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即相信时间或命运站在自己一边的心灵，不被生活腐蚀、拒绝人群的随波逐流、对既得利益弃如敝屣……并不是出于所谓“理性上的克己”，而是发自本能上的“厌恶”！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厌恶”更加接近“克己”的呢？

理性说：“精神从肉体里长出。”“但只要它存在了，它就是从此独立不羁的……”──本能回应说。“陶然自得，义无返顾”：这是打在每个灵魂、每个仅仅属于自己的灵魂上的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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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地球上一切生命仰赖的源。也许正因为这样，人的各种文化，都充溢了对于光的寻求和渴慕。

有自然之光，有人世之光，有心灵之光。日、月、雷电，是古老的自然之光：它是各色动植物的生成者，也是初民的主宰者。所以，在原始宗教中，也都充满了这样的崇拜。日神、月神、雷电之神，是这崇拜的结晶。火、电、原子能，是人世之光。火是各色人世之光的本相，火的使用被视为文明的起源，并在神话中留下这类“回忆”。普米罗修斯与燧人氏，是火的人格化。直到今天，文明依然离不开各种以火为本原的动力：蒸汽车、内燃机、发电机、原子反应堆、太阳能……

对文明的人类，或对那些厌烦并抛弃了文明的繁文缛节的“再度原始”的人们──还有一种“光”，也许是更高级、更纯粹的光。这，就是心灵之光。是《约翰福音》开篇处所说的“光来到人间”的光。

各种文明，即使再原始的文明，都创造了自己的心灵之光。太阳崇拜、月亮崇拜、雷电崇拜，不就是一种最原始的心灵之光？火的宗教、电的哲学、原子能的科学、太阳能的环境保护，不是心灵之光的递进？各种哲学、科学，不论它们如何自我标榜，也都是且仅是某种“心灵之光”，而决不是什么无法验证而只能用或然性猜度的“客观真理”。“注重灵魂”是心灵之光；“注重物质”岂不也是心灵之光？只有高下之分、雅俗之分、清浊之分、优美粗鄙之分，而所有的分别都起源于“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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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也是心灵之光。且是更明显的性质显露。但科学又何尝不是呢心灵之光？艺术又何尝不是呢？例如，不同民族的建筑，也就是不同心灵之光的流露。不同的建筑，浓缩某个人类集群的过去，又预示他们的未来……心灵之光，还是自然之光与人世之光的媒介或“中和形态”。人把自然之光如日、月、雷电，吸入肺腑，然后释出沸沸扬扬在文明急流中的人世之光。而不得不受光的致命吸引，这就是人命中注定的局限？

说来可笑的是，有时候“朴素”也是一种光！不美的，达不到“朴素”，那是丑陋。朴素，不是蔽陋，而是升华了的美，是有力美感的外在流露，所以美不是贫乏、软弱、乡土气息的代词。朴素，是高雅，是文明没落时代对文明初生时代的回眸……有如文明兴起时分的“高贵”，或文明鼎盛时分的“怪诞”、是文明没落时分的“妖冶”。在这一切都完结之后，“朴素”才作为临终的美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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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永在寻求自己的理解。其中许多理解复杂，许多理解独创，许多理解富于启发性，但没有一种理解能够脱离自己。在人的心灵间弥漫开来的理解之路，正如在人的脚下延伸出来的生活之路──并无尽头。它在期待人的理解，努力捕捉、控制、运用的对象，有未知的空间，还有已知的事物。即使熟知的自然象、社会、文化、心理事象，也会在不同时刻与场景下，唤醒不同的理解。这周而复始却日新月异的程序，茫无际、漫无边……而有限的心智、情感、灵性，宛如一叶永远追寻新境的轻舟，它的好奇来自需要，它的冒险来自想象。

人和人之间只有互通本能的生物基础，并不存在互通理性的心灵基础。因为人在生物需求上虽然近似，但在心灵需求上却大相径庭。所以人们所说的“我理解你了”，不过是“我同情你了”的代词。──既然理解的基础仅仅是自以为理解的同情，那么所谓同情又是什么呢？同情无非是互通本能，是交媾，交际，交往。而这三交里面，交媾又是首要的，关乎种族的延续。除此之外，人们甚至“缺乏自知之明”。试想，人对自己都不了解，更何况互相理解？更何况对他人的了解以致理解？既然如此，人和人的“结为一体”、“牢不可破”，如何能够不是基于利益和感情，而是真的基于理性和理解呢？除非，那是基于虚伪的说教与自欺欺人。

亲密的人际关系，所能拥有的，只是某种利益联盟。父子、母子、兄弟姐妹夫妻，至交、死党、忠实信徒，甚至庄子书中那些神秘的道友……都是如此。对他人的情谊和所谓的理解，永远都只能基于自我中心，并以自己的视野为出发点、以自己的感受为终审判断。这，都是人自己改变不了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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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如此，始终是孤零零、赤裸裸的。使之不孤零、不赤裸的，是一些后天的、另外的附加物，如感情和文化。但这些附加物其实要比它所附着的生命还更脆弱，随时随地都会脱落下去，被外力或时间或由于自身的衰老凋零，一举歼灭，从此暴露出人和人生的贫乏本相来。

男子说，“女人都一样……”女子说，“男人都一样……”其实他们之间并不一样，她们之间也形形色色……“一样”的，只是他与她之间的关系；“不一样”的，是他与她之间的感应。“不一样”的，是他与她之间的暂时感应；“一样”的，是他与她之间的结局。而使得人们最终分道扬镳的罪魁祸首，则是内驱力；促使人们同情、貌似理解、协力并进的，也是内驱力──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内驱力的大欲缸，里面欲火熊熊。而天才的命运，反而好像是“力求不被理解”。常人不知此中消息，不解此中盈虚，才牵强附会成“天才的命运，就是‘不被理解’”……事实上，天才不是没有，而是不要。因为他知道，世人所谓的理解，就是肢解，尽管是打着理性旗号的肢解。

理解了，就死了。被理解了，就不是天才了。天才永远被一层淡淡的神秘，笼罩着。天才的作为，永远都值得回味、余音袅袅。所以，他显得“如此矛盾”。当然，天才的“成功”──在于他绝妙的限度。套用庄子的话，是“处在可理解与不可理解之间”。天才是活生生的，他拒绝遭到肢解，尽管如果不遭到某种程度的“假性肢解”，他就无从获得承认。天才的“成功”即“获得社会承认”。所谓“历史的承认”也是“社会的追认”。所以即使连最伟大的天才，也都还是渺小的，渺小得足以让社会承认他甚至赞扬他、崇拜他。因为我们所知道、所津津乐道的天才，都是被过滤了的、通过了社会承认这道死亡之门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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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超级诈骗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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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喜爱掠夺，为达目的，乐于采用诈骗手段。这种人性，即使从儿童身上也可以一目了然。

道德、教养、文化的熏染等等，对这生就的欺诈倾向实行文饰，或进行某种程度的抑制，但在根本上却是支持并进一步增强了它。因为这倾向抹煞不掉，它转过来要求道德、教养、文化等等力量，反过来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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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大业者，不计小利”──并不是不计小利，而是企图以小利换取大利，大业至德盛矣哉！不掠夺、不诈骗，并非目的；而只是积累信誉，以便为遂行大掠夺、大诈骗而积累必要的能量、信誉。多少禁欲者、多少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坚忍精神、道德光辉，足以照亮阴沉的宇宙千万世纪……可是我看见：他们的左颊上印着“掠夺历史”，右颊上刻着“诈骗众神”──这些惊心动魄的字眼儿，使我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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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人”反抗“多数人”，也就是少数人反抗社会，出以不同的形式则生不同的命运。它若出以文化的创造这形式，就有一个文化繁荣时代的来到。它若出以军事斗争这形式，就有一个强权中心确立，它若出以宗教狂热这形式，就有一种新宗教的崛起。

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成功镇压、严酷统治，诚然造成“暴政”；但不会马上形成可怕的僵化。只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成功压制、严刻腐蚀，才会使得整个文化的活力趋于衰微……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并不是僵化的，王朝末年才风行腐败。通过系列观察和反省，我们终于认识到，“多数人意志的胜利，是文化的末日。”也就是王朝末日。末日经常不是“暴政”的别名，而是由伸张“正义”的行动导致的。如果这正义，意味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成功压制和有效腐蚀；如果那暴政，意味少数人驱使多数人奔向某个聚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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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合群，他们的个性不强、干劲不足、主动性不够并缺乏抵抗精神。“少数人”天生有反骨，他们个性独特、充满斗志，内心奔腾着想象和创造的冲动，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些特点，完全可用体质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工具予以检测。甚至在动物世界，我们也可以发现少数派与多数派的对立和分庭抗礼。

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变成了“某个时代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的心灵塑造了某种文化的精神？局部地看，仿佛是这样的。可是展望整个文化史，我们就发现：统治阶级可以被摧毁、推翻、瓦解、取代；但文化的精神却依然强有力，征服一代又一代的统治人物。由此可见，可能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精神塑造了文化的精神，而很可能是它们共同受造于更大的压力。比如罗马帝国瓦解后的西欧，它的统治阶级先后是：教会、封建领主、专制帝王、国民议会、工会、政党、新闻媒体……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它的文化精神还是有其一贯之处，由此可见，文化精神并不产自统治阶级的心灵。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心灵也是派生物，虽然看起来像是独立创造的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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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以他的远航新世界，来反抗他置身其中的那个社会。虽然他割不断与旧世界的种种联系，最终还成为这些物理的与心理的联系的牺牲品，但他毕竟是离开旧世界的第一人。现代的美国人，为了标榜自己自别于欧洲和旧世界的孤立主义──就奉哥伦布为理想人物，但这正好反证了哥伦布命运中的那种性质，即唾弃祖国又被祖国唾弃的气质。

一切冒险家和探险家，都是这样忘恩负义的反抗者。他们的进军，是出于深切的厌倦和果敢的叛逆，这些特立独行的反抗者们，反抗社会，也就是反抗随波逐流、惰性十足、喜爱合群、毫无创造精神的“多数人”，其反抗行为的特定形式，也就决定了文化的形式。换言之：他们怎样反抗，文化就怎样形成；他们反抗了，文化就诞生了。

有时，他们的反抗是出之以“绝对服从”的形式。对旧世界的厌倦、反抗，产生了对于新世界及其主宰者的空前崇拜和无条件服从。而“无条件服从”毕竟还是有一个唯一的、未被察觉的条件，那就是：对旧世界中异己势力的蔑视和反抗。所以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十四章）有时，他们的反抗是出之以“勤恳营造”的形式，例如建设一个新国家等等，就是这样。建设，意味着某种破坏。任何建设一旦出现在空间中，必对其它东西起到瓦解作用和破坏影响；甚至对地球环境的现有平衡，发挥某种悄悄地腐蚀。不论我们这类生物，能否对此见微知著、认识总结。

历史的节奏，就以人性中这“反抗──压迫；再反抗──再压迫；再反抗──直到灭亡……”的基调，产生。归根结蒂，反抗会蜕化为新压迫，它激起新反抗，又再蜕化成再压迫……“呼吸不停，战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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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倾向于“肯定”，哪怕是欺诈式的肯定。“权力”肯定了创造以外的一切东西，而这一切东西却终不免是归于否定的。其之所以是否定的，就在于它们并不像“权力”的占有者所昭示的那样积极，而是极为消极的腐蚀性存在。除创造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消极，都是“阴”。只有创造才积极，才是“阳”。

“权力与创造不共戴天。”应当广义地理解这句话。我不否认权力也有创造的潜能，但这只是巧合而已，是创造性导致了权力，而不是权力导致了创造性。成功的权力，只会削弱创造力，使创造力从非创造的孔道中发泄出去。有时，权力刺激也会促使创造力高涨，但权力刺激不可过大，过大反而磨灭了创造的冲动。尽管权力催化了创造潜能，但创造的高涨不是产自权力。人的本能总是千方百计用权力以求纵欲，所以权力对他们意味着灾难，“德行”与“权力”在他们身上是对立的。权力越重的人，道德越败坏，只有深受压制者，才成为“有德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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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暂时撇开这一点不谈，而有兴趣找一点更直捷、更切实的“原因”时，便不难发现：由于科学的进展，人们干预自然进程的权力也相应加强了；由于“群众时代”的到来，人们干预社会进程的权力也得以强化──但结果又如何呢？心的嗜欲越来越强，人间冲突越演越烈，上述两种权力的强化，到头来都灌注到野心中，使之无比膨胀起来。于是，运用权力来“享受人生”，而不是“追求人生后面的虚无”（如“彼岸”），就成为人生唯一的目标及内容。

中人和下愚都有创造潜能，但没有艺术情趣，没有重视游戏轻视功利的贵族天性，他们的潜能最终都没有发挥出来。不会创造的人们认定创造比争权，太是隔靴搔痒了！这些感官动物视创造为逃避现实，为“懦夫本色”。这些感官颠倒的动物哪里能够理解“行为场所的转移”这样意义重大的母题？他们哪里懂得，权力无非来自先前的创造；权力只是对于创造的消极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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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自我的权力也即“行使自己的天赋权利”，俗话说就是“享有”。“享有”还可以细分为“肉体的快感”和“精神的陶醉”两种。享有作为“报酬”，其目的是使动物的生活更有兴致。除此之外，享有只是消极的，没有更多的积极动能。尤其有害的是，很少有人能抗拒享有的腐蚀。

如果说，对自然的权力，有助于减轻自然界的压力；对社会的权力，有助于减轻同类的压力；那么享有作为“消除自我压力”的方式，作为规避种种戒律的途径，显然更受青睐。对享有的限制就形成了所谓戒律。戒律的目的在于控制“无谓的精力浪费”，以控制享有带来的解放感、自由感、扩张感以及种种快意的宣泄；只是，这对生命很可能有害，因为这些权力的后果都是消费性的，原始性格十分顽强。

在上述三种权力形态的关系中，对同类的权力欲，助长了对于自我的权力欲；而对自然界的权力欲，又助长了控制同类的权力欲。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更多不是在“探索自然的奥秘”下助长起来的，而在“力求控制同类的权力”中诞生，如多数时代的科学发展，都是以军事工业为杠杆而勃起的。技术的发明，不仅仅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之类的抽象目标，而是为了反抗同类的压迫，它体现为“竞争”或“弱肉强食”。所以，科学的迅速发展，总是与分崩离析的乱世，一起来临。而技术发展则反过来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又推动社会的无情“进步”，这种进步永远是与人的不幸福状态紧密相连的。最后直到技术发展导致环境破坏，迫使技术发展本身不得不停滞或减缓下来。只有等到社会萧条、文明解体之后，上述不平衡状态得以减轻，社会的重新统一，再度成为可能。所以，“社会政治方面的统一”（“思想统一”、“宗教统一”，只是其副产品），经常都是技术与科学发展、艺术与文化发展的致命伤。幸好，这些统一还是与动物庄园里的幸福，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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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首先体现为，权力行为对创造行为的腐蚀；其次体现为，权力行为对生命健康的戕害。权力既然如此罪孽深重、恶贯满盈，是否应该受到必要的谴责？

不必了。人的思虑其实并不能够“改变”什么。“自由意志”耍枪弄棍的余地其实是很小的。一切由意志促成的改变，细细考察下来很多不过是前定的，而且是前定于意志之外的动因动能……人的思虑、意志，甚至天才的潜意识，都只是山雨欲来之前的微风，至多不过是信风或是“王风”罢了，哪里可能是真正的动因呢。我们在此并不指责权力，只是陈述它的始末、揭示它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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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争雄与守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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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时代在历史中交替，这就是“争雄”与“守雌”。

争雄时代是唯物主义趋于上峰的时代，它的基本倾向是外向的。守雌时代的特征是“退藏于密”，它的基本倾向是向内的。无论就个人还是就社会整体，这两种倾向都可谓鲜明而一贯：前者使社会沸腾，后者使社会沉寂。

争雄时代的终结，是由一些伟大的收敛性哲学宣布的。战国时代《老子》的“守雌”哲学，预告举世滔滔的国际争霸时代，即将结束。在希腊世界，斯多噶哲学、犬儒主义，充当了相似的导师角色。在印度，则是佛教和耆那教。

守雌时代的结束，却不见得要由某种明确的哲学来宣布，毋宁说是通过“宣布放弃某种哲学”来预示：它通过社会的灾难而实现，像匈奴人西进欧洲和后来欧洲人的十字军东征，再如中国的黄巾暴动、五胡乱华，以及洪秀全以降的近代中国──都是文明转型引发的社会灾难，也是“争雄”时代不宣而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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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永恒基础是什么？

是细民们对强权的畏服。这，也是各种“社会性”的有力表现，是各种“社会功能”的基础。于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流淌着被征服者的沉默血液，尤其是像汉人这样不久前还屈服在蒙古、满洲、日本、苏联铁蹄几乎不间断的蹂躏之下的可怜族群。这样被强暴的命运，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疏远仁慈的神明、自主不自主地崇拜胜利的魔王。

尽管由于生理作用的反弹──这沉默的血液也要做出某种反抗，发出零散和微弱的抗议……有时还以同情弱者和失败者的婉转形式，偷偷表现出来。但很少有人敢于挺身而出，以身相殉地这样做，而一旦有了，就被迅即灭族；这样，我们的奴性在生物学意义上都是日益深重，牢不可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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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并不是创造者和宗教领袖在强迫人们接受他们的信仰和文化精神，而是人们如灯蛾扑火般地趋奉于创造者的信仰、宗教领袖的文化精神。这一趋奉，才是真正的权力基础。只有在权力出现以后，才会发展出强迫现象──所以，趋奉总是先于强迫。而盲从和信仰，对少数人的灵魂虽是极深的痛苦，但对多数人的皮肉却是适意的安抚。没有盲从、信仰（尽管有时体现为反对传统权威、反对传统信仰），多数人将无所措手足，甚至不知道如何表情，如何自我观察……区别只在，那个时代所流行的，是些什么样的盲从和什么样的信仰而已。

人民对强权的态度如此具有两面性，这使他们对政治和统治势力，也具双重感情。

对强权，一方面畏服，另方面嫉妒。通过畏服，使自己获得认同感，从而增加自己心理上和事实上的存在。嫉妒，是恨铁不成钢，恨自己不能把握这一强权，或从中沾取更多的荣耀。这嫉妒往往通过否定当前强权的正义性或干脆怀念并颂扬被自己的内心完全不齿的失败者，来实现。畏服与嫉妒的两面性，错综复杂搅拌一起，难以辨其马牛。尽管它们的形式，经常披上某些冠冕堂皇、叮当作响的家畜辔饰。──让我们同情并理解这类被征服者的悲哀吧？

生活的这种两面相，一旦进入较高级的政治领域，就化为双重感情。

人民，一面崇拜社会支配者；另面又心怀不满。所以不论怎样英明、廉洁、朝气勃勃的支配者，都不能根除人民的不满……于是，统治者学会用舆论把戏和宣传伎俩来愚弄百姓。反之，不论怎样昏庸、腐朽、因循守旧的统治者，都能多少唤起人民群众某种程度的崇拜……这样的现实，使得统治阶级尤其是上台不久的统治者成为世界上最堕落、最死皮赖脸的低等动物。

于是权力，就意味接受崇拜，不论这权力是否“干净”（就像是商人们从不过问纸币是否干净）或者还能维持几天──于是，一切统治者都学会死死抓住权力不放，直到洪水滔天或是玉石俱焚的刹那。

理解了人性的这些侧影，也就为新的统治原则指明了方向。尽管还不太清晰，但人的方向已朦胧预示：政治，不该顺从或假装顺应（一味顺应，往往导致假装顺应）人民的无止境的要求，但要多少带给人民不断的福利。完全顺从人民要求，政治秩序将不复存在；如果不能带给人民不断的好处，则终会招致来自人民的消极抵抗，结果从根本上扼杀现有政治秩序的合理性。而革命的推动者在开辟自己的新天地时，千万不要忘记给予人民某种恩惠，甚至是激发人民的参与感，以减少不必要的阻力。否则，“欲速则不达”的独角戏，是不能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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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胜利者，也有胜利者的先驱。胜利者的先驱不是胜利者，但也并非失败者。革拉古兄弟的平民化宏愿，由恺撒和屋大维的独裁变相地完成了：平民和贵族在独裁统治下变得平等了。和近代西方世界和现代全球化的进程相反，罗马的贵族不是由平民革命消灭的，而是由僭主政治消灭的。古代中国也有相似之处：陈涉、吴广的平民野心，在项羽尤其是刘邦的身上得以兑现。

在宗教领域，情况更妙：施洗约翰的头颅，奠定了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并通往使徒保罗的死囚牢，最后在罗马阴暗的地下礼拜堂里，才升起了教牧系统的宝座。

A、多数人的放纵和解放，这态势本身，就构成对少数人的压制──这些少数人的心灵敏感，这可从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三者递进的）上得到说明……当多数人由于放纵和解放态势而在尽情释放能量时，受到压制的少数人却由于对这态势的极度反感，而在积累能量。

B、随时光流逝，多数人由于无拘束的放纵而空虚，并精疲力竭，少数人却由于压制，积累庞大的能量，进而铸成组织。于是力量的对比，至此完全颠倒过来：少数人储存的能量，已经远远超过多数人储存的总和，少数人于是构成“对于多数人的优势、吸引和不言而喻的权力”。──普遍的压制时代悄然来临，取代前此的普遍的放纵时代。

C、这普遍压制，是需要以“能量的释放为后盾”的。少数人尽管奉天承运地施行这压制，仍需付出他们在经久的压制状态下所悄悄积累的能量。而多数人却因被压制而敛迹，从而开始再度积蓄他们的能量。于是力量的对比，再次反转过来：经过一定的时间，渐渐的，少数人所体现的那种普遍压制已经镇不住多数人的能量勃发，于是普遍压制又开始出现裂隙……

D、这种被压制状态下的能量勃发，慢慢开始采取一定的途径，在薄弱环节进行渗透，随力量对比的进程及其“剪力差”（少数人因“控制局面”而消耗能力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力量，多数人因继续受压而不断增加力量。这样，“少数人”与“多数人”的角色又开始再度互换了……）──旧有压制的裂隙越来越多，从中流失掉的能量越来越大，逐渐导致旧有压制的全面崩溃。

E、这全面崩溃之势一旦形成，能量的释放（解放）就变成毫无目标的四处流溢（放纵）了！创造性于是变成破坏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追随，使得数量上的“少数人”日益得势而变成“多数人的统治者”，结果堕落成滥用权力的先锋。

F、随同新的多数人而四处流溢的放纵行为，使得新的压制效应又对新的少数人形成……于是，一个重新凝聚、重新压制、重新破裂、重新放纵……的进程，再度开始！

G、多数人的放纵和解放，这态势本身就构成对少数人（他们心灵敏感）的压制。这可从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这三者是递进的）上得到说明。当多数人因为放纵和解放态势，而释放能量时，少数人再度却由于对这态势的抵御而积累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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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读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世界近代史，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西方人作为整体而言（而不限指某阶级某区某国的西方人），已经日渐耗尽他们数百年来亢奋不已的精力，而陷入类似马其顿世界甚至罗马帝国晚期那样疲软不堪的境地。有一天，西方人将再度成为一群丧失意志、缺乏活力的木偶，仿佛希腊罗马文明的晚期。那时的人们会大声叫道：“他们一千年间的创造力哪里去了？”真的，他们五百年间的嚣张暴戾哪里去了？被他们得志猖狂的纵欲，给活活葬送了。

心的力量，是独特的历史现象。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任何巨大的文化创造力，没有几百年时间的涵养，是成长不起来的。而西方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极端“黑暗”的五百年间、以及随后五百年间（公元500─1000年的前文艺复兴的“灰色”时代），千锤百炼涵养起来的元气，已经被最近五百年间即1500年以来的地理大发现）的扩张，终有消耗殆尽的一天。压制时间越长、压制程度越严、压制的感受越痛苦，则报应来临的一天，反压制的创造力，开出的精神之花也就越是疯狂，醒目、馨香、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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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毫不怀疑，西方人在一千年间（公元476——1457年）的“黑暗时期”积蓄的心力，现在已经几乎涣散。所以在二十世纪继西方之绝世者，已经落在西方以外的重心上：作为西方世界的蛮荒边疆而出现在历史中的苏俄、美国及东亚。这些半西方化的（美国四分之一黑人化、四分之一犹太化、四分之一印第安化；苏俄半蒙古化、半回教化；日本、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欧洲化）族群，其衰落当然也会稍稍落后于西方的主体（即西欧，西罗马帝国的遗址）。不过，苏俄与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日本人由于他们岛国的偏狭（地理的、心理的以至于生理的），基本上只能处在配角的地位。我们兴高采烈地看着现代中国所受到的、来自全世界的严酷压制。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八国联军压制，有助于中国建成一个世界国家，有助于中国有一天返回去、挥发出，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球影响。

我们怀着更大的惊喜、更大的感恩，来预言中国也许要遭受的更大、更全面、也更符合奖惩原则的严酷压制。因为我们确信，这中国的涤罪祭，将使新的中国人获得更大、更全面、更符合奖惩原则的能力！现代中国的痛苦，上承祖宗的余孽，下启后世的生机：我们欢呼更大的危险、更大的机会！

到那一天来临，人们所看到的世界，将在许多方面与今天的世界正好相反。那时的人们会承认：罪恶感……自卑感，并不是“心理病态”，而是在不利的生存状态下，即身处“逆境”时保护机体免受过度损耗的某种自卫机制。自觉有罪与不洁、自觉软弱无力，尤其是自觉渺小卑劣，可使受害者们的采行类似“冬眠”的举步不前的方式，自我保护起来。如果没有低调形式的自我谴责，主体反会由于与自身能力不相乘的过度的支出与扩张，而陷入虚脱──正是由于这种生存的智慧，对不甘受害的受害者来说，意识天神、承认天神、依赖天神、崇拜天神，才成为生存平衡所必须，成为“人类得以保持其尊严”的前提。尤如持续的焦渴，是意识清泉、承认清泉、依赖清泉、崇拜清泉的生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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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生理的压力，就不会有切肤的认识。没有切肤的认识，就无法兴起皈依之情。如此所谓“病态心理”，已从两方面构成人生的“力量源头”：

A、保护自身机体，不受“透支”的伤害；

B、对低水平的生存，进行合理化。

总之，病态心理，通过对于生存的贬值评价，而更有成效地维持了“危机中的生存”。例如，这突出表现为“原罪”观念是如何持续鼓励了生命的罪恶与痛苦！并在根本上原谅了人的罪行。

须知人内心的最大痛苦，不是来自悔恨犯罪，而是来自感觉自己犯罪不够：“被别人欺侮了。”悔恨犯罪的痛苦，是来自“过”的不安；它因为惧怕惩罚而激起良心动乱，于是这被人设法补救：教会里的赎罪券、寺庙里的“功德”，因此都卖得很好。而犯罪不够的痛苦，却是源于“不及”的缺憾，它或是激起疯狂的嫉妒，或是触发低能的自卑，由于人的自私性格，这“吃大闷亏”的挫败感所招致的痛苦，当然要比“占便宜”导致的内疚，远甚。而教父们发明的“原罪”学说，却可以减轻人的最大痛苦──因为人人都是罪犯，例如虽然你没有机会、没有能力与人通奸，但你在心里犯过奸淫吗？犯过，那好。那么你和那些通奸者一样有罪，你可以心安理得，不再有“吃闷亏”的痛苦。你杀人越货吗？没有？不要紧。你总恨过某人吧？甚至恨不能杀了他？那你等于犯了杀人之罪。还有，你再廉洁，总会偶然地、悄悄地想过，想要得到某些并不属于你的东西吧？那好，你和小偷一样有罪，你现在可以心安理得，不再有“吃闷亏”的痛苦了。什么？你从来都没有这些不健康的思想？那也不要紧！因为你的诞生和生存本身，就是某种罪行（比如亚当、夏娃的堕落）的结果，所以你生而有罪。心安理得吧，你虽然没有犯罪，但你一点都没有吃亏：你本身就是就是一个天大罪行的结果。所以你占了天大的便宜，以后，你可以自称为罪魁，成为自我卖弄的伪君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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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与生俱来。在原罪面前，最好的人都是没有犯罪的罪犯。原罪拥有超乎生死之外的性质，死亡都无法赎取原罪！原罪因而使得可怜的人们获得了比个体生命远为持久的镇静功能。死，因此不再是罪人们行之有效的逃避方式。

但是，这种彻底的绝望，不是在极大程度上反倒提高了人的生存勇气吗？从而在基督教的名义下，恶人犯起罪来更加肆无忌惮，更加心安理得，更加有恃无恐，更加振振有辞。尼来说什么基督教弱化了人的本能（也就是原罪的罪性），完全是误解！基督教，不过是使弱者更弱，强者更强；不过是使强盗披上了骗子的外衣、狼披上了羊皮罢了。以传道为谋生职业的人，既然连死人都不放过，生存的罪恶与痛苦，反倒因而减轻了。尼来说：“我不用斥责的手，指着生命的罪恶和痛苦，反而满怀希望有一天，生活将变得更罪恶、充满更多的痛苦。”──这倒是体现了更充沛的“他爸爸的牧师精神”！要是没有更多的罪恶痛苦，救赎还有什么必要性和急迫性呢？

罪恶因此不仅仅是死亡的儿子，还是死亡的父亲！死亡，以及对死亡的畏惧和无限性想象，诚然令人产生了加倍的罪恶感，并产生虔诚忏悔、彻底赎罪的冲动。但“良心不安”这种“对强烈原罪的惩罚”，却在无形中保证人可以“净化”生命，也使世俗的惩罚摇身一变，为神圣的赎罪。

这就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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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陷入罪恶感的心灵来说，死亡只是转换了罪的形态，但不能绝除罪的阴影。在他的想象中，他的尸骨和鬼魂，仍因生前的罪性、罪业，而遭受苦难。于是，他便渴望从根本上逃避生存或是逃避“现世”。但逃避生存，如佛教徒所实践的及叔本华所鼓噪的，在永恒的罪性（而不仅仅是罪业）面前，也同样软弱无力。因为原罪先于生存，它像无孔不入的病毒，潜伏在一切现世中，与一切“生物原则”同进退。所以，高级宗教要逃避的，不仅仅是生存，而且是整个现世！

生命就是原罪的父，现世就是原罪的子。原罪因此也是宇宙间唯一自由的力量？撒旦是由于争取自由他不该拥有的自由而堕落的？原罪，是先于实体而存在的遗传密码和永恒阴影……按照使徒们的说法，死亡，仅仅是原罪伸出的一个手指，意在恐吓人？天堂、地狱，生存甚至非生存……都不能助人脱离原罪的奴役，更无从超越阴影。惟有依托天神，始能跳出原罪的煎熬？

怀疑论者认为，这是一个如何不可思议的天神啊？他全能全知，但却听凭人类犯罪，听凭人类痛苦。可这样的天神据说还像慈父一样爱着人们？崇拜他，结果是唯一的归顺，代替万般的奴役；用特定的光明，凸现普遍的阴影；用暂时的希望，种植永久的毁灭……除此而外，据说一切人造的、许诺的解脱，还都无济于事。

无神论者更从怀疑论出发，推论说天神的仆从因此要制造罪恶感，要扩散自卑心，要完成病态心理的塑造工程……。这是为救世主的到来，做最精细的思想耕耘。在乱世的骚扰中，浮现心海的浪花。没有罪恶的洁净状态、没有骚动的宁静状态，并不是神圣。神圣，是针对罪恶和骚动，进行极严格的控制。其前提是，罪恶与骚动的存在。所以为了创造神圣，必先制造罪恶。因为神圣，不是自然的平衡，而是机体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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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民族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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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的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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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昨夜沉思我们的“民族性”：我们与众不同的“汉族”。

B、我们的“汉族”，真像一颗人间的彗星。它时而奔向太阳，时而奔离太阳──两种运动，在它自己的轨道上，这是命运？

它把“太阳”当作一个目标或“反目标”──它是依据和“太阳”的关系，而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自己何去何从。离太阳越近，它就越软化、越膨胀、越离心、越变形……离太阳远了，它就硬化、收缩、向心、整合。变形者有特色、有表现性；整合者有内力、有持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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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是我们的中庸之道？哪里是我们的精神故乡？“汉族性”，成为我们的历史负担。汉族性，是我们特有的“中国国民性”。中国，正在汉族性中痛苦挣扎？中国，正在酝酿名不见经传、实不载史乘的空前事物？所以，他的生存形式，超出人类迄今已经认识了的形态。于是，他仿佛混乱得使人困惑，他真的反复无常得令人厌倦。但他的形式，还是不乏某种“规律牲”，这就是：“混乱加反复等于无常的汉族性（？）”。他一会儿向阳，一会儿向阴──因为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生命。他忘了自己已有的宇宙，他苦思自己将有的洞天。

混乱感，已成为二十世纪汉族性的重要特征。

这个自秦以来形成的费拉民族，作为整体无法重抵“历史高峰”了？它早已丧失了生长的力量，并从令人眩晕、使人震惊的高度上，坠落了下来。从那以后，它就在下山的颠簸中陷入迷乱，丧失必要的形式，必要的“礼”。汉魏以降，中国失礼，失义，失理，失忆。

这无序的混乱，不是生长标志。如从循环的角度看，也许是再度的、还没有开始进入生长的阶段（而只是停留在“前生长的孕育阶段”）。文化的孕育时代，我们呼唤更多的“破坏的要素”；它将选择、筛取、创新，一时间，它来不及对试验的结果，加速催化、促其生长。

其他还在生长的社会，在其既定轨道上，其中的居民，缺乏类似的体验，无法理解那种弥漫中国的混乱，无法参与那种支配中国每个人思想、行为和情感的巨大摩擦力？所以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估价，令人发噱。包括社会混乱状态和人的混乱感觉在内的多重混乱，已成为今日“各领域中国生活”的基调，如工作、学习与爱情等等，莫不如此。社稷、家庭与公共生活，亦然。而克服这一基调的努力，业已构成中国走向新生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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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消泯的地方，只有空虚留下：世界恢复了它支离破碎的原貌。要知道，世界的整体感和所谓“秩序”，并非实存，而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幻想所赋予的。“失去幻想的推动，也就失去了秩序”，正如失去了假设的前提，也就取消了科学验证的基础；而没有秩序，人的生活、民族的生活将何所托付？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失去希望？但为了明天，我们必须再度确立民族的希望，不论称此希望为思想或幻想！

有人说，汉族是个缺乏绝望感的民族。其文化原因极为复杂，如果一言以蔽之，则曰：老化。由于老化，我们在整体上说，已经经受不住任何痛苦的真相。由于老化，我们看见了努力奋斗后面的无限虚无。我们已经老化到这种地步，以致任何危机意识，都无法真正激动群体的心灵。老态龙钟的汉族自以为历经诸多忧患，不会亡种亡国，故日益疲沓，不思振作。这种老化，已接近腐化，青年的腐化只是生活方式，老人的腐化却是生理现象，是完全无可救药的。但老化得进入腐化的民族，却不再产生具有危机感甚至绝望感的个体，因为我们还有源源不断的青年个体，可以像韭菜一样被一波一波地剪下！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丧失痛感。但衰朽的结构，正是依赖精力充沛的个人，并吸取他们的血，以维持自己的存在。谁能说，这里没有一个巨大的讽刺意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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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已死，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也许不是的。一个尚未摆脱的危机、走出困难的民族，是没有资格侈谈“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的。这样的民族或由于幼稚或由于衰老，都离不开它的保姆。没有保姆，幼稚的民族无法长大，衰老的民族无法送终，没有英雄的今天，就没有民族的明天。所以，如果真的没有英雄，需要保姆的民族也要培育出自己的英雄来！和保姆不同的是，真正的英雄，在本能上是不受原则控制的──他拒绝“驯化”。但他善于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某个足资其驰骋的群体规范，并将个人情感皈依到能使群体趋于狂热状态的那个希望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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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精神，应该具有某种实体性，而并非变幻无常的液状。相对稳定的模式，和可以预测的趋向，是其证明。而当民族生活陷入当代式样的紊乱时，民族的精髓也就随之步入危机：巨大的梦想消退了，仅仅留下，有待处理的垃圾！使人奋发有为的精神诱惑，化为平庸无奇的锱铢必较。

为什么中国的有志之士，在个人奋斗的时候也要打着“群体意识”的幌子？显然，原因在于文化传统的特殊，而不在于本能要求的异样。如中国的“豪杰”们为自己开出权能清单的方式，在文化压力下通常却采取了群体表象的伪装。结果使得他们的权能要求，具有超强的延续性。这对真正的民族目标，其实是有弊无利的，因为这反而模糊了真正的民族需要，让民族永远无法成熟起来。而英雄对世界的作用则不仅是整合性的，而更经常是创造性的：A、他为自己和他人，设计了新道路和新目标；B、通过这一设计，他塑造了一个世界模型。如果失去了这种意义的“英雄之要素”，世界和生活，将沦为支离破碎的。但创造性的英雄来了，他提醒我们：还有重大的威胁埋伏在我们周遭，还有远大的航程需要我们竭尽全力。要绕过暗礁，就需要比暗礁更阴险的技巧；要克服海浪，就需要比海浪更柔韧的胆勇。不被生活折服者，能够抗拒环境同化者，是未来世界的希望，也是现代世界的殉道者。

他们面临着三种命运：A、精神病患者；B、早夭者；C、天才。事实上，三者时时集于一，尤其是在精神领域。如李贺（790—816年）、尼采、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年）、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年）便是。然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如此典型。有以“疯子”而退场的，有以“早夭”而退场，但都是以“天才”而退场的。他们各有自己的命运，各受自己的“规律”、“定数”左右支配。在此，他们在不同社会也得到不同的社会评价。人们仰慕天才、同情早夭、厌恶疯子，这仅仅因为，天才是“得到社会承认”的等号，“身价百倍”之后，世俗遂生仰慕之情。而早夭者的遭遇，使人联想自己或亲属的可能命运，故在危惧中生同情。疯子，似乎没有价值，但在西方文化（这是以基督教为其“坯子”的）中，由于耶稣、保罗等一大批“超常人格”的示范，似乎又与某种神性联系起来。所以，西方文化运比中国文化要更能同情疯子、谅解疯子甚至崇拜疯子，但在实质上，上述三种命运却是由同一本质导出的。具有上述气质而能与环境长相相安无事者，鲜矣哉！因为那种气质，将在世俗生活中，不是面临错乱，就是陷入死亡，只有极其罕见者，能够升华而为天才。天才，就是能够逃过夭折命运的早夭者、能够避免发疯命运的大疯子。投降吧！年轻人，如果你不是天才，就向世俗压力低头认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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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必有其强固的民族意识──不屈不挠、拒绝见异思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等“思想积德”。缺乏思想积德的民族，难免随风摇摆的软骨症，结果陷入持续乱世的折磨。他们的文化是风派的，京派──海派──风派，等而下之。京派是满洲人的家奴，海派是万国商人的用人，风派是国际主义的留学生。在日本，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华人还是日本人呢？不是看衣饰，而是看眼神。日本人的眼神直直的，因为很有安全感；华人则四处窥测，因为缺乏安全感。

显然，每个民族都活在不同的环境中，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方面的外部环境，以及文明传统和种族特征方面的内部环境。所以，上升的民族，无不致力于创造，创造适合自己生存状态的生活万式，然后为这名不见经传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形成理论。这些环境特点，呼唤特殊的生活方式，于是，每个民族据此形成了不同的命运。

对这个民族是善的思想，对那个民族也许是恶的道路。能够促进那个民族的健康生活的东西，对这个民族也许是致命的毒素。这需要敏锐的甄别，需要具有诊断民族命脉的能力。这当然也有待于每个民族的良心、社会的保姆，做出自己的回答，但决不是听命于其他民族，哪怕是其他民族的导师！其他民族的导师，对于这个民族往往是个骗子。

必须有民族的独立自主，才会有拒绝外来污染的民族意识。有了纯净的、相对排他的民族意识，才会有充满自立的自尊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需要一个有魅力的形式，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这被历史家称为“民族文化”的东西，不是习俗意义的文化，不是文学艺术的玩物，而是作为社会仲裁出现的判教尺度，即“真理的意义”。

对不同的民族而言，真理意义的高级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现形式。这要看传承与现实的需要而定。而所谓“传承”，实际上也是以往的现实需要的积累。所以，人的需要，是高于一切的判教依据。例如，对埃及人来说，高级文化的核心是“复活”。这与基督教的“复活”不同。埃及的复活者，似乎是重复早已经历的世俗生活？但埃及人的全部现世生活，却是在为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十分无聊的复活做准备。基督教的核心，也是复活，但仅仅是基督的复活及其最后审判，一切现在的生活，该是为这样的来世做准备的。

再如作为印度人高级文化的核心，便是“轮回”，因此，印度人能够珍爱兽类，等视众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来世也许会变做禽兽鱼虫。中国人，则是最早的现世思想者。他们宣扬自己都不尽信的“神”，“祭神如神在”地达到现实政治上的目的，即所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希腊人后来也包括罗马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对神明持有批判态度，结果，智慧的天平就倾斜到经验主义一边去了，在希腊人心目中，诸神与他们一样放荡无忌。罗马人则过于明显地把“太阳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玩偶。这样的希腊世界和后来的罗马世界，由于抛弃了必要的社会压舱石即作为心理镇定剂的宗教，而倾覆了。

而阿拉伯人、欧洲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人、俄国人，基本上逃不出亚伯拉罕宗教文化的圈子。正如日本人主要模仿中国文明。这是就公元1500年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前的时代而言的。文艺复兴以来，各民族的高级文化的核心开始慢慢蜕化了，它们无一例外地受到所谓日尔曼“力量崇拜”的侵袭。这种恶魔般的崇拜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挟带坚船利炮，先是在欧洲徘徊，后来泛滥到全球，希腊的思想与艺术，基督教的礼拜与组织，不过是它的假面。

文艺复兴运动，与其归功于聪颖、软弱、爱好激动的拉丁民族的精神所引发；不如归功于日尔曼人的粗率性格。近代欧洲精神，与其说发源于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年）等意大利文人，不如说发源于罗哲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年）一类的日尔曼野人。这类日尔曼野人的佼佼者，还有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 beare 1564—1616年）、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等人。他们彼此之间，在心理上有惊人的内在一致性：勇于反抗但拒绝循规蹈矩。力成为他们最高的善，如浮士德博士就是这样的“恶魔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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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高级文化，以其不同的核心，再加种种内外环境的影响，形成民族精神的形式。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各个中等国家，如二十世纪欧洲各国，在民族精神的形式方面也日益混同，这实际上为高级文化的世界规模的合并，准备了条件。另方面，不论高级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独特形式具有多大差异，它们都起源于民族意识的区分，即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看法。把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的意识，不仅是高级文化，也是习俗性文化的基础。如果缺失了这种“认同”或“追求差异”的意志，一个民族的文化即将被别的文化所同化、吞食、消失殆尽……因为“模仿”的引力是巨大的，而抵抗“模仿压力”的，惟有尊严与骄傲等固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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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身份的丧失，其实是一种“惩罚”，不仅仅是一种“代价”。是加诸一个民族头上的过分沉重的勒索。

对快乐的惩罚，不仅是“付款”，且是快乐过后的深切失落！对憧憬的奖励，不是“努力”，且是憧憬过后的终极幻灭。这并不体现任何人格意味的支配，而只是心情转换、焦点移易。没有过快乐，就不会失落；没有过憧憬，就不会幻灭：命运是很公平的，有幻灭比没有幻灭好，有失落比没有失落好。生命毕竟在此搏动过。

紊乱令人痛苦，是因为它打破生物遵循的节律。但生长总是伴随着紊乱，它一笔勾销“氓之嗤嗤”的安祥、宁静，所以人们憎恶它。紊乱，令人绝望，但绝望的感觉并没有把人尤其没有把某个群体，导入实际上的绝路。绝路与否，取决于人对绝望感的反应，反应好，绝望感将是新的转机，展开新的道路。因为我们看到，一切有希望、有潜力的发展，都孕育在紊乱，激活于绝望：是绝望而非信仰，逼人思考：是紊乱而非秩序，迫人调整的生活方式。人是苦虫，他受益于痛苦，也只有通过痛苦，才净化、升华，使自己成为人而不再是兽。假如压力消退了，他的生活反而迅即腐化，原形毕露。所以，为了生活的力度，请保留我们的痛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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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体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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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家庭、社团、民族、国家等等）是很重要的“意义单位”。但意义的单位并不等于“实存的归宿”。这可以从逻辑和事实三方面得到说明：

A、作为实存的归宿而被认知的“目的”，实际上只是感觉和思想的结果，它是某个有机体（如“我”、“你”、“他”）的所有物，即来源于某个“意识”。

B、所以构成任何群体的个体意识之间，却并不存在共同的感觉和思想。群体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多个有机体的统称──它的共同意识并非共生的，而是由多个意识汇成的“互相冲击的力量海洋”。即，它的共同意识只是外力诱使或强使的结果。

C、因此，任何群体都无法创造并维护有关生存目的这类“完全统一的群体意识”。而创造（这是“艺术家”的工作）和维护（这是“工程师”的工作）的使命，到头来只能落在某些个体的身上，他们开辟或完善这类硕大无朋的思想，以便为自身（个体）的超个体存在，找到一个可以被他人（“本群体的成员”）接受的立足点。

综合上述三点可以说：“民族”是一个有力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一个实存）。它能在个体的思绪低潮中，促人振作，为命中注定的孤独者，祛除旷世寂寞的感觉，这是“民族”在思想世界中的主要功能。

思想家在运用民族的精神功能时，应该注意以下三点，以免陷入自欺：

A、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有机体的盛衰，取决于它的成员们尤其是那些主导成员的精神状态以及这种精神状态与它的生存处境之间的反馈，这些生存条件包括内部环境如社会关系、文化传统；和外部环境如自然条件、种族特质等。这种反馈的外在表现及其痕迹，被称为民族文化或民族精神。

B、但实存的民族精神，却是无法实录的活体，它永远在迁化、易形，不断在回答自己的生存处境所提出的新挑战。

C、为研究的便利，人们不得不暂且把精神“固定”下来。所以，再伟大的人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民族精神、改造民族精神，即使他奉天承运，“受命运的感召”甚至具有再造一个民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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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不同于哲学。哲学不同于知识。知识是记忆的产品，而哲学则是理解的产品；哲学不是关于事物的甲乙丙丁等描述，而是对甲乙丙丁等描述的进一步领悟，尽管在甲乙丙丁的描述中，已经包含对事物的粗浅的、感觉性的理解。换言之，知识是对“现象”的把握，哲学是对“本质”的把握。所以古人把知识称为“小学”和“器学”，而把哲学称为“大学”和“道学”。正是在这意义上，知识与哲学的并称才是正确的。知识与哲学仿佛智慧树上两朵花，不可偏废。历史上某些哲学家专崇学问而贬抑知识，是无知，至少是矫情。

何以见得？

A、知识是哲学的根，没有知识，任何哲学不能成立。哲学若不扎根强固的知识，即成为虚妄的臆说。

B、知识人人得以享有，知识是人应付生活所必需，且是不教（专门教育）而能的生活技能，是人的第二本能。然而哲学却不是人人都能享有，唯具有特殊禀赋的人，方可担负哲学。哲学作为精神结晶，脱离人的生活、脱离动物本能。由于哲学与知识的这一根本区别，那无知又矫情的哲学家们，反倒成了学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想把少数人的负担强加给多数人，结果朽木不可雕，反而招致“民怨沸腾”。所谓普遍教育的结果，是造成教育的退化，形式上的大众文化，造成实质上的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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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就是简单明了的模仿。而且，模仿也能导致一般意义的“理解”，虽然模仿不能达到真正的领悟。获取哲学的途径，则不可由模仿来完成。因为，哲学是创造性的活动，模仿的道路无法达到。获取哲学的途径，在培养一种人格，一种独立的、创造性的人格。独立的人格必同时是创造性的人格；无创造性的人格，必在本质上依附其他人格，故其不能独立。而对创造性人格言，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字一句，一吟一咏，一个理论，一篇诗章……虽然可能遗忘，但所有一切对形成新人格，则人有助益。

哲学切需融会贯通知识，所谓“吾道一以贯之”，若无“惟精惟一”，何以融会贯通？这“一”，就是独立的、创造性的人格，是“道”之本。进言之，一切学问皆可视为此人格的外延，而人格又是天性遗传相关联。所以，创造性也是一种命运，是不由自主，且推卸不掉的。我们的理解是：知识人人都有，也必定会有；但学问则只是特定的人才得以担负。所以，单方面抑知识而崇学问，甚至幻想普及学问以代替应用知识者，非痴即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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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哲学的精义：人格哲学对多数人毫无用处，因为多数人没有独立人格，独立人格是少数人与生俱来的抱负，是多数人无法承担的重负。从另方面说，多数人也无力形成独立的人格。所以，人格哲学无益于多数人，人格哲学仅仅适用于少数特殊禀赋的人，这种人由于天性中的强劲冲动，而被评论为“天才”，天才其实就是不由自主的创造冲动。

人格哲学认为，培养新人格是重要的，但新人格不是目的，而是工具──以新人格达到新创造。没有新人格，所谓创造只能是因袭前人、剽窃他者而无进取。为创造，为新生活，为在这艰难世界上活下去，且要充满进取精神以创造新我，就必先铸造一个活生生的人格。因为世间最大的创造，即在创造新我。这也是世间最难的创造，且是一切外在创造的前提。新人格的最大特点，是自强不息、日新其德。只要有这个两特点，新的人格就能逐渐胜任创造的艰难。人格是出自天生有德的心灵，再通过艰难的自我铸造，而逐渐完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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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铸新人格，既然是伟业中的伟业，一切外在创造，都是由这内在创造，奠定始基的。那么，怎样锻铸新人格呢？

在我们看来，铸造新人格的活动，需要人的一切生活都以之为轴，新人格的锻铸者，必提取一切世俗意义的生活：即便他的生活外观与世俗类似，但也有崭新的意义，并从属新的炼丹目的。他来到这世上，不是为生活，而是为创造；对铸造新人格的活动者，生活就是创造，而唯有创造，才真是生活。单纯的模仿，不能锻铸新人格，新人格需要“涵养”、“感动”、“潜移默化”，并遵循“熏陶”、“觉悟”、“灵感”、“冲动”、“创造”的途径。唯有创造者，才能完成新人格的锻铸。故不能创造的人者，实无新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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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熏陶、涵养、潜移默化，有类似于模仿、学习、但也需要独特的心得，且有“心灵的易化”。心灵的易化，是心灵由感动而易位而开始潜移默化，从而形成新眼光、新意境──作为新人格的始基。锻铸新人格的方法是多方的，然归其要旨不过为一：刻骨铭心。能铭心刻骨者，始能言新人格之锻铸。

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谓钻研学问的根本方法。但任何人的“学问”、“人格”，是由其天性中的“德”预先所决定的。“天性中的德”，也是“命运”的展现；而天性的德加以命运的折射，就构成人格之光。这样的德在命运的颠簸里，能转化自己的畏惧。不是无所畏惧，而是麻痹那一切生物与生俱来的自保反应。例如，在过度的不适与痛苦中，人体已经没有余力启动正常的自我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的自保方式，是中止或减弱行动；而意志强烈的人，则反而抑制自保反应而扩大行动，这就要求对不利于己的事态发展，保持一种“贵族式的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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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行动这时体现为“纯粹的人为”，虽然它的起因是超出人力以外的。这样的人为难道不是某种自然的结果吗？这样的人为即使是最极端的努力，实际上都可视为“太极的属性”，是从“太极”这唯一原因中产生的果子。所谓善恶，在太极面前，已经相对，甚至化为乌有。太极的绝对即易化的终极善，被凸现出来，尽管这非人力所及，且非人智所解，只有旷世的天才、独立的人格，通过自己的天性与太极遥相辉映，感受它在特定的时空里。

任何旷世天才、独立人格，在面对“罪恶”进行战斗时，都或多或少自觉受到“太极”的引导，或曰“受到命运意志的支配”。所谓自发的抗恶，也是受到冥冥天意的间接控制。人尽管认不清善恶而滑入罪恶，但这不自觉的罪恶，岂不能最终通往神圣？生命、生活，都是太极的属性，自称爱生命、爱生活的人，如果不爱太极超过爱生活、爱生命，甚且根本不能感受太极的爱，不能感知太极是万般属性的唯一本原，则他对生活、对生命的爱，必流于肤浅的爱。因为不认识某物而产生的爱，是误会的爱，不会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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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受限于动物的本能，无法理解太极乃是生命中的生命，结果只把纵情声色的人，称为爱生命、爱生活的人，仿佛生命与生活的真谛只是享乐、纵欲。这充分体现了人生的谬误，或谬误的人生。我们不把仅仅具有生存欲望及强权意志的人，称为“爱生命、爱生活的人；更不把感官欲望特别发达的人，称为“爱生命、爱生活的人：因为这只是动物层面的人。感官欲望的仆役，未有主动的爱，而是被生命的工具、感官的欲望，牵着鼻子，被动地走。

“存在──意识──欢喜”，不过是被动的自我陶醉，它导致生活热情的由衷减退，因为创造新生活的冲动淡化了。除非人能从“欢喜”的陶醉下复苏过来，用暂时的沉溺所积聚的超常能量，更为疯狂地前进。

（另起一页）


三、略论知识的双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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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个完整的知识发展过程，应该形成两大结构。第一结构可称为“知识结构”或“分化结构”。第二结构则可称为“反知识结构”或“一贯结构”。

B，多数人的知识发展过程，只停留在第一结构，第二结构对他们不仅陌生、隔膜，仿佛离奇、不可获解的谜……

C，分化结构的主要趋向，是找出事物之间的不同点；找出的不同点越多，得以识别的事物越多，就越有广度。第一结构的原则在于揭示，“认识”就是识别不同和相异的东西，认识特殊性是事物的本质。

D、一贯结构的主要趋向，是找出事物之间的相同点；找出的相同点越对，得以概括的事物越多，就越有深度。第二结构的原则在于揭示：“认识”就是确立相同和普遍的东西，认识共通性是事物的本质。

E，上述第一结构接近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知识”；而第二结构则接近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学问”。第一结构代表知识要素的积累，第二结构代表知识结构的确立。第一结构的使命是创造知识，第二结构的使命是消解知识。第一结构的功能在于，它对世界本身的分化作用，它的方法是分析，即《老子》所谓“有名，万物之始”；第二结构的功能在于，它对知识本身的一贯作用，它的方法是归纳，即《老子》所谓“万物归根，归根曰静”。故又可称此学问为“反知识结构”。

F，第一结构的峰值称为“科学精神”（古人所谓“器学”）；第二结构的峰值称为“哲学”等（古人所谓“道学”）。前者自己终究归于世俗生活的应用，后者终究归于精神生活的阐扬。地道的科学是基于实验的，地道的哲学是基于虚无的。科学的方法是理性控制的观察、实验；哲学的方法是直觉推动的概括、抽象。以科学统帅哲学是哲学的僵化，正如以哲学统帅科学是科学的腐化。

G，对精神性的生物物种来说，知识发展的过程应当而且必定是完整的，他们的认知结构也必从第一结构转向第二结构。对人的肯定，迟早会升格为否定；从而不再将人生作为一个归宿，而作为一个阶梯……

H，第一结构和第二结构对在精神生物的个体发展中，扮演上述角色。而在文明体系的知识发展中，亦然。一个文明体系，一种文化结构，在其命运深处，都存在这两重结构。（第一结构）令人欣喜的诞生和（第二结构）触目惊心的毁灭，并存。实验主义的开幕和虚无主义的闭幕，轮番交流。

I，知识的发展过程，一旦达到第一结构的饱和，即开始走向第二结构的消解。一旦达到第二结构的完满，即向第一结构反转。每结构一旦凌越了自己的中庸，即走向自我否定。它常常表现为“自杀性的炫耀”。“中庸”何在呢？中庸啊中庸，人们无法事先发现你；只能事后猜测你。

J，什么是“一贯”呢？用倭化的现代汉语说，就是“主义”，即理论体系。理论若不“一贯”，则失其力度。而如果一贯到底，又不免成为偏见的渊薮。一贯之道，不仅是第二结构的特征，也是力求简化、把握环境的“生理现象”。

K，知识发展的尽头，出现了各种知识学科之间界限泯灭的现象。这在不知不觉中，为“齐物论”的时代做了开拓工作。知识的发展尽头，是虚无主义。正如劝人为善行爱的宗教之尽头，横亘着超级专断甚至残暴。不妨认为，虚无主义乃是第一结构的膨胀迟早造成的结果，当一个知识系统膨胀过了它的“中庸”极限之后，就会进入虚脱状态、产生虚无思潮，文化的内力趋于衰微，这时第二结构就兴起，振聋发聩。

L，这时，如果虚无主义还不够，那么野蛮精神将继起，虚无与野蛮的联盟，用否定理性习惯的神秘催眠，唤醒人的本能──“大理性”（也即“非理性”），而此本能的复苏，将引导人，重新进入第一结构。

M，这样，虚无主义就成为第一结构和第二结构之间的连接点。形成自圆其说的“思想大厦”、集大成的“一贯之道”。根本动力在于总结纷纭、归于纯一的“意志”。所以，尚未经历虚无迷雾之困扰的人，又怎能形成完整的世界观？正如不知道“死”，又怎样理解“生”呢？

N，当世界陷入虚无感，被净化或抽象为“道”或“主义”时，它原有的生命元素，也就丧失殆尽了。在此意义上，抽象被叫做“抽筋”也许倒更贴切些。如此，第二结构终于向第一结构回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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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人类知识系统的一部分的“艺术”，又是如何呢？

尝试论述我们的“新艺术论”如下：

A、艺术是（1）人的心智对外物的艺术性的特殊感受；（2）人的心智对这些感受的艺术性的特殊表现。所以一个艺术家不一定必然创造了艺术品──他可以只是在内心有高妙的艺术感受而不表现出来；而一个制作了若干艺术品的人也不一定就是艺术家──他可以是徒具其表即艺术形式而毫无灵魂即艺术真髓的匠人。

B、艺术的真价值不在于所谓的“社会功用”即社会道德教化的功能。这种东西只是消极保守的卑微价值，其创造精神是显然易见的贫乏。因为一切社会道德之为物、为工具，其生命都不是持久的，艺术若成为其附庸与装饰品，则艺术的价值也就则逃不过“卑微”二字的局限。此种艺术怎么能够不随其主子的衰微而衰微呢。

C、艺术的真价值更不在于所谓“娱乐”及“消遣”。堕落的价值标准来自所有的娱乐和消遣，其虚幻的满足感，使庸众昏昏然，在陶醉中，顺从惰性的驱使，从而阻塞了奋发有为的途径。我并不否认娱乐与消遣具有休息的功用，但把艺术的真价值视为娱乐及消遣，则系“堕入惰性的掌握”。

D、艺术的真价值也不在于所谓“培养雅致的趣味并陶冶性情”。因为这种观点是被某种粉饰贫乏的心理状态所支配的。这种心理状态虽不满于人类低下之状况，但不思谋根本的前途，却只津津于现实的粉饰。可是，任何粉饰都必然有一定的限度：粉饰与创造不同──粉饰只能依赖于某一客体，否则无法成立。而创造却能够是独立的。创造能够毁弃它所由生的客体。而陶冶性情正恰如一种粉饰。

E、艺术的真价值与真精髓在于“创造”。“人类对外物的（艺术性的）特殊感受”之所以是艺术，就是因为这种感受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尽管是未经表现的艺术。因为这种感受本身在外界并不存只存在于某一部分人类的（具有艺术性的）心智中。所以人们说，艺术是需要天才的，即遗传学上的某些要素。训练可以培养机械活动，却不能培养具有艺术性的活动。尽管，如何使你的艺术感受为别人接受，是需要一些专门训练的，但这只是技术问题，并不是艺术的真髓。

F、我是这样理解“艺术的真髓在于‘创造’”的：人类的一切创造──制作、宗教、哲学、科学（幻想及艺术本身当然更不例外）……莫不起源于艺术。人类并不是为了吃饭而创造这一切的！“吃饭问题”（“经济”）岂能将人类携至如此遥远的创造之路！原始人会被饿死，但又是什么动力使原始人成为文明人的呢？是创造的冲动，是艺术的冲动。这种例子在孩子们身上再清楚不过了，小孩子亦未为饥饿寒冷所驱使，却在游戏中不断的创造，以进行艺术活动。我们可以说，若无艺术的冲动，人一切的创造都成为不可能。所以“艺术就是创造”，“创造就是艺术”。

G、一般人用“艺术性的”一词来形容“美的”，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以“艺术品”代替了艺术。应当用“艺术性的”一词来形容“创造性的”：因为艺术的本质不是美，而是创造。“美”是会死亡的，会随着观众趣味的变化而变成“丑”的。可是创造却不会死亡：它永远是一个脉搏，以前的创造将不断赐福给以后的创造。美，最多只能是一个形式，一个躯壳，而创造却是使美这个形式和躯壳得以形成的冲动，也是使美这个躯壳和形式终于归入腐朽败落的冲动。

H、艺术就是创造，就是重新构造的活动；所以唯独在创造中才有艺术，才有美。因为创造活动能给人心带来最大的愉快和刺激。创造活动是人生最高的意境。这是真的美，而不是艺术的躯壳和美感的习惯延续。

I、知识，作为人类的创造物之一种，和艺术与创造的关系又是如何呢？知识是艺术与创造的凝聚体，因而是没有生命的，激不起承受者创造冲动的艺术品。任何艺术品，都是人的创造品，故一旦丧失其活跃的生命力，不再能激起承受者的创造性的冲动时，它即沦为“知识”。换言之，则任何“知识”，只要它能重新激起承受者的创造性的艺术冲动，即成为“艺术”──“知识是凝固的、无生命的艺术”；“艺术则是活生生的知识”。

J、道德之为物与知识近似──那亦是“丧失了活性的艺术”，所以任何道德从根本上说来都是消极的，无生命的。如果它不能重新化为艺术，从而激起感受者之创造冲动的话，它简直就是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只有没有创造能力的群众才应受到道德的辖制，而创造性人物却是可以不受这种消极之物的羁绊──因为命运要求他从事永不停息的创造活动。而道德作为丧失活力的艺术陈迹，因此无权来限制他那充满活力的创造之路。道德为什么会过时且被扬弃？因为道德的消极性质。道德被创造之初，是作为某种艺术而出现的！它是一再被多人的惰性所重复之后，才逐渐成为一种习惯被沉寂下来。这时道德就丧失其艺术特征，成为十足消极的东西了。因此在新生活文化的预示者看来，道德不过是创造、艺术、生命的点缀和附庸──并不是生活造就了艺术，而是艺术造就了生活，创造、艺术、生命的生活。

照此来看，一切艺术与精神的创造活动，都是对现实及生活的嘲讽与诅咒，甚至是污蔑、揶揄、绝望的挣扎。环境往往窒息了人的生命冲动，人要求解脱就必须从“艺术与精神的创造”中去寻求。生活即人与环境融和，其本身是无从宰割的一体，所以伟大天才的梦幻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他的梦可以片面走运，从而创造了历史，并被人们称为“成功”；但他的梦幻既然是纯洁的观念，就不可能在这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完全物质化。生活有其本身的物性特点，观念上的灵性拿它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历史上一切纯洁化运动，在物质意义上注定是要失败的，纯洁派最多只能为生活留下一堆光荣的废墟。这也使得艺术成为一种不可或离的需要，一个不朽纪念碑与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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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既然对生活的需求各不相同，而生活的物性本身又不可能被割弃、净化，所以艺术就只能成为群众惰性的调味品。为艺术献身的人发展艺术，是作为自己生命超然状态的另一面相；他们爱艺术是因为艺术可以提供生活本身不能提供的陶醉，故世人常以酒与药物，来和艺术相提并论。酒与药物用物质来刺激神经，艺术则用灵性来刺激神经──相对来说艺术为人们提供了较为无害的冲动空间，使人从压制下得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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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感到自然美与艺术美，实际上都是自我投射所赋予。所以，人只有在把自然界人格化时，才会感到美；美依赖于人对外物的人格化过程。而人类的互相交际，不论异性之间与同性之间，也都是依赖于类似的“对他人所进行的自我化”而进行的。“对他人所进行的自我化”──这是人类互相交际与理解的根本条件，也是人类互相战斗与误解的基本条件。这个生物界及社会人的“永恒规律”，是人们无法逃避的劫数与命运。

A、从艺术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看一切伟大艺术品的“不道德性”，所谓不道德，就是解除了心理平衡的机能，如此或是堕落，或是创造，不再沉寂。

B、艺术有赖于激情，激情有赖于心理的不平衡；而道德的任务却在于建立平衡，消除不平衡。

C、道德是艺术的砒霜，艺术是道德的春药。

D、艺术与道德的交汇地是为政治。

E、例如中国，其最伟大的艺术成就是什么？就是塑造了一群俯首帖耳、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政治动物……

F、中国的最持久的道德是什么？就是它的政治思想工作系统……这不是二十世纪的新花样，而是从《易经》时代就开始了：“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G、中国文化以往的最大成就，就是将艺术与道德按照中庸之道予以调和了。所以，中国的艺术特别表现得道德，中国的道德特别表现得艺术──中国人从来不会为了不同的道德打仗的，中国的一切除了利益之外，都浸透着“调和”与混同的颜色。

H、众所周知，七彩的混合色就是灰蒙蒙的“阴郁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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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用文字织构的作品中，大约小说最富于“一家之言”的性质了。流行性的看法似乎认为，“理论”必须严谨、清晰、富于客观性；而“创作”则不妨带有相当的主观任意性。总之，创作要求“有我”，而理论则要求“无我”。在这里我们想指出，这种二分观念已经到了必须加以转换的时刻。事实上，在小说中、在最富于主体感受的文字作品中，往往透现着最能超越自我的内在隧道，它是客观的、它是清晰的、它还有真正的严谨性。其表现形态的一种，就是以富于个性的描述，勾勒着内容：每当生命遭到大规模的折磨与伤害，以造成大量无辜的死亡时，哲学的怀疑气氛得以流行的大气候便也形成了。没有什么比生命的叹息更能打动人心的了。

读者的目光也许更爱逗留在那些短命而有天才的艺术家的作品上。短命、不幸──与天才的艺术之间，似乎有种亲缘关系。这里，一串是真实，一串则是想象；一串是对天才的留恋，一串是对夭折的伤逝──因为没有什么比“有价值的东西之毁灭”更能打动人心。为什么“时代不幸诗人幸，语到沧桑句便工”？为什么倒霉的人，才能写出好作品？以前的老牌思想说，因为人一倒霉，思想和艺术就变得纯净起来……这是“少数人的说辞”，是贵族主义的逻辑。而身在大众社会，如果代多数人立言的话，应该这样说：只有倒霉的人，才喜欢阅读或是从欣赏艺术的活动中，寻求解脱！倒霉的人当然容易与倒霉的人产生共鸣，而他们的共鸣，又像宗教经典专向下层社会传播一样，进一步传到其他倒霉蛋的耳朵里……而那些幸运的人却脑满肠肥、终日忙碌，他们与这一切倒霉艺术的传播过程，始终绝缘！“评论家”也属于这种倒霉的人……至于问道那少数养尊处优的家伙，为什么也推崇那些倒霉蛋的作品？那我们就不得不以“青少年时代的苦难情结”甚至以“附庸风雅”、“滥竽充数”、“浑水摸鱼”之类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们了。否则，他怎么会纵情文字呢？权力和财富，是使人天然趋向于纵情声色的。除非，那是像纳兰性德一样的病秧子。

当然，少数人将本能地反对这种代多数人立言的“下流说辞”（顺着本性的向下流动），他们总认为自己并非“身世穷而文章工”，而是天生就纵情梦想、拒绝声色的特殊材料。

（另起一页）


四、老公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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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公猩猩”，我们是这样看的：不能仅从年龄去判断谁是老公猩猩；而要综合以下指标去衡量：

A、他们的“生物文化”年龄，这在中国一般要到五十岁左右，而在美国到三十就差不多达标了。

B、他们对社会进步的抗拒。

C、他们对社会权利的掌握程度以及决心滥用这种权力以维护自己或隐藏或公开的个人欲望的程度。

D、通过镇压和虐待年轻一代的活动，他们积累新生命的尸体，以及他们运用这些尸体去进行祭祖等邪恶拜物教的广泛程度。

这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老公猩猩以及是“几星级”老公猩猩的重要参考数据。老公猩猩的特性越强，则他所应荣获的级别也就相应越高因此，研究者完全可以对他们授衔，像一位总统对他的将军们授衔一样。

一星级的老公猩猩：这是平凡的老公猩猩……五星级的老公猩猩，这是最显赫、最狂妄、最有权力、最专横跋眉、最富于残余的强烈本能的老公猩猩。

我们给予五星级的“老公猩猩”以最高的评价，他们用自己的反动性抵御自身生命的颓废，使年轻一代的精神很快像老东西一样荒废掉，正是这种被遏制的年轻的精力，像困兽的暴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青年”，这是某种要比“奴隶”和“人民”远为实际，且生生不已的力量。但在中国社会，这三者的地位是相似低下的。

我们正是在此“压制”的意义上，认可了老公猩猩们的“历史贡献”。所以我们用文字为他们堆砌了繁多的金字塔，如二十四史、革命传统等等。在这里，我们也就不须辩论或指责历史学家们的奴隶性或人民性，因为奴隶性就是人民性，人民性就是奴隶性。


454


不是“红颜，命薄”，而是“命薄的，才算红颜”。不是“良辰美景留不住”，而是“留不住的才是良辰美景”。──人的进步和人的不幸，都是由一种内在的焦虑一手造就的：如“一切道德都是暂时的伪装。是弱者保障自己所有权的临时屏障。”

人性，摒弃已然、追求未知，爱恋瞬间即逝、而厌恶长相缱绻的。多么缺乏常性的人！


455


“动物庄园”的寓言可以这样理解：“福利国家”虽是“理性精神”的有意识产品，却与人性并不切合。因为所有的人性都企图在福利国家的大饼中，切出一块比较大的留给自己：这就是民主政治的真谛。它的最佳缩影无非是──现代化的养鸡场、畜牧地。当然，在更让现代人自豪的“自然保护公园”中，也有更多的“自由”和“新鲜食物”。谁说以上看法是对现代文明的诬蔑？

当然，上述看法有一项重大的遗漏：养鸡场与畜牧国的目标，是杀鸡宰羊获取其肉和其皮毛。福利国家的目标则为保证政治上的稳定，也就是保证选票按计划落入那些权力集团的囊中。至于美学方面的趣味，养鸡场和福利国家颇为相近。养鸡场的缺点在于，还缺乏动物保护主义之类的装饰品。


456


你要抱怨生活的贫困？但如果生活并不贫困，你又哪里会去创造什么呢？哲学家们，尤其是希腊意义或中国意义的理想（而非现代的哲学教授们的生计），一言以蔽之曰，“抵抗‘人为财死’这一生物世界的定律。”哲学家想抵抗这本末倒置、矫枉过正的反常，但现代文明和福利国家却把这反常推到了极致……现代的哲学教授正是为这反常进行辩护的进行不遗余力的文化奸商。他们拒绝从那些非人的、异化的市场中解放，拒绝挣脱“过度的文明”；相反却卖身为奴，无论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甚至教会学校都在拒绝性灵之真……因为他们只是教书的，不是思想的。

庄子所说的“外物”，本为促进人的健全生态而利用的手段，但现代社会却把这东西升为目标而日趋把人贬为手段，这是人本主义伦理上的破产。到处都有生活。到处都有生命的活动和表现。所不同的，只是它们的附加物（或是它们的表现形式）……从这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在上帝的创造面前人人平等──一切平等。”但这决不是“人本主义”或“人类至上”的可怜附注。人并不是万物的尺度，万物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457


人的创造，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自然之物的“重新排列”。世界的基本元素就是那样，万物之所以分歧，仅仅在于构造及元素的比例不同。──这种“结构主义”的观点，认定“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用来解释既成的世界十分省力，但却过分缺乏热情了。这似乎是思想的衰兆，一种精神没落的标记。

创造本身到底是什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我们对它的看法。这项规定同样可以用于世间万物：它们本身的性质是一回事，我们对它的看法是另回事，且是更关键、更影响我们生活的另一回事。

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是生存的标识，这种标记预示我们正在兴起，还是趋于没落。因此，并不是“世界观”或“知识”决定我们的命运；而是命运决定了我们将选择并获得怎样的世界观和怎样的知识……“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


458


人对人造系统是具有敌意的。这样的敌意导致文明的分裂和再生。有时，这一再生也体现为，人对人造系统的抵制、损坏甚至全面破坏。

每当人感到人造的系统正在威胁“自己的真正幸福”时，就会毫无不踌躇地这么“再生”。这时的社会与文化，多是“停滞”、“退化”的，实际上，这仅是假象。因为文化的真谛乃在于“协调”：协调人际社会关系（这甚至是大多数社会革命的目标），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甚至是大多数科学革命、技术革新、观念进化的目标），协调人对人造系统（这甚至是文化积累、生活传统、社会习惯、知识结构的目标）的关系。协调的努力，艰难而痛苦。协调之后有大长进，大长进又会带来更大的大不协调……协调时期，往往被目为繁荣时代，但这是旧事物衰亡与新事物酝酿的“无定河边”。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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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耕耘者，常被目为旧时代灾难的触发者，因此创造者反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恶名。但明敏的历史家，不会把捍卫旧事物的保守份子，视为生命的卫士，因为保守份子只是伟大传统的渣滓。为了驱逐这些渣滓，新的恶棍将起来，用新的创造作为协调的利剑，剔除渣滓。

如果我们能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文化的创造历程，能发现什么启迪呢？一切人造系统，都属于人的领域；正如人属于自然，而自然又归属于某种不为人知的超级存在……所以，野蛮有时比文明更“进步”。例如，关于中世纪黑暗、倒退的种种说法，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世俗宣传家们有意无意间杜撰的新神话。中世纪，就其整体而言，决不比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有着更多的罪恶。现代的人们在这一点上往往持有矛盾的看法。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们，一面攻击中世纪野蛮、愚昧、黑暗；另方面又谴责古典时代的奴隶制度，并据此提出中世纪的经济秩序来得进步、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种双重评价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虽然生产力在古典时代末期已大大萎缩了，根本不具备“突破生产关系”的能力）……类似这种出尔反尔，对持有“经济结构决定文化形态”的教派来说，是家常便饭，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弄懂了文化史的节律，就可以看到，“冬天”比起“夏天”，并非一个倒退；同样，“秋天”也不是“春天”的耻辱。用肤浅而近视的功利主义观点，分解不清文化流变史的复杂色彩；而用生物学简洁明了的刀子，必能剖析出，所谓“文化史”，不过是文明人在求生存、谋协调时的一些轨迹。对其中纷纭歧异的线索，哪里能用具体的“黑暗与光明”、“倒退与进步”、“恶与善”、“邪恶与正义”等奴隶语言来形容，甚至强行解释？而自由人的生命生长，才是至高无上的。它悄悄支配各种人间现象当然包括人的文化，犹如无言的君主。当人通过艰苦的协调，再次适应了新的人造系统和生活环境，“返真归朴”之类的野蛮之声，会相对低沉下去，创造新的人造系统、新的文明的热情，再次高涨起来，普遍的“文艺复兴”来临了。

如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崭露头角，预示一场世界范围的空前风暴就要袭来！小小的电脑已经使得世界天翻地覆，而更灵巧的新一代机器人，势必激发更大的风暴，不仅一统现代世界的经济格局和政治构造，亦必给一切现存文化和流行心理，以系统性的变形。

世界潮流，要转向了。天变，道也变，人变，一切世界图景，都要变了。


460


工业化给高级文化带来的毒化作用，可能很快就要转变为相反的东西。工业主义以及为适应工业主义压力而被人为制造出来的一切玩艺儿，就要毁于一旦了？殖民扩张和他的后裔代议制民主，大众化和他的后裔自我中心和理性虚无，将趋于式微。因为它们的基础也就是它们的父亲──人口密集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已经趋于式微了。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者们为之癫狂的那种道德败坏和贫富悬殊所造成的罪恶，应该得到一个历史性的清算。为此，甚至连世界人口也会日趋减少，直到恢复一个较合生态平衡的水平。那时，因为过度工业化而遭到破坏的不同种族间的人口比例，将恢复──白种人口将回落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如五百年前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例如，在殖民扩张前，欧洲的总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现在，却以病态的膨胀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五。一个健康的世界和美好的未来，有待于白种人口重新回到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当前，西方社会的吸毒、颓废、艾滋病、低生育力，正与世界历史的这一健康趋势，相吻合。


461


机器人、人工智能的普及化，使低级大众成为真正多余的人。不仅从高级文化意义说，也是从经济和政治的需要上着眼。在未来的机器和信息统治的社会中，无创造性的大众要么等于不存在，要么沦为某种纯消费性的动物──比动物庄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园中的珍禽异兽还不如；因为后者尚不失其观赏价值、存种价值（作为生物基因库的价值）。那时，为不使多数人死于功利价值的压力（大众的存在，那时已无功利可言）和人本主义的悖论，亟需东方性的神道论（“神道设教”），来重新麻痹多数人的延髓。神本主义的神话，替代人本主义的神话。既然人是万物之灵的观念，已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新的世界秩序将在巨大灾难后形成，它的新文化不会糜烂悼，因为毒化文明的、人口密集的工业民主，已经式微。新的文化，将立在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之上，一如古代文明立在战俘和奴隶的尸骨上。

未来世界的人，要么作为创造者而活着，要么就别再活了。例如事务性工作、日常的循环、替创造铺路砌墙的活动，本来是由习惯成性的群众来干的，以后将一一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而代之。这样的高级文化，将在未来的世界史中光芒万丈，产生史无前例的影响……我们面前展示一幅何等广阔的前景！许多未知的东西，正等待未来的探险家们！他们所寻到的东西，将大于哥伦布以来的西方海盗们……因为他们猎取的对象不是黄金与技术，而是整座整座的文明──全球文明，将席卷一切。

（另起一页）


五、国家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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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球性的精神崩溃的高潮，早已揭开其序幕。社会意识形态的瓦解与个人观念支柱的夭折，互相交叉，剪碎整座整座文明的世纪末。因为必要的社会约束，日渐败坏为私欲的工具；人性对奴役的反抗，造成礼崩乐坏之局；精神病发病率和社会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又反过来刺激奴役的绞索越收越紧；奴役带来的私欲反过来又激化了反抗，结果使社会局势更加趋于爆炸性……这是一个进退失据的时刻。文明越发展、内容越丰富、领域越广大，它所需要的维系力及维系一个事物所面对的压力，就越大。与此相应，个人自由及选择的余地，也就越小；否则，整座整座的城池，在破碎之后就再也无法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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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毕竟是作为个人而出世的，人的先天遗传，也促使人们首先顾及个体的需要而不是种族和群体的需要，“从自我出发”，这是最低级的本能，几乎等于“命运的命令”，尽管同时，命运的命令还以“良心”、“克己”、“利他”等另一些逐级高升的形式发布之，以便取得“综合的平衡”！于是，个人不得不与日益加强的社会压力，相抗衡，直到他支持不住而崩溃，直到被追悼者誉为“反抗者”。

社会并非只是个人与个人的总和：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人与人，也并非社会中独处的平等者，而是分别承担着不同功能的细胞！细胞的综合，并不等于有机体本身，决定有机体的是“来自结构的指令”！一个文化有机体也是如此，它有独立的潜能，而创造文化的那些个体，与文化有机体之间的关系，恰似某些特殊的细胞对人体的关系。而地理和文化环境对文化有机体的关系，恰似水．食物、空气、外部刺激对人体的关系。一个文化有机体的起源、诞生、成长、潜能发扬及特性衰落……也都像人的寿命一样，由自然的指令（如细胞的衰老速度等）或命运的推演来排定的；其中任何要素，是易化力量的现身，它甚至创造“说法”以弘扬命运的意图。相反，文化有机体决不会按创造性天才的类型来排定，创造性天才及其创造中的文化，反而是仰仗历史的秘密消息，或是兴，或是亡，不可穷尽。

社会为其自身的某些特定要求，根本不把“个体”放在眼中，不论什么个体，一律遭其践踏，并在必要时予以毁灭。社会的潜能，往往由天才的活动来达到极限，并突破极限；天才把神秘的社会潜能称为“天命”──天命若不充分表现自己，誓不甘休，而从不过问“代价”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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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是社会的细胞，且是这巨大无匹怪物的食料、燃料，社会无情地塑造个体，不论这些个体看起来多么显赫，甚至掌握生杀予夺的权柄。就像天命无情地塑造社会，不论这些社会看起来多么稳固，甚至具有万古长青的假面。社会的特点并不是有情，也不是道德、正义；社会，这生物集合体也像生物一样采行生物的第一原则：是吸取食物、化出营养、维系生存并为绵延自己，而践踏英雄的尸体。

这就是真相。这就是社会及文化的本性！精神病高潮的起因，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个体，不再能承受日益增大的压力。如前所述，在崩溃的极限到来前，这压力只会继续增大。谁来堵遏这历史潮流？有能力的人，不会去堵；无能力的人，不足去堵。所以，把命运托付给命运吧！尽管恺撒的东西归恺撒、上帝的东西归上帝。所以，精神病者淘汰了，不让谬种继续播恶。而放松或减轻社会压力的希望，只是玫瑰色的图面，不足为训。赤子之心，不会昏乱到“让希望冲乱头脑”的地步的。谁能借用法律的巨压，实现有序的淘汰、推广种族的精选？而放弃在二十世纪已经宣告失败的宣传熏陶、思想改造……

这样也许就转祸为福了，精神病的空前发作，就会变成全球整合的巨大动力；社会的吃人本性，就会变成精选个体为世界公民的优良机制，文化的反人性倾向，就会变成再造人性的驱动器。“消灭精神病”的口号，要远远胜过空想家所谓的“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的纲领。消灭，是通过精选，使人在文明的环境下，生存下去。


465


“品种”，不仅是生物学的一个要素，且是文化、政治、思想等诸种领域的一个要素！个体的生理与心理品种，往往决定了他的文化特征、政治特征、思想特征……这些特征，一旦作用于他所面对的环境时，就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例如在政治领域，某个集团或党派的成败兴亡，往往取决于其领袖的生理与心理要素，“领袖要素”的影响，当然会潜伏很长时间，但等它一旦表现出来，就将势不可挡了。请不要由于害怕“突出个人作用”而故意忽略甚至无视领袖要素吧。

由于人的狭隘性、偏执性，现代人也依然和古代的原人一样，并不清楚好坏善恶的系列意义与结构价值。在永恒秘密里，人如同动物，是为生存而生存的，是为思考才思考的。所谓“人比动物优越”，在永恒里成了谎言，是以表象代替了内质。对于人这“类”而言，并没有任何值得推敲的“永恒”──因为人这类动物本身太分散了，事实上构不成“一个整体”，而每个人又瞬息即逝、微不足道，结果，“人类的永恒”成了个人的短促自我的简单加长……所以对思想深入的个体来说，世俗奢求的“永生”反倒成了一项最大的恐怖、最大的惩罚，成为西西弗斯的故事。

如果“人类的永恒”只是把人作为类而造就的，那么，除去世俗生活的刻板重复外，还剩下什么？除去把生活简单加长到令人厌恶的长度外，还有什么！人类的永恒，不过是菲薄的愿望反复相加（好一个“薄积厚发”！），是私欲的类化。所以，它如何可以充作“命运”的代词？！


466


许多思想家煞有介事，振振有词，说人们应该如何如何生活、应该如何如何认识世界。这时，我不禁生起孤愤。不知道是哪一代鬼胎，用什么器具做下了这群恶棍，并放任这些受到册封的理论家前来说教？他们的教导是一种毒害，他们的逻辑是一个陷阱，他们欺世盗名时一点都不脸红，还常常做出拍案惊奇的表演。但他们的理论却抹煞了一个常识：面对无数个体和无数品种的集合称谓──“人类”，哪有普遍的、始终如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呢？纵或有，那实存的“人类”又有什么能力摄取这犹如幽灵的原理？所以，人与人之间，确实很难沟通。因为人与人之间，并没有齐一的品性和共同的需要。纵或是有，更多也会触发争端而不是增进合作，除非他们面对更大的外敌、更大的威胁。只因资源有限，而人欲无穷！


467


社会经济制度是一回事，社会经济制度的风格又是一回事。

游猎的、游牧的、牧农的、农牧的、农──工──商的以及工──商──农的（再加海盗类型的、商业类型的等等）──这异样的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固有天壤之别，足以构成不同文明的基础。但，其中每个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又有多重风格。这些风格肇因于地区条件（偏重于地理自然因素）、民族性质（偏重种族和文化因素）以及许多偶然事变以至于伟大的人格特征的示范等等。

风格就是文化。文化的精髓，在于它的“风格”。

试以当代的情势而论：现代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从游猎型的到工──商──农型的，都是灿然大备。但无疑都向着那工──商──农的最后结局不断一体化。而工──商──农型的，被称为发达社会类型的内部，又可分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如美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苏联）两种。明眼人都承认，这两种制度正在互相接近甚至互相渗透，它们之间最终混同的结局，看来是注定了的。在二十世纪的最后时刻，命运将昭示我们这一点。（上述文字写于一九八0年七月──著者。）

下述两种矛盾将减弱甚至消失：

A、不发达社会（它的典型并不是计划经济国家，而是所谓“南半球国家”，尤其是还没有发展到工──商──农类型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发达社会（现代工──商──农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对抗，将逐渐减弱以致消失。而所谓“南北之争”，就是它在二十世纪晚期的典型证据。

B、发达社会内部的自由经济型与计划经济型之间的差异和对抗，将逐渐减弱以致消失。而所谓“东西方之争”，将作为政治垃圾被抛弃。于是，全世界将被大体同一的社会经济制度，统一起来。

但不要忘记，风格本身的差异却不会消失，文化不会消失，尤其精神文化方面的差异也许还会扩大。高级文化的容器和象征物，诸如宗教教派、哲学学派、艺术集团、大学城堡、科学壁垒……仍将有力存在，在漫长的、走向世界统一的过渡时期……而高级文化本身，尽管受到科学技术的市场压迫，甚至受到“全球争霸”这巨大诱惑的胁迫，而日益丧失民族特性，或是仅存形式……（但仍能呈现某种个性和创新精神）……否则，我们怎样设想还有一个未来的、并不乏味的世界呢？

对，即便同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大背景下，仍然会兴起多种不同的风格和个性的努力。在这里，也将像一切原始的地方一样，人的求新本能，仍将顽强地出头拔尖。

这风格就是文化。风格的色调，就是文化的形式。问题仅仅在于：哪一种文化及形式，将占全球的上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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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和希望，这是两帖新国家借以健全成长的心理补药。

恐怖：因为国家是无情与暴力的儿子，虽然强大的国家常常装得有情和慈悲，但这常常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后患无穷。所以，恐怖不仅是新国家诞生时，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也是它借以摧毁旧国家的必要条件。

希望：新国家是文明得以再生的可靠温床。某种程度说，新国家本身就是新文明及其势力的表现形式，反过来它又进一步保证了新文化的继续膨胀和实现。所以新国家所激起的希望，就不仅是新国家的成功诞生的一个徐波或回响，它本来就是那孕育未来的新生命的表现。测量某个文明的内在力量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它激发起来希望，到底有多么大？而它带来的实际恐怖又是多么剧烈？这种反差越大，一般来说，其文化的表现也就越是强力，社会的内在痛苦和内在力量，也就相应越大，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浮沉，也就越是波澜万状、起伏翻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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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革命的声音说：在危急关头，“盲目的行动”如果凭借优越的本能，虽不用算计，也能取得辉煌成功？但请注意，这行动必须和行动者的“天性”及“能力”十分相称，若无此神奇的“配套”，不以天性的能力作后盾，请放弃那非份、僭妄、逾越因而是“有罪的”行动吧。其实，“失败，这才是我们对‘有罪’的主要理解”……

（另起一单页）


六、一切制度的罪恶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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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工具性，是明显的。

凡把某种制度目的化、从而把制度当作一种偶像予以崇拜的人们，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特殊权益投射到了制度上，这是“爱屋及乌”的移情作用，而不是什么普遍的客观真理。比如，古希腊人对城邦制度的态度就是如此，日本人对天皇制的态度也庶几近之；斯大林主义者对于“古拉格群岛制度”、纳粹主义对“铁血崇拜”、文革主义对“红色恐怖万岁”的向往，更是一系列显赫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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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制度都是“应运而生”的，即是所谓“应用而生”的。任何制度，都在实际上处于永不停歇的“生成状态”：由于环境或多或少不断变化着，所以任何制度的长久固定化，实际上都是该社会的机体趋于僵化的衰兆。道理很简单，“制度”本是某社会在面对它的内部生活（社会成员间的关系）和外部生活（与其他社会或自然环境间的关系）时，所制定的行为守则，这些守则像动物的植物神经活动一样，可以节省大量的精力，实现合理的能量布局。而作为制度之先导思想观念，则如同影响植物神经活动的人的心理意识之反馈。所以，在观念与制度之间，横亘着犹如神经反应的各色人等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有时是观念与制度间的壁垒与陷阱，有时则为联系的渠道与桥梁（同为“中介”）。

因为之故，任何制度大体上都暗含两种性质：一，可用性；二，不合理性。

第一点是显然的。没有相当的可用性、实用价值，制度既不会创造出来，也难以推广、延续。

第二点虽在生活中被人们一再发现，但人们并不理解它的含义。人们总以为，制度的缺点仅仅在于它的固定化所引起的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脱节”；而经过修补或改造，这种脱节是不难克服的。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制度的不合理性，首先不在它与现实生活的上述时间意义的脱节，因而需要弥合、修补、改造。制度的不合理性，首先是从它一开始产生时就存在了，例如，甚至当某制度还处于酝酿阶段，它的不合理性也就同时酝酿了。制度的固定化及其与生活之间的进一步脱节，才显明了这一先天的不合理性。诚然，这些不合理性一再爆发为社会运转方面的危机，但那毕竟是到了制度晚期，才日益显著起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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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说法也许刺耳，但大体上是真实的：制度的力量，不是通过它的合理性体现的；而是通过它的不合理性体现出来的！因为，某制度所据以产生的不合理性，恰恰赐予某些特定的人与集团以特殊的不合理的利益，从而激起他们的疯狂欲望。这些兽性及其兽行，才是林彪题词所谓的“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这等疯狂的实际需要，使得社会遭受了种种压制，说明制度先天的不合理性，正如某观念所据以流行的动物性需要，如何能说明那观念的真理性？

制度的最大的不合理性，还来自它的“齐一性”。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人物是极其矛盾的……总之，一切“生活”都是“活生生”的，但制度却以自己的无私面孔“一视同仁”之，试想，这是仁还是不仁？这“合理”吗？合理？除非你承认，最大的无私，起源于最深刻、最隐蔽、最被人所讳言的私心！个人的，集团的，民族的，乃至人类的──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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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于制度的人们，沉默地认可了制度崇拜者们即该制度的受益集团关于现存制度永远合理的天才假设。因为他们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制度里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但“存在”与“合理”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前者是宇宙现象，后者仅仅是理智现象。沉默，并不总是力量的标志！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里的情况和那里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此刻与彼刻是不一样的。但制度却要求一样。制度不是像庖丁那样见缝游刃，而是大刀阔斧地横切竖劈，按照自己固定的模式来宰割生活、宰割实况。它要人适应自己，它要生活随从自己的变态……它在强暴万物之后，还要万物颂扬它！这就是制度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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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承认，理性有助于改进生活。那么，理性如何改进生活？借助于针锋相对的批判，而非盲目放纵的称颂。因此，理性的第一使命，是寻找并发现生活与制度的冲突，并理解制度的天然不合理性。即使“实际补救”是无望的，但寻找、发现、指出、理解等活动本身，就含有疏离甚至弱化制度之恶的作用。这才是理性的力量之所在。

理性的根本任务，并不在于“认识世界”，而仅仅在于“分解世界”、“批判世界”。认识，就是分解，就是批判。所谓科学发现，其实也是一种批判活动，它否定对生活（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无用的东西，而肯定有用的东西。

批判不仅是一种“剔除”，还是一种“融入”。认识也是如此──它把不利的东西，开除出自己的精神视野，而将自己的美意，融入“客观的世界”──于是，“凡是存在的，就是不合理的。”我们的思想苏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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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理性（“道理”、“情理”都是理性的派生物），其实分属两个领域：存在是“宇宙现象”，理性是“精神现象”。而后者的任务，即在于指摘前者的“不合理性”，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更独立、更清醒、趋健全（在基督教的原罪意义上，这当是更罪恶、更堕落、更接近死亡的状态）。这是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让我们忍受并发展这种区别吧！

如果理性的作用仅仅在于为存在辩护，从而沦为存在的附庸──这样的理性完全是多余的、十恶不赦的。这样的理性，不再是独立的理性，仅仅构成“存在”的不甚了了的一部分。现代世界以形形色色的“理性主义”及其自我标榜的种种学说──正是如此这般的“权力附庸”，它们为永远有理的“宇宙现象”大唱赞歌。无怪更高、更真实的理性，不得不以“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面目出现，以资与这些可敬的、养尊处优的理性主义“分别为圣”。这也是现代大千世界最能迷惑人类动物性的花哨之处。

如果理性藏起了针砭现实的锋芒，它还有什么现实功能呢？它还可能拥有什么“超现实意义”呢？即便理性已经沦为“权力的理论附庸”，也并不能证明存在或权力的真正合理，而只是表明这样的理论，自己已经沦为理性的针砭对象。


476


制度如此不合理，它为什么还能存在？

可以说，制度的产生和推广，源于解决社会压力方面的需要，本是一种“两害（无秩序或制度化）相较，权从其轻”的选择结果。

社会发展的直接后果，便是各种制度的建立。这是避免无秩序状态的主要途径。最好的秩序，无须借助于制度，但这毕竟是理想。人的惰性是借助于制度而非理想，来克服的。“有理而无弊”的制度，是没有的。既然制度起源于实际需要，世间就不可能有尽善尽美的制度。因为制度既然有所针对，那么，它的针尖背面，难免存在许多迟钝与许多阴影。


477


各种社会与文化结构，根据它产生的背景及前提条件，都有其先天的局限。各种社会与文化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们各有不同的起源及背景，使其各自的局限大小不等、形态各异。无论就社会实体或文化有机体的普遍状况或是特殊状祝而言，有些局限是不可克服的，它深深根植于社会的起源与背景中，成为先天构造的有机成份。如果克服了这些局限，岂不等于消灭了整个结构的基础？

理性的能力仅仅，区分哪些局限是可能克服的，哪些局限是不能克服的；甚至说，哪些局限是社会与文化的赘疣，哪些局限是社会与文化的内核？而理性的这一“鉴别能力”，也不仅仅来自训练，而是来自某种异乎寻常的高级本能。

每个曾经创造出优异文化和强大社会的民族──都在它们的黄金时代，表现出这一“区分”的本能。这本能越强健，文化就越明彻、简洁，它的文化就越富于可塑性，社会也就越单纯、越有活力，这样的社会很少受到内部斗争如阶级斗争的政治挂帅的削弱。反之，这样的民族能够抵御异族的侵袭，包括那种输出阶级斗争思想、让自己的邻国陷入内乱，以便趁乱袭击的侵袭。否则，抵御能力一旦削弱，将使自身的文化由于受到外来病毒的感染而患病、社会冲突日益激烈，人的猜忌和心的病态积重难返。终于，残酷的内战导致社会自杀，使得异族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中国在二十世纪走过的灾难道路。


478


一个民族得以抵御异族侵袭、保持自身的健康状态，需要具备两种能力：

A、它鉴定并排除那些异己的局限，不仅是渊源上外来的、时间上新生的、功能上混乱的赘疣，使之不能毒化并危害自己的机体。

B、它鉴定并保护属于自己的局限性，从而强化了“以这些局限为前提”的本民族的文化结构和社会生活。

但任何鉴别、区分、克服、以及创造等等，都有限度，并难以逾越，因为模式本身就加强了限制。而等到某模式所容纳的创造、克服、剔除、融入……已达到最大限度，仍然无法帮助采行这模式的社会实体解决危机，那就意味着，“末日来到了。”


479


如果真的有一种完美的制度支配了社会生活，那么，具有特殊价值的人生，反而在无形中被消灭了。因为伟大的人生本是对恶劣环境的反应，而良好、公正、稳定、优裕的生活，适足以在根本上摧毁伟大人生的基础。


480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而制度却强求一致。制度，要对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物，进行相同的处置。“去人化”，是一切制度的共同特征。但历史的新潮，却是由少数的、特殊的、罕见的甚至是怪异的人格，触发、指明、表彰并夸张的。脱离了新潮，历史就将沦为一潭死水、臭水、污泥浊水。脱离了少数的佼佼者，新潮既无，历史成为腐尸。而非人化的制度，所具有的天然使命，就是拼命压制少数人，让他们胎死腹中。在这种扼杀功能上，各种制度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们压制创造的不同形式，至于它们的压制性，则无不同。

掀动新潮少数人，不但与多数人处于深刻的对立中，且与“保护多数人的权益”的制度，处于全面的紧张关系中。他们要突破制度，制度则“把他列在罪犯之中”。没有理想的处方，因为情况千差万别，因为个性层出不穷，这使一切条件变动不居。理想的处方即使有，最后也只能堕落成为某种“制度”，即僵硬死板、强求一律的桎梏。


481


这是创造者们的十字路口：向左，则遭到来自右边的射击；向右，则遭到来自左边的射击；向前，遭到来自左右两边的夹击；而退后，则使自己痛苦抑郁。


482


谁怀有彻底净化世界的企图，谁就注定要遭到惨败。想对历史、对那制度的历史，也就是被制度主宰和宰割得片片残破的历史，和历史的制度进行消毒的努力，也只能流于徒然。因为形成制度和废弃制度的种种压力，自身也是陷入无处不在的压力包围下。同样，反抗制度和扭曲制度的那些黑暗势力，也给这世界带来暗淡微弱但却不绝如缕的希望、希望、希望……像猛兽一样永远年轻的希望。


483


所谓毒，被定义为对生活有害的因素。这样看来，毒无所不在。彻底消毒既不可能，所以只能以毒攻毒──在“毒的平衡”中，确保人的一线生机。例如，想根本废弃制度、或对制度施行有效消毒，哪里可能！除非，你承认那将导致一个混乱时代或革命时期的来临。或者，你承认那只是某种力图挣脱混乱时代的一个尝试。革命，本质上虽说是一个势力取代另个势力的全力以赴，但往往表现为“反制度”，或以“创建新制度为宣传口实”的反制度。

事实上，只有巨大的人格之毒，才能适时抵消、中和那普遍的社会之毒、制度之毒，众人的求同倾向、模仿本能，作用于文化的致命腐蚀，将被伟大的人格一举消解。这人格之毒，虽然体现为破坏，但它的作用不是终止世界之毒，而是使之改辕易辙、开启新的轮转。换汤不换药。


484


一切来自异族的纸面而不是本族生活洪流的制度，都是有毒的。它的毒害具有两种含义：

A、来自异族纸面的制度新奇怪巧，携来变态的热情，激发名为理性实为兽性的“运动”。

B、来自异族纸面的制度，比基于习惯法的本族制度，带有更大的人工痕迹、更复杂甚至更笨拙。因此，它可能取胜一时，但难以持久，尤其是它缺乏自我调整的根基，故出了问题，毛病难以修复。不论俄国的命运还是中国的命运都证实了这一点。因此，铲除这样的制度，将被证明是对民族生活巨大奉献。


（另起一页）


七、思想家的苦恼


485


在纯粹的思想家看来，当今的世界上，已经没有伦理、道德、思潮、观念、秩序、制度甚至习惯、风俗、神话、宗教……的独立价值，因为这一切都被大众社会给毒化，沦为多数人生活欲望的用具！


486


我们所看见的仅仅是，历史的四季，潮汐起伏，风云变幻。至于促成“文明大年”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较为聪明的说法是：“有个伟大的主宰，不断变换文明周期的四季背景，我们则爬行、挣扎在这可以感受、无法理解的永恒运动中，仿佛夹缝与裂罅中的小昆虫！”

历史循环，并非像头戴猪尾巴的满洲翰林们所臆断的，是简单而无新意的轮回。谁又能说年年岁岁四季循环、日复一日昼夜循环，毫无新鲜内容：简洁不变的形式中，有变化万状的内容……西方人的科学，也开始觉悟到庄周关于“大年小年”的论断具有确然性。天文学这么说了，地质学这么说了，对气候变迁史的研究也这么说了……无数小年的循环，在庸人看来竟是毫无新意的雷同！（剽窃他人著作权的奸贼宋之问的剽窃之作“年年岁岁花相似”的说法，其实极为浅薄无聊，花若有知，也会勃然大怒的）但实际上，这是“大年”（周期）的不同片断……循环中有发展，正如反复中有生成。无数“大年”的循环反复，构成“超级大年”的存在。生活与休息，引诱与痛苦，诞生与死亡──这是循环。创造与毁灭，生殖与屠杀，诋毁与颂扬──这是反复。这虽然是些永无休止但永远单调的故事，但若失了它，更伟大的建树的基础，又在哪里？

历史的“进化”不同于“进步”，它不是生活上或政治上的褒义词：“进化”仅仅意味定向的分化，所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它可能既有利也有弊。

“进化”既不朝向善恶，也不关乎得失；它仅仅与“精”、“粗”结下不解之缘。在进化的精粗疏密中，偃伏着宇宙生活神秘的节律……可悲的市，进化观念在近代，不是作为科学，而是作为宗教被使用着。宗教作为信仰，作为凝固的结论，对群众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推而广之，也许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这种广义宗教的俘虏吧？


487


名曰“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固是文明大年的附庸属性，仿佛烟花与风气……。即使所谓“经济基础”（生产力也好、生产关系也罢、经济活动的动机、动力、目标的总和也罢），也不过是作为文明周期的傀儡而升降起伏。所以，社会的衰落，是由生命力方面的要素促成，非关经济的营养物质。

到那时候，一切都会莫名其妙地衰退，一切都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论风靡一时的意识形态，还是兴旺发达的经济基础，至于主控生命力的宗主，仍是那古老的宗教与巫术、现代的哲学与科学永远在祀拜、研讨的对象。


488


如果说，是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的生命力，而不是社会的生命力决定了经济基础──那为什么，经济基础会突然崩溃？为什么经济形态会有周期的循环？这些“为什么”并非永远是哑谜，永远也找不到最终的答案……事实上，不少人习惯于犯贱，经济基础一旦好了，人们就要花天酒地，让局势再度败坏。人的贪心，徘徊在自以为知道与自以为不知之间，只能永远在这迷津中消磨白发。

道德不是神圣的，但却是必需的。宗教、哲学、艺术、理想、以至爱情、责任感、献身精神等等，都不是神圣的而是必需的──它们与其说是人的智慧外溢，不如说是人对自身弱点的补救，是人的“精神珍珠”（珍珠生于病态）。

珍珠，是蚌类的病；思想，是人类的病。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理想、以至爱情、责任感、献身精神，都源于人的弱点，而非他的强大。但消灭人类弱点的前景，迄今还被包围在一片昏暗中，所以“珍珠”被美化了，这是迫不得已的慰藉。


489


宗教，是某种形式的对于“神”的追求，但却不是唯一形式，所有企图从物境的奴役下解脱出来的心性努力，都可归结为追求“神”。其中当然也包括科学、艺术、战争、博弈、爱情、政治、学术、思想、冒险……当然，这必须是心性的而不是物性的。

宗教的功能多方面。当我在峨眉山看见成群结队的老妇女上山进香的热情，看见她们爬山时刻的不畏辛劳，不禁得出一个结论：宗教不仅可以促进群众的道德观念，也有利于促进她们的身心健康！

试想，老太太每隔一月就爬山一次，不是很益于延长她们的寿命吗？而且，她们会因此活得更充实，更快乐。从广义健康的角度讲，宗教使人淡于嗜欲、益于养生、清心寡欲、心平气和，想必对于二十世纪的精神分裂症，不无裨益吧？

十九世纪末叶的狂犬主义者如牧师的儿子尼采，也许会疯话连篇，说由于宗教的麻醉作用，降低了人体活动的兴奋指数，导致人种的退化等等。但拥有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听觉甚至直觉基础的人类，难道可以没有这样的自我平衡吗？所以《老子》说：“有名，万物之始。”所谓存在主义的反现实原则，固然盛情可嘉，但其距离“真”，则十万八千里矣。


490


须知一切存在，其实依赖“超存在──天神──命运”，所以“有生于无”。如此不再局限于感性世界的理解，才算得上真的“哲学”。所谓存在主义，其实是执迷于感性世界而不能自拔的，所以陷入了崇拜感性的绝境。这样该死的主义，并不是哲学，而是情绪，绝望的情绪。

“知识越多越痛苦？”或是越罪恶？越可悲？知识与痛苦、罪恶、可悲之间，并无因果联系。因为知识可由对神的认识和对命运的关系，而分为真知与妄念。真知，是由内在的体验而发现，非因他人灌输而接受。妄念，是传承于传统与习俗的迷信。真知每进一步，人就越宁静、越纯粹、越超脱；迷信，最后只会使人沉沦，进入痛苦、罪恶、可悲。而因为追求真知的意志而招致的折磨，却会在不停息的向善运行中，化为乌有，在神的明达、创造者的恩惠平安中，升腾为众星之母。


491


意志与知识，在人的精神发育史中，缺一不可。没有意志，不会有知识。没有知识，意志只是冲动。毫无疑问，意志是知识的母体，知识决不是被动接受下来的某种外来物，而完全是因着内在意志，而必定要怒放的鲜花灿烂。

我们不做“意志本位论者”。所以知识的作用，不可一笔勾销。传承、教育，熏陶、训练，当能强化意志，且可调整意志的方向。这不能视作“意志的自我调节作用”，因为这是外力。如“客观的知识”即人人都承认的知识，虽然也是意志的结果，但因为获得了“普遍的主观”之认可，所以对个体意志而言，就成了外力。知识的体系或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而成为个体意志的干预者，并决定意志将如何实现。

意志譬若生活，知识譬若理论。知识为支持意志，而作廉价的甚至免费的服务，是常例。知识于是既沦为集体意志之子，旋复贬为个体意志的奴仆。


492


牧师的儿子尼采十分明白现代人所陷入的绝境，所以他说，“悲剧就在于，如果我们在情感与理智中有严格的求真方法，我们便无法相信宗教和形而上学里的教条。但在另一方面，通过人性的发展，我们已变得十分娇弱敏感地痛苦，需要一种最高的拯救和安慰手段。由此便产生人会因为他所认识的真理而流血以至死的危险。拜伦用不朽的诗句表达了这一点：‘知识是悲苦的。知道得最多的人，必定最深地悲叹一条不祥的真理：──知识的树，不是生命的树。”

在我们看来，解决尼采所谓“悲剧”的有效方法，就是构造一个新的神学。这神学将基于宗教情感与现代科学的调合。只有情感与科学的调和，我们才得以尽量发挥“情感与理智中严格的求真方法”，而不至于达到“悲苦知识”的深渊。于是，知识的树，可以等于生命的树。因为一切求真的知识，必定归结于对神的知识！所以一切知识，都必导致“终极的善”。在对终极的善（不论它在世俗看起来多么邪恶）的景仰中，知识的树岂不是必然地成为生命的树？只要你承认神、接受命运、相信宇宙的终极善──哪怕，这善的出现，对人而言，是如此不利。

“创造新生活”、“接近终极的善”，因此成为优秀人物活动的唯一朝向。在这“万川朝宗的运动”中，我们又怎能宽容自己的动物性，怎能只为解脱一己的苦难与灾殃而寻求出路，并不择手段地苟活呢？

（另起一页）


八、认识天人


493


诺斯替教派，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派别。他们的《创世记》有耐人寻味的启示性。他们也承认，感性的世界（即《旧约·创世记》中“上帝七日所创的世界”），是神造的。但他们同时声明：这位创世的神，不是全能全知的宇宙至上神，而是一位名叫亚勒达包斯的“劣等神”。这位劣等神，正是信徒对《旧约》中的“上帝”的称呼。这位“劣等神”，是一个更高的神──索非亚（SOPHIA，意为“天之智慧”）的“叛逆之子”。而恰恰是这叛逆的、劣等神在其“对超理性的叛逆”中，才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宇宙”的、这个“感性的世界”！

对这感性的世界，奥地利物理学家马赫曾经正确地称之为“感觉的复合”。按照诺斯替教派的上述理论，人类苦难的种子，并不是埋在“失乐园”的灰尘中，而是埋在“创世记”的光明中。按照如此逻辑，那位遭到万人唾弃的“狡猾的蛇”、《旧约》中的“恶魔撒旦”──反而可以被认为是基督的救恩所不可豁免的中介！因为这蛇警告过夏娃，要她食取禁果、获得智慧，以便把自己和后代，从“劣等神”创造世界、对人类进行“感性欺骗”的罪恶中解放出来。按照诺斯底派的邪说，作为劣等神的、创造感性世界的耶和华，他的自由创造活动，是以至上神索非亚的“允诺”为前提的。但是，至上神索非亚不会永远容忍劣等神耶和华限制人类净化感性世界的奋斗──终于派下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人类从耶和华创造的感性世界的泥淖中拯救出来。……

像诺斯替教派这样的创世观与救赎观，是希腊人接受犹太背景的基督教的过程中，产生的特殊混合体。因此，它是两种古典文化（希腊文化、犹太文化）相遇时，击迸出来的精神电火。透过神学的飘忽帷幕，它向我们发出如下的文化信息：

A、各种创世记，即以感性世界为基础的创世景观，都不是永恒的。所以，至上神（最高的精神状态），终会派下他的“儿子”（即某位道成肉身、体现了最高精神状态的人）──前来打破已然的、既定的感性世界的僵局，他即将（和已经）把人类的命运，带入超感性的境界，从而构成“世界的毁灭”与“最后的审判”。

B、创造了感性世界的“神”，或说感性世界所创造的“神”（圣经正确地称之为“偶像”），只能是自私的“劣等神”。他在一次性的创世之后，就懈怠歇工了。为了掩饰自己的懒惰，为了维持自己的领主地位并享受人类供奉的香火，他刻意软化人类，意欲永远将之囚禁在感性世界的笼子中。为此，也仅仅为此，他禁止人类服食智慧果，是要他们固定在蒙昧中。他不让人类享有生命树，是要他们永远处于从属地位。“伊甸园”是片极美极美的乐土，但那是感性世界的因笼。生活在乐园中的人类，是没有个性的囚徒。他们不自知，并以受奴役、被保护，为乐事。……

C、被动的人类，终于在某个“不安定因素”的鼓动下，行动起来，打破了感性世界的沉闷。

“世界是怎样的，对于更高超者来说，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上帝是不会在世界上显示的。”──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年），《逻辑哲学论》6.432，

多么绝望！正因为他拒绝显示，他才是上帝？但基督的上帝却不是这样的，他为毫无价值的人舍命！在人本主义的意义上，新宗教的兴起取决于两个条件：A、群众需要一种超现世、非物质的安慰与寄托；B、天才需要一种超现世、非物质的升华与陶醉。因此，宗教的兴起，有待尘世生活的令人绝望、使人厌倦。这时，历史的需要，才来到我们身边。历史不是由少数天才随意创造的，因为越是伟大的天才，就越是命运的恭顺奴仆！


494


人生的最高成就，甚至全人类及其文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活下去？面对反复无常的世界，人们终于可以明白：人可以达到的，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是超越感性的世界！征服，是肯定，是对感性世界的吹捧：人的每一个进步，都体现为征服，人的每一个动力都由征服的意愿来提供。这样，每一个事业都意味着征服，例如克服一个壁垒、解决一个问题、爱上一个女人──无不意味着“征服”。

诸如文学、艺术、科学、宗教、经济甚至演说、演戏、做人、做梦，无不意味着征服。如果没有征服的刺激，人生将何其平淡？世界将何其荒凉？文明有何意义？然而，只有征服而没有超越，犹如只有收获而没有对收获的使用，除了使自己沦为守财奴之外，还有什么呢？“金玉满堂，莫能保之”（《老子》），此之谓也。感性世界的消解，将使金玉沦为败絮。


495


在种族秩序中的人民生活，仿佛大为不同，但还是属于同一范畴──受基本肉欲的驱使。群众的物性本身，无所谓善恶，仅是一种生物现象。所以，人民运动的性质，也是不会改变其物性的。一切试图改变人民生活和人民“精神”的努力，都是注定要落空的──因为谁也无法改变上述的物性，更不能遏制这种物性带来的肉欲。受限于感性世界的人民生活，完全是一种物质运动。从精神现象看，各时代、各区域、各种族的运动，仿佛性质不同；其实呢，大同小异，任何认真的精神载体，不会得到满意的结果。

一个实干的战士，因此用人民的物性来达到自己的精神。因为他对天人关系的新认识，是以天作为调整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的一个标尺。在他看来，天与人，实际是同受一个最高造因的支配，对其中一造（如“天”）的认识，有助于对另一造（如“人”）的调整。当宇宙形态出现特定倾向，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也会出现相应的倾向。所以不同地区的不同人，感受到不同的宇宙形态，地区与人的差异，使天与宇宙形态，拥有不同的影响力。而时间差异，又给表面相似的空间形态，以各不相同的特性。严格说，这既非人受到天的移易、感应，也非天受到人的感应、移易，而是它们同时受到更高造因的感应，据以调整了共同的状态。


496


如果使用更洒脱和超越的眼光，并借助更高级的角度来看，有理由认为，土壤与植物、环境与动物、天与人，并非谁决定谁，或谁决定于谁：而是共同受制于一个更隐秘更不为人知的因素，某个就人的感觉而言的“虚无之君”。并不是“天人交感”，而是天人受制于更高的造因，这“虚无之君的造因”，能够使得天人同时现出相似的特征。

由于人容易习惯社会状况的改变，所以自然状况的突变──灾异，才会对人暗含一种警告意味。现存的社会状况，既然已经背离常轨，那么对文明人类而言，社会感受已经不足以像自然感受那样直接、敏锐地射入灵魂了。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社会灾难，不再察觉它对文明人的命运所造成的损害。暴君可以把暴政美化成仁政，也可把恶意曲解成慈悲；但他决难把自然的灾异，说成是上天的赐福。所以，用灾异学说来对暴君进行最后的制裁，不能不说是西汉今文经学家们对文明世界的一大贡献。其合理基础在于：人的动物本能比人的社会习惯，更基本也更强大，且还派生了前者。因为决定事态发展的，最终是动物本能而不是文明习惯，所以对社会状况的认识，不得不受权势者宣传左右摆布，但对自然状况的感应，却独立于社会意识形态之外，因为天毕竟高于人。


497


水土与植物、环境与动物、天与人──这是不可分割的两造。没有植物，水土是什么？没有飞禽走兽，大自然又是什么？没有了人，天是什么？天之骄子又是什么？在这“不可分割的两造的对立”中，有深刻的统一。是土壤决定了植物的品类及繁萎盛衰之理？还是植物改变了土壤的成份及其质地？是环境（水土、气候、经纬度、毗邻的生物链等等）决定了动物的种族特征？还是动物及其连锁活动改变了环境的风貌？

天人感应，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的，不仅天决定人，人也改变天。天人交感意味着：A、天的态势及运行，对人的心理及行为的影响；B、人的希望及命运，对天的状况及天人关系的再影响。这里的机制是有机反馈的、生龙活虎的，无法用西方的机械观念来解释。理解的金钥匙在于中国式的直觉。


498


“宅地学”起码是“有道理的”。不同的居处、住宅，对居住者的生理、心理，可能没有影响吗？这一点无须精明的心理学家就能认可。而精明的心理学家，只是可以对此做出更精细、更系统、更有趣地分析罢了。而不同的生态和心境，又将酝酿不同的行为方式、思想风格等等，以至于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地步。而这一切，又给居住者带来不同的命运！──世界在他心目中的影象和模式，因此大相径庭；他在世界上的定位也因此发生微妙而不断的变化。任何拥有生活经验的人，都可对上述所言做出自己的注解，难道不是这样吗？

宅地的位置、建筑的样式、水流与朝向、大的背景环境，从此与人的命运结下不解之缘。“风水”也是如此。它对心理动向、行为反应、世界图景的形成等等，影响巨大。不但活人周围的“风水”是这样，死人周围的“风水”亦复如此，特别是在一种崇拜祖先、深信死者境遇将影响活人命运的文化系统中，就更是如此了。

至于更深一层，人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宅地、这样的风水，就是一个更重要、更是休戚相关的问题了。例如，古代帝王对祖坟以及现代独裁者对故居和寝宫修葺盲，也含有宅地意义的巨大风险（和“机遇”）。从“风水”的角度来说，修葺不失为一种破坏，穿凿不失为一种泄漏。所以，极盛的穷奢极欲，实为破败的预兆和伊始。


499


中国传统中的“风水”观念，也可解为反压制观念的古老表述。“风水”好的地方，也就是压制得恰到好处的地方。所以，任何“开放状念”，也都是对好风水的釜底抽薪和致命一击。


500


一定要有所压制，而后才有所兴起。开放诚然是兴起之果，但又何尝不是兴起过程的终结呢。一切世俗的伟大及繁荣，都是对开放过程的消费，没有不终得其报的。



（另起一单页）


版权页


书名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Valley of Life——A Record of All Round Quests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Green to the East·A Book of Spring）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2016年6月第三版

June 2016 Third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一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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