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全集第42卷）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Sweet Spring on Desert——A Dissertation on Cultural Proprioception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Red to the South· A Book of Summer）

1979年—1983年

2016年第三版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二

Part 2 of Sea of Five Colors：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二卷）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南方赤色·夏天的书）《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二部，内容探讨了“文化的本体和宇宙的本原”，体现了作者谢选骏25岁至29岁时的“理论探索和思想模型”。

Synopsis: 

Sweet Spring on Desert——A Dissertation on Cultural Proprioception (Red to the South——A Book of Summer) is Part 2 of（以下用斜体) 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以上用斜体）.The book explores the noumenon of culture and principle of universe, and reflects Xie Xuanjun the author'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mode of thinking from age 25 to age 29.

（另起一单页）

我听见你吹着一支神笛走过来，在你的笛声中，涌出五色循回的历史，流出自新不朽的海。你是五色的海。

（另起一单页）

目录

第一章  文化的本体论

一、“海”与“岛”──科学的双重性质

二、两种哲学及其与科学的关系

三、哲学研究的新视线

四、文化本体论的声音

五、星光灿烂的天穹

第二章  压制与反制

一、浑沌之死  浑沌与宇宙之光

二、朴·太朴·浑沌太朴

三、压制与沉沦──浑沌太朴的两大属性

四、普遍的压制与特殊的反制

五、压制的秘密

六、内在的力量

七、真理与认识

八、荒漠里的生命

九、方生方成的精神之花

第三章  心灵界域的暗礁

一、心灵的压制

二、心灵中的对立力量

三、他人的目光

四、自我的分裂

五、理性与非理性

六、情绪的形成

七、梦幻的力量

八、灵魂之火

九、“王”的原始含义

十、天才与病

十一、含苞待放的时刻

第四章  社会界域的困扰

一、分化中的生长

二、个人与社会

三、文明与野蛮的会师

四、反差的意味

五、活力的源头

六、社会压制与社会存在

七、从国家到文化

八、大角力者

九、爱的阴霾

十、机械的爱

十一、传统的阴魂

十二、宗教与信仰

第五章  生命界域的喧嚣

一、生命的秘密武器

二、环境对生命的压制

三、欲望是生命的卫士

四、求生与不朽

五、求安与占有

六、求食与储存

七、情欲的哲学

八、转换的功能

九、排它与利它

十、“突变”的诸层次

第六章  无机界域的浪潮

一、现代人的迷惘

二、“时间”与压制

三、“空间”与反制

四、“不可逆过程”的哲学启示录

五、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的机缘

六、略论局部减熵的几个象征

七、“统一”的预兆

【附录】八十年代被检查机关从上述著作中删除的手稿

一、现在的危机

二、现代市民阶层的最高理想

三、人的双重性格

四、文明衰颓的强烈表征

五、正在上升的社会

六、沉默不是力量而是怯懦

七、未来的政治意识

八、反对“文化的宿命论”

九、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

十、突变在生命史上的角色

（另起一单页）

第一章

文化的本体论

（另起一单页）

一、海与岛──科学的双重性质

001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认为：“现在劫持着人类理解力并在其中扎下深根的假象和错误的概念，不仅围困着人们的心灵以致真理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即在得到门径以后，它们也还要在科学刚刚更新之际，聚拢一起来搅扰我们，除非人们预先得到危险警告，而尽力增强自己，以防御它们的猛攻。”（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第l卷38节）

培根的这一警告，发出已经将近四百年了，但是，“扎下深根的假象和错误的概念”与“真理”这两种力量对人们心灵的争夺并没有停止，相反，还在各种新的形式下，日趋激烈地展开。一系列心灵争夺战的绵延持续，显示了文化观念变迁的节奏。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对培根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估价，他指出：“培恨哲学中一个最出名的部分就是他列举出他所谓的‘假象’。他用‘假象’来指让人陷于谬误的种种坏心理习惯。他举出四种假象。‘种族假象’是人性当中固有的假象，他特别提到指望自然现象中有超平实际可寻的秩序这种习惯。‘洞窟假象’是个别研究者所特有的私人成见。‘市场假象’是关乎语言虐制人心、心意难摆除话语影响的假象。‘剧场假象’是与公认的思想体系关系的假象；在这些思想体系当中，不待说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学家的思想体系就成了他的最值得注意的实例。这些都是学者们的错误：就是以为某个现成死套（例如三段论法），在研究当中能代替判断。”

培根所揭露的这四种“假象”，实际上在他以前很久很久，并在他以后很久很久，都是不断困扰着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多面怪神──像是印度教神话中多头多臂的梵天造像那样。每个人，包括培根在内，在面对这个感觉的世界时，很难不陷入这个伟大神祇多手的拥抱和多眼的缭乱中……这是一个无法规避的存在。称之为“假象”或幻觉，仅仅是立足于“批判”的态度，立足于文化潮对旧文化模式的冲击。而在更新的心潮看来──培根所倡导的实验哲学又岂能全然免于他自己所揭示的诸象的困扰呢？现在，他的众多追随者们，正陷入新型的“剧场”、“市场”假象而无以自拔；至于“洞窟”与“种族”假象则是连那原始民族，也难以回避的。

002

原始的巫术曾是当时的科学；现代的科学也总有一天会成为后人凭吊的对象。各个时代的科学，都有过它的功能，又都是不完善的。各种形态的科学（现代科学只是它的发展得比较充分的一部分），都只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不是人类智慧本身。

而许多流行的见解，却把这二者随意混同起来了。这一混同，是“科学迷信”的核心。但事实上，一种科学体系可能寿终正寝，但人的智慧之源却不会随着一种科学、一种文化的蠹败而枯竭。科学（它的派生物是技术）对人的生活的物质价值──相当于宗教对人的生活的精神价值：本质上都是启示性（科学术语则是“启发性”）的。

这一事实还决定了“科学”具有先天的两重性：一方面，它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奇异光芒；另方面，对这一光芒的崇奉，又可能压制人类智慧本身。有一种很大的危险常常出现在历史之中科学的光辉遮蔽了人类智慧的视野，使智慧的视线因之扰乱了，这是可悲的本末倒置。而不适当的“教育”──往往扮演着这类悲剧促成者的角色。

003

任何科学或文化的结晶，都不是人类生活藉以藏身的强固堡垒，而只是人类智慧动人行程的纪念碑。从长远看，它的历史价值大于它的实用价值。信守它是极其愚蠢的。因为结晶是有限的，可智慧却相对无限。同样程度的智慧，既可以创造这种结晶，又可以创造那种结晶。同样类型的智慧，既可以凝成某种结晶，也可以消融某种结晶。因此，好的继承发展者往往以反叛者的面目出现。而坏的继承人却去阉割生生不已的精神，以垄断自己对精神财富的继承权。这样的“剧场”比比皆是。但说到底，智慧是“本”，结晶只是“末”。人们对它们的无理倒置──往往付出过于昂贵的代价。这代价就是生活的僵化。在愚人的心里和手中，结晶变成了负累。它，本应是新思想的源泉；现在却零落成复盖活智慧的厚重尘埃。这些尘埃互相纷扰，沸沸扬扬。它使现代人感到“迷惘”，感到自己正在“沉沦”。它还表现为科学备学科之间的矛盾和各种科学理论之间的深刻歧见。本来，应该从这些暂时性的形式（结晶）中超脱出来，从而打通自然与智慧之间的层层壁垒。但现在，人们却被困在这些形式之中，使科学的结晶成为人类智慧的死亡之谷。

004

人生不是通向来世和乌托邦的阶梯。人生是本位，是目的本身。而各种科学或文化的“认识”，都从属于它。

“认识”的本体是什么？科学不是本体；哲学不是本体。宗教不是本体。唯独的本体是人类的智慧。它充满真诚的喜悦仰望无穷的天体。它用敏锐的精神触须──向环境发出一串接着一串的奇异问号……这，才是永远汹涌和永远宁静奇妙交映着的汪洋大海──我们的“智慧海”。

在人类智慧的汪洋中，浮现出科学之岛、哲学之岛、宗教之岛、艺术之鸟……它们，象水手传说中的“魔鬼之岛”一般忽然冒起，倏然消隐……它们飘浮无定，踪迹无凭……它们轮番出现，轮番沉没，有时成为时尚，有时沦为“糟粕”。但是人类的智慧海却默默长在──时而发出惊天动地的神秘光彩；时而任凭岛屿摆出一副白作多情的“永恒姿态”；时而满怀善意地把众岛消隐在它那无边的沉默里……体现出令人震怖的“母爱”……中国神话中的蓬莱仙岛就是如此时隐时显，与时俱化的。

005

科学之岛，本在发展、飘移之中，永远都变化无定，兴替无形。神话中的大力士，砍断了系缚众岛的铁索，自然的潮流迫使科学之岛转形于天涯海角；使岛上的众民，学会了谦卑的态度固定的或半是固定的科学系统，很少不违背真正的“科学精神”。那些假冒科学的现代法利赛人的煌煌杰作──不但有违真正的科学精神，也和一种健全合理、节制适度的人本主义相冲突。他们之理解不了这些高级文化的结晶。一如古代犹太的法利赛人，理解不了先知书中启示出来的伟大气质；而视上帝的福音，更是如寇仇。

“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形容词。如果说，“科学性”只是指敢于承认新发展、新事实的一种态度──那“科学性”就不是一个神圣的、保守的（神圣与保守向来都结成强大顽固的同盟）字眼；而是一个新奇的、革命的字眼。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滥用“科学的……”之类的词组。这，才是尊重科学的态度。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对许多“科学的……”事物采取重新思考、重新估价的态度。现代人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他多疑的敏锐日光抓住了“科学性”常有的名实相续的矛盾。“科学性”与“科学的”──不应成为陈旧事物或陈旧思想的护身符。它是，它永远是人类智慧向前探望的一道光束。人，应该成为“科学性”的主人，而非奴隶。

如若不然，科学与巫术在本质上就全然合流了。我们可以尊重原始生活中的巫术（！）──因为它不失为一种心理疗法。但原始巫术却顶替不了现代科学，代替不了科学在广阔领城里的发展。──这是两个文化时代的精神表现。科学的精神，即使不是怀疑精神，也近乎怀疑精神。它怀疑长久不衰的万妙灵丹，一切起死回生之药，一切海外奇谈。它只知道解决具体问题。所以，科学的理论既不可能是永恒的、更不可能是普遍的。这就为文化本体论的诞生，提供了心理上的需求。

就“科学精神”本身而言，社会意义上的破坏性似乎多于创造性。但它毕竟为新一轮的创造扫清了路上的垃圾，斩断了林中的荆棘。科学的具体活动，用辛勤的汗水辟开一条条的幽径。尽管，社会意义的、高级文化的创造──这不是科学份内的事。

006

科学至上的信徒，并不真正理科学的工具性质。

科学至上的阴影──正威胁着我们的文明的内在活力。

科学万能和科学至上的迷信，一笔抹煞了人想要成为一个全面的、自由发展的“人”的内在需要。它全然不顾人的多重性和人的多种需要。在这现代迷信的阴影下，人成了可能而且必须予以标准化的躯壳，人的灵魂和对“灵魂不朽”的优美期望一起被倒掉了。

007

科学本位是与人的本位相对立的。这一阴影，早在四百年前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文化斗争中献出现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同盟，没有意识到经院哲学和中世纪神学的诸多谬误，恰恰是扎根在人注的局限之中。在这一点上，培根可以说是远远超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文化视野的：

“种族假象植基于人性本身中，也即植基于人这一族或这一类中。若断言人的感官是事物的量人，这是一句错误的话。正相反，不论感官或者心灵的一切觉知总是依个人的量人而不是依宇宙的量人；而人类理解力则正如一面凹凸镜，它接受光线既不规则，于是就因在反映事物时掺大了它自己的性质而使得事物的性质变形和褪色。”（《新工具》第l卷41节）

培根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可谓一语中的。但是，在根本上，他依然是科学本位、科学至上的孝子。他没有区分科学与文化这两个单元。他还缺乏足够的智慧去理解，既然种族的特性是人类文化的出发点，那么，它就不可能是什么“假象”，而是任何人和任何文化都无法摆脱的大前提、大真象。为了科学，去谴责人性是错误的。如果认定“科学的认识”是人生的目的，而凡不合此目的的生活与美，都应在摒弃之列──这样的世界观，是热爱生活的人们不愿接受的。同理，如果用认识论去取代伦理学，用功利去扼杀美感则是一种哲学的病容，它是文化有机体失调的结果。

008

“科学”，这是一个统治着二十世纪各文化圈、各阶层意识的一个时髦字眼。就像明清时代流行于中国的“理学”、巴罗克时代流行于欧洲的“理性”一样时髦，甚至更加普及。可是又有多少个心灵真正参透了科学？他们理解了科学在文明系统中的位置及其含义吗？如许硕学鸿儒，又有多少人能给“科学”下个较确切的定义而不陷入自相矛盾或片面说理的窘境呢？

就我们的视野所及，那真是太少了。

科学，不等于“逻辑”，不是“逻辑”的奴婢。

科学的发展，并非逻辑推理的结果。逻辑和数学一样，只是一种被规定了的思路。它既不意味着“真理”，也不意味着“错误”。它们和“事实”并无必然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二者都是无法验证、也无法反驳的东西。

009

科学起源于一种无拘无束的幻想。这种幻想之所以不同于宗教、艺术、道德、哲学，仅仅在于它后来是可以用实验室手段加以验证的。仅此而已。可以验证的东西，并不等于是“验证的结果”。而在现代学界的普遍误解里，却把二者混同起来了。科学，起源于“幻想”，完成于“验证”，并在技术化的运用中“被理解”。没有“用”的东西，不可能“得到社会化的理解”。

逻辑，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决不是唯一的思维方式。现代学人的又一误解，在于把一切“不合逻辑的”或“不见经传的”事物，一概斥为“荒诞的”。而新兴的东西，总是不合旧有逻稳的逻辑是死的，事物却活生生。同样，圣经贤传本应成为新事物的“使用说明书”，结果却馏越到不属于它的领域，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新兴事物的“建造蓝图”。

我们的心理习惯是，从对一个事物的论证方式，去评判这个事物的真实性。就像从一篇文章的写作方法，去判断这文章所陈述的是真是伪。在古代雅典的民主诡辩时代，苏格拉底被唇舌杀害。而罗马的屋大维竟凭安东尼的一次演讲，成了神圣的“奥古斯都”。这都是由于对论证和逻辑的迷信占了上风：

“邪恶的论证可以说是假象的堡垒和防线。我们在逻辑中现有的论证不外是把世界作为人类思想的奴隶，而人类思想又成为文字的奴隶。实在说来，论证实际上就是哲学和科学本身。因为论证是怎样，视其树立得是好是坏，随之而来的思辨和哲学体系也就怎样。现在，在从感官和对象到原理和结论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所使用的论证都是欺骗性的和不称职的。”（《新工具》第l卷69节）

010

科学万能的信念、科学本位的理想正在发挥着类似于古代宗教教义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规范的社会功能，这使它成了不折不扣的现代迷信。它根本不顾这一情理：人，不是机器，也不是长着“大脑”、带着“精神”的物质。人是人，人是活生生的、有着广泛要求而又爱好新奇事物的智能动物。人，是被好奇心支配的动物。人，爱好矛盾的东西──所以，历史不断“重演”、不断划着巨型的“圆”。是人性而不是培根所谓的“宇宙的量尺”──给文明之流如此之美的活泉，激起五色交映的层层涟漪。

不打碎这些压制生命的现代迷信及其标准化的枷锁，寓于人性中的创造力，就无法自由展开它雄奇的“十面之翼”。不驱除这些碎片残骸，中国的精神之化，就无法开在历史的原野上。中国人，就闻不见它的奇异。

（另起一页）

二、两种哲学及其与科学的关系

011

有两种哲学：“年轻的哲学”与“年老的哲学”。年轻的哲学是主动的、开放的哲学，它常常作为科学发现的前锋出现在历史之中。年老的哲学是被动的、封闭的哲学，它只充当“集大成者”的，即掘墓者与立碑者的角色。它不是那活生生的趋向统一的不断运动。前途伟大的统一，须是发展中充满活性的统丁。这种统一，不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结果”；而是一粒精妙绝伦的“种子”，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运动……它，含蕴着能动的生机。年老的哲学，不仅拘泥于现有的科学结晶，而且抱住业已发霉的结晶。天主教会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哲学，对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年）学说的敌视；普鲁士官方的黑格尔哲学，对“自然规律”的滑稽探讨和可怕断言就是“年老哲学”的历史典型。它，像是不朽的幽灵一样死死地缠住活人的身心。甚至它在现代人的心灵中，还有强大的统治力和威吓力。

世界哲学史的例证和世界哲学界的现况可悲地显示着，年老的、封闭的哲学比年轻的、开放的哲学更易于统治人们的心灵。这是人性中的惰性使然。而往往，还和少数人的既得权益与虚荣心理纠结在不起了。只有极少极少充满热烈探索精神的灵魂，才敢于为人类现有的视线打开一片又一片的新视野。这种灵魂，是人类智慧的大见证，也就是人类智慧本身。

012

宗教，在很多场景中，是对年老的封闭哲学的极端反应。它发自人性中要求新鲜空气的需要，它闪动着人类智慧中简单但纯朴的光辉。它厌恶年老的哲学及其论证逻辑和板结了的术语，以至于不屑于采取条理化的和学理化的批判方式。干脆直接诉诸人的直觉。在历史上，新兴的基督教，就是这样背脸不看古典世界的宗教、哲学；新兴的道教与佛教，就是这样扬弃了（包括同化式的吸收，两汉经学的系统。这些集大成的封闭系统，曾经那么深刻、全面地抑制了人性，从而招致启己的衰败。新的精神运动采取了激烈的宗教形式，但并不全盘否定过去的遗产。因为，它渴望排斥的，仅仅是种衰朽的气息和顽冥的结构体系：

“当基督教越来越多地包含了有文化的新的归依者，古典世界的许多观念便钻进了它的教义。……在基督教的早期岁月里，科学和一般学问都是被认为同那可憎恨的异教上层阶级相联系的，并且因此遭受猜疑。但这态度并未延续下去。一旦教会期望在文化上登峰造极，耶稣的那种平常人说话式的训言，便很难满足教会了。像崇拜圣言的‘约翰福音’所指出，那把LOGOS视为神秘的柏拉图主义已经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发生了作用，并且，柏拉图主义在圣保罗传道的话里确实也已经露了头，不过是在一个比较冲淡的形式之下。”（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3篇5.3节）

精神运动采取的这类复杂形式表明，具有实实在在功能的文化运动的共同指向，是“更新”，即通过否定与再否定（间接的肯定）的痉挛，来为文化注入活力。否定是为了再获活力，间接的肯定也是如此。例如，当宗教的形式能够引进活力的时候，即便最有理性批判能力的心，也会接受这一事实。历史上宗教战胜理性的时代，为此提出了证据；洪秀全也正是借助于非理性的基督教义，严重打击了儒家的合理主义世界观。

013

固有的精神规范的僵硬，使寻获新力量的努力一再受挫。结构之内无法容纳的力量，只有到结构以外去发展自己。用理性的语言无法表达的思想，只有借助超理性的意象。宗教就是一种意象。诚然，宗教的冲动，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这种简单化发白人心那要求超越已死规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原始呼声。它并不是真正恶意的反文化力量，因此，在吸收了新科学思想之后，它也可能长成灿烂的智慧之树。它毕竟还没有僵硬、定形。它毕竟还充满好奇心，还不拒绝接受新事物。它尚未形成一些固定不变的框框和“原则”。它还怀抱着热烈的憧憬，它还希望着新的太阳。

当活宗教变成一些死迷信和死信条之后，它本身也就失去往日的青春活力了。这时，它也像过时的科学系统（如托勒密的天文学、邹衍的阴阳五行说，等等）一样，没落成为一套套固定、繁琐、滑稽可笑的“教义问答”。它的仪式充满压制人的气氛。它的规矩顽冥得可怕。只有到了此刻，文化之轮才反转过来：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科学思索开始起来，力欲摆脱宗教规范的束缚。这，曾是文化复兴运动的使命。

哲学的理论，当然不等同于自然科学、社会学、尤其是心理学研发现的事实。但是，有哪一代的哲学前进，有哪一代的前进中的哲学，拒绝从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吸取自己的养料甚至灵感呢？它要以此冲破传统的层层壁垒；它注定要劈开当代迷信的云山雾障。

“拔本塞源”──只能导致腐化颓废。

014

哲学，有时作为扩音者来到科学面前。因此，它必须吸取最新的科学结晶，使自己更加光彩照人、娓娓动听。有违最新科学常识的哲学，只是破旧的扬声器，它使科学的声音大大走样，并把自己的刺耳噪音，灌输到世人的耳朵里。这样的哲学很少可取之处。仅仅作些调整、修正之类的努力，无助于改善这类哲学的没落之运。

自从十九世纪以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科学，已发生了巨大的革命。

二十世纪的科学根本不同于十九世纪的科学。如果称十九世纪的“科学”为科学；那二十世纪的科学就不免是具有自知之明的折衷怀疑论了。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科学为科学，那十九世纪的科学就不免是力图说明科学边缘之外空间的绝对独断论。两种科学的哲学反响，就是十九世纪的乐观主义和唯理主义和二十世纪的悲观主义和反唯理主义。尽管这么说，显得有点儿粗疏。但大体上是这样的。

以马赫和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宣判了十九世纪物理学观念的过时。

以奥地利隐士孟德尔和美国的摩根为代表的现代生物学（它强调“遗传”并建立了“基因”学说）宣判了拉马克之类古典进化论（他强调“习得”）的过时。也许，分子生物学还将宣判“华莱士──达尔文”学说的过时和谬误。

二十世纪的动力心理学，宣判了十九世纪机械心理学的过时。

二十世纪，这是充满了动力的世纪。无数的“浮士德”在竟相争夺这个世纪。他们，拼命争夺看不见的“时间”，以期压倒对手。

015

文化的本体论对科学常识全面开放，它在科学之岛上起飞，进入寥廓的文化天穹，并不把自己的生命消融在科学岛上的荆棘丛中。因为它的使命不同于科学。现在流行着一种学术的时尚，是用系统论或工程学的方法去分割、解释人的文化活动，将人的有机活动与无机世界的运动等量齐观。由此引伸开来，竟产生了以“科学的方案”去构建人类意志行为的冲动。

在古代的拜物教徒那里，我们曾看到类似的表演，即，为了使人服从宿命论的压力，而使大众相信，他们的行为是受到一种机械原理的支配的。他们因而匍匐在此，不敢创制新奇、“越轨”之事。现在，这种重新流行起来的宿命论，却以现代科学的名义和“方法”，畅销一时。这种科学宿命论，有窒息人类创造力量的危险把人当作无机物来对待的含义，不仅是一种亵渎（亵渎了创造之主），而且会招来新的蒙昧主义浪潮。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分属两个界域。

文化的创造当然可以取法自然的启示；但文化的研究却不可与自然的科学混为一谈。自然科学与文化研究之间有分寸的外交关系，应是“礼让三先”的互相宽容，以克制越俎代庖的原始冲动，避免由此造成的甘泉塞堵、荒漠蔓延。科学，不应充当杀死人的性灵的凶残表演者！

评判一种理论，须进入到它的文化土壤中，体察其根部状况。因为理论的得失，原不在其自身而系于它的文化功能。具体说，对待流行的理论尤应慎重：随着地位的上升，它的压制性增强了，它的弊端开始显露。种种文化的假象，开始成为对世界进行评判的依据。

“还有一类假象是从哲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条以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移植到人们心中的。我称这些为剧场的假象（也叫剧幕的假象）；因为在我看来，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只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表现着人们自己依照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造出来的一些世界。我所说的还不仅限于现在时兴的一些体系，亦不限于古代的各种哲学和宗派；有见于许多大不相同的错误却往往出于大部分相同的原因，我着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同类的剧本编制出来并以同样人工造作的方式排演出来。我所指的又还不限于那些完整的体系，科学当中许多由于传统、轻信和疏忽而被公认的原则和原理也是一样的。”（《新工具》第1卷44节）

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培根的话，则发现，“公认的学说”由于受到了无条件的认同，而免受怀疑的检验和运用的限制，因而为害愈烈。因此，健全的头脑对于流行性见解必须加以格外的反思。

016

对科学，我们应采取两个步骤：

首先，必须从前人尤其是从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们对“科学”的狭隘理解中解放出来。坚定地拒绝他们对“科学”的非科学（即僵死的、不变的，阐述。彻底地拒绝他们把“科学”作为一个形容词来使用的虚伪态度。我们要完成“科学的还原运动”。

然后，应该从现代科学伟大雄奇的迷宫中“走出来”。从而获得一种对宇宙、对人生更完整更近于直觉的“洞察”。科学本身处在永不停止的更新中，我们要是不能相对地“走出来”，就只能跟在它后面慢慢爬行，老是根据它的临时发展来改变自己的步态，因而只能处在“邯郸学步”的可怜状态里。要知道，连科学本身也不喜欢这种奴性，因为，这种仰观他者颜面的奴，匹，无疑会阻碍科学的自我更新。对现代科学的合理怀疑态度和相对超脱精神，是一个健全的心灵不可缺少的。

就我们而言，对现代科学观念与方法的迷信，还有另一重危险。因为现代科学，不论它已取得了多么辉煌的独立成就，毕竟是“西方文化”观念的一个派生物。它和希腊人的观念、希伯莱人的信仰、北欧人的冒险精神、大西洋航海民族的扩张主义，都结下了不解的历史之缘。也和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有机地融合一体，难舍难分。

无条件地接受现代科学的价值准则，尤其是无条件地接受产生了这些准则的那些文化内核，这对中国民族的自我意识、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自我评价，很可能会构成一种暗暗的毒化。

中国民族近代史上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当中国人下定决心向西方学习时，西方的文明已开始滑坡了。当中国人信奉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时，欧洲人自己反倒抛弃了这种夸大狂的倾向。

中国的现代文化人，只是摇摆在两个传统文化之间：中国的与西方的。这与原创力的衰竭，是有关系的。

017

中国的文化，是无法从欧洲的传统文化那里获得活力的。

西方，并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个民族若不能断然自救，别人是不会来救它的。一切漂亮的世界主义言辞和口号，对一个受尽欺凌的“局外民族”总是害多于利。它麻痹了这个民族发自本能的反抗意志，使之误信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或意识形态（所谓“来自西方的真理”）会保护它、拯救它。

唐僧的时代一去不反了！我们若不醒悟，西方的胡子们是无法代我们醒悟的。

对西方事物的盲目崇奉（即便它采取了“科学”的形式或“进步”的口号），对中国的命运是不利的。就是对现代科学，中国人也不能过于拘泥地接受它。

悲剧性的分化开始了。这一分化充满了激烈的搏斗与沉默的对垒。世界重又变得支离破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在许多方面深化了，在许多方面则退化了。平衡被打破，精神界的骚动开始了。

人们对待这一悲剧性分化的不同态度，分别上升到哲学与宗教的高度。从科学的两重性中，一方面产生了作为扩音者的哲学；另方面产生了作为抗议者的宗教。哲学与宗教，尽管形式不同，用途迥异，但却有一个共通的倾向：力图弥合、统一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认识和人类理解所造成的分裂。

（另起一页）

三、哲学研究的新视线

018

人是在文化史的大气候中塑造自己心灵的。同样，人也是通过哲学史的学习，塑造自己的哲学理念的（哲学的冲动和方向，则来自生活压力本身）。因此，如何看待以往的哲学，是一项既有趣又严肃的活动。对哲学史的研究，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在一条道路上，不可能看到自然界和历史界丰富多彩的四维空间。在一条道路上，不论它多么“宽广”、“四通八达”，都只能看到一些不甚联贯的侧影与断面。它看不到伟大自然与丰富历史的真正全景。但对深沉的灵魂和邃彻的目光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参透各种有形及无形。

019

在体会前人文化与哲学的反反复复的思维运动中，个人的心灵之光是“理解”的前提和杠杆。“洞窟假象”是各个人的假象。因为每一个人（除普遍人性所共有的错误外）都各有其自己的洞窟，使自然之光屈折和变色。这个洞窟的形成，或是由于这大自己固有的独特的本性；或是由于他所爱的教育和与别人的交往；或是由于他阅读一些书籍而对其权威性发生崇敬和赞美；又或是由于各种感印，这些感印又是依人心之不同（如有的人是‘心怀成见’和‘胸有成竹’，有的人则是‘漠然无所动于中’）而作用各异的；以及类此等等。这样，人的元精（照各个不同的人所秉受而得的样子）实际上是一种易变多扰的东西，又似为机运所统治着。因此，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经说得好：“人们之追求科学总是求诸他们自己的小天地，而不是求诸公共的大天地。”（以上可参见《新工具》第1卷42节）

文化史、哲学史还表明，“公共的大天地”与“个人的小天地”并无质的不同，相反，二者具有反馈的关系。小天地构成大天地的出发点，大天地则是小天地的归宿。人类的文明，也有其自身的大洞窟；其“假象”，即为各时代、各文化的表象世界。认识到表象的时空局限，就无异打开了智慧的巴比伦（意为“众神之门”）！

020

用“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来分割并研究整个哲学史，不失为一条道路或“一条线索”。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线索。

如果认定这是唯一的分割方式，那么，这种态度本身就接近“唯心主义”。

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彼此的对垒与渗透，来观测整个哲学史的变幻无已，能看到有关认识论的一些侧影。至于哲学上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另一些侧影（如本体论、伦理学、审美体验等等）就全然看不到了。哲学不等于认识论。四世纪，是心理学诞生前的伟大腹痛期。这充满焦灼之期待的剧烈阵痛，吸引了哲学的大部分注意力，于是哲学家竞相以“认识论”来显示自己的深刻与博学善思。很难说这不是一种哲学上的“世纪病”。

中国人就不把认识论抬高到哲学王后的宝座上。中国人更注重哲学的伦理价值（以儒家为盛），更注重哲学的审美性质（以道家为盛）。中国哲学家，向来把认识论作为论证伦理哲学或审美哲学的一种方法。他们不让有关认识的理论，去垄断自己的智慧。这是可以借鉴的典范。而现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也在向着这个更为健全的方向缓缓移动。

这里，似乎预示着某种大规模文化气候的转变。

022

要想使中国回复到它历史上的伟大与隆盛，必先使中国按照自己的文化性格和自己的民族精神来生活。无用的乔饰必须抛弃；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误解，以及基于误解的自卑心理，必须驱散。马克思主义和它的湖南变种毛泽东思想必须扬弃。否则民族文化的自卑感，只能扼制民族的内在活力。而中国精神的智慧，原在于小心地维持着科学、哲学、宗教、艺术这“四大文化天柱”之间的微妙平衡，拒绝全面专政的偏执。而那“平衡器”，就是政治化的道德；或道德化的政治。用古人的术语，是“德化”。

023

我们无意于评判十九世纪欧洲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禅宗以外的佛学不计在内）的优劣高低。我们只是指出这两种哲学的根本不同，难以准切类比，更难以互相附会。它们各有各的道路；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存在价值。哲学与文化上的异化时代结束了。中国哲学，应在哲学世界占有它理应占有的地位。中国人，不应自行放弃这一地位。

中国人，要是放弃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哲学地位，就等于变相放弃了自己在世界竞争中的现实地位。哲学是生活的第一步，而确立自己的哲学本位，则是民族生活全面振兴的开端。偏重认识的哲学，只知道唯物与唯心的分际。但懂得伦理并尊重伦理的哲学，却用“压制”和“反制”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去体验宇宙的潮汐、文化的升沉。这，就是中国的心灵之光。这，就是中国的精神之眼。任何外来的强力都不可能长久压制它。你看它跃跃欲试，好像在告诉世界，总有一天，它会发出那旷世的呐喊。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压制的哲学和哲学家”、“反击的哲学和哲学家”这样两组新范畴来为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呢？

新路也许是危险的，它遍布无人问津的荆棘。新路又是有趣的，只在新路上才有着新的天地、新的星光……新的艰辛，新的泪水……以及新的绝望和新的希望……我们用互相渗透的方法去看待这两组范畴。但没有纯乎其纯的“压制性哲学”，正如没有绝对的“反击性哲学”。

024

压制──反击：人类的心灵永远在寻觅着相反的东西，和自己缺乏的东西……所以，任何涨潮之后，都有退潮；任何退潮之后，都有重新涨起的惊涛。精神的太阳也有着它的明暗圆缺。

这，就是历史音乐的基本主题。

所谓反击性的哲学，像王充的哲学、王艮、李卓吾、何心隐的哲学，多少带有这种色彩。早期的王阳明哲学，也有反抗压制的意味。魏晋玄学比两汉经学显然有着更多的反抗性，更大的活力和更新颖的眼光。因此，它在哲学史上的价值，要远远高过后者。“新颖”，这不仅是艺术的准则，也应成为思想的光。越是隐秘着反对流行见解等内涵的哲学，就具有越大的反压制力。而反制的冲力十分旺盛的思想或学说，也往往采取迂回甚至晦涩的表述方式。这是因为，它还在“方成”之中，还有着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还在探索自己前进的方向。但就哲学史而言，正是反制的哲学，赋予哲学界以思想上的活力。它是精神天地的催化者。

025

哲学和生活相似──力量比规范更重要。力量创造了规范，规范约束着力量，但规范本身却无法创造力量。因此，哲学的力量比哲学的规范更可贵。哲学，与其变为死板板的认识的结晶，还不如化为活脱脱的“想象源泉”。哲学，与其是一种固定的信条，不如是一片变动不居的精神表达出来的精神。但哲学本身却并不是一种表述，不是一种媒人耳目、套人心智的形式或巧夺天工、瞒天过海的方法；哲学是精神的倾向，哲学有着自己的文化功能。它以“精神上的抵抗”弥补文化过程中的缺失。它用新颖的形式和奇妙的变形记反对“压制”。

要学会用自己民族的范畴说话。用别人的旧范畴，表达不出自己的新思想。因为范畴本身原就是一种限制。不同的念头，要用不同的范畴来焙制。否则，范畴就会阉割了念头。前人的范畴再能传神，也只是传了他们的“神”；对于我们新精神的阐发可谓障害大于裨益。“务去陈言”──不仅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且应该是哲学前进的主要特征。

026

二十世纪的综合哲学尚未诞生。

这不是二十世纪的人们过于缺乏创造力，以致被死魂灵们缠住了。这是因为，二十世纪的人们相比之下太富于创造力了，以致他们的世界观迄今难以定形。它，几乎是液态的、交融的。它充满摇曳不定的自相矛盾、富于活力的彷徨企望，它还怀着“超越理性范式”的冲天梦想。这梦想如此巨大飘渺，以致很难系统而确定地阐述它。“诗”与“哲学”就这样结下了难解难分的缘份。

二十世纪的科学太富于活力了！二十世纪的思想富于锐进精神；二十世纪的社会太动荡了；二十世纪的政治太远离“传统的美德”了……而二十世纪的诗与艺术，更被系列交错的空前压力所激动，冲破各层藩篱，逾越多重禁忌。这佯，就使得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学理性的总结”一再被淘汰掉。但是更换学说的内容，经常变改学说的招牌，真要质无非在汲取精神的冲力。

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已经脑满肠肥，他们已经无力适应这空前的剧变，更别说用自己的学说去指导变革了。二十世纪是科学与文化发达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哲学的式微世纪。取代了哲学的宁静的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非理性的艺术骚动”。

只要一种哲学能够提供一种暂时性的力量即使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马上就有人大规模地利用它。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基本属于一种心理方面的权术。尼采，和形形色色的尼采主义者集团突出地象征着这一“精神毒化”的深度。

而“真哲学”是什么？用“压制”与“反压制”的观点来看，哲学无非就是：反抗那“普遍压制”的“精神之化”。一切前进的哲学，一切活着的哲学，都是反抗的哲学。尽管，有时象耶稣和甘地那样号召非暴力和不反抗，但骨子里却充满了对暴虐冲突的憎恶。这表明，它们是些不反抗的反抗，非暴力的暴力。这，就是“哲学力量”的根本所在。

027

年轻的哲学是有力量的哲学。正如新颖的知识是有力量的知识。有力量的哲学是要前进的，它永远在生成着，它永远不固定。它向压制它的那个既定的、已成的实存世界，不断抗议，它只是在追求自己的运动和自身的归宿。

从骨子里说，作为“精神之花”的前进哲学，都不见容于它们处身其中的时代和社会。只有规范到僵死程度的哲学，作为“精神墓碑”──才受到无原则地普遍祟奉。哲学的发展和功利原则与市场价值是格格不入的。

“精神之化”要冲破习俗的重重阴霾，因为它们看到了阴霾背后的点点星光。精神之花，要么成为精神的太阳！要么无可挽回地枯萎凋零。

前进的哲学家往往因此而备尝流放之苦──他们反对习俗的谬误和思想界的陈腐，因此，孔子有周游列国、绝粮陈蔡的悲叹，斯宾诺莎则宣布自己是没有祖国的人，苏格拉底被他的父母之邦灌进了一盅毒酒，耶稣基督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钉上了十字架。

在这里，支配着这一命运的，仍然是那永恒的基调：压制与反击。反压制的力量一旦露出要摆脱它的压制者的强烈倾向，专横的压制力量就立即排斥它。这几乎养成了一种机械式的反应。

“放逐精神之花”──这就是世界权力中心得以自我炫耀的唯一理由？

权力中心已经习惯这样了。这些放逐，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近乎条件反射的举动。一发现异己倾向，就立即扑灭它。根本不顾及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是“值得”还是“不值得”……还有什么比这机械的冲动更严重的浪费和更惊人的破坏呢？还有什么比杀害耶稣基督更为令人发指的罪行呢？

历史一再重复叙述着这些阴郁的放逐故事。人们，一面激动地谴责着过去时代的这类放逐，一面在庄重地执行着自己时代的这类放逐。谴责与模仿，并行不悖地骈进着，其实并不滑稽。因为我们毕竟看到了庄严的流血与肃穆的火刑，即使我们当代，虽然没有十字架和火刑柱，可是为思想而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

028

“综合”是没落之果。

古典综合哲学的大师黑格尔，那是一位前工业革命时代的见证人。如果，工业革命的巨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早来五十年，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黑格尔的“哲学大全”（类似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了。因为那套荒唐的胡说完全是建立在“前蒸汽机时代”的相对静力世界上的。他的哲学，是普鲁士王国那群呆鸟的静态见证。

“浮士德”，作为动力世界的精神预兆，尽管早就出现在原始日尔曼人的想象中；但作为它的物化形式的蒸汽机，却只是在十九世纪才崭露头角。黑格尔，尚未在他的哲学脑筋中体察到蒸汽的冲击。所以，他的哲学文献只是记载了旧世界无可挽回的没落，并未透露出新时代的曙光。

十九世纪后年叶的哲学，已经发现了蒸汽的可怕冲力。但仍以静观的态度来消极应对它。斯宾塞之辈的学说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位半日尔曼人的心目中；“力”还是可以确切描述的。这显然是静态的动力世界观。尽管他从马尔萨斯和达尔文那里抄袭了不少东西，但真的哲学只发自生命本身承受压力时分的苦痛呻吟。

“力”，对人类心灵的冲击不断深化着……终于导致这一类哲学观的破碎，四世纪末叶的哲学陷于绝望的焦虑与变态的反应中。作为哲学家的尼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综合性的哲学分化为形形色色的依附性学说。有的依附于心理学，有的依附于社会学，有的依附于经济学，有的依附于伦理学，有的依附于科学，有的依附于政治……二十世纪的哲学，也未能从这种可悲的依附状态里完全解脱出来，它至今仍是陆象山所谓的“支离艰难之事”，落入“以学术杀天下”的拔本塞源的绝境里。

二十世纪初时的柏格森也许是个例外，他朦朦胧胧地遥遥望见了新的综合哲学的点点星光。这些星光充满彻人肺腑的诱惑力。诗一般的迷惑力。他倡导以直觉去捕捉生命的力，流动的力。但是，柏格森的诗人气质远远超过他的哲学家气质。他是属于先知一类的人物，而综合哲学大多是由学者型的人物来提供的。他们是，先秦的荀子，宋代的二程；古希腊的柏拉图，罗马的普罗提诺；以及近代西方的康德。显然，像这类划时代的哲学明镜，并不适宜于二十世纪的文化气候。

（另起一页）

四、文化本体论的声音

029

不论人与人之间纷陈着多少深刻的差异，并由此生起多少层面的力量比试与文化波澜，在以下这些方面却有着惊人的一致、稳定的近似：

1，每个人都活生生地存在着，这意味着流动、变化，对各种刺激进行特殊的反应。

2，每个人都在活生生的存在过程（这被叫做“生活”）中极力表现自己，用各种方式展现自己的生命。

3，每个人都努力在空间上扩张、在时间上绵延自己的存在，形形色色的自我表现只是其手段。只有当人确切知道了自己的极限之后，他才学会克制自己（所以，让人格守社会规范的灵丹，是用一定方法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极限）。

4，意识到上述三点，并通过语言和范畴来思索它们，从而形成群体的文化世界和个体的意识世界。

由于人的文化意识的泛时空性（我们现在思索这些问题，正是文化意识的结果），上述四点，事实上是交融在一起的。有时我们甚至难以区分，什么是动物的人，什么是文化的人；什么是基于科学观念的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什么是基于文化观念的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但相对说，区别它们恰恰是摆设在思想者面前的一个令人神往之谜──它诱使思想接近它。

030

文化本体论的使命，不同于科学的本体论。各种本体论虽在体现宇宙观念方面，有着深层的一致；但当人类的智慧以其不同的侧面去探索不同的问题，并把自己的光，投影到了不同界域中的刹那之间，必定会产生不同的视象。一种真实的科学本体论，应该而且必须建立在实验的（而不仅仅是“实证的”）基础上，它尽量排除猜测或假设的部份。这样一来，一个巨大的空白献出现了：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而时空诸相的繁复则显得相对无限。在“实在”的背后和四周，存在着巨大的“虚空”。这虚空，是现有的科学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的。

这一虚空，正是文化本体论所意欲探索的空间。应该说，这是一个较之科学已经证实了的实在世界远为广袤、远为神秘的地方，但它又是近乎无所不在的，甚至就在我们身边。

极力在生活中表现自己，以此来赢得自己也赢得生活，这是现代人已经瞥见的普遍的文化精神动力。它不同于科学的精神，即便是在那如此千姿百态、充满生气的动物世界里，人们也看到了（并用摄像机悄悄拍下了）这一精神的冲动。人们观世的眼，决定了他所捕捉到的视象。人们把越来越多的人情味儿，注入他们不再对之感到恐惧的动物世界。人们越来越多地发见了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所具有的“人性”：这就是自我表现。人自己，无愧于那顶自我表现的大众情人一般无异的无耻王冠：他比四脚畜牲有更强烈的动机、更明确的意识、更耐久的毅力。不可否认，这正是帮助人类这种两脚动物得以战胜群伦、垄断地球的最大力量。

耶稣早在他短短三年的悲剧史诗般的反击生涯中，就发现了这个“精神决定物质”的现象，他认为这是“魔鬼”迷惑住人们的感官，从而蒙蔽了人们的真知。耶稣想完成人间的驱魔仪式，结果，反被魔鬼的子孙、毒蛇的种类钉死在十字架上。撒旦再一次取得了实有世界里权力核心必定拥有的光辉胜利，为自己的饕餮贪污的晚餐又多上了一道“纯洁的菜”。

耶稣的错误在于，他的乐观主义，认定人类有能力战胜自己“精神决定物质”的（充满幻想气质的）文化天性（就上述意义而言）。而现代的生理心理学却证明了一个又一个反耶稣的定理！──人必须先对某物感受到兴趣，然后才能将之纳入视觉注意的中心；人必须对某物感到了“需要的压力”，然后才会把关于它的深刻印象，输入到意识的库存、行为的反应中去。

031

活生生的人，是随时随地（哪怕是在梦境中和玩笑里）运作着一整套“生理心理程序”的个体。在有机与无机之间不断反馈（完成其感知、体验、反应、行动、逃避、转移……）的个人──不仅是个人意识的基础，也是集体行为的文化出发点。离开了个人的精神，集体的文化要么失血并瘫痪，要么抽象为一个禁锢活力的符咒。

个人的文化精神的扩展，并不像是流行的看法那样，仅仅起着分裂社会和科学的规程作用。其实，它也是社会文化乃至科学规范本身得以更新的头等动力。当个人与个人在文化的荒原上相撞，他们要么两败俱伤，要么联合起来，学会共同的文化生活。因为在一个人烟日益稠密的世界上，孤独者很难找到自己的乐土。甚至连立锥之地都会被无情地剥夺掉。当个人的扩张采取了时间的形式，就促成了被称作“精神文化”事物的起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文化心灵的最大恐惧；而文化绵延的重大功能之一就是安慰这“无名的悲哀”。人，不仅希冀后人铭记自己（哪怕是刻在一块冰冷的花岗岩上、印在一条褪了色的条幅上），还渴望从援引前辈的遗言、遗迹中，汲取支援意识的力量。这就是“典范”的吸引力所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人，在创造精神上堪称是贫弱的，这可以从他们以“述而不作”为典范，以“注家”自居──不敢涉猎“开创先例”的文化表现──上看出一点端倪。缺乏原创力的表征，恰恰说明文化传统的压力过于强大，以致走向自己的反面从启示变成了桎梏。

尽管个人的扩张及其创造行为（包括“思想”、“设计”）受到社会（空间上的）和历史（时间上的）的严格文化限定，但他总是在有限中，遐想着无限；在自我中，包容着宇宙──“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

032

人的本质是什么？

这取决于人与其它动物间的区别。古代神话说，人是上帝从动物世界里挑选出来，用以贯彻自己意念的优秀者。那么，是否可以据此判断：人，是上帝与动物之间的一个中介？或是上帝与动物的混合体──精神上的神，肉体上的兽？无怪有句谚语说，人具有半神半兽的双重构造。

意识与语言，也许并非人的专利（现代生物研究表明，动物甚至植物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人类的独特成就却把它的发展推向了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理智的判断（趋利避害）和情感的冲动（以欲力为基础），更不是人的专利（这是一切生物存在的前提）。但人的文化表明，它们是在人的活动中，得到了迄今最充分的发育。而综合了人的这些超动物特征的“有机文化”就构成了“人的本质”。人为自己创造了“文化”。文化的本体论，事实上是人在探索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的巨大空隙时的“道路”。每个文化时代，都产生了自己的文化本体论，每个文化时代，也都扬弃了前人的文化本体论。

这种新陈代谢，正是“人的本质”的有力表现之一。

所谓真理是多元的这个命题，其含义是：多个真理可以相悖而共存。关于多个真理的观念，是否属于怀疑主义的一种羞怯表现？凡此种种，都很难确证。有关的论断与证明，常常取决于语言（及其定义）的安置及其巧用。因此，那只是语义学上的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但“世界观”与“真理”则不同：世界观是无法检验和公认的。那是一种存在。即便在一元真理控制着整个文化意向的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在“一元”的旗帜下，也是各各不同的。

“世界观”与“真理”的关系是这样的：真理虽然来源于实践的总结，但其具体形成却受到世界观网系的严重过滤。因此，就文化的本体论而言，它并不把自己的观念世界升格为普遍的甚至局部的真理；而仅仅自认为，是诉说了在某个时代、某种文化气氛之下，某个心灵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有机的看法。

033

这里展示的，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真理”，甚至不是一时的、片断的真理。因为这里诉说的一切，与真理本不属于一个范畴、一个界域。这里提供的，仅是一些有趣的说法、别致的思想而已。它并不试图建立固定的定义，而仅只表现了精神探索的多项可能性而已。也就是说，这是轻松的探寻，并非去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宇宙变动不居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人为的文化构造，都有其特定的限数。许多古旧的哲学原理，也像是文化本体论一样，在理论的原则上是承认文化乃至文明实体本身的这一新陈代谢的。差别在于，文化本体论还勇于兑现这个文化论上的承诺：它在实践上对异己的新文化力量，持发自内衷的宽容态度。这样做，不是出于文化道义感的克制，而是发自对文化命运的洞识。文化的嫉妒心是与缺乏自信，是成正比的。文化方域中的狂热嫉妒，是一种类似尼采所谓“追求权力的意志”之类的心理冲动，它来自潜伏在文化人类身体深处的攻击性本能。它的各种极端表现，在古代的暴君、排除异己的教会集团（以犹太会堂和基督教会以及他们的现代世俗化的继承人──政党，最为“杰出”）、以及二十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甚至相互攻击着的尼采主义者（如列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表演中，早已为人熟知了。但新哲学并不出此下道，它知道过无济于事──建立在沙滩上的纪念碑是不可靠的。它看到了掩蔽在文明光彩后面的漫漫黑暗，它指着壮人视听的文化实体后面的无边虚无，对所有的“耳朵”（包括他自己的）悄然而说：学会宽容！

它的话语不是规范性的，而是开拓性的。正如弗兰西斯·培根说：“现在流行的科学，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事功；现有的逻辑，亦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科学。现在流行的逻辑，与其说是帮助着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着把建筑在流行概念上面的许多错误，固定下来并巩固起来。所以它是害多于益。”

也许，科学本体论的规范无法实现的文化功能，要靠文化本体论的探索去实现。

文化本体论，只是在追求着自己处身其中的文化大时代的文化本体──“我所自任的角色不是一个裁判官，而是一个向导员。”（《新工具》第l卷32节）

为此，需要区分科学的本体论和文化的本体论，即绝对的本体论和相对的本体论。

（另起一页）

五、星光灿烂的天穹

034

现代世界最大的精神危机，起源于这样一种混乱，无法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公正的、富于创造性关系。文明，很少能建立这一协调的关系。能建立，就兴盛；不能建立，就衰败。个人主义的原则、个体化的原则，在有些人看来是万恶之源；在有些人看来是历史发展的必备条件。

共同利益的理想，在有些人看来是人类幸福生活的保障！在有些人看来是停滞的可怕口实。大多数人于此甚为冷漠，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而这对立的两造之伺又无法达到一项统一甚至妥协。

世界规模的分合之势，是这一文化对立的背景。除非统一的世界秩序来到我们中间，否则，文化上的较量不会有决定性的结果。因为，思想的分歧不是理论的证明可以解决的问题。

035

现代世界的一切矛盾、冲突、混乱、光辉，乃至力量和升华，都以上述的焦点为其核心。现代世界的一切光荣和腐败、伟大和受难、圣洁和刁钻，都在这一背景下充分展开。关键在于：社会虽是个人的母体，但它的存在却离不开个人；它的生动发展，更离不开有价值的个人。离开了一个个具体的人，“社会”还剩下什么？连那玄妙莫测的“关系”也不复存在了。“社会关系”只能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角逐与合作上。否则，“社会”就仅仅停留在概念的水平上。而卢梭大言不惭的那些“正义”和“集体的意志”，就成为纳粹式集中营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的“精神先导”。就是这样讽刺性的，“启蒙运动”，以极为曲折的方式，为独裁政治准备了一种文化精神上的气氛。对此，罗素在《西方哲学史》曾有一段引人入胜的分析。

个人主义虽有种种，但它们却共同信奉一种更根本的原则：权能至上。在这一点上，他们不愧为北欧海盗在种族上或精神上的儿子。

对力量的崇奉、对权能的信仰，产生于一种简陋而庸俗的“现世主义”。它说：“既然没有来世，每个人都只有这一次生命，那就让我们痛痛快快地活一番，尽力争取在这个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吧！”于是，起了分化，起了厮斗，起了不遗余力的“竞争”。

在印第安人那儿，则没有这类情形。对于原始民族颇富永恒意味的宇宙景观来说，“时间是没有意义的。”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循环，所以，附属于紧迫感的权能崇拜也就显得浅薄可笑了。我们应该从我们的亲兄弟印第安人那儿学得一点智慧。就像我们正在欣赏他们的神话与美术、吸食着他们的烟草一样……而不要学习那些残杀他们的欧洲海盗。

权能崇拜的魔法必须解除。因为不这样做，全体人类就有惨遭吞并和奴役的危险。以此视之，以绝对的、短视的人本主义为其核心的现世主义，应该遭到“文化纠正”。因为它正侵蚀着当代人类生存的基础，它正肆无忌惮地毒化着我们的环境。

036

构成现代世界文化主流的西方文化，正趋于沉沦。我们，生在二十世纪末叶的文化废墟上。犹如那在原子弹爆炸过后的一片烟尘中，无力摇摆或疯狂痉挛的小草。现代工业社会的奴隶们，所能“选择的自由”除了“沉沦式的生活”，就是“升华式的死亡”。而许多糟糕的情况还会导致“又沉沦又死亡”的惨淡结局，一种致命的“锈蚀感”侵袭着无望的现代奴隶。

然而，我们是有灵性的动物。我们是有智慧的生灵！我们为什么不奋起呼唤我们自己的精神风暴呢？我们缺乏起码的自信力吗？

037

“鲍吉亚（鲍吉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理想王子的原型）关于法军征意一役曾经这样说过，他们只是手执粉笔前来画出自己的寓所，并不是使用武器来打开自己的进路。我也愿意使我的学说同样平平静静地进入那适于接受它和能够接受它的人心之中。因为，凡分歧是发生在第一性原则和概念自身、以及甚至是在论证的形式的时候，驳辩总是应用不上的。”（新工具》第1卷35节）我们如此重视培根思想的最大理由，是因为他与我们在“文化大时代”上，不乏相似性。培根是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史的，而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人也是如此！（“文革”就是我们的“中世纪”。）虽然从培根到现代，西方文化已由弱小而臻于强盛；但在西方已经过时的培根，却正适合中国当前的需要！例如，培根所倡导的近代学术方法，在西方世界已经由反击性的角色，变成了统治性压制性的角色。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它还没有获得统治地位。

全方位地看，西方文化的步伐，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画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实现了它的历程。如果说，培根的时代是西方文化系统的“起点”，那么，现代西方已到了接近“终点”的文化阶段。尽管，培根立足于他那时代的种种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化的环境中，只要稍稍变换一下角度，就获得了格外深刻的启发性。

038

雾霭中冉冉升起……在这种深沉而激动的企望中，有着多少真纯、多少幻丽。我们没有权利、没有力量，去寻觅我们自己梦寐以求的精神故乡？

不。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是比康有为的佛教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更有活力的民族家园。而新的综合哲学，真正的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只能是“动力的综合哲学”。只能建立在对动态世界和动荡社会的观照上──因为它力图应付（即所谓“解释”）的当代的全球化世界，乃是一个信奉动力的世界，乃是一个被各色各样的暴力驱迫着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了比浮士德博士还要狂热好动的没有心肝的世界。

然而，崇拜各种暴力的当前世界，本与追求宁静的哲学静观，互不相容。不是哲学的静观扭曲动态的世界，便是动态的世界碾碎了这一静观。在这之前的“综合哲学”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它不是凝固的体系，而是被某种强烈的幻想热烈激动着的“一片智慧海”。我们的五色海。它的狂涛将随着世界的统一而逐渐平缓──最后凝成博大精深的“综合哲学”？

039

“生物圈”里的生态平衡，仿佛是当今地球上至关重要的事。因为我们全都生活在这一平衡态中，而且，没有“超脱”于它的真正希望。这一事实，正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理解、接受。这是新希望和新哲学迅速崛起的有力前奏。单单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从绝对的现世主义及其绝对的权能崇拜下，解脱我们业已横遭毒化的心灵。如其不然，绝对的权能崇拜将进一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

“为子孙后代着想”将成为某种新的基本信念的内核──就像古代的祖先崇拜，曾经有力地支配了中国数千年的半文明史；对未来的希望、对后人的殷切关心，也将给这焦渴的世界遍施甘霖。否则，现代世界过度的紧迫感，它的权能至上的信仰，它尊崇暴力的习气，它“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善”的偏执狂，将通过无止境的军备竟赛和环境污染，沉沦性的道德原则和唯我独尊的人本主义，毁灭我们寄生的文明世界。

040

“生物圈是圆的”！

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周密的“绝对封闭性体系”中。既走不出去，也不会真正迷失掉。但是我们的精神还没有悟出这种处境的价值。我们的哲学，还没有找到一个与生物圈的现实，协调无间而又莫逆于心的新范畴。我们，还缺乏“圆融的心灵之光”。对生物圈这个包揽一切思想、文化、科学、生活以及人自身的“大圆”而言，方向是没有的。方位观念，本来起源于“大地是方形的”这一古老的信仰……人生的真正方向，从根本上说，不是“一次直线型”的，而是“不断回归型”的。是随右这“大圆”的自我运动而不停旋转的“反复其道”。《易经》的《复卦》，对这一真理做出过有力的阐述。

我们的哲学热望，是生发一种与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大圆世界”、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相互匹配的新的“回归式再生。”不是用原始质料进行创造的物质化创造，而是用现代文明世界再创甘泉。这是非功利的、非权能的、非目的论的“回归运动”。

041

我们，并不来铺陈一套算卦式的“综合哲学”。决不像卡尔马克思的导师黑格尔那样用自然哲学去“推算”行星的运行或“指导”宇宙的秩序──“绝对精神”。我们所欲陈述的，不是一个封闭性的体系，而是四通八达、无拘无束的思想。这些思想也许不乏矛盾之处，但它是真实的。它不力图掩盖这个全球划时代日益混乱的世界状态。在这个商场原则和金币目的受到无限尊崇的时代，还有什么比诚实更罕见因而更可贵的呢？

在我们的梦中，我们悄悄看见：两个心灵纠缠一起……

这个是骚动着的、“艺术的心灵”……

那个是升华了的、“信仰的心灵”……

前者以后者为表象，后者以前者为动力。

这是二十世纪的最后综合，也是二十一世纪的最初闪电。

我们，难道不是这综合的最初闪电？

我们，不敌视科学也不拒绝科学；我们，来自对待科学的“人性化努力”。敌视科学、拒绝科学的心灵，是老化的心灵。青年的心，则在科学的基础上，力争摆脱各种现成之物（包括“现成科学理论”）的诱惑与束缚：它，向往着寥廓无际的自由时空，而不是那个被无祖国的犹太人规定好了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王国”。

不断更新着的科学结晶是这两个心灵之间的媒介──是那多彩多姿、难以描述的“反馈通道”、“奇妙导体”。

042

我们的哲学是“星空的哲学”。

它明明暗暗、斑斑斓斓；它不系统、不规则，但却暗含着天生的系统、天成的规则。谁能说，伟大肃穆的天穹所映现出的众星之图，没有一种庄严的秩序在？谁又能说，在它忽闪忽闪莫测高深的微笑里，没有一道深刻的寓意在？

星空，无奇不有、万珍俱备，又空灵透彻、难以捉摸。

但是，在几亿光年之外看来是如此和谐与如此宁谧的众星世界──如果潜近其旁就会发现：那里同样遍布着混乱，矛庙、敌对、甚至暴动。那里有着更大规模的疯狂、更彻底的荒谬及不可思议的一切……甚至还有黑洞、白洞和超级太空。

我们的哲学也是这样：你要从远处来看它。

二十一世纪的一切光景，还处在摇晃不定的样态里。这一样态，固然提供不了什么“静观”的可能性，却激起了对大自然“超然大圆”的深切感悟和由衷礼赞。一种无言的顿悟，代替了繁琐的分析。尽管，为了表达这一顿悟，现在还不得不借助于分析式的描述。正如为了仁慈的目的，现在还不得不借助于相反的方法。

而回首二十世纪的种种罪恶和非人倾向，也并不使人消沉。反而，激起了对大宁静和大自然的向往之情，是这情感的如此虔敬，充满敬畏。它发自肺腑深处，丹田之底。这向往是如此恳切，它透过纷扰的现象世界，看到了明净澄彻的时间隧道那边的世界。它透过现代地球犬牙交错的分裂倾向，感到了天人合一的宁谧可能就在眼前了。

只要我们敢于伸手去取那甘泉，她就会欣然涌入中国焦渴的心里。

她，向中国发出神秘的微笑。一种完全不同于蒙娜丽莎的微笑……

（另起一单页）

第二章

压制与反制（另起一单页）

一、浑沌之死──浑沌与宇宙之光

043

千百年来的迷误使人确信，命运是“线型”的。它被描述成一根红线或黑线，贯穿于生活的发展的过程之中，并有形无形地支配着进程。

命运不是线型的，而是一面罗网。它不是一面罗网，而是一泓汪洋……且是沸腾着的无限珍异和无穷苦恼的迥深汪洋……

鼎沸，既意味着“上升”，也意味着“下降”。

命运，既包容着“沉沦”，也包容着“反沉沦”。

命运，是“压制”，但又表现为“反击”。

“反击”──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个作为表象和存在的现象世界……这个“无穷动”而不可言传的宇宙……就是我们的命运。

沸腾的命运不同于特定条件下（比如地球的海平面）的沸腾之水，它不必是100℃；它可以是O℃的，也可以是任何温度的。

水，其实也是这样的。在它“鼎沸”之前很久很久，悄悄的“沸腾”就已开始，而且逐步加剧，直到我们的肉眼可以看到它，直到我们的心眼能够判定它！

044

在茫茫的宇宙里，在纷扰不定、无可归类的万象摇荡背面，我们的心灵之眼依稀窥见一个“稳定的静态”。某种原始的浑沌状态。它拼命地吸引我们或排斥我们，威胁我们或安抚我们。

有人说，这是“自我的外化”，是某个生物的自夸式“投影”……但是，我们却倾向于“感应说”，倾向于认可有一个不破不灭、恒常而又死寂的超然者，我们，承认它是我们的“感应之源”。

它时显时隐，忽明忽暗；倏而出山支配一切，倏而退归幕后暗中操纵：牵动一切存在，而不使之自知。透过无限迷离的云山雾嶂，谁能察觉它那永恒的作用：它，与一切“存在着的现象世界”之间的互相作用，仿佛并不存在。

中国即将发生的精神革命，又何尝不是作为上述“感应之源”的感应之镜，而发生的一种“精神现象”？

045

这“稳定的静态”就是“浑沌”。

早在四千年前的巴比伦创世史诗《埃努玛·埃立什》中，那横征暴敛的征服民族就描写过浑沌初开、宇宙方生未生之际的神秘景象：

在上天还未被提及，

下地还未被想到，

那时候就只有天地之父，

太初的阿佩苏和摩摩

以及万物之母的提亚玛特

混合着各自的水流；

那时候，沼泽还未形成，

岛屿还无处可寻；

神灵还没有出现，

既未获有名称，

也未确定身份，

在这混流当中，

后来才被造出了神灵，

才出现了拉牧和拉哈牧，

并且获得了名称。

那公元前八世纪希腊诗人赫希俄德的《神谱》，已对宇宙生于浑沌、动态源于静态的观念，用诗化哲学的笔触给予了阐述：

首先出现的是浑沌；第二出现的是胸襟宽广、作为万物永恒基础的大地；再后出现的是不朽之神中最可爱的爱神厄洛斯，她对神灵和人类一样，既酥软了他们的手足、又慑服了他们的神志。从浑沌中产生了黑暗和夜晚，她和黑暗交配之后，又从夜晚中产生了天和白日。于是大地首先产生和它本身同样广大、点缀着繁星的天宇，将自身团团围住并作为幸福神灵的永恒居处；此后，她还不经性交而产生了高山、栖息于山谷中的宁芙所光顾的胜地和波涛怒吼的海洋。然后，她和天宇交配，产生了众神和世界……

在原始灵魂的投影中，《圣经·创世记》对浑沌的描述堪称一种典范：“太初的时候……地上一片荒凉，空无所有；黑暗笼罩着深海；圣灵在水面上行动。上帝说，让光明出来吧。光明便出来了。上帝看见了光明，说是好；上帝将光明从黑暗中分了出来。”──其中的“黑暗”、“深海”，接近于古代中国心灵洞天──《周易》中的“阴”；其中的“圣灵”、“光明”、“上帝”，接近于中国的“阳”。空无所有的荒凉，则是太初的浑浊。

046

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的神话中，也有着比现今流行的各种科学主义和哲学教程的本体论，都更为真切的本原观念。它远远突破了“唯物”与“唯心”的概念切割，其目光一直扫射到“前宇宙”的奥秘中。

排在神话序列最前面的形象，是那无形无光、无质地感的“原始质地”。它被描述为“雾一样的”，因此，被命名为“浑沌”、“黑暗”、神秘的“水”与“汪洋”……

记录人对世界的认识，似乎始于神话。而各种神话，则似乎都以对原始质地的描述，作为首页。原始质地是超现实超自然的神话形象；它虽超乎人类的经验，却与现代哲学中对于“物质”的观念根本不同。它是对原始存在的逆反式探源──原始诞生观念常与生殖行为，紧密相连，而原始质地，却前于生殖模式。它与我们经验到的这个有光、有形、有声、有色的感觉世界正好相反：它是无光、无形、无声、无色的“一团浓雾”、“浑沌黑暗”：

远古的时候，天地还是一团浓雾，没有山河，也没有任何生物。（《人类和石头的故事》彝族创世记）

那时天上还没有日月星辰，地上也没有江河山岳，整个宇宙都处在寸草不生、浑沌黑暗的情况当中。（《创造万物的巨人尼支呷洛》，彝族创世记）

这种前于感觉世界的特性，使它必然超出人的经验：

“远古的时候，天和地紧紧地重叠在一起，结成了一块坚硬的岩石，不能分开。那时候，没有风雨雷电，也没有人类和村庄。”（《布洛陀》，壮族创世记）。

“没有天，也没有地，更没有草木和人类。到处是一团团黑沉沉的、飘来飘去的云雾。”（《顾米亚》，布朗族创世记）

这些创世记没有直接回答──人怎么知道人类产生以前的宇宙形态？

但它有一个潜前提：人受神启，故知自身的来历。同样，从原始质地，到形成宇宙之间，也须有个“第一推动者”。否则，世界怎么运转起来了？这个曾使牛顿大惑不解的问题，神话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它的答案并不科学（正如牛顿的答案也不科学，他说是“上帝”首次推动了世界），但以强烈的人格化力量，使原始动力获得鲜明的形象性。

原始的动力，就是破开浑浊、反抗浑浊的力量。它从浑浊产生，创造了宇宙和人类，因此被各种哲学本体论，奉为创造者。就此论，哲学乃是神话的一种退化形式──它忘了“创造者”的后面还有一个更高更早更有基础性的本原：浑沌。正如光明乃是基于黑暗的！

047

“浑沌”，冲漠无形。它无形态，无轨迹，无体无用，无生无灭。

浑沌是“绝对自由”的──不受时空法则的役使。

浑沌又“绝对不自由”──因为它毫无活力，毫无能动精神。

浑沌是阴性的。浑沌是永远下坠、沉沦的。浑沌是阴沉麻木、无善无恶的。浑沌没有历史。浑沌充满混乱──却把混乱奉为至高的秩序。

浑沌是黑暗。

浑沌它没有法则，不受约束，是一个沉默无言的女性暴君。

浑沌不是可以看到或感觉到的宇宙或世界，但却是一切法则的母胎，一切宇宙、一切世界的原生者。

浑沌是一片不可睹见的海洋。浑沌无力地但却有效地促成我们看到和感觉到的一切。浑沌的作用不可“描述”，只能猜测。

浑沌，既不是“物质现象的衍生体”，也不是“精神现象的衍生体”，更不是“文化现象的衍生体”，它是一切本体中的本体，一切核心中的核心，一切理念中的理念，一切“物自体”中的“物自体”。

浑沌，不是“意志”，但它是“意志”的驱使者。正如“阴”不是“阳”，却是“阳”的激发者，“雌”不是“雄”，却是“雄”的诱惑者…¨它，不“高”于意志，但却“先”于意志…

宇宙只是现象，万有只是“影子”──柏拉图的智慧已经照见了这一点，我们不必为此惊惧不安。因为，这里毋需我们承担精神上的风险。精神上的风险，只有极少极少的特异者才担当得起。

浑沌，才是这个世界的本原。是这个宇宙和那个宇宙、这个众神之天和那个众神之天的沉默主宰。

048

过去的思想家们，在幻想“本体”并设想宇宙、历史、人生的时，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们有意无意将此总源人格化他们把自己最好的幻想，投注到这本原上。

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本体是空灵的、纯洁皎透的；它是某种提炼的宇宙精华，正处在上升的或寂然不动的历史进程之它是一个极小极小但极强极强的“核心”──世界由此流淌出来……

这是可怕的幻觉。这幻觉的可怕在于，哲学家们常用它来对比现象世界的污浊与混乱，从而把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世界，贬到了某种类似阴曹地府的境界，并据此理所当然地把人生看成毫无价值的退化。生命变成了“肮脏的”，生活变成了“罪恶的”──只有本体才“洁净无暇”？

这种荒诞的迷信必须驱逐──为的是使我们的生活健康起来。为使中国恢复明彻之眼、扩大现代中国本极狭小的视野，我们有责任更真实地观察我们所置身其中的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有权利更清醒地审视我们所流落的这个充斥无耻的国际主义时代，并进而为自己民族创造一个可以生存的方式或心态。

我们看到的事实，远远不如哲学家告诉我们的那么明朗。

他们用自己的观念，把世界和历史幻化了。而我们，宁愿更为真实地把明朗的因子保留在它的本来天地我们的心中。而不把它无谓地投放到那个阴沉冷漠的高踞在宇宙创造者之上的本原──浑沌──之中。

049

“宇宙之光”、“世界之光”并不是本原。它，即使确能独立于我们的心眼而存在，也是发自对那阴沉冷漠、在在弥漫的本体（那“无限浑沌”）的无声抗议。哲学家们，却为耸人听闻而将鱼目混珠──把这派生出来的抗议本体化了。为什么？是为了得到些许的安慰？

“宇宙精神”或“绝对理念”并不存在。

各种传统哲学中的本体──宇宙之光、世界之光决不是外乎人的独立自在体。它只活跃于某个心灵的幻想之海里。

在这心灵的明镜上腾起了一团可人的精英……

这精英映见了宇宙和历史的无限秘密。

并为自己的以及他者的生活之流，施抹了不可祛除的魔力。

我们称这精英为“精神之花”，它破开浑沌之雾，它看见了分化中的宇宙──但精神之花却不是宇宙本体。它是本体的派生物。

050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

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

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内篇·应帝王》）

“浑沌之死”，在庄子的笔下是被作为一个悲剧予以描写的。

但就世界、人与文化而言，“浑沌之死”却是新纪元的一道曙光。

“浑沌”要是不死，将没有宇宙，没有世界，没有人类，没有中华精神之美，没有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正因为“浑沌死了”，天地才得以开辟，万象才得以化出。

中国的“浑沌之死”，其实也就是《圣经·创世记》里的第一天故事。

牧师的儿子、身患梅毒的叛教者尼采盗用民谣说，“上帝死了。”（无独有偶，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某位神汉，则盗用陕北民谣展开造神运动，自称是“中国大救星”，仿佛要填补信仰真空）──不幸，这成了现代西方社会卑贱化和文化粗鄙化的堕落借口。除此之外，它哪里具有什么更普遍的内涵呢。

在很大程度上，“上帝死了”本来是描述耶稣基督为罪人死的无上业绩；结果成了现代西方人堕落的信仰状态的隐喻。

不幸，“上帝”，在光头党的精神领袖尼采那儿，是作为社会意义上和文化意义上的“浑沌状态”而借用的。浑沌状态，也就是“极阴状态”、“死寂状态”，是语言中的“完成时态”。反过来说，也是新社会、新文化开辟之前的原始态。光头党尼采所想象的上帝，是静态的、阴柔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个路德派的宗教蠹虫。而希伯莱先知书里的上帝耶和华，却是动态的、阳刚的。就这一点，尼采并没有从《先知书》上学到他本来应该学到的东西。可见，信仰和吃饭经常是对立的，吃教者常常叛教，牧师的儿子光头党尼采，就是这样讲述了他的疯狂故事！

而中国思想的觉醒却告诉我们：

文化，社会，是在彻底破除了浑沌的魔法之后，才卓然生发的灵性之花。灵性，是在克服了，至少是成功地抵制了物质的惰性、人欲的阻力、权力的压制之后，才诞生、存在、发展的。

在与那阴沉浑沌的对比之中，它们是多么娇柔而脆弱！

但它们毕竟存在了，它们的存在，就是破除了浑浊势力、蒙昧意识的“禁忌”和“诅咒”的结果（“启蒙”），它们的发展，也必须仰赖对禁忌的不断破除和对咒语的不断废弃。禁忌，这是文化的死敌。

051

人、文化、社会、灵性之花，这是从浑沌的沉沦趋势中升起的革命之象。但作为对抗压制的反击形式，它们本身却又是极不稳定的。

它们各自都有一篇悲哀的故事，各自都有一大厚本──满载浮沉、兴替、荣辱、休咎、忧戚、悲喜的“珍藏的浪漫史”。

社会，有“社会的浑沌期”。

文化，有“文化的浑沌期”。

人，有“人的浑沌期”──甚至伟人和天才，也不能尽尽免于此运。区别仅仅在于，“浑沌期”与“开化期”的比例及其深度有所不同。

而“精神之化”，也有它浑沌蒙尘的难言时分。

“自由的象征”，也不能与浑沌一刀两断，不复往来──何况其它呢！自由，永远都是奴役的派生物……

052

“自由”，这是普遍压制与永远沉沦的“反击之子”。它，像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却又称为“人子”一样，也是被决定者。“自由意志”，这是由自己做出选择的“它者的无言规定”。

在古代中国人的灵性思想中，常用“道”来描述他们对浑沌的逆向感受和认知。而他们也深深知道，“道”是讲不清、说不明的。它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正如浑沌之只可间接感受而不可直接目睹一样；“道”，也是人们试图分析浑沌的哲学努力。尽管经常是徒劳无效的。

053

浑沌，只在人的视野和人的意义上，以及人的“自由意志”和“灵性之花”的意义上，才是业已打破并被消灭了的。

浑沌不会真正死亡。“浑沌之死”只是庄子那光怪陆离、自相矛盾的寓言之一个特例。浑沌本没有生命，所以谈不上死亡。

浑沌，本来就是最彻底的死寂状态──它既然不会“亡故”，又怎么可能“诞生”呢？

但是它永远潜伏着，像是无耻的不知疲倦的阴谋家。它从人类的视野里远远逃开去。它阴郁无声地绵延着，它不哭不笑、不喜不悲，既不奋进，也不期待……但它在实际上，是永远等待着：在它下面发生着的和骚动着的一切生命与文明──终于平息。复归于它缄默无声、死气沉沉的伟大宁静中。

这宁静，不是大爆炸前夕的沉寂。而是某种更深刻、更不可转换的回归。天才而短命的哲人王弼（226──249年）对此有透彻的洞识，他说，“万物归根，归根曰静。”

（另起一页）

二、朴──太朴──浑沌太朴

054

哲学家们的最大迷误，在于把本体微型化了。其典型态度，正如《老子》所说的，“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好像那本体是个玲珑精致的摆设，一个精雕细琢、温馨可人的玩物。

但浑沌却是庞然大“物”──她无所不在。她充塞在一切不可窥见的缝隙中，她弥漫在广大无垠的她自身里。她是唯一的“大自在天”。（大自在天：印度教中最全能、最矛盾的神，兼司生殖与破坏之使命。）

她不仅支配着现象世界及其千变万化，而且她本身就是现象世界的“质”。正如在老子哲学中，“朴”是“器”的质一样。

朴是相对的浑沌，浑沌则是绝对的朴。二者的共同性在于它们都是“质”的，质与现象，尤其是与文化现象相对立的。《论语·雍也》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正揭示了这一对立。君子的文化使命，原在于中和这二者。

朴，是“乾──坤──屯──蒙”（分化之前的象征性易卦）式的原始状态。

055

《尔雅》也把“朴”解释成“质”。也就是说，朴是那未经雕凿、未经分剖的原始状态。《尔雅》还把匠人的工作概括为“治朴”。也就是说，造成一物，就意味着打破某种原始状态。这种原始状态，被古代的语言学家称之为“器未成者皆谓之朴。”可见，在生活语言中，朴是器之反，犹如质是文之反。

这种无可名状的原始状态，却被《老子》奉为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老子》书中多次以极神秘极推崇的口吻谈到这作为“众妙之门”的朴。

而在我们看来，这一推崇是完全颠乱的世界观。

《老子》认为，“常德”的最高表现就是“复归于朴”。所谓“常德”，指的是“存在的特性”。而一切存在被认为理应回归于它所来自的那原始状态。

《老子》感慨说：“朴散则为器。”他认为，朴是本体；器则是现象──现象起源于本体的分化。而《老子》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显然是那个“大制不割”的原始状态，即毫无廉耻的浑沌。

这种原始状态的最大原始性，表现在它是无以名状的。《老子》也找不到一个更妥切的概念表述它，只好称之为“无名之朴”。

《老子》赋予朴以如此崇高的本体地位，在三十二章中说，“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他的迷误不仅在于推崇阴柔，而且在于把精神之化全然世俗化、政治化了。

056

我们的“太朴”，不是《老子》式的阴谋家之朴。正如我们的思想，全然不类《老子》的雌性的玄牝思想。我们的太朴，不是来自侯王的殿堂，而是来自宇宙的底层。太朴是阴性的、坠落的、永远下行的……它广大无边，哪里是阴谋论的理论家、“哲学家”们“守”得住的。

作为主宰，太朴是沉默的。正因如此，人们对它视而不见，反而把它当作无谓的浑浊、无用的“渣滓”、驱散不掉的“阴霾”。这种评价，与《老子》的思想可谓两个极端，尽管两种评价，都不足确切的描述。太朴潜伏在现象背面，比康德的物自体更为隐蔽。它是不主宰的主宰者。《老子》称它为“长而不宰”……关于这一点，他倒是说对了。

作为本原的太朴，映在中国灵性之眼中的基本属性，在是普遍的压制与永远的沉沦。中国的灵性决不像《老子》那样推崇它、赞颂它，相反，我们只是把它看作一个不可逃避的宿命和挣脱不了的本原，一个不得不接受和不得不认可的“无名之朴”，用一个象征性的符号──〇──可以说出我们对它的感受。

057

雌性的恐怖大王“浑沌太朴”──是高于阳性创造者的文明本原、人类本原、宇宙本原！

“雌性的恐怖大王”──用以表述、象征我们对“本体”的感受。

“浑沌”的形象色彩更浓。它使人想起一片窒人呼吸的阴霾。

“浑沌未开”──这是多么可怕地粘滞着雄性想象之翅的雌性之泥沼啊。

“太朴”的哲理意味更浓。“太”使人感到它是“唯一的”；“朴”则给人以无形体、无色彩、甚至无性质的感觉。“太朴”，引起人们某种简单但重大的联想。这联想难以名状。

两者混同起来，形成一个朦胧无匹、绵延无稽、不可言传、难以想象的本原；同时，又是无所不在的本体。

“浑沌太朴”──这是用极度的压制迫使中国的灵性之花起而反击的阴性本原。

她，是中国灵性的迫害者与激励者。中国的灵性之花，则是她的反抗者与衬托者、映现者。尽管，作为一个观念说，它并不是无限度的。

浑沌太朴──不是“始动者”，不是“第一动因”。因此，她不是上帝、造物主；而是原始母神。她这貌不惊人的“最初者”，像是生育的陶俑，大腹便便，无形往来的根本之象……怎能与威力无匹、目标明确的“造物主”相提并论？！

而作为造物主的创造者，始动者、第一动因──在中国哲学中用“阳”和“乾元”来表达。

而浑沌太朴，则被形容为“阴”与“坤元”。浑沌太朴是完满的，她因而无须乎创造。可是阳性的“乾元”却感到自己的脆弱性，它看见了自己是反击者，是派生物这一事实。正如在人看来，宇宙是完满的，而人自己作为一个派生物却很脆弱。

058

中国的灵性之花，久已枯萎、久已凋零了。

但是，他注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重放异彩，洞彻天地。我们这一代人注定了要把中国的自信心从国际犹太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的垃圾堆”里拾掇起来，高擎过顶。

有一个仿佛无声息的天籁，已经吹彻天涯海角、回荡在宇宙的茫茫深处，“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059

人们古来崇拜的上帝与众神；近来崇拜的“绝对精神”和“理性”；“物自体”和“物质”──仿佛都是人的生命力的幻化形式，是“阳性的反击力量”的不同变相……

阳性反击力和反沉沦，只是“后来者”，而不是“最初者”；是“激起者”而不是“第一者”。

用“阴阳”观念区分世界性的力量或形势，远比用“善恶”来得贴切而实际。后者是道德构架的评判，前者是力量形态的描述。

060

“上帝”与“撒旦”，在基督徒的心目中，自然有着天壤之别。但在我们新哲学之光的观照中，却不失为同一之物：同为“乾元”的化身。它们都是朝气蓬勃的、能动的、创造的（或积极地破坏而非消极的摧磨），总之，是阳性的。它们抱负着巨大的意志与热情，创造的使命。

如果，谁把“上帝”看作和平的、消极的、慈祥安静的“老人”，那显然将之误解为雌性的“浑沌太朴”了。所以称之为“误解”，是因为浑沌太朴也并非总是和平的、安静的、完全消极的，因为她永远向下沉沦着，挤压一切。她，充满着人间意义的“不自觉的恶意”和“无意识的刻毒”。

（另起一页）

三、压制与沉沦──浑沌太朴的两大属性

061

浑沌太朴──犹如无边无涯、不见端倪的“祭坛”。

她，阴沉沉地通向一切存在，并力图压碎他们，使他们顺着命定的轨道沉下去。她，要求一切存在为她无偿地献身……

她，只有一种顽固的倾向：

要把一切宇宙、一切世界、一切可以睹见的形体，都搁置在她那无形的、永恒的祭坛之中。以便慢慢盘剥他们、细细咀嚼他们……直到把他们重新拉回她那冷酷的永恒中……使他们重行变成她那广漠无垠的一部分……在无动于衷里，她好像哈哈笑起来了……

可怕的宿命！这就是她！一切存在都在为她默默地“流血”，直到耗竭虚脱而死。不止是生物，不止是人类，不止是思想的精华，不止是灵性之花，而是一切存在与现象！一切已经存在的，以及一切过去存在的和将来可能存在的现象，都要为这最基本的（而不是“至高的”，暴君而默默牺牲，毫无报偿。因为她的本性如此：强行牵引万物下沉、并粉碎之……

她预支给存在物以报偿，那就是他们的存在，然后再夺去这存在的权利。幸福与不幸，在此汇合。

062

悲哉！印度人的“轮回”观念，并非仅仅强词夺理。浑沌太朴，默默“赐予了”一切，然后又同样默默地“夺走了”一切。这里有一圈又一圈的旅程，一个又一个的巨型之“圆”。

她既是可怕而沉寂的祭坛，又是喧闹而无形的摇篮。她不住地摇、摇、摇……终于摇出了一番又一番新的光景。摇灭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宇宙。

在她的“摇”中，我们才得以窥测出那个“稳定的静态”。如果她不摇了，就化为一片连静态也不是的“冲漠虚无”。

对浑沌太朴最贴切的描述，只能是：“〇”。因为具体的表述是不可能的。“不可知”，并不是不可直觉，而是“不可说”。因为一切知识都立足于语言，并通过语言来传播。

“〇”──这是浑沌太朴的徽号。

“〇”包含着无限的神秘，不可言说的感受，我们的眼睛也看不见她。我们的心说，她是“〇”。

063

人类活动和一切文化的反压制、抗沉沦性质，决定了它们的散朴性质。用一个拟人化的说法，到底是情人杀死了情妇？丈夫杀死了妻子？还是儿子杀死了母亲？使之不再是原来的她？也许还是《庄子·应帝王》篇末的浑沌之死，最为象征性地描述了文化和生物的命运──怎样一步步致朴于死地的。当然，这仅是人的视野所及范围之内的补，是文化洞天的朴。

人的活动、人的自由、人的文化，注定了要在浑沌太朴的无限阴霾里，开创出一条条的幽径或大道。而对浑沌太朴来说，如此后果无疑分解了她自身，有如情人使情妇开窍，丈夫使妻子成熟，儿子使母亲衰老──这些杀手，都割裂了太朴的圆融。对“浑沌太朴”，这意味着“罪恶”；但对“人”，这是“进步”，是“反抗罪恶”……

对于人类来说，“返朴归真”从其本义而言，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人的存在、以及万物的存在、甚至星系的存在，宇宙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朴与真的抗议和反击，是对浑沌与原始状态的破坏。“返朴归真”，只是当某种文明系统已经深陷于它的病态泥沼中，作为一个振奋人心、刷新历史的口号，才是可取的。《老子》的哲学错误，是以文化史的暂时波澜，充当了宇宙本原的永恒秘境。

064

浑沌太朴的基本属性是压制与沉沦。它是沉浊的、惰性十足的。只有作为她最高的对立者和分化形式的人类幻想，才是空灵的、充满活力的。

作为压制的分化形式，反击兴起了；作为沉沦的分化形式，升华展开了。他们，一直要升腾到很高很远的未知之境，被一种压制不住甚至自制不了（自我压制）的冲动驱使着，不能自已！

沉沦与压制结下了不解之缘。压制的本性是迫使你沉沦。但沉沦又不同于压制。沉沦，是就浑沌太朴的自我运行而言；而压制则是就它与表象世界的关系而言。此外，沉沦也是每一存在体的自身宿命，而压制则表现为存在体与它存在之间的关系。

压制导向沉沦……沉沦显示压制。对于人而言，浑沌太朴既是至善又是极恶。人的矛盾心理，在任何地方也不及这儿如此突出而醒目。不通过压制与反制的奇妙机缘，不通过沉沦和升华的神秘际会，作为生物的我们，是根本感受不到浑沌太朴，那个不可描述的“〇”，那个麻木不仁的阴黯暴君。

065

作为生物的我们，是在压制与沉沦所激发起来的反制也就是反击的升华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些高级形式（人们自认如此），一片光彩夺目的浪花……我们因此认识了我们的“父亲”──反击过程与升华过程。并通过我们的父亲，察觉到我们的母亲──普遍压制与永恒沉沦。

对普遍压制与永恒沉沦的思想，我们推测了作为宇宙第一者（不是宇宙创造者，而是前于创造者的原始质地）的“〇”──浑沌太朴。

（另起一页）

四、普遍的压制与特殊的反击

066

普遍压制无所不在。

普遍的压制是我们感觉到的宇宙本原。反倒近似斯宾诺莎泛神论中的所谓“上帝”。斯宾诺莎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神学的上帝，而是聪明的流浪的犹太人所进行的报复──对上帝本质的极端歪曲。

普遍的压制也不等同于斯宾诺莎的上帝，同样，她也远离今日的人们和过去的人们对宇宙本原的一切理解。她，是首先侵入智慧视野的阴郁罗网。她无所不在。她不是存在，存在也不是她的“属性”──但没有任何存在能逃离她的控制和压榨。

067

普遍的压制是宇宙的基调和永恒的主题。她不是存在，但也不退出存在。她决定存在，正如在宫廷阴谋中，女人决定男人。不论人们是否察觉她，是否承认她──她都无微不至地支配我们，照顾我们，并赋予我们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以各种性质和形式。

她，几乎是“惰性”的别名。但她不仅仅是惰性；宇宙间的活性和精力也由她而来。这一“来”在人们心中现形为“激发”。

中国的灵性早就发见了这一点。他们早在《周易》时代就曾透露：普遍压制近乎阴。而阳正是从阴的压制中发动、衍生而来的。所以《乾卦》说：“初九，潜龙勿用”──阳还需要集聚反抗力。而“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时──阳已足够强大，能够开始反击压制的搏战了。

中国的灵性还表现在：他们认为“乾”与“阳”是世界的肇始。

这，就默认了在“天地开辟”之前，还有一片浑沌，一片阴沉无声的“惰性”、“压制”、“原始物质”甚至“劫灰”……而《圣经》中的“耶和华”，实际上是古代希伯莱人（不同于现代犹太人）给予“乾元”的别号。所以，耶和华不是第一者，而只是世界的起初，只是本体与现象之间的一个媒介，是宇宙的创造者……中国传统理解中的可怕错误，在于将“阴”、“阳”并列起来，混淆了二者的主从关系。这是用“人”来解释“天”的又一失误。两千年前的这一错误可以谅解；今天的这一错误就不可原宥了。

068

普遍压制是一切宇宙的本质及根源。

如果说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宇宙，真的有什么“本质”的话，那这本质就是：普遍压制。如果说，我们所看到、听到、闻到、摸到、尝到、想到、甚至梦到的万事万物，真的有什么可以想象并可以体验的“本原”，那这本原就是：

充斥于、支配着一切存在与非存在、超存在的浑沌及其沉沦的属性：普遍的压制，无所不在的杀害。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包括我们自身在内，都是无孔不入的普遍压制下的变形和影子，文明则是浑沌的偶然现形。

069

普遍压制的解放者是“太极”──有些类似于“上帝”。但不能将一切解放者统统理解为太极──因为这将引起无尽的误解。有些解放者本身是类似雌性的，像那位没有胡子的阴谋家，他怎么能是太极的化身呢？“极”与“普遍”，是难以调和的。受到普遍拥戴的家伙，不可能是极。尽管他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极、救星，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普遍压制，具有太极的本体性。但她不具有太极的阳性。她是无极的太极，是阴柔的太极……她像观世音一样由男变女，但不具备观世音的生育功能，而是以杀戮为己任。

现代意识的迷误使人们幻想着只有一个宇宙，这是古老神话和灿烂童年的遗物。其实，宇宙不是一个，而是无数。它们不断地生、灭，不断地兴、衰，不停地交、替──于是构成了人类难以洞悉而无限纷繁、无限复杂的神秘“超级太空”。永远流动、永远无常、永远在发出无声咆哮和无音交响的超级太空。

阴性的主宰是沉默的。不像阳性的上帝那样会发出人声的启示；并向不割包皮的摩西口授经典戒律。阴性的支配者永远坠落、永远向下运行。不像印度人想象的那样不断向上超升；那样渴望摆脱轮回之苦──她宁静地驱使一切宇宙的兴替浮沉、新陈代谢……但愿这不要被斥为“将无机界生命化”。因为她就是笼罩一切、扭曲一切、消磨一切的普遍压制；她，就是酝酿一切、塑造一切、激励一切的普遍压制。

070

压制与反击的机缘是这样的：

在普遍压制的不断作用下，浑沌自身开始分化。这种分化，对普遍压制而言，是自我分化。反击力量，就在这分化过程中不断产生、突起。

在永远沉沦的惨淡光景中，一个个世界，作为满怀朝气和活力的转折，宣告诞生了。他们是沉沦趋势的派生物，用自己的诞生去反击沉沦，否定沉沦无上威权。

分化的过程就是反压制力的不断转易、增强的过程。反制力量，出自对压制力量的抵抗，不是机械的、固定的，而是伸缩的、弹击的。这抵抗不是有意识的、有计划的；而是盲目的、随机的、见缝插针的。他热切地向沉沦趋势宣战，对他而言，固定的战场是没有的──无数个宇宙就是超巨型的、漩涡般的战场。

071

普遍压制分化为特殊的压制，特殊压制又激起独特的反击。具体的（特化的）反压制力的增长，是随着某一存在实体的壮大齐头并进的。虽然有不平衡，并充满不可思议的神秘气氛，但凭着灵性之眼，还是可以朦胧地看到。凭着灵性的耳朵，还是可以依稀地听到……

一个东西一旦被创造出来，立刻产生自己的独立倾向。奴仆是主人买来的，但他却怀着抗命的意图。儿女是父母生育的，但却背离父母的意愿。……这种永恒的趋向，构成了世界的丰富性和独创性。

在历史中这类情况比比皆是。诗人写出了诗篇。但这东西却立即有了自己的命运，脱离了创作者的原先设想的轨道。上层建筑是依附于经济基础的吗？历史表明，上层建筑一旦成立，马上就有了自己的主体要求。他要求从经济基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还反转过去要求左右甚至支配经济基础的命运。他斥责经济基础的庸庸碌碌，他蔑视经济基础的鄙俗，他抵制经济基础对它的制约，他是经济基础的主人。……由此可见经济决定论者多么缺乏人性。学术就更是这样了。一个学科一旦分离出来，马上或不久就显露出它对故主即原先从属的学科的“反抗力”，它要靠损毁自己的恩主，来壮大自己。

科学的发展，正是以牺牲恩主的恩将仇报为前提的。

科学的分化过程，实际上是一连串的背叛行为与忤逆行径。

虔诚的教徒们指责科学是“魔鬼的玩艺儿”，从上述意义而言，还真是不错。但是，难道每一种新宗教本身的诞生，不也是这类背叛行径的结果吗？每一个新兴的宗教组织，不都对哺育过他的固有组织的背叛和敲骨吸髓吗？

不犯下深刻的分裂罪和遗弃罪甚至乱伦罪和弑亲罪，就不会有新的圣殿和组织。犯罪，这是升华的前提。犯罪倾向，成为实现圣洁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072

一种新的反压制力，一旦体现为新的存在而出现在宇宙的角力场上──立即受到双重压制：

A，普遍压制力（它表现为“问题”、“危机”、“挑战”、“困难”等等）的压制；

B，衰朽的反压制力（它表现为陈腐过时的“认识”、“路线”、“方针”、“价值感”等等）的压制。

这样就迫使一切发展，只能建立在背离的基础上。

背叛与谋财害命于是称为至上的美德！世界，从一片沉沦着的浑沌状态中，就这样不清不白地分化而来、脱颖而出，世界上有多少伟人和天才，是被强暴而生的啊！

谁能热烈希望地否定这“天地之始”的无名浑沌呢？

世界上有多少伟大的领袖是通过最卑鄙的手段称为伟大的？例如那位杀害哥哥弟弟、逼死父亲、僭称唐太宗的李世民同志。伟大的领袖将自己的恩人贬为“丑陋陪衬人”，他还狡辩说，宇宙的诞生本身，就是背叛浑沌的结果。

压制力量和沉沦趋势占统治地位的时空中，逐步形成了相应的反击力量。但它不一定立即脱颖而出，施展反攻。他也许潜伏着，仍然处于貌似驯顺的半阴状态里。他也许飘流着，转移到另一个压力薄弱的时、空之中。但是迟早，一个辉煌灿烂的反抗，会形成的。

古人不理解这一“机缘”，他们称这种现象为“欺软怕硬”、“恃强凌弱”……但是，宇宙是不讲道德的。道德，只是人间的“游戏规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对宇宙来说，力量和节能是至高的；规矩与范式，只是力量运化的轨迹。

073

在“种瓜”与“得瓜”之间，在“种豆”与“得豆”之间，有一个漫长而曲折、混乱而莫名其妙得以致不可理喻的过程。结果，种瓜的不是得瓜的；种豆的不是得豆的。由于生长过程太长，窃贼也太多就是了。于是人们觉得称之为“命运”更令人舒心。因为“命运”一来，大家都不必对此承担责任。浅薄的理智与科学，尚不足以理解它；僵硬的语辞、狭窄的范畴，实在不足以概括它。

种瓜者并非得瓜者，种豆者不是得豆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是就瓜、豆生成过程而言的；至于作俑者和得报者，究竟是谁，那就无关紧要，也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

这是历史中的最大未知数。一切历史研究的法则和所谓的历史预测，都无从解答这无限之谜：到底谁是种瓜者？而最终的得瓜者又将是谁？像庭院里的松鼠一样忙忙碌碌的人们，真能参透此中奥妙吗？结果似乎是，谁也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照此看来，怎样“理解”反制力量的突起，就成了一个头等的难题。“突起”是否就成了一个不可捉摸的虚无之物？不能理解的东西、难以释义的奥秘，就一定是假的吗？反过来说，难道能够解释、能予合理化的东西，就一定是真的？这样时兴的推理很难令人信服。人类的毛病，就是“不知──知”。这种“打肿了脸充胖子”的虚荣心，毒害着我们的家园，使整个高级文化毁灭。普遍患有的社会浮肿病（庄子称之为“伪”），使得“知──不知”式的合理怀疑，变成反社会的代号。而要做到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却是最难的。因为哪里有个对裁判，去断定什么是“知”，什么又是“不知”。例如，孔子本人的“知”，就多次受到他者与后人的怀疑、嘲笑和否定。

074

在压制力与反击力、在沉沦趋势与升华作用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比例。这里既没有“正比”，也没有“反比”；有的只是冲决了思维的框架、混淆了语言界限的比例失调。但无论如何，却有一条看不见的神秘线，沟通了压制与反击。就像月下老人用他的“红线”，沟通了一对痴男怨女的野心。他们也许早已熟知，也许未曾谋面，也许曾经分属于死敌世家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也许几度悲欢离合如破镜重圆……但只在这时，才融和到一起。

这里的机缘，无法用语言去破译、更无法用感官去看清。这是新陈代谢。而新陈代谢是无声的革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篡党夺权”。

新陈代谢，是年轻一代替代没落一代的和平革命。新陈代谢体现了宇宙最高的道德（如果说，宇宙中真有所谓“秩序”的话）……新陈代谢，意味着更强大的反压制力，突破并粉碎了业已衰朽的压制力对自己的压制，取而代之，行使天命。这是新生事物将自己的“独立宣言”付诸实践的行为，是类似美国独立战争的那种分裂社会与背弃祖国的造反运动。所不同的，在于它的普遍性──小至细胞和量子，大至星球和星云，都在无休无止地重演令人作呕的节目……

“反压制的反击力”就是这样诞生的：每一项存在，都包含一项反压制力，否则它就不再存在。

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他的反压制力就随着生命的壮大而日益增强。终于，他成了一个好战者，一个不安分的人，一个勇于革新者，一个满怀创造热情的人……随着生命的日渐衰落，他渐趋平缓、稳定；他的反击性日益薄弱。最后，“第二童年”来临了，他平安了。

但反击还存在。他感到自己的羸弱，于是尽力维护自己，采取越来越坚硬的自我防护措施。于是，他就显得越来越顽冥不灵、泥古不化。

最后，生物水平上的反压制力终于消歇。──死亡来临了。

075

什么是“崩溃”？什么是“解体”？

崩溃，是无机结构反击力量的消散状态。

解体，是有机结构反击力量的消散状态。

对普遍的宇宙而言，压制的力量是根本的要素。所以，崩溃与解体是万物最终的宿命。

只是对特殊的个体存在而言，反击力量才是他自己命运的标尺和水平线。

反击力量的状态，决定个体的一切形态。反击力量的水平──物理水平、生物水平、社会水平、心灵水平──是各种存在形态的直接决定者。有怎样的“水平”，就有怎样的存在。这是一点儿都不含糊的。

疯狂吸食可卡因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原欲（力比多）”学说，还不应当寿终正寝？这样的思想毒品正是蔓延世界的药物毒品的前驱。

原欲并不“原始”，它，只是生物或心理反击力量的别名。还有比它更根本的欲望在！这个源泉不仅是生命的创造者，而且是整个宇宙的化育者。──是那“众妙之门”。

众妙之门是什么？是雌性的太朴。是“玄牝”。是那迫使一切派生物永远沉沦的女暴君。

人们，曾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迷茫了无数世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一切好古的理想家的灵感源泉。这，很能说明我们当代的问题。因为共产主义声称是一个“尚朴”的社会，是个崇拜女性的“母系社会”。社会制度和经济问题方面的原因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原因正在于──那是一个依附心理占了上风的社会，那是一个听天由命、不思进取、企图不劳而获的等级社会。因为，它在精神上崇尚“阴”，在行为上表现出十足的“惰性”（这很合乎太朴的沉沦趋势，很能与压制机理协调无间！）；如果它也有什么“文化”的话，那也是反文化的文化，用别人的真诚创造来点缀自己无聊假面的“玄牝文化”……

076

尖锐而勇敢出击的反搏力量，是现存世界之外的破坏性因素和创造性因素。他因此雄踞宇宙之巅，他永远改换着这个世界的面貌、性格、以及广度和深度等等。

如果说，这个世界及其一切附庸属性是“存在”，那么普遍而不可测度的反压制力量就是“反存在”。它比存在更有力。它是“存在之父”，犹如普遍压制是“存在之母”。

我们的生命力，以及植物界的、动物界的，以乃至于整个生命界的内在力量，尽管光怪陆离，但都是普遍的反压制力量的分化形态。

这里面有多少矛盾、冲突、争夺、纷扰；有多少在那至上的永恒者看来，是如此可怜的互相抵触、琐屑的此起彼伏啊……但是，伟大而明彻的心眼，却在其中窥见了“壮阔的和谐”。它是如此庄严神秘，高临万有之上。

只有在漩涡中，才有对立和互相追逐，

只有在分化中，才有自我及其千奇百怪。

在那伟大而普遍的反制力量“看来”，“天下何思何虑！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天下何思何虑！”

但作为思想者的我们，却要用思虑的扁舟，试图抵达无思无虑、超脱万有的空明之境……用痛苦而反抗的航程，创造幸福的皈依！

（另起一页）

五、压制的秘密

077

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存在，对别的存在，必构成一种压制。也许，是微妙而无形的压制，但只要我们留心体察，就会发现那压制是无所不在的。人们称呼它为“刺激”“羡慕”“嫉妒”“鄙视”“怜悯”等等。

此外，一切存在的压制都受制于“〇”的普遍压制。压制的程度，与压制体的“质”（各自的“朴”）成正比；与受压制体的“质”成反比。两个存在（或“〇”对某一存在）之间的特定压制程度（反过来说，就是“反制程度”），与两者之“质”间的对比相等。

压制程度，随着空间的和时间的绵延而递减。时空相距越远，则压制与反压制的作用相形越弱。当然，起支配作用的毕竟不是空间或时间的距离，而且主体与客体的各自质量。距离，只是一个从次的因素。强大的压制与反制，足以抵消距离的作用。这样说，也许染上了一些辨证唯物论的气味。但对于阐明我们的观念，还是必要的。

078

世界上有些事物的存在，甚至有关它们存在的可能性，就给我们带来沉重闷人的压制感。甚至是深深的恐怖感。往往，我们会因为听到一些好像与我们全不相干的人与事而感受到极大的刺激与震荡。情绪为之波动，心境为之一变……甚至“世界观”也会莫名其妙地移易了。这是些明显的证据，证明事物之间，有许多很难被人们的感知、思维、语言所捕捉并把握的微妙联系。还有许多易受忽略，甚至不可感知的现象也在暗示着它们给我们和我们的生存：以奇妙的阻力或可恶的阻力……

总之，只要我们看到一个人，或是知道某种事物的存在，这个人、这些事物，就构成对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有形无形的压制至少是“影响”。这，还是就心理的、可感的意义上而说的。

若就事实上的、流变中的意义而观，这些渗透更是不胜枚举。它无情地侵袭我们，使我们屈服于它们的影响。不必把“压制”简单化或公式化。压制有多种表现形式；压制，不等同于“压迫”。它有时是一种摧残，有时却是一种扶助甚至成全……它，是超越于语言范畴的……通俗的说法称压制为“影响”。这是强制的或半强制的影响，一种使人顺从的“诱导”、一种迫人就范的“教育”、甚至以身作则的“示范”……

对于一个感受性较强的心灵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或一件物是与他“无关”的。一切存在，都透过各种渗透渠道──无微不至地与他发生超感知的神秘联系，对他施加无形的影响。这一切都构成压制，即使是出之以“吸引”和“诱惑”形式的压制！反转过来，他的存在，对于其余的“一切”，不也构成一种有形无形、难以名状的压制么？

079

压制──反制，反制──压制；沉沦──升华，升华──沉沦：就是这个世界的无情铁律和圆融宿命；就是这个世界永恒秘密的底蕴。它生发万物，激励万物，也磨毁万物，消解万物；因为人对于压制的反应奇特而难以测度。

人们渴望压制尤其是追寻适当的压制，以逃避生命史中的沉闷无聊（人生中的浑沌状态……）。这时，他们称压制为“刺激”、为“调味品”、为“新事物”。如果，缺乏压制，人们甚至人为地制造压制与纠葛，以劈开人生的浑沌状态，以废弃那困扰人生的超然大朴。

人又逃避压制。特别是当压制超过了他们的内在需要，难以忍受……他们称这压制为打击、迫害、倒运……

可怜的人们！

其实，沉闷无聊的生存才是最大的压制。没有外来的压制，内在的反制将成为一种同样致命或更为致命的压制。没有刺激，缺乏周折、全无“外来干涉”的生活，却弥漫着看不见、摸不着、想不到的折磨与虐杀……这才是最阴沉的地狱。

这是“自由自在”的地狱──你丧失生命的目标。

这是“自由意志”的坟墓──你无从做出选择。

080

人类的“感觉网络”上面布满的无数缺漏，致使人们感到有无数个“压制点”存在。人们各感官的分层感受，把同一的压制分解为无数个“压制点”。与此相对应，人，就生出了形形色色、互相分离的“反压制点”……以保卫自己的生存。

“反压制点”针对“压制点”而发，它力求使主体与环境达成一项更有利的平衡。不论在他者看来，这一平衡显得多么奇怪而不近情理，他自己却很清楚反压制的潜在功利性。当这奇妙的平衡一旦失去，紊乱感与危机感就即行弥漫世界。为此，人就必须重新出发去反抗方成的压制……

说穿了，人的一生不是都在寻求这“点”之间的平衡吗？人的一切活动，都可归诸这一永无止境的努力。“止于至善”，只能是一种幻丽的遐想。因为，人那染满了悲剧色彩和崇高风格的生命流程，总也寻不到这平衡枢机之所在。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

081

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程度与他们互相需要的迫切程度成正比。当然，还要加上前此的需要程度所遗留下的“历史影响”。人对外物的爱慕程度，也以那一外物对此时此地的此在者的具体价值而变化。这，已是老生常谈了。但有一点依然被人忽略：种种需要，起源于压制与反制的互相作用；这种需要对人构成新的压制，并势必引发人们新的反压制表现。

人心，甚至人的身体，有一种奇妙的“反动性质”。平日里相好甚笃的两人，一旦反目时，仇恨也越深。他们说：“不是爱就是恨……”爱和恨，实际上都是一种“心力”，压制力或反制力。对一物的爱好与依赖越深切，一旦摒弃时，也就越是深恶痛绝。“上当了，上当了！”──强大的惰性，需要强大的反惰性才能予以克服。所以俗话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082

任何“吸引力”都是一种变相的压制力。外来的吸引力，对一个人的自我，往往意味着无情而苦痛的离心力，它诱使人，使他脱离他的本然状态和天生轨道，尽管带给些“甜头”与“补偿”，作为诱饵和“交换条件”。这样，就更使他在这美好的“吸引力”下魂飞魄散、六神无主了。这时，压制作用发挥到最佳程度。为了保持自身的平衡和物我的平衡，他不得不抗拒那戴着吸引力或诱惑力之面具的压制力，免得被它消融掉。这种抗拒是苦涩的，因为它必须先和“自己对魅力的需要”展开战斗。所以《老子》推崇“自胜者强”。征服者，必须首先完成自我征服！否则，这就构成了“罪恶感”的起源。人，察觉了自己的软弱。可是他又不得不向自己的软弱一再屈服。他厌恶这周而复始，无休无止的妥协，于是便痛感自己是有“罪”的。为了涤除这罪恶感，他使乞灵于灵性宗教的秘仪，甚至乞灵于拜物宗教所崇拜的残暴神祇。

（另起一页）

六、内在的力量

083

一切高级文化，诸如宗教、哲学、艺术等等，其最大的社会功用之一，就是使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内化为人与自我的斗争。这样，社会趋于相对的安定。文明就获得了一个短暂而可贵的喘息。

而宗教、哲学、艺术的伟大成就，即在于使人终于（即一度）战胜了自我，达到“无我”或超我的境地；本不可能的“和谐”，竟成为现实。不是社会的和谐，而是心境的和谐。这样，大和平的帷幕就降临在这块焦渴疲惫、因过度兴奋而趋于衰竭的大地上。

而“客观的世界”似乎为此提供了充足的根据。因为那个“稳定的静态”，那个“缄默的浑沌太朴”，在布道家看来不是“上帝”就是“天命”（圣灵）；在哲学家的心中，它就成了“物自体”或“真如”、“佛性”；而艺术家的眼睛里，则映出了“永恒的美”与“生命的骄傲”……尽管在实际上，他们全都搞错了！

084

必须要有所排斥，才能汲取到什么。

有所毁损者，才有所创造。

以学习为例，一个人要是无论什么知识什么技能都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下来，那他至多是个庸才，注定没有独创性。才能，也必须有所偏废，有所集中，然后闪闪的光辉方能透出。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决不是创造性人物的心理特征。

接受力与创造力，大体是互相排斥的。

接受，这是屈服、适应；创造，这是反抗、升华。而内驱力，是盲目的反对力量。它不择手段、不择目标地要求外扩。

一切创造性人物，一切“精神之花”的栽培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总在希求着什么“非分之物”……他们的内驱力不是无谓的，而是微妙的反压制力。不自觉的心理反制力，这就是内驱力。这就是使他们不同凡俗的根本魔力。

即使绝情弃智的佛陀与庄生，超凡入圣的耶稣与心思缜密的柏拉图，不也在希求着什么朦胧之象、空明之境？尽管他们追逐的客体，是某种远远出人意表之外的本原，是某种不生不灭、超越善恶、不拘形迹的虚无之君……但那追逐，毕竟是一种希求、一场执劫、一个至死不渝的定向努力。精神之花的主人！有着独特的“心理场”：他们的创造因而举世无匹，始终占据其生命活动的支配地位……这是精神之花的前提。他们对人类的生活给予强力的指导与启示，唯独如此，他们成为人类渴求的精神甘泉。

他不寻觅追随者，却有参差不齐的大量信徒蜂拥而至。他的内在力量，构成了强大的人格力──这是反制力异化成为压制力的显著例证。

085

欲求的力量，在于它不仅仅是欲求。欲求总与憎恶相伴而行。一方面的欲求有多大，另一面的憎恶就有多大。追求，同时意味着拒绝。追求与拒绝，这是内驱力的两个侧面。它们奇妙交融着。

单纯的欲求，充其量只能达到“贪婪”的境界：而憎恶却是创造之母。因为“憎恶”造成了心理上的真空状态，才为“欲求”提供了真正创造的可能地盘。憎恶比欲求更有力……

“憎恶”的动用，正在于杜绝了孔道的多元性，从而为“一个欲求”提出了强有力的保证。这样的一个欲求，在俗人眼中是可怕的欲求。《书经·咸有一德》篇却把这叫做“始终惟一，时乃日新”，并认为是“克享天心，受天明命”的必要前提。

与其说“希望”是人类文化的灿烂火炬，不如说“绝望”是这一火炬的黑色燃料。绝望过后产生出来的希望是充满内在爆发力的希望。它已成为反压制力的唯一突破口与宣泄孔道。所以，富兰克林说过，正因为没有希望，我们才充满希望……

086

富于启示性的一个事实，创造者往往扮演着毁灭者的角色。你在一个真正的创造者的生活中，根本就分不出哪些是创制而哪些又是破毁……因为大创造本身就意味着大毁灭。大毁灭，往往是大创造之果，同时又是大创造的前兆。经济学上的概念，在这儿根本无能为力。创造一物必须毁灭多物；生，只能建立在无数倍的死亡基础上。正如，动物要靠植物之死或它种动物之死来维系生命；人，更是如此：他甚至需要牺牲同类以使自己长得壮大。这往往不是“有意识的行为”。

创造者的思想力。这是宇宙间最细赋、最巧妙、最热烈的反压制力。它，是非凡的箭。满蘸着精神麻药，被击中者不觉苦痛，反觉快意地解脱并升华。一种空前末有的彻悟，攫取了慈光普照的人们。

对于伟大天才及其事业而言，压制与迫害实质上不失为一种可爱的“成全”。精神之花，灿然于一片死寂的精神奴役之后！天才，不惧压制，不怕迫害。真天才不会毁于压迫之下，只会消磨于幸福之中。因为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激发起来”的。

孟子对此有真知灼见。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天是什么？不是现代人所误解的“人格神”，而是“无言”又“阴沉”的普遍压制。

“大任”是什么？

“反压制力”的社会化说法。你反抗了压制，你就实现了大任！

什么都可以装进去的脑袋，决不是创造者的灵田。那，只是一个承受器。一个无谓的信息仓库罢了。创造性的头脑，必须有所排斥、有所不顾、有所贬损，然后才显露出耀眼的灵性之光；给人以通电般的强烈震荡。这，既是历史转折的契机；又是精神变革的第一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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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真理与认识

087

世界是压制又是反制。

对人，对创造者来说，世界是压制，是必须予以反抗的一片阴云。

对普遍的压制而言──世界又是反压制，是为了抵抗那个永恒的、沉默的女暴君而崛起并不断波动的。

世界的本质是压制；人生的本质是反抗。人生有多种反抗的形式，所以有各种生活方式；人生有多条反抗途径，所以各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结局。但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一个形式、一条命运，确然握有成功的利剑。它的意义贯穿新的历史，连接历史的残章断简；这价值就是新文化衡量一切的尺度。

088

《老子》对“水”德的赞美，其实是种精神疲惫的可靠标记。是一种“老年的智慧”。

水，是下行的。作为一种战争的谋略，不能不说“水德”达到了深刻的见地。但作为一种人生哲学，那就大错特错了。水德，就是向压制的妥协，向沉沦的屈从。这，是与生命的根本精神完全反对的。是应当加以驱逐的真理！不是“我们发现了真理”，而是“我们具有形态特异的反压制力”。正因为他形态特异，所以才照见了别的心境不可能照见的秘密。就语言的本性说，这秘密只能独享而不可传递。它被这特异的反压制力彻底独占了，如其分享，势必走样。因为，这一个心镜和那一个心镜，不可能映出同一个镜象。所以《老子》也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理解了，就完成了；说出了，就完结了。最好的意象，是那尚未宣布、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意象。

作为有限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并圆满阐述无限而普遍的压制，和近乎无限而近乎普遍的反制。但作为一个人，他还是力图理解这些，他很想统一阐述，以便卸去自己心上的一块负累。以便获得驱逐了迷惘情绪的自豪感，把握了行动准则的确定感，从而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合理化的根据。人，就是这样一种渴望“正名”的心理怪物。在这里，《老子》开宗明义的那句话又用得上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说出来的东西，被定了名的存在，就与它的承受压制的真如之性，相去越远了。尽管人的存在本身，就注定了他还是要说，还是要定名──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089

人的“认识”是什么？是反抗沉沦。

沉沦的趋势，要求或强迫人们和光同尘。“混同”，是其最高的理想。认识，则反其道而行之，它要求自别于物，强行分析异己的世界。最后，当它自认为已经将世界分解完毕，它就渴求剖析自我/分解自己……从而把宏观世界里的对外斗争，化为微观世界里的对内克服。如此看来，认识只是升华的一个步骤：认识是升华的启始。升华是认识的完成。认识这是横亘于沉沦与升华之间的一道彩虹。认识起源于人的自我意识，起源于自我与世间之间的诸层对立。从这点而言，婴孩与动物是“没有认识”的或很少认识的。

认识的这一起源决定了：在任何条件下，认识都不会是客观的、公正的、无我的；认识，永远都服从于人的生活需要、服从“反制”这个理解和精神的核心要质。

真正的人，不甘心于“一般”。他，要从齐一化的中庸水平上奋不顾身地崛起。他要出头拔尖，反抗惰性为他预定了的轨道。他有他自己的轨道！他的轨道隐藏在他的心底深处……闪烁着超语言的意象之辉。这是他的至宝，是他存在的特点和价值。他对抗非人的、沉沦中的客观规律，用自己的幻丽气质涂抹整个宇宙的无边灰暗。

090

人，是力的产物。所以，人只能通过力去认识世界。人，不是原生力，只是派生力的一种形式，是较为娇柔、较为灵巧、较有弹性、较有智慧的形式。于是，人只能从派生力的立场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原生力。所以，“从上帝的立场”也就是从人自己假定的上帝立场──这要比丧失了上帝的立场更加危险！这种局限，构成各种哲学的先天不足。所以人生的最大幸福和最大恐怖，就是真的回到原生力那里去（而不是假装以便行骗）。宗教家，称这一回到为“皈依”；生物学家，称这一回到为“死亡”；哲学家力图调和这两种极端，他称这回到为“涅槃”──庄子则用“心死”和“坐忘”，模糊地表述了它。

一切体育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增进抵抗“地球引力”（普遍压制的分化形式）的反应（反制）能力。人和一切生命，都用自己的鲜血和节奏，反抗着沉沦的趋势。

一切精神活动的最终用意，在于使人增进抵抗“宇宙惰性”（永远沉沦的分化形式）的反应（升华）能力。伟人和庸人，天才和常人──都用尽他们的心力和意志，极欲挣脱命运的奴役。

091

是苦难造就了人类，而不是幸福。幸福，只是苦难的间歇和偶尔停步。苦难，则是生活中的人们，对于普遍压制的一丛丛感受。“要是”没有了苦难，人类怎能生存下去？“要是”没有苦难，人类又何从诞生呢？基督教的原罪说，以最模糊的方式认识并肯定了这一宇宙事实。虽然它意欲用赎罪的行为，摆脱这一摆脱不掉的宇宙事实。

人和万物一样──是这么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他要反抗并力图否认他的主宰、他的至圣造物主。这一反叛倾向，在文明人类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人本主义，就是这种忘恩负义的经典思想。功利主义，就是摧毁人类生存、进步之原始基础的精神推土机。它们都意欲通过消解个别的苦难，去逐步完善人的幸福。但这种幸福，却是与人的生存基础，背道而驰的。

092

对于压制的认识，对于沉沦的认识，对于无限阴霾的浑沌的认识，是发自对阴郁冷酷的压迫者的恐惧。从这恐惧中油然升起了一股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一片绚丽的幻想──要求从这无形铁蹄的蹂躏下解放出来，至少是暂时挣脱出来…“要挣脱就必须反抗”。尽管事实上的挣脱何尝容易！于是人们便去认识，以求得心理上的抵抗，并在这一抵抗中弘扬寓于自己天赋中的“宇宙玄德”。他告诉自己：这玄德是天赐的，不是你追求你。但事实恰恰相反：人创造了玄德，以此和宇宙分庭抗礼。

自由，因此不是“人的本质”。人的自由，只是人的反压制呼声。它既不是本原，也不是归宿，它只是本原和归宿之间的一道希望。

绝对自由之所以不切实际，是因为这意味取消了自由的前提──普遍的压制。如果没有普遍压制，作为反压制的特定冲动的自由或绝对自由根本就无从生发。

人生的价值在于：人，生为一个受制于冷酷现实的奴隶，却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反抗，争取那空明灿烂、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在这永远徒劳而永远不息的争取中，人的反压制本性，得到了光辉的表现。

破环，这只是反压制力量的初级活动。反制力量的高级活动是“建立”。

只有当有效的建立已经初具规模，聚集起来的反压制力，才能有效地对抗压制。

而建立，就意味着对自由做出限制，甚至预示着“自由的背面”。

093

这是一元破碎的时代。

哲学上的一元论为社会上的集权和文化上的萧条铺垫着道路。一元的大地是荒漠：甘泉则会促成分化。

一元，既不是人类文化的伊始状态（如犹太人或穆斯林们所设想的一神论……），也不是某种文化历史的终结状态（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董仲舒、朱熹等象征性人物所设想的……）。它只是哲学观念上周而复始的一个意象，一个反复出现的变奏。对一种文化的发展史而言，对一元的崇奉与祀拜，属于中晚期现象。文化和历史的初生时代，不是一元时代，而是充斥着不确定的神秘感的“多元时代”。否则，初生的文化便会因为营养缺乏而软骨、夭折。文化和历史的末路时代，一元也被摒弃；代之而起的是十分明晰的虚无情调和纷乱不定的无归宿感。这是对独尊一元的报应：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反动。

普遍的压制并非一元。

它不体现为一元。一元是太极，却不是无极。在普遍压制的无极状态和无定命运中，有反制的身影不断闪现。普遍压制得以分化为各色各样的反压制。因此，一元是哲学的假定而非宇宙的事实，它是一个神经衰弱者，内心充满了恐慌和自我的怀疑，但却强打起精神去冒充一个坚信者。在这里，一元成了一副镇静剂。然而，这只是迷信罢了。

094

我们时代的重要哲学课题之一，就是破除对程式化的一元迷信。有活力的一元不是程式化的一元。而对一元的迷信，使现代人不是患上了苍白的软骨症，就是得了四海横流、千篇一律的妄想狂。只有废弃了一元的魔法，才能还生命以积极，赋活人以精气，给文化开辟广泛的创造空间──文化场。

一元论者老是企图“总结”这个世界，自欺欺人地为这个世界制订蓝图、规划。但是请问，这个世界如此容易总结吗？强调是可以的，但论断就过分了！不论尼采的“求权意志”、弗洛伊德的“力比多”，还是费尔巴哈的“物质”、李嘉图的“经济力量”、圣西门的“新基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十九世纪欧洲迷信的呻吟。他们的乐观主义本质在于：以为用人的语言可以说明宇宙的实在。从而，陷入了一种“语言崇拜”的信仰中。一元论者的悲剧性就在于此：他们力图沿着一条固定的路数向上攀登。结果到头来，却顺着它飞速地坠落了下去──这是精神的死亡，这是到了家的悲哀。──“哀莫大于心死。”真正的升华，只能在不择途径、不囿于言词崇拜的锐进中，才能实现。当我们把某些手段（如语言、逻辑、理论、科学等等）升为目的时候，活生生的存在便告凝固了。

095

我们需要一种适度的不可知论与合理的怀疑主义：以免我们的生活过于僵化，以免我们沦为神经迟钝的螺帽儿。否则，我们的心智乃至于我们的生活，都会顺着永远沉沦的惰性法则滑落下去。怀疑，因而成为升华与建立的前提；提问者，因而是解答者的真正先驱。

那么，可以替换一元模式的，是什么呢？

是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绝对值”的怀抱信念。这样有助于我们从绝对论和决定论的宿命下挣脱开，更健康地直面自己时代的文化气候。

绝对值的原理是：

反制力原是压制力的虔诚儿子和忠实跟班。反制力的能量，取决于压制力的消长。压制力的突然减弱或突然转移，有助于反压制力的急剧增长或加倍崛起。长期稳定或逐步加强的压制力量，有助于反压制力的坚定凝聚或稳步增强……

另方面，反压制力的能量越大，则其所承受的压制相应越大。枪打出头鸟──这不仅是腐朽社会的顽冥规矩；也是自然界域，尤其是生命界域的一个平均律原则。

没有善恶问题，只有绝对值问题；一种绝对值决定另一种绝对值；不多也不少，完全像是“回报”：“正”值成为“负”值，“负”值又化为“正”值。正负恶善，那是特定的文化环境的一项项评判价值的临时性标尺。而压制力与反压制力不断比试着力量与压强的世界，却无视这些道德风俗气味过于浓重的“诫命”。

现代世界的真正悲剧在于，漠视了“绝对值法则”。漠视的结果，致使社会的反差变小，因而一切活力都趋于萎缩了。我们应该恢复充满阳刚之气的古人对绝对值的崇拜，使社会趋于消沉的反绝对值的清规戒律，受到实践和反思的检验，有些民间宗教就很懂得绝对值观念的价值，它们崇拜那些为害人间的“恶魔”。因为这些恶魔有力量，祀拜他们，可以为人带来安宁。恶神因而具有了绝对值意义上的“善德”。龚自珍也崇敬绝对值观念，他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不拘一格，就是打破了清规戒律的──“绝对值法则”的──胜利。那些“人材”，是绝对值意义上的人材。他们，不是世俗法庭所能宣判的历史之子。

追求绝对值，这是宇宙力量所遵循的法则。绝对值至高无上，其余都是它的陪衬。必须受到刺激，而后才有反应，必定感到了压制，而后才会兴起。而那宇宙力量的汹涌潮汐，却以超人的言语告诉我们的心：刺激、反应、压制、兴起──这都从属于绝对值的运动形态。力量的绝对值──这才是默默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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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荒漠里的生命

096

生命界的普遍“规律”是什么？生命界的普遍规律就是“压制”。没有“压制”就没有生命、就没有生命的进化（甚至无从继续生存）！没有“压制”就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甚至没有沙漠、没有真空状态。反言之，不论生命、进化、历史、文化……甚至于我们今天阐发这一新观念（而并不自奉为“真理”），都无非是“压制”的结果，都是严酷“压制”下绽开出的强笑之花。

对于生命而言，有两种之压制：内在的压制与外来的压制。人的一生，无非也就是在这两种压制的缝隙之间讨生活：谁要是屈从于内在的压制，他就必须去对抗外在的压制，从而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谁要是屈从于外在的压制，他就必须贬损自己的人格，从而冒着“丧失灵魂”的危险。诚然，这只是两个极端；而在“生活中”，人则是摇摆在各个级别的中间状态里。

“生活”是什么？生活无非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犹疑、彷徨”，试图调和。要想逃避压制是不可能的。即使“逃避”的念头，也是压制的苦果……我们只能见到这一事实：凡是愈多地摆脱了第一种压制者，就必定愈深地陷入了第二种压制的陷阱中（反之亦然）。所以，从一方面说是“减轻”，从另一方面说则是“加重”，其“总量”永远不变。压制之总量改变的唯一条件，取决于生命高涨的程度。而生命力的高涨，乃是反制力高涨的表征。

097

压制是没有“选择”功能的。“自然选择”只是生物学者的假定。压制是盲目、随机的，因而更使人们无法预先设防……它到处袭击猎物和“受害者”。它对万有一视同“仁”──凡是经不起压制的，无一幸免于难。压制不知道“善听恶”，它既不会扶助辞者，也不会惩戒恶者。所以，佛教“因功报果”的断言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学说同样值得怀疑。唯一的“原则”（假定它是存在的），就是要拼命地反抗压制。必须凝聚足够的“反压制力”。其余的说法，都是安慰性的自我暗示。

所谓“摆脱了……的压制”，那实际上意味着彻底屈从了这种压制，因而也就不再感到这种压制了。对一种压制越善于屈从、驯服；对另一种压制就愈是敏感，就容易引发另一些烦恼和另一些不安。这无可讳言。因为压制是永恒的“在者”。只有形式的移易，并无功能的质变。在压制力与反制力永远摇摆不定的天平上，涌现出这样的“正成反比”……这，就是世界的真实样态，就是世界的秘密底蕴。

说穿了，这两种压制都来源于那个“宇宙间普遍压制”的分化。只是关于自我的意识，能够（或说“喜好”）区分“内”、“外”、“物”、“我”，就将一种压制（即普遍的压制）分为“两端”了。试看，“内在压制”源于什么？源于对“外来压制”的抵御、抗衡。若没有“内在压制”作为一种事实上的“反制”，人恐怕早就被“外来压制”碾为齑粉了。如果“真是那样”，连诞生都很成问题。人的诞生（其他生命形式也莫不如此）只是“内在压制”惊人崛起的一种形式。人，何尝不是自体压制的产物，和奴隶。

098

老子所谓“自胜者强”，实际上说明了这个道理，要克制“内在压制”并不容易（只有借助于某种形式的“外来压制”）。谁能克制盲目的内在冲动，谁就是强者与好汉。可悲的是，内在压制是作为人的伴生物与先导者出现的，帮助人在宇宙间的普遍压制的迫害之下维护自己的生存状态，但到头来，却化成一个凶神恶煞的新暴君。

人和其它的生命形式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样的，为了活下去，为了在普遍压制下寻求生存的空隙，就必须接受这双重的压制。人，活在世上，就是来忍受、应付这内外夹攻的局面。人及一切生命，真像一只可怜的壁虎，为了逃避那迎面打来的一拳，只好躲到墙缝里去找一个安身的所在……

传统的中国人算是深刻地参透了这一背景。他们把“安身立命”看作人生的第一大业。

099

什么是“斗争”？斗争无非就是对宇宙间普遍压制的反击。所以斗争哲学是变数的哲学……“零点哲学”是斗争哲学的升华。宇宙的“大圆”泯灭了斗争、超越了斗争，也是在最高的意义上体现了斗争的精义。斗争的精义就是反抗压制，“大圆”的精义就是成功地抵御着压制的围剿。谁能有效地抵御压制，就是昂然不屈的强有力者。圆承受了最大的压力，它抵抗最严峻的压制。

我们敢于承认基本的事实，连幸福、快乐、美满也无不源于压制。若是没有压制，也就没有压制松动、转移时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美满和快乐、幸福。快感，无非是压制的解除感。

欲望起源于“压制”。作为人及一切动物的本能（需求是它的具体化），欲望本身针对压制而发。天地自然把这“不学而能”的本能授予人及一切动物──因为生存只是对压制的抵抗。人及一切动物都需要强固的本能，作为生存斗争的“武器”；人及一切动物是非常功利化的。幸福及快感（幸福偏重于精神，快乐偏重于身体），只是给予欲望的一种报酬。它们的存在是一种“诱饵”：用来引发欲望，而且用来犒劳欲望──使生命在茫茫苦海中得到些许的安慰、片刻的宁静。

100

压制是无孔不入的。它渗透进宇宙的每个毛孔。比如，被诗人们称为“爱情”，被生物学者称为“情欲”的那种冲力──不仅是反抗压制的产物；也对人构成一种新压制。人和其余生命类型同样，为了保证种族的延续（他之存在，多亏这种本能），就得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不“自私”就不能保证个体的成活）。大自然为了使动物甘于这一重负给了它们巨大的快感──诱惑它们生育后代，以作为部分抵偿……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压制！万物为维护自己的存在，就须采取抵抗平等趋向、沉沦趋势的自卫行动。正如植物伸向空明的天窝。万物为了扩张自己的存在，就须精心设计自己的抵抗，不遗余力地执行它……这，就是那些花色繁多的“需要”藉以产生的寥廓背景。即使连最细腻、最廉洁、最无“物欲”、最不关乎“技术细节”的精神需要，也是如此产生的。

101

“文化”的崇山大岳来自哪里？“文化出于需要”──这原是不错的。可“需要”又是什么呢？需要，不是空洞的口号或无谓的欲望。需要──永远，而且到处（时、空皆一）都是对压制进行抵抗的需要。一物要维持自己的存在，势在必发地要抵抗压制的摧迫。因为普遍压制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大平等”（即“毁灭”）。要取消物与物间的一切差异，实现在压制面前人人（也是物物）的彻底平等。平等的真正含义，无非是化为尘埃，同等地接近地表……

文化，就发自人的生物需要。卫道士们之所以常持相反的见解，是因为文化一旦产生出来、构成一种独立的存在系统，它也就具备了自体的“需要”，一种间接的有时是朦胧的、模糊的需要。不同的文化源于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需要源于对抵抗压制的不同条件，不同的条件源于压制的形式、性格、时间罗网……

文化，是作为一种人造的“心理反制”和“心理抗体”而诞生的。文化的内在变化固然循其内在的途径、依其固有的命运而展开，但也是压制的伸缩流易造成的。一种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系统存在，就难免白行其是、与外在压制相对脱离。这只能解释为：有形无形的内在压力暂时赢得了支配作用。这表明外来压制的不足、内在压力（反压力）的过剩。而这过剩，同样会使文化丧失原有的功能、陷入内部危机，步于式微之境。

如此看来，文化的兴盛状态，由于成功地抵抗了外来庇护。文化的衰退，则由于它对抵抗压制的过程中派生出来的“自己高尚目的”的关切程度，胜过了抵御外来压制的兴趣。从而为了本来的工具而牺牲了文化的目的，那目的是维护生命的存在，使之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地抵抗压制、投入战斗。

失落了这一目的的文化，就跌入了某种迷失状态。它自认为有着明确的方向感，实则失去了有前途的航向。到头来，它会发见自己的方向原是虚妄！文化的巨轮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各色各样的顽冥者和卫道士，一再重复了上述错误。古来，他们还将继续下去，直到某一文化气候的终结。他们沾沾自喜，自视清高──用以满足他们自别于人的文化虚荣心理……他们用动人或吓人的手段、强劲或娓娓的理由，维护他们关于“文化”的绝对观念；却遗忘了，文化的根本命脉在于发扬人的本能，犹如武器的功能在于延长人的手臂。……数典忘祖的历史悲剧，正被人们如此这般不厌其烦地上演着。

他们，想要和生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他们，想从天然的压制中找到人为的自由。

他们，想在文明的大厦上建立平等的沙滩与瓦砾场。

102

二十一世纪的新思潮，应该摒弃这种奉文化为神圣偶像的古老错误。应从“人的生活”的全价值上去考察文化；从一个文化对压制的抵抗强度和抵抗效率，来判断它的盛衰和它的价值。由此，可以从一个文化圈的现行状态，去追溯文化圈内的居民过去遭受压制的种种情状──这里透出了一道新历史学的曙光！

历史是什么？历史无非就是──文化人类在压制下不断挣扎……并拟构出各方式和各办法来逃避压制的连续运动。可悲的是，逃避不可能，压制像影子一样追逐着逃避者：逃得愈快，影子飞奔得也愈快。最后，奔跑者倒地而死，影子才悻悻离去，暗然消失。从这里，我们悟出了：最强有力者所承受的压制必最大；愈坚忍愈旺盛的生命，他所承受的压制也就愈为长久。

反之，一个生命衰落了、腐朽了，他所承受的压制指数就会自然地降落下来。一个生命如果死亡，他承受的生物压制就会消失。一个物体若被消灭，它承受的物理压制也就不复存在。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只要生命存在，压制就不会消失，生命愈来愈旺盛，压制对他就愈来愈沉重。衰弱者为什么容易心平气和呢？因为他的内在生命力衰退了，他承受的压制反而减轻了。

103

新的历史学，既不是为了现实政治而剽剥历史，也不是“为历史而历史”。新的历史学，是通过文化的现状去透视生活的过去，并在这一透视中窥见历史的节律。历史的密码音乐因此得而破译。历史，是一首雄奇壮阔的交响乐，它在本质上十分和谐，但这和谐是用剧烈的冲突构成的。没有对立和发展的主题，就没有动人心弦的乐章。人类的耳朵，有着追逐振频的听觉本能！卫道士们对此大惑不解：他们只要和谐、不要构成大和谐的冲突纷扰。他们只要安静而无生气的蛋，而不想要咯咯追逐的鸡群……殊不知这是一个欺人之念。

骚乱者们走向了另一极端。他们否定和谐而将冲突本身偶像化了。在他们的无稽狂想中，“不谐和音程”成为历史交响乐的唯一内容。这哪里是什么音乐，这是噪音的合成。

本来，文化的形态取决于各种压制的综合。文化在根本上不是主动的，它是应战的因而是被动的东西。它最多只是“主动的适应”。而适应，从根本上说则是被动的。

“创造新文化”──这是（对压制）较为敏感并较有反抗性的灵魂“特权”；他们的“精神之花”，是对那无孔不入的压制进行应战。

不可能凭空杜撰一个“新文明”。

精神之花的反力，满合着主动和进取但也只是后于压制而生。压制先于反制，反制因应仿照压制而成：尽管这里没有一条固定不变的正确路线。

文化，不管它显得多么辉煌灿烂，都是一种被迫行为的苦果。也许这苦果散发着动人的芳香、沁人的甘甜，但创造者却付出了很苦很苦的代价。他们各有难言的苦衷！

必须撇开文化上、道德上、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是是非非！以便深入一层地考察人类生活的得失利弊。

文化，不是目的。任何文化范畴，都只是反力的精神化形式，恰当的评论，应从精神来评价形式，从功能来评价工具。

104

生命的伟大程度，取决于它能够承受的压制总量。承受的压制量愈大，这个生命也就愈伟大。一个人，若能经得起别人经不起的波折磨难，无疑就是一个最坚强的人。一个人，若能干出别人无论怎样也干不出的事情。无疑就是最伟大的人。先我而出的人们，凭着他们本能的直觉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错误地抹煞了力量的绝对值指数，而拘泥于道德习俗的框架去评断历史人物。

在生物圈的丰饶天地中，“下降过程”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各种生命的劫数与归宿。生命蓬勃向上的锐进奋发，只能通过不同角度的沉沦而实现。不在某些方面先行衰落甚至萎缩，就难以在另些方面取得扩张。同样，生命本身在衰落之中，却也伴随着某种范围的“上升进程”。在这里，扩张反成衰落的先导生命的力虽是复杂的：它富于弹性、善于转化。它时而收缩，时而伸张；时而顺从，时而反抗……但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付力图压倒它的外部世界。对于生命的某些类型（例如“人”或“伟人”）而言，尤其如此。

一切生命的上升进程，无非就是把“压制”化成“反制”，从“抗原”得出“抗体”──从而发挥自己的生命力量。一切生命现象的下降进程（或曰“衰落”）无非是：由于种种情状，反制不断转成新的压制。有益的抗体成为新的抗原。这使生命受到摧残。

105

“水”，最形象地体现了存在的特征。质量越大、体积越大，它的“浮力”也就越大。它因此承受的内外压力也越大。这里，有着一个充满悲剧气氛的“循环之链”。

生命的真道也凿凿显示：

越伟大，压制越大。

越伟大，承受的压制和施加的压制就越大。

《老子》有言：“上善若水”。生命界整个趋向于“中庸性格”。

“寻求伟大者”，若无相应的内力，就会因超常的压强而夭折。真正的伟大者。像一只孤独觅食的鹰──他必须攫取猎物以充实自己，以便飞得更高、更远。而对猎物，这一循环便意味着牺牲。所以伟大者，必带来伟大的压力；力量的转换成为生命的大艺术：“节能”成为生命的第一原则。

106

这就是生命世界和人类文化的潜在价值观。什么“美”，什么“善”，什么“真”，什么“伟大”，什么“永恒”，什么“至高无上”说穿了，无非就是对“反压制能力”的赞美颂扬。这些颂词，发自人对自己本能的激励。为自己活得更有生气、感觉更好，能够成功地抵御、排斥各种压制，就对我们视为“美”、“善”、“真”、“伟大”、“永恒”、“至高无上”的生命力本身，进行了充溢着敬畏之情的咏叹！人的精力，在这儿得到升华与净化。

什么是“美”？抵抗了被目为“丑”的压制势力的，就是美！

“美物”是什么？就是那抵抗住了（使之变丑的）压制力量的存在！余可类推？……

有一天，这些“美”、“善”、“真”、“伟大”、“永恒”、“至高无上”的存在，再也抵抗不住那压制的渗透、摧残，就会沦丧成为“丑”、“恶”、“伪”、“渺小”、“暂时”、“卑琐无聊”，一文不值。余可类推。

107

脆弱、稚嫩的生命之花，要取得“兴盛”、逃避“衰落”，就必须取得一个暴君的欢心（至少是默许）。这个暴君就是，内在压制（反压制）与外来压制（正压制）之间的平衡。平衡一旦破裂甚至仅仅“歪斜”，暴君就不禁雷霆大作、胡乱破坏了。盛衰兴亡，荣辱休咎，说到底无非在于，这个平衡是否还在稳健的状态中。──别的解释即使再妙，也是这一解释的区区翻版……平衡了，就“好”了；平衡了，就“无事”了；平衡了，苦难就消解了。然而，“保持平衡”──却是生活中最困难的艺术；它需要极大的才赋与技巧，很少有人具备它。而“保衡”的功力，并不在于消极的维持。积极地开创新平衡，让那些古老的神话随同它们的神灵们一同死去吧！这，才是“保衡”的天赋流露。

古老的神话中充斥着“守成”的说教，还有所谓“永葆青春”的妙术……但这一切都是可疑的夸口、事后的吹嘘。因为世界太活跃；生活，被变动不居的意图支配着……没有什么能有效地阻止这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断然崛起、无情蔓延。同时，我们现代人和远古的猿人有何区别──面对整片需要开发的天地发呆。

宇宙间的处女太多了！她们吸引我们，使我们心神不宁……更何况，在今日人们的眼前，还有什么“成”呢！还有什么“盈”、什么“泰”之可保呢？有的只不过是一片片广漠无垠、有待绿化的荒漠。这引起我们的沉思。锐利的反省揭破了这个大千世界的薄薄面纱，将其最实在的底蕴暴露在我们眼前。这个底蕴可以给我们震荡；也可以引起我们发自内心的虔敬。

虔敬，起源于震惊和恐怖；起源于圣洁的解脱欲。

（另起一页）

九、方生方成的精神之花

108

压制之存在，并不仅限于生命界。“压制”不是生命的属性（如“痛苦”之类然）“压制”作用是遍及全宇宙每一角落的铁律。“压制”不仅作为“铁棒”存在，“压制”就是世界的本质，是世界一切费解秘密的源泉……在没有生命的地方，同样有着压制！存在，因此成为“卑贱的”。向往永恒的宗教心灵，因此充满了自罪之感。

我们需要创造──创造“反制”、创造新“抗体”：以此保持我们内在世界与外来压制间的脆弱平衡。这个平衡一旦破裂，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整个文化、我们的全部宇宙，便会破产、瓦解。生命的根底即在于发展自我以抗压制发展有效的精神军备（“自我”），而不是夸大自在之物──自然、上帝、物质、世界精神等等。

109

按照古代中国人的哲学理解，“阴”、“阳”是平行、混生、互补的。这使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性格。古代中国人的创造性表现在：阴不是恶，阳也非善，阴阳是互补的而非相克的，是双赢的而非零和的。这样，整个宇宙和人生的根本趋势就不是“斗争”，而是“协调”。用《周易》的术语说，是“保合太和”。太和，就是阴阳协调的至善之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因而成为中庸的，而非极端的；从此，中国人视极端为“淫”与不祥。

既然阴阳是互补的，那它们的起源就是伴生的，没有先后之分。这与我们对“阴阳”关系的理解很不一致。在我们的理解中，阴是普遍的、绝对的力量；阳是针对阴而发的相对存在。这两种理解，分别基于两个不同的文化时代。

传统上对“阴阳”关系的理解，无疑以“地球现象”为根据。地球自转带来的昼夜现象，以及生物的两性现象，给这种理解以最强有力的支持。偏巧地球又有一个恒星、一个卫星──日、月，在《易经》中分别变形为“──”与“──”：因为太阳始终圆满而月亮却有圆缺。

我们对“阴阳”关系的解释，则超出了“地球现象”的视域，而以更广大的宇宙现象为根据。宇宙既不是一无的，也不是二元的。从根本上说，它是“无极”的。“建中建极”──那只是人类文明企图自我延续的永久性理想：并非一个宇宙事实。正因为如此，用传统的“阴阳”观念，已很难说清我们的新思想。尽管“压制与反制”的观念，也非完美，在找不到更合适的术语前，我们暂且借用它。

110

混乱的时代，也就是“阳盛的时代”。这时的人们在内心深处推崇“阴”，把它奉为本原。内在的压制是“阳”性的；外来的压制是“阴”性的。

平安无事的时代，也就是“阴盛的时代”。这时的人们从心底里企盼着“阳的巨灵”来到。因为奉“阳”为第一动因，他们的内在之阳骚动不安了。

常常，这两种态度交织在一起。在同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这两种态度作为主导态度，也是交替出现的。

人心渴望与现实相反的东西，因此，当人们渴望什么、推崇它为第一者的时候，就是它的重要性迅速升起的前奏。这时的现实，必定极其缺乏它又极其需要它。

例如“太极”就是如此──在混乱时代，要求秩序的意识，对自身的哲学描述。

太极的“两仪”，既包含压力（阴）又包含反压力（阳）。因此，太极只是一个哲学观念。它侧重地指向压制力。因为反压力，本来就是从压力中分化出来的。尽管古代意识并未确认这一点。在中国文化史上，对太极与两仪关系的论述，首见于《易经·系辞上传·十一章》：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因语焉不详，遂起多重阐释。朱熹《周易序》这样理解上述关系：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氤氲交感，变化无穷。形一受其生，神一发其智：情伪出焉，万绪起焉。”

“负阴抱阳”的断定，显以阴阳平行、混生、互补的观念为内核。所以朱熹的理解最富于二元论的气质，以致他在一元的“太极”之上，放置了一个象征空无的“无极”。“太极无极”的观念，原是周敦颐首创的，但那寥寥数百言的《太极图说》，虽道出了第一个“新观念”，却是不甚明白：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周氏肯定“无极”先于“太极”，在此，朱熹显然向《系辞传》的经典论述后退了半步。而在比周敦颐（1017─1073年）早生六年、晚卒四年的邵雍（1011─lO77年）那里，则有一段更值得现代人思索的话：

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自见，故明以阳为唱。……阳能知而阴不能知，阳能见而阴不能见也。能知能见者为有，故阳性有而阴性无也；阳有所不遍而阴无所不遍也。阳有去而阴常居也。（邵雍：《观物外篇》）

此间所言，大大突破了阴阳平行、混生、互补的传统模式，而传达了一种新的阴阳观。它的要义在于“阳以阴为基”。可惜的是，邵雍没有将此历史性的发现予以完成；紧接着，他又退缩到“阳生阴，故水先成；阴生阳，故火后成。阴阳相生也，体性相须也……”的陈套中去了。邵雍在九百年前半途而废的发现，看来得由我们予以完成──

派生出阴阳两仪的“太极”，是浑沌，是普遍的压制，是沉沦的趋势。对此，古人已有本能地察觉，只是尚未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东汉著名学者郑玄在《周易注》中把“太极”定义为：“淳和未分之气。”唐代孔颖达则在《周易正义》中进一步解释说：“太极谓天地末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可见，周敦颐对“无极而太极”的理解，并非由《老子》“有生于无”的空想演化而来，而确有其易学学理上的渊源与依据。既然“淳和未分”（郑玄），既然“混而为一”（孔颖达，这正是“混沌”的本质、本相）──那“极”又在何处？

无极之极，才是太极。从这种观念，去看待类似明清皇宫中的“太极殿”名号，实在展示了一种对哲学的嘲弄。在世俗的皇宫中，“太极”成了集权的象征；而在哲学的洞天里，“太极”却是一片混沌──是宇宙的气质，而非金字塔的尖端。

“太极而无极”──说破了，太极本是极端的压制。“阳能知而阴不能知”、“能知能见为有”──暗示了，阳（反制）是后于阴（压制）而生；但又充满了，阴性压制所无的阳性活力。

中国人，经过两千年五百年，才彻悟了这个宇宙的真相？！

这是因为，人从内心深处畏惧压制。但人生的每个角落和每种侧影却须臾离不了压制。所以，人对压制的感受是又恨又爱。压制太少使人无聊得要死！压制太多使人紧张得发疯！人的一生，从一切意义说，都是在寻求某种与“压制”的平衡关系，进而力图在整个流动着的世界中，发展并维持这一脆弱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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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不仅是这个世界的助产者，而且是这个世界的生身母亲；压制，不但是这个世界的母亲，而且是这个世界的父亲（反压制的阳）！压制，不但是这个世界的父亲，且是这个世界的教化者。他教训一切存在去抵抗他！否则，你便不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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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有时现形为“需要”，这时它成为“发明之母”和人类文明的不朽源泉。压制，有时现形为“苦难”，这时它成为人生一切美好事物的起点和崇高气节的基础。因为“压制”本身就暗藏着“反制”的种子！只要时节和气候一旦合适，它就有力地萌发了。它使世界震动，它改变世界的形态。它迫使“压制”却步，流向“反制”较弱的其它空间；可是它本身却是“压制”的变形变相！多么“奇妙的新世界”……

113

普遍压制的“力”，你，在古代意识中曾被抽象为“道”与“无”。

普遍压制是“力”。一切“力”都从它来，甚至“反制力”与“抵抗力”也从它而来。这里的机缘瞬息万变，难以测度，无路问津、无言描述。“精神上的再现”，只是美好而空灵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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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压制”，既不是作为一种观念的“物质”（如十九──二十世纪的各色唯物主义杀手所断言的……），也不是作为一种实体的“精神”（如柏拉图或朱熹、黑格尔们所幻想的）。它既是“物质之母”，又是“精神之母”。它，实际上永远超越于物理学的考察之外；它永远超越于生物学的、心理学的以及社会学、文化学的考察之外。我们只能从各个界域捕捉到它的一些形迹、影响，一些现象，至于本体，却只可感应而无法证明。《老子》所谓“可以为天下母”的“道”，只是试图理解它，并试图表达这一理解的语言努力。人的语言、人的理解，只能接近它的外延，而无法接近它本身。

它，不被人类窥见，也不被它的各种衍生物或衍生现象所照见。人，只能发现“普遍压制”投影在自己身上的影子或“存在”，并试图根据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去“分析”它。万物（甚至那万古照耀的日本鬼话“天照大神”──太阳）只是照见了他自身包容的那些影响，普遍压制的特殊投射……除此而外，他们茫无所知。只有“它”所造就生成，并且不断流易出的“现象”，才可能被我们这些作为“现象”的“意识”所发见。人难道不是只能发现自己拥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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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抓不住的大意象的哲学表述就是“道”（《圣经》上的《传道书》就是一篇典型的“虚无主义宣言”），就是“规律”，就是“自然法则”，就是“天理”──可惜这些枯燥乏味的观念，在其流传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人格化了。徒然增添了许多的混乱与迷惘。我们这些瞬息既逝的、泡沫般的“现象”发见不了，尤其捕捉不到──那永恒超神的“大自在天”。于是，便徒然神伤地称它为“无”，称它为“虚无之君”。不因为它等于“没有”，而因为我们无法和它相始终……无法和它相表里……伟大的悲哀使我们幻灭：“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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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幻灭出发，形形色色的“反压制力”被赋予特定的形式：

反压制──正如普遍压制──也是一种不可触摸、不可描述的“力”。我们只有藉着它们引发的“物质现象”或“精神现象”，才能间接感觉它们之“有”。这因为人类是“有”，若不藉着“它有”，便不可能有所感受。这，就是传统哲学所谓的“观照说”。

然而，反制与压制不一样，它，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它具有特定的、具体的形式。每一种反制力、每一种抵抗力，都有其特定形式。至于“普遍的压制力”──说到底，除了是我们精神升华的反相，还能是什么呢？

反制的冲力，所塑造的特定的形式，被现代人依据时间的压力，而分成三大类型：

a：过去的、记忆的、文化遗留意义上的世界；

b：现在的、实体的、物质存在意义上的世界；

c：未来的、想象的、精神运动（或精神观照：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意义上的世界。

每一世界又可分出无数的较小洞天，每一较小洞天又可再分出无数的更小洞窟（如培根意义上的……），无有尽期。对三大时间世界的理解，就分别构成玄学与历史学的模型；科学与哲学的模型；艺术与宗教的模型。

他们一一诉说：压力是绝对自在的，反压力只相对存在，并不断转换其存在形式。藉以逃避（不带感情色彩地说，是“绕过”，是“避免更大阻力”……）普遍压力的默默钳制。它是在逃避中，才得以形成自己奇奇怪怪的式样和特点，所以，决定形式的不是形式自身，而是形式以外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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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压制力的某一特定形式，就被人们理解为“某一存在”或“某一范畴”。没有反压制力，就没有各色形式；没有不可胜数的形式，就没有“存在”、没有“世界”，没有我们所有或所知的一切──甚至，连“我们自己”也踪迹全无了。所以，文化，是反压制力的文化；现实，是反压制力的现实；想象，是反压制力的想象；科学，是反压制力的科学……。一切“存在”，都是反压制力的存在。尽管，我们在经验上只承认特定的、具体的反压制力的形式；但在情感上，却希望有一个普遍的反压制源的存在。并衷心祈求赞美它的永恒胜利，切望它给我们这些反压制形式，以不朽的化育和强大的根本动力。

──上帝，其实就是人格化了的“普遍的反压制源”。因此，各个文明民族的上帝都是雄性的；只有原始民族及其原始宗教，才崇奉女神（普遍压制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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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力与反制力的搏斗，体现为压制力的非人格性，而反制力却多少带上了人格性的色彩。人本身作为反压制力的一种形式，他就有意无意地把各种反制力量统统人格化了；甚至连压制力也被他正确地冠上“恶魔”或错误地冠以“上帝”的称号，从而多少予以半人格化了。

压制力虽然不带人格色彩，但在人的心日中却天生有着“报复”的本能。这是因为，它具有无机的反作用力。任何针对压制力的挑战与反抗（这包含强烈的反压制力），都会转换成某种形式的压制力，最终都会激发起针对压制力的反作用力。这有时候也就是所谓“大自然的报复”。其实，叫做人格色彩相应少些的“报应”更合适。人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史，足以表明这一点。你向自然索取多少，自然就向你讨还多少。你在这儿进了一步，在那儿却不得不后退一步；你怎样糟蹋自然，自然就怎样凌辱你：这里只有永恒的你争我夺和互相勒索，转换、运化、变易──决没有不付代价的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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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力量诚然压制着反制力量；反压制力又何尝不在压制着压制力？

到处都是压制，到处都是反制。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就是反压制力的世界；我们窥见的宇宙本体，就是压制力的宇宙本体。没有休战，更没有和平！没有停滞，更没有尽头。只有一个无边界的“圆”粘连着又一个无形迹的“圆”……

压制力与反击力之间的关系？一言蔽之：互为压制，互为反击。

反击力作为压制力的分化形式，是压制的产物，而反击力对压制的反抗，又对压制力构成小小的挑战和小小的压制。压制力以新形式、新性质前来压制它……它又重新形成令人惊奇的反作用力……

在压制力与反制力之间，还有着神奇的、肩负沟通使命的“天使”。试以炸弹为例：弹壳，象征着压制；弹药，象征潜在的反击力：雷管，是反压制力的精华，也是沟通压制力与反制力的“善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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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之中，有些奇特的天才，就扮演着“雷管”或“沟通者”的角色。在古代中国文化的术语中，关于这种角色的观念是用“王”来表述的。“王”是什么？“王”，就是沟通“天”（压制力）、“地”、“人”三层次的善良天使、天命的载体。“地”（生物圈）和“人”（文化圈）──在这里都作为反压制力而存在的。

大地，是茂密着无边丛林和萋萋芳草的大地！植物都向上生长向弥漫宇宙（并制造了宇宙，的压制力发出无声的抗议──所以，大地负载着反压制力。在植物的生长和生物圈的喧嚣中，超俗的耳朵，听到了超过一切人造水平的宇宙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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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压制”──在古中国哲学中，这一观念是用“阴”来作模糊表述的。《周易》所论的“阴”，至今仍给我们关于“普遍压制”的观念以变相启发。“阴”先于“阳”，“反制”（阳）是“压制”（阴）的派生力量。“反制”由于压制作用而产生，而且随着情势的演易，一切“反制”将成为“压制”。于是，“阳”终将寂灭，归于“阴”──能量终于耗散，达到死一般的平衡。所以哲人说，“万物归根、归根曰静。”（王弼《老子注》）

“万物归根、归根曰静”──这，就是普遍压制的最终胜利。也就是生命世界的最终灭绝，以及宇宙在普遍压制下的最终热寂。

她无情而默默地摧毁着，又强塑着。她不吭一声，坚决执行她的既定方针……尽管，作为一种生命现象的我们，很难对此吓出彻底而“科学”地证明，但凭着大自然赋予的本能，我们还是明白无误地发见了她！发见了她的威力和她的“仁爱”。“增熵趋势”，成为难以抗拒的宿命。而在佛教徒的脑海里，“增熵”的结局似乎就是“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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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们对“压制”的这些表述，是那样鸡毛蒜皮、残缺不全！“压制”普遍存在的广度，它的深刻影响、它那“无情决定”的深度，是人类难以设想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它的产物又怎能看清它的全部面目？人类一切成员的想象力理解力加到一起，仍不能印证那个“普遍压制”的广延度（存在的及其影响力所塑造的存在）的百分之一，尽管生物学已表明，人类的智力有可能认识百分之一的宇宙……就当我们枯坐于此，默然书写与阅读时，那压制并未隐退，她像魔影一样不断挤迫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精神。

看着茫茫的宇宙，凝视着茫茫的历史，听着令人茫茫然的无情风吼，听到了一个“神灵”向我们倾诉的秘密……她诉说这个世界的阴郁秘密，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压制”。这个世界的一切“现象”、一切“本质”、一切“意义”、一切天翻地覆的易化，莫不是压制的结果，是那无所不在的阴性本体所留下的一些“痕迹”、一些“影响”罢了。

尽管，我们的希望是反抗“增熵”、渡过“大劫”──我们的心眼望到了劫灰之后展翅而起的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的颂歌说──

“罪恶”，就是“增熵趋势”。

“罪恶”，就是能量的耗散。

“罪恶”，就是向压制势力屈服了。

《福音书》中的耶稣几乎这么说了……

一切自强不息的圣人，都用他们的生命这样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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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心灵界域的暗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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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灵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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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空与大海，没有烟云与风暴，两片无边的蔚蓝，相互拥抱纠绕。一切寂静，这就是宇宙的真面目？在于如镜面的海水下，掩映着嵯峨的海底世界；在万万干干的暗礁中，正穿行着强大的潜流，不为人所见。这才是心灵界域的真面目。

秋雨潺潺。窄小的门帘之外，是一幅广阔的雨幕。人类在自然秩序中的渺小，意识在文化洪流中的倏忽……反倒诱使有限的心灵去遇想无堪的宇宙之流生命之流，文化之流，意识之流，浑然于此交汇。此刻此地，“此在者”：望见了心灵的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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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金字塔文》和《亡灵书》、巴比伦的诸史诗，希伯莱的《旧约》，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大史诗，印度的《吠陀》，波斯的《阿维斯塔》，中国的“五经”以及马雅人那些尚未完全被破译的“铭文”──诉说了一部部心理压制的史事。早在文明诞生以前，心灵界域的暗礁与潜流就有了。文明的分层分化，也许加剧了心灵的骚动（同时又提供了若干类型、若干剂量的止痛剂），但并不是文明创造了这些骚动。相反，骚动乃是文明之源。

往昔灰飞烟火。时间的巨斧把生活之流、文化之流、心灵之流、幻梦之流切为片段零章，时间的巨磨又把它们碾得模糊变形。恢复原貌，是历史科学（尤其是考古科学）的一个理想，但现在看来，我们离这理想还十分十分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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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大体》篇有段名言，道出了历史的本质：“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筹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这就是说，至安之世的幸福，是建立在没有历史的前提上的。历史越丰富的社会和民族，就越背离了法家关于社会幸福的认识（尽管有人认为《大体》不出于韩非之手，但总观全篇，依然代表法家思想）。因为法家的幸福，在气质上极近道家的幸福（无怪传统上认为法家出于道家）──那是一种消解压制与反制的无力无为之境界。一种以顺乎自然为手段，而力图长葆自然力的神秘境地。

但对生活中（而非理念中）的人类而言，这理想也许是太高了。我们看到，对卷入了历史涡流的文化人类，一切幸福都来源于并体现为，对压制力量进行消解；而不是听任压制力量自行消退。而压制力量的各形态，都以心理的压制为枢纽。对过于敏感的心灵，无论是无机界域的压制、有机界域的压制、社会界域的压制──都只是心理界域各种反击力量的外射与假定，只是心理压制所借用的一些“影子”。惠能就是如此。当众僧争论说到底风吹幡动，还是幡动显出风吹时；他站出来指点说：“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举座闻之，无不惊服。因为这是在一个“明心见性”的宗旨统治人们的时代，爆出的新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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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唯心主义者（尤其是被称为“主观唯心主义者”的纯洁派人士）都是这样一群“一元论者”──他们把不同的界域混为一谈了。心理的界域升格为主宰的界域。其实，它本是诸界中的一界而已。究察一元论的主因，在于他们的心过于敏感。敏感了，就过于推崇感觉；就过于认定某一元素的主宰性。但一无的绝对观念，又使他们的智慧，洞察到感觉世界的虚幻性，发现了人的感觉在大千（即诸多）世界的冲突挤压下，是飘忽不定的……出自幻灭的深刻悲怆，出自安慰心灵的无能为力，他们起来宣传，其余的世界才是飘浮无定的，因而形同子虚；只有把得救之道，寄托在心理界域的构筑上……

诸如此类的一元论，其基础是有关“唯界域”的大胆假设；此等假设，以繁多的名目、自相标榜的对立，流行于世。公平地说，这可算是文化人类一大通病。表现为唯心主义的那种一元论，并不是糊涂或蒙昧的结果！而是过于自我中心、又过于明敏的心理产物。唯心主义看到心理世界对哲学和生活的某种重要意义，于是便将之绝对化了。力图用心理世界，去代替并主宰其他世界，从而陷入新一轮的迷误。这在根本上无助于文化人类直接增进自己在其余世界界域的生活优势。唯心主义的理想精神和功利主义的狭隘精神，就这样构成了生活态度上的缺陷。这一缺陷，来自生存上的病态反应。

实际上，人对其他生物的优势，不仅在于他有“一颗心”；而且在于，这颗心又是人的社会性需要的曲线投影和生物性需要的隐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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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切实有用的。它不是观赏品或供奉之物；它是人在面对（与自我对立的）诸个世界（社会、生物、无机等世界）时，千锤百炼出来的一点灵犀。这灵犀起着判断环境、指导生活的功利．作用；同时，也通过宣泄情感来实现自我平衡。心的这种有机能力很难分析。电脑发展的前景，在今天看起来几乎是无限的。但很难设想电脑时程序，能顶代人心的变化而替人设计生活的目的。

没有必要把“心”和“理”混同起来。心是理的原生态，理不过是心的一时一地的表现。用理去研究心，是现代学术界的一项时尚；它用科学的方法和语言，去捕获科学语言以外的东西，以便在各个精神领域，确立科学的绝对秩序。用这种方法（“心理学”）固可弱化心、理之间的不和谐音程，但也潜伏着一个隐患：用一时之理去框架万世之心，用文化的素养代替了本能的素质；用社会性去平衡生命性。

什么是灵魂？灵魂是高于心智的某种东西。那么，既然灵魂高于心智，就是我们的心智完全不能理解的了；因此也就是我们无从谈论和认识的了！

任何决定，包括科学的判断在内，都难以尽除感情的作用。感情的深化与异化，导致意志的改变和观点的转移，以及行为上的重新抉择。人的心理场本身，被迫在各种条件下，成为《老子》所说的“为道日损”的实验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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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理上的压力驱使着人，对前人、他人及其文化做出理解；同时，又是心理上的反压制力，阻隔着人真正接近他人及其文化的核心部分。客观的理解，要求把心理上的逆反力量降低到近乎零度，而这，是与人的理解功能互相矛盾的。

精神分析学派的一大功绩，就是教人如何去摆脱心理上的压力，以此补缀那因承受不住压力而破碎的心。但心理治疗是有限度的。碰到社会壁垒的压力时，一切分析与医治，都只有缓解、麻痹、转移的作用，而无根本的疗效。我对精神分析学派首先兴起于天主教国家（法国和奥地利），一点不感到奇怪──那里有的是神父给人听忏悔的传统！巫与医，在原始民族那里共通，在现代文明中也存在这种归一现象。“精神分析医生”正在扮演着世俗社会里的科学神父的角色！罪人的忏悔与病人的述说，都在喃喃低语中减轻了自己的压力感──这就是近代至现代的忏悔仪式的历史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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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弗洛伊德主义更强调社会因素，它比较聪明地看到了另一个界域。它甚至有这样一个雄心，通过社会改革，去实现精神分析术所达不到的疗效。因为它发现，社会的压力对人的影响，是人类病态的一大根源。

“人本主义良心是我们的全人格对其机能正常或机能失调的反应……良心评判我们作为人的机能活动；它（正像conscientia一词的词根所表示的）是人本身内部的认识，对我们在生活艺术中各自的成败的认识。”（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年]：《为自己的人》162页）

生活艺术的成败，对身心健康，比医学的治疗，具有更根本的作用。这一点，早在十九世纪就有人看到了。尼采在他的《朝霞》中用一句格言写出了对此疗效的认识：“精神病的急救方──胜利！”所以，耶稣不能实现的拯救，恺撒倒可能予以完成。耶稣承认“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凯撤的东西归恺撒”。耶稣区分了两个界域。

更深入一层地研究及认识，当能发现新弗洛伊德主义也不能解决人的精神出路及心灵病理问题，各种社会改革的可能性，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最大的限制还不是来自文化的传统、心理的惰性、技术的贫乏、思想的枯竭等方面（这些已经够麻烦的了）；而是来自生物的世界。不仅是在人之外的人与共存的生物世界；还是人自身的生物场！这个无言的裁判，却是社会的至尊。人及其文化的基础是某种特化的生物性，这种特化生物性使人不同于其他生物但更不同于一部理性的机器。它决定了人在社会性的创造中能走多远。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1929─）等人研究并宣传的社会生物学，正有补救新弗洛伊德主义之疗效。尽管二者所走的道路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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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说，人类的远祖，是某种在宇宙的汪洋中遭遥自在的浮游生物。迄今在我们身上还保留着它的残余特征。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禀赋，使人的高度文明，建立在一个韧性极强、难予摧毁的基础上。你可以推倒文明的大厦，但堵塞不住重建它的要求。人所拥有的潜能难以捉摸，这使他变得“复杂”：人，可能十分渺小，但正是这渺小促成了他的伟大；人可能十分卑劣，但崇高恰恰来自卑劣。有的人身上的反压制力，甚至达不到理性水平，仅止停留在一般的生物水平上。他们的心理世界，只是他们生理需要随唤随到的仆役──并不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而有的人身上的反击力量，却超过一般的理性水平，达到了令人眩惑的灵魂水平。所谓灵魂水平即使有，也是很难保持的，有时，它下降为理性，甚至为生物……崇高的气象，毕竟是短暂而脆弱的。

把其他世界的压力形态转换为心理世界的压力不仅人类有这天赋，许多具有高级神经活动的动物也有。尤其在人类亲缘的灵长目动物身上，人类学专家们，很容易就找到了确凿的证据。某些虽非灵长日但具有高级智力的哺乳动物（如海豚、鲸、象、狗等等）身上也被认为具有明显的情绪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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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上的压力，用其他界域的力量标准难以衡量。这就是测谎仪常常失灵的要害所在。社会、生物、无机世界诸压力，并不等量转换为心理压力；就像心理的承受力是因人而异一样，每个心灵所能感受的压力以及就此而发的内驱力，也各不相同。外部处境相似的人，所感的压力的形态和内驱力的形态，也有天壤之别。

心理压力除了来自其他世界的压力转换外，还来自此种心理动向对彼种心理动向构成的压力及其冲突。即人的或生物的内心冲突。人的内在动力，既是人格发展的结果，又构成文化发展的杠杆。自找的分裂，延伸为心理的自我压制。在许多心理场中，自我压制（即一种心理动向的挤压）要比外来压力更为严峻。它性心境陷于内乱，它使“主体”失去“主体性”──无法对外压进行有效抵抗。这是处于“失恋”和“幻灭”中的心灵常有的心态。这是一切心理压制和心理征服中最厉害的压制和征服。许多顽冥的宗教，都通过“灵魂内部爆发革命”的方法，去完成它们的心理征服。它通过施加压力去成功地“说服”人心，使人们接受了它的禁忌与诫命。然后，又把这人间的禁忌与诫命，升格为自然的法则与规律，以此迫使受到文明压力而骚动不安的人们，把斗争场所从外部世界引入内部世界，从而为文明的定式，排除了一个个障碍。民间传说中晋代的大豪强周处改恶从善的故事，堪称这种心理征服的范例之一；而罗马帝国的希波主教奥古斯丁，也是如此。

（另起一页）

二、心灵中的对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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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心灵深处，存在极反的心理动向，它们共存共荣、互相滋补。诸如，爱与恨，行善与作恶，受痛苦与寻欢乐，绝望与希望，求生存与觅死亡等等，这些对立面都在“我”的名义下奇妙地融合。越富于创造的活力，他内部互相对峙、冲突的心理动向间的反差，也就越是引人注目。克服世界，原本发端于克服自己。在这里，反差的存在，以及为协调反差而行的努力，成了心理驱力的源泉。大有抑制并称合反差的能力。为了生活，他必须寻求有效的行为方式，他必须做出确切的判断与反应等等；这就要求内心的反差尽可能不要外露。换言之，外露的言行，尽量避免以反差的形式出现，以降低不必要的阻力。具体支配行为的是一种当时主要的心理动向；相反的动向则经过抑制、转换而曲折地显现，担任隐秘的配角。这就形成了心理形态与行为形态之间的不同。因此，各种言行本身，都是个体的内心世界与环境之间的一项妥协、中和、或装饰。是个人试图适应环境或改变他人行为的一部分。各种言行在根本上都是随机而变的，具有试探性、即便在极为原始的心灵中，就已共振着动向相反、互为生成的颤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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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许多民族早期神话形象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并非人类的近亲哺乳动物，而是与人疏离的爬行类和鸟类。例如，在古王国时代统一之前的上下埃及分立时期，上下埃及的各自守护神分别为蛇神与鹰神。古波斯宗教的象征性人物查拉图斯特拉（琐罗亚期德，一手执蛇、一手执鹰，代表两种相反力量的并存。《圣经》中的恶势力是以龙蛇一类的爬虫为代表的（撒旦）；而正义的天使们则身上有翼。至于古代墨西哥城的城徽更富于戏剧性──那造型是一只雄鹰征服了并践踏着一条负隅顽抗的蛇。龙蛇与鹰鹫，是通过互相对抗的力量化身，去占领神话鳌头的。

在古代中国文化心灵的梦幻世界（这常被称为“原始文化”即理性文化底层下的精神世界中），沉沦与升腾两种力量动向，分别投射到龙蛇（沉沦）与凤鸟（升腾）的象征体上。蛇，是原始阴柔力量的化身，浑沌势力的代表，它使人望而生畏。它能以人所没有的耐力渡过严冬，“死”而复生──春夏季节一到，再次隐现在草莽之中。它的眼睛闪着幽冷之光，它的嘴中含着把人带往另一个世界的神秘。鸟则是原始阳刚力量的化身，它是生命冲动的代表，令人神往。它能以人所没有的冲力脱离大地之母，周游天际，达到空前的自由。它的翅翼鼓荡着未来的风，它的眼睛满载着天庭的秘密。

龙蛇潜隐到很深很深的地下，凤鸟飞旋到极高的天穹──两种相反的力量同时激动着滞留在大地平面上的人们。人也许不得不中庸──他的生态就决定了这条道路──但他憧憬着相反的存在。

学者们有一套观念模式，认为古代中国的东夷部族是信奉凤鸟（包括“玄鸟”）的而西戎部族则信奉龙蛇。这种分类，就某个时期的历史横截面看，也许有道理。但任何道理都是属于人时一地的；龙蛇与风马的对立亦然它们逐渐开始了融合，完全打破了族属界限。例如，在信奉龙蛇等爬虫类的周大执天下牛耳的大时代（八百年的“周朝”）中，蛇神和爬虫神（以鳄鱼或它种类别为原始模特儿，在演化途中，大大吸取了鸟神的诸多特征，构成一种新型的龙神。龙不仅具有蛇鳄等神的幽潜能力，更具有凤鸟等神的飞翔能力。此外，更获得了作为两者之中介的变形能力。龙神，成了一种出神入化、潜隐无形的主宰：相反的力量集于一身。大的力量，来自协调与变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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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创造性个性的人，会在行为中表现出各种相对立的特征。”奥地利犹太人荣格这样说。这些人因为内心的反差过于强烈，以致无法协调得大圆大满，从而在外部的行为上留下了内心冲动的踪迹。创造性的个性，显然违背了“中庸”的原则。甚至可以说中道与创造二者完全相反。中庸反对极端，信奉“过犹不及”的理念──之所以称之为理念，是因为“中”永远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但这不等于说凡反极端即是中庸。创造性的个性则爱好在主体的能动中，找到了一种发泄的类，一种表演的美，一种自我愉悦的美。他的第一要义，就是击破现有的平衡，并以此来缓解他的压制感。而中庸的第下要又是力求调和各种冲突，避免恶性的行为循环，以便达成一项合理的社会方案。

未经社会予以规范、选择的创造力，是光怪陆离而自相矛盾的。这不足怪。创造的本质与源泉，是一种实验甚至是一种游戏。是一种把幻想付诸实施（不偏不倚地说是一种“验证”，的行为冲动。功利主义者只承认“有影响的”和“成功了的”创造行为，而把“看不出成效的创造”贬为“想入非非”和“胡闹”。他们就这样给“创造性”、“创造力”、“创造行为”涂上了一层人造的神秘色彩。

原始的创造力，则是一种不计成败结局如何的自我显现力。他的目的只是显现某种广大的映象。假文化市场上忙忙碌碌的买主和卖主却无力对此层含义做出理解。在他们眼中，创造行为似乎是经过了仔细演算的数理方程式。有篇讽刺小说（西德作家约·洛德曼的《成功之路》）真是一针见血，它说一个作品的社会成功，“与什么都有关系，就是与作品本身毫无关系。”这说法也许极端了，但对今天迷信于“接受美学”、“阐释学”的人们却不失为一副心与理之际的清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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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认识能力是通过“好奇心”的诱发喷涌而出的。创造性的秘密就在于无拘无束地试探：它被好奇驱动，被想象烧旺，被意志鞭策──这试探所包含的功利性，是不确定的。只是在其以后，它才经由社会的功利目的所拣选，成了一种“有用之材”。以不同的心理动向为视线，去交叉地观测同一个世界，将获得全然不一的映像。于此世界成了费解的，因而是矛盾的。但“我”所具有的统一力量，却容忍不了无法自圆其说，容忍不了两个视象的重叠（眼科学上的所谓“复视”），所以他使要综合不同的映像，以求得统一的理解。这个刺激源，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他的智力活动。从此他学会分头从两个角度去观察同一个世界应付同一个生活和“矛盾的世界”。否则，世界则无法理解。从行为的世界看，人必须面对一个不容疑惑的世界。你不是顺从它，就是抵抗它，二者都是“适应”的过程。总的原则，是采取一条相对稳定的“路线”──相界的心理动向，必须在这里求得一个实行的妥协。这妥协的方案，在古代中国思想中，是“中庸”。因此中庸不是一项理想，而是一个理想化了的行动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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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创造力就相形逊色。已形的东西抑制了未形的东西。它使人不容易从经历和记得的事物中脱开去，开赴到比较新颖的境界里。我喜欢这句格言：“忘却与记住同样重要。”思想特别深奥的人，语言表达能力反而软弱──思想总想突破语言的囚牢，而最后又不得不蛰居其中，既痛苦又混乱。维特根斯坦曾说过，他所表达的思想，只占他实际思想的十分之一。不是由于言论的恐惧，而是由于言论的无力。爱因斯坦的事例更能说明深一层的问题：他直到五岁才学会了自己的母语！《老子》所谓“大辩若讷”，真是灵验了。看来，语言不仅限制思维，有时还妨碍思维。一种表达越“精确”，对智者的启发反倒越少。

人的总能力是个恒量。在这方面消耗得多些；留给那方面的就相应少些。同时，特优的表现，对其他表现潜隐着牵制的作用；甚至抵消。时候一到，就会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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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感是种很有力量的东西。它不仅意味着丧失与背离，还意味着回归与再生。大的创造，总是崛起在一个失落感特强的时代。关于“世界末日”的种种预言，并不表示世界真的要完结了；而只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洞天快要开辟了。

信仰，是危机的产物。确切地说，是危机感的产物。生命面临无所不在的挑战，每到力不胜任之际，危机就发生了。信仰，的力量在于：它是某一经验、感受、信念的特化，它因此有助于人在变幻无定的生活世界中，维持一种恒定感，以此去抵消生活的动荡。尤如在波涛中，压舱石显得特别重要。相反，在生活中跋涉过久的人们，也因极其疲惫而失去生活的节奏感、失去作为依托的信仰本身。这时，危机依然存在，但危机感却奇迹般地消失了。人们对危机的感受力已失去曾有的敏感度，故用以克服危机感的信仰本身亦随之冰释瓦解。这是因为，过深的危机反使危机感趋于淡化人们知道救助无望，反而不愿正视危机，只求醉生梦死，以求逃避现实了。每到这种时刻，虚无与纵欲结成孪生兄弟。这就是二十世纪现代风靡全球的“末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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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必须有力，且有助于人的生活──世俗的或神圣的生活。苍白贫血的思想无人问津，甚至激不起要把它记录下来的冲动──“思想力”，归根结蒂也是一种“力”。没有力量的思想，因其不能被寻求力量的人心所捕捉，因而没有价值因而也就不是“思想”。

思想力，有时发挥着压制的功能；有时发挥着反击压制的冲力。而“力”的性格，从根本上注定了它是动态的。思想力的倾向因而主要是反压制的，是革命性的。维持与保守的压制功能，只是它在文明衰退情境中的暂时表现。

思想力推动人们去远征。他们的身体或许已经形容枯槁，但心却在燃烧：心灵界域的精英，牺牲别的界域的精华。对于他自己来说，他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令人羡慕。相反，他带来的多半是“不必要的痛苦”。而对他周围的人们来说，他的出现则意味着骚扰和惊吓，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要打破生命的寂寥。而生命之花的重启，又以“牺牲种种现存之象”为代价，以推动历史的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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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他人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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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目光，不仅是社会准则的表现，也是生物准则的表现。它暗含着嫉妒、敌意、爱慕、欲求、崇拜、鄙视……它是通过相邻的心理体验的方向延伸过来的无形绳索，它羁绊着、支配着每一个人的行为甚至思想。这一心灵窗户所透出的压力，对于不同的人，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古代的隐士，在孤芳自赏、睥睨世人的时候，为了逃避这透过“心灵的窗户”放射来的压力，他们不惜躲藏到深山老林里，忍受寂寞之苦。或是无所不在的挤压，或是孤独地与鸟兽同群，他们选择了后者。他们是被“千夫所指”的目光压力赶走的心理难民。他们躲入陶渊明式的田舍──那里虽清贫，但耳目却少。或是爬上谢灵运式的“山间小路”──那里虽崎岖，但口舌也少。“个性孤僻”是“不善于社会化”的结果，而又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善人，舍此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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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目光还会凝聚成一种“群体的注视”。它紧紧追随、跟踪各种社会的生灵。它甚至能从最古最古的书籍上注视着你。它甚至透过最寂静的山林──默默地盯着你。儒家的圣贤们被这无形的群体注视给镇慑住了，他们发出了“慎独”的呼叫。社会的注视，化为内心的良知、良能。超过了策略范围而达到了洁癖的“慎独”，奉承着想象中的社会注视──唯恐这目光伤害了自己。

在他们的慎独中，悄悄藏匿着一个极大的妥协。这就是，把社会的注视予以特化，将之升格为普遍的真理：不仅是社会的道德真理，还是宇宙的秩序真理。庸俗的主宰（他人的目光，披上了神圣的衣冠；对它的屈服也就不显得那么屈辱了。神化自己的主人，为的是提高自己。

因为有了这层乔饰，“君子慎其独也”，就不是向他人的世俗群体力量臣服，而是向内在的道德良知、向崇高的天命天道的虔诚皈依。但在事实上，任何崇高的归顺与光荣的臣服，都是以自身的软弱与对权力的敬意为基础的。任何貌似虚无飘渺的理想，都是缘起于极其卑微的生存纠葛中。所以，“君子有三畏，畏大人、畏天命、畏圣人之言”。畏惧的对象分别是世俗的偶像、神圣的偶像、世俗与神圣的混合体──而首先受到敬畏的还是世俗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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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系辞》曾经阐述过一种带有“仿生学”意味的社会心理观念：“尺蠖之屈，以求信（意为“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尺蠖的委屈，龙蛇的冬眠，是为了积蓄力量，等待自然和文化气候的转变。理想，目的，原在经世致用；而和光同生、与世浮沉，则是为了有朝一日去发扬自己的天赋之性（“崇德”）。

这种对社会心理压力（透过各种“注视”交加而下，既屈服又反抗、以求最终征服它的古代“方法论”，不仅取自原始仿生学的启发，还得自天象的垂范：“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主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在《易传》作者的智慧中，天象的节律，成了宇宙间对立力量进行大规模贸易交流的象征。这一象征，促成了一种弹性战略意识的诞生。它要求一个人在进行此项奋斗（力量伸张）时，必须在彼项有所敛息（力量收缩），以此确保行动的有效性。

人生的艺术、社会行为的艺术，因为弹性战略而成为一项“妥协的艺术”。它注重针对性、阶段性，以及与各种力量的广泛联盟（结成统一战线），以确保在“解牛”过程中游刃有余：对各个障碍，各个击破。实践的艺术家与灵性的艺诛家之间的根本区别正系于此，他不把经过升华的自我（理想）与他力图制服的世界对立起来；而是把经过贬损与隐蔽的自我，投入到一个大群体，通过此群体去制服世界；最后，可能的话，再让自我显现出来。

《礼记·大学》篇宣讲的正是这种实践的艺术：“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目的，就是让行为的主体即便处在社会的注视下，也要显得无可指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同“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说，只有通过“明（显示）明（明智）德（天性）”式的收缩，才可能把力量集中到“新民（征服社会）”的大业上。这是实践的艺术，因为它承认“至善”的存在，并以“止于至善”为理想的境界。在流动的灵性看来，至善是不可企及的，更无法留住。但实践的艺术却认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得”被奉为归宿。

这意味着通过克制并牺牲更高的精神要求，以满足居中状态的“多数的世俗利益”以减缓他们眼光中射来的压力，并认为这是合乎实践规律的良策。《大学》与《中庸》从两个相异的侧面阐述了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沉重的原理。二者有些细节看起来矛盾，其实却圆融一体、互为表里。例如舆论，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社会注视。它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受到操纵的，但同样都发挥着保障、监督和施加压力的社会功能。任何人都不能超然舆论之上。虽说日本有句俗话叫作“谣言过不了七十五天”，但要紧的谣言，却足以致人死命，使你活不到七十五天。这是真正的“软刀子”，“以口杀人”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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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创造历史的人，须得打破社会的成规，这就会遭到舆论的压力。因为舆论毕竟是“现在”而不是“未来”的代言人。

创造者既然摆脱不掉异己势力和他人日光的注视，则只好取法于儒家的社会心理方法，对之做出，“一屈一信”的反应。屈与伸的方法是自如的、可创造的。但效果则限定了它，有些方式更起作用，因此，选择的自由、创作的自由，到头来总是以社会的承受度为尺度的。即便是“金钱社会”、“西方民主社会”也无从例外。

关键在于：不要被这一压力吓阻住，从而放弃创造的意向，退入庸庸碌碌的生活圈子里去。生活是容易的，创造则很难；人的本能大多是舍难而就易。只有很少很少的机会提供给敢于破常规的人。创造性的生命是，利用社会舆论与他人注视的压制，在承受中将之默默化为一种变态的动力──以此逼使自己的反压制的创造力，乘势集中到特选的突破口上。

完成这种转化，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世界观、价值系列表作为杠杆。一种全新的方向感，一种对自身的全新意识，一种对世界和他人的特殊感受，一种善于折射他人眼光的天赋──这就是我们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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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人为主体（表象意义上）的文化力量的消长势力中，心理的力量往往胜过物质的力量，决定着各种物质材料的取舍及命运。通俗地说，“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沙利·路易·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1689—1755年）对此颇有深刻的认识，他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写道：“迦太基凭借自己的财富向罗马宣战，但正因为如此，却有它不利的一面：金银有一天是会用完的，至于德行、坚忍、力量和贫困却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第二章）

而后来的罗马人为什么先盛而后衰竭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说是没有止境的，是个谜底永远在变化中的谜。但我们注意到，罗马的衰落是与少数优秀人物对社会影响力的下降及其公共事务的冷漠，成正比的。他们终于疲惫了，肩负不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他们终于屈服于正在沉沦的大众文化的压制下；而一切上升的文明，却要求少数英勇无畏的精英，在孤独和贫困中反其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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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折射、转化他人目光中的普遍压力，才可能从生物群体准则的支配下和沉沦中解放出来。进而再从社会习惯准则的钳制中，解放创造的精灵。人类文明的各代先行者们，不论其动机、动力是什么，都是这么表现的。以此为先决条件，然后根据精神潜能的雄厚度，才可能升到众生的生命之海上他们如是摆脱了（或叫忘却了）旧有的纠葛而面对一个新境。他们把原先射向他们的社会注视的目光聚集起来，经过独出心裁的重新酿制，反射到他人、成规、历史等茫茫夜海的深处去、投向天宇的无穷黑洞中……

在震惊与迷惘造成的一片沉寂过后，群体的阻力突然变成热情；“他人”变成了崇仰者。热情与诅咒同样盲目，但却给新的光提供了迅速传播的机会。新的崇仰把该诅咒的异端，变成了必须皈依的新巅极。这巅极早先受到众目睽睽的压力，现在却像磁石一样吸引他们的眼光，并对他们的眼睛构成一个强烈的刺激。我们把这种怪现象叫做“历史力量的对流”。峨眉山的金顶上不时隐耀在人们眼中的“佛光”，就是自然力量之间的这种“对流折射”。而所有的圣者、大师、先驱，所有为世界历史的航道树立航标的人们，就是那折射并对流在文化心理界域的“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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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我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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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感情世界，是人出发认识世界的基础。无论是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都把人的心灵叫做“镜子”。但在无数个互不相同的镜像中，又有哪一个接近真象？又有哪一个可能获得“真理”的身份？──“理”本在象之外。人类这面充满缺陷的镜子（就认识的真实性而言，的最大缺陷，就是认识过程中难以抑制的“情感投射”、“价值预设”等圈套。这使追求“客观认识”的心灵，常陷在自我冲突的困境中。它面对的那个压力世界是干变万化的，它必须应付的压力形态是形形色色的。但它却力求把这些形态变化纳入统一的模式中，这无疑会遇到极大麻烦。这既是智力的陷阱，但也不乏智力上的乐趣。因此双重身份。致使心灵很少能摆脱它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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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我、人的感情世界、要是消除了内在的噪音与不协调，达到了一片纯一的宁静，是否有助于人类的文化事业？回答是，不。那样，只会令人落入更险恶的困境中。冲突的精神触须、分化的心理动向，以及自我的分裂……在实际上为人提供了多种选择、多层活动的心理天地。自我冲突的痛苦，换来一个阔大的精神场。冲突的痛苦与阔大的豁然，长相伴随。孔子说过，“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也许“坦荡荡”才是“常戚戚”的结果；戚戚赐福给荡荡──自我冲突可赐于人类一种内在的免疫力，使他为世界的多变性提前做出准备。以免在宇宙风暴的突袭下，成为毫无防御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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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是反压制世界的心理表现：不论它的形式如何变幻。

恨，这是以互相排斥的形式兴起的心理抵抗运动。

爱，这是以互相吸引的形式兴起的抵抗运动。

爱，并不象惯常的看法那样只是一种顺从。相反，它比“恨”包含着更多的反抗性、容纳了更多的反抗力。它以进取的热忱，去要求控制环境和他人，只有当积极的爱已经宣告失败的地方，人们才去转而恨──退缩到用“憎恶”的名义筑起的心理竹篱下。

只有感到了一种压迫，人们才会发生一种爱。只有极度渴望摆脱一种压力，人们才会疯狂地进行一种爱。不论对人的爱，抑或是对事业和权力的爱，还是对上帝和理念的爱──都是如此。爱他人，爱外物，爱理想，都是从自己需要出发。如果不是从自己的直接功利需要出发，那就是从“爱好”出发，即从一种间接的、尚不确切的需要出发。

作为理想家的庄子，对世俗的爱是蔑视的，他在《大宗师》中写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口句）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他以深入浅出的寓言活画出了，人是如何以“爱”来减缓自己压力的。基督教的“爱邻人、爱仇敌”也许并不是一种虚伪的态度，而是发自深深的无奈──力图在充满敌意的异教世界中，先为自己找到一个立锥之地。这一论断是否得当，人们只要看一眼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够了。他如此谦卑，竟也难以避免世界对他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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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比恨更是一个有力的抵抗方式，它能达到恨所难以企及的抵抗高度。抵抗的最终目标是支配并占有先前所抵抗的那个对象。成功的受，意味着成功的占有。这早已不是心理世界的秘密。爱上帝，就是意欲占有上帝。越是爱得强烈，就越能占有得更深。爱艺术，就是意欲占有艺术，占有艺术品或占有艺术过程。两种占有方式，一被目为卑下，一被目为高尚。因为前者威胁他人的利益，后者则为他人创造财富。区别仅仅在于：有人用创作行为来强调自己对艺术过程的占有，有人以欣赏或收藏去宣告自己对艺术品的心理占有或事实占有……共同的功能是“提高自己的占有感”。这样分析人们的动机和动力也许是可耻的，但生命现象并不从属于礼义廉耻，相反，是生命活动制造出礼仪廉耻为己所用。文化与道德的工具性质，早已贯穿在整个人类生活的画卷中。只要愿意平心静气地观察，就能发现这个公开的奥秘。它之所以还算一个秘密，仅仅是因为那些“美学家”不敢承认它。

恨（这是对嫉恨、怨恨、仇恨等的总称），作为消极的抵抗运动，更多地被角力场上的失败者所采用。人们常说恨比爱更有力、更持久、更深刻，这是不错的。因为，促成了恨产生出来的失败，比促成爱产生出来的胜利，更能激发人的愤怒。自觉受到伤害的人，当然更急于报复。复仇的渴望暗合着很强大的力量。但恨的力量虽强大，却是“不能生育的女人”，希腊神话中的蛇发的复仇三女神就是这样，她们可以把人变成石头，但不能让人返老还童。可见，“恨”若不重新回到“爱”的怀抱，则难以有建树，难以转败为胜。仇恨使人只知破坏而不知创造。如果一位大征服者不能满怀爱意，不能允许比他本人更崇高、更持久的建筑物存在的话，试想，在他的国度里，除了尸体、废墟与浩劫外，还能有什么呢？因为“对应的情感范畴”──它们随时转换角度、视需要而定──除了在形态上、方向上有所差异，别无二致。分析的“理”，是很难套住流动的心的。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原则”的伟大胡说，实际上只是把人自己在情感上、心理上的自相冲突，投影到整个宇宙中去的一个哲学结果。这个发现，也并没有排除“主观”的偏见，因为对事物的“一分为二”，毕竟是通过人来进行的。

至于情感因素的其它分子，也因其分别是对有利之物或有宙之书的反应，而被归到“爱”或“恨”的名义下。一切情感的伸张可以根据主体与外界的关系而分为两大类：

a：外向的、进攻性的、创造性的；

b：内向的、防御性的、破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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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上的破坏狂，就其最深的根源说，是感情上（而非性格）的退避症患者。当一个人自觉受到了既不公正又无法弥补的伤害时，才会立意去破坏一切美好的东西；“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才会成为他的反社会信条。他开始退避到无目的的、阴郁的破坏王国中去，以隐藏自己久久不愈、鲜血淋漓的创伤。他要用破坏世界的行为──来与世界“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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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心理的动向，就其作为一种欲望而言，被形形色色、交插错乱的生理压力驱迫着。当一个人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存要求时，无疑会激起心理上的“求索”。许多现代的社会理论都认为：人生来有满足自己基本生理需要的权利（大自然赋予的权利）。但在实际上，相当一批人却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理需要。试问，他们的心里能不感到压制吗？拿撤勒的耶稣似乎到了消除内心的压制，因为他背向着他那现实的虚伪的世界。他继续走下去──但这次社会不再容忍他（以前容忍了他的贫困），给他扣上狂热宣扬异端邪说的罪名，最后在十字架上，受了最残酷的报复。从心理的动态要求看，他的狂热具有充分理由：作为被征服社会中的非正统派，他的尊严遭到双倍的拒绝和蔑视。他怎能不为之动容、因之升华？在更高、更寥廓、更纯净的天地中，有他的圣父和归宿。那里可以满足他“内心的渴望”（这些欲望一度并不焦渴，也不纯然属于“内心的”），怪异的心理力量崛起了。君王之怒，流血千里；英雄之怒，天昏地暗；而当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发怒的时候（据《福音书》说，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的宗教开始显现了──“那时，人间就要发生很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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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的心理状态，会使生理机能产生严重的障碍和紊乱。这是生理力量对情绪和意志活动的无声抗议。

意志经常无偿地掠夺肉体。它强迫躯干肢体劳累过度，逼使身心负荷力不胜任的事。因为意志最关心抽象的、被热情和幻想鼓动的“胜利”。许多神经病症，就是超常的心理压力对生理需要的过度干涉的恶果。失眠是最经常的例子。许多消化系统的疾病，也与心理力量的失去平衡有关。心力的滥用，会削弱心力的生理基础。这里，同样在上演着一出循环悲剧。

要说精神病主要起源于习俗的限制，及其对生理与心理所造成的压制，不免有些本末倒置。先有过头的欲望存在，然后才会感到特别的压制，以致精神失去常态。欲望本无所谓过度，所谓过度，是就其或难以实现，或得不偿失，或根本不可能等等。

生命的欲望本有护卫有机体的天生功能，它所以会“过度”，是因为欲望原先针对的那些压力源突然转移或消失了。例如，为某人所钟爱的一个友人或情人突然病故或不辞而别；某人所献身的书业突然失败、破产等等。这样一来，原先的强烈欲望，突然之间成了一支流矢在充满幻灭和百无聊赖的漫漫岁月中，他使开始渐渐流于自我戒害的病态。

进一步的压制当然是不行的，而与其用“疏导”之法无谓地耗费失去目的感欲为，勿宁用寻求新压制即新的欲求对象的方法，去重新取得内外之间的平衡。历史上的许多宗教、艺术大师，莫不精通此种转换之道。他们在生活的祭坛上重新找到了一个归宿──献身于某种理念的归宿。死亡触发了再生。对他们而言，苦行真是不苦，因为那里充满了内外平衡所含蕴的宁静。各个时代的托钵僧、自鞭教徒，并不是“迷信”的产儿，他们所以那样做，各有其深刻而隐蔽的生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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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也是如此。希望，这是人类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的一种心力。它为人类创建了无数个动人的宇宙──精神的宇宙，内心的太阳，想象的天地，梦幻的月色……同时，通过希望，人们还真的创建了各个作为实体的世界。希望，使人做成许多本来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希望中浓缩着最原始而未经充分分化的生命力量。浑沌状态的希望之焰──会逐步冷却、固定下来，成为对生活的各种展望和遐想，草成幅幅激动人心的宏大蓝图。这些迷幻（半是迷人、半是虚幻）的蓝图，给人们带来过多少欢乐和多少苦难！

“绝望”是什么？绝望是内心反击力量陷入绝境的结果。由于绝望并不是出于对外部压力的清醒认识，所以，各种各样心境上的心灰意懒，都只是暂时的。

只要有机体尚未停止活动，只要意识还存在──“意识存在的时候，就是意识活动的时候”──“绝望”就不会长驻不衰，牢固宰制人的心灵。无论多么严重的挫折，都可以恢复；苦痛也将逝去──时间会治愈一切创伤的！有机体不断地分泌出新的力量，把绝望的心绪驱散，而代之以新的希望。只要一面巨帆未被撕毁，它就迟早会重新鼓起，驰骋长风，奔向天边……

大勇大智者有时也可能陷于绝望境地。但不会被“绝望”征服和吓倒。人在世上的奋斗表明，勇气比智慧更重要气可以生出智慧；智慧却无法生出勇气来。

被绝望所征服的人，将面临两种抉择：

1，麻木，趋于颓唐，自暴自弃，一蹶不振，甚至坐以待毙。

2，自杀，或自我流放（逃避）到荒芜人烟的地方去忍受孤寂之苦。

陷于绝望境地的大智大勇者，却蔑视这两条道路。他宁愿开辟第三条路去孤注一掷，以期博得最后一线的希望，去争取另一种可能──绝望之境中，才有希望的星光！无论情势如何，胜利的希望总不会灭绝。在极端困窘中，人们还可以把目光投向天上，投向未来，投向来世，投向灵性的地方。希望总能救赎绝望，这时，就是测验你的意志力量的时刻。

153

轻微的自卑感。也许是激人奋发的要素；但强烈的自卑，却使人难以振作；严重的自卑，则使人变态到“草木皆兵”的程度在他眼中，别人对他的笑容里，含有蔑视的意味！别人对他的安慰中，都含有拎悯与优越感。他人的任何言语、表情，都可能引起他的烦恼与怨恨。另方面，凡能激发心灵的抗争精神的臼卑感，则是有益的。它充满了锐进精神，要用“前无古人”的壮举，去掩盖并弥补启己的缺憾。觉得自己连一个平庸之徒都不如的感受，深深刺进他那深闭的自尊心里，撕心裂肺……使他焦躁不安，愤怒得几乎发狂。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中有段绝妙的文字，生动不过地写出了这一体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伟大的史学家只因直言而被暴君施以宫刑，莫大的侮辱，演为终生的自卑感。也许我们不该称汉武帝刘彻为暴君，因为他的宫刑比人民领袖对人民实行的“斗私批修”要仁慈多了。

并不是人人都会因为自卑而奋发自强的。在同一个挑战面前，不向的人，反应的差异之大令人惊奇。事实上，必须有内心世界的巨大反差，才使受到打击的心灵更易于走向“疯狂的”奋发。他的疯狂不是病理的，只是心性上的。是心的发狂而不是智的癫乱──这是一切充满过强烈灵感的心灵都体验过的。没有这点“狂气”，各种创举又从何谈起！没有这点“想象力”，人类可能现在还停留在“幸福的原始社会里”。那是压制激情、遏止创造的一片荒漠。

154

再看嫉妒，则是比自卑更有刺激性的心理动力。嫉妒出于某种酸溜溜的怀恨。与自卑不同的是，嫉妒的矛头是外向的，而自卑的锋芒却更多地自我谴责。因此，嫉妒比自卑要消极，更难转化为积极的行动力量。较好的嫉妒方式则是与自卑凝成一体的“焦虑”。一方面，它对外界和他者的优势愤愤不平；另方面，它又通过自我谴责来自我施压，力求达到与他者相匹敌的水平。

苏格拉底认为，“嫉妒是一种苦痛，但并不是因为朋友的不幸而感到的苦痛，也不是由于敌人的成功而产生的苦痛；只有那些因朋友的成功而感到苦痛的人，才是好嫉妒的人。”当有人对他关于“任何人对于自己所爱的人的成功都会感到苦痛”的论断表示惊奇时，苏格拉底就提醒他们，许多人对别人抱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情：当别人遭遇不幸时，他们是不会不加闻问的，且总要予以解救；然而对于别人的成功他们也会同样不安（《回忆苏格拉底》第三卷第九章）。这表明，嫉妒的原始动力并不是仇恨，而是对他人优势的一种恐惧。它有时可以表现为“抑强扶弱”的侠客行径，通过抑制强者以维持自己的心理优势；并通过扶助弱者以表现自己作为恩人、施主、大救星的优越感。

对比之下，劣势感则可以使人感到窒息；它甚至令人莫明其妙地悲痛欲绝。一种难以言传的淡淡哀愁常绕心间，挥之不去，驱之不散。给整个生活世界涂上了一层时而灰暗、时而鲜红的嫉妒色彩。“灰色的人生”这类悲叹，是疲软的失意者，通过令人萎靡的“对比”，得出的错误的人生结论。对比之下的劣势感，还可能激起“血红的嫉妒”，这是带有攻击和破坏倾向的“撕裂魔”；他渴望毁灭──毁灭一切比他更有教养的事物和人物。

155

贪婪，是个形容词，泛泛指代那种过分因而有害的心理动向，人们常用贪婪来指责那些对财物贪得无厌的过度强烈的占有欲。在实际运用中，贪婪有两层含义：

1，人们把可能威胁和正在威胁自己的占有愿望的人，叫做贪婪的。

2，占有欲表现得特别强烈，以致超出常态的人，被叫做贪婪的。

在很多场合下，贪婪并不实指某种行为，而是指一种态度而言。例如，人们可能认为一个抢劫金库的大盗是侠义的，不贪婪的；但却同时认定，某个勤勤恳恳工作以积攒财富的市民是贪婪的。

贪婪是心理力量的一种滥用，它不仅会恶化人的生存处境，也破坏了占有欲那原始的积极功能。把贪婪和占有当作人生目的，对自己的危害要超过对他人的危害。在中外各国的史书上，记载着暴戾之君横征暴敛而招致的亡国事例：“多行不义必自毙”，是每个人都通晓的道理。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很少有人能避免滥用极力。因为贪婪的惰性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把手段变成了目的；把实现欲望的方法当作欲望本身，以致严重地压制了他人的基本欲望。贪婪的可怕，就在于它将招致可怕的报复。所以聪明而有活力的人都是严格地身体力行、以侥幸廉洁的。

你想要毁灭一个人吗？──最阴险的方法莫过于鼓励他的贪婪无厌，诱使他跨越自己的极限。就像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阴谋家埃古，竭力煽动奥赛罗的“爱的贪婪”（疯狂的嫉妒），以此毁灭了一代英雄。人们都说狼是贪婪的，其实在这种评价中，又何尝没有寓言的成份和主体投射的影子？现代对动物习性的研究表明，狼并不象人们想象得那么贪残无比。贪婪是一种心理行为；人的心理分化程度远高于狼；人因此常常比狼更会克制贪婪的冲动，也常常比狼更加善于施展贪婪的阴谋。

狼的贪婪无论使人如何厌恶，但它毕竟是属于前面所说的第一种贪婪，这种贪婪作为一种生物习性，大体上有利于维持生命的存在，而人的贪婪则相反。如果说狼的贪婪是遗传的、集体的、正常有效的、本能的生存方式（只因这种生存方式与人类的利益相冲突，故而被称为贪婪）；那么人的贪婪则显然是习得的、个人的、适得其反的异态心理。狼的贪婪，对群体是有益的；人的贪婪对群体则是有害的。因为那意味着对他人的剥夺。只有一种贪婪对群体有利：即把自己的贪欲转换为创造与生产的力量。从而，把自己的身心变成贪欲掠取的对象，从而成为一个创造者。

156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禁忌视为，利用外在压力给人的贪婪设置一隅禁地。所以禁忌的形态，是随着贪婪的变化而改变的。禁忌，还是人心对外在压力的不明晰的恐惧，以及在这恐惧之下产生的阿谀逢迎的脾性。在特定的心理土壤中，禁忌往往事出有因。大智的贫弱，使之难以穷尽神秘、以理性判断究其所以然，于是，他就用神秘来回答神秘──用奉行某种禁忌，去避免某种后果。

奉行禁忌，是自我克制力量的表现。它用得失利害，去迫使人们就范。用神秘的恐怖，去控制人的行为。没有禁忌的人生，将是一事无成的人生。人必须有所不为，而后可能有所为。禁忌固然压制了人的冲动，却也是人类经常运用的一项节能措施。各种禁忌的共通功能是禁止“人欲横流”，而仅给人的精力留下有限的发泄孔道。只有这样，精力的外在溢现才变得更集中、更动人、更加耐人寻味。

（另起一页）

五、理性与非理性

157

与隐蔽的潜意识和动荡的情绪相比，意识是种既带从属性、又较合规范的思维程序。在有些科学幻想小说中，它被描写成有一天意识终于消亡，起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善而全自动化的植物式的神经调节系统。那时人类控制自己意识，有如今天人类调节呼吸与心律那样，自然省力而合乎程序。但这一天还很遥远。意识，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独立，它还陷于和潜意识及l灵魂的“三足鼎立之势”的苦苦缠斗中。

潜意识比意识更深刻地支配着人的行为与生活。因为它更接近本能，更接近原始的生命动力。它对人类意志的活动，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理智的分析与判断、选择。潜意识往往是“非理性”的，它不可以理喻；但比各种纯智力活动更为本能地卫护生命。其表现之一，就是所谓“心理防卫机制”。

158

人之所以不同凡响不仅在于他有“意识”，有“理性”；而且在于他的意识与理性乃是从那潜意识丰富而茁壮的盘根错节中，灿然开启的一枝花。它的理性是从不规则的、未经条理化的情感迷宫中，支撑起来的一座灯塔。尽管灯塔的背后是一片昏暗。

159

理性，一个狡猾的两面神。

在人生千奇百怪的纠葛中，理性扮演着一个调和者的角色。它奉持着类似于“中庸”、批判的神牌，到处充当至高的裁判。它说它调和“爱”与“恨”；它说它消弥极端倾向；它说它的最高宗旨是那不可言喻的“仁”之圣境。

理性的两面性在于：它既压制又反抗。它对心灵内部的情感与意志，以及各种向往冒险的冲动，实施压制。对外部的环境、异己者、一切隐隐威胁的暖昧之物，实施反抗它们。人类的理性，就是这样的集“压制功能”与“反抗压制”于一身的法官或律师。无怪理性自命“智慧”，在身心之间做仲裁。

即使在充斥神经气氛的宗教团体生活中，“说理”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压力手段。至于各种世俗的社会生活，仰仗“说理”武器的地方就更多了。

160

人们为什么甘愿接受理性说理的统治或庇护？这是由人性本身的两重性决定的。有谁一生只会扮演单一的生活角色呢？他必须从儿子、丈夫一直“做人”做到父亲、祖父……从兵士、曹长、一直做到将校元帅……从婴孩做到母亲。或在得与失的浪涛中反复浮沉……这种变化，使人在各种深切的矛盾冲突中，不断地徘徊、犹豫、前进、后退，诸如此类。有谁，敢于直直面对赤裸裸的单一自己──即使只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在“良心上”？

人，是在受到教育之后才产生了公益之心和利他行为。他的行为一开始只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也以自我的种种折皱作为自己的掩体和归宿。其差别只在强烈的程度不同。这本是被生命的本质与自卫的本能预定了的。但是，道德的驯化则要他反其道而行之，为的是辫保障群体内部的和平与稳定。以便节省更大的力量以应付群体外部的压力。于是，人在群体内的行为表现上，就尽力呈现为一个利他者。最低限度是不要做出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或大损人而小利己的事。等价交换是受鼓励的，这体现为爱情与友谊；小小的欺骗还是可以容忍的，这体现为种种交易；而为他人做出牺牲，则会受到人们由衷的赞誉。在这一系列难以分析的纠葛中，性格的力量起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坏的性格，是做不出好事的；坏人干好事，是要引出更大的邪恶来。这只要看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就一目了然了。至于环境及人际关系的因素，仅作为性格的参照与激素而存在。性格的群峰充满了痛苦、疑惑、矛盾。为了摆脱或至少为了解释（以便心安理得）这些摆脱不了和解释不尽的纠缠──人们便再次求助于理性。

161

绝对的持平，只是理性的自我感觉，决不是理性的实际使命。

理性的实际功能，是使情感合理化，使个人意志趋于社会化，是对性格做出说明。这一切本来仅限于语言的天地之间。而语言作为一种被言语和逻辑发展起来的东西，便也受到言语和逻辑的先天限制。

“纯粹理性”是没有的。纯粹理性是对性格、对生活、对历史过程不发生实际功能的虚无幻象，一套纯文字纯概念的封闭系统，一套有趣的智力游戏。而可能发生实际功能的心智活动则被冠以“实践理性”这个矛盾的字眼（下面将谈到的“非理性主义”这个字眼也是如此）。可是，各种争相撕裂人们的意识的教授们显然忘了（为了他们自己的意志而不是理性），实践与理性原属两个分立的世界。实践所需要的是接近并把握那作为性格、生活、历史和人的宇宙的文化“自在之物”（感情和意志），而不是供奉这个作为表象说明的理性。

“实践理性”的发明，也许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为了弥补启蒙学者的不足），但现在看来，它却代表着一个语义学上的错误，一个逻辑学上的矛盾，一个对事实世界与性格世界的大误会。尤其是用它来解释中国精神天地中种种超乎语言文字之上的蕴涵，其剽剥之害，尤为剧烈。

162

绝对的理性主义者会走向一个极端──要求损害生活的丰富性，以成就理性的纯洁性。这种喧宾夺主、本末倒置的现象，仅用“变态”来解释，是太皮相了。实际上，号召抛弃生活的人，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生活（如克尔凯郭尔）；号召独尊理性的人，是因为除了空虚的理性外他已失去了对实存世界的感受力（如黑格尔）。还有另一种情况：极力宣扬一种理念的行为，意味着行为主体企图用这号召来抵制他内心更强大的相反动向；或用这号召来抑制他的外部敌人。理念是不可能剥夺生活的，剥夺生活的是生活自身。

人们经常容忍绝对理性主义，是因为，许多人在放任自己情感与意志的奔腾时，也有一种暗暗的恐惧同时萌发。人们虽然追求生活的丰富性，但又对丰富的另一面──动荡──怀着原始的恐惧。这种矛盾心情发自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与惊怖──不少智能较高的动物身上均可见到。但人类智慧的自尊却迫使他自己标榜对未知事物的热忱（其实是满腹狐疑和满怀戒备），以此和他们所认为的动物世界的浑浑噩噩区别开来。他需要宣称热爱生活的丰富性和可变性；而反对“不安定”、“无秩序”等。秩序与对已成事物的承认，是连在一起的。至于方成未成的事物，多被习俗认为是无序的动乱之源。

其实，理性主义也是人身上潜伏的一种原始力量（存在的、反抗的本能）的表现，即此较弱的，尚可为习俗所容纳的力量，采取了合乎规范（理性）的形式。

163

“非理性主义”，是一个荒谬的悖论。“非理性”与理性的产物──“主义”──如何凝结一体？但许多大师以及他们的信徒正倾泻着大量的精力，去泡制诸多悖理的理论，以便建筑哲学的殿堂。“非理性主义”，就是用理性的方法去论证超理性的主题。其结果如何呢？应该说，那既是辞不达义，又纯是多此一举。辞不达义在于它用两种不同范畴、不属同一的观念互相论证，带有诡辩的性质。多此一举在于超理性的意念，怎能用理性来证明？“非理性”这一含混的字眼，引起诸多的误会。以致流俗几乎将之与“疯狂”、“丧失理智”等同起来了。在实际运用中，不是把它作为一个贬义语，就是用它来为极端行为辩解。二者都可悲地指示了人类智慧的一般界限。

大智者，想突破这界线的限制，他试图说明，非理性不是反理性，而是与理性的不同或对理性的超越。不完成此种超越，智慧将为理性所缚。

非理性主义哲学的荒谬感与它的实存地位，交织成一幅发人深省的怪诞画面。荒谬的东西为什么存在？显然，这说明实存之物（现象）有相当部分是在我们的理性视线之外，是在我们的理性所能企及的视界之外。超出人类寻常理性之解的东西最即为荒谬。

164

非理性的精神世界，是理性主义与神秘态度（它常被理性主义者叫做“神秘主义”）之间的中介。神秘态度的任务，是寻找一个失去的世界一个被理性的视界遗漏了的存在世界。神秘态度也有它的局限它的超语言的非逻辑性格，使它难以被拘于语言和逻辑等一般文化界线的知识所理解。因此，非大智者不足以语此。而大智者寥寥，而寥寥者即为荒诞。

谁曾想到，“荒诞”却也为人类视界提供了一个个冒出了于一般文化界限（“知识之格”、“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等等）的奇怪现象。

165

什么是“主义”？对于这个当代生活中得到过度使用，因负荷过重而疲惫不堪、面目模糊的词汇，在权威性的《辞海》、《现代汉语词典》里，竟然不列条目、毫无解释。倒是那本通俗的《新华字典》根据流俗的习用（而非从词源之根上）对此作了一番解释：

1，人们对于自然界、社会、以及学术、文艺等问题所持的有系统的理论与主张。

2，思想作风。

显然这两个定义相距甚远。

尤其是后者，在“思想作风”的名义下可以无所不包，根据任何一种“思想作风”都与他种“思想作风”互渗的事实，那任何一主义都包含着反对自己的因素。因此，“主义”的第二层含义是一种难以确认的东西。而根据“有系统的理论与主张”的第一层含义，则各种主义必然遭受两方面的批判：

1，一个主义中不无包含着与主义对立的“次义”、“再次义”等。

2，主义，一般意味着以线型的理论与主张贯穿意识，贯穿难以被线型贯穿起来的意识片断。那么，非主义的“理论与主张”（它以众多的平行次义构成一面非线型的意识之网），算不算主义？

非理性的精神和神秘的态度（态度与“思想作风”相近），不同意对意识进行线型的分割。既然如此，它当然不能算第一层含义上的主义。它们也许不失为一种“思想作风”，但思想作风的模糊，与线型切割的清晰，正好相反。可见，“主义”这一语汇本身就包容着两种并不相容的内涵。

（另起一页）

六、情结的形成

166

星术家、相面者们说，从一个人的脸面可以看出他一生的命运，可以看到他以往的经历。任何一点生活的快乐和苦痛，都融刻在你的面颊上！每个人的遭遇和情绪，都是个代化的、不雷同的，它凝缩在内心世界，打成一个个感情的结。现代心理学，哪怕是习惯以普遍规律去以偏概全的精神分析学派，也越来越倾向于重视对人的情感变化作具体的研究。这是因为，他们终于开始察觉到了在心的世界中，个体化的原则是至要的。用齐一的理，去规划备异的心，难免陷入玄学的陷阱中。如果，科学只是研究“一般的”；那么谁来研究“特殊的”？对特殊之缘（包括心象、情象、“情结”之象）的研究，须以相近的体验为基础，尽管这并不切合于科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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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好可卡因的犹太人弗洛伊德在《关于文明、文化与现代人的问题》一文中宣称：“我想人生的目的主要还是由享乐原则所决定。”但是由于“神在创造天地并没有设计‘幸福’这个字，一般人所谓的‘幸福’并不是真正的幸福，它只不过意指着一种‘暂时的’、‘过渡的’比以前较好的状态而已。因此，所谓‘现实幸福’，实是属于一种乌托邦心态。”这位动物主义者（以动物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思想”，在这里显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即享乐原则与幸福乌托邦之间巨大的裂壑与空档。怎么填补这个深渊呢？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药方：“恋爱──我想这是一个比其他方式更好的（追求幸福的）方法。严格地讲，去爱人的行为本身亦是一种防卫机制，因这可以避免被爱的失败。恋爱除了给人在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外，还可因男女双方间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关怀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疏离感。因此，我始终认为恋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较合理的方法。”

这是种人生观？但许多人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充分指出过，这种追求幸福的方法并无成效。如龚自珍，在《京师乐籍说》一文中，以剖析北京的官妓历史为引子，指出统治者设官妓以引诱天下英雄去追求弗洛伊德式的、动物主义者的幸福，结果却不能吸收并泯灭人的全部精力：“人生有此苦心奇术，足以牢笼千百中材，而不尽售于一二豪杰，此亦霸者之恨也！”这些代代出现的“一二豪杰”，显然是超越了弗洛伊德的动物行为学（犹太人称为“精神分析学”）的视野。其实，按照这位开脱一切恶行因而鼓励一切恶行的犹太人的说法，他自己的观点也说不上是什么思想，而不过是某种动物行为的引子罢了。

我们所注意的“感情纠葛”，不同于弗洛伊德基于心理的分析而使用的“情结”观念。我们的“感情纠葛”（以下简称“情结”），是指具体个人“心态”而言──每人各有特殊的纠葛。而如“俄狄浦斯情结”、“拿破仑情结”等等范畴，却企图达到更大的概括性，它自认为是普遍的、超个体的。犹太人计划的集中论、决定论倾向，抹煞了人的个体独特性；而我们则更倾向于肯定个体的独特性。个体心理的体验完全可以告诉人们，人的具体行为是很难以类别来分析清楚的，你只能在宏观上、哲学上去“悟”它。同样，要想把具体个人的感情之结解析清楚，又不流于生搬硬套，不是犹太人的计划可以办到的。

“情纠”产生于对“综合的心理压制”的综合反应。它是在心理防卫体制的不断作用下不断生成着的。情纠，是无从纳入一些既有模式予以解剖，因为其样态决非固定不变，而随压制形态不断蜕变，这种变化即便是科学的分析也难以把握。情绪的变化，再加上情结的个体化，使实验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对之只能猜谜，却无法确切解谜，因为那是在不断改变自己谜底的系列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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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人格，则必有其特殊的情纠作为心理的支撑物。是情纠的波涛与浮力，为人格的出现，开辟了心理的空间。就像是神话中上帝的意志，为万物的生成，开辟了宇宙空间。什么是“上帝”？上帝就是向上的力量。伟大的人格，既是理智的产物，也是情感世界的一个个结晶体。这是由一系列难以分解的因而不可思议的感情纠葛，形成并变幻着的──他波澜壮阔、浮沉万端，满挟着历史的消息虚盈，悄悄来到人民之中──“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以力量重新塑造社会的良知！他不是用物质手段改造人，而是先用登山宝训去转折人们对生活、对世界、对他人的基本态度；而后，新的物质手段自然会从中涌出。新的态度，自会产生新的需要；新的人心，自会产生新的世界。他不用理智去造化人心，而以泣鬼惊神的超级情感──设立新的理性规范。新的理性不是靠说服别人实现的；而是来自更大的综合压力，和对此压力的群体反应。这个命运负载着伟大人格、伟大情绪的使命。

探索普遍规律的心理学，如何探测这洪波涌起的独特汪洋？伟大的人格，对心理学来说是怪诞的、不规则的；而心理学对他则是陌生的、遥远的。心理学家试图剖析伟大人格的结果，无一不是新观念的发明和新规律的发现。因为每一伟大人格都是新颖的──足供学者们从中总结出若干条新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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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越发展，越难寻得同道。“曲高则和寡”──古老的经验早已点破。飞得越高，就越孤独。同样，越孤独，则飞得越高！他力图用质的提高，以弥补量的丧失。那么。当你面对一个经过特优发展的心灵时，一般的心理学方法是否依然适用？进一步说，用分解自然现象的普遍科学方法，去分解颇为特殊的人文现象，是否灵验？

越伟大就越孤独：因为可以与之匹敌的事物越发少了。越伟大的人格，就有越奇妙的感情纠葛，光怪陆离、五彩斑斓……这不是点缀品，而是动力之源；没有他的情纠，就无法照见他的世界，光怪陆离和五色斑斓的奇观。

他的心不是生来面对芸芸众生的。他不思俯视而更愿仰视。他仰观自己的天地之精，在他的往来观照中，有欢乐之源汩汩而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羡慕的酬劳呢？他宁愿流浪也不愿长驻，因为他所看见的世界秘密就是“流浪”，而不是恒定的滞留。在云游世界的秘境中，他谛听自然的节律。但越是这样，他就越是得不到理解，而只能受到“故乡日以远”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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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人格、超凡的天才之所以“得不到别人的理解”，是因为他的“感情纠葛”具有新颖奇异的结构，已经与寻常样态的人类情绪格格不入，致使无法沟通。生活层面上的沟通，乃至心理层面上的沟通还是可能的，不过灵魂的对话却是太困难了！以至让人们怀疑“到底有没有灵魂”。

没有此种特异情纠者，又从哪里去就其本来状态地理解他呢？有的人说，天才往往在俗务上显得幼稚，甚至不近人情。这是因为天才与寻常人之间有道鸿沟──难以捉摸的天才情纠，使他面临一个世俗化的“障碍”。从此，孤独成了天才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子。他们生前被遗弃、遭扼杀，死后被捡回来，分解后，腌制起来。“这只风鸡味道美极了！”后人就这样品尝着他的遗骸。

171

世界那么广大，而他却倦缩在可怜的一角里，他能心甘情愿、泰然处之？宇宙之流滔滔，可他的生活却像死水（闻一多的《死水》歌颂过这一悲哀）一样，他能心安理得，听天由命？于是他要冲决这樊笼──投身“他应该前往的地方”去。他不喜欢这熟悉了的一切，而更憧憬那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类，在那里他或许可以扇动一下想象的翅翼……

世界虽然广大，但却是圆滑的。没有一个角落作为支撑，不去品尝某片死水，你就无法接近这圆滑的世界。于是你被迫牺牲自己的年华，等你巩固了你在某个角落里的地位，等你已经学会被这个狭小的世界接受的时候，你却成了这世界之角的一个部分，而不再是它的观察者、感受者和判断者了。就这样，改革者与再生者的候选身份，早已离开行尸走肉的躯体。

这就是“扩张者”和“理想家”的巨大悲哀？他必须做出让步，达成某种可以忍受的妥协，或者，是在一意孤行中化为一股无名的历史力量，一阵轻烟似的无名英雄。

无怪乎，怎样评价一个“超常”的历史人物（即“非常之人”），就是古往今来学者们聚讼纷纭的问题。而人们却更习惯“以成败论英雄”。人们不懂，失败者对历史的贡献经常远远多于所谓的胜利者。人们太容易被视觉的感受束缚住，我们因此要问一句：有没有一个人能从这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在许多失败中，体现着极深的个体力量和勇于尝试的锋芒；而往往，在世俗的成功中，却陈列着连串的陷阱与墓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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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创造历史的天才身上，时间像梦一样地流逝掉……心中荡漾开淡淡的雾……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哀伤？他是为自己的内心力量而满怀悲怆？一个谜团开始扣击他的心扉──世上还有哪一出悲剧，会比英雄无用武之地更为凄婉的呢？

他，也许不是什么英雄，但却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不断酝酿着、不断生产着反制力量的人。他并不要求大规模战争的用武之地，但却梦想在自己的天地里试行着对抗压制。一个声音告诉他，心的力量若不能坚定地指向某个外在的目标，就会运转过来反对自己、障碍主体的有机生成。唐·吉诃德向风车开战而被人耻笑，但谁曾想过，这并非出自愚蠢，而是需要一个外在的敌对目标，以便保持自己的存在。他并不期待从这对抗中得到可见的利益，他是希望以此摆脱一种致命的窒息感，那种不能用其他方法加以驱逐的悲哀和绝望。

他并非无病呻吟。他的呻吟来自那隐蔽的灵魂疼痛。他秘密的苦难，源于他那边强的意志力量。这层压制要比外在的压制更善于咬啮人心……只是别人看不见罢了。

173

在他的暗礁从中，闪耀着一朵冷艳的热情……他渴望走到很远很远的异地永不回头。

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早已厌烦透了。他已然沦为这一大片木头手下的木头。他坐在一间豪华的房子里，但是却成了这间房子的摆设，人们把这间房子叫作“主人”，而把他当作一幅风景画中的淡淡一笔油彩，尽管人们酒后茶余时而说起这一笔油彩十分传神……但毕竟是一笔无足轻重的摆设。

他要启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他不知道那地方究竟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去。他只知道，他必须去，而且，即刻就要登程。

他并不期待奇迹。他没有幻想他能抵达理念的彼岸。他知道，即使在其具的宇宙中确有那一个美丽的地方，但在他抵达那里以前很久很久，他就精疲力竭，虚脱而死了。更可能的是，也许在他启程之前很久很久，那个美妙的地方早已毁灭了，只是消息走得太慢。他需要孤身一人，死在很苦很苦的汪洋中央，没有一个心灵知道，没有一面镜子照见此事。

啊，他的遗体将是鲨鱼的佳肴，他的骨骼会变成某一类化石。到底将属于哪一类，永远也不会有一个来者告诉他。他的命运无人知晓，他的意志不如一颗鹅卵石。

为什么远离已经熟悉的一切，迈入未知的茫茫夜雾？是哥伦布式的幻想在激励他？不是。哥伦布是为了钱财，为了虚荣，为了满足因一再延误而焦灼起来的野心……是亚历山大式的梦想在鞭策他？不是。他并不渴望统治世界。他怀里没有揣着建立一个宇宙帝国的蓝图，没有那种要为之死去的狂热荣誉感（谁说荣誉感仅是条顿骑士特有的呢？亚历山大和项羽才是更高的典范）……

一种热情，这是冷艳的热情，仅仅不想回来，并无“义无反顾”的雄壮。他的厌弃之感，是无人劝阻的热情。──他只追寻自己所依恋的。他宣布：即使对方是虚无，即使对方并无同感！

在他的爱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厌倦。唯其厌倦，所以去爱。他想用爱的热情，忘却厌倦之苦。他宣布了他的受，他收起了他的厌倦，于是他走了。他悄悄地不辞而别，也没有送行的人。他真的忘掉了曾经那么熟悉、那么眷恋的地土？

他知道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收容他的爱情。他知道一切地方都只能误会他的度诚。他的命运将是要么受到真诚的冷遇，要么遭到热烈的歪曲。各方的人们都涌来，阉割他，人们多么需要他啊！

尽管预知这些冷漠和不幸，他还是要去。他要证实他的不幸，他要体验他的苦难，他要让预感的东西成为已然的事物──因为他太热爱生命了。

当他熟悉了新的不幸，他的生命又撕掉了一页；他又厌倦了：世界太相似，不同的人类之间也是太相似了。正如他在一部讲述“超人”的书里看到的，却是到处充溢着“人”、“人”、“人”！这样的人、那样的人，老人和少年，老妇和姑娘，走绳索的人和宣讲真理的人，半兽的人和擒兽的人……只是没有一个超人！哎！新新人类的嘴是超人族的，骨头却依然属于原始人类！

超人书里的超人还没有出生就死掉了了。被令人作呕的试管婴儿和残缺不全的复制人体取代、腌制。

这样的人、那样的人，老人和少年，老妇和姑娘，走绳索的人和宣讲真理的人，半兽的人和擒兽的人……区别只在衣饰和相貌；而心地和气质却永远齐一。区别只在群体的风俗和个人的爱好，但到处都飘扬着各种样式的阴郁和压制。

以后他到哪里去？还有什么可选择的？于是，他想起了很古很古的书上有一句话，说是人生在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他悄然涕下。

（另起一单页）

七、梦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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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人生这是最高的目标。寻常的目的、世俗的成功，反倒只是为了促进人生的强有力状态而使用的必要“诱饵”和刺激方法。

强有力的人生！不论它出以什么形式。即便从一时一地看来，是“罕见的形式”、“反常的形式”、“可怕的形式”──这三种说法在日常语言里的含义，实际上非常接近──但只要能使人变得更强健就行。不必顾虑“他人目光”投下的各个标尺。基督徒但丁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这句话甚至折服了反上帝的犹太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x，1818—1883年）！而更加适合21世纪的语录则是：“让别人的非议，变为你前进的动力！”

强有力的人生常常体现为人生的独特性。宋代诗人黄庭坚对此曾有深刻的理解。他说：“士可百般，唯不可俗。”干什么都可以！但必须要与众不同！──这算是领悟了人生的旨要。物以稀为贵，人与文化亦然。稀有的人格、稀有的文化对文化史尤为贵重。“俗”，就是屈从于他人的目光，屈从于实体世界的压力。“俗”，就是“沉沦”，其含义十分接近佛教徒所谓“永世不得翻身”。即在众生轮回的“西西福斯运动”中永远沉沦。西西福斯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暴君，死后被罚入地狱，他每天的工作是把巨石推到山上，巨石随后自动滚下；他再重新推到山上，如此循环，毫无结果，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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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流行歌曲这样唱道：“到哪里去寻找往日梦境？”人们很喜欢听，人们很喜欢想，但决不喜欢真的去找寻！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为那些希求弥合矛盾、消除冲突、解脱智性困境的大师们，所预备的一瓢浇头凉水。人们并不要梦境，除非他抓不住生活；人们并不要往日，除非今日遗弃了他。“往日的梦境”也许还可以求得近似的“复得”，问题是那复得又有何意味。当它无一例外地变了味的时候？那时，你得到的盐巴诚如《福音书》所说，是失了咸味的盐巴，不仅毫无用处，且破坏了你对盐巴的动情向往。况且，要是人们真的寻回了失去的往昔，那不等于陷入了西西福斯式的永无休止的苦役了？

梦幻的力量，是与实体的世界相对立的。是一种全新的、很难重复的东西。梦幻的力量，与实体世界既分离又沟连。就其与实体世界相异的特征而论，可以说，“梦”是生命世界的高级象征。因为它是心灵世界可以相对独立的一项证明──独立并不意味着与它者失去联系。相反，独立是平行关系的前提。如国家的独立是国际间平行交往的前提；个人的独立是民主政治的前提。

正是在梦中，许多新的意象，可以通过无拘束的组合形式，突然诞生。许多实体世界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正是在人类的梦幻中，开始萌动，并走向完善。工程师在梦中构思了建筑的蓝图，征服者在梦中酝酿了他的革命运动。这仅仅因为，梦是相对自由的，它可以脱离实体世界的种种限制（“规律”）而自行运作。

生命的各种机制可在梦中剥离开去，然后自由结合；心理动向（“欲望”）的诸种要素可在梦中充分展开，然后随机化生。甚至身体的各器官也可在梦中重新嫁接组合；整个外在世界的形状、声音、颜色、温度、硬度、气味等等，会在梦中发生戏剧性的怪异之变。

现代生理心理学所作的“幽闲试验”（即把人幽闲在一个无光、无声、无动静的黑箱子里，使人丧失各种感觉的刺激；以观其生理心理的变化）表明，由于内在活力的驱动，人在这黑箱里会自动创造并体验到一系列幻觉的世界。从而看到、听到、闻到种种不属于实体世界的幻象。此幻觉世界，是人在非梦的清醒时刻体验到的，但其形态却与梦幻的世界十分接近。

梦与幻觉，无疑都借用了实体世界中的感知材料：就好像人类的建筑借用了自然界的物质材料。但人的建筑并不因为取材于自然而从此臣属于自然材料。梦幻与实体世界的关系也是如此，它借用了后者的材料；但促使梦幻出现的动力，却不是被梦幻所借用的那些材料。因此，你即便切断了梦幻者与实体世界的各种联系，他依然在用梦幻创造着幻觉的世界。幽闲试验正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人人郡可以重复的试验。它还表明，人被隔离得越久，他的幻觉也就越丰富，变化的频率也就越快。这意味着确有一种心灵的力量在起作用；它用梦幻的活动，去补偿被抑制了的感觉场中的活动（人在实体世界中的活动）。

人本来是为在实体世界中找到一席之地而诞生的，为此，大自然赋予他许多精力，以资应付。被抑制，就意味着精力不白然地过剩了；于是它就情不自禁地要寻找一个出孔。其形式或为梦与幻觉（这是最极端的）；或为其它种类的与实体世界纠葛甚少的心灵活动，如想象、单恋、自我牺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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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这种特性使我们相信，诸如神话宗教艺术中的各种“异象”，正是人的精力在实体世界中受到抑制之后，为自己创造的一些“孔道”，它们之所以长保其青春般的活力，是因为代表了生命希望：争取独立与自由的努力！它卓越奇谲。正因为生命在最基本的方面（如要求活动以宣泄精力）受到了无情的抑制，他才调动了更大的动力去追寻自由。这种追求在实体世界中常常落空（除非它有幸完成了先行一步的转化），但却创造了另一种世界：梦幻、想象、单恋、艺术、宗教、自我牺牲等。

古人相信梦的占卜，今人相信梦的分析。前者试图预知未来，后者试图解开心的奥秘。两者本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以下一点上却不期而遇了：它们都承认梦具有一种非凡的力量。这力量或可以捕捉神秘的预兆；或可以显示人的全部灵魂。

梦是人在无意识条件下创造的一种艺术，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并都大力创造着这一艺术。它常常冲破习俗的禁忌与道德的规范，表达了人内心深处最隐蔽的愿望。通过梦对于欲望力量的宣泄，人可以变得轻松一些，不再那么深地陷于难以自拔的紧张与专注。这，实际上也就是各种艺术的根本功能。相反，如果在清醒的状况中，心灵的力量就会受到意志的控制，很难获得这么淋漓尽致的自由活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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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梦令人心碎，恶梦令人陶醉”──这是就梦幻的另一效果而言。太圆满的好梦，只会给清醒过来（即脱离梦幻世界，进入实体世界）的人，带来过多的惆怅──失去好梦以及不可能实现这一好梦的惆怅！相反，恶梦却会给苏醒过来的人，以庆幸自己逃脱恶境的欣喜感。《庄子》对这一“心理转换机制”有过形象的表述：“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梦幻世界与实体世界的隔绝；另方面展示了建立在这隔绝之上的互存甚至互补。人的心理过程充满转折，有时就是这么奇特。

“拼凑”、“嫁接”、“混成”──这些都是对梦幻现象的特征描写。而梦幻的力量却来自心灵的不停顿的感受和运动。如果没有外在的刺激，它就创造一个仅仅属于自己的感受世界──为存在而感受，为活动而感受，为感受而感受，“无目的”的感受……所以，梦的“过程和内容”很可能迅速遗忘了，但梦的作用却已充分实现：梦幻的力量已经改变了心灵的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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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梦幻世界相对立的实体世界，是限制人的心灵自由感受的世界：它的限制之深刻，已经到了使人认为它就是“美的源泉”的程度！

为什么人们都说，处于热恋中的人常常表现得最好？为什么爱情能使个坚强的恶棍，化为温柔的登徒子？原来，是爱情的规范力量起了作用，爱情是“他人目光”的最敏感处，人人都关切自己或他人的爱情；人人都重视“有情之人”（甚至那单恋对象）对自己的看法（对这看法的反应则形形色色，另当别论）。这种无形的压力，促使各种正在恋爱或想去恋爱的人们，特别注重改进自己的形象，他们耗费极大的精力在自我的“造型艺术”上。当你看见一个人（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正一反常态地在进行美容活动，你能想象他正打算从事什么别的勾当？同时，爱的甜蜜与痴情，可以软化一颗很硬的心（如果他还会恋爱的话），有助于改善一个人的心境，提高他的心理承受力。自控力加强的结果，是形象的改进。

另方面，失去所爱（失恋）则会促使人们暴露出自身最坏的弱点。有时，不只是暴露，而是由于自我管制的松弛而扩大了自身的弱点，是由于极度的失望、羞愧和愤怒，而趋于另一极端。由于失恋，“他人目光”的管制作用不仅被大大削弱，而且成为一种反作用力。“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这两句雅俗之语，即用来描绘这种失去顾忌的心态。

再举一个例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成了时装业的老板们用以赚取利润、推售商品的一条口号。其言外之意似乎是：人不爱美，何以为人？那么，你是人吗？是人。好。你爱美吗？当然爱美？那就请君购买我的时装吧！我的时装可以使你具有最美的风姿，使你成为真正的人！否则，你还算人？

时装表演的功能，则是通过煽动人类的两性嫉妒的情绪而实现的。在一个仍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里，模特儿大都由女性充任。其意义在于向男子的女友或妻子施加压力：“你们能显示出我这般的风姿俏丽吗？看看您那身寒伦的衣衫！要想和我比美，就请先买件衣服，打扮一下；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就请趁早退出比美、选美的较量吧！”──时装表演的音响几乎总是拌有这样的低语。时装商巧妙地利用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两性竞争心理，用美的压力，榨取人们口袋里的金钱。

而当人们的心理反作用力，一时没有找到对应的外在目标（反制的对象）时，他就会产生莫名其妙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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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的世界通过各种心理的渠道，渗透同化的压力，迫人就范。例如，人在面对广漠无垠的时空时，就会产生深刻的孤独感。有时有人会帮助他，有时则没有。有时别人可以帮助他，有时则爱莫能助。也许只有极少极少的人从未体尝过全然无人援助的滋味。而当他真正孤独、无人救助时，梦幻的力量就可以发挥“及时雨”的超渡功能。梦幻助人渡过无法在实体世界中即刻渡过的难关。而当梦幻消逝时，实体中的困难也许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复存在了；也许因心灵的迟钝而变得不那么沉重了。──梦幻就如是完成了救助；虽然它并不能直接改变实体本身，却可以改善人对实体的感受。

“梦话和呓语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愿望的流露即所谓“梦是心头想”。同时，通过语言的流动，内在的反压制的焦虑，得以缓解。一个真正的孤独者，只有通过梦呓去和虚无进行对话，与心灵中的另一个“我”进行交谈。这个对话者，在实体世界中无从寻觅……这种对话尽管无法使在者获得解脱，但可以赐给他刹那间的解放与片刻的宁静。阿们！

（另起一页）

八、灵魂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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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被种种软弱状态困扰着，而这以较能感受、体察到这一处境的心灵为尤甚。大汉奸周作人的兄弟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也许说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活在世上，大约总是免不了要杀头的。”这种对灾难的超然态度，使他竭力画圆画押的圆圈。以往人们多用苛刻的眼光，术盯住这句死囚口里吐出的真言，并讥笑他无意识的黑色幽默式的反应。但我们却发现，这是他心灵的唯一一次真跳动。是唯一一次稍稍脱俗的行为。是的，人生在世，总难逃离形形色色非己所愿的事件。欲望之高，与实现度之低的冲突，想象之美与现实平淡之间的反差激起种种苦恼。人自身，怎去克服源于自身的种种困顿？──他最幸运的时刻，也只是击败了源于外力的挑战。于是艺术产生了，崇拜产生了，信仰产生了，灵魂之火喷发了。阿Q的悲剧，不在于没有灵魂，不在于没有灵魂之火，而在于他的“愚昧”──他最后还想完善自己，努力画着圆圈，作慷慨就义状。

人类坚信自己有“灵魂”。自我意识的扩延，不仅遍布生前，还要延及死后。但对灵魂问题，现有的科学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因此，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也消灭不了以科学工具去算命、招魂的习俗！尽管对于“灵魂”的具体定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人们都倾向于认为它是某种可以相对脱离肉体状况而存在的意识。也许灵魂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神秘，也许比我们想象得还要神秘。所以，宁可把“灵魂”当作一个形容的词汇使用，不把它作为一个代表实体的名词来使用；在此也仅仅仅此层意义上，灵魂才存在。

有一点应该无须置疑：人大体具有动物所具有的各种察赋，但还具有动物所没有的某些素质。正如天才具有常人所拥有的；各种优点和缺点，但还具有常人所无的某些素质。“优点”和“缺点”，“这样”或“那样”──在天才身上表现得更为显著。天才身上的反差，尤其是心理上的反差和气质上的反差，要比常人大得多。反差越大，来自反差的动力化的能量也就越大。反差越大，触碰冲撞之后所释放的能量也就越大。

诸如此类的层进，极易使人确信：人具有动物所无或所缺的灵魂！而天才则比常人更可能不朽。虚无飘渺，不易捕捉的“灵魂”，就这样作为现象世界的补充物而被人的意识活动推出和设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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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世界的压力，必须通过心灵或是灵魂的转换，才能化为心理上的压制感？心理上的压制感，必须通过并不常见的转化，才能在少数心灵中激起那种被称作“灵魂之火”的动力。对于这两种转换过程，尤其是对于后者，现代心理学作了许多研究，但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确切的结论。因此，有关这两种转化过程的诸多讨论，大体还停留在猜测的领域中。各种各样的立论与反驳总在交叉不断地进行之中，要想清楚地讨论它们是困难的。但从这两种转化过程的结果来看，情况还是清晰的，几乎人类的各种高级精神活动、各个浪潮的文化创造活动，没有一样离得开心理上的压制感和灵魂之火的动力作用──而闭目不论灵魂之有无！

如果承认“灵魂”的定义是某种可以相对脱离肉体状态而存

在的意识活动，则通常可见的病弱得奄奄一息的肉体，而能发生强大意志力量的现象，确使人极易产生关于“灵魂”可能存在的想法：肉体与意识的关系并不是绝对臣服的关系！从肉体状况并不能直接判断一个人的意识状况。所以，即便最低限度地讲，也还是可以认为有灵魂的存在。这灵魂从肉体产生，但却能相对独立地活动──他，不必事事征得肉体的同意，他有独立的意志与独立的活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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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他常常盗用恩师苏格拉底的名义说话）认为，灵魂可以脱离身体而存在。生前，身体是灵魂的牢狱；而灵魂只有脱离身体的羁绊，方有完全的自由；死亡便是这两个互相依存的实体相互告别的仪式；因此，对哲学家来说，死亡并不可怕──柏拉图的这种观念是被动物主义所支配的现代心灵很难认同的。再者，柏拉图更认为灵魂有两个部分：一是理性的或不灭的部分，是灵魂的本体；一是非理性的或将灭的部分，是和身体发生联系后“沾染”的。如意志、情感等等。这种二分法显然从属于灵魂独立的原始观念，更难被现代心灵所接受。因为现代的各行知识告诉我们的，是恰恰相反的东西。即，理性是对非理性进行约束的结果。而决非心灵的本体。况且，意志和情感既然比灵魂低级，又如何能认识灵魂呢？

与柏拉图相比，还是所谓新柏拉图主义的普罗提诺关于灵魂的观念，更近于现代人对“灵魂”一词的抽象理解，虽然二者的文化内涵气质诅然有异。普罗提诺这样阐述心与物、万有与本体的关系：

当灵魂突然之间被照亮了的时候，我们便具有了这种所见。这种光亮是从至高无上者那里来的，这种光亮就是至高无上者。当他像另一个神那样，受到某一个人的呼吁而带着光亮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他在面前；光亮就是他来临的证据。这样，没有被照亮的灵魂，就始终没有那种所见；但是一旦被照亮之后，灵魂便具有了它所追求的东西。而这就是摆在灵魂之前的真正的目的：把握住哪种光明，以至高无上者（而不是以任何其他原则的光明）来窥见那个其自身同时也就是获得这种所见的方法的至高无上者；因为照亮了灵魂的正是灵魂所要窥见的，正犹如唯有凭借着太阳自身的光明，我们才能看到太阳一样。然而这要怎样才能实现呢？要摒弃万事万物。（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五卷第三篇第十七章）

在普罗提诺那里，灵魂之火是外来的，而非自发的。而且，外来的方式是直接的灌注（“被照亮”），而非间接的激发（反击压制）。这表明，罗马时代的哲学家，比现代人更为悲观，他们已经丧失了对人的命运的信任，而把目光移到了永恒的天庭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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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灵魂之火”是这样一种普遍性的动力，它起于压制的底层，但却不同于反抗原先的压制源。它被某种压制触发；但一经出现，却不因为原先压制源的消失或压力的他移，而自行减弱甚至消失。它这时所照见的，并不限于先前它意欲反抗的那一物；它这时所要焚烧的，也不仅限于先前逼迫它兴起的那种势力。它充满了要给整个世界带来光明的热望。它变得想要为整个人生驱除严寒。从百接的实用立场看，灵魂之火也许是一种“病态的反应”，它业已超越了“合理的范围”。它的目标足不再受到世俗性和物欲性束缚的宇宙之象。它因此被常人目为变态。

灵魂之火可以由各式各样心理的折磨而触发。它既可以冲天而起、蔚为壮观；也可以悄然蛰伏，不动声色。其情形有如火热的熔岩在顽冥的岩层下──或喷薄而出、杀气腾腾；或汩汩潜流，寻找突破口。它有时击碎了岩层，漫无目的地寻找着归宿。有时则孤芳自赏，孕育着重大的思想。灵魂之火没有预定的去处，不怀功利主义的企图，它只知道它必须爆发或向外（行动），或向内（思想），否则它自己就承受不了这巨大的膨胀力，那无法由自身力量予以控制或消解的膨胀力。

他注视那茫茫世界，以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他只知道他必须向前、向前──至于究竟哪里是“前”，他却无从知道。至于如何向前，他自己更无权决定。──这是一个权力狂热开始冷却的时代。他清醒地看到，牺牲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他从未渴望得到报偿。最好的报偿，就是千年一度的喷发。除去万世罕见的“自由”瞬间，他根本不再奢望其他。

世人之见，对于从功利主义的桎梏下解脱出来的单纯意志，一概称之为“盲目的”、“非理性的”。这仅仅是因为，用合理主义的逻辑，已然难以解释它！这已是一个根深蒂固、难以更改的思想习惯了……他并不奢求改变世人的习惯，他被目为“非理性”冲动的象征，这将是一种非正确的表述；因为将来会有许多理性起来解释他，将来会有一大群理性主义者起来，为他热诚辩护，因为那时求职的方式，已经转变。──那时，人间就会发生很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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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之火，以那些陷于不幸而臻至伟大之境的灵魂，作为自己的燃料。伟大的灵魂在自己的牺牲中，射入一道闪闪发光的力量──成为历史的超渡者和灵魂的打捞者，这样的牺牲、射入、发光、超渡、打捞，是孤独的。

灵魂之火，燃尽了灵魂本身。它一经发出，就不再属于这个界魂。他扬起无数张翅翼，向整个被压迫的世界纵情跃下……他给其余的灵魂，送去星星点点的激活；他激起他们死区已久的热情，他擦亮他们久已暗淡的智慧和皑甲，他鼓荡无数的灵魂，发泄最大的精神动力，向心域的规范展开攻击，他是一个绝对自我中心的利他主义者。

灵魂的力量，冲破了心理规范的禁锢──这就是灵魂之火兴起的预兆。

当心理上的规范禁锢突然发生地震式的根本动摇，反制之心也就突然照见了禁锢以外的广袤天地。那时，“豁然开朗”的感受，对规范的残余约束力而言，是最后的扫荡。当人在蛇的引诱下偷吃了智慧果，从而看见了以往熟视无睹的新视象，新一轮的文明，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类似于“河伯望洋兴叹”时的狂喜，席卷心界。这种心境，是各个灵魂曾以层进式的方式不断地体验着的：一个接一个的豁然开朗，一个接一个的河伯兴叹……王国维曾借用辛弃疾的几句词，点破过“一个接着一个”之间的过渡情态：“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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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然开朗的情境，是富于目的感的心理动力，经过久久的幽闲，达到了渴望已久的甚至意想不到的目标时，所特有的喜悦与安详的交织。它因为成功而带有清醒的、有节制的情调，含有激动与宁静的混成。

它的表现及预后，与灵魂之火的熔岩状态大不相同，它更有建设性和目的感；它不意味剧烈的突发，只是自然节奏的渐进。凡是分别体验过这两种情境的心灵，都能接受这种比较。从心灵的角度看，正积极吸收外部刺激的心灵，更易体验到“豁然开朗”的心境：正在抵御外部压力的心灵，更易体验到灵魂之火的存在。后者的原创性、主宰性，要大于前者。──但它们都是同一心灵可能先后经验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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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健康的、幸运的人，容易陷入乐观主义情绪。他们完全有理由谴责宿命论是消极有害的，不利于人的奋斗。这种非议者，可能没有看到生活的另一面相。在那里，奋斗是没有用的。陷入泥沼的人却能理解生活的这一脾性，在那里，你越挣扎就陷得越深。这时，唯一的救助只能是心理上的。在那里，宿命论不仅因此变成了神圣的，而且因此是有用的它使你下沉得慢一些，或许拖延到可以迎来一个转机。所以我们看到，在各个急趋没落中的文明社会里，宿命论成为一种继怀疑主义而勃兴的文化心理现象。宿命的思潮，使无法摆脱困境的人们，更易于忍受那失去希望的生活，那不以你的意志与努力而移易，反要一再任意摆布你的“生活”。宿命论的兴起，并不是消极的思想禁锢；而是积极的思想运动所触发的。

在文化趋于没落的各个时代中，宿命论的统治，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灵魂之火不愿意自我否定，只要它敢于走向自我肯定（哪怕有时披上了宿命论的语言外衣），就势必点燃起高贵的精神。生命的全部希望和文化的各类精华都被集聚在这一点，形成一个不期而成的热点。这一超白热化的灵魂运动使各种生命力找到了自己共同的出路。在宿命名义下的窄窄夹缝里透露出新的宇宙之光，照见了受到侵逼而灿烂自如的异象，即此世所无的“大象”：

至高无上者在其进程中，是绝不能乘任何没有灵魂的车而前进的。但他也绝不直接乘驶灵魂：他是以某种不可名状的美为其先导的。在伟大的王的行程前面，最先走出来的是较小的行列，随后出来的就一行比一行伟大，一行比一行高贵──越接近于王，也就越富于王者气象；再后便是他自己的尊荣的近侍。最后，在这一切荣耀之中，便蓦然出现了至高无上的君主本人，于是，一切的人──除了那些只看到在他来临以前的景象，便心满意足地走开了的人们而外──便都匍匐下来，向他欢呼。

（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五卷第五篇第三章）

普罗提诺在此所言，与《老子》三十五章的开头数语有异曲同工之妙：“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他们都强烈暗示了灵魂的“执大象”者或投影于“大象”者，也就是“看到了大象的心灵”，所具有的浩大力量。

（另起一页）

九、“王”的原始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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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观相同的情境中，在气质相似的压制网络中，样态不同的心灵，感受到根本异样的宇宙洞天。以此可以区别三种心灵：

1，天才；

2，疯子；

3，常人。

这是心理生物的三个品种，彼此相视如同陌生的异类。也许在深处，彼此怀有比对异类更多的困惑与隔阂、蔑视与厌恶。

通俗的看法常认定受到承认的天才无所不知。如认为天才能恰当理解疯子与常人；而疯子不能理解常人，更不能理解天才；常人则能理解疯子但不能理解天才；因此，天才是最孤独的──就是一种流行的看法。我认为，这种等次的分类，是一种科学迷信的遗绪。因为在这三种心理生物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就其本来状态而言的“理解”。天才之不能理解常人，尤如疯子之不能理解常人。常人之不能理解天才，尤如疯子之不能理解天才。常人不能理解天才，有如教徒不能理解教主。

天才有特殊的情绪和禀赋，疯子有特殊的情结与禀赋，常人亦备有自己的情绪与禀赋──如果不从功利的角度去辨别，那就无法划出其间的分际。人们隔着天河相望──无形而又无限的鸿沟比王母娘娘的“天河”还要难以逾越。没有七夕的鹊桥盛会去一年一度沟通这些寂寞而彼此隔绝的心灵，徒使隔河相望的两造常怀迷惘。他看见了对方，但无法走上去，拥抱在一起。于是，社会分裂了，历史断烂了。巴比伦通天塔的失败，不仅仅是语言隔阂造成的──更深刻的心理隔阂（上帝分裂人类、使之不能成就通天之塔的计划）是语言隔阂的动因。

心理的铁幕，使操“一种语言”的人们，尽管热切地交谈，却不能理会对方的意思；甚至导向反目、操戈，走上备异的命运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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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与类之间的幽闲，是个体之间幽闲的延伸与扩大。“类”，不过是个体差异的典型化与夸张而已。分类的幽闲终非静态的完成，它是方成与方生、方生与方成之际的动态。因为力量的增长，迫使心灵去寻求同道，迫使心灵去创立同道──把自己的力量投射给对方，使力量在心理生物的品类内部实现流通。在压力下，在各个文化圈子的空旷中，迟早会升起一个“通天下之志”的灵魂，他的风度生气勃勃，在千年酣睡中恢复了元气，修炼了金丹，仿佛无畏的游龙，潜隐在死水的深处。

在古代中国的智慧海中，对这个“通天之志”（《周易·系辞传》）的灵魂，用“王”的符号予以表现。王道之王，不是裂土而封的君王；不是割据一方的山寨之王，而是作为心灵世界的精英和反击力量的象征。

王是新奇的沟通者。

“王”，是一个用来描述沟通作用的符号，而不仅仅是一个奉献给沟通者的称号。在“王”这个符号中，代表沟通主体的，只是那贯通三个（横）层次的一道灵气──即那一竖。从上方起算的第一层次（横）是无机世界的象征符号，代表古代中国人称之为“天”的那种实体。自下方起算的第一层次，是有机世界的象征符号，代表古代中国人称之为“地”的那种实体。居中的那一层次则是社会界域的象征符号，代表古代中国人称之为“人”的那种实体。而贯通三界的一道灵气，作为心灵界域的大动源，一种类似“神媒”的创造者──化为古代中国人称之为“王”的那种动态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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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宇宙层次和一道心灵动力，构成古代中国的“四维意识”。《老子》对此有过明确的阐发：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二十五章）

因为《老子》标榜“道”，所以把“王”的原始内涵，嫁接到了“道”的名号之下（“王”的一竖，正是“道”的表达）；而仅把“王”作为“人”的集中体现──这是对原始宇宙论（“王论”）进行政治世俗化（“道论”）的一个结果。与此同时，也就在“道”之上，又延伸出一个更高的本原──“自然”。在这种意义上，与其说老子是“道家”，不如说他是“自然家”！

春秋以后的政治权谋者，已经忘却了古代精神领袖们对于“王”的原始理解。在政治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神秘感减退了。在附庸风雅的政客中，流行起了关于“王”的新见解──“王”成为那种玩弄屠刀、假冒斯文、裂地自封的空间盘踞者。贯通宇宙层次、协和万邦的精神领袖，于此变而为称霸一方的世俗僭越者。春秋以降，中国各地大小统治者纷纷自立为“王”，就是文化思潮发生重大堕落的显著迹象。再后来，半开化地带的僭主（如秦公、楚子），由于不太懂得文字的精密意义，以至胡乱用起“帝”与“皇”的名号来。

“帝”与“皇”的原始观念，本富于中华精神世界的特定内涵，是指某类宇宙本原（如上帝）而言，这时也开始遭受政治化、世俗化的沉沦之运。战国晚期，世俗已有称“帝”之举，如秦自称“西帝”，而赠齐以“东帝”名号。战国结束，赢政的自大狂心理恶性膨胀（这是对他的身体软骨病的心理补偿──伟大光荣正确的秦皇原有鸡胸之疾），竟嫌一个“帝”字不够痛快，必欲重叠使用“帝”与“皇”、自封“皇帝”而后快。这与二十世纪的某人教唆他人连用四个伟大来颂扬自己的心态，是一致的。当然，自封四个伟大的心态更为自卑就是了，道义上的破产，似乎是与名号上的尊贵互为补充的。

宗教观念的沦丧，则是和无休止的徭役一同降临──降临到日益衰弊的中国大地和日益卑微的中国人民。

“王”的厄运来临得更早些。周人的领袖姬发为了宣扬他是鼎革天命的力士，就取了“王”的名号。为了抵偿世俗化的不良影响，他又以“天子”自居，并仿效殷王兼行大祭司的神事。而殷王的世俗权威，本是从属于他的宗教大祭司这一神秘身份的。殷王是由神圣而渐趋世俗；周王却是由世俗而突袭神圣。这样，“王”，也就从宗教哲学的象征符号，蜕变成了世俗政治的一个压力源。这个宗教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大革命，包含一个源远流长、由微而著的大浩劫。我们这里不打算讨论它的进程和细节，只是意在指出，“王”、“帝”一类的称号，原有更深邃的精神特质，在高贵的个人精神被下贱的群体实践所规范、吞噬的沉沦趋势中，它们的本义才逐渐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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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来关于“王”、“天子”、“皇帝”的多种迷误，如果不被澄清，新一轮中华文明的精神太阳，就再也走不出历史尘埃积成的深厚阴霾。如果不对历史尘埃进行清扫（这是“整理国故”的一项重要内容），太阳与群体之间的反馈通道，就会被病态所壅塞了。古人暂时的政治手腕，被劣等子孙当作“精神遗产”继承下来──还有什么比这荒谬的事？罪不在古人，而在我们自己，在我们无力摆脱古人的阴魂。

一种新的生命力量，在我们的血液中沸腾，他告诉我们：

“王”，只是心灵界域的精英，而不是任何其他。“王”是心灵界域反沉沦力量的大象征，而不是任何其他。“王”是沟通天、地、人各层各面，贯通无机、有机、社会文明──于一道元气之中的超然生灵，而不是任何意义的执政掌权者。

对中国的良心而言，“圣人”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圣人”，不是一具遗体或他的遗教，不是篡夺政治权利的军阀，而是活跃在我们每一个人血液中的力量。“圣人”因此无形迹，因此无所不在。他与我们共生。天生“圣人”，是为了超渡人类，而不是让活大做“圣人”遗体、遗教的殉葬品。就此而言，基督教的“圣灵”观念，也许比儒道两家关于“圣人”的观念更优越：

1，它反对具象的崇拜；

2，抽象的“灵”比实体的“人”更少错误；

3，“灵”能激起更广泛的灵魂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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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通过王符，早就建立了精神的“四维空间论”──无机界域的一维（天），有机界域的一维（地），社会界域的一维（人），心灵界域的一维（灵）：

这是不怕洪水之神红色共工予以撞击的宇宙四维。

任何异族的铁蹄，都无法踏碎他，更无法消解它。千奇百怪、形态不一的反压制力，在各文化、各时代的“王”的精神气质中，得到了示范与显现──最隆盛的会演，最激切的再生……集于一身。神奇的沟通者。凝缩着有弹性的反抗力量。他，是作为那“永恒的阴霾”、那“普遍的压制”、那“沉沦的网络”、那“冷酷的女暴君”──热忱而灼目的对应者：在贯通宇宙诸层的洋流中，崭露头角。他反击不断趋于耗散的命运与沉沦，并不像海德格尔等生番所论述的，多半只是文明现象或心理现象；相反，他早在比神话还要古老的时代，就已是宇宙的根本宿命了。

有各式各样的沉沦。但最根本的沉沦是宇宙的沉沦。我们的热切希望在于，一息尚存、正在活动的人们，能够反抗投影在“我”身上的沉沦动向。我们的活力，使得腐败趋势的蔓延，得以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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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沟通各界的奇才来说，对于那些最终以自己的人格去左右文化潮流的奇特人物来说，气质比才具，更重要；才具是从气质的充分发育中，产生的；才具顺应气质；而压制气质，则从根本上阻碍了才具的成熟。天才，懂得并获有足够的好机运，去弘扬自己的气质，以改变文化圈内外的大小气候。这是天才世界中的“以战养战”。

行动比意志更重要。叔本华说，意志不能支配意志。但这位研究意志问题的德国人却似乎忘了，行动的后果，常能改变意志的环境，因此，行动及其招致的事件，含有推移意志形态、改变意志发展的特效。我们据此做出的判断是，意志是可以改变意志的！只是，那不是通过直接的口令，而是通过行动──一种间接的口令──去迫使已然的意志，改弦更张。

（另起一页）

十、天才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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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存的艰辛，使人心蒙受了极大的压力。人的天生，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爱占上风、喜新厌旧；但生存的压力却迫使人们屏除这些“性恶的要素”，而去发展各种不乏苦痛意味的“性善的要素”，如勤勉、坚忍、谦卑、忠贞等等。

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不利于人在自然界中争取优势地位；而明目张胆地爱占上风、喜新厌旧──不利于人在社会界中容忍和争得他人的支持。人由此不得不克制自己。自然和社会的压力通过各种渠道，软硬兼施地强制个体就范──这从童年时代的“教育过程”就开始了。教育，有一半是教给人以生存的技能；另一半则教会人学得就范于社会规范。前者称为“智育”和“体育”；后者则是“德育”。品德高尚的人，就是学得了很好的自我控制的人，而不是生面性善的人。

这样，求生存的外部压力与行动压力，就转化为人的自我克制与内心冲突。它使人感到“不自由”的苦恼，感到连续袭来的各种“不如意”，甚至感到无所不在的“奴役”。

然而，与疾病造成的痛苦相比，这种痛苦则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可以听到病人的呻吟：“给我健康，我宁愿去做苦工！”因为，过度的谋生压力最多也只是损害有机体的健康、影响有机过程的正常进行，而并不等于健康已被损坏、有机过程已被打乱。

而深沉的疾病则体现了人类命运之神的深沉性格──它表现为一切奴役中最厉害的奴役、一切苦工中最严酷的苦工。沦为病态的人，甚至无法直接和外界压力作斗争，他已丧失这种能力了；除非他先和深入自己内部的“病魔”苦苦争斗。“英雄也怕病来磨”这句广泛流传的谚语，意谓着社会的英雄征服者，在自然的压力下也只能是可怜的被征服者。生命与健康，最终只是对死亡与病态的临时抵抗。

而那些能把自己的不幸和疾病的责任，推卸到他者或“命运”头上的病患者──等于求得了一半的解脱。他至少以此减轻了自己的心理负荷。把伤害身心的“自我悔恨”转化为较为外向的“憎恨世界”，这样，他就把生理形态上的劣势感，幻化为运气上的不济感──对人的心理承受力而言，命运的不济要比身心的劣势稍为轻松，因为，归咎于“运气不好”，较之被迫承认自己缺乏能力或天生羸弱还是要好受些。对无法救治的病，心理上的安慰成为唯一必要的。所以，天生的残疾者，比伤残或病残者，在心理上更为不幸。

他们必须面对无缘无故就变得如此冷酷的世界，必须去加倍努力，以取得同等的权利──他们因此承受的心理压制。远远大于伤残病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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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噪世界的奥地利籍犹太精神病医生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生平就提供了一个案例，充分说明天才与病的关系。他三岁时从捷克迁往德国莱比锡。在迁居的路上，他因火车的瓦斯灯光而联想到“人的灵魂”，从此患上了妄想症及神经衰弱症。这病折磨了他半辈子，直到他发明了“精神分析法”之后，才用自我分析予以医治。这表明，精神分析法乃是一个心理异常者为了克服自己的病态而创造出来的自我治疗的呓语。

甚至著名的“俄狄蒲斯情结”（恋母情结），也是弗洛伊德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创造的。这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特别仇恨自己的异母兄，却无明显理由。经自我分析后始发现，其原因是他暗暗嫉妒异母兄与自己母亲的关系；嫉妒的动力则是他自己对亲生母亲的爱恋。在弗洛伊德的生活里，异母兄代替了父亲的位置，恨异母兄，其原型是恨父亲。……弗洛伊德的这种体验及其呓语，虽与许多人的心理体验根本不同；但这病态的恋爱癖，却促成了一种风靡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重要理论。弗洛伊德的理论，虽然不是实验科学的，但却不失为一项富于艺术气质的创作。天才与疾病的关系，促成了一个理论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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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和尼采是两位大力讨论过天才问题的德国“非传统哲学家”。叔本华认为，天才是至善至美的，能够达到超我的客观，“这种主体已不再按根据律来推敲那些关系了，而是栖息于、沉浸于眼前对象的亲切观审中，超然于该对象和任何其它对象的关系之外，达到“自失境界”──“人们自失于对象之中，忘了他的个人，忘了他的意志。”尼采则认为，天才和伟人有权利牺牲缺乏价值的庸众，以大力发展自己，等等。

但在我看来，这两种关于天才的看法都有缺陷。首先，天才为病所苦而不可能达到客观──越痛苦就越主观。“超我”、“自失”，只是一时的解脱，并非长久的归宿。再者，天才所牺牲的，首先是他自己而不是他人。尼采本人的生活史，就充分表明了这一切。尼采其人，恰是其哲学的“头胎儿子”。

头胎儿子，在宗教上常常用来献祭，天才也比常人更孱弱。历史的开创者只有在自我牺牲的示范后，才可能召集忠诚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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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与病，是不乏永恒意味的孪生子，在文明历史中构成一个浑然的交响主题。“病”的阴影为什么对天才如此偏爱？这是心灵的大秘密，也和文明的动态压力有关。病，有时属于生理上的，有时则是心理的。文明的压力，把“天才”这响亮的字眼与“病”这沙哑的字眼强行归类，使之成为一株怪异的“并蒂莲”。许多大天才的一生，是作为想象的殉葬品而始终的。这类史例，不胜枚举。他们为自己的想象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想象成了生活的代用品与指导者。另方面，病也刺激了想象的活跃。所谓病，无非是失调或“缺陷”。一种病附降临，也就破坏了一个活动天地，堵塞了力量的一个发泄孔道……一个病，象征一个遗憾。一种生理上的病，引起一个心理上的“忧郁”和“焦虑”，病因而与想象的过度活跃粘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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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的意义上，有两种天才，一是由灵魂之火燃烧出来的天才，一是由病引发的天才。其余的天才处于两极之间：很难分清哪些是天才致病，哪些又是病致天才。天才都有病，但有病者不都是天才。不论病对于天才而言是“因”是“果”（如上述“两种极端的天才”所示），它都是辅助而非“原因”，是表象而非本原。

想象作为心灵力量的自由奔驰，意味力量的消耗。想象力的发达，使体力受到无形削减。对具象的个体而言，力量的总量是大致不变的：此起则彼伏，彼张则此弛──想象力的过度驰骋，将导向身体的病──天才就是病。

想象致病的例子俯拾皆是。我们知道，有关人生危机的想象，可以引起神经衰弱；有关野心和冒险事业的想象，可以引起亢奋与抑郁的情绪交错，导致各种身心疾病。有人会反驳：想象除对身心有害，但更有积极影响。

但消极的影响正是继积极影响而后出现的。神经衰弱和精神抑郁源于过度兴奋与亢进。高潮继之以低潮，力量的宣泄招来力量的衰竭。想象，作为剧烈消耗的人生活动，其代价可观。最大的苦痛和快感，最大的恐怖和希望，最大的破灭和优越无一不在想象之火的燃烧中，达到了各自的极致。

198

病造成的无能为力及其遗憾，要求想象去展开翅翼寻求慰藉、补偿、解脱……想象的泛滥源自深刻的失望乃至绝望。在百无聊赖的苦闷中，在无计可施的气恼中，在找不见解救之路的昏暗中，想象之火突然勃发，以其在实体世界中无法体现的特异光彩，穿透并嘲笑实体世界的困惑。天才的想象与特化的病态，结下不解之缘。

天才若不将自己典当给“病”，那个阴森的权威──沉沦与压制──就不会对他慷慨解囊、有所赐予。他有过坚强的体质，健康协调、充满活力，随着想象力的漫天邀游，天才的锋芒显露。

可他们的体质却迅速孱弱，以至于病。另一面，他也许生而孱弱，为了弥补这种病态，为了争取“同等的权利”，而沉浸于“只此一道”的梦幻之中，终于迸发出灼人眼目的火──天才。因此，幸福的天才，多是已经熄灭了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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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认为，智慧的对立面不是无知，而是疯狂。那么，什么是疯狂呢？他认为，人们并不把在人所不知的事上犯错误，的人称为疯狂的人；相反，是把那些在众所周知的事上犯错误的，人视同疯狂。正如人们把强烈的欲望叫做爱情，也把重大的智力错乱叫做疯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三卷第九章）

如果这种希腊式的静态观可以成立，历史上的许多天才就与疯狂同列了。你看他们，就在常识问题上“犯错误”──突破陈旧的规范。而促使他投入行动的，恰恰是那炽热的想象力，而不是清醒的“理解力”。

想象力的飞腾，是各种天才的共同特征。超常的欲望，出众的精力，恒定的意志，只是天才的皮相；其内核，则为想象得不凡。是想象的“主题”创造了天才的“总谱”。他有复合得恰到好处的想象力。他针对文化世界的内在弊病而发。他的存在因而具有潜在的功利价值。对自我而言，他并无直接的功利目的，但他排解了心灵的困惑，淡化了文明的困境。──复合得如此恰到好处的想象，既是一种天赋，也要通过艰辛的劳动去实现。既类似游戏，又是自甘的苦役。

200

天才与病确实有缘，而文化的发展又与天才有缘。那么，整个文化岂非染上了“病”的色彩？与众不同的存在形态是否即意味着病？如果肯定了这一点，则生命当为宇宙的病症，人类文化当为动物世界的病例……

一种文化的病。首先体现在某些“先知”的个体身上。他把自己对“病”的感受、对“文明”的反应、对宇宙形态的体验──注入文化之流。尽管这是“微量元素”，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的明暗与色调。这就是“偶然性”的历史功用？

绝对的治愈，只能来自想象。许多宗教的兴起显示：宗教领袖的祈祷和符水，以及洗礼的施用，竟使许多身体的疾病“不治自愈”。医生们对病人的心理疗法，与历史上的社会运动的天才操纵者，对虞于群众的召唤方法，如出一辙。首先，建立病人对主治者的信仰；然后用这心理的能量激发他人的精神活力。用想象之火去烧烤他们，治疗他们本已无望的“不治之症”。汉赋《七发》中楚客的游说，竟使太子的病霍然而消，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

不是想象产生了力量，而是想象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心理的治愈机制，在于能量的转化、输送──由施予若问受施者的流动。想象，就是用幻念的形式流动着的反现实、超现实的力量。对天才而言，这力量是近乎自发的，是被某种很难分析的契机触发了的。而对比较被动的心灵，这力量则由天才的闪电而启动：二者的关系，犹如发电机与导体。导体通向的输电末端，则为历史之流的“积淀”。

201

天才或许表现得勤奋，但天才却并不是勤奋。天才，无非是由着自己的天性去做。但在自然而然中做出来的，却又是精妙绝伦的。勤奋之至而一事无成的人有的是──他们的存在，否定了工蜂等于天才的假想。他不随遇而安，他顶逆众人的目光，他不为环境的压力而扭曲自己的天性，去学会“做人”；否则，他更愿意做施洗者约翰，而死在希律王情妇们的口舌之下。

他的辛勤，不是外在强制的结果，而是从他的天性之田中，自然流溢出来的甘冽之泉。天才有一种气质──文化需要这种气质，犹如生命之需要空气。不同的生命需要迎合不同的空气；不同的文化选择不同的气质，不同的潮流抓住不同的人格。至于人格本身，反倒近乎“盲目”。

其次，也不是缺陷造就了天才。缺陷与遗憾，只是为天才提供了一种内在强制的集中手段。它迫使天才把精力集中于此，“背水一战”、作定向突破，不去他顾。而依照人的本性，精力原总是顺着最容易、最舒服、最合乎沉沦方式的渠道宣泄掉。但世俗的缺陷，却迫使天才采取更稀奇、更高贵的途径去消费精力。消耗得具有文化史价值，就被群体承认为贵重之物；消耗得具有启示力，就被历史奉为文化的里程碑。

202

文化上的特征，扎根于人格的特征；心理的特征，则要到生理方面勘探渊源。人格意义上的天性与宋儒的理论中的“性命”完全不同，它起源于难以重复缸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的交织，而不起源于既定而普遍的道德秩序（“天理”）。用严实的目光看，天才并不神圣。在辽阔的原始背景和世俗生活中，他们都是些“不平衡的怪物”。有许多，还是生活上的失败者。他们被迫退出公共生活，只把心灵留下。但等他们终于气绝之后，社会却突然发现十分需要他们──不是需要他们本人，而是需要他们的遗产来为自己增色。接下来的步骤，便是道德化、神秘化的“热处理”：经过这道“工序”，天才就可以成为颇实用的东西了。可是，本来面目之下的他们，并非从高贵的信念出发，而是来自暗淡无望的荒凉背景──他们的前头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他们的后边，是可离而不可脱的洪水滔滔。他们的心中则永远充满了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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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出天才。或，空幻的超级希望产生天才。

绝望阻塞了精力的“正常渠道”，而大希望则抑制了精力的“平常分散”。它们的共通作用，迫使心力收缩在某几点甚至某一点上。难以药效的大病态，有器质性的，也有功能性的；有神经性的，也有心态（“变态心理”）性的。这些痛苦的异常“姻缘”、灾难深重的“婚配”……需要心灵的解脱去救助──无可救药的大病，需要新颖的文化去抚慰。抚慰了伤痛者自己，也抚慰了受到伤害的时代。

天才所以能够特立独拔而又价值连城、不去求同却被奉为圭臬──因为他是苦海中腾越而起的一道光亮；芸芸众生都在此苦海中浮沉。他对于群体的含义，决不仅是一件可爱的纪念品、一幅赏心悦目的装饰画……他是生活方向的暗示者；是智慧的启迪者。他是文化反制集团的海上堡垒──在流动中见力量，赐给动荡的洋面以超越的平衡感。

（另起一页）

十一、含苞待放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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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力的状态是“含苞待放”的时刻。这时，生命的内在活力那含蕴的反压制力量──已经完成了他的空前凝炼。初期的开放也是值得赞慕的。“放而不肆”、“含而不露”，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这难道仅仅是“想象力”的作用吗？不。这是生命力。

历经磨难而得以集结的力量，肩负着使命来到世界上。不完成彻底地自我宣泄（这意味着相对的胜利和相对的毁灭）他不会销声匿迹的。一个成熟的生命──又不因熟透了而趋于朽败，这是多么美好的事物！一个因其美好而格外短暂，一个因其短暂而格外美好的事物！他保持着高昂的欲望，却又不让这些欲望得到弗洛伊德式动物主义的充分满足，从而削弱其力量的势头，以此久久保持一股静悄悄的冲力。在事实即在生活的层次中，获得一种主动的饱满。这饱满，这饱满状态，不是人为的紧张，而是长期的压制集聚起来的宇宙之精，是大自然的丰盈赐予（虽然在世俗标准下，它不乏“苦难”的意味），是特殊灵魂“无为”本性的天然流露。他由此升腾到震慑亿兆而令万人景仰的高度。他，也许采取了冲宁淡泊的形式，但内含的力量则是波潮浩荡。

205

释放多余的内应力的消解行为，作为处置过剩精力的本能活动，有积极意义。过剩的内应力（反压制力）需要消解，否则将从内部危及生命。生命本能中自保性反应的功能虽然一致，但因条件各异创造了形形色色的消解方式。

消解行为可依其对象而分为两大类：

1，发泄；

2，解脱。

发泄是侧重于生理层次的、有对象的消解方式。解脱则是侧重于心理层次的、无对象的消解方式。或者说，解脱行为的对象是行动者自己。众所周知，发泄欲望的行为必须有一个外在的对象，通过对此对象的追逐与占有，依据生理、心理的过程实现发泄。解脱则不然，它不仰赖外物，它可在行为者自身的生理心理场内，通过心理活动及与此相关的生理变化来实现。对有意识的动物而言，发泄行为常由生理因素直接开启，并在生理的天地中求得归宿和满足。而解脱行为，虽也原始于某种生理压力，但却诉诸心理方式的解决。

正如生理天地与心理天地本来相通，发泄模式与解脱模式本来也彼此渗透，互为表里、因果。在心灵的海上礁石丛中，摇曳着一艘谋求安全与平衡的人生之舟。这舟上有两杆巨桅，这就是“发泄”与“解脱”它们为人生之舟摄取了动力；在许多情况下，还决定了这动力的方向。所以雄伟的创造者和优越的精神人物藉以兴起的环境，一般并无特别的引人注目之处。和他们“共同享有”那一环境的人，岂止成千成万。但结果如何呢？在一大片池塘之中，只有一株青莲出污泥而不染。一枝独秀，所藉者并非油泥与气候，也不仅是可见的遗传特质，而是科学至今分解不出的某些恰到好处的要素。许多出身微贱或生活贫寒的奇士、圣人、英雄、企业家等等他们久经周折的生活史足以说明，科学尚不足以预先指导人们去怎样做，才能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这种神秘性，使人类的行为迄今还停留在全面的机遇性和具体的盲动上。

如此看来，患难兄弟的对垒、亲密战友间的火并，并非历史的罕有现象。事实上，曾有多少神话、史诗、戏剧、传奇，以及市井小说，将此选作“永恒的题材”！思想的历史和精神角逐的记录更不用说了。军事、政治、经济、爱情、荣誉、社会地位等方面更为实际的活动，也无不充满了这类戏剧性的冲突……同样，生理系统和心理系统之间，发泄行为和解脱行为之间，也不断上演着这类时而激烈、时而和缓的剧目。

206

“发泄”狠狠地嘲笑“解脱”，“解脱”则报之以无比的蔑视。“发泄”认为“解脱”不切实际，隔靴搔痒；“解脱”则厌恶“发泄”的卑下贫瘠、一览无余。它们彼此试图压倒对方，以便把对方贬为补充自己模式的一种调料。如果脱出二者的固有轨道，而作超然（当然也超越不了人的精神状态）的俯视，当能看到，二者在生命历程中常是互补、互通、交相作用的。

而极端的发泄式行为，被称为“纵欲主义”。它常是极为广泛的，决不限于现代人津津乐道、专门留心的情欲领地。甚至有精神上的纵欲主义者，有以利他主义为假面的纵欲行为。而极端的解脱式行为，则由于它抑制自我的外部表现，被不甘于人生寂寞的学者们戴上了“禁欲主义”的冠冕。但真正的禁欲行为，只不过是对欲望的表现方式进行了根本的改造；使其具有社会习俗中的禁欲外观而已。试想，若无强大的内驱力为杠杆，像是禁欲这样违背本能的行为，又根据什么决定，从何做出呢？

207

禁欲是什么？纵欲又是什么？它们都是消解压力的行为。历史告诉我们，在许多情况下，禁欲行为是对纵欲所造成的虚脱状态进行的一种“补助”；而纵欲则是在厉行禁欲后的过激反应。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反应是一种“使用”：使用、消解那些郁积过多而发生着变质危险的过剩精力。此外，历史还给我们另一层启示：心理方面的过剩精力，却并不能通过“发泄”去排遣哪怕发泄到了“纵欲”的地步也无济于事。平衡心理方面的过剩精力，只能留待“解脱”的途径，通过转移、净化的方式去实现。

208

生命是这样一头怪兽：具有自我平衡、相互平衡、与环境相平衡的杰出能力。不论是发泄及其标尺下的纵欲和禁欲，还是解脱及其标尺下的转移和净化，都以根本上的平衡为目标。有些极端行为乍看起来是违背了一时一地的平衡，但那是对长期压制的反动；是“以夷制夷”──以惰性去报复惰性。从久远而观，起作用的仍是追求根本平衡的倾向。否则，有机体又将何以立足？

209

禁欲和纵欲，是同一行为天平上的两个秤盘。它们都是用以描述过度行为的形容词。禁欲的深居含义，是强化反压制力量的冲动；纵欲则以减轻内在压制（即过剩了的反压制力）为至上需要。唯一的准则，是创造并维系作为生命基点的双边平衡。二者汇合于内外平衡、身心平衡的生命海。由于深刻的平衡需要，一旦外在力有所缓和，人们马上转去释放内在压力，体现发泄和追逐欢乐，成为一种更高级的自保形式。所以诗人们常感叹说，“富贵思淫欲。”实现了欲望，意味着内在力的紧张获得了缓解。

其机制在于，消除了饥饿、安全、温暖等方面的外在威胁后，原先聚集起来以图对抗的内应力，就成为相等多余的过剩之物。消耗它，就成为生命努力追求的首要目标。这时，“享乐主义”便会抬头。所以，一个成功地完成了外在扩张的民族，往往立即面对着内在的腐化。而逆境较之顺境，较易避免内应力的流失。

210

问：生命的最高丽质是什么？

答：是“日新其德”。

日新其德就是不断更新生活者、思想者的心理样态（而不是“结构”）──德，以更有效地把握环境。除了心理样态与生存处境相对应中形成的诸德之式，既没有普遍有效的道德，也没有永久生存的品德。生命的最高德与各种乌托邦、理想国、乐园或净土的设计根本相反：它决非固执不变，而是追逐新颖，以“变”为“善”。而作为生命之至善品德的求变的能力，则又不离其“宗主”。这宗主，就是生命藉以诞生、存在的自然压力及其启示。人所讴歌的“师法自然”，不仅是画匠或艺术家的诀窍和顿悟，且是各种生存样式自古以来就默默遵循着的大道。师法自然，乃是日新其德的不朽依据。如现代的仿生学，就是这方面的杰作。

211

不离宗主的迁异，师法自然的变化在古代中国文化的观念中，被表述为“易”。《易经》就专门发挥了这一无穷变化和无根迁异的宇宙观。《周易》把生命默默遵循的大道哲学化了，浓缩为思辨的轨迹。师法自然、不离宗主的周易哲学，因而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内在构架和灵感之源。从此，不懂得、不参与《周易》式的精神活动的心灵，就无法探悉并不悟中国文化的基本奥妙。

当然《易经》作为一部人为的作品，尽管讲述了师法、不离与变化、迁异的基本原理，本身却是处在一种不完满、未完成的生成状态中。这不是幼稚与粗糙，这是深刻智慧的证明──它为自身在未来的持续发展，准备了众多的方向和充裕的空间。它保持着生命的弹性与结构的可塑性。一部着墨无多的《周易》，与其说是“体系”，不如说是“启示”，是中国式的“上天垂象”。它和围绕它而形成的易化精神，可以说是“中国文明的启示录”。

212

在这样的启示看来，点到了，就够了。能够理解的心灵，就足以理解了，也许还会因此而理解得更深、更透、更富于生命的丽质。若是接受者失去了生命的力量，再细再密的阐释与证明，也难以使他理解，反会把繁琐的语言变成义理的迷宫。而对生命力活跃着的心而言，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暗示，一个微不足道的讯号──整个宇宙的秘密就突然打开了，对着他那正在开启的心扉。

《周易》使我们避免了陷入迷宫的危险。它以简约的语言和启示的图象，向千万年的历史和各种族、各文化的心灵，展示了一种普遍的原则──“君子以自强不息”（日新精神）。这一经典精髓，是对来者的启示，对往者的总结──“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周易》哲学从人性和宇宙的深处，捕获了生命用以自立立人的普遍枢机。这枢机承前启后，功盖天地。对实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言，它都不失为一个普遍的动力和一个持续的场。对于人的生活（不论就其动物模式的方面，还是人所特有的方面），这已构成各种价值均可附系的活坐标。

他告诉我们：生命只有不断调整自己与环境的关系、比压（或以东方式的“克服自己”；或以西方式的“降服外物”的方式），和对应形式，才可能处于有效的生长状态。什么时候他松懈了这类调整，什么时候没落之运就毫不容情地降临了。什么时候他因为躲避辛劳而放弃了这类调节的努力，被动的奴役状态，就会攫住他的身心。

213

这种意义的“东方式的克己”，不仅是力量的体现，也是一种策略的运筹。它的真正目标是通过克服自己去同化他者与环境──“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西方式的降服外物，则是又一类型的战略方案，它的目标是通过“征服宇宙”来“扩张自我”。其功能在于重建自我与上帝、个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表面上，意在改善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但其实在目标仍在通过这类提高自身力量的努力，取得对异已势力的战略优势。可见，东方精神与西方精神在“体”上极为一致，所不同的只是在“用”上而已。

不论是中国农民式的“行中庸”、固守乡土，还是北欧“海盗式”的走极端、远涉重洋，各种生活方式、思想方法就其本身状态言，都可以是健全的。不断的自我刷新，不停地因时而易，是使生活趋于不腐、不死之境的要素，这就是“易化”的本质。在保此丽质的前提下，各种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价值，是同等的。有人把生活分成“坚强的”与“软弱的”两类，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泥古不化者，坚强却无益，徒令腐朽弥甚而已。而勤于思索、与时俱进的人，即便是“软弱的”，也不至于脱离生命之水。而对文明有机体说，坚强的停滞比软弱的弹性危险得多。因为这将吸尽、耗干生命之水。如果把坚强与坚硬划上等号，那就更是灾难性的了。

214

“太阳底下很少有新的东西”，因此，新的东西就近乎好的东西。即使新东西本身并不等于好东西，也因其新鲜而不失为好东西的象征或预兆。一切好的东西，都只能是从新东西包括新挖掘的旧物之中来。有价值的古代文物，有价值的往昔精神，其价值在于，新人们从古老的尘埃下，发现了新价值、掘出了新意义，并对新生活的生成，起了“资助”的作用……

如此可见，“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说──都是精神的迷误。

任何学问，都只是人生的工具（“用”），怎能成为人的本体与主宰（“体”）呢。

各种传统文化名义下的本来价值、固有属性也许是有的，但因为人的认识能力受到自己感官的无情限制，因而很难认识它。因此，这些遥远的价值、隐秘的属性，对当代人的生活和思想来说，是近乎不存在的。正是基于此种前提，认识的价值和功用的价值，几乎是同一的。这样，被人评定为“新”的事物。意即人们在其中找到了新的功用的事物。而意义和价值，说到底，也只能是作用于当前的──或当前预测即体验着的。

“新”，有时是创造，有时却是循环。前所未有的创造固然是“新”；光复旧物的循环，就其动用层面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新”！至少，它给人们免除了生活上单调延续的劳役，和文化上刻板重复的苦楚。循环中的新事物，比人创造的纯新之物或许具有更大的生命力。若是没有昼夜的轮回与四季的更迭，我们的生活与文化中的节律和美，将是难以想象的。

《圣经·传道书》说：“太阳之下，没有新东西。”但我们说，“每天清晨劈开黑暗的太阳，都给人以一次清新之感。”作为新民族的缔造者，我们前来反抗犹太人衰老智慧的压制：太阳不但使漫漫黑夜为之驱散，还是宇宙节律在地球上的步履声！它不断启动我们的心扉，使之充满喜悦与激动，并迎合着宇宙周期的颤栗──感受比实存更重要，因为实存是通过感受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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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最大能最的“德”，对生存活动不是禁锢，而是一项有效的保护。如果说保护本有禁锢的成份，那么“德”对生命的保护性，远大于它的禁锢性。简言之，“保护”以抗衡外力为首要使命；“禁锢”则以约束内力为根本趋向。“德”的良好状态，其标志是把矛头指向外部，在此前提下，甚至可以变禁锢为更高意义的保护。也只有在此前提下，生命的日新其德，自然而然成为他与时俱化的自我保护。他在顺乎本能的试练中，切合了宇宙的节律，得以在时间的摧残下，绵延自体的盎然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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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土”的观念起源于一个奇特的错误。全方位地看，净土观念是意欲摆脱生活苦难的超验性宣言。

净土观念，原作为各种教徒的一个纯粹梦想（以来调剂他们不那么纯粹的生活）。这只有从各种宗教是对乱世的回答这一前提出发，“超凡入圣的净土”，才会引起人们的同感和向往（而不是世俗的所谓“理解”）。除去这种严格意义的“净土”，一切净土观念都只会导向更深重的沉沦！因为从本性上说，它们是敌视生命的。它们蔑视并排斥了生命所必需的种种血腥气。在他们迂阔的眼光（严格地说，是伪善的舌头）看来，压制力量是宇宙的罪恶（“相”与“魔”）；而反击力量则是个体的罪恶（“欲”与“业”）。如此推论下去，只有“涅槃”，才近乎真如，才算得真正高贵。可是，那涅槃又是何等的境界？对此，也许只有入了涅槃的圣者才能做出确切的回答。然而，入了涅槃的人还会说话吗？还屑于说话吗？因此，涅槃除被世俗化为谋财害命的勾当，别无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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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俗的涅槃是懒散的借口，是半醒午睡之间的睡眼惺松。它是被不懂得涅槃、从未接近过涅槃的手，捏造出来的梦呓。那些泥、石、金、木的佛像，都长着一双老也睁不开、老也睁不大的迷茫睡眼，他们的最高理想，是把世界变成一个梦，一个作为净土之反像的世俗之梦。正是这种历史的破产，使得佛教式微了。西方的冲击来到中国，西方的天国观也随之而至。我们发现，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来世论与马克思──托洛茨基式的现世净土观之间，在犹太背景上，是完全一致的！它们过分远离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所以当某些数典忘祖之徒说什么“死后去见马克思”之类的临终呓语时，他们的“马克思”不过是“阎罗王”的代词。

这些阎罗的信徒大概觉得，所有的人都和他们一样行动迟缓、步履蹒跚了？他们大概以为，世界也像他们一样骨质疏松了？但世界的进步是通过个体的死亡，逐步实现的──这包括宇宙的节律、生命的进化、文明的演变、心理的转折等诸层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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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会界域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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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化中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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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陈旧的巨轮，飘流在似知未知的洋面上。它的乘客疲惫到了麻木的程度，麻木到了聪明的地步，聪明到了互相算计、准备自相戕害的程度。这使他们更加疲惫、紧张、焦虑、恐惧，以致极度厌倦的思潮兴起了。谁都希望那黑沉沉的海上驶过来一只救生艇，管它来自地狱还是来自天堂！谁都想弃船而走，连船上的老鼠、阿猫、阿狗也都纷纷跃入似知未知的汪洋──“晚走不如早走”，他们奔走相告……

但是在大潮流的涌荡中，逆流毫无例外地产生了。这就是反作用力，或曰反压制力（潮流构成压制）的“玄妙”之所在。对巨轮的爱，朦朦胧胧地产生了──这是在普遍厌倦的压力下，逆行而兴起的。轮上乘客群体中开始了剧烈的分化，分化引起了争吵的喧嚣。但争吵，却也带来了活力，引起了对轮上状况的关切与注意。于是，一股新的精神意向开始萌动。最后，一批最绝望的人，还是弃船而逃。一批最激进的人为了回答他们，开始确立自己的新希望，并动手修补巨轮，重新确定它的方位。大多数人员，则在观望着，犹豫不定……他们似乎在等着，听凭摆布。

出走者，去追寻他们未知的命运。留下来的人，则就地创造自己的命运。意志的不同，把人引导到命运的不同沉浮中去。在富于戏剧性的大规模分化中，命运女神的身影逐渐显露出来，不同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文化模式逐渐清晰了起来。分化过程，迸发出形形色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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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文明初起时，社会内部的反差开始扩大。文明走向鼎盛，反差日益增大。反差，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和文化创造的直接动力。社会的反差，还是生长、分化的结果。它在人际关系上，不免会造成多重的隔阂、疏远、乃至紧张。生活者与观察者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观察家指陈说：看，这就是反差，反差对进步是必要的。但生活在反差之两极的撕扯中的人们，感到的却是幸福与不幸、踌躇满志与嫉恨不平、欢乐与悲痛、狂妄与自卑等极端相反的感情。他们分别断定现存秩序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感情的压力，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着行动者的意志步伐，或使之紊乱或使之坚定，但在历史观察家的天平上，这种激荡在总体上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前进运动。

面对这微妙的格局，关心人类幸福的思想者，应考虑一下“走钢丝的艺术”。社会的发展，宛如行进在一条悬空的缆绳上，两边是幽深的峡谷。一边的峡谷是反差太小导致的停滞与僵化，另边的峡谷则是反差太大引起的磨擦以至爆炸……如何使一个社会不因恐惧或大意轻敌以及软弱或意外事故，而不慎跌入缆绳两端的峡谷中──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严肃到了致命程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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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分化、集团间的斗争、乃至个人意识的抬头，带来并加剧了种种痛苦和磨难，但同时，这又是文明得以滋生、拓展的前提条件。如果承认悲哀、愤怒、激动、绝望，乃至感恩的心情是艺术与史诗创作的大前提，那么，如果从审美活动中抽掉了它们，艺术还可能存在吗？艺术的创作还可能继续发生吗？艺术的作品，还可能得到他者或后人的理解吗？没有体验过悲哀的人，是读不懂李贺的诗的；没有濒临过生活绝境和心理绝境的人，是读不通《离骚》的。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故事，曾经招致众多史家的讥笑，其实，这种嘲讽完全是多余的。

社会发展和艺术发展就其内在机制而言，有惊人的相似。即，“不好的东西”是“好的东西”的基础、背景以及出发点。当一个事物的成长，超过了它的前身、掩盖了它的源泉，因而在实际上近乎否定了自己父亲的时候，人们就会奇怪地指称它的父亲、源泉、前身为“邪恶”的。因此，我们说，没有黑暗，便没有广袤；没有邪恶，便没有圣洁；没有苦难，便没有幸福；没有绝望，便不会有伟大的创造。阶级斗争的罪与罚，因而成为美的乐章。它有痛苦但也有文化，文化的程度随着痛苦的程度的深刻而提高。交错着的巨大反差，构成了乐章（而不仅仅是单线条的旋律）的结构，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雄浑意境。

躯体上的懒汉，不想付出艰辛的劳动就想收得丰盈的收获。精神上的懦夫，不想担荷罪恶就想获取文明之果。为此，他们在古代创造了天堂、乐土的神话；在近代创造了原教旨主义的乌托邦空想。精神上的懒汉，更出于求全责备的奢望，想不付沉沦的代价就得到文明的浪头，想避免社会动荡而得到社会的进步，想抽掉食物的“糟粕”而只留下食物的“精华”……这是一种良好的奢望。如果尽取精华而尽弃糟粕，则有机结构的贫弱、病态以至瓦解，会比进步与文明更迅速地来到。没有糟粕的精华不是精华，它只能弱化人的肠胃，以从根本上毁掉人的抵抗力量。

社会界域与心灵界域的区别在于，它更多地依赖物化的结构（如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取代了个人心中的矛盾力量的冲突；社会交往取代了精神活动）。因此，它的发展比心灵的开化，需要更多的、更可见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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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史中，往往是随着社会反差的萎缩和社会活力的日益低落，作为各种社会器官的社会组织也不免日渐退化，它们的功能趋于衰竭。每到此时，以往的高级文化无一幸免地遭受平庸的理解，动人心魄的精义只引起平淡甚至近乎麻木的反应。随之而来的是，活跃着的精神文化被偶像化了──化作或恶或善的泥塑。社会生活的极端停滞，与独立精神（及其扩大的投影团体精神和民族主义）的失落，一同降临到由于过度的垦殖、收获和过度的禁止施肥催化，而变得越来越贫播荒芜的文化土地上。就中国历史而言，这一进程在秦汉帝国、元明清帝国，各自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此，紧随其后，魏晋南北朝与二十世纪初的文化混杂、价值错乱的精神状态继之而起。在这两个社会系统崩溃的过程中，决定性因素是自体的没落，而非他山之石的敲打、撞击。甚至个体的心理性征也会随着文明结构的衰落与解体而被夷平！男不男，女不女，两性的异化成为文明败血症的日常表现。极度的专制，诚然有把君王之外的男子都变成太监的危险，但雅典的民主也同样培养了大批的男妓和同性恋者。文明的困境同样困扰着置身其中的人民。对个体而言，这近乎一个宿命，但对思考的人来说，这却是和社会细胞（个体）的职能消解同步出现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已经到了父亲暴戾、儿子叛逆的地步，那么，整个社会机体的有机过程，就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

我们听到过“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历史叹息声。历史的反思打开了有关“散沙”的秘密：国民性中的“一盘散沙”，是来自个体特征的日渐磨灭。大家在恶霸皇帝面前都一样地丧失了人格，那社会的结构也就夷平了，社会的职能也就瓦解了。大家都“平等”了，反文化的风潮也就涌起了。文化史的废墟时代，也就在毁灭个性、倒置构架、颠倒历史的运动中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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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明的锐气衰颓了，社会内部正常的反差、活性及其创造力，会突然间急剧下降。如果观察家来到这个时刻、这个季节的文明社会中，他将发现，此社会因其弊病太深，再也经不起活力的冲击了。充足的创造力，给它带来的不再是以往的福音，而是突如其来的灾祸。社会自卫的第一个冲动当然是“遏止它”。作为心理防卫机制的一个本能表现，文明社会及其芸芸众生，会十分省力地转嫁危机与责任，转而诬告创造力不洁净、诬告创造者破坏了社会平衡。制造动乱──这已成为大海沉船时刻的普遍真理。走投无路、动辄获罪的生灵们开会学习，尽其一切卑劣的、暗示的、拙劣的手段与言辞，向创造力宣战。这是一个日趋封闭日趋猥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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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明衰颓了，社会内部的反差趋于弱化，反差激起的力量对比日渐萎缩。岩石的棱角日益磨平，个性流失于无形的群体。有活力的等级差别，被社会的元秩序腐败取代了。而为了抵消无序的破坏，不分青红皂白的全面暴政就会应运而生。所以，法国大革命带来了罗伯斯庇尔与拿破仑──他们的长处仅仅是比法王路易十六更野蛮，也更善于激发群众的歇斯底里。新的专制，成为对旧的等级模糊的一种报复，一个令人吃惊的回答。就这样，历史等于说：“平等”与“暴虐”、“无视权威”与“专横无忌”，是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的，交织为一头反文化的怪兽。它不仅蚕食文化之果，也吞食人性之真。它赞美新的原始状态、新的浑浊。它把有灵性的人，贬到病态、麻木的陷阱中。它吞吐的雾气，成为新野蛮冲动的预兆。这野蛮，并非真能退回淳厚静止的原始时代；其结果，只不过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法王路易十五的名言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他死不久，洪水真的来了。──祖宗欠下的债，要出子孙来偿还：路易十四的光辉与暴戾、路易十五的奢侈与放荡，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所幸的是，洪水退后，留下的不仅有荒芜的败草，还有一个重新分化、重新生长着的饿狼充斥的新世界。

陷入了此种轮回宿命的文明社会，并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危险之所在。反会担心合理的反差，将招致社会的分裂。这好像是一个神经衰弱患者，不知道自己需要合理的休息，反而拼命用脑以求疲劳，暂时摆脱失眠的困境。他用这盲目而可怕的临时陶醉，戕害着自己的生机，迸一步打击了业已憔悴的神经系统，从而进入更深的病态。当一个衰弱的文明社会已抱定成见，认为任何休生养息只会加剧自身的危机，那么，它的病灶深层只会加速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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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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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会不把榨取个人精力作为自己的首要使命，它又到哪里去取材，以堆积文明的大厦？如果社会不立意于压迫个人、强制个性，它又怎能去维持有效的普遍秩序？社会压力的症结并不仅在于什么“制度”、“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强权意志”、“贪得无厌的经济力量”、“穷凶极恶的生产矛盾”等等……这里的症结要更深刻；它是沟连着生物底层世界和生态平衡枢机的关键性表象（而不是随时随地可以验证的“实存”）。即，把原本独立自存的生物系统（个人），贬作一个更大机体（社会）的细胞。为了更大机体（社会）的存活，就要吞弊无数五脏俱全、感情丰富的独立机体（个人）──这是使千百年来的诗人所惧怕、武士所追求的死亡与兼并。

文明的系统、社会的结构，正象一架压力大机器，它是人造的，但到头来却不是人能控制自如的──它一旦确立，就有了恶魔般的非人“意志”（或叫惰性）。这意志和人的生存意志、创造意志之间，发生了绵长而剧烈的战争。战争的进程形形色色。但结果多是，人的个体意志的损耗、落空、毁灭；社会、文明意志的转形变相；以及人的总体意志（生物界城中）的胜利。而这一意志的胜利，体现在历史过程中往往通过击碎文明的系统去实现。故任何一种文明都有衰亡、崩溃、消失的一天，尽管它的片断可以被后人捡拾起来，移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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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真理、人格……面前人人平等”，从可能的角度讲，从反抗僵化、反对固定模式、反对为既得权益而牺牲社会进步等角度讲，无疑有其可取之处。它不失为一个激活横遭压制者生命潜能的生动口号。但是，要把它真的贯彻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则是不可能的。我是说，任何一个社会迄今为止都没有成功地实现这一伟大的诺言。这一“食言”的原因初看起来很“玄妙”，说透了十分简单：各种形式的社会正义，都不是一种单一的社会势力所能保证的，更非一项抽象的原则可以担保：不论它们一时之间看起来多么纯净并富于效率。因此合理的期待是：只有在多种原则的相互对峙所造成的势力均衡中，社会正义和法治状态才可能实现。

人性中追求着支配世界和把握权力的倾向，使其一旦失去压力状态就有趋于沉沦、腐败的危险。人在物理的失重状态下，如不被保护，将迅即死亡；人性在生理方面、文化在心理方面的失重状态，亦复如此。所以，生理的压力使人性变得可爱；心理的危机则创造了令人眩目的文化。多重的社会组织产生出来错综的压力，可以归结为两大功能：

1，它提供了社会正义的保证力量；

2，又不至于因压力的单一化而使格局富于爆炸性。当然，社会组织的存在又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等级化，尽管是尚未僵硬的等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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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中的个体，与个人独处时的个体，反应与表现何其悬殊！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可以是个良好的公民、模范的丈夫、优秀的父亲和贤妻良母，但独处时刻，人独自面对自己的良心、自己的上帝、自己的宇宙……时，扪心自问却不免发现自己终究是个罪人。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一尊神秘莫测的两面之神！社会中活动的“我”与独处时的“我”，哪个更接近“真正的我”？而真正的我到底是实有还是虚无？社会的我与独处的我之间，又有多大程度的相互渗透？凡此种种，都可以思索，但却很难论断。

可以说的似乎是：人，作为一种在社会形式的生命现象，与生俱来背负着双重性格。他的独立意识、自在生活，使他区别于蚂蚁、蜜蜂等生物；而他的文化与思维能力又使他区别于一般的哺乳类动物。这一动态的事实，能使人为的巍峨建筑终不免沦为瓦砾场。社会都必然面对这严格的双重性：即，作为有机系统的个人（哪怕他的动物性也被文化色彩浸透了），同时又确是社会结构、文化系统中的一分子（哪怕是一个游离中的、失却归属感的分子）。这双重性等于是说，社会倘如不存在，个人也就消失于无形了。因而社会政治的艺术，成为协调个人与社会的艺术。它不以牺牲个性、牺牲人的天然价值（这是文化价值的活泉），为其生存代价。如若牺牲了大自然赋予人的天生丽质，那就从根本上牺牲了这些人寄身其中的那个社会，牺牲了它的文化潜能、堵塞了它的活泉。有效率的协调永远具有两个指向：个性向社会妥协；社会也对个性相契而莫逆。单方面的无度诛求，则对双方都是致命的，致命的暴力、或致命的腐败，就此结下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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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的个体，有如社会有机体中的器官。在社会中，各个体发挥着特定的功能，占据着相对稳定的位置。随着这种关系的展开，紧张状态产生了：人这种社会器官，恰恰是会思考的。不仅思考，他更乐于开展独立的行动，这也是人的群体不同于其它生物（蚂蚁、蜜蜂群体，的地方它必须驾驭一大群具有“自由意志”的细胞。个人的意识、意志、意念，对社会仅仅是个离心力？不然。从更广泛的角度整合考察，社会向心力的源泉不是别的，恰恰也是个人的主体力量：是个人赋予社会以超越个人的气质。是强大得足以超我的个体，把自己的热，投诸群体，使之作为一个有机的结构，进行连续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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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处于上升的、方成中的、反压制的社会，是相应建立在善取个性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制度、唐宋明清帝国的科举制度，甚至埃及马木图克时代的奴隶集团制度，都以各自的形态完成了对我们上述论点的证实。

社会制度的伟大艺术，在于如何善用个性的力，以合成社会的力；在于将个性的原始冲动转换成文明的光束。为此，各种社会制度都设置了各种（显形或隐形的）等级存在，以节制个性与个性之间的冲突，并控制个性向社会的挑战。各种层次的、各种装饰的、各种颜色的等级秩序，成为社会结构的“本质”，即“支撑”的力量。有理由认为，创造了社会结构的内在空间的，是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反时间式努力。不是僵化的等级差别（社会反差力量的制度化形式），是社会效率和文化活性的坚定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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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曾是人的反压制的重要方式。正如群体所产生的文化，也是反压制的分泌物。《圣经》中的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始祖亚伯拉罕许下金口玉言，让他的子孙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像海边的沙子一样多”。古代的原始群落是生殖机能十分健旺的群体，他们以极高的繁殖率，去代偿极高的死亡率：那是由艰辛的生活和缺医少药带来的必须。人口众多在远古之梦和现代的不景气中，为什么会成为一种财富，甚至升格为一个理想：而不是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累赘、一种无可回避的恶梦？很简单，繁衍众多的人口，曾是人类群体反抗压制、自我延续的重要途径。环绕这一传统有效的方式而建立的种种理想，都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追逐着人体的热气，渴望从中收集抵抗环境压力的能量。尽管在一个现代的心灵看来，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是如此微不足道，而它的成本却未免太高现代人对外在压力已经获得了被称为“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反应方式，而这是比人口的增殖选为节能的反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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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密度具有典型的含义：一方面，密度大，则抵抗力相对而强。这条规律在越古老的时代越有效。在现代，并不是这条规律的内在含义失效，只是外在效果变了：机器的力量取代了原始的人力。故多余的人力、失业的人口，反而成为负担，造成社会的拥挤与不安。另方面，密度大，则比重大而内压增强。所以我们只须稍稍翻阅一下历史与地理的经纬相织出来的人类群体之图，就看到一个大体相应的现象：密度越大的社会：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的互相牵制与挤压的程度就越强。在古代，人口稀松的游牧民族比人口密集的农耕民族，从来就享有更广泛的内部自由。尽管那不是现代社会在法治状态下的公民自由，但毕竟不失为一种原始的、直接的自由。根据同样的道理，在人迹罕见之地，当然也就很少社会界域中的诸多压制。这时，人们更多面临的乃是来源于自然界的压制。如，无机世界的风雷雨雪、山水距离，以及有机世界的毒虫猛兽。为了抵抗这种不利，人需要结成团体、加速繁衍──社会压制是作为自然压制的反抗者，而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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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种有智慧、能进行设计并通过实施设计去改变环境与自己的生灵。因此。当人口的密集达到了彼此妨害的程度时，他便规划出种种行为规范，以把密集造成的损害，降低到一个比较能够忍受的水平──于是，克己的道德便产生了。当道德已经约束不住人们（以抵消人口密集带来的副作用）时，法律就产生了。在仅仅依靠法律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方，繁复的国家机器便被逐个发明出来，以限制罪恶的蔓延并镇压个人的自由。《庄子·马蹄》篇以激烈的反感，质问群体的文化说：“纯朴不散，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道德（原始的和谐）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人的天性）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哲学的揭示使人明白了，文化的创造是基于（对那先于文化状态的原始浑沌的）大肆的破坏之上的。是一种强大的追求文明的压力，毁灭了白玉、道德、性情、以及天然的声色，使之化为人类文化中的圭璋、仁义、礼乐以及文采与六律。遁世的庄子看破了一点天机，但命运为此而惩罚了他：不让他把天机全部透露出来。

事实上，庄子的反文化论点是头足倒置的宣传──返真归朴在整体上是合乎不可逆转的宇宙宿命（沉沦）的，但正构如此，在可以视见的文化界城中，它却是一股逆流！这逆流的动用仅仅在于，有助于周期性地澄清文化的气氛，使人不至于沉迷于文化之象，自溺而不能自拔。

232

文化之过失，非文化之罪愆。并不是文化破坏了原始的和谐；文化，只是原始和谐被击破之后，产生的一个替代品而已，它多少带有无可奈何的味道。

从各个文化圈反复兴亡的事件看，几乎可以得出一条“规律”；无视创造性的社会迟早会遭到合乎其无视程度的恶报。一种体制如果靠着毁损自己赖以发达兴旺的根基为生，只能逐渐衰微。如果社会的效率只能建立在压制创造精神的基础上，这种效率的恒定值是递减而不是递增的。

233

对黄金时代的各种期待，牵引着人类的梦魂。每代骄子，都对黄金时代倾泻着自己的倾慕与热忱。社会的黄金时代是这样的；它建立在激励、保护主动精神的基础上，用革新生活去使社会避免这一危险：因囿于有形而丧失活力。次一等的社会，已经不再注意无形的个性，而只注目于有形的效率；它习惯于通过压制主动精神，维持着社会的固有效率。斯巴达的军事纪律和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范例。但这未能阻止斯巴达社会的没落。

234

正在上升的社会，珍惜每一分力量，它近乎本能地知道创造性的价值。它仔细保护他们、精心培植他们，倾其养料、促其生长以此间接的方式，大大促进了社会的生长。生长势头较差的社会也还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无力付诸实践。因此，它更经常地对此保持无奈的缄默。糟糕的一种情况，则是以悲剧中特有的矛盾态度面对这一道理，但无法接受创造性的挑战与“滋补”，恐怕脆弱的平衡因之崩溃瓦解。然而，社会的转机因此会来临。社会的反压制力会凝聚并上升，与社会的沉沦过程交错而过。社会压制的结晶（五四时代和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所攻击并反对的封建礼教和官方说教即其一种典型），原是文明的象征；这时，却成了文明的死敌。

上述情况，就其文化活力而言，分属三个年龄阶段。即，各个文明史──经历过的初起、中盛、末衰之运。从这特殊角度去测最一个社会的文化力量──即考察此一社会与生活在此一社会的创造性间的关系已经发现，创造性透过社会以对文化施加影响，利用“社会效益”促进文化变迁。从各个文明史的发展轨迹看，杰出个性才是文化的“体”，而各种社会效率加在一起也不过只是文化的“用”。唯有体用结合，方能汇成气象万千的生活之流，结成生机勃勃的社会之构，呈现浓淡相宜的文化图篆。

（另起一页）

三、文明与野蛮的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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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们常常咏叹当人走出了自己的窝巢家屋，无所依恃地直面大自然时的神秘感受。他站在山颠或海角，俯仰于天地之间，将不免倍觉自身的微渺；同时，又生起一种轻松欣快的感兴情绪，顿觉心旷神怡。这双重的心性来源于：

1，在自然的威压前，人的屈服与自卑；

2，自然的压制，反而助人从社会的压制下解脱出来。所以，在社会间失意的人们，常乐于流连山水之间。自然的风光有令人陶醉忘忧的奇效，且赐给人们这样一种心境，蔼更为恒定的自然诸相面前，倏忽不定的社会诸相露出了转瞬跟，逝的特性。而这，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失败者，岂不是一个最大的安慰？轻松欣快的情绪，是暂时脱却了社会压制后的心理反应。“自然比社会更强大”，这种想法反能劝说失意者回到生活中再：度挣扎。这种心境或类似的达观，令人更宽慰地看待尘世间的是非；同时，也由于它带有“虚无主义”（即真实得使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感，到了受不了的程度）的倾向。而对现有文明“看破红尘”，甚至是从根本上的蔑视。其中既汩动着转向的创造精神，但对现有文明也意味着破坏的冲力。这冲力也许受到多重抑制而未曾显露（如胡人石勒年轻时的遭遇，他在城门口啸傲，却差一点被汉人恶霸杀掉），但社会气候一旦成熟，它却不难转向一种反抗文明的“野蛮”。

我们常看到，许多准备投身于重大斗争的历史人物，在投入决定性的行动之前，都曾脱离文明的环境而到蛮荒之野，去孤自思索着什么。隐居为什么能赐人以力量？因为，那是从自然的永恒中吸取到了原始的“气”，这气一旦鼓入社会，是不可避免要对旧文明的构架造成浩劫的。

在威严的自然和无垠的汪洋面前，人会顾影自怜；就是在人海之中，亦当升起如是的感触。人海像其它“多余的反制”一样，对“我”构成了沉重的压制。少数的人对“我”是不乏助益，而多余的则构成妨害。人人都想摆脱太多的人，但人人都摆脱不掉这群体生活的影子──除非他自己率先死去。现代文明甚至把“遁入空门”的狭窄道路都杜绝了。现代文明的这一特点，并不像卢梭主义者认定的那样，是由文明的恶质所注定的；而是由持续增高的人口压力（并不简单体现为人口的密度）造成的。事实上，表现得越邪恶的文明（它常体现为“极端的野蛮”，但这是比自然状态远为残酷的文明史现象，如大规模的屠杀并不见于“自然状态”），常常是困于更大的人海压制的文明。而诸多的反自然但又反文化的野蛮（实为一种变态的文明现象）行为、野蛮化，实际上是在以非理性的方式，在努力摆脱这全社会、文化圈已经难以脱略的超常困扰。

236

通常被称作“野蛮行为”的现象是反文明的；但同时它又是反自然的。因此，需要区分“野蛮”与“原始”。野蛮不是一种由文明到原始的倒退，而是由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过渡时，常常经历的一个节奏。不论你依据自身的处境与感受，认为它是沉重的压制还是轻松的解放，它实际上都是过渡、转换、再生时代的一个牺牲（奉献与收获的中介）。有谁在自然状态（如动物世界或许多发展极低的原始文化）中，见过文明大毁灭时刻特有的那种大规模的恐怖、集体参与的破坏？

更确切地说，所谓“野蛮”意味着文明的蜕化。如果不带褒贬地说，野蛮则是文明的特化；一种文明向另一种可能的文明转换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非理性”的痉挛或尝试。

在这里，我们确实触摸到了文明与野蛮交际之处的脉搏。这脉搏是清晰而有力的：经过了非理性的、再度野蛮化的冲击式洗礼后，旧的文明才可能被彻底抛弃，穿上寿衣，送进坟莹。经过了间歇、断裂、“黑暗时代”中的喘息、休耕、梦幻之后，新的文明才得以从“野蛮而肥沃的土壤”（它是在“文明的废墟”上做成的）中，长出自己的新株。文明与野蛮彼此对立，但却互为因果。

237

文明与野蛮这样会师于时空之间：

1，当文明鼎盛时，野蛮潜入地下冬眠。

2，当文明衰颓时，野蛮开始四出游荡。

3，当文明解体时。野蛮跃居统治地位。

4，当文明再生时，野蛮变成催化力量。

5，当文明拓展时，野蛮悄悄随之扩张。

238

在历史上，每个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默许着自己的掘墓人存在并活动，甚至相对容忍地宽待了他们的“破坏活动”（作为旧秩序的掘墓活动的创造行为）。这种容忍不是恩赐，而是迫不得已。就此言，社会的腐败也构成一种“宽容”，腐败激发了廉洁的力量。若不然，新的社会动力是无从出现的。社会的生机随着代代新人而降生，这终将打开桎梏，注入股股清新强劲的风潮。没有他们，连黄金也会被侵蚀得锈迹斑驳！

正在生成上升中的社会，对此则是另一种态度，不是出自无可奈何的权变，而是来自明智的制度规定。容忍精神和多元文化内外相辅，因而为社会和文化向高级阶段进行的历史转换，铺上了一条和平（或低暴力）的道路。

239

使后人为之赞叹的，不是那如群星灿灿一般济济于历史天穹之上的创造者群像，而是那些终于容忍了他们并藉以实现自己和平演变的社会。社会待他们个人尽可以苛刻，以便大大激发内含的灵魂之火，使他们的人格趋于完满，使他们的冲力更为雄浑。──掘墓活埋也许算是一种“野蛮”，但埋葬尸体却是“文明”的体现。

240

“理学杀人”、“仁义道德吃人”──并不是变态的中国“封建文明”（小脚文明、辫子政治）所特有的怪现象，而是各种文明无不引以自豪的普遍成就（动物主义者弗洛伊德对此有过系统的论述）。这种文明方式的杀人与吃人（并以“道德文章”为其特征），也许在中国发育得更充分，引起了某种普遍的感情（“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所流行的景仰、畏惧之情，一变而为“五四”以后的烦闷与厌恶──尽管后来又有若干次的“回潮”）。世界各个文明体系所共有的这笔遗产，是再狡诈的史笔也推辞不掉的集体遗产。弗洛伊德这个性意识为尊的犹太动物主义者，从性变态的角度发现了欧洲社会与文明对人欲的控制──在他看来是某种不流血的宰杀或腌制。

但动物主义的悲观却也是多余的。文明能杀人、道德要吃人，但却不会杀光人类、也无法吞灭人类。相反，它们只是杀掉并吞灭人类的渣滓与败类，最终还能从整合的角度去超渡那为整体的“人类”。

241

繁荣的商业区，灯红酒绿的场景，对不想在其中牟利取乐的人，不啻为一种压制。这是文明对原始的压制。这种或是激成诱惑，或是引发逃避。漂亮的姑娘，触发人欲幻想之翼，但对准备恪守道德规范的已婚男子来说，这是一种压制，这是文明对野性的压力。推而厂之，对于那些可以放胆追逐她的男子，她又何尝不是一个强烈的、亟欲“抹去”她而后快的压制之源？这是文明的诱惑对浑沌情感的挑战。抹去，可以有许多的样式：或忘却，或旁骛，或占有。占有了，也就从心上抹去了。没有了压制，也就丧失了存在。

242

人的意志、信念、价值判断，既创造了被称为“善”的准则、范畴与实践，也创造了那些被称为“恶”的准则、范畴与实践。人的自我选择，虽是被迫的（它总带有根本的功利目的，并奉行节能的原则），但却是文明及其种种后果发生、发展的直接杠杆。就此言，文明的根子扎入蛮野；而野性的触须也同样深入文明的王国。它们彼此渗透。有时候，外表上文明之光四射的人，内心却很黑暗；有时候，外表粗野的人，倒有一颗温柔的心。

243

生活充满生动的、互相矛盾而活灵活现的魔力，但这是一种飘逸着的、抓不住的魔力。“执者失之，为者败之”是试图概括它的一句古老箴言。用现代的说法，对生活的希望愈高，则落空的概率也愈高。要求愈强烈，失望的机会也就愈多。说生活是一个谜，也就是说，是个无法仅用语言抓住的对象。所以，人们创造了整套整套的文化，力图解答这个谜。正因为抓不住它，所以无法预测它，甚至难以道出我们对它的真实感受──人们才因此变得格外热爱它。没有什么比行将失去的东西更可爱的了。人们常说，生活是不断地自我超越、自我否决。在我看来。生活的这一性格是它的主人──人──的性格特征造就的。人们厌弃已然的东西，视之为压制；人们追逐未然的东西，以之为解脱。人们对现有的语言已经抓住了的东西，失去了神秘感。而以最大的虔敬，去探求语言之外的本原。人性的这一特征，促使相反的东西互相追逐，演出文化史上的大悲大喜。

（另起一页）

四、反差的意味

244

神经衰弱症的表现是：患上这种病的人，醒来以后仍然昏昏沉沉，睡入梦中却是飘飘浮浮。整个生活失去强劲的、等差分明的节律，处于半醒午睡的浑沌态中。宛如心电图的曲线，业已消失掉高峰与低谷的区别，生命也就近乎中止。你说神经衰弱患者得不到休息，但他却终日都在“休息”，无所事事。你说神经衰弱患者不在工作，但他却终日蝇营狗苟，不得片刻的安宁。这是人的大不幸之一。

而一种文化、一个社会，也有它的神经衰弱时代。每到这时，社会、文化的反差不禁减弱，各种节律的曲线平板得索然无味。文化的精神，因而陷于半醒午睡之间的病态里。

245

没有种种罪恶的社会是无法存在更无以发展的。因为，是人的价值判断把社会生活的某些属性评断为善，而把另些打入了恶的另册。故而，人为地消除罪恶、即有意识地从评断的标准出发去消除社会生活的一些属性并扩充另些属性，只会促使社会的失衡甚至导向结构的崩解。一个强健的社会，当然有它习用的善恶准则，藉以运转生活之轮。但它也能正视罪恶，即承认罪恶可以含有积极的因素。罪恶与圣洁是孪生姊妹──罪恶生圣洁，圣洁生罪恶。历史上的大圣人，无不生于大罪恶的时代。

246

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名存而实亡。高额遗产税的发明，是自由企业精神的又一次胜利，还是象征了它的彻底衰朽？也许我们今天还无法对此论定。但有一点却是明显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ich Ulianov［Lenin］，1870—1924年）的预言仿佛对了：随着垄断资本主义而来的帝国主义时代，已在二十世纪（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之不是分裂崩溃，就是发生了质变──资本主义的制度与精神早已面目全非了。资本主义遭到社会主义化了，正如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化了，二者正在趋同，这是工具理性的胜利？还是各种利益的妥协？

247

只有在茫无归宿的乱世、在骚骚然的兵荒马乱中，或在壮烈而残醋的战斗中，优秀的文化（即强健而清新的灵魂和震人心弦的精神）才得以显现出来。在习惯的坚土上构筑起来的壁垒中，它的灵眼只能被彻底埋葬。需要埋藏多少世纪？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想要知道。只有藉着“因祸得福”的意外，文化的甘泉才得以奔流在人世的荒漠上。诗人们常悲叹生活的变幻莫测，富贵宛如浮云；但在文化精神的观照下，人生却显得过于稳定了。虚假的和平令人厌倦，因为它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僵持状态。于是，世界上就起了争端。而那真实的和平却是来自胜利者的和平，是刚刚经历过大规模战争调整了的新和平。这是在喘息中度过的片刻宁静。它的静态、它的安定，只是各种力量之间一个耦合的均衡，一个富于创生性的交换。它与虚假的和平之间的最大差异，是后者在不生育的死寂中度过残年、没入沉沦；而前者却指向一个新的生成。

248

平等了，就结构意义而言，就是破产了。废墟比之庄严的庙宇，瓦砾场比之繁荣的商业区，体现出更多的“平等精神”。但那是一种怎样的平等？那是在荒凉、寂灭中期待着残阳的一个平等。深邃的哲理曾告诉人们，在死神面前人人平等──“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一悲伤构成了宗教、艺术、爱情的永恒源泉与不朽主题。然而，用它去指导社会生活，却未免过于消极，充满太多的破坏性了。生活，难道真像是宗教督教义灌输到人们头脑的那样仅仅是在为死亡为来世为乌托邦为理想社会为“另一种生活”作准备？恐怕这只是没落者的弥留之际的幻觉。

249

在佛教的深层观念中，包藏着一种比之现代各种社会主义（从科学社会主义［马列］到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再到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及其各类亚种、变种，更为凶险的“平等精神”。在那充满了印度平原潮湿闷热气息的转世轮回观念中，雅利安人的野蛮性充分表现出来了。

雅利安人从来没有创造过文明，而只是掠夺、霸占、破坏、涂改各种文明！

在埃及（喜克索斯人），在印度（毁灭了帕哈喇文明的雅利安人），在巴比伦（赫梯人、波斯人），莫不如此。甚至在欧洲，如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雅利安人也是入侵的野蛮民族。不论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其创始者无一不是雅利安劫掠的受害者和至圣先师！

佛教也是在雅利安人劫掠帕哈喇文明的结果──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形成的。婆罗门教欺行霸市，制造等级，羞辱先师帕哈喇文明；非议的婆罗门教的佛教，因此把各种动物与人视为隔世的亲兄弟，而在旗人曹雪芹的《石头记──红楼梦》中，甚至连树木花草都与人获得了理念存在上的同等。据说，“石三伢子”其人惑于《石头记》的名字，十分重视《石头记──红楼梦》，并夸张地宣传说，《红楼梦》描写了一个阶级斗争造成的衰世的场景。其实，《石头记》首先道出的是一种没落思潮。在这种以平等式的虚无主义精心包裹起来的衰亡里，预示着社会的解体而不是社会的革命，预示着文化中的反文化暗流，于是石三伢子的革命，就充分体现了周树人病态幻想的“阿Q革命”。高利贷业者的儿子一旦开始反对文明，野蛮的黑暗时代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无怪阿Q众多的现代中国，对“痞子革命”有种特殊的偏爱。

石三伢子所喜爱的轮回观念，对于生活在带丛林中的印度人，也许是个有用的大智慧；但对于生活在温带田野上的中国人而言，却有阴暗的消极意义。宋明诸子终于领悟到这种地缘上的先天歧异，他们吸干了佛教的精髓后扔掉了它的异域躯体。这个文化史上大规模的转形、嬗替，对我们的文化使命有无启迪？

250

平等精神与真正的平民精神又完全是两回事情：前者是一种暴民的无序精神的情绪化表现，而后者的主流，则是不甘自卑、强调奋斗、尊重同等的机会等等。总之，那是一种反制升华。相反，平等精神则以深刻的自卑感作为自己顽强的劣根性。它以攻击他人的成就，去安慰自己的嫉妒心。以贪欲与懒惰替代了奋斗精神。析其成因，这是一种文明业已丧失了“同等机会”许久许久之后，方才兴起的社会心理上的痼疾。这痼疾反对有序的社会积累，足以把和平竞争的过程打得七零八落。现代国人简单地把平等精神称之为“东方式的嫉妒”，而把平民精神称之为“西方式的嫉妒”──从表面上看，这种称谓倒也无可厚非；但骨子里这却是大谬不然的。用地域的东与西，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固属皮相，用文化的形态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又何尝不然。

历史告诉我们，罗马帝国末期的“西方世界”也曾大大流行过上面所说的“东方式的嫉妒”──卑贱者的平等精神。早期宗教组织恰恰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乘势崛起。因为“平等精神”是“暴政苛于虎”的伴生物。相反，在中国古代的“东方文明”最富原创力的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着的恰恰是“西方式的嫉妒”──平民精神。许多平民士人乘机起来，布满了文化的星空。后来，大一统长城时代（从秦到清的基本大一统时代，少数分裂期应是例外），中国文明的内在力量衰颓，故而兴起了阿Q式的破坏力十足的平等精神。对此，若要作个简约的社会学分析，则平等精神主要流行于阶级分野殊不鲜明的专制社会（如中国大一统长城社会）中，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已经不自觉地揭示了中国式平等精神主导的社会文化土壤──费拉社会。但平民精神则主要流行于阶级分野比较清楚的贵族社会（如封建时代的欧洲或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以及随着贵族的没落而逐渐到来的初期平民时代。尽管这与他晚年对毛主义的屈服，似乎是矛盾的。

（另起一页）

五、活力的源头

251

现代世界正不可逆转地融为一个巨型的“全球社会”。日益密切的国际联系，导致国际约束力的加强。在向这整体秩序行进的步履声中，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乃至每个文化群落的重要性都已并将继续有所降落。这与他们古老的自尊心和有关的光荣传统及其种种教育是相抵触的。因而对每个个体、每个群体的心理，这一转换过程都带来诸多的痛苦和彷徨。“未来的震荡”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就是变换迄今流行的基于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社会体制、价值观念、文化傲慢等一系列的既定观念。这一变换的动力不可能来自书斋里的教育，而是来自“国际社会趋于一体化”（“全球化”）的压力。现代国际冲突的剧烈，只是大规模整合各个横征暴敛的主权国家为一个至仁至爱的全球秩序的预演。

悲剧是否可以定义为，为了保卫一种注定要消逝的东西，而做出慷慨的牺牲？当然，这一定义与古希腊人和古典主义的悲剧观，也许不尽相合，但却合乎历史上充满慷慨悲歌和空前堕落的矛盾时代。为了即将胜利的事业而牺牲，这是新时代的正剧。而英雄般的业绩拒绝对即将消亡之事物承当义务，这是新时代的喜剧和黑色的幽默。但这两者都不如上述意义的悲剧那么有力，不如悲剧那样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与人的命运中的深刻矛盾与巨额反差。

当代西方世界，充满了此种悲剧。它在形式上有时很美，但内容上却不免流于呆板。为了自己的文化方式（包括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而战的武士们，也许恰恰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是为了挽救急剧消亡的往昔而战。为了夺回日益流失的主动，他们投入狂热的斗争，不惜动用一切技术手段，以致背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到头来，这反倒进一步加速了自己的衰败。例如，西方社会使用蔑视基本人权的测谎仪，正是这种衰败的迹象之一。这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的没落。

“测谎仪”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中越来越流行的现实，也许不应视为孤立的偶然事件。这是效率与机器向人道和个性的宣战，是西方文明开始背弃其固有价值、信念的又一征兆。诸如此类的事件却在提示我们：科学正与它在中世纪与近代初期的母体“人本主义”不断分裂。人对机器文明的利用程度越深，自己的独立性也就越脆弱。随着依赖性的加强，人也就越来越不能无视机器文明对人的天性提出的一系列挑战。满足这些压力，对人性来说，意味着某种牺牲“有所得者必有所失”。古老的箴言再次表现了新的含义。

越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用来为一个反文化的目标服务，所造成的文化破坏也就越大科学的盲目性由此可见一斑。

252

各种现代社会，在不同形式下面临一个共同危机，个性与社会间的紧张关系。总的趋势则是个性的发展、公民在法治下的自由权利，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社会在体积上的日益膨胀，它留给个体的空隙也就越小。所以我们看到小国或中等国家的居民才相对富于自治的能力和自主进取的精神。国家越大，留给自治、自主的余地反倒愈小。这是横直于无机与有机之间的大阴影。越大，对个性也就愈苛刻，居民的个性也就磨灭得愈甚。体积的惰性与迟钝。带来了文化上的恐龙时代。

生命世界也是这样，在同一种类的生物中，体积大的一般不如体积小的反应灵活。小的生命所消耗的能量按比例说也相对较小。这是被宇宙的普遍压制本能所决定了的。体积越大，所承受、所需应付的各种无形压力也就越大；因此，它的内在压力，作为反压制力，也就越大，各部分自由回旋即余地也就越小。这种因盛（体积大则生长、盛大的结果）而衰（丧失或降低了生命的回旋余地、创造空间）的事例，像反复不尽的变奏一般，一再出现在各种西方文明形式的生命旋律中。

253

社会的困难、人类的痛苦，一个深层的造因并非来自文明在时间上的延伸（这造成了顽强的传统）和空间上的扩张（这形成了标准化的惰性）及其造成的反差扩大。，来自人自身的疲软；来自人面对自己所创建的文明形迹时，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贫乏、越来越不主动的力量对比。现代人的错误，在于不明此理，反倒由于尴尬而更狂放地追求外物，希冀借外物去抵御外物对自身的压力。这就陷于外物更深的包围、更多重的压力中。自身的解放越来越渺茫了，却在变本加厉的侈谈“征服宇宙”──这是多么无可奈何的表现。

作一个对比是有趣的：长城时代的清国，对内弱化民族活力，对外“以夷制夷”，以求内外力量对比的一时平衡。他们把这叫做“和谐”？这样的和谐，给中国文明带来的是稍稍延迟的死亡，但却给中国民族带来更大的灾祸。我们的文明已经死亡，但我们的民族没有死亡，我们的精神没有死亡！精神要激活民族，民族要创造新的文明！

外部压力高一丈，内部的力量反差却消一尺，文化系统的有机调节力横遭毁损，它的崩溃岂能幸免？

出路不在于责詈对方，而在强化自身。放松对自然反差力的人工管制，必要时甚至默许它在文明环境中的自然扩大；同时，用新的反差力量与之形成多维互助（而非互相抵消）之势：这可以帮助中华精神复国。

254

在未来的挑战面前，不论东方的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的传统文化，都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社会文化模式和心理观念样态，无助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理由。互相接触也许不无补益，但借用却最终只能归于失败。只因为西方的传统，也同样在未来的挑战面前失去了应战的效力。而我们常常所说的“西方文化”，恰恰是西方的传统文化或是很快即过时的“流行文化”。它并不能代表西方更不能代表世界的未来。现代世界面对的压力形态是新颖的，但是人们为什么没有由此联想到──我们的未来世界所用以应付新颖压力的文化，第一要义即在于它的有效的新颖性：它必不同于迄今被叫做“西方文化”的那种传统的堆积。“西方文化”概念中的“西方”如果是指传统的、已然的西方，那“西方”与“复古”又有何区别？流俗的复古，是复东方之古，流俗的西化，是复西方之古。

255

以“人类的”即多元的文化浮沉去透视社会价值，将发现，社会机器的顺利运转，并不等同于社会福音。效率与稳定，是衡量社会内力的一个重要尺度，但不是唯一尺度。效率与稳定，不能给社会带来长久的福祉。例如，人们为了效率而付出多样化的生活与思想自由；为了稳定，人们有义务放弃自己的爱；而这些若被牺牲了，生活的动力所剩无几。这时，效率与稳定，已不复是集约地使用力量，反是吞噬其余一切的大饕餮，甚至把人的生命作为自己的抵押品。

千年以前，还是西欧的“中世纪”，那时的欧洲社会，除巴尔干半岛一角的拜占庭帝国之外，以“黑暗”着称。同时代的中国，正当唐宋盛世。两个社会，一个民生凋弊、文化残破；一个国泰民安、文化昌盛。然而，五百年之后，局势开始了逆转：先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开始“平起平坐”了，郑和“下西洋”到了东非，比利牛斯人越过好望角前来远东。但这也并非真的“平手”──而只是一上一下两个进程之间的偶然交叉而已。郑和的东非之行是个终点，比利牛斯人的东进则是地理大发现的起点。然后又过了四百年，一切对比差不多颠倒过来了。区区英伦三岛凭其一文小舰队，就破毁了大清国全部的海上长城。这种迁化浮沉可以使人思考，唐宋元明清的效率、稳定与中国的近代衰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西欧中世纪的黑暗与其近代的光明之间，是否大有“关联”？一个旁例可以显示：横跨巴尔干与小亚细业的拜占庭帝国，与隋唐宋元明诸朝同时显赫，但在十五世纪却遭复灭。与拜占庭帝国的衰亡几乎同一个世纪，一度黑暗的西欧则开始文艺复兴，再度崛起了。满清是外来入主中国的野蛮统治，正如奥斯曼是外来入主希腊的野蛮统治，它们的出现是中国与希腊的终结。

256

当历史气候发生大变化时，统治力量会因无力实现相应的转换而受到削弱。逆反的再生的力量开始上升。经过千百次的试探、冲突、失败之后，它终于胜利从而化为压制的力量。原先的压制力被粉碎或被遂入“地下”（即被压制状态）；但它虽散犹聚、虽死犹存──历史气候的“循环往复”与重行演变，终将赐它以复出的机会。这样周而复始的运动，构成宇宙生活的古怪节律。正是在这“反复其道”（《周易·复卦辞》）的节律中，宇宙一次又一次地诞生了，又破灭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确立了，又解体了。这种运动因其宇宙性，被佛教徒叫做“轮回”。艺术家们，则本能地体察这一宿命，他们以充满苦痛的本能、极为细腻的感受、出神入化的手法，总之，是以各种艺术的回声，表现这令人敬畏的宿命。尽管艺术家们看不见这一宿命的完全线索，只抓住它的断断续续。大宿命的往复运动则暗示着，社会不断地生成、毁灭，以及一成一毁之间的膨胀与收缩，裹胁了、支配了所有个人的小命运。这种大张大弛是不以人的喜怒哀乐而易其节律的，人充其量只在自己的小圈子内触及了它。人人都渴望幸福，但有几人真的获得幸福？

历史的气候是微妙难明的，它常常“欺骗”许多人。但它瞒不过明敏者，反而它会蒋自己最细腻的端倪和最神奇的预兆，显露给人类命运的预知者，让他们尽自己天性地看到为的是让他们尽自己天性地说出。正如自然气候中的大季节，大冰期：的存在，会被天文家、地质家所“探明”；生物史、文明史上大气候及其转折，也被渐渐“认定”。尽管这都是学理上的“事后聪明”的追认，并非“先见之明”的预知。“验诸以往而征诸未来”的体验，却对历史气候不会改变的成见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事实上，不但历史的气候、潮流会变，人们对历史的观念、对历史的理解、对历史的希望也会因之而易图像不断，扭曲、破碎、重组，以致新的显像……这边的可能性是无限的，那边的确然性只能有一个，居中的可行性则有几种到底怎样，大智难穷，而变易本身却无可置疑。

历史也像人和社会一样，有其“需要”吗？其实，通俗意义的“历史需要”取决于历史家对历史趋向的理解与评价。而为历史创造需要并满足这一需要的人们，则对其趋向有趣俗的感知。

这一感知，超出许多人察觉和明了的范围，告诉他们，他们也不能去理解、不愿去接受。回过头看，历史的需要是唯一的，清晰的，不可能纷歧无定。它超越于个人的需要、阶级的需要、甚至全民社会的需要和民族文化的需要之外……只是藉着这些需要之力的“和”显现出来。但在当时当地的生活者心目中，情形恰好相反“凡是遥远的，都是虚幻的。”这一流行性见解抱定了盲人摸象式的经验论宗旨。

对历史需要的明晰判断，难免会忤逆许多人的奢望并打击了他们的幻想。因为感情受到了伤害而断然拒绝事实，曾经造成了悲剧中风格的崇高。

257

乐于体察气候的微妙变化者（无论体察的结果与实际的变化相距几何），才有兴致谈论“历史的趋向”、“历史的需要”。但人民需要什么？尽管具体要求年年不同、岁岁翻新──但性质无非是对“幸福生活”和“太平盛世”的永久性向往。这不是因为“和为贵”，不是因为“宇宙秩序”至高无上地监护着人、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人，而是由于，幸福生活太珍贵，太平盛世太可贵了。人们厌弃到手的东西而追求难得的奇货，对不可能的事物，则往往会迸发出献身的热情。乐于体察历史气候者，往往也是社会生活中的失意者。

由衷的惊叹正为此而发，因为一切存在着的社会、秩序、结构，先天的具有深刻的惰性。这是由宇宙之力的游涡注定了的。而力量转换的体现者们，那些对历史气候见微知著的预感者们，凭藉宇宙的另一些力量，前来打破已然的“宁寂”。其最强大的是创造动力，世界缺乏什么，他们就舍命地为之提供什么，这已经几乎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社会自然律”。他们自己本来也是一贫如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在大气候的转换中，他们首先为自己创造出原本没有的奇观，而后又在无偿中与整个世界共同分享……

258

社会组织得好，宛如一架上足了润油、开足了马力的大机器，不再象解体时代那佯发出生涩的嘎嘎嘶嘶的噪音。这时的社会，各部件间磨擦降到了很低的水平。无疑，这种令人振奋的社会状态，对于生在乱离之世的灵魂，有极大的吸引力，是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是，从更宏大的历史场景、从更多的和平时代的立场来看，难道这就意味着理想的境界？这种状况也许能够提高社会的产量，却无法创造文化的质量；可以给多人带来物资上的丰收，但无法向思想者提供思索永恒的动力。动力，是来自危机，来自危机触发的对“命运”与“永恒”的探询。这探询有助于群体从根上调整人的生存模式，以建立更富于自省能力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灵魂的价值。而文化的灵魂，则是从众多的有一时性锋芒的个性中淘汰、拣选出来的。社会的进展和历史的转机是要从某些个性提供的内驱力出发的，这个事实表明了某一些个性甚至是某一个个性可能具有的无上价值。

社会的生生灭灭无异于是在说，这种不断兴亡的东西，是难以作为一个衡量万物价值的绝对坐标而存在的，因为它不可能是终极性的归宿。社会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是不断交易着的、不断自我否决着的；因而也是无法用语言、概念去牢牢把握的。比社会更大的归宿，是历史的流动，是历史气候的转变，那是超出人力之外的宇宙之象。到头来，不是社会的舆论决定了历史气候，而是历史气候决定了人类的喃喃声。这就构成了“悲观论者”的论据，这就构成了否定意志可以是自由的论据，甚至构成了否定自由选择的论据。

259

文化有永生之路吗？也许有。也许没有。我们不必对此强行作答，以给来者的意志、智能、天赋使命，划定一个不准逾越的囚牢这种反反复复的悲剧本是充斥了人的文化史的。另方面，迄今为止，菩姜如尔的窖智之士，尚未发现一种能够永生并具有不可征服之禀复的现行文化。退一万步说，文化的永生之路即使可能出现，也要验之于“未来”，而不是立足于对“过去”的神化，并迷失于对“现在”的偏执。

今日获得的各种视界显示，文化的“长生之道”，在于它的自我约束力量。这包括两个方面：

1，接受了这种文化的人民，有着自我约束的内在力量；

2，这种文化范型本身有着自我约束的传统。

在很多场景中，内在的约束与节制（而不是外来的压制与禁锢），更合乎生命的节能原则，这就是道德规范可能具有的积极的使命。因此一般说来，各种道德招致的“不满”，总是比不上它所获得的“赞扬”。这也是它得以存在下去的理由。相形之下，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富于自我约束的倾向。在把中国视为“远东”的世界地理的坐标系上，这一倾向似乎由西而东地强化着，或由东而西地弱化着。这是仅就文化的表现形态言。在根本上，各种文化都是为满足欲望（感官的或想象的；肉体的或心理的；升华形式或沉沦形式的）而设，它们在内心都是好表现而厌约束的。如果东方的相对拘谨不是慑于外力的恐吓而是源于内向的清静──是否说明东方文化更强大？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260

若想振兴一个衰老的民族。就需要整整一个世代乃至连续几个世代的虔诚者，为之赎罪。这是一种文化力量转移、替补的外在形式。即，虔诚者把自己的力转换到民族的机体中。民族的衰老，不源于自然的、生物的原因。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是由误信自己的创造物具有天生的真确性、不需重创的永恒性而不幸摧致的。这类有害的设信，对自体创造的情绪、经验进行异体化、神圣化这就是各种偶像崇拜的本质。用凝固的、人造的偶像（如某个恶魔符咒、某件艺术作品、某种祀拜仪式、某项科学原理等等），去抵挡流动着的生活、“变易着的精神”──这就是各种偶像崇拜的实际功能。只是在异常的危机中，偶像崇拜才可能收到安定人心的一时效益。而在更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崇拜使民族的生机在不知不觉中被腌制了起来，如此深重的罪孽，是灾难探重的真正祸因。反躬自省，并准备以赎罪的行动去实行自我更新：这是一条最接近“本质力量”即大地母亲的出路。

（另起一页）

六、社会压制与社会存在

261

反击力量越强，感受到的压制也相应越强。生命力越弱，生命对外界的要求反而越低。社会压制是社会存在之母，但儿子只有与母体分离，才能实现诞生。好的儿子，就是那最终超越了他的父母的人。

对压力的抵抗力，是衡量反压制力的唯一尺度。对“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古老格言的新理解表明，人的反压制存在，作为宇宙无限大与无限小的中介，是宇宙间两极化万物的审视者。审视的结果发现，有两把尺子：一是超验于人的（即人们信念中的“客观”）；另一是体验于人的（即所谓“属于主体的”）。尽管人类“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但人又是一种不甘于不知、充满好奇与自信的生灵，于是他便拼命发掘“其一”，即属于主体的可以体验的那部分；像觅宝者搜寻看不见的宝物那样，以便从中分离出“其二”（即超验的那部分）。这就是三千年来传统哲学观念中“一分为二”的心理渊薮？

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年）在他的《狱中札记》中所说，“普遍的主观”就这样创造了一个“客观世界”。这种极富慰藉性和实用性的统一界定，构成了好奇心的界限，殷切地探询，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嘎然中止。这一中止，对人的世俗生活诚然是有用的，完全合乎节能的生命原则；但对人的精神历程来说，是否是个缺憾甚至不幸呢？说起来，哲学意义上的怀疑主义的价值、证系于上述的统一界定的反面──它打破了又一个心安理得的静态满足，开辟了一个个动态的搜索。怀疑主义的局限，在于“不生育”。如果怀疑主义不导向某个以“树立”为中心的变奏，那么，它的南音响终将消逝在人类理解力的神殿外。怀疑主义看透了的“空寂的神殿”只是一个过渡，它最终会重新充满一些异态的神灵，有力的神灵。

262

社会等级间的反差，互相造成的压制力，从各层面、各渠道激起有生气的反压制力，压制──反制──压制。这无可逆转、无可切断的永恒之流（希腊人称之为“命运”），注定了，和谐只是源于不和谐的一个反应。不幸乃是幸福之母。看得更远，则不幸、不和谐也是幸福、和谐的归宿．正如死亡是生命的归宿，万物都将归回浑沌之母的阴郁怀抱。对发生在社会群体中的文明（而非个人心中的灵性），反差萎缩，压制与反制的力量也就趋弱。社会生活的活力、内驱力、外扩力等等也就低落。

要测度一个社会的外在力量并不困难，只要看看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就可以了。但是要测定一个社会的内在力量却殊非易事。谁想准确地测度，只有到此社会内的各种反差中去寻找答案。如是，凡渴望赋予一个社会以特殊的力量，必先力求赐给它以特殊的反差。要给一个社会以多大的力量，就需给它以多大的反差。应该协调这些反差所造成的冲突，以便把它们汇合为一股更强大的总体反压制力。可悲的是，大多数文明社会在创造反差、协调反差方面，不是做得不够，就是干得太过分了。过犹不及。

263

反差及其不平衡创造的一系列力量形式，构成了社会运动、生命万物的起源。文化之象，也并出其中，粲然可观。反差不仅升化为生命世界、自然宇宙间的“第一善象”，也蔓延为社会世界、文化宇宙间的“至善之源”。如果反差给人类带来了痛苦，那并不是反差的过错；因为人及其文化本是反差的产物，人怎能奢望，“只要河水的这边而不要河水的另一边”呢？

264

为了更有效地抗拒外来压制以保护自己，人必须团结成集团，组成各种形式的社会，以增强抗拒压制的内在力量。但社会的外壳一旦成形并开始运转。本身就悄悄化为对其它自己成员的压制。存在就是压制，存在就是反压制。一个存在的诞生，就开启一场新的压制与反制的角逐。存在，从此成为一项自行其是、享有自己特殊要求的压制之源。

一个社会的存在也和字宙间的万般存在一样，一方面扮演着反制的先天角色；另方面行使着压制的后天职能。这双重的脸谱、双重的力，激起了无机世界的浪潮、生命世界的喧嚣，以及引起了社会的多重困扰。

压制与反击抑随时随地、时空交错地互置、移位、转换与升沉，构成了各种折磨．痛苦、悲剧、荒诞，以及宁静、再生、和谐、庄重……构成了被我们称之为“生活”的社会本相。这也使缺乏理解力的人们，对正义与非正义的分际感到迷惘。

265

社会、文化也像人自体一样，无法“战胜”更不能消除自己承爱的压力。它的最佳状态，是创造相应的内力，抵抗这些压力。至于这些压力本身，在根本上是超验的、无法干预的。这也许是不幸中的大幸？是局限，创造了各种美与善？甚至创造了被人目为“真”的可畏之象？人和社会干预不了、无法消除自己面对的神秘（因其不属感知及语言的此岸，因而在根本上是超验的）压力，他才在此岸创作了反压制的众多品种与花色，以迎接强加给他的命运。

266

社会的压制，有助于维系作为结构的社会存在，保护文化的土壤不致流失，并通过剥夺个体的自由而实现文化的使命。区别仅仅系于，置身于这一宿命中的每个个体得到的世俗性报偿及其感受都各不相似。有的人因所获报偿而踌躇满志，有的人则会愤愤不平，更多的人则以忧喜参半的情绪变幻去看待自己的生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层在实际上都无自由可言，从压制与反制的视界出发去观察他们的生活，则无不同样受制于那种超乎人类一时一地意志之上的力量。

社会的压制力，是维系社会结构的主力，尽管它的归宿是反抗更大的压制。古代中国人曾用“三纲五常”之类的概念概括过这些压制力量，并在各种经典中详细记载了这些压制的具体形式，他们称之为“礼”。与“礼”并称的“法”，也是社会的压制力。礼、法的本意，都在于制约人的行为，以避免社会冲突并把社会总体的力量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为在理论上促进这一点，古人通过大量的著述，详尽地阐述了他们为这些社会压制力所作的辩解。他们给这压制力披上了神圣而光彩夺目的道袍，并把它升格为不变之道与天地之极。这曾经是中国文化自我证明的装饰，它给了中国民族过去的生活以有力的启示与巨大的鼓舞。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他不朽名篇《正气歌》中，就以肯定的口吻谈古论今，并以极大的热忱推崇了这些压制性的社会规范。因为文天祥的不幸遭遇已经把这些压制性的规范，变成了反击性的楷模！“正气”已经不再是人的生物本能，不再是升华了的文化情绪，不再是带有特殊社会含义的特定文化圈内的生活指南，不再趋向某种形态的社会压力。所以，文天祥的正气称为文明世界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和无上纪纲。

素以思想激越著称于世的反满志士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却也给予这些压制性的规范以极高的正面评价，他们宣布丧失这些范畴比丧失个人的人格还要可怕。因为个人的人格被认为只能附属于这些规范。压制的规范、生活的守则，被目的化了，被升格为客观存在的“天理”。天理不再是人性的投射与运动对象，而成了人的绝对本原。严格说，这是由唐宋文化的衰落导致的哲学大迷误。应消除这千年误解，把主体放在一个相对的位置上进行反省。

267

社会的压制，激起并促进了社会的反压制力。不愿盲信、屈从的个性，不思自弃、自损的个体，总是在寻求一个突破口，以求改变文化的流向。这是多元文化的内在基础。他们对压制势力进行的冲击，开始时并无明晰的方向，也无固定的方式。此时，他们只求摆脱压制，心智还处于困惑状态。只是随着反复的较量与试探，一条更合乎节能原则的道路被发现了！新大陆洞然开启，新的眼光射入了它。这时，可能性变为可行性，神秘之象变为神奇之事一个新的文化运动开始了。

他们的心充满明净而豪爽的艺术冲动。这种冲动的本质是渴望新颖、渴望创造。而来不及顾虑这新颖与创造是否合乎已成的规范、既定的逻辑。作为社会的反思脱颖而出的新潮，是使各种世俗的历史得以再生，各种文化得以免除腐朽的神奇之事。

268

潮水上蒸为云雾，云层下落为雨雪。天地之间，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分割，甚至没有一线固定的、公认的界限。近视如坠十里雾中，远视则漾溢着朦胧迷茫的美。有时候，正在上升的水汽与正在下降的水汽看起来竟是十分相似，不分彼此；尽管他们正在奔赴不同的宿命。唯独慧眼的人，方才有幸（或不幸）窥破此中的玄机。

社会的沉沦与反沉沦之间，也是如此纠缠、混做一团。没有截然两断的鸿沟，反有随时随地的转换。种种形势，被超乎世俗善恶之外的大力量左右着。局部力量的分合、升降，受着生成趋势与死亡趋势的牵扯，受着主仆关系的制约，受着爱与恨的交错。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反压制力成为新压制力，被驱于地下状态的沉沦力量，再度化作新生的来源或盟友……

269

已成的、定形定性的东西产生沉沦力。萌芽状态的或未形、未然的东西，产生抵御沉沦的力。反力比正力更富于生气。这里有“既济──未济”的生长，也有此起彼伏的冲突。因而，“时义”成为决定一切的尺度。《周易》对此有过精辟的阐述。整部《周易》也可以说就是一部阐述“时义”并发挥时义的经典。

所谓“时义”，是指一物的存在取决于历史（时）的需要（义）。

在它看来，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历史景观中，因含相异的功能，常有相异的含义。故历史的挤压所显现的历史需要成为至高者。这种观念含有实用的气味吗？但千万年来的人们，却正是在此沉默无语的准则下生存过来、发展起来的。在可以预见、想象的未来，人们仍然难以摆脱。需要，不仅是创造之母。也是真理之源。而历史的挤压，就纯知和真理意义言是不可预测的，其本身更是飘忽不定的。尽管种种有关社会、文化的预言会出现，并通过暗示去影响社会心理的变化而推动社会文化形态的迁化，但那与“科学的预测”毫无关系。

270

社会压制与社会存在，原出于一。只是从不可见与可见的区别上，我们才能区分它。压制，对社会意味着维系力；反制则意味着解体和再生的力量。维系力不一定具备生长的功能如果它只维系腐朽了的秩序；解体力也不都是毁灭性的如果它瓦解的对象是那阻碍生长、破坏再生的秩序。在这里，促进生长的功能应是无条件的高于维持和平的评价。我们应当根据功能去重新调整我们的精神生活。

社会的压制，本来只是无意识的规范，当它被明确无误地意识到，就化为心理的压制。它比通常的心灵压制更深。人可以通过想象去解脱心灵的压制，但无法依赖想象去搬走生活中的铜墙铁壁，甚至其残垣碎瓦。

社会的压力手段，本来是为了应付另一些更严重的压力（如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等等），而发明出来的抵制物。为了维系群体的存在，这些压力手段曾是不可少的。因此人们并不觉察它的压制性，也未探询它的真面。但当它的使命完成、功能衰退之后，只能作为累赘而被人认识。对于渴望创新的心灵，这是不能无休止忍受的一项苛捐杂税。

271

对存在的认识，是透过对其投射出来的反压制力的判断而实现的。没有判断便没有认识。一种存在不断走向自我实现的历史，就是由反制的“无形”演化为有形的压制形式的漫漫飞光。强盛的反制，是不拘于形迹的，不为人所察觉的。这时，它是“无”。当“无中生有”之后，人们才逐渐看见并承认了业已分化了的有形。形式的结构呈现出来，反压制力就更多体现为压制，“阳”息而“阴”盛。正因为内在的力量已经衰微了它才外散并凝为一个有形的“存在”。

“存在先于本质”一类的说法，是远远无法满足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的。就其矫正经院哲学的弊端而言，无疑具有相当的价值，但此命题并不完整。存在以外，还有先于存在的力量（如上帝），上帝不是本质，而是非存在，是无──无形的存在。这种非存在的存在与经验世界中的存在，是完全不同的。先知可以说上帝但不可能说尽上帝；上帝终会再度显现出来。

（另起一页）

七、从国家到文化

272

社会世界之内的压制源，分层、分化为各个文化圈、民族、国家、社会机构、社会组织、家族以至家庭、朋友圈子、势力团伙等繁多形式。中国传统上的所谓“五伦”（夫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尽在此无所不包的社会压制源内。这些功能各异的压力集团，通过对生命的原始反压制力（个体存在）的多重限制、整顿，去形成一种公共的秩序，以维持社会作为有机系统的存在与运转。

这种社会存在，对性喜追求自由、具有独立倾向的个体，就成为压力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成为剥夺生命的原始自由、侵袭个体独立的同义语。“人是比一般动物更为高明的社会动物”这样一句充满自信的自我估价，在社会意义上等于是在说：个体的人失去了较个体的动物更多的独立性。

卡尔马克思的偶像、普鲁士王国专制政治的拥戴者、德国柏林大学的教授格奥尔格·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曾经写道：“政府，作为民族精神的单一的灵魂或自我（即主体），不能容许个体性有这样一种二重性。而自然呢？作为众多的所体现的偶然性，却与这种单一所要求的伦理必然性对立着。”（《精神现象学6─A─b》）

把专制政府当作民族精神的主体，当然是可笑的；但在要求集中的群体与渴望独立的个体之间，确有对立。调解这一对立，以便为伦理必然性的局限找到更宽阔、更合乎自然天性的空间；同时，以牺牲自然性（即众多的个性）去促进社会性社会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273

各种广义的社会组织，是人际关系的复杂网络。由它集结而成的压制源，在人的心灵世界中不断寻找自己的支持力量。这就是“道理”和理论说明的起源。进而综合而成法律、规矩、道德、礼仪「风俗、宗教、信仰等传统力量。并构成了那种被学术界的流行术语叫做“集体无意识”的力量。在社会生话中，它通过正规的舆论、市井的谣言、他人的目光、风俗的侦探等干预方式，发泄着指导、规范、控制的欲望之力。

这些源泉挥发出的力，通过互相间的支持、制约、磨擦、冲突以及协调，大致形成一些凝重的框架，这被叫做“文化的模式”。它用柔韧的、体操般的艺术，钳制着生活在这模式中的居民们的公开的行为、判断、言论，以至隐秘的思想与欲望，瞬间的情绪与冲动。这种艺术打入人心的程度深刻到了令人感到“美”的地步！以致每个民族都会对他们的传统，产生深刻的爱慕、虔诚的崇拜等等审美体验。这种艺术所包含的具体的社会功能，使它对每个人、每一社会部件应该如何运转，都有不成文的然而是细致入微的规定。人们自以为是“自己做出”的判断、决定、选择，人们自以为是“自己具有”的气质、性格、才能──绝大多数是在这些压力的复合作用下，由看不见的“集体的力量”，代他做出或迫他产生的。因此，就其深刻性言，集体主义并不是一项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自远古以来就业已渗透到每一个社会细胞中的激素。

群体的力量，造成了既玄虚又实际的压力气氛，它无形无体，却无所不在社会界城中，无孔不入地渗人各个隐蔽的、不被意识的死角。哪怕是“内心的秘密”，也逃不过它的眼睛与手掌。集体的力量是难以言说的，但你一定曾经凭着自身的感受，千百次地体验过它的能量发放了。

274

国家的第一要务原是保护内部居民免受外来的征服、役使、控制、主宰。它是一个种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共同利益上的反制的“力量的凝结”。

制约内部的分离与敌人，以维持这一“力凝结”的继续生存，只是国家随后产生的职能。随着国家的成长，它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把自己这个手段当成目的自身（例如，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就是试图把国家目的化）。因此，早期的、野蛮的国家较之晚期的、文明的国家，更为外向。它对外部压力更勇于抵抗；但对内部的异已的力量，反倒较为宽容。它的力量矛头主要是外向的而非内向的。当然，西方世界在近代的、晚期的发展中，完善了它的代议制度，使它有别于其它社会的历程，但代议制对自己敌人（即结构外的敌人、反对代议制的敌人）的实质性宽容也是有限的，否则，它的根基同样也会遭到剥离。它们一再召集反对各种“集权势力”的社会力量，推行政治正确主义，禁止反对宪法的言论。

275

历史一再证实，国家也正如各种人类发明的其他有机组织一样，一旦产生出来，就有了自身的本位要求和独立意志；它要求从原先的从属状态里挣脱出来，以便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一意志并不等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历史还表明，国家的超人格意志倾向，有时甚至迫使统治者个人做出违背其个人意志或家族利益的事，甚至会做出背离整个群体利益的反常举措。此种似乎悖于常理的情形使人陷入了反思；宇宙的宿命，也毫无例外地把阴影投在国家这尊偶像之上。

这时，作为“契约”也好，作为“让渡”也好，作为群体反制的凝聚式也好──国家终于开始了僭越的历程，从保护内部居民日益退化为，要求各阶层人民为国家的本位利益去无谓地牺牲。每当这种离奇的时刻，尽管并无外来压力及其威胁，但统治阶层却以国家的名义高喊着保护民众利益的虚假口号，以便更顺利地对人民实行严密的监视和彻底的役使。罗伯斯庇尔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误入了这一歧途。每到此时，内部的阶级统治甚至变得比外来的侵略更为严酷。中国历史上王莽代汉时，就曾充分使用过这一破坏性的策略，以致天下大乱。

国家功能的这种蜕化变质，是如此频繁地发生，以致形成了某种社会规律：它向人民显示了，国家不可能是人民的全能保护者。面对国家的过去历史和现有功能，职业革命家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他们在犀利的分析中寄寓着最激烈的对策──“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他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特权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宜言》）这种宣传后面，隐藏了无权阶层（尤其是各种政治流亡者）对国家变质的深刻敌视。

27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先作为受保护对象的个人，在阶级社会中受到本国国家机器的压迫程度，反较受到原先首要抵抗对象──“异族的威胁与压迫”──远为深重。各阶层的人民，直接受到统治者的诺言、口号的愚弄。但再往更深处探查，当会发现，所有的人都被卷入了文明社会惰性沉沦的一个旋涡。在充满奴隶的社会里，再强悍的奴隶主当然也不会是自由的。他们迟早会因长期的力量消耗而变得孱弱；统治者由于腐败，不仅失去统治的权柄，也会失去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统治的罪恶，最清楚地表现在，它必使强变弱，化神奇为腐朽；并通过压制力的消耗，促进了反压制力的集结。这是双重的不利。面对这种旋涡般的力量变化，历史上一些反动统治者采取了本能的防卫：他们挑起、夸大、甚至制造一些假想的外敌，通过激化对外斗争来缓和。转移内部压力，以便延缓自己因统治而力量流失所造成的衰落之运。这些被利用的外部敌人，有国境之外的“蛮族”、“故国”，也有国境之内的“异己分子”，如蒙古统治者把中国民族划分成几类等第，以华治华、分而治之；希特勒煽动反犹情绪以强化、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即是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两个案例。

这就是国家命运所含悲剧性的突出表现。它的创立，本为保护多数人的权益，但在长期的私有制历史进程中，却沦为少数人巧取豪夺多数人生命的“一部机器”。而且，这是一部对外毫无用处，对内掠取有水的超经济的榨油机……

国家为什么有兴有亡？文化为什么有升有降？──力量的中心转移了，原先的结构与功能，随着原先力量的分散而趋于松懈、解体。新的结构，则在新一轮的力量集结中渐露雏形：它势必创造新的功能，以此说服久已深感失望的人民。

277

英国保王党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在《利维坦》一书中对国家观念的概述，颇有代表性。他认为，在国家尚未组成前的自然状态下，“人对人像狼一样”，整个社会都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订立契约，自动把原无限制的自然权利拿出来，交给一个统治者，形成了国家。统治权是绝对的，既不能分割也不让渡。人民不能反抗统治者，一切生杀予夺、宣战媾和大权须由统治者掌握，他们任意杀戮平民也不算不义。

这种理论和支持这一理论的那些论据，都是陈腐的。根据文化人类学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资料，人的群体本能的产生，远远早于国家的诞生，因此即便在前国象的“自然状态”（其实，这也是一个失误了的判断，理由是，人早在国家出现前的上万年就已脱离了真正的自然状态，里，人也不可能“象狼一样”。互助精神和利他行为是古已有之的。其次，统治权的建立既不那么简单，也不那么无害。

对此，完全可以引述一段“无产阶级专政经典”的预告性文字以资说明：

“我们已经看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对立之上的……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隐蔽的或公开的斗争。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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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有复杂的性格。如以任何一个国家的整个历史作综合观察，则国家不仅严酷地对待它那些无能为力的臣民，到最后也总是凶狠地报复了那些敢于玩弄它的权势者们。这些权势者曾经以为国家是属于他们的无意志者。宝座的下面，往往就是暗藏的火山口。当一个国家的机器已经成为纯粹用来施行压制功能之时，它也就身不由己地承受日渐集结的反压制力的冲击。压制力愈大、愈残酷，反压制力也愈激烈、愈浓厚。对冲击的防范与权力的腐蚀相加，国家付出了可观的力量，作为延续其生存的代价。因而日趋衰弱是其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中国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历史上，压制性酷烈的秦、隋诸朝，衰竭与崩溃来得也特别快，因为它们的消耗性运动进行得太猛烈了，终于招致了反抗力量的拼死抵制。快速而压倒性胜利的得意之余，使他们忘却了大禹式的统治风范。备受限制的人们却酝酿着能动力量及其冲击，这远比没有情绪力量的自然洪水更有破坏力。它轻易之间，就能击碎一度近乎万能的封建国家，尽管那些权力实体一度那么强大，曾经有效抵御过像匈奴、突厥那样凶猛的外部敌人，并有力地整顿过整个中国的文化秩序。

279

一个新兴的小国或凝炼着新文化之精的“国中之国”（如自治的社会组织、独立的文化中心、廉洁有效率的割据区域、纪律严明的造反组织等等）──这是准国家水平上的分压制的“力凝结”。一个积弱不振的大国、自命为世界帝国或霸权中心的“万王之国”──这是国家水平上的压制。前者，往往通过对后者的挤压、冲击、蚕食、扫荡、取而代之──去推动历史、更新文化。就力量的会演、比武以及就检验生命力的意义说，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论采取了或兴或亡的变化形式，都是值得庆贺的！其兴也，象征生命力的升腾；其亡也，象征死亡力的沉沦。其兴其亡，都意味着生成力量的移动。

各种水平、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国家，在理论上都拥有维护自己生存、抵御外来侵略、实现自己意志的主权。但这意志决不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天赋特权。国家的意志，应以调和诸多阶级相互冲突的利益为前提。其功能，以调和为手段，团结尽可能多的内部力量，去应付外部世界的诸多挑战，以完成保护自己的民族生活的文化使命。完成了这一使命，即实现了国家意义上的自我。因此，上升中的国家的意志，无不与民族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联。

280

国家起源于保卫一种文化形态免遭外力挤压的系统要求。在这一富于历史感的对外保卫战中，国家赢得了不断增长的内在力量。而它相反地把矛头指向同胞、指向本文化系统自身，乃是衰败之征。

与扩展一种文化、深化一种文化的角逐同时同步，去设计自己的构造、完善自己的设计，并精心运作它这是被一切新兴国家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通衢，是“从国家到文化”的天然大道。

从国家到文化的大道，揭示了一个文化的真谛，政治的艺术，是刺激各种有生力量互相竞争，以竞争去求平衡。总之，政治是以升华去回答沉沦的艺术，是以文化去超越生活的艺术，也是使“暂时的现在”获得历史永恒性的艺术。这是任何门类的本位艺术所无法取代的大艺术。故执此术以临天下者，将担负起《老子》的预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281

要使一个国家的命运从反制的生命力升华向压制的死亡力沉沦这个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就必须完成一个运动，从切切渴望物质利益转向汲汲追求文化精神。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第四章中对此曾有一个对比：“罗马人由于骄傲而野心勃勃，迦太基人则由于贪欲而野心勃勃。罗马人是想统治别人，迦太基人则企图获致利益。不断计算收益和支出的迦太基人在作战的时候，心里照例是不喜爱战争的。但罗马在行动时是不考虑得失的，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的荣誉感。”结果如何呢？迦太基屡战屡败，转强为弱，直至亡国。罗马则蒸蒸日上，不但实现了征服的荣誉，还把他们的文化模式推展到整个地中海区，建立了一个空前巨大的文化圈，改动了人类的文明历史地图。

想做到这一点，统治的贵族阶级必须先使自己廉洁化，与平民阶级达成深刻的谅解，这有助于激发平民的热情与集体精神。他们齐声高唱新文化之歌，怀着对不可知世界的神秘憧憬，自然而然地向新文化的天地急急推进。这一吸引着整个群体的文化天地，不是知识分子的书斋文化，不是市井之辈的消闲文化，更不是统治阶级的庙堂文化而是体现了民族意志的“民族文化”，一种总体的文化。

“民族文化”，是一多层面的有机复合体。它并不一定是此民族独力营造的，但却是此一民族所独立运作的。只有此民族方能品出其中的韵味，并充分利用其功能。在“民族文化”中，洋溢着整个民族发自灵魂深处的共通热情。它集约地体现了全民族全方位生活的综合脉息。它实现了此民族与其生存处境之间的高度协调……它接近于孟德斯鸠笔下罗马人的“野心勃勃”，也是当代人爱说的“历史使命感”，或是我们在本书中一再指出的“宇宙节律”。“民族文化”所提供的范式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归宿与生活上的依托。促其实现，是一切国家的最高使命。

282

国家是民族文化的传播载体和生长温床。压制民族文化的国家是自杀式的。国家，因此成为一种文化范式和另一些文化范式之间和平共处、有限竞争或互相对峙、展开“总体战”的巨大实体。它展示了社会界城中力量集结、活动、转换、变形的大规模运动。国家因此成为“我们的文化”向“他们的文化”进行交流、斗争、互补、融会贯通并重新开始分化、生长、展露新颖的旗帜……

文化高于国家。“文化比国家更具永恒性。国家历来只是充当了文化的武士。文化太娇嫩了，要是失去了国家的直接保护，它即便能勉强维持下去（像是犹太区文化或海外华人社区文化那样），也很难获得总体发育的机会。缺乏生存空间的文化是很容易窒息的，即令幸运，也只是变作一堆活化石而已（像是犹太教文化或埃及科普特教文化）。因此，国家的历史归宿，在于它所保护并弘扬了的文化。若缺失了文化精神的激素，若不是为了文化的缘故，国家就会沦为商贩囊中的货物，军阀蹄下的战场，或是狱吏手中的鞭子。而这种局面，是生活在文化有机共同体内的人们，不论如何都无法长期忍受的。

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就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国魂与意志。一个国家若是屈从于别国的文化，则无异变成了精神上的亡国奴。国家的形式犹存，国家的灵魂业已失落。没有灵魂的身体岂能长存？岂能逃避过速朽的厄运？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犹如行尸走肉。当一个国家把自己赖以奠基的文化从目的贬为工具，并把自己由工具升格为目的（这是最大规模上的主仆易位）时，它就会为了物质的利润而抛弃了精神的准则，于是，这个国家便沉沦。

283

判断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进而预卜它的发展前景──请从它的文化形态入手。

（以下和其他被删节段落参见本书《附录》“八十年代被检查机关从上述著作中删除的手稿”）

（另起一页）

八、大角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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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大社会，都不是功能单一或结构单一的。它由众多社会组织以“成员”的身份复合而成。正如，大型的社会组织本身又是由若干小型的社会组织合成的，小组织则又由若干来源不齐、成色歧异的社会成员交相合成。这层层的等第，以联合、牵制、支配、拒斥等往复的运动，结成自体的网络或金字塔结构。等第之间通过密切程度不等的接触，产生了强度不等的压力量。这力量构成了社会界域中的大角力者。大角逐所产生的挤压功能，既造成向心与联合，也造成离心与分裂；既产生了需要和爱，也创造厌弃和恨。研究大角力者，成为揭示社会界城里的诸多困扰的一种途径。

前国家的、创造活力尚未遭到抑制的社会组织，发挥着更广泛的文化功能；而到了国家时代，这些颇富活力的文化功能，则可能因其不合国家机构的脾胃，而被抑制或催眠。因为国家与文化的利益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从社会的长期发展看，这里潜伏的冲突，有助于社会从整体上避免朽蠹之运。力的积淀总不是一件好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致使形式的硬化与力量的腐化。

例如，在教权与政权分离的国家中，教会就发挥着不同于国家意志的文化功能，因此成为一个在文化上起着调节作用的社会组织。政教合一的制度则恰恰相反地给教会带来了另一种命运：由于权力的集中而招致的腐败因素增长了。但在政教分离的社会中，反差力量间的对峙与平衡，体现为通过教权与政权间互相竞争的社会组织功能，使整个社会保持了更健康的文化空气。文化精神主导下的政治（而不是反文化的政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

285

根据其与超级的社会组织──主权国家──的关系，分出两种社会组织：一是前国家的，作为国家的创造者与基础，或是旧国家向新国家转换的中介，出现在文化史上。一是由国家创造出来以推行自己意志的，这种组织与各种形式的国家共存亡。而后一种社会组织中，除了比重很大的行政机构外，还有许多与行政机构形成犄角之势的辅助物。在三权分立制度下，立法者议会、执法者法院，也都属于此类社会组织。第一种社会组织在国家强盛时，可能并不显眼。但到了发生国家危机时，它们就会脱颖而出，负起社会责任。以前批评中国国民性的学者常说中国人“一盘散沙”、“民气浮嚣”，究其原因，实为第一种组织的发展，受到集权国家的过度抑制。由于缺失了这个不可缺少的调节者与救济者，以致中国社会总在高压统治与无政府状态之间摇摆无定，人民无法养成牢固的社会责任感，使文化遭到周期性的大破坏。

例如在唐代，文化的多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藩镇势力的存在。这我们只要读一读韩愈写的《送董邵南序》就很清楚了──割据的藩镇成了唐代文化的庇护所。藩镇势力过于强大和活跃，诚然会引起“安史之乱”那样的社会动荡与大战，但过度的中央集权也不免产生明代那样的太监政治。在长城时代，适中的、稳定的地方势力的存在，却能为官僚机构无力吸收的文化力量，提供一些稍为宽阔的生存空间、得以施展的文化之渊。《周易·乾卦》所谓“或跃在渊，无咎”，就其文化史的启示言，正可谓指此缝隙而言。

趋向于自治的力量，如政教分离中的教会；唐代的地方藩镇势力等等，是民族、国家水平上的大角力者。中国在先秦时代，民族水平上的大角力者，组构成许多区域性国家，国家内部又有自制实体（封臣等）；所以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运隆盛。秦皇攻灭六国的同时，也兼并了各种地方自治实体，甚至连秦王宗室也被剥夺了基本人权。故秦之后，中国文明的发展趋于程式化，进入长城时代，几乎成为“化石文明”。

大角力者时代的结束，使民族的活力，在釜底抽薪的厄运中沉沦下去了。司马迁作《史记》还能写一笔“游侠”：大角力士死了，只有通过对小角力士（游侠）的描写，去平衡社会弊端。司马迁以后，游侠之流，只能退入“小说家言”，中国社会日益化石化了（而不是像有些冒充历史学者的马列学生想当然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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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社会集团是在集权国家持久压力下形成的，为的是在无法治的状态下，使本社团成员尽量少遭到集权国家机器盲目的非理性压力。一个国家是在若干数量的社会集团群的互相撞击中组合而成的，其形式或是契约的，或是强力的。但总的看，各社会集团之间，若能保持一种有活力的平衡，国家就兴盛。平衡一旦破坏，国家结构就趋于瓦解。

上升中的社会，由各集团间的协调，去中和国家生活（“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危机中的社会，为集中权力以便扭转不利的危局，才把大权托付给某个集团甚至某个人。如罗马共和国虽是民主制度，但在战争条件下，却把内政外交的大权统统交付给一个选举出来的“独裁官”，让他决定军政大计。与专制政体不同的是，战争一旦结束，独裁官必须交还人民借予的权力。罗马人的智慧无异于宣布了，集权有助于国家渡过危机状态。自治的社会集团在国家生活中的独立发挥作用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自身危机的解决程度：危机小了，自治反而会增多。

社会集团的原始功能是自保的、为本集团谋利益的。因此，它对国家意味着一种反作用力；而对其它社会集团，则施加着自己的压力。社会集团因此在根本上是一种“压力集团”。英国人最了解这一点。为了反对希特勒的崛起，他们推举了一向不受欢迎的邱吉尔做了首相，并在反纳粹的战争中授予他践踏法律的独裁权力。但战争结束后仅仅两个多月，英国人民就在大选中一下子把好战英雄邱吉尔赶下了台，以防这位胜利者用其代表的集团的利益，去代替国家利益，社会的平衡发展之路，就通过这样个人意义的无情无义的方式，得以维持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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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集团这一大角力者，作为一个自成系统的压制源，它的显著特征充分体现在它的对内关系上：它对本集团的成员既保护又压制，使之趋于人为的规范化。它要求成员服从内部制订的纪律与游戏规则，以便有效率地去迎击外在压力，甚至连首领本人也受制于此种集团自身发出的压力。历史上，某个集团的领袖与本集团的习惯势力展开斗争的事例很多，如埃及法老阿赫那顿，就以悲剧式的决绝回答本集团的挑战，以改革者的英姿和失败者的灰暗而载人史册。他死之后，新事业就付诸东流了。一个社会集团对自己的成员、对其它社会集团，发挥着可见或不见的压制之力，但在大社会之中，它更多地还是肩负着抗压的使命。当它处于相对弱小或遭受排挤的在野（即在民众之中）状况中，更是如此。但没落中的社会集团对外一筹莫展，又亟需维持已然的存在，被一种内在的规律和无法拒绝的宿命支配着，滑向不可控制的远方，化反压制为压制，变对外的矛头为对内的刺刀。整个集团，从此退化为一个自给自足还需“抽税上贡”的封闭系统。没落衰颓的封建制度，就建立在许多个这样的小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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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各种大角力者组构的国家生活中，我们也能发现类似于自我封闭的衰兆。一个机能健康、生气勃勃的国家，自然会倾向于对外伸展自己的过剩精力，同化、吸收更多的空间与资源。除了军事的侵略行动，更多的还是经济的吸收和文化的同化。但当国家自身萎缩之后，再无余力对外施加影响。可是作为一个有机体，它总得要生存下去，所需的能量从哪里来？于是它加倍从内部进行超经济的“开发”，把臣民的福利当作了吸收资源的主要对象（而不是作为主要的支持力量）。南宋朝廷就是一个显例。它对外一再“忍让”，对内巧取豪夺。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集团如此表现出这种“外干中强”的特征时，离其解体的日子必定已是为期不远了。只需有个小小的新兴力量核心给以轻轻的一推，它就会不战而溃。这样的事例，在长城时代的化石化岁月中往复出现，几乎构成了一个“规律”。例如，不可一世的唐宋明清诸朝，都是这样溃灭的。

（另起一页）

九、爱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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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充满内在光明和外在的温馨，因为爱是能量的巨大释放，它照亮自己的空间也中和了世界的冷漠。人们依据这种能量释放的形式，分别称之为“情欲”（生理）与“爱情”（心理）。在很多场合下，道德习惯把这一分类绝对化了。然则，巨量的释放之后又是什么？是空虚，还是更为充实？也许不可以一言蔽之。但爱的释放既然作为力的一类运动形式，就会引起另一种收缩、另一种防卫、另一种反运动。光明于此，渐成阴霾。

行吟诗人笔下的纯净爱情是什么？是克已与追求的一个交错。有各种各样的爱情，但克己的爱情是受到最多赞美的，因为“天下莫能行”，故而尤为珍贵。人人都希望对方克己，自己则得到“克己的爱”。人人都想以规范去抑制对方，以便在催眠状态中尽量地占有。

这就是“爱的秘密”？爱的艺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率先总结了它），难道就是运用自身的优势，施加一种催眠般的魔力，以“掳获对方的心”？宇宙力量的竞争，也在爱情的场城中展开来，并涌现了大大激起行吟诗人们灵感的那种潮汐。诗人的爱，是生活中太缺少的“盐”（借用耶稣的一个比喻）！它的力量，是提供了一个稀有的型式，一个仅供驰骋梦幻的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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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爱情”，不同于诗人的美幻之境。越是在情意诚挚、表现无私的爱恋里，越是隐藏着深刻的禁忌、无法解释的抑制。要想摆脱这情场之力，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生理──心理法则上的严厉惩罚在等着渴望“挣脱”的人们。从一个陷阱里跳出来是可能的，但不可能从所有的陷阱里同时爬出来。对于井蛙来说，陷阱是连绵不断的，一个接着一个。因为人性就是最深的井，人就生活在自己的井中。

爱与恨是一双互通有无的孪生姐妹。她们彼此渗透、亲密无间。有时候爱是一个陷阱，有时候恨是一个陷阱；人们辗转在爱与恨之际。不入此井，就入彼井。再没有一个其它地方，“人性”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此界表达得那么充分……

释放与收缩、防卫、反运动之间，进行着一种宇宙力量的转换、交流等大规模“贸易”。这也是压制与反抗压制的一个样式。压制好比支出，受压好比收入，反制好比对支出者进行偿付：某种自愿的、加倍的偿付。

例如，婚姻就不失为这种意义上的一种贸易：人们互相之间出让自由，然后得到某种承诺或支持。通过以身相许的契约，达到互相之间最大限度的信任与依靠。不仅异性之间如此，同性之间亦然。在原始部落的生活中，同性通过交换异性，取得加入氏族联盟的权利（互换姊妹），以壮大自己的实力。在现代文明的较新时髦中，同性之间甚而直接同居，这被叫做“同性恋”。

婚姻是社会的规范，是对个人的自由的一种束缚。这并不限于性自由的领域，而是涉及可能与性有关的一切事务和行为领域的自由，以至包括思想的自由或对某事物进行评价的自由的领域。人从婚姻中可能得到许多的欢乐；但婚姻既不是无价之宝，也不是无偿之爱。相反，它要求把人的精力圈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里；以爱、和谐、自然的循环等高尚名义，去画地为牢。因此，婚姻中渗透的“爱的阴霾（这是从爱的光明、温馨转化而来的），对人的阳动创造力是无形的、甚至甜甜的窒息。

291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一种可怕的束缚。它的可怕在于，使人痛苦献身的同时，却不给人提供一个哪怕是虚幻的归宿感。牢狱般的生活日复一日，令人不知如何去承受，每个富于勇气的人都希望摆脱它。有爱情的婚姻当然较为幸福，它的幸福也和一切幸福相似，最大的价值乃是心理上的：一种甜蜜的兴奋与宁谧，充实的陶醉与永恒般的归属之感。感觉到的束缚，是痛苦的；感觉不到的束缚，则是幸福的。因此，在人的内心中，痛苦与不自由相连，幸福与自由感相连尽管二者都陷在摆脱不掉的束缚之中。自由的终极价值，是心理上、感觉上的镇定价值。人的心性，总是倾向于挣脱自觉的束缚、而去追求幸福即不自觉的束缚；因此，幸福的婚姻比不幸福的婚姻，更善于发挥它对个人的社会规范力也就是束缚的力量。所以，幸福的婚姻本身，也就更经常地受到社会的推崇与赞扬，因为它的社会功能，本来就发挥得较好；受到赞扬后就发挥得更好了。

家庭（哪怕是采取了最现代化的组合形式），就是透过最亲密的关系，进行社会教育、社会规范、社会压制的一个有效机构。家庭既是人生在世受到种种压制的第一站，又给人以温情脉脉的感受（这是就幸福的、完好的家庭而言）。它的规范力因而变得无孔不入。透过各种细微的言语、眼神、动作的“言传身教”，家庭忠实甚或夸大地（这是由于“爱”的缘故）传达了社会力量的信息。它以最易于接受的形式，输送着人们在本能上最不愿予以接受的内容。这也许正是所谓天伦之乐使人油然升起亲切之感的关键？在人生的第一站中，人渡过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值得回味的时刻；同时，也近乎无保留地承受了大社会通过家庭这个小社会所施加的力量规范。只不过是，它把强力的规范，化为细语绵绵（这最“幸福”的形式）。无怪人们常说，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更为有效也更为重要。

甚至对浪迹天涯的孤儿来说，家庭的影子也是摆脱不掉的。先天的孤儿天生地游离于家庭之外，而后天的孤儿很早就脱离了家庭。他们既没有享受到家庭特有的温暖，似乎也没有遭受到家庭特有的限制。家庭的温暖，也和一切形式的温暖一样，总要索取某些自由作为它的代价。……其实呢，孤儿的命运里包含着更大的约束。孤儿离开了家庭，但紧接着，社会便向他提供了一个个发挥着家庭功能的替代品。如寄养地、孤儿院等等。等而下之者，更有一些不健康的社会团伙和帮会组织在等着他。孤儿的命运之所以被人同情，是因为他双重的不幸：得不到家庭的温暖，还要受到比一般的家庭关系更为严格的代替性的管教关系的束缚。这好像一种没有爱情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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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家族、宗族、氏族等等血缘社会，这是最初级的社会机构，也是最早的社会集团形式。它堪称最原始的“国家”，它制订法律，执行法律，安排集体的公共生活。它的生物基础比它的文化基础更为雄厚。社会的最小单位可以说是“家庭”（“社会细胞”），而家庭又是大家族的一个部分，以原始家族为基础，各种社会团体渐次发展了起来。一个社会的最大单位则是国家或国家联盟。所以国家并不类似于霍布斯念念叨叨的“巨怪利维坦”；国家只是家庭、家族、社会集团的联合与扩大。尤其在农耕民族的生活中，更是离不开家庭。在各国的封建制度下，家族甚至成了个人与社会的中介。

在汉语中，把“国”、“家”并称，甚至构成一个紧密的词组──并不是出自巧合或误会，而是有其社会文化经验作为认识基础的。社会压力的存在，为此意识提供了依据。

事实是，在抵御共同的经济压力、政治压力、心理压力的古老斗争中，家族一直发挥重要的作用，其自身也正是在这一亘古不息的过程中渐渐形成的。家族势力的不断延伸，最后促成了雏形的国家。封建主义的国家，乃是各大豪强家族互相瓜分社会的一个口号和工具……国家落入某大家族之手，它又转过来限制其他大家族的活动，将它们的扩张活动固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这，就是“王权”的巩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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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家族（氏族）主要以自然力量为运作的对象，发展自身的系统活动；文明的家族则以国家和大社会为主要的运作对象。从这种意义说，东方世界从古以来就比西方世界较为“文明”──它较早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实体方面的巨大压力，并以抵御这一压力来为自己的形态发展、为使命感的生成定了向。

《礼记·大学》篇对此有一段基于中国家族政治的深刻理解，它认为“齐家”乃是“治国”的前提。这种社会哲学认为，没有对家族生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则不可能具有治国的才能。中国式大家族在基于血缘的生物纽带下联合起来，因此婚姻行为也就成了家族政治自我强化的有效途径之一。而在超越家族的地缘政治组合中（这在工商业民族中特别多见），大家族的联姻，被社会阶级内部的“共同利益”关系或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均衡”关系代替了。家族对社会的垄断终于结束。这样，生物的基础完全社会化了，而亲缘关系则顺理成章地让位给文化关系了。生产者的财富与非等级的法律，从此跃升为社会进步的杠杆。而依据家族势力积敛财富的古老方式，终被淘汰。《大学》死了，《大学》的时代澌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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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教时代或礼崩乐坏而遗存犹在的时代，农业式家族有些已经脱离农村住在城市里，但其组织原则都是从农村里搬过来的。为了对抗外部压力，要求其成员服从内部习惯法，即族规、家法或秘密帮会的内部纪律之类。而奉父母或帮会领袖之命的婚姻，则是服从这一内部法规的起点。随着传统大家族原有社会功能的衰竭，自由婚姻的运动兴起了，自由恋爱的思潮蔓延了，但这一切的根源并不是新的教化，而是旧功能的衰竭这一事实本身。反对它或赞成它，表面上是相异的道德准则的冲突，但在深层，却是全社会在为自己寻求一个更佳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努力。它迫切需要一种可以取代封建家族旧有功能的新的社会模式，用它的力量去推进现代的诸项事业。

近代兴起的争取婚姻自由的运动，事实上是对家族、帮会等传统势力的一个重大冲击。传统的集权和半集权的国家反对流浪的自由，因为它需要集权以维系家族势力、帮会系统以保证它们对自己的传统效忠和稳定支持。近代革命国家甚至民主国家都以各自的方式支持了这一自由，是因为它们担心旧的家族势力，会成为全面的社会动员、集中权力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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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的世界帝国和多元竞争的近代民族国家彼此之间不同的战略需要，形成前者的相对封闭性和后者的相对开放性。面对开放的世界环境，加剧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就成了特别急迫的需要。君主专制的集中失败了，所以人民民主的集中就应运而生。例如，从荷兰独立战争和英国内战开始以来的各种社会变革，其结果无一不是打破了封建家族的争雄，而把全民的精力集中到更大的、民族国家水平上的对外目标方面。在集中民族精力以便献身给一个共同目标方面，代议制民主比之任何开明的君主制度或贵族政治（如果它不甘居于代议制的配角地位的话，像英国和北欧那样），都更有效率。它唤起了全民的参与精神和以便激发其献身热情。正是这种格局（而非空幻的理想），成了近代社会运动的基本动力。

也正是在此趋势下，家族的命运与化石王朝一道式微。尽管有人不断唱着伤情的挽歌，但大劫式的“众神的末日”还是降临了。家族政治及其种种派生意识和衍生制度被战国时代的隆隆炮声狂得土崩瓦解。随着旧家族的没落，社会的横向联系加强了。其余力也促使普通的家庭被卷入一场社会化的解体运动。现代人实在是过多地从道德变革的角度去探讨家庭问题，结果是大大地失之于浅薄。

力量转换实来源于功能的转换。道德的崩溃是社会解体的伴生现象。意识形态之战的动因，是对功能和价值的判断变了。而大变化引起的大分化，则为寻求新出路的所必需的精力再凝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侧翼。家庭结构，是被战国时代的集权倾向和社会动荡（用革命的方法去适应战争时代多元竞争的压力，的压力搞得四分五裂的。任何悲叹或不满，也无法使家庭再度“团圆”。因为这只是历史力量魔幻式运动中激起的小表象而已。

是社会化的巨大压力，把许多失去传统屏障的妇女们，从家庭被赶上了街头。应该同情那些流落街头的人们，至少应该试图理解那些走南闯北自谋生路的弱女子。是因为她们固执的父亲和无能的丈夫已无力在日益增大的社会压力下负起传统式的保护她们的责任，她们才被迫走出的。娜拉的出走是由于心理的压力（或叫“诱惑”），而心理压力则是由社会压力转化而来的。诅咒女权主义的“大男子主义者”，也许只是些自觉受到伤害的弱者。他们无力在新的求偶环境中获得主动。于是，就片面谴责使自己失去原有机会的一些表面因素（如妇女的男性化）。战国时代社会动荡的压力，不是任何人为措施可以缓解的。既然如此，还有什么比诿过于妇女们的“出走”行为更为方便和更为轻松的呢？因为男子没有尽到自己对历史应该负有的责任，女子才去要求解放并力争获得与男子“一样”的处境，尽管这种处境对她们来说并不轻松，甚至颇为苦痛。但这毕竟有助于去结束“得不到保护的被保护人”这个尴尬的处境。那是双份的难堪和加倍的压力。难怪她们要抗争，要不顾一切地去争取解放。她们也许走得很远很远──但随着战争压力（各种形式的社会革命与国家竞争造成的）的缓解，她们是否还会再走回来？这是一个有趣的、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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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的家族结构由于面临它无力承受的新压力而崩解掉了。而在此之前，它却安稳地渡过了上千个没有异态压力、没有意外挑战的静止年头。以致自己的应变力降低到零度。从没有压力到压力突增，使之无法从容调节，只有急剧坍毁。这一“悲剧”向探索宇宙秘密的心灵发布启示说，过人的压力与压力不够，同样不利于一个事物的存在与健康。如果有人问我们正在思考什么，我们将告诉世界──为了一个事物的健全生成，就不仅得为它寻找合理的借口，还得为它寻找必要的压力（以抗击有害的慢性腐蚀）！

可以预见到，当世界规模的战国混乱告一结束的时候，家庭结构也会随之重新确立。家庭生活也将由之变得稳定起来，而不会像小赫胥黎在《奇妙的新世界》里所描绘的，归于彻底解体。小赫胥黎的思想，只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之一。它的前提是战国竞争的压力。而全球规模的战国时的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之后，家族对社会的影响力，会不会在新的外观、新的功能之下重新崛起，这是一个尚无答案的、耐人寻味的谜。

说各种家庭形式都已过时，认定家庭本身将要解体、成为历史的陈迹这是战国并起时代的思想写照。古希腊文明大转折时代的思想家柏拉图，最早提出了消灭家庭共享财产（尽管他将之限定在“治国者”的圈子内）的社会理想，这不是因其“深刻”，而是由于他生当希腊古典世界的“战国时代”。但后来，全盛的罗马帝国乃至中世纪欧洲的家族政治的新浪潮，却打消了理想国内的清规戒律。新的家族政治是与罗马帝国的“世界和平”一起来到的。这不能简单的归之于“巧合”。从此以后，直到工业革命（及其大大加剧了的列强竞争的格局）兴起、（全球范围的）战国时代的重来，家族政治又“复兴”了两千年之久。

（另起一页）

十、机械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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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的巨大压力，要求唤起并团结各种人的主体力量去抵消它，由之求生存；进而求发展。于是打破尊卑长幼之序的横向联系，在封建等级制的废墟上发展起来。“联合起来”取代了“统治下去”，公平竞争代替了万世一系成为新的社会组合原则。横的社团联络，取代了纵的家族阶梯。人们离开了血缘纽带的庇护与束缚，走向共同利益的冒险与自由。这种大变化的理由，倒不是由于其合乎社会正义的抽象法则，而是由于它在压力下的有效性。“人类进步”的道路，是循着力量增长的渠道蜿蜒向前的。历史评断那个能够赐福（即力的有效性）给人类的道路为“正义之路”。

横向联合已被近现代史证明：它能够有效地聚集现代社会的力量，为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去提供一条不可舍弃的手杖。在古代的航海民族那里，横向联系一贯比较发达。因此，航海文明为人的文化提供了一个更易于聚集力量的模式。近代想从农业社会跃至工业境地的民族，都在（自觉或不自觉、迅速或缓慢地，从纵式的家族政治向横式的党派政治实施过渡。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此种过渡，而依然居留在政党政治其表、家族政治其里的混乱混合状态里。政党政治比家族政治（分封的“封建制度”）或官僚政治（大一统的“封建制度”），便于调节社会冲突，更适于现代化的多重压力。因而，更与现代国际经济的竞争性、现代国际政治的战国格局、现代文化的非道统性（从教皇、东正教教长的正统到儒家等等各式道统）相契合。力量之“极”，从天庭（或为上帝之庭、或为皇帝之庭）下落到人间但这一“沉沦”也是人间力量升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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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中，近代以前的党派团体的存在，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罗马帝国和两汉帝国都在很大规模上发生过这类社会现象。甚至早在希腊城邦时代，哲人毕达哥拉斯就组织过半宗教化的政治社团。而在早期文明中纯宗教化的社团；则更经常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层面。但是，社团运动真正取得对全社会的稳固的支配地位，却是近现代以来的一桩大新闻。对此，我们也许并不惊异，因为已经习惯了。其背景是：封建的主人已无力保护并支配自己的纵向臣属。相反，为了维护自己日渐衰弱的地位，它不得不超常地榨取自己臣属的血汗。这一消解式的循环，促使纵向结构的金字塔愈益迅速地坍塌。天柱绝、地维折的神话，像是梦一般降临大地，成为一股世界文化大洪水的先导。在金字塔的坍塌与大洪水的泛滥中，横向结构显示了它增强竞争力的优越性。个体自治精神是反封建（即反对纵向统治）的横向运动的动力。而民主政治制度，则是对其历史的总结。正是在横向联合而非纵向统治中，近代文明发现了自己的立足点，现代意识找到了自己的新归宿。

以横向联合为机制的现代社团，对内保护“现代游民”免遭“礼崩乐坏”的袭击，对外则扩大其影响力争主导地位。这一格局所带来的社会权力中心的多元化，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对外争强，并提升其居民的生活。“既然古老的主人业已朽败，就让我们自己来”──这是新时代的内在呼声。《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正是个体自治精神的高度体现（以致到了超越个人的程度）。家族、血缘、封建世袭的纵向继承制，让位给个体自治、横向竞争的社会择优制。

支配家族政治的血缘之爱，让渡给了党派政治的机械之爱。

这后一种爱，是建立在冷静的利益权衡之上的。尽管过人的危机压力，也会激出热情之花，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甚至走得比柏拉图更为遥远，在更大的迷偶之中把手段变为目的；但总的说，这种爱毕竟不同于血缘之爱。它所承受并创造的压力形态，也是完全新颖的。

299

在还能容忍多元并存、纵横（而不限于横向）竞争的“浊流（即激流）时代”（它因此而道人诟病），还存在着创造历史（而不是被动地受造于历史定式）的机会。这时，社团还有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独立力量。高级的社团生活，是健全的国家生活的准备或缩影。它对刷新文化、增进国力负有使命。认识这一使命并倾全力促成它，则同时可以增进社团的活力。反之，社团的偏安收缩不但使国家受损（因多元竞争受到抑制而抑制了民族的活力），也令社团本身日渐凋弊。社团的活力不是天赋的，而来自它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来自参与社团生活的广大成员的活力。

什么是好的社团？那吸引着具有最有社会活力的成员的社团，就是好社团。它因此才可能握有推动历史、更新文化的力量。它以最大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去兼容并蓄大量精力充沛的生力军。这样的社团，谁能遏制它勃发的生机？它身不由已地向前挺进，代表着整个文化有机体的主流内驱力。除非体育能力阉割整个文化有机体，否则，便压制不住这样的集体活力。

300

真正富于创造力的个体，从现代社团那里得到的并不都是自治的愉悦。个人从团体一再地感受到的压力，并不比他们从封闭的阶梯式一元秩序那里感受到的，缓和多少。

他可以选择团体，这是“进步”。但却无法摆脱团体，这是“仍旧”。

301

到处都是压制与反抗的力量起伏，它们交互相长。在爱的界限中如此，在最亲密的朋友圈子里也是如此。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猛烈地攻击了一元的封闭社会奉为神圣的“五伦”，唯独对“朋友”一伦笔下留情，认为朋友之伦合乎近代精神，即对中国重新适应现代战国争强的世界挑战，颇为有用。说穿了，这是因为，“朋友”一伦是社会横向联合的产物，而不同于金字塔阶梯上的其他四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圈子的进一步扩大与紧密，即可构成社团的起源。

朋友圈子，是自觉孤独或不自觉孤独的人们，为求得心灵上或实体上的互相声援，自然而然结成的一个自愿的联盟。因此自愿结盟与非自愿结盟，可以用来衡量横向联合与金字塔层垒结构的区别所在。例如，你可以和一个朋友断绝往来，却无法轻易摆脱上下级间的隶属关系。除非体育能力与整个社会生活脱钩，隐迟到旷野山间，据弃文明，成为山野之人。嵇康可以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而不受友人惩罚；但皇权的压力却使他粉身碎骨，追悔莫及。朋友圈子较金字塔远为自由；但是那些最微妙因而也最有效的压力，也正是由此透出的。对于过度倚重者，尤其深受其累：它用亲密和友爱迫你就范，自愿接受社会的压力，甚且不得不带着愉快和感激的心情。这些压力若是通过其他渠道，也许是很难被接受、认可的。

要抵制明显敌对的压力只需要匹夫之勇就可以了。但要抗拒来自朋友的良言忠告，却需要更坚韧的勇气，更明晰的分辨力，更浩大的决心。

信任和友谊赋予朋友的语言和行为以超常的影响。最最困难的选择，莫过于此：为违拗许多良朋益友的殷切期望而做出的决定。仅仅是“莫做亲者痛、仇者快之事”这一句箴言，已可使无数勇士望之却步。尽管有时情况恰恰需要反其道而行之。抗拒来自“内圈”的社会压力，需要更强的力量和一颗更明敏清湖的心。因为，来自朋友圈子的社会压力，早已通过友谊的交往，渗透到主体的血液中去了。朋友的期望和父母的嘱托一样，具有扭曲钢铁意志的奇力。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扑灭多少创造性的火花！──那本来兴许可以照亮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的。

302

踏破铁鞋，四海寻觅──哪里可以找到一个摆脱了社会影响和社会压力的“朋友圈子”呢？孤独者并不寻求孤独者，它反而不自觉地寻找更为社会化的友人，以安慰自己、变相沟通与社会的联系──只是多了一层友情的过滤而已。特别处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其实在的、实存的意义言）的战国漩涡里，纯乎其纯、有古君子遗风的“朋友圈子”又在天涯何处？越是现代化的“朋友圈子”越是有效地输送着社会信息的压力──防卫的圈子成为攻击的渠道。试看那些特富说服力（因彼此了解而特别强化了）的开导，直直切中你心灵的要害。那些富于感情的劝诫与交流，与其说是对个性的支持、赞助，不如说是对创造力的打磨与戕害。否则，仿佛便不算是“君子之交”了。

人，即使是十分孤独、十分争强的心灵，在这超级穿透力的攻势之下，也难于长久地招架、顽抗。社会多层面无形迸发的压力，都被巧妙地调动起来，磨平那尚有棱角、闪动着神奇（但却不规范化）光泽的个性。这一圣洁的使命，被一再强加在“友谊”的头上。

创造的欲望原本发自对流行性尺度的怀疑和不满意。但社会的群体为运作自己的程序，却本能地要求挫平这些有可能妨害机械运转的精神棱角。为此，它不仅动员了情爱与家庭之爱，还动员了社团的机械之爱（为谋利的冷静目标而走到一起来了），以及朋友之间基于一度之间的共同语言、志向而形成的友谊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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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传统的阴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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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之所以具有某种怪诞的生命力，能再度发酵、发芽，仿佛真的活起来了，与人的文化具有先天的局限有关。先天的狭窄，使群体的文化极易定式，使个体的创造极难施展。“假如有人又从作坊转入图书馆而惊异于所见书籍门类之浩繁，那么只需请他把它们的实质和内容仔细检查一下，他的惊异就一定会调转方向。因为他一经看到那些无尽的重复，一经看到人们老是在说着和做着前人已经说过和已经做过的东西，他就将不复赞叹书籍的多样性，反要惊异于那直到现在还盘踞并占有人心的一些题目，是何等的贫乏。”（《新工具》第1卷85页）培根以他划时代的敏锐，看到了人类文化的局限。但他尚未认识到，这种贫乏并不纯是题目上的，甚至不仅是思维方式上的。

事实上，文化的贫乏与重复，源自人类在生存需求上的单调性。只要看看这些就够了：大量的文化分泌物，始终处在不曾社会化的半死亡状态里，它们虽然诞生，却无法流通，无法变成社会的财富，无法进入文化史的界域。是什么力量扼杀了它们？是社会的不需求态度，扼杀了它们！那么，这一事实的另一面相又是什么？它无异是在说，传统之魂之所以顽固，还与社会对人的文化和人的活动的规范影响有关。越是单调的文化模式，就越容易陷于传统的捆缚──这一特点在原始文化与文明文化、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众多变奏中，清楚不过地一再显现。文化冲动的单一，使人缺乏足以抵消、突破传统模式的文化多样性。文化通货的贫乏又会反转回来，对人的精神活动造成先天的限制，而将各种探索活动，窒息于胚胎之先。并不是“不需要”，而是被取消了需要！以致感觉不到、意识不到所谓“需要”是不断涌溢的欲为：需要是动态的，喜新厌旧的！

热情消失之后，剩下的只有习惯。创造力衰退之后，残留下来的陈迹便是“传统”。人们日常用语中断说的“好的传统”，并不是一个真的、旧的传统，而是被代代新人的生存需要，重复发明、重新创造、不断扩散的必需品。它涉及行为、文化、心理诸方面。它不是被动承受下来的，而是主体积极发现的结果。而一个仅仅作为“陈迹”横亘在活人面前的传统，只是一切创造者的事业不幸面对的大梗阻。罪过不在于创造者的热情，也不在冷漠的习惯和僵硬的传统，而在于热力尚未克服冷硬的存在。死亡不是生命的罪过，也不是生命的归宿；死亡只是生命的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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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创造者，就会渐次产生出以创造者为食的人。初听此言也许使人震惊，但细细寻思之下，这类悲喜剧目已被千秋万代的历史证明无误，且一再重演。这就是大自然的残忍之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宇宙不让任何一种生命的存在处于绝对的安全之中；宇宙要让每一种生命成为他者的食物──以此实现更高的净化、更纯粹的能量转换。创造者在含辛茹苦之间遭逢到的大悲剧，只不过是类似于“生物链”的那种过程。这是宇宙间伟大戏剧性的表现，尽管它震撼人心，但仍会继续演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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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者如果停止了创造，就化为一颗阴魂。文化如果失去了活力。就化为一个传统、一套习惯。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传统”、“阴魂”；而在于活生生的人。兴衰之机，生死之会存于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之间的关系上。例如，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创造者们，就只记取和发扬古希腊的现世精神与快乐主义，而全然“忘却”了希腊宗教秘仪中的阴森气氛与献祭热忱。

“忘却”，这是个推进自我更新的杰出本能。不善于忘记过去的心灵，怎样去相对轻松地开创未来？流行于东亚文化圈的祖先崇拜，却把“忘本”视为大罪，把“荣宗”看作大德，这是本末倒置、自我弱化的价值观。这一扼杀生机的价值判断，只有助于文化的干涸和停滞；无助于激发竞争中的民族潜能。因此，不利于一个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志者施展宏图。在我们看来，适当的忘却和适当的唤魂（再创意义上的）──这是现代的生活者们即将面临的大抉择。在深层文化、表层价值的重新大抉择中，含有动人心弦的创造之声。在这抉择里，跳荡出青春的气息与艺术的风格：它检验我们冲向未来的勇为，看它到底具有多大的压强。请勿诿过于“传统”、“古人”──而是完全看你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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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风俗或一个社团的内部习惯，并不像是小说家、猎奇者那花哨的笔锋下所托出的那么赏心悦目。任何貌似别有奇趣、令人轻松愉快的风俗、习惯，背后总有沉重迫切的现实需要。正如无端端的游戏不会被人发明出来一样，也没有无端产生出的风俗习惯。即使纯乎其纯的“游戏”，也本为解除困乏、追求消遣而发！即使最使人莫明其妙的风俗习惯，也起源于某些古老的需要。不过因其年代久远，它的缘起已被遗忘。所谓“陋俗”，只是就其限于特殊的时空而言。当此“陋俗”起源时，必有其具体的实用价值。但时势的推移，使此风俗的元功能尽都流失，副作用却加倍显露出来。在此历史的迁化之下，再好的风俗也会因此沦为陋俗。陋俗之陋，在其现时已然得不偿失，不在其过去的“无缘”而起。

各种风俗习惯在其原初，虽对社会秩序超过稳定作用，但对富于创造力的个性，它是相当严厉的约束。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对此曾生感慨：“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实际情况比他的断言更加严酷。抚今、追昔，禁不住要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因为，在社会压制的层层加码下，即便是道德上的完人、才智上的能者，也是不堪困扰的。而善人和天才，由于他们更多地依据自己的良心而非社会的积习去生活，其后果与下场尤为不测。对业已定式的社会来说，风俗与积习已被奉为目的，而不再是一个可以损之并应该益之的道路。因此，凡不随俗者，注定灭亡，或在斗争中，与社会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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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风俗与积习，像是生物的遗传性那么深地限制着个体的冲力与奋斗。任何个人以至新的文化运动，都很难从根本上扭捩这一格局。到头来，是风俗与积习吞食了个性之光，消解了文化新潮的势头，把他们吞没在自己高深莫测的巨腹中。有时，它借用出众的个性为自己点缀，如端午节奉屈原之名，其实是古老的龙舟赛；圣诞节托耶稣之号，实际上却是罗马的农神节。是“无情义”的历史考证学者们揭穿了这层飘渺的纱巾；就是据他们精细的考证，早在屈原诞生前，已有了端午时节的竞舟祀神（投粽的原始含义，是祭水神而非祀屈原）等风俗！而风行今日世界的圣诞节（12月25日）原来也是异教的节庆，是12月22日冬至（一年中白天最短因而最黑暗的一天，象征农神或是太阳神之死亡）之后三天，也就是太阳神死亡之后，三天复活。后来为了让这异教节日继续流行于基督教时代，才借用了基督之名。古老的积习，就这么顽强：先是压制，后又渗透到了新事物的内部，成为内在的压制源！

据说，原始氏族社会奉行过某种公有制度，但这公有制并不像是人们幻想得那样美好，它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生成！那是一个风俗与积习占绝对统治的社会，没有生气，气压很低。是个性的崛起逐步驱逐了古老的阴霾，人类从无知的天堂跌落到智慧的地狱──开始了文明。文明是受到好奇心、求知欲、竞争性等内在力量驱动的历史！

也许有人会说，“看，这就是人类苦难的开始：阶级社会兴起了。”但谁不知道，这新兴的苦难比起没落的幸福来，无疑是一大进步！新的文明，是和真理式的旧风俗、古积习决裂之后，才得以诞生的。人类的文明历史一步一步地证明：任何新文明的问世，都像婴儿的诞生一样，伴有撕裂的阵痛与痉挛。它从母体分裂、自行生长，它从社会规范、风俗习惯的保护下，求得自身的解放。独立、自治、自力更生，像伊甸园理的智慧果一般：总是伴有痛苦的，总是伴有风险的，甚至总是伴有“堕落”──因为那是一条新生的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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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风俗强健一翼的行为规范，也具有两面相。一方面，它的模式化、一律化要求中隐藏着能量节约、减少社会磨擦力的良好意图。经验证明为有效的行为规范，社会就予认可并相沿用。但另方面个性又是歧异的，即便同一个性，在不同时空、甚至同一时空中也要求着并不相同的乃至恰恰相反的东西。因此，要不同的个性遵循一种规范，是痛苦的、荒谬的、充满了冲突与不协和的。

个性的抵触与逆反，不时改变着各种规范。使它不断趋向．于新形态下的新合理，使它永远与生命世界的“节能原则”保持、一致。生命与环境、个性与社会、心灵与文化之间的反馈过程，就是这般永无止境。它不会像《礼记·中庸》篇所说的“止于至善”──因为并不存在终极的善。具体范畴中的至善，就是不断地反击压制，就是在反压制中遵循节能的原则。这就是生命界域中反抗至善的“超然至善”。反压制的节能原则，就是社会界域和文化洞天藉以进化（就其最不受进化论约束的意义言）的“无终极的终极善”。这至善是空灵的、不拘一格的，需要智慧者的不竭灵泉，时常浇灌。

历史上各个文明系统遗留的社会规范，正是作为也仅仅作为以往个性的创造活动的残迹而遗留的。对它们顶礼膜拜、视同神圣，与原始时代的拜物教何其相似。充满活力的人，诚如但丁在《神曲》中曾经为这等新人所作的疯狂预告那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吧！”充满活力的人，这是渴望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的一种人。他们像是暴躁不安的海潮一样，不断冲击着各种千年已然的腐败堤坊。

309

反制力量的活动，是不分古今、到处喧腾不已的。这构成了一个个生命的界域、一个个文化的界域、一个个要求变化并正在追逐变化的社会界域，以及大大小小的不愿凝固于一点（“极”）的宇宙……

一股股新的社会力量膨胀起来，一个个新的文化浪潮席卷而至。它们怀着半是留恋半是厌倦、半是喜悦半是愤怒的“忘恩负义”之情，力求挣脱自己受保护；受限制的养子地位。古老的保护者老迈衰朽了，新的势力就起来要求实行自我伸张，以便获得更确定的安全感。新的精神，在与传统阴魂的反复较量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互相妥协。这里没有绝对的胜利，只有新的平衡、新的秩序……以使万民万物重新习于新的格局。反制的力量，再度化为压制的。

当传统的阴魂已被新文化的唤魂大师捏在手中时，就从压制人的创新精神的“符咒”，一变为“点化”人的求新本能的有力“魔杖”。

文艺复兴时代济济云天的非犹太化的唤魂大师们！就这样默默召唤着古代异教文明的“阴魂”。宋元明时代理学大师们辛勤的耕耘，就这样重新切开了先秦三代业已板结的文化土壤。死的阴魂，一变为活人的旗帜；传统的惰性，一变为复古革新的活泉。传统的阴魂消散，云开雨霁；凄厉之声化为雷霆万钧，动人心魂。良性的反馈、活性的循环，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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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宗教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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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感情曾是人类性格中最强大的生命表现之一。从表面看，它是违背理性的，带有超自然、超现实的幻觉性。但它的根须还是深深植入自然和社会现实的压力内层。它依据主体拥有的可能条件，对主体面临的压力环境，做出特殊的反应。这反应也许是有效的，也许是无效的；也许是过时的。也许是恰当。但却无可置疑地创造了许多事物（不论你如何评价这些事物），推动了许多进程。在信徒的心中，它高于一切，它包容人生最大的肯定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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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信仰──这是比心理水平高出一筹的“灵魂水平”上的反压力结晶。结晶的具体颗粒状态是在变易着的，结晶体的色泽也常在幻化之中，但结晶本身作为人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的一大桥梁，却始终恒在，以其可见或不可见的沟通力量鼓舞绝望的人。可以借助人为之力消灭一种结晶，但很快又有另一形式的结晶应运而生，填补它的消失所留下的一片空虚。这已为无数宗教兴替、信仰浮沉的历史一再证明。正如统治的意志可以改定币值却无法随意改变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一样，统治的意志也无法消灭各种信仰所追求所表象的那些价值核。凭借暴力可以破坏价值细胞核之外的细胞质（即信仰所采取的外观形态），但再寻找一种新质，并非难事。

当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作为一种抗议的形式渗入社会生活：（而不仅仅是心理的、灵魂的生活）时，它的反压制基于这一功能的现实性，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在另一些时空之中，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则扮演着全然相反的角色──如宗教裁判所的党委书记们，借用了基督的名义，肆虐历史、暴殄文化、杀戮天才。这时它，的压制性和基于这一功能的现实性，同样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但不要把这两种根本相异的（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功能混淆甚至等同起来即便它们使用同一个神名与“教名”，采用着同一种“教规”、“教仪”、奉行同一套“教义读本”──服装并不等于肉体，更不等于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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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不信奉宗教，不屑于去信仰任何神圣或世俗的理念。这种宣称者，在神权政治时代被叫做“无神论者”；在科学的时代则被叫做“虚无主义者”。二者都拒绝把自己的心灵奉献给任何神明或任何实体（包括社会、科学、和人等等）。然而在人的行为方式中，在他对命运的认同和对生活的捕捉中，却透露出了他在心灵深处所信奉的那个“目标”：谁都不会全无信仰。

信仰是心理力量的一个依托，是任何人都在赖以活动的指南。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非宗教的宗教”，这也就是巴斯卡所谓“人生最大的赌博”。人靠各种各样的信仰和对信仰的各种各样的奉献而生活下去。在这一点上，现代的唯理论者与原始的唯灵论者并无二致。因为以往的信仰从根本上说都是超验的。理性及其逻辑辩证的手段，根本上只是证明信仰确实合理或确实谬误的论证途径。在历史上的“信仰破灭时代”，信仰还是悄悄地零散地存在着。这时的信仰形式是，人们竞相树起各自“本能的偶像”，把生活的信念，寄托在自己的官能上，用感觉的享乐，代替信念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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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批判意识常将传统的宗教的精神与迷信的态度等同起来，造成这倾向的缘由，盖有两种因素：一是传统宗教的退化，使对它的仪式和附属信念的虔诚为“迷信”。热情衰退后，留下的只是习惯。宗教僵死之后，留下的才是迷信。精神的习惯失去了博大精深的象征意味，因而变成可笑的迷信。二是现代唯理主义的精神领主，不惜曲解宗教的全方位性质，以便为自己的唯权力论扫清心理上和逻辑上的各种障碍。从马基雅维里到尼采，西方精神的整个世俗化过程，把权力崇拜推上了人类思想和社会心理的巅极。人们开始梦想着，去到诸神的精神尸骨上，建立人间的共产主义天堂。结果是创建了一大批地上的巴比伦，这些权力中心──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到纳粹社会主义再到操纵南京大屠杀的倭王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什么“日本军国主义”）──把世界投入了大战国时代的血腥漩涡。所幸世界和文明没有因此而毁灭，相反，反为被压迫的民族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夺回了自己的独立与解放。权力至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在它自己毫无预见的情况下，遭到了“历史机制”（压制与反击）的报复与嘲弄。

在战国时代滚滚的烟云中，在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浪中，已经透现出这样一个启示：单调的权力至上论和枯燥的拜物教，满足不了人类精神需要的丰富性。如果承认宗教包含着高级的精神活动而不仅仅是种低级的骗术；如果承认宗教的情感并非有意识的权谋的工具（如像周武王那样对待殷周之际的宗教），即能清醒地发现，它与权力至上和拜物教观念实属两个截然相别的精神层次，这就是耶酥曾以“上帝”与“凯撤”分别表象过的两个世界。作为人类精神的极度升华（有时“过分”了）的表现，宗教更深地扎根在人类情感需要（而非物质需要）的土壤里。更忘我地游漾在人类潜意识之梦的汪洋中──因此，有其难以简单替代（如以权能崇拜或拜物主义）的特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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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像一切存在过的和存在着的事物一样，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命运的先后支配：抗者的命运与压制者的命运。形象地说，或是饥饿之极的青年，或是消化不良的老年。

具体看，行使着镇压功能的宗教信仰，迟早会使它控制的那些社会（如中世纪欧洲和明清时代的中国）趋于窒息状态：由精神文化力的窒息到社会生产力的窒息。只有当信仰作为解放者来到人民中间，挥发着自下而上的团结功能与自外而内的同化功能时，它才从正面推动了历史。我们赞扬作为反压制者来到世间的信仰，因为它透出了新生活的希望。这是一道强劲的曙光。它刺破积习的厚厚壁垒，将千万颗散乱但灼热的人心，重行催化成一簇瑰丽的生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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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信仰的社会化的凝固式，即为道德与礼仪。在日常生活中，它的影响比纯粹的信念更强大。道德与礼仪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一个社会的安宁与秩序。例如国家，虽说是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但要使其运转，也离不开道德与礼仪的辅助。许多史实表明，国家的起源尽管牵涉在暴力开创的嫌疑中，但维持它、发展它，却是和平生长力量的一大成就。故一个国家若不能完成由暴力向和平、混乱向有序、战争向法治等系统转换，是根本无法持久的。中国古代贤明的政治家们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因此对“创业”与“守成”的不同方法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结论至今启人深思。而欧洲人甚至直到十九世纪对此还尚未吃透。他们的理论以普鲁士杰出的战略家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为代表，过于推崇绝对的暴力，忘了人类的暴行是会受到心理承受力、社会承受力、文化传统承受力等多方限制的，并将招致暴力的反击。

例如，监狱和官僚机器，本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恐吓性的。与其说国家凭藉直接的暴力进行治理，勿宁说它更多作用于求安避祸的心理和习惯的惰性。国家存在的基础，是其居民自愿格守道德、自觉遵循礼仪。礼崩乐坏，将直接瓦解国家的存在；斯文扫地，则国之大难将至。一旦心性上的软件堤坊趋于溃决，那些硬件堤坊将是不堪一击的。法兰西巴黎巴士底狱的坍毁，即其一例。这时，监狱、衙门的硬度，脆弱得像是纸张一样。纵有千百万武装部队作为暴力压制的工具，最终也只是一大画饼而已，不能充饥。所以，渡过了危机、富于自信的国家都不致吹暴力（具体操作上是另一回事），而是奖励道德、倡导礼仪，它重视对社会软件的建设甚于对硬件的信赖。

但道德的压制功能一般大于它的反压制功能，因此，对文化本身的扩展说，它的消极意味过浓。只在特殊的压力状态下，反制的势力才以纯化道德的神圣名义聚集起来，向业已软化的压制力量展开反击。道德的理想境界，常常远离它的实存功能。人只在少数有情有信的受压迫者的无声幻想中，道德的理想才会闪闪发光。虚伪的道德是纯然消极的，它只追求“防范”的功能，它实际上只是一颗“压制之果”。它不仅麻痹人的心智，还绑缚着先知者。

礼仪则比道德更具束缚力。它的束缚力表现在，哪怕它是在为反抗与创造效劳时，也是以其规范的功能，而非以释放的功能去从事开拓的。它帮助一度分散的反压制力凝聚在一个构架中，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反过来，礼仪又为群体成员行为做出了细致的硬性规定。因为，它是为应付群体生活的压力而设计发明的。群众心理，是其基本的考虑对象。因此，对于负有过剩精力的杰出者，礼仪就不免是一种讨厌的限制。原始宗教或秘密帮会的入门者，须经种种图腾考验或宗教宣誓（如红旗与喝血之类）的礼仪。这对意向不坚者。确有强化其意志、固定其选择的效果；但对意志特坚者，则无异于画蛇添足。对于存心不良的投机份子，任何宣誓也起不了约束作用。尽管如此，礼仪仍不可废，人群怎样，它的礼仪就怎样。

压制若不肆其淫威，从反面促进生命与文化的代谢，世界将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说，礼仪的积极性质除了在其促进、协调群体生活外，即在于此。在各种强制或半强制（通过主体的“内心认可”）的规范覆盖下，新的力，得以壮大──世界万物，无不因反差，而变得生机勃勃。

（另起一单页）

第五章

生命界域的喧嚣

（另起一单页）

一，生命的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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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内力拓开并幻化了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些眼花缭乱的表象世界。生命的内力。把自己的动人色彩镀在事物上，透入存在里，然后再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它、发现它、爱恋它。生命的力量，是对表象进行规定与不停推翻的主宰。生命力的形态，则隐在行为之海的底层，对表象的世界发布命令。就像上帝耶和华，用他的“信息”开创了世界的各个层面，输送了各项光谱，塑造了各种生灵。

生命的内驱为是与生俱来的？囿于与生俱来的本能意识，我们也许只能如是设想。这一假定的形成，是遗传获得的反压制力在起作用。即，生命在长期进化中集聚并传递着的逆境中的“美德”。仰赖这些物质化了的美德（“基因”），生命得以参与自然的有机循环，并在宇宙中找到适合于自己的一个位置。这是“上帝”为之安排的伊甸园，尽管不像《圣经·创世记》上描述得那么完美。环境若是真的完美了，反压制力反倒多余，世界反倒变得不平衡了。人，作为反压制力的一种载体的这一事实，使古代民族本能地体察到人与伊甸园之间矛盾，于是，他们创造了耶和华驱逐亚当、夏娃的神话，以原始的智慧，试图去解释上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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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界中反压制力的基点与仓库，是遗传基因。基因是这样一种存在：它制约、规定并繁衍出形形色色的生命属性。生命间断而有限，但基因却具有某种永续性。它比《圣经》的和巴斯卡思想中的弥赛亚更富永续性，也更普遍、更有活力。它也许成为未来的文化及宇宙的超渡者？生命世界的救助者，何必拘于人形？它将不仅是人的模仿者，而且是高于（并先于）人的。不仅在传统的宗教心理上，更在新兴的生命科学与哲学研究的永恒性上──因为基因比一切类型的传统救世主，更接近“生命的原质”。

生命从基因来；基因又从何处来？是从“进化”的机制中来的？这种达尔文式的理解太简单了。进化论已不能胜任生命的网络现象对其单线理论所提出的挑战。进化最多只能使生命稍稍完善而已，它并不是生命之源，它并未创造生命。生命之源这是现代科学还无力解开的谜。我们敢于向迄今遵循的心理习惯与科学定论挑战并置疑吗？我们如何应付诸多新发现的事实对智性提出的挑战？──科学解决不了的难题，就得求诸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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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空间观念的发生与流行，再次证明了人这种富于抽象能力、语言联想的生物，推重空间观念远胜于时间观念，以致到了把时间贬作空间的一维的地步！而在前此的历史上，人们则视空间为理所当然，而对时间却大惑不解，故而多有伤感生命短促的悲歌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这一心理倾向的根源是，人作为反压制力量的产物，更倾向于对世界进行压制化和反制化，即在不自觉的狂迷中，把时间也尽情空间化了。

从压制的感觉看，空间比时间更直接、更表象化。人可以改变许多的空间结构，但对时间的流动却无能为力，因为时间是抽象的。

生命的有机世界，是一个跨越了众多层面的跳跃者和扩张者。也许，这只是某类有机生物（如我等）的一个偏见，但更可能近乎真实。在我们的视野间，那是跨越了无机、生命、社会和心灵诸界的文化怪物。如果允许我们对“怪”字做出新解，我们将说，“怪”即智慧（心）与神圣（圣）的结合。人就是这么一大怪物。他是异常中的异常，故而自目为“精华”。人类的悲哀与宇宙的存在是两个极端，人的意识大于他的存在；宇宙的存在则大于它的意识。人的意识及幻想（广义的），使之成为泛艺术的生灵。巴斯卡犯下了可怕的错误：他说宇宙“无意识”，忘了人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他又说，人只是两个无限之间的中间状态，忘了所谓“无限”正是从人延伸并投射出去的纪念。没有人，则无所谓无限。也许，巴罗克时代的智者是讲求中庸和人类中心的？不过现今的世界战国时代，已开始趋向全球化了──人们已经习惯用焦虑与痉挛，去崇尚极端与虚无了。

319

生命并非神话式地起源于梵天的造化。印度欧洲人关于生命之源的解释，再也不能使一个现代的头脑、未来的灵魂感到满意。生命也不是语学式地起源于《周易》所谓“乾坤屯蒙”的超级悬念，或孔子的古典不可知论。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对自己根源的探索，在当今巨型的宇宙冲突的背景下，实在显得过于静态化了。生命也不是来自十九世纪其乐陶陶的科学神话。各种过于清晰确定的图解，反倒凿开了战国时代全球化的疑窦。这个疑窦越来越深，它陷溺了我们的思想。又像一个无底之洞，向我们的胆量发出了挑战。但它又是一个摇篮，培植当代意识的活力。

320

生命起源于“被限制”的压力下。是压力，保持着生命的内力。浮动着视觉才华的法兰西，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虚浮的思想家：卢梭。他说，“人，生来是自由的……。”这十分动人，二百年来有无数的白痴为之倾倒。但细究之下，这条口号却是假的，是热烈的意志与精巧的诡辩的结合。实际上，越高级、越精密的生命形式，往往出现在越深刻、越严峻的“被限制的不自由”中。结构与功能越复杂，表明他所经历过的限制性的“条件”就越多──这几乎是自明的。为了在限制苛刻的境况中存活下去，才发展出了精密的组织。正如在受圈定的迫害中，才诞生不被人们称之为“文明”的各种精巧的反应。人生来并没有自由（如，毫无选择自己诞生的自由），而恰恰是不自由的状态创造了人，创造了各种使人被尊为“人”的属性与特征。就此，人生被迫成为一项争取自由与权力的不间断运动。

321

有了许多“限制”，才有许多“条件”，这样，才有了生命据以起源的种种可能。生命的可能性，并不寓于“自由”之中，而是寓于追求自由的奴役中。

“条件”对人的严格限定，在达尔文的学说中被美化成了“适应”；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授以“适应者”的桂冠。这是十九世纪炮舰政策和强权政治思想的生物学版。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被承认（这是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和阿诺尔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等人的历史研究开始推进的），生物学中单线直道进化的观念也被扬弃了。欧洲的霸权中落，使欧洲的思想主流放弃了绝对主义。但即使最狭隘的欧洲思想，也还变相承认了生命是“对压力和限制的反应”。这种反应不拘一格，但各有价值各含力量。欧洲人已被迫承认的文化无优劣观念，中国人更加没有理由加以拒绝。

322

生命是欲望的载体，欲望是由种种悬念、快感勾连甚紧的内驱力的投射，它的原始功能是防御外界对机体的压力。欲望一旦产生出来，就梦想着突破各种对生命活动的限制。它追求自由，外在的和内在的。它醉心于自由的呼唤对生命，自由是个神秘而不可企及的字眼。克服限制，是激励着生命奋发向前的最大诱惑。

323

欲望以忠仆和卫士的身份随同生命而来，向“局限性”展开反击。它以盲日但执着的热忱，给生命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兴趣。它使生命忘却了孤独与死亡，使生命感到自己是强有力的──原本的脆弱和虚幻之感，被欲望的膨胀所带来的辉煌之感，悄悄掩饰甚至一笔勾销了。

然而，无论多么强烈的欲望和多么辉煌的才能（它是为达到欲望的彼岸而施展的一种技巧），都消除不了生命的受限制状态。反而，它只能使生命更深地感受到受限制的难堪（尤其是在欲望落空、才能无用时），感到宇宙的漠然与浩翰。生命注定在他固有的圈子和他的奴役中消磨时日。你能转换圈子、改变奴役；但却无法跳出圈子、消解奴役。即便是永恒的放逐，也算不得全然的跳出；即便是死亡的消解，也不是彻底的自由：你还得进入另一个世界。这种意义上的“命运”，是与生俱来的，却不会与生俱往。

324

多方的被限制，对生命是系列的压制。抵御无形的压力，成为生命的日课。没有胜利，只有更高一级的平衡。“胜利”只是“得意”（满足）的别名，它怎能不是昙花一现？众多个体同时“得意”，就是群体舆论、群体意识中的“胜利”。这里没有超然的客观标准。所以，一些人的胜利，就是另一些人的失败。对一种限制的成功突破，就意味着在其它方面限制得更深。依附与独立是个无情无义的两面之神。区别仅仅在于：力量的溅落点转移了！

325

自觉不自由，较之对自由的麻木不仁痛苦千万倍。生命越高级、自我意识（并不排除它采取群体意识的表象）越强，也就越是自觉到生存的不自由……生命越高级，就越敏锐，就越多地含茹着痛之因子──杰出者往往濒临比常人更多的悲苦之境。于是，不满（渴望那得不到的“自由”、“解放”……）和压制交织成更自觉因而更巨大的压力，煎熬那些只能“解释”而不能“解脱”的心灵。这是不是智性的悲哀？

这是普普通通的人子之心，这又是形形色色的动物之心，这还是随风婆娑的植物之心，是随遇而安的微生物之心……而不仅仅是什么“明彻的哲人之心”或全方位的“艺术家之心”。心，就是这样的普遍，因为它源于普遍的压力。佛教徒们在他们阴郁而明白的轮回观念中，确实道出了一点不经意的真谛。让我们为此而感谢他们！“众生平等”，那只是心的平等，是在受限制、被压制这一共同遭遇中的平等，而不是事实上的即反击力量上的平等。生存状态（生活）的不平等，恰恰是生命界域的丰富性赖以存在的基础。

这不是“泛神论”，不是机械论，不是神秘主义，不是沉沦式的物欲崇拜。这是宇宙的“力”；是像义务那样又像权利那样，牢牢属于我们的压制力和反击压制的力量，是我们永远在其中嬉戏、角逐、变幻、受苦的海洋！既古老又新奇的海洋──没有水，只有力的蒸腾与霰落！这力，就是生命的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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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对生命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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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环境“逼出来”的，因而生为环境的奴隶，它最多只能被动地对抗环境。谁要考察一种生命形式，不妨先去考察它寄身的环境，否则就不免会对生命的。怪异。感到诧异。动物主义者弗洛伊德剥离了人的环境去指摘人的“变态”。把人的适应性（主动地附属）诊断为心理的病。而在更接近全方位的观察家看来，“病”，也许不失为一个解脱，一种必须的反应。环境的压力迫使各种生命最后走上了“病”途，并从病中获得了可能的逃避与解放。对生命来说。环境的因素包括：气候、水土、食物链中的具体地位，生命群体的关系模式，个体的“内在环境”（即其遗传构成方面的特点），以及这一切综合成的行为特征等等。

巴斯卡清醒地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称人类是“脆弱的芦苇”。是根本不堪宇宙压制力量一击的生命。人类并不像乐观者假想的那样，正在“征服”宇宙（除非你把这“征服”界说为“屈服与适应”）；相反，人类只是在宇宙的缝隙中默讨着生活的偶然幸运者。他获得的缝隙，较之其他生物稍为宽广；为此，他则必须承受在更广泛领域内的屈服与适应。有趣的是，八把自己从其它生物那里夺得的生存空间与“征服宇宙”之间划上了等号。显然，这里发生了一个人人都乐于接受的假定：把八对同类（其他生物，的优势与人对宇宙的优势，进行了偷换。这假设者甚至想都不愿想：休说面对宇宙，即便面对其它生物，今天的人类也并非把握了全面的优势。虎豹也许不再为善，但老鼠与瘟疫还在嘲笑人类，而鲨鱼就不会染上致人死命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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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卡发现了人类“会思想”。又说，宇宙可以压碎人类；但却不知道人类的存在。可是一个具体的人，却能知道整个宇宙的存在……由此他推论说，这是“人类伟大的标志”。在这里，弥补心理的机制起了作用！一个病弱之躯对自己的存在作了杰出的说明和安慰。直至今天，它还在对人的软弱存在和意志夸张之间的鸿沟做出填补。但谁曾想过，人类的“会思想”，其基础正是大规模地发生了巴斯卡式的“病”（比照原始人所处的自然状态而言），和克服这种“病”的要求。巴斯卡的“病”，造就了《思想录》；人类的“病”，造就了文化：正是复杂的环境压力造就了今日人类的文明房屋。对于这些微妙的作用、我们知道得太少了。而最省力的莫过于自诩“天生伟大”，以安慰寂寞的生涯……可在当时，人类曾经历过多少优惠、磨难、变形，才变成今天这副样子。时间像个淘金者，它把痛苦与遗憾省略了，留下了闪闪发光的优越感与傲慢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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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能力，只是抵御环境压力的内应力。没有实际功能的能力，是既不会发生、发展，也不会被注意，更不会受到赞许的。这从侧面证实，“多余的能力”，无论在生物界还是在文化界，从来还没有产生过。纵使它神迹般地产生了，也会迅即消失在节能法则的制约中，过剩的精力是只会花在奢侈的享乐中而不会花在艰辛苦涩意味的才能上。快乐，并不是没有压力的无聊，而是从压力中突然解放之后的一阵轻松与喜悦。因此，快乐本身是被动的，不自由的；人无法强使自己快乐。

329

在很大程度上，生物的命运和形态，取决于紧紧包围着它的气候。最明显的，莫过于我们攀登高山时的体验；在不同高度及其不同气候条件下，覆盖着迥然相异的植被。在这些形态悬殊的植物世界中，活跃着、穿梭着各自的动力，形成一个独立、分离的动物世界。粗看之下，动物们似乎相当自由，它毕竟可以逃避某种气候，选择某个环境，迁移到更易于生存繁衍的地方去……其实则不然，动物们可以“自由迁徙”，但却无法把自己赖以生存的植物世界一起搬走。这些特定的植物世界，牢牢依附在大地之上，承受着气候的压力，变异自身的形态。于是，动物到头来还是屈服在气候与水土构成的压力之下，能力再杰出，也只是一身“适应”环境的本领，它逃不出天赋的圈子。

有个普通的例子显示了生命的依附性。四十年代的《联合国宪章》提出保障人民的“迁徙自由”，这套辞令并不赐人以行动的力量。人们也和其它生命形式相似，只有很少的可能与更少的机会，去利用这一张纸上的自由。他们要为吃饭（生活的基本前提）而规划自己的行动。生命终究是被牢牢地捆绑在特定的气候与土地之上的。土地是个神秘的东西，它有利于某些生命，而排斥另一些。每个种族，都有最适于他生存的特定空间，甚至连鸟类也不例外──尽管候鸟每年都要来个显示行动力量的大迁徙，但它最终还得回到自己的神秘故土上，生儿育女，默然死去。大诗人屈原曾以赞颂的口吻提到动物对土地的依附性：“鸟飞返乡今，狐死必首丘。”其实他是在描绘人性呢。故土的力量，有时大于自由迁徙的力量。若就人的生物群体而言，就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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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的威严之门上，镌刻着这样的字句：“服从、变形，或是衰竭、灭亡”。

气候的压力蹂躏那些不适应它的生命。侵蚀它们、摧残它们，成为气候这个超级暴君的日常业务。孔子很明白这一威力，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育焉，天何言哉。”大暴君并不说话，一切事都已办妥了。照此看来，发布最高指示的暴君，毕竟是矮了一大截。失败的暴君固然令人厌恶，但像气候这样成功的暴君，反倒被视为天经地义。万物都得以“育”，但那却是以绝对的服从为代价、为前提的。你可以对抗，你可以斗争，但你的对抗与斗争，终究只是一个服从的形式。“年与时驰，意与日去”──最后的真理日渐清晰：“斗争”的结果无一例外地是服从，是速率不一的“适应”。而离开了对压力因素的恰当估价，就难以对生物史、人类史、我们的文明史，做出有益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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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承受的压力领域，是无限广袤的。如果说它毕竟还有界限的话，这个界限也就是生命自己。有多大多久的生命活动，便承受多大多久的环境压力。我们再来看，水土的压力对生命的作用，也近乎气候。它的品质决定了植物的种类及其可能包括的“基因库”。植物的种类和质量，更是动物生存的基础。即使最善以“与自然对立”而自诩的现代人类，也还是得靠着吞咽植物的原始方法与咀嚼动物的粗鲁风俗维持生命。他与动物和原始人类的差别，仅在吞咽与咀嚼的具体方式上。至于对植物世界的依赖，人与动物毫无二致，也许还更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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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与气候，同为打开生命奥秘的钥匙。水土，还对文化形态的特征施加有趣的渗透、影响。人们常常尽力改造水土，以适应生存的压力。但这努力的背后，则隐藏着那永远在鼓荡着的水土压力。水土甚至是能动的、有意志的。它不会被动地等着人来施加持续的压力，它会以奇特的方式向人类进行报复，从而破坏并延迟人类对水土的改良。例如，它一再用荒漠化去回答人类无休止的垦殖。在各民族原始意识的洞天中，水土还以种的表象对人进行可怕的复仇战争“洪水神话”中淹没人类的故事，讲的就是自然对人类的回击。

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压力，只是环境对生命压力综合体的一部分。压力无所不在，压力的证明，就是生命欲望的存在。一种欲望和功能，是为一种环境的压力形态准备着的以便化解压力、保全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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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欲望是生命的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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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是生命的忠诚卫士，没有欲望，生命就不存在了。欲望的强烈程度，显示生命的活跃程度。欲望的力量就是生命的本身；力量，就是生命的有机体对压力的综合反应。如果把生命比作一个坐标系，那么，欲望又是游移在坐标图上的红色箭头，欲望的箭镞标志着生命的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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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产生于生命的方成之际，有时它甚至是生命之父。在生命还没有诞生的时候，欲望就产生了，欲望甚至是生命的创造者。植物、微生物、原生物，无不具有各自的欲望，各种微妙的、超感知的欲望力和方向感。它们的形式多彩多姿，以致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并不能按其本然状态了解这些原始的欲望，更不明了它们对其载体的生活使命所做的杰出贡献。各种高级动物的欲望因与人欲相似，故被纳入人类同感、理解的界域。其实，它一点也不见得就比其它生命形式的欲望来得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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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是有机体的一个充满弹性的“安全边界”。借着它的动力，生命不停顿地完善自己；满怀兴致地充实、扩张，攫取那维，系、发育生命（包括繁殖、并为后代的幸福做出保证等等）所需时：各种能量──食物、空间、异性、荣誉等等。在欲望的刺激下，生命的内核才得以发芽、茁壮。

生活史，就是欲望的力量不断产生、高涨、满足、以及不断松弛、懈怠、再起、紧张、期待等周期性循环。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就是这个民族的群体欲望（它必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不断此起彼伏的循环兴替。一种文化亦然，它也有自己的“欲望”及表现，构成文化运动的松弛、紧张及其多方的变奏。

在欲望的鼓动下，生活展开它那绚丽的画卷。在欲望的感召下，生活变得或波澜壮阔或涟漪微漾，形成迷人的景色。欲望是“生活之父”（阳性因素），是生活程序的软件。没有它，环境与材料这类“生活之母”将永远是些静止而无生气的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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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生命变为一张巨帆，鼓满清新之风。风的压力，使生命之轮节节进展，宛如庞大的风车。欲望扮演了风与帆的双重角色。他不是简单的风、帆。他是风中的帆，也是帆上的风：在互相鼓动厮扭之中前进的“风帆”……

失去欲望的生命，就像一张孤单而薄弱的帆。落在地上的帆，只是一堆毫无生气的皮革和布匹徒然被人藐视，感到自己孤独无助，充满悲切的失落感。美丽动人的孤帆远影，突然之间荡然无存。只是到了风把船帆高高扬起的时候，世界之帆才突然包容了新的气象。他突然抓住了存在的价值感。

失去强劲磅礴的风，帆也就不存在了。没有了欲望，生命又在何处呢？生命不在医院、化验室、解剖间里，不在阴暗的标本柜中，他正潜伏在欲望这个充满春天气象的野性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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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欲望，焦渴的欲念，表明了压制的过强，与反制的急躁。当某个惯有的压力转移或消失，本为抵御这压力产生的欲望就一下子变成无的之“矢”了。它茫然地射向虚无的远方日益焦虑、日益狂躁、日益非理性：它失去了针对性与方向感。失去了天经地义的目标后，一下子跌到惶惑的深渊。现在，它会发出怪诞无律的信息，节奏感离开了它，人们说它“方寸乱矣”。没有身临其境者，无法理解此情此景。内在的精力既然“过剩”（并非真的多了），就要求刻不容缓地打出去，以免生命的护卫者成为生命的迫害者。舒发不掉的欲望、倾吐不出的思想，会转而消蚀产生它们的机体。而这，是比外敌更危险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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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正是如此这般地抗拒着外在压力的生命卫士。宣泄──则是它应付内在压力的手段。

当内外两种压力平衡时，生命系统处于良性循环中，逐步臻至健旺之境。当不平衡发生时，会产生两种结果：

第一，内压高于外压，构成内压对外压的优势。欲望得不到满足或宣泄，生命处于焦虑状态。它有自我窒息的危险。这时，它倾向于采取扩张的行动。

第二，当宣泄过度、生命力趋弱时，外压高于内压，形成外压对内压的优势。生命处于衰歇状态。它有天折的危险。这时，它倾向于内缩。……生命因此成为两力相较（相克与相成）的疆场。生活，则成为一个钟摆，摇曳在扩张与退缩之间。日常的内缩是睡眠，日常的外扩则是行动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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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的度数超过了抵御外压的程度，会转为生命的灾害。它将把生命推向一条理智控制不了的冒险之路。人类许多疯狂的生活场景，为此提供了生动的注释。时候一到，将有许多人会因“一时冲动”而后悔终身，“一失足成千古恨”。这表明，过度的欲念，已冲决了生命的河床，无益地泛滥。“逞一时之快”，这是欲望的本性。而当欲望的压力（冲动）大大超过反外压的需要时，它就表现为盲目的、疯狂的发泄内压的行动。而“健康的欲望”，则忠于“应付外在压力”这一天然的职守，它并不寻求实现自己──实现自己，即为欲望而欲望！

对外在压制，可以用人为的反应去抵抗，但对内在压制，却难用人为的反应去抵消。叔本华说过，只有支配行动的意志，却无可以支配意志的意志。就是指此而言。内在力量的分裂，激发了“说服自己的心”，“克制自己的情”等人格的自相冲突。在许多情况下，这要么徒劳无益，要么导致身心俱伤。因此，内在冲突的记录虽然组构成文化史的交响诗，并给高级文化（而非生活的文化，如民俗文化）提供了丰盛的能源，但其内核却是悲剧性的，内在力量是消灭不了内在力量的。它最多只是巧借外力去临时说服、暂时压制对立中的同伴。许多宗教、哲理、艺术，恰恰是肩负这一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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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平稳状态，是各种欲念的平衡和满足，是骚动相对宁盗的境界。单靠自我克制、自我平衡，难以臻至此境。即便历史上最杰出的和尚、修士，也还都借助外力，如寺院的屏障、修道院的氛围等等，去实现内在平街。因此，即便纯然的精神宁谧，也是内力与外力之间的一个对峙下的和平，是两种势力永恒搏斗的一个暂且休战，它并非像许多乌托邦的理论家们所宣传的那样，是什么完美的理想状态……

各种欲望，作为反抗环境压力的“生理需要”而存在、活动……不顾及这些需要，有机生命就会遭到解体。故欲望成为维持有机体正常生存必不可少的积极形式。“欲望很好”，因为它很有用，但当欲望走过头，超出生理需要的限度，它就成为一个威胁主人安全的“杀手”了。这种双重性和不稳定性，似乎成了人类欲望（特指人欲中那些与自然欲望如动植物的欲望相区别的欲望）的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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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求生与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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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欲是各种欲望形式的核心，是形形色色的欲望之王。其它形态的欲念，是待定情状中的求生欲。有机体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活下去。如何活，活得怎样──那毕竟是从次考虑的。只是围绕着活下去这个主旋律，局部的快乐，全盘的幸福，以及终极性的理想，才交织出一个个动人心弦的乐章。而这一切声音的要质，无非在于鼓励生命去承受生活历程剧烈的折磨，爱与恨，饥饿与满足，痛苦与欢乐，消沉与亢奋，平庸与杰出，夭折与长寿，以及那贯穿始终的期待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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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不一定就意味着“有”什么。但死却意味着“无”，意味着一切的一切肯定地结束了。一切生命都本能地觉察到这个生命的世俗真理；求生欲支配了生命和意识的全过程。它的压力，塑造了人类千奇百态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模型。在达尔文看来，对求生欲的这种奴性依附，正是高贵的标志与进步的准绳。若是失去了这种本能，种族和个体的奇观，统统将不复存在。也许这会使世界变得荒凉起来，成为既不洁静又不新鲜的场所：洁净是水和植物创造的；而新鲜则主要是动物的功绩。人则攫二者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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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欲的冲动，是生物结构及其存在下去的支撑者。它追逐养料，养料则趋顺于它……一为主人，一为宾客，养料服从于欲望。但是，作为主宰的求生欲，不也迫害有机体吗？为了屈从于暴戾的秩序，许多戕害之举就是在“保护”有机体的仁爱名义下横行无忌的。它的无边权力和贪婪要求，迫使有机体常要背弃自己的天性、远离更高级的存在方式。以实存为至高的务实精神；由于看不见世界之海的另一边而沦为虚伪的福音。许多人为求生的蝇营狗苟，所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了。

现代热衷的话题──“异化”这一人生的病态，却是近代文明的骄傲。这是在机器时代巨大的求生压力下形成的癌肿。为了活命，人不得不沦为零件，定价售卖！为了生存，人不得不被编成号码、纳入程序；不得不在其它力量的驱赶下被迫活动。那是人去适应文明环境的结局。因而反压制势力（“适应”），又一次变成了内在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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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欲的附属欲望或衍生形式是各种形式的不朽欲。精神形式的不朽欲；并不像诗人所讴歌、或哲学家所断言的那样，是人类精神的巅峰表现。相反，它只是平凡不过的求生欲力的变态形式，即一种超现实的梦想形式：“物质”于此，演化为“精神”。不朽欲的梦，是要抵抗时间，抵抗生命的属性，抵抗生命的结局。它永远动人，因为这是虚幻不着边际的，是无从证伪的！

不朽欲的物化形式，是广为繁衍（生殖）的欲望。“复制”自己的冲动，不仅是生殖本能的直接表现，还含孕着心理上对死与毁灭（这是个体归宿）的恐惧与拒斥。复制得越多、越高级（甚至超出自体），则“我”的不朽（延续）就越有保证。教育后代，因此不仅是保种的原始本能，还是提升自己的间接战略。故许多对自己的生涯已感绝望的男男女女，就竭力于子女的繁殖与教育，以此抵拒没落过程中的惊惧、幻灭；以此遗忘那不堪回首的往昔之梦。

就此而言，动物主义者弗洛伊德把求生欲的衍生形式（性欲），规定为生命最强有力的动因，只不过是出自其身的特殊体验及其思想。追求快乐与不朽的欲望（及其繁衍欲），诚然强大，但已证明不是人类行为最原始的动机。实际上，自保的动机，比种族延续（性）的动机、寻求快乐的（作为艰辛生活之犒劳的）动机，更强烈也更持久，更接近人性的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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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不可恃”，这是千万年前就已注定了的宿命。这一悬念，像一把利斧悬在热爱生活的人们的头上，令人尝尽无奈的滋味。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在对生命即将幻灭的苦苦反省中，“不朽”作为一个超越生存之上的安慰，被创造出来。时时面对死亡的人们多么渴求能摆脱死之梦魇啊。不朽的理念，战胜了死亡的事实。种族主义以极为卑劣的方式战胜了个人主义。这广大的慰藉，助人渡过生涯中最灰暗的时光。它能赐给惨淡的生活和失败的尝试，以动人的光环：失败者被誉为道德楷模，屠杀者被称为拯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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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欲向生存者极力索取多方代价：可以想象的和难于明察的代价。人们为了“不朽”，支付的是自己实在的生活。往往，是预支了生活。对理想家来说，最大的悲哀无过于在不朽落空的时候，生活本身也已被蛀蚀得空空如也。生活本身沦为不朽的附庸。现在许多人，为自己的需要而不肯稍稍涉足的事，为子女的要求却一干再干了。一些人，年轻有为，中年精进，晚年却堕落腐朽──被绝望的自我延续欲望，给彻底征服了。他们在“为了后代儿孙”的名义下，交付出自己残缺不全的躯体和灵魂。

在高级宗教的各种形式中，在哲学的各种理论中，甚至连一般道德的教诲中，我们都可拾掇得不朽欲的各种惊人之举。不朽和“天国”（它作为“不朽的国度”而被人理解）；来世的梦想和最后审判的恐惧，逼迫人们献出尘世生活（即动物主义者意义的全部生活：肉体与心理）中的一切，而且还是心甘情愿的，谁见过比这更富于喜剧性的牺牲呢？这些自愿的压制表明，人曾受到某些更大的威胁；以便用宗教、哲学、道德的沉重殿堂，来庇护自己。

生理上的证明是：苦行僧比囚犯们更能吃苦耐劳。

心理上的证明是，修道者比奴隶更具有服从精神。

而且，是在不失人格和尊严的前提下，人做了超级的囚犯与奴隶，即自觉的囚犯与奴隶──这是不朽的力量所致。

（另起一页）

五、求安与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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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安欲，是有机体躲避压力，把反压制活动降低到一个合理水平的聪明本能。因此，生命都趋向寻求自己托庇的一个角落，一个可以控制的生存空间，为的是以更少的精力从事更多的业务，享受更多的乐趣。对以求安去减少消耗的战略，慷慨的大自然报以安静的、食草兽式的清福。从相异角度说，年轻的有机体并不热爱“安逸”剩余精力捉使他积极寻求行动的机会。衷心求静、不思变迁──这是垂暮者的倾向。不多的精力节制了他的行为，使生命活动水平渐趋低落。这也算得是发自本能的自保战术。

从相同角度对生命现象作一鸟瞰，将会发现各种性情、各种年龄阶段、甚至各种竞技状态的动物，或多或少都带有求安性。它们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运动。同等功利效果之下的节约原则，庶几成为一个“规律”。这是在本能指导下“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综合说，一时的求安是再度运动的起点，正如狮子在出击前先睡足了“懒觉”。耶稣在审判式的传道前，先在旷野隐居多时。而主流的求安倾向则是生命开始没落的标志。“生命在于运动”。与运动相背的思安甚至苟活，是不会带给生命以真正福音的。

我们所以采纳了上述说法，也许还是出自精神上的无奈：如果说宇宙的本性是运动（压制与反制），那么，人的本性就是相应的“无常”，是境遇上、心理上“交相错落的不安”；要想在不安的人生之海上，求得一块实在的安全之岛，是困难的。

348

求安欲的一种派生欲望是对空间的占有欲望。不受侵犯的、享有主权的边界，独占或分享（这是独占的力量不够时采取的一种妥协方式）的版图（国家）、稳定的地产（庄园）、崇山峻岭、无际山林──是作为生命安全的各层保证，而被各种生命样式追求、把握着。甚至连植物界也有它们关于领土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在我们人类看来是采取了沉默的、根须校体伸张的形式。生命的世界，是依其占有生存空间的形式，而悄悄分化为各物种、各种族、各社会、各阶层的多层面的大立体：从山巅到海底，从冰点到沸点，从最潮湿的沼泽地到最干燥的黄土高原。即便在同一个池塘中，不同的水层也生活着不同的鱼种。

从较广阔的视野看，若不能有效地保持对某片空间的控制权（不论这片地盘多么狭小），就谈不上安全问题。占有空间的欲望，实际上只是追求安全的派生欲望。这样看来，现代城市中日趋严重的住房紧张，就不仅是个单纯的居住条件问题。现代工业文明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比之原始部落的生活并无根本的改善。西方社会没落的一大标志，是流浪者队伍的日益扩大。这在以西方世界的首脑自居的美国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我们知道，流浪生涯并不总是由于物资的匮乏（如缺乏建筑材料）所引起的，心理压力导致的流离感，会使它变得更危险。难以平息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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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蜂窝状况，使现代居民因不断受到挤压而一再变态的心灵（如果还有一个器官可以被叫做心灵的话），不断向超现实的方面去寻求慰藉与出路。所以，电影、艺术、科学幻想，受到欢迎，甚至连远古的神话，也成了文化市场上的畅销货。这是一个大众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之追求精神上的目标，不是出于对物质生活的餍足感，而是出于奢望！出于奢望与新的匮乏之间的矛盾所激起的空前物欲。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的艺术与高级文化达到了惊人的优雅、神秘，而现代的艺术与高级文化却沦落到街头化（即流浪者化）的境地里。很显然，古代人用以抒写性灵的东西，被现代人一再投放到应因物欲高涨与精神苦恼之间剧烈冲突而起伏不已的文化市场上去了。于是，“市场规律”就侵入了性灵的领地。它使文化的外观徒增一时的光辉，而失却了原本含有的那种引导功能。那种功能不是投俗所好地满足市场需要，而是来自体验与本能中的真诚，而具有文化史上的永恒性。

文明社会的蜂窝状况，也是现代特别流行的精神病症和暴力行为的压力源。拥挤的生存，以及因为摆脱不了这一困扰而产生的烦恼、沮丧，从根本上造成了对他人的厌恶与嫉视。更深地剖析一下，减少人口压力的要求，不仅有理性的规划意识在起作用，还有非理性的原始嗜杀性作为动力。“从长远看”（比如一代人以上），后者或许比前者更有力。没有自己空间的人，是谈不上自尊的。没有自尊，则人性中的可贵成份（如爱邻人、宽容性、合作精神等等），将被无形地抑制掉。而各种破坏性成份则势必急剧增长。这使社会的内部压力变得愈来愈富于爆炸性。再强固的社会结构，也经不起这种压力的持久冲击。

350

占有空间的冲动，在农耕居民身上也许比在城市居民身上表现得更充分。它生气勃勃，充满了良好的自我感和永恒感（和大地母亲亲近而激起的一种感情）。农耕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切近人性的原始，他们渴望攫取空间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预防饥饿，而不是陷于人海中而实行自我隔离的冲动。后者较之前者，是一个更高的生存目标。因为，没有必要的独立欲甚至“孤独感”，现代的灵魂几乎无法生存下去；因而，这又不失为文明世界中一个更有持久力的冲动。当然有一天，文明的大厦也许会倾倒，人们追求自我隔离、自我放逐的倾向，也会随之消失；但控制生活资源的意志，却与产生了这一意志的生命本身一样，是永久不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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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取得外部胜利的节节扩张的喜悦中，有个恒定的、复仇式的隐忧，在各种文明的进程里产生并日渐扩大了，许多占有欲在文明的狭窄轨道上迎面相撞。它们相互挤压、相互抑制。各形式、各个体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都自觉“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一种普遍的怨恨以令人惊诧的理由和速度迅速传遍人间。对不曾身临其境的人们，这些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但其被接受的速度却是吓人的。压力的作用（且不谈文明外部的险恶环境，仍在向文明和文明圈内的居民不断施压），使有机体再不能轻易遂其占有空间的欲望；这受挫的欲为反弹回来，落在他自己和文明体系其他成员的头上，转换为一层新的压制！因此，节制个体的欲为，并从宏观上调和它们，以便使社会降低内在的紧张状态，就成为伦理学的一项永远不得安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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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许多世俗生活的失败者，以悲惨的自杀来了却一生？是因为他们再也承受不住那种投射出去而后加倍反弹回来的欲望之力。有机体被自己身上产生出来的反制力量以十分悲惨的方式给压碎了。这是不愿意接受失败厄运（即屈服于失败的局势）的意志，所能采取的一种较原始、较果决的出路。即以死去摆脱永无止境的压制感──如果战胜不了它。除了遁向另一个遥远世界的自杀，在无以挽回的失败以后，还有一条出路，升华与变态，如流浪与自我放逐。一开始的流浪，往往是被迫的，是失去自己固定的生存基地的结果。但后来，流浪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特殊的嗜好。然而即使在最无所牵挂的流浪中，也仍遗有对故土（或想象中的“故乡”、“祖国”，精神归宿等）的深刻依恋，有着对“属于我的生存空间”的空灵追逐，有着对无意识的占有欲念的神往，尽管这种种意念被寄托在了漫漫的行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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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求食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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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欲也是这种意义的生命反击力量：

追求食物的欲望，是为了维持有机体的能量水平及其有机体活动，而提供动力的一种机制。强烈的食欲会使生命变得“饥不择食”。即便人类这种高级的、自命不凡的生命形式，有时也为了克服饥饿造成的巨大压力，去很慷慨地打破小心翼翼建立起来的一般准则：甚至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食谱。在饥饿年代，流行着“易子而食”的可怕习俗，在原始信仰统治之下，祈求丰收的仪式上，可以杀人献祭。饥不择食的人被饿感所驱，吞食野菜、草根、树皮、观音土等无助于改善营养状况的“食物”。食欲维护了人的存在，也困扰着人的存在。

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命，为了使生命在暂时的屈服、失节、羞辱之后有机会再度获得兴旺与荣耀，千万年来的人类及其文化，确实在不断改造自己的行为准则，以适应新形态的求食压力。“破坏是为了建设”──“失节是为了生存”──非道德是为了成全道德的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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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悲剧是这种意义上的迷失，“人为财死，马为食亡”。即被手段迷住而丧失了目的，忘却了功能本身。如果说，这仅仅是不幸由于压力的过度而不是出于主体的愚蠢；那么，由于放纵食欲而危及生命的事件则无可辩解地属于愚蠢。或者，如许多变态心理的研究所表明了的，是属于为了摆脱别的压制（如焦虑），而过分使用了一种有限的反制方法。过度食欲会变成戕害生命的食欲。这种食欲在生活中并不鲜见。它逼迫它的宿主（即人）去忘情地大吃大喝甚至“狂嫖滥赌”，以减缓焦灼之感。但到头来，这些吃喝行为不仅无益于生命，反而断送了食欲者的生命。在转换而无休止的交叉逼迫中，在这条走向快乐（即减缓压力）的行刑之路上──食欲同时也扮演着一个刽子手的角色。生命之泉变为死亡之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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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欲的附属欲望和衍生形式，是形形色色储存欲、积累欲。储存以及积累的愿望，又是作为食欲的忠实保证者，忙碌在人和动物的生活界城中。它四出搜索、全力聚敛，为的是“永远杜绝”食欲可能触发的危机。这种贪婪，激发起人和动物的活力、智慧与能力。由于食欲得不到经常的满足而引起的饥饿，诱使各种级别的生命样式（从各种动物到各种人，焕发出惊人的干劲。仅为吃饭而工作的人们和实验笼中的动物，自觉或不自觉地，已经良好地显示了这种勤劳与智慧。而为了更高的“理想”（即更富于自主性的生活目标）去生活的人们，则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显示了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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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化上的积累欲，促成了我们今日称之为“精神遗产”的整个知识系统的诞生。正如是物资上的积累欲，构成了文明体系的磐石般基础。说某一系统是按“一以贯之”的方式设计并建立起来的，只是一种事后追认的神话。实况更接近于点点滴滴的偶然积累才是系统得以形成和系统地得以转换的直接原因。有时，一个小小点滴的损益，会在不经意之间造成全部系统的革命性转披。而在更多的场景中，万万千干的点滴甚至板块，却也不过仅仅造成量的增加、堆砌。经验告诉我们，“质变”（即系统结构变）是由某些特定的量（点滴）在质（系统结构）中的移位突然促成。这一促成带来的新格局，是人们在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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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动态世界里，储存与积累的欲望，是出自反抗的特种需要而由“造物主”先天“设计”出来的。这是艺术的说法。科学的说法应是：“逐步发生发展并完善起来的。”因此，它是人间一切发明、设计、创造之母。在文化进步的过程中，储存的需要所起的作用，大于直接的需要。

但储存、积累欲的故事也和有关各种欲望的传奇一样，冗长、繁复、千篇一律（因此，完全可以用欲望的类型、强度、形态表现为尺度，去区分各种艺术和文学）。欲望反客为主，断绝主体的命脉。储存欲的过度发达，也会抑制生命的活力。以老鼠为例，它偷吃一点，人们还倾向于容忍；它若大量屯积，就会迫使人们诉诸围歼的行动。中国历史上许多赫赫有名的大户人家，只因他们过于贪婪与殷实，就难免碰上瓜分的命运，这是很好的注解性的例子。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以“不均”为前提的积累，确为人性所患，尽管那是文明的基础。故人性与文明，有绵延的战争。

更有甚者，是那些“吝啬人”。他们节食缩食，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但又缺乏苦行僧们心理上相应的松弛状态。结果是单面的支付，他们永远戒备着，永远紧张地算计着他们心中的财富，但舍不得破费些许以偿答辛劳。为了满足过于亢奋的储存欲，他们不惜忍饥受冻，以至于病、以至于死。储存欲在这里成了什么？成了有机体的虐待狂，成了鸬鹚脖子上的套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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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情欲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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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欲，对动物的以至人的命运，起着主宰般的作用。很多英雄都是断送在美人的手下。情欲是个两面神。它既保证种族力量的连绵不断，成为种族之链中关键的关键；但又以其特殊的激情，把生命的命运推上一条又一条难以预测的航道。那里有危险和快乐。它因此对动物和人的激发力，常常大于其它欲望形式。而在人类的故事里，以性为基础的爱情内容，更使之得到了令人惊异的升华。与此相应，关于它所引发的悲惨情节也就布满了人类的经验或逸闻的领域。在各种高尚的艺术或廉价的小说中，都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描写。

色欲伤人，情杀案件，结局悲凉的动人艳遇……都表明，本意在于延续种族的情欲，竟也能致人于死地。而且，决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事件。初看之下，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但这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反击力量的双重面目。殊不知，现代文明对情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视之为心理的乃至于躯体的“娱乐”。而过于严肃的看法，又把“性”看成人所承担的一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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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欲活动，远远不是一项对每个人都具有同一含义、同一内容的行为。不错，它常常体现为主动的、外向的（不论男女在骨子里都一样急切地求偶），但其根源却是对被动状态的内在反应。爱慕的对象，无非只是触发了性的活动。因此它必然具有较异性对象远为广泛的反应领域。情欲，首先是种族延续的保证。遂行性欲而附带的快乐和遂行其它欲望时所附带的决乐，就其快乐的功能而言并无二致：大自然给予人和动物的循环之苦，以一种节律性的松弛和补偿，以此答谢有机系统的多重烦恼，并诱惑他进一步踏入性的陷阱……但文明的压力，有时也会使自然的次序乱了套。阴阳易置、主客移位的颠乱，在性的问题上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性的附属功能即性的快乐的一面，受到空前的注目；而其主要功能及其苦恼，反被忽视、抑制了。如，生育的功能，今日已在性生活中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性的狂热会强逼着有机体走上忘掉初衷的不测之途，使得具有更广泛使命的武士，沦为一个单项──性的祭品。有趣的却是，这种不幸的局面似乎分外加强了爱情的浪漫色彩，这里不乏刺激与冒险的韵味，也有危险的情调足供回味。性爱，就此从一个解放者变成了一个加倍的迫害狂。

这个迫害狂，有把生命变成祭品的专业化倾向。它像一个狡黠的大蜘蛛，以自己织造的粘湿阴暗的大网，罗致形形色色的牺牲品。这些牺牲品，也包括它的宿主在内。它的祭品不仅身陷囹圄，且在意志上完全屈从。动物世界里捕食者的严肃恐怖，被人类情欲中寻欢作乐的滑稽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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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欲也许左右有着人们的心理世界。但在实际生活中，在日常的角逐和斗争中，更大的压力则来自食欲和求安欲。每到这时，情欲会悄然隐退成为一个调解者。弗洛伊德等动物主义者有关性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及其科学神话，很大程度上只是犹太寄生的中产阶级心理形态和生活状况的一种自供：那是时代的、文化的产物，而非永久的、人性的法则。

同样，在食欲和经济需求之间、在捕食和经济基础之间划上等号，也是现代费拉民族（借用一个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术语）特有的一种统治艺术。这些观念，与犹太中产阶级对世界和文化结构的理想不乏可互相比较之处。其根源，无非在于，现代文明正迅速地中产阶级化即庸人化。现代世界的这种发展，与十九世纪预言家（从自杀的圣西门到发疯的尼采）的欧式谶纬之学预言某某社会即将诞生的“社会科学理论”或是“社会科学理论”，可以说是恰恰相反。

尼采的强权意志，若仅被解释成空泛的“好胜心”那就比情欲更为微末：“荣誉”意义上的求胜欲只是情欲的衍生物。求胜欲不仅是人类和动物共有的一种心理动向；也是他们的生理形态上生就的本能特征。甚至在不少种类植物的生成活动中（植物并不像粗心的观察者断定的那样不动）也显现着求胜欲的影子！被古典世界观当作纯然被动的植物，每天也都在悄悄地争夺地盘，力图长得又高又大，以压倒同侪，攫取更多的阳光和水份。为此，它动员了一切枝叶、干条、根须中所潜隐的求胜欲，去伸展伸张，扩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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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观的人类看来是凶恶的丑陋的或是阴险的诡秘的各种动物们，也都在竭尽全力地炫耀雄伟的躯体、娇媚的舞姿、优雅的气味，以及婉转而清脆的嗓音、绚丽而光泽的羽毛。它们用自己同类中的异性看来是优美而眩目的身段、矫健而白如的动作，互相迷醉的气味，娓娓动听的缠绵絮语，竭力想游抵爱河的彼岸。但对同类中的同性，它们的面目则不免有些狰狞了。同性作为对手，更多是用裂人肺腑的吼叫和张牙舞爪的怒姿相向，以显示自己的力量，展示自己追逐胜利的欲望和意志……以求压倒竞争者。流露出来的求胜欲，就不仅是内在的诱惑力或抵抗力，也是外在的强制力。求胜与炫耀的目的，不是“虚荣”，而是为攫取实利或传布基因所作的“暖身运动”。

人类是万物之灵、世界之长，在追求“实利”与攫取了“虚荣”的求胜意志方面，也不愧于上述身份：他兼取了动物与植物之长，加以融会贯通。生命故事中的双方角色他都拥有，镇慑群伦的权力，曲意逢迎的趋附者。人类竞争所使用的方术，其起源大都可以追溯到生物界的老祖宗那里去；但技术与文明系统的发育，则赋予方技以人性特有的风格。

这一切穷智殚虑的狂肆究竟是为了什么？疲于奔命的设计，心力交瘁的竞争，其代价是否太昂贵了一点？然而，为了更有效地争夺作为配偶的“生产合作者”为了更广泛地传布自己所代表种族集团的“基因”（就像不少宗教社团的精神传道和商业机构的物资推销），生命集中了自己的精华，为了保证精华的有效性（不被无端地浪费），投入了自保以外的全部赌注。而求胜欲，恰恰从本能上替人生的博弈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动力。它悄悄地但决定性地打开了通向种族延续的众神之门。啊，生物界与文明界之间的巴比伦（“众神之门”之意）！这是令千百年来的历史家、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们感到亢奋的、有声有色的“反击压制的力量”。但同时，某些个体求胜欲的空前满足，岂不恰恰建立在他对其他个体的空前压制之上吗？一阴一阳、一弛一张的世界！超神之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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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在竞争场中被淘汰出局的不幸者，不能遂行自己的求胜欲，就成了“耻辱”的同义语。夹缝与谷底状态中的焦虑产生并膨胀起来。他渴望报仇雪恨，或者干脆退出角逐。旧的欲求尚未平息，新的耻辱又激起新的欲海──他企图变本加厉，或被迫转移场所，实现“工作中心的变换”。这又构成了多一重的压力之苦。身心双面的罗网越收越紧，若不能抵御这影子般的追踪者，那就是心理（原始意义的良心）上的末日。“世界末日”并不是世界在生活意义上的彻底毁灭，而是世界在抵抗意志上的衰败，是世界规模上的哲学动向和文化动向的消退。这意味着，“爱”的世界被“恨”的世界消灭了；生成的、动态的宇宙，折服在静态的模式里，这实际上是对生活本身的审判，构成了隐喻意义上的宇宙大劫、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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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转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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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是压制，“吸引”也是压制，也许是更难以分析、更难以描述的压制。

所谓有机物质，首先是一种无机物质，然后才可能成为有机物质。所谓动物，首先是一种植物，然后才能成为动物。所谓人，首先是一种动物，然后才可能成为人。所谓天才，首先是一个普通的人，然后才可能成为天才。……参悟了这层意思，也就理解了“精神”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可限性。“精神”首先是生命驱动的反击力量。“反映”是一种“反应”；“镜子”原是“心灵”。而被枯燥乏味的人们尊为“理性”的东西，又岂能“脱水”于人的本能、情感、直觉？

说生命、存在“起源于宇宙的异常态”这并不确切。应该说，“生命起源于宇宙的反压制力”。压制或顺从压制，被目为“常态”；而特强的反制，却被贬为“异态”、“变态”。变态起源于抗压的特别（而非“一般”或“正常”）的需要。推而广之，灵魂与生命的关系也是如此。即，灵魂来自生命世界特别的抗压需要；灵魂──是抵抗运动的激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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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需要压力，它甚至追求压力。缺乏压力或压力不足，会使生命陷于休克。一如过强过猛的压力，常会使之昏厥过去。人，尤其如此。我们看到颇费解释的“自讨苦吃”：古代和现代的苦行僧们，残酷地折磨自己的肉体，并非为了现代市民唯一理会的功利目的。于是现代的市井学者，就冠之以“变态”与“自虐狂”的恶名。但只要用人性的透镜审视一下，就不难发现，这类自戕行为的功能其实在于，向（由于缺乏压力而陷于衰靡的）存在体，施加“无意义”（即缺乏世俗功利价值）的压力，使之振作起来以避免生命因外压过小、内压过大而造成的失控及“内出血”。所以，许多自戕行为并不是虐待，更不是自杀。这是生命在特殊情况下特定追求的“保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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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绝对值，并不取决于他所应付的压力本身的消失或转移；进而，也不取决于他对压力形态的成功抵御。这些外在的记录，并不是纯然的“主观努力”所致，许多结果是偶然的机遇造成的。庄子因此在一种最深刻的理性精神的驱使下反问宇宙：“命矣夫？”他等于说，以成败论英雄，只是世俗权力崇拜的遗留标准。衡量生命的成就，应该采取另一种尺度──即，以生命所包容的反制能力的度数，为至高的标尺。

纯用科学的方法，很难测度反击压制的度量，更难去破解压制力与反制力之间相互移值的有机渠道。生动的体验和直觉的静观相加，庶几能把握这充满动态感的消长盈虚。以有机体的器官为例，它既是有机体抵抗环境压力的有效手段，又构成有机体的讨厌负担。它帮助有机体应战之后，又向有机体提出索求甚至挑战。手段，这是反压制力的功能表现；负担，这是力量转化的结果。这里充满了令人目眩的矛盾？也许我们并不能知晓哲学上的“矛盾”一词，但我们知道，这里确是横亘着难以理喻的道道阻隔、距离；只有极为优秀的直觉，可以勉强穿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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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然，这是“经验”。

知其所以然，这是“科学”。

经验知识与科学知识，并不像现代人幻想的那样可以划上等号──经验的精神与科学的精神可以说是截然相反、指向两端。前者来自特殊、推己及人；后者则重视一般、强调概括。前者要求举一反三；后者却追求省略。它们永远在相互琢磨着，比试着……经验与日俱新，它基于人的感知与体验。即使是原始人的经验（包括他们的巫术技能），对我们仍有裨益。原始的经验有时反倒显出长青不败的生命力，它更少受到智性批判的渗透，神秘得足以激发持久的想象力。但科学的“日新月异”，则意味不断地自我否定。因为它立足于普遍化的合理假定、排异化的逻辑推理；它对现象世界的把握既是绝对的，则不免是荒谬的──如旧科学在新科学面前，就是十分明显的荒谬！

我们看到，科学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它对现象世界的概括覆盖面极广，而在于它自我否定的动态立场（如果把整个科学进程看作一个大系统）极其活跃。在中国的传统心理中，自我否定是最糟糕的幼稚表现，其义近乎“自相矛盾”。因此，我们的心灵不是倾向于去发现真知，而是满足于“自圆其说”、“前后一贯”。这就难免使我们的理论世界趋向于硬化、衰朽。这是智性的活力开始衰竭的理论化的表现。有活力的思想，则注重“转换的功能”。它确信，活力来自转换，形式的恰当转换可以保证功能的完满过渡。它的消息是：功能比存在更重要；功能决定存在。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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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各个器官，是发挥着各自功能的“机关”，它为此而活动着、存在着。不活动了，便不存在了。每个身体器官，就像每个社会组织，其实根本没有能力独自展开针对外在敌对势力的“反击战”，它们于是只得协同一致共同作战：共同缓解压制力量的专横倾注。就此层次而言，机体是个共存共荣的“攻守同盟”。“结盟”，本是生命从古以来也许直到永远的伴生现象，并非战国时代的独有智谋。在当今这个全球范围内的大战国格局下──结盟可能意味着主权国家的垂死挣扎。

同一个器官，同一种功能，有时是反压制的天骄；有时则为压制的暴君。关键在于：它冲力的矛头是指向外部压制，还是指向“同盟体系”内部？前一种指向是天骄的模式；后一种指向是暴君的模式。其实，一个社会有机体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分为二”、“好事变坏事”的辩论──经由上述注解则获得了更严肃、更深刻的含义：功能高于一切，正如皮相地说，“关系”决定了形态，也决定了事物的命运。

有机结构的每一部分，都间接承担了普遍压制的一份力。

但阴性的暴君是如此强大、柔韧而无孔不入它透入各种反制的形式、力量、行动之中，并变相支配了它们。我们知道，有压制（因），有反击（果）；却很难从具象上分辨哪是压制力（因），哪是反击力（果），除非依据各人自体的反应和感受。这，已近乎穷尽人的智慧的边缘永远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宇宙能被人的智能活动所“穷尽”吗？历史上常见的倒是，人的智能被宇宙运动（包括狭义的历史运动）所穷尽、所扭曲。这就是所谓“文明的衰落”。往往是在“衰落”中，人才更清醒地发现自己及自己在宇宙中、在生活里的真实处境。所以，认识的客观性便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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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行为（如苦行或是殉道）起源的探究，不应停留在宗教教义、道德训诲、或理论学说的字里行间；而应深入到苦行者的心理深处、生理需要的底里。宗教是本能的一个延伸，尽管它时常克制“容易的、低流向的本能”，而追求高纯度的本能力量的结晶，从而采取了反本能的假象。在生活的斗争中，理论学说也极少发挥“指导”作用，它倒更经常地去为已然的行为作辩护；或对将要发生的事，做出预告而已。社会的压力，只能使人一时间地托庇于某种思想洞穴，却不能持之永远。不错，人是在历史的框架中活动的。历史研究者，若不因此把历史中的人当作活动着的人去研究，就不免谬之千里地把人等同于标本（作为某种主义的历史解剖学的毫无生气的样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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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与“缺陷”永远是生命的忠实伴侣。个体的“缺陷”被叫做“疾病”；种族的“疾病”被视为“缺陷”。

个体的缺陷显而易见，粗率的观察加上简单的比较就能发现。种族的缺陷，却隐蔽得很深很深……你在不同的物种之间，怎能进行有效的比较？它们的活动空间各异，行为方式悬殊。这样，甄别赖以进行的可比性准则，突然消失了。种族缺陷的发现，往往通过群体的挫折，需要大规模的失败作为代价。连绵不，断的集体性失败，使勇敢的人产生了怀疑与扰虑，并急于罢揭示它的根源。“失败是成功之母”，固是不错，但二者间必要的中间环节“发现”与“矫正”绝不可少。与此正反，一般的种族成员却反对揭露而热衷于掩饰：唯恐暴露会对自己的心理带来震荡。保护弱点、颂扬缺陷，成为一种古老的风尚。只有战败的压力和耻辱，多少还能弱化一点这类顽固的“特性缺陷”。若不经历一次次群体性的挫折，谁能发现缺陷？谁能说出缺陷？又有谁去相信他所说的呢？这就是最深刻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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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总是无法去彻底地“适应环境”。即使古老的“活化石”，也难以做到与环境协调得“十全十美”。只不过是它们太老了，无力再行改变，就此维持下去，直到自己的“世界末日”。要改变自己，比重新选择环境还要困难。它牵涉到基因群落、行为组合的遗传变异。人类好几万年没有这方面的进步记录了。

不能完全适应环境的压力，就多少带上了生存的包袱。负累给人的缺陷感。对人类心智的挑战，构成了文化起源、发展的基本动力。人与环境之间的不平衡态，就托付给文化去平衡。人的生物缺陷（《旧约·创世记》对此已有启示），使文化成为必要的、“美”的。

生命的特点是：既然消除不了自己的缺陷、治愈不了自己的“疾病”；他使求诸心理的自卫：扬长避短，或以长护短。结果是所长日以长，所短日以短。这在人类文化史上的表现尤为突出。反压制力的不平衡态并未消除，反而加剧了。正如文化，本来用以调节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环境间的冲突。但步步深入，在许多方面，反使冲突激化了。这是生物的悲剧，还是文化的悲剧？消除不了悲剧，人们只能以悲剧为美。战国时代（这次叫做“全球化时代”）的风格是追求“崇高”的，因为人们已经无法平静地生活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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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的自卫鼓励人，以“过”弥补“不足”，这并非一个孤立的心理现象。它是延伸到、支配着各条生命旋律的普遍主题。它渗透各种生命现象。在不接受遗传法则的拉马克学派看来，弥补的努力甚至构成生物进化的杠杆！有一个悠久的事实为他们的固执做出了强有力的支持。用发展优势的策略去抵消劣势这并非人类及其文化特有的战争智慧；而是生物界最基本的本能之一。

有机体是个异常精明的投资者。它凭着本能的直觉，就知道去哪里进行博弈更可能一本万利。它并不用刻苦的专业训练，就知道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在最能发挥总体优势的角落，集中投注宝贵的精力。它善于对压力的网络作“重点打击”，以求在一个最有效的时空焦点，取得击倒一个就是击倒全部多米诺骨牌的“战略胜利”。

这就是“弥补本能”的大部分奥秘之所在：

生命各形式，恰如《庄子·天下》篇对先秦各学派的历史总结，“各引一端，从其所善”。各引一端，是占领自己的位置时所取的表演形式；从其所善，即是在生物链上有效地谋求自身的延续。生命被简化为对空间的占领；而对时间的抵抗即为“善”。例如所谓的“事业”──只是生命的洪流藉以决堤的一个出口。反压制力，孵化出人的生命，孵化出精神的活力，孵化出天国的静谧。强大的压制激起强大的反击，强大的反击力造成了空前的内在紧张……为了缓解这内外交迫的歇斯底里状态，就需要说服人的判断力，使它同意发放通行证。“事业”，因此成为全球化竞争时代最有普遍说服力的投资对象。而实际上呢，大自然的目的，并不系乎人类的“事业”，而是寓于以发泄为诱导的“力量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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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最深刻本能之一，就是渴望准确、有力、见效的行动。他比低等动物的高贵之处，即在于他深受行动意识（而不仅仅是行动本能）的驱动。这就是人性意义上的“内驱力”。这种心理性而非生理性的力，是文化得以日新其德的活泉。哲学家们称这力为“意志力”。动物主义者则称之为“力比多”。一个体质上很羸弱的人，但可以有很强的心力。体质上强健无比的人，可能在心力上却弱得可以，有时游移得令人发笑。现代生理学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一悬殊。它只能说，“这也许是遗传……”正如古人说，“这也许是天意……。”

在我们看来，事情可能是这样的：行动的意识，使人的能量完成了升华与移位：肉体的力，化为意志的力。意志的力又化为精神的力──精神在性格上比意志更富于群落意识！这样，力的转移也就引发了原有空间的相对空虚，强健的躯体变成羸弱的躯体；或是相反的，薄弱的意志变成柔韧的意志，定点的精神变成周流的精神……

第二卷第五章

九、排它与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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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它性，带有破坏、减少的含义，它的“图腾”应是一个减号（“—”）。它带有排斥力、压制力，但这破坏力量的根子，却深植在创造的反压制过程中。这使排它性成为反压制力量的特殊表现。

为全面维护自己的存在价值，为全面确保自己的生存优势，仅仅“自保”还嫌不够。生命，更经常地把自己的内力投射出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形地带，为自己提供一条足以游人有余的安全边界。这对任何种类生活者来说，都可说是一个不很奢侈的愿望，假若这愿望得不到相当的满足，生活就会陷入被动的境地受“奴役”的感觉产生了。求助的希望，在于排它性的功能，在于创造一条标明势力范围的界限。排它性（以及支持排它要求的实际力量）越强，则势力范围越容易扩大。没有排它性的世界，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实在的情况是，较软弱的排它性被较坚强的排它性克服了。以无可奈何的态度接受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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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它的方法受到广泛的重视与运用。没有比这一矛盾的态度，更能说明生命特有的自我中心倾向的了。正是在排它的原则下，竞争才成为生物世界和文化史上的正常现象：不论在异类（生物的或文化的）之间，还是在同类（生物的或文化的）之间，都是如此。以致各种型号的进化论者，把“竞争”上升为一个普遍的自然法则。“合理”（竞争中的）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不过是为了缓和排它性的泛滥而采取的“集团内部的守则”。超越规范限制的“合理”与规矩是不存在的。因为排它是第一值的；限制排它，只居从属的位置，担当排它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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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群落意识、群体生活支柱的集团排它性，具有类似但又相异的功能：为了更快乐、更有效率地活下去，为了使生活变得更合乎自己的意愿（而不是被动地屈从于外在压力，尽管“自己的意志”本来就是外在压力的变相的派生物），更富于自己的色彩纯一，就极力排斥群体内部的异己力量。这些异己者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目标，不雷同于居于主流的统治势力。它们的活动，对已然的权力结构构成了沉默的挑战。对此，统治的力量常常动员了整个群体的力量予以扑灭。它们被当作“抗原”歼灭。但任何群体都无法把这种运动进行到底，因为，限制排它（在集团内）的原则，同样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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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病毒、细胞、原生物的世界，直到动物群体、原始公社、近代国家和各种联盟，普遍存在着、不断发生着排斥异己者的永久性活动。内部（通过生物性的突变）自行分化出的异己者，与外部渗入的异己力量，也都是力图损害他者以充实自己。兼并、分化、征服这场环形的战争是连绵不绝的！战场则无所不在、战线则是模糊的。参加各派势力角逐的目的，就各人的利害而言是异乎寻常地一致，首先使自己生存下去，而且要生活得较为优裕和自豪。他们为此而满腔热忱、不遗余力地竞争，甚至流血。正如“合理”只是“排它”的补充，“道德”只是“斗争”的产物。它是用来缓和、限制斗争的天然残忍性，而不是用来取消斗争，不是用来熄灭战争本能的。这里的战争是永恒的，因而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这里的战争是普遍的，因而“宿主”和“异己者”的角色，“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角色，是经常互易的。即使扮演什么角色，到头来也是由不得自己做主的。

“异体蛋白”，对胃部，对消化、吸收热能的系统，也许不失为福音与精华；但对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却是可怕的魔鬼和可憎的糟粕。对前者的“营养物质”，对后者则一变而为“毒素”。前者所吸收的，恰恰是后者所排斥的。异体蛋白对不同有机系统的各自含义，具有广泛的启示性。“吸收”与“排斥”不仅取决于外物的质地，更取决于主体对它的需要！──需要决定态度，态度决定命运。如果承认，真实的东西有可能存在，那么，这就是真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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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它性又是利它的──正如利它也是排它的。即，排它的原始动机，在生活的旋涡里常常发挥着利它的功能。如果暂时撇开生命力量的局限和人类情感的脆弱去看待排它行为，当能发现：受到排它势力的挤压，对生命的存在及其自我肯定，不是直接的祸患，而是一个巧妙地成全。因为一种生命形式之所以是“它自己”，得力于它被排出了其它的生命界域：使它不得不成为它自己，使它不得不在某个特殊的时空中去肯定自己。例如，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在原始时代不幸而被渐渐挤出了他曾经寄身其中的动物世界。又如一个艺术家之所以能成为难以企及的大师，不仅是由于玄妙的“天才”，而恰恰是由于他实实在在地具有难以企及的苦衷和短缺，因而，不适于过一种世俗的普通生活，从此，他不得不到艺术中去发现自己、肯定自己。古往今来，各种精神创造者（宗教家、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等）或各门类专业中杰出的专家，莫不如此。故最早从事专业文化工作的人，大都是些身手不全的残疾人；如早期的诗人和音乐家，多是盲人。只因受到正常生活的排挤，被迫走上了义无反顾的新途。

排它行为，因此并不消极。它为生活提供了惊人的丰富性，和可供选择的“样品”。排挤的动机，会促成始作俑者梦想不到的场所转移与功能转换，从而帮助了新存在、新风格的诞生。新人，不是自行生长的，他是从旧世界的迫害中逃离出来的“难民”，不得已登上了超渡彼岸的方舟。

检索历史，排斥与侵凌造成的新事物，也许要比正面的赞助、支持更为众多，这是由生命的本性决定的！他对敌意，较之对友情，更为敏感。故而，敌意与排斥，更善于激发生命的自我意识、自立意志、自觉行为。这，也就是生命斗争中常被运用的“激将法”的心理背景，这背景实在得自生命的抗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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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它力是不甘“止于至善”的，它是流动的、有潮汐的。它的进一步增强，则导致了同化力的出现。与通俗的有关见解正好相反的是，同化为准实质上并不与排它力相对立；它只是排它力大大增长之后，所采取的一个新的、更有力的表达方式。强者更趋向于喜爱“同化力”的形式，尚未被征服的弱者，则趋向于单纯排它力的自保形式。而被全然征服了的弱者，反以强者之仆自居，陶醉在被同化的温熙阳光之中……他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反以被同化的新角色为荣。“全心西化论者”即属此类。同化为，作为排它力的有力形式，在有机结构的生成中居于领导地位。不管它采取了多么富于诱惑力的姿态，本性上却是一种积极兼并的势力。

有机体越强大，表层的、赤裸裸的排它性反而越是退居次要位置。充足的内力，使他变防御为伸张。排它的力量，出之以同化力的形式。仁慈、博爱甚至是宽宏大量，取代了狭隘的提防与限制。“收刀入鞘”成为新阶段的“德充符”，因为这已然成为达到横征暴敛的原始目标的一条文明化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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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旷日持久的压制状态而日益凝聚喧涌的反压制力量，如果寄寓在某个个性身上，则使他的宿主具有某种“侵略性”：威胁那些因反压制的流失而日渐孱弱的个体，这已成为宇宙力量藉以流变的一种模式。如果不带感情色彩，可以认为，这种“力的流动”，正如水趋向于下而火趋向于上一样。力量强的，填补力量弱的；实在状态的涌向半真空状态的。但对具体存在的个体，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不带感情色彩”，是超越生命现象的！活生生的个体，是无法“客观”也不可能理解“客观”的。对力量过剩的一方，力的流动意味着“扩张”、“胜利”；对力量贫弱的一方，新的平衡过程则是“被侵略”、“遭征服”的连续记录。从发展和转换的角度着眼，胜利的喜悦与失败的悲怆一样，何尝不是同样的力的消耗？感情处于其间，成为生命力量发展、推移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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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生物的排它性近乎是本能的、盲目的、一概的。人类却是更有理性的、更富选择性的、目标更为明确的施行排他。经验，使行动中的人们懂得了诸如“结盟”、“统治”效忠以及“同化”（它表现为仁爱）等排它行动的实际价值。这些战略是在对力量的更深把握中，在更大程度上成全着排它的使命，但比直率、简单的排它行为更间接、更精致，更有迷感性，因其采用了漂亮的迂回战术而更易于接近目标。因此，文明的进步使简单的排它行为越来越失去应用中的价值。与此同步，在道德法庭上，它也就逐渐遭到贬抑因为人们离开它也能活下去了。人们因为拥有更好的较量手段而变得更富于宽容精神──就这样，过分的排它行径作为双重的垃圾（垃圾都是曾经有用的），被唾弃了。

流俗有一种见解，认为生物界内各物种间的生态平衡状态，在事实上否定了生物的排它性是盲目的。但此种辩护掩饰不住排它的目的是在维持有机结构内的稳定与一致。而生态平衡所显示的物种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则应放到一个更广大的背景下去观察。观察结果显示：生物链本身，作为一个自在的系统来说，也是排它的。它严防外来者的渗透，它有自己严格的秩序；它有自己生活的特殊节奏──虽则这系统内含许多物种，容纳了各物种间错综复杂的“勾心斗角”；但从更超脱的视角俯瞰这纷纷纭纭的厮杀，其深层则透现出一幅井然有序的和谐之图！局部的刀兵之声，在全局则为大交响乐中不可或缺的“不和谐音程”──尽管这和谐发自内在的系统化需要，而与异已者无涉。

“盲目的”，有时即“本能的”；盲目的排它性，即与生俱来的排它性这是有机结构和生物系统不可推卸的“宿命”。正因为它盲目，所以便无须解释、论理。盲目的排它性，是比一切“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争吵更为真实、更为有力的“理性”超越。文化的排它性，作为生物排它性的衍生物；文化的理性主义，作为生物非理性（“盲目的本能”）的衍生物──历史悠久且根深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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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它性压倒群伦的主旋律，构成了生物命运中形形色色的回声与“作品”。微生物的、植物的、动物的，以及文化、社会有机结构的各种奇观──无一不和它们的排它本能、追求自立的意向，息息相关。

物种和群落──是在长期的排它过程中，渐被塑造出来的。文化和民族──是在排它的作用及其激起的反作用（抗拒、排他）下，不断生成，尔后又趋向瓦解的。

我们的生活与文化氛围，充斥了排它的要素，因此，受到了不知不觉的限制。这一既成事实，使我们的思想、行动，在自觉不自觉之间趋奉着排它的铁棒，顺应着它所铸造的方向感。理解了这一要点，就无异于看见了各种文化无法逾越的──条界限。任何一种文化，不论它在意识上多么富于宽容精神，但在本能上，都是漠视（这是最客气的一个姿态）异端的。理解了这一要点，有助于我们发见人的天生局限，以便用更富于想象力的探索精神，去实现压力下的文化转换。

从生物和文化的宏观，去鸟瞰人间的生生灭灭，即便被视为“天才”的人物，也只能是生物排它本能的忠诚跟班。他的特点在于采取了逆反的即不合常规的形式。他与流俗的社会对立。他与构成了社会风尚的“群体”之间，具有根本的趣味不同，故而相互排斥。流俗的排斥激起了他的拒斥之力。他因此要排斥那个已经排斥了他的社会文化，他用自己的理想图式去攻击群落、去斥责群人组构的流俗社会中的种种文化弊端。在这流俗社会占有支配地位而得意忘形、“蔽于人而不知天”的种种陈规，是创造的天才们亟欲冲破的罗网。尽管这些“规矩”在群落的意识中已是“生来如此”、不言自明，获得了天经地义的尊位。然而，在天才与群人的表层对立后面，到底还是隐藏着深层的一致！这种一致，是比对立更富于讽刺意味的现实，排它的一致，以及为确立本系统的自保、自存以及在自保、自存基础上的自由的地位，而艰苦奋斗的一致。因此，一部文化史，满载着这样的喜剧场景，天才的活动导致了新的群落意识；创造性成为流俗见解的新的母胎。一致比歧异展示了更深的宿命。叔本华式的超然静观的天才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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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突变”的诸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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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本是起源于遗传学的一个观念。它的原始含义，是指染色体和基因研发生的超常规、革命性的组合、变化。这种变化深刻支配了有机结构的发育，并决定其发育后的形态。先天天才或先天的畸形者即基因突变的特例。由于突变是非功利的、无规则的、盲目的，因此在多数情况下，突变对有机体具有致命的后果。但当外部压力发生特殊转移的非常时期，某些特例突变则于不期然中，恰巧构成新物种诞生的契机。由于突变造成的样式是那样繁多，由于突变在经常不断地进行，最后，总有一些突变的结果被选择出来，垂范未来。有些突变是由外部的刺激引发的，有些突变则按有机体内在的代偿机制而自行发生。

关于突变的机制，现代遗传学也还没有完全搞清，这使它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印象。但可以认为，突变现象和各种貌似盲目的生命活动类似，具有模糊的针对性和潜在的功利性。它是这样一种“本真”；为生命短时每刻所面临的那些茫无涯际的、未知的、不断变异着的环境挑战，保留了“种族性的变态反应”的余地，为新种族新形态提供了作为种子的“样品”。从长远的根本看，这有利于种族的自保、延续。尽管对“蒙主宠召”的当事个体来说，这往往造成生活意义上的巨大悲剧。

生命的历程所面对的外在环境，是生命自身无法从根本上予以干预的。因此，它便仰赖突变机制，在非常状态下为种族延续闯开一条新路。即便，这意味着对一些个体的先天牺牲，也在所不惜。幸运的是，当环境的压力重心发生了明显移易之际（如气候的剧变、食物的匮乏、地理上的沧桑迁异以及其他灾难），在原先的压力争件下属于病态的有害的突变类型，将有一两种被优选出来，通向新生命的众神之门，将为他们洞开。

先前（即旧环境中）的许多不成功的突变形态中，由于新环境的新型压力，会有少数者更能“适应”因而更有力量、更有智慧的样式被保留下来。他因此成为“始祖”，他因此承前启后，使生命的音响不绝如缕。使生物世界的库存避免了毁灭或锐减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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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探索事物本原的视线拓得更远，就能望见──突变现象，确是广泛生成着的万事万物崭露头角的大关键。不仅生物世界有它的踪迹，甚至非生命的无机世界也有它的影子。突变不仅涉足遗传领域，历史文化的社会界域同样也有它无形的王杖。它的威力也许常被忽略，但却超越时空的藩篱，而直入存在的堂奥。胚胎当然会发生不可见的悄然突变，“业已定型”的个体也会发生令人瞠目的显见突变。这在生物学、心理学上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例证。落实到文化史上，有些老迈的文明实体或是传统社会，竟也会像原始民族一样发生文化巨大的突变。例如，古埃及人皈依了福音，成为新的柯普特民族；古希腊人皈依了福音，成为新的正教民族；古波斯人皈依了伊斯兰教，组成了什叶派教族。这种惊人的奇观，实际上遍及宇宙的每一角落、每一瞬间，永恒的生生灭灭、川流不息──投注到我们的心灵之眼，就是文明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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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历史的迷雾，透视那些被习俗的尘埃和群落的健忘所掩蔽的往事，就会在各个领域中通过不同的方式发现各色各样的突变故事。有许多伟大人物的生平，都曾被一个强烈的“心理突变”（它的特点是不遗传的；因此不属于生物学城的突变），所震荡、移易，使他们就此成为不同以往的“新人”，一个与旧时之我决裂了的“怪人”。伟人的生平由此裂变为二。它的前一半，在外观上与常人别无二致；它的后一半，则是伟人的特殊所在。作为木匠儿子的耶稣，竟以十分违背习俗的方式宣称，“没有人知道我从哪里来。”接下来，他进一步自命为上帝之子兼为上帝的使者，以此宣布救世主时代的来临。剖析耶稣的生平，其裂变的契机，是发生在“施洗者约翰”对其使命的预言之时。约翰的预言，触发了耶稣的心理突变。这本来也许纯属私人性质，但终于，通过个人的超常心理这一媒介，而对人类群体的文化过程发生剧烈的辐射，并以此获得了神性。以致后代的研究者们也很难说清楚，这一个人心理上的突变，仅仅是历史方向的一个征兆式表现呢，还是创造历史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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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物上、心理上的突变，还有社会上、文化上的突变，作为前者的衍生或平行，作更大深度的立体式扩演。作为社会历史各层面的突变，除有生物、心理方面的突变为基础，还有现实生活、文化形态上的危机失衡，为其磐石式的前提。否则，个体的心理突变岂能迅速扩展为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等广袤领域中的历史运动？突变是从个体发生的，沿着个体的路线纵横交错，最后才联成足以变换整个格局的网络。待定的个体，是社会、文化突变的种子，而社会文化的形态危机，则是一块适宜的土地罢了。没有这点个性，就不会有这丛思想，没有这片人格，就不会有这圈文化。没有这样一个业经突变的人就不会有这个变换社会文化格局的群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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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的事实，揭穿了文化上的宿命论所依据的既成性与荒诞性。文化，并不是按照任何一条固定轨道去发展的。突变的发生，一再强有力地改变了文化、社会的前进趋向。正是基于这点，依赖于统计数字、消长曲线所做出的合乎变化规律的“科学预测”，绝大多数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没有把也不可能把突变的因素包括进它的演算程式中。这种意义数学的缺失，靠什么去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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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内力，正在孕育今天还无法具体言说的一个突变。那出人意表的奇观终会一新世界的耳目。它会滋润沙漠里的居民、超度沼泽中的猎人，以其惊人的胆魄，把社会文化的命运推入一条新轨。使那些藐视它的人遭到遗忘；使那些拒绝它的人备受困苦。各种成功的突变，就其设计与完成而言，是“无为”的，就其功能与影响而言，又是“无不为”的。即它是被人所不知的机遇、意志，拣选出来并予成全的；又在人所共求的需要中，得以流通。不论突变的机制多么复杂，它都毫无例外地可有针对、可有补救──这就是庄子所问的“命矣夫”的真正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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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实体”此“文化的形态”拥有更大的可塑性。即，民族实体可以通过重新“选择”去变易、变通自己的文化形态；而文化形态却无法通过重新选择一个民族实体去获得再生。因此，“民族”为有力的人格和有力的个性，提供了创造的宽阔余地。他们在群体命运的转折关头，自然奉献自己的突变之果、变异的品格──去回报群体所给予的富于远见的宽容。博大精神，决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道德理想”，而是一个生命群落、民族整体的力量标志。博大，就是在召唤民族之力、突变之力、再生之力。

（另起一单页）

第六章

无机界域的浪潮

（另起一单页）

一、现代人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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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无机世界”中的问题引入哲学，并把这一“引入”的结果处理为“客观的景观”，是现代意识中的一种大荒谬。有机世界在谈论（思想离不开“谈论”）无机世界；这谈论是无机的，还是有机的？“精神”在观望、分解“物象”；这观望、分解属于精神还是属于物象？谁能对此做出众所公认的“谈论”？

人，首先是一种生物。他观察、感受、体验、思维、以及总结和创作的种种，都是生命过程的“症状”与表现。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五万年来的人类在体质上并无显著变异；而人类的灵魂在面对茫茫宇宙时，所面临的压力性问题，无论古今并无根本的变化。这就是：生命和人类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诸如此类的神秘，以奇妙的吸引力和拒斥力，组构了诞生、死亡，以及作为二者纽带的斗争、爱情等系列主题构成的雄浑交响，在各民族、各个体的科学、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神话中，有力地攫取到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人与人的文化所包容的这些特点，悄悄然而顽强地注入对无机世界的认识系统──科学──之中。无生命的世界与有生命的世界，在此交汇。

在各种神话中，在各种被打成幻想的古神话和奉为真理的现代神话中，都以不同的音调歌咏了这一交汇。古神话的共同大意，是说有机模式的天神按照自己的样子（形体的或意志的），创造了无机的世界，从而给宇宙以普遍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古神话交汇了无机世界与有机世界。相反，各种现代神话更富于经验论的素养，它用倒叙方式追溯因果，肯定了“有机生于无机”。这一结论与古神话的结论虽然恰恰相反，却与《老子》“有生于无”的结论相映成趣。在此，我们仿佛看到了科学与现代神话的原始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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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是参透了语言的性质和文字的界限，谁就“能对这里所描述的种种光景，产生恰当的理解”：既不拘于词义和字面，又不至于完全撇开它。没有实在的中庸。中庸是理想，因此它有用，其用在规范。

关于“压制”，应是这样思想：我们注意、认识压制的过程，是微观──而宏观的。而实在地说，压制则是心灵向外的投射。因而，认识压制的过程，是从体验逐步推向宏观。最终，找到其本原。但压制在宇宙诸史中起作用的过程，则毋宁说是恰恰相反的──

如果采用古典式的溯本追源的倒推法（它是由语言艺术中的倒叙法发展过来的），则会发现一个更富于哲学（而不是心理学）气质的景观。第一压制是物理层次的压制。它主宰着无机过程，但也是有机过程的基础和出发点。从茫无涯际的因果链上说，第一压制是宇宙间诸压制的原始状态，是“诸压制之母”。但第一压制又是宇宙诸压制本身，是诸种压制与反压制的本体。

第一压制──第二压制──第三压制──第四压制……是永远从宏观世界不断向微观世界移位、跃进、飞腾的过程。简洁地说，是某种过程在心灵中的投影，是第四压制反射了“第一压制”及其它诸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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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界域的压力即便得到表层的缓解，也还会到社会界城中重获支持。而社会界域的压力之根，又深藏在生命界域周而复始的锁链中。没有人能够超脱生物之链。正如没有一种动物能摆脱它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唯独死亡给予一次“机会”，从生物链的紧紧约束、环抱下脱离开──但并不是自由，而是立即面临一个新的压力世界：无机界域的压制。“涅槃”，只能使人从生命形式的轮回中解脱，却没有教人如何从生命寂灭之后的无机压制下挣开。可见，“人”在人的精神活动中是个排除不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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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理学，为什么要拼命寻求那白己未曾发现而又无从证明的“统一场”呢？这充分表明物理学并不能超越于人，它难以成为“非人的学问”。它不可能脱离人的需要而达到“客观”的彼岸，正如再虔诚的信徒也曾到过作为客体的天国。科学不只是对经验的总结，它还是现代的人类（古代其实亦然）在生活中感到压力和困惑之际，急于寻找自身根源、自我归宿和生活之本──相对于生命之本──的一种手段。

科学与其它文化样式的区别仅仅在于，它的方法是科学的，而非艺术的、宗教的，或政治的、神话的。理解了这一点，对“科学”的全部实在性及其价值，就有了根本的参悟。

科学，与其它人文现象（人类精神之流的各色结晶）的共同背景，就是人的需要。在这宛如假面舞会之摇曳无定的世界上，为人生建立一个信得过的立足点，以及继之而来的生存网络。信得过，并不等于真实无误。因为，假如失去这个空灵但有用的基地，文明藉以生成的那种“良好气氛”就在无形中消散，文明的广度就不免倾斜。这种信任（信念、信仰亦然）和“真实”与否，只有神学上的但无逻辑上的联系。

科学与技术在近代的急剧发展，打破了自古以来神话、科学、哲学、宗教、艺术之间的平衡，传统的图解已趋瓦解。作为心理逆反力量的诸种文化传统结晶，面临崩溃。这使寄居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们，遭遇到空前重大的精神危机。它危险，但也提供了机会。

为了重获心理平衡以及外在的世界秩序，人们需要一切手段，其中包括科学的方法、观念：以作为披着科学面纱的现代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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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至上的功能所驱，现代科学还有着太多的假定和太多的幻想气质。人们先去想象，然后创造，最后证实。即以“四种相互作用的场”为例：

1，“万有引力相互作用”中的“引力子”，只是一个假想的存在：

2，“弱相互作用”中的三项，除了作为参与实体的“光子、轮子、强子”外，竟有两项（场及场量子）属“未发现的存在”。未发现，怎能肯定其存在？这些信手拈来的例子，说明科学不可靠？不。恰恰相反。它说明现代科学还不乏生气。一种知识的内在力量，是与它的假设性成正比的。知识的力量，在于它是对于力量的认识。假设，则成为内力的投射状态；它指明了精神潮的趋向，暗示着那种驱迫、诱导潮流运行的神秘力量，如何一张一弛地汩动着。准确无误的知识，即完成了“非人化”过程的知识，但那是僵死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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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到、看见并用科学方法测出了“场的作用”（吸引与压制）和与此相反的力──“挣脱”。“场的作用”无所不在，然后“挣脱”应运而生。这种关系，是难以描述的。“场的作用”，类似于“压制”与“沉伦”；“挣脱”，类似于“反压制”与“升华”。

“运动物体的初始运动方向，是它原有的，而非‘场’给的”──这个观念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它的含义仅仅在于这一修辞上的需要：“在场的作用下，运动方向一般要发生变化。”对不可描述之事的强行描述，导致了割裂、孤立、误解、与“科学”。“系统论”的努力，阐释学的灵感，只是企图亡羊补牢。

按照我们的理解，各个物体的初始运动方向，又何“原有的”之可言！物体自身的“原有”是一种断裂式的虚拟。直观地说，它们也是前此各种“场的作用”的产物。场的作用，类似《老子》所说的“万物之母”。它宛如连续不断的命运之链。片断的、忽生忽灭的人类，又岂能把握它？于是，只有用分析之刀割截它，以便自己的悟性“吃透它”，以便用自信心控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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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场的作用”又认为是无所不在、近乎万能的，有各种各样的“场”。有物理的无机场，有生命的有机场，有社会的文化场，有心理的灵魂场。每个场，都是一个特殊的圈，一个相对的封闭体系，一个蔽于己而不知它的宇宙。只有永恒者能贯穿起各个互相游离的场。场，“抓住”万物，万物则力图“挣脱”它。支配着两种相反的运动趋向的这二者，仅仅是我们观察者的心灵之力呢？还是无机世界中客体的力量？或许，是这两种势力的混合？对此，活着的人也许难于得出绝然的最终答案。真要义在于两种相反的力量甚至在人自身、在人的心灵中也永存共处，混成混生。物与人，人与灵，灵与神──某种程度上都是两端力量相互牵扯、抗衡、分离、拥抱时涌起的层层泡影。这样说不是基于辩证法，而是出自先于法则的“事实”。或者，是先于理性悟解的“本能体验”？科学（而非“技术”手段）世界力欲解释的对象，与神话与宗教的对象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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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挣脱”，是对浑沌的反应。浑沌像无底洞，吸引万物、诱惑万物，消磨世界、吞没世界。具象之为具象，在于它的原始状态极力从浑沌中挣脱出来，独立为力体。尽管“挣脱”之一如“反制─升华”，不是真正的“主动”，但毕竟近乎“自由意志”是一种貌似主动的被动态，一种迫于压力的应战。在世俗的见地里，凡是应战，就是主动行为；凡是意志，都是本性自由的。人们哪里知道──应战都是有所针对，它抵御明里或暗地的挑战。而“意志”与“自由”，在语义上则是全然相反的：“意志”导致了“自由”的固滞与完结（选择某一而排除其它），因此“意志”是取消自由（即其余选择）的行为。“自由意志”这一词组，像当代意识中的许多概念，是个十分真切的“矛与盾”的组合。把“挣脱”仅仅理解成运动的趋向或方式，那不过是乡曲之学的陋见。如果我们有能力“挣脱”科学（这也是一个“场”，一种压制，一条无底洞）加诸我们的程式，就发现“挣脱”不是实体的运动，而是实体的肇因。是支配着现象世界的“冥冥者”。比如，当我们受到某种更深刻的神秘力的驱使，从诸多世俗文明的规范的压制下解脱出来，我们就不仅完成了一种运动，而且缔造了一个新我。这其中的力量，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与“神灵”。科学则称之为“始动者”。用哲学话说，则是“乾元”，是“阳”，是“自强之力”。是普遍的反压制力。他常化身为人，或又悄悄注入我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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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种角度的挣脱”或“那种角度的挣脱”……没有全方位的挣脱。正如没有自由的意志。生活与宇宙对我们就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撇开了特定的“场的作用”──“挣脱”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可能？要知道，对一个场的挣脱，就是对另个场的趋附啊。“挣脱”只能就其从普遍的“场的作用”之“此形态”向“异形态”的游移、转换而言。故《庄子》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挣脱”作为反制的“升华力量”的物理形式，其心理上的启示是“自由”，其行动上的收益是“创造”，而其“终极价值”在于，全方位的挣脱（自由的意志、独立的反制、自在的升华等等）虽是一个极端而无稽的幻想，但挣脱一分就表明了力量存在的一分；故挣脱了十分就含有十分的价值。绝对的价值正孕于挣脱本身，它是“无量的”，即无视数量的正与负。

问题不在于“是否挣脱了”也不在于“挣脱了多少”，“挣脱了多久”……等等，而在于是否“正在挣脱”。人，是一种相对的动物；尽管他因此渴望绝对，但绝对是虚无的，是高级而细腻的幻念。我们生活者，也许正在无意识中“走向绝对”即走向自己无法把握的归宿。怀着热情，走在冷漠的宇宙中。

我们挣脱到什么地步──正如反制和升华的水平和力度，达到了何种高度和强度──就算把握着终极性的“胜利”已经抵达了那一地步，因为真正的、不消失的胜利，纯属子虚。暂时的胜利与终极性胜利的区别，仅在于后来的“影响如何”，而这一点，几乎无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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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和宇宙一样，面对着摆脱不掉的“压制”，挽回不了的“沉沦”，以及无所不在的“场的作用”的驱迫撕裂。而人类看见、听见、感到的各种“反制”、“升华”、“挣脱”运动……并不是空虚的。这是真正的实在。诗人们说：“人生如泡影。”但还有什么存在比泡影更为实在呢？实在，并不因其转瞬即逝而失去实在性。否则，还有什么实存？即便是人类视为“天地万物”的星球，在大时间的跨度中也会转瞬即逝，它的实在又岂能不是“空虚”的！宇宙爆炸的假说告诉人们，大爆炸中心的一分钟，迅速膨胀为各星系上的亿万年。因此，奇怪的事发生了：宇宙的核心部分比它的边缘还要空虚！

在这一点上，我们较之古人只有极小的进步。面对古希腊人和欧洲人称之为“宿命”与“命运”，佛教徒称为“大劫”的那个不可描述者，绝望终于使人看见了一线生机──泡影式的胜利虽然可怜，但毕竟是可以展示我们生命力的唯一物证！仅此而已！无方向的挣脱、消解了压制的反制、逆转了沉沦的升华……都不可能。但生命却找到了他有限（如方向、反应、需要等等）的形式！这就是终极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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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压制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不断再创着明天的世界。是物理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生物学上的逆反力量、社会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心理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以及最终的、我们本能和生存意义上的逆反力量，催化了我们感知着的各层各面各体各相的大千世界。

把反压制力视为空间结构、有机结构、或文化结构、心理结构的破坏者，那是颠倒的理解。耶稣是破坏者还是再生者？释迦牟尼呢？秦始皇或恺撒呢？他们是社会意义或世俗意义上的破坏者，但又是历史意义或神圣意义上的再生者？不错，他们是侵伐了“过去”，但他们又何尝未曾开启“未来”？反击压制的创造能量正在支持着空间，反击力量因此是“空间之父”。正如压制力量是为“时间之母”。

时间，是压制的使者。

宇宙间四处泛滥的压制与逆反、沉沦与升华、吸引与排斥无疑是真实的。我们凭借自己的体验，每天都在验证这一事实。但如若要在现代科学的实验范畴内检验它并解开它对我们生活的启示，则不免陷入曲士的乐观。这种乐观混淆了两个世界的界线，借用耶稣的话说，它们──分别是“上帝”与“恺撒”。但我们的上帝与恺撒也许不同于耶稣所说的上帝与恺撒。如果说，现代科学已被虔诚的博士们（其世俗作用相当于古代的修士们？）奉为新的可以证明的上帝，那么，用本能和生活（而不是理性与科学）一再证明的原理（压制与逆反），就是新的正在行动的恺撒，当然，这是一个像一切恺撒一样的、追求胜利的恺撒。

400

把反压制视同为“暴乱力量”或宇宙无政府（出人意外的混乱）状态的普遍肇因，是曲士的偏执之见。混乱与无序状态，本是不可描述者“……”的庐山真面目。真正的暴乱者不是反制和升华势力的具象、实体，而是那一片看不见摸不着松散弥漫混一宇内的阴性暴君。她沉着、发粘，具有古神话中的“弱水”式的奇能，在她的诱惑下，鹅毛、灰尘也沉入黑色的水底，永劫不复……

排斥力、舍弃力、毁灭为──是反抗她的压制力量的异化形式。排斥、舍弃、毁灭并不等于“增熵”，假如它们继之以吸取、获得、创造。

反压制力，要是最终不升华为创造性的冲动，就等于半途而废。破坏的反抗，始终属于很低水平的运动；高级的反抗，必出之以创造形式。继之以毁灭的，不是那荒芜，而是再生。文化的命运、民族的历史、个人的体验，无不如此。极多的具象与实体，都不会半途夭折，它缺乏完成这一过程所需的能与力──并非无此趋向。这就是反压制力的宿命！正如，“沉沦”是浑沌的基本趋向。

“充满义愤的反抗者”，实际上是创造者。根据经验，即使要逃避（哪怕是暂时的远离）那阴性暴君的无底洞，也需要超常的智慧。而逃避的途径，则为十分艰辛、形态万状的生命之路、自由之路、原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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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引力场方向”和“逆引力场方向”，都不是挣脱的捷径。只有既非零度又非一百八十度的离心倾向──无规则地选取乱七八糟的途径，才能收取挣脱的最为灿灿之硕果。以哲学的套语做个比喻：直道的“继承”（顺向）与“批判”（逆向）都不会生下壮实的孩子。唯有在离心运动中独辟新径者，才别开生面，得为天下法。精神上的挣脱，哲学上的逆反，文化上的升华，都是非程式化的结果。但它开辟的新程式，渐渐地也会以此压人。程式与规则，是死者的遗迹与活人的祭仪，是人的头脑对外在强权的攀附、谄媚、合理化。人类的文明越是进步，就是越深地卷入精神上的奴隶社会？（仿佛自主的国民，其实是精神上的亡国奴！）

还是换一个角度吧！

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一个遥远的星系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经验的判断告诉我们，若干光年之前，一次重大的毁灭降落在这气数已尽的宇宙身上。但对更大的宇宙而言，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转换。当此局部的毁灭之际，一个甚或几个新的星系从宇宙的其它角落里走出来，以其涓涓再生为大宇宙的代谢注入生机。你能说这个过程的开场处，仅仅是个毁灭？或是个“悲剧”？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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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间”与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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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时间：数学时间、物理时间、生物时间。数学时间是我们想象的，它的气质接近艺术。物理时间是我们经验着的，它的气质接近科学。生物时间，则正在我们身上流过，它的气质近乎本能。人，作为一种勤于思考的生物，是从生物时间出发去体验物理时间的，再从物理时间（由感知物体的移位、变形而来）中，抽绎出关于数学时间的纯理念。因此，生物时间是一切时间的内核，正如本能的力量是一切文化力量的内核。

人对时间的最低级感知，是通过对空间变化的感知间接获得的。动物也很懂得迎合这种意义上的时间，它“顺应自然”。人对空间的致命感知，又与运动及流易，即构成时间本质的要素相联系。因此，在流失中追求稳定、在万变中寻求恒一、在幻灭中找到永恒成了人与动物的重大区别。对人的命运而言，时空本一体。时与空的观念，是人的理性对宇宙力量的分割式认识。空间形式的生生灭灭……使我们的心理世界中有了“时间”。无机的空间──有机的流变──人类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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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观念，起源于人对压制力的感受。人，总想为自己的存在及延续建立点什么依托。他甚至渴望树立某种历久不衰以至永恒的东西……以此巩固或纪念自己的存在或曾经存在，悼念自己的前辈与同济的已经没灭……可是经验警告说：时间正在毁灭一切。它对有形迹的东西都不容情。甚至“精神”也逃不过它的狠狠剥蚀和默默劫夺。它无情、执拗、始终如一。它的禀性与人的禀性有趣地相反：凡是人所建立的，时间无不极力侵蚀。而时间最倾心剥夺的，就是人的精力与青春。

时间是恶魔。因此，古代的天神无不企图超越时间井否定时间。

时间，不断毁灭着过去的空间──世界。有多少光辉景物，经它那无形影“巨手”的抹煞，早已形消迹灭。时间是空间的敌人，又是盟友。它以自己的固执，抵消空间的固执；空间则以自己的变化，显示时间的刻度。

时间，是正在毁灭“现在”的时间。它，改变万有容颜：使之苍老、憔悴；或使之欣欣向荣，神采奕奕……它，易化着万般存在的灵魂，赋予它们各不相同的“内容”、“方向”；灌注截然相反的“冲力”、“灵感”……它用无形压迫，激起生命的活力。过甚的压迫，使活力趋于狂热。“死亡”的阴影“唤醒”了（死亡──唤醒！）许多无机世界的奇观，正是在流水的无情点滴下，科斯特地貌的绮丽怪俏，才呈现出来。它用亘古常在的压制与反击，创造了独特的空间，创造了令人惊讶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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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最高使命就是破坏现在。印度教徒深为透彻地参悟了这一真谛。他们把这一参透凝聚在“湿婆”大神的身上。他是宇宙力量的最强信息，是宇宙运动的最鲜明象征。湿婆，既是“时间之神”，又是“破坏之神”。

但是，印度教徒的不彻底、爱调和的混杂论倾向，使他们又予湿婆以“创造之神”与丰产之神的神格。于是，“湿婆天”变成一个集一切矛盾之大成的三头六臂者。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陷于一种极度兴奋的狂舞之中。显然，印度教徒看到了时间的生产功能，还看到了，破坏现在意味着开创未来。时间，作为独立运行的审判者，既区别于世俗又不同于神圣，它不断给予存在以新的意义、新的形体。

高级宗教，总是满蘸着慈悲仁爱的色彩。活跃在高级宗教中的凶神、恶煞，是为衬托仁慈的主宰，故意设计出来的一个个具有超度功能的陷阱。而一个专司死亡与破坏的。时间之神，只使人“畏”，不令人“敬”，他还缺乏圆满的精神偶像所具备的另一层要素。为了获得景仰，印度的智慧赐给邪神以双重的吉祥金箔：创造与丰产。于是，一个以其夺人心魄的矛盾，而愈益称雄于世的大神，就此诞生。

各种宗教（不论看起来多么柔弱、顺从）的本性在于追求力量，以其上升或下降分头体现为反抗的形式；或统治的、压制的形式。原始宗教与高级宗教，在此并无分歧；各种宗教自身都经历了由反抗到统治的沉沦过程：除非它半途夭折！因此，没有一种宗教能免于衰亡。

在现代人看来，原始宗教是粗犷、血腥的，高级宗教则仁爱、圣洁。然则，此种区别不过是习俗使然：原始的习俗与“文明的”习俗。习俗，给予唤醒力量的活动以不同的假象。而不同的习俗，需要不同的力量，因此召唤着不同的力量。宗教的召唤，采取了把主体客体化的路线，即对无机世界进行十足有机化的处理。把自己的灵性投放到宇宙的存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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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地看，“破坏”与“创造”是齐头并进的怪兽。有时，你很难分清哪是创造行为，而哪些则为破坏行为。尤其，当所持之标尺及所怀之目的各不相同时。

如果一种破坏行为替创造的运动扫清了障碍：它是破坏还是创造？一种创造行为如果是在替长期的破坏运动效劳，它是创造还是破坏？凡此，向我们可敬的传统价值观，提出了不无讽刺意味的挑战。湿婆天的矛盾性格，毕竟充溢着古代睿智的“宇宙之光”……他的性格与使命，被那宗教的说法巧妙润色过了。但仍然流露着对时间的深刻洞识：对宇宙生成、毁灭的直觉印象。

时间的压制性力量，令星斗崩颓、山岳瓦解；它激起的逆反力量，又命地震频起、火山喷发重新涌出新的山岭新的海壑……新的众星、新的地狱。时间这双刃的神剑，有时光芒万丈（这时，既定的“空间”就解体了）；有时晦暗不明（这时，已成的空间变得相对稳定）……它是令人费解的、不可捉摸的。所以希腊人称之为“命运女神”──肯定了时间的阴性（即压制性）和神秘性──不可言说的蛇发女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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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一个杰出的假设。它不仅鲜明，而且有用。任何人、任何生命形式都可以利用它调整自己的节律、制定自己的刻度。这是一个明智的假设，但却不是一个脱离了感知者的“真实”！它比“人所寄寓的空间”更神秘、更难以捉摸。初具智慧的原始民族比现代人更懂得时间的随意性。在神话中，时间被赋予超常的弹性，主体性支配了时间，使之还原为人的仆役。与他们原始的支配力相比，现代人是孱弱的。深陷在文明的成规与习惯的泥淖中的现代浮游生物们，被物理时间的压力弄得神魂颠倒，以至奉之为主宰和归宿！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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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理解并把握着“我们的时间”──只是在本能上，而不是像原始人那样同时在理念中。人和一切有机生命，都是从反制的活动中，获得活力并认识自己的。他们生来就有着对抗时间侵蚀的本能与命运。有趣的是，只有在时间的压制、保护、折损、磨毁中，他才得以益寿延年……所以保健师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也就是在于压制、保护、折损、磨毁中！这些古老的智慧，都在诉说生命的起源与壮大，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幸福”和舒适，是全然相背的。人和各种生命形式的存在，在在说明了这一点。吃食是为了维持，繁殖是为了延续自己。举凡争斗、游戏、遐想、设计──无一不是为了维持与延续；而延续和维持，无非是对抗时间的“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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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间”固是生物的、主观的时间。其它各种意义的时间，也都祛除不尽那些生物的、其他主观的色彩。因为时间，永远附属于它主人的定性与形态，服从他的个体性呼唤。

不同的“主体”、不同的需要产生了不同的“时间”。

庄子对此十分了然。他对“大年”、“小年”的论断，迄今还令不少人折服地道破了这一点：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令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庄子·逍遥游》）

“朝菌”虽不知“晦朔”，“惠蛄”虽不知“春秋”；但却有它们自己的“时间体系”（“小年”）……而“冥灵”的一个季度长达五百年，“大椿”的一个季度长达八千年──它们的时间体系（“大年”）既不同于朝菌与惠蛄的小年，又不同于人类的中等长度之年。

此外，即使同一个体处在不同情景下，对“同一时间”单位的感受却有所不同。而“同样时间”的表象，最多是比“社会契约”更深一层的“生物约定”（生物时间）而已。即同一种类或相似族类之间的共同节律。这种假象的功能在于，它是与生物圈体系的脉搏协调一致的。使习俗的头脑把这一切主体性格视同客观布局的理由，是“生物契约”不仅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节律，而且从先天和本能上左有着人的体验及其投向世界的“眼光”。于是，其他假象的时间（数学时间、物理时间），就此派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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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间”与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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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体验的空间，起源于人对“反压制力”的感受。空间的形成，依赖有形及无形的“支撑”。大厦，没有栋梁就须有拱顶，要不然，就借助某种支架……否则，倾覆只在须臾间。人，没有生理的支撑力就无法站立、行走。没有心理的支撑力，人的精神就会枯死：星球要是失去了无形的力，就会坠于宇宙的“黑洞”。所谓“心理的世界”或“精神的空间”──若是失了“想象力”、“假设力”等“支撑”，也将崩解无遗。有个诗人说的好：多亏了梦与幻想，我们的世界、生活才连成一片。否则，只有支离破碎、摇曳不定的画面。

反制的力（逆反的功能）的支撑作用，使人获得他的生存空间；各种生命也是据此诞生并成长的。

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的故事，生动地记录了原始民族对“支撑”的理解。他们还用这一理解，附带解释了中国地理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特征。“精神之柱的崩溃”之所以可怕，就是在于它使心灵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支撑点。宇宙的支撑点、精神的支撑力、生理生活的网络──对人都是重要的。

“食物”，作为人和动物迫切需要的内在“支撑”，随时决定它们的生存状态，如精力、情绪、意志、行动等等。一旦失去这一力量，作为空间形式的人和生命便会死亡、解体……

古代神话中的“天柱”、“地维”，是一种想象中的物体支撑。但丁《神圣喜剧》里面层垒式的宇宙模式，是另种支撑。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时空变形，则是更为奇怪的支撑形式。所有这些模式的功能是一样的，对空间形态做出智性的解释，差别在于：知识的形态变了，故方法、观念、术语随之而易。“天柱”、“地维”是建筑学式的；《神曲》层垒，是神学式的；万有引力来自天文学的经验；时空变形则源于物理学的灵感（据说还是爱因斯坦从他的前妻那里剽窃来的，所以他离婚另娶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创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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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赋予我们存在，人们终于理解到支撑是“力的表现”（严格说，是“力的结果”）。它是力，是反抗压制的力。它反抗那浑沌之雾弥漫的压制。它追求独立与生长，它天然地寻求对立的形式，并在对立的支撑中创造了空间、生命、文化，创造了结构。

人，不仅在物理上、社会上、肉体上需要他的“支撑”，也在心理上需要支撑造就的“空间”。缺乏空间感（俗称“自由”）的心，是要破碎的。于是伏尔泰以他特有的玩世不恭态度，赤裸裸地宣布，“要是没有上帝，我们就要造一个出来……”这表明了他也懂得心理支撑的重要价值。上帝不仅对人奴役，还给人以自由──他是一个支撑：空间的创造者。虔诚的信徒、《创世记》的作者，早就这么断言过了。

要是失却了这些有形无形的“支撑”，就只会剩下无形无窍的“浑沌”，不会有形迹清晰的“空间”。对支撑物形形色色的解释可能不乏虚构的成份，但那也是出于对支撑力的悟解。“浑沌之死”的古老故事，正是以浑沌之死隐喻了“形迹”世界即全部空间的诞生。而“日凿一窍”的七凿，正是建立支撑点的活动。没有“支撑”哪有世界？哪有宇宙？哪有我们所看到、听到、闻到、吃到、触摸到、感应到（六种感觉！）的一切？甚至，哪有我们本身？但支撑既是反压制、逆沉沦的，又是压制与沉沦的──它双向而无是无非。“这是一张矛盾的命运之网”，古老而常新的智慧这样说。

《圣经》中的上帝，正是这样的两面之神。他创造了宇宙与人类；但反对进一步的变易。由此，从反压制势力，沉沦为压制势力。从阳性之神退化为阴性之神。这时，新神或以撤旦之名崛起，或以基督之号响彻云霄。“上帝死了”的现象──早在《新约》时代就已发生了。所以新约前面几百年，被基督徒称为“沉默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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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被人们理解为，反压制力活动的“形迹”与“产物”。若无压制力的压制，若无反压制力的逆反，既不会有“空间”更不会有“空间观念”。可见，我们承受着双重的压制与反制：它使我们生存。

“空间”，这是物理观念中反压制力的伸张态（它的收缩态即“解体”）。它也是生命界、社会界、心理界中反压制力的伸张态（收缩态是“死亡”）。离开了生命，就不再有“时间”和“空间”。

法国人巴斯卡对这一点有进精微的论述。“毁灭”是人的想象。他用“毁灭”这个词对某一类解体状态（即失去支撑力的状态），表达了自己不乏恐怖感的观感，缺失了空间，则沦为最可怕的寂灭。

没有支撑力的空间是荒谬的。正如没有想象力的思想是荒谬的。

反压制支撑的普遍存在。它“不拘一格”、“不定于尊”。庄子对此采取了一个极端化的表达方式──隐喻。他说：“道在尿溺。”而《旧约·以赛亚书》则认为，上帝所拣选的救世主，是被世人藐视、受到社会摒弃的孤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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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岳的高耸，显示了岩石的逆向的压制力量。这力不是自在的，而是储存了干百万年的神秘：我们并不真的理解它。古人面对巨石下跪崇拜，正体现了这种神秘感。可借本能在我们身上退化了，所以我们便自作聪明起来，火焰熊熊，显示了燃料的反压抑力，我们把这叫做“热能”。星空的寥廓，表明天体相斥的逆反倾向，它浩荡无涯。而人类灵田之间的辽远想象，显示了精神上争夺自由的逆反之力……“我们的”与“他们的”之间的“文化积层”，是压制力的变形层垒又是反压制力的累累结晶。它，还鼓动着未来的心灵新的反压制库，去争取“属于他们的自由”！那心灵深处的永恒呼唤。

这些侧影，在在闪现着“空间”的千奇百态。如果淘汰了习用给心灵蒙上的尘埃，则具体化以至到了确定的刻度的空间是“没有”的。对人而言，彻底摒弃人的因素，人又怎能做到呢？人类的语言和思想又怎能企及？只有持续变形的感知、综合，以及我们对这“综合”的片断体验，对那些交错感受的──幻想与梦。

这一意识流的特性使片断的感知凝成一个幻想意识的整体，成为无所不包然又甚为飘渺的“主体”。这就是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主体性”？某种本末及因果倒置过来的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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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能智慧替我们建立了空间及其观念。建立了说明自己生存处境的“宇宙”……进而，将宇宙、空间客体化了。各种生命形式都有它们赖以生存的空间，赖以活动的空间观念。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无一例外地遭受着强大而复杂的外部压力的挑战。同时，它们投出的应战则为近似度的反压力（维持不了这一平衡便意味着“死亡”）：以求有效地抗衡。

人类所不同的，只是表现得更强烈和更自觉罢了。出于“本性”，他努力把这以极大的痛苦维持着的平衡，升华为“宇宙间普遍的和谐秩序”：好像那“秩序”是可以离开人的感知而独立存在似的！运用这种潜在的安定感的目的，是为抵消生活中真真切切的乱离世态。这种禀性，既是人的高贵之处，也是人的卑贱之处。理学家们，是其代表。而千秋万代的说教家们，是其遗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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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展示出“时间”；“时间”，消蚀着“空间”。它们是如此相反。它们对峙、比试着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决一雌雄……我们对此“知其所以然”吗？人类的智慧（而非习得的知识）三千年来没有产生可以称得上“质变”的进步，尽管人在技术领域的积累和发展是辉煌的。文化积层厚了许多，图书馆、博物馆里增添了不少陈设；但坐享其成的人并未成为古代神话中的“超人”或“圣人”。而逆反的情形或则有之：过多的陈设阻碍了人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天赋。《老子》的那句话好像还是灵验的：“相反者相成。”……因为相成者，正是同一个人心中相反的力量──此起则彼伏，此落则彼涨。

啊，时空错落、物我融汇的海洋。

（另起一页）

四、“不可逆过程”的哲学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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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逆过程”的哲学意味在于：它是对宇宙命运的物理学表述。压制也是不可逆的。沉沦也是不可逆的。万物命定于趋向“中庸”、“非存在”。场的作用也是不可逆的（逆，最终也只能构成一个圆的回归，然后导向进一步的异化）。增熵趋势──同样是不可逆反。

不可逆？不可逆。若说确有宿命，不可逆才是最根本的宿命。

但我们（以及其他各种实体）终究还是要趋向于“逆”，否则，又怎能维持存在呢？逆，就是反压制。逆来顺受，则压碎、沉沦、吸住、热寂的“待遇”，将会一把抱住我们，那死神的手臂！而逆，才是存在、生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仅是生活的真谛，也是物理世界的实情；不仅是感情哲学，也是“自然哲学”。

“不可逆过程”的哲学意味在于：反制、升华、挣脱（自由）、减熵──归根结蒂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但是，作为一种无机、有机、社会、心理的混和存在，难道肯让虚无主义攫住翅翼，肯让阴沉的浑沌扑灭最后一线希望──灵魂的火？

在此矛盾的山谷中，一个启示应运而生，正是“不可逆过程”提供了“壮丽的机会”，它给各种存在以显示力量的不可推辞的使命。肃穆阴沉的“回归运动”──也抹煞不掉这一使命的曾经存在。这一启示对我们有两层价值：

1，它赞许并鼓励跟从命运、抓住机会的雄心。

2，它不被雄心所限，以至沦为“人为财死”的事业家。

它清醒地看到努力后面的无限虚无，从而调节了过度的行为。

（牧师的儿子、背教的虚无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尼采，（曾经被俄国人普列汉诺夫［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1856-1918年］称为“列宁周围的那批尼采主义者”的大宗师）在其被他妹妹阉割过的《强权意志》一书中写道：“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可怜的人啊，既然什么都是“假的”，为什么还要去“做”？

答案也许仅仅在于：“内驱力”！那是一个内力过剩者的呼声。他在最后的内战中毁灭了自己。

有人认为，拜火教的“末日审判”观念，与文革时代的“人人过关”、“个个受审”，获得了惊人的异时、异地、异文化的历史相似性。古来的拜火教徒和近来的机会主义者，都热衷于鼓吹“审判”与“过关”的涤罪性质。其实呢，在“审判”观念与“过关”现实中，统治着的是一个标准化的、充满了号码的“簿册”。这个标本被美化为活力的源泉，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它是塞堵活力的“息壤”，势必引发洪水滔天。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把这样的息壤理解为：无生命的癌肿，浑沌态的局部降临。用它来对付分化、生长中的危机，是南辕北辙，徒令混乱弥甚。它要的是取消分化、生长，退回浑沌；而决不是疏导分化，让生命顺其自然。

息壤的散布，被物理学家表述为“增熵”。而绝对的审判，则是与分化、生长对立的。它是用熵的性格来歼灭“减熵者”，尤其是要消除他的行为方式。要说罪恶，这才是最大的罪恶。要说堕落，这才是终极的堕落。他们的潜意识中，也许是通过让他人涤罪，来为自己赎罪？不过我很怀疑他们会有对于罪恶感的自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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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增熵，仅是热力学上的说法。但广义的“增熵趋势”却关系宇宙的全命运。它有形无形、或此或彼支配着：顺应它或反抗它的各种过程。它早已超出热力学的世界，而成为对宇宙沉沦趋势的大体描述。已经、正在、即将发生的各种现象，已经、正在、即将形成的各个实体，都在这笼罩一切的阴影下勉力挣扎，不时爆出灼人的回光反照，辉耀着我们。这回光反照就是“局部的减熵”的过程，也就是被我们“力量增长”的一切表现所追求的境界。

418

人这种敏感而勤于探索的动物，本能地察觉到类似“增熵趋势”的那种阴影、那种沉默、那种不可描述……察觉到它定命所含的大部份危险。

生活多么艰辛，每走一步都得付出绝大的代价。为什么？因为必须与增熵趋势作斗争。诗人们说，“悲哉！这就是生活。”武士们说，“生活就是战斗。”他们言下之意是说，“生活”等于反抗增熵的趋势。诗人与武士，一个悲悼生活的不幸，一个颂扬生活的不幸：但都一致肯定了生活的价值（管它正负）。还是把不幸当作幸福吧！这样你会好受些。甚至，号召走向另一世界的救世主，也只是在更高的层次，更纯粹的形式上，肯定了生活的不幸（“这个世界在撒旦的掌管中。”）。他们的愤激之情，是指向“世俗生活”的──因为这种生活在他们看来太容易了，他们想要活得更艰难、更有力量；否则，便自觉是在无谓地耗费珍贵的生命的精华力量。这些力量的本来用途在于──抵抗沉沦逆境。

“背弃此世”与“隐居出世”的态度，是在对“彼岸”之追求的乔饰中，去实现一项有待完成的反压制、抗增熵的“升华”。发泄和满足──这种动物世界的普遍理想，在他们心目中，业已沦为应予谴责的“增熵行为”。一如杀生、毁物同样应该受到唾弃那样。

419

人必须时刻抗拒增熵趋势的过程。他往往是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这样做。

“人的本质”、“自由思想”、“强权意志”、“原欲（力比多）”、“反压制力”、“逆反倾向”……或者用更古老的称谓，叫做“上帝”、“始动者”、“宇宙的最高主宰”（假如它是阳性的、能动的）──都是为了抗拒增熵压力而“设计”出来的。它们奉天承运，作为压制之子、沉沦之子，作为增熵过程的逆向影子和久久回声……而生成着。

增熵过程对永恒者──对于人和人所看见的宇宙、星系、生命、文化的价值在于，它是“局部减熵”之母，儿子使母亲变得伟大。尽管，没有儿子的母亲只是虚无。对于人来说，各种层次的宇宙、星系、生命、文化，都只是“局部减熵”的副产品。宇宙、星系、生命、文化，都只是某种偶然的结果。必然性只存于深刻的需要之中──需要把生存予以神化，以便活得更有力量。所以，失去了扩张力量的必然论，是敌对生命的，是最糟糕不过的精神堕落。

420

柏拉图被那些依靠哲学分类混饭吃的教授专家们叫做“反动的思想家”。因为他的罪过在于预告了一个衰世的来临。雅典的盛世消泯了，马其顿的方阵和罗马的军团将成为文明世界的主人。

“熵”在增加，反增“熵”行为日益成为徒然，它的破坏大于创造，实际上恰恰加剧了增“熵”过程。柏拉图贬低艺术，是因为他这个早年艺术家清楚不过地体验到，那个著名的民主时代的艺术，拥有的徒然与颓废。其背景就是雅典晚期“民主派”以及城邦传统的堕落。柏拉图，希腊智慧在其巅峰状态的闪耀，看破了此中的征兆。他没有试图抓住业已开始消逝的东西。相反，他勇敢地走向未来，哪怕这导向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野蛮”。对“理念”的肃穆景仰，鲜明不过地展现了伟大灵魂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复杂心情──这是另一种以不幸为幸福的“救世主态度”？

421

“局部减熵过程”，在人类业经升华的想象中，成为对“黄金时代”的回忆。其象征，则成为《圣经》中的“上帝”、《易经》中“元”，以及宇宙间到处活动着的逆反力量。作为这种诞生、成长、光荣、梦想的产儿，我们直接感知着它波澜壮阔的活力。它的潮汐变化，尤其是它不可挽回的退落，使我们产生了对增熵趋势的认识。这并不是什么“悲观主义”。我们不能直接把握，但能间接体察它的本原和敌人、我们的本原和敌人──增熵趋势。

如果把犹太教《旧约》和基督教的《新约》（及其对《旧约》的解释）看作同个体系，其最大的逻辑矛盾即在于对“上帝”作了完全相反的描述。一开始，上帝是作为逆反力量而扮演着创世的角色。而后，他则由反压制的力转成了压制的力──对作为新的逆反力量的文明之父、心理之父（而非宇宙及生命之父）的撤旦的大肆压制。所以，《圣经》的上帝是失败的，因为它太切近生活的真实，从而背离了宗教的、哲学的真实（弥补的理想）。在宇宙和人的真实过程里，压制力和反压制力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所以在宗教、哲学中，情形经常是恰好倒置过来。

“增熵”──这就是混同与“平等”？

“减熵”──则是分化与等差的前提。

“促进平等的努力”，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平等，且是心理、文化、生命、宇宙诸意义上的“平等”──这是“增熵”的行为。是反压制的力开始出现间歇的重大征兆。

加速分化、创造等差的努力，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一切结构都以合理的分化、分层、“不平等”甚至“等差”为基础），且是心理、文化、生命、宇宙诸意义上的“等差”这是“减熵”的行为。是反压制的力重新走向复兴的重大征兆。在古代的观念中，前两项（心理、文化，属于圣人的事业，后两项（生命与宇宙）则属于上帝的事业……尽管在我们看来，二者是同一的。

422

“平等”，这是对朽败的等级结构的报应，同时，也是无秩序状态、混乱状态的前奏。“等级”，这是破开元序的浑沌之雾，是秩序状态、生长状态的前奏。

关键在于“活力”──有活力的追求平等的努力，比少活力的维持等级的努力包含着更丰富的反压制的力……因为，这是新分化、新等级、新秩序的诞生，所经历的一个节奏。在这“貌合神离”的追求中，新的、更强有力的“等级”力量正在酝酿兴起。有时，混乱状态比有序状态更可羡慕，因为那是为新的生长准备土壤，主动有力的无秩序状态比腐败无力的秩序状态更得礼赞，因为那是导向更有效的秩序状态的崎岖之路……

“争取永恒的平等和公正”，这是人的一种高贵、圣洁的创造？还是恰恰相反，是“增熵趋势”对人类行为的牵制？一种沉沦？为什么“争取平等和公正的呼声”常会响彻历史的云霄，使得血性的志士为之涕泗滂沱、不借杀身成仁？光用“强权意志”的解释并不尽意。因为“强权意志”只是心理力量和生物力量，而不是宇宙力量。实在的原因无非是，人和历史，文化和社会，都是“局部减熵过程”的产物；这一过程，在抵抗普遍增熵过程的矛盾中，分泌出种种的“罪恶”和“痛苦”。处在生物线索和社会线索交合之际（天人之际？）的人，首先感知的是“来自同一过程（减熵）内的不和谐”，而不是那作为本原和永久敌对势力的黑色增熵。但平等派不幸奋起反抗的，却恰恰是这（作为反抗者）创造万有的“减熵过程”。

真的罪魁是谁？是那隐藏在幕后的浑浊沉沦力。它如此这般驱使着反压制、抗沉沦的力量，并挑唆局部减熵过程中的不同产物互相残杀。它静默地坐享其阴霾的成功。它永远面带冰冷的微笑：等待着儿子们──由她分化而出的万物──复归于她的死亡怀抱。

423

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宇宙。通过其间其里的种种过程，生存者和思想者，匍匐在增熵趋势的脚下。

人们可以反抗。存在，就是反抗，是“反抗的结晶”。但对抗增熵还是存在的前提。不同的存在，区别仅在自觉（人）与否（物）、力度不等（伟人与俗子的界限）。

但是沸腾欢欣有什么“意义”呢？须知，没有最终的胜利。只有“无可长葆”的深切悲哀！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天父的”！这构成了各种哲学的心、各种宗教的魂、各种艺术的性、各种科学的精──吸引着解答而没有找到确切答案的“谜”，正是一系列充满着诱惑的动源。

424

“增熵”──这是“阴”；“减熵”──这是“阳”。这里的消息盈虚除了得自我们的生机，还能得自什么呢？是它，赋予我们以探询的希望。

希望告诉我们：“阳”从“阴”中来；“阴”是“阳”的永恒故乡。

“减熵”从“增熵”中来；“增熵”，是“减熵”的永恒海洋。哪里有“阴”，哪里终会萌发奇妙的“阳动”。“增熵过程”，到处激起“局部减熵”的浪花。宇宙充满了阴霾……但阴霾经常伴生着星光。这就是希望？无限的星光。

宇宙的崇拜论者、星空的歌咏者、生命的扶助者、文化的创造者……在那沉默的宇宙过程阴郁的笼盖下，显得多么脆弱、值得拎借。在他们自命不凡的豪迈之情、续密之理中，隐藏着极其深刻的无可奈何。若辈舍生忘死为之奋斗的，只是一些转瞬即逝的分化过程之副产品。像那些被柏拉图嘲笑的“艺术家们”──他们只把自己的全部热情投注到“影子的皂子”上面……我们知道他们。

我们完全可以用这种新的眼光，把柏拉图的“理念”理解成他藉着诗人哲学家敏锐的气质强烈感受到的──“增熵趋势”。他所说的“影子”──即作为表象而存在的宇宙和人则是“局部减熵过程”的产物。增熵过程最终无所谓固定的“产物”。它的永恒功能是“产生毁灭”，为了破坏而创造；为了死亡而诞生。

看，这个百舸争流、万恶竞赛的世界！

（另起一页）

五、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的机缘

425

生命意义上及心理意义上的“场的作用”，在古代中国哲学观念中被表述为“感应”。如“天人感应”，即人在天的场中或天在人的场中发生的某种吸引或被吸引。在生命和心灵意义上，这两个场是混一的，它被设想为交融的“天人之际”。天人交感，就是在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之间不断反馈、互相刺激的“神秘的场的作用”。

这一传奇的作用形态，只是许多类似形态中的突出者。在我们的视野中，还有各种心灵之间的“感应”，有许多肉体之间的感应。奇异的“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之间的感应”（如“天人感应”所示），甚至决定了人的命运。不仅是群体的，也包括个体的……这些，都很难用文字勾勒出一幅清晰的画面。例如，天和人，宇宙和文化，历史过程和个人事物之间，生成着微妙、互渗的关系。文化与宇宙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的“单相思”关系。人所创造的文化，正改变着宇宙的形态，至少是宇宙的某个角度里的形态，给宇宙注入某种未知的要素……这其中，有着不断增长的反馈。这种反馈，是各种碑视为“美好的事物”的源泉；同时，也是各种被视“灾难”之事的源泉。

426

天和人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敏感的论题。也是不断变幻着自己谜底的“谜”，不疑滞于物的谜。它的变化，象征着文明的兴衰。古代中国的哲人（如董仲舒）就坚信：天，不但影响人，而且也受人影响……尽管他们论证这一不言自明的道理时所运用的方法与观念，在现代人看起来已大大落伍了。这些古代的哲人过于通俗化地把“天”人格化、道德化了。孔子以来的儒学（法家和墨家就更不用说了）思想家的视野，遭到了浅陋的政治功利倾向的污染。这是与古代中国文明的衰落过程相一致的。政治与文化的联系沦为单向的灌输、指令，而失去了双向反馈所含有的互补、调节功能。人，沦为“天”的奴仆；历史，沦为社会主人随心所欲的婢女（“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在更健全、更有活力的早期发展中，天与人的关系就其功能意义言，却是平行的，交互的。

427

增熵的不可逆趋势是根本的过程，是主宰万有的“大命运”。它左右着宇宙以及天上地下的历史进程，左右着文化和人生及其一切盛衰浮沉……任何反抗，从更深层看，都是变形变相地促进它、加速它。故而古代贤人伯夷叹曰，“以暴易暴兮，曷有其极？”──“极”是没有的。而反抗增熵的奇观，终究还是融入到了不可逆过程的慢性死亡中。面对此景，人所能做的，仅仅是努力降低或努力提高他的感情。前者是技术与科学的倾向，后者是宗教、艺术的倾向，哲学则力图调和二者。至于其它，事实上是爱莫能助的。

428

历史过程受到个体和人类意志的影响乃至“决定”。社会是“历史熟透了的果子”，这个果子恰恰是由活人的意志参与创造的。它落在我们面前的事实，说明人类意志是历史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再造者。谁说历史发展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最后的结局”当然会和参与者、再造者们的原始意图大不相同，这是因为“最后的结局”已经受到其他意志的影响。

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都来看看这个简单的事实吧！它像闷夏里的瓢泼大雨──低落的或高昂的情绪，都能从中得到快意的凉爽！创造了过程的，就是胜利者，不论他在世俗的眼中显得怎样。“定论”，只是胜利者的昙花。而我们正在参与创造的一切，又何尝不给未来的历史过程以各形各色的“决定”？并赐予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历史，以一种新的风貌、奇的风格？

429

人类的肉体和心理的适应能力都堪称杰出。只是在此前提下，他才可能步入创造的苍穹。但谁曾注意到，在人逐渐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也逐渐习惯于失去自由。人变得越来越依赖他所创造的文明。这真是一个讽刺！──人的“自由意志”越来越少地从把握环境入手，而更热衷于倾向在新的奴役与依附状态中，找寻出新的“自由元素”……即心理上的慰藉。

看看古往今来历史的车水马龙就不难明了：个人，已经失去了多少“自由权”！而群体，对个性越是压制、抹煞，也越就日趋僵硬。向浑沌妥协的“传统”，已经缚住人类创造意志的“黄龙”。

人那善于自我解嘲的本能，使他们找回了“安全保障”的旧礼服，作为丧失自由思想权力的心理补偿，以便更和谐地“顺应着”新的奴役状态。当早期的文明的太阳衰落之后，伴随着重心西移，东方日益沙漠化了。但我们相信，历史在形式上是会走回头路的，世界文化的精神太阳也会在大地上到处周流，它也许会给东方文明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东方人将竭诚欢迎它，而不计这力量之源位于何方。

人的适应力，原是作为对抗增熵与死亡的节能战略而发育起来的。采用阻力较弱的途径到达自己的目标，是克制与智慧的一个标志。在适应中创造行为发生了──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之间的机缘闪闪发光。这机缘仅仅是人类“自由灵魂”的幻念？还是来自更深远处的宇宙之力的作用？──对此，我们可以立意、争论，但从根本上说，孔子“存而不论”的意向也许是最明智、最稳妥的。他以“谦逊”为百试不爽的保护色（这条古老、顽强的变色龙！──并非贬辞）。但要我们强作论说的话，应该说，这二者在根本上是趋向同一的。

430

比文明的外观更重要的，是生命力量的载体（人及其他）。在局部的减熵中，生成的转机是由满载着逆向力量的“卦主”（借用王弼解易之说的术语）直接促成的。他至少是个象征。他是星云中心、天体诞生的契机、“高能的热血动物”、“人类的始祖”以及形形色色的异乎寻常者（超凡入圣者、非平庸化的标志）──他是“天地的心”：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的中介。

高能的卦主，是一卦的主宰，他决定了整个卦象的趋向，决定了其他爻位的命运。而卦主本身，则是被卦序，即事物的结构或我们关于结构的思想指定的。

晋人王弼（226—249年）在《周易略例·明彖》中对“卦主”观念作了这样的确认：

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故六爻相错，可举一以明也；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莫之备矣。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故处璇玑以观大运，则天地之动未足怪也；据会要以观方来，则六合辐凑未足多也。故举卦之名，义有主矣；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以上阐述，是本体论式的，颇富于现代人所谓“自然哲学”的情调。以下，还有对“卦主”观念现象学式的说明；其迹，不乏“社会哲学”的附会：

夫古今虽殊，军国异容，中之为用，故未可远也。品制万变，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为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夫阴之所求者阳也，阳之所求者阴也；阳苟一（也焉），五阴何得不同而归之？阴苟只焉，五阳何得不同而从之？故阴爻虽贱而为一卦之主者，处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遗爻而举二体者，卦体不由乎爻也。繁而不忧乱，变而不忧惑，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其唯彖乎！乱而不能惑，变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赜，其孰能与于此乎！故观彖以斯，义可见矣。

以上两段所论，行迹不同，关注则一：“一”与“多”、“质”与“量”、“超度者”与“乘客们”的关系。“约以存博，简以济众”者，即为卦主。

由于时代、文化尤其是人的局限，王弼没有获得也无从获得对卦主的绝对把握。这不免使他的描述带上了一种机械论的、程式化的枯燥性。但他关于时势可使至贱者成为主人的宇宙流变思想，实富于某种永恒性：在繁扰的世事中抵消了无序，在流变的现象中驱逐了疑惑──这就是卦主的功能，他为无情的潮汐提供了有情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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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主载有生命力，也载有命运本身。不断的压制、沉沦、增熵，必使“载有者”面临的挑战与日俱增。严峻而敌意的包围，隐藏着陷落的危险。载有者，其生成力与敌对者的瓦解，一同增长着。对立与分化，潜伏着广泛的危险和丰富的机会。救助只在他身上，除此之外，别无星光……

“载有者”的精魄、力度，使之具有“超一切理”的本能力量。这种与沉沦趋势对应的本能力量，在有限的特定过程中，可以是代代递增。此刻，这过程被目为“上升”。在极宽广的领域中，他超出我们的理性力量，因而是不可解的，是语言及思想捕捉不住的。他的增长有无极限？比他远为有限的我们，对此并不真的知道。但他也有间歇，会遭遇定数内的休止。休止跳跃到人的观念之海里，便化为这样一个象征符号：“〇”。

“〇”是完满的永恒者。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此？”（《周易·系辞上·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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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不是无，而是“有”——他赋予世界（无机的、有机的、社会的、心理的，以新的光类似“宇宙之光”的希望之精、灵魂之火。他是力量的解放者，摧荡陈腐的压制性结构。他用一毁灭一生成的节律，促成历史之弛与张、易运的阴与阳……酿出精神的酒浆。他创其始而毕其功……既成的“定局”，因之倾覆；无形的“命运”，因之出动。所以《周易·乾卦·九五爻辞》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在中国的智慧海里，“载有者”变形为飞腾张舞、潜易无形的天龙。“龙”就是在古代中国圣哲的宇宙之光（观照宇宙的灵性之光）中，被形象化了的“载有者”？自然秩序与文明形态的“卦主”！神秘的“龙德”──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说，就是“载有者的天赋”。

他超越生命，但他包容了生命。

一缕灵魂升起，穿越无限的沉郁……

多群的沉郁，爆出一颗宇宙的心……

他，不凝滞于物的使者。

（另起一页）

六、略论局部减熵的几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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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种各样的浑沌态。我们是从生活的浑沌追溯到宇宙的浑沌的。是由经验的浑沌跃升到哲学的浑沌的。

人的诞生与壮大是减熵的结果。智能发达与思想之光是减熵的结果。言语和写作是减熵的结果。所以，我们是从减熵（即反抗浑沌）中获得对于浑沌的认识的。即，与减熵过程越是相反的，即越接近浑沌。比如，为什么在各民族古代的神话中都有关于“前宇宙”的浑沌描写？原始人是如何获得这方面的惊人的知识的？如果排除了充满神秘色彩的猜想，应该说，是想象力得出了这种“知识”──原始人所猜想创世之前的情态与创世之后（即人们经验着的）的世界只要完全相反就行了：没有光，没有形体（无天地），没有引力（石头乱飞），没有生命、人、文化……事实上，一切神话也正是这么描写的！反抗浑沌（减熵）的各级象征，就是逐级与浑沌相区别、逐级从浑沌中跳荡出来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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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种等级的浑沌。由于社会分层（社会的反浑沌结果）、文明分化（人类行为的反浑沌结果），对人的心智的暗示作用；由于人的心智的发展层次（就像沉积岩那样）；由于人的心智老是处于不稳定的、强度不同的兴奋状态中（否则便不会有意识；连潜意识也无从谈起），浑沌必然依其原始程度而被分为若干级别。它像易卦那样由下而上地序位，第一等级的浑沌不是最高级的浑沌，而是最原始的浑沌；然后是次原始的、再次原始的……最底层的浑沌决定最表象化的（人类视觉中的“最高”）浑沌。

我们今日设想的最庞大的、最底层的浑沌，仍是有限的，否则有限度的人智，便无法对此设想。同样，我们此处所设想的最精细的和最表层的浑沌，亦然。

有各个层与面的浑沌。如文盲，也就是处于文化浑沌中的人。南蛮惠能虽不认得汉字，却有天性,可以从《金刚经》中吸取了够多的文明因子。在各种神话中，对天神创造之前宇宙形态的描绘，都可以归之为大规模的浑沌。在每个人心灵的某个角落，则弥漫着他自己的浑沌态──“意识存在的时候，只是意识活动的时候”；那么，当意识“不活动的时候”呢（这种时候总得占人生的一多半吧）？显然，它就悄悄回归到某个程度的浑沌态中去了。这是规模中等的浑沌。微观物理学所描绘的“裂变”过程，则不妨视为小规模的浑沌。

由于人在认识上不幸首先是一个动物，动物本能的“过程”是人的认识过程的源泉。人们对浑沌的理解因此首先从“过程”来着眼，绝对的浑沌，当是人眼看不见、人耳听不见、人智捕捉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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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和星系的形成过程，是现代人类知识视野所望见的最大减熵过程。就其哲学意义言，支配这一过程的核心，是凝结着高度反压制的力和抗沉沦的力的“星云中心”。现代人的集团中心意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其大规模的形式，家族主义是小规模的形式，帮会团伙至上的党性原则是中等规模的形式），对此不乏推波助澜。

生命的发展过程，是人赖以生存的生物圈中的减熵过程。这也许是宇宙意义上的微不足道，是一偶然而短暂的“变态”。但对生物圈的依赖者──如人类──而论，生物圈的发展，却与星系、天体的发展具同等价值。没有生命的宇宙，不仅是荒凉的、窒息的宇宙，还是虚无的、不可能的宇宙。

对人而言，生命过程的漂亮象征和高能结晶乃是热血的动物。它蕴涵着较之微生物、植物、冷血动物远为巨大的能量和运为灵巧的反应力。热血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与人类的亲缘关系，使人把它们叫做高级生命。因此，称某人为“冷血动物”，就意味着把他的生存价值贬低到了不齿于人的地步；称某人为“植物人”，就意味着他的生命意识业已终止；而称某人为“浮游生物”，就是说他还不如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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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有一相似，它们的重大转折，首先发生在某些个体（生物个体或社会成员）──“载有者”身上。

“易学”（《周易》之学），曾以“卦主”观念，表达过古人对此的深遂理解。投合时尚的士们曾灌注了太多的道学气味，与无谓的政治色彩于“卦主”之上。但若一经剔除其时代性偏见，就会发见“卦主”观念披露了古老的历史感。它对各种“过程”中伟大个体的命运，作了预告与暗示。如前所述，这在魏人王弼对《周易》的注释中，获得了意韵十足的表现。

现代生物学已从生命演化的事实，则进一步证明了“卦主”的真确性：

进化中的巨大变异，常常发生在突然之间。成千万的科学家们，用他们常常炫耀的方法，至今找不到物种演变的“中间环节”。也许，根本就没有所谓定型的中间环节。许多迹象显示，生命形态的历史变迁，首先要发生在那些敏感者或异常者、变态者的身上。环境中压力形态的变化，把伟大的使命降临到了这些原先不幸者的头上，他们成为新的时代、新的宇宙节律的大始祖。现代的历史心理学由此受到强烈的暗示，历史的开辟者、文化的原创者们大多是在当时社会上郁郁不得志的“异常份子”。唯其不凡（就这词的中性意义而言），他们才得以预先播下历史迁化、文化转换的种子。就此而论，“历史”是与“社会”存心作对。历史（相当于“时间”）总是要否定社会（相当于“空间”）上流行的种种习俗；社会形态的不断被否定，这才构成了“历史”。在作为各种“始祖”的“载有者”、“异常份子”身上，凝聚着令人敬畏的能量，这使得他们变得极不安定以至自相矛盾……

这些矛盾与不安，乃是发自对宇宙根本状态的感受与反应。他们身上鼓荡着巨大的反差，反差越大，动力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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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大时间历史的象征（星云与星系，生物圈，热血动物，异常份子），各各具备“卦主”的性格。他们决定了各自的表象体系、各自的“卦象”。而这些大象征──作为反压制、抗沉沦的挣脱者，充分表现他们各自的“抵抗时间的性格”。

性格的历史……就是反抗时间的进程；它注定失败，但注定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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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对原本浑浑噩噩的时间的一种细细分割。分割得越细，说明历史的力量越强。一种历史表现得越细腻，它对付时间也就越是“残忍”──千刀万剐、锱铢必较；浑沌状态因此被推得远远的。随着一年、两年，一代、两代，一千年、一万年、十万年、百万年、千万年、亿万年……的节奏，时间──历史就这样被剖析为含义各异的单元；就像神话里化身创世的大神，用尸骨造成了空间的种种奇观。历史，因此成为“反抗的记录”：

没有对抗与危险，也就无所谓历史，所以《韩非子·大体》篇指明“盛世”的特点是，“记年之牒空虚”。尽管它对“盛世”的理解是阴性的、反历史的，但可能却是接近真相的。

对人来说，减熵是有限的，增熵却相对无限。人从自己的有限、有为、有形透视并反思（逆向的推理，如原始人推断“创世”前的情态）宇宙的无限、无为、无形、时间、历史一切过程，往往会给人以生成、升华、向上、日新的感受。但哲学家通过反思即逆向的推理，却发现宇宙间那个惊人的奇妙──漫无止境的沉沦，不断地把各种存在与光景的命脉（包括人类的命运、个人的遭遇），吸人它那无底的欲壑及阴部；但同时，它又不可思议地赋予万物与人类的灵魂以某种“自由”之感。“自己愿意的，命运领着走；自己不思的，命运拖着走。”罗马的哲人就这样哼哼。“走”，是免不了的；“领着”与“拖着”，只是感觉上的差异。

《旧约·传道书》的作者，也许看破了这一宇宙性的欺骗，他因此议论说：“太阳之下，并无新事。”新的，新的，新的──也许早重复过千万遍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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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看着各种“无限美好”的减熵结晶，就像古代希腊人在看着那些摧人肠断的大悲剧。这是注定被毁灭者的大会演！沉沦和热寂（增熵的结局）是对无情的孪生姐妹，她们哼着无声之歌……漠然咏叹无穷之力。压制、沉沦、增熵过程，犹如希腊神话中蛇发盘错的复仇三姐妹，她们，以其永不衰竭的“正义感”，不断毁弃着各种出类拨萃的尖子。哪儿有能量的高度集结，哪里就有了要求铲平万物、而去伸张所谓“正义复仇”的天然借口──她们的正义就是增熵、沉沦、压制。

悲哉！生活。悲哉！宇宙。悲哉！渴望不朽的反抗者……你们是只能“得逞”而不会“成功”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奋斗是力图违背并抗拒宇宙主潮的活动。而这，正是它的价值所系？

440

完整的解放从来没有实现过，有的只是压制性力量的形式转换。四个世界的力量，盘根交错地一同纠缠人、限制人。

“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这句俗谚，以及《庄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至理，形象地说明了，人是多么深地陷入缧绁之中，陷入多么错综复杂的缧绁之中。他即便得以超越心理世界的海底万山丛，也超越不得社会世界的多层困扰。社会的困扰，能够打碎内心的宁静，在风暴之下，哪有不起涟漪的水？在地震之中，哪有毫不动摇的山岳？这是力量的对比，强的克服弱的，狂热的传染冷漠的。

441

涅槃。这是佛教的理想境界，也是叔本华哲学的至乐王国。在我们的理解中，涅槃是以自我暗示的魔术，唤起了某种文明人身上久已沉睡的本能，这种本能有助于减轻人的精神压力，使人通过减弱生存意志的活性，与外在的世界，取得力量上的平衡。

无疑的，涅槃是心理治疗的高级方法，是人取得精神净化的必要条件，是比一切身体的止痛剂都更无害的综合止痛剂，它甚至能治疗身体的疾病（如它的低级阶段：瑜伽术）。

心理上的强大，造成生理上的孱弱；精神的升华与社会的灾难往往并辔而行。这在涅槃方面，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涅槃能使人在心理世界的崎岖中，凭借最原始的植物本能建立起返朴归真的大平台；相形之下，道家的返朴归真，只不过是将人还原为非文化的本能状态而已，甚至没有达到禽兽所拥有的本能水平。但是，即便是半植物状态的涅槃人，能够超然于社会的动乱吗？涅槃的理想，也许源于社会的风暴或对大风暴的不祥预感，并发挥着健神补气（稳定精神）的积极功能；但在实践上，它却不是动乱的时代所能供养的。因此，在兵荒马乱、缺乏思想学术安全保障的年代里，只有在精神上、经济上、自治权上拥有独立地位的大寺院里，才可能出现涅槃的空间：“封建的庄园”因此成为文化的试验田。局部的失败不会带来大面积的灾难，而局部的成就，却能通过时空上的逐渐扩张被证明为有效，为新的文化模式提供选择的样品。

442

没有全然封闭的系统。相对的封闭；有限度的隔离，是一个世界得以区别于它世界的必要前提。但过度的封闭与隔离，则是死亡的前奏曲。心理的世界也是这样，它可能达到涅槃的无人圣境，但又怎能与这个可以感知的、可以向我们施加压力并反馈压力的世俗社会决绝？万万千千的悲剧，并不发生在社会世界的自系统中，而是萌发在心理世界与社会世界两个系统的接壤处。

1，唯有心理世界能体察并判断社会世界的诸多不幸；能通过心理力量去捕捉社会力量的潮汐。

2，通过心理的力量推动社会悲剧向高潮涌现；使生活具有浓郁的宿命性。因此，抽掉、减弱了心理力量的悲剧，是不存在的。即便在学理上强行假定它确实存在，那也只是一具失了生气的概念的尸骸。

反压制的能量仅仅滞留在无机层次上──这就是“物体”，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物理世界。

反压制的能量上涨到有机层次上──这就是“生命”，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生命世界。

反压制的能量一旦上升到心理的层次──就成为“灵长目”、成为“人”，成为“有智慧的动物”。

反压制的能量达到灵魂的层次就成为“文化”，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互相往还的高级媒介。

而反压制力一旦飞腾到更高的水平──就爆出了灼烁千古、震动苍穹的英雄和圣哲──超级的宇宙立法者与洞天创造者。

有朝一日。人工智能所能达到的层次，则不是我们今天所能限量的。

（另起一页）

七、“统一”的预兆

443

“上帝”，在他的灵性中包藏着“人的自由”的极端力量。上帝，是“人的反抗”的崇高形式。尽管他常被阴性的（甚至是“母性”的）、道德化的、半凝固态的人造形式包裹起来，从而流于刻板的教义与习俗。这在“育子观音等生殖女神”的崇拜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但是，“上帝”怎么可能是阴性的呢？作为“乾元”反压制力的蝉壳、心灵世界的太阳、我们希望所聚的“宇宙力”……他应该是最为雄性化的。他不是那作为“坤元”出现在宇宙与历史间的普遍压制，不是那不可名状的“浑沌太朴”，而是对浑沌态的反抗、破坏、再生。

444

他从雾（浑沌之雾）里来。人们原本看不见宇宙之雾，只是由于他的宇宙之光，人们才知道“雾”的弥漫，才看见了他破雾而来的无限奇观……他是雾之子，但不是忠实使者，而是忤逆的儿子。

但千百年来的人们没有悟解此中的曲折。人们把他叫做“上帝”、“道”、“本原”、“质”、“朴”、“物自体”、“客观规律”……人们径直冠之以“第一者”或“第一性”的圣号。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

然而，这是一个古老而顽固的错误！

真正的本原和第一者不是上帝及其他（名号），而是那由于上帝及其他（如名号）才被人们悟解了的“雾”。那无限阴霾的原始状态。那“浑沌太朴”。

445

有“两个上帝”，反抗的神与统治的神。所以，就有了两个宇宙、两套法则、两条真理、两种生活。对于习于文化的人而言，则有两种文化：压制的文化与反击压制的文化。

上述两条线索交叉，相遇于“创造”。创造原出被迫的反抗，就此说，它是被动的；创造又造成能动的压力，就此说，它是主动的。反抗的神与统治的神，汇合于创造之地。就像南海之帝与北海之帝相遇于中央，凿开了中央之帝──浑沌的七窍……这一大会聚，使得创造性事业不仅成为上帝──反压制力的象征，也成了上帝造物的契机；他并不来自虚无，而来自浑沌；来自对浑沌的沉沦力量的回应。

以“上帝”和“客观规律”（这不失为人心内应力的投射）的名义，来限制人的自由，这是反压制的力量重新沉沦为一种压制形式的显例。这并不像哲学教授们所武断的那样，是由什么客观来决定的主观。

因而，“上帝”和“客观规律”作为新式的压制，比原始的压制对人的自由有着更大的慑服力。上帝及其他，已成为攻入人类灵魂“堡垒内部的第五纵队”：主客体于此，就这样混一了。

446

“我的心中、人类的灵魂中有宇宙”──这是对浮光掠影的捕捉。他道出了“有”，却望不见“有”之深层的“无”。“无”就是“压制”。压制之“无”使宇宙成为“有”。事实上，是压制的力量（以及反击压制的力量）使我有了“心”，使人类有了“社会”；并使心和社会在无奈之中包容了宇宙之“有”──于此，“无中生有”。

以“存在”、“自我”、“主体”的名义，去独尊反击压制潮汐的泡沫，是病态的虚弱中产生的一种僭妄？──这是把派生物从原生物中剥离出来，予以极端夸张的努力，其后果，是原创性生命的浪费、脱水、及枯竭（《圣经先知书》斥之为“偶像崇拜”）。

447

现代物理学已经否定了“上帝”、“物质”、“始动者”、“第一性”等传统的本原价值。它注入了“反物质”观念，并把反物质与“物质”对等起来了。

“上帝死了”？“物质也死了”！

这是说，作为本原被供奉了千百年的“上帝”、“物质”业已消亡。科学杀死了我们的神，也铲除了它自己的基础──物质。理由仅仅是，它们不是“第一者”。可以认识的实体，也许只是不可言传的神秘？又一个二律背反。我们，只能通过它的“压制”与“沉沦”，依稀感受到它的影响，却无法把握它，更无法描述它……

因为它不露端倪，无有形迹。这是人的大悲哀吗？

使人悲哀的，不仅是对象的神秘，更是自己的“精神漏洞”。

对象，就这样从我们的精神之网里溜掉了。我们还在赞美造物主、赞美这网的编织工艺有多么高超呢！但有少数人看到了这一滑稽剧，并且哭泣──对着文明的高墙、铁丝网及其圈定的心灵荒漠！

448

物理学，与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爱情、战争……无不在冥冥中、浑沌里，寻求着自己的“一统天下”。就此论，宗教并不比科学“原始”，战争并不比爱情“野蛮”。两极的趋同，力量的中窗。物理学所面临的寻求“统一”的目标也许更艰巨，更难企及：它毕竟需要用实验室里的奇迹，证明自己的幻想。这，既是现代物理学的困难，也是它的骄傲。这双重性的后面，正在开启的是地狱之门还是天府之窗？

449

哲学上追求“统一”的热情，孵化出“物自体”、“客观世界”、“天理”、“绝对精神”、“强权意志”、“必然规律”、“存在”、“超我”、“原欲”、“本能”、“集团潜意识”以及“结构”……追求大一统，是现代世界的特强压力使然。哲学上的战争与肉体上的战争，错落交汇──除此而外，这里并无普遍的、超时代的精神规律可寻；因为防之四海而皆准的，只有骗局！

450

宗教的“统一”，这是“阿蒙”、“马尔都克”、“亚述的战神”、“安拉”、“大自在天”、“弥勒佛”、“天照大神”、“惠能的明镜”……

统一与再生。

451

艺术的“统一”，这是“美”、“性灵之真”、“悲剧的崇高”、“升腾的无我之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马行空”、“画龙点睛”……古典主义、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无情节反情节小说。

统一与生成。

452

政治的“统一”，这是法老的长袍、亚述的铁蹄与枷锁、亚历山大的宝剑、秦汉的政治屠夫、罗马帝国的武装骗子、成吉思汗的烽烟与战马嘶鸣、八旗的屠杀并混一宇内……甚至是国联的理想和联合国的论坛？是列强的炮舰政策？是全球化的经济整合。

统一与衰落。

453

战争的“统一”，这是“胜利”，或废墟。二者在许多情境中是同一的。“统一”是不再有意义的“归宿”。寻求统一，就是剔除事物的原始含义。达到统一，就是达到无差异的寂灭状态。统一意味着终结；因此，一切统一都是隐含着的悲剧程序。但更高层次的生长，却注定建立在统一所造就的一片尸骨之上。

统一与荒原。

454

爱情的“统一”，这是“梁山泊与视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阿芒和茶花女”、“牛郎和织女”……总之，是悲剧性的因而是永恒的结合。我们看见，唯独在毁灭式的回归和回归式的情死中──爱情，才达到了它的纯一、独占和净化？

统一与死亡。

455

所有这些“统一努力”，这些狂烈地寻求着归宿的“怀乡热”──这意味着什么？

正像《庄子·天下》篇总结先秦的“文化乱世”（其特点是失去操纵、控制的百家鸣，其前提是传统宇宙景观的崩解）时写道：

“天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这种绝对良好的文化自我感觉，是乱离之世的特大压力──社会的、心理的等等──促成的。“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的分裂状况，促成了柏拉图所谓“哲学家帝王”和庄子所谓“内圣外王之道”的“神明之容”的兴起。因为人，总需要与环境平衡，并据此协调自己的思想感情。

敏锐的哲学“家”（他具有“历史眼光”）终于在文化乱世中看到了统一的力量，他说：“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这是文明节律中“秋季”的来临，金秋，是收获的季节。尽管从直观上说，那也是文明衰歇的结果。

456

有一个新的预言将告诉我们说，物理学、天体论（宇宙学）等本体观念景观方面重获一统的时代，将消弭人的内心里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分裂状态。哲学的分裂、宗教的紊乱、艺术的门户、政治的壁垒、爱情的矛盾、战争的拖延、黎民的苦难，会宛如过眼烟云。使现代人感到深深苦恼的这些“战国时代的流行症”，甚至会因其消逝无痕而引起后人的深深怀恋！

在很大程度上，小赫胥黎笔下的“奇妙的新世界”，其红居民的佼佼者很可能以类似秦汉思想家看待先秦战国时代的眼光──不乏羡慕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这个充满动荡不安和残酷行为的“乱离之世”：革命与战争主导的二十世纪。他们甚至会为我们的“幸运”、为我们的“躬逢其盛”、为我们不幸驾临这个血肉横飞的时代，而投来嫉妒的一瞥……

悲剧对亲身历经者当然是痛苦的，但对远距离的观众来说，却有着丰富的神采。甚至，以其崇高的风格和刺人的美，而流芳百世。呜呼！

457

彗星──孤零零──在宇宙间飘行

彗核与彗尾──难道真是宇宙的游灵

谁能洞穿──它的秘境

谁能追觅──它的轨迹

孤零零──是在比划自己的命运

彗星──游灵

向着太阳奔驰

游灵──彗星

背着太阳远去

轨道很长很长

发出轰鸣

留下阴影

悠悠

──周期没有穷尽的时候

它一会儿膨胀

忽而趾高气扬

一会儿收缩

──但却不动情

忽而藏头露尾

──韬晦光明

它是生命还是非生命

是沙漠还是甘泉

原始的信仰

──曾在其中

寄托了恐惧和希望

机器的回声

──则断定

它是一片荒场

人间的慧眼

──透过时空之隙

在天上的彗星

──找到生命的起源

（另起一单页）

【附录】　八十年代被删除的部分手稿

（另起一单页）

一、现在的危机

458

现代世界最大的精神危机，起源于这样一种混乱：无法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公正的、富于创造性的关系。

集体主义的原则，共同利益的理想──在有些人看来是人类幸福生活的保障；在有些人看来是集权与停滞的可怕口实。

现代世界的精神冲突和价值观念的危机，还被这一事实强化了：在个人与社会的合理关系上，优秀的人物显然分立成互相敌视的两大派别。这两大派别各各囊括、掠取了不少才智之士；并把他们的生命和精力都浪掷在自己的争论厮斗中。他们之间的角逐，不但无助于世界性文化问题的解决；反使它更形复杂、更加严重了，使整个地球陷入了爆炸性的局势。多种暴力活动和恐怖活动，都是世界规模的分合之势的结果。

459

个人主义和集权主义虽然彼此对立、誓不调和（实际上，在现有的心理背景和哲学基础上也无法调和），但它们却共同信奉一项更根本的原则：权能至上。在这一点上，他们都不愧为北欧海盗在种族上或精神上的儿子。

权能崇拜的魔法必须解除。否则，世界将战乱不息。穷兵黩武，一再成为生活的首要内容。否则，就有惨遭吞并和奴役的危险。以此视之，以绝对的、短视的人本主义为其核心的现世主义，应该遭到文化上的纠正。因为它正侵蚀着人类生存的基础，正肆无忌惮地毒化着我们的环境，它激发了这样一种危险：使我们的子孙堕落成畸形的冷血动物。

460

命运之网，永远都在伸缩张驰的沸腾中。它或许在寻求一个肉眼发现不了的“宿命”；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目标和归宿。关于这一点，很难找到肯定或否定的充足根据──我们说出的，只是自己的感受和希望……

461

“自由”，这是普遍压制与永远沉沦的“即兴儿子”。它，是被决定者。“自由意志”──这是由自己做出选择的“它者的无言规定”。绝对自由的观念只是对普遍压制的极端抗议。

悲哉！这是挣扎不掉的挣脱。这是宁死而不沉沦。它象征着宇宙间最惨烈的牺牲……看不见的殉葬……

462

古来的一切崇拜和近来的一切信仰──是已经落空的盲信与盲从。它们，根本就建立在人为的、靠不住的沙碛上。这建在沙碛上的信仰──把派生之物当作原生之物去尽情崇拜。

原生物容易漠视派生物的存在；而派生物却强烈感觉到原生物的影响。父亲不认识自己的儿子；儿子却品着父亲种下的苦果。这是多么令人难堪的事！反抗因而激化了。

463

上帝（梵、造因、乾元、天照大神、道、客观规律）──当然不能决定人的命运。决定人的浮沉兴替甚至决定人的反抗形式的──是那冷漠阴沉的“浑沌太朴”。

它是以无意生成有意，以无限派生有限。

464

从自利的角度说，每扶持一个新事物──对自己不是直接的损害也是一项间接的威胁。被扶持者越有价值，越有影响──自己受到的无形贬损也就越大、越深。除非，扶持者与被扶持者不属同一领域。因此，同行是冤家，“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难怪嫉妒和防范成为中国的第二本能。

对“恩将仇报”的报怨与不满──实际上违背了宇宙生活的法则。这是没落者、行将被贬作养料者的哀鸣。“新进者”，若不脱离“提携者”──怎能宣告自己的真正诞生呢？

465

压制──反制，反制──压制；沉沦──升华，升华──沉沦……就是这个世界的无情“铁律”和圆融“宿命”。这，就是世界永恒秘密的底蕴。它生发万物，激励万物，也磨毁万物，消解万物。人，对于压制的反应奇特而难以测度。除开旷世的天才而外──预言，只是一种不甚牢靠的猜谜。

事物的“挣脱”，是对浑沌的反应。但把“挣脱”仅仅理解成运动的趋向或方式──那不过是乡曲之学的陋见。它不是实体的运动，而是实体的肇因，是支配着现象世界的“冥冥者”。比如，当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受到某种更为效率的并且更为神圣的力量的激励，从历史的余烬和文明的尘埃之窒息中超越而出，那就不仅实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运动，而且是从根本上培育了一个新的民族。这冥冥中的力量，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与“神灵”。科学则称之为“始动者”。用哲学话说，则是“乾元”，是“阳”，是“自强之力”。是普遍的反压制力。它常常化身为人，或又悄悄注入我们的生命。

466

息壤的散布，被物理学家表述为“增熵”。而绝对的审判，是与分化、生长对立的。它是用熵的性格来歼灭“减熵者”，尤其是要消除他的行为方式。要说罪恶，这才是最大的罪恶。要说堕落，这才是终极的堕落。他们的潜意识中，也许是通过让他人涤罪，来为自己赎罪？不过我很怀疑他们会自省到自己的罪恶。

这一切都注定了是“悲剧”吗？

“力挽狂澜”的意义究竟何在？

无论是宇宙的、生命的，还是历史文化的、或个人命运中的？──生活之流有意义吗？它可是命中注定被无谓地舍弃了的呀！

467

克服限制──这是激励着生命奋发向前的最大诱惑。“绝对自由”，即克服一切限制、令生命的洪水得以滔天的梦想──成了心理的主动力。成为各种生命形式自觉不自觉的用力方向。尽管绝对自由在真实的意义上是虚幻的，但却是灵魂祈求的忠实伴侣。

现代人热衷的话题──异化，这一人生的病态，却是文明的骄傲，是在机器时代巨大的求生压力下形成的癌肿。为了活命，人不得不沦为零件，定价售卖；为了生存，人不得不被编成号码、纳入程序，不得不在其它力量的驱赶下被迫活动。这一切，不正是求生的压力本身造成的？项羽在兵败垓下，退居乌江时，曾叹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然后他以极为娴熟的艺术消灭了一堆汉兵。

我想说，人的异化亦非机器之罪也，那是人去适应文明环境的结局，这是很难从根本上转折的。反压制势力（“适应”），又一次变成了内在的压制。

如果说宇宙的本性是运动（压制与反压制），那么，人的本性就是相应的“无常”，是境遇上、心理上交相错落的“不安”。要想在不安的人生之海上求得一块小小的安全之岛何其难哉！要在无边的荒漠中找到一眼潺潺不断的甘泉还是可能的；欲在茫茫人生里觅得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就比骆驼过针眼还要难。

468

怀着求安的欲望但却四处碰壁不得安生──这是加倍的苦难。求安欲的巨大失落，与深深的挫折感交加而下。流离颠沛，加上无归宿感，对于有机体，变成日渐沉重的包袱，愈益紧迫的新压力。它所引起的焦虑，常常触发潜伏已入的全面危机。对生活的无望加深了，心理的生态平衡瓦解掉了。从这里，我们受到启发：生命的助力，在特定的空中常能转成生命的阻力；在这无常的世界上，“朋友”与“敌人”之间，常有一大片难以辨认的、随时转移的模糊地带！

从较广阔的视野看，若不能有效地保持对某片空间的控制权（不论这片地盘多么狭小），就谈不上安全问题。占有空间的欲望，实际上只是追求安全的派生欲望。这样看来，现代城市中日趋严重的住房紧张，就不仅是个单纯的居住条件问题，而且具有人权缺乏的含义。就此意义言，现代工业文明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比之原始部落的生活并无根本的改善。而在一个未能初步解决住房问题的社会里，是谈不上人类的其他权利的。没有立锥之地的人们，是不属于任何社会，缺乏归属意识的精神流浪者。心理压力导致的流浪感，则会变得更危险、更难以平息或控制。同时，流浪者本身也很难获得哪怕是最宽容、最文明的法律世界的尊重。而住在仅仅两平方的“房子”里的人，他的精神世界无疑受着较之远古洞穴时代更甚的压制！

（另起一页）

二、现代市民阶层的最高理想

469

现代市民阶层的最高理想，是要求保障“人身和私人住宅的不受侵犯”。这点起码的安全感，在绝大多数自视已脱离野蛮状态的社会中，仍然遭到不同程度的漠视与蹂躏。人，离开动物界而步入自成体系的“文明”，毕竟还为时不长。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不对个人的私有财产和生存空间，做出切实的、立法意义上的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就会流于前途未卜。没有财产的人，对社会的现存秩序只会漠视、痛恨而不会真正关切的。无产者对有产者社会秩序的敌视态度，即最雄辩的例证。

文明社会的蜂窝状况，也是现代特别流行的精神病和暴力行为的压力源。拥挤的生存，以及因为摆脱不了这一困扰而产生的烦恼、沮丧，从根本上造成了对他人的厌恶与嫉视。更深地剖析一下，减少人口压力的要求，不仅有理性的规划意识在起作用；还有非理性的嗜杀性作为动力。从长远看（比如一代人以上），后者或许比前者更有力。

没有自己空间的人，是谈不上自尊的。没有自尊，则人性中的可贵成份，将被无形地抑制掉；而破坏性成份则势必急剧增长，导致社会内部的压力变得愈来愈富于爆炸性。因此，治安之策与其集中在压制的力量上，不如分散到开阔居住的空间、保障居住的权利等方向上去。

470

庙会活动是一种“由来古矣”的经济交流形式，形形色色的人们前来“赶集”，提着自己的产品，希望售得高价。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带有“赶集的庙会性质”。贵族式的小沙龙溃灭了，修士的离群索居中所特有的精妙的文化形式，更早就受到了摒弃。大众化性质的文化活动（尽管它们是由学者、教授、作家等社会名流代表着的），也像早先的大众化经济活动一样，其功能是为文化市场的大多数顾客服务。而不是像修士（隐士）那样只为自己的灵魂服务（采取了“上帝”的表象）；或像文化沙龙那样仅为小圈子的优雅之士消愁解闷而作。凡此对象的不同，不可能不影响到文化的风格与模式。因此，当我们看到，由千百人组构的文化集市上，各方文化的制造商或精神经纪人提着他们专为此文化庙会所赶制出来的“文化产品”云集而来时，我们不难事先就知道了他们工作的限度。在很大程度上，经济的压力，才是所谓“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最深原因。知识的产量，是社会文化的商品需求量的空前增大，给刺激起来的。这使它带有过多的水分。

471

看看古往今来历史的车水马龙就不难明了：个人，已经失去了多少“自由权”！而群体，也在对个性的压制、抹煞中日趋僵硬。向浑沌妥协的“传统”，已经缚住人类创造意志的“黄龙”。人那善于自我解嘲的本能──使他们找回了“安全保障”的旧礼服，作为丧失自由思想权力的心理补偿。以便更和谐地“顺应着”新的奴役状态。这一心理特性，在世界文化中由西向东,体现出层进式的增长。当早期的文明的太阳衰落之后，伴随着重心西移，东方日益沙漠化了。但我们相信，历史在形势上是会走回头路的，世界文化的精神太阳也会在大地上到处周流，它也许会给东方文明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东方人将竭诚欢迎它，而不计这力量之源位于何方。

472

有机世界对无机世界的过度依附，意味着生命的“老化”。正如艺术向科学、思想向技术的过分让步，是一种文明趋于老化的表现。难道整个宇宙也会存在“老化”？……加速地走向它的归宿？否则，人们得到过的自由与力量，为什么又会失去？人类的精华，正被吸入一道又黑又深的巨壑。人类小命运会被不可逆转的大命运引入：

（1）社会对个人、文化对心灵的不断强化的压制；构成日益严密的网络。

（2）个人的自由、心灵的自如日渐缩小。个体的灵性被迫屈从于群体凝聚的一体化要求。

（3）程式化、庸俗化、老人化，成为文明社会悲剧行程的一个个充满不祥意味的路标。而这一切的根源，也许恰恰潜伏在无机世界的深层里；浑沌，终于会把它的阴影投射到文明的废墟上。尽管，这个废墟一度辉煌，是亿万人民景仰的对象。那时，回头来看，这种对可见之物的热情仅仅是个误会？是对泡影的崇拜？

哲学上追求“统一”的热情，孵化出“物自体”、“客观世界”、“天理”、“绝对精神”、“强权意志”、“必然规律”、“存在”、“超我”、“原欲”、“本能”、“集团意识”以及“结构”……追求大一统，是现代世界规模的战国形势的特强压力使然。哲学上的战争与肉体的战争错落交汇──除此而外，这里并无普遍的、超时代的精神规律之可寻。

“体系”有什么用？无心灵的体系犹如僵尸。

我们的哲学心灵，生当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旧的综合哲学已经败落，新的综合哲学出现的历史时机则尚未成熟。但有一种伟大的喜悦在鼓舞着焦渴的心：说穿了，“综合”乃是没落之果。

474

除非现代世界的革命性骚动相对平缓下来──传统式的“新综合哲学”就注定产生不了。至多，也只能胎死腹中……今天，已经可以预言的是：一俟现代世界抽风式的“发展”相对稳静下来──凝固的综合哲学的精神太阳才会升起，照耀着废墟之间茁壮而起的新生命。他们，满怀着我们今日梦寐以求但又梦想不到的极大欣喜……在这欣喜与沉醉中──包容涵混着我们今日的多少苦涩之泪……

我们的哲学热望，是生发一种与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大圆世界”、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相匹配的新的“回归式再生”。

这是“一切从头开始”的“零点哲学”。

这是非功利的、非权能的、非目的论的“回归运动。

这是对世界不强求“端倪”、不造作“方向”的“大圆欣赏”……

我们的哲学是“星空的哲学”。

但在更高者的咄咄逼人的笑视之下──它竟然也是这般浅陋……充满如此之多的“人情味儿”……

距离，这是至关重要的“东西”。

我们的哲学也是这样：你要从远处来看它。如果把它放在世界文化大潮汐的宏观背景下──它就显得如鱼得水，虎虎而充满生气了……

所以，请原谅我们的鲁莽、粗疏──这是生命之花的苦涩之香……不要嘲笑它不合“规矩”的地方吧──这正是它的力量所在。因为，──它渴望一种静默在“无言”中的更高秩序！

475

新路也是危险的，它遍布无人问津的荆棘，新路又是有趣的，只在新路上──才有着新的天地、新的星光……新的艰辛、新的泪水……以及新颖的绝望和新颖的希望……

没有纯乎其纯的“压制哲学”，正如没有绝对的“反制哲学”。压迫，有时是一种反抗的形式；而反抗的力量本身也会意味着一种新的压迫。在社会领域如此，在哲学与文化的领域又何尝不然？互相渗透与“辩证的”，分属于两个哲学天地──它们不会走到一起，更不用说“融洽相处”了。──“正名”，这是中国精神革命的启始。

476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压制的哲学和哲学家”、“反制的哲学和哲学家”这样两组新范畴来为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呢？它，必能呈现一个全新的文化洞天于我们面前。

用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来分割并研究整个哲学史──不失为一条道路或一条线索。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线索。如果认定这是唯一的分割方式，那么，这种态度本身就接近“唯心主义”。

“唯心”（理想）主义、“唯物”（求实）主义──在哲学教师的心目中，是固定不变、泾渭分明的。但生活，包括文化精神的生命之流──却不如此。它们全都带有相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新的哲学，必须适应生活的这些特性。

“压制与反制”的范畴──终究比“唯心与唯物”的概念，更能切合二十一世纪的科学常识和心理状态。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越来越临近二十一世纪了。这正如对十九世纪的科学常识和精神状态来说，唯物与唯心的分类法曾经显得更为切合。

所谓压制的哲学，就是官方哲学，就是统治阶级藉以维护既得权益的精神武器。它压制活的东西，迫害新的思想。它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使现存秩序永远存下去。秦始皇曾用“万世一系”的口号宣布过狮王的理想，并在他那几块歌功颂德的破石头中阐述了野兽的哲学。所以这一理想却是历史发展的障碍。活的历史和死的理想是互不相容的。二者之间的妥协，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最后，死理想的被遗弃、活历史再次流向神奇的远方──一个历史性的“大圆”再次告成。

董仲舒、朱熹之辈的哲学，也是压制的哲学。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of Stagira，前384—前332年）、托马斯·阿奎那、黑格尔之流的哲学，从其文化功能上说来，也是如此。相形之下，周敦颐的哲学和奥古斯丁的哲学──还带有更多的活力。也就是说，内含着更多的反抗当时统治意识（“普遍信仰”）的精神。它们还没有上升到官方地位，它们还有着极大的包容力和极强的弹性（不确定性）；因此，还没有对人的精神发展构成压制。

未来的新天新地在它的阵阵潮涌中，浮现出岛屿和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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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的双重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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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一种在社会中存在生命现象，与生俱来背负着双重性格。他的独立意识、自在生活使他区别于蚂蚁、蜜蜂等社会生物；而他的文化与思维能力又使他区别于一般的哺乳类动物。这一动态的事实，对意欲维持静止的乌托邦主义的幻想，不啻是个强烈的打击。在这冲击波下，各个精心构筑起来的设计方案酥松了；人为的巍峨建筑终不免沦为瓦砾场。任何社会模式，运转起来都必然面对这严格的双重性：即，作为有机系统的个人（哪怕他的动物性也被文化色彩浸透了），同时又确是社会结构、文化系统中的一分子。──哪怕是一个游离中的、失却归属感的分子。这双重性等于是说，社会倘如不存在，个人也就消失于无形了。

人性奇妙难解（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箴言仍然适用于全体人类），很难彻底纳入语言分析的程序。我们知道的事实仅仅是：一元的等级制（如各种封建专制结构），同样也会消除社会的活力赖以存在的反差。这是专制政治与贵族政治的大区别──后者是多元化的。只有多元竞争，势力均衡，才有助于社会活力的激发──它维护着相对稳定的、自行生长的反差态，一种允许变化与调节、鼓励进取与个性的反差。这反差有助于社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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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界域与心灵界域的区别在于，它更多依赖物化的结构（如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取代了个人心中的矛盾力量的冲突；社会交往取代了精神活动）。因此，它的发展比心灵的升化需要更多的、更可见的痛苦。国家的出现，大规模的迫害与有组织有领导的压制，构成了文明赖以生存的家常便饭。而否认了这些“坏处”，无异于同时否定了那些使我们引以自豪的“成就”。

如果一个社会的内层、上层不严于律己，只对自己的表层、底层的腐败现象，滥施心血来潮的“防腐措施”，以推卸责任，其后果会禁锢整体的活力、搅乱社会的秩序；而由于滥用权力，会使社会的内层、上层日益丧失理智。中国每一个王朝覆灭的日子里，都无休止地上演着这类循环往复的悲喜剧。但尤为可悲的，人们的学习能力，好像被某种看不见魔圈给限定住了──人们不断重复着历史的错误，不断进行着贻害无穷的误解：在兴高采烈的撕扯中，断绝了文化的永生之路。

四、文明衰颓的强烈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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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衰颓的强烈表征之一，是个体特征的日趋模糊。原来，鲜明的个性反差及其造成的互补、斗争、均衡乃至重新组合──是社会活力的本源。可见，任何一个压制个性的社会，是在走向悄然自杀。而无视个性的文化，则肩负着自我弱化的深重轭架。明清帝国以来，打击个性发展的“政治艺术”，是对文化熔炉施行釜底抽薪的一项流行病。如果齿轮的齿，日益磨平；螺丝钉的纹路，日益浅滑；肉食动物的利齿，日渐秃落；食草动物的刍胃盲肠，不断退化……它们因此将丧尽原有的功能。如果社会被卷入了这一厄运，则社会的零件，将沦为各种游离状态中的“多余的人”。多余人本不多余──否则就没有产生他们的社会动力。只因现在社会的形态太“扭曲”了，因而迫使他们一变而沦为“多余”的。这对社会和对他们，都是痛苦而烦恼的。这恶性的循环、低沉的反馈──加快了现有社会模式解体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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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成就，是靠着吸取、集中、吞食每一个人的天生丽质而取得的。这是就社会本位的观点而言。就个人本位的角度来说，谁又能说这不意味着一种“损失”以致“牺牲”？个人，不管他最终获得了多么可观的社会性报酬──却总是失去了他天性和生命中的珍贵东西。不错，在为社会结构、文化积累做出贡献（就这词的深层原始义而言）的同时，个人的社会才能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但思想者却注意到：人的社会才能和人的天生丽质并不等同。后者是活源之水，前者仅是后者一种流向或流态而已。是社会压制迫使天生的丽质流向习俗的堤坝，使之成为社会才能。脱开了具体的社会文化背影，这种才能往往流于无用之功、屠龙之术。

从各个文化圈反复兴亡的事件，几乎可以得出一条“规律”：无视个性的社会迟早会遭到合乎其无视程度的恶报。一种文化靠着毁损自己赖以发达兴旺的根基为生──它能长此以往吗？如果效律只能建立在压制创造精神和摧残个性的基础上，这种效率的前景是不难预测的：这并不需要“未来学”的种种术语和分析、推论就能一目了然：此社会、此效率、实际上依赖过度的“预支”勉强度日，总有一天，它会无以为继的！那时，就有众多债主找上门来，其混乱情状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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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糕的社会，则既失去的效率，又还保持着压制个性的积习。效率和个性先是被对立起来，后则进一步受到同等的排斥。个性有害，效率也有害──因为它们都不利于“稳定”。但把稳定作为价值的坐标，是个违反人类创新命运的虚假理想。只有原始社会的长老，才把稳定作为偶像，强令群体予以崇拜。个性与效率都被弄得气息奄奄──其功能是迎合了文化停滞时代的惰怠习气。在这种糟糕的社会时，个性成了万恶之源，成了揪打撕咬的活靶子。而效率也被定性为不安定的因素；被视为动乱的震源，成了一个破坏者！效率与个性的活力同遭厄运。这种厄运，伴随畏惧个性、敌视效率的社会一同结束。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例如，两百年前还称雄一时的“大清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

任何类型、任何形态的社会，只要它还处于上升的、方成中的（而不是已经长成、趋于衰微的）反压制态，其制度就相应建立在尊重个性、善取个性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如果无偏见地承认这一共同利益可能存在的话）的基础之上。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制度、唐宋明清帝国的科举制度，甚到埃及马木留克时代的奴隶集团制度，都以各自的形态完成了对我们上述论点的证实。西方近代社会，更以其有序的多元化模式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文明衰落了，它才会重视祖传的制度胜过重视活生生的有探索才能的个性；它才会不惜牺牲发展中的个性，去抱住不断沉沦的习惯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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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正在上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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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上升的社会，珍惜每一分力量，它近乎本能地知道杰出个性的价值。糟糕的社会，则以悲剧中特有的矛盾态度面对这一道理，然后在绝望的病态与混乱中，最终反其道而行之。并以大声疾呼理念的纯净去反对这一浅显的道理。像一个虚脱的病人那样，只能“静养”，不能“大补”。

衰退的社会，失去活力而无法接受个性的挑战与“滋补”，恐怕脆弱的平衡因之崩溃瓦解。个性与效率终于发现，这个社会对于人类生活的健全发展，构成了毒害。社会的转机，会随着这个发现而来临。社会的反压制力会凝聚并上升，与社会的沉沦过程交错而过。

这时，理性的解决方式，已因失败而陷于瘫痪了。而暴力方式的转换，对于统治阶级，则尤为痛苦。

因此，文化的再生，有待于兼容并蓄的社会心理。而作为春秋战国文化结束者的秦和作为唐宋文化开启的隋代──在此方面堪称刻薄的典范。它的高压的结果，是触发了大规模的暴力转换，给整个社会留下几十年不愈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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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大机体（社会）的存活，就要吞噬无数个五脏俱全、感情丰富的独立机体（个人）。这一使千百年来的诗人所惧怕、武士所追求的命运，并不像我们的观念浮萍那样易于随风飘荡，而是像莲花似的扎根于淤泥之中。它不随说客的口风而忽生忽灭。

患难兄弟的对垒、亲密战友间的火并──并非历史的罕有现象。事实上，曾有多少神话、史诗、戏剧、传奇、以及市井小说，将此选作“永恒的题材”！思想的历史和精神角逐的记录──更不用说军事、政治、经济、爱情、荣誉、社会地方等方面更为实际的活动了──也无不充满了这类戏剧性的冲突……同样，生理系统和心理系统之间，发泄行为和解脱行为之间──也不断上演着这类时而激烈、时而和缓的剧目。这也许会──“直到永远，阿门”？正因为它们彼此渗透，你争我夺更显示出炽热而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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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的哲学，拘泥于现有的科学结晶，而且是业已发霉的结晶。天主教会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对哥白尼学说的敌视；普鲁士官方的黑格尔哲学对“自然规律”的滑稽探讨和可怕断言──就是“年老能哲学”的历史典型。它，像不朽的幽灵一样死死缠住活人的身心，甚至在现代人的心灵中，还有强大的统治力和威吓力，犹如无限的阴霾，扼杀人的精神自由。

只有极少极少充满热烈探索精神的灵魂，才敢于怀疑现成的“科学结晶”。它，是人类智慧的大见证，它也就是人类智慧本身。它还是翱翔于已成的科学大厦之上的新设计家的慧眼。它，是宇宙最宝贵的明镜。

只有到了此刻，文化之轮才反转过来：

新的科学发现、新的哲学思索开始起来，力欲摆脱宗教规范的束缚。这，曾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使命。关键不在科学与宗教──而是“年轻的”与“年老的”。

十九世纪的科学，已经不是二十世纪的科学了。

二十世纪，这是充满了动力的世界。形形色色的浮士德博士和浮士德战士──用各种武器,哲学、讲演、小册子、左轮手枪、大炮、飞机、原子弹、“国民教育”、“爱国主义”──武装起来：以疯狂的气概投入“帝国主义时代”（现代的“战国时代”）的深渊里……在全球性的战国时代的血海里，无数生灵的肉体和精神在拼命翻滚。实施悲壮的双重“洗礼”。

一种哲学的原理，如果真是年轻而有活力的，就应对这些喧嚣不已、辉煌灿烂的“过时宣判”实行全面的开放──以容纳新的力量、适应新的文化需要。一种诞生，就意味着一种乃至数种的死亡。“死”──这是“生”的必要条件。“怜悯”的可鄙──在于它是新生命的敌人！

一种哲学，如果仅仅待在书斋里，不肯扮演一下“文化兀鹰”（即啄食旧文化遗骸的力量）的“残酷角色”──它就只能永远待在书斋里。辽阔的世界历史不属于它！“丰盛的精神收获”聊胜于无……

十九世纪的哲学，已随着十九世纪的科学一同死去。正如十九世纪的科学，已随着十九世纪的技术一同埋葬。它已没有生机，它的唯一努力，只是“旧瓶装新酒”的努力。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创造力和独立性──雕铸我们自己的新瓶？它也许更动人。它也许更美奂绝伦。它，起码更不受传统的束缚和习俗的羁绊。它，有着更大的气度和更富于弹性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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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是人走出来的。人，并不是道路的附属品。人，不应成为定见的“方法”这奴仆。喧宾再好，岂应夺主？可惜的是，对这一点小小的道理，今天的人们知道得太少了。人，不知不觉之中做了自己工具的奴隶。做了死人话语的殉葬品──这比之古代的人殉制，还要厉害，这是精神上的殉葬。

要想使中国健康起来，必须先从精神下手。

要想使中国回复到它历史上的伟大与隆盛──必先使中国按照自己的文化性格和自己的民族精神来生活。无用的矫饰必须抛弃；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误解，以及基于误解的自卑心理，必须驱散。民族文化的自卑感，会扼制民族的内在活力。中国精神的智慧，在于小心地维持着科学、哲学、宗教、艺术这“四大文化支柱”之间的微妙平衡。而那平衡器──就是政治的道德化；或道德的政治化。用古人的术语是“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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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地说，用一条线（不论它多么漫长与繁复）──不可能穷尽一个球面。更难以穷尽一个球体。还没有一道哲学研究或历史哲学的“X光”──足以穿透那个遮蔽着二十世纪真性灵的“物质世界”……尽管伟大的希望和奇异的预感告诉我们──它快来了。

我们需要的是生命的汪洋，而非刻板的线条。我们看到的是“力量增长的标记”，而不是枯燥乏味的“概念游戏”。

为什么一种被称为“精神”的“心理意向的普及”（佛教把这叫做“佛光普照”，儒学称之为“普天同乐”）──竟会导致这种精神的衰败与没落？

啊，“精神”是“能”与“力”的升华集结；它一旦“普及”，也就趋于分散消解了。

“普及”，这是精神界的“增熵行动”。

正如物理界的无序、生物界的死亡、社会界的平等、心理界的中庸──意欲消灭一种高级文化，就请先去“普及”它！

以往的人们不解此中的奥秘。他们认定“误解”和“庸俗化”才是精神衰败的原因。所以天下嚣嚣然皆妄断在“精神普照”的过程中，应该努力求得“真解”（真理？）。这是一个可爱的错误。因为，误解与庸俗化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普照”的结果。愚公认为，排除了“可以克服”的庸俗化倾向，文明就能重振旗鼓──这真是南辕北辙！

历史告诉我们，滥竽充数才是文明衰败的忠实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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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沉默不是力量而是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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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不是力量而是怯懦。鼹鼠的无视不值得炫耀。精神上不甘于衰朽没落的人们──让我们满怀“无私的坦荡”欢迎它。即使是用烧烤和鞭笞来欢迎它！它，就是闪动着我们生命之光的奇妙新瓶。

闭目不看是不行的，驼鸟钻进沙丘──却逃避不了它在这个世界的劫运。生活是严峻的，比任何残酷的理论还要严峻。生活充满风险，比任何危言耸听的理论有着更多更尖的暗礁。

热爱生活的人们！拿出全副热情来悦纳生活中的风险！热爱哲学的人们！奉献全部虔敬来默认哲学中的力量。也许是刚健、严酷的力量。也许是使人震惧的力量。而由于拔本塞源和闭目塞聪，生命的活力伴随着哲学的活力──正有从我们身上迅速消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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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近代史上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当中国人下定决心向西方学习时，西方的文明已开始滑坡了。当中国人信奉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时，欧洲人自己反倒抛弃了这种夸大狂的倾向。对于中国文化的病，欧洲人开列的药方早就不灵验了。现代的中国人，不应再象一个忸忸怩怩的乡下姑娘，老是干一些“赶时髦”的事，而当她费尽心机、花去九牛二虎之力做完之后──这一度富于魅力的大事业，已成为过时的甚至陈腐的东西了。

中国人，要清醒地看透自己面临的危险！

西方文化并不包含先天的“先进”，是活力和创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强制性，使西方超过了东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落后”与“进步”的问题，而是一个衰微与强盛的问题，是一个有无活力的问题。其差别，是一个老年的暮气与青年的冲动之间的差别。中国人，应当拒绝用西方人的思想和眼光，来评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着手创造我们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绝以前，首先恢复自己的精神活力和创造功能──以便作为主体的人，获得社会文化层次上的回旋余地。既有力量客体文化（西方文化）的系统进行拒绝，也有力量将之恰当拿来，为我所用：不是作为准则和偶像，而是作为工具和材料！因为说到底，“我们”和“他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完全相同的文化世界里：历史文化不同，地缘政治不同，甚至经济与食谱的需求、种族气质的冲动，也各不相同──这一切预示了发展的走向亦必不同。

中国的文化，是无法从欧洲的传统文化那里获得拯救的。西方，并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个民族若不能断然自救──别人是不会来救它的。一切漂亮的世界主义言辞和口号──对一个受尽欺凌的“局外民族”──总是害多于利。它麻痹了这个民族发自本能的反抗意志，使之误信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或意识形态会保护它、拯救它。鲁迅先生早就提醒过沉迷在新旧自然交替之梦中的死魂灵们，我们若不醒悟──别人无法代我们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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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性的分化开始了。这一分化充满了激烈的搏斗与沉默的对垒。世界重又变得支离破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在许多方面深化了，在许多方面则退化了。

平衡被打破，精神界的骚动开始了。一匹亢奋的巨灵顽强地崛起……科学的功与罪──全在于此。是的，击溃旧意识形态之壁垒的，唯有新科学的利器。但科学本身却不是精神运动的归宿，所以在科学至上的实践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便涌起了新方法的热潮。但新方法也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便继之以新学科的狂热。那么，“新学科”又是什么呢？如果说，新科学（“自然科学”）还仅仅是对旧意识形态的间接瓦解的话，那新学科（“社会科学”）则进一步对旧意识形态展开了直接的攻击。但这也不是事情的结束。这一切事态层进式地指向了──新意识形态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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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来的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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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是个形容词，泛泛指代过分因而有害的心理动向，人们常用贪婪来指责那些对财物贪得无厌的、过度强烈的占有欲。在实际运用中，贪婪有两层含义：

（一）人们把可能威胁和正在威胁自己的占有愿望的人，叫做贪婪的。

（二）占有欲表现得特别强烈，以致超出常态的人，被叫做贪婪的。

在很多场合下，贪婪并不实指某种行为，而是指一种态度。例如，人们可能认为一个抢劫金库的大盗是侠义的，不贪婪的；但同时却认定某个聚敛小小财富的守财奴是贪婪的。守财奴不舍得吃喝，哪怕这会导致过早的衰亡；而权力欲极大的人则疯狂地揽权，哪怕这会造成众叛亲离──就是贪婪的显例。

贪婪是心理力量的一种滥用，它不仅会恶化人的生存处境，也破坏了占有欲那原始的积极功能。在中外各国的史书上，满载着暴戾之君横征暴敛而招致的亡国事例。“多行不义必自毙”是每个统治者都通晓的道理，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很少有人能避免滥用权威。因为贪婪的惰性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把治国的手段变成了治国的目的；把实现欲望的方法当作欲望本身，以致严重地压制了他人的基本欲望。贪婪的可怕，就在于它将招致可怕的报复。所以聪明而有活力的统治者，都严格地身体力行、实施廉洁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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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心理的动向，就其作为一种欲望而言，被形形色色、交陈错乱的生理压力驱迫着。当一个人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存要求时，无疑会激起心理上的“求索”。许多现代的社会理论都认为：人生来有满足自己基本生理需要的权利（大自然赋予的权利，任何人不得无理剥夺）。但在实际上，相当一批人却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理需要──试问，他们的心里能不感到压制吗？但“理”是很灵巧的。当有人要剥夺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时，他就可以把公民说成是“无理的”。这样，无理的剥夺，就根据否定之否定的神圣定律而堂而皇之地成为有理的剥夺了。

苏格拉底如果活在当今世界，恐怕也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吧！

风暴，已经临近。

……

如此看来，只有感到了一种压迫，人们才会发生一种爱。只有极度渴望摆脱一种压力──人们才会疯狂地进行一种爱。不论对人的爱，抑或是对事业和权力的爱，还是对上帝和理念的爱──都是如此。爱他人，爱外物，爱理想──都是从自己需要出发。如果不是从自己的直接功利需要出发，那就是从“爱好”出发，即从一种间接的、尚不确切的需要出发。这就是使理想家有可能比市侩更危险的地方：他的要求是含糊的，很可能大到无边无境、全世界都无法满足的程度。

492

文化与道德的工具性质，早已贯穿在整个人类生活的画卷中。只要愿意平心静气地观察──就能发现这个公开的奥秘。它之所以还算一个秘密──仅仅是因为那些“美学家”不敢承认它。他们的工作与薪金，都系于“美化人生”上，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最愿意干的事，就是把人升格为神。

如果一位大征服者不能满怀爱意，允许比他本人更崇高、更持久的建筑物存在的话，试想在他的国度里，除了虚墟和浩劫还能有什么呢？把某人当作唯一偶像去崇拜的地方，只会剩下一片残垣碎瓦──在夕阳中静静懒卧。 “恨”所招致的荼毒，常使文明遭受周期性的毁灭。当力量的转换使失败者戴上胜利的桂冠之后，类似的复仇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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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文化潮流，正开始从另一极摆动──从一元走向新的多元。这种走向，是与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列国中的一个国家（而不再是个自我封闭的“天下”）这一大形势密切相关的。先秦多元文化合并到秦汉大一统的模式中，曾引起普遍的痉挛和精神的萎缩。现在，是进行一次历史反过程的时候了。只有在新的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一元文化，才可能恢复活力，使中国文化从根部摆脱积弱不振。

已经到了去全力促成文化精神的根本转捩的时刻了，新的太阳已经开始萌动──它是没有根子的，它是脱离了有形束缚的；它只按照自己的命运行事──就像自然界的太阳那样悬在空中、周流九天、普照万有，超渡各式各样的灵魂，掠去文化明镜上的灰尘。

494

是到了剥掉各种圣人强加给文化心灵的压制的时候了。对我们而言，“圣人”不是处在的，而是内在的。“圣人”，不是一具遗体或他的遗教，而是活跃在我们每一个人血液中的力量。“圣人”是无形迹的，但又无所不在。他与我们共生。天生“圣人”，是为了超渡人类，而不是让活人殉葬“圣人”的遗体与遗道。

就此而言，基督教的“圣灵”观念比儒道两家关于“圣人”的观念更优越：

（一）它反对具象的崇拜；

（二）抽象的“灵”比实体的“人”更少错误；

（三）“灵”能激起更广泛的心理共鸣力。

495

“王”由“天命”而显现。用现代观念说，则是群体欲力的复杂呈现。是各种力量均衡而后的映象。其复杂的程度，已经到了非由特选的个体而不能呈现的地步。因此，普遍的“天命”的微妙之处，恰恰在于它的特选的个体性。然后再从自然的个体性中，抽象出人为的“普遍性质”。

人类感应中的天命，从此扮演着普遍而又不可违拗的角色。这构成了群体的一项固定信仰。心理的特点之一就是除非相信某项心念是？真的？，否则，便不愿接受他的指导。于是弊端继之而来？既然行使过拯救使命的“真的”是真的──他怎会又突然成为该被舍弃的“假的”呢？于是种种思辨缘此而生。重重阻力缘此而设。如果拓开群体心理的局促，而纵观事实的世界，就会看到另一种景观──有用的，因而迅速普及了的天命，原先是属于某些特异个体的。没有这些个体曾经巧遇的具体波折甚至“意外事件”──天命则只能悬空而不能落实。天命具象化──永远在要仰仗着“偶然中的偶然”：天才。大自然的天恩，文化史的机会，是通过个体对群体的影响（然后才是群体对个体的选择），展示出来。

496

一个文化世界所仰观的天命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取决于这些个体的特质以及与其他特质之间的交流。天命并不是闭锁在古代瓶中的一匹恶魔，而是潜移默化、生动灵巧地在每一个文化心灵的田野上，悄然流过的一朵多棱的晶体！要想一次性地捕捉它、表述它、弘扬它，是不可能的。否则，天命就是可以限量的瞬息之物了。

只有天才竭尽其明敏的眼光，才能在瞬间抓住天命：抓住瞬间的天命表象，而不是永恒的天命本体──并把它的片断，断断续续地传递给群体。在传递过程中，走样、变态是连续发生着的……离开震源越是遥远，震波也就越是微弱。但震动毕竟带来了世界的变化。到于震动的本身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却是无从把握的。

如此看来，“意外事件”对大人格的形成，以及通过“形成人格”而施诸心灵历史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刻──这既是常人难以揣度，也使预言家们的预言一再落空而受到事实的无情嘲笑！面对这一困境，经学家们争辩说：“偶然性体现必然性（宿命），必然性呈现为偶然性……”；然而，此间的模糊之处使该论断成为虚无。必然与偶然，二者的“界限”应该划在哪里？没有界限的定义，是浑沌与虚无的伴生物。面对找不出端绪的精神之结──聪明的人“存而不论”；谨慎的人“敬而远之”；但急于行动的人却强作解人。他并不真解。但为要他人建立起对他的信仰，信他在解，信他能解，他却强作解人。但解开精神症结的智性行为本身，从来也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的。其实际功能，无一例外地是促成了一种意志的活动，一种仅仅是缓解了群体精神悬念的活动。

497

如果“必然性”与“听由天命”同质，那就是有害的。因为这世界不是属于主体的世界，只是主体所观照的世界：真的“必然”即便有，也是超越于人的必然，人怎么能知道呢。

必然性、完整性、固定性、真确性──与天命无缘。因为它们借用了科学，但又不是科学所能证明的；它们像是蝙蝠，既要参加鸟类的聚会，又要贪食走兽的乳汁。

叔本华式（也就是佛教式）的意志绝对主义，也像一切绝对主义那样贫弱。因为他忽略了，意志和迄今为止被各种哲学家奉为“第一性”的各色本原（如“颜色是视象的本原”之唯物主义论调，或“颜色是感觉的复合”之经验论调）一样，都只是派生之物，而非自在之体。意志的根是什么？本能的根又是什么？这位和尚般的哲学家没有解答。

498

人的问题，也许最终还是要到宇宙论中去寻找答案，这一答案早在古代的星相学那里就被揭示了出来。叔本华的智慧吸纳了佛陀之旨，却未看到满天星云，陋哉！

如此看来，“净土”的观念，实在起源于一个奇特的错误，并囿于理智至上的偏执。全方位地看，净土观念是意欲摆脱生活苦难的超验性宣言。但有时，它竟达到了戕害生命的可怕程度。试想，若是苍茫大地干干净净，无际天穹澄彻空灵──它们还能产生生命吗！它们还能抚育生命吗！若是生命玲珑剔透，一尘不染──他还能抵御宇宙间的尘暴与压力吗！他能有效地忍饥耐寒吗！随机地活动、绵长地繁衍──也将不再属于他！

（另起一页）

八、反对“文化的宿命论”

499

已成的、定形定性的东西产生沉沦力。萌芽状态的、未形未然的东西，产生反沉沦力。反力比正力更富于生气。这里有“轮回”，也有此起彼伏。

已成的产生沉沦力，萌芽的产生反沉沦力；“正确”、“错识”、“正义”、“罪恶”之类的范畴，并不在它的界域之中。

500

社会等级间的反差，互相造成的压制力，从各层面、各渠道激起有生气的反压制力。可悲的是，大多数文明社会在创造反差、协调反差方面，不是做得不够，就是干得太过分了。或压制了民气，或触发了动乱，使整个民族面临左右摇摆的深渊。走钢丝的艺术，成为一项危险的艺术。

社会的压制，有助于维系作为结构的社会存在，并保护文化的土壤不致流失，并通过剥夺个体的自由而实现文化的使命。区别仅仅系于，置身于这一宿命中的每个个体得到的世俗性报偿及其感受却各不相似。有的人因所获报偿而踌躇满志，有的人则会愤愤不平，更多的人则以忧喜参半的情绪变幻去看待自己的生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层在实际上都无自由可言。尽管细说起来，前者牺牲了自由却换得了特权与富贵；后者牺牲自由的结果却是遭到了奴役并陷入了贫贱。但从压制与反制的视界出发去观察他们的生活，则无不同样受制于一种超乎人类一时一地意志之上的力量，同为社会压制中的被压迫者。──尽管在被压制的领域内，统治阶层直接压制被统治者，而被统治者则以不满、防御、反抗而间接压制了统治阶层。

501

压制不是一个存在，而体现为一切存在：是存在的源泉与归宿。

现代社团网络，作为封建家族阶梯的代兴者──免不了遭到后者的阴影笼罩。根据以往的经验（如罗马共和国的经历那样），在很大程度上，这甚至是在为新的转换（向新型式的家族政治）做准备。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随着当今战国时代隆隆炮声的终归沉寂，和新的统一世界（“世界和平”）的来临，多元竞争再度让渡给一元秩序，于是，新的金字塔的轮廓，又逐渐清晰起来，压在大大放慢了发展步伐的世界身上。这正如激流之下，水色诚然混浊；但静止之水却酝酿着严重的腐坏。这是反对浊流者事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

502

有限的社会择优制，是古代中国唐以后的科举制（可以追溯到汉代的“举孝廉”）。所谓有限，即指它仅限于选择官吏，并不选择其他社会阶层的优异者，更不选择统治者本身。所以，中国近两千年（若从汉代举孝廉的活动算起）的文化择优制所造成的社会变化，还不及西方社会近二百年来的社会择优制那么大。西方的彻底性在于，在宪法保障之下，甚至连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难以逃避择优程序的检验。而在传统中国的智慧中，择优原则只适于官吏的培养上。即便是地方的割据势力、大小规模的秘密结社与帮会组织，在首领继承上还是排斥而坚持以世袭为主。

法国启蒙运动者和德国十八世纪的政治学家，曾赞扬中国官僚政治所采用过的这类有限竞争的原则，并对科举制度给予高度评价。但我们不必为此兴高采烈──欧洲人赞扬中国人，只是为了改善他们自己，以便获得更大的力量用来征服“东方”。而自我满足与陶醉，却一再堵塞了中国的进步之路。更何况，欧洲人并未止于中国官僚制的“至善至美”，他们继续前进，以分封的封建制一举进入了民主宪政，以而越过了封建大一统的泥淖。在反对国王专制的斗争中，他们把一度赞赏的官僚制，也甩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503

统治的形式、名称可以大大改观，但统治的性质与功能却永世长存。权力存在的样态变幻无常，但追求权力的意志依然如故。

人的承受力，是随着压力的变化而不断增减的。没有人会对即使很少很少的压力也毫无反应。也没有人能在压力消失很久以后依然保持着反压制力。对于历史潮汐中浮沉不已的人类承受力，只有“新兴的而富于魅力的权力”和“没落而招人厌弃的权力”之分；而没有“这个权力”和“那个权力”之分。没落到同等程度的权力，也就变得同等可憎──不论它的支柱、口号曾经多么动人。奴隶主的、封建主的、剥削者的、压榨者的节节统治就是这样节节衰败下去的。压力增大到同等程度的权力，就变得同等地可怖──不论它先前的自我意识曾经多么良好、仁慈。故封闭的、一元的（即封建的）仁政，到最后无一不是退化成目空一切的暴政。“苛政猛于虎”的解释之一是：残暴的老虎还是可以避开的，但封闭且一元的苛政却垄断一切生民的命脉，任意鱼肉那些丧失了自治力的庶民。

504

没落中的权力，常常招致更多的憎恶，尽管由于衰弱，它显得慈悲与宽大。但到了末日邻近的时候，慈悲宽大反被目为软弱无能的同义语──例如拿破仑就是这样评价法王路易十六没有用大炮镇压人民起义。人心的奇特之处在于，他热爱力量、趋向力量。这意味着人们宁愿在一个新兴而有效率的权力之下吃苦受难，也不愿屈居在没落权力的夕照中享受清平。所以，社会形式的转换与代谢一旦开始，往往难以半途中止。重新学会了好动本能的人们，被一种难以言说的希望鼓动了起来。长期受到催眠的热情突然苏醒，找到一个合理化的突破口。就此，他投身于那个──因未知而变得格外神秘、因富于震荡感而格外令人兴奋的──社会运动中。

社会的压制，本来只是无意识的规范，当它被明确无误地意识到，就化为心理的压制。它比通常的心灵压制更深。人可以通过想象去解脱心灵的压制，但无法依赖想象去搬走生活中的铜墙铁壁，甚至仅仅是残垣碎瓦。意识到压制的时候，也就是社会的规范性力量已丧失其原有的积极功能的时候：人们开始要求抛弃它。

506

对存在的认识，是透过对其投射出来的反压制力的判断而实现的。没有判断便没有认识。一种存在不断走向自我实现的历史，就是由反制的“无形”演化为有形的压制形式的漫漫飞光。强盛的反制，是不拘于形迹的，不为人所察觉的。这时，它是“无”。当“无生有”之后，人们才逐渐看见并承认了业已分化了的有形。形式的结构呈现出来──反压制力就更多体现为压制，“阳息而阴盛”。我们不妨借用黑格尔的陈腐套语反其意而说之：“凡是已然存在的，都是走向腐朽的，因而才会显现其存在。”固定的存在透过各种线路压迫新生的无形力量。而无形之力，终究会打破这些已被奉为天经地义的僵硬形式。它们过去也曾生气勃勃，现在则沦为新生活的障碍。

507

各种社会存在，对性喜自由、具有独立倾向的个体，就成为压力的来源。它以崇高的名义要求献身。群体，成为剥夺生命的原始自由、侵袭个体独立的同义语。“人是比一般动物更为高明的社会动物”这样一句充满自信的自我估价，在社会意义上等于是在说：个体的人失去了较个体的动物更多的独立性。社会性被认为高于个体性。

集体的力量，造成了既玄虚又实际的压力气氛，它无形无体，却无所不在社会界域中，无孔不入地渗入各个隐蔽的、不被意识的死角。哪怕是“内心的秘密”，也逃不过它的眼睛与手掌。集体的力量是难以言说的，但你一定凭着自身的感受，千百次地体验过它的能量发放了。

508

国家源于抵抗外来势力及其社会内侵的持续需要。国家的第一要务原是保护内部居民免受外来的征服、役使、控制、主宰。它是一个种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共同利益上的反压制的“力凝结”。

历史一再证实，国家（也正如各种人类发明出来的有机组织一样）一旦产生出来，就有了自身的本位要求和独立意志，它要求从原先的从属状态里挣脱出来，以便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一意志并不等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

历史还表明，国家的超人格意志倾向，有时甚至迫使统治者个人做出违背其个人意志或家族利益的事。甚至会做出背离整个群体利益的反常举措。此种似乎悖于常理的情形使人陷入了反思，宇宙的宿命，也毫无例外地把阴影投在国家之上。反制的功能，迅速转换为压制之源。

（另起一页）

九、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

509

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就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国魂与意志。一个国家若是屈从于别国的文化，则无异变成了精神上的亡国奴。国家的形式犹存，国家的灵魂业已失落。没有灵魂的身体岂能长存？岂能逃辟了速朽的厄运？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犹如行尸走肉。当一个国家把自己赖以奠基的文化从目的贬为工具，并把自己由工具升格为目的（这是最大规模的主仆易位）时，它就会为了物质的利润而抛弃了精神的准则，这个国家正在沉沦。它将从生命的台榭上跌落下来！

510

判断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进而预卜它的发展前景──请从它的文化形态入手。预测者可以从这个国家对各种文化（包括自己的文化与他人的文化两大范畴）的态度及由此形成的具体关系上，着眼体察：

（一）是否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是否准备为保卫这一生命所系的文化而战斗、乃至牺牲？

（二）是真的愿为其文化的理想献身，还是仅仅利用文化的说辞口号去促进统治阶级的特权利益或满足于一般群众的物质奢求？

（三）它所扳依的文化，是否具有无愧于其他文化的内质及效率？是否切合本民族的生存需要？它对该文化的信任是否足以胜任历史的暗礁丛对它的严峻考验？

（四）它所反对的异己文化，是否真的不合所需？进一步，又在哪些地方有损于本民族生命力？对此，这个民族是否已经达成足够的体验与认识？

这些体察的答案──决定并预示了这个国家的浮沉之运。肯定性的答案，表明这个实体还在上升；否定性的答案，则预示着正在沉沦的“巴比伦命运”正降临在它不幸的头上。、或许通过大批“仁人志士”的力挽狂澜，还能扭转天机？但真的沉沦，是伴随志者的毁灭一同来到的。“力挽狂澜”的难以成功，其症结亦在于此。故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获得了永恒性的价值。它于此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悲剧美学的原则”，以其貌似平淡的范式，吐露了生命含蕴的极浓烈的主体力量。但面对真正的“不可为”，又岂能为？

511

在唐代，文化的多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藩镇势力的存在。这我们只要读一读韩愈写的《送董邵南序》就很清楚了：藩镇成了文化的庇护所。藩镇势力过于强大和活跃，诚然会引起“安史之乱”那样的社会动荡与大规模战争；但过度的中央集权，又岂能逃避明代那样黑暗的太监政治、清代那样腐朽的八旗制度？一元专制，很容易招来类似宋的退让分裂之苦，以及蒙古与后金的异族统治那样的社会倒退。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只有适中的、稳定的地方势力的存在，方能为官僚机构无力吸收文化力量提供一些稍为宽阔的生存空间，得以施展文化之渊。《周易·乾卦》所谓“或跃在渊，无咎，”就其文化史的启示言，正可谓指此缝隙。而堵塞渊池缝隙，禁止鱼跃，后患之大，难以言说。

文化的政治，对比非文化的政治、反文化的政治，是一大进步，而文化政治又是社会民主最坚实的基础之一。无文化，则无民主。无对立，则无生机。没有多头的社会组织，民族的活力从哪里来？

“文化的政治”、“文化的国家”──是新世纪即将破晓的标志。但是这绝不等于说新世纪将受到文化宿命论的统治。文化的宿命论，视文化为“人的宗主”，从而把人生推上了文化的祭坛。这是任何有活力的心所不能忍受的。

512

从历史上看，各社会集团之间，若能保持一种有活力的、互竞的平衡，国家就兴盛。平衡一旦破坏，国家结构就趋于瓦解。处于两极中间状态的，是某个社会集团在国家生活中占有绝对权力的支配地位──国家生活就趋于单调与沉寂；国家的命运就衰微了。

社会集团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压力集团”，这是就它对外的关系而言。英国人最了解这一点。为了反对希特勒的崛起，他们推举了一向不受欢迎的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年）做了首相，并在反纳粹的战争中授予他极大的权力。但战争一结束，这位战争英雄就在大选中被赶下了台──以防这位胜利者和“大救星”乘机用集团利益代替国家利益。由于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从而杜绝了某个领袖以自己的个人意志强加给全社会的危险。这一危险，通常还以“替天行道”以为宣传。社会的平衡发展之路，因而得以维持住了。

513

社会民主，决不是一纸空文所能规定的。更不是一纸法律条文所能保障的。必须有强大的自治势力为其后盾，方能信其然。如英格兰《大宪章》在十四世纪时的诞生，就是表达了中小贵族的自治意识，和要求限制王权过度扩张、防止其转为专制的危险。《大宪章》之所以能构成英国代议政体的开端，决不是因为它曾经被写下，而是因为不断有坚决要求自治的力量起而用生命保卫它。并以鲜血发展了它。

514

文化宿命论时时刻刻占据着程式化的头脑。它以当时而无视历史，以多曲而否定通衢，以人造之物（如经济生产力）去论断人性与人格。文化宿命论，还认定文化受着人所能认识并把握的必然性力量（除了在神话的语言中，这个命题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二律背反）的指使，这样或那样，不这样或不那样地……只能按照单线条地发展着。文化宿命论还以特定的独断的断言：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与特定的人格、个性，根本无缘。它荒谬地断言，人格、个性虽是文化的创造者，却是冷酷的经济力量手中的傀儡。这种非人的异化力量据说有着无限的审能，它能随意地泡制个性、造作文化奇迹、生产“精神产品”──就像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成批成量地生产货物一样。文化宿命论还出奇地假定：如果某个文化天才、精神巨人不幸夭折；那么定会另有一个类似的天才、巨人横空出世，填补他所遗留的文化真空、精神空白，创造出与夭折者可能创造的极为相似的文化业迹──因为，那决定一切文化特征、精神风格的经济力量，要求这样！

文化宿命论是机器时代的人类卑琐心理的一种分泌物。人在机器的压力下，感到了自己的卑微。所以，他便像原始人崇拜控制着自己命脉的恶魔（拜物教）那样，崇拜起机器和机器的力量来。在哲学上，他学会了把对神能的依附心理，转移到了对机器能力（生产力）的依附上。进而把人的精神活力贬低到了机器能力的附庸位置。研究机器之力的科学，取代了研究恶魔之力的神学。现代人和原始人在这一点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共同意见：忘了恶魔之力与机器之力仅是人的智慧之力的派生物。贬低了智慧之力的机器文明，等于堵塞了自己的活泉，从此走上了僵化与衰竭的自戕之途。

文化宿命论，是文化的桎梏。它为文化的动态发展预先划定了一条条“不可逾越”的静态鸿沟。敢于逾越这些钦定界限的探险者，会因此获罪，被打成大逆不道的文化歹徒。因为这些“犯罪分子”的精神跋涉，都是“未经批准”的！──哥伦布的远航美洲之所以合法，是因为事先得到了西班牙与卡斯提尔国王“经济力量”的赞助和批准！但这并不等于那个“经济力量”后来会因此而轻轻放过他。没有哥伦布其人，也会有同一个人在同一天（至少是同一个时期）去美洲探险！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力量这样要求。──文化宿命论者们几乎这样宣说。他们这样说了，真正有活力的文化也就完结了。这一完结，说明了人格对历史的巨大作用力。

并不需要很高的智能，就能察觉这类理论的虚幻性。因为它把人的历史幻化成一条条由机器的科学、传送带的逻辑、电脑的语言等系列的锁链的组构成的规律了。一切都是被安排好了的──不过唱主角的变了，由上帝变成了“生产”。由于经济力量成了压制文化最方便的藉口，因此，经济力量便需要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以便从根本上遏止文化创造可能造成的社会变革。──这种观念本身才是需要加以变革的！

这种狭隘、瘦削、以致到了刻板干瘪程度的假定，使因果律在无形中被倒置了过来：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势必出现的文化天才与精神巨匠，已从实际上的创造者，变成了假想中的“谋杀者”。既然天才与巨人的出现成了经济力量的被动结果，因此，创造源不再是新颖的人格、奇特的个性；而是那个没有人格、抹煞个性的非人力量。这样一来，一些天才、巨人的出现，反倒在理论上阻遏了另一些天才、巨人的崭露头角。甚至从根本上堵死了这些潜在的创造源的出现。因为一定度数的经济力量只能允许一定数额的创造者出现。所以，这些创造者就夺走了那些创造者的机遇和地盘。以致从根本上“谋杀”了后者。

515

中国文化不甘岑寂的声音，迫切要求从文化宿命论的阴影下，有效地解放中国民族的创造精灵。为此历史的转折，必须真正肯定突变现象所揭示的个体化原则。至于伟大的人格和新颖的个性如何催化出新社会、新历史、新文化的具体机制──我们今日又何须断言？也许后学之士有兴趣皓首穷经于这类断言的种种证明，但对正孕育着重大活动（因其受压而急于寻找出道口）的当代，不去断言，较之武断地断言──更近乎真实。不急于断言效果，是对创造精神的宽容。

对中国文化再度崛起抱有信心的人们，是采取充满青春气息的宽容态度的时候了！正如现代的活人不再像原始社会的祖先那样去充当死人的殉葬品；不预定畛域、禁忌的创造精神，也不应再去充当文化宿命论的殉葬品了。

（另起一页）

十、突变在生命史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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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在生命历史上频频扮演的角色，以难以驳斥的强度告诉了迷惘中的现代人类──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一旦趋于衰颓，就很难再逢“中兴之运”；很难通过其“结构内”的修补与调整，使之重获生命之力。它最多只能暂缓时日地步入死灭之域。但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民族实体，却能几经盛衰，飘浮在历史的洋面上。依靠它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意志。超渡了一个民族实体于危机之渊者，并非它所固守的传统；并非这一传统的牢固程度和固守它的意志强度。而是它在危机状况里发生的精神与社会突变，是这突变的有效性及其力量的强度！

突变的潜力，比传统的坚韧更重要。所以，提供了突变样式的人格与个性，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可以判断，一个生物群落、一个民族生存潜能的强与弱，恰恰取决于它所储存的品格与个性的丰富程度（相对于个体内基因储存的丰富程度）。

517

一个生物群落，一个民族对自己拥有的品格与个性越能兼容并蓄，那么，它在自身面临危机时可供选择的应变潜力就越大，应变方案也就越多，突变成功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人格与个性类型的贫乏，既是一个生物群落也是一个民族的致命弱点。这是一个群体几经奋斗不能摆脱积弱不振状态的深层原因。例如，由于秦以后两千年间交替出现的战乱与高压、混杂与凝固──中国居民的人格与个性类型被无情地减少了。居民结构的刻板化、单一化，使民族在面临历史大抉择时，只能做出比较单一而刻板的反应。“一窝蜂”，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特点之一。独立思考的匮乏，使大规模的社会文化运动也在“乌合之众”与受到严格操纵的帮会之间左右摇摆。因为，适于各种气候条件的不同人格、个性，尚未再生。从此分析入手，应该说，弱化一个民族的最好办法，就是使其成员趋于单一化。取消不适于一时之需的人格、个性的生存，无异于杀掉这个民族的长久命脉。而虐待这些人格、个性，无异于杜绝了这个民族通向未来的突变之路。

中国人，已经剪掉了自己传统文化的辫子，抛弃了自己精神上的裹脚布……中国人，马上就会与那些西方舶来的精神货物，作一番认真的清理、历史的结算──以便更清醒、更本位地看待世界、看待自己。不这样，中国就无法运用自己的精神天足──健步走入自己苍茫无际的精神天地！

中国，已经有了一种作为历史文献的《十翼》──那是相传中的孔子对《易经》做出的解释……一种富于文化哲学气质的世界观。中国，还有一种不着笔墨，含诸胸臆的“十翼”……它，几经盛衰浮沉，但又终于苏醒──正极力鼓荡着中国自强不息的意志！这是民族主义的意志而非世界主义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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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有识之士（如渊博的预言家阿诺尔德·汤因比在其晚期思想中）曾盛赞，中国人传统中的“世界主义意识”是一项宝贵的财富，这项财富注定要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西方人的真知灼见与我们的恰恰相反，因为，西方人与我们的需要恰恰相反。

使中国在近代蒙受巨大损害的，恰恰是这种世界主义的文化传统。民族意识的消解，造成了国民性的疲软；类别意识的模糊，使生存者和奋斗者们失去了民族的方向感。这一绵延不息的混乱，正是当前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们必须正视的一大历史遗产。中国人，只有首先走出冷漠了的世界主义，然后方能踏上民族复兴之路；只有以强大的民族意识作为中介，一种有活力的、真能左右历史的世界主义意识方能诞生。

这个“三部曲”（走出古老的世界主义──走入复兴的民族主义──面对新的世界主义），曾在一切伟大民族的历史中回响。

519

生活像一只果子，有人吃着它的这一部分，有人吃着它的那一部分。有吃果皮的人，也就有啃果核的人，也就产生了汲取汁液和贪图果肉的人。所有的这些人，也许是永不相通的。“分享生活”，就意味着你只能得到生活的一角。

人们何妨借用印度人的种姓区分以表示生活者之间的差异：吃果皮的是首陀罗，啃果核的是刹帝利，吸取汁液的是婆罗门，而贪图果肉的则为吠舍。等级外的贱民即无权者，只能看果子或冥想果子，只能咀嚼其枯茎或吞咽其腐败。一切高僧，也是如此。──这作为高级文化的前提，就构成了思想者的命运。

如此比喻不同文化阶层的差异也许是有趣的：婆罗门阶级吸取文化精髓，刹帝利战士攻克堡垒、掳获丰厚的战利品，吠舍商人占有生活的利润，首陀罗们则收得残汤剩菜。高僧和贱民，是被社会抛弃的人；尤其前者，甚至自身在此界也无从构成一个小社会。然而，人数最少的部分却创造了份量最大的文化。──这，就是生活之果的面面观。

520

如果说，身体的脉息是来自心脏；那么显而易见，文化的脉息则来自人的头脑──来自一种古老的生命对迅速变化的文化环境的反应。因而，思想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脉息，哲学则成为对文化脉息的集中表达。通过展示一种文化脉息的发生、生展过程，可以最有效地呈现思想微妙之处，从而证明这个时代的精神即它的思潮大幅度地跌宕变化。

对文化脉息的把握，又必须根据在者的时代与思者的体验来获求一个基本支点。而这两者，是须要到本文以外去寻求的，这是没有办法的。

文明社会（尤其是正在上升过程中的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社会合作取代了内耗与“窝里反”而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形式。我想告诉一切善意的人们，一切对中国的命运持乐观态度的人们：我们民族并不是命中注定甩不掉自己身上的历史劣根性的。总有一天，中国人能放弃两千年来的大一统格局所养成的浑沌意识与利己主义，重振民族的意识以发扬合作的精神；让那些企图通过国难和社会分裂而攫取权益的人，醒悟到自己的罪恶。

（另起一单页）

版权页

书名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Sweet Spring on Desert——A Dissertation on Cultural Proprioception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Red to the South· A Book of Summer）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2016年6月第三版

June 2016 Thied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二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