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解体（全集第47卷）

 西方文明的解体

（以下用斜体） Disintegr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以上用斜体)  

2004年在线版

2006年排印版

2015年电子版

2016年印刷版

谢选骏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之二

Part Two of  Theory of  Global Government --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by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VII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

《西方文明的解体》是《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第二部分。内容包括1、精神的坠落，2、戏剧性转折，3、审问浮士德，4、质疑人本主义，5、超人的破相，6、个人主义，7、社会主义，8、战国的沉思，9、欧洲殖民体系的终结，10、宗教的声音，11、宗教的战略。

Synopsis 

（以下用斜体） Disintegr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以上用斜体)  is part two of  （以下用斜体)   Theory of  Global Government --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by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以上用斜体）;  Its contents are: 1)  Moral Degeneration ; 2) Dramatic Turns of Events; 3) Trial of Faust; 4) Questioning Humanism; 5) Disfiguration of the Superman; 6) Individualism; 7) Socialism; 8) Warring States in Deep Thoughts; 9) The End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10) Religious Voices; 11)  Religious Strategy .

（另起一单页）

西方文明，已经从一百年前的“衰落”，走到了现今的“解体”。西方文明的解体，是从宗教的解体开始的；要重建文明，必先重建宗教。

（另起一单页）

前言

Forewords

第一章 精神的坠落 

Chapter One Fall of the Spirit

一，法与痞 

1. Law and Vulgarity

二，“战国时代”的语境

2. The Discourse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三，有各种真理便无真理

3. A Multitude of Truths Equals No Truth

四，一个老派美国人的回顾与展望

4.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an American Old Guard 

五，自由的悲喜剧和英雄主义

5. Heroism and the Drama of Freedom  

第二章  戏剧性转折 

Chapter Two The Dramatic Turn

一，对话

 1. Dialogue

二，当代世界急需“精神全球化”

2. The Urgent Need for “Spiritual Globalization” in Today World 

三，反恐战争的主导，美国还是联合国？

3. Who is the Leader of War against Terrorism:The US or the UN？

四，美国战略和反恐战争所显示的全球秩序

4. The World Order in Light of American Strategy and

War on Terror

五，美国再次面对独立运动

5. The U.S. is Agaist Independent Movement again

第三章 审问浮士德

Chapter Three Trial of Faust

一，浮士德的来历

1. Background of Faust

二，浮士德的分化

2. Bifurcation of Faust

三，浮士德入侵中国

3. Faust Invasion of China

四，透视浮士德十四条

4. Interpretation of Faust’s 14 Points

第四章  质疑人本主义

Chapter Four Questioning Humanism

一，人本主义五百年

1. Five Hundred Years of Humanism

二，人本主义是文明的季节

2.Humanism is a season of Civilization

三，人类中心思想

3. Human Centered Ideology

四，人性的第三次堕落

4. Third Fall of Human Nature

四，神话的还原十六条

4. Sixteen Points to Reconstruct Mythology 

五，二十一世纪的寓言

5. A Parable of the 21st Century

第五章 超人的破相 

Chapter Five Bankruptcy of the Superman

一，双重道德的历史性曙光

1. Historical Dawn of Dualistic Morality

二，疯狂的天才不能指导人类的命运

2. Inability of Crazy Genius in Guiding Human Fate

三，病人的精神分析

3. Psycho-analysis of a Patient

四，对极端人本主义学说的反诘

4. Rebuttal of Ultra-humanism

五，超人的生死

5. Life and Death of the Superman

六，《查拉图斯特拉》的摘录与评论

6. Excerpts and Commentary of Zarathustra

七，超人的没落与轮回思想

7. The Fading Away of the Superman and the Thought of Reincarnation

八，全球意识的发展线索

8.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Global Consciousness

第六章 个人主义

Chapter Six Individualism

一，个人权利观念的兴起

1. Rise of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Rights

二，权利观念的危机

2. Crisis of the Concept of Rights

三，权利观念的变化

3. Changes to the Concept of Rights

四，极端的个人主义

4. Ultra─Individualism

五，走向全球化的权利和权力

5. Rights and Power in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第七章 社会主义

Chapter Seven  Socialism

一，蓦然回首的时刻

1. Time for a Retrospective View

二，马克思主义之废物利用

2. Recycling of Marxism

三，使天降到地的社会主义

3. Socialism that Brings Heaven down to Earth

四，从社会主义的迷误中回转

4. Turning around from the Dead End of Socialism

五，几种可能的民主制度

5 A Few Alternative Democratic Systems

六，启蒙运动导致恐怖主义

6. Enlightenment as the Origin of Terrorism 

七，社会主义与天下意识

7. Socialism and the Universal Consciousness

第八章 战国的沉思  

Chapter Eight Warring States Contemplation

一，以中国战国与日本战国为例 

1. Cases of warring states in China and Japan 

二，嗜血成性的战国时代合乎“社会发展阶段”这一咒语 

2. The Mantra:Bloody Warring States are Conducive to "Social Development"

三，全球战国局势面临史无前例的危险 

3. The unprecedented danger of global warring states

四，主权国家之间国际条约的脆弱性 

4. The fragil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mong sovereign states

五，欧洲为何不能建设全球秩序 

5. Why is Europe not able to establish a world order

六，历史有方向但过程充满偶然 

6. History may be moving in certain direction,but its course is full of surprises 

第九章 欧洲殖民体系的终结 

Chapter Nine End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一，苏联解体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崩溃 

1. The Soviet dissolution was the collapse of the eastern front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二，东方阵营的瓦解并非西方阵营的收获 

2. The disarray of the East was not necessarily a gain for the West

三，残存的东方阵营如何看待这一变局？ 

3. How does the surviving eastern block perceive this historical change

四，唯一的地球不能再忍受破坏性的分割

4. Planet earth can no longer endure destructive divisions

五，全球化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中枢与地方的关系  

5. The key for globalization is how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

六，各种政治制度对全球政府的资源价值

6. The Resource value of various political systems to global government

第十章 宗教的声音 

Chapter Ten The Voice of Religion

一，从康德看宗教的必要性 

1. Necessity of Religion from a Kantian perspective

二，宗教的精神 

2. The spirit of religion

三，宗教的事业 

3. The cause of religion

四，宗教是伟大的哀哭 

4. Religion is a great lament of man

五，虚无主义与宗教 

5. Nihilism and religion

六，神秘朦胧的光辉 

6. An emerging esoteric light 

七，宗教与战略的关系 

7.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strategy

第十一章 宗教的战略 

Chapter Eleven The Religious Strategy 

一，历史上的各类宗教之作为战略 

1. Strategy of various religions in human history

二，巴比伦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2. Religious strategy of Babylon 

三，埃及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3. Religious strategy of Ancient Egypt

四，印度东方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4. Religious strategy of Eastern India

五，欧洲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5. Religious strategy of Europe

六，回教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6. Religious strategy of Islam

七，战略是“生命的适应能力”

7. Strategy is "adaptability of life"

八，战略的原则

8. Strategic principles 

（另起一单页）

前言

Forewords

文明犹如一个有机体，每个文明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

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则是文明解体的特征。本来，文明的解体排在文明的衰落之后，是统一帝国晚期的特征，而西方文明目前还没有进入统一帝国时期，因此只有停止之虞，没有解体之忧；但是，汤因比又把“文明解体的型式”分为古希腊－罗马式、古中国式和犹太式。

与经济一体化相比，欧洲政治一体化严重滞后。究其原因，根本上在于缺乏公众的支持。

为什么会这样呢？

正如谢选骏《欧洲统一的精神障碍》所问所答的：“欧洲小国林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地理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

谢选骏在2004年出版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一书中写道：

事实上，自从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欧洲一直存在一种再度统一的努力。“欧洲统一”的理想到其实践的过程，从思想家向政治家延伸，形成了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现实。早在中世纪，普世精神的基督教不仅使欧洲在精神上空前统一起来，还以遍及欧洲各地的教会组织使欧洲具有一个统一结构的网络。欧洲边界向东扩大的趋势，在十五世纪西欧人制作的地图上已经表现出来，十七世纪的欧洲地图则明确包括了俄国版图。

如前所述，在古代中国，“天下”是人们寻求的统一范围。“天下”即“海中地”，其边界是“四海”，四海之内相当于现代人所说的“世界”。古代中国第一次完成这样规模的世界统一的是秦汉时代，此后的中国，实现统一和天下分裂，交替进行。统一和分裂的时间按照不同的算法，有长有短。

罗马帝国的征服在地理上不同于中国，因为它是建立在“地中海”而不是“海中地”之上的。同样，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也远远比中国零碎，被地中海、黑海、里海所分割。在整个欧亚大陆，能够和中国匹敌的地理规模只有寒冷的俄罗斯与炎热的印度。秦两汉帝国能击败和逐走匈奴人，罗马帝国则无力战胜东方的波斯人和北方的日耳曼人；元明清帝国可以兼并游牧与农耕、构造二元社会，欧洲却迟迟无法建立持久和平。这不是因为罗马人、西方人不够强大，而是因为他们的“世界”太琐碎了，无法形成地理中心。结果不仅欧洲的而且西亚的君王已不能像中国的“天子”那样把“一统天下”当作最高目标。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谋求称霸一方的帝国，帝国观念就是一种次等的统一观念。

但尽管如此，“统一的观念”也并未因帝国的衰亡和蛮族的入侵而在欧洲湮灭掉，相反欧洲人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仍然进行了一系列恢复统一帝国的努力。六世纪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把“全部政策都指向建立皇帝的绝对权威和复兴一个统一的基督教罗马帝国。”他说：“我们将重建过去的一切……我们要重视罗马人的名誉、确保过去的一切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他的征服活动也曾把大部分地中海恢复为“罗马湖”。但他死后才三年，征服地就开始逐渐丧失，因为靠希腊半岛统治意大利半岛，就像靠意大利半岛统治希腊半岛一样艰难。

七至八世纪，崛起西亚的阿拉伯人猛攻拜占廷帝国，得地甚广，但君士坦丁堡却久攻不下。他们只能绕过地中海，从北非迂回欧洲，夺取了西班牙后还是在高卢南部被法兰克人击退。回教势力也不能征服欧洲、统一西方。八世纪下半叶，新兴的法兰克加罗林帝国重温查士丁尼的帝国梦，查理大帝可说完成了“把法兰克统治扩大到包括所有日耳曼人在内的这一事业”，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岛除外。他在800年被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西罗马帝国借日耳曼人还魂，表面复兴。实际西罗马故地在此并未统一。重建罗马帝国的统一理想，在西方一再失败，实在有其地理因素。后继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九、十世纪，维金人、萨拉森人和马札儿人不断围攻法兰克帝国，罗马教庭和神圣罗马帝国也为了同一个统一目标而火并，结果却是两败俱伤。因为罗马帝国那样的高度集中，在欧洲的地理条件下，只能“随缘”，不能“强求”。

欧洲迟迟无法统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地理层面的。还有精神层面的。奥古斯丁在其双城记也就是《上帝之城》一书的第四卷15章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好人希望扩大自己的统治地盘是否合适”？他指出：

那么请他们考虑，好人乐意扩张帝国可能是不适宜的。因为，帝国得以扩张的战争是邪恶的。如果能够对邻国保持和平与公正，那就绝对不会在任何挑唆下对邻国开战。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国家都保持着较小的规模，人类会比较幸福。这个世界会有许许多多的！各个民族的国家，就好像城市里有许许多多公民的房子。因此，战争和征服能使不受约束的恶人感到快乐，而在受到约束的好人看来，则必然是一种可悲。然而，恶人统治义人是一种更大的不幸，所以这种必然性也可以被义人恰当地视为幸运。无疑，与好邻居和平共处比用战争手段征服恶邻更幸福。

如果你希望能够征服你仇恨或害怕的人，那么你的愿望是恶的。如果罗马人能够建立这个庞大的帝国，不是靠罪恶的战争，而是靠公义的战争，那么他们一定不会把外族的不义之神当作女神来崇拜。因为我们看到，这种事与帝国的扩展有很大关联，因为这些神灵把外族人变得如此不义，使得对他们进行正义之战成为必需，从而使帝国得以扩张。如果恐惧(Fear) 、害怕(Dread) 、症疾(Ague) 也可以作为罗马的神灵，那么不义，至少外国民族的不义，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位女神呢？因此，靠着这两位神，亦即外国的不义和胜利女神( Victoria) ，尽管朱庇特什么事也不做，罗马帝国也能得到扩张，不义女神使战争有了理由，而胜利女神使这些战争有了一个幸福的终结。当这些事情都被当作朱庇特的恩赐，而又由那些神灵来完成的时候，朱庇特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呢？这些神灵本身也是神，或者被称作神，被当作神来崇拜。如果朱庇特本身被称作帝国，就像帝国被称作“胜利”一样，那么朱庇特在这里也许还有些用处。或者说，如果帝国是朱庇特的恩赐，为什么不把"胜利"也当作他的恩赐呢？如果朱庇特不是一块在卡皮托利山上受人崇拜的石头，而是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确实应该如此。

……

奥古斯丁所言，可能才是欧洲统一的精神障碍。与经济一体化相比，欧洲政治一体化严重滞后。究其原因，根本上在于缺乏公众的支持。

比较一下，处在罗马世界与中国世界之间的两河世界，或许会有更多的启发性。

阿卡德帝国的第三代国王纳兰辛〔约前2254—前2218年〕以世界之王自居，其胜利碑文〔Victory stele of Naram-Sin〕写着：“纳兰辛，强者，天下四方之王，一年间九次战役的胜利者……”。这座红砂石质地的石板浮雕，高约二米，制造于约公元前2300—2200年之间，刻绘着纳兰辛国王率军翻山越岭同敌人战斗的场面：纳兰辛王占据着上层空间，体型最大，身下的士兵列队沿着山坡向上行进；敌族士兵局促于石碑的边缘，构图具有统一性。现收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纳兰辛的自大以其实力为基础，其统治期间阿卡德帝国的势力达到巅峰，政治稳定，王权统一。中央集权的结果，即是对君主纳拉姆辛的神化。

回顾一下奥古斯丁两千五百年的纳兰辛，就够狂妄的：

以往的国王们，在神面前都谦卑地自比为恭顺的“仆人”，纳兰辛却认为自己像神一样伟大，所以，他在上述纪念碑中，就踩着敌人和军队，高高站立在胜利碑的顶端，头上戴着多层锥形角冠──这种多层锥形角冠，在两河世界原本只是神的专属。另有一件刻有纳兰辛国王之名的瓶子，就用阿卡德语刻着“纳兰辛，四极〔世界〕之王”的铭文。在其他铭文中他的名字后面通常都是代表神的星状楔形文字符号，他经常夸耀自己是“神纳拉姆辛，伟大的人，阿卡德之神，四极的君主。”从此以后两河国王常常自视为神。纳兰辛所开创的这股“个人崇拜的神化作风”，后来乌尔第三王朝君王也多沿用，甚至连某些小国也流行此风。而王权的统一还导致度量衡、泥板形制与书写等诸项行政管理的改革，并对玉石雕刻技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为什么两河流域也像中国一样具有领袖神化的特征？除了人种方面的原因，我想最大的相似来自地理环境：两河流域是一个小规模的“中国”，在两河之间拥有一块相对完整的中原地带，具有一个明显的地理轴心，可以带动周边的历史进程。但是后来，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文明兼并的时代，两河流域的封闭性终于被打破，像现代中国一样遭到边缘化。

参照以往的历史再看今日的世界，自然不难理解，在文明普及化所造成的统一趋势下，分庭抗礼的帝国其实是不堪一击的。

在帝国时代的阴影下，小国还会弥留，但也仅仅是一种弥留了！同样，在全球时代伸其触须于宇宙探险的步履中，帝国还会弥留，但也仅仅是一种弥留了！天下国家已经为时不远，它的来临仅仅有待于一场“新文化战”的胜利。

什么是“新文化战”？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文化”：我们是在中国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的。“文”在古代的原始意义指玉的纹理，引伸为“人文”是人的纹理，“天文”是天的纹理。《易传·贲卦》彖辞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中的“人文─化成”模式，即是“文化”的原始意义。除了“人文之化”，文化还包涵天文之化。西汉经学家刘向〔约前77─前6年〕的历史寓言集《说苑》的第十五卷《指武》里面，也有“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的说法。其中的“文化”就是与“武力”对称而言，故“文化”亦涵有文明教化之义。

我们为什么提出“文化战”的概念？正如《说苑·指武》在上文的“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之后，紧接发挥所说的那样：“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昔尧诛四凶以惩恶，周公杀管蔡以弭乱，子产杀邓析以威侈，孔子斩少正卯以变众，佞贼之人而不诛，乱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谢选骏注：流传至今的《周易》经传均不见此引文〕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也，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者，何也？昔明王有绂冕以尊贤，有斧钺以诛恶，故其赏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变。孔子贤颜渊，无以赏之，贱孺悲，无以罚之；故天下不从。是故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没有“斧钺以诛恶”，就无法“赏至重、刑至深”，就无从实行“天下变”的壮举。

天下国家迟早将打破现存的人种界限，导致一个新的“世界种族”的兴起，这也许通过生物工程来实现，也许仅仅需要传统的即“婚配”的方式来实现。新的世界种族也许沿着印度的种姓制度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也许沿着中国的礼教制度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但我们希望它沿着更为文明的、更为注重文化特征的“中国方向”发展，而不要采取更为野蛮的、注重生物特征的印度方向。这样，社会不再受到隔离与分裂，而仅仅是在秩序中，使得所有种族的成员都将有机会在艺术、科学、政治、宗教上，一同参与，经过中和的世界将提供更大的潜力，在礼制的护育下生长起来。这新的全球种族将集合各种族之长而一统之，使得“地球文明”成为现实。精密的控制论不再有用武之地，正如《韩非子·大体》篇所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因为“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的整合之局，已经开辟。

在全球性的整合面前，国家意识就像地方主义一样，作为旧时代的残渣余孽将被铲除，因为它的基础已经垮台，主权国家既然不复存在，它的意识形态之消亡，亦非人力可以挽回。这是命运。命运的宣告者，尽可能用和平方式完成这些，因为这一空前变局下隐藏着空前和平与长安。人的惰性会阻止革命性的变化，然而富于武德〔“止戈”〕的整合全球者，切记行事中庸的原则：即使鼓吹“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也决不采用有损于最终目的之过激行动。“中庸之道”作为“生命的原理”，不是作为取胜的策略来使用的；仰仗暴力的秩序不能持久，暴力的作用在于“止戈”即平定敌对的暴力，仅此而已。对待和平的敌人不可使用暴力，天命所归者能战胜任何一个敌人。摧毁敌对的暴力亦不可无情，“矫枉过正”只是屠夫的借口，不分青红皂白地行使暴力，并倡导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快捷方法，必将破坏新的文明。

全球文明不以“国”为限制，因此“爱国”反倒成为全球文明的分裂因素。合一的而不再分裂的文明展开，把人类携至一个新境，后人将以全球政府的出现为“人类文明史”的开始，不是“民族史”，不是“国家史”，不是“文化圈历史”，而是人类史。

文化战可以同化全球居民、造就世界公民，不再受到民族、文化、国家、种族的分裂，共同形成世界精华。唯物主义不再主宰生活的原则，支配人类精神的将是世界的创造。〔关于文化战的内容，请参见本书第二十八章《新文化战》〕战国时代的商业主义毒雾不再困扰冰清玉洁的山峰，眺望与沉思变得可能，易化的洪流退去了虚无主义的帷幕。

也许只有到了那时，欧洲的统一才会完成。在此之前，无论“欧盟”多么努力于其“一体化”进程，也是无法完全统合欧洲的。

附录

欧盟制宪远未达到“欧洲合众国”

今年6月，欧盟15国和明年将加入欧盟的10个“准成员国”首脑在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举行的峰会上，审议了欧盟历史上首部宪法草案，并决定10月召开由各国首脑和部长组成的“政府间会议”

对宪法进行最终审定。欧盟制宪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欧盟”一体化遇到挑战欧盟制定宪法的决定是2001年12月在比利时莱肯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做出的。在会上，根据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建议，决定任命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担任主席，成立一个由各国政府和议会、欧洲议会以及欧盟委员会代表105人组成的“欧盟制宪委员会”为欧盟起草一部宪法草案。2002年2月，制宪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欧盟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组织，上个世纪90年代完成了统一大市场的建立，1999年统一货币欧元问世。但作为一个地区组织，欧盟的联合和一体化是靠成员国之间签署诸如《罗马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等条约来实现的。欧盟并没有宪法。莱肯会议决定制宪，实在是欧盟形势发展所迫。

首先，欧盟的运行机制遇到了自上个世纪50年代成立以来最大的挑战。欧共体（欧盟前身）最初成立时只有6个成员国，为了制定、实施和监督成员国共同做出的有关联合的决定，欧共体在布鲁塞尔等地成立了如欧共体委员会（执行机构）、欧洲议会、部长理事会等一系列的机构。但欧共体自从成立以来，成员国一直在不断增加。至今已实现了4次扩大，而成员国目前已达到15个。然而，欧盟的机构及其各种制度却仍沿用当时6个成员国时确立的那些。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欧盟出于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决定吸收这些国家加入欧盟。但东扩既使欧盟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也对其提出了空前严重的挑战。如果欧盟继续保留现有的机构设置和决策制度，其效率将大打折扣，甚至面临瘫痪的危险。比如，欧盟委员会人数将随着成员国的增多而膨胀，再比如，在一些政策领域里仍实行的成员国“一致通过”的决策制度，若不改革，显然会对欧盟的效率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在此之前，欧盟曾召开过数次政府间会议，并签署了《阿姆斯特丹条约》（1997年）和《尼斯条约》（2000年），旨在对欧盟机制进行修改，但由于阻力太大均未能达到目的。随着明年5月1日东扩日期的临近，改革的迫切性日益突出。毫无疑问，改革欧盟机构是各国领导人支持制宪的首要考虑。所以，可以说欧盟制宪首先是为“效率”而战。

欧盟制宪还是为“民主”而战。欧盟成员国都是以民主立国，但欧盟的机构却一直由于缺乏民主遭到各方质疑和批评。最突出的问题有两点：一是欧洲议会的权力。欧洲议会名不符实。尽管从1979开始实行了直接选举，但欧洲

议会并不具有欧盟各个成员国议会所具有的立法权力，也无真正的监督欧盟行政机构的权力。尽管欧洲议会的权力在不断增加，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欧盟机构存在的“民主赤字”问题。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在实行多数表决制的政策领域，各国拥有的票数不能够反映该国的人口。比如，根据《尼斯条约》规定，西班牙在欧盟决策中拥有27票，只比德国少两票，而德国的人口是西班牙的两倍还多。

为了缩短欧盟与各成员国百姓距离，争取公众对一体化更大的支持，是欧盟决定制定一部简单明了的宪法，取代以往签署的各式各样条约的另一个重要考虑。此外，欧盟机构举世无双，既与一般国家的设置不同，也与其他地区或国际性组织有异。其运行体制异常复杂，很不利于人们的了解。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周刊6月14日刊载一篇文章指出，许多欧洲人对欧盟知道甚少。它举例说，“2001年受英国外交部的委托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1/4的英国人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实际上是欧盟的成员国，与此同时，7％的人以为美国是欧盟成员国。”这篇文章接着说，“在欧盟创始国德国，最近举行的另一项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31％的公众从未听说过欧盟最重要的机构欧盟委员会。”欧洲一体化，从根本上来说是欧洲人民的一体化。没有公众的支持，欧盟一体化很难取得新的进展。

制宪草案对原规定的重大修改

欧盟宪法草案包括四部分即“欧盟机构的设置与权限”、“基本权利宪章”、“政策与功能”和“有关欧盟条约的规定”。草案对欧盟现有机构、体制及其政策进行了以下几项重大修改：

一、设立欧盟总统职位。任期为2年半，并可连任一届，取消现行成员国半年轮流担任欧盟主席的制度。二、精简欧盟委员会。每个成员国将派一名委员参加欧盟委员会，但从2009年起只有15名委员有投票权。这15个国家将由各国轮流担任。三、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一方面，欧盟外长和欧盟委员会成员的任命必须得到欧洲议会的批准，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必须得到欧洲议会多数票通过。此外，欧洲议会对欧盟财政预算享有最终决定权。另一方面，欧洲议会在决策中的权力得到增大。在所有实现多数表决制的领域，欧洲议会和欧洲部长理事会享有同等重要的决策权。部长理事会的决策过程将公开化，允许公众和记者旁听。四、扩大多数表决制范围。在司法、执法、移民、避难、能源和欧盟年度预算等领域首次引进有效多数表决制，并从2009年起，一项决定的通过既需得到多数国家的同意，这些国家人口总数加起来也需占欧盟总人口的多数。但在外交、税收政策两大领域，仍保留成员国的否决权。五、合并目前由索拉纳担任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由彭定康担任的欧盟委员会外交委员两个职位，设立欧盟外交部长一职，统一负责欧盟对外关系。六、在防务政策方面，成员国可自愿签署“互助”条款，即当一个成员国受到外部攻击时，别国提供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援助。同时，允许在欧盟内就军事合作形成紧密的核心小组。

此外，欧盟宪法草案还建议通过一致同意的原则，设立一名欧洲检察官，负责打击恐怖主义欺诈及贩卖人口等严重跨境犯罪活动。

宪法草案还赋予欧盟签署国际条约的“法人资格”。另外，草案中包括了如何退出联盟的条款。如果哪个成员国愿意，它可以正式退出欧盟。过去的所有欧盟条约都从未有过退出规定。

欧盟，仍是主权国家的联盟

尽管宪法草案还要等到今年10月开始召开的欧盟政府间会议来进一步讨论和谈判，而且从英国、西班牙、波兰等国政府的表态来看，草案还一定会进行修订，某些方面可能还会大动，但有两点理由人们应该对这一草案的命运总体上持乐观态度。其一，制宪委员会的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在16个月漫长的起草过程中也尽可能采纳了各方的意见。各国政府代表均是部长级，基本上代表了各自政府的立场。以对一体化发展持较大怀疑立场的英国为例，在宪法草案起草中，布莱尔首相专门与制宪委员会主席德斯坦举行了会谈，并说服后者取消了草案中原先提出的将欧盟改名为“联合欧洲”或“欧洲合众国”的建议。德斯坦在峰会上一再向各国领导人强调，本草案是各方利益“精致妥协”的产物，希望不要在政府间会议上做大的改动。其二，在6月希腊峰会上，欧盟各成员国首脑一致对制宪委员会工作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欧盟轮值主席国希腊首相西米蒂斯称赞宪法草案的顺利完成具有“历史性意义”。峰会发表的《主席结论》指出，草案为欧盟宪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它的通过“标志着为进一步实行欧洲一体化的目标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现在有人猜测，欧盟领导人将在今年12月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峰会上见到宪法定稿，这样就可以将宪法定名为罗马宪法，以与1957年制定的欧共体第一个条约——《罗马条约》相提并论。但欧盟的时间表只是规定政府间会议最好在明年5月前结束，这样可以在5月1日10个新国家加入后提交各成员国议会批准。一些国家可能还会举行全民公决。一般认为，这一过程如果顺利将需要2—3年。这样，欧盟宪法正式生效时间将是2006年或2007年。

欧盟制宪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有利于扩大后欧盟的有效运作。继明年以中东欧国家为主的10个国家加入欧盟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前南地区国家的入盟问题也将被提上议事日程。在6月峰会的最后一天，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首脑举行了会议，并首次明确承诺接受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等国入盟。其次，有利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与经济一体化相比，欧洲政治一体化严重滞后。究其原因，根本上在于缺乏公众的支持。英国今年推迟就加入欧元区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主要是担心得不到法定多数的支持。公众对欧洲一体化的冷淡态度同样引起了其他欧盟成员国政府的担心。宪法草案中提出各项机制改革，有利于拉近欧盟与公众距离。第三，有利于加强欧盟在国际上的地位。设立欧盟常设总统、将负责对外事务的机构合并等改革设想，将有利于欧洲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欧盟外交资源的有效利用。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制宪是欧盟继统一货币后在一体化道路上迈出的又一大步，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欧盟的性质。作为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欧盟仍是主权国家的联盟。当然，由于欧盟成员国自愿让渡包括货币在内的部分主权，欧盟已非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组织，而带有明显的“超国家”成分即联邦成分。欧盟制宪取代以往条约，主要目的在于化繁为简、增强大众的理解力，可谓“新瓶装旧酒”。欧盟宪法与所有主权国的宪法有质的区别，其实质仍是条约。正因为如此，欧洲媒体和评论家一致将欧盟宪法称之为“宪法条约”。美国《纽约时报》在评论欧盟宪法草案时说，虽然不能将宪法草案仅仅看作是将欧盟50年来的各项条约汇总成一份文件，但它也“远未达到欧洲合众国的地步”。此外，在外交、防务两大引人注目的领域，尽管添设了“外长”（欧洲舆论普遍认为德国外长菲舍尔最有可能成为首位欧盟外长）、“总统”这样一些主权国家才会有的职位，但由于每个成员国仍拥有一票否决权，这意味着欧盟的外交和防务大权继续掌握在成员国政府手中。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思想库——欧洲政策中心认为，由于在外交政策领域仍实行全体通过的原则，“新设立的欧盟外长职位将证明是一具空壳”。该中心同时指出，欧洲政治一体化道路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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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精神的坠落 

Chapter One Fall of the Spirit

在一个充满冲突与变革的时代〔比如二十世纪的世界〕，语言的混淆杂乱和社会的动荡改组双管齐下，搅扰人的神经。心的颤栗成了一种通病和“时代精神”。在这时代中生发的许多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是在颤栗精神的宰制下完成的。它们生于“战国时代的语境”中，反过来又加固了这一语境。尼采百年之前曾预言“未来的两百年将是虚无主义的时代”，而现在尼采的“二百年”恰好过去了一半，还有一百年的虚无主义将要腐蚀一切。

一，法与痞

1. Law and Vulgarity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社会学者和法律学者们围绕着大陆生活里“权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权”的问题，聚讼不休、观点纷陈。争议当是好事，但有意无意之间，似把“法”与“权”对立了起来。其实在现代法学观念中，这一对立，本不存在。具体说，任何一种权，事实上都只能从属于法。尽管“法”本身又有西方的“约法”与中国的“王法”之分。 

“权”在中文法律概念中则兼指两个概念：

1、权力；

2、权利。 

先看权力，“首先，指为某种行为的法律权力。从这一意义讲，尤指某一当事人及其代理通过明示的、默示的和名义授权而享有的一种权利。”〔戴维·沃克［David M. Walker，1944－］《牛津法律大辞典》［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再看权利，“它表示通过法律规则授予某人以好处或收益。在古希腊哲学和罗马法中，权利似乎与正确和正义一致。后来，有时从自由意志的基本论据中推导出权利，有时认为，权利实质上是根据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由法律决定并通过法律认可和保护，有时被看作是受法律公正地承认和保护的某种利益。”〔774页〕不论如何界说，权利都有法律依据。 

上述两个概念显示，“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与“法”紧密相连并从属于法。既然如此，“权大于法”，在逻辑上在事实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也许有人会争辩说，这些都是就法权而言，法权之外还有特权──而“特权”是“不受他人法律约束的法律概念”。此言极是。但是，特权虽不受平等的法律约束，但特权本身依然还是一个法律概念：“特权被法律承认”，无论是绝对特权还是限制性特权，都是被法律明文承认并保护的。〔参见720页〕

在法治国家，不可能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即名实不符的“特权”。

那么又如何解释中国大陆现实社会生活中确确实实存在的“权大于法”的现象呢？我以为，生活中超越于法律之上的“权”，既不是权力、权利，也不是上述的法权意义的特权，实际上还有两个层次之分。

第一层次带有“习惯法”的性质：“当一些习惯、惯例和通行的做法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已经确立，被人们公认并被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像建立在成文的立法规则之上一样。”〔236页〕──这种不成文的习惯法，曾经支配过欧洲中世纪的生活，也理所当然地统治着不发达的原始部落。因此，当习惯法在一个地方适用时，成文法和判例法就成为次要的了。和成文的罗马法相比，这些习惯法规的汇集被称作“蛮族法律”。事实上，习惯法仍在世界上广泛活存。如现代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是服从习惯法的，尽管有些地方也有西方式的法律做装饰。而在印度尼西亚，习惯法一直是穆斯林法律和荷兰殖民者引入的民法观念得以产生影响的基础。“在中国，习惯法可能仍是有效的重要法律。”当然，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曾经比盛行原始文化的习惯法社会要高明，结果形成了“礼”的系统；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礼”解释为习惯法。只是到了现代中国，西方的入侵摧毁了中国的上层建筑，习惯法才更多地带有个人专断的性质：儿皇帝、土皇帝，比家天下的原版皇帝等而酷之。

第二个层次，是在习惯法许可范围之外的，例如以个人势力去侵犯公权，包括侵犯权力、权利、特权等， 它具有各种档次的、形式多变的、盘根错节的表现形式。对这第二层次的“权大于法”，在学理上实在难以名之，姑且一言以蔽之曰，“痞”。

痞之为字也，原意指一种疾病。《玉篇·疒部》云：“痞，腹内结病。”现代中医学释痞为“阻塞”，如“心下痞”、“腔腹痞闷”等等。而如前述，与法对立的状态很难指之为“权”，而称之为“痞”则恰莫当焉：《尔雅·释诂》释法为“常”，而痞，则是反常。法是普遍的、规范性的道路，而痞则是局促的、破坏规范的壅塞。痞阻塞了法系统的顺畅运转，且积聚了多种社会恶势力。社会上的痞相似于生理上的痞──作为“衰变的产物”，痞积所造成的痞块，在生理上阻碍了新陈代谢，在社会上破坏了行为系统。黑社会是一种痞，小帮派是一种痞，关系网是一种痞，官官相护也是一种痞。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法不治众”。意思是说非法行为的普及，将使非法和合法的界限泯灭，且使非法的成为合理的即“现实的”。但是，非法本是一种“非常”，是个别的、零散的。如果非法现象已经蔓延为社会常态，那么就意味着社会的痞症已成。这时，与普遍的“法的状态”相对立的已不是局部的“非法状态”，而是全盘的“痞的状态”。 

个别的非法现象不难以法的力量去各个击破、消除；但普遍的痞的顽症压抑了法的伸张，最后，壅毙了法的力量本身。这种例子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 

法与非法是法律结构内的问题；而法与痞的较量，则显然已跳出了法律事务的圈外──这里已无章可循，这里已陷入了失重状态；这较量本身已成为丧失规则、没有裁判的盲目碰撞。面对着痞症的纵横恣肆，现成的法律词典、法律汇编、法律程序都无能为力了！甚至连这部《牛津法律大辞典》，也未收入“痞症”一条，以解释有法不依的尴尬场景。也许全世界都有“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通病：这不由得又使我想起了一句古老箴言，“凡是人造的东西，也就带上了人类的缺陷。”说到底，法，又何尝不是人本身存在的状态的一个回应呢！

这种“痞子”特权，简单说就是一种集体犯罪行为，其根源是一种权力的共犯结构。 

二，“战国时代”的语境

2. The Discourse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在一个充满冲突与变革的时代〔比如二十世纪的世界〕，语言的混淆杂乱和社会的动荡改组双管齐下， 搅扰人的神经。心的颤栗成了一种通病和“时代精神”。在这时代中生发的许多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是在颤栗精神的宰制下完成的。它们生于“战国时代的语境”中，反过来又加固了这一语境。 

霍埃〔David Couzens Hoy〕也许已意识到了这个时代病。他在《批评的循环》〔The Critical Circle:Literature,History,and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1978年〕英文版前言中指出，“批评”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危机。而现象学传统的，尤其是海德格尔和爱德蒙·胡塞尔的一个论题就是坚持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都面临着危机。这些危机要求在这些科学的根基之上来一个哲学的反省。 

总体上的人文学科和作为个别现象的文学，现在究意是否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当然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新时尚表明，当前的解释方式增多了，这就为危机确乎存在的情况提供了证据。这种状况推动了人们的一种愿望：大家都想把释义弄得“客观”些、“科学”些，以此来克服危机。 

但霍埃却明确宣布：解释学循环并不能当作这一危机的解决办法，因为解释哲学的目的是激起人们的反省，向那种“既定方法的假设确定性”进行挑战。而不是相反去确立一个新偶像。

乱世的语境已无法提供出有关自身的解决方案。新的偶像要么是无政府主义的，要么是新蒙昧主义的；但在现代科学加怀疑论的迅猛激荡下，巴比伦的神像泥足已经坍毁掉了。

客体化信念的崩溃幅度，明确地投射到了对于“作品意义”的再认识。按照古典的、秩序化的理解〔它或现形为欧洲的贵族主义；或现形为明清的官僚主义〕，意义是作品固有的；而作品的意义又是作者忠实无误地按照自己表达的意图给输入的，就像给计算机输入程序一样。但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正是伴随人类使用电脑的普及化，人的哲学观念却发生了趋向相反的革命。

人们逐步认识到人与作品的关系，决不像人与电脑程序的关系那样机械化地对应。这一精神的逆转，和摄影机的发明促成了绘画界的革命一样，耐人寻味。 

人们终于意识到“文学作品并不是对于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观察者都以同一副面貌出现的自在客体，并不是一座自言自语宣告其超时代性质的纪念碑；而是像一部乐谱，时刻等待着在阅读活动中产生的、不断变化的反响。只有阅读活动，才能把作品从死的语言材料中拯救出来，并赋予它现实的生命。”〔耀斯［Hans Robert Jauss，1922—1997年］：《作为文学挑战的文学史》〕解释，因此成为一项首先是基于主体本能〔而非基于对象或真理等客体〕的语言活动。有什么样的需要，就有什么样的解释。但解释却又不能像本能那样率真，它还得多少照顾到“乐谱”的纪念碑性质。立足于消解历史之上的那些解释方式很可能会流于一种自杀，所以更好的态度还是：

历史怎样，就让它怎样吧！但你还保有着解释的权利与自由。你的解释将使历史之尘生辉，也许正是一种客体意义的本无之辉。

正如卡勒〔Jonathan Culler，1944－〕在《结构主义诗学》〔Structuralist Poetics：Structuralism，Linguistics，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中所说，这并非简单地“努力规定意义的学术”，它是把注意力转向了阅读活动。意在说明我们是怎样着手弄懂本文的意义的，探讨什么是作为“制度”固定下来的文学赖以生存的各种解释作用。这里的“制度”一词，极其近似现时热衷于“讨论文化问题”的人们所说的那个“传统”。明确意识到制度即传统对人们的解释活动的规定性，这称得上是现代人特有的一种明晰。以此为线，人的自我意识的透明度大为增进了。 

这也许正是现代人的幸运呢。 

真理的化身和他的戒律、教条、制度、传统一同死了。命运把我们抛到这个无依无靠的世界上。我们必须以自己的力量去创造历史。 

三，有各种真理便无真理

3. A Multitude of Truths Equals No Truth

再过一百年，人们将怎样看待哲学阐释学？ 

也许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年〕在一段话中所表达的那种希望，将是最有预示性的： “当科学发展成全面的技术统治，从而开始了‘忘却存在’的‘世界黑暗时期’即开始了尼采预料的虚无主义之时，难道人们就可以目送傍晚夕阳的最后余辉──而不转过身去寻望红日重升的最初晨曦吗？”〔《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第二版序言〕

我们知道，尼采百年之前曾预言：“未来的两百年将是虚无主义的时代”。他自视为这时代的开创者 ，甚至自夸式地大力主张应以自己来开始新的纪元。而到伽达默尔的时代，尼采的“二百年”恰好过去了一半，还有一百年的虚无主义将要腐蚀一切！这将如伽达默尔的比喻所说，是“夕阳的最后余辉”和“红日重升的晨曦”，交相吸引人心的时代──这样的双重引力，四处分裂着现代人早已不成体统的精神。 

在哲学阐释学看来，夕阳是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的象征，而红日则是它自己。而在我们看来，哲学阐释学不过是对技术统治的一项补充而已。这正如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摧毁了传统的信念及其精神客体的信仰，从而开辟了虚无主义的思想甬道；哲学阐释学亦不失为虚无主义交响乐中，对应于技术统治的那一组和弦： “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物，是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一种正当的阐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真实。因此，我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历史叫做‘效果历史’。”伽达默尔写道。 

这不由地使人联想到，效果历史论的意义，对意义实在论者来说岂不就是毁灭性的，也即是虚无主义的？在此，效果历史论非常接近中国两千多前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思想家韩非在那篇著名的政论文《五蠹》中所指责的：“儒以文乱法”。当然韩非的解释是直线的：“儒以文变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事实上，很难以逻辑推论来说清其中的因果关系。例如，人主礼待儒侠，到底是乱的原因呢？还是乱的结果？

但是，韩非描绘的战国现象却是清晰异常的：“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藉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这是一个“效果历史”即“轰动效应”宰制人类精神的时代，票房率决定真理，销售额就是神明，谣言惑众的“宣传小册子满天飞”。因此，客体在意识中消解，孤立的精神病变成社会主流、“时代的最强音”，我们被文化流易、精神堕落的潮涌席卷而去。好像汪洋中的岛屿或是扁舟。

这时，可以明晰地直觉到，效果历史就在我们脚下绵延。这关键时刻，可以解答伽达默尔所提出的著名难题了──“为什么恰恰是现在，恰恰是在历史的这一时刻，对一切效果历史要素的根本洞见，具有了可能。”〔 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当然，不是根据他的解说，而是根据欧美精神发展的抛物线。

要透彻理解现代阐释学的性质，必须缕一缕它的前身“古典阐释学”。像现代文化的各个分支一样，阐释学也扎根于“中世纪的黑暗中”，它最初是“文献阐释学”，其目的在于考证、整理、注疏古代的文献〔包括世俗的与宗教的〕。后来，“教义阐释学”开始兴起，它主要是围绕对《圣经》的义理性解释而发展起来的。正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的导言中所说，理解的现象和理解者正确地解释现象，不单单是精神科学方法论的一个专门问题；自古以来，这个现象就催发出种种神学上的和法学上的阐释学。与其说这种阐释家具有明显的科学理论特质，不如说这种 阐释学是与依循科学的法官与教士们的实践活动相适应的，且是为这种活动服务的。

对比一下中国传统中类似于阐释学的那种精神现象，就可以发现欧洲的文献阐释学较为接近汉代的古文经学派，它主要是以古典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文献〔相当于欧洲的“古文”〕为对象的。而所谓教义阐释学则更近于汉代的今文经学派，它主要以基督教兴起〔西元二世纪〕的神学文献和中世纪拉丁文化〔相当于欧洲的“今文”〕为对象；也和中国的今古文之争相似，这两套方式其间既有冲突，又有合作。 

为了加深对现代阐释学的理解，我们还不妨提出一个假说：现代的哲学阐释学〔本体论的阐释学， 其代表作是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与王弼等人的玄学经学派〔即以“易老之理”去解释古代儒学的经典〕，在此获得了在各自历史航向上的相似性。这也可以暗示，效果历史论的历史意义，正是一种消解性〔解构〕的功能：它展示了某种类似玄学洞天的心效。

而从中国史早已提供的事态发展去观察，正如哲学阐释学的诞生是个渐进的充满反复折磨的过程一样，玄学经学派的诞生，也潜伏在东汉的今文与古文经学的长期论争中。而以玄学本体论去解释传统的儒学〔而非道家〕经典，恰恰是魏晋玄学迈出的决定性一步。这一步与其说是与两汉经学〔包括今文、古文 两大学派〕之间实行的彻底决裂，不如说是两汉经学以玄学形式的最后延续。因此，玄学经学派也构 成了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中介：它的成熟标志不是王弼、何晏等先驱人物，而是向秀、郭象的《庄子注》。 

如果这个目前还建立在历史相似性上的假说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哲学阐释学的兴起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它之后，现代西方哲学的潮向必将进入一个最彻底的堕落过程──这意味将彻底扬弃笛卡尔以来五百年的西方哲学传统，以配合哥伦布殖民主义体系的寿终正寝。这将标志，一种异源也就是“结构外的”思想花式，或将执世界思想界之牛耳，使之在整体上不再单恋式地认同于迄今为止的欧美传统！

那时，中国文明对全球化过程的价值，就仿佛是佛教思想和欧美思想曾对中国文明起过的作用一样──不仅提供新的灵感，还有新的规范。这也许就是我们寄大希望于中国思想的依据。

 

四，一个老派美国人的回顾与展望

4.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an American Old Guard 

《1999：不战而胜》〔1999：Victory Without War〕是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年〕于1988年出版的一部书，号称是积四十年的政治阅历而结成的思想之果，确实值得一读。这书涉及了许多问题，而对中国读者，有两点特别引起我的注意。

首先，这是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写的书，因此它很自然地贯穿着一种老派的战略思想，即认为国家战略优势的最高境界当然是《孙子兵法》所说的那种“不战而胜”。也就是说，老派战略的眼界始终未脱《左传》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那种军事战略的窠臼，而完全缺乏“文化战”的概念。尽管美国以现代化著称，尽管美国是个全球性国家，但其统治集团的战略模式竟与中国两千五百年前的古训不谋而合！这表明，人类思想在深处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尽管其语言和表达方式仿佛变了。

所谓“祀”，就是祭祀、宗教，用现代语言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因素；所谓“戎”，就是兵戎、战事，用现代语言说，是国家的军备状况。祀与戎，不仅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国之大事”，也被尼克松认为是决定现代国家势运的力量。这仿佛提示人们，在古今之变中，有一些因素是恒定难变的。 

这位老派美国人的最大担忧，是美国优势的逐渐削弱，而对世界霸权的关怀则是此书的主旋律。可以发现，意识形态的宣传常常是为大国争霸的强权政治作烟幕的，而教义冲突背后，纠缠着国家利益的瓜葛。而斗争越是接近它的最后目标，则意识形态的烟幕就越淡化，这时，过多的意识形态正统性恰如过浓的烟雾一样，反倒有碍于战术行为的发挥。在古代中国的类似发展中，春秋时代的“祀与戎”，终于转型为战国时代的“耕与战”。看来，仅仅从“变法”的角度去分析秦国的“耕战”战略的提出，是有点幼稚。“耕战”作为古代中国的政治新思维，是淡化意识形态即取消“祀”的至尊位置的结果。于是，“耕”这一壮大国力的经济活动，代替了以“祀”为形式的信仰，而成为国之中坚。 

五，自由的悲喜剧和英雄主义

5. Heroism and the Drama of Freedom  

当日内瓦公民卢梭断言“人生来是自由”的时候，他的命题里肯定没有融入一百多年后精神分析的成就，否则他会重新考虑这命题的合理性。生存和死亡作为人生阴影的两面，从“人之初性本善”起，就框定了他的选择范围。生存即是反抗死亡，死亡即是终止抵抗。故世有“形存神灭的走肉行尸”之一说。从此意析之，法国人萨特所谓“自由选择”式的意志导向论也就包括了一个预设的矛盾：既然是“选择”，大多皆有条件地择一以排它；那么，既然是在条件限制中，人又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呢？自由选择，于此仿佛成了无意识的宿命论。 

E·贝克尔〔Ernest Becker，1924─1974年〕的《反抗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就在较之哲学更为深入的人类学层次上，揭开了自由悲喜剧之帷幕。它援引兰克的话说，“人类每一成员都是……同样不自由的，那就是说，我们……从自由中创造出来的是牢狱。”譬如儿童，面对无法承受的环境，难以集结起必要的毅力和权威，以使自己的生活在知觉和经验上充分扩张。在切斯特纳特诊所的专家们，曾将患者童年时期的家庭关系描绘成一幅灰暗的画面，结果是对父母的专横进行的谴责压倒了一切。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描述中的责备日少，而对患者生活悲剧的揭示日多──这种悲剧实际上是属于全人类的！

那就是，人的有限性，以及人对死亡和生活之无法承受的畏惧。

只不过儿童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对此更敏感，更缺少反抗死亡的防卫手段罢了。儿童比精神病人的问题简单些，因为他毕竟可以成熟起来，学会防卫 〔这被世俗称之为“获得自由”〕。但获得自由〔实际上仅仅是进行选择而已〕的过程又何尝轻松？正如沃尔斯说，“所有儿童的社会化过程都是痛苦和令人沮丧的过程，因而没有一个儿童能以直接或象征的形式逃避对个人死亡的恐惧。”而在齐尔伯格看来，这种痛苦却并非坏事，因为“没有持续的死亡恐惧，也就不可能有用以维系生命的这种规模的能量投入”？

这样，就把进行选择、争取自由这一生存任务与各种形式的英雄主义，勾联在一起了。在贝克尔看来，英雄主义首先是“一种生死攸关的真理”。而人类在这个行星上的主要使命，则是谱写各种“英雄诗”。

英雄诗的格式不是固定的，常常是相反的，在相反的东西中谱写更伟大的和谐与更广裹的秩序。因此，在英雄主义的危机时期如当代，英雄诗就呈现为反英雄的行为。“这些反英雄式的痛苦扭曲的英雄诗痛斥着那样一些英雄主义体系，这些体系不能代表公认的英雄性，因而丧失了它们的意义。”比如表现在特权和敛财中的英雄主义体系──“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生活方式的共性”──业已催化出巨大的社会危机。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社会危机也就自然体现为信仰危机即“高级宗教的危机”。“旧的宗教再也不是坚固有效的英雄体系，它因此遭到青年们的诅咒与反对。如果传统文化不再作为英雄诗而得到信任，那么支持这种文化的'宗教'就失去了信义；如果统治的意识形态，决心坚持自己的英雄诗，它就会发现，以新的方式去反抗文化，以新的姿态来召唤青年，鼓励他们成为本社会的生活方式针锋相对的反英雄。这就构成了我们时代的信仰危机。” 

英雄主义正是以如此复杂的方式与人的生命发生了血肉联系。它决不仅是文化意识形态遗产或社会使命感、个人抱负等等，它是本能的不可避免的升华。是那注定要朽灭但却不甘于朽灭的凡人为对抗命运的不公正，迟早要采取的一项身心防卫术，是不甘死寂的人类必然要铸下的情结。它的本质是自由，哪怕它一时套上了反自由的伪装。英雄主义的深层心理学，是以各种方式克服人类的死亡恐惧，但克服死亡恐惧却又无法仅仅通过心理学方法而实现，否则就与巫术相去几希了。如时下流行的戴尼提之类。实际上，克服死亡恐惧〔如果承认这在逻辑上还是可能的〕的唯一途径，乃是追求不朽：它或现形为本能的生殖活动，或现形为文化的创造活动即本质意义的自由。绝对自由只能就其作为一种纯净的精神创造而言。 

这就是人的命运？

（另起一单页）

第二章  戏剧性转折 

Chapter Two The Dramatic Turn

2001年9月11日，在对抗苏联占领阿富汗的战争里成长起来的城市游击战组织“基地”，劫持了美国民航机撞击纽约世界贸易大楼，造成将近三千人死亡，世称“九一一恐怖袭击”。“九一一”给中国人尚且造成震撼，对美国人的冲击显而易见。人们在卷入一个物质生活全球化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迎来一个可以促成精神生活全球化的过程呢？但愿，“九一一”这样的悲剧，可以促成“精神全球化”的开端。最新的人类学研究已经证明，各色人等本来就是起源于同一的女性始祖的。 

一，对话

 1. Dialogue

1989年，中国发生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大量伤亡和延续之久两年的清洗，直接触发并持续加剧了苏联集团的民主化风潮，东欧各国纷纷脱离苏联控制，获得民族独立。

1991年，形只影单的苏联正式宣告解体，东西方冷战结束，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凡尔赛和约制造的人造国家”也逐渐瓦解。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

1992年，日裔美国教授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从欧洲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共产主义世界解体的含义。

四年之后，1996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再造》〔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引发了一场广泛的争论。

不过在我看来，自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冲突的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非所谓的文明冲突。

因为现今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那就是以联合国、国际法、国际金融系统、国际贸易系统、国际条约组成的国际安全系统为基本框架的“现代文明”。在此之外，并不存在别的文明系统。

不错，文化冲突是存在的，但其基本内涵是精神上的，主要分歧是思想上的。即使基督教内部，好像同样信奉一个神，但各派说“一个神”，但对真理的解释却各异，因而影响到文化的表现与生活的方式。但是只要各派之间没有尖锐的利益冲突，这些不同的解释只会形成百家争鸣，不会造成宗教战争。

果然，由于2000年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导致全球股市灾难，中东石油大亨们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投资遭到惨重损失，情急和愤怒，导致他们不择手段，于是断然资助国际恐怖组织，阴谋策划对美国华尔街进行暴力攻击，作为报复，以便雪洗耻辱。这一风云际会，恐怕大大超过了“文明冲突”的范围，而变成了“炸弹冲突”，是亨廷顿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2001年9月11日，在对抗苏联占领阿富汗的战争里成长起来的城市游击战组织“基地”，劫持了美国民航机撞击纽约世界贸易大楼〔World Trade Center〕，造成将近三千人死亡，世称“九一一恐怖袭击”。

以下是恐怖袭击过后，两个分别位于香港和纽约的中国人，这样互通消息：

X〔香港〕：

感谢神恩！

夜半电话是一直未打通，后来有了改号信息〔由电话局的录音女声告诉〕知道新号码后才打，时间已经到了这里的下午3点，你们是半夜了。很抱歉！

我是晚上十点打开电视机的。香港的主要电视台都在播放双子楼〔港人称国际贸易大厦，“Twin Towers”〕被飞机撞击的“早些时间录影”。开始我还想“在开玩笑？”可以说感觉有点儿奇怪。有人怀疑美国电视为什么没有出现真实血淋的尸体或是烧焦的人体？就像它们经常播放世界其他地区的灾难镜头一样？这样可以让全世界的公众有一个可以相信的感性认识。否则，我们真不敢相信天下会有这样的事！也是美国的奇耻大辱！美国真是疏于防范。当然这是这个民国家的特点。

你们平安，感谢神恩！

2001，9，12，

N〔纽约〕：

谢谢你夜半来电！

 

如果按照原始报复法则，可以让穆斯林们以十倍的数量早点进天国了？

据说他们自杀攻击的时候都会祷告，并高呼“天国的大门已经打开”。

也许他们是幸福的一群人，因为这样可以进入少女迎接的穆斯林天国了。谁成全了他们？

2001， 9，12，

X：昨天看到一条消息，联合国宣布它的人员全部撤出阿富汗。看来联合国已经“批准”美国报复、“消灭阿富汗”了。不仅是死了那么多人，老大的面子重要啊！否则怎么当世界领袖？“消灭阿富汗”之说当然不会那么严重。不过也不会仅仅“报复”那么轻松。亨廷顿的理论，会促使美国寻找一个机会沉重打击阿拉伯。现在机会来了。看看小布什怎么处理、利用此良机。

2001，9，13，

N：

从今天开始，美国政府已经把恐怖袭击改称“新战争”了！ 

国会拨款四百亿美元并授权小布什采取一切报复行动，牛劲终于起来了。看看是否能把阿富汗变成里海？报道说袭击是埃及人干的。越发复杂了。总之城市游击队看来难以用法律方式解决了。 

愿上帝可怜我们以及和我们一样微不足道的人们。 

2001，9，13，

N：

昨夜纽约一夜大暴雨，今晨亦然。今天上午无一生还者发现。比死难者多十倍的人，心头正在滴血。只怕是“仇恨入心要发芽”了。呜呼！ 

我今天企图进入现场，不果。 

几个街区外还是烟雾弥漫……呛人，没有人肉的焦味，只有烤焦漆和烤铁皮的辛辣味道。 

据说情况是，很难挖出尸体，整个楼都陷入地下了。 

这是魔鬼般精妙绝伦的作品啊，看来阿拉伯人还残留了一点他们的祖先在十世纪左右的“才智”。 

纽约很像是战场。

我好像又回到了1967年的中国文革的内战之中！这使得我深深喜欢纽约了，纽约第一次让我感到真正的亲切，一种“家”一样的感觉。在纽约，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于安全感并真正放松，因为刑事犯罪几乎全部停止了。也许我们注定就是要和苦难为伍的，爆炸当晚，我睡了一个很久没有的好觉，好像有一块长期压在心上的莫名其妙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2001，9，14

X： 

你就近观察了历史！ 俄国有位诗人莱蒙托夫写过一首诗叫做“帆”，说一支孤帆在蔚蓝色的海上闪着白光不知所向，云云，最后问它去向何方……似乎在动荡中才有安宁。年轻时我就很喜欢这首诗，认为那体现了革命者的本性，即革命者之所以是革命者。

此间有位工程师评论，阿拉伯人计算准确，从最佳角度冲击大楼，损毁达到最大限度，仿佛“保持了十世纪时的智慧”，难怪流俗称呼印度字母为“阿拉伯数字”。 

2001，9，14，

N：

历史表明，社会价值观的破坏，会导致社会成员大量的“非自然死亡”。俗话说“十年树树，百年树人”，要打垮美国很难，正如要复兴中国也很难，类似的转变需要等候几代人过去，欧洲在罗马帝国解体以后也是如此。

惟有在“非自然死亡”导致的自然淘汰之后，生态环境逐渐好起来了，人的表现也才会跟着好起来，尽管人性没有根本改变。

X：

战争、饥荒、处决、优生、工伤事故、枪击暗杀……都算“自然”？蛮族入侵也是自然，一切皆属自然！

此即老子所说的“道”。

道──法自然，“自然”就是高于我们思想的过程，所以中国产生了最原始最凶恶的“资本主义”。每个毛孔滴出了三滴鲜血来！比十九世纪的欧洲犹太人〔卡尔马克思〕还要多出两倍来！榨取，榨取，再榨取！──这样所有人的精神就升华了。这就是“自然主义”。

恶贯满盈之后，善才来到人间。

其实，中国的右派〔自由主义〕和左派同样不要民主，不要自由，因为民主乃是权力的妥协与折衷，而不是权力的完美贯彻，而自由的真正含义不是自己自由，而是给别人自由，例如给反对派自由。 

N：

至于说到“新帝国主义”，我想那是借用了列宁主义的老调。但现今以后的世界，所面临的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而是全球化了。 世界正不可避免地滑入一个“全球共同体”的陷阱，也可以叫做“全球帝国”。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是几个帝国决定未来，全球时代的特征是一个中心发号施令。全球化看来不可避免，而统一的世界秩序，也就是民主的坟墓，因为民主只能在多国竞争的环境下发展，民主的统治方式是为了团结内部共同实现对外征服。 统一了的全球所面对的各种可能性里，“民主全球”的可能性最小，因为统一使得“民主”成为多余的奢侈品。

从上述对话可以看出：历史并没有“终结”，“文明的冲突”开始了。据说，在继续支持“基地组织”的阿富汗塔里班政权〔美国则退出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支持〕和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里，受训者人手一册《文明的冲突》。

可以说，历史是由偶然因素造就的，“九一一”这个意外事故，结束了“后冷战时代”的惶惑，开始了“全球时代”的紧锣密鼓。

但是在我看来，应该用“文明共享”的方针来取代“文明冲突”的宣传。

因为现今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那就是以联合国、国际法、国际金融系统、国际贸易系统、国际条约组成的国际安全系统为基本框架的“现代文明”。在此之外，并不存在别的文明系统。

既然只有一个文明，就不可能存在“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只存在“建设文明”和“破坏文明”的区别、“文明共享”和“文明独占”的区别。

既然只有一个文明，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文明冲突”的宣传只能撕裂全球社会。相反，惟有“文明共享”的方针才能弥合伤口，以减少而不是扩大冲突。

只有这样，人类才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二，当代世界急需“精神全球化”

2. The Urgent Need for “Spiritual Globalization” in Today World 

“九一一”给中国人尚且造成震撼，对美国人的冲击显而易见。

有一本书〔“A Nation Challenged Avisual History of 9/11 and its Aftermath”，由纽约时报出版发行〕可译为《一个受到挑战的国家──“九一一”事件及其后续的可视历史》，以摄影为主，生动、细微地录下了“九一一”事件的关键镜头，因而具有极其惨烈的视觉效果。

1、惊天爆炸：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在该书第十三页，以“不可想象的事件”为题，画面是充满战场气氛的全景特写，展现从曼哈顿东廿五街遥望的世贸大楼，犹如两只巨型烟囱。十五至十六页，是被劫持飞机撞击大楼的特写，更如近距离“永恒的瞬间”般，成为今日美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十八至十九页，为局部特写，清楚显示了这一历史伤口是那么深入、清晰，大楼被拦腰截断，碎片四射，红光过后，狼烟滚滚。

“九一一”事件中，世界上最开放的社会中，出现了两个最封闭的结构：被劫持的飞机和被撞击之后的世贸大楼。飞机和大楼，原本都是人员交流和经济开放的象征，载客的飞机是开放的条件，被袭目标是开放的枢纽世界贸易大楼……由此可见，专制的封闭社会对开放社会的威胁，是确实的同时也是静悄悄的，而开放社会的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早已潜伏在人性深处的封闭势力。

2、无人幸免：大厦与飞机

第二十二页，题为“No Escape”，显示了爆炸后果：撞击点以上的楼层，几乎每一扇窗子，都冒出了浓烟，或钻出了挣扎的人头！人在将近摄氏两千度的高温下求救，忍不住了就纵身跳下，粉身碎骨！

第二十三页，放大特写跳楼者，展现出头朝地降落的绝境，受难者竟然还并拢了腿，抱着双肩！在这似乎毫不慌乱的瞬间，彷佛体现了生命的永恒性，与周围的狂烧、爆炸，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

第二十四页，以“Fire and Ashes”为题，特写出大厦如爆竹般地破碎掉。尤其三十一至三十二页，特写出的废墟，使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读到的历史书上所说的“势如破竹般”，原来是可以用来说明如此惨烈的破坏与屠杀。

飞机本是开放社会的象征和利器，难怪“九一一”之后，航空业遭受最沉重的打击，但在劫持活动中，飞机却成为封闭势力的武装堡垒，成为施展暴力的攻击武器。封闭势力是黑暗的，他们的行为导致普遍的黑暗，因为他们拒绝光明。这时，不论以什么信仰或藉口的装潢，都不能改变这一黑暗的封闭事实。

高温中冒烟的钢铁框架及在其中挣扎的众生，还凸现了人生的不可预测，这不仅是受难者的命运，也是每个人的缩影，人好像注定只能在小处算计，而在大处则无可奈何。

现代人在机械般前进的全球化进程中，仿佛已是烧烤架上听凭摆布的食物，而且越在高层，就越难逃生，越接近死亡。我们的生活不也如此？后面熊熊烈火和滚滚浓烟，如名利、地位、虚荣的逼迫，前面则是紧闭的窗子，湛蓝的天空如残存的理想和梦想的明天，当下则是高温的禁锢，如形形色色的杂物。

 

3、消防队遗像：上帝的沉默

第八十四至八十五页，是整整两版的遗像，“The Lost Fire Fighters”，好像没有妇女，清一色男子，三百多人。听数字好像不大，但当你注视这些遗像，不可能没有深深的触动，因为这都是一个个像你我他，也如任何伟大领袖一样活生生的人！这些想救他人却连自己也救不了的“消防队员”，向我们揭示了可能他们自己还没有来得及想明白的问题──上帝为甚么沉默？

布满受难者遗像的书籍，仿佛在注视我们。“上帝已死”，不是尼采的创见，这命题不过是神学生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假借德国民谣中有关耶稣的赞美诗，来说明耶稣基督的舍己受难。该诗的原意，是歌唱主为拯救我们罪人而死。其实，即使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看“上帝已死”，也可以看到早在耶稣之前，新旧约之间的所谓“沉默时代”，上帝已经“死”过一回，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听凭”。上帝听凭犹太人的背离，在新旧约之间的四百年，以为新约的预备。而耶稣基督的来到，也是宣告沉默时代的结束，上帝重新说话。

4、十字架：绝望的基督徒

第一百二十三页，以“最后的赞美”，展示了坠落的两截废钢架自然搭成的十字架特写。这个奇迹曾被报导过，但其神学意义好像谁也不能完全说清楚。

十九世纪末叶的无神论者尼采，预言“未来的两百年是虚无主义横行的世代”，既是如此，这位具有历史预感的“牧师的儿子”，岂不在无意识间把自己的“超人哲学”也归入了虚无主义的行列？对了！这正是症结所在！

如此看来，超人哲学实乃二十世纪的主流而非支流，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个人崇拜、民主社会中的新偶像崇拜〔如对体育明星电影明星财经明星以及新兴宗教邪教的教主和战争英雄的狂热等等〕，都是解构基督信仰的结果，都是以“超人”来替代神明。所以，超人哲学乃是一种解构性的虚无主义，而不是具有建设精神的科学神学或是世俗哲学。如果尼采写作超人哲学是出自对沉默时代的无奈，如果他自觉超人哲学乃是虚无主义的乔饰，那么，这位叛教者，这位出卖自己父辈基督信仰的无神论者，实际上就是一位绝望了的基督徒，他的声音好像是“不能看见上帝的人类”所发出的求救声。而这人预言的“两百年混乱”，到现在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半──二十世纪末叶，冷战结束，缺乏深度的人开始庆祝“历史的终结”、永久和平的来到。殊不知，终结的只是前一半虚无时代也就是沉默时代的历史，而后一百年虚无时代，正随着“九一一”恐怖袭击，就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揭幕而来。

问题是基督徒不可以绝望，而无神论者又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超人哲学”就成了种种新兴宗教和极端教派〔如“上帝已死”教派〕的始作俑者。

5、蓝光：失去精神焦点的全球化过程

本书的末页照片，蓝光两束直射夜空，像要着意刻划这个虚无主义时代的内心，人们用两道发自地底的或心底的阴森蓝光直射黑暗天空，来纪念“九一一”半周年。这与“启示”的含意正好相反。启示，是以天上的光明来照亮人心的幽暗。而蓝光贯彻天宇的奇特造型，好像表明当代的全球化过程，已经完全丧失了精神焦点。这两个笔直的问号，迫使我们不得不思索上述“视觉历史”到底有没有神学意义？如果有，那又可能是怎样的神学意义？

联合国最近的“世界生态报告”说，世界上有将近二十亿人严重缺水。然而，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亿人的精神现在严重缺水呢？也许还不止二十亿吧？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精神缺水与物质缺水是否相关呢？

最后，人们在卷入一个物质生活的全球化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迎来一个可以促成精神生活全球化的过程呢？但愿，“九一一”这样的悲剧，可以促成“精神全球化”的开端。

6、爱的思想：精神全球化的开始

所谓“精神全球化”，是指某种席卷全球的爱的思想。这种爱的思想可以被全球各种传统的意识形态所接受。这种爱的思想能够消化掉弥漫当代世界的仇恨与疏离，再度把文明人类团结起来。

要知道，最新的人类学研究已经证明，各色人等本来就是起源于同一的女性始祖的。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现代人起源的“线粒体夏娃假说”就试图证明，现代人可以追溯其祖先到大概十五万年前住在非洲的一群女人，迄今共有来自世界各地各个种族的几万人接受过测试，经过检验的现代人群的所有线粒体DNA类型的起源，都在较近的年代，这意味着现代人类具有新近的共同起源。这个过程于十五万年前始于非洲，在以后的十万年中散布到欧亚大陆。根据细胞核中的DNA所得到的较为常规的遗传学证据，正开始揭示与线粒体DNA资料所显示的相同的情况。这样，所有的人类就真的像是《圣经》所说，是兄弟姐妹了。

如果某种爱的思想像是公元前后的基督精神那样拥抱了人类，血腥的杀戮就会停止？仇恨、歧视、暴力、恐怖、虐待、变态的宣传品，将不再作为“思想多元化”的旗帜受到崇拜？

三，反恐战争的主导，美国还是联合国？ 

3. Who is the Leader of War against Terrorism:The US or the UN？

反恐战争的第一战役是阿富汗战争，第二战役当然就是伊拉克战争。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9月12日在联大发言，要求联合国迫使伊拉克销毁大规模杀伤武器，否则美国无可避免会采取行动。布什的发言引起阿拉伯世界和一些国家穆斯林的反对。尽管这是在“九一一”恐怖袭击的周年纪念之际提出的。与反恐战争的第一战役〔阿富汗战争〕和上次海湾战争〔1991年〕不同的是，这次美国政府几乎是在“举世反对”的声浪下，来筹划这次战役的。

这一区别的理由，表面上看，是因为“侵略与反侵略的问题”，即：

A，1990年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威胁沙特阿拉伯，所以联合国好歹授权美国为首的联军可以全面入侵伊拉克，来解救科威特并解除沙特所受到的军事威胁。

B，2001年阿富汗塔里班政权庇护的本拉丹恐怖集团策划并实施了“九一一”恐怖袭击，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美国所遭遇的最大挑战，足以让美国可以卷入一场全面战争。

C，2003年的伊拉克，既没有入侵科威特，也没有策划新的恐怖袭击，所以没有理由对它进行充分的军事打击，更没有理由推翻其政权，而不论其政权以前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并经常支持恐怖活动的，并且现在依然是对内随意屠杀人民、对外蠢蠢欲动的血腥政权，道理只有一个，“因为它是一个主权国家”。

深入一层则不难发现，上述表面理由并不能成立。

A，姑且不论伊拉克1980年代入侵伊朗、1990年代入侵科威特，都是具有其“合理依据”的，如“领土纠纷”、“国家统一”〔伊拉克认为科威特自古以来就是伊拉克的神圣领土〕；

B，就是阿富汗塔里班政权，尽管劣迹斑斑〔甚至像“文革”早期“只杀地富反坏右，不反党内走资派”的红卫兵那样炸毁千年石雕〕，也是一口否认与“九一一”恐怖袭击有任何关联；

C，即使像本拉丹领导的城市游击战集团，策划实施了“九一一”恐怖袭击，但还是龟缩阿富汗，公开承认的勇气都没有，比偷袭珍珠港的日本人都不如。

如果我们按照上述不能成立的表面理由来评理，就不得不承认，伊拉克入侵伊朗只是“领土纠纷”，是“回教国家的内部事务”；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只是“阿拉伯内战的延续”，是“阿拉伯人的内部事务”，而本拉丹、塔里班、阿富汗人民〔当然包括广大的党政军人员和他们的亲属集团〕和“九一一”恐怖袭击一点关系都没有！事实上，在进攻阿富汗之前的美国政府，也并没有拿出多少证据来证明本拉丹和“九一一”恐怖袭击的关系，为什么各国政府那时就一致赞同它对阿富汗的军事入侵？而且纷纷提供援助甚至参与入侵？形成强烈对比的是 ，这些政府后来却一反常态，在同样一个“追查并肃清恐怖活动策源地”的问题上，态度大变，以“证据不足”，甚至以“干扰反恐”为由，来反对美国即将发动的伊拉克战役。

各国政府〔仅仅除了英国这个应声虫外〕的上述态度，恐怕不仅仅是出于讨厌美国势力的过分扩张所致。因为就是在美国国内，反战的声音也是不小，我们总不能说这些反战势力是伊拉克的代理人，是各国政府意欲削弱美国霸权的同谋吧？

可见各国的反对，一方面是基于利益〔不愿意看到美国权力的扩张，正如反对党不愿意看到布什政府大动干戈〕，但更重要的是在于“观念”。

1、联合国只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俱乐部”

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的俱乐部”，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像是德国日本这些“联合国的公敌”都可以加入，而作为联合国创始国的“中华民国”却被生生驱逐并迄今为止不得再入，因为德国日本算是主权国家所以不得不让它加入，“中华民国”也好，“中华民国在台湾”也好，“台湾”也好，却被认定不再是主权国家所以就不得加入，就像是1971年以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

联合国这个主权国家的俱乐部虽然到处插手世界事务，但是成效不彰。因为它先天被一个不足所限：表面上一国一票的票决制和实质上的强权政治。所以在“民主选举”的意义上，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莫过于联合国了，那里风行的是贿选和买票，对有关世界命运的重大课题，你争我夺，但不是基于科学决策，而是讨价还价，像上海街头菜市场的小贩那样争执不休。

1950年，当时还不算联合国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暗中支持下，向联合国军挑战，虽然由于苏联集团的支持而没有落得伊拉克和阿富汗下场，但毕竟还是被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活活封锁了二十多年，苏联则利用中国的孤立处境，在五十年代敲诈勒索，让中国遍地血红；在六十年代落井下石，让中国人饿死无算；在七十年代军事打击，让中国人钻入防空洞避难。

然而，联合国将近六十年来的历程表明，作为全球秩序的担保者，它是相当无能的。不要说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没有打败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后者扮演现在伊拉克的角色〕，而且对冷战的蔓延毫无控制能力。

事实表明，能够提供全球秩序的将是“世界政府”，而不是联合国这样的“主权国家俱乐部”。联合国作为一个并无执法权力的俱乐部，与世界政府这样的“全球指挥中心”与“最高主权的来源”，其权力来源不同，权力形态也就有异。而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与各国政府的关系，有如“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之间的一体化关系；而不是“俱乐部老板”与“俱乐部成员〔顾客〕”之间的那种来去自由的商业关系。

2、美国的行为越位主权国家时代

2002年9月22日，美国公布布什上任以来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正式提出，针对恐怖份子和敌对国家发动主动进攻的“先发制人”战略，此概念不但显示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决心，而且表明美国的行为越位了“主权国家时代”，开始进入“全球秩序时代”。

报告明确指出，在“无赖国家”及受其庇护的恐怖份子有能力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并有能力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前，美国就可以先发制人，将其阻止。

这意味着，在必要情况下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单独采取行动〔即走向全球秩序〕，透过对恐怖份子先发制人的打击，对自己固然行使了自卫的权利，对世界则配合了全球一体化长期发展。

事实上，布什已经正式要求国会授权，在必要情况下动用武力，推翻伊拉克主权。与此同时，美国也寻求联合国支持，对伊拉克发动反恐战争；但即使联合国拒绝美国的要求，美国也会别无选择地出兵伊拉克，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九一一”事件通过阿富汗战争已经正式了结。当年，全球一体化的程度远远不及当今地球村之高，美国还是用了两颗原子弹来回答珍珠港偷袭，而且迄今占领日本已经五十七年。面对比珍珠港偷袭更位恶劣的“九一一”偷袭，谁能设想美国会轻易放过呢？

美国法律要求总统定期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布什总统在这份报告中总结他2001年1月上台执政以来，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来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自今年五月以来，布什总统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向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发动主动进攻的“先发制人”战略。布什总统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显示，美国已改变过去奉行的“吓阻”战略，因为那是适用于主权国家时代的战略，但已经不再适用于全球秩序时代了，世界各国的关注甚至反对，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外用兵的原则，这份报告是美国国家战略的分水岭，表明美国已经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及其庇护者，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因为国际恐怖活动既然是超越国界的，打击它，也就不得受到主权的限制。如此看来，以前“华沙条约组织”干预内部成员的“有限主权论”，和九十年代的“人权高于主权论”，以后可能将作为新的国际游戏规则，在国际反恐战争中被确立为基本秩序之一。

此外，这份报告将恐怖分子视为美国的主要威胁。“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总统已体认到美国的敌人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随时都可能向美国发动袭击。面对恐怖分子的袭击，靠昔日的“威慑”和“遏制”根本起不了作用，美国必须采取“先发制人”战略，在蛇未出洞前，即先一网打尽。

据分析，布什之所以9月20日提交报告，是因为联合国安理会要求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重返巴格达之后，伊拉克采取拖延战术，声称联合国核查人员可以重返，如果让伊拉克得逞，武器核查不了了之，美国的武装干预也会受阻。

3、欧洲人的看法落伍了？

美国努力争取更多国际支持以解决伊拉克问题。在欧洲，英国首相布莱尔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支持了；但曾经称霸过欧陆的德国和法国却不支持：这也许就是传统主权的魔力所在。

有的观察者认为，半个世纪以来，美欧之间面对苏联扩张主义势力的共同威胁，掩盖了许多分歧；华盛顿在捍卫欧洲民主制度上的承诺，巩固了大西洋联盟。如今，美欧开始疑问，他们的共同利益是否大于他们之间的分歧？

例如德国好像恢复了三十年代的反美情绪，在大选中，反对布什的伊拉克政策，在竞选的最后阶段，伊拉克问题变成了主导因素。在德国西部地区，施罗德向听众保证，德国不会参加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几千名听众呼喊着表示赞许。德累斯顿在二战中曾被盟军炸成一片废墟。一位教师说：“没有德国的母亲愿意把孩子送到战场上去。”施罗德决定不参与反伊联盟，并暗示不会允许美军使用德国的基地。这激怒了华盛顿，并让巴黎和伦敦充满了猜疑。人们开始怀疑，跨大西洋联盟是否牢靠。 

在法国，民意调查显示，民间的反美情绪越来越强烈，穆斯林认为乔治·布什是个虚伪的人，他大谈联合国有关伊拉克的决议，却忘了联合国要求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的决议。不过法国政府则极力采取一条中间路线，力图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与美国密切合作。

当然欧洲的领导人并不团结，他们很清楚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国的军事预算超过其余二十强国的总和，而到2005年预计超过世界其余所有国家的总和。华盛顿仍然拿着王牌，并主宰棋局。不过美国与欧洲的看法十分不同，尤其在中东问题上。欧洲人不得不面对这一点。 

 

四，美国战略和反恐战争所显示的全球秩序

4. The World Order in Light of American Strategy and War on Terror

2002年10月11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投票通过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决议案后，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说，“美国国会参议院晚间投票表决后，美国发出了同一个声音。国会向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明确表明了态度。” 

仿佛是对此作出回答，时隔两天的10月13日，国际恐怖集团就在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一间挤满外国游客的夜总会进行爆破，严重的汽车爆炸事件，造成至少一百八十多人死亡，三百多人受伤。这次事件被认为是印尼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下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最近有关的事态发展。 

9月20日公布的布什政府第一份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体现出三方面内容。第一 ，美国对恐怖分子和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具有先发制人打击的自由；第二，不允许任何国家或者几个国家结合在一起具有足以挑战美国军事主宰的能力；第三，在阻止核武扩散方面，美国的单边行动比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更有效。简而言之，布什主义宣布，美国不再受国际社会传统的规范和规则的约束。很明显，该报告是“九一一”恐怖攻击的产物。

另一项相关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军事专家认为，攻打伊拉克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将从感恩节开始。等11月5日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总统布什将签署有关命令。据《全球安全网站》的主管、资深国际问题分析专家约翰·派克分析，五角大楼只需十天就可备好武器，再花十天把大队人马空运到指定地点。面对此箭在弦上的态势，避免战争的机会非常渺茫。 

1、中国人的看法两极化反应 

反美派认为：美国公布的新国家战略等于告诉世界，要么臣服于我，要么等我收拾。小布什的想法早已透漏，他毫不犹豫推翻京都议定书，他不加入国际刑事法庭，他向其他国家派驻军队，控制了世界石油。这种行为叫“霸道”。简单点说，就是你可以参加比赛，但不能赢我，你可以参加选举，但必须选我，你可以民主，但由我说了算。美国在国际间对待各国政府的行为简直像斯大林主义的暴君对待自己人民的态度： 

没有人人平等的公正，没有自由发展的人权，没有多数人表决的自由……和美国人自己的国内法治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而唯有宽容，才能跨越观念和民族的隔阂，使得精神的相通成为可能。如果一味控制，镇压异己，结果异见的基础仍在，白蚁筑堤，终于堤破洪至。与宽容相比，控制更简单易做，然而却是一杯鸩酒。如蒙古建元，强分人民为四类十等〔如文革时候分为四类分子、二十一种人〕，不到百年就被逐回漠北。如果美国也步蒙古的后尘，以高压对待各国，真正有思想者将离他而去，留下的，在窒息的环境里也将腐烂。 

亲美派则认为：美国人真的很奇怪，如果没有强烈的〔同时又不是伤筋动骨的〕刺激，她就不肯利用她的巨大力量影响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的这种孤立 主义情绪占了统治地位，甚至最积极主张打击法西斯势力的罗斯福总统也坚决反对美国军队卷入反法西斯战争，只同意用物资支援英国、苏联、中国等国家反抗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的入侵。这一态度直到日本人的炸弹倾泻到驻扎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头上时才发生180度大转变。珍珠港事件使美国太平洋舰队蒙受了巨大损失，但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航空母舰丝毫未损；美国的整体军事力量、工业实力、经济基础完好无损。这强烈的但又不是伤筋动骨的刺激的作用正像策动偷袭珍珠港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所说的那样，是“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这种预言也只能由曾任日本驻美武官、对美国有深刻了解的山本五十六才能作出。 

斗转星移，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纷纷解放，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客观上美国已处于可以左右国际社会的超强地位。但美国潜意识里的孤立主义倾向使她认识不清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而只是消极地维持现状，甚至又陷入耽于安乐的陷阱。典型的例子是当年老布什把萨达姆打得溃不成军之时竟然窝窝囊囊地止住了脚步，放跑了萨达姆，留下了后患；克林顿做得更不像话，把绝大部份精力用在泡妞上，让拉登之流恐怖份子坐大，直接埋下了“九一一”惨剧的祸根。历史的演变往往惊人地相似，此时“九一一”事件像当年的珍珠港事件一样唤醒了美国这个沉睡的巨人。美国在“九一一”事件中只是损失了几座楼，但她得到的却是充份认识自己强大力量的清醒的头脑和在世界上起决定作用的坚定决心。“九一一”事件永远改变了美国、永远改变了世界。谁要想让美国倒退，忘掉“九一一”，谁就是在助长恐怖主义。 

2、阿拉伯人临阵之际的慌乱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02年9月26日发表文章说 ，在华盛顿积极准备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时候，多数阿拉伯人希望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不要滥杀无辜，但少数人处于两个极端：原教旨主义者认为美国是为了以色列而消灭伊拉克，另一极端派认为美国是替天行道解放被压迫的穆斯林。卡塔尔渔民哈密德给美国 提出忠告：撒下大网的时候要抓大鱼，不要杀死鱼苗。这次抓萨达姆就要抓到他。萨达姆不得人心，简氏世界军队编辑海曼〔Charles Heyman〕说，“阿拉伯人尊重实力，如果你能进入并有力、干净地消灭萨达姆，那就没有多少反对。但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是阿拉伯世界许多人所关心的。”许多阿拉伯人认为华盛顿是能够结束中东民族和宗教冲突的唯一势力。 

当然，华盛顿更换巴格达政权也会激怒海湾地区的反美势力，尤其是在回教原教旨主义者圈子里。卡塔尔著名的回教神职人员、埃及人卡拉达维〔Yousuf Al Qaradawi〕指控美国打击伊拉克的计划完全是为了帮助盟友以色列。作为中世纪的老牌帝国主义要角的阿拉伯世界，习惯把美国外交政策理解为帝国主义的，所以只有少数阿拉伯人同情美国的战略目标，赞扬华盛顿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卡塔尔大学回教法律学院院长阿兰沙利〔Abdulhameed I. Alansari〕说，类似卡拉达维那样的极端分子落伍于国际法。如伊拉克作家陶费克〔Mawafak Tawfik〕等人所说，“华盛顿应当把焦点集中在通过外交手段消除恐怖主义的大问题上，而不是树敌。如果华盛顿在中东更为公平，拉登之类就无法招募新人”之类，显然是“顾左右而言他”，转移事情的焦点。我们知道，在当今世界上，只要有钱，什么买不到？恐怖集团甚至能在美国土著公民中收买成员，何况在不毛之地中东的穆斯林里面？ 

3、美国人身在庐山之中的茫然 

2002年9月25日出版的《华盛顿观察》周刊上，美国防务信息研究中心主任布鲁斯·布莱尔博士认为，新出台的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先发制人”，将对国际法和联合国体制构成重大挑战。短期内，“先发制人”战略为攻打伊拉克提供了理论基础，从长远看则可以降低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 

另有评论家认为，“先发制人”从概念上更接近于“预防性战争”，是当威胁还在酝酿中就动手消除，“把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其理论基础和“自卫”或以色列1967年“六天战争”中的表现相似，虽然它还没有像这两个案例一样在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得到肯定。

再看共产党中国，在美国安全战略考虑上正好落在两把椅子之间。美国军事战略家目前还没有替共产党中国带来的挑战归类，是冷战时期苏联一样的“罪恶帝国”呢〔从而使用相互威慑战略〕；还是把共产党中国看成一个新兴的“无赖国家”〔从而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很明显，美国不会像对苏联那样，单纯用相互威慑来处理中国带来的挑战。美国会使用国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先发制人”战略，和“相互威胁战略”一起来对付共产党中国。在2002年初出台的“核姿态回顾〔Nuclear Posture Review，或NPR〕”中，美国声称俄国不是一个“迫近的威胁”，但中国是。显然，任何强国都不允许一个他认为有敌意有威胁性的对手，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装起来。但绝大多数美国人还是认为，战争手段应是对付威胁的最后手段，而美国考虑使用单边军事行动之前应该首先考虑多边军事行动。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时，它也被请求有时甚至被要求介入一些矛盾，化解危机，有时是用军事干预手段，击败侵略者，阻止种族清洗和屠杀。对美国的干涉总是存在一个需求市场。美国一定程度成为世界的“911”〔火警，匪警，医疗队〕。 所以世界一方面抱怨美国太强大，太说了算，另一方面，世界又不时要美国帮忙。 

有一件事情非常清楚，那就是美国已经下定决心对那些给美国安全造成威胁的“垮了的国家〔Failed States〕”进行安全控制。那些因为进行种族清洗，对无辜平民大屠杀，严重践踏人类生命权，以及任意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虽然不情愿，但是“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已经自动放弃主权”。因为“九一一”事件，一个新的国际共识正在产生：即那些帮助和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被认为不值得拥有主权，从而合理合法地成为被其他国家控制的对象。显然，自杀的恐怖分子而不是理性的民族国家成为美国的主要威胁时，冷战时代曾经是美国外交政策基石的“遏制战略”，已经不再有效。

2002年10月7日出版的《商业周刊》担心，这种趋势将导致全球更不稳定。商业周刊评论说，布什提交的《国家安全报告》将挑战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而当今正是需要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共同反击恐怖主义并恢复日益恶化的全球经济的时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过去数十年来中，美国一直试图在这个国际社会中传播美国的法制、民主和自由市场价值观，随著美国的公司和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向中国寻求低价格的消费品，这一国际社会正是美国公司和消费者日益依赖的社会。正是通过北约〔NATO〕、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国际机构之间的全球共识，美国才得以扩散自己的影响力。现在，华盛顿视中国为美国的下一个对手。尽管在布什的报告中，“全球化”这个词根本就没有出现。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反击恐怖主义和促进民主之间的关系”。该报告认为这二者是同一事物，但它们其实不是。

全球国家都在努力促进民主。美国采取的一些打击恐怖主义的措施，以及讨好沙特阿拉伯，同美国促进自由的目标相冲突。同时人们又不得不承认，布什的新战略还确实将美国领向了一条新的道路：不仅要改变伊拉克，而且改变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其它极权国家。全球的极权主义国家该小心了。 

这不仅仅是一个超级大国的姿态，而是表明美国正在走向全球秩序。 

4、小结 

上述种种看法，美国人身在庐山之中的茫然，阿拉伯人临阵之际的慌乱，中国人貌似旁观实为陪斩时的两极化反应……大多还停留在“主权国家俱乐部时代的思维”以内，即二十世纪的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联盟的思考构架以内，因而是明显落伍的了。 

环顾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已被新兴技术缩小为一个地球村，面对环境破坏、疾病蔓延、军备失控、恐怖袭击等全球性灾难，联合国这个“主权国家的俱乐部”已是老态龙钟、入不敷出，甚至处于瘫痪状态了，可见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秩序，已经势在必行。如果作为“九一一”恐怖攻击直接产物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确实导向了一个有效的全球秩序的蓝图，那么，即将开打的第二次海湾战争“一声炮响”，就无异于揭开了新时代的序幕。如此一来，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新的整合世界的周期，就开始了。

但是这个新的周期，却需要一种高级的道德和自律，作为基础，那就是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否则，扩张与贪婪只会导致自我毁灭。

2008年9月26日，在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节节失利的背景下，不堪重负的美国社会终于轰然倒地，全球金融危机也因此越演越烈。《亚洲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最自由的也是最危险的》的反省文章，指出那些翻江倒海的投资银行，曾经是自由经济的象征，以全球化的名义，融化地理与心理的疆界，但最后也融化了道德的疆界，在一夕之间被发现是一头怪兽。它日进万金，富可敌国；但最终也是倾城倾国，吞噬了多少投资人的一切，也吞噬了自己，用那隻看不见的怪手，让自己在权力的夜色中消失。

确实，当自由不再与自律结合，就会成为道德的敌人，也成为自身最危险的杀手。这仿佛就是科幻小说的场景，但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过去十几年间，投资银行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权力堡垒。它在美国当局的背书下，变成了超级的金融战车，横冲直撞，所向披靡。无论实体经济怎样起伏，它都可以保持巨大的利润。庙破和尚在，剑亡人不亡。正如宣告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其执行长临走的时候，还可以挟带巨金、大摇大摆地说声再见：他将一家有一百多年歷史的金融机构搞垮，并让数百万投资人血本无归。这种缺德的游戏规则，发展了华尔街十几年以来开发的衍生工具、“金融产品”，其性质之复杂，路径之迂回，一环扣一环，犹如高明的金融骗局，让很多专家都搞不太清楚，更何况一般老百姓。而违反专业操守的推销员油嘴滑舌，往往说服很多人将一些定期存款移至高风险的投资，民眾并不晓得自己投资在这些子虚乌有的“產品”，而只是被蒙蔽，终至投资化为乌有，让那一张又一张的保证书，成为“保证毁灭你”的死刑判决。

在这沉沦的旅程中，一路都看见璀璨的烟火，映照贪婪的夜空。多年以来，投资银行拥有崇高的形象，似乎是自由民主世界的表征，在资金自由流动的名义下，让信用无限扩张，买房不用付头款，因为假设房价会不断飆升；种种巧立名目的债券，构成各方追捧的对象。

假设荣景永存的潜台词，其实是以美国的强大国力来做抵押。美国吸尽全球自动送货上门的资金，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国的房地产和证券，吸引了全球的热钱，也让美国的利息长期面对低水平的牵动。金钱的价格就是利息。而这样低廉的金钱价格，导致了一种盲目的自大，过度投机的心态，超越实体的经济，不断的自我膨胀，信用像吹气球一样，终于爆破。

这也造成骨牌效应。从次贷风暴起，到雷曼兄弟的熄灯打烊，金融的海啸才开始第一波冲击。在哀鸿遍野中，没有人知道还会不会有更多的受害者，但肯定这还不是风暴结束、迎接晴空万里的时刻。独立性投资银行终于走到其历史的尽头，不得不改头换面为商业银行，接受政府当局的监管。一页贪婪的历史已经结束，但记取惨痛教训的全新智慧还没从地平线升起……

五，美国再次面对独立运动

5. The U.S. is Against Independent Movement again

2008年8月15日晚间，美国夏威夷州土著人主权诉求团体占领州府火奴鲁鲁的历史名胜约拉尼宫，宣告自己是当地合法统治者，两小时后遭逮捕。据报道，当地时间十七点三十分，大约二十五人锁上约拉尼宫外围大门，占据这座位于州议会大厦旁的王宫，抗议夏威夷遭美国占领。其中十五人至二十人看似警卫，身穿红色衬衫，后背印有黄色英文“保安”字样。他们亮出“夏威夷王国信托资产”牌子，自称是“夏威夷王国”成员，拒绝外人进入，在王宫外升起“国旗”。这个 

团体的首领赤日·努伊1998年就接受加冕成为国王。抗议者散发的“占领公告”开篇写道：“夏威夷国王赤日·努伊陛下现在重登王位。夏威夷王国再次成立。”事发当天是夏威夷州“庆祝加入联邦节”，即夏威夷1959年8月21日正式成为美国第五十个州纪念日。夏威夷“土地和自然资源部”官员事发两个小时后翻墙进入宫院，逮捕土著人团体二十二名成员，包括夏威夷新任国王。夏威夷王国1894年始遭一批外来白人推翻，成立夏威夷共和国。1898年，美国政府宣布夏威夷并入美国。一些当地土著人长期利用约拉尼宫抗议这一吞并行为。

无独有偶，在美洲大陆也有同样的民族独立运动存在。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2008年3月21日华盛顿报导，美国的拉科达印第安部落盼望建立独立国家。而根据十九世纪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北美洲原住民部落和美国政府之间建立起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原住民部落除了要遵守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法律外，其它方面都可以像一个独立国家那样运作。大多数条约规定，政府可以使用印第安部落的土地，作为回报，政府在医疗、教育和经济等方面对原住民部落提供资助。但是，长期以来，原住民地区非常贫困，失业率远远高于其它地区，部落居民的健康状况也很糟糕。一些拉科达部落成员表示，美国政府没有履行条约上的职责，所以他们要求退出条约，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2008年3月，大约一百人聚集在南达科他州玫瑰花苏族印第安保留区，对拉科达自由代表联盟表示支持。印第安部落资深人权活动人士拉塞尔·米恩斯呼吁人们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说：“我们希望和白人及所有地方政府，包括部落政府都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希望和每个人和睦相处。我们不希望出现对立。我们希望能够提升拉科达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米恩斯宣告的拉科达国，包括条约上的所有土地，也就是现在的南达科他、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怀俄明和蒙塔那州。米恩斯坚持说，拉科达人民有合法权利要求归还那些领地。但是美国政府承认的南达科他州司法部长拉里·朗轻描淡写地说：“这些人对一百多年前和美国政府签订的协议有不同看法。” 尽管如此，拉里·朗还是和拉科达自由代表联盟的代表会面，并讨论了关于南达科他州土地留置权的问题。

1868年签署的“拉勒米堡条约”专门为拉科达部落预留了土地，按说这种争斗当时就已经结束了。不过，当拉科达部落在1868年后的几十年中被要求居住到保留地后，预留土地的面积大幅度缩水。条约上原先规定保留给印第安人的地区非法地开放给白人殖民者，慢慢形成了今天几个州的格局。 

尽管大多数其它拉科达部落领袖也抱怨缺少工作机会、缺少健康医疗服务的支持等等，不过，他们更希望能够在国与国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拉科达部落的长者奥利弗·雷德·克劳德代表黑山苏族条约委员会表示，他不会支持任何退出和美国政府签订的条约的行动。他说：“拉塞尔·米恩斯不管做什么，都得先征得我的同意，因为他没有条约。条约在我这里，条约是我太祖父帮拉科达人民签下的。” 

住在苏族印第安保留区内的蒂皮兹维·杨认为，寻求独立的行动已经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他说：“很多人支持这个行动。所有拉科达人民，包括拉科达族、达科他族和那科达族在内，都梦想着真正的拉科达自由。” 

提顿苏族条约委员会的发言人查梅因·怀特·费瑟也支持拉科达自由代表联盟的目标，不过不认可他们的做法。她指出，很多拉科达人希望联邦政府能够从条约预留地区退出，但同时履行条约上的责任。她说：“美国政府非法占用了我们的领地。所以，我们不会从美国分离出去，应该是美国政府自动离开那些领地，并履行条约上的责任，这样我们就能得到独立，而我们原本就是独立的民族。” 

美国印第安事务局的工作对象是联邦政府承认的五百六十二个印第安部落。该局发言人内德罗·达林表示，由于拉科达自由代表联盟不是政府承认的实体，印第安事务局在和各部落交换意见之前，不会考虑该组织提出的问题。达林还表示，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拉科达部落领袖提出要从和联邦政府签订的条约中退出去。 

拉科达自由代表联盟的米恩斯表示，他们已经在着手建立一个拉科达国家银行，准备发行拉科达货币，并建立一个独立于联邦政府资金流动的经济基础。拉科达自由代表联盟的核心企业将会是制造风能和太阳能的公司。另外，该联盟还将继续和大平原北部地区的印第安社区进行接触，争取他们对建立一个独立的拉科达国的支持。

在早先，北美殖民地逐渐扩张其实多含“宗教因素”。例如清教徒是英国在北美大陆东北地区〔现在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定居人数最多的群体之一。清教徒1630年开始陆续抵达。他们在英国成立了“马萨诸塞湾公司”。英国国王把从查尔斯河到梅里马克河之间的土地赐给了他们。清教徒也是新教信徒，但是他们不认同英国国教圣公会，希望对圣公会厉行改革，因此决定离开英国。他们在新大陆定居下来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并逐渐发展为规模最大的宗教团体。到了1690年的时候，马麻萨诸塞州已经有了五万人。清教徒认为，他们的宗教是唯一纯正的宗教，所有人都应该成为信徒。他们同时主张，教会领袖应该担任地方官员，殖民地的所有人都应该出钱支持教会。他们觉得，政府官员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告诉民众应该信仰什么。不过，也有人不认同这些成为殖民地领袖的清教徒的意见，罗杰·威廉姆斯牧师就是其中之一。

与所有清教徒一样，罗杰·威廉姆斯也认为其他欧洲宗教都是错误的，印第安土著居民的信仰也是错误的，但是他不同意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看法，认为以基督教的名义去惩罚或杀人是罪孽，认为只有教会成员才有义务出钱支持教会。 

威廉姆斯通过演说和发表文章来宣扬自己的理念。他著书指出，因为信仰不同而惩罚别人是错误的。他还提出，欧洲定居者是在盗取印第安人的土地，英国国王没有权力把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划拨给臣民，让他们在那里定居。这种观点使他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受到清教徒领袖的逼迫，威廉姆斯1636年离开马萨诸塞南下。他从当地印第安人手中买下一片土地，建立了一个叫普罗维登斯的新城市。英国议会授权他以普罗维登斯为首府，创办一个新殖民地罗德岛，这个殖民地接纳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包括天主教、贵格会教徒、犹太人，甚至是无神论者。 

威廉姆斯相信政教分离，这种新观念日后逐渐发展成了美国最重要的治国理念之一。很多人为了土地离开马萨诸塞，建立了其他殖民地，康涅迪格就是其中之一。一些人在清教徒牧师托马斯·胡克的带领下于1636年离开波士顿向西走，在靠近康涅迪格河的地方定居下来。另外一些人在马萨诸塞以北建立了家园。英国国王把北面的一大片土地赐给两个好友。梅森建立了后来的新罕布什尔殖民地，戈吉斯建立了后来的缅因，但缅因始终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殖民地，仍旧是马萨诸塞的一部分，直到美国建国。

荷兰殖民者定居在今天的美国纽约州一带，他们把那里称为新荷兰。当时荷兰实力雄厚，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建立了殖民地，大部分殖民地都归“荷兰西印度公司”所有。荷兰人在北美大陆上占据的土地要归功于英国探险家亨利·哈得逊。荷兰领地位于北部清教徒和南部圣公会烟草种植者之间。荷兰人并不想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他们只想赚钱。荷兰西印度公司沿水路建立了很多交易站，并于1626年从当地印第安人手里买下了两个岛屿，也就是今天的曼哈顿岛和长岛。据说，这两个价值连城的岛，是用价值大约二十四美元的东西换来的。 

荷兰西印度公司希望找人在岛上定居，但是荷兰人都不愿意离开欧洲，荷兰殖民地因此向其他国家和其他殖民地的人开放。他们在曼哈顿岛上建立了一个小镇，叫新阿姆斯特丹。很快，这里就挤满了从很远的地方坐船来的人，据说当时在新阿姆斯特丹能听到十八种不同的语言，而到二十世纪末叶，曼哈顿岛上居住了一百多个国家的移民。1655年，新荷兰殖民地的总督占领了附近德拉瓦湾的一个瑞典殖民地。1664年，新阿姆斯特丹又被英国人占领，改称纽约，从此结束了荷兰对目前纽约、新泽西和德拉瓦一带的殖民控制。 

英国人允许原来的殖民者留下，让他们享受宗教自由，所以大部分荷兰人都没有离开。这片殖民地当时归约克伯爵所有，他是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的兄弟。查尔斯二世还把纽约附近的土地赐给了两个好友，卡特雷特爵士和伯克利勋爵。他们把这块土地称为新泽西。泽西是英国的一个岛屿，是卡特雷特爵士出生的地方。卡特雷特爵士和伯克利勋爵制定了一份治理新泽西的政府规划，建立了一个定居者代表会议，保证宗教自由，而且不论宗教信仰，男性一律享有投票权。

没过多久，新泽西殖民地住满了欧洲各地的移民。查尔斯国王后来接管了这片地区，派皇家总督统治，但是当地的殖民者可以通过代表会议自行立法。英国国王对他的所有殖民地都做出了类似的安排，要求殖民者纳税，但允许他们自治。 

贵格会教徒在英国十分受排斥。他们自称教友派，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束灯光，指引他们走近上帝。他们认为，没有必要由宗教领袖来告诉大家什么才是正确的，所以贵格派没有牧师。贵格派教徒相信人生来平等，拒绝承认英国国王高人一等，拒绝纳税支持圣公会。他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杀人都是不对的，所以即使被迫入伍，也不会使用武力。他们还拒绝向国王、政府、国旗，或是除了上帝外的任何人或物宣誓效忠。鉴于上述种种原因，英国人不喜欢贵格派。很多贵格派教徒希望离开英国，但是很多美洲殖民地也不欢迎他们。一个名叫威廉·潘的贵格派教徒改变了这一切。

威廉·潘的父亲是查尔斯国王的好朋友，是圣公会信徒，但是威廉·潘长大后皈依了贵格派。查尔斯国王曾经向威廉·潘的父亲借钱。父亲死后，威廉·潘要求国王用美洲大陆的土地还债。查尔斯国王于是把宾夕法尼亚赐给了威廉·潘，贵格派教徒因此有了自己的殖民地。这片殖民地夹在北面的清教徒和南面的圣公会信徒之间。威廉·潘说，宾夕法尼亚的每个人都要按照贵格派教徒的信仰生活，这就意味着平等对待所有人，尊重所有宗教信仰。在其他殖民地里，人们虽然享受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只有多数教会的成员才能投票或是当选公职，而在宾夕法尼亚，所有宗教一律平等，所有教派的人都能出任政府官员。所以与其说清教徒是美国的灵魂，不如说让人讨厌的贵格会才是美国的灵魂。而根据贵格会的原则，美国再次面对独立运动。

2008年9月，很多中国媒体都转载报道英文媒体说，时隔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七年以后，地质学家们在纽约世贸大楼的“双子塔”原址废墟的“零地”（Ground Zero）底下发现，这里曾是冰河时期的一条冰河！施工人员在这年夏天挖掘被夷为平地的原世贸中心遗址时，发现了壮观的地下风景──一个被两万年前的冰河冲刷、腐蚀而造成的巨大壶穴。据了解，这个巨大的壶穴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深达四十英尺到一百一十英尺。报道称，这个壶穴是在两万年之后第一次重见天日，在这个壶穴里有地下悬崖、稍带蓝色的灰色岩床以及经常在海边被发现的数以万计的各种颜色的圆滑鹅卵石。（Ice Age geology revealed at Ground Zero：World Trade Center dig uncovers 20,000-year-old, 40-foot-deep pothole） 

有一个地质学家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在这一带的公园等处，经常可以发现一些暴露出来的小壶穴。不过我还真没有意识到在这个城市里能有这么巨大的一个壶穴，一直这样沉寂在市中心。” 这个壶穴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撞毁了世贸大厦之后，显露了出来。当时在施工者使用了必要的机械、将覆盖在岩石上的厚土层移走后，这个巨大的壶穴才重见天日。对该壶穴的挖掘有助于科学家了解过去，并提供了一个罕见的窗口和机会来了解壶穴形成的原因。

上述报道使我有点不寒而栗的感觉。同时也给我带来了一些思索：2000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第二年就发生了主要针对华尔街（及其“政治军事方面的代理人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但是金融投机之风不仅没有因此收敛，反而在911恐怖袭击以后越演越烈，进一步发展为房产投机，以及房产投机与金融投机的复杂混合，号称“金融工具”。终于在2008年造成了更大规模、更大深度的金融危机，而且可能正在演变为某种国家危机。这很可能还会改变全球文明发展的方向和途径。

（另起一单页）

第三章 审问浮士德

Chapter Three Trial of Faust

浮士德〔Faust〕被目为西方文明的代表，不是没有道理的。早在十六世纪，德国就流传着浮士德博士出卖灵魂的故事：他设法与魔鬼交友，以自己的灵魂作为抵押品，魔鬼则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知识、财富和女人。浮士德就是西方文明的象征。十九世纪，浮士德精神伴随英国的鸦片一起侵入中国；二十世纪，浮士德化身变成各种主义蹂躏中国。西方的“都市文明”、 “工业文明”、“信息社会”……正日益荼毒中国，卖淫、吸毒、纵火、爆炸，还有大量贩卖伪劣产品，有害物质冒充食品……为了繁荣进步的幻象，染上了艾滋病，这与浮士德的命运多么相似！  

一，浮士德的来历

1. Background of Faust

浮士德〔Faust〕被目为西方文明的代表，不是没有道理的。早在十六世纪，德国就流传着浮士德博士出卖灵魂的故事：他设法与魔鬼交友，以自己的灵魂作为抵押品，魔鬼则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知识、财富和女人。1587年，施佩斯〔J．Spiess〕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约翰·浮士德博士的生平》〔Historia D．Johann Fausten〕，作者姓名不详传。

天才然而不乏邪恶的英国剧作家克里斯多夫·马娄〔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年〕，于1588年写出《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故事》〔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这是第一部有关浮士德的知名著作。马娄二十九岁就被人杀害，被认为是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年〕的先行者，更有些资料认为马娄并没有死去，墓地里埋葬的只是他的替身，马娄以后的戏剧创作就是以“莎士比亚”的名义发表的，可巧这位“莎士比亚”与马娄同年出生，并且是在马娄去世之后迅速走红的。马娄的作品虽然取材上述德国民间故事，但主题却被偷换了：浮士德从一个反派角色被塑造成正面形象：这位结局与恶魔一样的巫师，本来声名狼藉，打入地狱受到永久的惩罚；这下却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其打破禁忌、否定天堂地狱、追求现世享受的疯狂，被说成是强调知识和科学的力量决定一切的先进……原先的民间故事里拥有的自省意识，一扫而光。两百年后，德国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l749─1832年〕剽窃马娄的主题，写成长篇叙事诗《浮士德》，更加投俗所好，鼓动人欲横流的“狂飙运动”，对欧洲文明的败坏过程可谓影响深远。

在我们看来，尽管浮士德死亡许久，欧洲文明也开始走向终结，但欧洲的权势尚未彻底终结。在未来的百年中，尽管它在经济与政治上日益衰落，但在文化和思想上还不乏活力。不信，请看秦汉帝国的“关东六国”和罗马帝国的“希腊化东方”，虽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但文化优势却自始至终。在这种意义上，一切希望毁灭欧洲的企图，都是多余的，较之罗马人毁灭科林斯、迦太基，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的经验从反面证明世界统一的过程，决不仅仅是一个大量屠宰的过程，否则就会适得其反。事实上，使秦与罗马得以统一世界的，是它们的“法”〔秦的“变法之法”和罗马的“罗马法”〕，而不仅是它们的强大军团。所以，无法无天的蒙古征服很快就崩溃了。合理的统一，立足于经济的整合、文化的趋同，武力不过是其后盾而已。如果只有后盾而没有前锋，那么，伟大的庖丁又如何解牛呢？〔结果只有文革时的代流行的“砸他妈的稀巴烂”。〕

二，浮士德的分化

2. Bifurcation of Faust

在“西方文化”的总称下，隐藏着多种多样的类型与风格。像英格兰、德意志、法兰西以及意大利、西班牙等等诸多不同。另外一方面，在时间上也体现出强烈的差异，例如每一个历史时代的欧洲文化，都表现出它的独特性，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是那样的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欧洲文化，以致表现出“西方反对西方”的奇异现象。但无论欧洲文明如何变异，浮士德穷凶极恶的本性却贯穿始终。结果致使东方人尤其中国人在谈到“西方文化”时，往往忽略了西方文化内部的这些反差与对立，包括种族、宗教、地域和历史时期的差别，这就像初次见到洋人的乡民，总觉得洋人个个相似，仿佛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但事实永远是多样化的。在“西方文明”的统一名目下，许多根本不同的要素，混和一起，名实相争。例如，在欧洲古典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鸿沟，已经深到了这一步：从古典文化的角度讲，渊源于美国的现代文化是一种四分之一黑人化、四分之一印第安化、四分之一墨西哥化、四分之一欧洲化的怪物，是没落的、颓废的东西。反过来，现代文化也会觉得古典文化是过时而刻板的，甚至是陈腐而伪善的。

古典欧洲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的这种不相容性，达到互相背弃的程度。例如，古典文化虽然是人文主义的但大致还在基督教外表影响下，但现代文化则明显转向异教形式，其中佛教与回教属于大头，各种新兴宗教或推行个人崇拜的“邪教”则是小头，也纷纷出笼，分食基督教的大饼。基督教内部也分化瓦解，包括赞同奸淫的、堕胎的、吸毒的、同性恋的。仿佛十九世纪以前的古典欧洲文化已经激发不了现代人的兴趣了。事情很清楚，西方人的“转向东方”不是由于热爱东方，而是由于西方人自身需要的转变，这种自身需要被称为“精神空虚”。尽管同时的东方人，还未能发展出一套“东方现代文化”。虽然古希腊文化和整个东方文化不论埃及的还是巴比伦的、波斯的、小亚细亚的，相通之处甚多，因为希腊人的商业本性常常取法甚至剽窃东方，不以为耻。

严格说来，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西方文化”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西方事物，它毕竟是在整个地球范围上展开的全球文化运动，是以十五世纪海盗袭击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为基础的。在这其中，许多非西方的民族从不同方面参与和推进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形成。尤其是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到二十世纪后半期，随着各种非西方文化势力的复苏，现代文化里非西方甚至反西方的因素也逐步抬头，人们越来越坚决地摈弃欧洲中心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所谓“世界文化”毕竟不只是西欧人的独家专利。

西方文化表面扩张的同时，其实质性结果却是西方灵魂的死亡，其传统的文化要素在世界文化比重中的急剧下降，“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不合时宜的东西被“扬弃”了。这样看，西方世界的东方化也就不值得奇怪了，那是世界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这格局还将发生更大崩陷的一个预兆，其结果不得不导致全球文明的统一。可是在目前，我想指出，精神上陷入困境的西方人纷纷转向东方的态度却包含着一个危险的迷误：佛教和回教的东方文化，其实比西方文化的没落程度更甚。正因此，西方文化才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迅速占据了国际角力场上的有利位置，并击溃了东方国家的反抗。现在，仅仅由于西方文化自身的没落，就来乞灵于气数早尽的失败者，这能有希望吗？比过时的西方更加过时的东方，能帮助人类过渡并拯救全球危机吗？

显然，由于在现代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的急剧衰颓，就去转向更为没落的东方，是一条错误的出路。我们知道，这不是向生命之源的回归，而是一种摇摆，一种抽风。西方文化，只是西方人生活的产物，而不是东方文化的产物，更不是东方人生活的产物，基督教文化解决不了的问题，佛教文化也同样解决不了，西方的危机不是一个教义形态的问题，而是一切教义形态在急速发展的全球化压力下日益失灵的问题，这个压力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的飞速运动带给人们的头脑晕眩及思想混乱。而企图借用东方文化去反对西方文化，不过是传统文化圈子内部的争议罢了。企图借用东方传统去反对西方传统，企图借助东方的过去以救助西方的现在，其不合理性一目了然。文化的互补有时也许会采取类似的道路，但那只是一种假象，一种说法。其真象是，一种文化只能在它自己的轨道上向前运行，正如“全盘西化”的努力依然是在中国自己的轨道上发挥作用。这正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也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含义所在。

三，浮士德入侵中国

3. Faust Invasion of China

浮士德的故事首先在英国而不是德国被塑造成正面形象是具有预示性的，因为现代工业文明正式登场于英伦三岛。十九世纪，浮士德精神伴随英国的鸦片一起侵入中国；二十世纪，浮士德化身变成各种主义蹂躏中国。西方的“都市文明”、“工业文明”、“信息社会”……正日益深刻地荼毒中国，卖淫、吸毒、纵火、爆炸，还有大量贩卖伪劣产品，有害物质冒充食品……越来越大的灾害，使得弱势的中国陷入日益深刻的依附地位，束手无策的中国，听人教诲、任人宰割，为了繁荣进步的幻象，染上了艾滋病，这与浮士德的命运多么相似！

在现代中国，现代化的影子还没有，环境污染就难以收拾。发达国家把自己的垃圾倾销中国，美其名曰“技术转让”。工业刚刚起步，中国的山林土壤就毁坏殆尽，河流污秽不堪，空气令人窒息。中国若不另觅出路，岂用他人剥夺生存空间，自己就会亲手丧失殆尽。这些灾难，决不仅仅是由“制度问题”造成，在“制度”的阴影后面，潜伏着百年的洋奴、千年的禁锢！但无情的“技术文明的黑暗时代”，并不因中国的苦难而稍停步伐。中国实在无法逃脱“第三次浪潮”的劫难，怎能使灾难减少到最低，以待复苏的转机？

反观人的物质文明史，主要体现为人适应环境的历史，这一适应被骄傲的嘴称为“征服自然的过程”。一般说，当某个体或人群〔部落、民族等〕主动适应自然环境时，就更多体现为“改造环境”，这时，社会生命力就趋于旺盛；而当行为者的生存状态趋于被动适应时，就更多体现为“改造自身”，这时，社会就停滞、衰落。而当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甚至破裂时，就更多体现为“破坏了自然平衡”，如农地的盐碱化、草原的沙漠化、森林的毁灭、水源的污染等等，这时，社会就难免趋于解体与灭亡。这就构成了“灾异”。 

失败也可能造成类似灾异的效果。例如，某次损失惨重的“过河”行动作为可怕的殷鉴被牢牢记住了，后来者为了避免类似“恶运”或“教训”，至死也不愿“重蹈覆辙”，这就形成了令人望而却步的禁区，人们不是想办法过河，而是不再过河。其实，这种对于禁区的恐惧常常是一种幻象，因为失败常常是由于某些细节的失误招致的，并不是不能过河。但被吓破了胆的后人却不敢在新的尝试中改进细节了，他们像古人离弃某个不祥的灾区如地震造成的传染病区域一样，离开河边，不再回头。 四百年来的中国史，就是一部灾难史，亡国史，为了扭转这一颓势，中国需要重新回到河边，准备过河──中国需要新的“议礼·考文·制度”，而不是把民族的家当统统丢掉。

西方，尚未死亡。西方文明，还在持续的衰年中闪动着，最后的动人之光！这，比之东方黎明前的黑暗，更能愉悦人的耳目……要是没有西方的过去，我们迄今还在中国的衰颓中挣扎；要是没有西方的现在，我们又怎能理解西方的过去和它伟大的盛世呢？要不是“西方的侵略”，中国还在满洲人的奴役和自己文化的傲慢中醉生梦死……所以，清醒的中国人从此不会忘记：中国，不可能再度与世隔绝；中国事务，只是世界事务的一个部分──既受影响，也生作用。而且，中国内部的转机，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世界形势所提供的机会。因此，我们需要透彻了解西方事物。

四，透视浮士德十四条

4. Interpretation of Faust 14 Points

现代天文学告诉我们，一颗新星，一颗超新星，是在极度的、急剧的塌陷之后，经过突变而一举形成的，让我们热切地欢迎这“现代天文神话”吧，因为我们从中得到了启发：西方文明的塌陷，经过突变，也许能指出一条充满希望的通道，那就是“中国文明管理全球”。新文明的再生，是和旧文明的死亡，紧密相联的。 

透视浮士德，就是透视西方文明的思想代言人，理解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有时，最大的失败莫过于成功！”──这对于西方文明来说太切合了，因为西方文明太成功了。成功往往造成负担，特殊的成功造成特殊的负担──心理的负担和环境的负担，从而构成了生命扩张运动中的“封疆”效果，造成某种足以致使行为僵化的“历史沉淀物”。就像植物的老化造成纤维的增加，文明的老化及其新陈代谢的衰退，也造成历史沉淀物的增加。不论是成功的行为还是失败的行为，只要它造就了成功的负担和失败的禁区，也就干扰了人的竞技状态，从而在根本上走向失败。 

1──

柏拉图的精神爱〔platonic sex〕与日耳曼人的野蛮复仇精神，相去何啻千里！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的精神爱──既是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年〕神秘主义的先导；又是圣奥古斯丁禁欲主义的先导。柏拉图、普罗提诺、奥古斯丁──圣者和苦行僧们的三部曲，是原始本能的逐步萎缩，又是上帝之国重行凝聚。终于在马基雅维利身上，尤其在他的模范人物恺撒·鲍吉亚身上，日耳曼人的野蛮复仇精神得以学理化。从柏拉图的强调理想国〔制度〕到马基雅维利的强调君王〔天才〕──这期间欧洲思想整整绕了一圈：从终结到开始。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322年〕在其《政治学：1333B──1334A》中说，“任何社会制度的最高目的，是制定它们的军事制度。像其他所有的制度一样，其目的是为了和平环境的需要，即是在兵士们不服兵役的时候。”显然，可以认为社会制度是为了适应和平的即一般的社会生活而拟定并实施的，哪怕是军事制度也是如此！因而，一种健全的社会制度，必定不是为了应付战争与革命等特殊的社会生活环境而制定的“军事共产主义”。“军事共产主义”是为了应付诸如外部战争、内部革命而制定的权宜措施，决不可能成为一个固定的制度，并迫使和平居民接受，哪怕它被叫做“社会主义制度”。否则，不仅会造成不公正的阶级压迫问题，而且会驱使全社会走向僵化、全民族沦入奴化。况且，此种越权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获得一种正常的社会制度那么持久的生命力。罗马人就很有这种智慧，所以，他们只是在战争期间才任命独裁官〔Dictator，“狄克推多”〕。而和平一旦实现，马上就剥夺战时指挥官的权力垄断，还原为文官统治。英国人对他们的首相、美国人对自己的总统，也是这么干的。难怪英美人可以追踪罗马人的足迹，称霸世界。

2──

告诉你，索居的使徒，普罗提诺的精神世界，既有集体宗教的伦理成份，又有个人出世的心理需求。他的范畴与你当然是不同的，因为你的范畴生在一个文化的裂罅与荒漠中。而他呢，则沉思在一个充满夕阳之美的黄昏。裂罅的挤迫、荒漠的绵延，开辟了一种独创的省悟──它可以用来领悟甚至分析一切伦理学原则，也可用来透视中国的各种心性，即隐藏在学说后面的意志与欲望。在此，一切分歧都奇迹般地消解了，取而代之以一派和谐。──这就是我的世界：一切思想纷乱，其实归诸心性差异的层次。 

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年〕的《忏悔录》〔the Confessions〕这本书，作为心灵历程来说，基本上是虚伪的、矫揉造作的东西。而作为宣讲师的布道之辞来看，才有动人之处。好一个以身作则的说教法！毕竟，这种宣道师爷〔“教父”〕的真诚是包含着“人”的意义的虚伪。一个人不能真诚地面对自己，又怎能真诚地面对上帝和听众？如果这位圣徒真的相信基督的上帝，这岂不是一项不可饶恕的罪行。后来的欧洲人也都跟着这位榜样一起作态，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的《忏悔录》〔the Confessions〕尽管以世俗代替了神圣，但在心性上却与奥古斯丁的何其相类！因此我想，要保留奥古斯丁的圣徒声誉，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去翻译他的著作。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City of God〕的几个疑问：

〔1〕善的意志是罪恶的动因，怎会不可能呢？我们知道，姑且不论所谓的善恶只是人们的观念，有时一种无上的纯洁的善的意志也会促使罪恶产生，以人们所不能理解的、真正的彻底的方式消灭罪恶，从而促成天国的来临。

〔2〕恶的意志为什么不能从开始以来就有呢？按照波斯人的观念，世界本来就分为二元的，恶与善并存于人心中，世上的恶并不比善少、比善弱，不过，这世界的主宰却是善的，因为我相信，这样的看法可以带来勇气和力量，因而也带来了“善”！

〔3〕善的事物为什么不能成为恶的意志的动因呢？一种性质的事物当能引起另一种性质之意志。例如，扼制会带来野心的发展。也就是说，“上帝”对“撒旦”公正的打击会引起撒旦的更恶的意志！

〔4〕一个意志由于被诱惑而变为恶，应该说在这之前它是善的〔只要它前此从不曾作恶〕。为什么善的意志不会因诱惑而变为恶呢？“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既然是有限的，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完善之处，因而就有了恶的根源，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这一点，因为这样的否定不仅无理，而且等于说并不真实。结果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罪恶的了，其辩解也变成是拙劣的了！我们只应说，上帝是完满与全能的，他之所以使被造物拥有罪恶，只是为了促成更大的善！

〔5〕万有无不善，只应从“热爱上帝的一切创造”这一点去理解。而不必用人类的理智去强解那难明的“上帝创造的恶”，更不应视而不见其起潜在的可能性。否则岂不变成混沌学家了。

〔6〕有人认为，如果说奥古斯丁算是哲学家，那么就不得不承认他是基督的叛徒，因为他败坏了启示的原则。他说恶与恶意之动因只是一种无效力，是一种缺陷，而不是有效力的──这是强词夺理的。而在我看来，恶意之动因不是无效力的，而是强效力的。上帝正是用恶这强效力，来推进善的成功。恶比善更强有力，但恶是不长久的，它只是一种工具、一个过渡，为了达到善。与恶相比之下，善是苍白无力的，虽然善又是美丽而柔和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由此可见，奥古斯丁并非在我以前想象的那样崇高：他像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伟人一样，为了自己事业的利益，常常不得不进行欺诈与说谎。

〔7〕“因为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恶的；那些恶人，只是由于浸染了恶习之故”。这话如果成立，不是推翻了奥古斯丁自己所谓“善之意志不会因诱而变恶”的说法吗？不是否定了原罪说吗？反过来看，人生而自私，这难道不是恶？至于说到“浸染了恶习”，那么试问，这最初的恶习来自何处？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魔鬼？奇怪！

〔8〕在现世中是找不到至善的，对吗？我虽然承认这一点，却与奥古斯丁大不同。奥古斯丁说至善不在现世，乃是使人向往天国，论证人必须依上帝而得救。谢选骏说至善不在现世，是因为至善存于人心。假如至善真能实现，人心又会产生新的不满，更有新的奢求。至善因此会被消灭，因此说──在现世中找不到至善。虽然奥古斯丁对斯多噶派的批判并非无理，但他不知道，那只是一种人的真理，一种伦理学，一种相对的救时的言论！奥古斯丁自己的言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哲人的悲剧！〔我注意到：对斯多噶派有关“一个人在被鞭打的时候也可能是幸福的”、“坚忍的痛苦的幸福”，奥古斯丁似乎理解不了。〕

〔9〕《论自杀》奥古斯丁对自杀的一概否定是有失公允的。自杀有多种：

a、殉道性的自杀，是对自己事业的献身，特别是当其事业已遭挫折，这种自裁有助激励士气。如屈原、崇祯等。

b、精神支柱之崩溃，即所谓绝望时，感到人生空虚、无意义而自杀。

c、不可忍受或不愿忍受肉体的极端痛苦而自杀。

d、恐惧、不甘忍受着羞辱等等。

e、出于习惯，如有的民族、地区、宗教、训练倡导自杀。

f、怯懦、思想脆弱、意志颓废、抵抗环境的能力过于薄弱。

g、精神病等等，不可尽举之……

而奥古斯丁却没有区分这些复杂的具体情况。殊不知第一种自杀是崇高的，第二种是可以原谅的，第三种是无所谓的，其余几种才是奴隶状况的证明，不足取法。

〔10〕奥古斯丁关于这个现世里没有幸福之证明，乃是为了证明更大的幸福只存于来世、彼岸，而这个彼岸与来世又是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达到的。我不是群众宗教的信徒，我不相信这样廉价的来世，虽然我相信少数人的窄门的“彼岸”。当然，我也不相信现世有幸福，因为“幸福”的内容各有不同！我谢选骏的幸福境界，又怎么可能在现世觅得呢？尤其因为，我只爱虚无飘渺而不可言说的美妙之仙境。

〔11〕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耶稣明明说过“上帝的东西归上帝”〔“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22:21]〕还有，耶稣明确宣布：“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36 〕奥古斯丁为什么还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其实，反对地上天国的思想不仅是耶稣的，而且在旧约时代就有表达：“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事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撒母耳记》8:5─8:22〕圣徒奥古斯丁为什么闭耳不听《圣经》的启示呢？

3──

彼得·阿柏拉德〔Peter Abelard，1079—1142年〕《伦理学》数章的批判：

──“对德性有影响的心灵缺点”。彼得·阿柏拉德先生说，只有“使恶人去做坏事的”心灵缺点，才是对德行有影响的。反言之，大概对好行为有直接促成的优点才是有关道德的。

──不，我不苟同这种看法。就谢选骏所知，一切的心灵优点或缺点〔包括敏悟与否，意志之倾向等〕，都与德行的好坏不无重大关联。可见上述“心灵特点”正是一种“天赋”，这种先天禀赋往往造成一个人的特性，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已造成了！不应只看这些“心灵特点”好像与道德行为并无直接联系，就忽略了它们。正是这些先天禀赋与后天的遭遇，形成了一个人的道德准则。没有一个人没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但没有一个人的道德准则完全符合社会要求。

〔不错，彼得·阿柏拉德似乎已经注意到“善这个名词原有不同的用法”。可惜他没有进一步加以界说，否则它的意义就大了。〕

──彼得·阿柏拉德先生认为善行虽出于善的意向，善的意向本身却还不是所谓善的。

──这里，阿柏拉德先生显然忘记了，善的意向只是一种主观的东西，标准在于人心。而对谢选骏而言，善则是历史的利弊得失！

──阿柏拉德先生问：一个没有〔对上帝的〕知识的人，如果相信自己所做的是替上帝服务的，并以最大的热忱去做，因而干出了违背上帝的事情，这是恶还是善，应否受惩罚？

──谢选骏答：这是恶的。这种人干了超出自己的能力与本分的事。例如，他们本来应跟随先知，现在却杀害了先知，这难道不是恶吗？并且因为他们顽冥，犯的罪恶要比常人更多、更严重，更难以悔改。对他们施加惩罚不仅公正而且必要，惩罚恶，才是善。

伦理学可分为：个人伦理，家庭伦理，政治伦理，社会伦理，哲学伦理与宗教伦理。前三者在中国古代如以孔子为代表堪称特别发达。最后一种在中国以外都很发达。中间两种则中外皆有之。

个人伦理有称为“自我修养”。即修身。家庭伦理：齐家。政治伦理：治国。社会伦理：平天下。在西方，把政治及社会伦理理解为“契约”，要求人们都自我克制来进行伦理修养。哲学伦理即所谓“人生哲学”。一个没有哲学伦理即人生哲学思想的哲学家是不配算作哲学家的。

路易十五〔1715—1774年〕时期的巴黎沙龙主妇杜得芳夫人说：“人类无论怎样也不能知道的事物，知道了也必将无用于人类。”这话在伦理上和实用上讲来可能是对的，但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就不免是一种诡辩了。尽管它充满了知识女性特有的聪明。因为既然你既然不能知道，也就无法断定到底有用还是没用的。“思想是看不见的广延，广延是看得见的思想”：不懂的东西不见得无用。

4──

爱斯拉谟斯〔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年〕，真像一位舞文弄墨的喜剧演员。这在欧洲可是尊称。中国民间没有这么文绉绉，人们把这叫做“耍猴儿的人”，一个思想界的跳梁小丑者，一个涂满了“哲学色彩”之鸡毛的游街者……这就是《愚神颂》〔In Praise of Folly，1511年〕给我们的印象。左右逢源的大众艺术家，鼓舌如簧的群众献媚者……你，人本主义者。

5──

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年〕想在理性能达到的范围内驱逐内心的黑暗；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辩证法曾是形而上学专家用来进行诡辩的工具，而乱中夺权的革命家伙们则用它来推行专政。也许真正的辩证法精神还是可以显现的，但那必定很难言传，更不可聚徒教授。因为人的高级心性体现为一种“眼光”，是一种超越语言的存在，一种生物感应，也是智人企图探究纷繁现象的一个尝试。这种眼光，仅是感觉，必与实体的法则不合。 

辩证法是一项高级的智性修习，因此，它实际上只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如果一旦进行普及，则与诡辩很难分辨了。经院哲学家想用辩证法来掩饰理论的虚弱与浮肿，结果反倒造成思想的混乱与规范的模糊，结果导致哲学领域里贵族风度的歼灭战。在古代的中国与希腊，此法的盛行是一条通向文化专制的道路，现代中国更是如此。破坏了理性的规范，也就归向了迷信的混沌。

历史上每位哲学老人的“体系” 都有其合理部分〔其思想内核部分〕，也有其强词夺理部分〔勉强搭造起来的论证部分〕。我们的历史任务不过是用他们自己的合理部分，去揭开他们的不合理部分。

一切哲学巨人的必然归宿：

〔1〕不是趋向自我否证；

〔2〕就是求助于信仰；否则就归诸

〔3〕不可知之境了。

当然，第四条道路还是有的，如缄默不言。但第五条道路的确罕见。纯思纯虑到头来是难以固执的；“哲学有何意义”的疑惑一再泛起。这是些人性上的需要，科学主义者想抹也抹不掉。一切绝对的哲学，一切自以为是而排斥他家的精神独裁──都在散布目的论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传播功利至上的瘟疫哲学。对下愚这只能蒙骗而不能点化，而对于上智甚至中人，它的重压却是惹人烦恼的根源。

6──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年〕，这是半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年〕和半个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的混合体。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年〕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年〕则被目为“日耳曼精神对拉丁──天主教文化的反抗”。从路德新教和加尔文主义〔John Calvin，1509─1564年〕，演变到纳粹主义〔Adolf Hitler，1889─1945年〕，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尽管这其中充斥了许多离奇的变奏。

从物理学史上看──欧洲文化的鼎盛期是以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年〕而不是以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年〕为标志的，所以牛顿认为，“在自然界里本来没有我们称为规律的东西，而那些帮助我们的理解力去说明自然中一系列现象的只是一些公式！”

“浮士德精神”的真正化身，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因为他观看宇宙的眼睛被“无限的色彩”迷住了。反之，则是衰落的表现，他用成熟的相对主义代替了血气方刚的普遍真理，用宇宙的有限论取代了浮士德精神的无限雄心。

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1473─1543年〕和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年〕，则是北欧海盗的后裔，是无限扩张和企图鲸吞一切的浮士德绝对主义、太阳中心论的衰微，岂不就是欧洲文明的内在力量业已衰微的可靠标志？这以后的欧洲，除了像叔本华和尼采那样乞灵于东方思想，在佛教和拜火教的灰烬里寻寻觅觅外，还能干些什么呢？

7──

蒙台涅〔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年〕说得不对，死亡、贫穷、痛苦都不是人的主要敌人──在我们看来，人的主要敌人不是“阻拦他意志的东西”，而是“纵容他意志的东西”。也就是说，人自己的意志本身要比意志的对立物，更让他自己难以应付。而事到临头，发挥作用的与其说是某种能力，还不如说是让那种能力得以发挥的局势。因此我们不能赞同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年〕有关“良好的法可使世界永远美好”的观念。但我们承认，如果全能的上帝亲临尘世国王的座位，那么人世也许会像天穹一样和谐幸福。因为，写在纸上、刻在鼎上的法，毕竟是死的。人订的而且要依赖人的努力方能运行的法，落到执法官和执法机构，就不那么美妙了。任何完美的法律系统，都不能避免人性的陷阱，因此，经常的调整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适时的调整似乎要比法的良好存在本身更重要，但是也正因为这样，就给利用调整的机会篡改法律精神的不法之徒，留下了可乘之机，而这些不法之徒往往还打着“人民代表”的旗号。而丧失了自我约束力的法律系统，才是一架最为残暴的绞肉机。而革新法律的关键，也在人，在那些还拥有自我调整能力的社会本身，在那些公民还能保持自律即自我控制的社会中。 

8──

在我看来，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年〕的“直道进化”论，与其说是体现了“宇宙目的性”和“生命的意义”，莫如说是人性本身的惰性结果！对于生物也包括人而言，任何努力一旦持续化就会形成一股惯力，并在惰性中前进。续继前进既然已经不需特殊的意志力量了，按照既定的死人方针就可以办了。在这样的状态下，反而是停止前进、急流勇退，才需要格外坚强的意志力量。所以“直道进化”所体现的“定向发展”并非生命的可喜，而往往是生命的可悲。

在我看来，进化过程要与自我调节互相结合，才是一种有价值的进化，但是这样的进化只是在理想国里，不在自然界中。自然界中的进化过程常常对生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它是生命自己无法控制的。所以“直道进化”的观念岂不是通向衰亡的路？尤其是对于一个种族、一个群体而言，既定的方针更是如此越走越窄。虽然个体的一生最好具有某种程度的“定向发展”才能取得某种程度的独特成就，但对种族及群体而言，定向发展可能是相当危险的。况且，种族群体如何认识比它自己更大的存在呢？像个人服从群体那样服从更大的存在？尽管我相信种族群体的意象通过佼佼的个体可以展现出来，但谁知道那是否某种幻象呢？毕竟，个体只有以种族群体为“效忠对象”，才有可能发扬光大自己所表达的意向，然后，这些佼佼的个体才被种族群体承认是某中代言人，即创造新生活、创造新文化的先驱：佼佼的个体就这样以自己的“直道进化”〔定向发展〕来使种族群体避免了直道进化的厄运，他适时地自我调节，推进了命运，而不是被惰性推着走。

9──

全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哲学，等于是做了一个巨大的智能试验，虽然从根本上说这是不可能有结果的。要知道，认识能力最终是无法给认识能力下定义的。用完全不同的语言〔如科学语言或宗教语言〕兴许可能更有效地说说哲学的问题。但永远没有一种语言是全能的，因为语言所要说的，所一再说的，正是语言本身！这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循环，是一个悖论，一个自圆其说或等于没说〔二者在实质上相似〕的游戏。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然而，要是把哲学当作一项智能的游戏和体操，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便不存在“正确”和“错误”的问题了。不管怎么说，康德在此，至少可算个探险家，一个编织严谨方程式的“有德之士”。在此，他的冒险事业确实堪与哥伦布或哥白尼媲美。虽然他与那两位探险家相似，也没有找出正确的答案，但毕竟是令人瞩目的先行者，可以让后人瞻仰其精神〔而非结论〕。 

黑格尔在其《宗教哲学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中所表明的离奇论点，则比斯宾诺莎的荒唐论证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假冒为善的此公还偏偏要为自己的藏头露尾的伪善镀上一层客观真理的金箔，尤其要了读者的命。只有卡尔·马克思那样的蠢材，才会被他迷惑，竟然想起来要把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变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

我们不会德语，无从阅读黑格尔的原文，本来不该评论黑格尔及其哲学；但是后来我发现，黑格尔不会中文，却纵论孔子及其思想。那么我们也就仿照一下黑格尔，对自己不会其语言文字的德国作品，也来评头论足、发表看法。

黑格尔对孔子思想的了解，来自传教士的译本，且无法把握孔子思想的全貌。黑格尔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因为他接受教育的时代，还在十八世纪，那时候欧洲人还不懂得印度的梵文和希腊语属于同一个起源。而德国的东方学要到十九世纪才开始，那时黑格尔的大脑已经完全僵化，无法吸收新知了，难怪黑格尔对东方文化完全外行。

结果很不幸。“黑格尔论孔子在世界哲学史中的零地位”，虽然是十八世纪的陈酒，但通过马恩列斯的暴力推销，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却成了一个流行。我记得毛泽东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曾经大肆宣扬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里批判孔子的段落：“关于中国哲学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的孔子的教训。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它是一种道德哲学。他的著作在中国是最受尊重的。他曾经注释了经籍，特别是历史方面的〔他还著了一种历史〕。他的其他作品是哲学方面的，也是对传统典籍的注释。他的道德教训给他带来最大的名誉。他的教训是最受中国人尊重的权威。孔子的传记曾经法国传教士们由中文原著翻译过来。从这传记看，他似乎差不多是和泰利士同时代的人。他曾作过一个时期的大臣，以后不受信任，失掉官职，便在他自己的朋友中过讨论哲学的生活，但是仍旧常常接受咨询。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译者〕，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对孔子的批判，由于受到毛泽东的吹捧，而在1970年代风靡整个中国大陆。直到今天，还有网文指出：“没有逻辑和思辨的语言实在不能称之为哲学！黑格尔批评得很对，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哲学家的，只有一些思想家。先对于西方哲学，东方哲学其实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我觉得主要是缺少了逻辑这个工具，所以根本没有完整的能串联起来的思想和理论。而且中国人很不注重辩证的思维，中国相对于西方整个社会都缺少思辨。很少认真完整的严肃的思考一些问题。”

有的网文进一步指出：“孔子确实没有留下什么思辨的东西，所以能反驳的地方也不多了，或者不同国度的人也觉得没有反驳的价值。我觉得孔子的功劳，就是帮中国人卖了广告，让世界上的人知道中国人有道德。曾经在书上看到过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比，大概意思是中国哲学谈生而避死，就是说中国人绕过了死亡，就对生活上的事情进行思考讨论。但是，偏偏西方人却认为，‘死’是哲学领域最丰富的金矿，哪个哲学家都可以从‘死’里‘捞一笔’。难道这么伟大的孔子，思想这么开阔的孔子没有想过死？怎么不去研究研究呢？可见中国人做学问比较狭隘，而且受封建制度约束，不能谈性。人进化过程中，吃跟性是没有改变过的本能，所谓食色性也，生和死于我们也无法避免，为什么舍近求远，谈读书谈交友？相比之下，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要深刻多了。（午睡前脑袋不灵活，以上纯属扯谈，无逻辑无根据，只不过不想冷落了牧童一番苦心发这个贴，希望大家继续讨论，没有你们的讨论，引发不了我发言的灵感。本来还想写更多，无奈已经睡着……）”

国学家尤其是喜欢儒学的国学家以孔子为“中国伟大的哲学家”，但黑格尔的徒孙毛泽东却看法相反。他根据黑格尔的普鲁士精神来扫荡孔庙，战绩远在明代中期草寇刘六、刘七之上。刘六、刘七的“起义部队”在孔庙驻屯，但仍然不及毛大的解放军和红卫兵那样进行系统的“改造”和毁灭。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当然没有哲学，因为连“哲学”这个词汇都是近代才从日本输入的。但是中国有儒学、道家、玄学，这是希腊和德国所无的。正如德国没有汉字文献一样。没有水墨画的德国，可以从事油画活动。所以孔子的“仁”显然不是“哲学范畴”，而在儒学范围。

黑格尔说：“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在东方国家里“找不到哲学知识”，“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这话并不错，这等于说：“真正的德语是自德国开始”，“外国人说的德语必须排除在德语文学以外”。但是当黑格尔认为哲学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就陷入无稽之谈了。

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年〕认为，艺术是自我意识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艺术不依赖于自然界。我认为这基本上是对的。当我年幼的时候，也曾受到“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教诲，以为多多观察自然景色就可以得心应手地造出好的写景诗。但结果令我大失所望，尽管观察了很多，就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那种感觉，更遑论再现自然景观！由此我陷入痛苦的思索。结果我发现，要写诗就必须从诗本身入手，应该多读多体会前人的作品。这种“继承传统”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学会自我意识、唤醒自我意识的过程。尔后才是通过模仿去掌握表现的技巧。最后，你确能写诗了。但这是自我意识和语言游戏能力发展的结果。至于“自然与生活”呢，它们不过是触发了你内心的弦，为你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已。 

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年〕─谢林─黑格尔一脉相承，是德国自然哲学的梦游者。他们胡作非为的“自然哲学”是荒唐闹剧，其喧闹史仅仅表现了普鲁士这个小人国的妄自尊大。看来不仅是其命题的意义，而且整个说理系统的意义──都须到“自然哲学”所显示的扩张欲望里去寻找了。在我看来，哲学只是哲学，“自然哲学推理”要想取代自然科学实验，不过是一种德国推理狂的病态症状罢了。可惜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从“自然哲学”这个中学课程学到足够的教训，还是一味玩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等等的“社会科学推理”，结果弄得天下大乱，狼烟四起。如此看来，德国式的“自然哲学野心”的破灭，为“社会科学预测”的破产，作了预告，尽管其落实过程，又花掉了将近两百年。

所有这些对于自然哲学的反证，岂能不为后来的实证主义思潮的泛滥敞开大门？思想史上又一个无聊的白天开始了。 

德国的“推理思想家们”都是些绝对主义份子，除了康德以他不彻底的相对主义启发了自认为天真的尼采。德意志的精神，在此显示了某种两重人格，那也许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残酷后果所造成的日耳曼民族分裂，在其精神世界所留下的持久创伤。尼采是真的傻气？还是以真诚为手段而哗众邀宠呢？当真诚被作为一种方法在使用，真诚也就不存在了──戏子和街头宣传家的时代破晓了。实际上哲学家尼采很迷恋戏子，而后来的街头宣传家又很迷恋尼采，这真是有趣的罗圈。 

“思考”是一种“逻辑”，是用来辅佐并证明意志的。当意志产生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地用思考即逻辑去鼓励或抑止自己。思考的作用还在于可以深化意志，尽管它并不能产生从高级精神到普通意志的所有自发性。虽然实证主义者力图使意志服从思考，但这种“力图”不也是一项“实证主义的意志”么？有什么样的意志，便有什么样的思考和什么样的逻辑。可以和意志相匹配的，不是“思考”而是“眼光”。眼光不能对意志发号施令〔用叔本华的话说，“没有支配意志的意志。”〕；但可以分散意志，甚至转移意志。所以我们认为：从意志中生出宗教；从眼光中生出哲学；从验证中生出科学。

在一个优秀的心灵中，意志和眼光常常是相对分离的、独立的，由此取得互补与协调。而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却完全泯灭宗教的意志与哲学的眼光之间应该保持的距离。──这显示，他不但是个绝对主义者，还是个心存愚民之念的售卖狗皮膏药的大师。他的主要成就是剽剥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加以改换并套用在本体论的上，于是这个绝对的牧民哲学家就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精神”的代言权，就可以由宇宙精神〔即斯宾诺莎的“神”〕去推论一切属于宇宙精神的派生物〔即现象世界〕了，这就完成了“德国自然哲学”的完全堕落史。但事实证明，这不过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笑柄而已。这位大导师最后也很难下台，好在他的门徒盘踞的领地太野了，所以通过游击战争救了他的驾。 

如此，拯救黑格尔及其各类门生〔包括卡尔·马克思及其各派门徒〕的最佳方法，唯有烧毁黑格尔以前所有的人类著作。据说，柏拉图就是依靠烧毁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前460─前370年〕等人的著作，才得以成为大师，为自己创下了不朽的声誉。果然，二十世纪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也开始销毁或篡改黑格尔的私淑弟子马克思以后的时代所产生的几乎一切哲学著述甚至科学著作。因为黑格尔不及柏拉图，必须扩大销毁面才能达到愚民效果。所以，“文化水平”最低的毛泽东，其销毁书籍的规模要超过了列宁和希特勒。

显而易见，一切超过黑格尔“宇宙精神大全”、马克思“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等“必然性胡诌”的典籍，只要存在一天，就能证明黑格尔、马克思所说的不是真理，并会一举击溃其独尊地位。如此看来黑格尔的出现，确是“德国哲学的终结”而不仅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在此意义上，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实在很有些相似。虽然黑氏与亚氏一样“博学”，可他比亚氏更多专横的普鲁士气味。毕竟，亚氏还没有将马其顿的秩序等作宇宙精神的最高体现。黑格尔哲学演变为马克思主义，进击世界，广泛流传，进一步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堕落。结果，连当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其实证材料，也不得不屈从于“黑──马”这一套思想把头的控制。 

10──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接受佛教和印度哲学的影响，有内在冲突，有些无序又有些矫情，还颇为枯燥。他把自己的限制化为事物的限制，且把自己的苦恼，看作宇宙的苦恼。他否认生命、世界，当然是荒谬的。参照他的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看，那就更是一种矫情。生命与世界，并非从意志产生的；相反，意志只是生命与世界的使者而已。生之使者，死之使者，皆是意志。我们现在所能发现的一切世界，也许确是“意志的表象”〔因为人是不能排除主观而变成“客观”的〕；但在我们以前呢？生命与世界是否也是这样？否则，意志本身又缘何而起呢？人不仅通过意志认识世界，也通过理智直观〔照叔本华的术语〕去认识世界，“认识生命自身”的直接含义。尤在后者。叔氏承认，人的身体比世界对人而言，更实在。随着这身体生命的衰退，身体所显露的意志也告衰退。这不可以说明身体比意志更根本吗？这样，就可以由佛而臻乎老：“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十三章》〕 叔本华、尼采的伦理学深受斯宾诺莎的渗透：伦理学与本体论的混同。这使哲学家们把伦理上的“谬误”，变成了认识上的“真理”。这些绝对观念下的一心为善者！甚至连尼采这位从善恶的彼岸偷渡到人间的使者，也念念不忘以伦理统率一切，从而得出了“真理就是更深刻地统治着我们的错误”这样的语义悖论。

卡尔·马克思，一个体系上非常圆滑的思想家，一个嘴上头头是道的人物，是个闯荡江湖的干将，一个红卫兵式的家伙。这种能人八面玲珑，浑身充满女性般的赏心悦目，但其所言却是随机应变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比起马克思的真理体系而言，有些并不那么完美的学说，倒是比较可信。因为任何人心原不乏矛盾，一个人显示了自己的矛盾，才变得可以信赖。相对的真言虽不能为大众欣赏──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思索，所以需要省心省力的结论──但面对着生活的荒诞时，富于矛盾性的思想便显出了优势。正因为任何人都需要因时制宜，所以绝对的观念在充满矛盾性的生活中便只能失灵，暴露出它的本来面目：它原本只是特意给虚胖者准备的镇静剂。 

11──

难道伯纳德·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所下的那个定义是确切的吗？他的《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说，“哲学是处在科学与神学之间的某种东西。”我们知道，即使他这意思是对的，但是他所采用的表达也还是不确切的。实际上，通常所说的哲学是关于神学、科学与纯哲学之间的大杂烩。当然，这还得加上关于人和历史的诸多思索〔所谓“历史哲学”〕。如此看来，我们还是应该恢复哲学的古老本义比较好： 哲学不过是“博学善思”之谓而已。

伯兰特·罗素认为，阐述任何一种关于人类关系的圆满的现代伦理时，最重要的是，承认人对人类范围外的环境的权能，所必有的限度；以及承认人对人彼此间的权能，所宜有的限度。……这种思想的兴起，表明西方文明里人的权能，已经成长为一种足以反转过来打击人自己的力量。因而，约束权能比放纵权能，具有了更迫切的现代意义。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年〕与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年〕的相似性──论证取胜于当时，论点取胜于后世。至于其它，则难把握。这正显示了思想的深度与思想的机智，以及二者的惊人结合。使他们大有社会影响力的，恰恰是其隐士的欲望！庄子也是这样。尽管风格截然反矣。例如，庄子学说有一个基本的矛盾：一方面他是意志主义者，主张精神决定物质形态；另方面他又承认物质的相对实在性。正因为他的论证是以这物质世界为出发点，所以不主张涅槃，而主张与时俱化。他又不相信感觉以外的世界，排除了超验者〔如上帝〕的存在。

12──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年〕在《反杜林论》〔Anti-Duhring，1878年〕里咒骂的那位杜林先生，反而是对的。毕竟，开创后世共产主义运动之先驱的，并不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之流的理论家，而是巴贝夫、巴黎公社社员等实干者。这些人才是布尔什维克的先行者。至于卢梭，他所谈论的平等完全是他自己的臆造。人类从来就没有过卢梭式的平等，卢梭不过是把原始人加以美化，其实人的凶残和贪婪是本性的，而不仅仅是习俗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此误判，导致古拉格群岛的出现。而卢梭的矫情，并不说明他真的想过“原始人的生活”，他并不是一个不要享乐的人，相反，他和后来的许多共产主义者一样，是一个极端纵欲的人。他的矫情，不过是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否认。他所宣扬的“平等与不平等”等等怪论也是出自心理的病态，是他那个时代的某类人对社会秩序的抗议；他的这些学说并不像后来的人类学研究那样，体现了至少是力图接近了历史上的真实状况。

人间的平等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动物世界就没有平等，只有食物链和所谓生态意义的“压迫和反抗”。强制的平等不但需要建立在血腥压迫与更加集权的基础上，而且平等的强制实现正好证明了人间比动物世界更加不平等的残酷事实：具有影响力的人为了自己的某一观念〔如“社会平等”〕，就可以叫千万人去死。可见生物越进化，不平等越加剧。不论在生理、心理、社会层面，都有这样的趋势。

13──

“一个命题的意义”不像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Moritz Schlick〕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证实它的方法”；在我们看来，一个命题的意义，还在于它所指示的欲望。不了解欲望，不揭示动机，就无法理解语言的含义。而语言的最精微处，也恰恰在于它所蕴涵的欲态。哪怕，这是“无欲之欲”。通过“方法”，人们可以证实命题的意义；但却无法得到命题的意义。例如，欧洲文明的意义，被迪斯科“音乐”的狂乱节奏……给揭示了：持续不衰的癫痫，有力体现了“时代精神”，舞者们疯也似地踏着地板，以全部热情叩击地狱的大门：渴望踏破地狱并深深扎将过去……“地狱、地狱、地狱！──快开门！我要过去！要不顾一切地沉浸！这世界使我厌烦！我已无所留恋！──地狱！快开门──放我过来！”

──这是欧洲文明的呼声──地狱大门传来了西方的呼声……面对西方文明的如此病态，我们应该予以缓和而不该予以加剧。但是浮士德精神的魔性却完全失去了自制力，好像失掉刹车的汽车疯狂前进，非要一头扎进高速道路旁边的山谷不可。这样的浮士德真是到了该死的时候了？丧失刹车器的浮士德牌的汽车，不是走向那命中注定的自我毁灭？其中的人不再能逃离坐在车里待毙的命运；那紧紧裹住他的、几乎成为定数的“飞速发展”，使人灵魂破碎。注定要在这场冒险中毁灭殆尽，是与希腊悲剧西西弗斯“日复一日”的劳作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更深刻更阴沉的人生悲剧──“日新月异”地奔赴死亡！一万条大路摆在脚下，一亿种生活的诱惑在微笑──瞬息而逝，不死在无尽的扩张之路上，就死在毁灭的深渊中。

14──

取代“浮士德精神”的；只能是“周易的乾坤”。按照浮士德精神，人人都自觉悲惨、人人都心怀怨怼……按照周易的乾坤，才能有效地超脱这苦恼的不幸感、进于尽可能不动心的崇高的无情之境……心领神会，知命无忧──并非没有忧愁的天真未凿，而是涤除了忧愁的再生状态。周易的乾坤，是这一再生状态的象征。故《易》云：德日新、日日新……

在《易经》面前，即使像黑格尔这样心胸狭窄的哲学教授也不得不发出赞叹，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哲学史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到了晚年，他终于吐露了一个终身的秘密，在自传中承认，他所“创造”的“正反合辩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易经》的启发。

难怪黑格尔临死的时候说：“只有一个人理解我。”过了不久他又说：“连这个人也不理解我。”其实，连黑格尔自己都不能理解黑格尔自己；所以，谁都没有误读黑格尔。正因为黑格尔自己“本来无一物”，结果任何正确的理解也都成了“何处惹尘埃”的无稽之谈？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不是就人的本性而言的；而是为知命意识的豁然开朗，所发的一支旁注。

浮士德死去了，他的历史终结了。周易的乾坤死而复生了。在即将来到的时代里，周易的乾坤将化育天下。让我们被这透彻的全球时代的预言静静催眠吧：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卦彖辞》〕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坤卦彖辞》〕

（另起一单页）

第四章  质疑人本主义

Chapter Four Questioning Humanism

如果说尼采是“欧洲的张载”，那么，欧洲人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劫难，显然已经不远了，因为张载之后不久，金、元的铁蹄就踏破了神州大地。欧洲什么时候沦为南宋？人本主义，这是一切近代世界一切祸乱的罪魁！人本主义为现代全球灾难火上添油，例如，哪里有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哪里就发生战争；哪里有了关于“社会正义”的宣传，哪里就建造集中营；哪里有了关于“人民解放”的许诺，哪里就充斥了阶级隔离的苦难……这都是因为，作为思想倾向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作为思想基础的人本主义；作为思想因素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作为思想指导的人本主义。人如果成为归宿，成为最高的东西，那么人间的缓冲地带就消失了。 

一，人本主义五百年

1. Five Hundred Years of Humanism

从哥伦布殖民美洲〔1492年〕到苏联解体〔1991年〕，是近代人本主义蚕食一切古代文明〔包括基督教文明〕的五百年。《孟子》曾经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下》〕，那么在近代人本主义的五百年已经终结的现在，新的纪年会如何呢？

世纪之交，早已死去的现代奇幻文学〔Fantasy Literature〕作家托尔金〔Tolkien，John Ronald Reuel，1892─1973年〕的作品《魔戒》〔 Lord Of The Rings〕却大行其道，连续拍成大型影片，流行世界。尤其是反恐战争期间拍成的第三部完结篇《王者再临》〔The Return Of The King〕，在北美地区推出仅仅十一天便迅速突破两亿美元票房大关，比其第二部《双城奇谋》〔The Two Towers〕十二天才跨越两亿美元票房的纪录更上层楼。《魔戒》原著者托尔金是位殖民者，出生种族主义的南非，所以他虚构的世界“Arda”分为两块大陆，中间隔着大海，西方大陆叫“Valinor”，东方大陆则叫“中原”〔Middle─earth〕。整个故事的中心地带就在中原。

在托尔金这位反基督的欧洲中心论者的设计里，西方大陆“Valinor”的一切事物都可以保持青春，而中原却是魔王索隆〔Sauron〕的地盘和血腥的战场。作者托尔金岂非重温五百年前的旧梦，透过西班牙海盗的眼镜，用幻想来满足殖民主义的最后遗愿？而就在2003年，《魔戒》在英国连锁书店业巨头〔Waterstone〕的读者票选中，竟然荣获“最能代表二十世纪的一百本书”中的第一名！欧洲文明的核心国家，其读者大众的趣味犹如回到了黑暗时代！

从全球范围看，影片《魔戒》的网站曾创下每日四百万人次浏览的记录，而其预告片每日也有一百七十万次的下载。这不禁让人感叹五百年时间，竟然让欧洲文明走向完全相反的路：从极力发掘历史真实的“文艺复兴文献学”，坠落到了极力营造子虚乌有的“奇幻文学构字术”！嗨，这难道不是命运的嘲弄？《魔戒》现象仿佛总结了五百年来欧洲文明的反基督的倾向，例如其神话内容不仅是北欧神话的杂烩，也杂烩希腊神话、印度神话、波斯神话，难怪雅利安语族现代欧美人士及其文化学徒们会这样如痴如狂。

二，人本主义是文明的季节

2.Humanism is a season of Civilization

每个文明系统都曾经有过它自己的“人本主义时代”。例如在中国，春秋战国是人本主义的一个显例，隋唐两宋则是另一个显例。非道德化的现世精神──是这两个时代的精神特征。人本主义是这种意义的桥梁：既是隔断了但又连接着两个信仰时代。例如春秋战国隔断并连接着西周礼教和南北朝佛教，隋唐两宋隔断并连接着南北朝佛教和明清政教。

德国人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曾概括两个信仰时代的精神气候为“原始信仰”和“第二信仰”……在我们看来，如果两汉宗教是殷周宗教的第二信仰，明清政教则是儒佛道混合的第二信仰。原始信仰较多天然的本能，第二信仰则更为理智化。而联系着它们的人本精神和现实主义，本身也经历了一个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的跑道，这人本主义的跑道仿佛是圆形的。例如，启蒙运动是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化，即把“贵族的东西”普及为“大众的东西”。当今欧洲人的折衷主义倾向〔尤其是文化上价值法则上的折衷倾向〕，表明了欧洲人的精神衰落。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体，当其强盛之际，总是满怀着对“异邦人”的蔑视。像先秦、秦汉或隋唐时代的中国人；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阿育王时代的印度人；莫不是如此。

在欧洲，直接的人类中心思想和赤裸裸的人本主义，它在审美方面的突出表现是肉体崇拜、人体崇拜。古希腊的和犍陀罗的艺术〔Gandhara Art，也称希腊式佛教艺术，公元前后成形于现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南部和克什米尔一带的犍陀罗地区而得名〕就不去说了，就拿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来说，它先是假托圣灵圣母圣子以及众多圣徒的人形肉体；后来则移其全部的兴味于市民尤其是演员们或体育明星的肉体；最后它更要求直接接触甚至作贱人形肉体：不仅在审美意义上，而且在生活意义上……这一切，无非是为了那个欧洲雅利安肉体崇拜的习俗，这习俗也许是在草原上的放牧生活里养成的，所以雅利安人还酷爱和动物发生恋情……不仅古希腊人和古印度人这样，据说不少游牧民族都有这样的爱好。将裸体的人形与精神的至美，混为一谈，是性感而不是美感。虽然静态的裸体不如动态的那么色情，但裸体并非通往“美”的主要途径。如果说人在自己肉体部位如四肢、臀部、胴体中找到了“美”的源泉，而这种“发现”竟然与性感毫无关系，那不是欺人之谈吗？美术学院的教授为什么不能依据同样纯洁的道理，在牛羊骡马的身上揭示同样“深刻的美”呢？难道就因为人是“灵长类”？显然，这种文绉绉的狡辩，不能解释人肉崇拜者们的动机，更无力辩护，尽管这种解释把“教授”和“叫兽”区别了开来。应该公平地说，在这个领域里，印第安人和埃及人也比现代欧洲人更为高明：他们至少还懂得：崇奉石刻和木雕的神像，比崇拜肉做的人体，恶果还要少得多！

希腊的人本主义和现世精神毁灭了。问题不是出在马其顿的野蛮和罗马的残暴上，而是因为人不能完全依靠自己得救。谁说“心灵是无法奴役的”呢？统治现代人心灵的历史表明，“精神”也和肉体一样──处于某种形式的压抑和奴役之中，且常常比肉体更深更不自觉地落入陷阱，还认为这是什么“意志自由”的结果！文艺复兴以来日益露骨的人本主义，以前曾给欧洲人带来扩张的好处，但现在它正把整个世界和全球居民，推上悬崖，面对无底深渊。这悬崖就是“繁荣”、“发达”、“进步”，那深渊就是“环境破坏”、“生态危机”、“瘟疫蔓延”、“恐怖威胁”。相对的人类中心感觉──这是人的本能习惯；绝对的人类中心思想──这是人的意识迷误。现代世界疯狂追求权能的灾难动作表明：人类为自我中心的哲学已经付出了并将继续付出高昂的代价！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导致道德上的惟利是图；正如股票市场证明背叛与出卖是合理的。道德上的唯物主义也就是惟利是图，导致生活上的全面唯物主义化──这就是“无产阶级化”的真正含义！生活的全面无产阶级化，足以开辟一个残虐挂帅、物欲横流、肆无忌惮的暴力时代。

生活的全面无产阶级化，不仅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盛行于共产党国家；而且在西方生活中也具有压倒优势，所以欧洲人在许多正式场合不再穿礼服，而美国总统竟然以牛仔裤为正式服装！这意味着，全球意义的刘邦〔流氓皇帝〕，开始登上万众欢呼的戏子舞台。刘邦的成功，就是“做事没有底线”的范例；后来两千两百年的中国领袖，越没有底线的越容易成功。他们因为不受束缚而比较自如，更能发挥凶狠毒辣的力量。当然与此同时，他们也雇用一批理论家，大力鼓吹“做人要有底线”，甚至要“兴无灭资”、“斗私批修”。

三，人类中心思想

3. Human Centered Ideology

人本主义的三个要义：

1、怜悯人类也自我怜悯，这是各种高级宗教也同样推崇与鼓吹的。

2、努力促进人的现世的福利，把怜悯化为帮助。

3、以人类为目的，并崇拜人类自己。这方面走得较远的有尼采的“超人哲学”，但其实在尼采之前八百多年，“人而神化”的超人哲学在中国就诞生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字横渠，1020─1077年]《四句偈》〕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四句偈》极具人本主义的自我崇拜，张载这种外强中干的自我神化，紧接下来就是金元的入侵和明清两代五百年间一代比一代更为恶劣的黑暗政治，直到两个民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乱与革命。

如果说尼采是“欧洲的张载”，那么，欧洲人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劫难，显然已经不远了，因为张载之后不久，金、元的铁蹄就踏破了神州大地。欧洲什么时候沦为南宋？人本主义，这是一切近代世界一切祸乱的罪魁！人本主义为现代全球灾难火上添油，例如，哪里有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哪里就发生战争；哪里有了关于“社会正义”的宣传，哪里就建造集中营；哪里有了关于“人民解放”的许诺，哪里就充斥了阶级隔离的苦难……这都是因为，作为思想倾向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作为思想基础的人本主义；作为思想因素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作为思想指导的人本主义。人如果成为归宿，成为最高的东西，那么人间的缓冲地带就消失了。这种“成为”的实现，实际上无法通过“提高人类”、“完善人类”予以完成，而更为经常的是通过打击和消灭其他一部分人来予以完成。这是出自对于更高观念的否定、对更高事物的取消。一切高于人类和高于人生的〔如有启示的上帝或无启示的神明〕如果不再存在，人类和人生本身就会莫名其妙地失去保障。──这就是人本主义者最后将要面临的最冷酷事实之一。

上帝被诬为不实，天堂被打入地狱，来源于两种人本主义：一是暗藏的、羞答答的；一是露骨的、赤裸裸的。前一种人本主义由来已久，在多数人类的思潮中甚至包括宗教思潮中，起实际支配作用的正是这种隐身遁地的人本主义。这是由人的本能包括思维本能的性质所决定的，只有极少数的超凡之士，能在认识上摆脱这一点曲见，即使如此，在行动上也不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说，人只能向往灵魂的善，却不能行善，行出来的只是肉体的恶。后一种人本主义是明目张胆的人本主义，它妄自尊大，陷各民族于国际战争，陷各阶级于国内战争，灭绝性的人本主义，最终取消了人间一切高尚和尊贵的东西，代之以冰冷僵死的物质利益。这样一种人本主义，这样一种人类中心论，不仅罪恶，且是灾难性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病症就是：所有的人都自觉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所以，人们都力图转嫁危机，用损人利己或是损人并不利己的方式，实现自己心目中的“正义”。对于缺乏更高期待如信仰上帝或热爱民族的人们来说，损人本身就意味着间接地利了己，因为铲除了更优越的参照物！试想，既然人人“生而平等”，既然“我”又是世界上最不幸、且受最不公平待遇的人──那么，不论用什么手段和借口哪怕是用损人不利己的方式，只要能改善“我”〔有时也包括“我们”即略略放大了的“我”〕的处境：就堪称“正义”。

民族战争的宣传、阶级斗争的口号，都是在这种人本主义的背景下炮制出来的心理治疗。可是它们造成了什么？造成了世界大战和阶级斗争，阶级灭绝和种族灭绝的惨剧，我们都曾经经历。相形之下，调和与中庸，也许不是万世不易的良方，但至少能缓冲现代世界的道德唯物主义的恶劣倾向；能折中各个利益集团，小至家庭，大至种族；中间形态有政党、国家之类。这就使得自我至上的唯物主义行动，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可以减轻。

四，人性的第三次堕落

4. Third Fall of Human Nature

文明的第一次堕落──人与自然的分裂，它的寓言表现在亚当与夏娃的叙事中。

人性的第二次堕落──人与人的分裂，它的寓言表现在建造巴比伦通天塔的传说中。

人性的第三次堕落──人格的自我分裂，它的寓言表现在浮士德故事中。浮士德的祖国，日耳曼的文化，并不像欧洲人想象的那样与希伯莱的叙事相互对立，而只是表现了同一个分裂进程的不同阶段罢了。伟大的中庸之道与协和万邦的秘诀在哪里？

百科全书派的自以为是和十九世纪欧洲的妄自尊大，表明欧洲人还有一点残存的原始生命力。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他们，只是一些烂熟而脆弱的苹果了。他们突然从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1694─1778年〕式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却发现了一个更为糟糕的世界，一个“真相大白”的世界，十九世纪欧洲中心论的梦境分崩离析了。但旧残余还在作祟，这在当前的中国比在当前的欧美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欧美人士已经学会放弃欧洲中心论的现在，中国仆人们还要抱残守缺。仅仅因为这里存放着他们的利禄官爵、身家性命？所以现代中国比欧美远远落后整整一个周期，就毫不奇怪了。如果说现代欧美的社会结构正在趋于涣散，那么现代中国简直还是没有整理好的一片瓦砾场，一片仅供洋马或洋杂种马，随意唐突的远东荒原！

要摆脱这种景况，中国第一步应学会现代欧洲的“多中心论”，以脱离过了时的欧洲中心论，不论这种欧洲中心论是社会主义模式还是资本主义模式，然后再明白无误地奠定自己的国本，建立新文明的价值体系。新文明的知识不是零敲碎打的营生，而要求某种系统性，某种明确但又抽象的神髓！新文明不称驳杂之物为丰富，而要求单纯和简洁。尽管我们这代人已被彻底败坏并可能殃及未来，失去了生命的喜悦，失去了恰到好处的省略，变得日益繁琐、枯燥……但我们毕竟知道，“人道主义”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已完全等同于“无道”了，因此现代人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年〕、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年〕等人的调教下，视“道”为“压迫”的等义词。后者甚至号召消灭“社会性的压抑”，亦即实现彻头彻尾的“无道暴民”，以便对“无道昏君”的秩序报仇雪恨。然则，“道”是不可缺如的，离开了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压抑”，还有人生吗？还有文明吗？还有一切值得珍视的高贵东西吗？

政治正确主义〔Politically Correct或political correctness〕对所谓“人道精神”其实存有极大误解，甚至是有意识的误解。他们把“人道精神”与“纵容”等同起来，好像根本忘了宗教、哲学乃至高级文化，才是真正“人道精神”的体现。它们既非“无道”，亦非兽道〔如精神分析企图把人分析成为兽〕，而是适度的人道，是人的精神饱满状态的体现，即使“神道”又何尝不是“人道”的侧面？例如，宗教的神道宣扬慈爱、宽恕、待人如己，难道不是“人道精神”的证据？所谓“中世纪的黑暗”是蛮族入侵造成的，不是宗教造成的。学者们杜撰了中世纪黑暗，但大规模屠杀和精神迫害却并不发生在“中世纪”，而是发生在科学昌盛的二十世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如果说“中世纪是黑暗时代”；那么二十世纪就是名符其实的地狱了。

在受到马克思主义深度感染的中国“学术界”，虽然认识到了科学与伦理的差别，但奇怪的是，在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辐射下，人们却把这种差别用虚幻的“科学方法”掩盖起来，例如直到1980年代，中国大陆还有些当时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企图用西方自然科学中老生常谈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解释中国历史〔见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金观涛〕，好像这样就可以回避意识形态的批判，但是，这种把人的活动等同于“物质活动”〔例如用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来解释中国文明的停滞现象〕，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拷贝？

再者，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其实是一种拙劣的“东方不变论”。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指出，“东方不变论”的错觉也是非常流行的，可是认真研究起来却毫无根据，因此研究它的起因也不能引起什么人的兴趣和重视。这种论点的来历也许是因为“东方”〔这里的所谓“东方”是包括从埃及到中国的全部地方〕曾一度比西方前进许多，而现在却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因此，当我们前进时，它却是不变的。尤其是我们应该记住，对于一般的西方人来说 ，他们所熟悉的唯一有关“东方”的古代历史就是《旧约全书》里面讲的那些故事。当近代的西方旅客们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看见了阿拉伯沙漠边缘的外约旦的人民生活在今天同在《创世记》里所描写的族长们的生活一模一样的时候，这种所谓“东方不变论”就好像获得了铁证。但是这些旅客们所遇到的并不是什么“不变的东方”，而是不变的阿拉伯草原。在草原上，自然环境对于人类是一种非常残酷的监工，在这种条件之下人们适应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它对于所有敢于在那里生活的人们，不分老幼，都严格地要求一种艰苦而很少改变的生活方式。拿这个现象来作为说明“东方不变论”的证据是无知的。譬如，在西方世界的阿尔卑斯山谷里，在有些旅客不到的地方，那里居民的生活就同在亚伯拉罕时代的他们祖先所过的生活一样。如果这样推理，岂不是也可以得出一个“西方不变论”来了。

事实上，“东方不变论”的实质，是欧洲中心论，而为了论证这一错误的结论，就不得不生搬硬套。例如，《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书中所说的“封建社会”完全是拿欧洲历史模型来硬套中国社会，而书中描述的中国恰恰位于封建社会以后的统一帝国时代，书中大谈特谈的“封建王朝”如秦汉直到明清的政治实体，其主流恰恰不是封建的、更不是王朝的，而是统一的、帝国的，其制度也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而与先秦的、欧洲的、日本的封建制度，完全不同。盛行在这些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之下的，不是世袭的贵族制度，而是考试的官僚制度，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经济”！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谈论“超稳定结构”，那拜占廷帝国不也是超稳定结构了？埃及就更显然是超稳定结构了？殊不知，历史上的所有文明都命定进入其停止时期，然后死亡；但是，难道历史上所有的文明都是被“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所主宰的吗？若然，则此概念〔“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何新之有？岂不等于什么内容都没有说？

自二十世纪以来，马列主义和其他的西方中心论已经受到扬弃，西方意识已经意识、承认“西方的衰落”，并预见到西方文明正在步入其它文明早已步入的停滞、死亡。但是人们可以称西方的浮士德文明因此变得像中国社会那样“超稳定”了吗？这种荒唐就是企图“把社会科学纳入自然科学轨道”所造成的。这就是企图“用科学来解释人文现象”所造成的荒唐。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那些“表面上批判科学社会主义”却实际上随时查看官方脸色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上的烙印。其实，人不是物质，人的活动无法用物质活动来类比。自然科学在帮助人类认识和洞察宇宙方面已经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何况是面对人类自身？自然科学是建立在人的感知能力和观察基础上的，而人自身在自我观察并基于自我观察去研究社会演进时，怎样做到尽量客观呢？因为自我保护的生命机制，肯定会要求人们的“理论为实践服务”，演变为“理论为利益服务”，这其实是许多“独立知识分子”谈论“社会责任”时的真正所指。

五，神话的还原十六条

5. Sixteen Points to Reconstruct Mythology 

1──

我们需要一种适度的“人的本位观”，使得“人高于文化”，包括高于人道主义的文化。人的本位观，不是以“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前提，因为那只能使世界沦为生态破坏的废墟。伏尔泰说：“语言的一个伟大用途就是隐瞒思想。”这是他难得诚实的自述。这表明，伏尔泰的著作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作者自己都不相信它。这样恶劣的作风，为现代人作了示范，于是在“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借口与烟幕下，肆行纵欲与野兽主义。人道主义不就是人类范畴内的野兽主义吗？野兽主义的后果就是纵欲。

在希腊化的时代里，我们在斯多噶主义、犬儒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气氛中，已经闻到了日耳曼蛮族的战斗血腥了……同样，在基督教会与蛮族酋长们的联合统治下，被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年〕等人文主义者称为“黑暗时代”的，其实是文明的酝酿期、压抑期，所谓“中世纪”不正凝聚了以后数百年西方文明外在扩张的力量吗？

难道所谓的“人道主义”可能成为生命的归宿吗？难道纵欲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败坏，可能成为人的宿命吗？难道人尤其是有能力走向明天并将他们的精神基因与生物基因传之万代的人们，除了放纵自己、追求“解放”、“自由”、“幸福”、“遂欲”之外，就不能建立一些更积极、更难得追求的目标？难道人类就没有一点再远离一点动物世界的希望了？

“归宿”是什么？历史有“归宿”吗？

2──

欧洲奉持无神论的理性主义者们，本是希腊人的精神私生子，名义上则是从基督教会的经院哲学出来的，他们既然得不到教廷哲学的承认，被迫“揭笔而起”，彻底反传统……他们的创造性在，用人道主义的神话代替神道主义的人话，如教廷哲学对于《新旧约全书》的人性化阐释，新教徒对于耶稣的肤浅阐释，相似于和印度教徒对众神以及佛教徒对乔答摩的描写……难怪他们现在提倡“宗教的普世化”、“所有的神明都是一样的”。甚至用人体而且往往是裸体且以女性居多的崇拜取代了对神的崇拜。因此，神圣的“三位一体”到了他们手里就转换成世俗的“真”、“善”、“美”。圣父是真的，圣子是善的，圣灵是美的。当然不纯是名词的转换，还有从天上到人间的坠落〔“堕落”的道学气太浓〕进程。神道主义的人话虽然仍讲人话〔否则，就不能被人们接受〕，但还敢于承认神道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人道主义的神话却只能将速朽的人体列为混乱时代的偶像──人自己被假定为宇宙的主人和可能的再生者。危机出现了！人道主义除了以暴力为归宿即“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外，没有办法整合社会。因为人的欲望是控制不了人的欲望的，唯独暴力或犯罪〔包括“起义”──这是未成的窃国者反对已成窃国者的触犯刑律〕，可以较为有效地控制其他人的欲望。

真的源泉是什么？善的源泉是什么？美的源泉又是什么？惟有理性加上暴力的统治者，才通晓其答案，并列为科学的结论。尽管人民尤其那些啃书本的人──绝对不会明白它。

科学的力、道德的力、艺术的力，都是社会的力。而社会的力，最终还是支配人们行动、身体甚至思想和意志的力。“没有社会承认，就没有意义；何时取得社会承认，何时就取得意义。而社会承认，是握在那么一小部分人的手里。真、善、美的命运变迁，只是社会把握者们命运变迁的缩影？

3──

难道“人类”只是到了巴罗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才具备了科学发现的天才？不是。人类其实早就具有这种“求真天才”了，甚至中国历史上这类证据也比比皆是，但只有等到决心承认科学发见并奖励科学发见的社会权力出现之后，科学求真的权力才成为事实，以至于变成一个似乎独立的权力。至于道德〔善〕和艺术〔美〕方面的浮沉荣辱，也和社会权力的容忍度密切相关。

4──

北欧人的精神──不是“种族特征”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否则，维金海盗的侵袭浪潮，为什么偏偏发生在耶稣纪元后一千年左右，而不是或迟或早呢？也许是“维金民族”〔Viking〕首先发现了“美洲”〔Vinland〕，但可惜没有后续，因而变得毫无意义。结果维金民族的影响主要施加在英、法、德、俄诸国身上；而不是在美洲；他们既不是一群无根基的海盗，也不是什么“斯堪的那维亚民族的战士集团”；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由殖民者构成的“民族”，并和上述地区的欧洲土著结合成为新的民族。

相反，倒是地中海的拉丁人，“发现”了美洲并结出了一系列硕果：他们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当然少不了开近代风气之先的意大利人。这些拉丁的矮种人，其实也是北欧人的混血儿，虽然缺乏北欧人冷峻的心，但却保持了他们的海外冒险精神，从而开创了近代欧洲殖民主义文明。

关键不是生理方面如高矮等特征，而是精神方面的倾向和力度。通俗的说，这是一个“意志”问题。意志不仅起源于受逼迫的处境、萌芽于反抗的冲动，而且是个血统问题，具有遗传和基因的背景。北欧人僻处海隅，对明媚的南方怀着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渴望。在过惯了安适日子的南方文弱民族看来，这种渴望既少根由，又是漫无边际的……这与蒙古人倒有几分相像。遭受蒙古之灾的东西两翼的文弱民族，对蒙古人的暴虐感到困惑不解，于是惊呼“上帝的鞭子”。其实，无论北欧海盗的疯狂，还是蒙古铁骑的残暴，都是基于深刻的渴望也就是“爱”。一种像海洋一样波澜壮阔、像草原一样茫无边际的贪婪和热望。只不过，这“爱”是以对邻人的杀戮和虐待为表现形式的。而那热望，终于化为搜寻、掠取和战争。这也是反抗：北欧人反抗斯堪的纳维亚的奇寒与贫瘠的山岩。这也是受逼迫：大戈壁的严酷无情铸造了蒙古人坚硬的心！

至于拉丁人，难道他们的扩张不是在反抗穆斯林的侵袭？正如俄国的扩张正是对蒙古征服的报复一样。似乎只有印度人例外，两千年来他们的命运几乎就是充任他人扩张的对象。中国人虽然不肖，还有过几次颇为像样的反击──朱元璋就是个例子。这方面的原由可能要到地缘政治方面去寻找。印度人扩张到印度支那与南洋诸岛，完全采用了和平的方式。而中国人向北扩张也受到了沙漠的阻隔。可见，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其地缘政治的格局，关系甚大。而一个民族的命运也多少取决于它生在怎样的地理环境中和有着怎样的邻人。若非包围着中国的沙漠和海洋，被欧洲人发明的新技术工具一笔勾销，中国至今岂不是依然沉睡在它自己的“天朝之梦”中……

5──

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年〕的《神圣喜剧》〔the Divine Comedy，又译为《神曲》〕真是名不虚传。他从根本上充满了喜剧性质，尽管披上了“神圣”外衣。从内容上说，它是一部扩充了的《新生》。《新生》原是献给一个死去的女子的文字花圈。用中国人的观念说，是单位领导用来安慰自己的女性工作人员的。《新生》用极度的自我欣赏，歌咏了作者与一个光彩夺人之女性亡灵的神交。当然作者在她生前是暗恋过她的。反观中国的女鬼传奇《聊斋志异》，也布遍大同小异的许多故事。非常美丽，十分动人，千百年来勾引着读者们的心，达到灵魂出窍的境界。但是说穿了，这只表现了文学上的“恋尸癖”。

作为一部幻想的、以心理体验的梦境为主导的新式《飨宴》，一场精神上的大吃大喝，一种以“禁欲”和“升华”为假面的冶游，一部心理纵欲史……《神曲》有三大特点：

一、古诗人维吉尔的鬼魂是炼狱的导游；

二、女亡灵卑德丽彩〔她的汉译名字倒挺好〕是天堂的导游；

三、“彼岸”被充分的人世化了，灵界变得触手可及。

不论给予这三大特点以何等评价，反正这三大特点都反映了虚伪不真实的妄想，这是拿上帝开玩笑，以天国作为人世的隐喻，结果使神圣的存在作了文学的道具。

犹太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曾经说过，但丁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个与新时代的第一人──这说明犹太人到底无法理解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个旧时代是个还有信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却是一个玩世不恭时代。而马克思所歌颂的，正是玩世不恭，难怪他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如此看来，《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年〕不过是“十九世纪的嬉皮士宣言”。

《神曲》的多重虚伪性，是个抹不掉的事实：

A、维吉尔导游的虚伪性

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70－前19年〕是个伟大的罗马诗人。但是，他是以希腊文化的闭幕者姿态，出现在罗马史上的。“罗马文化和罗马文学”──本来就是可耻的虚构和千年的迷信，因为罗马人只有法典，军团，工程技术，而没有自己的精神作品，在这一点上，罗马人可以说是比较其他两个同样照搬别人的国家──美国和日本，更为不堪。但也因为如此，罗马人在征服和政治领域的成就，也是日本人和美国人远远不能相提并论的。话说回来，把罗马人维吉尔视为古典文明的代表就是不对的，但丁先生不能因为自己是意大利人，就徇私舞弊，何况意大利人大体上已经不是罗马人的后代，而是各种奴隶、蛮族的混血产物，就像罗马尼亚人与罗马人何干？我们知道，有用拉丁语写作的“希腊化文学”以及拉丁名称的希腊神祇和希腊哲学……如果一定要说这就是“罗马文学”那也可以，但这决非经典货色，正如罗马的创造物是其法律和秩序、工程和兵团、组织和凝聚力，而非什么精神方面的玩物；所以，要提出精神代表，应该找希腊人才对，或者找波斯人也行，但决非邯郸学步的罗马人。维吉尔也不是新兴的罗马恺撒〔Caius Julius Caesar，前100[七月十三日]─前44年[三月十四日]〕所缔造的元首国家的代言人，维吉尔表现的精神疲惫，是希腊文化的疲惫；他所流露的喜悦，是被希腊文化所征服的喜悦。维吉尔的史诗《伊尼特》〔Aeneid〕，可以说是希腊史诗《伊利亚特》〔Iliad〕的续篇，正如《奥德赛》〔Odyssey〕一样。说维吉尔是“希腊化文学的学徒”也比说他是“罗马文学的代表”更加切合一点。但丁是基督教文化的集成者吗？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哲学的艺术图解者吗？不是。否则他就不会让一个异教徒诗人维吉尔，来充当他天路历程的第一导游了。否则，在他的作品中就不会有那么多哲学的折衷主义和灵魂生活的轻松化，使自己沦为“新时代”即玩世不恭的世俗化第一人。

但丁是“新文化”的第一人，但这同时也是玩世不恭的第一人，所以他尾随一个久死的古代幽灵，并且是异教的幽灵。从这幽灵吸取灵感？还是自己的创造性天生不足？整个近代欧洲文化的内部冲突，在但丁上已有披露──那就是在基督教的旗号下贩卖异教的货色，典型的宗教混合主义。从但丁到尼采再到嬉皮士，一代又一代的欧美文化人，再也没有从他们对希腊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关系的深刻误解中解脱出来，他们只看到了基督教的“祭坛”性质，未能看清“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化，只是从一个祭坛〔基督教〕走向另一座祭坛〔希腊异教文化〕的历史。像奥林匹克的魔鬼祭坛所召集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竟然成为现代全球生活的重要内容！可笑！可见，世俗文人所谓的“基督教文明”者，其实指的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异教文明，人本主义文明。异教徒不能进天堂？所以作为基督徒的但丁，终于克制了他对希腊文化的景仰，阿奎那似乎胜利了。但这是一种怎样的“胜利”啊？这是女权主义的胜利。是活的精神奉献于死的祭坛。

B、卑德丽彩导游的虚伪性

骑士风度，女权主义，那本是日耳曼人的脾性所致。半日耳曼化的法国人和北意大利人也感染了此风，但这与基督教全然无关。正如中国的鲜卑人也把此风传入了隋唐宫廷，导致武则天临朝称制。但丁心目中的“导游女”，也许不同于二十世纪的“导游女”，尽管如此，导游女在天路历程中的决定作用，还是预兆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物。但丁把精神恋爱的对象，置于整个《神曲》的中心位置。不仅在精神上如此而且形式上也这样。凡读过《神曲》的人都可以发现，“前六十三章”与后“三十六章”中间的那一章──正是“卑德丽彩”的幽灵开始出现的地方。这种把一位理想化的女子奉为生活中心的态度，原是骑士文学的特色和精髓。但丁的创造性在于：他还把这偶像抬到了天上，变她为一个天女散花的加百列。这与其说接近柏拉图的“精神恋爱”的范畴，毋宁说接近中国的“意淫”观念。因为前者是泛爱，后者局限于异性──如此可以说，但丁又是一个披着袈裟的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年〕，是一个十四世纪的女权主义者。现代家庭生活的全面瓦解、离婚率猛增、私生子遍地都是《神曲》的功劳？这部有趣的历史是否应上溯至但丁的“女神”呢？“进步”当然有，那是从精神到生活、从自由恋爱到自由交配的“历史性进步”。

C、文学彼岸的虚伪性

但丁对地狱、炼狱、天堂的描写，显得才华横溢、妙笔生花。里面有许多庞大的异象和空灵的仙境，但并不因为庞大和空灵就成了真实的──其不真实性，不是它的超现实性，而是它的伪现实性。但丁把好些他个人所厌恶的人物放在地狱里或炼狱里受苦，这太庸俗了，简直是阶级复仇，完全是政客宣传部长的论战手段──哪里有一点“神圣”的味道？泄私愤，对于胸怀雄图的政治家尚且是个致命伤，何况对于自命不凡的艺术大师或是神明的代言人？泄私愤，尤其是以如此神圣的刻毒形式来泄私愤──有损于艺术的完整性和纯粹〔而非“纯洁”〕性。这使人们对但丁所描绘的彼岸充满了疑虑──这真的是真的吗？如果但丁描绘的一切竟然是真的，哪怕就是象征性的意义上说──那但丁岂不成了最后审判的主持者？他不是。但他用神圣的迷雾，散布了触发怀疑主义的毒素。这些华而不实的泄愤──显然也是怀疑心情的流露。如果但丁是个坚定的信徒，根本就没有必要来冒充审判者， 而应听候审判。可是他大大越位了，自扮自演起来，他和他的艺术偶像、爱情偶像，竟然成了彼岸的主宰者和时髦的走运者。《神曲》的虚伪性在此暴露无遗：它打着神圣的幌子干着报复的勾当，宗教信仰成了人欲的道具。在这种意义上，但丁难道不是二百五十年以后洗劫美洲的那些西班牙海盗的先行者？那些人不是也打着布道的幌子，肆意劫夺印第安人的财宝吗？

马基雅维利就比但丁诚实些，他较少虚饰与乔装，赤裸裸坦白自己的思想，而因此被后来居上的野心家视为洪水猛兽，但丁却因为他的严肃表演而被目为“准圣人”，这就是“历史的公道”？

有的读者就指出马基雅维利的诚实，说他的书是其智慧的精华，一点骗人的伪饰都没有，事实虽然令人讨厌但还是诚实地说出，“有点像心理学类的书”。确实，我认为可能现代心理学的鼻祖不该仅仅追溯佛洛伊德，而应追溯到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的自况说：“关于我的忠诚老实，应该没有疑问，因为我一直保持忠诚老实，我现在不会改变它。像我一个四十三年来一向是忠诚老实和善良的人，是不能够改变他的性质的；而且我贫穷，就是我为人忠诚老实和善良的证据。”1512年，四十三岁的马基雅维利在对自己做人格鉴定时，写了上面的话。作为一个备受訾议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承受的恶名要多于赞扬，后世任何君主或最高统治者（overlord）无论于马基雅维利有多少“戚戚之心”，或是藏着掖着、渴读揣摩《君主论》，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爽快的承认：我是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马基雅维利主义，连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都成了邪恶的代名词。尽管仕途多有不顺，但是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马基雅维利的公众认同度还是很高的。因为他揭露了政治往往利用宗教、道德、意识形态的外衣来统治人民。作为现实主义者，奉行权力政治，无论在当时的意大利，还是在现代的国际社会，强者即公理的基本准则一直没有改变过。正如卡尔·爱德华（Carl Edwards）所说：“如果无视权力这一政治现象中的决定性因素，那就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思想。如果认为国际秩序可以建立在各国自愿联合的基础之上，也同样是乌托邦的幻想，因为每个国家都会竭力维护和加强自己的利益。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需要依靠一个权力单位。这个权利单位既要有足够的内聚力，也要有足够的实力，这样才会保持自己的上升地位，无需在弱小国家之间的斗争中被迫选择敌友。无论涉及的是什么样的道德问题，都会存在无法归之于道德范畴的权力因素。”政治牵涉到的关键词不是道德，而是敌友，政治就是如何巧妙地划分敌友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探讨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

6──

“庸俗的”功利主义如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年〕相信，人人都在追求快乐、避免痛苦，人类一切思想言行莫不受制此一趋乐避苦的自然欲望〔这可能是一个事实〕。但是，当他继续引申说，“凡能增加快乐减少痛苦的便是好的，就是善；反之则是恶”的时候，就是在做判断了，就不再是描述而是武断了。如果能够增加快乐的就是善，那么善恶问题早就解决了，而所有刑事罪犯的恶也都成了善，因为他们就是专门在追求快乐的。边沁的理论，其实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后身，所以若把二者对立起来，是出于肤浅的偏见。至于十九世纪以后的机械倾向和科学至上，也是文艺复兴时代“全面发展的人”那里发展过来的。甚至“英雄崇拜”也并非启始于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年〕，而是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年〕和马基雅维利播种的。前者雕刻了大卫王，后者描写了恺撒波吉亚，作为“人道主义”的典型人物。罪不在跟班者，罪在始作俑者。卡莱尔认为，英雄精神的衰颓原因，在于缺乏宗教的虔敬感。这表明，他已感觉到文艺复兴以来宗教虔敬感的逐渐衰退，要对社会腐败现象的产生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但他还是犯下了一个人道主义的错误：他把宗教仅仅视作激发“英雄精神”的手段，目的仍是“人道”──说是“人欲”更为恰当些！

然而，为基督教以及一切革命性的宗教开辟道路的殉教者和牺牲品，决不是卡莱尔意义的“英雄”！而十字军将士也只是一些“半英雄”，因为十字军不是利用宗教作为激发英雄精神的手段，而是为了天国去死。卡莱尔式的英雄们没有信仰，是些杀人越货的机会主义者，战国时代的怪物：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323年〕庶几近之，恺撒好像合格；秦始皇是，项羽更是，刘邦则以一种最下贱的方式成了“伟大领袖”……

至于战国四名君，当时声名显赫，如雷灌耳：齐国孟尝君田文〔？—前283年后〕，赵国平原君赵胜〔？─前251年〕，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前243年〕，楚国春申君黄歇〔？─前238年〕，事后看来那不过尔尔。马基雅维利崇拜的恺撒波吉亚，在欧洲小邦意大利也算得英雄典型，但在中国历史上，这类人面兽心的“恺撒”多如牛“毛”，以至最后可以“选出一个主席”来。

7──

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以自己的才智与“命运”终生搏战。但在他最为成熟的《第九交响乐》中，我们终于听到了和解的声音：“一切人类成兄弟”。也许，没有人比贝多芬更深地体验到，“由于爱人，才知道恨人……”，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因此他不得不爱人；但群居生活又使他伤痕累累，所以他不得不恨人。只有到他临死，群居生活即将结束，他不再需要爱人，也就不必再去恨人了。所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和解的时候来到了。这种深沉的和解之所以留着“欢乐”的尾巴，是出于无奈的苦笑。

贝多芬从他那躲藏在永恒黑暗中的“永久的恋人”那儿，吸取了自己的灵感。谢天谢地，这种灵感并非以直接的形式表现的，而是采取了迂回的、间接的，或说是扭曲的表现形式。这样，他的音乐充满了对生活、对命运、对神明的爱，从而不再受到性爱的束缚，得以步入忘我艺术的意境。这样的一生，是人本主义衰败凋零的标本。他身上人本精神一度辉煌，但大道的尽头依然矗立一块巨碑，上面透出这样的诗句：“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宋代诗人范成大[1126─1193年]有诗云：“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典出唐代诗僧王梵志[？─670年]的两首打油诗，其一云：“世无百岁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槛，鬼见拍手笑。”其二云：“城外土馒头，馅食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后来被人们简化为：“城外多少土馒头，城中尽是馒头馅。”土馒头指坟头，馒头馅指城中的人将来都会进入坟墓。〕

8──

法朗西斯科·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年〕，被公认为“第一位人文主义者”。因为他撕下了阿利吉里·但丁为保持残存的羞怯，而着意披上的“神圣”面纱。他爱好古代文献，他钻研“异教”文化，这确实值得钦佩，因为这是“向愚昧宣战”。但是他不理解历史，而且也像一切不理解历史的大学者们一样，强打精神、振振有词地做出一付很懂得历史的唬人姿态。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他把“人的学问”与“神的学问”对立起来了。他怎么理解不了，神的学问实际上正是一种间接的、变相的人的学问呢？！

他怎么不理解：一切成熟了的“人的学问”，迟早要被归结到“神的学问”的名义下？！他是一只睁着一只眼睛的“人文主义者”。歌颂情妇、从而把爱情与家庭的分裂当作一种时髦来加以倡导，这不能不说是彼得拉克的大功绩。对劳拉的歌颂，用“月桂树”来作比，从而使世俗的、肉欲的爱情变成光荣的象征，这无疑对他的下一世纪以及后来几百年的欧洲史的艺术繁荣，起了感官刺激的作用，因为一般化市民化艺术的基础除了感官愉悦外没有别的，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必有所责难。但彼得拉克无疑还是要为后世色情文学的泛濫，分担一些责任。“人欲”如果是“好”的，那么试问：“正当的”界限应当定在哪儿？以不损害他人为界？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源有限，势必争夺。尤其是对于不可多得的美妇人。劳拉的形象那么妖媚动人，她既不是骑士文学中高不可攀的偶像，也不是但丁笔下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式的哲学象征；而是一尾软玉温香、活蹦乱跳的尤物。

彼得拉克的“人文主义”──也是现代极端民族主义即法西斯主义的“初级阶段”。可惜欧美意义的近代帝国主义精神，又是远远不足以缔造一个全球秩序，因为缺乏文化基础，因为其基础是脆弱的国家利益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惟有民族主义死去，全球秩序才得以诞生。由上述可见，人文主义精神，并不像学者们所理解的，与二十世纪的种种暴行根本相反。事实是，人文主义对古代的战国文化──从伯利克里斯的雅典到屋大维的罗马的迷惑，恰恰开创了一个疯狂兼并的战国时代。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战国时代，而一切战国时代的共同特征是：宗教的败坏和唯物主义的盛行；道德的崩解和功利主义的统治。

9──

透视法的发展与确立，是在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手下复兴的，这并不单纯是绘画技巧的进展成果，它也是现世精神和人本主义的逻辑完成。例如早在两三万年以前的欧洲岩洞壁画中，透视法就有相当成熟的运用。相反在中国，宋元以后的绘画界，可说是经历了一个大致相反的历程：中国人从透视法的边缘滑了过去，越走越远，步入了写意画不分层次、不视距离、不重细节的抽象意境，形成所谓文人画的主流。看一看隋唐时代的壁画，尤其是它深受犍陀罗艺术影响的样子，就会明白我的这一说法多么有道理。现实生活的重要性，从中国画家、文人心境中的逐渐隐却，是和宋代人文精神的衰竭覆灭、元蒙铁骑的进逼以及明清的伪神权统治〔“非宗教的宗教”〕的稳定，一同来临的。与此同时，透视法或接近透视法的那种技法，作为表现生活场景的有力手段，也一同抛弃了。

“欧洲的宗教画，中国的山水画，本质上具有相似的文明史意义。”我的这一提法也许耸人听闻，但却是真实的，因为欧洲的宗教画和中国的山水画，都是超越现实主义的，都要求远离尘俗的生活，使心灵进入较为超脱的境地。随着文明史的重新逆转，对现世生活和尘俗生活的兴趣稳步增长以后，透视的原理再度得到重视，因为写意的需要让位给了写实的原则，象征性让位给了真实性，意境让位给了细节。所以我们看到，达·芬奇即使在技巧上，也是一位人本主义者：他热衷于战车的发明。这从更深刻的底层，披露了欧洲人本主义者们的精神状态：他们其实是手拿刀剑的骑士，而不是中国式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10──

“生活是美好的”，所以，“竭力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吧”。──这就是人道主义者、人文主义者、人本主义者们的信念。“世俗的欲望是正当的”，所以，“超世俗的精神不是伪善便是罪恶”。──一切“人道主义”者们都作如是想。所以，他们把“人的学问”与“神的学问”对立起来。他们的后代发现了这一错误，于是便修正说：“人的身上既有神性，也有魔质……”。但这种承认为时已晚。彼得拉克还是个假冒的“历史学家”。他的伪造史学的本领，甚至深深打动了记者出身的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年〕。可惜这位现代的假恺撒墨索里尼却不是世界的主人，只是一个矮小的自视甚高的民族主义鼓吹手。而世界的主人，却须有等视一切民族、平等接纳各民族优秀分子的巨大容量。说“古罗马统治时代是意大利历史中的英雄时代”，这未免太夸张也太滑稽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是一只硕大的成果，并非一粒生机勃勃的种子。而现代意大利的英雄时代，应当到东哥特和伦巴底人那儿去找寻，到北欧海盗那里去寻找，而不是去罗马的废墟里去挖掘。罗马早就完结了，认为“恢复古代的传统”，就能重行鼓起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元气，这太荒谬，几乎绝伦。消失了的传统只能再生而不可恢复，只能再创造。而再创造的结果，肯定是新的，决非旧物。“光复旧物”是极蠢的思想，是“牛毛”主席的思想。

11──

“作为雇佣兵领袖的人道主义者”，这一提法也许使现代那些自命为人道主义者的风雅之徒和饱食之士大惑不解，甚至愤怒。“这是故意的曲解、恶意的诬蔑！”他们愤愤然了。然而先生们！这却是真实的。横行于意大利城邦间的雇佣兵领袖，就是这样一些人道主义者：他们不信来世，只贪图今生的快乐，不相信宗教的宽恕，只爱血腥冒险。他们视道德为陈腐，只要金灿灿的货币，这些“新时代”的英雄，是人道主义的卫士，他们其实比二十世纪的商人的民主国家所控制的军队更为“资本主义化”，最懂得“人的价值”！“人的价值”是一个商业辞汇，是那些精通商人之道的哲学家们，最能心领神会的，以便用自己的“价值”压榨别人的价值。后来，下层社会出身的暴君也学会了这一手，他们收买或胁迫艺术家，来为他们进行廉价宣传，让那些懂得艺术但更懂得“人道”的工匠，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并把暴君的价值上升为普遍的主义，即“神一般的价值”。

“神的价值”的高尚处，在于超现实性，即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不过这玄虚的价值是用来骗人的，自己决不能真的相信。尽管在灵魂意义上，它是人的梦想与尝试的永久源泉，正因为它不现实、超现实──它才不会给一些人造成很大优势，给另些人带来无尽苦难。说到底，谁都可以利用“神的价值”去对抗压迫自己的那些“人的价值”。其实，普遍的“人的价值”也并非实存，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也一定接近“神的价值”。而具体的“人的价值”，永远都只是某些部分、某些类型、某些集团的“价值”，而不可能与“人类”发生什么瓜葛。至少就我们所见的历史而言，就是这么一回事。

从文明史的角度说，“神的价值”衰落破败后，“人的价值”才得以“像幼芽出于干地”。人的价值使大地湿润，重新有了生气。人的价值争妍斗奇、彼此劫夺。和平的春天就这样被夏日的战斗取代了，夏日的战斗复归于寂，结出秋天灿烂果实，这是一幅暮秋的景色，这就是新圣殿的基础，这重新开始了神的价值。神的价值不是扭头不顾人的价值，相反神的价值乃是形形色色人的价值的最高折衷，它包含始终如一的人的价值，且是“成熟形态的人的价值”。从另一方面说，对人的价值专注，反倒表明人的价值正日益丧失。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不就是一个越来越漠视人的价值的时代吗？人的价值对二十世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劳动力的价值、意味着炮灰的价值、意味着人民的选票人头或官方组织的群众游行的人数这样一些“价值”。“人的价值”，早就分裂为“民族的价值”、“政党的价值”、“派系的价值”了。这一历史性分裂是由“商人阶层”宣布的。商人阶层的利益并不是民族的利益，正如无产阶级的利益也不是民族的利益一样〔“工人没有祖国”〕，它们都是国际性的。当然从另一个极端说，它们都是个体化的。阶级利益，就具有这样极其矛盾的两重性。阶段斗争是人道主义行为的热化的表现。“阶段斗争”观念的诞生，标志着人本主义露出了本来面目，“温情脉脉”的面纱被彻底撕下。现在，人们可以为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而互相屠宰了，屠杀时一点罪恶感和“良心的责备”都没有──因为这合乎最高尚的人本主义──为了“争取自由”。人本精神，在雇佣兵首领的身上，得到了终极性的表现。虽说，他们的行为并不合乎有关“人本主义”的规范化定义。但这又什么大的妨碍呢？

二十世纪的战国世界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诸邦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虽然用全民性的“义务兵役制”取代了雇佣兵制度，从而节省了财政开支；但人本主义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却使用并不人道的行径来开创“人民的事业”，用“千百万人头”做成“多快好省”。“好省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人本主义的实践后果”。

12──

商人阶层本无道德之可言？赢利高于一切。而道德，意味着一种自觉或不自觉、自愿或不自愿的克己，这与商人阶层倡导的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实属南辕北辙。道德的克己性，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A、基于“良心”的克已。

B、基于“舆论”的收敛。

而“良心”又是什么？无非是个体化了的舆论，以极为巧妙的线路攻入并占领了主观世界的征服者。良心，是个比意志更专断、更隐蔽的独裁者，是它塑造并鼓动着后者，舆论的不同维度的折射──造成了良心的千形百态。

13──

A，自由是对道德的平衡甚至反抗。自由是意志的产物也是意志的渴望与理想。而道德，从根源上说，只能是对意志的遏制、缓冲、相对消解……提倡自由，无异是为道德的对立面树碑立传、寻找教理上的依据。“自由”，就是这样一头充满悲剧色彩的食尸兽，它毁灭并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道德之尸，但却无力于创造一种新道德。新道德的缔造者即使借着自由的名义发号施令，也不过代表着一种新型强制力量的曙光。尽管，它可以自下而上地发生；还可以由里及外地发展……

B，平等是对道德之虚幻本质的亵渎。秩序奠基于等量差。而道德又奠基于秩序。任何意义上的道德，只有依赖某种意义的等级制度──才能成立并发挥作用。提倡平等，无异是对普遍承认的道德实行斧底抽薪。我们说“爱情导致平等”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道德，从本质上说，无异于一种“魔法”、“禁忌”与“咒语”。在古代神话中──“爱情”却有着破除“魔法”的奇效，其实，不是别的，正是“爱情”所包含的那种超级平等〔或说“对等”更为恰当〕精神──解除了许多禁忌。“三女成奸”的意思，是无组织的集体性平等，乃是大奸大恶的可靠前提。

C，博爱是对道德的否定道德的功用就是抑恶扬善，褒此贬彼──以此维持着某种平衡。而“博爱”，却否定了这一功效──从而令社会陷于某种程度的颠乱，所以博爱学说都流行于无药可救的混乱时代。通俗地讲这是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精神上的博爱，固然不失为精神净化的壮烈结晶，和一种神妙的俯视。但这只是少数伟大无我者的特权。与其说这是社会的凝聚剂，不如说是文化的玩赏品。一旦向人民群众展示这等秘不示人的珍品，就有使它堕落退化的巨大危险。博爱学说的流行〔尤其是实施〕──不难毁掉高级文化及其赖以滋生的距离感。这就最终为“博爱”准备了荒凉的坟墓。没有距离感〔以及对距离的表现上的愤怒情绪〕就不会有慈悲之精神的起源！道德，即使不意味着对个人权利的杀害，也意味着一种虐待。这决不是用“矫形”、“规范”一类的字眼就可轻轻带过的。个人幸福，即使不建立在反道德的基础上，起码也与道德的普遍要求暗自抵牾。这里永远都不会有由衷的、和颜悦色的“和解”；最多只能暂时的屈从与半带强制性的“调和”。

14──

凡是人造的东西，都可以由人来毁灭。古代的智慧在表述这道理时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又何怨哉！”如此看来，只要毁灭的对象是人造的，毁灭行动本身就算不上不可饶恕的罪……因为这种破坏不必弥补，有时甚至起到了一种清道夫作用。可是，世间有多少东西不是人造的呢？“死亡本能”于是被抬到光明灿烂的众神殿里了。“破坏”也成了一种德行，甚至是更大的德行，超过重复制造的垃圾行为。从“认识论”〔本体论〕上的唯物主义，到道德论上的唯物主义──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和进度问题。从道德〔伦理〕上唯物、唯利倾向，到行为上的极端自利〔尽管打着“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集团利益”、“阶级利益”、“党派利益”等眩目的亮丽旗号〕倾向──只有半步之差。

15──

“厮杀已经近了──你们必须卖命”，这就是二十世纪的圣人们向他们的羊群发出的战斗口号，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就这样一触而发了。

人体崇拜和唯物主义──终究要被拖上“生命”的审判台！在那儿，“上帝使者”借助“人的良知”──对腐烂了的主义清仓查库。人体崇拜使人类中心思想绝对化了，它还表现为“我们这一代是历史枢纽和文化重心”的思想，从而为不负责任地“开发”即肆意糟蹋地球资源和伤风败俗的纵欲〔例如给牛羊吃动物尸骸〕大开绿灯。直捷了当并且面目可憎的唯物主义，已经危害到人的健康生存，例如疯牛病就是对“人类智慧”的一个绝妙讽刺。受到严重腐蚀的人类生存，基础已经破坏：生物圈岌岌可危，某种最低限度的世界秩序和国际和平要求我们：建立礼教的天下统治。这是一种和平的秩序，不是建立在各种国际势力均衡力敌的脆弱平衡上，而是建立在认同感和命运共同体的归宿上。可是，当代世界的居民们及其领袖人物，依然严重匮乏这些高级的心理建设，他们依然被人本精神的营养缺乏症摆布！这是唯物主义者和生理学家们，永远也解决不了的世纪难题。这不仅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缺乏合理的怀疑和思想的回旋，这还是因为，他们崇拜自己的肉体和异性的肉体，妄图在肉体中永生，基因工程和复制人都是围绕着这些心理需要打转的。自认能够“认识一切”甚至“征服一切”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结盟，错误引导了现代人的方向，唆使人们崇尚暴力和作为暴力之化身的“知识”与“科学”；以为凭借这些带有魔力的东西，就可以“把人变做神”。

16──

莎士比亚在《暴风雪》〔The Tempest〕里借着剧中人米兰达的口说：“神啊！这里有多少好看的人！人类是多么美丽！啊，新的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这时，欧洲人还懂得在赞美人类的同时把荣耀归给神明，但是几百年以后，欧洲人企图自己成为上帝了，欧洲文明怎能不衰败呢？神之为神，因为拥有永久的神格，而不仅由于超人的手段，尽管群众只知道崇拜神的手段〔神迹〕，但不能因此就否定神的位格。欧洲人自我崇拜已经构成某种文化精神的病症，这一病态应对现代世界的骚乱负直接责任。例如国际恐怖主义的浪潮──也是这些精神病症的反响。一方面，它本身是受到刺激而发──人体崇拜、无节制的唯物主义、堂而皇之的利己主义……

另方面，它反过来又加剧了这些病症。人体崇拜及其仪式如美容整容瘦身术等等，不会由于自杀爆炸而消亡；消灭人本主义崇拜的，只能是精神上的震惊、生理上的恐惧，而不是单纯的身体恐怖，恐怖活动粉碎不了唯物主义和拜物教，相反，它只是再次强调并肯定了拜物教，且是出之以暴力形式。神的价值在二十世纪，已经开始复苏并通过一些极度个体化的人的价值，崭露头角。但愿它不要再成为世俗权势用来敛财和迫害的工具，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再是。

六，二十一世纪的寓言

6. A Parable of the 21st Century

茫茫的荒野中，天色微微发亮了。一切都仍不清晰，懵懵懂懂。

从山那边，跌跌撞撞走过来三个人。

他们结伴而行，并非始终如一。他们来历不同，去向各异。但他们现在却一起行走。

──“自由了！”他们激动地欢呼。

他们刚刚从一座巍峨的哥特式大教堂里逃了出来。那座圣殿久已衰颓，几乎倾倒。漫长的居留也使他们厌烦，继续呆下去，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于是他们决计出逃。

他们不愿被人看做忘恩负义之徒，那教堂在他们走投无路时收留了他们。他们也不愿被当作逃兵，因为他们毕竟在那儿生活过、希望过。于是，他们便在出逃时分，炸悼那座摇摇晃晃的庞然大物。看庞大的教堂隆然倒下，他们心里有些懊丧，但旋即又被疯狂充满。从冒烟的废墟旁走掉，心中洋溢着未来的懂惯：这场冒险，是多大的人生乐事！

阴郁的往日，往日的罪恶，像是随这庞然人物的倾倒而烟消云散了。

现在，他们坐下来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们热烈争论，有时强辩，甚至互相咆哮，龇牙咧嘴，但最后达成了一顶协议：

“我们犯了破坏罪，炸掉千万群众心中的偶像。我们成了世界的罪人，十恶不赦。现在，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成为世界法庭甚至群众私刑的猎物！

为了自救，因此，我们必须：

1，宣传我们的主义；

2，说服群众并鼓动群众效仿我们；

3，唤醒人民的兽性，让他们在陶醉中忘掉我们的罪恶。这样，我们就将从破坏的罪人，变为创造历史的圣人。

听说，在大地的另头，有许多无首的龙群。我们要去征服它、统领它、催促它们开辟一个新世界、新纪元。时间紧急，我们不能再等待！只争朝夕，现在就出发！”

他们三人在晨曦迷茫中，消失远方……

这三个人是谁？他们叫什么名字？

他们，没有姓氏，谁也不清楚他们的来历。但热爱他们的后人，为他们编了一大段传奇，为他们取了名字，一个叫“人本主义”，一个叫“启蒙主义”，一个叫“科学主义”。

“人本主义”性情和顺，面色腼腆，常有不忍之心，对一切人和人造物，都怀有怜悯、同情。他认为，他的职责就是给人带来“幸福”。

“启蒙主义”，性情沉静，但急功近利。他尊崇人类，在他眼中，人是次神；甚至简直就是神！“一切神不都是人造的吗？”他想，“人在实际上，还高于一切神呢！”他认为，宇宙应以人为中心，万物应为人民服务，人是一切的标尺──而人本主义的职责，就是给人以至高无上的“荣誉”。

“科学主义”温文儒雅，好古博今，常有奇思异想，对一切都怀抱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他视人类为万物之灵，相信天造地之钟秀。他认为，他的最高职责就是赋予人生以“权力”。

天色大亮了。现在他们都能彼此看清楚了。他们贪婪地彼此打量着，带着好奇、仰慕，夹杂着疑虑和信心……他们互相估量，静默无言地盘算……

科学主义第一个开口：“我们应当结成一个团体，这样才有力量。”

“是的，我们应当结成一个团体，这样多么荣耀。”启蒙主义应道。

“我们结成了一个团体！这样幸福！”人本主义说。

他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成为一个新人，一个三头六臂的新人，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

“我们平等，我们互爱，我们自由。”

他们急切兴奋地发誓。

一个新的三位一体诞生了。不是印度教的三位一体〔梵天、毗纽、湿婆〕，

而是新人的三位一体。

“我是圣父。”  人本主义说。

“我是圣灵。”  启蒙主义说。

“我是圣子。”  科学主义说。

“我是梵天。”  人本主义说。

“我是毗纽。”  启蒙主义说。

“我是湿婆。”  科学主义说。

“我们一同前进，死不分离。”他们赌咒发誓。

彼此彼此的命运使他们齐头并进。他们之间不再龇牙咧嘴互相咆哮。

他们共同感到互相依存的急迫。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是荣誉的保障。”

“团结永远指示幸福的方向。”

“团结！团结！！团结！！！”他们说。

他们经过了许多险阻。其中有胜利，也有失败。有勇往直前，也有怯阵规避。他们横越整片整片的大陆。他们从一个星球奔向另一个星球……但他们始终没有找到龙的大地，只找到一些蟒蛇。

渐渐，他们疲累了，而征程似乎无休无止，险阻越来越多。困难、劳累，使他们暴躁，于是他们干了许多残忍的事。他们想用残忍来克服自己、击败世界、征服宇宙。

有一天，人本主义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他说，“我们没有找到幸福。我们肯定找不到‘幸福’了。我们离‘幸福’越来越远。为了找到它，我们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现在还不行，我受不了！这样下去，我们只能找到越来越多的痛苦，无穷无尽的苦痛。”

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急切地说服他：“我们还可以找到权力！我们还可以找到光荣！”

“那有什么用？要是没有‘人的幸福’──一切权力和光荣都是空洞的！”人本主义反驳道。

于是他们坐下来，商量怎么办。最后，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议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开除人本主义在“三位一体”里的平等权利，并立即驱逐。过后，他们觉得这样还不安全，于是，他们宣布判处人本主义以死刑──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

这样，人本主义被赶了出去，杀死了，遗弃在路旁。

剩下来的两个人又前进了，谁知，他们遇到的阻力却越来越大；或是他们越来越衰弱了！尽管他们又干了许多更为残忍的勾当，犯下许多更为骇人听闻的罪行，但都无济于事。于是，他们干出更多更卑鄙的事来，卑鄙得令人作呕，连他们自己也暗皱眉头。

有一天，启蒙主义终于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他说，“我们没有找到‘光荣’。我们找不到‘光荣’了。我们离‘光荣’越来越远。现在我受不了了！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创造更多的卑劣、无穷的下贱！”

“你怕什么，我们还可以找到‘权力’呢！难道‘权力’不比‘光荣’好吗？没有权力，就没有光荣，有了权力，就能俘虏一切光荣！”科学主义宽慰他。

“有了‘权力’就有了‘光荣’？牺牲人格的‘权力’我不要！”

启蒙主义激烈地抗辩。

“那我就要开除你！”科学主义说。

“你无权！我和你都平等。一对一不能开除。”

“一对一怎么不能开除呢？还能判决呢！真理只有一个，科学有终审的权力。”科学主义说完，再也等不及对方同意，就把他一枪打死，扔在荒野里了。他觉得这十分过瘾开心，尤其合乎“科学至上”的精神。

现在，科学主义一个人勇敢地前进。他坚信自己就是神的继承人。他坚信这个世界有一张为他铺好的红色地毯，等待他兴高采烈地跳跃、践踏……

他不怕残忍，他不惜卑鄙，他只要权力。

他带着已有的权力，向新的权力驰骋。他运用自如，一度有希望扭转乾坤。然而渐渐地，他感到中气不足，慢慢不支了。在朦胧中他似乎感到，“幸福”和“光荣”也是一种“权力”啊……如果没有幸福与光荣，现实的权力显得那么空洞，那么不充实。

他好像有点后悔自己杀死了两个同伙的暴行。尽管那经过了“合法的、必要的审判程序”。然而，死者怎能复生？所以他不能再同情那位向往幸福的人本主义，也不能再怜悯那争取光荣的启蒙主义，他仅仅是为自己的权力而犹疑……

他精疲力竭地爬着，爬着……

天色渐渐沉暗下来……

他还在下意识地向前爬着。靠着习惯和惯性，机械地爬着。靠着对于权力的无限信念，他继续前进。

四下里一点声息都没有。他满意了。“我的权力征服了一切。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属于我也仅仅属于我的人类──服务的，因为承认我有至上权威的人类，才是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主宰。”

……那是什么？

他大吃一惊！

困惑中到处张望，怀疑自己是否看花了眼。眼花缭乱吗？不是，分明不是！

──在他前面静静躺卧着，他和同志们曾经齐心协力炸掉的那个旧教堂的废墟……原来，远征了多年，他又转回来了，围绕地球一圈──他被卷入全球化的时代，好像一个被诱骗而回头的浪子。他骇然了。他痴呆了。他麻木了。──这就是英雄远征的结果？

渐渐他苏醒过来。开始嘤嘤哭泣，就像一只绝望的小鸟。权力感消失殆尽，哎，那些永劫不复的回忆。空虚。太空虚了。

“人类在哪里？我又在哪里？同志们在哪里？宇宙在哪里？……”他嚎叫者。一百个天问，百问不得其解。

他暗暗察觉出，那片废墟对他已有全然不同的意义。教堂，不再是死一般的奴役，在那寂灭无声中，似乎隐藏一丝捕捉不到的生机……这样，他的情绪由蔑视转成畏惧，在嫌恶中化出虔诚。

“我就这样没落了？”他如是自问，并暗自承认。但他死死不愿丢弃权力，不愿放弃“人类中心的科学思想”。他明白，这是他的本能，是人的源泉力量。

但现在，他对自己实现这一本能的方式，确实产生了怀疑，很深很强的怀疑。他觉得，那教堂也许是对的。他觉得，即使在那教堂深处的祭坛上，也渗透着很强很强的人本主义的灵魂。

他还有一点点力量。他多想重建那亲手炸掉了的建筑。但不要旧的，而要一个新的。一个散发着活力的教堂，一个拒绝远征，只要肃穆的新圣殿。这圣殿洋溢独特的风格，蕴藏无理的魅力──它以肃穆为远征。

但科学主义已经没有能力来行动了。他剩下一点心力，仅够思虑。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已悄然逼近。新圣殿，要留待新一代了。他们，是真正的建筑师。他们，是创造者，不是跋涉者。他们，有余暇回味自己的丰功伟绩，并把这余暇作为最美的幸福，最高的荣耀，最大的权力。

新内容，要留待新形式。旧形式已经式微、破裂。旧的精神也已死去，伴随着它的骨骸……

他停止了哀哭和希冀，归复古老的宁静、无边的肃穆……

茫茫的荒野中，天色有些微微发亮了。一切仍不清晰，懵懵懂懂的……

“天啊！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二十一世纪！”科学主义的遗嘱如此说。

然而，他呼唤的是哪个“天”呢？

（另起一单页）

第五章 超人的破相 

Chapter Five Bankruptcy of the Superman

一、“超人”仍是人，正如先锋队还是无产阶级；二、“超人”以人作为标准正如先锋队以无产阶级为标准；三、超人只是人本主义的极端状态，正如先锋队摆脱不了无产阶级的粗鄙状态。四、反对人本主义必须反对“超人”，否则，就无法完全打开通往明天的门；在这一点上甚至连列宁主义都比尼采主义高明，因为列宁主义是经过修正的尼采主义，它至少在理论上承认，无产阶级包括其先锋队最终要消亡，并让位给新的历史阶段。难怪列宁主义者斯大林能在战场上击败尼采主义者希特勒，使苏联多活了半个世纪。这样看来，尼采的迷误造成了十分惨痛的后果。

一，双重道德的历史性曙光

1. Historical Dawn of Dualistic Morality

我称他为“未来学学者”：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年〕。因为他曾经提出“多余的人”这一命题，作为“超人哲学”的铺垫。不过这也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他的狭隘：没有“多余的人”──“哪能显出历史创造者、种族更新者的大德大能”？没有“夷”，哪有“华”，故“多余者”并非多余，而是创造者不可或缺的对立面与基础。例如，气功和瑜伽乃是起源于“神经衰弱患者的绝望自救”。

上述的“生命机理”说明什么？说明宣传的东西〔如尼采的“多余的人”和列宁的“剥削阶级”〕往往只是相反的东西，是为了更小心翼翼地掩盖着“事物真相”：例如，“超人”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等特殊材料作成的东西，乃是通过与“多余人”和“剥削阶级”的区别和斗争，来实现自己的。为此，他们需要更谨慎地施展某种谋略如世界革命的战略战术，并设计出来的一批心理烟幕和文化工作的障眼法。在这种意义上，列宁的“无产阶级战斗文学”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功能上是同类的道具，只是更为大众化罢了，因为它是说给冲锋队员听的，而不是说给大学生听的。

“多余的人”并不多余。由历史还不是由神视之，没有任何一人是多余的：即使临刑待绞的死囚，亦有存在的价值。乞丐、妓女、罪犯也都是形成一个健康社会所不可缺少的要素：非彼无此，非此无比；超越者是因为堕落者的刺激而产生的，高级是从低级而来的。所以根本没有“多余的人”。大量的失业者及人口过剩下粗制滥造的残渣余孽，也不是多余的，即使他们被“相灭”那也会达到“相生”，来为历史服务。因而历史的推动者不是制造灭绝营，而是使人民各安其序、各守其位，从而实现礼制的天下统治。〔否则，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

作为新文明的开创者不可忘记以下默示：

一、“超人”仍是人，正如先锋队还是无产阶级；

二、“超人”以人作标准正如先锋队以无产阶级作标准；

三、超人只是人本主义的极端状态，正如先锋队摆脱不了无产阶级的粗鄙状态。

四、反对人本主义必须反对“超人”，否则，就无法完全打开通往明天的门；在这一点上甚至连列宁主义都比尼采主义高明，因为列宁主义是经过修正的尼采主义，它至少在理论上承认，无产阶级包括其先锋队最终要消亡，并让位给新的历史阶段……难怪列宁主义者斯大林能在战场上击败尼采主义者希特勒。这样看来，尼采的迷误所造成惨痛后果，使苏联多活了半个世纪。

当然，苏维埃政权的苟延残喘也和英美的战略失误有关。有人曾经统计过，从1941年到1945年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向苏联这个专制堡垒提供的援助物资有：四十二万七千辆摩托车辆、一万三千辆装甲战斗车包括一万辆坦克、三万五千辆摩托车、近一万九千架飞机、一千九百台机车、一万一千辆货车、九十艘货船、一百零五艘猎潜艇、一百九十七艘鱼雷艇、四百五十万吨粮食、石油二百六十万吨和大批原料，甚至苏军士兵的鞋子都来自美国的援助。 战争结束时，苏联的军用车辆有三分之二来自美国，生产航空汽油所用的高辛烷值燃料几乎全部来自美英的援助，1941—1942年苏联使用的先进战斗机来自美英的援助，某些苏军坦克师甚至以美制谢尔曼坦克为主力。这些东西对苏联迅速崛起为一个“超级大国”，起了关键作用。

1943年下半年，德国在东线的兵力只有二百八十万人，在西线留守的兵力倒有二百四十四万。1944年，德国百分之六十五的空军都部署在西线。

尽管莫斯科怀着贬意把进口的二百六十万吨的石油产品与它自己的年产三千万吨的产品相比较，但是对于这些输入品是有含有混合剂与能生产航空汽油的高辛烷燃料〔苏联尚未拥有〕一事，却绝口不提。除了援助的大批完整的炼油厂外，轮胎厂、发电站、机床、爆破材料和各种各样的原料也在援助之列。向苏联武装部队提供的粮食中〔据估计，在整个战争期间，每日可向六百万人提供一磅的压缩口粮〕，美国和加拿大占很大的比重，苏军的大量衣服和鞋子则来自美国和大不列颠。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美国提供的车辆和铁路设备，苏军不可能赢得1943年和1944年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地许多战役的重大胜利。 

1941年6月，德国约有百分之四十的空军配置在西线或保卫着本土，可是由于英国和美国进攻性空中力量的迅速崛起，1944年德国不得不把百分之六十五的空军力量配置在西线，对付英美两国。1941年和1942年，德军用于保卫地中海和西欧的野战师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在临近开辟第二战场时，则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二的高峰。如果美国和英国在苏德战争期间严守中立的话，毫无后顾之忧的德国军队将会让苏联提前五十年解散。

二，疯狂的天才不能指导人类的命运

2. Inability of Crazy Genius in Guiding Human Fate

听信尼采的希特勒失败了。比列宁主义还要落伍的超人哲学，如何能指引全球化的方向？这多少因为，尼采主义本是病人的告白：“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有足足二百多天陷在纯粹的痛苦之中……” ──弗里德里希·尼采如是说。

尼采首倡“追求权力的意志”说，鼓吹“超人哲学”，被目为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先驱，对精神分析学科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他多才多艺，一度梦想成为钢琴家，还写下不少乐曲，他的诗和散文在德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然而，对他的评价历来纷纭，有说他是邪恶的魔鬼，毒害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类。有说他持身严谨，有如圣徒。其实，他是麻痹症患者，一个可能被感染过梅毒的先锋派人士。他的病和由此产生的变态心理对其哲学的形成，可能起过直接的作用。 

尼采认为，“一个人洞察自己和时代的深度，与自身所受痛苦的强度是成正比的。”这种论点，正来自他的自身遭遇。他自幼多病，敏感脆弱，五岁上死了做牧师的父亲，从此长于妇人之手，性格内向、忧郁。1867年，他二十三岁，本当风华正茂之年，在接受军事训练时却不慎从马上摔下，致使胸骨重伤，一生都未完全康复。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他因身残和眼疾，体检落选，不能从军，只能充当一名救护人员。这个脆弱的书生，一看见伤员的鲜血竟致晕了过去，如此过敏，终于惊恐成疾，被遣送回家。这在当时军国主义气氛浓厚的德国，当然并不显得光彩。他后来的著作中充斥军事化的比喻和爱好战争、渴望冒险的渲染，实际上正是对这一内心缺憾的某种“弥补”。 

战后，他继续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充任古典语言学教授，过着单调的书斋生活，总算风平浪静。但命运女神并没有向他粲然微笑，刚到三十四岁，他就因日益严重的神经麻痹症被迫退休，又加上眼疾的折磨几乎失明。有研究者认为，这一切不幸都起源于尼采的梅毒，如果不是他的牧师父亲遗传给他的，就是他自己不慎从妓女那里感染的。他怕见光亮，只好终日躲在小屋里用写作来打发时间。尼采的信徒、日本留学生、肺结核患者鲁讯诗云：“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冬秋”，多少也是受此悲剧人生的感召。除了几次暂短的好转，他的病情日渐恶化。

这是多么恐怖！像慢性绞杀似的，他渐渐失去了生活的快乐，不得不从自己的痛苦去透视、思考人生和世界，并以此为自己生活的基本方式。他把对生活的不满和对自身健康的绝望，发泄到文字上，用他的话说这是一种“痉挛”，凝练成为振聋发聩的“极端人文主义”。所以他极力抨击宗教，并以神明自居，可惜他不是神明，只是一个病人。

初读尼采著作的人也许很奇怪，为什么他的著作都由短小精悍的警句、格言构成。其实，这种著述形式也与他的眼疾有关，由于不能长时间使用目力，他只能写下段段“语录”，然后连缀成文。无怪有的评论家说，除了处女作《悲剧的起源》而外，尼采的著作都是“未完成”的。读尼采的书，不宜视之为“定论”，而应视之为他思想变化的轨迹，这些变化和他疾病的反反复复不无关联。但对于这位哲学家来说，如此病态的生活也只维持了十年。 1889年1月，他突然爬上旅居中的顶楼，写了几封语无伦次的信件，等到几个好友闻讯赶来，只见他正在一片狂乱中，用臂肘奋力弹压锅琴，高唱亢奋的歌曲──一代未来学的天才，终于在生活的重压下，精神错乱了！又过十年，他就死了。他死后经他妹妹伊丽莎白编辑出版的《追求权力的意志》一书，为二十世纪的集权主义如列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提供了感召力。尽管据说尼采的妹在整理这部书稿时，作了不少改动，甚至引伸、强化了许多极端思想，但尼采本人也确有类似的倾向，是不容抹煞的，否则，他妹妹是捏造不出如此内容广泛的一部书的。 

这位疯狂的天才提出了问题，但解决的不好，因为他的疾苦使他不去做冷静的思考和批判的自省。例如他鼓吹通过战争去培养具有超常能力的超人，对现代战争的性能和后果，完全缺乏预见。因此他的极端人本主义显然不能解决全球面临的问题。全球化需要的是：彻底扭转欧洲文明五百年以来的人本主义方向，而不是按照“超人”的路线继续这一方向。

三，病人的精神分析

3. Psycho─analysis of a Patient

前面说过，尼采对精神分析这一学科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精神分析”包含一个内在矛盾：要对精神进行分析。这类矛盾可以说是古今一切战国时代的文化特色。例如在两千多前的中国战国时代，没落的贵族韩非，写出了他著名的矛盾论；而近代的欧洲犹太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年〕，则在更大规模上创造了矛盾论体系，这就是《精神分析引论》〔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一书。

精神分析所得出的种种结果，不是精神本身，甚至不是精神本身的点点滴滴；而是对精神的一些解释和解释精神所以形成的过程。这当然是奇特的也是矛盾的，因为精神分析无论在实施者的自我感觉中，还是在群众的向心运动中，都日益与精神本身分离起来，结果“精神分析”甚至代替了“精神过程”。这还不够矛盾吗？经过分析的精神，就不再是精神了，如果说，精神分析是精神试图对自身作出剖析的话，那么这种有意识的活动，其实只能占到精神本身的极小一部分，而无法如此喧宾夺主。可是在分析语言的专断过程中，在社会角色的模式化里，这一要点小心翼翼地遮蔽起来，其结果是精神分析被等于精神本身。

面对这种困惑，在《精神分析引论》第一章中，弗洛伊德说：“只有在精神中，早期阶段和最后阶段形态才有可能并存。”但他接着又说：“我们不可能形象地描述这种现象。”是的，不可能形象地描述精神现象，而只能用分析的语言去描述！所以，最后得出的那个拼板游戏的结果，并非精神现象，而是一种语言现象！精神现象，消失在语言现象的窑洞里。精神分析试图研究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心理存在的基本形态〔“结构之类”〕，但是，弗洛伊德对有关“永恒”问题的感觉丧失〔严格地说，不是丧失，而是从来没有过〕，却是令人震惊的。

当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年〕在弗洛伊德所写的一本题名为《幻想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的书出版之后，于1927年12月5日给弗洛伊德的一封信中指出弗洛伊德“没有真正认识到宗教感情的真正根源”，罗曼·罗兰认为，这种根源存在于一种十分奇特的感情中，例如他本人就一贯拥有这种感觉。此外他发现许多其他人也是如此。他认为这种感觉无边无际，有如“海洋般的洪渺”，这种感觉不是来自外在的信条和社会的教化，而完全产自内在，各个宗教派别和信仰的体系，不过是利用了它，把它引入自己的特定轨道而已。但各种宗教和信仰的形式，并不能创造这种感觉。

弗洛伊德非常重视来自罗曼·罗兰的信息，对罗曼·罗兰的这一质疑的回答，实际上也就构成了《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的起源。开篇明义，弗氏正是从有关“永恒”的感觉入手，去展开自己的论理。他承认罗兰的观点，使他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我在我身上体验不到这种海洋般浩渺的感觉，因此很难科学地研究这种感觉……结果只能求助于某种观念性的东西，因为它很容易与这种感觉发生联系。”这里具体引证的困惑，不仅属于弗洛伊德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精神分析运动。这就是说，精神分析只能以分析家的自身体验或者根据他们搜集来的病例报告案例来研究，而任何一位精神分析学家，都不可能是人类精神现象的集大成者。

换言之，他无法体验到人所能体验到的各种感觉，所以当他研究的现象和他所体验的感觉之间出现某种断裂时，他就会“求助于某种观念性的东西”。这种观念性的东西，以此成了精神分析方法论的关键点。正是凭借它，精神分析学家才在精神现象和精神分析之间建立起了桥梁，精神分析家们才可能大肆谈论自己体验不到的东西，例如弗洛伊德所体验不到“海洋般的感觉”。但是他却要谈论研究这种感觉，所以他说，“海洋般的浩渺感觉是一种慰藉……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不能让自己信服我具有这种慰藉性质的感觉，但是我不否认它确实存在于其他人身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正确的解释了它，是否应该把它看作是宗教全部需要的根源。”

在此，弗洛伊德颇为武断地把这种永恒的感觉和“慰藉”强行拉扯到一起，他为什么这样做？理由仅仅是他本人从未体验过这样的感觉，而他又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强有力的人”，所以他便需要把拥有这种感觉的人打上“弱者”的标记，称之为“慰藉性质的感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弗洛伊德对永恒感所强加的“观念性的东西”这一定义很荒唐，其错误在于这一结论过于武断，主观性太强。弗洛伊德肯定自己个人的价值，这不奇怪，但他却把这种肯定建立在否认并篡改他人感觉的论证基础上，从而由大胆的臆测，走向了不顾事实的专断。我们知道有关永恒的感觉，绝不仅只是“慰藉”这一项功能，事实上，永恒的感觉是依每个感觉者自身的形态而定的，其丰富程度一如人类精神现象的其它方面。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有关永恒的感觉，而不同的经历，也会使这种感觉发生变化，因此在这里，在对永恒感进行定性的时刻，精神分析专家再一次暴露了其学术的特点──用精神分析，去代替精神现象。

在很大程度上，此种感觉有时并非“慰藉性的”，而是“恐吓性”的，它触发你的危机感，这是一种无名的威胁，它向你揭示“我”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我所涉足的各种生活”是何等的脆弱，通过向你显示一种比“我”更强大的存在，给你一种无法驱赶的感觉，这种感觉即使对某些人来说带有慰籍的性质，但却不是对一切人都是如此。对我来说，倒更倾向于沉浸在希腊式的纯粹现在中，而把永恒的感觉放逐到意识的彼岸。因为这么一来，反倒把“我”、“我所涉足的各种生活”都给悄悄地永久化了。而这对于人的本能来说，才是一种最根本的慰藉。但我无从如此无忧无虑，我被那星空，被那无限绵延的时空之途牢牢攫住。致使我的全部感觉，在许多个“一瞬那间”，陷于黑洞之中。这不是慰藉，这是危机。

精神分析术为了论证其关于“性的本能高于一切”的论断，就得让各种事实及精神现象变形、变质，以便从理论的模型分析，请看这段自白：“我认为宗教的需要无疑是从婴儿的无能为力和由此引起的对父亲的渴望中衍生出来的，尤其因为这种感觉不仅仅是超出了童年时代，而且由于恐惧命运的至上权力，它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我认为童年时代没有任何需要能超过要求父亲保护的需要，因此力图恢复无限自恋的海洋般的浩渺感觉所引起的作用，被从显要的位置上驱逐了。宗教态度的根源，可以很清楚的追溯到婴儿无能为力的感觉，也许在他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但是目前还没有研究清楚──可以想象，海洋般的浩渺感觉后来与宗教发生了联系。‘与宇宙同一’构成了宗教的观念内容，把宗教当成慰藉的第一个尝试，就像它是消除自我感到的、来自外界的对他构成威胁的另一种方法。我再一次承认我很难研究这些感知的因素。”

在这里弗氏承认有关永恒的感觉“后来与宗教发生了联系”，而不承认宗教正是发源于这种感觉，但这毕竟还是积极的。因为他等于否定了自己前面的武断，认定有关永恒的感觉等于一种具有慰藉性质的感觉，而不承认这种感觉实际上非常接近“自我感到的来自外界对他构成的威胁”。因此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有关此种感觉的探讨完全是依据他的精神分析的游戏规则而转移的，为了不同的论证，他可以，给同一种感觉以不同的性质，尽管他刚刚武断地否认。而精神分析术论证其性的本能高于一切的论断，其实是得之于尼采的权力意志说，这在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年〕那里被揭示得比较充分，因为他虽然也是犹太人，但因为残疾而更能理解尼采的病态思想。

信仰，以及不可以归结为信仰形式的精神习性，是许多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洞窟，因此这其中的种种壮丽之象，对于失去了故乡的欧洲犹太人来说，是陌生的。尤其是被深隔在中欧洲夹缝里的犹太人弗洛伊德，正是由此抨击那种不属于自己的精神洞窟，并斥之为病态：“宗教这个充满教条与诺言的体系，一方面以无可匹敌的方针向人们解释了世界之谜，另一方面又向人们保证细心的上帝会照管他们的生活，并为了他们在现世所受的挫折，在来世补偿他们……这整个想象显然都是幼稚的，与现实毫不相关的，因此，任何一个对人类持友善态度的人想到大多数人永远不能战胜这种人生观时，都会感到痛苦的。”这里有一对矛盾着的关系：一个是“与现实相关的”，一个是“对人类持友善态度的”。只有对失去自己民族地位和精神洞窟的中欧犹太思想家来说，才特别容易接受身为波兰─德国混血儿的尼采，并产生一种把这矛盾的两造粘合在一起的冲动，因为在现实中，不存在“对人类持友善态度的普遍行为”，因为“人类”并不作为一个现实的实体和任何个人发生现实联系，这种联系只能是假想的，是为了要使大多数人跟随犹太思想家一起瓦解他们自己无法拥有的人生时，即兴创作出来的。

有两种极端相反的犹太思想家，一种是传统主义者，另种是无神论者，后者极其狂热地反对一切宗教信仰，如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但是，这极端两翼的思想家，却被一根红线贯穿起来了：这就是狂热性、排他性、独断性。因此，人们经常发现，同为无神论者也就是现代意义的“非信仰者”，犹太思想家和非犹思想家实际上表达的意义并不一致。因为对于自己民族的现实洞窟和精神洞窟尚未分离的“非犹太”思想家来说，无神论可说是个性对群体的反思；而对于自己民族的现实洞窟和精神洞窟已被分离的犹太思想家来说，对丧失了民族独立且从民族家园被放逐并离散四方的犹太人性格来说，无神论就不再是个解放的结果，相反他是用一种集体性〔犹太性〕去反对另一些集体性〔各民族的传统信仰形式和精神习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犹太人所倡导的无神论，实际上是对其他民族的解构，是犹太文化的集体反抗而不是个别灵魂的自觉行动。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犹太式的无神论，对其他民族尤其是他所寄居的那些民族的精神洞窟进行侵蚀，就远远强于对犹太传统主义的侵蚀作用，因为犹太传统主义和犹太无神论是从同一母体中分离出来的孪生子，他们彼此已具适应能力和互相免疫力。正是在这两种强大力量的平衡中，犹太的民族精神才取得了活力，可是对其他民族来说，犹太的无神论却是一种更彻底的破坏性力量，因为在背后支持他的，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犹太集体性的压力。

弗洛伊德认为，“显而易见，决定生活目标的只是快乐原则。这个原则从一开始就控制了精神器官的活动……无节制地满足一切需要，是最动人心魄的生活方式，但是这意味着把享乐置于谨慎之前，这样做很快就会带来恶果，其他以避免不快为主要目的方式，由于他们所关注的不快的根源不同，而有所差异……而对可怕的外部世界，如果你想单枪匹马的保护自己，你就只能开躲它，事实上，还有一个更好的途径即成为人类集团的一分子……”只要对这段话略作思考，就不难发现，这几乎是对犹太民族不幸处境的一种自我解释。它表明犹太人很少平等对待其他民族，同时他也很少被其他民族平等对待，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社会上，因此，彼此蔑视的人类集团，互相交往时与其说是依靠文化的精神，还不如说是依靠那些甚至流通于整个动物世界内部的那种身体原则，而精神分析术，恰恰就是基于对这些动物原则所作出的分析。而所有这些，又都是得自尼采──这位波兰混血儿和基督教的背叛者的理论启发。其中包括虚张声势的权力意志说和盛气凌人的超人说。

四，对极端人本主义学说的反诘

4. Rebuttal of Ultra─humanism

超人哲学是极端的人本主义学说，而不是人本主义的悔改。而我们已经知道，不放弃人本主义就无法平稳进入全球化时代，无法创造更为健康的文明。

1，真理不是为人生服务的任何东西，为人民服务的真理从来都只是伪真理。真理是超越人生的，是与太极合一的天命：宇宙真相。真相意义的天命，不应被理解为一种意见甚至宣传，而是一个事实。当罗马总督彼拉多讽刺地询问耶稣“真理是什么”是时候，耶稣用自己的鲜血回答了他。

2，权力意志不是人的最高冲动。人的存在状态有上智、下愚、中庸等三类：下愚是“求生存的欲望”，中庸是“求权力的意志”；上智是“求解脱的情操”。上智〔“求解脱的情操”〕是在自我实现之后所达到的自我放弃的更高境界。在上智的解脱中，又可以分为两个典范：一是佛的自我放弃，一是耶稣的与神合一，而中国的“天人合一”、“与造物者游”，则属于两者的混合形态。与动物相比，人的特点是具有自我意识；与下愚相比，上智的特点是解除自我意识；只有上智与下愚之间的中庸状态如“权力意志”说，才极力张扬自我意识。在下愚和中庸之上，强有力的人能够克服生存的欲望、解除自我的意识，从而实现了自觉、自信、自律的顺从，他的戏剧性表现是耶稣在喀西马尼园的祷告。解除自我意识，是最高的情操，能够克服生存欲望，一如能够克服权力意志。

3，任何将权力意志置于最高等级的企图都是出于无知，而将其绝对化的倾向，更是可笑，追求权力的意志取代不了追求解脱的情操，正如超人取代不了上帝──自我放弃才是自我意识的完成和圆满。正如自我克制是实现权力意志的超然道路。

4，超人不应与群众对立，因为光靠超人无法组织社会，没有社会，文明就无从产生，超人又何从说起呢？如果超人把群众消灭，全由自己来组织社会，结果还是会在其中兴起“超级超人”，即新人类中的超人，他还是不能把新的群众消灭！这是生物界的规律。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各安其位、各守其序。列宁主义就比较进化，所以先锋队必须建立专政，来利用群众而不是消灭群众。

5，“目标是超人，不是人类”吗？不。目标既不是人类，也不是超人，这两者都只是条件，目标是新的文明，实现天人合一即生态平衡的理想。超人之所以可贵，不在其自身，而在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超人也是一种要被超越的东西，一种用超等超人的眼光看来卑鄙不堪的蠕虫！超人只是神秘世界的仆人及工具。虽然他所超越的现存群众只是更低的材料及渣滓。而惟有不可预测的天命才是实际到达的目标，达到这一目标可谓超人的至福。超人不可只为自己而生存，否则其生存仍旧不脱动物世界的轮迴和人本主义的窠臼！

6，超人对群众、强者对弱者、智者对愚者，应该保护而不该欺凌。克服与淘汰诚然是净化与提高的过程，可这是永恒持续的吗？不是永恒的，只是周期的，所以这两组过程在历史上不断交叉重演的。而并非永恒的、不间断的、不断革命的。

7，中国古老智慧说：“天下以逆取，以顺守！”如果说，超人是人本主义的夕阳，那么天子才是天命的乾元。

8，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说：“不给我们，我们就去夺取：夺取最清澄的天空，最伟大的思想，最丰盛的食物，最美丽的女人”：这种“胡言”〔不是“谬悖之说”，而是“西方语言”即人本主义语言〕，实在是“乱语”〔不是“信口雌黄”，而是“革命语言”〕：是集中概括了两种古代“异教文明”的根本精神：北欧的〔向往清空〕、希腊的〔绝对理念〕；以及两种现代“异教思想”：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说和生物领域的性欲宣泄说……

9，“新鲜的空气”并不是“新的空气”，这似乎印证《传道书》“太阳下没有新东西”是对的。但说：“太阳下没有新鲜的东西”，就错了。所以人的使命不是提供新的东西，而是提供新鲜的东西：新鲜的晨风、新鲜的水和食物、新鲜的花草和新鲜的人、新鲜的思想和泪水……而提供新东西的权柄，其实是握在上帝的手中，也就是握在“偶然性”和“深不可测的命运”之手。

10，尼采说他是为未来写作的，他的超人是为未来预备的。他的未来是欧洲的未来，他的超人是为欧洲的未来预备的，但他完全没有预见到一个“有色人种的欧洲”。而我们却知道，“人类的未来”是由某部分人的未来预示的甚至代表的，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未来并非均等的，任何共同体都是由秩序──礼来造就的。对一部分人意味着自由，对另部分人可能意味不那么自由，你把情给了一个人，就不能再均等地给予另外一个人──这就是“礼”的精义所在，没有礼，就无法形成有效的结构，无论社会的还是文化的。

超人概念源于欧洲背景，从希腊到日耳曼，而排除了基督教对于欧洲心灵所形成的“假晶现象”。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超人的大文化背景已经溃灭，超人已成为丧失了根基的“永恒的犹太人”，离开了自己的土壤而开始轮回的飘流。也许预感了这一命运，尼采的超人也开始附和印度的轮回说。尼采以“未来立法者”自居，其豪迈言语，激励了集中营、劳改营的建立者予以效法，然而我们忍不住反诘一句：未来的人们究竟与今日的人们有何不同？如果没有遗传基因上的革命性改造，生存状态上的根本变局可能出现吗？我怀疑。如此，则那变化充其量不过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真是太无聊了，永远都是人性的陈腐翻新。按照同样的道理，全球化如果不能引申到外太空间的探险，其意义依然限于勾心斗角、彼此欺凌残害。

至于未来，人们之所以接受新的空间探险，可能也并不表明他们较今日的人们“进化了”，而只是由于，他们之所以接受“新”，一如今日的人们之接受那些已被我们 目为陈词滥调的“旧”！那时人们还会借助钟馗去击打新的灵魂，因为大众永远是水性杨花的，即使“超人”的种族也罢。复数的大众永远期待着单数的创造者塑造她。所以单数的超人〔superman〕是高贵的，而复数的超人〔supermen〕则卑贱。至于单数的立法者，则并不期待人们的诵读，也不企盼人们的纪念，他是为神明也就是为“人本主义的彼岸”而写作的。

当我在学院读研究生时，导师在三年之间给我的唯一教言便是：“谢选骏，文章写出来是让别人看的。”这深刻吗？这很通俗。但我一生没有学会。我一贯以为文章写出来是给神明看的，也是留给自己的一份心灵记录。当然也包括那些自己觉得懂得神明意思的人们。可惜啊，十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学会研究院导师在一分钟之内教给我的“全部研究生课程”。事实上，我还是有很小一部分文字是“写给别人看的”，而那些作品又恰巧是最令我赧颜的！

“为自己的感动而不为世界的赏赐而写作，你的写作才可能真，才能够成为你生存状态的补品。于是你的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药，首先救助你自身，而后才可能救助了人们。”这是我想要告诉后人的肺腑之言。

五，超人的生死

5. Life and Death of the Superman

超人思想有合理性吗？有。但那是受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和欧洲社会的严格规约的。可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超人思想本身的弊端，随着时势的演易而日渐暴露出来，例如，在独裁国家的领袖崇拜中，显示了超人哲学的潜在影响……那么

1，什么是超人？或曰，“往哪个方向超越”？

2，难道更健康，更快乐，更坚强，更灵巧，更聪颖，更富于创造力的人性指标，就足以构成超人的要素？

3，超人到底是个生物学概念还仅是生理学或是社会学概念？抑或是上述诸项的综合？

4，人怎么可以为自己的完善性，制定统一制式呢？人可以培养出理想的猪、牛、马、羊、犬、鸡、鹅、鸭之类，却无法培养出一个“全面发展的理想人”，因为世间的各种理想标准其实在冲突，形不成一个统一认可的准则，还因为，即使理想统一了，按照这种理想发育完成了的人也只能满足一时一地的社会需要，而无法满足往后时空的全部需要。其道理很简单：人之要求于家畜家禽的改良任务极为简略：多产肉、蛋、奶而已。但人对自身和他人的要求却极为复杂，且一般而言这些要求还相互冲突。这些苛求在“完善人”的同时，还进一步“异化人”，直到把他变成怪物，活活撕碎他的身心，使他变成非人。

5，如此看来，以反抗异化为宗旨的极端人本主义〔超人哲学〕，正以其逻辑的力量滑向更深的异化深渊，最后导向人本主义的反面。──这也正是许多当代阐释家声言尼采是“最后一位杰出的人道主义者”的依据所在？正如“以保持人的身心健美为宗旨”的体育活动，正在奥林匹克运动的竞争原则下变成摧残人们身心的最大元凶。金牌，迫使体育事业已经完全背离了体育精神〔正如人走向了非人的超人一样〕，其结果把人沦为运动机器，把运动员变成伤痕累累的残废。这种悲剧不是可以用轻松的“商业化倾向”、“拜金主义”解释掉的，实际上体育事业的悲剧恰恰躲藏在体育精神的最深刻处：争奇斗妍的赌徒心态。

6，超人若有固定形象则难免僵化，若没有固定形象则流为概念游戏，所以尼采说，“我真遗憾自己仍不得是一个诗人！”诗人怎能定出一个持久的坐标呢？

7，超人思想的最大愚昧，在于它是进化论之子！进化论是描述动物的还是描述人的？什么？连动物带人一起描述的？这个算是什么东西？算是科学主义的东西？可是好的、高贵的存在，永远是自足的、无目的性的、决不朝着任何方向乞求延伸的。

8，“超人”只是人的扩大，是一种理想的、无所不能的人。但他仍具有人的本性，犹如人脱不了猴的本性一般。超人又如何圆满完成人类不能企望的事？超人如果比人类做的更好，更合理想，付出的代价也必更高，就像比动物更高的人类，让文明破坏了地球环境。这样的“超人”学说只是欧洲文明关于“人类万能”信念的极端夸张，“人可以与上帝比美”──这类错谬并充满了纵欲气息的概念，不就是“超人”的本意吗？

9，“超人”观念的迷妄在于：“超人”不是一位，而是一群。这种族的群众的理想，各种古代神话里都有体现，而在现代生物学的实践中，也是以追求种族进化为基本概念的。然而从神话到进化论的整个复数系列都是荒诞的，完全不适于整合全球的需要，因为全球的复杂多样性，使得形成秩序的张力变大，而秩序的内在一致性才能确保成功，尤其在其形成初期。反观时而悲惨阴郁时而腐化堕落的二十世纪，被各个霸权中心所分裂，而每个霸权中心为了对外扩张，就对内鼓吹国家至上、阶级至上、种族至上的谬说，以“团结民众”。在这诡计战略下，复数的超人，即所谓种姓神话被再度提了出来。这是导致社会失败的例子〔印度模式〕，而完全不能和礼制的方式如科举制度的成功〔中国模式〕相提并论。

10，随着全球时代的逼近，超人已经死了。因为产生超人的欧洲中心的文化土壤已经破坏无遗，这空前严重的灾异愈来愈清楚地显示现代世界的一切病症，已经不是现有的文明模式可以解决。只有抛弃人文主义的自我安慰所编造的幻念，重新学会尊重生灵和神灵，给自然以适当的保留地，把人类的精力引向更为健康的方向。二十一世纪的“超人”将不再现形为十九世纪艺术家、思想家，不再现形为二十世纪的革命家、政治家，而是现形为科学家、骇客和恐怖专家！他们不再活在洋洋的春光中或沸腾的夏日里，而是沉浸在秋天的肃穆和冬季的冷酷中……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生存的大背景，谁也摆脱不掉这致命的阴影，直到全球一体的日子。

六，《查拉图斯特拉》的摘录与评论

6. Excerpts and Commentary of Zarathustra

1，《市场之蝇》

 

孤独并不是用来治疗昏惑的手段，因为孤独不是要使受伤的人复原，不是要使中人以下者“上升”为中人，孤独乃是要让健全而又精力过剩者攀升、飞腾，是一座心灵之天梯，它的指向不是中人，而是人上之人。如果说，森林与岩石只是为了陪伴受伤的人而设，那么，这样的慰藉与点缀又有什么终极价值呢？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如果说，森林与岩石只是为了陪伴受伤的人而设，那么，这样的慰藉与点缀又有什么价值呢？是“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

2，《日出之前》

宇宙充满了渣滓与废物，像人间一样，或比人间更甚，只是由于距离，尤其由于强光之眩惑，黑暗之宇宙，常常被人们忽略。而“纯净的天穹”，其实只是观者心中的“神圣的希望”──宇宙间原无净土，只有更适宜不同的你－我－他所生存的角落，不同的角落。灵魂没有苦涩，正如灵魂里亦无狂妄。灵魂只是一面镜子，看自己，审视错综复杂的联系。灵魂又是没有朋友的，上帝当初造出灵魂来不是让他们结成任何同盟，因为一个灵魂就是一个世界，而各个世界“在本质上”是无从沟通的。“朋友”只是世俗的事，因为朋友只能共存一个世界中，跨世界的友人无从认识，不论是用语言还是微波。

3，《旧榜与新榜》

A、写了一半的新榜“最好”，因为它激发起巨大的期待；“未完成的作品”最有魅力，因为它的所指近乎无限。他的下降和他的毁灭是指向旧榜和旧人类的，他以写了一半的遗言去呼唤未来的人，召唤生生不已的教化，新的教化。

B、讲坛可以被暴力推翻，但它传布的声音，却并不一定随着野蛮的塌毁声而停息，因为通灵的讲坛，就是人的灵魂所渴求的“超级奢侈品”，如果没有更佳的选择足以代替它，人又如何去闭目塞聪？爱真理的人，一定不要迷信暴力、迷信暴力：暴力在战争时期或许是一项聪颖，但在和平时期却是十足的蠢行！铁蹄可以踏破书籍，孔庙常被用来饮马，但要征服心灵，毕竟要用心灵懂得的语言，而不是专政工具。

C、伟大的墓道巨陵纪念堂到底和死尸有什么干系呢？牵强附会的纪念，名实睽违的艺术陈列！除非，你认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形容词是指代僵尸而不是指代活生生的业绩！死亡使伟人干缩，化为尘土，变得渺小可笑，就像死在高压电下的人，瞬间就短缩、黑枯。对尘世的舆论而言，伟人留下的不过是心灵的阴影或余辉，一种反响，一种夸大的回声，一种变形的记忆。惟有在明智者那里，伟人不因死亡而更形拉近、伟大，也不因为死亡而变得遥远、渺小：时间的和空间的距离虽然改变了视觉，但不能丝毫干扰遥感能力所获得的认识。在历史领域中，遥感者的利器就是“体验”，体验使他获得历史的甚至宇宙的通感，和宇宙同呼吸共命运。

D、“诸神的裸舞”极美──它使世界生成，使世界旋转，使世界充满心旌神摇的魅力。遮蔽如此之美的衣饰，若不是伪善，当就是“可耻”。然而这只是雅安人的动物性癖好，化装的查斯图斯特拉是否想过：善于模仿凡人，就是善于模仿一切行为中最下等的水流 ，且就“下流”这词的最原始意义而言：走最小抵抗力的道路。“诸神的裸舞”于是演化成大众的裸舞，诸神的风韵演化为大众的淫乱，诸神的自由返朴归真，大众的自由却走向沉沦。对模仿的大众而言，自由流为生命的敌人而非生命的造福。大众的最大的玩具就是人类自己的身体：异体的身体，同性的身体，以致自己的身体。而更为摩登和更为原始〔两者本为一事〕的游戏，还依据动物的身体，这在嗜好宠物的家庭特别显著。说到底，若不经过人自己的身体，人的一切玩乐都无从谈起，人体以外的一切玩具，若不经过自己身体的传达和过滤，也都无法达到至境，甚至无从感知。且我发现，人所创造的各种玩具，本质上都是模拟人体的，所以陀螺在民间俗语中被称“李逵”，而各种交通工具的模型都是人的肢体的夸大，各种武器是人手臂的延伸，各种“洋娃娃”更属人体模拟之确凿无疑，甚至各种动物玩具，也是人体的变形变相。那么各种电子游艺机呢？它们显然也无一例外地追逐人体，哪怕是童话式的追逐，也是朝向追逐人体的战争：其目标是“动物”“超人”或“神”。即使是几何形态的“变形金刚”也不离人体之宗。……由此可见，人体之外，人根本就不关心其他。而人的兴趣，终究无法脱却人体，裸体画的动力盖源于此。至于说到裸体画对技能的训练作用，那也是源于人对人体的迷恋、敏感及痴绝！人体啊人体，“艺术家”何能独外？

E、搅扰了昏睡的人反会被人认为可恶的，正如要警醒所有人的布道家最是浅薄。“众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这才子的浮浅正在其不知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精神之乡昏睡，无力警醒以对阵无穷，甚至许多一度苏醒的天才，最终也由于无力承载精神的重负，倦极长眠。创造者建立善与恶，不是创造者就无法知道并建立善与恶？多么令人厌倦的绝对论！庸众的善与恶，是老去的创造者教给的，因此，他们必定反对新的创造者。但即使他们的顽冥不灵，不也是老去的创造者的余泽吗？只是新的创造者也将老去，新的不必比老的更优越──唯其时义有别而已。查斯图斯特拉，你是欧洲没落的小邦精神的遗粹，哪有波斯帝国的宇宙气概？那“粗犷的智慧”，本似庄生的“逍遥游”，距“大宗师”、“应帝王”的终极目标，尚有千里之遥。

F、真实，是很难的境界。而对自己真实则更难。所以，中国哲学曾把“慎独”作为人之至境加以表彰。寻求、锻炼、真实到“恶”的地步──都可以是做给别人看的，是表演性质的；慎独需要诚的绝境，并超越真实与坏恶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勇敢的冒险、持久的怀疑、残忍的否定，不被断为“坏恶”，你就解放了“旧榜”的奴隶。在内心深处，尼采极端重视舆论。他热爱群众一如她热爱女人，所以他热衷诅咒令他失望的庸众，他的情思萦于闺房，所以他号召提着鞭子到女人那里去，“我的兄弟们哟，如是宣讲遍及一切的大街小巷吧！”这种街头演说家身上，哪有一点容克贵族的土著气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太多“人性的，太人性了”的高加索人一样的狐臭，所以我认为，倒是后来由他人编辑的那本《权力意志》，更多中国式的智慧，尽管只是半成品，体现了“礼制的不完整的世界秩序”。而《查拉图斯特拉》不过是一座“由此及彼的浮桥”罢了。只有这样溯本穷源，方能劈开查拉图斯特拉的骨髓，以揭开其难以理喻的反复无常的喋喋不休。──“直到理解了你自己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怪物为止！”

G、《在新榜与旧榜》之中，这位德国和波兰杂交的查拉图斯特拉写下了一段十足的斯巴达幽灵的复活，这真是对二十世纪极权国家的“预言”：他抨击了神圣的“死亡教言”，但他表扬的却是，国家、民族和主义、真理的名号，国家至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族至上是法西斯主义的独裁，阶级至上则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沐猴而冠的强盗，口说反对贱氓与暴君，要把“高贵”塑在新榜上，结果还是让纳粹主义的群众专政通行无阻。尼采断言“凡是贱氓，他的记忆是返于自己的祖先”──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表了同种未来主义的前后时代精神。纳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尽管是批判性的学生，像亚里士多德之于柏拉图；纳粹主义虽然把阶级斗争变成了种族斗争，但同样鼓吹暴力革命，要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那“狡狯的怪物”除了僭主与暴君，还能是什么？他的各种化身，左的，右的，极左的，极右的，在二十世纪强奸历史，生下“影射史学”这样的怪胎。“他以慈悲和敌意捩转和扭动一切过去；直到它成为他的一座桥梁，一种先兆和传令使，和雄鸡之晨鸣”──如果结合上意来释读，当令人知道“毛泽东号召工农兵占领大学”，竟然来自尼采思想。这个毛骨悚然的发现，这与当年的绿林军发掘汉陵，挖出刘邦太太的僵尸予以强暴的“转捩”与“扭曲”，何其相似！但这不能结出果实，只能通向死亡。试比较《新榜与旧榜》之二十里面的“你们不教他飞腾，我请你教他更快地坠落”──与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的名言“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如出一辙。杂交的查拉图斯特拉，一会儿摆出革命无赖的架式，一会儿又像个传统书呆子！一会儿自称未来主义者，一会儿皈依贵族的风韵……说什么“你们当为你们的仇敌而骄傲”，则把耶稣的宽容，变成彼拉多的把戏，鼓励优秀人物互相残杀。现代全球社会，不再是欧洲小邦之间的选种育种的种马种猪的实验场所，何须如此煽情。陈旧的“路线斗争”应该让位给“生活方式的竞争”，而生活方式内在优化，需要取代种路线内部的势力均衡！全球化的斗争提出了相反的要求，它不追杀优秀的同侪，而是如《权力意志》所供称的“向群众宣战”，不是为了国家、阶级、种族等群体的割据而斗争，而是为了全球化的秩序，召唤优秀人物，集中优秀人物。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了整合权力，所以它并不选择斗争的对象，也不拔高斗争的对象。

H.《新愈者》之二：“有着言语的地方，即有着如同花园一样的世界。”“在最相似的之间，错觉说着最巧妙的谎，最小的罅隙却最难度过。”──这里对语言的性质说得多好！然而，“别忽视了他们在怨诉和控诉之中的纵欲”一语，恰巧也是全部尼采学说的自供。语言是身体的写照，若以不同的方言和国语去译制同一部外国影片，你竟会对其中的“同一个人物”产生全然不同的感觉！例如，在多数国家里，说国语的人物通常较为高雅而说方言的人物通常较为粗鄙，试想，国语和方言的效果尚且如此不同，那么不同的语言所造成的人格差异，可想而知。甚至可以这样说：除了语言，人不理解别的；语言的世界，构成了文明的全部洞府！

七，超人的没落与轮回思想

7. The Fading Away of the Superman and the Thought of Reincarnation

有不少学者曾经指出，流行于中国的大乘佛教，其实是波斯太阳神教──罗马密特拉崇拜的佛教化形式，正如天主教也受到波斯太阳神教──罗马密特拉崇拜的滲透。那么，像轮回这样一个古老的佛教观念，是否也是密特拉教〔Mithraism〕的产物？

自古以来，就不乏轮回〔Reincarnation〕的信仰者。但他们的出发基点并不一致，而解释、发挥及其导致的世界景观也全然相异。古代印度人关于轮回观念〔Samsara〕的解释与发挥，采取了动物故事和人兽互相变形的故事形式。著名的有《五卷书》〔Panchatantra〕和《佛本生故事》〔The Jataka or Stories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这些，基本上可以算入神话领域。印度人不但欣赏这些故事，且对其认识论上而非美学上的真实性，大体上并不怀疑。罗马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前43─后18年〕的《变形记》〔Metamorphosis〕所记载的神话故事，则采取了埃及人式的轮回观念，具体体现在对于死人复活的信仰。法老的金字塔，就是为复活作准备的，与其说它是一座坟墓，不如视作迎接复活的巨大祭坛，所以那里面竟然有船只，准备航行太阳神的国度。后来，马其顿人在埃及建立的托勒密王朝的创立者，接受了这一信仰，并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遗体，作为王国之基般地保存、崇拜，开二十世纪僭主列宁与孙、毛“暴尸街头”的先河。

这一尸体保存癖好后来被“列宁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继承人们学到了，无怪有人批评毛的徒子徒孙们是在“以夷变夏”，学习西方传统中最坏的东西。确实，作为西方和俄国的学徒，不这样又能怎样？有人指出毛的继任者宫廷政变上台，二十多年来始终尴尬面对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干尸纪念堂。19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带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动力消逝，权力寻租和腐败开始盛行，国民利益受损，言论窒锢依旧，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呼声不得不借助于当朝老公猩猩的名义，从言论锁链的缝隙中发出，后改革时代的“毛泽东热”从民间蔓延。把一个虚伪公平的福尔马林毛，制成新世纪社会公正的代言干尸，政治封闭、言论钳制，在扭曲国民性格、制造社会蒙昧过程中，是如此的卓有成效。“干尸迷信”死无对证，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死者，而那死人却不能复生，去跟活人理论。毛当政时，就成功用“干尸迷信” 的方式，把马克思当理论工具、把孙中山当统战工具，通过扼杀言论自由，完成了统治的自我合法性过程。这是学习蒋介石和斯大林，借助于“干尸迷信”，推崇孙中山和列宁，以接班人姿态夺取了政权。〔贾悲文《毛泽东现象：“干尸迷信”好过“活人崇拜”？》，《亚洲时报》2007年1月3日〕

就现存资料看，东汉以前的古代中国人，并无明确的轮回观念，中国人接受轮回观念如目莲救母故事所显示的，是汉魏六朝佛教输入以后的事。而到了明代的《西游记》中，变形故事不仅阐释轮回观念，也在宣扬佛法无边的思想。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言，近似轮回观念的是儒家关于“圣人之德”的信仰。

儒学的正统信仰认为，社会乃至于整个宇宙的秩序，莫不仰靠圣人的道德或其堂堂正气维系着。孟子关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断言，尽管披上了儒家合理主义的外衣，仍然近似轮回的信仰。而且，为了论证他的这一信仰，从古代传说〔如关于舜的历史神话〕中摭取了不少材料，以资作论。这种不自觉的神话历史化，其动因是合理化作用，这一现实态度使他的天命观念附着于人的品德和努力。所以，他必得从社会原因中为那种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古老信仰寻求解释。孟子的“浩气”，类乎圣人的“德”：它充塞天地之间，不绝如缕，永远轮回。但儒家的正气没有采取印度故事的神格化、人格化、动物故事化的解释，而采取了历史化的、社会化的解释。文天祥在其狱中名作《正气歌》中，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再次支持了这种学说。文天祥的正气有时现形在这人身上，有时现形在那人身上，周流六虚、变化不居。这样的正气周流，不是很接近灵魂的轮回吗？如果文天祥写一部小说描写自己“化做啼鹃带血归”灵魂历程，这部故事岂不很像英雄史诗或历史神话？

在近代西方人那样，轮回观念并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消失。相反，它从新的事实中为自己找到了新的解释，并据以作出了新的发挥。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轮回是宇宙的基本现象。而轮回所采用的形式，不是神格化的人物形象或动物故事的神奇变形；而是人的主观意志所造成的表象世界。叔本华的追随者尼采，则力图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轮回，他认为轮回基本导因不是人的意志，而是由于无尽量的时间，加上有限的元素组合，终会导致结构相同的现象发生，这就构成了一个轮回的发生，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系列的、全面的轮回。如此，则那位查拉图斯特拉即宣扬超人哲学和永远轮回思想，一手执蛇〔象征轮回〕、一手执鹰〔象征超人〕的古代传说人物，就成为新神话的核心了。

而当代的遗传工程理论家，甚至可以把结构近似的个体重复出现，视为证实轮回观念的一个根据。如果以遗传工程或外太空的科幻小说形式，来敷衍一段神格故事，这算不算科学神话呢？尽管不同宗教对“什么是罪”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有罪然后被罚这一点上却是相当一致的。处罚形式在许多宗教里都以下地狱为重，据说这是从波斯宗教里向四周民族扩散开来的。耶教与释教在罚之观念的具体方面还是有差异的：前者不承认罪业可以由人来代赎，而后者则不但承认且鼓励用善行来抵偿恶行。所以前者的宿命论意味更强，如新教加尔文派特别强调人的罪孽无法用善行来挽回。而佛教禅宗在另一极端宣扬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的思想。当然，耶教与释教中并非没有相近之派别及相近之观念，只是二教大体上看起来具有以上差异。而加尔文派的预定论及禅宗的意志论就是两个极端例子，佛教中缺乏类似加尔文派的预定观念，耶教中亦无禅宗的意志决定论。而佛教修炼所强调的唯意志论，在一个绝望的时代是天生宠儿，但佛教的慈悲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却是赘物，因为革命时代是以重大的斗争与牺牲换取转型的时代。

受尼采感召的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进行的历史研究，完全排除了神的干预，而把神理解为人的精神，他因此对这两种人格进行说明：把主张舍弃的人，称为“僧侣式”的；把主张扩张的人，称为“贵族式”的。而在我们看来，僧侣中的扩张分子实在不少，许多人根本就是为了生计而“委身事奉”的，这不仅在法国小说家司汤达〔Stendhal[Henri Beyle]，1783─1842年〕的长篇小说《红与黑》里，描写得栩栩如生，在我们身边也司空见惯，混食于各种宗教中的僧侣以及“神汉”“巫婆”，其实不该称为“人生的舍弃者”。而具有雄健之力的人，才能克制自己甚至牺牲自己，不是“扩张者才有勇气”。真能舍弃自我的，需要另一种力量的支持，因为这不仅违背人类的自然性格，也乖离了动物的本性。所以它特别要求一种超常的力量，在绝望中生存下去的力量，甚至“如何自主地与宇宙结成关系”。

八，全球意识的发展线索

8.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Global Consciousness

全球意识的思想发展，出现在中国，这毫不足怪。因为：

1，我们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一片混乱中，这些混乱迫使我们思考。

2，我们在社会封闭的状态下偷偷思索，避免了信息时代所特有的大量当下信息的涌入所造成的意识阻塞。

3，这样，从最原始的思维到最现代的学理，我们都均等地一一涉足过，这就避免了文化偏食和思想狭隘症，而这种精神病痛是现代的欧美人士普遍患有的。

4，在这种状态下，全球主要文明的历史和现状在我们的思想中，得以重演和过滤。在这重演和过滤的基础上，新的全球意识形成了。

5，全球意识的形成，是全球化时代的“合乎逻辑”的思想结果，是一个“自然的”或“必然的”行动指南。无论它是苦是甜，人类共同文明既然已经出现，那么完成重要的自我转型的时刻也就到了。“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变”，因为不变比之主动地变化更接近死亡。

稍安勿躁。过激的反应使得许多先行者都惹过“祸”，但缺乏适当的反应则连得祸的机会都没有了。要避免巨大的恶果，不在于不变，而在于审时度势。

我们知道，极端人本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伴生物，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科学模式的文化解说，在这一点上，尼采和马克思一样，既是科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年〕的学生，又是解构者弗洛伊德的先师。极端人本主义尼采的出现是西方精神急剧衰颓的典型征兆。在他的身上，欧洲的人本主义沉沦下去，全球化太阳正在升起，他倾心于印度的轮回说和波斯的拯救论，并从达尔文的立场予以理解，也许他和他的欧洲信徒没有意识到，求权意志如此执拗的超人，其实正是“浮士德精神”的回光返照。德国神话中的英雄“齐格夫里德”和半基督教化的“浮士德”，与极端人本主义的超人：实际上是一个观念的三段化身。这三段化身都由感染希腊精神〔古典〕和拉丁精神〔中世纪〕最少，并且身处欧洲中心的日耳曼人来表达，似乎上顺理成章。然则，即使在日耳曼这样一个“最后的西方民族”的身上，非西欧的精神还是占了上风。这就是打开极端人本主义〔尼采〕学说中最深刻的内在矛盾如超人与永恒轮回的钥匙：最后的残阳〔超人学说所显示的西方人本主义〕和最初的朝阳〔永恒轮回所显示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奇妙交织。于是，紧接这哲学预兆，欧洲的权能在二十世纪进入了全面没落期。即使美苏竞争的结果也是欧洲失败、美洲胜利，尽管苏联集团只是欧洲的东翼，不算正宗；而美国的胜利却是欧洲中心时代的明确结束，和“太平洋时代”开始的标志。而极端人本主义则在政治上未脱幼稚病，例如其梦想在欧洲中心时代就诞生一个欧洲合众国。其实，欧洲和一切文明发源地一样，不充分边缘化，就无法统一，如希腊各邦、中原各国，即此例也。

历史上未有一群彼此争斗的蕞尔小国能够捐弃前嫌和宿怨，而携手共建一个规模巨大的世界帝国。苏美尔城邦、玛雅城邦、希腊城邦、中原各国，在这方面都是典型的失败的例子。欧洲诸国难道能够例外？让我们拭目以待欧盟的奇迹吧。由于文明的后遗症，这群古老的小国锐气早经磨尽，创造精神也已惰怠，只能成为某个新兴的边区霸权的刀下之鬼，而具有原始背景的新兴霸权，会用各种方法迫使这些蕞尔小国成为自己的俎下肉，留给它们的只有一种可能：成为物质化的、广袤的、机械性帝国的一块领地。像希腊化各国对于罗马帝国，像战国各雄对于秦，像苏美尔诸邦对于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尼采看不到这一点，还由于他只是一个“真正的欧洲人”，虽然他因为拥有混血身份，眼界优于某一国的沙文主义者，可是他又怎能“彻底摆脱欧洲人共同的区域眼界”呢？那种欧洲眼界，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真算伟大的上乘，但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却是极为落伍的末流了。尼采预感到欧洲的没落衰颓，但却只知道挽救它而不知道放弃它，更不能摆脱人文主义的局限，不知全球化将要吞没欧洲──不是停留在欧洲的一体化，而是进军于全球的一体化。

欧洲的一切将在全球化里面终结。正如太阳在西方落下后还会从东方升起，刺眼，迷人，神奇。绝望的尼采学说，诚然是迷妄的，因为它还根植在欧洲文明的土壤中；同时它也有不朽之处，即根植于西方却看到了东方，并转向了东方，成为欧洲衰落的见证者。对当今的世界来说，一个颇为重要的工作便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扬弃极端人本主义的思想，并对极端人本主义虽然提出但却无法解决的形而上学问题，给予一个“文化上的答案”，这要求思考者从尼采的《权力意志》即所谓《八十年代遗稿》出发而不是停止，从他“欧洲合众国”的思想出发而不是停止，从区域政治走向全球政治，以再接再厉，开辟全球合众国，即礼制的天下统治。这当然需要以批判的眼光而不是信徒的眼光来阅读那本探索性、并不成熟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毕竟，波斯宗教只能提供起点而不是终点！当我们彻底肃清了极端人本主义学说中的陈腐，赐给它真正的教益，“天解决”的号角就吹响在这个脆弱的星球上。

文明史的四季以及“天子”学说，是对“永恒轮回”的一个说明和一幅完善的图解。“人的力量”无法满足人的需要、解释人的处境，在柳暗花明的时刻创造了生机的，是“神的力量”。如果说超人学说是欧洲人本主义的终结，那么天子学说则为历史教的全球流行打开了闸门？

（另起一单页）

第六章 个人主义

Chapter Six Individualism

一味强调“权利”和“权力”的欧洲文化，往往忽略了其反面，即“义务”和“压力”。而我们却知道：正常的权利必须伴随着义务，正常的权力也必定带来压力或源于压力。我们发现，“权利”观念曾在西方历史上起过巨大的压力作用，虽然许多人一般只能看到权利〔尤其是个人权利〕观念“起了解放的作用”。例如，正是个人权利观念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中的作用，刺激了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蜂起，并导致了二十世纪的暴民政治。与暴民政治互为表里的僭主政治，如无产阶级专政或法西斯专政或回教专政等现代极权主义，都是以“领袖头像”为群众队伍的先导的。 

一，个人权利观念的兴起

1. Rise of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Rights

一味强调“权利”和“权力”的欧洲文化，往往忽略了其反面，即“义务”和“压力”。而我们却知道：正常的权利必须伴随着义务，正常的权力也必定带来压力或源于压力。我们发现，“权利”观念曾在欧洲历史上起过巨大的压力作用，虽然许多人一般只能看到权利〔尤其是个人权利〕观念“起了解放的作用”。再如，正是个人权利观念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中的作用，刺激了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蜂起，并导致了二十世纪的暴民政治。与暴民政治互为表里的僭主政治，如无产阶级专政或法西斯专政或回教专政等现代极权主义，都是以“领袖头像”为群众队伍的先导的。 

说来可笑，备受资产阶级报纸抨击的无产阶级革命，其实都是从资产阶级革命那里邯郸学步的。例如，二十世纪风靡世界的“民族解放”和“非殖民化”，可以追溯到美国的独立战争〔英文原义是“革命战争”〕和南北战争；而二十世纪的十月革命与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雅各宾专政和巴贝夫密谋也极为相似。而法国革命的前身毫无疑问是十七世纪英国革命，至于英法革命之间的必要环节和“感染源”，显然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因此美国人自己对独立战争的正式称呼是：“革命战争”。美国革命中抄没不同政见者家产并将他们流放国外的做法，对后来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纳粹主义甚至中国革命，都起了极为恶劣的示范作用。谁能保证，这种大规模的人身侵犯和财产充公，不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强制国有化”等理论的“先行者”呢？

这种先行作用，在威廉·特库赛·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年〕身上，同样也有表现。谢尔曼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方联邦军将领，以火烧亚特兰大和“向平民宣战”闻名于世。作为“美国内战英雄”，谢尔曼将军的名言是：“我就是要让整个乔治亚州都鬼哭狼嚎！我要让整个乔治亚变成地狱！我要让所有乔治亚人，不管男女老少，不管穷人和富人，都感受到刻骨铭心的痛苦！我的军团将毁灭乔治亚州而后快！”“如果人们觉得我残酷和残忍的话，我就会告诉他们：战争就是战争，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博得人们的好感! 战争就是地狱！如果你们想停止这一切，想要和平的话，你们和你们的亲人就应该放下武器停止这场战争！”这些观念显然都是“超前于十九世纪”的革命观念，开辟了二十世纪的种族灭绝战争的先河。

1862年7月，谢尔曼被任命为孟菲斯军区总司令，负责对南军的坚固据点威克斯堡〔Vicksburg〕发动进攻。由于兵力不足，攻击并不成功，战局陷入僵持。之后， 北军司令格兰特将军的大部队投入进攻。由于久攻不下和伤亡惨重，恼羞成怒的北方联邦军开始迁怒于城内的南方邦联国的平民。格兰特下令摧毁威克斯堡的一切目标! 数百门重炮对城内的军事设施和民宅进行连续数月的猛烈炮击，把威克斯堡的所有建筑炸成了粉末，无数“无辜的平民”被炸得粉碎。长达一年的围困造成的饥饿和屠杀性的炮击，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平民死亡。1863年7月，联邦军攻下了威克斯堡。 

1864年秋，谢尔曼被任命为西部方面军最高司令官，率领十万联邦军和二百五十四门火炮，击败南军蒋斯顿将军〔Joe Johnston〕、胡德将军〔John B. Hood〕，攻入乔治亚州，并于9月1日进占了未作任何抵抗的南方重镇亚特兰大市。谢尔曼在占领后对当地居民下达了公告，要求所有民兵放下武器，所有市民离开市区。之后，就命令北军在11月离开前纵火烧毁整个城市。成千上万名老人和妇女为阻止联邦军火烧亚特兰大，坚决拒绝离开，他们以为只要他们还在城市里，北方联邦国的军人为了顾及他们的性命，就不会放火。但他们太天真了。当联邦军准备纵火时，老人和妇女们跪在地上，死死抱住联邦军士兵的大腿，放声大哭，声嘶力竭哀求士兵们看在上帝的份上，饶恕他们的城市和家园……但士兵们一脚踢开他们，同时在城市的各条街道纵火。 

大火迅速蔓延全城，联邦军士兵自己安全及时撤出了城市，并不理会那些老人和妇女。可怜那成千上万的老人和妇女，在铺天盖地而来的大火前绝望地挣扎和惨叫，相互践踏……没有一人逃出火海。 联邦军同时严厉警告撤出城外的亚特兰大居民，任何人如果试图救火，一律格杀勿论! 大火足足延烧了半个月之久。曾经是南方最繁荣最美丽的城市亚特拉大在这次浩劫后荡然无存，全部化为废墟，只剩下了一条街幸存下来。这条街如今成为了亚特兰大的一个历史象征，被叫做地下街〔The street under ground〕。这整条街的确是在地下，要坐电梯下去才能到达。换言之，如今整个亚特兰大都是在原来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旧的市区被完全地摧毁，埋到了地下。 

那么，谢尔曼如此形势是否自作主张的孤立行动呢？不是。他是得到充分授权的。不是别人，正是林肯总统的爱将、北军司令格兰特给谢尔曼下达了那条著名的命令“create havoc and destruction of all resources tha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 enemy。”明确要求谢尔曼对南方进行毁灭性摧毁，推行彻底的恐怖主义：即不但要消灭敌方的军队，还要消灭敌方的平民，摧毁其经济基础和民心意志。谢尔曼于是给林肯写信表忠心说：“南部必须由我们来统治，不然南部就要统治我们。我们必须征服他们，不然我们就要被他们所征服。他们除了要征服我们之外别无他求，而妥协之谈全是胡说八道。我们知道，任何妥协都只能遭到他们的嘲笑。……所以我是不愿意去哄他们的，更不愿用让步去迎合他们，只有让他们饱尝战争的苦头，使今后几代再也不敢诉诸战争。”在这封信中，他还提出这样一种恐怖政策：“我们应派军官、警察、法庭深入到南部的各个角落。……至于时间，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都在所不惜。我们一定要清除和摧毁一切障碍，有必要的话，就杀死每一个人，夺走每一寸土地，没收每一件财物，一句话，破坏我们认为应该破坏的一切东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在军事问题上，谢尔曼提出一套与格兰特、林肯的恐怖主义相仿的见解。他指出北方军队进入南方“好像一只船入海一样，这只船破浪前进时划了一道航迹，但随后马上就消失了，而没有留下永恒的痕迹。”因此，他竭力主张打破古典的军事传统，采取类似三光政策那样的战略战术，打出一个明显的结果来。谢尔曼的观点赢得了格兰特和林肯的一致称赞，也为自己博得了美国“第一个现代将军”的血腥称号。战后，谢尔曼于1866年晋升为陆军中将，1869年继格兰特之后任美国陆军总司令，一直到1883年退休，德高望重，举国景仰。 

1864年11月15日，是谢尔曼把冷酷的政治理论和绝伦的军事行动付诸实践的时候了。他在捣毁了亚特兰大市的全部铁路和工业设施，并把市区烧成灰烬之后，率领二百一十八个团组成的大军，带足了军火，却没有带粮食，因为他确信从乔治亚州这个号称南部同盟的“储藏室和粮仓”，可以榨取一切军需。在谢尔曼看来，对南方普通人民的打击必须和对武装部队的打击一样彻底。从亚特兰大开始，尽管谢尔曼将军领导的北军一直相当顺利，但为了吓住南方平民，他命令部队将遇到的民房一路烧下去，同时杀死所有的牲畜和反抗的人。1864年11月，谢尔曼大军离开亚特兰大，开始对南方进行长达一年的灭绝人性的大扫荡。谢尔曼的部队以六十英里的正面径直向前推进，彻底摧毁所到之处的一切物资设施，抢劫平民的粮食和财产，杀死反抗的平民，焚毁农田，炸毁村庄，用石灰封堵水井，捣毁铁路，抢劫和驱逐了一个又一个城镇居民，烧毁一座又一座城镇。谢尔曼的部队还没有来到，十几英里之外就可以看见蔓延而来的冲天火光，而当谢尔曼的部队离开的时候，地面上只剩下了烧焦的泥土和孤零零的几个正冒着烟的树杆。 一路上，谢尔曼大军摧毁了沿途所有车站、铁路，扫荡了所有的种植场和农场，很像二十世纪的总体战、焦土作战、三光政策。

仅仅用了一个多月，他的军队就横穿南方邦联，抵达东海岸，并于1864年12月22日一鼓作气攻下了南方著名的港口城市萨瓦纳。12月23日，谢尔曼发电报给总统林肯林肯报捷：“请允许我把萨凡纳市，包括其中的一百五十门大炮及大量军火和大约二万二千包棉花，作为圣诞节的礼物献给您。”之后，将城市本身付之一炬，片瓦不留，时值美国人民最为重视的圣诞节前夕。1865年2月1日，谢尔曼大军离开萨凡纳开始了第三次远征。这次远征的目标是北上经过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直捣北卡罗来纳的罗利，最后与格兰特将军会师于弗吉尼亚。在南卡罗来纳，谢尔曼大军继续实行毁灭性政策。他们摧毁了一切铁路、桥梁、工厂、仓库和企业，并宣布：“反叛从这里开始，也将在这里完结。”同时，他们还以“最坏形式的战争灾难”来惩罚各地人民，一座座庄园被夷为平地，大量的财产被席卷一空，实在搬不走的就地分给黑人。此外，谢尔曼还把大片土地分给黑人居住使用，因此大得黑人奴隶的欢心。黑人们向大军提供情报，充当向导，帮助他们寻找食物、住处和衣物。有的黑人冒着危险把被敌人俘虏去的北方联邦士兵救出来。这与中共后来实行的“打土豪、分田地”十分相似。这样一来，谢尔曼部下的黑人联队就得到各地黑人奴隶的支援，越战越勇。1865年2月16日，谢尔曼大军轻而易举地攻克了哥伦比亚城，两天后，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查尔斯顿。3月3日攻占克劳，3月7日进入北卡罗来纳境内，3月12日到达法耶特维尔。3月27日，林肯、格兰特、谢尔曼相逢于西蒂波国特。北方3个最关键的核心人物对即将开始的最后一仗和国家未来前途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并做出了相应的战略决策。

在1865年初，谢尔曼大军攻入南卡罗莱纳州的首府哥仑比亚，纵火烧毀了整个城市的全部民居和公共设施，只有南卡大学和行政机关的建筑得以保留。有多少平民葬身火海已无从统计。 之后，谢尔曼将军的部队又一路向北烧杀上去，一直烧到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在查尔斯顿，南军对他进行了顽强抵抗，谢尔曼就用数百门重炮对查尔斯顿进行屠杀性炮击，数以万计的平民死于炮火。待到谢尔曼将军攻下查尔斯顿，已经一片断壁残垣。就这样一座已经变成废墟的城市，谢尔曼大军也不放过，照例点了一把大火。在查尔斯顿的郊外，至今还留下一堆堆被北军焚烧后的黑瓦砾庄园。遭到最严重破坏的是南部邦联国总统戴维斯〔Jefferson Davis〕的家乡密西西比州。内战之前，该州在全美富裕榜上名列第五；内战期间，该州60％的白人青壮年被杀，90％的城镇和种植园化为灰烬，平民的私有财产损失殆尽。战后，密西西比州不仅从此沦为全美最贫困的州，而且这种贫困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按照当时的物价，谢尔曼的作战造成了一亿二千万美元的损失，然而其中只有二千万是为了作战需要而破怀的，其余的都是“毫无目的”地破坏。按今天的市值计算，谢尔曼的大扫荡给美国南方造成了两万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数十万平民死于谢尔曼军团的大扫荡、抢劫引起的大饥荒，上百万人沦为难民。当时南部邦联国的总统戴维斯称谢尔曼为“美洲大陆的阿提拉”。面对指责，谢尔曼则回答“战争就是地狱！”〔War is Hell〕显然，这正是现代恐怖主义的逻辑，也是战犯法庭所要追诉的战争罪行。谢尔曼的行为彻底打破了古典时代战争的界限，他把战争扩大到了全体人民的头上。一百多来美国南方民众对“谢尔曼的大扫荡”一直耿耿于怀。从内战结束直到今天，在南方谢尔曼这个名字都几乎与“魔鬼”同意。在美国历史上谢尔曼也许是最富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激赏的人把他看作战争明星和胜利凶神，厌恶的人则视其为低劣的魔鬼，彼此吵了一百多年还未结束，估计将来也还会继续下去。值得注意，这位屠夫还在1870至1880年间发动了对于印第安人的大规模灭绝性作战，彻底消灭了许多地方的印第安人。

由此可见，二十世纪全球“总体战”、“超限战”的序幕，是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揭开的。美国能赢得世界大战，不是偶然的：不仅依靠其生产能力，而且依靠其总体战的干劲和“首创精神”。这种谢尔曼式的首创精神，最后在日本催化出两朵蘑菇云的核爆炸！

而我们后面将要批驳的“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论，不仅被美国的南北战争所否定，而且这个南北战争还是空前残暴恐怖的一页，注定给后来的历史作出了最为“恶劣”的示范。它说：以毒攻毒、以恶治恶，就是至善。

是权利观念导致权力主义的兴起，还是相反，是权力主义导致权利观念的兴起？结果都是权力被看作善的源泉，尤其达尔文主义所描绘的进化故事，更加使人相信，强权就是公理。上述简单的脉络提示我们：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奴隶解放、民族解放甚至现代极权主义具有亲缘关系和逻辑联系。例如，现代极权主义都是以暴民政治为先导，走向僭主政治即暴君政治的，而不是相反。此即英国人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年，原名Eric Arthur Blair〕所谓的“自由即奴役，民主即独裁”的逻辑联系。当然，我们不妨把上述的逻辑联系和亲缘关系视为“一种积极的作用”。“权利”观念的兴起，给整个社会及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活力，当然，这种活力往往体现为“对某种压力的反压力”。无疑，这种活力对社会的变化即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称之为“进步”的那种东西，起了促进作用。这些“进步”同时也使社会充满了危机，并迫使社会在进步的道路上冒着更加巨大的风险和危机……就这样，欧洲文明逐渐把它自身的危机扩大到了全世界，造成了全球危机。

进步观念结果导致了极端虚无主义的出现：“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从如此的进步观念来看待权利观念的兴起，可以说是“利多于弊”吧。但是，曾几何时，这一切都已成为过眼烟云了。而使现代世界富于特色的“福利政策”，作为权利观念所孵化出来的胎儿，在使欧洲及其殖民体系的社会衰老化过程中，居于关键的地位。毁灭现代文明者，其必“福利”乎？而现在，从权利观念及“权力主义”迸裂派生出来的各种魔瓶妖孽，已经把整个世界弄得疲惫不堪了。

二，权利观念的危机

2. Crisis of the Concept of Rights

权利观念其实不是欧洲的特产，而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形成社会的必要条件。同样，权利观念的危机和权利观念的分化一样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

早在古代埃及的中王国末期〔公元前1750年左右〕，史料就记载了贫民和奴隶终于作为个体起来活动，不再是集体的螺丝钉。如荷兰莱登博物馆所藏的第344号纸草所示：

《记国中灾难》

“真的，人是凶暴的……以前所预言的事，现在都实现了。好的田地落在匪徒之手，因此人们要带着自己的盾牌出去耕耘……温和的人们说……脸貌凶恶的人已变成重要的人了……是的，人是凶暴的。弓箭手已经准备好，恶徒到处都是。昨天的人都没有了……强盗遍地皆是。奴隶将要带着被盗窃的人去寻找他们……尼罗河在灌注着，可是没有人为它而耕耘。每一个人都说：‘我们不懂，到底国内发生甚么事情’……妇女不生育，不怀孕。

人们的心情是残酷的，疫病遍于全国，流血到处发生。死者的死，还在迫近人们之前，就已避免不了。……每一个城市都说：‘让我们打杀我们中间的富有之人吧。’……过去穿着白色礼服的人已经没有了，大地像陶钧一样翻转起来，强盗已变成财富的主人。……只有王宫的一些围墙屹然犹存……南部的大船笼罩着混乱，城市都遭到毁灭。南部已变成沙漠……鳄鱼和阿芬那鱼都得到丰富的食物……人们是自己走向它们那里去。……国境变成沙漠，各州被洗劫一空，蛮人从外面攻进埃及。各处不复有埃及人。黄金、琉璃、白银、孔雀石，都挂到女奴隶的颈上去了，贵妇人在国中流浪。……

全部南方因为内乱而不纳税了。王宫所需的物、果子、炭、桅……箱……其他果实、手工制品、果实、黑脂，都感到缺乏了。国库既然没有自己的税收，又能有什么用处……只有当贡物来到，呈献给国王时，国王的心才会欢乐。看！每个异邦都说，‘这是我们的水，这是我们的田。’你又用什么办法来反对这样说法，要知道一切都趋衰落……笑已被遗忘了。任何地方也听不到笑声了。

……真的，亚细亚人已经越来越变成和埃及人相似，而埃及人却变成和那抛在路上的外国人相似了。真的，所有的人毛都已脱落了。大丈夫之子和那无父之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了……

真的，贵族的孩童被摔在墙壁而死，可爱的儿童被抛到高地上去。那些本来躺在涂膏防腐地场的人们，他们现在已被抛到高地上去了。涂膏防腐者的秘密已被揭破了。真的，那全部三角洲，它已不再是有防卫的了。那北国所贵重的东西，已经摆在公然让人袭击的道路上了。……蛮人对于三角洲的工作，已经熟识了。富裕的人去做推手磨的工作。那些本来穿着精美的麻布衣的人们，现在却遭到木棍的痛殴。那些本来看不到白昼光辉的人们，现在却自由自在地出现。……女奴隶越来越擅长自己说话了。……今天的滋味又似什么？贵人饥饿而陷于绝望，奴仆们却受到服侍。因为怨言，愤恨的人说，‘要是我知道神明何在，我就可以供奉祭品了。’真的，在国内，权利仅有其名而已。罪业──这也就是人们所创造的东西，人们为罪业而撒谎，兵士就像强盗一般，向着商人的袋子奔跑。那全部财产都被盗窃了。甚至动物们的内心也在哭泣，刽子手正在割切它们。人们杀死自己母亲的兄弟……道路无人，因为路上有埋伏。当夜间旅客走过之时，人们就坐在树丛里面，为的要夺取他的行李担。所有行李担上的东西都被夺走了。旅客不断遭到棍子殴打，还被打死。那些曾经见过昨日的人，死亡了。国家在其无能为力之中，就像收割以后的亚麻田一般。

……啊，何如人类的末日来临啊！不怀孕也不生育罢。啊，安得国中呼号止息而骚乱不生啊！……人们没有农服、油脂和奶油。所有的人都说，什么都没有了。粮食被毁了。守仓的人被打翻地上去了。……档案库也被打开了。档案库中的租税公告表也被偷窃。奴隶已变成奴隶的所有者了。官吏已被打死，他们的公文书被拿走了。计算收成的书吏，他们的登记簿也被毁灭了。埃及的谷物已成为公有的财产。审判厅的法律纸卷已被抛出，在十字路口，人们就在那纸卷上行走了。在街上，穷人碎裂那纸卷上的印章。真的，贫穷之人已过到九神的地位，因为那三十官家的公务管理已失去它的隐秘性了。那宏大的审判厅已成为一个任意出入的场所了。穷人进出那宏大的宫殿，……这摆在他面前的一切似乎都是美丽的。

看啊，火高高地升起来了，达到国境的敌人那里，那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竟然也发生了。国王被穷人捕捉去了，他原来依国王仪式埋葬，现在却躺在平凡的担架上了。国王的陵墓本是金字塔所覆盖的，现在却是一片荒凉。看啊：国家被一些不知法律的人夺去王权。那疆土无边的国家所隐藏的奥秘，已经为人所知。国都已在顷刻间遭毁。……上下埃及之王的神秘已为众所共知。国都已被贫穷之人所扰乱。”

上述古代埃及所遭遇的惨剧并不孤立，我们在此援引它，只是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造反记录。这类造反无疑源于社会危机。“危机”是什么？危机是生长的征兆，没有危机则创造性生长不可思议。同样，开创性的生长不是简单的重复生长，而是创造性愈大，作为其代价的“危机”亦愈深刻。

有人把危机分为两种：上升时的危机与没落时的危机，上升的危机一旦解决之后，就开始了一个生长期；没落的危机即使得以解决，伴之而来的却还是进一步衰落。我并不同意这种分类。从总体看来，不论什么危机，其后果总是转折与生长，而所有危机总是由生长时刻的失衡状态引起的。即便是最为消极的死亡，也为新的生命空出了地盘，也就是留下了最为珍贵的“位置”和“生存空间”。

内在的衰落常常并不伴随明显的外在危机。所谓“危机”，乃是生命的紧张状态，接近“痉挛”的实况，而内在的衰落常在宁静的和谐中归于死亡。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例如不论个人的、社会的、还是文明的“青春期”，既是发展最快的年代，也是危机最多的年代。心理危机在成人身上相对较少，老年尤其平静，因为生长已经停止，不再奢求“富于朝气的痛苦”了。一个社会更是如此。社会的严重危机，说明其中确有某种生长的势力，如果没有，社会性的危机也就无从发生。没有“没落的社会”，只有“被没落势力垄断和压制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一旦危机开始，就是生长的势力开始崛起，打破腐烂的平衡。危机既然不足挂虑，可悲的只是危机中的晕头转向。

2007年3月25日是英国废除奴隶贸易二百周年。然而，奴隶制在英国并没有成为“过去”。2007年2月26日，英国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和国际反奴隶组织〔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公布了一份长达七十九页报告，名为《英国当代奴隶制》，揭示了今日英国仍然存在大量“隐性奴隶”，当然，这些人是被军队和监狱以外的奴隶集团所控制的；这些人被犯罪集团和人口贩子控制，像奴隶一般被迫工作。而政府和警方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该报告的作者之一、英国“赫尔大学韦尔伯福斯奴隶和解放研究学院”的加里·克雷格〔Gary Craig〕表示，奴隶制在全球化的今天普遍存在，“事实上，鉴于交通和管理成本，现在买一个奴隶比二百年前还更便宜”。这是因为存在广阔的国外市场。“今日的英国存在奴隶……只不过这些奴隶被‘隐藏’起来了。”国际反奴隶组织的负责人艾丹·麦克奎德〔Aidan McQuade〕在报告发表后第二天再次确认了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很多人不知道奴隶制依然存在，是因为奴隶制的许多性质已经改变。《英国当代奴隶制》认为，英国的“奴隶”主要是强迫劳动力、被债务控制的人、性奴和童工。麦克奎德说，这些人受强迫或欺骗而进行工作，薪资微薄甚至没有任何收入，“雇主”通常通过精神、肉体的虐待或威胁来控制他们。《英国当代奴隶制》认为，最后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雇主”并没有真正施暴，只是采取一种威吓形式，如没收“奴隶”的身份文件，但这足以起到控制作用。因为失去了身份证件就几乎踏进了监狱的大门。

报告还指出，“当代奴隶制在全世界无处不在”。国际劳工组织的保守估计，全球范围内的“奴隶”产业，年收益高达三百二十亿美元〔约合两千八百亿人民币〕。目前全世界至少存在一千二百三十万名“奴隶”，其中至少有三十六万人生活在工业国家，许多是被迫劳动的外籍劳工。“当代奴隶制”最严重的是东南亚、拉美、美国、非洲和欧洲部分地区。发达国家“奴隶”的重要来源欧美国家的非法移民问题。2003年，欧盟有三千四百五十万非法移民，这个数字每年至少以四十万的速度增加。2006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指出，美国每年有六十万到八十万人被贩入，其中八成是女性，一半是未成年人。在当代奴隶中，最主要的就是卖淫和强迫劳动。至于英国，它现在不仅是“奴隶”接受国，也是中转地。粗略估算，在过去十年间，大约有一万名妇女和四千名儿童被送到英国当性奴，这些人主要来自东欧、非洲、南美和亚洲。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奴隶”是通过合法途径进入英国的，他们往往持有工作签证。但由于这些人不了解自己在英国所拥有的权利，语言不通，而沦为“奴隶”。对此，报告的解释是：英国是欧洲最灵活的劳工市场之一，工作时间、录用和解聘制度比较弹性，对于合同签订时间长短和薪资多少没有硬性规定。因此在英国，建筑、农业、清洁和家政成了外籍劳工的“天下”，这些领域也最容易发生剥削现象。雇主更愿意聘用外籍临时工，薪资低廉且可随意开除。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许多雇主威胁外籍劳工，若不符合要求就会撤消工作许可。

英国公共服务业工会〔UNISON〕在2006年《国际劳工移民》报告中指出，外籍劳工对于英国的经济十分重要，因为政府没有给予这些人应有的保护。“英国警方和内政部都承认奴隶制的存在，但由于政府内部对于‘入境外籍人士’所持的态度不同，导致奴隶制问题始终处于英国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之外。”麦克奎德说，英国政客虽然口头上抨击“奴隶制”，但现有的司法和政治框架却无法进行持续、有效地打击行动。政府至今都没有签署欧洲议会的《反对人口贩卖活动公约》。非法移民不愿和警方合作，害怕会被移民局遣返回国。如果揭发“雇主”和“中介”的罪行，在得不到政府的任何保护情况下，他们还可能遭到袭击或被再次贩卖。

古人所谓的“天下溺”，指的正是某种绝大的世界性危机，可是，天下并不会真正被溺的！“溺”的状态，不过是其中一部分人的状态，而不是全体。所以一切的“溺”都会导致一种新的拯救，即未溺的部分搭救已溺的部分，并且进化出新的历史。例如，权利观念的危机，激起了新的权利观念和新的权力形态。危机常常激起最深刻的本能力量，使人精神弥满，如果生活没有危机，生命的波澜也就止息，沉寂变得可怕。真正的战士不惧危机，而且怀有深深的欣喜：新的势力正在生长，自然将有新的拯救行为出现在危机过程中！即使仅仅为了这些拯救行为，危机与冒险也是值得的。

三，权利观念的变化

3. Changes to the Concept of Rights

“权利”作为一个宣传口号，使得醒觉意识向社会下层和文明边缘蔓延，从而扩大了“权力”的膨胀速度，“权利”结果成为对于“权力”的报酬和奖赏，为了继续保持这一力量扩张的势头，与“权利意识”和“权力主义”的决裂，被看作“不现代”的甚至“不人道”的。欧洲文明正是如此以“权利”和“权力”为杠杆，把传统美德所束缚的人，变成了达尔文主义背景下的野兽。尽管中国文明的末流被日本留学生鲁迅称为“吃人的”和“野蛮的”，但我们却希望“中国文明的礼教”可以把达尔文主义训练出来的野兽士兵再度驯化为文明的人──其方法可以在本书即将谈到的“历史教”原理中找到……

“欧洲”与“中国”这两个极，将在全球化过程中合一，那时候，中庸之道就会从一个抽象的观念，获得具体的实质性。“欧洲”的正在没落的一切，“中国”的正在兴起的一切，欧洲文化的“客观性”的物理科学，中国文化的“主观性”的心理玄学，在全球意识的精魂中，在大战略的布局下，可以扩大个人主义的外延，把个人的幸福与全球的合作衔接起来，从而缓和进步观念所造成的全球危机。“时间美化了逝去的一切”，这样的美化不是纯然消极的，而是创造了更高的标的。在回忆的想象里，超现实的精神出现了，危机所促成的色彩，将比平板苍白的生活更有意味。不仅在回忆是这样，理论也是如此。根据我的理解，“西方的个人主义”在生活中的面目，完全不如它的理论表达那样精彩，经常显露冷酷的粗糙，缺乏礼教的优雅。正如“时间美化了逝去的一切”，“语言的韵味和理论的精致也美化了生命的腐败之处”。例如，在个人主义社会中，儿童受到虐待的比例经常高于家族主义社会，所以西方国家严刑峻法以待之。

由此可知，为现状辩护的许多理论，是建立在某种相应伪善和有害的基础上，需要对文明史、人类史、生命史甚至宇宙史的基本事实，视而不见，这样才能侈谈“人人同等的权利”。这类同等的幌子本来作为战术工具、掩盖巧取豪夺的口号，倒也情有可原，但真的拿来作为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却未免太过危险了。这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伪善”必须澄清，否则人类文明的全面整合必定遭到破坏。单向度的个人主义，现已堕落成纵欲的口实〔“理论”〕。当代世界中的一切灾难从心理的角度视之，都是单向度个人主义的流毒所及的结果。所谓单向度的个人主义就是“除了犯法不做之外一切可以极端利己”。而双向度的乃至多向度的个人主义，则是具有“仁”“义”“道”“德”等多层面及多向度。

双向度乃至多向度的个人主义，是全球政府的基础；它以天子为表率，它把天子列为全球文明的焦点和方向。而新型的个人主义，甚至以天子之光来导航。双向度多向度的个人主义，融合各种纷乱歧义的单向度个人主义，成为经纬的秩序。

天子不同于基督：基督的国不在这个世界，天子的国就在这个世界，天子是现世与个人的融合者。

我们平心静气地期待一个天命的个人来融合一切动物的个人……而不再被古典意义的“征服”问题所困扰。我们理解：彻底的征服，就是融合：成功抵抗了那不可逃避的增熵宿命。所以，单向度的征服的观念，不外乎基于三种误解：

〔A〕自卑和弥补的努力。

〔B〕自我中心的幻觉。

〔C〕自大的炫耀。

这种意义的 “征服”既然是单向度的，就是败坏的开始，是出于一种对“文化”的不解，是暴力崇拜。双向度乃至多向度的 “征服”，不再意味着一类人对另一类人的奴役，而是表述人与人之间一种融合的甚至融洽的关系。可见，十六世纪“殖民时代”开始以来人们沉湎其中的单向度的征服概念，应该终结了。

在全球政府的思虑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甚至人与命运的多向度的融合关系，必将建立，从而挽回地球环境横遭破坏的恶果。这些恶果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以“人类幸福”美其名曰的自我中心论，已经作为潜意识毒害了整整几代人类。其毒性浸透整个人间，使社会加速离心倾向，文明解体的现象日趋严重。是时候了──结束关于“征服自然”、“征服人类”的梦境，建立“融合自然”、“融合人类”的文明，这是挽救人类的唯一道路。

  

四，极端的个人主义

4. Ultra─Individualism

弗洛伊德生于摩拉维亚〔现属捷克〕，四岁随父母移居维也纳。医学专家却闯入文明起源的探讨，可谓不幸之至。

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治疗神经错乱应不同于别的医药方法，它主要靠谈话方式进行。其实，这个方法是对天主教告解〔忏悔〕仪式的某种剽窃和滥用。这个方法还用所谓的“对自我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意识的心理过程是整个心灵的分离部分，他由此否定了传统的观点：“心理的即意识的”；第二，性的冲动，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都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并且性的冲动对人类最高的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弗洛伊德还吹毛求疵地认为，过失常被当作微不足道的心理现象，它的起因是由于机体的或心理的原因而引起的注意扰乱。其实，过失〔如口误、笔误等〕是有意义的，在它的背后隐藏着某种“意向”或“倾向”。过失是由两种倾向同时引起的结果。一种是干涉的倾向，另一种是被干涉的倾向。如在把“开会”说成“散会”这个口误中，“要开会”是被干涉的倾向，“散会”是干涉的倾向。干涉的倾向是由于原因藏在心底不愿说出的倾向造成的，而对干涉的倾向的压制则造成口误。 与过失一样，梦也是健康人所具有的但被忽视的心理现象，梦也有意义，梦的研究是研究神经病的最好准备，而且梦本身也是一种神经病的症候！他认为梦有显义和隐义两种。记得的、可以说出来的梦是梦的“显义”，被伪装了的、由释梦的工作所揭示出来的是梦的“隐义”。所以可以记住的梦并不是真的，只是一个化了装的代替物，我们顺着这个代替物所引起的观念，就可以知道梦者原来的思想，将隐藏在梦内的潜意识内容带入意识中。梦的隐义常被压抑，而通过种种伪装才在梦中表现出来。而儿童的梦多半未经化装，其显义和隐义一致。梦是欲望的满足。神经病的症候背后都有意向，症候是有意义的，与病人的内心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精神分析学派的创立是欧洲文明急剧衰落的标志，在癫狂的二十世纪影响了西方的心理学、医学、人类学乃至史学、哲学、文学艺术，遗祸无穷，甚至对集中营、大屠杀都有间接影响。在精神分析学内部，像阿德勒、荣格等人对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有尖锐的批评。弗洛伊德用性本能说明宗教、道德和文化的起源发展，可以称为“极端个人主义的”观念。他把人统统视为精神病人。他的师兄布洛伊尔曾用催眠法治疗一个癔病的女病人安娜。这个病人有个特殊症状，就是几个星期内干渴得无法忍受时也不能喝水。在催眠状态中，她诉述自己童年时，如何走进她不喜欢的女家庭教师的房间，看见她的狗从玻璃杯内喝水，引起了她的厌恶，但由于受到尊师传统的压抑，只好闷声不响。她在催眠中，恢复了对往事的回忆，发泄了愤怒情绪，治愈了不能喝水的怪病。这种治疗主要是通过谈话进行的，所以弗洛伊德称之为“谈疗法”，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成果，建立自己的精神分析法。

那么，被压抑的欲望又是什么性质的呢？弗洛伊德以为主要是性的欲望！而性的扰乱竟是神经病的根本原因。他于1896年出版了《癔病的病因学》，提出了诱引说〔the seduction theory〕，以为儿童幼时天真，并无性的冲动，只因受了成人的引诱，才导致了性冲动产生。到了1897年夏天，他进行了“自我分析”，发现了自己幼时对亲生母亲具有性欲、对父亲具有敌视，于是他放弃了引诱学说，而认为儿童具有性生活。但被他剽窃了理论基础的师兄布洛伊尔完全不同意弗洛伊德关于性的荒唐观点。

随着欧洲文明中色情和暴力的持续发展，弗洛伊德的著作日益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性趣”。新的精神分析学会在欧洲大城市里纷纷建立起来。在欧洲最为悲惨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名声却达到了最高峰。1910年以后，美国报刊充满了弗洛伊德的文章，1920年后，美国出版了两百部以上的书籍论述精神分析。与这种病态理论同时发展的是他自己的病态，他在1923年患上了口腔癌，死前十六年经历多次痛苦之极的外科手术。1939年客死英国。

为什么说弗洛伊德的学说对集中营、大屠杀都有间接影响？这源于弗洛伊德的死亡学〔Thanatology〕。自1900年开始，他的思想日趋变态，到1920年，竟然模仿尼采的腔调发表了《超越唯乐原则以外》〔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直接提出了死本能的概念。他说，“死亡以死本能的形式，成为一种消灭生命的势力，而所有生命的目标都表现于死亡。”后来他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又以生物学观点，将本能区分为性本能及攻击本能。他说，“我们以为本能有不同的两类，即最广义的性本能可称之为Eros‘食色’本能及以破坏为目的攻击本能。”弗洛伊德在提出攻击本能之后，便先发制人地以性恶论的理由堵塞性善论者之口。他指出，“历史的事实及我们的经验……都证明人性本善的信仰只是一种错觉……因为我们主张人有攻击破坏的特殊本能之说不是因受历史教训和我们自己的经验的影响，而是由于估计到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现象的重要。”而就被虐待狂现象看来，“就可见它有以自我破坏为目的一种趋势。”“本能的目标在欲恢复事物的较早期的状态。”这个目标被称为“复旧的强迫性”〔repetitioncom－pulsion〕。他说，“假定远在往古，生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起源于无生物，那么，据我们的假设，那时便有一种本能要以毁灭生命而重返于无机形态为目的。又假定我们所称的自我破坏的冲动起源于这个本能，那么这个冲动便可被视为任何生命历程所不能缺乏的一种死本能的表现。”所以他相信本能可分两类：食色本能要将生命的物质合成较大的统一体，而死本能则要将生命的物质复返于无机的状态。这个荒谬的理论，对暴力进行了充分的合理化，它源于淫乱受阻的绝望：“与母亲在性的方面合为一体，或安息于她的怀抱之内，或最终到达了死的城堡，子宫内的毫无紧张的涅槃境界。”这是完全否定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主张生不如死，为极权主义的杀人和强迫自杀提供了理论根据。

为什么说精神分析学派的创立是欧洲文明急剧衰落的标志呢？因为弗洛伊德对文明的态度是毁灭性的。他的《文明及其不满》认为，文明的进步不能增进人的快乐，反而增进他的痛苦。不论色情还是暴力〔性或攻击的冲动〕，在正常的文明社会里都要受到克制或压抑，不能肆无忌惮地要求满足，所以人不可能幸福！弗洛伊德认为“爱与文化的利益相反，文化的严酷的限制威胁着爱。”他说，“就性已成熟的人们而言，对象选择限于异性，凡属生殖以外的满足多作为反常而被禁止的。……这些限制的措施可能把有正常的性能力者的性兴趣纳入合法的轨道而不受干扰。但是可以许可的异性爱情的唯一出路还要受法律和一夫一妻制的进一步的限制。”依照他的观点，人如果可以随意乱伦，甚至发生同性关系，“复返于原始的情境，我们将远为幸福了”。

显然，这些搅乱伦常的谬论，对二十世纪越演越烈的色情、暴力、恐怖活动的泛滥，无疑是疯狂的催化剂。其实早在一百年前，弗洛伊德搜集材料的方法就已经受到当时严肃心理学界的广泛批评，但这阻挡不了其谬论的扩散，因为他的变态学说伴随着欧洲文明的急剧滑坡，而且“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只不过其结果是“顺之者亡、逆之者昌”罢了。

　

五，走向全球化的权利和权力

5. Rights and Power in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1980年代，我看过一份报告，是个美国宗教组织制作的，内容预言某种个人主义宗教将席卷中国，而其基本论据则是中国空前的“精神真空”。

为什么有了“精神真空”就会有个人主义宗教的容身之地呢？难怪圣经上说“你们有眼却看不见”……

作为职业的宗教家们，你们难道不知道：在现代意义的小乘佛教即西方议会民主主义〔1949年〕和现代意义的大乘佛教即东方社会帝国主义〔1991年〕都已经先后破产的中国，较之小乘的议会民主主义和大乘的社会帝国主义都更为原始落伍的“中世纪势力”，反而会渔翁得利？那时，基督的福音就能起死回生。

另外一面，报告的作者断言儒家传统已被摧毁。其实在五胡乱华之后几百年间，中国本土文化也是如此“已被摧毁”。但是不久之后，唐宋文明就在秦汉文明的废墟上兴起了。所谓儒家文化不是凭空生出的，它是中国土壤的一部分，长于独特的地理因素中，是中国根据自身的人种条件发展出来的。虽然这人种因素由于种种情况而被掩盖起来了，但谁又能否定它会有复兴的一天？

从入侵中国的外来文明的意义上看，相当于大乘佛教的社会帝国主义，比相当于小乘佛教的议会民主主义，更加崇拜偶像也更为宗教化。但从历史发展上解读，大乘佛教的兴盛就是小乘佛教的衰微，也是佛的觉悟的精神趋于死亡的同义语。同样，社会帝国主义的大乘专政并不能挽救欧洲的精神颓废，反而是整个欧洲精神衰微过程的活化石。

看了明代吕坤〔1536─1618年，字叔简〕所著《救命书》一文后，我明白了现代欧洲的坠落，在文明史的意义上无独有偶。不仅中国五百年前的衰落过程在这《救命书》中体现出来，欧洲当前的衰落颓废也仿佛跃然纸上。这救命书与先秦两汉之间或是欧洲古典时代的兵法不能同日而语，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文献”，而不是“修齐治平的世界战略”。个人主义文献的终极价值不过求得一命罢了，修齐治平的战略却以荡平天下、落实天下秩序为务！唐宋文明的盛极而衰，是值得现代欧洲人沉思的……而在中国历史上，明代确实是最为“个人主义”的时代，和五胡乱华前夕的西晋差不多，消费性文化也达到了极致，是中国最为繁荣也最为颓废的时代。然后就亡国于异族，长达二百六十七年〔1644－1911年〕。就像西晋亡国到隋唐的“汉人复国”〔姑且不说已经混血杂交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也仅仅少了两年〔二百六十五年：316－581年〕。但愿历史转机已经来临，让我们撇开救命书的个人主义精神，恢复世界融合者的兵学传统！

器是精神的体现。欲治器者，必先调养精神。中国人若不明此理，一切“现代化”之器都是无缘的！飞机的前身是汽车，汽车的前身是奔马，而正是训练了飞马的那种精神，创造了一切现代交通工具！是飞腾的西方海盗精神创造了太空飞船。“人类的巨大牺牲究竟为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无法回答的。就个人说，一切吸引人类为之赴死的目标如财富、爱情、权力、智慧等等，其实都是虚设的，是一些请君入瓮的圈套而已。而在超越了个人主义的角度视之，人的一切牺牲，其价值就在牺牲行为本身的壮丽，其目的就在于显示生命循环的冲击力量，在此之下的“目标”、“召唤”之类，都是虚设的圈套，是道具，是鱼网，是捕鱼的诱饵。

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一天上午九时，我在北京“中央二台”听到一首“英国进行曲集锦”的曲子，把不同名曲的片段集合起来，编为一个连奏。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集唐诗”，集唐诗也是如此用不同名诗的句子组成新诗。毫无疑问，集唐诗的出现是诗的衰落，而现在听到的这支“英国进行曲集锦”也只能解释成欧洲人的创造力量可靠地衰退了。欧洲文明已经过期，“盛唐”不再，而进入“集唐诗时代”了。这个时刻看来已经不远：权利和权力的厘清，个人主义的外延扩大，单向度的自我中心意识转折为双向度多向度，效法人形的天子，并融合于他，这就是全球政府的文化基础。人形的天子又融合于普遍的天子，而普遍的天子连同他的各类分化形式，又融合于宇宙的密码，一切都返本归无、归根曰静：这不是死本能，这是再生。

一个“多向度人本主义即神道主义”的时代，快要来了！而多向度的人本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的教化，可以简称为“礼教”或“历史教”，其曙光正在穿透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哲学的万里云嶂，悄然透露了出来！重新得到认识的地球环境和宇宙空间，将给心身交瘁的文明人类，带来深深的安宁和愉悦，精神的天籁交响在天涯海角：“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王，就是天、地、人三才的融合者。

（另起一单页）

第七章 社会主义

Chapter Seven  Socialism

冷战早期的中国人经常被灌输一个口号：“东风压倒西风”。所谓东风就是东方阵营，也叫“社会主义阵营”或是“铁幕国家”，按照本书的说法则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所谓西风就是西方阵营，也叫“资本主义阵营”或是“自由世界”，按照本书的说法则是“欧洲殖民体系的西线”。因为中国当时沦为苏联的仆从国家，所以“反苏”也是刑事犯罪，那样东风自然也就“压倒西风”了。

一，蓦然回首的时刻

1. Time for a Retrospective View

从哥伦布殖民美洲〔1492年〕到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苏联瓦解〔1991年〕，正好五百年。从此，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只是当时的世界却由于冷战结束而一时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直到十年以后“九一一”袭击发生，大家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全球化已经是个严酷的现实了。其实“九一一”的发生完全是个偶然事件，例如，宾拉丹（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早在1993年即苏联瓦解的两年以后就爆炸过纽约的世界贸易大楼，而基地组织在冷战期间本来是美国的盟友，共同对苏作战。所以，把八年以后再度进行的世界贸易大楼的爆炸定为“全球化时代的开始”，毫无道理。全球化时代的开端，还是应该定在1991年，即苏联瓦解的那一年。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瓦解，仅仅过了一百年不到，世界已经从“建立庞大帝国”进步到了“消除庞大帝国”的阶段，那么再过一百年，当人们跨入耶稣纪元第二十二世纪时，世界上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肯定所剩无几了。那时人们回顾冷战期间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主权国家的大量扩增”，肯定具有不同的观感。在欧洲殖民体系瓦解的时代，主权国家的大量扩增也是宗主国这些主权国家的功能衰退。正如联合国职能的衰退是和联合国成员国的“会籍普遍化原则”一同来临的：将近二百个成员国，所造就的完全是一个“瘫痪了的组织”。就像中国的“人民代表”越多，“人民代表大会”就越是一个橡皮图章。

回顾二十世纪的世界格局，会发现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世纪下半叶，八十年代是个大转折的年代，这些转折在九十年代完全表面化了。中国作为当代世界的有机部分，亦莫能外，尽管看起来有些滞后。早在1987年，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月刊12期从上述角度涉及相关主题，苏联官方的权威评论员鲍文，在对该刊编辑部的谈话中提出：“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取决于改革能否成功。”此命题的惊人之处，不在于它说明学理的常识，而在于它出自社会主义政治的权威之口，首次承认社会主义可能是一个失败的试验。这不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人终于宣告：“总的看来，共产主义运动到二十世纪末将处于复杂的困难局面，这种局面要求摆脱刻板的解决办法，主要是要面向群众、争取群众。”显然，这不是苏维埃政权敌对势力的宣传，也不是理论逻辑的推理，而是来自七十年执政经验的总结。苏维埃政权七十年的执政，使得鲍文同志作出了结论：“社会主义还没有建立起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益的经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匈牙利、捷克、中国、波兰遇到过国家危机。”注意，这是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前将近两年的“社会主义总结”。这表明社会主义的破产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从此理论上再也说不通，社会主义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后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事实已经相反地说明：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为了进入资本主义所使用的“急速短跑”，如列宁所说是“年轻的强盗”所从事的勾当，正如德国俾斯麦的国家资本主义、俄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苏联卫星国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所显示的。

苏联的制度好像优越，且是在资本主义之后来临的社会模式，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不如资本主义富于效益，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逻辑上也会使鲍文同志之流陷入一个难堪的悖论。因为很简单，从社会发展的教义图解上说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不可比的，因为它们完全归属两个历史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的灭亡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诞生──一个死去的东西和一个活着的东西怎能相提并论呢？所以，如果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拉到一起相比，就绝不是一个“经济效益”的问题了，而是根本的“世界观”已经转变。这一对比无疑否定了“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一马列教义。虽然用一种更为经验化而非教义化的眼光去看待这两个概念，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已经名存实亡，因此才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平共处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怪现象。当鲍文论断说“世界社会主义可能正在经历的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其根源来自建立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历史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走进了死胡同”的时候，他也许无意识地涉及到了“社会主义也像资本主义那样名存实亡了”。鲍文的命题公然抛弃了苏联及其仆从国家所习用了的“社会主义”标准，“急速短跑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终于在其身心衰竭之后寿终正寝了。

二，马克思主义之废物利用

2. Recycling of Marxism

冷战早期的中国人经常被灌输一个口号：“东风压倒西风”。所谓东风就是东方阵营，也叫“社会主义阵营”或是“铁幕国家”，按照本书的说法则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所谓西风就是西方阵营，也叫“资本主义阵营”或是“自由世界”，按照本书的说法则是“欧洲殖民体系的西线”。因为中国当时沦为苏联的仆从国家，所以“反苏”也是刑事犯罪，那样东风自然也就“压倒西风”了。

冷战结束，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国际共产主义的政治体系瓦解之后，许多人终于意识到，“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里作为官学被供奉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其实，思想本身并不会全然“过时”的，即使是最古老的宗教哲学，它的内核里也总是包含着某些可以日新月异的因素。人类智慧的共通性、流变性和转化功能，是这些因素的存在基础。思想的过时，不是由于思想本身的陈旧，而是由于思想的持有者和垄断者自身的老化。正是人员及组织的老化，阻碍了思想的活性转化为行动的力量，使得思想沦为破旗，遭到遗弃。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和“忏悔”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其中透露出来的深深倦怠，这是“西方没落时代”的声音，一种尼采称为“欧洲的虚无主义”的声音，马克思主义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也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这些虚无主义与文艺复兴的异教、地理大发现的海盗精神，虽是完全相反的路向，但却是它们的后裔。马克思主义和广义的社会主义包括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号召人们“守成”和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而不再鼓动人们去“创始”和创造价值，或是从异己阶级那里夺取，或是从异己种族那里夺取。这完全是丧失了创造性的老年行为，仿佛他们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能力开发未来了。想以一种倾向、一座模式、一套路数来规范、指导、甚至取而代之全部生活的尝试，显然充满巨大的危险性，而且注定是短暂的和不稳定的。它是一种病态或是对病态的矫枉过正，我们称前者为“文弱”。称后者为“野蛮”。但是宿命强逼在它阴影下喘息的人们，明知极端行为或矫正路线的爆炸性，明知堕落行为或放纵路线的腐烂性，却不得不继续走下去，甚至欣喜若狂地走下去，“即使这就是毁灭”……人的命运所具有的深刻悲剧性，在此完全暴露了。

克己的道德，就是如此作为致敌死命的廉价武器而耍弄着，高级宗教的教理、大同之世的梦想、社会主义的学说──其背景大抵如此。它们只是一些一度有效的战略的工具，其实际作用是使弱者更弱、强者更强。对弱者，克已和道德给出了一些爽心的安慰与精神胜利的勉励；对强者，给了一些有效的保护色并教会他们去施展更隐蔽因而也更刻毒的种种策略。一切创始行为，都得付出昂贵代价，这对年轻人或许是一桩乐事，但对衰老者却是沉重负担，构成焦虑之源，难怪现代社会流行的是毒品。相形之下，守成却容易，既能宽裕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又不必冒险前往未知之境。但越是老牌的“主义”，就越不愿承认自己的老态龙钟，就越是喜欢从伦理道德上为自己的衰老涂脂抹粉。文革标兵鲁迅，早在文革之前半个世纪提出的“文革纲领”〔小说《狂人日记》〕，就提出了类似“破四旧”的主张，指控“仁义道德”等四旧“吃人”，从而为文革的所有暴行预先背书了。在文革打手鲁迅他看来，“吃人”即是一切趋于衰朽的文化所作出的自我防卫。或用文革导演毛泽东的话，是“垂死挣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文革时代，经过十七年的全面专政，毛的统治已经失去一切模糊性和诱惑力，因此不能再用仁义道德，而只能诉诸明确的暴力。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甚至日本的天皇主义、中国的文革主义和回教原教旨主义，在某些人的眼中，它们都是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抗者在历史上出现的，保守的主流工业文明力量不遗余力地攻击它们，把它们描述成违背西方文化“人本主义优良传统”的怪物，其实它们倒真是在保守的工业民主力量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非主流工业文明”。

在我看来，上述诸端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作为西方文化的自然延伸则是同一的。所谓的西方文化的人道主义是什么呢？是物质主义、商业主义，它可以具有主流形式的个人主义与纵欲主义，也可以具有非主流文明的集体主义和清教主义。但即使后者，也是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本观念大不相同的：中国人本精神并不奉行清教主义，而是遵循中庸哲学，其社会理想不同于西欧近代之社会主义概念，可名之为“王道秩序”。在我看来，一种文化的根本命运取决于其精神方向而非其皮相的样式。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在于其人性论方面的错误，结果使得其精致的分析导向了完全错误的结果。文化价值的关键不在于皮相的“丰富”，而在于精神的“独特”；有了独特的愿望，历程自然会丰富起来。例如“丰富”而无创造特性的文化如日本，谈不上真正的生命与价值，不过一堆系统、定向的货物流量而已。

撇开精细琐碎的日本，来比较一下中俄两国，虽然其大的近代史都是从十三世纪蒙古统治开始的，二十世纪又先后落入马列主义的窠臼，但其文化依然表现出深刻的差异。俄国文化的表现是既多又好；中国则反之，既少又差，例如，中国在1957年到1978年之间，竟然没有一部作品产生，即使在“地下状态”或“抽屉底下”也没有。中俄两国同处“一种制度”下，文化命运却极不同。这是为什么？一方面，这说明中国在摆脱蒙古之后依然还在世界帝国时代，数百年来处于长期的文化衰落过程；而俄国在摆脱蒙古之后开始进入民族国家时代，数百年来处于对外殖民扩张阶段。所以即使同在马列主义的管制之下，俄国也对中国形成了宗主国关系。现在，两国又以不同的形态，一同进入全球化时代。另方面，中国的前身作为远东世界帝国的核心部分〔另外加上周边先是被列强瓜分控制后来则独立了的列国〕，却具有最强烈的世界主义倾向，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竞争中非常不利，但更容易适应未来的全球化。

在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议题上，中国显然正在酝酿某种更巨大、更持久的东西；而俄国已经产生过这种东西了，所以中国不可能通过“走苏联的路”而变成强国，尽管苏联殖民化时期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制造出来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曾经这么希望。苏联解体以后中国还在痛苦地寻找自己的道路和方向，就是一个明证。一种灰暗的无目的感，正弥漫整个中国。在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和方向时，它创造不出漂亮的建树，不会有值得一提的文化，就像是无生命的霉烂果核，培育出生命的灿烂花朵。仅仅用金钱刺激，是不能长期维系一个庞大民族的健康存在的。但是我更喜爱中国的命运，不因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爱国的人〔这种人在现代的世界大战中泛滥成灾，多如苍蝇，所以并不可贵〕，而是我终于意识到中国目前的荒凉状态正预示并逼使一个盛大的文明必须诞生。

盛大的文明兴起于较大的压力和较深的苦难中，它能配合全球化的命运，因为它不是一个横冲直撞的强盗如浅陋可笑但效率甚高的日本人；它能给世界带来福泽、满足世界的渴求、使全球摆脱浮士德的梦魇，而不是像日本人那样加深了浮士德梦魇。如此，未来的中国人不可能忘怀天下，不可能忘怀自己的命运系于天下；王道的天下统治，礼制的全球秩序，是中国文明的长项。未来的中国人要是“忘记”了这一点，或更确切地说，没有能力实现此种天命的话，中国本身的复兴与得救，也很难实现。换言之，只要中国得以复兴，它就会身不由己地前去实现摆在它面前的上述长项。这就是中国文化及其人民的第二本能：尽管它的具体化、物质化或叫“外现”需要其它一些条件和时间。命运已经把牌发在我们手里，至于这牌的底蕴是什么，只有翻开的时候才能确定。当然，对于创造性天才而言，凭灵异的直觉他可以预先猜透那隐秘的消息……于是他预先下注了。

如此，则我们奇特的命运及其产生的思想，足以为更大的远景做出佐证：

欧洲近代五百年来的人本主义及其物质文明，已使得人类各个种族陷入于危机，许多物种遭到灭绝。这一点现在已经真象大白，于是历史的钟摆不得不趋向另一方位──中国文明管理全球。创其始者，必非终其事者，由欧洲模式开始的，需要由中国模式来结束。这是应当的，也是自然的，这就叫做“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庸之道。  

三，使天降到地的社会主义

3. Socialism that Brings Heaven down to Earth

俄国人陀斯陀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1821─1881年〕曾经说过：“社会主义不仅是为了工人问题，而是为了在无神的基础上建成巴比伦高塔，这个高塔不是为了从天上通到地上，而是使天降到地。”

在“使天降到地”的意义上，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秩序，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看，不论从哪个角度说，全球秩序或曰全球政府的世界统治，都不可能以社会主义理论为出发点；而全球秩序之普及四海，完全是由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到达了这个关头。

社会主义──不应沦为一种扼杀人们活力和生命主动性的精神压迫，更不应沦为一种可能摧残人类劳动成果和创造潜能的苛政或制度。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是乱世的理想，因此往往僵化不变。僵化的社会理想拒绝创造新的生活，而天下秩序的身体力行者却明了：僵化是无聊的。新生活与旧生活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承受动力而后者却不堪冲击。正是在“动力学”的意义上，有时某种程度的“恢复旧生活”，本身亦不失为开辟了新的生活……世间没有全新的东西，所以“复辟”有时就是革命。生物的进化、遗传以及心理、社会的演变，都可以证明这一“天道循环”的至理。

一切乌托邦，集一切不可能之“美妙事物”之大成的杂烩，其实不是建在希望而是建在恐惧之上的。正因为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不是建在地心的岩石上，而是健在随波逐流的时髦上，所以，社会主义乌托邦都是保守的、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烦琐，静若死水。乌托邦的鼓吹者有些本身好像生龙活虎，但他们“活生生”，其实是为了窒息人的，他们的理想就是成为“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僵尸。这样的乌托邦显然是恐惧的结果，乌托邦的党徒们害怕生活，并视人的生活为“恶”，他们的社会主义力图割裂并愚弄人的生活，压制一切可能超过他们自身高度的东西。这不仅是一种无知。人的生活可以割裂吗？尽管许多人只拥有一种生活方式，但对其他人而言，其他的生活形态却是必须的，不论这些生活形态被社会主义者看作多么“卑鄙堕落”……在各种主义之上高高飘扬的全球秩序，不是出于一种怯懦，故无须自抑或自残。

在我看来，认为某些行为有罪而拒绝实践它，可以是某些个人的选项，但要成为强加给所有人的义务，却值得怀疑。你的恐惧对于我的生活可能是无关紧要的，由于我对自己的命运更有信心，所以并不企图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不仅如此，我还相信一种命运愈独特就愈高贵，而你的人格愈伟大则别人愈无从仿效。

人们的命运不同，但乌托邦却强求一致，这岂不是强求扼杀人的生机？也许在历史的某些时刻，扼杀可以得逞，但这决不能长久，因为生命永远向前。我也有自己的“乌托邦”，那思想不是一个画面，而是一条无尽的流：人的全部历史及人以后的一切遭遇，都在此流中。这就是我的永不凝固的反乌托邦，出尔反尔的反乌托邦，善恶相伴的反乌托邦，一切命运都予容纳的反乌托邦，我如此爱戴这一命运及其最后结局──终极之美……即创造新生活，不被人间的善恶之争蒙住双眼。须知人间的善恶在终极之处尽将消散。

四，从社会主义的迷误中回转

4. Turning around from the Dead End of Socialism

从一种更为宽泛的角度看，欧洲的“民主社会社会主义”的概念及内容，完全可以并入中国的“王道”之中。相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则完全不足以概括分属于“王道”和“礼制”的全部内容。至于“民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也因为缺乏“王道”、“礼制”所拥有的准宗教功能，而难以像“王道”那样可以承担全球化的压力。

当然，现代人对于“王道”的理解过于狭窄肤浅，只在“仁政”与“权术”上打转，而忽略了王道兴起的时代正是古代中国世界趋于一体化的战国时代。王道其实就是世界统合之道，而王术与仁政也从属于王道的范畴，是王道的属性和功能。王道的本质，是天人之间的中介，是生态平衡的最佳护卫。王道的古代意义在于沟通天地人，现代意义则在于保护全球生命圈、保护文明的基础。不论古今，王道的使命是保护社会而不是保护既得权益者，所以“优异的统治能力”仅是王道的表面效应，而不是它的根本精神。

反观一切近代“社会主义”，不论多少流派的多少种主张，却始终在人间打转，完全没有生态保护和地球环境方面的丝毫意识，因此把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一概以纳入王道的范围，还真不能填满王道的一半。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大致相当于礼魂、礼制、礼法等内容，而不具备王道的天下统治及其回到黄金时代的功能、原则和步骤。

社会主义的含义在于以整个社会的繁荣福利长治久安为目的理想。社会主义的实现有待于王道的实现，王道实为社会主义的初步。切不可忘记社会主义尚含有礼制的天下统治一义及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择优制度──这一民主制度的升华形式。因此社会主义又最终不是民族的，而是天下的，不是暴力的而是礼制的。中国社会主义也就是天下社会主义或礼制社会主义，也可以叫做太平的德音。昆仑人应做普照这一德音的等级战士。

那么，什么是“黄金时代”呢？根据我们对于历史上各个民族有关黄金时代的记载，黄金时代其实就是“生态系统被文明系统破坏之前的原生状态”。可见社会正义的完整内容，是社会主义者从未梦寐过的，而只存在于王道之中，因为完整的社会正义需要到生态系统的平衡中寻找。而王道的普照，就是生态系统的健康，需要借助礼制的天下统治和新国家的建成。其精神是和平的，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是其目的。王道并不拒绝近代精神，甚至容纳社会主义，王道承前启后，接济困厄。只是因为世界危机重重，不作根本性的变革已经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所以危机才呼唤应天承运的王道建设者，促成全球政府的出现。

科学、技术、信息工业〔包括基因工程〕，将在全球秩序下得到广泛的发展。全球秩序实际上是为了综合全球力量、平衡生态与科学技术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为人类创造最佳空间的可能。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现代全球的相对空间，实际上还不及十九世纪闭关时代的清国那么大。因为信息工具和交通工具大大缩小了世界的相对范围：一个全球国家的出现不是不可能的，而是必须的了。而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统治一个全球国家，也不比秦到清两千年间统治中国〔远东〕更为艰难。现在，建立超越社会主义的全球秩序的，所缺乏的不是实际需要和技术条件，而仅仅是克服惰性的意愿，需要克服的是旧文明的习惯。一方面，不可以民主与人道为借口，阻挡全球化；另方面不可以全球化为借口，破坏民主与人权。民主与人权，不仅不应作为全球化的祭品而扼杀之，反而会在王道和仁政里得到升华。须知王道即是人道和神道之间的平衡：而王道可以在未来的年代里保障人道，正如礼制作为“社会择优制”可以在未来的年代里保障地区自治，在全球规模的危机下延续民主制度。

容纳各民族的礼制和社会择优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秩序，可给世界带来一种既统一又具有地方自治功能的新格局。在解决世界种种燃眉之急的紧迫问题如军备竞赛、粮食危机、人口失衡、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物种灭绝、战争犯罪的同时，确保基本人权和地方自治。社会主义的潜在益处要在王道中求得实现，因为社会正义已经无法局限在人的社会内部求得。王道不仅是一条社会道路和一种文明手段，更是一种天地人之间的良善状态，是把人类居住的土地变成真正乐土的方式。不同于霸术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所论，王道乃是一种精神，而霸术仅仅是策略与手段。

五，几种可能的民主制度

5. A Few Alternative Democratic Systems

雅典全盛时期的执政官伯里克利（Pericles，约前495—前429年）虽然出身贵族，但却是一个热心诚挚的民主主义者；他将权力转移到由全体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是处理雅典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一年召开四十次例会，如果需要的话，还召开临时会议；不仅负责解决一般政策问题，而且还为政府在外交、军事和财政等一切领域的活动作出详细决定。伯里克利还规定大部分公职实行薪给制，使贫民有可能担任公职。另外，他还建立许多由陪审团作最后决定的民众法庭，陪审法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因而，伯里克利在悼念公元前431年因与斯巴达人作战而倒下的雅典英雄的葬礼演说中，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宣称：“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但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确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

不过我发现，伯里克利“民主政体的优越性”其实一个好的科举制度也能做到：例如，“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

所谓“民主制度”也可有种种不同之所指。有雅典、罗马的“直接民主制”，有匈奴、蒙古的“军事民主制”，也有近代欧美的“代议民主制”，还有秦至清的帝国时代的“社会择优制”──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民主制”，区别于前面的政治民主制──平民可以充当宰相，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革命，因为暴力革命在中国文明的传统中是合法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而《孟子》干脆把末代帝王叫做“独夫”……其间的差异可谓千里之遥。此数种民主制度，一个比一个更多等级色彩。等级与秩序虽为人类文明的两大要素，但过分僵硬的等级秩序同样会使得文明趋于僵硬。全球政府在取得世界统治权之后，切不可模仿现代的社会主义政府如纳粹和苏维埃政权，或是古代的帝国建立者从秦始皇到亚历山大再到哈里发，去毁灭以往的文化。尽管亚历山大毁灭的是波斯文化而不是希腊文化，但不论文化属于何种类型，具有何种性质，都不可毁灭，而只应保存。即使是监禁式的保存，也可以留待未来意想不到的需要。须知任何文化都非一无可取甚至天生恶劣的，时来运转，古老的观念兴许又会对新的文明产生积极影响。

历史表明：是“全球政府”的代表恺撒和屋大维取得了决定历史的权力，而非“社会主义者”格拉古兄弟。是元明清的世界帝国取代了王安石区域性国家〔宋，与辽、金、西夏、渤海、高丽、南诏、吐蕃等等并存〕的社会主义变法所造就的一片废墟。可以思考一下，门阀专横的东汉如何取代了王莽充满仁爱的新政？王莽、王安石、革拉古兄弟的理想主义是不会胜利的，因为他们误解了人性。人的好动本能要是得不到真正满足即可以“出尔”也可以“反尔”的满足，再伟大变革也会半途夭折的。

风暴在哪里酝酿？在人心中。《福音书》透辟地说：“天国在你心里。”按照同样的道理，地狱岂不也在你的心里？社会主义对于人性的基本误解就是：人性只是白纸，黑暗都由社会造成，因此社会改造可以消除一切罪恶和弊端，可以实现人的解放。社会主义的这一误解，只能造成强制的改造行为，结果导致社会的进一步衰落，和成倍增长的黑暗。社会主义因此不仅不能挽回资本主义竞争所造成的罪恶，反而用政治手段加剧了经济犯罪，而政治强暴与经济欺诈的结合，就成为“苏维埃制度”的基石。相对来说，古代资本主义是比较温和的，主要表现为购置和兼并大地产，这种大地产动摇了农民国家的基础，造成社会信任的危机。结果只能用另一种更加非人性的形式即武装叛乱来解决信任危机所造成的种种罪恶。

社会信任的心理基础越强大，社会协作进行得越好，就表现出某种共同的信仰语言。社会信任和群体本能，原是两个东西：群体本能是人的遗传因素甚至在哺乳类的亲情关系中；而社会信任，则在文明的环境中发育培养。对人来说，群体本能的先天成份更多，而社会信任，则得力于后天的栽培。社会信任是需要人们花功夫去建立的，这有赖于每人身心深处的群体本能，另方面还要依靠社会的正义和必要的秩序予以鼓励加固，如果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社会信任是无法确立的。

当文明如现代这样趋于衰颓之际，必定伴随着信任的解体。社会信任遭到破坏以后，群体本能依然存在，它的继续发挥作用只是将转而采取新的方向，落实到另外的表现形式上。例如，社会信任这时被严格限定在家族和忠诚朋友的圈子，完全成了个人之间的信任或交往，从而在特定的个人之间构成特殊的社会关系网，只在其中奉行信任的原则。结果在关系网里，法律和正义被抛在一边，重视的是所谓“义气”和“交情”，在关系网外，起码的礼貌和社会同情心、责任感，一概受到藐视和践踏。而网内的义气与交情，也是个人之间用来进行交易的筹码，它因此不同于社会信任气氛下广为流传殉道精神。

学术界众所周知“社会资本驱动经济长期增长”这一概念。如1995年出版《论信任》〔Trust〕一书的日裔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曾经谈到，社会信任所造就的凝聚力，是日本和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恢复的原因之一：“我们从经济生活的考验中学到的最重要教训之一是，一个民族的安康和竞争力取决于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普遍深入的文化特征，即一个社会内在的信任水平”，福山如此论说。而中国人除了直系家族成员之外，通常被彼此之间的戒心所分裂，无法为了一个共同目标通力合作，因此华人社会被福山归入“低度信任社会”名单中。

中国古代的五种社会关系即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就是在“缺乏西方式的社会信任”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用现代标准看，即使连帝国时代君臣，也是一种蝇营狗苟的关系，尤其在流氓皇帝的“统帅”下，人们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打天下”的态度对待社会，破坏性无与伦比。精神媒介不过是用来进行权力遮羞的旗帜，是可以随时抛弃的。无论古今，在“社会主义的试验”之后，一种僵化的、官僚气十足的行政体系的出现，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了。在社会主义急风暴雨的改造浪潮中，如狼似虎的酷吏不仅合法化而且道德化了，甚至成为社会的表率和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僵化没落的官气病毒不仅侵入政治领域，而且充斥经济领域，最后侵入文化领域，刘歆的“古文经学”和王安石的“新学”多少具有这样的官方背景。社会生活的窒息好像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重要特点。这是非常不可爱的。

六，为什么启蒙运动导致了恐怖主义

6. Enlightenment as the Origin of Terrorism 

启蒙主义的范本教材：“工人是天，因为上面一个工字下面一个人字，合起来就是一个天字。”

1，启蒙破坏了旧的精神鸦片，又不能立即提供新的，于是新兴势力作为启蒙运动的结果，不得不以直接的恐怖手段来维持秩序。

2，启蒙运动煽起了下层的欲火，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解体过程，使得无孔不入的压制愈益成为维持基本秩序的必要手段。

3，启蒙的积极性在于唤起了新的创造者及新的统治阶级；其消极性在于不能兑现的许诺煽动了过多的欲火，使人们头脑发热，出现广泛的幻觉，自命不凡。

4，从启蒙运动开始了恐怖主义的潮流；而恐怖主义潮流适足以证明启蒙运动已经走向了文明的反面。这似乎是一个无法平衡的钟摆。即使中庸之道的高明，也要靠一阴一阳来实现，例如，“反抗一切既成事实”的倾向，可以自觉不自觉的把启蒙运动和恐怖主义的破坏性的力量，重新化为新文明的创造力量。

5，举一个例子，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观念与新文明的“全球秩序”不同，可以从康有为的《大同书》所表达的佛教社会主义，略见一斑，社会主义的廉价性在那里有充分的展示，也因其浅陋而遭人哂笑。任何社会的制度都是随世而易的，可康有为却偏要为之规定一套繁复罗嗦的细节……其目的无非在于以这种细节的描绘与夸示，来“启蒙”也就是诱惑群众，结果是煽起了和佛理背道而驰的人欲……就这一点而言，《大同书》把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了。这种方式的“宗教政治”很不可取。难道康有为不理解佛教的本义和它的社会功能就是降低多余的人口？佛教通过精神的清凉剂，熄灭了混乱时代疯长的人口和狂烧的人欲，从而为生态平衡作出重大贡献。

当然，佛教方式即釜底抽薪的方式毫无斩草除根的怵目惊心，因此是“高级宗教文明”──这比之驱使群众死于阶级斗争的屠场或对外扩张的战场，无疑要仁慈许多了。可是先儒后佛的康圣人理解这些吗？他瞎忙一气，他生搬硬套，来了个佛教与社会主义化的大杂烩。而新的文明其实是无法定造的，不但细节无法规定，方向也无法预定，至于整个运动的表现形式，更是难以确切指明。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充其量不过提供了一种生动的希望而已。康有为何其愚哉！

王晓华《中国的当代启蒙运动已经彻底失败》承认：“前几年，我就意识到当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已经失败，中国的年轻一代正在走向启蒙价值的反面。当时，有许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现在，几年过去了，我发现自己的观点受到广泛的证实。国内的情况大家都知道。自由主义者成了少数派，左翼势力茁壮成长。国外的情况呢？基本与国内类似。海外民主人士对海外华人几乎毫无影响，其言论常常引起当地华人的不满乃至反感。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海外华人唯恐避之不及。在英国、美国、韩国，年轻的留学生根本没有兴趣听你讲民主理念，他们在课堂上理直气壮地与持自由主义理念的西方教授们辩论。国内外的种种迹象都证明：中国的当代启蒙运动已经彻底失败，自由主义者必须正视现实。中国当代启蒙运动为什么失败？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启蒙主义者没有解决好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关系问题。个别自由主义者固执地强调抽象的普世价值，忽略了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如他们对被占领的恐怖记忆〕，因而实际上使启蒙过程变成了启蒙者的自我孤立的过程。怎么办？承认失败？放弃启蒙，代之以耐心的持续的对话？改变策略和路向？我不知道。或许，我们都不知道。”

这篇文章总结了一个现象：“启蒙过程变成了启蒙者的自我孤立的过程”；提出了一个解释：“启蒙主义者没有解决好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关系问题”；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石勇则认为有些人“自由主义”弄得名声狼藉：“中国的国情是朝廷的专制权力仍在横行无忌，而资本已经与权力结盟，或者说权力常常体现为权力资本，或资本体现为权力资本。这掐死了无产，甚至殃及到中产。在这个时候，鼓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自由主义，在虚置专制权力对于资源的掠夺以及权力与资本的结盟的背景下为所谓的富人说话，怀着险恶的用心，实际上就是用来合法化权力资本的抢劫。这帮长老们没看到，中国大多数人都已经经不起类似于西方，甚至比西方还严重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折腾，而且中国也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人们在价值观念上已经难以接受资本原始积累的逻辑和后果。”

显然，这两位作者都还没有揭示真正的病根：中国的启蒙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与蒙昧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一样，带有自我神化的味道，因此他们的理论永远是对人不对己的。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愚昧来对别人启蒙，而拒绝自己也需要的启蒙；他们是用自己的自由凌驾在别人的权利之上，而自己却拒绝克制。正如不少中国的“传道人”自己并不信仰，却向别人大肆传道，就好像他就是教主，甚至与神同在的，完全和《周易》的“神道设教”同出一源。这个特点其实在古代社会就存在了，例如，把一种明显的政治理论升格为宗教，以期达到更为显著的功利目的，而自己却不真的相信这一点。

七，社会主义与天下意识

7. Socialism and the Universal Consciousness

1，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是“社会本位观念”，即认为不应以社会中某一集团更不应以某一个人为中心，而应以社会为本位，一切均从社会全体的利益出发，以社会的安宁及福利为归宿。显然，这种意义的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是决不相容的。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了“实际发生的社会主义”，实际发生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极权的僭主政治。

2，理论上的社会主义高谈社会中人人平等的观念，认为“社会全体”即指“社会每个成员的总和”而言，而不是空洞抽象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么一个观念。既然如此，则社会中每一个人均有同等权利来享受社会的福利，正如每个成员同时也有义务来服务社会。实际发生的社会主义则是一种极端的阶级制度，一种长期的战时的戒严状态，它的寿命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即七十年左右。

“人人平等”是一个翻译上的错误：所谓“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的意思是“所有的人具有被造的同等”，指人在被上帝创造之初是一样的。但是后来就无法一样下去了，于是有了种族、阶层、基因、遗产的差异。谁现在还相信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可能的？因为“人人平等”已经成为并不高级的骗术。所谓“财产的平均”正是从“人的权利平等”引申出来的。其实任何社会制度和统治秩序都不会兑现“人的权利平等”，正如它们也都不会兑现“财产的平均”。尽管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统治秩序在破坏“人的权利平等”的时候，恶劣的程度是大不相同的。而在宣称要追求“财产的平均”的社会制度和统治秩序那里，这种恶劣的破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由人性中的贪婪、嫉妒、邪恶、诡诈，预先就决定了的悖论。

至于天下意识，则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可以如此看待它：古代的天下意识是当时人类所知的文明世界，现代的天下意识是以全球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不再是以家庭、党派、国度、民族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天下意识的两个定义：

1，天下意识是天下本位观念：认为全球既然已经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所以除却以整个天下即全球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外，任何其它企图实际上都是在削弱人类整体文明系统的继续发展，换言之，只有天下意识和天下本位可以解决全球社会面临的现实危机，通过拓展人类文明到一个新的境界，来延续它，而不是用互相争斗的方式来毁灭它。

2、天下一体的择优的观念：对全球文明的通盘考虑，促成天下意识的责任感，使人抛却“集团内部人人平等”的虚伪煽情，而扩大社会择优的范围，外延到全体人类集团。

在全球天下择优制下面，全球秩序的得以合理化，恶性的生存竞争得以缓解。为使人类不再退化，并有望恢复文明环境下的进化，从而使文明的基础不致丧失，使人长久保持自我调节能力。众所周知，自从一万年前人类开始定居以来，长期遭受营养不良的困扰，而中国民族的种族退化在二十世纪末期已经达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度。如何在全球化的同时，不再加剧人的种族退化？值得深思。而深谋远虑的人们而言，社会主义不仅不足以应付全球化的需要，而且对人类目前的种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空前饥荒及其造成的种族退化，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直接后果。

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人类的未来必定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人类将被“各自的社会本位”分割成许多小块，彼此间施展最恶毒的阴谋与最残酷的策略，而无法形成全球生命共同体。尤其可怕的是，这些小社会之间的阴谋及策略，并不能给全球秩序带来任何切实的收益，而只能带来局部性的互相毁灭，和全局性的共同沉沦。首先，从上述第一定义言之，社会主义的偏狭既然使其不足以承受全球历史之重托且危害人类文明之继续发展，那么为了人类的未来，二十一世纪的人们不得不像二十世纪的人们扬弃无政府主义一样扬弃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需要不计代价地粉碎可能威胁全球政治取得世界性胜利的主权国家及其民族藩篱，不论这些传统藩篱如何声势显赫，如何色彩迷人。社会主义必须让位给全球政治。其次，从上述第二定义言之，社会主义所鼓吹的原则付诸实施，导致人种退化、文化衰落、社会解体；若不付诸实现，则所谓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而骗局到头来将使得下层自觉受欺及不公平之待遇，蔓延到全球，造成虚伪、谎言、毫无廉耻的恶性循环，看看现今的“支那”（China，原意为“秦国”）就可以一目了然。而能指导人类之未来者，必要克服上述恶习，建立良好的信用、信任、信仰。曲意的讨好，将败坏人类的前途；廉价的许诺，将使文化坠落、社会解体、从而使人类沦为荒漠中流浪的孤儿。天子化合太和，就是为让人类免遭孤儿的命运，免遭自相残杀的厄运。在天子的横匾上将写着“克己复礼”自我约束，他的脚下踩着“社会主义的幽灵”，纯洁的圣所闪烁着初升的光辉。

（另起一单页）

第八章 战国的沉思  

Chapter Eight Warring States Contemplation

古典世界的战国时代，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近代世界所发生的攻城略地，惊人近似，多元竞争逐渐走向了自己的悖论：世界一体化。原先，若干核心城市所支撑的区域性主权国家，构成了文明的中心，并散布在广袤的领地上；但随着不断的兼并，竞争日烈，主权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逐渐消失，争夺空间与资源的斗争日益尖锐；而技术和生产的继续疯长，反过去推动了扩张兼并与世界一体化的形成。有鉴于此，唯生产力论的泛滥就不再是“贪欲”的表现，而成为生物自保的本钱了。凡是不能有效增加生产能力和战争能力的国家民族，终因软弱与腐败而遭到兼并奴役，甚至亡国灭种。 

一，以中国战国与日本战国为例 

1. Cases of warring states in China and Japan 

刚刚过去不久的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呈现了战国逐鹿的全球格局；作为战争机器的主权国家〔名为列强，实为“战国”〕为所欲为，草菅人命。杀人如麻的主权国家，以保家卫国和阶级斗争的名义，在二十世纪鼓动教唆策划执行了许多复杂的计划，在血腥厮杀中屠宰了几亿反应迟钝的人民，使得肮脏的集中营和腐臭的万人坑星罗棋布于全球。这一切到底由于什么？仅仅由于人口过剩或杀人机器的生产力空前提高了？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相似的历史，也许容易找到答案。

在中文里，“战国”时代是有特定含义的，指的是公元前五至三世纪的那一段。当时，整个华夏文化圈扩张为而不是分裂为数十个实力雄厚的区域性国家；其中佼佼者号称“七雄”：秦、齐、楚、燕、韩、赵、魏。这些国家被称为“战争国家”的最高意志，就是自保独立并伺机兼并他国的领土资源和人口。为此，它们动员了从意识形态到经济技术的全部力量，进行搏杀。其典型事例是残暴的秦国竟然一次坑杀〔活埋〕赵国降卒四十余万，几乎是后者的大部分壮丁。而最后一位贵族、灭秦英雄项羽，后来竟也仿效秦人的暴行，以暴易暴，一次坑杀秦兵二十余万。按照当时的人口比例，这样的屠杀规模要远远超过日寇炮制的南京大屠杀三十四万和德国炮制的灭犹五六百万。

有趣的是，中古日本历史上也有其“战国时代”：十二世纪末，源赖朝受封第一代征夷大将军，并在镰仓建立幕府，从此诞生了武士政权，由此产生了武家〔幕府〕政治和公家〔指朝廷公卿贵族和天皇〕政治的对立。十四世纪的前半期，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稳定了京都的室町幕府以后，两个多世纪内在政治、文化方面，武家都压倒公家，处于优势。应仁元年〔1467年〕一月，应仁之乱爆发，全国各地的大名〔相当于中国的诸侯〕纷纷而起，室町幕府遥遥欲坠，日本进入战国时代。战国大名的领地成了事实上的主权国家。十六世纪中叶，决心以武力统一日本、结束乱世的枭雄织田信长出现，他的家臣后来被天皇赐姓“丰臣”并受封“关白”一职的秀吉，以及身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三人合称“战国三雄”。德川家康最终于庆长八年〔1603年〕建立德川幕府，结束绵延一个半世纪的日本战国时代。

由上述可见，日本的战国并不是单纯模仿中国战国的称谓，而是由于它和中国的战国历史确实有其相似性。从中国、日本的例子再去看世界各大文明板块，也能发现他们都有各自历史的“战国时代”：这是由区域国家的多元竞争，向当时的世界政府之一元统治的过渡。这一生吞活剥许多主权国家的战国现实，使得其间的思想感情和制度行为，充满了血腥的光彩。在战国期间，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迅猛的增长，“唯生产力论”泛滥成灾，各国拼命增加生产，其背景是战国列强互相兼并的疯狂压力。无论是中国战国，还是日本战国，或是希腊历史上的战国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亚历山大统一希腊〕，还是两河流域历史上的战国时代〔亚述帝国称霸前后到居鲁士大实现统一帝国〕──所有这些战国时代的一个共同而显著的特征，就是由于军事压力和技术改进的齐头并进，带来了生产力迅猛增长、普遍的战乱、版图的不断重新分割、大规模的种族灭绝等等。

这些特征，在十九世纪的殖民地战争和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中，同样屡见不鲜、一览无余。例如，1900年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就代表了十九世纪的春秋群雄并预示了二十世纪的战国群雄；但其中除了美、俄两个边缘国家拥有广袤的半开化腹地外，其他几位都由于资源有限、版图局促，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沦为二等国家。冷战结束后，苏联也宣告初步瓦解，只剩美国独大。而今在美国以下的二等国家除了大部分“八国联军的残渣余孽”合组“欧盟”外，又多了当年被迫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印度、阿拉伯联盟等板块〔还有个日本左右为难〕，隐然似有“X雄争霸的格局”。

二，嗜血成性的战国时代合乎“社会发展阶段”这一咒语 

2. The Mantra：Bloody Warring States are Conducive to "Social Development"

无论面对风暴或是雪花， 

还是太阳对我们微笑； 

火热的白天， 

寒冷的夜晚， 

扑面的灰尘， 

但我们享受这种乐趣， 

我们享受着这种乐趣。 

我们的坦克轰鸣向前， 

伴随着阵阵尘沙。 

当敌人的坦克露出踪影 

我们加大油门全速向前！ 

我们生命的价值 

就是为了光荣的军队而战！ 

为德国而死是至高的荣誉！ 

伴随着雷鸣般的引擎， 

我们在坚实的装甲板后像闪电一般冲向敌人。 

与同志们一起向前， 

并肩战斗，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扎进敌人的队列 

面对敌人所谓的屏障 

我们给予轻蔑的嘲笑 

然后简单的绕过； 

如果前面的黄砂之中， 

隐藏的是那炮火的威胁， 

我们就找寻自己的道路， 

跃上那冲向胜利的通途！ 

如果我们为命运女神所抛弃 

如果我们从此不能回到故乡 

如果子弹结束了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在劫难逃， 

那至少我们忠实的坦克， 

会给我们一个金属的坟墓。

──纳粹德国装甲兵进行曲

平心而论，卡尔马克思出自德国并非偶然，而是像上面的这首《纳粹德国装甲兵进行曲》一样，是自闭的德国精神的产物。所谓“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并非科学总结，而是战国咒语，是浮士德精神的理论化，所以它的理论功效是催眠了传统道德，铸造了迄今最无情的战国机器。

古典世界的战国时代，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近代世界所发生的攻城略地，惊人近似，多元竞争逐渐走向了自己的悖论：世界一体化。原先，若干核心城市所支撑的区域性主权国家，构成了文明的中心，并散布在广袤的领地上；但随着不断的兼并，竞争日烈，主权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逐渐消失，争夺空间与资源的斗争日益尖锐；而技术和生产的继续疯长，反过去推动了扩张兼并与世界一体化的形成。在这一漩涡里，不用尽吃奶的力气便意味被生活淘汰，所以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纳粹主义的种族斗争甚嚣尘上。有鉴于此，唯生产力论开始泛滥，不问道德黑白，只求物质成效，就不再是一个“贪欲”的表现，而成为生物自保的本钱了。因为事实好像是说：凡是不能有效增加生产能力和战争能力的国家民族，就只有“被动挨打”，最终因软弱与腐败而遭到兼并奴役，甚至亡国灭种。

所谓多元竞争既然构成了战国时代各种理想与各种暴行得以横行无忌的基本动力，情急之下的人们自然慌不择路，忘记了要为子孙后代保存一些糊口的资源。对战国漩涡中的厮杀者来说，“竞争”并不是一个利润多少和优势多大的问题，而是通过利润与优势去攫取对方性命的撒手锏。人们疯狂地增产一如疯狂地杀人，其野蛮冲动背后，实际上潜伏着“凝聚雄厚战斗力立于不败之地”的超级兽性。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来更大规模地增强战斗力，以期保存自己并扩大生存机会。

结果形成了怪现象：战国哲学〔红色共产主义、黑色法西斯主义、褐色纳粹主义、白色回教原教旨主义、猫色即变色的军事独裁即“新权威主义”……〕在伦理价值上，只是对内部〔阶级、种族、宗教〕强调约束贪欲，而对外部则极力鼓动贪欲和攻击性〔世界革命、民族征服、宗教圣战等等〕。这些意识形态因此既缺乏理性上的说服力，更少实践上的持久性，如果战国的屠杀不获得一个终止，那漩涡中的人们如何倾听和平的福音呢？“衣食足而后知廉耻”──如果连必要的安全感都缺乏，人们豈不等于回到了丛林时代，不得不再度变回为兽，尽管这些不幸的兽死后被封为靖国神社里的“革命烈士”。本来，建立伦理规范，是为了使人活得更好，而不是让人们为规范去死。但是对战国的人民而言，“活着”成了头等大事，“好死不如赖活着”成了各种哲学背后的那个“哲学原理”。南京大屠杀的被害者都是遵循了“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一“哲学原理”，所以才投降结果却意外遭到了背信的屠杀。但是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又何尝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原理”的信徒：所以他们使自己变成了杀人犯、强奸犯甚至食人肉者！他们并不是什么灾民，而是血淋淋的战国时代的宠儿。这意味着胜利要比伦理更重要些。成王败寇的牲口原理就是这样主“宰”了千千万万的人民，一直把他们送入地狱，然后再踏上一只伟大的脚。

三，全球战国局势面临史无前例的危险 

3. The unprecedented danger of global warring states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启动灭苏战争“巴巴罗沙计划”。两天以后，希特勒乘坐专列“美洲”号抵达号称“狼窝”的东普鲁士前线大本营，并在这里指挥了对苏战争，长达八百余天。战后这地方虽然割让给了波兰，但厚约四米的墙壁，即使被炸六十多年，也还未完全倒塌……它们讲述了一个故事： 

希特勒是想在欧洲从事欧洲人以前在美洲从事的殖民勾当──他把斯拉夫人当作黑人来贩卖、奴役、配种、杂交，把犹太人当作印第安人来灭绝和屠杀。因为他发现：到海外开拓殖民地，远远不如在欧洲本土开拓殖民地那么有利可图。而强迫白人弟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进行义务劳动甚至使之绝种，显然要比奴役黑人、灭绝印第安人更加过瘾。

所以希特勒严格区分东线和西线的不同政策：他把西欧人当人看，不把东欧人〔包括犹太人〕当人看；就像欧洲殖民者把欧洲人自己和回教徒当人看，但不把黑人和印第安人当人看。

根据亚美利加灭绝印第安人〔以及澳洲灭绝土人〕的方式，二战期间的纳粹德国共修建了一千多座集中营，尽管它们杀害的人还不到欧洲总人口的五十分之一，比不上欧洲人杀害了百分之九十的印第安人。

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上写着：“劳动使人自由”。奥斯威辛是波兰南部一个四万多居民的小镇，二战期间德国在此设立了最大的集中营，这个小镇因此闻名于世。当年奥斯威辛集中营管理局控制的地区面积达四十平方公里，包括三个集中营：奥斯威辛主营、布热津卡营、莫诺维策营；莫诺维策营又包括四十个小集中营，分布在波兰南部整个西里西亚地区。1940年到1944年，二十八个民族的四百万人死在这里，其中犹太人有达两百五十万。许多人是在苦役中死去的，其余的则被有计划地消灭了。美洲的悲剧终于在欧洲上演，尽管是在四百多年以后。

集中营的第一批受害者是波兰的政治犯。从1941年起，德国人向集中营运送了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俄国人、法国人等二十四个国家的囚犯，其中也包括反对第三帝国的德国人，以及所有被占领国的人。

除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外，以下集中营也威名远扬：

1、德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位于德国首都柏林附近，先后关押过二十二万名囚犯，其中有十万人遭害或死于劳累与疾病。

2、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坐落在德国魏玛附近，大约一百万人死于饥饿和其他原因。1945年4月，美国军队解放了那里的大约两万名幸存者。

3、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1938年修建，囚禁过二十万人，其中十万多人被枪杀、毒死或折磨致死。美国军队1945年5月夺取这座死亡营。二战结束后，该集中营被改建为纪念馆。

4、德国达豪集中营：1933年在德国南部小城达豪市建立。1933—1945年间共关押了大约二十万人，其中至少有三万四千人死亡。现在的达豪集中营故址仍保持着当年的原貌。

5、波兰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继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当时欧洲第二大纳粹集中营。当年共有二十三万人死在这个集中营里。目前该旧址已建成博物馆。

“这里是地球上最令人伤感的地方。人们抱着种种期望，甚至深深的忏悔，来到此地。”奥斯维辛博物馆副馆长这样说。显然，他已经完全忘记了美洲和澳洲的种族灭绝故事。

只是经过这残忍无比的希特勒一役，有色人种反倒莫名其妙地开始复苏。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殖民帝国纷纷瓦解。好像美洲和澳洲的死魂灵，在欧洲战场得到了解放和复苏。

感谢上帝！我们能对现代历史获得这样明澈的感觉，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于是我们发现了：现代战国比古代战国，更为严酷。不仅在于现代的屠杀规模远远大于古代，哲学更为残暴不仁，而且在于现代世界出现了一些新生的革命事物，如毒气、原子弹、自动化、信息化、遗传工程，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加速度，与此一同来到的则是人加深了对机器文明的依赖程度。多种迹象表明，全面自动化将对人类生存状况给以革命性的控制，如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年]〕的科幻社会小说《奇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年〕所预言。由于人性的作用，其祸似乎大于其福。例如，复制人类的技术使得人们即将面对的变化形态和变化幅度都将是空前未有和深不可测的，并将大大超出以往的历史经验所能概括的范围。因为至今人类文明的基础全是建立在现有基因上面的，如果基因改造完成，人类的历史经验本身很可能从此变成一张废纸。

我们知道，使旧的经验在新的形势下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是人性的因素。以往，人手中掌握的技术变化了，但人性并未随之而易。以后不同了，基因工程可能改变人性本身。基因工程无疑是潘多拉的盒子，基因工程的泛滥因此比原子弹的扩散还要具有根本的威胁。而消除这威胁的策源地，正如根治核威胁一样，就是要把争奇斗艳结果奇形怪状的主权国家予以终结，建立起规范化的全球政府。只有这样规范化的全球政府，才能有效管理自动化、信息化的社会。试想一下，如果交通管制系统号令不一，或是几个交通管制系统同时发号施令，会是什么局面？其实，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管制系统号令不一、几百个主权国家系统同时发号施令的自动化、信息化时代，如此听凭垂死挣扎中的主权国家胡搅蛮缠下去，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要是不发生颠乱碰撞，全球秩序要是不天翻地覆，那才奇怪哪。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再不需要草菅人命的主权国家。

四，主权国家之间国际条约的脆弱性 

4. The fragil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mong sovereign states

现存最为古老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条约是赫梯国王哈吐什尔和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之间签定的同盟条约，现存原文是象形文字，刻在卡纳和拉美西乌姆〔底比斯〕寺庙的墙壁上。和约缔结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的第二十一年〔公元前1295年〕。哈吐什尔先把写在银板上的和议草案寄来，拉美西斯二世在这基础上拟定了自己的草案，寄给赫梯国王。

一般认为，埃及版本是译自原稿的副本，而原稿可能是用赫梯语和当时国际通信所用的巴比伦楔形文字书写的。人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埃及的书吏把带来条约草案的使者到达的日期和报导，也补充到了条约的本文中。而在波伽兹科易发现的赫梯国王档案库中，也保存有赫梯版的条约的若干断片的抄本，它写在泥板上。

这个条约是根据替代自己兄长穆瓦塔尔王位的赫梯国王哈吐什尔的提议缔结成的。埃及和赫梯双方都因持续了十六年的长期战争感到疲惫不堪。在赫梯军队中甚至发生了由于拖延战斗而引起的暴动。于是，两个国王只好“确定了永久的和平”，并答应彼此帮助，互相保持住他们所征服的亚洲国家，双方并且答应彼此交还政治逃亡者。条约又以拉美西斯与赫梯王女结婚的方式而使之更加巩固：

“第二十一年，冬季第一月二十一日，在上下埃及之王，拉神之子，拉美西斯·美里阿蒙在位时代。赫梯国家的使者来了，送来大公哈吐什尔寄给法老的银板，求得和平，确定每个国家的边界。

银板条约永远赋予永久和平与兄弟关系，避免敌对。虽然以前打过仗，但从今后永远不敌对。

而埃及的国土与赫梯的国土将和我们一样，也永远以和平和兄弟关系相处，永远不发生敌对。

赫梯国家的伟大的大公永远不侵入埃及领地，掠夺埃及的财富，而伟大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也永远不侵入赫梯的领土，掠夺赫梯的财富。

假如其他的敌人进犯伟大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的领土，而他派人到赫梯国家伟大的大公那里，说，‘请到我那里并给予力量以反对他’，赫梯国家的伟大的大公应该到他那里。赫梯国家的伟大的大公将击破他的敌人。假如赫梯国家的伟大的大公自己不来，他应当派遣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战车，而他将击破他的敌人。

假如显贵的人由埃及领地潜逃，而他来到赫梯国家的伟大的大公的领土上，或者市民，或者属于伟大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土地上的人，他们来到赫梯国家的伟大的大公这里──赫梯国家的伟大的大公将不接纳他们。赫梯国家的伟大的大公将把他们送还给他们的主宰，伟大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假如不知道为谁的一个人或两个人，潜逃到赫梯国土，为的是变成他人的纳贡者──他们不得留在赫梯国土，而他们应被送还给伟大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

假如显贵的人由赫梯国土潜逃，而来到伟大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的领土，或者市民，或者一个地区的人，或者属于赫梯国家土地上的人，他们来到伟大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这里，埃及伟大的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将不接纳他们。伟大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将把他们送还给赫梯国家的伟大的大公。他不留他们。

同样的，假如不知道为谁的一个人或两个人，潜逃到埃及领土，为的是变成他人的纳贡者──伟大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不得留下他们，而要把他们送还给赫梯国家伟大的大公。

〔接着五行几乎写满了作为本条约证明人的埃及和赫梯的众神的名字。〕

……至于这银板上关于赫梯人国土和埃及人国土的言辞，谁不留心它，那么赫梯国土的成千的神以及埃及国土的成千的神就要毁坏他的房屋，他的土地，他的仆人。

同样，谁留心这银板上的言辞，不论他们是赫梯国家的或是埃及的人，他们不违反本条约上的言辞，那么赫梯国土的成千的神，及埃及领土的成千的神，将给他连他的房屋，连他的土地，连他的仆人一起，以幸福和生命。

〔据《古代世界史资料选读》第一卷《古代东方》第101一105页节选，刘文鹏译〕

这种辞令庄严的同盟显然只是暂时的苟且，就像山西侯马出土的战国盟书一样，在庄严辞令后面充满了列强霸权之间互相许愿但尔虞我诈的毒计，让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指天发誓”的可悲实况是如何不堪一击。国际斗争其实和野兽之间的格斗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更加狡诈，更加残忍，因为野兽之间都没有人间如此规模的同类相残。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同类相残是邪恶的，因为国家本来不是目的，国家只是文明在推行其扩张政策时所利用的一个便利手段和工具。帝国主义的迷误，正如民族主义、家族主义的迷误，在于将“国家的利益”置放在高于一切尤其是高于文明的地位。这其实是主仆易位，终将导致危机四起，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战国时代尤其是全球规模的战国时代的劣根性，必须结束。

五，欧洲为何不能建设全球秩序 

5. Why is Europe not able to establish a world order·

〔希特勒与汉尼拔，罗马与美国，腓尼基、希腊城邦与近代欧洲殖民国家的比较〕

欧洲不能建设全球秩序的主因，是因为过于强烈的部落主义，或曰“现代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和古代部落主义基本上是一个东西，只是规模更大，动员得更加彻底，达到了“总体战”〔Total War〕的极端。不论从哪个方面看，总体战都是一个典型的“战国纲领”，在总体战的名义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可以坦然无畏地干出来。二十世纪的欧洲文明，正是陷入了战国时代的困境中，无论美术、音乐、文学、心理状态甚至社会理论，都是在为战争服务，也就是为战国服务，为大规模的杀戮和种族灭绝服务，或用一句时髦的话，这叫做“为人民服务”。二十世纪的非欧世界，则同步陷入了欧化的困境中，无论政治、经济、军事、科学还是思想方式，或是美术、音乐、文学、心理状态甚至社会理论，都是唯欧洲的种族灭绝的马首是瞻。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所展望的中国文明，决不是以二十世纪的中国为蓝本的，而是以二十世纪的中国为殷鉴的，惟有殷鉴，可以促使周天子的勃兴。中国文明整合全球，并不是基于现有的中国“文明”的整合，因为现有的中国文明其实并不文明；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不是现存的欧洲文明的毁灭，而是一种更高形态的合成。全球整合，不可出自占有性的征服，而是出自慈悲性的施舍，尽管文明的整合不得不以某种征服为形式，甚至精神形式也不得不如此服从人性的规则，不得不以某种“掠夺性”刺激人性的坚实基础。

法国人马尔罗〔Andre Malraux，1901－1976年〕说：“胜利女神的雕像不会和拥有它的人长得一样。”这句灵机一动的俏皮话使我想到：胜利女神──在诗人的想象中是胜利的象征；但在历史的现实中却是一匹女奴，是强有力者手里的战利品。强有力的异端份子作为适应性极强的“政治流氓”，最后总是赢家，赢家几乎肯定是个无情的阴谋家，惯以精算的牺牲来填补事业的裂壑，甚至以无数人头铺平征途上的坑坑洼洼，犹如苻坚指着长江说：“此可投鞭而渡。”而且，他懂得以不动声色的耐心来等待世界的末日！

希特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还不具备一个恺撒的真正气质。纳粹主义，基本上停留在旧式的国家战争的圈子内；而未能进入真正世界大战的境地。用中国历史的概念术语说，希特勒等人基本上还是“春秋末期的霸主”，而非“战国时代的明王”。这些僭主最多是些过渡性的人物，他们的疯狂激动足以说明他们尚未从人道主义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就拿希特勒来说吧，他未能预见到法国的崩溃，所以无法好好利用这一崩溃，结果竟然在敦克尔刻听让三十多万英法残兵败将从容撤退，白白放过了入主英国的大好机会，且成全后来的盟国反攻，致使自己重蹈两面作战的覆辙。从较大的历史刻度看，这无疑又给了英国和西欧多出一百年的独立与自由。但从现实看，却使新的欧洲恺撒的梦境破碎了。欧洲的霸权中心不得不让位给美洲的霸权中心。

关键是这位被认为具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并因此自卑且装作趾高气扬的德国恺撒，并不具备世界恺撒的雄图。他甚至在关键时刻怜悯起英国人来了，而英国人却一点也不领他的情。希特勒念念不忘的，只是为德国尤其为自己被扭曲的生存状态进行“复仇”，而不是缔造罗马或秦汉式的世界和平。就是墨索里尼的罗马崇拜，也是过时的民族主义理想，它只能加剧欧洲的自杀局势，而无法开辟全球政治。在全球日趋一体化的趋势下，夸大民族主义的价值对于人类的未来是极其危险的，而过度推崇民族主义实际上是“逆全球化历史”而反动的。对世界范围的政治来说，没有什么比陈腐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更为有害的了，除非仅仅利用民族主义去欺骗国内民众。

但从希特勒的行为看，他是一个相当真诚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恺撒那样虚伪的世界主义者。因此当他出乎意料地粉碎了法国，英国也瘫软在脚边的那几个月中，他竟然惶惑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情感，对英国人的古老的中世纪般情感，竟然阻挠他放手一搏、彻底歼灭英国的抵抗。六年以后，蒋介石在满洲犯下类似的错误，没有在1946年乘胜追击，而是幻想用和平谈判来解决争议；结果到了1947年以后，林彪部队已从苏联得到足够的援助，从中苏边境一直打到海南岛，几乎重演了三百年以前的〔1644年〕的吴三桂征服中国史。蒋介石没有好好研究明末历史倒也罢了，竟然也不了解刚刚发生的二次大战：1940年夏天关键的几个月过去以后，希特勒才大梦初醒，但为时晚矣，英国人已从美国得到有效的支援，稳住了脚跟。由此可见，希特勒的计划，只是春秋时代的遗迹，是注定要在战国的残杀中化为乌有的。他的梦想是落伍的，不仅缚住了自己的手脚，而且浪费了许多资源。

这是一个分裂的人，在东欧，希特勒表现出十足的战国时代作风，但在西欧，他还滞留在春秋时代的温暖梦乡中。可见，要想完成恺撒的事业，必先具备一颗恺撒的心；要想采取恺撒的行动，必先具有恺撒的计划。当然，即使如此落伍，希特勒的搏斗在事实上还是促进了全球化，促进了欧洲帝国主义的没落，促进了非欧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话说回来，希特勒之所以扮演了一出悲剧而非喜剧，还由于世界尚未成熟到可以唾手摘取的地步。但如果他真的超越了民族主义，作为全球化运动的黎明而非帝国主义的黄昏的话，何尝不能促使这果子早熟一点？在我的理解中，常常把希特勒与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相提并论：是汉尼拔创造了罗马的霸权，正如希特勒创造了美国的霸权。三次布匿战争造就了罗马的和平，就像两次世界大战一样造就了美国的和平。也许美国最终不能成就罗马的和平而仅能扮演迦太基的角色，但希特勒和汉尼拔的上述相似性还是存在的。汉尼拔虽然失败，但他作为个人的影响却远远高于罗马的领袖，正如希特勒的个人重要性，远在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的总和之上。欧洲很像腓尼基城邦〔迦太基就是最有势力的一个腓尼基城邦之一〕和希腊城邦〔如雅典、斯巴达、哥林斯等〕那样四分五裂，美国能否超越欧洲的弊病成为新的罗马？

同样，我们也可以在俄国和马其顿之间找到相似之处，它们同样是半开化国家，同样带头向东方扩张，推行希腊和欧洲文化，同样被西部强权〔罗马和美国〕所击败──通过“马其顿战争”和“冷战”。

在战国之后的全球化运动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古老象征，将轰然倒地、彻底粉碎。深透的痉挛将持久不息地穿越文明的壁垒，扫荡阴暗的衰落，治愈惨烈的疲惫。充沛的情绪，热忱的呼号，危言耸听的辞句，伴随着愈来愈离奇的历程，愈来愈怪诞的变调……愈来愈富于创造性的独特，将展现在人们面前。在人类过往的历史中，苏美尔城邦、马雅城邦、希腊城邦、意大利城邦，都是由于过于强烈的部落主义而沦为野蛮强国的俘虏，在某种意义上，中原各国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半开化的虎狼之国秦，给各个击破的。现在，欧洲各国由于现代部落主义──民族主义的互相厮杀百年而失去了中心地位，未来，我们切不可因为过时的怪物──现代主权国家之间的拼杀，而失去我们唯一的地球。

六，历史有方向但过程充满偶然 

6. History may be moving in certain direction,but its course is full of surprises 

历史的“偶然”体现在战国的拼杀者身上，也同样体现在“战国的终结者”身上：《史记》说秦始皇实为商人吕不韦的私生子，而号称始皇的秦王嬴政又是中国文明的王国时代走向帝国时代的一大关键。由于商人吕氏决定押宝在秦国王子子楚身上，这么一个偶然事件，就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可见历史的走向本身也像历史的评价一样，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且不仅“任人打扮”，还要“任人糟踏”。

秦王嬴政很可能知道自己的卑贱身份。他在写给吕不韦的信中说“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这岂不是用否定的方式道出了自己的隐痛？我始终觉得，在秦王嬴政自名“皇帝”、自比神明的狂妄自大后面，隐藏某种自卑感；就像有人自称伟大的导师，仅仅因为自己连大学都考不上，只能上师范中专，结果妇女般的怨毒使这个没有胡子的男人在晚年做出了关闭所有高等学校的荒谬决定。

杀伐的成功固然使他们信心膨胀，但深刻的自卑也使自信转变成自大的狂妄。在古代，“皇”“帝”都不是凡人的称谓而是神明的尊号，嬴政自称“皇帝”和二十世纪的某人自称“红太阳”的心情是相通的。可是人怎么能是皇帝和红太阳呢？即使他因为高血压和心脏病而面容红肿、仿佛“神采奕奕”，也不可能是红太阳的同类。这些变态人格，无非是被自己的出世之谜所困惑所压抑，产生了祸乱天下的反动，因为只有不断的扩张才能让他们忘记并不光彩的过去。

我始终觉得，嬴政的风格并不与秦国的列王传统同。这与他出生于邯郸歌舞妓厅及其母家的特殊背景不无关系。他的母亲虽然是“豪家女”，却依然是歌妓兼小妾，这种女人的淫乱习性和淫乱基因，怎么会对嬴政没有影响？所以他早年很是缺乏威仪，具有太多的“人民性”和流氓性，据《史记》记载，大梁人尉缭事秦，嬴政“衣服食饮与缭同”，但仔细观察后尉缭却发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果尉缭的话有一点可信，则秦政的风度显然不是传统的国王，而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革命家、暴发户和无赖，颇有类于后代历史上的“开国皇帝”，而不像一个传统国王，甚至比汉代的出身牧童的中兴之主宣帝也更为无产阶级化。

果然，后来随着嬴政内夺实权而外扩疆土，他的低三下四就一变而为暴戾狂傲：先前，他恳求王翦伐楚时的低声下气，但到了后来，连神灵都逃不过他的愤怒。例如当他听说阻挠他行程的是湘神，而湘江之神不过是尧的女儿即舜的妃子，而不是什么正牌的天神，自觉还不如秦王陛下，就不仅大怒，还要铲平湘山的树木，以为报复。秦王对神灵尚且如此暴虐，对人事的态度可想而知，后人把嬴政的暴政归罪于李斯的动议，恐怕李斯这位奸佞小人是冤枉的，就像把文革的暴行归罪于林彪四人帮一样荒谬。按照文革的经验推测，李斯的毒计大约多系出自嬴政的暗示和唆使，嬴政的革命家一般的诡诈足以做到这一点，而李斯迫于嬴政的淫威岂敢不从？这样看来，嬴政所以成为始皇帝，并不是凭借不可思议的神威，而是依靠后世开国皇帝同样的“无赖行径”。其实，这种无赖行径正被目为伟大的政治才能体现，验诸历史，莫有例外。

这种天生的政治才能，可以笼统地叫做“渴望权力的变态心理”，把争取独裁权力视为高于一切的快乐之源。若是不能凌驾在一切人的脑袋上，生活就变成了无味的……这样一来，这种人眼目中的生活，就不再是生活本身，而是成了争取独裁权力的手段。所谓独裁权力，也是随着权力的增长而不断强化的，难有满足的一天。同样，随着皇帝陛下的认识扩张其野心也扩张，所以知识就不仅成为争取权力的手段，也是产生权力欲望的源泉……如此看来，我们是否能说，嬴政之继位秦王并进而升格为始皇帝这一纯粹的历史偶然，最终成了世界的命运呢？

在决定历史的偶然因素里，“自我实现的预言”所构成的 “催眠性暗示”，也构成巨大的演化力量。例如韩非子对于明君的呼唤最终引出了剧毒的蛇蝎。这种意义的先知先觉者不仅是“首位受示者”，而且是“首位创造者”，他的使命是使个人的思想变成全民的共识，以开创天命的窗户，不论这天命多么违背民意。“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人本主义时代，终结了。

（另起一单页）

第九章 欧洲殖民体系的终结 

Chapter Nine End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所谓“政治革命”，并非“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导致，而是社会集团从属关系的演变所招来。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是社会集团之间的从属关系的大宗，例如城邦制度、王国制度、帝国制度；地方自治、联邦制度、中央集权等等，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演变所致。例如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推动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本国向外国让利，结果形成政治制度依旧而经济制度混乱的奇特景观。十九世纪的“世界主义”鼓吹，超越民族国家─帝国主义时代；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政府却是要脚踏实地消灭所有的主权国家。尽管这一消灭行动不可避免地要由某个超级强权来执行，但是过后，它自身也将被无情消灭，正如秦帝国与罗马共和国曾经遭遇的那样。 

一，苏联解体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崩溃

1. The Soviet dissolution was the collapse of the eastern front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1989年在中国“六四事件”的直接冲击下，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苏联集团开始初步瓦解。两年以后苏联本身宣告解体，虽然俄罗斯联邦残存下来，因此欧洲殖民主义的东线崩溃并未彻底完成、各个民族还没有从俄罗斯人的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但这一解体事件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冷战结束”，因为冷战本身不过是欧洲殖民体系内部东西两翼〔美苏〕之间的内战，是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的延续；而苏联的瓦解虽然是“西方”〔即欧洲殖民体系的西部阵营〕的胜利，却不是欧洲殖民体系整体意义的胜利，而是其整体意义的失败。如此看来，二战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作为欧洲殖民体系东西两翼之间的争霸，实在是欧洲文明彼此削弱的自杀行为！当然，从平衡而健康的全球化的角度看，这是必要的。苏联解体以后一年，1992年，日裔美国教授福山出版《历史的终结》一书，尽管运用了许多意识形态语言，但在我们看来，“历史的终结”其实只是“欧洲殖民体系历史的终结”，是欧洲文明的没落给哥伦布时代画上的一个句号。

早在1980年代早期，在中国大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双方既是朋友，又是论争的对手。争论的中心是围绕着斯宾格勒所撰《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出版〕，因为作者在书中提出，布尔什维主义违背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所以不可能持久。作者甚至预言，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的政权，其寿命不会超出二十世纪。1980年代，当时苏联集团势力强大，咄咄逼人，派出古巴侵入非洲，驰援世界革命；派出大军侵入阿富汗，还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因此斯宾格勒的这一预言看来十分遥远，丝毫不切实际。但是我们争论之后不多几年的历史却超乎一切活人的想法，而或许让久已谢世的历史学家窃喜：苏联奇迹般地瓦解了！当然，世纪初的这位德国历史学家完全没有意识到，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的终结，实际上还是欧洲殖民体系在全球范围的“历史的终结”，而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不和俄国传统”之类的传统思维所致。因此他也就无法预见到：国际布尔什维主义覆灭的前后，还有国际法西斯主义和国际回教原教旨主义的覆灭和兴起。

在我看来，二十世纪“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欧洲分裂自杀，斯宾格勒等人的反省，《西方的没落》出现……

2，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非欧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欧洲海外殖民帝国逐步萎缩。

3，1975年葡萄牙革命，最后一个海外殖民帝国宣告瓦解。1979年伊朗革命，近百年来，第一次成功的以非西方来源的革命思想为指导的社会政治及文化革命成功，表明欧洲文化对非欧人民的控制已经衰退。

4，阿富汗战争和苏联解体。

欧洲没落已甚，竟然由两个典型的边区文化─苏联和美国，分头做了代表！就像古典希腊世界，让马其顿和罗马做了代表。或像古典中国，由楚国和秦国做了代表，秦楚相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然而楚国也不是中原的正宗，可见中原文明在战国末期的可怜处境！一如二十世纪末叶的欧洲。非欧民族的灵魂，就此仿佛从几百年来的迷梦中获得了苏醒，意图开始自己的独立意识，把海盗商人的舶来品驱逐出去。如果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发生动摇，难免会像以前选择苏联模式而遭到飞来横祸一样，再度进行错误的模仿，从而再度陷入某种虚假的理想主义的困扰，甚至，那将以另一形式付出同等的甚至更大的代价。

欧洲文明就其顶点即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殖民时代而言，诚然是衰落了，这表现为，欧洲政治军事势力已从非欧各国撤退或遭到驱逐；但另方面，欧洲文化还控制着各国的社会生活，甚至还有其生气勃勃之处，它还在不断的挣扎和自我调整中，似乎还有生长的活力。正因为这样，欧洲文化对非欧国家还有相当的吸引力。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欧洲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日益深刻地嵌入非欧各国人民的命运。政治军事的硬性控制力虽然被文化风俗的软性控制力取代了，但是软的控制更为深刻。结果欧洲的衰落及其对非欧世界的软性渗透，就迎来了一个新时代：文明交融的全球化时期。如曾经风行一时的“环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就是主张东亚和美西，在浩瀚的太平洋进行历史性的汇合。

然而“环太平洋共同体”即亚洲东部与美洲西部的交流、趋同甚至汇合，却注定无法一帆风顺。这不仅由于太平洋的阻隔，而且因为主权国家的对峙，偏偏这两个主权国家还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从长远看，中国最终无法接受美国化，正如中国以前接受不了苏联化。尽管中国的执政集团在五十年代曾经自觉沦为苏联的卫星国，但内在条件的差异，迫使它不得不离开苏联的道路。现在，这同样一个执政集团即使甘愿钻入美国模式，又能维持多久呢？

二，东方阵营的瓦解并非西方阵营的收获 

2. The disarray of the East was not necessarily a gain for the West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2008年5月22日指出：美国正滑向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就战略要求的每个方面而言都在逐渐退步，经济和教育体系的衰退日益加大了其与中俄等大国的竞争难度。他认为美国正面临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由于1850年代未能酝酿并实施必要的改革，美国在1860年代陷入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血腥和牺牲惨重的“南北战争”。

19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各国独裁势力纷纷抬头。有理由认为美国即将陷入的危机与当时的形势非常相似。例如在对1930年代末期的亚洲历史展开研究时，最惊人的发现就是英国自欺欺人的程度。保护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计划愚蠢且行不通。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威胁不断增大，所以英国根本无法为保护本国在亚洲的利益提供资源。英国的国防机构和政治领袖发现，他们根本无法应对日本不断增大的挑战，既不能大刀阔斧地调整战略，又无法大幅增加资源。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在开战后数周里，英国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缅甸遭遇了一系列惨败。由于未能正视安全威胁和应对这些威胁所需的现实资源，大英帝国蒙受了漫长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战略耻辱。 

如今，美国正滑向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其严重程度堪与1941年的英国相比。战略要求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军事力量。战略要求必须包括才智、经济实力、清楚地知道自己面临怎样的威胁，以及如何消除这些威胁、以成就和专业化而非程序和官僚作风为特色的制度体系。就上述每个方面而言，美国都在逐渐退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即将实施重大改革。 

大国的战略规划应把目光投向今后的十五至二十五年。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战略威胁来自： 

1、中国的经济、科学和军事力量体系不断崛起。中国的科学水平和行政效率有所提高，经济规模扩大，能投入更多资源打造国家管理机构。

2、俄罗斯东山再起，利用能源财富重振军力。俄罗斯向所有有意削弱美国实力的国家和活动提供先进武器，迫不及待地抓住一切机会组建对抗美国力量的联盟。

3、敌对的回教派别不遗余力想击败西方。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狂热势力在政治和军事恐怖主义能力方面获得大力推动。前者主要由伊朗资助并领导；后者主要是沙特人，在本国获得资金，但越来越多地与伊朗人“勾结”在一起。 

4、越来越多的“无赖国家”急于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毁灭性和破坏性武器，用以抵抗民主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邻国。

5、新近形成的受到国际官僚精英支持的伪合法体系。该体系削弱民主国家，保护邪恶势力，占用正派国家的资源，却屡屡表现得极为无能和不诚实。

上述五种威胁同时发展，有时相互助长。美国的任何重大战略都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五种威胁，必须把挫败所有这五种威胁作为出发点。

如此一来，美国要么削减战略目标，甘愿在世界舞台上接受不断下降的位置，要么从根本上改革，别无他法。而如果在上述两种选择之间犹疑不定，反而会陷入灾难。 

教育是维系美国战略力量的关键，但美国的学校极其糟糕。“如果其他国家对美国儿童采取美国目前的做法，美国会认为这是一种战争行为。”因为哈特·拉德曼委员会警告说，美国在数学和科学教育领域的失败和在科学领域的投资不力，会导致比任何可以想见的常规战争更严重的威胁。除非正视这场悄无声息的危机，否则美国十有八九会走下坡路。从战略角度讲，教育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国家安全问题。 

如果诉讼、管理、税务、行政和医疗费用都令人无法承担，由此形成的体系就无法维系经济实力。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表明，西方维持了两百年的优势地位已经不复存在。 

美国经济和教育体系的衰退日益加大了它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的难度。由于美国的人力和物力有限，但是消费欲望却受到政府的恶劣刺激，所以只能预支未来的资源以维持眼下的局面。美国于是不得不寄希望于自己的所有竞争对手都胆怯、谨慎、刻板，从历史经验看，这是一场非常危险的期待，而且注定失败。

尤其考虑到，有些人已经指出，美国学生的数学和科学能力的日益衰退，不完全是由于美国的教育体系，而更多是由于黑人和拉美混血种人的人口在美国人口总数中比例不断上升造成的。结果，黑人和拉美混血种人的人口智商太低，把美国学生的整个水平拖拉下来。如果单纯计算白人学生，其成绩不会低于欧洲的平均值，如果单纯计算东亚学生，其成绩不会低于东亚的平均水平；同样，如果单纯计算黑人学生和拉美后裔学生，其成绩也不会高于非洲和拉美的学生。而美国的教育制度还要特别优惠和照顾那些黑人和拉美混血种人的学生，让他们凭借较低的分数就可以进入学校就读和毕业，这样只会越来越拉低整个教育系统的水平。然而，这就是美国的现实，很难改变，无从改革，因为政客们需要黑人和拉美混血种人的选票。金里奇曾在共和党全国妇联讲话时，抨击双语教育和用多种文字印制选票的做法，说移民来到美国就应该学美国的通用语，即英语，而不是贫民窟的语言。不过他并不明白，美国的许多问题例如最为严重的黑人问题，并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种族问题造成的。

有研究认为，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的私生子，希特勒祖母是这个犹太人的女仆，犹太人利用了主仆关系种下了祸根，使受到日耳曼主义影响的希特勒恼羞成怒，为铲除自己身上的四分之一犹太血统而发誓不要孩子，后来，意犹未尽的独裁者进而着手执行灭犹计划。作为一个老派的欧洲人，希特勒说“美国是半黑人化半犹太化的”，因为他认为美国文化似乎应该百分之百地属于欧洲。这种省略所有非欧成份的做法，在一个非欧人士比如一个中国人看来，就未免过于偏颇了。实际上，殖民时代以前美国本是黄种人的领土，殖民时代以后的美国文化则是一种典型的“边区文化”，它不仅是半黑人化和半犹太化的，还是相当印第安化的，如西部的牛仔文化就是印第安人的影响所招来。当然，美国的主流是欧洲化的──包括日耳曼系和拉丁系的，甚至还有它们两翼的斯拉夫、凯尔特的。现今，美国正在陷入日益深刻的拉丁美洲化，尤其在其南部和西部。拉丁美洲人，和印度人具有相似性，即，混合了黄种人、高加索人、黑人的多重血统，看来当初欧洲殖民者把美洲误认为“印度”和“西印度”，不仅是错误，而且是一语成谶！

“边区文化”的特性，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恰恰是这种加利福尼亚式的和德克萨斯式的粗鄙的东西〔如好莱坞的淫乱和牛仔的粗野〕，却是当今世界上最时髦最走俏的玩艺儿。盖今日之世界，种族大杂交、文化大混乱之世界也。今日之世界，几乎不再存有一块种族与文化之“净土”即纯粹之地，到处是不纯的种族与文化的纷乱横陈。“不伦不类”几乎成了全球时代的“本质”：全球任何一块地土，都不同程度地变成了种族和文化混杂的“边区”。而作为其典型，其得风气之先的阿美利加，当然也就成了得天独厚也的导师、统帅、领袖、舵手。难道美国的今日，真的就是世界的未来？

世界的未来，可能会基于美国的现在，但又不得不反对美国的现在。世界的未来，由今日视之，那也许将是一个庞大的“之”字：使美国文化诞生茁长并成为世界文化的人们，当然是一些创造者，但是跟在他们后面爬行，拾其唾余，并不是可行的道路。新的创造者，总是反抗以前的主流，美国文化现在既然是主流，它在未来就逃避不了反击。只有反抗美国文化，才能在它庞杂的边区文化的基地上，合成新一轮全球文化。

三，残存的东方阵营如何看待这一变局？

3. How does the surviving Eastern Camp perceive this historical change·

毋庸质疑，在外交政策上，中国早在六十年代就脱离了苏联“东方阵营”的卫星国体系，在经济体制上八十年代也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分道扬镳，但也同样无法质疑，在政治制度尤其在意识形态和权力来源上，中国直到二十一世纪的现在，还奇怪地保持着苏联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用武力加诸中国的那种基本构架。中国没有随着苏联这个社会帝国主义──欧洲殖民主义东方阵线的瓦解而脱胎换骨，因此我们可以称现在的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残存的东方阵营”，尤其因为越南、老挝、柬埔寨、北朝鲜等“人民共和国”也同样如此，可见它们的存在已经不是单一国家现象，足以构成某种全球现象，构成“残存的东方阵营”。那么，这个残存的东方阵营又如何看待自身的处境呢？试以中国为例。

2002年5月，上海同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给二十一世纪的中美战略关系重新定位》提到，令人不安的2001年中美“4·1撞机事件”、美国布什政府的强硬姿态、二十一世纪中美关系的浓厚阴影。这一方面说明了作者具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另方面他们也知道冷战结束致使经济全球化浪潮迭起，推动了国家间的经济依赖，加强了各国政治、安全、文化的互动。所以作者认定，中美关系的变化就是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缩影。例如冷战末期十年间为了对付苏联而建立的“中美安全战略合作关系”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战略竞争关系”。在全球化推动下，国家实力的消长改变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在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所面临的已经不是一个低外部威胁的环境了”，中美两国互不信任感和敌意增强，反恐合作不能支配整个中美关系。“在亚太地区，新的地缘政治关系已初见轮廓，大陆国家日益面临来自海洋国家的压力和挑战，从而使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一些陆地国家越来越相互靠近，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国却加强了军事合作。”“中美之间的危机是国家实力变化和战略利益冲突的结果。客观上，在维持或打破有利于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现状问题之间，中国不得不选择后者。”“美国人对‘中国威胁’的认识正在由模糊走向清晰。”至于“台湾问题”，该文认为这一方面拖延了中国统一的时间，另方面却有利于中国发展实力。该文还认为，只要两国经贸关系不出现转折性倒退，中美关系就不会全面恶化。而两国领导人所要做的，是防止军事安全问题成为经贸斗争的借口，同时防止经贸关系成为军事安全斗争的筹码，如此达到“中美关系仍将维持‘斗而不破’局面”。但是旁观者不禁会想到：既然中国方面已经预定了“斗而不破”的底线，那么美国方面当然会步步为营，“直到全胜”；所谓“斗而不破”不就成了一种“且战且退”？

四，唯一的地球不能再忍受分割的苦难

4. Planet earth can no longer endure the misery of divisions

有的作者在伊拉克战争中看到巴格达国家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双双毁于战乱的消息时，感到震惊。〔文扬：《任何形式的全球化都将是灾难》 〕他发现在生物多样性的世界里，人类正在以每天灭绝七十五个物种的速度，使这个参差多态的世界变成一个奇丑无比的“人造猴园”，人类不得不悲哀地告别“曾经非常美好的多文明时代”。作者清醒地认识到，“文明专制”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全球化不可能是民主的全球化。例如，中国可被认为是全球化最早的“试验场”，秦灭六国，就是当时东亚世界的全球化。此后的中国，两千多年来都可说是“后全球化时代”，直到被近代以来更大的全球化浪潮所颠覆。中国的过去就是世界的未来，“秦政”固化了中国社会，也开始持续千年的“文明清洗”进程。今天中国的文明、文化、种族、精神诸多方面的劣势，都是“全球化”的结果。……而对文化变异消灭得最彻底的一次“全球化”努力，就是中国自1957年至1977年这毁灭性的二十年，时至今日，每个经历过这二十年的中国人身上，无一例外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就像霍桑的小说里那个烙着A字的女人一样。

全球化确实意味着大一统，意味着多样性的消失，这当然不好，但却是无可奈何的事，就像童年虽然美好，但终将过去。如果一个中年妇女还像少女一样活蹦乱跳，难免被人误认为从事特殊行业的。多样化文明种属的消失、多样化文化传统的消失、多样化本地习俗的消失、多样化人格演化的消失，诚然不好，但总比不断战争、四处恐怖爆炸好。至于说到毛泽东，他的全球化显然不同于秦始皇，因为他是被动的接受斯大林主义的全球化，做共产主义新人；秦始皇则是主动推行自己的全球化，实现六合一统。我们现在的选择其实不是“要不要全球化”，而是“要自己的全球化还是要别人的全球化”。

工业文明的发展本身，向日益困厄其后果的人类提出了日益尖锐的挑战。对这一挑战的应答是：“人人皆兄弟”这一理想，已不再仅仅建立在“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这一宗教基础上了；而是立足于刻不容缓的政治基础──人人必须是兄弟，否则就只能在这个日益拥挤的世界上同归于尽。实际上，对人类进行两分法即“朋友与敌人”的切割，已经大大恶化了上述政治基础，并且瓦解了前述的宗教基础，进而破坏了全球的生态基础。结果，人人的生存在事实上都成了问题，这提醒我们：唯一的地球已经不能忍受破坏性的分割。 

相比急速恶化的全球环境，现代的独裁制度只是小巫见大巫，古代的专制暴政也只是人性的暴虐而不是物性的毁灭；而甚至现代的独裁制度和古代的专制暴政也可以理解为生态环境极度恶化的结果。最令人难耐的，是专制独裁加上环境恶化，结果造成的“政治挂帅”禁止人的一切活力。廉洁的专制暴政和有效率的独裁制度，尽管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但却并不排斥优秀的精力注入，这样它才能维持自己的运转和发展，甚至可以吸收革新的精神与能动的力量，不断“完善”自己。而奄奄待毙的老人专政则恐惧并因恐惧而拒绝新的精力注入。所以“专政”一词，在中国古书里基本上就是老人政治的代号。而惟有摧毁老人政治，整合全球这样的革新事业方能成就。

《周易》说“否极泰来”，意思是事情坏到极点就会转化到好的方向。 “道”与“人心”也是如此，奋兴一代新的文明，必先有数百年苦难之浸润。于是全球政府的建立者，方能化干戈为玉帛。诚哉斯言，这一代人的价值，在来者身上体现：历史的垃圾造就了黄金时代，前人的渣滓成为后人的肥料。──这可以从文化本体论获得逻辑的论证。平定主权国家，创立全球政府：全球政府的建立者将引以自豪，你们的背后，有沉静的欧洲和它精湛的技术，在你们的前面，有动荡的天下和它神秘的智慧；奔腾不已自强不息的太平洋，站在一个历史的和地理的交接点上，它将容纳一种没有先例的文明，它不受祖宗成法的约束，也不弃绝奇技淫巧的支持；它是欧洲文化的朋友，也是非欧文化的见证，不拘一格广采博纳，唯有太平洋具有这样的气度。全球政府的创立者们知道，全球化的核心难题是如何建立全球政府。全球政府不仅需要克服主权国家的反抗，而且需要妥善处理全球中枢〔相当于古代的王畿〕与地方国家〔相当于古代的方国〕的关系──而克服垂死的主权国家容易，处理中枢与地方的关系困难，例如秦汉与罗马的中枢克服主权国家不过花费一百多年，但是处理中枢与地方的关系却始终吃力，并最终力有不逮，导致社会衰落、蛮族入侵。因此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政府，需要认真思考政治制度问题。

五，全球化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中枢与地方的关系

5. The key for globalization is how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

政治制度是人们改善社会环境的一种努力，广义的政治制度指“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与行政制度；而在缺乏司法独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则是狭义的，与“行政制度”含义相同。

一般来说，政治制度的核心难题是如何处理中枢与地方的关系。中枢与地方的关系有两种。

1，广义地说，任何政治变乱都是由于中枢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遭到破坏，而任何政治制度的形成都是由于它能有效地解决地方控制问题。其实，这就是如何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建立统治权即“纳贡关系”〔现代术语叫做“缴税”〕的问题。

2，狭义地说，具体的政治制度的沿革与设计，大多也是基于此种“运用统治权以实现社会整合和政治动员”方面的需要，并且依据这一需要来划定中央与地方的权利范围。中枢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得当，政治稳定而富有效率，国家就昌盛社会就繁荣；反之，就会引起摩擦冲突，加剧各种矛盾，造成社会分裂，内乱革命甚至外敌入侵不断发生。

平心而论，就连西欧的近代民主革命，也是基于改造中央与地方的纳贡关系的制度。法国人和美国人都是由于税收问题而走上夺取统治权的革命道路的。古代贵族代表的其实是地方势力，王权的扩张导致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凋敝，结果造成纳贡要征得纳贡人同意的“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作为第三等级的主要部分，其发动的革命与其说是针对第一和第二等“封建等级”的，还不如说是针对王权的，真正反对封建制度的是国王的中央政权，而与其说第三等级在反对封建制度，不如说第三等级是在为封建制度复仇，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所打倒的，正是那个破坏了封建制度的国王政权。

法国革命后，貌似仍是中央集权制度，其实，地方自治权力加强了，因为地方有了自己的代表可以直接干预国家政治，就像美国革命〔独立〕以后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这也是地方势力上升的表现，虽然在某些时刻好像是中央如巴黎在主宰一切。当然美国的联邦政体不同于法国的中央集权，地方扩权的情况比法国更为典型，例如美国革命后对黑人的奴役强化了，对印第安人的灭绝强化了，对墨西哥的领土掠夺强化了，法国殖民地〔路易斯安那〕和俄国殖民地〔阿拉斯加〕被收购了，获得自治权利的殖民者，显然要比中央控制的宗主国，更为饥饿。

正如一切革命最终都是强化了国家权力而不是削弱了国家权力，所以在革命成功之后往往出现对外扩张。美国继承了英国的联邦制度和地方自治，由于缺乏贵族传统但却充满文明边区的天生贫瘠性，美国不得不给予地方的草根居民以更大的自治权，结果造成美国类似“离家出走”的顽童性格，也造成西部开发中的野蛮行为和印第安人的广泛灭绝。为恢复秩序，自由的美国也不得不诉诸强制性的战争，南北战争和独立战争的借口完全相反：前者是“维持国家统一”，后者是破坏与祖国〔英国〕的国家统一。南北战争以后，联邦和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而这正是变相的英国国会与王权的借尸还魂。

凡是地方自治越强的国家，就越被人称为“民主的”。当然，地方自治的概念与国家分裂或地方割据的内涵并不相同。一方面，自治仅是本地区自理某些事务，同时把国家利益置于地区利益之上，因为没有国家保护也就没有地方的自治与繁荣。另方面，自治是全民参与的，而分裂和割据可以只是由某些地方寡头主导的。例如中华民国其实是一个地方分裂和党派割据的典型病例，而不是地方自治和党派政治方面的典范。

我发现，所谓“政治革命”，并非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那样，是“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导致，而是社会集团之间的从属关系的演变所致。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是社会集团之间的从属关系的大宗，例如城邦制度、王国制度、帝国制度；地方自治、联邦制度、中央集权等等，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演变所致。而在一种自身并无本质变化的政治制度〔比方君主制、僭主制、民主制〕的内部发展中，同样能够看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之演变，以及谐调这一关系成了政治制度运作的基点。例如，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推动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本国向外国让利，结果形成政治制度依旧专制独裁而经济制度变得自由混乱的奇特景观。

六，各种政治制度对全球政府的资源价值

6.The Resource value of various political systems to global government

不同的主权国家常常依据各自的民族传统，形成政治制度。但在全球化的过程下，随着主权国家的消灭，这些制度必定归一。现在的问题仅仅是，各国在全球化中归于什么样的一？全球政府可以从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吸收什么样的资源？

从短期看，西方文明及其政治制度具有秋风扫落叶一般的影响，决定当代世界社会政治进程的演化。从长期看，历史精神会引导我们走向其它侧面，考究一下，究竟在不同民族的制度资源中，有什么是可供未来的全球政府进行具体的资政选择的？

世事都是这样，任何主要因素都需要辅助因素的支持，结果辅助因素常常替代主要因素而取得了支配地位。看不见的手常常像是牵引木偶的线，于神秘的未知中导引千古的兴衰。这些线索里最终的线头都是指向“政治制度”，因为政治制度乃是重要的“社会度量衡”，是文明兴衰的杠杆。而不仅仅像是“激起革命”、“导致颠覆”、“夺取综治权”、“重新鱼肉人民”那么简单的算术。关于“隐秘的牵线者到底是谁”，也许颇多争论，但“牵线者是通过政治制度的杠杆来主持兴衰的”，殆无疑义，所以经过多时的搜寻，我们最终还是需要回到“政治制度”。当代世界的政治制度可谓纷纭繁复，几乎没有两个主权国家的政治制度完全相同。例如，前苏联缔造的各个“人民共和国”作为缺乏充分主权的附庸国，具有表面的一致性、相似形，但这种一致与相似也依然掩盖不住其各自的历史和现实差异所带来的区别，所以在1989年到1991年苏维埃帝国解体前后，这种差异就充分体现了出来。

尽管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差异极大，却有一个抹煞不掉的共同特色：它们都受到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代议制的影响，不论真代议制即资产阶级民主，还是伪代议制即无产阶级民主，都是如此。正是因为代议制的概念如此深入人心，现代社会的任何政治制度类型，即使僭主制都不得不应对它、正视它、吸收它以致篡改它，结果形成伪代议制的“自由即奴役，民主即独裁”的怪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任何政治制度和政治势力，都好像必须对代议制明确表态，就像古代人必须对国王宣誓效忠一样。不但用言论而且用行动，结果连最缺乏人权的国家也不得不紧握人权的护符，想逃避“人权高于主权”的全球政治的无情打击。因此，代议程序的存在与否，也就成为政治制度进行分类的一个标准。

根据这个标准，现代世界形形色色的政治制度约可分为三类：

1、真代议制国家，即所谓“民主国家”，包括英语国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有印度、南美、菲律宾等腐败国家。

2、假代议制国家，即前苏联属下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成员，还有一些没有接受共产党的管制，但也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假代议制国家，如缅甸、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等等。这些国家的特点在于其执政党的性质，不是法律之下的政治竞选机构，而是法律之上的社会管制机构。

3、无代议制国家，即那些实行了直接的军事独裁〔“军管”〕的国家。这类国家与假代议制国家经常互相演变。例如中国，文革期间和六四期间因为实行了直接的军事独裁而成为“无代议制国家”，但在其它时候体现为“假代议制国家”。巴基斯坦在这一点上很像中国。再如南美洲经常也是如此，不过南美洲有时会摇摆到“真代议制国家”，就像泰国那样。南朝鲜、台湾、新加坡、菲律宾等，也和南美洲相似。

表面看来，真代议制国家的政治制度区别甚大。有英国荷兰日本等君主制；有美国的总统制；有法、意、德等诸国的总理内阁制。尽管代议制在其社会及政治方面的作用并无二致。这表明，真代议制比假代议制及无代议制的历史更为悠久，所以它经历过充分的内在发展与分化过程，使任何社会差异都有机会反映到政治制度上去。

假代议制和无代议制国家之所以出现，纯系为了应付真代议制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压力、心理宣传压力而出现的。比如，假代议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1917年俄国、1922年意大利、1933年德国等〕；而无代议制的军事独裁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除了西班牙佛朗哥的军事独裁是作为二次大战的预演而出现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班牙内战的结果，就是无代议制的军事独裁，战胜了假代议制的人民联盟。看来如果不考虑西方的制裁和真代议制国家的压力，无代议制的军事独裁显然要比假代议制的人大会议，更有效率。所以一到紧急关口，假代议制国家立即原形毕露，转化成赤裸裸的军事独裁─无代议制国家。可以设想，西班牙内战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即使赢了，也会很快把西班牙推入军事独裁的泥坑，尽管这军事独裁是红色的，就像毛泽东身穿军装、臂摇红卫兵袖章的登基〔“红光满面、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照片所示。因为从假代议制到军事独裁，只有一步之遥。皇帝干过的事毛泽东全干了，就差像袁世凯那样公然称帝。相比之下，后毛时代的政治合理化过程，就像后袁时代的北洋政府一样，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这些政治制度，渊源于不同主权国家的各自传统，又由外来影响和国际压力交互形成；这外来影响就是渊源于英国的近代民主制度。这一外在影响已经内化到各国，以致连中国的民主派都要宣称：“其实称民主制度是‘西欧的’并不确切，西欧的民主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它也是有所师承的，它师承的不仅是中国意义的‘西域’即‘广义西方’、中国以外的欧亚大陆，也还受惠于中国不浅。所以我们可称民主制度为‘人类最优越的近代民主制度’，因为它是全体文明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我们知道，上述说法只是廉价的政治宣传，它犹如为骗小孩吃药就把药说成是“糖果”。其实药是药，糖是糖，药即使是甜的也还是药。十分危险的是，受到欺骗的小孩在下一次想吃糖的时候，结果却去偷偷吃药，不仅造成药物泛滥，而且直接威胁生命安全。但民主制度并不是全人类的而只是西方历史的产物，正如礼教显然不是全人类的而只是中国的〔世界其它文明的礼制多属神权政治，没有形成现世礼教〕，种姓制度显然不是全人类的而只是印度的。

实际上用西方民主的药来医治其他社会的病，并不是万妙灵丹，它的副作用也不该受到隐瞒。民主制度的破坏性，更应该受到充分估计，并设置相应的减震装置。民主制度扫灭了其它制度及其文明，而它导致的改组，又常常是阻力重重的；各民族不同的传统在遇到这一强力体制又被它影响、打击后，作出的复杂反应可谓千奇百怪。改组的结果基于民族的差异而很是不同，在这里，各民族的传统以及它本身的生命延续力量就显示出来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最终发挥决定作用的也许正是这种传统的延续的力量，而非外力的简单影响。外力给予传统的刺激，使它复苏和重生。

某种意义上，“西方的制度文明”〔我们借用这一习惯说法〕以外的制度与文明，早在西方入侵之前已经趋于衰落甚至腐朽，否则，蕞尔西方殖民之蛇何德何能，竟然从容得以蛇吞美洲、澳洲、非洲，并各个击破回教、印度、中国〔及其东亚属国〕？西方技术也好，制度文明也好，并不能直接解体非欧诸国，而是非欧诸国自己气运衰微，不堪一击罢了。“族秦者，秦也，非六国也。”稍有活力的非欧国家，西方并不能使之解体，至多只是使之改变罢了，例如日本就是如此。日本人虽无自己的文明与制度，但天皇制度却多少可以算是他们自己的独创，除此之外他们都是模仿者，对全球文明与政治制度的影响不会很大。可见最终决定文明发展和政治制度形成的，还是内在的活力，而非外来的影响，虽然外来影响可以提供契机，甚至是关键性的契机。除非某一人种遭到灭绝，否则其传统依然存在，并波纹式地影响周边世界，就如中国本土传统最终消解并吸收排除了佛教的影响那样。

再看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作为希望是良药，作为制度则是毒药，因为它完全忽略了，如何在一个大国的范围内解决“中枢与地方的距离所产生的一系列维持秩序并保持动员能力所产生的致命问题”。换一个说法：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实际上只能在村社范围内实行，是原始的部落制度，它产生于欧洲小邦是顺理成章的，但实行于俄国与中国等遭受蒙古长期蹂躏过的“大国”，则灾难深重。对于解决全球化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更是完全无助的。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主义”鼓吹的是民族国家─帝国主义时代的超越性理想；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政府却是要脚踏实地消灭所有的主权国家。尽管这一消灭行动不可避免地要由某个超级强权来执行，但是过后，它自身也将被无情消灭，正如秦帝国与罗马共和国曾经遭遇的那样。

（另起一单页）

第十章 宗教的声音 

Chapter Ten The Voice of Religion

为什么历史上的一切伟大文化莫不起源于某种宗教？──因为没有比宗教情感更强有力的生命力。僵硬的宗教外形下面──掩藏着活脱脱的生活热情！高级宗教对生活的鄙弃只是一种形式，这形式下汩动着一个愿望：要为新生活提供热情！而这些深沉的热情只能通过宗教的神圣压抑，来凝聚。这真是离奇的假面舞会！在宗教狂们和禁欲主义者们的苦行中──何尝没有包含生命的挚爱和希望？他们好像在躲避生活，其实在酝酿新生活。他们的苦行好像仇视一切、毁坏文明，其实是想从毁灭与堕落的阴影中，挽救一切也挽救自己。──这是活人戴上死人面具在舞蹈。

一，从康德看宗教的必要性 

1. Necessity of Religion from a Kantian perspective

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他的哲学体系，但是这些体系却被深刻的内在矛盾所分裂。例如，《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1781年〕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知道什么”？康德的回答是：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就没有更多的用处了，而从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无解的。

然而按照这种逻辑，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1788年〕里所要回答的伦理学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尤其他认为，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人应该尽自己的义务，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等等。……

《实践理性批判》企图让已经被《纯粹理性批判》宣布为没有充分认识能力的人，去认识自己的道德价值，并实现这一道德价值。这简直是胡闹。康德的荒谬还不仅如此，在《判断力批判》〔The Critique of Judgment，1790年〕中，他还要迫使如此缺乏认识能力的人类，去扮演上帝的角色，回答类似于“我们可以抱有什么希望”的问题。这时，康德的答案是：如果要真正能做到有道德，我们就必须假设上帝存在，假设生命结束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据他说，与此相关的还有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等问题，包括人的美学鉴赏能力和幻想能力，等等。

这样一来，康德哲学就不仅仅是胡闹了，而成了玩世不恭的游戏。难怪这位经常光顾妓院的老单身汉在《实践理性批判》的最后一章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众星天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显然，他企图用“星空”代替天国，用“道德”代替真理。但是这毫无说服力，因为既然人们不能认识真相，那么人的道德法则与禽兽的行为规律有什么区别呢？他所谓的上帝，因此就是《圣经》中大力批判的“假神”和“偶像”了。实际上，康德先生这种公然号召推广、使用赝品的作假态度，不仅使自己的哲学陷入二律背反，而且为黑格尔以后充斥德国哲学的大量胡说八道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开了一道无可救药的灾害之门。

康德的哲学矛盾可能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病历，起源于作者幼年时期的精神创伤和心理分裂：原来，其父是东普鲁士的一个马鞍匠，也是信仰新教的虔信派教徒〔Pietist，在西方语言中有“假虔诚”之意〕，幼年康德的精神世界受到虔诚派很深影响。八岁时康德进入学校接受人本主义教育，从此便又反感宗教祈祷和教堂唱诗，并且开始怀疑注重感觉与感受的虔诚派宗教。但他毕竟知道人类不是机器，最终需要上帝和真理，所以他就自己创造了一些概念来作为替代品。康德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胸腔狭窄，心脏和肺的活动余地很小，天生就有疑病症倾向，小时候甚至十分厌世。”

1795年出版的《论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可以说是这位厌世者的登峰造极之作。书中提出了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等互相矛盾的原则，至今混乱人们的思想。康德首先宣称“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应该是共和制”，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由国家的联盟”，并且得到“世界公民权利”观念的支持，而共和体制应当建立在“自由”、“平等”和“所有人都服从法律”这三项原则之上；它能够保证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公民的约束。共和制是永久和平的最基本的保证，因为，如果为了决定是否应该进行战争而需要由国家公民表示同意，那么最自然的事就莫过于他们必须自己本身做出有关战争的困难决定。“自由国家的联盟”则是每个国家的共和政体在国际关系上的自然延伸。由于各国作为主权国家已经具备了保障自由权利的体制，同时理性从道德的权威出发，也要谴责作为征服行动的战争，这样保持和平状态便成为一种“义务”。“于是就必须有一种特殊方式的联盟，我们可以称之为和平联盟；它与和平条约的区别将在于，后者仅仅企图结束一场战争，而前者却要永远结束一切战争”。最后，“既然大地上各个民族之间〔或广或狭〕普遍占上风的共同性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地球上的一个地方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觉到；所以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就不是什么幻想的或夸诞的权利表现方式，而是为公开的一般人类权利、并且也是为永久和平而对国家权利与国际权利的不成文法典所作的一项必要的补充。唯有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才可以自诩为在不断地趋近于永久和平”。

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此异想天开的设想，在主权国家存在的时代完全是个乌托邦，是基于对人性的完全无知或是故意装做无知的假虔诚。实际上，这可能不仅仅是康德的问题，而是德国人的普遍病症，德国人普遍患有自闭症，难以和人正常交往，由这样的民族来设想“永久和平”，其结果就是主权国家的横行霸道和互相屠杀，德国国会大厦的废墟，就是一个醒目的证明。

二，宗教的精神 

2. The spirit of religion

宗教感其实是人天性中的一种气质，是一种探询未知和敬畏神秘的心灵本质。在生物学上，不存在没有宗教感的民族；在文明史上，却存在没有宗教信念的民族：例如现在已经脱离了中国文明的“中国人”在总体上就是如此缺乏宗教信念。

可是人的心灵毕竟时刻都在自觉与不自觉地谛听着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尤其因为彼岸的星光，可以使此界的坎坷，成为神秘的价值。彼岸的存在，于是成为此界前途的一个自然答案。否则生命如何解脱毁灭的阴影与社会虚无主义？正是在“对目标的注视”中，人获得了对于道路的认识甚至确定，也就是说获得人生的意义。

虽然哲学不必如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所言，是神学的婢女，但知识还是有必要关照信仰的。核武器的发明已使现代人懂得以一种新的迫切性重新认识了这一真理：知识只能利人而不能救人，只有信仰方能在根本问题上托起人类的存在。

2007年1月13日，负责管理“末日钟”的美国机构宣称，将拨快这个象征世界核安全局势恶化程度的装置，以便让其更准确地反映核扩散以及环境变化对地球构成的威胁。这个“末日钟”设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内，由美国“原子能科学家公报杂志”负责维护。过去几十年间，“末日钟”的设计方案多次修改，1989年重新进行设计。根据新方案，原子能科学家公报杂志重新制作了一座圆形的“末日钟”，其直径为十八英寸，外表用青铜制作，上面刻有世界地图。目前，这座大钟的时刻被定为半夜二十三时五十三分；当末日钟指向“半夜”二十四时，世界就将面临一场全球性灾难。“末日钟”只有钟摆而无任何机械结构，因此它无法自行调整时间。可是，每当世界面临新的核威胁时，根据危机程度不同，专家们会相应将“末日钟”的指针向前拨动：指针距离午夜二十四时越近，就表明世界离毁灭的日子越近。

美国原子能科学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说，现在人类社会正在朝着“第二个核时代”的方向发展，包括伊朗和朝鲜在内的诸多国家正在积极谋求核武器。同时，俄罗斯等国的核燃料并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再加上美国和俄罗斯仍然有二万五千枚核武器时刻处于“整装待发”状态，这个世界因此日益危险。更严重的是，恐怖主义活动目前没有消退迹象，人类迫于环境与气候变化的压力，希望扩大民用核能的应用范围，这些都增加了核武器扩散的可能性。这样一来，核子武器又使现代世界“回到了中世纪”，甚至回归到公元初年地中海区域的那种无告状态。所以，现代世界不得不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神。

可是神的旨意在哪里呢？ “世事顺心者不过十之一二，不顺心者十之八九。”从此，一切群众宗教都面临一个解决不了的大难题：既然上帝是全能的，又是善的，那为何世事间竟横亘着如许之多的不幸和罪恶呢？这种疑问，其实正是由于人的狭隘与自私，结果把上帝的属性以人的标准判断成善恶。但另一种声音却告诉人，只有把上帝的所有属性都作为人的善，人才可能得救并获得平安。

以前我们认为：宗教是救助心灵的，科学是救助肉体的，二者都是在一个社会混乱期内迅速膨胀起来的。而不论在末世或盛世，宗教感的膨胀都不失为社会转型的信号。例如末世的真理就显现为：只有克制一己的私欲，才能恢复社会的秩序。于是，即便争夺权力之辈，也需要以克己来号召天下。惟有鼓动了强大的道德力量，尔后才有社会的彼此相爱、相敬如宾，方能保障社会的协同向前。是持续的社会信任，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秩序，这就和银行的原理和机制近似。

现在我们承认，宗教感情是人类感情中最深的一种，而宗教感及其创造物又是人的高级精神形式，那么就应该承认所谓“迷信”对于巩固社会道德是必要的一剂良药。一个社会的宗教气氛越浓，它的人民就越遵循道德，越富于克己和献身的能力。反之，一个社会的宗教信念衰落、宗教组织腐败，则同时往往是道德败坏的。因为在维护道德方面，没有比“迷信”对于人心的威慑力更强的了。所以可以把所谓“迷信”，理解为“固体化了的宗教感”。

人类在支配物质的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在支配自我的精神领域却未能显示相应的进展，甚至，“精神升华与物质进步往往还呈反比”──无数史例验证了这一逆境的美德。“逆境的美德”反过来说，不就是“顺境的腐化”？究其根本，无论技术还是精神，无论控制环境还是控制自我，无论瑜珈、气功还是宗教、道德──其归皆一也，助人生存下去。所以，一方面的力量强了，另方面的力量就可能相形减弱，所以人类便失去了“全方位进步”的可能性。 

在这一原理下我确信，当人类对外部事物的科学认识，达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时，这种认识的末日也就来到了：人们将竭力阻遏这种知识的传播，正如阻遏瘟神一样。也许这种认识所体现的“客观真理”的程度，使人的生存反倒显得渺小，但是面对生存选择的人们是不会如此平静地任凭“客观真理”的宰割──不信你看，东普鲁士马鞍匠的公子康德先生不是奋起揭露客观真理的虚妄了吗？毕竟，人是把生存的迫切性放在一切外物包括“科学知识”之上的。对“世界的真理性认识”，要么作为人生的实际工具来使用，要么是为人生创造一种赏心悦目的气氛。除此之外，它游离在人的认识领地之外？这时，人们便需要宗教的砝码，以便平衡位于智慧天平另一极的“科学砝码”。

三，宗教的事业 

3. The cause of religion

宗教不仅是灵魂的活动，而且也是社会的事业，最后更是上述两者的结合混合与综合。所以，如何利用灵魂的活动来促进社会的事业，或是相反，利用社会的事业来激励灵魂的活动，从而实现上述两者的结合──就成了绝大的学问，并会从中产生大宗师、应帝王。

中央社特拉维夫2008年9月18日报道，据“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公布一项各国人民对宗教态度的调查报告，越来越多欧洲人对犹太教徒与回教徒反感，其中以西班牙人最明显。这项调查在2008年3、4月间于全球二十四个国家，以电话及面访方式同步进行，有效样本数为二万四千七百一十七份，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介于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间。

若与近四年的趋势比较，西班牙对犹太教徒反感的比例，由2005年的百分之二十一，窜升至2008年的百分之四十六，波兰则由二成七增加至三成六，俄罗斯则由2004年的二成五增加至三成四，德国则由二成缓步增加至二成五，法国则由一成一增加至二成。调查显示，美国人与英国人最不反感犹太教徒，近四年的比例皆维持在百分之十以下。澳洲人反感犹太教徒的比例也仅有一成一。

此外，受访欧洲国家人民也多对回教徒不具好感。四年前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遭回教恐怖分子炸弹攻击，一百九十一人死亡，西班牙人对回教徒反感比例，由2005年的三成七窜升至2006年的百分之六十。虽然这次调查发现，西班牙人反感回教徒比例稍稍下滑，但仍高达五成二，德国则由二零零四年的四成六提升至五成，波兰由2005年的三成增加至四成六，法国由2004年的二成九增加至三成八。但俄罗斯反感回教徒比例由2004年的三成七下滑至三成二，有趣的是，英美两国反感回教徒的比例也是所有受访国中最低，不过美国由二零零四年的三成一下滑至二成三，英国则由二零零四年的一成八增至二成三。

此外，调查另发现，七成四的土耳其人反感基督徒，为所有受访国之最，中国大陆与巴基斯坦反感基督徒的比例，也高达五成五与六成，南韩与日本对基督徒反感的比例，分别为三成六与三成八。令人感到讶异的是，黎巴嫩对基督徒有好感的比例高达八成五，约旦也有七成三，非洲坦桑尼亚为九成二，南非为八成三，尼日利亚为七成八，俄罗斯与波兰皆为八成八。其他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洲等西方世界国家，对基督徒有好感的比例也高达八成。

未来世界的领导者们：你们如何对待这些群众的好恶爱憎里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呢？

各种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精神事业，会遭遇这么一个怪圈：真理为实现自己的存在光辉，就以谎言甚至暴力来克服人群的惰性障碍；而一旦使用谎言甚至暴力并取得可观的成就甚至彻底胜利之后，就难免产生对这“胜利之母”即对于谎言和暴力的崇拜与爱恋。既然谎言开了头，就不得不求助于暴力来帮忙维持谎言、论证谎言；从此“真理”便与谎言加暴力这一尘世的胜利之母，结成神圣可怖的伴侣。这圣体由此变得嗜血，它仿佛只能在祭坛上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精神事业，变成最有利可图的物资劫夺。于是，新的真理新的精神又开始喧嚣，重演一遍这怪圈中形形色色的风光。 

自觉地把宗教作为统治手段，在《礼记· 祭义》中表露无遗。这便是古代中国国家宗教的要义，这也是中国宗教精神一直缺乏全社会规模的凝聚力的核心障碍。中国在传统上缺失了一个宗教的全民运动，所以民族精神积弱不振。 

宗教的组织是怎样形成的？在乱世的绝望中，社会的腐败形成了过度的压力，这就激使某些精华人物舍弃尘世，走向精神的归宿。这种无归属的归宿，是一群被弃者为自己的灵魂所寻求的永恒归宿。结果真奇怪，在这极端的非组织倾向中，却产生了最有凝聚力的社会组织。例如，从耶稣的流浪布道中，竟然产生了梵蒂冈的基石！难怪身患梅毒的罗马教宗利奥十世玩世不恭地惊叹：“耶稣基督真是伟大，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财富！”由此可见，人的动物群体的本能是多么强韧，但也因此之故，一切宗教都很容易流于迷信。因为宗教本质上是一项群众的事业，迷信而不是理性，才是这个群众事业的耐用护身符。 

宗教的群众性使它不可避免地染上某种“卑贱色彩”，如谎言的说教或庸俗的仪式。宗教事业的致命伤，其实也就潜伏在这个地方，它的衰落和朽灭皆由固执迷信，因为个人的灵性毕竟无法穿透群体的惰性。是否可以两全其美呢：既有信仰及精神升华，又不导向迷信？很难。确实很难。因为宗教不是哲学，它的基础是集体的感情而非个人的理智，这足以构成持续性的迷信温床。这就应了一句古语：由何而生的必由何而亡，由何而得的必由何而失。哀哉，没有一个永远停在正午的太阳！ 

于是我们看见：最动人的使徒殉难与最严酷的教会统治，仅隔一步之遥。受害者的位置和加害者的位置，经常互换。这在政治角斗和商业纠纷中就更为常见了，甚至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

但是，允许我们模仿某位教父说一句吧：“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卑贱和庸俗，何尝不能显出高贵和超凡呢？这里面的转化秘密就在于“爱”：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保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在宗教事业、宗教组织和压迫下，灵魂不朽只能界说为：自负天命者的精神本能，总有一天又会萌发，相隔千年仍能互相感应。对“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样的日月升沉，除了“灵魂不朽”外，还能有别的界说吗？灵魂不朽的“其它途径”，并不被我们所确知。

四，宗教是伟大的哀哭 

4. Religion is a great lament of man

也许印度教神话经典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何谓灵魂不朽：这世界的保存者毗湿纽〔Vishnu〕，在创世的间隔期内，倚坐在宇宙汪洋中巨大的有毒龙王和无边龙王之上，他在此经历万千世纪的沉眠状态可称为“赐福的潜伏期”。他将宇宙包容笼罩于自身以内，在每一创世纪到来时，他即醒来再造一个天地──仿佛在莲花池中，从他脐中长出一朵金色的莲花。花中诞生了梵天〔Brahma〕，后者为毗湿纽创造了宇宙……毗湿纽每作一次这新的“阿婆陀罗”── 即“为救世而化身降凡”──都恰巧符合世界的每一时劫。 

显然，这样的毗湿纽是宇宙的种子而不仅仅是“宇宙的精神”，或只是种子意义上的“精”与“神”。他不是创造世界的上帝，而仅仅是上帝用来创造的“信息”。

我们理解：

1，精神的领袖──文明的种子就是人间的毗湿纽。他为文明的延续、复兴和免于毁灭，而操持内功。

2，在他重新用世之前，必须修道涅槃。 

3，在这神奇韬晦的时代，精神种子一面沉醉在无边无际的天命汪洋，一面又与自身的罪孽、毒障、内在的怯懦，无声无息地搏斗。为了创造新的世界，就先铲除自身的余孽。

4，在隐退中修道，在修道中涅槃。在这孤独、晦暗、漫长的赐福与潜伏中，他已将整个旧宇宙、旧文化尽行重新融化以便为缔造一个新的精神洞府打下基础，一颗神奇辉煌的种子形成了。 

5，他既是人间的保存者，又是历史的仆人。每当文化创世期来到，历史的晨光已经透露，他就醒来，并着手气象万千的拓荒活动。

6，毗湿纽脐中的金莲花，不就是先知──精神种子的思想果？ 

7，梵天，作为毗湿纽创世使命的执行者，不就是整合全球者？不就是文王之子武王吗？他号称“绝对”。而一切实干家总是奉绝对为圭臬的，虽然精神种子〔武王之父文王〕总是相对主义者。 

8，毗湿纽─文王的灵魂因此不灭。每当世界需要更生之际，这灵光便复苏，并降凡于焦渴的大地。 

 

九州腾怪杰，

一举戾中天，

孤客知何去，

飘然宇宙间。

〔1980年6月11日〕

宗教是“由衷的哀哭”。

一方面，它发自对生命的怀疑、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悲悼；另方面，它抵抗了怀疑的侵蚀，并安慰了无边的悲悼……于是，宗教不能不因此陷于二律背反的泥淖中，这泥淖再现了人性之真并满足了人性的相反需要，大智因而并不谴责宗教的矛盾，而是容忍它甚至面带微笑地赞助它。

依据风俗和知识的不同，宗教的门类纷纭复杂。各派的神话、希望、秘仪、祭祀、教理、戒律……均有极大的不同，而且经常“互别苗头”，生出许多异端和事端来。然而，这是就其小处和细节而说的，若就大体而言，就宗教的整个气质、风格、倾向、以及神化的色彩而论，象征性地说，可以把宗教分成有两种：一种是“男性的宗教”，一种是“女性的宗教”。

宗教，有时是种统治形式；有时是种抗议形式──这不可“一言以蔽之”的。抗议形式的宗教是男性的宗教，统治形式的宗教是女性的宗教。一种宗教的性质取决于人们即它的信徒和它的反对者们，对它的感受和反应。在工具性的层面讲，一种宗教的性质包括其色彩、仪式、功能、方向等等，取决于创造它的那种战略需要，甚至取决于它的创造者和奠基人的性格。创造者的苦难、喜悦、迷误、彻悟，无一不给这宗教及其命运打上磨灭不掉的烙印。除了这些可以估计的因素外，还有一个永远的未知数：一种宗教的性质将被它所经历的宇宙命运所支配，它的兴衰也不得不受制于此，不得不受制于它所遭受的内外压抑。希腊人对此早有深切的认识，在他们的观念中诸神也受着“命运”的支配。总之，宗教不是终极，所以佛教徒会问回教徒：“天堂以后是什么？”后者无言以对。因为他们的经书上没有讲。而佛教却认为，天堂以后可能是一切，包括地狱，因为时间没有尽头。

从婆罗门教到佛教的发展而言，小乘佛教可算理性的“第二信仰”，但后来的大乘佛教则重新回归为迷信的“原始信仰”。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真正打开整个佛教史的蕴奥。从佛教的小乘──大乘这一堕落过程看，信仰对于多数人来说，只是一种虚荣，一种风尚或一种无奈。这就足以解释：作为少数人的灵魂反抗的精神分泌物，宗教何以成了多数人日常的归依。

这里面的秘密就在于：精神是不可言传的思想，思想是可以言传的思想，思想作为精神和语言之间的中介，最终也只能是一个道具！

五，虚无主义与宗教 

5. Nihilism and religion

为什么历史上的一切伟大文化莫不起源于某种宗教？──因为这世上就没有比宗教情感更强有力的生命力。僵硬的宗教外形下面──掩藏着活脱脱的生活热情！高级宗教对生活的鄙弃只是一种形式，这乱人视听的形式下汩动着如此强劲的一个愿望：要为一种新的生活提供足够的热情！而这些深沉的热情只能通过宗教的神圣压抑，来凝聚。这真是离奇的假面舞会！例如从文明史的角度说，在解放派们纵欲浪行中，实际上发泄了对于生命的深刻不信任、对未来的深深绝望，他们好像在追求生活，其实是在追求死亡、逃避生命。他们好像在以浪行驱逐死亡的阴影，其实死亡已经通过浪行深入他们的灵魂，他们不得不在精疲力竭中迎接死亡的阴影。──这是死人戴上活人面具在舞蹈。

在宗教狂们和禁欲主义者们的苦行中──何尝没有包含对于生命的挚爱和希望？他们好像在躲避生活，其实在酝酿新生活。他们的苦行好像仇视一切、毁坏文明，其实是想从毁灭与堕落的阴影中，挽救一切也挽救自己。──这是活人戴上死人面具在舞蹈。

如此看来，虚无主义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上的阳亢？确切地说，是阳亢之后的虚脱。因此要治疗虚无主义这一精神痼疾，必须从解除阳亢状态做起，至少需要缓解阳亢状态。而缓解精神阳亢的有效方法，不外乎肉体上的苦行。诸如无眠、禁食、寒冷、暴晒甚至自我鞭笞等等。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虚无主义总是流行于伟大宗教兴起的前夜，为什么伟大宗教的兴起总是伴随着苦行与自我鞭笞，尤其是精神上的自我鞭笞！

如果没有严格的苦行与一丝不苟的自我鞭笞──那如何从虚无主义的没顶之灾中解脱出来？虚无主义不仅毁灭人的生活愿望，还使生活本身沦为忧郁症的温床，即便这种生活从客观上说很是优渥，颇具吸引力。反过来看，如果驱散了虚无主义的迷雾，即使艰苦的生活也将焕发出迷人的神采，即便这种生活从客观上说充满了苦难。

但在虚无主义看来， “客观”是什么呢？是世界上最大、最顽固、最易迷惑人的幻影。“客观”才是一种主观的失误与主观的变态！因为人所依据者──永远是主观感〔受〕；而不是“客观”。康德就是这么主张的，这位虔诚的老单身才是近代一切虚无主义的真正鼻祖，他把真正的客观等于主观感受，就像把妻子等于妓女〔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这样认为〕。其实，妻子和妓女是不同的，正像异性婚姻不同于“同性婚姻”──前者以传种为目的，后者却毫无结果地“开花”。虚无主义不能生育，虽然它的花朵可能美丽。虚无主义能给人透彻的眼光或说“虚无主义是透彻眼光所获得的视象”，但透视的结果是过早看到了死亡，因此历来的虚无主义泛滥无一不是暴烈革命的预兆，为了应验它后继无人的预告，大屠杀就应运而生了。在这种意义上，康德是纳粹死亡营的真正导师，希特勒临死时决定结婚，等于对康德哲学划出了批判的句号。

六，神秘朦胧的光辉 

6. An emerging esoteric light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保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宗教的背景常是朦胧而无法细察的，它既不可就近观赏，也经不起分析的推敲。然而它庄严、神奇甚至美妙，中和了人性的恶毒。例如在印度，公元八世纪以后被压制的婆罗门教从社会下层再度浮升上来，而将场面上的佛教逐渐吸收，形成了新的印度教〔Hinduism〕，这是婆罗门僧侣把一切教义以及民间奉祀全部纳入其正统宗教范围之内而进行的“诸教混同”的结果。梵天、毗湿纽及湿婆〔Shiva〕，调和了印度的三个主要宗教：

1，婆罗门教是尊奉《吠陀》经的祭司阶级的宗教；

2，具有各种形式的毗湿纽教、如黑天崇拜及罗摩崇拜等；

3，本身就是一个复合神的湿婆〔Shiva〕 崇拜。湿婆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吠陀》中的森林及旋风之神并兼任治疗之神的鲁特罗〔Rudra〕。

梵天〔Brahma〕是印度神话中宇宙的灵魂和创造者，在传统的美术中他被描绘成四头四臂的形象，他渊源于《奥义书》中“绝对”观念。毗湿纽则是从《吠陀》中的日神演化而来，他骑在大鹏金翅鸟身上，遨游世界。据说，他是世界的“保存者”，在他每次创世的巨大间隔期里，都倚坐在宇宙之海的巨大毒龙身上，在这漫无边际的经过了无数世纪的休眠期中，他将宇宙尽尽包容于自己之内，当一个新的创世期来临时，他就倏然醒来──从他的脐中长出了一朵金色的莲花，从这花中，宇宙的灵魂梵天诞生了！他为毗湿纽创造一个崭新的宇宙：

“在悠悠千古中，

亿万天神都相继寿终，

在此期间，

多少梵天也将死去。

在此之后毗湿纽天也不复存在，

而这时间对湿婆则曾不及一瞬。

当地、水、风、火、空尽归消灭，

亿万梵天、亿万毗湿纽也尽死亡时，

湿婆收集起众神的头颅，

为自己做一璎珞，

戴起来，

作无人能仿效的单足舞──

这里骷髅在他的八个肩上相击作响，

他唱无人能唱的玄奥之歌，

领受无人懂得的欢乐。”

〔一首南印度泰米尔人[Tamil]的诗歌〕

朦胧是宗教的背景和基础，但宗教的结晶却是神秘的光辉。伟大的宗教在这毫无锋芒的光之中，耗尽了自己最后的力量。从朦胧的背景到神秘的光辉：是宗教的生长过程。而从神秘的光辉再到朦胧的背景：是宗教的衰微过程。

前一个朦胧可谓晨光，后一个朦胧可谓暮色，前者建基于纯朴的信仰冲动，后者建基于陈腐的心理习惯，可以把前者叫做“预感”，把后者叫做“迷信”。

如果承认“宗教”与“迷信”的区别，那么事情就很明显了：维持群众的道德，得之于迷信的力量远较得之于宗教的力量，为多。或可以说，迷信是物化的信仰，而宗教则始终是精神性的，在世界没有代表。例如梵蒂冈作为“代表”，其性质值得深思。对机构〔如 “教会”、“僧团”、“家族”、“党”及一切类似的组织形式〕的信仰，一般是迷信而非宗教。就这一点而言，甚至可以反过来将道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视作变相的、特殊的宗教情感。当然，在伦理社会中维护并支持这一精神的势力，仍不免流为一种政治的迷信。所以要利用宗教的社会功用，那就很难排除“迷信”的一席之地。 

清人纪晓岚〔1724─1805年〕 《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册453页云：“法无邪正，惟人所用。如同一戈矛，用以杀人则劫盗，用以征讨则王师耳。术无大小，亦惟人所用。如不龟手之药，可以售卖，亦可以大败越师耳。物各有所制，药各有所畏。神道设教，以驯天下之强梗，圣人之意深矣！”〕

这与我们的思想可谓不谋而合：宗教是战略的终极形态。即，宗教本身无优劣、无正邪：全视它的药性如何，全视它是否诊治百病，而药性，离开了受药者的状况则等于乌有。故，宗教能否德音普照，不但在于宗教如何也在于接受者如何，坏的宗教不能让好人得救，好的宗教也不能让坏人得救，所以败坏透顶的社会无药可救，宗教布道只能使之变得更坏而不能使之改良。

再来看看“人间罪恶”。人间罪恶并不像禁欲宣传家主张的那样，是生命现象即欲望的同义语，而是那种会导致生命力量萎缩的失调现象，也就是某种“过度”。根据清教主义理想，消除或降低人间罪恶的方法似有两种：

一，归返原始；

二，改造人性。

归返原始虽有感召力，但毕竟是幻想，老人怎能返归为少年呢？而人性的改变又慢得不可测度，所以，罪恶是只能“控制”而难以“消除”的，控制就是允许存在但加以限制。可以说，人性和文明本身就先天含有破坏自然状态的“过度性质”即 先天含有“罪恶”，所以清教主义的“归返原始”和“改造人性”，不可能奏响历史的终曲。

七，宗教与战略的关系 

7.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strategy

在我看来，“大战略”的终极形式就是宗教。一切宗教，从功能上来说都是被作为战略来“使用”的，特别当它作为群众现象，发挥着集体功能的时候。英国人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曾经说过，群众的哲学就是宗教，而个人的宗教就是哲学。如果仅从个人而言，我则认为：哲学是“把有限的，无限化”，宗教是“把无限的，有限化”。分离的哲学因此通向虚无主义，整合的宗教因此通向实在论。哲学是浪子，是青年的生命扩张；宗教是悔改，是晚年的生命归宿。

从这种角度说，群众宗教只能纳入“社会伦理学”，经院哲学则属于“宗教伦理学”或干脆说就是本体论，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受基督教经院哲学极大影响，名为宗教批判实属宗教伦理学─本体论，因为他以批判为主，提出的道德规范很少，他新开了一个破坏性的时代，亦不失其伟大。

相比之下，实证主义者不想知道另外的世界，更不愿意想象玄学之美，岂不知道人生的需要不可能被科学规范替代，何况科学也不可能提供哲学的要素：意识形态。科学化了的意识形态，像是电脑，取代不了人脑，这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比“不科学的社会主义”更加缺乏生命力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群众的哲学也在发挥其战略功能，如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就变成了如此一种“宗教”或是战略。即使那些寻求个人得救的宗教本身，通常也不是作为目的〔即便最狂热的信徒也不得不承认〕，而是达到天国的一条梯子。从各种意义上说宗教都只是一种手段：对心灵空虚的人，宗教是充实生活的一种方法；对于渴望战斗与征服的人，宗教是增强冲力及耐力的一付仙丹；对于深遂的思想家，宗教是寄托日新不已的精神活动的一个场所；对于苦于病痛的群众，宗教是安慰与镇定的一粒药丸……

任何战术必然配合战略并以战略为指归；而任何小战略必然配合大战略并以大战略为指归；按照同样的原理，任何大战略必然配合宗教并以宗教为指归……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宗教对于人生的作用也正如斧钺对于敌阵的作用那样，可以单刀赴会，也可以所向披靡。宗教，人生的利器。所以，宗教不仅像无神论者宣称的那样是消极的存在，也是极为积极的存在──例如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无神论宣传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并发挥着战略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无神论的宗教麻醉作用显然还要大于传统宗教，例如它把人描述为物质，这样一来，群众便可以按照上级的命令毫无愧疚地去迫害别人，因为大家都只是物质，可以按照“理性的要求”〔像康德主义教导的那样〕来毫无顾忌地执行一切被传统宗教视为伤天害理的计划，如“铲除阶级敌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

各种宗教包括无神论宗教的功能都落实在其战略职能上，区别只在于其形式依据社会条件而有所不同，而宗教首领包括无神论的党委书记的职业关键，就在于怎样塑造它和怎样运用它……关于“宗教是精神鸦片”这一无神论的神话，我想就不必多费辞藻予以驳斥了，我只想附带说一句：如果说宗教是精神鸦片，那么这一定是战败者的遁辞，例如马克思本人从1848年革命的失败中逃亡英国，从此终身不敢回德国一次，所以他认识真相的能力受到极大的局限。他的眼睛好像得了白内障，根本看不见阿拉伯人如何利用回教获得了世界统治权。回教根本不是鸦片，而是战略。马克思不仅昧于历史，对未来也毫无预见，他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发明的“科学理论”会被后人当作宗教使用，而且这种“科学主义”演变为人类历史上最为蒙昧主义的一种宗教类型，如“文革”就是如此。

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是被社会主义国家当作宗教战略而不是当作科学理论来使用的。就如被利斧砍倒的怯阵者，可能会觉得利斧为他带来了灵魂的安宁〔假如他死后有知〕！宗教不仅是战略，而且是一切战略的指归与最高表现形式──因为其它战略都是有意识的工具，相形之下宗教却是无意识的工具；有意识的工具作用有限制，无意识的工具作用无限制。宗教的战略功能因而决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战略工具，它的作用不但大得多，而且由于它太大了，反而使人们看不见它只作为战略甚至谋略的真实面目了。

迷信各种宗教的人们因而竟然看不出这么一个简单清楚的历史事实：不同的宗教是不同的大战略的“终极形式”。这不能完全怪罪人们的短视，实际上，正是由于这种“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短视，人们才能彻底成为宗教战略的无意识工具，从而使得宗教的战略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从绝对真理和认识论、本体论的角度说，这一短视乃是人类的悲剧，是人类受制于动物本能的一大证明。但从人生战略上说，这种短视却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离得太近，所以当然看不见舆薪之全体。为什么需要离得这么近呢？人生的千种原理皆归要于“捕食”二字。如人类的视觉功能及其视觉习惯都是基于“捕食”和“逃生”的需要，而不是基于“探寻真理”的需要；对于人类而言，捕食与逃生的所在也就是真理的所在了。

当然，人类群体的这种短视，是需要少数警醒者为之付出代价的，就像大雁群体休息时需要放哨者，猴群也是如此。人间的放哨者就是先知者，他们为了及早发现真相而生，也为及早报告真相而死──以便及早调整群体行为，而又让群体的其它成员活得安心。放哨者─先知者们得知的真相远远超出了“捕食”和“逃生”的范围，而达到了一种“自我观照”及“与天地造物者游”的超常意境；而在此意境中的优游其实也并不与“捕食”、“逃生”的活动相矛盾，反而往往为捕食─逃生的活动开拓了新的前景──颇像“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往往不局限于应用技术而独自发展，但科学的发展最终必定导致技术革命。

……

上面我们把这个真相揭示了出来，不知会引起反对的轩然大波，还是将被默默无闻的视而不见所扼杀──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决不会在平安无事中被人们认可接受的，否则它就违反人类作为“类的人”的基本本能了。任何放哨者所发现的真相尽管其形式万千变化，但都脱离不了那个底蕴：“真相的命运就是绝对不可以被人认识。”这不仅意味着真相必须封闭起来默默行使其职能，而且斗胆公开宣告它的必须死！甚至要像《创世记》上的撒旦一样遭到永远的咒诅和流放。

但从应用的角度考虑，真相若不遭受掩盖与排斥、放哨者若不遭受迫害与压制，反而成不了气候。撒旦要是不被流放，那就不会有人类的历史和文明，这也许是好的，但却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

新的生命需要宣布新的宗教，新的生活需要新的战略。新的世纪必然会产生新的信仰！否则新人便无从以生存、扎根，无从获得预警系统。这决不是一个响亮的口号，或是故作惊人之语的哗众取宠，而是基于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因为人们亟需一种新战略：在一个丧失了平衡的社会及平衡感的时代社会里，如果不能建立一套有效的战略，任何人都无法正常活下去，很可能像北美印第安人和澳洲土人那样遭到系统的灭绝。尤其对于身陷劣势的被压迫民族，更无法重获必要的优势。

不仅要活下去，还要主动地活着，不丧失身份地活着，充满创造精神地活着，总之，要“自由地活着”：就必须创造有效的新战略─新宗教。

新的宗教战略如果得当，就能给它的实践者带来他转劣为优的契机。而每一个“好”的宗教，在我看来就是能为其信者带来转机的战略。每一个人，确切地说每一个志士，不论他曾否意识到，他的生活倾向和所谓的“目的”，无非就是在寻求“优势”：这个为人人所渴慕的“优势”，它的表现形式尽管有万端，其质则一也：更健康、更平安、更强大、更长久。这些目标不一定必须诉诸于武力来达到，它还可以有种种“文明”的即创造性的方法。正如“基因传播”，也不一定就是生物复制的遗传意义的基因传播，它还可以有各种文明的即创造性的传播形式及传播化身……如散布思想信息，也可被视为扩散基因的努力，因为“基因”说到底也就是一种“信息”。

（另起一单页）

第十一章 宗教的战略

Chapter Eleven The Religious Strategy 

  

一切历史都已极其清晰地证明了：宗教的体系，首先是作为一种战略而兴起的，并作为一种有效的战略而继续存在甚至继续发扬与扩张──反过来看，一旦某种宗教丧失其主要的战略价值之后，即将迅速地趋于衰落，所以，要想保持并发扬一种宗教的价值和优势，必先保持它的战略优势并发展它的战略价值。因此宗教改革其实是一个并不间断的流程，只是出于连贯性的、“保持传统”的需要，这一点很少被张扬，而经常被极力掩盖起来。历史的事实却在在向我们显示：几乎一切宗教最终都不能及时地、够量地完成这种战略重心价值的调整，故所有的宗教都先后趋于衰落了。 

一，历史上的各类宗教之作为战略 

1. Strategy of various religions in human history

一切历史都已极其清晰地证明了：宗教的体系，首先是作为一种战略而兴起的，并作为一种有效的战略而继续存在甚至继续发扬与扩张──反过来看，一旦某种宗教丧失其主要的战略价值之后，即将迅速地趋于衰落，所以，要想保持并发扬一种宗教的价值和优势，必先保持它的战略优势并发展它的战略价值。这种机制也必定迫使一切宗教都处于不断地自我调整中，所谓宗教改革其实就是通过调整信徒的心思意念来改变这种宗教所包含的战略价值，并维持和扩大其信徒的战略优势。因此宗教改革其实是一个并不间断的流程，只是出于连贯性的、“保持传统”的需要，这一点很少被张扬，而经常被极力掩盖起来。这种掩饰是出自一切宗教流别的本能，目的是在获得“正统地位”，所谓正统地位也就是表面上“永不变质”承袭了老祖师爷的真传、嫡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并非一切宗教都能成功地调整其战略布局，从而不断维持其活力和优势地位的。相反的，历史的事实却在在向我们显示：几乎一切宗教最终都不能及时地、够量地完成这种战略重心价值的调整，故所有的宗教都先后趋于衰落了。

这里似乎存在一个“限度”的问题。一切人造系统包括宗教系统莫不有其先天限度并受其创造设计方面的先天限制。宗教战略的这一有限性和它宣称的无限性完全相反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种有限性在实际上决定了它们的命运，构成了它们的真实“定数”──“定数”无非就是先天的限制。“定数”的存在决定了各类人及其战略包括宗教战略的寿限。先天限制〔定数〕＋后天限制〔机遇〕＝命运〔寿命及各种生活遭遇〕。各类宗教的终归衰落，它们的神也必须死──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丧失了人间的功能〔工具性能〕。试想，如果一种宗教的信徒都死光了，那么岂不意味着这种宗教的神自己失传了，从而也“死去”了？所以，不论教义如何宣称相反的价值，弘扬任何宗教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它的信徒活着，而且活得更好更长，并且用《创世记》的话说，“生养众多”。难怪《金刚经》说，“世无众生，依何成佛？佛度众生，众生亦度佛也。”〔《资粮分》〕本来，宗教之作为战略的终极形态，是人生斗争的终端武器，可是这种战略工具〔宗教〕，也正如一切工具一样，在其发展途程中会逐渐透露出一种致命的倾向：越来越把自身予以目的化了，也就是说，一切工具在其使用过程中都渐渐不再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工具性质，反而日益俨然以目的自居了。尤其当它受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但又逐渐地克服了这些阻力之后，更容易自满和迷惑起来。更有甚者，它们还将反过来要求原先它们所服役的那个目的〔如人的战略优势〕，来屈从宗教自身的需要，并进而要求战略目标成为战略本身的幌子和保护伞；要求战略目标成为战略本身的证据和论证过程！简而言之，要求战略目标成为战略工具的工具！这种悖理现象终于一再发生，这种悖理终将导致一切宗教的正常机能趋于衰退。

当一种宗教已不再自视为一种战略工具──尤其是在这种宗教的最高代表人物的心目中，而俨然自诩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目的时，它的僵化就是不可救药的了，它就难免趋于衰亡了。试想，如果任何一种宗教以目的自居，它还能同意对自己历史形成的许多教条与定理自行损益吗？当然不会。相反，如果它非常本份而清醒地自居于工具地位，眼光落在远大的人生目标上，视野展开于天命的洪范中〔洪范者，伟大的彝宪也〕，它就不会拒绝自行调整修改它属下的教条与定理，使得这些“工具的工具”得到更好的修葺，让“影子的影子”不再遮蔽本体的阳光……较大的弹性，才能配合目的需要。如此，则这种宗教之作为战略工具来说，才是大有前途的：它并未僵化，还能以屈求伸，以损益战略工具来追逐战略目标。

宗教作为战略是充满阳刚之气的，而宗教一旦成为归宿，则成为阴性的了。作为失败者的逃难所而藏污纳垢，宗教于是成为赎罪的渊薮。要想保持一种宗教的清洁，正如想保持一种宗教的生命一样，必须把它作为一种秘不示人的战略工具来使用；而不能把它作为一种目的来贡奉，即使不为了战略利益和胜利，而只为了宗教本身也应该这么做。因为，使一种宗教趋于停滞和速朽的最好方法，就是无条件地把它当作生活的目的。这样，宗教的理想主义目的〔净土、天国、乐园〕是达到了，宗教的实际功能〔即战略功能〕却丧失了。

下面我们粗略地看看宗教的实际功能：

1，阿蒙教。阿蒙教是作为古埃及统一运动这一战略目标的工具来使用的。本来，阿蒙教是作为埃及精神权威的表现而存在的，可是一旦它成为目的之后，即便外国人只要名义上信奉它，即能牢握埃及的统治权，有点像儒教在中国的处境〔满清和日本人入侵中国后都积极奉行尊孔路线〕，这样一来，它原先的战略性能遭到瓦解，埃及也因而积弱不振，终于亡国：就这样阿蒙教本身也随着它的宿主埃及国家的毁灭而消失了。也许可以说，灭亡埃及的并不是外来的蛮族入侵，而是原来用以保卫自己的阿蒙教。

2，摩尼教。作为摩尼及其信徒反抗的战略工具：这从摩尼教的命运就可以看出来，它始终被作为官方宗教的拜火教〔祆教或叫琐罗亚斯德教〕所排斥。而且，连拜火教也只是作为同样的战略工具被制造出来的。据说，光明与黑暗的永恒斗争的主题是发自高原人与平原人的永久敌对。高原人通过拜火教来增进自己的战斗意志，直到从精神上摧毁并征服了平原的敌人为止。

3，犹太教。原先是依据圣经信仰发展起来的，但是通过对于《圣经旧约全书》的特殊解释，某些人把自己作为特殊的“选民”并对其他人民进行了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尽管圣经上充满了爱人如己的教导。这些记载相当清楚，可作为特殊标本予以研究。犹太教的形成分成三步：最先，圣经信仰引导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羁绊，并进入“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从历史学而非神学的意义说，出埃及的信仰，是作为战略工具被摩西创造出来的；其后，以色列人回到“流奶与蜜的地方”之后背叛了圣经信仰，结果被掳，然后在摆脱巴比伦人的奴役的过程中，一群先知〔以赛亚为首〕脱颖而出，发展并定型了圣经信仰；最后，犹太教则是在失去了“流奶与蜜的地方”之后，被法利赛人的后代在圣经信仰的基础上创造出来，以《塔木德》〔Talmud〕为中心，与基督教对抗。

4，婆罗门教。婆罗门教里面虽然含有土著达罗毗荼人的神，但在总体上说是雅利安人流窜掠夺殖民亚洲的战略工具。也许在他们着手掠夺印度以前已有了婆罗门─梵教的雏形存在；但同样无可置疑的事实是，这种宗教的成熟过程只是当它被作为雅利安人从心理上奴役和征服原始达罗毗荼人之后，才真正开始的。

5，佛教和耆那教。佛教和耆那教是作为反对婆罗门教部落主义的战略工具而出现的。不妨认为佛教是刹帝利武士种姓夺取婆罗门僧侣种姓的宗教权力的借口，耆那教也有类似的功能。当然，不能从僵化的阶级斗争公式去理解真实发生的情况。其背景可能极其复杂，甚至有人猜测，佛教和耆那教的起源也许与周朝的扩张对楚国的压迫，以及由此引起的楚国势力南下和百越民族的南逃有关。楚国南下无疑会对“印度东北地区”即“黄种人的印度”──阿萨姆等七邦，构成强大的渗透压。阿萨姆邦历史上不能算做印度的有机部分，事实上与缅甸相似，只是与印度的联系比较密切罢了。为什么假设周朝征服造成楚国势力南下〔公元前十世纪左右〕给印度─缅甸造成巨大压力？原来同一时期安南半岛即所谓印度支那确实出现了民族迁徙和社会动荡，由此波及印度东北部的黄种人地区并进一步波及“饭净王”〔释迦牟尼家族〕所在的尼泊尔─喜马拉雅山麓地区，是完全合理的。年代久远使得这些历史事变之间的关系日益模糊，但可能性确实存在。佛教虽然宣扬无为涅槃，但它毕竟是作为众生平等的战略工具而被制造出来──它不但反对种姓等级制度和寺院制度，而且具有“宗教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和早期基督教十分相似。如果我们从“战略功能”这一点去认识早期的部派佛教与后来的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例如，大乘佛教的战略职能已经不再是打破婆罗门种姓的优势和寺院制度的垄断、谋求众生平等，而是满足群众的偶像崇拜的欲望了──这一历程与原始基督教发展到天主教的体系，十分相似。因为佛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其实具有不同的战略目标〔其他宗教亦然〕，随着社会群体各自的宗教需要的战略功能的变化，作为战略工具的宗教形态亦必出现相应变化。

6，基督教。基督教起初是作为犹太人的救亡运动的战略工具被理解的──在这一点上耶稣和他的门徒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甚至导致他被犹太人出卖，耶稣明确宣布：“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36 〕后来，耶稣的复活使得基督教的战略功能完全改变，一举成为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从此，基督教不再是犹太人的救亡运动，而是作为外邦人的普世之光而急速传播。它的矛头虽非有意直指恺撒及罗马政府，但无意中否定了一切地上强权的至高性质，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宗教强权的至高性质，所以大祭司和法利赛人的宗教势力比罗马的军区司令还要容不得他。此后，地下基督教作为对抗罗马帝国日益堕落的振兴努力之战略工具以及天主教作为对抗蛮族入侵并在蛮族入侵后保存文明的战略工具，被不断变化使用。同样，对基督教名义下面挂靠的各个教派，我们也不妨应用这个观点来考察──其战略需要到底是否共同？如果相同，为什么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分歧和角逐，甚至坚忍不拔的宗教战争？如果不同，那么它们各自的战略需要又是什么？进而言之，这些不同的需要怎样塑形了这些宗教派别的各自形态？包括其神学理论和解经方式？尽管“天国”的共同作用是在绝境中为人们提供不朽的和毁灭不了的永恒场所，但在不同教派那里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其宗教心理的战略功能也是有所不同的，如有的宗教和平，有的宗教好战，有的宗教积极，有的宗教消极……人间一切气质和需要，几乎都可以找到它自己的“宗教代表”，或曰“战略工具”。而不论什么宗教，都可以被视为是在忠实履行其战略工具的作用，而在发挥其它战略工具发挥不了的制胜作用的，因为宗教是战略的终极形态。而这一点，并非惟独基督教表现得特别明显。但基督教所激起的心理力量，在欧洲人的扩张运动中，却起了重要作用，例如1095年它唤起的十字军精神，也是和基督教前此千年的岁月中暗暗培植的力量分不开的。尽管我不想本末倒置地强调这一点，但也不应完全忽视宗教作为欧洲扩张的战略工具的妙用。

7，回教。作为阿拉伯─贝督因人历史性扩张的战略工具，以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方式，暗暗激动了那个麦加城的短工，使他在山洞里看到了一个怪物的幻象……他终于在亲友的劝说下决定克服自己的恐惧，激动起来，开始一场“精神革命”和“政治革命”。尔后，回教又继续成为阿拉伯语扩张的战略工具……在叙利亚、在波斯、在埃及、在撒哈拉，在阿富汗、在印度、在孟加拉甚至在南洋群岛和菲律宾以及中国新疆和整个东非沿岸──回教都成为一切外来侵略者的得力工具，而且是战略性的。可以预料的是，在未来的年代里，回教还将成为回教民族和非回教民族之间的“血线”，是前者继续颠覆后者的社会稳定并阻止其社会复兴的战略工具。尤其是针对回教原来的老师基督教和犹太教就更是如此。下面我们将要谈到：这一点现在已经微露端倪了。

8，印度教。作为婆罗门种姓反击佛教和耆那教的平等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阶级报复”的战略工具，它的制作和发展大大得益于其敌对的势力──佛教和耆那教，大概是毫无问题的。然而，这种无可奈何的学习并非一种心悦诚服的归化，而只是临战前的锻炼刀枪罢了，所以在消灭了佛教和耆那教的普世主义之后，婆罗门教的部落主义在印度教里复活并强化了。尽管印度教比婆罗门教更有力地控制了印度各民族各种姓，但在回教的入侵面前它却因为丧失普世主义的部落性格而一筹莫展，被事实证明是一个完全落伍的战略工具。

9，儒教。虽然除了两汉时代的谶纬流行期，它从来都不具备世界上其它宗教的神话色彩，因而只能算是一种“准宗教”；但是无疑地它却履行了中国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宗教职能。例如，它为中国文明提供了两千多年的思想源泉，它也是作为主宰中国社会生活最为有效的战略工具，而被运用的。例如，中国之所以能先是避免像西罗马帝国那样灭亡〔南北朝时代〕，后来又避免像东罗马帝国那样灭亡〔元代〕，而清代又逃避了奥斯曼帝国属民的改宗噩梦，虽然由于地理上独立格局和文字上的防火墙等原因，但儒家传统的深仁厚泽也是起过重大作用的。如果我们承认现实就可以看清：无论是两汉的儒教，还是宋以后的理学，都是忧国之士渴望拯救天下的战略工具，它们的创造过程，虽无其它民族的宗教狂热，但却更多理性的自觉。儒士作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理性主义者”，其理论是被明确用来“平定天下”、“收拾人心”、重建秩序的──议礼、制度、考文。《周易系词》明确说明其战略工具的职能：“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清楚不过说明中国的战略家们怎样地洞察了人类心理的特点并积极准备为使“天下服”而缔造一柄锐利的“天然权威”──神道。其实日本的神道教也是基于类似的特点，虽然它又加上了日本民间的神话故事，更加契合当地群众喜爱迷信的心理特点。再看先秦诸子，他们中至少有三派成为后来中国准宗教的鼻祖──儒、墨、道。这些精神的战略的“旗帜”，是一些理论学说，但它们作为理想社会的战略工具的性质，却是无庸质疑的。其主人们，其创造者们，其鼓吹者们，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的文明危机，竭尽全力，设计了各种型号的战略图谱，这些五光十色的蓝图著作也就是他们的战略工具，是他们“干世”时争取影响力量的广义筹码，这一点不但适用于商鞅、慎到、申、韩，也适用于孔、墨、孟、荀，而且庄子也不能置身事外。至于《老子》，更被我们视为世界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宗教哲学战略”，正如军事领域的《孙子兵法》……

10，道教。东晋以后的道教，毫无疑问地不同于东晋以前的道教各派，这是因为佛教的成功入侵，已使得道教成为对抗佛教、在宗教领域尽可能保存多一点的中国色彩的“民族文化”或“本土文明”的战略工具了！这种工具职能的变化，使得佛教化的新道教的形态，直到北宋末年才重新稳定下来：我们不会忘记，这也是“三教合一”的新道学崭露头角的年代。北宋时代，真是堪与春秋时代前后辉映：同样开出中国文明的两大鼎盛创造期。无论在思想、艺术、制度、技艺、风气方面都莫不如此，这个有力的事实也在不知不觉中指出了，南宋的格局犹如战国，元犹如秦，明清犹如两汉，现代中国犹如三国演义和魏晋南北朝……

11，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无论君主立宪、共和民主，还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都是明显作为战略工具被使用的。例如，君主立宪是汉人官僚的战略工具，共和民主是汉人平民的战略工具，三民主义是职业革命家的战略工具，共产主义是俄国世界革命的战略工具。中国现代史的复杂性在于，中国文明的本质原是实用主义的，例如史官文化的背景和先秦诸子的表现及两千年以来的“儒学”的演变，都是沿着这一方向前进的。但无奈历史已经发展到了全球化的关头：如果不诉诸超越实用层面的生命本能，中国就无法保存自己的合理文明，更不用说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精神来发扬光大它了。就像你节约资源别人却挥霍浪费，那么你一定吃亏受损，因为资源的总量有限，先下手为强，后先手遭殃。同样，中国民族是喜爱文明礼貌的，并为此而一再牺牲了许多的放纵的快乐。然而，列国争霸的惨剧却好像无言的哑剧预言历史临到了这样的关头：若不诉诸野兽主义煽动起来的深刻兽性，中国就无法重建被“仁义道德”所窒息的社会生活的有机组织〔所以鲁迅的《狂人日记》说“仁义道德吃人”〕，更不用说创造新的、足以保障国家安全及生长的新文明了……结果在二十世纪，中国集中上演了一幕〔欧洲人花了五百年时间才演出完毕的〕大戏：反理性主义及新野蛮主义，作为刷新理性及更新文明的战略工具。然而，不断革命必须抛弃，因为切忌把工具予以目的化。有朝一日奉召掌握中国命运的人，必须 不忘“适可而止”这一重要原则。滥用反理性主义及新野蛮主义，与守旧主义及文弱主义一样有害。因为反理性主义与新野蛮主义，只能作为工具，不能作为目的……

二，巴比伦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2. Religious strategy of Babylon

我们可以拿著名的《汉谟拉比王法典》〔Code of Hammurabi〕来观察巴比伦文明是如何建立他们的宗教战略的。

1901年12月，一支考古队在伊朗西南部苏撒古城旧址进行发掘工作。一天，他们发现了一块黑色玄武石，几天以后又发现了两块，将三块拼合起来，恰好是一个椭圆柱形的玄武岩石柱，高2.25米，底部圆周1.9米，顶部圆周1.65米，石碑上半段精致的浮雕中，巴比伦人崇拜的太阳神端坐，国王汉谟拉比恭敬地站着，神将权杖授予汉谟拉比。这个庄严稳重的画面表现了“君权神授”的观念；石碑下半段刻着汉谟拉比制订的一部法典。公元前1792年，阿摩利人汉谟拉比成为巴比伦国王，他在位四十二年，使巴比伦强盛。巴比伦原是幼发拉底河边的小城，在阿卡德人的一块碑文中列举了许多被征服的城市，其中就有巴比伦的名字。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来自叙利亚草原的另支闪族阿摩利人攻占这座小城，以此为中心南征北讨，建立了“巴比伦王国”，阿摩利人从此被称为巴比伦人。他们继承了前闪族的苏美尔人和闪族的阿卡德人的文明，使后人用“巴比伦”这个一度被征服的城市之名，来称谓两河流域的文明。 

汉谟拉比在巴比伦建立了君权神授的中央集权制度。他设立中央政府，派遣总督管理较大地区，城市和较小地区则由行政长官管理，全国大小官员都由汉谟拉比亲自任命。他还建立了庞大的常备军，独揽军事大权。汉谟拉比还对经济进行控制，征收各种地方赋税，统一管理全国水利系统。泥版文书记载，他开凿运河，使大片荒地变成良田，且使南部许多城市水灾减少。汉谟拉比的宫殿、神庙、幼发拉底河大桥、跨海运输的商船……显示巴比伦城已经成为世界都会。汉谟拉比因此每天需要处理很多案件，为了管理的效率，就把过去的法律条文收集起来再加上社会习惯，编成法典刻上石柱，竖在巴比伦神殿里。这就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最古法典“汉谟拉比法典”，规定司法行政、土地房屋、商业债务、私产保护、婚姻家庭、职业、农牧、租赁、伤害和奴隶买卖及处罚等多方面事宜，法典条文共二八二条，文献年代属公元前十八世纪，语言是典型的古巴比伦语：

《前言》

“土地众神安努那克之王，至大之天神安努，与决定国运之地神主宰恩利尔，授与水神埃亚之长子巴比伦庇护神马尔都克以统治全人类之权，表彰之于诸天神之中，以其庄严之名为巴比伦之名，使之成为万方之最强大者，并在其中建立一个其根基与天地共始终的不朽王国──当这时候，安努与恩利尔为人类福祉计，命令我，荣耀而畏神的君主，汉谟拉比，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使强不凌弱，使我有如太阳神沙马什，昭临黔首，光耀大地。

我，汉谟拉比，恩利尔所任命的牧者，繁荣和丰产富足的促成者，为尼普尔完成一切，使天地交泰，且成为埃·库尔神庙光荣的保护者；

我，常胜之王，使埃里都城复兴，并使埃·阿布苏神庙的祀典归于纯正。

我，四方的庇护者，表扬巴比伦之名，使吾主马尔都克衷心喜悦，并常日参拜埃·沙吉剌；

我，王者之贵胄，月神辛之所立，曾使乌尔城富足，且为忠顺之祈祷者，使埃·奇什尔格尔丰饶；

我，忠于沙马什的强有力的合法之王，曾巩固西巴尔城之根基，使太阳神妻爱伊墓上覆盖绿草，并建埃·巴拉神庙，使之有如天宫；

我，饶恕拉尔沙之战士，曾为自己同盟者沙马什而兴修埃·巴巴尔；

我，赋予乌鲁克城生命并授与其人民以充足水源之君主，曾兴建埃·安努，并为安努与伊丝达积聚财富；

我，国境之天盖，曾结集伊新城离散的人民，使埃·格尔马赫神庙更加丰裕；

我，众王之统治者，战神萨巴巴之堂兄弟，曾保卫基什城之住宅，修饰埃·米特乌尔沙格，使之灿烂辉煌，井确立伊丝达大典，关怀呼沙格卡拉马神庙这座御敌的堡垒；

我，其愿望有其友死神伊拉为之执行，曾使库塔城巩固，并为米斯兰增强一切；

我，冲击敌人的勇猛的金牛，智慧神图图之钟爱者，曾使波尔西帕地方愉悦激动，且时常关怀埃·斯达；

我，众王之神，聪明睿智，曾扩大第尔巴特城的耕地，并使强大的农神乌拉什的谷仓充盈；

我，握有智慧女神妈妈为之装饰的王笏及王冠，曾确立克什城的疆界，并使众神之母宁都所需的食品美丽而洁净；

我，睿智无伦，曾确定拉格什及吉尔苏的牧塌及饮水场合，掌握埃·宁努的大量祭品；

我，俘获敌人，为至高的喜爱者，曾实行哈拉布城神谕的预言，使伊丝达衷心喜悦；

我，明哲之君主，其祈祷为雷电神阿达得所知，曾使彼特·卡尔卡尔城战士阿达得之心平息，井使埃·乌格尔格尔的一切均有其应有的秩序；

我，赋予阿达布以生命之王，为埃·马赫庙之庇护者；

我，众王之君主，无敌之战士，曾赋予马什堪·沙布里穆城以生命，使埃·米斯兰有丰足之饮水；

我，实行一切计划的贤明的统治者，曾庇护灾难之中的马尔恭地方的人，使他们有足够的住所，且对于提高我的王权的埃亚与其妻达穆格尔伦那，则规定永远进献纯洁的祭品；

我，众王之首，曾凭其创造者达干神之力征服幼发拉底诸城镇，护米拉及图图尔的人民；

我，荣耀的君主，使伊丝达容光焕发，曾为冥府神宁那苏规定其所需的洁净食品，在灾难之际曾援助过自己的臣民，使其在巴比伦能安居乐业。

我，人民的牧者，其事业为伊丝达之所喜悦，曾把伊丝达安置在阿卡德通衢中央的埃·乌尔马什；

我，使公道发扬，以正直的办法管理各部落，曾恢复亚述城的仁慈的庇护女神；

我，扑灭尼尼微的埃·米什米什火焰之君主，使伊丝达的名字增辉。

我，荣耀者，忠于诸大神，苏穆·拉·伊鲁王之后嗣，辛·穆巴里特之强有力的继承人。不朽之王族，强大之君主，巴比伦之太阳，光明照耀于苏美尔及阿卡德全境，四方咸服之王，伊丝达之喜爱者。”

〔中间省略法典正文二百八十二款〕

《后语》

“此为确立真正福祉及仁政于国内的常胜之王汉谟拉此所制定的公正的法律。

我，汉谟拉比，无敌之王。我未尝蔑视恩利尔所赐予之黔首，而马尔都克委我以牧养黔首之任，我亦未尝疏忽，我为黔首寻觅安全之居地，解决重大之困难，以光明照耀彼等。我以萨巴巴及伊丝达所赐予我的强大武器，以埃亚所赋与我的智慧，以马都克所授与我的威力，驱逐上下之敌，消弭纷争，使国家得享太平，人民栖息之所有所庇护，而无惊恐之虞。我受命于伟大之神明，而为仁慈之牧者，其王笏正直；我之恩泽广被于吾城，我保护苏美尔与阿卡德之人于我的怀抱，赖吾庇护女神及其诸兄弟之助，我得以和平统驭世人，以我的智慧保护之。

为使强不凌弱，为使孤寡各得其所，在其首领为安努与恩利尔所赞扬之巴比伦城，在其根基与天地共始终之神庙埃·沙吉剌。为使国中法庭便于审讯，为使国中宣判便于决定，为使受害之人得伸正义，我以我的金玉良言铭刻于我的石柱之上，并置于我的肖像亦即公正之王的肖像之前。

我为凌驾于众王之上之王，我的言辞超群出众，我的威力莫可与敌。依天地之伟大法官沙马什的命令，我的正义必能照耀于世，遵吾主马尔都克的旨意，我之创制必无人可以变更。在我所爱的埃·沙吉剌中、我的名字必将永被追思。

其有涉讼的受害的自由民，务必来我的肖像亦即公正之王的肖像之前，诵读我所铭刻的石柱，倾听我的金玉良言，使我的石柱为彼阐释案件，使彼获得公正的审判，使其心胸得以自由呼吸而大声言曰：“吾主汉谟拉比，诚人类之慈父；彼遵守其主马尔都克之言，为马尔都克上下征讨取得胜利，以悦其主马都克之心，永远为人群造福，并以公正统治国家。”使彼以至诚在我主马尔都克及其妻我女主萨帕宁特之前为我祝福，而保护神、女保护神、埃·沙吉剌之诸神以及埃·沙吉剌之庙砖，皆将按日在我主马都克及我女主萨帕宁特之前赞许彼之心意。

此后千秋万世，国中之王必遵从我在我的石柱上所铭刻的正义言词，不得变更我所决定的司法判决，我所确立的司法裁定，不得破坏我的创制。

果其人明达，能以公正治理其国，则彼务须祟敬我在我的石柱上所铭刻的言词。愿此石柱昭示彼以统治之道，以我所决定的司法判决，以我所确立的司法裁定，使彼能以公正之道统驭黔首，为彼等作司法判决，为彼等作司法裁定，以消灭其国中不法与奸宄之徒，赐与其人民以福祉。

我，汉谟拉比，接受沙马什真理的公正之王。我的言词卓越，我的功业无双，惟于愚者或徒劳无益，而于智者则荣耀昭然。

果其人崇敬我在我的石柱上所铭刻之言词，不废除我的司法判决，不曲解我的言词，不变更我的创制，则其人如我，亦一公正之王。愿沙马什使其王笏永存，使其得以公正之道牧养其人民。

倘其人不崇敬我在我的石柱上所铭刻之言词，蔑视我的诅咒，不畏神灵的谴责，废除我所决定之司法判决，变更我的创制，磨灭我所铭刻的名字而刻入自己的名字，或对此诅咒心怀畏惧而唆使他人为之，则不论其为帝为王，为城邦之长，或为其他任何有尊称之人，愿众神之父，赐我统驭之权的伟大的安努，剥夺其贵为王者的光辉，断其王笏，诅咒其命运；愿决定命运而其命令不可更改且尝光大我的王权的主神恩利尔，使其祸起萧墙，消弭无术，而终趋灭亡，注定其统治动摇，国祚短暂，饥馑连年，天日无光，死不旋踵，并以有力之言宣布其城市毁灭，其人民离散，其王位灭绝，其姓名及国号无传；愿伟大的圣母宁里尔，她的语言在埃·库尔备受尊重且为我的谋略的诚挚的赞助者，自恩利尔之前，在审讯及判决之中，使其案件败诉，愿圣母借吾主恩利尔之命令使其社稷倾覆，其人民绝灭，其生灵如水之流逝；愿对命运的决定具有最高权力的伟大的主宰、无所不知且使我延年的神中之圣埃亚，剥夺其理智与才能，使其陷于昏聩之境，塞其河水之源，使其田土不毛，万民无以为生；愿主宰生灵的天地大法官、我所信赖的主神沙马什，毁灭彼之王国，使其司法之权无由执行，使彼迷失路途，使其军队动摇，当彼祭祀占卜之时，赐彼以王统断绝、国家灭亡之恶兆，并使恶兆立即应验。愿沙马什在上界使其生命绝灭，在下界使其灵魂干涸；愿上天之主、其圆轮照耀于诸神之间并为我的创造者之神辛，剥夺彼之王冠与王位，使其身罹深重的罪孽与严厉的惩罚，且永不脱离其身，命彼统治之日月岁时俱在叹息悲哀之中结束，使其统治之负担沉重，注定彼之命运，虽生犹死；愿肥沃之主、天地之灌溉者、我的盟友阿达得，剥夺其天上之雨水与河源之洪流，使其国因饥馑穷困而亡，怒吼于其城市之上，使其国境洪水泛滥，土地成为丘墟；愿伟大之战士、在右侧前进的埃·库尔之长子萨巴巴，在战场之上毁灭其武器，使其白昼变为黑夜，使其遭受敌人之蹂躏；愿为我的武器开辟道路的战争与战斗之女主、爱护我的统治的仁爱的庇护女神伊丝达，在其盛怒之下，心怀愤懑，诅咒彼之王位，使其善事变成恶事，在战争与战斗之场中毁灭彼之武器，赐之以叛变与暴动，使其战士丧生，血染尘埃，积尸成堆，遍布荒野，而不加宽恕，使其披枷带锁，为敌国之囚；愿众神之中雄勇有力、赐我以胜利的无敌的战士尼尔格尔，以其伟大的威力焚烧其人民，如烈火之于芦苇，以其强大之武器斩其身躯，折其关节，如毁土俑；愿万方崇高的女王、生我的圣母宁都，灭绝彼之后嗣，使其继承无人，并使其人民绝子灭孙，愿安努之女、在埃·库尔为我祝福的宁卡拉克，使其关节发生重病、恶疾与痛苦万状的痈疽，医生不知其病源，绷带不能平息其痛楚，有如致命之创伤，其患实无根治之方，当彼一息尚存之时，使彼为其刚强武勇之日趋衰竭而悲痛；愿伟大的天地之神，一切安努那克，神庙之保护神，埃·巴拉之庙砖，共同以可怖之咒语，诅咒其本人，诅咒其子孙，诅咒其国家，诅咒其战士，诅咒其人民及其军队；愿恩利尔以其金口玉言，大声诅咒之，并立使诅咒降临其身。”

〔日知译，录自《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第90─129页〕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汉谟拉比王法典》的前言后语，是因为它们比法典条款本身更鲜明地表现了宗教之作为战略所拥有的一切特征：颂扬神明、自我抬举、历数功勋、诅咒政敌、威慑后人……尤其以下这个概念更为四千年来的所有宗教战略所切实沿用：“建立一个其根基与天地共始终的不朽王国”。也许比沿用本身更为深刻的，就是那体现了共同的人性：转瞬即逝的人要追求永恒坚固的王国。

三，埃及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3. Religious strategy of Ancient Egypt

埃及的宗教之作为战略，充分体现在《哈里斯大纸草》上。

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形成，它们通常被刻在庙墙、陵墓、石棺、调色板、雕像等石质材料上，有时也写在泥板、木料、兽皮和纸草上。纸草是古埃及的主要书写材料，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初开始使用，到公元前1000年中叶以后，广泛流传于埃及及其他地中海沿岸国家。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上埃及与下埃及统一在法老统治下，建立了官职和行文制度。保留至今的神庙墙壁和陵墓内的文字记录，就是来自当时国家机关的官员记述保存的案卷。古埃及档案历史从公元前3500年埃及城邦时代到公元前332年埃及被马其顿─希腊政府最终亡国止，连续约三千年。

古埃及收藏档案的机构有法老档案馆、宰相档案馆和神庙档案馆。法老档案馆设在法老的宫殿里，收藏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档案，其中还有别国国王致法老的信件正本及其他重要文件，还有法老的起居注。1885年在开罗以南尼罗河畔发现一处法老档案馆遗迹，为第十八王朝推行宗教改革的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埃赫那吞，公元前1379─前1362在位〕时所建，档案库房占用了两间多地下室。许多馆藏已被盗走，仅获得三百六十块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其中多为外交文书，来自巴比伦王、米坦尼王、赫梯王、亚述王等，现存柏林、伦敦、牛津、开罗等地博物馆。宰相档案馆设在宰相府里，收藏国家内部管理的档案。从一个官吏的墓穴中发现文件得知，新王国时期已有法典文本写在四十张皮卷上。宰相或最高裁判官在处理政务或审理案件时，就把法律皮卷在面前展开。法律皮卷是宰相档案馆的重要收藏，此外还有土地纳税人名单、土地赏赐记录、收支帐簿、地方长官的报告、遗嘱副本、居民申请书和申诉书等。神庙档案馆起源古老，为数众多，均由祭司掌管。其特点是不仅保存档案，而且保存图书，可称之为档案图书馆。馆藏包括关于管理神庙占有土地及其他财产的经济文件，祭司组织的行政文件，关于各种崇拜、文学作品、科学作品的本文，及编年记等。其中政治性文件往往由法老亲自掌管，编年记可以公开利用。在埃及发现的遗迹有卡呼恩神庙档案馆，它保留下来的材料不多，有公务文书、信件、遗嘱，祭司和人员登记表、向神庙缴纳贡赋的报表、日记、统计表、收据等。

公元前1164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四世制成特大型纸草文件，文件记载其父拉美西斯三世在位期间〔公元前1204─前1173年〕的功绩和善行。它是一件官方的文告，用死于阴谋的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的名义发表，他的儿子和继承者拉美西斯四世镇压了阴谋的主要参加者，试图和僧侣联盟以巩固自己的王位，于是把自己父亲和先辈法老的一切赠物都指定归于僧侣。为此编成了详细的神庙财产的清单列举在文告中。原文分为六部分。前三部分专记国王对埃及三个首都的主神〔底比斯的阿蒙神、赫利奥波利斯的拉神和孟菲斯的普塔神〕似及他们的妻子所作的奉献。每一部分的叙事部分，都附以统计报告〔包括神庙财产的清单，神庙臣民每年交纳赋税的定额，拉美西斯三世私人的赠物，新旧节日的特别捐赠〕；这三部分用祈祷文结束。第四部分专记埃及其他的神。第五部分作出了数字的总计。第六部分记载了十九王朝末叶在埃及出现的在某个僭主──叙利亚人伊苏领导下的奴隶起义，起义被塞特纳哈特即拉美西斯三世之父镇压，以及拉美西斯三世自己在位时埃及社会情况〔这个时期僧侣成为最强的统治集团，享有巨大势力，百年之后阿蒙神的最高僧侣赫里霍尔便攫取了王权〕。文件呈卷轴形，由三个书吏写成，用七十九张草粘接起来，长一百三十三英尺，宽约十七英尺，用新埃及语〔该种语言公元前十五世纪末才成为文学语言〕和书法清楚的僧侣体符号写成，并附有法老祈祷的彩色插图，文告中极详尽地列举了拉美西斯三世给予各神庙的一切赠品以及埃及最大神庙的全部财产。1855年发现于墨吉涅特·哈布〔底比斯近郊〕附近的墓室中，后为英国人J.R.哈里斯所得，故名，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下面摘录第一部分专记崇拜和祭祀阿蒙神的文告，中间有些省略。

“统治之第三十二年，夏季三月六日，当上下埃及之王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陛下在位时代，当拉之子，一切神与女神所喜爱者，拉美西斯·海卡·优努在位时代。

〔接着是法老的头衔和他对一切神所作的功绩的隆重声明。〕

〖对阿蒙神祈祷〗

……是你，把我确立在我父的王位。就像你为着坐上奥西里斯王位的荷鲁斯所做的一样。我没有迫害过任何人，我也没有夺取过他人的王位，我没有违背永远摆在我面前的你的命令。

你使我的人民得到安宁和富足。一切国家对我祈祷。

我理解你作为王所作成的善行，我也为着你增加许多实惠和赠礼。

〖墨吉涅特·哈布神庙〗

我在“生命主宰”之山上面，在你的面前，给你建造了一所威

严的“亿万年之家”，它是用砂石、砾石和黑花花岗石筑成，而它的大门则琥珀金和锻铜建成。它的塔门显现于天，是用石材造成的，为了陛下伟大的名字，还加上用雕刻刀刻成的铭文。

我给它建造了围墙，按计划完成，有砂石筑成的塔楼和走廊。我在它的前面凿一个湖，灌满着上天的水，环绕以林木和花，就像下埃及一样。

我用埃及大地的产物来充实它的宝库：白银、黄金、数以万计的应有尽有的宝石；它的谷仓充溢着大麦和小麦；它的田地和畜群像岸边的沙土那样多。我令上埃及和下埃及、努比亚和腓尼基，用自己的产品向它交纳贡赋；它充满着你赋予我在九弓〔埃及人对敌对的外国人之总称〕中擒获的俘虏和由我饲养的、数以万计的青年。

我雕塑了你的伟大的雕像，安置在神庙的内部；它的威严的名宇──“阿蒙与永恒之结合”；它装饰以真宝石，就像地平线那样，当它发光的时候，人们一看它就觉得快乐。

我给它准备了器皿以供祭奠之用，有的用优质的黄金制成，有的用白银和黄铜制成，无可数计。

我在你面前增加了新的祭礼，面包、酒、啤酒、鹅、牛、犊、无角的牛，在神庙的屠宰场上有许多畜群、羚羊和非洲羚羊。

我用拖车运来石膏和柏海斯〔behes〕石制成的大雕像，其大如山，雕得像活的一样，放置在门口的右边和左边，上面刻着陛下的伟大的名字，垂之久远，而其他雕像则用花花岗石和红棕色的石灰石制成，其中有海普列休〔cheprer〕石和黑色花岗石。

我雕塑了普塔·索卡尔、诺腓尔吐姆和九神──天与地的主宰的象，安置在神庙的殿堂中，用优质的黄金和白银，浮雕细工造成，并加以真正上等宝石的镶嵌。我在神庙的中间为你建造一座庄严的王宫，就像天上的阿通的宫廷一样，它的圆柱、窗框、门，用琥珀金作成，而巨大的“露面之窗”则用优质的黄金作成。

我为神庙建造了装载大麦和小麦的运输船，使之无休止地向它的谷仓航行。

我为神庙建造了河上的大宝库船，装载无数的财物以充实它的庄严的宝库。

神庙有花园、神圣广场环绕着，在你的面前充满着果实和花树。我给它们建造了屋顶园亭，且有窗户建筑。我在它们的前面挖掘了池塘，培植莲花。

〔接着记载按照拉美西斯三世命令兴建阿蒙神的其他庙宇，等等。〕

〖对阿蒙神庙的继续捐献〗

我为你建造了仓库，以供由奴婢服役的节日之需。我供给它们以纯洁的面包、啤酒、牛、鸟、酒、神香、果子、蔬菜、鲜花，摆在你面前，作为每天的祭礼，而且不断增加在我以前有过的祭品。

我为你建造了沿海航行的海船、卫舰和货船，有弓箭手和他们用的武器。我给它们以弓箭手长官和舰长，配备以无可数计的水手，便能通过水路，把腓尼基、亚洲各国的财富运到强大的底此斯，以充实你的巨大的宝库。

我给你以上下埃及的牧场，有几十万头的牛群和鸟群，有看管这些群的长官、监督、官吏和牧人，且有牛的饲料，以便在你的一切节日把它们奉献给你的灵魂。啊，九神的主宰，愿你的心对它们感到满意！

我为你在南绿洲和北绿洲建立无数的葡萄园，而另一些大量的葡萄园则在南方。我在北方把葡萄园扩大，其数有几十万。我给它们配备了外国战俘以为园丁，那里有我挖成的池塘，栽着莲花，还充溢着葡葡汁和酒，好像水流一样，为的是把它们送到雄伟的底比斯，到你的面前。为着你的鼻孔舒适，我在你的底比斯城中栽植了许多树木，灌木丛、海尔〔her〕花和孟伯特〔menbet〕。

〔接着记述底比斯的洪斯神庙和其他神庙的建筑。〕

〖国王献给阿蒙神庙的动产与不动产〗

这是法老献给自己威严的父、众神的王、阿蒙·拉，穆特和洪斯的家，献给底比斯一切神的财宝清单，有牲畜、花园、田地、船、造船厂、城市，作为财产，垂之永世。

〖献给各神庙和神庙牧场的奴隶〗

在阿蒙之家，上下埃及之王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神庙，在南方和北方，在神庙大臣的监督下，配备着应有尽有的财富。它的奴隶头数有六万二千六百二十六个。

在阿蒙之家，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房屋，在南方和北方，在大臣的监督下，配备着应有尽有的财富。它的奴隶头数有九百七十个。

在阿蒙之家，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房屋，在南方和北方，在大臣的监督下，配备着应有尽有的财富。它的奴隶头数有二千六百二十三个。

在阿蒙之家，快乐的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神庙，在僧侣长的监督下，配备着应有尽有的财富。它的奴隶头数有四十九个。

在阿蒙之家，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牧场，它属于在大河上“捕获暴徒以为俘虏的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它的奴隶头数有一百十三个。

在拉水上“消灭玛舒阿舍的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牧场，在庇阿家的长官监督下……玛舒阿舍。奴隶头数有九百七十一个。

在阿蒙之家，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牧场，在大河上。它的奴隶头数有一千八百六十七个。

在阿蒙之家，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牧场，它是大河的人们在南方维西尔监督下建成的。头数有三十四个。

在阿蒙之家，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牧场，在牛群的长官凯的监督下。头数有二百七十九个。

胜利的伟大者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家，法老在北方为你建造的城市，在众神之王阿蒙·拉之家的领地内，“由于你的胜利，它对你是永在的。”头数有七千八百七十二个。

在洪斯之家，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房屋。头数有二百九十四个。

人，这是他给底比斯的洪斯之家，“喜悦的主宰荷鲁斯是美好的和满意的”，头数二百四十七个。

陛下捕获以为俘虏的叙利亚人、努比亚人，这是他献给众神之王阿蒙的家、穆特的家和洪斯的家的。二千六百零七头。

在阿蒙之家神庙绝好的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队伍，这是他献给这个家，配备以供做工的人们，七百七十个。

雕像、画像和偶像，这是由诸大臣、旗手、官员、国人所奉献的，为了胜利，为了保护他们和对他们永远负责，法老使他们成为众神之王阿蒙家的财产，二千七百五十六位神，共有五千一百六十四头。

总计八万六千四百八十六头。

牛，各种牲畜四十二万一千三百六十二只。花园和丛树四百三十三处。耕地八十六万四千一百六十八又四分之一阿鲁尔〔arur〕。海船和战舰八十三艘雪松和洋槐造成的造船厂四十六个。埃及的城市五十六个，叙利亚的城市九个，总计六十五个。

〖神庙臣民交纳的货币税与实物税〗

……优质的黄金二百十七得便〔deben〕五凯特〔kidet〕。得自科不多斯沙漠的黄金六十一得便三凯特。得自努比亚的黄金二百九十得便八又二分之一凯持。总计优质的黄金和沙漠的黄金共五百六十九得便六又二分之一凯特。白银一万零九百六十四得便九凯待。总计黄金和白银一万一千五百四十六得便八凯特。黄铜两万六千三百二十得便。

上埃及细亚麻的国士衣服，上埃及的各种有色的衣服三千七百二十二件。布匹三千七百九十五得便。神香、蜂蜜、油、各种器皿一千零四十七件。葡萄汁和酒，各种器皿两万五千四百零五件。人们用以祭神而代替实物税的银子三千六百零六得便一凯特。农民交纳的磨成谷物三十万零九千九百五十包。蔬菜两万四千六百五十捆。亚麻六万四千束。作为捕鸟者贡税的水鸟二十八万九千五百三十只。牛，各种牛犊、无角牡牛、巨大的有角家畜凯得特──埃及牲畜八百四十七头。作为叙利亚贡赋的牛、牛犊、各种长角的牛十九头。总计八百六十六头。活的鹅七百四十四只。

雪松造的巨舰和河船十一艘。洋槐造的巨舰，“漂浮的牲畜栏”、“芦苇”船，用以运输牲畜的木筏七十一个。雪松和洋槐造的船共计八十二艘。大量祭神用的绿洲的产品。

〔译文据《古代世界史资料选读》第一卷《古代东方》第106─112页，个别错宇据此书的德译本校正，标题亦参用德译本，参照《埃及古代文献》第四卷，第87一206页，刘文鹏译〕

埃及宗教之作为战略的奥妙，就是国王和神明打成一片的策略，法老已经成功地和阿蒙神建立了父子关系。而这种“神子”的地位也是各种政治战略的最后底牌。

四，印度东方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4. Religious strategy of Eastern India

《中国文明对印度的可能影响：一个染上了种族主义嫌疑的思想》

我常暗地自问：为什么印度的帝国〔非地区性、部落性的政治实体〕是与佛教的普及一同开始的？为什么佛教的衰落又是与印度本土帝国的衰落同一时代？

众所周知，佛教是对婆罗门教的抵制，是对吠陀宗教那种嗜血的偶像崇拜的一种反抗。若说佛教是吠陀宗教的延续，那也决不是一种自然的延续，而是一种否定性的、革命性的延续。在佛教之前，印度未能组成帝国；在佛教之后，印度土人的帝国就永远式微了。佛教与帝国的关系怎样？佛教对政治的影响是否与吠陀宗教〔或其后身印度教〕大相径庭？其间的区别又何在？尤其令人深思的是，佛教的兴起是与印度的帝国霸权同步，怎样一种历史条件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佛教是一种宽容而温良的宗教，与吠陀－婆罗门－印度教的恐怖嗜血很不相同。但令人奇怪的是，何以佛教这种和平的宗教却有利于帝国的兴盛，而印度教却使帝国衰落呢？是不是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导致了帝国的衰落呢？虽然我们不应将宗教视为政治的决定因素，但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二者同为文明潮汐的体现，二者是由同一的历史演变所促成而互相消长的。

事实显示：佛教不单传布于印度，而且传布于整个东亚。佛教并不阻碍伟大帝国的兴起，反而可为这些帝国的崛起提供一种平衡，“出世”的宗教无形中帮助了现世帝国，使其基础更为牢固。而印度教，非但传不进印度以外的区域，而且限制了印度次大陆形成自己的大帝国。

最近，我通过多日的阅读与思考，获得了一个可能的答案：佛教可能起源于渗透印度边区的黄种人影响！这似乎有点惊人，但从地理和文明传播来看却是完全可能的与合理的。因为黄种人早就从缅甸和云南、西藏，进入了印度的阿萨姆邦一带，阿萨姆邦在种族上应该属于东亚而不是南亚，属于黄种人而不是白种人或是黑人。

再看佛教。作为婆罗门教的反动，佛教可以说是印度传统中的一次革命，后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佛教文明在印度的死亡，使得它成为整合世界的一种力量，正如基督教文明在其犹太人中间的消失，使之成为整合世界的力量。这可能由于佛教反对印度文明和婆罗门教的基础：种姓制度。人们无法设想一种没有种姓制度的印度文明，但佛教却要消灭种姓制度，并因此而不能见容于印度社会。如果印度社会接受了佛教，那就不是真正的印度了，就像是接受了回教的印度就不再是印度，而成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克什米尔等回教领地了。对印度文明来说，种姓制度是核心的核心，不从种姓观念来理解，印度文明就是莫名其妙的。

种姓制度作为雅利安─虾夷的征服纪念，在种族混杂地区确为一种有效的统治秩序；然而它却无法有效动员并凝聚内部力量，结果使得种姓社会经不起外来入侵的打击。即使排除了气候炎热和地形不利等因素，印度人在异族侵略面前也还是表现得特别软弱无力的。而公元前九世纪前后藏缅人由于受到西周王朝扩张的压力而南下寻求新的生存空间时，无疑对印度东方构成了强大的渗透力，并加速了新文明的进程。

由于种姓制是民族之间消化不良所造成的内部隔离的障碍，当面对新的外敌入侵，种姓制度造成的社会分裂难免使它拙于抗敌，使人怀疑它的合理性，怀疑与种族制度密不可分的印度婆罗门教文明，那吠陀的光明宗教与达罗毗荼的黑暗宗教的混血儿，是怎样主宰了印度长达三千多年。历史就是这么嘲弄人的，于是普遍的不安、怀疑、骚动，导致精神世界形成革命……佛教可说是这场精神运动中的佼佼者。佛教为什么兴起于印度东北部？因为这里距离阿萨姆邦较近的缘故。阿萨姆邦自古以来就是东亚种族向印度渗透的边区，那里的主要居民直到现在都是黄种人。

历史因素就是这么复杂。佛教很少沾染过血腥，比道教更加具有和平性格，实为世上最为人性化和融合性的宗教，尤其是小乘佛教和部派佛教。这与祭祀的、斗争的、分层的雅利安人宗教〔婆罗门教〕实在不同。

……

上面是我1979年二十多岁时写下的一篇文字。二十多年以后的一天，我在电脑网络上看到了张鹿芹〔1906─〕：《以佛法研究佛法》的第二章《佛教之兴起与东方印度》，不期然中竟然一拍即合，令人感叹时空的交错之妙。

在这位作者看来，佛教的兴起与印度的东方有莫大关系。例如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印度北部，雅利安文明曾经遭遇强烈反抗；东方的非婆罗门主义，如佛教，耆那教等，都脱离传统的婆罗门教，建立独自的文化体系。此东方新宗教的勃兴，自有复杂的时地因缘。而印度文明后来影响中国最深的，正是这一部分，而非正统的雅利安文明。印度的东方，按照《正法念处经》卷六十七以下的四分法，指东经八十度以东，北回归线以北的地方。按照一般的五分法，东印度仅有今阿萨姆、孟加拉、奥里萨地方。依释迦时代东方人的看法，印度文明的重心在恒河流域，是东方非雅利安文明的孕育地。

在婆罗门眼中，东方等于异国：“婆罗门乎！勿去东方！免与婆罗门之尊严有损！”拘罗地方的婆罗门，曾在他们的典籍中，有过这样的告诫。因为在西方婆罗门国〔即拘罗〕的婆罗门看来，东方的雅利安人已失去血统的纯粹，与东方的土著混血。如摩揭陀人，是首陀罗男子与吠舍女子的混种，不算是纯种雅利安人。波罗奈以东的民族，基本含有大量非雅利安血统。因此，宗教、社会、语言等，都显出非婆罗门文明的倾向。东方的民族，无论是雅利安、非雅利安，都不像西部雅利安人那样的尊敬婆罗门。婆罗门进入东方，不能维持他的尊严。婆罗门教的三大纲要是“吠陀天启”、“婆罗门至上”、“祭祀万能”，但印度东方人，对吠陀已失去坚定的信仰。对婆罗门来说，《吠陀》是神示的，由古代圣者传下，吠陀的语法是神的语法，也是雅利安人所用的语言。宗教与语言原本一体，但雅利安人的散居并与土著民族混血，语言开始混杂，当时在印度东方人中间已经不能说纯粹的梵语，例如“Ｒ”要用“Ｌ”来替代。摩揭陀一带的方言，近人考证近于拍拉喀利语，后来又分化出巴利语。巴利语是佛教的用语，拍拉喀利语则是耆那教所用的。

社会组织方面，在印度西部，种姓制度规定，婆罗门至上，但在东方，婆罗门的地位已被降低，由刹帝利的武士阶层领导一切。这是政教合一，东方的民族复杂，不愿接受婆罗门支配。非雅利安人在族村里各自为政，走向王朝统一的方向。新宗教与新思想，都在东方王朝的保护下兴起，射出反婆罗门教的光芒。即如奥义书中的梵我不二论、轮回业惑论的教义，也不是婆罗门教传统学者的产物，而与东方王朝有关。如《布利哈德奥义书》〔六·二〕说：“此义〔轮回〕，直至今日，婆罗门犹未知之，故世界政治之权，归于刹帝利。”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下，婆罗门阶层除了服从，只有不去东方。

东方摩竭陀一带的文明，有自己的特色，正统的婆罗门把摩竭陀一带看作异教地方。但是东方国王的家谱其实比印度河流域的更早，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就开始了，有的王族甚至沿雪山西进，例如释迦牟尼的先祖就在公元前八世纪左右西进，他们并非雅利安人。东方民族，以和平坚忍的精神与西部雅利安人同化，非雅利安的血统与文化，受到挑战后，产生新的创造。例如，业力轮回说，就是注重人力而非注重神力的、主张机会均等而非议种族独占的、自由而非命定的、道德而非祭祀的，都与婆罗门教不合，实为融冶了东方精神而兴起的宗教革新。以温和的宗教革新为前导，反婆罗门宗教的东方王朝最后统一了雅利安人占据优势的印度西部。

据考证，释迦族就来自东方，当时释迦族是一个城邦制国冢，有高度的自治权。1898年1月，法国人W．C．Peppa在尼泊尔南境的 Pipra─va─〔北纬二十七度三十七分，东经八十三度八分〕，掘得释迦族所供养的牟尼舍利瓶，释迦族居住区域因此确定，明显属于东方民族。《杂阿含经》一零二经〔卷四〕：“尔时，世尊入王舍城乞食。次第乞食，至婆罗豆婆遮婆罗门舍。时婆罗门手执木杓，盛诸饮食供养火具，住于门边。遥见佛来，作是言：住！住！领群特！慎勿近我门！……佛为说偈言：…… 不以所生故，名为领群特；不以所生故，名为婆罗门。业故领群特，业故婆罗门。”婆罗豆婆遮婆罗门，直呼释迦牟尼为“领群特”，并且拒绝他进门；因为他视释迦族为卑劣不洁的民族。释迦牟尼周围的民族，受雅利安文明影响不深，所以在他们中间还能兴起朴实无华的新宗教，这个情形正与耶稣基督的处境相似，耶稣也是被正统的犹太人轻视的，甚至看为外邦人。伟大的先知不约而同，虽然不被家乡悦纳，却能向空洞的思辨、繁琐的祭仪、神秘的咒术宣战。

印度东方新宗教的勃兴，显然还得力于开创佛教的释迦牟尼的非雅利安人身份，那时东方六个主要民族信奉佛教，据说和推尊本族圣者有关，体现了种族文明的共同性。而且释迦牟尼先到东方修学，接触东方文明，如注重现实经验、重视变化，尊重自由思考、主张种族平等、反对吠陀权威。东方宗教特别是后来居上的佛教，反过来又推进了东方民族的发展，相形之下印度西部的雅利安文明反倒没落了。佛教的传布因此冲过恒河上游，到达印度河流域。

公元前六世纪到前四世纪，波斯人和马其顿人先后入侵并占领印度西北部，直到恒河上游，这使得婆罗门的领导权遭受沉重的打击。后来东方的吠舍商人旃陀罗笈多起来，团结印度五河地区的力量，驱逐这些迟到的雅利安外族占领军，然后回兵东向，创立了统一印度的孔雀王朝，并定都在东方的政教中心。五十年后，阿育王即位，摩揭陀帝国非常隆盛，佛教也成为印度的国教，并传到印度以外，改变了东亚的历史。佛教其实就是印度东方民族的征服战略。

著名的阿萨姆人〔Assamese〕1980年代统计为1462.5万人，是阿萨姆邦的主要居民。阿萨姆邦的最早居民属原始澳大利亚人种，体质特征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的原始部落相近。后来达罗毗荼人进入，与之发生混合；再后来黄种人、雅利安人相继到来。他们经过长期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阿萨姆人。阿萨姆人一般肤色呈黄色或黑黄色，身材矮小，面部有明显黄种人特征。他们使用的阿萨姆语，虽属印欧语系印度语族〔与孟加拉语相近〕，但受藏缅语影响很大。

在性的问题上，佛教戒淫而保守，但受到雅利安人印度教的淫乱影响，就形成了所谓“密宗”，在绘画和雕刻中有大量性内容，最突出的“欢喜佛”也称“欢喜天”，大多是男女裸身相抱交媾的“佛像”。其借口竟然说，但是为了达到成佛的目的，可以利用女性作修法的伴侣，称为“明妃”。“欢喜佛”的性交的佛像，性交姿式，以立姿为主。有时，性交的当事人竟是“兄弟夫妇”！《清稗类钞》说欢喜佛“相传出自蒙古”，其实欢喜佛出自印度，从印度传到西藏，再到蒙古。她的动物模特儿是象、是牛，都是印度传统中的“神性动物”。蒙古占领时期〔元朝〕欢喜佛传到中国，明朝时候欢喜佛进入皇宫。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大臣要求除去皇宫中的欢喜佛，《通俗编》说：“留青日札：禁中自来有佛堂室殿，嘉埃时议除去。大学士李时、礼部尚书夏言入看大喜殿，内有金银铸男女淫亵状者，名曰‘欢喜佛’，传闻，欲以教太子，虑其长于深宫，不知人事也。十五年五月，夏言题请毁灭。”到清朝以后，照《清稗类钞》说法，整个社会已到淫风大甚的地步。外来统治元、清和半个明，以及外来文化喇嘛教，已经彻底毁灭了中国人的礼义廉耻。

五，欧洲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5. Religious strategy of Europe

公元637年，阿拉伯人的铁蹄攻占了耶路撒冷以后，就在那里修建了清真寺与岩石殿，从此，圣地耶路撒冷多数时间都在阿拉伯伊斯兰教（中国人称为回教）徒的控制之下。四出扩张的阿拉伯回教徒虽然控制了圣城耶路撒冷，但由于阿拉伯人对本地基督徒实行怀柔政策，而外来的基督教朝圣者只是崇敬和向往圣地耶路撒冷，并没有夺取它的打算，因此两个宗教一直能够和平共处，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塞尔柱土耳其人在中东一带兴起之后。

公元1000年左右，一支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进入呼罗珊，即现今的伊朗东部及北部一带。1040 年塞尔柱人打败另一支突厥人建立的、以阿富汗为中心的伽色尼王朝，1055 年进入巴格达，并迫使哈里发封其为苏丹，建立起塞尔柱帝国 。从此，阿拉伯世界的“哈里发”开始为突厥的“苏丹”取代，并由此直接激起了“十字军运动”。而此后一千年间，回教国家与欧洲人的冲突，主要对象都是土耳其人而不是阿拉伯人。

当然，十字军东征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赎罪愿望、宗教修道、苦行朝圣的扩大化。这时，去《启示录》所说的“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亲临沐浴神的荣耀光照，亲自在“圣城的光里行走”，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最大愿望。

这圣城耶路撒冷虽然是全部圣经的终点，其实也是近代一切乌托邦理想的起点：“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样或作回）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新妇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阿，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启示录》二十一章10节—二十二章21节）

这样，去圣地旅行的朝圣活动，规模越来越大，于是，在公元1065年，就出现了一支由主教带领七千日耳曼信徒组成的朝圣队伍，浩浩荡荡地向耶路撒冷行进。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这耶稣基督受难的地方，沿着当年耶稣基督身背十字架走过的道路，亲眼目睹耶稣基督被钉死的那座头骨形状的小山丘──髑髅地时，心中就感到了耶稣基督承受十字架的重负与苦难，来为世人赎罪的意义。自我赎罪的愿望，使得十字架不再是痛苦耻辱的象征，而是天国福音的象征，成为每一个信徒坚守信仰的标记。来到圣地耶路撒冷，就是通过苦难行程的考验，在灵魂的净化之中来走向新天新地。

但是，这个局面到公元1077年当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耶路撒冷以后，就完全改变了。基督教的朝圣者就开始受到限制，占领者还向朝圣者征收高额的费用，因为此时的塞尔柱土耳其人正在猛攻拜占庭帝国，需要源源不断的军费开支。取代了阿拉伯回教徒进行再度扩张的土耳其回教徒，连番征战得胜，势力直接插入欧洲基督教国家内部。在中东，当地的基督教徒不断遭受宗教迫害，许多信徒遭到勒索或杀害，另一些人被迫改信回教。土耳其人几次逮捕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总主教，然后拉着他的头发到街上游行，以达到恐吓勒索的目的。比阿拉伯人缺乏宽容精神的土耳其人从此切断了东西方之间的交通，朝圣的基督徒到耶路撒冷的道路被封，拜占庭帝国也被回教势力包围。到了公元1085年，日耳曼信徒前往圣地耶路撒冷的道路已被完全切断。1092年，已经横扫了拜占庭帝国后方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又占领了离君士坦丁堡只有十来公里的尼西亚。据史家记载，那时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从窗户望出去，所能看到的地方就有很多不再属于拜占庭帝国了。不到四百年以后，1453年，另外一支土耳其人奥斯曼部落终于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的全部领土，并把君士坦丁堡一直占领到今天。

回到十一世纪，在拜占庭帝国苦苦坚持了三年以后，由于大苏丹的去世，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开始瓦解，拜占庭皇帝终于等来了收复失地的那一天。然而，经过多年的战争，拜占庭帝国早已衰弱不堪，没有能力承担起这一重任。于是，在公元1095年，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一世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求助，希望对方帮助其征募雇佣军，以便进行反攻。

来自拜占庭帝国的求助，得到了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us II，1042─1099年〕的积极响应，教皇在1095年11月28日发表演说，呼吁欧洲信徒组织自卫武装，反抗异教攻占圣地耶路撒冷的侵略行为。后来人们因为参加战争的民众佩有基督受难的十字标志，因此称他们为“十字军”〔Crusades〕。

乌尔班二世出生于法国贵族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年青时在兰斯任副主教，先后担任克吕尼隐修院修士、副院长、红衣主教，1088年当选为罗马教皇。1095年11月28日法国克雷蒙〔Clermont〕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会议有六七百名主教和修院院长参加。会议闭幕前夕，他面对数以千计的听众，发表了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演说，向出席者们叙述了土耳其人在耶路撒冷践污圣地、迫害基督教徒的情况，并呼吁他们组军东征，解救在东方遭受苦难的教友。这一演说不仅改变了世界历史，而且作出一个“宗教战略的典范之作”。在演讲中，他抗议侵占巴勒斯坦圣地的塞尔柱土耳其人亵渎上帝、污辱朝圣者。他声称东方教会再三求援，基督教世界已因回教徒的胜利而蒙羞。在这种情况下，他一面呼吁所有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投入圣战，为“夺回主的陵墓”而进行十字军东征；另方面他指出，圣地是一片肥沃富饶的土地，宣布参加十字军东征可以免除一切苦行，其宗教上的罪行可以得到赦免。

分析家认为，乌尔班的演说以上述两个方面对动机最高尚的人和动机最卑鄙的人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结果在听众当中激起了澎湃如澜的热浪。在他的演讲结束之前，全体听众高呼：“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个口号很快就成了十字军东征的口号。在几个月内，第一次十字军就出发了，随后就爆发了一系列长期的神圣战争，这场系列战争长达两百多年，完全改变了地中海国家的风貌。尽管乌尔班二世本人在第一次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两周后就去世了，并未听到占领的消息，但若没有他的鼓舞就不会有十字军东征。虽然远征的条件已经成熟，但要掀起一场全欧运动，必须有一个宗教战略方面的核心人物，仅仅依靠政治领导是不够的。

乌尔班二世的《演说辞》堪称宗教之作为战略的典范： 

“上帝的众子啊！你们既然应许天主要热忱维持彼此的和平，要忠实执行教会的法律，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在等待你们：这是一件你们自己和天主同样关心的事，这就是你们必须去救助那些住在东方的兄弟们，他们正迫切期待你们的援助，而且也时刻祈求你们的援助。

正如你们所知，一个来自波斯的民族，塞尔柱突厥人已经入侵我们东方兄弟的国家，他们一路攻到号称‘圣乔治臂膀’的地中海边境，在罗曼尼亚〔小亚细亚〕，突厥人七次攻打基督徒，七次获胜，又侵占了我们的圣地──耶路撒冷，他们在大肆蹂躏上帝的国度，毁坏基督教堂，掳杀虔诚的上帝子民，污辱贞洁的妇女，贪婪地饮着受洗儿童的鲜血。如果你们允许他们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干涉，他们就会更加猖獗地伸出魔掌，打击上帝所信任的子民，那将是件多么令人羞耻的事。所以我要勉励你们，也恳求你们──不是我，是主亲自勉励你们，基督的使者们，督促一切有封爵等级之人，乃至所有骑士、士兵、富人与穷人，都必须迅速予东方基督教徒以援助，把凶恶的突厥民族赶出我们的领土！我告诉在座的各位，也通知不在场的人：这是主的旨意。

让我们投入一场神圣的战争──一场为主而重获圣地的伟大的十字军东征吧！让一切争辩和倾轧休止，登上赴圣地的征途！从那个邪恶的种族手中夺回圣地！那个地方〔耶路撒冷〕，如同《圣经》所言，是上帝赐与以色列后嗣的，遍地流着奶和蜜。耶路撒冷是大地的中心，其肥沃和丰富超过世界上的一切土地，是另一个充满欢娱快乐的天堂。我们这里到处都是贫困、饥饿和忧愁，连续七年的荒年，到处都是凄惨的景象，老人几乎死光了，木匠们不停地钉着棺材，母亲们悲痛欲绝地抱着孩子的尸体。东方是那么的富有，金子、香料、胡椒俯身可拾，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坐以待毙呢？

这是一场值得参加，终将胜利的战斗。让那些过去做强盗的人，现在去为基督而战，成为基督的骑士吧！让那些过去与自己的亲朋兄弟争斗不休的人，现在理直气壮地同那些亵渎圣地的野蛮人战斗吧！让那些为了微薄薪水而拼命劳动的人，在东方的征途中去取得永恒的报酬吧！身心交瘁的，将会为双倍的荣誉而劳动，他们在这里悲惨穷困，在那里将富裕快乐。现在他们是主的敌人，在那里将成为主的朋友！毫不迟疑地到东方去吧！凡是要去的人都不要再等待，赶紧回去料理好事务，筹备足经费，置办好行装，于冬末春初之际，奋勇地踏上向东的征途！

本着主赐予我的权柄，我郑重宣布：凡参加东征的人，他们死后的灵魂将直接升入天堂，不必在炼狱中经受煎熬；无力偿还债务的农民和城市的贫民，可免付欠债利息，出征超过一年的可免纳赋税。凡动身前往的人，假如在途中，不论在陆地或海上，或在反异教徒的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他们的罪愆将在那一瞬间获得赦免，并得到天国永不朽灭的荣耀。向着东方出发吧！不要犹豫，不要彷徨，为荣耀我主，去吧！” 

他还建议，这支人民军队以“十”字标志为旗号，并在胸前或肩上配带十字徽章。

教皇的演说，让冒着风雪出席会议的信徒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现场情绪十分高昂。许多人在教皇演讲结束后，争着向他领取十字徽章，表明参军东征的意愿。在演说词的鼓舞下，十字军东征〔Crusades Expeditions，1096－1291年〕前后进行了八次。

乌尔班二世的克莱芒演说是用法语发表的，美国人汤普森所撰《历史著作史》中称，该讲稿有四份记录，但都不完整且辞章各异。有的版本还有以下开场白：

“各位敬爱的兄弟：我，凭借上帝恩赐而成为基督教教宗和整个世界领袖的乌尔班，向你们发出最紧急的呼吁。我作为背负天命的使者，来到你们这群上帝的仆人中间。我希望能在你们身上找到我所期待的那种对上帝的忠贞。但如果你们身上有任何有违上帝意旨的异端，我也将尽我所能，加以化解。上帝使你们生为他大家庭中的仆人，让上帝通过你们的服务感受到你们的虔诚，这将是你们由衷的幸福。你们被称作牧羊人，有鉴于此，你们不应当做为金钱的佣人，而应该做一个时刻手握牧杖的真正的牧羊人，不要偷懒，而要从所有的方面保护你的羊群。如果你玩忽职守漫不经心，导致狼叼走了你羊群中的任何一只羊，那么毫无疑问你将失去上帝许给你的奖赏。及后，你只能在地狱里追悔莫及地试图擦去你的污点。福音书上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新约·马太福音5.13》）世界是多么需要盐啊（译者注：耶稣在山上宝训中把教徒比作盐）！对你们来说，确应像盐一样保持其特质，在对尘世的愚昧的低级趣味中开启智慧，否则当主对他的信徒们布道时，将从他们身上发现原罪导致的腐败与脓疮。他将发现他们的病痛，那就是罪恶──来自于他们对自己的责任马虎大意，他将把他们作为无用之物，投入充满不洁之物的深渊，因为他们愧对主的伟大牺牲，他必会将他们逐出他所爱的神圣之所。

对一个人来说，要持有“盐”的品质，应该做到谨慎而有远见、谦逊而有学识、平和而有警觉、虔诚而诚实、公正而纯洁。以其昏昏，何能使人昭昭？己不正，何以律人？若一个人憎恶和平，他怎能让他人保守和平？又或者一个以卑污之行玷污自己双手的人，他又能清洗他人身上的不洁？我们读到过，“若是盲人给盲人引路，二者都要掉在坑里。”（《新约·马太福音15.14》）首先正己，方可律正追随你的人。如果想让上帝对你友善，就得满怀欣喜地去做能取悦于他的事。你尤其必须做的是，让属于教会的一切权益，都遵守教会的法规。要谨防圣职买卖的罪行在你们之中生根，任何买或卖教会职务的人都将接受主的鞭笞，将被赶向混乱与毁灭。要保证教会和圣职的纯洁。要将什一税视为对上帝的奉献，诚实地缴纳土地中的一切出产，不得藏匿或私售，任何谋夺主教的人，将处以流放，任何谋夺教师教士、圣职人员、修女、以及其仆人商旅及朝圣者的人，将被革出教门，让所有的强盗、纵火犯及其同伙都被驱逐出教。任何拒绝布施的人，都将下地狱受诅咒，为何他会和抢夺者受同样的处罚？因为《路加福音（16：19）》上说，他窃取了本属于别人的东西，却没有好好利用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如你们所见，长久以来，世界因为罪恶而陷于混乱。在你们的一些省份中形势尤坏，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而你们在执行正义方面表现得如此不得力，以至于行路的旅人无论白天黑夜都难以免于强盗的袭击；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人们都时刻处在被抢劫和被诓骗的危险之中。因此，我们有必要停止纷争与冲突，重新实现我们神圣的父辈达成的“上帝休战”。我敦促并要求你们每一位，努力维护你们教区的休战局面，如果任何人由于他的贪婪或傲慢打破这一协议，将由权威的上帝与教廷予以制裁。

尽管如此，上帝的子民们，你们已经承诺将比以往更将坚定地维护和平，捍卫教会的权利，但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等待你们。你们必须拿出基于你们的正直的力量，去应答另一个就像来自上帝一样的号召。你们东方的兄弟正急切地需要你们的帮助，而你们必须向你们经常承诺的那样尽快地施以援手。

（英译本：Most beloved brethren: Urged by necessity, I, Urban, by the permission of God chief bishop and prelate over the whole world, have come into these parts as an ambassador with a divine admonition to you, the servants of God. I hoped to find you as faithful and as zealous in the service of God as I had supposed you to be. But if there is in you any deformity or crookedness contrary to God's law, with divine help I will do my best to remove it. For God has put you as stewards over his family to minister to it. Happy indeed will you be if he finds you faithful in your stewardship. You are called shepherds; see that you do not act as hirelings. But be true shepherds, with your crooks always in your hands. Do not go to sleep, but guard on all sides the flock committed to you. For if through your carelessness or negligence a wolf carries away one of your sheep, you will surely lose the reward laid up for you with God. And after you have been bitterly scourged with remorse for your faults-, you will be fiercely overwhelmed in hell, the abode of death. For according to the gospel 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Matt. 5:13]. But if you fall short in your duty, how, it may be asked, can it be salted· O how great the need of salting! It is indeed necessary for you to correct with the salt of wisdom this foolish people which is so devoted to the pleasures of this -world, lest the Lord, when He may wish to speak to them, find them putrefied by their sins unsalted and stinking. For if He, shall find worms, that is, sins, In them, because you have been negligent in your duty, He will command them as worthless to be thrown into the abyss of unclean things. And because you cannot restore to Him His great loss, He will surely condemn you and drive you from His loving presence. But the man who applies this salt should be prudent, provident, modest, learned, peaceable, watchful, pious, just, equitable, and pure. For how can the ignorant teach others· How can the licentious make others modest>· And how can the impure make others pure· If anyone hates peace, how can he make others peaceable · Or if anyone has soiled his hands with baseness, how can he cleanse the impurities of another· We read also that if the blind lead the blind, both will fall into the ditch [Matt. 15:14]. But first correct yourselves, in order that, free from blame , you may be able to correct those who are subject to you. If you wish to be the friends of God, gladly do the things which you know will please Him. You must especially let all matters that pertain to the church be controlled by the law of the church. And be careful that simony does not take root among you, lest both those who buy and those who sell [church offices] be beaten with the scourges of the Lord through narrow streets and driven into the place of destruction and confusion. Keep the church and the clergy in all its grades entirely free from the secular power. See that the tithes that belong to God are faithfully paid from all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let them not be sold or withheld. If anyone seizes a bishop let him be treated as an outlaw. If anyone seizes or robs monks, or clergymen, or nuns, or their servants, or pilgrims, or merchants, let him be anathema [that is, cursed]. Let robbers and incendiaries and all their accomplices be expelled from the church and anthematized. If a man who does not give a part of his goods as alms is punished with the damnation of hell, how should he be punished who robs another of his goods· For thus it happened to the rich man in the gospel [Luke 16:19]; he was not punished because he had stolen the goods of another, but because he had not used well the things which were his.

"You have seen for a long time the great disorder in the world caused by these crimes. It is so bad in some of your provinces, I am told, and you are so weak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hat one can hardly go along the road by day or night without being attacked by robbers; and whether at home or abroad one is in danger of being despoiled either by force or frau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enact the truce, as it is commonly called, which was proclaimed a long time ago by our holy fathers. I exhort and demand that you, each, try hard to have the truce kept in your diocese. And if anyone shall be led by his cupidity or arrogance to break this truce, by the authority of God and with the sanction of this council he shall be anathematized."

After these and various other matters had been attended to, all who were present, clergy and people, gave thanks to God and agreed to the pope's proposition. They all faithfully promised to keep the decrees. Then the pope said that in another part of the world Christianity was suffering from a state of affairs that was worse than the one just mentioned. He continued:

"Although, O sons of God, you have promised more firmly than ever to keep the peace among yourselves and to preserve the rights of the church, there remains still an important work for you to do. Freshly quickened by the divine correction, you must apply the strength of your righteousness to another matter which concerns you as well as God. For your brethren who live in the east are in urgent need of your help, and you must hasten to give them the aid which has often been promised them. For, as the most of you have heard, the Turks and Arabs have attacked them and have conquered the territory of Romania [the Greek empire] as far west as the shore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Hellespont, which is called the Arm of St. George. They have occupied more and more of the lands of those Christians, and have overcome them in seven battles. They have killed and captured many, and have destroyed the churches and devastated the empire. If you permit them to continue thus for awhile with impurity, the faithful of God will be much more widely attacked by them. On this account I, or rather the Lord, beseech you as Christ's heralds to publish this everywhere and to persuade all people of whatever rank, foot-soldiers and knights, poor and rich, to carry aid promptly to those Christians and to destroy that vile race from the lands of our friends. I say this to those who are present, it meant also for those who are absent. Moreover, Christ commands it.

"All who die by the way, whether by land or by sea, or in battle against the pagans, shall have immediate remission of sins. This I grant them through the power of God with which I am invested. O what a disgrace if such a despised and base race, which worships demons, should conquer a people which has the faith of omnipotent God and is made glorious with the name of Christ! With what reproaches will the Lord overwhelm us if you do not aid those who, with us, profess the Christian religion!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accustomed unjustly to wage private warfare against the faithful now go against the infidels and end with victory this war which should have been begun long ago. Let those who for a long time, have been robbers, now become knights.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fighting against their brothers and relatives now fight in a proper way against the barbarians.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serving as mercenaries for small pay now obtain the eternal reward.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wearing themselves out in both body and soul now work for a double honor. Behold! on this side will be the sorrowful and poor, on that, the rich; on this side, the enemies of the Lord, on that, his friends. Let those who go not put off the journey, but rent their lands and collect money for their expenses; and as soon as winter is over and spring comes, let hem eagerly set out on the way with God as their guide."）

号召基督徒组成保卫信仰的十字军，对异教徒进行军事讨伐，其实并非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的首创。早在公元1063年，法国贵族就组织了一支骑士队伍，代表基督徒向占领西班牙的阿拉伯人进行圣战，并发誓要将这些阿拉伯人赶走。不过，在阿拉伯人的大军面前，一队人数不多的骑士无济于事，结果只好败下阵来。随后在公元1073年，又有法国的贵族率领人马，前往西班牙与阿拉伯人作战，但仍然不是阿拉伯大军的对手。这就意味着十字军的圣战必须具有相当的规模，才能够在势均力敌的对阵之中保持不败。十多年过去了，在1085年，卡尔提斯王阿尔封斯六世率领来自西班牙、法国、德国的庞大骑士军团，取得了圣战的第一次胜利，攻克了阿拉伯人占领的托里多城，引起了诸多王公贵族的群起效法。所以，在一年以后，阿拉伯人击败阿尔封斯六世的时候，法国贵族立即率领军队进入西班牙。所有这些在西班牙进行的针对回教徒的圣战，都得到了罗马教皇们的支持，教皇允诺每一个去西班牙进行圣战的天主教徒，可以赦免一切罪恶。因此我们可以说，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是十字军运动的先驱。

而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创造性在于，通过著名的演说，揭开了十字军东征的序幕。

首次的东征十字军共有两队。第一队是由隐修士彼得所率领，此支十字军是由二万名贫农组成，称为“农民十字军”，出发不久，已有好几千人病死于途中。此支军队缺乏训练，从君士坦丁堡进入小亚细亚，很快就被土耳其人的正规军屠杀干净。这一生命与鲜血凝成的失败，使乌尔班二世不敢再掉以轻心，决心以骑士为骨干来组成精锐的主力部队。这些骑士或者是破了产的贵族，或者是没有长子继承权的贵族子弟，他们在一无所有之中渴望摆脱困境，除了有受宗教信仰驱动的一面之外，他们还表现出强烈的好战欲望与急于获得财富的贪心，关于这一点，早在西班牙对阿拉伯人进行圣战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预演。公元1096年8月，由法兰西与意大利两国的王公贵族组建的以骑士为核心的十字军开始陆续出发，在君士坦丁堡汇合，这支圣战大军的人数在两万五千到三万人之间。

他们在1097年齐集君士坦丁堡，苦战数个月，占领了安条克等城市。但很快又被土耳其大军包围。经过了两年的苦撑，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随即十字军建立了十字军国家耶路撒冷王国，同时还建立了三个附属小国：伊德萨伯国、的黎波里伯国、安条克公国。

1144年，塞尔柱帝国攻占伊德萨。耶路撒冷国王向法王路易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求援，开始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1149年〕。出动较早的德意志十字军在小亚细亚被土耳其人击溃。法国十字军攻占大马士革的企图也落了空，故这次远征未达到任何目的。

1187年，埃及苏丹萨拉丁攻占耶路撒冷，俘虏了耶路撒冷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红胡子〕、英国狮心王理查一世和法王腓力二世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年－1192年〕。腓特烈率其部队，沿上次远征的陆路穿越拜占庭。法国人和英国人由海路向巴勒斯坦挺进，途中占领了西西里岛。德意志十字军最初约十万人，一路上伤亡惨重，冲过了整个小亚细亚，但红胡子在横渡萨列夫河时溺死，其军队也就随之瓦解。腓力占领了阿克拉港后，于1191年率部分十字军返回法国。理查在叙利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攻占了塞浦路斯，并建立了塞浦路斯王国，以后，于1192年与埃及苏丹撒拉丁签订和约。据此和约，从提尔到雅法的沿海狭长地带归耶路撒冷王国所有，耶路撒冷仍然留在穆斯林手中。 

1202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发起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年－1204年〕。最初的目标是埃及，后来改变了军事计划，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也被攻克，并建立了拉丁帝国〔1204年－1261年〕。儿童十字军〔Children's Crusade，也称童子军〕也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兴起。当时人们鉴于十字军一再失败，认为是成年人有罪，不能解放“主的陵墓”，只有无罪的儿童才能解放耶路撒冷。1212年，法国的几万儿童组成军队出征东方，部分遭遇风暴被淹死，另外一部分被作为奴隶贩卖到埃及。随后德国的第二批童子军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死亡大半，剩下的人被阻在意大利，会途中又因为饥饿、寒冷和生病死去许多人。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7年—1221年〕酝酿很久。1213年4月19日，教皇英诺森三世要求信徒组建一支新十字军。不过，此教令得不到欧洲的君主们支持。于是，教皇要求教士进行布道宣传，将信徒、社会地位较低的贵族和破落的骑士加入十字军。1215年11月，教皇在拉特兰大堂主持召开了宗教会议，宣布组建一支以攻打埃及为目标的十字军，通过战胜埃及的穆斯林王朝进而重新夺取耶路撒冷。1217年，十字军先到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城市阿克开拔。途中，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年迈的皇帝约翰、塞浦路斯的于格一世和安条克公国的王储博希蒙德四世也加入支持。其间，十字军按惯例沿途掳掠。在1218年6月，开始包围达米埃塔。但在几个月的战争中，疾病困扰着十字军。适逢此时，穆斯林苏丹阿迪尔死了。1219年11月，达米埃塔失守。十字军终打开了胜利之门。1221年，十字军企图进攻开罗。战役中，穆斯林军队借尼罗河水截断十字军的路，并包围十字军。9月，穆斯林收复达米埃塔。第五次十字军战争终告失败。

第六次十字军远征〔1228—1229年〕，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率领下进行的，这次远征使耶路撒冷在1229年暂回到基督教徒手中，但1244年又被穆斯林夺回。

法王路易九世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年－1254年〕，进攻埃及惨败，路易九世被俘。1250年以大笔赎金赎回。

第八次十字军东征〔1270年〕还是由法王路易九世领导，进攻突尼斯。路上发生流行病，路易九世染病身亡，军队撤退。

此后，教皇或国王都号召不起东征，十字军在东方的领土逐渐落入穆斯林手中。1291年，最后一个据点阿卡〔今以色列北部城市〕陷落，耶路撒冷王国灭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告终。

十字军的参加者社会成分繁杂不一，武器装备也不统一。身裹甲冑的骑士装备的是中等长度的剑和用于刺杀的重标枪，一些骑马或徒步的骑士除剑外，还装备有锤矛或斧子。大部分农民和市民装备的是刀、斧和长矛。十字军采用的是骑士军战术，战斗由骑士骑兵发起，一接战即单个对单个的决斗，协同动作有限。与十字军作战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主要兵种是轻骑兵。交战时，他们先用箭击溃十字军的部队，然后将其包围，实施攻击，分隔成数个孤立的部分加以歼灭。

但十字军毕竟打开了东方贸易的大门，使欧洲的商业、银行和货币经济发生了革命，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造成了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条件。十字军还使东西方文化与交流增多，刺激了西方的文艺复兴，阿拉伯数字、代数、航海罗盘、火药和棉纸，都是在十字军时期内传到西欧的。十字军也通过失败促进了西方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如欧洲人开始学会制造燃烧剂、火药和火器；懂得使用指南针；海军也有新的发展，摇桨战船开始为帆船所取代；轻骑兵的地位与作用得到重视等。

十字军运动的失败，其直接后果就是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和巴尔干半岛的沦陷，以及整个东欧和中欧的门户大开。但是这也从反面让我们见识到：宗教因素在欧洲安全战略上的重要作用。

六，回教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6. Religious strategy of Islam

关于穆罕默德〔Mohammed，570─632年〕如何改造阿拉伯人的传统的麦加偶像崇拜，使之成为一种适于进行世界扩张的“一神教”，人们已经谈论的很多，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们这里看看另外一个著名人物，和匈奴人阿提拉、蒙古人成吉思汗并称为三大“草原征服者”的突厥人跛子帖木儿〔Tamerlane，1336─1405年〕，是如何也把宗教作为一个战略来使用的，虽然和穆罕默德不同的是，帖木儿的扩张策略最后导致了回教的衰落。历史家们喜欢把跛子帖木儿描绘成一个丧失理性的狂人，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一描绘是被征服者的恐惧后遗症，仅就帖木儿处置奥斯曼首领巴耶塞特一世的整个过程来看，他完全称得上是个狡诈的、机智的、富于理性的人，比教主穆罕默德本人毫不逊色。

帖木儿曾经写信给巴耶塞特，对奥斯曼家族的卑微出身作了尖刻的揭露，同时说他考虑到奥斯曼帝国作为欧洲的回教堡垒和奥斯曼人在那里进行的圣战，他愿意赦免他们，否则“像你这样的小王公，能与我们相抗衡吗？”但巴耶塞特拒绝妥协，因此帖木儿1402年6月终于入侵奥斯曼帝国，向安卡拉进军，1402年7月20日进行决战，巴耶塞特和他的一个儿子一起被俘，帖木儿优待他们，他们却试图逃跑，因此被关入铁笼，几个月后死去。这种“先礼后兵”的策略显然轻易排除了来自宗教方面的阻力，抵消了奥斯曼人利用回教的“圣战”口号进行军事扩张的诡计。

在其它方面，帖木儿也表现了类似的双重性格。他在1400年10月进攻叙利亚时，在阿勒颇城下打败了埃及的马木留克奴隶兵团。一旦成了主人，他的双重面孔即“诡辩的文人和大屠杀的统帅”的面貌出现。他在回教学者面前，存心不良地提出一个难题：在战死的人中，是他的士兵们，还是马木留克的奴隶士兵有权获得殉道者的称号？

他与学者们讨论神学问题，强迫这些正统的逊尼派把被逊尼派杀害的穆罕默德女婿阿里纳入合法的哈里发之列。其实，帖木儿本人并非阿里的十叶派，他这样刁难的目的在于声东击西：在与法学家们进行学术会谈之余，他屠杀城堡守军，垒起了几座“人头塔”，并持续三天洗劫了贸易中心阿勒颇城，而原先他是答应赦免这座城市的。帖木儿的恶名可能来自一位被放逐的历史学家伊本·阿拉不沙，当时他年仅十二岁，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帖木儿的书，为自己报了仇。

在欧洲人心目中，帖木儿的主要特征是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一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极度虚伪。正像对宗教的虔诚一样，他还扮演无畏的战土和深谋远虑的指挥者，是艺术家和文人的朋友。但是，一旦法律在他一边，并可以援引《可兰》〔Al─Qur'an〕为根据时，他就采取背信弃义的方式，反对原先的盟友，就像成吉思汗那样反复无常，得以“登上王位，戴上金王冠，系上帝王的腰带出现在诸王公面前，他们都跪在他面前”。帖木儿以不坦率和诡辩的方式来处理统治权问题，他不敢重新制定一套全新的法律，宁可沿用成吉思汗法律而不采用穆斯林法律，因为他想要继承成吉思汗的法统，虽然在实践中，他不断求助《可兰经》，因此被称为“不虔诚的穆斯林”。在早期，他就在塔什干与宿敌蒙古人签订协议，极力煽动他们入侵自己的祖国，帮助自己夺取政权。这和二十世纪的中国领袖们利用列强入侵之际大发国难财是何等相似。在现代人看来，“结局是演出了一幕杰出的东方式虚伪的喜剧，以对友谊的一再声明、复归于好的拥抱和每次都喊出《可兰经》中虔诚的格言而完成的，接着便是背叛，突然袭击和即刻处决。”

为帖木儿歌功颂德的《帖木儿武功记》说：“当上帝要什么事情发生时，他会提供种种理由，由于这些理由，该事情就会按天意而产生。上帝已注定把亚洲帝国给予帖木儿和他的子孙，他预见了帖木儿温和的统治，它将给他的臣民们带来幸福。”其实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说，“一个世纪以前成吉思汗的蒙古入侵也没有这样残酷，因为蒙古人只是未开化的人，他们杀人只是因为在数世纪中杀人已经成为游牧民对待定居人民的习惯行为。残忍的帖木儿对此又增添了宗教屠杀的色彩。他杀人是由于‘虔诚’。他代表了蒙古野蛮性和穆斯林狂热性的综合体，这在历史上可能是空前的，他代表了由于抽象观念，同样也是由于一种责任和一种神圣使命的缘故而进行的屠杀，一种原始屠杀的高级形式。”帖木儿打败了喀什噶尔和南俄罗斯的成吉思汗后裔和印度的苏丹，而他对亚洲西部的征服使得拜占庭帝国获益匪浅，正像莫斯科公国从他对金帐汗国的胜利中获得喘息。而所有这些结果都对回教国家极为不利。

他的背景促使他那么残酷，背景的不同──例如较古老而陈腐的穆斯林世界东部和刚刚从基督教那里抢来的边区小亚细亚之间的不同，使得帖木儿帝国在他死后迅速瓦解，就像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迅速瓦解，而不屈不挠的“蛆虫般”的奥斯曼国家，却在死灰中复燃了。帖木儿的部下多是些没有宗教热忱的国际冒险家，他们的惟利是图和首鼠两端，使其国家其兴也速，其亡也速。而奥斯曼突厥〔土耳其〕的加齐们却是些心胸狭窄的封建武士，想控制他们很不容易，而一旦控制住了则比较稳固。由于这批来自中国边境沙漠地带的部落民，终于在小亚细亚找到了一块更好的山区，所以就源源而来、决不撤退了。相比之下，差不多处境的阿拉伯人由于早来了五六百年，就占领了更为肥沃的美索布达米亚和埃及、叙利亚，对小亚细亚的欲望也就不那么强烈了。而同样这块山区，对得天独厚的希腊人来说，却始终缺乏真正的吸引力。近东历史的这一页，同样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

和前述几种宗教不同的是，回教迄今还对其信徒具有人身控制的能量。2005年，在“欧洲文明的心脏”，“素有自由民主传统和人权意识的法兰西”，爆发了愈演愈烈并迅速蔓延的持续暴力骚乱，并在其他欧洲国家得到类似的暴力响应。法国官方已经宣布，承认移民政策和融入模式没有实效。联合国高级成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欧洲尚不具备“和谐生活”的条件。

威廉·法耶在《殖民欧洲》中指出：同回教士的说法相反，回教不只是一个像基督教那样的“信仰”，而是一个要求扩展的“教族”。回教在欧洲的计划，正如《可兰》上说的，就是征服欧洲。“我们已经身处战争了，而西方的欧洲人还没明白。相反，俄罗斯人却明白了。因为回教是一个传播价值观的媒介，它主张的个人的和集体的理论，里面规定的原则高于一切和不可触犯，这些规矩被强加在信仰者的头上，使他们认为，是由于这些原则他们自身的存在才有了意义〔……〕，但是，回教和欧洲的精神毫无相符之处。他们的大量进入欧洲比‘美国化’更加削弱了欧洲文化。一个要求承认的教条主义，一个不主张幸福精神的教义，一种以绝对服从上帝为名而对人道主义〔即人对自己的意志享有自治权〕的根本否定，一种极端严酷的强迫义务和社会关系，绝对的一神论，一种对世俗社会施以神权政治的混乱，一种对艺术和科学创作自由不明言说的深恶痛绝，这一切都与欧洲的思想传统、尤其是欧洲的多神论传统格格不入。”

《殖民欧洲》中指出：最折磨回教的就是“圣战”思想。死亡，复仇，毁灭，屠杀，这些词汇在《可兰经》里随处可见。那些说回教是一个和平的容许共居的宗教的人们，恰恰不了解回教。〔……〕他们企图让人们相信有一个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和一个文明的回教。他们忘了所谓的“文明回教”任何时刻都可以一跃而为野蛮，因为可兰经对不忠实者和背叛者施以死刑。“不杀人”的训条在穆斯林里是不存在的。为了表明确实如此，表明不是我们恶意诽谤，我们来浏览一下《可兰》并作些点评。

第二章，190：“你们要沿着真主指引的路消灭打你们的那些人”。

第十章，5：“见了他们就杀死他们，追捕他们，包围他们，为他们准备各种埋伏”。

下面是关于“烈士”的描述，构成回教恐怖主义的思想根基：“至于你们将死去或是被杀，是的，那就是说你们去同真主汇合。不要以为你们是圣战中的死者，相反，你们将活在真主的身边。因为现实生活不过是一个骗人的物。”

“那些离开祖国、被逐出家园 ，追随真主而战斗的和死去的，我会让你们进入天堂。”〔第三章 158、169、185、195〕

以真主的名义去死就肯定进入天堂，回教的力量就栖息在这最残暴的简单化上。

下面是摘自第4、5、8、9、17、33、47章的段落：

“那些参加战斗的斗士，无论死去的还是战胜的，我们会给他们一笔丰厚的工资。不要和不忠实于主的人做朋友，除非他们选择了跟随真主。但是如果他们背叛，那就见到他们就杀死他们。” 〔这里根本不存在荣誉〕

“如果他们在你们面前不保持中立，那就不给他们和平，不和他们握手，而是要在哪里遇到他们就在哪里杀死他们。袖手旁观的信仰者和为上帝而战的信仰者不可等同视之。”

这里，在对回教斗士固有的最高原则的肯定中，可以看出，圣战如走火入魔般永不停息。一个参战的、打仗的穆斯林，比只满足于参加信仰祈祷的穆斯林，有着更高的地位。“当你们冲向世界，别让那些不忠实于主的人拿你们当试验品，他们是你们真正的敌人。”

七，战略是“生命的适应能力”

7. Strategy is "adaptability of life"

宗教是一种战略，而战略则是生命的守卫者；所以在任何宗教的背后，都埋伏着生命的适应能力。有一个实例很能说明这一点。

考古学者在土耳其西部一处古代神庙的废墟中，发现了一条与死刑执行室相连的地道，这个死刑室中至今还弥漫着自然产生的有毒气体，任何有生物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一旦进入这个洞穴就会立即死亡。这一发现再次证明了一个理论：许多早期的希腊、罗马神庙都是建筑在某些可以产生“特殊效果”的地质活动的所在地或其附近，以便让参拜者们看到魔幻般的效果、对相关的祭祀场面叹为观止。根据早期作家如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伯〔Strabo，前64年—后24年〕的描述，祭祀有可能是在以地下的死刑执行室为中心的神殿中举行的。

现代研究者认为，祭祀阿波罗神〔希腊的光明、治疗、制陶以及音乐之神〕的神殿，通常就会有意修建在活跃的地热温泉之上。这些神殿分布在现在被土耳其占领的迪蒂玛和克拉罗斯等地，这里曾是希腊世界和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据古代文献记载，迪蒂玛的神殿曾是根据一道神谕在“牺牲之泉”上进行祭祀的。现在，人们认为著名的德尔菲神谕，可能就是借助于泄露出来的气体，给预言者造成的幻觉。预言者吸入的可能是乙烯气体，也就是今天人们用来催熟水果和蔬菜的气体。 

事实表明，生命预先存有极大的适应能力，以免环境突变时一夕绝种。战略，就是作为生命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而出现的，而宗教作为战略的终极形态，则可以被我们看作生命适应环境的终极形态。那么，宗教到底是怎样帮助生命适应环境的呢？原来，宗教动员了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把无情的宇宙有情化，或说是把非人的环境人格化。不但如此，高级宗教〔其实低级宗教也类似〕还把宇宙的本原予以亲情化，与人父子相称，甚至把万物拟人化，与敌对的生物环境进行认同。其实在万物有灵论的后面，掩藏了生命的极大适应性，那就是说“我并非孤立的”；其机制与现代唯物主义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所以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因为人与万物既然同等，甚至是一块本来就没有生命的物质，那还有什么变化是可怕的呢？还有什么结局是他不敢面对的呢？

这种适应性毫无疑问是命运赐给人的“生存资本”──看来“资本主义的罪恶”原来是和生命一样地古老：甚至在文明出现之前──就有“生存资本”出现了。否则，“生产资本”是根本不可能崭露头角的──人类就是因为生存资本的卓有成效，才步步为营，登上生产资本的太极殿。

就生命的适应性而言，“过犹不及”的意思是说：精力过剩和精力不济，是同等严重的危机；而“生存资本”一旦过剩，生命体便渴望斗争、扩张，在对它物的攻击与损毁中，宣泄这因为多余而变得有毒之物，这一宣泄就构成了“生命的浪费或曰投资”；投资失败时岂不就是最大的浪费。和平，就意味着对这些生机勃勃者的无情的压制和打击，“道德”和“文化”因此成为压制的借口、打击的手段。

这就是“文明”的要求。“文明”要求生命一律，要求不同的个体实现刻板的协同，要求“枪打出头鸟”甚至歼灭出类拔萃者。这并非中国社会的特长，这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归宿，一种社会意义的“暮色苍茫”。所以任何“太平盛世”都不可能享祚长久：既然它是靠牺牲人类的精华来维持自己，那么人类精华又怎能放过它呢？情不自禁地毁灭它吧，这是一场周而复始、永无宁日的搏杀！

为什么而斗争？为“解脱感”而斗争，为“充实感”而斗争。总之，为斗争中所能获得那种捕食的快感而斗争。而且要活食！所以人们看到，再有钱的人都觉得自己穷──“永远都缺最后一笔钱”，那笔还没有到手的钱，一笔“活食”！人性永远对活食感兴趣，至于仓库里的东西，那是留给别人来猎取的，自己永远要追求新鲜的，包括对性伴侣的猎取在内，都是如此。猎获的斗争调动了一切生命的原动力，捕食〔包括捕食性伴侣〕的斗争激发了一切意志的创造力。因为，“斗争”成了生命借以“存在”即显示自己的主要方式，所以说“生命在于斗争”。

可是庸劣的卫生学家们却极力曲解生命的性质，他们故作神秘地说：“生命在于运动”。从而暗示大众去争购他们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中国人称日本国旗为“膏药旗”就是表达了类似的蔑视〕：他们就这样推销着他们的“现代赎罪券”，这种现代的“商机”！

但是请问卫生学家们：“运动”又是什么呢？运动从来都不是无为的。体育运动，众所周知起源于军事操练。运动，只是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和“准备状态”。现代商人出于赚钱目的，力图抹煞体育的血腥意义，而将之贬为某种有利可图的“和平事业”。“和平”？那只是农民的种植要求和商人的诈财之道，它和人类最简洁的捕食方法──猎获的本能，是格格不入的……

尤其是人在本能上最爱捕食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同类，这生动注解了“同行是冤家”。没有人愚蠢到“将体育运动当作一个目的”，佼佼者用它来出人头地、名利双收；普通人用它来“增强体质”、“勾引异性”。而“斗争”作为捕食的基本方法则大为不同：捕食动作本身就能给人以极大的满足，至于猎获得逞即“胜利到手”那就更有刺激了。胜利能够激起更大的野心、更强的斗争欲，仿佛胜利可以妙手回春、增精活血，不会削弱而只会加强人的内在“生存资本”，从而使人变得更难满足、更难伺候。这就是人生种种不安与苦难的真正来历？所以文明的进展无法减缓更不能消除不安和苦难，相反只会加剧它。聪明人为了安慰自己，就造出种种乌托邦幻想来掩饰这一真相，幻想的乌托邦诚然有助于减缓不安感和苦难感，但却无力消灭甚至无法减缓这些实际存在的不安与苦难。

学会斗争，也就是学会、熟悉并掌握关于斗争的艺术，所谓“斗争的艺术”也就是“如何消耗过剩精力的艺术”。即使不为了任何实际的“目的”，单单为了安然度过这无聊的人生，也完全有必要掌握这门奇特的艺术。掌握这门艺术、找到适于自己生存特点的表现形式，也就是人生全部适应性的关键所在。这种适应性是所有惟利是图的市侩都能掌握的，但只有天生懂得它的人才能理解。有时，“赖皮”也是一种有效的战略。民国文人李卓吾曾经在《厚黑学》描述中国自从刘邦这个无赖大功告成以来，社会上的成功人士都是以“厚皮黑心”取得成功的，不论经商还是从政甚至做文人。但是这厚黑成功不是中国的专利，而是一切原始社会和文明破灭了的社会，所共同拥有的毛病。

八，战略的原则

8. Strategic principles 

生命所掌握的战略原则就是“优势原则”，哪怕是用赖皮的即“厚黑学”的方式获得优势。在一个流行高贵的环境中，高贵是最好的战略，在一个流行卑鄙的环境中，卑鄙是最好的战略，在一个流行中庸的环境中，中庸是最好的战略。

什么是暴政？“暴政就是智力低下的统治阶层所构成的强权。”──这种强权拼命压制大丈夫的创造性，并企图使得这种压制永久化、法律化、制度化甚至道德化。弱智的统治阶层企图以腐臭的“四化”来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并为他们的纨绔子弟谋求霉迹斑斑的世袭特权。然而世界上到底有什么势力可以压制生命之火的创造冲动呢？

许多人有幻想，但很少有人具有实现幻想的力量，更少有人拥有实现幻想的那份气运。想想总是容易的，尤其是年轻人，但能把年轻时代的梦想坚持下去就很难很难了，如果能把年轻时代的梦想付诸实现的，就是凤之毛、麟之角。嘿，怯于行动的家伙！谁说“干了也是空虚的”？无论怎样，干干总比想想更有影响力，历史需要的正是影响，而不追究好坏。虽然对一个创造的心灵而言，“想”总是比“干”具有更绚丽的色彩和更生动的内容，但想了不干如何验证你的所想？

请我们不要回避：每一个人的血管里，几乎都流淌着被征服者的血液……它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崇拜权威，它使我们十分可笑地一见有权有势者有钱有魅力的家伙，就不由自主地两腿发软……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屈服──才是一切“社会性”的坚实基础。被征服者们更深一层的奴性，也是某种“变相的反抗性”，则是以“怀古”或“同情失败者”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就是人性的曲折微妙之处，它写出了人性的隐秘和代偿：一方面在生活现实中服从生物法则和社会秩序，另方面在心理趣味上偷偷换点花样，来安慰或排解被征服的郁闷。这表明被征服者尚未与征服者同心同德，还只是从外部被迫服从并崇拜他们。这尤其可怜，因为只有当人从奴仆升为自愿效忠者时，他的等级才会提高。

每个人的祖先，都曾是不同时空和不同程度的被征服者，奴性的血液，往往还起着某种自保的功能，所以不被视为可耻，相反，被目为可耻的并不是服从与效忠这类“社会性”，而是它的不彻底性，如“变节”。所有的社会战略都灌输一种思想：好男子乐于“被人利用”，正如好女子急于“被人使用”一样。当然，不论好男子还是好女子，都仅仅愿意被那些高出自己一筹〔多多益善〕的人们利用或使用。若是低于他们的人想利用或使用他们，他们就会恼羞成怒，觉得受了侮辱，因为自己被大大低估了价值！一个人，要是不懂得被高于自己的人或事业所利用；或是一个人，若未归属于一个较他〔或她〕更强大、更经久、更广泛、更有创新意味的人或事──那他就只能被称为一个“不幸的家伙”。

万民有各自的道德。统治者应有统治的道德，这道德应该不同于〔照苏格拉底的意见〕“鞋匠的道德”。失去统治的道德，统治的生活将变味，财富沦为杯水。统治的道德就是为了权力而舍弃自己，这权力欲如此炽烈，以致他宁肯失去一切个人的幸福、享乐、财富……也要想方设法满足它。这权力欲如此炽烈，是一切壮烈的理想、美妙的幻思、卓越的方案、宏大的设计……的基础和源泉。一切睿哲文明，都是其附庸和装饰，手段和幌子……统治的技巧在于有效牺牲其余的杂务来维护这一道德，来实现这唯一的本体：大丈夫不可以独善其身。行也要进，不行也要进。“达”时固然要济天下；“穷”时也要念念不忘于济天下──这样才可能终于济成了天下。人生无所谓穷达，活着就是“达”，要是能健康地、生气勃勃地活着──就没有“穷”之可言。

大丈夫不可以独善其身，因为“独善”是不可能的。一切暴政都希望智慧去“独善”，好让暴君们率领千百万愚民，宰割天下。让暴虐势力的邪恶欲望彻底落空吧。所谓“独善”，无非是摧眉折腰、自甘奴役的文饰。暴政是不会让人真正“独善”的；他们只是在施展狡计──诱骗你退出战场，然后，当他们完成了各个击破的奸谋，再来彻底剥夺你的残余自由。大丈夫决不做曾参的门徒，“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曾参主义，只能导致奴隶处境。真正的大丈夫，视自由为不可剥夺、不可逐日削减的与生俱来之物。暴政能夺去大丈夫的名誉、地位、财产、生命；却夺不走他追求自由的执拗意志。这决不是什么书本上的理想，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命本能。因为没有自由的生活大丈夫是忍受不了的，这也许就是大丈夫的“脆弱”。但他有什么办法不这样呢？

大丈夫不想杀身，但丧失了“仁”他还是会死去。所谓“仁”，无非就是超越自己，甚至超越有关宿命的思想。先要超越，才有独特，而价值是独特产物。不敢舍身夺得自由的人，是“无个性的动物”，既没有独立的人格，当然也就谈不上“自我实现的可能”。但大丈夫决不仅仅是“自我实现”的角色，而是一生都在反抗暴政中渡过。他的反抗不是聚敛的借口，而是尽情挥霍，挥霍陈年旧帐，开辟未知的可能。这就是大丈夫独特的自我，他以特有的方式反抗了压迫他的暴政，并因此而松动了历史业已板结的土壤。

大丈夫不可以独善其身，他铲除暴政，不论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不论他做什么，或是怎样做，归宿都是铲除暴政。他反对〔至少是“修正”〕 两千年来儒释道传统的保守信念：而置身于开创性的全球化运动中。“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周易·乾卦·文言》〕

他的战略是：爱好真诚的战争而非虚伪的和平、爱好正直的野蛮而非乔装的文明、爱好青春的血腥而非衰老的呻吟。以此达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乾卦·文言》〕

在这种意义上，佛教是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

佛教的本义和它的社会功能就是降低多余的人口：佛教通过精神的清凉剂，熄灭了混乱时代疯长的人口和狂烧的人欲，从而为生态平衡作出重大贡献。当然，佛教方式即釜底抽薪的方式毫无斩草除根的怵目惊心，因此是“高级宗教文明”──这比之驱使群众死于阶级斗争的屠场或对外扩张的战场，无疑要仁慈许多了。难怪现在的西方世界流行佛教的义理，以及附加的素食主义和生态观念。

（另起一单页）

第二版（排印版）书后漫记

Afterwords of Second Edition

一、最后的书评

1987年到1989年间，我在北京的《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处辟有书评专栏，通过书评方式，借用他人的著作，传播自己的想法，效果不错，影响深远，有力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转型。1989年4月26日，刚刚陷入民主运动激荡的中国大陆，《人民日报》刊登了我最后的书评《我们要不要现代化？》，那是借用一本名为《中国文明与世界──汤因比的中国观》的书，所发挥的社会评论。同一天，杀机四伏的《四二六社论》发表了。这很有讽刺意味，但不完全是一个巧合，而是历史力量的对决。

《我们要不要现代化？》指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大清国门，中国逐渐走进了现代世界。从洋务运动直到邓小平改革，中国民族追求现代化的意愿一脉相承，更把工业化看作一件有利无弊的壮举。新权威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虽有争议，但在追求高度现代化即“过量工业化”的目标上，却完全一致。 

《中国文明与世界──汤因比的中国观》是日本人山本新与秀村欣二合作编辑的，原名《トインビーの中国観》，氷川書房昭和53年〔1978年〕“現代教養文庫”初版。此书中的汤因比却提出了另一番见解，他认为工业文明破坏生态平衡并污染环境的根本缺陷，已经暴露。而这一世界性的危机是否能由工业文明自身以技术方式来解决，也越来越成疑问。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竞相追求的过量工业化，造成了难以代偿的资源和环境的破坏，绿色和平运动因此风起云涌。人们发现，过量工业化的代价，正在瓦解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汤因比正是基于这一点而作出了预言，“先进工业国将因首先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而进入脱工业化的阶段。” 

无庸讳言，中国进入工业文明的步履蹒跚，已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名落世界末流；但是，中国的这种迟滞性是否有百弊而无一利呢？汤因比认为，在迟滞发展的反面，还得天独厚地享有着不可能走向过量工业化的优越性。就在世界即将进入脱工业化时代之际，这给了中国一种特殊的机遇。

当然，这种先知式的高论是很难被急于挤进现代化竞争的当代中国人接受的。但它确实也提出了一个需要思索的问题。

可以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迟滞性有三个原因：

〔一〕清朝是外来力量建立的军事征服王朝； 

〔二〕中国的管理阶层不是拥有军事权力的贵族或军人，而是通过科学选拔上来的文官； 

〔三〕统率众多“卫星文明”的大文明所特有的中华思想和藩国朝贡体制。 

当然，清朝以其创造性的能量，完成了对汉民族的收买和对游牧民族的怀柔，巧妙地解决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性难题。但当它打遍天下无敌手而沉浸在如汤因比所说的“胜利陶醉中”，始料未及的新挑战逼近了：工业文明的压力使大清国趋于崩溃。明治维新之所以比辛亥革命早五十年爆发，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日本统治者是和被统治者同一个民族和同一种文化。而满清和苏联那样的异族统治或信奉异教的统治集团则“很难表现出考虑整体利益的自觉”， 因而无法完成先导性的社会文化转型。确实，在中国的现代甚至当代史上，有过多少次这样的“始料未及”。

但中国文明毕竟发轫于本土。自从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吸收了佛教而形成魏晋以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就背上了两层历史包袱。很明显，中国进入第三期即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步履，要比它进入第二期即接受佛教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还要迟缓。但这是否能证明中国的死不争气？

美国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1910─1990年〕在其《日本人》〔The Japanese，1977年出版〕中写道，尽管日本的现代化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但和中国的精神革命的份量相比，其根基却不免浅显、浮面。几十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在现代化上的表现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在文化革命上写的篇章却又惊人地丰富，其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俄国革命。正是赖肖尔率先提出中国应该走一条不依赖外国的自力更生道路。这位先知断言，中国若能完成政治特别是文化精神上的独立，就意味着区别于近代西方物质文明的新文明可以形成，“中国将在最短的瞬间向全人类展现其全新的希望，中国就能占据第一级的地位。”

汤因比指出了一个困境和一条出路：在中国，推进现代化与努力守卫传统之间产生了矛盾，而调和这两种方向悖反的目标则极端困难。他认为出路在于，全面工业化的自我控制节度，即拒绝猛烈地推进过量工业化。体现在避免以机械化排斥其他社会生产手段，从而形成一种既非西方式爆炸型的生活方式，又非前工业化农业社会化石型的生活方式，以便在西方文明的流动性与中国文明的稳定性合二而一的基础上，走出第三条道路。

正是在这种分析下，晚年的汤因比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概念：“中国是世界政府的核心。”他认为中国文明强大的统一性和同质性，可以为脱工业化以后的世界，提供一种共同生存的凝聚力。这凝聚力不仅是儒学的、政治型的，也是老庄的、宗教式的。“顺从自然而生活，倾听自然的安排，万事都会有始有终。这是一种宗教。”宗教的自然观，对人来说是必要的。当然我想，思想的力量恰恰因为它是国民素质的体现，而非游离于典籍上的浮尘。儒释道的根本力量也在于此。而晚年汤因比的意思显然是说，可以胜任全球整合工作的，并非儒家，而是中国文明的模式，包括其“天子图式”。

二、回归祖辈的文化

在这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的八个月，1988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访问记：《回归祖辈的文化──访谢选骏》。这是我为了消除对于《河殇》的普遍误解而专门发表的一篇预告宣言式的文字。

问：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意识形态中也有一些陈腐观念，它们阻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很多人把这些腐败现象和陈腐观念说成反封建不彻底的结果。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答：我对这种看法持保留态度。在中国传统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而我们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却是实际做法和意识形态相矛盾的表现。比如，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高度民主，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搞官僚主义和家长制；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制度中却又给以权谋私留下不少可乘之机；传统中国社会搞乡绅自治，追求稳定，而我们是运动接连不断。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人人斗争，人人自危，父子分裂，夫妻反目。西方有的学者把我国建国以来的许多极左做法，归结为清教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我则认为这是人欲的恶性膨胀和“反文化综合症”，它们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并不密切。 

问：在改革开放中兴起的这场传统文化反思运动，其主流是批判传统文化，而批判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反封建。您说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并不导源于封建主义，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总体态度也应有所改革？ 

答：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其实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批判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是无法存在的。因此，目前对传统文化反思，得出的结论只是功能性的，而非真理性的。当然，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化传统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用西式的经济和技术拯救中国，到康有为、孙中山企图用西式的政治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图以西式的文化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九世纪末叶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话，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是“吸收西方文化” ，第二阶段则应是“回归祖辈的文化”！ 

问：传统文化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内容上可以分若干部分，时间上也可分为几段。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能不能具体化？ 

答：我说回归祖辈的文化，就是回归到秦以前的中国文化。那时中国的社会心态是年轻的、文化精神是朝气蓬勃的。这种文化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日新其德”。战国时七雄并列，社会是多元化的，机会是均等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大家都想统一中国，谁能招揽人材，谁能给新的文化因子以丰润的土壤，谁就有强大的竞争力；人们的主体意识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义务与权力之间，都是双向交换的，“士为知己者死”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此地无法施展的才能，可以发挥到别处去；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强烈，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相伴生的就是“献身精神”。先秦文化的这种特征与秦至清“长城一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祖辈文化。而秦至清的长城一统文化则相当于“父辈的文化”，近代反传统主义的矛头所向即是父辈文化的僵化。代表先秦文化精神的《周易》上的那些精粹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奋不已，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问：长期以来，“民族主义”似乎已成了贬义词。您说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秦以后的“天下意识”以及现在人们常挂在口头上的“世界公民意识、球籍意识”有何区别和联系。 

答：“天下意识”是秦实行长城大一统的产物。做“天下之民”，在国家强盛时唯我独尊，不思进取；而在国家衰弱时，便流于“阿Q心理”，它的核心是荣辱不惊、反应迟钝，缺乏日新精神。而民族主义和做“国家之民”，则是锱铢必计，争强好胜。当前，我们要当好世界公民，保持球籍，要在国际交往和国家事务中有地位，必须先具备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通过竞争和献身，使国家富强起来。不错，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但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起飞时，这种狂热和非理性却常常是需要的。鸦片战争惊破了中国人作为“天下之民”的好梦，现在我们要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课。举个很小的例子，如果每个人都有“国家—民族意识” 那么目前在和外商谈判时的许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就可以杜绝了。 

问：那么，回归先秦文化后，对秦以后的传统文化又要采取什么态度？ 

答：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在反传统的七十年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截流”，它实际批判的是清末的那种社会风尚与制度。这样，就为新一轮的“回归”提供了必要的过滤机制。这过滤机制就体现为反父辈的文化；而回归祖辈的文化则是对这一反叛的升华。实际上，文化继承上这种“远交近攻”的曲线战略，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欧洲人的文艺复兴运动即是。另方面，即便对秦以后的整个父辈文化，也不能采取绝对化态度。天皇是封建制度吧？但日本人却利用天皇使传统为现代服务； 家族忠诚是典型的封建意识吧？但日本人稍加转化，使家族忠诚变成企业忠诚，促进了经济的高度发展。可见传统和现代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去激活传统。中国这几十年“变风”大盛，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演变之后，我倒醉心于传统哲学中的“化”。化也是一种变，但它是个时间概念，是不割断并大力弘扬和传统的内在联系。它既有所依托，又有所损益，所以能事半功倍、扬长避短，这样看来，从截流到回归，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一次内部升华。 

问：中国人是个好“正名”的民族，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大概和这种好“正名”不无联系吧？ 

答：有关系，但并不是主要的。一个民族如果老是以外国为宗，难免有不自主和不自然的感觉。我们谈海德格尔，弗洛依德，外国人常不以为然，但我们谈孔子、老子，他们却只能洗耳恭听。这一点从理论上讲也许并不重要，但对重建健康自尊的民族心理以便有效发扬我们的生命潜能却极重要。西方文化给我们的养份只是物，不经过“祖辈文化”的胎盘，我们就无法消化西方文化，甚至会得消化不良症。事实上，中国近百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归祖辈传统，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是对以西方为宗的一种补充、矫正和发展。 

问：显然，作为一个现代人，您说的回归祖辈传统绝对不是抽象意义的复古主义，而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召；同样，回归祖辈传统也不等于排斥西方文化。那么，在当前，如何把回归传统文化和吸入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呢？ 

答：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我们都是作材料性的吸入，而不是作结构性的模仿。我们回归祖辈文化，是作为“现代人”的回归；我们吸入西方文化，是作为“中国人”在吸入。材料可以利用，但结构却要我们自己创造。我们既独立于西方文化，又独立于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有极大的自由。我提出回归祖辈的文化，只是想为重建现代中国文化找一个“胎盘”，一个自由度和依托力结合得较适中的文化洞窟；至于“婴儿”的成长，各种养份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回归传统只是一种工具和形式，目的和内容是让中国一百五十年以来的复兴之梦成为现实，其结果是传统文化这株老树在现代长出新枝、开出新花！以向世界其他社会提供某种他们所需要的但又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 

显然，上面这篇1988年发表的《回归祖辈的文化》，可以说是十六年后的今天所完成的本书──《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一个预告。

  

三、望文生义的误解

本书此次平面出版前，曾在国际电子传媒上连载，自2004年4月至2006年6月间，历时两年有余，因此也有机会受到许多读者的关心和鼓励。此次出版时又经过两千余处的校改，篇幅超过全书的百分之一，因此与电子版已经大有不同。本书原名为《全球政府论》〔On Global Government〕。2004年4月11日开始在网络上连载，为便于中文读者的理解尤其是网站管理人员的放行，取名《中国文明整合全球》〔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Chinese Civilization〕。

好笑的是，刚刚开始连载十一天，发表总量仅仅五十分之一的时候，“大纪元”电子报2004年4月22日就发表了批判文章，质疑“‘中国文明’能‘整合全球’吗？”。〔1〕

这篇文章虽然蛮横却完全基于望文生义的误解。因为它不懂本书所说的“中国文明”是有其丰富含义的：

本书第三十四章《全球中枢》第五节《“中国”的内在意义》指出：

“新的中央国度，可能由任何种族与文明构成。如此‘中国’的要义是‘CENTRAL STATE’或是‘CENTRAL CITY’──全球的种族中心、文明中枢、信息总机。”因为“‘国’的古义是城邦，是‘囗’中之‘或’，即‘城墙中的疆域’。文明中心是城市。所有具有规模的文明，都是起源于城市的权力中枢。在这样的意义上，未来意义的‘中国’，就是‘全球规模的文明中心与权力中枢’。中国的原意既然是文明的中心，文明的中心就是其自身意义的中国──未来的中国不在今日中国的版图内，是十分正常的；正如今天中国并不在夏商周三代的版图内。”其第六节《反恐战争的逻辑结论》进一步指出：“文明意义的‘中国’，就是‘中央平台’，相当于电脑系统的‘中央伺服器’与信息中心。文明意义的中国之不同于现在意义的中国〔CHINA〕，其义至明，正如古代的专制主义不等于现代的个人独裁，如世界历史上最富于专制传统的中国，就不是随心所欲的个人独裁，而是群策群力的宫廷政治。全球政府的创立，不可能基于现在意义的中国，而是基于新文化战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基于兵不血刃的胜利者。……在未来的全球政府时代，‘国’的意义将是‘信息中心’，‘中国’的意义将是功能优越的‘全球工作平台’。‘未来中国的概念’，就是建立一个全球平台的概念。世界权能中心，不是靠武力建立的，而是靠‘建立平台’、‘提供平台’来造就的；尽管它要靠必要的武力来维修和防卫。例如，由于提供了一个法治的容量宽阔的平台，‘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与奉行十二铜表法〔‘罗马法’〕的罗马得以容纳各种国际力量成功汇入，以其优质平台，诱引‘百夷来宾’，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浅薄的历史学家们，认定‘虎狼之师秦’和‘罗马军团方阵’征服了世界，其实，在此之前很久，秦和罗马就通过它们各自的‘法’，建立了当时自己区域内功率最大的‘中枢平台’。

就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欧陆各国言，其作为‘世界工作平台’的性质，不如英国；尤其就法治、工具理性及所谓种族容忍与文明宽容的公正性而言，不如英国。──故英国得以建立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体系。但英国本土毕竟不是移民国家，又是岛国，故不能建立足可平衡全球均势的工作平台；于是，全球工作平台这个角色由美国来扮演了。

有朝一日，不论现在的中国〔CHIHA〕或是印度、阿拉伯世界，若能建立一个较美国更稳定、更具包容性、更能容纳创造力的工作平台，则世界中枢就会自然而然转移到那里。那个拥有世界中枢的国度，就是‘中国’。古人所谓‘议礼，制度、考文’，可以被我们理解为‘建设一个合理、公正、文明的全球平台’。而所谓‘秩序’不过就是‘社会生活的平台’。如此，礼要合理，度要公正，文要光明。礼制就是合理公正光明的社会秩序。礼制的天下统治，就是合理公正光明的全球秩序，而我们现在就是为此作证。 

古人所谓‘修德以来之’，在我们的理解下，就是‘建立好的平台’。如《论语·季氏》所说：‘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亲之。’朱熹《论语集注》：‘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德以来之。’刘宝楠注：‘修文德者，修谓加治之。文德谓文治之德，所以别征伐为武事也。’〔《论语正义》〕‘修文德’，用现代概念就是‘通过文化战、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文明的工作平台’，让各种力量得以汇入。这不是‘道德治国’的‘仁政’，而是‘效率治国’的‘德政’。”

其四十章《历史教的命运 》更明确指出“死亡了的文明整合全球”。

堕落的人们把小脚、辫子、八股、伪善及一切繁文缛节称作“中国文化”；寻常的人们则把庙宇、宫殿、服饰、仪节、以至诗文、书法、图画、生活用具，小摆设、花苑台榭……称作“中国文化”；而最有教养的人们也只是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文物典章、各类国粹，等同于“中国文化”。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中国文化的外延和皮毛血肉而已，并不等于全部的“中国文化”，尤其不等于“中国文化的内核”。

四、新儒家是不必要的

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不赞同清末民初的“国粹派”论点。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性灵上难以沟通、质地上不可互换，而“中国精神文明”要优于“西方物质文明”。我们当然知道，西方的精神文明并不亚于中国，尽管形态不同、趋向各异。中国文明的历史与西方文明的历史因此可以互补和继起，例如现在就是这样的时机。但二者之间不必也无法互相抹煞，例如一百多年来在“中国现代化”中翻覆试验的社会节目那样。事实表明，使中国独特的，非其“精神文明的优越”，而是它“政治特性的强烈”。国粹派抬出难以捉摸的“精神价值”，企图逃避西方文明带来的“野蛮主义”和“海盗精神”的训练。结果可想而知是一败涂地。其实这些野蛮的浮士德、原始的法兰克，所拥有殖民进取精神，在先秦王国时代的中国相对并不缺乏，只是被秦以后的帝国时代的防御战略及其“长城精神”给压抑住了。这说明，国粹派们并不真的理解中国文明的精神及其独特的命运，本来就基于扩张的功能。而本书第五部《尘蒙之光》第四十五章《王国时代诸子》的“从宗教神话到历史神话”、“中国历史神话的大背景”，对此则有所揭示。在我们看来，决定中国命运的是其“地缘政治的条件”，而不是从其中派生出来的“精神文明”。正因为中国文明的地理规模在古代文明中空前广大，因此它最为契合于全球时代的需要，也就十分自然了。

根据上述理解，新儒家理论反而是过于狭隘的，甚至是不必要的了。尤其考虑到，把地缘政治和某种种族特性〔如黄种人在“种族三特性”里所扮演的角色〕，误解为精神文明，就难免形成肤浅而庸俗的阐释方法，在沦落到执政团手下，就会演变为“建设精神文明”的“社会工程系列”等闹剧，其效果是给整个社会甚至整个文明的进展戴上了枷锁。

强调中国文明的特性及其使命，并不是为了拒绝外来事物，而是为在接受外来事物的过程中不失自己的正常判断力；是为在客观化的同时，保持本位：并用后者来约束并平衡前者。

中国的地缘政治特点，决定了它不能不是“天下统一”，甚至决定了它的“政治动物性格”。近代中国的错乱，是由于中国地缘政治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在近代化的挑战与压力下，中国由“世界国家”沦为“区域国家”，并成为各个强权国家〔列强〕竞相瓜分的对象。“天朝”沦为“病夫”，“中华”成了“落伍”的代词。只是我们还记得，先秦文明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曾有过今日中国罕见的“人格独立与英雄精神”，而不是“奴隶主义与雷锋精神”。不少日本人询问：“为什么古代的中国人这么伟大？”这些岛民的潜台词其实是：“为什么现代的中国人这么可悲？”他们的提问富于启发。是因为全球文明使得中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变化了，而数百年的严酷演变使得古今中国人几乎变成了两个品种的中国人。例如一千五百年来，中国遭到野蛮民族的强行混血，更重要的是还失落了西晋以前的中国人所拥有的自信能力与献身精神。这两个品种的冰冷事实，不仅使得现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徒呼奈何、困惑不解，日本人也莫名其妙。这些中国边缘的岛民们因此采取一种分离式态度：崇敬古代中国，蹂躏现代中国，并以断然的侵略行动来争取做现代中国的主人、古代中国的继子。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实不过是企图重圆秦两汉帝国之梦、元明清之梦罢了。

中国与日本的分歧，并不起源于现代化过程。陈涉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此语一出，“封建时代”终矣。反观日本，直至明治维新之前，“种”的因素都是社会结构的“第一原理”，所以，日本吸收了秦以后中国的无数文化，惟独没有吸取其最重要的一项：科举制度。偏偏巧合的是，现代文明所源自的西欧，也是类似于日本的“世袭贵族社会”，而不是中国式的“选拔官僚社会”，难怪日本进入现代化过程顺理成章，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则举步维艰。由此看来，毛泽东早年的“粪土当年万户侯”，和它晚年的反现代化倾向殊为一致，就不足为奇了。陈胜吴广毛泽东只能造就平民的集权政治，不能造就精英的分权政治，而所谓民主，显然是基于分权而不是集权。

在选拔官僚社会中进不了北大校门的那位湖南民工，所发出的陈胜吴广式的怨言固然值得同情，但作为治国理论显然大谬不然。果然，现代陈胜毛泽东一旦大权在握，封闭所有大学、复制亿万下乡知青：他虽然不能改变知青的城市出身，但毕竟把这些城里人赶到乡下去，让他们重新野蛮化。这是多么伟大的成就啊，无怪他自封“四个伟大”，一个还嫌不够。与此同时，他自己则在中南海里，尽量实践如何做一个“没有种的王侯”美梦。这说明现代中国的痞化程度多么深入，深入到制度层面，深入到价值观中了。

中国在二十世纪，归根结底只做了一件事：由“天朝型的统一帝国”〔元明清〕向“民族型的区域国家”〔中华民国、中华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艰难转型。而一百多年过去，现在就连这么一件事也都还没有做完。所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继续努力、继续付出代价，去完成中国的转型。这转型是不自然的，甚至是逆向的，是社会形态的年轻化，是老大帝国的走向共和。所以，革命的中国人要么成为“反传统主义者”，要么成为“复古主义”者，否则就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现代主义者”，因为中国两千年以来的历史走向，是与西欧甚至是与日本的贵族社会完全背反的官僚社会，不反掉这样的父辈传统，我们就只能停留在陈胜思想的层次，只知造反有理，无法成长为宪政社会。也就是说，中国必须首先高贵化，然后才谈得上现代化！其建设性表现是“复古”，不是复元明清官僚社会的假古董，而是复先秦贵族精神的古道热肠。否则中国迟早还会重落袁世凯式的陷阱、重落文革的个人独裁、重落某种秘密会社的掌握。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与全球文明无异：在贵族社会的基础上，建立公民社会。而官僚社会的基础，只能长出臣民社会，无从达到独立自主精神的现代化。生存的权利并不是天赋的，而是通过不断进步赢得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断调整自己与环境尤其是自己民族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民族的希望在于：清除两千年官僚社会的腐败历史、克服其造成的社会藩篱、召唤先秦文明的精神活力、投入当代世界锱铢必较的战国时代。否则只能继续二十世纪的混乱试验，坐等外国力量进来收拾残局……例如1949年前后坐等外国军事力量与政治力量进来收拾，然后内乱不已；现在则坐待外国经济力量与文化力量进来收拾，很可能导致中国落入“泥牛入海无消息”的命运。

五、“整合全球”并非“上帝之城”

综观全球文明，人在未来世界所能成全的最大功业，无非是神权力量对于文明的最后清算；科学－技术、宗教－艺术，也不能逃避其风卷残云。

人在自己身上所能成就的最深事情，是信靠永生的上帝从而获得自己的灵魂；而不是“获得灵魂的平安和拯救”。因为就根本而言，不信靠神就意味着只有意识而没有灵魂，正如不通过假设就无法确认公理一样。当然这种信靠并不等于设计并实施奥古斯丁〔St.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年〕所谓的“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City of God〕，因为奥古斯丁版的“双城记”虽然区分了“地上的城”〔earthly city〕与“上帝的城”〔city of God〕，但他的上帝的城，毕竟还是从地上看到的，并在地上建立的；而不是从天上看到的，更不可能是从上帝那里看到的。因此从根本来说，“上帝的城”还是某种政治论，尽管是“神学政治论”；“上帝的城”所说的，还是某种历史哲学，尽管是“基督教历史哲学”。

难怪有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欧洲历史上首次完全自觉地创立历史哲学的努力，就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上帝之城》的直接导因是西哥特人410年洗劫罗马的巨大胜利，蛮族士兵对罗马妇女的施暴，比较苏联士兵对德国妇女的施暴、日本士兵对中国妇女的施暴，其程度毫无逊色，惊醒了奥古斯丁这样的神学家，使他不得不关注悲惨的尘世历史。《上帝之城》的写作，从412年开始到426年结束，历时十四年，完成时离奥古斯丁逝世只有四年。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八章里明确说过：“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但奥古斯丁却反其道而行之，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上帝之城”，这是为什么呢？显然，奥古斯丁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的“上帝之城”，不论如何都不会属于耶稣基督的国。

奥古斯丁当时思考的焦点完全是异教式的：罗马这个欧洲人心目中的“永恒城市”，究竟出了什么岔子，遭受如此残酷的报应？作为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可能并不清楚类似的命运其实也是其它文明无一例外的归宿：埃及的底比斯、两河的巴比伦、中国的长安，更不用说印度那些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了。所有这些“中国”的逐一覆灭，不仅造就惨绝人寰的黍离之歌，也激发了对于文明命运的持久沉思。奥古斯丁虽然并不了解其它文明下场，但对罗马的衰亡毕竟是有切肤之痛的。

我们时代的历史意识，认识到个人命运同他隶属的群体历史，密切相联。理解历史，也就是理解支配历史的原理、理解历史隐含的意义并把历史综合为人类的实存。这种努力的白痴表现，在黑格尔身上体现得最为清楚：1806年耶拿战役前夕，黑格尔看到了拿破仑，于是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写信说：“我看见皇帝──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穿过城市，看到这个人具有一种高尚的感情。这个人目标始终如一，他骑在马背上，向全世界扩张并统治世界。”这就是黑格尔的头脑所能理解的“历史的终结”？我嘲笑黑格尔，是因为拿破仑连乌拉尔山都没有越过，还不如新老沙皇们呢，何来“达到全世界、统治全世界”？看来黑格尔的 “世界精神”真是一个廉价的封条。

但黑格尔这个廉价的封条，后来却不幸成了一句传世名言。当然，在我看来，这比起项羽、刘邦看见秦始皇的仪仗队时，所发出的那两句传世名言，就相差太多了：

项羽：“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

刘邦：“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

而这个两千年后的黑格尔呢？却把拿破仑看作上帝的化身。这个拿破仑还没有把欧洲各国“搞定”，远远不及两千年前就已经搞定了中原各国的秦始皇嬴政。可见黑格尔这个普鲁士哲学家的胸襟和思维，还不如秦末的动乱和暴乱分子。

反观奥古斯丁，其“上帝的城”意指过着精神生活的教会；而“地上的城”则是沉溺在肉欲之乐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这双城同存一个肉眼可见的世界中，两城的市民们也是彼此混居共处、难以区别划分的。“由两种爱造成了两座城：由爱己之爱而轻视上帝，造成了世上的城；由爱神之爱而厌弃自己，造成了天上的城。”〔《上帝的城》第十四部二十八章〕这两座城以该隐和亚伯为代表。所有在世间自认是客旅、是朝圣之途的人，都是上帝城的居民。这“地上的城”以巴比伦和罗马为首席代表，其余一切世上邦国都是这城的化身。它的精神是蔑视上帝、但它也是一种相对的善，治安由它维持。这罪恶尘世，虽以爱己为当然之理，还知道制止扰乱，人各顾安全。但这“地上城”必随上帝之城的日见扩张而归于消失。“上帝城”的居民，就是那些被上帝拣选、蒙恩得救的人。虽说教会成员并不都是被拣选的，但被拣选的人却都在这有形的教会中。“所以连现世教会也是基督的国，也就是天国。照样，连现世圣徒也与基督一同掌权，不过与来世掌权有些情形不同；虽然稗子在教会中与麦子一同生长，可是稗子不与基督一同掌权。”〔《上帝的城》第二十部第二章〕显而易见，上帝的城就是那有形的、奥古斯丁本人所在的神职人员所组成的教会，这个教会迟早会统治罗马帝国这个地上的城瓦解之后的世界。在奥古斯丁看来，政府的目的不仅是维持和平，也是做人民的“敬虔的父”，所以必须倡导敬拜上帝；教会和理想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彼此依赖、互尽义务，中世纪神权国家的观念，就建造在奥古斯丁这种理论上。

尽管两城有这一对立性的区别，但上帝的城毕竟建在人世里面，而与灵魂所住的彼岸之地有所不同；结果奥古斯丁最后建立的，并不是耶稣的天国，而是教会的世界统治。耶稣的天国是无法描述的，因此即使耶稣本人也只是用隐喻的方式加以暗示。奥古斯丁所做的比耶稣多出的部分，不过首开类似于列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先河，结果是创造了另一种“天国”。奥古斯丁的这一过失〔如果算是过失，而不算是人类受到“两个律”支配的宿命的话，即神的律和肢体中犯罪的律。参见保罗《罗马书》第七章。其中的“脱离”，是指“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而不是指脱离“肢体中犯罪的律”；换言之，只要身体存在，肢体中犯罪的律就控制他。〕，是有其深刻的灵性根源的，正如他自己坦白的：“假如我不为大公教会的权威所驱使，我就不会相信福音。”〔《答摩尼的书信》［Against the Epistle of Manichaeus］，第五章〕这可能与我们内心的声音相反：“假如受到任何权威的压迫，我就不会相信福音。”因为耶稣的福音是真自由，而不是任何意义的“驱使”。像奥古斯丁这样以身体而不是以灵魂去建立“上帝的城”，其结果却是得到了另一种地上的城，尽管它很特别，是教会而不是国家，是神权政治而不是世俗政治。

六、立此为社会福音派鉴

有研究者〔如Krishan Kumar在“Utopianism”里面〕曾经提出，上帝之城与乌托邦恰好相反：乌托邦是人的理想社会，不是关于灵魂与天国的幻想。“宗教典型地具有来世的关怀，而乌托邦的兴趣则在现世。”但事实上，乌托邦这个概念所来自的《乌托邦》［Utopia］一书，并不缺少“来世的关怀”：乌托邦是个奴隶社会，为了获得食品而宰杀牲畜的事，全归奴隶做，以防自由民学会残忍。乌托邦里的“贱活”都由奴隶干，就像毛泽东时代多数下贱活计都由杀关管人员及其家属来做。乌托邦人中间虽然流行多种宗教，一切宗教受到宽容对待。但同时几乎人人信仰神和永生；少数没有信仰的人不算公民，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当外来的人告诉乌托邦人说基督反对私有财产，许多乌托邦人就改信了基督教。

《乌托邦》是摩尔〔Sir Thomas More，1478－1535年〕1516年发表的，内容是关于理想社会的对话。摩尔本人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因为坚持拒绝宣誓承认英国国王干预教会事务的权力等信仰或政治问题，而被力图夺取教会财产和权利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斩首，死后他的头颅还被挂在伦敦桥上示众。这种“中世纪的野蛮”不仅不能说明乌托邦与上帝的城全然无关；相反，显示了乌托邦具有通向上帝之城的强大力量。

再者，摩尔的《乌托邦》1516年发表之后不过一年，1517年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就把挑战罗马教会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了威腾堡大教堂的门上，西方教会的分裂正式开始。由此可见亨利八世其实是路德的先行者，他们的叛教多少都和自己的婚姻问题有关。尽管路德是叛教以后才结婚的。与路德相反，因为《乌托邦》的作者摩尔是因为反对教会分裂而殉道的，1886年，在摩尔死难三百五十年之际，天主教会追封他为圣徒。

回溯高级宗教的历史，其出发点虽是为了满足文明人类的灵魂诉求，但最终却归结为对于野蛮民族的文明教化。所以相应的，高级宗教在野蛮人中间扎根深，在文明人中间扎根浅。例如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只有回教在其初创社会依然茂盛，因为前回教的阿拉伯人是不可不扣的原始民族。相反，佛教和基督教并不能见容于它们的“原产地”印度和以色列，而最终只能在外国流传。其中传播到文明地区的，相对都比较肤浅，如佛教在中国〔包括中国化了的“熟番”如朝鲜、越南、日本、鲜卑、西夏、辽、金、元、满洲〕，基督教在希腊〔包括希腊化的马其顿、罗马、迦太基[天主教的奠基人奥古斯丁就是迦太基地方的人]、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都不如在它们周遍的生番和蛮族地区，扎根得那么深。例如，佛教在拒绝汉化的“生番”蒙古和西藏所取得的成功，和在汉化不深的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以及古代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取得的成功，显然更为深入，它们都拥有了稳固的国教地位。同样，基督教在凯尔特、日耳曼、斯拉夫、匈牙利、芬兰等蛮族地区所取得的成功，和这些蛮族在欧洲海外开拓殖民地时征服的〔无文字的〕美洲人〔印第安人〕、澳洲人、非洲人中间取得的成功，显然更加稳固。而在有文字的亚洲各国，基督教的传播其实十分有限：因为这里的基督教更多是作为灵性的载体而非文明教化的载体来发挥作用。更多渗透下层社会和边缘人群；因此十分自然的，无法征服文明社会的上层，即使在印度那样的“三百年殖民地”，传道的成就也十分有限。

在希腊文明圈和在中国文明圈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基督教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内彻底地排除了本地文明，而佛教在中国远远没有达到这种控制，中国社会还几度发起排佛运动；但也因此文明的本土性质，中国得以避免了罗马遭受的解体和希腊遭受的外来宗教的二度征服，后一次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带来的回教……

修道院也有类似现象。

以往人们看到修道院起源于东方〔如埃及〕，多为冥想团契，只是传到了西方，才变成生产基地，其中也包括文化生产，尽管缺乏创造。当人们谈论何以显示如此区别时，多从民族性着眼，而忽略了“懒惰的东方人”在创造金字塔、亚述兵团和空中花园时，其实并不懒惰。在我们看来，修道院制度的区别，其实是东方的文明人与西方的野蛮人在宗教追求之上的性质差异所造成的：文明人追求的是脱离世界，野蛮人追求的是改造世界，对于后者，高级宗教其实就是文明开化，是与字母、文学、生产技能、社会组织、哲学观念一同输入的。所以作为生产基地而不是退隐基地的西方修道院也并不设立在城市里，而是设立在荒野，也就是设立在接近蛮族的地区。表面上是脱离城市，其实在开化危险的蛮族。

在文明社会，外来的高级宗教是作为要素被吸收的；而在原始社会，外来的高级宗教则被全盘接受，如罗斯人接受东正教、波兰人、匈牙利人、日耳曼人接受天主教、蒙藏人接受大乘佛教、阿拉伯人接受一神教，都是连同字母一同接受的。因此在野蛮人那里，宗教和文明教化是一体的，宗教等于文明的生活方式，离开宗教的生活就是一种堕落。但对文明人则不尽然，宗教与文明是可以分离的，宗教是文明之上的或说文明之后的那种灵性的生活，离开宗教的人只是生活在世俗的文化里，并没有脱离教化。

如此看来，社会救济和福利传教可以帮助野蛮人确立信仰和信仰基础上的文明教化，但这对已有教化的文明人却较难发挥改宗的效果，徒然培植了吃教者〔Rice christian〕。因为文明社会具有复杂的文化传统，无法全盘移植外来宗教，只能做有限度地吸收。除非社会的巨变造成了文明过程的中断，如罗马帝国后期和秦汉帝国之后〔西晋〕所发生的事件那样。

立此为社会福音派鉴。

历史意义的“上帝的国”不同于耶稣的天国，正如文明意义的千福年〔Millennium，也译“千禧年”〕不是文明彼岸的时刻表。而本书论述的文明的黄金时代，与千福年学说〔Millenarianism〕的宗教盼望也不相同。整合所有的种族与文明，诚然是地球的盛事，但在上帝和天国的奥秘里这不算什么。我们知道，确实有着较比一切种族与文明的总和还要广大无垠的……其奥秘超然物象，远在人们能见的世界之外，近在咫尺，远在天边，无法分析、预测和企及，所以无从污染并摇撼。那是真理的园地，是我们满心企望而无法企及的。

七、本书开始起草于1975年

本书开始起草于1975年，出于对1974年开始席卷中国大陆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反思、反抗和反动。1975年是划时代的。葡萄牙革命引起西方殖民帝国体系最后残余的崩溃，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非洲殖民地解放，同时葡萄牙军政府主动归还澳门殖民地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却遭到了风烛残年的毛泽东的拒绝。

那年我二十一岁，这个“卖国”事件对我刺激很大，并使我感到深深的耻辱，我意识到中国并未脱离殖民地时代，其实直到1999年澳门回归。同时我也预感到，在哥伦布缔造的西方殖民体系创立五百年左右的1992年前后，必定还会发生更加戏剧性的全球事件，使得葡萄牙革命相形见绌。当然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事件竟然就是苏联帝国这个最后的欧洲帝国的初步解体。

1978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步脱离苏联经济制度，社会逐渐解冻，但其社会的基本结构迄今未变，于是批林批孔运动和毛泽东拒绝收回澳门这两个事件的相加所造成的耻辱感，就构成了持续的压力，对一个年轻的心灵所形成的打击也就引起了长期的慢性的精神反应，其结果就是这本书的形成。

本书的第一部写于八十年代后半期，其中论及人类学、“九一一”〔反恐战争〕的章节，则在2002年写于纽约；第二部、第三部的主要部分写于1980年至1982年间，第四部和第五部的主要部分写于1975年至1978年间。全书合成于2004年。网络发表于2004至2006年间。2006年作了全盘的修订。

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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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篇批判文章名叫“‘中国文明’能‘整合全球’吗？”〔署名“傅国涌”〕。其出笼的原因可能是诗人黄翔2004年2月3日在一篇题为《城市在她的身后矮下去──荒野和大峡谷的女儿引小路》文章中，无意叙述的这一事情所引起的：

今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六日〔2004年1月下旬〕，我的生日前夕，秋潇雨兰给我安排了一次小聚，约了两女一男，女的是两个才女，其中一个是年轻的文学女博士五月，另一个就是引小路。男的是学者、《河殇》的主要执笔者之一的谢选骏。……晚上刚好有四张别人赠送的票，我、雨兰、朱迪、谢选骏一起去看了一场“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人家送我们的是贵宾票，每张美元一百零五元，再大的雪也得去，丢了太可惜，愧对人家一番心意。这场晚会规模盛大，演员来自全球许多国家，既有老中也有老外，五湖四海皆兄弟。午台正中悬着个特大的篆体“唐”字，演出中也不时打出标有特大“唐”字的旗幡。谢选骏是学者，博古通今，联想丰富，而且也特别敏锐，他突然忽发奇想，贴着我的耳朵说：“你知道这个‘唐’字是什么意思吗？”我连想都没有去想，天生糊涂人一个。他说：“这个‘唐’字背后是个‘李’字。唐一般指盛唐，李当然是李世民。而他们是‘新唐人’，英文又翻译成‘新唐朝’［New Tang Dynasty］，所以，这个新的唐人背后，也仍然是个‘李’字，一个潜在的毛泽东……”真是又奇又妙，奇谈妙论，却颇有一点怪，我心里暗暗发现谢选骏和一般“昏昏”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学品还不错，人品也不赖。我对他轻声说：“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我倒有不同的感受，一会再说。”散场后我对他高声阐述说：“对我来说，‘唐’字背后主要是个‘汉’字，‘汉’字背后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存的中国，中国背后是整个博大精深的精神的东方。对此，我有一种文化意义或文化层面上的精神认同。但对我而言，无论从政治、还是宗教或人生理念的角度，无论是对古人还是今人，对当下还在活着的生者还是已经消逝的死者，都没有任何意义和任何角度的个人迷信和偶像崇拜！比如说你谈到毛泽东，不管他是一个公开的还是一个隐形的毛泽东，把他神化或是视为偶像都是我所不能认同的。”

黄翔的上述这段文字在发表前并没有预先送我过目，所以我无法为这文字承担责任；况且《大纪元时报》对我展开大批判前，也并没有核实任何情况。如果他们找我核对，我会补充告诉他们：“‘新唐人’的本义是‘新唐朝’。这一点其英译〔New Tang Dynasty〕是再清楚不过了。‘新唐王朝’正是在‘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电视节目上──而且那天晚会上，我已经看见皇帝和皇后已经出厂。黄翔对此视而不见、见而不明，说明他确实缺乏了一点诗人的性情或者是缺乏了一点诗人的敏感──真是他自况的‘天生糊涂人一个’。”

（另起一页）

第三版（电子版）后记

（一）

当我在2004年2月开始推出本书《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时，许多人都说我疯了。“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他们纷纷质问。

然而现在仅仅过了十一年，“当中国统治世界”就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梦魇了。

这说明，人们的目光多么短浅。

然而，问题并未到此结束。

目光的短浅仍然以误解的方式继续着。

《〈当中国统治世界〉与〈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文解释了这些误解的一些侧面：

【编者按：马丁·雅克，一个之前默默无闻，突然因为一本名为《当中国统治世界》（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的书2010年出版，而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2010年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晚于谢选骏《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2004年电子版，传播迅速）六年、晚于《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小国时代，2007年）三年，可是却基本上却误解了“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与“中国统治世界”之间的根本区别。】

1930年代，埃德加·斯诺长途跋涉去延安，并在那里采访了毛泽东，后来写了《西行漫记》，改变了西方对中国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斯诺当时算不算名人我们不知道，就算是名人，也仅仅是海外有名了，因为当时的中国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没有他为中共大唱赞歌的自由。

1971年，斯诺上了天安门，站在毛泽东身边。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他是谁了。当然，毛泽东那个时候是要向华盛顿示好，而尼克松和基辛格马上就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于是，有了1972年尼克松到中国的破冰之旅。再后来，中国成立了所谓“三S研究会”，专门研究三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美国人，他们分别为斯诺（Edgar Snow）、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今天的中国好像又有了一个新的来自海外的“三剑客”，与之前的“三S”一样，将来对他们的评价可能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的外国人。他们分别是《江泽民传》的作者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中国大趋势》的作者纳斯比特（John Naisbitt）和《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雅克（Martin Jacques）。 

那么，马丁在他的书里究竟写了写什么呢？《马丁·雅克眼中的中国》向读者展示了海外和海内对此书的评价。】 

1949年之前，中共忙于打天下，无暇顾及海外对中共的认知。期间有三个美国人来到延安，通过跟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他们对为什么中共是中国的未来更加了然于胸。这三位美国人分别是斯诺（Edgar Snow）、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和斯特朗与毛泽东的谈话（毛在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说法）使得外部世界对中国有了更好地了解。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中国曾经成立了一个“三S研究会”。

建国之后，还没有哪位西方作家关于中国或中国领导人的著作获得三“S”那样的地位。2008年，另一位美国人被中国媒体誉为“当代斯诺”，他就是曾在华尔街打拼的罗伯特·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他的《江泽民传》在中国与美国同时出版，名噪一时。2009年，另一位美国著名未来学学者约翰·纳斯比特（John Naisbitt）经过长期“调研”和“深度访谈”，写出了《中国大趋势》，并在法兰克福书展同时以中文版和英文版展出。 

2010年以中国为主题并赢得中国人赞赏的，则是英国作家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和他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文明的终结》（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2009）。它一经面世，即在海外引起广泛争论，在国内更是赞誉不断，中文版发行后迅即成为畅销书。 

中共建国时马丁·雅克才四岁，不知道是在曼彻斯特大学读本科时还是在剑桥的国王学院读博士时，雅克皈依了马克思主义。雅克是自1977年面世到1991年停刊的英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编辑。之后，雅克成了《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再后来，他成为《独立人报》的副总编。20世纪80年代，雅克写了几本关于英国政治的书，似乎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自从2009年他的《当中国统治世界》问世之后，雅克名声鹊起，先后在日本爱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做访问教授或高级研究员，并成为英国《卫报》和《新政治家》的专栏作家。 

本文旨在介绍马丁·雅克的观点及海外和国内的专家和学者对他的著作解读，并试图确定雅克的观点在“中国模式”的走向和未来这场辩论中的位置。 

马丁·雅克的观点 

雅克认为全球化就等同于西方化是一种谬论。“9·11”恐怖分子对世贸大厦的袭击凸显了西方文明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而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意味着西方文明的衰落和中国文明的崛起。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是会越来越像西方，还是会走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并“最终以其特有的方式改变这个世界”？1 雅克认为，中国之所以会走一条不同的路，主要是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国家。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有不同的发展逻辑。由于历史的久远和国家的庞大，中国有一种其他民族国家所欠缺的对多样性的容忍。作为一种文明的守护者，它既可以与西方国家搞好关系，也可以和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其他国家成为朋友。因此，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文明接轨。“这个世界原本就是由异彩纷呈的历史和文化所组成。欧洲（和它的主要旁支——美国）也只是在近两百年时间里掌握着世界的领导权，那样一个时代现如今正在终结。这世界远远不是西方普世主义的盛行，而是一个不同的现代性角逐的时代。”2 在雅克看来，中国是继英、美之后第三个可以改天换地的国家，“如果说英国曾经是海上霸权，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权，那么中国将是一个文化霸权。”3 

也许雅克不仅仅是在标新立异，而是通过这本书宣泄自己对西方制度的不满。2010年6月，他曾对《南都周刊》的一位记者说：“我实在对自己的国家以及整个西方文明厌倦了。”4 对中国的政治走向，雅克也有大胆的预测：“我不认为中国政治将来会变得像我们一样，有一天他们可能也会有投票，有多党制，政府可能会更有代表性，必须更负责任，但中国永远不会跟我们一样，因为他们国家的结构历史上就是不一样的。”5 尽管雅克在书中对中国的赞美呼之欲出，但他并不是对中国没有任何批评。他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大中华帝国的心态（Middle Kingdom Mentality），有这种心态的人不太愿意接受外来者进入自己的社会。这种反移民或者瞧不起弱小民族的心理也许会成为阻挠中国成为大国的绊脚石。6 

西方人如何评价雅克的作品 

雅克的同事、《卫报》的专栏作家维尔·赫顿（Will Hutton）坚决反对他的观点。《卫报》曾经发表了他们二位就此书观点所开展的通信对话。赫顿在其中一封信里说：“我个人认为，通过一个国家的过去预测它的未来的观念在经验和哲学上都是错误的。'文明国家'是个空洞的构造：所有国家都有文明，文明中都包含着一些张力，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自由和权威。假如你说中国民族成分比较单纯，你的读者将会如何理解你这爆炸性的论断？”他还说，“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是存在功能障碍的。它不仅仅是贪污腐败和环境危机。（中国）的发展严重失衡且缺少创新。它急需可以容纳商业和创新的机制与未来敢于进行物质消费的信心。”7 

美国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副院长杜克雷（Clayton Dube）认为，雅克给自己的书安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书名不过是为了卖书赚钱，他忽略了许多中国面临的挑战和现行制度的缺陷。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执行主编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不同意雅克关于中国飞速的经济发展势不可挡的论断，并提出中国的奇迹也可能是一时的泡沫。曾任美国副助理国务卿、现为剑桥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史蒂芬·哈尔珀（Stephen Halper）最近出版了与雅克的书大唱反调的《北京共识》，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看不到北京会统治美国的情景”。一篇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网站的文章认为，看《当中国统治世界》一类的书，你很容易以为未来属于亚洲，亚洲今天或许拥有最具活力的经济，但在思想领袖方面却不可能扮演与美国同样鼓舞人心的角色，别相信关于美国衰落的夸张宣传，美国政治经济体系的自我修复机制十有八九将使它从当前的挫折中恢复过来，从新德里到东京，亚洲的精英们继续指望山姆大叔对北京保持戒备。8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杰佛理·瓦斯特罗姆（Jeffrey Wasserstrom）在《时代周刊》的一篇书评中，把《当中国统治世界》划入所谓“大话中国”一类的书。他说，这类书煽情，书名耸人听闻，还有两个令人讨厌的毛病：第一，声称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第二，用简单的方法解读复杂的问题。 

“软实力”概念的发明人、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没有直接评论雅克的书，但他多次著文指出中国还远远没有到统治世界的时候。2010年5月，他在《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时评中指出：“相比之下，今天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并且其政策重心乃是侧重在国内事务以及经济发展上。虽然在威权国家中，中国的这种'市场列宁主义'的经济模式（即所谓的'北京共识'）能够增强其软实力，但在民主国家中却适得其反。”9 

曾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负责人、现为该报外电副总编的约瑟夫·康（Joseph Kahn），在其2010年1月3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书评中指出，雅克的书的观点的确发人深省，但是他对雅克对中国的具体国情的了解不敢恭维。康说，雅克虽然到过中国，但是他的书主要取材于书籍和报章杂志，因此，读者在他的书里看不到“城市沸腾的文化、农民的抗议、最高领导层人的换代、环境污染、城市交通堵塞、楼市及股市泡沫、腐败及官僚作风等等。这些问题无疑也是人类未来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10 

赛斯·费森（Seth Faison）是约瑟夫·康在北京的前任，返回美国后专门报道与中国相关的新闻并为讨论中国问题的著述撰写书评。2009年12月20日，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书评。在书评中，费森指出雅克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范式。传统观念认为要实现现代化，一国必须推行民主、财政透明和问责制。在雅克看来，中国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不是采用西方模式的结果。尽管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选举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和自由的汇率制度，但它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因此，雅克预测中国日后将成为引领世界的超级大国，到那时，中国将根据自己的核心利益制定世界游戏规则。费森认为雅克出色地解释了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经济原因，但他并未对未来中国引领的新的国际秩序加以定义及描述。费森对雅克关于世界将回到从前中国君临世界并接受小国朝贡的制度（tributary system ）心存疑惑。他还认为雅克关于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的解释缺乏理论依据，雅克的书缺少学术著作应有的实证主义的方法，书中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的描述虽然读起来很有趣，但是没有什么证据。最让费森失望的是，雅克的书没有对“中国模式”是不是可以持之以恒地发展下去做出充分的论述。11 

查理·霍尔（Charlie Hore）在英国的《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对《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书评。他不仅认为雅克的书从头至尾渗透着一种对权力的崇拜，让人不寒而栗，还指出雅克的书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与事实相左。不仅如此，中国目前的外向型经济并不能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霍尔还指出，如果雅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的描述含糊不清，那么他对文化和民族主义的论述就更成问题。霍尔在书评的结尾还揭了雅克的“短”，作为《今日马克思主义》的主笔，雅克曾为英国工党的急剧右转提供了理论支持。撒切尔是雅克心目中的英雄。中国今天的领导人跟大搞资本主义的撒切尔可谓异曲同工。12 

艾德瑞安·米科尔斯（Adrain Michaels）于2009年七月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发表了一篇评价《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文章。他认为雅克的书刚好与威尔·赫顿所著的《墙书》（Writings on the Wall）的观点相反。赫顿认为中国所谓的崛起不过是向西方看齐，真正的崛起必须在将一直由西方倡导的市场竞争、选举政府、权力制衡、尊重民意、信息公开、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制度化后才能大功告成。赫顿看到的是中国发展的矛盾和困境，雅克看到的是西方霸权的终结。米科尔斯认为雅克对中国只有通过学习西方才能繁荣昌盛的观点的批判是正确的，因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印度除外）都没有实行普选。英国是在崛起之后才给予其公民平等的投票权。不过，米科尔斯认为雅克书中的事实错误俯拾即是，并举出不少例子。13 

裴敏欣既算是中国人，也算是美国人，他对雅克的书可谓嗤之以鼻。在一篇发表在美国《新闻周刊》上题为“为什么中国不会统治世界”的文章中，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中国还没有统治世界的资格、心态和技术。他在文章中写道：“如果中国如此强大，为什么它没有在解决全球问题上充当更多的领导角色？中国官员出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世界会议上，其观点和获得的支持也颇受关注，但他们始终保持低调，只专注于捍卫本国国家利益，忽略了可借以展示软实力的机会。”裴敏欣还说，其实，也只有这些隔岸看热闹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所谓“崛起”不亦乐乎，中国领导人自身对中国的现实有极为清醒的认识：“诚然，危机让中国缩小了与对手（尤其是美、日）之间的经济差距。大众对中国全新力量的肯定让中国领导人沐浴在全球聚光灯下，并可向国内公众炫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但中国领导人并不糊涂，他们十分清楚所面临的挑战有多严峻，也十分清楚时运可能说变就变。如果外国人也能意识到这一点就好了。”14 

中国学者如何评价马丁·雅克的书 

中国媒体对马丁·雅克可谓青睐有加，因为他说出了如果是中国自己说就有狂妄和自大嫌疑的话，迎合了中国官方提倡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组织翻译出版此书的中信出版社对此书畅销的可能性没有任何疑虑，目标是销售30万册。该书出版四个月后，中信出版社请作者来中国促销。15 尽管此书的中文版封面上标注有吴建民、胡鞍钢、阎学通等文化名人对此书的倾力推荐，但中国学者对此书的反应却基本趋于冷淡。媒体工作者安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书的批评毫不留情。他认为马丁·雅克的论调与很多西方学者大相径庭。“他们最大的分歧在于中国的发展是否具有延续性，是否会因为特殊情况而被打断。如果仅仅基于短期数据来投射到长期，企图对未来进行预测，这种研究方法和跳大神没什么区别。不管是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崛起论，这两者的方法论在这一点上是共通的。我们既然能批判中国崩溃论一塌糊涂，那么也一样可以批判马丁·雅克的中国统治论是错误的。”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对于像雅克这样对中国的发展大唱赞歌的作者一律嗤之以鼻。他说：“这些人在中国最有问题的时候忽悠你，让一大帮人觉得中国都特别好，研究什么中国崛起的模式，说什么这个模式很牛之类，真是特别恶心。我们身在其中的人都觉得现在中国有大问题，结果却来这么一帮人忽悠得你沾沾自喜。” 

曾为出版人的莫之许认为此书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读者不必去读。“我们都已经关注中国问题长达数十年了，如果是知名经济学家的意见，我们还会严肃对待一下，这样的流行写作就算了，和《中国不高兴》没什么区别。” 不过，莫之许认为雅克的书所以畅销是因为国内有需求。“中国这十几年发展了，大家就想确认位置，寻找自己的地位。这是人的基本的、不可避免的心理需求。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我们需要在他人的眼光中看到自己，找到自己国家的位置，也找到自己的位置。”16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郑永年对雅克的书的分析相对客观。他认为雅克的书有两个致命的误区：第一，即使中国崛起了，她也不会“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中国的体系始终是开放的，讲究包容性，这与西方体系的排他性完全不同”；第二，朝贡体系的复活是不可能的，“雅克犯了一个经验错误。在朝贡体系中，中国是赔本的，总是贸易赤字的，而现代体系是以市场为原则来建立的，中国不可能退回到以前的体制”。17 本书译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博士张莉也认为：“中国在复兴朝贡体系方面根本不具备环境或者说根本不具备能力。”18 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对外援助”其实就是变相的朝贡体制。

在解释马丁·雅克的书为何在国内和国外畅销的现象时，媒体人士潘启雯说：“这本书之所以引起关注以及受到某些人的谩骂和赞扬，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它为世界认识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新视角，与'中国崩溃论'等不同，它在相当程度上更'积极'地看待中国，与'中国模式论'相比，它也表现得更为'乐观'；其二，对于国内某些群体，特别是痴迷于'大国崛起'的人，无疑提供了一个最新而有力的外来证据。”19 

“中国模式”果真可以纵横四海吗 

马丁·雅克的书显然把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深入了一层。他的书告诉读者，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模式，这种模式从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文明中不断汲取取之不竭的养分，随着以“中国模式”为主导的经济改革的成功，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面临的不可转嫁和扭转的经济危机的到来，中国将鲲鹏展翅，扶摇直上，并“统治世界”。其实，这是误解了“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与“中国统治世界”之间的根本区别。

雅克的这种观点不仅受到西方学者的批驳，更为相当一部分中国国内的学者所反对。随着批评的甚嚣尘上，雅克本人也开始修正自己的观点了。2010年7月5日，《经济参考》的记者采访雅克，开门见山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书名？”雅克似乎失去了他在书中的流畅和铿锵，他说：“坦白讲，我自己低估了这个问题。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可能源自于自己的无知。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跟中国的朋友讨论一下这个题目是否合适，就不会自己做决定。今天来看这个题目对或不对，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不能责备任何人，毕竟是自己的错误，是自己忽视了这个问题。”20 这就是一个“老外”对中文著作和中国事务“望文生义”和“不求甚解”的结果。

更早一些时候，当《南都周刊》的记者问他这个问题时，马丁·雅克变得十分激动，竖着指头对记者说：“你听我说，不要打断我——这是因为中国永远不可能真正统治整个世界。美国没有，英国没有，中国也无法统治世界。”21 在之后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雅克显然冷静了许多。他说：“这部书的书名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它指的是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22 

雅克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似乎对自己的论点就越没有信心，他自己勾勒的“中国模式”纵横四海的远景和愿景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经济参考》2010年7月5日发表的采访雅克的题目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当被问到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时，雅克说：“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会对中国经济改革造成影响，如果这种不均等加剧的话，一定会激化不满的情绪，最终会影响到社会稳定。”23 

《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7月12日发表的采访雅克的题目是“政改要及时，一旦落后于时代就可能造成动荡”。在采访的最后，《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问：“你认为政府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一环，现在中国舆论界一个很强大的声音是呼吁中国要更快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你对此有何看法？”雅克说：“随着社会变革越来越快，我们的确要进行政治改革，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意味着社会变革的速度也会很快，如果不能及时改革政治体制，就很难适应需求。现在许多西方国家，政府也是落后于时代的。一旦这样，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到时候处理起来就会更加困难。西方有句谚语，‘早缝一针比最后多缝九针要好’，政治体系也是如此。”24 

话说成这样，雅克已经对自己最重要的观点——中国的发展可以对所谓的普世价值（西方价值）置之不理——釜底抽薪了。显而易见，越来越担心未来中国的不稳定和可能出现动乱的雅克，已经开始反思自己“当中国统治世界”的命题了。当然，这只是一个中短期的问题，从中长期的观点看，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不仅可能，而且正在发生。

参考文献 

[1] Martin Jacques, Will Hutton. 两位西方人关于中国崛起的对话. 卫报，2009-06-23.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printnews.asp·newsid=152191. 

[2] 同上. 

[3] 杨英. 马丁·雅克的新书《当中国统治世界》. 国际先驱导报, 2009-08-25. 

[4] 王晶. 当中国统治世界？Sorry，这只是一个标题. 南都周刊，2010-06-02.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8636. 

[5] 容易.《当中国统治世界》快出中文版了. VOA.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1747. 

[6] 关于马丁·雅克的观点的详细描述，参见: 潘启雯. 评《当中国统治世界》：被重塑的中国概念. 文汇报，2010-06-08. 

[7] Martin Jacques, Will Hutton. 两位西方人关于中国崛起的对话. 卫报，2009-06-23.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printnews.asp·newsid=152191. 

[8] 容易. 《当中国统治世界》快出中文版了. VOA.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1747. 

[9] Joseph Nye. China's Century Is Yet upon Us. Financial Times, May 18, 2010. 

[10] Joseph Kahn. Waking Drago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 2010. 

[11] Seth Faison. Book Review: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by Martin Jacques.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0, 2009. 

[12] Charlie Hore. Book Review: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by Martin Jacques. Socialist Review, July 2009. 

[13] Adrian Michaels. China Ruling. Telegraph, July 11, 2009. 

[14] Minxin Pei. Why China Cannot Rule the World. Newsweek, December 8, 2009. 

[15] 王晶. 当中国统治世界？Sorry，这只是一个标题. 南都周刊，2010-06-02.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8636. 

[16] 同上. 

[17] 容易.《当中国统治世界》快出中文版了. VOA.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1747. 

[18] 世界需要中国,中国无需统治世界. 经济参考，2010-03-23. 

[19] 潘启雯. 评《当中国统治世界》：被重塑的中国概念. 文汇报，2010-06-08. 

[20]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平. 经济参考，2010-07-05.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1274. 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雅克似乎是在说他的书的中文译名不妥，但是目前的书名与英文书名是一致的。 

[21] 王晶. 当中国统治世界？Sorry，这只是一个标题. 南都周刊，2010-06-02.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8636. 

[22] 舒泰峰, 张静. 政改要及时,一旦落后于时代就可能造成动荡. 瞭望东方周刊，2010-07-12.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2782. 

[23]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平，经济参考，2010-07-05.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1274. 

[24] 舒泰峰, 张静. 政改要及时,一旦落后于时代就可能造成动荡. 瞭望东方周刊，2010-07-12.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2782. 

 

……

从上述的引文和讨论都可以看出，相关的概念都是在《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出现好几年以后，才开始在全球范围流行的。

不仅如此，谢选骏2007年发表的《小国时代》一书，也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全球社会，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显然，一个新的时代，会随着一个新的思想一起诞生的。

这还表明了一个传播轨迹：在网络时代，思想是怎样以其“一意孤行”的方式影响世界的。

（二）

另有《为什么22世纪中国才能统治世界》一文，写得要比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更加得体：

温特（Alexander Wendt）参照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将国家利益区分为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和集体自尊。

如果按照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和集体自尊这四个阶段看，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处在“生存”阶段；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处在“独立”阶段；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依然处在“经济财富”阶段，二十一世纪下半叶，中国才能进入“集体自尊”阶段。

那么显然，只有超越了“集体自尊”的阶段，中国才能以博大的胸襟统治世界。

如果将国家看作是“人”的话，国家也有“等级需求”倾向。国家只有在低一级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高一级需求。沿用温特的国家利益区分，生存、独立、经济财富是国家低层次的需求，本文称之为国家的低端需求；集体自尊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国家荣誉，是国家高层次的需求，称为高端需求。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Munk辩论的开篇语和结束语里，和犹太人亨利·基辛格一起反驳了21世纪将属于中国的观点。

他们认为：中国不会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导力量有以下三个原因：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

在经济方面，他们认识到一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永远保持直线上升。中国看起来正要接管世界，但是日本当年也有过这样一段时期。当时的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也被告知，世界将被日本统治。但结果并不是这样。

在连续20-25年保持每年9%的增长率后，大多数亚洲四小龙国家的增长速度减慢到了6%或5%。我并不是在预测什么中国的崩溃。我只是在说，中国同样要遵守大数法则，它会在某个时候降低到一个慢一些的增长率——也许会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得多的国家，而比其他国家稍晚一些。

但是同样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经济体系中存在大量的低效能。他们有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他们增长的效率极低。就外国直接投资而言，中国每月获得的量相当于印度一年的总量。但中国的增长速度仅比印度快两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如果考虑下中国增长的质量，它其实并没有看上去的那样让人惊叹。他们进行着大量的投资——许多机场、八车道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但是如果你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不那么引人赞叹了。

中国还有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联合国刚刚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在接下来25年内会出现人口统计上的“雪崩”。它的人口将会减少4亿。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正在人口减少的国家同时拥有主导世界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如果你想知道人口减少的国家是什么样子，你可以看看日本。

在政治方面，假设中国真的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体：它有执行你所需要的那种领导力的政治能力吗？别忘了，虽然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数十年，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种宏大的、支配性的设计。你需要拥有某种政治能力才能够执行那样的领导力。

统治中国的政治体制现在正处在危机中。还不清楚，它接下来要经历的阶段是不是跟现在的保持一致。中国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当它创造出中产阶级时，它会做什么，以及如何回应这些中产阶级的期望。

台湾在经历类似的过程时，你看到的是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南韩在经历这个过程时，你看到的也是向民主政体的转型。但是这些转型并不容易。它们都相当的血腥和混乱。

在地缘政治方面，他们认为大家虽然喜欢谈论亚洲的崛起，但是根本没有亚洲这个东西。有的是中国、日本、印度。而且这些国家彼此都不太喜欢对方。

你将会看到，随着中国崛起，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越南、南韩和其他国家都会产生情绪高涨的回应。你已经开始看到这样事情的出现。中国并不是在真空中崛起。在它崛起的大陆上有很多很多的竞争者。

我们西方世界正在经历一场自信危机。当我们面对这类新型的与以往不同的挑战，同时又面对正在崛起和前进的国家时，这种危机就会经常发生。

美国“著名的”政治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过去常常写作关于他如何认为由于我们的软弱和易变，而苏联有远见并且有战略性，所以美国永远都不能经受住苏联的挑战。那时的我们短视而且愚蠢。但是不管怎样，最终的结果却还不错。（译注：乔治·凯南是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遏制政策始创人。）

我认为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待中国是一种趋势——他们有这样非凡的长远目光，而我们是笨拙的傻瓜。有一个美妙的故事概括了这一点：

当被人问到，“你怎么看待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据说‘中国总理’周恩来回答道：“现在评论为时尚早。”

每个人都在想，“噢，天哪，他真是个天才；他思考是那样长远——达到了几百年。”

事实是，在故事发生的1973年，周恩来说的是1968年的法国革命——一场学生革命。在那时说“现在说来为时尚早”是非常理性的。（但决不是什么“天才”，除非傻瓜。）所以不要认为中国人是有战略眼光的策划者，而我们是笨蛋。经历过来自德意志帝国、苏联和纳粹德国的挑战，我们想法设法笨拙地走到了一个领先位置。

事实上，我认为你会发现的是，美国和北美正在为这新世界创造一个卓越的模范。

我们正在成为第一个全球性的国家，一个吸引来自全世界各地区有着不同肤色、信条和宗教信仰的人民，并且找到方法来利用他们的才能，建立一个共同的梦想的国家。它就发生在这里，它吸引来全世界的人。

不要对自由和开放社会失去信心。

……

法里德·扎卡里亚在Munk辩论的开篇语和结束语里，和犹太人亨利·基辛格上面的分析对不对呢？

当然不对。

因为，他们只是知道“根本没有亚洲这个东西”，却还不知道“根本没有中国这个东西”——除非你用发展的、未来时态的观点看问题，否则，中国还没有诞生呢！

现在的所谓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鸟蛋，是分裂国家，不是真正的中国。

法里德·扎卡里亚在Munk辩论的开篇语和结束语里，伙同犹太人亨利·基辛格这同样是两个鸟蛋的鸟蛋大概不知道：大陆和台湾这个现代南北朝并不等于中国，南北朝统一起来以后才是“中央国家”。

发展的、未来时态的中国，能不能在二十一世纪统领世界，那就像它能不能在二十一世纪出现一样，还是一个未来的谜，现在谁能断言它呢？

除非是上帝，不过上帝的秘密，是永远不会向人类敞开的。尤其是向法里德·扎卡里亚和犹太人亨利·基辛格这样的“人”。

为什么二十一世纪不会属于中国？

如果中国能够统一起来，能够收复蒙古和西伯利亚并把日韩东南亚变成了自己的后院，就像美国征服了墨西哥并把南美洲变成了自己的后院那样，二十一世纪就会属于中国！

同样。从《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的角度看，《为什么22世纪中国才能统治世界》一文，写得虽然比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更加得体，但是还是不得要领的：因为《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开宗明义地宣告过了：

这里的“中国”不是指“China”（“支那”），而是指“the Central Kingdom”，即“中央王国”。“中国文明”（“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是一个思想主权的概念，不是一个国家主权的概念，“中国文明”可以由任何一个民族来代表和推行，而不必拘泥于现在的中国人。这就好像是闪米特人发展了苏美尔文明，拉丁人发展了希腊文明，秦人发展了华夏文明。

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并不等于“支那（秦）文明”，虽然它也不一定会排除支那（秦）文明。

“中国文明”，就是能够支配全球的那个中心地带的文明。

这在古代中国的“王城”得到了最为精彩的体现。

那就是“天下四方之王的文明”、天子文明。

（三）

2011年1月2日谢选骏曾在《世界不必担心中国统治》一文中写道：

（1）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其实，世界不必担心中国统治。

虽然我一贯主张“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但那指的是一种文明的模式整合世界，而不是指一个国家统治其他国家，这是第一。第二呢，“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中的“中国文明”指的是“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即“中央国家的文明”；而不是“Chinese Civilization”即“华人的文明”。因此，领导这一整合运动的，可以是任何一个民族，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可以是任何一个国际组织。

这样看来“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与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不必担心中国统治”并不冲突，不仅不冲突，还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中国威胁论”所担心的“中国统治”，只是一种华人的统治，甚至只是一种苏联前殖民地、社会主义大家庭前卫星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

此外，我还要提请大家注意：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中看，华人尤其是华人大众，其实都是一个相对缺乏政治能力的群体，其受他人统治的时间，远远多于统治他人的时间。例如近代以来，华人就受到西方列强、日本军阀、苏联党阀的轮番统治，直到现在也没有走出苏联统治的阴影。而历史著名且具决定作用的秦朝、隋朝、元朝、清朝，都是华人受他人统治的典型事例。

虽然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有几分相似，虽然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有几分相似，但是中国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接近罗马人，还不如说接近希腊人。接近罗马人的是函谷关以西的秦人，而不是函谷关以东的中原人，关东的中原人，更像东欧的希腊人而不是西欧的罗马人。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楚汉之争”是一种变相的“楚秦之争”，也就是说，是仇恨秦朝的项羽，败给了亲近秦朝的刘邦。尽管击败秦朝的是项羽，但是刘邦通过招降纳叛的方式收揽了秦朝的残余势力，造成了统一战线，然后各个击破项羽的反秦武装，终于继承了秦始皇的衣钵，当上了“皇帝”。而“皇帝”这个臭名昭著的称号，原来并不是反秦英雄“西楚霸王”项羽想要的。

（2）

看一看“罗马征服地中海大事记”，在想想秦朝的征服史，也许颇具启发。

布匿战争的起源：

前288年，一群意大利来的雇佣军Mamertines占领了西西里岛东北角的墨西拿（Messina）。Mamertines翻译为玛尔美提，意思是战神之子，他们原本是叙拉古僭主jiàn zhu阿加托克利斯的雇佣兵，玛尔美提是他们的自称（所谓僭主就是那些完全无视过去的任何政体及其传承、而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的独裁者），阿加托克利斯死后，这些号称玛尔美提的强盗劫掠西西里各城，是反面人物。

玛尔美提们杀了墨西拿所有的男人，占有女人为妻，以这个城市为基地，骚扰附近的乡村和城市，包括独立的城市叙拉古（Syracuse）。前265年，叙拉古的喜厄隆二世（Hiero II）即位僭主，决定清除这批人，出军围攻墨西拿。玛尔美提们同时向罗马和迦太基求救。开始时候，罗马并不想帮助他们。一来他们是占领别人领土的侵掠者，二来罗马在前271年刚刚打败一批造反的职业军人，也不想帮这种人。但是狡猾的迦太基立刻同意，很快派军队来到墨西拿。罗马也因此不得不参战了，因为他们怕迦太基占领西西里岛，离意大利太近。罗马和玛尔美提们联盟，前264年派兵到西西里岛，逼迫叙拉古加入他们的联盟。这是罗马军队第一次在意大利半岛以外的活动。三方联盟稳定之后，只有罗马和迦太基继续冲突，争抢西西里岛。

公元前264年—前241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前264年罗马军队开进西西里，揭开战幕。罗马先后占领墨西拿和阿格里琴托，迫使叙拉古与之结盟。但在海上迦太基却占优势。罗马人迅速建立一支舰队。在公元前260年的米列海战中，装有接舷吊桥的战舰组成的罗马舰队获胜。公元前256年罗马海军又在埃克诺穆斯海角大胜。同年罗马远征军在非洲登陆，但以失败告终。此后主要战场移到西西里，罗马在陆战中略占上风。公元前241年，罗马海军以新建的两百艘战船组成的舰队大败迦太基舰队于埃加迪群岛附近。迦太基被迫求和，将西西里及其附近利帕里群岛让给罗马，赔款三千两百塔兰特（十年内偿清）。罗马遂在西西里建立第一个行省。公元前 238年罗马乘迦太基雇佣军暴动之机，又出兵强占了撒丁和科西嘉，于公元前227年将两岛置为一行省。第一次布匿战争长达二十三年，罗马胜利之后，取代迦太基成为地中海中最强国。战争结束之后，两国经济和人口都大伤元气，之后多年才恢复。

公元前218年—前201年，第二次布匿战争（汉尼拔之战）：迦太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失败之后，因失去地中海里的西西里岛，开始向欧洲西部的伊比利亚半岛发展，主要推动者是迦太基将军哈米尔卡，他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后，镇压了国内暴乱，然后出兵西班牙，并在西班牙发展了九年，这个哈米尔卡是汉尼拔的父亲，汉尼拔在二十五岁继成了父亲和姐夫传下的使命。公元前219年，汉尼拔率迦太基军队包围与罗马结盟的西班牙城市萨贡托（Saguntum），围困八个月，占领该城。罗马警告汉尼拔：不可穿过埃布罗河。汉尼拔无视这一警告，继续领军向东北进军。罗马令迦太基交出汉尼拔受审，被拒绝之后宣战。这便是公元前218年春天开始的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元老院决定派遣执政官格奈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率军前往伊比利亚。但汉尼拔先发制敌，于公元前218年秋，以前所未有的行动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抵到陶拉西亚一带的帕杜斯河（波河）谷地。迦太基军队在五个半月的时间内行军一千六百余公里，沿途克服了险恶的天然障碍和许多部落的抵抗。出敌不意，在提契诺河和特雷比亚河（意大利北部）战役中击溃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的罗马军队。公元前217年春，迦太基军队侵入意大利中部，在特拉西梅诺湖畔的狭窄隘口巧妙设伏，歼灭盖约·弗拉米尼统率的罗马军队。公元前216年，在坎尼会战中罗马军队（约七万人）被汉尼拔军队（五万人）包围、全歼。这次胜利后，意大利的很多部落和城市臣服迦太基。坎尼战役的胜利是汉尼拔的重大战绩。

于是坎尼战役之后，闻风丧胆的罗马人不敢和汉尼拔发生任何正面交锋，只敢派出小部队骚扰敌军，耗尽汉尼拔的精力，动摇其军心。其后几年内，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行动，与罗马打了几场显著的胜仗，于公元前212年彻底摧毁两支罗马军队，并在公元前208年的一场战役中杀死了两名罗马执政官，但他至终无法取得任何关键性的胜利。汉尼拔的胜利只是限于在南部意大利，并没有根本上摧毁罗马的军事力量。相反他孤悬敌境，给养和兵源都得不到补充，战斗力逐渐下降。从公元前212年起，主动权转到罗马人手中。他们采取积极的行动夺回原在意大利、西西里、伊利里亚和马其顿的失地。公元前209年，罗马人攻占了迦太基人在伊比利亚的主要基地之一，新迦太基城。哈斯德鲁巴企图从伊比利亚驰援汉尼拔，但因在梅塔夫尔战役公元前207年中被击溃，而告失败。反罗马同盟因罗马人屡屡获胜而日趋瓦解。公元前204年，罗马人在大西庇阿的率领下入侵迦太基本土，迫使汉尼拔回到非洲。公元前202年，大西庇阿于扎马战役击败汉尼拔。迦太基人战败。

公元前149年—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摧毁了迦太基城。前149年，罗马出兵八万四千，围攻迦太基城，两年不克。前147年，新任执政官小西庇阿亲自指挥，断绝迦太基与外界的联系，消耗城中粮食。次年春发动总攻，终于将其攻克。迦太基五万残存居民沦为奴隶，城市也被付之一炬。罗马完全吞并了迦太基，将其地设为阿非利加省。

马其顿战争

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于公元前338年大败希腊联军，进而控制了全希腊。腓力二世死后，其子亚历山大即位。 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4年开始东征，进入小亚细亚、叙利亚、巴比伦和埃及，征服了波斯帝国，又挥兵东进伊朗和中亚，直达印度河流域。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死，他的部将争夺地盘，将其帝国一分为三，即马其顿王国、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

第一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17年，罗马人在特拉西梅诺湖惨败的消息传到马其顿王宫，这是汉尼拔的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一次重要胜利，历史上最激烈的歼灭战之一。马其顿王腓力五世大喜过望，他梦想着征服世界的伟业，匆忙草草地与埃陀利亚人缔结和约，腾出手来全力西进。他迅速组建了一支轻型快艇舰队，于公元前216年春开进亚得里亚海。罗马舰队迫使腓力五世迅即撤退，但他的目标已经明确。腓力五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与汉尼拔结盟。公元前215年夏，罗马人截获了腓力的使者和秘密文件，得知了马其顿欲与迦太基结盟的情报。元老院立即命令正在塔兰托的行政长官拉维努斯加强对腓力的监视。并配给他五十艘战船，以便在必要时越海去伊利里亚。

拉维努斯于公元前211年与埃陀利亚人结盟，相约埃陀利亚人立即与腓力展开陆战，所获领土归己，罗马人提供海军支持，并分得部分浮财和人、畜等战利品。不久，许多希腊城邦纷纷加入这个联盟。腓力非但不能在意大利帮助汉尼拔，反而把战火引到了希腊，使自己陷入重围。 公元前207年，汉尼拔的弟弟哈斯德鲁巴率军南下入意大利，罗马人忙于本土战争在希腊也无所作为。埃陀利亚人已无力单独与马其顿对抗。公元前206年，埃陀利亚人与马其顿签约议和。公元前205年，罗马人决定放弃战争，罗马与腓力议和。第一次马其顿战争结束。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05年，埃及托勒密四世死去，宫中惑乱。埃及的衰弱，勾起其他两方的贪欲。公元前203—202年冬，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和叙利亚的安条克三世缔结密约，瓜分埃及在欧洲和亚洲的势力范围。安条克在这场交易中获利更大些。 公元前202年春，安条克扑向叙利亚南部。腓力攻下了与埃陀利亚有盟约的奇乌斯，激怒了埃陀利亚人，也使安条克大为不满，进而导致罗德斯人决定与腓力对着干。几经胜负，罗德斯人决定向罗马求援。罗马元老院决定参战。战争的头两年，双方都无大的建树。不久，埃陀利亚放弃观望态度，站到罗马人一边。阿卡亚联盟却不肯在此时伸手拉腓力一把。罗马人没费多大力气便占了马其顿西部地区，并劫掠了爱琴海岸和马其顿沿海的财物。公元前197年，腓力在费里的基诺斯开发里山与罗马人决战，使腓力的军队损失过半。腓力至此除了无条件接受罗马的要求，别无选择。根据条约，马其顿退出希腊，交出几乎所有的战船，交回俘虏和逃亡者，同时赔款1000塔兰特。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前179年，腓力的儿子帕休斯继承马其顿王位，企图重振马其顿雄风，到前168年，帕休斯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罗马执政官保罗斯始终注意马其顿的动向，马其顿的势力渐次恢复，再次成为罗马的心病。公元前168年，罗马和马其顿双方巡逻队在马其顿皮达附近相遇发生冲突并越演越烈，最后衍变为战争。罗马人在皮达战役中大败马其顿军。狼狈逃回首都的马其顿王帕休斯，连烧毁文件的功夫都没有，又继续出逃，最后被迫投降。马其顿战争结束。

叙利亚战争

又称安条克战争。罗马与塞琉古王国国王安条克三世的战争。安条克三世（“大王”）素有领土野心，当罗马与马其顿进行战争之际，他于公元前197年-公元前196年从小亚细亚越过赫勒斯滂，谋取马其顿领有的色雷斯地区。罗马向东方扩张后要求安条克三世退出所占地盘，遭到拒绝。公元前192年，安条克进军希腊，与罗马发生正面冲突，叙利亚战争爆发。次年在温泉关，安条克被罗马人打败，退回亚洲。公元前190年，在小亚细亚的马格尼西业附近再次与罗马军队交战，败于西庇阿兄弟。公元前188年和约规定：安条克三世放弃所占色雷斯和小亚细亚土地，12年内赔偿罗马1.5万塔兰特（攸卑亚币值），并交出战象和大部分舰船，结果，希腊化大国叙利亚（中国史籍中称“条支”）渐失重要地位。

科林斯之战

科林斯位于连接大陆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科林斯地峡上，西面是科林斯湾，东面是萨罗尼科斯（Saronikos Kolpos）。位于雅典西南方78公里。科林斯地峡两侧是山脉。在古代，船只要穿过地峡的话，需要动用拉车把船从地峡的一边拉到另一边的海岸；公元前3000—前2000年古希腊人即已定居科林斯。公元前6世纪后期，科林斯加入了伯罗奔尼撒同盟。在希波战争的早期阶段，科林斯积极参加了温泉关、普拉蒂亚 、萨拉米斯和米卡列战役。公元前395—前387年 ，科林斯与阿尔戈斯、忒拜、雅典等城邦结盟，在波斯支持下进行了反对斯巴达的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38年以后 ，基本上从属于马其顿。公元前196年罗马打败马其顿，宣布科林斯“独立”。公元前146年，科林斯为罗马所灭，居民大批沦为奴隶，城市被彻底摧毁。公元前46年恺撒重建科林斯，成为罗马治下的亚该亚行省的中心。

罗马打败马其顿王帕休斯后，曾支持帕休斯的希腊城邦也受到打击。甚至仅仅是没有及时表态支持罗马的亚细亚联盟也受到追究。罗马人表面上慷慨给予希腊人自由，但许多对罗马怀有不满情绪的希腊贵族被判处死刑。当罗马人打败马其顿王腓力五世，希腊人视之为解放者，而二十年后，整个希腊世界对罗马积怨甚深。前148年，马其顿出现一个自称是帕休斯儿子的人，建立反罗马政权，消息传到罗马，罗马大军立即南下镇压，在皮达这个打败帕休斯的同一地点，轻易打败了这个反罗马政权。更大的反抗已经酝酿，前146年以科林斯为首的希腊十个城邦重建亚细亚同盟，对抗罗马。这个亚细亚同盟在前198年罗马和腓力五世的战争中曾经站在罗马一方，现在他们对抗的是罗马。前146年，罗马派使者到科林斯要求科林斯退出亚细亚同盟，科林斯妇女将垃圾投掷到他们身上，罗马人极其愤怒，派大将穆米奥率军前往希腊。罗马军队好不费力的攻占了科林斯城。罗马元老院决定给希腊人一个永远的教训，命令穆米奥焚毁科林斯城。战后，希腊失去独立的地位，成为罗马一个行省，穆米奥留下当总督。他虽然文化不高，但是一个坦诚好学的人，在希腊任职十年，走了许多地方，深为博大精深的希腊文折服，非常悔恨当初对科林斯城的焚毁、劫掠和破坏。岂止一个穆米奥，当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后，整个罗马都醉心于希腊文化，科林斯式柱头的廊柱成为罗马最流行的建筑式样！一句话，希腊成为罗马的时尚。单从军事上看，罗马攻克科林斯微不足道，但从世界历史和文化上看，它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宣告了古希腊城邦时代的终结，也宣告了罗马对希腊文化的接受。罗马大诗人贺拉斯说“罗马征服了希腊，但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从而形成了以希腊－罗马文化为核心的西方古代文化，这一文化构成了后来西方世俗文化的渊源和基础。

布匿战争、马其顿战争、叙利亚战争、科林斯之战……很像秦灭六国的战争。秦灭六国，并不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而是忽必烈、满洲人、日本人、斯大林那样的征服和侵略。

（3） 

再来看看促使罗马接受希腊文化所造就的“东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的主宰文化是希腊文化。希腊语不但是日常用语，而且是教会、文学和商业的共同语言。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今天对“西部的拉丁帝国”和“东部的希腊帝国”的区分，以及今天所强调的东部的帝国并不是“真正”的罗马帝国，并不重要。罗马帝国是一个多语言的帝国，东罗马并不例外。在这个国家里有希腊人、弗拉赫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埃及人、叙利亚人、依利里亚人和斯拉夫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但希腊文化从帝国的都市如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以弗所、塞萨洛尼基和亚历山大传向全国。

尽管拜占庭的文化和语言大多数是希腊的，但拜占庭人已经将自己视为罗马人了，就像汉人自视为秦人的继承者，而不是六国的继承者自居。对东罗马的罗马人来说，这并不自相矛盾。他们的语言是希腊语，他们的文化在许多世纪中是希腊文化，但到7世纪为止他们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他们周围的国家（东方的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西方的欧洲国家，北方的俄罗斯）都将他们称为罗马人。假如有人将他们称为“希腊人”，那么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侮辱，因为“希腊人”在这时已经被认为是“原始人”了。

拜占庭帝国（或写作拜占廷帝国；又称东罗马帝国），位于欧洲东部，领土曾包括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是古代和中世纪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君主制国家。

拜占庭帝国共历经12个朝代；93位皇帝。帝国的首都为新罗马（即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在11个世纪中不断变动。色雷斯、希腊和小亚细亚西部是帝国的核心地区；今日的土耳其、希腊、保加利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从4世纪至13世纪是帝国领土的主要组成部分；意大利和原南斯拉夫的大部、西班牙南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也曾经是帝国的国土。

关于拜占庭帝国的起始纪年，历史学界仍存有争议。主流观点认为，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建立新罗马、罗马帝国政治中心东移，是拜占庭帝国成立的标志。德国拜占廷学者斯坦因以戴克里先皇帝即位（284年；这位皇帝首次将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半）为拜占廷帝国的起始纪年。还有观点认为拜占庭帝国开始自公元395年，即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时起。其他观点分别以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帝国皇权统一归于东罗马皇帝）、527年（查士丁尼一世登基）、7世纪（希腊化开始）和8世纪（希腊化完成）为拜占庭帝国起始的标志。

拜占庭帝国本为罗马帝国的东半部，以拉丁语和拉丁文化为基础，但与西罗马帝国分裂后，逐渐发展为以希腊文化、希腊语和东正教为立国基础，不同于古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新国家。在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前，这个帝国被外人称为“东罗马帝国”。但是，在其上千年的存在期内，它一般被其本国民简单地称为“罗马帝国”，直到16世纪德国历史学者为了区分而引入了“拜占廷帝国”作为称呼，并被现代史学上所使用。

拜占廷帝国的文化和宗教对于今日的东欧国家有很大的影响。此外，拜占廷帝国在其十一个世纪的悠久历史中所保存下来的古典希腊和罗马史料、著作，以及理性的哲学思想，也为中世纪欧洲突破天主教神权束缚提供了最直接的动力，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并深远地影响了人类历史。

1204年，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曾被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克，直到1261年收复。1453年，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攻陷了首都君士坦丁堡，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战死，历时一千余年的东罗马帝国就此灭亡。

在我看来，东罗马帝国之灭亡于奥斯曼帝国与明帝国之灭亡于满洲帝国有些相似。尽管在文化上，清朝继承了明朝，而奥斯曼的回教文化却取代了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文化。

一直到17世纪，“东罗马帝国”都是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个帝国的正式称呼。1557年，德意志历史学家赫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在其整理编纂的《历代拜占廷历史学家手稿》（Corpus Historiae Byzantinae）中，为了区分罗马时代以前的古典希腊文献与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希腊文献，引入了“拜占廷帝国”（Imperium Byzantinum）这个叫法。这个称呼来源于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前身——古希腊的殖民地拜占庭城。17世纪之后，经过孟德斯鸠等人的使用，这个称呼逐渐被西欧历史学家广泛应用，来区分（实际上相当不同的）古代罗马帝国东半部与中世纪的、希腊化的东罗马帝国。

（5）

希腊人缺乏政治能力，但是在马其顿人、罗马人的统治下，希腊人竟然也能造就一个“千年帝国拜占庭”。

中国人也缺乏政治能力，但是在秦人、鲜卑人、蒙古人、满洲人、日本人、苏联人的统治下，中国人竟然也能造就一个“两千年绵延不绝的专制传统”。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与其说是体现了一个“中华帝国”，不如说是“中华遭到帝国占领”。袁世凯也许是一个最生动的例子，这个名副其实的“中华帝国”首领，就是靠着和日本商讨缔结“二十一条”才得以实现其春秋大梦的。毛泽东不也是如此，通过《中苏同盟条约》才得以窃据中国的？

所以我说：世界不必担心中国统治。那即使有，也绝对不会是现在，不会是二十一世纪。

实际上，中国自己现在（2011年）还正在遭受别人的统治呢。

这样一个被人统治的中国，又怎么可能统治世界呢？

……

现在，在2015年6月的第三版的本书中，这一点似乎还没有过时。

谢选骏

2015年6月

（另起一单页）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援引及参考书目

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On Global Government

List of Citations & Reference Books

001、孔颖达等《尚书正义》

002、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

003、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004、惠栋《古文尚书考》

005、戴震《尚书义考》

006、杨筠如《尚书核诂》

007、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

008、《帛书易传》

009、焦延寿/崔篆《焦氏易林》

010、王弼等注《周易正义》〔孔颖达疏〕 

011、李鼎祚《周易集解》

012、来集之《易图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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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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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孙希旦《礼记集解》

017、胡培翚《仪礼正义》

018、孙诒让《周礼正义》

019、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

020、郭璞注《山海经》

021、郝懿行《山海经笺疏》

022、袁珂《山海经校注》 

023、朱熹《论语集注》

024、刘宝楠《论语正义》

025、孙诒让《墨子闲诂》 

026、吴毓江《墨子校注》

027、王弼《老子道德经注》

028、马叙伦《老子校诂》

029、朱谦之《老子校释》

030、向秀、郭象的《庄子注》

031、王先谦《庄子集解》

032、郭庆藩《庄子集释》

033、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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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王先谦《荀子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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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屈志清《公孙龙子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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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041、韦昭《国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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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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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

054、陈奇猷《韩非子集释》

055、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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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

058、陆贾《新语》

059、贾谊《新书》

060、刘安《淮南子》〔高诱注〕

061、董仲舒《春秋繁露》

062、司马迁《史记》〔裴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

063、杨伯峻《列子集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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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

067、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

068、班固《汉书》〔颜师古注〕

069、班固等整理编撰《白虎通义》

070、王充《论衡》〔刘盼遂集解〕

071、仲长统《昌言》

072、范晔 《后汉书》

073、陈寿 《三国志》

074、赵晔《吴越春秋》〔徐天音注〕

075、赵守正《管子通解》

076、《曹操集》

077、诸葛亮《将苑》、《诸葛亮集》

078、郦道元《水经注》

079、《水经注》〔王国维校〕

080、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

081、《文心雕龙校证》〔王利器校笺〕

082、萧统《昭明文选》

083、王通《中说》

084、房玄龄《晋书》

085、沈约《宋书》

086、郝懿行《尔雅义疏》

087、张揖《广雅》

088、胡吉宣《玉篇校释》

089、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090、《陈子昂集》〔徐鹏点校〕

091、玄奘《大唐西域记》

092、《韩愈集》

093、僧肇《金刚经注》

094、吉藏《金刚经义疏》

095、王骧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分段贯释》

096、清凉书屋点校《杂阿含经》

097、魏徵等《隋书》

098、刘昫等《旧唐书》

099、董诰等人《全唐文》

100、杜佑《通典》

101、《武经总要》〔曾公亮等撰〕

102、李昉等人《太平御览》

103、司马光《资治通鉴》

104、王溥 《唐会要》

105、《张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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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

108、邵雍《皇极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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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朱熹的《朱子语类》、《四书集注》

111、叶适《水心文集》、《水心别集》

112、李觏《周礼致太平论》

113、文天祥《文文山集》

114、王桢《农书》

115、宋濂《元史》

116、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卷二

117、江永《近思录集注》卷二

118、关汉卿《窦娥冤》

119、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120、吴承恩《西游记》王阳明《传习录》

121、李贽《焚书》、《续焚书》 

123、吕坤《救命书》

124、王夫之《读通鉴论》、《姜斋诗文集》

125、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梨洲诗文集》、《宋元学案》、《明儒学案》

126、顾炎武《日知录》、《亭林诗文集》

127、阮元《研经室续集》

128、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

129、章学诚《文史通义》

130、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131、俞樾《群经平议》

132、严复《天演论》

133、谭嗣同《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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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

143、牟宗三《政道与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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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陆侃如《中国文学史简编》

148、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149、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天子》、《零点哲学》、《向东方》

150、刘大钧、林忠军《周易古经白话解》

151、庄万寿《中国论》

152、林大雄《玛雅的智慧》

153、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154、任不寐《灾变论──寻找另外一个中国》

155、《辞海》

156、《现代汉语词典》

157、《圣经新旧约全书》和合本

158、《吠陀》〔veda〕

159、《摩奴法典》〔The Laws of Manu〕

160、《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

161、《五卷书》〔Panchatantra〕

162、《佛本生故事》〔The Jataka or Stories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 

163、《奥义书》〔Upanishad〕

164、《汉谟拉比王法典》〔Code of Hammurabi〕

165、《阿维斯塔经》〔Avesta〕

166、希腊史诗《伊利亚特》〔Iliad〕、《奥德赛》〔Odyssey〕

167、赫西俄德〔Hesiod，公元前8-7世纪〕《农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神谱》〔Theogony〕 

168、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年〕《理想国》〔the Republic〕

169、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322年〕《政治学》〔Politics〕

170、波里比乌斯〔Polybius，约前200─前118年〕《罗马帝国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

171、恺撒〔 Gaius Julius Caesar，前101─44年〕《高卢战记》〔The Conquest Of Gaul〕

172、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70─19年〕《伊尼特》〔Aeneid〕

173、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前43─后18年〕《变形记》〔Metamorphosis〕

174、塔西陀〔Cornelius Tacitus，约55─约117年〕《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

175、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年〕的《忏悔录》〔the Confessions〕、《上帝的城》〔De Civitate Dei，City of God〕

176、穆罕默德〔Mohammed，570─632年〕《可兰》〔Al─Qur'an〕

177、日本《古事记》〔Kojiki即“Records of Ancient Matters”〕

178、犹太教〔Judaism〕经典《塔木德》〔Talmud〕

179、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年〕的《神圣喜剧》〔the Divine Comedy，又译为《神曲》〕

180、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年〕《君主论》〔Il Principe/The Prince，1513年〕

181、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年〕《十日谈》〔Decameron〕

182、爱斯拉谟斯〔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年〕《愚神颂》〔In Praise of Folly，1511年〕

183、摩尔〔Sir Thomas More，1478－1535年〕《乌托邦》〔Utopia，1516年〕

184、克里斯多夫·马娄〔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年〕《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故事》〔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

185、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年〕 《暴风雪》〔The Tempest〕

186、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忏悔录》〔the Confessions〕

187、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l749─1832年〕长篇叙事诗《浮士德》〔Faust〕

188、乔治·斯当东〔Sir George Staunton，1737─1801年〕《英国使团来华记》〔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或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embassy to the emperor of China，1797年〕

189、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 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1788年〕、《判断力批判》〔The Critique of Judgment，1790年〕、《论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1795年〕

190、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在《宗教哲学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哲学史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1、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年〕《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92、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年〕发表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193、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年〕《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1871年〕

194、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年〕《金枝：巫术与宗教研究》〔The Golden Bough:a Study in Magi and Religion，1890年〕

195、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年〕《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年〕

196、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年〕《反杜林论》〔Anti-Duhring，1878年〕

197、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年〕《尼采著作选集》〔The Portable Nietzsche〕

198、赫恩〔Lafcadio Hearn，1850─1904年〕《远东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Far East〕

199、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年〕《精神分析引论》〔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超越唯乐原则以外》〔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200、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年〕《总体战》〔Total War〕

201、伯纳德·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202、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

203、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年〕在1942年问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及民主政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

204、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人类与大地母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1934-1961，also known as "History of the World"〕

205、托尔金〔Tolkien，John Ronald Reuel，1892─1973年〕《魔戒》〔 Lord Of The Rings〕

206、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年〕《奇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年〕

207、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年〕《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1950年〕、《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1951年〕

208、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 Hart，1895─1970年〕《战略：间接路线》〔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简称《战略论》[strategy]〕

209、约翰·柯林斯〔John M. Collins〕《大战略：原则与实践》〔Grand strate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strategy；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3年〕

210、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1910─1990年〕《日本人》〔The Japanese，1977年〕

211、山本新、秀村欣二《中国文明与世界──汤因比的中国观》〔《トインビーの中国観》，1978年〕

212、陆基·卡瓦利─史华兹〔Luigi Cavalli─Sforza，1922－〕、曼诺尼〔Paolo Menozzi〕、皮亚兹〔Alberto Piazza〕《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1994年〕

213、斯全尔〔Christopher Stringer，1947－〕、麦克凯〔Robin McKie〕《走出非洲》〔African Exodus，1996年〕

214、腓力普·洛旭庭〔J.Philippe Rushton，1943－〕：《种族、演化及行为》〔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 

215、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61年

216、《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The Times Atlas of World，1979年〕

217、《世界史便览──公元前9000年─公元1975年的世界》，《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翻译组，1983年。

218、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年〕《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

219、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年〕《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 of Man，1964年〕

220、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年〕《1999：不战而胜》〔1999：Victory Without War〕

221、贝克尔〔Ernest Becker，1924－1974年〕《反抗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

222、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再造》〔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223、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28─〕《两代人之间的美国》〔Between Two Ages：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1970年〕

224、莫利斯〔Desmond Morris，1928─〕《裸猿》〔The Naked Ape〕、《人类动物园》〔The Human Zoo〕

225、卡尔·萨根〔Carl Edward Sagan，1934－1996年〕《外星球文明的探索》〔Cosmic Connection：an Extraterrestrial Perspective〕、《神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The Demon Haunted World：Science as a candle in the dark〕

226、戴维·沃克〔David M. Walker，1944－〕《牛津法律大辞典》〔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227、霍埃〔David Couzens Hoy〕《批评的循环》〔The Critical Circle:Literature,History,and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1978年〕

228、卡勒〔Jonathan Culler，1944－〕《结构主义诗学》〔Structuralist Poetics:Structuralism,Linguistics,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229、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230、梅原猛《诸神流窜──论日本古事记》〔神々の流竄，集英社，1981年〕

231、罗蒂〔Richard Rorty，1931－〕《哲学和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1979年〕

232、本杰明·巴伯〔Benjamin R.Barber，1939—〕《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1984年〕、《惊恐的帝国：战争、恐怖主义和民主主义》〔Fear’s Empire:War,Terrorism,and Democracy，2002年〕

233、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1940－〕《美国神权：21世纪的极端宗教、石油和债务政治及危险》〔American Theocracy，the Peril and Politics of Radical Religion，Oil and Borrowed Money in the 21st Century〕

234、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235、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53－〕《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The Great Unraveling: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2003年〕

236、汉斯─彼得·马丁〔Hans-Peter Martin，1957－〕、哈拉尔特·舒曼〔Harald Schumann〕《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Die Globalisierungsfalle/The Global Trap:Globalization and the Assault on Prosperity and Democracy〕

237、《一个受到挑战的国家──“九一一”事件及其后续的可视历史》〔纽约时报出版社〕，〔“A Nation hallenged Avisual History of 9/11 and its Aftermath”，NY.Times，2002年〕

238、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1957－〕：《创造型人才的流失：全球争夺人才的新浪潮》〔The Flight of the Creative Class:The New Global Competition for Talent，“Harper Business”2005年出版〕

239、丹尼尔·戈德曼〔Daniel Goleman〕：《EQ：情感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中译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援引文献及参考论文索引见内文。】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2004年在线版总目录

谢选骏

1975年起草

1988年初稿

2004年初版

（2012年修订）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从人类历史和政治发展等不同角度，结合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报告，指出全球人类组织一个共同的全球政府的需要，已经迫在眉睫、不容回避。否则现代文明将很快灭亡于主权国家之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战争。主权国家已经从世界的开发者变为世界的毁灭者，因此，“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已经刻不容缓。

按照《全球政府论》的这一看法，五百年来的欧洲殖民主义文明并非“基督教文明”，而是反基督教的世俗文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主义甚至连“宗教改革”，也是基督教文明分裂为世俗文明的标志，其结果是加剧了宗教精神的内在衰落过程。

五百年来的欧洲文明，具有开拓世界的能力，但现在已经缺乏整合世界的能力。欧洲文明在开发世界的同时却使得全球陷入了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破毁、道德败坏、瘟疫流行、战争恐怖的险境。欧洲文明积极的历史作用因此已经日益减少，其消极面正在全球范围日益扩大。现在，人类需要思考：是否必要借鉴其它的文明如中国文明的经验和模式，来解决全球化过程中日益严重的倾斜失衡问题？

各种国际组织和金融活动，已经把全球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网络。在这个网络内部，各种宗教文化的冲突其实只是表面的，目的是在争夺同一文明系统内部的资源，就像以前冷战中的东西方以及二战中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的斗争，其实只是欧洲殖民体系内部的西线〔西方阵营〕和东线〔东方阵营〕之间的竞争罢了。作者并不忧虑回教原教旨主义对全球秩序的挑战，因为这一挑战说到底还是可控的、在现有文明体系内部的，就像冷战期间的苏联阵营和二战中的法西斯阵营，而且规模和力量都还要小得多。

《全球政府论》认为致命的威胁来自于：欧洲文明创造的主权国家体系及其“国家利益至上”的信仰，已经使得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危机。现有的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欧洲文明系统本身已经失控，无法解决当今人类面对的重大问题，从而使得全球秩序因为开发过度而陷入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破毁、道德败坏、瘟疫流行、战争恐怖的险境。

环顾世界，在全球已有的主要文明中，作为“古代东亚地区的世界文明”，中国文明最为讲究平衡发展和中庸之道，因此适宜解决当代世界日益突出的主权国家的互相冲突。中国文明的核心，就是用“礼制”即“中心城市和方国自治互相平衡”的机制，来整合人类，停止战争。

《全球政府论》是中国当代思想家谢选骏先生的最新著作。谢选骏先生著有《神话与民族精神》〔1986〕、《文化本体论》〔1987〕、《中国文化之源》〔1987〕、《秦人与楚魂的对话》〔1988〕、《天子》〔1994〕《被囚禁的思想》〔1994〕《零点哲学》〔1996〕、《联想与印证》〔1996〕等书。《全球政府论》是他多年来在中国、日本、美国、欧洲等处，体验生活、接触人类、观察世界、反思文明的结晶。

作者以一个特殊历史的见证者身份，并根据各个文明的发展历程，从全球化的现况分析了人类文明的来历、走向和前景。他说：“我们的思想发展史，不仅是中国思想的绵延缩影，且是世界思想的起伏跌宕……这毫不足怪。因为首先，我们生活在现代中国的白手起家里；然后其次，我们在无人知晓的情形下偷偷思索；这样，从最原始的思维到最精深的学理，我们都不得不一一亲自涉足过。我们先后亲历了石器时代〔1965─1970年〕、铜器时代〔1971─1975年〕、铁器时代〔1976─1980年〕、蒸汽时代〔1981─1989年〕、电子时代〔1990─〕。如此，不但中国的而且世界的精神之流，在我们独自思考的神奇生涯中，实际上整体重演了一遍，这就为我们整合世界的思想努力，提供了现实基础：在精神重演的基础上奠定了物质整合的新概念。”

根据这些经历和思考，作者指出一九九一年苏联的解体，其实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崩溃”。苏联集团的崩溃在政治上当然是“西风压倒东风”，仿佛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但在文明史的角度看，这却是欧洲殖民体系和这一体系下的现代欧洲文明在总体上的进一步衰落。从此，世界初步结束了非殖民化过程，全球化过程由此全面展开。这一过程最后将导致主权国家大权旁落，被历史过程所扬弃。《全球政府论》还提出：“铲除主权国家、整合濒危世界”的方式，只能通过“全球融合集团”来建立全球政府。凡此种种，发人深思，当代中国人尤其不可不读。

（扉页）

这里的“中国”不是指“China”（“秦国”），而是指“the Central Kingdom”，即“中央王国”。在这种意义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其实是“秦的民国”和“秦的人民共和国”。其本质依然是个朝代，而不是真正的“中国”。在我看来，秦国虽然平定了先秦六大主权国家，却没有能够成功建立一个融合六国民族的“秦族”。虽然秦的征服威名远扬，使得欧洲人至今称呼中国为“秦国”〔CHINA〕，但我们不希望“中国文明整合世界”被误解为“秦国文明整合全球”。况且最后整合六国民族为一个民族的，不是秦的二十年，而是汉的四百年。从集权的汉朝政府创造了集权的汉民族、拉丁语的罗马帝国创造了拉丁民族、四分五裂的印度帝国创造了四分五裂的印度民族、回教征服者创造了今天五方杂烩的阿拉伯民族，我们可以相信，未来的全球政府一定能够创造出相应的“全球民族”，和全球通用的语文，就像古代的拉丁语、汉语、阿拉伯语和现代的西班牙语和英语那样。

而我们理解的“中国文明”（“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则是一个思想主权的概念，不是一个国家主权的概念，它可以由任何一个符合资格的国家来代表，并推行其主权与全球范围。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题记

inscription

前言

Forewords

泰坦尼克号沉没

the Titanic sank

第一部 全球一体 

Part I Global Integration

第一章 历史的鸟瞰  

Chapter One Historical Overview

一，“走出非洲”与“r－K理论”

1.“Out of Africa”and the“r-K Theorem”

二，飞跃的“K策略”导致农业出现

2. The Leap of the “K─Strategy”paving  the way for agriculture

三，文明·城邦·聚合作用  

3. Civilization and Polis,The Effect of Aggregation

四，两类“聚合”，三个结果

4. Two Types of Aggregation and the Three 

Consequencies

五，轴心时代的启蒙造就世界国家

5.  "Enlightenment" of the Axis Period giving rise to World State

六，帝国与传播

6.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第二章 文明的形态 

 Chapter Two The Forms of Civilization

〔航海文明与内陆文明〕

(Oceanic Civilization and Inland Civilization)

一，航海文明是人类自由的导体

1. Navigation as Path to Liberty

二，开放社会与长城社会

2. Open Society and Society of the Great Wall 

三，城邦与王国

3 City-State vs. Monarchy

四，崇拜技术与崇拜人力

4. Worship of Technology vs. Worship of Human Labor

五，伦理社会爱好喜剧、粉饰太平

5. Preference of Comedy in Ethical Society as Facade of Peace

六，海权与法治的关系

6. Connection between Sea Rights and Rule of Law

七，个人主义是海权的意识形态

7. Individualism as Ideology of Sea Rights

八，海权的重要在“经济发达”之上

8. Sea Rights as Priority o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九，旧传统的顽固和新文明诞生之艰难

9. The Strong Resistance of Tradition against Birth of

New Civilization

第三章 时代的沉沦 

Chapter Three The Fall of Age

一，从天地翻覆到阴阳错位

1. From Turmoil to Misplacement of Yin and Yang

二，文化的多动症

2. Hyper-activity of Culture

三，中国青年的两刃剑

3.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the Chinese Youth

四，跟着感觉走

4. Following the Instincts

第四章 精神的坠落 

Chapter Four Fall of the Spirit

一，法与痞 

1. Law and Vulgarity

二，“战国时代”的语境

2. The Discourse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三，有各种真理便无真理

3. A Multitude of Truths Equals No Truth

四，一个老派美国人的回顾与展望

4.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an American Old Guard 

五，自由的悲喜剧和英雄主义

5. Heroism and the Drama of Freedom  

第五章  戏剧性转折 

Chapter Five The Dramatic Turn

一，对话

 1. Dialogue

二，当代世界急需“精神全球化”

2. The Urgent Need for “Spiritual Globalization” in Today World 

三，反恐战争的主导，美国还是联合国？

3. Who is the Leader of War against Terrorism:The US

or the UN·

四，美国战略和反恐战争所显示的全球秩序

4. The World Order in Light of American Strategy and

War on Terror

五，美国再次面对独立运动

5. The U.S. is Agaist Independent Movement again

第六章 总结二十世纪

Chapter Six Review of the 20th Century

一，二十世纪的观察

1. Observation of the 20th Century

二，二十世纪的思考

2. Contemplation of the 20th Century

三，历史的代价

3. The Price of History

四，非欧洲力量登上舞台

4. Emergence of Non-European Forces

五，中国的角色还不清晰

5. Ambiguity of Chinese Role

第二部 欧洲失控 

Part II European Loss of Control 

第七章 欧洲的退潮

Chapter Seven Decline of Europe

一，“欧洲化时代”的终结

1. End to Europeanization

二，新时代的图解

2. Illustration of the New Era

三，对“欧洲文化”的分析

3. Analysis of European Culture

四，对欧洲文明的诘难

4. Critiqu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五，欧洲将被回教世界吞没？

Europe to be buried by Islamic world？

六，两线作战的勇士

6. The Hero who fights on Two Fronts

第八章 审问浮士德

Chapter Eight Trial of Faust

一，浮士德的来历

1. Background of Faust

二，浮士德的分化

2. Bifurcation of Faust

三，浮士德入侵中国

3. Faust Invasion of China

四，透视浮士德十四条

4. Interpretation of Faust’s 14 Points

第九章  质疑人本主义

Chapter Nine Questioning Humanism

一，人本主义五百年

1. Five Hundred Years of Humanism

二，人本主义是文明的季节

2.Humanism is a season of Civilization

三，人类中心思想

3. Human Centered Ideology

四，人性的第三次堕落

4. Third Fall of Human Nature

四，神话的还原十六条

4. Sixteen Points to Reconstruct Mythology 

五，二十一世纪的寓言

5. A Parable of the 21st Century

第十章 超人的破相 

Chapter Ten Bankruptcy of the Superman

一，双重道德的历史性曙光

1. Historical Dawn of Dualistic Morality

二，疯狂的天才不能指导人类的命运

2. Inability of Crazy Genius in Guiding Human Fate

三，病人的精神分析

3. Psycho-analysis of a Patient

四，对极端人本主义学说的反诘

4. Rebuttal of Ultra-humanism

五，超人的生死

5. Life and Death of the Superman

六，《查拉图斯特拉》的摘录与评论

6. Excerpts and Commentary of Zarathustra

七，超人的没落与轮回思想

7. The Fading Away of the Superman and the Thought of Reincarnation

八，全球意识的发展线索

8.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Global 

Consciousness

第十一章 个人主义

Chapter Eleven Individualism

一，个人权利观念的兴起

1. Rise of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Rights

二，权利观念的危机

2. Crisis of the Concept of Rights

三，权利观念的变化

3. Changes to the Concept of Rights

四，极端的个人主义

4. Ultra─Individualism

五，走向全球化的权利和权力

5. Rights and Power in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

Chapter Twelve  Socialism

一，蓦然回首的时刻

1. Time for a Retrospective View

二，马克思主义之废物利用

2. Recycling of Marxism

三，使天降到地的社会主义

3. Socialism that Brings Heaven down to Earth

四，从社会主义的迷误中回转

4. Turning around from the Dead End of Socialism

五，几种可能的民主制度

5 A Few Alternative Democratic Systems

六，启蒙运动导致恐怖主义

6. Enlightenment as the Origin of Terrorism 

七，社会主义与天下意识

7. Socialism and the Universal Consciousness

第十三章 战国的沉思  

Chapter Thirteen Warring States Contemplation

一，以中国战国与日本战国为例 

1. Cases of warring states in China and Japan 

二，嗜血成性的战国时代合乎“社会发展阶段”这一咒语 

2. The Mantra:Bloody Warring States are Conducive to "Social Development"

三，全球战国局势面临史无前例的危险 

3. The unprecedented danger of global warring states

四，主权国家之间国际条约的脆弱性 

4. The fragil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mong sovereign states

五，欧洲为何不能建设全球秩序 

5. Why is Europe not able to establish a world order

六，历史有方向但过程充满偶然 

6. History may be moving in certain direction,but its course is full of surprises 

第十四章 欧洲殖民体系的终结 

Chapter Fourteen End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一，苏联解体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崩溃 

1. The Soviet dissolution was the collapse of the eastern front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二，东方阵营的瓦解并非西方阵营的收获 

2. The disarray of the East was not necessarily a gain for the West

三，残存的东方阵营如何看待这一变局？ 

3. How does the surviving eastern block perceive this historical change

四，唯一的地球不能再忍受破坏性的分割

4. Planet earth can no longer endure destructive divisions

五，全球化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中枢与地方的关系  

5. The key for globalization is how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

六，各种政治制度对全球政府的资源价值

6. The Resource value of various political systems to global government

第十五章 种族特质 

Chapter Fifteen Racial Characteristics

一，德国人与印度人的种族主义 

1. German and Indian racism

二，新的种族区分基于生命科学 

2. New racial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life sciences

三，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的社会后果 

3.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three-way pattern of race differences

四，种族意识的错位需要矫正

4. The confusion of racial identity must be rectified

五，双重道德的曙光已经出现

5. The light of dualistic morality has already

appeared

第十六章 性别问题  

Chapter Sixteen The Issue of Gender

一，席卷全球的“精子危机” 

1. The semen crisis that swept across the world

二，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下的性 

2. Sex in the three-way pattern of race differences

三，溱洧之风〔婚前断想〕

3. Movement of Sexual freedom

四，“性解放”并非新生事物 

4. Sexual liberation is nothing new

五，两性关系与夫妇之道 

5. Sexual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六，婚姻与家庭 

6. Marriage and family

七，略论一夫一妻制 

7. A brief discussion of Monogamy

八，反对纵欲主义 

8. Sexual Indulgence opposed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十七章 全球危机 

Chapter Seventeen Global Crisis

一，全球文明的轴承现象 

1. The axle center of global civilization

二，全球化与非全球化的碰撞 

2. The clash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三，爱国主义，一个神话的覆灭 

3. Patriotism,the demise of a myth

四，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同一性 

4. The global inte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五，跨国文明的统一网络已经成型 

5. The unified network of trans-national civilization already in place

六，无业者创造的历史 

6. History created by the jobless

七，无业者有哲学吗？

7. Do the unemployed have a philosophy·

第十八章 教族：种姓制度还是礼制？

Chapter Eighteen Religious grouping：Caste vs. Etiquette

一，假晶现象 

1. The pseudomorph

二，斯宾格勒论“文化间的关系”

2. "Cross-cultural relations" by Oswald Spengler

三，有关全球化的几种理论  

3. Theories on globalization

四，族裔特性是全球化的钉子户 

4. Ethnic distinction is the last ditch resistance to globalization

五，“教族”与社会的分合 

5. "Religious Grouping" in social division and unity

六，“教派”可以刺激民族活力 

6. "religious factionalism" can stimulate national vitality

第十九章 蒙古人与罗马人  

Chapter Nineteen The Romans and Mongols 

一，蒙古与金帐汗国的兴衰 

1.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ongol Empire

二，世界军阀轮流坐庄 

2. Warlords took turns in world domination

三，军阀、革命者、国王 

3. Warlords，revolutionaries and kings

四，时代、社会、文化、军阀 

4. era,society,culture,warlords

五，一切权力归统帅部 

5. All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highest command

六，论宽容精神的全球含义 

6. The spirit of tolerance in global context

七，罗马史的例证 

7. Cases in Roman history

八，多难兴邦 

8. National revival out of adversity

九，人民运动 

9. Popular movement

第二十章 宗教的声音 

Chapter Twenty The Voice of Religion

一，从康德看宗教的必要性 

1. Necessity of Religion from a Kantian perspective

二，宗教的精神 

2. The spirit of religion

三，宗教的事业 

3. The cause of religion

四，宗教是伟大的哀哭 

4. Religion is a great lament of man

五，虚无主义与宗教 

5. Nihilism and religion

六，神秘朦胧的光辉 

6. An emerging esoteric light 

七，宗教与战略的关系 

7.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strategy

第二十一章 宗教的战略 

Chapter Twenty-one The Religious Strategy 

一，历史上的各类宗教之作为战略 

1. Strategy of various religions in human history

二，巴比伦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2. Religious strategy of Babylon 

三，埃及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3. Religious strategy of Ancient Egypt

四，印度东方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4. Religious strategy of Eastern India

五，欧洲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5. Religious strategy of Europe

六，回教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6. Religious strategy of Islam

七，战略是“生命的适应能力”

7. Strategy is "adaptability of life"

八，战略的原则

8. Strategic principles 

第二十二章 哲学王者

Chapter Twenty-two The Philosopher King

一，天人三策 

1. Conversa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二，过河拆桥的哲学 

2. The philosophy of burning the bridge after crossing

三，真理就是生命与道路 

3. Truth is life and the way

四，哲学之轮 

4. The wheel of philosophy

第二十三章 胜利者 

Chapter Twenty-three The Victor

一，反马基雅维利的命题 

1. Against the Machiavellian thesis

二，领袖是无法培养的 

2. Leaders are not made

三，胜利的天才无中生有 

3. The victorious genius creates out of nothing

四，少数人创造的历史 

4. History created by the few

五，苦难是少数派战士的伴侣 

5. Suffering is the companion of minority fighters

六，悲剧的主轴推动历史 

6. History driven by the power of tragedy

七，胜利者的书如何写就 

7. How is the book of the victor written

第二十四章 天子  

Chapter Twenty-four Son of Heaven

一，现代文明的整合者  

1. The one who integrates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二，秘而不宣的“第三十七计” 

2. The secret of the 37th tactics 

三，天子〔整合者〕的四个面相 

3. Four faces of the son of heaven 

四，天子的义务与权力  

4. The obligation and power of the son of heaven

五，整合就是未来世界的方向 

5. Integration represents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六，人是不可两全的怪物 

6. Humans are monsters who cannot have it both ways

七，心性修炼的至境 

7. The ultimate state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

第二十五章 大改组  

Chapter Twenty-five Great Reconfiguration

一，全球居民的多元特质 

1. The pluralistic nature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二，无产者、种姓、教族、教会 

2.Proletarian,Caste,Religious Grouping,Church

三，民族整合的文明历史经验 

3.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四，走向全球政府的几步震荡 

4. Turbulent path toward global government

a，“平暴”的必要性 

a.The necessity of "pacification"

b，铲除主权国家的哲学 

b.The philosophy to eliminate nation-states

c，全局的和平取决于融合集团

c.Overall peace depends on the integrating groups

d，文明的节奏出自反动的思想

d. The rhythm of civilization grows out of reactionary thought

e，全球文明的精神形式 

e.The spiritual form of global civilization

第二十六章 礼的精神 

Chapter Twenty-six Spirit of Etiquette

一，礼的本原，秩序精神 

1. Origin of Etiquette:spirit of order

二，二十世纪是礼崩乐坏的谷底 

2. 20th century was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of global disorder

三，圣人是礼的人格化 

3. Sage is the personification of etiquette

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4. The righteous conquest by the son of heaven

五，“礼表法里”的两道分离 

5. The dualism of etiquette without and legality within

六，秩序与理性互为表里 

6. Order and rationality as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七，礼与控制论  

7. Etiquette and cybernetics

八，黄金时代 

8. The golden age

第二十七章 礼的形式

Chapter Twenty-seven The Form of Etiquette

一，礼制的原始意义 

1.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二，中国礼制的起点 

2.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in China

三，中国礼制的特点 

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in

China

四，印度礼制的特点 

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in

India

五，礼制是权力中枢的辐射 

5. Etiquette system as radiation from the power center

六，礼制不同造成征服的效果 

6. Different systems of etiquette resulting in conquest

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7. Legal penalty not applied to officials,etiquette not applied to commoners

八，礼制不同于极权主义 

8. The etiquette system differs from tyranny totalitarianism

第二十八章 新文化战  

Chapter Twenty-eight The New Cultural War

文化战的定义 

1.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al war

二，文化战的最古范本和最新动向 

2. The oldest model and newest change of cultural war

三，文化战与军事战的区别 

3.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al and military warfare

四，超越国际主义的天下文明 

4. Global civilization beyond internationalism

五，防止大规模侵战的锁钥 

5. The key to prevention of large scale invasions

六，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 

6. Alien civilization as a leverage of integration

七，文明的圈回之“圆” 

7. The returning cycle of civilization

八，摆脱血气，获得文明 

8. Giving up militancy for the sake of civilization

第二十九章 文化战的战略  

Chapter Twenty-nine Strategy of Cultural War

一，战略的定义 

1. Definition of strategy

二，战略的失败与成功 

2.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strategy

三，中国文明的战略观念 

3.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四，新文化战的战略观念 

4.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new cultural war

五，破坏现存的平衡结构 

5. The break down of existent structure of balance 

六，中国政略的集成〔《书经》〕

6. “Book of Documents,”(Shujing) the ultima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rategy

七，“王略”论 

7. On strategy of rulers

八，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略 

8. Strategie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九，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术 

9. Tactic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第三十章 王道与霸道 

Chapter Thirty the Kingly Way vs. Hegemony

一，二十一世纪的秩序 

1. The order of the 21st century

二，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涵义 

2. The first meaning of kingship and hegemony

三，求义与求利是不同的轨道 

3.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seeking righteousness vs.

seeking interest

四，怎样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 

4. How to overcome international anarchy

五，新的政治原则已经出现 

5. The already emerging new political principles

六，王道的代言人 

6. The spokesman for kingship

第三十一章 间接统治 

Chapter Thirty-one Indirect Rule

一，王道与霸道的第二层涵义 

1. The second meaning of kingship and hegemony

二，王霸战略的光谱层次 

2. The strategic spectrum between kingship and hegemony

三，国家制度与间接统治 

3. National polity and indirect rule

四，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 

4. The global government under indirect rule

五，全球政府要奉行王道

5. The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hold kingship

六，王道的保衡者 

6. The guardian of kingship

七，王者的要素“德日新”

7. Key elements of rulers:Ever increasing charisma

八，人类动物园如何推行“递进民主”？

8. How to practice "progressive democracy" in the human zoo

第三十二章 中庸之道

Chapter Thirty-two The Golden Mean

一，间接统治所奉行的方式

1. The Way of Indirect Rule

二，希腊的中庸与中国的中庸

2. The golden mean of Greece and China

三，《金滕》所阐释的中庸之道

3. The golden mean as expounded by “The Golden Coffer”(Jinteng)

四，中庸的政治要超越理想层面

4. The golden mean politics must transcend idealism

五，人格化的政治违背中庸之道

5. Personal politics violates the golden mean

六，《吕氏春秋》与融合集团 

6. “Spring and Autumn of Master Lü”(Lüshi Chunqiu) and the integrating group

七，中庸之道与虎狼精神

7. The golden mean and the mean spiritedness 

第三十三章 全球政府的临近

Chapter Thirty-three The looming global government

一，反恐战争的两面说辞

1. Double talk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二，从美国的911到西班牙的311

2. From 911 in the US to 311 in Spain

三，民主国家如何胜任反恐战争？

3. How can democracies prevail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四，民主国家互不交战？

4. Do democracies never go to war against each other·

五，核武恐怖的幽灵意味

5. Specter of nuclear holocaust

六，商业主义和政治精神

6. Commercialism and spirit of politics 

七，整合全球的力量将告别欧洲

7. Power of global integration will escape Europe

第三十四章 全球中枢

Chapter Thirty-four Global Center

一，现代文明的定位

1. Orienta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二，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

2. Core issue of world politics

三，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

3.  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Kingdom  that transcends China

四，“中国”的“保民官”

“ombudsman”of the “Central Kingdom”

五，“中国”的内在意义

5. Underlying meaning of the “Central Kingdom”

六，反恐战争的逻辑结论

6. The logical conclusion of war against terror

七，世界和平仅需有限战争

7. World peace requires no more than limited war

第三十五章 天下与国家

Chapter Thirty-five Universality and the State

一，种族的界限

1. Racial divisions

二，氏族宗族民族的主权国家

2. Sovereign state of clans,kinships and nations

三，天下意识与帝国主义的区别

3. Distinctions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imperialism

四，秦汉是天下而不是国家

4.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re universe rather than nation-state

五，蒙古首开元明清的天下

5. Universal empires of Yuan,Ming and Qing initiated by the Mongols

六，全球政府需要刷新统治原则

6.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date its governing principles

七，天下秩序是人类命运保育者

7. Universal order serves to protect and save humanity

八，平定主权国家，有益于天下

8. Pacification of sovereign states benefits us all

第三十六章 地外文明

Chapter Thirty-six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

一，阿波罗计划的争论

1. The argument of Apollo Project

二，为什么要探测地外文明？

2. Why explore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

三，全球政府需要宇宙基础

3. Global government needs a cosmological base

四，生存空间与人类命运

4. Living space and human destiny

五，星际探险与人类命运

5. Space adventure and human destiny

六，勘察宇宙的生命前景

6. Exploring the prospect of life in the universe

七，为宇宙秩序立法

7. Legislate for the cosmos order

第四部 中国模式  

Part IV The Chinese Model

第三十七章 全球秩序的教化基础

Chapter Thirty-seven Instructional base for global order

一，孔子与史官文化

1. Confucius and Historiographic Culture

二，孔子背弃自己的祖先

2. Confucius betrays his ancestry

三，周天子的历史自觉

3. Historical awakening of Zhou Tianzi(son of Heaven)

四，《酒诰》的佐证与提示

4.  Evidence and prompt of “The Jiugao(The Announcement about Drunkenness)”

五，文物、文化、文明教化学

5. Instruction for historical relic,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六，文明教化能够缓解颓废性

6. Civilizational instruction can relieve spiritual decadence

七，比利时国王残忍超过希特勒？

7. Belgium King more ruthless than Hitler· 

八，文明教化并非退回死去的传统

8. Civilizational instruction does not mean retreat to the dead tradition

九，文明教化的典范《诗序》

9. Model for civilizational instruction:The Preface to the Book of Songs 

十，创造者足下的废墟

10. The ruins left behind by the creator 

十一，文明教化是生命冲动的固化 

11. Civilization is the solidification of life impulses

第三十八章 史官文明与历史教

Chapter Thirty-eight Historiographic Civilization and Historicism

一，《独立宣言》的诡异之处

1. Puzzle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二，《宣言》的起草人相信它吗？

2. Did the authors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elieve it themselves·

三，史官文明超越种族本位

3. Historiographic civilization transcends racial divide 

四，侯马盟书与史官精神

4. Houma Agreement and Historiographic spirit

五，《正气歌》的历史教意识

5. “The Song of Righteousness” and its sense of historicism

六，文明的处境及思考

6.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state of civilization 

七，历史教的经典《周易》

7. “Changes of the Zhou”,the classic of historicism

八，历史教的其他资源

8. Other resources of historicism

第三十九章 历史教的医治功能  

Chapter Thirty-nine Healing Power of Historicism

一，病菌伴随着文明

1. Germs that come with civilization

二，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2.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三，历史教可以医治人类

3. How does historicism heal humanity

四，危机创造了历史文明

4. Historical civilizations as product of crisis

五，历史教与听众的悟性

5. Historicism and the resptivity of the audience

六，逃避神权政治的最后机会

6. The last chance to escape from theocracy

七，“教化哲学”向历史教的移动

7. The mutation of instructive philosophy toward historicism

第四十章 历史教的命运  

Chapter Forty Fate of Historicism

一，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1.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 is unpredictable

二，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异同

2.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istory,eth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三，用历史教的眼光审视当代

3. Assessment of the modern era in light of historicism

四，罗马帝国如何运用历史教

4. How did the Roman Empire utilize historicism

五，死亡了的文明整合全球

5. The dead civilization integrates the world

六，历史教的战略核心

6. The strategic core of historicism

第四十一章 孔孟荀的见证

Chapter Forty-one Testimony of Confucius,Mencius and Xun Zi

一，谁是儒家三剑客

1. Who were the Three Musketeers of Confucianism 

二，“述而不作”的启迪者

2. The initiator of “commenting without authoring”

三，礼乐思想二十一条

3. Twenty-One points of Rites and Music

四，塑造人类心灵的价值标准

4. Forging the value standard for human spirit

第四十二章 尚书经典整合全球

Chapter Forty-two Global Integration by “Documents of the Elder(Shangshu)” 

一，孔子毫不掩饰地追求权力

1. Confucius openly pursued power

二，世界政府的官方文件汇编

2. The official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by the global government  

三，中国的三权分立与《逸周书》

3.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The Lost book of Zhou(Yinzhoushu)”

四，道统与治统

4. Moralistic rule vs. administrative rule

五，“全球民族”

5. “Global race”

六，“存祀主义”

6. “Kinship Protectionism”

第四十三章 礼教的纪年

Chapter Forty-three The Chronology of Etiquette

一，从《山海经》到《五经》

1. From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Shanhaijing) to Five Confucian Classics

二，社会控制的机械方式与教化方式

2. The mechanical and instructive methods of social control

三，《礼记》《仪礼》《周礼》《大戴礼》

3. “Records of Rites” “Etiquette and Ceremonial” “Rites of the Zhou”“Records of Rites by Dai Senior(Dadai Liji)”

四，秩序与仁爱

4. Order and compassion

五，阿育王、汉武帝、君士坦丁一世

5.Asoka,Emperor Hanwu,and Constantine I

六，礼制的复兴

6. The revival of rule of etiquette

七，礼制的毁灭

7. The demise of rule of etiquette

八，暴君具有异族背景

8. Tyrants with alien ethnic background

第四十四章 中国文明的普世功能

Chapter Forty-four The Universal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一，割礼的梦魇如何结束？

1. When would the nightmare of circumcision come to an end·

二，种族三特性同归一路

2. Three racial characteristics converging into one

三，全球融合集团的整合功能

3. The integral function of the global integrating groups

四，科举与全球文官制度

4.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global system of civil servants

五，书院与全球大学制度

5. Academy of classic leaning and global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第五部 尘蒙之光

Part V Covered Light

第四十五章 王国时代诸子

Chapter Forty-five Various schools of scholars in times of kingdoms

一，五经是中国文明的结晶

1. The five classics are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二，中国五经与两河圣经

2.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 Bible

三，哲学就是“怀疑感觉的真实性”

3. Philosophy is “questioning the reality of sense perceptions”

四，孔墨显学

4. Prominent scholarship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Mohist Canon 

五，庄子的天籁

5. Zhuangzi’s music of nature

六，从庄子角度阐释的《老子》

6. “Laotz” interpreted by Zhuangzi

七，从韩非角度阐释的《老子》

7. “Laotz” interpreted by Hanfeizi

八，《韩非子》与主权国家的灭亡

8. “Hanfeizi” and the demise of sovereign states

九，郭店楚简与《太一生水》

9. Chu Tablets from Guodian and “The One that gave birth to water”

十，《太一生水》与海洋中国

10. “The One that gave birth to water” and Oceanic China

十一，从宗教神话到历史神话

11. From religious mythology to historical mythology

十二，中国历史神话的大背景

12. Background of Chinese historical mythology

第四十六章 帝国时代诸子

Chapter Forty-six Scholars of Imperial Times

一，董仲舒与中国精神

1. Dong Zhongshu and the Chinese Spirit

二，《新序》的历史教精神

2. The spirit of historicism in the “New Introductions(Xinxu)”

三，帝国精神的四次变形

3. Four times of mutation of imperial spirit

四，《文心雕龙》的文明论

4. Theory of civilization in “Mind of Literving Dragons(Wenxin Diaolung)”

五，禅宗祖师的绝处逢生

5. Reemergence of Zen masters

六，新儒学的准备阶段

6. Preparatory period of Neo-Confucianism

七，宋明理学与帝国精神

7. Neo-Confucianism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nd the spirit of imperialism

八，理学的开山者周敦实

8. The Pioneer of NeoConfucianism,Zhou Dunshi

九，诚与天理决非论古必恕

9. Integrity and the way of heaven do not mean forgiveness in historical studies

第四十七章 圣人教化刺破了黑暗时代

Chapter Forty-seven Instruction of Sages piercing through the dark ages

一，宗教圣战与政治原则

1. Religious holy war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二，经礼与变礼

2. Classic rites and flexible rites 

三，《礼三本》与中国宗教

3. “Three Roots of Rites”(Lisanben) and the Chinese religion

四，《周礼》的战略理解

4. “Rites of the Zhou〔Zhouli〕” and the strategic understanding

五，怎样看待中国现有景况

5. How to asse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六，以法代礼是文明的危机

6. Replacement of rites with law is a crisis of civilization

七，圣人教化再造文明生机

7. Life of civilization renewed by instructions of sages 

八，礼的节制及生命的绵延

8. Constraints on Rites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life

（另起一页）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题记

1

如果某种爱的思想像是公元前后的基督精神那样拥抱了人类，血腥的杀戮就会停止。仇恨、歧视、暴力、恐怖、虐待、变态的宣传品，将不再作为“思想多元化”的旗帜受到崇拜。“精神全球化”，是某种席卷全球的爱的思想。这种爱的思想可以被全球各种传统的意识形态所接受。这种爱的思想能够化掉弥漫当代世界的仇恨与疏离，再度把文明人类团结起来。人类学研究证明，各色人等本是源于同一女性始祖。

2

全球政府必须铲除欧洲文明造成的灾难，审判其无法逃避的罪责。生命固有的惰性，使得文明作为生命形态的延伸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惰性，文明的惰性使得各种文明只能被外力所“矫正”，而无法自我更新。这一矫正或体现为自然力的毁灭或体现为其他文明的征服。一种文明的弊端只能由另一种文明的特性来矫正和补救，这是一种全局意义的新陈代谢，是易化的后浪推前浪。在过去，非欧世界的陈腐通过欧洲扩张的锐进予以革除；未来，欧洲的堕落要由非欧的冲击予以克服……

3

我们所展望的中国文明，不以二十世纪的中国为蓝本，而以二十世纪的中国为殷鉴，惟有殷鉴，可以促使周天子的勃兴。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并不是基于现有的中国“文明”的整合，因为现有的中国文明其实并不文明；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不是现存的欧洲文明的毁灭，而是一种更高形态的合成。全球整合，不可出自占有性的征服，而是出自慈悲性的施舍，尽管文明的整合不得不以某种征服为形式，甚至精神形式也不得不如此服从人性的规则，不得不以某种“掠夺性”刺激人性的坚实基础。

4

“中国”本不是国家名，而是指中央城市、世界首都；“中国文明整合全球”，也可以被视作“恺撒主义整合全球”。《圣经》上说，“上帝的东西归上帝，恺撒的东西归恺撒。”《马太福音》记载说：

“魔鬼又带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另起一页）

前言

Forewords

泰坦尼克号沉没

the Titanic sank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在《历史研究插图版》第四十九章《同时代文明互相接触的心理后果》里写道：

“在过去五百年间，西方表明自己有能力震撼世界上其他地区，使之从昏昏然中惊醒过来。……西方能够激发活力或造成破坏，但是它不能造成稳定的统一。……从西罗马帝国崩溃之日起，到今天已经长达十五个世纪的时间，西方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就我们所知，任何其他文明都没有这么长久地陷入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另外，西方的政治分裂还因为宗教分裂而加剧；自工业革命以来，阶级冲突比前工业社会中农民与“权力机制”之间的冲突更激烈，从而加剧了政治分裂。

我们可以推断，人类的政治和精神统一将不会通过任何西方力量来完成。但是，很显然，世界将来〔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或通过某种力量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因为西方的技术已经制造出核武器，并且造成了不可替代性资源的消耗、人类自然环境的污染以及人口爆炸，所以政治上的统一是避免人类自我毁灭的唯一选择。

……

如果要使被西方搅乱的人类生活重新稳定下来，如果要使西方的活力变得柔和一些，成为人类生活中依然活跃但不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我们就必须在西方以外寻求这种新运动的发起者。如果将来在中国产生出这些发起者，并不出乎意料之外。”

2006年10月9日，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NEF〕发布报告称，“今年的生态债务日落在10月9日，全年才过四分之三，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超过我们的环境所能负荷。这导致资源的净耗损。从10月9日至今年底，人类都是在透支生态资源，累积更大的生态债务。”NEF透过计算人类消耗资源速度与地球资源回复能力的比率，发现人类在1987年12月19日首次进入生态负债状态。

八年之后的1995年，此一日期已提前二十八天至11月21日，到了2006年，更提前七十天至10月9日，表明生态环境的崩溃进入倒计时。至于英国，则在2006年4月16日就进入自己的生态负债状态；这也意味，如果全球的消耗幅度都像英国，就需要三个地球的资源，才能养活现今人类。地球资源的过度消耗，以气候变迁最为严重，但森林滥垦滥伐、农业产量减少与滥捕鱼类等，同样威胁人类的前途。

二十一世纪的地球，有点像二十世纪的巨轮“泰坦尼克号”〔Titanic，中文正体翻译为“鐵達尼號”〕。

1912年4月15日，泰坦尼克号载1316名乘客和891名船员，从英国的南安普顿至美国纽约的处女航中，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而沉没。由于缺少足够的救生艇，将近一千五百人葬身冰海，造成“和平时期最严重的一次海难”。

泰坦尼克号有260米长，28米宽，重约46,000吨，是百年前二十世纪初的世界最大豪华客轮，在当时被称为“永不沉没者”。它建造于英国殖民地北爱尔兰首都贝尔法斯特的哈南德·沃尔夫造船厂。船体于1911年5月31日下水。她也是白星航运〔White Star Line〕公司在同一造船厂建造的奥林匹克级汽船的第二艘船，可以运载3300名乘客。

泰坦尼克号相当奢华，甲板游泳池、健身房、浴室和升降电、前从未见过的服务周到。作为当时技术成就的典范，它拥有16个无法进水的水密舱防止沉没。船上将乘客分为三个等级，三等舱位在船舱下层也最便宜，其乘客多为前往美洲殖民的穷人。即使二等舱也与当时其他船只头等舱的装潢摆设具有同等水平。一等舱是全船最为昂贵奢华的部分，当时世界“最富有的几位名人”也在这趟死亡旅程上。泰坦尼克号于1912年4月10日从英国英格兰南部港口城市南安普敦出发，开往美国纽约。船长叫爱德华·史密斯。当她即将启航时，另一艘定期航船“纽约号”因为水中移动的体积庞大，造成水流大量回填的吸引力几乎撞上了她的船体，导致了一小时的误点。启程后，泰坦尼克号先穿过英吉利海峡停泊在法国瑟堡，接纳了更多旅客，之后又停泊在了爱尔兰的昆士敦〔Queenstown，皇后城〕，最终载着1324乘客和892名工作人员驶向纽约。

4月14日晚，泰坦尼克号撞上一座冰山。由于判断失误，在高速航行下进行紧急转弯，结果变成转弯加上前进的同时，冰山在船底划下长长的一道裂缝，不但右舷水线下的铆丁因撞击而松脱，六个水密舱也进了水。最后由于进水量太多，造成船身倾斜达到接近船身铅垂〔垂直于水平面〕的惊人状况，又因为倾斜使得水可以继续灌入。最后船身支撑不住重量，当时在水面上的一半船身便折断并且落下，随后沉没。

在船的左舷，救生船只装载妇女和儿童。在右舷，则是妇女优先逃生之后允许男性登艇。所以，在右舷获救的人数比在左舷获救的多。泰坦尼克号折断成为三截后，沉没了。

这场灾难震惊了国际社会。它向无神论者证明了：人们的技术成就无法和大自然的力量相提并论。它向有神论者显示了：崇拜异教的现代欧洲文明正在重蹈古代大西洲的覆辙。一个船员在航行中对一个二等舱女乘客西尔维亚·考德威尔说：“就是上帝亲自来，他也弄不沉这艘船。”这句话触犯了上帝。正如人们当时命名“泰坦尼克号”这艘巨轮时，只是切中它“庞然大物”的含义，谁知一语成谶，这艘以希腊神话泰坦巨人〔Titans〕命名的巨轮，也遭遇到泰坦巨人一样的覆灭厄运。而泰坦尼克号的遭遇就是欧洲乃至欧化的世界在二十世纪的命运预示。它注定要遭遇野心勃勃、狂妄自大、殖民帝国、世界大战、布尔什维主义、军国主义、冷战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撕裂，像泰坦尼克号那样折断，成为三截后，沉没。

希腊人相信，火是泰坦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从天上偷来赐予下界人类的；人类也是普罗米修斯用粘土捏成的。但主神宙斯却因为普罗米修斯交的傲慢把他交付给“强力”和“暴力”来惩罚。“强力”和“暴力”把普罗米修斯拖到荒野，用牢固的铁链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岩绝壁上，下临可怕的深渊，直挺挺吊着，无法入睡甚至弯曲一下疲惫的双膝。这一折磨至少也得三万年，而且宙斯每天派一只恶鹰去啄食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肝脏，肝脏被吃掉很快又恢复原状，直到将来有人自愿为他赎身为止。

泰坦诸神比奥林匹斯诸神〔Olimpus gods〕更为原始。而奥林匹斯诸神又比一神教的上帝更加原始。研究者们常把希腊诸神分成“老神”与“新神”。所谓老神，即指宙斯以前的泰坦诸神──天神乌拉诺斯〔Uranus〕和地母盖娅〔Gaea〕以及由他们结合所生的六男和六女巨神，总名为“泰坦”〔Titans〕。传说这些巨神受母亲唆使，推翻了父亲乌拉诺斯〔Uranus〕的统治，最小的兄弟克洛诺斯〔Crenos〕，获得了最大的权力，并把除瑞亚〔Rhea〕以外的哥哥姐姐统统打入地狱〔Tartarus〕，自立为新型的主神。地母盖娅赐给小儿子克洛诺斯一把镶嵌着钻石的镰刀，克洛诺斯因此就成为最早的农神。

开俄斯〔Chaos〕后来生了尼克斯〔Nyx，夜女神〕和埃瑞波斯〔Erebus，黑暗女神〕，尼克斯〔Nyx〕和埃瑞波斯〔Erebus〕混合后又生下了太空和白昼。盖娅则生了乌拉诺斯〔Uranus，天空〕和大海、高山。乌拉诺斯成为世界的主宰，“与母亲盖娅结合”后，生下了六男六女十二位提坦巨神〔Titans〕。他们的母子结合，还生了三个独眼巨怪〔Cyclops〕和三个百手巨怪〔Hecatoncheires〕，这六位成了怪物的始祖。乌拉诺斯讨厌子女，把他们藏在盖娅体内，不见天日。盖娅怂恿子女造反，子女中的克洛诺斯用盖娅造的大镰刀阉割了乌拉诺斯，称雄世界，但从乌拉诺斯的血液中生出了巨人吉伽斯〔the Giants〕和复仇三女神〔总称the Furies，也叫Erinyes〕。乌拉诺斯和克洛诺斯这两代就是希腊神话中的老神。天神乌拉诺斯成为众神之父这一事实表明，最早的“神居”被认为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山上”。乌拉诺斯〔Uranus〕在欧洲语言中也指天王星。接下来，克洛诺斯与自己的妹妹瑞亚〔Rhea〕结合，他们也生了六儿六女，是为“奥林匹斯神系”〔Olimpus Theogony〕。宙斯是他们最小的一个儿子。由于克洛诺斯害怕像父亲乌拉诺斯一样被儿子推翻，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吞食自己的所有子女，瑞亚生一个，他就吞吃一个。但当宙斯出生时，瑞亚得到“婆婆”地神盖娅的帮助，骗过丈夫，逃到克里特岛〔Crete，就是米诺斯文明的发祥地〕上，生下了宙斯。宙斯长大后，联合其余共同受压的天神，推翻父亲克洛诺斯的统治，迫使他吐出那些已被吞吃的儿女，宙斯既然救出了兄姊，就自立为神界的无上主宰。直到现在，克里特岛上还有传说中的宙斯遗迹呢。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Minoan〕文明，发生在六千年以前，是世界最古老的海洋文明之一，上述宙斯神话可能暗示克里特岛为希腊文明发祥地。〔以上参见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

1985年“泰坦尼克号”的沉船遗骸被冷战末期的世界发现。它的故事乃是现代欧洲文明的缩影。1912年冰海沉船仅仅两年之后，两次世界大战就先后爆发，彻底摧毁了欧洲对于全球的霸权地位。而此前的欧洲列强正如异教的魔鬼“泰坦尼克号”一样“永不沉没”，其不可一世地宣告上帝其奈我何，终于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象征预示了西方的没落：百年之后的本书，主要内容就是像打捞冰海沉船那样，总结欧洲文明的得失，同时探索另外一种更为健全的生活方式。

（另起一单页）

书名

西方文明的解体

（以下用斜体） Disintegr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以上用斜体)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978-1-329-16472-7

2016年第四版

June 2016 Fourth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