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葛洪生平，最可宝贵的史料是抱朴子外篇自叙。自叙作于东晋元帝建武年间（公元三一七年左右），时洪“齿近不惑”（约四十岁）。自叙中，对壮年以前的生活及其性格思想，有详细说明。至壮年以后的生活，晋书卷七十二本传，有简略记载。现在根据两文，对葛洪生平试行综述。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祖系，吴大鸿胪。父悌，吴平后，入晋为邵陵太守。关于葛洪的出生年岁，自叙及本传都无记载。但从自叙中，我们可以间接把近似的年岁推断出来。自叙说“今齿近不惑”。又说“今将遂本志，委桑梓，适嵩岳，以寻方平梁公之轨。先所作子书内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复撰次，以示将来云尔”。又说“洪年二十余，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失。连在道路，不复投笔。十余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又说“晋王应天顺人，拨乱反正，结皇纲于垂绝，修宗庙之废祀，念先朝之滞赏，并无报以劝来，洪随例就彼。庚寅诏书赐爵关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户。……昔仲由让应受之赐而沮为善，丑虏未夷，天下多事，国家方欲明赏必罚，以彰宪典，小子岂敢苟洁区区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诏命焉。”外篇吴失篇说：“余生于晋世。”
根据上引资料，可知以下数点，即：
一、自叙是在“齿近不惑”时写的，即近四十岁时所写。
二、那时已将子书内外篇撰次起来。
三、这个时候即是建武中。计上距年二十余草创子书之时凡十余年。二十余，加上十余年，正合“齿近不惑。”
四、两晋建武年号有两个，一为公元三○四年秋七月，晋惠帝为成都王颖所挟持，改元建武，至十一月，又为河间王颙所挟持，即废，未满半年；一为公元三一七年，东晋元帝以丞相琅琊王，晋位晋王，改元建武，一年即废。葛洪所指建武，当为晋王之建武。次年，元帝称帝。
五、由此可知在晋王建武初（公元三一七年），洪“齿近不惑”，那时封侯食邑，而子书内外篇也已撰定。从这里上推四十年，为西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二七八年），吴主孙皓天纪二年，吴亡前二年。那末，洪之生年，最早不应过武帝咸宁四年，而至迟也不会迟于武帝太康三年（公元二八二年），也即是在吴亡国的前后一二年内（公元二七八——二八二年之间）。又据外篇吴失篇“余生于晋世”之言，则葛洪生当吴亡国后一二年可知。葛洪生当吴亡国后一二年内，他的家庭是吴国的世臣。自叙于此写得很详细：“祖父仕吴，历宰海盐、临安、山阴三县，入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庐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中书、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辅吴将军，封吴寿县侯。父仕吴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县令、中书郎、廷尉、平中护军、拜会稽太守。未辞，而晋军顺流，西境不守。博简秉文经武之才，朝野之论，佥然推君。于是转为五郡赴警。大都督，给亲兵五千，总统征军，戍遏壃场。天之所坏，人不能支，故主钦若，九有同宾，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迁至大中大夫，历位大中正、肥乡令，……以疾去官，发诏见用为吴王郎中令，……迁邵陵太守，卒于官。”其父晚年，虽随孙皓降晋，但家世仕吴，吴士的亡国悲哀可想见是十分深重的。世说新语，载吴士入洛，如陆机陆云，当年便受尽调侃。这在抱朴子书中，也可以找到些微消息。外篇卷十五审举说：“今普天一统，九垓同风，王制政令，诚宜齐一。夫衡量小器犹不可使往往而有异，况人士之格而可参差无检乎？江表虽远，密迩海隅，然染道化，率礼教，亦既千余载矣。往虽暂隔，不盈百年，而儒学之事，亦不偏废也。惟以其土宇褊于中州，故人士之数不得钧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学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谢上国也。昔吴土初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太平已及四十年矣，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在昔也。此乃见同于左衽之类，非所以别之也。且夫君子犹爱人以礼，况为其恺悌之父母耶？法有招患，令有损化，其此之谓也。”
贡士见偃以不试，乃见同于左衽之类，染道化、率礼教的吴士，几乎被恺悌之父母视同化外，其悲哀的心绪，真是无可诉说了。然而悲哀也止于悲哀而已，一般的吴士，却以学习“京城上国，公子王孙贵人之所为”为光荣为时髦了。这又使吴士愤慨万千。外篇卷二十五疾谬说：“无赖之子，白醉耳热之后，结党合群，游不择类。……携手连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观人妇女，指玷修短，评论美丑，……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严饰未办，不复窥听，犯门折关，逾垝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隐僻，就而引曳。……要呼愦杂，入室视妻，促膝之狭坐，交杯觞于咫尺，弦歌淫冶之音曲，以誂文君之动心。载号载呶，谑戏丑亵，穷鄙极黩，尔乃笑。……习俗行惯，皆曰此乃京城上国，公子王孙，贵人所共为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礼之所自出也，礼岂然乎？盖衰乱之所兴，非治世之旧风也。……亦安以我之不可，从人之可乎！可叹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末如之何也！”
又卷二十六讥惑说：“丧乱从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额’也。……上国众事，所以胜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谓违本邦之他国，不改其桑梓之法也。况其在于父母之乡，亦何为当事弃旧，而强更学乎？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如中州有锺元常、胡孔明、张芝、索靖，各一邦之妙，并用古体，俱足周事。余谓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况于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犹其小者耳。乃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令忽然无复念之情。昔锺仪庄舃，不忘本声，古人韪之。孔子云，丧亲者若婴儿之失母，其号岂常声之有？宁令哀有余而礼不足。哭以泄哀，妍拙何在？而乃冶饰其音，非痛切之谓也。又闻贵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数食宣药势，以饮酒为性命，疾患危笃，不堪风冷，帏帐茵褥，任其所安。于是凡琐小人之有财力者，了不复居于丧位，常在别房，高床重褥，美食大饮，或与密客引满投空，至于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
引锺仪庄舃来勉励江表之人，亡国人的旧邦之思，跃然纸上了。然而这不是单纯的对故国的忠荩，而是江东豪族亡国后，在中州豪族的欺侮调弄下的哀鸣。而葛洪的幼年青年生活，便是在这种空气里面度过的，更不论他的父亲曾官至晋室的卿尹了。
葛洪十三岁时没有了父亲，此后的生活，似乎很艰困。自叙说：“年十三而慈父见背，夙失庭训，饥寒困悴，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荡尽，农隙之暇无所读，乃负笈徒步行借。又卒于一家少得全部之书，益破功日，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艺文。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鲜能读也。”我们要指出，这一没落的江东豪族少年，在被歧视的政治环境里生活，自然不能跟祖父时代一样的豪华舒适，指挥如意。然而我们也不能看到“饥寒困悴，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等诉苦说话，便以为他真的穷到连饭都没得吃，真的亲自下田去耕穑。实际上，他是并不亲自种田的，他只是把自己的时间花在读书中而已，在田园里时，也只是就所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而已。我们知道，一个中世纪农民，在时间与经济上是不可能读书的，而葛洪则是写书与读书，这就判定葛洪所说的“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至多是反映一个封建地主的亲自管理监督农事，并不是真的亲自下田。实际的种田生活，决不是“承星履草，密勿畴袭”等字面所能轻轻写尽的。
就这样，葛洪“广览”了许多的书本。自叙说：“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贫乏无以远寻师友，孤陋寡闻，明浅思短，大义多所不通。但贪广览，于众书乃无不暗诵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竟不成纯儒，不中为传授之师。其河洛图纬，一视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书、算术、九宫、三棋、太一、飞符之属，了不从焉。由其苦人而少气味也。晚学风角、望气、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计此辈率是为人用之事，同出身情，无急以此自劳役，不如省子书之有益，遂又废焉。案别录、蓻文志，众有万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来，群文滋长，倍于往者，乃自知所未见之多也。江表书籍，通同不具，昔欲诣京师，索奇异，而正值大乱，半道而还，每自叹恨。今齿近不惑，素志衰颓，但念损之又损，为乎无为，偶耕薮泽，苟存性命耳。博涉之业，于是日沮矣。”
从读书的经历上来看，葛洪是从汉儒所法定的儒家经典入手的，然而经过汉末以及魏晋之际的学风转变，汉儒专一经守师法的严整烦琐学风已被扬弃，所以他竟广览众书，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无不暗诵精持了。于是“竟不成纯儒，不中为传授之师”。这是两汉经济体制，所谓汉法度的森严被荡决以后，在思想意识界的反映，这在上几章里我们已经申说明白。在汉末作为转变学风的一个主要人物是郭泰，泰是精于河洛星纬的，葛洪于此却表示不很留意，更不从事科学之类的学问。但晚年（也不过是四十岁以前），对风角、望气、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的学习，虽说后来又废弃，却使他仍与河洛星纬接近了一步所谓河洛星纬，所谓风角望气，是燕齐方士集合了原始迷信在中世纪社会的演出，而这正是神仙道教的胚胎素材。到齿近不惑的时候，素志衰颓，于是“念损之又损，为乎无为”，索性再穿上道家的外衣。这样的一个读书的经历，是一个颇为特殊的经历。然而，倘若了解森严的汉法度的解体，了解汉末黄巾以原始迷信为手段的农民起义，了解豪门大族的安固生活在乱离中的流荡，了解吴士在亡国后的悲哀，则这样的读书经历，正反映出一个没落的江东豪族的生活，一面想在旧生活上留恋，一面又彷徨无主地在思想历程上寻求安慰。从儒家正宗入手的葛洪，在思想意识方面，自然没有一丝一毫与农民共声气的地方。因而他以剿灭农民“叛变”，巩固封建地主的利益而建功立业起来了。自叙说：“昔太安中，石冰作乱，六州之地，柯振叶靡，违正党逆。义军大都督邀洪为将兵都尉，累见敦迫。既桑梓恐虏，祸深忧大，古人有急疾之义，又畏军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数百人，与诸军旅进。曾攻贼之别将，破之日，钱帛山积，珍玩蔽地，诸军莫不放兵，收拾财物，继毂连担。洪独约令所领不得妄离行阵。士有摭得众者，洪即斩之以徇，于是无敢委仗。而果有伏贼数百，出伤诸军，诸军悉发，无部队，皆人马负重，无复战心，遂致惊乱，死伤狼籍，殆欲不振。独洪军整齐毂张，无所损伤，以救诸军之大崩，洪有力焉。后别战，斩贼小帅，多获甲首，而献捷幕府。于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将军，例给布百匹。诸将多封闭之，或送还家，而洪分赐将士，及施知故之贫者，余之十匹，又径以市肉酤酒，以飨将吏，于时窃擅一日之美谈焉。”
考石冰之乱，即张昌之乱，冰为昌之别帅，太安为惠帝年号。晋书惠帝纪，太安二年（公元三○三年），“五月，义阳蛮张昌举兵反，以山都人丘沉为主，改姓刘氏，伪号汉，建元神凤，攻破郡县。南阳太守刘彬、平南将军羊尹、镇南大将军新野王歆并遇害。六月，遣荆州刺史刘弘等讨张昌于方城，王师败绩。秋七月，……张昌陷江南诸郡，武陵太守贾隆、零陵太守孔纮、豫章太守阎济、武昌太守刘根皆遇害。昌别帅石冰寇扬州，刺史陈徽与战，大败，诸郡尽没。临淮人封云举兵应之，自阜陵寇徐州。……冬十一月，……景寅，扬州秀才周玘、前南平内史王矩、前吴兴内史顾秘，起义军以讨石冰。冰退自临淮，趣寿阳，征东将军刘准，遣广陵度支陈敏击冰。”次年，即永兴元年，“三月，陈敏攻石冰斩之，扬徐二州平。”又考晋书卷一百张昌传：“张昌本义阳蛮，少为平氏县吏。……李流寇蜀，昌潜遁半年，聚党数千人。……会壬午诏书，发武勇以赴益土，号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难，数术者云：‘当有帝王，兴于江左，’及此调发，人咸不乐西征，昌党因之诳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诏书催遣严速，所经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县官长，皆躬出驱逐，展转不远，屯聚而为劫掠。是岁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数千口。太安二年，昌于安陆县石岩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从之。……旬月之间，众十三万。皆以绛科头，撍之以毛。江夏义阳士庶，莫不从之。……别率石冰，东破江扬二州，伪置守长。当时五州之境（即江扬徐荆豫五州）皆畏逼从逆。”可见这是规模颇为不小的农民起义，参加的主要成分是晋朝所调发的征蜀兵士，后来又加上“流人”及避戍役者，也有少数民族参加，也就是说主要成分是农民。葛洪所组织的“义”军，据晋书本传所说，乃是响应顾秘、周玘等的。本传说：“太安中，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与周玘等起兵讨之。秘檄洪为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迁伏波将军。冰平，洪不论功赏。”这次反动的战功，当时洪虽不论，但到元帝时，却又追叙旧功，他以此封侯食邑。
剿平石冰领导的农民暴动的时候，葛洪的年龄，该在二十岁左右。青年的葛洪，在“勋业”上没有起家，使他转到洛阳去读书。可是北方的离乱，又使他退回来。这时，江东却又发生了陈敏的“叛乱”，他只得因故人嵇含见用为广州刺史的机会，先到广州去。但嵇含没有赴任就被杀了，他只得暂住在广州。自叙说：“（石冰）事平，洪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了不论战功。……正遇上国大乱，（中州是八王之乱，赵代是刘渊称帝，而青徐一带则有王弥之乱，可参看晋书惠帝纪、载记刘元海及列传王弥传。）北道不通，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参看怀帝纪，及列传陈敏传），归涂隔塞。会有故人谯国嵇君道见用为广州刺史，乃表请洪为参军，虽非所乐，然利可避地于南，故黾勉就焉。见遣先行催兵，而君道于后遇害，遂停广州，频为节将见邀用，皆不就。”
与北国豪族的命运一样，江东豪族也在进退维谷的局面下流离失所起来。青年的葛洪，不但不能取得富贵，相反的，四方的离乱，使他连自己的家园都不能归守，这才消沈起来了。故自叙接着在“频为节将见邀用，皆不就”之下，说道：“永惟富贵可以渐得，而不可顿合。其间屑屑，亦足以劳人。且荣位势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且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也。且自度性篇懒而才至短，以篇懒而御短才，虽翕肩屈膝，趋走风尘，犹必不办大致名位，而免患累，况不能乎？未若修松乔之道，在我而已，不由于人焉。将登名山，服食养性。非有废也，事不兼济，自非绝弃世务，则易缘修习玄静哉！”这里是说，神仙道教的思想（修松乔之道），是在生活的颠沛流离中昂扬成长起来的。早年的富贵之志，这里转了一个大弯。然而，并不是说，葛洪就此不再有用世之志了，这证之以后的封侯食邑，以及外篇中的许多言论，他是并没有完全消极的，他只是真正的变成了内神仙外儒术的进退两可的机会主义者罢了。
在这一个期间，葛洪曾走了好多路。内篇卷四金丹篇说：“往者上国丧乱，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广数州之间。”他的故人嵇含的遭陈，该给他很大的刺激吧？晋书卷八十九嵇含传：“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永兴初，（含）除太弟中庶子，西道阻阂，未得应召。范阳王虓为征南将军，屯许昌，复以含为从事中郎，寻授振威将军、襄城太守。虓为刘乔所破，含奔镇南将军刘弘于襄阳，弘待以上宾之礼。……属陈敏作乱，江扬震荡，南越险远，而广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含为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未发，会弘卒，时或欲留含领荆州。含性刚躁，素与弘司马郭劢有隙，劢疑含将为己害，夜掩杀之，时年四十四。”葛洪与嵇含交好，到广州去，原也是先行为嵇含催兵，却不道含未发被杀，于是他只得单独留在广州了。这一个停留是颇为凄寂的。
这里，我们得补叙一下葛洪学习神仙之术的经过。内篇卷四金丹篇说：“昔左元放于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以金丹仙经。会汉末乱，不遑合作，而避地来渡江东，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从祖仙公又从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一卷、金液丹经一卷。余师郑君者，则余从祖仙公之弟子也，又于从祖受之，而家贫无用买药。余亲事之洒扫，积久乃于马迹山中立坛盟受之，并诸口诀之不书者。……余受之已二十余年矣。”内篇卷十六黄白篇说：“余昔从郑公受九丹及金银液经，因复求受黄白中经五卷。郑君言，曾与左君于庐江铜山中试作，皆成也。”内篇卷十九遐览篇说：“昔者幸遇明师郑君，但恨子弟不慧，不足以钻至坚，极弥高耳。于时虽充门人之洒扫，既才识短浅，又年尚少壮，意思不专，俗情未尽，不能大有所得，以为巨恨耳。”晋书本传说：“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由此可知：一，葛洪学神仙之术，当在二十岁前，故著内篇时即说：“余受之已二十余年矣”，又说“年尚少壮，意思不专”，这是初期对神仙之术的学习。二，其传授的来历是左慈投葛玄，玄传郑隐，隐传洪。
三，后来又师事南海太守鲍玄，玄亦内业，洪传其业，且为玄之女婿，这是后期对神仙之术的学习。这学习，可能在奉嵇含命到广州之后。
四，由是得葛洪的神仙之术传授如下表：五，这神仙之术的学习，自叙中没有具体提到。只说“晚学风角、望气、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志”。风角、望气原是方士法术，与神仙家一脉相通。
六，关于鲍玄，晋书卷八十许迈传：“时南海太守鲍靓隐迹潜遁，人莫知之，迈乃往候之，受中部之法及三皇天文。”卷九十五鲍靓传：“鲍靓字太玄，东海人也，……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为南海太守……尝见仙人阴君，授道诀，百余岁卒。”鲍靓明内学，与洪传鲍玄同；明天文河洛书，与自叙言晚学风角望气有关。又曾为南海太守，又靓字太玄，不知鲍靓即是鲍玄否？不过籍贯上党与东海不同。这还待详考。
葛洪停留在广州的时间究竟多么长久，无从确实查考。我们知道，他是在陈敏反叛后（惠帝永兴二年公元三○五年）才南去的，那正是所谓“上国大乱”的时间，晋室内部，豪强们自相火并，爆发为“八王之乱”，统一的局面完全破坏，在山东有王弥之乱，在山西河北有匈奴刘渊独立，在河北有鲜卑慕容瘣独立，在四川有李特李雄父子相继独立，晋室豪强在火并中互相消灭，渐趋荏弱，而中原一带就为北方各民族所占据。于是在怀帝永嘉五年（公元三一一年），洛阳陷落，帝被匈奴刘聪将刘曜所虏，那就是所谓“永嘉之乱。”越五年（公元三一六年年），长安陷落，愍帝也被刘曜所虏，北国复亡。所以从公元三○五到三一六年，是北国从大乱到复亡的期间，这期间，前期以八王之乱为主，后期则以胡人作乱为主。那时北国的豪强们，受不住乱离之苦，主要的是受不住胡人的压迫，纷纷南渡。永嘉末年，南渡的人物最多。世说载卫洗马（玠）渡江，形神惨悴，说：“对此茫茫，令人百端交集。”这茫茫江水中，正不知混和了多少北国豪强们的奔离家业之痛泪。南渡的豪强们拥戴瑯琊王司马睿为首领，在江东建立政权。瑯琊王于永嘉二年（三○八年）即镇建业，建兴三年（公元三一五年）晋位丞相，建武元年（公元三一七年）自称晋王，明年即帝位，是为东晋元帝。可见当北国大乱，晋室土崩瓦解的时候，江东实际上即乘统一解纽之会，隐隐先已树立独立的根基。然而北国豪强们的南渡，是不能带同了家业一起南渡的，他们要继续维持豪强的地位，继续作土地的霸占与分封，势必要与江南的豪强们分此杯羹。这样，就造成了江南豪族与北国豪族妥协合作的条件。而江南豪族在政治上的地位就被提高了。自叙说：“晋王应天顺人，拨乱反正，结皇纲于垂绝，修宗庙之废祀，念先朝之滞赏，并无报以劝来。洪随例就彼。庚寅诏书，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户，……遂恭承诏命焉。”先朝滞赏今天被记起来了，而且分封了，而被封的也恭承诏命了，这就是江南豪族与北国豪族妥协合作的具体例子。葛洪被封在建武中，从南方回来至迟当也在建武之前。则他停留在南方的时间，是从陈敏乱后至建武之前，即公元三○五至三一七年之间，那是一个可能的最长的南居时间。在这时间，他“频为节将见邀用，皆不就。……将登名山，服食养性，……以寻方平梁公之轨”，这番栖逸退隐之志，当是受南海太守鲍玄很深的影响。而子书内外篇，大约便于此时大部撰定。关于南居生活，晋书本传说：“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后还乡里，礼辟皆不赴。”
在偏安江左的小朝廷中，葛洪并不顶得意。自叙对建武后的生活未有记录，晋书本传记载得也很概略。本传说：“元帝为丞相，辟为掾，以平贼功，赐爵关内侯。咸和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碎不就。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址出丹，求为勾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岳表补东莞太守，又辞不就。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军。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后忽与岳疏云：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岳得疏，狼狈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岳至，遂不及见，时年八十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太平寰宇记谓卒年六十一。）
咸和为成帝年号，咸和初为公元三二六年。考晋书卷八十一邓岳传：“郭默之杀刘胤也，大司马陶侃使岳率西阳之众讨之（时岳为西阳太守），默平，迁督交广二州军事，建武将军，领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又考晋书卷七成帝纪，咸和四年冬十二月，右将军郭默害江州刺史刘胤，陶侃率众讨之，明年五月，擒郭默斩之。邓岳为广州刺史，在咸和五年（公元三三○年）之后，葛洪再度南行到广州，当也在咸和五年之后了。由此看来，葛洪封侯食邑后在江南，也至少住了十四年左右（公元三一七——三三○年）。就是说，洪再度南行时，当在五十四五岁光景。这十四年的时光，是以掾属主簿之类的佐吏职位度过去的，在官阶上说，并不得意。
晚年的葛洪，被邓岳留在广州，在罗浮山修道，度他的神仙丹鼎生涯。
本传说他“止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所谓在山积年，究竟多少年呢，本传没有交代明白，但如以本传所载卒年八十一而论，则在山当在二十六七年以上。但太平寰宇记又记他卒年六十一，则在山仅六七年。考本传，洪死时，邓岳当为广州刺史。考岳傅，岳卒于广州刺史任内，又成帝纪，咸康二年（公元三三六年）冬十月，广州刺史邓岳击夜郎，五年（公元三三九年）三月，广州刺史邓岳伐蜀。以后，即不再见有有关邓岳的记载，邓岳以咸和五年任广州刺史，至咸康五年，历时十年。则葛洪在山，当邓岳广州刺史任内，似以六七年为合理。就是说，关于葛洪的年寿，太平寰宇记所载六十一，比晋书本传所载八十一较为可信。
总结葛洪一生，他本是江南世贵子弟，少年时饱受亡国悲哀，然而儒道双修，仍找到了他的安心立命之处。青年的葛洪，以协平农民暴动石冰之乱，建立功业，可是功成不赏。北国的复亡与江南的鼎沸，使他流浪到广州，这时，他沈浸在神仙生活的向往之中。东晋开国，他以旧功被录，封侯食邑，然而仕途既不达，江南又离乱靡已，他终于再度南行，以丹鼎生涯终老罗浮。可知他出则为仕宦贵族，处则为神仙贵族，儒道双修，出处两得，外儒术而内神仙的具体应用，在他的一生中，作了典型的体现。葛洪对自己的身分，曾加以夫子自道式的说明。自叙说：“不成纯儒，不中为传授之师。”又说：“洪忝为儒者之末。”又说：“念精治五经，著一部子书，今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这是说，他是一个儒者。但又说：“将遂本志，委桑梓，适嵩岳，以寻方平梁公之轨，”又说：“每览巢、许、子州、北人、石户、二姜、两袁、法真、子龙之传，尝废书前席，慕其为人”，这是说，他是想做一个隐逸之士，神仙家之流。他的著作，内篇自说“属道家”，外篇自说“属儒家”。可知他儒道双修，是自己承认的。关于抱朴子的得名，他有一段自述：“洪期于守常，不随世变。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故邦人咸称之为抱朴之士，是从洪著书，因以自号焉。”所抱之“朴”，当即为他的神仙贵族的幻想吧。
葛洪的著述，据自叙所说：“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为神仙传十卷，又撰高尚不仕者为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别有目录。”据此则所著作共二百二十卷，所抄述共三百一十卷，两共五百三十卷，真是洋洋大观。著述之见于后代书史所著录或引述者，计有：隋志著录：汉书钞三十卷 后汉书钞三十卷神仙传十卷 抱朴子内篇二十一卷抱朴子外篇三十卷 遁甲肘后立成囊中秘一卷遁甲反复图一卷 遁甲要用四卷遁甲秘要一卷 三元遁甲图一卷遁甲要一卷 神仙服食方十卷玉函煎方五卷 序房内秘术一卷新旧唐书著录：要用字苑一卷 史记钞十四卷（新）
老子道德经序诀二卷 太清神仙服食经一卷（新）
宋史著录：大清玉碑子一卷 太乙真君固命歌一卷七录著录：龟决二卷 周易杂占十卷肘后急要方四卷 抱朴君书一卷道藏目录著录：神仙金汋经三卷 大丹问答一卷金木万灵论一卷 抱朴子别旨一篇元始上真众仙记一卷（此见宋灵佑宫道藏目录）
释法琳辨正论引：修撰庄子一七卷 服食方四卷晋书本传称：抱朴子内外一百十六篇 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 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伎杂事 金匮药方一百卷。（内篇杂应篇云：三百一十卷 “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九十［注，当作救卒］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盼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当即金匮药方。）
肘后要急方四卷所以本传说他“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虽然其中大部分都是钞述的，然而其数量实为不少。
在遐览篇，葛洪曾列举各种道经、诸符的名称，那可能是当时流行的道书，而今天却成为东晋初年的道书总录了。为之分类，每类撮记其一二部，如下：一，文三皇内文天地人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樊英三壁文三卷二，经混成经二卷、九生经、老君玉历真经（道书称经者，数量最多。）三，录元录二卷、杂集书录、黄老仙录四，记墨子枕中五行记五卷、隐守记、玉策记五，书养生书一百五卷六，图守形图、观天图、木芝图七，契左右契八，仪升天仪九，言微言三卷十，九宫九宫五卷十一，子凌霄子、去丘子十二，集三尸集、■里先生是生集十三，法登名山渡江海敕地神法三卷、兴利宫宅官舍法五卷十四，秘法采神药治作秘法三卷十五，要赵太白囊中要五卷、郄公道要十六，大禁入温气疫病大禁七卷十七，律道士夺算律三卷十八，术立亡术十九，道意少君道意十卷二十，大霓孔安仙渊赤斧子大览七卷二十一，口诀李先生口诀二十二，肘后肘后二卷此外尚有书名见各篇者，不列，诸符亦不列。
据方维甸统计，抱朴子所举“仙经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种”（校刊抱朴子内篇序），真是洋洋大观。但其中绝无道家诸子（老子庄子等都不在内），更无汉末流行为黄巾所本的太平清领书之流，因为葛洪出自郑君所传，则其本门户之见摈弃他家是很显然的。在这许多道书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三皇文、五岳真形图。讲变化之术的，“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记”，“其次有玉女隐微”，“又有白虎七变法”，“过此不足论也”。
谢选骏指出：葛洪可能算是神汉，但他并未建国，所以可能害死的人也并不算很多——这是他比列宁、斯大林、孙中山、毛泽东等“神汉建国”的恶棍较好的地方。所以他的门徒也没有把他的尸首，当作专制暴政的护法毒药一样腌制供奉在鬼子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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