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韩愈在唐代“党争”中的依违态度及其悲剧的政治命运
韩愈（公元七六八——八二四年）活动的时代是中国封建主义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一方面封建主义统治阶级的“品级联合”重新编制，并由法律予以固定；另一方面在统治者内部也发生了新的矛盾，这就是在第一章所论的封建专制主义既在巩固而又有危机的历史情况。该章所详论的三次政治斗争，都通过皇权所拟制的“品级联合”而表现出庶族地主集团与豪族地主集团的阶级背景。不论二王、刘、柳集团的政治革新运动，或杨、元和刘、卢的党争以及牛、李党争，都应从这样的阶级背景去研究。
当时一切著名的历史人物几乎无不依此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的开展而表示其自身的政治倾向或党派性。有的政治态度明显地倾向于此方，有的政治态度明显地倾向于彼方，也有的在依违两者的表面下而实际倾向于一方，也有的在游离两者的表面下而实际倾向于另一方。韩愈在当时两大集团政治斗争中的政治态度是怎样表现的呢？我们说，他是在依违两者的矛盾中，而实际依附于豪族地主集团，而与庶族地主集团对立。
在韩愈前期的政治生活中，唐代“党争”达到这样的高潮，即二王、刘、柳集团与宦官刘忠言相结纳，爆发了一次有名的政治革新运动，而宦官俱文珍（即刘贞亮）则纠合了守旧势力，和革新者展开激战，并击败了革新者（参看下章）。史称：“〔牛〕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忠言素儒谨，每见叔文，与论事，无敢异同；唯贞亮乃与之争，又恶朋党炽结，因与中人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吕如全等同劝帝立广陵王为太子监国，帝纳其奏。贞亮召学士卫次公、郑絪、李程、王涯至金銮殿，草定制诏。太子已立，尽逐叔文党。”（唐书卷二○七宦者传）
韩愈所依附的正是俱文珍。贞元十三年韩愈曾作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对俱文珍歌颂备至。贞元十九年，韩愈被贬至阳山，这次贬谪，经宋人方崧卿考订，并非如唐书本传所说的，是由于“上疏极论宫市”，也不是如洪兴祖年谱所考的是由于上疏论宫市与上疏言天旱人饥二事，而是由于二王、刘、柳革新集团对他的政治性的摈斥：“公（韩愈）阳山之贬，寄三学士诗叙述甚详。……公诗云：‘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则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柳宗元与刘禹锡），或虑言语泄，传之落冤仇’；又岳阳楼诗云：‘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是盖为王叔文、韦执谊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韦、王之党已成，是年补阙张正买疏谏它事，得召见，与所善者数人，皆被谴斥，意公之出，有类此也。忆昨行云：‘伾、文（王伾、王叔文）未揃崖州（韦执谊）炽，虽得赦宥常愁猜’，是其为叔文等所排，岂不明甚？”（洪兴祖：韩子年谱，方崧卿按语）后来韩愈作顺宗实录，爱憎分明，对俱文珍多加褒辞，而对二王集团则充满着敌意，例如，其中写道：“天下事皆专断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为之内主，执谊行之于外，朋党喧哗，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内外厌毒，虑见摧败，即谋兵权，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惧，不测其所为，朝夕伺候。会其与执谊交恶，心腹内离，外有韦■、裴垍（垍当作均）、严绶等笺表，而中官刘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按人名有误）等皆先朝任使旧人，同心怨猜，屡以启上。”（卷四）
因此，我们如果把韩愈歌颂俱文珍、见摈于二王、刘、柳集团以及其著顺宗实录时对此次政治革新所持的态度联系起来看，则韩愈前期在政治上依附豪族地主集团而与庶族地主集团对立，就不难理解了。
在韩愈后期的政治生活中，牛、李党争已由李逢吉、韦贯之与李吉甫（李德裕父）裴度的纷争揭开序幕。在纷争中所牵涉的问题之一，即为对藩镇的用兵问题。李吉甫裴度一派，即后来成为李党的豪族地主集团，主张用兵；李逢吉、韦贯之一派，即后来成为牛党的庶族地主集团，则主张息兵，史称：“元和初，用兵伐叛，始于杜黄裳诛蜀。吉甫经划欲定两河，方欲出师而卒。继之（武）元衡、裴度；而韦贯之李逢吉沮议，深以用兵为非。而韦、李相次罢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李）德裕于元和时久之不调，而逢吉、（牛）僧孺、（李）宗闵以私怨恒排摈之。”（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韩愈直接参加了这一纷争，与豪族地主集团共进退。事实经过是这样的。当裴度力主对淮西吴元济用兵，而韦贯之李逢吉一派反对时，韩愈上论淮西事宜状支持裴度，由此为韦、李等人所深恶，见抑不得升迁。李翱的韩吏部行状载：“上（宪宗）将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诸军以视兵，及还，奏兵可用、贼势可以灭，颇与宰相（当指韦贯之）意忤。……朝廷之贤，恬于所安，以苟不用兵为贵，议多与裴丞相异（当指韦、李一派的庶族地主集团）。唯公（韩愈）以为盗杀宰相（指武元衡）而遂息兵，其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见论淮西事宜状）？与裴丞相议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满，迁中书舍人，赐绯鱼袋，后竟以他事改太子庶子。”（李文公集卷一一，唐书韩愈本传所载与此略同。）
元和十二年，韩愈从裴度征淮西。大约即在此年，韩愈作为宰相贺白龟状，他说：“蔡者龟也，今始入贼地而获龟者，是获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帅而得地也。……此象既见，其应不远。”平蔡后，他随裴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接着他奉诏撰平淮西碑，对裴度歌功颂德，结果以碑辞不实，宪宗令磨愈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事情最后就这样很不体面地结束。由此可见，韩愈后期在用兵、息兵的党争中直接和豪族地主集团站在一起而与庶族地主集团对立。
韩愈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中所表现的党派性已如上述，这里我们还须指出，他又和一般的豪族地主阶级有些区别，因为他的政治态度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依违的倾向。
韩愈的身世和社会地位都接近于庶族地主；他曾循着这一阶层所采取的以文章为仕途阶梯的一般途径为自己谋求出路；他也和这一阶层有广泛的联系，并且和这一阶层政治集团中的某些重要人物有一定联系。现在根据史实，就这些方面择要略述如下。
韩愈生三岁而孤，就养于宗兄韩会。韩会正是庶族地主集团首脑人物元载的党人，因了与元载厚善，坐元载党，贬至韶州。韩愈祭嫂说“年方及纪，荐及凶屯，兄罗谗口，承命南迁”，复志赋说“当岁行之未复兮，从伯氏以南迁”，即指韩会被贬事。
在以元载为首的庶族地主集团中，韩会是颇有声望的文章家。柳宗元在先君石表阴失友记中称韩会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谤”（柳柳州全集卷一二）。韩会对韩愈无疑是有影响的，宋王銍曾指出：“观文衡（韩会作）之作，益知愈本六经、尊皇极、斥异端、节百家之美而自为时法，……甚矣其似会也。……会兄弟师授伟矣。”（韩会传）这里所说的显然有所夸张。我们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所谓文以载道、推尊六经的议论并非韩会所孤鸣先发，而是当时古文家的共同主张，韩愈与韩会年代相接，又同出于一宗，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之下，他们之间的持论有相通之处，是不足怪的。韩愈之成为古文家，除了早岁所受的韩会的影响外，又与其本人的身世以及社会地位有密切的关系，他自称：“愈之族亲鲜少，无扳联之势于今。”（释言）
“愈少鄙钝，于时事都不通晓，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矣。……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书）
“愈少驽怯，于他艺能自度无可努力，又不通时事，而与世多龃龉，念终无以树立，遂发愤笃专于文学。”（答窦秀才书）
这些自述，都足以说明韩愈的身世与社会地位都接近庶族地主，舍文章以求仕进而外，别无身分可依，以期自异于“常品”。但这里所说的，只在于论证他的历史的较复杂的一面，而不能因此就忽视他的基本的政治倾向性。在韩愈的同辈交往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和柳宗元、刘禹锡的关系。
他们都是著名的古文家，尽管在政治上处于敌对地位，但无可否认，他们中间也有一定限度的交谊。这种交谊，在颇大的程度上乃是论文之交。据张岱史阙中所载的传闻，柳宗元很赏识韩愈的文章，称之为“大雅之文”。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说：“昔遇夫子，聪明勇奋，常操利刃，开我混沌。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时惟子厚，窜言其间，赞词愉愉，固非颜颜，磅礴上下，羲农以还，会于有极，服之无言。”（全唐文卷六一○）这里所谓“持矛举盾”，实已暗示出他们之间，不但在文“笔”和理“论”方面各有所专，而且在认识方面也相对立。这种交谊一旦涉及尖锐的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则又依各人自身的政治倾向与思想倾向而转入各自所属之对立营垒。因此，韩愈不仅是因了言语之泄而和刘禹锡们落于冤仇，而且更因了他所持的天命论还遭刘禹锡等的无情的批判。
此外，韩愈与牛党也有一些关系。牛党核心人物皇甫湜即为从韩愈学古文的弟子。王定保唐摭言还载有一节富于戏剧性的传闻：韩愈与皇甫湜曾设法荐引牛僧孺，使其名“大振天下”；这种传闻的真实性是可怀疑的，但他们三人之间确有文章上的交往，李钰在唐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铭的序中提到牛僧孺“早与韩吏部、皇甫郎中为文章友，其名相上下”（唐文粹卷五六）。从上面的论证看来，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韩愈身上所存在的矛盾，这即是说，他的政治态度，在重要关键的问题上依附着豪族地主集团，但由于他的身世、行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关系，又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接近于庶族。这种矛盾的历史事实并不奇怪，本身反映着当时历史的矛盾的现实。在唐代身分等级制度的再编制过程中，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既处于“品级联合”的一定的调和状态，而由专制主义皇权来左提右携，企图达到一种平衡；但又处于旧的“品级联合”改变，而士庶之间存在着混乱的局面。有的豪族地主可以没落而与庶族无异，有的庶族地主也可能在取得官级之后而跻于品级性的地位，并和豪族地主同化。这两大阶层本来有着品级性的区别，但他们之间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种历史的情况之下，历史人物既有以鲜明旗帜出场的，又有以中间的、骑墙的、本身充满着矛盾的标志出场的；属于后者的人物，在两大集团斗争尖锐的情况之下，一般不会是中间派或第三条路线者，而最后总是和保守方面结成一条战线。命运坎坷的李商隐是如此，韩愈也是如此。
韩愈在豪族地主与庶族地主间的依违态度是非常明显的，因而他的悲剧命运便是历史的必然。一方面，庶族地主集团虽看到他的庶族色彩、并赏识其文章，给以相对的赞美；但同时却不满意他在政治上保守主义的实质，而对他不能不加以排摈。另一方面，豪族地主集团虽看到他政治的倾向依附于本集团，而同情其遭遇，但同时又因他的庶族色彩，特别是他的文风，而不能引以为可靠的同类，以致在一些问题上产生隔阂。这样，一方面，韩愈因二王刘柳集团秉政而有阳山之贬，因韦贯之、李逢吉执政而不得升迁，晚年更因见抑于皇甫鎛而改袁州刺史；另一方面，当他被接纳于豪门时，也不断遭受谗言。甚至裴度也对他表示既爱敬而又怀疑，裴度寄李翱书说：“昌黎韩愈，仆旧识之矣，中心爱之，不觉惊叹，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立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全唐文卷五三八）这样看来，在品级性地主阶级的偏见中，一个所谓“以文为戏”的人是不可信任的，甚至是有害的。
韩愈依违两端的结果是：尽管这两个政治集团中都有与他交往的友人，但双方都或明或暗地对他怀着敌意或戒心，韩愈为此不胜愤懑，例如他自述：“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进学解）
“不善交人，无相先相死之友于朝。”（释言）
“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爱不相忌者又加少，内无所资，外无所从，终安何为乎？”（与李翱书）
了解韩愈本身的这种矛盾，颇有助于把握他的思想的社会根源。
我们知道，韩愈之成为历史人物，除了以古文家著称外，还由于他一生力排释老、“扶树教道”，二者又由“文以载道”形式地联结起来。这两方面的活动和他政治上的依违态度是相应的。作为文章家来说，他带有庶族色彩，而作为卫道者来说，他的世界观又带有浓厚的品级性地主的意味。关于前者，即人们赞许的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关于后者，即人们说的“道济天下之溺”。从哲学思想来讲，我们应在这里首先指出二点：
（一）韩愈在卫道的理论中把“道”与“性情”品级化：他的“性”“情”各有三品的分类法，在理论形式上显然是承接着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根据这种人性论，容易导出封建的等级制以及等级性的人格依附关系是天理自然的，因而使封建的“法律的虚构”在人性论上有了基础。“道统”在理论形式上抄袭佛教的祖统。但不论祖统或道统，其本身都是俗世贵族谱牒等级观念在宗教上的反映。
（二）韩愈的理论根源乃在于中国中世纪神学的天命论，这种天命论正是品级性地主一般的神学世界观，同时又是封建统治者神权和君权合一的意识形态。唐代品级性地主中的著名儒学世家多源自北朝，他们具有经学教养，这种经学直接承自汉代，其中充满着符命、休祥、天人感应等等虚妄的谬说，天命论的世界观即与此种经学相依存。关于这两点，在以下二节中将分别论究。
谢选骏指出：古代的党争不同于现代的党争——那只是朝廷大臣或学生士子的事情，并没有把基层群众裹挟进来。所以不会形成“国共两党”这样大规模的社会撕裂。古代的党争也没有现代的意识形态对立，不会产生“儒家党”——“佛教党”这样的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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