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种教徒

《新书：<虚构的犹太民族>》（2021-01-06 何新文）报道：

[内容简介]《圣经》为何会成为记录一个民族起源的可靠史籍？以色列人是犹太民族直系和唯一的后裔吗？

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认为，大多数犹太人的故土遍布中东和东欧，这些分散的不同群体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只可能诉诸被改编过的历史。以色列人强烈排他的民族认同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始自19世纪下半叶，由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人类记忆的代言者发明而成。

这是一本批判性民族史，它拆解了犹太人的整套民族记忆架构，极具胆量地批判了广为传布的主导性叙事和史学话语，运用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澄清了古老的神话。无论是了解以色列的过去、中东的现状，还是解决争端、构想未来，本书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我不认为书籍能够改变世界，但当世界开始改变之时，它会寻求与众不同的书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希望眼前这本书会成为那类书籍中的一本。

——施罗默·桑德

《虚构的犹太民族》，作者犹太人施罗默·桑德。作者在这本书里指出：所谓的“犹太民族”其实是一个伪概念，是虚构出来的，犹太人并不像一般以为的那样，是从《旧约圣经》里所说的时代起就成为一个民族了。

作者是基于什么理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呢？

提起以色列，我们一般都认为，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而一说起犹太人，我们就会想到聪明、精明、虔诚、有钱、勤奋，对这个民族的印象基本上是不错的。

很多人会觉得，犹太民族有着长达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尤其是当我们了解到，犹太人自从公元70年以来，就被赶出了他们祖先定居的土地，从此再也没有自己的国家，只能在其他民族中寄居，经常被人赶来赶去、被迫到处流浪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加觉得，犹太民族今日的成功，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今日的存在，简直是一个十分励志的故事了。要知道，两千年里没有自己的土地、家园，换一个别的民族，恐怕早就消亡了，可犹太人却能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性，他们的忍耐、顽强、坚韧、虔诚，实在令人敬佩。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其实犹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民族，它过去两千年间的兴衰和流浪史，全都是有人出于某种目的虚构出来的，你会感到惊讶吗？

这就是我要讲的这本书《虚构的犹太民族》的核心观点。本书的作者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教授、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这本书出版于2008年，是他在长达三十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后，出版的个人第一本学术著作，书一问世就受到国际关注，被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桑德的学术勇气和洞察力广受称赞，当然，他也因此被很多人视为以色列的敌人。

桑德是以色列公民，拥有稳定的教职，跟以色列官方并没有利益冲突。那他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招骂的书呢？这还得从他的家庭环境说起。桑德的父母都是波兰犹太人，但他们当年都放弃了犹太教，信仰共产主义，这对桑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桑德长大以后，逐渐形成了对以色列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敌对立场。这种意识形态强调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必须压制和排斥这片土地上原先住着的巴勒斯坦人。

桑德认为，这种态度不仅有违正义，有违历史的走向，也是中东不安定的根源。而他本人在大学任教后，更是对那些没有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学生产生了同情。故而才写了这样一本书，来驳斥官方意识形态的谎言。

在《虚构的犹太民族》之后，桑德还出版了一本《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并在书里宣称，“由于无法忍受以色列法律强加于我虚构的民族属性，更难以忍受它在世界其他民族面前自诩上帝选民俱乐部的成员，我愿意放弃做犹太人并不再自认为是犹太人”。可以说，他写《虚构的犹太民族》其实就是为了反犹太复国主义，而后来放弃犹太人身份，则进一步坚定了自己要“彻底消解犹太性”的态度，展望了一种世俗的、非排他性的、超越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身份认同。

接下来，我就从三个方面，为你详细解读这本书的核心的内容。我们一起跟随桑德的研究来看看，究竟是谁虚构了“犹太民族”的神话，他们为什么要虚构，以及这种虚构取得了怎样的结果。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让我们误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呢？

是圣经，确切地说是犹太人的圣经，也就是通常被称为《旧约圣经》的那部书。犹太人是世世代代读着《旧约圣经》长大的，这部书从上帝创造世界开始说起，说犹太民族源于人类的始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约瑟，逐渐繁衍出一个民族。后来摩西带领犹太人离开埃及，回到地中海东岸的犹地亚地区，这时的犹太人已经成为“上帝拣选的民族”，并与上帝立了约，遵守上帝颁布的律法。

在之后的历史中，犹太人围绕着耶路撒冷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有过大卫和所罗门两位国王，然后分裂、衰落。古代犹太人曾经从自己的家园被掳走，又曾陆续回归，但最终在公元70年，当时的罗马人镇压了他们的反抗，并把他们流放到了其他地方。此后近两千年，犹太人再也没有真正回到过祖先的故土，这片土地，在圣经里叫犹地亚，后来则被改了一个我们熟知的名字，那就是巴勒斯坦。

由此可见，按照《旧约圣经》的内容来看，犹太人起源于哪里，早年做过一些什么事，怎样辉煌，怎样衰落，后来又怎样被流放，一条线下来都很清楚。只要有了这么一段清晰的历史为证，这个民族的存在就毫无疑问。但是，书写历史的人，是在历史发生时写的，还是在历史发生之后，由后人写的？答案很明显，写历史的只能是后人，所以，所谓的“历史”其实多少都有讲故事的性质，而讲故事就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一些虚构。

接下来，桑德要我们再用常识想一想，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早期的犹太人处在由游牧部落向农耕社会定居转型的过程之中。他们是一些什么样子的人？这群人里的大多数，不管是牧羊人，还是农民，知识的普及率很低，事实上也没有什么知识，行动都是听命于领导者，而他们跟领导者之间也许连语言都不通。他们的行动也是缓慢的，一个一直种地的农民，也许一生都没有机会去看看国王长什么样，他们会知道自己是一个“民族”吗？

桑德在绪论里引用了这么一句话，“民族，就是由对其祖先的共同谬见，和对其邻人的共同厌恶所联结在一起的一群人”。这话虽然听起来有点极端，但桑德就是想告诉我们，所谓的“民族”都是事后制造的概念，目的是为了让一群人之间产生情感纽带，让每一个成员都觉得跟别人来自同一个祖先，从而产生归属感，进而愿意留在这个群体里并为它效力。

那么，如果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远远谈不上是一个民族，他们又是怎么聚在一起的呢？桑德说，那是因为他们信同样的宗教——犹太教。在两三千年前，宗教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也正是犹太教的神职人员，他们比较有文化，最有头脑，语言能力最强，他们会在民众中传播和发展一种“我们”的观念，告诉所有人说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宗教信仰，让族群内的所有人信了同一个上帝，但是，他们却未必了解自己的族长，自己的国王。（有另一种猜想，为什么宗教拥有了强大的力量，这在我们日后公众号中进行阐述）

既然《旧约圣经》具有明显的讲故事的特点，那么为什么它会被看作犹太人的真实历史，进而虚构出一个犹太民族来呢？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核心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虚构？

桑德告诉我们，其实在过去的近两千年里，并没有多少人把《旧约圣经》当作完全、纯粹的历史来看。即便是犹太人读圣经，讲圣经，根据圣经来崇拜上帝，《旧约圣经》也是一个包含了很多神话的宗教文本，而不是真正的历史。但后来，到了19世纪后半叶，有一些欧洲的犹太知识精英认为，犹太人必须结束没有土地、没有国家的日子，否则早晚要灭亡。他们发起了一个运动，叫做“犹太复国主义”，其目的就是动员全世界的犹太人，一起找一块地方，建立一个国家。

后来这块地方就找在了巴勒斯坦地区。根据《旧约圣经》里的描述，巴勒斯坦地区，就是两三千多年前，犹太民族兴起、居住并且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创造过辉煌历史的地方。在圣经里，这块地的名字叫“犹地亚”。这样，如果《旧约圣经》里所说的事情都是真的，那么，犹太人要去这块地方，就可以打出“回归祖先土地”的旗号，看起来名正言顺，还能够大大唤起犹太人的热情。

但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巴勒斯坦并不是一块空地，那里生活着巴勒斯坦人，现在犹太人要过来，很难避免会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因此，把巴勒斯坦坐实为犹太人祖先的土地，对于犹太人来说，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犹太复国主义者做了很多工作，告诉当时那些对国际政治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说，巴勒斯坦的确是他们祖先的土地，而且，他们祖先则是在公元70年的时候，被罗马人从这片土地上彻底流放了出去，自此再也没有大规模地回去过，只能一代代人心心念念地向往故地，不停地缅怀他们祖先创建的伟大的耶路撒冷。而公元70年的这段历史，并不是纯粹的故事，它是有记载的，主要依据就是公元1世纪由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所写的《犹太战争》一书。

但是，施罗默·桑德指出，虽然公元70年确实发生过罗马人镇压犹太人的战争，但古代犹太人被从祖先的土地上流放出去，这又是一个人为制造的神话。“流放”这个概念，和“犹太民族”这个概念一样，也是虚构的，因为罗马人从未流放过所有被征服的民众。

对此，桑德给出了三个理由。首先，以那个年代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而言，放逐所有被征服的民众，让种地人口和纳税人口大大减少，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无利可图的。其次，罗马统治者有条件血腥镇压反抗者，却缺乏放逐所有被征服民众的条件，因为他们没有现代世界可以使用的卡车、火车或大型战舰。

还有就是，约瑟夫斯的《犹太战争》，作为历史资料，是有很多疑点的。约瑟夫斯生活在两千年前，是犹太人被罗马人镇压时的幸存者，后来生活在罗马帝国，那么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了解清楚当时犹太人的整体情况的呢？他的数据很多都是夸大的。比如，约瑟夫斯说到当时的耶路撒冷有一百万人被罗马人杀害，桑德指出这不可能，他引用考古资料，说明当时耶路撒冷的居民不过六到七万。最重要的是，即便是约瑟夫斯，他那么热情地描写犹太人被镇压的惨烈，也没有说到罗马人流放了犹太人。

所以，“流放”这个概念也是虚构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证明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地区拥有历史权利，证明他们的“回归”是名正言顺的。

在揭露了以上两个虚构之后，桑德接下去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犹太人并没有被流放，被彻底赶走，那么在两千年前，那些住在祖先土地上的犹太人都到哪儿去了呢？

这就又要说到犹太教了。前面已经说了，犹太民族不存在，但犹太教是存在的，任何人只要信了这种宗教，他就成了犹太人。因此桑德引用了众多资料证明，当年的犹太人没有被赶到其他地方，但为了生存，他们会改信其他宗教。在公元后的三四百年间，基督教正在兴起，最终成为拜占庭帝国的国教，因此有一些犹太人改信了基督教。

再后来，人类历史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故。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公元638年到公元643年间，伊斯兰军队占领了巴勒斯坦。然后发生了什么？桑德说，由于犹太人在伊斯兰的势力下得到了比过去更宽容的对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规模地改信了伊斯兰教。

这个结论势必要引起轰动。众所周知，在当今的中东，犹太人的以色列和周围伊斯兰国家关系一直是紧张的，以色列建国70年来，双方打了几次大的战争，小冲突更是不断。而现在桑德断定，历史上犹太人曾经皈依伊斯兰教，这让很多人无法在情感上接受。

那么，这些皈伊斯兰教的犹太人，他们的后裔是谁呢？桑德继续给出了惊人的推断，他说，他们正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桑德列出了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它们证明，巴勒斯坦人的口语中保存着大量圣经术语，他们的山村、山脉、溪流、泉水、山谷、丘陵的地名都是来自《圣经》的，这证明了它们和古代犹太人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如果说巴勒斯坦地区是“犹太人祖先的土地”的话，那么巴勒斯坦人才是这些祖先合理合法的后代。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对巴勒斯坦人采取无视的态度，仅仅强调自己有权回归。1948年以色列建国，彻底牺牲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他们的土地被占领，房屋被推倒，只能在犹太人给他们划定的区域里生活，或者去给犹太人打工。以色列建国后一直到今天，绝大部分巴勒斯坦人依然都是二等公民，依然拿不到以色列国籍，很少有人能爬升到社会上层，跟犹太人平起平坐，更不用说融入犹太人的群体了。

而以色列的官方意识形态通常都忽略不提国内存在巴勒斯坦人这回事，强调自己是一个“犹太国”。而当说到1948年建国时那些巴勒斯坦原住民的情况，以色列官方就会指出，他们不是一个民族，只是一些散居的阿拉伯农民，而我们犹太人则一直就是一个民族，我们对这片土地拥有历史权利。

施罗默·桑德论证指出，说“犹太人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以及“公元70年，古代犹太人被罗马人从犹地亚流放出去，从此再也未能回归故土”，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刻意制造的两个神话，目的是给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找到有力的依据，获得国际支持。桑德说，实际上，犹太人根本不是合法地回归，而是殖民了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在殖民巴勒斯坦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那些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殖民者，究竟是谁？他们到底是不是犹太人？

桑德的回答是：他们是犹太人，但他们并不是所谓“犹太祖先”的后裔，他们来自别的地方。

正如前面所说，宗教信仰是一种个人选择，可以改信，可以放弃，也可以皈依。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曾经放弃了犹太教，改信了伊斯兰教，而住在别处的人，也可以皈依犹太教，成为犹太人。桑德确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公元70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后来所说的巴勒斯坦这片地区之外，曾经存在大量的犹太人团体，有的还形成了国家，这是有很多史料和考古证据证明了的。

那么，他们是不是从巴勒斯坦被流放出去的犹太人呢？桑德说：No，他们是那些地方的人皈依犹太教而形成的。

在今天，犹太教是不传教的，它一般不欢迎外来的皈依者，但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2世纪这四百年里，犹太教是在积极向外扩张的。我们知道，犹太教是历史上最先出现的一神教，意思是只信仰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它不能包容多神信仰，因此，信仰犹太教的人就会去传播它，告诉别人只能信一个神，其他的神都是假的或者恶的，所以应该皈依犹太教。而传教的过程则带有古代社会的野蛮色彩，是有着强迫意味的，如果被传教者不服从，他可能会面临被驱逐的危险。因此，犹太人的存在是传教的结果，而不是流亡的结果。桑德引用了历史资料证明，这股犹太教传教的潮流一直延续到公元4世纪早期才停止。

在整个这一段论证的过程中，桑德不仅利用了前人的各种研究资料，而且依然大量借助了常识。他反复提醒读者，不要高估古代人的流动性，那个时候的人远远不如今天的我们，拥有便利的交通，可以自如地来往很多地方。那个时候的人找到一块地方扎根生存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家园。所以，如果皈依或者改信一种宗教就能让他们稳定地生活下去，他们一定会倾向于选择这样做。

根据这种常识，桑德让读者确信，犹太人并没有大规模地流浪，只是犹太教会传播，会在各个地方制造新的犹太人。而那些“回归故土”的犹太人，就是这种犹太教传播的结果。

桑德告诉我们，“回归故土”的犹太人，他们的主要来源是东欧。在20世纪初，东欧的犹太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落，语言也统一，可以说已经接近成为一个民族了。根据现有史料统计，从16、17世纪之后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东欧犹太人的人口持续增长，分布地点也在集中。在俄罗斯、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地，犹太人聚居的群落越来越大，拥有的地区影响力也在提升，其数量远远超过生活在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在18世纪，单单波兰就有75万犹太人，而在汉堡，在伦敦，在巴黎，统共只有3000多犹太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犹太人会在东欧聚集？

还是像前面说的，犹太人是通过信犹太教形成的。桑德引证了各种资料推论说，在公元8世纪，那时中亚有一个卡扎尔王国，它接受犹太教为其官方宗教，因此造就了卡扎尔犹太人。这个王国存在于公元8—12世纪之间，位置在里海和黑海之间。当卡扎尔王国消失后，卡扎尔犹太人就流落到了附近的东欧，又在那里聚集了起来。

虽然卡扎尔王国没有留下清晰准确的历史记载，但桑德告诉我们，只有承认卡扎尔王国的存在，才能解释为什么东欧有着这么多犹太人。

桑德说，这个东欧的犹太人群落差一点就成为民族了，他们已经形成了阶级，有了社会分工，政治架构也出现了雏形。他们拥有日常的文化生活，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有自己共同的语言——意地绪语，这是成为一个民族最关键的标志，因为只有语言统一，一群人才就能够通过无障碍交流来让自己真正形成一个共同体。不过，因为希特勒纳粹的兴起，这个成为民族的进程被打断了。希特勒迫害犹太人，将东欧说意地绪语的犹太人赶尽杀绝。但是，就算没有希特勒，东欧犹太人形成了一个民族，它仍然跟两千年前从圣经故土繁衍出来的那一批犹太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至此，桑德已经解释清楚，是谁虚构了“犹太民族”的神话，为什么要虚构，以及这种虚构取得了怎样的结果。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把一个虚构的故事变成了历史事实，在全世界宣扬了一个古老民族“回归故土”的信念，而实际上，这个民族完全就是子虚乌有的。在他们所说的犹太民族的源头，实际存在的只是一些信仰犹太教的人，他们曾经放弃信仰，曾经改变信仰，而其他地方的人则加入过犹太教，成为犹太人。也就是说，犹太人是一个范围在不停变动的群体。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犹太民族，执着地流浪了两千年而恪守信仰，不改初心，最终回到祖先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段故事听起来可歌可泣，但很遗憾，它仅仅是故事而已。

在《虚构的犹太民族》这本书中，桑德经常用肯定的语气来赞扬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们。他说那是一些杰出的人，他们思维缜密，处事果断，能够巧妙地利用形势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并不能让虚构变成真实。事实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利用虚构的历史叙事，建立了一种意识形态，靠着它来殖民巴勒斯坦，并且压制它们至今。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巴勒斯坦人根本就是可以被无视的，他们本来就不该呆在这里，他们的生存权不是犹太人需要考虑的。

对此，桑德用了一个特别浅显的方式发出了质问：倘若说犹太人在缺席了两千年后，依然拥有收回对祖先土地的权利，那么，巴勒斯坦人在这里也已生息了一千二百年，难道我们就该什么都不给他们留下吗？

虽然驳斥谎言，揭露神话，不过，桑德并不是一个激进的学者。他并没有愤怒地表示，犹太人应该退出这片土地，退出耶路撒冷，解散国家。他说，以色列最该做的，是放弃它所一直牢牢把持的“犹太性”，从而让巴勒斯坦人也对以色列产生认同。

他引用了历史上的案例指出，各种各样的占领和征服过后，留下的重重不满和仇恨，都需要矛盾双方运用理性和智慧来解决。例如，美国在建国的过程中非法剥夺了印第安土著的土地，但没有人会说美国就不该存在了。而英国人在一千年前遭到来自欧洲大陆的诺曼人的征服，后来也没有人要求把诺曼人赶回大陆去。

现在的以色列，同样是在战火和征服中问世的，它已经有了它的成就，它对这片土地已经投入了心血并且卓有成效。与其贬低和取消这些成果，不如督促它打开胸怀，去兼容之前被它故意忽略和恐惧的巴勒斯坦人。因此，在桑德看来，放弃“犹太性”，不再继续坚持“以色列是犹太人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和对犹太人而言，都是最有利的。

桑德的结论仍然为他在国内招来了巨大的非议，因为以色列的宗教保守派势力十分强大，他们绝对无法容忍任何人贬低《旧约圣经》的真实性，更不可能接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平等。因为，保守派仅仅将桑德看作又一个犹太人中的叛徒，一个幼稚的、同情心过剩的左派知识分子，而不会去关注他之前的论证。

桑德坦言，他自己就是以色列人，他无意挑战以色列政府，煽动大众去仇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他写这本书的主要动力，是心中的不平。他亲眼目睹了他那些巴勒斯坦学生的困境，感受到他们无所依归的痛苦。这个国家不承认他们是和犹太人平等的公民，而他们带着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又很难移居到其他国家。他们在犹太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自己的身份而自卑，但又很难找到摆脱自卑的途径。桑德说，为什么犹太人可以自在地住在美国，巴勒斯坦人却不能自然地呆在以色列呢？

谢选骏指出：上文十分阴险——表面上赞同《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实际上诋毁了它！方法是，把《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说成是一个共产党分子为了政治目的而写的书。实际上，按照我一贯的观点，“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种教徒，因此是凝聚力不是血统、语言和聚居地、提供生活，而是一种共同的信仰，就像“穆斯林”、“基督徒”那样。因此我认为，《虚构的犹太民族》所说的看法没有新意，更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杜撰出来的。

（二）

《虚构的犹太民族》

内容简介

《圣经》为何会成为记录一个民族起源的可靠史籍？以色列人是犹太民族直系和唯一的后裔吗？ 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认为，大多数犹太人的故土遍布中东和东欧，这些分散的不同群体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只可能诉诸被改编过的历史。以色列人强烈排他的民族认同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始自19世纪下半叶，由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人类记忆的代言者发明而成。 这是一本批判性民族史，它拆解了犹太人的整套民族记忆架构，极具胆量地批判了广为传布的主导性叙事和史学话语，运用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澄清了古老的神话。无论是了解以色列的过去、中东的现状，还是解决争端、构想未来，本书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本书目录

序言

绪论 记忆的重负

第一章 制造民族：主权和平等

第二章 神话与历史混合的史学：起初，上帝创造人民

第三章 虚构的流亡：改宗和皈依

第四章 沉默的王国：探求不再为人知的（犹太人的）时代

第五章 差异性：以色列的认同政治

后记 没有国土的民族，没有民族的土地？

致谢

译名对照表

《虚构的犹太民族：生物学屈从民族历史观（“犹太人基因研究”怎样屈从了民族历史观）》（［以色列］施罗默·桑德 2017-05-26）报道：

在欧洲伟大的世俗化之前，犹太教的信仰者坚信历经数代磨难而给予他们力量和勇气的宗教原则：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的神圣的会众，注定会“照亮万族”。事实上，他们知道作为生存于其他宗教阴影下的少数派群体，他们被迫屈从于更强大的势力。在过去，作为这些团体特点的改宗化的激情历经数代几乎完全消失了，这主要由于对主导性宗教的担忧。在几个世纪中，层层的不信任和对传播他们信仰的畏惧，填塞了信仰者的自我认同，造成最终成为他们显著标志的团体孤立。在中世纪，“分散居住的独一无二的民族”这个独有的信念也有助于防止大规模的抛弃犹太教而皈依于其他一神教。

像其他少数派一样，在艰难和困苦的时期，群体的休戚相关感把犹太教的信仰团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和平年代，拉比中的精英们交换有关戒律、宗教规范、宗教仪式和典礼的各个方面的信息。尽管在马拉喀什和基辅、萨那（Sanaa）和伦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不仅在世俗领域，甚至在宗教习俗方面都存有差异，但总是存在着共有的核心，拉比忠诚于《塔木德》律法，共享着一种从流亡中获救的观念，以及对圣城耶路撒冷的一种深刻的宗教上的挚爱——在那里，救赎将会到来。

在欧洲，世俗化的传播削弱了宗教准则的地位，逐步损害了它们群体中传统知识分子拉比的权威。像其他宗教、文化和语言群体中的成员一样，摒弃了犹太宗教的人们都被卷入了现代化的冲力之中。尽管根据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理论和历史作品，他们不是唯一力图被同化进当时在兴起的民族文化之中的成员。生活方式的迅速变革和迁移的巨变，也许对萨克森州（Saxony）的农民、法国的新教徒店主和英国的威尔士工人影响有所不同，但他们遭受的困苦不会少于犹太教的信仰者。整个世界消失了，同化成一个整体的经济、政治、语言和超文化体系，要求痛苦地抛弃长久存在的风俗和道德观念。

尽管犹太人在一些国家——法国、荷兰、英国和德国——经历过特殊的困难，但大部分人都成为了“犹太人”，意思是信仰摩西宗教的法国人、荷兰人、英国人或德国人。他们成为了新国家热切的支持者；一些人甚至强调他们的民族认同，并对它感到莫大的骄傲。事实确实如此，因为他们是民族语言最早的言说者和民族文化的集成者之一，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聚居于城市的缘故。这样说来，他们成为了最早的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宣称在阿道夫·希特勒的祖父——如果说他确曾成为了——在成为一位德国人之前，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已是德国人了，并不是夸大其词］中的一员。在欧洲大众民族主义发展到顶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已开始捍卫上述那些新家园，可能也没有明显内疚地杀死过前线另一方阵地上战斗的犹太裔战士。德国犹太裔改革主义者，法国犹太裔的社会主义者和英国犹太裔的自由主义者，几乎都自愿地去捍卫他们新发现的集体财产：民族国家和它的领土。

不可思议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卷入了集中于欧洲民族疆界的战争文化之中，尽管他们相信一种不同的民族实体。当时，他们还很软弱无力，无法提供一种能够平息从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和积极分子的各种民族情感中形成的战斗精神的替代认同。事实上，从1897年，即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的那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世界上的犹太人团体中，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的运动，而且经常屈从于非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要求（在1914年的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占犹太血统的德国人的比率不到2%，在法国则更少）。

犹太复国主义观念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中东欧，即维也纳和敖德萨（Odessa）之间的那些土地之上。它在德国民族主义的边缘充满忧虑地成长起来，并传播到讲意第绪语民众那充满活力的文化市场中。事实上，尽管其具有边缘性，但犹太复国主义是觉醒于欧洲民族主义的最后浪潮的一部分，与欧洲大陆上其他塑造认同的意识形态的兴起相一致。它可以被视为一种集体同化融入现代性的尝试，与那时周围正在形成的民族主义事业十分相像。尽管相当数量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驱或多或少属于德国文化——摩西·赫斯、西奥多·赫茨尔和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但发展、传播和应用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那些人是则来自分布广泛的讲意第绪语的民众中的知识分子，波兰、乌克兰、立陶宛、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的城市和乡镇之中挤满了这些人。

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的核心凝聚力。

在上述地区存在着一个世俗的、现代的意第绪主义者的文明。这种文明不存在于其他东方的犹太人团体之中，也不存在于伦敦和马拉喀什。正是这种特殊的文化，而非宗教酝酿出了原型民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酵素。正是从这个半自治的世界中，出现了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发现他们通往高级文化中心——学术职业、自由职业、行政部门——的道路被阻塞了，许多人因此成为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者和民主政治的革新者，少数人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

与此同时，独特的意第绪语团体的存在激起了反犹太人情绪的复活。在东欧出现的各种民族主义的交织，力图从中驱逐出明显不同意第绪主义者的实体。除了沙皇政权和罗马尼亚王国的镇压和传统的限制之外，在19世纪80年代，新兴的具有民族主义特征的大众化的对犹太人集体迫害的浪潮，使数百万犹太人感到震惊愤慨，并加速了他们大规模地向西迁移的进程。在1880年到1914年间，大约有250万讲意第绪语的犹太人穿越德国去往西方的各接受国。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美洲大陆安全的海岸结束了迁移的步伐；他们中不到3%的人选择移民到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极个别的1人选择了留在那里。

这次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一个附带的结果是间接地加剧了在德国，在那过境场景（scene of the transit）的表层治下一触即发的传统敌意。这种极端狂暴的仇恨——还没有得到解释——将会在20世纪的一次最恐怖的种族灭绝行动中释放完毕。那次人口迁移的过程表明技术进步或文化的高雅与道德性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

现代的反犹主义盛行于整个欧洲的现代性世界之中，但它在西欧和南欧还有美洲大陆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于它在中东欧所具有的特征与表达方式。年轻的民族认同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内部的斗争，几乎在各地都造成了焦虑和恐惧。卷入民族性建构中的文化问题，恰恰是将长久存在的“厌恶相异者（dislike of the unlike）”转变成了新的大众民主政治有机组成部分的那些问题。任何差异形式——不同的天然肤色，特殊的方言或陌生的宗教习俗——都会激怒新的民族意识的承载者，他们在奋力把自身界定和划分为具有明确的集体。建构民族意象过程中的抽象化水平，要求给予不属于该民族一部分的那些人可靠的和毫不含糊的特性描述。民族由此被想象为一个古老的和扩展的“血缘”家族，而最近的邻居也很容易就成了最具威胁的敌人。因为在几百年间，基督教文明一直把犹太教信仰者描述为绝对的他者，因此，新的集体认同轻而易举地从古老的传统中拣选出这个要素，并把它设置为标志着新的民族共同体的边防哨所。

在盛行公民和政治民族主义的领土上，隔离和封闭构成基督教传统组成部分的古老仇恨，把被排斥的犹太人包容进新的认同中是可能的。美国宪法、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法律已经过充分的检验，更具包容性的发展已形成了稳定的基础，并经过渐进的斗争已在公共领域取得了支配地位。在上述和其他国家中，犹太人成为了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

然而，这种成功的进程没能免于混乱和倒退。1894年法国高度戏剧化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是现代民族主义非线性和不确定演化的一个恰当的历史例证。要把德雷福斯逐出“高卢—天主教”民族体的强烈的反犹主义的爆发，暴露出冲突中的情感之间的张力。这位犹太官员不属于法兰西民族吗，或者他是潜入法兰西民族的来自东方的外来民族的代表？为了保持它的伟大，难道法国不应该从根本上是信仰基督的吗？有意大利血统的埃米尔·左拉（émile Zora）不可以解释他对那位“叛国”的犹太上尉的反爱国主义的支持吗？上述这些问题和类似的问题搅扰着民族意象，并动摇了这个国家的根基。

理解公民身份价值的政治和知识圈子最终扭转了反犹主义的潮流，那位受到迫害的军官“重新成为了”法兰西民族的一员。族群宗教式民族认同的支持者并没有消失——他们在纳粹占领期间再度出现，一些人持存到现在。但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文化上包容的民族主义生机勃勃，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故态复萌，但它持续使自己在整个20世纪处于稳固的地位。

在美国［比如在麦卡锡时期］、在英国和大西洋两岸的大部分民族国家中，类似的尽管不是同一的转变，以一种较少戏剧性和更加微妙的方式发生过。像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一样，反犹主义在这些国家中都没有灭绝，但对集体的超认同的持久发展趋势而言，它不再重要了。

另一方面，在德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波兰之间的那些地区，种族生物学的和种族宗教式的意识形态获得了胜利，这些意识形态在许多年间持续决定着民族主义的性质。这种充满焦虑的和排外的心态使得反犹的仇恨代码作为 “真正的”超认同的一种主要标示持续存在着。尽管反犹主义并非总是公开显现，尽管印刷媒体和课本中所使用的墨并非总是含有恶意，但对犹太人的恐惧一直不知不觉地融入到认同的关键节点中。

上述情形的一个原因在于，在那些枝杈蔓生的文化空间中界定民族实体，要求大量的有一个共同起源的“过去”，而可能挑战一体化根源的任何要素，都会激起强烈反感和恐惧。甚至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在他们的自我界定中也会诉诸于传统的宗教象征，而受人尊重的牧师们则接受了“血统”作为一种界限的标志。换言之，正如德国精神在某一阶段需要丰富的雅利安主义来界定自我，同样，波兰精神需要天主教教义，俄罗斯精神需要东正教的泛斯拉夫主义来限定它们的民族认同和意象。

与犹太人的宗教改革运动，或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群体力图加入新兴的民族文化之中不同，犹太复国主义广泛借用盛行于它诞生和成长初期的那些居支配地位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把它们整合进它的新政纲中。它有德国民粹主义（Volkism）的痕迹，大部分言辞也受到波兰浪漫的民族主义者的一些影响。但这不只是模仿——并非一位感到极度痛苦的受害者呈现出他面带微笑的行刑人的一些特征的情况。

发展壮大的左派犹太人运动——犹太人联盟（Bund），其世俗的和半民族主义观要求的是“意第绪语土地上的人民”的文化自治，而非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体，但有知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仿效欧洲其他民族主义者，采用了一种种族宗教的或种族生物学的认同来使他们的自我界定概念化。他们力图建立一座能够把犹太教信仰者——主要是先前的信仰者，他们的语言和世俗习惯是多种多样的——联系在一起的桥梁，他们无法像犹太人联盟那样，将充满活力的大众习俗转化为同质的和通俗化的现代文化。而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就需要清除现存在人种志方面的特征，忘记具体的历史，并飞速地后退到古老的、神话的和宗教的过去。

当地时间2017年4月24日，耶路撒冷地区，以色列大屠杀烈士与英雄纪念日，全国拉响警笛，纪念活动在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举行。犹太人曾经是被伤害最严重的对象之一。 东方IC 图 

尽管被选定的“历史”表面上看与宗教的意象相符，但它不属于真正的宗教，因为犹太一神教不以历史的演变期限为基础。它也不是完全世俗的，因为为了建构新的集体认同，它又不停地使用古老的末世论信仰中的材料。我们必须记住犹太民族主义承担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从多种多样的文化—语言群体——每个群体都有着特殊的起源——中锻造出一个单一的民族。这导致了把《旧约》采用为民族记忆的宝库。由于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民族”的共同起源，他们就不加批判地欣然接受了犹太人处于永远流浪之中这个古老的基督教观念。在建立共同起源的过程中，他们抹除和忘记了早期犹太教所推行的大众改宗化，而正是由于大众的改宗化，摩西的宗教才在人口统计上和智识上得以极大地增长。

对于犹太民族主义者来说，犹太教不再是一种丰富而多样化的宗教文化，它变成了某种像德国的民族或波兰和俄国的平民一样神秘的与外界隔绝的东西,尽管它有着独一无二的特点，即它由一个与定居的地区无关的外来的、流亡的民族构成。从这种意义上说，犹太复国主义成为了对伴随着东欧和中欧集体性的兴起而出现的反犹形象的某种消极反映。这种消极反映正确地辨识出了这个地区的诸多民族情感。这些情感自然上的接近则使它们的威胁一览无余。

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正确的，而且如前文所指出的，它从它所嵌入其中的民族主义中借用了许多要素。与此同时，它采用了犹太宗教传统中最排外的和最自负的方面，即“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民数记》23:9）这个神圣的戒律。一份孤立主义者的世俗的计划重新解释了蒙上帝挑选的、神圣的和一神教的圣众这个古老的理想。自其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就是一场以族群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运动，它要坚定地使自己虚构的历史上的民族与世隔绝，并禁止任何公民自愿加入它的政纲开始设计的民族之中。同时，从该“民族”中的任何退出，都被描述为不可原谅的罪行；而“同化”则被描述为大灾难，一种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避免的关乎存在的危险。

这样说来，不足为奇的是，要把这种脆弱的、世俗的犹太认同粘合在一起，来书写文化上如此相异、年代记上如此支离破脆的犹太史，是不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得不诉诸于另外一门科学学科——生物学——它被征召来强化“古代犹太民族”的基础。

……

195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支持下，由多位资深科学家发表的一份被广为宣传的声明，完全否定了生物学与民族文化之间存在任何关系，并宣称种族观念是一种社会神话而非科学事实。自此以后，严肃认真的研究者都回避了这些术语。但这种普遍的接受没有打消以色列生命科学领域工作者的种族观，也没能削弱犹太复国主义对于那个流浪民族有着共同血统的根深蒂固的信念。“犹太种族”从常规研究的词汇表中消失了，但一个有着体面称号——“犹太人团体的起源研究”——的科学领域取而代之。通俗的新闻报道则简明地称之为“犹太人基因研究”。

以色列国一开始从欧洲的犹太人团体中输入人民，后来从穆斯林世界输入了许多犹太人，现在则面临着创建一个新民族的紧迫境况。正如前面几章所指出的，在上述那种文化生产中，犹太知识分子承担着最重要的职责，而他们是移民到受托管的巴勒斯坦的，他们早期的教育活动先于以色列国的建立。在以色列国的整个教育体系中，教授的都是从《圣经》延伸到帕尔马赫组织（Palmah）（以色列建国前犹太人团体的一支作战力量）的“犹太民族的有机历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教育教学方法产生了几代全心全意地信奉他们民族的族群特性的学生。但在科学实证主义时代，相比于人文学科中生产出的“软”材料，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需要更为实质性的东西。各生物实验室被要求提供这样的证据，他们最初确实相当顺从地这么做了。

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统治着日益增长的非犹太民众，这强化了去发现一个不断趋向封闭的种族生物学的边界的迫切要求。1980年，特拉维夫大学医学院巴特·沙瓦·博纳-塔米尔（Bat Sheva Bonné-Tamir）写了一篇论文《重新审视犹太人的遗传学》（“A New Look at the Genetics of the Jews”），发表在以色列的科学月刊《科学》（Mada）杂志。该作者自豪地描述了对犹太人基因的新近研究的原创性。她以如下陈述开篇：“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许多关于犹太人遗传人类学领域的新的研究。这些研究论述了像‘什么是犹太民族的起源？’和‘存在一个犹太种族吗？’这样的问题。”

她主张，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反种族主义的动机使遗传学研究中充满了偏见；它们力图强调犹太群体间的基因差异。然而，新的研究以该领域的巨大发展为基础，突显了各种犹太团体在基因上的基本相似性，以及在典型的犹太人基因库中存在着很少的、无关紧要的一部分“外族”基因。她指出：“一项重要的发现表明了北非、伊拉克的犹太人与德国犹太人之间在基因上的同源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构成了独特的一组，而非犹太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撒玛利亚人和欧洲人）在血统上明显地与他们相距遥远。”这位科学家急忙指出，她没有打算使犹太种族隔绝——相反，她意在使用血型揭示犹太人特性的异质性——但新的发现确实使她惊讶不已。上述这些结论证实了有关从古代到当前的犹太人分散和流浪的文献。生物学最终再次证实了历史学。

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关于犹太民族—种族的观念，具体化为一门体面的生命科学，一门新学科诞生了：“犹太遗传学”。什么能够比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那受人尊敬的学术期刊上的文章更令人信服的呢？西方的权威的科学之门——主要在美国——向勤勉的以色列研究者敞开。这些学者经常将历史上的神话、社会学的假想与不确定的少量的遗传学发现混杂在一起。尽管在以色列学术研究的可用资源有限，但以色列却成为了“人口起源研究”领域的世界领导者。1981年，以色列主持了第六届人类遗传性国际会议，博纳-塔米尔教授担任会议秘书。从那时起，以色列研究者获得了来自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很快就产生了科学成果。在接下来的20年中，对犹太遗传学的兴趣传播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雷霍沃特（Rehovot）的魏茨曼研究所和在海法的技术学院。同样重要的是，与审慎的20世纪50年代相比，这些发现成果已传遍了公共领域。到了20世纪末，普通以色列人都知道自己属于一个界定清晰的基因群体，该群体具有完全同质的古老血统。

2000年11月，以色列的日报《国土报》刊发了一篇关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阿蕾拉·奥本海默（Ariela Oppenheim）和她的同事们研究的报道，令人大开眼界。实际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当月的《人类遗传学》（Human Genetics）杂志上。该杂志是由德国的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 Verlag）发行的科学季刊。媒体感兴趣的原因在于，这个研究小组发现“德国犹太人”和“西班牙犹太人”、“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Y染色体的一些突变之间存在着异乎寻常的接近性。这个结论意味着2/3的巴勒斯坦人和大体同样比例的犹太人共同拥有三位八千年前的祖先。这篇扩充过的科学论文显示出了一幅更为复杂和更加令人困惑的画面：Y染色体的那些突变也表明，“犹太人”更像“黎巴嫩的阿拉伯人”而非捷克人，而与“西班牙犹太人”相反，“德国犹太人”相对地更接近于“威尔士人”而非“阿拉伯人”。

在《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期间和在巴勒斯坦人第二次暴动（Intifada）之前，该小组写作和编辑了这项研究。不幸的是，到它印刷出版的时候，起义已经爆发了。表明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拥有一些祖先的基因数据，没能将这场冲突定义为自相残杀的战争，却强化了早些时候已深入人心的假想：所有犹太人的起源毫无疑问是在近东。

仅仅是一年之后，《国土报》发表了一篇新报道。现在它确信犹太男性起源于近东，但关于犹太妇女的研究则陷入尴尬的困境中。在9个犹太人团体中调查线粒体DNA（只能从母亲那里继承）的一项科学研究发现，那些据推测是真正的犹太妇女的起源根本就不在近东。这项令人烦恼的发现表明，“每个团体都有少数的女性奠基者”，但她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联。这种令人不自在的解释是：犹太男人来自近东，他们尚未结婚，被迫娶了当地的妻子，而她们毋庸置疑地按照正当的方式皈依了犹太教。

上述那最后的引起怀疑的揭示使那些支持犹太基因的人感到担心。而有一篇显然是在海法技术学院开始写作的博士论文，则断言尽管存在着古代女祖先对犹太人独特性的令人反感的不敬，但世界上所有的德国犹太人中40%都是四位女族长（和《圣经》中一样）的后裔。《国土报》一如既往地如实、全面地报道了这个发现。更为流行的日报《晚报》（Maariv）则补充说，那些古代的女族长们“诞生在大约1500年前的犹太人的土地上，她们的家庭从那里迁移到意大利，后来到了莱茵河和香槟（Champagne）地区”。

多伦·比哈尔（Doron Behar）关于“德国犹太人的线粒体DNA”的上述那篇使人安心的博士论文概述，发表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上。比哈尔等人的论文指导老师是卡尔·斯科雷吉（Karl Skorecki），一位犹太遗传学领域中经验丰富的研究者。这位犹太教正统派教授从多伦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来到海法的技术学院医学系，在他发现令人惊异的“祭司印记”之时，就已引起人们的注意。斯科雷吉本人当然也是一位祭司（cohen）。20世纪90年代，在他的加拿大犹太会堂中的一次偶然事件促使他去调查他的“贵族”血统。幸运的是，他受拉比雅科夫·克雷曼（Yaacov Kleiman）的邀请来调查研究我们时代所有那些名字叫科恩（Cohen）的人的血统。克雷曼本人也是一位祭司，他还是耶路撒冷祭司中心（the Center of Cohanim）主任。祭司中心是一个为耶路撒冷建造第三圣殿做准备的公共机构。它为此培训未来的祭司，当拆毁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而犹太人的神殿在其位置上建起时他们会在圣殿中服务。该中心一定获得了充分的财政资助，从而能够投资它所渴望的研究。

上述故事看上去可能难于理解且荒诞不羁，但要考虑到20世纪后期的“族群”现实，遗传学已发展为一门“体面精深”的科学，已经引起了非同寻常的关注，并在以色列和犹太人的世界中形成了大批的追随者。祭司——源自摩西的弟弟亚伦的古老的贵族血脉——在分子遗传学时代出人意料地变得流行起来。在超过50%的姓氏为科恩的男性中，单体型的几个基因组（被界定为单一染色体上不同基因的一群等位基因，这些基因关联密切，足以通过遗传而获得，通常被界定为一个单元）被查明可能与众不同。来自英国、意大利和以色列的科学家参与了斯科雷吉的调研，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享有盛名的英国杂志《自然》（Nature）上。该成果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犹太教的祭司职位确实是由一位33个世纪前的共同祖先所奠定的。以色列的新闻界带着巨大的遗传性的喜悦，急急忙忙发表了这个发现。

上述故事中令人感到可笑的方面在于，“祭司基因”也可以轻易地成为“非犹太人基因”。犹太教遗传自母亲，因此，并非牵强附会的是：假定自19世纪以来，众多没有信仰的祭司与“非犹太”妇女结了婚，尽管哈拉卡禁止他们那样做。这些男人很可能生养了“非犹太”的后裔。而按照斯科雷吉的研究，这些“非犹太”的后裔会具有祭司的“基因印记”。但不能期望犹太科学家会去考量这些较小的细节，尤其当不再涉及上帝的时候——在这个启蒙理性的时代，除了犹太教所具有的偏见重负之外，纯粹的犹太科学已经取代了古老的犹太教信仰。

在媒体欢呼上述发现却忽视犹太教祭司基因观点中的潜在矛盾的时候，没有人追问为什么一项代价高昂的生物学研究要被专用于探究一个遗传性的宗教等级呢？同样没有一家报纸费心去发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遗传学系教授尤兹·里特（Uzi Ritte）教授的研究成果。他查验了那些相同祭司的Y染色体上的单体型，没有发现它们有什么独特之处。

公众对“硬”科学的崇拜再次取得成功。非专业人员没有理由质疑来源于被认为是精确科学的信息的真实性。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体质人类学曾向种族饥渴的公众发布许多可疑的科学发现。像那时的体质人类学一样，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分子遗传学为寻求认同的媒体提供了不完整的研究成果和半真半假的陈述。然而，迄今为止，对事先不知其族群血统的基因物质随机抽样的任何研究，都没有发现犹太遗传性的独特和统一的特性。总体来说，人们对选取实验对象的方法知之甚少，这看来也十分可疑。而且，许多草率的研究成果常常被与研究实验室没有关联的历史言语编造出来并得到其支持。归根结底，在经过所有的费用高昂的“科学”活动之后，任何生物学标准都不可能界定一个犹太人个体了。

上述观点不是要排除基因人类学在揭示人类历史的重要方面——重要的是在对抗疾病方面的潜在贡献。最有可能的是，作为一种相对年轻的科学的DNA调查研究，一般会有着光辉的未来。但在一个法律禁止“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通婚的国家中，对于探求“上帝选民”所共有的基因标识的研究，我们应该十分谨慎。像由马其顿的种族主义者、黎巴嫩的长枪党党员（Phalangist）、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拉普人（Lapp）等所进行的类似调查研究一样，这种犹太—以色列人的研究不可能完全摆脱粗暴和危险的种族主义。

谢选骏指出：犹太人的价值在于，他们保存了旧约圣经。而在保存旧约圣经的过程中，“犹太性”这种社会意义的缺点，反而成了历史意义的优点了！没有一个任何其他“民族”在保全典籍上比犹太人更加成功的了。但是犹太人保全下来的点击对他们其实并不利，因为里面充满了“反犹主义”。这就是上帝的美意。上帝要救世界上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