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的战争（全集第49卷）

 新文化的战争

（以下用斜体）New Cultural Wars（以上用斜体）

谢选骏

2004年在线版

2006年PDF版

2015年电书版

2016年印刷版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之四

Part Four of  Theory of  Global Government --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by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九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IX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

新文化的战争是《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第四部分。内容包括1、欧洲的退潮，2、全球危机，3、新文化战，4、文化战的战略，5、王道与霸道，6、间接统治，7、全球政府的临近，8、全球中枢，9、天下与国家，10、历史教的命运。

Synopsis: 

（以下用斜体）New Cultural Wars（以上用斜体） is part four of （以下用斜体）Theory of  Global Government --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by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以上用斜体）. Its contents are: 1) Decline of the West; 2) Global Crises; 3) New Cultural Wars; 4) Strategies of New Cultural Wars; 5) Benavolent Government vs. Hegemony; 6) Indirect Rules; 7) The Approaching of a Global Government; 8) Pivot of the Globe; 9)States vs Land Under the Heaven; 10) Destiny of Historicism.

（另起一单页）

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慑之下，最后的征服只能是通过文化的战争。

（另起一单页）

前言

Forewords

第一章 欧洲的退潮

Chapter One Decline of Europe

一，“欧洲化时代”的终结

1. End to Europeanization

二，新时代的图解

2. Illustration of the New Era

三，对“欧洲文化”的分析

3. Analysis of European Culture

四，对欧洲文明的诘难

4. Critiqu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五，欧洲将被回教世界吞没？

Europe to be buried by Islamic world？

六，两线作战的勇士

6. The Hero who fights on Two Fronts

第二章 全球危机 

Chapter Two Global Crisis

一，全球文明的轴承现象 

1. The axle center of global civilization

二，全球化与非全球化的碰撞 

2. The clash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三，爱国主义，一个神话的覆灭 

3. Patriotism,the demise of a myth

四，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同一性 

4. The global inte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五，跨国文明的统一网络已经成型 

5. The unified network of trans-national civilization already in place

六，无业者创造的历史 

6. History created by the jobless

七，无业者有哲学吗？

7. Do the unemployed have a philosophy？

第三章 新文化战  

Chapter Three The New Cultural War

一，文化战的定义 

1.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al war

二，文化战的最古范本和最新动向 

2. The oldest model and newest change of cultural war

三，文化战与军事战的区别 

3.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al and military

warfare

四，超越国际主义的天下文明 

4. Global civilization beyond internationalism

五，防止大规模侵战的锁钥 

5. The key to prevention of large scale invasions

六，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 

6. Alien civilization as a leverage of integration

七，文明的圈回之“圆” 

7. The returning cycle of civilization

八，摆脱血气，获得文明 

8. Giving up militancy for the sake of civilization

第四章 文化战的战略  

Chapter Four Strategy of Cultural War

一，战略的定义 

1. Definition of strategy

二，战略的失败与成功 

2.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strategy

三，中国文明的战略观念 

3.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四，新文化战的战略观念 

4.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new cultural war

五，破坏现存的平衡结构 

5. The break down of existent structure of balance 

六，中国政略的集成〔《书经》〕

6. “Book of Documents,”(Shujing) the ultima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rategy

七，“王略”论 

7. On strategy of rulers

八，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略 

8. Strategie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九，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术 

9. Tactic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第五章 王道与霸道 

Chapter Five Kingship vs. Hegemony

一，二十一世纪的秩序 

1. The order of the 21st century

二，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涵义 

2. The first meaning of kingship and hegemony

三，求义与求利是不同的轨道 

3.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seeking righteousness vs.

seeking interest

四，怎样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 

4. How to overcome international anarchy

五，新的政治原则已经出现 

5. The already emerging new political principles

六，王道的代言人 

6. The spokesman for kingship

第六章 间接统治 

Chapter Six Indirect Rule

一，王道与霸道的第二层涵义 

1. The second meaning of kingship and hegemony

二，王霸战略的光谱层次 

2. The strategic spectrum between kingship and hegemony

三，国家制度与间接统治 

3. National polity and indirect rule

四，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 

4. The global government under indirect rule

五，全球政府要奉行王道

5. The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hold kingship

六，王道的保衡者 

6. The guardian of kingship

七，王者的要素“德日新”

7. Key elements of rulers:Ever increasing charisma

八，人类动物园如何推行“递进民主”？

8. How to practice "progressive democracy" in the human zoo

第七章 全球政府的临近

Chapter Sevn The looming global government

一，反恐战争的两面说辞

1. Double talk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二，从美国的911到西班牙的311

2. From 911 in the US to 311 in Spain

三，民主国家如何胜任反恐战争？

3. How can democracies prevail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四，民主国家互不交战？

4. Do democracies never go to war against each other？

五，核武恐怖的幽灵意味

5. Specter of nuclear holocaust

六，商业主义和政治精神

6. Commercialism and spirit of politics 

七，整合全球的力量将告别欧洲

7. Power of global integration will escape Europe

第八章 全球中枢

Chapter Eight Global Center

一，现代文明的定位

1. Orienta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二，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

2. Core issue of world politics

三，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

3.  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Kingdom  that transcends China

四，“中国”的“保民官”

“Tribune”of the “Central Kingdom”

五，“中国”的内在意义

5. Underlying meaning of the “Central Kingdom”

六，反恐战争的逻辑结论

6. The logical conclusion of war against terror

七，世界和平仅需有限战争

7. World peace requires no more than limited war

第九章 天下与国家

Chapter Nine Universality and the State

一，种族的界限

1. Racial divisions

二，氏族宗族民族的主权国家

2. Sovereign state of clans,kinships and nations

三，天下意识与帝国主义的区别

3. Distinctions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imperialism

四，秦汉是天下而不是国家

4.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re universe rather than nation-state

五，蒙古首开元明清的天下

5. Universal empires of Yuan,Ming and Qing initiated by the Mongols

六，全球政府需要刷新统治原则

6.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date its governing principles

七，天下秩序是人类命运保育者

7. Universal order serves to protect and save humanity

八，平定主权国家，有益于天下

8. Pacification of sovereign states benefits us all

第十章 历史教的命运  

Chapter Ten Fate of Historicism

一，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1.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 is unpredictable

二，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异同

2.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istory,eth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三，用历史教的眼光审视当代

3. Assessment of the modern era in light of historicism

四，罗马帝国如何运用历史教

4. How did the Roman Empire utilize historicism

五，死亡了的文明整合全球

5. The dead civilization integrates the world

六，历史教的战略核心

6. The strategic core of historicism

附录之一

谢选骏：《〈孙子兵法〉必须背诵的部分》

附录之二

乔良将军注意了，超限战必须是宗教战争

附录之三

怎样才能赢得超限战？

附录之四

网络自由是全球政府的基础

五书统一之附录……

（另起一单页）

前言

网络攻击是文化战争的新形式

在2004年出版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一书中，我曾经深入探讨过“新文化战”（The New Cultural War，第二十八章）。

我指出：

在人类历史上，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一小部分人运用高科技手段，可以彻底改变人类的命运。不仅在发动恐怖袭击活动这样的破坏性方面，而且在复制人类胚胎这样的“建设性方面”──这些关键点上的突破，可能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的后果。再往前推，就可以看到未来世界的缩影已经在以前的历史中展现出来：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密谋集团，可以在国际势力的支持下，颠覆并接管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可以凭借现代化的训练和装备，系统化地替人洗脑、轻而易举地镇压一切不满和反抗。在电话、电视、电脑、飞机、坦克、导弹、核子武器、生物武器组成的冷血国家机器面前，一切公然的武装起义都成为显而易见的自杀，这就使得二十世纪的专制政权变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除非军事革命、军事政变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 

……

果然，网络安全专家们2011年8月3日发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连环网络攻击，其入侵范围覆盖包括联合国、各国政府、企业的72家机构网络。部分美国专家再次将此次袭击的来源指向中国。

披露此次入侵的安全网络公司McAfee表示，他们认为此次史上最大规模的连环网络袭击是一次“国家行为”，但是拒绝点名幕后国家。不过一名负责简要通报此次黑客行为的安全专家表示，证据显示幕后国家为中国。

此次长达约5年的黑客行为牵涉多个国家和组织，包括美国、台湾、印度、韩国、越南、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东盟（ASEAN）、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orld Anti-Doping Agency），以及从国防合作商到高科技企业的一系列公司。

McAfee表示，在入侵联合国的案件之中，黑客在2008年曾侵入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秘书处，并潜伏两年之久未被发现，悄悄搜索了大量的机密信息。

主持公司威胁研究的McAfee副总裁阿尔佩洛维奇（Dmitri Alperovitch）3日发表一篇长达14页的报告，他们对于此次受害者类型的多样性和范围，以及作案者的大胆感到吃惊。所有这些攻击是怎样发生的，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疑问。即使这些行为导致一个团体通过窃取他人信息，从而建设更好的竞争产品，或者在一个关键谈判中击败竞争者，那么损失将预示着巨大的经济威胁。

McAfee是在2011年3月了解到整个袭击的范围的，当时公司研究人员正在回顾他们在2009年一起针对国防公司安全分支的调查。他们之前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命令和控制”服务器，其内容显示了此次攻击的电子记录日志。

日志显示，此次大规模攻击的名字称为“Operation Shady RAT”，最早的攻击日前被追溯到2006年中期。但是相信尚有其他的一些入侵行为未被发现。一些攻击仅仅维持了约一个月，但是最长的一次则维持了28个月，即针对某一个未指明的亚洲国家的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攻击。

阿尔佩洛维奇向路透表明，公司和政府机构每天都在遭受网络袭击，他们正在将经济优势和国家机密流失给不讲道德的竞争对手。此次披露的袭击是史上最大的知识产权和财富转移行为，袭击规模真的是令人害怕的。

阿尔佩洛维奇表示，公司已经告知了所有遭受袭击的72家受害者，该案件目前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接受执法机构的调查。他拒绝给予更多详细信息，例如被攻击公司的名字等。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网络专家、美中安全问题专家刘易斯（Jim Lewis）对此表示，他认为很可能此次袭击的背后主使是中国，因为被袭的部分目标确实拥有北京特别感兴趣的信息。例如，国际奥组委以及数个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的网站在北京备战2008年奥运会期间，显示曾被入侵。

同时，刘易斯还称，中国一直视台湾是其一个省，两岸之间尽管近些年经济联系有所加强，但是政治问题依然充满争议。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中国，不过也可能是俄罗斯，但是中国的可能性要大于俄罗斯。

刘易斯补充道，美国和英国虽然也拥有进行这类袭击的能力，但是美国不可能攻击自己的网络，而英国也无需攻击美国。

Intel 公司2011年聘用McAfee为其服务，因此发现这一网络攻击的McAfee公司并没有发表是否中国应该负责的评论。为大型公司服务的网络安全专家通常不愿意将政府与网络攻击联系在一起，担心自己的生意在相关国家受到损害。

对于此次攻击，联合国方面表示已经意识到McAfee的通知，他们已经对此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确实存在入侵现象。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Farhan Haq）表示，目前的想法是查看整个日内瓦网络，在不能确切知道哪里被攻击的情况下，很难量化潜在的损害。哈克拒绝猜测谁是袭击的幕后主使。当被问及如果矛头最终指向中国的话，联合国会怎样做时，他表示，联合国将首先寻找自己的网络到底发生了什么。

类似“Operation Shady RAT”这样的网络攻击一般花费都极高，通常是不会被披露的，因为受害人担心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或者被其他黑客当做目标、因此McAfee认为，披露该袭击就像是揭露冰山一角。

阿尔佩洛维奇在报告中写到，由于大部分受害者都没有发现网络入侵或者其影响，导致每一个拥有相当规模、宝贵知识产权以及商业机密的行业和公司都受到了损害。

2004年那时我还指出：

在全球性的整合面前，国家意识就像地方主义一样，作为旧时代的残渣余孽将被铲除，因为它的基础已经垮台，主权国家既然不复存在，它的意识形态之消亡，亦非人力可以挽回。这是命运。命运的宣告者，尽可能用和平方式完成这些，因为这一空前变局下隐藏着空前和平与长安。人的惰性会阻止革命性的变化，然而富于武德〔“止戈”〕的整合全球者，切记行事中庸的原则：即使鼓吹“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也决不采用有损于最终目的之过激行动。“中庸之道”作为“生命的原理”，不是作为取胜的策略来使用的；仰仗暴力的秩序不能持久，暴力的作用在于“止戈”即平定敌对的暴力，仅此而已。对待和平的敌人不可使用暴力，天命所归者能战胜任何一个敌人。摧毁敌对的暴力亦不可无情，“矫枉过正”只是屠夫的借口，不分青红皂白地行使暴力，并倡导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快捷方法，必将破坏新的文明。

全球文明不以“国”为限制，因此“爱国”反倒成为全球文明的分裂因素。合一的而不再分裂的文明展开，把人类携至一个新境，后人将以全球政府的出现为“人类文明史”的开始，不是“民族史”，不是“国家史”，不是“文化圈历史”，而是人类史。

文化战可以同化全球居民、造就世界公民，不再受到民族、文化、国家、种族的分裂，共同形成世界精华。

2011年8月4日

（另起一单页）

第一章 欧洲的退潮 

Chapter One Decline of Europe

1975年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崩溃，是欧洲殖民体系在西线的消失；1991年苏联殖民帝国的半崩溃〔俄罗斯殖民帝国迄今残存〕，是欧洲殖民体系在东线的溃败。这些历史性事件颠覆了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年〕所开创的海盗殖民的五百年周期。《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哥伦布之前，欧洲人也是在罗马城陷落之后花了五百多年才酝酿“十字军东征”，然后又花了五百年创造了“中世纪文明”，准备了现代欧洲文明的基础。思考人类命运和文明前途的中国人，所关切的应该并不止是这些。我们希望在现有的西方基础上，为现代文明恢复活力以消除它的弊病。 

一，“欧洲化时代”的终结

1. End to Europeanization

1975年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崩溃，是欧洲殖民体系在西线的消失；1991年苏联殖民帝国的半崩溃〔俄罗斯殖民帝国迄今残存〕，是欧洲殖民体系在东线的消失。这些历史性事件颠覆了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年〕所开创的海盗殖民的五百年周期。《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很有道理，因为在哥伦布之前，欧洲人也是在罗马城陷落之后花了六百年时间才开始“十字军东征”，然后又花了四百年创造了“中世纪文明”，准备了现代欧洲文明的基础。

1415年──1975年，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彻底解体说明西方殖民体系的结束，西方开始“逆向殖民”即“从第三世界引进移民和难民”的过程。这一反转是由于西方社会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导致的，即所谓“文明人不生育”。对这一历史景象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文明人的体质的变化缓于文明进展的步骤，故不论精神上、身体上，均不能适应新的文明状况，终于导致繁衍欲望的低落，生存空间逐渐被比较贫穷的、不开化的人群，以一种更原始的生存方式占有，文明的帷幕终于被人性所崩裂：“ 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期， 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路加福音》23：44－45〕

看来葡萄牙殖民体系的解体只是欧洲殖民体系命运的缩影，果然在十几年之后〔1989─1991年〕，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其卫星国，也宣告不治，尽管“俄罗斯联邦”这一殖民时代最后遗留物，还和美国、加拿大等前英国殖民地一样名列为全球领土最大的“主权国家”。回首前尘，1415年，葡萄牙开始寻求海外领地，八十年以后它开始切实占领海外领地；1945年西方殖民体系总崩溃开始，三十年以后它的西线彻底泯灭了。葡萄牙人是1415──1975年兴衰过程的见证人，他们最先介入这一历史运动，最后退出这一历史运动。

俄罗斯1480年摆脱蒙古统治〔比中国还晚一百多年〕，1556年首次占领伏尔加盆地，1581年开始侵入西伯利亚，1638年到达太平洋，1689年扩张到外兴安岭，1860年侵占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地区，1895年以后甚至一度侵入中国的东北地区──明显与欧洲殖民体系的西线扩张配合默契。俄罗斯的殖民扩张持续了四百年，稳定和僵持了一百多年，到二十世纪末叶才开始瓦解，这一瓦解过程将持续多久？没有人预知，但肯定已经开始了。我们可以把上述五百年称为“俄罗斯的西方化时代”。

这个西方化时代蔓延全球，体现为殖民帝国的扩张──收缩──覆灭。

相比俄罗斯这个内陆殖民帝国，英伦三岛以外的西欧海外殖民帝国比较脆弱，容易遭到内陆强权的侵袭而一败涂地，例如，荷兰由于和法国的路易十四交战而丧失其海上霸权于英国，西班牙更是由于在拿破仑战争中的失利而导致美洲殖民地的叛乱和独立，甚至连英国，也由于和法国的七年战争结怨而最终丧失了北美殖民地的主要部分。

两次世界大战则是这种欧洲内战导致海外殖民地体系急剧衰落的典型事例。总之，不是“殖民地有能力独立”，而是“西方无能力统治”──自相残杀的内战〔两次世界大战〕毁灭了欧洲的宗主国，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毁灭了希腊城邦。今天的欧洲已没有小岛以外的任何海外殖民地了，尽管前殖民国家如美国等还保持着对于世界秩序的垄断。俄罗斯迅速没落，美国力图填补真空，其他国家担心被其并吞，因为全球一体化的因素正在日趋强烈。可是人们又因为百年战乱而极端厌战，这样不经过百年统合是难以出现“真宰”的。

“欧洲化时代”的终结，不是抽象的。欧盟委员会2006年1月12日在布鲁塞尔公布的统计表明：欧洲国家创新能力已经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格里格尔在记者会上表示，排行榜显示欧盟二十五成员国在创新能力上差距也很大，西欧与北欧国家在其中居于领先地位：“在创新能力方面，瑞典、芬兰、丹麦、德国和瑞士在欧洲处于领导地位。创新实力一般的国家是法国、卢森堡、爱尔兰、英国、荷兰、奥地利、挪威、意大利和冰岛。一些新成员国斯洛文尼亚、匈牙利、葡萄牙、捷克、立陶宛、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正急起直追。”欧盟创新能力较差或处于滑坡状态的国家有西班牙、波兰等。

创新能力的排行榜很具体，包括二十六个指标，统计项目包括各国高科技研发能力、综合技术培训能力、研发投资、专利申请、创新动力、创新经营、知识产权等。据这些指标的对比，欧盟二十五国与美国、日本的创新能力差距很大。欧盟的科研投资低于美国33%，如果欧盟二十五国的创新能力保持近年来的水平，显然欧洲与美国在创新能力上的鸿沟不可能很快被填平。”更加具体的统计表明，欧盟和日本在创新能力上的距离还在进一步拉大，而和美国的距离则保持不变。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尔赫根强调，创新实力不仅包括科研能力，更包括应用能力，他举例说，mp3数码播放技术的发明者是德国人，但进行商业运用的却是美国公司。欧盟委员会官员怀特表示，欧洲并非缺乏创新能力，只是创新潜能没有得到发挥。他认为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等国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才能赶上法国、英国等中等创新能力国家，而如果以目前的投资规模和发展速度，欧盟需要五十年时间才有可能赶上美国的创新实力。

欧盟创新排行榜还特别提到中国与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正迅速成为全球一流研发和创新中心，面对这两个新兴科技创新大国的挑战，欧盟必须把推动成员国的创新能力，作为欧盟里斯本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行动计划的首要任务。维尔赫根强调，欧盟已经推出了一个全面推动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欧盟委员会正等待成员国政府对此作出政治回应。

但我们知道，欧洲的挣扎是徒劳的。两次大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欧洲问题”。

新国家主义者、泛亚主义者认为，中国应该东联日本、以藉其人财南进东盟，广联黄种人，反向殖民美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以匡复数万年来的家园。庶几可斥白祸于国门之外，至少也应该争取美洲和澳洲的半壁江山。他们认为，白种人的统治是一种野蛮的统治，利己、无礼，其行径是一种皮萨罗式的海盗和西部牛仔的混合物，是德国纳粹和美国三K党、俄国光头党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而缺乏讲究天下秩序的全球化内涵。总之，起源于殖民主义统治的现代国际秩序，并不适合担任“协和万邦”、建立“礼制的天下统治”的角色；掠夺性的殖民统治及其片面的“自由贸易”，比给予性的地方自治如“赏赐封国”，更不符合人性。这种罪恶的秩序必须结束。在新世界的城门横匾上将写着：“万国来仪”。

二，新时代的图解

2. Illustration of the New Era

“r策略”的感性之美，要让位给“K策略”的理性之美。理性的冷酷分析、神秘的热烈预言，生成的灵异憧憬──塑形将成未成的世界。

a：我看见了“现代蒙娜丽莎”──这是一位瘦削而贪婪、疲惫慵倦而双目欲火灼灼的女星，这位物欲至上的解放牌妇女，包围衬托她的，不再是那层淡淡的远雾，而是炙热的“地狱之火”即现代主义。这现代拜物教女巫，用赤裸裸的方式作态，一种衰竭的而非天然的挣扎……

b：我看见“现代西斯庭玛利亚”──那是绝望的母亲怀抱着流产的婴孩，平和雍容的气象，让位给紧迫得发抖的生活算术，这婴孩是第三世界的饥饿死婴、计划生育的女婴图象，双重的寓意。人口爆炸的肇因，技术上说是医术的发展；哲学上说是人体崇拜，人文主义的人体偶像崇拜，终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人体至上的终局就是人体的消灭和基因改造？

c：我看见“现代大卫王”──他是集中营、战俘营、劳改营里的垂死囚徒，双目深陷、眼光呆滞、神情恍惚、颤颤巍巍、弱不禁风，不是“胜利之王”，而是各种革命的牺牲品，源于欧洲的文明最喜欢革命的牺牲品。对“人”的过度尊崇，除了导致“人”被盘剥殆尽之外，似乎并无好处，就像对女性的解放除了导致妇女的劳苦之外，似乎并无其它效果。

d：有哪位画家，能用他的线条色彩构图来展现这样的图解？他就是新时代的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他将不是为“罗马异教形式的‘基督教’”送葬的教廷画家，而是为真的天子的新文化战展现曙光的──驱逐那久已失色的人体崇拜的芸芸残星！他必定不是区区小艺人，他厌弃并揶揄了现世的永恒性，甚至放弃并淡化了对于来世的希望！尽管这希望朦胧神秘不著边际……它那渗透性的力量正在于如此！

如果有一位政治家而非各类牌号的“政治牟利者”比罗马的教宗利奥十世〔Pope Leo X，1513─1521年在位；名 Giovanni de Medici，1475─1521年〕更加深刻地理解并赞助了这些图解，一股新文化的热潮就冲裂开古老的雅利安肉体崇拜的海岸，希腊异教的肉体崇拜、印度文明的肉体崇拜、意大利和后来西欧以及世界各处西欧化地方的肉体崇拜，终于被揭开其“原始艺术”的邪欲底里。

这里举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看看欧洲文明的“唯美主义”后面掩藏了何等可怕的事情：

从十七世纪初期欧洲歌剧兴起，到十八世纪末，“阉人歌唱家”在歌剧中起着主要作用，意大利人甚至把音乐家看作阉人的同义词。在东方国家，阉人是后宫的仆役，阉割也被用作惩罚手段，奸夫和俘虏有时被割去睾丸。但是为了音乐上造就男性的女高音和女低音，而对男童实施阉割，却是欧洲文明的特产。这个“封建传统”其实是在近代欧洲发展起来的，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它培育的音乐艺术一直到十九世纪初叶，可怜的阉伶们，就这样为了大众性娱乐而牺牲了。阉伶具有“比女性歌手更为甜美的女性嗓音”，因此每当需要女高音时，就由小男孩或阉人歌手来担任。十八世纪，70％的歌剧男演员是阉人，仅在意大利每年就有多四千之多的男童为此接受阉割。许多著名的作曲家〔如威尔第、莫扎特等〕为阉人歌唱家创作歌剧及歌曲。那时无论意大利还是英格兰的歌剧院，在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里到处都有阉人歌手的歌声。在动手术前，先让男童进行温水浴以软化他的身体，尔后紧紧按住他的颈静脉，直至他失去知觉，才开始手术。男孩早期阉割导致雄激素缺乏，不仅阻碍声带的生长，而且导致严重的心理生理异常。有些阉人歌手乳房丰满，酷似女子，如同阉鸡受人耻笑。有的阉人脂肪堆积在眼皮侧面，面部变形。早期阉割造成的生理异常还有手臂和腿显得特长，使得阉伶因为异常身高而受到嘲弄。

梁启超以来的欧化论者都说清末的缠足和太监是何等的戕害生命。但是却忽略了这不是“中国文明”所特有的邪恶，而是普遍人性“追求美丽”所造成的悲剧。即使现在，不是还有某些“过分美容”的习俗，令人震惊地戕害着人们的身体和灵魂吗？

三，对“欧洲文化”的分析

3. Analysis of European Culture

1、关于个人主义的一点秘密：

个人主义的理论起源于“轴心时代”，可以算做高级宗教的基础之一，在精神的历史中曾经起过巨大推动作用。但现在的事实却是，个人主义成为物欲的借口，使世界陷入了纷争和分裂，包括文化分裂及精神分裂，并给国际无政府状态提供了理论根据。其中包括国家个人主义，地区个人主义，集团个人主义，企业个人主义，个体个人主义等等。

个人主义的要义在于自我中心主义及自我意识高于一切，连一个师范生都把自己的说话称为“最高指示”，北京的“人民领袖”竟然在1950年的北京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清单里，亲自加上了“毛主席万岁”的条目，从而为以后二十六年的事态演变，画出了清楚的悲剧线索。这足以导致整个社会的平衡遭到破坏，和整个文明的机体遭到“无限斗争”观念的侵袭。马列主义的“斗争的哲学”，说到底不过是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的一种伪装及变形。“阶级立场”、“阶级意识”的说法，否定了人可能具有普遍良知、和可能认知真理的潜能。人性被阶级性歪曲，而阶级性本来其实只是人性的具体化，是嫉妒、嫉恨的产物。马克思的“斗争的哲学”出现于十九世纪中叶，是个体流亡者的苦水；但却盛行于二十世纪，成为被国际社会排挤的“流氓国家”如俄国、德国、日本、中国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种，牧师儿子发明的尼采主义，也属于斗争哲学的范畴，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甚至文革思想，都是尼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政治排泄物。这也正是个人崇拜作为极端个人主义盛极而衰的秘密所在，个人崇拜这一极端的个人主义反过来歼灭了普通的个人主义，号召“斗私批修”、“大公无私”，以致剥夺了个人的基本人权，这一现象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主义的莫大讽刺。

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虽然没有能消灭个人主义，但已经给个人主义的生机不可补偿的毁灭性的击打。个人主义的艺术也将随着个人主义历史的消沉而败破湮灭，尽管个人主义已经出现在历史因素中，不会就此灭亡了。世界未来的主人，不是基于个人主义的“超人”，而是超越个人主义的“天子”！天子的艺术将焕发起来，创造世界的艺术将被天子“生成”……

2、关于物质主义的一点秘密

物质主义的喧嚣理论源于百科全书派，例如“人是机器”；它的实践则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开始掌权……到了二十世纪，它的势头得到强化，不但与两次世界大战结下不解之缘，且已侵袭了人类各个文明的各个领域。可以说，其影响所及，使得当今的世界再没有什么可以称作“精神文化”的东西尚在活跃，物质主义的病毒已经支配了一切生命，并灭绝了大多数物种！

在物质主义的蛊惑下，现今人类一切生活包括所谓“文化生活”，都被商业主义规则决定了，甚至被商业道德的败坏给决定了，投机取巧的“价值”成为决定一切价值的“尺度”，即最根本的价值。于是，猪、狗等宠物也被赋予了“文化生活”的“生理基础”……如此这般的“唯物主义哲学”只是“物质主义思潮”的一个形式，一个装潢。历史中的，日常生活中的，两性关系上的，文化观念上的，总之一切领域都被物质主义倾向支配了，历来的传统根基已经荡然无存……“这不是叛乱，这是革命！”

人不依赖“物质”无法生存下去，但依赖物质是人的本能，而不该是人的文化。因为人生存的经纬，不仅需要满足生物性，更需要满足文化性，尤其对已经开化的心灵而言，重新封闭起来是不可思议的痛苦。开化的观念不把人看做单纯的生物，至少不把每一个人都看成单纯的生物，它重视人的“精神性”、“文化性”、“心理性”，也就是说，重视经过升华和“蒸馏”的反应能力。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被纳入“精神轨道”的反应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

3，有关颓废主义的一点秘密

原始基督教并非颓废主义，恰恰相反，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化才是走向颓废主义的根源。全球化时代有必要清算这些名为“人本主义”实为颓废主义的生活态度。“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作为颓废精神，是一种哲学思潮，而不是科学和理性。

无神论与世界大战具有内在的联系：无神论解构了邻人关系，比宗教战争更甚。宗教战争只是要人改宗，无神论战争却是要人绝种：种族灭绝成为二十世纪特有的“人文景观”。对一切可敬可畏事物的分析，造成人类生态环境的逐渐破坏；生存世界颓废浸透了民情风俗；现代主义艺术所表达的“颓废观念”：要改变这些，就需要赋予中国文明一个使命：“凌迟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化价值。”当然，这一使命不是来树立东方与西方的分水岭和隔离墙，更不是制造新的铁幕；而是要划出现在和未来的分水岭，划出主权国家和全球秩序的时刻表。

四，对欧洲文明的诘难

4. Critiqu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如此这般的欧洲文明，其病原体是：

1，“异教式的”人类中心说，尽管它时常伪装在基督的装饰下，但根本不同于基督教的来世论。人性中心说在希腊神话中有娇媚的表现，在日耳曼神话中有恐怖的表现，在俄罗斯神话中有阴郁的表现。例如，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1483─1520年〕和但丁等人对神界进行人化，以罗马的爱神即那长着翅膀的裸体幼童来冒充基督教的天使……这是怎么一回事？

2，人本主义：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年〕的政治权术〔Il Principe/The Prince，1513年〕、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年〕的“黄色故事”《十日谈》〔Decameron〕不约而同的本质就是意大利人典型的玩世不恭，美其名曰“人本主义”。拉丁式的浪荡蔓延到阿尔卑斯山以北，成长为权力狂和色情狂，构成现代欧洲文明的两大致命伤，也为当今世界的乱源火上浇油。

3，文化的大众化世俗化：以印刷术和火药为起始点的“新技术”。从“技术局限”的魔瓶中，释放了人性的妖魔，结果“历史之魔”真的出现。

4，古典的怀疑主义，到十九世纪成了卡尔马克思的座右铭“怀疑一切”〔“就是不怀疑他自己”〕；到了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下，就成了“打倒一切”、“摧毁一切”──就是不打倒他自己，就是不摧毁他自己。

5，唯物主义的法国哲学，经验主义的英国哲学，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和立足于“自然哲学”的德国意识形态──全都是“对于自己感官的总结”〔就是不怀疑自己〕。最后导致“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的哲学思潮，生命哲学代替机械哲学而兴，因为机械唯物主义已经与社会权力合为一体。难道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对于俄国的古拉格群岛，真的没有一点责任吗？

6，无政府主义的长处与短处：它的短处来自社会信任的解体，它的长处是企图重建社会信任。精神媒介被利用，作为权力遮羞的旗帜，可以随时抛弃，也可以随时捡回来。由此可见，社会信任的解体所导致的无政府主义，很容易滑向彻底的专制制度。根本误区在于：“少数人的永恒不安”有时被遗忘，有时被夸张，结果走向反面，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招致了极权政府的枷锁。

7，代议制的民主主义本来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和不列颠土人〔凯尔特人〕、北欧海盗、丹麦人、诺曼底人互相混血的“势力均衡”的长期交往中，形成的习惯法，作为自然状态的民主主义，和大陆上的法国等模仿者，是完全不一样的。至于美国，基本上照搬了英国模式，但在吸收印第安人和黑人时却遇到了困难，导致印第安人的基本灭绝和黑人的劣质化。

8，法西斯主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极端民族主义，往往是后进国家走向民主政治的极端形式，其目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超英赶美”。不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还是雅利安人的冲锋队还是回教的自杀队，都是因为“过于热爱西方式的生活”。

9，国际主义实际上是列强之间的游戏。当然随着技术的扩散与传播，列强的队伍也逐渐扩大，于是这使得国际主义比较有迷惑性，好像真的是那么一回事。但是只要看看亲密盟国之间的尔虞我诈，就知道国际主义是乱世的空洞梦想，是通过和平协商手段来盗窃战场上抢劫不到的东西。

10，平等的乌托邦──“理想”的幌子，通常掩盖了更加罪恶的现实，平等的乌托邦的结果成了矮子和愚公偷偷歼灭高人和智叟的手段。请记住“有价值的东西总是朦胧的；理智并不是智慧的代名词”。

五，欧洲将被回教世界吞没？

5. Europe to be buried by Islamic world？

2010年9月，德国央行董事蒂洛·扎拉青（Thilo Sarrazin）在新书《德国正在自取灭亡》中，指责回教徒移民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融入西方社会，他要求对移民进入西方社会进行严格筛选。他在书中宣称，由于中东移民涌入，即将淹没本土居民，创造一种新的劣等生，德国正走向自我毁灭。扎拉青提出的论点之一是：回教徒人口智商和教育水准低但出生率高，从长远看回教徒有朝一日会成为德国的多数居民，“自然而然地，我们会变得越来越笨。” 扎拉青书中还批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移民懒惰，没有积极进取之心，除了做水果和蔬菜零售，对社会生产力没有任何贡献。相反地，这些人享受的经济成果和福利却远高于平均水平，从经济角度考虑，这些人成为了国库开支的一大负担。

扎拉青曾在柏林当过市财政委员七年，很了解德国的财政、就业和人口结构的严重问题，所以不是无的放矢。综合而论，他认为德国缺乏一套融合少数族群尤其是土耳其人的长远政策、这方面的疏失已在国内形成一道深邃的文化鸿沟和削弱对国家的认同感。德国的确正面临本土人口萎缩的危险前景。自2003年以来德国人口不断减少，主要是受良好教育的阶层迫于社会环境大多不愿生儿育女。德国移民与融合事务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主席巴德表示，因为移民人口越来越年轻，并且出生率比德国人口出生率高，所以移民人数增长的趋势在今后几年还将持续。 

德国人口8200万，有移民背景的人口1500万，其中土耳其人最多，约有160多万。他们是在1960年代中期西德经济起飞时前来当廉价客工，照理在合约满期后就得回国。当时普遍认为德国并非移民社会，结果外来移民在德国的融合问题遭到长期忽视，客工无需学习德语，也不需要融入主流社会，其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也不受干涉。几十年下来，由此产生的社会裂痕日益严重。第一代和第二代土耳其客工有不少在德国落地生根，在德国生儿育女。他们一般从故乡娶妻或和同族人结婚，下一代沿袭传统，受教育不高，无法和其他阶层竞争，他们之中的失业率也较高，小部分失落者倾向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调查数据显示，具有移民背景的公民普遍受教育和职业培训程度低，往往比社会上大多数人更容易失业。这增加了社会不稳定性，对移民社会的民主造成威胁。 

据估计，今天意大利的穆斯林人口可能超过一百五十万，非法移民占很大比例，作为1950和1960年代之后逐渐进入的新移民，他们来自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塞内加尔和埃及。1960年代，第二届梵蒂冈理事会上，有人提议应当尊重各种宗教信仰，开放罗马城，允许建造其它宗教的祈祷场所。当场就有居住在罗马的阿拉伯人，要求政府批准建造清真寺。沙特阿拉伯国王1973年访问罗马时再度提出要建造清真寺。后来罗马市政厅捐出市中心一块地皮，位于市政府与圣彼得大教堂之间，1995年最后确定施工方案，造就了一座罗马城中的清真寺。

在罗马城内建造大清真寺，其象征意义是致命的，因为这里曾是罗马帝国的心脏，是两千年历史的基督教精神中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座清真寺的出现，与教皇保罗二世的努力相关：他在生前压制了意大利国会内天主教代表的反对意见，支持回教进驻欧洲，这与他的反对共产主义态度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美国之音》2004年3月7日报道，美国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华盛顿预测，欧洲联盟因多种问题正在全面衰退，最终将为回教世界所吞没。他认为“欧洲的终结不只是一个经济现象。欧盟根本谈不上与美国抗衡，而且跟人们的期望相反，根本不会成为政治动力的吸引者。恰恰相反，欧盟将被外来的力量所消化。”

欧洲不仅面对回教世界的入侵，还面对西欧的野蛮化前景。2007年1月，欧盟再次东扩。前一次〔2004年〕的大幅东扩，为欧盟增加了七千五百万新公民。这一次，随着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加入，又增添了三千万人口。这对西欧的劳力市场意味着什么？对西欧的社会变迁发挥何等作用？东扩的结果是内伤：让西欧面对严酷的工资竞争。欧盟制造业的一名雇员原来每小时工资二十六欧元，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不到两个欧元。东欧人进入西欧，其实是一种新的“蛮族入侵”。西欧产业进入东欧，则造成自身的空洞化。

欧洲经济长期衰落，与美国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弗格森说：“过去十年来，除了2001年这一年，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按绝对值计算一直高于欧盟。过去八年中有七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都高于欧盟。如果再看失业率数字，根据世界经合组织的统计，过去十年，欧盟的失业率平均比美国高出一倍以上。”造成欧美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欧洲经济投入越来越少，而产出自然减少。

据统计，十年来，美国工人工作小时数一直都大大高于欧盟国家。美国工人每年平均工作两千小时，但德国工人的工作时间比美国少22%。如果把丹麦等国家都算进来，差距更大。欧洲人的假期延长了，工作时间减少了，劳动效率降低了，他们怎能在竞争激烈的世界经济中继续保持强大地位呢？欧洲经济的衰落跟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的滑落有密切关系。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十几年前学者们还发出警告，说德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经济超级大国。 但不久之后人们就发现，德国经济危机深重。统计数字显示，德国是欧盟的主要财政来源，欧盟每年财政预算中约三分之二来自德国。从欧盟成立以来，德国给欧盟的捐款总额超过一千三百二十亿德国马克，但德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目前却是欧盟各经济体中最慢的，德国的这种慷慨不可能持续，一旦德国的财政来源中断，欧盟的经费将立刻成为问题。与此同时，欧盟面临另外一个严重威胁是人口老化，如果用移民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有朝一日欧洲将被劳动力资源充沛的回教世界所吞没。欧洲长期以来以世界基督教中心而自豪，但目前精神衰退非常明显，德国、瑞士、荷兰等国现在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的人已经不到十分之一。

其实早在2000年，法国作家威廉·法耶就写了一本《殖民欧洲》，但引起巨大争议，并遭到法兰西共和国检察官起诉，指控他“挑拨种族歧视、仇恨和暴力……”，从此他开始了长期的司法应诉程序，被处以五万法郎的罚款，还面临禁止出版发行以及销毁所有现存版本的命运。

《殖民欧洲》有些什么大逆不道的内容？

法耶曾是记者、教授、作家、杂文家、剧作家、论战家、广播电台制作人、非党派人士，《土地和人民》杂志的合作者，曾是著名的“新右派”流派的主要活动家之一，1980年代中期改作杂志主编。对《殖民欧洲》一书，有舆论这样评论：“作者语言简洁明了，毫无学究气，一环一环地掰开移民现象的传说，用道理和事实公开批评了主张移民的人士──政治家、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财政高层等等──是多么愚蠢，揭开了他们的真实意图。”法耶断言，法国乃至欧洲的“种族战争已经开始”。《殖民欧洲》全书六章。其中第二章题为《回教，征服的宗教》，作者提醒欧洲：回教同化的危险，把回教和共产主义作了简单然而十分贴切的分析比较并主张捍卫欧洲的领土和文化。〔姚笠：《从巴黎骚乱看移民融合》〕

威廉·法耶的《殖民欧洲》写道：种族战争年复一年扩展着，像非正规的城市游击队：烧汽车烧商店，不断侵扰欧洲人，袭击公共交通设施，伏击警察和消防队，劫掠从郊区发展到市中心，等等。正如一份社会学研究报告所分析的那样，北非青年犯罪也是一种征服领土、把欧洲人驱逐出法国领土的手段。导致这些罪行的动机，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犯罪。在郊区，出现了飞地或者“无法律区”，这类地区像油一样沿着郊区向周边浸染。外族人口达到一定比例，犯罪就骚扰到那些“小白人”，使他们由于不堪种族团伙的欺负侵扰而移居，〔……〕估计在法国有千余这样的地区。这种领土分割的现象令我们感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中世纪时期。在它掩盖下的领土殖民，打碎了左派乌托邦的“种族混合”。法国的那些知识精英们，自己住在专为白人保留的昂贵地区，却总是建议城区的社会阶层混居。在同是欧洲人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混居那是另一回事。对那些否认种族差异的精英们来说，让出大片的城区给大部分移民，于他们毫无影响。对于这种情况，他们把它说成是“社会断层”，然而实际上在那里动荡的是“种族断层”和“种族文化断层”。

《殖民欧洲》写道：政治家们则援引了大量的经济原因，然而实际上作乱的却是十分明显的种族因素。更有甚者，他们批评“小白人”、批评大众，莫须有地说他们的抱怨言过其实，是明显的种族主义。还说他们是制造种族隔离地的责任者。〔……〕实际上，从所有制的意义上说，不是种族隔离，而是领土占领和殖民地。隔离地是一批人遭受放逐的流放地。而今天在法国，是异族用武力夺得他们的领地。一说种族隔离就是把移民当作受害者，然而实际情况却相反，他们是自愿隔离他们的自治领域来自成一统。一说种族隔离就让人想到贫困，想到日益增多的“无法律区”的贫困。事实却相反，贩毒，贩卖偷盗的财物，贩卖合法及非法资料资源，这类经济犯罪使这些人活得蛮好，甚至超过法国的工薪阶层。

在我们看来，威廉·法耶的忧虑是对“蛮族入侵”的恐惧。而实际上，欧洲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切接近末日的文明所固有的。各个古老的霸权最后无一不被腐化、懒惰和人口下降、丧失方向所毁灭。美国和其他英语殖民地〔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看起来似乎好一点，但那主要是因为它们起步晚，相对比较野蛮一点，而且作为移民国家，大量的外来人口掩盖了白人颓废衰落的刺眼真相。文明史好像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统治民族往往会因为“太忙”而“没有时间生孩子”，结果导致人口下降，再因为人口下降而遭到征服。相反，被压迫民族却往往由于贫穷和百无聊赖而只知道生孩子，结果导致人口上升，再因为人口上升而铤而走险并开始扩张。

2007年3月3日，澳大利亚的悉尼市举行“约有四十五万人参加的游行和狂欢”，游行的主题是“爱”，有超过一百一十辆彩车方阵，澳大利亚各大城市及来自海外的同性恋支持者均有参加。呼吁给与同性恋者平等权利。游行者来自各行各业，方阵中甚至包括联邦警察、冲浪救生协会、急救中心及一些为大选拉票的政党，他们服饰怪异、发型奇特、舞步趑趄，以求吸引观众目光，不少参加者衣着暴露，甚至出现了全裸人士。游行组委会主席称，游行为全球男女同性恋者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今年的游行规模是历届最大的。澳洲同性恋游行最早是从1978年开始，当年为了抗议澳洲禁止同性恋而展开的活动，如今却成了狂欢派对。澳洲政府1984年宣布同性恋合法化。同性恋及其婚姻的最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降低人口出生率，这必将对全球白人人口的持续减少，火上浇油。

2007年3月14日联合国发表报告说，从那时开始至2050年，全球将出现史无前例的“持续、大批的移民潮”。每年会有至少二百二十万人移居富裕国家，反而富裕国家的原居住者人口将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在这期间，非洲、亚洲和中东会增加数十亿人，其中数千万人将移居到欧洲和美洲；同时富裕国家的原有人口则将减少。例如，东欧地区的人口就会将稳步减少，原因在于外移率高，而出生率则追不上。1970至1980年间，富国每年自穷国接收了一百万名移民。但从2007年到2050年，每年将超过二百三十万人。这些移民当中，来自非洲和亚洲的，每年分别有四十多万和一百二十万。到2050年，印度将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国，总数近十七亿。巴基斯坦亦将以二亿九千二百万人成为人口第五大国。尼日利亚则以二亿八千九百万人排行第六。到了2050年，人口跌幅较高者是保加利亚，达百分之三十五；随后是乌克兰，达百分之三十三；再随后是俄罗斯，达百分之二十五。跨境移居者将大大增加其它发达国家的人口。而发达地区的人口预期将大抵维持在十二亿不变；如果没有大量移民流入，这些地区的人口更有可能下跌。例如英国人口到2050年将由六千万增至六千九百万，增加的部分几乎全是移民。

有人作过一个统计，认为欧洲的回教化无可避免，而且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能看到。具体说来，一个社会要维持现有人口数字，生育率（fertility rate，每对夫妇生育的孩子数）必须达到2.11。而今天欧洲国家的数字却是：

法国 1.8

英国 1.6

德国 1.3

意大利 1.2

西班牙 1.1

欧盟平均 1.38

更触目惊心的数字还在后头。尽管欧洲生育率如此低，但欧洲人口并没有显著下降。答案是外来移民。1990年以来欧洲人口增长中，90%来自穆斯林人口。

法国穆斯林家庭生育率是8.1，尽管法国平均生育率只有1.8。二十岁及以下人口中，30%是穆斯林背景。等这些人成年生孩子时会是什么景观？照现在的速度，到2027年，五分之一的法国人是穆斯林。在荷兰，50%的新生婴儿来自穆斯林家庭。十五年后，一半荷兰人口将是穆斯林。在比利时，25%的人口已经是穆斯林，50%的新生婴儿来自穆斯林家庭。在德国，联邦统计办公室说，到2050年，德国将成为一个回教国家。

地理上的欧洲还在，只是内容和曾经的欧洲完全不一样了。尤其因为，穆斯林反对同性恋，他们的出生率接近自然水平，所以和萎靡不振的白人社会相比特别高。

在这种背景下，欧洲人对穆斯林充满恐怖，认为穆斯林：“根本不把其他的民族当人看，当他们的人口还没有占到多数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很守规矩，他们对当地发生的一切政治、经济事物概不关心，只是一心发展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这种做法会给那些短视的政治家尤其是独裁者带来好感，因为他们就是喜欢那些不关心政治和社会的人，这给他们的发展带来方便。穆斯林的目的总会达到，他们的人口在不断扩大，因为一个穆斯林家庭出身的孩子，天然就是一个穆斯林，一个非穆斯林的女人和一个穆斯林男人结婚，那么这个女人要随穆斯林，生下的孩子也必然是穆斯林。然而，一个非穆斯林的男人和一个穆斯林女人结婚，这个男人也要随穆斯林，他们生下的孩子也是穆斯林，如此一来，穆斯林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而且穆斯林的出生率是很高的，他们不发愁他们的孩子的生计，因为左派种族主义自会照顾他们，抢劫总比生产要容易的多。等到他们的人口达到一定的程度，他们就会控制那个地方，所有的人，要么随穆斯林，要么掉脑袋。”

六，两线作战的勇士

6. The Hero who fights on Two Fronts

不难想象，在欧洲文明终结之后，人类完全有能力依照其他文明提供的方式生存下去，也许生活得更好、更幸福。要知道，以西班牙人为突出代表的欧洲殖民者，1500年代在美洲进行的种族灭绝，比四百多年后纳粹在欧洲本土进行的种族灭绝，规模至少大十倍，且不是针对外来人口而是针对地主国居民而施加的暴行。从西班牙人的暴行到纳粹的暴行清楚表明，以他者〔如美洲〕为目标的暴行，迟早会反转到自身〔如欧洲〕，纳粹的屠杀不过是一个开端的预示和凶险的恶兆，美洲的悲剧最后很难不在欧洲完全重演。

我们厌倦了“欧洲”，但更厌倦“东方”；但愿欧洲文化能够洗心革面，而不仅仅作为殖民主义的后果；否则只能在欧洲的霸权终结之后尽快退出全球生活的支配地位，以便为伟大的创制辟清地盘。

从历史上看，欧洲文化的批判性强于“东方民族”，当然也包括中国。

其原因：

一，海上贸易的影响：接触的对象多则鉴别力强，比较的方面广则批判性强。

二，批判是鉴别的结果；鉴别又是多接触、多感受的结果。

三，批判性强的时代多为“开放时代”。闭塞状态不但导致批判力低落，思维的锋芒都会迟钝。〔附注：“文革”不仅是“闭塞时代”，而且是“开放时代的封闭变奏”，所以显得特别残暴。〕

在我看来，未来政治精神的健康方向，应该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变为开阔的天下主义。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起于1969年的中苏边境冲突时，知道俄国仅仅在1860年代就掠夺了清朝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更大的背景则是来自日本血腥的侵华战争。这当然可以归之于更大的国际背景──欧洲殖民主义文明的种种特征。民族主义情绪的再度高涨是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以后，外国人开始进入中国并享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特权，当时许多宾馆和公园禁止中国人入内，只有外国人和高级干部可以入内。再以后目睹1974年的批孔运动，终于看清文革势力如何在代理俄国侵害中国，从此深感清末志士的爱国精神，并未过时。

两百多年前，美洲殖民地的人民为了同等权利可以宣告独立，一个现代人，更有权利把列强加给中国的错误思想驱逐出去，并连本带息地把西方的真理还给他们。由于反省与沉思，我们逐渐和德国、日本式的“复仇帝国主义”拉开距离，知道帝国主义不再是我们当代的需要，全球化的现实需要的是天下精神！天下精神比国际主义更伟大也更现实，它看到，天下一统、建立全球秩序、给予各民族各社会各阶层以同等机会和起点，是世界和平的前提。全球政府要废除护照、“量才而用”，给予所有个人以同等的参与权，造就一种因才施用的结构制度〔不是“等级制度”〕。即：在社会功能面前人人具有同等机会，人人都有进入更高社会等级的权利。新的贵族不可世袭，政治权利不可惠及家人。

二十世纪的未来学家们曾经忧心忡忡地算计着人类正由贪欲的指引而走向自我毁灭──不是有意识的毁灭，而是出于过分的不慎而自取灭亡，例如由于意外事故而发生世界规模的核冲突，……但是这些并没有很快出现。但追求眼前利益和感官快乐的盲动，已经使得人们不知不觉中陷入绝境，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恐怖主义、生物灾难包围了人类社会，过度工业化带来社会动荡，过速信息化带来国际危机，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现实。没有理由设想，这个冒险家所开创的现代文明将与人类的命运始终共存亡，这种以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和西伯利亚居民的奴役为开端的“欧洲文明”，其自身被毁灭的过程业已开始？而这不是在危言耸听的“人类毁灭”之后。“人类毁灭”作为“文明危机感的象征性说法”，是因为预感自己的文明模式和生活方式即将崩解而感到绝望，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人类”和“地球”的末日，这种恐慌是“欧洲文明自己的濒死感”，而不是清醒的全面的判断。放眼欧洲既得利益集团因其无力根治弊病而日益暴露其无法自救的未来，当然更不可能给人类带来一种持久的全球秩序。欧洲文明体系的崩解，终究是无法避免的。但在这之后，人类还要生存下去，向新的方向去延伸自己的生命力量。人类因此需要新的文明样式，以供养并约束自己，那时，他可从中国的经验里，吸取古老的经验和日新的智慧。我们多么希望，能在此基础上，逐步探索出全然不同于现代文明的东西。在全球腐败势力的夹击下，未来文明的重建者，必定是两面作战的勇士。

核武器诞生至今半个多世纪了，这期间，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核武器的破坏力日增，军事和工业能力的加速度进展，使人们握有越来越大的破坏力量。但同时，国际间不仅没有发生核大战，甚至常规战争的规模也大为缩小了。这并不表明人的道德水平提高了，而只说明在核威慑的阴影下，“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受到日益重视。结果是国际争霸战争演变代理人战争，甚至是“代理的代理人战争”，例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代理的代理人战争，北朝鲜的背后有中国，中国的背后有苏联。越南也是一样──所以朝鲜和越南才没有被美国打败。而伊拉克就不同了，由于冷战结束，不再有外国敢于支持它对抗美国，所以两度被美国轻易击败，除非阿拉伯国际支持它继续作战，否则它很难翻身。最明显的例子是阿富汗，1980年代在美国、中国、巴基斯坦的联合干预下，不仅顶住全力进攻，而且迫使苏联撤军，重演了美国在越南败退的一幕。但在2002年却因为缺乏他国支持，在美国的一击下宣告全面占领。在二十一世纪的这两次战前〔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都十分谨慎，害怕重蹈朝鲜、越南的覆辙。

人类到底有没有自我毁灭的能力？〔我并不是指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所带来的危险处境，而是指，执行一套自我毁灭的完整计划和实现这一计划的完整能力。〕要知道，“贪欲”的本身并不是自我毁灭，既不是自我毁灭的意识，也不是自我毁灭的行为。这样看来应该说，我们还缺乏人类规模上的自杀经验。人们的自杀经验，大致限于个人或小群体内部，而那是在外人的强大压力下实现的。可是整个人类就不同了，因为缺乏共同的敌人及其绝对的压力，因此，正如人类身不由己地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一样，人类也无法自行退出业已熟悉了环境。所以有个悲凉的笑话，说人们降生的时候哇哇痛哭，临死的时候也泪眼汪汪。

思考人类命运和文明前途的中国人，所关切的应该并不止是这些。我们希望在现有文明的基础上，为之恢复活力并消除其弊病。我们欢迎未来而不是恐惧未来，我们理解，如果仅仅要求未来的人们担当现代文明的救助者角色，那岂不是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他的开创性智慧？未来人的智慧与现行的文明，肯定是格格不入的。毕竟，文明形态的转换并不是理想主义的结果，而是“贪欲”加上时势的巨大巧合所促成。罗马人和秦国人一样，并不是拥有教养的理想家，而是握有强力的行动者。历史的责任，不是指控贪欲，而在运用贪欲去创立文明，利用贪欲去创立善德，总之，只有贪欲才能转化贪欲，制定“贪欲之间的势力均衡”，这样才得以造就出“高尚”。

（另起一单页）

第二章 全球危机 

Chapter Two  Global Crisis

“20：80”和“靠喂奶生活”，是社会生产自动化的结果，但其规模和深度是十九世纪的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显然，80％的长期失业者已经足够构成一个人数庞大的“无业阶级”，传统的无产者是极度渴望财产而还没有挣到财产的人，他们的注意力在于获得资产，而不是从事革命事业。对于全球文明、全球秩序、全球政府而言，爱国主义好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正如在爱国主义面前，家族主义不过是一个古旧的笑柄而已。在帝国时代，小国还会弥留；同样，在全球时代的探险中，帝国还会弥留，但也仅仅是一种弥留了！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同一性必将压倒一切。无业者创造的历史必将展开。 

一，全球文明的轴承现象 

1. The axle center of global civilization

据“德国之声”2004年8月18日《夏日涌向西班牙海滩的难民潮》报道，西班牙警方逮捕了大约7300名企图入境的非洲难民。趁着盛夏有利的气候条件，来自摩洛哥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人们，进入西班牙边境。例如一艘移民船有三十多名非洲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乘坐的船只拥挤而不适于海上航行。有些则试图通过陆路经过位于摩洛哥的西属休达和梅利利亚两个地方进入西班牙。难民们必须爬过高达3米、带有铁丝网、而且有摄像机和探照灯监控的混凝土高墙。 

将难民遣送回其所在国的努力往往以失败而告终：不是没有相关的遣送协定，就是移民们没有证件，因此不能确定他们来自哪个国家。这些难民只能在人满为患的难民营停留四十天，然后便被释放，这时他们便开始融入当地社会。他们虽然没有居留许可，又接到离境命令，但这个命令是不可能执行的。许多人释放后前往红十字，在那里获得一张床和几顿饭，剩下的就是自谋生路。在这里，西班牙人五百年前向非洲扩张的后遗症，终于开始显现了。

要理解全球文明的未来，需要知道全球的地形。

打开地图一看：当今的地中海区宛如一个巨大的轴承……以海为中心，四周的文明星罗棋布：北岸是基督教地盘，南岸是回教世界，其南北两极是南非和北欧；西边是大西洋，东边是阿拉伯沙漠，东西两个极端则是东亚与美西即中国和美国。横行全球五百年的欧洲海上文明，把海洋尤其是大西洋变成了轴心，而把周围的陆基变成了轴珠。

从全球文明的历史沿革看，海上文明的轴承基地似乎正沿着爱琴海─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这一轴心西向运行。这一从外部明显可见的“轴承运动”的结果：全球文明的中心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稳稳当当坐落到了太平洋。显然，作为轴承的太平洋比作为轴承的地中海，已经具有更大的运转世界事务的力量。

从地中海到太平洋的轴承运动，表明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一再突破地理环境和种族区分等自然界限，从而极大改变了社会环境和文明进程。全球文明的轴承运动，从地中海到太平洋，形成了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相形之下，欧洲文明是“地中海文明”，中国文明是“海中地文明”：

1，地中海文明——

a、克里特爱琴文明、迈锡尼文明、希腊古典文明，均以爱琴海周边为陆基。

b、希腊化时代的埃及亚里山大里亚，作为罗马的先驱，标志地中海文明已经囊括了埃及。

c、罗马内陆型的一元化领导，似乎使海洋的轴承一下子停转了，直到中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热内亚等城邦开始的多元化角逐，才使再度轴承启动。

2，海中地文明——

a、中国传统观念指本土为“海内”，本土以外则统称“海外”。古代“海外”观念，认为“中国”四周皆有“瀛海”环绕，“海内”则是文明的九州，“海外”则是比较“蛮貊之地”更为荒凉的“大荒”。宋代的《华夷图》和《广舆图》，将中国画得很大、四夷画得很小，汪洋大海都成中国的护城河。这种典型的内陆式观念，把海洋看做是天堑与障碍。

b、“中国”的周边为“海”，与“地中海”的周边为“地”正好相反。中国的灵魂在于“海中”的“地”，因此地有益而海无益；欧洲的灵魂在于“地中”的“海”，因此海为财富的源泉，而陆地的价值仅仅视其与海洋的关系而定。

c、“中原”在远东地区的作用，类似“地中海”在欧洲地区的作用。

全球污染，资源破坏，军备失控，人口膨胀，战争不断，内乱频仍，道德沦丧，人心飘荡……所有这些恶兆都在祈求建立一个世界国家、全球政府。因为国际法庭、联合国论坛，在整合世界方面都已经明显失败了；而“欧共体”、“欧洲议会”一类的尝试，即便可以持续下去，也无法普及发扬、覆盖环宇，由于无从获得主权，它们基本上只适于在单一文化圈内部调节各方关系之用，而对持有不同文化价值尺度的主权国家，类似的组织基本上无能为力。

全球政府将是空前未有的，需要与现代技术功能和现代文明规模相匹配的政治行为。这是全球秩序的长期可行方案。全球政府可能由一个“全球议会”产生出来吗？不太可能。除非从这个子虚乌有的“全球议会”里首先产生出一个“新的强权中心”！以及与这强权中心相匹配的意识形态及其组织结构！总之，这些都要求一个“全球中枢”的诞生。这一诞生显然是艰难的，即便在如此之大的全球压力下，即便在如此之强的解除全球压力的需要下，也需要经历若干回合的冲突才能完成。而在目前的人类集团和文化模式中，我们尚未见到全球政府的雏形。但是为了拯救地球文明和寄生其中的人民，这却是不得不迈出的一步！这一步因此成为当代世界的最高目标，我们有了这一最高的目标，然后不妨从最低的操作入手。

这种盛大的组合可能渐始于最大的海洋轴承──太平洋。命运将如是补偿大西洋两岸的经典主权国家所造成的深刻失望。和大西洋失望的沟壑相比，太平洋补偿的高峰将是巨大的，不如此则无法抹平失望的伤痕。要求补偿的呼声，其形式是为全球的未来制定共同的规范。

这一切不仅存在于人的心灵活动中，也活跃于心灵活动的外延如历史过程中，正如古语说“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循环，无往不复”等等。补偿和弥补的观念，起源于均衡、和谐的生命世界。而生命的世界从来就具有整体性和相关性，如果没有生命的整体性，“弥补”的观念是无从产生的。

二，全球化与非全球化的碰撞 

2. The clash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1994年，在开罗举行的“世界人口和发展大会”制定了一个为期二十年的行动计划，旨在控制世界人口的增长、解决全球贫困问题。一百七十九个国家参加了会议。后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4年度的报告确认，各国控制人口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世界人口发展的不对称现象正在成为一颗定时炸弹。目前全球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不到10％的陆地面积上，而人口密集地区的不同国家呈现两极分化：在发达工业国家，人口总数有下降的趋势，老龄化日益严重；而在贫困地区以及新兴工业国家─尤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城市，人口数量则以较低的速度继续增长，平均寿命显著提高。关键的一点是，年轻人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今天，年轻一代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87％，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但这些年轻人中的很大一部分集中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生活缺乏前途。这种“富裕的老年社会与贫困的年轻一代”的不平衡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这比人口的绝对增长率更令人不安。有识之士预见一场社会和政治的大冲突正在酝酿中──冲突的一方是对未来失去信心却精力充沛但又无处发泄的年轻人，而另一方就是现存的秩序。“这些在意识形态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将尽一切可能，甚至用暴力获得那些西方媒体灌输给他们的东西：现代消费品、社会地位的象征、性、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许还有一些个人自由。”甚至连“德国之声”这样的西方媒体都这样预言。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4年年度报告还揭示了问题的危险性：人们完全不意识这颗定时炸弹的存在，发达国家只顾应付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但实际上，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这些绝望的年轻人。总有一天人们会惊醒，那时国际社会尤其是富裕国家将会为今天的疏忽付出高昂的代价。

早在2002年9月日本《世界经济评论》月刊就曾讨论过“全球化的进展和非全球主义的尝试”，作者是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的关下稔认为，当前的全球化潮流具有以下五个主要方面：

1，资本的跨国移动和企业的跨国活动是全球化的典型表现。

2，全球化是“相互投资的时代”，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而提出许多优惠政策，变成了“对外竞争的国家”。

3，传统的“国家利益”概念发生变化。跨国企业不仅考虑本公司所在国家，也基于海外子公司的布局、从全球企业战略出发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因此跨国企业的利益不再限于特定国家的利益，甚至同特定国家的国家利益相冲突，结果导致“国家利益”概念发生质变。

4，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状况出现了“新的两极体制”。一极是美国，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先导，以因特网为核心，在信息化领域取得成功。另一极是中国，以世界上最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为后盾，成为生产商品的据点。即美国是世界“知识资本的集聚地”，而中国是“人力资本的集聚地”，两者形成鲜明对比。在两者间起桥梁作用的是巨大的跨国知识服务企业，它们作为“孵化装置”，在中国这个“人力资本的集聚地”以极低成本进行生产，利用外国品牌的力量使产品拥有高附加价值，再以世界巨大的消费都市为中心，在全世界销售产品。因此，美中两国一方面相互对抗，另一方面又相互补充和共存。

5，全球化进展导致“脱国家”的行动和机制，导致世界产业集聚地的巨大城市出现。

该文作者还认为，在全球化的上述进展的同时，抵抗全球化的力量也很强大。其中代表性的尝试和想法有以下四项：

1，发掘社会的需求。把商品看成是综合体现价格、质量、性能及其他特征的物品，由消费者对这些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来决定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并据此确立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循环机制。

2，公平贸易的想法和尝试。在英国尝试进行的公平贸易的想法是：向城市消费者提供高质量、低价格的咖啡，向咖啡豆种植业者低价提供发达国家制造的生活必须品，简单说就是进行易货交易。

3，建立互惠的生产者合作网络的尝试。其前提是要形成产业的集聚地。

4，银行向拥有很强的生产能力和技术但缺少资金的小生产者，提供无担保资金的尝试，这点同女性进入社会也有密切关系。一旦这种做法取得成功，就可以建立长期的融资关系，它将促进当地产业的兴隆，其结果也会导致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应该说这篇文章的分析比较清晰，尽管它主要局限在经济全球化领域，但已经预示出政治后果。他所描述的“全球化潮流”，近似两百年前的欧洲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描述，而他所描述的“抵抗全球化的力量”，则近似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如果历史是可以类比的话，那么未来的全球秩序，很可能就是在“全球化潮流和抵抗全球化的力量”的互相角逐中形成的；正如二十世纪的国际形势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互相竞争下形成的，当然，正如二十世纪是“资本主义为主、社会主义为辅”；二十一世纪何尝不是“全球化为主、反全球化为辅”？正如事实表明的那样，社会主义的实际功能，结果不过是为了更快也更合理地实现资本主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预测：反全球化行动的实际功能，最终不过是更快地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三，爱国主义，一个神话的覆灭 

3. Patriotism,the demise of a myth

空气布满紧张的气氛，大战即将来临，

泪水划过母亲的脸庞，祖国就在身后，

远方传来敌军的脚步声，大地在颤抖，

是捍卫正义的时候了，热血早已澎湃，

干枯树枝上最后一片树叶被寒风打落，

闪电撕破了远处沉重的黑幕，

看，是SS部队在前进。

──德国党卫军进行曲《SS部队在前进》

这是一首被赞赏者评为“气势磅礴、节奏强劲”的歌曲。其实是因为它运用了“母亲－祖国”的唤魂术，高举“正义”，凸现“敌军”……这一套二十世纪的主轴，爱国主义精神的原理，正如日本甲级战犯永野修身1941年9月6日在日本天皇的御前会议所说，“不战必定亡国，战也许仍避免不了亡国。但是，不战而亡是丧失国魂的亡国，只有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才有可能死中求活。胜也好，败也罢，只要保留下护国的日本精神，我们的子孙就可能再起！三起！”同年11月1日，时任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海军大将的永野修身又说：“从今年1月开始，对美开战已经势在必行，到今天几乎不可能阻止，该来的一定会来到。”一个月后，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成功。不到四年，日本损兵折将、遭到两核爆，天皇被迫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1947年1月5日，永野在巢鸭拘留所死去。

爱国主义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登峰造极，相比之下，冷战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不过是后进国家对于先进国家所进行的迟到的模仿。但在主流国家，冷战开始则意味着国家本位已经让位给了国家集团，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集团提出的“有限主权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集团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则意味着国家主义的面纱飘零。

而冷战结束，全球时代开始，爱国主义好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正如在爱国主义面前，家族主义不过是一个古旧的笑柄而已，而且是有毒的腐蚀剂，甚至是必须摧毁的障碍物！全球公民视爱国主义，诚如国家公民视地方主义、地方居民视家族主义一样，为必须克服之物。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统一观念其实并非中国特产，在西方同样源远流长。各个文明社会在其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逐渐紧密时，人们的征服欲就会产生整体观与归属感，构成统一观念的来源。尽管不同的统一观念所认定的地理范围有所不同。〔任汉生：《论秦汉、罗马以后中国、西欧不同政治大势之原因》〕作者认为，以下几种看法是错误的：

1、刘家和认为“在中国有着西方根本没有的现象，这就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卓越人物自觉地继承祖国历史上的优秀传统，在进步中求统一。”〔刘家和《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l984年，页385〕

2、余英时也认为“汉朝灭亡之后，中国统一的观念并未随之而去，因此下面仍有隋、唐的继起。但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便再没有看到第二度的统一”，这是因为无人传播统一的观念所致。〔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11〕

3、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曾指出：“中国人自己认为分裂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是反常的、不幸的。有句古话说道：‘犹如一个天空不能有两个太阳，中国不能有两个国家或两个皇帝。’”而这与中国未能形成像西欧那样多元的和多样化的格局，有直接的关系。〔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页437〕

上述观念尤其是余英时所说的欧洲“无人传播统一的观念”，确实不堪一击。

事实上，自从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欧洲一直存在一种再度统一的努力。“欧洲统一”的理想到其实践的过程，从思想家向政治家延伸，形成了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现实。早在中世纪，普世精神的基督教不仅使欧洲在精神上空前统一起来，还以遍及欧洲各地的教会组织使欧洲具有一个统一结构的网络。欧洲边界向东扩大的趋势，在十五世纪西欧人制作的地图上已经表现出来，十七世纪的欧洲地图则明确包括了俄国版图。

如前所述，在古代中国，“天下”是人们寻求的统一范围。“天下”即“海中地”，其边界是“四海”，四海之内相当于现代人所说的“世界”。古代中国第一次完成这样规模的世界统一的是秦汉时代，此后的中国，实现统一和天下分裂，交替进行。统一和分裂的时间按照不同的算法，有长有短。〔参见葛剑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余论》〕

罗马帝国的征服在地理上不同于中国，因为它是建立在“地中海”而不是“海中地”之上的。同样，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也远远比中国零碎，被地中海、黑海、里海所分割。在整个欧亚大陆，能够和中国匹敌的地理规模只有寒冷的俄罗斯与炎热的印度。秦两汉帝国能击败和逐走匈奴人，罗马帝国则无力战胜东方的波斯人和北方的日耳曼人；元明清帝国可以兼并游牧与农耕、构造二元社会，欧洲却迟迟无法建立持久和平。这不是因为罗马人、西方人不够强大，而是因为他们的“世界”太琐碎了，无法形成地理中心。结果不仅欧洲的而且西亚的君王已不能像中国的“天子”那样把“一统天下”当作最高目标。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谋求称霸一方的帝国，帝国观念就是一种次等的统一观念。

但尽管如此，“统一的观念”也并未因帝国的衰亡和蛮族的入侵而在欧洲湮灭掉，相反欧洲人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仍然进行了一系列恢复统一帝国的努力。六世纪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把“全部政策都指向建立皇帝的绝对权威和复兴一个统一的基督教罗马帝国。”他说：“我们将重建过去的一切……我们要重视罗马人的名誉、确保过去的一切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他的征服活动也曾把大部分地中海恢复为“罗马湖”。但他死后才三年，征服地就开始逐渐丧失，因为靠希腊半岛统治意大利半岛，就像靠意大利半岛统治希腊半岛一样艰难。

七至八世纪，崛起西亚的阿拉伯人猛攻拜占廷帝国，得地甚广，但君士坦丁堡却久攻不下。他们只能绕过地中海，从北非迂回欧洲，夺取了西班牙后还是在高卢南部被法兰克人击退。回教势力也不能征服欧洲、统一西方。八世纪下半叶，新兴的法兰克加罗林帝国重温查士丁尼的帝国梦，查理大帝可说完成了“把法兰克统治扩大到包括所有日耳曼人在内的这一事业”，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岛除外。他在800年被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西罗马帝国借日耳曼人还魂，表面复兴。实际西罗马故地在此并未统一。重建罗马帝国的统一理想，在西方一再失败，实在有其地理因素。后继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九、十世纪，维金人、萨拉森人和马札儿人不断围攻法兰克帝国，罗马教庭和神圣罗马帝国也为了同一个统一目标而火并，结果却是两败俱伤。因为罗马帝国那样的高度集中，在欧洲的地理条件下，只能“随缘”，不能“强求”。

比较一下，处在罗马世界与中国世界之间的两河世界，或许会有更多的启发性。

阿卡德帝国的第三代国王纳兰辛〔约前2254—前2218年〕以世界之王自居，其胜利碑文〔Victory stele of Naram-Sin〕写着：“纳兰辛，强者，天下四方之王，一年间九次战役的胜利者……”。这座红砂石质地的石板浮雕，高约二米，制造于约公元前2300—2200年之间，刻绘着纳兰辛国王率军翻山越岭同敌人战斗的场面：纳兰辛王占据着上层空间，体型最大，身下的士兵列队沿着山坡向上行进；敌族士兵局促于石碑的边缘，构图具有统一性。现收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纳兰辛的自大以其实力为基础，其统治期间阿卡德帝国的势力达到巅峰，政治稳定，王权统一。中央集权的结果，即是对君主纳拉姆辛的神化。

以往的国王们，在神面前都谦卑地自比为恭顺的“仆人”，纳兰辛却认为自己像神一样伟大，所以，他在上述纪念碑中，就踩着敌人和军队，高高站立在胜利碑的顶端，头上戴着多层锥形角冠──这种多层锥形角冠，在两河世界原本只是神的专属。另有一件刻有纳兰辛国王之名的瓶子，就用阿卡德语刻着“纳兰辛，四极〔世界〕之王”的铭文。在其他铭文中他的名字后面通常都是代表神的星状楔形文字符号，他经常夸耀自己是“神纳拉姆辛，伟大的人，阿卡德之神，四极的君主。”从此以后两河国王常常自视为神。纳兰辛所开创的这股“个人崇拜的神化作风”，后来乌尔第三王朝君王也多沿用，甚至连某些小国也流行此风。而王权的统一还导致度量衡、泥板形制与书写等诸项行政管理的改革，并对玉石雕刻技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为什么两河流域也像中国一样具有领袖神化的特征？除了人种方面的原因，我想最大的相似来自地理环境：两河流域是一个小规模的“中国”，在两河之间拥有一块相对完整的中原地带，具有一个明显的地理轴心，可以带动周边的历史进程。但是后来，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文明兼并的时代，两河流域的封闭性终于被打破，像现代中国一样遭到边缘化。

参照以往的历史再看今日的世界，自然不难理解，在文明普及化所造成的统一趋势下，分庭抗礼的帝国其实是不堪一击的。

在帝国时代的阴影下，小国还会弥留，但也仅仅是一种弥留了！同样，在全球时代伸其触须于宇宙探险的步履中，帝国还会弥留，但也仅仅是一种弥留了！天下国家已经为时不远，它的来临仅仅有待于一场“新文化战”的胜利。

什么是“新文化战”？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文化”：我们是在中国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的。“文”在古代的原始意义指玉的纹理，引伸为“人文”是人的纹理，“天文”是天的纹理。《易传·贲卦》彖辞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中的“人文─化成”模式，即是“文化”的原始意义。除了“人文之化”，文化还包涵天文之化。西汉经学家刘向〔约前77─前6年〕的历史寓言集《说苑》的第十五卷《指武》里面，也有“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的说法。其中的“文化”就是与“武力”对称而言，故“文化”亦涵有文明教化之义。

我们为什么提出“文化战”的概念？正如《说苑·指武》在上文的“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之后，紧接发挥所说的那样：“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昔尧诛四凶以惩恶，周公杀管蔡以弭乱，子产杀邓析以威侈，孔子斩少正卯以变众，佞贼之人而不诛，乱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谢选骏注：流传至今的《周易》经传均不见此引文〕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也，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者，何也？昔明王有绂冕以尊贤，有斧钺以诛恶，故其赏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变。孔子贤颜渊，无以赏之，贱孺悲，无以罚之；故天下不从。是故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没有“斧钺以诛恶”，就无法“赏至重、刑至深”，就无从实行“天下变”的壮举。

天下国家迟早将打破现存的人种界限，导致一个新的“世界种族”的兴起，这也许通过生物工程来实现，也许仅仅需要传统的即“婚配”的方式来实现。新的世界种族也许沿着印度的种姓制度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也许沿着中国的礼教制度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但我们希望它沿着更为文明的、更为注重文化特征的“中国方向”发展，而不要采取更为野蛮的、注重生物特征的印度方向。这样，社会不再受到隔离与分裂，而仅仅是在秩序中，使得所有种族的成员都将有机会在艺术、科学、政治、宗教上，一同参与，经过中和的世界将提供更大的潜力，在礼制的护育下生长起来。这新的全球种族将集合各种族之长而一统之，使得“地球文明”成为现实。精密的控制论不再有用武之地，正如《韩非子·大体》篇所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因为“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的整合之局，已经开辟。

在全球性的整合面前，国家意识就像地方主义一样，作为旧时代的残渣余孽将被铲除，因为它的基础已经垮台，主权国家既然不复存在，它的意识形态之消亡，亦非人力可以挽回。这是命运。命运的宣告者，尽可能用和平方式完成这些，因为这一空前变局下隐藏着空前和平与长安。人的惰性会阻止革命性的变化，然而富于武德〔“止戈”〕的整合全球者，切记行事中庸的原则：即使鼓吹“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也决不采用有损于最终目的之过激行动。“中庸之道”作为“生命的原理”，不是作为取胜的策略来使用的；仰仗暴力的秩序不能持久，暴力的作用在于“止戈”即平定敌对的暴力，仅此而已。对待和平的敌人不可使用暴力，天命所归者能战胜任何一个敌人。摧毁敌对的暴力亦不可无情，“矫枉过正”只是屠夫的借口，不分青红皂白地行使暴力，并倡导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快捷方法，必将破坏新的文明。

全球文明不以“国”为限制，因此“爱国”反倒成为全球文明的分裂因素。合一的而不再分裂的文明展开，把人类携至一个新境，后人将以全球政府的出现为“人类文明史”的开始，不是“民族史”，不是“国家史”，不是“文化圈历史”，而是人类史。

文化战可以同化全球居民、造就世界公民，不再受到民族、文化、国家、种族的分裂，共同形成世界精华。唯物主义不再主宰生活的原则，支配人类精神的将是世界的创造。〔关于文化战的内容，请参见本书第二十八章《新文化战》〕战国时代的商业主义毒雾不再困扰冰清玉洁的山峰，眺望与沉思变得可能，易化的洪流退去了虚无主义的帷幕。

四，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同一性 

4. The global inte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人类有史以来，城市始终都是文明的中心，所以“农村包围城市”〔苏联化〕正如忽必烈南侵以“牧地代替农村然后坚壁清野以攻略城市然后……”的“改造中国”〔蒙古化〕一样，只能带来社会倒退，不能带来文明进步。土制高炉不能建立现代社会，一如横刀夺爱不能确立礼义廉耻。而解决当今全球化问题的秘方，也不是降低全球都市的影响力〔如文革摧毁城市相似于古代的“蒙古化”运动〕，而是推进都市辐射力，连点成线，连线为网，建立全球统一秩序。

1，全球都市正在走向同一性

正如德国记者汉斯─彼得·马丁〔Hans-Peter Martin，1957－〕与哈拉尔特·舒曼〔Harald Schumann〕合写的《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Die Globalisierungsfalle/The Global Trap: Globalization and the Assault on Prosperity and Democracy〕一书所反问的，“哈佛战略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真的懂得国际事务吗？

早在十年前的1993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曾在美国面向研究外交政策的知识分子的刊物《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现在已经非常时髦的问题：“文明的冲突”。他的命题是，为什么决定未来的不再是社会理论冲突或秩序政策冲突──如冷战时期那样，而是受宗教与文化制约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然而这种恐惧有道理吗？这位哈佛战略家解释说，民主的西方将与世界其余地区，与专制君主和神权政治国家，诸如萨达姆、侯赛因或阿亚图拉·霍梅尼所结成的联盟进行最后的冲突，后者甚至会得到有工作效率的、信奉儒教的、低工资国家的支持。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首先，神权政治并一定就是专制政治的。例如在美国，91.8％的人信神，比意大利人〔74％〕、瑞士人〔73％〕、英国人〔38％〕与法国人〔34％〕都高。但神在美国信徒心目中的四种面貌，却是他们政治立场的体现：权威、恩慈、批判及疏远。这项由美国德州贝勒大学宗教研究中心所做的民调显示：

〔1〕相信神代表权威的美国人比率最高，达31.4％，他们认为神对地球上的罪恶会勃然大怒，并降下海啸和龙卷风等灾祸，这类美国人在宗教和政治上最为保守，他们多半是南方的白人福音教徒或黑人清教徒，教育程度和收入往往比较低。

〔2〕把神定性为疏远的美国信徒达24.4％，神在他们心目中只是一个没有具体面貌的宇宙力量，神创造了地球，但基本上任凭地球自生自灭，这类信徒不常上教堂，其立场最为自由派，抱持道德相对论观点，在西岸所占的比率最高。

〔3〕认为神代表恩慈比率达23％，这类信徒主要是主流清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们相信神为人类设下绝对标准，但他不像威权的神那么愤怒，比较会宽恕信徒。

〔4〕认为神代表批判的美国人达16％，神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比较仁慈，对信徒会下评断，但不至于施加惩罚，这类信徒在东岸的比率最高。〔1〕在相信神代表权威的信徒中，80％认为同性婚姻是错的，63％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合理的，但只有12％愿意废除死刑。〔2〕在相信神代表疏远的信徒中，30％认为同性婚姻是错的，29％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合理的，27％愿意废除死刑。贝勒大学的佛罗西教授说，要了解美国的核心差异，这项指标是重要的工具：“如果我知道神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我就可了解有关你的一切，你的世界观就是以此为中心。” 〔英国《泰晤士报》2006年9月13日报道〕 

其次，新的空间日益狭小、全球都市紧密联系的世界内，各国精英们正和大众一起接受全球统一文明的约束，这是从政治文化观念到流行娱乐产业的全面沦陷。在另方面，如美国负责全球问题的前第一国务秘书，与克林顿总统关系密切的一位亲信蒂莫西·沃思认为：“中国很快就要碰壁”、“中国的崩溃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话题”。因为“中国农民已经对贫苦的农村生活感到厌烦。他们的流动大军已有一亿多人，在贫民窟中寻找生存的地方，远离居民委员会的任何监督”。这样一来，正在崛起的东亚尤其是中国，必将被社会的分化和断裂所威胁，哪里还有余力去结合深深陷入现代化革命之前夜剧痛的回教地区，去反对西方的师傅呢？何况在任何意义上，东亚现在都没有一个“信奉儒教”的国家〔最多只有小半个朝鲜：即南韩尚未基督教化的部分〕。正如《国际反恐战争，建立全球政府──兼论“文明冲突论”之谬》〔谢选骏，2002年11月25日《观察》网站〕说的，“当前的反恐战争，并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内部的冲突，是现代文明系统里的未开发国家与已开发国家的冲突，是全球文明的消化不良症。”

很显然，在“历史的终结论”自身已经终结、“文明的冲突论”自身陷入冲突的今天，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及其构成的“同一网络”已经开始攫住各种四脚乱踢的意识形态肿瘤和宗教文化硬块，并一把提出它们，把它们扭送到全球谈判桌前，开始“对话”。其实，迫使对话进行的主体并不是这些意识形态肿瘤和宗教文化硬块，而是它们的主人：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的同一化压力。

2，同一化压力下的自我形象设计

在全球文明同一化的压力下，各个都市开始创造新的自我形象。台北认为自己取代了硅谷，在监控器、鼠标、电视图像扫描器的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马来西亚希望借助高科技产品出口带来繁荣，就像当年鲁尔地区得益于钢铁加工业。孟买恢复了每年生产八百部娱乐片的纪录，数量之多已是好莱坞的四倍。当地办公楼的租金有时超过了日本的最高纪录。上海则力争作为亚洲超级城市神经中枢来扮演主角，成为东京的替代者，并要2010年以前成为西太平洋地区跨国金融商业中心。所有这些自我形象都是背离传统角色的，是全球同一性的新产物。

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犹太移民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曾经是里根总统的爱将，为美国1980年代重振军威奠定了哲学基础，但是冷战终结以后却对胜利产生了幻灭感，他和他的朋友们因为失去了习惯的对手，而被陌生感吞噬，产生了巨大恐慌。这些冷战时代的遗老遗少们〔右翼的或是新左翼的〕，这样描写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过程：“它把乡村的、省区、地区的以至全国经济的江河湖海，联结成一个唯一的全球经济的汪洋大海，它使狭小领域也会掀起经济竞争的滔天巨浪，代替了往日的微波细浪和平静潮汐。”然而，这里的惊恐不正因为看到了新事物的特征──充满危险和机会的双重变奏？早在十多年前，卢特瓦克就预言美国会变成一个“不充英雄”的国家，也就是作爲一个由小家庭组成的国家，而不会愿意将自己相对稀少的孩子送上战场。但是伊拉克战争证明他的这一预言是失败的，尽管募兵率在下降，但是人口统计资料上的证明，显示美国人口在移民因素的影响下还在顽强地增长，穷人和外国人〔绿卡持有者〕源源不断通过雇佣兵役制加入美军，奔赴前线。

随着白人人口比例下降，美国不得不徵召外国人入伍当兵，这很可能重演“外国雇佣兵导致蛮族入侵”的历史规律重演。但即使如此，兵力的透支还是十分严重，使得美军发出色情征兵广告来招募重型罪犯充当新兵。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尔姆研究中心2007年2月20日发表研究报告宣称，2006年为了达到计划的征兵数量，美国陆军总共招募了近六千名犯过诸如性质轻微的盗窃、轻微攻击事件等“轻罪”的新兵，犯过“重罪”的新兵则高达九百多名，是2003年时的两倍多。更严重的是，美国各地的黑帮成员为了躲避惩罚而大量参军。法律界人士认为，这说明美军征募新兵越来越艰难，征兵标准不断降低。 

2005年仅仅美国陆军的征兵缺口就达七千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防部首先提出“道德标准豁免”计划，允许有过犯罪记录的新兵入伍。美国陆军2005年公布的一份备忘录规定，当士兵“吸毒、酗酒、体重超标、怀孕以及表现不好”时，仍可继续服役。结果2006年入伍的陆军新兵中，4％的人是在降低文化和体能等录用标准后才得以入伍的。而有生理和心理疾病者，以及有违法犯罪前科者，竟然占了2006年陆军新兵总数的17％。

帕尔姆研究中心公布资料明确指出，在过去三年中，美军总共招收了十万名“有麻烦”的新兵。《巴尔的摩太阳报》、《芝加哥太阳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都对美军士兵素质的下降感到担忧。《芝加哥太阳报》更披露，美国各地的黑社会帮派成员为了躲避惩罚而大量参军，甚至还有因谋杀和抢劫罪正在被起诉的黑帮成员，被海军陆战队招收。士兵素质越是下降，美军虐囚等丑闻的发生率也就越高，在民众心目中形象也就越差。而美军形象越差，征兵工作也就越困难，征募标准也就不得不一再降低，士兵素质则随之进一步降低……这已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已故加拿大未来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 of Man，1964〕一书中所描绘的“全球村”〔global village，又译作“地球村”，即把整个世界看作和谐村落的幻景〕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机会的现代丛林，一个“全球同一化的都市网络”，已经确确实实地绽露在地平线上了。而其中各个主权国家的“肿块”之间思想交流、相互谅解、有机的文化联系、经济上的相互适应，迟早要出现，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因为同一化的网络要消除肿块，增强流通。如1969年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两代人之间的美国》〔Between Two Ages：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1970年〕中提出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就已经预示了这一现实。

在我们看来，全球化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全球政府。其人性依据是：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大都市，是消费者群体狂热向往的地方。城市越大，弊端越多，公害也越严重，秩序也越不稳定；但同时，也就越加奇特地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主要是源于城市生活对消费者的感官所产生的强烈刺激甚至“快感污染”如各种上瘾的东西和毒品。人们沉溺在业已上瘾的刺激中，很难自拔。城市中眼花缭乱的生活，对于一个习于乡居的老农来说，也许是陌生且不舒适的〔所以农牧区来的独裁者往往喜欢毁灭城市〕；但对于一个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甚至对那些向往城市生活的青年农民来说，城市生活的上瘾却是具有致命的吸引力。重返乡村〔而不是晚上才回到郊区睡觉〕，将使城市居民感到单调、无聊以致于内心绝望，因为和他们的农民祖先不同，他们早已失去了那种纯朴而富于节律的农村文化，失去了对小社区文化的感受性，对于习惯了全球性的强烈刺激的心灵，那隔离的乡村不啻是一片文化的沙漠、精神的荒原。 

3，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革命”是资本主义的？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如此吸引人们“投身世界革命”，而不是背叛革命、上山下乡。除非，那全球都市化了农牧区，是业已纳入全球都市网络的广袤郊区，那样的郊区可以容纳撒哈拉沙漠的灸热和青藏高原的风暴。在这种“新郊区”的意义上，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作为战争机器的主权国家〔“战国”〕看作复杂而独特的立体结构，那么即将取代主权国家的全球都市网络就将是一个简单有效率的网状结构，它甚至包含了外太空。

在古今任何一个战国时代中，都市网络的跨国化和同一化都是个普遍趋势，所以，封闭如秦国者，也可以实行客卿制度。而今全球移民更是汹涌，国界已经七零八落。回看中国战国时代，当时各个区域国家的首要都市大都拥有几十万人口，其余城镇的工商业也随之同步发达，这促使都市网络突破主权国家并覆盖整个中原。后来秦王并吞六国，建立郡县制度，所设立的“驿道”，实际上只是把原有的城市网的脉络给制度化了，而并非什么空前的创举。这正如他的“万里长城”不过是连接了原有的各国长城，并不是凭空缔造的。历史上，其他民族和文明中的各个世界帝国，由于同样的理由，无不具有贯穿版图的大驿道网，罗马帝国在衰落的转折点上也建立过长城。其实，所有这些驿道网络，都是在早已存在的城市和商道网络的基础上建立的。比之几百年后的西汉乃至东汉，战国时期的城市化经济，不仅毫不逊色，且因争霸的刺激而更加亢奋、独立、发达。相反倒是随着长城时代中原世界帝国及其抑制工商业、扶植农牧业政策的确立，城市化趋势在汉朝反而受到了抑制。和秦汉郡县制帝国一起到来的，是工商业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势力的普遍衰退，因为工商业这时不再受到更高目标〔如战争胜利与国家竞争等〕的激励，而仅仅是为了赚钱。随着战国的消失和军事需要的锐减，生产的动力退化为消费型的，工商业的竞争不再是生死攸关的了。这种情况在罗马也有。在共和国时代，罗马沿着希腊化城市的网络扩张，“罗马的和平”就是终止战国的屠杀；到了帝国早期，罗马为中心的城市化网络进一步发展，以致罗马城邦发展为地中海世界的首都；而到了帝国中晚期，和中国的汉朝相似，帝国各地的城市逐渐陷于萧条破产的境地，与大批游手好闲的流民无产者同时出现的是，人口急剧的减少与大量流失，蛮族入侵一如五胡乱华，结果使得大庄园起来取代了城市的地位，封建时代来临了，这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

我们回溯这些历史要说明什么呢？我们在这里采取了倒叙的方式，说明繁荣而有活力的中心城市、世界都会，实际上不是后来的世界政府的产物，而是前此的主权国家互相兼并的战国时代的产物。伟大的城市，是战国竞争、多元角逐的结晶，它带来并加剧了战国流行的弊病，但也正是它们形成的跨国网络，为战国划上句号、成为全球政府的先遣部队。随着都市同一网络的蔓延，人口密度与技术密度的膨胀，使得主权国家形同监狱，画地为牢的国界将被铲除，一如柏林墙的倒塌，主权国家的克星、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像是王道的先驱一样受到夹道欢迎──霸道的区域性的主权国家变成过时的垃圾，被抛弃了。

五，跨国文明的统一网络已经成型 

5. The unified network of trans─national civilization already in place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如何形成“跨国文明的统一网络”？这一“全球都市网络”会有怎样的概貌、功能、特征、性质？

意大利未来学学者里卡多·彼德拉估计说：“权力将落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商人与各城市政府之间所缔结的联盟手中。这种城市政府首先将促进它所包含的全球公司的竞争能力。”现在亚洲中心国家到处都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超车线上。各大洲的年轻人都是在一种与他们的父母相比完全不同的全球城市形象中成长起来的。巴黎、伦敦和纽约，还有莫斯科和芝加哥，都不再是最为光彩夺目的了。自1996年3月起，世界最高建筑将屹立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目前，柏林楼房的屋顶超不过多数建筑起重机的高度，但是北京和上海的高楼大厦却远远超过了它。

在巴基斯坦与日本之间密密麻麻地出现了一大批繁荣地区，作为全球竞争舞台上的新竞争者，争着扮演西方城市世界在以往几十年所扮演的那种发挥巨大影响的角色。曼谷希望把底特律部分地区作为它的汽车中心。日本的丰田、本田、三菱、五十铃等汽车生产企业很久以来就已经在泰国装配它的汽车。克莱斯勒公司与福特公司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大它们的分公司，作为跨国企业的支柱。

而印度，这个星球上第二个容纳十亿人口的国家，将日益陷入紧张状态。在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出现的恐怖城市中，孟买和新德里已经把墨西哥城和圣保罗远远地抛到后面。今天，这两个畸型大城市各有居民1000万人以上，用不了二十年，这个数目可能再增加三倍。巴基斯坦不久以后也将要为卡拉奇的国际形象担忧，到2015年，其居民人数可能从目前的不到1000万迅速上升到2000万。

新德里行政管理当局经常是从人造地球卫星传送的图像上才发现，他们的这个大城市在什么地方已经又长出一块──这一切都是无计划的、失去控制的、且未经批准的。白天，大街变成三米宽、 一百米高、 烟雾腾腾的隧道。整个城市都在廉价汽车发动机排出的烟雾中呼哧呼哧地喘气。三分之一的儿童都患了变态反应的支气管哮喘，普通的医疗药品只能暂时地使病情减轻。每年有2200人死于交通事故。 这种交通事故与汽车的比例是美国的三倍。新德里七十年代还以花园城市著称，现在被这个国家的一位部长称作“令人无法居住的”、“亚洲生态黑洞”。

自从印度对外经济开放以来，孟买已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贫民窟”〔专栏作家苏德西尔·穆尔基的话〕。早上出租车里的味道说明肯定有人在里面睡过觉，出租车的司机不想在回家的路上花掉几个小时时间。这个城市每天必须从街道上清理掉2000吨垃圾，此外还需要建盖几十万个厕所。这个城市市政管理部门所提供的城市用水仅为需求总量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还有数百万农村居民，或者小城市居民正在迁入这些巨型城市。

关于新德里的一份调查表明，多数移民加入搬迁行列是因为他们的朋友或者家庭成员已经在这些大城市中生活，可以提供一个工作机会。新来的人总是要比生在大城市的穷人自我感觉好得多，而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可能使他们再踏上新的、而且是跨越国境的移民运动的行程。他们川流不息的旅行具有方向，他们坐在超音速喷气飞机上奔向未来，从中新的世界结构会产生出来。电子通讯网、数控卫星电话、高效率的飞机场、免税的工业园区，所有这些密集网络将使大约三十多个地域广阔的城市地区彼此紧密联结，其中每个城市大约有八百万至两千五百万居民。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大都市，犹如偶然洒落的光斑映照在地球仪上，它们的居民虽然相隔千里万里之外，但却感觉彼此关系很近，至少要比一直决定它们命运的本国内地居民更近。这种很近的感觉意味着：弥合战国分裂的“全球化统一城市网络”已经出现了。

1995年9月，戈尔巴乔夫、老布什、舒尔茨、CNN总裁、太阳公司高级经理、惠普公司老板等，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界的精英在旧金山费蒙特大饭店集会讨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与会者把未来的世界前景简化为“20：80”这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活”的概念。它的意思是，全球化将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启用全球20％的劳动力，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80％的劳动力将失去劳动岗位；并且需要政府提供制度化的社会救济来喂养，即“靠喂奶生活”。未来世界的社会轮廓将是富裕国家内将不再有数量上值得一提的中产阶级──这就是所谓“全球化陷阱”。〔［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合著，《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 

六，无业者创造的历史 

6. History created by the jobless

“20：80”和“靠喂奶生活”，是社会生产自动化的结果，但其规模和深度是十九世纪的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显然，80％的长期失业者已经足够构成一个人数庞大的“无业阶级”，它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理论，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谬论。因为大多数传统的无产者是极度渴望财产而还没有挣到财产的人，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在于如何获得资产，而根本不是如何从事较之资产阶级的生存稍微高尚的革命事业。

早在两千年前希腊人就知道，“闲暇乃是文明得以产生的条件”，试问孜孜谋利、毫无闲暇、目光短浅的无产阶级，拿什么去创造历史呢？仅仅依靠低级的动物欲望？所以正如大家已经看到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过是毫无建树的破坏，是“把你口袋里的钱拿到我的口袋里来”〔莎士比亚戏剧中犹太人的至理名言〕，结果形成的最高指示也不过是一种“饿蚊子哲学”：“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无产阶级饿蚊子和资产阶级饱蚊子的区别，完全是动物丛林世界里的饥饿“原则”造成的。例如，在阶级斗争的术语里，“丧失了原则”一词，就是指一个人不再那么穷凶极恶了。

那么，什么概念可以在未来世界里取代“无产阶级”的地位呢？我们认为，是“无业阶级”。何谓“业”？业绩、职业、产业。无产阶级虽然没有产业，但还有职业，还可以追求业绩，所以无产阶级经常比资产阶级更加富于铜臭，而且一有机会肯定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无业阶级则不然，不仅无产业，而且不受职业的奴役、不受业绩的勾引，于是可以堂堂正正做一个尽其天性的大写的人。

更重要的是，无业阶级没有“业报”。业报观念是印度的《奥义书》〔Upanishads〕所阐述的思想，就是对“业”的报应。那么，什么是“业”呢？“业”是从梵语“羯摩”〔dharma〕而来，就是“身、口、意”的活动，“业”虽然分为善恶，但总的来说都因缘际会而遭到反弹。历史的波动，可用“无业者”受损害的程度来测度，也就是说，“无业者”受损害的时候，就是历史发展的黄金时刻……尽管印度思想并不承认“无业者”的存在而把一切视为“报应的果实”，但历史表明，失业者往往创造出新的产业，例如人类最早的文化事业，就是由残疾人开创的，命运既然杜绝了他们从事日常营生的道路，他们的精力就不得不流向未知的领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尽少地运用人体的劳动力而尽多地利用技术与信息的力量。就此意义说，现代文明实为一种“懒汉文明”。在此趋势下，节省的习惯就成了讽刺对象，因为节约不仅是无用的摆设，而且有碍于增加生产。自动化不断提高，导致城市居民的大量失业，“无业者”的增多造成了人数高达百分之八十的新阶级。这一现象也许构成未来世界各种新事物的根源。

大量城市失业人口的存在，并向纯粹消费者群演化的恶性转变，也是一个古已有之的问题。在罗马帝国时代，由于大量从东方来的奴隶取代了自耕农的地位，大批农民涌入城市，构成了城市无产阶级的庞大集群。他们给罗马帝国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当时的各种改革家，提出各种议案，试图使城市流民重返乡村，并配以相当的耕地，梦想以此一箭双雕：既解决城市问题，又缓解国家的兵源枯竭，因为自耕农是罗马兵团的主力。但是，从格拉古兄弟开始就不断酝酿着的这种改革，一直没有成功，罗马国家反倒越来越衰弱。自耕农的消失使罗马帝国失去了可靠的公民兵源，只得补充追求金钱的雇佣军；城市失业人口的剧增又破坏了社会稳定，急速败坏了“罗马人得以征服世界的美德”。尽管面临如此的深渊，失业人口也并没有回到农村去恢复他们祖先那种宁静而健康的生活。无业阶级比无产阶级更为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在中国的两汉时代，随着战国竞争的平息，强大的地方性城市从原先的政治、军事中心退化为消费中心。竞争的减弱和工业生产的退化，使得城市劳动力大大多余、过剩。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去使战国格局中出于战争需要而滋生出来的多余人口缩减掉。于是多余人口便在城市的贫困中挣扎，以各种方式沦为奴隶──或因债务而失去自由权，或因犯罪而丧失自由权。因此，两汉时代的城市人口过剩，是透过大量失去自由权的群众而表现出来的。王莽的“新政”试图对此进行改革，但也以惨败告终。后汉帝国也同样无法解决文明的行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遭逢的这一社会痼疾。它的处置办法是赋予封建庄园主以更大的特权，让他们在各自的领地上相机行事，结果促进了封建割据的降临。与此同时，连年战乱又使大城市遭到毁灭，这才使得城市化的肿瘤“不治自愈”了。 

衰退的文明，既然无法承受由此引起的内外压力，那么，现代城市危机的出路和解决的方案又何在？希望未来的人们比今天的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问题，因而创造自己的解决方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人对未来的设想过于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这与现代城市文明发展得越来越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的趋势，有惊人的一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机械文明，使得任何一个措施，都会导致一系列后果。任何一个局部的病变，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连锁效应。大凡成熟了的文明，都会面临这种结构化的困境。人在这个结构中，却无法改变这个结构，无法脱离这个结构，“异化”观念因而弥漫开来。人感到了自身的渺小、脆弱和无力，面对自己造出的文明实体，变得束手无策。现代文明不仅成熟、结构化了，还变得自动化并已失去了控制。在这种格局中，要推行消灭无业阶级的方案，是无法长期承受的。在文革期间，中国曾有诸如此类的小规模预演，但已经失败，因为代价过于高昂。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不同文明模式之间的更迭，去探讨这个问题，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等到现代城市文明已经完全变得“有百害而无一利”时，发生大规模解体运动，那时，由于饥饿和失去对自动化的有效控制，离散了的群体将被迫返回到原始土地上去觅食，以便获得生存必需的自然资源。这种历史性的退却，只会发生在未来统一了全球的大一统秩序失去结构能力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不是在全球秩序尚未建立的时刻。

七，无业者有哲学吗？

7. Do the jobless have a philosophy？

面对现代都市的疯狂扩张，许多人起了恐慌。而消除这些恐慌，需要一个全球政府的调节调解。

世界需要一张面纱，就像生命需要皮肤一样。一张最好具有若干维度和浓度的面纱，把这个世界不那么适合暴露的外观给遮蔽起来，人类感官是用来躲避危险而不是用来制造危险的，身心平衡对人的健康必不可少，如果完全取消了“压制力量”，那么“反抗力量”岂不造成单纯的破坏？装上皮肤、戴上面纱，并不是“愚民政策”，而是“维持文明社会的平衡状态”……“真相”有时候过于刺激，会让人看得发狂，结果这个世界失去了必要的安宁。

从平衡的角度看价值，凡是金钱可以换得的东西，就用“昂贵不昂贵”来衡量，而无法用“高贵不高贵”来衡量。但人性不仅需要昂贵来满足，更需要高贵来激励，尤其在“衣食足而知廉耻”的人们那里。这一人性事实，是对全球各地盛行的“官─商勾结社会”的警告：商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姘居，只能产生腐败，不能创造文明。商业主义、物质主义、裸体主义〔关于这一点，本书将在《性别问题》一章中讨论〕诉诸人的直接感官刺激，过去可以帮助主权国家的扩张，但在全球网络建成之后就不再有益。现在流行的过于昂贵的一切，那时被缔造新局的高贵者视同败类，清单与烈焰，就是它们的归宿。

新的全球文明，不是商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私生子，因为腐败与野蛮不能缔造更大的秩序网络，只有廉洁与文明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正如要有一定程度的距离感，统一的秩序才能产生，而统一的秩序，并不是现成的，实际上要透过每天的更新〔日新其德〕才能达到并持续下去。而不停顿的努力，则是需要“距离感”来推动的。心灵上的距离感且是一切艺术、科学、政治、宗教所由诞生的契机。

从平衡的角度看距离感，发挥影响的距离感具有两种来源，一由社会习惯养成，一由遗传上获得。前者较为被动守旧，后者则是天命之性，是宇宙赋予生命的至宝。所以越年轻的生命就越是富于距离感：

１，年轻的时候渴望飞得很高很高，到那虚无飘渺空无一人的紫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净化自己。那境界接近极度，神奇引力融掉自我，呈现为空明的海和无形的珍奇……

２，年老气衰了，则只能看见空虚、孤寂、无边的广寒，美妙的霞海变成了不可捉摸的雾气！主观的颓废使得客观褪色。

其实文明史的道理也是在此呈现出来的：自由只是年轻时代的奢侈品；而青春的富有才使得文明可以承受“不自由毋宁死”这样的奢侈，它甚至以惊人的浪费为荣耀，以眩目的夸示为陶醉。而衰老的民族、衰落的文明则仅仅懂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殊不知那猫可能是病猫、癞猫甚至是魔鬼附体的厄运黑猫。社会、民族、文化、人类的文明，也有各自的年龄阶段：青年时代要的是自由创造，中年以后则需要安全保障；而中青年时代的开拓，最后不得不让位给暮年时代的保守：守势的美德作为这中老年时代的过渡环节，受到青睐，像是一条镶嵌着不同壁画的道路，自有其逻辑。仿佛“合纵”与“连横”的殊途同归，构成战国运动的终结。

纵横捭阖是战国的特色；正如协约同盟是二十世纪的特色一样。纵横家们都是些“四两拨千斤”的大师，是无业阶级的突出代表，研究他们的传记可以给后人带来极大的收益和无比的乐趣。纵横家之首的苏秦，仅仅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就能佩带六国的宰相印章，恐怕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后来就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无业，而被车裂处死。可是世界上还有比苏秦更伟大的政治家吗？他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差点使庞大的齐国近乎亡国，在中外历史上拥有这样能量的翻云覆雨者实在不多，真是“一人胜过十万雄兵”。然而人们误会了他，以为他是个贪图名利的宵小之辈，其实他的献身精神及热忱，尤其是他的镇静与智谋，为力行全球化的行者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不妨说，所谓联合国不过是二十世纪“纵横捭阖”活动的产物，所以刚刚进入二十一世纪它就陷入了瘫痪，表面上由于“九一一”引起的裂痕，实际上由于全球化的猛然加速。平心而论，联合国实际上是强权和公理之间的“合法私生子”，可是它现在既不被父方〔强权〕所接受，也不被母方〔公理〕所喜爱。二十世纪依靠联合国谋生的国际政治家们在二十一世纪恐怕要走到穷途末路。与单闯独斗的苏秦相比，即使二十世纪的暴君们也还要受制于群众，就像苏秦受制于君王。既然民选的领袖也要受到选民的制约，就不能责怪二十世纪的刺客也不复具有荆轲的贵族风度，尤其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太缺乏英雄感，使人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二十一世纪。

（另起一单页）

第三章 新文化战

Chapter Three The New Cultural War

在人类历史上，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一小部分人运用高科技手段，可以彻底改变人类的命运。不仅在发动恐怖袭击活动这样的破坏性方面，而且在复制人类胚胎这样的“建设性方面”──这些关键点上的突破，可能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的后果。再往前推，就可以看到未来世界的缩影已经在以前的历史中展现出来：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密谋集团，可以在国际势力的支持下，颠覆并接管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可以凭借现代化的训练和装备，系统化地替人洗脑、轻而易举地镇压一切不满和反抗。在电话、电视、电脑、飞机、坦克、导弹、核子武器、生物武器组成的冷血国家机器面前，一切公然的武装起义都成为显而易见的自杀，这就使得二十世纪的专制政权变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除非军事革命、军事政变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 

一，文化战的定义 

1.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al war

在人类历史上，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一小部分人运用高科技手段，可以彻底改变人类以后的命运。不仅在发动恐怖袭击活动这样的破坏性方面，而且在复制人类胚胎这样的“建设性方面”──这些关键点上的突破，可能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的后果。再往前推，就可以看到未来世界的缩影已经在以前的历史中展现出来：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密谋集团，可以在国际势力的支持下，颠覆并接管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可以凭借现代化的训练和装备，系统化地替人洗脑、轻而易举地镇压一切不满和反抗。在电话、电视、电脑、飞机、坦克、导弹、核子武器、生物武器组成的冷血国家机器面前，一切公然的武装起义都成为显而易见的自杀，这就使得二十世纪的专制政权变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除非军事革命、军事政变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结果，在传统的武装反抗一概失败的教训下，文化的反抗应运而生：伊朗、菲律宾、波兰以及整个苏联直属集团的专制政权，都是在教会组织发动的文化战争下，宣告死亡的。而亚洲的苏联集团国家如大陆中国、北部朝鲜、印度支那三国，则因为缺乏文化战的组织〔教会〕与其对抗，专制制度迄今为止屹立不倒。这不是一个“良心问题”〔“欧洲人有良心，亚洲人没有良心”〕，而是一个如何发动文化战的问题。尽管是高级宗教及其组织启迪了人的良心〔教义〕，并缔造了文化战的组织〔教会〕。

从近代史看，不是战争引起了革命，而是革命引起了战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于中欧革命，即德国统一运动和斯拉夫人的独立运动互相角力，新兴的俾斯麦主义激化了欧洲列强的冲突，导致总体战的出现。尽管对现代中国这样东施效颦的国家来说，情况正好相反：每一次革命，都是由于对外战争的失败导致的，不论太平天国〔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英法联军〕、戊戌变法〔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八国联军〕、北伐战争〔凡尔赛和约〕、共产革命〔日本入侵〕，中国革命因此充满了“应急措施”和“变态反应”，仿佛一个行将淹死的人手足痉挛，是不言而喻的“超级总体战”。

“总体战”〔Total War〕的概念，原是德国名将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年〕提出的，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历任集团军参谋长、东线德军参谋长、德国最高统帅部军需长等职。一战后解除军职，从事政治和写作。《总体战》一书共七章，论述了“总体战的本质”、“民族团结精神是总体战的基础”、“经济与总体战”、“军队的兵力及其内涵”、“军队的编成及其使用”、“总体战的实施”、“统帅”等内容。其主要观点认为：

1，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战争扩展到参战国全部领土，卷入战争的人也由军队扩大到全体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和政治都应服从于民族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2，总体战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为此应当采取特别措施，控制新闻舆论工具，镇压泄露军情者和反战分子，利用一切手段进行精神动员，使军事教育具有种族特色，从而唤醒民族的战斗精神。

3，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平时经济也要战时化，粮食、服装、燃料等重要物资，平时就要大量储备，并应把银行置于中央权力下，力争战争物资自给，扩大军备工业，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4，军事行动要贯彻以下原则：协同、突然、迅猛。要陆、海、空三军协同，不宣而战，达成战略的突然性。要选定最危险的敌人为主攻目标，在决定性的地区投入最大的兵力，实施最沉重的打击。速战速决，而不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5，建立独裁式的战争指挥体制，以具备卓越的才能、坚强的品格、充沛的精力、敏锐的观察力等优良素质的人为统帅。由他来加强国民和军队“在种族基础上”的民族团结，考察与战争有关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战争全局等，并领导由陆、海、空军、宣传、军事技术、经济、政治领域里的奇才所组成的国防参谋部来贯彻其思想意志。

上述总体战的理论并不是从属于“纳粹主义”的，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总结；相反，倒可说纳粹主义不过是总体战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罢了，正如列宁主义自己才是帝国主义最高阶段──社会帝国主义的理论表达。所谓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就是一国首先建成极权主义。这是因为，现代世界是一个多国环境，而在多国环境中，每个国家又是根据自己的国际处境来调整内政的，正如个人是根据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要求，来调整自身的言行的。这就是所谓的国家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运行方式。不仅纳粹主义如此，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其实也是这种意义的“战国体制”。

近代史的“战争引起了革命”，正如在古代史的“饥荒引起了战争”：考察历史上多次游牧部落入侵定居民族的事件，不难发现其背后晃动着饥荒的阴影。是饥荒使得入侵者变得格外残忍嗜血，正如近代史上的内部革命使得对外战争变得格外残酷无情，所以刚刚发生过革命的国家，往往最具有侵略性。

比总体战更进一步的就是“兼并战争”。而所谓文化战，就是“排除了军事暴力或曰不以军事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兼并战争”。所谓兼并战争，就是不再以割地、赔款、建立从属关系为目的，而以彻底消除对方的存在、把对方变成自己的直属殖民地或自己的直属领土为目标的战争。兼并战争虽然并不打着“无条件投降”的旗号去激怒敌人，像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蠢行那样；但事实上却是真正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的。显然，同盟国那样做只是因为内部互不信任、各怀鬼胎，所以需要做出如此愚蠢的对外宣告来杜绝“单独媾和”的可能；但是，未来的全球政府却不需要这样愚蠢的行动，因为全球政府内部是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正因为全球政府具有这样统一意志，即将来到的将不是一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世界革命”，而是一场主权国家的临终弥撒，一场全球规模的兼并运动。

全球兼并不同于世界革命，它不是以民族国家、主权国家为出发点，而是以全球事务为出发点。在这场最终不可回避的文明汇集运动中，明显具有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背景，这虽然不同于传统生态危机的形式如战争、饥荒、暴虐、屠杀、水土流失、农田荒漠化，而具有新的生态危机的形式如能源枯竭、环境破坏、生物污染、恐怖威胁，但依然是现代条件下的生存挑战，并受到现代思潮的强烈腐蚀、现代技术的强烈推动，从而具有特别危险的爆炸性。

不论近代史的革命还是古代史的战乱，很明显都具有人口压力所造成的生存紧张和暴虐行为，人口效应不仅支配了中国历史，也推动着国际关系史，并将毫无疑问地塑造未来的全球史。在现代条件下，人口压力尽管以阶级清算和种族清洗的恶劣形式局部上演〔即在一些“革命国家内部”〕，但总的大决堤还不曾出现过……但可以预期，随着人口增长超过一百亿，这一压力迟早要导致一个终结，一个总的清算。

总体战并不是一个“完全现代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全面兼并战争即将到来的前奏。秦之所以能灭六国、一六合，就是因为它是战国各国中彻底实行了当时条件下的总体战的国家〔“战国”〕，或曰唯一行之有效的古代东亚地区的总体战国家。在相似的意义上，亚述在中东地区的横行霸道及斯巴达在希腊城邦的纵横驰骋也是得力于名符其实的总体战。总体战体制，并不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专利，也不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发明，相反，类似总体战国家〔战国〕的那种体制，是多数文明在其历史上都经历过的特殊时期，正如“文化蒙昧时期”、“宗教虔诚时期”、“理性启蒙时期”，也是多数文明在各自的历史上一一经历过的季节。

而秦以后的中国本部，就再也没有能力回到总体战中去，直到蒙古人入侵，代替中国人再行“统一列国”，虽然未能兼并中国文化圈内的日本，但其他列国几乎无所不包。其实按照学者们考证，秦国亦非中原文明，不行周礼，而且其种族上属于东夷〔或是羌人〕，文明上属于殷商〔或是西戎〕；很有可能像罗马人的祖先那样是从东方〔特洛伊〕逃亡到西方〔意大利〕的，反正区别于中原。秦的野蛮使它得以发动总体战，国家军营化的政策和体制，既能使它得以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平定六国，也导致了它本身的孤立、僵化和灭亡。秦以后，拒绝了总体战的中国，武力水平始终和它的国力很不相称，因为总体战为了军事斗争的胜利不惜一切代价，为了战争胜利可以消灭文化、把国家生活彻底军事化，于是总体战不得不意味着文明的僵局。军事上最强的国家在文化上往往并不具备相称的高雅，以前的德国如此，现在的美国亦开始走上同样的道路。“一心不可二用”对于一个民族或曰国家的生活也是适用的。

只有“文化战的总体战”才能在文治武功方面两全其美。因为“文化战的总体战”不是别的，是以强大的文明、无所不在的文化作为征服的利器，吸引而不是灭绝敌对阵营中的优秀人物，并以此吸引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新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以各地的优秀人物为点为线为网络，超越征服的时代，实现融合的文明。所以文化战的总体战不是掠夺性的霸道之战，而是拯救性的、保育性的王道之战。

新的总体战将以文化战的方式纵横世界。文化战的策略将是历史上最无所不用其极的，其目的也是全新的，且其发动者也是新人，带着最高的自觉自律从事战斗，直到获得历史的胜利裁判。从文化战的角度看，任何战争或力量的较量，其成败利钝、胜负输赢，在它们开始完全摊牌以前就已经注定了：战场的摊牌之前，牌早就发好了，甚至如何出牌也大致底定了；战场的较量不过是把命运的底蕴给展现出来，使瞎了眼的愚公们得以看见，使氓之蚩蚩可以获得一个鼓掌的机会。作为兼并战争，排除了军事暴力或曰不以军事暴力为主要手段，所以只能叫做“文化战”。在另一个更深的意义上，文化战作为“文明的兼并战”，不仅要以文明的方式来实施兼并，而且其目的是要兼并不同的文明，形成统一的世界秩序。

文化战作为文明的兼并战争，不仅要“灭人之国”、走向全球秩序的道路，而且要平定所有主权国家、统一不同的民族传统。这样就不可能不遭到现有主权国家和既得利益阶层的拼死抵抗。面对这一反抗，全球政府怎么能以“排除了军事暴力或曰不以军事暴力为主要手段”的方式，从事统一秩序的创立活动呢？这是考虑到，核子武器与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日益普及化，已经使得武力兼并成为“共同毁灭”的代词，即使为了人类的合作而不得不平定各个为非作歹的传统主权国家，也只能另觅超越传统战争的其他方法，来最低代价地实现全人类的统一。

与全球统一相比之下，两次世界大战基本上还是属于争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是殖民战争燃烧到欧洲本土的讽刺性局势；而不是以消灭主权国家为目标的兼并战争。也就是说，战争的双方挖空心思力图达到的，是如何扩大主权，而不是消灭主权。其结果只能是主权国家的扩张和全球秩序的恶化，而不是主权国家的萎缩和全球秩序的创立。正因为进攻的一方还没有准备好以兼并对方为唯一目的，所以两次世界大战本质上只能是毫无结果的互相屠杀，尤其是就“德奥同盟国”对“协约国”〔一战〕和“德意日轴心国”对“同盟国”〔二战〕的关系而言。至于二战中日本对中国的关系、德国对东欧的关系，则有所不同，前一组〔日、德〕企图兼并后一组〔中、俄〕，但不是对等地兼并，而是把对方当作殖民地来处理，因此其战争的方式也就特别原始、残酷。当时中国正处在传统国家解体、现代国家萌芽的混乱时期，所以日本并不把中国视为对等国家，而是想乘机变中国为其“美洲殖民地”，所以日本人对待中国的残酷程度，就像欧洲人对待美洲人和澳洲人一样。同样，俄国在经历布尔维什克革命之后，国家解体、秩序大乱，德国也不把苏联当作正常国家来对待，就采取极端原始的“非洲政策”来虐待东欧人民，拒绝履行日内瓦公约，犹如欧洲白人在非洲和美洲虐杀黑人和黄种人那样残暴不仁。

文化战则不然，其主体不是霸权国家，而是全球政府，其客体不是敌对的主权国家，而是一切主权国家。全球政府的创立：国际融合集团使用暗渡陈仓的方式，进驻某个足够强大的主权国家，改变其性质，化其为统一全球的杠杆。这个采取统一政策的主权国家自身，其实就是第一个遭到“平定”的对象。就像罗马帝国那样，寄生、蛀空、颠覆、替代了罗马共和国；或像西楚霸王那样颠覆了秦朝、汉朝又取代了西楚霸王，从而最终完成了类似罗马帝国进驻罗马共和国那样的“非国家过程”，这就是“彻底的国际融合集团”〔汉朝和罗马帝国〕对于“不彻底的国际融合集团”〔秦朝和罗马共和国〕的取代。

以伊拉克战争为反面例子：美国之所以在迅速而顺利占领伊拉克〔2003年夏天〕之后，逐渐陷入了游击战的泥沼，到2004年初已经到了危机四伏的地步，基本不是萨达姆残余势力的抵抗和国际恐怖组织的渗透所致，不是反恐战争不可行或全球秩序无法建立；而是由于美国的国内制度妨碍美国发挥自己的力量，使得这位巨人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简单说，美国政府是民选的，因此受制于美国的选民，这样当美国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例如伊拉克的国家利益冲突时，美国的政策就不得不损害其它国家例如伊拉克的利益来满足美国利益，试问这样的占领能不激起伊拉克人的日渐敌对以致群起攻之？这样的“占领”，比满洲人对中国的“入主”还要难以为继。因为入主者和当地人的冲突还比较容易日渐淡化，但占领者和当地人的冲突则可能越演越烈。这也是日本和苏联虽然成功地占领了中国，但最终不能有效同化中国的原因所在。

由此我们知道：要有效建立全球秩序，必须摆脱“为本国选民服务”的狭隘利己的主权国家的排他观念，而义无反顾地面向“为全球秩序服务”。这就要求改造一国至上的代议体制，转变主导政体；摆脱主权国家的限制，转向全球政府的责任。

二，文化战的最古范本和最新动向 

2. The oldest model and newest change of cultural war

文化战的主体是全球政府，文化战的客体是各个主权国；因此，文化战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别的主权国家的侵略行为，而是唯一全球政府对所有主权国家的讨伐行动，当然其中也包括全球政府所在地的那个主权国家……其方式即上面所说“摆脱为本国选民服务”的狭隘利己的主权国家的排他观念，而义无反顾地面向“为全球秩序服务”。全球政府不是要对所在地国家负责，而是要对所有国家同样负责，毫无偏袒。既然全球政府不以所谓“国家利益”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不受某国大选结果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长期方针，它才可能有效执行“平定主权国家”的使命。总之，平定主权国家的除暴安良，不是常规战争和恐怖袭击，不是出自反恐战争和国家利益，而是“克己复礼”、整合全球的文化战。

克己，就是平定各个主权国家，消除禽兽言行与横征暴敛；复礼，就是创立全球政府，建设礼制向心的世界秩序。“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此语一出，天下合一。《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就“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作为文化战的征服战略而言，《孟子》还有很好的诠释：

“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篚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孟子·滕文公下》〕

这是一个经典故事：黄河下游有个部落叫商，传说商的祖先是契〔音xiè〕。在尧舜时期，和禹一起治理大洪水。相传夏王统治了四百多年，到了公元前十六世纪，末代夏王桀是暴君，商的首领成汤决心灭夏。他的战略如下：

派人质问相邻部落的首领葛伯，为何不按时祭祀？葛伯回答：“我们穷，没有牲口作祭品。” 汤送了一批牛羊给葛伯作祭品。葛伯把牛羊杀掉吃了，仍不祭祀。汤又派人去责问，葛伯说：“我没有粮食，拿什么来祭祀？”汤又派人帮葛伯耕田，还派人送酒送饭，在半路上，葛伯把酒饭抢走，还杀了一个送饭的小孩。葛伯这样做，激起了大家的公愤。汤以此进行动员，出兵灭葛。接着他连续攻占附近几个部落，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但夏桀却毫无警觉。接下来，商汤停止向夏桀进贡，夏桀大怒，命令九夷〔商属于夷族〕发兵进攻商汤。商汤看到夷族还服从夏桀，立刻向夏桀请罪，恢复了进贡。过了一年，九夷中一些部落逐渐叛离夏朝，汤才决定进攻。汤发布告示《汤誓》宣称：“不是我要叛乱，而是国王作恶多端，神的意旨要我消灭他，我是听从天命！”接着他用赏罚的条例激励士气，终于征服了夏，使商成为王朝。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践“人权高于主权”〔Human right above sovereign〕的范例。

用战国的眼光看，商汤哪里是行仁义呢？几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寻找借口干预内政”，以便颠覆葛国政权。而孟子所批判的梁惠王，正是以典型的战国思路来考虑问题的，所以“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尽心下》〕当弟子公孙丑追问为什么的时候，孟子答说：“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显然，孟子已经超越了时代，他完全忽略不计，战国时代的原则是土地比人命更值钱，为了“保家卫国”可以牺牲千万人命。林“副主席”所谓“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就是指此而说的。但讲究仁义的孟子则完全不同，他甚至从“春秋无义战”的角度怀疑《书经·武成》篇里有关武王伐纣时战况激烈、“血流漂杵”的古史记载，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而无视仁义道德经常是作为胜利者的宣传而载入史册的。

在我们看来，不论真实的历史到底如何，孟子所诠释的历史已经成为文化征服者的范本：“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而在汉朝成书的《伪古文尚书》《商书·仲虺之诰》则据此发展为一种更为系统的政治哲学：

 “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其精髓在“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一节的谋略，这个谋略简单说就是“锄暴安良”，与“远交近攻”相似，两千年来已经化为中国社会的日常智慧，然其下流者则因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竟与“欺软怕硬”、“墙倒众人推”等小人伎俩合流，成为最坏的“国术”〔中国权术〕。由此可见“过犹不及”的重要性。

《仲虺之诰》上的“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是对权力中枢的警告；而“殖有礼，覆昏暴”则是权力中枢的功能；“表正万邦，缵禹旧服”更是表彰礼制的天下统治。当然，对于全球规模的政府来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征服策略还要加上新的通讯方式与新的控制论系统，配套之后方能行于世界。“第三次浪潮”也就是后期工业化，必定赋予文化战以新的面貌。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普遍使用，使“第三次浪潮”看起来有所不同，其实呢，那不过是工业化的完成阶段的特点，也就是说第三次浪潮其实是第二次浪潮的一个浪花，这一点从所谓“第四次浪潮就是太空移民”之类的喧嚣中，可以一目了然。所谓工业化，其实是为了克服“地理大发现─全球大交往”所造成的空间障碍而出现的技术革命；而工业化本身的逻辑发展又使得殖民主义不得不转向全球意识、主权国家不得不转向全球政府、传统战争不得不转向文化战。而这场“逻辑发展”的后果又不得不波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样一来决定文明前途的“新文化之战”就在所不免了，而在正式的文化战登场之前，还有预演和预兆，以显示其具体形态。

例如二十一世纪世界，电脑网络已经无处不在，成为工作与生活的必需品。而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职位的争夺中，网络开始发挥威力，造势、筹款，各路参选人纷纷运用，竞选班子对网络资源的灵活运用，为美国的政治选战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范例。2004年3月在波士顿召开了“草根组织的技术应用”研讨会，“DeanVolunteers.org”网站的发起人杰西·高登〔Jesse Gordon〕向与会的非赢利组织介绍了他们如何运用网络这一新兴技术工具来推动竞选活动的成功经验。他说，仅用电脑网络传播竞选材料和网上筹款，还够不上“网络选战”〔Cyber─campaign〕。成功的网络选战应是内容与形式、战略与战术的有机结合。

电脑网络效率高而成本低，但不能仅将它的作用局限在信息载体方面，而应通过网站、电子邮件、网上集会等各种手段加以综合运用，针对不同目标的人群来达到最佳效果。概括的说，网络选战针对三类不同的目标群体要达到以下三种不同的效果：

1，帮助首次接触选举信息的选民了解选举的基本情况。

2，说服已经了解基本情况的选民接受己方倡导的观点。

3，动员已经接受己方观点的人出力出钱支持选举。

按照这些策略，一些竞选策划者以政治活动经验和对电脑网络的把握，展开了“网民皆兵”的全方位网络选战。介绍竞选纲领的网站，从网站的设计到信息的排放，无不体现了策划者们的思虑，使得访问者读完相关网页后更愿捐款，或采取其它行动予以支持，甚至网站本身也是通过众多的志愿者来从事更新与维护，另有一批志愿者审阅文章，以免发生错误。

支持者们把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选民用电脑网络这一“虚拟平台”一网打尽，招降纳叛，发展队伍。例如，他们利用“Meetup.com”这个社交网站来促成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网民只要在网上输入自己的电子邮箱，就可以得到聚会通知，并在网上投票选择聚会的地点，聚会完毕还可以上网察看聚会照片。美国的“Meetup”种类繁多，有按照兴趣爱好分类的约会，还有按照工作需要进行的研讨会，一些餐馆、酒吧更在其中推波助澜，把自己的链接加到“Meetup”网站上招揽生意。选战活动者利用它来召集动员大会、交流竞选材料、策划竞选活动，并卷入更多的支持者。与简单的网上推销相比，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增进了人的凝聚力，并强化了关注与投入。据统计，参加过“Meetup”活动的人，过半数捐款资助了竞选活动。而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还为竞选班子发现了众多具有组织能力和地区影响力的人才。电脑网络的最大优势是能以最小的成本，在第一时间对各种目标群体施加长期影响。以捐款为例，习惯网上信用卡付帐购物的人，很方便就能通过鼠标的点击来向候选人捐钱，节省时间，积少成多。竞选团队所采用的电脑网络选战攻略，影响深远。反对布什的自由派组织“向前进”〔MoveOn.org〕日前发起了一项全国性的“点子”征集工作，收到了来自全国各个阶层的很多批评布什的“最有创意、清晰，能够被人记住”的三十秒钟广告短片，并放在网络上广为传阅。布什则在网上播出了一则指责对手与特殊利益集团勾结的广告，该广告被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超过六百万的布什支持者，与耗资巨大的电视广告相比，网络广告不但节省了费用，而且更有针对性。随着选战的激烈，双方阵营都利用电脑网络最大限度地愚弄选民，丑化对手。可说今后的选举，将会是“无网而不胜”的选举。〔参见王昕《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网络奇兵》〕

如上所述，网络选战已经不限于宣传战，而成为介于宣传战和全方位的文化战之间的某种东西，随着全球文明的深入发展，全方位的文化战的轮廓及其各种细节，会逐渐清晰起来，并笼罩世界。

三，文化战与军事战的区别 

3.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al and military warfare

文化战与军事战的区别，贯穿在行动的三个方面：

1，动机；2，动力；3，目标。

1，就动机而言，文化战的动机不是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对征服的渴望、对统治权的要求。文化战的动机也不是单纯地排斥以上几点欲求或根本未考虑、根本没有以上的欲求。恰恰相反，文化战的动机比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的动机，层次更高，因而前者也就必然地建立在后三者的基础之上。注意：文化战不是“意识形态战争”，不是“宣传战”，不是为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提供的借口、烟幕弹或“强盗逻辑”。因为文化战的动机不是出于国家利益──而是要取缔主权国家，结束哥伦布以来的主权国家横行霸道的国际无政府时代。支配文化战的动机不是生存欲望及权力愿望，而是人性动力金字塔中最高的一层：“道德情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道德情操，在生存欲望及权力愿望之上，使人区别于并高出于动物。同理，全球政府在民族社区和主权国家之上，使文明人区别于并高出于野蛮人，使文化战区别于并高出于传统战争。换言之，道德情操作为生存欲望及权力愿望之完善；全球政府作为民族社区和主权国家之完善；文化战作为传统战争之完善──将构成全球历史的真正开始。

2，就动力而言，文化战是出自整合全球秩序、全球文明的需要，而传统战争则是出于国家利益的纷争与攘夺。文化战之与传统战争之间具有动机动力方面的差异，并排斥传统战争及其暴虐手段，文化战因此是对传统战争的完成也是对传统战争的终结。文化战否定及阻挠传统性战争，犹如成年人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胡闹进行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是从那些胡闹一脉相承下来，但这不完全只是表现形式的变化，而是经过逻辑发展的变化。文化战的动机动力，来自全球文明的一体化压力，所有的国家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都围绕这个压力，视其能否促进全球一体化，来获得自己的位置。在全球一体化的面前，这些分散的利益只能被列为全球文明的辅助力量和次要考虑。而全球文明作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结果，是全球仁者对历史哲学的感悟。这一感悟结合了理性思考并满足了神秘需要，它创造的“新型礼教”，就是新文明的枢纽及基础，并体现了新的人际关系：“仁”。

3，就目标而言，文化战不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圣经》语〕，而是主权国家与国际冲突的双重终结。文化战的这一特性，使它本质上不是防御性或掠夺性的，而是进攻性或赐予性的，其最终结果是要建立全球和平：是更大规模的罗马式和平、汉朝式长治久安。相形之下，美国的反恐战争，显然还是立足于主权国家自身的国家利益，表面是进攻，其实是防御，既然防御多而进攻少，结果是事倍功半，很可能功败垂成。

美国总统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2004年4月8日向“九一一独立调查组”公开作证前，英国《独立报》4月2日披露，曾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的一名女翻译说她已经接受该调查委员会的质询，并证明在“九一一袭击事件”发生前数月，美国的很多高官就已经知道盖达组织（基地组织）计划用飞机袭击美国本土。而赖斯3月22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指出布什政府一直致力打击盖达组织，赖斯还表示，“我们事前没有获得有关恐怖分子准备使用飞机袭击美国本土的情报。”这位女翻译就此指责赖斯“可耻地撒谎”：“赖斯使用了‘我们’，而不是‘我’，那就包括所有的人在内，其中包括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我要说那是不可能的”。曾经担任布什反恐高级顾问的克拉克在此之前一个星期说，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前，布什没有重视恐怖主义袭击，反恐不力。华盛顿邮报也在4月1日报导说，赖斯原定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的当天，发表一次重要演讲，但其中内容却是主张加强导弹防御，认为美国的主要威胁来自远程导弹，而非恐怖袭击。结果这一演讲因当天发生恐怖袭击而被迫取消。从文化战的角度看，不论布什政府对“九一一”恐怖袭击的成功实施到底负有多大的直接责任，其没有能够积极主动地预防却是显而易见的。

下则报道更是凸显了被国内政治所支配的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被动处境：2004年3月31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西的法鲁贾市，四名美国雇员遭到伏击枪杀，其座车被焚毁之后，烧焦的尸体被武装分子和当地人拖着在街上示众，有的尸体还被挂在大桥上。美国媒体指出，这一最新事态发展将使白宫在伊战后重建问题上的乐观情绪受到打击。不过美国表示，绝不从伊拉克撤军。美军将领4月1日宣称要对凶手发动“压倒一切的报复”，而法鲁贾城内的民众则说他们将坚决抵抗。分析家指出，这次美国人遇害事件的情景，和1993年美军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那次失败的“黑鹰坠落”行动中的遭遇惊人地相似，同样都是以美国公民的尸体惨遭蹂躏来作为打击民主政治的心理武器。因此，如果在美国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中播出同样恐怖的画面，那布什政府的处境就将非常糟糕，甚至有可能像当年克林顿政府被迫从索马里仓促撤军一样，迟早从伊拉克狼狈撤退。为了不让美国人看到四人尸体的惨状，麦克莱伦希望媒体“高抬贵手”。在政府的要求下，美国各家媒体在报道这一惨剧时，都提醒观众，新闻场面“非常恶心”，“儿童不宜”，很多出现尸体的画面都经过了处理。与此同时，布什在总统大选中的民主党对手、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克里则在3月31日的惨剧发生后谴责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失败，让身处伊拉克的美国人成为敌人的靶子。

与美国的现状不同，文化战的主导者将不会受到“国内政治”的摆布而影响自己的全球使命。他们既不会被寻找战争借口所困扰，也不会在战争中缩手缩脚，更不会因为如何寻找结束战争的方式而苦恼。文化战，就其动机、动力、目标而言，是充满攻击性、渗透性和前瞻性的。它有效调动人间事务的三大组成部分：人、物、目标，来服务于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不是服务于坐享其成的选民。在这三方面，文化战的参与者〔人〕、他所动员的力量〔物〕、他所创造的局面〔目标〕，都将是新颖的、不以商业价值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就目标而言，文化战不是以掠夺其它国家为目标或自称“帮助”其它国家但其实进行侵略的战争，而是以平定所有主权国家并创立全球政府为目标的创造性的战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二章〕是其指导方针；文化战的发动者，是全球的仁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邪！”〔同上七十七章〕需要注意的是，文化战将创造一种崭新的“关系”，既包括内部关系也包括外部关系，不仅有“社会交往”的层面，也有“自我意识”的层面，还有“人与自然”的层面：建立生态平衡的世界秩序。用汉朝人的概念，那叫“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仲虺之诰》〕“关系”是一个无形但却无远弗届的东西，文化战所创造的全新关系将开创全球历史的全新格局。

“新文化战”也可以叫做“文明结构的定形战役”，也就是为在全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文明结构、全盘的范型和模式，而战。为达到全球范围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战。这也许可被讥评为“文化创造力量的衰颓”，可是除此之外又有什么更好的“止戈”之法呢？如果说，除了互相屠杀和整体的崩溃外，只有社会定形并文明僵化的道路可走，那么就暂时定型并暂时僵化一下吧！这毕竟还能给疲于奔命的焦渴大众带来一个休息和重新积聚生命力量的喘息时间……面对全球规模的文明定型，以往的历史可以借鉴，那就是曾经周期性发生，并将继续周期性出现的，作为“汉文帝长治久安的普天同庆”，作为“罗马和平下的奥古斯都的黄金时代”。 

由于“新文化战”具有“人权高于主权”〔Human right above sovereign〕的“平定方国”的性质，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它可能成为文化创造力量的杀手，毕竟，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在欧洲所发挥的突出的文化成就，正是和它的突出的分裂状态完全一致的，并且完全可能是1648年结束的三十年战争造成的德国政治分裂，造成了德国接下来的文化成就；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也表现出同样的“因果关系”：分裂时代是文化生长的时代，而统一时代则是文化没落的开始。在这种意义上，文化战的推动力量甚至会被不解历史曲线的大众知识分子、历史荒野的游民，视为破坏性十足的野蛮行为。新文化战这时确可被看作“文明的防腐剂”，这种防腐剂具有双重性：一面阻止病毒感染，另面也扼杀自身免疫。这难以豁免其一，正如鱼和熊掌不可得兼，面对这样的无奈，人们只能接受命运的裁决。凡是来临了的，就是自然而然的。预测未来是基于现在，但想左右未来则不可能，因为人们的努力并不能全然超越自己，因而也无从“代神立言”。人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明了自己的处境，到底位于文明坐标上的哪一时空？据此确定自己是走向一个更为开放的时代还是一个更为封闭的时代？未来是更为松动还是更为紧张？生活是更为放纵还是更为抑制？因为文明的扩张也像生命的其他运动，从来在一紧一松里前进，无论趋于封闭或趋于开放，都可以被视为一个积极的发展：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新文化战”将打破人为的分割，在混一宇内的运动中将没有种族、国家、民族、阶级甚至各类专业集团的互相分割构陷的战线，每一个自觉参战的人都将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战场，在他的活动领域的周边形成一道活动的战线。新文化战，将比最高超的革命颠覆战更有颠覆性，配以各色新型的战术武器，指导战术武器的战略布局，渗透到每一个社会细胞里。它把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全球政府的现实结合起来：用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来促进全球政府的实现；用全球政府的现实来维护无政府主义的理想。

文化战的动力，以心理性为主而不以物理性为主，文化战不是对衣食匮乏的反应，而是对秩序整合的反应，是抵御心灵空虚的良药。新文化战所要建立的全球结构，不是直接维持人民生计的，而是通过整合秩序来保护生命的温床。为此需要持续的保合太和，以延续未来文明的生命泉……一小批人数上微不足道的人，在整个世界人心崩溃和道德冷漠中站立起来，结成强韧的精神纽带，他们不必区分肤色、种族、国籍、社会阶层级甚至文化教养，由世界各个角落汇集而来，通过高级磋商，然后分布到全球各处的关键点，像耶稣会的传教者那样，发动一场“世界规模的综合政变”。作为开端，它将不断深化直到全球结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一种由最有才具、智慧、决断能力且极富专业技能的战略战术专家所组成的并具有世界规模、在世界各处“要害部门”获有控制权的深谋远虑者所罗网的突击队：这就是新文化战的基本力量，国际融合集团。他们通过“最小阻力的战略战术”来行事，为全球政府打下最大功效的基础。他们信奉原则，在今日的人们无法想象的艰难中，坚持到时来运转……从本质上说，他们不需要“群众运动”，他们只需要“运动群众”，为此，他们炼出致命的诱惑、披靡时尚的利器，以各个击破生物惰性对文明事业的顽梗抗拒……

四，天下文明超越国际主义 

4. Global civilization beyond internationalism

战国时代处在大规模兼并战争的前夕，因此流行国际主义。在文化战看来，人们曾经崇尚的国际主义，不过是遮掩国与国之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围裙罢了。“国际主义”这个名字甚至就是可笑的。既然要以“国”为主位，又何必奉上“国际”的招贴呢？既然要宣扬“国际”主义，又何必要保持“国”的本位性呢？如果仅仅把“国际主义”视为一种沟通国与国之间利益或感情的渠道呢？那么“主义”又从何而来呢？由此可见，所谓“国际主义”无非是一种宣传及意识形态，根本不能行之有效，更不是深谋远虑，怎能支配未来？果不其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即使联合国这个国际主义的玩偶，这块五颜六色的围裙，业已开始破损不堪，露出其无法弥补的空洞……

如果问国际主义招贴的最后一角是什么时候掉下来的，我想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不久。冷战的结束使得二十世纪的“结盟交战”也随之终结，国际主义这个为结盟交战服务的招贴，突然之间变得无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际主义还有市场吗？今天的人们精神多么空虚，创造性多么贫乏，除了直接的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外已经一无所有──“我穷得只剩下了钱。”这种经济动物若不经过强烈的电击以治疗其神经单一病和肢体麻木症，社会的板结、文明的僵化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国际”恐怖主义兴起了，好像是对于此前风行的国际主义的一个绝妙讽刺。

超越主权国家的人们，则不知“国际主义”为何物，太阳已经升起，蜡烛岂不多余？国际主义的宣传作为主权国家横征暴敛的烟幕，应该收场了。在天下文明的眼界下，那喧嚣一时的声响所激起的不过是历史风烟中的些微尘埃，岂足以奠定全球秩序的基础？另方面，也许在那些曾经拥有世界帝国传统的文明边缘地带，才能产生一种不被民族偏见和国家意识的狭隘性及其“国际主义”所限制的宇宙型人物，才能产生一种具有“天下感觉”的“历史无业者”。无业者则无界，不受疆域的限制，他的“天下”决不是英伦帝国、苏俄联盟、北美联邦这类的“殖民帝国”的同义语；而是像埃及、巴比伦、罗马、印度五河、中原王畿那样的“统一世界”，所以埃及虽小，在文明意义上也可算得小型的“天下”。

宇宙型人物，在上述“天下型文明”的统一世界的历史上，至少产生过两打，可是在迄今为止的日本和欧美一类的“区域型国家”的殖民帝国的历史上，却从未产生过一个。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这种人物只有在“天下文明的内战烽火”中，方能诞生。各种规模的蕞尔小邦即区域性国家，从日本列岛到大英帝国，纵使发生剧烈内战也无缘得见沟通天地人的宇宙英才。但“天下文明”的内战却大为不同，足以重新奠定人类的命运、文明的前途。对“天下文明”来说，内战或与内战密不可分的“征讨”，是唯一的合理战争。这不是对等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天下文明对区域国家的屡征弗庭：“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天下国家的内战，是真正的世界大战，而不是主权国家的争霸战──这种战争给予文明史的影响，是主权国家梦想不到的气吞八荒。

对天下文明的争夺，比民族国家和区域国家之间的主权争霸战，更为残酷而彻底：这是因为人们已失去了对民族国家的责任心，爱国心也无所依附了，在一视同仁的利欲薰心下，一种超地域的英雄─暴君就会兴起：如项羽一样无畏、刘邦一样无耻。这种人不会顾惜损失，不像民族国家、区域国家中兴起的人物，毕竟受到爱国心及道德传统的约束而有所顾忌。他们只要“彼可取而代也”〔项羽语录〕、“大丈夫当如是也”〔刘邦语录〕以及等而下之的“苟富贵，毋相忘”〔陈胜语录〕。由于民族国家、区域国家里贵族传统的沦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语录〕的无产阶级思想迟早会兴起并流行。而在贵族意识看来，无产阶级思想就是“无赖思想”，正如资产阶级思想就是“铜臭思想”。

人们常说，长期的和平不利于人类进步，那么稳固的天下秩序也许有害于人类精神？无奈在全球文明的历史已经席卷大部分人的此时此刻，天下国家的罗马式或汉朝式和平，却是不可避免，尽管其展开下来究竟是祸是福，只有天晓得了。和罗马帝国先后兴起的是秦汉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同时兴起的是唐宋帝国，和英、俄同时兴起的是明清帝国。够了，现在世界应该结束“各自为政”的时代了！现在需要的是：全球文明的统一秩序。就本身的“绝对值”来说，活动在天下文明里，显然要比活动在民族国家里，价值百倍。因为前者是个“世界舞台”，可以产生恺撒和秦始皇那样的货色，而后者不过是乡下，只能产生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那样的东西。一块大得多的土地，生出大得多的硕果，是十分自然的！在全球文明的社会运动中产生的人物，优胜者必定要超越了民族偏见与地方国家的意识之后，方能整合全局，因为一种民族偏见及地方国家的意识必会引起另一民族偏见与地方国家意识的反抗，其结果无非是全球文明的分裂和内乱。

尝以政治言之，民族或种族的、区域的或国家的统治，必定不如一个超越民族或种族的融合集团、一个超越地方的或国家的中央朝廷的统治，来得长治久安。因为一个超越了民族或种族界限的融合集团、一个超越了地方的或国家的中央朝廷，作为“天命器皿”是囊括了一切人才而不分种族、民族、区域、国家的界限，这样它在所有的种族、民族、区域、国家中，皆有牢固的社会基础，自然立于不败之地。而民族至上、种族至上、区域至上、国家至上的统治，必将引起另一种族、民族、区域、国家中的佼佼者，率众而反抗。从全球历史、天下文明的角度看，国家与民族的衰亡，并非由于战败。两大强国经由剧烈战争两败俱伤，或其一被另方的纯粹军事优势所压倒，并非不可恢复。倒是一些更为深刻的内部原因，决定此族此国的兴衰，决定它在战败之后是迅速复原，还是加速灭亡。当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起，却必然导致战争或不得不通过战争来表现。“和平崛起”的宣传是不切实际的，只要是崛起，必定打破现有平衡，因此和平崛起的后果依然是战争，那么“和平崛起”岂不成了短命的咒语？

不经一战，世界不会承认崛起者的新近获得的势力范围；不经一战，崛起者不可能取得与他的实力互相匹配的权利；不经一战，无以达到“崛起者的兴奋高潮”，而不落实那些一直鼓舞他崛起的强力刺激，他就无法终止高潮，达到幸福的满足状态。既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起，必须通过某种战胜的仪式来予以认可，那么导致战争及权利之再分配以达到新的均势，就势在难免了。没有战胜与外扩，国家民族的兴起诚然无从吸取养料、发扬光大；所以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看来，侵略是天经地义的：没有战胜及侵略，社会就像缺乏激素似地生长维艰，因为侵略就是侵入并经略，是拓展事业；不但激励精神动能，而且聚敛物质基础。不仅古代文明如此，现代文明亦不能免俗，兴起得越迅猛的，就越需要借助于向外侵略扩张、搜刮它国财富。

未来的世界，极需组织性、结构性，以容纳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提供文明据以继续生长的保障，这当然不可能通过原始的武力征服来实现。原始武力的任务仅在于“止戈”，除此而外，穷兵黩武不仅不为王者所取，且正是衰亡的预兆。于是这样新型的扩张才是真正的总体战：超越古今总体战的军国主义阶段，而进入文明建政的核心地带；结束战国时代，不再以军事手段追求胜利。文化战的总体战，是整个社会形态的争雄，文明模式的汰旧换新。文化战的总体战是文明难题的总解决，一切方法并行不悖地展开，其争战的目标不在于统治的权力，而在于统治的方式！它不是为了达到经济利润、军事蹂躏、政治控制的卑微目的，而是为了实现文化的高级趣味。文化战的主体因此不是商人，不是军队或政治集团甚至不是个别国家或国家联盟；文化战的主体是哲学家─文化人─专家的联合体，即一个崭新的文化温床。这群人将被称为“君子”，他们的首领将是天命的王者，审时度势、冷静英勇，其精神力量可以感应天地。他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发动出击，其手段，多方动员，技术战、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外交战、心理战……而不必固执一端。新的人间关系代替过时的人间关系……在战争前夜，新文化已经组建完成了，而战争行为不过揭晓命运的底牌罢了。这就是文化战之“决战于战前”的关键所在。

五，防止大规模侵战的锁钥 

5. The key to prevention of large scale invasions

全球历史和天下文明不能同意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侵略黩武倾向，相反要把“武德”也就是“止戈”〔止戈两字合为武〕视为文明的最高境界。世界和平，不是一国对他国的优势，不是秦国对六国的征服、罗马共和国对各国的毁灭，而是类似于汉朝取代秦国、罗马帝国取代罗马共和国，是所有国家屈服于全球历史、天下文明的“全范围的整合与管制”。

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基础是什么？是民族偏见和国家意识鼓动起来的群众运动。防止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锁钥是什么？是天下范围的择优制度与等差秩序──这将击溃民族社区主权国家对人类的分割与奴役、离间与毒害，它宣告，统一的全球秩序要全局统筹，才能有所发展，强制性的“社会平等”与民族国家的分割分赃，后果就是停滞与腐败。

回溯一下，择优的等差制度之崩溃，对外部构成了一致的侵略，对内部构成了共同的破坏，不仅导致双方物质生活的浪费，而且导致自身精神生活的毒化。等差制度的瓦解，促成普遍的国际冲突，社会内部丧失了制约力，结果社会边际洪水泛滥，战国时代越演越烈。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造成文明生命的解构，病态的癫痫同时席卷不同形态的社会，纳粹党和共产党斗争，共产党和自由派斗争，同样激烈，各自都有充分的“群众基础”。但群众到底需要什么？仅仅需要痉挛？一个有结构的社会，并非“全盘皆动”，而是“首尾相顾”；但结构解体的社会如现代中国就不同了，群众在千百年的社会沉睡之后，终于开始发作，而在历时百年之久的躁动之后〔例如在中国〕，又奇迹般地恢复了麻木不仁的状态，这里的原委不是很容易说清楚的。群众运动造成的不是“民主制度”，就是“暴民政治”，但在蛮族入侵摧毁了中国社会的原有等差的基础上，近代中国无法进入“民主制度”，只能进入“暴民政治”，从军阀混战到党阀专政。确实，“暴民政治”作为文明的“掘墓人”，被卡尔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在这种意义上，用“民主”之名来美化暴民政治，就是二十世纪极权政治的最大特点。

群众运动的兴起所具有的两面性，使得“真正的群众运动”，有时比独裁者设计的“运动群众”，更为盲目，通常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更大损坏。且独裁者的“运动群众”常是“真正的群众运动”的后果，即，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即社会无序状态，导致了下层社会独裁者的趁机崛起。因为群众运动隐含着社会结构尤其是上层社会已经毁坏的危机。悲观者认为：群众运动犹如秋风，是文明衰落的可靠标志，不仅是一时的灾难，且是“末日”和“劫数”的来临。而乐观者则认为：群众运动犹如“蛮族入侵”和“民族迁徙”，也包含着新的希望、可能性、弹力。反对与赞同群众运动的态度，都说明群众运动兴起于社会指导力量的瘫痪，文化阶层已经无法“以身作则”，只能听凭反文化集团“以身做贼”了。而以身做贼者，用强制手段来“维持秩序”的结果，只能造成革命暴乱的进一步蔓延。例如，共产党的同路人1957年运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理论向共产党发难，迫使共产党撕下面具、从此理论脱离实际，否则就无法统治下去。相反，全球政府的基础、枢纽、核心，也就是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只能在全球一体化的前提之下建立和培育的，而不可能在一国之内。

群众规模上的“东方人的奴性”，作为“黔首”、“蓝蚂蚁”、“人海战术的肉弹”虽然卑贱，但在重建全球文明的意义上也许是一笔珍贵的财富，这种奴性的含义虽然不注重开拓却注重服从，不注重创造却注重收获，仿佛一种“秋天的美德”，一片金黄色的稻浪即将送进阴暗的仓库。这就是“奥斯威辛”、“古拉格”、“青海农场”。它在历史的下一回合中，注定了要以更大规模如全球规模来淹没宇内？消灭一切贵族事物包括美国式的平民骄傲与平民自律这样的贵族事物的最后残余？那时，全球秩序的坚实基础，蕴藏在广袤的农村，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中，在它那密密麻麻、无动于衷的东方化的黔首之海里。这股云气从哪里升起，哪里就是文明的黑洞，它的张力弥漫整个文明世界。这意味着，全球一体化实现后，文明的希望就不在“块状的城市”，而逐步辐射到生态环境毁坏较少的“网状地带”，已被窒息的“农村”将逐渐恢复活力，就像欧洲中世纪那样休生养息。尽管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而不是过程后，城市还是要执天下之牛耳。

“大约在公元前第二千年代的中叶，爱琴海上有两个对立的世界。一个是迈锡尼世界，它在黑暗中摸索，怀着巨大的希望，沉醉于功绩和灾难，静静地向自己的未来成熟。另一个是克里特的米诺斯世界，它是愉快而满足的，舒适地安身于一种古文化的宝藏中，优美、光辉，把它的所有重大问题都远远抛在身后。我们永远不会真正理解这种今天正在成为研究兴趣的中心的现象，除非我们重视那区分两种心灵的深刻的对立。当时的人事实上已经深刻地感到这种对立，但并不‘认识’这种对立。我在面前看到了泰麟兹和迈锡尼的居民面对那达不到的诺萨斯的生活精神所表现出来的谦逊，看到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诺萨斯人对于小首领们及其随从的蔑视，看到了健康的野蛮人的秘密的优越感，如同日耳曼军人在年长的罗马贵人面前的优越感一样。我们怎能够知道这种情形呢？两种文化中的人好几次彼此面面相觑。我们知道不只一种‘中介文化’〔Inter─Culture〕，在其中人类心灵的某些重要的倾向自行显示出来了。”〔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城市的心灵”〕 

“文化融合”是文明辐射的捷径：技术的传播可以是和平的、渐进的，因为它主要涉及器物层面；但精神的传播则经常带来激情的冲突，因为它涉及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历史上影响最深远持久的征服不是军事征服而是文化征服。甚至政治的征服若不继之以文化征服的成功，也不能“垂之万世”。我们面前的一个事例是：1949年毛泽东击败蒋介石，控制整个中国大陆；但是三十年以后他的党徒们却把蒋介石逃亡台湾后逐渐确立的治国模式甚至社会文化逐渐地但是相当全面地搬到中国大陆。那么请问，到底是毛泽东在政治上击败了蒋介石，还是蒋介石在文化上击败了毛泽东？

一切征服的最终形态，就是改变文明的形态，进而改变种族的构成。而文化征服的第一步，就是摧毁异己的文化，通过盘剥和吸收它而进到第二步，即展开自己的文化：不仅在空间上充分扩张，且在时间上发展到极致。

对于一个注定负有世界历史规模的艰难职责的融合集团来说，“奴性”也许不仅仅是一种劣根性。对于内部，“奴性”可构成有效团结与秩序的基础；对于外部，“奴性”或可演化出“团队精神”，并含有巨大的威慑力。群众不可能服从优生的科学，但却因为恐惧强力而服从权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随他们自己的意愿去，不要企图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一样。克己复礼的原则，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何须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一样的化石？否则重蹈宋明儒学〔特别是王阳明派〕和新教伦理〔特别是加尔文派〕的覆辙，将是不明智的。

对人世间的种种纷争、厮斗、分歧、诋毁，采取高贵的、积极的中立态度，从而成为广采博纳的仲裁者，而不是偏执狭隘的营生者。尤其考虑到，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的征服者都胜利了，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征服者都失败了；前者是事半功倍，后者是事倍功半……当我们用这一观点考察历史就不难发现，“真正的解放者”不过是富于策略的征服者对劣等愚民所施行的劣等障眼法。否则，真正的解放者反倒会成为十足的破坏者，不禁把世界投入一场无政府状态的燎原大火中去了。考察历史上的征服活动中，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当然要比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更大，而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其实又比军事因素所起作用为大：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文化战”的概念是如何重要，就不难解释历史上许多惊人的征服活动，是如何把握文明的脉络，完成了军事力量本来难以独力完成的业绩。

从文化战的角度观察，一个反常的民族和社会最终会有其反省或忏悔的活动，这就是内战。反省和忏悔是痛苦的，往往比对外斗争更残酷，它使人感到自己的劣败，前途暗淡下还要展开激烈厮杀。但内战之后却往往“柳暗花明又一村”，新的天地洞开。心里喜悦了，世界就新鲜，前途变坦荡──这样的内战不一定是争权夺利的冲突，有时它也代表了“走哪条路”的问题，这样的内战一经结束，社会发展就呈现新的面貌。难怪我们常常发现一个民族、国家、社会兴起之前，常常充满痛苦的内战，仿佛新社会只能在内乱中诞生，甚至还须伴随内乱渡过它的幼年。尽管在没落的时代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内乱，但那是不同的内乱，那不是为了某种道路或制度而战的内乱，而是一场玩世不恭、普遍堕落、充满怀疑和厌世精神的内乱。

是什么引起内省或内战？是重大的社会失败。重大的失败使人心灰意懒甚至充满自卑，但这并不能摧毁意志坚韧的民族，反会迫使他们觉醒和奋起，投入个人的内省与社会的内战。不错，骤然获得暴利、大权之后，也可在一个集团内部引起争端甚至内战，但可断言，内战不会在一个获得完全胜利与巨大成就的地方爆发。我们可以列出这样的公式：由于挫折或刺激，通过内省或内战所取得的不同结果，形成民族或个人的不同性格。种族加环境就是命运，命运不仅仅是性格，而是性格所遭遇的环境，正如好的环境可以优化坏的性格，好的性格也能优化坏的环境。这样的双重性不仅形成个人的命运也形成了民族的命运。命运＝性格＋环境，所以已经形成的或正在形成的命运，因此常常可以多少预测一点。

在这一透视下，一切种族的及民族的偏见还有什么价值呢？难道种族和民族的命运不是随着环境的变迁而循环的？全球文明所要求的不是一个种族或一个民族的利润、胜利、霸权、统治或者诸如此类的占有；而是新文明的整合，是蒙天宠、得天眷的时来运转，而不是固定不变的种族特性。为了切合人类整体的生存目标，需要审时度势、惟精惟一，策划并发起文化战的出击。无论这股出击的力量是谁，无论他来自地球的哪一个角落，都让我们为他祝福。任何民族的盛衰兴亡，在这场大战所诞生的典礼中，最终显得无关紧要。民族充其量不过是文化战的一个媒介罢了。甚而言之，即使文化战的载体民族〔也就是国际融合集团所寄寓的那个主权国家〕所需要的复兴运动，也不是文化战的必要条件，因为这个民族不被拣选，那个民族就会被拣选。诚然，正如有的天才较常人更能预知〔尤其对某些特别的事物，例如正确预测战争的结果，使得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躲避对手的打击，而且在实际摊牌之前就赢得了胜利〕，有的民族也较其他民族更加适合统治世界，但这并不是必要条件。

六，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 

6. Alien civilization as a leverage of integration

一个民族的核心是其文化的灵魂，如果说文化灵魂的存亡命运已经注定，那么它所寄寓的那个民族本身的存亡命运就不是我们所能关心的了，因为在全范围的人类史上，民族本身的续存是无关紧要的，只有他所创造的文明可以在其他民族那里持之以恒。正如蛹已孵化出蝴蝶，那么蛹壳本身已经无关紧要了，除非将它作为标本送进自然博物馆陈列。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文明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种族，如整合苏美尔文明的是闪族人，整合希腊文明的是罗马人，整合闪族文明的是波斯人，整合了波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是阿拉伯人。埃及和印度的史料缺乏，但现存的史料也说明了这一点。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在先秦，整合了第一期中原文明的是野蛮的秦人，在唐宋之后，整合了第二期中华文明的是则是建立元朝的蒙古人，而这两股力量〔秦与元〕对当时的中原来说都是异源的种族。在近代，日本一度进入中国整合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日本人失败后，苏联成功地取而代之，进入中国整合，其直接统治失败之后，其间接统治的代理人政权续存下来，甚至比它本身都长寿一点。

这里再举秦国的例子说明“统一中国”的其实不是中原文明内部的力量，其证据之一就是秦人神权崇拜不合周礼。例如，先秦鬼神祭祀系统大致可分上帝天神、祖先鬼神、山川鬼神。从考古资料看，周人神权崇拜的特点是祖先鬼神崇拜，而秦人神权崇拜的特点是自然鬼神崇拜。

首先，周人祭祀系统中的主要角色是祖先鬼神，其特点是与政治配套，祭祀神明的权力按不同的等级阶层分配到王公士民手中。《礼记·祭法》谈到周代庙制，可见周人的祭祀权力是按阶层不同各有等差区别，祭祀的品类、时间、数量多少，具有明显区别和严格规定，“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庄子·天下》〕，等级分层的目的是为了“上下有序，民则不慢”〔《国语·楚语下》〕，巩固等级秩序的贵族政治。 

其次，秦人祭祀时用牲之多，不合周礼，《史记·秦本纪》谓秦国的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然而周礼却对祭祀的牲品数目有严格限制，最多不超过十二。《尚书》中的《召诰》与《洛诰》记载了成王时期召公周公在建成周洛邑前后的两次祭祀：《召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洛诰》：“戊辰，王在新邑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这两次用牲数量比武王时的数量都极少。同样是祭祀上帝天神，《召诰》中周公用王室之礼用牲仅“牛二”，而《秦本纪》秦德公以诸侯身份祭祀鄜畤，竟然用了三百牢，二者相去甚远。说明秦人的祭礼并不用周礼。在周礼之中，从天子到士大夫的祭祀用牲之数有明确的规定。《周礼·秋官·掌客》说周王“合诸侯而飨礼，则具十有二牢”；《大行人》说：“上公之礼九牢，诸侯诸伯之礼七牢，诸子诸男之礼五牢”。《左传》哀公七年记述当时诸侯霸主吴王派人到鲁国“征百牢”，鲁国最初拒绝了，其理由是“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惟执事”。这说明周初在“制礼”之时规定祭祀用大牲最多是十二，是“天之大数”；超过此数，便是“弃周礼”。观射父曾告诉楚昭王周礼祭祀用牲：“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大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性，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国语·楚语下》〕依上可知周代牲品的排列次序是：鱼→特牲→少牢→特牛→大牢→会。可见，观射父所说的“会”，也不会超过祭祀时的“天之大数”十二，超过这一标准便是背弃周礼。周礼祭品甚薄甚少：“郊，禘不过茧粟，尝不过把握。”〔《国语·楚语下》〕周礼的祭祀原则是“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故求备物，不求丰大。……”〔《楚语下》〕。韦昭注“备物”是“体具而精洁者”，这就是说祭祀的牲品要求形体完整无损且为洁净的精品。从《春秋》郊祭上帝之礼来看，若牲品受损，则宁愿取消郊祀，也不能把次品送上祀神的灵台。对照《史记·秦本纪》中秦德公的祭祀，竟以“牺三百牢祠鄜畤”，显然不合周礼。如此看来，周秦礼制文化的异源，是否对秦最终征服、整合东周列国文明，起了重大作用？确实值得思考。

最后，秦人祭祀的鬼神主要不是祖先神，而是山水、动植物等自然鬼神。西周春秋时期的秦人史料也看出秦人习于崇拜自然神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及秦王政兼并六国以后的史料，更可见出。从云梦秦简《日书》可见秦人与周人相反，并不重视祖先神明，而盛行崇拜自然神明，如鬼怪神灵〔有“暴鬼”“刺鬼”“凶鬼”“阳鬼”“饿鬼”“上帝子下游”之鬼、“神狗伪为鬼”和“执丈夫，戏女子”之鬼、“丘鬼”“哀鬼”“孕鬼”“棘鬼”“幼殇不葬之鬼”等等二十多种〕、室户五祀神〔有室、户、门、行、灶等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五祀〕、上帝天神系统〔有“帝”“上皇”“天”等天神中的主神〕、星辰风雨等神〔有《日书》甲种《玄戈》与《星》两篇中的心、危、营室、毕、觜、张、翼、斗、娄、虚、房、胃、柳、七星、须女、牵牛、亢、奎、东井、舆鬼、氐、参、尾、箕、东壁、昴、轸、玄戈、招摇等星宿神明〕、气象神明〔《日书·诘》篇中有天火、雷、云气、飘风、恙气等自然天神系统〕。〔以上参见王晖《西周春秋周秦礼制文化比较简论》〕

除此之外还有土地山川、动植物鬼神，这些神明凸显秦人广泛的自然崇拜，确实具有“气吞八荒”的虎狼风格。由此推想秦王政掳获九鼎、兼并六国的野蛮行径，其实具有深远的宗教文明的背景，并非嬴政本人的乖戾一手导演。“虎狼之国”的性质不仅来自军事效率、政治野心、经济支持，且是文明的格局使之然也。这就正如罗马可以兼并希腊世界、闪族可以兼并苏美尔世界、波斯可以兼并闪族世界、阿拉伯可以兼并中东。相反，被虎狼之国秦所兼并的关东以周文明为主的各国，其宗教则重在祖先神的崇拜。如周人上帝原型是五帝之一的帝喾：《国语·周语上》与《礼记·祭法》均说“周人，禘喾”。周代的天神崇拜的“天”，据考证就是山岳崇拜，“天”在殷人甲骨文中的意思就是“颠”，是人的头顶，到周人那里引申为山顶是顺理成章的。周人认为，神明住在山岳上面〔希腊人和希伯莱人以及许多野蛮人都是如此看法〕，故称之为“天室”山。周代天神是周族的部族神，认为他们的祖先神死后都到天上，实即天室山上。例如周人也称嵩山〔即崇高的山岳〕为“天室”，“崇山”是指祖先亡灵所聚集的宗堂、宗室，所以周人崇拜天室山，也就是崇拜祖先神。这与希腊贵族纷纷自命是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所生所养的神胄，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可惜希腊天神的子孙，最后却被罗马野狼的后代所吞噬，这与关东的中原各国称秦为“虎狼”，显示了相似的宿命，那就是“文明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而且往往是虎狼般的半开化文明。

所谓“郊”、“禘”，都是祭祀。我在《现代南北朝的原理》一书里曾经谈过，宗庙禘、祫祭礼是中国经学史上争讼纷纭而迄无定论的一个疑难问题。在禘、祫祭问题上主要存在如下争议：“一曰二祭之大小，二曰所祭之多寡，三曰祭之年，四曰祭之月。”考“禘”于诸文献，大略可将有关禘的记载分为如下三类：1、四时之庙祭；2、审谛之庙祭；3、天子郊天之祭。通过对上述三类材料的梳理，基本可以肯定两周四时之庙祭中并无禘祭，《说文》的解释并不精准。两周严格执行昭穆制度，需要经常审谛故君的血缘关系，以维护当前族内长幼尊卑秩序，于是禘也带上了“谛”的含义，正因为“禘”吸收了“谛”的含义，才造成了自身内涵的膨胀和外延的混乱。这种审谛之用的禘礼和祫配套合称为殷祭，成为中国各个王朝的原则性祭礼，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周天子祭昊天配始祖亦名为禘，这才是禘的最原始含义，可惜随着春战的混乱，礼崩乐坏已成为事实。诸侯谛庙之“禘”，天子郊天之“禘”和传说中夏殷时祭之“禘”混为一谈，乱不可理，给后世学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不过也正由于“禘”的乱不可理，才说明在两周特别是春战时期，新旧混杂交融、天子诸侯势力消长的事实，由此进而管窥中国文明从城邦国家到领土国家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为秦汉的古典帝国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后来汉政府设立学官，研究经典，对两周礼制进行整理改造，使祭礼从内涵到外延逐步明确，创立了后世的祭礼规范，使其成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凸显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曾指出“在野外扫地而祭，不久就改为封土而祭。这个封土，因为在野外，所以又得了郊坰的意思”，“开始大约是为的祭天，以后保存原来专用的意义，就叫做郊，叫做寰丘”。古人们早先祭祀选择在郊外是可以理解的，郊外地势开阔，是能使祭品“上达天聪”的理想场所。后来为了希望和天更接近，就开始在郊外扫过的地上砌台，在台上举行祭祀。早期的天神系统结构简单，从出土的甲骨文卜辞推断，殷代的天神观念似乎只有祖先神和上帝两类神祇，祖先神和上帝的从属关系还很模糊，所以商的郊祀内涵单一，即祭祀上帝或是祖先神和上帝而已。到了周，天神系统开始复杂化，“昊天”“上帝”“皇天”等皆被引进祭祀系统。

周人郊祭天神，素来需要祖先神陪祭，称之为“配”。在周人心目中，“天”的人格化倾向得到了加强，并且和祖先神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天”的最尊者为“昊天”，祖先的最贵者就是始祖，即“祖之所自出者”，在周人的世系中，把稷作为大祖，把“祖之所出者”追溯到帝喾。天子作为整个姬姓的大宗，不仅享有祭祀大祖即后稷的权力，也有独享祭祀昊天的权力，这两种权力都是垄断性质的，严格的宗法制根本不允许诸侯僭越郊祀昊天、皇天或上帝。这就是“礼，不王不禘”的含义。

天子祭祀昊天，在南郊寰丘进行，以喾配祀。因其行祭于郊，亦或有文献称之为郊祀。天子除了郊祀昊天外，亦在郊外有求雨之雩祭（配以先祖，情况不明），祈谷之郊祀（以稷配祀），求嗣之禖祭（以高禖之神配祀）。诸侯之郊祀，除了不能祭祀昊天等最贵天神外，亦不能以天子之祖作为配祀对象，只能用本宗的祖作为配祀。一般而言诸侯国之开国之君才是各诸侯的大祖。鲁以文王为大祖，则是因为周公劳苦功高之故，所以成王给予鲁国以文王配祀的权力。

两周时期的郊祀不仅可以祭天神，亦可以祭地神，天子祭祀方土地，诸侯则祭自己领土之中的名山大川，称之为“望”，《左传》记载了鲁国多次祀三望（即祭祀东海、泰山、淮河），《左传哀公六年》讲到楚昭王生病，占卜后得知是河（黄河）神作祟，大夫请对河进行郊祭，昭王说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淮、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祸罪也”，遂弗祭。后来孔子知道后，赞道“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

由此可见，春秋时所谓的禘祀其实只不过是广义上郊祀的一种。在春秋礼制混乱的时代，诸侯纷纷僭越各种规定，鲁国就曾经郊祀过天并且配以后稷，行天子之礼但仍称为郊祀。禘祭虽然是天子独享的祭昊天配后稷的大祭，但在后来却被内涵丰富的郊祭所替代。禘祭若往前探究亦可追溯到商，甲骨文中有“帝（禘）某君”的卜辞。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秦人起源持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秦人自东方辗转而来；二是认为秦人的祖先就在甘肃，甚至认为秦人的祖先是古代羌人〔和西藏人同族〕，从更远的西部迁徙而来。据考证，秦国共有四大陵园区，第二、三、四陵园区的位置在1987年以前已经确定，即陕西的雍城陵区〔西陵〕、芷阳陵区〔东陵〕和秦始皇陵区，但第一陵园区却一直是谜。

1993年在距甘肃礼县城东十三公里处的永兴乡大堡子山一带发现了秦贵族和秦公两大墓葬区，经国内外考古和史学专家确认，其为秦四大陵园区中的第一大陵园，即“秦西垂陵园”。墓群范围总面积十八平方公里，目前已清理出墓葬十四座、车马坑两座、出土文物三百多件，内有大量青铜器和金器、玉器等。发掘的两座“中”字形和“目”字形墓规模宏大，总长度分别为八十八米和一百一十五米，其中有“秦公作铸用鼎”和“秦公作铸用簋”字样的青铜器。

不论采取上述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都显见秦人不是中原正宗，不属于周礼文明。

从历史经验来看文明整合，完全不开化的文明〔生番〕，缺乏整合的技术，完全开化了的文明〔中原〕，缺乏整合的动力〔包括意志力〕，惟有半开化的“熟番”〔秦以及后来的五胡、沙陀、辽、金、元、清、日本、苏联〕，兼备野蛮与文明，可以纵横天下，一统六合。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教训。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因为楚在关东六国中最为远离周文明，和秦国具有相似的“异源性质”，因而和秦国同样有条件兼并中原。在这种意义上，楚国乃是“远东的迦太基”，不属于“远东的希腊世界”〔中原〕。秦始皇以后争霸中原的项羽和刘邦等两大“国际融合集团”，皆出于楚国，甚至中国后来文学的主流样式亦定于楚〔楚辞〕，充分说明“文明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是秦楚决定了中原文明的走向，而中原各国反而俯首就擒。

七，文明的圈回之“圆” 

7. The returning cycle of civilization

异源文明对主流文明的整合，经常可以见微知著。时过境迁，世移事异，遥远的历史只在回顾者的眼中，才发出光彩……那陆离光怪的色彩逼迫人们扪心自问，历史何以只能酿成悲剧呢？是人们心高气傲、永不餍足的贪婪导致“事物总是走向它的反面”？或是人们的记忆、思考并自作聪明导致了扭曲的后果？也许世间最卑劣的行为就是出自那些指点江山的风流人物？他们不配做人于是就做了伟大的领袖或杰出的明星；自己缺乏开辟的勇气，畏避退缩，就躲在阴山后面运筹帷幄、指桑骂槐，点评或歪曲项羽的冲锋陷阵？好像悲剧的原因在于先知没有掌握权柄，好像只要智囊们一登场，悲剧也可以化为喜剧了。悲哉！囊空如洗的智囊！事后聪明的歹徒！耻哉！像特种职业妇女一样窃窃私语、掩面流涕，甚至故作悲容。怯懦、阴暗、忸怩作态，竟然成为“时尚”！

在“继绝世”的戎马倥偬里，1982年5月间，霍拉姆沙赫尔战役终于以伊朗“回教共和国”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了，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当时平分秋色的超级大国〔“两霸”〕，还要加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所共同支持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政权，这个世俗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趁着伊朗回教革命的脆弱时刻发动了毁灭性战争，甚至动用化学武器而没有受到任何强权国家的谴责……但却奇迹般地被伊朗人打败了。从军事角度和战争规模上看，这个两伊战争算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战争，尽管让当时五千万人口的伊朗阵亡了一百万人，但还不到中国在抗日战争和后续的“国共内战”〔其实是全球冷战的开端〕中死亡的人口比例约百分之十〔合计四千多万〕。

拿破仑战争以来两百年来的许多战争规模和残酷性都超过了两伊战争。但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两伊战争却比八十年前的日俄战争更有文明盛衰兴亡的意味。因为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是受到英国支持的，正如朝鲜战争里的中国是受到苏联支持的，而两伊战争中的伊朗却是受到了全世界的围剿。类似于中国的义和团却没有输掉战争，这种“光荣孤立”状态使两伊战争成为哥伦布远掠美洲以来的第一战，是五百年来的非欧国家单独挑战欧洲文明及其代理人的第一场“未败之战”。

五百年来形形色色的国际战役，都是围绕欧洲文明的价值观念而发生的，至少也是打着欧洲式的旗帜来进行的，即使像日俄战争、中国参与的韩战、越战，二次大战后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些非欧国家参与的战争，对西方文明的前景虽是不妙的预兆，但都还是围绕欧洲文明的准则而酝酿发展的，这些亚洲国家不仅不敢在名份上和哲学上反对西方，而且总要拉上一个欧洲同伙才敢于向另一个欧洲国家开战：例如日本拉上英国才敢于碰撞俄国，拉上德国才敢于碰撞美国；中国拉上苏联才敢于参加韩战和越战，甚至邓小平教训越南也要先跑到美国谈妥了。现在没有欧洲国家壮胆，连为了“台湾这个内政问题”都不敢和美国对阵。总的来说，反对一切西方象征并有效反击了这些象征的，两百年来惟有伊朗的“回教革命”。在这些“回教战士”的进军声中，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的神秘音乐仿佛哑然失声了。在回教革命的烟尘中，伦勃朗、达芬奇、拉菲尔、塞尚的神奇绘画仿佛一蹋糊涂，就像五百年来的东方艺术那样遭到彻底的糟蹋。在回教的可兰经文的宣读声中，西方科学理论的大厦即将动摇？某种动人心弦的巨变，不仅作为暗流汩汩渗透，而且满含魄力涌流出来，要使世界承认它的生存权利。

后来削弱了苏联帝国的阿富汗战争，何尝不是在伊拉克入侵伊朗的第一枪中打响的？甚至可以说2001年的反恐战争是1980年代两伊战争的某种后续。难怪小布什政府要把毫不相干的伊朗列为反恐战争的第二批打击对象。小布什没有因此感谢它的死敌伊朗人，尽管美国政府培植了自己的死敌“基地恐怖集团”及其首领宾拉丹，直接造成回教原教旨主义向“后基督教的欧洲─美洲殖民地社会”发起名为“自杀攻击”、实为“人口消耗战”的突击运动。而奇妙的是，这一自杀攻击的重点，正好落在了欧洲殖民地的东西两翼〔苏联和美国〕的头上，而不是主要袭击欧洲本土。

这岂不是一种变相的“异源文明对主流文明的整合”？异源文明对主流文明的整合，虽然如此见微知著，但却难以防微杜渐，因为那是一种宿命，类似于生命史的进化过程，是和不断的突变、间歇的绝种，联系在一起的交响诗歌。例如，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的出现，是在欧洲丧尽了殖民地即欧洲没落之后，同步出现的。“统一欧洲”、“欧洲合众国”的诞生，表明作为文明力量和殖民泉的欧洲，已经寿终正寝了。格外有趣的是，唯一保留大量非欧殖民地的欧洲国家现在只有俄罗斯一国了，而俄罗斯是唯一拒绝参加欧盟和“北约”的“欧洲国家”，因为俄罗斯一旦追随东欧国家这样行事，那么俄国现有的亚洲领土势必完全脱离欧洲体系，回归亚洲的怀抱。下一步，不是“回教从南面吞没欧洲”，就是“东亚人从东面收复西伯利亚，甚至收复伏尔加盆地”。因为欧洲殖民扩张之前，俄罗斯的本土只有四十多万平方公里；比中国的四川省还要小。

1238年，基辅罗斯和俄罗斯各公国向金帐汗国的蒙古人俯首称臣。金帐汗国又名钦察汗国，是蒙古帝国最西部分，占有东欧和中欧地区，由成吉思汗之子术赤的儿子拔都及其后人管理。二百四十年以后，1478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停止向金帐汗国进贡。1480年，金帐汗阿合马率兵讨伐。伊凡三世怯阵准备退却，不久形势发生变化，伊凡三世不战而胜，这样莫斯科公国才获得了独立。1485年，莫斯科大公征服了东北罗斯，号称“全罗斯大公”，娶了拜占廷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自称是拜占廷皇统的合法继承人。1497年颁布了第一部全国统一的法典，从1462年到1533年，伊凡三世及其儿子瓦西里三世统治时期〔1505─1533年〕，俄罗斯的领土从四十三万平方公里〔比四川省的四十八万平方公里还少〕，扩大到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北达白海，南至奥卡河，西到第聂伯河上游，东到乌拉尔山的支脉，成为欧洲幅员最大的国家。这个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经过历代沙皇的不断征战扩张，到1917年沙皇统治寿终正寝时，俄罗斯已成为横跨欧亚大陆，东西长一万余公里，南北宽五千余公里，总面积二千余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一地理大国。苏联时期的领土面积二千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其中有一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不久前从别国侵占来的；现在俄罗斯联邦的领土面积一千七百一十万平方公里，其中有一千四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从别国侵占来的。这就是说，即使按现有俄罗斯领土面积计算，所侵占的领土面积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除俄罗斯以外的地理大国的面积都大〔加拿大998万平方公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美国937万平方公里、巴西85l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768万平方公里、印度297万平方公里〕。俄国仅从中国就侵占了154.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东部地区为103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两个法国、三个日本、四个英国、八个捷克斯洛伐克、二十五个荷兰、三十四个比利时。今天俄罗斯远东的南部地区即阿穆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等，就是俄国在1858─1860年期间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条约夺去的。其中包括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分别割让的。在地理上，俄罗斯原是欧洲国家，它的亚洲领土都是侵占他国而来，其亚洲地区的俄罗斯人口都是从祖居地欧洲移民而来，不仅西伯利亚，就连远东太平洋沿岸的俄罗斯人仍把自己视作欧洲人；而不像美国人已经不把自己看作欧洲人了：所以亚洲的俄罗斯人是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者，应该结束几百年来抢劫为生的暴力旅行，全部回到他们的欧洲老家去。

波兰人曾被誉为“斯拉夫之花”，不仅因为他们率先起义，反抗斯大林主义的枷锁；而且因为又以“天主教会加团结工会”的方式，瓦解了欧洲殖民主义东线〔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地带，为全球文明的最终转型，开辟了道路。波兰人做到的事，为什么更为西方化的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反而没有做到呢？尽管捷克人1968年、匈牙利人1956年就发动过自由运动。难道因为波兰处在亚洲人入侵欧洲的主干道上，因而比其他斯拉夫人的奴性相对较少？在十八世纪遭到德国和俄国瓜分之前，波兰的政制为一种君主立宪的贵族制度，其贵族势力较英国都不遑多让甚至更加强大。但这种导致英国走向民主和强大的贵族传统，在波兰却未能达到同样的结果，反而导致了波兰的衰弱和灭亡。这说明相对主义的方法论比较绝对主义的目的论更加接近事物的真相：世界没有一种绝对的善或恶，尤其与人相关的东西，都会因时因势因情而异，革命的王者是承天应运而不是什么英雄造时势。

当然，波兰人和俄国人不同，他们本身就是“西方社会”的成员，是天主教徒，因此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贡献，要比俄国人来得直接而深刻，如哥白尼就是一个例子，对欧洲文明的潜在影响，波兰人要比俄国人大出许多。波兰人曾经成功地点燃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导火线，如此波兰人行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们自己，往往是为另一些更为巨大的事变开辟了道路……例如，反抗德国和俄国不断瓜分蚕食的波兰人，在二十世纪末叶，终于为欧洲殖民主义体系东方阵营的崩溃，敲响了丧钟。波兰的事例再次佐证了：复兴或新兴皆由反侵略之功所致，没有遭受侵略就没有可能获得复兴或再生。而反侵略起家的民族，在国家强大后必加侵略于他人，如俄国在反抗蒙古成功后开辟了欧洲殖民扩张的东线〔经营伏尔加─乌拉尔─西伯利亚殖民地〕，西班牙在反抗北非的回教侵略者成功之后开辟了欧洲殖民扩张的西线〔美洲殖民地〕，这就是广义的“报复”，是“强盛起源于遭到强暴”的文明的循环现象。例如日本也是在遭到蒙古入侵之后变成一个积极向大陆扩张的国家；而中国更是把曾经入侵过它的国家，如西藏、新疆、蒙古、满洲一一纳入自己的版图。

再看中国本部〔China proper，大约相当于明朝的十八行省〕：有史以来，中国北部即处于持续而缓慢的干旱过程中，其间不乏回潮时期，但总趋势是许多古代著名的北方河流，渐渐干涸得滴水不见，仅剩下沙石累累的河床枯卧世间。这个自然过程，对东亚大陆社会的发展过程，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首先，气候的干旱造成草原周期性枯萎，迫使漠北游牧民族南侵，对中原农业地带构成经常的威胁，并不时带来毁灭性的入主。根据历史记载，历史上著名的游牧民族大侵袭，大都是紧随严重干旱、草地枯萎，牲畜大批死亡而开始，呈现明显的周期性。而在中国、印度、中东、欧洲的农耕地带，在遭受欧亚北部草原势力侵袭的时间表上，往往呈现同步性。如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的疯狂扩张，就是在同一世代里先后向不同方向进击的。当然游牧人要组织一次成功的大规模入侵，离不开强有力的头领和精明的组织者，但其原动力却不是野心而是饥饿，是造成饥饿的灾难性气候。

其次，每一个建立在农耕地带的王朝，甚至是出身于游牧部落的如北朝和五代的主要几个政权，以及辽、金、元、清等诸朝，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防卫问题：遏制尚未南下入侵的新的游牧势力继续南下。北魏拓跋氏政权大力推行汉化改革，阻止同族的鲜卑人继续南下，结果引起“六镇大起义”，也就是生番对熟番的造反和“继续革命”，金对辽、蒙古对金，也是如此。这些例证，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民族斗争”的背后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因干旱压力争夺唯一有水的生存空间。结果是中原人不断南移，先是往东南沿海地带和岭南、云贵川地区迁移，到了明、清以后进而飘浮过海，移民南洋……

综上所述即可知道，中国内部，从来就包含着游牧与农耕这二元之间的势力消长，情况似乎是：游牧民族所给予定居文明和城市文化的破坏作用，有时竟比许多直接的建设更富于间接的建设性，例如通过屠杀振奋了许多腐朽文明的生存状态。同时它给定居生活的刺激，导致定居社会的精神状态为之“游牧化”。中国历史上的流寇，不就是内部农民的游牧化所形成的破坏集团吗？欧洲人，不是在受了北非柏柏尔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压迫之后转向大西洋开始扩张活动的吗？所以说“破坏有时比建设更富于建设性”。

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即不仅从游牧和农耕的角度而且从内陆与航海的角度审视文明的发展，在新的中国文明支配全球历史进程之前，它应首先支配中国自己的生活，然后支配“西太平洋圈”，以弥补中国文明的政治传统中偏重内陆因素的缺陷，使之综合南北中国的要素，成为一种兼有航海文明及内陆文明双重特性的综合文明，为全球范围的整合准备条件。新的中国文明业已含有航海文明的特质，这文明的特质是“海岸文明”而不是“海岛文明”，而海岸文明比海岛文明更适合整合内陆文明与海岛文明。我们不应忘记，所谓西方文明的主流，正是海岛文化，从克里特岛到西西里岛，到英伦三岛到澳大利亚与美洲“世界岛”。爱琴海──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这就是欧洲殖民者的足迹。新的中国文明若不具备海岸文明的特质，则难以同化西方的海岛文明而合成未来的“全球文明”。而这一创造性中和化育，是使全球历史得以浑然一体的不二法门。

现代社会兴起的“生态运动”，不正是西方文明受到东方文明影响而产生的历史演变之一？若没有东方文明的护持，“生态学派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在“西方价值观”的侵蚀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可见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并非一个偶然的意外事变，而是逻辑的必然，是水到渠成的果实。例如古代中国人所谓的“尽性”，可以说是包含了“社会生态思想”的原型：每个人如果都尽力发挥了自己天性中的能量，也就最大限度实现了社会生态的动态平衡……“尽性就是让生活自己说话”，甚至是“替天行道”！对于富有天分的人来说，尽性就是“发展天才”；对于恶棍，尽性可使社会生活横生波澜、充满刺激；对于平庸者，尽性也就是做一名忠实的随从。尽性不是纵欲，而是需要纵欲的就纵欲，需要禁欲的就禁欲，需要节欲的就节欲──各个尽其天性。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现有的美国文化也很难成为全球文明的建设力量，因为它纵欲太多，节欲太少，禁欲缺如。这种极端商业化的文明是典型的多国环境的产物，其文化是分离性的而不是聚合性的。这样的社会与文化越壮大，世界就越是陷入长期的动乱，即“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世界要完蛋”。从促进技术发展的意义说，这也许不是什么坏事，但它抹煞不掉这一事实：美国式的成就是以整个地球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就美国的事例看，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强烈的反差：文明质量与文明实力之间的极不相称，即，文明质量极差而文明实力极强。所以，美国强大的技术与传播工具，结果是扩大了文明的退化面积和退化深度。美国的实力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基点，这里面当然有“幸运”的成份，而不纯然是所谓“制度优越”或“文化先进”的必然成就，否则就无法解释英国的衰败。尽管乘胜推销救世军观念是顺理成章的，但我怀疑，和平队兜售的廉价福音，并非真货，因此对世界其余部分可能适得其反：其社会效果与在美国条件下的社会效果，可能是南辕北辙。如我怀疑，美国式的社会整合方式在东亚地区的广为传播，其后果将与欧洲式国家模型在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的传播相似，只会导致长期的国际混乱。

比较一下号称同质的美、英两国在二战后的国内政治，将是有趣的：英国人把战争瘟神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年，用“瘟神”来音译“Winston”也许更为传神，正如用“猴孙河”来翻译“哈得逊河［Hudson river］更为传神”〕轰下了台；美国人却推举德克萨斯的粗鄙武夫“艾克”〔Ike，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年〕当上了总统。这说明美国人政治上的幼稚性？还是精神上的原始性？但正是这种幼稚性，这种半生番的气质，使得美国得以继续扩张霸权，接管了文弱了的英国人的世界遗产。牛仔裤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的标准服饰，这种野蛮状态和当年希腊人眼中的马其顿人、罗马人的粗鄙何其相似！美国将用粗鄙而不是文雅来管制全球。“谁想成为绅士就先要成为流氓”──这就是文明的圈回之“圆”？

八，摆脱血气，获得文明 

8. Giving up militancy for the sake of civilization

对历史发出沉思有什么必要呢？这一切不都已经过去或即将遭到毁灭吗？一切历史的功罪、得失、祸福、善恶、真伪不都滔滔逝水、大江东去甚至已经“定谳”了？为何还要徒劳地沉思呢？但继往开来，对历史的回顾和沉思，不是纯艺术的回味与欣赏，和在历史长河中飘游；而是为了避免前车覆没的殷鉴，为了现在沿着崎岖的险道前进，为了达到预期的目标而做的努力。这不是一种事后的聪明、杞人忧天和挖空心思地操劳，而是出于对成效的关切和对自己的怜悯。我曾经怀着那种热切的幻想：“要是历史不是这样而是像那样〔……〕该有多好啊。”这个省略号就概括了自己的全部理想，明知事过境迁，一切为时已晚，却还幻想挽回，这岂不是人们根深蒂固的性格吗？我们真能摆脱这一性格吗？

未来学者们预言，今后一百年将是小市民的世界……是一个乏味的重复的动物欲望压倒一切的时代。这是一个冰冷的现实：哪个现代社会不沦为商业社会就无法续存下去，哪个人不沦为商人市侩就将贫困终生。到处窜腾着熙熙攘攘、假言欢笑、充满肉欲、精神麻木的人流，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机械文明，在扼杀自然的生机、凌辱自然的尊严、破坏自然的清洁。这些所谓的文明其目的是什么呢？是生产商品！是为了满足贪婪的制造业不断开工的需要。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惯性，被赋予了绝对价值和绝对意义，并被赋予“生产力标准”的神话。其实，制造业的生产力已经沦为自我满足而戕害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元凶，使人类面临物种灭绝的危机。生产力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假想的同时，真正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谬误，就在其直线性的历史观念具有的盲点和死角，看不见“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同时就是“人类落入更大的死亡陷阱”。在这种“进一步退两步”的漩涡里，随着生产力增长的，不仅是物欲的水涨船高，而且是寅吃卯粮，人类仿佛被魔法控制、被诅咒征服……像是穿上了“红舞鞋”一样被迫不断地跳跳跳，直到精疲力竭而死。这些诅咒和魔法里面，“生产力理论”是一个大宗──毒害世界的生产力理论，指出了未来世界的堕落流向，那就是唯物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潮汹涌未已。人类的算盘就这样反过来杀死自己！诗的褪色，良心的窒息，好像是一种进步，其实是假冒为善的生意经披上了文明的盛装，它让森林冒烟、让天空污染，还自诩是“进步”。

在今后百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世界将一体化冒烟、全盘性污染，烦嚣的商业主义的雾幕，降落在整个地球，窒息人类精神，文明进入空前的黄昏……各种“主义”将露出其商业竞争的狰狞面目，不仅唯物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系统如此，就连“出世的宗教”在现代也沦为伪装的“牟利工程”，这种言行不一仿佛是对圣地的亵渎，加速了虚无主义精神的弥漫。人类身上存留的捕食欲望驱使人们，不到战场上厮杀就要到剧场里欺诈，否则就像死不暝目。在厮杀比武而不是畏缩谋生的意义上，现有的中国居民已经衰朽了，棱角磨尽了，锋芒锉尽了，热情和想象力完全颓废。这个民族已经退出文明而进入历史了？然而，正是因为中国民族退出了文明，中国文明才格外凸现起来，作为一种超越了民族意义的范本，来到全球化的世界面前──当后文明时代的中国人模仿文明国家的军事技术的时候，早期文明的《孙武兵法》却征服了欧洲文明的世界。在这一点上，现在的欧洲文化、回教文化、印度文化作为整合全球的工具，就大大不如中国文化，因为它们这些文化和创造了它们的那些民族迄今还是血肉相联的，这样就使得这些文化因而无法摆脱人的血气、无从获得文明范本的纯粹性。

中国文化则不然，经过百年革命，它基本与中国民族的生活一刀两断了，中国人不再知道中国文化为何物，而只知道野蛮生存并练习在野蛮状态下如何使用原始的本能。所以即使原先野蛮的日本人如今都要比中国人保留了更多的中国文化，并对历史上的中国文明保持了更多的记忆与研究。由于中国已经从“礼仪之邦”变成了“无礼之国”，中国文明已经成为真正的世界遗产。

据台湾中央社记者林于国香港报道，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汉语竞赛上，中国学生队竟然输给了外国留学生队！这个结果令专家们担忧中国文化的传承已经出现断裂。现在，中国大陆的大学生门，其中文能力的瓦解已是普遍现象。例如在2005年的高考中，广州考生在“古文翻译题”中考零分有一万多人。在一道要求采用比喻的手法仿写句子的试题中，有四分之一的考生，即十万多人得了零分。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庆株认为，外国人在汉语比赛中战胜中国人，显示汉语在世界受到重视，在本地却陷入困境。他表示，近年来，英语的地位在中国被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上大学、研究所考英语，评定职称考英语，录用人才考英语。再者，“为考试而学”压制了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兴趣，小学语文老师不让学生背唐诗，大学语文教育被排除出公共必修课，学生将精力投入到了外语上。

结果，英语学好了，母语却拙劣得可怜。最近上海举办一次英语小说翻译大赛，很多参赛者虽看懂了原文，但找不到恰当的汉语表达，词不达意。专家们指出，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灵魂，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语言，语言的兴衰也能折射出一个民族的世界地位。对民族语言的妄自菲薄，是当今中国人学习汉语在心态上的谬误。 

“人而无礼，禽兽之心”〔《礼记·曲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牟宗三的误解说明当代中国人不仅无礼，而且连“能言”也丧失了，因此假货横行。当代中国甚至连“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样的礼教，都被当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同义词，被篡改为斗殴和掠杀的口号。在如此国情下，现今流行中国的“尊孔”、“儒学复兴”、“祭祀黄帝”等等闹剧，实质上都因为参加者的无礼而成为虚伪不真的做作甚至禽兽之心。其背景是，现有中国社会的权力来源不是礼教文明的，而是来自西方的主义；结果宣扬“中华民族”的多数节目，内容上都是不同牌号的欧洲殖民体系的延伸，功能上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后阵地〔还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北朝鲜、古巴等等〕。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颂扬满清统治的清宫戏大行其道、热浪滚滚，真是民族生命的黑暗时代。

2004年8月30日中国大陆《华商报》报道，由香港影星成龙担任“民间主祭人”的“首届全球华人华侨黄帝陵大祭祖”活动，被迫中途草草收场。其主因是现场涌进万人，祭拜轩辕黄帝的盛事演化成了追逐戏子成龙的娱乐活动，“武功高强”的戏子也被人群抓伤了脸。整个活动混乱不堪，被迫中止。这个小小插曲生动说明了中国文明已经进入了深度死亡。但可以安慰悲观者的是：新的历史，文化战的序幕，是不受民族限制的。人间庸庸碌碌的藩篱，在天命感召下将化为乌有，成为新生活新文化冲天而起的烈焰。新文明的曙光由此透露出来：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抛弃的中国文明，将在未来的世界中成为文明整合的精髓，就像佛教文明在印度死亡，却成为整合东亚世界的利器；基督教在犹太人那里死亡，却征服了罗马帝国，使得杀害耶稣的人们子子孙孙不得安宁。中国文明的传统惰性，也将在传统的中国以外得以克服，新的中国文明的中心可能位于北美、中东或是世界其他地方，就像佛教中心位于东亚、基督教中心位于欧洲。在那些新的大地上，天命在其载体的中和下完成世界性的化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新文明开辟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明之间的多重协和，孕育新的纪元。

中国文明的承继人不必是中国血统。高等生命的传递与其说采取生殖方式还不如说是采取了文明方式──也就是“同化”和“感动后人的心”。文明的精魂诚若赤子的心灵一样纯净，惟精惟一，“来自深处的闪光”可以激励不懂中国语言、风俗甚至历史的那位天命载体，使他接受〔孕〕、涵养〔育〕、发扬〔诞生〕之！使中国文明大行于世的不必是中国人，兑现天命的文化战集团不必出自中原──谁是天命的载体，谁就是中国文明的法统道统；谁是天命的载体，谁就有权来阐释发扬中国文明的精魂。

（另起一单页）

第四章 文化战的战略  

Chapter Four Strategy of Cultural War

新文化战的原则：1、和平方式的传教、用以身作则的示范，推广弘扬新文化的价值观，以便麻痹对手和宿主。2、扶助当地土著中的佼佼者为“新文化的仆从和代理人”。全球一体化的实现，当然也需要大批具有秘密使命的宣道者，他们用自己的技艺和献身精神来弘扬圣旨，宣布四海一家已经成为现实。新文化战的急先锋是隐蔽的第五纵队，而不是冲锋陷阵的大兵。新文化之战将依靠这个第五纵队的内在热忱予以实现，其余几个“前面的纵队”〔一二三四〕，所起的作用反倒不过是虚声恫吓而已。第五纵队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志士，他们不是“国王的斗篷与匕首”，而是新文化纪元的播种者。他们不用暗杀、暴力和狡计，他们的武器是全球化的格局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期待。在战略战术方面，他们很像古代的耶稣会士，虽然在文化性质、宗教信仰、仪式仪器、期望目标等方面，具有全新的内涵。 

一，战略的定义 

1. Definition of strategy

1982年5月18日上海《解放日报》报刊文摘第四版载：“据瑞典、印度等国统计，从公元前3600年到1960年，世界上共发生战争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一次，造成三十六亿四千万人死亡，损失的财富相当于宽一百五十公里、厚十米、环绕地球一周的金带……。”这种描述可能很不精确，但人类有史以来没有停止过战争却是事实。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和战争准备史，而战略就是人生在世的救命舟楫。如果人类贪图《解放日报》上面描绘的那条充满诱惑力的“金带”，文明就仍在缺乏技术文明的黑暗中徘徊，人们也就无从脱掉原始的陋习。显然，是战争的激励，促进了科学的发现、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的更新，甚至连体育活动都是起源于军事训练，作为战争的预备，而受到野蛮国家和文明国家、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的一致拥戴和重视。

军事性的体育后来发展为文化性的体育，再发展为商业性的体育。但即使商业性的体育也还是像赛马活动一样，因为具有“竞争”〔赌输赢〕的功能而受到吹捧。因此毫不奇怪，人们多少是用对待名贵赛马的态度去对待运动明星的，正如人们多少是用对待名贵花卉的态度去对待影视明星的。形态不同的社会拥有形态不同的体育，但所有的社会都需要发展自己的体育项目，作为其“战争准备”，包括军事战、文化战和商业战。现代风靡全球的商业性体育、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性体育、普鲁士王国的军事体育，都比不上中美洲玛雅人〔Mayas〕的体育活动更能展示体育的隐蔽功能：

据考证，篮球发源于玛雅人的一种球戏，一面高墙上，环形石洞垂直于地面，也垂直于墙体，游戏者试图把球击进圆环。例如奇秦─伊扎〔Chichen─Itza〕球场的遗迹就坐落在一个大广场东端，本身是个“I”型的封闭广场，是中美洲遗址中最大的一个球场，比现代田径场略为窄长，长度为一百五十米左右，两端各有一座庙宇，两条高高的平台凸出中间的赛场，平台靠场地形成两面高墙。墙上有环形球洞。临广场的平台上建有一个神庙，平台底层向广场开了一个外伸的暗室。另一个平台的墙面上绘有球赛的场面和输家被推上神庙做人祭的场景。玛雅部落之间为了获得俘虏做人祭，而进行预定的战争竞赛，以便双方都可以完成献祭求雨的仪式。竞赛那天双方派出武士，在球场开战，被对方俘获者就作为战俘在对方部落祈求雨神降雨的仪式上奉献为人祭的牺牲。〔参见林大雄：《玛雅的智慧》〕可见“牺牲”一词，自古以来就是与“和命运做交易”的献祭，紧密相连的。

即使在现代，田径赛的收视率也远远低于对抗性的球赛和拳击，尤其低于对抗性强烈的集体比赛。这是因为后者具有更为强烈的大众聚赌性质。当己方球队上场时，拉拉队的那种集体疯狂完全是兽性的，而在观看两支中立球队的比赛中，冲撞和对抗也能激发人的“兽性兴奋”。球赛的战略战术完全是战争对抗的翻版，是战争在体育中的投射。

这是因为，战略实实在在地渗透于人生的一切领域，从争食夺配偶一直到国家战争、思想革命──都莫不有战略的要素渗透其中，一切有意识甚至无意识的行为，鲜有不被“战略”所支配的。有位美国学者统计过，社交频繁的美国人，平均一天撒谎六百多次。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的心理学家罗伯特·费尔德曼〔Robert S.Feldman〕做过一个试验，请参与者在身上携带一个隐形摄像机，记录自己一天的谈话。他的分析结果是，每十分钟的谈话就会出现三个谎言。他举例说，有一位女士接到男朋友的电话，对方说自己生病了，这位女士在电话中表示非常关切和同情，但事后她告诉费尔德曼，她心里的真实想法是：真是个孩子，还不会照顾自己。

约半个世纪来，心理学家们对研究谎言没有什么兴趣，直到他们发觉“病态撒谎”〔pathological lying〕又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查尔斯·戴克博士说：“我们都认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每天清晨起床，就忍不住要编造一些故事。他们中有些人对此非常在行。”普利策奖得主、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埃利斯曾滔滔不绝地给学生和同事讲述自己在战争中的故事，但实际上他从未上过战场。

孩子们从三四岁开始学习撒谎，通常是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使自己免受惩罚。用幻想来抵制现实是孩子自我发展和自我保护的重要阶段，但如果这种做法持续到成年以后，就成为一种病态。病态说谎者们在儿时就曾通过说谎使自己获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杂志一篇论文指出病态说谎症的患者通常自信，有魅力，很受欢迎；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说谎的水平也就越高：“一个人越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就越可能说谎。……尽管大多数谎言都是自私的，说谎者为了保护自己不会遭遇尴尬、反驳或者冲突才说谎，但是，仍有大约四分之一的谎言是令他人受益的，这通常是为了保护对方的感情。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在女性的交谈中。一旦有异性加入谈话，自私的谎言就会越来越多。”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Sheffield　University〕通过大脑扫描发现，说谎时大脑消耗的能量远远超过说真话所需要的能量。撒谎一旦超过某个特定的程度，平时运用的社交手腕就会失灵。但当人们承认自己常常撒谎并打算改正时，又会发现由于每个人都习惯于说谎并且会用谎言欺骗自己，因而自己的真话也得不到他人的信任。

2005年夏，《新科学》杂志上刊登的一项对253人进行调查的报告显示，人们分辨谎言的正确率为53%。真正高明的说谎者非常注重眼神的交流，他们通过对方的目光和表情来判断谈话的进展，从而更有力地控制局面。他们会非常专心地观察对方，以至于面部肌肉和语音语调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才真正地出卖了他们。

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民意调查为以上说法提供了佐证。调查由新泽西州约翰逊医学院的刘易斯博士进行，他说：“每人每天平均讲最少二十五次的大话。 费尔德曼认为谎言有不同层次之分，而说谎的动机归为三大类。第一类，讨别人欢心，让人家感觉好一点；第二类，夸耀自己和装派头；第三类，自我保护。 ” 

其实上面所谓的撒谎，就是“战略战术的运用”。不仅如此，甚至人们在“沉吟片刻”或“斟酌词句”之后的谨慎作答，其实也是在撒谎。而在某些社会，谨慎作答甚至被当作美德和能力的标志。研究还发现那些撒谎小天才往往朋友满天下，而且能做群龙之首。费尔德曼解释道：“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撒谎或扭曲事实，是待人接物的技巧。” 事实上只要留意，就能发现谎言与实话的区别。说谎时一般出现下列症状：瞳孔膨胀；声量和声调突变；笑容较少；眨眼太多；频频耸肩〔主要指西方人〕；眼神接触出奇多或少；说话中带有较多停顿、假装清喉咙、中间穿插“嗯”等语气词；经常摸鼻子；频频吞咽等。总之十分接近人们常说的“打官腔”。

所有人都撒谎，且无时不在撒谎。撒谎可以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膨胀，想使自己和他人都感觉良好。这与自尊心有关，费尔德曼认为，“一旦人们发现自尊心受到威胁，他们会更愿意撒谎。”许多动物都存在欺骗或故意误导同伴的行为，但只有人类在欺骗他人的同时也欺骗自己。《基础应用心理学》杂志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60％的人在十分分钟的谈话中至少撒过一次谎言慌，平均说出2.92个不正确的事情。男性不如女性撒谎多，但是他们撒谎的目的是使自己看起来更好，而女性撒谎是希望别人的感觉更好。

而一般人所理解的“战略”实际上只是狭义的“军略”，即军事战略；如《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战略”说：1，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2，有关战争全局的；3，比喻决定全局的策略。据此三义，仿佛“战略”就是“全局”的同义词。在西方语言中，战略〔Strategy〕含有“如何协调动作以达到成果”的意思，接近汉语的“布局”；而战术、策略〔Tactics〕则含有“用何方法以达到想要的成果”，接近汉语的“施展”。

英国军事作家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 Hart，1895─1970年〕《战略论》一书，深受中国《孙子兵法》的影响，大引孙武的格言，总结了从希腊到二战近三十次战争、二百八十多场战役，提出“间接路线”的战略。其解释占领战术的要点是：

1，战略是运用军事手段以达到政治目的艺术，它不仅研究兵力的调动，还考虑调动的结果。

2，战略的成功取决于对“目的”和“手段”的正确算计、结合和正确运用。战略的目的在于破坏敌人的稳定性，战斗只是达成战略目的手段之一。最完美的战略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酷战斗而达到目标的战略”。

3，破坏敌人的稳定性的方法包括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选择抵抗力量最小的路线对敌人实行迂回或前出到敌人后方要比对敌人实行正面进攻更利于破坏敌人的稳定性。真正的间接路线必须同时考虑物质因素和心理因素。

4，战略分为战略和大战略两个层次。大战略的目的在于调节或指导一个或几个国家的所有资源以求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所以更应该重视整体力量，即财政、外交、商业和道义上的压力。战略则是大战略在较低阶段的运用，只限于研究与战争相关的各种问题。

5，作战的最基本原则是分散敌人兵力和集中己方兵力，或者说集中自己的力量对付敌人的弱点。方法是己方分散，引起敌人分散，然后才是自己集中。

6，战争有八条原则：一是“根据自己的手段来选择目标”；二是“时刻记住你的目标”；三是“选择一条敌人最想不到的行动路线”；四是“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行动”；五是“选择一条同时威胁敌人几个目标的作战路线”；六是“保证计划具有灵活性”；七是“当敌人有所戒备时，决不要以你的实力去实行进攻”；八是“当一次尝试失利后，不要沿同一路线和采取原来部署再次发动攻击”。

而现代军略家所谓的“大战略”也仅仅是古代中国人称为“政略”的那种东西。如长期在美国国会研究防务问题的约翰·柯林斯〔John M. Collins〕在其《大战略：原则与实践》〔Grand strate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strategy；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3年〕一书认为，美军在越战中“赢得了战斗而输掉了战争”，因为“过分依靠使用正规的军事手段，致使我们忽略了本该同时运用的美国实力中的其他的有效手段”。该书把战略分为国家战略、大战略、军事战略三个层次。国家战略是在平时和战时综合运用一个国家的各种力量以实现国家的利益和目标。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它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各种程度和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军事战略则是以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为基础，力求通过武力来取得胜利。

所谓“大战略”的作战原则，包括目的、主动权、灵活性、集中、节约、机动、突然性、扩张战果、安全、简明、统一指挥、士气等等，柯林斯批判说，许多美国军人至今相信，如果不受政客的约束，单凭武力就能打赢越南战争。而他则认为，没有政治战、经济战、社会战和心理战相配合，军队取得不了胜利。他的大战略思想是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教训立论的，但他同样承认自己的思想渊源于中国的孙武。照他的事例看来，现代智囊们所谓的“大战略”其实并不很大，它不仅并未囊括人生的全部领域，而且并未触及战略的核心地带：宗教。并未深入我们论述的改变世界命运的文化战。

借用谢选骏在《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中提出的概念来说，大战略应该是“反击力量采取了最有效的抵抗形式”，进一步讲，是“如何发挥反击力量的表现形式”，退一步讲，是“如何借用反击力量的表现形式”。在广义上，“战略”作为“斗争艺术”其实涵盖了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

“战略”一词，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行为定式。某个战略，就意味着具有某种一贯的结构，某种系统的谱式与色调等等；即使是李德·哈特八条原则的间接路线。而一种战略的具体内容，则是根据它想要实现的功能，制定出来的，基于克服阻力、达到目标的特定需要……战略的这一工具性，也就是一切战略最终难免要被废弃的原因之所在。因此，各种战略不得不像“战略的终极形态──宗教”那样，经历不断的改造，这样才能适用于它原先的功能：帮助人们更有效率地行动，而更有效率地行动，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实现思想的聚焦。当然，由于普通战略比终极战略〔宗教〕微小一些，具体一些，因而受到更强的时间与场所的限制，被迫具有更大的变通性，所以，普通战略的变化频率比之终极战略〔宗教〕要快了许多倍。但即使如此，宗教这一战略的终极形态也还是处于变动之中，并因变动而获得其适用性和有效性。

认识了这一点，将能很有效地防止偶像崇拜──防止一种普通战略甚至终极战略〔宗教〕成为迷信的对象，无论它曾经多么适用、有效、优越。在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所谓迷信，就是放弃了“天助者自助”的原则，而原先命运帮助一个人的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推动他去自我帮助，即“天助者自助”〔上帝帮助那些能够自助的人〕。但偶像崇拜的迷信却经常成为迷惑创造者心灵的毒药，它让人相信奇迹总会出现，仿佛消极等待就等于积极进取。其实奇迹之所以是奇迹，就在于它是罕见的；群众离不开迷信是因为怯懦且受到了愚弄，愚弄群众的人则故作神秘，吸引群众的迷信本能到一个对他自己有利可图的方向上，即所谓“一个骗子带领一群傻子”。如果创造者的心灵也受此毒害的影响，都岂不太可惜了。

二，战略的失败与成功 

2.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strategy

约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1779─1869年〕作为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8─1821年〕手下的一名将军，是著名的战略家，却对历史不甚理解，他没有摸透历史的脾性，像多数十九世纪欧洲人一样，对历史和文化的命运具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偏见。但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他反对全面战争，力主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这是他的贡献。但据此一味论证蒙古人的侵略与征服仅仅是“对人类的犯罪”则显然对文明史缺乏深刻的理解。蒙古人的空前破坏，不由于他们的空前强大，而由于他们周围那些所谓的“文明国家”的腐败和贪婪，以及随之而来的虚弱无力。研究历史者，怎能抛开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倒在失败者的怀抱里尽情呜咽呢？

“效忠的和有骑士气概的战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代战争，正成为使世界进一步堕落的有力手段；战争的文明内涵日益被战争的生物内涵取代了。这就是“自杀爆炸”大行其道的原因所在。历史表明，任何大规模改组人类社会的努力，离却了战争手段，就注定落空。因为赖帐比付款更加省力，而杀人总比讲理容易达到目的。这似乎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一个很大的挖苦。这同时意味着，战略家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杂家”，例如是一个地理学家，才有胜算。广义的地理学应包括自然地理〔地形、气候、生物分布等〕、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人种地理、文化地理等等。战略家正是基于这些渊博的地理学识，来制定完善的战略决定。在制定战略之前，他需要深入到敌方的营垒中，实地考察其强弱，以便取长补短。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王者如周的文王、俄国的彼得，都这样亲历险境，刺探过敌方的虚实。

具体战术上的失误是可惜的，但这并不可怕，因为战术错误大多可以及时弥补，一场战役很少能最终决定战争的成败，而那些被一次战役最终击败的军国，大多事前已经具有战略上的致命弱点，以致不能再振旗鼓、卷土重来。而战略错误及战略基础的瓦解、战略据点的丧失，其损失往往难以补救，甚至导致全局性的连锁反应、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塌。战略与战术有时仅有一墙之隔，例如战术的失败会导致战略的解体，而战略的优势亦会创造战术上的新奇……

相形之下，一个小单位的战略往往就只是一个大单位的战术；同时，最惊人的也是一个小单位的战术结果有时会成为大单位乃至关乎全局战略命运的契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战略家，他生就一双慧眼，先见这些致命的战略要点，既能致敌方之命，又能救己方之命。且由于状况瞬息万变，这些战略要点是在时刻地移动之中，不会固定不变。因此高明的战略家，预先在这些战略要点上暗中伏下一系列陷阱。自己避开，让敌人陷入。

他需要强大的预备队。预备队可以支持持续的作战，而作战的目标始终是“比敌人晚五分钟退出战场”，所以谁能多坚持一会儿谁就能得到全面胜利，在你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敌人也是同样吃力：胜利的力量也就是坚持下去的力量。和预备队相比，现役队有如爆发力，而一味指望以爆发力夺取胜利者，无异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博，这最终可能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赌博：在冒险的强攻失败之后〔这种失败在战争中常有〕，势必付出衰竭乃至全线崩溃的高昂代价。所以没有能力准备预备队的，也应节省下一些预备人员，作为关键的机动力量，准备在决定性的时刻投入，免得自己失去主动，以致一旦卷入战争就无法脱身，连退出战场都不可能，使得退却成为溃逃。而预备队则在危急之机可以发生缓解作用，制止溃败，并力保前述的“战略要点”不致丧失。

不要四面出击。千万避免同时树敌过多，否则就违背了对敌方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原则。要善于在各种力量的间隙之中“游刃”，才能使得自己的处境变得“有余”。可是当你选定了一个敌对目标时，必须“对它四面出击”！对它发动总体战和超限战。主攻与助攻、实攻与佯攻、分割与歼灭，也包括在这种意义的“总体战”、“超限战”的概念中。

具体可行的四面出击，具有两个明确的目标：

一，使敌方弄不清你的意图到底如何，因而不可能作出适当的反应；所以“声东击西”、“一箭双雕”是必要的。

二，使对方无法首尾相衔、彼此兼顾，作出系统的反应。这样等到对方已经清楚了你的基本意图，而试图作出有效抵抗的时候，最佳反应时刻已经稍纵即逝，不再回来了。在保留足够的预备队的前提下，倾全力以四面出击的方式进行猛烈打击！

四面出击必须考虑整体效果：例如，有时适当地削弱主攻、实攻的力度，以增加助攻、佯攻的力量，反而可以得到更佳的战果。四面出击必然不是在同一地点进行，但必定是在同一时间开始，即在一个预置的、安排好的时间表，开始错综复杂的猛击。既然战争的目标是“正当的”，那么它迟早会取得胜利。既然如此，就请全力以赴吧！

不管好歹，集体生活总是需要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否则就难以驾御，所以为了巩固政权、控制人民，政府经常需要寻找假想敌人、制造对外战争。即使在最为腐败的商业社会里，“赚钱”这样的生活目标也总还是需要的，否则秩序就会瓦解，统治就会失去理由。集体活动就是以这些借口诱骗人们忘乎所以，听凭领袖人物以精神骗术驱策千百万人自愿效命且奋不顾身，被自己的使命感杀死。而人的使命感又是什么呢？“使命感无非是内在蒙骗人们的障眼法”──大自然的机制通过本能的力量既骗了人民也骗了领袖。

有没有一种不需要随着时代而更替的战略原则呢？我八十年代在北京挤公共汽车时，曾有这样一段感想：在北京的冬季生活，要挤上公共汽车很不容易，班次很少，乘客很多，长期挤车促使人们形成这么一个战术：挤车的诀窍不在于自己用力往上，而在于挤入有利的位置，然后利用别人拥挤的力量自然而然地被推挤上去，最后只需要留神站稳，不要让动荡的局面碰伤自己就行了。所以，真正的功夫在于寻找并占据那个有利的位置，而不在于用力向上爬。力量谁都有，必要时任何一个人都敢于使用，关键的关键在于用力的技巧、用力的方向以及对于微妙局势的迅速适应和微调。

当你向一个目标前进时，不应把自己的力量径直向它投去，尤其是在人多势众的情势下；而应倾力去占领一个有利的位置，尽管这个位置可能离开最终目标要远一点，但却得以利用别人的推挤力量更加迅速而省力地接近目标。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概念，但要依靠高难度的技巧。

当然，建立天下秩序的战略不同于挤北京的公共汽车，它只有一个成功者，因此较之可以容纳众多胜利者的挤汽车，要远为复杂、激烈、艰辛甚至无耻、残酷，且结果极为偶然而不确定。

那么，实现天下秩序的战略关键，何在呢？

一、纵横捭阖。在局势明朗以前就预伏种种势力加以运用，以迎接局势的明朗化。

二、隐忍待发。在时机未到之前，可作非分的设想和奢望，但不可作不切实际的努力，以致徒耗生机。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依据先见之明来积蓄力量。

三、在时机未到的时候，尽量掩蔽自己的真实意图，而仅仅把自己希望透露的假象，通过伪装的途径，显示给对手。

四、最后，一个创造性战略家者还要勇于除掉自己的作品，就像勇于除掉自己的旧我。如果失去了这样自我更新的胆量和气魄，那么他的衰败、腐朽及毁灭，当为时不远。总之，创造者应认清自己的一切创造都不过是一种战略，不是神迹，不可列为崇拜的偶像。

对充满自我更新精神的创造者而言，战争的意义不在战争之外，就在战争之内；战争的目标也不在战争之外，就在战争之内。战争之外的意义和目标，其实是自我更新和扩大势力范围的一种借口。当然战争需要借口，而人为的借口就是为发动战争、凝聚力量、预先推卸可能失败的责任，而制造出来的口实。貌似“天赐”的借口，仅仅是作为发动战争的最好理由来使用的。所以陈胜吴广在首义反秦的革命中，打出了“大楚兴，陈胜王”的幌子，利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历史预言，成功地制造了战争的借口，并把那个利用国际融合集团〔客卿〕平定了各个主权国家〔战国六雄〕而后却大权独揽、利益独享的虎狼之国暴秦，还原为“最后一个残暴不仁的主权国家”，并号召天下的豪杰，予以铲除。

“豪杰亡秦”的战争借口，作为一个极其成功的革命宣传，直到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大陆，都能激动人心，可见其魅力具有比秦始皇神话更加持久的生命力：1976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亮出“秦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的标语，指斥毛泽东自比秦王焚书坑儒、荼毒天下的行为。这个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虽然受到严酷镇压，但终于导致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全面破产，“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的毛式咒语终于降临到毛氏自己头上。

既然所谓天赐的借口其实也可以由人们的头脑制造出来的，所以陈胜吴广之后，谶纬预言兴起，左右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七八百年，直到隋文帝再度“焚禁谶纬”之后，才告一段落。历史表明，如果人们不想参战，那么即使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也会视而不见；如果人们想逃避战争，即使面对奴役的处境也会安之若素。所以战略家为了哄骗驱策愚民上阵“保家卫国”，常常把参战的理由供奉起来，而把战争的真相秘藏起来，使人们把血腥的屠杀视为神圣，例如日本的“靖国神社”和其他各国的英烈祠干的就是这样的买卖。其实，靖国神社里供奉的都是些失算的赌徒、错误的战略家，他们对现代日本的衰亡起了直接作用，毫无供奉的价值。日本人一天崇拜他们，一天就难以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

三，中国文明的战略观念 

3.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俗话说：“从哪里跌下去，就从哪里爬起”──这固然不失为一句箴言与说教；“从哪里兴起〔爬起也一样〕，就将从哪里跌下去”：却是一句更为灵验与更富于宿命意味的预言……事物的实际归宿，不过是它实际出发点的“另样形式”，且是更为有利的形式。而任何事物因何而兴，最终也必因何而亡，这又是命运的另一张底牌所一再显示的神奇定数。

引起我发现这一历史规则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现代中国的一切灾难，都起源于现代中国人缺乏“诚”，不但对他人缺乏诚意，而且对自己也缺乏真诚。现代中国人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国文明的礼教约束，剩下的只是无礼的野蛮。这样的人连自己都不敢正视，又如何面对敌人、正视人生、仰视天穹呢。这样的人对自己都是欺瞒成性的，练就了“自欺欺人”的典范。充塞于现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是“伪”，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也就是所谓的“做人”。可以说，中国的灾难如假货泛滥、假言泛滥，都是来自于中国人“太会做人”和“过于精于盘算成本”了，结果社会整体付出的成本，和个人的收益比较起来，高得不成比例。这种邪恶的后果是如何养成的呢？如果我们以思想家的勇敢来考察一下，并以同样的勇敢坦率说出，就不难发现这一社会灾难竟然来源于一种伟大的政治智慧：那就是古代先哲对于“势”的洞察，以及对于权术的研究。

说来也许骇人听闻，但这是真的：平定天下的智慧在天下平定之后，就成了内斗与内耗的助燃剂。在人生的斗争中，依靠“势”比依靠“情”，无疑要稳妥有力得多。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高于宗教智慧，因此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就认识了这一点真相，因此打下了整合东亚世界的基础，不能不算是一大成就。然而，“势”能助人，亦能害人。例如现代中国就是深受“势”的大害，而内耗不已。狡诈的中国人个个都是韬晦的专家，人人都是“避开风头”、等待别人犯错误的高手，位位都是投机取巧的“风派人物”，不那么狡诈的人则上不了台面、当不了官、商，对社会的影响太小，往往成为厚黑坏蛋的牺牲品。“老实人”在中国的含义不是“值得信赖的伙伴”，而是“笨蛋”、“失败者”，这就是古代中国政治智慧在现代社会所形成的末流，结果积攒起大量的污泥浊水，并且“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现代中国社会由于其成员完全丧失了古代中国文明的基本教养，太缺少“真”、“诚”、“情”，而日趋沉论为全球格局下的鸡毛蒜皮。从这个小小的缩影自不难洞见人类的命运：为胜利而忘乎所以，是极其危险的，殊不知胜利正是失败的种子，幸运与成功正好埋下了不幸与惨败的根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就埋下了祸根，结果以何而兴者也必由何而亡。那么反过来说，因失败而获得的警醒极其宝贵，因为失败正是胜利的种子，不幸与惨败正好埋下了幸运与成功的根源。因何而废的也可能由何而兴，依据这样的原理，在上述的诊断之后，让我们预测一下中国的命运，就希望将来的中国能通过自新，好自为之，在未来数百年间，摆脱“伪”的控制而重获“诚”的生命。当然，这并不是说古代的政治智慧将被一扫而空，而是说它将以一种更抽象更现代的形式发扬光大起来。“只有诚才能造就更大的伪，只有情才能造就更大的利”：这就是我送给未来中国与世界命运的一句谶语。

这种“真”、“诚”、“情”在中国的历史性复兴，固能摧毁“虚”、“伪”、“利”、“奸”的陈腐盘踞。但是这种自我更新的后面，又何尝不隐藏着再度衰败的种子呢！如果中国文明真能重新焕发青春，那么青春期所固有的种种危险、脆弱与不稳定状况，也会与未来的中国长相伴随，但那是生长而不是没落，又一次生命的循环重新开始。不过这一次，其规模将不再局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夏商周〕、中国本部〔秦汉：三十六郡与十八行省〕、东亚〔元─明─清〕，而是全球范围。这不足为怪，中国文明的辐射潜力今天的人们可能大大低估了，所以人们不要惊诧未来事态的千奇百怪，意想不到的奇遇可能会迎头痛击想象力贫弱的人们。

中国文明的历史性复兴，不见得是中国的复兴，因为文明和实体并不等同，实体和居民更不等同。文明是生活与思考的方式，是极为顽固的生存信念，是一种不绝如缕的“希望”甚至是“偏执狂”；而实体却是和血肉之躯的特性紧密相连并一道兴衰的。“历史性复兴”，不是现代人翘首盼望的“摆脱贫穷”和“富国强兵”，而是具有文明深度的全球事件。它仿佛决定性的一击，不仅显示文明的特质，且将摆布世界的命运。它健全而强力的战略就是自新。自新就是以自我更新、自我调整，确立新的优势，自新因此是在衰朽及厄运之后兴起的。自新的道路就是提升自己的优势，这比直接削弱敌人，需要更大的努力、毅力和韧性……这是一条更艰难的路，但也是一条更有效的“间接路线”。

自新战略的建立，正是出于深刻的谋略：人性的奥秘向我们透露，权力是罪恶的，因为权力将消耗强者的反击力量，从而导致强者的虚脱及其向弱者地位的坠落。权力的扩张意味着“耗费”，而权力的收缩才意味着“积蓄”。权力的收缩带来紧迫及紧张，会增强人的反击力量，避免无谓地消耗反击力量，从而使主体由弱转强。

什么是“权力的收缩”？“权力的收缩”就是“内向的扩张”，内向的扩张就是生命的自新。权力的外在扩张所导致的耗费，使人最终走向消极──如果扩张不是“再投资”，那就只是破坏而不是建设。只有“内向扩张”或“自新”，才真正积极──它不用毁灭敌人以获优势，而是提高自己以获优势。

自新战略如此理解生存过程：外在敌人不可能毁灭干净，时空的流逝会不断涌现出新的敌人。此时此地之对立面一旦消失，为维持自身的存在就必须寻找新的敌人，否则生命的基础就同归于尽了。所以，为了自身的健康，应当有意识地保留一个“较为有利的敌人”，并通过“不断自新”〔即不断提高自己〕而不是“不断革命”〔即不断屠杀别人〕来保持不断的优势。急急于毁灭敌人，只是徒然消耗自己的实力，对自己的健康毫无裨益。对危险的敌人应予控制，必要时可以替换一个不那么危险但能促进“自新”的敌对目标……但决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因为害虫乃是生态平衡所需要的。

我们这里讲述的自新战略，在中国文明中古已有之，例如，在号称“兵书之祖”的《老子》一书中，就充满自新战略的思想闪光：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九章〕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十五章〕

“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二十二章〕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二十七章〕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二十八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觑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

“生之、育之，亭之、毒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五十一章〕

“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五十五章〕

以上数条，已能明其谋略大端。

在我看来，《老子》的学说无非就是“克制权力”的学说，就是“内向扩张”、“自我更新”的教理。他所谓的“盈”，就是指反击力量的过度伸张与消耗。“取天下而为之”，为什么“不得已”〔即不得善终。已，就是终结〕呢？因为没有什么行为比这更耗费反击力量的了，而过度的虚耗必将导致朽败与灭亡的厄运。所以说：“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十五章〕这是说圣人的来临，使“克制权力”的不盈之音，降临世上；如此，则旧的可以更新，何必执意“创新”？这与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内在相通。

四，新文化战的战略观念 

4.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new cultural war

以天下为念的，就是天命的载体、文明的主宰。这至尊的概念，象征着秩序的精魂、天下的瑰宝、流动的定理；天命载体，协调天下，日新月异，不断延伸。有一天，“天下”的范围会逾越地球，而包括若干“星际”，正如以前的“天下”并未囊括全球；但上述定理却始终贯穿，改变的只是“天下”的规模罢了。

奉天承运的文化战所使用的武器，不是杀人肉体，而是夺人灵魂。为此目的，选用先声夺人的利器以为辅助，化以往的文化精魂为自己的文明补剂。

这需要两套方略：

首先，听任腐朽、纵欲、解体的大众文化继续荼毒异己的世界，使全球社会日益沉沦、疲软、丧失抵抗的能力。

其次，使自己新兴、严酷、富于创造能力的贵人文化，大胆开进这垂死的世界，就像蒙古汗王拔都率领的野蛮骑兵，开进了繁华的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

从历史上看，这“其次”的方略是被人不断果断地实行着；并一再造成了惊人的历史价值。而“首先”的方略虽然同样经常出现──却从未升华为一种有意识的方略，从未被人有计划、有系统地实行过，它只不过作为自然资源存在着，只是等“首先”已经“瓜熟”，才有战士起来，用“其次”使之“蒂落”。开发这一自然资源、结束这一自然状态的时刻，就要在全球范围内来到。新文化战的发动者，以内外之别的武器铲除异己世界中的腐败势力，锻造文化接管的先遣军。只有当他从内部充实了全球政府，文明的进一步扩张才成为可能。他不致力于外在扩张，而要追寻内在的充实；短期的外部扩张是为支持长期的内在充实，但外部扩张不可能取代内在充实。例如，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之后，随着欧洲的内部朽败而来的，是欧洲殖民扩张势力的全面衰落，这种衰落也体现为欧洲世界甚至包括东正教地区人口出生率的普遍下降。甚至在美洲，白人的比例也在持续下降之中。而非欧世界却由于某种神秘的“解放作用”而释放出巨量的人口……这好像是“历史讨还债务的时刻”已经来临？某种“世界不同种族之间的正确人口比例”，似乎正在“世界性人口爆炸的危机”下，逐渐显现，并开始校正历史。东方人种的元气得到恢复，美洲的人种关系重新调整，结果在貌似令人不安的移民前景中，人们看到了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优势，已经开始失落。

据统计，欧美白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最高，然后就逐渐衰退。正如俗话所说的，“升官容易，做学问难”，因为受到提拔的机遇可以使庸人一夕成名，而人的学问有丝毫长进却需要长期的努力。内在萎缩更是外在扩张改变不了的颓势，而且最终导致外部萎缩。果然，半个世纪以后，非殖民主义运动就出现了。可以预测，白种人在全球人口中的人口比例，还将进一步下降，从而恢复“历史上的常态”。欧洲文明作为一种技术魔法，一旦被其他民族运用，同样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奇迹和精力，这即使需要几百年时间以及诸如“消化过程”等附加条件，但这些条件现在已经充分具备了……

正确的人种比例也许正在形成新的全球民族？全球民族像是一股天籁即将蜿蜒而出，离开地下洞穴，驰往新的天体，响起出征的衷心赞美。这确实超出今天的想象，但记住，世界上所有东西都会彻底改变，即使在未来的人们看来是稀松平常的事，今天出现也常常令人震惊，例如，我们自己的衰老和亲朋好友的死亡。即便始终如一的“我”，也每天都在新的形成中！而正是那些愿意改变现状的人们，其先天因素与后天遭遇所合成的命运，迫使他们干下那些匪夷所思的怪事，不仅是自我满足，而且满足了世界，从而摇撼了历史、推进了文明。

所以，全球民族一定会出现，他们可能是现有种族的不同比例的混血，就像印度人和南美人那样，是灰色的民族。那时候，金发碧眼的少数民族将作为人类保护地的稀有品种受到珍藏，而纯粹的黑人也将像现代美国社会那样稀少。至于同性恋，那是生存欲望下降的结果。缺乏生存欲的人，生殖欲就会下降，也就不再充满权力欲了；生存欲强烈的人才会有“坚强的意志”，不仅是意志坚强，而且是“具有侵略性”。这样的人为了达到想象的目标，可以抑制甚至减低生存的欲望。但他不会为了意志的满足而抛弃生命本身。“有献身精神的人肯定有权力意志，尽管常常表露得十分隐晦：即使是科学上的献身，其追求成功的愿望也要比别人更强烈才行。所谓好胜心，正是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也正是献身精神的真实基础。”而所谓优胜者，无非就是那位有幸最后退出角逐的人，这意味着他必须比别人承受更大的压力与牺牲。

一个民族得以成为整体的秘诀就在于“心甘情愿的等级制度”。房子之所以能建造完成，就在于有上下左右：必须有甘居底层的，高层才能挺拔稳固。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都像现在的支那人这样，你追我赶同样的欲望，竭力蜂拥到同一跑道，全球社会要不混乱瓦解才是奇怪的。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功能不是基于复古，而是需要开创一个新的制度。这个全球制度不得不容纳作为区域居民的支那人的国民性，而不是像日本留学生周树人〔鲁迅〕所宣扬的那样“改造国民性”。改造国民性是典型的“削足适履”，说得严重一点，在客观上适应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略需要，后来在日本侵华战争的血腥和毛泽东“改造中国”的喧嚣里，得到贯彻。当时的中国，国难当头，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改造自己的国民性，而日本的入侵迫在眉睫，“改造国民性”的喧嚣足以搅乱中国。毛泽东后来大力宣传鲁迅精神，可能是因为他像鲁迅代表了日本一样代表了苏联征服中国的企图，而心有戚戚焉。须知一个民族得以发展壮大的秘诀就在于他能够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而不在于他能够不断改造国民性。事实表明，调整战略比改造国民性容易得多也有效得多。

现代世界病的透视及诊治表明，人本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主权国家的横征暴敛和现代恐怖主义的自杀袭击，然后，国际无政府状态加剧了这些要素之间的复杂化学反应；这当然需要全球政府出面解决。但下一个问题是，在如此有害的气氛毒化下，全球化会否形成畸形的奴隶文化？世界一体化会否造成科学的专制制度？

正如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年〕所说，“我们从来只见事物的一面，另面沉浸在可怕而神秘的黑夜里。人类受到的是果，而不知因是何物，所见的一切是短促、徒劳与疾逝。”我们看见文明的扩张常常导致瘟疫的爆发；文化建设常常造成老弱病残。疾病成为牢固的社会特征而不可磨灭，不再仅仅是“一个副作用”：“文明”既是病的肇因又是其结果，新的哲学及其弘扬者，不得不与浪漫幽情和自吹自擂一刀两断，尽管他们也曾出入此中。他们理解，意识形态的纯化是可能的，但社会的纯洁却不可能。一切纯洁化运动、原教旨主义，根本只是表面文章，它能掩盖实际却难改变实际，它能影响生活却难扭转生活、阻断生活、推翻生活。思想充其量只是制造了一种气氛，有助于麻痹、冻结那些根深蒂固的本能，却无法瓦解更无法消灭它们。

“纯洁化运动真的纯洁吗？” 这也许并非多余的提问。纯洁化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人性的幽暗？它的表现表演难道不是一种伪善？假使一种纯洁化运动、原教旨主义“彻底胜利”了，那么，它将置“人性”于何地呢？它岂不成为打家劫舍的幌子？和纯洁化的伪善相比，“人性”有什么“不好”？人生而有罪，但这“罪”和伪善相比，不也是一种真实的价值吗？如果真的“把革命进行到底”了，那么“纯洁化”岂不与“福尔马林化的僵尸”完全同义？那就是“文革”企图达到的目的：只许毛统帅一个人有欲望，别人全都必须彻底阉割掉。结果革命半途而废，成为一人打劫万家的幌子。从另一面看来，若是失去了人性之罪，文化岂不就此绝种？那样的纯洁化运动还有用武之地？因为正是在“罪恶─纯洁”这终极无上的循环中，此起彼伏、兴衰跌宕的运化，使得一切相反的真理和冲突的价值，无一例外地充分显示出来。

无助于融合世界的神秘情绪，一扫而空；无助于世界融合者的虚无主义，驱入地下：直到世界历史的转机重新来到的时候，那时再迎接它们归来。在这“冰川世纪”中，让独立的神秘和圆满的虚无，丧失立足之地，尽管它们一度创造了征服世界的人并满足了世界征服者的向往。毕竟，唯有世界融合者的需求能给全体人类带来安宁、和平和福祉的镇痛剂，唯有极端的痛苦可以抑制一般的痛苦，并把极端的痛苦总结为哲学化的“政治技巧”……

五，破坏现存的平衡结构 

5. The break down of existent structure of balance 

哲学化的政治技巧认为，一切战略艺术的实质，就在于“改变现有的平衡”。或曰“改变现存的平衡结构”。所谓“绝对的平衡”在任何时候都只是人的观念，事实上并不存在，而创造性的战略观念就在于通过设想一幅绝对平衡的图画，来推进动态──从而破坏现存的平衡、在不平衡中创造新的平衡……

破坏平衡，就是把不利于自己的相对平衡打破，替有利于自己的相对平衡开辟道路：中间则经历一个破坏阶段，以保持倾斜的不平衡，构成“乱中取胜”的历程。战略家不同于恐怖份子的是，他打破相对平衡、制造动乱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新的平衡与秩序，而不是为了破坏而破坏以便火中取栗；所以“乱”的不平衡，对战略家只能是一种战略上的过渡。认清了这一点，就能毅然决然打破平衡，把世界投入战火；又能告别革命与战争、断然扑灭战火：先后扮演革命与反革命、战犯与战犯法庭的双重角色，在残垣断壁上重建于有利己方的平衡……这就是战略艺术。换言之，一切战略的艺术，都是应运而生的生命成长的历程。新战略艺术诞生的年代，其实就是现存的平衡结构已经发生严重裂痕并有崩溃之虞的年代，这一危机呼唤战略家出山，并迫使战略家为了超我的美感而消费自己的生命。

一切战略艺术的第一步在于破坏已经脆弱的现存平衡结构，摧毁平衡结构的秘诀即在于摧毁其支柱、瓦解其基础。而仅仅瓦解其基础，还不能致使此结构全面崩溃；除非直接打击其支柱并摧毁之。摧毁支柱须从关键处着眼又须从薄弱处着手。由于自保的本能，结构的要害支柱总是得到倍加保护，所以这类目标不宜首先攻击，而对一些不大显眼的目标却必须优先攻击，所谓“剪除羽翼”，因为有些次要支柱的破坏很容易连带导致要害支柱的垮台。战略艺术的妙用就在于善于识别这些不同的性质及其在总构中的功能，给予轻重缓急地打击，达到“多米诺骨牌”的效果……

一切战略艺术既然以建设为目的，所以其第一步虽在破坏已经脆弱的现存平衡结构，但须首先找到重建结构的主要支柱……于是战略艺术的第二步，即在平衡破坏之后的一片混乱中，建立新的平衡结构。而这首先需要找到新结构所依靠的基础，然后引进中间力量的介入，而不能直接援引敌对的力量来做工具，例如周幽王时代申伯招引犬戎入援，再如孙中山的北伐革命招引苏联军援，都像火上浇油一样危险，被后人称为引狼入室。。

一切“新”的战略艺术，都必然是积极的战略艺术，它采取的是进攻型姿态，至少也是一种“以守为攻”。相形之下，维持性的战略、退保的战略，实际上不是新的战略，而是一种减少消耗的退却甚至是临终弥留罢了，是一系列权宜办法和应急措施的杂烩，是败逃者的荒不择路。“到哪一步说哪一种话”，就是他们的写照；“堵塞漏洞、拆东墙补西墙”，就是他们的防卫。在当今战国时代，若无进攻的意志、进攻的战略，就只有日渐削弱，以待败亡。从未有过以退守为战略而能长存者，因为说穿了，战略艺术的核心即在于进攻，正如其它艺术的核心在于创新一样。战略上的一切进攻和艺术上的各种创新，无非通过奇袭和陌生，而达到震惊和制胜的效果，以获得卓越的胜利。

可以有两种战略艺术：一种以战略艺术为工具，奉行“目标至上原则”，以战略作为达到战略目的、实现战略意图的手段；另一种以战略艺术自身为目的，奉行“艺术至上原则”，要在施展战略技巧中得到快感、在创造战略艺术的活动中取得游戏欲的满足。譬之于弈棋：前者是为了击败对手或赢得某种棋局之外的奖励而从事弈棋活动；而后者则是为了施展一种棋艺或满足个人的爱好而从事弈棋活动。不以成败累心，境界当然最高。

我之所以并列上述两种战略艺术，是因为无法在这两种之中选出一种更好的予以首肯：它们各有存在的理由，也各有存在的价值。为便于区别，我把前者自视为手段的战略艺术称为“有限的战略艺术”，把后者自视为目标的战略艺术称为“无限的战略艺术”：前者追求外物，其目标是被限定的，比较明确具体；后者追求自我愉悦，其目标就没有限制，甚至未定，非睿智的天才不能洞察其极限，所谓“无限”也是指此而言。

从战略艺术家们的处境说，这两种战略艺术的主要差异在于两种行动者心理上具有差异：无限战略的大师具有“君”的倾向，有限战略大师具有“臣”的倾向；前者自己决策、承担风险，后者则受命于外来制约。“有限的战略艺术”由于其工具性质，给它带来种种限制，最大特点是“因情设施”，即最大限度地顺应外界情况来确立有利于自己的秩序。“无限的战略艺术”则由于其自娱性质带来的冲动，最大特点是“以我制动”，即最大限度地发展自我并迫使外界勉力接受自己的战略艺术，从而改变了世界的构造。

任何一种成功的战略艺术，不论其为有限还是无限的，最终都将体现为对世界构造的重组。所谓成功的战略，就是可以帮助人们活得更好的战略。无限战略的大师是一个“游戏的君王”，具有创造生活的天才及魄力；有限战略的大师则是“致用的臣子”，是栋梁之材，能制定、策划并导演、遂行极佳的战略，但缺乏创造生活的天才及魄力……

我们注意到，即使是以战略艺术作为目标的“无限战争”，为维持其自身的现实存在，有时仍不免降低格调、把战略艺术作为一种手段，虽然其最终目标是要发展一种新战略艺术并渴望从这种艺术中获得精神满足。这样看来，一切战略艺术都不免带上了工具性质，尽管程度不同。战略艺术作为实用艺术和一般艺术不同，玩弄这一艺术要以人的生命作为材料及基础，所以一次失败便会带来永久的损失，不像其它艺术那样可以重复试验。这一事实使得战略艺术的操作者经常畏避不前，过于谨慎，结果错过了许多创造历史的机会。我给战略艺术家们的箴言是：审慎审慎、创新创新、无畏无畏、达于巅极。

有两种战略家：有限战略的大师研究战略，无限战争的大师本身就是战略，后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本身就构成战略的最佳示范。无限战略的大师是天生的，他们的命运就是为了缔造一种新秩序；有限战略的大师是通过学习而造就的，他们是为了帮助别人实现命运而被造的。不过这也是相对的。无限战略的大师也要学习，审时度势，力避荒唐；只是他的精神特性使他自然去学习，自然去审时度势，自然去避免荒唐；而非迫于他人的赏罚和衣食住行的生物需要。同样，有限战略的大师也决非天资驽钝或才具平庸。两者的根本区别只在于：前者的创造性人格对其战略具有塑造功能，他的战略艺术已成为其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为争取胜利而暂时利用的单纯工具了。后者则比较单纯地把战略艺术作为一种觅食的工具，难以通过战略艺术本身获得陶醉。形象地说，前者的行为方式是“灵长动物类型的”，后者的行为方式是“肉食动物类型的”。根据莫利斯〔Desmond Morris，1928─〕的《裸猿》〔The Naked Ape〕，这是人类性格的两个基本类型。

在《裸猿》的第一章《起源》中，莫利斯指出，人们从素食性动物转变为肉食性动物，而大熊猫却从肉食性动物转变而为素食性动物，这种剧烈转变会造成动物和人的双重性格。例如人的整个身体、生活方式适于树栖生活，可是却被抛到一个新奇世界中，他要想生存，就得像饿狼一样头脑机敏、爪牙尖利。

原先，由于食物静止不动、源源不绝，灵长目群体不必分开觅食。它们生活在紧密的社群中，可以在一起迁徙、逃亡、休息、睡眠，每一位成员都可以窥见所有其它成员的动态和动作。无论什么时刻，每一位成员对其它每一位成员的行动，都能了如指掌。这一习性与食肉兽的习性迥然不同。有些灵长目群体也偶尔分为小群，即使这些灵长目也绝不会分成个体单干。孤单一只猴子或猿类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没有食肉兽那种天然的武器，离开群体就容易成为食肉兽的猎物。相反，成群出猎的食肉动物，如狼群就充满合作精神，这很难在灵长目动物身上找到，竞争和称霸反倒是它们的家常便饭。灵长目找一点吃一点、不断找不断吃的生活方式，能很好维持其生存。因为灵长目的食物在其周围比比皆是、唾手可得，所以它们不用远距离迁徙。

有人仔细研究了现存的最大灵长目大猩猩，追踪其活动；结果告诉我们，它们平均每天只移动三分之一英里。有时它们一天才移动几百英尺。相反，食肉兽常常一次出猎要奔走许多英里。研究证明，它们有时出猎竟可以奔走五十英里以上，几天之后方能回到栖居地。回到固定居留地的习性是食肉兽的典型特征，这一习性在猴和猿之类的灵长目中极不常见。不错，一群灵长目动物的生活范围是相当清楚的。但是晚上它们却随意就地而眠，游荡到哪儿就宿在哪儿。它们对其生活地区亦有了解，因为它们在频繁的游徙之中来来去去地经过同一地区。但是，它们对整个地区的使用方式是没有计划的。而且，整体间打交道时的防卫行为和进攻行为，都不如食肉兽那样显著。

但是在向肉食转化的过程中，由于新的生活方式要求，他必须压制强有力的灵长目本能冲动，绝不能离开群体中的主体。由于他新近养成的合作精神，由于食物来源飘忽不定，他一定要养成共享食物的习惯。同时，形成两性的一对一的配偶关系是必要的。雌雄两性的狩猎猿必须要产生爱情、彼此忠诚。如果要集体狩猎成功，不仅要让强壮的雄性而且要让体弱的雄性各司其职；体弱的雄性也要唱主角，而不能被推到社会的边缘，不能像其它灵长目动物群体中那样，强壮者称霸，体弱者服从。而且，由于他开发出了致命的加工武器，狩猎猿在巨大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减少群体内部不和的根源。所以破碎的家庭往往同时在财政上陷入困境。最后，一雌一雄的繁殖单位还有另一层意义：后代因此也受益匪浅。幼儿成长缓慢，培育和训练幼儿的任务沉重，这就要求一个与之相应的聚合力很强的家庭。

六，中国政略的集成〔《书经》〕

6. The ultima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rategy

古代中国文明具有超越神权政治的现世政治意识，并且早在三千年前就开始进入历史记载，《尚书》就是这一智慧的结晶。《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列为经典后又称为《书经》，其中《周书》的《多方》篇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人既有典册，自然不能没有作册之官，那也就是“史官”。正是在史官的手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史官文明，而《书经》就是史官文明的遗绪、现世政治哲学的宝典。

书经时代，已有王霸与礼制精神的显现，这是中国文明的灵魂，它启迪有命，万邦以负。《殷书·太甲下》：“君罔以辩言乱政。”辩言乱政，就是丧失了自我调节能力的标志，也是保守精神开始形成优势的征候。再看《咸有一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始终惟一，时乃日新。”这并非僵化与保守，而是中庸之道。政，不是设施而是精神，日新，不仅是设施也是精神的需要。政治哲学的精神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政治设施的功能则是“时乃日新”。所以《盘铭》说政治的精髓在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仲虺之诰》则说：“佐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充满了顺水推舟的政治智慧。对天命的载体来说，以天下为己任、奠定世界秩序、又不以残暴手段扼杀社会生机，这是难能可贵的。人性中固有弱点，自私、浅虑、不仁、惰性、嫉妒、贪婪，阻碍了精神的纯净。既要统一，又不使用暴力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君格如何避免人性的双重弱点？《仲虺之诰》启发说：人们知道奠定秩序须用武力，但很少理解“武”的含义是止戈而不是黩武，所以关键不在是否使用武力〔这是无须置疑的〕，而是怎样使用武力。尽管古人说“天下者，逆取而顺守者也”，然而顺守之时也还是需要武力以为后盾，何况新秩序奠定之初，正当逆取之时。谁愿重蹈那号称迂腐的徐偃王的覆辙呢？然而对于徐偃王的否定不应导致另一极端，即趋向秦国式的残暴、原始、富于毁灭性。

以天下为念者，独立于人群，超越于人欲，少受偏见的影响而有不正当的爱好，他为历史的需要而行动。一切种族、民族、地域、集团，在他面前一视同仁，仅仅根据才德的不同而启用。他也不为自己的私情而战，不用暴力去压服对手，更不谋求征服的虚荣。他是世界的融合者。

对尚未腐朽的敌手，采取怀柔与固存的方略，不吝授予“生存的权利”。亟谋征服的对象，应严格限定在那些“趋于败亡的势力”，这样得以用“拯救其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征服的借口，从而部署文化战的最佳战略。“佑贤辅德”，意为不加任何额外的区别；“显忠遂良”，意为没有任何人为的限制──再次强调：对一切种族、民族、地域、集团、阶级、阶层，在秩序面前一视同仁，这样才能获得广泛的统治基础，才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及王道的普世设想。同样，“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攻略，也是不分种族、民族、地域、集团、阶级、阶层，这样，不仅“邦乃其昌”，而且整个天下都得到和谐的统一秩序，又不失其生机。

“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所谓德，不仅指一种特性，且指能引导人群、感召人群的特殊品质。由于情况在不断迁化，所以创造者的特性，亦须日新，才能保持万邦的向心与依赖。如果他自我满足、固步自封、不求力量增长，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九族乃离的命运是屡见不鲜的。

秦王专政迷信暴力造成的悲剧，路人皆知。这种悲惨的下场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归之于对军事力量的过度依赖。暴君往往是怯懦的，他的强制措施不但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也毁灭了自己的幸运。相反，中庸的王道则是用有利的方法来奠定礼制的天下统治，以发扬《仲虺之诰》所阐释的天子之德。如为强求一统而毁灭优秀的国家，像罗马之毁灭迦太基与科林斯那样，则是自私的霸道，而非天子的明德，秦之灭亡齐国亦属此类。原始的野蛮尚可原谅，文明的野蛮则为害深重。

天意眷顾的民族，在绝境中获取精神，奋不顾身的锐意掠取，作为百年辛劳的酬答！有了《书经》的这一要点，就有了“技术”、“资金”、“能源”、“人才”、“骨干”、一切细微末节的方法、手段、道路以及有效的理论、强劲的世界观……恕我直言，甚至包括许多残酷、惨切和不近人情的事物。一切贫困与破产，无不渊源于精神的贫困和破产。千百万专家学者理论权威对此有着连篇累牍的研究，但可惜他们误解了关键的地方，失之浮浅，缺乏独创性，人云亦云和五分钟热度──在在都使自己失去了这一精神。要在破产的废墟中重建文明，要在贫血和浮肿的病痛中拯救社会，就必须重新鼓起这一精神。

“技术”只是实现“愿望”、遂行“愿望”的手段。要是没有“愿望”，怎么会有“技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例如现代中国的病症不在于没有“技术”，而在于缺乏“愿望”：或是有愿望，但是并不强烈，只有声明，没有行动。要是缺乏行动，人怎能掳获生活？古老的动物以中古的精神在追求现代化，能得到四个圆满？而新精神的产生，却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重大的危机成为创造之源。创立全球政府、促进世界一体、推动民族同化、让中国文明模型的世界意识倾向重新抬头……以及新的全球民族像“汉人”或“罗马人”那样诞生并成长为不可救药的费拉居民〔在生番[原始民族]、熟番[文化民族]之后的[烂熟民族]：仿佛过于成熟的苹果〕，可能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但却是道德一体化的复归。政治之作为艺术与道德的交汇点，诚然立足于二者调和的基础上，但政治的表现形式在特定的时空只能有一个〔艺术或道德〕占据上风，或是艺术，或是道德。对现代世界而言，随着技术的爆炸，道德对艺术的规范作用正在与日俱增。民族的自新运动说到底是新道德规范、新行为方式的系统诞生。在全球文明一体化的意义上，一个道德的营垒毕竟比一个无道的商场更为安全。何况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军事事务与文化事务也并非格格不入，它们有时相克但有时相生，许多文化上的创造活动甚至迫于军事需要而兴起。在锻造全球一体的营垒中，道德、品格、效率、秩序、文明，是配套的……当精神价值的崇拜，部分代替了肉欲的满足，方能彻底缓解现代世界争夺生存资源的紧张状态。营垒本身并非停留的目的，而是类似《圣经》“过红海”、“在旷野”、“入迦南”等运动的工具。正如在人类的世俗历史上，出非洲〔类似埃及〕、在欧亚〔类似旷野〕、入美洲及澳洲〔类似迦南〕。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创立全球政府、实现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营垒是压舱石，“以不变应万变”，把飘摇动荡的现代世界带入全球一体化的安全地带。

营垒的战略在于轻装：数量要减少、质量要提高，这是赠给自新者的金玉良言，是不同领域中的共同座右铭。这圣功不是欧洲人所谓的“综合”，因为它的前提并非“分析”。分析的时代，不过是“共工与颛顼争为帝”的欧洲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毒虫四起的乱世，才崇尚分析的利器；但分析不是智慧的途径，正如综合不是获救的道路。惟有贯彻到底自我舍弃的圣功，方能激发历史的觉醒；整合破碎的海岸线，弥合直线划分的国家版图，那是由欧洲海盗的随机扩张、生硬撕裂而成的。要从欧洲殖民主义的迷梦中醒来，就要和我们今日所习见的一切告别，如此巨大的文化沧桑以致根本无人相信它会来临，无人相信现代世界的文明框架终将和古代的嗜血偶像一样垮台。但这终究会发生：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作为主权国家的理论基础就要被堆进尘封的博物馆，除少数专家外再也无人问津……因为分析哲学的黄金时代和唯物主义的狂暴痉挛终于过去了。就像随着战国的终结，韩非的思想终于被人忘却并被学者们逐渐误解以至面目全非。现代人都责怪西楚霸王坑埋秦俘、火烧阿房、发掘秦陵过分残酷，更有劳动人民雇佣的秀才们愚蠢地指此为西楚灭亡的远因。其实，这些惊天动地的暴行完全是嬴政平定六国的翻版，对摧毁秦人的精神其实必不可少，也是对秦国两百年不断扩张的答复和了断。

七，“王略”论 

7. On strategy of rulers

王略，用古代语言说是“称王战略”，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王牌战略”。作为“新文化战的一条重要注解”，王略分为上略、中略、下略；或曰“心略”、“政略”、“军略”。这“三略”中的最低品级就是军略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最为重视的“战略”〔Strategy〕。

何为“心略”？心略就是“创造真理”。心略不是心理战，心理战是作为“政略”方法被运用的，即实现“政略”的一种武器。而高于政略的“心略”乃是“以宗教、信仰作为制胜方式的谋略”，具体说，就是通过一种新的信仰或宗教或宪法或价值观的风靡天下，来实现终极战略目标。这种新信仰、新宗教、新宪法、新价值观，或是民间自发的，或是借用外来的，或是蓄谋制造的，或是偶遇的；但无论如何最终都作为战争发动机的重要部件，变其文化形态为权力形态甚至战争形态。现代的马列主义，近代的宪政法制，古代的各种宗教，都曾经作为“国家机器的部件”发挥作用，它们所定义的“文化”，不但起源于权力的掳获，且以权力为其屏障。“心略”深察乎此，其所炮制、利用甚至“服从”的新信仰、新宗教，终能发展为一个完整独立的文明体系。仿佛历史上多数文明体系无不起源于强而有力的信仰及宗教〔信仰是宗教的开始，宗教是信仰的完成，而宪法则是二者的条例化〕。于是，文明体系就真正显示了自己作为“权力卫兵”的面目，例如党卫军捍卫纳粹体系，红卫兵捍卫文革体系……正如法院系统捍卫宪政法制。所以，心略终与新信仰、新宗教、新宪法打成一片、不分彼此，甚至新信仰、新宗教、新宪法本身就是无意识的心略。

何为“政略”？政略不是政治策略或政治权术，政略是作为社会的度量衡而发挥作用的。任何政略无论看来多么独立甚或高于一切，实际上都是心略的延伸，如美国的政略不得违反美国宪法这一心略，而只能从属于解释并操纵宪法的部门和人。观念世界如宪法和宗教所借以萌生的信念、信仰等等，就形成了政略背后的那个支持力量，政略是作为社会即现象界或感觉界的仲裁者，而成为心略的仆从。心略则在政略之上加入了本体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要素，所以政略无论如何都不能凌驾于心略之上。当政略日益逼近了脱离心略而独立的幻想界线，它就会日益虚弱、陷于紊乱，不仅目光短浅而动摇不定，而且它的独立要求实际上是病态的体现，越是没落的政略，总是表现得越来越独立、失去根基、陷入悖论，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不知所终。脱离了心略的政略，等于釜底抽薪，是走向死亡的间奏曲。

何谓军略？军略是政略的施展方式，正如政略是心略的施展方式。军略不是暴虐的借口，不是武装抗税、谋划劫掠，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军略是政略的辅助手段、遂行方式，是战争机器所遵循的法则。它一旦凌越政略之上，就堕落成为武人专政，不仅破坏政略，且毁损自身。赵构为何伙同秦桧杀害岳飞？是担心岳飞北伐成功会效法刘裕篡晋，建立新王朝。历史上此类史例甚多，一旦军略偏离了作为政略之仆从的轨道，就将引起社会灾难，自身也不能免除衰败。而军略的强大、显示优越的力量，全在于它成功配合了政略，有效地执行了“大战略”即政略的布局，并用自己独特的效用及能力，强化并推进了大战略。好的军略不敢背离更不敢企图支配自己的主人，尽管它也像其他事物那样，诞生之后便有了自存的要求、独立的意志；因为它知道军略支配政略的后果，就是玉石俱焚。

综合三略，心略──政略──军略，具有层层节制的关系。心略的削弱将导致政略及军略的衰落，政略背离心略、军略背离政略，不仅罪恶，且是悲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三略中决定命运的是心略。如果心略是失败的，则政略与军略势必前功尽弃；反之，若是一种心略大有可为，则其政略及军略的一时失败最终还是可以调整过来。有时表面上似乎是政略与军略之间的较量，其实真正的角斗者却是那隐蔽而不动声色的心略。这个事实可以使那些误以为心略只不过是一个烟幕弹的技术专家们大吃一惊：心略才是一切人间斗争的枢纽。

三略作为人生战略的三级别，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安身立命的台阶所在，且是人类文明滋生发扬的梯田和温床。因此任何人、社会、种族、国家，凡想取得独立地位及价值者，必制定自己的三略。这可以是自觉制定的，也可以是在不自觉中逐步形成的，但三略争取权力状态和排斥无权状态，却是一致的。

三略的要领在于心略，心略的要领在于信仰、宗教、宪法；三略的展开及其错综复杂的运动，则创造了文化系统。善战者在于攻陷对方的精神阵地，而这需要通过军略政略的武器，甚至还要依靠敌方的帮助来获得：融合者无不等到敌方的精神状态出现极大裂壑时，才能通过致命打击而使之瘫痪，从而开辟一代新史；否则，征战行为只能招致报复而不能一举毙敌。善战者因此决不轻启战端，而毙敌尤以灭其独立精神为要，并以培植奴隶精神为融合的指归──融合者正是如此意义的“奉天承运者”。善战者，在于征服对方的精神，精神状态是历史的结晶，故融合了对方之精神，也就征服了对方的历史结晶。

西方思想家如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年〕，早就懂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懂得军略乃是服务于政略的，他在《战争论》中研究了1566至1815年间发生的一百三十多个欧洲战例，总结自己经历的几次战争，认为战争如同变色龙，政治是战争的母体，不应把战争看成独立的东西，战争爆发后并未脱离政治，相反是以剑代笔的政治。再者，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战略包括精神、物质、数学、地理、统计等五大要素，精神要素指精神力量及其在军事行动中的作用。《战争论》共八篇：论战争的性质、论战争理论、战略概论、战斗、军队、防御、进攻、战争计划。克劳塞维茨虽然指出精神力量在军事行动中的重要作用，但这与我们所说的“心略”是完全不同的。指出军略之上还有政略和心略的，是新文化战的倡导者：我们理解，新文化战的启动者是真正的“善战者”。他的善战既非古人称赏的勇武，也不是现代人称赏的谋略，而是文明的独创和历史的征服。他奉天承运，作为天意的人形工具，善用三略以达旷古的深度。尤其他所展开的心略，将为人类文明的整合与延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前面说过，心理战不是心略，而是“政略”的方法、实现“政略”的武器。但就心理战本身而言，也有三略可言：1、上略：依据善战者对于战略的安排而制作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并用种种催眠巧技配套，使人民不知不觉中矢信不疑，此谓之“同化”。2、中略：依据统治机构的权威而巧妙引伸的仪式，使人民被置入一个戏剧化的生活环境而自以为仍在原地，此之谓“风化”。3、下略：投群众所好，制造娱乐节目宣传鼓动，从“二十四孝”到“学习雷锋”，此之谓“教化”。三化之中，教化最少新意，因为群众现有的心理状态实为过去善战者所置入的创作遗迹。

心理战既是争夺人心的战争，则其下略〔教化〕显然最为消极。至于中略风化、上略同化，则需要依次递增的独创性。宣传要简洁、明了、通俗、一贯，尤其要紧的是自己必须相信，惟有自欺者才能有效地欺人，切不可仅仅把宣传当作权力的抹布，否则会伤害权力本身。正如制度是为巩固秩序而不为玩弄权力，宣传也是为了润滑社会肌体而不是为了透支权力从而危及秩序。秩序才是国本。宣传的艺术要服从秩序而不是服从革命，因为革命是一时的，只有秩序长存。

在一个丧失秩序的社会里，官方谴责一个东西反而能够抬高这个东西的身价和吸引力。例如在中国，不仅对不同政见者的谴责达到了这样的反效果，对贪污腐败份子的谴责也同样如此。谴责贪污可以更加有效地刺激贪污，谴责得越厉害、揭露得越深刻，就越能为贪污提供某种掩护，并使得受害者更彻底地丧失心理上的防御，使变本加厉的贪污风气加速弥漫、更容易被人们普遍接受。再如，以谴责战争为号召的政权，经常造就了更加富于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政治实体；以谴责剥削、揭露人生的剥削性质相标榜的某种理论，结果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空前严酷的剥削制度；以祖国统一为漂亮口实，就能保持最持久、最顽固的国家分裂状态；以无产阶级和赤贫的解放为口实，就能在二十世纪恢复公元七世纪〔南北朝与隋唐之际〕以前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使历史一下子倒退了一千三百年！

电影、电视……是些十分有用的教化工具。尤其电影，它令人们付出一定的票价，还赚取了人们的眼泪和惊悚，效果会比电视剧更为强烈一些。

“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就是电影的厉害之处：电影不仅赚取人们的钱币、骗取人们的眼泪，还毒害人们的心灵。《周易》师卦所说的“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用在电影事业上这是再适合不过了。再造超越凡尘的英雄精神，表达出入理性的神秘主义，传播气吞山河的新价值观……总之一切使人们卖命甚至送命的东西，电影的魔术都可以促进。可惜的只是现代导演并不懂得电影是可以改变文明形态的利器！电影要比五毛钱一册的政治理论书和堆积如山“毛选”更加接近“城市的灵魂”！群众像是永不成年的顽童，可惜在许多方面又过早成熟、惟利是图，因而衰颓了自己的气质……面对这样的群众，不可“以理喻之”，只能“以情感之”……大众政治，这是本能和情感的演武场；所以民主国家的竞选广告和独裁国家领袖画报，都以诉诸感情的催眠游戏，见长于世。

要用电影电视等成效卓著的大众传播媒介，有系统地、目标明确地渲染“富于暗示力的神秘气氛”、“镇定自若的宗教意识”、“高贵的绝望情绪”……无孔不入而又毫无休止地这么做，直到全民的精神为之陶醉，崭新的世界景象喷薄而出，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许奇怪甚且荒诞，但所有的新文明都是这样诞生的！激励内心深处的纯洁，枯燥的政治说教难以做到，但充满气氛的艺术风化却足以胜任。甚至像自杀这样高难度的动作，通过影视艺术都不难做到。这不仅是“安乐死”和“自杀攻击”，而是更为深刻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惟有超越了自我的，才实现了更高的自我意识，那就是让人接近神明，甚至让肉体变得像灵魂那样纯净、美丽。

文明的净化，须以人的净化为前提。新民而后万象更新，不新民则无新政，这寻常之理是猥亵者的恐惧。“人的净化”不仅是心理上的和精神文化方面的，且是肉体上的和生物存在方面的。净化的完成，废弃物的排泄使得“罪恶的容器”变得无用。结束罪恶的自杀行为，存留了美丽，开辟了圣洁，该结束的结束了，该开始的才能开始。细品、沉思、想象，高贵而饱满的情绪，纯洁化的外在表现是自我舍弃：这不是低级的肉体自杀，而是高度的精神升华。心理解脱的风气，不论出于厌世还是出于道德义务，不难形成普遍而有力的精神塑造，这有助于道德及生活的净化，与廉洁政治一同来到的是恶性传染病的绝迹，制造世界瘟疫的现代文明一旦终结，全球政府就能发挥效率，带来相应于全球文明的大众健康水平。

八，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略 

8. Strategie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新文化战的原则：

1、和平方式的传教、用以身作则的示范，推广弘扬新文化的价值观，以便麻痹对手和宿主。

2、扶助当地土著中的佼佼者为“新文化的仆从和代理人”，以便借力使力、借刀杀人，达到攻占敌方营垒的最佳效果。

3、美国正在开始“外国出生者也可以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运动，如果这一步做到了，美国就将以更为和平的、现代化的方式演变为“世界国家”、“全球中心”。那时，世界各国的精英将不再需要反对美国，不需要恐怖袭击，而仅仅需要到美国来竞争全球的主宰地位。美国将成为巨大的磁铁：全世界的优秀人物，都到美国来，争当美国总统！这样的发展，可以使得美国成为“新的中央国家”。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全球一体化的实现，当然也需要大批具有秘密使命的宣道者，他们用自己的技艺和献身精神来弘扬圣旨，宣布四海一家已经成为现实。新文化战的急先锋是隐蔽的第五纵队，而不是冲锋陷阵的大兵。新文化之战将依靠这个第五纵队的内在热忱予以实现，其余几个“前面的纵队”〔一二三四〕，所起的作用反倒不过是虚声恫吓而已。第五纵队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志士，他们不是“国王的斗篷与匕首”，而是新文化纪元的播种者。他们不用暗杀、暴力和狡计，他们的武器是全球化的格局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期待。在战略战术方面，他们很像古代的耶稣会士，虽然在文化性质、宗教信仰、仪式仪器、期望目标等方面，具有全新的内涵。

在2003年9月21日的《重庆晨报》上，一篇名为《美国为何逆流而动、袒护以色列？犹太人影响白宫？》揭示犹太人如何兵不血刃地征服了美国，让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俯首甘为孺子牛”，为几乎最小的国家以色列效劳──这可以作为文化战借鉴的重要战略之一：

联合国成立半个多世纪，美国一共否决了三十六项与以色列有关的中东问题提案。最新的这次，就是2003年9月16日，美国一票否决了叙利亚和苏丹提出的、得到十一个安理会国家赞成的“反对以色列驱逐阿拉法特”的提案。那么美国的偏心是怎么形成的呢？原来，犹太人往往带着宗教般的狂热投入政治，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选举和美国政府的决策。六百万美国犹太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2.3%，但他们在美国经济、舆论、学术等方面的影响却远远超过这个比例。数据表明，全世界最有钱的企业家中犹太人占一半，美国百万富翁中犹太人占了三分之一。福布斯美国富豪榜前四十名中有十八名是犹太人。最富有的美国犹太人是微软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巴尔默，其资产达二百五十亿美元。在金融界，最著名的是掌管美国经济命脉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与挑起亚洲金融危机的投机大亨索罗斯。在律师界，华盛顿与纽约最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中有百分之四十的合伙人是犹太人。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四分之一是犹太人，名牌大学中五分之一的教授是犹太人，当代美国一流作家中犹太作家占三分之二。控制世界的是美国，而控制美国的则是犹太人。如布兰代斯担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达二十三年之久，而克林顿内阁中竟有六人是犹太人，包括奥尔布赖特、国防部长科恩、财政部长鲁宾等。仅以1998年选出的106届国会为例，就有犹太裔众议员二十三人，犹太裔参议员十一人。犹太人参与和影响美国政治重要方式是选举投票，美国投票率历来都低，且呈现下降趋势，但犹太人投票率一直居高不下，达到百分之九十。犹太选民占美国选民的比例不高，但百分之八十九的犹太人聚居在十二个关键选区如纽约、加州、宾州和密歇根州等，协调一致的犹太人选票往往能起到决定作用。

犹太人的影响更多通过政治献金来实现。美国政治是金钱政治，犹太人向来吝啬，但他们的政治献金却出奇的大方。2000年美国大选捐款富豪榜上前五名中竟有四名是犹太人，金钱攻势扫荡了所有美国政客。在游说美国的院外集团中，犹太院外集团是组织最严密、活动效率最高的。犹太人在支持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问题上可能有分歧，但在为以色列提供后盾的问题上则是决无二心。他们动用自己的金融、政治、舆论和院外游说机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不遗余力。美国犹太人并不一定支持以色列某个政府的政策，但在涉及以色列安全的问题时则毫无保留。因此，美国每年为以色列提供三十亿美元援助，否决一切不利于以色列的联合国决议。

《美国为什么要和以色列捆在一起》〔李同成〕一文指出：美国民主党的竞选经费，百分之六十由犹太人提供，共和党的竞选经费百分之七十由犹太人提供。美国历届竞选总统为了获得犹太人捐款，都表现出亲以色列的姿态。在他们当选后，也都无一例外地采取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我们知道，近代主权国家的行事法则无不置国家利益于首位，既然如此，犹太人有什么法宝可以使得美国政客明显违背这一法则，让美国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来服务以色列呢？看来，以色列已经运用相当成功的文化战征服了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看来，有朝一日以色列若能用同样的方法征服阿拉伯各国，那么中东就能立即实现和平了。

而不少华文作家〔如《谈反犹与反华》的作者俞力工〕，虽然认为“前后对比之下，犹太人自从于1948年建立了以色列国家之后，从一个长期受压迫的民族突然转变为压迫民族，其国内子民就平平庸庸、再也造就不了出色的人才”了，但还是同情“犹太人的境遇与东南亚的华人极为相似”，强调“一个稍有政治敏感的〔海外〕华人，不但要坦诚对待犹太族的难兄难弟，尤其要注意的是，具有反犹传统的地区，矛头也随时会指向华人”。另外一些华文作者〔《美国大众传媒的制造者与控制者》的作者沈侃〕则持有相反观点，他们从“入世后与美国人直接交手的中国人”的角度，描写了“犹太财团控制的〔美国〕传媒”。认为“美国大众传媒娱乐业高度垄断化的同时，另一个应该引起国人警惕的是美国的犹太财团在美国大众传播娱乐业中越来越重要的垄断控制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垄断和新闻话语霸权。”例如，在控制美国传媒的五大公司中，时代华纳、沃特·迪士尼、维亚康三家都掌握在犹太老板手里，它们下属公司的重要领导人也大都是犹太人。在其它十几家最有影响的传媒娱乐公司中的犹太家族有：

Bronfman家族，以Seagram酒业闻名，是大跨国公司，在加拿大英国都有著名房地产。目前是Universal─维旺迪大股东，同时拥有从荷兰收购的最大的唱片公司PolyGram。

Newhouse家族：该家族的媒体事业始于来自俄罗斯的第一代犹太移民萨缪尔·纽豪斯。他1979年八十四岁去世时，将其媒体遗赠给两个儿子。目前家族拥有的Advance Publications公司资产值八十亿美金。 

纽约时报：该报1896年由犹太富商阿道夫.奥什〔Adolph Oshs〕购入。目前该报的发行人和董事会主席亚瑟·舒茨伯格是奥什的曾曾外孙〔great─great─grandson〕。 

华盛顿邮报的梅耶家族：该报由犹太金融家尤恩。梅耶等1933年在破产拍卖会上购得。他的女儿凯瑟琳·梅耶。格尔汉姆现在是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会主席。她的儿子是该报发行人。 

此外道琼公司及其下属的华尔街日报也是由犹太财团掌握的。 

好莱坞的电影业更是美国犹太人从无到有一手发展起来的。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CBC）1997年播出的一部犹太人制作的电视记录片“好莱坞主义：犹太人，电影与美国梦”详细地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好莱坞的六大创始制片公司：华纳兄弟，Universal，MGM，哥伦比亚，福克斯和派拉蒙的创始人几乎都是来自东欧和俄罗斯的犹太移民。二十世纪初电影技术出现，犹太移民开始在纽约经营电影院，后来开始投资拍电影。由于受到以爱迪生为首的东部电影托拉斯的排挤，犹太制片人开始移居加州。1915年犹太移民Carl Laemmle在好莱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规模巨大的电影城：Universal，开始了好莱坞的电影事业。到1920年，另外五犹太制片厂也相继建立。在20─30年代，好莱坞电影成为人们朝拜的文化娱乐的庙宇。75%的美国人每周要看一场电影。 

该片制作者认为是犹太人将自己在旧大陆的受迫害经历，文化概念与对美国新大陆的自由憧憬结合起来，创造出了好莱坞电影中“美国梦”这样一个文化主题。这种由边缘亚文化群体创造，通过大众传播渠道──电影，来宣传的文化符号，又反过来获得了美国白人社会的认同，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

从1941年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好莱坞电影业就被美国政府纳入爱国宣传机器。

综上所述，美国的犹太财团已直接掌握和控制了美国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新闻传媒和大众娱乐企业，如： 

全国广播电视网：ABC、CBS；

精英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国际先驱论坛报；

好莱坞电影业：沃特·迪士尼制片公司、派拉蒙、MCM制片厂、Universal制片厂、Touchstone制片厂、时代华纳制片厂；

有线电视频道：CNN〔新闻台〕、MTV〔音乐台〕、ESPN、Nichelodeon〔儿童台〕、迪士尼〔动画台〕、HBO〔付费有线电视网〕、CNBC、Lifetime〔生活台〕、A&E〔文化台〕；唱片业：Warner Music、PolyGram、Interscope；

杂志：时代周刊、新闻周刊、Sport Illustrated、人物〔People〕、财富杂志、纽约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西洋月刊、Vogue、Mademoiselle、Glamour、Vanity Fair、Bride's Gentlemen's Quarterly、House & Garden、Self、花花公子；

出版业：Simon & Schuster、Scribner、The Free  Press、Pocket Books；

音像租赁连锁店：Blockbuster。

仅从这些尚不全面的资料就可以看出美国犹太财团实际上已经基本控制了美国的大众新闻与娱乐影视媒体。〔以上材料为2001年7月前的统计〕

在伊朗的“回教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中，有篇《美国控制世界，我们犹太人控制美国》的文章，作者尤里·奥纳里是以色列一名作家。该文认为，美国攻占伊拉克的最后胜利者是以色列的新保守党，这些犹太人不但是布什政府的亲信，而且是美国核心机构的决策者，美国采取的每一项政策少不了听取这些极端犹太人的意见，这些犹太人还审查美国重要报纸的头版重大新闻。多年来，这个组织并没有抛头露面，而是在幕后操控着美国和发展其极右思想。“九一一”事件发生九天后，这个组织的奠基人威廉·克斯托里向布什致了一封公开信，明确施压道：仅仅消灭本拉丹的基地组织还不够，现在，不但要推翻萨达姆政权，而且还要对支持真主党的叙利亚和伊朗采取抵制行动。这封公开信发表在由克里斯托里主办的《标准》周刊上，该周刊得到犹太人极右势力资助，这封公开信实际上是美国杂志界颇有影响的四十一位新保守党成员起草的。而这场戏文中的主角是里查德·波里，此前他是美国国防部政治委员会的负责人，该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是艾雷尤特·科恩和杜克拉斯。里查德·波里现任犹太极右分子资助的《耶路撒冷邮报》的主编，他过去是美国杰克逊议员的顾问，代表要求离开前苏联的犹太人专门从事反苏活动。据说波里最近收到一百万美金，专门在美国政府中进行渗透，现在他辞去了美国国防部政治委员会的职务，开了一家私人公司。而威廉·克里斯托里致布什的公开信实际上拉开了对伊动武的序幕。这封信被公开发表后，受到布什政府的欢迎。布什的表态使主导美国领导层的新保守势力如愿以偿。

新保守势力中的成员之一沃尔福威茨是美国国防部的二号人物也是主战者，他是波里的朋友。另一名新保守党成员是达哥拉斯·费斯，他也坚决支持对伊动武。他现在是美国五角大楼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波尔顿也是另一位新保守党的成员，他是美国国务聊的顾问。奥布拉米兹是新保守党的另一成员。目前是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中东事务的负责人。他曾参与伊朗门事件。他不但坚决支持向伊拉克发动全面战争，而且向反对以色列的伊朗、叙利亚、沙特和巴勒斯坦官员发动攻击。新保守党的另一名成员是扎克依姆。他现任美国国防部的财政处负责人。加纳是一个犹太将军，美国在伊拉克取得胜利后，他被任命为美国伊拉克行政长官，他变成文职是因为与沃尔福威茨都是新保守党的成员。由此犹太人可以声称：“美国控制了世界，我们犹太人控制着美国。”犹太人目前对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势力渗透也是前所未有的。〔http://www.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zhuanti/meigoukzshjyoutaikzmg.htm〕

伊朗电台广播的该文，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但是从文化战的角度看，“犹太人新保守分子与基督教过激分子的结合”，在战略上确实达到了以小用大、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值得全球文化战的参与者们参考。

在伊朗的“回教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中，还有另外一篇文章：《控制美国白宫的思想》，对于上述事态发展的背景，作出了以下说明：

从表面上看，美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总统及其领导的政府内阁成员在对内和对外问题上做出决策后，责令有关政府部门和机关加以执行。但事实上，美国的决策过程非常复杂，有时甚至绕开政府内阁采取决定。现今，有几股势力对美国决策层起主导作用。这其中最出名的一股势力被称为新保守势力，其发起者希特沃斯1899年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人家庭。1933年移居英国，后前往美国，在美国各大学教书，1973年去世。他的过激思想现被美国新保守势力广泛传播。美国新保守势力成形于七十年代初期，它将八十年代的美国里根政府视为偶像，里根之后老布什当选美国总统，新保守势力开始向政府渗透。“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新保守势力以此事件为借口，大力推行其主张和思想，美国福克斯新闻台和华尔街日报是它的主要喉舌，它在政府中的主要人物是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兹，在大学和学术界的知名人物是亨廷顿。现今，希特沃思的保守理论对美国白宫官员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希特沃思认为，作为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有权通过阴谋手段控制和统治人民大众，美国一位名叫德鲁里的政治学教授作为希特沃思的忠实追随者，在解释希特沃思的观点时指出，掌权者通过欺诈手段控制人民大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民大众对掌权者有一种依赖感。美国新保守势力的另外一特征就是表面上支持宗教，实际上将宗教视为控制人民大众的工具，出于此因，总统布什将自己塑造为一个虔诚教徒，在发言中经常引用经文。新保守势力思想的追随者企图通过武力将民主推行到世界各地，并将国际性组织尤其将联合国视为推行其政策的绊脚石和障碍，企图削弱甚至解散联合国。这一势力强调联合国尤如国际红十字会一样，应致力于国际人道主义事务，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应主导国际新格局。

美国新保守势力的领导人大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致力于维护以色列的利益，结果美国政府对以色列越来越袒护。布什总统在视察新保守势力的一家文化机构时发表讲话强调：你们是美国的精英，我的政府对于能与多达两万名新保守势力人士进行合作感到自豪。从布什的这一讲话可以看出他对新保守势力的支持度。〔http://www.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zhuanti/baigongsixiang.htm〕

在我们看来，伊朗电台的上述文章提到的德鲁里教授和他的老师希特沃思，其活动方式具有典型的文化战特质，尽管他们的活动目的还是为了主权国家以色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实现全球政府。

九，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术 

9. Tactic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在中国“重庆医科大学2003级博士班第二课堂”的“军事天地”栏目中刊登的一份教材，如此描述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和共产主义的发明者犹太人的交往中所吃到的苦头：

2001年12月18日，当以色列正式宣布取消和中国签订的预警机合同，中国立刻愤怒的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外交部发言人当着全世界记者的面，情绪激动，以最严厉的语言谴责以色列的行为，甚至提到两国关系的下降，全世界大吃一惊。中国政府发言人的失态，并不是心痛已付给以色列的2.5亿美元的巨额费用，也不是心痛为预警机基础设施建设而投入的近十亿人民币，而是为落入美国人和犹太人精心策划的一个圈套而气急败坏。从1998年底起，解放军高层领导人梦寐以求的空军预警机终于化作泡影，留下的，是对丧失对台作战的有利时机而撕心裂肺的痛苦。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如何策划了这么一个完美的圈套，而且成功的达到了延迟中国空军战略建设的目的呢？众所周知，空中加油机和空中预警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如果获得它们，中国空军的实力，尤其是对台作战，将大大增加优势。而当1998年7月美国突然发现了中国正在使用从俄罗斯获得的空中加油机时，其懊恼之情无法形容，痛心之余，美国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国获得空中预警机。然而，中俄双方关于空中预警机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最快在1999年中期，中国就可以获得俄罗斯提供的空中预警飞机。同时，由中国军方自行研制的预警系统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面对如此紧迫的局面，美国首先想到就是它的铁杆兄弟、位于中东以狡诈而举世闻名的犹太人。

世界上的军事强国中，美国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装备了海基〔航母用〕和路基专用预警机，并不断发展壮大完备，成为集预警指挥侦察于一体的空军重要组成部分，被美军看作美空军战力的倍增器。苏联也于上世纪七十代开始装备预警机。欧洲国家以及日、加、以、印、澳大多购买了美苏的预警机用于装备本国空军。许多国家研制过自己预警机系统，后因成本、性能，联盟一体化等原因最后采用了美苏装备。这其中的以色列人表现出了犹太人特有的精明，他们把从美国购买的预警机系统吃透后，以美国技术为基础，融合本国技术，创造出了有本国特色的“费尔康”预警机系统，并以其独特的性能在国际军火贸易中赢得了名声。“费尔康”预警机系统具有四大优点，一是多目标预警跟踪性能。可预警跟踪五十个目标引导十二架战机接战。二是可全方位监视陆海空。三是改装方便，可由多型民用飞机改装而成。四是性能先进。比起美售台的e─2型足足高出一个档次。有了它，中国的防空能力，对周边地区的情报获取能力，对周边热点地区的空中指挥优势，都会产生对中国方面有力的转变。因此，当以色列主动以政府出面，向中国政府发出明确的信号时，中国的军方高层领导人和军事专家无不认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立刻对这笔采购投入了极大的期望和热情，并且派出专家，到以色列考察谈判。同时，由于中国自认为经费紧张，而放弃了和俄罗斯的谈判以及自己对预警技术的进一步研究。

从此之后，预警机就变成了中国军方的海市蜃楼，每次好像已经抓住它，却发现什么也没有，犹太人凭借他们天生的精明和诡计，始终掌握着合作的主动权，要价一步步提高，时间一步步拖延，一眨眼两年过去了，原本好像唾手可得的先进预警系统仍然远在天边，只有在这时，解放军才发现自己犯了错误，成了美国人和犹太人手中的玩物。当犹太人洋洋得意地数着中国人用血汗积攒的2.5亿美元钞票的时候，解放军的有关人员，正因接受回扣而受到严厉的处分。中国人总以为当年犹太人受到纳粹迫害的时候，中国曾经无私的帮助了他们，却没有想到犹太人和越南人一样，同样是忘恩负义的中山狼！在和以色列两年多的合作中，中国究竟失去了什么？一是2.5亿美元的预付款，这相当于一架飞机的价值，这笔钱大概需要耗费五万名中国女工四年半的劳动成果。而这笔钱，现在仍然安静地躺在犹太财团的保险柜里，丝毫看不到他们要归还中国的迹象。二是数以十亿计的基础设施投入，包括新建机场和设施，按照预警机需求改造的机场和设施，选派到国外学习的军人，飞行员的训练花费，需要重新编制训练大纲和作战方案等等，本来这些极其宝贵的资金可以有更大的用处的。三是宝贵的两年多的时间，本来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人自己的预警技术是可以有巨大进步的，或者使购买到的俄罗斯的预警机形成战斗力。四是白白浪费了两次收复台湾的大好时机，如果拥有预警飞机，中国空军将扭转对台湾空军的劣势，当美国集中全力轰炸科索沃和阿富汗的平民时，中国大可利用这两次机会解决台湾问题。无怪乎2001年12月18日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暴行开始大加鞭挞，因为在中以合作中，中国这个亏实在吃的太窝囊了。不过，通过这次所谓的合作，中国人毕竟看清了犹太人的真面目，加快了和俄罗斯合作的步伐，中以合作中止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第一架俄罗斯A─50预警飞机就交给了中国军队。2002年7月，美国和以色列制造的这场诡计，终于有了一个令所有中国人心痛的结局：用中国人支付美元制造的预警机，正式编入了时刻仇视中国的南亚狂人印度的空军序列。得逞的犹太人在暗中窃笑，用中国人自己钱，制造打击中国人的武器，天下也只有精明的犹太人才能如此吧！他们真不愧是莎士比亚笔下描述的“聪明之极”的犹太人。但愿吃亏的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以色列人对中国犯下的罪行！……

由于以上报道涉及了两个保密政权之间的秘密交易，我们不知道其“披露”到底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但作为“不战而屈人”的一个战术案例来看，确实，以色列策略的精明和中国政府的颟顸，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起一单页）

第五章 王道与霸道 

Chapter Five Kingship vs. Hegemony

五百年来的全球历史是一部霸道的历史，是主权国家横征暴敛的疯狂记录。而欧洲殖民掠夺全球以来的五百年，在未来的人们看来，到底是打开了一扇眺望全球文明的窗户。全球文明将被证明，那是相对于“地外文明”而言的。全球文明承先启后：承区域文明和主权国家于先，启“星系文明”和“银河文明”于后。这里的视野所展现的，是王道的宏图，不以无限掠夺为战略，而以有限开发为战略；它提供的“解决办法”不是战国贪婪的“只争朝夕”，而是创造潜能的终极关怀，是“保合太和”，一种合拍宇宙节律的陶醉。地球居民“各安其序”，澄清“霸道时代”的混乱和败坏。全球政府的职能是为治理全球社会而设置并发挥的，不是为了某个主权国家或某个执政集团。

一，二十一世纪的秩序 

1. The order of the 21st century

要确定未来百年的全球工作的方向，首先需要理解二十一世纪全球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危机。

一般说来，在两个民族或政治集团之间出现对抗和征服，首先肇因于经济原因，诸如贸易、剥削、劫掠等等，其实这三者经常交替出现甚至互为因果；然后体现为政治与军事的冲突；最后则归结为文化的征服。军事征服需要政治秩序来巩固，如果胜利者政治昏暗则无法巩固征战的成果，这也说明了何以许多帝国在其创立者死亡之后顷刻瓦解。然而另方面，在多个民族或列强集团之间的对抗、交战和征服，则首先不是因为经济的贪欲，而是出自安全方面的急迫考虑，是为了获得防卫、保持盟友，并取得对自己有利的均势──攫取经济利益只是一个长期的附带的目标，这也是中国战国史上的“合纵”与“连横”之争的背景。政治上的优势及其征服成果，若无文化上的优势及其征服成果亦即“同化”，作为消化对方的器官，从而一劳永逸地完成整个兼并过程，则征服过程永远不能算是已经结束。这一点只需翻一翻史书就可迎刃而解了，文明的扩张与征服的历史都可为此作证。

再来看看现代世界的格局，十九世纪末叶及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帝国的经济战，未能决定世界的命运；甚至1914─1945年的“新三十年战争”也未能解决世界的基本难题：这就是怎样在一群无法无天的强权国家〔列强〕之间建立有效的世界秩序、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战国时代已经来临，在新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四十余年中〔1945─1989年〕，“冷战”即政治战是主要的战争形态。可是令人失望的显而易见是，这种政治战也同样没有完成统合世界的事业。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导致共产主义阵营发挥多米诺骨牌效应，从匈牙利和波兰的解放、柏林墙的倒塌、罗马尼亚的武装革命，直到两年后苏联正式瓦解〔1991年8月19日反改革政变失败，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截止到9月底，宣布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已达到12个〕，共产主义的世界体系解体，冷战终于结束。

美国对苏联发动的政治战之所以在现代世界不能奏效，其原因也正如经济战及军事战之不能奏效一样，是基于这一原因：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为综合形式的总体战，虽然一个级别比一个级别更加莫测高深，但它们毕竟只是主权国家之间尔虞我诈的战略手段，因而在功能上都是霸道及其运用。尤其政治冷战在二次大战战后的应运而生，不能不归因于核子武器的巨大毁灭力量所显示的“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前景，给人们心理造成了恐怖和休克，这明示双方无利可图、共同毁灭的前景。因此冷战作为政治战争不得不被列为首选。然而冷战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更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冷战只是造成了对峙和分裂，却无法促进统合与同化。显然政治战争不能解决的世界难题，要留给文化战争来解决，而堡垒必须从内部予以攻破。能解决命运留给这个世界的难题者，则非文化性质的“王道”莫属，而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其实是理想政治〔王道〕向现实政治〔霸道〕的一次挑战，这一挑战在中国受到血腥镇压，但在同样受到苏联制度统治的东欧却激起强烈反响，直接促成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在半年之内一个一个全部垮台。

请注意，在这里所说的“王道”决非口语中的“霸道”一词的对应物，或是廉价的宣传；而是文化征服的原则。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在于：霸道只根据自我利益的驱使而活动，但王道却出自更大的安全边界的洞察。王道的野心和包容精神其实要比霸道更大：如果说，驱使霸道的动力是权力意志，那么驱使王道的动力则是道德情操，后者是比前者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是人与禽兽的进一步区别。而较为狭隘的霸道旨在促进主权国家自己的权益，所以霸道对战国时代的病态所进行的医治只能加深其病态而不能治愈其病态。王道的掌门人则不是促进一己的权益，或某一集团的权益，而是完成世界之王的职能──这不是冲动或是闪电般的欲望；而是世界秩序要求他这样做。

王道是从霸道中生长起来的，而不是霸道的原型；但王道却要克服霸道，正如儿子要超越父亲──在霸道不能成功的地方，王道要成功；正如在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不能成功的地方，文化战要成功，并把成功传诸后代。王道的光辉预示新文明的曙光，不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或臆想，不是艺人的搔首弄姿，而是解决人世危机所应运而生的活路。这样的新文明即是自然之子、天道之子。 

“王道”是优秀的政治品质，王者之道不仅是仁慈爱民的同义词，而且指“有效率的统治方法”，即真正的王，实际遵循的道路，方法、原则、理想的综合体。时代差异、环境不同，王道的应用也有不同，然而百虑则一致，无非是提供世界秩序：王的道路永远通向礼制的天下统治。

前面说过，军事斗争实为政治斗争的延续，而政治斗争又为社会斗争的延续。严酷的社会斗争，是社会危机的表现形式；但据我们理解，社会危机莫不由于文化失调引起。社会危机如果不能逆转，则终将引起秩序的解体和文明的衰退。社会危机发生的直接起因不是别的，正是文化的僵化所致。文化僵化的起因则类似人的中年危机，即生长的停滞所致；个人的生长停滞则引起消化不良或容易发胖。社会的停滞也是新陈代谢减缓的结果，其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是“平等倾向”的产物。也就是说，贵族社会的新陈代谢较快，而平民社会的新陈代谢较慢，而新陈代谢最快的则是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过渡，贵族社会像是少年，平民社会像是中年；文明的僵化多是平民社会的伴生物，因此促进社会进步的道路就是贵族主义向平民主义转化的道路。

消灭战祸诚然只有用“武力”〔止戈〕，但此种武力若无新的文明作为后盾，则止戈的作用是不能持久的，反而只能造成拉锯的战祸：仿佛文明若不中断一下，断难起衰振敝。唐宋古文运动，复古三代秦汉，是因为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文明中断了中国的本土文明；近代欧洲文艺复兴，宗师希腊罗马，是因为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中断了欧洲的海洋文明。据此颠覆性的命运，王道的核心任务不是修补、延续旧的文明，而是创立、普及新的文明。新文明不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所以“礼制”不仅属于文化范畴，且是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其余内容将从这一新的关系之中应运而生。

这样看来，未来百年的统合不能由“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更不能以“恐怖战”来完成，而只能由“文化战”来奏效。因此“文化战”既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也不是“开动宣传机器”的同义词，而是一个真实的战争：文化战其实包括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的全部内容的总和，而犹有过之。作为“超级恐怖战”，文化战是一种没有恐怖手段的战争，但又具有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所不具备的综合内容，并不惜采取一切可行手段来促进新文明的诞生。文化战统合了新意识形态、新社会形态、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新的天人关系”，以达成全球整合的宏图，其战略战术还是《书经》上的那句话：“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仲虺之诰》〕就是说，凡合乎新文明之道的，就保存它；凡不合乎新文明之道的，就消灭它：不论它与王者的先前关系如何。由于王者的新文明实为“因情设施”、“因地制宜”的产物，不是一厢情愿的斗争策略，所以机会主义者无法实现天命。文明的德音声被四夷，不是仰仗文革式的宣传和免费派发毛选，而是通过新技术合成的生活方式。那时，一种新人自然诞生，完全符合《仲虺之诰》：“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所谓“懋昭大德”，就是勤勉地普及新的技术；所谓“建中于民”，就是确立礼制于人民生活──王者因此成为文明兴衰的路标。

关于这些要义，荀况有很好的说明，他的思考从富国强兵、一统天下出发，很重视吸引人民来归。他说：“无人则土不守”〔荀子《致士》篇〕；又说：“王夺〔争取〕之人，霸夺之与〔盟国〕，强〔列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荀子《王制》篇〕要想争取更多的人民来归附，荀况认为重要条件有二：一是政治修明，整顿纲纪，“则近者竞亲，远者致愿”〔荀子《富国》篇〕。相反，“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致士》篇〕二是与民休息，不夺农时，“使民夏不宛暍〔中暑〕，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耽误农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荀子《富国》篇〕

先秦战国时代，四处分裂、漫无秩序，背信弃义、残酷嗜血。无独有偶，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与其相似乃尔！主权国家横征暴敛，全球范围的恶性角逐导致物种灭绝。惟有礼制降临、统和世界，方能为全球带来和平。讲信修睦的秩序，可以帮助人类精神的重生。《礼记·中庸》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可见议礼、制度、考文是天子所带来的。从“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的下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一节看，这显然不是春秋战国的理想，而是秦汉一统的现实。再往下看，则是孔子思想的延伸：“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由此可见，《中庸》乃是现实与理想的高度结合。《中庸》是一个范例，说明新的时、位、所，需要新的议礼、制度、考文，来满足自己时代、位置、场合的需求。

二，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涵义 

2. The first meaning of kingship and hegemony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这其实也已蕴涵了祥瑞谴告的原始意识。儒门之中，祥瑞先见、灾异谴告的灾异之说在孔子那里，还只是情感映象而并非观念理论，到董仲舒则在“天─地─人”大一统的宇宙意识中获得了系统论证。其要义在于“天人感应”：“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尚书》传言：‘周将兴之时，有大赤鸟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恐恃之。”〔《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善趋善、恶趋恶，明王将兴，必有祥瑞预兆；政权将亡，先有妖孽出现。如，大赤鸟衔谷种集于武王屋顶之上预示周代的兴旺强盛。“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覆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覆哉覆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汉书·董仲舒传》〕

祥瑞和灾异首先出现在事前，带有预言性质；其次托于特定的标志物，如天瑞、妖孽，所谓“天无以言，而意以物”；最后的因素则是“受命之符”并非人为招致。天命的象征在于合时，天子的象征出人意表，天命只有圣人知道，而天子尽管屡遭险阻困厄却最终走向胜利，连厄运也成为他的舟楫，神奇循环，万世常在。

如《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在奏折中这样写道：“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故立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今汉继秦之后，虽欲善治之，无可奈何。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那么，谁是王者？谁的德能延及群生？在我们看来，就是那位能够“复修教化而崇起之”的执政。而仅能“扫除其〔乱世〕迹而悉去之”的人，还不配天子之德，任何得逞的“造反有理派”〔如毛派及其孕育的“简体字工作者”〕也能在短期内做到这一点。然而鼎革天命者与造反有理派的不同在于：鼎革天命者不仅破坏且多建设，不仅“扫除其迹而悉去之”，还要“复修教化而崇起之”！

整合全球者创造新生活是出自活力的本能和社会的需要，因此必有针对性，而非盲目的发泄如文革。窃国者主张盲目的行动以便报复过去的失意，以便乱中取胜，他甚至将盲目的破坏列为创造〔“不断革命论”〕，他的“事出有因”，不过是为了满足乱中取胜的权力欲望。但王者知道，天国是永恒的渴望，超越政治的层面；而每个时代的政治天命都各不相同，每种天命都有其出现─统治─腐朽─完结的周期，诚如春─夏─秋─冬。这并不能否认每一季节的现实性与合理性，并不等于不要行动；相反，对于每个懂得现世的生命与文明的意义的人，正因为他知道每一个季节迟早都会消逝，所以需要格外珍惜之。春花、秋月、夏云、冬雪，各得其宜。

由此可知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涵义：鼎革天命者行王道，造反有理者行霸道。而造反有理者所制造的“绝对皇权”，则是文明的“福尔马林”〔防腐剂〕，是批量生产社会主义僵尸的始作俑者。社会主义之于王道主义，正如帝国主义之于天下主义一样，完全是个过时过季的政治体系。我们所说的王道，不是社会主义那种日耳曼的部落主义和欧洲城邦的酋长权力的延伸物，而是秉承天下意识的道路而兴起的超级权能，是把全球秩序的德音普施给焦渴衰疲世界的能力，他建立适用的战略、奉天承运的道德、中庸调和的行为规范。

霸道的致命要害不在于它的手段残暴、目的邪恶，王道的精义也不是其手段的仁慈、态度的博爱。王道的仁政，不仅是孟轲所渲染的美丽宣传，王道的仁政最终是政略─大战略，比霸道更加适用天下的需要。用现代语言说，“霸道”的战略就是企图通过重新分配现有的世界财富来改变现存的秩序结构，其性质缺乏创造性，其实质是保守的和退避的、消极的，说得俗气一点就是“自私自利”的。相反，“王道”的战略原则却是创造性的，它创造财富而不是毁灭财富；王道不仅导致“双赢”，而且促进“全球的均衡发展”。王道的事业因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兵不血刃的征服”，是用创造行为，发展现存的秩序结构，从而分泌出新文明的布局。

任何创造从其本质来说，都意味着对现存既定秩序的破坏，但“王道”要把这一破坏降到最低，以医治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消除刻入骨髓的病态。在施展创造能力的意义上，它勇于打破现行格局，不惧“破坏”之讥。法国革命二百年以来〔1789─1989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束”。其间各种社会处方横陈，但不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还是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都是霸道当头。即使像美国南北战争这样“以解放黑奴为战胜南部邦联的战略”，也还是重蹈“以众暴寡，以强凌弱”的覆辙，至于二十世纪的各种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就不用一一细说其血腥历史了。质言之，二百年来风行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一切“主义”，都是不同颜色的霸道旗帜。即使代议制民主，也还是坚持“以众暴寡，以强凌弱”的原则，虽然是明码交易，但它们所执行的也不过是“两害相权从其轻”的社会处方，而远远说不上是最好的甚至是次好的。难道我们就此满足止步，听任它们继续“以众暴寡，以强凌弱”，以平庸和堕落来断绝文明的生机？

从全球角度来看，代议制民主对待外国居民和少数民族，向来是格外刻薄的，惯用重新分配世界资源的海盗式掠夺：只有说起来才十分动听，且有完整圆滑的理论体系作为粉饰；实行起来就十分不公。而社会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比起代议制国家毫不逊色，在国内公然号召掠夺有产阶级，煽动乱中夺权。平民主义要求掠夺贵族阶级，殖民主义要求掠夺有色人种，种族主义要求掠夺其它种族，哪怕同属高加索人种的德国人和犹太人也是视同水火，哪怕同属闪族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是势不两立。共产主义则要求剥夺个人，民主主义要求提高才智之士的录取分数线……而中国的高干子弟和美国的黑人弟兄在报考大学时，一样受到政权当局颁布的特殊分数线的照顾。

在与如此霸道行径的竞争中，王道也许要依靠某些努力来调整位置、增强实力、扩大基础，这对于从霸道世界中崛起的精神曙光来说，原本不足为怪。但王道的力量不是为掠夺和重新分配世界资源而采取行动的。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把世界置于管理和整合之中，不是出自理想，而是出自“晚间休息”的实际需要！如此实际的王道，并不要求“彻底消灭霸道精神及其行径”，因为他知道霸道乃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像人的生理欲望一样芟除不掉。王道只是要求，控制霸道精神及其行径在合理限度内，免得它过度四下蔓延如瘟疫。在这种条件下，在这种限度中，霸道的适度表现可以得到宽容。明王懂得，若无霸道的邪恶，也就显不出天命所向了，霸道若不对芸芸众生肆行涂炭，人民不会自动麇集到阳光下谋求活路的。

二百年来的全球历史无非是一部霸道的历史，是主权国家横征暴敛的疯狂记录。而欧洲殖民掠夺全球以来的五百年，在未来的人们看来，到底是打开了一扇眺望全球文明的窗户。全球文明将被证明，那是相对于“地外文明”而言的。全球文明承先启后：承区域文明和主权国家于先，启“星系文明”和“银河文明”于后。这里的视野所展现的，是王道的宏图，不以无限掠夺为战略，而以有限开发为战略；它提供的“解决办法”不是战国贪婪的“只争朝夕”，而是创造潜能的终极关怀，是“保合太和”，一种合拍宇宙节律的陶醉。地球居民“各安其序”，澄清“霸道时代”的混乱和败坏。

三，求义与求利是不同的轨道 

3.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seeking righteousness vs. seeking interest

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区别在于：追求义与追求利。那么“义”与“利”的区别何在呢？《孟子》认为，义就是羞恶之心之所在，是人和禽兽的区别；利则是感官快乐的追求，动物本能之所在。现在通行于人类动物园的要义，不为文化而文化，而为权力而文化；不为创造而创造，而为权力而创造。创造之所以能带来快感，在于它包含权力；游戏之所以使人快乐，是由于它给人带来了权力感并引起了权力扩张的幻念。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在儿童的游戏中看出来。……这就是利的原则。另外一方面，对于义人来说，原理则完全相反：要保存历史性的文明，必先放弃世俗性的权力；不为扩张权力，只为从事创造。

不论执掌义的原则还是执掌利的原则，这两种执掌一定要分头进行，不可混淆，否则后果一定会失去控制。例如，我现在的写作到底为了得到名利还是为了赢得作品本身？这直接影响到作品的塑造。不同的目的产生不同的后果，所以一开始就要弄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切不可“声东击西”，否则作为工具的作品一定很糟糕。

再举一个例子。随着美国陷入伊拉克游击战，大家都在发问：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让助手赖斯女士〔Condoleezza Rice〕这个熟知大国政治却对民间政治力量〔如“恐怖分子”〕外行的学者，肩负保护美国安全的重任，是否算一个时代的错误？随着“九一一”事件调查的深入，通过审查记录、证词，采访知情人士，不难发现在“九一一”袭击前，赖斯通常关心其它问题而非恐怖主义威胁，这同她的背景、管理方式以及与总统不同寻常的个人关系有关。赖斯在斯坦福大学的老友和同事、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院现任院长布拉克〔Coit Blacker〕认为，赖斯2001年1月就任国家安全顾问，但她的背景却有盲点：研究大国政治的一代学者中，恐怖主义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他说，“直到九一一袭击后，我们绝大多数人才意识到，一个非国家角色、一群处于国际体系最底层的宗教极端分子，有能力给美国这个位于国际体系顶端的角色，造成毁灭性打击。这种看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曾在赖斯手下工作过的白宫反恐高官克拉克，指控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未像前政府那样关注基地组织的威胁。白宫予以否认。但纽约时报注意到，不管赖斯作证时说了什么，一个事实是，“九一一”袭击前，赖斯在任何公开讲话中都没有提到过基地组织。倒是前克林顿政府的遗臣、中央情报局局长2001年2月对国会表示，恐怖主义是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结果如何呢？忽略了恐怖威胁的布什政府在收拾完了包庇基地组织的阿富汗塔里班神学生政权后，挥师入侵伊拉克，一举摧毁了萨达姆政权。然而不过一年，美国在伊拉克却陷入了游击战，就是因为混淆了义与利，犯了“口惠而实不至”的战略错误，这一战略错误的表现是：以义的名义〔解放伊拉克、给伊拉克自由民主〕，贯彻利的现实〔军事占领、政治控制、文物失踪和石油损失〕，美国的国家利益显然与伊拉克的国家利益严重冲突。结果引起了广泛的失望与怨恨。布什政府的挫败表明，主权国家兴风作浪的好日子确实一去不返了，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给世界带来的只能是以暴易暴、动乱和暴力的循环；惟有全球政府能保护世界。但显然，布什政府虽然一开始以全球政府的姿态进行动员，结果却以主权国家的方式予以收割，这种“义利的混淆”最终引来游击战的回报，就像斯大林牌号的共产主义以解放者的姿态进行政治动员，结果却以独裁者的方式进行社会奴役，最终引起社会主义体制的彻底崩溃，连带造成本国社会各种信誉的荡然无存。

全球政府则不然，其职能是为治理全球社会而设置并发挥的，不是为了某个主权国家〔如美国或伊拉克〕或某个执政集团〔如苏共或天皇〕。古代意义的“王政”和现代意义的社会福利，都是在发挥类似于全球政府的统合职能，只是规模太小、职能太弱。

我们注意到，治理还和礼仪密切相关，礼仪则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非世袭的等级制度即社会择优制度，可以持续不断地保持社会活力。中国文明深信，礼制的统治强于军国的统治，天下主义优于国家主义，文化的生命长于军事的征服，此三者实为中国文明的本色。武功如果不能归结为文治，终将失落；文明组合经常比种族组合的寿命更长，甚至在亡国灭种之后，文明还在悄然转移，从一个文明中心转移到另一个中心例如印度文明从黑种的达罗毗荼人转移到白种的雅利安人，两河文明从直发的苏美尔人转移到卷发的闪族人，美洲文明从亚洲的印第安人转移到欧洲的殖民者……因为文明一经兴起，就不会无声无息地死去。所以无论欧洲殖民者多么强大，我们还是在现代美洲文明中发现了大量的印第安人的要素。即使文明的创造者甚至养育者都遭到毁灭，但他们的果实还是会被那些窃贼收藏起来，放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小心保管；果实不仅不会消失，甚至将被收藏、转运、复制、模仿、发展。

而权力则不同于文明，权力是自我中心的。所以人与人彼此之间的一切斗争，其争夺对象一言以蔽之曰“权力”──尽管权力有各种分化形式：金钱、艺术、美貌、语言、政治、经济、军事、信仰……等等。权力本来只是人生的一种手段，但在白热化的争夺过程中，人性的生理心理特点会逐渐把权力这一手段误认为目的：于是人生的目的似乎也就真的成了争权夺利。权力感既然因此和幸福感相联，那么无权感也就自然地成为苦痛的孪生子了。

权力的核心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信念，如“朕即国家”、“阶级斗争”、“普世民主”等等，权力的大小是依照信念的大小而定做的，权力的强度是依照信念的强度而捏造的，信念的涵量且决定了权力的外延。信念的系统结晶是信仰与宗教、理论与教条，因为社会性的权力系统，需要信仰宗教和理论教条的话语系统以为背景与说明。人性如此根深蒂固，所以人生的征途、征讨权力的要诀，不在“正确”与“合乎客观实际”，而在“深信不疑”、“采取行动不断前进”。

这也同样适于谋略的制定，对制定者和执行者而言，最重要的同样是目标明确、惟精惟一。信念的坚定，其重要超过韬略的正确性与现实性，因为没有坚定的设想就不能赢得长久可靠的胜利；缺乏个性者无从展开征服，更不可能控制环境。现实世界的征服源于观念世界的征服，世俗权力的获得来自内心权力的获得，尘世的胜利来自精神的首战告捷。

大部分政略用来获取物质力量，少部分政略用来攻陷心理堡垒，因此单凭物质力量、军略甚至大部分政略，无法获得并保持胜利，即使仅仅是尘世的胜利。看不到这一点的人是浅见的，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他们获得侥幸的成功是不能持久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根据人的动物本能宣称一切革命的导火索莫不由于经济原因，但其实革命并非由于饥饿引发的，而是由于相对吃得过饱所致。否则，1962年的饥荒中国何以没有爆发革命？那时的特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百姓，当时的四川省“头头”李井泉“同志”承认，即使天府之国四川也死掉了两百多万。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饥荒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秦朝、隋朝和元末。

从历史角度看，革命诚然是过激运动，没有经济危机，革命缺乏广泛的社会同情，也不能博得破产群体的积极投入……但革命者并非经济危机的产物，因为真正能创造历史的革命者不是由于经济原因而加入革命的，只有地痞流氓才会贪图打家劫舍的物质利益而加入革命──那些由于社会权力的真空状态而被卷入革命的群众，只是革命的惰性而不是动力。真正的革命者“不计成败利钝”，仅仅服从内在的道德与天命的呼唤。他身不由己、无从计较……当然，革命要获得成功，要诀在于抓住经济危机不放，还须通过政治动员来扩大经济危机，只要有利于革命，革命狂人经常呼应甚至勾结外族入侵，如列宁与德国签定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而两个“中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代表蒋中正和毛泽东，先后放弃了天文数字的日本对华战争赔款。

那笔数字本来应该比八国联军通过《辛丑条约》勒索的庚子赔款，至少高出一百倍，因为义和团暴动从1900年5月到8月只有几十天，而日本侵华则持续了十四年〔1931─1945年〕。《辛丑条约》规定，清朝要向英、法、美、日、意、奥、俄、德、比、荷、西等十一个“列强”国家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每个中国人赔款一两，这是惩罚全体中国人的赔款，带有极度侮辱性质。分三十九年还清，结果本息共计要白银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再加上各省的地方赔款，总数在十亿两以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中国社会实际支付的赔款数额共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两，约占总数的58%。具有报应意味的是，《辛丑条约》规定的三十九年，二次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在自相残杀中彻底没落。如果按照《辛丑条约》的赔偿比例，日本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应该向中国赔偿一百倍。十亿两白银的一百倍是个什么概念呢？按照现价，白银大约八美圆一两，一千亿两白银价值约八千亿美圆，八千亿美圆再加上六十年来的利息，按照不同的利率计算，总有几万亿美圆。

新文化战需要权力的杠杆，但不是崇拜权力；实现新文化战的目标亟需坚强的动力，而新文化战的刻不容缓即在于它能为文明带来整合的力量。若不施行新文化战，则文明固有的能力且将不保，何况新的权能？物种之间的生物链、物种之内的生存斗争，一幅幅鲜血淋漓、前赴后继的运动，确实比人类历史更为波澜壮阔。生物不但是环境的产物，且能改变环境，试问今日世界上一切对人有用的东西，哪一样不是生物所造？诸如土壤、氧气、植被、生物圈，甚至人每天的食物和人自身的命运也是这样离不开生物圈。许多种族都已灭亡，仅仅留下化石，人类的远祖也是如此。如果全球文明放弃自己的责任，听任主权国家继续横征暴敛，未来的人种也会在环境骤变下耗尽生机，步上灭绝的后尘。这样恶劣的前景，使我们必须确立新的政治原则，预防人类灭绝的可能出现。

四，怎样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 

4. How to overcome international anarchy

1989年在中国的“六四屠杀”的推动下，国际共产主义集团崩溃。奇妙的是，不过一年时间，1990年11月，万维网第一个网页诞生。这是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的创意：建立一个不是由蜘蛛丝连成而是由超文本链接、传输协议和统一资源定位符〔URL〕连接而成的全球网络。十几年的时间，还不足以让人们完全理解它。但已经让我们了解到网络比人们想象的更神奇，因为它的诞生纯属偶然。

网上的大多数信息是由志愿者提供的，他们乐于分享自己的知识。试想一下文化、科学和文学涵盖的范围：从科学公共图书馆和维基百科〔Wikipedia〕，到古登堡计划〔Project Gutenberg〕和国家地图……对大多数人来说，上网就是通过使用开放协议的普通用途电脑，与一个“没有可以输出所有数据的中心点的网络”进行交流，因此这个网络的数据传输机制也是开放的，其标准和语言，不属于任何人。这就使得网络区别于电视、广播、印刷术；任何人都能随意决定建立新网站。网络的发展，取决于开放而缺少集中控制。其得以形成的偶然性在于：网络很快就受到热烈欢迎，结果任何强权势力都来不及予以控制。在形成网络概念的时候，律师、决策者、版权所有者……都不在场。如果他们当时在场，他们会扼杀网络的自由。例如现在，对技术发展的监管正在加快。可以预见，当下一代万维网发明应用的时候，控制的逻辑卷土重来。

无论如何，网络世界所象征的密切联系，使得不论具有怎样政治观点的人们，都承认世界经济所指示的前景是“人类需要进一步统合”，否则整个世界将陷入只有斗争没有合作的危机。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追捕人员发现，许多恐怖分子拥有先进的卫星电话，利用这些电话，他们可以先拨打某国境内的固定电话，再通过这些固定电话登录到国际互联网上。恐怖分子往往躲在一个国家，却通过另一个国家的固定电话上网，这将使安全部门难以对其进行追踪和定位。而基于人性的特点，任何合作或是任何有效的合作都必然带有一定的约束性，甚至某种“履行合约的强制性”，否则任何合作也不能达到成效。必要的强制与机械化程序，即通过习惯来达到有效的合作，这不是会议室、研究室、客厅沙龙里的坐而论道所能实现的；人的改变若不经历行为的修理，是完成不了的。“自由竞争”意味着承担巨大的风险，随着时、位、所的推移转换，一切都像股票的价值一样随风改变：由盛而衰，由优而劣，由春而秋，如此等等。如果人们拒绝变化，也还是会被时间的洪流给裹胁，或是推上纽约世界贸易大厦的高层忍受火烧和倒塌、迸裂，或是扔在支那的荒野和阴沟里面等待慢性的毒杀。

尼尔·福格森〔Niall Ferguson〕作为牛津大学政治与金融史方面的专家，在一次访谈中认为，“比起十九世纪，今天的全球化是伪全球化，因为我们缺乏与经济全球化对应的政治全球化。”比如说，今天全球的大部分资金都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甚至主要就是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三大经济体之间，只有很少一部分从发达国家流到了非洲、拉丁美洲、中国等地。这和一百年前截然不同。那时的投资者把钱稳定地投放到南非、阿根廷或投放到中国、印度尼西亚甚至肯尼亚。因为一百年前的政治全球化状态得资金可以进入非常遥远的、投资人一无所知的地方，因为那些遥远的国度当时是在英国或者某个欧洲列强的统治下，这意味着投资得到了欧洲炮舰的保护，相当安全，例如当时，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在英国统治之下。

人们认为，英国的这一角色今天该由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来重新推进，以增强和提升全球福利、改进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例如非洲国家在消除贫穷的时候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并非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余毒，而是它们独立以后所建立的糟糕政府。以赞比亚为例，1960年从大英帝国独立时，赞比亚的死亡率是英国本土的七倍，而现在已经变成了七十倍。很多非洲国家的贫穷，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反倒加剧了。这是否可以证明，非洲人很难按照欧洲人的方式来组织国家生活？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1989年〕一书具有一个明显的缺陷：他将工业力量〔industrial power〕和政治力量〔political power〕等同了起来。他的经济决定论认为，谁将成为政治大国，迟早是由经济条件来决定的。但像1945年以后的日本，经济发达，政治却极度无力，因为它没有军事力量。尼尔·福格森因此主张，是政治机构决定了谁将成为经济大国，文明的方向是政治决定经济，而非经济决定政治。

有人问道：“人们仍旧相信经济繁荣会必然带来政治民主与开放社会，对此我们应该全部否认吗？”尼尔·福格森回答说：“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的缓慢变革，二者共存会遇到问题。我认为，没有人知道中国将来该怎样，没有人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有效地消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减小地区间的差距。我想，中国可以从俄罗斯的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十九世纪末，俄罗斯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从而迅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是，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经受了痛苦的社会变革，公司和民众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局面；此外，俄罗斯的政治结构没有丝毫改变。俄罗斯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用再说了。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它能否像实现经济改革那样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革，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许多美国政治理论家认为经济增长能够实现民主，我认为这是他们犯下的一大错误。恰恰相反，快速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带来政治的不稳定，其结果也许是非常的不民主。这得看变革的速度有多快，如果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存在，如果不平等正在加剧，那么社会紧张〔social tension〕就不一定会带来民主，倒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因为经济开放和全球化中的失败者会说，不不不，我们不需要走这样的民主道路，我们愿意要一个拥有极度权威的政府。”

尼尔·福格森认为，美国需要正式变成一个帝国，需要花很长时间在国外建立法制。法制必须是第一位的，民主可以再等等。如果不在科索沃、阿富汗实现法治，它们就不会有稳定的未来，国际社会的干涉就毫无成果。而大英帝国的国际秩序之所以坍塌，很大程度上和美国有关。二战结束时英国破产了，美国却没有向英国提供援助，因为美国想要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英帝国的“提前崩溃”，仅仅是因为继续维持它，对美国已经无利可图。美国人看不到，民族主义政权不可能比英帝国更为有益。几十年过去，国际无政府状态〔international anarchy〕迫使一个新帝国形成，例如，美国攻打伊拉克结束或沙特阿拉伯爆发内乱，中东有可能被美国控制。同时，尽管在军事上美国还有改变历史的力量，但尼尔·福格森却认为，美国的这个力量是虚弱的。观察一下人口分布和经济增长的趋势，会发现全球正在转换重心。从经济增长上看，重心正转向中国；从人口分布上看，重心正转向回教世界──因此大的趋势指向，与美国主导全球事务的地位相反。

对历史的观察表明，半开化的野蛮民族即所谓“熟番”的生育率，常常高于“费拉居民”〔fellah-peoples，即“后文化民族”，可谓“烂熟民族”，仿佛过于成熟的苹果〕，或曰文明化导致出生率下降。而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出生率，恰恰是在满洲统治时期达到的，那时汉人丧失了自主地位，沦为半开化民族。根据同样的道理，在一个社会内部，下层社会的出生率常常较高，而下层社会的人社会地位升高之后，其出生率也会下降。我们看到，穷国的中产阶级移居富国之后，其出生率往往升高，表面上看，为了享受富国的社会福利，其深层原因可能是社会地位的下降反倒致使出生率的上升。就统治民族而言，初获统治权可以刺激生育率上升〔如“老干部进城换老婆”〕，但权力的扩张会使得享乐意识逐渐弥漫开来，从而导致生育率下跌，整个阶层逐步走向疲软和颓废〔毛派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终导致统治权丧失〔毛派所谓“出修正主义”〕。高干子弟往往花天酒地，结果反而缺乏生育能力。

为了避免这样的堕落，我们倡导在国际关系中讲信修睦，不是霸者的权术，而是王者的本意：讲信修睦是自我保护，是避免沦为“逆向殖民”的堤防。王者不为取得统治权而丧失自己的高贵性，他之取得统治权、他之所以能保持统治权，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高贵性，用自己的辛劳和创造性赢得“天命召唤”。《书经·仲虺之诰》云：“辅贤佑德、显忠遂良、兼弱攻味，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王者扶持优秀的外国统治者，因为这样能使那个国家的秩序稳固、人民幸福；王者对腐朽的外国统治者则取而代之，以此“伸张正义”来实现“合理扩张”。

走向统一的全球秩序，可有两条道路：

1，多种族、多民族、多社会集团中的精粹人物，经由全球统一标准的社会择优制，拣选出来，达成协议，组成政府。

2，一个国际融合集团，掌握新兴技术，起来平定各个主权国家，其精粹人物集聚在非传统领袖的周围，为统一的和平的秩序而发动新文化模式的战斗。

无论全球政府的创立采取何种方式，在标准统一的全球秩序面前，小范围的民族主义甚至大范围的帝国主义都显得过时了。礼制的天下统治所需要的仁与义即同化与向化，不再区分种族、民族、阶级、集团，统一择优。在多国环境下，对主权国家行之有效的“代议制普选”，演进到统一的全球政府那里必定面临重新的调整。

历史表明，大规模的商业化时代，社会风俗趋于卑劣，如希腊罗马时代及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王朝末年也是如此。只有文化阶层主导的社会择优制，才能避免这种颓废，避免中国王朝末年的那种纲纪废弛、社会择优制被贪污贿赂取而代之。否则就会政出多门、天下大乱。

展望未来，被帝国主义〔强国强族〕支配、被民族主义〔弱国弱族〕席卷的各个主权国家，完全不适于新的全球秩序，唯有销毁它们像“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才能获得全球规模的世界和平。在此之前，前欧洲殖民地纷纷独立，并不说明自由和民主已经成为永久的主宰，而只说明欧洲的衰落业已使它脱离了中心地位。自由与民主在此是作为权力的一种重新分配方式存在的，进一步说，是一种全球范围的政治动员，以推动世界走向更为强大的政治能力、更大范围的权力集中。观察者切不可被这一阶段的“分权”“多元化”的表面所迷惑，而忘了世界正在走向统一的严峻事实：世界既需要秩序也需要和平，而只有建立一个像美国联邦政府那样的全球政府，才能同时保证这两点。现有的各国政府必须解散自己的军队，放弃大规模杀伤的罪恶企图，而仅仅保留警察职能。

五，新的政治原则已经出现 

5. The already emerging new political principles

人间的一切斗争，其争夺的对象一言以蔽之曰：“权力”。而争夺权力的最终方式就是战争。夺权害命就是战争的实际目的。权力十分迷人，因为权力可以使得矮子变成巨人，所以卡尔马克思非常希望站在他人成果的肩上。虽然权力只是人生的一种手段，可是在争夺过程中，由于人们生理心理上“聚精会神”的特点，会逐渐把手段误认为目的：权力的各种分化形式如话语、艺术、学问、政治、经济、军事、信仰等等，都被不同的职业所把持，于是人生的真正目的似乎也就真的成为“争权夺利”，无论民主主义还是专制主义都热衷于使用权力杠杆来抬高自己的高度，试图站在巨人、国家甚至上帝的肩膀上发号施令。在猥琐的心灵中，权力感因此和幸福感相联，而无权感也就自然地与苦痛感成为孪生子了。

“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败北不一定是最终的，至少从三十六年后的今天看来〔这段文字写于1981年〕，它们的后继者不仅没有被斩尽杀绝，甚至进入战胜国的营垒内部，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说明僭主制度、恺撒主义，可能确实构成了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极权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固定的制度，而是偶然的机缘与个人的野心。当然在相反方面，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向往追求，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像越南胡志明那样的人，也说过“世界上没有比独立和自由更可宝贵的”甜言蜜语，他与真正的自由战士的区别在于，绝对不把从欧洲殖民主义者那样赢得的独立自由分享给自己的同胞，而是比欧洲殖民主义的西线阵营更加残暴地奴役人民，因为他接获的指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是外来的，是欧洲殖民主义东线阵营的产物──尽管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对越南进行的殖民统治是由“本国人”执行的。不过换一个角度应该说，比较其他傀儡政权的领袖，胡志明多少有些民族良心，所以他像希特勒一样不给自己留下后代。

社会与文明，就是在这双重人性的角力下，曲折发展的。这一现实对悲观者和乐观者都是一个限制，同时说明自由民主人权的潮流不可能永远朝向同一个方向。事实上文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是会极度倒退的，例如常常剥夺了更多的个人自由；而现在，只是到了欧洲文明的力量开始萎缩的时刻，它才意识到“人权高于主权”的重要性，而五百年来的欧洲文明，一直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不择手段地掠夺、奴役、杀害其他社会的人民，其规模及烈度甚至高于蒙古人对文明世界的毁灭。所以人们有理由说，欧洲殖民统治乃是“白祸”，尤其它的东线俄罗斯在对亚洲黄种人世界的侵略中，更是如此。

欧洲殖民主义在十九世纪的剧烈膨胀之后，二十世纪开始崩溃。

二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即所谓“第三世界”从欧洲殖民体系中的分离，产生的“子国”多数屈服于独裁制度，这些本地人的独裁比欧洲人的统治，具有更为广泛的本地基础，因而可以更加残暴而不必遭到谴责与抵抗。这段曲折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恺撒主义很可能以某种“超越欧洲传统的形式”崭露头角，而就其本地意义来说则是“非传统”的，如法西斯主义对意大利王国、纳粹主义对德意志帝国、列宁─斯大林主义对东正教、毛─胡主义对中国─越南传统、回教革命对回教传统。苏联集团的故事可能只是这一演化的前奏曲，离开这一演化的完成形态还差得很远。苏联集团不论从文化、种族还是历史背景上，都是欧亚之间的混合型态，和美洲相似；在哥伦布西进〔1492年〕之前，美洲其实是东亚的延伸，正如在俄国的伊凡四世征服伏尔加盆地〔1556年〕之前，俄罗斯草原和西伯利亚都是黄种人纵横驰骋的地方。

1980年代发生在伊朗的回教革命，是一个征兆，其发展特征表明，它比二十年前的中国毛主义文革〔1960年代〕具有更强的非西方形式，而毛主义则比它的祖师俄国布尔什维主义〔1910年代〕具有更强的非西方形式，而1940年代确立的斯大林主义则比德国纳粹主义〔193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1920年代〕具有更强的非西方形式。这种“异质递增”的现象十分值得注意。1990年代兴起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沙特阿拉伯基地组织，是否比伊朗回教革命具有更强的非西方、非传统特征？若然，那么回教世界对欧洲文明的威胁，肯定也还是在递增之中，其恶兆性质不言而喻。 

对全球政府具有意义的，不是“前民主形式”的政治原则，如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毛主义〔文革〕、霍梅尼主义〔伊朗〕、塔利班主义……而是“后民主形式”的政治原则，如某种类似罗马帝国〔以及秦汉帝国〕那样的非传统力量。显然，“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不是简单的复古和反动，更不是“复辟势力的猖獗”，总之不是以分离主义为特征的“前民主形式的王政和僭主政治”；而是以整合与进步为特征的 “后民主形式的恺撒主义”。综此，实在可以说，不论激进或是渐进，暴烈或是温和，全球政府的走向不得不采取“后民主形式”，而二十一世纪就是它崭露头角的日子：它不得不从主权国家的方国利益及其代议体制中脱胎出来，获得更为广泛的全球代表性，并发挥普救世人而不是只顾国民的功能价值。

首要的问题不仅在于欧洲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压力手段已经衰退，也在于操纵这些手段的人已经空洞化了，只要对比一下1919年凡尔赛和约缔约时“战胜国巨头”们的照片和2004年“G8”领袖们的照片，就会发现“精神力量”已经从后者脸上彻底消退了。欧洲国家的社会出生率下降，精神空洞、意志颓废、吸毒、性病等等流行。现在广义的欧洲虽然包括其殖民美─俄两翼，但这种空洞化还是以欧洲本土为甚，美、俄反而由于其边区特性而比欧洲本部稍微缓和。这些颓废状态使得“后民主形式”逐渐在欧洲内部发酵甚至发生替代作用，从而不仅是在外部威胁欧洲文明，而且通过内部腐蚀和逆向殖民，俘虏欧洲。所谓逆向殖民就是殖民地向原宗主国的移民，如印度次大陆人口移民到英国和英语国家、北非人口移民到法国、土耳其人口移民到德国〔原先的盟国〕、东欧人口移民到西欧、墨西哥人口移民到美国〔墨西哥原先被美国夺取大片领土〕、中国人口移民到八国联军的祖国……

欧洲及其两翼的悄然沉没，对世界其它部分所形成的巨大漩涡，可能比它强盛时咄咄逼人的实力，具有更大的全球危险。前者造成的是精神黑洞和内伤，而后者带来的不过是物质贫困和外伤。例如对中国这个有四千年文字历史、七千年社会系统的文明来说，外伤如西方与日本入侵不足以致其死命，唯有内在的敌人能够发动文革、断绝文明的命脉……当此文明断绝的时代，继绝世的首要任务在于坚强而有创造能力的人成为领袖；通过有力的洗脑、天衣无缝的宣传，聚焦整体的关注：“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问》〕所谓“归心”，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意识甚至潜意识来凝聚民心。所谓“举逸民”，是造就新的种族成员，甚至消除有害的遗传因子，亦即清理社会病态的生物基础。后民主时代亟需的是宣传而不是研究，是行动而不是学术，是政治正确而不是科学正确，是有利而不是真实。这些动向即使在当代民主社会中也已经露出强烈的头角，这一趋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减弱，反会强化，直到出现一个“新的神谱”、一个神话系统完全确认……

中国文明的要义在于，视大政治为“社会的治理”，并以政治效用为社会的第一考虑，一切言行都必须遵循“秩序优先”的规矩，而秩序优先原则的集中体现就是王道。这样的王道决不等于“暴君行径”，举一个例子，“明太祖”朱元璋临死竟然遗嘱杀害四十六个女人来为自己殉葬，而在他之前一千八百年的孔子已经训斥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可见王道原则与暴君行为的差距如此之大。

据史料记载，朱元璋死后，为他殉葬的有妃嫔四十六人，宫女十二人。1998年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将对此进行了长达几年的考古。基本澄清以下事实：明孝陵的妃子、宫女墓大体葬于三处，一是南京植物园内；二是明孝陵陵宫墙外西南角；三是总体妃子墓区，位于明孝陵右侧，与东陵遥遥相望，形成左辅右弼的建筑格局。如此暴行，连清人编撰的《明史》都不敢记载。〔《新华报业网》2003年6月12日《朱元璋妃嫔墓揭密露现惨景》〕这也许与朱家的淮夷〔安徽北部〕背景不无关系。同为淮夷〔江苏北部〕的刘邦也有类似的残酷，竟然烹饪部下的人肉。

“把政治效用作为最高原则”中的所谓政治，不是狭隘的暴君政治，而是“社会的治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种意义的社会治理，与文明的整合息息相关，《礼记》中的《礼运》与《乐记》，就是体现了这种完备而深刻的关怀。政治〔社会之治理〕不是文明的目标而是文明的结果，因此必要的革命作为一种休克和中断，可以帮助社会寻求更好的方向。这就是何以社会的破坏有时成为文明继续发展的黄金法则的奥秘所在。在这样的时刻，对社会及其秩序的扰乱、毁灭，正是更深刻、更壮美的治理！例如，我们有关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奇异灵感，正是在中国文明横遭腰斩的1975年，产生的。中国的灵魂在文革的黑暗时代奋起抵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孔不入的压力。夜以继日的沉思使我们逐渐明白，政治制度并不是万能的，充其量不过是“表”而非“里”。而文明整合的最大难处就在于，怎样才能既保持秩序又不扼杀生机？如何把文明从王畿〔中枢城市〕推行于普天之下〔各个方国〕而不丧失其原有功能？我想，假若没有局外的强力震荡，假若公元2004年的支那〔Chian，“秦”〕与公元前221年的秦国一样是个统一帝国，那么缺乏生机的化石阶段很有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以致被不读历史的“历史学者”谬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如何避免文明的化石命运〔埃及、拜占庭帝国也像中国一样跌入了这一命运〕？从而使未来的全球政府较为具有生机？

人的文明时至今日，已与人的自身相始终了，无论文明遇到怎样的危机，人们已经无法脱离文明状态，完全彻底重归野蛮。罗马帝国的自耕农曾经遭到大地产的排挤而导致破产，结果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可是相似的发展在近代英国却成了工业化的先决条件，这岂不可怪？显然这是由于文明的发展到了机械工业的阶段。古代罗马的自耕农破产后流入城市成为专吃福利的受施者，因而支持专制制度；英国近代的自耕农破产后流入城市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批廉价劳力，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据此，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时代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而不同的事物有时又可导致相同的结果，这是绝对主义的大师们最感头痛又最能浪费其诡辩的地方。

六，王道的代言人 

6. The spokesman for kingship

圣人的“圣”，在中文正体而不是变乱中国文化的所谓“简体字”里写为“耳口王”。中国的“圣人”不同于“诸子”，后者大约相当于希伯莱的“先知”，亦相当于希腊的“哲学家”。早在两千年前的汉朝，儒生就解释“聖”为“耳口王也”，也就是听闻口说王者之道的人。而天命作为中国文明所理解的“世界本质”，其地位和功能，在本民族的精神生活中相当于希腊人的宇宙底蕴、希伯莱人的神明启示。

王道与霸道谁为体谁为用？王道为体，霸道为用！一般意义的体用关系是体为里、用为表；而王霸的体用关系却在于王道为表、霸道为里，即：以体为表，以用为里。我们盼望那位足以创造历史的非传统人物，作为精神贵人─圣人，他的真才实学就是抵制那些玩弄精神现象以满足自身肉欲的思想诈骗犯。他知道无才的人即使行为恪守社会伦理，也无法创造历史；对进军历史、整合全球的非传统领袖，“才”比“德”更重要。在一个充满巨大变数的时代，无德有才的人尚可兴风作浪，而有德无才的人只能作为装饰，而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废物，他们可能干下很不得体甚至不堪入目的勾当。

世上有多种“德”，不同的观念世界可以产生不同的德。但在我们看来，德就是某种独立的精神状态与意志状态，即谓“同心同德”这个成语中的那个德，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同心同德的德，指的不是德行的德，不是恪守社会伦理的德，而是共同的精神状态与意志状态。在整合全球使成统一文明的意义上，无才者必将无德。具有创造能力的非传统领袖，必须网罗多种富有活力的人，多种拥有才干的人，这样才不致使他所创造的秩序沦为化石，沦为“超稳定结构”。生气勃勃、长久不衰，是文明的第一要义，因此“才”需要放置在首位，“德”只是辅助“才”走向成功的要素。德因此可被称为“才的归宿与起点”，但表现者和决定者最终是才而不是德。

据此，社会需要三条择优原则来维持自己的运转与推动自己的发展：

〔1〕职位、财产、与身份不可遗传与世袭；

〔2〕考核、拣选要持续进行，保证淘汰过程的公平；

〔3〕从最广泛的基地去寻求优秀人才来加入管理层，包括从一切地区、一切阶级、一切民族中去广泛征求。当全球政府的统治权延伸到一个地方，就必须立即从当地招募和吸收高级管理人员，唯有这样可以不断巩固与发展礼制的天下统治。

从根本的创造意义言，天命的载体也是一个专家：他的身份就是世界的整合者。作为献身天命、宣布天命、实现天命的专家，其生命以其职能为归宿。真正的王者都是“不同程度的非传统领袖”，其征服结果，不是奴役人民，而是确立文明的规范──恢复秩序，恢复公平和正义，废除浪费和暴政。所以秦始皇政治远远不是真正的王者所为，他只是以征服者专政的名义来看待甚至虐待六国人民，缺乏罗马的奥古斯都那样兼容并蓄的胸襟和气度，嬴政这个赵国人质得以称帝，诚如图书馆出纳员自称伟大导师，不乏小人得志、沐猴而冠的意味，为后来执政掌权的人们做了极为恶劣的示范。不把六国人民作为平等的臣民来看待，如何能统一中国？不把反动阶级作为平等的国民对待，又如何算是“建立了新中国”？这种强暴式的“统治”和“建国”是注定长久不了的，如何能“传之万世”、“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样的长城和铜墙铁壁不得不因为缺乏内聚力而走向崩溃。

其它文明也同样如此，例如，一个奉行极端国家主义的政体，不论它是古代的亚述、斯巴达还是近代的普鲁士、日本，不能建成统一的世界秩序，因为他们不以拯救世界为己任，当然也就不能一视同仁地看待那些最终归顺了自己的异族，而是狭隘地虐待别国人民，这样，世界的统一将不会由他们完成，世界的统一必须建立在他们的尸骨之上。同样，主张阶级斗争和社会分裂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统治者，因为他们报复当先，不能像罗马人和汉朝人那样，为了社会的整体和平而努力。真正的王者，受命行动，他尽可能无私，以天下为己任。王者的理想“家天下”，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天下人民，“视民如伤”，真正成为“父母官”。当然，这样伟大的泛爱与博爱也许超出了人性可以耐受的范围，诚挚的耐心有朝一日终于崩溃，所以王者堕落，王道毁灭，礼制退化为繁文缛节。但是我们清楚，做不到与做不好，是人性的弱点，标准还是不可废弃：高尚的标准应该成为人们努力的方向，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仿效秦始皇政治和袁世凯之流。

秦政不过是发挥了霸道的极致，始终没有学到王道的皮毛。王道的驾御者、无与伦比的专家、宇宙信息的载体、文明整合的担保人──所要促成礼制的天下统治，却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具有世界秩序功能的政治体系，其特性使得政治不再是抽税与掠夺，而是修齐治平。这种以企业管理的科学为基础的政治体系，处于自我调节的不断完善之中，需要诚挚的耐心远远多于权术的谋略。它的优秀人物是君子和专家的联盟，其社会支柱是新型贵族行为的示范。它将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日常困难和严重问题，而且也只有诚挚的耐心才能解决人类的生存课题。

客观、永恒、真正的天命也许存在，但并不可能被我们这些生物人所认识体会，我们如果牵强附会，自以为是，反会更深地落入泥潭。我们所能认知的天命，不是绝对的、神明的天命，而是相对的、尘世的天命。历史就是这种天命在地上的体现；这天命也是为文明的续存、人类的生活，而存在的。

王权主义的国家败于民主主义的国家，民主主义的国家败于国家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战胜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天下主义的国家将战胜意识形态的国家──天下主义又将回归一个更大规模的“非传统的王权社会”──这就是文明历史的春〔民主主义〕、夏〔国家主义〕、秋〔意识形态主导〕、冬〔天下主义与王权社会〕的轮转？这一轮转的历史哲学形成了“历史教”，即史官文明的最新说明──其意义与用途在于说明：

建立在追求利润之上的商业社会，无法统合人类，例如罗马的对手迦太基人，一心追求商业利益，认为财富可以寄托国家的命运，却忽略了政治合作、伦理价值及宗教信仰的重要，终于亡国灭种。当代，类似迦太基这样的商业社会，我们也可以预言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得不趋于消亡，当然，正如历史之流中的一切过客似的，商业文明的各种特征亦将随之消亡，它所沉淀的“历史因素”阻挡不住统合管理的政治社会如罗马和秦汉。全球社会所重视的不是利润而是秩序，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不是个人智慧而是整体协作，不是强烈的欲望而是稳健的理性，不是骚动而是明德，不是分裂与隔阂而是统一与沟通──这就是《礼记·礼运》所谓“大同之世”在全球规模的投现──这周而复始的“礼运”是王道的扩大，不是过去人们的梦幻，而是未来人们的道路。

这样的“中国文明”，具有强烈的同化功能是毫无疑问的。它曾经从黄河流域的孤立地点扩大到了整个中原〔夏商周〕，又从中原扩大到中国本部〔秦两汉〕，再从中国本部扩大到整个东亚〔元明清〕，虽然其间统治民族的更迭和政权的更迭相当频繁，但文明的模式却一以贯之、整合的精神始终有效。这不仅被以往的历史所证明，还将被未来的事态所印证。

善于整合的中国文明与善于扩张的欧洲文明之间，进行历史交汇运动的时刻，可能已经逼近。对此，欧洲人迄今为止缺乏预感。例如澳洲出生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教授特里尔〔Ross Terrill〕作为“最得北京喜爱的学者”，曾被封为“中国的友人”，做过周恩来的座上客，早在文革期间就由中国官员陪同四处参访。他在“新中国”〔The New Chinese Empire〕一书中认为，北京政权所谓的“和平崛起”根本是个谎言。他认为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往往与自己和中国的距离而定，住得近的，很难与中国作朋友，而隔着一个大洋的，反倒比较容易与中国友好。“反观美利坚帝国不是主动去侵略别人，其所鼓吹的自由与市场的观念、甚至通俗文化，都是世界其他人所自动接受的，无论你是想吃汉堡的土耳其女子，还是希望申请美国德州大学的印尼大学生，这个美利坚帝国是‘自愿加入的’，何况美国所提供的安全架构，提供了越战以来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包括中国在内都受益。”

显然，作者好像不知道南北战争、印第安战争、墨西哥战争、西班牙战争为美国夺取了远远超过十三州领土总和十倍以上的领土；而美国的任何部分其实并不能按照加入时候的宪法权利那样可以选择和平与自愿地脱离联邦。同时，如果按照“自愿加入”的原则，则澳洲现在仍然是原住民的天地，新西兰仍然是毛利人的祖国，而绝对不会成为英国人的独占殖民地──因为那些大自然之子的“土著人”原先并没有许可欧洲殖民者霸占他们的家园，并把他们赶到最为贫瘠的保留地里去。按照同样的道理，美洲岂不也应该首先归还给印第安人，然后再看他们是否“自愿加入”白人的殖民体系，以便充当三等国民？因为五百年前的海盗时期，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原住民显然被剥夺了这一“自愿加入”的权利，直到如今也没有归还他们，哪怕仅仅实行一次──就像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人民民主”那样，连一次完整的大选都没有举行过。看来，独裁国家的假代议制，难道不是很接近他们的殖民者祖先用来对付世界各地的原住民的虚假合同制？他们把其他民族的土地通过自己的“国际法”定义为“无主土地”，然后尽兴掠夺和欺诈，最后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另起一单页）

第六章 间接统治 

Chapter Six Indirect Rule

未来执行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作为世界规模的权力中心，不可能事必躬亲，因此须行地方自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全体人类提供保护。未来的发展要求全球秩序具有“科学的世界秩序”、“礼制的天下统治”等性质，其表现形式是“全球政府”，其指导原则是“王道与间接统治”，其开启者是发动新文化战的国际融合集团的胜利者。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整个地球所包涵的丰富多变的地理环境、人种及文化状态，硬要奉行单一的直接统治，硬把一种霸道和直接的武力强加给这个复杂的世界，那么势将引起爆炸性的后果是可以预期的。为了避免这种结果，间接统治的几个要素实在不可缺少。历史将为上述的远见作证。 

一，王道与霸道的第二层涵义 

1. The second meaning of kingship and hegemony

 

前面第二十九章提到过的英国军事历史学家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Hart，1895─1970年〕，曾多次改写《战略：间接路线》〔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简称《战略论》[strategy]〕一书，以表达“用间接路线接近战略目标”的观念，但由于其思想新颖而在英国遭到冷落排挤，反倒受到德国人的青睐。其实，“用间接路线接近战略目标”的概念，很接近中国古代的“终南捷径”思想。终南捷径典出《新唐书·卢藏用传》：司马承帧二十一岁出家当了道士，广游天下名山大川，后来隐居在天台山玉霄峰修道，人称“白云道士”，唐朝好几个皇帝请他出来做官，都被他谢绝。一次，司马承帧应睿宗皇帝的征召来到都城长安，许多人都来拜会他。三个月后，司马承帧要回去了，右丞相卢藏用也来送行。他手指终南山，对司马承帧说：“那里面有无穷的乐趣，你为什么要回天台山呢？”原来卢藏用曾在长安南面的终南山隐居，后来应诏出来做了官。 司马承帧于是对他说：“我看那里只是为官的捷径。”“终南捷径”指为了做官而加以隐居的捷径。我在这里把“终南捷径”视为李德哈特间接路线的范本。

话说回来，1937年，李德哈特被任命为英国陆军大臣的私人顾问，对英军的改革和机械化提出不少建议，但遭到大家的反对，被高级将领压迫第二年还被迫辞去了这一职务。从此以后不得不专门撰写军事著作，阐述军事思想。而德国坦克军司令却把自己说成是李德哈特的“追随者和小学生”，结果1940年取得了针对英法的闪电战的压倒性胜利。

《战略论》1954年出版的增订版，分四编二十二章，和前言、附录。中心思想在说明“间接路线战略”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强调“间接路线要比直接路线优越得多”。作者认为，氢弹的出现并不能保障各国全面持久安全愿望的实现，因此氢弹不是保障各国安全的法宝。他批评那种“总认为军事胜利即足以保障和平”的观点；并指出“政治家们把原子武器当作一种遏制侵略的因素，这种偏面的观点看来是一种完全不合现实的幻想”。这种错误，来源于他们的眼光始终没有超出自己面前的直接战略目标，即“赢得战争的胜利”。因此，李德哈特强调：“从大量的历史教训中，可以找到一条决定性的真理：纯粹的军事战略必须接受‘大战略’的指导，因为只有‘大战略’才会有更深远的预见和更广博的观点。”

作者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时代”，这就使得“间接路线的方法，还可以有更加广泛的应用范围。”他说，认为原子武器把战略给勾销了，是一种混淆视听的怪论；事实上，“原子武器虽然可使破坏力达到足以‘自杀’的极端程度，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推动作用，促使我们加速反省，回复到间接路线的使用上来。”他认为：“在现时代，原子武器既然不便于直接加以使用，那它就必然会促使侵略者去制订更加灵活的战略。”这是因为，战略在追求目标时，应该适应环境，并随时改变路线。他由此得出结论说：“战略的历史也就是间接路线的使用和演变的纪录。” 而间接路线的观念，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彼此影响和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方法。无论是在政治领域中，或在商业方面，还是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上，采用间接路线的方法都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这就是说，在生活的所有一切领域之内，间接战略可算是一条定律，也是哲学上的一个真理。而在我们看来，李德哈特意义的间接战略，很有些接近中国文明中的“权谋”概念，而所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就可以视为间接路线的一项生动运用。

这种战略是使战斗行动减到最低限度，其主要原则是避免从下面强攻的作战方式。作者认为，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标的最短途径，因此，在战争和战役中，应避免同敌人作直接的硬拼，而要使用各种手段，力求出其不意地震撼敌人，使其受到奇袭，在物质上遭受损失，在精神上丧失平衡，然后再视情况实施进攻。据作者论证，历史上许多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和战役，差不多都是采取这种间接方法取胜的。他强调：“要想掌握运用间接路线的艺术，了解它的真正意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对整个战史进行不断的研究和分析。”《战略论》正是以史实为依据来作结论的，通过分析西方历史上几十次重大战争的经验和教训，界定了“大战略”和“军事战略”、“间接路线战略”的定义，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具体地阐述了“实施间接路线战略的原则与方法”。

李德哈特的间接路线的战略思想和我们的论题有什么关系呢？除了上面提到的它有些接近中国文明中的“权谋”概念，而“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也可视为间接路线的一项运用外，我们还可以发现：间接路线的战略思想是古代中国“王道”思想的衍生，难怪《战略论》大引《孙子》的格言，明显是受到《孙子》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王道思想的启发。

运用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政治上就形成王道，在战略上就形成间接路线。在更为细致的层面，我们可以把“王道”理解为“间接统治”，将“霸道”理解为“直接统治”。参考一下《荀子》的说法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强国》〕隆礼而尊贤，就是实行间接统治，重法而爱民就是进行直接统治。“隆礼尊贤而王”的“礼”，可以理解为习惯法、传统沿革之习，其中包括道德和普遍信仰。“重法爱民而霸”的“法”，指统治者的诰令律例，与西方人的“Law”不同而接近“Code”。礼法于此，合组为统治方式与战略构成，接近西方人所谓的“Law”。因此“礼制的天下统治”也就是“法律的全球统治”。在这种意义上，盛行习惯法、判例法的英美法系，要比大陆法系更加接近“礼制的统治”。

“贤”，是礼制的模范人物，间接统治所需要的“代理中介”。封建制下有“诸侯”，立宪制下有“贵族”〔议员、勋爵各类形式的〕。“民者”，奴隶、平民、纳税者，即直接统治所需立足的“人力资源”。例如在商业法治社会，富人还可以聘请昂贵的专家透过多重方式合法逃税、聘请著名律师摆脱法律的指控和惩罚。由以上诸层次可以看见，“王者”必须依靠传统宗教、习惯法或社会公认道德等因素，并依靠“尊贤”〔请注意“尊贤”与“爱民”的不同：前者为屈己，后者为纵己〕而施行统治，这种战术只能行之于间接统治。“霸者”的“法”不过是“言必信”，他的爱民有如农民爱护自己的牲口、议员爱护自己的选民、解放军爱护自己的民众和俘虏──是一种谋略，与“尊贤”不可同日而语。“尊”意味着权力的分享，“爱”仅仅意味临时的施舍。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的道路由此泾渭分明。

最有意思的是，按照“重法爱民而霸”的标准来观察，现代法治国家大多属于霸权，行霸道；而非仁政，行王道。尤其法治国家的趋向正是沿着“隆礼尊贤而王”的相反方向走去，推行“政教分离”、“道德中立化”、“文化多元化”诸措施。在道理上，立宪的君主本来是在施行王道，立宪的中国文明概念就是“守礼”，即用礼制法治的间接统治，代替君主总统的直接统治。但现在的问题是，法治国家的法〔相当于中国文明的礼〕，已经不再神圣，而成为市场叫卖和赌场讨价还价的筹码，甚至成为拳击比赛的规则，完全没有善恶的区别可言。从一个较长的历史周期看问题，很少有人可以摆脱权力的致命引诱，对社会实现“安全距离的遥控”，结果从明君到民众都身不由己卷入权力的漩涡，遭遇灭顶之灾，人类也因此成为顽劣而贪婪的生灵。

二，王霸战略的光谱层次 

2. The strategic spectrum between kingship and hegemony

从权力分配的方式，可以把历史分为“酋长”、“贵族”、“君主”、“大众民主”、“第二轮酋长”〔僭主、独裁领袖〕诸时代。进而不难发现，酋长时代与贵族时代是间接统治的王道多于直接统治的霸道的时代，君主时代与僭主时代则是直接统治多于间接统治的霸道时代，……由此构成王霸光谱的不同层次。例如第二轮酋长时代〔即僭主时代〕是基于战国的乱世，所以比原始部落的酋长更为暴烈，公然宣传“红色恐怖万岁”、“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一转变是由“大众民主”、“群众运动”为关键而形成的。大众时代的各种技术的发明、生活的放纵、道德的崩溃，驱使社会走向空前动荡、全面衰落，于是各种势力丧失了自制和自治，结果其内部外部及内外势力之间的均衡能力丧失殆尽──丧失自治能力是从丧失自制开始的，直接统治的霸道时代逼近了。

这样看来，霸道的兴起确实是一个社会衰落的风向标。而一个富有生机和创造能力的社会，它的秩序何须依靠直接统治来维护？间接统治足矣！间接统治就是实现宗教─道德─礼制的自相平衡功能，故天子通过议礼、制度、考文，制定间接统治的良方。只是随着世俗文化的发展，导致宗教、道德、礼制以及社会结构的动摇解体，于是，直接统治才日益得势、深入社会并控制一切领域甚至进行全面专政──野蛮的霸道时代再度攫取人类的命运。随着社会日益依赖直接统治甚至依赖军队管制，贱民的数目也就越来越多，贵族风度几乎绝迹。社会不再拥有能力创造新的均势，就无可幸免地落入强盗手中。断了脊梁骨的病人欢迎霸道给他主心骨，衰败了的文明无异在乞求军事管制，在残破的文明看来，霸道的就是正义的，正如残废的病人一旦看见凶恶的歹徒来了，常常立即服从，还要满脸堆笑，和颜悦色地加以欢迎。

这时，完全把历史作为当下史来玩耍的人们宣传说，“王道的原则无法落实，除非被霸道利用，作为宣传号召。”可惜我们的史学观念还没有这么“现代化”，如此成熟以致到了腐败的地步。……出于本能和直觉的感受，我很早就通晓了这些微妙的地方，但还不能用精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后来，这一表达花费了我五年的光阴，今天我已经能够说：“王道是什么？王道就是间接统治。”〔1981年〕……我们并不希望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古人，但是历史的研究确实不仅肯定了王道曾经存在，而且肯定了它确实是间接统治并因为其间接统治的性质而成为“仁政”的代词，最后还因为它的 仁慈而成为还会重来的秩序……那时，无道的直接统治将被终止。

间接统治的反面不是无政府主义〔anarchism〕，而是无政府状态〔anarchy〕。相反，专制国家、僭主政治，才是无政府主义的伴生物。一个良心尚未泯灭的人，生在主权国家横行霸道的时代，怎能不喜欢王道的间接统治胜于喜爱霸道的直接统治呢？当然，我们不是依据这一喜爱而杜撰了间接统治的概念。我们也曾经摇摆于二者之间，甚至一度对霸道的急功近利十分赞赏。但终于我们意识到霸道虽好却是对创造能力的扼杀，不足取也。具有灵性的人总是爱好创造胜于爱好权力，除非，权力只是作为创造的动能和手段而被运用。爱生命胜于爱欲望──欲望是生命的手段而非主宰；爱好压抑胜于爱好放纵，因为放纵是压抑的激励，过度的放纵违背了生命的本意，应该予以清算，所以我们爱王道胜于爱霸道。

霸道式的直接统治是衰落的结果，这种“道”有害于创造因而有害于生命。而王道则反之，它不仅以更大的涵量和恢宏的器度来面对世界，而且它本身就是生命的弹性、更佳的调节能力、灵巧的间接战略……王道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具体的战略，如果未来的世界仍然可以容纳创造力，那么王道迟早会重临大地。

间接统治的王道有两种：一是古代的封建制度，一是近代的立宪制度。封建政治，实现“区域范围的自治”；立宪政治，实现“代议制度的自治”。而美国的联邦制度就是区域自治与代议制度的结合，可以说是“封建民主制”。封建的弊端，易于养成割据的隐患；立宪的弊端，易于养成多数的暴政。人性的作用常常需要相反的治理原则交互作用，这不仅在中国造成了王霸相杂的后果，就是在欧洲也造成了民主制与寡头制的轮流执政。王霸道相杂，即在寡头的直接统治的霸道之下，容纳间接统治的王道因素，例如赋予地方区域以相当的自治权。在古代中国直接统治的帝国时代，民间的议政权是由举孝廉及科举制来体现的，所以太学成为“学生民主运动”的温床；而在秦汉以后的朝廷政治中，王道因素即间接统治的因素基本上又是用来辅佐君主的直接统治的。谭嗣仁所批判的两千年来的霸道政治和御用乡愿之间的相与为患，即此类矣！

王道的钦慕者，不是那些以王道充作装饰的乡愿和暴君。终其一生阐明王道的孔孟诸子，之所以遭到阳奉阴违的命运，就是因为权力和正义的关系始终处在紧张状态下。对王道即间接统治的要求，被认为与正义有关而不是与权力有关；这样一来，间接统治的王道比之直接统治的霸道，多了一层宗教色彩而少了一层军事色彩，所以王道比霸道温和得多。

历史上有些统一秩序，实行的也是间接统治，例如中国的周天子、阿拉伯的哈里发制度，实际上近于“王道之治”。史家以此种制度缺乏进取性、保守性过强而贬损之，其实不然，因为这两个时期的文明都是相当富于创造力和拓展力的。此种间接统治之君主制实为“仁政”的楷模。王道重视教化而霸道注重刑罚，王道的君主更是身兼宗教的教主，如周天子、教皇、哈里发、活佛。而霸道的君主更像政治的独裁者──秦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皇帝们，显然更接近霸道而不是接近霸道。即使二者兼有，花色出新，但依然万变不离其宗：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

说到哈里发〔khali─fah、caliph，意为穆罕默德的继任者〕，我倒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回教世界在二十世纪的积弱不振和涣散分歧，可能和哈里发制度的废除具有密切关系。具体说，就是哈里发是使得阿拉伯人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的唯一纽扣，如果失去了哈里发制度，阿拉伯人无异于退回到了部落时代，或部落时代与帝国时代的中间状态，即小国林立阶段。

简单回顾一下，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逝世后，其政教权柄的代理者和继任人称为哈里发。穆罕默德在世自称“使者”但又是麦地那政权的行政、司法和军事领袖。他死后继任者自称“使者的哈里发”，除不能宣布启示外，行使了穆罕默德生前拥有的一切宗教和军政大权，从此哈里发便成为回教政权最高统治者的专门称号。后来哈里发的选举制逐渐演变为世袭制，四百年间分裂为若干哈里发国家〔西班牙、埃及等〕但都是阿拉伯人控制局面，且以巴格达哈里发为中心。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在巴格达建立苏丹政权，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成为土耳其人的附庸，境内突厥人和阿拉伯人彼此割据，许多分离主义教派应运而生。这样又过了两百年，1258年，阿巴斯王朝最后的哈里发被蒙古人旭烈兀所灭，傀儡哈里发的仪式职能也遭到废止。在埃及的奴隶王朝〔马木留克〕时代，苏丹们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显得合法，二百五十年间哈里发的名义依然保存下来，其名字也还铸在货币上，但职能仅是主持苏丹的加冕典礼和聚礼时为苏丹祈福、举办宗教活动和接见宗教学者，政治和军事的权力完全剥夺。在这种意义上，苏丹和秦汉以后的皇帝颇为相像，是从军事征服者直接演变过来的，缺乏道德的感召力。

后来直接窃取哈里发头衔的，是更为野蛮的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十八世纪开始，奥斯曼土耳其人为了表明自己对全体穆斯林拥有控制权，开始自己使用哈里发称号，并见诸正式的外交文书，哈里发职位首次落入非阿拉伯人之手。这就不仅和秦汉以后的皇帝颇为相像，而且是完全以一样了。直到奥斯曼帝国解体，土耳其成为民族国家，1924年3月才宣布废除哈里发。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哈里发制度宣告终结。从此以后，回教世界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阿拉伯国家四分五裂，虽然依然占有广大的地盘，但其政治形势却让人回想起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吞阿拉伯世界之前的长期分裂动乱状态。而在许多方面甚至退回了穆罕默德之前的部落时代。

这一局势对中国的现状也是具有相同的启发意义的。由于中国废除了君主制度，在很多方面退化到了夏商周以前的部落时代了，在文明意义上，甚至退到了新石器时代。

三，国家制度与间接统治 

3. National polity and indirect rule

吾考中国历史上国家形式的衰亡，造成政治制度演变的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

1、农民〔游民〕战争和地方割据。

因土地兼并导致游民四起，农民大众变成游民大众，无处申诉变成无所羁绊，酿成势不可免的暴乱与革命。“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杀人复仇心理席卷一切，仇杀成为头等的工作任务。此等内部战争虽小有成功，但它摧毁了中央的统治力量〔首先是心理方面的摧毁〕，因之导致地方割据、国家衰亡。

2、诸侯强大和地方割据。

中国囊括东亚文明，号称“天下”，然而也因此尾大不掉，很难控御，所以君主百思妙策，期以建立藩篱。秦汉帝国以后，虽在中国本部〔秦朝的三十六郡、明朝的十八行省〕实行郡县制度，但在周边地区依然实行分封制度，其结果就是相对于“流官”树立了诸如云南土司、蒙古王爷、西藏喇嘛以及越南、朝鲜、琉球、日本等藩国国王，允许他们实行自治。

3、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过分的中央集权、直接统治，容易导致快速的分崩离析。秦朝是一个血腥的例子。汉朝吸取教训，“与民休息”的国策背后，其实奉行了间接统治的方针，然而好景不长，导致方国坐大和七王之乱，不得不再度采取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汉武帝犹如秦始皇的翻版，儒家被改造成法术势。外戚和宦官的斗争，其实都是皇帝专政的结果，是皇室进行直接统治的恶果；东汉亡于十常侍，犹如秦朝亡于赵高。

在上述三项考虑之后，再来观察蒙古入主中国，所带来的万劫不复，就更为清晰了。明朝虽然号称中华复国，其实继承的却是蒙古的社会政治遗产，因为唐宋文明已经在元朝的百年专政下灰飞烟灭。明朝鉴于宋亡在文官统治，就实行宦官监军的政策，一开始很成功，不但免除了宋朝弱兵之弊，还防堵了汉唐军阀割据的重演。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政策先为救星，终为丧星，它给了宦官军政大权，相当于现代的“支部建在连队”的政委制，极度强化了安全情报特务机构，却斫伤了将士的斗志、文官的廉耻，使整个民族的精神急速堕落了。它的结果是天下骚然，遇到危机就分崩离析。内乱外患是癣疥之患，心腹大病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出了问题。满清人承衰而起，藉数十万满洲人为支柱，结成了“八旗”组织，当然比较以前的中原皇族具有更为广泛的镇压基础，例如汉朝的外戚与宦官、唐朝的关中集团、宋朝的文官系统、明朝的特务机关，都远远比不上八旗的向心和力量。苏联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牢牢控制俄国，就是把“党”变成了满清的“旗”那样的权力核心。而中国共产党更是像“汉八旗”的部队那样，从东北入关，对中国实行了全面接管与彻底改造。正因为“共产国际”继承了“蒙古国际”的征服传统和策略，才能所向披靡，尽管受到了西方的围堵，依然像其蒙古前辈那样未能深入日耳曼、越过日本海，但毕竟还是征服了半个回教世界〔苏联的高加索和中亚细亚各共和国〕和中国及其属国。

在西方，内战的意思是“城市战争”〔civil war〕，起源于罗马帝国代替罗马共和国兴起前后；在中国，内战的意思却是农民战争，起源于汉朝代替秦朝兴起前后。后来两千年，中国的皇朝凡是不亡于异族入侵的，就是亡于“农民战争”或曰“游民暴乱”。有时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明朝。亡于异族入侵的有西晋、两宋、满清，亡于“农民战争”的有两汉、隋、唐、元。一个最有意思的现象是：地方性的割据政权，几乎没有一个是亡于农民战争─游民暴乱的，可见农民战争─游民暴乱几乎是大一统皇朝的专利。而汉、唐末期，则以较长时间的地方割据著称，这也是有其前因的，即在游民暴乱─农民战争之前，国家其实已经分裂，不过由于统一的积习太久而一时未曾表面化罢了。唐的分裂倾向较汉更为明显，不仅因为唐的河北诸藩镇已渐渐胡化所致，更因为唐朝本身就不是一个“统一帝国”，而是像西周那样的“文明中心”。唐朝之后出现的五代、两宋，和西周之后出现的春秋、战国，可有一比；再之后的元明清才是像秦两汉那样的“统一帝国”。

唐以后的君主，不明事理，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一心要攀比秦汉帝国，因此致力于解除地方兵权，最明显的就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的两宋。宋是隋唐文明中心与元明清统一帝国之间的过渡形态，宋因此不是统一帝国，而只是若干分裂的区域性国家如辽、金、渤海、高句丽、日本、西夏、蒙古、南诏、大理、吐蕃、越南等国系列之一，如两周与秦汉之间的春秋战国群雄然。事实证明，文明历史的不同阶段，同样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可以体现出完全不同样的内容。秦亡于暴虐，宋亡于柔弱，宋只是解除了地方的军事分权，没有建立相当的武力与边疆政策，以致外族压迫加剧，以致亡国。 

满清的统治在某种意义上是“间接”的：通过八旗控制汉官，通过汉官管理汉人，以汉治汉犹如以夷治夷的翻版；毛派控制中国也可以被看作某种程度的“假间接统治”：通过“党”来控制政府，通过人大来控制国家，通过军队来控制社会，出了问题可以由社会、国家、政府来承担责任，即使由党来承认错误，但是党和领袖本身还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伟光正”者，就可以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如此立于不败之地的政治制度，可以把社会坐死〔“打天下、坐天下”〕，自己却不会垮台，确实创造了人间奇迹。它还运用挑起冲突的方法，消灭隐忧，号称“引蛇出洞法”。这样的权谋似乎诡诈，却灭绝了活的精神，把中国从根源上窒息了。中国堕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甚至五胡乱华和蒙古人统治也不及毛泽东的杀伤力那么大，中国文明的命脉就此断绝。

看看中国历史，皇朝也罢僭主也罢，统治权术一个比一个高明，结局一个比一个猥琐悲惨。从分封到割据再到分崩离析，从民族横遭征服到自觉屈服于外来势力的奴役下，发展或被扼制或被恶化。中国未来的发展，不是一味引进外资可以一蹴而就的。复兴中国的要领，在于衔接中央与地方之间业已互相脱节的关系，建立上层下层之间的有机联系，否则生产力越足、社会越富，则对立越深；断裂得越彻底，破坏力越大。为今之计，应先除内部分离，再除无形的割据，然后才能消除无主的乱象。

具体说，只有先行摈弃极端的中央集权，才能消除日后分崩离析、不可挽救的结局。其次消除社会的不公与无法状态，给人民以教育权并还人民以自治权，使得党官〔相当于历史上的“宦官+八旗”〕不得肆意统治，这样人民才会服从地方管理者，才能消除日后的割据与战祸的隐患。

最后，摈弃腐败的领袖，顺天应人，在民心中看出天命所在，才能消除无主的乱世现象。君主的民，是能够选择君主的，否则就是被征服者而不是君主的民：这是《书经》的教益，而不仅仅是“西方的真理”。君治理民，是得到授权的，这授权不仅来自天命也来自民心，而且得到君的专家顾问的支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协调，正如地方政府与民间集团的协调，是互为关联的，他们的代表性，仿佛社会的毛细血管，下情上达，上情下达，旺盛的机能得以建立。

《书经》的教益与周朝的现实最为接近，它与西方宪政不同的仅是：〔1〕周天子并非民选或经过议会认可；〔2〕人民没有罢免权和选举权；〔3〕诸侯的权力缺乏制衡，如此难免腐败日深，而周制废弛。更重要的是人民缺乏教化，如此则不能自立，更不能立人，立人也就是罢免与选举。人民不能自立立人，则主事者必定欺下谄上，以求一逞。

四，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 

4. The global government under indirect rule

当谢选骏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曾经思考：要是能把各种制度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组成一种“理想的制度”该有多好！那时不知天高地厚，起草了一篇《多种制度混成论的思想提要》认为：“理想的制度应该〔1〕从氏族制度中提取家族自治的要素。〔2〕从奴隶制度中提取统治集团无产者化的要素；现代文明各国的奴隶制度，还保留在它们的监狱和军营里，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再增加一个层次：统治集团阶层，好像奥斯曼奴隶近卫军那样。〔3〕从封建制度中提取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爱，而不仅利用所有权和使用权来哄抬利润。〔4〕从自由企业制度中提取它所依赖的法治精神，因为自由企业活动必须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5〕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中提取‘人人在被造的意义上平等’的神学思想。”

那时要弄到一本书来阅读真是十分困难，有时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这还算是幸运的，更糟糕的情况是，你根本不知道哪里有书，甚至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毛泽东为了报他自己上不了大学的仇，而施毒计于所有的年轻人，剥夺人受教育的权利，真是完全彻底，比蒙古人和五胡还要革命。过了好些年，我终于读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恍然大悟，原来我想到的东西两千多年前的希腊人就想到了：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好的政治应把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不同成分混在一起，这样就既稳定又有效率。而希腊城邦却分别奉行不同的制度，这些制度还处在循环中。例如，希腊历史上最早的是君主制，开始时还考虑整个城邦的利益，但权力的腐蚀作用逐渐使得君主堕落成暴君，只考虑其个人利益、家族利益。在这一情况下，贵族会起来反抗，迫使君主制转变为贵族制。贵族制重复君主制的道路，也从开始时的顾全大局堕落为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贵族制于是堕落成寡头制。结果，城邦人民起来反抗，把统治权扩大到整个社会，民主制开始了。但是由于一般百姓不熟悉政治，民主制最后堕落为暴民统治，在多数的暴政和无政府状态之间徘徊。

与亚里士多德互相呼应的是希腊史家波里比乌斯〔Polybius，约前200─前118年〕。他在公元前166年羁留罗马，做了小西庇阿〔Scipio the Younger〕的老师，他目睹当时短短五十三年里，罗马征服了迦太基、西班牙、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北非等地，变地中海为罗马的内湖〔虽然比不上秦始皇十年之间并吞六国的速度，但在世界其它地区的历史上却是空前绝后的〕。于是他深受感触，写作《罗马帝国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试图探讨罗马人成功的秘密。在该书第六卷中，他指出其答案在于罗马法〔constitution〕或叫“罗马的政治制度”。而该制度的优点就在于把各种制度因素混合在一起。例如把罗马的制度与雅典、斯巴达、迦太基的制度比较一番不难发现，任何单一因素的政体，不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都不稳定，因为君主不会一心为公，贵族也是如此，而民主则导致多数暴政或无政府状态；相比之下，只有罗马式样的混合政体最有效率。

要是我能够早一点读到他们的著作，就可以省却许多苦思冥想的精力了。额外的收获则是，我亲身经历了典型的单一因素的政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亲身的经历使我发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奴隶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之辈杜撰的概念〕，为什么要比欧洲的经典奴隶制和经典封建制，较为稳定？我想可能是因为前者保留与容纳了氏族制度的许多要素。先秦中国所谓的“家”，其实就是氏族。家、家族、氏族、部落的要素，在新的郡县制的社会形态及其意识形态，被“五四”时代以来的人们叫做“家族主义”，并目之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百病之根”与“万恶之源”。殊不知，这种氏族制度的残余，这种传统社会中的家族主义，同时也是“长治久安”、“周而复始”〔停滞的“周期性循环”和虚构的“超稳定结构”〕的基础──它造就了中国式混合政体的牢固基础。而中国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也同样具有中国氏族政治的特点，形成所谓“四大家族”、“八老治国”的奇观，这样，才能在“文革”与“六四”过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甚至“凤凰涅槃、周而复始”，使局外人的头脑百思不得其解。

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掠夺性战争不再显得那么有利可图，战国时代的总体战因此变得无利可图；而李德哈特所说的“在现时代，原子武器既然不便于直接加以使用，那它就必然会促使侵略者去制订更加灵活的战略”，则直接通向综合性质的文化战，而不是总体性质的军事战。这一转折，意味着二十世纪的直接统治即专制独裁已经被迫进入黄昏，也预示着新的间接统治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二十一世纪，霸道重新让位给王道的初步表现是“全球民主化”，但民主化的继续发展则可能通过文化战，导致全球政府的创立。

在古代世界，间接统治常常借助于宗教的或是政治的神秘感──制造神秘感，因此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术、间接战略的第一道防线。试看印度的《摩奴法典》〔约公元前600─前200年〕如此神化国王与官吏的权力来源：

“这整个世界，按照法规，须由吠陀规定的受了净法的刹帝利来保护。因为当没有国王时，人们由于恐惧便散居各处，主宰为了保护这整个世界，便创造了国王，而把因陀罗、风、雅马、太阳、火、梵愉那、月以及财富的主宰的永恒的一部分融合一起。因为国王是由这些主要的神的一部分造成的，所以他以其光辉凌驾于一切生物。他像太阳一样，眼睛与心燃烧着，地上的任何人都不能看他。按其威力，他像阿耆尼、伐育、太阳、索马、公平裁制之王雅马、库贝拉、梵愉那和伟大的因陀罗。国王即使还幼小，也不应被认为只是一个人而加以轻视，因为他是具有人的外形的伟大神。假如国王没有不断地惩罚那些应当受惩罚的人，那么较强的人就会把较弱的人，像鱼放在铁签子上一样地烧死，那样乌鸦就要啄食供神的馅饼，而狗就会舔舐供神的食物，任何人也不会有财产了，下层人就会占据上层人的位置。运用惩罚而犹豫不决，则一切种姓都要被破坏，一切法律都要被毁掉，全民的暴动也会爆发起来。凡在消灭罪犯的黑色、红眼的刑杖起作用的地方，假如首领很好的监视，则那里的臣民就不会骚动。”〔VII.3─VII.25〕

从维持秩序的角度，我们并不规劝孱弱的末代暴君推行“间接统治”，因为这无异于剥夺其统治权。对这些末代君主，最好还是努力振作以直接统治，一味放权反而自取灭亡。末代暴君的困境，往往是由于他们的祖先不肯预先克制自己的权力，以至于局势像是三峡工程的泄洪措施那样一发不可收拾。王道本非权宜之计，更非下策，唯有大智大能大意志的领袖得以行之，他决心取用王道，知道直接统治的弊害，过于有力的紧箍咒会束缚社会的发展……王者行王道，霸者行霸道；换言之，行霸道的是霸者，行王道的是王者。王者卓然兴起，自然不是作为一个口号、一种宣传、一件蛊惑人心的“武器”；而是作为一个施政的原则、一个切实的纲领、一个宪政的制度而展开──“王道的洪猷”即间接统治的战略。这一战略是文化战的突飞猛进，而不为巩固王位的长治久安。唯其如此，反而可保王者无虞。因为果能如此，政局即使变动，却对王者无妨。如日本、泰国这些亚洲王国就是这样利用国王这一秘密武器的，而不仅仅只有欧洲人才会设计这样的减压阀。王者在人间，不应卷入集团是非，而应保持超然的地位。强盛的君主应是能够实行间接统治的君主，他的崇高声望使他可以像现代的“立宪君主”那样做一个可怜的傀儡但始终也不倒台。

强盛君主不是外强中干的摆设，超人的权势与超人的克己，双重力量推动他走上王道。如果这样，君主制度将是人类能够发明的最好的制度：而施行间接统治的王道，在各种政治形态中可能最有弹性。

未来执行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作为世界规模的权力中心，不可能事必躬亲，因此须行地方自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全体人类提供保护。君主制度与地方自治并无冲突，相反可能是最好的搭档。这样的全球政府可保间接统治的健康状态，因为全球政府的维系，诉诸道德者远过于诉诸暴力，诉诸信仰者远过于诉诸监狱。

未来的发展要求全球秩序具有“科学的世界秩序”、“礼制的天下统治”等性质，其表现形式是“全球政府”，其指导原则是“王道与间接统治”，其开启者是发动新文化战的国际融合集团的胜利者。如果以上几大要素不能实现，那么“全球秩序”就难长久，它带来的将不是福而是祸，不是天秩而是暴政，最后将引起世界史上的空前颠覆：“全球国家的内战”。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整个地球所包涵的丰富多变的地理环境、人种及文化状态，硬要奉行单一的直接统治，硬把一种霸道和直接的武力强加给这个复杂的世界，那么势将引起爆炸性的后果是可以预期的。为了避免这种结果，间接统治的几个要素实在不可缺少。历史将为上述的远见作证。

五，全球政府要奉行王道

5. The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hold kingship

“王道”的内涵，尽管千百年来具有纷纭无比的解释、层出不穷的思想，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阐明，“王道”的主要内容用现代语言说，就是“间接统治战略的哲学总结”，其半神秘化的表达则是“神授的君权”，完全神秘的表达则如印度《摩奴法典》或中国的《天问》、日本《古事记》〔Kojiki即“Records of Ancient Matters”〕那样描述的“天神下凡”。君权神授论不一定导致君主独裁〔如法国国王〕，也可以导致君主虚设〔如日本国王〕。只是从单纯的战略角度看，王道的一切善举、一切良政，都不是出自心血来潮的仁爱之心，而是出于间接统治的礼法制度。

要想满足王道设想，必先创立施行间接统治，要想永葆王道的荣光，需要遵循间接统治的规范。间接统治不仅是益寿延年的政治秘术，也是一种走钢丝的大胆冒险──它的收获是文明的涌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协和万邦。”〔《尧典》〕王道，这是一种绝顶高妙的统治艺术，当然也是一种极端危险的人际关系：既能赢得巨大的赌注，也可能输掉一切收获，因为间接统治并非万灵仙方，时刻面临着威胁及挑战。人性复杂，时刻追求相反的东西，这就注定人间事务一旦达到良好状态，就会因为“过犹不及”而立即走向恶化。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像《摩奴法典》认为的那样指示因为“厌倦仁慈”〕，间接统治的继承者开始经不起直接统治的诱惑，甚至开始执行最为强硬的直接统治战略，如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工商业全部收归国有等等。根据不同的强度，直接统治可分为：1专制君主、2独裁僭主、3军人专政、4僧侣专政，等等。当然，这里面存在许多变态和伪装，如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革期间的“5群众专政”，其实是一种隐蔽的独裁僭主制。上述各类直接统治几乎构成了二十世纪世界的主要图谱，它们彼此虽有差异，却有一个深刻的共同点：握有统治权的势力直接参预行政。

上述五种制度的统治者分别为：1君主、2僭主、3军人、4僧侣、5暴民〔群众专政〕，五者之中，好像第二种与第一种有些重复，其实君主制因为受到传统的约束而往往不是个人统治，而新兴的僭主制经常是个人专政、完全抛弃了法律的外衣，新兴的僭主制所造成的个人崇拜形成了最为暴烈的直接统治。当然说到底，对间接统治经常的威胁，却不是来自直接统治，而是来自人性中的不安定成份及其引起的社会骚动。这在和平时代体现为“犯罪”，在动荡年代则体现为“革命”：犯罪是“个人的革命”，革命是“集体的犯罪”──直接统治比间接统治更容易引起革命，秦朝以后各个中央集权的皇朝，显然比先秦的地方分权的王朝，更容易覆灭，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而间接统治比直接统治，对群众的福利也较为有利，所以人们总是讴歌“王道”、“王政”的好处，而痛斥“苛政猛于虎”。苛政，就是直接统治。同时，因为间接统治对局部暴乱的压制效果不如直接统治来得那么有效，反倒不容易在大面积中积累小乱为大乱。我想这是同一特征的两个侧面：间接统治对民众福利的保障和促进，实际上也就意味它较不容易激发暴乱；而直接统治对压力的持续积累也就意味着它对群众福利可以继续保持冷漠。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暴政，当然比长矛大刀武装起来的暴政更容易延续下去。

在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各种形式的现代国家好像很关心臣民和公民的种种福利，然而这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是各国政府为了争取国内外的民心而施展的“夺人魂魄术”。一旦全球政府建设成功，不再存在这一“人心争夺战”的实际需要时，可以想见，那时贯彻其统治意志的世界主宰，就会露出它对人民福利的真正冷漠态度。我认为这并非臆想，这种现象在中国、罗马和其他统一帝国的历史上都先后出现过，将来在更大的全球范围里重新上演，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而不论这个大一统政体实行间接统治还是直接统治。因为伟大而宽容的善政，总是不能持久，总是不能敌过人性中静极思动的恶意，恶意往往拥有强大的驱动力，在它的持久冲击下，统治的力量再度以严酷的面目狰狞了起来，直接统治的时节再次来到了。

我曾经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在全球政府的创立中，间接统治能否成为人类秩序的持久形式呢？人类能否驱散直接统治的阴魂，并以此为契机，来证明自己的智慧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之所以如此偏爱间接统治并疏离直接统治，并非因为间接统治能给群众带来更多的福利，而在于我倾向于认为，间接统治更能促进社会的文明状态，减少无政府和专制状态的交错、避免无谓的社会痛苦与人命牺牲。

一般说来，文明的进展总是与社会痛苦及人命牺牲紧密相连：没有痛苦及牺牲，文明的进展就不会顺畅。但我怀着一个异想天开：全球布局的间接统治能否两全其美？全球布局的间接统治能否既不像直接统治那样摧残并压制创造性，又不像无政府状态那样涂炭生灵？“现代世界”这个直接统治与国际无政府状态互相错乱的混合怪兽，能否停止吞噬人命的游戏呢？

近代无政府主义者的社区自治，诚然是边缘化人群的一派幻想，但直接激怒他们的，却是直接统治的弊端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残暴不仁。在我们看来──有众多敌对的政府等于没有政府；唯有“全球政府”才可以提供人类文明一顶保护伞，提供合理的土壤、阳光、水份、肥料，使文明得以保衡发扬。

六，王道的保衡者 

6. The guardian of kingship

“保衡”是一个称号，也叫“阿衡”，来自殷代的名臣伊尹，相当后来的首辅、宰相。伊尹为商汤出谋划策，击败夏王的军队，流放夏桀到南巢，迫使夏朝灭亡，缩小成为一个方国“杞”国。商汤死后，伊尹流放商汤的孙子太甲到桐宫，亲自摄政，接受诸侯的朝拜。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才把太甲释放。“保衡”的意思，即天下平衡的保护者。这使我们联想到，中国的“保衡”与罗马的“保民官”在各自的历史上，其实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保民官〔tribunus plebis〕的名称与部落〔tribus〕有关，可能由部落首领演变而来。产生于公元前494─493年的平民第一次撤离罗马的运动之后。当时在大敌压境的形势下，平民全副武装撤离罗马，开往“圣山”，在圣山上选出保民官，并迫使贵族予以承认。后来，保民官每年从平民大会上选出，只有平民才能充任，任期一年，开始为二人，后增至十人，形成了牢固的传统。保民官最初的权力是“帮助权”〔jus auxilii〕，即当任何一位公民请求他帮助反对高级官吏〔只有独裁官除外〕的侵犯时，他须以个人的干涉予以帮助。为使公民便于找到保民官，保民官不能离开罗马城一天以上，他的家门必须永远敞开。后来，从帮助权发展出以下权力：保民官可以否决违反平民利益的官吏的命令、否决元老院的决定、否决准备交付人民大会的建议。保民官因此具有很大的司法权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他有权传讯任何公民和官吏甚至执政官。有权采取罚款、逮捕、处死等措施，对待那些反抗其命令的人。此外，保民官还是平民大会的主席，但不负实责，前449年通过的法律规定，保民官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侮辱和伤害他的人都会受到死刑和没收财产的处罚。为防止保民官滥用职权，也对保民官的权力作了一些限制：

1，保民官的权力受到其他保民官干涉权的制约；

2，他的否决权对独裁官的行为无效；

3，保民官的权力只在罗马城内和城外一罗马里〔约1.15公里〕范围内有效；

4，保民官作出的否决只在该保民官任职期间有效。

保民官的权力在某些方面很像是一种王权。“王道”既然是间接统治，就可以是君主政体，也可以是贵族政体，还可以是民主政体，由于历史过程的洗练，使得今后的这些政体，都将不同于以往的形态了，否则，就无所谓“统治”了。同时，王道需要容纳大保衡和保民官的职能，否则，就无法确保其“间接”性质，无法区别于专制制度，保衡与保民，正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所在。王道的保衡者，虽然不是起源于周王，却要比成康之治更富于王道精神──不仅是政治的君主或宗教的祭司，而是这两重身份的结合，为此，需要一种教化工具兴起。王道的保衡者，要比周王更为专注地运用社会协调职能：教化的大司祭与政治的代言人……双重身份交融一身。

天下的保衡者捍卫“王道──间接统治”的原则。地方自治，是间接统治的一种形式，它当然还有其它方面的形式。首先，它奉行“贵人政治”，若无精神意义的贵人政治，必无良好的地方自治。士绅的社会影响力应该培植成为潜在的统治力量。相形之下，代议的民主制则过于商业化，适应于小国寡民的地方自治，不适应大规模国家的整合管理，否则容易激起攘扰不安，使大量精力花费在竞选游戏上。其次，它披上的某种形式的君主制外衣，可以避免共和制下的危险：人人都生觊觎之心，社会失去最后的仲裁者，变得是非不分。而立宪君主制则有其不可替代的缓冲作用，在宪政之下的“君主贵族政体”意味着：君主可以世袭但贵族不可世袭。这是真正的“间接统治”：“间接”，是就君主与人民的关系而言；“统治”，是就贵族与人民的关系而言。君主高高在上的道德威望，多少可以节制一些贵族的过火行为；相比之下，贵族制度如果世袭则无异在行使直接统治而非间接统治了。

再推进一步，当贵族或内阁在行使统治权的时候，君主则以保民官的面貌出现在人民面前，对贵族和人民之间的各种冲突，君主可以发挥最高仲裁的作用，而不必站在任何一边进行操纵，更不必玩弄两边来增进自己的威望和利益。立宪君主政体因此集君主、贵族、民主各种政体的优点于一身，它的主要功用在于保证社会的公平和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相对稳定。这样的政体不利于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保持业已取得的文明成就。可以设想，这种政体大行于“后工业化的全球时代”是合乎情理的，当技术发展趋于稳定、社会变革趋于缓和的时代，它发挥长期作用的时候就到了。

“天道远，人道迩”这话是不错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存而不论、搁置判断，永远是技高一筹的。《左传》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智者子产也许明白，天道其实是人道的一种抽象，一种神秘化和良善化的人道表达。正如《马太福音》说的，“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作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19:16─17〕客观的天命抑或有之，但那怎么可能被人类认识呢？所以耶稣被称为“百分之百的神子又是百分之百的人子”。古代中国的天子及其君子集团〔君子就是“君王之子”〕，堪称充满睿哲的文化征服者、咸有一德的文明创造者，他们也许并不清楚上帝鬼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却一本正经地把这些伟大的概念拿来充作巩固权力的神秘道具。这是发生在三千多年前的惟精惟一──以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政治权力的永葆青春作为唯一目标的“中国文明的精神”。上述意义的王道，因而是专制制度的反面；专制制度的正确表述应该是“霸道”。如在文革早期，毛泽东也曾试图扮演保民官的角色，以挽回他在1957─1965年间失去的信用，但很快就按捺不住自己的私欲，而实行了比刘少奇邓小平等当权派更为严酷和更为直接的统治，于是暴露了自己把权欲列为第一的真面目。接着通过林彪全家死亡的离奇闹剧，毛彻底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部曲的拥戴，而变成了“关河空锁祖龙居”的失语症患者──霸道就是这样可怕的直接统治，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毛死之后，其亲族亲信被一网打尽，未来的独夫可不慎欤？

英国革命也是因为国王查理企图放弃间接统治的王道、推行直接统治的霸道而触发的，克伦威尔的败亡也并非所谓“革命的失败”，因为此公实属一个较之查理一世更为霸道的人，克伦威尔企图变本加厉地推行英王未能实现的直接统治的梦想。这位“护国主”虽然比不上二十世纪的革命领导人那么凶残，但在英国历史上却是空前绝后的怪物。

法国的路易十四成功地实现了霸道的直接统治，并且大言不惭地号称“太阳王”，比文革领袖还多了一个“王”字；但他的重孙〔路易十五〕的孙子路易十六为此却在七八十年之后上了断头台，并最终断送了法国的王政。路易一家的失策，既不在领土扩张〔十四世〕，也不在花天酒地〔路易十五〕和对英战争、帮助美国独立〔十六世〕，而在于放弃了间接统治的原则，这样就把自己直接暴露在人民的不满面前，从而替所有官吏的邪恶行为背书了，如若不然，法国社会就不至于紧张得一定要爆发如此惨烈的内部革命，并把红太阳的后代送上断头台。因为在“具有斡旋力的间接统治”之下，许多小的失策早就会因为分减压力的优点而被消解劝阻了。由此可见，直接统治貌似强大，却使社会与政府都失去了及时调整方针的最佳时机。

以欧洲为例：十九世纪是全面走向霸道的世纪，二十世纪则是霸道猖獗的世纪，而“总体战”就是霸道的、直接统治的雷管和引信。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一百年后，列宁却在“契卡”特工的帮助下获得了成功，而“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总统普京，也是契卡─克格勃派驻东德的干员。在拿破仑从莫斯科败退之后百年，斯大林却成功占领了莫斯科。俄国这个半欧洲半亚洲的怪胎，好像难以从西面征服之，所以瑞典的查理十二、法国拿破仑、德国希特勒的进军全都失败；只有东来的力量可以使俄国屈服，这就是蒙古人以及具有蒙古血统的鞑靼人以及他们后代──半开化的列宁。

最有意思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ich Ulyanov，1870-1924年〕的最著名的化名“列宁”〔Lenin〕，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勒拿河〔Lena〕，据说以纪念 1912年4月沙俄军队镇压当地采金工人的事件 ，史称“勒拿河大屠杀”。但是研究者发现，早在1904年“列宁”这个名字已经出现在致当时的“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信函中。显然，列宁这个名字更多是纪念他自己的流放西伯利亚，他的流放地就在西伯利亚东部米努辛斯克县的舒申斯克村。

如此看来，列宁主义连他的名字都是一个野蛮化的符号。

多数研究认为“勒拿”这一名称来自鄂温克族对此河的称呼“Elyu-Ene”，意思为“大河”，清朝文献写为“列拿河”。河长四千四百公里，长度为世界河流第十，流域面积将近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为世界第九。起源于西伯利亚高原以南的贝加尔山脉，距离贝加尔湖仅二十公里。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在中俄双方签定“尼布楚条约”时，清朝代表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界，只是因为清朝刚平定南方的“三藩”，北方又有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叛乱，才使得沙俄进占了勒拿河以东地区。否则清朝和沙俄将平分蒙古帝国的全部遗产。

而在托洛斯基和斯大林的较量中，也是如此：西来的犹太人托洛斯基失败了，东来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却胜利了。

列夫·托洛茨基在谈到他的同伙斯大林为何有个党内绰号“成吉思汗”的时候说：如果没有弄错，第一个把斯大林叫做“亚细亚人”的，是已经去世的列昂尼德·克拉辛。克拉辛是老革命家、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苏联外交家，不过他首先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当克拉辛把斯大林叫做“亚细亚人”时，他想到的不是有争议的种族属性，而是亚洲政治家通常拥有的剽悍果敢、精明干练、诡计多端和残酷无情的糅合。布哈林后来简化了这个名称，把斯大林叫做“成吉思汗”，这显然是为了使人注意到他近乎野蛮的残忍。斯大林本人在和一个日本记者谈话时，一度把自己称为“亚细亚人”。他使用的不是这个名词的旧义，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他想用这种个人托喻来暗示苏联和日本在反对帝国主义西方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从科学的观点考虑这个名词，我们必须承认，“亚细亚人”用在这里只能算部分正确。高加索，特别是外高加索，地理上无疑是亚洲的延续，但是格鲁吉亚人和蒙古族的阿塞拜疆人截然不同，他们属于地中海的欧洲种族。因此，斯大林把自己叫做亚细亚人是不确切的。不过，问题并不完全决定于地理、人种分布和人类学，历史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

数百年来，从亚洲注入欧洲的人类的血液有几滴溅在高加索的高山深谷里固定下来。互不相关的部落和群体在发展过程中似乎冻结在这个地方，把高加索变成一个巨大的人种分布博物馆。许多世纪以来，这些人的命运一直同波斯和土耳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还处在古老的亚洲文化的范围之内。尽管战争和暴乱的冲击连绵不绝，这种文化却仍然设法保持着静止状态。如果在任何其他地方，处在来往比较频繁的位置，人类的这个为数很小的格鲁吉亚旁支——目前共约250万人——无疑会在历史的坩埚中熔解得无影无踪。在高加索山脉的保护下，格鲁吉亚人保持了比较纯粹的种族特征和语言。直到今天，语言学似乎还很难为他们的语言定位。早在公元4世纪，在基督教侵入的同时，格鲁吉亚就出现了文字，比基辅罗斯要早600年。公元10世纪、11世纪、12世纪和13世纪被认为是格鲁吉亚武功显赫和文艺鼎盛的时代，后来几个世纪是停滞和衰微时期。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对高加索频繁而血腥的入侵在格鲁吉亚口头流传的民族史诗中留下了痕迹。如果可以相信倒霉的布哈林的话，这些入侵也在斯大林的性格中留下了痕迹。

按照一般的看法，格鲁吉亚人的民族性是对人深信不疑，多情善感，性情急躁，同时又缺乏活力和主动精神。雷克吕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的愉快、和蔼和直爽。这的确是和格鲁吉亚人进行个人交往时首先就会注意到的最突出的属性。但是斯大林的性格和这些属性很少有共同之处。住在巴黎的格鲁吉亚侨民曾经十分肯定地对法文《斯大林传》的作者苏瓦里纳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母亲不是格鲁吉亚人，而是奥塞梯亚人，斯大林的血管中掺杂着蒙古人的血液。但是有一位名叫伊雷马什维利的人（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提到他的）断言，斯大林的母亲是纯粹的格鲁吉亚血统，而他的父亲是奥塞梯亚人，“粗俗鄙猥，和住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里的所有奥塞梯亚人一样”。要想核实这些说法是很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为了说明斯大林的道德品质也没有核实这些说法的必要。在地中海各国、巴尔干、意大利和西班牙，除开既懒惰无能又烈如火的所谓南方型性格，还可以碰到淡漠中糅杂着倔强和诡谲的冷酷性格。第一种类型是主要的，第二种类型是极少，起着烘托作用。看来每个民族集团似乎都拥有自己应得的一份基本性格因素，可是在南方的阳光下，这些因素却不如在北方的阳光下分布得那么理想。

杂乱无章的街道，稀稀落落的房舍和果树园——这一切使哥里看起来像一座散乱的村落。至少可以这么说：城市贫民的住宅和农民的房舍几乎毫无区别。朱加施维里一家住的是一座古老的泥舍，只有壁角是砖砌的，顶上盖着沙土，风雨通行无阻。约瑟夫过去的同班同学德·戈戈希亚在描写朱加施维里家的房子时是这样写的：“他们的房间不过八尺见方，隔壁就是厨房。门直接从院落通到房里，连一坎台阶也没有。地上铺着砖。一扇小窗几乎完全不透光。房间的摆设是一张小桌子、一条凳子，还有一张上面铺着‘契洛皮亚’——草垫子——的有点像木板床的宽大的睡榻。”此外，后来又增加了他母亲的一部陈旧的、声音嘈杂的缝纫机。 

甚至连最后摧毁了苏联社会主义帝国的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也是从东方殖民地进入俄国本部的，尽管他们都被认为具有俄罗斯血统。甚至瓦解苏联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1931─〕的关键谈话，也是在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的〔1986年7月28日〕，他说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前仆从国家〕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苏联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1989年底以前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回六个团；理解和尊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我看这就是苏联瓦解的直接导因。因为苏联开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东方的前仆从国家妥协屈从了。

戈尔巴乔夫生于苏联南部殖民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此地位于上高加索中部和大高加索山脉的北部，南邻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和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西南、西部、西北部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为邻，北邻罗斯托夫州。他1950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5年回到殖民地工作，1978年11月才进入莫斯科的苏共中央书记处。

叶利钦〔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1931─〕和戈尔巴乔夫同年出生于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个俄国殖民者家庭。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位于乌拉尔地区，毗连西伯利亚平原，欧亚两洲分界线从该州境内穿过，是典型的俄国殖民前线。叶利钦1951年考入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1955年毕业后在俄国的东方殖民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工作了三十年，1968年成为一个专职党工，1985进入莫斯科担任党政要职。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位东方殖民者的后代颠覆苏维埃帝国的长篇故事仅仅是一个开头，它的尾声很可能就是俄罗斯终于退回到自己那个四十万到两百八十万平方公里之间的本土地带。

七，王者的要素“德日新”

7. Key elements of rulers:Ever increasing charisma

在中国文明的精神中，从“天人感应”发展到“天人合一”，人的伦理行为不仅获得了暂时的社会价值，而且占据了永久的宇宙价值。这不是随便说说的，看看西方文明在最近一百年内对地球资源的毁灭性使用，大大超过人类过去历史的十万年总和，就知道伦理政治系统的创造者，因此负有整合全球的使命。而纵欲败德的欧洲海盗行径，却从相反方面证明了：伦理行为可能要比科学研究，更加关乎人类的未来：即，“行”比“知”更有决定意义。从“天人感应”到“天人合一”的发展，不完全是“伦理神秘主义”；因为伦理道德不仅影响人的肉体生活即现在，也影响人的精神生活即永恒；而在受到影响从而受到约束的人看来，伦理道德不仅体现在人自身和人周围的环境上，还体现在整个宇宙及其过程中，因为宇宙虽然看起来和人并无人格联系，但却可能存在一千种“与人相关但人所未知的关系”。起码在化学元素的意义上，人体和宇宙最遥远的星系都是同构的、相同质地的，这其间发生神秘的共振并非不可能。

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的学说就是专门探讨这些神秘联系的，也许现代人并不赞同他的结论，但是他的出发点却与我们共同，那就是“如何更合理地生活下去”。与欧洲宗教改革同时代的明代思想家王阳明〔1472年─1529年〕，关于“知行合一”的理论则强调说，人在获得了知识以后就应该诉诸行动，如果没有行动而只是停留在认知阶段，那么这种知识就不是真实的和牢靠的。由这些事例来看，一个人的文化教养，最终要回归到他的社会行为上去。蒋介石是王阳明的门徒，毛泽东是斯大林的门徒，但实际上，如果从毛泽东尤其是其晚年的种种作为看，他也许是一个比蒋介石更极端的王阳明分子。难怪有人研究说毛曾经受到王氏后学左派的颜元〔1635年─1704年〕的“实学”影响，看来国共战争不仅是共产国际主义对中国民族主义之战，不仅是“中国内战”，还是某种程度的“王学内战”呢。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上书汉武帝的所谓《天人三策》就提出了系统的“伦理神秘主义”思想。这并不孤立，早在西周初年出现的诸篇《周诰》中，就已展现了有关“天子”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人类的行为能够改变上天对于世界的态度。推而言之，人类的行为能够强有力地影响自然秩序，并迫使它改观！当然，为增强说服力，那里运用了一些特别能被当时人的经验所接受的论据，以及时人的理性判断所喜爱的合理主义说法。

周人把社会的统治者看成是人类的代表，而当人类行为的代表即统治者的行为如在伦理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其信息就会反馈到半人格化的“天”那里，从而招致天命的更迭移易。天虽然并不说话，但是天却通过自然灾难或失常怪异〔它的专门术语叫做“灾异”〕处罚人类。天的这一特性，孔子的《论语》明确表述说：“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人必须自己学会倾听这种语言，而不是用自己的智慧去揣测天意。

明智的人，尤其是明智的统治者会从自然的灾异即上天的语言中，汲取到足够的启迪，从而校准自己的社会伦理行为，以平息大自然的震怒。如果大自然的平衡已经恢复，灾异当会随之停息。其实，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想法。柏拉图说“大西洲”也是由于触怒神灵而遭到毁灭的，《圣经》中的这类惩罚故事更多。灾异论实为颇有神学〔即宗教哲学〕意味的理论，如果我们对它的理解放宽一点的话，则同样可能对现代生活和现代意识进行必要的校正。即使放弃神学上的解释，看看现代人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想想这一切正在反过来威胁人类自身：人的环境和人在自然中的地位，都被脆弱化了。这种“反过来的损害”，未尝不可视为“上天的语言”，即以“灾异”的形式，对人类的不当行为提出严重的警告。

“德日新，万邦为怀，志自满，九族乃离。”〔《书经·仲虺之诰》〕这是王者的座右铭，也是新文明的核心要义：德不能日新，则王者与新文化难免速朽，而不堪一击。若此，则世界的灾难尚无了时。人的生物惰性是强大和顽固的，王者为对抗这惰性所付的代价是凡人无法想象的。王者是来自高处的光：“可以在不受道德束缚的条件下，体现出最高道德的人。”天子竭尽所能去促进人间福祉，不论他的方式对凡人而言多么生疏。天子的道德光辉，并非朝向自己放射，而是朝向新文明的生长：他从事无情的斗争，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他的最后征服，就是建立王道的国度〔“中国”＝中央国度〕。他以牺牲精神超越七情六欲，他的生平告诉人们：能够抑制人性的，方能造福于人。世俗的良心在他手里不再是过时的废弃物，二十一世纪甚至二十二世纪的展望仿佛就在明天：一场文化战的创造活动就要来临，间接统治的德音响彻大地。而背弃王者的初衷与理想，并不能阻挡生命的前进；粉碎了天命的计划，那遗留的不过是动物生活的片段。革命的血腥到头来衬托了天道的澄明，中国文明无形之中，绍继了探险者的传统：是首批抵达新大陆的印第安人而不是三万年以后才姗姗来迟、鸠占鹊巢的欧洲人。与之共振的易道，不论更替出何等时装，都有不能朽坏的同化功能：认识传统的贞毅纯洁，就是效忠了本体的万古常春；体会时义，像四季变化一样，日新的服装更新文明的形态，在在发扬“体用”的妙处：这种认识的达成是如此艰难，竟用去一个民族生命的几百年时间，并以无数周折为其铺垫和代价。

八，人类动物园如何推行“递进民主”？

8. How to practice "progressive democracy" in the human zoo

有一种看法认为：覆盖全人类的超级联邦不是出于理念，而是出于共同需要。〔王力雄：《成立世界政府需具备的前提》〕其实，所有的理念都出自需要，功能上都是一种模型、范式、工具，正如宗教之作为一种战略且是战略的终极形态。正是基于“理论脱离实际”甚至“理念脱离需要”的误解，上述文章才得出了一个错误结论：“目前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工具虽不断进步，人类社会的管理却没有因此简单起来，反而不断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恶性膨胀。”其实这不可能。

最不可能的就是：“然而未来能够出现世界政府之时，国防和外交已成为不再需要的事物，高度自治在主权上也就没有什么缺损，和独立没有本质区别。”“那时的社会从下到上每个成员体都等于保持着独立，同时全人类又能被整合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同上〕

我们认为，上述所言之所以都不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名为“‘递进自治’加‘递进联邦’的递进民主制”是脱离实际的理想，而不是满足需要的战略，因此不论如何动听动情如共产主义，都无法把“把全人类联合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同体”。当“国防和外交已成为不再需要的事物”，出现的情况恰恰不是“高度自治在主权上也就没有什么缺损，和独立没有本质区别”，而是完全相反，即社会内部的全面紧张。罗马和秦汉的事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当代，在我们身边，香港“五十年不变”的担保正在迅速流失的例子，则是活生生的。

“人”是什么？人不是理想的、理念的、理性的动物。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只是静态的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僵化命题。现代的德国教授如卡西尔则称“人是符号的动物”。因为说到底，理性不过是符号训练的结果。希腊人和德国人是以思辨见长却以历史短见而著名的民族，那么注重经验的英国人又会怎样看待“人”呢？

英国思想家德斯蒙得·莫里斯〔Desmond Morris，1928─〕在《人类动物园》〔The Human Zoo〕一书中提出了有趣的异议。他以语言这一理性的重要依据、符号的突出代表为例，分析了人和符号的非理性功能，指出“语言的非交流作用跟它的交流作用一样重要”，因为人们利用语言在建立并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理性的奢侈，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特权的标志。“正如英语和法语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共同认同标志，同样，一位高等英国人的口音则表明了他和低等英国人的不同。”再如，化学和精神病学的行话，又表明了化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区别：我们的知识界本该将交流手段作为重要对象，但他们拟部落的分离语言，其难以通晓的极端程度却“简直相当于罪犯的黑话”。

这种非理性地使用语言魔术的契机在于，先前“朴素的部落人”已发展成为城市居民即“超级部落人”了。在这个超级部落里，他再也不认识其他所有的成员了，这导致“从人情社会到非人情社会的变化”，使得人类在那以后的几千年里，要遭受最大的痛苦。这表明理性的晨曦从一开始就是和非理性地滥用理性，一起进入人的社会的。

德斯蒙得·莫里斯认为，生活在自然栖息地的野生动物通常不会发生诸如自杀、手淫、伤害后代、恋物癖、同性恋等行为的，也很少发疯或是得胃溃疡；而在人类都市居民中，这一切极端发展却比比皆是，但这并非显示了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因为研究发现，当其它动物也处于一种和人类相似的“受监禁的非自然状态”时，也同样会出现以上类似人类的病态。如动物园里的动物就是如此。正基于此，作者把城市文明视同不幸的“人类动物园”，都市居民实际上是一种“受监禁的动物”。人类动物园里的居民足有闲暇，但他生来就爱探索、创造，不能长期投闲置散，“你必然急于参加越来越复杂的活动。你会去调查、组织和创造，最后你会被迫置身于一个更奴役人的动物园世界。每逢遇到一种新的复杂情况，你会发现离自然的部落状态又远了一步。”于是，现代人的历史就是他和他的艰难活动所造成的后果做斗争的历史。按照这种理解，在当代城市极为拥挤脏乱的居住条件下，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就是一项合情合理的发展了。人们互相怨恨以至坑害、残杀，不为别的，只是因生存的紧张造成了情绪的失衡。显然，人性的这些特点，与“社会从下到上每个成员体都等于保持着独立，同时全人类又能被整合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的“递进民主制”等“准共产主义”，完全不相容。因此，期待整个地球变成一个中性的电视村的准共产主义设想，是无稽的。正如莫里斯所说，“只有在城市里，革新才有真正被认可的机会。只有城市形成的一致行为方式，足以抵御作为分裂力量的独创和革新精神。反叛传统这一利剑，对于这个巨人来说只起到舒服的搔痒作用，使他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并去行动。”在这种意义上，全球政府的出现当然也就不是复古，而是革新，甚至是“托古改制”。复古与革新互为表里，意味着文明的收缩和扩展，是超级城市及其全球网络形成后必定来临的一种精神现象和行为方式。因此“礼制的天下统治”与其说是历史的反动，不如说是文明的革新。

（另起一单页）

第七章 全球政府的临近

Chapter Sevn The looming global government

“告别欧洲”，不仅是一切现在的非欧人民应该遵循的道路，也应该是未来的欧洲人民包括其殖民地〔如美洲、澳洲以及俄国占领的亚洲土地〕人民需要遵循的道路。新文化战不是重新分配财富的经济战争，也非夺取霸权的军事战争，甚至不是推广政治制度的政治战争，新文化战争乃是要决定人类将采纳何等主流文明，决定何种社会模式将主宰未来世界的生死存亡。文化战不分国界、人种、民族、阶级而到处发生：这是一场全球规模的“内战”，而不再是“世界大战”，更不是“民主国家无战争”──相反，“全球内战”交织一团，突破主权国家的国界……之后才会有“殖民主义的灭绝”。

一，反恐战争的两面说辞

1. Double talk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德国通讯社在2002年的“911周年特别报导”中提出：“自杀攻击翻转全球历史”。认为此一事件的影响并不在于点燃了全球反恐战争；数世代后的历史学家，很可能将2002年9月11日记录为全球政治的转捩点，就在这一天，二十世纪末期的冷战遗绪正式从世界地图上抹去，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俨然成形。

在被称为“后冷战”时期的1990年代，世界政局仍由美俄关系主导，华盛顿一面假装经援莫斯科，一面逐渐将北约组织的边界向东推进，俄罗斯则努力挣扎，企图重新振作起来。但在恐怖份子攻击美国数小时后，普京抛开了分歧，转而支持华盛顿，美俄间协商“战略架构”，随即快马加鞭，双方正式签署协议，同意大幅裁减核武存量，在前苏联华约盟国获邀加入北约时，俄国政府也少有抗议。普京甚至默许美军进入前苏联中亚及高加索地区共和国，以利美军执行在阿富汗的反恐军事任务。而此之前，美国一向承认莫斯科在前苏联共和国拥有传统的势力范围，现在这种情势已然改变。藉与西方结盟，普京赢得在八大国〔G８〕高峰会中更受尊重的地位，并得到美国对俄罗斯在车臣发动的战争保持相对沉默，理由是车臣独立组织现已与基地组织牵连而被视为“恐怖份子”。随着美国星条旗飘扬在中亚、阿富汗及南亚的各军事基地内，中国领导人感到遭到美军势力包围。在布什公开表示美国准备捍卫台湾之后，中国的传统盟友巴基斯坦又和华盛顿结成反恐联盟。此外，日本国会也同意部署海军协助美军船舰进行阿富汗战争，这是自二战结束后日本海军首度部署到日本海域以外地区，显示美日同盟成为远东地区更重要的战略因素。不过，北京也曾协助美国在阿富汗及中亚的情报工作，因此取得美国默许新疆镇压维吾尔族独立派“恐怖份子”的行动。

以上是从西方的观点看问题，那么从其他角度如何感受、看待这个时代呢？

伊朗回教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华语台，有一个专题节目《二十一世纪新奴隶现象解剖》，提出了相反的说法。这篇文章从“西方殖民主义者一手制造了这场长达四个多世纪的历史悲剧”的角度，而把恐怖袭击视同民族解放运动。

四百年的奴隶贸易为欧美殖民主义国家聚敛了巨额财富，成为其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曾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非洲大陆却因此失去大量人口，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奴隶贸易不但使非洲大陆贻祸无穷，且是至今危害世界和平的种族主义根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一份题为《从虐待中牟利》的报告显示，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有上百万未成年人被强迫进行性交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卡罗尔·贝拉米在报告中说，这些孩子“像奴隶一样被贩卖，被迫从事卖淫、儿童色情业或成为买卖婚姻的受害者”。“从曼谷的妓院到马尼拉的大街上，从莫斯科的火车站到坦桑尼亚的公路两旁，从纽约的郊区到墨西哥的海滩，令人发指的儿童性交易事件随处可见。” 

1989年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儿童有权利受到保护，不受任何形式的性侵犯和性虐待。目前，公约已经得到一百九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批准。另一项旨在禁止贩卖儿童、强迫儿童卖淫和参与色情业的国际公约也已得到十个国家的批准。尽管如此，每年被强迫进行性交易的未成年人的人数仍然有增无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指出，儿童性交易每年给各个主权国家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对一些国家来说，儿童性交易是旅游业的支柱，是它们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据报告统计，印度有四十万到五十万儿童从事色情服务。而在美国，五分之一的儿童在网上经常被陌生人要求提供性服务，其中十万名儿童遭到性虐待。在泰国，色情业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到14％。从1993年到1995年，泰国从事色情业的妇女有三分之一是未成年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全世界遭受性奴役的儿童越来越多，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被当作性奴隶贩卖。这份题为《从剥削中获利》的报告指出，贫穷是儿童受到性奴役的主要原因。报告认为，造成儿童受到性奴役的其他原因还有性别歧视、战争、毒品贸易等问题。报告说，互联网使得传播儿童淫秽图像更容易，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工具也使得远距离大批贩卖儿童更容易。报告举例说，每年有五万妇女和儿童被偷运进美国，沦为“性产业”的工具。在菲律宾，1986年，被贩卖作性交易的儿童有两万多，但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十万。近年来，贩卖人口，特别是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在西部非洲日渐猖獗。西非各国政府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律，并采取多种措施对此进行严厉打击。多年来走私人口和贩卖儿童活动在非洲大陆，特别是在西非地区屡禁不止。

据首届泛非反人口走私大会报告称，每年非洲有五十万人被贩卖到欧洲、亚洲和美洲，或是在非洲国家之间被买卖，其中95％是儿童和妇女。与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强调，跨国人口走私活动已成为当今世界继贩卖毒品和走私军火之后的第三大非法贸易。非洲国家是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任其发展下去，非洲有可能重蹈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黑奴贸易的覆辙。贩卖儿童的犯罪团伙选择贝宁、马里、多哥、布基纳法索等西非最不发达国家的偏远地区，欺骗那些极度贫困的家庭，以帮助孩子找工作或到外地学习为诱饵，用十至十五美元收买一个孩子，然后通过陆路或海上偷运到加蓬和科特迪瓦等西非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再以数百美元转手卖给当地的农场主作童工，而女童则被卖到富人家中当女佣甚至被逼卖淫。据悉，有的儿童还被贩运到欧洲、美洲，甚至亚洲的一些阿拉伯国家。这些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四岁，最小的只有六、七岁。在某些国家的农场里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童工相当多。而那些被拐卖作佣人的女童在“主人”家中受尽欺凌，成为他们的奴隶。

在某种比较中立的观点看来，新奴隶现象的出现和蔓延显然为恐怖活动提供了一个可以解释的背景，如此廉价的人力，如此腐败的文明，不仅为卖淫提供了诱惑和兵员，也为恐怖袭击提供了合理说明和自杀肉弹。

无独有偶。不仅伊朗人从殖民主义角度审视恐怖袭击的问题，美国教授也有类似看法。例如科罗拉多大学系“种族研究系”主任丘吉尔〔Ward Churchill〕就将“九一一”事件的遇难者比作纳粹集中营地灭绝者──因为这些白种人为主的殖民者，实际上集体参与了对于美洲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他在文章中写道：纽约世贸大楼的遇者都是“小艾克蛮”，意思就是“艾克蛮的后人”。艾克蛮就是党卫军中校艾克曼〔Karl Adolf Eichmann，1906─1962年〕，艾克曼的名字是卡尔·马克思与阿道夫·希特勒的联合──他曾经主持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屠犹行动，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从阿根廷绑架到以色列，1962年被处死。丘吉尔的文章遭到美国殖民者后裔的强烈抗议，被迫辞去系主任职务。他给学校官员写信说现在的政治气氛让他无法代表种族系、文理学院和科罗拉多大学。校方对此举表示欢迎，因为科多拉多州长比尔·欧文斯〔Bill Owens〕一再要求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开除这位教授。据报道，邀请丘吉尔讲演的汉密尔顿学院的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出席会议的专家，分别收到了死亡威胁。出于安全考虑，该学院不得不立刻中止此次研讨会，此外马萨诸塞州威顿学院和东华盛顿大学也以安全为由，取消了邀请丘吉尔的校园演讲计划，并拒绝透露是否接到死亡威胁。

为什么“美国政府雇佣的教授竟然反美”？原来，此丘吉尔非彼丘吉尔──此丘吉尔是一个印第安人土著的后代，彼丘吉尔则是“不烈癫〔不列颠〕殖民帝国”的首相。这位印第安的丘吉尔出身于奥克拉荷马州〔Oklahoma State〕的印第安部落“切诺基人”〔United Keetoowah Cherokee of Oklahoma〕，因此成为研究美洲印第安人被征服和殖民化问题的专家，也就是不幸成为“研究自己”的专家。美国环保杂志《真理》〔Satya〕2004年四月号发表了丘吉尔的专访，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切诺基人”，一直从事原住民人权活动。专访还称美国政府灭绝美国土著人的历史，是丘吉尔教授研究的课题之一，丘吉尔教授认为美国政府长期违背条约，系统地消灭了美洲土著人口。据该杂志介绍，丘吉尔的较为有名著作有：《美洲大屠杀与否认：从1492直到今天》、《FBI对美国异见者发动秘密战争的文件》，而他的最近出版的一部新作，则是谈论“美帝国主义的傲慢和罪行，所要遭到的报应”。

二，从美国的911到西班牙的311

2. From 911 in the US to 311 in Spain

2004年3月11日，在2001年的911事件刚满一千天的时候，西班牙发生大爆炸，造成二百零一人死亡，一千六百多人受伤。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爆炸是穆斯林武装所为，很多原本就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西班牙人纷纷谴责前政府紧密追随美国的政策，认为311爆炸是对西班牙的报复。这起突发事件让反战的工人社会党大大受益，在选前民调中被普遍认为没有胜利希望的社会党一举击败了谋求连任的人民党。

很多选民表示，他们不再支持人民党是因为人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反对而参加伊拉克战争，使得西班牙成为回教极端分子的袭击目标，因为马德里爆炸案就有“基地”组织的背景。巴塞罗纳市一位选民说：“人民党失去了我的政治信任，它应该被击败。”该市另一名选民说：“我本来不想投票，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人民党应该对马德里爆炸以及伊拉克的谋杀负责。”

西班牙曾是美国铁杆盟友，结果要撤回驻伊军队，马德里爆炸案使得本来不受关注的西班牙大选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果不其然，执政的人民党政府黯然下台，在野八年的工人社会党重新上台。大选结果尘埃已定，但风波却未平息，而且演化成地震。西班牙当选首相表示，自己将履行竞选时的诺言，西班牙会把派往伊拉克的一千三百名官兵全部撤回。这意味着美国的“铁杆盟友”西班牙，已经精神崩溃了，其他因此向伊拉克派兵的国家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分析人士指出，西班牙的撤军虽然不会对伊拉克的安全形势和多国部队的规模产生实质影响，但这一决定在政治上的效应却不亚于引发了一场地震。“美国一直寻求将伊拉克问题国际化，所以各国向伊拉克的派兵成为政治上的支持，西班牙态度的突然转变无疑是对美国的沉重打击”，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智库“国际危机集团”中东问题专家约斯特·希特曼说。而《纽约时报》也以《布什遭受打击》为题来分析西班牙大选对美国的影响。文章的作者认为，阿斯纳尔政府的下台将迫使那些在伊拉克问题上支持美国的政府三思而行，和美国走得太近会被选民赶下台。一名美国高官说，白宫根本没有想到，马德里爆炸会对西班牙政局带来如此之大的影响，而撤军可能导致“多米诺效应”。

更加微妙的是，西班牙人民党的下台和工人社会党的重新执政，不仅在伊拉克问题上造成剧烈震荡，且将使欧洲政治格局重新划分，甚至对欧美关系也产生影响。原先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导致欧洲出现“分裂”，形成了以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为代表的“老欧洲”和以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东欧国家为代表的“新欧洲”。反战的“老欧洲”和亲美的“新欧洲”之间龃龉不断。而西班牙新政府上台后将修复与法国、德国和欧盟所有成员国之间的友好的关系。这将对缓和“老欧洲”和“新欧洲”之间的关系大有益处。因此大部分欧洲国家对西班牙政坛的地震感到高兴。欧盟高级官员说，支持美国的“新欧洲轴心”，导致欧洲出现分裂，如今这个轴心已经不复存在，英国和意大利孤掌难鸣。人民党政府的下台也有利于通过欧洲宪法。分析家指出，马德里爆炸事件有“基地”组织的插手，西班牙人民党的下台等于恐怖组织的重大胜利；会促使他们发动更多的袭击──总部设在伦敦的智囊机构“安全风险管理”公司负责人这样认为。策划马德里爆炸案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影响三天之后的西班牙大选。早在爆炸前三个月，一个恐怖分子经常光顾的网站就在讨论袭击西班牙的计划，其目的是增加公众的反战情绪，并迫使西班牙亲美政府下台。该计划明确建议武装人员在西班牙大选前夕动手。“基地”组织还威胁要在即将到来的六月欧洲锦标赛期间在葡萄牙发动恐怖袭击，意大利和英国也都响起了恐怖袭击的警报。

尽管美国总统布什呼吁盟国继续支持反恐战，但遭到西班牙新总理的断然拒绝：“对伊拉克的占领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战后死亡的人比战争死亡的还多。”在民选政府看来，能否赢得选票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政权在选票的压力面前是不可能坚持任何立场的。除非妥协或是下台，而一般情况下政客们都是选择妥协而不是选择下台。这样，如水流淌的民意就成了主宰一切的指针。

但要创造历史的，就不能消极地迎合民意，而要积极地引导民意，这就不得不牵涉到所谓“阴谋治国”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运动群众”而不是被群众运动所左右。

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53－〕写作了一本畅销书《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The Great Unraveling: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2003年〕，该书是他三年以来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的精选。他观察到布什政府一再欺骗公众，而主导其政策的右派保守势力是支“颠覆性力量”，实质上要推翻民主──它们想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现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根除罗斯福新政以来所构建的福利体制。克鲁格曼不是左翼份子，而是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他认为现在的美国公众大部分持中间立场，一旦人们了解到布什政府激进的政治目标后，将不会有人在当前极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选择他当总统，因为那意味着美国实行多年的宝贵制度毁于一旦──因此《大破解》一书将成为美国选民的警世钟。

有趣的是，在关于布什政府是否大转向的问题上，不久前出任《纽约时报》执行主编一职的比尔·凯勒〔Bill Keller〕，在其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也持同样观点，他在肯定布什政府的同时也承认布什想将美国引入克鲁格曼所指称的极端保守主义方向，其中包括：急剧削减或取消税收制度中的累进税、逐步减少社会保障和其它保险的数额、促进无干涉市场、解除对自然资源的开发限制、对政府部门进行私有化改造等等。

从“平定主权国家─创立全球政府”的角度看，如果布什政府所推行的“右翼政变”真的像上面两位所说的那样，那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头，是美国这个唯一霸权正在进入其角色的尝试──类似于进行某种“从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的转变”。这一转变也许令许多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但不如此，美国这个主权国家就无法完成向着全球政府的职能转变。

新的世纪不会是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纪，而可能是“九一一事件”的回响：整个世界急剧“右翼化”，不论美国、中国还是俄国──公共资产正以不同方式迅速落入少数人的腰包，社会严重两极分化，而作为绝望挣扎的极端主义思想和恐怖主义行为，到处蔓延。

三，民主国家如何胜任反恐战争？

3. How can democracies prevail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纽约时报》2004年1月19日的文章认为：“美国大选是对选民的背叛”。文章指出，2000年大选之后美国选民睁开眼睛，发现了一个令他们恼火的现实：美国的选举制度问题百出，甚至连谁真正当选了总统都搞不清楚。而三年后的情况变得更糟：电子投票机问题多多。如果今年的总统竞选又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究竟谁是最终的赢家这一问题上，美国人又会感到受伤，而且这一次的问题因为采用了电子投票机而使得问题更加复杂。究竟这种机器的可信度如何？美国人对自己的政府机制曾经备感自豪，并热切地想同世界各国人民分享这一体制。但其中的关键原则在于，那些领导人是得到选民认可的，而这种认可，又要求用一种程序将选民的意志化为合法的政治权力。现在，美国的选举体制无法保证做到这一点，而挽救美国民主的方法中最为急需的是改革计票技术。可以说，一个精确的计票技术是民主的重要一环，而在美国，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即使不用选票打孔机，但电子投票机也缺乏可信度。

许多电脑科学家发出警告：黑客或者恶意的程序员或者仅是技术故障，都可能使电子投票的结果错误百出，而这些错误又很难检验出来。例如争议最大的佛罗里达州议会选举，触摸屏幕的机器得出一百三十七张空白票，但胜出的一方仅仅多出十二票，失败者指责这种机器不灵，导致他落选。“人们不可能跑到投票站，然后根本就不投票”，他说。但这种投票机没有打印记录，根本无法进行复查，所以《财富》杂志将电子投票机列为“2003年最糟糕的科技发明”。但是这种发明确实有利于权势集团秘密控制选举过程。

通过互联网来进行选举，将在密歇根州首次付诸实施，而五角大楼也将在大选中开展一个计划，为在国外的飞行员提供通过互联网进行投票的计划。然而互联网投票引起了众多的安全问题，同投票机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考虑到一些主要机构的网站经常遭到黑客袭击，而“特洛伊木马”病毒又可以轻易攻击家用计算机，所以，互联网选举是否安全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另一个关键问题是选民参与的问题。美国人理想的政府是所有的选民都参加选举所得出的政府，通过这种全面的选举来选出自己的政府，或者只是接近于此，但是，即便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选民参与热情空前高涨，也仅有51%的选民前往投票点投票。这表明，任何在美国当选的领导人，都只能组织“少数人政权”，即代表不了半数以上的选民。而即使在政治危机相当严重的1960年代，投票人数还占选民总数的63%。在2000年大选中，佛罗里达州的州务卿，雇佣了一个私人公司来负责剔除那些重罪犯的选举资格，结果许多非重罪犯的选举资格也一并取消了。而2004年将有更多人被取消选举资格，没有人知道州务卿根据什么标准来开展这项工作，但州务卿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是确定的，那就是支持布什州长的哥哥布什总统。而在极有争议的2000年总统大选之后通过的《帮助美国人投票法》，要求对一些选民身份进行认证，毫无疑问这又将使得一部分人无法如愿投票。

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说，美国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承诺以便促使更多的人来登记投票。好几个州都允许直到投票日才登记投票，这一做法似乎有助于提高投票率。通过邮件投票，将投票日定为国家法定节日，这些改革也将有助于提高投票率。还有一项运动要恢复近五百万重罪犯的选举权，因为这些罪犯的36%是黑人男性。

美国的宪法精神试图让国会成为人民公仆，但国会参议员却日益成为垄断性最强的行业。2002年一百名参议员中仅有四名参议员被替换，创下历史新低；而众院四百三十五个议员，被替换的没有超过三十人。

宾夕法尼亚州的情况非常典型，2000年人口统计之后，共和党人控制了州议会，他们使用电脑对选区进行了奇怪的划分，将民主党现任参议员放到同一选区，迫使他们自相残杀，在这个民主党人口比共和党多出五十万的州里，选举结果是共和党得到十二个参议员席位，而民主党只得到七席。党派勾心斗角使得国会无法代表选民的意愿，何况将划分选区的大权交与这些党派意图明显的人？这严重扭曲了整个社会的政治方向，在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密歇根这四个州，民主党和共和党大致势均力敌，但他们在国会的议席却是：共和党议员五十一席，民主党仅仅二十五席，比例几乎达到二比一。

两百年前的《独立宣言》的执笔人托马斯·杰斐逊认为“选举出来的政府”是“对于那些错误的或对权力滥用的行为最具永久纠正能力的政府”。但他忘记补充，这样的政府还必须是由多数人选举出来的，并且经过公平有效的程序。现在《纽约时报》认为，“现任总统布什猛挖对手黑材料”：他虽在共和党内没有对手而省去初选的气力，但对整个初选战情仍全力投入，虽然他声称“专心国事”，但其实全副心思都在选举上，更叫助手研究民主党候选人的黑材料。布什一心留意自己的竞选经费募捐总额，而不顾国库被挥霍一空；因此布什筹得了破纪录的一亿三千万美元的竞选经费。他设立了“布什切尼2004年”网址极具规模，且提供电邮发信连结，让支持者把推销布什的电邮发给各地报章，当中附有各区报章的电邮地址、支持信撰写秘诀、布什的政治立场等，供布什支持者剪贴移用，据说已有数万封这种电邮传寄给各地报纸。

正如一党独裁造成党内分裂一样，随着美国独霸世界，也政治上分裂为势均力敌的两个美国。从人口构成上看，民主党和共和党各占选民的46%，而所谓“大选”的任务其实就是争夺剩下的中间选民8%。2004年3月初的民意调查显示，86%的选民已经打定主意投谁的票，虽然距离11月2日的选举日还有八个月。所以，不管谁胜谁败，今年的大选将出现的最有讽刺意味的结局是：在这场“两个美国”的决战中，决定胜负的选民，不属于这“两个美国”中的任何一方，而是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的少数中间派。

纪录片制作人迈克·穆尔〔Michael Moore 〕出版了《愚蠢的白人》〔Stupid White Men〕一书，指责布什是一个“贼首〔thief─in─chief〕、联邦政府的非法侵入者、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窃据者”〔指2000年美国总统的不公正选举〕。他认为美国已偏离了应走的道路，总统选举不再自由和公平，因而需要联合国观察员和军队的介入。他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向布什发出一封咄咄逼人的公开信，信中这样写道，“在五百三十五位国会议员中，只有一人的子女在我们的军队中服役，假如你真想为美国奋斗的话，就请你把你的两位千金送去战场。”“我们生活在虚假的时代里，在这个虚假的时代，我们得到的是虚假的选举结果，我们选出了虚假的总统。在这个虚假的时代，有一个人找到一个虚假的理由把我们带入了战争。布什先生，我以你为耻！” 在一场电视演说中他如实宣告。他认为美国人民被布什的共和党政府和国会以及他们富裕的企业同伙比如安然公司的罪犯们合伙欺骗了，这个国家正在走向歧途。

一些观察家提出，“九一一”事件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的美国政治已进入一个“两极化”的时代，以是否支持布什政府为界线，美国知识界日益分化为不同的阵营；他们之间的论争方式也不再彬彬有礼，而是追求以挖苦、尖刻和战斗的方式赢取选民的心。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遗余力地指责美国已落入某种精英阴谋〔elite conspiracies〕，因此竞相求助于普通美国选民将“我们的国家夺回来”。 

四，民主国家互不交战？

4. Do democracies never go to war against each other？

美国的内部分裂和“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表明随着美国独大，民主制度正在失去社会动员〔以对抗外敌〕的功能，所以被日益悬置起来〔这就是罗马共和国向着罗马帝国的转化过程〕。同样，“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论，也被证明完全错误。这个理论一度颇为流行，它认为民主国家具有通过妥协达成和平的倾向，因为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事务上，民主国家都会表现得更为开明。尤其在独裁国家的威胁下，民主国家之间较易于达成和平，不必战争手段就可以解决争端；虽然面对独裁国家的威胁，民主国家却不吝使用战争手段，有时自卫，有时侵略。 

我们注意到，在上述的错误前提下，有三种错误的想法值得一提：

1，“在民主资本主义下，大家都关心经济利益，计较成本收益，与相互贸易、谈判与妥协等等和平办法相比，战争常是经济上最不合算的办法。”错。因为这只是非关重大利益问题，在命运攸关的问题上，民主国家照样兵戎相向，古代的罗马共和国与迦太基共和国之间先后绵延一百多年〔前264─前146年〕的三次大战，足以说明。二百年前民主的英国对法国革命的反对和干涉，也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现象确实存在。西方列强在中国先是不支持辛亥革命，后来又支持袁世凯，接着又反对国民革命，最后在国共战争中严守中立，拒绝支持“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致使“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共产党赢得胜利，废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2，“共和制度下大家彼此争夺资源，必然产生很大离心力，只有将内争转为外战，通过不断的对外扩张，才能让大家团结起来，并保证内部有不断增加的资源可以分配给竞争者，所以共和制必然有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倾向。”错。因为这不是共和制度的特点，而是区域国家、主权国家的特点，例如古代的苏美尔、中国，都奉行君主制，但由于分割成若干区域国家和主权国家，照样征战不息。当然另一方面，统一国家容易走向君主独裁制，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3，“在民主制度下，开战最终要由承担战争损失的公民们来承担，他们自然比君主更为克制。”错。历史表明，“群情激愤”的共振作用往往要比独裁者的运筹帷幄更加容易激发战斗热情，因为在民主制下，责任是分摊的，压力分配到每个人头上，无形中少了许多，这就是所谓“广场效应”、“剧场效应”。

至于康德认为当所有国家都变成开明、自由、民主时，人类的永久世界和平才能达到，完全是不负责任的空想。实际上，永久和平只能立足于“平定主权国家”的基础上，而不能存在于众多国家之间，即使这些国家全都是民主国家。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北美的“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与“美利坚邦联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这两个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南北战争”。

由于美国宪法原先并没有规定各州不得退出联邦，因此南部十一个蓄奴州在南卡莱罗纳州的带领下，于1860年冬至1861年春先后退出美利坚合众国并自愿组成“美利坚邦联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并不构成违法行为。而1861年4月12日，南卡民兵向境内的外国军队发起攻击因此也就并不属于“内战”，而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南北战争像北美独立战争一样不是内战而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的第二个理由，就是奴隶制并不违反美国当时的法律。不但1857年联邦最高法院试图从司法审判的角度来解决奴隶制的争端，说明了这一点，而且美国的法律本身就有逮捕逃奴如同逮捕罪犯一样的规定，还有五个黑奴可以在众议院获得三个人口代表额等正式承认奴隶制合法的条款。因此在政见不合的情况下和平退出联邦并合法选举自己的邦联和总统，所秉承的正是和独立战争一样的原则与精神。林肯过分强调“国家统一”，其实用的不是美国立国原则与精神，而是英国镇压北美人民追求独立自决的原则与精神。这真是一个不幸的悖论，一个在朝与在野的时候说起话来反复无常的经典事例。

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与美利坚邦联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这两个北美民主国家之间的血腥战争，从1861年至1865年，历时四年，两国共计死亡六十二万人左右，是美洲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美利坚邦联国的损失尤其惨重，白人青壮年的四分之一战死，一半以上的农庄、机器、铁路遭到破坏，三分之二的财富全部耗尽。林肯和美利坚合众国原本并不想消灭奴隶制，他把南部各州退出合众国另组邦联国的举动说成是南部各州中某些个人的反叛联邦的行为，而不是州的行动；后来因为战争失利林肯才用“解放黑奴”作为战争动员手段，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反华活动中，用了“土地改革”作为策应苏联侵华的战争动员手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像“满洲国”一样没有独立成功，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像“蒙古人民共和国”一样从中华民国成功地独立出来，加入了苏联阵营。直到把整个中国大陆拖下了水，变成了苏联的卫星国。

由于南北战争是强者征服弱者的国际战争，而不是正义压倒邪恶的国内行为；就像中国土地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战争也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内战，所以成功地征服了美利坚邦联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也就是“南方”〕的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也就是“北方”〕，从此也就是一个新的国家，而不再是以前的美国了。正如用武力和死亡数千万人民为代价征服了中华民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旋即追随苏联的其他卫星国，改国号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从此再也不是以前的中国了。

其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接下来的整个二十世纪，在政治制度上最民主的美国在国家行为上却是最具攻击性的国家，它参与和发动的战争远远超过了最为黩武的日本和最为残暴的苏联。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并最终拖垮了苏联集团，更加戏剧性地证明了“南北战争的血没有白流”。

如果美利坚合众国与美利坚邦联国这两个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南北战争”还不算数，那么我们可以再举出一个著名的“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来说明主权国家对外扩张的贪婪野心与内政方面的政治制度，并无因果联系。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初期，美国就试图以武力并吞加拿大。独立战争结束后，1782－1783年英美签订巴黎条约，尽管美国获得俄亥俄河〔Ohio River〕、五大湖区和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iver〕 河之间的广大土地，但仍提出占领加拿大的要求，遭到英国拒绝。美国独立战争后，十几万亲英派作为难民被驱逐到加拿大，美国拒绝英国在美－加边界地区建立印第安人卫星国的提议，随时准备入侵加拿大。1805年起，美国殖民者加紧略取大湖区印第安人的土地，使英美关系剑拔弩张。1812年，美国看到欧洲陷入拿破仑战争，趁机对英宣战，再度以武力兼并加拿大，但再次失败，被迫于1814年和英国签订条约〔Ghent〕，恢复战前原状。有些人宣传“朝鲜战争的停战协议是美国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和约上签字”，其实是出于对这个第二次英美战争的无知。

美国在1776－1783年和1812－1814年两次武力并吞加拿大，完全打破了“民主国家无战争”论的谬说。1812－1814年英美战争后，民主国家美国知道自己还不能战胜民主国家英国的海军，因而放弃了北进的侵略政策，进而在1819年和英国签订立新的条约〔Rush-Bagot〕，确立五大湖区不设防的“和平原则”，规定双方分别在尚普兰湖和安大略湖各留驻百吨级单炮炮艇一艘，其余大湖则留驻两艘，后来这项非军事化原则还延伸到陆地，使美加之间三千英里边境不再设防。但这不是“民主国家无战争”，而是“民主国家战争结束”。接下来，美国的扩张才转向海军能力衰退的西班牙，同年兼并佛罗里达，然后陆续攻占中西部广大领域。

现代人受到意识形态的摆布，在“民主与专制”、“海权与陆权”的斗争中，十分强调雅典联盟与斯巴达联盟之间的战争，以及马其顿对整个希腊城邦体系的“统一战争”〔其实是征服战争，就像秦国对中原各国的“统一”〕，却有意无意忽略了古代地中海历史上更有决定意义的布匿战争，不能不说是极为短视和愚昧的。

布匿战争〔Punic War〕一词来源于罗马人称腓尼基人建立的迦太基城邦为“布匿〔poeni〕”，布匿的意思是“棕榈之民”，因而迦太基与罗马之间在西部地中海争夺霸权的战争被叫做布匿战争。迦太基〔Carthage〕位于现今北非突尼斯城以北十七公里处，是推罗城〔Tyre，位于现黎巴嫩〕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814年所建立的殖民城邦，也是一个民主共和国，“Carthage”在腓尼基语中就是“新城”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与美利坚合众国开战的美利坚邦联国，也与“棕榈”有关，据说1860年11月7日林肯当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南卡罗来纳州当天就升起了宣告独立的棕榈旗。美利坚邦联国也和迦太基一样是个民主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的罗马也是如此，拥有执政官、元老院、和市民集会三位一体的政治机构，可以比拟为现代的总统、上议院、下议院。

罗马于公元前273年征服整个意大利半岛后，开始向外扩张，与称霸西地中海的迦太基发生冲突，于是引发了两国之间的长期战争，一个多世纪里先后爆发了三次布匿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前264─前241年〕，主要战场在西西里岛及其附近海域。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8─前201年〕，起因于罗马背信弃义，继续扩张，迦太基不甘失败，准备复仇。前219年，汉尼拔率迦太基军攻占与罗马结盟的西班牙城市萨贡托，罗马向迦太基宣战。汉尼拔进入意大利作战。前204年，大西庇阿进攻迦太基本土，汉尼拔奉召回国救援，于前202年在迦太基西南的扎马之战中被罗马军打败。迦太基被迫求和，放弃所有海外领地；仅保留十艘舰船；不经罗马允许不得与别国交战。第三次布匿战争〔前149─前146年〕，由于罗马担心迦太基东山再起，蓄意消灭迦太基。公元前149年，罗马出兵八万四千万人围攻迦太基城，三年后小西庇阿攻克迦太基，五万残存居民被卖为奴隶，城市被烧光。经过一百一十八年，通过三次战争，民主国家迦太基被民主国家罗马彻底灭亡，并在迦太基领土上设置了罗马的阿非利加省。民主国家罗马对待民主国家迦太基一点也不仁慈，其百年战争甚至要比秦国征服中原各国的十年战争更为凶残最后达到了种族灭绝的地步。

罗马与迦太基之战的含义是什么？有人认为，就古代世界内部来比较，布匿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罗马类似于斯巴达，那么迦太基就类似于雅典。迦太基和雅典在文化与经济方面的发展远远超过了罗马与斯巴达。迦太基在地中海地区是罗马帝国以前科技最发达、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且具有航海与金融贸易方面的巨大优势。在亚里士多德笔下，迦太基的政治制度是最完美的，因为没有一个机构可以享有绝对权力，元老院、执政官与公民代表大会互相制约，是综合了贵族、寡头与平民体制的优点。其军事指挥官不能干预政治，但可长期留用，保证了军事指挥的延续性；而且没有发生过叛乱和僭主制。迦太基的弱点则是抱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坚持种族奴役，与希腊人和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类似。

迦太基人也没有平等的盟友，他们垄断贸易，获得暴利。但罗马人却是贫穷的，以部族联盟为基础，逐步扩大统治基础，对外政策很少种族歧视，经济剥削也比较温和，最终摧毁了航海、金融、贸易的垄断者迦太基。罗马实行了复杂有效的同盟政策，相反，迦太基人视财如命、唯利是图，目光短浅、气量狭小，既不能获得稳定与忠实的同盟者，又遭人嫉妒与憎恶，迦太基的“盟邦”还要被课收沉重的赋税，难怪它们一有机会就要脱离迦太基的控制，使得迦太基最后落得孤军作战的下场。虽然迦太基人为保卫自己进行了最后的英勇战斗，但在其他民族看来，这是它自己的事，与他人何干？

人们总是觉得迦太基人的性格与犹太人十分相似〔它们都属于迦南语族〕，一心一意只为自己的财富和土地而战，所以在这个科技发达、经济繁荣、宪政完美的国家灭亡的时候，没有人为它感到悲伤，因为这个国家从来不跟任何人分享自己的机会与财富。也许在未来的观察家看来，深受犹太人影响的现代美国，日益丧失类似于早期罗马美德的清教精神，越来越和商业立国的迦太基相像。美国的缩写“US”已经被美圆的标志“$”所取代，“$”作为这个金圆帝国的象征物，生动道出了当代美国社会的商业灵魂──这样的美国显然无法担当整合全球文明的历史责任，如果它不能从唯利是图下解放出来，改弦更张、脱胎换骨，完成某种从商业主义向政治精神的转变。

五，核武恐怖的幽灵意味

5. Specter of nuclear holocaust

 

1945年7月16日，美国新墨西哥州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被命名为“小玩意儿”的原子弹，在爆炸时产生了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和上百万个大气压的压力，致使三十米高的铁制发射塔一瞬间化为乌有，半径一千六百米范围内的所有动植物全部死亡。

1945年8月6日和８月9日，美国空军把名为“小男孩”和“胖子”的两颗原子弹投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的军事基地，造成十二万人死亡。广岛、长崎的核爆不仅让侵略成性的日本天皇立即发表“终战”的无条件投降声明，也让世人刻骨铭心。

但是核大国的领导人们对于核战争的后果却似懂非懂。前苏联的国防部长布尔加宁说：“核武器并不像帝国主义分子所说的那样可怕。”而毛泽东干脆说：“原子弹是帝国主义分子用来吓唬人的纸老虎。样子可怕，其实并不可怕。”即使美国一些国防专家最悲观的估计也只是认为核战争的爆发“会死几亿人，但大部分人和国家还会继续存在。”他们的共同错误是把核战争看成主权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而不是全球问题；其实“核战争”的主要后果是引发全球气候变化，而这恰恰是分不了国界的。

直到1982年，德国科学家保罗·克鲁特才首次提出，核爆炸产生的大火将对全球性气候和生态变化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人们研究了火灾的分布及烟云的上升高度等对悬浮微粒产生的作用。认为全球性大气循环的输送，使得遭到核攻击的地区上空的烟尘微粒会扩散到更广大的区域，半个月后，整个北半球和南半球的部分地区将被烟尘淹没。严重的是，这些烟尘和微粒将长期滞留在大气中。通过气象模式的计算，这些尘粒滞留在大气中的时间要比以前科学家们认为的长得多，因为尘粒将伴随着由于核爆炸而受热的大量空气一起向高空上升，很难降落。由于水循环能力减弱，尘粒随雨降落的机会将减少许多。这一切都将导致“核冬天”的来临，特别是在北纬15°到北纬40°的地区，气温急剧下降并持续下去，北半球夏天的气温可能降到冰点，那些在大火中没有烧死的动物，也会被冻死。一系列毁灭性灾难将接踵而至。首先，由于海洋的巨大的热惯性，海洋降温相当慢，陆地和海洋的温差增大。如果核冬天出现在夏天，那么，核爆炸大约过二周后，北半球陆地表面的温度将会降到0℃以下，几乎见不到太阳光。许多植物来不及适应这样低的温度就会死去，北半球的全部植物和南半球部分植物都将遭此恶运，热带和亚热带的植物也会几乎死光，因为它们酷爱温暖和光照。北半球许多动物会因为食物缺乏而无法生存。如果核冬天正好发生在冬季，北半球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植物还正处于“休眠”状态，它们永远没有机会苏醒了。

1983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卡尔·萨根〔Carl Sagan，1934─1996年〕等五位博士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核冬天：多次核爆炸的全球性后果》。这篇声名大噪的文章向人们描绘了如果爆发核战争，核爆引起的烟尘将遮蔽太阳的光芒，地球将进入几周或数月的黑暗之中，地球表面温度大约会下降到平均─25℃ 左右。绿色消失，江河封冻。萨根用火星来比拟“核冬天”：火星因为经常性的尘暴，整个星球被沙尘所环绕，粉尘阻挡了太阳的辐射，使火星变成一个零下四十几摄氏度的冰冷世界，一片荒芜凄凉的景象。萨根告诫政治家，如果爆发“核战争”，地球就将成为第二个“火星”，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和人类的文化将在地球上消失。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萨根的模型不完善，比如它忽视了烟尘必须飘到极高点才能不被雨水驱散这个因素。

萨根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承认以前对温度的估计是错误的。他说，一场全面爆发的核战争顶多会使地球北部的气温降低摄氏二度。也就是说，地球更有可能经历的是一场核秋天。

在《鬼神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The Demon Haunted World：Science as a candle in the dark〕一书中萨根写道：“我的观点认为，全球核战争的后果由于氢弹的发明变得更加危险，因为在空中爆炸的热核武器更能使城市燃烧，产生大量的烟雾，使大地阴冷黑暗，导致全球范围的核冬天。……核冬天的战略意义在于，它使那些坚持大规模核报复以阻止核袭击的政策，以及那些希望保留首先进行大规模核打击选择的人感到不安。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其环境后果将使任何发射了大量热核武器的国家走向自我毁灭，即使其没有遭到对手的核报复。数十年来，这一战略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积累数以万计核武器的根据，突然变得不怎么可靠了。最初的关于核冬天的科学论文〔1983年〕预言全球气温会下降15─20℃，现在的估计是10─15℃。考虑到计算中无法降低的不确定性，这两个值是相当一致的。而且这两个温度下降都远大于当今全球气温与上次冰河时期的差异。”

核冬天或核秋天的压力迫使核大国在二十世纪末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并未消失，新型的第四代核武器仍在孕育中，一个可怕的趋向是，小型化和实战化的新式核武器正在出现，未来的小型核武器就像手电筒、手榴弹一般大小，可以装在口袋里。恐怖集团要取得这种核武器可谓易如反掌。世界面临核威胁、核讹诈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自二战期间发明原子弹，至今出现过四代不同的核武。第一代核武是原子弹，第二代核武是氢弹，第三代核武是效应经过剪裁或增强的核弹，如中子弹、冲击波弹、钻地核弹头、电磁脉冲弹等。第四代核武器则是以高能炸药代替核裂变扳机，作为核裂变所需的条件，其关键研究设施是民用研究中使用的惯性约束聚变装置，这种武器因此不受《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限制。此外，由于这种武器不使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作为核聚变的反应条件，因而不产生剩余的核辐射，从理论上讲似乎可作为“常规武器”使用，一些国家正是利用禁核协议的这一局限性，加紧第四代核武器的研制。正在研制的第四代核武器主要有以下几种：当量可调弹头，“合二为一”弹头、利用核部件插入技术实现常规弹头与核弹头的相互转化，干净的聚变弹，反物质弹，粒子束武器，激光引爆的炸弹，核同质异能素武器等。

在以上这些武器中，标志性的第四代核武器主要有以下几种：

──金属氢武器，即：将氢气在一定压力下转化为固态结晶体，然后使其爆炸，其威力相当于目前威力最大的化学爆炸物。

──核同质异能素，同质异能素是指质量数和原子序数相同，在可测量时间内具有不同能量和放射性的两个或多个核素，其爆炸能量比高能炸药高一百万倍。

──反物质武器，主要是利用极少量的物质和它的反物质，如：带正电的电子称为反电子、带负电子的质子称为反质子相互作用，产生巨大能量而引起核爆炸。

战术核武器──中子弹，是以热核材料聚变反应产生能量，以高能中子辐射为主要杀伤因素的低当量、弱爆炸冲击波效应的热核武器。中子弹也称“增强辐射弹”或“弱冲击波强辐射弹”。也可以说，中子弹是小型氢弹，它以氘和氚为聚变材料，以尽可能低的核裂变当量弹为“板机”，从而使氘氚反应及氘氚反应所产生的中子大大增加，裂变反应的其他效应则相对减弱。例如普通原子弹的核辐射在杀伤破坏因素中所占的比例为5％，中子弹的核辐射在杀伤破坏因素中所占的比例即高达30％。

据测算，一枚当量为一千吨的中子弹，在一百五十米高度爆炸时，瞬时核辐射的杀伤半径可达八百米，对坦克乘员的杀伤相当于一枚当量为一万吨的原子弹，冲击波对建筑物的破坏半径约为五百五十米，不及原子弹的二分之一。中子弹能有效地杀伤人员、对付装甲集群目标，而对建筑物和武器装备的破坏作用则很小，因而是一种战术核武器。中子弹可以用飞机、导弹、榴弹炮来发射。例如1981年美国开始装备部队的中子弹W─70，其弹头重211公斤，弹长2.46米，弹径0.46米，弹头威力相当于一千吨TNT炸药。美国将中子弹装配在射程三十公里以内的155、203等火炮上，实战中也可以采用飞机投掷。在1989年至1990年5月间，法属穆鲁罗瓦岛进行的四次中子弹试验中，法国的中子弹运用射程一百公里的火箭发射器，爆炸后能毁灭直径三至六公里内的任何生命，但又能完好地保存所有的建筑设施。试想，如果中子弹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各个主权大国的首都遭到夷平，或被威胁立即夷平，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西班牙人入侵美洲所造成的惨状可能重演，世界历史立即发生根本的转折。

六，商业主义和政治精神

6. Commercialism and spirit of politics 

政治啊政治，这真是一个怪物！谁控制了这个怪物，就“占了上风”，就可以主宰人间甚至呼风唤雨。而这种胜利和上风，又微妙而莫测，有时好像命运捉弄人，使人们不得不把这种胜利与上风的赢得归之为“形势”。而笼统的“形势”又是来无踪去无影，叫人摸不着头脑，因此称它为“一切因素的总和”也不为过。既然形势通常都是未知的数，结果叫企图“预测形势发展”的人们不得不经常失望。形势还取决于偶然事变，预测形势说来容易做来难。即使连事后聪明的批评者们自己也弄不明白，天才也无法究其实际，而惟有胜利者被目为“旷世奇才”。

不过好奇心还是推动人们向前，想探究一下政治、斗争、形势、胜利等名词的实质所指。结果发现，这些奇特而费解的现象其实都是基于人性：由于人性及其心理过程错综复杂，而使这一切难以描述，古人只好把这些都归之于“天”。所谓“天”的内涵与我们归之于“人性”的，其实并无不同。因为人性就是天然的天赐的天性。正如俗语所说：“人心是肉做的”，这说明人心并非铁板一块，且瞬息万变，形势与人心互为振动及变易：例如一旦有人得势，众人就会归附，改变自己的想法，这叫“趋炎附势”；一旦他又失势，众人必将弃之，再度重新表态，这就是所谓“人心不古”。这种摇摆性其实也是政治力量的核心所在、政治力量的重心所在。政治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掌握人心方寸之间的艺术或曰骗术”。有人说“政治是高明的骗术”，其实不对──政治乃是最为低级的骗术，因为各种政治所欺骗的都是大多数人，高明的骗术由于过分精致反而不能奏效，惟有低级粗劣的骗术才适合多数人的智力水平，从而能达到最佳效果。

而一切政治骗术的必要，都可归诸人心的易于动摇：若无人心之动摇，即无政治运作的余地之可言，亦无政治需要之可言，而“政治艺术家”之骗术，即在于操纵人心，抓住、利用、使唤、摆布、控制，以及掌握在必要时候镇摄人心的“手段”。可以说，政治的成败是由万花筒般的形势和欺诈效果所造成的，这里当然包括了时机与命运的因素；而形势则受到人心的影响，形势反过来又造成人心的行色匆匆。社会现实既由政治及其反作用造成，政治家的策略当然需要抓住各处的条件，就像爬山者需要抓住每一块石头，造成有利的地位，扭转不利的形势，以己之长击彼之短，并且隐藏自己之短，此之谓“韬略”。

韬略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略：上略是创造及促成社会风潮，中略是把握及利用社会风潮，下略是被社会风潮裹胁驱策而前。如果说，战略家不能或尚未造成一种社会风潮，则不可过度背离现行的社会心理去行事，免得势孤力单。而造成社会风潮，则可利用多种方法，如用宣传、制造事件及缔结联盟、扩大冲突等手段来扩充势力范围。不论以何种方法，能造成自己所亟需的社会风潮者，即为上略。至于权谋，则要慎用，弄巧成拙者反被其害。要想成功，运用权谋者须有完善的组织做为支持工具，且十分谨慎地利用千变万化的形势，方有成功之望。否则，小企图利用大，往往被大所害；正如羊想要利用狼，民间想要利用官方，常被狼、官所害。

商业主义和政治精神──这是历史中两种比较恒定的精神因素，也是一对互为消长的对手。凡是商业主义占了上风的地方，政治光荣就被蛀空腐蚀；凡是政治精神占了上风的地方，商业空气就会窒息衰歇。如果以历史的透视来看此中奥妙，而不是仅仅怀着哲学理论的偏执狂热，就发现历史的循环也就体现在上述两种风潮的起伏盛衰中。

斯特劳斯起而奥匈帝国亡。柳三变〔柳永〕风行而北宋衰微。商业性质的“大众文化”对于十九世纪以来欧洲的文明颓废、社会堕落、民族腐化，身负责任。娱乐性文化，确实是瓦解敌人的良好武器；难怪西方社会在自我摧毁以后，又利用大众文化、世俗文明摧毁了共产主义国家，现在则用它来对付回教国家。

中国古代的哲人都推崇古代的《雅》《颂》具有极大的教化作用，因为知道文明示范对于延缓社会衰颓具有奇效。雅颂的催眠如能扭转大众文化、世俗文明的颓废倾向，则可在即将来到的全球文明的复兴中，再度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古代诗人因此承担了道义使命，相比之下，今日自称“诗人”的许多人不再懂得“雅颂”，他们擅长时兴小调、采纳茶馆和官场上的污言秽语……我们今天谈论这些事情不是从事文学评论，而是探讨文明的命运。深深的绝望迫使人们展望未来的景色，音乐风暴掀涌壮观的诗潮，化成历史的峥嵘，并蹂躏以往的历史，作为自己的养份与建筑材料……

印加的统治被欧洲殖民者一举摧毁了，印加的文化心灵涂炭了，人们逐渐对印加的往事也淡忘了。那些巍峨的太阳金字塔、月亮金字塔和辽阔而阴沉的广场，像天安门一样充满杀气……还沉浸在夕阳的神秘中，向人们暗示生命的血腥与震撼。欧洲的霸业是从印加的废墟开始的，也将在印加的荒场找到归宿？对文明史学的视角来说，美国是西半球之极，印加则是东半球之极；日本不是真正的东方；真正的东方是在扶桑──印加的废墟上。当印加帝国被来自西欧的海盗荡平时，整个的“东方”也就陷入了衰颓。文明史学的东方也是人种学的东方，黄种人从印度东部到加勒比海，从西伯利亚到新西兰，其最远的象征就是印加。埃及、巴比伦都太陈旧了，只有印加还是新的废墟。

印加在种族上的后代支离破败、难以凝聚──有一天如果他们能够重新凝聚和崛起，将改变世界历史的轴线。现在，墨西哥的矮种人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谁能说印加在精神上的后代等于虚无？精神不是区区的“文化”，而是心灵的倾向，是基因的产物，文化不过是这一倾向的果实。印加的精神难道不能复苏并在全新的模式下整合全球？……五百年以前有谁能够想象，在印加帝国北部的阿兹特克帝国废墟的北部边境上，竟然能够兴起美国这样一个世界超强、全球霸主呢？

“现代”是科学技术横行霸道、遮蔽人性的时代。但即使如此，有哪一个“文明人”站在沉默的印加废墟前，能无动于衷？印加不是个没有吸引力的地方，它代表了人类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当历史的轮盘重又向它转去的时候，谁知道文明会呈现什么面貌呢？西班牙征服者的野蛮扫荡反而增进了后人的神秘感。知道得愈少，想象的余地就愈大。印加圣地的朝圣者们将如何感谢皮萨罗和巴尔维德这些血腥屠夫──是他们的肮脏手段制造了这些神秘气氛。而现代欧洲人愈是重视印加的文化及其精神象征，愈是表明欧洲人的精神世界深陷“印加化”或是“太平洋化”或是“东亚化”了？这种历史动向既然如此显著，它的终局是否印加精神的世界性弥漫？从中国到印加──太平洋这片“东方湖”，有座持久的桥梁将兴起，仿佛沟通一切印加式金字塔？

和印加人相比，把印度人看做一个民族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想法。印度作为一个地区，并不存在统一民族出现的条件。“印度”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甚至连文化概念都算不上〔印度被各种宗教所分裂〕，正如“印度人”连一个种族概念都不是〔具有白种、黄种、黑种的多重混血〕。印度那些林立的土邦和教派所牵涉的，不仅是宗教问题和生活方式，而且是整个文明和种族的结构。不同的教派在印度难以共处，尤其因为印度还是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国家”，一个没有历史记忆和历史记载的国家只能是“地区”。“亡人之国，先亡其史”，在印度这一地区，不论哪个国家政权都没有留下可靠的历史记载，更不存在历史学家们悉心栽培的记录与观感了。即使回教的以及西方的作家们及其历史作品，也都是后来的“外国人统治印度时期”留下的东西。而像中国唐朝玄奘〔600─664年〕的《大唐西域记》，虽然不是专门记载印度历史文化的，也已经属于凤毛麟角，更与“印度文明”这一概念毫无关联。至于印度本土盛产的神话传说史诗戏剧，则不能作为历史研究的依据。

经过上述考虑之后，“印度文明的历史”只能被排除于严肃的研究与引证之外了。同时，在印度实际上潜伏着许多文化暗流，在各地土王的保护下──印度的政治格局因此与中国秦汉以来郡县制大不一样，甚至比春秋战国的独立性的歧异性更大，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印度土邦就会兴风作浪，这使得印度其实只是“印度教地区”，犹如中东的“回教地区”、欧洲的“基督教地区”一样──各自在其内部呈现着五花八门的种族文化与政治板块。时候一到，这些板块就会迸裂开来，如遇到外力入侵，场面就更加热闹。即使在今天，印度内地还存在许多原始部落，好像是几千年间不断散落的珍珠。印度文化显得博大精深，同时明显缺乏一体化的主导力量。现在的印度，其实是莫卧儿人和英国人的遗产，而即使这样的遗产，也已经被分割为五了：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

在文明史论的意义上，欧洲和中国才是比较经典的事例。例如，欧洲第一轮文明〔希腊、罗马〕和第二轮文明〔基督教文明〕，清清楚楚；中国第一轮文明〔先秦两汉〕和第二轮文明〔唐宋元明清〕，也序列有致。相形之下，埃及和巴比伦虽然也经历了城邦─小国─大国─统一国家的发展，但规模毕竟太小，且史料大多湮没不闻。至于中东地区的后起之秀阿拉伯，其文明大致属于闪族与雅利安文明的混合体，杂糅希腊、犹太、巴比伦、贝督因人的混合型。

在文明史论的意义上，对于罗马共和国那样政治立国的国家而不是迦太基那样的商业立国的国家来说，“人权”与“安全”，“自由”与“生存”，“解放”与“升华”，“自我”与“历史”，这些都是不可得兼的“鱼与熊掌”。也许在商业社会，这些都是可以通过金钱来交换收买的，但政治社会却不是这样，这四对活宝既然不可兼得，那么在政治世界里它们还进一步构成社会基本冲突的元素，也就毫不奇怪了。这四对活宝，既然是原则，而且对立，不仅对立，而且相互吞噬，此长则彼消，彼长则此消──好像很难双赢。在一个折衷主义已经被列为反面教材的政治社会里，只有相克才能达到相生？鲜血淋漓与肝胆撕裂，仿佛成了诞生的前提。它们甚至称性爱为“鬼打架”，它们的性科学教导说，致命搏斗常常发生在本该相亲相爱的两性之间，并在鲜血的种子里孕育发芽未来世界的胚胎……

难怪生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的我们，倾向于认为，只有一场远比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更为深刻的整合，才能解决这两者加起来都能解决不了的全球问题。这不是社会物质的阶级─种族战争，而是文明精神的文化─心理战争：让物理的战争从文化的战争里流过，但是以后者作为根本的转折吧……没有文化战，就不能结束武装冲突；在此之前，“缓和”仅仅是为了更加激烈的竞争作铺垫的。所以我们看到，是“缓和”瓦解了共产主义阵营，并结束了冷战。虽然在最后关头，是中国的“六四镇压”成为“缓和”到“革命”的导火线。

全球政府创立之前，全球社会的紧张度只能不断加剧，使得愈演愈烈的角力日益深入地麻痹社会神经的细胞，社会毒素将渗透人们的视野。不足奇怪，既然战争的尽头尚未来到，那只有等到高潮之后真正的松弛方能出现。但愿我们活着的年代就能看到文化战出现，那不会是人类的末日，但肯定是某种文明即“生活方式”结束的时候。

“欧洲化”将不是被外力、而是被内在的衰颓瓦解，犹如罗马时代的希腊文明、犹如秦汉时代的中原文明，变成某种公式化的和僵死的东西──它多采多姿的碎片及残余将被某种新的“大一统”模式所吸收……不论它被命名为“皇帝制”〔秦汉〕、“元首制”〔罗马〕还是“人民主权制”〔美国〕。但问题却是相似的：在前述的八种〔四对：“人权”与“安全”，“自由”与“生存”，“解放”与“升华”，“自我”与“历史”〕互相对立的观念元素中，我们选择哪四种？这将是摆在每个国家及其人民面前的抉择。这一抉择也代表着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角力，是被困在观念中而丧失了把握未来的机会，还是和“历史因素”的阴影一刀两断，坚毅地走向未来？

七，整合全球的力量将告别欧洲

7. Power of global integration will escape Europe

“告别欧洲”，不仅是一切现在的非欧人民应该遵循的道路，也应该是未来的欧洲人民包括其殖民地〔如美洲、澳洲以及俄国占领的亚洲土地〕人民需要遵循的道路。我相信，这样的遵循不是一个能力问题，而是一个被抉择的命运：“不是你们选择了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了你们。”所以，能够听候命运裁决的人，是幸运的。不过，不要无所事事地等候，因为在自己的选择和行动里，才有着最深刻的命运在！

我知道，“人权”概念越是深入人心，就越是在未来的年代里构成对人类安全的实质威胁。人权的要求，本来是作为一股反压抑的力量爆发出来的，充满生命的积极性，可是随着它的持续发展，它的消极性就增长起来：它无所创造了，成为享受、霸占甚至纵欲的藉口；而没有限制地发泄反压抑的力量，会导致生命力量的颓废、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扼杀。在各种相互对立的“人权”、“自由”、“解放”、“我的奋斗”之间的无情砍杀中，世界已经乱七八糟、百孔千疮了。生态灾难显示，地球的承受能力实在有限，而被迫结束这种文明戏的时候可能已经为期不远。于是文明的黄昏又会降临，黑暗时代作为文明衰落的闭幕典礼，庄严地展开，充塞宇宙的惰性及其历史报应的节目，粉墨登场。

命运的安排从来如此：事情还没有过去的时候，人们不会知道它、更无从理解，指手划脚地追逐事物的影子、是人们唯一所能；而在事情已经发生甚至开始过去的时候，人们知道了也“已经太晚”。而那位能在事情发生之初就看出其征兆的，亿万里也挑不出一个来。古代的先知是百万分之一，现代的先知是亿分之一，由于人口爆炸，使人口质量遭到稀释……更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社会变速的加快，即使那些能在事情成型之初就发现它的〔或叫“后知后觉者”〕，也只是万分之一的稀有动物了。可是有何等命运正等待他们？在这个“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的大众化时代，除了被冷冻、隔离和放逐，还能有什么呢？

据报道，欧盟正拨款两千五百万欧洲货币挽救五十种左右目前还在以某种形式使用的“欧洲少数民族语言”，如法国的布列塔尼语、科西嘉语、英国的威尔士语和苏格兰的盖尔语、西班牙的巴斯克语、加利西亚语等等。为什么在全球化步伐日益急促的时代要如此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欧洲人已经认识到，依靠武力无法进行民族同化？“帝国和意识形态并不能充分替代血缘和文化；要想名垂青史，我们不仅需要后裔，而且需要能够延续我们的语言的后裔。”然而不幸的是，欧洲人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跌，其原因并不是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遭受外来统治带来的强制节育，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文明内在衰落所引起的无生育意愿。意大利1.27％的出生率是世界各国最低的，也许因为那里是欧洲文明最先兴起的地方〔从罗马时代到文艺复兴的近代欧洲〕。这预示着，现代意大利语及其大部分方言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而毁灭它们的杀手可能就是正在源源不断进入欧洲的回教徒，他们带来了欧洲前殖民地人民的逆向殖民运动。

新文化战不是重新分配财富的经济战争，也非夺取霸权的军事战争，甚至不是推广政治制度的政治战争，新文化战争乃是要决定人类将采纳何等主流文明，决定何种社会模式将主宰未来世界的生死存亡。文化战突破国界、人种、民族、阶级而到处发生：这是一场全球规模的“内战”，而不再是“世界大战”，更不是“民主国家无战争”──相反，“全球内战”交织一团，不分主权国家的国界……它之后才会有“后殖民主义的全球整合新局”。

在我们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享受的提高，工业社会的毒素，不可逆转地导致人种退化，这一趋势断加剧，所以“文化的决斗”势在必行。一方是现存的人性，另方是现存的文明──两方发生冲突，结局如何？人性迄今变化不大，而文明却不断革命，双方差距日巨，矛盾愈来愈深，最后结局也许不像古代那样由人性来毁灭文明，也不像科学幻想小说那样用遗传工程改造了人性，而是两者之间的一个调和。新文化战中倒下的，将不是一个集团，一个国家甚至一种民族，也不是仅仅是一股经济势力或一架庞大可怖的军事机器──新文化战结束时，倒地的将是一种文明，连同它的生活方式、思想形态、经济产能、军事力量；以及它所庇护的民族、国家、利益集团等等……特别是后者。如果他们不肯放弃腐败的时尚，更加不可救药。腐败是文明自身的最大掘墓人，从内部瓦解了自身存在，新文化战所歼灭的不是“四旧”，而是整整一座腐烂的城池以及城里的人，就像是《圣经》故事告诉人们的那样。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人、物、事，及其互相关系，都会因为“上帝的愤怒”消失得无踪无影。

全球社会的矛盾、敌对的利益，汇归为终极战争是不难想象的。充分的全球化使得终极战争不再诉诸国际战争，而是“一场世界规模的内战”，一场主权国家的垂死挣扎。那时争议的焦点将是：到底是放任欧洲文明通过遗传工程来改造人类呢？还是不愿丧失人性的人们起来结束欧洲文明，以开辟一种更为合理与温和的文明？在时代的两难面前，为避免全球居民分裂为两半，就需要某种角逐与仲裁，以决定自身的命运。这种“决定真理的方法”就是我们预料的新文化战。要避免这两个极端：要么是“机械文明”永远占据上风，特别是它从遗传工程改造整个人类，使得本身成为坚不可摧的王者，成了新人类的“生存基础”；要么是一个新的、摧毁一切文明的“黑暗时代”再度来临。

现在，我们思考并谈论这些，已经并非“为时过早”，因为人性与文明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了。而中国文明的拿手好戏现在正好派上用场：“调和、中庸”，不走极端：既不用遗传工程从先天去改变人性及人的生理特征，也不诉诸毁灭现代文明的激烈手段；中国文明擅长用冰冻式或叫化石形式，来使文明逐渐僵化，固定下来，就像中国文明在过去做过的那样，但这可不是什么“超稳定结构”的所作所为。这是“脱水”，并在脱水中取得了喘息，赢得了时间，让人性和文明有机会来调整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在这表面上的封冻与石化之下，并非一切死寂，而是进行一场微观世界的内在调整。等调整完成后，文明与人性之间古老的冲突再将以新的力量形式重新激起。于是，在那整个调整期、间歇期、休息期中呈现的社会衰落、疲惫现象，将供奉：一个生机勃勃的“复兴时代”又可以崭露头角了。

王通〔584─617年〕《中说·问易》：“文中子曰，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无疑，王通在论述这五种战争时，把顺序颠倒了。按照儒家的意识，文明的主宰者可以排列为皇、帝、王、霸、强这五序列。同时也不妨认为，所谓皇、帝、王、霸、强这五个级别，在历史上并不像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那样先行存在，而只是儒家思想的事后追认罢了。当然，它后来既然成为一种风行的观念，就对再后来的历史发生了影响。

如果我们运用“新文化战”的观念来理解上述皇、帝、王、霸、强五个级别，那么“战德”就是看哪种文化品性更适合未来历史的需要；“战兵”，就是纯粹的军事战；“战智”，则是谋略战的内容；“战义”则是意识形态战争；“战无为”的时代还未真正来到，其内涵接近礼制的天下统治。那么，什么是“义”呢？用现代的观念来解释“义”，可以理解为“互助”。所谓“义气”就是互相援助的品质、救助“圈内人物”的习惯等等。既是圈子内部的人物，则必有互相帮助之意。就“礼义”而言，礼是等级是秩序，意味着服从；义是博爱是契约，意味着互助。因而“义”实为墨家“兼爱”的引伸。至于战无为，并非乌托邦，而指天命攸归者。天子无为而无不为，因为他既是天命所在，就不用意识形态取胜，而是用无意识取胜。

他的无意识深处闪烁着天命之光。战德者，是新文化战的表率、奉天承运的指导者。战义者，能给世界带来福祉，把各国引向互助之路。战智者，天下的勾心斗角者皆是也；战兵者，则与动物界最为接近。

归纳起来：战无为者是文明的创造者；战德者是文明的指导者；战义者是文明的致福者；战智者是文明的占有者；战兵者是文明的掠夺者……正因为“战兵”、“战智”、“战义”是欧洲文明的特点，所以“告别欧洲”，不仅是一切非欧人民应该遵循的，也该是欧洲人民包括其殖民地后裔人民需要遵循的。《孟子》记载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王又问：“孰能一之？”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一”就是“统一”。从短期看，孟子的预言落空了，因为最嗜杀人的秦国嬴政征服了各国；但从中期看，还是比较不嗜杀人的刘邦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刘邦竟然比嬴政还大三岁，应了所谓“天下神器，唯有德者居之”的谶语。战德，就是文化战；战无为，就是赢得礼制的天下统治。

（另起一单页）

第八章 全球中枢

Chapter Eight Global Center

全球各洲的发展若不均衡，全球政府就不能实现：因为不发达国家如若未能达到与欧洲及其两翼平起平坐的历史指标，那么整个世界实质上仍然处在分裂而未经统合的状态下。这种分裂是实质性的，而非形式性的，因此很难通过全球政府这一“形式的统一”来予以消除，而任何强国或革命都无法解决这类“发育不足”。另一方面，没有外来的刺激，一个世界本身是不会取得什么“成功的革命”的！真的，即使有足够强烈的外来刺激，革命也常常最终流产，尤其是精神领域内的革命更是如此：基督教在犹太的失败，佛教在印度的失败，摩尼教在波斯的失败，仅仅是一种“意外”和“偶然”吗？ 

一，现代文明的定位

1. Orienta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现代全球世界处于“欧洲化末期”，有如布匿战争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处于“希腊化末期”……欧洲的影响已经浸透了全世界每个角落，然而欧洲扩张与发泄精力的历史性运动，已经反过来造成欧洲衰落的原因。从匈奴人入侵欧洲的年代〔370年前后〕直到奥斯曼人的大举西进欧洲的时代〔1389年前后〕，欧洲人在酝酿其精力和由之升华的精神；但从哥伦布西进美洲〔1492年〕到希特勒西撤自杀〔1945年〕，这四百多年的欧洲扩张进程则消耗殆尽了欧洲的精力和精神：战后优势已完全移到欧洲的两翼边区──美国与俄国这两块欧洲殖民地的手中了。这两国的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欧洲，且随着历史的进程，它们各自国内的非欧因素，还将日益抬头、不断增长。

白人的出生率一百年来日渐低下，进入二十一世纪更加迅速暴跌。为了避免冲突，欧洲因素需要下降，非欧势力需要兴起。现代世界进入了“欧化末期”，但罗马及秦汉式的阴影尚未投下，甚至可以成为未来罗马的整合势力也尚未明示在地平线上。这是由于“第三世界”的存在。不论把“第三世界”定义为“不结盟国家”也好，定义为“不发达国家也好”：反正世界的这一部分，现代中国亦在其中，要想达到欧洲及美俄的水平──从而使得世界各洲达成某种程度的均衡，至少还要一百多年。由于这一因素的存在，新的全球中心不得不推迟兴起，以便真正具有全球的代表性。 

全球各洲的发展若不均衡，全球政府就不能实现：因为不发达国家如若未能达到与欧洲及其两翼平起平坐的历史指标，那么整个世界实质上仍然处在分裂而未经统合的状态下。这种分裂是实质性的，而非形式性的，因此很难通过全球政府这一“形式的统一”来予以消除，而任何强国或革命都无法解决这类“发育不足”。

一般说来，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统一战争，都只能解决形式问题。不论这战争的形式是怎样，都是旨在消灭形式上的分裂，或曰政治上的分裂状况；而更为深刻的“实质上的分裂”，或曰文化上、精神上、社会上的分裂状况──却是无法通过仅仅一战而予以敉平的，那只能留待三同体制（文化、精神、社会的统一）之下的时间弥合。当此“欧洲化时代”的末期，新罗马战败迦太基的前夕，实际上就是由“时间”消除全球分裂因素的潜移默化时期，实际上也是为礼制的天下统治在准备条件、完成实质上的统一。随着希特勒之死，欧洲结束了全盛时期，“第三世界”国家主动仿效欧洲，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被迫欧化了。例如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不发达国家”频频发生的革命与战争，就是这种“主动仿效”。第三世界的“反西方运动”，实际上只是在进行猛烈的自我调整，以求达到欧洲的标准。这一历史目标一旦达到，也就是新罗马的阴影终于在全球范围投下的时刻！

如果说，二十世界的西方化先后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被消化这样两个阶段，那么二十一世纪西方化的对象就主要是回教世界和黑非洲了。可以预测，新罗马兴起于现在的“第三世界”，其可能性要大于兴起于欧洲和美、俄等欧化严重的地区。──我们的这一推测，是由巴比伦、罗马、波斯、阿拉伯、秦汉等统一帝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它们所统一的世界，对于它们而来，差不多都是“异种”的“化外之地”；而被它们所统一的文明世界，是差不多一直把它们视为“野蛮人”的！这无非证明了一个倾向：一个世界的弊端，常常要由另一个世界来予以“纠正”！没有外来的刺激，一个世界本身是不会取得什么“成功的革命”的！真的，即使有足够强烈的外来刺激，革命也常常最终流产，尤其是精神领域内的革命更是如此：基督教在犹太的失败，佛教在印度的失败，摩尼教在波斯的失败，仅仅是一种“意外”和“偶然”吗？现代，欧洲势力和非欧势力正在互相刺激……等到历史潮流终于荡平了欧洲、美俄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在文明水平上的巨大差异〔而不是文化性格的差异〕时，“新文化战的一击”参将能使全球社会在政治上归于一统，才能弥合全球社会在形式上的分裂……

从这种意义上说，新文化战无非就是用欧洲人所带来的刺激和欧洲文明的创造因素所集结起来的新力量，消除五百年“欧洲殖民化时代”所积累起来的陈腐现象。此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历史的报应”。命运最可能注定，这种扫荡要由非欧人群来完成，因为只有这种异质扫荡才能彻底有效，否则不能真正“革除其弊端”。

某种具有“革命”〔鼎革天命〕性质的文明，其真正的继承与发扬只能由另些民族来完成，不仅基督教、佛教、祆教的发展史指明了这一点，甚至日本对“天子”文明的发扬也比中国干得更好：中国文明在秦汉以后虽然堕落，但在日本岛夷那里却不绝如缕，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而求诸野”的典型事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语见班固〔32─92年〕的《汉书·艺文志》：“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考“礼失而求诸野”，首见历史家刘歆〔前46─后23年〕的《七略》，《七略》的来源是刘歆与其父刘向一起校对整理皇家图书，并把整理结果写成附有说明的分类书目，名为《七略》，后来《汉书·艺文志》即以此为基础。

“礼失而求诸野”不是古代的孤立现象，结果现在韩国人要向联合国申报文化财产权，甚至和中国争夺中秋节的所有权。而有的日本教授竟然在课堂上教导中国留学生“汉字是日本人发明的”一类“学理”。这不仅仅有斯文扫地的味道，而且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见诸文字更早：《左传》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年〕记载年仅十六岁的孔子向郯子学习的故事。这年东方小国郯国〔今山东郯城西南〕的国君郯子来晋见鲁昭公。宴会上鲁国大夫昭子问起少昊时代职官的情况，郯子是少昊后裔，所以详细进行了解答。孔子听到这件事，赶去求见郯子，请教了许多问题，获知许多闻所未闻的古史。事后孔子感叹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用“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观点检讨七百年来日本的成功之处与中国的失败之处，并作一比较是有趣的：中国由于未能有效发扬中国文明的精魂──天子崇拜，被蒙古征服后一蹶不振、日趋没落了。而日本虽是“岛夷”却因此较少“历史因素”的沉淀与腐败，故能以其“独特的天皇制”吸纳并发展中国文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这里我们是否能反窥中国自己的世界命运呢？

中国现在是被强行纳入了欧洲文明的世界体系：但它也是这个体系中濡染欧洲精神最少、被麻醉得较浅的一员，甚至连目前反西方最为激烈的回教世界，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和欧洲文明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1，早期的阿拉伯多神异教与亚伯拉罕以前的犹太人崇拜的月神为主的多神异教，同出闪族宗教之源；

2，回教具有旧约宗教和新约信仰的前提背景；

3，哈里发帝国广泛吸取了希腊罗马的文明；

4，一千四百年来回教世界从未与欧洲文明停止过正面接触。

因为以上四点而相对说来，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关系，要比回教文明与欧洲文明更为疏远、更为异质。在“文明互补”的意义上，中国文明可能收揽欧洲文明的潜能，较为雄厚。回教与西方世界的敌对，更多是一种“兄弟阋墙”的内斗，是邻居之间的互残，是高加索人内部的优胜劣败，而很难具有创造性意义。中国则由于其与欧洲文明的更大异质性而不同于回教的文明：等到中国终于埋葬了封闭心态而无畏地面对外部世界，全球文明的均衡发育就会开始，那时的文明主流将不再是欧洲，甚至不是半欧化的回教，而是全然的非欧力量、但却与欧洲文明平行发展的中国文明──全球文明的均衡发育，将表现为“东西合璧”……

我们受到的强力示意就是：新势力比老势力更善于发展老文明，并使之绵延不绝。如巴比伦人发展了苏美尔文明，雅利安人发展了达罗毗荼文明，希腊人发展了前希腊土著文明，罗马人发展了希腊文明，日耳曼人〔广泛殖民德国、奥地利、北欧、英国、俄罗斯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北部〕发展了希腊罗马文明使成现代欧洲文明，以及日本、韩国、越南发展了中国文明，东南亚发展了印度文明，即使美洲印第安文明内部也是此起彼伏、交互兴替的。一个原来并不具备那种文明素质的民族，反而比原来创造了那种文明类型的民族，更能有效地把那种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形态与新的历史激流中──随着时间的进程，这种接力赛式的推进将是自发的，而不仅仅是外来影响的，于是，一个更能完成这种推进运动的民族，就起而掌握那些创造了该文明的民族的命运了。

二，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

2. Core issue of world politics

《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的作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犯了马克思主义者经常犯的毛病，在评估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未来前景时，过多关注新技术及其带动下的经济效率的增长，而忽视了主导世界经济的那些主权国家的政治反动。马克思主义忽视了政治制度及其状态对于经济的决定作用，并十分短视地认为，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政治一体化，经济自由必定导致政治自由。事实上，欧洲文化和非欧文化的差异不可能对各自的经济系统没有影响甚至是“决定作用”。结果，从东方来的列宁和更东方来的斯大林，完全推翻了马克思的“科学预见”，用“科学社会主义”在一个最落后的欧洲帝国建立了最野蛮的社会帝国主义制度。

那么，究竟什么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我们认为，是政治整合。

中国大陆有学者认为，从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考察，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已经孕育在二十世纪的三项根本动态中：1，世界人口分布的巨大变化；2，欧式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组织方式 的全球性扩散；3，洲际大国的新兴。〔时殷弘《美国与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根本问题》〕相关的观察似乎发现，“在欧洲，谋求霸权的国家引发的周期性痉挛之后，总是领土进一步分裂；在欧洲外面的世界，事态发展却导致规模越来越大的领土集聚。”这后一动态，产生了美、俄等洲际大国，其得利于欧洲文明的国际屠杀。一个超越民族的巨型共同体的萌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许要几百年，但却难以逆转，而能够具备这种规模条件的国家也寥寥无几。

在我们看来，如美国和俄苏赶超欧洲列强并在二战后取得绝对优势，说到底是因为除了实行源于欧洲的现代化之外，它们拥有欧洲国家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规模优势，显示了当代世界强国的新特征。其实这些特征在古代中国的秦和楚、古代欧洲的马其顿和罗马，都一再出现；结果使得中原各国与希腊各国，在野蛮的边缘大国面前不得不沦为二流国家，正如今天的欧盟国家一样。

当然，中心城市的决定作用是不能忽略的，中原各国虽然灭亡，但它们留下的中心城市如临淄、邯郸、郢都、大梁等却长期影响了秦汉帝国的发展；正如希腊各国虽然失势，但雅典、科林斯的重心地位却持续存在；欧洲各国虽然衰败，但伦敦、巴黎、柏林、罗马仍然影响全球化的进程。

立足于大陆纵深地带的巨大强国如美国、俄国甚至未来的中国、印度出现之后，欧洲的半岛国家甚至岛国由于规模太小而逐渐丧失了主导地位，但它们的文化优势正如古代的中原各国、希腊各国一样，还会长在百年。

以此对照，美国目前的状态是否全球政府的合格候选人？显然不像。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及其实际处境来看，它还没有能够摆脱主权国家时代“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通病，没有把战略重心转移到“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的立足点上来。

阻碍美国形成一个全球政府的因素主要是，由于早期殖民地的多重矛盾经历，美国具有“童年创伤”：

1，受到欧洲列强争霸的轮番压迫；

2，掠夺和屠杀印第安人的不良记录；

3，贩卖和奴役黑人的精神烙印；

4，热爱自己的自由；但缺乏容纳非西方强国的历史经历。它对数百年的西方支配性优势习以为常并视为当然，因而缺乏全球化所需的气度和精神准备。美国如果不能超越自己“主流社会”的种族情绪和文化偏见，要主导全球化就像“富人进天国”、“骆驼穿针眼”那样困难：财富和体积成为美国继续前进的障碍。

然而全球化的暴风骤雨已经迫在眉睫了。没有人比我们更深刻地洞悉了所谓“现代文明”的虚弱本质，因为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经历了马克思主义造成的原始社会〔五十年代〕、奴隶社会〔六十年代〕、封建社会〔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八十年代〕到社会正义社会〔九十年代〕的全部历程──我们因此知道西方传来的真理〔如马克思主义〕不但是病的，而且病入膏肓。现代中国人何其不幸，被愈来愈深地卷入这场世界疾病，况且并不纯然是被动的：中国人正以愈来愈主动，愈来愈积极的态度与步调拼命挤入这场现代文明的瘟疫戏目……可惜现代文明不但本质虚弱，而且已到虚脱的地步：这不仅是“文明的虚脱”，也是参与这一文明戏码的人自身的严重虚脱……现在世界上愈来愈风行的放浪、变态和狂暴行为，风起云涌，其势头还在继续高涨，丝毫看不出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出现逆转……疯狂的程度，足以说明现代文明的生活者们的虚脱程度。这不仅是心理层面的虚脱，也是生理层面的虚脱。变态的世界已成常态的世界。

现代文明的病已经不是任何“药”所能医治的，“文明病”已经蔓延到社会各个层面，开始危害人类的生物基础。除了“毒药”之外，几乎一切药物及手术都已尝试过了……药物治疗被评价为“改良”，手术治疗被评价为“革命”。而现代文明的脆弱性在其与人性的根本对立。压抑人性的机械文明具有强制性，强迫人们顺应。这一倾向由“历史唯物主义”用哲学语言来宣告了，而现代教育就摧折人性、强迫青年接受种种非人的训练，变成贪得无餍的机器人。可以说，现代世界的纵欲败德日益猖獗，日益增加的暴力行为是对现代文明摧戕人性的激烈反抗。不过这类反抗似乎过多个人色彩、破坏性质，而不是集体性的、建设性的反抗。惟有集体性的、建设性的反抗成功了，始能造就一个健康的文明。

随着现代文明的继续堕落，被垄断的文明与人性之间的对立也就愈益严重，二者之间的裂痕已经完全撕断开来，变成了不可填补的鸿沟。好在任何文明都不能长久窒息人类生机、摧折人类天性，而自身却能逃避衰落与毁灭的命运。照此看来，无论现代文明怎样堕落，它也没有能力逃避这个规则的审判。

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人类最堕落的文化发生在美洲，尤其是南美洲？答案可能是：因为欧洲最坏的殖民强盗在美洲干下了他们最为肆无忌惮的勾当。这有点像日本兵在其国内规规矩矩、如同机器，一旦到了被占领的海外地区就原形毕露，体现出人性中最为丑陋凶残的一面来。殖民者在美洲开创了最坏的先例及其文化，美洲人所穿的衣服是世界上最少的，而且越来越少，在公众场合，连女人的腹股沟和尾椎骨都露了出来。现在，南美洲的野蛮堕落色情风气已经随着移民侵入北美洲，然后再通过北美洲的强大传播力量扩散全球。欧洲文明就这样祸害了全球，就像当初他们把梅毒传遍了南北美洲，使得大部分美洲原住民族死于非命。

《中国时报》2008年1月15日报道，最新的科学研究显示，十八世纪哲学家伏尔泰或许终究说对了：十五世纪末期梅毒大流行肆虐欧洲各地，可能就是当时的探险家哥伦布惹的祸。梅毒此一世界上最致命的性病究竟源于何地，已经争论了五百年，美国科研团队的最新研究将矛头指向哥伦布这位探险家。 

1495年时，一群以法国人为主的佣兵，进入意大利那不勒斯港，其中便有人感染了梅毒，这也是歷史纪录中首见。此后，梅毒横越欧洲大陆，到了十五世纪末，梅毒在各地称呼各异，在苏格兰称为“西班牙梅毒”，在弗兰德斯与葡萄牙称为“西班牙病”，而意大利人、德国人与英国人则将梅毒称为“那不勒斯病”。伏尔泰在其讽刺剧作《憨第德》中藉由主角的啟蒙导师潘若思解释了梅毒如何蔓延至欧洲大陆。1493年，哥伦布结束其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历史性首航行程，返回欧洲。而某些医学史学家相信，历史记录上最早染患梅毒的佣兵就是哥伦布探险队的船员，他们与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妇女寻欢作乐因而染病。但是这个论点的证据并不完整。某些专家反而认为，梅毒源于欧洲，事实上是由哥伦布的部下带往美洲。

如今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艾莫瑞大学学者哈珀率领的研究团队，在全球二十六个地点比对梅毒病原体“梅毒螺旋体”不同株别后发现，梅毒是梅毒螺旋体中最近期才演化出现的成员。而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梅毒是热带疾病“印度痘”的近亲，这是南美洲特有疾病，也会影响皮肤、骨头与关节，然而印度痘比梅毒轻微，也不是透过性行为传染，这份报告刊登在网路版《公共科学图书馆：被忽视的热带疾病》期刊。哈珀假设，哥伦布的船员感染印度痘，病菌飘扬过海来到欧洲，迅速适应本地较寒冷也较乾燥的气候，接着变成引发梅毒的病原体，而这种病原体到目前为止大致上仍相当稳定。研究中说：“遗传数据与广泛文献证据的结合，让哥伦布带回梅毒的假说获得新的可信力。”

美洲的生活是极端文明与极端野蛮的奇异交响，我们看到，新野蛮主义在美洲生活中的抬头，其速度并不亚于文明的进展。新野蛮主义迟早会蛀空现代文明的大厦，终有一天使之颓然倾覆。从同情的角度看，新野蛮主义实际上是压抑下的人性所采取的极端发泄方式，它的阴影逐渐笼罩了现代文明疲惫而颓废的躯体，有如洁白的被单罩住了僵卧病床的人。

悲剧的结局大体有两种：一、现代文明结构被新野蛮主义的人性所摧毁，尽管它的许多碎片将作为“历史因素”而得以留存；二、现代文明用改变人类遗传基础的“非人手段”来改造人类、保存自己……实际上这是一场“文明”与“人类”之间的殊死搏斗，而不再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角逐”。这场全球战争的血腥气味已经扑面而来了，现在虽然还较为隐蔽，大多以“科学试验”和“节制生育”的方式进行杀戮，但其结果无疑会逐步显明起来，直到战争结束。但愿这场战争有一个胜利者，不论是谁──而不要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三，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

3.  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Kingdom  that transcends China

什么是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决不仅仅是现在残存的古代中国文化的碎片，也不是现代中国所产生的非驴非马的主义、假货和杂碎，中国文明实际上是中国历史所形成的有机系统，是“K战略”面临环境压力和生存危机时所发明的一套“防卫机制”，这当然不同于“r战略”的“玩世不恭”。在欧洲近代侵袭之后，中国幸免于难，没有像印第安兄弟尤其是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兄弟那样遭到系统灭绝。人们希望，这场劫难使新文明的核心开始凝聚成形，但它的骨血肉毛现在尚付阙如，还说不上衣饰打扮与风度翩翩……虽然人们可以察觉新文明的消息不断传来。

已经宣告的法则、定理及预算，并不一定构成新文明的结构，反而是不宣而战的进攻，可以催化新文明的形成，只要具有这样的需要。新文明的基本功能就是使人们与自然更为和谐地共存，而这正有待于中国文明的“再生能力”。无论一种文明多么优越，它接管世界的步骤也不可能是在平安无事中实现的。其中的原因，我想可从人的惰性、以及保持既得利益的贪心这两个根源去寻找……正因为世间有这样的阻隔与“非理性”，新文明要接管世界，非经“整合”的战役而无从实现。当然，这场战争是无孔不入的“文化战”，而非近代意义的殖民战争，更非现代意义的解放战争，它因此不必采取军事战斗的形式。“文化战”用文化的优劣来定胜负：未来的文化战比之过去的“思想战”、“意识形态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不以人类的一部分种族和阶级去残害另一部分种族和阶级。

有两种抉择：一是冒险走极端，或左或右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一是稳妥的中庸调和之路。对此“人各有志”，根据自己的处境和成见而抉择其一；但我相信，对人们较好的出路其实只有一个──人们所做的其实仅仅是被命运选择。我相信中国文明可以矫正欧洲文明的弊端，整合已经支离破碎的世界，不同文明的特性得到互补。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人类的未来有三种可能性：1、人性毁灭文明；2、文明改造人体；3、人与自然的调和之路。中国文明整合全球所提供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即人与自然的调和之路。客观地说，现在无法确定最后实现的是哪种可能性。但既然生活在这个危机时代，与其被危机感吞没，不如设法摆脱这样的情境，使现代世界安然度过凶险与恐怖，抵达安全的太平盛世……即使这个太平盛世不那么富于生机。

回顾一下十七世纪，由于厌恶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野蛮，欧洲本土的拉锯战争终于告一段落，战争的动力从意识形态转向经济利益。三十年战争中的宗教狂热消失了，而欧洲国家的角逐转移到海外殖民地的争夺，直到两百多年后整个世界被欧洲列强分割完毕，新的大战阴云才在全球范围开始汹涌，结果导致“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全面发作。新三十年战争为了进行总体战，寻求了意识形态武器，但其性质已与宗教纠纷大不相同。但事情往往弄假成真，战争过后，意识形态的狂热不可能一下子消退，尤其战争间歇期〔1918─1939年〕之间，鼓动群众的疯狂于白热化地步，达到泯灭良知的地步──这一疯狂传染到中国，形成文革的奇观和惨剧，还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后。欧洲文明的军事传统，不仅使得欧洲被“北约”与“华约”所分割，还导致“华约”垮台后“北约”继续东扩，导致国际环境中战争的因素既未削弱，也没有新的领地可以转移──北约在逐个吃掉苏联的前任卫星国之后，正在试图并吞苏联前任加盟共和国。再以后呢，就是俄国、中国、回教世界和印度、非洲了〔拉丁美洲早就被美国“平定”〕；全球历史表明了自己的每一步发展，都是由战争的杠杆撬动的，而弱势者除了诉诸恐怖手段，好像别无良策，从暗杀地主老财到炸毁世贸大楼，“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

1945年以后的战争之所以没有发展为世界范围的总体战，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核子武器空前的毁灭力，使得战胜国和战败国一样可能沦为废墟，这样的胜利得不偿失，因而使得几大战国不再敢于轻启戎机，于是纷纷转向局部的“代理人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和总体范围的“冷战”：现代世界的基本和平就是如此以核武阴影来维持的。

二十多年前〔1981年〕我曾在《思想笔记》中写到：“现在还很难说，冷战这种基于核威慑的国际关系最终将导致什么结局，但由于其前提〔核威慑〕的非传统性质，结局也必然趋向于非传统。所以很难想象，未来世界会通过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以及秦汉帝国式的传统军事方法来实现统一。”二十多年来尽管时世变迁，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现实没有改变，而且越演越烈、日益扩散，武力统一世界的梦想如何实现呢？纳粹德国和苏联不能成就的霸业，现在的美国和未来的中国亦不能实现。在当今技术条件下，武力统一既然是缘木求鱼，就显示了“新文化战”的必不可免性。新文化战不仅是全球政府确立的途径，而且是统一战争的不二法门。在一片乱局中，只有独辟蹊径，独创一套处方，方能平定主权国家，创立全球政府。

新文化战的功能不仅带来和平的文明，并使这文明顺利同化不同种类的人、实现仁政。所谓“仁”，就是“合二为一的人”，就是以和平的文明同化不同种类的人。新文化战的副产品之一，就是将人类的命运从核威胁的阴影下一劳永逸地解放出来。

在核威胁下，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也许还不在于“国家”，而是在于“集团”如恐怖组织和独裁政党〔尽管其根源依然是主权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冒险首先对其他核国家发动核侵袭；但却有些不得志于天下的恐怖集团、革命政权敢于这样做。新文化战将发挥“以武止戈”〔武的构词意义〕的最大功效，创立新的模型。这样的新文化战不得不诉诸人类的良心发现，诉诸“战斗已经结束”的自我克制──而这离不开世界范围内的某种神权构架。其它形态的统治秩序，都是以谋略而不是以良知为基础的，谋略如果不是作为良知的过渡，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很难设想，没有某种宗教神道的催眠作用，全球政府能够有效运转并能得以巩固。况且，全球政府在人类历史上是首次出现……科学的神话似乎远远不能满足人类心灵深处仍居统治地位的感性的需要，理性、科学和正义这些东西或多或少还是一些应用工具，而不像神道那样可以构成安身立命的归宿。难以想象凭恃科学方法即足以统治世界，由于人不是机器，在人心深处居于统治地位的往往是“非理性力量”，所以，能管理机器的“科学方法”，却不适合以统治人类……这就是宗教形式经常受到打击但宗教精神一再死灰复燃的奥秘所在。新的神权中心不太可能是旧的翻版，如布达拉宫、哈里发政权、梵蒂冈教廷的再版，也不可能接近共产国际的莫斯科书记处，在更大程度上它是新的化合物：不是民族本位、国家本位的工具；而是全球文明的中枢。

我们理解：“维持一个帝国，比建立它还难”，因为世界性的信任危机已经全面深入，它的阴影侵入一切领域。就像社会危机的周期容易过去，但危机造成的信任损害却不易过去。虽然小心翼翼的承平又会重新回来，可是历史还是无可挽回地朝那必然的宿命滑进了一步。我们的总感觉是：每次世界危机的爆发，都是一次面向全球化的急行军。全球政府的建立，有待于阵发性的世界危机所造成的疲惫和瘫痪。例如经济危机，会造成许多破产和自杀，但更多是促成了经济整合。其中的痛苦对历史来说算得了什么？不过是些“必须履行的手续”罢了。我们理解，危机和需要对于建设工程的意义，较之千万大军的建筑队伍更为有效，惟有危机可以造就伟大的军队和无比的勇气，激发举世无双的梦想，它造就全球政府也许并不需要上百年岁月。

怀着希望而死去的人，也许才值得羡慕……垂死者的希望，可以掩盖终极的虚无和焦虑，从而“孕育了一个比他本人更伟大的生命”。人如果“归入历史”而成为无涯际汪洋的一滴，把“自我”做成回归运动的助燃剂，就加入了文明的脉络。如何解释当一个民族的自存受到威胁时，它的成员会奋不顾身地起而应战？我们相信，当人类的生存受到了欧洲文明模式如“主权国家崇拜”这一共同威胁时，各个民族不得不放弃彼此的前嫌，准备接受此前时代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全球政府。

四，“中国”的“保民官”

“Tribune”of the “Central Kingdom”

宋初的石介（1005年—1045年）号称“三先生之一”，其撰《中国论》，开门见山指出“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天在上地在下，中国内四夷外，在石介所勾勒的这幅“世界地图”中，“中国”被狭义地理解为汉人政权的代名词。在石介看来，地理中国处于统治天下的位置上，是宇宙和世界的中心，而当时的“四夷”如党项、吐番、契丹、朝鲜、日本、越南、大理南诏等周边民族，对“中国”只能是臣属关系。宋代的《华夷图》和《广舆图》，都将“中国”画得很大，而“四夷”则微乎其微，甚至模糊不清。 

在华夷杂交的台湾，庄万寿在《中国论》〔1996，台湾玉山社〕中批判中华意识说，“中国”一词体现了“民族自我中心偏见的地理空间”。在他看来，“中国”作为“含有相对关系的复词”，其“中”是用来与“外”相对的，所以“中国”是指文明的中央地区。这个概括的后半部分是准确的，但是为了区域独立而否定“中国”的普世意义，从而把文明与民族混淆，把文明概念变称为“民族自我中心偏见”──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中国式”的，而且是汉化的。庄万寿的这一态度，实际上才是台湾独立的最大障碍。

“中国”这一名称始于周朝，最初是指国都。古人认为帝王之所为“中”，其所建城邑就是“中国”。“中国”一词最早见于文献是在《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意思说，皇天既然把中国百姓和疆土付与我们先王，现今陛下只有行德。

在考古学上，“中国”二字最古老的记录是在一具青铜器“何尊”的金文上：“宅兹中或〔国〕。”说武王有意在中枢区域建立中心城市，然后由此统治四方方国。“国”字在甲骨、金文里都做‘或’，从戈从□〔城垣〕，指代武力守卫的城市。“中国”则是中心城市，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后来，“中国”引申为中原，文明之光从中心城市辐射到中心区域〔先秦时为黄河中下游〕，此中心区域被称为“中原”，即接受中国〔中心城市〕礼教的各个方国。故《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每举“中国”与“四夷”对称。如《国语楚语上》：“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也。”再如“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诗经·小雅·六月序》〕、“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礼记》〕、“蛮夷猾夏”〔《尚书·尧典》，郑玄注：猾夏，侵乱中国也〕、“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史记天官书》〕，都是这样。而孔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中的四夷，按照当时的范围讲，并不是韩国、越南、日本、新加坡这些远处，而就在现今山东省境内的部落群体。

可见“中国”是文明中心概念，而不是种族、民族或政权概念，匈奴、鲜卑、辽、金、元、清、日本、苏联等少数民族南下得逞，即以“中国”自居，中国与外国是中心与边区、天子与诸侯的主仆关系。中国的范围随着文明的扩大和卷入民族的增多而日益扩张：先秦时代中国是黄河中下游，秦汉时代中国是三十六郡、十八行省〔中国本部〕，元明清则比中国现有包括民族自治区域的规模还要大得多。

上面是“中国”，再看“保民官”。“道德威信与惩戒职能的一体化”，在王国时代的中国属于天子的职能，在罗马的王政时代结束以后的共和国时代则属于保民官的职能，因此也可以说“天子是中国的保民官”。

有时善之幌子容易造成恶的归宿，有时恶之形式反而有助于形成善的实质，因此我们前面探讨过“王道”即间接统治，就有极为深刻的人道功能。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王道与全球政府的相互关系。而这需要首先考查“全球政府”的性质。什么是“全球政府”？“全球政府”乃是把国家形式的完善置于首位，而不是极力寻求统治阶层的权力扩张和骄奢淫逸。

作为“王道”的典范和具体化，完善的国家尊重政治形式，不让掌权者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这样的“全球政府”只能以“间接统治”为其指导原则，否则就与“全球政府”这一定义发生了矛盾。一般说来，政治的基础是世俗的力量而不是精神的力量；是利害的施用、赏罚的二柄，而不是对信仰的尊崇；是对现世生活的抉择而不是倾慕超现实希望；总之，政治是小我的集中而不是大我的放射。这种区别在常人看来也许无关紧要，甚至不易辨别，但在慧眼看来却是泾渭分明的。在“全球政府”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是信仰而非暴力，是精神活动而不是贪恋利禄，是独身的精神贵族而非世袭的肉欲阀阅，甚至也不是古代的官僚与现代的党派。

这样，居于全球政府最高统治地位的那个人就被视为上天的代言人；其主要社会职责，就不是“如何进行统治”，而是“如何使天下归心”；也就是说，他主要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是作为一个“祭司”；他的主要使命不在保持世袭统治、不在促进尘世的利益；而在于如何“对上天负责”──用“历史教”语言说，就是“对历史负责”。“祭司”并非实际统治者，倒像罗马共和国的“保民官”，他不仅仅是民选的，而且在危机中涌现：涌现与民选同样富于“民主性”。

这不仅仅是诡辩。毕竟，天子─保民官的称号，是他终极的酬劳。

一个世俗君王具有双重任务：维持王室的统治与促进臣民的利益，但对于超越世俗的保民官则还要外加一重“文明史工作”：全球政府的来临既然不是偶发事件，不是某位保民官别出心裁的艺术品，而是全球性的需要，所以尊重它就是尊重人民自己。全球冲突极其复杂且不可预知，仿佛乱麻毫无头绪，如果天子─保民官使它清理，那么尊重他就是尊重人民自己。全球政府的“祭司”本身并不统治，而是遵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古训。“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范例并不是“欧洲君主立宪制”所提供的，而是产自中国文明。这符合古代名臣关于“垂拱而治”的政治原则；同时也应验了一句西谚：“只有当最不愿意成为统治者的人进行统治的时候，他的统治才可能是善的。”全球政府的“祭司”厌恶喧宾夺主的政治生活，讨厌这类活动干扰了精神格调，他的凝视在于世界的另一极。他的国虽在这个世界，不像基督的天国那样高远超拔，但毕竟具有童贞的幻想、坚忍的情操、简单的生活、精纯的心灵，这一切使他得以监察一切；但他并不卷入旋涡，以免被世俗所污。他的权能不是来自纵横捭阖的阴谋，也不屑于在各种势力之间挑拨离间，实行分而治之这阳谋。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原则要义出自《周易系辞》：“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历来阐释家们对于“垂衣裳而天下治”难以解释，不知制作或穿上衣裳跟治理天下有何干系。唐朝孔颖达认为“垂衣裳”是说，以前皮衣其制短小，后来黄帝之妻嫘祖发明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垂衣裳”显示文明。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用文明吸引天下，而不是用武力统一天下。明朝王桢的《农书》则明说：“垂衣裳而天下治”是亲蚕之事的祭祀活动，至后周坛祭先蚕，以黄帝西陵氏为始，历代因之。这就是“敬授民时”的仪式，君王以身作则开始农桑劳作，包括用蚕丝编织衣裳和穿衣示范，敬祈天地保佑农业。“垂衣裳”对治理天下的意义在于宗教仪式的性质，如明清两朝北京先农坛的“观耕台”和“观桑台”，就是举行类似仪式的场所。

“垂拱而治”表面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相同而实际不同。其原则要义出自唐朝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叁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史家以为这“十思”乃是“贞观之治”的源头。文章还具体指出：“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这完全不是现今专政时代的国人所认定的“空谈主义”、“不切实际”。因为“文武并用，垂拱而治”这句，是对君王的要求，不是对百官的要求；是对外行而不是对内行的要求；也是对“外行领导内行”的预防性警告。实际上，近代欧洲的君主立宪制正是从法律上保证了“文武并用，垂拱而治”的原则，禁止君王逾越“垂拱而治”的范围。只是唐朝没有制度可以限制君王不得逾越“垂拱而治”的原则，结果唐太宗一死，武则天临朝称制，大权独揽，为安史之乱埋下祸根。毛泽东1957年剥夺民主党派生存权利的前夕，曾经掩人耳目地大谈魏征和唐太宗的故事，他其实不是在寻找魏征，而是宣告自己做了“大唐皇帝”。虽然鉴于袁世凯的可悲下场和臭名远扬，毛氏终身不敢公然称帝，但他1957年以后的所作所为，仍是亦步亦趋地效颦袁世凯：自称“红太阳”〔这是暴君夏桀的称号，连秦始皇都回避了〕；频频登上天安门亮相〔效法袁世凯的登基〕；以文工团女兵充当后宫〔彭德怀斥责这一点因而罹难被害〕；培植子女继承职位，儿子死了就培植侄子……完全不懂“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示范和圣人“垂拱而治”的间接统治原则，才是通向政治稳定的道路。这都是因为，毛泽东如他自己所说乃是“斯大林的学生”，犹如北齐的高欢乃是鲜卑的继子──毛和高欢一样，并不了解中国文明的精髓所在。

中国文明是以天下和平为重心的政治设计，这样的“全球政府”是间接统治的典范。间接统治是天子─保民官的杰作，也是科学与艺术的婚礼所孕育的儿子。如果我们分析“权力”为“引力”及“压力”等两种形态，那么间接统治就是侧重引力，其手段是“赏”；而直接统治则侧重压力，其手段是“罚”。奉行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将收刀入鞘，举行典礼，把欧洲文明煞费苦心熬炼出来的核弹一概销毁。从此世界恢复到中国文明发明火药的初衷：放焰火而不是杀人。只有“礼炮齐鸣”，而无“军备竞赛”；“武装和平”等国际无政府病态立即结束：各国军费充作全球政府的基金，用于教育、医疗、改善环境。全球文明的纪元开始，人类不再有系统地彼此残杀，而把科学研究的力量转向外层空间。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全球政府不但是“地球文明”的温床，且是这一文明的雏形和自然而然的结果。天子─保民官不仅作为全球政府的创造者，也是作为“地球文明”化合者，莅临世界的。而全球政府的核心，就是“中国”，而不是支那〔CHINA〕。“中国”意为是全球文明的中心、中央国度；天子居中，是全球的保民官。

五，“中国”的内在意义

5. Underlying meaning of the “Central Kingdom”

中央国家气派的法律系统──它的读者不是法官，而是人民；它不是罪犯逃避的渊薮，而是法官惩戒的指南。新法律系统的目的是要使人民驯顺、安居乐业，社会不存非分作乱之想。

中国类型的国家与欧洲类型的国家之间存有一个基本差异：在中国，国家的元首本身被视为神的化身；而在西方，这一身份只被视为人，而人与神之间的交通员也只叫“上帝的使者”，西方意义的上帝之子不像中国的天子那样周期出现。至于佛教，更是人文宗教，尤其是原始佛教和小乘佛教，其原始形态与儒道两家的原理相去无几。大乘佛教则受到波斯太阳神教的渗透，正如喇嘛教是佛教与吐蕃本土原始宗教的混合物。而在《圣经》信仰里，人与神之间的界限却是绝对的。人绝对不能变成神，而只能绝对服从自己无从理解的神意，因为神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神的思想高于人的思想──这与禅宗“立地成佛”的旨趣，真有天壤之别。神与人之间的绝对界限，这也是吐蕃的活佛与阿拉伯的哈里发及罗马的教宗之间最大的不同。活佛本身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但并不代表唯一的超自然力量；活佛是多神教而非一神教的概念。

从政治上说，无疑，活佛制度深受中国皇权思想的影响，例如中国文明的核心概念“天子”，对活佛制度的形成显然曾有作用。质言之，无论是西藏的活佛制度还是日本的天皇制度，都是中国“天子”观念在周边地区的特殊发展。前者的意识形态系统是佛教，后者的意识形态则为道教。阐明这一点有重要意义。真正的大一统政体从名义上说，虽然都是政教合一的，但其元首往往并不具有直接统治的独裁权力。所以，中国两千年以来的皇权制度虽然亦有祭天祀地的国家宗教系统作为背景〔不是儒家思想而是披上了儒家思想外衣的自然神论：“古代自然崇拜”〕，却不能算是“神权政治”，因为皇帝们施行的是秦始皇那样的直接统治，尽管稍微温和一些但毕竟同属霸道；而不是周天子─保民官〔或罗马教皇、日本天皇、西藏活佛、回教的哈里发〕那样的间接统治，那样的间接统治才是王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虽然握有政权， 但其主要角色在历史典籍的描述中，似乎还是施行间接统治的“大祭司”，类似于活佛、哈里发、教皇、日本天皇。

尤其后者，连名号都是直接从中国挪用的。例如就《三国志·魏书》中有关“倭人”的记载来看，完全没有一点人们后来所说的“日本天皇制度”的影子：

书载“蛮夷猾夏”，诗称“玁狁孔炽”，久矣其为中国患也。……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

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所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乖船南北巿籴。

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巿籴。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有四千余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鰒，水无深浅，皆沈没取之。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官曰尔支，副曰泄谟觚、柄渠觚。有千余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东南至奴国百里，官曰兕马觚，副曰卑奴母离，有二万余户。

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离，有千余家。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官曰弥弥，副曰弥弥那利，可五万余户。南至邪马壹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鞮，可七万余户。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余旁国远绝，不可得详。次有斯马国，次有已百支国，次有伊邪国，次有都支国，次有弥奴国，次有好古都国，次有不呼国，次有姐奴国，次有对苏国，次有苏奴国，次有呼邑国，次有华奴苏奴国，次有鬼国，次有为吾国，次有鬼奴国，次有邪马国，次有躬臣国，次有巴利国，次有支惟国，次有乌奴国，次有奴国，此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余里。封于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来，其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

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其风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长上，竹箭或铁镞或骨镞，所有无与儋耳、硃崖同。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卧息异处，以硃丹涂其身体，如中国用粉也。食饮用笾豆，手食。其死，有棺无椁，封土作冢。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葬，举家诣水中澡浴，以如练沐。其行来渡海诣中国，恆使一人，不梳头，不去虮虱，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妇人，如丧人，名之为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顾其生口财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杀之，谓其持衰不谨。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柟、杼、豫樟、楺枥、投橿、乌号、枫香，其竹筱簳、桃支。有姜、橘、椒、蘘荷，不知以为滋味。有狝猴、黑雉。其俗举事行来，有所云为，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辞如令龟法，视火坼占兆。其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人性嗜酒。

魏略曰：其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春耕秋收为年纪。见大人所敬，但搏手以当跪拜。其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妇人不淫，不妒忌。不盗窃，少诤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赋。有邸阁国，国有市，交易有无，使大倭监之。自女王国以北，特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常治伊都国，于国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皆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遗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

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

东渡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余里。

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余里。

〔以上援引自《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其中“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余里”的“侏儒国”，可能是指菲律宾，因为整个“在海中洲岛之上”的日本，被计量为“周旋可五千余里”，而日本距离菲律宾，差不多就是日本自身的长度。至于日本“东南，船行一年可至”的“裸国”、“黑齿国”，可能是指美洲的印第安人国家。不仅裸和黑齿等风俗相像，而且距离遥远，远过印度尼西亚和大洋洲。〕

考夏、殷、周的天子都有神格，虽然这种神格已在儒家人文思想及“阴阳五行史观”的照射下失去了绝对性质。但仿自中国的日本“天皇”及西藏“活佛”，距离世俗权力较为间接，其精神权威则较中国皇帝为强。另一方面，哈里发及罗马教宗的宗教色彩较之中国皇帝虽强，但他们本身却不具皇帝的半神身份。罗马教宗和哈里发虽然只有“先知继承人”的身份而无“上天化身”的位格，但由于他们遵循了间接统治的原则，使得他们君临的政府比半神的皇帝直接统治的政府，更形稳定。

在现代科学的冲击之下，“神格”已发生极大的动摇，并有继续崩溃的趋势。但是，在最新的生物学进展中，似乎又看到了新的神格正在出现的预兆及光线。

尽管生物学所发现的神格，寓藏在“基因配置”里，主要接近佛教式的主观神、人文神、神秘瑜珈生命力之类的“神”；而不是客观神、造物神、自在之神。但无论如何，全球政府的神权还是需要一些新的综合，以弥补上述两大神学体系之间的鸿沟。

“天子哲学”或“保民官制度”可以护卫全球政府的秩序，使之具有善的本质，从其善者而取之，从其不善者而弃之，在主观神和客观神这两大神学体系之间架设桥梁。全球政府的未来既然建立在“大都会文明”所遗留的文化沙漠上，那么使这一沙漠恢复生机就是首选的考虑……现代城市的污染情形是一幅缩影，它预示，在全球政府降临之前的年代里将充满灾难，在逻辑上这些可怕的情况不会根本改善而只会逐渐恶化，否则就无须出现全球政府的拯救了──全球政府是挽救世界的最后努力，其天职在于消除人性与技术文明之间的历史性分裂，在既不毁灭技术能力又保存人性真实的基础上，开辟出新的历史模型……全球政府因此治愈大都市文明的晚期癌症。

历史的记录已经显现：各个文明的风烛残年都体现为各自的“大都市文明”──如埃及的底比斯、马其顿的亚里山大里亚、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与亚述、拉丁的罗马、中国的长安与北京、印度的德里、美洲的墨西哥城……莫不如是。但这一次不同，全球政府将通过“舞台的转移”，吸引和迫使人们面对外层空间，展开探险之旅，无须坐等全球文明的腐烂。如果丧失了这个外在目标，空前规模的涣散还是会在全球政府之后的日子里劫掠整个地球……是的。人类需要一个整体目标，以避免自己的堕落和颓废。那目标就是向外层空间扩张，以免丧失了文明的焦点，使自己重堕动物状态。

创造是灾难的孪生姐妹，创造就是改变平衡并进而确立生成的优势，创造的前提是“紊乱”乃至“死亡”，如果创造行为给现存世界带来无量的损害，也不必惊奇，继续前进的需要高于一切，否则现存世界灭亡之前，会把荼毒疯狂发泄到每个人头上，不论人们创造与否都是一样……这就是历史的交响诗：“灾难─创造”；而不是“创造─灾难”。“无为”的误解虽然诱人却是虚幻的，除非无为的意思仅仅是“无视”。

在超然透视下，所有文明的历史深处，都有一个“隐秘的中国”：每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世界的主干。这不是简单的民族偏见，而是文明人类赖以存活的“焦点”，不仅文明如此，个人亦然：人必须觉得自己是中心，才能健康地存活下去。如果人觉得自己和家乡、祖国失去了中心地位，他就会摆脱家乡和祖国，奔赴心目的中心国度。例如，对于一个自愿的移民来说，目的国已经成为他的“中国”，有一个神奇的世界正在那里生成发育，等待他去收获。

思想所成就的事情，要比事实所成就的事情远为惊人：一度无人知道的存在，用它的理念吞噬世界，使文明充斥新的行色……“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书经·商书·仲虺之诰》〕

慢性的撕裂、快速的消蚀，都是来自人性的变化，但却深不可测。这位怪物叫作“爱”，叫作“认可现存事物”，叫做“对变革的歇斯底里的恐怖”。所以在朝谒全球政府的保民官之前，请摈弃这样的爱，摈弃先前的认可，摈弃已然的献身，全心投入纯净的光彩。包涵智慧、恪守道德、怀抱忠诚的精选者群体，他的名字叫“中国”。

新的中央国度，可能由任何种族与文明构成。如此“中国”的要义是“CENTRAL STATE”或是“CENTRAL CITY”──全球的种族重心、文明中枢、信息总机。新的中国，踏平现代的不义，确立新的爱、认可、献身。他知道事情的另外一面：传统的力量不可偏废：“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书经·商书·仲虺之诰》〕

中国，就是文明的中心；文明的中心，就是中国：“国”的古义是城邦，是“囗”中之“或”，即“城墙中的疆域”。文明中心是城市。所有具有规模的文明，都是起源于城市的权力中枢。在这样的意义上，未来意义的“中国”，就是“全球规模的文明中心与权力中枢”。中国的原意既然是文明的中心，文明的中心就是其自身意义的中国──未来的中国不在今日中国〔“支那”，China〕的版图内，是十分正常的；正如今日中国并不在夏商周三代的版图内。

过去的中国，已经脱离帝国时代，先后作为“半殖民地”、“苏联卫星国”、“联合国成员”进入全球时代，以便加入未来的更大中国：“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书经·商书·仲虺之诰》〕

全球意义的“中国天子─保民官”，也会冲破地理的牢笼，把他的触须伸向世界历史的每一旮旯。一切地方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的、种族主义的世界观，不会比幽灵更为长寿，所有的偏见要重新集合在全球规模的旗帜下：天子─保民官。──这是后现代的全球社会发展所指向的超度，超越所有区域信仰和时间记忆：全球纽带，如此形成。

这道强烈的闪电，飞过现代人混沌的心境，像金剑劈开远古的黑暗，天子─保民官出现在科学技术─商业文明所造就的精神荒野中。这荒野正吞噬地球，无边阴霾凸显了新新人类的史前深渊，这无君世纪所留下的深深创伤，使得缘起东方的天子并不囿于东方，而浸透世界，成全圣功，融冶东西南北中为一体，造就一个全球功能的“中国”！

六，反恐战争的逻辑结论

6. The logical conclusion of war against terror

2004年，美国这个最年轻的帝国，全面占领了伊拉克这个最古老帝国的遗址。但是美国情报机构的最新报告显示，伊拉克已取代阿富汗，成为培养下一代职业恐怖分子的训练基地。伊拉克正向恐怖分子提供“新的实战训练场地”，并现场招募具有献身精神的成员。如果这些恐怖分子大难不死，就会派遣回国或到其它国家，发动城市游击战。报告认为在阿富汗接受训练的“基地组织”成员会逐渐消失，部分被伊拉克冲突中经验丰富的幸存者取代。

报告显示伊拉克已进入暴力冲突的首选名单，和巴勒斯坦、车臣独立运动、菲律宾南部、泰国南部的回教组织并列，共同传播着激进的回教思想。预测到2020年，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将被其它回教极端组织吞并，即与各地分离运动组织溶合在一起。多数反恐专家认为这种合并目前已在进行之中，结果要搜集这些新组织的情报越来越难。那些本来就通过互联网而极容易联系、训练和招募新人的恐怖分子，最后将变成一个综合性的全球恐怖组织，这个组织并不需要设定一个固定的总部：“训练材料、目标指导、武器知识和筹措资金”等，都可能通过互联网而轻易完成。 

在这种状态下，要想取得反恐战争的彻底成功，其逻辑结论是不得不建立全球一体化的全球政府：那意味着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统治。这个政治实体需要中枢制导，只有中枢制导才能战胜国际恐怖主义、铲除其根源主权国家的割据；正如罗马肃清海盗、秦国抑制游侠等等。还有阿拉伯“统一帝国”的例子，就是起源于穆罕默德以“圣战”取缔并替代了阿拉伯贝督因人定期的劫掠商道的恐怖活动，然后统一闪族世界，进击地中海沿岸。而在他之前一千年左右，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曾经沿着相反的路线、以相似的理由，直扑中东、埃及、中亚细亚和印度河流域各个独霸一方的主权国家。

2008年9月，在非洲索马里海域，三天之内有二艘香港货轮遭到海盗洗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二艘被劫货轮竟然名为“伟大的创造”（Great Creation）。这是2008年7月以来在索马里附近海域被海盗劫持的第十四艘外国船只，索马里因此被国际海事局列为全球最危险的海域。9月16日，法国总统在法国特种部队成功营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两名法国人质后，呼吁建立一支类似“海上国际警察”的队伍，以保障索马里附近海域海上运输安全。他还表示，法国将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这一问题提出倡议。据指出，美国海军司令部已在该海域设立“安全走廊”，由多国军舰联合巡逻，为过往船只保驾护航。索马里海岛猖獗的原因是因为它自己没有海军，却拥有三千公里的海岸线，是整个非洲最长的，专家们认为，索马里海盗可能是索马里人，也可能来自肯尼亚或其它国家，甚至可能是职业海盗，他们乘坐的船只一般伪装成渔船，在发动攻击的时候则使用快艇。仅仅2008年头八个半月，就有三十多艘外国船只遭到索马里海盗袭击，目前仍有十艘外国商船被他们扣押。到了2008年6月，联合国不得不通过决议，允许外国军队在索马里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进入该国领海打击海盗。

除了传统海盗，互联网世界也在形成一种新型的海盗。那就是一般人们所说的骇客（黑客，hacker）。也就是企图打破网络规则的人们。

和骇客相反的势力，则是企图永远控制网络世界的人们。

2005年11月，联合国举办的有关信息技术的高峰会议在突尼斯举行。有关各方就互联网应当归谁控制问题展开争论。因为互联网从1990年代兴起以来，已经发展为一个全球性市场。而且互联网已经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信息来源，互联网上还可以找到各种观点和政治评论。鉴于互联网是如此重要的工具，世界各国现在都企图控制互联网的建构和运作。

1998年，美国商务部把互联网的一些重要方面让一家民营公司ICANN〔发音EYE-CAN〕来控制。ICANN是英文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的缩写。例如，ICANN公司负责分配网域名称、网名的门类标志，如.COM、.NET等等；还有代表每个国家名称的两个后缀字母。ICANN公司有一定的互联网执法权力，如可以把某些网址从互联网中取消，还可以出售并登记域名。因此，欧洲联盟以及中国、伊朗、叙利亚和古巴等国已经表示，他们反对“美国对互联网的主宰”，反对ICANN公司拥有现行的权力。这些国家的政府认为，世界各国的政府应当设法磋商，制定出一套政策原则，让ICANN公司来遵守。这些国家还建议，互联网的控制应当交给一个独立的国际机构，这个国际机构跟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联盟关系。

只有以全球事务而不仅仅是主权国家的自私任务为自己使命的，才能避免“主权国家利益至上”导致的丑闻：如进驻伊拉克的美军虐待战俘。否则，在主权国家利益至上的政策主导下，像“美军破坏巴比伦遗迹震惊国际考古界”这样的破坏事件将层出不穷。

大英博物馆2005年1月15日公布一份专家调查报告，谴责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破坏了位于伊拉克的世界著名古城遗址巴比伦。因为一项紧急调查发现，这座始建于公元前3000年的文明遗迹正遭到“持续的毁坏”。报告指出，伊拉克战争开始不久，位于巴格达以南九十公里处的巴比伦就被选为美军和波兰军基地，结果古迹损毁严重。宁马克神庙的部分屋顶已经坍塌，“女神门”上的装饰砖已经出现许多大缝和裂纹，因为有人试图窃取它们。具有两千六百年历史的砖制甬道被坦克碾碎，古老的露天剧场里可以看到汽油的痕迹；而美军的战壕干脆一直挖到古迹遗址中，刻有尼布甲尼撒二世印鉴的古砖已被损毁：“联军可以在那里自由使用装甲车和直升机，还在那里建立了大批军用设施。” 因为这是主权国家的联军，不是全球政府的王师。尤其令人注意的是，美国一直拒绝承认保护主要考古遗迹的《海牙公约》。这多少因为美国自己没有什么考古遗迹需要保存。但自己拥有不少古迹的英国就不同了，因此英国国会考古学小组的负责人就比较能体谅伊拉克人的痛苦心情：“那些是世界遗址，美军所做的不仅仅是破坏伊拉克的文物，完全是破坏整个世界的文化遗产。”在我们看来，这不仅是美军的罪过，也是所有主权国家的原罪──主权国家就是战争策源地，是招降纳叛、藏污纳垢的鸡鸣狗盗之徒的大本营和总后台。

事实上可以说，恐怖组织也可算是没有获得外交承认的主权国家，其典型就是阿富汗神学生塔利班运动；而主权国家就是获得了外交承认的恐怖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现代以色列以及所有革命国家甚至传统国家的暴力主导的恐怖历程，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相反，全球政府则具有全局视野。全球政府也许具备神权政治的要素，也许满足世俗文明的吸引，但都是以自己的方式给出“政治一体化的精神焦点”。就最近的历史发展来，全球国家的结构更可能立足于反对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世俗主义的主流思想，和海外殖民以来的科学主义──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结束国际恐怖主义与现代恐怖活动。

现代恐怖活动对全球政府的推动力，正像古代地中海海盗活动对罗马帝国的推动力，和荆轲等侠义刺客对秦朝统一的推动力。如荆轲〔？─前227年〕者，本是齐国庆氏的后裔，战国末期人，人称庆卿，后迁居卫国，始改姓荆。他喜好读书击剑，曾游说卫元君，但不为所用。游历燕国，燕人叫他荆卿，亦称荆叔；后被燕太子丹尊为上卿，目的是派他去刺杀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前227年荆轲刺秦失败，秦国急攻中原各国，仅仅六年就平定中原所有的主权国家，创立了当时的“全球政府秦”。显而易见，若非穷尽征服六合、犁庭扫穴所有主权国家，就无法取缔一切分裂活动和“恐怖活动的策源地”。

当然在此之前如果不能使自己达到充分“开放”与“公正”的国际水平，就无法扩充综合国力，以达到可以征服各国的境地。举一个例子：现在的中国〔CHINA〕是经历了王朝时代―帝国时代―全球时代而形成的，有朝一日，现在的中国〔CHINA〕如果在开放程度与公正程度方面超过了美国，则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平台，引纳全球最多的投资、人才、技术，成为世界中心。“世界中心”不是靠武力征服建立的，而是靠文明平台建立的。

文明意义的“中国”，就是“中央平台”，相当于电脑系统的“中央服务器”，信息中心。

文明意义的中国之不同于现在意义的中国〔CHINA〕，其义至明，正如古代的天子向心不等于现代的个人独裁，即使世界历史上最富于专制传统的古代中国，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个人独裁，而是群策群力的宫廷政治。全球政府的创立，不可能基于现在意义的中国，而是基于新文化战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基于兵不血刃的全球整合者。

考察文明意义的“国”，与“野”对应时意为“城”，故中国可以理解为“中央城邦”，即王畿京畿京师，此为“王国时代”之意。到了“帝国时代”，“国”与“家”对应，成为“整个统治区域”的代称。进入“全球时代”，中国沦为各个强权国家〔“列强”〕竞争吞噬的对象，好不容易熬了一百多年〔1840─1945年〕，才成为主权国家俱乐部的一员。在未来的全球政府时代，“国”的意义将是“信息中心”，“中国”的意义将是功能优越的“全球工作的中心平台”。

“未来中国的概念”，就是建立一个全球平台的概念。世界权能中心，不是靠武力建立的，而是依赖卓有成效的信息储存，尽管这需要必要的武力予以防卫，但根本的世界中心都是通过“建立平台”、“交易信息”来造就的。例如，由于提供了一个法治的容量宽阔的平台，“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与奉行十二铜表法〔“罗马法”〕的罗马得以容纳各种国际力量成功汇入，以其优质平台，诱引“百夷来宾”，造就“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显赫霸业。

浅薄的历史学家们，认定“虎狼之师秦”和“罗马军团方阵”征服了世界，其实，在此之前很久，秦和罗马就通过它们各自的“法”，建立了当时自己区域内功率最大的“中枢平台”。

就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欧陆各国言，其作为“世界工作平台”的性质，不如英国；尤其就法治、工具理性及所谓种族容忍、文明宽容等兼容度〔“公正性”〕而言，不如英国。──故英国得以建立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体系即最大的工作平台。但英国本土毕竟不是移民国家，又是岛国，故不能建立足可平衡全球均势的工作平台；于是，全球工作平台这个角色逐渐由美国来扮演了。

有朝一日，不论现在的中国〔CHIHA〕或是印度、阿拉伯世界，若能建立一个较美国更稳定、更具包容性、更能容纳创造力的工作平台，则世界中枢就会自然而然地再度转移到那里。那个拥有世界中枢的国度，就是“中国”。古人所谓“议礼，制度、考文”，可以被我们理解为“建设一个合理、公正、文明的全球平台”。而所谓“秩序”不过就是“社会生活的平台”。如此，礼要合理，度要公正，文要光明。礼制就是合理公正光明的社会秩序。礼制的天下统治，就是合理公正光明的全球秩序，而我们现在就是为此作证。 

古人所谓“修德以来之”，在我们的理解下，就是“建立好的平台”。如《论语·季氏》所说：“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朱熹《论语集注》：“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德以来之。”刘宝楠注：“修文德者，修谓加治之。文德谓文治之德，所以别征伐为武事也。”〔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在我们看来，“修文德”，用现代概念就是“通过文化战、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文明的工作平台”，让各种有生力量得以汇入。这不是“道德治国”的“德政”，而是“效率治国”的“仁政”。

就此而言，诸葛孔明〔181─234年〕比通常所谓的儒家都更好地理解了孔子，他写道：“东夷之性，薄礼少义，捍急能斗，依山堑海，凭险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乐，未可图也。若上乱下离，则可以行间，间起则隙生，隙生则修德以来之，固甲兵而击之，其势必克也。”〔诸葛亮《将苑·东夷》。译文：“像日本这样不开化的少数民族，不守礼义，勇猛强悍，凶狠善战，他们依山傍海，凭借险要的地形，有较强的自我保护、对外攻击的能力。其内部上下和睦，百姓乐业安居，不可能很快地战胜他们。如果在他们内部出现了上下不合的兆头后，用离间的办法，扩大他们上层内部的矛盾，使之混乱，使百姓背弃他们，造成尖锐的冲突，然后用仁义、道德的理论安抚、招抚他们，并配合以强有力的军事进攻，就可以取得彻底的胜利。” 〕

完成时间约在孔子和诸葛亮之间的《礼记》，也重复了相同的思想：“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故明于顺，然后能守危也。”〔《礼运》〕

这就是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时候。

七，世界和平仅需有限战争

7. World peace requires no more than limited war

“世界和平仅需有限战争予以维持，而不须无限战争──其前提是拔除主权国家这个祸根和战争策源地。”上述观念，是中国文明对于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而有限战争这个观念的专利，当属孙武〔字长卿，约前535─前482年黄池会盟以后〕。他在《孙子.火攻》篇中写道：“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1972年4月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墓，同时发现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数百年来的争论告一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的齐国人、后来成为吴国将军的孙武。

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前517年〕左右，孙武刚刚成年就告别齐国，来到吴国寻求事功，后来葬在吴国，因此《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把孙武称为“吴人”。在吴国，他结识了楚国流亡者伍子胥。伍子胥公元前522年因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被楚平王杀害而逃到吴国避难，立志兴兵伐楚。

公元前515年，吴公子光联合伍子胥等人，以专诸为刺客袭杀吴王僚，自立为王，称阖闾。阖闾即位后，礼贤下士，任用伍子胥等一批贤臣，体恤民情，积极向长江中游发展，力图灭楚称雄。隐居的孙武躬耕之余写作兵法，请伍子胥引荐自己。经过孙武训练，吴军素质明显提高。前512年，吴军攻克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舒国〔今安徽庐江县西〕。此后吴军连年攻入楚境，轮番袭击使得楚国力量不断消耗，国内空虚，属国叛离。公元前506年，楚国攻打吴的属国蔡，三万吴军乘坐战船溯淮河而上，直趋蔡国与楚国交战。楚军见吴军来势凶猛，就放弃蔡国，收缩部队，以汉水为界加紧设防。但孙武突然改变沿淮河进军的路线，放弃战船，改从陆路进攻，直插楚国纵深。伍子胥问孙武，吴军习于水性，善于水战，为何改从陆路进军？孙武说：用兵作战，最贵神速。应当走别人料想不到的路，以便打它措手不及。逆水行舟，速度迟缓，楚军必然乘机加强防备，那就很难破敌了。孙武在三万精兵中选择了强壮敏捷的三千五百名精锐为前阵，身穿坚甲，手执利器，连败二十万楚军。冬天吴军攻入楚国首都，迫使楚王仓皇出逃，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范例，吴国的势力因此得以北上，称霸中原。而这意味着春秋时代结束，战国时代开始。 

《孙子兵法》虽是春秋时代的产物，但其效用却超越时空。《孙子兵法》作为世界最早的兵书、中国兵学的奠基之作，早在三国时代曹操〔155─220年〕就为它作过系统注解。南宋宁宗时刻印的《十一家注孙子》，与宋抄《武经七书》本，经清人孙星衍校定考辩后，成了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敷实用的读本。八世纪《孙子兵法》传入韩国、日本，十八世纪传入欧洲，现今译成三十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孙子兵法是讲述大战略的，涉及战术的成分十分精练，点到为止。随着时代迁异，某些战术思想显得陈旧〔如火攻〕，但其精神依然是主张灵活运用的，所以智者可以举一反三。战术不够，可以从战略中汲取灵感予以创造。有人主张，现行版本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次序有些紊乱。但无论如何，如果根据现代人的理解去重新编辑，会更加冒险。

起首的《计篇》，是总论和提纲性的东西，这从名称上也可看出。剩下的十二篇，我们可以看作六组：

1、《作战》与《谋攻》是第一组。《作战》其实不是讲解战役作战，而是总论战略格局的，是从战略的层面上阐明战争原则。多方论述战争方法的利弊。《谋攻》是从战略上阐述军事攻击的合理方式：在战争中如何握有主动权，保持攻势并令敌人处于劣势，自己占上风，寻敌之弊以攻之。当然，懂得防守是起码的，不能守的人更不能攻了。但攻又是必须的，即使处于守势，聪明的人们也常常以攻为守。

2、《军形》与《兵势》为第二组，前者讲解了军事方法之运用，主论何者可胜，何者可败，与攻守的异形。后者，使我们明白无误地看清孙子的思想渊源了：他主张乘势行权，以达目的，和后来的法、术、势各派〔以及《老子》的谋略〕如出一辙。孙子是很少谈论人心教化的，什么仁、礼、道，在他看来不过是权宜之计、致胜之道、用兵方法。孙子实出于《老子》传统，甚至创造了《老子》传统。

3、《虚实》、《军争》、《九变》，主讲权术与计谋，并从战略角度分析了一些战术。对于军人，这一组十分重要，所谓“兵不厌诈，虚实相惑”，尽在于此。同时，作为文明尚未彻底衰落时代产生的著作，其中提到对待同志是不能行诈，而必以信立的；诈术只是对待敌人的军事手段。当然，这个军事手段一旦扩及政治领域，战国时代就不期而降了。

4、《行军》、《地形》、《九地》，主讲军队调动问题及其所遇到的诸如地形及不同地形导致的不同结局等。在战争中，军队除了战斗外，调动营盘、部署力量、保证供给，就是最大的问题了，而这又与掌握地形及交通条件密不可分。

5、《火攻》，在古代是很有成效的一种战术，在近代早已被轰炸所替代和包括。虽然我们对于孙子所说的五种火攻方法不甚了然，但从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的名目看，其战略战术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仔细一想，举凡飞机、坦克、潜艇甚至核子武器，与自杀爆炸，都是运用火攻的不同形式。原来，超越冷兵器时代的整个“热兵器系统”，都可以看作“火攻”的扩大化。由此观之，孙武的见识确实不同凡响，竟然能够模糊认识到两千年后火器时代的战争重点，这也许正是“历史预感”的生动范例。

6、《用间》，不仅讲间谍战，而且对如何布置运用第五纵队迄今仍有指导意义。用间的社会瓦解、心理破坏力量，比炸弹即现代化的火攻更为强大。把《用间》用作《兵法》的殿后，很有意味：孙子显然将此视为高于火攻的战术，这等于预言：惟有“用间”方能消除核威胁以及“穷人的原子弹”自杀爆炸──即现代化的“火攻”。对主宰未来世界命运的良将，就更是如此了。不能用现代人的狭隘把间谍的工作仅仅理解为“刺探情报”；因为“反间”和“深入敌后”乃是关系到国运国脉的大事。分化敌人、各个击破，不仅是政治的胜利，而且是文明的胜利。惟有文化战的主宰者，可以通过国际融合集团顺利施展之，否则“用间”不当，反会伤己。越是腐败的势力，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件，就越是层出不穷。

从文化战──“平定主权国家/创立全球政府”的角度审视《孙子》，其明显具备了国际战略和国际融合集团的概念。他在《用间》篇的末尾也就是全书结束时总结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把伊挚和姜太公都归入间谍的行列，而把“能以上智为间者”，看作颠覆政权、完成革命的关键手段。而在我们看来，这也是文化战的基本战术。

在《孙子》看来，明君贤将应该是先知，而“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如果不是先知而想动兵，就是“不仁之至”，因为战争费用太高，不可等同于儿戏：“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这样的军事领袖“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回教徒所以称穆罕默德为“先知”，用《孙子》的观念来，就是他善于运用间谍，所以能够“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成功征服阿拉伯各个部落，并进军中东各国。先知的事业，就是这样得力于“用间”的。

据前说来，《孙子》几乎概括了一切军事思想、战略意识，正像《周易》概括了宇宙法则、人文精神，《孙子》思想在后学看来也是琳琅满目、无奇不有甚至尽善尽美。其实未必。因为既然是人间，怎么会有一样完美的东西呢？只是《孙子》的战略思想影响太深，几乎给中国固有的几乎一切军事思想定了型。其结果不仅造成空谈兵书的风气，而且使得缺乏实践经验的人读了《孙子》便以为可以从事战争，忽略了技术训练。长期下来，中国的军事装备日益落伍，唐朝在新疆与阿拉伯人的接触、近代在海上与西方的接触，都没有彻底改变这一状况。但《孙子》到了本来就十分重视乃至过度依赖军事技术的欧洲人手里，就具有了矫枉过正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读《孙子》，可以省略其时装与论证的部分，而重点阅读其精神与论点部分。

书后将附录我据此作出的摘要。

（另其一单页）

第九章 天下与国家

Chapter Nine Universality and the State

种族分类学可以用来预测行为。研究资料说明黄、白、黑三大种族的特性具有很高的内在规律性。通过对于脑体积、智力、性格、性行为、繁殖、成长率、生命周期、犯罪以及家庭稳定等各方面的研究，发现黄种人在这个谱线的一端，黑人在另一端，白人在中间。未来的全球政府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把这些具有明显先天差异的人群，组织在同一个社会系统中，并让他们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同时又不至于演变成印度那样的种族隔离社会〔种姓制度〕或美洲那样的种族疏离社会〔族群社会〕。从中国文明的观点看来，科举制度是个打破“种族─民族─阶级─集团─姓氏”界限的好办法。 

一，种族的界限

1. Racial divisions

澳大利亚史家罗·华德〔Russel Ward〕根据人类学资料指出：“澳大利亚的原始居民，即土著，其皮肤虽为棕色偏黑，近黑色，但从体格外貌上看，他们像高加索人种，而不像尼格罗人种或蒙古人种。例如，他们的头发一般长得浓密，但是既不像蒙古人的头发那样细长垂直，也不像尼格罗人那样卷曲，而像欧洲人的波状发型；婴儿的头发为金黄色。”〔Russel Ward，The History of Australia，P.1，1978，London.〕

考古资料显示，“原始高加索人种”是澳洲黑人的早期祖先。原始高加索人种约两万年以前居住在中亚一带，后来向外扩散，向西扩散便成为“雅利安人”，向南扩散便成为达罗毗荼人、锡兰人，向东北扩散便成为日本的虾夷人〔Emishi〕。他们自称阿依努人〔Ainu，或译爱奴人〕，“阿依努”在其本族语言中的意思是“人”。可能阿依努人觉得自己最近的邻居和掠夺者〔倭人，现在翻译为“和族”〕不是人吧。因为两者在人种上的差别确实不小。考古学还证实，印度支那、马来半岛和印尼现在还残留澳洲黑人的同种居民，例如苏门答腊岛的古甫族和马来半岛的塞芒族。澳洲黑人的迁徙路线，显然是中亚──印度支那──马来亚──印尼和新几内亚──澳洲大陆。上述考古研究表明，原始高加索人种是白种人和印—澳黑人的共同祖先，但却和黄种人无关。

居住在塔斯马尼亚岛的黑人已经在十九世纪被英国殖民者以极端残忍的手段灭绝掉了，但其化石和遗骨研究表明，他们和澳洲大陆的黑人不是同种。塔斯马尼亚黑人头发蓬松卷曲、嘴唇稍肿，很像美拉尼西亚人和新喀里多尼亚人，属于大洋洲尼格罗种人。他们与非洲尼格罗种人一样是在潮湿的热带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直到今天也没有在澳洲大陆上发现任何塔斯马尼亚人的痕迹和他们的同种人，说明塔斯马尼亚人不是先到大陆再南下的，而是远道漂航而来的。

1996年4月28日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旅游名城阿瑟港，发生了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街头杀戮。二十八岁的布瑞恩特的杀戮从一家拥挤的咖啡馆开始：他端枪向顾客们扫射，之后又来到停车场和店外的大道上向经过的车辆和行人射击……一口气打死了三十五人，打伤十八人。随后他逃到当地的一家旅馆，在被警方围困十几个小时以后束手就擒。布瑞恩特有精神病史，智商仅为66。没有人能想到这个一头金发的智障孩子竟然会继承了欧洲早期殖民者的遗志，不过这次不是用来对付塔斯马尼亚人，而是用来对付白人自己。他在法庭上微笑着承认了所有指控，被判处三十五个无期徒刑。惨案发生后，澳大利亚政府定出新法，禁止销售半自动步枪。但是导致大屠杀的“集体无意识”不会很快消除的。否则精神病人怎么会对同胞大开杀戒呢？

这些研究对我们的课题还有什么意义呢？它是否从另一方面说明塔斯马尼亚人特别原始？

腓力普·洛旭庭教授〔J.Philippe Rushton〕在他的《种族、演化及行为》〔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一书中指出，种族分类学可以用来预测行为。总体来说，以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为代表的东亚黄种人彼此比较类似，但却不同于美国白人、德国人以及俄罗斯人，而后面这些人彼此比较相似，但却又不同于彼此相似的美国黑人、海地人以及撒哈拉黑人。该书的研究所取用的资料说明黄、白、黑三大种族的特性，具有很高的内在区别度。

在过去二十年中，腓力普·洛旭庭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大种族即黄种人〔东亚人〕、白人〔欧洲人〕以及黑人〔非洲人〕身上。通过对于脑体积、智力、性格、性行为、繁殖、成长率、生命周期、犯罪以及家庭稳定等各方面的研究，发现东亚人在这个谱线的一端，黑人在另一端，白人在中间。整体上，东亚人显示了较慢的成熟期、较低的繁殖率、较低的性活动率、较大的脑体积以及较高的智商。黑人则完全相反，白人在中间，但比较靠近东亚人。

黑人、白人、东亚人的平均差异：

［生理特征］

繁殖双胞胎〔 每1000新生儿〕：黑人〔16〕、白人〔8〕、东亚人〔4〕

贺尔蒙：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性器官：黑人〔大〕、白人〔中〕、东亚人〔小〕

性交频率：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性放任度：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性病：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脑体积］

头颅容积： 黑人〔1267〕、白人〔1347〕、 东亚人〔1364〕

神经元〔单位百万〕：黑人〔13185〕，白人〔13665〕、东亚人〔13767〕

［成熟］

怀孕期：黑人〔短〕、白人〔中等〕、东亚人〔长〕

头颅发育：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运动发育：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牙齿发育：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第一次性交：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第一次怀孕：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生命周期：黑人〔短〕、白人〔中等〕、东亚人〔最长〕

［性格］

侵略性：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谨慎度：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冲动性：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自我概念：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交际度：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智力］

智商：黑人〔85〕、白人〔100〕、东亚人〔106〕

文化成就：黑人〔低〕、白人〔高〕、东亚人〔高〕

［社会组织］

婚姻稳定性：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守法性：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心智健康：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当然这些差异只是平均水平，每个个体都有所不同。然而洛旭庭教授发现不论时间与地点这种差异具有强烈的模式性，且表现在六十多项不同的生物指数与行为模式上，这显示所谓种族差异决不仅仅在于皮肤颜色。有关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UN〕、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

洛旭庭教授曾去南非收集最新的智商〔IQ〕数据。从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观察到的体育能力说起，在黑人运动员看来，白人跳不高，其实东亚人更差。黑人善于弹跳，而数据还显示黑人彼此也有区别：西非黑人善于短跑，东非黑人如肯尼亚人善于长跑，但黑人普遍拥有运动基因方面的优势。

非常有趣的是这些差异实际上从生命在早期就已经显示出来了。黑人婴儿比白人婴儿平均早出生一个星期，但是从骨骼上来讲却较早成熟。在五到六岁时，黑人儿童就已经很善于短跑、跳高、跳远了，十几岁时，就有很快的膝跳的弹射力量。同时，黑人的性荷尔蒙大约高于白人或者东亚人3%到19%。这就意味着黑人有着更好的爆发力，所以更加擅长拳击、橄榄球、篮球以及奔跑，因为荷尔蒙给了他们更多的优势以及使得他们更加强壮一些。在学校，他们在生理上也更加活跃，有时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以至于常被诊断为多动症。

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东亚人以及白人的髋骨较黑人为宽〔这使他们不太善于奔跑〕？答案是他们需要生产脑体积更大的婴儿。在进化的过程中，随着新生儿的头颅体积的增大，妇女需要更宽的骨盆。东亚人头盖骨容积平均比白人宽一立方寸，白人比黑人平均宽五立方寸。

一些人可能会非常惊奇，当他们听到种族差异也显示在大脑的体积上。他们也想知道有没有证据显示脑体积的大小与智力水平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很多的研究，包括STATE─OF─ART磁共振影像，都显示了脑体积与智力之间确有关系。这造成了不同种族的平均智商：

东亚人〔106〕；白人〔100〕；混血黑人如美国黑人〔85〕；纯种黑人如非洲黑人〔70〕。很多人难以接受撒哈拉黑人只有七十分这样的低分数。为了数据的精确性，腓力普·洛旭庭教授在南非最好的大学“WITWATERSRAND”重新作了相关研究。在第一个研究中，他用RAVEN进矩阵对一百七十三名心理系一年纪的学生进行了测试，他们的平均分为84。第二次研究采用了不同的个体，平均分仍然是84。在解答IQ测试的培训之后，他们的平均分上升到了96。在第三个研究中，他对经过特殊挑选的理工科学生进行了同样的测试，其IQ在97分左右。所有的这些数据来自精英大学，学生的IQ在83至97之间。在全世界的各类大学中，非洲学生的平均IQ大约低于其他种族15到30分。

表现在脑体积、IQ以及性激素等方面的种族差异可以很好的预测他们的社会行为。例如，在美国的东亚后裔是“模范少数族群”。比白人的离婚率低、婚外出生的以及受到虐待的儿童更少。东亚后裔大学毕业的比例更高，犯罪率更低，与黑人正好相反。黑人犯罪率高不仅因为白人的歧视与偏见，将近二十年的犯罪率追踪调查显示，即使东亚本土暴力犯罪〔凶杀、强奸以及严重暴力侵害〕，也低于非洲本土的三倍，而欧洲本土的暴力犯罪率则在两者之间。这些数据可以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年度报告中查到，而且与发生在美国的情形接近。1996年世界各地暴力犯罪率的统计〔每10万人〕为：东亚〔35〕；欧洲〔42〕；非洲以及加勒比海〔149〕；1984年的数据为：东亚〔49〕；欧洲〔72〕；非洲以及加勒比海〔132〕；1990年数据为：东亚〔32〕；欧洲〔75〕；非洲以及加勒比海〔240〕。

东亚人显示了最低的性活跃度：不论首次性交的年龄，性交的频率还是性伴侣的数量。黑人的性活跃度则最高。白人的性活跃度在黄种人和黑人之间。当然较高的性活跃度也带来了较高的性病率，英美黑人的性病率是白人的数倍，包括艾滋病。东亚人包括住在北美的以及住在亚洲的性病率则最低。2001年艾滋病感染率为：非洲〔8.4%〕；加勒比海〔2.2%〕；美国黑人〔2%〕；拉丁美洲〔0.5%〕；美国白人〔0.4%〕；欧洲白人〔0.4%〕；东亚〔0.1%〕；北美东亚人〔0.05%〕。

可以想象，未来的全球政府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把这些具有明显先天差异的人群，组织在同一个社会系统中，并让他们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同时又不致于演变成印度那样的种族隔离社会〔种姓制度〕或美洲那样的种族疏离社会〔族群社会〕。从中国文明的观点看来，科举制度是个打破“种族─民族─阶级─集团─姓氏”界限的好办法。而区域方国的自治和中枢的间接统治互为犄角之势，或更为形象地说，是轴心与轴珠的运转之势，这是一个比较具有融合性的格局。如此全球秩序，显然不是联合国这样的主权国家俱乐部和北约那样的军事组织以及欧盟那样的地区组织，可以胜任的。

二，氏族宗族民族的主权国家

2. Sovereign state of clans,kinships and nations

民族主义和一种更伟大的政治抱负、更少局限的世界眼光，格格不入。民族主义听起来很豪爽，其实不过是古代的氏族制度的遗留物，是宗族〔家族〕主义的扩大，这些意识形态本质上都是部落宗教，是走向全球意识的障碍。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激发种族意识和地方偏见，诚然可以得利于一时，但长远看来是危险的策略，很可能引火烧身，导致玉石俱焚的结局。同样，自绝退路的阶级斗争、革命行动，也不能持久的，而盲目的冲动只能裹胁社会整体走向共产主义的萧条和自杀爆破的毁灭。“董存瑞模式”不仅该用来受到表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保守主义、复古主义〔如共产主义〕等历史感，最多只是锐利的武器和有效的工具；而不应被“捧”成真理和效忠对象。尽管在宣传上，工具经常受到崇拜，因为有人故意混淆了二者的界限，以便火中取栗。但未来的全球政府应明白这里的区别，对人性的幽暗必须了若指掌。

要建立一种全球规模的有效秩序，同时这种秩序又不毁灭个人的创造性，这是十分困难的。滥用和糟蹋那些本来无价的生命财富，是可怕的罪行，只有切实保护创造行为而不是空泛尊重个人权利的制度在世界范围建立起来，全球秩序才不是一句空话。而铸造如此空前巨大的实体，必定需要无数的英才为之效命！这个实体能够容纳多少卓越的心灵所倾注的精华，就能够成长多大；因为未来的文明将不受地域的限制，必要的时候可以发展到地外，成为星际文明、宇宙文明。反对这样的全球政府，岂不就是反对世界和人类的未来？糟蹋这样的人才，岂不等于糟蹋历史和文明的资源？ 

全球政府从生物学方面着手，氏族、宗族、民族的生活，不再受到道德的改造，而是得到生理的进化。现代生物学方法是“基因改良”，古代生物学方法是“定向淘汰”，谁更为仁慈？但不论谁更为仁慈，成功的关键在于保持一种改造的力度与持续的热情，从而使得生物学方法不至于半途而废，听凭腐朽的病态继续存在。

在宗教上说，如果人类的堕落是由于偷吃了智慧果，那么宇宙的堕落就伊始于创世的那一天……“有形就是堕落的开始”，这个说法也许不仅属于异端的诺斯替派，而是不足为愚公陈述的生命实相。而在我们看来，文明何尝不是堕落中的堕落？然而负负得正，堕落中的堕落又是升华的伊始。在这样透明的认识下，文明人不再活在双重的地狱里，而活在自然的天堂也就是“地狱的地狱”中。这样的文明人势必拒绝氏族─宗族─民族的分裂，而倾心拥护全球政府。

举一个例子，秦人何以能兼并六国、征服文明的中原世界？因为其用人制度不合周礼，打破了“亲亲疏疏”的宗族制度，故能尽吸天下精华，席卷万里黔首。这不仅是某个伟大领袖的创造之功。早在春秋时期，秦国的公室就不用亲族子弟而大量起用异族异国的贤能之士。战国秦汉时期的儒者对此颇有微词，而其他处在边缘底层的诸子百家却热烈欢迎这个来自秦国的空前机会，欢迎秦王为平定各个主权国家而制定的这条“广泛用间”的毒计。这分化瓦解的毒计替虎狼之师装备了致命的征服武器，尽管在歼灭六国后秦国违背了这一传统，从而为自己的灭顶之灾准备了条件。

查考秦国用人制度的渊源，由于春秋时秦国比较野蛮，尚未形成中原式严格的宗法制度，因此秦人不用诸弟为大夫，还遭到中原各国宗法之礼的讥讽。有学者指出，以下情况说明秦国与中原各国的不同：

《公羊传》昭公元年记载，“夏，秦伯之弟，针出晋。秦无大夫，此何以书？仕诸晋也。曷为仕诸晋？有千乘之国，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谓之出奔也。”《公羊传》文公十二年谓秦国国君打破“秦无大夫”、不用诸弟为大夫的旧制，而使母弟出聘鲁国，认为《春秋》记载此事是称赞穆公贤明，这些事例从不同角度说明秦国并不奉行中原各国重用母弟的宗法制。〔王晖：《西周春秋周秦礼制文化比较简论》〕

在我们看来，“宗法制并未严格制度化”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性后果在于，秦国能超越家族、氏族、宗族、民族以及主权国家的藩篱，而顺利成长为罗马那样的世界霸权，进而建立起有效的“全球政府”。而且从其君位继承制看，秦国是以弟及为主而子继为辅，完全不同于周礼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样的继承制度使得秦国虽然不够稳定但却保持了足够的扩张势头。同样从用人政策上看，秦国不用亲族众弟而大量使用异族贤能之士，故能平定奉行宗法制即氏族─宗族主义〔相当于现代的民族主义〕的中原各国。秦人“宗法制不健全”因此具有更为灵活的国际政策，与中原国家特别是周王室及姬姓诸国拘泥于传统的氏族主义、宗法制〔即古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形成了十分明显的区别。

宗法制“亲亲”原则下的人事制度，王室或公室的重要职位要由王族或公族的公子哥儿特别是同母兄弟来担任。《论语·微子》“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周礼的原则就是亲亲并用故旧，尤其是宗室弟子，这也是古今中外一切贵族制度的基本原则，其一般特征都是形成以嫡长子为核心的血缘团体，嫡长子则使用群弟、分封诸弟，加强宗室的力量。但秦国则反其道而行之，广泛任用客卿──国际融合集团，从而得以称霸中原世界。

秦国的这一特点使我们想起了现代的美国──和欧洲以及俄国、日本等老牌帝国主义列强不同，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没有封建传统而且反对贵族制度，这是其一；其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不仅吸纳“客卿”，而且吸纳“客民”。这两点加起来使美国明显不同于〔欧洲、俄国、日本等本土社会的〕帝国主义国家而具有〔移民社会的〕世界主义倾向。第一代外国移民就可以在美国竞选议员、担任高级公职〔仅仅正副总统除外〕，这与秦国提倡“贤贤”、反对“亲亲”是一样的路数，可以广泛吸纳天下精英、空前提高综合国力。先秦战国时代主张“尊贤使能”，与当代全球化世界主张“人人平等”，异曲同工，都是通向世界统治、全球政府的预备工程。

而种姓制度、城邦制度、宗法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在世界统治面前最终成为必须抛弃的垃圾：不如此，就无法统一世界；不如此，就等于把世界主宰者的权力拱手让人。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或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基于这一考虑〕，一个以扩大美国总统选举的代表性为宗旨的全球化运动正在兴起。总部设在海牙的全球选举运动在其网站〔www.theworldvotes.org 〕的首页就明确写道：“唯一成为全世界每个国家的每份报纸首页标题的选举，是美国的总统选举”；“无论在军力还是在经济力上，美国发生的一切正在直接影响到全球人民的生活。既然美国总统的选举影响到全球居民的生活，全球人民应该对此有发言权。”该运动获得三十万人参与，并在二十三个国家设有办公室，在另外十八个国家有非正式的代表。它在美国大选期间发起全球性的网上投票，不仅其结果公布出来会影响美国投票者的态度从而影响选举结果；而且这个运动本身也代表了一个趋势，即主权国家政治向全球政治的过渡。目前它虽是模拟投票，但未来演变为选举权的实质扩大并非不可思议。

可以帮助说明上述可能性的，是“美国可能准许移民参选总统”的现实性。据英国《泰晤士报》2003年10月9日报道，好莱坞演员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1947—〕10月7日高票当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后，许多人认为施瓦辛格出马竞选，是走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老路：从好莱坞明星到加州州长，最后坐上美国总统宝座。然而施瓦辛格即使有心问鼎白宫也不行，因为根据美国宪法，出生于奥地利的他，没有资格参选总统。美国立国两百多年以来一直恪守宪法第二条的规定：“无论何人，除生为合众国公民或在本宪法采用时已是合众国公民者外，不得当选为总统；凡年龄不满三十五岁、在合众国境内居住不满十四年者，也不得当选为总统。”〔如遇总统被免职、死亡、辞职或丧失履行总统权力和责任的能力时，总统职务应移交副总统。国会得依照法律规定在总统和副总统两人被免职、死亡、辞职或丧失任职能力时，宣布应代理总统的官员。该官员应代理总统直到总统恢复任职能力或新总统选出为止。〕

美国之所以建国之初做出上述规定，是担心刚被赶走的英国和法国利用移民作为间谍，窃取美国总统职位，把美国重新置于殖民控制之下。二百年后的2003年夏天，施瓦辛格还没有出头露面的时候，共和党、民主党已经对此论题展开了辩论，美国参众两院分别有人提议改变这一“不合时宜”的规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于七月份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一份议案，建议美国国会取消限制外国出生的美国公民参选总统的规定，这份议案建议美国允许任何在美国居住年限满二十年的外裔移民参与美国总统职位的竞选。它认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一些公民虽然不在美国出生，但他们如果拥有二十年公民权，并在美国长期居住十四年以上，他们对美国的爱国热情已经足够参与总统角逐了。美国众议院也有人提出类似的议案。显而易见，即使施瓦辛格下次〔2008年〕无望问鼎白宫，白宫的大门也已经对世界各国的有志者打开一半了。未来将不能排除：各国势力纷纷进入美国争夺对于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主导权。如果真是那样，人们也就不必从外部和美国打仗，而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内部来争霸：文化战取代军事战成为克敌制胜的道路──其可能性因此大大提高。

美国总统选举的范围的扩大趋势，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所谓“青少年投票”运动。许多政治家主张美国的青少年也应该有权投票，但是鉴于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可以采取十六至十七岁的人每人半票，十四至十五岁青少年每人四分之一票的计票方式。一个名为“青少年投票联盟”〔Youth Vote Coalition〕组织正在为此而努力奋斗，这个联盟由许多组织联合组成，其中包括“黑人青少年投票联盟”〔Black Youth Vote National Coalition On Black Civic Participation〕。“青少年投票联盟”运动认为青少年在成长关键年龄参与民主选举，对于他们的政治成长非常有利。有评论认为，让青少年有部分的选举权，可说是社会宏观“渐进民主”的个体化缩影。

三，天下意识与帝国主义的区别

3. Distinctions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imperialism

在某些方面，美国的情况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在美国社会日益趋向右翼保守的同时，宗教势力在重新崛起。据美联社2005年5月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信仰宗教，甚至愿意将宗教信仰与政治结合起来。而几乎所有的美国受访者都认为，宗教信仰对他们非常重要，只有2％的人表示不信教。另外，将近40％的美国人认为宗教领导人应该影响政策制订者，这个数字也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只有墨西哥人与美国人的虔诚度比较接近，但墨西哥人强烈反对宗教人士影响政策制定。而在法国，85％的受访者反对宗教人士参与政治，另外19％是无神论者。难怪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抱怨西欧的世俗主义倾向越来越深，周日教堂里面都坐不满人。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人还比较“生”，没有熟透。和其它国家相比，现代的美国像是古代的罗马与秦国那样富有天下意识，而现代的欧洲、俄国、日本则像古代的希腊与中原各国那样更有国家主义传统，结果，罗马的天下意识击败了迦太基、马其顿、希腊各国的国家主义；秦对关东各国也是如此。这里的力量对比，说明了大一统秩序的建立，靠的是天下意识而不是国家主义。

新礼制文明不应局限于贵族圈子、或局限于“亲亲”的氏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宗法制、血统制、国籍制的陈腐藩篱，而应扩展到全球人类。先秦君子的文明，最后落实在两汉士人身上；柏拉图的哲学家帝王，最后落实在罗马教皇头上──庶民堕落的战国通俗文化，会被统一时代的儒士和修道士取代掉。新礼制的文明因此不同于旧礼制的文化，正如罗马、两汉的文官制度不同于希腊的城邦、先秦的方国。但无论有多大的人为设计上的限制，礼制文明的功能还是有其一贯之处的，那就是“秩序至上”。可以设想，此种秩序已经是理性设计的产儿，而不仅仅是脱胎于原始部落的习惯法，如周礼和英国宪政那样。〔所以我们常说：盛行习惯法、判例法的英美法系，要比大陆法系更加接近“礼制的统治”。〕其文明形态也与国际无政府时代的纵欲文化如当代的“流行文化”不同。

这也许不利于文化的突飞猛进，但在文明趋向于衰落的时刻，重要的是保存文化的种子，就像人们在秋天和冬天所做的那样，那时保存种子比种植庄稼更合时宜。限制措施可以保护文明，正如在不合时宜的季节和地点，让种子发芽就等于毁了它。这种冬天的防护措施，当然不同于春夏之际的干旱或洪涝，干旱如十九世纪的检查制度、洪涝如二十世纪的灭绝措施。新的文明应以社会舆论而非政府措施来限制非礼倾向，并对拥有著作权、出版权、办报权的资格人物，加以不断地裁汰。

新的礼制文明当然并非万世不朽的鬼怪，而是应运而生的秩序。时过境迁，新旧交替，使命完成：从文明史学的角度看，新的礼制多为集大成之作，较少原造性，颇类似奥古斯都与西汉文化；与城邦时代与方国时代的多元礼制已经貌合神离。

命题：“世界和平”并非自然状态，而是人为努力的结果；因此“和平”不仅需要“止戈”的力量来造成，还需“武力征讨”来维持。总之，如果没有“霸术”，“王道”则无以体现、无以致用。也许，排除了一切政治、军事、经济、阴谋的暴力手段，而建立统一的世界秩序的唯一可能，只能以这句口号来表述：天下优秀人物，超越国界限制以进行整合。整合并非毫无压力的大团圆，否则还不等到团圆实现，文明就已毁灭了。

国际战争、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军备竞赛、贫富分化、恐怖袭击、武装劫持、文化堕落、国际无政府状态……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自己解决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军备问题甚至基本的社会问题，诸如阶级关系紧张及治安败坏、犯罪增加等问题。各国警察越来越依赖国际刑警组织，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在全球化的前提下，“单纯的国内问题”已经不再存在了，所有的国内问题现在都已经成为国际问题；这不是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结果，而是“人权高于主权”的前提！也就是说，是全球一体化导致了“人权高于主权”论的兴起：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于其他国家的作恶之中，就像一个社区不能容忍一户居民的家里发出恶臭。全球社会成为一个更加不可分割的整体了，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平衡都会反过来，遭到国际失衡状态的破坏！这一危局，不得不诉诸“礼制的天下秩序”来解决。

原来，“人是社会动物”，而当今，“人类已经成为全球动物”了。若非社会化，人类无法进化到今天的地步；若非实行全球秩序，人类将不再有未来。而人类需要拥有未来，因此人不得不走向一个全球政府。战国末期的伟大思想家邹衍〔约公元前350─前270年〕也曾经面临类似我们的处境，他因此认为：“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汉书·严安传》引述《邹子》〕

司马迁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样述说邹衍的事迹：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万余言。其语宏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莫不可考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分天地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侯、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辑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圆凿，其能入手。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邹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骄，邹爽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攻，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由此可知，邹衍不仅是“阴阳家”、“自然科学家”，而且是历史哲学家、社会改良者。他的学说一度十分热门，游走诸侯朝廷，所谓炙手可热。至于“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的论述，在我们看来完全来自《周易》的神髓，不仅是中国文明最原始的结晶，而且是最深层的意识。邹衍运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创造了自己的宇宙历史演化论，而借助《尚书·禹贡》的“九州划分”观念，创造了“大九州”的全球概念。邹衍实在是天下意识的先知先觉，难怪有人认为董仲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那个“儒术”，得自邹衍的要多于得自孔孟的。邹衍的政治观念之所以被我们称为“全球概念”，还因为这个概念认古代中原为“赤县神州”，即“小九州”，包括冀州、青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等小九州。小九州的划分可能依据土壤的形态，如“黄壤”、“白壤”、“赤植坟”、“白坟”、“黑坟”、“坟垆”、“涂泥”及“青黎”等。相形之下可以把现代中国看作“中九州”，古代中原居其九分之一〔中原加上新疆、西藏、外蒙、内蒙、东北、西北、西南、华南等“中八州”，所以某人希望中国分裂为七块八块，也不过是回到古代九州的规模〕。而当今的全球则为大九州，现代中国居其九分之一。相形之下，古代中原仅居其八十一分之一。

在历史哲学方面，邹衍把《尚书·洪范》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说，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均由五行所主运、社会变革是由五德之间的互相转移位置所造成；在政治伦理上，主张“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接近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以天文、历法、气象、地理学等学科知识，与大政治即社会的治理互相配套。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宗教，戎就是兵戎，现代国家奉行拜物教，所以把“祭祀”变成了“发展经济”，发展就是祭，经济就是祀。环顾全球，古今的分裂国家、区域国家同样残暴不仁，这反观轴心时代圣贤们的著述就可以一目了然。新的全球时代所要求的戎，应该超越“总体战”，以各方面业已全新的钥匙，打开“政治解决”与“天下战略”的大门！

现代世界文明，是海洋文明。殖民、世界大战，成为科技发展的杠杆；十字军、地理大发现、殖民帝国，是全球化的必要步骤。贸易刺激了经济、科学和人文学术的发展，最终导致多元文化的发现和欧洲中心思想的瓦解。现代国际社会，不仅列国并立，而且越分越碎，从十九世纪末二十多个主权国家变成了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两百多个主权国家。

而中国文明是内陆文明，且两千年来已归于一统。中国与欧洲的这种背反倾向使得“中国现代化事业”〔其实是“中国的欧化事业”〕举步维艰，但在绝境的尽头，却无意之间为即将成形的全球文明，暗示了某种互补的可能：

1、中国需要“恢复”东周春秋式的多元文化的存在。中国现代化说容易很容易，说难就比登天还难，那就是变“天下”为“国家”，使静态的化石文明重新起搏生命的血色；惟有动态能救中国……所以中国近代迄今为止的所有进步都是动乱所赐福，以后也将难免如此。

2、培育并创造面向国际竞争的文明眼界，而非模仿或照搬秦以后远交近攻〔窝里斗〕的鼠目寸光。两千年长城时代天下文明的定式，使人误以为窝里斗是中国民族的基本传统，甚至1980年代中国大陆有人据此谬称中国社会为“超稳定结构”。其实不然。常识告诉我们：“超稳定”的外表是所有陷入停滞状态的晚期文明所具有的特点，如非洲的埃及、欧洲的拜占庭、亚洲的印度，其晚期社会莫不如此；更是所有“停止发展的原始文明”如澳洲土人、北极爱斯基摩人的社会之共同特点。因此，“超稳定”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停滞不前的化石状态。变革的因素不需要反对中国文明，只需要反对那迫使中国进入静态的与世隔绝的力量。

3、印度晚期帝国时代的外国统治传统〔从莫卧儿帝国到大英帝国〕就很像中国一千八百年以来长期接受外来统治的历史；而十六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化和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中国文明也具有相当平行的可比性。这种可比性研究能够破除“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伪证〔这个伪证就是金观涛等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例如，对比中国的秦、汉与罗马的共和国、帝国，对比五胡乱华与蛮族入侵，对比唐宋与拜占庭，对比元明清与奥斯曼帝国，就可以破除“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一魔咒，彻底消除中国文明的原罪论。而要做好这一工作，仅仅具有余英时院士对于中国文明的深入了解和良好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对欧洲和其他各个文明的深入了解和对比研究。唯有正确把握“帝国文化”和“帝国制度”对于全球化的普遍意义，中国才能走出东亚，世界才能走向中国；动态的国家主义是中国富强的指望，正如静态的全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道路。天下精神不利中国进入列国竞争的现代生活，但却是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未来方案。

对文明特性即文明之“德”的分析表明，世上没有永恒不败的“德”，惟有因地制宜而非刻舟求剑的同化力量，可以超越静态的、善恶判断的“框架”，推动文明继续演化。具有同化力量的“德”，也就是欧洲人所说的“Charisma”，他突破了规范化的道德，文明再度因他充满了生命的血色，黄金时代才会来到。

综合上述不难发现，事实上在中国文明的内部早就潜伏了全球化的倾向。先秦时代的各国君主的互相联姻不必说了，那相当于欧洲各国君主的互相联姻；到了秦汉世界帝国成立以后，最为强盛的汉朝和唐朝都有和亲之举。例如汉初人娄敬建议和亲，把刘邦的女儿嫁给匈奴的单于，他认为匈奴的冒顿单于有弑父记录，野蛮残暴，但仍然可以用公主和嫁妆使他驯服。如果将来公主生的儿子能继任单于，就更加不会和中国作对。可以出卖一切的刘邦闻言大喜，找到一条不战而胜的妙计，立刻下令自己的独生女儿鲁元公主离婚改嫁〔无异再经过一次买卖婚姻〕，经过刘邦的妻子吕雉哭闹阻挠，才另选一位刘家女儿封为公主，远送到匈奴汗国。和亲政策自此成为中国联络周边半开化强权的统战工具。除了公元十世纪和十四世纪宋、明两个极受外族军事压力的王朝，由于民族对抗的局势过于严峻，反而拒不采取这一文化战的战略。

和亲现象不能被解释为卑躬屈膝和投降主义，因为它在西汉初年为汉朝廷争取了五十年的和平喘息，从而为最终击败匈奴，准备了条件。一般来说，奉行和亲政策的时代，反而是中原帝国的强盛时代，而非积弱不振的时代。大概国势微弱之下送女出关，无异于驱羊入虎口，因此作为政策不被采纳。由此可见，和亲作为“天下一家”的步骤，仅仅是全球政府的议事日程，而非不同文明之间的区域国家可以奉行。唯有在彼此一体的观念下，和亲比种族隔离和种族疏离，是更为积极的战略进攻的部署。

四，秦汉是天下而不是国家

4.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re universe rather than nation-state

“易”的形式下，包含三层含义：简易、变易、不易。“时”与“中”，是简易/变易/不易的精义，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士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同上〕孔子在这里，面对昏庸无道的主权国家应该如何，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那就是尽人事、听天命、等候裁决。 

先秦战国时代绵延二百六十年。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自称“西帝”，并请齐王上尊号为“东帝”，表明“东西方两个超级大国”即将瓜分世界。这不仅类似马其顿和迦太基瓜分地中海地区，而且类似北约和华约瓜分欧洲、美国和苏联瓜分战后的地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终于率军攻陷楚国的郢都〔湖北江陵〕，焚烧楚国历代君主的坟墓，迫使屈原写下《哀郢》的绝唱。楚军溃败，仓惶迁都陈丘〔河南淮阳〕。当时，努力建立世界政府的不仅仅是秦国，齐国也企图兑现“东帝”的名号，结果在前286年齐国终于攻灭了宋国。甚至连迁都避秦的楚国也不甘落后，周赧王灭亡的次年〔前255年〕，欺软怕硬的楚国军队进入曲阜，放逐鲁君，六年后〔前249年〕废鲁君为平民，鲁国灭亡。楚国是否知道，鲁国的下场正是自己二十六年后的命运呢？

秦昭襄王赢则采纳宰相魏国人范睢的“远交近攻”战略，交好距离遥远的国家，如齐、燕、楚，而全力攻击接壤的邻国如韩、赵、魏三国。这个战略分化了秦的敌国，以便最终将中原各国连同半开化的楚国，各个击破之：

前264年，秦国攻韩，沿黄河北岸向东挺进，韩国被切成两半，北部的上党〔山西长治〕被迫投降赵国。前260年，秦将王〔齿乞〕进攻上党，不等赵将廉颇的援军到达，上党陷落，此战发展为世界战史上空前绝后的惨剧：秦国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于长平关。战役后四年，前256年〔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襄王五十一年〕，秦军再攻韩、赵两国，穿过洛阳周王的领土，并乘机灭周。自次年〔前255年〕起至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己卯〔前222年〕之间的三十余年，史家以秦王纪年，战国进入最后阶段。

由于秦昭襄王的死亡和秦国的王位继承危机，中原世界太平了将近二十年。当虎狼之国的君主嬴政终于亲政之后，立即恢复了秦昭襄王的攻势并立见成效，十年之内，关东六国〔荆蛮楚国和中原五国〕全被征服：

前230年秦军攻陷韩国首都新郑〔河南新郑〕，国王韩安投降。

前228年，秦将王翦进攻赵国，国王赵迁投降。赵迁的哥哥赵嘉北逃，在代郡〔河北蔚县〕集结残军，继续抵抗。

前227年，荆轲到秦都咸阳〔陕西咸阳〕刺杀嬴政不成，前226年秦军攻陷燕都蓟城〔北京〕，燕王姬喜东逃襄平〔辽宁辽阳〕。

前225年秦军攻魏，决黄河堤防，河水倒灌魏都大梁〔河南开封〕， 国王魏假被害。 

前223年，秦将王翦倾国六十万精锐兵力，灭楚。

前222年秦军进攻襄平〔辽宁辽阳〕，燕国灭亡。秦军回途中攻陷代郡，赵嘉自杀。

前221年秦国背信弃义进犯长期盟友齐国。范睢的远交近攻政策，成功地麻痹了齐国。

原本野蛮的“西戎”秦国在接受中原文明后得以平定中原六国，之后立即掉头发兵北击匈奴，夺取匈奴当时占领的“河南地”〔河套北部〕，因其距咸阳仅四百公里，骑兵一天就可抵达城下，威胁太大。打击匈奴的任务由大将蒙恬统率三十万人完成，秦军越过黄河北端，挺进阴山山脉〔高阙，现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南〕。

早先，沿边界一带战国各国为抵御北方游牧人的劫掠，都建有自己的边城，现在蒙恬为阻止匈奴的反攻南下，就把它们衔接起来，成为长城。东起辽东半岛，西到临洮城〔甘肃氓县〕，使本来分段的燕长城、赵长城、秦长城联为一体。当河套被秦朝并吞之后，秦军立即南下，殖民五十万人去南方开发了两块广袤的土地，“闽中地”和“陆梁地”。闽中地是现今福建省与浙江南部。陆梁地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和湖南、江西两省的南部。秦军完成了打通大庾岭和开凿灵渠运河两个工程，串联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打通南北交通。

秦朝政府的组织方式是政治、军事、情报机构的三权分立，互不统辖。政权与军权的分离，可保皇帝的仲裁权力；情报监察权力则是皇帝的耳目鹰犬，用来监视官吏和人民。这个划时代的政治结构里没有封国和封爵，没有贵族阶级，只有严刑峻法的君主独裁与全面专政。

全面专政的朝廷直接控制四十一个郡：

内史郡〔首都咸阳〕、上郡〔陕西榆林南鱼河堡〕、北地郡〔甘肃西峰〕、陇西郡〔甘肃临洮〕、汉中郡〔陕西汉中〕、蜀郡〔四川成都〕、巴郡〔四川重庆〕、河东郡〔山西夏县〕、上党郡〔山西长治〕、太原郡〔山西太原〕、雁门郡〔山西右玉〕、九原郡〔内蒙古包头〕、云中郡〔内蒙古托克托〕、代郡〔河北蔚县〕、黔中郡〔湖南沅陵〕、象郡〔广西崇左〕、上谷郡〔河北怀来〕、渔阳郡〔北京密云〕、右北平郡〔内蒙古宁城西南〕、辽东郡〔辽宁辽阳〕、辽西郡〔辽宁义县〕、巨鹿郡〔河北平乡〕、邯郸郡〔河北邯郸〕、东郡〔河南濮阳西南〕、琅邪郡〔山东胶南西南琅邪乡〕、泅水郡〔安徽淮北〕、九江郡〔安徽寿县〕、闽中郡〔福建福州〕、南海郡〔广东广州〕、齐郡〔山东淄博〕、薛郡〔山东曲阜〕、杨郡〔河南商丘〕、三川郡〔河南洛阳东〕、颍川郡〔河南禹州〕、南阳郡〔河南南阳〕、南郡〔湖北江陵〕、会稽郡〔江苏苏州〕、鄣郡〔浙江安吉〕、长沙郡〔湖南长沙〕、桂林郡〔广西凌云〕、广阳郡〔北京〕。

如前所述，秦朝虽然建立了世界政府的规模，却未能克尽世界政府的职责。结果不过十来年，“始皇帝死而地分”，革命政权遭到反秦起义的“反革命暴乱”。在我们看来，反革命复辟可以消除革命的过火与残暴，使历史的进步变得稳健。短短十四个月时间，秦朝土崩瓦解，六国赫然复活，它们的国号、首领、首都如下：张楚〔陈胜，陈丘[河南淮阳]〕；楚〔襄疆，东城[安徽定远]〕、齐〔田儋，狄县[山东高青]〕、赵〔武臣，邯郸[河北邯郸]〕、燕〔韩广，蓟县[北京]〕、魏〔魏咎、临济[河南封丘]〕、赵〔赵歇，信都[河北邢台]〕、张楚〔景驹，留县[江苏沛县]〕、韩〔韩成，颍川[河南禹州]〕、齐〔田假，临济[山东高青]〕、齐〔田市，临淄[山东淄博]〕、魏〔魏豹，平阳[河南滑县]〕。

两位早期没有封王的人物，后来成为重要的王：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刘邦进入关中，只有“约法三章”，所采取的政策远较秦朝温和，但手段远比诸侯残忍，故能软硬兼施而统一天下、建立汉朝。

作为东亚文明的世界政府，汉朝直接面对半开化的匈奴的压力。当时匈奴的首领冒顿，杀害自己的父亲、继母、弟弟后，自称“单于”〔匈奴语“元首”〕，建立匈奴汗国，直逼汉朝。汗国的中枢迁移不定，没有固定首都，中国史书上称之为“行国”，对其临时中枢称为“王庭”。冒顿扩张到辽东半岛和新疆，入侵河套地区，面积比汉朝当时的版图还大。和在罗马帝国境外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入侵的日耳曼部落，异曲同工。匈奴还自称夏朝的后裔，是大中国的一部分。这种中国意识，后来被入主中国的鲜卑、沙陀、辽、夏、金、元、清和试图入主中国的日本纷纷继承。日本甚至在自己的岛屿上也命名了“中国”地方，并在文书中自称“中华”，称呼贵族为“华族”，并称对外战争的将领为“征夷大将军”，而不在乎自己就是夷。近代日本人甚至把明治维新的活动叫做“尊王攘夷”，夷，不仅是指北方的虾夷人，也是指那些与虾夷人一样身多体毛的欧洲人，尤其欧洲人和虾夷人同属“化外”，也就是同外于中国文明。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倒是准确地把握了“华夷之别”的关键在于文明程度，而不在于种族区分。按照文明标准，日本倒成了华，支那倒成了夷。

回说公元前129年汉朝大将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分别出上谷〔河北怀来〕、代郡〔河北蔚县〕、云中〔内蒙古托克托〕、雁门〔山西右玉〕四路进击。前128年卫青与另一大将李息分别出雁门、代郡进击。前127年，卫青、李息再出云中向西迂回进击，这一次开始大有斩获，匈奴大败，汉朝再把匈奴驱出河套，并在河套沙漠与黄河之间，兴筑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前124年卫青率六位将领，分别出高阙〔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南〕、右北平〔内蒙古宁城西南〕、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三路进击，深入匈奴汗国三百公里，俘虏小王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人，牛羊近一百万头。

前121年，二十三岁的汉朝将军霍去病出陇西〔甘肃临挑〕进击，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东南胭脂山〕五百公里，斩匈奴名王以下八千九百余人，俘获匈奴休屠王祭天时用的金人。

除了北方和西方，汉朝向南、东北、西南各个方向同时扩张，收复秦朝末年的失地。南越国王赵婴齐于前113年逝世，西汉政府于是派遣使节安国少季到南越，诱说其子赵兴取消独立，归附中国。赵兴被内部政变推翻后，前111年汉军攻陷其都番禺〔广东广州〕，平定南越国。并分为下列十郡：南海郡〔广东广州〕、苍梧郡〔广西梧州〕、交趾郡〔越南河内〕、合浦郡〔广西合浦〕、郁林郡〔广西桂平〕、九真郡〔越南清化〕、日南郡〔越南东河〕、珠崖郡〔海南琼山〕、儋耳郡〔海南儋州〕。汉军掉头向闽越国进攻，骆余善被另一个国王骆丑的继任人骆居股杀死，投降汉朝，迁移淮南地区，跟东海国的遗民一齐定居，闽越国消失。

东北部的朝鲜国和辰国，前108年，汉军强渡清川江，攻陷卫氏朝鲜首都王险城〔今平壤〕，朝鲜王卫右渠被部下所杀，其故地分为乐浪郡、临屯郡、 玄菟郡、真番郡。北朝鲜首次归属中国直接统治，历时四百余年，以后才被新兴的高句丽夺走。

在西南，世界政府的统治扩大到贵州和云南西南夷部落，当时称为夜郎、且兰、窄都、邛崃、滇等，前109年，汉军抵达云南的滇国，滇王投降。

五，蒙古首开元明清的天下

5. Universal empires of Yuan,Ming and Qing initiated by the Mongols

运转中的文化有机体，犹如一只巨型的轴承，它不仅肩负某个民族前进的使命，而且带动、驱使许多民族进入其漩涡。轴承的运转，由稳定的轴心驱动众多轴珠被迫滚动而实现。轴珠是多元的，轴心则是一元的。在貌似“一元文化”的社会里，文化共同体其实也是多元组合的。区别在于，一元社会不给轴心之“元”之外的轴珠之“元”以同等的机会和地位。一元突出而多元环配，是“轴承社会”的特征，其运转十分有效。同时，一元社会也十分机械，缺乏内在的生命。这正是元─明─清社会、秦─两汉社会的大一统特点：一元的权力逐步渗透一切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导致思想灭绝、文化萧条、社会僵化、人民怯懦。消除了文明的对立面，野蛮势力就会兴起，使得社会整体陷于停滞、僵硬、腐败，文明的秋冬季节来临了，社会的萧条不可抵御。

多元社会则不然，动荡、不稳，仿佛播种；四处漂泊，居无定所，但那却是生命的体现。多元并举是文明的春夏季节的特征，那是西周─春秋─战国社会，那是盛唐─五代─南北宋社会，那时文明在发芽、蔓延、生长，社会进步、国富民强。

多元社会的播种，却也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最终把不同的种子分别异化为轴心和轴珠。这直接导致“一元至要的轴承”出现，并把其他的种子贬为听命的轴珠。如此的轴心一时运转有效，但是等到这个“轴心”不再能维持社会的有效平衡，周期性的危机再起，改朝换代的汰旧换新就开始了。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不以地名〔氏族名〕命名、而是以意义来命名的朝代。 元朝在王莽的“新朝”之后再度强调了朝代名称的抽象意义，从而把它变成了一种传统。而这样不怕重蹈王莽覆辙的革命行为，只有外来政权敢于尝试。而从元朝以后，再也没有一个朝代以地名命名，以意义命名成为新的传统：明、清、大顺、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中华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台湾敢于宣告独立，那就是回归地名命名国家的“中国传统”而放弃以意义来命名国家的“蒙古传统”。因为在“元”之前的“金”，也不纯然是意义命名的。不过值得注意，吴三桂起兵反清却立国号为“周”，企图恢复中国传统，但不能成功。

“元”这个字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本原”。其衍生义为：开始的〔元旦、纪元〕、为首的〔元首、元帅、元老、〕、主要〔元音〕、根本〔元素〕、构成一个整体的〔单元〕。以“元”命名，表达了蒙古征服者“气吞八荒”的企图。最有意思的是，对中原人来说，元朝偏偏是外来政权，像秦朝一样是异族建立的；更特别的是，元朝不是一个普通的朝代国家，而是一个像秦朝那样具有开创性的世界国家、“全球政府”。在“元”的逻辑下，大中国、中九州地域上的各个区域国家、朝代国家，像先秦战国的中原各个主权国家一样被逐一消灭。结果也原先的帝国臣民“汉族”也首次沦入异民族的全面专政之下。

元朝的起源大致如下：1206年，北京西北九百六十公里鄂嫩河上游，蒙古诸部集会推举孛儿只斤部落四五十岁的首领铁木真〔Temujin，1155/1162/1167年—1227年8月18日〕为“成吉思汗”〔Genghis Khan〕，意思是海洋帝王。一个典型的内陆强权如此羡慕海洋，真是有趣。五年以后，铁木真宣布为一个蒙古酋长报仇，攻占金国的西京〔山西大同〕。

1218年蒙古人西征，首先消灭西迁后残存的西辽国〔吉尔吉斯托克马克，立国三百零三年〕。西征1225年结束，1227年回师灭西夏国。1229年，铁木真三子窝阔台继任二任可汗，进犯金国，1234年正月灭亡立国一百二十年的金国。

1236年铁木真之孙拔都进行第二次西征，于1242年因窝阔台死而结束。征服东欧，包括伏尔加河中游、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称钦察汗国。并击败日耳曼诸国、波兰和匈牙利联军，欧洲震恐。

1252年，铁木真另位孙子旭烈兀由和林出发进行第三次西征。历时八年，征服了波斯、阿拉伯帝国，一度占领了叙利亚和土耳其，建立伊尔汗国。

1253年蒙古攻陷大理帝国的首都大理城〔云南大理〕，1254年大理皇帝段兴智被俘。其前身是在八世纪建立的南诏王国，历五百一十六年而亡。

1258年蒙古军攻占越南北部的安南王国，国王陈日照投降。

1259年征服高丽。 

1266年遣使到日本招降。

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把原来属于西夏、金、大理的土地和蒙古本土，合并组成元帝国，开明、清世界帝国之先河。

1274年，元兵团一万五千人，在蒙古大将忻都、高丽大将洪茶丘率领下，乘战舰九百艘，从朝鲜半岛合浦港出发，攻陷对马岛，在日本肥前沿海登陆。日本集结十二万人抵抗，死伤惨重，元兵的箭簇用尽，方才撤回。

1269年蒙古进围宋朝要塞襄阳〔湖北襄樊〕，到1273年运来回回巨炮，轰碎城楼，守将吕文焕出降。1274年忽必烈下令全面进犯宋朝，1279年，蒙古将军张弘范灭亡立国三百二十年的宋朝。南宋丞相、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囚禁三年后，1282年遇害。

1281年即宋亡后两年，元朝二度攻日，因遭受台风，再度失败。

1282年，越南南部的占城国囚禁元朝使节，元军在唆都率领下乘战舰一千艘，由广州出发攻击。占城国坚壁清野，退避丛林山谷。元军攻陷其首都，但归路和粮道却被切断，因此撤退。

1283年元朝使节被缅甸驱逐，于是开始缅甸战役，持续六年，到1289年缅甸屈服，成为藩属。

1284年，元朝向越南北部的安南国借路进攻占城，安南国拒绝，忽必烈派遣儿子脱欢亲王统帅元军进攻安南，水土不服，遭到失败。1287年，脱欢亲王再度进攻安南，攻陷安南首都螺城〔越南河内〕，但无法持续占领，安南国王陈日烜派遣使节到元大都〔北京〕，献出黄金铸成的自己跪像，代替自己谢罪。占城国也乘机请求和解。

元朝最后一次扩张，是远征爪哇国〔印尼爪哇岛〕。1292年，元军二万人，战舰五百艘，在蒙古大将亦黑迷失、汉人大将史弼率领下，从福建泉州出发，越洋攻击，次年登陆爪哇岛，取得胜利后最终失败，撤回泉州。

从1206年铁木真建立帝国，到1293年撤出爪哇，蒙古扩张历时八十七年。帝国横跨欧亚大陆，面积约三千万平方公里。蒙古人采取地方分权制度，把疆域划分为六个属国，平等归属于大汗之下。这并不算间接统治，因为在各个属国以内，蒙古人实行了最为残暴的直接统治。

这个依靠军事力量而非文明力量建立的“东亚世界政府”具有自己的官方信仰。蒙古大汗在征服了吐蕃之后，接受了喇嘛教，并册封法王巴思八充当帝国的国师，国师除为国祈福外，仍兼任吐蕃地区政教合一的元首，巴思八曾为蒙古制定文字。奇妙的是，在元朝这个强大陆权的控制下，中国的海运达到了空前的兴盛，杭州、广州、泉州、温州、庆元〔浙江宁波〕，都设有市舶司，管理中外船舶的货运和产品销售。各个属国之间的贸易则大多依靠车马。东自辽东半岛，西至乌克兰平原，都被四通八达的公路驿站网连接起来，还有巡防弓手保护商旅安全，都市在浩劫之后逐渐恢复繁荣，但蒙古统治所及之处欧亚大陆的各个古典文明〔中国、印度、阿拉伯〕却一蹶不振，可以说，蒙古的扩张无形中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兴起扫除了障碍，仅仅两百多年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运动就开始了。而其东方阵线俄罗斯的扩张，更是对蒙古征服的直接反应，其版图在全盛时期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几乎就是蒙古帝国的翻版。

1368年明朝建立后，沿袭了元朝的许多制度，而不是恢复元朝以前的汉人朝代宋朝的制度。例如定型的《大明律》在编纂体例上就参照了《元典章》。《大明律》共分三十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贵、议宾〕，以及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四百六十条。这种以六部分作六律总目的编排方式，是承《元典章》而来的，律首还是名例，然后依照六部分别排列，各篇下设门类，总共三十门。虽然根据李善长的建议，《大明律》的制订名义上以唐律为参考对象。但与《唐律》面目已不尽相同，在内容上也较《唐律》有许多变更。又增加了“奸党”一条，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在量刑上大抵是罪轻者更为减轻，罪重者更为加重。

《大明律》的编纂过程很长，开始叫做《洪武七年律》，后来经过修改又制订了《洪武二十二年律》，由于朱元璋贯彻重典治吏的方针，所以另外颁布的《大诰》凌驾于《大明律》之上，将明律基本上闲置。《大明律》颁布后，朱元璋还令儿孙们严格遵守，不许违背、更改，否则以变乱祖制罪论处。《大明律》一直沿用到明朝灭亡也没有进行更改这一事实，表明了明及其继承者清这两个朝代，确实是丧失了活力和创造能力的“世界帝国”，就像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一样。 

六，全球政府需要刷新统治原则

6.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date its governing principles

“天下”不同于“国家”，不同于“统一帝国”：国家是区域性的政治实体〔城邦、方国、主权国家〕，而统一帝国则在国家的基础上发展为“文明集合体”〔巴比伦帝国、罗马帝国、秦汉帝国〕；至于天下，则是统一帝国和它的周边地区〔蛮族地带〕的合称。天下的理想在于“天下太平”，统一帝国的理想在于“帝国霸权”，而区域国家的理想在于“势力均衡”。

以天下为怀，目的在于保持天下的福祉；以帝国为怀，目的在于维护帝国的统治；以主权国家为怀，目的在于促进国民的福利。这种主观上的差异亦必产生实际上的不同后果。

伸引一：“天下”状态不仅在儒家经典中有所阐述，且在世界各地不同文明史上反复出现。天下时代的来临是国家联盟和统一帝国的随后产物。

伸引二：“天下”与其说是一种可能的理想，不如说是一种已然的现实。在当代世界，若要使天下秩序再度实体化，关键在于怎样解决“势力均衡”与“统一秩序”之间的不谐调。彻底破坏区域国家之间的“势力均衡”，留下的只是以暴力创立的“统一帝国”，这未免太落伍了；可是建立有效率的“统一秩序”又非得限制各种“独立势力”的分离存在不可。这里需要一套前所未有的调节器：

1、不以武力作为奠定统一秩序的工具，武力只是用来“自卫”的，即抵御外敌及防止内乱，这是“止戈”的精义。

2、无道的外国若发生惨绝人寰的变乱时，有道的国家可以出动武力予以制止。恢复秩序之后征询当地人的意愿，决定事态的处理结果，切不可以征服者自居。

3、任何种族、民族、区域的人民，均有按其才能供职于天下即全球政府的均等权利，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一套流动不腐、极有效率的制度。这既不是欧洲、日本式的世袭贵族制度，也不是美国式的反贵族制度〔包括“反对贵族”和“反面贵族”即惟利是图的富人〕，而是凭借能力取胜的科举，以形成中国文明那样的社会择优制。在此基础上，新一轮的人类净化可望出现。

4、社会择优制度，类似于“科举”、“科学的世界秩序”，其基础不是某些个人或集团、阶级、种姓、种族的征服欲，而是“积极的心理趋同”，这种趋同体现了全球一体的更高整合。简言之，统一的底蕴不是意志的唯美主义，而是文明的实际需要；这种需要可由意志体现出来，但这并不是意志的本体论。

对于全球范围的文明整合者而言，必须打破种族、民族、国家、阶级等历史传承的界限，跃升文明区域内外的扩张力量并整合之。即使对于“最没有希望的候选者”也不能把它摈除在外，也许，某个看起来最为缺乏全球精神的、甚至连国家精神也不具备的人群，却能突破氏族圈子的痼疾，成长为最富世界精神的文明，使得自己的子孙像罗马人和秦汉人那样全然忘怀于自己的卑贱出身。这就是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最富于戏剧性的变化之一。

我毫不怀疑未来的世界将有中国文明的风云际会，文化战的发动者如果能够领会中国精神，将胜算多多──正如现代的欧美名将纷纷捧读《孙子兵法》，寻求制胜之道。但是，“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绝对不是“中国整合世界”或是“中国人整合世界”。相反在我们看来，毋宁说是由于“中国的解体和中国人的流散世界”才使得“中国文明整合全球”具有了某种可能：正如犹太人的离散使得基督教成为普世的福音、希腊和拜占庭帝国的消亡使得文艺复兴成为可能、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消亡使得回教的代兴成为可能、印度文明的分崩离析使得佛教以传播世界。

只是，究竟何人来将中国文明的精髓投入整合全球的运动，对我们今日来说仍是一个神秘的未知。所以说，“没有人能预言天子的来临和天子是谁。”尽管我们猜想，那种人物极有可能是像贝督因人和法兰克人那样名不见经传的野蛮人。前者产生了穆罕默德；后者产生了查理曼大帝：他们不仅代表不同的种族，更是不同文明的助产士。

仿佛有一道目光在凝视中对我们说：“中国人的后裔不再能够负起这一历史伟业。正如希腊人不能复兴希腊文明，巴比伦人不能复兴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的遗烬也要到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核心建筑群去寻找──雄鹰、方尖碑、林肯纪念堂甚至国会大厦和中轴线。”除非我们这时代的中国人能断然成就中国民族的自新运动、从而造成一个崭新的民族。而这，就是《大纪元时报》2004年4月22日破口大骂的“痴人说梦”──因为这是白发民族不可能完成的青春任务。

青春民族不但具有充沛的国家精神，而且为了整合全球的需要，具有充分的世界眼光及宇宙胸怀。中国自新运动若能实现青春民族的目标，中国和中国人才可能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

除此以外的“现代化成功”，不过是使世界多了一个平庸的“现代化国家”和一堆灯红酒绿的蚂蚁──比起毛泽东时代的蓝蚂蚁来，灯红酒绿的蚂蚁诚然是“多元化”的，但同样没有创造性，除了从模仿苏联改为模仿美国外，同样无法对人类的命运作出自己的答复。难怪有人担心，整合全球的业绩将在犹太人手里完成……虽说犹太民族只是商业民族而不是政治民族，狡诈有余而野蛮不足。但是话说回来，即使犹太人能够完成这一伟业，也让人们祝福它吧！

“中国文明〔而不是中国和中国人〕整合全球”的要义是：不要沉湎在文化的复古主义中，但要在制度创新的道路上尽可能地披上一件合理的衣裳。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陶醉在宇宙共振中的展望者，也需要文明史的养份，不是向后张望，而是向前探究，尽管这探究可能遭到机械化、唯物化的伤害，而被不再生育的文明人斥为迷信和原始。

斥责不能减弱其震动，无视不能贬损其价值，唯物主义和纵欲主义不能取消以人为本的终极形式──以神为本。羞辱天性的教益、枯死僵硬的主义，不能拯救生命、不能恢复个性的尊严。上述东西，只有个性是上帝创造的，别的都是个性创造的。

不论哪个人类群体最终进行了“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运动，它都大体保留以下特征：

1、和平方式的传教、以身作则的示范，推广、弘扬天人合一的精神。

2、扶助当地的土著成为天子的仆从，拒绝雅利安人殖民模式的诱惑。

3、消耗自身精力于全球整合的运动，而非盘剥方国的利益以供养全球政府。

全球政府深入法律、道德、文化、科学各个层面，推动社会经济，促进文明教化：社会整合不仅是物理整合，文明教化不仅是化学化合，“天人合一”的命题包含了“文明化合＋社会整合”的内容──此一化及天下的共振，使全球一体成为现实。

现代的主权国家在全球政府面前将沦为古代城邦，现代民族在全球政府面前将沦为古代氏族。全球政府创立虽难，但守成则相对容易，易于形成全球生活的普遍法则。顽固坚持一国私利的民族感情，正如顽固坚持一党私利的阶级感情一样，将被证明是部落时代的兽性，其主义必须受到限制而不该受到弘扬，为免部落意识与禽兽特性纠集的群众势力阻滞全球文明的风化天下。

为了地球的健康，号召人们：把效忠对象，从主权国家转向全球政府！

七，天下秩序是人类命运保育者

7. Universal order serves to protect and save humanity

全球政府的天命已经出现，推动其具体化、制度化、物质化的动力，则需要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予以展现。不过要注意，这样的人，也会有其自身的习性、惰性、消极性，因为人的群体常常模仿那些拥有主导地位的个体，他的意志既然成为精神集体的意志，他的缺点也就成为集体的缺点。

不同的社会习俗造成"特定场合下具体该怎么做"，它起源于人们的随大流、易受大人物影响。然而根据社会习俗来行动并不是人类的专利，黑猩猩也会这么做，甚至跟人一样“势利眼”。美国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发现，当存在两个实用价值相同的方案时，黑猩猩会一窝蜂地照搬“大人物”的做法，不会随便选择。它们还会无视“小人物”的正确发现，而坚持已经形成的“习俗”。研究人员准备了两个形状不同的容器，从两群黑猩猩中分别选出两只地位较高的雌黑猩猩，通过奖励苹果和香蕉等食物，训练它们拣起标牌扔到其中一个容器里。其他黑猩猩发现受过训练的雌黑猩猩将标牌扔到某个容器里后会得到食物奖励，于是纷纷开始效仿。实际上，不管它们把标牌扔到哪个容器里，研究人员都会给它们食物奖励。但观察发现，在每个群体里，其他黑猩猩都唯“大姐大”马首是瞻，效仿本群那只受过训练的雌黑猩猩选择相同的容器。在其中一个群体里，有一只地位较低的黑猩猩发现选择另一种容器也能得到食物，然而其他黑猩猩对此视而不见，仍然遵守原有的“社会习俗”。

这种自以为义的社会惯性作为虚幻的集体意志，常常把独断专行者的个人缺点说成是天命。载体的惰性因此被夸张为天命的属性。但历史证明，集体意志从不一致，各种集体意志间的互相角力，才是集体意志诞生的基础。历史还证明，独断专行的意志自身常在变化中，经历连串的胜利也会遭遇致命的败北，在天命的巨岩上碰得粉碎，结果只是充当了调动人们积极性的燃料。这样的燃料可以受到捧场但不该受到崇拜；除非是发挥着捧场作用的即时崇拜。据此，全球政府的统治原则就是不断超越自存的惯性、不断超越并偶尔克服自己，以形成超越人道主义的神明标准。

万象本出自然，但当它们成形，却开始自己的独立，最后违背自然，不肯随遇而安。任何事物一经诞生，自觉或不自觉就拥有了自我延续自我扩张的意向──这一特性以人间事物最为突出，例如阶级效忠、文化习惯、国家意识、民族感情等等。全球政府既然承袭了历史遗产，也不能免俗。这些东西看起来“念旧”，其实是“忘本”，忘记自己是本于自然并归于自然的。过犹不及，过于念旧的，反而成了忘本的，性格忠诚的人难以急流勇退──即使他们效忠的对象已经注定淘汰。

自存的惯性这时格外膨胀起来，可以构成反动的壁垒；使得没落的贵族生出社会冲突和文化苦恼。甚至国家民族的命运也不能逃脱这一宿命：作为历史产物，它们在历史中消亡，它们的自存惯性终将空虚，在物理层面被克服，在意志层面被超越，它们作为族群幌子和个人利益的真相，暴露无遗。

原来其“集体意志”的金冕，竟是以如此屑小的碎片熔铸的，“绝大多数人”不过是个“人类物理学”概念，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作用往往最小，关于这一点，王弼的解释再清楚不过了：“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治动，治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周易略例·明彖》〕 

人生的种种难题既然无法依赖数学方法求解，人生的种种困境也就无从透过逻辑力量摆脱──人生根本上是艺术、创造、一股生气，而不是科学、规律、一套逻辑，总之，人生的基础是“本能”而不是“理性”──尽管本能是需要用理性来掩护自己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科学的世界秩序”的真正基础不该是“科学”，而只能拱手让给“创造”──科学的演绎本身有其前提，那就是“有待神明力量的感化”。何谓神明？神明就是科学还无法解释、技术还无从把握的那种力量；再简化一下：神明就是某种创造了人而不是被人创造的力量。神明因此构成了未来历史的基础。

“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社会秩序──神明的精神归属”：这个半新半旧半艺术半科学半神话半政治的奇妙尤物，不是用任何一种理性方法可以推断出来的。任何严谨的清醒的科学思想都不会指向创造行为，因为科学本身是事后聪明的总结，而不是预先创造的能力，它不是熔岩，更不是使溶岩爆发而出的那股力，它只是冰冷的已经凝结的岩块及其研究罢了。

新的全球中枢将使命授予一个新的使者：他不用风化消磨“过去的结晶”，而用地震粉碎往日的梦魇，新的熔岩喷射而出……新的大地成型：“人生的种种难题、人生的种种困境，在绝望中迎来曙光。”谢谢命运，使者不是科学，而是灵感，他通向那无所不知、无所不备、无所不在、无所不通的宇宙能力和神明之德……人生的种种难题与困境，在他面前化为“命运特意散播以激活人类身上宇宙力量的引信”。科学主义的冰冷惨白在人生实况的刺激下热腾红润了；科学的世界秩序，不是以科学决定人生，而是以世界秩序保障人生……

新科学的形态是“历史教”──不是历史科学，而是历史教化，“科学是神学的婢女”，历史教是各类学科的历史综合。历史教熔冶了科学，且在历史的即变动的意义上，扬弃固定的科学主义。新的文明及其合成的种族，将随着历史的教化出现，构成全球政府的持久基础，就像秦汉政府的强权和教化塑造了一个“汉文明”和“汉民族”。

历史教是旧事物衰落过程的纪念碑，也是新生命诞生的丰盛典礼。它意味数百年来欧洲文明的扩张有了结果：欧洲化〔相当于古代欧亚的“希腊化”和春秋战国“中国化”〕的结束和全球化〔相当于古代罗马法和秦统一的秩序〕的开始，融合集团的同化程序，揭晓地球历史的新页……

这一“新的地球实体”，取代一切主权国家的世俗权威，它不是万世一系的，却是万国来仪的。全球政府将创造历史的泉涌：

1、全球政府作为世界风暴的中心、世界历史的枢纽，其活动空间终将超出地球和太阳系，可以抵达一个又一个银河。

2、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电子系统普遍运用，使得全球政府的综合政治能力获得了星际坚实基础。世界秩序、普遍信仰、生活方式、文明方向，都在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基础上获得更新，但它们的意识形态却得以排除了机械论和唯物主义的毒素。这正如大财阀的拜金主义态度其实不及中产阶级，尤其不及富农和小房产主。大财阀甚至捐赠慈善事业和文化教育。同样，在科学的世界秩序下，科学方法将变成基础，甚至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基础。科学方法的尊崇地位将被更高级的神秘思想取代，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甚至被迫进入半地下状态，就像无神论国家的宗教那样。

一种压力需要另一种压力来抵挡，一种事物需要另一种事物来制衡：日益猖獗的自动化与电子化，会激起新的神秘主义，商业主义会激起新的神权政治，这是迟早的事。老成的精神会重回故乡的思念──故乡可爱、童年甜蜜，特别当人和文明衰老之后，这种远去的思绪像是隧道另头透出的光亮，美好回忆仿佛回马枪、刺杀一个垂死的心灵……失去前途的心灵，就“向过去寻求慰藉”。一个社会是这样，全球文明也会这样，回归人类与社会的童年，崇尚野蛮质朴、物欲单纯……他说：“商业主义追求奢华，是社会和文明趋于中老年的表现，正如中老年妇女热衷于化妆甚至割皮整容，年轻的丑女也是如此。商业主义夸大物欲，推动文明的衰朽，正如戏子的过度化妆，却腐蚀了自己的皮肤。等到衰落的有机体死亡之后，叶落归根，新的优势再度趋向童年的野蛮。这个事实也许使人生悲，但这个杞人忧天也构成了真实的威胁，是文明与野蛮之间一再交替出现的周期：春──夏──秋──冬。

八，平定主权国家，有益于天下

8. Pacification of sovereign states benefits us all

历史因素的不断积聚，使得“可能性”的通道愈来愈窄：增熵的历史命运使得创造者的道路日益艰难。强力和孤胆，成就伟业；新陈代谢，促进终极的善。殊途同归的担心，挽救不了瓦解中的文明，只有精神的融合才使文明再生。全球政府的益处，是在和主权国家的坏处比较里，得出的：没有主权国家的浪费和作恶，就不会有全球政府的效率和功德；没有国际无政府状态，就不能显出天下一统的和平是多么珍贵。

主权国家消失以后，全球政府只要和各个地方政府直接打交道就可以了，可以节省大量的军费和叠床架屋的行政开支。裁减二百多个主权国家政府的寄生结构，就可以阻止大量财富毁灭在这些有组织的贪污盗窃和精心策划的自相残杀之中。

现代最好的军队都是作为“国军”隶属于各个主权国家的，其次则是作为党军、集团军和私人军队隶属于党派、黑帮或私人。但即使最好的国军，虽然号称在“保卫和平”，实际上却仍然不免从事着杀人、放火、强奸、抢劫、虐待俘虏的罪行。由此可以相信，没有各国军队争相分裂割据的世界，可以更加美好；就像现代法治国家的内部，不用军队解决纷争，所以才能长治久安。而要消灭为害世界的各国军队，就要首先削平豢养军队的各个主权国家，这些纵容军队作恶多端的“合法山头”，还盘踞联合国组织，维护自己作为现代世界万恶之源的主权国家地位。

相反，全球政府则不需要杀人放火的军队，只需要医治人民的生物部队。因为它深切地意识到，生物工程对全球文明的影响乃至于“支配”，已到无孔不入的境地。尤其不发达世界，能否从目前的绝望状态里走出，不仅要依赖生物学意义的技术革命，还要依赖生物学意义的社会革命！世界能否摆脱二十世纪的沙漠状态、步入二十一世纪的田园时代，社会生物学领域的综合突破，是必要的。革命的生物学，显然也是一筹莫展的中国可能拥有的一个起衰振弊的支点。

全球政府可以从世界各个僻静的角落，招来许多生物学家。他们在国内也许被视为异端的危险分子，为法律和公众舆论所限制。但他们确实怀着真正的科学工作者的热情：愿意在任何地方、为任何势力贡献自己的科学天赋与思想才华。全球政府应欢迎他们！全球政府真正需要他们！全球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一切工作和生活上的便利。即使这需要冒些小小的风险，也是十分值得的──其实再大一些的风险，也比没有出路好得太多了。在此之前，这不仅关乎某国能否从国际瘟疫的策源地，一变而为头等世界强国，而且关乎全球人类的命运甚至“人类将如何定义”！新的生物实验及其社会运用，需要巨大的革新精神来引导，各个文明的传统对它多少是个障碍。相形之下，中国形式的全球文明由于其世俗性格，也许比之那些具有神权传统的社会，更能适应和容纳这一革新过程。虽然人们不愿看到新的生命超过自己，但只要不以神明的名义扼杀之，日新不已的君子之德，将在无形中提供更有兼容性的全球平台。

例如，中国曾是保守传统的大本营。但经过一百多年外来入侵和残酷革命，传统的堤防已被摧毁，使得中国“国已不国”。但愿我们的下一代会看到革命与传统的最终合流──那时，在革命与传统的汇合处，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155─220年]《观沧海》〕推革命之波以助社会生物学之澜？这是很有希望的事业。运用革命时代的巨大可塑性，利用革命势力的巨大活跃力，把中国首先变成一个社会生物学的试验基地，用这办法使中国完成一次“飞跃”，由前工业社会迈向新型生物社会。业已成熟的发达国家只能瞠目结舌而无从仿效，由于其内在条件的限制。发达国家的内在矛盾和掣肘太多，无法遂行具有世界历史规模的生物壮举，他们只能坐视新兴强权在不守规矩中日渐壮大，并亲口尝到这强大附带的酸甜苦辣……

新的社会生物学活动，能给中国注入可畏的活力，新的民族从魔术般的运化中出现。新的中国不必位于现在的中国领土，新的中国民族不必是现代中国人的后裔──他的出现是全球活力的表现，通过正面的反馈可以激起更大的活力。一个以社会生物学的基本原理为原则的政体，一个以社会生物学的基本观念为意识形态的全球政府：它的农业是生物学的农业系统，它的工业是生物学的工业系统，它的战争是借助生物武器的新文化战，它的仁慈也通过生物学的救助来展现，甚至它的统治人才也依靠生物学来育种，艺术天才与生物学方法的培养密切相关。

新的生物学手段，提供了自新的方式。即使“中国自新运动”失败了，革命精神与生物学原理的合作，也能在新的领土上形成新的中国──全球文明的新的中枢。如果现有的中国无力好好耕耘自己、尽其所能创立全球文明的超级平台，它在近代吃尽的苦头就完全白费了。

天下秩序有时体现为神权政治如中东和欧洲，有时体现为伦理政治如中国和美洲〔前殖民主义时代〕，这些都是为了适应文明的冬季而自然形成甚至人为设计出来的政治形态。神权政治与个人主义互不相容，但是不论神权政治还是个人主义，都与伦理政治较为兼容。神权政治是禁欲的，个人主义是纵欲的，伦理政治是节欲的。如果遵循伦理自治的原则，人类就无须在神权政治的整合与个人主义的分离中被迫选择一个极端〔选边〕，而可以奉行执中的中庸之道。族裔〔或方国〕自治而后由中枢〔王道〕整合〔科举〕的伦理政治，较之宗教整合的神权政治为平和中庸，不一定更有创造力，但却较为稳定，这也可从中国与印度─欧洲的不同命运见出分晓。而族裔〔方国〕自治的实行，还有赖于历史教取代唯物主义的文化及其个人主义；这样也可以有效弥合下层社会的分离倾向。

在西方语言中，K是“国王”的缩写，因此不妨把重视养育功能的“K战略”〔Keep〕视为“王道”。王道主生，霸道主杀；在生命哲学看来，延续自己远比杀害对手重要，因此人生的战略应该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王道的成功是文明的成就，霸道的成功是文明的毁灭。这就使我们理解的“养生主”。“养生主”之后是“大宗师”，大宗师之后是“应帝王”。

在全球化的意义上，“中国”也就是“中心城市”〔Central city〕、“中心国家”〔Central State〕。在全球化的意义上，“中国”可以位于任何地点，位于印度？可以。位于美国？可以。位于俄国？可以。位于非洲？可以。位于南极？可以。只要能发挥“中国文明”即中心城市、中心国家的主导作用，即可。在2004年伊拉克遭到美─英联军攻占一年之后的日子里，我们甚至不妨设想，未来“中国”─全球政府所在地，既可以位于美国境内，也可以位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

1、公元前4000年前闪族的苏美尔主要城市发展到前2371年闪族阿卡德王萨尔贡一世建立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伊拉克由前闪族的苏美尔人控制一千六百多年；

2、闪族的阿卡德人接管伊拉克六百多年后，前1750年闪族人汉穆拉比建立巴比伦帝国并控制伊拉克将近千年，二者合计又是一千六百余年；

3、公元前720年左右闪族的亚述人征服伊拉克后，该地区长期陷入外来统治：前550年雅利安人的波斯居鲁士征服伊拉克、前330年雅利安人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伊拉克，然后雅利安的罗马人、拜占庭人、波斯人交替控制伊拉克到公元656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在外来统治下长达一千四百年。

4，然后闪族的阿拉伯人征服伊拉克，并以此为中心控制整个回教世界。公元762年前后，巴格达建立阿拔斯哈里发政权，伊拉克重新获得一千四百年以来的中心地位。

5、五百年以后，蒙古人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伊拉克先后陷入蒙古人、土耳其人控制，长达750年，1915年，英国占领伊拉克，以国联的名义对其进行统治，直至1932年伊拉克独立。

6、伊拉克恢复独立以来，不过七十多年，已经再度成为世界焦点，美国对伊拉克的一次打击〔1991年〕和一次入侵〔2003年〕，乃是一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帝国向一个最古老帝国的所在地所发动的攻击。它摧毁了一个作为主权国家的伊拉克，但却把一个丧失了主权的伊拉克，拖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现在美国占领了伊拉克，但谁知道以后呢？也许再过百年，伊拉克作为下一次出击的主角而不是这一次挨打的配角，重回舞台中心，甚至成为全球的“中国”、全球政府所在地，也说不一定。

百年时光，足以缔造一个世界强权：一百年前，谁会想到二十一世纪的全球中心、世界的唯一超强巨霸，竟然是“英国的前任北美洲殖民地”？

“中国”的概念就是“世界中心”；“中国文明”的概念因此接近于现代意义的“全球技术平台”概念：谁能创造更好的技术平台，谁就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即真正的“中国”。中国的古代意义是“王畿”，现代意义则可以理解为“中心数据库”、“控制中枢”、“首选投资国”、“人才聚集地”：谁能提供更好的技术平台，谁就吸纳了全球的能量和创造力，以此执天下之牛耳。这样的“中国”是世界规模的“中央国家”、“全球中枢”，显然不是任何一个种族集团可以垄断的，而是属于全体文明人类。

（另起一单页）

第十章 历史教的命运  

Chapter Ten Fate of Historicism

欧洲文明造成的“自然危机”如：能源危机、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不仅打击了传统工业文明，而且危害人类的未来，这就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抉择和创造、开辟新的文明。否则人类无法从目前的重大灾难里脱身。新文明产生后并非完全消灭了旧文明，而是消化、吸收，使之成为新文明的食物，新文明不会终止工业活动，而欧洲文明向新文明的转变也不仅是技术形态的革命。与新文明同时兴起的全球化过程，很有可能推动工业文明持续发展，因为多数国家尚未工业化或完全工业化。在多数地区日益工业化、地球资源也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可以取代传统的工业文明的，是“生态文明”。

一，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1.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 is unpredictable

在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拉尔卡纳县南部的印度河右岸，有座半圆形的远古佛塔废墟，濒临一望无际的信德沙漠，一片荒芜，当地人称为“死人之丘”。1922年，几名勘察队员偶然来到这里，在佛塔的废墟里找到了几块刻着动物图形和无解文字的石制印章，几十年过去，终于发现这是一座重要的古代废墟：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当地土语意为“死人之丘”〕。根据碳14测定，其存在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间，虽然历史比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略晚，但影响范围不小。在距它几百英里外的北方，也发现了布局相同的城市和规格一致的造房用砖。

摩亨佐·达罗城最早是一些小村，后来各村扩大，渐渐连在一起，形成城市。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并用棉花织布的地方之一，创造了结构独特的文字，发明了度量衡方法，建立了发达的城市经济，和其他文明进行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根据碳14测定，其存在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间。全城面积八平方公里，有高大的城墙和宽阔的街道，当时居民大约有三四万人。城里街道十分整齐，房屋排列得井井有条，街道大都是东西和南北的直路，主要街宽达十米，下有排水道，用拱形砖砌成。建筑物用火砖造成，五千年前留下来的断垣残墙依然高达七米半。

全城分为西面的上城和东面的下城，上城居住宗教祭司和城市首领，四周有城墙和壕沟，城墙上筑有瞭望楼和高塔、带走廊的庭院、有柱子的厅以及著名的大浴池。浴池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米，由烧砖砌成，地表和墙面均以石膏填缝，再盖上沥青，滴水不漏。大浴池呈长方形，浴池南北两端各有阶梯，一条一人高的排水沟可把废水排出浴池。澡堂和一个房间里有一口椭圆形水井，大概是给浴池供水的。浴池底部和四周的砖块都用石膏灰浆砌合，外面涂上一层沥青，然后再砌一层砖块，以防漏水。浴池北面有一连串小浴室。每个浴室里有一个放置水罐的高平台，看来是作热水浴之用的。此外，还有作为其他用途的一些房间。这座大澡堂是摩亨佐·达罗人高度重视清洁卫生的标志，也可能是举行宗教仪式所用，不禁使人想起印度人喜欢到“圣河”沐浴的传统。

和上城相比，下城设置比较简陋，房檐低矮，布局也不规整，可能是市民、手工业者、商人以及其他劳动群众的居住之地。在上城的住房中间，最突出的是一幢包括许多间大厅和一个储存库的建筑物，可能是国王或首领的住处。另有两层房屋，下层是厨房、洗澡间，上层是卧室，属于富人的住宅。居民住宅多为两层楼房，临街一面不开窗户，以避免灰尘和噪音。城市整个被分为好几个部分，包括一座位于高处的“城堡”和地势较低的城区。一条宽阔的大马路自北向南纵贯城市，每隔几米就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街与之成直角相交。

此外，还有小巷组成的不规则的路网与小街相连，住宅房屋的墙壁很厚，表明至少是两层楼房，大多数为多间建筑，有些房子很大，包括几套院落，有些则是简陋的单间房屋。房屋是用烧制的砖块建成的，砌砖的精细程度几乎无法再提高了。大多数住宅的底楼正对马路的一面均为毛坯，没有窗户，这种旨在防止恶劣天气、噪音、异味、邻人骚扰和强盗入侵的城市习俗，至今仍为中亚细亚地区的许多地方遵行。通常房屋正门位于后面的小巷，对着一个宽敞的门厅，向前是一个院落，房屋的采光、通风十分良好，几乎每户人家都有沐浴平台、许多家庭还有厕所，城中还有一个范围广大的排水系统将多余的水带走。住宅大多于中心地方设置庭院，四周设居室，居民生活安详舒适。不过没有发现或证明哪座建筑是宫殿或神庙。

古城里发现过一些带有装饰品的小型裸体人像，据推测是吉祥象征物。古城里的大多数住宅都有水井和整洁的浴室，大小住宅多在外墙里面装有专用的垃圾滑运道。居民们可以把废物倒进滑运道，滑到屋外街边小沟。小沟又连接下水道系统。这样复杂的污物和污水处理系统，不仅古代城市无与伦比，就是当今的印度城镇也望尘莫及。遗址郊外一度长满茂盛草木，但由于过度放牧和种植，植被稀疏、表土裸露，强烈的阳光蒸发了水份，表土随风吹蚀，最终沦为沙漠。考古学家从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精美的陶器、青铜像以及各种石制印章、铜板等，不仅雕刻技艺精湛，更是珍贵的文献资料。因为这些刻有牛、鱼和树木的图形文字，很像埃及的象形文字和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其中包括两千多件刻有文字的遗物，有五百多个不同的符号。尽管学者们加紧释读但迄今没有破译。

在古城发掘中，发现了许多骷髅，从其姿势看，有人正沿街散步，有人正在家休息，灾难突然降临，几乎同一时刻，全城三四万人全部死于来历不明的横祸，一座繁华发达的城市顷刻之间变成废墟。科学家们从不同角度猜测其原因，但莫衷一是。最奇特的是城中发现了明显的爆炸痕迹，爆炸中心的建筑物全部夷为平地，且破坏程度由近及远逐渐减弱，只有最边远的建筑物得以幸存。调查者在废墟中央发现了一些散落的碎块，是黏土和其他矿物烧结而成的。罗马大学和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实验证明：废墟当时的熔炼温度高达1400℃至1500℃，这样的温度只在冶炼的熔炉里或持续多日的森林大火的中心才能达到。然而遗址附近从未有过森林，因而只能推断大火源于一次大爆炸。印度神话中传说，远古时代发生过一次奇特的大爆炸，许多“耀眼的光芒”、“无烟的大火”、“紫白色的极光”、“银色的云”、“奇异的夕阳”、“黑夜中的白昼”等等描述都可佐证，看来类似核爆炸那样的过程，是致使古城毁灭的真凶。

印度河流域青铜文明，还有哈拉帕〔Harappa〕城市遗址。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350─前1750年。城址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地区拉维河的东岸，规模与摩亨佐·达罗相当，相距六百四十四公里左右。可能是两个独立国家的都城，或为两个城邦联盟的中心。哈拉帕卫城拥有雄伟的砖墙，卫城北有一座大谷仓。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范围很广，西起苏特克根·多尔，东达阿拉姆吉尔普尔；北起罗帕尔，南至巴格特拉尔，区域东西约一千五百公里，南北约一千一百公里。前哈拉帕时期，印度河流域已有农村向城市过渡的文化，已出现铜器，石器也没有完全排除。这一时期居民的主要生产活动是农业，农具有燧石犁头、青铜的鹤嘴锄与镰刀等。耕畜有水牛，作物有大麦、小麦、稻、胡麻、豆类以及棉花等，金属冶炼、锻造和焊接已有较高水平；制陶业和纺织业都很发达。商业贸易不仅在本地区进行，而且与西亚也有密切的来往。印度河文明的文字主要保存在印章上，文字和雕刻图案结合，多为单行，由右而左，至多不超过二十个符号。

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可能是达罗毗荼人、原始澳语人、印度─雅利安人的混种。但实际上无人知道这些掌握了象形文字、雕刻艺术并有着城市规划天赋的人究竟是谁。他们连同自己创造出的文明似乎是从远古的空气中偶然生成而又突然间消失了。印度河流域古代城市的命运，凸现了文明的脆弱性，难怪此后印度次大陆的思想传统贯穿了“无常”的基调。它提示我们，这可能也是现代文明的结局，如果我们滥用自然，或是并未滥用而仅仅经历了太多的时间，也可能遭遇致命的事件。基于这种考虑，如何在文明遭到打击的时候保存文明的种子使之不至于彻底灭绝，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评论版罕见地以中文标题发表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此文从中国开封发出，回顾一千年前全世界最繁荣城市开封的衰败，提醒美国人，不可骄傲自大。美国现在是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纽约是全世界最重要城市。但一千年前，世界最重要城市却是黄河边上的开封。回顾历史，发现国家的辉煌盛世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城市的繁华尤其如此。此文说，公元前20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伊拉克的乌尔〔Ur〕，公元前1500年是埃及的底比斯〔Thebes〕，公元前1000年是黎巴嫩的西顿〔Sidon〕，公元前500年是波斯都城，公元1年是罗马，公元500年是中国的长安，公元1000年是中国的开封，公元1500年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公元2000年是纽约。公元2500年，以上这些城市可能都榜上无名。公元1000年的开封是宋朝首都，人口超过一百万，而公元1000年的伦敦只有一万五千人；现在的开封连省会都不是，没有机场，贫穷肮脏。

当然，《纽约时报》及其专栏作家纪思道认为公元5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中国的长安，肯定是错误的。那时，是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元年、南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二年，中国离开隋朝的统一还有八十九年，还陷在南北朝的战乱中，和今日海峡两岸的分裂情况差不多。公元495年，北魏首都从平城〔山西大同〕南迁到洛阳，长安在那时，在“比南朝野蛮落后的北朝”，连最重要的城市都算不上，怎么能算世界最重要城市呢？那时世界最重要城市，应该是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廷或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纽约时报》和纪思道对历史的有关误解，进一步生动说明“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针对《纽约时报》及其专栏作家纪思道误导读者的这个重大错误，我立刻投书指出，却石沉大海或说“石沉纽约时报”更加恰当。我的这一“投石问路”，证明拒不道歉不仅是战犯和盲流的劣根性，也是学术界包括美国学术界的通病。连《纽约时报》这样的重镇也不能免俗。这也是“西方的没落”之一斑？呜呼。由于拒不更正，类似的污点将永远留在《纽约时报》的记录上。

二，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异同

2.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istory,eth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在我看来，保存文明的至关重要的方式，就是在历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之间建立有效的同盟，而避免它们的力量分散，尤其避免它们彼此对峙，互相消耗。

那么如何建立这一同盟呢？这首先要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历史学与伦理学的区别何在？伦理学与政治学的区别何在？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有共通之处吗？

1978年3月，为了以名义上初中毕业、实际上小学没有毕业的学历，去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研究生，我必须获得“同等学历”的证明。这样，就撰写提交了《<周易>的历史哲学》〔见本书最后一章《<周易>的历史哲学》〕，其着眼点就是以《周易经传》为依据，探讨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融汇处。从希腊人的理想看来，历史应该是客观的；但在中国《春秋》以来的传统看来，历史学应该从属于伦理的教化，以促进政治的秩序。同时，伦理的手段、政治的权术，应该符合历史模型的需要。伦理学与政治学必须成为“历史左右手”，否则就是荒谬的与过时的。而“时之圣者”的理想，就是要求人们切合历史的时刻表，像是春耕、夏种、秋收、冬藏那样，“不误农时”。历史的方向感或曰人的生活方式，则是伦理与政治的目的；这样的“历史”是“资治通鉴”式的，是“当下史”，而不是“当时史”、“客观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因此成为最高的法官、根本的归宿，成为历史教的核心。

欧洲人直到二十世纪才明白这样主观的“当下历史”才是真实的、每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意大利人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年〕于是承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可能由于意大利的社会是欧洲国家中最为接近中国形态的〔包括盛行秘密会社、用非法手段解决纠纷〕。用这种观点看待艺术，可以认为每件艺术品都是一次自发的创作，每首抒情诗都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每幅画都是一座“孤岛”。因此产生一种极端的说法就是：“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

历史学的问题其实就是“集体记忆”的问题。法国史学家吕赛特·瓦朗西〔Lucette Valensi〕1992年出版的《记忆的寓言：三国王光荣之战》〔[Fables de la mémoire. La glorieuse bataille des trios rois]，Seuil出版社，1992年〕，研究十六世纪葡萄牙和摩洛哥战争对两国集体记忆的影响，他的观点很有意思。1578年8月4日，葡萄牙国王赛巴斯蒂安联合了摩洛哥国王的一个侄儿，以摩洛哥国王篡夺王位为借口，发动了对摩洛哥的进攻。战争只持续了一天，葡萄牙就遭到惨败，这使葡萄牙对北非和欧洲海外的扩张企图受到重大挫折，在几年以后葡萄牙就被西班牙国王菲力蒲二世所吞并。相反摩洛哥反倒通过这次战争一跃而为当时的强国。吕赛特·瓦朗西指出，该事件对战败国国民的集体记忆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战胜国。关于这一事件的历史记载在摩洛哥比较少见，直到现代，才有人把它作为“记忆亮点”来挖掘它的史料。而在葡萄牙，这一战争创伤很早就促进了伤痛文学的诞生，围绕该事件出现了许多传说。对此事件的集体记忆甚至影响了葡萄牙当代民族文化的特点。它表明，国民记忆中的现代成份是扎根在几个世纪前的沉淀里的。

还有一个事例与此不同，是研究关于法国维希政府的集体记忆。由于许多当事人还活着，集体记忆、当事人的个人记忆与生活经历，直接有关。这一类的研究在集体记忆史的研究中占据很大的份量，其中有关于共产党历史的， 有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还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流放者的和被赶出大学校门的犹太人的。法国人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始终受到现时政治需要的支配，且构成和影响有关维希时期集体记忆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法国的战败和德国的占领，而是那时期法国人内部的斗争，主要是通敌者和抵抗运动者之间的斗争。甚至到今天，关于维希时期的解释仍然充满了极右派、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分歧，因为大家都企图让历史为现实服务。很明显，在中国人关于内战、文革、六四等重大事件的回忆、记载和“研究”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到了七十年代，受哲学结构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年鉴学派对长时段历史因素的研究开始转移到文明史方面，特别是心态史学逐渐成为热门。在第二代年鉴学派的眼里，政治史被当作是实证主义史学的花边，政治被作为理解历史的外围因素，是上层建筑，它依赖于经济基础，是由经济和社会因素决定的。在结构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盛行时期，政治仍然被作为短期的和事件性的因素而受到轻视。但是逐渐地，从七十年代开始，政治史逐渐得到史学研究者们的青睐，政治史的研究也逐渐获得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到八十年代，政治史的研究开始与社会经济史分庭抗礼。人们梳理对于政治史与整体史关系的看法，经过九十年代的发展，政治史又取代了社会经济史成为法国史学研究重点。〔沈坚：《法国史学的新发展》〕

在方法论上，政治史还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借助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表象、想象、集体记忆、集体和国民的归属感等。在研究范围和课题上，新政治史偏重于现当代的研究，以前被人忽视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历史引起了政治史专家们的重视，成为现在当代史中成果极其丰富的领域。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注重主观的感受，以前为了强调研究的客观公正，而往往将历史学家本身的自我掩饰起来，而现在开始重视历史学家本身的主观感受，一个突出的证据是，历史学家开始写自己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自传，所以也称为“自我史”。1987年，七位历史学家集体撰写了《自我史论集》〔Essais d’ego─histoire,Gallimard出版社〕，回顾自己的心历路程。当然，这种个体性史学毕竟不同于中国的整体性史学，但同样离开“客观历史”而进入主观的实际。

政治学加上伦理学即是中国文明所谓的“政教”，“政教”作为文明教化的更为具体的落实，则从属于历史的目标，这一目标可以被称为“天命”。政教学为了满足历史的需要、促进历史的目标；历史教则有助于推进当前的政治教化，而不必直接灌输神权政治的迷信与僭主政治的欺骗。迷信与欺骗可以得逞于一时，但从长远看则加速损伤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阻隔了日后的转型与发展。而所有自命“超越历史”的绝对主义信仰，虽然有利于野蛮状态下的开创，却不利于文明状态下的保守，惟有历史教可以通过公开承认的主观性，帮助人类度过严冬。到下一个春天，绝对主义的信仰才时来运转，帮助人们打通开创性的工作，横渡无名之洋，抵达无名之地。

而礼乐精神，则显然已经接近政教范畴了。礼乐精神比政教精神还有更为丰富的文化色彩，有如宗教比哲学更为生动。政治教化与礼乐的区别，不在于精神与目的，而仅在于形式与方法。政教接近“哲学”，而礼乐接近“宗教”。换言之，政教是君子的工具，而礼乐则是社会的实践。古语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如此，当世界历史完成了一个轮回与循环，社会面临以前出现过的类似的状态，轮回与循环就实现了。新的精神与原则，常在维护老的目的。新的精神与原则，本质上是老精神与老原则在新形势新条件下的复活，虽然路数不尽相同。愚民政策虽在当代被目为首恶，因为它妨碍了对外竞争的活力。但人类岂知日后之事？岂能断言现在的好恶必然在未来持之永久呢。圣人的“愚民政策”不是单向的，而是与自我克制的修养配套的社会工程，其特点即为“慎独”，不能慎独而只会愚民的“圣人”必是一个伪君子。滥用权术的弄权者固无所谓慎独，他的“慎独”仅为防止“隔墙有耳”。而君子、圣人的修养，是为自己的文明，并不是作给别人看的。一切能够创造世界历史的人物，都在文明的意义上一以贯之，因而也达到了慎独的境界。他们的“一贯之道”，就是在不同的环境里共同保持了创造的潜力。

创造性是人的本性，不同于其它动物的本性。人的创造力量虽然产生于个体，却是作用于集体的历史，并使自己得到表现、放大及发展。君子不是超人但却胜过超人，作为文明的载体，却是社会中最缺乏动物性的部分。在常人及庸人看来，君子是缺乏人之常情的怪物，但就历史视之，他们在为人类进行社会改良的实践。例如现在，礼乐精神依然继续竭诚鼓励人们走向全球政府的归宿。然而历史将不准许人们停步于此，它苛求人们甚至鞭笞人们前去开辟、更新文明的精神与系统，即使这意味高级传统的歼灭。这种前进的动能，有时在一种精神和学说沉睡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后，突然让它再度发出动人的力量，复活的力量莫之能御。

三，用历史教的眼光审视当代

3. Assessment of the modern era in light of historicism

2004年6月份的《欧洲神经学学报》〔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三位医师参考历史资料，诊断列宁发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就在欧洲流亡期间感染了致命的性病梅毒，挣扎多年之后，列宁还是在1924年死于梅毒。

作出上述结论所依据的有关历史资料，包括列宁在欧洲和苏联的主治医生的记载、列宁的健康状况材料及被研究者称为“政治宣传”的验尸报告。“如果你消去列宁的名字，而把其症状拿给任何一位精通传染病的神经学家看，他会说，‘梅毒’。”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医生勒纳〔Vladimir Lerner〕对纽约时报记者说。

梅毒首先以一疼痛溃疡出现，然后传播到身体各部包括大脑，发烧、发疹随后而来。此后，梅毒会不定期地袭击病人，症状可能非常严厉，包括头疼、胃痛、肌肉或关节痛。十几年后梅毒进入晚期，病人可能体验情绪波动、突发创造性、消沉和痴呆，这种病症显然合乎列宁“伟大的生平事迹”，同时也与倡导“超人哲学”的尼采所经历的精神状态如出一辙。可惜的只是在这种可怕的“突发创造性”之后，心血管损伤随之而来，导致麻痹、动脉瘤或中风，疯狂的天才尼采在晚年的著作和革命的导师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所作的大量文件，都是梅毒引起的突发创造性的典型案例；同时，列宁还接受过梅毒专用药──洒尔佛散〔Salvarsan〕的治疗。而更为有效的青霉素在二十多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出现，梅毒在列宁当时是不治之症。

随着九十年代苏联的解体和苏共档案的公开，人们了解到掩盖了大半个世纪的苏共历史上确实存在“共妻”现象。十月革命践踏了人类的基本道德，两性关系的基本规范荡然无存。1990年第十期俄国《祖国》杂志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对妇女进行了“公有化”。例如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对“资产阶级妇女进行公有化”的行为登峰造极，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命令并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四个处女被当场轮奸，有二十五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什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轮奸。一些女孩的命运更悲惨，她们在遭受折磨后还被杀害，尸体扔进河里。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生连续十二个昼夜被红军士兵们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烫她，最终把她枪杀。这种革命，使人想起了南京大屠杀和日本的强制慰安妇制度。从这种角度看日本和苏联的失败，不是偶然的，如果它们竟然在全球范围胜利了，那就是全球黑暗时代的提前到来。

现在，苏联的统治方式已经解体，但谁都承认，人类依然继续面临一场文明形态的转变。面对着新的文明颠覆，我们应从以往的文明转变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呢？

历史表明，文明进行每次转型其实都是迫于自然的挑战，而自然进程对人类应战方式的制约作用，表现为“选择某个文明形态”，总体上则是对整体文明的发展方向的调整与规范。

欧洲文明造成的“自然危机”如：能源危机、 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不仅打击了传统工业文明，而且危害人类的未来。这一局势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抉择和创造，开辟新的文明。否则人类无法从目前的重大灾难里脱身。文明史表明，进步历程并不是直线推移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发生转移即转折性变化的过程，它包括文明的发展方向、性质、类型、内容的一系列转折性变化。

任何文明在根本上都不能持续发展，都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遇到自然瓶颈的挑战，从而改变甚至中断其发展，向新文明转移。而新文明往往不是在旧文明的正前方，换言之，从旧文明直线展望和推进，看不到也达不到新的文明：只有实行方向的转移，才能实现文明的延续。例如，从工业文明向新文明的演变，也不大可能是工业文明的直线推进，而是根本的脱胎换骨。新文明产生后并非完全消灭了旧文明，而是消化、吸收，使之成为新文明的食物，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却是事实。所以新文明不会终止工业活动，而欧洲文明向新文明的转变也不仅是技术形态的革命。

与新文明同时兴起的全球化过程，很有可能推动工业文明持续发展，因为多数国家尚未工业化或近乎工业化。工业文明还会继续肆虐的另一原因，就是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还未达到极限，除非全球范围的持续工业化运动使得多数地区完全工业化、地球资源也完全枯竭。那么，在多数地区完全工业化、地球资源也完全枯竭的情况下，可以取代传统的工业文明的，是何等文明？有识之士们已经指出，是“生态文明”。

而在我们看来，中国文明就是一种较为合乎自然的、注重生态的文明，当然这不等于说古代中国在生态保护的技术上十分成熟；但起码中国文明是主张与自然合一而不是像欧洲文明那样主张与自然分裂的。与欧洲中心论者不同，我们认为欧洲工业文明的局限性并不等于全球人类的局限性。欧洲文明的特定限度，是可以被其他文明如中国文明的形态予以扩充的。全球人类可以也需要，通过创立新文明例如“全球政府”这样的形式，来创造性地建立人类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完成自我延续的艰难工作。例如，面对自然资源对欧洲文明所提出的挑战，全球人类必须改变目前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文明，使之向生态型文明转移，形成全新的生态产业。尽管对“生态文明”，人们还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维持工业文明的手段，或者把它当作工业生产中的一个要素，而未能看清它终将取代工业文明的功能。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生产方式是从资源攫取型式向资源再生产型的转变，形成无废料生产、无破坏生产、无污染的生产，使人类摆脱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经济增长方式是从经济数量增长型向经济质量增长型的转变，废除欧洲文明的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耗、高污染，降低生态环境的恶化及人类物欲的膨胀。经济价值主要表现在产品的功效与知识含量，而不再表现为资源与能源的消耗。生活方式从过度消费向适度消费转变，抑制过度消费的欲望，摆脱无限膨胀的物欲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所形成的尖锐对立，降低人类自取灭亡的风险。全球政府所推动的文明模式，应该具有以下特点：“物质文明”向“信息文明”转移，经济生活的首要地位将由科学艺术等文化生活所取代，活动空间从地球型文明向太空型文明转移，人体改造和太空文明同步发展。

环顾现今，既然工业文明的弊端在自然的压力下已经充分显露，工业文明自身也开始分化和转变，所以未来的全球政府的战略构架，不是以虚无主义态度否定工业文明，而是在保证工业文明的持续发展并采取调控措施，以免欧洲文明彻底毒害了全球人类的前途。展望全球政府的必要性，在于现有的“跨国公司集团”虽然效率很高，但都是些五毒俱全的经济怪物，而现有的“主权国家”则是些贪婪嗜血的政治恐龙，不控制它们、不平定它们，就无从实现人类的统合。随着全球文明的发展，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若不能够逐渐演变为全球政府的分支机构，就无法建立全面和平、消除军备开支、降低产能浪费。

历史的法则仿佛不进则退，不能日新其德者，只有趋于朽灭。现有形态的“跨国公司集团”若不能脱胎换骨，演化为真正的“国际融合集团”，从而取代主权国家的主要职能，就不能完成朝向全球政府的过渡。我们看到，在全球危机日益加大的威胁下，某种政治上、宗教上的“超级跨国公司”正在地平线下面悄悄凝聚和组合，以准备对现存社会的整体结构发动一次致命的袭击。天命的奇迹即将破晓，晨雾迷蒙，一切好像还在沉睡中，谜底尚未揭破，一切还有待于“发育”，虽然在心镜中，一切的一切都已明了，霍然洞开了。

四，罗马帝国如何运用历史教

4. How did the Roman Empire utilize historicism

我们从中国文明中总结出“历史教”概念，但其实，历史教也被其他文明所运用，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发生在罗马帝国〔Roman Empire〕。从公元前27到公元后476年的五百年间，整个地中海地区被称为“罗马湖”不是偶然的。罗马能够统治世界，除了以前说过的罗马军团、罗马法律，罗马的历史意识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我们知道，罗马建城传说称，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城〔Troy〕被希腊人攻破以后，有些特洛伊人逃了出来，坐船漂流到意大利半岛，他们在台伯河〔Tiber river〕的河口地区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后来，有个叫阿穆留斯〔Amulius〕的冒险家，夺取哥哥的王位，杀死哥哥的儿子，流放哥哥的女儿，并且不许她和任何人结婚。可是，战神使阿穆留斯的这个侄女生了一对双生子。阿穆留斯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震惊，他害怕孩子们长大成人，会替外公报仇，就下令把两个孩子装入篮子，丢进台伯河，准备淹死他们。但这两个孩子命不该绝，河水把篮子冲到岸上。孩子的哭声引来一只母狼，母狼不但没有吃掉他们，还把他们带回山洞用自己的奶喂养，啄木鸟也叼来野果给孩子们吃。后来，一个牧羊人发现了这两个狼孩，把他们领到自己家里，抚养成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母狼其实就是娼妓，因为罗马人习惯这样称呼娼妓为母狼。哥哥取名罗慕洛斯〔Romulus〕，弟弟叫勒莫斯〔Remus〕。兄弟俩从牧羊人嘴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就杀死了叔叔阿穆留斯。他们在台伯河畔，母狼喂养过他们的地方建一座新城。这两个狼孩为了争夺统治权，互相搏杀，结果哥哥罗慕洛斯把弟弟杀死，做了唯一的主人，这个城市也就用他的名字命名，叫做罗马〔Rome〕。罗马城的建城纪念日在公元前753年〔中国春秋时代初期〕，罗马人用建城的这年作为纪元。

和希腊人用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纪元相似，罗马人建城纪元也是一以贯之而超越于政治变动之上，这一传统后来被耶稣纪元和回教纪元加以采纳，对西方历史意识的形成，影响很大。这比汉武帝以后“改元”传统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历史意识，更有连续性。也比汉武帝以前、明洪武以后的“一个君主一个纪年”，更有连续性。

约在公元前十世纪前后，希腊人就在奥林匹亚以体育祭神了。奥林匹亚竞技起源于奥林匹亚居民的祭神仪式，后发展为整个希腊崇拜宙斯的祭礼大典。首次奥林匹克会后，每隔四年举行一次。至公元前776年，奥运会正式载入史册，希腊人以这年作为自己文明的纪元。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奥运会进入两百多年的全盛时期，不但希腊本土城邦的公民参加，殖民地城邦以及东方的罗马尼亚人也都跋山涉水来到奥林匹亚，参加四年一度的运动会。直到公元394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346─395年〕下令废止。  

罗马人的历史意识还体现在史诗《伊尼特》〔Aeneid〕的写作上，史诗作者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70─19年〕以此描写罗马起源的英雄神话。当罗马元首奥古斯都击败安东尼后，为唤起罗马人的自豪感，鼓励维吉尔写作。维吉尔也认为罗马人负有统治世界、传播文明与法治的使命，所以用了一生的最后十一年〔前30─前19年〕写作《伊尼特》。去世之际，仅完成《伊尼特》的初稿，他遗憾作品不够完美，在遗嘱中吩咐家人焚毁之。但奥古斯都下令保存，并指派御用文人将其初稿整理编汇出版。出版后，大肆吹捧其诗已达完美无缺的至高境界，在罗马帝国赐以崇高地位，其诗句常在祭典或墓志上引用，类似国家宗教的经典著作，《伊尼特》因此成为后世学习拉丁文的学生们的必读课本。

《伊尼特》取材于特洛伊王子伊尼斯在特洛伊灭亡后到意大利建国的故事。全诗共十二卷，近万行，分成两部分。前六卷模仿荷马史诗《奥德赛》，写伊尼斯在特洛伊灭亡后夫妻离散，携带老父、幼儿、随从在海上飘泊七年，经历千辛万苦，到达了迦太基，女王热情招待他，并与他相恋。但由于神的旨意，他必须离弃迦太基到意大利重建邦国，女王因此自焚。特洛伊王子伊尼斯抵达意大利后，女先知带他游历地府，见到了亡父的灵魂。他父亲指点他看到自己的后裔──罗马国家一系列的统治者，从罗马城建城者罗慕路斯到恺撒，再到奥古斯都。后六卷模仿荷马史诗《伊里亚德》，写特洛伊王子到达意大利拉丁平原，受到国王拉丁诺斯的款待，神意要他和国王的女儿结婚，这就引起了伊尼斯与另一求婚者之间的长期战争，全诗以特洛伊王子杀死敌人而结束。

《伊尼特》的出现表明，奥古斯都有意识运用历史教，来促进世界秩序的稳定，堪称文化战的杰作。但命运永远是反复无常的。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永久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罗马帝国亡于476年，东罗马帝国日益希腊化，被称为拜占庭帝国〔Byzatine Empire，330─1456年〕。但即使如此，罗马的历史精神还是一直激励着欧洲人的思想，甚至改变了日耳曼蛮族的意识，使他们以罗马人自居，创造了所谓“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800─1806年〕的政治幽灵。神圣罗马帝国是由西欧和中欧的一些公国所组成的名义上的政治联合体，绵延千年，直到拿破仑战争才被终结。它显然是罗马历史意识的产物，并与同样千年的拜占庭帝国平行而略后：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280·─337年，也称Constantine I，306─337年在位〕独尊基督教并把帝国首都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开始，直到1453年奥斯曼〔Ottoman〕土耳其人灭亡拜占庭帝国为止，拜占庭帝国始终是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是“冬季收藏”的典范。而且，罗马意识的死而不僵，在基督教独尊之后继续存在，并行不悖。当然，由于基督教的灵性作用，历史教在罗马世界的显影也就不及在中国世界的显影那么突出醒目了。但在基督教之前，历史教还是有力推动了罗马帝国的组建。

公元前27年1月13日，罗马元老院授予共和国内战的胜利者G·屋大维〔Gaius Octavius，前63─后14年〕以“奥古斯都”〔Augustus〕的称号，意为“神圣”、“伟大”。奥古斯都自命“元首”，意为“第一公民”或“首席元老”，故史称他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为“元首制”〔Princeps〕。这是披着共和外衣的君主制。实际上，那标志罗马由类似于主权国家的政治实体，转变为类似于世界国家即“当时的全球国家”、“全范围国家”的政治实体。

随着元首权力进一步加强、元老院权力逐步削弱，各个行省的居民陆续获得罗马公民权、外国贵族得以参加帝国管理机构，外国贵族特别是西部行省的贵族陆续加入罗马元老院，这都是“平定主权国家、创立世界政府”的重要步骤。罗马帝国时代的外省人士也就是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外国人士，构成帝国元老院很大部分，甚至登上最高权位。如此一来，帝国得以继续扩张，疆域东到美索不达米亚，南至北非撒哈拉沙漠，西起不列颠，北至喀尔巴阡山脉和黑海北岸。到212年，罗马公民权终于授予帝国全体自由民。

在帝国时代被有意识运用的历史教，在共和国时代就作为公民意识出现了。甚至“王政时代”的材料也被用来促进罗马人的忠诚心和荣誉感。传说中从罗慕洛斯传到第六国王塞维·图里乌〔Servius Tullius，公元前579─535年〕，约当公元前八世纪中叶至六世纪末叶，都算罗马史上的“王政时代”，它只是由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公社，国王不过是氏族公社的首领。传说此时罗马相继有七王〔rex〕执政。当时罗马有三百氏族，每十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库里亚〔Curiae〕，十个胞族组成一个部落，共有三大部落构成罗马王国。

王政时代的罗马还有三个管理机构：一、是元老院，由三百氏族长组成，有权处理公共事务、批准和否决人民大会的决议；二、人民大会，由武装的成年男子参加，每个库里亚有一票表决权，大会通过或否决一切法律，选举高级公职人员，其中包括“王”；三、“王”由人民大会选出，是军事首长，同时又是最高祭司和审判官，但尚无全面的国王权力。至于罗马的“平民”，则是被征服者及外来的移民，有人身自由，但不属罗马氏族，没有氏族权利，无权分到公地，不能参加人民大会，这也是罗马平民比希腊的城邦公民所缺少的一个权利。许多平民租佃罗马人的土地，有的因借债而沦为奴隶。

公元前510年或509年，王政时代结束，罗马共和国建立。共和国的最高行政权由两名执政官掌握，从贵族中选出，任期一年，平时有行政权、司法权，战时指挥军队，但因两人合掌权力，互相牵制故权柄不大。共和国真正掌权的是元老院，由少数贵族和卸任的执政官组成，先是十人，后来增至三十人，决定国内外一切重大问题。此外，共和国有百人团会议，是全体成年男子参加的人民大会，形式上是最高的立法机关，但实际受元老院控制，会议表决经元老院批审过的议案，没有讨论权，表决时则是第一等级的富有者占优势。

公元前五世纪开始，罗马向外扩张，经过两个世纪，征服意大利，击败迦太基，控制西部地中海，并占领东部地中海的若干国家，使罗马共和国由台伯河畔的小城邦一跃成为地中海霸权。公元前60年，由庞培〔Pompey〕、恺撒〔Caesar〕、克拉苏〔Crassus〕三人结成政治同盟，实行集体独裁，史称“前三头政治同盟”，恺撒战败另外两人后，实行个人独裁。不久，恺撒被共和主义者刺杀，前三头同盟结束。公元前43年，又出现屋大维〔Octavius〕、安东尼〔Antonius〕、雷必达〔Lepidus〕三人结成的“后三头政治同盟”。公元前30年，屋大维除掉其他二人而成为独裁者。至此，超越主权国家的元首制政权终于建立，罗马共和国名存实亡。历史教完全代替公民意识成为政治天平的重要砝码。

前30年，屋大维建立元首政治〔Princeps〕，至公元193年结束；然后“三世纪危机时期”绵延到284年，这时历史教衰微，基督教迅速发展，世俗统治的危机深入；284年至476年罗马帝国由元首制转为君主制〔Dominus〕。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约243─313年〕和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约280至337年〕是代表人物，神权政治正式登场。476年，罗马雇佣兵领袖日耳曼人奥多亚克〔Odoacer〕废黜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Romulus Augustulus，与罗马开国者同名〕，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以拜占庭为都，多活了一千年，存在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灭亡后，大批学者逃亡西欧，把希腊文化带入西欧，促进了西欧神权政治的解体和文艺复兴，构成一个“死亡了的文明整合世界”的范例。

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1913—2004年）在其《全球通史》的《传统的拜占廷文明》一章里所说的那样，拜占廷文化从未解决它在自己的古典遗产和宗教倾向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心理。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前夕，柏拉图主义者吉米斯图斯·普莱桑（约1355—1450年），对一个深受基督教及其组织约束的国家的前景公开表示怀疑。普莱桑作为一名著名的教师，在伯罗奔尼撤半岛的拜占廷的省府密斯特拉度过了他的大半生。他梦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恢复古希腊社会；这一社会按照经过修改的柏拉图式的乌托邦组成，以异教信仰而不是基督教信仰为基础。但在拜占廷人的思想中，这种古典的、现世主义的倾向从来没有盛行过。拜占廷社会仍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倾向。在这个社会中，比普莱桑更有代表性的是传教土约瑟夫·布莱尼斯，他的布道为当时的种种罪恶提供了宗教上的解释：

我们的统治者不讲正义，监察员贪得无厌，法官受贿，调停者说谎，市民行骗，农民愚蠢，所有的人都毫无用处。妇女比娼妓还要无耻，寡妇好奇多事，妇人蔑视贞操、不守信义；青年人放荡不羁，老年人酗酒成瘾。修女玷污了自己的称呼，教士忘掉了上帝，僧侣偏离了正道。……我们许多人生活在暴食、酗酒、私通、奸淫、邪恶、放荡、仇恨、猜疑、妒忌和盗窃之中。我们已变得傲慢、吹牛、贪婪、自私、忘恩负义、拒不服从；变成了逃兵、强盗、叛徒；变得邪恶、不讲正义、顽固不化、不可和解。……正是这些东西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其他东西，使我们受到上帝的惩罚。 

正是在这种肉欲的羁绊和权势的腐化之下，那种认为土耳其人或许会更好一点的呼声开始起来了。过去这种声音也能听到，但到了十五世纪中叶情况变得具有实际危险了，因为当时的土耳其人已经有能力“接受邀请”了。这时，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塞尔柱土耳其人手中接管并占领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到1453年，他们已做好最后进攻被围困的拜占廷首都的准备。

这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减少到五万至七万。所有能护城的力量，包括一小部分西方人在内，总共不过九千人。仅这些人要守住一道道城墙、修复被敌人大炮摧毁的缺口，是远远不够的。而由能干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则至少也有八万人。4月2日攻城开始；在皇帝君主坦丁的英勇领导下，守军屡却侵略者；但君士坦丁堡终于在5月29日被攻克。城市陷落后，侵略军纵兵屠掠，连续三日。当时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杜卡斯在下面这段话中，描写了拜占庭帝国千年历史的结束：

城市沦陷三天后，穆罕默德二世同意放船。于是一条条满载货物，重得似乎要下沉的船离港出航，驶向各自的省市。这些船装载些什么货物呢？有精美昂贵的布料和纺织品；有金、银、青铜、黄铜的制品和容器；有不计其数的书籍；还有战俘，包括教士、俗人、修女和僧侣。所有的船都满载货物，所有的军营帐篷里都关满了俘虏，堆满了数不清的东西和物品。在这些野蛮人中，只见一个人穿着大主教的法衣，另外一个人身着神父的金色圣衣，他们都领着狗；这些狗不像往常那样带着颈圈，而是身穿金色锦缎衣服（基督教教士制服）。其他人坐在宴席上，面前摆着盛满水果和其他食物的大圆盘以及大酒杯；他们吃着圆盘里的水果、食物，喝着酒杯里的葡萄酒。他们将数都数不清的各种书籍装上大车，运往东、西方各地出售。一个诺米斯马能买到十本书，这些书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著作、神学书和其他各种书籍．福音书多得数不清，都有各种装饰，他们撕下书上的金银饰物，有些书出售，有些书则扔掉了。他们将所有的肖像付之一炬，用这种火烤肉吃。

……

拜占庭文明死亡了。不过我们知道随之而来的消息却是源源不断的：拜占庭的灭亡激发了西欧的文艺复兴，甚至逼迫欧洲人走向了西向的殖民扩张。如此证实了我的看法：死亡了的文明仿佛是一种“洗掉了原罪的文明”，由于抽离了了肉欲的羁绊和权势的腐化，而具有更大的传播力量，能够激发更为深远的想象力量。

五，死亡了的文明整合全球

5. The dead civilization integrates the world

下面的这段报道赤裸裸地展现了一个死亡了的文明的惨状：

文物专家估计，目前海外有一百六十七万件中国珍品分别由十几个国家的二百多家博物馆收藏着，私人藏品可能是这个数目的十倍。

为庆祝大英博物馆建馆二百五十周年，该博物馆2006年3月18日在北京首次举办馆藏的世界文明珍宝展览，可谓将世界文明集大成的综合性大展，不过那里唯独没有一件是来自中国的、大英博物馆珍藏的文物，原因何在？据报道这是为了避免政治上的争执。中国的缺席意味着中国最新的博物馆不必与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大英博物馆因为现在存放于伦敦布伦斯〔Bloomsbury〕的中国国宝，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争执。中方的组织人确实没有向英方提出归还任何中国珍宝的要求。英国《卫报》认为，这一做法是因为“许多北京人拒绝认可英国方面对于中国古代瓷器、雕像、书籍的拥有权，认为这些来自帝国主义的抢夺”。北京首都博物馆也向媒体指出，“大英博物馆在另一些国家的保护文化法律制定之前，获得了许多艺术珍品，而我们是否展出这些东西，可能暗示着我们是否承认了他们的所有权。”大英博物馆共保存了超过两万三千件中国文物藏品，但其中大多是在英法联军或八国联军时，从中国劫掠而来的。在大英博物馆，展出的中国文物只是他们所占有的中国文物总数中的一小部分，但已摆满整整一个大厅，其中敦煌壁画赫然在目。依据所有博物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大会上达成的协议，大英博物馆不须归还于1970年以前非法取得的文物珍品。直到中国恢复了力量的时候。

“死亡了的文明整合全球”，这不是什么怪论，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范例，是绝处逢生、死灰复燃的战略。它有时是自觉的战略，更多时候则是自然的演变。如埃及文明的僵死，传播一神教于西亚，其灭亡则推动罗马帝国的东方礼仪化。希伯莱文明的犁庭扫穴，导致圣经和基督教传入欧洲。巴比伦文明被波斯人并吞，则催化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宗教系统。波斯文明被回教覆盖，产生了十叶派和回教的大扩张。佛教文明被印度驱逐，则在东亚的黄种人中间生根开花并开辟了喇嘛教的神权国家。印第安人文明的死亡，则在美洲创造了最为强大的新大陆霸权。中国文明的第一次灭亡导致其扩散到整个远东，其第二次死亡则可能导致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这个世界是由五花八门的战略交织而成的生命世界，而人生即是依靠各种形态的战略战术来维持与开拓的无情战场。严格说来，连人自身也都是依靠战略战术错综复杂的网络所发展起来。“沦为战略工具”，何尝不是人生一切美好事物的开端。甚至各种美感、艺术、理想等的价值，也在于它们作为生命战略的价值，其功效，也就在于它们作为生命战术的功效。如此人生，其一切活动都可以归结为战争或为战争作准备。即使在我们看来最荒唐最无稽最没有意义的活动，也是遵循着这一规则。

一个虽然不新但甚为关键的思想：各种事实上的战略具有人格化的本质，甚至是战略者的人格延伸。所以说“偶然性”也是“必然性”的深刻体现，历史的形成，出乎一切人的想象之外，但入乎一切人的本能之中。超一切理的化育能力，奠定了未来社会的逻辑基础。

创造行为不仅是某种单纯的人为战略所形成，而且是无数种人为战略互相抵制与合作的交织结果，永远是暂时而非持久的过渡状态，变动不居。人类无所不运用其战略，但能够自觉运用这本能力量的却为数不多，尽管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操练、施展其战术，但因意欲文饰而不愿承认这是“战术”，而宁愿认可说这是“生活”，除非当人们目标明确地“厮杀”时，才承认说“这是一场战斗”、“要运用战术来解决问题”。惟独那些彻底认清自己的目标并为之终生奋斗的“战士”，才理解了整个生活无非就是战斗，人的一切活动无非都是战术：因为他在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中，也就是在他生活的全部历程中，无时无刻不遇到强大的阻力。特别是他的目标有时根本无法实现，他又怎能不感到生活就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他又怎能不去施展他的全部战术？面对历史的挑衅行为，历史教应成为“兼容并蓄的哲学”……

中国文明的继承者明确意识到历史教是这样一种战略：社会分裂、阶级斗争是欧洲文化的苦果；惟有弥合文明的精神分裂，抑制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才能使病人化合在历史中，不治而痊愈。这不是“空口谈禅”，而是根据现代世界的危机而制定出来的救援战略，是医治，是中和，是造就高尚灵魂的不二法门。这灵魂能够救援全球人类于欧洲文明所造成的种族灭绝之中。

全球政府必须铲除欧洲文明造成的灾难，审判其无法逃避的罪责。生命状态所固有的惰性，使得文明作为生命形态的延伸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惰性，文明的惰性使得各种文明只能被外力所“矫正”，而无法自我更新。这一矫正或体现为自然力的毁灭或体现为其他文明的征服。事实上，欧洲文明就是这样征服并毁灭了其他数十种文明的。但欧洲文明欠下的血债只能由全球政府来偿还……一种文明的弊端只能由另一种文明的特性来矫正和补救，这是一种全局意义的新陈代谢，是易化的后浪推前浪。在过去，非欧世界的陈腐通过欧洲扩张的锐进予以革除；未来，欧洲的堕落要由非欧的冲击予以克服……

历史教的弱点要靠神权政治来医治，神权政治的弱点也要靠历史教来医治，命运使得文明的轮替不可阻挡。政治文明体现为“多党制”，文明历史则体现为“不同文明的轮流执政”。一个文明的寿命将取决于它的先天限制，而它的先天限制又体现为，它能否容纳异端、不断充实自己。中国文明对宗教的宽容，是值得注意的。简言之，愈善于容纳与消化异端者，则其先天的限制就愈小，反之就愈大。任何战略、思想、宗教等等，都具有一定结构与秩序，从其结构与秩序可以看出此种战略、思想、宗教的基本性质：因为它们总是产生于特别的需要，“需要应付特殊情境下的挑战”，而其“价值”，也就在于它对这一需要的满足程度：愈能满足这一需要，就愈有价值；反之，价值就愈低。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生命情境也就是战略、思想、宗教所自产生的那个基础，自身都在改变中，而随其改变则“需要”亦不断改变。“需要”，是战略、思想甚至宗教的“雇主”，既然“雇主”的要求改变了，宗教就会发生改革。所以，没有哪种文明结构及秩序可以经久不衰而永葆其青春。除非它不断根据外界的变化来调整自己，从而不再是自己了。关键就在“不断调整”，也就是“保持自新状态”，以抵抗人类惰性这一生物节能的法则。“惰性”保证生物与自然环境适应协调，这样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战略、思想、宗教也是如此，为了符合生物节约的原则，它不可能时时处于调整中，它需要相应的惰性、稳定性、固执性，甚至韧性即伪装改变而实则不变的能力等等；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对战略、思想、宗教也如对一个生命体而言，最重要的素质还是“弹性”，是它的可塑性与变异能力。我们把视野扩展到整个生命史的范围中，遍览兴亡之迹，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一切生命的衰落，由于懒惰停滞者多，而由于频繁调整者少。所以，“生物节能原则”宁愿少用而不可多行──过度的“节约”不仅不会积累更多精力，反将导致生命力的萎缩衰退……战略、思想、宗教作为生命的延伸亦然。

战略、思想、宗教需要更大的弹性，需要器量包容新观念新思潮。这不仅是一个气度的问题，而是攸关命运。文明历史的教化所拥有的弹性与其生命力成正比；其具有的气度与其寿命成正比；要使历史教的生命增强，必先增加其弹性；要使历史教的寿命延长，必先扩充其气度。在涉及生命的弹性及容量的问题上，没有“走得太远”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走得越远则越有伟大的前途，走得越远则生命越能得到广阔的发扬，走得越远则历史文明具有越深的影响……

六，历史教的战略核心

6. The strategic core of historicism

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不论是自封的还是真实的，都有义务承担生命世界的责任，以怜悯的精神保护自然和其他生命，而不能像来自西方的海盗和猎人那样，贪婪地宰杀所有具有经济价值的动物和植物，残暴地屠杀和灭绝其他人种。人是需要一点仁慈的，否则禽兽不如，就无法解决基本难题，无力摆脱全球困境。这样的仁慈不是出自现代欧洲式的恐惧、厌战、内疚、瘫痪以及虚无主义和及时行乐的病态，不是生命的龟缩与自戕，而是立足坚实的根基：所有的生命是一个大家庭，是循环的链而不是单向的征服与毁灭。人必须克制自己的贪婪欲望，才能胜任领导者的职能。优秀者必须克制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浊流，才能解开纷争，弥合文明的撕裂，整合世界的分崩离析……

成为巨流中的微滴，是水的福气；成为社会的一员，是人的福气；探险者无法得到平安，只有地头蛇才有“长生久视之道”。人类的文明也是这样，只有融洽地活在自然中，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命不致萎缩。个人反抗历史、人类反抗自然，是同样没有希望的挣扎，反倒体现出历史对个人、自然对人类的更深奴役……

历史教的精义可以统和分裂的自我，让新的和谐状态弥合世界的紊乱，精神形式的革命导致全球结构的巨变。精神的超然给出了拒绝犯罪的理由，有效遏止了社会分裂的毒素，避免文明的整个系统遭到进一步腐蚀。其具体方式需要因情设施、因利势导，不能预定条条框框，因为这实在超出人类的智慧。历史教的深刻任务在于寻求和平！历史教要给人民注入一种意识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说教：对于和平缔造者的本能敬畏，不教而能的向心力量，是历史发展的焦点和文明创造的结晶。全球和平的缔造者把自己的精魂化合到历史教中去，使得地球文明的教化深峻无极，成为星际文明起飞的跑道，新的种族与文明将藉助于区域历史〔如欧洲文明〕的终结，而雄踞天下。

历史教给出人类一个全球和平的理由：我们必须停止互相杀戮，来保护地球、进入宇宙。新的文明意识到：生命来自宇宙，来自蔚蓝色的大气层，人类需要建立的信心就是听取天上故乡的声音，而不是把地球变成鼠类的洞穴。现代的迷津，已经把城市变成了鼠穴，这从空中鸟瞰可以一目了然。城市化蔓延到哪里，荒漠化就蔓延到哪里。这样的现状必须改变，而改变现状的信心就是杠杆，它因交互作用而扩大，兼容并蓄之上还有“日新其德”作为生命的指导方针。只懂兼容并蓄而不懂日新其德者，失之芜杂；只懂日新其德而不懂兼容并蓄者，失之浅薄。历史教不是一个杂货摊，而是从芜杂世界中精选而出的思想，是不断更新其结构的精神……

历史教的核心就是要提供沁人心脾的和平，使这个精神分裂、焦疲不堪的现代世界通过休息而重获生机。危险的病症得以治愈。历史教容纳一切有益于治的宗教，它的宽容精神像汪洋之吸纳百川，以自信和同化能力面对区域文化。对于这样的历史教，一切异端都在意料的范围中，在异端的创造力量的压力下，历史教的潜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如果异端被强行压制，历史教的生命也就断送了一半，不能在与异端的角逐中壮大自己，反倒陷入了最终的衰竭。即使为这么一个理由，也有必要为历史教自身的利益而宽容异端……如果仅仅为了实践的便利而“攻乎异端”，采取暴力手段镇压思想的敌人，那就是文明的末路。

为了避免这样的绝路，需要保有内心深处最大的宽容精神，尽管宽容当以不损效率为限。在中国文明中，宽容精神也常被作为权谋来运用，如诸葛亮之七擒七纵孟获，运用的就是这种“宽容性的方法”，而不是把宽容列为目的本身。宽容精神是一柄双刃的战术，一方面它可以巧妙地扼杀敌人的反抗，根本上碾碎敌人的决心；另方面它可以保留一个常驻的对立面，使自己免于独大而速朽。宽容精神不是艺术家的玩物，而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社会才能承受得住的奢侈战略。

宽容不是纵容，而是执教者超越自身教派的阶梯；宽容在教义和信条的彼岸，洞悉历史的精髓：从历史出发而不是从自己出发，施展抱负。杜绝人心的渗透，超越自己的模式，推波助澜世界的结构，又避免自身趋于速朽……作为“兼容并蓄的哲学”而非“斗争的哲学”，历史教把文明形态视为战略布局和征服战术，因此理解了“文明形态所以绵延下去和发扬起来完全取决于它在战略上的持续价值”。所以，国际融合集团在建立全球政府过程中形成的新文明，也是降低人类灭绝风险一种战略。人类为了自保，不得不进行活动；以去除文化灰尘。“下一语扫尘，旋下一语扫扫尘。”应用性的文化作为战术手段，更是应当随时调整。

未来的全球政府必须垄断一切全球事务，否则将失去一切职能，这里没有丝毫的或然性，不是“王”，就是“亡”，甚至不存在沦为奴仆的可能，因为未来世界的严峻问题不是谁统治谁的问题，而是不能共存就是共同毁灭。这是我们能够看见的“唯一可能性”。这个“王”不是现代经济性的跨国公司集团披上政治及宗教性外衣去拓展其市场、势力范围及利润，而是基于这样一个全新课题：在现代经济性的跨国公司集团的基础上，去发展一种怀有全部政治野心、充满一切宗教热忱的超级世界组织。这种世界组织将要并吞一切现存国家，把“人类”熔冶于一炉之中……这是一种新的综合体，一种全新的发展，可以说，推动世界前进的根本动力将不再是对利润的追逐，也不是对霸权的渴望，而是一种“极端的政治责任感”，一种宗教般的热忱，充满青春幻想和童心赤子的纯净偏执才是创造历史的力量。不仅其情感而且其智慧也告诉世界：在新的情势下，单纯追逐利润，只能招致完全破产，所以，即使不是为了政治及宗教的热忱，而只是为了经济利润上的渴望，也必须完成上述历史性转化。

谁将具有更大更坚定不移更能破釜沉舟的政治野心，谁将满怀更真诚更彻头彻尾更富于同化能力的宗教热忱，这个名为政教跨国公司实为国际融合集团的政治实体，就将主宰整个世界。因此我们预见的是，现在由于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狼狈为奸的世界结构，不会坐视上述政治实体自然长大，更不会不加抵抗地接受这个主宰来吞噬自己。可以预期，二者之间爆发冲突在所难免，不仅充满经济、政治、军事的冲突，而且全面的新文化战即将展开……胜利属于新文明的化合者。

如果代表“现存世界结构”的势力竟然胜利了，那也许说明它在对立面的有效刺激下、斗争过程中，已使自己成为新文明的更好代表了：它的对手虽然自命为新兴的革命势力，却由于多重败德而使自己腐败并落伍，终究归于淘汰了。空洞的宣传，不能抵消行为的邪恶的；行为才是最关紧要的宣传，其后果足以消灭一切宣传机器的徒劳欺骗。

（另起一单页）

附录之一

谢选骏：《〈孙子兵法〉必须背诵的部分》

《计篇》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也，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作战篇》

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杆一石，当吾二十石。

……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谋攻篇》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势篇》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虚实篇》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军争篇》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九变篇》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军篇》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地形篇》

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

《九地篇》

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而整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

……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火攻篇》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用间篇》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另起一页）

附录之二

乔良将军注意了，超限战必须是宗教战争

“超限战”的核心概念是“超限”，“超限”一词出自谢选骏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第329 页——

“在这个过程中，希伯莱人原先认为的嫉妒、偏狭、复仇心切的游牧部落神耶和华，也从喜闻祭品香味、在巴勒斯坦地方常来常往的境地，升入无边无际的苍穹，化为一个普遍（超限）的、公正（超域：不偏袒）的、仁爱（以“人”为“目的”）的上帝。”

读者从中可以发现，“超限”在谢选骏的原著中，是用来形容上帝的本质的。因此，当“超限”用来形容战争的时候，必须和宗教战争有关。

读者还可以发现，谢选骏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中，和“超限”并用的，还有“超域”、“以‘人’为‘目的’”。

1、“超域”正是“超限战”的要素之一，也就是在空间上不受限制。

2、“以‘人’为‘目的’”，正是现代文明甚至是现代宗教战争的特点。其中，既包括普世价值，也包括共产主义、法西斯纳粹、伊斯兰恐怖主义。

事实上，在《超限战》出版之后两年爆发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和后续的反恐战争，就是一系列典型的“宗教战争”。

（一）

2016年4月19日网传《解放军少将：互联网将摧毁美国霸权》一文说：

互联网演变必然带来的两大趋势性结果：“去中心化”和“去货币化”，不可避免地会伤及乃至剥夺美国的两大特权：政治霸权和货币霸权！中国国防大学教授乔良在新书中大胆预测：互联网将摧毁一切霸权，美国之后，再无帝国。

中国大陆“国防大学”教授乔良少将日前出版力作《帝国之弧——抛物线两端的美国与中国》。乔良继17年前精准预言“9.11”事件后，再度预言：互联网将重塑世界格局，摧毁一切霸权，美国之后，再无帝国。他认为，当前世界乱云飞渡，而所有的乱都可以归结为争夺资本之乱。在这场漫长“马拉松”中，中国不必在意自己是不是领导者，只要争取成为最后的撞线者。

乔良通过多年来的观察发现，《帝国之弧》一书从金融角度切入讲历史，系统分析美国作为“金融帝国”的兴衰趋势，预见未来的世界。乔良认为，技术创造历史，技术也改变历史。互联网演变必然带来的两大趋势性结果：“去中心化”和“去货币化”，不可避免地会伤及乃至剥夺美国的两大特权：政治霸权和货币霸权。

乔良指出，互联网的主要功能是信息共享，这将使信息垄断不复存在，起码将其降到最低限度，这将不可逆转地消解一切权力，包括帝国霸权。其中原理就是：一切权力都来自信息垄断。信息垄断一旦打破，一切权力将不攻自破。这意味着，美国之后，将不再有帝国;也意味着，权力的转移，也不再只是大国间的游戏。权力分享，会成为世界格局重塑的主题。

对于中国来说，在谈论能否赢得未来之前，首先要赢得当前。乔良认为，全球经济不景气，正跌进一个比“烂”时期：谁比谁更烂，谁就先倒下。中国唯有不遗余力，不惜一切代价，不让自己比别人先倒下，让别人先你倒下，你就有机会挺住，然后逐步修复自己，重返快车道。

而就中美两国而言，乔良认为，中国今天真正要应对的，主要不是美国的军事霸权，而是其金融霸权。金融系统是中国最脆弱的软肋，中国不能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深信不疑，令自己成为不设防的“罗马”。

……

乔良认为，全球经济不景气，正跌进一个比“烂”时期：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不过他的结论“谁比谁更烂，谁就先倒下”，却似乎大有问题。现实好像相反的是：谁比谁更不烂，谁就先倒下。不仅中国，世界也开始进入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越烂的好像倒越不容易死。

而乔良将军对美国未来的预期，也好像是来自对于中国现在的总结。

（二）

公开资料显示，乔良是中国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中国前沿军事理论家、著名军旅作家，空军专家委员会委员，火箭军军事理论咨询专家组成员，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1999年，他与王湘穗合著的军事理论著作《超限战》出版，该书由于准确预言了“9·11”事件的发生，在美国及西方引起震动。被美国西点军校和美国海军学院分别列为学员必读书目和正式教材，更被意大利陆军总监米尼上将称为当代军事名著。近年该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已被美军写入最新作战条令。

“超限战”的核心概念是“超限”，“超限”一词出自谢选骏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第329 页——

“在这个过程中，希伯莱人原先认为的嫉妒、偏狭、复仇心切的游牧部落神耶和华，也从喜闻祭品香味、在巴勒斯坦地方常来常往的境地，升入无边无际的苍穹，化为一个普遍（超限）的、公正（超域：不偏袒）的、仁爱（以“人”为“目的”）的上帝。”

读者从中可以发现，“超限”在谢选骏的原著中，是用来形容上帝的本质的。因此，当“超限”用来形容战争的时候，必须和宗教战争有关。

读者还可以发现，谢选骏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中，和“超限”并用的，还有“超域”、“以‘人’为‘目的’”。

1、“超域”正是“超限战”的要素之一，也就是在空间上不受限制。

2、“以‘人’为‘目的’”，正是现代文明甚至是现代宗教战争的特点。其中，既包括普世价值，也包括共产主义、法西斯纳粹、伊斯兰恐怖主义。

事实上，在《超限战》出版之后两年爆发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和后续的反恐战争，就是一系列典型的“宗教战争”。

没有宗教信念，就无法从事宗教战争。

“超限战”、“超域战”，其实就是“上帝的战争”。尽管在现代条件下，这还体现为“以‘人’为‘目的’”的战争。但其本质却是无限制的，相形之下，人间的一切包括战争，其实都是有限有域的，不可能“超限”、“超域”的。而中国之所以几度亡国，就是丧失了宗教精神，无法从事一场惟有宗教精神才能支持到底的“超限战”、“超域战”。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国民党的天下，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宗教精神。

可是现在，共产党在文革和改革之后，已经成为丧失了方向和宗教精神的没头苍蝇。身在其中的乔良将军也许并未注意这一关键。

没有宗教信念，就无法从事超限战。

中国人，你们准备好了吗？用一种什么样的宗教来推行你们的超限战？

要知道，如果没有一种“超限”、“超域”的宗教信念，就无法支撑到战争的最后一刻、“推迟五分钟退出赢得了胜利的战场”！

（另起一页）

附录之三

怎样才能赢得超限战？

有网文曰：

战争是有限的，革命是有限的，还有乔良老师的《超限战》 (2013-04-08 20:05:21)转载▼

圣徒战术是革命的常识，客观的社会现象；

恐怖主义的实质；乔良老师的《超限战》；

战争是有限的，革命是有限的，否则必定自取灭亡；

圣徒战术是现实客观社会中，挑战权力者所常见的客观性的行为现象，与任何人的道德无关，也就不存在批判不批判。如同进化论是古生物学，时间历史上客观存在过的事实，尽管细节不可能精确重现地尽知，但并不是对基督教的攻击。当然也不禁止，基督教的迷信者将古生物学的陈述，视为对其信仰的攻击，与我们一刀两断，骂街断义！（假如从民主社会的角度上看），也不能禁止狂热的宗教分子，因此向我等生物学知识的掌握者宣战（宗教战争），或者在他们掌权时，把我们一个个烧死在火刑柱上，如布鲁诺曾经的命运。

只要“革命”仍然是主流民众没有放弃的观念，无论你是打算革命，还是打算避免成为革命的炮灰，圣徒战术者必须客观地面对的常识。这就是科学与哲学的区别。科学客观，不考虑个体意义的道德、信仰和喜恶，仅仅就其对象属性的增损，判断该对象行为的效用。圣徒战术是严肃的社会学技术话题，希望笔者的读者能认真理解此行为的社会学逻辑。从圣徒战术的公式（效能＝专制程度/圣徒暴力）；或（圣徒战术效能＝圣徒非暴力/权力宽容）；将非暴力和宽容分别绝对化，就可以分别看到恐怖主义和基督教传教士的行为模式。

恐怖主义的实质，是完全不考虑“（圣徒，挑战者）非暴力”的要求，即完全不考虑“（平民）附带损失”，甚至直接以平民为攻击目标。如哈马斯声称以色列义务兵役制，因此所有以色列人都是军人，即合法的目标。显然这是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争的观念，也将意味着以色列的任何报复都是合法的，而无论谁占了便宜。中国一位爱好军事的哲学家，叫乔良的先生的《超限战》，所持的就是总体战“无限”的近乎恐怖主义的观念。不过，在一个唱支小曲儿，就能当上将军的神奇国度，乔老师凭哲学混得上校，也算得上是有真才实学了。

《超限战》之所以在本质上是恐怖主义，就在于乔良先生缺乏“有限战争”的常识。整部著作就将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搭配上了中国传统的“兵不厌诈”。对于满脑子都是针对中央集权的（无限）革命的阶级斗争中培养出来的天朝哲学武士来说，很难要求乔良先生理解，无限的战争相当于无限的革命，两者意义完全相同；也将意味着完全不考虑战争中的附带伤亡，（天朝帝国事实上更不在乎自已民众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如果把“西方民主”代入“权力宽容”之中，将可看到超限战的战略效果，将是极低效的，等于自取灭亡。

日本偷袭珍珠港就是一次“跳出常规游戏规则，兵不厌诈”的超限战“成功的战术，失败的战略”的典型案例。它的实际效果，是用微不足道的战略利益，彻底地把美国本来松散的社会的动员起来。这就是超限战，总体战，以及恐怖主义之必然失败的地方。从圣徒战术的效能公式可以看到它们失败的逻辑一致性。总体战逻辑错误的关键就在于，它虽然承认了民主社会的经济实力是发达的，但是把“被恐怖突袭的国家（或短时间内惨败）将实现最彻底的动员”，错误地理解成“因恐惧而退出战争”。公式中的关键性因子完全搞反了。

不难想象，当超限战，总体战，以及恐怖主义的“不考虑非暴力（即有限性条件限制）”，导致圣徒战术效能极度低下，——>意味着对手非但不会被吓倒，反而得到了彻底的动员的话；而这个对手偏偏又拥有强大得多的经济实力！超限战，总体战，以及恐怖主义的发动者，将是何等的自取灭亡。而乔良先生的《超限战》，甚至连《总体战》的水平也没有达到，根本没有意识到“欧美市场经济社会的实力，比计划经济的中国，高出不止一个档次”的事实。战争是有限的，革命也是有限的，否则只是恐怖主义的变形！必定是自取灭亡！

……

谢选骏指出：上述网文不能说是一无可取，但却忽略了：美国的胜利还是依靠了“超限轰炸”，包括原子弹的使用。

而历史上使用超限战争的成吉思汗也胜利完成了它的任务——那就是摧毁所有的人口中心！

乔良将军的错误，只是没有注意到：超限战必须是宗教战争。所以，没有宗教的蒙古帝国转瞬而逝，而具有宗教的阿拉伯帝国却绵延不息。

“超限战”的核心概念是“超限”，“超限”一词出自谢选骏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第329 页——

“在这个过程中，希伯莱人原先认为的嫉妒、偏狭、复仇心切的游牧部落神耶和华，也从喜闻祭品香味、在巴勒斯坦地方常来常往的境地，升入无边无际的苍穹，化为一个普遍（超限）的、公正（超域：不偏袒）的、仁爱（以“人”为“目的”）的上帝。”

读者从中可以发现，“超限”在谢选骏的原著中，是用来形容上帝的本质的。因此，当“超限”用来形容战争的时候，必须和宗教战争有关。

读者还可以发现，谢选骏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中，和“超限”并用的，还有“超域”、“以‘人’为‘目的’”。

1、“超域”正是“超限战”的要素之一，也就是在空间上不受限制。

2、“以‘人’为‘目的’”，正是现代文明甚至是现代宗教战争的特点。其中，既包括普世价值，也包括共产主义、法西斯纳粹、伊斯兰恐怖主义。

事实上，在《超限战》出版之后两年爆发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和后续的反恐战争，就是一系列典型的“宗教战争”。

没有宗教信念，就无法从事宗教战争。

“超限战”、“超域战”，其实就是“上帝的战争”。尽管在现代条件下，这还体现为“以‘人’为‘目的’”的战争。但其本质却是无限制的，相形之下，人间的一切包括战争，其实都是有限有域的，不可能“超限”、“超域”的。而中国之所以几度亡国，就是丧失了宗教精神，无法从事一场惟有宗教精神才能支持到底的“超限战”、“超域战”。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国民党的天下，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宗教精神。

可是现在，共产党在文革和改革之后，已经成为丧失了方向和宗教精神的没头苍蝇。身在其中的乔良将军也许并未注意这一关键。

没有宗教信念，就无法从事超限战。

中国人，你们准备好了吗？用一种什么样的宗教来推行你们的超限战？

要知道，如果没有一种“超限”、“超域”的宗教信念，就无法支撑到战争的最后一刻、“推迟五分钟退出赢得了胜利的战场”！

（另起一页）

附录之四

网络自由是全球政府的基础

2012年1月20日，美国国会宣布暂停审议两项反网络盗版法案：因为它面临维基百科等数十家网站发起的全球性网络抗议。

当天，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利 里德宣布推迟原定于24日举行的对《保护智慧财产权法案》(PIPA)的投票表决；随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拉马尔?史密斯也表示，在社会各界就《阻止网络盗版法案》(SOPA)达成更广泛的共识之前，委员会不会对该法案有任何“动作”。

新闻报道说：此前两天的1月18日，维基百科以及美国数十家商业和非营利性网站通过黑屏、暂停服务或敦促用户反对美国国会法案的方式，表达了对上述两项法案的抵制。维基百科当天警告使用者：“美国国会正在考虑可能对互联网自由和开放造成致命伤害的立法。”谷歌、脸谱和推特等大型互联网企业虽然也反对法案，但未参加抵制行动。

但这是并不确切的报道，因为我亲眼所见，Google网站上也套上了悼亡用的黑纱！

目前，美国执法部门有权关闭提供盗版制品的美国网站，但对设在外国的类似网站则无能为力。新法案一旦通过，将授予司法部新的权力——可以向法庭申请禁令要求美国互联网内容供应商切断外国的盗版网站连结，搜索引擎阻止对盗版内容的访问通道，信用卡公司停止向涉及盗版内容的站点付款，广告企业停止在拥有盗版内容的网站发布广告。

两项反网络盗版法案的主要支持者为娱乐公司和出版商，这些企业认为网络盗版每年给它们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美国电影协会估计，约13%的美国成年人通过互联网观看盗版电影或电视制品，使该行业蒙受巨额损失。

反对者则认为，法案的措辞过于宽泛，可能会允许内容所有者对无意中提供盗版内容的网站采取法律行动。这尤其引起了脸谱、维基百科以及推特的担忧，因为这些网站很多内容依赖于访问者的上传。他们认为，在极端情况下，一些网站可能被迫关闭。

我认为，美国国会宣布暂停审议两项反网络盗版法案的举动是积极的，不仅符合“网络民意”，而且也将推动世界走向进一步的一体化过程。

在“消灭主权国家、创立全球政府”的意义上，现存的某种类型（而不是全部）的黑客组织，也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它们发挥了类似十九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二十世纪的世界革命发动者们的推动作用。例如黑客组织“匿名”（Anonymous）就通过“诱骗用户加入网络攻击”而在保卫着网络自由的前沿阵地。

举一个例子：

就在现在，如果用户点击黑客组织Anonymous发布的一个连结，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Anonymous攻击“支持反盗版法律娱乐界网站”的“帮凶”。

Anonymous已经发起DDOS攻击，旨在关闭目标网站。最典型的攻击是，支持者下载软件LOIC将计算机重复指向要连接的目标网站。相当于大家都聚集在门口，谁也进不去，导致网站瘫痪。

但当用户使用LOIC时，攻击源即试图访问网站的独立计算机IP地址可被轻松追踪，使参与者冒被起诉风险。尽管存在这类风险，但自周三以来，人们还是疯狂下载LOIC，一天下载次数超19000次。

Anonymous采用新手段使参与攻击的人们免遭被捕风险。Anonymous使用新战术向十多家网站发起DDOS攻击，对停止网络盗版法(SOPA)及政府关闭档案共享网站Megaupload及起诉其运营商表示抗议。

Anonymous在攻击DOJ、FBI、环球音乐和大量其它网站期间不断向外发送网络连结，参与者只需点击滑鼠即可参与攻击。指向网页的连结包含特殊JavaScript指令，可自动将访问网站的计算机重新指向被攻击目标。计算机继续试图访问目标网站，直至网页关闭。

希望参与攻击的人们还能够使用另一款工具，该工具将计算机指向网页后，访问者可键入目标IP地址，网页会在该背景下自动刷新，以便计算机继续访问目标网站。该工具取决于被激活的JavaScript及多少网站对Java有要求。大多数点击连结的人都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卷入攻击的。

据内容发布公司Akamai运营的实时网络监控网站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些狡猾的连结提高了攻击效力，已影响整个互联网流量模式。攻击开始后，该网站监测了218小时的攻击，与攻击相关的流量较正常情况下增长24%；整体网络流量增长14%。

攻击连结是通过Twitter、IRC、Facebook、Tumblr和其它网站分发的。部分连结指向类似于Anonymous经常发布信息的Pastebin站点。其它网站使用了Bitly.com网址缩写。

Sophos安全公司安全专家格雷厄姆?克鲁勒里(Graham Clulely)说：“我们发现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攻击。部分Anonymous Twitter账户一夜之间就获得数十万新粉丝关注。”

网络犯罪被告辩护律师詹妮弗?葛兰尼克(Jennifer Granick)指出，即使用户碰巧点击了其中的一个连结，也不可能麻烦缠身。调查者会认为所有攻击网站的不同IP地址是感染僵尸网络病毒的一部分。即使调查者怀疑你的IP地址是参与攻击的一部分，也不可能将你单独列出来进行调查。

网络自由正在动摇主权国家的霸道权力，也正在铸造全球政府的王道基础。

保卫网络自由，是每个世界公民的责任。

2012年1月22日

网络自由是形成全球政府的基础，但全球政府形成之后，就会限制网络自由。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另起一单页）

五书统一的附录……

（另起一单页）

书名

新文化的战争

（以下用斜体）New Cultural Wars（以上用斜体）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2016年第四版

June 2016 Fourth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九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IX